版权信息

书名：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套装共11册）

作者：【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美】爱德华·桑代克　【瑞士】卡尔·荣格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总目录

CONTENTS

理解人性（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

教育心理学简编（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

寻找灵魂的现代人

心理物理学纲要

实现自我：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

性学三论与爱情心理学

心理学与灵魂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自卑与超越（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

动力心理学

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

版权信息

书名：理解人性（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

作者：【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译者：李欢欢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9-01

ISBN：978-7-300-24518-8

价格：39.90元

目录

CONTENTS

总译序　感悟大师无穷魅力　品味经典隽永意蕴

序

引言

第一部分　人类的行为

第一章　灵魂

第二章　精神生活的社会性

第三章　儿童与社会

第四章　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

第五章　自卑感与寻求认同

第六章　为生活而准备

第七章　性别

第八章　家庭结构

第二部分　性格的科学

第九章　概论

第十章　攻击性特质

第十一章　非攻击性特质

第十二章　性格的其他表现形式

第十三章　情感与情绪

附录

总译序

感悟大师无穷魅力

品味经典隽永意蕴

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与克拉威克在其名著《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科学的历史是男女科学家及其思想、贡献的故事和留给后世的记录。”这句话明确地指出了推动科学发展的两大动力源头：大师与经典。

一

何谓“大师”？大师乃是“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1]。大师能够担当大师范、大导师的角色，大师总是导时代之潮流、开风气之先河、奠学科之始基、创一派之学说，大师必须具有伟大的创造、伟大的主张、伟大的思想乃至伟大的情怀。同时，作为卓越的大家，他们的成就和命运通常都与其时代相互激荡。

作为心理学大师还须具备两个特质。首先，心理学大师是“心理世界”的立法者。心理学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在于他们对心理现象背后规律的系统思考与科学论证。诚然，人类是理性的存在，是具有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千百年来无论是习以为常的简单生理心理现象，还是诡谲多变的复杂社会心理现象，都会引发一般大众的思考。但心理学大师与一般人不同，他们的思考关涉到心理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普遍性的与高度抽象的规律。这些思考成果或试图揭示出寓于自然与社会情境中的心理现象的本质内涵与发生方式；或企图诠释某一心理现象对人类自身发展与未来命运的意义和影响；抑或旨在剥离出心理现象背后的特殊运作机制，并将其有意识地推广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把普通人对心理现象的认识与反思进行提炼和升华，形成高度凝练且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的真知灼见和理论观点，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心理科学发展的命运，而且更是影响到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当然，心理学大师的思考又是具有独特性与创造性的。大师在面对各种复杂心理现象时，他们的脑海里肯定存在“某种东西”。他们显然不能在心智“白板”状态下去观察或发现心理现象背后蕴藏的规律。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心理学规律其实就是心理学大师作为观察主体而“建构”的结果。比如，对于同一种心理现象，心理学大师们往往会做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与论证。这绝不是纯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分歧，而是对心灵本体论的承诺与信仰的不同，是他们所理解的心理世界本质的不同。我们在此借用康德的名言“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同样，心理学大师是用理性为心理世界立法。

其次，心理学大师是“在世之在”的思想家。在许多人看来，心理学大师可能是冷傲、孤僻、神秘、不合流俗、远离尘世的代名词，他们仿佛背负着真理的十字架，与现实格格不入，不食人间烟火。的确，大师们志趣不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日常柴米油盐的束缚，远离俗世功名利禄的诱惑，在以宏伟博大的人文情怀与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投身于实现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认识你自己”之伟大箴言的同时，也凸显出其不拘一格的真性情、真风骨与真人格。大凡心理学大师，其身心往往有过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使之处于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之中，由此而产生的灵感和顿悟，往往成为其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源头活水。然而，心理学大师毕竟不是超人，也不是神人。他们无不成长于特定历史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生活在人群之中，并感受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体验着人间的世态炎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就像牛顿描绘的那般：“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怎样评价。我却这样认为：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尽管如此，那真理的海洋还神秘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心理学大师虽然是一群在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但套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他们依旧都是“活生生”的“在世之在”。

二

那么，又何谓“经典”呢？经典乃指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2]。经典是具有原创性和典范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经过历史筛选出来的最有价值性、最具代表性和最富完美性的作品。经典通常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超越了时代的界限，具有永恒的魅力，其价值历久而弥新。对经典的传承，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长盛不衰、继往开来之根本，是其推陈出新、开拓创新之源头。只有在经典的引领下，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才能焕发出无限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心理学经典在学术性与思想性上还应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从本体特征上看，心理学经典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经典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显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理论内涵，提出一些心理与行为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意识交融在一起，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心理学经典是心理学大师与他们所阐释的文本之间互动的产物。其次，从存在形态上看，心理学经典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经典作为心理学大师的精神个体和学术原创世界的结晶，诉诸心理学大师主体性的发挥，是公众话语与个人言说、理性与感性、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最后，从价值定位上看，心理学经典一定是某个心理学流派、分支学科或研究取向的象征符号。诸如冯特之于实验心理学，布伦塔诺之于意动心理学，弗洛伊德之于精神分析，杜威之于机能主义，华生之于行为主义，苛勒之于格式塔心理学，马斯洛之于人本主义，桑代克之于教育心理学，乔姆斯基之于语言心理学，奥尔波特之于人格心理学，吉布森之于生态心理学，等等，他们的经典作品都远远超越了其个人意义，上升成为一个学派、分支或取向，甚至是整个心理科学的共同经典。

三

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遵循如下选书原则：第一，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原创之作；第二，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奠基、成熟或最具代表性之作；第三，选择在心理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派、一说、一家之作；第四，兼顾选择心理学大师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作。我们策划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旨在推动学科自身发展和促进个人成长。

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此后的130多年中，心理学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我国心理学从西方移植而来，这种移植过程延续已达百年之久[3]，至今仍未结束。尽管我国心理学近年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心理学在总体上还是西方取向的，尚未取得突破性的创新成果，还不能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还未形成系统化的中国本土心理学体系。我国心理学在这个方面远没有赶上苏联心理学，苏联心理学家曾创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体系，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我国心理学的发展究竟何去何从？如何结合中国文化推进心理学本土化的进程？又该如何进行具体研究？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但我们可以重读西方心理学大师们的经典作品，以强化我国心理学研究的理论自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师们的经典作品都是对一个时代学科成果的系统总结，是创立思想学派或提出理论学说的扛鼎之作，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大师们的学术智慧和创新精神，做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在“照着讲”的基础上“接着讲”。

心理学是研究人自身的科学，可以提供帮助人们合理调节身心的科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心理问题。用存在主义的话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存在本体论焦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这一哈姆雷特式的命题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人们。特别是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不断涌现，各种压力和冲突持续而严重地撞击着人们脆弱的心灵，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心理学知识。可幸的是，心理学大师们在其经典著作中直接或间接地给出了对这些生存困境的回答。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对话大师与解读经典，我们可以参悟大师们的人生智慧，激扬自己的思绪，逐步找寻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可以让我们获得两方面的心理成长：一是调适性成长，即学会如何正确看待周围世界，悦纳自己，化解情绪冲突，减轻沉重的心理负荷，实现内心世界的和谐；二是发展性成长，即能够客观认识自己的能力和特长，确立明确的生活目标，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快乐而有效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我们相信，通过阅读大师经典，广大读者能够与心理学大师进行亲密接触和直接对话，体验大师的心路历程，领会大师的创新精神，与大师的成长并肩同行！

郭本禹

2013年7月30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

注释：

[1]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75。

[2]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852。

[3]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心理学曾一度移植苏联心理学。

序

本书旨在向大众介绍关于个体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同时详细阐述如何将个体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应用于实践，用于指导个体与环境、个体与他人的交往，以及个体的人生规划。本书的内容和案例在维也纳人类研究所个体心理学的年度讲座中曾与数百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听众分享。希望通过本书的介绍，能让大众了解到个体的错误行为如何对人类社会和群体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并指导人们如何识别自身错误，进行适应性调整，融入社会生活。如果说在商界和学术领域，人们犯错就会付出沉重的金钱和名誉代价，那么在生活中人们的错误行为代价就是让自己的人生充满坎坷和风险。鉴于此，本书致力于阐述人类为更好地理解人性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引言

人类的精神决定命运。

——希罗多德

自以为是或过多的理论假设无助于我们获得对人性的科学理解。与此相反，我们需要以一种谦逊的态度去实践和理解人性。自古以来，探索人性就是一项繁杂艰巨的科学任务，解决人性的问题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因此，这门科学的目标应是让每一个人都能理解自己或他人，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临时培养一批所谓的学科领域专家。对于研究者来说，不应将他们的研究成果视为研究团队的专属财产，而应共享这一点是比较难于接受的。

与以往传统的大家庭和注重邻里交流的生活方式不同，当今社会，人们处于相对孤立或隔离的生活状态之中，使得几乎所有人都对人性了解不多。从童年早期开始，我们就很少有机会接触人性。我们所有的生活方式都限制自己与亲人之间发展必要的、亲密的人际关系，与家庭成员处于隔离的状态。然而，家庭成员中亲密关系的建立对于个体从科学和人文角度发展出对人性的理解至关重要。由于与亲人没有足够的接触机会，对他们不够了解，我们不能准确判断他们的言行和意图，常会做出错误的行为反应，成为他们的“敌人”。因此，“在社会或是家庭的生活圈子中，人们都将他人视为陌生人，尽管一起生活、谈话，但却不能真正地交流，是熟悉的陌生人”就成了至理名言。在家庭成员间我们最常听到的抱怨就是：父母总说理解不了孩子，孩子总说被父母误解。究其原因，对他人整体态度的形成有赖于对他人的了解，这种了解必须建立在彼此间有社交联系的基础之上。当家庭成员彼此隔离，无法深入了解对方时，上述现象就会出现。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更透彻地理解人性，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会更容易，令人困扰的人际关系问题会大大减少。我们就会知道，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仅仅是由彼此不够了解，互相掩饰，使得对方形成一些错误判断所造成的。

因此，本书的主要目的是确定理解人性这门科学的前提、所需解决的科学问题，以及预期结果，并尝试从医学的角度来解释并奠定人性研究的科学基础。

首先，我们已经熟知精神病学是一门需要很多人性知识的学科。精神病学家必须拥有快速并准确洞察神经症患者精神世界的能力。在这一特殊的医学领域，只有准确掌握患者当前或即将出现的精神活动状态，医师才可以进行有效的判断、治疗和下医嘱。医师被患者的表象所欺骗，没有做出准确判断，会给诊治过程带来严重后果。相反，医师能够充分了解患者的疾病表现，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治疗效果。换而言之，治疗是否成功是精神科医师对人性知识了解与否的有效检验指标。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需求的错误判断可能并不会立即产生这样明显的后果。因此，那些在误解他人和产生的不良后果之间经历较长时间的个体，并不能清楚地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常常会对误解他人在几十年后才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一点感到震惊。由此可见，学习科学的人性知识对于每个人都非常必要，也应成为每个人的社会责任。

神经系统检查结果显示，神经症患者常表现出精神异常、复杂的认知行为症状和错误行为，但在症状构成、诱发因素和行为表现方式上与正常个体没有本质差异。唯一的区别在于患者的精神症状和行为表现更为明显，更易被识别。利用这一发现，我们可以从病例中学习，以便更敏锐地观察和掌握与正常的精神活动相关的外在行为表现或特征。除此以外，在任何专业领域中，系统的训练、对学科的热情和耐心都是不可或缺的。

弗洛伊德理论的第一个重大贡献是提出个体童年早期的经历是其成年后的人格和精神活动的重要决定因素。他的许多学生在不同时期围绕这一观点进行大胆探索，获得了相似的研究结果：个体能将最早被自己回忆和肯定的童年经历、印象和态度整合到成年后的精神活动中；个体的童年经历和成年后的精神活动处于一个明确的、持续的动态模式之中。因此，我们能将童年早期的经历和态度与成年后的经历和态度做比较。从二者的联系中，可以发现，个体当前精神活动的单一表现对于理解这一个体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这些表现只能作为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当我们发现这些表现在个体的整体生活方式、普遍行为模式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我们了解了个体童年早期隐秘的生活目标与成年之后的生活态度存在一致性时，这些单一的表现对于我们了解个体就具有了价值。简而言之，上述研究的发现可以归纳为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自童年期到成年期，个体的精神活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某些精神活动的外在形式、具体化和口语表达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它们的本质、目标和驱力等因素都会保持不变，这些因素会驱动个体的精神活动始终朝向最终目标而努力。例如，对于一位主要表现为猜疑和不信任他人、与社会隔离的成年焦虑障碍患者，在他3~4岁时就可以看到与成年期相一致的性格特质和行为表现，只不过他小时候的类似行为更容易被大家当作孩子气的表现。因此，我们对所有患者进行精神状况检查时应遵循一条准则：要在患者主动告知他们的童年经历之前，通过患者成年的表现来揭示他童年的性格和行为特征，以及告知患者我们在其成年时观察到的特点是其童年经验的直接投射。

当听到已身为父母的患者回忆自己幸福美好的童年，并对这些回忆赋予有意义的解释时，我们能通过这些回忆对患者当前的性格进行准确的重构。这一重构过程的事实依据是：尽管成年期所处的生活环境已与童年期完全不同，但是患者在童年期所形成的行为模式很难改变，并会沿袭至成年。尽管成年期的生活态度已发生改变，但患者在童年期和成年期几乎会保持相同的心理活动轨迹和行为模式，并据此形成稳定的人生目标。如果我们想要对患者进行深入了解，试图改变他病态的行为模式，我们应将重点放在挖掘患者童年期的经历，发现他们基本的行为模式而不要试图在患者成年期的众多生活经历和主观印象中去寻找线索改变患者。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准确了解患者的性格特征，以及这些性格特征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贡献至关重要。

因此，儿童的性格基础和行为模式应该成为我们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许多研究者已致力于开展关于童年早期的研究。这些研究资料极有价值，但现在还未被有效利用。在这一领域的每一位研究者都有可能在其中发现新的、有价值的资料，并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证明这些资料对于我们理解人性意义深远。

开展人性研究是为了全人类福祉，而非研究者个人的成果私利。因此，我们也需要发展出预防“不良性格特征”的有效方法。对于想采用实证方法来考察人性，并将研究结果付诸实践的研究者来说，教育学领域是其用武之地。因为教育学知识与人性知识一样，需要通过实践来验证理论的有效性。为了在实践中检验人性研究成果，我们在教育学领域做了长时间的探索，尝试采用教育学手段来预防儿童和青少年期的不良性格和行为模式的形成，促进健康成长。

此外，我们必须通过洞察灵魂的喜怒哀乐并感同身受，来识别自己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获得对人性的理解。这就像一个优秀的画家能在肖像作品中赋予他所观察体会到的肖像人物的性格特征。人性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有着多种测量工具，其研究成果能为其他艺术门类所用，与其他艺术相辅相成。例如，在文学和诗歌中，人性知识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性研究的首要目标是拓展我们对人类的了解，换而言之，它会给予我们所有人获得丰富、成熟发展人生的更多可能性。

人性研究最大的困难是人们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对人性的了解不够，认识不深。大多数学生都认为自己了解人性，即使他们在攻读学位过程中并未涉及相关研究。如果教师要考查学生对人性知识的理解程度，很多学生会觉得不可理喻。只有那些具有共情能力，在自己经历的心理危机中成长的学生，才能够体会他人的价值和可贵之处，同时认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才会真正懂得人性研究的重要意义。

由于大多数人对人性了解匮乏，并对别人洞察自己具有抵触情绪，如何运用有效的策略和技术将人性研究的成果付诸实践，让大众接受并从中获益就显得十分必要。例如，当我们想帮助一个有人际关系问题的个体时，如果直截了当地告诉他，通过分析我们已经明确他的性格缺陷是人际关系冲突的重要根源，这会引起他明显的反感和敌意。比较有用的方法则是：明确告诉他，如果他不希望在人际交往中树敌，他应该在哪些方面要多加注意。作为学者，无视人性研究的价值，误解或滥用自己掌握的人性知识，会对自己的学术声誉带来破坏性的影响。例如：总是想在人前展示自己非常了解他人；在晚餐这种场合，去公开谈论和分析自己邻居的性格特点；等等。此外，给那些对人性知识缺乏了解的人生硬地讲授人性知识的基本理论，也是危险的，即使对方具备人性的相关知识，照本宣科，生硬地说教也是不尊重他人的做法。在此重申一遍，作为研究人性的学者，谦逊是重要品质。我们需要慎重考虑，并在恰当的时机才能宣传和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只有孩子们会急切地想要炫耀自己拥有的东西，我们作为成年人则应该谨言慎行。

作为人性研究的学者要自省，反思自己是否有过强迫他人接受自己所谓专家建议的情况。这种做法不仅对于人性研究这门学科的发展有害无益，也无助于研究者实现“理解人性”这一终极目标。对于人性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如果仅有研究热情却忽略自省，就会犯上述错误。我们应慎言勤思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从部分推断整体的前提是对整体有宏观准确的把握。此外，只有当我们确信有人会从研究结果中获益时，这些研究结果才适宜发表。即使是来源于个性研究的一个正确结论，如果采用不当方式或在不当场合中阐述也会带来很多危害性后果。

很多读者可能会对上述多个观点提出反对意见，我们先在此进行归纳和阐述。如前所述，关于个体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模式自童年期至成年期通常恒定不变这一点，大多数人不能接受。人们通常会认为自己独特、丰富的生活经验会带来生活态度的变化，而态度的变化会带来行为模式的改变。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两个人即使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也不会从中得出一样的感悟和结论。因此，生活经验有助于我们避开一些困境，获得看待他人的哲学态度，但并不会让我们更聪明或因此改变我们固有的行为模式。后续讨论和研究中，我们会看到个人的生活经历只是其性格特征和行为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你的性格特征或行为模式往往会决定你经历怎样的生活。俗语说，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决定着自己怎样经历或经历何种生活事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观察到人们总是从自己经历的事情中获得自己想要的结论。因此，有人总是会犯相同的错误。如果你能够让他认识到自己在处理类似事情时惯用的经验或结论是错误的，他的行为模式将会发生改变。实际上，他能认识到自己以往惯用的经验是错误的，现在需要为此做出改变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大多数情况下，他不愿意承认自己长期运用的经验是错误的，也无意改变现状。有些情况下，他会找各种借口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将错误归咎于父母或是教育环境，抱怨自己从小没有得到细心的照顾，或被宠坏，或被虐待。所有这些借口都成为他逃避自己责任的完美托词。通过这些方式，他使自己的不当行为合理化，将自己不能实现目标归咎于他人，既可逃避他人的指责，也无须自责。然而，这些个体忽视了一个事实：在这种行为模式下，他们不会为纠正自己的错误付出任何努力，而是偏执地去维持自己原有的错误，将错误归咎于教育的失误。这些托词对于他们摆脱麻烦非常有效，他们会愿意长期使用。因此，不同的个体会从类似的经历得出多种不同的感悟和结论，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对经历的不同解释来使之适应自己原有的行为模式。认识自己、改变自己对每一个人都并非易事。

如果不掌握人性研究的理论和技术，任何人（除非是大师）在帮助促进他人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困难重重。所有对他人的帮助可能仅流于表面，但他却认为事情获得显著改善或进展。实践案例表明，大部分技术在改变一个个体固有的行为模式方面作用甚微，或是仅仅只能使其表现出外显行为的变化。当个体固有的行为模式未被修正，外显的变化对其成长几乎没有任何价值。

无论如何，促进一个人改变并非易事。这需要乐观的态度和足够的耐心，不能抱有将个体的成功改变作为自己提升知名度和虚荣心的途径的想法。另外，促进个体转变的过程应该是循序渐进、能被个体接受和理解的，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打个比方，就好像一道原本很美味的菜，如果厨师没有精心准备，或者是侍者上菜时非常不礼貌，客人也会拒绝这道菜。

人性的科学研究还具有社会属性。如果人们能更好地理解他人，人际关系就会更为融洽和亲近，人们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时就会给予更多真诚，更少欺骗和彼此伤害。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人际关系缺少信任，人们彼此欺骗会带来严重的危害性后果，这一点必须向人性研究领域的同行重点阐明。因为，这有助于他们认识到自己从事的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的价值，明白人性是一种未被察觉和了解的巨大力量，人性中既有真善美，也隐藏着假丑恶。这些认识有助于他们今后的实践。综上所述，鉴于人性的社会属性，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学习人性的科学知识并将之付诸实践，促进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构建健康社会的基础。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哪些学者最适合进行人性的研究和实践呢？在人性研究中，仅有理论，或是仅知道人性的一些基本规律和研究数据，对于实践应用是远远不够的。人性研究的理论知识最终目的是用来帮助我们将研究结果整合到实践中，并在实践中获得对人性理解的更敏锐和更深入的视角，而不局限于之前研究结果所罗列的可能性。同样，人性研究这门学科的生命力在于研究者能将理论整合到生活当中，并在生活中进一步检验和运用理论。具备这一理解是适合进行人性研究的学者必备的首要条件。由于对人性的知识了解匮乏，传统的教育实践过程并不能提供关于人类智慧的思考，导致孩子们在课堂上学到的很多人性知识并不正确。而在课堂外，每一个孩子也鲜有机会去适度地评价自己，发展自己对于人性的理解。对人类智慧的思考和关于人性知识的科学教育体系还没有形成传统。人性研究在科学中的地位，就像冶金时代化学的地位一样，尽管重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系统的学科建设。

此外，我们发现，那些其人际关系未被传统的教育解构的个体最适合从事人性科学的研究和实践。这些个体要么是乐观主义者，要么是不被消极想法驱动，具有战斗意志的悲观主义者。仅接触人文科学的教育并不足以理解人性，还需要丰富的生活经历。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只有一类人真正想获得对人性的理解和尊重人性研究，就是悔悟的罪人，或是曾经犯错，良心备受煎熬，但最终自我拯救的人，或是常有机会接触人性，并深受人性影响的人。其他人当然也能学习人性的知识，尤其是具有识别人性和共情天赋的人。由此可见，能够洞悉他人的人，必然是过往经历丰富、自身体验深刻的人。在宗教盛行的时代，悔悟的罪人在人性研究中更具价值。在人性理解的角度，悔悟的罪人比所谓正直人士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为他们经历过生活的种种磨难，从生活的泥沼中挣脱出来，将这些不幸的经历变成提升自己的契机。因此，在理解人性时，他们具有其他人无可比拟的优势。

当我们发现个体的行为模式对他获得快乐的生活会带来阻碍时，在源于人性理解的内隐责任感驱动下，我们会希望去帮助他修正错误的人生观。重建的人生观有助于个体适应社会，获得幸福人生。我们在个体重建思维框架和行为模式时，必须将社会责任感和公众意识赋予重要地位。为个体的精神生活构建理想的模式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对于那些感觉生活困惑并有诸多不顺的个体而言，启发他思考自己行为模式出错的起点对于改变其自身意义重大。将个体所有的行为都进行绝对的因果推论是错误的。只要个体能在过往的经历中不断地提高自我认识，反思自己的错误，相同的经历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行为结果，经历与行为模式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会完全不同。生活经历会赋予个体新的价值。当个体能判断自己行为的动力和思想的源泉时，他就会在理解自己方面大大地前进一步，也会因此变得与以往完全不同，能够不再逃避由于自己原来不当的行为模式带来的后果。

第一部分　人类的行为

第一章　灵魂

精神生活的概念和前提

只有活动的、有生命力的有机体才具有灵魂。灵魂与自由活动的联系与生俱来，密不可分。不能移动的有机体，例如植物，就不具有灵魂。人无法将情绪、思想、接受或逃避痛苦等词或描述与植物联系起来。同样，植物也并不拥有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意志对于植物并无用处。由此推测，理性并不是植物的必备属性。

活动和人类的精神生活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两者也是植物和动物的关键差别。因此，人类精神生活发展进化的过程也涉及许多与活动有关的事物。个体在应对生活境遇改变带来的困难时，需要运用到自己精神层面的资源，例如以往的经验、对困难的预测，以及对当前问题解决方式的记忆编码和储存。这些精神资源有助于个体更好地适应生活的变化。因此，可以确定的是，个体精神生活的发展与活动密切关联，伴随个体精神层面的各种发展和进步都会受到自身行为和社会活动的调控。一方面个体的行为和社会活动会刺激和促进精神层面的发展，另一方面，个体的上述活动性也需要更多的精神资源来支持，两者相辅相成。如果我们能够预知一个人的各种行为和社会活动，也就意味着他的精神生活已停滞不前，不再发展变化。如果想要个体能够在精神层面有着更丰富的发展，就需要给他更大的活动自由。因此，“自由可以孕育伟大的灵魂，强制则会扼杀和毁灭智者”。

精神器官的功能

考虑人体产生精神活动的生理器官的功能，其实是在思考器官遗传能力的进化，这一器官主要负责有生命的有机体对所处的应激情境做出战斗或者防御反应。人类的精神活动是兼具攻击和安全寻求的复合体，最终的目标是维持地球上的人类长期生存和持续发展。在达成这一共识的前提下，才能进一步衍生出“灵魂”的真正含义。个体的精神活动不会孤立存在，而是与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可以接受外界刺激并做出适当的反应。为了生存，个体的精神活动会摒弃无助于保护有机体对抗外部环境伤害的一部分能力。

个体的精神活动与生理器官的联系不胜枚举。例如，个体的独特气质与生理特征的关系、品质与生理缺陷的关系等等。不过，个体的某种生理能力或某一生理器官与个体的品质或行为倾向的对应性，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只有当个体足够了解自己时，他的生理特征与精神活动之间的联系才有价值。众所周知，人类的双脚在某种意义上是退化的双手。对于善于攀援的动物来说，拥有双脚显然是不利于生存的，但是对于需要在平地上行走的人类而言，“退化的”双脚显然比“正常的”双手更利于行走。事实上，在所有人的生活中，有着某种生理的缺陷或劣势并不一定是坏事，只有环境才可以决定它是有利还是不利条件。当我们想到宇宙万物、昼夜更替、太阳轨迹、微小的原子运动与个体的精神活动之间复杂的联系时，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些物质运动对精神活动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

精神活动的目的性

精神活动会指向特定的目标。人类的灵魂并非静态的整体而是具有活动能力的复合体，这些活动能力或是由单一因素所致，或是由目标导向所驱动。在生物体适应性方面，目标导向性活动或行为驱力是与生俱来的。人类的精神活动，都是目标导向的运动。

个体的目标决定着他的精神活动。恒定的目标不断地决定、维持和修正个体的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引发精神层面的活动，包括思考、感受、希冀和梦想。这是有机体调整自己并对环境做出反应的必然结果。人类的生理活动和精神活动都建立在目标导向的基础之上。目标可以是静态的或发展变化的，它的持续存在是我们精神活动发展和进化的原始动力。

如果将个体的精神活动看作是为应对将来的情境做准备，那么除了目标导向的驱力外，很难在精神活动的生理器官（即灵魂）上找到精神活动的确切痕迹。然而，尽管认同精神活动由目标驱动，个体心理学家却也试图研究这一过程中生理器官（灵魂）的各种表现。

了解目标相对于个体精神活动的意义之后，我们还必须了解个体的生理活动和行为表现的真实意义，以及它们在目标准备和实现过程中的价值。由于个体的目标可以不断变化，灵魂活动也没有自然规律，朝向目标的个体精神活动也就毫无规律可言。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个体为达成目标会采取哪些行为。这就像扔石头一样，我们会知道石头落地前的运动轨迹。然而，如果某一个体有着恒定的目标，那么他的精神活动就好像存在着某种自然规律，并带有强迫性质地去执行这一规律。这也与人性研究的观点背道而驰。当然，精神活动的定律确实存在，但只是一种人造的规律。如果有学者说自己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精神活动存在规律，那他是被表象（天性是恒定不变的，环境决定性格）蒙蔽了。如果画家在画人物肖像前，就有人把他需要画的人物性格特征恰当如实地向他描述，那么结果是，画家在见到肖像人物之前会根据这些描述进行很多准备活动，就好像这些描述真的会发挥作用一样。但是，这些描述对于画肖像真是必要的吗？

自然界的运动和人类灵魂的活动之间存在本质差异，前者遵循特定的自然规律，后者则不受既定规则的束缚。所有关于人类自由意志的问题的关键都在于此。然而，当今的人们可能并不拥有自由意志，因为他们会被自己所确定的某一生活目标所束缚。目标是个体的精神活动的重要驱力，精神活动的轨迹是朝实现目标的方向前进，但目标的设定取决于人与宇宙、动物和社会的关系中的环境因素。由此看来，人类的精神活动与自然界的万物运动有类似之处，也遵循着某种特定的规律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认可这些人际关系的既定规则并试图打破它们，或者自己拒绝去适应和迎合这些规则，那么原有的规则在他身上就不会起作用，他会依据自己的目标设定新的规则。他的精神活动会随着新目标的不断出现而变得无迹可寻。同样，对于缺乏生活目标，逃避社会关系的个体，我们也很难洞悉他的精神活动。因此，需要强调的是，目标的设定是个体产生精神活动的必要条件。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通过个体当前的精神活动来推断他的生活目标。由于大多数人的生活目标并不清晰，这一点对于帮助他们了解自己就显得更为重要。在人性研究的实践中，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个体的精神活动，来确定他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并以此获得对人性知识的深入了解。由于个体的精神活动具有丰富的含义，不能做简单的推论，我们应该依据时间序列，利用图表来描述不同时间点的精神活动特点，进行分析比较，寻找隐藏在庞杂的精神活动中个体的明确的生活态度。还可以通过在时间序列曲线中出现显著变化的节点，刻画出个体的精神活动的独特模式，以及这一模式在其成长过程中的稳定性。以下我将举例说明，个体童年期与成年期的行为模式是如何惊人地相似！

一名30岁男性，具有明显的冲动性人格特征，尽管人际交往困难，但在事业上很成功。他前来就诊的原因是感到自己极度抑郁，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也不愿意工作。他描述自己现在刚订婚，但是却对将来的婚姻生活充满怀疑。他嫉妒心很强，不能忍受未婚妻与其他异性的交往，也很担心婚礼不能如期顺利举行。他多方收集未婚妻出轨的证据，然而在访谈中他陈述的证据并没有说服力，他未婚妻的表现实际上无可挑剔，但这仍不能消除他的怀疑和不信任。这一患者具有大多数男性共有的特征：在两性关系中常常被异性吸引，主动建立亲密关系；在亲密关系中又常常表现出不信任和攻击，并由此对已建立的亲密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通过提取他既往的一个生活事件以及事件经历时他所表现出的态度和想法，来勾画出他固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惯常的做法是，我们让他回忆自己童年期的第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但我们并不去检验他所描述的这件事情是否客观存在。他是这样描述的：在他4岁时，有一次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去逛市场，当时人多拥挤，母亲先把他抱起来，后来想到弟弟年纪更小，母亲又放下他抱起弟弟。他被人群挤来挤去，十分害怕。在对这次童年经历的描述中，我们捕捉到了和他当前困境相同的内心活动，即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受人喜欢，也不能忍受别人比他更受欢迎。当我们指出患者的童年期回忆和当前经历反映出相似的内心活动时，他非常震惊，但随即他就意识到这个联系是确实存在的。

每一个人行为模式所朝向的目标，都是由其童年期的环境因素和主观感受决定的。在理想状态下，个体的生活目标在出生后头几个月就能形成，甚至诱发儿童愉快或不适的环境刺激在目标确立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个体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态度首次以外显的方式露出痕迹，尽管这种表现方式趋于原始。在婴儿期，影响个体精神活动的基本因素已经稳定形成。在此基础上，儿童的行为模式得以建立，并可能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被调整、影响和转变。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会促使儿童尽快建立明确的生活态度和条件化的反应模式来应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研究者相信，婴儿期能表现出成年期明显的性格特征。这也可以用性格具有可遗传性来解释。但是，性格和人格特征源自父母的这一观点也容易带来负面后果，它会使得教育工作者尝试通过教育实践来改变儿童的不良性格特征或行为模式时信心不足，也容易将教育孩子的失败归咎于遗传因素无法改变，从而逃避自己的责任。而这些后果，显然与教育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驰。

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也对个体确立生活目标至关重要。文明社会为儿童建立了一个安全边界，防止儿童自我伤害。在保证安全和适应生活的双重前提下，让儿童去寻找实现自己的梦想或目标的途径。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学会依据社会环境的现实情况来判断自己安全需求满足的程度。我们所考虑的儿童安全性，并不仅仅限于免除危险，而应该是一个“安全性的系数”，包括适宜人类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多种条件。儿童获得的来源于文明社会的“安全系数”所涵盖的内容，应该要远远大于他的安全本能和平凡成长的必需条件。这些安全系数会促进儿童的精神活动朝向更优更强的方向发展。和成年人一样，儿童也希望在所有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他会为获得某一优势而竭尽全力，因为这一优势有助于他更安全、更适应地达到他之前设定的目标。长此以往，儿童会表现为精神活动的过度紧张，并且随着时间的进程还会有加重的趋势。假设当前社会需要个体具备更强的反应能力，在这一趋势下，如果儿童不相信自己具有解决困难的能力，他就会表现出一方面更渴望证明自己、获得荣誉，另一方面却为自己逃避现实困难寻找各种托词。

在上述情况下，儿童频繁设定即刻或短期目标，实际上是为逃避更大困难寻找借口。面对困难的退缩恰恰反映出对现实生活要求的逃避。我们必须强调，在应对困难情境时，个体的精神活动并不是一成不变或是绝对化的：退缩行为只是整体精神活动的一部分，其作用短暂，无法最终解决问题。在分析儿童的精神活动时，我们要时刻注意提醒自己所处理的是当前情境下的具体问题，不能使用成人的评估工具来测评儿童。在儿童案例中，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询问在他们的生活中的具体行为和兴趣爱好，从中勾画出他们的性格特征。我们还应该从儿童的视角，而不是成人的视角出发，使用儿童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获得更多关于他的精神活动的信息。与此同时，我们也就能理解他其实是很准确地用语言表达了自己所设定目标的理想状态。例如，我们如果想知道儿童为什么会表现出某种行为，就必须从儿童的角度来考虑他这一行为模式的意义。用与儿童观点相符合的声调和语言来引导提问，能使部分儿童朝乐观主义方向发展，使之有信心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儿童会成长为对生活中的困难有掌控力的人，会发展出勇气、开放性、直率、责任心、勤勉和宜人性等优秀品质。也有些儿童会朝向悲观主义发展，表现出没有信心去解决问题，失去生活的方向和目标！他们面对世界、面对周围环境和他人会感觉无所适从！他们会发展出胆怯、内省和怀疑等性格特征，并以此来保护自己，缺乏面对生活的勇气。他们的生活目标与成就需要相距甚远，仅仅停留在安全需要层面。

第二章　精神生活的社会性

要了解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必须考察他的人际交往方式。原因有二：一方面，人际关系作为人类的一种普遍行为模式，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另一方面，人际关系还受到稳定的社会规则的影响，例如国家或社区的传统文化。个体的思维方式会体现在与他人交往的方方面面，了解个体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模式是分析其精神活动的一个重要途径。

绝对真理

人的精神活动并不是自由随意的，它需要帮助个体应对生活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并由此决定它的活动轨迹。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与他的群体生活密切相关。群体生活的基本要素会影响个体，而个体几乎不能或仅在很小程度上能对群体产生影响。然而，当前的群体生活条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纷繁复杂，发展和变化巨大。我们由于很难摆脱自身的人际困境，也就很难完全洞悉和理解个体在相同情境下的精神活动。

摆脱人际困境的唯一途径是：我们先假设在人类社会中，群体生活存在一个既定准则，这个准则是绝对的真理。虽然我们的社会制度并不完善，个体的能力有限，但是在不断修正错误和失误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逐渐接近这一真理，形成有助于促进解决人际困境的方案。

在解决人际冲突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阶层。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群体生活准则，即“绝对真理”的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与此类似。历史的观点，以及个体心理学知识中对人性的洞察告诉我们，个体在经济压力的情境下，偶尔会草率地做出错误的行为反应。为了逃避经济窘境，个体可能会陷入难以自拔的错误行为反应之中。在人们追寻“绝对真理”的道路上，可能会犯很多类似的错误。

群体生活的心理需求

群体生活的准则有点像人们对于气候规律的解释，这些解释有助于保护人们免受寒冷、为建造房屋和种植庄稼等提供信息。促进群体和群体生活形成的驱力存在于人类社会中，我们并不十分清楚这些驱力是怎样形成的。以宗教为例，神圣的公共准则是宗教团体成员之间的纽带。如果人类当前的生活条件最初是由宇宙的物质因素决定的，那么这一环境会被人类的社会进程、群体生活以及群体生活中遵循的自然法则和规则进一步改变。群际需要调控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必须先顾及群体生活，再考虑个人生活。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人类都是以群居的形式生活着的。在整个动物界的生存法则中，群居形式有利于人类生存，人们可以更好地应对自然界的竞争，获得物种保存和发展壮大的力量。

人类的群居本能是为人性发展而服务的。在群居生活中，人类发展出对抗残酷环境最有力的武器，即灵魂。群居生活的规律已经渗透到灵魂的本质之中。达尔文以前提出过一个观点：弱小的动物从不独自生存。人类也是弱小的物种，很难独自生存，在自然界面前力量渺小。为了在地球上生存，必须借助于许多机器设备来武装自己。你可以想象一个没有任何工具或武器的人独自处在原始森林中时，他一定会比森林中的其他动物要弱小。他没有在自然界中生存和斗争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包括速度、力量、锋利的牙齿、灵敏的视觉和听觉。人类需要许多机器设备来维持生存，包括身体的营养需求、性格特征和生活方式等都依赖强有力的保护程序。

现在我们能理解为什么人类只有将自己置身于特别适宜的环境下时才能维持生存。由于只有人类社会中的生活方式才可以提供给个体这些适宜条件，社会生活对于维持个体生存就变得十分必要。在社会系统中，个体必须先学会分工合作，之后再坚持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例如，初生的婴儿在围产期需要得到细心的照料和保护，而这只有在家庭成员分工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想一想人在一生当中，尤其是在婴儿期要遭受多少种疾病的侵袭，你就会对人的一生当中需要多少关心和照顾有更加理性的认识，也会更加理解社会生活对于人类生存的必要性。群居生活是维持人类生存的最佳保障。

安全与适应

以自然界优胜劣汰的观点来看，人类是一种低等的生物。劣势和不安全感常常出现在人的主观意识之中。这种不安全感会刺激个体不断去寻找优化的方法或好的技术手段来使自己更好地适应自然，并驱动人类试图去寻找一些能够消除或弱化自己劣势的方法或情境。在此前提下，精神活动的生理器官应运而生，人们通过精神活动能够影响适应性和安全感的加工过程。我们现在很难像野生动物或原始人一样，仅仅用角、爪或牙齿等就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我们发达的精神器官能弥补身体条件的缺陷。由于人类持续接收来自外界环境的刺激，并据此要对环境做出预判和预警，人类的灵魂进化为负责个体思考、感受和行动等高级功能的解剖学结构。因为人类社会提供的丰富信息在个体的适应性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精神器官的发展应始于群体生活时。而群体生活准则是所有高级能力发展的共同基础。

在具有普适性的群体生活准则中，我们可以找到人类灵魂的发展进程。群体生活的构成条件是具有普适性的群体生活准则或方式，例如语言。语言是有助于群体生活的社交工具，是人类灵魂的高级功能之一，是区分人与其他动物的显著特征。语言具有普适性特征，是社会交往的重要手段。对于一个独自生存的生物而言，语言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语言是群体生活的产物，是群体中个体之间联系的纽带。有研究表明，在早期成长过程中缺乏与他人交流机会的人中，一部分人会表现出社会退缩，另一部分人则会表现出与当前生活和工作环境格格不入。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体不仅表现出母语交流困难或障碍，也缺乏学习第二语言的能力。只有童年期在安全环境中发展与人交流的个体，才能形成语言。

语言对于人类灵魂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是逻辑思维的基础。通过逻辑思维，人类可以创造概念、理解价值观的差异等。对思维活动中的概念进行精细加工并使之具有普适性不是个体的私事，而是关乎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有在普适性的前提下，我们的想法和情绪才能被他人所理解。例如，人类对美的欣赏是基于大家对美好事物的认识、理解和感受是相通的。在此基础上，对美好事物进行思考，包括推理、分析和判断，最终形成美的概念。这些思维方式和概念的形成都来源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时，语言、思维和概念发展可以被视为防止人类文明倒退的重要因素。

尽管语言是基于群体生活发展出来的，但某些概念如“渴望”和“希望”等的形成可被视为基于个体的情境因素。“希望”通常表示个体感到不满足的一种倾向，想通过一些方法或手段获得满足体验。个体的任何一种有意识行为都是始于不满足感，行动目标则是朝向获得满足、平静和完整的体验。

社会情感

如前所述，群体生活准则是为确保人类的生存服务的。现行的准则包括法律法规、图腾、禁忌、迷信或教育等。这些准则的形成受人类社会规则的约束，并且要适应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以宗教为例，宗教团体作为一种群体形式，具有自身的准则和教义，但其教义应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此外，精神器官是性格发展的基础，其重要功能是群体适应。公平和正义等社会情感被视为群体生活中最具价值的性格特征，其本质与人类社会的物质需要一样。基于此，这些群体生活的准则使得灵魂定型，并指引它的活动。对于群体生活有用的性格特征如责任心、忠诚、率直、追求真理被保留下来。人们只能在是否符合社会规范的层面，来判断个体的性格特征孰优孰劣。与科学、政治或文学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以是否受到大众认可为标准一样，个体的某一性格特征只有在适应人类社会的群体生活时才是有价值的。一般来说，我们衡量个体是以他对社会的贡献或价值为标准的。理想状态的人，应该是能够克服他遇到的所有困难，完成当前任务，社会情感高度发展的人。根据福特穆勒的表述，理想状态的人应该是“依据社会法则享受人生”的人。当个体没有培养出深厚的同伴友谊时，即使他有很强的个人能力，也很难得到足够的发展。

第三章　儿童与社会

社会规则会影响个体的生活准则和心智的发展。社会是一个有序生活的群体组织。从两性关系的角度，能清晰地看到个体和社会的联结。只有在群体中，男人才能通过与妻子的相处获得生理的愉悦、安全感和幸福。与群体隔离的两性关系并不能使男人获得上述体验。同样，如果缺乏群体的适当保护，儿童的发展会趋于缓慢，群体生活是人类发展和进化的保护性因素。个体尽管在群体生活中分工不同，但是互相之间紧密联系。

儿童的环境

儿童依赖于群体的照顾，当他独自面对环境时，儿童更希望自己能够被他人所喜欢和认可。在儿童为适应群体生活做出努力，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他的天性会被压抑并因此感到痛苦。在这个过程中，儿童在童年早期就意识到自己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才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要，生活得更好。因此，儿童灵魂的发展需要有机地整合各种环境信息，并使之为今后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而服务。在儿童发展过程中，灵魂需要评价每一个当前情境因素，并有效地对个体的后续行为提供指导，目的是在满足儿童的本能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避免冲突。例如，儿童会高估自己的身高和力量，以使自己后续的行为成为可能，如开门、搬重物或者是命令他人服从自己。他的灵魂中开始出现一个优势愿望，就是希望比其他人更为强壮。支配他人成为儿童生活中的首要目标，包括通过展示自己的弱小来让长辈为自己服务。这一时期，儿童会表现出两种行为特征：一方面，运用他习得的成人使用的行为和方法；另一方面，将表现他的弱小，来作为获得成年人帮助不可或缺、屡试不爽的手段。我们应该关注儿童在这一时期所表现出的分离的精神趋势。

童年早期表现出的不同行为趋势会促使儿童发展出不同的人格类型。一部分儿童更愿意去寻找获得像成年人一样的力量或勇气的方法，他们的认知能力会得到进一步发展，人格趋于成熟和健康。另一部分儿童则固着于展示并试图证明自己的弱小，会表现出依赖、敏感和自我中心的人格特点。一个人需要通过回忆自己童年期的态度、举止和行为方式，来找到自己所属的人格类型。我们要充分考虑儿童的人格形成与环境之间的影响，并在儿童的行为方式中分析环境投射的信息。

儿童为了使得自己更为强大会做持续的努力，这正是教育的基础所在。儿童的多种天赋和才能来源于不充分的环境刺激。每一个儿童所面临的情境会千差万别。例如在某一个案例中，我们发现，由于患儿一直身处在充满敌意和不安全感的生活环境中，这种环境给他形成的印象就是：这个世界都在与我为敌。儿童思维过程呈现碎片化而非整体加工，使得他只能看到这样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从而形成这种印象。这时，教育的作用应该是纠正儿童的这种错误认识，否则成年后他就会发展出敌意或攻击性的行为模式，由此造成的人际冲突会进一步强化“世界与我为敌”的观点。此外，一旦在生活中碰到更大的困难，这些敌意印象会更加明显。与健康儿童相比，有器官缺陷的儿童更容易表现出对他人的敌意。器官缺陷包括运动障碍、单一器官功能不良或机体抵抗力差，从而导致儿童体弱多病。

器官缺陷不是儿童需要应对的困难环境的唯一因素。与环境中的实际困难相比，不良的环境会强加在儿童身上很多不合理的要求。当一个渴望融入和适应环境的儿童，忽然发现在自己成长环境中有着不可逾越的苦难和障碍时，他会丧失勇气，并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

困境的影响

由于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不胜枚举，所以他们对各种困难情境不能做出充分的反应也就不足为奇。儿童在还没有足够技巧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以应对困境时，就必须让自己适应无法改变的外部环境因素，因此儿童的精神习惯必须在短期内快速发展。当分析儿童在困境下做出的错误行为反应时，我们也要看到在这时儿童的能力会得到发展，并尝试如何在困难情境下做出正确反应，这种发展将持续终生。在发育成熟的过程中，在某一特定情境下青少年的反应方式就是他童年期的行为表达模式。从他的态度和反应中，我们可以深入分析他的精神活动。同时，我们必须澄清一个事实：与丰富的社会信息类似，任何个体的行为反应都不会遵循单一的模式。

儿童在发展过程遇到障碍会导致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受阻或歪曲。这些障碍包括客观的环境因素，如经济、社会、种族或家庭的不利因素，或者是来源于生理缺陷的因素。在人类社会中，健康和健全的机体是文明发展的基础。因此，有着生理缺陷的儿童会在解决生活问题时处于劣势。身体器官发育缓慢、学会说话和行走的时间较晚、有运动障碍的儿童均属此列。他们走路时都常会被自己绊倒，他们有着沉重的身体和心理负担。外部世界不会对他们温柔以待。由于生理的缺陷，他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如果这些儿童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他们就自动建立了心理代偿机制，这有助于其成年后不会对生活感到绝望。当然，如果他们成年后面临经济困境，情况会变得更为复杂。所以，对于生理有缺陷的儿童来说，他们难以理解社会固有的法律规范，常常对周围的发展机会持怀疑态度，更倾向于社会隔离和逃避工作，对他人的敌意特别敏感，并且无意识地放大对威胁的感知。他们更关注生活的不幸，而不是生活的乐趣。他们高估生活的困难，低估生活的质量，这种矛盾的态度将持续终生。他们自我中心，需要别人更多的关注，设想生活会强加给他们很多困难而不是挑战。由于他们对别人的敌意，他们与周围环境之间的隔阂逐渐加深和扩大。过于谨慎的态度，使得他们在与别人交往时很难获得对人性的真正理解，而且不断衍生出新的困境。

童年期的亲子关系不良也会对儿童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儿童会难以识别和表达爱的感受，因为他的依恋本能没有得到发展。对于在不良家庭中长大，没有形成正常依恋的儿童，他们很难对他人表达亲密，会表现出逃避的生活态度，回避所有的爱和亲密关系。不管是粗心的父母，还是老师或其他成年人，向儿童灌输向他人表达爱和亲密是不正确、可笑或是缺乏男子气概的做法，都会对儿童发展依恋关系带来相似的负面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成年人告诉儿童表达亲密是可笑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对于经常因此被嘲笑的儿童，他们会害怕表露自己的真实情感，也会抗拒正常的亲密关系，担心自己因此被别人看不起。因此，爱的边界在童年早期就已经建立。在亲密关系被贬低和压抑的家庭或教育环境中，儿童会表现出对环境的退缩行为，与对他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的环境逐渐失去联系。有时候，如果一个儿童能与朋友建立深厚的友谊，那么即使他没有亲人也不一定会和环境疏离。与之相反，即使儿童生活在人际环境中，如果他只喜欢独处，他的社交范围也很难得到扩展。以一个个案为例，这个男孩在小时候发现母亲只对弟弟非常温柔和照顾有加，他感觉到自己被父母忽视。成年后，他与他人相处时常感到忐忑不安，并试图找回在孩提时代没有体验到的温暖和情感。因此，童年期的依恋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会使得个体成年后失去自我。

此外，在家中被宠溺的儿童和被忽视的儿童一样，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被宠溺的儿童，他们的父母没有设定自己的边界，而是干涉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会导致儿童会更依赖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并且拒绝分离。这种过度的亲密关系会由于儿童的错误认识而得到强化：他们认为家中长辈因为自己的爱而需要履行更多的责任。他们会对父母说：“因为我爱你们，所以你们必须这样做。”这种观念或信条的形成源于家庭，但会延展到个体的社会生活中。儿童很快会意识到像这样表达依恋，周围人会更依赖他。向家庭中一个特殊成员表达热情和依赖的方式会印在他的脑海中，进而对他的将来带来不利影响。例如：他会为维持与亲人的亲密关系不择手段，会不惜一切代价打压他的兄弟姐妹；他还可能编造谎言来达到目的，比如煽动他的兄弟去做坏事，让自己可以独享父母的爱，让他的父母在这种压力状态下只能更关注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会不遗余力地铲除自己的绊脚石，直到自己成为大家注意的焦点。为了让父母为他忙碌，他可能表现出懒惰或者不良品行，也可能让自己成为模范儿童，因为他认为别人的关注就是奖励。

综上所述，一旦被宠溺的儿童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固定，一切皆有可能发生。为了获得别人的关注，有些儿童会表现得品行不良或任性，有些则表现得品行兼优，尽量突出自己的优点。此外，和被宠溺的孩子一样，那些在童年早期被父母以较温和的方式忽视的孩子，也会在成长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他们没有获得从父母身上学会应对未来生活的一技之长的任何机会，也没有克服困难的实践过程，很难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一旦离开家庭步入社会，肯定会遭遇挫折。

这类儿童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或多或少都有被孤立的倾向。例如，胃肠道有缺陷的儿童对营养物质有特殊的需求，其生活方式和生长发育过程与正常儿童完全不同，这可能最终导致他们遭到孤立。还有一些儿童不清楚自己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试图回避环境。他们找不到朋友，很难参与到同伴的游戏中，羡慕或者蔑视同龄人的游戏，一个人在屋子里自顾自地玩耍。对于身处严格的家庭教育环境中的儿童，被孤立会威胁到他们的身心健康。他们常预期所有事情都会朝着坏处发展，自己的生活不会有希望。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想法：自己必须忍受所有的苦难和悲伤，或者觉得自己像斗士，随时准备好与所觉察到的敌对环境做斗争。此类儿童觉得生活异常艰难，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会忙于自我设防，避免其人格遭受挫败，也可以预料到其眼中世界的负性图式。由于过分的谨言慎行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他们倾向于逃避更大的困难，不把自己暴露于可能失败的风险之中。

这类儿童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没有充分的社会情感，因为他们总是过多考虑自己而忽略他人感受。具有这种特质的儿童会存在消极的人生观。他们除非改变错误的行为模式，否则难以在成年后获得幸福的生活。

人是社会性动物

只有考虑个体身处的环境因素，以及在特定情境下的独特行为方式，才能够了解他的人格特征。这些环境因素包括：个体在环境中所处的位置，面对困难的态度，所遇到的工作、人际交往和同伴协作方面的问题。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已经能够确定每个人在婴儿初期形成的印象会影响他一生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婴儿在出生后几个月就建立了与环境联系的特殊方式。此后，不同的婴儿会表现出各自独特清晰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会随着他们的生长发育过程变得更清晰，且稳定不变。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心理活动受社会关系的影响会逐渐变得明显。先天的社会情感表现出来的第一个证据是幼儿早期对亲和的渴求，寻求与成人的亲近，这表明儿童的爱总是直接指向他人。这有悖于弗洛伊德的理论，他认为儿童的爱总是指向自己的身体，这些性驱力的强度和表现会存在个体差异。在两岁以上的儿童中，先天性社会情感的差异可以体现在他们的语言表达上。只有在个体罹患会导致精神衰退的重性精神疾病的情况下，童年早期所建立的稳定而牢固的社会情感才会丧失。除此以外，先天性社会情感会保持终身，在特定情况下会得到调整、加强，其范围会逐渐扩大，它所指向的对象会逐渐延展到自己的家庭成员以外，包括家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甚至还可以跨越人类的界限，向其他动物、植物和无生命的对象延伸，最后向整个世界表达自己的爱和感受。理解“人是社会性动物”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人性。

第四章　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

我们宇宙的结构

为了使个体能够根据环境做出适应性的行为调整，个体的心理机制应具备对外部世界形成整体印象的能力。心理机制还根据个体对外部世界的明确解释，沿着童年早期形成的理想化行为模式的路线来达到确定的目标。虽然我们很难用准确、全面的术语来表达“对外部世界的解释”和“生活目标”，但我们可以将它们描述为“永恒的光环”，并总是与个体的机能缺陷相对立。个体的心理活动只由内在目标所驱动，而目标的建立是以个体具备的改变能力和一定的行动自由为前提的。个体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完善建立在自由探索的行动基础之上。例如，当儿童第一次从地上站起来，他就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觉察到环境中的危险。当他第一次尝试行动，尤其是抬脚走路时，他可能经历不同程度的困难，这种行动上的挫败可能增强或打击他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在成年人看来并不重要或常见的一些现象，却会对儿童的灵魂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其世界观的塑造。运动困难的儿童的理想就是自己能够自由活动，因此他们会崇尚暴力或冒险行为。这一理想可以通过询问他们最喜欢的游戏，或者长大后想做什么反映出来。通常这些儿童会回答想成为汽车司机、火车司机或诸如此类的职业，表明他们无意识里想要克服自己的障碍，获得自由行动的能力。如果他们实现了这一生活目标，自卑感和受挫感就会在体验到完美的自由运动的过程中被彻底消除。同理，发育缓慢或体弱多病的儿童也常体验到受挫感。例如，先天性视力缺陷的儿童形容周围环境时，会使用更多“视觉”相关词汇；听觉缺陷的儿童会表现出对某些音调的强烈兴趣，听到这些音调会感到愉快。

对于想要征服世界的儿童来说，感官是他确定与所处世界的本质联系最为重要的器官。通过感官，儿童可以构建自己的客观世界。感官是儿童望向环境的眼睛，通过获取视觉信息，儿童注意到周围的人，从而为他积累个人经验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听觉、嗅觉、触觉和躯体感觉器官（耳、鼻、舌头和皮肤）倾向于处理短暂的、敏感的刺激，而视觉器官主要处理稳定的、持久的环境信息，对于儿童构建整体的客观世界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对于主要依赖听觉信息的个体来说，声音在他的精神活动发展中更具价值。通常，我们很少能见到以运动机能占主导地位的个体，或是对嗅觉或味觉刺激更敏感的个体。因为一方面，嗅觉发达的个体在人类文明中并不占优势。另一方面，运动机能发达的个体，他们的特点是明显多动，自童年期到成年期。在童年期，他们仅对肢体的活动感兴趣，甚至在睡觉时也会在床上翻来覆去。这时，我们必须将这些“好动”的儿童区分出来。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不以某个优势器官或器官群探索环境的儿童是不能融入环境的。无论是通过感觉器官还是运动器官，儿童都是在利用自身的优势器官收集周围环境的信息，构建出自己所处的客观世界。因此，只有了解儿童接触世界的优势器官，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儿童与客观环境发生的所有联系，包括态度和行为方式都是以优势器官的机能为基础的，进而通过知识经验赋予这些行为以价值。器官的机能缺陷会影响个体童年期对客观世界形成主观印象，进而影响其往后的发展。

世界观发展中的元素

个体当前的目标会影响某些特定心理能力的选择、强度和活动性，这些心理能力对世界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尽管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客观世界中，但每个人的经历都有独特性。我们每个人都只重视与自己当前的目标相契合的事件，并赋予这一事件特殊的解释。我们如果不能明确个体所追求的生活目标，以及他的行为受到这一目标的影响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其行为，也不能对其行为进行准确评估。

知觉

由外部世界所产生的印象和刺激通过感觉器官传递到大脑，并在脑内留下痕迹，通过这些痕迹建立想象和记忆，从而形成知觉体验。但是，知觉体验与照片不同，它会赋予外部世界带有个体特殊性、与其品质相关的信息。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不相同，也不会对经历的同一件事产生完全相同的反应。如果我们询问人们对于自己所处客观世界的看法，答案一定是千差万别的。对于儿童而言，由于优势器官和行为模式在童年早期已被塑造，他们只会感知到环境中适合他已有行为模式的信息。例如，视觉特别发达的儿童所形成的知觉体验具有明显的视觉特征。在自然界中，大多数人都属于视觉优势动物。还有一部分人是听觉优势，通过声音信息来填补对自己所处客观世界的整体印象。这些知觉体验不需要与客观事实完全契合，为了适应个体的生活目标和行为模式，个体能够重新调整、改变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个体的独特性就在于他对客观世界的感知方式和知觉体验。知觉体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生理现象，更是一种心理功能，由它可以获得最接近个体内心想法的信息。

记忆

基于知觉体验，灵魂的发展与活动能力密切相关。灵魂与运动的关联与生俱来，灵魂的活动由个体的目标和运动目的所决定。个体必须对所接收到的客观环境信息及它们之间的关联进行收集和整理，而灵魂作为体现个体适应性的重要器官，也必须发展出相应的记忆能力，以便个体进行防御和维持生存。

灵魂对个体所面临的问题做出的反应会在灵魂的结构上留下痕迹这一点总是显而易见的。个体的适应性决定了记忆和评估能力的重要地位。如果没有记忆，个体不可能未雨绸缪。可以推测，所有记忆信息的储存都有特定的目的。记忆不是偶发的，没有无关紧要、毫无意义的记忆，它们会向个体清楚地传达激励或警告。个体只有在确定自己所追求的生活目标时，才能对自己回忆的信息进行客观的评价，探索记忆信息与生活目标之间的联系。我们不需要了解个体为什么要记住或忘记某些事情。我们之所以记得某些事情，是因为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某些重要的行动具有潜在的指导意义。我们也会忘记那些妨碍我们实现目标或计划的事情。因此，记忆也是为个体的适应性服务的，每一个记忆信息由个体的生活目标所支配。为了实现个体所期望的目标，即使是在童年早期形成的、错误的记忆也可能被转移出意识的领域，然后作为一种态度或一种情感基调，甚至作为一种世界观呈现。

想象

个体的幻想和想象比其他心理产物更能表达个体的独特性。想象是指个体对不在眼前的知觉对象进行的再创造。换而言之，想象是再现的知觉体验，是心理创造能力的证据之一。想象的产物不仅仅是对知觉对象的复制，而是一个建立在知觉体验的基础上全新的、独特的创造产物，正如建立在个体生理感觉基础上的知觉体验一样。

幻想则远远超过个体对某一焦点清晰的习惯化想象。幻想的价值在于它不是想象的产物，但却能够像真实存在的客观刺激一样影响个体的行为。“幻觉”这一术语是指当客观刺激并不存在时，个体感受到的虚幻知觉。个体产生幻觉的条件与白日梦类似。每一个幻觉都是个体心灵的艺术创造，根据个体的特定目标而产生。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进行清晰的说明。

一个聪颖的年轻女孩违背父母意愿嫁人，父母非常生气，与她断绝关系。时过境迁，双方都固执己见，不肯让步，多次尝试和解但最终失败。这时，女孩开始坚信父母故意苛待她，使得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她，现在却陷入家徒四壁的境况。然而，外人却看不出她对婚姻生活的任何抱怨和生活窘境。她给外人的印象就是她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当前的生活，生活平静，波澜不惊。

这个女孩曾经最受父亲宠爱，父女关系十分亲密。然而，由于她的婚姻，父亲对她置之不理，父女关系出现深深的裂痕。即使她的孩子出生后，父母也不去探望。婚姻前后她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父母在她怀孕和生产后的冷酷态度进一步深深地伤害了她，她变得非常敏感。

通过分析我们了解到，女孩当前的心境完全受到她的傲气和野心所支配。正因她高傲的性格特征，与父母关系破裂才会对她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她的家庭环境来看，她的母亲严厉、正直、人品高贵，对女儿比较苛责。从表面上看，她的母亲知道如何表现出顺从丈夫但又不委曲求全。因为在名门望族中，妻子顺从丈夫是一种自豪和荣耀。女孩也学会了母亲的这种行为模式，在现在的家庭生活中，她尽管顺从丈夫，但她所生的儿子被视为家族的血脉，母凭子贵进一步激发了她的傲气和野心。她在父母庇护下长大，却在婚姻中经历着艰难困苦，这种落差使得她不断反思，对父母愈发不满。

一天晚上她将要入睡时，忽然看到房门打开，圣母玛利亚走到她的床边说：“我很爱你，但我必须告诉你，你将在12月中旬死去，你要有所准备。”

女孩并没被幻觉吓到，她叫醒丈夫并告诉他一切。第二天，她去就诊，医生判断这是幻觉。但女孩坚持认为她的所见所闻都清晰、真实。乍一看，女孩的个性特征、经历和幻觉之间毫无联系。但实际情况是：一个有野心和极强控制欲的女人因为婚姻与父母断绝关系，使自己陷入贫穷。她为了努力克服当前困境，必须接触上帝并与之交谈。如果圣母玛利亚的出现只停留在她祷告时，这种幻觉并不会引起别人注意。因此，这个年轻女人需要更强的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说辞。

当我们明白她的心理过程后，对这个幻觉现象的解释呼之欲出，它只是灵魂开的一个玩笑。每个人都有可能做梦，不同之处在于：女孩是在清醒时做梦。而且，她的抑郁状态使得她觉得自己的野心无法实现。因此，在她的幻觉体验中，有另外一个“母亲”来看望她，这个“母亲”是为大众所熟知的“圣母”。这两个母亲形成鲜明的对比：上帝的母亲前来探望，她生母却没有来。这种幻觉是对母亲没有给予自己足够的爱与关怀的指责。

女孩还试图在幻觉体验中找到指责父母的依据。12月中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个重要的时间，人们走亲访友、互赠礼物等，商量着与亲人团聚的安排。这个时间段，对于有矛盾的家庭成员，是和解的良好契机。所以，可以理解的是，她的幻觉所出现的时间与自己所处的困境密切相关。

在幻觉中唯一难以解释的是：圣母提供的和解方法竟然是女孩即将死亡的悲伤消息。如果结合女孩将这个幻觉轻松愉快地告知丈夫这一情况，这个幻觉中不合理之处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这个预言迅速在女孩的家族中传播开来，第二天她的家庭医生都得知此事了。结局在预料之中，她的母亲去看望了她。

几天后，女孩描述圣母玛利亚第二次出现，并对她说了同样的话。当医生询问她上次与母亲见面的情况时，她说母亲并没有承认错误。于是，重复出现的幻觉体验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她控制母亲的愿望还没有实现。

此时，女孩的父母开始尝试了解女儿当前的生活困境，通过沟通，父女之间的关系得到很大的改善，两个人都真情流露。但女孩并不满意，她抱怨父亲的行为有些夸张，而且父亲让她等得太久了！即使父女关系取得突破性改善，她仍不能摆脱自己的控制欲：想要证明其他人都错了，只有自己是对的。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得知，幻觉通常出现在个体心理最紧张的那一刻，或出现在个体担心无法实现其目标时。毫无疑问，当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出现退缩时，幻觉会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

旅行者对幻觉的描述众所周知。旅行者在沙漠中迷失方向，在饥寒交迫、精疲力尽时，会看到远处出现海市蜃楼。这种幻觉体验可以理解为：个体命悬一线时所产生的紧张感迫使他开始想象，为自己创造一个清晰的、使人振作的状态，使他暂时逃脱绝望的心境。海市蜃楼的出现可以给迷途的旅行者带来生机：一方面它能缓解疲惫、重建信心，使他恢复体力和敏锐度；另一方面，它是一剂良药，能够缓解个体在困境中的恐惧。

幻觉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因为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记忆和想象的作用下，知觉所产生的类似现象。在必要或危险的情况下，或当个人的权益受到威胁时，人们力图通过幻觉消除懦弱并克服困难。压力越大，个体对于自己应对困境的关键能力考虑越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喊着“求人不如求己”，然后竭力动用自己的心理能量，将想象投射到幻觉当中。

错觉与幻觉密切相关，唯一的区别是，错觉是存在客观刺激的条件下，个体歪曲的知觉体验。但幻觉和错觉潜在的心理发生机制与体验到的威胁感是一致的。

下面我们将通过另一个案例来说明灵魂是如何根据个体所需创造出错觉或幻觉的。一个家境优越的儿童，因为成绩不好而一事无成，成年后只找到一个小文员的工作。他对生活失去希望，绝望感压得他喘不过气。非但如此，朋友的批评让他更为紧张。因此，他选择酗酒来让自己暂时忘记这些不快，也为自己的失败找个借口。一段时间后，他由于酒精中毒性谵妄被送到医院。谵妄与幻觉联系紧密，在酒精中毒性谵妄中，会常常出现关于动物的视幻觉，如看到老鼠、昆虫和蛇等，也会出现一些与患者职业相关的其他幻觉。

这位患者接受了严格的戒酒治疗，酒精依赖的症状消失，痊愈后出院，并且在之后三年内滴酒未沾。然而，现在他又出现了新的症状，说经常在工作时看到一个斜眼取笑和鄙视他的男人。有一次，他又看到这个人嘲笑他，他怒不可遏，拿起锄头去砸那个人，想要看看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结果，他认为的这个幻觉对象不仅躲开了攻击，还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因此，患者看到的这个嘲笑他的人并不是一个幽灵，他有着非常真实的拳头。患者只是对他知觉到的人或事给予习惯性幻觉解释。我们应该知道，虽然患者已经戒酒，但出院后他丢了工作，被赶出家，现在不得不靠打零工谋生，朋友们都认为这是最底层的工作。他的精神压力并没有减少。尽管戒酒治疗很成功，他却因此变得更穷。在第一份工作中，他可以用酗酒作为借口，以免家人责备他一事无成，质疑他没有工作能力。然而治愈后，他不得不再次面对现实，而且境况更糟。因为如果他现在失败了，酗酒再也不能作为他逃避指责、安慰自己的托词。

在感受到现实威胁的情况下，他的幻觉重现。这种幻觉让他认为自己仍旧是一个醉汉，以此表示，酒精已经毁了他的一生并且无法弥补。通过再次出现幻觉体验，他希望从现在没有尊严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因为上次出院后他找到一份挖掘工的工作，自己非常不满意，但无法选择。这一幻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他再次入院。现在他可以用自己已经完成了很多事情，又没有酒精来摧毁自己生活的想法来自我安慰。这种心理防御机制使他能够保持高水平的自我评价，而自我评价对他而言比工作更为重要。他的所有症状都是为了维持这样的信念：如果没有生病的不幸遭遇，他也可以成就一番伟业。他可以保持自己的优势，没有人能比他更优秀。疾病成为他成功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成为他安慰自己的托词。于是，在这种情绪之下，“斜眼蔑视者”应运而生，拯救了他险被摧毁的自尊。

幻想

幻想是灵魂富有创造力的另一体现。我们在许多心理现象中都可以找到幻想的痕迹。例如，某些记忆信息投射到意识层面，或者想象、幻想和白日梦等心理现象，都是灵魂的创造力的一部分。任何运动的生命体的预测力和判断力都是幻想的构成要素。幻想与有机体的活动性密切相关，只是个体的一种预见形式。儿童和成年人的幻想总是关注未来，有时被称为白日梦。“空中楼阁”常用来形容他们的幻想，即用来建构真实生活的虚拟场景。个体童年期的幻想主要是在为获得“力量”服务，多涉及与“野心”有关的目标。大多数儿童的幻想都是以“当我长大了，我就……”来描述的。对于成年人而言，在这方面与儿童相差无几，也需要借助幻想来继续成长。因此，幻想作为一种机能，是为个体追求“力量”的生活目标服务的，只有在个体的生活目标确立之后才能发展。在群体文化中，个体的追求“力量”这一生活目标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会获得较高的社会认同。个体永远不会在任何折衷的目标上停滞不前，而是会不断根据周围环境变化进行自我评估，以此来追求超越，并渴望在竞争中获胜。童年期的幻想中提到的“力量”很明显地体现了个体内心渴望超越他人和获胜的这一特征。

但是，上述解释并不一定是普遍真理，因为每一个人幻想或想象的深度和广度存在差异。上述解释也许可以应用于大多数情况，但仍有例外。例如，有些好斗的儿童倾向于预见危险发生，处于高度的防御状态，有较大的精神压力，他们幻想的内容会更丰富。体弱多病的儿童由于生活中困难重重，他们会幻想自己拥有更强的力量，并陷入这种幻想状态难以自拔。在这些儿童成长的某个阶段，幻想可能成为他们逃避现实生活的心理防御机制，或是用于抱怨现状，从而损害个体心理的健康发展。他们难以建立健康的应对行为，而是企图通过虚构的想象来改善自己困窘的生活状态。

个体在为获取力量付出努力的过程中发展的社会情感，如爱和归属感等，在幻想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童年期的幻想中，很少出现幻想的最终目的与社会情感无关的情况。儿童常幻想成为救世主或英勇骑士，能够战胜恶势力；也经常幻想自己不属于现在的家庭，有一天，他们真正的父亲，实际是某个重要人物会来接走他们。这些情况常见于有着强烈自卑感的儿童，他们或者是经历过丧亲，或者在家庭中得不到足够的爱和温暖。他们试图表现出成年人的一些态度行为恰恰暴露出他们不成熟的幻想，有时一些行为几乎是病态的、难以理解的。例如，只戴成年人的礼帽、像成年人一样抽着雪茄，或是想变性的女孩把自己打扮成男孩等等。

批评儿童没有想象力肯定是错误的。有些儿童只是不善于表达自己，或有其他原因迫使他们与自己的幻想做斗争，通过抑制想象来获得一定的“力量”感。也有可能是有些儿童不需要费太大劲就能适应现实环境，觉得幻想是怯懦、孩子气的表现，不愿意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想法。这些认同容易会被别人误认为缺乏想象力。

梦境：概论

除了白日梦，我们还需要了解个体在晚上睡眠时梦境的主要内容。一般而言，夜间梦与白日梦有着同样的心理机制。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梦境了解他的性格。从古至今，梦境实际上一直是人类思维活动的主要形式。与白日梦一样，在夜间梦中，我们需要关注映射、计划和引导未来生活朝着安全的目标前进的那些梦境内容。相比而言，白日梦比夜间梦的内容更容易理解。我们很多时候认为夜间的梦境内容无关紧要。然而，个体为克服现实困难，争取未来的一席之地付出努力的心路历程，都会在梦境中重现。对梦境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个体的心理问题。

同理心和认同感

灵魂不仅能感知现实，还能够感受或猜测未来。有机体为应对变化中的环境，需要借助预测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灵魂中有一种能力能帮助预测，我们称这种能力为同理心或认同感。人类的同理心高度发达，渗透到心理活动的各个方面。预测未来的必要性是同理心存在的首要条件。一方面，个体因为需要预见、预判或假定发生某种情况后所应采取的行动规划，就必须学会在事情还未发生前通过思维、情感和知觉进行周密的判断。另一方面，个体可以通过获取预测信息，以便能调动更大的心理能量来解决新的问题，或更谨慎地避免不幸结果的发生。

同理心主要表现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知其友方可知其人。戏剧是同理心的艺术表现形式。此外，个体察觉到他人处于危险时，会产生不安。这种同理心可能十分强烈，即使自己并未受到威胁，也会下意识地做出防御动作。例如：人们吃惊时扔掉手中玻璃杯；在保龄球馆，某些球员跟随球的运动过程摆动身体，似乎觉得自己通过这个动作可以影响球的轨迹；在足球比赛时，看台上的大部分观众都会朝向自己喜爱的球队，或者当对手控球时向他们施加压力；汽车乘客感到身处危险时，会不自觉地做出踩下刹车的动作；路过有人高空作业的高楼时，几乎所有人都会产生一定的肌肉紧张和防御动作；当演讲者紧张并中断演讲时，观众同样会感觉到压力和不安；在观看戏剧时，我们很容易将自己想象成演员，投入其中的不同角色。同理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如果去寻找这种“感同身受”的起源，我们可以追溯到一种先天的社会情感。事实上，这种感觉反映出我们与所处世界的联结，是人类的本质特征，赋予我们理解自己与他人的能力。

与社会情感一样，个体拥有的同理心程度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童年期就会显现。有些儿童整天抱着玩偶，把玩偶当作真人一样，和它说话和玩耍；另一些儿童却对玩偶的内部构造感兴趣。如果个体把自己的社会关系从他人投射到无生命的物体上，他的社会性发展可能会完全停滞。此外，有虐待动物行为的儿童完全缺乏社会情感和对其他生物的同理心。同理心的缺陷会导致儿童的兴趣集中在对其社会化无价值或无意义的事物上，只考虑自己，无视他人的悲欢喜怒，还会由于无法认同他人导致拒绝合作。

催眠和暗示

在个体心理学领域，对于“一个人怎么可能影响另一个人的行为？”这个问题的解释是：这种现象只不过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产物。社会生活存在的前提是人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在某些情境下，这种相互影响会变得更为明显和强烈，例如师生、父子和夫妻之间。在社会情感的作用下，个体会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接受环境的影响。个体被他人影响的程度取决于施加影响者是否考虑受影响者的权益。当个体感觉自己被伤害时，他是不可能接受他人的观点的。与之相反，当个体感觉到自己被尊重时，他更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这一点对于教育学有重要的启示。当我们实施教育改革时，应充分考虑这种人类本能，以及个体与他人、环境关系的基础，在尊重被教育者的前提下，再考虑教育模式的调整才是恰当的。当个体表现为社会退缩时，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就会在他身上失去作用。退缩并非偶然发生，而是在个体与环境长时间斗争的过程中，他与所处环境的关系逐渐被削弱，直到他公然站到社会的对立面。这时候，想对他的行为产生任何影响几无可能。可以预见的是，这些个体会对任何试图影响他的人或事物都持敌对态度。

基于此，那些感觉自己受到环境所迫的儿童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也不会感到快乐，也不会因此改变。当然，也会有例外：有些个体感受到压力巨大时，在权威的教育者面前会表现出顺从，接受权威的观点。但这种逆来顺受的态度是不利于个体社会化的，会使顺从者难以适应生活。个体会表现为当无人对他发号施令时，他就不能自主地思考和行动。如果个体发展到成年期仍然遵循这种顺从的模式，那么他甚至会听从他人指挥去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在犯罪团伙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实施者通常属于顺从型，而教唆者从不出现在犯罪现场。在大多数属于团伙犯罪的重大刑事案件中，顺从者都只不过是傀儡，在团伙中的地位也无足轻重。盲从在这些个体身上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甚至还有不少人为此自豪，认为这是满足自己野心的好途径。

在正常群体中，有些人特别容易受到他人影响，他们尊重事实和逻辑推理，其社会情感不会发生偏差。相反，渴望权势和统治的人很难受到他人的影响。父母很少会抱怨孩子盲从，最常见的抱怨是孩子不听话。不听话的儿童常想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总是致力于打破父母设定的规则。在崇尚美德教育的家庭中，他们会遭到漠视。

个体为权力而斗争的程度与他受教育的可能性成反比。尽管如此，大多数家庭教育仍只关注培养儿童的进取心，激发他的雄心壮志。这不是因为欠缺考虑，而是因为整个人类社会崇尚进取心。与人类文明一样，家庭中也最重视独占鳌头、鹤立鸡群的成员。在后续阐述虚荣心的章节中，我们将会提出崇尚进取心的教育方法并不适用于群体生活，以及进取心带来的困扰会阻碍儿童心智的发展等问题。

具有无条件服从特质的个体可通过某种媒介接受环境中其他因素的影响。想象一下自己在短时间内可在他人声音的引导下做出顺从的行为，催眠就是类似的过程。每一个人可能都会说尽管自己有被催眠的愿望，但还没有做好被催眠的心理准备。虽然人可能有意识地抵抗催眠，但人的本能是趋向于服从的。在催眠过程中，被催眠者的行为由他的精神态度所决定，与他所说是否相信催眠无关。如果了解这一点，就不会对催眠产生误解，认为只有说自己相信催眠的个体才会被催眠。在催眠过程中，常见到一些扬言要反抗催眠的个体，最终都服从于催眠师的指令，这是人的服从本能在起作用。当然，个体的心理准备状态存在差异，使得催眠结果也因人而异。个体对催眠的心理准备程度既取决于催眠师的意志，也受到被催眠者精神态度的调节。

催眠在本质上与睡眠类似，但它可以由他人的指令引发。只有当个体愿意服从催眠师的指令时，催眠才会起效。决定性因素通常包括催眠使用的媒介或被催眠者的性格特征。只有受暗示性较高的个体才能够被催眠。催眠与正常睡眠的不同之处还在于：正常睡眠是处于休息状态，个体不会产生明显的肢体运动；催眠甚至能使个体根据催眠的指令做出反应。在催眠状态下，被催眠者只能记住催眠师让他记住的事情。个体发展出来的多种重要的心理能力，在催眠状态下是完全不起作用的。被催眠者形容自己只是在催眠师灵巧的双手指令下运行的一个器官。

那些拥有影响他人能力的人，倾向于将这一能力归因于神秘力量。在一些邪教的所谓心灵感应和催眠活动中，这些说法成为掩盖一些人恶行的遮羞布。为了邪恶的目的，他们以催眠为手段来实施反人类的罪行。当然，这并不是指他们的全部表现都是欺骗。有点悲哀的是，人们倾向于相信这些谎称自己拥有超能力的人。大多数人早已习惯未经检验就盲从权威，甘心被愚弄，也不会对这类谎言进行理性的思考。因此，带有欺骗性质、反人类的催眠活动只会对社会秩序带来破坏性影响，引发被催眠者的厌恶和反抗。任何一位心灵感应者或催眠师以及他们进行的实验都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时，他们经常会求助被催眠者，接受被催眠者的暗示来相信自己工作的价值。不少知名的科学家也是如此，试图通过媒体来展示自己的能力。

从上述观点看来，被催眠者实际上是一个被欺骗的骗子，他既在一定程度上欺骗了催眠师，又要服从于自己的意志。显然，催眠能发挥作用的关键不在于催眠师，而在于被催眠者甘心服从的意愿。如果个体习惯于理性思考、自己做决定、不盲目相信，那么他就自然不会被催眠。因此，催眠或心灵感应并不存在，它们只是个体奴性服从的表现形式。

此外，我们还需要探讨一下“暗示”这个概念。当个体将他人的暗示置于客观环境的背景下时，暗示的作用就可以得到充分理解。每个人都不断地接受客观环境的刺激，形成多种主观印象。个体对刺激的感知是持续性的，一旦形成了某种主观印象，这一主观印象会持续发挥作用。在他人要求或恳请的情境下，个体所形成的主观印象会转化为说服他人的论据或言论，就被称为暗示。暗示可以使得被暗示者原有的观点发生改变或得到加强。由于每一个人对客观刺激做出的反应千差万别，形成的暗示也风格迥异。此外，被暗示者受暗示影响的程度与他的独立性密切相关。通常情况下存在两类人：一类人过于看重他人的暗示，高估并乐于采纳别人的暗示，对自己的观点无论对错都予以轻视。这类人特别容易受到暗示或催眠。另一类人将他人的任何暗示都视为侮辱，坚信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无视他人的暗示。两种类型都有弱点，前者看似察纳雅言并以此为傲，但实际上非常争强好胜。他们鼓吹开放性和合理性，但只不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后者的弱点在于拒绝接受他人的任何观点或想法。实际上这两类人都难以接近，与其共事也异常艰难。

第五章　自卑感与寻求认同

童年早期的环境

天生就被当作继子女对待的儿童与那些宠命优渥的儿童相比，对待生活和同伴的态度截然不同。有一条基本的定律：残障儿童自出生起就需要不断为生存而抗争，这会扼杀他们社会情感的发展。他们不愿意融入同龄人，沉溺于自己的世界和对他人的刻板印象中。身体的缺陷会带来社会或经济负担，儿童也会将自己视为家人的负担，进而表现出对周遭的敌意。俗话说：“三岁看到老。”大多数残障儿童在两岁时就有了悲观情绪，他们不具备健康的同龄人在对抗游戏时所需要的身体条件，不相信自己能胜任同龄人的游戏。由于身体的缺陷，他们感觉被忽视，有明显的焦虑。我们必须铭记，每个儿童在生活中都处于劣势，他是家庭中的一员，而不是独存于世的。当看到儿童表现出孱弱和无助时，我们就会意识到每一个生命出生时都有着或多或少隐藏的自卑。或早或迟，每个儿童都会意识到自己无法独自应对生活的挑战。自卑感是一种动力，是儿童追求超越的起点。它决定个体如何获得自身安全和平静，明确生活的特定目标，为个体实现理想奠定基础。

儿童教育之基在于挖掘儿童的潜力。然而，过度的自卑感，或过强的进取心和控制欲都会影响儿童的可教育性。拥有这些特质的儿童并不鲜见，常被称为“问题儿童”。他们常将自己所有的经历都视为挫败，坚信自己受到环境和他人的忽视。我们需要找出阻碍儿童健康发展的各种不良因素，帮助他们，避免他们误入歧途。

每个儿童都在成年人的呵护下长大，因此他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弱小的、不能独立生活。即使是一些他能够胜任的简单任务，他也不相信自己能在不犯错的情况下完成。我们大部分的教育误区就由此产生。当成人的要求超出了儿童的能力范围，儿童就会表现出无望感，有些儿童甚至能意识到自己的弱小和无助。有些儿童被家人视为玩具，还有一些儿童即使认为自己是无用之人，也被家人视为掌上明珠小心呵护。父母和成年人的这些态度让儿童相信，只有在取悦或惹怒长辈时才能体现他们的力量。儿童因父母抚养过程中产生的自卑感会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被加强。这时，儿童会认为自己微不足道、无足轻重，他必须安静乖巧懂礼貌，人们只见其人未闻其声。

很多儿童是在担心自己受到成年人嘲笑的恐惧中逐渐长大的。嘲笑一个儿童与犯罪无异，会对儿童的心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表现在他成年后的行为习惯中。我们很容易识别出一个童年期备受嘲讽的成年人，因为他仍无法克制自己对遭受嘲笑的恐惧。此外，成年人的信口开河也会对儿童造成不利影响，会使儿童不仅怀疑自己所接触的环境，还会质疑生活的严肃性和真实性。

有案例记载，有些儿童总是在学校毫无缘由地大笑，当问其原因时，他们说：“爸爸妈妈总拿学校来开玩笑，我们也不用那么认真。”

补偿自卑，追求认同与超越

自卑感决定着个人生存的目标。我们自降生后就渴望受到他人，特别是父母的关注。个体在自卑感中不断追求认同，实现超越。

社会情感发展的深度和质量有助于个体确立优势目标。如果没有对个体的社会情感和优势目标进行比较，就不能对儿童或成人的心理发展妄加论断。如果个体的目标十分系统明确，达成目标就是他的社会情感如优越感、价值感等发展的重要前提。个体的目标为主观感受赋予价值，将个体的社会情感联结、整合，塑造、引导创造力，并决定记忆内容的取舍。个体的感觉、情绪、情感和想象相互关联，受到个体既定目标的影响，引导这些心理现象的变化和选择，尽管这个影响程度很难量化。这些心理现象实际上是以隐秘的方式表现个体的终极生活目标。

与其他科学中使用的虚拟假设类似，个体设定的目标也是人为创造的，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只是一个设想。但是，目标设定十分必要，它可以引导个体的心智逐渐发展成熟，正如地球的本初子午线，实际并不存在，人为设定后却有着重要的价值。在面对个体心理上虚构的目标时，即使它并不存在，我们也要坚持最初的假设，通过它来引导我们的行为，以实现个体的相对价值。根据这一预先设定的目标，在朝向目标过程中个体产生的不同感觉和情绪就可以进行划分。

基于此，个体心理学创造了启发式的系统：该系统关注个体行为的产生和理解，认为个体的行为以遗传为基础，是努力实现生活终极目标的过程，个体行为最终影响群体关系的确立。经验表明，个体所设定的理想目标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基于大量的客观事实，这些事实可能来自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生活。心理活动的目标不只是哲学假设，更是基本事实。

个体不择手段渴望获得权力是社会文明的最大公敌，如何有效避免这种现象是个难题：热衷于争权夺利的儿童是很难接触的，只能在他长大后在生活中尝试给予一些引导和改善。但是，与这个阶段的儿童共同生活的成年人常更为注重儿童社会情感的培养，而忽视儿童所进行的权力游戏。

有效避免儿童陷入权力游戏陷阱的另一个难点在于：儿童的争权夺利并不是公开进行的，而是更温和、更隐蔽。他们不希望被成年人发现。如果不能有效限制儿童对权力争夺的渴望和行为，儿童的心理发展会出现退化。寻求安全和权力的驱力过强，以征服世界为目标可能会使儿童从勇敢变为冒失，从顺从变为懦弱，从善变变为叛逆。征服环境的最终目标还会给儿童所有自然的感受和情感表达都蒙上虚伪的面纱。

教育可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补偿儿童的不安全感，包括传授他一些技能使其安身立命，赋予其独特的视角理解世界，以及为他提供同伴团体促进社会情感。所有这些方法，都能帮助成长中的儿童摆脱不安全感和自卑感。教育过程中，儿童灵魂的变化可以通过性格特征的发展表现出来。个体现实中的劣势尽管对于个体的心理能量而言十分重要，但并不是衡量个体不安全感和自卑感的标准。因为个体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对自卑的理解。

儿童或成年人很难做到在各种特定情境下都能对自己进行正确评估。有些儿童在复杂的环境中长大，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对自卑感的解释偏差。有些儿童则能更好地评估和解释自己的现状。总体而言，儿童对自卑感的解释从变化不定到稳定，最终形成明确的自我评价。这种稳定的自我评价会在儿童的行为模式中保留下来，儿童对自卑感的补偿行为会朝向当前或将来的某个生活目标。

自卑感的心理补偿机制是为个体消除自卑感带来的痛苦，这一点与生理机能的补偿类似。例如，当循环系统功能不良时，心脏为了达到相同的射血量，会不断扩大使得单位时间内的心输出量不变。同样，个体在自卑感的压力下，或者因无望和渺小感到痛苦时，灵魂会调动一切资源来处理“自卑情结”。当儿童的自卑感过强，感觉无力弥补自己的弱点时，他的心理健康就会受到损害。因为这时他会对自卑进行过度补偿，不再仅仅满足于恢复心理平衡，而是希望自己站在权力的巅峰！

过分地追求权力和优越感是病态的。当个体出现这种心理病态时，他不再满足于生活中普通的人际关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会采取更为夸张的行动，包括为确保自己的地位不择手段，行为上也更急躁、冲动和富于暴力，不顾及他人。拥有这种病理性驱力的儿童很容易辨别，他们为了达到目的而表现为过度活动，习惯通过进攻来防御，对环境表现出更多的敌意。

更糟糕的情况是，有些儿童追求权力的方式并不是直接与他人发生冲突，这使得他们的野心貌似正常。然而，当仔细审视这些儿童的行为和成就时，我们会发现他们的野心是带有反社会性质的，他们将别人视为自己的障碍，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对社会并无益处。逐渐地，他们其他的性格特征也会表现出反社会的色彩，这些特征包括骄傲、虚荣，通过抬高自己来贬低他人，或不惜任何代价来实现征服他人的愿望，与他人保持距离，等等。这些个体不仅会对环境感到不适，也对环境中的他人感到不满。所有这些性格特征会使他们在生活中四处碰壁，体验不到生活中的任何快乐。

有些儿童希望确保自己在环境中的主宰地位，会抵触日常生活中的任务和责任。个体的社会指数，也就是他与同伴的疏离程度，能反映权力欲很强的个体和理想型的个体的差异。如果想成为一个能够敏锐洞察人性的人，我们应该关注身体缺陷和自卑感在个体性格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些困境是导致人格缺陷的重要原因。

当我们获得人性的真理，认识到人在正常发展过程中遇到问题的价值，我们就能很好地发展社会情感，从容应对困难。我们会帮助他人，理解有生理或性格缺陷的个体所表现出的愤怒，因为他们无从选择。我们可以为他们分担，因为我们在他们所面临的社会困境中也充当了一部分角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改善他们的敌对情绪。

我们不应该认为有性格或身体缺陷的人是退化的、无用的，应该被遗弃的，而是要把他们当作朋友，为他们提供一个能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感受到平等的环境。可以想象，一个人外表丑陋，身体残缺会让你不适，你对他的反应是衡量你受教育程度的优良指标。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是否形成完全公正的社会价值观，是否有着和谐的社会情感，是判断他对社会文明发展贡献的重要标准。

有先天性生理缺陷的人自出生起就感到生存艰难，对世界悲观。还有一些生理缺陷并不明显的儿童也会由于一些事件体验到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的人为加强使他们的消极态度与那些有先天性生理缺陷的儿童无异。例如，当这些儿童面临困境时，人们没有及时给予关怀，反而十分严厉地教育他们，就会导致不幸。早期扎入他们心里的刺永远无法拔除，所经历的冷酷无情也会使他们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们坚信自己生活在无爱的世界，也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患者总是觉得自己责任重大，一言一行都至关重要。他与妻子的关系十分糟糕，双方都以压制对方为乐，常因鸡毛蒜皮的事情发生摩擦。在他们不断争吵、互相责备的过程中，关系日渐疏远。他与朋友的关系也不融洽。妻子和朋友都觉得被他的控制欲压迫得无法喘息。

通过了解他的个人生长发育史，发现他17岁之后就停止发育了，仍保留着小男孩的声音，没有胡子和体毛，在同龄人中身材矮小。现在他36岁了，外貌上有着男性特征，岁月似乎已经弥补了他17岁时未完成的发育。但经历了近8年的发育受挫，他已经不相信自己能恢复正常。成年期他也备受煎熬，认为自己只能停留在孩提阶段。

患者当前的性格始于幼年时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形成。他现在想凸显自己的重要性，希望引人注目。婚后，他不断想让妻子相信自己比她想象的更为强大和重要，而妻子却不断地证明这一点是错的。这种矛盾在他们约会时早有端倪，现在并无好转，并且冲突更明显。离婚后，患者来看医生，因为他的自尊备受打击。为了让自己痊愈，他向医生学习去了解人性，学习去感谢自己之前犯过的错误。他认识到自己之前的生活完全是由于对自卑感的错误评价所致。

有关生活和世界的图式

通过临床案例可以发现，个体的童年期印象与当前的主诉密切相关，两者的关系有点类似数学公式。个体生命的图式实际上是描述心理活动的发展曲线，曲线中包含个体从小到大所遵循的行为模式。也许有读者会认为，我们过度简化和轻视人类的命运，我们倾向于否认每个人是命运的主宰，否认自由意志和公正。迄今为止，我们确实否认自由意志的存在。此外，我们发现始于童年期的行为模式在成长过程中只会出现微调，它的本质内容、驱力和内在含义是稳定不变的。在临床案例中，我们必须了解个体童年早期的经历，由此推测个体的心理发展方向，以及为应对未来的生存挑战所采取的行为方式。个体在童年早期所感受到的压力会影响他的生活态度，并决定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人们对生活的态度通常从婴幼儿时期开始就很少发生改变，对这种态度的稳定性我们没必要惊讶，虽然人们长大以后的生活方式和婴幼儿时期有很大差别，但是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将婴幼儿置于一个难以形成错误生活观念的关系之中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儿童身体的力量和韧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家庭的社会地位、教育者的人格特征也同等重要。婴幼儿的早期阶段，儿童对生活的反应是无意识的、反射性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随后的生活中，他们的反应变得越来越趋近于目的性。在生命之初，个体的需要因素会决定他的痛苦与快乐，但是随着能力的获得，个体慢慢学会了规避和逃脱这些原始需要带来的压力。这种现象多出现在自我发现的时候，也就是儿童开始用“我”来指代自己的时候。在这个时期，儿童同样也意识到自己和环境之间形成了某种固定的关系。这个关系绝不是中立的，它强迫儿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幸福感和完美感的需要改变自己的态度，调整自己与环境的关系。

其实，个体的行为模式是一个坚不可摧的统一体。在治疗个案时，必须从人格的整体性进行分析，才能理解个体的一些矛盾行为。例如，一些儿童在家里和在学校的表现大相径庭，或是一些成年人有着矛盾的性格特征，使得我们无法了解他们真正的特质。同样，表面上两个人的动作和表情如出一辙，当研究他们潜在的行为模式时，会发现他们大相径庭。有时两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做同样一件事，其实可能做着完全不同的事，而有时两个人表面上看起来在做不同的事，他们可能实际在做同一件事！

个体心理活动的表达不是单一、孤立的，而是存在多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必须通过这些心理活动指向的整体目标来对个体的心理活动进行评估。将一个心理现象置于个体整个生活背景中考虑，才能理解它的基本含义。只有明确了个体的每一个心理表现均是他整体行为模式的单一反映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的心理活动。

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以追求一个生活目标为基础，并一直受到目标的制约。理解这一点有助于判断个体可能出现重大偏差或错误的方面。人类犯错误的根源在于：每个人都依据自己特定的模式，利用自己的外显成就和心理能量，来加强自己生活模式的意义。这时，我们不再去客观验证事情的真伪，而是无条件地接收、转换和吸收所有来自自身意识的阴暗层面和无意识感知的想法。当然，只有科学能够最终阐释这个过程，或许也只有科学能够改变这一过程。以下我们通过一个案例分析来进行总结、归纳之前提到的多个个体心理学的概念。

一名年轻妇女前来就诊，她牢骚满腹，抱怨自己每天琐事缠身。她是一个急性子，进诊室后不停张望，向医生倾诉自己现在即使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也会烦躁不安。她的家人和朋友提供的信息是：“她对任何事情都过于上心”，在工作和生活方面不堪重负。这个患者给医生的整体印象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这是很多人共有的特质）。

现在我们来对这个案例进行分析：患者倾向于将每个简单的任务考虑得相当复杂和重要，这种行为会给周围人或她的婚姻关系带来何种影响？实际上，这种倾向给他人传递了一种暗示——不要给她强加任何工作，她连最基本的任务都完成不了。

由于我们对这位患者的人格了解并不很充分，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暗示和其他合适的方法来旁敲侧击，鼓励她进一步表达自己，而不要让她感到受人支配，从而表现出敌意。一旦帮助她建立了信心，从她的叙述中我们就可以逐步得出结论：患者的整个人生似乎都只关注于一个单一目标，就是她丈夫，她需要被丈夫捧在手心呵护，她希望不用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我们推测，患者当前所有的一切必定事出有因，可能源于过去的某个时候，她有过类似的要求。她之后进一步的叙述证实了这一推测：多年前的某段时期，她特别需要家人的温情，却没能如愿。所以，在目前的婚姻关系中，她想要被关心和照顾的愿望被加强，并试图通过一些症状表现获得关心，防止以往自己渴望温暖和情感不能得到满足的情景再现。

我们对患者这种行为模式的评估在她对以往经历的描述中进一步得到证实。她曾有一个与她各个方面都有着较大差异的朋友，这个朋友想离婚。有一次，她去朋友家中，看见朋友用厌烦的语气对丈夫说，她做不了晚餐。朋友的丈夫非常生气，用尖酸刻薄的话来指责朋友。患者提到这件事情时说：“当我不愿意做晚餐时，没有人会指责我，我从早到晚都在奔忙于工作。即使我没能及时准备好午餐，大家也不敢对我抱怨，因为我表现得非常积极，手忙脚乱，还经常发脾气。难道我的这种方式不对吗？”

现在患者的心理活动模式已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她试图用一种无伤大雅的方式来展现她的优越感，同时又以恳求的姿态要求家人对她宽容，避免指责。当这种模式让她成功免于指责时，这种行为模式就固定下来。然而，她恳求别人宽容的同时又试图控制他人的想法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得到满足。因此，在婚姻关系中的矛盾就会应运而生。在家里很多事情她都会“小题大做”，让家人觉得她需要处理很多事情。在她需要把所有的活动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压力下，她会头痛，睡眠质量不好。即使是接到一封邀请函、一个电话邀约，对她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她都需要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来为此做好准备。我们可以准确预测在应对这些事情时她的行为模式：要么因无法出席而致歉，要么就是赴约时迟到。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她社会情感的发展也因此受限。

在婚后，夫妻互动中所采用的恳求模式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丈夫由于处理生意上的事情必须出差或者出席一些社交场合，在丈夫离开的这段时间，妻子就得不到丈夫的温柔和体贴。这些情况在婚姻中经常出现，婚姻法中照顾家庭是丈夫应尽的义务，丈夫应该多待在家。尽管履行这种义务有时是愉悦的，但对于每一位职业男性而言也是难以忍受的。事业和家庭的平衡使得夫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以这位患者为例，当晚上她丈夫晚归时，他试图小心翼翼地上床睡觉以免吵醒妻子，可是却发现妻子仍然醒着，眼神中满是责备。

至此，患者的问题已经不言而喻。但是，这种行为习惯并不限于女性，很多男性也存在类似的模式，个体对他人关心和照顾的特殊要求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上个案例中也出现这种情况，丈夫因为应酬需要夜不归宿，妻子对他说：“你很少出去玩，那就尽情玩不用太早回家。”虽然妻子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是其含义却非常值得琢磨。这些话貌似推翻了我们之前对她的整体印象，但是，经过仔细推敲我们就能发现其中的关联。这位妻子非常聪明，没有对丈夫提过分的要求，表面上看起来她很迷人，性格完美，实际上她的话颇具深意。这是妻子对丈夫下的最后通牒。虽然现在她“允许”丈夫晚归，但言下之意是如果丈夫自己不愿意回家，她会受到极大的伤害，她的话以退为进。于是，通过这种方式她成了婚姻关系中主导的一方。她的丈夫尽管去出席社交场合，但还是服从于妻子的愿望和意志，尽早回家。

因此，患者对关心和照顾的渴望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只有当其具有主导地位时，她才能处理当下发生的事情。在她的一生中，她想掌握主导权，不甘屈于人后，也绝对不允许任何指责来撼动她的地位，她是自己小世界的中心。我们还发现她在多种情境下都表现出类似的行为。例如，当她要找新佣人时，她会非常焦虑，因为她急于知道自己能否支配新佣人。当出去散步时，她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安全环境，到了一个新地方，感觉到大街上突然没有任何东西处于她的控制之下，包括她不得不躲避每一辆汽车，这时她会表现得非常顺从。结合她在家中的“专横跋扈”，我们不难理解她在陌生情境下表现出紧张的原因和意义。

这些性格特征有时会让患者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愉快，很难想到她正在遭受巨大的痛苦。正如有些人害怕坐有轨电车，因为有轨电车不受他们意志的控制，这种影响会非常大，最终导致他们不愿出门。

这个案例中我们还能看到童年期印象对成年后的生活产生影响的印记。事实上，从这位女患者本人的立场出发，用她的这些方式来处理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并无不妥。如果个体始终在高强度的压力下生活，她的生活目标却是追求温暖、尊重、荣誉，经常表现出自己负担很重，那么感到精疲力竭确实是达到目标的好方法：既可以避开批评指责，又可以迫使家人对她态度温柔。

追溯患者的童年早期经历，在学校时她就出现了类似的行为表现。每当她不能完成家庭作业时，她就表现得焦躁不安，使她的老师不忍心对她苛责。她是家中长女，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家人偏爱弟弟，她与弟弟经常产生冲突。令她更气愤的是，尽管刚入学时她的成绩优异，但家人更关心弟弟的学业成绩，对她的成绩却漠不关心。最后，她忍无可忍，不停地抱怨家人对她的不公。

因此，患者一直在追求平等是源于她的童年早期经历。她很早就感到自卑，并一直在努力尝试克服。在学校，她的自卑感没有获得合适的补偿，她就变成了一个坏学生，试图通过和弟弟比谁在学校表现得更糟糕来获得父母更多的关注。这些都是有意识的行为表现，因为她曾公开对父母宣称她想做一名坏学生！

有意思的是，她的父母并没有因为她在学校的糟糕表现而烦恼。因为小妹妹的问题，她突然在学习上有了明显的进步！主要的原因是，小妹妹在学校的表现也很糟糕，但是妈妈对妹妹和弟弟一样关注。原因在于患者仅仅只是学习成绩差，而她的妹妹不仅成绩不好，还有品行问题，所以妈妈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妹妹身上。相比学习成绩差，父母更关注儿童的品行问题。

患者争取平等地位的战斗暂时失败，生活貌似恢复平静，但她不能忍受这种平静如水的生活。这时，促使她性格特征形成的新的驱力和行为模式不断出现。她会小题大做，她常常表现急躁，以及渴望表现出自己承受很大的压力。她想通过这些行为模式获得父母的关注，同时表现出对父母不能一视同仁的责备。患者童年期形成的这种基本态度影响持续至今。

追溯患者童年更早期的经历，她提到一件记忆特别深刻的事情。在3岁时，她用木头佯装打刚出生的弟弟，希望母亲关注她，阻止她对弟弟做出更大的伤害。在那时患者已经发现她被忽略，仅仅因为自己是一个女孩。她清楚地记得，她曾无数次期盼自己是一个男孩。弟弟的到来不仅迫使她离开温暖的家庭小窝，还让她感觉蒙受了巨大的羞辱。作为一个男孩，弟弟得到的照料远远超过她。在她努力对自卑感进行补偿的过程中，她偶然发现了一种方法，就是表现出自己工作繁忙。

我们还可以通过释梦来发现患者的这种行为模式在灵魂中留下的印记。患者曾梦见在家中和丈夫聊天，但是丈夫看起来像一个女人。这个细节象征了她惯用的行为模式，意味着她和丈夫地位平等。丈夫不再像弟弟那样是一个拥有主导权的男性，却像女性一样。她和丈夫之间没有身份、身高的差异。通过这个梦，她实现了自己曾经在童年时所期盼的愿望。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勾画出患者心理活动发展的轨迹，发现她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形成关于她的整体印象。患者的性格特征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试图以温柔的方式来获得主导地位。

第六章　为生活而准备

个体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定律是：所有的心理活动现象都可以被看作针对某个确切目标所进行的准备。在精神发展的过程中，个体希望在未来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并因此不断地为未来生活做准备。这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也是人类的普遍经验。所有关于未来理想状态的神话、传说和英雄事迹都与这一普遍经验有关。每一个人都相信天堂的存在，人类对于未来的愿望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在宗教教义中找到问题的答案。对于宗教中的灵魂不朽，或者灵魂转世再生，人们都坚信不疑，相信灵魂会重生。每一个神话故事就是灵魂重生的见证，人类从未放弃过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游戏

游戏是童年生活的重要现象，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个体对未来的一个准备过程。游戏不是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的突发奇想，而应该作为教育的辅助手段，以及儿童心理发展、幻想和生活技能的刺激源。儿童的每一个游戏都能体现出对未来所做的准备，包括对待游戏的态度、在游戏中的选择以及对游戏的重视程度。所有这些都表明儿童对身处环境的态度、与环境和同伴的互动方式。在游戏中，儿童会明确地表达是敌意还是友好，以及是否倾向于做一名主导者，这些都能体现出儿童对生活的整体态度。游戏对于每一个儿童的发展至关重要，他们在游戏中的表现可被视为对未来的准备，教育学家葛乐斯在动物的游戏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趋势。

对未来的准备不足以概括游戏的本质。游戏还是一个社会性实践，能够让儿童的社会情感得到满足。人们常常会认为回避游戏的儿童难以适应生活。这些儿童很乐意从游戏中退出，或者与同龄人在操场上玩时常常破坏其他人的快乐。这些儿童的骄傲、低自尊和担心自己扮演不好游戏角色，是出现这些行为的主要原因。观察在游戏中的儿童，能够非常准确地判断儿童社会情感的广度。

儿童在游戏中另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想要充当一个命令者和统治者。儿童在游戏中爱出风头，或是热衷于自己能成为主角的游戏，就是这种行为倾向。儿童所有的游戏都至少包含下列因素之一：为生活做准备，发展社会情感，努力追求主导地位，与他人合作。

此外，儿童游戏的另一个因素是在游戏中表达自己的可能性。在游戏中，儿童或多或少都将自己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通过与其他同伴的互动来表现自己。许多游戏都特别强调培养儿童的创造力，创造力游戏是儿童职业准备游戏中最重要的类型之一。例如，一些小时候喜欢给布娃娃做衣服穿的儿童，长大后做了裁缝。

游戏与儿童的灵魂有着隐秘的关系。我们必须以专业的眼光来认真看待儿童的游戏。游戏绝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儿童为未来进行的准备，干扰一个儿童正在进行的游戏是非常不恰当的。每个儿童的灵魂中已经具备了成年期品质特征的基础。我们对个体的童年期经历了解越多，对他的评价就越准确。

注意和注意分散

注意是灵魂的特征之一，在个体实现目标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当内外刺激作用于个体的感官时，我们会体验到紧张，这种紧张感并不会传递到全身，而是局限在某一感官内如眼睛。我们会感受到有事物正处于准备之中。以眼睛为例，紧张感就表现为眼睛向目标聚焦。

注意使灵魂或运动器官呈现某种紧张状态，同时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因此，当个体的注意力被某个事物所吸引时，就希望排除其他干扰。在人脑中，注意是指个体与客观刺激发生联系的意愿或态度，或是我们指向某一个特定目标的力量，或是必要行动反应之前的准备。

除了病人和智能低下者以外，任何人都应该能集中注意力，但是仍有注意力不集中的人。注意分散的原因如下：第一，疲劳或疾病。第二，个体主观上不愿集中注意力。这一方面是因为注意的对象与他无关，当注意对象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时，他们的注意力就会立刻被唤醒；另一方面是因为敌对倾向。儿童很容易产生敌对倾向，对于成年人提供的条件，儿童的回答都是“不”。儿童倾向于将自己的敌对倾向公开化，公开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教育者的责任之一是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案例整合，帮助儿童调整敌对倾向，发展更为和谐的生活方式。

不同个体的注意力存在显著差异。有些人能够看见、听到和感知到每一个内外环境的变化。有些人仅用眼睛，或仅用耳朵去感知生活。有些人则对客观环境中看到的事物毫无兴趣，缺乏注意。在可能引起个体兴趣的情境中，个体仍表现为注意力缺乏，可能的原因是感官中的感受器没有接收到适宜刺激。

注意唤醒最重要的因素是兴趣。兴趣是更深层次的心理活动。如果感兴趣，个体就会集中注意力。如果儿童对所学的感兴趣，教育者就不需要担心他的注意力问题。兴趣是个体有明确目的导向的、掌握某一领域知识的简单工具。所有人在明确自己兴趣所在的过程中都会犯错。因此，一旦个体的兴趣态度出现偏差，注意力就会受到影响。这时，个体的注意多指向对未来的准备并不重要的事物。当个体的兴趣指向自己的身体时或者指向自己的权力时，凡是对于与身体有关的，或关乎输赢的，或权力被威胁的事件，个体都会集中注意力。只要个体对权力的兴趣持续存在，没被取代，他的注意力就会深陷与权力争斗相关的事件之中。以儿童为例，当儿童被他人质疑自己的重要性或他人不认可自己的行为时，他们会立刻表现出注意力集中。如果他们觉得这件事没有任何意义，注意力就很容易分散。

注意缺失意味着个体希望从当前要求集中注意的情境中摆脱出来，而不是个体不能集中注意力。因为你如果观察他在其他情境下的表现，就可以发现他能够很好地集中注意力。意志缺乏和精力不足的表现类似注意分散。意志增强或是精力充沛的表现则与注意分散相反。治疗患者的注意分散并不简单，要涉及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治疗过程中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个体的注意缺失是因为其追求的是另一个目标而已。

频繁的注意分散会导致其成为个体稳定的性格特征。这些个体在面临一个明确的任务时，要么拒绝执行，要么只完成一部分，要么完全逃避。因此，他们常常成为其他人的负担。这种频发的注意分散症状只要在个体被要求完成某件事时，就会表现出来。

过失犯罪和健忘

过失犯罪就是个体缺乏必要的警觉，忽视自己实际行为的危险后果，使得他人的安全和健康受到威胁的行为。过失犯罪是注意缺乏最严重的后果之一。究其原因是对同伴缺少兴趣。通过观察儿童在游戏中过失行为的特征，我们可以判定一个儿童是否只考虑他自己，或者是否会顾及其他人的权利。过失犯罪也反映出个体的集体意识和社会情感的发展情况。当社会情感发展不良时，个体很难对同伴表现出充分的兴趣，对惩罚性质的威胁也没有感受。当然，如果个体的集体意识发展良好，同伴兴趣则会充分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过失犯罪相当于个体缺乏社会情感，但是我们还需要考察个体不能发展出和同伴的共同兴趣的根本原因。

注意力过于局限会导致健忘。正如过于关注家中的贵重物品，但仍然会弄丢。健忘的根本原因可能是过于紧张，这种紧张本质上是兴趣所在，记忆缺失或错误是由紧张这种负性情绪启动或促进的。例如，儿童丢失课本，表明他们还没有适应学校环境。经常丢失钥匙的家庭主妇，常常是不愿意成为家庭主妇的人。健忘的人通常不愿意公开地表达不满，但是健忘暴露了他们对工作缺乏兴趣的真相。

无意识

一般情况下，个体很难意识到自己心理活动的意义。即使是注意力集中的人，也很少有人能说清楚自己为什么能够在同一时间注意到很多事物。人的许多能力均处于无意识领域，而非意识领域。尽管个体能有意识地提高注意力，但引起注意的刺激并不在意识领域，而是在兴趣领域。作为深层次的心理现象，大多数兴趣均处于无意识领域。从宏观的角度看，兴趣不仅是一种心理活动或现象，而且是其他心理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个体有意识的行为只是无意识领域心理活动的一种反射、一种应对或一种反向表现。例如，一个自负的女人很难察觉到自己在公众场合表现出的虚荣心，她会将谦虚行为展现给他人。大多数时候，了解一个人多么虚荣并无必要，要让女人承认自己虚荣也多会无功而返。个体可以通过将注意力转向一些外在的或无关的事情，无视自己的虚荣心来获得安全感。这一心理过程是在无意识领域发生的。和一个虚荣的人讨论他的虚荣会异常困难，他可能会逃避这个话题，言辞委婉躲闪，以免自己被打扰。这种行为模式却更证明了当有人要揭穿他虚荣的伪装时，他立刻表现出防御的态度。

人可以分为两类，即对自身无意识领域的心理活动的了解程度高于平均水平者和低于平均水平者，分类的标准是意识的覆盖范围。在许多临床案例中，第二类的个体常将注意力集中在很小的活动范围上，然而第一类个体却关注多方面的活动，同时对人、事和想法具有浓厚兴趣。那些感觉自己被生活所迫无处可逃的人对生活毫无兴趣，不能像遵守游戏规则的人一样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他们安于现状并且生活圈子狭窄。他们只关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很差，也不能理解生活中的美。对他们而言，更广阔的生活圈子意味着个人权力的丧失。反观他们的生活，这些个体对自己的生活能力一无所知，常常低估自己，也不能充分了解自己的缺点。有些人常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然而做任何事都只为自己考虑。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利己主义者，实际上可能是非常好的人。换而言之，你对自己的看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怎么看你。更为重要的是，你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态度，决定着你所拥有的愿望、兴趣和行为。

此外，第一类个体是那些更多生活在意识领域的人，他们常以客观的方法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不会被事物表象所蒙蔽。第二类个体是以偏见的态度来解决生活中问题的人，他们眼光局限，常以偏概全。他们的言行受到无意识的导向。这两种人一起生活，会出现很多困难，因为他们是相互对立的。此外，两个群体的对立也不罕见。群体之间的对立源于互不了解，只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自己这一方才是人类和平与和谐的拥护者。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虽然从外表看没有明显的攻击行为，但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用一种难以觉察的方式在攻击对手。这样的个体一生都沉溺于敌对和好战的态度之中。

人类发展出许多心理能力，这些能力处于无意识领域，在个体的生活中持续发挥作用，偶尔也会带来痛苦，但个体却无法觉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白痴》中描述过类似场景，这个场景后来成为心理学家时常引用的经典案例。在一次聚会中，一位女士用嘲讽的语气告诫公爵（小说的主人公），他身旁的中国花瓶很贵重，不要碰碎。这个公爵保证自己会多加小心。但是，几分钟之后，花瓶在地上摔成了碎片。参加聚会的人都认为公爵是故意的，因为他感觉受到了言语的侮辱。

因此，在判断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时，不能仅仅只通过他有意识的行为和表达来判断，一些无意识的想法和行为也会提供判断他真正本质的线索。

例如，有些人经常咬指甲或者挖鼻孔，这些动作实际暴露了他们的固执，但他们并不清楚这些动作和性格之间的关系。童年期，儿童肯定会因为这些动作经常受到斥责，但他们并没有改掉这些坏习惯，说明他们一定是非常固执的人！从专业的角度，我们通过观察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也能得出对于个体而言意义深远的结论。

以下有两个案例，可以反映出个体无意识的事件保留在无意识领域对于个体的心理能量至关重要。人类灵魂能指导意识，能够确定哪些心理活动必须进入意识领域，哪些需要保留在无意识领域或者转化成无意识领域的内容。

案例一说的是一个年轻人，他是家中长子，在他10岁时母亲去世，和妹妹一起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位德才兼备的人，承担了对两位子女的教育职责。他倾尽心力要将儿子培养成有抱负、努力向上的人。男孩成为一名优秀学生，在人品和科学素养上不断地锻炼和提高自己，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父亲非常高兴，他觉得自己是儿子人生中的指路明灯，在儿子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人养成了一些让父亲非常苦恼的性格特征，父亲也多次尝试改变他。同时，妹妹逐渐成为他的一个竞争对手。妹妹表现优异，喜欢利用哥哥的弱点作为她获得父亲重视的武器。比如，她勤于做家务，但哥哥在家务上却一窍不通，因此她在家务表现中毫不费劲地胜出。对于一个男孩来说，在其他领域可以很轻松地获得认可和重视，在家务上却很难凸显自己的重要性。到了青春期，父亲很快注意到儿子非常奇怪的生活模式。事实上，他的儿子基本没有一个正常的社交生活，他对周围的新环境带有明显敌意，特别是有女孩出现时，他的逃避倾向就会加重。开始，父亲并没有觉得有任何异常。然而，儿子的社会退缩行为逐渐发展，严重到不愿意出门，只有夜深人静独自一人时才去散步。他变得很孤僻，拒绝和老朋友见面，但是他在学校的成绩却无可挑剔。

病情进一步发展，没有人能够让他出门，父亲只好带他去看医生。几次咨询之后，医生发现了原因：这个男孩一直认为自己的耳朵很小，觉得周围人都觉得他很丑。当医生否定了他的这个理由，告诉他，他的耳朵与常人无异时，他又说自己的牙齿和头发也很丑。实际上，这些都是他避免与人接触的借口。

同样，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他有着非同寻常的抱负，他目标清晰，也认为父亲总是不断地激励他朝着伟大目标而前进，达到人生巅峰，是父亲培养了他的这种性格。他希望成为一名顶级的科学家。如果不是他存在对同伴和对社交回避的倾向，这个生活目标不会引起医生的注意。那么为什么这个男孩会用自己很丑这一个幼稚的理由作为回避社交的借口呢？如果貌丑这个事实存在，这种用谨慎和焦虑的态度对待生活的做法就有了合适的借口。因为在人类社会中，貌丑的人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个男孩努力追求着一个特定的目标。以前，他的成绩在班上总是位列第一，他想要保持第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就必须专注、勤奋和努力。他还试图将所有看起来不必要的东西排除在他的生活之外。事实上，他应该这样表达自己：“既然我将誉满天下，完全献身于科学事业，那么我必须抛弃一些社会关系中不必要的干扰。”

但是，他却以自己貌丑这种无关紧要的事作为借口，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认为这个借口在计划中非常重要，他可以以此为由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现在，他需要夸大自己的丑陋，进行虚伪的争辩，来追求他的潜在目标。如果他希望自己像修行者一样生活，并以此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他的这种借口就暴露了他的目标。虽然在无意识层面，他致力于成为一名科学界的“英雄”人物，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目标。

他冒着失去生活中其他一切的危险，孤注一掷去实现某个目标的想法一直停留在无意识领域，从来没有进入意识层面。如果他意识到这一点，他就不会对自己是否能够实现目标不是十分肯定，而以自己丑陋为借口，不敢与人交往。此外，那些公开表明自己想永远保持第一，并愿意牺牲自己所有的人际关系来实现这一目标的人，会成为周围人的笑柄。这种想法是可怕的、不能公开的，将这种想法隐藏在无意识领域既利己，又利他。因此，这个男孩要在生活中成为“人上人”的指导思想一直停留在他的无意识层面。

如果我们现在明确地告诉这个年轻人他无意识中的生活目标，以及他不敢面对自己内心想法的原因，他会失去原有的行为模式，这自然就打乱了他的心理平衡机制。因为他曾经不惜一切阻止进入意识层面的想法呼之欲出！曾经自己不敢想、不敢有的观念，都从无意识进入意识，之前的所有行为模式就会被打破，这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现象。每个人都紧紧抓住那些证明他们态度合理的想法，拒绝那些试图阻止他们前进的想法。人类只敢接受那些他们自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任何我们认为有帮助的，就被纳入意识层面；任何我们认为不利的，就被推入无意识层面。

案例二说的是一个优秀男孩的经历。他父亲是一名教师，经常鼓励他在班级中勇争第一。这个男孩在童年时一帆风顺，各方面总是名列前茅，在社交圈中极具魅力，还有几个要好的朋友。

在他8岁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故。他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得抑郁、心烦，有自杀的想法。几乎所有人都发现他的问题，他父亲却认为他的自我封闭行为能够使他更专注于学业。

在治疗期间，他不停抱怨父亲夺走了他生活中的所有快乐，他找不到继续生活的自信和勇气，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值得他去做，他只能在孤独中痛苦地度过余生。他在学习上逐渐退步，大学成绩还出现挂科。他对此的解释是：他的变化源于一次社交聚会，由于不懂现代文学，他成了朋友们嘲笑的对象。多次类似挫折导致他变得孤独，他以此逃避社交。他坚持认为父亲应该为他的不幸承担责任，父子关系每况愈下。

两个案例有很多类似之处。案例一中，患者由于妹妹的争宠开始改变；案例二中，患者对犯错的父亲产生敌对态度。两个患者都受到了惯称为“英雄主义”的观念的引导。他们都热衷于“英雄主义”，以至于失去了和生活的一切联系，变得萎靡不振，希望自己能够从这样的生活中抽离出来。但是，我们相信第二个男孩永远不会对自己说：“既然我不能够继续这种英雄式的存在，我就应该躲起来，痛苦地度过余生！”

无疑在案例二中，他的父亲是有过错的，其教育也是失败的。但这个男孩紧盯着父亲的错误，不停地抱怨，实际上是为自己的逃避辩解。既然父亲的教育方式糟糕并令人厌恶，脱离它的唯一方法就是社会退缩。这样，他就不会再遭受更多的失败。通过将自己的不幸完全归咎于父亲，认为父亲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的方式，他才能为自己挽回一点自尊，并使自己得到关注。他有过光辉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之所以受阻，是因为父亲和父亲失败的教育阻碍了他获得更为辉煌的成就。

在某种程度上，案例二中患者的无意识层面有这样的想法：“既然我已经站在生活战场的前沿，已经意识到保持第一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我就应该尽量从这样的生活中退出。”然而，尽管这种想法已植入内心，但却没人敢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表露出来。之后，通过过度谴责父亲的教育错误，他成功地从原有的社交生活中退出，避开生活中所有必要的决定。如果这种想法上升到意识层面，他的隐秘行为模式必然受到干扰。因此，这种想法始终停留在无意识层面。他曾有如此辉煌的过去，怎么能说自己是一个无能的人呢？采取这种行为模式，即使他没有获得新的胜利，也没人会责备他，而会认为是他父亲的教育对他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个儿子同时是法官、原告和被告，这种姿态对他极为有利。他清楚地知道，作为儿子，他可以随时使用握在手里的法槌，父亲就必然会受到大家的谴责。

梦

长期以来，人们相信可以通过梦来推测出个体的人格特征。与歌德同时代的利希滕贝格曾说，人的梦比人的言行更能反映性格和本质。这种说法虽略有夸张，但我们认为，不要对梦这一心理现象进行单一解释，要和其他心理活动或行为模式结合起来分析。只有当我们在个体的其他心理特征中找到额外的支持证据，证实我们对梦的解释时，我们才能根据梦的内容得出其与个体的性格特征有关的结论。

释梦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在神话和英雄传奇中可以发现：在很久以前，人们更关注对梦的解释，那个时期的普通人对梦的理解也比当代人深刻得多。比如，梦在古希腊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或是西塞罗关于释梦的书籍，或《圣经》中提到的纷繁复杂的梦，都能证实这一观点。在《圣经》中，梦或被巧妙地阐释，或是被简单地陈述，每个人读后都能理解。其中约瑟夫告诉兄弟的禾捆之梦，以及起源于完全不同文化的尼伯龙根英雄传奇之梦，都可被视为古人重视释梦的证据。

如果仅将梦视为一种接触和了解人类灵魂活动的手段，我们就像以超自然来释梦的研究者一样，很难发现梦的真正意义所在。我们必须结合其他观察研究来证实或强化在梦中获得的证据。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相信梦对未来有着特殊的意义。有一些理想主义者甚至会受到梦的影响。在一个案例中，患者自欺欺人地回避所有体面的职业，沉溺于赌博。他常常根据自己的梦下赌注。他收集了很多历史证据来证明如果他不按照梦的内容行事，他一定会倒霉。他梦到的几乎都是自己白天持续关注的事情，并因此来安慰自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先说在梦的影响下赢了很多钱，之后又说梦没有什么用，他几乎输掉了所有的钱。对于赌博来说，输赢是常事，甚至没有梦的引导，输赢也会出现，这并不是灵异的事情。个体的日常活动与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个体如果对某一项工作兴趣强烈，到了晚上就会继续思考如何解决问题，于是出现失眠；另一些人彻底不睡，利用睡觉时间不停地思索；还有一些人则在梦中忙着解决他们的问题。

在睡眠中思考问题的特殊现象是连接昨天和今天的一座桥梁。如果我们知道个体对待生活的普遍态度，知道他怎样架起“现在”到“未来”的桥梁，我们就能理解在他梦中这座桥梁的特殊结构，并能够从中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换而言之，个体对待生活的普遍态度是所有梦的基础。

另一个案例中，一名年轻的女士梦见丈夫忘记了结婚纪念日，她因此训斥了丈夫。这个梦可能有几层寓意：如果丈夫确实忘记了结婚纪念日，说明他们的婚姻遇到了某种困难，妻子感到自己被忽略。如果妻子解释自己也忘记了结婚纪念日，但是并不是完全忘记，她最终还是想起来了，然而丈夫却在她提醒后才想起来，说明与丈夫相比，她是“更好的另一半”。进一步询问后，患者说梦境内容并非事实，其实丈夫总是能记住结婚纪念日。因此，她的梦实际表现出对未来的焦虑倾向，担心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可以推测，她可能习惯于训斥他人，常为无中生有的事情争吵，经常因为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责备丈夫。

如果没有其他证据来证实上述结论，我们就不能确定关于这个梦的解释的正确性。然而，当让患者回忆童年经历时，她说了一件难以忘怀的事。那时她3岁，舅妈送给她一个精美的木雕勺子，她引以为傲。但是，一次玩耍时，勺子掉进河里，然后顺水漂远。她伤心了很多天，家人为此都很关心她。

这个回忆有助于我们对患者当前的梦形成假设：她现在再次想到她的婚姻可能也会从她面前漂走。如果丈夫真的忘记了结婚纪念日，她该怎么办？

还有一次，她梦见丈夫带着她爬一幢高楼，楼梯越来越陡。她感到极度眩晕和紧张，之后晕倒。人在清醒时会有类似体验，在高处感到眩晕，但通常人们对深度的恐惧要大于高度。将两个梦联系起来，我们会对患者在梦中的想法、感受和内容形成清楚的印象：这位女士害怕坠落，害怕自己遇到伤害和不幸。可以想象，对她而言，丈夫对她的感情变淡，丈夫在某些方面让她无法忍受都是一种不幸。在婚姻危机中，他们会发生争吵，最后以妻子的晕倒而结束争吵。

现在我们越来越接近这个梦的真实寓意。患者在梦中表达的想法、情绪、形式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梦中哪些表现形式对表达和解决她当前的困境有用。在梦中，患者以明喻来表达她遇到的生活问题，比如：“不要爬得太高，这样你就不会摔得太惨！”想想歌德在《婚姻之歌》中的一个梦：一名骑士回家，发现他的城堡空无一人，疲倦的他倒头就睡。在梦中，他看见了一些小矮人从床下走出来，举办了一场婚礼。这个梦让他感到很高兴，印证了他需要娶妻的想法。他在梦里看到的小矮人婚礼上发生的一切，最后在他真正的婚礼上得到了重现。

骑士的梦中有多种关于梦形成的重要因素。首先是他对婚姻的向往，其次是他急需对当前的生活环境努力做出改变，而改变的方式无疑就是婚姻。占据他梦的主要内容就是婚姻。之后，他下定决心，坚信婚姻会让他的生活更加美好。

还有一位28岁男人的梦，梦的发展趋势就像发热时体温时高时低的曲线，清晰地表达了这个男人的心理活动，从中能看到他的自卑感上升以及对权力的渴望。他对梦的描述是：“我和一大群人去乘船旅行，因为乘坐的船非常小，我们必须在一个中间站的小镇上过夜。晚上，有人大喊船在下沉，所有乘客都被叫醒去帮忙，用水泵抽水防止船沉。我突然想起行李里有贵重物品，当大家在抽水时，我跑向船舱，想逃避抽水，去船舱找行李。在船舱的窗口上找到我的背包，还在行李旁看到一把非常喜欢的铅笔刀，于是又把它放进背包。此时，船急速下沉我跳入海中。码头太高我爬不上去，就沿着码头一直游到一处悬崖边，我从悬崖上滑了下去，速度越来越快，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而且从我离开船后就没有看见一个同伴。最后，我掉落到山脚下的水潭中，面前出现一个熟人。这个熟人带着责备口吻问我：‘你在这儿干吗？’好像他知道我在沉船时抛弃了同伴一样。我想逃离这个被悬崖绝壁包围的深渊，这时悬崖边垂下一根绳子，但绳子太细了，我根本不敢使用。我试了很多次都没能爬出去，每次都从悬崖摔下来。最后，我都记不起是怎么爬到崖顶的，好像我故意不想或很不耐烦地跳过梦的这一部分。在崖顶上有一条路，路的两边有篱笆，篱笆外就是深渊。路上人来人往，有人还向我问好。”

回顾他的生活经历，我们了解到：他5岁前得病，5岁后虽有好转，但病情反复。由于他体弱多病，父母对他悉心照顾、仔细看护。他与同龄人交流的机会很少。当他想去接触成年人时，父母却告诉他，小孩不需要总是听大人的话，而应该多开阔眼界，小孩不适合和成年人交往。因此，他很小时就缺乏必要的人际交往，生活中只有父母。这导致他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同龄人。他说自己是同龄人中最愚蠢的，是其他人嘲笑的对象，这进一步造成他的交友障碍。

由于这些遭遇，他极度自卑。他的现状与父母的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他的父亲易怒、严厉，母亲柔弱，缺乏同理心，控制欲强。虽然父母总是说为他好，但是他们的教育让他喘不过气，于是他就自暴自弃。在童年早期的记忆中，有一件事让他印象深刻：3岁时，因为不听话母亲让他在豌豆上跪了半个小时。当时他告诉母亲自己很害怕一位马术师，不愿意去学马术。一般情况下他很少挨打。但是一旦挨打，父母常常用一根带刺的鞭子。挨打后他必须乞求父母原谅，并要说出被打的原因。父亲说：“你应该知道为什么被打。”有一次他被错怪，事后说不出被打的原因，结果又被暴打一顿，直到他找了个被打的理由为止。

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常与父母冲突。他极度自卑，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学校和家里的生活大同小异，也几乎是各种失败。他的印象中哪怕连微小的胜利也没有过。18岁前他在学校一直是同学嘲笑的对象。有一次，老师也取笑他，在课堂上大声朗读了他的一篇作文，语带讥讽。

这些事情让他逐渐变得孤立，之后开始出现社会退缩。在与父母的抗争中，他偶然发现了一种非常有效但代价很大的攻击方法，就是拒绝说话。因此，他放弃了和外部世界的联系纽带，干脆不和任何人讲话，变得完全孤立。就算被所有人误解，他也懒得解释，特别是不与父母说话。最后，没有人再和他交流。每一次尝试重回人际圈子，以及建立爱和友谊都以失败告终，他变得非常伤心。在28年的生命历程中，极度的自卑情结滋生野心，出人头地的强烈渴望不断地扭曲着他对人类关系的感受。他说得越少，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就越多，他日夜都做着各种各样有关成功和胜利的美梦。

因此，从他描述的梦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的心理活动轨迹和发展模式。最后，让我们来分析西塞罗曾经提到的一个梦，这是文学领域中最著名的预言梦之一。

有一次，诗人西蒙尼德斯在街上发现一具无人认领的尸体，出于好心给予厚葬。之后，当他准备参加一次航海旅行时，这具尸体显灵警告他，这次旅行会给他带来死亡。于是，西蒙尼德斯放弃出游，而其他去参加航海旅行的人全都遇难。[1]

据说，这次沉船报告中关于诗人的梦境描述，给人们留下持续几百年的深刻印象。

如果想解释诗人的梦境，就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那个时期，船只出事频繁发生，所以很多人在出海前都会梦到船出事。而诗人的这个梦恰好和现实存在特殊巧合，因此才引人注目，流传于后世。倾向于从梦中搜寻与现实神秘关系的人，往往对这种故事没有抵御能力，十分相信。然而，我们却倾向于这样解释诗人的梦：诗人可能参加这次旅行的愿望并不强烈，他担心自己的身体是否能承受这次旅行。在出发前夕，他仍然难以决定，这个梦既为他犹豫不决的态度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理由，又在必要的时候宣扬了他做的好事（厚葬陌生人），还让他成为一名预言家。别人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不出海。可以想到，如果船没有失事，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个梦和这个故事。通常，梦的内容是让大脑感到焦虑的事情，因此，有很多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智慧，隐藏在宇宙万物之中。只有理解个体的梦和现实生活中一致的生活态度，才能更好地理解梦的本质。

此外，还需阐明的是：梦并不容易理解。事实上，只有很少一部分梦可以被解释。除非我们精通释梦，否则当梦刚刚留下一点特殊的印记时，我们就把它遗忘了，并且根本不明白梦所隐藏的真实寓意。梦只是个体活动和行为模式的象征和隐喻。梦的明喻或许为个体提供了一个入口，使之进入找寻自我的焦虑情境中。如果个体专注于解决某个问题，或者个体的人格特征指向某一特定的解决方向，那么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具有强大的推力，将自己推入解决问题的情境中。梦就是这种推力。事实上，尽管做梦的人并不明白这些联系，但这也不会改变梦的本质。梦会给做梦的人提供表达自己思维过程的证据，正如给我们表达做梦者的行为模式一样。梦就像浓烟一样，提示某个地方起火。有经验的伐木工人只要观察一下烟，就知道着火点的确切位置。同样，精神科医生通过释梦，也可以得出关于个体性格特征的结论。

综上所述，梦不仅仅表现出做梦者正专注于解决的生活问题，也可以表现出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个体的社会情感和对权力的追求这两个因素时刻影响着做梦者与客观环境建立的联系，并使之在梦中表现出来。

天赋

在能够判断个体性格特征的心理现象中，不涉及智力因素，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个体的语言和思维对判断他的性格几乎没有价值。人们相信每个人都会行差踏错，觉得有必要通过一些自私自利、道貌岸然以及其他的小把戏，来调整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形象。然而，从专业的角度，我们却可以从个体特定的思维过程和言语表达中得出关于他的性格特征的某些结论，哪怕只是有限的结论。因此，如果想准确地判断个体的性格特征，就绝对不能忽视思维和言语的作用。

我们乐于谈论天赋——一种决策判断的特殊能力。天赋一直以来是心理学家使用观察法、分析法和心理测验评估的对象，心理测验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儿童和成人智力测验。然而，这些测量天赋的心理测验，迄今为止并不理想。一方面，对大量学生进行测查后发现，老师不用测验也能轻易得出同样的结论。尽管实验心理学家们知道智力测验从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多余的，但测验最初被开发时，他们也引以为傲。另一方面，儿童的思维、决策过程和能力的发展是不规则的，很多测验成绩不好的儿童，几年后突然表现出优异的发展和天赋。此外，大城市儿童和生活环境优越的儿童，视野开阔，接触面广，在测验中得分更高，但这其实并不真实。相反，智力测验把没有这些优越环境条件的儿童划入“无天赋”或“天赋不佳”的行列。众所周知，富裕家庭的8到10岁儿童，比起贫穷家庭的儿童要显得更机智灵活，但并不意味着富裕家庭的儿童天赋更高，这是由于先天生活环境不同造成的差异。

迄今为止，关于天赋的心理测验还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一项以柏林和汉堡的儿童为对象的研究结果发现，在心理测验中被评估为天赋极佳的儿童，很大一部分在后期教育过程中表现不佳。这表明我们不能以儿童智力测验的结果来臆测他们未来的发展。与心理测验不同，个体心理学理论在实践中能得到很好的验证。一方面，个体心理学并不要求直接测量衡量儿童发展程度的特质，而是去挖掘和理解潜藏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积极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必要时可成为促进儿童调整和改善的适当工具。另一方面，个体心理学的基本原则是从不孤立地分析儿童的思维和判断能力，而是和其他心理过程联系起来整体对待。

注释：

[1]Cf.Enne Nielson,“The Unexplained,In Its Course Through The Centuries.”Published by the Langewies che-Brandt.Ebenhausen near Munich.

第七章　性别

两性差异和劳动分工

如前所述，社会情感和对权力的追求，影响个体的活动、安全感寻求和人生三大挑战——爱情、工作和社会中的自我实现。了解个体的心理活动，我们就要习惯于分析社会情感与权力寻求之间量和质的关系。两个因素的相互关系制约了个体对群体生活逻辑的理解程度，进而影响了个体对由群体生活需要而产生的劳动分工的服从程度。

社会分工是维持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每个人在社会中应该各司其职。个体如果不司其职，否定群体生活的价值，就会成为反社会的人，放弃自己在人类社会中的同伴关系。利己主义、恶作剧、自我中心和惹人生厌的人均属此类。此外，有怪癖的人、流浪汉以及罪犯也属于这一范畴。对这些负性特征的公共谴责，源于对它们起源的一种评估、一种对于与社会规范相叛离的直觉。因此，任何人的价值是由他对同辈的态度以及他参与的社会分工所决定的。个体对于群体生活的认同，凸显了他在群体中的重要性，使他在群体生活中慢慢建立起社交关系。个体的能力决定了他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众多纷繁复杂的因素掩盖了一个简单的真理：个体会为争权夺利的目的将虚假的个体价值引入正常的社会分工中。这种做法干扰和阻挠了社会总产出，并为人类价值观的判断提供了虚假的基础。

个体通过拒绝他们必须要填补的岗位来影响劳动的分工。此外，个体对于野心和权力的错误欲望，堵塞了他兼顾群体生活和自己私利的途径。同样，各种关于权力的纷争也造成了阶层差异。个人权力和经济利益影响着社会分工，好的岗位都留给了有钱有权的上层阶级，而下层阶级则被排除在外。人们对社会阶层的默认使得社会分工不能顺利和公平地进行。持续干扰社会分工的力量为一类人创造了特权，为另一类人创造了奴役。

性别是促成社会分工的另一个因素。由于生理优势的差异，一些工作适合于女性，另一些工作适合于男性。这种社会分工应该建立在一个完全公正的基础上，并与所有妇女解放运动的观点在逻辑上不存在冲突。社会分工既不是对女性的剥削，也不是用来打破男女间的平衡关系。每个人都有获得最合适工作的机会。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基于性别的社会分工，让男性和女性各司其职，积极地为社会服务。只要权力不被滥用，这种分工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就不会对个体的身心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当今社会文化中的男权

在崇尚个人权力的意识形态下，通过特权个体和阶层的努力，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分工已经带有浓厚的文明色彩，极具特色。在当代文明中，男性在社会中的重要性被重点强调。作为劳动分工的特权阶层，男性拥有各种优势，在与女性的互动中处于主导地位。除了那些明显只适合女性的工作，男性在所有工作中永远有着舒适便捷的通道。

现今，关于男性为支配女性，与女性不满于男性支配的冲突愈演愈烈。两性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狭隘，这种持续的冲突会带来两性的心理失调、隔阂和伤害，导致两性最终必将承受巨大的痛苦。

无论是社会制度、传统观点、法律还是道德规范和习俗都是由特权男性为维护男性统治地位而设立的。这些社会制度被植入儿童的培养过程，对儿童的心理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尽管儿童并不清楚制度与男权的关系，但是他们的思维已经受此影响。例如，当我们要求一个男孩穿女孩的衣服时，他就会非常生气。一旦一个男孩拥有足够的力量，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你将会看到他表现出对男性特权的偏好以及各方面的优越感。事实上，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会让我们高估权力的作用。反之，父亲作为家中权力的象征只会加强对男性特权的认同。比起母亲，父亲的出现与离开更能引起这个儿童的兴趣。他很快就知道父亲扮演的角色，并注意到父亲如何设定步骤，进行安排和指挥。他会看到父亲如何让别人遵照命令，也会看到母亲向父亲寻求建议与帮助。从各方面来说，父亲都是强大和权威的。对于儿童来说，父亲是一个标准与榜样，父亲使他们相信所有的事都是神圣的，他们会按父亲所说行事。即使有时候父亲在家庭中的影响并不明显，儿童也会感到父亲的主导作用，因为家庭的重担在父亲的肩上。尽管这只是因为社会分工不同使得父亲在发挥力量上更具优势。

在讨论男性主导的历史起源后，我们必须注意到男权现象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得到了众多法律条文和执法力量的保障，从而使得男性在那些男权并没有明确的年代中，其主导地位被确立下来。历史证明，母系氏族也曾经存在。在母系氏族中，母亲或女性扮演着主导的角色。在那个时代，男性一出生就被教育要尊重母亲。母系氏族的文化传统也贯穿于远古制度之中。从女性主导到男性主导的社会过渡时期必然存在着一场残酷的、持续的斗争。认为男性主导地位是与生俱来的人，肯定忽略了那段女性主导的历史。男性在男权文化与女权文化的斗争中，最终征服女性，其优势地位得到法律制度的保障。

男性主导地位是原始人类族群之间持续斗争的结果。在这个斗争过程中，男性扮演了更为突出的角色，并最终用其赢得的新优势来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与之伴随的是产权和继承权通常只能由男性拥有与转让，这些也成为男性统治的基础。

尽管一个成长中的儿童对于上述现象的来龙去脉一无所知，也不需要阅读上述内容，但他已经能够察觉男性的优势地位，甚至在父母尽力避免出现男权主义现象的家庭中也会如此。向儿童描述并表达母亲和父亲在家庭中一样重要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年幼的儿童在很早时就已经感受到家庭中男性的特权，在男孩出生那一刻，他就已经感觉到自己相对于女孩具有某些优势。在生育中，人们更倾向于生男孩而非生女孩就是“男性主导”很好的体现。男孩在成长中的每一步都能感受到自己的特权，并觉得自己比女孩更具有价值。成年人关于“因为你是男孩，所以你怎样”的用语直接将儿童的注意力转移到男性角色的重要性上来。

男性主导的观念还在儿童观察家中女佣的卑微工作中得到进一步加强。男孩认为女性在他的环境中，不具有和他等同的价值与尊严。所有女性在婚前常问的最重要问题是：“你对大男子主义，尤其是在家庭生活方面的男女角色怎么看？”然而，这一问题从来没有得到回复。从这个问题中，既看到女性对于平等地位的追求，又看到女性在男权境遇下的无奈。相比之下，男性在童年期就被灌输男性有更高的社会价值，需要扮演更重要的社会角色的观念。他们将男权视为一种内在责任，并且只关注自己独自应对生活和社会的挑战，以及有利于男性的特权。

男孩会经历许多女性扮演着弱势角色的这种关系情境。这让他发展出男孩是与众不同的想法。他相信值得奋斗的目标是绝对男性化的品质和态度。在这些权力关系中衍生出具有代表性的男性美德。尽管并没有证据支持，但人们会对分别属于男性和女性的不同性格特质达成共识。当通过比较男孩和女孩的精神状态来寻找这种现象分类的证据时，我们不是在处理自然现象，而是在描述个体表现。这些个体表现，包括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已经在男权概念的影响下被导向特定的轨道。关于权力的概念促使两性在各自的发展方向中找寻力量。这时，男性化与女性化的性格特质不存在平等，这些特质是为个体实现争权夺利而服务的。换而言之，个体可以通过服从、顺从等女性化特质去争取权力，因为一个听话的儿童比一个不听话的儿童更能得到好处。由于在权力斗争的过程中，个体会以更复杂的形式来表现自己，这使得理解人性变得难上加难。

当男孩长大后，他的男子气会更为外显。他的野心、对权力的渴望和对超越的追求都是与追求男子气相联系的。对于渴望权力的儿童来说，意识到自己是男性远远不够，还需要证明自己是男人，因此他们必须要拥有特权。一方面他们努力超越，来展现他们的男性特质；另一方面，他们也通过各种方式欺压身边的女性来获取成功。根据自己遇到反抗的程度，男孩或采用暴力，或采用狡猾与欺骗手段，最终实现统治的目的。

每一个人的价值都是依据男权社会的标准被衡量和评价的，男孩在童年早期就深谙此道并不奇怪。他也会采用这一标准评价自己，反思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男子气，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当今社会，对男子气是什么已达成共识。有时，男子气被描述为绝对自我中心、只爱自己、渴望超越和主宰他人，并伴随一些“活跃”的特质如勇气、力量、责任、好胜、夺权和荣誉，特别希望能够征服女性，等等。在男子气思想的主导下，男性会为争取自己的优势地位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在男权社会中，每一个男孩都会表现出他在成年男性，尤其是父亲身上所看到的行为特征。在当今社会中，这种人为形成的对于男性的夸大妄想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在童年早期，男孩就会急于保持和保护他拥有的力量与特权。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男孩就会表现出所谓“刚强”，有些男孩则表现出粗鲁与野蛮等不良特质。

男权优势对于个体极具诱惑性，因此很多女孩有大男子主义的想法并不奇怪。这些无法实现的想法成为女孩判断自己行为的标准，并通过女孩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在当今的文化中，似乎所有女人都希望成为男人，以至于有大男子主义想法的这些女孩都倾向于否定自己，为自己是女性感到羞耻。她们只热衷于男性化的活动。这些表现可以理解为她们希望通过表现男性特征来获得优势。

女性的所谓劣势

男性认可自己的优势地位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男权是自然现象，另一方面是认为女性天生具有劣势，这种劣势在所有种族的妇女中普遍存在。与这一偏见相联系的是部分男性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源于母权社会的战争时期。当时对于男性而言，女性是一个现实的焦虑源。在文学和历史的诸多描述中，能看到关于“男性不安全感”的端倪。例如，某拉丁文作家写道，“女性是原始的混乱之源”，“女性是男性的混乱之源”。在神学中通常质疑女性是否存在灵魂，以及女性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对女巫的猎杀与焚烧也是可悲的例证。当今社会，针对“女性是焦虑之源”的极端男性不安全感现象逐渐消失，这对于全人类来说未尝不是好事。

在《圣经》关于原罪的描述或者《荷马史诗》中，女性通常是万恶之源。海伦的故事描绘了一个女人如何将所有人带入不幸。不同时期的传说与神话故事都包含对女性的歧视，将她们视为不洁之物，描写女性的邪恶、虚伪、背叛与善变。在一些司法案例中，还用“妇人之见”来攻击对方。在这些偏见的影响下，女性的才华、勤奋和能力逐渐退化。在一些演讲、谚语、俚语与日常玩笑中，都都可以发现以取笑女性为乐，嘲讽女性的嫉妒、愚蠢和娇宠的现象。

为了证实女性的劣势，需要独辟蹊径。像斯特林堡、莫比乌斯、叔本华、魏宁格等人，他们以大量顺从的女性为例，来证明女性天生孱弱，不具优势。他们则是顺从女性的主宰者。此外，女性地位低下还表现在：女性与男性同工不同酬。

在智力和天赋的测验结果上，男孩在数学上表现突出，而女孩在语言上更为优异。表面上看来，男孩在适合男性职业的某些天赋上确实表现出优于女性。但是，进一步研究会发现，女性在这些所谓适合男性的职业上的天赋不足只是一个假象。

作为女孩，每天都会被一些说辞洗脑：女孩不如男孩，女孩表现出的天赋用处不大。这让女孩会将自己无力改变现实、无力改变女性悲惨命运归结为童年期缺乏训练所导致的无能。在这种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女性会选择她们实际并不感兴趣的“男性”的职业，以便获得更多机会。然而，这些机会对于她们来说是转瞬即逝的，无论是外部资源还是内在心理准备方面，女性都不被承认和重视。

在上述情境下，女性无价值、无能力似乎得到印证。原因有二：首先，人的价值被从纯粹的商业化，或者是从片面的利己角度进行衡量。在女性天生劣势的偏见下，大多数人难以理解女性会表现出不符合其心理特征的潜能。其次，女性从出生就被灌输自己无能的观念，她们被这种偏见贬低价值，打击自信，并毁灭希望。在成长过程中，女孩会多次经历女性扮演弱势角色的情境，导致这一偏见继续被加强，最终女性会丧失勇气，不敢承担义务，逃避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些表现最终又进一步印证了公众关于女性无用和无能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们在了解一个人时，仅片面地通过他在社会中的价值来评估他，会造成他对现实失去希望与勇气，最终他将一事无成。

身为女孩，没有勇气与自信在当今社会屡见不鲜。然而，有研究发现，在14~18岁青少年群体中，母亲处于高社会阶层或母亲的家庭地位举足轻重的女孩的天赋与能力显著高于男孩。这表明在家庭中能看到母亲对家庭的重要贡献，没有受到女性天生劣势这一偏见影响的女孩会获得更加自由、更加独立的发展。同时，刻板的社会偏见在这样家庭中会被削弱。

此外，在文学、艺术、工艺和医药领域，女性相比于男性，获得了更大的成就。许多男性在这些领域不仅一无所成，而且还表现得非常无能。因此，劣根性同样适用于男性。

女性天生劣势的偏见带来的恶果是显著的性别分化：男性是力量、胜利和超能的象征，女性则是软弱、敏感无能和易怒的象征。这一观念在人类思想和社会文明中根深蒂固。对于男性而言，说他像一个女人是巨大的羞辱，而说一个女孩像男人一样，则无伤大雅。

从心理发展的角度看，那些证明女性天生具有劣势的性格特征也毫无依据。我们不要试图去挖掘“没有天赋”的儿童，但是我们能判断“没有能力”的成人。我们应该坚守底线，不用性别或是某些性格特征给儿童贴上“无能”的标签。因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给女孩贴标签屡见不鲜。如果能够解开性别观念的禁锢，一些被认为“没有天赋”的儿童也许会表现出惊人的才能。

抛弃女子气

成为男性具有显著优势这一点对女性的心理发展造成巨大困扰，并因此对自己身为女性感到不满。在这种图式下，女性的心理活动沿着自卑的轨道发展。这使得女性的社会地位每况愈下。如果不少女孩找到某种补偿途径获得成功，她们会将此归结为自己性格和智力的发展超群，有时候也归结为自己获得的某些特权，这会导致她们错误观念的泛化。这些特权是一种特殊的补偿，包括免除义务和获得奢侈品等，灌输给公众的观念是给予这些特权才是展示对女性的高度尊重。然而，这一现象实际上蕴含着的深层观点就是：男性的优越感才是女性补偿行为滋生的土壤。乔治·桑曾很生动地概括了这一点：“女性的美德是男性的发明。”

总体而言，与男权抗争的女性可分为两类。一类女性表现为更活跃和男性化，变得精力充沛和野心勃勃，为获得荣誉不断奋斗。她们尝试超越兄长以及其他男性，更愿意选择男性擅长的运动或类似活动，但是她们通常会逃避亲密关系与婚姻。一旦她们结婚，婚姻关系会由于她们想控制和超越丈夫变得非常紧张。她们会宣称自己对家务不感兴趣或不擅长，以此来逃避家庭责任，并拒绝承担抚养义务。这类女性用男性化行为来为男权思想的阴暗面寻求补偿。对女子气的防御态度是她们男性化行为表现的基础。

她们被描述为女汉子、女强人、男人婆。很多人认为这类女性具有先天的生理基础，她们体内雄性激素分泌过多。然而，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类女性的男性化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源自强加于女性的极端压力。她们需要不断地进行反抗，这些反抗被认为是男性化表现。一个人必须以两性角色来生存，要么是理想女性，要么是理想男性。摒弃女性角色，就变得具有男子气，反之亦然。这并不是由于激素分泌，而是时代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所致。人们必须正视女孩在心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如果不能倡导和实现男女平等，她们就很难在社会建构、家庭和谐和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作用。

第二类女性是具有对生活采取顺从观点的女性。她们会表现出难以置信的调整、服从和谦卑。她们无时无刻不在改变自己，希望获得一席生存空间，但是她们表现出的愚钝与无助，最终让她们一事无成。极度依赖他人，会使她们产生神经质症状。缺乏生活历练、伴随着频发的神经精神症状的悲惨生活现状在这类女性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最终使得她们完全不能适合社会生活。尽管她们是好人，但是她们脆弱，无法面对生活的挑战。谦卑、压抑和屈服是这一类女性对男权的反抗模式。两类女性的反抗模式尽管不同，但都殊途同归，都表明了一种生活态度：“这不是快乐的生活。”

第二类女性从不会采用摒弃女性角色来自我防御。与此相反，她们陷入自我折磨，强调自己是孱弱的、在生活中应该是低人一等的，只有男性才是世界之王。因此，她们需要依靠男性，赞美男性的作为与成就，让男性给予自己一席之地。她们以懦弱的表现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关照和支持。在婚姻关系中，作为一种报复方式，她们会让丈夫大包大揽家庭事务，宣称“只有男人才能做得了这事”。

虽然女性的地位低下，但教育孩子往往由女性承担。设想一下两类女性在教育孩子上的不同表现，就会发现这种分类方式更为形象具体。第一类女性，即男性化的女性将会表现强势，常通过孩子不愿意接受的一些惩罚手段来教育孩子。结果就是形成一种准军事化教育方式。孩子会觉得母亲是很糟糕的教育者。母亲的咆哮与咒骂，都会对儿童产生不好的影响。女孩会模仿母亲的粗鲁行为，男孩则会诚惶诚恐。有强势母亲的男孩，他们成年后会尽可能地回避亲密关系，视女人为痛苦之源，不信任女性。这种教育方式会导致两性之间绝对的分化和隔离，心理学的解释就是“男子气和女子气因素的错位”。

第二类女性在教育中也会徒劳无功。她们的多疑让孩子很快发现母亲缺乏自信，从而不愿意听从母亲的意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母亲会嘟哝埋怨，并扬言要向父亲告状。结果，父亲会因此质疑母亲的教育能力。这类女性之所以不采用惩罚的教育方式，是因为她们认为只有男性才有教育孩子的能力，自己却无能为力。她们在避免为教育付出，将所有责任抛给丈夫，因为她们觉得自己在教育中起不到任何作用。

在由于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而逃避现实生活的女性中，对自身女性角色不满的现象更为突出。例如修女或奉行独身主义的女性，她们所表现出的生活姿态实际上是对女性身份缺乏认同。同样，很多女孩年龄不大就找工作，因为职业赋予的独立是她们对抗婚姻的有效手段，这种行为的驱力也是对女性身份缺乏认同。在已婚女性中，对女性身份缺乏认同也不少见。婚姻中女性的付出有时并非自愿。婚姻并不要求女性向自己的传统角色妥协。以下有一个典型案例。

一位36岁女性，就诊时主述为各种神经精神症状。她是家中长女，父亲年迈，母亲强势。事实上，以母亲出众的相貌却和年迈的男性结婚，可能的原因是母亲对女性角色不满。她的父母关系紧张，母亲在家庭中控制欲强，总是指责他人，不顾他人感受，不断要求她无条件服从，父亲在每件事情上都被压制，无法喘息。患者曾目睹母亲不让父亲躺在沙发上休息等表现。母亲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掌控和维持家中的财政大权，这是家中权力的根本来源。

一方面，患者生下来后极具天赋，备受父亲宠爱。另一方面，母亲却总是抱怨她，将她视为敌人。不久，弟弟出生，得到母亲的极度宠爱，于是患者和母亲的关系每况愈下。患者意识到父亲是她的靠山，无论父亲多么疲惫与懦弱，只要涉及患者的利益，父亲都会坚定地支持她。于是，她对母亲的厌恶更加强烈。

在母女的持续冲突中，母亲的洁癖往往是扳机点。母亲洁癖非常严重，甚至不允许患者去触摸没擦过的门把手。因此，她总是借机弄脏书包，或者弄脏房子，以此来反抗母亲，并暗自高兴。

她变成了母亲最不喜欢的样子。当一个孩子拒绝母亲的教育，发展出母亲不喜欢的性格特征时，母女矛盾就难以避免。此时，也很容易理解母亲总是对她的表现暴跳如雷。随着岁月的推移，母女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

患者8岁时，父母在对待她的态度上表现出的冰火两重天，使得母女矛盾开始升级。当母亲试图约束女儿时，女儿就通过讽刺母亲来进行抗争。此外，她和母亲对待弟弟的态度也截然不同，这是母女冲突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弟弟是母亲非常喜欢和疼爱的孩子，即使如此，他还总是用自己患有心脏病这一点来获得母亲更多的关注，患者对弟弟却心怀不满。在这种千疮百孔的家庭模式中，患者渐渐长大。

不久，她表现出医学上难以解释的躯体症状，并备受与母亲持续抗争的念头困扰。最终，她暂时皈依宗教，尽管并非心甘情愿。一段时间后，上述大部分症状消失。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在母女冲突中，母亲处于下风，转为防御方而非攻击方，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药物或宗教信仰起到作用。她只有一些残留症状，就是对打雷和闪电的强烈恐惧。

女孩当时认为雷电是对于她与母亲斗争念头的惩罚，并且最终会导致她死亡。由此看出，患者在这段时间不断地尝试和努力，让自己不要憎恨母亲。如果继续依此发展，她会有着美好的未来。老师曾评价她：“你可以做成任何想做成的事！”虽然这些话并不华丽，但对于女孩却意味深长，她意识到“我可以实现任何我渴望的事”。结果，这种想法总是在每一次母女爆发激烈冲突后重复出现。

青春期，她出落得亭亭玉立。她到了适婚年龄，有着众多的追求者。但是，由于她说话尖锐，追求者都知难而退。她认为自己喜欢那位老年男性邻居，以至于家人都为她的婚姻忧心忡忡，担心她会嫁给这个老男人。但是这位男邻居不久就搬走了，女孩却还留了下来。她直到26岁时，仍然没有结婚。后来她多次搬家，左邻右舍虽然都对她大龄未婚感到好奇，但没人知道她的过去，也不明所以。由于自小处于和母亲的冲突之中，她变得好斗、爱争吵。对她而言，斗争就意味着胜利，母亲的行为持续地激怒她，她持续地在母女冲突中寻找胜利。一场激烈的骂战能给她带来巨大的快乐，以此显现她的才华。在骂战中取得胜利使她的“男子气”尽情展现。

她26岁时，认识了一位家境优越的男人。他并没有被她争强好胜的性格所吓倒，热烈追求她，表现得谦逊、顺从。尽管有来自周遭的压力，但她再次辩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男人，不能嫁给他。以她的性格，这种做法并不难理解。但两年后，她确信他已经臣服，就最终接受了他的求婚。如此一来，她在婚姻中就可以对他颐指气使，她内心是希望丈夫能够成为对自己予取予求的父亲的翻版。

不久，她意识到自己的决定是个错误。婚后，丈夫晚上舒适地坐在沙发上读报，早晨去上班，准时回家吃饭，如果午餐没有准备好他会抱怨。她并不打算做一个丈夫要求的爱干净、性情温和、守时的模范妻子。夫妻的关系与她的理想相去甚远。她期望越多，丈夫对她的满足却越少。不仅如此，丈夫越强调她应该做家庭主妇该做的事，她就越少干家务。她常告诫丈夫，自己并没有这些义务，也很明确地表示自己并不喜欢他。丈夫对她的话无动于衷，依然我行我素。她丈夫在认为自己正直、有责任感的自我陶醉的状态中追求她，结婚后却很快露出真面目，她沦为了他的掌中之物。

在她生孩子后，夫妻关系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她被迫承担更多的家务。同时，她女儿结婚后，她与亲家的关系也是每况愈下，冲突不断爆发，家庭成员关系紧张。丈夫的态度日渐冷淡，毫无体贴可言，以至于她的抱怨更多。实际上，丈夫的表现是由于她高冷、不温柔所致。她原本认为在婚姻中自己是女王，丈夫像奴隶一样满足和服从她，那样才是她想要的生活。

她现在应该怎样应对自己当前的困境？能否选择和丈夫离婚，然后告诉母亲自己输了？她手足无措，无法独立面对生活。对她而言，离婚是对她傲慢和虚荣的惩罚，但婚姻生活又是悲惨的。一方面丈夫不断地批评她，另一方面母亲对她虎视眈眈，告诫她循规蹈矩。

她突然变得爱做家务，整天清理和打扫。看起来是她幡然醒悟，接受了母亲多年的教诲。刚开始，她清理和打扫衣柜、垃圾桶，母亲和丈夫非常满意。但是，之后她矫枉过正了，她长时间地冲刷和洗涤，直到家里一尘不染，她的洁癖严重影响了周围每一个人。例如，别人触碰了她洗过的某件东西，她会再次清洗，并且只能是她才能洗。

以强迫性清洁为主要症状在不愿意承认自己女性角色，但又试图提升自己女子气的个体身上非常常见。她们尝试以自己爱干净整洁的女性美德去超越他人。这种行为的影响会逐渐蔓延至整个家庭。但是，拥有这种强迫特质的女性的家庭几乎是最无序的，因为她们行为的目标不仅在于清洁，还在于使整个家庭的秩序崩溃。

可以看出，患者的确存在女性身份认同冲突，她生活圈子中没有任何女性朋友，她无法和他人友好相处，也不体贴和关照他人，她的生活模式和我们之前的预期非常符合。

未来针对女孩发展出更适合的教育模式非常必要，这有利于她们能够更好地将自己与社会生活整合起来。不过，在现有的教育模式下难以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时代，即使很多人不承认，女性天生劣势的观点还保留在法律条文和文化传统中。因此，我们有责任反对这种错误观念。这种抗争不是出于对女性的病态夸张的尊重，而是出于对当前误导社会规则的虚假态度的修正。

另一个常用于贬低女性的概念就是所谓的“危险年龄”，它通常涉及50多岁时某些性格特征凸显的现象。更年期会引起女性明显的生理变化。更年期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是个艰难的时期，因为她曾经殚精竭虑获得的家庭或社会地位都会逐渐失去。这种情况下，她会付出几倍的努力去试图挽回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因为当前文化的主流价值观是个体的价值由当前的表现决定。所有中老年女性，在韶华逝去时所经历的困难重重，饱受这种完全否认自身价值的主流观念的伤害。在生命的进程中，我们很难对于自身的价值和贡献精确到以“日”为单位计算。一个人在巅峰时期的成就，即使在他年老体衰时也应该是衡量个体价值的重要证明。因为一个人年老，就不考虑他对于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贡献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一个女性，年老就意味着实际的卑微和从属地位。因此，每一个年轻女性想到自己会经历“危险年龄”阶段时就倍感焦虑。但是，女子气并不会在50多岁年纪时消失，同样，个体的荣誉和实际价值也不会改变，而是历久弥新。

两性间的紧张关系

上述不愉快的现象都是建立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错误观点之上。如果社会文明以性别偏见为特征，那么这种偏见就会渗入文明社会的方方面面。关于女性天生劣势，以及由此催生的男性优越感，持续地影响着两性和谐。过度的紧张被引入两性关系中，从而威胁，甚至毁灭两性之间的幸福。人类的爱情生活被这种紧张关系所毒害、扭曲和腐蚀。这是和谐的婚姻难以企及的根本原因，也是很多儿童成年后恐惧婚姻的原因。

性别偏见在很大程度上会妨害儿童对生活的充分理解。那些将婚姻视为权宜之计的女孩，或是视婚姻为洪水猛兽的男孩，其眼中只看到对方的邪恶。由两性紧张关系滋生出的困难到今天已经不容小觑。一个女孩越倾向于回避社会所要求她的性别角色，一个男孩就会越希望拥有更多特权，这是一个逻辑错误但实际存在的社会现象。

同伴友谊是两性和谐与平衡的真正指标。两性的从属关系和旧社会中的奴役关系一样，让人难以接受。这种困境可见于每对伴侣的关系之中，是生活中普遍而重要的现象，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应该审慎思考。在当代社会，每个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被迫地进行贬低和否定另一种性别的行为，会使得两性关系更为复杂。

冷静和理性的教育是克服上述困难的良方，但是，当代的生活节奏过快，教育理论难以践行，每个人终其一生都过着竞争性的生活，从幼年至晚年。大多数人对爱情关系的恐惧就源于这种生活模式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每个男人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包括采用背叛、威逼利诱等方法去证明自己的男子气。

自我理解可以摧毁恋爱关系中的坦诚和信任。唐·璜就是一个质疑自己的男子气，并不断为此寻求证据的男人。两性之间普遍存在的不信任，阻碍了坦诚相待，并给人类带来恶果。大男子主义意味着不断地挑战、持续地兴奋、虚荣，以及永无休止地追求“特权”的姿态，所有这些都与健康的群体生活相悖。支持妇女解放运动，帮助女性获得自由和平等是当代人的责任。因为，最终全人类的幸福取决于女性与自身角色的和谐，以及男性与女性的和谐。

改革尝试

在两性关系得到良性发展的机制中，共同教育是最重要的模式。这种机制不一定得到公认，有认同方，也有反对方。支持者的证据表明，通过共同教育，两性有机会更早地认识和了解彼此，并以此来防止错误偏见和灾难性后果形成。共同教育是可靠的预防措施。反对者则通常认为男孩和女孩进入学校时已经存在很大差异，共同教育只会强化这种差异。男孩们会感觉压力较大，因为学龄期女孩的心理发展更快。在共同教育的模式下，男孩们会突然发现男性的优越感只是肥皂泡，在现实中会轻易破灭。还有其他研究表明，在共同教育模式下，男孩会在女孩面前变得焦虑，丧失自尊。

上述论断中部分结果确是事实，但这些结果仅仅当我们将共同教育放在两性间关于天赋和能力更高层面的竞争层面上时才能成立。如果将天赋和能力竞争应用到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中，这些结果就不再成立。如果在共同教育模式中，教师没有更好的理念，即将共同教育视为将来两性在各种任务上合作的契机和助推力，那么男女同校的教育模式必将失败。反对者则将这种失败当作肯定自己观点的证据。

恰当描述共同教育的整体情况需要有诗人的创造力，且必须切中要害。青春期，一个女孩在行为上表现低人一等，这可能是生理劣势的补偿行为。不同的是，她认为自己处于劣势的观点是由环境中其他的女孩强加的。她表现出的行为方式使经验丰富的研究者都会错误地相信她是处于劣势的。这种假象导致的结果是男女最终都陷入混乱，每个人都在试图扮演自己并不适合的角色，生活变得愈加复杂。两性关系中缺乏坦诚，过多地持有谬误与偏见，会导致两性获得幸福的所有希望不复存在。

第八章　家庭结构

要了解个体，熟知他的成长环境至关重要。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儿童在家庭中的位置。依据儿童在家庭中的位置，以及他是不是长子、独生子或幼子，我们可以将个体的类型进行专业分类。

幼子通常是一个家庭中特殊的类型。在许多童话、传说和《圣经》故事中，对幼子的描述都极为相似，可以作为佐证。事实上，对于父母，幼子往往代表着他是一个特殊的孩子，需要加倍细心照料。他不仅年龄最小，身体也最弱小，因而最需要他人帮助。在他还嗷嗷待哺时，他的哥哥姐姐往往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幼子的成长环境通常充满关爱和温情。

因此，幼子成长环境中的许多特征显著影响他对生活的态度，使他拥有特殊的人格特征。但是，有一种有悖于上述理论的实际情况值得注意。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希望是幼子，他认为作为家庭中最小的一员，他不被信任，没有自信。这些想法会刺激他急于证明自己，更渴望权力。因此，通常可以看到家中幼子往往有超过其他兄弟的强烈愿望或行为倾向。

家中幼子表现突出，成为最优秀典范的情况并不鲜见。但是，幼子也容易存在一些问题，就是他们有竞争的野心，却缺乏足够的锻炼与信心。如果他的表现没有超越哥哥姐姐，他会自惭形秽，变得人云亦云，并且逃避责任。然而，他的野心不会消失，但是野心会让他更逃避现实，在一些重要生活领域之外去寻求满足。最终，他会尽可能逃避现实中所有实际能检测他能力的活动，以避免挫败感。

然而，家中幼子也常常受到忽视，被强烈的自卑感折磨。在以往研究中，我们能够看到自卑感这种让人备受折磨的情绪在他们心理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印记。在这一方面，家中的幼子就像是存在先天生理缺陷的孩子一样会体验到强烈的自卑感。毫无疑问，个体的劣势是否存在取决于他对自身情境的解释。错误的自我认知来源于童年时期，这一时期是儿童面对大量的问题、可能性与后果的重要时期。

针对上述情况，教育者应该怎么做？是否需要通过额外的奖励来激发儿童的虚荣心？是否需要要求孩子永远保持第一？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对于儿童面临现实挑战的灵活反应。经验表明，个体是否第一，是否在其他方面也保持领先优势，这些都不重要。上学时总是名列前茅，但实际却一无所成的人比比皆是。此外，位居第一并不意味着幸福与快乐，对第一的过度渴望可能会剥夺他成为一个好人的机会，应教会孩子们这个道理。

教育儿童争第一的结果是儿童只会考虑自己，防备着他人超越自己，并且仇视竞争者，对保住自己当前的位置忧心忡忡。为了保持领先地位，他要去打击别人，就像一个马拉松运动员，会使用一些小伎俩来对付还不了解他的对手。处于第一梯队的儿童，不能接受有人超过他们。这种竞争观念已经被深深植入大多数儿童的心中。

尽管家中的幼子会因为成长环境不同，行为特征也会表现出差异，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共性，比如积极、有才能，扮演家庭拯救者的角色。《圣经》中约瑟夫的故事就表明幼子常常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历经几个世纪，有价值的资料已经遗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还要继续寻找。

家中次子是另一种类型。设想一位马拉松选手突然遇到障碍时倾向于对此进行回避。幼子在失败后会丧失勇气，成为彻头彻尾的懦夫，而次子在失败后会进行一种所谓的“艺术表现”，会殚精竭虑去做徒劳无功的事。在任何现实的冲突中，次子总是失败的一方。因此，通常他们会选择不存在竞争的活动，而且总是能够为自己的失败找到理由，比如归结为自己的软弱，或兄弟姐妹对他的压制等。次子的命运通常会由于退缩、懦弱与逃避的性格特点而更加坎坷。

次子和幼子都不是理想的个体，但幼子比次子相对好些。因为竞争本身是有意义的，幼子可以通过损人利己保持自己内心的平衡。次子则会在各种压力中，饱受自卑和苦难的折磨。

长子也会拥有一些特质。首先，长子的家庭位置决定了他的心理发展占据先机。人类历史上，长子总是具有巨大优势。即使是一个农民的长子，在很小时也会意识到将来他会拥有农场的继承权，他比其他兄弟更幸运，因为他的兄弟将不得不离开农场自谋出路。在城市家庭中，长子通常是一家之主，是父母的帮手，拥有较大的权力。可以想象，一个长子不断被环境中赋予的责任带来更大的价值，他会有积极的心理暗示：“你的责任越来越大，你会越来越强，因此你必须聪颖过人。”

如果长子的发展一切顺利，他会拥有政府官员的特质，即崇尚权力，包括对自己拥有的权力，还有自身的公众影响力都有着很高评价。权力在长子的自我理解中作用非常重要，备受推崇，所以，大多数长子是极为保守的。

次子对于权力的追求与长子有着细微的差别。次子是不断地遭受压制，在压力下争取权力。他们觉得自己就像是赛马一样，需要通过竞争才能达到目标。次子会表现出明显的竞争性行为模式。在家庭环境中，已经坐拥权力的长子对于次子而言是一个强大的刺激源。次子在与长子的权力争夺战中会表现得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而长子则相对保守。除非次子扬言要超过长子，长子才会表现出竞争的态势。

上述情境类似于《圣经》中以扫和雅各的故事。以扫是长子，雅各是次子，他们为实权和面子进行着明争暗斗。在这种情况下，次子会发展出类似强迫行为，持续为夺权的目标而奋斗，直至长子被打败；如果次子在斗争中失败，他会表现出明显的神经精神症状。次子的生活态度类似于贫困者，将争权夺利看得过于重要，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以至于他无法追求生命中更有意义的事情。

独子也是一个特例。独子在家中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家人视他为唯一，他是家庭教育的核心。如此一来，独子会变得非常依赖他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总是向他人寻求帮助。他被家人骄纵，生活似乎一帆风顺，总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基于这种家庭环境，几乎所有独子都会存在功能失调的生活态度。独子的父母如果能了解这些，调整家庭教育模式，就可以避免独子面临的许多心理发展问题。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

一般而言，独子的父母都会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们认为独子的生活中危机重重，因此表现得过度溺爱。然而，父母对于孩子在身体和心理健康上的过分担心，会让孩子不堪重负，倍感压力，并且觉得周围环境是不友好的、充满敌意的。此外，独子会害怕面对困难，认为自己不能应付自如，只愿意做些自己擅长的事。因此，可以预见，独子成年后的生活是比较糟糕的，他们很难独立生活，通常一无所成。他们所向往的生活是一种寄生生活，由其他人来为他们的所思所想服务。他们不会经历生活，而只会享受生活。

在多子家庭中存在各种组合，导致我们很难对某一个体的性格特征做出准确评估。例如，有一群姐妹的男孩，在女性主导的家庭中，如果是幼子，他会发现自己被一群女性反对。男孩的自我认同发展会异常艰难，也看不到男权现象。持续的不安全感和无能感是他最显著的性格特征。一方面，在女性环境的影响下，他会认为男性地位低下，会缺乏勇气与自信。另一方面则与此相反，在极端自卑的驱动下取得更大的成功。男孩表现为两种模式中的哪一种，是由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在家庭中的排序是塑造每个孩子的本性、发展取向与个人能力的基础。这一观点推翻了遗传因素在个体特定的天赋和性格特征中起作用的生物学理论。其实，遗传决定论排除了后天教育对个体性格塑造和改变的可能性，给教育的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毋庸置疑，遗传对个体的性格特征确有一些影响。例如，即使儿童从小被寄养到其他家庭中，他仍然会在生物学上具有家庭成员的某些性格特征。如果儿童有遗传性的生理缺陷，他就会表现出某些心理发展障碍。但是，如果儿童出生时有生理缺陷，他在面对周围环境和表达生理需求时就会感到紧张和害怕。如果询问家族史，恰好发现他的父亲出生时也是如此，就很容易把儿童当前的行为表现视为遗传所致。然而，儿童的性格特征发展还会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之前提到的家庭位置。由此可见，性格特征的遗传基础的研究证据相对比较薄弱。

综上所述，可以假设儿童在心理和性格发展的各类问题中，最糟糕的就是过度追求超越，渴望权力。在当前的社会文化中，儿童的发展模式已经被固定的框架所束缚。只有了解儿童发展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才能采用有效的策略去预防。积极促进儿童社会情感的发展是个有效的干预视角。如果不能帮助儿童发展其社会情感，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就会处境艰难。基于这一点，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在生活中激情满满，斗志昂扬，有些人却过得悲惨艰辛。这些艰辛的个体实际上是错误人生观的受害者。他们不幸的结局源于童年早期形成的错误观念。

因此，当评价他人时，我们应该谦逊，对他的表现不涉及任何道德和价值判断。与此相反，我们必须只对他的表现中反映出的事实进行社会评价。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可以通过纠正他所形成的错误观念来改善他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发展有效的教育手段不容忽视。通过分析个体的心理结构与发展历程，我们既可以了解他的过去，还可以分析他的未来发展方向。科学赋予人真正的定义：人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他人价值的理解可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二部分　性格的科学

第九章　概论

本性与性格的起源

一般而言，性格是指当个体尝试着调整自己以适应世界时，出现的某种特定表达模式。性格是一个社会概念，只有当考量一个人与他所处社会环境的关系时，我们才会说他的性格特征。像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的主人公鲁滨孙·克鲁索一样远离社会的人，他的性格类型如何并不重要。性格还是一种心理上的态度，是个体为融入社会环境所采用方法的本质和性质。性格也是个体用社会情感来描述自己努力意义的一种行为模式。

大多数人的行为以优越感、权力和征服他人为目标。这个目标指引着个体的世界观和行为模式，并将个体的各种心理表达导向具体的渠道。性格特征只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外在表现。个体通过这种方式使我们理解他对所处的环境、他人、社会以及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态度。性格特征是人格的一部分，被用来作为个体获得认可和价值的工具。它们在人格的整体框架中相当于个体用于应对生活的“技术”。

性格特征并不是遗传的，也不是天生的。它们类似于一种生存模式，使得每个人无须有意识地去思考，就能在任何情况下生存和表达自己的个性。性格特征不是对个体所继承权力的表达或倾向，而是为维系生活中的特定习性而服务的。例如，一个孩子不是天生懒惰，而是因为懒惰是使他的生活更轻松的最佳办法，同时还能使他保持着价值感。在某种程度上，寻求权力的态度可以表达为一种懒惰。此外，个体可通过关注自己的先天性缺陷，将其用作失败时挽回面子的借口。这种内省的惯用表达是：“如果我没有这个缺陷的话，我一定会将才能发挥到极致！可惜我有这种先天缺陷！”还有一类人致力于争权夺利，需要长期与所处的环境进行斗争，因此发展出许多适合于争斗的性格特征，包括有野心、嫉妒和猜疑等。诚然，这些性格特征无法从人格中区分出来，但它们既不是遗传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这些性格特征是个体行为模式发展的充要条件，形成于童年早期，并持续终生。由于人格的隐秘目的，性格被迫成为个体发展的次要因素，而非主要因素。研究者必须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评价它们。

个体的生活、行为和世界观风格都与他的生活目标密切相关。如果头脑中没有清楚的目标，就无法思考和行动。在儿童的灵魂深处，生活目标早已形成，引导着他的早期心理发展。目标赋予每个人不同的生活形式和性格特征。个体的目标既有共同点，也有独特性，导致个体所有的行为和表达模式都是为实现目标而服务，使得每一个人都是有别于他人，独特而谨慎的统一体。换而言之，一旦了解了个体的行为模式，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以点及面洞悉他的内心活动。

就个体的心理现象和性格特征而言，遗传的作用相对较小。目前并没有研究支持性格的遗传决定论。从生长发育史中，研究个体的各种心理特定现象时，似乎都能看到遗传的影子。来自同一家庭、同一国家，或者同一种族的人都有一些共同的性格特征，是因为个体会通过模仿共同生活的群体中的他人，或在他人活动中识别自己身份的过程中获得这些性格特征。在当今社会的青少年群体中，某些生理和心理活动的特定表现、特点和形式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会引起模仿。例如，对于某个弱视儿童而言，渴望“看见”可以表现为对知识的渴望，在他们的性格特征中就会发展出强烈的好奇心，尽管个体本身并不需要这种性格特征。与此相反，如果儿童的行为模式需要“好奇心”这种特征，对知识的渴望有可能会发展成另一种性格特征：儿童可能会通过检视、拆卸或者破坏东西来满足自己。当然，在环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下，这名儿童也可能会成为书呆子。

同理，可以推测那些有听力障碍的儿童会有多疑的性格特征。在当代文明社会，聋人生活的环境危险四伏，他们需要通过异常敏锐的注意力来觉察危险。此外，他们会被嘲笑、贬低，且经常被视为残废者。这些因素对于他们形成多疑的性格至关重要。此外，由于聋人无法享受正常人的许多乐趣，他们会对正常人抱有敌意。但是，聋人生性多疑的这一假设却毫无根据。同理，罪犯的性格特征是先天决定的也是谬论。有研究者用同一个家庭中常出现多个犯罪成员这一现象来得出上述结论。但是，可以看到，在同一个家庭中，传统观念、生活态度、坏榜样、一脉相承等与同一家庭多个成员出现共同的犯罪模式密切相关。例如，在这些家庭中，孩子自小就被灌输“偷窃只是一种生存手段”的观念。

个体努力获得他人认可的性格特征也是如此。每个儿童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着很多困难，因此他们试图去追求生活的意义。努力的形式是可以相互影响的。个体都有自己的方法来处理生活意义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儿童的性格特征与父母相似。因为儿童在追求生活的意义时，会很容易将周围环境中已经功成名就、受人尊敬的个体当作榜样。每一代人通过这种方式向自己的祖先学习，而对权力的追求是个体所保存的、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学会的东西。

优越感是个体的隐秘生活目标，社会情感的存在有利于防止它畸形发展。但是，人们通常会用伪善的面具隐藏这一目标，使得这一目标秘密地发展壮大。然而，如果人们想要更好地理解彼此，优越感这一目标应该被摒弃。个体目光长远，能够擦亮眼睛更透彻地观察他人的性格，不仅能更好地保护自己，还能抑制他人对权力的过度追求。这时，个体拥有的、遮遮掩掩地追求权力的生活目标就会无影无踪。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应该根据以往的实验证据，对优越感的性格特征影响因素进行更充分的考察。

此外，由于复杂的文化因素在性格形成的过程中起作用，如何发展恰当的生命教育课程显得步履维艰。一直以来，人们一直否认发展儿童心理敏锐度的教育方法的重要性。迄今，号称新教育模式的学校的唯一价值仍是向儿童灌输能学或认为他们该学的知识材料，而不是激发儿童对这些知识的兴趣。人们甚至认为这类学校的数量远远不够，供不应求！心理敏锐度是理解人性的最重要前提，但至今仍被人们忽视。在守旧的学校中人们学习到衡量人类的标准。在所谓新体制学校中，人们学会如何区分好坏，让自己与众不同。然而，在教育模式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始终没能从所受的教育中掌握如何修正自己的观念，以至于在生活中备受束缚。

当今社会，作为成年人，人们仍对童年期形成的偏见和谬误敬若神明，没有意识到复杂的文化因素已经让自己一叶障目。那些让人们对事物本质寻根究底的观点也许并不成立。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从通过提高自尊，从而形成更强大的自我的角度来对此做出解释。

社会情感在性格发展中的重要性

仅次于追求权力，社会情感也在个体性格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追求权力类似，社会情感也表现在童年早期的心理行为倾向上，特别是对交流和温柔的渴望。在本书前一部分已经阐述了社会情感形成的条件，在此进行简略的回顾。第一，社会情感的发展同时受到个体的自卑感和追求权力的补偿行为的双重影响。人是非常敏感的媒介，可以发展出各种各样的自卑情结。个体一旦出现自卑感，就会感到不安，会为了追求和平与幸福的生活，寻找安全感和完整性的补偿。我们必须对儿童的自卑感保持清醒的认识，让儿童不要过早体验到生活的艰辛和生存的阴暗面，尽可能地让他们享受生活。第二，家庭的经济条件对个体社会情感的发展也有贡献。很多儿童成长的家庭经济环境并不理想，对于这些儿童，应该预防他们对家庭贫困和自身需求的不当理解，以及误解他人。第三，生理缺陷也有着重要作用。生理缺陷使得儿童不能正常生活，只能依靠特殊的权利和法律法规来维持生存。即使当今社会中已有了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法律条文，这些儿童经历生活的艰辛困苦仍然无法避免。这些痛苦的经历，会使得残疾儿童的社会情感发展扭曲。

社会情感是评判个体的重要前提，是衡量个体思想和行动的重要标准。社会情感是人类社会中不同个体发生联结的重要立足点。社会情感的必要性会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需要为他人做些什么。人类的生活由适合群体生存的共同规则所支配，每一个人都置身其中。因此，人们需要了解某些公认的评价他人的标准。在所有人都具备社会情感的前提下，社会情感可以作为评价人类价值的唯一且普适的标准。个体的心理活动依赖于社会情感这一点不容否认。作为自我意识的统一体，人类无法阻断自身社会情感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已发展出的社会情感会不断地告诫个体对他人负有责任这一点。社会情感并不保持在个体的意识层面。但是，个体的确保持着一种调动、扭曲和抛弃它的力量。个体必须在判断某一行动产生的社会情感基础上，再决定是否实施这一行动。个体需要对自身的每一个想法和行为做出评价是源于个体无意识层面的社会统一体感受。自我评价是人们经常为自身行为找理由开脱的前提。由此衍生出生活、思想和行动的技巧，这些技巧使我们希望与自身的社会情感保持协调，或至少是用社会联系的表象来欺骗自己。简而言之，个体的这些自我评价是其社会情感的幻象，像一层面纱遮盖住个体的真实倾向。只有发现个体的这些倾向，才能对个体的某一行为或个体本身做出正确的评价。个体带有欺骗性质的自我评价倾向，增加了对其社会情感评估的难度。正因为如此，对人性的理解才会被置于科学层面上。关于个体如何误用其社会情感，以下我们将举例说明。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和朋友到一个海岛上游玩。碰巧，一个朋友在悬崖边缘往下看时突然失去平衡，掉入海中。于是，他很好奇地到悬崖边张望，想看看他的朋友是怎么掉下去的。但是，当他之后回想此事，他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出于好奇。虽然掉进大海的人最终获救，但从这个叙述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社会情感非常薄弱。尽管从未听说他在生活中伤害他人，而且他对所有朋友都很友好，但我们也不能罔顾他缺乏社会情感这一事实。

上述的大胆假设还需进一步的事实来佐证。这个年轻人频繁地幻想自己待在一个美丽的林中小屋，远离其他所有人。这也是他画画时最喜欢的场景。如果了解他以往的经历，再结合他幻想的内容，任何人都能很容易地判断他缺乏社会情感。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对他进行不公正的评判，从道德层面妄议他。他只是在社会情感发展过程中受阻，并被导向错误方向的受害者。

如何区分真假社会情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位老妇人在登电车时突然脚下一滑，摔倒在雪地站不起来。许多人匆匆经过并未注意到她，最后有一个男人走到她身边，扶她起来。这时，另一个一直躲在旁边的男人，突然跳出来说：“感谢上帝！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好人。我在这儿站了5分钟，看是否有人会帮助这位老妇人，你是第一个帮助她的人！”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情感是如何被误用的。通过一个明显的小把戏，后面这个男人把自己作为评判别人的法官，褒贬他人，自己却袖手旁观，不愿对他人伸出援助之手。

此外，还存在其他许多难以判断个体社会情感发展水平的复杂案例。例如，一个将军即使知道这场战斗必败无疑，还是会让成千上万的士兵奔赴战场，付出不必要的牺牲。这位将军坦然地说，自己这么做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很多人也会同意他的说辞。但是，无论他如何为自己辩护，我们还是很难认同他是一个真正的人类伙伴。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尽力了解和客观评价。只要尽力为之，我们就不会对这些个体一无所知。

在上述具有明显不确定性的案例中，我们需要一个用于正确判断个体社会情感的普适性立足点。这一立足点可以在社会价值、总体幸福感和“共同威胁”等概念中挖掘。一旦我们掌握这一立足点，客观判断个体的社会情感并非难事。

个体的日常活动、外在表现都可以明显表现出其社会情感的发展程度。例如，他注视他人、握手或说话的方式。从这些表现中，我们几乎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他的整体人格，并且印象深刻。我们偶尔会无意识地从个体的行为中得出一些关于他社会情感发展的重要结论，原因就是上述态度已经深入我们的无意识领域。在讨论个案时，我们将把个体的直觉上升到意识层面，以便能够客观地测量和评估个体的社会情感，避免在评价他人时误入歧途。因为，在无意识层面进行的判断是难以控制和调整的，这会使我们更容易被错误的偏见所误导。

在此需要重申的是，只有了解个体的生活背景和生存环境后，才能评价他的性格特征。如果我们曲解他生活中的表现，或仅从身体状况、生活环境或教育背景单方面做出简单的判断，错误地评价个体的社会情感发展将不可避免。正确评价自身社会情感发展水平的价值在于可以使人们卸掉伪装和负担，在生活的道路上轻装前进。只有更好地了解自己，才能发展出适合自身需要的恰当行为模式和生活技巧，才能对他人，尤其是自己的后代产生重要的影响，预防未知的命运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恶果。因此，没必要因为一个人来自不幸的家庭或存在遗传缺陷，就断言他的命运悲惨。如果做到这一点，人类文明将实现大的跨越，新生的一代在成长过程中会充满力量，知道自己才是命运的主人！

性格发展的方向

在人格中任何明显的性格特征一定是与个体始于童年期的心理发展方向相契合的。这个发展方向可以是直线，也可以是曲线。首先，儿童努力地沿着直线实现他的生活目标，发展出具有侵略性的、勇敢的性格。性格发展的初期通常都是活跃的，具有侵略性特征。但这条直线的发展方向很容易被转变或调整，因为反对者如父母会阻止儿童通过直接攻击来获取优势。在具有强大力量的反对者面前，儿童沿着直线发展必定会面临困难。儿童会尝试用某种方法去规避这些困难。他所采用的绕过困难的方式将决定某些特殊的性格特征。除了父母和老师以外，先天性生理缺陷，或在客观环境中遭遇的挫折和失败对儿童的性格发展也有类似的影响。此外，更宽泛的环境因素，如教育模式和老师对儿童的性格影响也至关重要，并且难以避免。例如，在当代文明社会中，老师对儿童表达的要求、质疑和情绪，最终会影响儿童的性格形成。当前所有的教育都被赋予了群体文化的色彩和生活态度，引导学生朝向群体生活和当代主流文化方向发展。

在性格直线发展的过程中，任何障碍对于儿童而言都是危险的。当某一障碍出现时，儿童追求权力的路径将或多或少偏离直线。第一类儿童是勇敢型。这类儿童不受困难干扰，直接解决自己所面对的困难。第二类儿童会表现得完全不同。他们已经知道自己与对手剑拔弩张，自己必须加倍小心。他们尝试曲线发展去实现自己获得认可和权力的目标：不是与对手直接交锋，而是用计谋达成。他们的性格特征与所选择的曲线路径的偏差程度有关，包括过于谨慎，或从容应对，或逃避。第二类儿童典型的性格特征就是：不直接解决问题，怯懦、胆小，不敢直视他人或不陈述事实。但是，即使两类儿童的行为模式完全不同，但生活目标却是一致的！

有时候，同一个体可以同时表现出上述两类的性格特征，尤其是在性格趋势还没有固定的儿童身上。因为儿童遵循的行事原则有着较大可塑性，他们不会墨守成规，当采用第一种方法失败后，他们仍然会积极主动地尝试另一种方法。

个体适应群体生活的首要前提是安静平和的群体生活环境。个体如果对于所处的环境不抱有敌意，就很容易教自己的孩子去适应环境。在家庭中，只有父母将自己追求权力的斗争最小化，使之不给儿童带来负担，家庭纷争才会消除。此外，如果父母能够了解儿童性格的发展规律，儿童的性格就不会沿着直线过度发展，例如勇敢退化为粗鲁，独立变成原始的利己主义。同时，父母还能够避免通过任何外部强制的权威使儿童服从。因为这种不利的强制训练会使孩子变得害怕真相和坦白的后果。压力对于教育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儿童在压力下可能会产生适应的假象，只表现出表面的顺从。儿童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会在其灵魂中留下痕迹，他曾面临的各种发展障碍也会影响他的人格形成。儿童总是难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利因素，成年人对儿童的心理发展一无所知，也不能理解他们面对困难的反应。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他们面对困难做出的行为反应，就是其人格的组成部分。

对于人格的分类还有另一种方式，就是依据个体面对困难的方式。第一类是乐观主义者，他们的性格发展总体而言遵循直线模式。他们应对所有困难时信心十足，而不是忧心忡忡。他们表现出坚持信念、笑对生活、不怨天尤人和自信等态度。因此，与面对困难后一蹶不振的个体相比，乐观主义者更善于应对生活的苦难。即使在更为严苛的困难条件下，乐观主义者也会心态平和，坚信问题一定能够解决。

人群中的乐观主义者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他们不谨小慎微，言语表达开放和自由，既不过分谦虚，也不畏首畏尾，易于接纳他人。由于直率坦白，不多疑和言行举止自然轻松等特点，他们容易与人亲近，结交朋友。通常在童年早期能发现纯粹的乐观主义者这一类型，但成年后这一类型则很少见。然而，在成年人中，不少人拥有不同程度的乐观主义倾向或是与志趣相投者结交的能力。

第二类是悲观主义者。悲观主义是当代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悲观主义者因童年经历和主观印象而产生“自卑情结”，面对各种困难时他们都会倍感生活不易。因童年期不当教养方式而形成的悲观人生哲学让他们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与乐观主义者相比，他们更倾向于认为生活艰难，很容易失去勇气，备受不安全感折磨。他们总是不断求助，无法忍受孤独。如果是儿童就会表现为不断呼喊母亲，或者与母亲一分开就哭泣。这种恋母情结和分离焦虑甚至在成年后仍然存在。

悲观主义者过度的谨小慎微可以反映在外在行为上，表现为胆怯、担惊受怕，总是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可能危险。因此，他们有明显的睡眠问题。睡眠是评估个体心理发展的优秀标准，因为睡眠障碍是个体不安全感的较为保险的指标。悲观主义者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免受生命的威胁，所以要保持高度警惕，无法入睡或睡眠不佳。他们的生活毫无快乐可言，他们也难以得到他人的理解。具有睡眠障碍的个体尽管还是会成长发展，但是生活技巧很差。对于一个悲观主义者而言，如果他预期的危险真的发生，他根本不敢睡觉。睡眠对于他苦难的生活而言真是雪上加霜。他以敌对的方式看待睡眠，即使在睡觉时也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危险。例如，在本该清静的睡眠状态中，悲观主义者会不断地审视房门是否锁好，或频繁地梦到小偷和抢劫犯。此外，悲观主义者会尽量蜷缩或蒙头睡觉。

除上述分类外，人类还可分为攻击型和防御型。攻击型的性格特征反映在生活态度上，表现为喜欢暴力运动。胆量大的攻击型个体，在内心不安全感的驱动下，会变得有勇无谋，通过进行刺激、冒险的活动向外界显示他们的能力。焦虑的攻击型个体，面对恐惧时则试图让自己变强，他们痴迷于“男子汉”的角色，尽全力不表现出温和、柔情等自认为是弱点的一面。这类攻击型个体会表现得粗鲁和冷酷。如果他们同时有悲观主义倾向，他们将无法融入环境。一方面，因为他们既无同情心也难以与他人合作，对周遭充满敌意。另一方面，因为他们自视甚高、自满、傲慢、虚荣和喜欢标榜自己，就像自己是世界的主宰。然而，他们上述的言行举止仍是为了掩饰内心深处的自卑感。这些行为表现会持续存在，不仅会导致他们的人际交往困难，也会暴露出自身性格的缺陷。

攻击型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困难重重，因为他们难以受到欢迎和社会接纳。他们在努力争取往上爬时，很快会发现自己陷入与他人，尤其是性格相似的同类人的持续冲突和竞争中，一旦遭遇失败，他们的成功之路就戛然而止。因此，这类个体非常害怕不能保持优势，也无法面对失败。当攻击型个体遭受失败时，他们的发展就会受阻或停止。

第二类是防御型。在补偿内心的不安全感上，他们并非通过攻击，而是通过焦虑、谨慎和退缩的方式。这种方式通常是在攻击方式失败后才会产生。防御型个体很快会被自己不幸的生活经历吓破胆，并从自己推测出的毁灭性后果中快速逃离。有时候，他们在逃避后又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来掩饰自己性格上的缺陷。

因此，防御型个体喜欢用回忆往事和幻想的方式来避免现实威胁。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还没有丧失创造性，可能会从事一些没有社会实用价值的工作，艺术家多属此类。他们已经离开现实生活，在幻想领域建立自己的主观世界，不受任何羁绊。艺术家应该是防御型个体的特例，大多数防御型个体在屡经失败后会向困难屈服，对所有人和事产生恐惧，变得多疑和敌对。

在当代社会，防御型个体的生活态度常被他人的糟糕经历所强化。他们很快会对“人性本善”“生活是美好和光明的”等失去信念。他们最常见和突出的性格特征是：喜好批评他人。他们善于抓住他人的瑕疵，认为自己是人性的法官，总是热衷于批评和破坏他人的工作，却不曾为他人付出。对人性的不信任使他们在面对一项任务时感到焦虑、怀疑和犹豫，想避免自己做决定。就像是面对危险时，一个人用一只手来防御，用另一只手遮住自己的眼睛，让自己看不到危险。

防御型个体还有其他令人不快的性格特征。对自己和他人极度不信任的态度会衍生出嫉妒和贪婪的性格。怀疑论者的自我孤立通常表示他们不愿意为他人谋福利，也不愿意与他人分享幸福。陌生人的幸福就是他们的痛苦。这一群体中的某些人，也可以发展出有效的、难以被人察觉的手段来成功地让自己保持优势，超越他人。这种行为模式更为复杂，很难让人一眼看出这一模式中隐藏着对他人的敌意。

传统的心理学理论流派

传统的心理学中，研究者也试图理解人性。常用的方法是从个体的心理发展过程中选取一个点，设置一些“类型”给个体进行定位。例如，将人类分成思考型、行动型、幻想型或超脱型。行动型个体几乎不思考，热衷于通过主动、就事论事、整天忙碌的方法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思考型个体在应对问题时审时度势，较难采取行动。上述人格类型肯定存在，但如果仅限于此，得出某些类型的人思维更活跃，某些类型的人工作能力更强的结论，理解人性的科学就会停滞不前。即使传统的心理学理论中出现过上述分类，但这种人为和流于表面的分类对于理解人性的研究是无效的。我们需要发展关于这些类型如何发生、是否必须发生，以及某些类型的缺陷是否可以避免或减轻等方面更好的概念系统，这样才能将理解人性的科学研究向前推动。

个体心理学一直认为，个体心理活动表达的基础是灵魂，灵魂的发展源于婴幼儿期。个体所有表达的心理现象都是由数量占优势的社会情感赋予的，或是在争权夺利时更有用的特征。基于这一简单而具有普适性的观点，个体心理学已经拥有了理解人性的钥匙。这个概念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依据这个关键的概念可以对任何个体进行分类。作为心理学家，对个体的人格分类还需要谨慎而富有技巧的观察，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当我们了解到个体的心理现象受到社会情感和权力寻求两者共同影响这一前提后，我们在判断个体的性格特征时就有了标准，可以知道个体到底是一个主要考虑他人感受，略微有一些权力寻求倾向的人，还是一个明显利己、野心勃勃，仅在彰显自己优越感时才表现出利他行为的人。同时，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个体曾被误解的某些性格特征，还能从人格整体性的角度来衡量个体的某些行为。在了解个体的某种特质或行为模式的同时，我们能以此为据，帮助个体调整他不良的性格或行为。

气质与内分泌

传统心理学中，依据“气质”对个体的心理现象和特质进行分类，但关于气质的定义并不清晰。有人认为气质能体现个体思考与言行的速度，也有人将气质理解为个体做事的能力或节奏。气质的概念在心理学中一直存在，可以追溯到希波克拉底时代。气质分为多血质、胆汁质、抑郁质和黏液质，由希波克拉底提出，后被盖伦发展，至今这一理论仍是心理学中的里程碑。

多血质个体常表现为轻松、喜欢享受生活、坚持己见，不会忧心忡忡。他们倾向于看每件事的积极方面，在各种经历中体验快乐，面对挫折或灾难也不会过分忧伤。多血质个体基本健康，不存在明显的性格缺陷。

胆汁质和多血质不同。如果形容胆汁质个体会用力踢开挡路的石头，那么多血质个体则会轻松地绕过石头。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看，胆汁质个体是迫切地追求力量的人，会做出更多外显、暴力的行为，时刻在展示自己的力量。他热衷于用直接攻击的方法克服所有障碍。在现实生活中，胆汁质个体的行为模式始于童年早期，那时他们认为自己缺乏力量，必须不断地用武力证明自己力量的存在。

抑郁质与前两者大有不同。抑郁质个体看到前方有挡路石时，会思考自己的原罪，悲伤地沉湎于过去的生活，并原路折返。在个体心理学中，抑郁质个体是具有彻底的犹豫不决特征的神经症患者。他没有信心克服困难前进，也不喜欢开始新的冒险，宁愿原地不动。如果这种行为模式继续发展，他就会在每一步行动之前变得十分瞻前顾后。抑郁质个体的生活是以怀疑为主导的。抑郁质个体更多关注自己，不关注他人，从而导致与群体生活逐渐疏远，只聚焦过去或在反复内省中虚度时光。

黏液质个体可比喻为生活的陌生人。与他人接触时，他不能依据自己的主观印象做出恰当的推断。他对人或事都不感兴趣，没有朋友。简而言之，他与生活几乎完全脱节，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漠不关心。

综上所述，多血质个体能成为一个好人。然而，个体的气质很少能绝对划分为上述四型之一。大多数情况下，个体会表现出两种或多种气质，这使得每一种气质对于性格特征识别的价值大打折扣。此外，个体的“气质”也并不稳定，可以互相融合。例如，一个儿童最初是个胆汁质个体，之后变成抑郁质个体，最终发展成黏液质个体。在童年期自卑感不明显，没有生理缺陷，没有经历过多强烈负性刺激的个体易发展为多血质个体，这些个体能够平静成长，并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

自然科学则认为气质依赖于内分泌腺分泌的激素。内分泌腺包括甲状腺、垂体、肾上腺、甲状旁腺、胰腺中的胰岛、睾丸和卵巢的间质腺等组织结构。这些腺体没有通向体表的管道，所产生的具有高效生物活性的物质（激素）直接通过毛细血管壁进入血液循环。

总体而言，人体所有器官和组织的生长和功能都受到激素的调控，激素经过血液循环到达每个细胞。激素是机体新陈代谢过程中的催化剂或解毒剂，但是内分泌腺的功能仍未完全明了。内分泌学主要是考察内分泌腺的形成和发育，以及激素的生理功能，但也提出了考察性格和气质等心理学概念与激素的关系这一新思路。为了让大家能够理解激素决定个体的性格和气质这一点，我们必须详细介绍内分泌学科的一些知识。

首先，内分泌疾病患者可表现出类似某种气质类型的心理障碍。例如，甲状腺功能不足引起的呆小症，其生理症状包括水肿、多毛、厚皮症、运动迟缓和易疲劳。其精神症状则与黏液质类似，表现为呆滞、缺乏主动性。

如果将上述病例与另一个没有甲状腺疾病的黏液质个体相比，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因此，甲状腺激素可能有助于维持个体正常的精神功能，但是甲状腺激素缺乏导致黏液质这一点并不成立。

心理学上划分出的黏液质与临床上的病理性黏液质完全不同，两者主要是依据个体既往的精神躯体疾病史来区分的。心理学中的黏液质绝不是静态的，黏液质个体有时会表现出惊人的暴力行为。此外，个体表现出的黏液质特征并不会持续终生。气质只是个体的外壳和一个防御机制（即应对生活问题的固有反应趋势），是过度敏感的个体设置在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防线。黏液质是一种防御机制，是个体应对生存挑战的有意义的行为反应。基于此，黏液质的表现完全不同于呆小症中的呆滞和行动迟缓。

即使是针对甲状腺功能缺乏的个体发展出黏液质特征的案例，上述的客观结论也仍然成立，这并不是气质与激素关系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这些案例中，涉及非常复杂的因果关系，即内分泌器官的生理功能不足与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个体的自卑感。在自卑感的基础上，个体可能发展出黏液质的行为模式，以此保护自尊，让自己免受他人羞辱。这些案例中，甲状腺功能缺陷是特定的生理缺陷，其后果是促进个体某种气质的发展。由于生理缺陷引起个体感到生活的压力，采用一些心理技巧进行补偿，黏液质的行为模式就是其中之一。

上述结论还可以在其他类型的内分泌疾病患者身上得到验证。例如，甲亢患者主要表现出心慌心悸、心率快、眼球凸出、甲状腺肿大、多汗，以及四肢尤其是手的震颤。此外，由于甲状腺激素对胰腺的刺激，患者也会有明显的消化道症状。甲亢患者还会出现急躁、易怒、发抖等与焦虑状态非常类似的症状。

但是，甲亢患者表现出的焦虑症状和心理学上的焦虑有着本质的区别。甲亢患者表现出的焦虑状态，包括不能胜任工作、易疲劳和虚弱，这些症状受到心理因素和器官功能的双重调控，而心理学上的焦虑主要是心源性的。甲亢患者表现出的精神功能亢进，像是甲状腺激素慢性中毒的反应。心理学上的焦虑患者则完全不同，他们的表现由既往或当前生活经历引发。此外，甲亢个体尽管表现出类似焦虑的反应，但这些焦虑行为却缺乏计划性和目的性，而心理焦虑患者的类似行为指标却兼具计划性和目的性，想通过这些行为模式应对当前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内分泌腺的发育与性腺的发育之间存在重要联系。生物学研究表明，个体如果有内分泌腺发育异常，就一定会有性腺发育异常。这种特殊的依赖性和共病的原因至今未明。同样，内分泌腺异常的个体，也容易出现其他器官功能障碍。在性腺功能不良时，个体更难以适应生活，需要发展更多的心理技巧和防御机制来帮助进行自我调整。

唯内分泌论者认为，性格和气质完全依赖于性腺分泌的性激素。然而，睾丸和卵巢广泛性发育异常的情况并不多见。如果存在性腺异常，我们就需要处理性腺异常与气质关系的特例。研究表明，没有特定的心理行为习惯与性腺功能缺陷直接相关，在性腺功能障碍的患者中也没有稳定、特殊的精神症状。在性腺决定个体的气质这一点上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医学证据支持。当然，个体的某些生理机能活力是由性腺功能决定的，个体的性激素水平通过行为表现，可以对其在客观环境中的地位产生影响。但是，人体的其他器官也能产生上述作用，而且性腺功能不是特定心理结构的必要条件。

需要郑重提醒的是，判断个体的价值是困难而微妙的，稍有不慎就后患无穷。对于具有先天性生理缺陷的儿童而言，发展出的气质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虚伪和投机取巧的补偿行为模式。但是，这一问题是可以避免的。尽管器官功能缺陷会迫使个体采取特定的生活态度，并因此失望，但这另当别论。没有人试图抹杀生理缺陷儿童在心理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传统心理学一方面承认儿童因生理缺陷导致发展偏差，另一方面，只是审视和观察他们，但却不伸手相助！因此，基于个体心理学经验而建立的位置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将尝试通过教育手段开展个体辅导并证明其有效性，这对于传统的气质心理学和体质心理学是个巨大的挑战。

摘要重述

我们简要回顾前文的一些重要的观点。首先，对人性的理解不能忽略整个环境背景和社会关系，仅从孤立现象进行考察。我们需要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序列里比较两个孤立的现象，并在个体统一的行为模式中对它们进行连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系统、有效地处理繁杂的主观印象信息，将它们凝练成对个体性格的全面评估。我们如果依据孤立的现象和无效的传统标准做判断，就会面临与其他大多数心理学家和教师同样的困境。但是，我们如果能成功地利用系统的杠杆将个体的多个孤立现象整合起来，并形成统一的行为模式，就能以点见面，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环境-个体行为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体的行为模式都有清晰的路径，对个体的评估也极具学术和实用价值。在此背景下，理解人性就拥有了更坚实的科学基础，尽管与个体的深交可能会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先前对他的判断。此外，依据这一系统进行的任何教育改革，都应将个体置于环境和社会文化的整体之中。

构建社会-环境-个体行为系统有多种方式方法，我们通过自身和其他个体的经历、心理现象对此进行了说明。这个系统中关键的因素是社会因素。对于理解人性而言，仅观察个体的心理现象远远不够，还必须重视他们与社会的联系。群体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基本原则是：性格绝不是判断个体道德的基础，而是人类对所处环境的态度以及与所生存的社会之间关系的指标。

此外，有两个普适性的心理现象可用于评估个体的性格。第一种是社会情感，它将人们互相联结，是人类文明中所有伟大成就的坚实基础。由于个体的心理现象是其所发展的社会情感的预测函数，社会情感成为能用于有效评估个体心理现象的唯一标准。当了解个体如何立足社会，如何表现他的同伴协作，如何展现存在价值和重要性时，个体的性格整体特征就会呼之欲出。第二种是追求权力和优越感的行为倾向，它与社会情感发展是相对的，此消彼长。因此，人际关系的发展既受到个体社会情感水平的促进，又受到个体寻求权力的努力程度的限制。个体内部的这两种力量总是相互对立，动态变化，呈现出平行四边形的态势，其外在表现就是性格。

第十章　攻击性特质

虚荣与野心

个体如果过于追求得到他人认可，会倍感压力。其结果是追求权力和优越感成为他唯一的生活目标，他会采用更激烈和暴力的手段去达成目标，生活中只剩下对胜利的渴望。这类人容易脱离现实，只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自己留给他人的印象，画地为牢，虚荣是他们最突出的性格特征。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虚荣，但是公众并不认可虚荣的人。所以，虚荣心常被掩饰和隐藏，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些人表现为谦虚，有些人表现为从不接受他人意见，有些人则表现为一味追求公众赞许，以此获利。

过度虚荣会带来危险。个体在虚荣心驱使下会去做很多无意义的事情（因为只考虑做这些事情的表面文章），或者只关注自己或别人眼中的自己。虚荣心带来的最大危险是会导致个体脱离现实，无法理解人与人之间、人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对生活的本质视而不见，尤其是不会做出利他行为。虚荣心比其他性格缺陷更能阻碍个体的健康发展。一个虚荣的人，在任何情况下只关心：“我能得到什么？”

人们惯用一些美好的词来形容过度虚荣和傲慢。例如，“有志向”“雄心壮志”“精力充沛”“积极向上”“勤劳”等词常被用来掩饰虚荣、替代傲慢。

个体在虚荣心的驱使下，还会去破坏既定规则，甚至去滋扰他人。虚荣心得不到满足的人常常殚精竭虑去妨碍他人。处于虚荣心滋生阶段的儿童会喜欢向比自己弱小的儿童展现自己的强大和勇敢。此外，儿童虐待小动物也是虚荣心表现的典型。曾有过挫折经历的儿童，可能会采取各种各样的小伎俩来满足虚荣心。他们回避真实的竞争，尝试在生活的某一方面扮演英雄角色，以此来调节自己的心境。成年人则可表现为整天怨声载道，抱怨上帝对自己不公；或者抱怨自己没能接受好的教育，要不是遭遇不幸，他们的前途不可限量。这类人总是在为回避真实生活寻找各种借口，通过自欺欺人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由于很难去批评或评价虚荣心强的人，所以普通人很难与这类人相处。虚荣的人总是将错误和责任归咎他人，认为自己总是对的，别人总是错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谁对谁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实现个人的目标和为他人做贡献。虚荣的人的生活总是充满着各种抱怨和借口，而不是为他人做贡献。在虚荣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灵魂的各种诡计，不惜一切代价为个体保持自身的优越感，保护他们的虚荣心不受任何冒犯。

公众并不认同“没有伟大的野心，就没有伟大的成就”这一观点，认为这是建立在错误事实上的错误观点。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虚荣心，但是个体的利他行为和贡献并不是由虚荣心所决定的。同样，虚荣心也没有赋予个体实现伟大成就的力量，个体成就实现的过程只能由社会情感所促发。一项创造性工作只有具备社会意义时才具有价值。个体在创造性工作中无论何时表现出虚荣，都只能减损工作的价值和创造性。在真正的创造性工作中，个体的虚荣心毫无用武之地。

在当代社会，个体无法完全摆脱虚荣。承认这一事实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一认识使我们触及当代文明的一个痛点：虚荣心可能是生活在伤害和灾难之中的人们感到不幸的根源。这些生活困顿的人不能与他人和睦相处，也不能安于生活，因为他们想要的远远超过拥有的。因此，这些人一旦认为别人在贬损或歧视自己，就会与他人陷入冲突。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争斗纠缠，根源就是某些人的虚荣心没有得到满足。理解个体复杂的人格时，确定他虚荣的程度、行动趋向和后果，是一个重要的途径。综上所述，个体的虚荣心对其社会情感的发展极为不利，两者不能共存，因为虚荣心不会允许个体服从社会规则，发展社会情感。

虚荣心的发展取决于它本身。个体的虚荣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群体生活准则的反对。群体准则是绝对原则，不能逾越。因此，个体被迫在童年早期对虚荣心进行隐藏和伪装，并曲折地达成其目的。虚荣的人尽管总是希望自己取胜，但却不断质疑自己获胜的能力。当梦想和想法随时间飞逝，成功已遥不可及，虚荣的人会以他从来没有机会施展能力来作为托词。

在通常的案例中，虚荣个体的典型表现如下：首先寻求特权，与生活的主流脱节；之后站在远处，将他人视为敌人，持怀疑态度来观察他人的活动。虚荣的人会假定自己进攻和防守的情境。他们是资深的怀疑论者，总是纠结于看似符合逻辑，可让他们接近成功的重要决定。但是，在纠结的过程中，人生中重要的机会转瞬即逝，他们失去了与生活和社会的各种联系，也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如果进一步观察这些个体，可以看到虚荣心的发展背景、征服一切的欲望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虚荣心可以明显表现在个体的一言一行、衣着举止以及人际交往中。简而言之，虚荣的人无处不在，穷尽手段获取优越感。有时，虚荣的人能意识到自己与社会之间的距离，察觉到自己并不受人欢迎，这时他们会尝试掩饰虚荣。因此，有些人看起来很谦虚，实际上是隐藏虚荣。民间故事流传，当年苏格拉底给故意穿着破旧衣服的议长写信说：“年轻人，你的虚荣心已经从你长袍的每个洞中探出头来了！”

有些人坚信自己并不虚荣，因为他们只看表面。要知道虚荣是个体内心深处的东西。例如，一个人的虚荣可以表现为他总是要求社交场合必须有舞台或光滑的地板，或以他能否成为众人的焦点来判断一个聚会的好坏。同样，一个人的虚荣也可表现为从不踏足社交场合，尽力逃避社会。他不接受邀请、聚会迟到或假意推辞。有些人只在某些特定场合才参加社交，通过极度“排外”来展现自己的虚荣，并以此为荣。还有些人则通过出席各种社交聚会表现虚荣心。

虚荣的人的上述表现并不是无关紧要的细节，而是在其灵魂中根深蒂固的印记。对于一个虚荣的人，社会情感在他的人格中没有容身之地。与同伴相比，他更容易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要想描绘这些个体各种表现的全貌，需要很高的文学造诣。我们只能尝试展现他们大概的轮廓。

虚荣个体的行为动机源于他所创造的现实生活难以企及的目标。这一目标是他的不满足感催生的结果，所有人难望其项背。通常，一个非常虚荣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虚荣。有些人即使意识到自己的虚荣心是源于明显的不满足感，但是，除非他们能进行有效的调整，否则他们对自身虚荣的认识也并没有什么用处。

个体的虚荣心始于童年早期，所以在虚荣心的表现中会有幼稚的一面。因此，虚荣的人总是给人留下幼稚的印象。虚荣心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有的儿童感到自己被家人忽视，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因而不能忍受自己的渺小。还有的儿童是由于家庭传统中将自己定义为“贵族”，因而表现傲慢，并对此感到非常自豪。在这种态度下，他们觉得自己非常特别，与众不同，出生优越，比别人条件“更好”，地位“更高”。他们感觉自己是上天选定的，在生活中拥有特权。崇尚特权决定了这些个体的行为和表达方式。然而，社会生活并不能容纳这些个体的发展，他们常常遭到反对或嘲笑，有不少人从社交生活中退缩，成为孤僻古怪的人。他们只要足不出户，就可以不承担责任，通过想象自己在以后恰当的时机就能达成目标来麻醉自己。

有时候，有些才能超群的人也属此类。如果能合理看待和使用自己的天赋，这类人会有相当的社会价值。但是，他们常常是自我陶醉滥用天赋，提出难以达成的与他人积极合作的条件，包括难以完成的时间目标、以自己以往的工作经验作为他人无法完成工作的说辞和证明等等。在合作过程中他们提出的条件多变，所以无法得到满足。他们声称如果合作者不是现在这样，一切就都会很好。但是合作者即使全力以赴，最终也无法满足他们的条件。由此推论，他们真的像懒汉一样，或者是服用了催眠药和麻醉剂的人，不需要思考他们所浪费的时间的价值。

这类人有强烈的敌意，倾向于轻视他人的痛苦和悲伤，以此彰显自己的伟大。拉罗什福科曾说，大多数人“可以轻松承受他人的痛苦”。个体对社会的敌意通常表现为尖锐、挑剔的方式，永远都在指责、批评、嘲笑和评判他人和环境，对一切不满。但是，从理解人性的角度，辨别和指出这类人存在的问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尝试帮助他们改变。

当个体通过诡计使自己与众不同，以及尖酸刻薄地讽刺他人时，虚荣心就会得到满足。有些虚荣的人深谙此道，在技术上也会精益求精。在这些人中，能发现智慧超群、应答巧妙和反应敏捷的特征。如果一个人滥用这些优势，就会给他人造成伤害。就像讽刺作家一样，通过玩笑伤害或贬损他人。贬低和轻视他人是这类人的普遍的性格特征，可将这类人称为“反对复合体”。它表明虚荣的人的攻击点是同伴的重要性和价值感，试图通过贬低别人来创造自身的优越感。虚荣的人会将承认他人的价值视为对自己的侮辱。基于此，可以从个体虚荣的性格中看到深深的虚弱感和无力感。

没有人能够摆脱虚荣心，尽管我们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这一根深蒂固的弱点，但我们可以以此为契机讨论一个改善的标准。如果我们不被这些危险的缺点和偏见所禁锢，人类文明将前进一大步。我们并非渴望自己与众不同，也不是要寻找与众不同的人。作为群体动物，我们在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下不得不与他人合作，而不是为个人的虚荣心而奋斗。正是在这个合作的时代，个体的虚荣心显得格格不入，每天都能看到虚荣心导致个体失败、与社会水火不容或将个体置于需要社会同情的窘境的现象。虚荣心令人反感，如果无法摆脱，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寻找虚荣的更好表现形式，让个体的虚荣心与社会发展的方向保持一致！

个体的虚荣心呈动态趋势，见以下案例。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是家中幼女，小时候备受宠爱。母亲对她的照顾细致入微，对她所有的愿望都尽力满足。但她仍不满足，要求水涨船高。有一天，她发现自己生病时，母亲对她愈加关心和照顾。她意识到疾病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

她希望自己患病，尽管疾病带来身体不适，但是她却感到心情愉快。很快，她对生病驾轻就熟。然而，只要她遇到不快或困难，她就渴望通过患病获得特殊的照顾，所以她发展出了慢性病。这种“疾病情结”在儿童和成人中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个体通过这种方式增强权力，占据家庭的核心位置，对家人进行无边界的控制。当我们处理心灵脆弱、身体虚弱的个案时，要意识到“疾病情结”产生的巨大作用。很显然，只有这些孱弱的个体才会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权力，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家人关注自己的健康所带来的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会用一些小把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吃得很少，让自己气色变差，看上去像是生病一样。这时候，家人一定会着急，想办法尽量做好吃的食物给他。在这个过程中，希望别人对自己唯命是从的欲望不断滋生。这些人无法忍受孤独，而生病让他们获得关注和被关爱的感觉。对这些人而言，让别人认为自己处境危险或是生病，是很容易的事。

个体辨别他人身处的环境或状况的能力，对他人的境况感同身受称为移情。移情的典型例子是：对梦中的场景我们会产生真实感受。也就是说，只要通过想象一个场景，有时候我们就能够产生身临其境的效果。对于有“疾病情结”的人而言，他们只要习得这种能力，便能够轻而易举地产生不适感或表现出不适症状。他们的表现如此真实，以至于人们很难识破。他们仅仅通过想象自己恶心或是身处危险，就可以产生呕吐或者焦虑反应。通常，正是他们惯用的这种方法会暴露出“疾病情结”的本质。在上述案例中，患者声称有时候突然会有一种恐惧感，“好像自己随时都有可能会中风”。这些人拥有极强的想象力，想象的事物或者场景非常细致和清楚，以至于最后自己已经分不清，周围的人也不敢提出质疑。具有“疾病情结”的个体认为只要能给周围人留下“我生病了”或者“我很焦虑”的主观印象，关心他的人就都会来到这个“患者”的身边嘘寒问暖。对于家人或朋友生病，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担心。但是，具有“疾病情结”的个体却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将疾病表现作为获得权力和关注的工具。

在社会和群体生活中，人们需要为他人考虑是一种行为准则。有“疾病情结”的人却无视这一准则，“无法理解别人的痛苦和快乐”已经成为他们的通病。对他们而言，损害他人利益是常态，“助人为乐”是笑话。这些人偶尔能在付出极大的个体努力或是在军事化教育的潜移默化下获得成功。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有在有利可图的时候才会假装关心别人，其行为自恋而虚荣。

上述案例中患者的表现也是如此。患者表面上似乎很爱家人，例如母亲一般会在早上为她准备早餐，并端到床边。只要哪一天，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端着早餐出现，她就会很担心，就把丈夫叫醒，催促他去看看母亲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否则她就不能安心。由于每次只要自己不端着早餐出现，女儿就会表现得非常焦虑和担忧，久而久之，母亲就会养成每天准时端着早餐出现在女儿身边的习惯；她的丈夫也是如此，作为商人，他忙于应酬客人和商谈合作，但只要他因工作晚归，妻子就表现得几乎濒临精神崩溃，焦虑、颤抖、大汗淋漓，痛苦地诉说自己总是有不祥的预感，等等。因此，丈夫也只能选择妥协，承诺准时回家。

对这一案例许多人会质疑：患者并没有从她的行为中获利，而且她的这种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会得逞。但是，这些只描述了患者问题的一小部分。她的疾病表现就像是写着“小心”的危险标志，是她生活中其他所有关系的索引。通过“疾病”这一工具，她把周围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周围的一切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使她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对常人来说，掌控他人是多么难以实现的目标！当意识到她不惜一切想“掌控他人”时，我们就能够理解她当前的言行举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只要周围人对她不是言听计从，她就会闹得鸡犬不宁。在婚姻中，她对丈夫的要求并不只是“准时回家”，她通过这种方式给丈夫立下许多“规矩”。表面上看，她似乎非常关心别人，但需要别人必须无条件地顺从她。由此得出结论：她对别人的关心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个体对虚荣心的追求超过对原本想要得到东西的渴望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另一个案例涉及一个6岁的小女孩。她自我中心，对自己脑子里的每个愿望是否得到满足非常在意。她渴望通过控制他人展示自己的能力，并因此表现出相应的行为模式。行为的结果就是控制或征服他人。有一次，母亲买了女孩最喜欢的点心，想给她惊喜。母亲把点心拿给女儿，并说：“我买了你最喜欢的点心。”这时，女孩却把盘子摔到地上，一边用脚踩着点心，一边哭喊：“我不要你买给我的，我说想要的你才能买！”还有一次，母亲问女孩，午餐喝咖啡还是牛奶。女孩站在门边小声地说：“如果你说要咖啡我就要牛奶，如果你说要牛奶我就要咖啡！”

案例中的这个小女孩总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有类似想法的儿童，却不会这样做。或许每个儿童都有不同程度的唯我独尊和自我中心，只是有些儿童更倾向于表现在行为上，即使为此一无所获，甚至付出痛苦的代价。大多数这样的儿童都是被家人宠溺、我行我素的。在当今社会，我行我素的机会并不少见。在成年人中，固执己见、我行我素的个体远远多于热心助人者。此外，有些人在虚荣心的驱使下罔顾他人利益，只要是别人的建议就决不接受，即使建议是正确的、有好处的。他们总是等不及别人把话说完就开始挑刺。还有些人被虚荣心蒙蔽了自己的心智，言不由衷（即使内心本来认可别人的观点，口头却否认）。

个体即使在家中也不能总是我行我素。我行我素的人与陌生人交往时表现热情、和蔼可亲的情况并不少见。但这种交往模式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他们要么继续深交（非常少见），要么关系破裂。然而，生活就是这样，人们总是相遇，彼此结交。有些人在交往之初总是颇得人心，但之后变得很冷漠、拒人于千里之外，让别人百思不得其解。还有些人把自己锁在家里，不愿与人交往。以上面案例中的小女孩为例。由于她性格可爱，在社交场合，她很受欢迎和追捧。然而，她并不喜欢应酬，总是找一些借口离开，尽早回家。而且她不会直接说自己想要回家，而是通过间接的策略来表达。例如，她在参加一个聚会时，她就会表现出头痛，需要立刻回家休息。究其原因，是因为在任何的社交聚会中，她都不能够感受到自己在家中所享有的绝对主导权。只有在家时，她的虚荣心才能得到极大的满足。所以，她身处其他场合时，就会制造一些不得已要回家的借口。她的症状逐渐发展，表现为一与陌生人相处就感到非常焦虑和易激惹。很快，她不敢去电影院，甚至不敢走在大街上，因为在这些环境中失去了全世界臣服于自己的感觉。由于她渴望的众星捧月的感觉只能在家中得到满足，所以她宣称只有家人陪伴时她才出门。对她而言，最理想的情形是：关心自己的家人总是围绕在自己身边。据调查显示，她的这种行为模式始于童年期。

她是家中幼女，年龄最小、身体最弱，比其他孩子更需要父母的宠爱和关注。她恰好利用了这一点，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持“被宠爱”和“脆弱”的状态。她有明显的不安和焦虑，没有人会怀疑她的症状。然而，这些症状恰好暴露出这一事实：她为满足虚荣心而被自己的行为模式所束缚。她并不想融入社会生活，她所采用的这些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她的问题。最后，她的症状愈发严重以至于不得不前来就诊。

尽管有一定难度，但现在确实是揭开她多年“精心打造”的生活面具的恰当时机。她表面上向医生求助，其实她并没有准备改变。她求医的目的是：自己既可以在家里保持绝对的支配权，同时又能摆脱走在大街上时的恐惧和焦虑感。然而，这二者密不可分！她已经受困于自己这些无意识的行为当中，只看到这些行为的益处，却看不到它们带来的恶果。

从这一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虚荣心如何成为个体的心灵负担，抑制她的健康发展，并最终导致崩溃。然而，很多患者对此却无法理解，他们只看到虚荣心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好处。很多人会觉得有抱负（本质是虚荣心）是一种优秀的性格特征，却并不知道这种特质是引发持续的心境恶劣、干扰休息和睡眠的元凶。

我们通过另一个案例来对此进行说明。一个25岁的年轻男子缺席了自己原本需要参加的一场考试，理由是他突然对这门课完全失去兴趣。一段时间以来他都情绪低落，自我评价低，以至于最后不敢参加考试。他总是回忆童年往事，责怪父母不理解自己，以至于自己发展不顺。在这种心境状态下，他觉得人类毫无价值，对周围人失去兴趣，逐渐与环境隔离。

虚荣心不断地给患者提供各种借口来逃避检测自己真实能力的任务。在面临考试时，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他用“不感兴趣”和“怯场”等借口不参加考试。因为，对他而言，成功逃避这场考试，使他的虚荣心和自我价值感得到维持。虚荣心这个所谓的“护身符”一直带给他一种安全感，让他不断地自我安慰，把失败归咎于运气不佳或者是生病等客观原因，而不是自己的问题。他表现的是另一种形式的虚荣：阻碍他去参加考试，让他在需要做决策时选择逃避。他害怕失败让自己丢脸，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也尝到无法相信自己所做决定的痛苦。

通过该病例中患者的自我报告，可以看到患者一直都存在无法相信自己选择的这一问题。每当需要进行决策时，他就犹豫不决，变得软弱，表明他想要逃避决策，退出行动。

患者是家中的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还是家中唯一的大学生。可以说，他是家庭的骄傲，家人都对他抱有极高的期望。父亲时刻都在鞭策他，告诫他会成为人中之龙。他自己也很渴望超越他人，并以此为目标激励自己。现在，在他被焦虑和不安所困扰，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实现目标时，虚荣心给他提供了逃避现实问题的一条途径。

上述案例让我们看到虚荣心如何影响个体的发展。虚荣心在童年早期就阻碍个体的社会情感的发展，他们在虚荣心的驱使下逐渐孤立自己。这些人仿佛在自己的主观世界中臆造出了一个都市、一幢幢建筑，自己在里面可以随心所欲，但是实际上他们一无所获，并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现实。幻想和遭受现实挫折是虚荣个体的一个普遍特征。他们企图在与他人交往中达成目的，不管是通过权力、手段，还是背叛。他们对他人总是吹毛求疵，当获得成功，或自我感觉比他人优秀时，他们就会喜不自胜。由于同伴并不像他们一样关注这些所谓较量，所以他们总是觉得是自己转败为胜，扭转局势。最后，这些虚荣的人坚信自己是正义和卓越的象征。

然而，他们所采取的伎俩比较拙劣。例如，案例中的患者，本来应该学习和参加考试，通过这些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但是，他对自我价值产生了错误的认识，态度消极，就表现出考前焦虑。

除考试外，事无巨细，他都如临大敌。每一次着装、每一次发言，对他而言都是决定人生成败的大事。他所有的行为模式都受到虚荣、野心和不切实际的希望所操控。每一件小事对他而言都像是一场战役，这些无休止的战役最终把他逼入绝境，让他的人生毫无快乐可言。生活基本条件得到满足是个体感受快乐的前提，否则，快乐将与之无缘。在感受不到人生乐趣时，他只能自欺欺人地去想象自己可以支配他人，自己比他人优秀。

他如果确实优秀，一定会吸引很多对手，毕竟没有谁会愿意没有较量就俯首称臣。然而，患者并不具备这种优势，他只有对自己的模糊、不确定的评价。在这种处境中，他无法进行正常的人际交往，也难以获得成功，面对的只能是挫折和打击。这时，患者还要时刻表现出高人一等，肯定会倍感压力。

如果一个人出于真心，尽心尽力地为他人服务，荣誉会不请自来。即使受到别人质疑，质疑也很难站住脚，也不会有损他的荣誉，因为他的行为不是源于虚荣。真心的人和虚荣的人的关键区别在于：个体的行为是否源自自私的态度，是否出于提升自己价值的企图？虚荣的人是自私的，做事一般都出于一些特殊的目的。相反，一个社会情感发展完善的人总在扪心自问：“我能为别人做什么？”两者在态度和价值观上的差异显而易见。

综上所述，可以总结出一条普遍真理：奉献者总能比接受者获得更多的幸福。如果仔细推敲这句话中对人性的理解，就会发现它在强调一种奉献精神。奉献、服务他人或帮助他人可以充实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快乐。就像俗语所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与此同时，只知道索取的人总是不知满足，得寸进尺，总是在想自己还可以得到什么，可以再拥有什么，以此来获得快乐。他们从不在乎别人的感受或者需求，甚至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之上，在他们的人生哲学中，从来没有“和谐生活”“和平共处”这些词语。他们要求他人臣服，完全遵守自己定下的规矩，决不允许任何反抗。这些人的性格、思维、得寸进尺的态度和行事方式与普通人格格不入，让人生厌。

还有些人表现虚荣的方式更为原始。这些人打扮夸张，奇装异服，带着莫名自信，并且引以为傲，就像原始人在头上插上艳丽的羽毛来彰显地位一样。有些人将热衷于华丽的服饰，追求时髦作为满足虚荣心的途径。他们的锦衣华服就像是盔甲或武器，唯一的目的就是击退敌人，来保住自己的虚荣心。有时候，个体的虚荣心还表现为使用一些色情装饰品，或者一些非常低俗的文身。这些人通过这种哗众取宠来展示自己的方式，有时会让他们颜面扫地，但有时也的确可以带给他们优越感。此外，另一些人通过表现得非常严肃、冷酷来展现优越感。实际上，这些人外表冷酷，内心软弱，他们只是在装腔作势罢了。尤其是男孩，他们表现出的冷酷其实只是对社会情感的排斥。这类人总想从他人的不幸中寻得安慰，如果别人乞求他们同情，他们就觉得受到巨大的侮辱，变得更加冷酷无情。就像有些父母用养育过程的艰辛来教育孩子，希望以情动人，但孩子却觉得可笑，不以为然。

如前所述，虚荣的人喜欢掩饰自己，在想操控别人之前，总是先给些甜头。所以，他们表面上热情、真诚和好相处，内心却争强好胜，自私自利。如果把虚荣的人与人交往比喻为一场战斗，他们首先会让对方放松警惕，他们会表现得上进，有责任感。之后，他们才慢慢地表现出自私的本性。这时，我们会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失望，难以接受这种改变，自我安慰说也许他们的性格有两面性。事实上，虚荣的人的性格从来都是如此，让人先喜后悲。

虚荣的人为了赢得别人认同，所采用的诡计可称为“心灵捕获”。为了获胜，他们全身心投入这场表演当中，不遗余力。在与人相处时，他们大谈人性，处处表现出对他人的关爱。不过，过于夸张的表现也容易暴露出他们的目的。一位意大利犯罪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当一个人表露的善意和仁心超出一定程度时，我们应加倍小心。”这一观点尽管有待商榷，但不无可能。总之，虚荣的人易于识别，奉承讨好是他们的主要表现之一。但是，大多数普通人对此并不买账。在此，提醒一下那些野心勃勃的人，阿谀奉承对于达到目的而言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方法。

本书的前半部分阐述了导致个体心理发展偏差的主要因素。从教育学的观点看，问题儿童对周围环境持有攻击好斗的态度。教师尽管深知生活的规则和自身的职责，但是无法把这些道理强行灌输到这些儿童身上。唯一的方法是：尽可能不让这些儿童暴露在富有攻击性、可能激发他们好斗心的环境当中。教师不应把这些儿童视为改造对象，而要把他们当成独立的、平等的个体。这样才有可能避免这些儿童产生被控制或被忽视的感受并向教师发起挑战。当代文明社会，在斗争情境中滋生的野心正在渐渐侵蚀个体的思想行为和性格。不当的野心随着在人际交往中进一步发展，会在人格中占据优势，最终阻断和瓦解个体的健康发展。

童话故事中也有关于人性的许多描述，还展示了个体的虚荣心可能造成的危害。以《渔夫和金鱼》为例，故事梗概是：有一个渔夫，有一次打鱼时将捕到的一条鱼放生，鱼为了报答他，答应满足他一个愿望。但渔夫那贪婪自私的妻子却得寸进尺，成了公爵夫人又想成为皇后，成了皇后之后还想成为上帝。鱼在听到她最后一个愿望后大怒，将他们打回原形。

个体的虚荣和野心会无限膨胀，不会停止。有趣的是，无论是在童话故事还是在野心勃勃、虚荣的人所热衷的奋斗目标中，个体追求权力的愿望最终会发展为“想当上帝”。在现实生活中，虚荣的人要么将自己视为上帝，要么将自己视为上帝身边的侍者，并不时地表达想当上帝的愿望这些情况并不少见。想要成为上帝的欲望投射到人格边界之外，并渗透在他们的言行举止当中。

这种虚荣心极度膨胀的例子在当今生活中随处可见。例如，很多人对于通灵术和超自然力量表现出莫大的兴趣，他们渴望拥有超出常人的力量，超越人类，穿越时空，与鬼神交流。

我们如果再深入挖掘，就会发现很多人都渴望在上帝身边获得一席之地。当代还有相当多的学校教育理念中是以神学思想为指导的，这些学校的前身就是教会学校。这种教育模式会带来不良的后果。所以，在当代的教育模式中应该引入更合理的思想或信念。但是，宗教或超自然解释倾向在人类文明中影响至深，难以根除。事实上，除心理学的解释外，大部分人对于人性的理解都源自《圣经》。《圣经》说，上帝根据自己的想象创造了人类。这些说法会对儿童的灵魂产生巨大的影响。毋庸置疑，《圣经》是一部巨著，对于人格发展已成熟的成人来说，每次读后都会受益匪浅。但是，用《圣经》的思想来教育儿童并不妥当，或者即使让儿童阅读《圣经》，也最好别向他们解释其中的含义，这样有助于我们的下一代拥有健全的人格，而不会产生“既然我是上帝创造的，我就应该高高在上”的认识偏差。

变为上帝的化身这种观念类似于童话故事中的乌托邦，在那里个体的任何愿望都有可能实现。一般来说，儿童不会对这些故事信以为真，但却很容易被这些想法诱惑，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就像儿童喜欢魔术一样，尽管知道魔术是假的，但仍然被深深吸引。在现实中，有不少人沉迷于想象自己拥有某种魔法控制他人，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甚至会持续终生。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点迷信思想，比如认为女人通过魔力控制男人。很多男性的言语和行为好像受到自己伴侣的魔法支配。在古代，这种迷信思想甚至更严重。只要一个小借口，女性就可能被指控为女巫或术士。这种风气曾噩梦般席卷整个欧洲，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洲数十年。当时，数百万女性为此丧命。基于此，这种迷信并不是无关痛痒的小错误，它与世界大战、宗教法庭带来的危害相差无几。

在想努力成为上帝化身的个体中，通过对宗教信仰的错误解读来满足虚荣心的现象也比较常见。例如，一个宗教狂总想着远离人群，和上帝对话。他通过虔诚的宗教仪式和祈祷，来让自己觉得离上帝很近，肩负重任，自认为是神的使者。这种宗教戏法是一种病理性的偏执，与真正的宗教信仰完全不同。曾有这样一个病例：一名男性说自己每天晚上都必须祈祷，否则就无法入睡。因为他只要有一次不把祈祷传向天国，世界上就会有一个人遭受到不幸。我们可以把他的话理解为：“只要我做了祷告，他就不会受到伤害。”通过这些误用的宗教手段，个体很容易产生“魔法”带来的优越感，尤其是仪式又碰巧消除了别人的不幸时。因此，这些宗教狂的某些行为很难从人性的范畴加以解释。他们常常会出现无意义的姿势、刻板行为等表现，这些不仅无助于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的解决，反而成为他们接触现实环境的障碍。

在当代社会，金钱也是充满魔力的东西。有一句俗语：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个体利欲熏心、唯利是图就不足为怪了。但是，个体的利欲熏心在我们看来是病理性的，是虚荣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虚荣心驱使个体通过不断积累财富来制造自己拥有魔力的假象。有些已经腰缠万贯的人还在不停地敛财。他们当中有人曾说：“是的，财富和金钱持续诱惑着我，我无法抗拒。”尽管这个人已经意识到自己被金钱蛊惑，但现实中很多人还蒙在鼓里。在当今社会，权力和金钱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对于财富的争夺意识是自然而然的，根本没有人意识到虚荣心才是让他们追逐财富的罪魁祸首。

在下面的案例中，我们将进行归纳总结，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虚荣心在个体性格发展中的作用。在一个家庭中有两姐弟，大家都认为弟弟资质平平，姐姐则能力出众。尽管很多人都试图帮助弟弟，但弟弟觉得自己无法追赶姐姐的步伐，他选择放弃，最终成为姐姐的陪衬。这时，他很沮丧，觉得自己没有天赋。一直以来，他觉得姐姐面对任何问题都游刃有余，而他却只能做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由于姐姐一直表现得出类拔萃，周围人也渐渐认为他的天赋不如姐姐，即使事实并非如此。

就这样，上学时他心事重重，垂头丧气，不惜一切代价去回避对自己能力的认识和评价。青春期时，他想摆脱别人眼中“愚蠢的男孩”的形象，希望别人把他当大人看待。14岁时，他频繁出席成人的聚会。然而，他无法摆脱深深的自卑感，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自己如何能成为一个绅士。

他开始出现在风月场所，流连忘返，花掉了自己所有的钱。但是，作为成年人的自尊心不允许他向父亲伸手要钱。于是，他开始偷父亲钱，并不以为耻，反而觉得这样更像一个成年人的所作所为，认为自己是在帮父亲理财。直到有一天，他在一次重要的考试中失败了，自己是无能的这一点再度得到印证，才打破了他认为自己是成年人的幻想。

于是，他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悔恨之中，这些情绪明显地干扰了他的学业。这些情绪反应使得他得以暂时摆脱目前的困境，为他的学习成绩差找到一个充分的借口。所有处于这种负性情绪状态下的人，学习不可能不受影响。同时，他还伴有注意力涣散的症状，使得学习难以顺利进行。日复一日，虽然他根本就没有学习，但却安慰自己“我今天努力了，我今天学习很认真”，心安理得进入梦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进一步帮助他摆脱和姐姐比较的窘境。

他每天强迫自己早起一个小时，结果他一整天都感觉很疲惫，打瞌睡，无法集中注意力到学习上。这样，再也没人让他和姐姐竞争了！现在，问题已经不是他有没有天赋，而是懊悔和自责的情绪时时刻刻折磨着他，让他不得安宁。最后，他全身都穿上了伪装的盔甲，在他失败时没人会说他没有天赋。相反，如果他获得成功，就证明了他天资卓越。

在患者的行为表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虚荣心在作祟。为了不承认自己的“无能”，一个人甚至去冒犯罪的风险。不当的野心和虚荣心让这些个体在生活中迷失，夺去了人生本该拥有的坦诚和快乐。实际上，这些表现其实就是虚荣的人犯下的愚蠢错误。

嫉妒

嫉妒是一种非常常见和有趣的性格特征。这里的嫉妒并不单指在恋爱关系中的嫉妒，而是存在于各种人际关系的广义的嫉妒。有些儿童在企图超越他人的过程中滋生嫉妒。随着嫉妒的产生，这些儿童同时也会发展出野心、攻击性等特质。嫉妒就像是野心的姐妹一样，备受歧视和忽视的人最容易产生这种特质，而且一旦产生，就可能会伴随一生。

有时，当一个家庭迎来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时，长子往往会对弟弟或妹妹产生嫉妒，因为父母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弟弟或妹妹身上，他们觉得自己就像是被罢黜的国王。曾经享受过的父母亲的温暖和关怀，如今却被弟弟妹妹夺去，让他们变得非常嫉妒。曾有这样一个经典案例：一个不到8岁的小女孩，就已经犯下三次谋杀罪。

这个小女孩精神发育迟滞，再加上体弱多病，在家里几乎什么都做不了。不过她很安于现状，满意自己的处境。然而，当她6岁时，父母又生了一个女儿。她的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怀着冷酷的敌意想要害自己的妹妹。父母无法理解她的这种行为，开始对她实施严厉的责罚，想让她明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有一天，有人在她家附近的小溪中发现了一具女婴的尸体。之后不久，另一具女婴尸体也出现在相同的地点。第三次，这个女孩正准备再将一具尸体丢进河中时被抓了个正着，她还供认了前两起罪行。她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观察和鉴定，最终在疗养院度过余生。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小女孩把对自己亲生妹妹的嫉妒转移到其他的小女孩身上，她对别的男孩却没有敌意。看起来她是把被谋杀的三个小女孩当成自己的妹妹，她通过杀害这些女孩来报复父母对自己的忽视。

在有兄弟姐妹的大家庭中嫉妒则表现得更为明显。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女孩更容易被忽视。当看到弟弟出生时受到更多关注，得到更多的爱和好处时，女孩很容易备受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敌对情绪会自然滋生。有时，姐姐也可能表现得像妈妈一样照顾弟弟。然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和上一个案例大同小异。如果姐姐在对待弟弟妹妹时表现得像母亲，就意味着她在与弟弟妹妹的关系中占据上风，占有主导权，让她在自己地位受到威胁时扳回一局。

兄弟姐妹的过度竞争是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女孩会感觉自己被忽视，不断努力去超越哥哥或弟弟。通常，女孩都可以在努力之后远远超越哥哥或弟弟，这同时还有自然规律的作用，因为女孩在青春期时发育比男孩快得多。不过，这种发育优势在青春后期会被男孩渐渐赶上。

嫉妒总是变幻莫测，形式多样。它可能隐藏在人们的相互猜忌中，暗自埋伏起来等待出击；它可能表现为对别人的批评，或者对于被忽视的恐惧。嫉妒既可表现为自我伤害，也可表现为极度强硬和顽固。在嫉妒的驱使下，人们会毫无根据地怀疑和否认他人，或试图限制他人的自由，支配他人的生活，等等。具体表现为哪种形式取决于个体先前在群体生活中的行为模式。

嫉妒常见的表现是：先给对方立一系列规矩，进而控制他们的行为。例如，在恋爱关系中，一个人给恋人定一些恋爱条款，或是试图限制恋人的活动，对恋人的一言一行都提出要求时，就是嫉妒在作怪。此外，嫉妒也可以表现为贬损和责备他人。无论是哪种表现形式，嫉妒心理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夺走他人的意志，限制他人的思维，使他人身心受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就是关于嫉妒的上述表现的范例：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采用嫉妒驱动下的这些行为方式压迫了妻子一生，以此来展示对妻子的绝对主导权和支配权。由此推断，嫉妒其实是一种个体对权力的变相追求形式而已。

妒忌

只要个体对权力和操控他人有追求，他的性格特征中一定会有妒忌的痕迹。当实际情况与过高期望之间出现差距，且这种差距难以弥补时，个体就会表现出自卑情结。自卑情结会时刻压迫他，提醒他达到自己的最终目标道阻且长，影响他日常的行为和生活的态度。此外，个体对自我价值的否定和对生活的不满又进一步加深自卑情结。他开始不断地花时间去评价别人的成功，关注别人对他的看法，或沉浸在别人所取得的成功中。他总觉得自己被他人忽视、排斥甚至歧视。即使他拥有数倍于别人的东西，他仍感到自己被忽视，这恰好说明他欲望太多，不管已经拥有多少，虚荣心都得不到满足。实际上，他想拥有全部。不过，这类人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这种欲望，毕竟这种想法是受到社会大众排斥的。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处处流露出“渴望得到一切”的想法。

在评价他人成功的过程中，个体的妒忌不断滋生和蓄积，妒忌情绪却不会给人们带来一丁点快乐。在社会情感的影响下，人们对于妒忌持否定态度。在现实生活中，从不妒忌他人的人少之又少，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摆脱妒忌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妒忌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当个体遭受痛苦和压力，或者处于饥寒交迫、衣衫褴褛的困境，或者感觉到自己前途渺茫、无路可走时，妒忌就随之出现。

当前还是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尽管伦理和宗教信仰都不允许妒忌的滋生，但是个体的心智尚未成熟到完全摒弃妒忌的程度。贫穷的人心怀妒忌很好理解，倒是那些声称自己“就算是穷困潦倒，也不会产生妒忌”的人让人无法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必须从个体的发展水平和客观环境两方面来理解妒忌。事实上，只要个人或者团体的行为受到过度限制，妒忌就会随之产生。然而，当妒忌以始料未及、令人不快的形式出现时，我们必然会乱了阵脚，无法避免妒忌和随之而来的仇恨。需要注意的是，每一个人永远都不应该去尝试测试自己的妒忌倾向，更不应该尝试刺激自己的妒忌倾向。我们应当掌握充分的技巧，当意识到妒忌产生的时候尽量不去强化它。比如，不要在他人面前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感，因为即使只是瞬息即逝的优越感，也很有可能会打击到别人的自尊，让他们产生妒忌。

妒忌的特质起源于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没有人可以凌驾于社会之上，也没有人能对外展示自己的权力时不遭受他人的质疑和挑战。妒忌迫使人类社会建立起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以保证公平公正。最后，“人人平等”法则被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法则。这一法则被打破，势必会引起混乱。

有时只要通过一个人的表情就可以看出妒忌的踪影，人们平时在描述“妒忌”时用到的修辞手法其实是有生理学依据的。例如，人们描述妒忌时的脸色都是“忽青忽白”，这说明妒忌可以影响个体的血液循环，毛细血管的收缩是妒忌的生理表现。

如何针对妒忌开展教育，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既然无法彻底消灭妒忌，我们只能“变废为宝”，尽量让“妒忌”变得有用。例如，在某些领域将个体的妒忌转化为生产力，而不是精神的压力，对个体和集体都大有裨益。

一个被妒忌蒙蔽心智的人注定会是一个无能的人，只知道一味地索取和干扰他人的生活。同时，他总是能找到各种借口为自己的失败推脱，把自己的错误归咎于他人。他可能是战争狂、捣乱分子，或是自私自利、从不关心他人的人。因为他对别人漠不关心，所以对人性的知识几乎一无所知。他不会为别人的付出而感动，与此相反，当妒忌达到一定程度时，他甚至会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贪婪

贪婪和妒忌总是形影相随。这里所说的贪婪并不是个体对钱财的贪恋，而是指一种更为广义的贪婪。这种贪婪是个体对社会和他人表现出一种“占有”的普遍行为模式，令人生厌。贪婪的人故步自封，画地为牢来保护自己所谓的“财宝”。贪婪一方面和野心、虚荣心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与妒忌相关。实际上，这些特质是共存的，当个体具备其中一个特质时，可用“读心术”推测出另几种特质的存在。

在人类文明中，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贪婪。通常人们会隐藏自己的贪婪。有人也会用过度慷慨来掩饰贪婪，类似于施舍，两者的目的都是通过贬低他人来提升自己。

有时，在生活的某些特定领域，个体的贪婪也可以成为有价值的特质。例如，当个体对时间、劳力表现出很贪婪时，在相同条件下他能更好地完成任务。在当今社会，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科学发展方面，人们对于时间越来越贪心，要求尽量节约时间和节省劳力。这听上去是个不错的理论，但在实践过程中，这一理论会变得为某人的利益和权力服务。人们错误地运用这一理论，会导致对时间和劳力的贪婪直接转化成对他人的压榨。这种压榨行为只能用实用性来评价，实际上实用性是普遍运用于评价各种行为的一项指标。当今时代发展的一个特征是：人被当作机器，技术规则等同于生活准则。将技术规则与人类生活准则一视同仁没有太大问题，但把人当作机器，只会导致人际隔离和孤独，对个体的人际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所以，在生活中人们应当进行适度的调整，多一点奉献，少一点索取。在理解“对时间的贪婪”这一点时不能脱离语境，更不能以此来危害他人。只要人们时刻谨记集体的利益，贪婪的危害性就会大大降低。

仇恨

仇恨是好斗的人具有的特质。仇恨有很强烈的表现形式，如大发雷霆（在儿童中较为常见），也有很温和的表现形式，如喋喋不休地抱怨，或者记仇。仇恨的强烈程度可以作为人格的一个优秀指标。我们可以借此去了解个体的内心，因为不同程度的仇恨会给个体的人格特征赋予不同的色彩。

仇恨表现形式多样，会促使个体去做一些伤害他人、其他民族、其他阶层乃至异性的行为。和虚荣一样，仇恨也不会以真面目示人，它懂得如何去掩饰自己，有时它表现为批评。个体的仇恨会在不断被破坏的人际关系中得到扩张。有时，个体的仇恨程度会突然暴露。例如，有一位患者诉说自己曾经一度沉迷于翻阅屠杀和残害他人的新闻报道，并感到十分兴奋。值得庆幸的是，这位患者并没有应征入伍。

在犯罪行为中可以看到仇恨的多种表现形式。较温和的仇恨在社会生活中也很常见，这种形式的仇恨不带有任何侮辱性或者恐吓色彩。愤世嫉俗就是这种仇恨形式，它是对人类表现出的较强的敌对态度。在一些哲学派系的思想中流露出严重的敌对态度和愤世情结，程度不亚于强烈的仇恨形式。在有些人物传记中，仇恨表现得直白赤裸。所以，在读这些传记时记住那些发生的事情并不重要，而是要了解到：为了创造出更为生动的作品，作家本应紧贴大众和生活，但是有的作家内心却充满着对人类的仇恨与冷酷。

此外，仇恨还有其他多种形式，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否则就偏离主题了。在选择某些专业和职业的个体常表现出厌恶情绪。例如，格里尔帕策曾说：“诗人通过诗歌充分表达了他的残酷天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职业中的个体的仇恨无法消除。与此相反，一个充满敌意的个体在做出职业选择的那一刻，他对人类的敌意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消除。就像一个有敌对特质的军人接受军衔的那一刻，他对人类的敌意会削弱，或者说至少从表面看来，他的敌对倾向与社会系统的发展方向是相一致的。因为他必须要融入新加入的组织，在职业中也需要和他人合作。

“过失犯罪”也是个体敌对情绪的伪装。对他人或他人财物的“过失犯罪”实际上反映出个体不在乎他人的感受，不关心他人。关于“过失犯罪”，法律上已经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但是还没有得出一致结论。“过失犯罪”和真正的犯罪有着本质不同。放在窗边的花盆因为振动掉落，砸到别人的头与蓄意用花盆去砸别人完全不同。但是，有些人的“过失犯罪”却与真正的犯罪无异。所以，“过失犯罪”也是理解人性的关键所在。法律上认为，“过失犯罪”不是一种蓄意的伤害行为，所以实施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刑罚。但是，无意识的敌对行为和有意识的敌对行为，二者其实源于同一程度的敌对情绪。当观察儿童做游戏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有些儿童一般很少去关心其他同伴。这可以解释为这些儿童对其他人不够友好。但是，如果深入分析时发现，有一个儿童每次和别人做游戏时总有意外发生，我们可以确定他没将同伴的安危放在心上。

从商业的角度也可以讨论上述观点。在商界描述“过失犯罪”和“敌对情绪”之间的联系其实并不是很合适。商人很少会顾及对手的利益，更不在乎公平和正义。相当多的商界搏杀都是建立在“通过伤害其他企业利益来使自己获利”的理论基础之上，所以这些行为即使有时候是出于恶意，是蓄意伤害行为，也不会受到惩罚。这些缺乏“社会共同利益准则”的商业活动和“过失犯罪”一样，都在不断地侵蚀我们的社会。

即使是最善良的人，在面临商业压力时也不得不尽力保全自己（我们暂时不考虑这些自我保全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这一点）。这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在商业活动中保持社会情感会很困难。所以，必须要寻找一条新的途径，让人们为集体福祉寻求合作变得更容易，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变得更困难。实际上，人类的灵魂一直在尝试建立更好的社会秩序，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心理学家们也应携手去寻找这条途径，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商界中的人际关系，也有助于理解在同时发挥作用的精神装置。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个体和社会的需求。

“过失”现象广泛存在于家庭、学校和生活之中。当在生活中遇到自私、不考虑他人感受的人时，个体就很容易发生这种情况。通常情况下，过失行为不会受到惩罚。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些从不考虑他人感受的人会终尝恶果，但他们的报应通常要等到多年以后才会显现。所以，那些肆意妄为的人在受到报应时并不能理解前因后果，大喊冤枉。他们遭到的报应实际上是同伴受够了他们的肆意妄为，不再关心他们，离他们而去。

虽然很多人试图为“过失犯罪”开脱，但“过失犯罪”其实就是“愤世嫉俗”或仇恨的表现。例如，一个人超速开车撞了人，却借口说自己为赴重要约会才超速的。他将自己的幸福（重要的约会）凌驾于他人的利益之上，并忽略自己的行为可能给他人带来的危险。个体对于自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态度差异为我们衡量他的敌对程度提供了客观标准。

第十一章　非攻击性特质

非攻击性的个体不会公开表现出对人类的敌对，但是会表现出敌对性隔离。这些个体表现的敌意就像迂回战术一样，不会主动伤害他人，但同时也回避所有的社交生活，不与别人交流接触，也无法与他人合作。然而，个体所面临的大多数生活问题，只有在社会中通过合作才能得以解决。这些将自己孤立起来的人，与公开反对社会的人一样，有着相同的敌对倾向。关于这一观点，前人的研究提供了相关的证据，下文中会重点说明非攻击性的相关表现形式。

社会隔离

社会隔离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少言寡语或沉默不语、缺乏对眼凝视、不专心听他人讲话等等，这些人在各种社会交往中都表现出一种冷淡的态度。冷淡在他们的言行举止、社交礼仪、说话的声调，乃至接受或拒绝他人的方式中都会流露出来。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刻意与人保持距离，但行为的表象下是虚荣和野心。他们依靠凸显自己和社会的差距来抬高自己，但实际上他们常常只能幻想自己成功。这些人表面上看对任何事物都毫不在乎，实际上，他们的攻击性和敌对倾向非常明显。有时，孤立也会成为集体的特质。例如，有些家庭与外界隔绝，每天门窗紧锁，不欢迎任何来访者。这样的家庭成员充满敌意、自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另外，孤立也可成为某些阶层、宗教、民族乃至国家的特征。例如，有时候到某些国家去旅行，在大街上看到不同建筑的结构、布局，就能清晰感受到相互孤立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存在。

人类文化倾向于划分不同的国家、宗教和阶层，这种划分带来的结果是：各种旧体制之间不断地发生冲突。有些人会利用这些潜在的矛盾冲突，挑起其他群体之间的战争，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样的个体或者团体往往自命清高，高估自我价值，喜欢揭人之短。他们总是费尽心机挑起两个集团或个体之间的矛盾，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一旦他们的这种行为造成严重的后果，比如世界大战，他们决不会因此而自责。由于自身缺乏安全感，他们企图通过损害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的独立和优越感。孤立让他们的命运可悲，目光短浅。缺乏自我理解让他们无法跟上人类社会发展的步伐。

焦虑

焦虑是极其常见的一种特质，厌恶中常带有焦虑色彩。有焦虑特质的人会终生难以摆脱它，为焦虑所累，无法与人正常交流，无法过安稳宁静的生活。焦虑还会摧毁他们为社会做贡献的愿望。他们的生活中处处都有恐惧，有些人害怕外部世界，有些人则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

有些人逃避社会，有些人逃避孤独。具有焦虑特质的个体中不乏自私的人。一旦个体确立要逃避生活中一切困难的目标，那么焦虑就会以不同形式不断地强化这种认识。有些人无论做任何事情，第一反应都是焦虑，哪怕只是出一趟家门，跟朋友告别，或者是参加工作、恋爱，等等。他们与生活、同伴的联系太少了，以至于只要周围环境发生一点变化，他们就会感到害怕。

这种特质严重影响着个体人格发展以及他们为社会做贡献的能力。焦虑的表现不一定是颤抖，或者是转身逃跑，也可以是突然放慢脚步，或者开始寻找各种借口。在面对新的情境时，焦虑个体的焦虑感就会悄然而至。

有趣的是，焦虑个体总喜欢回忆过去，或者考虑一些关于生死的问题。“回忆过去”这种自我压迫的方式比较温和，容易被人们接受。对死亡和疾病充满恐惧则是回避责任和义务的一种特征。他们有时候夸张地渲染生命转瞬即逝，命运无法预测，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无用和虚无的。有时候他们把天堂和来生当作安慰，觉得当下的一切行为都是没有意义的。以回忆过去表达焦虑的个体会逃避一切评估和测试，担心测试结果会反映出他们真实的自我价值，这是他们的野心所不允许的。以恐惧死亡和疾病表达焦虑的个体，会尊崇上帝，以此抬高自身价值，但却无法适应现实的生活。

焦虑的原始形式可表现为一旦独处就会瑟瑟发抖的儿童身上。然而，他人的陪伴并不能满足这些儿童的愿望，他们其实另有所图。例如，一个儿童的母亲走开时，他会非常焦虑地呼唤母亲回到自己身边。但是，母亲在或不在他身边，他的表现不会有任何改变。其实，他希望母亲待在自己身边，以便可以随时差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帮助儿童培养独立性，相反，我们提供了一个与他人相处的错误示范，让他养成让别人侍奉自己的习惯。

儿童的焦虑表现众所周知。在黑暗中或者夜幕降临时，儿童的焦虑表现格外明显，因为黑暗和夜晚导致他与周围环境之间的联系，或者与亲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困难。这时，他在焦虑如何将被阻断的联系重新建立起来。如果有家人闻声赶来，他就会要求开灯，或陪他玩耍。如果要求得到满足，儿童的焦虑就会消失。而当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的焦虑会再次出现，他通过焦虑来保证自己在家中的优势地位。

成年人中也有类似表现。有些人不愿意单独出门，在大街上，他们步履匆匆，眼神慌张，很容易识别。他们中有些人不愿意四处走动，有些人则在大街上健步如飞。例如，有时一些身体健康、四肢健全、气色很好的女性，要求我们搀扶她过马路。这说明她们只要遇到一点点困难，就会产生焦虑。这种焦虑往往在她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就产生了。广场恐惧症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患者总是觉得周围存在着某种危机，坚信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害怕摔倒。这些个体恐惧的内心深处也隐藏着对权力和优越感的追求。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焦虑就是一种工具，用来迫使他人陪伴自己或者支配他人的生活。所以，没有人能够离开患者的房间，因为一旦离开，他们会变得异常焦虑，每个人都必须向患者表现的焦虑妥协。就这样，焦虑患者渐渐给整个环境立下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个人都必须主动向患者靠拢，而患者却哪儿都不用去，可以像皇帝一样支配其他人。

想要消除人类的恐惧，只能依靠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只有在社会中找到归属感的个体才能拥有没有焦虑的人生。

这里还有个有趣的例子。在1918年奥地利革命时期，很多患者突然宣称自己不能再去参加心理治疗了。当问及原因时，大部分人这样回答：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在街上遇到什么样的人，更不要说你还穿得比别人好了。

那时人们的情绪普遍都很低落，但是为什么只有这一部分人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一切绝非偶然。他们的恐惧源于与别人缺乏接触，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那些具有社会归属感的个体不会感到不安，仍然过着自己的日子，而这些人却表现出极度不安。

胆怯是焦虑的一种温和的表现形式。不管你把儿童放在什么环境中，胆怯总会使他们逃避与他人的联系，或者将刚刚建立起来的联系破坏掉。自卑感和与他人的差距感让这些儿童难以在与他人的联系中感到快乐。

软弱

软弱的人常见的表现是：他们总觉得自己面临的任何问题都是极度困难的，没有自信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任何事情。这种人通常做事拖拉，以此拖延自己经受考核或者完成任务的时间。这类人总是在本该做正事时，却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有些人会说突然发现自己完全不适合当前所学的专业，或是找各种借口来说服自己，离开本职工作。除了拖拉外，软弱的另一个特征是过度谨慎。软弱的个体处处设防，无论是在安全问题上，还是事先准备时，他们都极度地小心谨慎，目的是尽可能地逃避自己可能承担的责任。

个体心理学家们把这一现象中所包含的问题统称为“距离问题”，“距离问题”为我们评估和测量个体人生三大问题提供了依据。这三个问题是：如何解决自身的社会责任？如何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所选择的人际交往方式是正确的还是不当的？人生面临的其他问题还包括如何选择专业与工作、如何处理爱情与婚姻中的问题等等。从个体在面对上述问题时的受挫程度及其所选择的处理方式的偏差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人格特征的全貌。同时，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收集资料帮助我们增加对人性的理解。

个体表现出软弱或多或少是由于不愿意接受任务。然而，如前所述，悲观主义者也有积极的一面。我们可以假定个体表现出软弱也有积极的一面。因为，如果他对所接受的任务毫无准备，表现软弱不接受任务，他的自尊和虚荣心就不会受到影响，他的处境就会变得很安全。正如一个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在表演时知道下方有一张保护网，即使掉下来，他也不会有危险。此外，即使他接受这项工作并且失败了，软弱的特质让他可以找到一大堆借口来开脱，使得自我价值感不受威胁。例如，如果早点接手这项工作，或准备得更充分些，成功就唾手可得。这时，一些无关紧要的环境因素，而不是软弱的性格导致他的工作失败。一旦成功，他的成功就显得意义非凡，因为他在时间紧张、精力投入不足或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仍旧解决了问题。与经过充分准备，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成功是理所当然的情况相比，他更胜一筹。换而言之，他做事情事半功倍，是人中之龙。

这就是个体表现软弱性格的优势所在。但让自己迂回实现目标，却暴露出了野心和虚荣心。软弱的个体往往乐于扮演英雄，至少是自己的英雄。他所有的行为都指向个人膨胀的目标，营造出他拥有特权的假象。

还有些软弱的个体企图回避前述的所有人生难题，他们通过设置自我障碍使自己不用面对这些问题，或是用踌躇不前的方式去处理问题。这些人会表现出种种怪异行为，如闲散、懒惰、工作不稳定和欠债不还等。有些人的身体姿势会暴露出人生态度，如脚步绵软如蛇，往往见于不愿直接面对问题，希望采用迂回策略解决问题的个体，这种现象绝非偶然。

以下有一个真实案例。一个男性患者，厌世，想自杀。他觉得生活无望，毫无乐趣，只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家中有三兄弟，他是长子。父亲热爱生活，雄心勃勃且成就非凡。患者是父亲最宠爱的儿子，被寄予厚望子承父业。母亲在他年幼时去世。由于父亲对他关爱和保护有加，他与继母的关系也比较融洽。

作为长子，他很崇尚强权和武力征服，在家中他的言行举止专制，在学校成绩优异。大学毕业后，他接管了父亲的事业。他常以施舍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包括语调温和、友善对待下属、付给工人高额薪水、虚心接受合理的建议等。

1918年大革命之后，他的生活发生改变。他开始抱怨工人们的行为不守规矩，自己无法忍受。以前，工人对他的态度是谦卑恳求，现在却变得十分强硬。他很愤怒，开始产生放弃自己事业的想法。

在面对当前困难时，患者开始表现出明显回避。以往他是众望所归的企业家，但是当他的权力地位受到撼动时，他就无法再胜任工作。他的这种人生哲学对他的事业和生活都造成不利的影响。如果他以往从来没有雄心勃勃地要成为领域的佼佼者，他现在的表现尚能让人接受。但是，依靠强权的统治力一直是他的人生目标，现在社会的变迁和商界的发展变化使得他的人生目标变成镜花水月。所以，他表现出对工作丧失兴趣，想要放弃管理。他的退缩行为实际上是对他难以掌控的员工表现出的攻击与抱怨。

他当前的退缩行为是虚荣心所致。在急剧变化的整体环境中他所面临的重重矛盾压得他无法喘息。由于性格的单方向发展，他的固有观念已经无法改变，新的行为准则难以发展出来。强权和优越感是他唯一的信仰，导致他的发展止步不前。最后，虚荣成为他性格中的主导成分。

从他的社会交往情况来看，他缺乏必要和充分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的人才能成为他的朋友。同时，他常在批评别人时毫不留情。他思维敏捷，批评别人时入木三分，让别人非常难堪。语言的尖酸刻薄让朋友都离他而去，他身边空无一人。没有人交流时，他就用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来填补空虚。

但是，对他真正的毁灭性打击是爱情和婚姻出现问题。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爱情是两人最为深刻而平等的联结，不允许带有个人的专制欲望。由于患者总是扮演一个统治者，所选择的伴侣必须符合他的要求。他不会选择一个弱者，而是会选择一个条件优越但自己可以屡次征服的人作为伴侣。每一次征服对他而言就意味着一场胜利。这样，性格相似的两个人被联系在一起，婚姻就像是永不休止的战争。与他相比，妻子在很多方面表现出的专横更胜一筹。这样一来，双方都在想尽一切办法维护各自的权威，他们渐行渐远却又不敢离婚。他们不愿离开婚姻的战场，是因为各自还期待着获得最后的胜利。

患者的心境在梦中真实反映出来。他梦到自己和一个年轻的女服务员对话，她长得有点像他公司的会计。在梦里，他反复对她说：“但是你看，我是贵族。”

在这个梦境中不难推断出患者的思维过程。一方面，梦境反映出他轻视别人的态度。对他而言，每个人都是仆人或服务员，都是没有文化的下等人，女人更是如此。由于他正与妻子冷战，梦中的女人可能是妻子的象征。

由于患者总是眼高于顶，追求虚荣，所以没人能理解他目前的困境，而他自己也一无所知。他一边标榜自己毫无依据的贵族身份，一边与周围环境渐行渐远。同时，他还视他人为草芥。在他的处世哲学中，没有友情与爱情生长的空间。

个体用来迂回满足虚荣的借口和方法通常都极具个性，合情合理且易于理解。但是，患者使用的方法并不适用于当前情形。例如，患者觉得他必须尝试交朋友。他加入一个联谊会，与别人喝酒、打牌和闲聊来打发时间。他认为这是自己唯一能结交到朋友的方式。因此，他每天总是很晚回家，第二天又困又累。一个人不能只沉迷于酒吧或类似社交场合去交朋友，还应该同时投入工作，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然而，正如所见，患者交朋友的方式是无所事事。很明显，他采用了错误的方式，即使他的理由听起来无懈可击。

上述案例表明，个体对经历事件的评估、态度和反应方式，而非客观经验使得个体的发展路径从直线变为曲线。这里我们需要处理人性所有的缺点。这一案例或是类似案例都呈现了个体的性格发展中已出现或将要出现的系列错误。我们需要考察与个体行为模式相联系的借口，分析错误的内在机制，并给予适当的引导以修正错误。这个修正过程和教育十分类似，教育的本质就是修正错误。修正的前提是要了解个体如何在错误的自我解释基础上，沿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出偏差的人格，最终带来不幸的人生。以复仇女神涅墨西斯为例，古人的智慧已窥见一斑。个体的人生不幸，是其性格的错误发展，崇尚强权而不顾及公众利益的直接结果。对个人强权的崇拜会使个体迂回实现这一目标，完全不考虑同伴利益，其结果是日复一日地陷入对失败的恐惧当中。在发展的这一阶段，个体经常会表现出神经症的症状和体征。这些症状是个体可以不去完成任务的借口，暗示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社会没有逃兵的容身之处。要在社会立足，个体要努力适应，学会妥协，并发挥所长，而不是为了统治他人成为领导者。这条真理已在很多人身上得到验证。有人热衷于权力游戏，即使他表现得彬彬有礼、行为得体，也很难成为别人的知心朋友，别人也不会喜欢他。聚会时，他死气沉沉，毫无喜悦之色。他的聊天漫无边际，往往在小事上暴露出其性格的蛛丝马迹。例如，他会竭尽全力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即使别人毫不在意。一旦达到目的，争论会立刻停止，他不愿意继续讨论下去。此外，在个体曲线发展实现野心目标的这一阶段，他又出现令人费解的症状，包括莫名的疲倦、失眠、坐立不安和无力感等。这些不明原因的症状是个不错的借口，他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病人，患上了“焦虑症”。

事实上，他所有的表现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转移注意力，不去面对真正害怕的东西，这些防御方式的选择并非偶然，就像一个惧怕黑夜的男人所做出的顽强抵抗。可以确信，这样的人一定无法融入生活和社会，因为除了让黑夜消失，没有什么能让他满意。他提出一些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作为生活的基本条件，但这些条件恰恰暴露出他的野心。他会被生活拒之门外。

他表现出的神经症症状源于对自己所面临问题的恐惧。但是，生活中的问题不可避免，当这些问题呈现在他眼前时，他开始寻找各种借口，希望拖延处理或彻底推脱。但是，这种行为模式一方面让他逃避了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给他本人和其他人都带来伤害。更好地理解人性，意识到个体繁杂的行为表现之间内在的因果联系，就能避免上述症状的出现。破坏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会带来惨痛的后果。在个体发展过程中，时间的变迁和难以计数的复杂情况，使得个体的罪行与报应之间的联系难以厘清，难下定论。只有掌握了个体完整的行为模式，并洞悉他的个人经历后，我们才能仔细探究这些因果联系，明确个体发展出现偏差的最早时间点。

文明进化中未驯化的天性

有些人会明显表现出被称为野蛮或不文明的性格特征，比如咬指甲、挖鼻孔或是在餐桌上狼吞虎咽。有些人在餐桌上狼吞虎咽，毫不掩饰自己的吃相，也不以为耻，能明显地看到他们野蛮的性格。他们进食时声音很大，从不细嚼慢咽，吃得又多又快。我们经常能见到只有在进食中才能找到快乐的人。

有些人的野蛮表现是脏乱无序，工作过于繁忙或是工作兢兢业业，但天性糊涂的人不在此列。这些人通常是无业游民或不务正业的人，他们外表上总是邋邋遢遢，但又具有攻击性。如果不了解这些人的性格特征，我们就会对他们一无所知。

上述表现只是野蛮人的一些外部特征。这些行为表明他们并不想参与到群体当中，想与其他人划清界限，让我们相信他们对于同伴而言毫无用处。个体的大多数野蛮特质源于童年时期。发展受挫的儿童更容易表现出这些特征，直至成年后也没能克服。

个体的上述行为表现或多或少出于与同伴交往的厌恶心理。野蛮的人都希望自己远离生活，讨厌合作，不会听从劝告去改正。事实上，当一个人不愿服从群体生活的规则时，上述行为都很容易理解。咬指甲、衣着邋遢是避免与人接近，防止他成为众矢之的，不愿卷入纷争和受人关注，或是逃离爱情与婚姻的有效手段。他在竞争中失利，野蛮也会成为托词或借口。他会说：“如果我没有这个坏习惯，那我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但不幸的是，我有这个坏习惯！”

以下的案例用于说明个体将野蛮当作自我保护的工具，用来对抗环境。这是一位22岁的女孩，是家里的倒数第二个孩子。由于她体弱多病，母亲对她照顾有加，她也非常依赖母亲，希望可以日日夜夜和母亲待在一起。于是，她白天就表现出焦虑，晚上就出现惊恐发作和尿床。在症状之初，她获得胜利，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她通过这些错误的行为，罔顾兄弟姐妹的利益，成功地把母亲束缚在她的身边。

这个女孩还不交朋友，不上学，也不能融入社会。每次她不得不出门时，她就表现得非常焦虑。之后发展到她不得不晚上才出门办事，独自走夜路也让她苦不堪言。每次她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就向家人紧张地讲述她路上经历的危险。可以看到，她的这些表现都是为了让自己能一直待在母亲身边。但是，由于家庭经济原因，她不得不找一份工作，她几乎是被赶着去上班的。仅仅两天过后，老板对她很不满意，她不得不辞职。这时，她又尿床了。母亲不理解她，严厉地责备了她。于是，她企图自杀，被送到医院，母亲非常懊悔，发誓永远不会离开她。

患者所有的表现，包括尿床、怕黑、害怕独处和自杀尝试，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就是：“我要待在母亲身边或是我要母亲一直关心我！”对她而言，尿床这个不文明行为就有了意义。现在，我们意识到可以通过一些坏习惯来判断个体的性格特征。同时，只有了解个体的整个生活背景，才能帮助他纠正这些错误行为。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孩子气的不文明行为和坏习惯的目的是获得成人的关注。想要充当家庭中的重要角色或是想向父母展现自己软弱无能的儿童会利用这些行为方式。有陌生人到访时，儿童故意捣乱的行为也具有相同的含义。有时候，当有客人来时，原来行为得体的儿童突然表现失常。他们是想增加自己的存在感，只有这一意图得到实现他们才会停止捣乱的行为。这些儿童在成年后，会尝试使用类似的不文明行为来逃避社会规范，或是给他人制造麻烦，破坏公共利益。在这些行为表现背后是他们的虚荣心在作祟。由于这些行为的表现形式多样且善于伪装，我们难以明确这些行为的内在心理机制和发展趋势。

第十二章　性格的其他表现形式

快乐

个体愿意服务他人、帮助他人和为他人创造快乐的程度可以反映出其社会情感的发展水平。拥有为他人带来快乐的天赋会使个体颇具魅力。快乐的人更容易让人卸下防备，更具有同情心。大多数人认为，拥有让人快乐的特质的个体会表现出高度发展的社会情感。有些人总是满面春风，从不焦虑和紧张，面对陌生人也表现得从容大方。他们善于与别人相处，善于传递喜悦，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而富有意义。人们依据他们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世，对他人利益的关注程度，甚至穿着、仪态、笑声和精神抖擞等方面，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善良。作为有远见的心理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道：“与心理测验相比，人们更能从别人的笑声中了解其他人。”笑声有助于建立人际关系，亦可以破坏人们已有的联系，比如幸灾乐祸者带有挑衅意味的笑声。有些人不会笑，抛弃这种维系人类情感的天然纽带，以至于他们根本不具备分享快乐和创造快乐的能力。还有很少一部分人，他们完全不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因为他们只关心生活中的痛苦，总想熄灭生活中的希望之光。他们根本不笑，或是在迫不得已，以及想扮演一个施舍快乐者时才笑。前一类人让人同情，后一类人让人反感。

让人反感的这一类型常见于那些扫兴、捣乱的人。他们认为世界就是让人伤心和痛苦的深渊。这些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不堪重负。任何一个困难都会让他们对未来丧失希望。因此，他们常在各种欢乐场合发表一些可怕阴暗的凶兆预言。他们对所有的一切都感到悲观。如果他们的周围有快乐的人，他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地找到一些悲观阴暗的点来打击别人的快乐。他们确实是用实际行动在打击别人，阻止人们快乐生活和享受友谊。

思维过程和表达方式

个体的思维过程和表达方式是可塑的，让人印象深刻。有些人说的话好像是至理名言，高雅有趣。而有些人还没有开口大家已经心知肚明，他们的语言粗俗下流，满嘴都是脏话或口头禅。后者的表达方式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性。他们说的一些想法和词汇，是别人不曾或不会使用的。这些粗俗下流的说法有时候甚至连他们自己都吃不消。这说明他们采用低俗杂志或电影上的口头禅、俚语或是主角的想法或行动来回答别人的问题时，没有考虑过别人会如何评价或批评他们。他们所采用的这种方式已经说明了他们的心理发展迟滞。

学龄儿童的不成熟

有些人的发展似乎停滞在学校生活的某一阶段，没能够走出大学预科阶段。无论是在家、工作单位还是社会上，他们都表现得像一个儿童，总是如饥似渴地倾听，等待着发言的机会。在聚会时，他们渴望回答问题，想让别人相信他们满腹经纶，就像在学校时等待优异的成绩单来认可一样。这些人必须生活在一成不变的环境当中才会感到安心。一旦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学龄儿童不足以应对的情境，他们就会感到焦虑不安。不同智力水平的个体都可以表现出这种特质。在缺乏同情心的时候，这些人就会显得枯燥、冷峻和难以接近；或者想努力地扮演一个百事通，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卖弄学问和墨守成规

学术型的人总是想用一些普适性规律来推理他们遇见的每一件事。他们坚信这些规律，并持之以恒。如果不是每件事都按照这些既定规律来解释，他们就会感到不适。他们是一群枯燥无趣的老学究。在深深的不安全感驱动下，他们想把所有的生活和生命现象都浓缩为规律和公式，害怕规律或公式无法解释的现象。一旦遇到他们无法用公式来解决的情境，他们只能逃离。如果别人讨论并非他们所擅长的话题，他们会感到羞辱和难堪。毫无疑问，个体可以通过卖弄学问获得很大的权力，例如数量众多的、孤僻的“反对服兵役”的学者正是如此。但是，这些过分强调良知的人也被无止境的虚荣心和支配欲所控制。

对于墨守成规的人而言，即使他们是优秀的工人，他们身上枯燥乏味的学究气息依然明显。他们工作中没有丝毫主动性，兴趣局限、眼界狭隘，满脑子的流行趋势和异想天开。例如，有些人养成只走楼梯外侧或是只走人行道缝隙的习惯，还有些人只走自己熟悉的老路。他们对生活中的人或事缺乏同情心。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制定规则，并逐渐与周围环境隔离。一旦遇到不熟悉的问题，他们就会手足无措，彻底失败，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现成的规律和公式就会一事无成。他们对既定规则奉若神明，回避一切新的变化。例如，他们已经习惯了冬天，就很难适应春天。他们抱怨在春季感觉很糟糕，因为气候温暖宜人，人们相互交流的机会增加，而他们很害怕与人接触。由于这些人难以适应新环境，他们选择的职业通常缺乏创造性。他们如果不改变自己，就很难找到其他的工作。卖弄学问、墨守成规都不是遗传特质，也不是不能改变的行为，而是个体偏差的生活态度。这种偏差的生活态度在他们的灵魂中能量巨大，完全主宰了他们的性格特征，让人无法摆脱。

服从

逆来顺受的个体也难以胜任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岗位。服从命令是他们惯常的模式。这些人依靠他人制定的规则来生活，所以大多数倾向于选择服务性的工作。此外，他们的逆来顺受还表现在人际关系的多个方面。可以通过个体的外在表现来推测其是否具有这种特质，常见的表现是屈服和谄媚。他们在别人面前点头哈腰，仔细聆听别人说的话。他们对上级的命令、别人的言语不加思考就严格执行。有时，他们觉得听命于人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并能够从中找到乐趣。当然，总是试图控制别人不是理想的人格特征，但过于听命于人并以此为乐的性格也不健康。

对于很多人而言，尤其是女性，服从是社会生活的一条行为准则。女性必须服从是不成文但根深蒂固的信条。人们认为，女性为了服从而存在。这一观点对人类社会中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带来不利的、破坏性影响，但却难以根除。许多女性也奉行这一点。然而，没有人会从这样的观点中获益。如果人们能意识到女性并不是为服从而生的，生活将是另一番景象。

一个习惯了服从的女人迟早都会变得依赖，缺乏社会价值。这里有一个案例：一位女性在自由恋爱后嫁入豪门。但她和丈夫都认同女性应该服从这一信条。在婚后生活中，她渐渐变成了一台机器，只知道做家务、服侍丈夫，身上所有的独立性都消失殆尽。周围的人也渐渐习惯了她的变化，但没有一个人从她的变化中获益。

上述案例中，由于夫妻双方都是知识分子，事情并没有进一步恶化。但是，对于观念中认为服从是女性天职的大多数女性而言，这位患者的命运就是前车之鉴。事实上，这一观点与人性之间蕴藏着巨大冲突。例如，当丈夫认为妻子的服从理所应当时，一旦妻子表现出不服从，双方就会引发冲突。事实上，要个体完全服从于他人是天方夜谭。

有些女性已将服从内化为性格特征的一部分，她们需要找专制、冷酷的男性作为伴侣。这种不自然的两性关系迟早会发展成公开的战争。这些女性的做法让我们看到女性天性服从的这一偏见是多么荒唐可笑。

摆脱这一困境的方法是：当夫妻一起生活时，必须以公平的劳动分工为前提，任何一方不应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在当前社会，如果这只是一个理想，至少可作为评估个体的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准。在两性关系协调、男性角色负担过重与国家民族冲突等问题中，都可以见到服从的特质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古代文明中，经济制度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或许，当今社会的大多数人都是奴隶的后代。尽管贵族与奴隶阶层的绝对对立已消失了数百年，但当今社会在特定群体中还保留着世袭制度，保留了服从和奴隶制的模式，从而造就了男权社会。在古代，工作是奴隶等下等人做的事，贵族无须染指。贵族被视为权倾一方和品德优秀的人。统治阶级中才拥有所谓“最优秀”，即希腊语中“Aristos”的人。上层社会掌握在这些“最优秀”的人手中。事实上，这些“最优秀”的人是由其掌握的权力来决定的，与他们的品行毫无关系。处于奴隶阶级的人才会被评价和分类，上层社会则掌握着评估的权力。

在当代社会，有些观点受到奴隶和贵族思想的影响。奴隶制在人类社会逐渐统一和谐的今天已经变得一钱不值。但是，思想家尼采却对贵族统治和奴隶屈从的思想推崇备至。时至今日，摒弃有关贵族与奴隶的阶级思想，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依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相信众生绝对平等的思想萌芽已经是人类文明前进的一大步。这一想法能帮助个体不断进步，避免行为上出现严重的失误。例如，有些人已经变得奴性十足，只有对别人感恩戴德时才会感到开心。他们为自己的奴性不停地辩解，强调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时，我们不要被他们开心的表现蒙蔽，事实上，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感到不快乐。

专横

与奴性个体相反，专横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必须占据主导和主要地位。他们的生活重心是：“我怎样能超过别人？”专横的个体总是会遇到各种挫折。一般而言，专横个体如果没有太多的恶意挑衅行为，也可能是有用之才。主管或者负责人都可以是这些具有专横特质的人。具有专横特质的人倾向于选择那些看重组织和领导能力的工作。在动乱或是革命时期，具有专横特质的人会脱颖而出。因为他们有一定的指挥才能，有成为统治者的态度和欲望，并为此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在家中发号施令，做国王、统治者或是将军才能让他们感到满足。如果被别人支配，他们有些人就会一事无成，服从他人的命令会使他们感到焦虑不安。在和平年代，这些人可以成为小企业或是小团体的领导人。他们强迫自己出现在台前，发表言论。他们如果不干扰社会生活规范，我们可以与他们和平共处。当今社会对他们中的部分人做出过高评价，实际上专横的行为让他们如临深渊，既不能成为优秀的领导者，也不能成为优秀的合作者。终其一生，他们始终像绷紧的琴弦，直到证明自己高人一等时才有片刻的放松。

心境和气质

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依赖于心境与气质，心境与气质由遗传因素决定，这是心理学认识的两大误区。心境和气质并不是可遗传的，它们由个体膨胀的野心和随之而来的高度敏感性所组成，是个体表达对生活不满和逃避的手段。个体的敏感性（气质）类似于感受器，帮助个体在进入新环境前探测环境的基本信息。

有些人看起来总是很开心，他们在生活中处处想方设法营造欢乐的氛围，认为生活是光明的。有时他们表现得像孩子一样稚气未脱，开朗阳光。他们不逃避问题，而是以一种童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在他们眼中就像游戏或谜语。这种生活态度动人而美好。

但是，也有些人表现得过犹不及，比如在严肃的场合里他们采用孩子气的解决方式，这是不合时宜的，也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们孩子气、不成熟的工作方式，会让人觉得他们不负责任，过于轻视困难和问题。结果，他们不会被委以重任，有时他们也会避重就轻。但是，快乐、稚气的人通常是工作的好搭档，能让枯燥的工作变得轻松愉快。相比那些整天面色阴郁、终日抱怨和情绪悲观的人，他们更容易成为人生的赢家。

厄运

如果谁违反群体生活的准则，他迟早会被生活还以颜色，这是心理学的真理。有些人在犯下严重错误之后并不从中吸取教训，却将不幸归咎于不公平的厄运。他们用尽一生的时间去证明自己的不幸，以及他们一事无成是因为厄运缠身。有一部分人甚至为自己遭受厄运感到自豪，就好像自己是冥冥之中被选中的人。进一步分析发现，虚荣心仍是这一切行为的始作俑者。这些人的表现企图让别人相信有邪灵在迫害他们。他们认为自己可能遭遇任何不幸。比如，在暴风雨中自己会被闪电击中，盗贼会恰好选中他们的房子行窃，等等。

只有将自己视为宇宙中心的人才会像这样夸大事实。表面上看他们似乎一直厄运缠身，但是所有的邪恶势力都以他们为复仇对象的这种想法是顽固的虚荣心在作怪。在童年期，这些人就相信自己已经被强盗、杀人犯、鬼魂或是其他坏人盯上，好像别人除了迫害他们就无所事事一样。

这些人的生活态度还会表现在外部行为上。他们走起路来弯腰驼背，好像在负重前行，像是支撑着古希腊神庙的大力神，花费一生的时间在托举着神庙的柱子。他们对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认真对待，但态度悲观。最终，他们总是一事无成。厄运缠身的幻想不仅让他们自己感到痛苦，也给别人的幸福生活蒙上阴影。他们通过展示自己的不幸来获得存在感，这些行为方式的根源就是虚荣心。

宗教狂

有些长期不被他人或社会理解的人最后会成为虔诚的宗教狂，并我行我素。他们怨天尤人、自我同情，将自己的过错归咎于上帝的自负，他们只在乎自己。在他们的心中，即使是至高无上、万人景仰的上帝也是为他们所用，并且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负有责任的存在。他们认为通过一些人为的方法，如虔诚的祷告或其他一些宗教仪式，就可以更接近上帝。上帝只负责关爱他们，帮他们处理麻烦，除此以外一概不管。在这些宗教狂中有很多异教徒，如果在古代的宗教法庭，他们很有可能被处以火刑。他们信奉上帝，与同伴接近时，总是不停地抱怨和发牢骚，却从来不做于己于人有益的事。在他们眼中，合作仅仅是别人的义务，而不是自己的责任。他们是徒劳的利己主义者的典型代表。

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18岁女孩，善良、勤劳又野心勃勃。她的野心表现在宗教信仰中，每一次仪式都无比虔诚。有一天，因为感觉自己祷告时走神，就开始自责，认为自己不够虔诚，打破了戒律。结果，她像精神失常一样，一整天都跪在角落里，痛苦地自责，暴力地惩罚自己，尽管别人不明所以。之后有一天，一个神父想帮助她卸下心理负担，告诉她并没有犯下真正的罪过，她一定会得到上帝的拯救。第二天，这个女孩在大街上挡在神父面前，向他尖叫，说神父不配进入教堂，因为他已经身负重重罪恶。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个人的野心是如何影响宗教信仰，以及个体的虚荣心是如何化身为判断美德与罪行、纯洁与堕落、善良与邪恶的法官的。

第十三章　情感与情绪

情感与情绪是个体性格特质的增强表现形式。情绪通常表现为个体在某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压力下突然的宣泄。情绪像性格特质一样，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情感和情绪可以被视为拥有清晰时间界限的心理活动。情感并非难以解释的神秘现象，当它与个体既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相符合时，个体就能体验到情感。情感和情绪的目标是朝向有益的方向修正个体的行为。它们是发生在个体身上的增强的、更激烈的心理活动，先于为实现生活目标的其他心理机制之前，或是对其他心理机制丧失信心时产生。

有些背负自卑和无能感的个体，他们会全神贯注、加倍努力，表现出强烈的心理活动，即情绪和情感。他们相信加倍付出，就会成功。情绪之于生活目标，正如愤怒之于敌人一样，没有敌人我们不会表现出愤怒，没有明确努力的目标，我们也不会表现出情感与情绪。在人类文化中，人们可以在情感和情绪的驱动下达到自己的最终目标。如果在情绪驱动下很少能够实现目标，我们也就不会表现出情绪和情感。

对于那些自信心不足、有强烈不安全感的个体，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目标，而是会付出更大的努力，以及相应的情感与情绪继续靠近自己的目标。有强烈自卑感的个体有时会竭尽全力并采取某些残忍和野蛮方式来达到目的。

个体的情感、情绪和人格的核心密切相关，它们不是独立个体的独特特征，而是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具有的普遍特征。个体对特定情境做出适当的情感反应的能力，称为情绪能力。情绪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时时都能体验到它们。即使是陌生人，我们通过他日常的情感与情绪反应，也能对他有所了解。个体的情感和情绪会表现为身体语言，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个体的身体和心理密不可分，与情感和情绪相伴的生理现象可以表现为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的变化，包括面红耳赤、脸色苍白、脉搏加快和呼吸加快等。

分离性情感

愤怒

愤怒是个体追求权力和支配欲过程的真正缩影。愤怒的目的就是迅速而强有力地毁灭一切障碍。前人的研究表明，愤怒的个体通常会竭尽全力来追求优越感。对他人认同的追求有时会堕化为对真实权力的沉迷。在追求优越感和认同感的过程中，个体的权力只要受到一点点威胁，他就会做出愤怒的反应。或许是基于以往的经验，个体相信利用愤怒这种心理机制，能够从容向前，击败敌人。这是并不聪明，但容易奏效的方法。大多数人都对自己偶尔发怒获得好处的情景印象深刻。

某些场合个体表现的愤怒情有可原这种情况并不在我们讨论的范畴。我们更关注那些习惯性愤怒的个体。事实上，有些人已将愤怒变成自己的行事标签，因为他们没有解决问题的其他方式。这些人通常傲慢且高度敏感，忍受不了别人和他们平起平坐或比他们位高一等。只有比别人更优秀，他们才会感到开心。因此，他们敏感而警觉，总是担心别人过于靠近，或是对他们的评价不高。伴随着高度敏感性，不信任感也是他们常见的性格特征，他们不会信任自己的同伴。

除了愤怒、敏感和不信任以外，这些个体还有其他的性格特征。在面临困境时，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会害怕每一项难度大的工作，并且无法融入社会。如果他一事无成，他唯一的反应方式就是愤怒，以伤害他人的方式来抗议。例如，他有可能会打碎一面镜子，或是砸碎一只昂贵的花瓶。虽然事后他会说自己失去理智，不知所谓，但是却没有说服力。他想要伤人或毁物的企图太过明显，他总是破坏一些值钱的东西，从不在不值钱的东西上发泄愤怒，表明这些破坏行为一定具有某种意图。

虽然在小范围内上述方法屡试不爽，但只要范围一扩大，这些方法就会失效。习惯性愤怒的人很快就四处树敌，因为与愤怒常同时出现的是暴躁行为。习惯性愤怒的个体表现出明显的敌对态度，这是对社会情感的全盘否定。对权力的极端追求使得他们常试图置对手于死地。由于情感与情绪是个体性格最明显的指标，我们可以将这些人性的知识用于解决个体的多种情绪问题。暴躁的、易怒的个体是人类社会和幸福生活的敌人。他们对权力的追求建立在自卑感之上。意识到自身权力的个体会根据需要表现出这种富有侵略性、暴力的心理活动和相应行为。个体爆发愤怒时，就是自卑感和优越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时候。愤怒是一个廉价的小伎俩，是通过牺牲他人利益来抬高自己地位的手段。

酒精是促发个体愤怒和暴怒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极少量的酒精就足以引发愤怒。酒精能够减弱或消除个体的理智行为。一个酒精中毒患者就好像没开化的野蛮人，失去对自己言行的控制，也不再为别人着想。在没喝醉时，他会尽力掩饰对他人的恶意和伤害倾向。一旦喝醉，他的真实性格就会暴露无遗。一般而言，不能融入生活的人更容易酒精成瘾，他们通过精神活性物质寻找安慰和遗忘不快，给自己不如意的生活寻找借口。

儿童比成年人更容易发脾气。有时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足以让一个孩子大发雷霆。这是由于儿童有着更强烈的自卑感。在自卑感的驱动下，儿童会以一种更明显的方式表达对权力的追求。一个愤怒的儿童实际上是在追求认同感。他认为自己遇到的每一个障碍，都是难以逾越和难以克服的，因此通过愤怒可以暂时回避遇到的困难。

个体的愤怒超出限度，会对自身带来伤害。愤怒与自杀存在本质的联系。在临床案例中，自杀既是个体对自己承受挫折的报复，还包括个体想要伤害亲人和朋友的倾向。

悲伤

当个体经历丧失或者被剥夺、不能自我安慰时，就表现出悲伤。悲伤以及与之相关的情感，是对个体不愉快和软弱的一种补偿，也是寻求安全情境的尝试。从补偿的角度看，它与愤怒的价值一样。与愤怒不同的是，悲伤源于不同的刺激情境，涉及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表达方式。愤怒和悲伤都受到个体对优越感追求的驱动。但是，个体愤怒的目的在于提升自己并贬低对手，愤怒直接指向对手。悲伤相当于个体精神防线的回缩，为随后的扩张做准备。悲伤个体会在扩张的过程中获得个人提升与满足感，满足感的表达方式仍然是宣泄。但与愤怒不同，悲伤是直接指向周围人。悲伤的人也时常抱怨自己的同伴。通常，悲伤是人的天性，但极度的悲伤也可以演变为敌对的反社会行为。

依据周围人对悲伤个体的反应，悲伤个体可得到自我提升。如果悲伤的人察觉到他人的服务、同情、支持、鼓励或是全心全意的帮助，他们就更容易摆脱困境。如果只是通过流泪和大声抽泣来宣泄，他们是通过让自己成为法官、评论家或是原告的方式，打破原有的生活秩序，使自己的地位高于环境中的其他人。悲伤的个体就像一个诉求不满的原告，把所有的责任绑在周围人身上，并且让别人难以拒绝。

悲伤既是个体从软弱到追求优越感的奋斗过程，又是个体为维持地位，逃避无力感和自卑感所做出的尝试。

情绪的误用

情感与情绪是个体克服自卑感、提升人格和获得认可的有效方法，这是情感和情绪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在个体的心理活动中，情感表达能力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一个儿童一旦了解到能够用愤怒、悲伤或哭泣来控制他人或是摆脱被忽略感，就会反复尝试这些方法来掌控他人。这时，他的行为模式会固化，倾向于采用惯用的情绪反应来回应一些无关紧要的刺激。只要想满足自己的需要，他就会调用情绪。个体过度聚焦于情绪是一种不良的习惯，有时这种习惯还会发展为病态。儿童如果表现出上述倾向，成年后就会经常发生情绪误用。他将悲伤、愤怒以及其他情绪当成游戏，或者是手中的木偶，玩弄于股掌之上。拥有误用情绪的性格特征的个体会一无所成，惹人生厌，情绪在他身上失去了真正的价值。每当遭到失败或是绝对权力遭到威胁时，情绪游戏就会成为个体的习惯性反应。如果悲伤的表现形式是歇斯底里地尖叫，就会让人不快，因为它听起来就像刺耳的广告。以为难自己的方式表现悲伤的个体并不少见。

个体的情绪误用还可以表现在生理指标上。极度的愤怒可作用于个体的消化系统，导致出现呕吐，这种生理机制再次反映出愤怒个体的敌意。悲伤则常伴有节食，体重减轻是悲伤个体的生理表现。

我们应该重视情绪的误用问题，因为它影响了其他同伴的社会情感。只要邻居对悲伤者表示友好，悲伤就会停止。然而，有些个体却采用持续悲伤的方法，来获得他人的好感，在不间断地感受来自邻居的友善和同情的过程中，真正感受到自己人格的提升。

愤怒和悲伤都是分离性情感，虽然会激起他人不同程度的同情心，但是伤害了他人的社会情感，无助于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建立，使个体逐渐与社会分离。有时，共同的悲伤可能会促成某一联盟，但这种联盟流于表面，因为联盟各方都没有实际的贡献。由于悲伤造成个体社会情感的偏差发展，联盟各方迟早会有某一方为之付出代价。

厌恶

厌恶也包含分离性特征，但是不如愤怒和悲伤明显。从生理的角度来说，当个体的胃壁受到某种特定的不良刺激时，厌恶就会产生。从心理学层面来说，厌恶实际上是个体将心理活动中的一些东西“吐”出来的倾向。厌恶是个体反感的表现，常伴随着做鬼脸，也是个体表现对他人蔑视和回避问题解决的方式。当想逃离当前的不利情境时，个体就容易用厌恶作为借口。引起恶心很容易，个体一旦表现出恶心，就可以从社交场合中脱身。厌恶比其他情感更容易表现。通过特殊的训练，任何人都能发展出厌恶的身心反应。这种不良的情绪能成为个体对抗社会的强有力武器，或是从社交活动中抽身的合适借口。

恐惧和焦虑

焦虑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心理现象之一。焦虑是一种复杂情绪，既具有分离性，还能够像悲伤一样，影响个体与同伴的单向联结。一个儿童会因恐惧或焦虑逃离某一环境，但他同时会寻求他人的保护。焦虑产生的内在心理机制并不直接与个体追求优越感相关，实际上它看起来更像个体失败的证明。处于焦虑状态的个体会尽可能让自己表现得更加渺小，只有这时，个体才表现出与原来环境的分离，以及对优越感的明显渴望。换而言之，焦虑个体逃到另一种保护性环境中，并采用分离的方式养精蓄锐，直至自己有足够信心面对并战胜遇到的危险，获得优越感。

处于焦虑时，我们需要处理所有生物体共有的原始恐惧反应。由于人天生有软弱和不安全感，恐惧就成为人类的固有属性。生活是如此艰难，成人尚缺乏足够的了解，儿童就更难应对。成年人必须传授给儿童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应对技巧。儿童出生时就意识到生活的艰辛，同时受到环境的影响。儿童在代偿自己不安全感的过程中，总是存在失败的危险，其结果是他们会发展出悲观的人生哲学。基于此，渴望他人的照顾和帮助成为他们主要的性格特质。儿童越是找不到解决生活问题的方式，就会变得越小心谨慎。如果有人逼迫这些儿童继续前行，他们就会表现出退缩的意图和行为。当他们总是准备退缩时，焦虑就自然而然成为他们最常见、最明显的性格特征了。

个体在表达焦虑时，也可能出现焦虑的对立表现如装模作样，但这种对立表现既不会侵袭性地发展，也不会直线发展。当焦虑发展为病态时，它的社会功能就会消失。这时，具有焦虑障碍的个体会主动求治，希望自己能恢复正常。

具有焦虑特质的个体需要获得他人支持以及他人的随时关注，就像主仆关系一样，需要别人随时随地为自己提供服务。进一步研究表明，许多焦虑个体一生都在追求得到特殊的认可。因为与社会生活接触不足或是方式不当，他们的独立性逐渐丧失，因此需要凭借极端的力量获得额外的特权。他们不管能够获得多少来自他人的陪伴，都不会发展出社会情感。他们觉得只有通过焦虑和恐惧，自己才能够重新获得特权地位。焦虑帮助他们逃避生活的责任、支配周围所有的人。最终，这种情绪反应会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他们重要的支配他人的工具。

联结性情感

愉悦

愉悦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不会带来社会隔离。个体愉悦的表现是希望与他人一起玩耍、融入集体并分享快乐，正如幸福的个体愿意寻求友谊和拥抱一样。愉悦是一种联结性情感，就像个体向同伴伸出手，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它具备联结性情感的所有要素。当然，对于那些想要战胜孤独感或无力感，获得优越感的个体，愉悦可能是他克服困难的最佳表达方式。愉悦的个体总是欢笑，欢笑能释放巨大的能量，让人挣脱束缚，与幸福携手同行。愉悦还能让个体跨越性格的边界，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

然而，有些个体也会误用这种情绪来达到某种目的。例如，害怕面对自己无价值感的人，在听到大地震导致死伤惨重的报道时心中窃喜。因为如果他体验到悲伤，无力感就会如影随形。他回避所有与悲伤相近的情感，并企图接近与之相对的情感——愉悦。还有一种愉悦的误用表现是幸灾乐祸，即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表现出喜悦之情，这种表现会否定和摧毁社会情感，对个体的人际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这时，这种误用的愉悦就成为分离性情感，是个体用于征服他人的工具。

同情

同情是个体的社会情感最纯粹的表达方式。如果个体表现出同情，说明他的社会情感发展成熟，因为同情是帮助我们判断个体衡量自己与他人关系的强弱能力的重要标准。

有些个体常会表现出习惯化的同情心泛滥。对于总想彰显自己存在感的个体，他们自大的行为中就包含对同情心的误用。例如，为了让自己出现在报纸或新闻中，有些人会着急着跑去灾难现场，以此来沽名钓誉。还有些人喜欢关注别人的不幸，把自己作为同情者和布施者。相比于所帮助对象中悲惨的、贫穷的人，他们会体验到明显的优越感。人类的伟大智者，拉罗什福科曾说：“人们总是在朋友的不幸中获得自我满足。”

以上观点并不适用于解释人们对悲剧的喜爱。有人曾说观众在观看悲剧时会觉得自己比台上的角色更神圣，但大多数观众并非如此。人们对悲剧的兴趣多源于自我认识与自我指导的想法，人们实际上能分出戏剧和现实的区别，只是想通过获得相关知识来对现实生活中的悲剧防患于未然。

谦虚

谦虚是兼具联结和分离两种属性的情感。谦虚也是人们社会情感的组成部分，与个体的心理活动和发展密不可分。没有谦虚，就没有人类社会，就这一点而言，谦虚是联结性情感。当自我价值感下降，或是不能进行有意识的自我评价时，个体就会表现出谦虚。谦虚有明显的生理反应，表现为外周毛细血管的扩张。谦虚的人一般会脸红，这是皮肤毛细血管充盈的表现，但也有人会全身泛红。

然而，谦虚个体的行为可以表现为退缩，体现出它的分离属性。这种退缩通常伴有轻微的抑郁，使个体趋向社会隔离，为逃离威胁情境做准备。谦虚个体表现出眼睛俯视和害羞，意味着他想要逃跑。

谦虚也可能被误用。在人际交往中，有些人很容易脸红，给同伴关系带来严重影响。这时，谦虚的分离属性就表现得更为明显。

附录

论教育

我们将在此处继续讨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生活教育对个体灵魂的成长的重要影响。

毫无疑问，现代的家庭教育在帮助和支持个体追求权力和发展虚荣心方面作用巨大，每个人都应以此为鉴。在对儿童的关心与教育方面，家庭教育确实有着巨大的优势，没有比家庭更好和更合适的机构。尤其是对于儿童发展出的错误或病态观念的识别和纠正方面，家庭是最好的场所。如果父母都是很好的教育者，在儿童错误发展的初期就能予以观察和识别，并能通过适当的教育方式来修正这些错误的话，家庭就是保护个体人性健康发展的最佳场所。

然而，现实情况是，大多数父母既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好的启蒙老师。形式多样、程度各异的病态家庭利己主义在当今的家庭教育中不断涌现。这种利己主义的家庭教育模式，让父母只培养和重视自己的孩子，甚至以牺牲其他孩子的利益为代价。这种家庭教育模式造就了儿童发展的重大偏差，因为它灌输给儿童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必须要比其他人更优秀，自己的能力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好。以父亲为主导的家庭中，这种思想更是司空见惯。

病态的家庭教育模式会衍生罪恶，因为父权专制思想几乎与人类社会和群体生活的准则毫不相干，会诱使儿童或公开或秘密地对抗社会的公序良俗，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对抗都是隐秘进行的。专制教育最大的缺点就是带给儿童强权的示范，并暗示他们权力能够带来快乐。在这种错误观念的影响下，所有儿童都表现出对支配和权力的贪婪和追求，他们野心勃勃并且极度虚荣。如果每个儿童都渴望登上顶峰和受人尊重，他们迟早会像那些强权者一样，要求所有人都臣服于他们。其结果必然是儿童对父母乃至所有人都表现出好战的态度。

在这种家庭教育模式的影响下，儿童几乎都会追求优越感。在低龄儿童身上，可以观察到他们喜欢扮演“大人物”。这些儿童在成年后，童年期的想法或无意识的记忆仍驱使他们把整个世界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如果他们遭遇挫折，就会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憎恶，并想从中逃离。

当然，家庭教育也有助于发展个体的社会情感。但是，由于家庭教育中存在专权和崇尚权力的思想，个体在此基础上的社会情感发展有限。某些社会情感，如爱和亲切感的发展取决于家庭中儿童与母亲的关系。对母亲的依恋可能是一个儿童最重要的经历，让他意识到自己生活中有另一个完全值得信赖的人存在，也让他了解到“我”和“你”之间的不同。尼采曾说：“每个人都以与母亲的关系作为基础塑造爱人的形象。”裴斯泰洛齐也指出，母亲是一个典范，能决定儿童的未来及其与世界的关系。

母亲的功能之一是帮助儿童发展社会情感。儿童的古怪性格源于他们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性格的发展方向是衡量母子关系质量的指标。一旦母子关系扭曲，儿童身上就会出现特定的社会功能缺陷。有两种错误最为常见：第一种错误是母亲没有帮助儿童发展社会情感，导致儿童缺乏这一重要的心理功能。这会对儿童的发展带来许多不利的后果，让他们表现出敌对和疏离。如果要帮助这些儿童，最好的方法是让母亲重新发挥应有的作用，弥补在儿童发展过程中的缺失。第二种错误更常见，就是母亲采取一种夸张和明显的方法发挥自己的功能，使得儿童无法对母亲以外的其他人进行社会情感的转移和投射。这样的母亲让自己成为儿童发展出的所有社会情感的中心目标，换而言之，儿童只对自己的母亲感兴趣，排斥外界的其他人或事。毋庸置疑，这样的儿童也很难发展成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

在教育中，除了母子关系外，还有多种重要因素影响着儿童的心理发展。快乐的幼儿园经历能够使儿童更容易融入群体或环境当中。童年经历对儿童十分重要，在这段时间他们要克服很多困难，学会适应环境，寻找快乐或是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童年期是儿童在世界生存和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阶段。许多儿童有先天缺陷或身患疾病，生活被痛苦和悲伤笼罩，他们没有经历过幸福的幼儿园生活。这些儿童成年后无法融入社会和享受生活，也缺乏在真正的群体生活中发展出的社会情感。此外，错误的家庭教育还会引起严重的恶果。例如，严厉的权威型教育可能会完全扼杀儿童童年期的所有快乐。溺爱型教育希望为儿童清除成长道路上的所有障碍，让他们像温室的花朵一样成长，这些儿童在成年后，会无法适应除了温暖的家庭之外的任何环境。

因此，在人类社会文明中，现有的家庭教育模式并不适合培养有价值的、合作性的、为社会所需的个体，而是过于注重和培养个体的虚荣、野心以及对权力的欲望。

如何补偿儿童的发展错误并改善其成长环境？答案是学校教育。但是，系统研究表明，当前的学校教育模式不能实现上述目标。现在，教师几乎都不愿意承认儿童身上出现的发展错误，也对在现有的教学条件下修正这些错误力不从心。教师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传授一门课程的知识，而不是关心儿童性格和心理发展的问题。大多数教师在了解和纠正儿童心理发展偏差上知之甚少。其结果是，在当前教育模式下培养的很多孩子，在背离教师教育目标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既然学校教育也无能为力，生活教育是否可以弥补家庭教育的缺陷？同样，生活教育也存在局限性。尽管有时个体的行为模式貌似受到生活的影响，但生活本身并不能改变人类的性格本质，尤其是人类的虚荣心和野心完全不受生活的影响。不管一个人犯了多少错误，他总是会责怪他人或是所处的环境。当然，很少有人会和生活硬碰硬，当他犯错误时，会倾向于回避考虑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分析过的个体误用某些情绪的情况，就是个体避免与生活中的问题直接面对，而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以实现最终目标的最好例证。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生活对个体的性格不能产生本质的影响这一点是成立的。在人类将追求权力作为终极目标的前提下，生活需要应对的只是由这一目标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因此，生活是最糟糕的老师，它没有思考能力，也不会警示和教育人们。人们面临的生活困境，就是生活对人们简单粗暴的拒绝方式，它让人们自生自灭。

综上所述，唯一能弥补家庭教育缺陷的就是学校教育！学校教育模式只要没有误入歧途，就可能会起到这一作用。迄今为止，大多数人仍是将学校作为满足自己虚荣与野心的场所，不少人还鼓吹要恢复专制型学校教育模式。事实上，既然专制型家庭教育弊端明显，专制型学校教育也就没有价值，不会产生任何有益的结果。相比于专制的家庭教育，专制的学校教育的唯一优势也许是不会引起学生的广泛性对抗。但是，任何不依靠自身能力，而必须借助外力强加的认可，都不是真正的权威。很多儿童来到学校接受教育，并没有感到教师自身的权威性，只是觉得教师仅仅是一个雇员而已。教师想依靠专制型教育体制在儿童身上树立权威形象，势必会给儿童带来心理发展上的不良后果。真正的权威绝不能依赖强制力，而是必须建立在社会情感的基础之上。在儿童的心理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是儿童的必经之路。真正的好学校、好的学校教育必须能满足儿童心理发展的要求，具有帮助儿童心理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这样的学校，才是为个体适应社会和社会生活而服务的学校。

结论

本书中，我们阐述了灵魂源自一种可遗传的物质，这种物质既有生理功能，也有心理功能，它的发展完全受社会因素的调控。一方面，有机体自身的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需要也必须得到满足。在这一背景下，灵魂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我们已经深入讨论了个体多种心理功能的发展，包括知觉、记忆、情绪、思维、性格和情感。所有的这些心理现象都密不可分，相互影响。个体的所有心理功能一方面受到群体生活规则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到个体对权力和优越感追求的影响。每一个人的上述心理现象都是以特殊的、个性化的、独一无二的方式来表达的。此外，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同程度的追求优越感的生活目标，这一目标受到个体社会情感发展水平的修正，并能够促进其特殊的性格特征发展。这些性格特征并非源自遗传，而是为了适应个体心理发展的行为模式，它们将个体发展导向意识领域的生活目标。

大多数的性格特征和情感对于理解人性极具价值，其他的则可暂时忽略。由于个体追求权力的生活目标，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某种程度的虚荣心和野心。通过个体虚荣心和野心的表现形式，可以清晰地看出个体追求权力的渴望程度和行为方式。过度的野心和虚荣心会阻碍个体的正常发展，社会情感的发展也会受挫或停止，进而可能让这些野心勃勃的个体走向毁灭。

人类的心理发展规律亘古不变，无可辩驳。理解人性能帮助个体掌握和有意识塑造自己的命运，而不是成为无知的受害者。这些研究是人性科学中的实验，它们都为人性科学提供了证据，使这门科学能得到传承和发展。理解人性对于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从科学角度开展人性的相关研究，即针对人类心灵的表现、基础和机制的研究，对人类的发展至关重要。

版权信息

书名：教育心理学简编（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

作者：【美】爱德华·桑代克

译者：张奇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12-01

ISBN：978-7-300-20299-0

价格：45.00元

目录

CONTENTS

总译序 感悟大师无穷魅力 品味经典隽永意蕴

译者前言

前言

第一卷 人类的本性

第一章 原始倾向的一般特征

第二章 人类本能和能力的禀赋

第三章 人类本能和能力的禀赋（续）

第四章 原本使人满足和烦恼的事物

第五章 身体上的小动作倾向及大脑的联结倾向

第六章 学习能力

第七章 原始倾向的解剖与生理

第八章 原始倾向发生与消失的顺序和时期

第九章 原始倾向的价值与利用

第二卷 学习心理

第十章 动物学习定律

第十一章 人的联想学习

第十二章 分析和选择的学习

第十三章 心理的功能

第十四章 进步的数量、速率和极限

第十五章 进步的原因与情境

第十六章 进步速度的变化

第十七章 进步的持久性

第十八章 一种心理功能的进步对其他功能效率的影响

第十九章 心理疲劳

第二十章 心理疲劳（续）

第三卷 个体差异及其原因

第二十一章 导言

第二十二章 个体差异的原因：性别与种族

第二十三章 近祖或家族的影响

第二十四章 成熟的影响

第二十五章 环境的影响

第二十六章 单一特质个体差异的性质与数量

第二十七章 特质组合个体差异的性质和数量：智力和性格的类型

参考文献

总译序　感悟大师无穷魅力　品味经典隽永意蕴

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与克拉威克在其名著《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科学的历史是男女科学家及其思想，贡献的故事和留给后世的记录。”这句话明确地指出了推动科学发展的两大动力源头：大师与经典。

一

何谓“大师”？大师乃是“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或艺术家”[1]。大师能够担当大师范、大导师的角色，大师总是导时代之潮流、开风气之先河、奠学科之始基、创一派之学说，大师必须具有伟大的创造、伟大的主张、伟大的思想乃至伟大的情怀。同时，作为卓越的大家，他们的成就和命运通常都与其时代相互激荡。

作为心理学大师还须具备两个特质。首先，心理学大师是“心理世界”的立法者。心理学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在于他们对心理现象背后规律的系统思考与科学论证。诚然，人类是理性的存在，是具有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千百年来无论是习以为常的简单生理心理现象，还是诡谲多变的复杂社会心理现象，都会引发一般大众的思考。但心理学大师与一般人不同，他们的思考关涉到心理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普遍性的与高度抽象的规律。这些思考成果或试图揭示出寓于自然与社会情境中的心理现象的本质内涵与发生方式；或企图诠释某一心理现象对人类自身发展与未来命运的意义和影响；抑或旨在剥离出心理现象背后的特殊运作机制，并将其有意识地推广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把普通人对心理现象的认识与反思进行提炼和升华，形成高度凝练且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的真知灼见和理论观点，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心理科学发展的命运，而且更是影响到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当然，心理学大师的思考又是具有独特性与创造性的。大师在面对各种复杂心理现象时，他们的脑海里肯定存在“某种东西”。他们显然不能在心智“白板”状态下去观察或发现心理现象背后蕴藏的规律。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心理学规律其实就是心理学大师作为观察主体而“建构”的结果。比如，对于同一种心理现象，心理学大师们往往会做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与论证。这绝不是纯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分歧，而是对心灵本体论的承诺与信仰的不同，是他们所理解的心理世界本质的不同。我们在此借用康德的名言“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同样，心理学大师是用理性为心理世界立法。

其次，心理学大师是“在世之在”的思想家。在许多人看来，心理学大师可能是冷傲、孤僻、神秘、不合流俗、远离尘世的代名词，他们仿佛背负着真理的十字架，与现实格格不入，不食人间烟火。的确，大师们志趣不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日常柴米油盐的束缚，远离俗世功名利禄的诱惑，在以宏伟博大的人文情怀与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投身于实现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认识你自己”之伟大箴言的同时，也凸显出其不拘一格的真性情、真风骨与真人格。大凡心理学大师，其身心往往有过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使之处于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之中，由此而产生的灵感和顿悟，往往成为其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源头活水。然而，心理学大师毕竟不是超人，也不是神人。他们无不成长于特定历史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生活在人群之中，并感受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体验着人间的世态炎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就像牛顿描绘的那般：“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怎样评价。我却这样认为：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尽管如此，那真理的海洋还神秘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心理学大师虽然是一群在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但套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他们依旧都是“活生生”的“在世之在”。

二

那么，又何谓“经典”呢？经典乃指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2]。经典是具有原创性和典范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经过历史筛选出来的最有价值性、最具代表性和最富完美性的作品。经典通常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超越了时代的界限，具有永恒的魅力，其价值历久而弥新。对经典的传承，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长盛不衰、继往开来之根本，是其推陈出新、开拓创新之源头。只有在经典的引领下，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才能焕发出无限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心理学经典在学术性与思想性上还应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从本体特征上看，心理学经典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经典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显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理论内涵，提出一些心理与行为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意识交融在一起，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心理学经典是心理学大师与他们所阐释的文本之间互动的产物。其次，从存在形态上看，心理学经典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经典作为心理学大师的精神个体和学术原创世界的结晶，诉诸心理学大师主体性的发挥，是公众话语与个人言说、理性与感性、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最后，从价值定位上看，心理学经典一定是某个心理学流派、分支学科或研究取向的象征符号。诸如冯特之于实验心理学，布伦塔诺之于意动心理学，弗洛伊德之于精神分析，杜威之于机能主义，华生之于行为主义，苛勒之于格式塔心理学，马斯洛之于人本主义，桑代克之于教育心理学，乔姆斯基之于语言心理学，奥尔波特之于人格心理学，吉布森之于生态心理学，等等，他们的经典作品都远远超越了其个人意义，上升成为一个学派、分支或取向，甚至是整个心理科学的共同经典。

三

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遵循如下选书原则：第一，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原创之作；第二，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奠基、成熟或最具代表性之作；第三，选择在心理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派、一说、一家之作；第四，兼顾选择心理学大师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作。我们策划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旨在推动学科自身发展和促进个人成长。

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此后的130多年中，心理学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我国心理学从西方移植而来，这种移植过程延续已达百年之久[3]，至今仍未结束。尽管我国心理学近年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心理学在总体上还是西方取向的，尚未取得突破性的创新成果，还不能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还未形成系统化的中国本土心理学体系。我国心理学在这个方面远没有赶上苏联心理学，苏联心理学家曾创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体系，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我国心理学的发展究竟何去何从？如何结合中国文化推进心理学本土化的进程？又该如何进行具体研究？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但我们可以重读西方心理学大师们的经典作品，以强化我国心理学研究的理论自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师们的经典作品都是对一个时代学科成果的系统总结，是创立思想学派或提出理论学说的扛鼎之作，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大师们的学术智慧和创新精神，做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在“照着讲”的基础上“接着讲”。

心理学是研究人自身的科学，可以提供帮助人们合理调节身心的科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心理问题。用存在主义的话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存在本体论焦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这一哈姆雷特式的命题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人们。特别是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不断涌现，各种压力和冲突持续而严重地撞击着人们脆弱的心灵，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心理学知识。可幸的是，心理学大师们在其经典著作中直接或间接地给出了对这些生存困境的回答。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对话大师与解读经典，我们可以参悟大师们的人生智慧，激扬自己的思绪，逐步找寻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可以让我们获得两方面的心理成长：一是调适性成长，即学会如何正确看待周围世界，悦纳自己，化解情绪冲突，减轻沉重的心理负荷，实现内心世界的和谐；二是发展性成长，即能够客观认识自己的能力和特长，确立明确的生活目标，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快乐而有效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我们相信，通过阅读大师经典，广大读者能够与心理学大师进行亲密接触和直接对话，体验大师的心路历程，领会大师的创新精神，与大师的成长并肩同行！

郭本禹

2013年7月30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

注释：

[1]《辞海（缩印本）》，275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2]《辞海（缩印本）》，852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3]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心理学曾一度移植苏联心理学。

译者前言

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1874—1949）于1874年8月31日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威廉斯堡的一个牧师家庭。1891年至1895年，桑代克就读位于康涅狄格州中部小城米德尔镇的卫斯理大学。大学毕业前夕，桑代克深受詹姆斯《心理学原理》的影响，立志钻研心理学，并在毕业后入读哈佛大学，追随詹姆斯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其间受英国心理学家摩尔根的影响，他开始从事动物学习的实验研究。在此之前，动物心理学的研究主要采用轶事法和自然观察法。桑代克则对动物进行了严格的实验研究，确立了动物心理学的科学地位，成为动物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1897年桑代克申请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离开哈佛大学，前往纽约，成为卡特尔的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桑代克继续进行动物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其中“猫的迷笼”实验最富成效、最有影响，他提出的学习“联结说”及学习定律都起源于这些研究工作。桑代克于1898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动物的智慧：关于动物联想的实验研究》，并获得博士学位。1898年1月，桑代克应纽约科学院的邀请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讲解了他的成果；同年6月，《科学》杂志发表了他介绍自己工作的文章；他的毕业论文也成了当年晚期《心理学评论》的专题论文。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桑代克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一边从事中小学教师培训的教学工作，一边进行动物学习的实验研究，并将他有关动物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成果推广运用于人类被试。1903年他的《教育心理学》问世，他成为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1913年至1914年间，他的三卷本《教育心理学概论》面世。后来又相继出版了《智力的测量》（1927）、《成人的学习》（1928）、《人类的学习》（1931）、《学习的基本原理》（1932）、《奖赏的实验研究》（1933）、《人的本性与社会秩序》（1940）和《人及其工作》（1943）等著作。1949年，他在去世前不久，出版了《一个联结主义者的心理学著作选集》。

桑代克对心理学做出了开创性的伟大贡献，受到心理学界的普遍尊敬和爱戴。1912年他当选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17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1921年被《美国科学家》杂志评为全美排名第一的科学家，1934年当选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1940年，桑代克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但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心理学研究和教育事业。

这本书是桑代克三卷本《教育心理学概论》的精编版，共三卷二十七章，分卷阐述了人类本性、学习心理、个体差异及原因。

第一卷，桑代克以动物学习实验的结论和神经元的生理解剖学为基础，从他的联结主义思想出发，系统地阐述了人的本性——“人当生命之初，即当父精与母卵结合为人时，就已经具备了无数确定将来行为的原始倾向”，即“情境”（situation）与“反应”（response）的“联结”（connection）。这些原始的联结倾向有三种：反射、本能和先天能力。情境与其所诱发的反应之间的牢固联结被称为反射（例如，膝跳反射）。“当反应不够确定、情境又比较复杂，而且联结可以发生改变时，则习惯上称其为本能。例如，一个人因受到蔑视而感到痛苦”。“当原始倾向是对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境做出极不确定的反应或一系列反应，而且联结的最后强度是由训练所决定的时候，就不能把这种原始倾向称为反射或本能，而应该称为能力、倾向或者潜能。例如，通过完成艺术和科学知识的学习，对学校教育环境所做出的反应，就称为学识能力。”桑代克列举并剖析了人的大量本能和潜能，诸如感知能力、原始的注意……以及竞争、羡慕、嫉妒、慈爱、挑逗、凌虐和欺辱等。桑代克明确指出，这些本能和潜能中有些是好的（如慈爱），后天教育应该给予鼓励和发扬；有些是恶的（如凌虐和欺辱），应该受到抑制或消除；有些是要利用的（如感知能力和原始的注意）；有些是需要利导的（如竞争和羡慕）。教育的科学主旨就是要对人的本性分别加以抑恶、扬善、利用和利导。这不仅是对古老的“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否定，更是对教育本质的科学阐述。

第二卷引用大量研究实例，系统阐述了学习定律（习惯定律）的普适性，解释了练习成绩的变化及原因，指出了心理疲劳的原因和心理卫生的措施。首先，桑代克根据动物学习的实验结果阐述了三大学习定律（即准备律、练习律和效果律）和动物学习的五个特征（即五个学习原则或习惯定律）。进而在人类的联想学习、更精细的分析学习和更高级的选择学习中论证了三大学习定律和五个习惯定律的普适性。桑代克认为，人的一切学习从本质上讲，都是某种情境唤起的某种反应。而任何情境与反应的联结都可以用三个学习定律和习惯定律作出很好的解释。接着，桑代克引用大量各种练习实验所得出的“练习曲线”，用联结说的观点和学习定律解释了练习进步的内外原因和个体差异、练习过程中成绩起伏变化的原因，以及练习对不同心理功能的影响。桑代克认为，所有学习或练习的过程、表现和结果都可以用三个学习定律和五个习惯定律来解释，而不需要求助于其他什么神秘的能力、势力或观念。最后，桑代克关注到持续的无休止的练习或工作会使个体工作效率下降，出现心理疲劳。经过对各种练习或工作效率下降和心理疲劳的原因的分析，桑代克认为，练习或工作效率下降的表面原因似乎是个体的耐心、自我控制和精力等心理能量的耗尽，但是，其根本原因是工作或作业变得越来越令人烦恼（即学习兴趣下降、持续作业所导致的厌倦和对身体锻炼、娱乐、社交、休息及睡眠的剥夺）。因此，心理卫生的实质就是：提高效率，需要兴趣；维护健康，需要睡眠。

尽管桑代克所考察的是动物的学习以及人类个体单调和重复的练习，但是，他所提出的学习定律确有普适性，自觉的和不自觉的教育工作者都在运用。他的学习定义确实最切近学习的实质，是最有生命力的学习定义，精于学习研究的学者一定会有这样的认识。

桑代克在第三卷集中讨论了人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差异及原因，并利用当时的研究成果，系统地探讨了遗传（家族、近祖或血缘）、成熟、环境和教育对个体差异的影响。其中许多内容至今仍有学术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首先，人的本性（即原始行为倾向）取决于人的“种子”（陆志韦译），即父精母卵的结合体——合子或人类的胚芽。因此，人类个体的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必受父母遗传基因与变异的制约。因此，即使是同父母所生的亲兄弟、姐妹和异卵双胞胎（多胞胎），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同卵双胞胎（或多胞胎）儿童的共同生理特征很多，但心理特征绝难完全相同。因此，世界上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其次，学习或心理发展无疑受成熟的制约。但是，成熟对学习和发展的“纯粹”影响无法测量。因为所有心理特质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其原始倾向、成熟及环境（教育和训练）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无法分开进行测量。所有心理发展研究所报告的某心理特征、品质、能力等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的结论都是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作用机制还不十分清楚。最后，与成熟对学习和心理发展的影响一样，学习和心理发展无疑也受环境或教育的影响。但作用的效果很难测量得准确，其作用机制同样也不十分清楚。因此，在人的生命全程中，哪个阶段或哪个时期应该吃什么或补充什么营养、应该学习什么或施加什么影响，都是永久的研究课题。

2013年是桑代克的《教育心理学》（1903年版）问世110周年，即教育心理学诞生110周年。1914年，桑代克出版了三卷本的《教育心理学概论》，后来又出版了这本精编版。1926年，我国前辈心理学家陆志韦博士翻译并出版了这本精编版的《教育心理学》。今天再次翻译它，既是一次深入学习和反思的机会，又是对桑代克以及教育心理学诞生110周年的纪念。

翻译本书是郭本禹教授对我的信任。翻译工作先由我指导的研究生自愿翻译初稿：张黎博士，第一至三章；杨俊萍硕士，第四、五章；杨金桥博士，第六至八章；贾威硕士，第九至十一章；葛秋芬硕士，第十二至十四章；林洪新副教授，第十五至十七章；蔡晨博士研究生，第十八至二十章；张华博士，第二十一、二十二章；阚洁琼硕士，第二十三、二十四章；李今朝硕士，第二十五至二十七章。最后由我复译并审校全书，所以，译著的质量还是由我负责。

张奇

2014年10月

前言

近20年来，我们关于人类本能与力量的知识、学习与记忆的知识、心理作业与疲劳的知识、个体差异及其原因的知识都已大有进步了。关于这些知识，我已经为高年级学生编写了专集，名为：（一）人类的本性；（二）学习心理学；（三）工作与疲劳以及个性差异。现在的这本概论就是把那三本书里比较基本的事实用简单的写法编写成一本教育心理学教科书，以备大学与师范学校的学生使用。

本书的内容范围目录里已经有了足够的展示。写法不外乎是简单明了而有系统地阐述原理。善教者，应该先从学生的切身经验引出实际而能理解的问题，然后再引出原理；还应该辅之以学生可观察的试验，不仅可以证实学理，而且能够应用在教育学说和教育实施的适当事情上。

对大学生当中成绩最差的三分之一来说，本书所列的纲目中有些内容他们可能不感兴趣或力不能及，例如，原始倾向的解剖与生理、学习进步改变的原因、同样的练习如何影响个性差异，以及学习、疲劳、个性差异等量化的研究。然而，这些事实和原理，只要能熟悉，就能使人在重要的教育问题上思想简捷而且经济实用。所以，我采用这些内容无需抱歉。教育是一项严肃而重要的职业，当人们为之作准备的时候，对于那些理应研究而蠢人感到乏味的事情，不能退避不前。

1914年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

第一卷　人类的本性

第一章　原始倾向的一般特征

一切艺术与科学都是通过帮助人类更好地改造世界和人类自身来造福人类的。“教育”一词的含义是指科学和艺术中那些用来改变人类自身的成分。智慧和财富要改善人类的欲望并使其更好地得到满足，需要教育的知识：第一，离开教育，人类的本性如何？第二，人类本性改变的规律如何？教育心理学的任务就是弄清人类本性以及改变人类智能、品性和技能的规律。

人的本性及本性在他的思想、情感、行为和态度上所发生的变化，可以用“反应”这一术语以及这些反应与生活中特定情境的联结来解释。任何智能、品性或技能的事实（现象）都意味着一个人具有以某种方式对某个情境做出某种反应的倾向（a tendency to respond），其中包括一个情境（situation）（即对这个人产生影响的事件状态）、一个反应（response）（即这个人对这个情境所做出的事件状态）和一个联结（connection）（即反应是情境结果的结合力）。

原始倾向与习得倾向

人当生命之初，即当父精与母卵结合为人时，就已经具备了无数确定将来行为[1]的原始倾向。在他以后将会遇到的情境与他将对情境做出的反应之间存在着预先形成的结合力。两个生殖细胞的结构已经决定了个体在某些特定情境下能看、能听、能感受、能做出某些行为。在生命开始的瞬间，人的智力、道德、身体器官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胚胎本性的结果。一个人是什么，他的一生会怎样，都是他生命之初的结构以及他出生前后所有影响他的各种力量所造成的种种结果。前者称为“本性”，后者称为“环境”。

本性的问题

初等心理学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离开教育，人也具备感受和对某情境做出某种行为的倾向——这种对一种情境做出反应的倾向可能是由人的先天组织所决定的。实际上，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个体之所以能够对某一情境做出反应是因为这一反应已经先天地与这一情境建立了联结，或者当某些情境与这一情境相似时，个体也会做出这一反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神经元在受到刺激时，都会把刺激传递给与其在先天组织上联系最紧密的神经元。智力和性格的基础就是这些非习得的倾向，即大脑内神经元之间最初的联结。

这些先天的联结可能在一生中发展，也可能只存在有限的时间；它们的增强或减弱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逐渐的。它们是一切教育或人为控制的起点。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其中的一些联结或永久保留，或消失，或受到限制，或改变其方向。如果提供刺激使联结反复被激活，同时个体所做出的反应与满足感相联系，这个联结就能够保存下来。如果阻断这些刺激，使它们因为没被使用而夭折，或者使这些刺激与不愉快的行为相联系，这个联结就会消失。在情境—联结—反应的系列中，如果用新的反应替代最初的反应，或者使反应与另外一个对个体伤害较小的情境，或者没有伤害的情景，或者有积极作用的情境建立起联系，就会达到改变联结的目的。

教育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利用个体所有的先天本性使其变得更好——形成满足他们欲望的各种知识、习惯、动力、兴趣和观念。

人表现在家庭、工作、政府、宗教和生活上各种事情中的行为都根源于他非习得的、先天具有的本能与能力。所有改变人类生活的方案都必须考虑到人类的本性，尤其是当实施这些方案的目的在于彻底改变或抵制这些原始倾向的时候，更是如此。

原始倾向的名称

“反射”、“本能”和“先天能力”，这三个术语分享了这些非习得倾向的命名工作。当某种原始倾向涉及的是对一个简单的知觉情境做出明确的一致的反应的时候，而且当情境与反应之间的联结牢固得很难改变的时候，或者增强到几乎是必然的联系时，这种联结或者情境与其所诱发的反应被称为反射。例如，膝跳反射就是对突然强烈敲击膝盖这个简单的知觉刺激所做出的明确而一致的反应。这种反射很难减少，也很难增加，或者很难用其他的方法控制膝盖的活动；而且一给刺激，就必然出现相同的反应。当反应不够确定、情境又比较复杂，而且联结可以发生改变时，则习惯上称其为本能。例如，一个人因受到蔑视而感到痛苦，就属于对一个复杂的情境所做出的一个不确定的反应，而且这种联结很容易发生改变，因此不能再称之为反射。当原始倾向是对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境做出极不确定的反应或一系列反应，而且联结的最后强度是由训练所决定的时候，就不能把这种原始倾向称为反射或本能，而应该称之为能力、倾向或者潜能。例如，通过完成艺术和科学知识的学习，对学校教育环境所做出的反应，就称为学识能力。

当然，反射与本能之间、本能与一直很难描述的原始倾向之间不存在空隙和界限。实际上，如果就反应的性质而论，原始倾向的分布可以从个体之间差异很小的单一的、直接的、确定的和一致的反应扩展到个体之间不同的高度复合的、极其复杂的和极其模糊不清的反应。如果按照情境的性质来排列，原始倾向的范围起于诸如温度、氧气或湿度等简单的事件，而止于诸如孤身一人突遇野兽这样的复杂事件，其中包括个体身体上的、身体外的和纯粹精神上的事件。如果按照联结的性质来排列，原始倾向的范围起于变化很小的联结，而止于变化很大的联结；或者起于个体之间差异很小的联结，而止于个体之间差异很大的联结。

前人试图在反射与本能、本能与被称为能力的模糊倾向之间做出明确的划分，并已经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其实，更有用和更科学的做法就是避免在思想上进行这种划分，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连续的逐渐变化。

一个原始倾向的成分

一个典型的反射、典型的本能或者典型的能力，就它们的总体而言，都包含对某一情境的感知能力和做出某个特定反应的能力，并在情境和由情境而引起的反应之间存在结合力或联结。例如，一只小鸡一旦觉察到自己的同伴都不见了，就会发出叽叽的叫声。对于同伴不见的感知与所引起的叽叽叫声是如此的有组织。但是，能感知某种情境，而无与之对应的反应，也是一种原始倾向。同样，能自发地做出某种反应，而无须与某一情境建立联结，也是一种原始倾向。就原始倾向而言，3岁孩子对身边有没有人或身边人的行为是相当敏感的，但是对此做出的反应性质却大不相同。哭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原始倾向，但是，没有一个确定的情境与它有专门的结合力。

本性似乎更多地规定个体必将会对某一个特定的情境多少做出些反应，而较少确定个体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只能较多地规定个体经常做出什么反应，而较少地确定个体什么时候做出这样的反应。所以，为了方便起见，当提到人类不学而能的禀赋时，这种对于同一种情境而做出不同的反应、同一反应又起因于不同的情境的现象，应该作为事实来看待。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一个情境在感觉神经元上引起一个反应的效果实际上是不可预料的。例如，两岁大的孩子看到狗，有的做出哭泣的行为，有的胆怯和退缩，有的十分欢快，有的却好奇地观察着狗。虽然每个小孩的反应不同，但是，每次激活的都是相同的神经元。相反的是，对于相同的器官，相同的神经元活动产生相同的结果——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个个体，相同的情境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如果最初个体的感受性没有与某一特定的反应形成联结，那么，相同的诱因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可以从两方面做出解释。首先，所谓相同的情境实际上可能是不同的。比如说，如果儿童是在母亲的怀抱里看到了狗，那么这与儿童自己独自在门口看到狗的情境是不同的。在母亲的怀抱中是情境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境下，儿童有可能对狗产生好奇感；而独自看到狗则会使儿童产生恐惧感。其次，即使情境真的是相同的，那对于不同状态时的个体来说也可能是不同的。一个健康的、精力充沛的、安静的儿童看到了狗，他的反应可能是对小狗感到好奇；可是，如果小孩在生病、疲劳或者在紧张急躁的时候看到狗，他的反应可能是害怕。

同理，同一个生命体对于不同的情境永远不会做出完全相同的反应。有时你会看到在不同的情境中居然发生了相同的反应，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或者假如情境不同，而且反应的成分也毫无区别，但生命体自身实际上却已经发生了变化。例如，虽然见到“一个球”、“一个锡制的士兵玩具”与见到“一个拨浪鼓”都会激活“伸手抓”的反应，但三种反应在整体上是不同的，中枢神经系统里激活了显示三种不同感知印象（一个是球、一个是士兵玩具、一个是拨浪鼓）的三种不同反应。再如，如果手里拿着球、拿着士兵玩具或拿着拨浪鼓（三种不同的情境）都激活了“抛掷”反应，这是因为三种情境的共同成分具有决定激发抛掷反应的效力。再比如，一个孩子以前在挨打受骂时才哭，而现在对他说话他都哭，这是因为他现在疲惫了、激动了，或者发生了其他变化。

情境与反应之间的原始联结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一定是由于许多弱小势力的相互作用，使在同一感觉神经元或感受器上产生的神经流（current of conduction）因机缘不同而产生不同效力的反应，而且可能也会使完全不同的感觉刺激聚合为一个大体相同的反应。

唯一可做的是用几个有效的抽象模式来想象人的反射、本能和能力的原始机制。或许最方便的是用S—R（即情境与反应）的三种联结模式。第一种类型是S_1（情境_1）导致R_1（反应_1），它们是特定的联结系列。第二种类型是S_1导致R_1或R_2或R_3或R_4或R_5等，导致哪种反应取决于情境_1中非常微弱和偶然的因素（s_1、s_2、s_3等）。第三种类型是S_1导致R+r_1，S_2导致R+r_2，S_3导致R+r_3，等等，这里的r_1、r_2和r_3等表示较弱的反应。

具体模式由下面的图1—1、图1—2和图1—3来表示。

图1—1　联结模式一

图1—2　联结模式二

图1—3　联结模式三

这种倾向模式除了可以确定何种情境决定产生何种反应之外，还可以确定在原始倾向模式上，任何情境与反应之间的联结势必存在的某些共同特征。例如，人的原始倾向具有这样的特征，当情境与反应之间的联结一经建立，且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个联结就能够保持下来。原始倾向还具有这样的共同特征：有准备的联结容易建立，或有准备的反应容易被激活；而没有准备的联结难以建立，或没有准备的反应不易被激活。这些原始倾向在所有联结或反应中表现出来的或尚未表现出来的特征，将在适当的时候由它们自己验证。

原始倾向的活动

我们可以设想人的一生已经被安排好了，而原始倾向能够各自独立地被唤出来表演。现在假定这样的人生活在下列情境之下：光线的强度增强五倍、鼻烟吹进他的鼻子、有朋友走过来、发生了地震。那么，他就会做出下面一系列反应：瞳孔收缩，继而打喷嚏，继而微笑，继而惊跳。

然而，各种原始倾向是很少单个起作用的。没有经过学习的生活是不会排成这样简单的次序的：一方面使数百个情境一一排列，另一方面使数百个反应一一排列来应对这些情境。相反，这些情境和反应形成多种组合，并通过行为表现出来。例如：儿童看到一个移动的发光物体、伸手去捉一个小物件、面对熟悉的笑脸做出微笑，这三个原始倾向联合起来就形成了儿童笑着注视他爸爸晃动的手表并伸手去捉的行为。也就是说，这些刺激和反应的组合可能发生在观察不到的神经系统内。例如，当一个大型动物突然出现在单个儿童面前时，他会做出跑和躲藏的反应。但有的时候，如果眼前出现了一个动物、突然出现一个无端接近的物体，儿童也有可能不做出跑或躲藏的反应。

面对已知情境没有绝对正确的反应与之对应，而是要么做出一个整体的反应，要么一个反应都没有，这也是事实。情境的效力本是构成它的元素的整体效力。对反应起决定作用的有时是这个元素，有时是另一个元素，这要取决于个体内外合力的作用。移人本性的情景起作用的方式并不像数千把钥匙、每把钥匙只能打开一把锁而别无他用那样。任何一个情境都是复杂的，并产生复杂的效应。因此，当伴随的情境改变时，效应也发生变化。所以只能说，在任何情况下，个体做出的反应都是他能够做出的反应。

注释：

[1]由于“行为”这个术语在心理学家的手里已经有了某些技术含义，又因为在这本书里要经常使用它，所以，此处应该对它的含义作出说明。在这里，我用它表示一个动物、人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情感活动，是当今的物理学、化学和普通生理学所没有论及的广义产物，也就是普通人所说的智力、性格、技能和气质。因此，这里所说的行为，不排斥意识，而包括意识。

第二章　人类本能和能力的禀赋

我不想把人类的原始倾向或本能一一列举出来，更不想对每一种本能进行详细的描述。许多人类的原始倾向，例如，摄食本能与学校教育无甚关联。有些本能，除了我们日常观察到的，科学的解释也很有限。例如：对流水、风、雷声、陌生人的反应，对突然出现的野兽、黑夜、各种敲击响声的反应，对把持、束缚和栖息之所、滑腻的爬行之物如蛇、脓血、死亡动物内脏之类的反应，知之不详，不宜作为教育的基础。

本章的内容有二：第一，列举并介绍一些教育可以利用的人类非习得性的原始倾向；第二，一些本能，诸如好斗、乌合、残忍、好奇、建筑、游戏等本是一些司空见惯的事实，经过详细的论述，或许能帮助我们养成精细的习惯，并获得更丰富的认识而不是空泛的条目。事事须看本能的反应如何，以及与之相联的情境如何。

感知能力

在某种情境下，人的反应最初只引起第一个感知神经元的具体变化，但由此又导致其他一些神经元的具体变化。例如，当某物质作用于鼻黏膜时，该情境会对人产生影响，但是，当用手指接触该物质时却没有这种影响。此物在鼻、手都会产生一般的压力和热的吸收以及其他种种影响。但是，此物作用于鼻黏膜却会产生特殊的效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会激活某种神经元，使人产生嗅觉。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感知本能就是视网膜上的视锥细胞能够感受450兆赫至750兆赫的光波，但却不能感知350兆赫以下的光波（即红外线）。同样，人能感知30赫兹至20 000赫兹的声波，但却不能感知50 000赫兹及50 000赫兹以上的声波。其他的原始倾向依赖这些本能才能对某种情境做出反应。但是，这种情境并不仅仅是一块石头、一滴水或者一株马铃薯。没有这种感知性、印象性或者可接受性，就不会有注意、趋避和其他原始的智慧与品性。

前面所说的是一个经过训练的成人在刺激作用于感觉器官时所引起的神经元活动。但是，切不要以为，人原本就能对这种刺激产生这种反应。人原始的感觉能力和最后形成的感觉能力是不同的。对于按一定速度运动的以太、音叉所形成的声波、在舌尖上的一滴饱和生理盐水，凡此种种，依照人的原始联结所产生的意识状态与受过训练的心理分析学家对此的反应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心理学家能感受到世界的色相，并一一加以注意，但并不能把后天联结所形成的效果一一排除。相反，他们之所以能分析，正是因为他们后天形成了新的联结。人最初只能把基音听成泛音，经过训练后，它就能够被单独地或者从复合音中听出来，这是由一般的分类形成的。声音的分类就是刺激中的一部分与原本没有的、经过训练后所形成的意识反应的联结。这种联结不是原始的联结。原始的感知能力不能给我们清楚的声音、色彩、压力和温度的逐渐变化。只有长期的经验能够教会我们如此地感知这个世界。如果想知道不通过后天的训练，个体是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的，就必须除去那些个体亲知之外的事物、特性和关系。这些都是从一片混沌粗糙的感觉中经过训练而分析得到的。要在成年心理学家的经验中举几个例子，似乎只能看当他屏住呼吸时、胃病发作时、发痒时、作呕时是如何感觉的，而不能看他如何感受一个黑点、如何感受100赫兹音叉的声音或者一条色带的光。

实际上，对于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来说，考察人类原始感觉所不能及的事物往往比考察它所能及的事物更有教育意义。成年的读者能够对“dead”和“bead”作出区分，而儿童最初却不能把这两个词区分开；乘号对于那些不会乘法、不会数数的人的意义与我们理解的意义是不同的；最初人们不能分辨和声中不同的音色：这些从感知能力测量中得到的事实是学生教育最有意义的结果。这就如同一位音乐家能够听懂他最初听不懂的交响乐、一位品茶专家能够品尝他原来不能品尝的不同味道一样。正因如此，在阅读、数学和地理学方面的训练能让小学生阅读字母、单词，识别几何图形、数量、地图、照片和标本。也正因如此，儿童的早期教育改变了他们最初对不同振幅的光、声音和温度的认识。

原始的注意

在人类个体最初所能感知的情境中，有些情境能够引起个体产生感觉之上的格外反应（尤其是他的一些感觉器官和中央神经系统对这样的情境较为敏感），我们将其称为对该情境的注意反应。例如，当一个色彩鲜艳的物体在视野中移过时，人们就会把头和眼睛转向该物体，从而更近距离地或更清楚地感知该物体。至于何种事物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则因个体性别和年龄的不同而不同。但是，能够引起人原始注意的事物大致遵循如下规律：（1）突然发生变化或对比强烈的物体；（2）引起人的第一原始反应是诸如逃避、追逐、拒绝和玩耍等的情境。

正如以下几章所述，人类个体最初对很多情境具有用目探视、用手操作、好奇和试验等原始反应倾向。他们注意的范围非常广泛，除了猴子没有其他动物能及，当然猴子也不能与人相等。早期婴儿在清醒的时候，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用来观察周围的动静。当他有了伸手拿和抓的能力后，凡是他能够移动的东西他都要考察。当他能够行走后，凡是他能够接触到的东西他都无不注意，除非那些东西不能被他操作或无法试验。同时，他的感觉器官已经准备好了，与此相联系的神经元也差不多准备好了。因此，他自己身上的各部分，以及他自己或周围人所发出的声音都能从原来一片混沌的情境中被分辨出来。类似的色彩、声音和触觉都可以刺激他。

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人的原始注意是无所不及的，除非这件事物已无新奇之感。然而，原始注意又有它力不能及的事物。这表明它是许多具体原始倾向的总和，而不是指向任何事物的一般能力。例如，人不能注意到嗅觉上的细微变化，在原来的嗅觉情境中加入其他微量气味，人也觉察不出来。可是，许多其他哺乳动物却精于此道。

粗糙的身体控制

许多身体动作，诸如抬头、坐、站立、走路、跑、弯腰、跳上、跳下、跳跃、蹲下、躺下、翻身、攀爬、躲避、弯腰捡东西、挺身、平衡、抓住、推开、踢、拉，以及其他与灵长类动物所共有的动作，如改变位置、行走、搬动巨大物体等，这些动作是后天习得的还是先天就会的？人们的观点各不相同，但都能援引名人的意见。

在我看来，在此类动作上，后天训练的作用极微。与其把此类动作归入打网球、跳舞或游泳等后天习得的动作之列，不如把它们归入呼吸、眨眼或吸吮等先天动作之列。婴儿学习走路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在文明人的家庭中，婴儿似乎需要学习走路，或者需要有人教孩子走路。这种现象已经有人证明是虚假的。[1]婴儿的尝试和进步并非是在养成走路的习惯，而是本能发育的表现。父母的教导并没有为婴儿创造出一种倾向，而仅仅是刺激他或者奖励他而已。

需要人们谨记的是，个体随发育逐渐表现出来的能力和最初表现出来的能力不完善与不需要学习并不矛盾。个体原始倾向的逐渐“完善”有时需要训练和教导，有时仅仅依靠内在的发育。例如，小鸡见一块东西被投掷过来，做出逃跑、匍匐并发出叽叽叫声的反应，这不是学会的，而是逐渐发育所形成的反应。公鸡好斗的反应也不是学会的。最初它的好斗行为也非常的“不完善”。对它们的好斗行为进行追踪观察，就能够发现它们的好斗行为是逐渐“完善”的，直至后来的行为和最初的行为完全不同了。（例如，两只小公鸡出生才6天，就会突然无端冲斗在一起，对峙一段时间后，就各做各的去了。）原始倾向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这样，由最初的“不完善”逐渐发展到“完善”，而无一例外。

因此，我断定儿童获得上述与控制自己身体相联结的动作，如同生活在森林中的哺乳动物通常在危机时刻所做出的反应一样，主要是由原始倾向的内部发展决定的。[2]可是这种决定作用究竟有多大，我不好说。我不能断言，人类或所有哺乳动物即使没有后天的经验也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身体，或者说上述所列举的所有原始身体动作都如同走路一样是原始倾向发展的结果。但是，那种认为行为的发展统统来自训练、成功体验和模仿的观点，或者说那些模糊不定的“素质”的促进作用微不足道的观点似乎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样的观点很难解释我在儿童身上观察到的因果联系。相反，却可以相信，在“素质”发展为行走的过程中，绊倒、摔倒和迷失方向等所带来的疼痛的帮助作用是非常小的，而且与模仿毫无关系。

求食、自卫和愤怒

关于求食、栖居、恐惧、争斗和愤怒等原始倾向，这里只简要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获得与占有——儿童面对任何物体，只要它不太大，而且能够引起儿童的注意，同时又不会使儿童感到害怕和厌恶，这时儿童的原始反应就是去接近这个物体。如果能够伸手抓到这个物体，儿童就会将其抓住。当物体被儿童抓住而被他占有后，就会激活儿童将物体放到嘴里的反应，或者用手玩弄这个物体，或者这两种反应兼而有之。当他见到有人走近该物体，或者为此物着忙时，他的占有倾向就会明显增强。抵抗的反应是又拉又扭，或者把人（或物体）推开。当儿童已经向他注意的物体走去，但却不能接近这个物体，或者想要抓住它而没有抓到时，就会惹起他的懊恼，其反应更为强烈，其神经活动又引起一种情绪，这就是欲望的雏形。

假设“一个人或动物要夺取儿童刚获为己有并拿在手里或放在身边的物体”，面对这种情境，儿童所做出的行为反应是紧握物体，同时叫喊并推、打抢夺者。与这些反应平行的神经反应就是原始的愤怒情绪。

逐猎——不难证明人的一种本性，即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有理由称之为逐猎的本能。但是究竟什么是逐猎本能却很难弄清楚。例如，詹姆斯（James，1893）对逐猎的假设不论正确与否都是令人生疑的：“人们对所有大大小小活着的野兽，对那些我们认为对自己有恶意的人，以及用许多我们不喜欢的表情、步态或情境蛮横冒犯我们的人，都会做出逐猎反应。”相反，正如施奈德（Schneider）所坚持的：有像掏鸟窝这样如此专业化的原始倾向吗？有这样的假设吗？那么，在一个事例中究竟是什么可以归结为逐猎本能呢，是情境还是反应呢？

我的观点如下：

对于正在逃跑的小动物、人，尤其是饥饿的人，即使没有受过训练，也会去追逐这个小东西。当越来越接近这个小动物的时候，人会很高兴。如果向前一扑就能够抓到它，人就会做出扑捉的动作，抓住这个小动物；如果没抓到，就会感到懊恼。当人抓到了这个动物后（除非它滑腻、扎人或能引起人的不良反应），人们就会观察、摆弄和肢解它。如果动物大小适中，外表的样子不令人讨厌，人一般就会做出上述反应。为了抓住它，人还有可能朝它投掷物体，把它逼到死角、窒息它或者把它打伤，直到完全制服它，人们就会发出胜利的叫喊。

我认为，所获猎物无论大小，人都有把猎物带给熟人的倾向。

小心、接近、打斗、逃跑或者自卫的反应与逐猎反应相结合所构成的种种行为，要视野兽的大小、讨厌程度以及被抓住以后的挣扎情况而定。

在文明生活的条件下，人类的这种原始倾向并不能带来多少食物，反而带来很多麻烦。现在，由于没有野生动物可追捕、捕获、折磨、降伏或杀死，所以，家里的宠物、年幼和胆小的孩子，乃至家里的阿姨、家庭女教师或者年轻的女佣人，只要她们足够柔顺，都会激活年轻人的逐猎本能。沉迷于逐猎嗜好的年长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用于打猎，或者在追逼清教徒、废奴主义者、犹太人、华人、破坏罢工者、预言家甚至没有反抗能力的女权主义者等异己分子上大显男子汉的气概。挑逗、欺凌、残忍等这些品性都是由被假设为给自己和家人带来食物的部分本能所导致的：这些原本是人类自己获得食物的本能，现在已经变成如此奢侈的享乐甚至是一种罪恶。

其他可能的特殊倾向——寻找个别物体为食，并用特有的动作捕获猎物，这种倾向可能是人类天生具有的。因此，施奈德（1882）认为，鸟窝和鸟蛋对人来说具有特殊的特征，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去掏鸟窝。然而，阿克（Acher，1910）却认为，像扔石头、用棒子打东西、用利器切割等动作都是个体后天习得的结果。现在人们都意识到人类有一种特殊的本能，就是把手指伸到细缝中去，把藏身于此的小动物抠出来！当前有证据表明，把小东西给年幼的儿童看或者扔给他，他就很高兴地抓住并放到嘴里尝尝，如果不是这样给他的，他就很少这么高兴。他吃自己获得的食物要比吃别人喂给他的食物更高兴。

搜集和贮藏——人有一种盲目的原始倾向，就是把能够引起自己注意的、能拿得动的物体都带回自己的住所，并且因随时能够看到这些东西、把玩这些东西而感到很满足。这种原始倾向最终形成了人类搜集和贮藏对个体有好处的物品的习惯。只有当占有的东西使自己感到烦恼的时候，人才会放弃一些物品。因此，像钱币、石子、线绳、贝壳、雪茄标签、邮票等能用来交换、便于携带、对人们一直有吸引力并有游戏功能的物品成为人们喜欢搜集的物品。下面是人类贮藏本能的一些例子，例如，对于一些明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或者明知道这些东西堆放起来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还是有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的欲望。甚至有人会从自己的厨房里偷出一些器皿贮藏起来，然后再买新的厨房用品！

恐惧——我们称之为恐惧情绪的内心烦扰，以及与之伴随的逃跑、蜷缩、紧握双手、惊跳、发抖、持续惊呆、尖叫、蒙住眼睛、张大嘴和眼睛、伴随心跳加速的暂时怔愣、呼吸困难和脸色发白、出汗和汗毛直立等，似乎是人对诸如突然听到大的声响、被抓、遇到突然出现的陌生物体、听到雷声和看到闪电、孤独和黑暗等情境的固有（部分来自训练）反应。

由于在人们称之为本能的恐惧情绪中，反应和激活这些反应的情境纠缠在一起，且种类繁多。因此，为了阐述人类本性，应该具体说明是哪种反应与哪种情境相联结，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结强度如何。然而，这项工作至今无人去做，甚至无人尝试做这方面的工作。

关于恐惧情绪，可以有如下的描述：有危险的陌生人或动物接近我们、闪电雷鸣、看到爬虫、黑暗降临、一人独处，或者看到黑暗的角落、老鼠、蜘蛛或其他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突然听到声响，突然碰触或抓到某个东西，会使人产生一种无法言说的不安感，并做出逃跑、蜷缩、尖叫、紧紧抓住周围的物体和颤抖等反应。然而，研究人类本性的科学不能停留在或满足于对这些原始本性表面现象的描述上。确切地说，科学要知道每种情境中各成分的效果究竟如何。事实上，一个人不论是对不安、心悸和主观恐惧的反应，还是在朝敌人开枪、逃跑或躲藏时的情绪，都有很大的区别。在理论上，这些情境都包含一种无法区分的模糊的恐惧，之后产生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当情境不变时，最为恰当的反应方式就是做出相同的反应。对于反应，我们应该研究恐惧中反应行为的具体细节，前面也提到，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缺少这方面的知识，有可能我们一直无法探究清楚。

要想了解这种关系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试自问，各种不同的情境是否都会引起同样的恐惧反应，各种反应的程度是否都相同。如果是这样的话，动物反应的种种不同就只能由它当时的生理状况决定了。但当然不是这样的。一个猛兽快速接近所引起的恐惧与雷声闪电所引起的恐惧是不同的。个体看到猛兽更可能做出跑的反应，而不是躲藏。个体面对雷声闪电做出的反应正好相反。同样，反应的强度也是不同的。通过改变刺激，可以改变儿童惊跳反应的强度，能使儿童做出基本上察觉不到的从蜷缩到抽搐的反应。这令人怀疑是不是陌生程度和突然程度决定反应的强度。

对单身一人时、听到巨响时、看到吓人场景时、看到野兽快速接近时、抓到黏湿的爬虫时的反应进行比较。在我看来，当个体独自一人时，紧抱和躲避反应应该很少，虽然有的时候，一个人可能太害怕了，于是紧紧抱住大树或者紧紧抱住自己。令人害怕的声响很少触发扭头和遮住眼睛的反应，但是令人害怕的景象却会让人做出这样的反应。当看到野兽快速接近时，如果它距离十多米，个体常做出扭头逃跑的反应，很少有向后一跳的。然而当突然遇到野兽，并且野兽只距离1米左右时，个体才会做出向后跳的反应；或者个体在黑暗中被抓住，这时候他也会做出向后跳的反应。

对人类行为无偏见的观察可知，人类的一种神奇的意识状态“恐惧”是由危险引起的，会使人产生逃跑和其他的一些反应，与逐猎时候的反应是不同的。当大型野兽突然快速靠近时会激活个体本能地转身、逃跑、寻找隐蔽场所的反应，没有其他多余的反应。如果有野兽扑过来，或者被野兽抓住，个体会本能地做出躲避、扭转身体的反应，这些反应的做出不会受到内心恐惧的影响。

争斗（fighting）——争斗的倾向无疑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发生争斗的情境、反应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结表现如下：

（1）当人遇到“自己身体结构所赋予的运动受到束缚”的情境时，小一点的儿童的本能反应就是身体发僵、扭动、头和肩部向后倒，年长一点的儿童会做出踢、推、拍、抓、咬等动作。这种倾向如果存在，可以称之为“摆脱束缚”的本能。

（2）另一种情境与前一种情境相似，不同的是障碍物被弄到或推到道路上。遇到这种情境，个体做出的反应是：躲闪、用手或者身体将物体推开、收缩身体、牵拉、拍、踢、咬物体等（当然，后三种反应不常见）。这种本能可以称为“战胜移动物体”的本能。

能够科学观察儿童行为的父母会承认这两种倾向是不学而能的。我认为，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这两种本能完全不同，而且与下文所描述的愤怒争斗情形也不同。在上述两种情境中，束缚和障碍一旦排除，愤怒的行为就会停止，而且不会再发生更激烈的行为反应。然而在其他一些情境中，虽然个体反应的目的已经达到，但愤怒仍然不止，并有可能引发逐猎本能、欺辱、凌虐和残暴。

（3）当个体遇到“被抓、被打、被追逐或被咬”的情境，而且个体又逃避不得，或者逃避反应因某种原因而被抑制时，个体就会做出争斗动作或者因受到惊吓而身体僵木。当个体做出争斗动作时，他所做出的所有复杂反应称为“反击”本能。

我认为，就攻击引起反击的具体情境而言，个体一定会做出具体的反击反应。如果A扭住B，试图摔倒B或者咬B，那么B的本能反应就是将A推开或者把A摔倒，而不一定打A或者咬A。如果A冲着B又打、又抓、又踢，依照原始本性，B更有可能打A或踢A，而不大可能将A推开或者把A摔倒。我认为，现代体育运动项目中，拳击和摔跤两者的区别有着原始本性的基础。拳击是从原始的“拍、抓、打”等动作中提炼出来的（用词可能不是很准确），摔跤是从“推、拉、摔、跳跃”等动作中提炼出来的。当A和B两个人都摔倒在地上，最有效的反应就是力图骑在对方的身上。倘若A被B摔倒了，依照人的本性，让B感到满足的就是骑在A的身上，或者得意洋洋地站在他（或者它）的身旁。如果A是人而非动物，则只有当A做出投降的姿势时，B才能得到最后的满足。当遇到“有物体朝头部飞过来”的情境时，许多其他专业化了的原始倾向会表现出来，诸如将身上的武器抽出来，低头、抬手、弯胳膊挥向飞来的物体，表现出一系列打斗的动作。

（4）对“身体突然感到疼痛”的情境所做出的反应是顺手打击任何在手边移动的物体。这可称为“对疼痛的非理性反应”本能。这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事实，可能被误认为是后天养成的习惯，是从类化中得来的。但是我却认为，这正显现了人类本性的模糊性，即不完善的适应性的一个真实又恰当的例子。所以，只有完整地阐述本性才是正确的。一个消化不良的孩子打摇晃他想让他睡觉的妈妈（如果不摇晃，他可能更吵闹），或者佣人抬起主人患痛风的脚反而遭仁慈主人的打。在这两个事例中，母子和主仆之间所形成的关系是相当牢固的，但是，这种后天形成的牢固习惯反应却被因疼痛而引发的类似的习惯反应（即对疼痛的非理性反应）所战胜。事实上，在这种事例中，把后者看成一种后天习得的习惯仅仅是一种推测。

（5）“两个同类动物相遇时谁也不服谁”，面对这种情境，男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恐吓对方，或者把对方挤开。如果对方没有屈服，则另一方要么表示屈服，要么采取攻击行为。只有某一方在某方面表现出屈服，对峙才会停止。这种原始倾向称为“竞争中的争斗”本能。

（6）“向异性求爱时有同性在场”，面对这种情境，男人倾向于对干扰者做出恐吓或攻击行为，直至干扰者被驱赶走或者自己逃掉。

（7）除了上述本能之外，不论是从专业化倾向发展起来的习惯，还是相当原始而模糊的倾向，面对下列情境都会有下列行为发生：

个体的一种本能反应长时间受到阻挠，尤其是个体对这种阻挠的事物做出推、踢、打等一组反应之后，阻挠仍然存在。面对这种情境，个体就会持续做出攻击行为直至情境发生改变，诸如实现自我满足的原始动作、逐猎、毁坏和获胜，或者阻挠之物自己逃掉。

愤怒和争斗行为显然是令人适意的。而引起这些行为的情境，有些当然是很不令人适意的。适意的反应足以使人寻求那一类适意的情境而不肯回避。通常所谓愤怒后的苦恼，只不过是愤怒后的羞愧或忧恨，自知按理不应该有此前的行为，或者是发怒时的冲动所致。

注释：

[1]例如，参见Kirkpatrick（1903），pp.79-81；Trettien（1900），p.42；Woodworth（1903），p.315。

[2]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习惯上在育婴室内所设置的那些招惹婴儿注意的刺激物就是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做母亲的处处戒备而不让孩子冒险行走的做法也是错误的。

第三章　人类本能和能力的禀赋（续）

如同男人为了求食和安全而抗争的本能一样，人际交往和群体制度无疑根深蒂固地源于人的本性。首先，重中之重的是，社会联系和社会形态的基础是母亲对子女的原始行为。

母亲的行为

所有的妇女，从生到死，都具有对人类婴儿的原始关爱。婴孩和儿童出自本能的眼神、呼唤、姿态和哭声都能唤起女性的关注。她们会因孩子发出的咯咯声、微笑和温柔亲切的姿态而感到欣慰，又会对孩子发出的疼痛、悲伤或痛苦的信号做出本能的慰抚动作。这些原始的倾向，或因残暴的习性而毁灭，或被日益增长的竞争习惯所淹没，或因缺少练习而减弱，但是，它们无一不来自人类的本性，这是不争的事实。

女性的性情与生活随着怀孕和生育而改变后，这些原始倾向获得了新的能量和特殊的表现。对于生育了孩子的妇女来说，把孩子给她看看、抱抱、喂喂奶可能是她生命中的最大满足，失去子女则会引起她的极度悲伤。对于生育了子女的母亲来说，她所看、所抱、所养育的孩子有时因饥饿、疼痛或患病而哭，因受惊吓而惊觉，因害怕而惊叫，或者因舒服而微笑，因游戏而发出呜啊声和咯咯声，这些情境对女性的吸引力是最强的。当孩子哭泣的时候，她会搂抱这个孩子；当孩子微笑的时候，她也会微笑，不断地爱抚孩子，与孩子低声交谈。儿童看到人脸时会追随人脸，舒服的时候会做出依偎行为，害怕的时候会做出恐惧行为。母亲把儿童的这些行为都看成是儿童情感的表现。当孩子的目光朝向某一个物体时，母亲也会向那个物体看去，分享孩子对这个物体的兴趣。儿童每次发出快乐、悲伤或者疼痛的信号，母亲都会做出最快的反应。总之，母性的原始本性是使母亲做出上述行为的最初动力和核心力量。

这一系列情境和反应构成了母性本能的典型形态。即使原始情境变得复杂和畸形，但是，与其他所有原始倾向一样，母性本能总会以某种行动表现出来。生育了子女，固然会使母性的爱表现得异常强烈，但生育并不是母性本能表现的必要条件。单是怀抱和抚养也能引起妇女的一系列母性行为。同理，给孩子哺乳会使母性行为表现得异常强烈。但是，即使无乳可哺，也会引发妇女的母性行为。所以，没有生育过子女的妇女，虽然没有照顾新生儿的经历，但同样会对收养的孩子给予母性的关怀。

按照以往的成见，男人（不论其长幼）对婴儿似乎没有什么本能的善意。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男人对孩子的原始倾向确实没有女人那么强烈，而且对婴儿的反应也与女性不同。男人抱孩子和带孩子的专业行为倾向非常差劲儿（当婴儿扑进男人的怀抱时，男人表现出众所周知的苦恼和拙笨，这与女性的“让我来抱抱他”的本能的托住孩子屁股的经典动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男人没有对婴儿的爱抚，也不能跟婴儿咿咿呀呀地闲聊。由于缺乏生育和分泌乳汁等内部变化所引起的激励，所以，他们对婴儿的反应和母亲不一样。在我看来，男人对年幼儿童的原始行为倾向包括：给孩子一小块食物，并看着他吃下去；保护儿童不受野兽的袭击；对于儿童做出的有力动作给予肯定性的微笑。

男性对儿童非常粗心和不温柔，其他雄性动物也是如此。这并不是因为男性缺少慈爱，而是由于他们具有与母性本能相反的逐猎本能。在逐猎本能上，男性比女性强烈；而在母性本能上，女性比男性强烈。

在他人面前的反应、对他人赞许和轻视的反应

合群性（gregariousness）——当没有他人在身边的时候，人会感到不舒服；当有他人出现时，人会感到很满足。基德（Kidd）曾经举过卡菲尔儿童的例子，说明了人类的这一特点。在游戏和工作中也是如此。“这非常像为群居的伙伴关系而具有的纯粹的动物之爱。”

当一个伙伴出现时，他所带来的满足不仅仅是因为在伙伴的帮助下可以做很多想做的事情，而是因为有人在自己身边。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会使个体产生一种本能性的愉快，而不管这是否会给个体带来特殊的利益。麦克杜格尔（McDougall）和詹姆斯都曾注重这种倾向如何影响娱乐。

麦克杜格尔指出：“在文明社会，我们到处可见这种本能的效用。除极个别文雅的人外，一般有良好教养的人，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就是使自己成为人群中的一员。在我的家乡，最常见的日常休闲方式就是人们每天晚上到热闹的街道上走来走去。人群最为密集的就是海滨路、牛津路或老肯特路。有时候，只要有一些事情发生，例如，外国王子驾车去火车站或者有市长游艺会，路旁就会人山人海，数小时不绝。在他们为数不多的较短的假期中，很多工人也要离开居住的地方，到有很多和他们一样的人的度假胜地去。在半休日，上千人前去看板球或者足球比赛，也是同一本能在起作用。”（1908，p.86）

进行宗教礼拜、参加学校组织、年轻女性喜欢去工厂工作而不喜欢在家中做家务，以及大多数人类的活动都是受合群性本能驱使的。

注意他人（responses of attention to human beings）——人对他人的行为有一种特殊的原始兴趣倾向。毫无疑问，婴儿时期儿童对人的注意是因为人与狗、机器玩具、树上的叶子等都能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当然也不全因如此。否则，婴儿从其他事物中辨认出人的相貌来就不会那么早，而且对它的注意也不会那么持久。张伯伦（Chamberlain）毫不夸张地说：“长辈的脸是婴儿最初生命航程的航海图和指南针。”（1900，p.189）有证据表明男孩和女孩对人脸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如果测量男性和女性在智力、道德品质和机械操作方面的兴趣差异，就会发现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因此，必须承认人的行为特征或有特色的具体形式，如笑、哭、闲聊等能够引起儿童的注意，并影响儿童的行为。

引人注意（attention-getting）——凡是对自己没有危害的人，我们总是倾向于走近他、对他做手势、叫他，如果对方不理会我们，我们还会有一丝恼怒。这种倾向时有时无，即使有了这种倾向，也容易被其他倾向抵消。当一个人进入一个已经有人住的房间时，如果那个人对进来的人无动于衷（当然一般在城市里生活的人都不会这样），进来的人就会因此而生气，故意从他身旁走过或者呼唤服务员。可是，如果房间里没有其他人时，进来的人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儿童也常常如此。当然，这样做既不是为了获得别人的嘉许（嘉许是后来获得的意向），也不是所谓的自信或自炫的挑衅行为，而仅仅是为了获得他人对自己的注意。

对赞许和轻视行为的反应（responses to approving and to scornful behavior）——自己已经对他人做出了谦恭的反应，又从他人那里获得亲切的赞许，例如微笑、拍肩、接纳为同伴等；或者任何一个人对自己有含蓄的赞许，例如对自己有表示敬意的目光：面对这两种情境，自己的原始反应都会是感到极大的满足。可是，如果自己尊敬的长辈对自己没有赞许或拒绝与自己交往，或者他人对自己有藐视、讥笑的表情，自己的原始反应就会是感到不舒服，甚至感到十分苦恼。

读者应该认识到，这种使人感到满足或恼怒的赞许与非赞许行为并非同样性质的行为，后者是因道德评价而引起的。例如，礼拜日圣经学校里的教师看到了小学生的恶作剧行为后可能会眉头一皱。这眉头一皱表达的或者是对这个学生的特别关注，或者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对手而略带妒忌，或者是教师暗暗表现出的对这个问题学生的些许崇拜。这个学生有可能将教师的这种表现看成一种赞许。

很早以前达尔文就注意到，如果某人在社会生活中犯了一些小过错，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轻视”他。对众人的这种轻视态度，达尔文觉得有些过分，而且认为众人的态度把握得毫无分寸。除了达尔文，很少有人注意到人类渴望得到他人的赞许，而不能忍受他人的轻视和嘲弄。赞许与非赞许的势力（不论出自在上者还是在下者，只要它有相当的形式）从古至今都是影响社会的约束力之一。例如，在有教养的家庭或学校中，训导孩子遵守家庭和学校的规则，一般来说只靠在上者的赞许即可，这要比严厉的体罚和惩罚有效得多。年轻人服饰上的那些琐碎的时尚，大概也是因为它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和赞许。原始人类男女之间通过衣着来引起异性的注意，现在看来只能算是一个很小的原因。女性的着装打扮显然是为了得到其他女性的赞许。我们在家具、饮食、礼节、道德和宗教中的循规蹈矩也因如此。拿给小费来说，最初也许是出于好心，或经济上的自利，现在当然是习惯成自然。我们在心里何尝不鄙视那些排队的乞讨者，对于那些旁观者我们也明知以后再不会重逢，然而，谁有勇气承受那种轻慢的态度呢？

维布伦（Veblin）曾经对“游闲阶级”[1]的经济活动作出精当的分析。他说：这些人的生活消费过度，挥霍惊人，有时仆从如云，却一无所用。他们之所以这么挥霍，是因为他们想向别人证明，他们拥有的财产用之不尽，使不能这样挥霍或完全不能挥霍的人对他们另眼相看。由此可见，人类是多么渴望实在的赞许，这算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对他人的赞许和轻视行为（responses by approving and scornful behavior）——他人赞许或轻视我时所产生的满足和恼怒与我对他人赞许或轻视时他人所产生满足和恼怒一样，都是人的原始本能。我认为，凡是当人们看到有人因饥饿而得食、因害怕而得救时，或者见到五色而炫耀时，或者见到有人本能地显示出勇敢有力、决斗得胜时，或者有其他本能的行为足以令人感动而于观众无害时，人们见到这些行为的本能反应就是笑、目光中流露出敬意或者鼓掌呐喊。同样，当你看到他人一无所有、身有残疾、卑鄙怯懦时，与这些情境相联结的反应就是蹙眉、谩骂、叫喊、嗤笑。一经训练，这些原始反应倾向就变得更加复杂，最后大失原形（这是所有原始倾向必经的情形）。然而，最终形成的行为不能完全归功于教育。

统治的行为和顺从的行为

我认为，人有这样一种原始倾向，即当看到有人注意他，但还没有表现出赞许或顺服的行为时，这个人就会昂起头，稍稍向前，或是猛视对方，或是佯装不见，或者时而猛视对方，时而佯装不见；如果正在做事，会故意加快做事的速度，或显得格外精神抖擞，炫耀自己的活动。如果对方仍在看他，但既不干涉也不讥笑，他就会感到满足。人的另外一种原始倾向是，当他看到了不敢抗议的人时，就会昂起头，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还有可能推搡对方。人还有一种原始倾向，即当看到对方做出顺服的行为时就会感到很满足。这些原始倾向可以称为“统治他人的倾向”。在男性中这样的行为要比女性多。女性很少做出昂起头、展示力量、推搡对方的行为。女性往往做出一些面部表情或者做一些不显而易见的行为。

当看到对方做出这样的行为时，有些人会做出顺服行为，也就是说会低下头和肩，不敢正视对方，不会做出攻击性行为，肌肉松弛，行为迟缓。而想要统治对方的人则会相应地做出自鸣得意、趾高气扬的行为，以炫耀自己的胜利。当一个人做出顺服行为时，可能会激活统治者对顺服者的保护行为。如果一个人做出反抗行为，昂起头、怒视对方、不让步，或者不愿意成为对方的顺服者，双方就会在目光、手势方面发生冲突，相互叫骂，或者做出攻击行为。正如我们前面对争斗本能的描述一样，直至其中一方屈服了，或者双方都筋疲力尽了，这种攻击行为才会停止。

当身材高大的人、生气的人或者领导者靠近的时候，个体有做出顺服行为的倾向。人在受伤后、生病了或者疲劳的时候，这种倾向就会更为强烈。当对方个子更高大，声音更洪亮，能用目光压制住自己、控制住自己，能把自己打倒但是自己却伤不到对方毫发时，这样的人的确会使自己垂头丧气，身体和心理都充满不安。一般来说，女性有向男性屈服的原始本性。当把顺服行为看成是对刺激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时，顺服行为就不那么惹人烦恼了，事实上有可能成为让人满意的行为。

受这种本能的影响，每个人与他人之间都存在某种统治与顺从的关系，即使在当前的文明社会里，这种顺从的本能还植根在很多人心中。

在下面这些情境中，如顺从他人、支持和不支持他人、得到支持、受到轻蔑、遭到忽略等，由于当事人的性别不同，个体所做出行为的复杂性也是不同的。情境中他人的性别、成熟度和人数也会影响个体所做出的行为。情境中的一些其他因素，如能激活好奇心、恐惧、愤怒、冲突、逐猎本能、仁慈、性吸引和害羞行为等，也会使个体所做出的行为更为复杂。例如，我之前对控制性的解释是身体成熟度相同的两个男性在一定情境中所做出的反应，因此这种情境下的行为和其他情境下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控制和顺从的例子说明了一个不变的事实，就是各种特定情境与做出的单一反应倾向相结合，构成了个体复杂的行为。因此，这使很多男性乍一看起来像一个有控制欲又顺从的、引人注意又容易受到忽视的、追逐性欲又很坚定的、爱表现又爱害羞的、胆小又自信的、残忍又善良的、不可救药而无法预测的综合体。这使我们对支持、轻蔑、控制欲和顺从行为等倾向的描述看起来很抽象，而事实上，这种倾向就是这样的。

由于篇幅和自身的知识有限，我无法追踪人类交往的复杂性和各种原始倾向的综合效应。我们虽然很相信当前所获得的知识，但是我们当前的知识已经足够了吗？如果知道了某一个特定情境和这个人的信息，我们应该知道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下，这个人是害羞的还是放纵的，是忽而害羞忽而放纵的——比如他会自我控制，还是会做出求爱行为；他对一个孩子是支持、控制、欺负，还是保护和爱抚。

其他社会性本能

竞争（rivalry）——毫无疑问，人出生后就有竞争或竞赛的本能。但是我们需要对竞争本能进行定义，以便把竞争本能与母性本能、争斗或逐猎本能区分开。

竞争的两个核心成分是：当他人也从事这个活动的时候，自己的活动精力会增加，对自己超过他人感到很满足。在生活中，同事或者玩伴可能成为竞争对象，超过对方会使个体感到满足。但是个体最初的目的并不单纯是为了超过对方，而只是在一起工作或者游戏。需要我们认识到的是，首先，竞争只不过是个体的一组有力的反应倾向：当他人想要达成某个目标的时候，能够引起自己也去追求这个目标；当他人在追逐猎物的时候，能够引起自己也去追逐；当他人把东西拽走的时候，自己也能够拽回来；等等。其次，当能够超越他人、得到猎物的时候，个体会感到很满足；被他人击败的时候，会感到很恼怒。

教育之法一开始就是要依据这些特殊的竞争和特殊的满足之间的联结，而不能依赖什么个体的爱好、模仿、臆想或者优势。欧达尔（Ordahl）博士对动物和人类的竞争本能给出了最好的解释：“有人以为，凡是情境中有超越他人的可能，则人类的本能反应就是竞争。但是根据对事实的观察，这样的情境未必会有。只有当情境能够激活动物的原始倾向时，才有这种竞争的本能反应。”（1908，p.506）

羡慕和嫉妒的行为（envious and jealous behavior）——当人看到某人（或某事、某物）受到别人一定程度的关注和待遇，而这种关注和待遇又是他本人应该得到的时候，他就会感到气恼，这是人的一种原始倾向。因此，年幼儿童不能容忍母亲拥抱他人，情人不能容忍自己的配偶关注他人，母亲不能容忍自己的子女向别人表达爱和关注。然而，这些使人感到不舒服的嫉妒却没有什么一致的行为特征。可以列出的行为有：打击某物体借以出气，捉住并制住对自己态度不当的人，盛怒，生气，忧愁，悲伤及其他动作。产生嫉妒的最基本原因是看到他人受惠，自己却落后，因而觉得不舒服。

所有权（ownership）——所有权本能是另一种原始倾向。凡是自己正在使用或最近（几分钟内）得到的东西，都不允许他人从自己身边夺走；凡是自己身上或者感官所及之处的东西，他人都不能加以干涉。人们已经把前者列入占有本能之下，对后者则仍有疑虑。完全占有某物的权势，即非常普通的所有权所带来的快乐要比仅仅使用某物所带来的快乐更容易被人干涉或破坏，不论这种干涉或破坏有多么遥远。这种所有权的享乐是后天训练与上述两种原始倾向之一或两种倾向共同作用的结果。

慈爱（kindliness）——人们凡是遇到下列情境：“一个表现出饥饿的生命，或由恸哭、拖拽、张开双臂求援等类似的动作表现出惊人的或痛苦的行为”，都会引起注意和不舒服。如果情境中没有转而激活逐猎、躲避、争胜等反应的附加条件，就会激活个体的解救反应。

原始慈爱的另一种表现是，当我们看到其他人幸福安康时，就会产生积极的满意之感。即使是天生冷酷的人，如果不是在他盛怒或逐猎的时候，也喜欢看到他人的快乐。他人的快乐就像花朵、阳光和食物一样，使人感到快乐。如果对抗的反应不是特别强烈，就会激活欢迎、微笑、笑声和分享食物等善良的行为。这种善良行为也不单单是对人而发，儿童经常会把自己的饼干分享给自己的玩具，或者爱抚花朵。正如库利（Cooley）所说：“儿童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爱意。”（1902，p.47）然而在普通环境中，只有人类能够接受和做出慈爱行为。

挑逗、凌虐和欺辱（teasing，tormenting and bullying）——除了慈爱之外，挑逗、凌虐和欺辱也是儿童最明显的天性。我断定，它们源自与慈爱相反的玩弄、好奇、逐猎、藐视和支配等原始倾向。玩弄和好奇最容易发展为挑逗。儿童倾向于对人做出各种各样的像对待物体那样的行为，如果人像木头似的保持沉默，那孩子就永远不会让他得到安宁。如果成人对儿童的各种挑逗行为做出拉、戳、打、喊、跑、跳等回应，就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了游戏。如果成人对孩子的挑逗做出了真生气的反应，儿童就会放弃原来的动作，对该人的所作所为不会再有愉快的兴趣，反而变为争斗、逃避或顺服、哀求。假如成人对孩子的挑逗既没还手也没有惩罚，只是表现出含怒、生气、恫吓（而不至于暴怒）的样子，儿童对成人的挑逗则或会停止，或会继续，或会加强，这取决于儿童已有的经验和当时的心境。看到儿童的这种行为，就可以将其称为挑逗或凌虐。如果受儿童挑逗或凌虐的人是一个不能够或不愿意报复孩子的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天性卑鄙和残忍的儿童必然养成欺辱人的习惯。

当一个人的逐猎反应被另一个同类人激活（有时是被单独激活，有时是与希望成为霸主的本能一并激活）时，他们之间则会形成一种特殊的游戏。正如伯克（Burk）所形容的（可作为一个标准）那样：“逐猎本能被激活的人会追逐、推倒、按住对方，或用膝盖压住对方，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打他、摇他、用东西砸他，在被制服的对方身旁跳舞、拍手、大笑……洋洋得意。”（1897，p.228）经过训练，本来像对待猎物或奴隶那样对待敌人的方法多少有些变成了恫吓。面对一个即将被捉住、被撕开吞下的猎物，人的反应是复杂的，反应程度也各不相同。对一个敌手（在他表示顺服之前或顺服之后）也是如此。那些激活他人逐猎和支配反应的人可能是因为不能自卫或不愿意自卫，才引起他人的残暴凌虐。这样的人特别能够引起这样的反应。

驱赶奴隶、贩卖劳工、迫害异己的历史和政府官吏、将领、教皇、学校管理者以及所有掌握权力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滥用职权的现象令人深信，在逐猎本能方面，人和动物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人类还比不上一般的哺乳类动物，因为顺服行为未必能够免除他人的侵犯。母性行为和其他天生的慈爱不能充分预防天性残忍的冲动。因此，对于天性卑鄙残忍的儿童，除非用教育的方法把这一天性破坏掉，否则他一定会做出欺负他人的行为。

模仿

“模仿”一词有很多含义，在使用前必须先加以说明。模仿可以说是使自己做出类似于他人的行为的一种倾向，或者说是使自己的行为结果与他人的行为结果相类似的一种行为倾向，还可以说是把其他人的行为作为自己的行为的楷模或引导影响自己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与之相像的一种倾向。他人的行为对自己来说有如下作用：使自己的行为依样仿行，如同声响使他惊跳；或者只引起动作的观念；或者只引起产生类似结果的观念；或者只引起一个普通的观念，而且按照从前的习惯，这个观念能导致同样的动作；或者只产生种种观念，间接地使自己的动作格外地像某个人的动作。其实，按照塔尔德（Tarde）和其他一些社会学家的用法，“模仿”一词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不过是一个人把他人的现在所为及从前所有的观念、动作、感情重现一次，而不问什么情由。

因此，我们与其空泛地讨论人有没有模仿他人行为的原始倾向，不如分别讨论以下问题：

A1：如果把他人的一切动作呈现在人的感官（主要是视觉）前，那么除去任何训练，能使人产生同样的动作吗？

A2：能使人产生相似的动作吗？

A3：能够产生做出相似动作的趋向吗？

A4：如果动作中只有少数动作是出于这种趋向的，这些少数的动作是什么？

B1：如果把他人的身体姿势、发出的声音、面部表情及其他动作呈现于人的感官前，除去任何训练，能使人产生同样的姿势、声音和表情吗？

B2：能得到相似的姿势、声音和表情吗？

B3：能够引起做出相似姿势、声音和表情的趋向吗？

B4：如果在这些姿势、声音和表情中只有少数出于这种趋向，这些少数的姿势、声音和表情是什么？

普通的模仿

儿童能模仿他看到的姿势和听到的声音，这样的陈述虽然很多，但是，凡是教过婴儿学说话的人们或者教过5岁儿童写字、唱歌的人们都不认为儿童有做出与看到的行为同样的行为的潜能。对于前文提到的问题A1和B1，答案都是否。儿童的模仿至多像A2和B2中所描述的那样，儿童只有做出与看到的行为相似的行为的一般倾向。

我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说明这种倾向是人类的原始倾向。后面我会提到，某些特殊的行为会使旁观者做出相似的行为。但是据我所知，大部分行为不是这样的。想一想让婴儿做出下面动作的难度，例如，让婴儿“挥手说再见”、“唱出童谣《打蛋糕》的第一个词”、“飞吻”或者“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甚至让他擤鼻涕、清嗓子、漱口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坐在婴儿前面，一遍一遍地做把右手放在头上、左手放在右肩膀上的动作。十次有九次他们做的都和你做的不一样，而20岁的人则不然。

当然，在许多情境下，他们都做出了相应的行为，有可能渐渐的你也能使他做出这样的行为。他的行为是学习的结果，而不是本能。你的行为和言语都能导致学习的发生。人类教育的过程就是将行为与情境联系起来。因此，通过让他知道这个行为是什么，一个人的行为常常激活另外一个人的相似行为。一个人对他人的影响是最终使他人形成了某种习惯。

库利曾专门对他的孩子进行了观察，希望能够找到本能性模仿的证据。但是，就他的观察，没有发现一个证据能够比用一般行为或者学习才能更好地解释儿童的行为。他敏锐地发现，有一种现象看起来最像模仿，那就是口头要求儿童做出同样的动作，这个方法所得到的结果最可信。而他人的行为只不过是儿童从中形成习惯的第一步。“小女孩M有一个小把戏，就是把手放在头上。当她心情好的时候会这么做，或者别人这么做的时候她也这么做，或者别人问她‘你多高啊’的时候她也会这么做。但是，在后一种情境中，她会更便捷地做出这个动作。可是在后一种情境中做出的动作，模仿的成分更少。”（1902，1910，p.27）

由此可见，看到了别人的行为而产生相似的行为不能证明这是一般而原本的事实。声音模仿就是一个例子。有些人认为，儿童看到他人的嘴部动作，或者听到一系列的声音之后，就会做出相同的动作或者发出相同的声音。对于这种假设，我觉得有如下种种不当之处：

首先，总的来说，没有人会相信儿童的语言全部来自直接的模仿。在很多情境下，除了因父母的奖励而学得最好的之外，不管教说话的人如何，学说话的作用不过使儿童产生了许多声音。学者试教刚会说话的婴儿说“猫”、“狗”和“老鼠”这三个词，并把儿童的声音记录下来，结果发现儿童对这三个词的发音很相似。只有在儿童至少会说出40~50个单词之后，才能看到貌似直接模仿的现象。

第二个困难在于，不同的儿童，即使是在单声模仿最清楚的被试中，其发音方式也是千差万别的。婴儿听到一个声音后所发出的各种声音远远超过一种发音模式的单一发音潜能，其所发出声音的数量比用各种声音复制习惯发出的牙牙学语声还要多。10个同龄儿童都模仿Christmas的发音，结果他们的发音分别是kiss、kissus、krismus、mus、kim、Kimus、kiruss、i-us等诸如“嗨咿”和“呀呀”的声音，而都不像单词的发音。

第三个困难是，有些词的发音是非常难学的，例如“th”的发音，直接模仿是不够的。老师发这个音都需要反复尝试才能碰运气发准，按照示范者的发音学说一个单词，常常是有时满意有时不满意。总之，凡是儿童本能的呀呀声中不包括的声音，都不是只要看到或听到就能学会的。

第四个困难是，按照直接模仿的观点，模仿两个或三个音节的单词应该比模仿单音节的词难上两到三倍。而事实上，模仿两个或三个音节的词要比模仿单音节词难上很多倍。反言之，如果学习一个发音必须从婴儿随意的咿呀声中以及以前的习惯发音中选择，那就更困难了。假如儿童能够发出30个单音节，如pa、ga、ta、ma、pi、gi、li、mi等，当他模仿某个单音节词的发音时，需要从他的30个单音中选出一个最相似的来，那概率只有1/30；如果让他学习两个音节的发音，而且最像，概率只有1/900。

主张模仿是原始心理倾向的人可能会说，模仿不会像一害怕就闭眼睛、一痛就哭那样机械地复制出所看到的行为。他们只要求有一种趋向、一种可能、一种倾向能产生类似的动作或结果就是了。如果他们执意这么说，那么，前面提出的问题A3和B3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了。

如此说来，见了别人的行为而引发自己做出类似的行为虽然是一种原始的普遍的可能，但是，这种趋向只能使类似行为的发生比依照练习律做出的行为稍微多一些。这种观点现在无法证明，也无法否定，总之是无足轻重的。如果原始的普遍的模仿仅仅是一种可疑的倾向，即见了别人的行为而产生类似的行为只是有时似乎比所希望的稍微多些，那么，它对人的行为的实际影响就很小了。可惜，连这样的痕迹我们也找不到适当的证据，更何况原始的模仿有很多根本性的困难。

所以我认为，正如本章所述，人类原本就有注意他人的举止、动作、姿势、声音和面部表情的倾向。所以，凡是照他人所做的来做，而且每次都得到赞许，就会令人感到满意，这才是对行为实际存在的影响。

特定行为模式的模仿

人类既然没有普遍的原始的模仿本能，那么是否有一些特定的动作、姿势、声音或者面部表情的模仿呢？

对这个问题，麦克杜格尔首先指出，凡是牵涉到如下本能的反应，如果一个人做出来，每个动作对于他人来说就成为一种情境，自然能使旁观者产生同样的反应。这些本能诸如：逃避与恐惧本能，拒绝与厌恶本能，好奇与惊讶本能，好斗与愤怒本能，自卑与顺服本能，自炫与骄傲本能，父母性本能与柔情。

“一个动物的本能行为能使与它同类的动物做出相似行为”，这句话听来让人心动。但是，自然界的动物是否能够如此简单地行事却令人怀疑。在一些情境下，行为的类似不是处处都能确定的，在好斗与愤怒、父母性本能与柔情这两种倾向上就与事实相反。

看到一个人暴怒，或者两个人互相发怒，不会引起旁观者类似的举动和情感，旁观者只会表现出好奇或惊讶，并围而观之，举世所同。其他哺乳类动物也是如此。当麦克杜格尔教授写下“愤怒激起愤怒”的时候，他想到的可能只是A对B的愤怒行为会激活B对A的愤怒行为。但是下面的情况却不是这样：A从B面前逃跑不会使B也从A面前逃跑；A在B面前退缩，不会使B也在A面前退缩。

爱抚和拥抱孩子是母亲的本能行为，但并不会激活同伴中男人或女人的类似行为。他们不会因此而激起抱孩子、抱母亲、相互拥抱、抱自己的小孩或抱其他人的行为。他们的主要反应未必是母性行为所表现的柔情，而可能是赞许、嫉妒或是娱乐。旁观者看到没有得到温柔待遇的儿童，实际上可能比见到受人宠爱的儿童更容易被激起柔情。受母性精神感动的不是被爱的人或爱人的人，反而是没有得到爱的人。

一个人因看到他人的本能行为而受到影响后会怎么做，无法做出统一的解释。人因注意而小心走近、回避的反应、逐猎的本能，这类动作引起他人类似行为的效力较强。而旁观者看到他人愤怒、争胜、求偶以及母性的爱等行为后引起类似行为的效力却很小。统治与顺服的行为，其效力令人怀疑，很可能随情境的变化而改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对此了解得甚少。见到他人顺服的态度后，有时旁观者会格外顺服，有时却格外强硬。见到了本能的行为，是否能引起类似的行为？这个问题应该就各个本能逐一进行研究。

这是一个难题。在一般情境下，儿童经过训练能学会见人跑时自己也跑，见人看什么自己也看什么，这不需要什么原本的趋向。况且，某人（甲）见到某类事物而产生的某种本能行为会影响到另一个人（乙）。而乙产生的行为究竟是对甲的行为的反应还是对事物的反应却是一个疑问。例如，甲怕蛇的行为，可能只是通过引起乙对蛇的注意而间接地引起乙的害怕。乙再次见到甲，他的反应可能就不会像第一次见到时那样，而是发生了改变。这是因为甲的行为中可能包含了某种具有特殊符号功能的行为，因此也引起了乙的不同反应，例如走近或惧怕等。甲受到了惊吓，有同伴在场时就发出危险的信号，而独自一人时就不会这样。乙的反应或许是对危险信号的反应，而并非是对甲的一般惧怕。

旁观者见到别人的行为而做出类似的行为也有一些合情理的例子：见到别人对我微笑，我也微笑；见人大笑，我也大笑；见人叫，我也叫；见人看，我也看；见人听，我也听；见人往某个方向跑，我也跟着跑；见人离开中心点跑，我也离开中心点跑；见人胡闹，我也胡闹；见人安静，我也安静；见人俯伏，我也俯伏；见人逐猎，我也追逐、攻击、扯碎；见人捉拿，我也捉拿。

在我看来，上述情况都是或几乎都是事实。前人所说的“模仿的现象可在大众中发现，在大恐慌、大放纵、大暴乱的情况下能够自觉抵御的只有极少数人”。

麦克杜格尔在第二部分又对特定行为激活旁观者类似的反应做出了说明：

“为了完整起见，需要提及第五种模仿。非常小的儿童对没有情绪和情感表达的动作有时也能模仿。其实，儿童的年龄尚不足以说有什么动作观念，只是故意地自觉模仿。据可靠的观察，发现了如下事实：例如，普赖尔（Preyer）说，他四个月的孩子会模仿噘嘴的动作。没有见到过这种现象的人会认为这纯属偶然，因为没有办法把儿童的这种行为归类到已有的模仿类型中。然而，我在自己的两个孩子身上已经发现了类似的模仿行为。其中的一个孩子在出生后四个月时，看到他对面的人把舌头伸出来，自己也把舌头伸出来，而且不止一次地把舌头伸了出来。在这样小的年龄对这种特殊动作所做出的简单的模仿，要想解释它，除非把它看成是一种很简单的知觉倾向，才能有这种特殊动作的趋向。我们不能说儿童这么早就习得了这样一种倾向，而只能说他在本性中就有了这种内部组织结构。这样一种本性上的倾向应该是一种极其简单的初级本能。每个孩子的这种初级本能都可能为数不少。这种初级本能能够帮助儿童获得新的动作，尤其是言语动作，这种倾向可能很可观。”（1908，p.106）

人或许真有这些零零碎碎的趋向来复演他人的特殊动作。就是有，也没有人知道这些举动是什么。现在只列举伸舌头这一种，不足以说服人。

总之，模仿的倾向虽然遍布整个人生，而且它们在教育和社会改革上是最有力的势力，人们在生活中又非与它们合作不可，但是，它们大多数都不是原始倾向，因为人不能见了什么行为就复演什么行为，像瞳孔遇到光那样机械式地收缩。要解释模仿，我们只能说，他人的行为能引起观察者特殊的本能反应，或者是观念，或者是动作。而这些反应、观念、动作，经验上已与那样的行为相结合。至于在情境中见到他人所为而自己也做出类似的行为，这种特殊的原始倾向在人类中为数很少。其他的趋向都是习得的习惯，与其他习惯毫无区别。

注释：

[1]这里所说的“游闲阶级”，与劳动阶级相反，是指那些游手好闲甚至骄奢淫逸的阶层。

第四章　原本使人满足和烦恼的事物

原始的需要、兴趣和动机本性

有理由认为，人类生活的目的就是需要的不断改善和满足。通过减少事物的自然属性和人的不满意，或者增加能够实现自我满足而又不伤害他人的事情，才能使人的需要获得进步。通过把环境改变得更能满足人类所渴望从事的活动，需要才得以满足。科学和艺术都是在需要的推动下应运而生并持续为人服务的。需要是一切价值的基本根源。

需要确实可以驱使人一生的行为。而它的原始根源就是那些使人感到满足或使人烦恼的情境。从这些使人满足或烦恼的事物中生出一切嗜欲和厌忌。学习的导向也从此开始。

凡是动物不设法回避，而且有时设法得到和保持的情境叫做令人满意的情境；凡是动物设法回避或改变的情境称做烦恼的情境。

原本使人满足的事物或本能的嗜好可列举如下：与人同居而非独处，与熟悉而非素不相识的人同居；休息之后可以活动，疲劳之后能够休息，休息时或者晚上睡觉时有被子盖而不致身体暴露。

原本使人烦恼的事物或本能的厌忌可列举如下：嘴里有苦涩的东西，活动时被物所阻，饥饿，他人用轻慢的态度看待自己，看见或闻到了粪便、腐浊物、脓血或动物内脏等。

使人满足与感觉上的适宜不同。同样，烦恼与使人疼痛不同。疼痛与烦恼在名称上的混淆格外容易使人产生误会。因为，疼痛只是烦恼之一，而且不一定使人烦恼。当人要争斗时被他人抱住，他虽然感到温暖而不疼痛，但非常烦恼。母亲有时甘愿为接受她孩子的爱而承受疼痛。而感觉适宜却与此有些不同。感觉适宜只不过是觉得当前的情境可以接受，但不一定可以使人感到满足。二者有时似乎是名异实同。但是，心理学里通常所形容的感觉适宜不能准确地表示满足。甜味可能令人烦恼，而苦味可能受人欢迎。

饥饿而得食，疲倦而得到休息，困倦时被抱着睡觉；有动物引起逐猎行为时可以追逐，追逐时能够追近猎物，向前一扑可以捕捉到猎物，捉到猎物时可以制服它；生下儿女后能够抱着孩子，可以听到孩子笑时发出的呱呱的声音。这些类似的情境名目繁多，但可以用一个公律来概括，即它们不过证明了这样一条定律：原本有一些已经开始了的行为，如果能够使它顺利地进行，这些活动和这些活动所产生的情境就令人感到满意。可是，如果饥饿时见有野兔从身前跑过，而自己却被人抱住不能追逐；追逐时兔子又比自己跑得快，向前一扑又扑个空，而得不到猎物；有人给自己玩物，当自己伸手去接时，那人却又把手缩回去；自己行动时遇到障碍，却又搬不动障碍物……这些都是原本就使人烦恼的事物。这类情境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也可以归结为一条定律：原本有一些已经开始了的行为，如果它们不能顺利地进行，就会令人烦恼。要使这两条定律适合理论和实践，必须对“顺利”下一个客观的定义。

何谓顺利进行？如果只从粗率的行为着眼，就不能得到一个适当的定义。理论上绕了一个大圈儿和一个小圈儿，仍不免回到“满足”二字。如果说顺利的举动是一种“常态”的举动，是本能行为的“常态”次序，那又不得不为“常态”下定义。最后还是要说是“顺利”的还是“满足”的。要说“顺利”是对动物生活起促进作用的，又会生出无数例外来。一方面，身为母亲的宁愿为儿女的生活牺牲自己；另一方面，将要冻僵的人宁可休息也不愿意活动，此外人还有种种不节制的行为。

要说“顺利”是“不受阻碍”或“没遇到干涉”，倒很能使人知道什么动作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动作受到阻碍就不成其为动作。然而，一捉，没捉到动物，而扑个空，这算是受到阻碍还是遇到干涉了呢？如果把这样的动作称为“不顺利”，不过是因为产生了令人烦恼的情境罢了。这又绕了圈儿。人在某种情境之中，为本性所迫而产生的动作，只要能成功，固然令人满足了；然而，就原本就令人满足的事物而言，大多数要看动作所产生的效果如何，而动作的效果差异较大。本来想跑而能跑就是令人满意的；而想逃避就能避开此地且逃到彼地，或者想追逐动物或人就能够追上，则会使人格外满意。

准备律

实际上，关于“顺利地做一件事”，要想得到一个满意的定义，除非把它看成是神经元内部活动的一种特性。我们要能稳妥地推测什么事物原本就是使人满意的或使人烦恼的，也须如此。按照人的本性，凡是一个情境启动了一组行为，其中所包含的不但有当时的神经冲动通过突触，而且还须有其他神经元准备传递和及时传递。例如，见了猎物，动物不但当时就向前追逐，而且等追近了一跃向前时，神经上又牵涉到其他传递与结合。这些神经元的作用在刚见到猎物时已经预先进入了准备激活的状态，使其能随时被应用。等到追逐的行为一开始，不仅上述各个神经元的结合受到影响，而且将来“准备一跃向前捉住它”的情境也要产生捉住它的反应。再后来是自鸣得意、把猎物撕碎或者带回巢穴。凡此种种行为所牵涉的神经元的结合也许早在追逐开始时起就有了不同的情境了，神经元随着行为的活动而活动。按照人的本性，这样的活动会排成长长的一组又一组，其中有几个是准备传递（准备传递的程度各有不同）的，又有几个是正在传递的。例如，一个儿童远远地看到一个引人注意的物体，他的神经元就好像先知先觉地准备好一组行为：注目、向前走、估计可以捉住了就去捉、觉得捉在手里了就好奇地玩弄。

事实上，一组行为能否“顺利”进行，首先在于神经元的作用，而不在于全身的作用。所谓“常态地”或“顺利地”进行，其意义就是能及时活动的神经元现在正在活动，并通过外部行为表现出来。所谓一个原始倾向失败或受到阻碍，其意义就是能及时被应用的神经元现在不能传递、不能结合，并通过外部行为表现出来。本章第一部分所述的种种使人满意的情境都是能刺激神经的活动，至少可以说是能容纳神经元的活动（即能及时应用的神经结合与神经传递）；所说的令人烦恼的情境都是能阻挠这些活动的。

所以，在此类情境中，真正使人满意的是那些能及时应用的神经元和突触的神经传递，而真正使人烦恼的则没有这种传递。

这条定律不仅适用于饮食、逐猎、争斗、色欲等很确定的几组行为，而且在一切行为上都适用。一个神经元（或几个神经元）、一个神经突触（或几个神经突触）、神经元的一部分（或几部分）、神经突触的一部分（或几个部分）——凡是构成这样一个能及时传递神经冲动的通路的，就可称为一个传递的单元。而且，一个传递单元能及时传导的使人满意，不能及时传导的使人烦恼。

及时传导的反面就是不能使用和不能及时传导，这也需要同时讨论。我认为，任何传导单元都会有时不接受传导。因为当时它自身已有活动。所以，它比其他传导单元在通常的情境中更不容易被刺激激活，从而更不容易传导。假如这是事实，又假如及时应用的定律也是实情，我们应该希望有一条不能及时应用的定律，即一个传导单元不能及时传导而勉强传导时，是令人烦恼的。[1]

事实可能是这样的，神经系统内如果真有所谓不能及时传导的情况，其原因应当是一个容易疲劳的神经突触，因为长时间进行传导而已经疲劳了，或者一个传导单元因为有病而变得疲弱了。在任一原因下，神经元的原生质自然应该保护自身，它宁可休息，也不做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对传导单元以及它们的劳瘁疾病情况所知甚微。即使是所知甚微，似乎也可以证明，凡是在劳瘁疾病的传导单元上进行传导的就是使人烦恼的。神经系统的活动在健康时能使人满意或者没有什么影响；而有神经衰弱症（以及所谓精神衰弱症）时，就变为令人烦恼的。反言之，神经系统享有健康和充分的睡眠时，平常稍觉乏味的活动也在受欢迎之列。我认为在人类中，满意与烦恼的原始倾向可以归结为能及时应用与不能及时应用的三条定律：（1）当一个传导单元能够及时传导时，及时传导就使人满意，只要他的活动不被外物所改变。（2）当一个传导单元能够进行及时传导而不能使其传导时则会令人烦恼。按照人的本性，凡是遇到这样的烦恼时，天然特殊准备着的其他反应可以应用。（3）当一个传导单元不能及时传导而勉强传导时则令人烦恼。

所以，通常的一个情况是不仅在某种传导单元上产生了完备的活动，而且在一连串的传导单元上早已预定下了对将来传导的欢迎或抗拒。诸如注视一道亮光、追逐一只野兔或抢吃一个苹果，这样很简单的几组行为，其神经机制都是极其复杂的。更何况其中不仅有一直往前的联结，而且还有无数分支联结，它们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然而就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而言，就应该有这样复杂的神经机制才能作出适当的解释。而且神经元的生理学又暗示人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见了一个情境，不仅要问直接被引起而完成活动的联结是什么，而且尤其需要断定各个原始倾向之中，因此而准备的能及时应用和不能及时应用的是什么。

我们并不需要在每种重要的情境上详细解决这个问题。各种情境能产生或招致及时应用与不能及时应用的各种情形。在这个层面上，凡是能够精细观察的人，一经了解定律，自然能够看到。心理学的作用现在也未必超过此。我们可以想象，每一组行为可以比作一队士兵，有侦察兵在前探路；又可以比作一列列车即将到达一个车站，预发信号，因此这个机关开，那个机关闭，还有一些全然不动，这全看列车的大小、快慢、色彩而定。同理，在视野中间接地看到一个小东西，就会使系属于眼睛中央凹的神经元、伸手握时所用的神经元，甚至尝味时所用的神经元早早地就及时准备了。我们这样想，就现在看来，所获得的认识就已经足够了。这种及时应用究竟是何性质？凡是关于人类行为的一切科学都应该把这个问题看成重中之重的大问题。

对“多样反应”或“变式反应”的解释

在原本使人烦恼和满意的事物方面还有一个普遍的事实需要在此提及。我们在上下文中为原始行为所开出的目录中，有许多行为，论其详情，都是对同一个令人烦恼的情境所产生的多种变式反应——直至得到一个满意的情境为止。情境所引起的不是一个确定的反应，而是好几个反应中的一个。一个不能产生满意情境的反应，就刺激其他反应中的另一个。因此，每当动物有无数种反应时，它会尝试一遍又一遍，直至作出某个反应后，解除了烦恼的情境，而实现了所需要的满意为止。例如，看见一个吸引人的东西，可以做出各种伸手探求的动作，不能接触到那个东西的一组动作就不做了；接触到那个东西后，各种抓握它的动作便开始了，不能握住东西而使自己感到满意的动作便不做了；握住东西时，种种收缩屈曲的动作便开始了，直至把那个东西放在嘴里，把那些欲望都满足了才停止。同理，假如一组关系到行进活动的神经元处于能够及时应用的状态，但人的身体却被别人抱住不能实现行进的目的，这种情况就会惹起种种扭动、挺身和推人的动作。假如其中没有一个动作能挣脱令人烦恼的束缚，人就会使动作格外用力或生出其他动作，直至变式反应中有一个动作使人逃脱，烦恼没了，这一组动作才停止。

这种作用在低等动物的行为中很容易被观察到。一只小猫“被关在一个小笼子里，它饿了，见到笼子外边有食物”，假如它面对这种情境却从来没有学习过什么动作，依照它的本能就会做出如下反应：“见洞就钻，对笼子上的铁丝网又抓又咬，爪子从铁丝网的缝隙中伸出来遇到东西就抓，碰到松动的地方就不停地用力摇动，有时还抓笼子里的东西。它对于笼子外的食物并不十分注意，只想竭力冲出笼子。这些都是它本能的动作。它的奋斗非常努力。它的抓、咬、钻等动作能持续十几分钟。”

一种情境所带来的烦恼能引起一组变异的动作，直至个体的需要得到满足为止。[2]这种原始倾向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它们数量多，作用各异，还因为它们很容易被改造，变为专门的行为习惯。改造这些原始行为的方法在于选择它们的“顺利”反应，使其与情境相联结。个人行为的进步也像种族行为的发展一样，要以行为反应的变化为第一条件。

注释：

[1]一个没有传导准备的传导单元，不让它传导，也会令人满意，这样的解释也是合适的。但是，支持这个假设的充分事实证据很少，这里就不再讨论了。运动之后恢复体能的休息、焦虑后的平静、恐惧后的安全感等与之类似的积极满意状态，是由于没有准备传导的单元所进行的传导被解除后引起的，还是由于涉及感觉的肢体语言、文雅的演讲、熟悉的面孔等这些准备传导单元的实际传导而导致的，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2]或者个体对情境的注意因疲劳、睡眠或有了新感觉而被剥夺为止。

第五章　身体上的小动作倾向及大脑的联结倾向

发音、眼动与手的操作

出生后不久的小孩不用学习就会用声带和口部动作发出咕咕声、咿呀声、忍不住的笑声、长而尖的声音和大叫声等。凡是能引起他视觉注意的对象，他都能转动眼球使对象的各个部分处于眼睛中央凹处。凡是容许他玩弄的东西，他就会拉、戳、转、拾起、扔下、卷起、抓、摇和使用其他动作来玩弄它。

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些行为好像具有无目的、无法分辨和普遍存在的特征。这些动作对于动物来说毫无益处，这种情境也好，那种情境也好，或隐或显，毫无秩序。引起发音游戏的原因似乎没有明确的结论。不论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的刺激，似乎都会唤起孩子的发音反应，没有什么对抗发音活动的联结。这个声音或者那个声音、这一串声音或者那一串声音，似乎在发生上没有什么不同，彼此无法区分。同样，上面所列举的玩弄倾向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不像“从伸手到抓握、再到入口”的反应那样有目的。不论什么对象，只要能容许这些反应，便能做出这些反应。在这一堆彼此无法区分的反应中，所看到的卷、推、抓或其他动作，都是随便发生的。因此，我们说这种倾向是一种普通的倾向，更像是控制这些动作（眼球运动、发音器官运动以及无约束的手臂运动）的神经元没有得到有目的的运用似的。这也未尝不是一个正当的假设。

大概而简单地说，这种假设是正当的。就其行为动作而言，即使用批评的眼光来看，也符合那个一般的模式：一个固定的情境必然结合一个固定的反应。正因为它有用，所以得到永久的遗传。

一切原始的倾向都不预计效果，先见之明都不影响及时的反应。按此说法，一切原始倾向都是没有目的的。动物见到老虎而逃跑，并不是因为要逃避而逃跑，而是因为一方面有老虎，另一方面是在此情境中，跑是使它的神经元满意的。同理，孩子用手指拨弄木块，一则是因为有木块，二则是因为他用手指拨弄木块是令他满意的。发音、眼动以及手的游戏虽然没有明显的目标，这是就他人在这些动作中所见到的目的而言，但就它们所得到的最终结果（非预知的最终结果）而言，本能中应该没有比它们更有实际用途的了。因为，发音游戏的最终结果是语言，眼动与手的游戏的最终结果是知识。总的来说，这些没有明显定向的发音游戏比那些因饥饿、疼痛、惧怕、求援和求偶而发出的声音更有益于种族，而眼动和手的游戏也比跑、追、攻击、擒捉、吃等动作更有益于种族。仅从养活自身和养活后裔来看，这些都是不规则的奢侈品。但一旦它们与某种倾向结合起来，就会变成一种工具，能制服一切天敌，得到丰厚而常备的食物，还能改造环境，使人类的繁衍永无尽期。

倘若根据外部行为来推断神经系统里面的情形，那么，只要情境与反应双方一经确定，这一情形就可明白了。前面所谈到的对于不同的事物所发生的明显的同一反应（例如，小孩对母亲、对洋娃娃、对天空的叫唤都是同样的）或对于明显的同一个事物所做出的或推、或拉、或抓的不同反应显然是没有区别的，现在看来不过是错觉。营养、疲劳、发育等身体内部的活动势力对于这些原始倾向的发展影响较大（不比在逃避或争斗时），能在许多可能的动作中规定什么反应该先发生。然而，大概而论，所谓“对于同一情境产生不同的反应”也并非是不正当的，即使在情境一方面，把神经元内部的实际情景排除在外，其意义也是相当普遍的。例如，只要“在视野中将一个物体与其他物体相比较”，“有东西在手心上”，甚至只要个体“活着、醒着、发音器官闲着”，都能引起反应。

因此，发音、眼动和手的操作三者应该说是一般的原始倾向。它们随便运用神经元产生许多声音、许多眼动、许多手的试验。但是你要注意，我们所说的一般是具体的一般，所说的随便是具体的随便。斯宾塞（Spencer）和其他作者认为，这种儿童早期的动作游戏是“多余的”动作，是“精力过剩”所产生的动作，是语言、表情以及姿态、手势等相关肌肉“偶然的”活动。他们所形容的不够准确。相对于饮食、争斗的需要来说，这些动作才是多余的。然而，它们何尝不来源于生物的基本原始倾向。并非是人的精力过剩（灵长类动物也多少有些精力过剩），而鱼类和许多哺乳类动物的精力没有过剩。其实是人的神经力分流为几百条路，以产生声带、口部、面部肌肉、眼睛和手的各种动作。相比之下，鱼类和其他哺乳类动物却做不到这样。这些活动也并非是“偶然的”，只不过它们不像饮食、逃避、攻击之类的动作那样从外表可以直接预测罢了。更何况它们看起来并不完全是随便的。我们至少可以预断，小孩子说“啊咕”要比说“伊达”早一些；比起把小拇指放在东西上面，他们更常用手拍东西。此外还存在其他种种同样的事实。我们还能预断儿童见了玩物后，两个眼球就不做不相关的眼动动作了；他们用手握东西时也绝不会用大拇指和无名指去握。无论何时，所谓的“随便”也只限于在一类反应中选择一种。而就总体而言，这些动作是十分确定的。

上述所论，只不过要把这些倾向形容得格外确切些。我是怕有人认为我说的有些诡异，反而把纯粹的外部行为忽略了，所以需要重复说几句。说到发音，也大致是对于不同情境的发音。发音时用了许多不同的声音，而且发音次序也有许多不同，经过训练就会发展为语言、唱歌以及其他声音艺术。说到眼动，也是在眼动时用了眼球的许多动作，使对象的各个部分位于视觉的最清楚之处。我们对“事物”的知觉、观察事物的习惯以及读书等都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再说手的操作，大致也是对于不同的对象而用手臂与手、手与手指做出许多不同的动作。孩子长大后用手拿器具、画画以及现代的种种职业性技术动作都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其他可能的专门化反应

建设性（constructiveness）——人们通常从产生的效果来讨论原始倾向。于是“破坏性”和“建设性”就被提到了显要的位置。这样一对矛盾倾向之所以显要，是因为只就功效而论倾向，而不考虑现实的情境和反应，是不正当的。本能不知道有什么破坏和建设，也不知道改变某种对象对全世界人民的幸福是裨益更多还是更少，它的趋势只在操作对象。正如上文所述，凡是人能做的、凡是能得到新奇的印象并能在外部发生看得见的变化，都使人感到满意。然而，这些都已经归结到各种本能的兴趣之下，无须别论。例如，摆手、摇脚、踢、滚、装鬼脸、乱叫、扔东西、吹口哨、撕书本、掏沙洞、用木块建造房屋，这一切反应无不具有同样的形式，无所谓破坏和建设。凡是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一言以蔽之曰发音的倾向，总不能因其所发出的声音是语句，就说是建设的本能，所发出的声音是无意义的啰唣，就说它是破坏的本能。同理，手臂与手、手与手指有发生某种动作的倾向，一言以蔽之，就是操作，而无须说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

装饰与艺术（adornment and art）——柯克帕特里克（Kirkpatrick）和其他作者认为，人类先天具有一种装饰自己身体的原始倾向。但是，身体彩绘和文身，用贝壳、花布、羽毛和其他类似的物品来装饰身体，这些都是后天学来的行为。它们的价值在于能引起别人的注意、赞许以及霸权和求偶的成功。所以，与其说它是原始倾向，不如说是后天习得的行为更在理。

艺术创作的专业化倾向是否也是原始的，也令人怀疑。一切建设性似乎都出于经验，已把一般的操作改变了。所创造的事物要让人崇拜，而不让人轻蔑和厌恶，这些习惯很容易被人选择而保持。

好奇（curiosity）——另外还有能使人获得知识的可泛称为“好奇”的倾向。好奇倾向中有许多是自然所赋予的。例如，注意新鲜的事物及他人的行为，如小心走近、目送、伸手、握东西、送进嘴里尝尝、看、眼动、操作等已经占了好奇的大部分。而且，凡是需要叙述的前文已经谈过了。

此外，还有前面没有提及的一些倾向，在这里不如称之为“感觉生活的爱好”（只就爱好而论爱好，别无他故）。即不考虑其他情境，仅仅是感觉就会使人满足。心里空洞无物是人的一大烦恼。我们可以想象，在人的大脑里有无数神经元都与感觉神经元相联结。它们都能及时传递并渴望刺激。它们的活动并不能使什么切乎实际的需要直接得到满足。人类所需要的感觉印象就是感觉的原因之一。经验如果是新的，就已经算是酬报了。婴儿醒来的时候，眼动、操作，几乎没有停下的时候。这不仅是因为眼动和操作本身可以使人满足，也是因为能满足感觉的需要。

种种心理活动的本能（the instinct of multiform mental activity）——上文我假设，人类大脑中的神经元不仅有能够发生几组行为的特殊本能，而且还有准备“及时活动”的神经元。这种假设我还嫌言之未尽。神经元准备活动，有的是因为有刺激随时从感官来而能及时活动；有的是因为有间接的（第二重的）结合，即与活动的结合。例如，小孩子不仅喜欢看一堆木块倒、一个轮子转动，而且更喜欢看到木块被他打倒、他按开关时轮子转动，后者的满足感比前者更强。听喇叭响的快乐比不上自己吹喇叭的快乐。“打的时候木块倒了”、“按的时候轮子转了”、“吹的时候喇叭响了”，这是第二重结合的例子，比单纯的感觉进了一步。它们所代表的，一则是小孩子操作时运动神经元的活动，二则是感觉神经元的活动，三则是二者结合时神经元的活动。它们兼有操作的满意、感觉的爱好、生活本身的知足，此外还有一样无以名之，我将其命名为“心理控制的满足”（satisfyingness of mental control）。所以，不论所做何事，所得到的效果如何，只要能做，且有效果，就会天然地使人满意。[1]

心理控制（有所为或有所成就）又在许多具体的事情上使人满足。不仅发生动作而得到感觉是使人满意的，而且一个理想的计划得到结论、想象一个理想的人及其作为以及其他无数“做有所为”的情境，都是使人满足的。而且这种满足是原始的。因为一个人制订计划、创造理想以及得到成效的能力虽然有待于训练，但一经结合，就天然令人满足了，因为满足不需要学习。[2]

所以，如果其他条件相同[3]，凡是心理的活动差不多总是令人满意的。不仅神经元的及时活动关系着各种特殊的本能，而且即使是学习进行时所引起的神经元的活动以及准备及时活动的神经元的活动也使人满足。有一些人喜欢运用自己的思想和才技，不用勉强，正如同爱食物、爱睡眠、爱同伴、爱受人赞许、爱战胜别人一样，是本能的、“天生的”。

种种身体活动的本能（the instinct of multiform physical activity）——用同样的观察和理论，又可以得到一个正当的结论，这就是除了求食、制敌等特殊反应之外（不考虑其他情况），有许多非勉强的动作原本都是使人满意的。婴儿的弯手指、舞臂、摇头等动作与吸吮乳汁同样出于本能。男孩子天生爱体育，尤其是天生爱追猫。空舞着棍子、空翻着跟头（就生存竞争而言，这好像是在真空里活动），该兴趣的浓厚程度当然比不上在真实逐猎情境中的抓握、追逐、又抱又拉的反应。然而，这样做的满意程度可能超过本能。长期休息之后，无论做出什么动作似乎都比闲着没事做容易使儿童满足。

游戏

在所谓游戏的行为中确实存在一大部分某种情境与某种反应的原始联结。尽管“游戏”这一名词意义不一，然而无论如何，它都比称作“工作”的事物更近乎本性，更非训练所产生。不过，不经训练，就假定人类有一种产生游戏行为的原始倾向，确实令人费解。这一点在前文讨论其他原始倾向时已经被多次提到。游戏在教育上的价值如何有很多争议，大多是因为定义空泛所致。而且，在游戏中哪些成分是先天的，哪些是后天学来的，也都没有确定。因此，我们不妨先提醒大家游戏的原始倾向不是什么。

人类没有哪个原始倾向是宁做无用的事情而不做有用的事情、宁愿建造空中楼阁而不愿意实事求是的。人类也没有事先准备一堆原始趋向，像玩意儿似的假冒本章和前面几章所列出的哺乳、逐猎、栖避等行为。人类并没有两类本性，一类是务实的，一类是游戏的，两者一来一往，像魔术似的。

人类的大部分游戏是从种种原始倾向中发展而来的。大多数游戏并不是天生的，而是正经的活动。请看前文中的操作、面部表情、发音、种种心理活动和种种身体活动。同样是操作的原始倾向，做水果饼是它，做泥浆饼也是它。从发音来看，它既能发展成语言，也能发展为叫嚣和唱歌。如果能够说明不同于上述特性的大多数原始游戏，那是十分有意义的。

有一部分原始游戏需要另作解释。按上文所述，人的原始倾向好像是一个个分开并各自独立，各自组成一串情境与反应的。这只是为了讨论方便起见。其实，人在任何情境中的反应都是十分复杂的，以至于所发生的反应常常是逐猎、慈爱、操作等情境中的混合反应。例如，一个6岁的儿童看见了一个2岁的儿童，既可能把他看成是一个新奇的事物而好奇地看着他，也可能把他看成是一个小动物而追逐他，还可能把他看成是同类而用手去拍他。一个引起第二重联结的刺激还可能引起不同于上述反应的新反应。因此，这个6岁儿童可能不把那个2岁儿童看作猎物而追逐他、制服他，也不吃他、保护他，而是所谓的“同他游戏”。另一方面，过去人的本性所能适应的整个情境在现代生活中只剩下了一些片段，即在现代文明人所创设的整个生活情境中只保留了过去人生活情境的一些残片。所以，那些原来本该发生的反应也只剩下一些片段。一个人用手指向我胸前一指，如果他不用恐吓的态度对待我，头部不向前、脸上没有怒容、没有凶吼、没有对我嗤之以鼻的表情，那么我的反应当然不同于有那些附加条件时的反应了。同样，生物体内部的情境如果有所改变，也能使一个原始倾向特别像游戏。假如1岁至3岁小孩的生活环境是距今25 000年前人类所穴居的野外，那他玩弄一个小东西的方式就很有可能像他父亲对待猎物那样，两者都是实用的而非游戏的。

除了上述情况之外，人类莫非真有所谓的游戏本能？即有种种前面没有提到的特殊倾向？例如，为逐猎而逐猎，而不是“真正的”逐猎；为争斗而争斗，而不是“真正的”争斗；为了抱孩子而抱孩子，而不是“真正的”爱孩子？换句话说，造物主在创造人类时就准备让他们求食、争配偶、做母亲，而且在生命初期就把特殊的游戏反应也结合到这些情境上了，既像真实反应而实际却又不是？儿童追逐、逃避、擒捉、角力、骑在家畜身上或其他儿童身上拳打脚踢、揪头发等，见了洋娃娃、玩物就抱抱、爱抚，对这些现象真的需要用那种特殊的游戏本能来解释，或者把它们当作“真的”本能来对待吗？又或者是因为情境复杂，并加上训练而改变了吗？对这几种观点我不置可否。但无论如何，看到人在游戏中的逐猎、争斗、养育、逃避、组织家庭等行为，我就知道训练很早就穿透了人的本能，并把它遮蔽了。

注释：

[1]格鲁斯（Groos）和其他作者说，人的本能中有所谓的“试验”和所谓的“造因的适宜”。他们所想到的可能是心理控制的行为（或应该想到心理控制的行为）。最早发现这种行为的是希恩（Shinn）女士的著作（1899，p.10）中所举的例子：“出生后的第20个月，这个小女孩用手遮住眼睛，然后又把手放开；把脸埋在枕头里或自己的肩上说‘天黑了’，又仰起头说‘天亮了’。”

[2]以上所述，无处不含有“不考虑其他情况”的意思。心里渴望休息或做其他的事情，这时勉强所做的联结就是令人烦恼的。

[3]“其他条件相同”这句话贯穿于本章的始终。阻止休息或做其他事情的强烈渴望，这样的联结是令人烦恼的。

第六章　学习能力

到目前为止，在我们所讨论的内容中，尚未涉及原始倾向自身的原始倾向。人不但具有对这种刺激或那种刺激敏感、联结或做出反应的特殊原始倾向，而且还具有对这种刺激或那种刺激敏感、联结或做出反应的一般原始倾向。所以，事实上，人的本性因此而印象深刻，因此而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情境，因此使各种联结占用一定的时间，因此会在内心产生意识，因此在刺激和反应结束后仍然会对人性产生影响。按照实际的本性，一个事物的状态因它能令人的神经元感到满意，所以人对它不回避；而另一个事物的状态因其使人的神经元产生烦恼，所以使人做出一些反应，直至使其变成令人满意而不回避的状态。总之，不论是反射、本能还是能力，它们首先都在一定的时间内发生；其次，有时会生产或改变内心的意识生活；再次，有时会或多或少地永久改变有机体，以及相关神经元的大致原始倾向；最后，当外界情境使人的生命进程得以顺利进行时，人就会使情境保持不变，而当生命进程受到干扰时，人就会做出反应来改变其内部储备。

上述四种倾向中的前两种，可能是人们的共识，无须赘述。

而上述的第三种倾向则是人持久性的改变能力，即“学习”。就人类的福祉而言，它是本性中最重要的事实。

学习定律

应用律（the law of use）——当一个人“在某情境‘S’与某反应‘R’之间建立了一种可变的联结”后，经常应用这个联结，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原本的反应就会使该联结的强度得到增强。所谓联结的强度，是指这个情境“S”重复出现时，唤起这个联结概率的大小。概率越大，在相同时间内形成该联结的可能性就越大；或者在相同的概率条件下，该联结保持的时间就越长。[1]因此，如果“问‘6+7是多少’”与“回答‘等于13’”的联结增强了，那就意味着在以后的6天时间里，如果需要对这个问题作出10次回答的话，回答“等于13”的反应概率就会由原来的7/10增加为8/10；或者意味着将7/10的反应概率由原来的保持40天增加到保持60天。

失用律（the law of disuse）——当一个人“在某情境‘S’与某反应‘R’之间建立了一种可变的联结后，如果在‘T’段时间内一直没有使用”，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原本的反应就会使该联结的强度减弱。

应用律和失用律可以合并为一个总规律，称为“练习律”（the law of exercise）。

从应用律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事实。一个联结的强度不仅取决于应用的次数，还取决于应用时的精力投入和应用时间的长短。所以，聚精会神地思考“6+7＝13”与漫不经心地思考它们的联结强度不同，持续10秒钟的思考与仅仅持续半秒钟的思考所形成的联结强度也不同。

效果律（the law of effect）——当一个人“在某情境‘S’与某反应‘R’之间建立了一种可变的联结，而且同时或随后伴随反应的是一种令人满意的事件状态”时，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原本的反应就会使该联结得到增强。反之，如果伴随反应的是一种令人烦恼的事件状态，在其他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原本的反应就会使该联结的强度减弱。

从效果律中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事实。满意效果的强弱变化，不仅取决于满意的程度，而且取决于它与受影响的联结之间的密切程度。这种密切程度，或者是事件的满意状态与受其影响的联结之间联结的密切程度，取决于时间顺序上的紧密程度，或者对情境及反应的注意程度。如果其他条件都相同，那么，在相同的满意程度下，一个在两秒钟以前建立的联结，其强度一定要比一个在两分钟以前所建立的联结强度更强；如果两个联结与满意状态的时距相同，但对其中一个情境与反应的联结给予了深刻的注意，而对另一个联结却没留意，则前者所受到的影响效果一定比后者更大。

以上论述所占篇幅的长短并非与所论述问题的重要性成正比。否则，这些联结倾向因练习和满意的结果而得到增强，因失用和烦恼的结果而减弱，仅这两项内容就应该占大半章的篇幅。人类的其他禀赋也都以此为转移，才能适应于复杂的文明世界。在教育上，它们无处不在，而且无不重要。在所谓的教育、训练、学习或者智力等诸如此类的活动中，它们都是行之有效的原始动力。

然而，由于它们已经如此的清楚而又直截了当，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了它们的重要性，所以不需再作评价。此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1）讨论何种性质的联结才可以改变；（2）对原始倾向可以使行为的联结增强或减弱的一些错误观点作出辨别和论证。

可塑性的极限

究竟哪些联结是可以改变的？对这个问题还不能给出绝对可靠且准确的回答。[2]在一种极端的情况下，例如，一个人“悬在空中”与势必“坠向地心”之间的联结肯定是不可改变的。而在另一种极端的情况下，例如，刚刚提到的那个人，“悬在空中”的情境与“尖叫”之间的联结，显然是可以改变的。人体下坠的倾向固然是不可改变的，但是，不尖叫的倾向他是可以学会的。

说不准的一些事例可以在一些反射的联结中找到，如闪光与瞳孔收缩之间的联结，或者鼻黏膜受刺激与打喷嚏之间的联结，乃至更多的纯粹生理的行为，诸如血液循环、消化以及新陈代谢等。由此可见，某种联结的变化究竟能否受应用、失用、满意和不满意等的调节，大致是卫生和医药方面的问题。

依靠“能力”形成联结的假说

关于人的原始学习能力（faculties），即增强或减弱行为之间的联结，目前有三种似乎与事实相悖的假说。第一种假说是，不论本能、练习、效果的规律如何左右人的思想和行为，人有注意、记忆、推理、选择等与生俱来的神奇能力来权衡和选择所思所想与所作所为。这种观点正从专家的思想中消失——不用说它是错误的，即使它是正确的，也无益于人类的福祉。

依靠观察他人的行为形成联结的假说

第二种假说认为，一个人只要观察到他人行为中的S-R[3]序列，就有对S做出R的反应倾向，即模仿具有一种凭借观察到的R就能与S形成联结的力量。也就是说，他人形成了S与R的联结，观察者也会形成这种联结。对此我找不到什么证据。

当然，有一些模仿确实是人类学习的有效力量。第一，他人所显现出的某种行为，会引起察觉到的人做出同样的行为。见他人微笑，自己也报以同样的微笑；见他人跟随领导者，自己也跟随领导者；见他人高兴，自己也跟着高兴。这些反应很像一些本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具有教育作用。第二，他人的行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为人们的行为选择提供了一种行为楷模。自己对做出的全部或部分楷模行为感到满意，所以，这种模仿行为从属于效果律。但是，这种模仿不是本议题所讨论的模仿。用一个人的发音和举止作为一种行为楷模，使其他人养成同样的言语和礼貌行为习惯，这与一棵大树的形状决定了人的爬树习惯是一样的。第三，随着儿童智力的发展，他人的行为能够唤起一个人的各种观念，这些观念能够按照练习律和效果律导致行为的发生，而这些行为很像是已知观念所唤起的行为。例如，看见他人喝水，就能想到自己口渴，或者想起自己整个下午都没有喝水的机会，或者仅仅想到喝水本身。其中的任何一个想法都靠以前的习惯与喝水反应建立了牢固的联结。他人的行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境提示，提醒自己做出与习惯相联结的反应，这种反应就像他看到的行为一样。但是，这种联结的力量是习惯，即练习律和效果律的作用，而不是本议题所说的模仿。

见到一个S与R的联结就能复制它的所谓证据，一方面是来自婴儿的生活，即第三章讨论模仿时所提到的事实（即我们发现的，缩小到使一两个婴儿伸出舌头的可怜秘密）。另一方面是来自那些聚众闹事的男人，他们被认为是通过模仿而完全直接改变行为的人。因为，在他们的行为中确实有违背习惯和自身基本欲望的行为。这需要超出本书的讨论范围去解释聚众心理。但是我认为，只要把这类事件的行为细节详细列出来，就可以看出，那些逃避、攻击、突然袭击、撕扯，以及其他完整的和片段的本能联合活动，都被看成是模仿的结果。如果后天习得的抑制被一时的冲动、暂时的偏狂或领导者的魅力所冲散，那么，这些行为就是由具体情境中所形成的原始具体联结引起的，而跟任何一般的模仿倾向无关。

因此，没有更多的证据能够说明完全彻底的模仿是一种一般的学习能力，而只能说它是对他人行为的本能反应。其实，模仿的本能与模仿的学习是一回事，所以，这里所谈到的事实与第三章中提到的事实同样可以合并成同一个反驳的论据。

以为观念能产生它所代表的行为，依靠观念的力量形成联结的假说

另一个正统的假说是“观念驱动行为”说（theory of ideo-motor action）。该假说认为，一个行为的观念，或行为结果的观念，或其一部分行为结果的观念，不借外力，只凭自身，就倾向于产生行为，或与该行为相联结。按照此说，只需要反应的意识代表与某情境相联结，即可形成该反应与某情境的联结。

依靠联结反应与情境的观念力量形成他们之间的联结，最经典的论述是经常被引证的詹姆斯的话：

“我们可以坦然地说，每一个动作的代表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唤起它所代表的实际动作；只要心理没有反对它的代表使它不能活动，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唤起它。”（1893，vol.2，p.526）

麦克杜格尔把“观念驱动行为”列为一种“一般性的而非特殊的先天倾向”，并作出这样的描述：

“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有意注意身体的动作，该动作凭借它与观念之间的神秘联结，立即随观念而起。对此，除了事实之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1908，p.242）；“……视觉呈现一个人的动作，很容易唤起观察者自身相似的动作观念。就像驱动观念一样，使他倾向于立即做出这个动作。”（1908，p.105）

与这种普遍赞同的观点相反，我认为动作的观念，或者反应的观念本身不能产生动作或反应。我主张，一个动作的观念不能产生它所代表的动作，动作只能与本能、练习律和效果律的结果相联系。

我尤其主张，任何观念、表象、感觉、知觉，或者其他任何心理状态，都不能在应用、失用、满意和不满意规律之外另有什么强烈的倾向，会唤起具体的与心理状态相似的或受心理状态驱动的动作。所谓“一个观念代表某种动作”，或者“观念以某个动作为目标”，或者“属于某种动作的观念”等诸如此类的说法，都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是，观念与动作形式相同，即一个一英寸（约2.54厘米）见方的红色正方形的心理表象，就同这样的一个正方形一样。第二种是，观念的意义与动作相同，即一想到“一个一英寸见方的红色正方形”这个词组，就意味着这样一个正方形。不论意义如何，一个观念总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倾向，产生它所代表的动作，或者它所指定的对象。不论观念所代表的是它本身的动作还是一个红色正方形，都不会有这样的倾向。

那些正统假说的拥护者们并没有说明“神秘的联结”是什么。他们所谓的“代表”、“有目标”、“属于”仅仅是“倾向于产生”、“导致”、“唤起反应”的意思罢了。在这种情况下，“观念有冲动力”的说法就只是一句废话，等于说观念能产生它所产生的东西、引起它所引起的反应一样。然而，这些正是詹姆斯想表达的意思。因为，他首先关注到的是消极的事实，即没有必要有“意志”的特殊意识。至于一个观念如何引起一个动作，在他的主要问题里这是无关紧要的。

他们所谓的“代表”或“有目标”，还可能是指“按照练习律和效果律所形成的联结”。如果是这样的话，“观念有冲动力”的主张则恰恰与一般学习规律的小特征相符。正如我所强调的，在本能和学习定律的范围内，任何情境都有引起反应的倾向。所以，安杰尔（Angell）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说：“适当的肌肉运动从来不跟随一个观念而来，除非在一个人的已有经验中它曾经被使用过或者已经建立了其他习惯式的联结。”（1904，p.356）

可是，一般来说，正如“观念驱动行为”说在教育、医疗和伦理学的应用中所展示出来的那样，它的追随者们总是假定，观念产生动作是一个固有的倾向。观念或者产生类似的动作，或者产生观念所指定的动作，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一点表现在沃什伯恩（Washburn）最近所提出的一项声明中。她明知道有反对意见，还是说：“经过中枢的激发，一个动作观念是一种感觉、视觉、触觉、动觉的复活，它本来就是由动作本身产生的。而且，当这样的一个观念被注意到的时候，或者通俗地说，当我们专注于这个动作的‘感觉’如何时、或者看它是如何做出来的时候，就是感觉与驱动过程、重建动作形成联结的时刻。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学说，而且詹姆斯在他的《心理学》第26章对此有详细的阐述。”（1908，p.280）

卡尔金斯（Calkins）教授一直更加清楚地说，自发行为是由我们心理上获得的相似反应观念所引起的反应。一个“外部的”意志过程是某种形式的意志行动；而一个“内部的”意志过程则是这种形式的有意思考。“意志过程是一种行为或行为结果的想象，一般来说，它产生于相同的行为或行为结果之前，并与行为和行为结果相似。例如，我要在一封信上签名，不是想象我用笔的动作，就是想象要写出来的签名是个什么样；我要购物，不是想象我交钱的动作，就是想象我要买的东西——高尔夫球杆或者古铜器。”（1901，p.299）内部的想象“与它的行为结果并不完全一样。对行为的有意想象可以像它做出来的那样详细”，但是，一种思想的有意想象只能跟随着一个“部分相似”（1901，p.303）的思想。

抛开这些具体作者的精确阐述，一个行为与一个观念，它们之间可以形成有效的联结。与此类似的观点已经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或有相同效果的事情，已经成为医疗、道德、教育、学校管理、商业和政治等广泛领域的实践基础。所以，这种信念和我反对它的理由都应该详加阐述。

第一，如果詹姆斯所谓的“一个动作的代表”和麦克杜格尔所谓的“观念”都按照通常的意义来解释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些情况，即作为实际动作代表的观念已经存在，但却并没有唤起它所代表的实际动作或观念所指的动作。例如，一个小孩的某个动作，他可能做了上千次，而且现在他又渴望做出这个动作。但是，如果他以前所做的这个动作都只是由感觉刺激引起的话，那么，无论我们现在怎样给他生动地用语言描述这个动作——而且他也很努力地听——都不可能通过唤起他做出这个动作的观念来引发他做出这个动作。观念必须依靠练习律和效果律先与动作联系起来，或者与感觉刺激联系起来，才能通过这种联系或努力产生动作反应。否则，绝没有丝毫的能力可以唤起动作。

一个行为的观念，即使它不需要按照练习律和效果律与该行为形成联结，它也不一定会立即引起相应的行为反应。假如从阅读本页的读者中选出那些充满活力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唤起他们打喷嚏、呕吐和打嗝的准确观念，如此这般，做上100次，也不会有一次能引起真实反应的发生。不是这些读者在心理上不能获得理论上所说的那种动作的代表，而是理论的错误。可是，如果理论上所说的动作代表，连不到百分之一的心理学专业的学生都无法得到，那么，这个理论就是令人怀疑的先验论。既然观念唤起动作是一般人都具有的能力，可是百人当中竟无一人能获得观念，那么这样的人又到哪里去找呢？

第二，至少大多数的观念与行为的联结，而且是产生了实际行动的联结，是按照练习律和效果律建立的。一个人有了想睡觉的念头而去睡觉，有了想写“猫”字的念头就写出“猫”字，对这些现象的解释不难从以前的训练中找到。以前的训练已经把睡觉的观念与疲惫欲睡的情境联结在一起。情境相合，去睡觉就是原本的反应，或习得的反应。甚至以前的训练已经把睡觉的观念与睡觉的动作相联结。现在让读者坐在椅子上，产生一个起立的念头，他可能会真的站起来。因为，起立的观念已经联结了很多直接的感觉情境，按照练习律和效果律，这些感觉情境能引起使人从椅子上起立的行为，观念自身也就成了反应的情境。可是，如果现在让他去想一个潜水的观念，他就不会站起来。[4]但是，如果让他做其他事情，他就会站起来。站起来之后，他当然可以做潜水的动作了。所谓“直接随观念而发生”的动作，都是他以前屡次做过的动作，或者常常是某部分动作，或者是曾经令他满意的动作，而不是与观念相似的动作。

第三，撇开练习律和效果律不谈，在一般情况下，人通常所想起的观念一般不会产生动作，而产生的动作一般也不是来自观念。请读者一个接一个地想象下面的这些动作：伸手从自己膝盖上拿起一个苹果，握住它，送进嘴里，咬一口，嚼嚼它，咽下去；起床，进浴室，拧开水龙头，跨进浴缸，洗浴，出来，身体哆嗦，从洗漱台上拿下毛巾，擦拭身体；拿起一本书，翻到第一页，在阅读时不断地移动眼睛……或者在日常生活中，诸如此类的成百上千种动作。类似地，请再思考一下你最近做出的所有数千种不同的随意动作。在这些动作中，由观念引起的动作是何等的稀少；而由感觉情境引起的动作，或者那些与观念绝不相似的、只因习惯的联结所引起的动作又是何等的多！在詹姆斯阐述观念驱动行为的那段文字里列举的诸多动作事例中，只有一例除外，其他都不是直接由感觉情境引起的，即观念与动作绝不相似。那个例外也不是由观念引起的，而是人有意做出的动作，从而获得它的观念！

由于以下动作事例经常被用来作为支持“想做就做”学说的典型证据，所以，对它们进行逐一考察是有意义的。前两个事例如下：“当我与别人谈话时，发现地板上有一根针、袖口上有灰尘。没有中断谈话，我就掸掉了灰尘、拾起了针……一看见对象就刹那起念，并立即唤起成功的动作。”（1893，p.522）现在，假如这个人只是看到了袖口的灰尘，而没有“刹那起念”，该人最近情理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当然是把灰尘掸掉。只靠练习律和效果律，这“刹那起念”应该与什么相联结呢？当然也应该与掸掉灰尘的动作相联结。拾针也是同样的解释。按照练习律和效果律，看到的情境足以产生反应，而不需要什么观念；观念本身也无须与动作相似而获得力量。

第三个例子是：“跟平时一样，饭后，我坐在桌前，不时地拿起盘中的坚果和葡萄干吃……看见坚果，刹那起念——我可以吃它，立即唤起成功的动作，一发而不可收。”（1893，p.522）很显然，解释这种行为，只需要有果物的知觉、练习律和效果律即可。在这里，“我可以吃它”的念头不仅可以按照练习律和效果律与吃的动作相联结，而且它所引起的动作显然不与观念相似。“我可以吃它”的念头是很浮泛的，“吃吃也好”也是这个意思，而且它只出现一次。可是吃坚果的动作是很复杂的，伸手抓、拿起、送入口等，而且做了不止一次。

第四个例子是起床。“……脑中忽然一个闪念：‘嘿！我不该再躺着啦。’此时正好没有其他念头反抗起床的念头，所以，立即产生相当的动作结果。”（1893，p.524）在这里，观念显然完全不是动作的代表。那个“嘿”和“我不该”只是他说的话[5]，而不是躯干和四肢的动作表象。他的动作之所以说是与观念相当的，并不是因为它与动作表象相似，或者代表了动作表象，而是因为只要没有遇到反抗的观念就应该产生这样的效果。这个“嘿！我不该”是以前受到的他人的训诲，并在感觉上受到了刺激而保留下来的。在它的前后之所以会引起相当的反应，都是因为练习律和效果律的作用。因为不这样反应，就会受到责罚而感到不舒服。

这四个事例是相信用练习律和效果律就可以作出解释的人也可以举的例子。其中的三个例子只需要有感觉情境，第四个例子，观念既没有代表动作，也不与动作相似。

第五个例子如下：“你试着想象弯曲手指时的感觉，想象的同时这个手指仍然保持伸直的状态。随着想象中手指的弯曲你会立刻感到发麻，但手指实际上并没有动，因为实际上你心理有手指不要动的观念。毫无顾忌地丢掉这个观念，只想象手指的弯曲动作。瞧！毫不费力，它真的就动了。”（1893，p.527）可实际上的事实却是，就在他听到“你试着想象弯曲手指时的感觉”的刹那间，他就已经试着用各种方式弯曲手指获得感觉了。也就是说，他的手指真动了。许多被试都是这样。他是用准备弯曲手指的动作回应问题的，根本没有超出他理解这句话意思的任何观念。接着，下一句话又不让他弯曲手指，他只能抑制弯曲手指的冲动。“发麻”的感觉并非来自手指位置在想象中的变化，而是来自对手指位置变化的实际抑制。那些不能想象手指弯曲的人也会感到发麻。这样的事情远不能证明想象的动作本身会产生实际的动作，却证明了在那些伴随动作或部分动作才能慢慢想象出动作表象的事例中，推断动作想象发生在动作之前是危险的。

因此，这些事例表明，绝大多数的动作不是由它们的观念引起的，而且大多数动作观念本身也不能产生它们所代表的动作。每当观念真的引起了它的动作时，就有动作与观念曾经按照练习律和效果律建立过联结的证据。如果观念与动作真的有联结，而且观念本身真的能产生它的动作，那这种联结一定是神秘的，可它根本就不存在。

注释：

[1]有些加法和限制条件需要下这个适当的定义，但作用时间是短暂的。

[2]因为这些原始倾向因随后的应用或感到满意而增强，因失用或不满意而减弱，这些都是学习的效力。它们在本书的第二卷，即从对每个研究的评价到人获得的倾向或学习的结果，还要作进一步的讨论。

[3]这里的S代表情境，R代表反应。

[4]也就是说，坐着也可以做出部分潜水的动作。

[5]如果要诡辩的话，这句话也可以被歪曲成腿和躯干动作的代表。但这是谎言的代表，会直接导致对观念的否定。

第七章　原始倾向的解剖与生理

智力、性格与技能的生理基础是由神经元及其附属器官所构成的神经系统的结构和活动。人类本性的这些方面都依赖于神经元的结构和活动。

神经元实质上是联结身体各部分的专门化线状原生质。跟身体的其他成分一样，也要吸收营养、排泄、生长和死亡，但是，它们在动物生命中的专门功能是感受（sensitivity）、传导（conductivity）和塑造（modifiability）。感受的意思是神经元的一端具有被一种或多种势力激起活动的能力。传导的意思是神经元能把这种激起的活动或活动的结果传递到神经元的另一端。可塑性的意思是它具有与经常应用协调一致并立即记述其应用的改变能力。

它们分布在由感受器（它很容易接收身体内外的重要影响）、效应器（它与行为器官紧密相连）和连接器（它连接在感受器与效应器之间并领导它们）构成的精密系统中。整体系统的每个神经元与外界、与身体的其他器官或与其他神经元都有着专门的联结。

神经元的结构

图7—1和图7—2所展示的是几种典型的神经元。神经元形状变化广泛，但都有共同的成分。线状的形体适合于将动物身体的某一部分同其他部分联系在一起，引导刺激从身体的一个部分传递到另一个部分，使身体某一部分所发生的情况影响到其他部分的情况。为方便起见，我将神经元的接收端标记为rec.，发送端或输出端标记为dis.。需要注意的是，图中所画神经元的直径和长度与实际神经元相比都被夸大或缩小了。一条神经元可能有0.6米长，但直径却比图中画的线条小多了。实际上，一百条神经元紧密排列在一起的总直径，甚至都不及图中所画的一条线的直径。

图7—3和图7—4展示的是神经元接收端的典型结构，它与身体的外部或内部事件相联系。

图7—5和图7—6展示的是神经元输出端的典型结构，它与肌肉相联系。

图7—7、图7—8和图7—9展示的是突触的典型结构，即一个神经元的输出端与另一个神经元的接收端相联结的部位。

图7—1　典型的神经元一

注：A、B、C、D分别是四个神经元。D的输出端，因页面的限制而没有画全。

资料来源：A转引自Marenghi，引自Kölliker（1902，p.834）；B引自Kölliker（1896，p.654）；C引自Van Gehuchten（1900，vol.2，p.175）；D引自Kölliker（1896，p.349）。

图7—2　典型的神经元二

注：A、B、C三个神经元，其中，B、C两个神经元的输出端，因页面限制没有完全画出。

资料来源：B引自Barker（1910，p.70）；C引自Kölliker（1896，p.46）。

图7—3　神经元接收端的典型结构一

注：第一重感受神经元的接收端（或称为感受器）举例。A是毛发根部周围的（鼠类）感受器。B是A组织的横切面。C是外皮细胞中的神经末梢。D是染色细胞周围的神经末梢。E是食道口内层的神经末梢。F是触觉蒂形器官内的神经末梢。G是叶状刺（papilla foliata）内的神经末梢，其中g是味蕾，以及内外蓓蕾（gemmule）细胞，i是内蓓蕾细胞里的神经末梢。H是人类视网膜上柱体和锥体细胞的神经末梢。

资料来源：A、B、C、D引自Edinger（1896，p.42），C转引自Bethe，D转引自Eberth与Bunge；E引自Barker（1901，p.362），转引自Retzius；F引自Barker（1901，p.386），转引自Smirnow；G、H引自Kölliker（1902，p.28 and p.820）。

图7—4　神经元接收端的典型结构二

注：第一重感受神经元的接收端（或称为感受器）举例（续前）。A是螺旋层内和柯蒂斯器内的神经末梢，有“？”号的一枝是输出端末梢。B是鼻内第一重嗅神经元的末梢。C、D是味蕾以及味神经元的接收端末梢。E是耳蜗囊斑内一个神经元的接收末梢。F是皮层内的神经末梢。

资料来源：A引自Kölliker（1902，p.952）；B引自Van Gehuchten（1900，vol.2，244）；C引自Barker（1901，p.527），转引自v.Lenhossék；D引自Kölliker（1902，p.29）；E引自Barker（1901，p.502），转引自v.Lenhossék；F引自Van Gehuchten（1900，vol.2，p.372）。

图7—5　神经元输出端的典型结构一

注：蛙的腹股肌上一个运动神经元的输出端。

资料来源：引自Barker，转引自Schiefferdecker，后者又转引自W.Kühen。

图7—6　神经元输出端的典型结构二

注：白鼠横纹肌内神经元的输出端。

资料来源：引自Van Gehuchten（1900，vol.1，p.205）。

图7—7　突触的典型结构一

注：图中的dis.是视神经的两个神经元的输出端，在sy.处与视叶内两个神经元输出端的一部分形成突触联系。后者在图中只表现出一部分，其轴突神经的延长部分远在本图范围之外。

资料来源：引自Van Gehuchten（1900，vol.2，p.50）。

图7—8　突触的典型结构二

注：嗅觉感受器，即第一重嗅觉神经元（ol.）。其输出端（dis.）与7个第二重嗅觉神经元的接收端（r.）形成突触联结（sy.）。第二重神经元的轴突神经纤维（ax.）延长到本图的范围之外。

资料来源：引自Van Gehuchten（1900，vol.2，p.287）。

图7—9　突触的典型结构三

注：小脑外层突触举例。一个神经元输出端的分支与一个沛金及（Purkinje）神经元的接收端相互紧密缠绕。前者纯黑色，后者有虚点，点数未详细画出。

资料来源：引自Johnston（1906，p.241）。

神经元的排列

图7—10、图7—11和图7—12或多或少概略地显示了神经元排列成一系列传导线（conduction-lines）或者传导链（conduction-chains）形式的某些情况。整个神经系统就是由这样数以百万计的传导链组成的。单是一个人的行为，所牵涉的神经元的数量，可能远远超过目前全世界所有电话线数量的一千倍。它们的详细排列情况，如果像这样展示的话，那将是一项几乎永无止境的工作。

图7—10　神经元排列形式一

注：A、B、C、D四个图所显示的是神经元连接成串，为传递信息相互连接的情形。由A可见两个神经元连成一串，一个来自皮肤（sk.），一个传向肌肉（m.）中去，中间在脊髓形成突触（sy.）。B是三个神经元连成一串，一个来自皮肤，一个传向肌肉，中间经过突触1与突触2。C的下层也像A、B一样，神经元连接成串。但皮肤和第一重神经元接收端的一部分没有画出来。C上面的四分之三所表示的是其他各串神经元的一部分如何来自第一重或第二重感受神经元，而上达到大脑外层。D表示从大脑外层到肌肉的各串神经元的一部分。

资料来源：A引自Van Gehuchten（1900，vol.1，p.517）；B引自Edinger（1896，p.31）；C、D引自Van Gehuchten（1900，vol.2，p.513 and p.512）。

图7—11　神经元排列形式二

注：该图显示一串神经元把刺激从嗅觉感官传至亚蒙尼斯之角（Cornu Ammonis），从此又传向各方其他结合。标注1、2、3的地方依次表示这一串内的第一、第二、第三神经元。第一层与第二层神经元之间的突触注明SⅠ，第二层与第三层神经元之间注明SⅡ，余者类推。在a.c.处割断的第二组神经元传至大脑的另一半球。

资料来源：引自Van Gehuchten（1900，vol.2，p.294）。

图7—12　神经元排列形式三

注：该图显示的是一串神经元的一部分如何从视网膜的柱体和锥体细胞传到大脑枕叶的情形。图中见到的是这一串神经元的最后两节。凡是合成视神经感受部分的神经元都从视网膜接受刺激，在四叠体（corpora quadrigemina）的外漆状体（external geniculate bodies）以及视层（optic layer）中经过一个突触，由另一个神经元传到枕叶。

资料来源：引自Van Gehuchten（1900，vol.2，p.253）。

目前已经注意到了人的神经元原始排列的四个一般特征：第一，整个系统是由传导单元组成的规划好的系统。它们把身体上某部位被动物“感受到”的或者能够留下印象的或者对动物生活非常重要的事件（events），传导至身体上能够“做出行为反应”的或者能使他自己适应的或者能够改变他行为结果的另一些部位。这些事件在传递过程中要经过一个非常复杂的“转换器”（switchboard）或一套“中继站”（relay stations）。在“转换器”或“中继站”里允许这些事件进行数量极大的各种各样的组合、转换、分流和延迟，从而控制事件的流动。

第二，尤其存在着像图7—13所简略表示的、图7—14所实际展示的、几个神经元联结到一个神经元的排列形式，这会使多个分离的刺激聚合在一起，传导到一个共同的总路径上。

第三，同样存在着如图7—15所简略表示的、图7—16所实际展示的、一个神经元分别与几个神经联结的排列形式，这样就可以把一个原始刺激分配、扩散或多向传递到不同的终端路径上。

图7—13　神经传递的辐合形式

图7—14　嗅觉器官内神经传递的辐合情形

图7—15　神经传递的分布形式

图7—16　脊髓反射路上的分布情形

第四，特别是人的联结神经元（或者叫做联合神经元、交换神经元），它是一个能够改变刺激传递方向的极其复杂的器官，尤其能够使刺激的传递变化多端。这样，就会使相同的刺激根据各自不同的细微协同条件，产生不同的终端传递路径，也会使不同的刺激依照某种共同的条件传递到同一个终端路径。神经元联结的多样性表现为人类心理和身体活动本能的多样性，好奇、操作、视觉探索和发声，以及上百万计的由这些本能发展起来的习惯，无不依赖于这个由人类神经元排列组成的非常敏感、非常复杂、非常具有可变性的转换器。

人行为中的某个情境与某个反应的原始联结就是因为它们有这样的生理基础，即由这些神经元唤起的生理反应的传导原本就比向其他神经路径传导更容易。凭借着神经元的原始排列，即知道了一个神经元（A）的输出端与哪些神经元（B、C、D）的接收端距离较近、与哪些神经元（X、Y、Z）的接收端距离较远，就能大致确定哪些反应或动作能够被已知情境唤起。行为上的原始联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神经元在大脑中的原始位置，即神经元输出端与其他神经元接收端的原始距离。

当然，它们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可以设想，即使神经元A的输出端与神经元B、C、D的接收端之间的突触距离完全相同，但这三者之间传导的难易程度也可能非常不同。就像三个不同的接头（即一个是铜的、一个是金的、一个是橡胶的，它们的电阻不同）那样，三种细胞膜对某种物质的渗透性也可能不一样。因此，三个突触（既A与B、A与C、A与D）本身就可能会对由神经元A传来的刺激有着不同的抵抗强度，所以，它们的传递就不仅仅是由距离决定的了。如果在“等距离突触”（synapses of equal distances）的渗透性上存在着这样的差异，而且是人的本性特征，那么，它们就是决定某刺激传向哪条通路、某情境原本会引起哪种反应的第二个决定因素。因此，神经元之间的空间接近性肯定是各种行为联结的基础条件之一；一个神经冲动又不能跳起一段距离，从一个神经元的输出端跳到另一个神经元的接收端，所以，某种特殊的渗透性可能就是附加的必要条件。

感受性与传导性

关于感受性的生理详情，即一个神经元的接收端（或者沿着它的传导方向，不过这种机会极少）被某事件激活的能力，我们知道的很少。而且，就这么很少的一点儿还与我们的用途无特别的相关。对单个神经元传导性的了解也是如此。我们也不知道一个神经元的作用是什么、凭什么在接收端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输出端发生的事情；而且被接受的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假设没有改变这里所说的任何结论。在一串神经元中的传导性不仅包括单个神经元内部的传导性，显然还包括感受性、输出性以及突触的传导性。突触似乎有着类似于输出和传导的特殊作用，但究竟如何，却并不能肯定。

学习和准备能力的生理学

一个神经元的可变性不外乎下列几种：（1）凭借它形状的改变，使它的接收端与刺激物有不同的空间关系，或者使它的输出端与邻近神经元的接收端有着不同的空间关系；（2）接收端对影响它的力量多少变得更敏感些；（3）作为一个传导者，它或多或少地改变传导阻力，或者改变传导作用；（4）改变它的输出方式；（5）它发生其他不同的变化。

在它的成长发育过程中，显然包括了第一种改变，即其空间关系的改变，大概像图7—17和图7—18所显示的那样。由神经元的某些疾病所产生的变化也是这样。至于神经元靠它自己的一般活动能产生什么变化，主要是用假设考虑的问题。

图7—17　未成熟的神经元

注：这个图是鸡雏孵化到第3天时脊髓的横截面。此处见到神经元会发育到如图7—1和图7—2所示的很复杂的地步。在s.处，有5个神经元朝着中央的一端会长进脊髓，变为长长的轴突并有无数侧支，每一支在一个联合神经元或运动神经元的旁边分成许多蓬蓬然的树状突。这些神经元的另一端会延伸到皮肤或其他地方。m.左边的4个神经元会延伸到躯体，与某种肌肉纤维相连接。其他神经元也会发育，其末梢会同其他感受或运动神经元的末梢发生特殊的空间上的关系。g.处的两个神经元的末梢正在发育。

资料来源：引自Van Gehuchten（1900，vol.2，p.282），转引自Ramon y Cajal。

图7—18　发育程度不等的神经元

注：a.处表示很早的时期，b.处稍迟，c.处神经元的接收端几乎已经达到最后时期的复杂程度。

资料来源：引自v.Lenhossék（1895，p.92）。

第八章　原始倾向发生与消失的顺序和时期

卵子受精后，即一个新的生命开始后，不同的原始倾向发生在不同的时期。有些要延迟到出生时，有些则要延迟到出生后。每一种原始倾向的发生顺序，以及从生命开始到倾向发生之间的时间间隔都不是偶然的。当然，人类是典型生存条件下的物种，也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典型的发生顺序和典型的时间间隔必有一定的原因。

原始倾向在它们第一次出现之后，所持续的时间长短也各不相同。通常只能用它们所产生的不适，来解释它们存在的短暂和表现的程度。但在一些情况下，有些原始倾向似乎天生就是短暂的，即使它的训练没有使个体产生不适，也会从机体上消失。这种消失及消失的时间也必有一定的原因。

对原始倾向发生与消失的顺序和时期，已经有了两种理论解释。第一个是复演说（Recapitulation Theory），第二个是效用说（Utility Theory）。

复演说

复演说最清楚的解释是，个体内各种原始倾向的发生顺序差不多完全依照它们在人类种系（即人类的全部祖先）上的发生顺序发生。也就是说，个体从受精卵开始，直至某原始倾向发生，在时间上有一定的间隔；而从人类祖先在动物界出现开始，直到那个原始倾向发生，在时间上也有一定的间隔。两相比较，几乎完全相像。而且，原始倾向在个体身上消失的顺序和时期，也同样与人类祖先原始倾向的消失顺序和时期相平行。这种人类个体原始倾向的发生以及消失的顺序和时期与其祖先相平行的复演理论，其理论根据是生态规律假设。这是一条胚胎（germ）发育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胚胎所发生的变化会形成一种附加机制，使该变化对个体发育的影响时期比原胚胎本身正常变化的时期更晚。假如，人类祖先从生命起源之后，先是在水上漂泊了10万年，又靠纤毛游动了10万年，再像蛇类动物那样蠕动爬行了10万年，然后又四肢着地走了10万年，最后像猴子那样攀援腾跃了10万年。让我们再进一步假设，如果每一种新倾向都是伴随着一种旧倾向的消亡而出现的。那么，按照复演说的极端说法，一个人类个体自始至终应该具有这些倾向，而且发生的顺序相同、保持的时间对应相当，而且消失的顺序也相同（当然，最后一种倾向是不可能消失的，它的消失与否取决于个体的祖先的这种倾向是否已经消失了）。

用一个图表来说明这个例子，将有助于我们在记忆中巩固复演说的极端说法。假设人类祖先先后有甲、乙、丙、丁等四种倾向，图8—1左边的四条垂直线段分别代表这四种倾向，而且每条线段的上端表示该倾向发生的时代，线段的下端表示该倾向消失的时代。那么，按照复演说的极端说法，图8—1中右边的四条垂直线段的上端则分别代表一个人类个体这四种倾向发生的时间，如果没遇到外界事物的影响，它们也要按照线段下端所代表的时间消失。

图8—1　复演说图示

显然，没有哪个研究人类本性的学者会抱定复演说的这种极端说法。因为，很明显，个体再现祖先的这些倾向时，发生的早晚和保持时间的长短各不相同。在种系上发生较早的倾向在个体的身上表现的时间很短，而较晚出现的倾向在个体身上保持的时间较长。即使表现时间很短的倾向也不等于零，只是一个极小的成分而已。因此，个体与种系倾向相平行的观点通常被修改为：发生越早的种系倾向，在个体身上表现的时间越短；个体倾向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和保持时间的长短大致与种系倾向的发生时期和保持时期的长短相对应。

因此，我们应该用图8—2取代图8—1来说明下列情况。其中，假如从人类生命起源到现代人，甲倾向较早出现在人类祖先身上，那么，它在从怀孕到成年的个体身上所保留的时间只是它在人类祖先身上保持时间的十分之一；乙倾向在个体身上保持的时间是它在祖先身上保持时间的十分之二；丙倾向是十分之四；丁倾向是十分之七。为了使读者获得正确的认识，并让大家了解复演说的信仰者是怎么理解该理论和怎样用它来解释人性的，我从长引用了他们所说的最能使人领悟的几段话。下面几段就是较为普遍的陈述。

图8—2　改进后的复演说图示

“个体发育和种系发展之间的关系准确地决定着个体心理发展的进程。高级（即有目的的和理性的）活动的发展也无处不受前期已发展起来的本能的影响，并主要受它的制约。与之相反的工作无法影响这种发展，也不能改变种系特征按照遗传规律有序地达到相应的适应状态，但却能妨碍发展的自然进程，并使人的努力成为一种变态的误导。”（Schneider，1882，p.489）

“个体从受孕到衰老，遵循着种系发展的顺序。”（Burk，1898，p.36）

“就像在物质世界一样，心理的发展也有一个自然顺序。正因如此，新的生命必须经历特定的发展阶段。我们理当研究它，与其妨碍它不如寻求如何辅助它。因为，自然一定是正确的，没有高于它的准则。所以，对于教育家来说，没有比研究个体的自然发展更有重要价值的课题了。种系发生与个体发生的平行论强有力地支持了自然发展观，并在儿童道德发展上支持应用卡塔希思学说或接种疫苗说（the doctrine of Katharsis or vaccination）。教育应该是一种有序的、逐渐展开的过程，没有早熟，没有干涉，从较低级的阶段自然过渡到较高级的阶段；强迫是非自然的，所提供的精神食粮必须与其发展所达到的阶段相适应。平行论为这些教育理念提供了双重支持。只要我们立足于最终目标，不使儿童过分徘徊、停滞于某个阶段，就不必担心他们停留在某个阶段上，因为该阶段的训练是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很久以前，冯·贝尔针对动物说过的那句名言同样适用于儿童：‘每种动物似乎在胚胎（embryo）刚刚形成时，就已经确定了它的发展并支配着整个发展。’

“个体发育过程中复演动物种系的时间很短。但本书没有谈及个体如何复演人类种系的发展阶段。了解个体复演人类种系发展阶段的目的在于从中获得这样的事实，即个体复演时间的长短不在于该倾向在祖先身上保留时间的长短，而在于该倾向距离现代人时间的长短。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出这样的结论，即个体对人类发展阶段的复演要比复演最长的动物阶段（即类人猿阶段）还要长很多。”（Guillet，1900，pp.427-428）

效用说

效用理论用原始倾向存在的理由来解释它在某时期发生的原因，即变异（variation）和选择（selection）。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种倾向出现的时间，就是我们的祖先最需要用它来保证种系生存的那个时间。因此，哺乳尽管在种系发展的晚期出现，却在个体发育的早期发生。性本能尽管出于种系的早期，却处于个体发展的晚期。用四肢走路，尽管在种系上存留了大约上百万年，但在个体发育上却一现即逝，或者完全没有显现。爬行，尽管对人类祖先来说，不是一种重要的运动形式，不过发生于一时，过时消失，但在婴儿时期却是一个明显发生又及时消失的倾向。

一个效用说的坚持者，不必坚持倾向的实际发生顺序时时处于各个特别的有用的时期（即无时不比偶然随机的顺序更为有用），更不用说现在的发生顺序是有利于生存的理想顺序了。如果个体所拥有的一种原始倾向的发生顺序是非常有害的，那它一定会被屡次淘汰掉。一个较好的发生顺序必须首先表现出不同凡响，否则无从被选择而得以保存。换言之，由自然选择决定原始倾向发生和消失顺序以及持续时间的理论，与其他的自然选择理论都是同样的解释。

我还没有找到有助于理解效用说的话。或许可以假定，凡是反对复演说的理论就是效用说。但是，它们一般都只满足于指出复演说所不能解释的现象，而不是什么有建设性的学说。我所坚持的、能够解释人类智力及性格上原始倾向发生顺序和时期的效用说是：一个原始倾向之所以一经发生就能被永久保留，是因为它与另一个倾向有某种时间上的关系。无论是什么使这种倾向发生，一旦发生，就在动物发育的总顺序上占据一定的时间和位置。无论是什么使它发生变异，一旦发生变异就是它变异的时间。它被保留的时间（其他条件暂且不计），一定是它出现的许多时期之一，即最有利于保证人类生存的时期。同理，它消失的时期也是它最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时期。与人类原始倾向有关系的时间，即原始倾向自身发生的时间是，经过应用而被选择的胚质因受影响而表现出变异结果的时间。

延迟发育的本能和能力的逐渐成熟

现在，肤浅的心理学和教育学最喜欢说的是，完全潜伏着的本能，待时限一到，会在短短的几周内就一跃而起，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全部能量。我们也常听人说，某某时期是某某倾向的“潜伏期”或成熟期。还有“3岁害怕，6岁攀爬，15岁能合作”等诸如此类的说法。同样的观点还被应用到所谓的“能力”（faculties），即非常一般的心理能力上。这种观点认为在将近8岁左右的一两年时间里，儿童会从简单的感觉生活中，一下子变得有了想象能力；在将近13岁左右的时候，又是20个月左右的光景，他们的推理能力从接近零的程度发展到几乎完全成熟的程度；在一两年的时间里，10岁儿童竟然能表现出利他主义！

这些说法，差不多总会使人产生误解。在人生的舞台上，有一种本能最像是突如其来的本能，这就是性本能。可是一经仔细的研究就会发现，其实性本能也是在数年时间内逐渐成熟的。人从5岁到25岁，任何推理能力的测验结果都没有表明，哪一年的测验成绩是其他任何一年成绩的两倍。在有些情况下，不同年龄儿童的测验成绩可以大致代表能力内在的发展比率。但是，我们拿不出任何数据可以证明一系列突然成熟之说。图8—3所显示的是几个男孩在几年里的按键（如同按发报机的按键）速率。其中，虚线是由布赖恩（Bryan，1892）[1]提供的估计结果，代表6岁到16岁男孩每年按键的平均能力；实线是由吉尔伯特（Gilbert，1894）提供的估计结果。图8—4显示了这两条曲线的平均曲线。这些曲线显示了成绩的上下浮动。最明显的是13岁不能超过12岁，而16岁却远胜于15岁，6岁到11岁的进步明显比以后的进步大。但从总体上看，这种能力的发展是渐进的。至少，这种说法符合绝大多数观测者从图8—3和图8—4所看到的估计结果。

少数几个对能力发展感兴趣的研究，也是按照年龄阶段或多或少地做了一些测量，都没有得到能力突然增长的证据。例如，从6岁到10岁期间，采集[2]本能也是渐渐增长的。感觉辨别力、记忆力、观察力等诸如此类的能力，也在不同年龄的儿童中测量过。可惜，这些在不同年龄条件下所得到的测量结果不仅包括了能力内在的自身发展，而且还有训练的影响。因此，其中的进步与年龄的关系不能作为此处所论问题的证据。不过，单从表面成绩来看，也不能证明内部倾向突然增大的理论。的确，凡是稍微经过这种严格审查的每一种倾向都是如此。所以，与其说是突然成熟，不如说是逐渐成熟。

图8—3　6岁至16岁男孩在各个年龄按键的平均速率

注：实线代表Gilbert的估计；虚线代表Bryan的估计（用左手按键的结果）。

图8—4　6岁至16岁男孩在各个年龄按键的平均速率

注：图8—4是图8—3中两条曲线的平均曲线。

对于低等动物来说，严格地控制训练、精确地测量动物的作业成绩是可行的。可是，从那些延迟发育的本能上所发现的，也是逐渐发展的原则。例如，我（Thorndike，1899）发现，小鸡见到大的移动物体，从第一次感到惧怕到恐惧全面发育，大概需要12天的时间。公鸡的好斗本能早在出生后的第6天就见其雏形；在一个摇摆的栖木上，身体的平衡反应能力也是从第6天开始才逐渐地发展起来的。

由于儿童在报告上的误差，6岁至10岁儿童采集数量迅速增长可能要比实际情况高，而实际的情况是平缓的。

稍纵即逝的原始倾向可能发生的概率

本节的主题最好从詹姆斯对稍纵即逝现象及其在人身上的表现程度的描述开始。他说：

“抛开低等动物不论，单就人类的本能来说，我们所看到的稍纵即逝规律，已经被人类生命过程中范围广泛的不同兴趣和爱好交替出现的事实所证实。对于儿童来说，生活充满了游戏和神话，学习的是‘事物’的外部特征；到了青年时期，身体训练更加系统协调，喜欢读写实小说、结交伙伴、唱歌、交友、谈恋爱、欣赏自然风光、旅行和冒险，关注科学和哲学；到了成年时期，有了抱负和处事策略，好胜好得、对人负责、在生活竞争中更显出自私的冲动。假如一个男孩，正当游戏和运动之年就独自一人单独生活，既不学习玩球，也不学习划船和驾船航行，不骑马、不溜冰、不钓鱼、不打枪，或许是终日久坐。后来，即使给他提供学习这些活动的最好机会，能够不转头就走、对最初的练习不退缩的人也不过是百分之一而已。可这要是在当年，他将是何等的渴望和快乐啊。性欲要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期满结束。可是众所周知，一个人特有的性行为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一开始性生活时所形成的性习惯。年轻时交友不慎，就会使人终生淫荡不羁；年轻时洁身自重，老来守贞较易。所有教育的要旨都是趁热打铁，在每一门需要持续学习的学科上，都要抓住学生的兴趣高潮，在兴趣消退之前，使他们获得知识、形成技能习惯。简而言之，兴趣是学习的先导和以后发展方向的保证。在形成精确绘画技能的开心瞬间，可能会使这些男孩子希望成为博物收藏家、解剖学家、植物学家；然后，为他们开启机械学的精密结构、物理学和化学定律的奇观；再后来，让他们转向内省心理学、形而上学和宗教神秘事物；最后，学习广义的人间戏剧和处世之道。”（1893，vol.2，p.400）

人的本能随着人的成长以及所从事的新鲜事和新职责而消失，这段经典文字的专门描述堪称詹姆斯对它们的睿智评论。但是，值得怀疑的是，是否人在本能的广泛活动中都能显现出这条稍纵即逝的规律呢。除了稍纵即逝的规律之外，还有两种力量必须要考虑进来：第一个力量是新情境的力量，即改变人周围环境的力量，而不是改变人本性的力量；第二个是改变人本性的力量，即经过专门的获取而习得行为习惯的力量，而不仅仅是本能和能力短暂显现后就消失的力量。

例如，试想年轻人和成年人对“游戏、童话和学习事物外表特征”的热情丧失的情况。这种丧失难道一点儿都不是环境的改变所造成的吗？假如他的同伴们在股票交易所里、俱乐部里或者工厂里奇迹般地做起了儿时的游戏，就一点儿也不能唤起他做游戏的热情吗？要不是因为（或部分因为）怕他的同伴们笑话，年轻人或成年人哪会抛弃那些孩子气的事情。如果知道了这些游戏不会造成道德上和社交上的不良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乃至成年人必然会表现出那种并没有失去的热情；不玩游戏只不过是因为那些儿时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现在却觉得不适合了，使热心受到了克制而已。所以，男大学生才会集体玩抽陀螺或弹玻璃球的游戏，头脑冷静的经纪人才会在迎新庆典上欢呼雀跃，不苟言笑的政客们才会上蹿下跳和转圈跳舞。旅游的快乐和在游乐场里的娱乐，岂不都在证明那些“学习事物外表特征”的热情在成年人身上仍然经久不衰吗？新地方、新风景、新体验照样吸引着成年男女。甚至父亲想去看马戏，却以儿子想看马戏为借口，这已成了日常幽默中的一个惯例了。最近两年，成年人几乎成了观看飞行表演的常客，这与小孩子们为了观看发动机而把小屋围得水泄不通，不都是出于“学习事物外表特征”的兴趣吗？

儿童与成年人在这方面的不同，除了考虑到情境不同之外，不都是因为增加了习惯，而不是因为本能的丧失吗？“在需要用金钱体现个人价值和身份的世界里，因受到这种刺激而设计一个真正的发动机，去跟其他发明者进行竞争”，这与玩“造汽车”或“建桥梁”的游戏相比更能使人的本性，甚至是原始本性得到满足。然而，这种正经的嗜好却是从原始本性中派生出来的次级兴趣。如果一个人最初听童话故事只为从中获得无忧无虑的欢乐，而后来写童话故事不仅是为了得到这种欢乐，而是为了他的家庭更加富足，那么，我们就一定会预料到，这种习性已经取代了他最初无利可图的本能。年轻人之所以对揭示事物内部属性的机械学、电学、化学和生物学更感兴趣，正是因为他们早已知道了桌、椅、陀螺、弹球、马、狗等这些外部事物了，对这些已经没兴趣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新兴趣就是转移到新事物上的原有的同一个基本兴趣，是他们的经验改变了它们。旧目标失去了吸引力，不是因为原有的欢迎它们的力量不可避免地消失了，而是因为他们在训练的过程中所获得的联结。

我在上述“游戏、童话和学习事物外表特征”的例子中所提出的情境变化和人的变化，同样适用于詹姆斯所列举的其他因成熟的原因而稍纵即逝的事例。

如果说詹姆斯对这些事例的解释还是适度的话，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说另一些人的观点呢？这些人把人的本能和能力的内部发展过程描述成按序排列的一队倾向，然后是一个个发生，一个个等待，发生后停留片刻，除非此时此刻固定为习惯，否则就永远地消失了。就像成熟的果子一样，如果不是因为家庭主妇的习惯而把它们贮藏起来，它们很快就会腐烂掉了。或者就像是一队应征入伍的队伍从办公室的门前匆匆走过一样，不是军官中意而留下来接受训练的人，就只能一走而过，一走了之。把原始倾向的显隐变化如此排列成顺序、划分为阶段和时期的描述，我认为是夸大不实之词。只在少数几点上能与内部发展的实际过程差相符合而已。

按照这些人的观点，原始倾向的发生都是突如其来的，存留的时间都是短暂的，而且它们的消失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只是因为神经系统的联结本来就有这种稍纵即逝的倾向。反驳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只需看看人的原始倾向究竟是否如此。当然也要考虑到产生刺激的情境与发生反应的生物两者发生变化时，一种倾向究竟受到了什么影响。例如，逐猎的反应时有发生。尽管现在的城市和乡村生活中缺少适当的刺激和奖励，但是，只要习惯的束缚一经解除，人们还会抛开正业，高高兴兴地追逐一只逃走的猫。如果有奖励，有些人很可能愿意花钱遭罪，去同野兽过几天，回来时背着几个猎获动物的尸体。这只是因为获取猎物的方法尽力效仿了原始人徒手逐猎的方式而已。收集和储藏的原始倾向，表现在儿童身上就是简直无物不藏；在成年人中，尽管旷日费时又得不偿失，但这种倾向依旧保持着。抽屉、箱笼、屋角，十室有五，都能证明这种倾向的存在。而且，竟然有几种行业为满足这种倾向而得以维持。

原始倾向的稍纵即逝是事实，本能原本就有生有灭，但这并不是常有的事情。它们是逐渐发生的，当等到它们变成现实时，人生却为时已晚了。它们根本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分阶段、分时期地出现和消失。人类行为有许多处可以用某种本能来解释。这些本能只能慢慢地消失或者根本就不消失。要消失，除非这些本能活动给人带来了烦恼的结果，因此人把它们革除；否则，就是按照失用律，使其逐渐削弱。

注释：

[1]有八分之一是用左手按键的结果。

[2]根据伯克（Burk，1900）提供的120个男孩和女孩向老师报告的当年自己采集物体的数量，6岁至17岁儿童各个年龄采集物体平均数量如下：

不同年龄儿童积极采集物体的平均数量

第九章　原始倾向的价值与利用

本书开卷就已阐明，从人类的幸福着想，有些原始倾向应该受到爱护，有些需要加以利导，有些则应该坚决革除。

人的本性中包括好的倾向、可以利用的倾向和必须消灭的倾向。这个主张，凡是读了本书的读者都应该明了。仅母性的慈爱、好奇、残忍这三种原始倾向，就足以证明我前面说的话。但是，本来就有两种极端的观点反对我的主张：一种观点认为本性原本都是错误的、不可靠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本性总是对的。其实，第一种观点的不公允并没超过第二种观点，只是现在它已被大众所鄙视，故无须赘述。而第二种观点却颇能吸引那些殉情的痴人、主张绝对论的哲学家以及那些信仰荒谬绝伦的天演论信徒。因此，该观点在教育学说上颇有些影响。像霍尔（Hall）这样一位研究人性的著名学者尚且不免用这种观点号召他人。所以，必须慎重考虑。

“自然界永不会错”的观点

按照“自然界永不会错”的观点，进化的实际目标是人类行为的道德目的。将要表现出来的本性就是对的。虽然我们可以干涉本性，但是我们的义务是不要干涉它。训练一个儿童，就应该按照他内在冲动的发展来引导他。人类的至善要在自己的进化中有兴致地、自由地度过。不能强迫改变本性的发展进程，只能按照人类的自然魔法或者加速或者延长，唯恐魔法的顺序被打乱。理想的人性是寻求自我的自然结果，按照他自己的倾向去发展，与训练无关。人类的努力应该是让内在的发展力量去做完善他们自我的工作。

这种“人类无须学习是正确的”的论调，经常被广泛地用来支持一个又一个教育实践计划的假设，这要多于它被直截了当地说成是一个一般的原则。不过下面所引用的几段话，概括起来却像是一般的原则。

“对抗这种发展（即原始本性的发展）和导致人类特性恰当适应遗传规律的各种工作是无效的，而且这些工作只能打乱发展的自然顺序，导致发展异常和错误的努力。”（Schneider，1882，p.489）

“只有从这里（即从原始倾向或种族及个体的自然发展中）我们才有希望找到与家庭、学校、教堂以及一般文明社会中的早熟倾向不同的真正标准，并且建立诊断与测量抑制和延迟个体及种族发展的标准。”（Hall，1904，序言，p.7）

“既然新生有机体要经历确定的发展阶段是一个自然规律，那么对我们来说，研究本性的发展过程就是必要的。我们寻求它的目的不是阻止它而是帮助它。因为本性一定是正确的，而且不存在更高的标准。”（Gukllet，1900，p.427）

任何增进内在成长过程的期望都是无助的，这种抛弃任何干预措施的极端观点与通常感知到的事实相反，说谎、偷窃、暴虐、无知、无端的惧怕以及种种弱点和劣点都根源于人的本性。

施奈德和霍尔等人虽然明确表白了“本性无错误”的观点，并且把这个主张作为教育学说的一块基石。但是，他们对上述弱点和劣点并不是一无所知，也未被什么主义所迷惑，只是一时热心，忘了事实而已。对于人类这些明显错误的原始倾向，他们提出了（或可以提出）三种解释。

第一，一个自己不能单独表现的不良原始倾向，必须以一些令人满意的倾向为前提条件才能得以展现。所以，从总体上看，不良的原始倾向也是令人满意的。

伯克写道：“儿童常常具有如下一些奇怪的表现：无用的甚至是野蛮的、我们文明之外的兴趣……然而，这些奇怪而无用的经验可能是构建更高行为组合所不可缺少的基础，从而有利于现代的生活。这些中间阶段或水平对我们的文明可能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但是，它们作为进化过程的重要环节却是必不可少的。”（Burk，1898，p.24）

用霍尔的话说，“许多一时好像很强烈的冲动在寻求表达，但后来却无声无息。这种冲动的作用是刺激另一个需要更高能量的倾向，为的是让这个更高能量的倾向来指导、抑制或取代它……而且只有借助这样的刺激，需要更高能量的倾向才能被激活发展。几乎所有的潜能都要得到发展，或者激活更高能量的倾向，使更高能量的倾向调节它或联结它，否则就没有正常的刺激发展”（1904，vol.2，pp.90-91）。所以，像婴儿手指琐琐碎碎的动作等看似无用，而实际上是伸手、抓握、把持等活动的先导。

第二，一个原始倾向，就其本身来说，可能不是令人满意的。但是，由于它与某种令人满意的倾向或者是令人满意倾向的结果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就总体而论，它也是令人满意的。

义愤的倾向中不得不包含盛怒的倾向。没有非理性的妒忌、残忍和卑鄙的品质，就没有对爱的充分测量。按照霍尔的观点，“一个强壮的年轻人，若不能用身体与人决斗，就很难有崇高的、真正的荣誉感，而通常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人、娘娘腔的人，或是一个苟且的人”（1904，vol.1，p.217）。

第三，一个原本不令人满意的原始倾向，如果经过童年的展现，而且到成年时受到这种倾向的保护，那么，总的来说它也是令人满意的。

假如一个人5岁成偷、10岁称霸，但能保持从25岁到70岁都不偷不霸。那么，这些原始倾向的发展历程由于罪过较小，因而也是令人满意的。霍尔及其追随者都宣称，原始倾向的确具有这种以毒攻毒的作用。

这种年少作恶、长大后可以防毒的学说，其应用是何等的广泛！下面请看克兰（Kline）和弗朗斯（France）对自私、贪得无厌、说谎和欺骗的赞美：

“我们真的相信儿童必然复演种族的历史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对争夺财产的情欲感到惊讶，不会对儿童为了得到财富而撒谎、欺骗和偷窃感到惊讶，也不会对儿童的自私行为感到惊讶。自私是生存竞争的基石，欺骗正是它的地基，而争夺财产早已成为人类和国家历史上最具优势的力量。儿童的这些情欲不过是人类几千年所形成的贪婪本性的被压抑的力量而已。这些被压抑的本性必然寻求表达和练习，即使不在儿童期表达，也会在以后某个时候得到表达。谁知道世上的那些吝啬鬼不是那些在父母的溺爱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母亲和父亲们强迫他们赠送自己的玩具、做出不自私的行为和慷慨的行为时，他们既不相信也不理解。如果不让这些行为在儿童期表现出来，是要冒很大危险的。在儿童不能辨别孰是孰非的时候，就让他们勉强做出道德的行为是徒劳无益的。儿童因真正本性的驱使没做出成人强迫的行为，因此而惩罚他们是真正伤害他们。

“到了青春期，慷慨和利他行为会自然地出现。为什么要强迫刚刚发芽的植物开花呢？要用所有的方法去教导他们，教导他们是对的，但是，如果一种方法失败了，不要惩罚他们；就让儿童自私，就让他们说谎、欺骗，直到让这些原始的驱力全部释放殆尽。儿童的这些经验岂不给成年男子后来的生活增添了一种道德上的男子气概吗？”（1899，p.455）

人类原始本性中的缺点

然而，这三条辅助的假设（一则是原本不令人满意的倾向可能是某种令人满意的倾向的前提；二则是原本不令人满意的倾向可能与令人满意的倾向有必然的联系；三则是将原本不令人满意的倾向作为以后抵抗类似的、更恶劣的倾向的手段）并没有揭示出“本性无错误”学说的所有缺点。尽管前两个假设在某些倾向上可能是真实的，但是，没有为贪婪、发疯似的狂怒和残忍等提供任何适当的辩解。从家庭、学校以及国家的经验中都没有发现，削弱这些本能会使什么高尚的品质就此绝望。当前与心理品质有关的知识没有引领我们期待这些本能与任何补偿优势存在必然的联系。凡是希望它们与某种有价值的心理品质的形成过程或结果相联结或相关联的绝大多数原始倾向，而且凡是能够被这样辩解的绝大多数原始倾向，要么认为把它们视为错误的原始倾向是不明智的判断（例如，把它视为身体的和心理的一般活动），要么认为它们之所以能够产生良好的品质，只是由于或在情境上，或在反应上，或在情境与反应上，被人为地干预过了、利导过了、改变过了。

对于狂怒、欺辱、恃强凌弱、妒忌、高尚价值观念的迷失等这类原始本性，当它们按照人类原始本性的指令出现时，如果不加以训练、抑制和利导的话，那么，它们将来就会表现得更加猖狂并更加有害。如果要坚持“本性无错误”的论调，那么第三个假设就是必备的条件。而事实上，这个论调是杜撰出来用来自圆其说的。

若要让人相信什么心理功能会因为练习而减弱，那就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这种所谓的心理免疫作用正好与众所周知的心理活动规律——练习律相反。在相信什么心理功能的一个原始冲动会因为练习而自我减弱之前，仍然需要强有力的证据。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原始冲动的练习几乎总是令人满意的。而心理免疫功能的早期发作恰恰与效果律截然相反。

习惯律的正确性确实是不容置疑的；通常任何原始倾向经过练习并伴随令人满意的或无关紧要的结果，都会使原始倾向增强，这也是不容置疑的；除非一个原始倾向天生就是短命的，或者它的功能受到了阻碍，或者受到其他力量的抑制或利导，否则原始倾向是一成不变的，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所谓的免疫功能在儿童早期一点儿也没放纵地发生过，那么，它的发生作为一个例外，必须给出适当的特殊理由。

然而，从未有人提出过适当的特殊理由，或者是任何值得一提的理由。甚至，霍尔自己也经常放弃这个论调，回到正统的理论上，认为教育必须改变原始倾向的方向。例如，他这样写道：我们应该“为本能设计出更有利于身心健康和自然表达的激活方式，以便我们最大限度地利用浪费在犯罪上的能量”（1904，vol.1，p.342）。“文明的发怒需要选择恰当的对象和最大程度的转化，但是它永远也不会被根除。”（1904，vol.1，p.355）“按照一般的观点，年轻人应该有一时的放纵，需要极大满足的暗示，有时突然放宽他们的自主权，但是，这种自由需要精心的监督和明智的引导。”（1904，vol.2，pp.89-90）霍尔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年轻人的大学生活是人生的最好时光，除了自我的发展以外，别无旁骛。这个时期的自由发展已经表明进步和堕落相随相伴。”（1904，vol.2，p.399）

最后，必须要说的是，在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那些“本性无错误”论的最忠实倡导者还是在某些方面放弃了这个论调。因此，霍尔写道：

“在我们高度复杂的文明中，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技能使我们现在必须再一次远离本性……儿童必须接受专门的训练，必须见习高品质的成人生活，他不仅是自然的产物，而且要成为高尚人性中的一员。在这种文明中，即使不是最多的影响，也是很多的影响，而且首先影响的是儿童内在的反应，但此时的儿童这种内在的反应恰恰又很少。……对儿童来说，即使对他们作出最明智的规定，也或多或少地被他们看成是外来的、专制的、他律的、人为的、装腔作势的。”（1904，前言，p.12）

吉利特（Guillet）曾宣称“本性一定是正确的”，但后来他却不知不觉地完全取消了自己的主张。“所以，每个儿童所具有的这些本能……必须转向有价值的轨道。不是压制，而是一种宽大为怀的控制。”（1900，p.445）

事实上，原始本性有许多致命的缺点和歧点。公共利益需要每个儿童学习大量新功课，并丢掉许多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本性是原始人类身上所具有的古老本性，只适用于原始人类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一个家庭群体在森林中的野人生活。他们生活在陆地、水、风、雨、植物、动物和其他野人群体的蛮力之中。原始本性使人所适应的生活近乎狼和猿的生活，而与现代人类的生活相去甚远。人类艺术、习惯和理性的结果，使他们在语言、工具、建筑、书籍和习俗中得以生存。

仔细想想人类胚胎（germ）早已形成的原形质（plasm）所决定的人类命运与每个时代人类自身学习机会之间的巨大缝隙，即使有些陈腐，也不是没用的。如果文明的历史和文明的约束一朝失败，那么我们恢复到几乎像类人猿般的野蛮生活是多么容易。这一点足以证明原始本性不宜节制人类的行为。

在丰富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找到已经彻底改变而且不再通用的原始本性。在彻底改变原始本性过程中所经历的均衡协调生活，就像是人类理性对事物的条件和人的需求在起支持作用。按照病菌的法令，我们害怕的不是疟疾和发烧的携带者，而是雷声和黑暗。我们同情的不是被禁止受教育的聪明年轻人，而是非常酸楚的乞丐；我们从服务员、司机和理发师这样的人那里遭受到的鄙视，要比从自己的无聊、无知和愚蠢行为中遭受到的更多。

即使是森林中粗暴的人，人类本能也不会完全适用于他们的生活、不出现冒犯行为，这是事实。说到生存，种族是为了生存而付出行动，而不是为了生存得更好而付出行动。在生活中，某个种族可能犯很多错误，大多数种族都是这样。“好”在进化上仅仅意味着“可以保证种族不灭绝”，而“最好”仅仅意味着当已发生过的事情再发生时，对继续生存最有用的帮助。

人类的原始倾向，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是正确的。仅仅依靠这些原始倾向，人生中能感受到的欲望很少，能满足的更少。因为，本性所表现出的欲望通常是粗糙的、矛盾的和危险的。单靠本性，所要满足的未必比现在需要满足的更多。众所周知，要塑造良好的本性，就要像国家管理社会秩序那样，必须杀掉几个、监禁几个或改造几个坏分子。本性的进步绝不是让它放任自流，而是一要改造它施展的环境，二要一代代地持续进行自身改造。现在的人文明了、合理了、有人性了，都是因为他们改造了环境，同时也改造了自己本性中的某些部分，从而有了新的理想，乃至这两方面都能使人类全体更能感到满足。由此看来，人永远在改变自己、适应自己。所以，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人的本性并不正确。唯一正确的，或直截了当地说是好的本性，就是他能使自己比现在变得更好些。这种能力，这种为了满足而学习、而改变的能力（即效果律所显示的力量），才是世上理智而正确的主要原则。

第二卷　学习心理

第十章　动物学习定律

人的智慧、品格和技能都是某种原始倾向以及所受训练的产物。人的最终本性是他的原始本性在其所具有的环境中发展的结果。一般来说，人性是原始本性、学习规律和人赖以生存与学习的环境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动物学习举例

要想最终更好地了解人类学习的复杂性，不如暂时将其搁置，而先来考察较低等动物遇到变化情境时的学习，这是更为划算的方法。

把一些出生6天到12天的小鸡放在一个园子里（图10—1中标注的YY处），园子与迷津篱笆（如图10—1中的A、B、C、D、E）连通。从这些鸡中抓出一只小鸡单独放在A处。它突然面对篱笆墙的情境，不见了同伴、食物和熟悉的环境，于是做出了四处乱跑、大声鸣叫和跳墙的反应。当它跳墙失败时，会产生努力受挫的不安；当它跑到B处、C处或D处时，面对的是与A处一样的情境；当它跑到E处时，就跑出了迷津，满意地与同伴在一起、吃食物、回到原来的环境中。如果我们屡次重复把它放回A处，就会发现小鸡跳墙，跑到B处、C处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会直接跑到D处、E处并跑出来。这时小鸡就建立了一个置身A处的情境与从E处跑出来的反应之间的联想、联结或结合。通俗地说，它学会了每当把它放在A处时，就从E处跑出来，即它学会了摆脱困境的途径。无效的跑、跳和站立次数的减少表明，小鸡跑出来所用的时间也逐渐减少。以两只建立这种联想的小鸡为例，它们在前5次尝试中跑出来的平均时间是3.5分钟（其中一只大约用了3分钟，另一只大约用了4分钟）。但是，最后跑出来的时间始终保持在五六秒钟内。

图10—1　小鸡实验

下表展示了动物学习前后的行为变化：表10—1是最初一次尝试的行为特征；表10—2是联结完全建立以后的一次行为反应，即学习后的一次圆满反应。

表10—1　最初实验中的行为

表10—2　学习之后一次实验中的行为

下图展示了从最初的尝试到联想完全建立后所发生的变化。图中的虚线分别表示龟在第5次（见图10—2）和第50次（见图10—3）尝试从A处回巢时的爬行路径。图中的直线表示木板围墙。在第5次实验中，龟除了无效的移动就是无用的停止，共用了7分钟的时间才回到巢穴；而在第50次实验中只用了35秒。这两张图是早期尝试与最后实验结果的典型代表，选自耶克博士用不同的动物在不同情境中所做的大量实验。我对他允许我选用该图表示感谢。

图10—2　龟的实验

注：在第5次实验中，龟从A处回巢的路径。

图10—3　龟的实验（续）

注：在第50次实验中，龟从A处回巢的路径。

下面让我们来考察一种比小鸡或龟寻找恰当路径更精彩的表演。我们用一个约0.5米长、0.4米宽、0.3米高的箱子，去掉正面和端面两块木版，正面钉上一些留有约2.5厘米宽缝隙的板条；端面安上一个门和一个门闩，只要在箱内将门闩横扳，门就会向外打开。我们所要观察的是，把一只3个月到6个月大的饥饿小猫放进这个箱子，箱子外面放一块鱼。小猫会有如下反应：先是想从板条之间的缝隙钻出去，用爪子抓板条和箱子内外一切可松动的地方，爪子从板条间的缝隙伸到外面，咬箱子周围的围板。如果小猫在胡乱地钻、抓、咬的过程中偶然扳动门闩（打开门），它就会获得自由和食物。如果让它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样的经历，那些抓、咬之类的无用动作就会逐渐减少，而只做出有成效的特定动作——例如，用爪子抓紧门闩，用鼻子向一边推。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把小猫关在箱子内，它都会立即转动门闩。这说明小猫已经能够在被限制在箱子内的这种情境和用某种确定动作抓箱子内某部分的这种反应之间建立联想了。按照一般的说法，小猫学会了扳动门闩打开门。对于不知情的观察者来说，6个月的小猫能够从这样的箱子中获得自由似乎令他感到奇妙，而且根本不会将其与它们寻找食物和栖息地的寻常行为联系起来。然而，读者应该认识到，这种活动与前文谈到的小鸡在篱笆墙内所表现出来的动作属于同一类。借助于机遇的恩赐，或者更多地依赖于天赋的本能，一个特定的情境唤起了一些反应，其中的一个反应恰好导致了自由。这个反应就与该情境形成了联想。不过，这里的反应是抓住某个确定的部位，而不是跑到E处，而且这个反应是从大量无效行为中选择出来的，在选择上比前者复杂得多。

在上述列举的例子中，与情境建立联想的是“有准备”的适当反应，而且这种“有准备”的反应也适合学习。猫跑出来的反应是它在正想出来的时候偶然做出来的（正如我们所说，猫正尝试出来），而且是一种可能出来的方法，所以说它也适合学习。然而，这些“有准备”的反应不一定都适合学习。如果我们关住一只猫，并且只有在它挠自己的时候打开门放它出来、让它吃到食物，那么，经过足够次数的实验后，我们就会发现一把猫放进箱子里它就会立即挠自己。然而，在开始的几次实验中，猫不是为了出来而挠自己，而是因为它放弃了徒劳的乱抓、乱钻，停下来休息时挠自己。这种与抓抓自己、舔舔自己、小鸡啄啄翅膀这样的“不可能”或“不适合”的反应所建立的联想，真的与原始本性或先天习惯反应中那些有准备的、有生物倾向的逃跑、求食和寻求同伴反应所建立起来的联结一样。

上述所举的例子中，动物只形成了单一的联想，其实这种联想可以联合成一个系列。例如，小鸡可以先学会爬上一个斜面，然后从鸡架中出来。学会之后再加上一个鸡架；小鸡必须先走过一条薄板，再穿过围墙上的一个洞，然后才能进入到第一个鸡架。经过多次练习后，每当把小鸡放到第二个鸡架时，它就能立即走进第一个鸡架中，然后再从那里跑出来。接着再加上第三个鸡架，使小鸡再形成一个联想，能够从第三个鸡架进入第二个鸡架，然后再进入第一个鸡架，最后跑出去。在这样一系列的联想中，前一个反应把动物带入到下一个情境中，从而引起第二个反应，以此类推，直到最后。有三只小鸡如此这般学会了准确无误地穿过一长串迷津，在这样的“学习”中它们一共建立了23个联想。

上述所列举的小鸡、龟和小猫的学习，有一个消极的特征，就是缺乏推理和演绎思维，更看不出何种“观念”的有效运用。假使把读者引入迷津、笼子里或者远离家的地方，他对这些情境的反应中一定会包含许多关于情境的观念、判断和思考，而且他的行为很有可能受到推理所产生的一系列观念的大量“调节”。在令人烦恼的情境与解除烦恼的反应之间可能会加入一个小时的内部考虑、思考、计划等的时间。可是却没有迹象表明，决定困境中小鸡或小猫的行为的因素中有关于迷路、笼子、食物的观念出现。它们的反应是直接由感觉到的情境决定的，而不是由观念决定的。三个案例中的学习只能用呈现在感官前的情境与反应之间结合的加强或减弱来说明，反应在神经系统内就是动或不动的问题。较低级的动物偶尔也会表现出有观念的迹象，并对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它们的学习，大体上可用反应与情境的直接结合作出解释，无须观念为中介。

动物学习的特征

这些例子和以它们为典型代表的数以百计的动物学习案例说明了准备律、练习律和效果律，而不牵涉任何貌似起作用而实际无作用的模仿、观念发动动作和高级的推理能力。世上有某种受动物欢迎而不回避的事件状态，这就是动物满意的情境；也有它们无法忍受的、排斥的或极力摆脱的情境。由动物的行为所成就的情境与反应之间的联结，因为伴随满意的事件而加强；也因伴随烦恼的事件而减弱、消失。练习可以使联结增强，经常不用也会使联结减弱。这就是大部分动物学习的实质和总的特征。

这些例子还证明了学习的五个特征，它们的适用范围和重要性仅次于准备律、练习律和效果律。

第一个特征是，对相同的外部情境做出多种反应。被困在鸡架中的小鸡做出了多种反应，所以才有可能从中选择一种或几种反应与将来的情境建立联结。当小鸡在B处跳篱笆墙失败后，它的内部状态有了改变，所以它再去跳墙的可能性减少，而更多的可能是叫或跑。当它跑到C处仍然面对围困它的篱笆墙时，可能唤起的内部状态是启动它跑和往回跑。所以，由于篱笆墙的限制，加上无效的叫、跳和跑的失败，它把原始本性和先前学会的反应一个接着一个地做出来。

这个多种反应或变式反应原则至少涵盖百分之九十的动物和人的学习行为。按照通常的解释，这个原则并不普遍适用。因为，即使只做出了一个反应，也有可能改变动物的行为，也可能学习，并可能使联结增强，从而使做出这个反应更确定、更迅速，而且更耐久；或者是使联结减弱，以至于情境重现时，动物比以前更不可能做出反应；在反应与不反应的交替训练中，不做反应也是变式反应的一种。可是，如果我们对变式反应原则的解释包括这样的情况，即动物或者做出积极的反应，或者做出不积极的反应的情况（也就是说，当情境再次出现时，动物的反应或者有了改变，或者没有改变），这条原则就是普遍适用的了。

五个辅助原则中的第二个原则是我们称之为学习者的定势（或称之为学习者的态度、调节或决心）规律。把学习简单地等同于围栏中的一只小鸡，用这种抽象的观点是不能充分描述学习的。一只小鸡，由于其年龄、饥饿程度、活力、困意等状况不同，可能对外部情境有着不同的态度。依据该原则，一只想睡觉又不太饿的小鸡被困在围栏内时，它的“定势”不大可能引发逃出束缚的举动；如果它想寻找同伴和食物，可是神经系统没有做好准备，也不会做出有准备的反应；通俗地说，如果它不是“特别想出来”，就不会在意出来不出来。正如伍德沃斯（Woodworth）在解释同样的动物学习案例时所说的那样：“首先，我们必须假定动物有一种调节和确定行为目标的心身机制。正如我们想说的那样，动物必须具有想出去、想找到食物的欲望。不论动物的意识如何，作为一个有机体，它的行动表明了它的行为定势。这种调节机制持续发动反应，直至锁定目标为止；它是动物坚持不懈、努力达到渴望目标的原动力。因此，它的行为反应是这种调节作用与兽笼各种特征的刺激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个反应都与这种调节作用有关。”（Ladd and Woodworth，1911，p.551）

依据该原则，在任何外部情境中所做出各种反应都是动物的“定势”和“态度”的产物，反应所导致的满意或烦恼都以“态度”为前提。按照效果律，“成功的”反应是“态度”与外部情境的联结，这是普遍的原则。任何学习过程都以当时动物的“定势”为前提。

动物的学习还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情境中的某个要素在确定做出的反应上具有优势作用，这在人类的学习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例如，我在实验中用过的猫，经过一段时间后，能够根据我的行为做出反应。我的行为只是情境中的一部分，却能比情境中的其他一般特征更能决定猫的反应。这表明猫学会了对我给出的信号做出习惯反应，这在最初它是不会的。同样，一只已经学会了从12个箱子里打开门、跑出来的猫，学会的开门方法无非是拉一个环、转动一个木条或按压一块板等。现在把它放在一个新的箱子里，它会比以前“更注意”箱子里的小物件。这表明以往学习所建立起的联结，并非针对整个情境，主要是针对情境中的一个或几个要素。因此，当猫已经学会了转动门闩、逃出箱子之后，箱子的朝向是南是北、是东是西并不重要，不会导致行为差异；把箱子的十分之一漆成黑色或者把箱子增大五分之一，也都不会使猫产生太大的行为差异。实际上，猫仍然会像从前一样扳动开门的机关。当然，动物不会像一个有思想的人那样，完全严格地将反应只与情境中的某个重要部位建立联结。只要那个部位的附加物有些改变，就足以使它们产生困惑，远比给人造成困惑容易；而且在某些情况下，那些附加物一个都不能少，否则动物做不出正确的反应。然而，它们仍然能够清清楚楚地与整个情境的某个局部、部位、特征建立联系。乃至再低等的动物，我们也会发现，它们对整个情境所做出的反应可以或多或少地区分为对各个组成部分的反应，即它们明显地具有倾向局部活动的普遍规律，或者说“零碎活动”或“部分活动”的普遍规律。[1]情境中的某个局部、某个成分或某个特征具有独自引发反应的优势，并能排除同时在情境中出现的其他几个或一切成分，好像反应是专门与某个特定成分建立联结的一样。

如果把一只从没有被关进过箱子或笼子的猫放到前面所描述的箱子里，它的反应大致是尝试从板条的缝隙钻出、抓板条、抓箱子里一切可以摇动的物件、从横板条的缝隙伸出爪子、能拉动的东西就拉，等等。总之，它对这个人造情境的反应同它被束缚在丛林时所做出的本能反应一样。如果把一只以前好几次在同一类箱子里学会搬弄门闩的猫，重新放到一个新的箱子里，那么，它做出的反应将会是由两部分反应所构成的混合反应，其中一部分反应是本能倾向与束缚它的障碍物的结合，还有一部分是它在与新箱子相似的箱子里学会的反应。

这两个例子说明了相似律（low of assimilation）或类化律（low of analogy）。对于任何情境来说，比照它的本能反应或者以前没有习得的反应，现在做出的反应将会是本能反应与在相似情境中建立起联结的习得反应。所谓情境乙与情境甲相似，就意味着情境乙有时能够以相同的方式唤起情境甲所唤起的感觉神经元。

在低等动物的学习中清楚表现出来的最后一个重要原则，我称其为联想的转移（associative shifting）。寻常动物对言语信号做出反应的“技巧”（tricks）就是一个方便的例证。例如，在猫的面前举起一块鱼，对它说“站起来”。如果这只猫很饿，而且它又没有养成相反的行为习惯，它就会对鱼做出站立的反应。此时，与反应建立联结的是整个情境，包括站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发出的语音信号和鱼。经过恰当的安排、重复多次的尝试之后，即使省略了鱼，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也能唤起它的站立反应。此后，联结可以转移到单独的口头信号。如果采用某种限制手段，以满足它对情境中一个成分的注意为必要条件，那么，它对整个情境A、B、C、D、E的反应可以转变成对情境B、C、D、E的反应，再转变成对情境C、D、E的反应，进而转变成对情境D、E的反应，甚至对情境E的反应，而且，在情境中加入F、G、H等新的成分，在同样的限制条件内，我们就能获得学习者与它所感知到的情境相联结的可能做出的任何反应。这样，那些在一开始时完全没有能力唤起的特定反应，后来就完全有能力实现。其实，情境在一开始时就可能引起一个完全相反的反应。所以，你完全可以把一只猴子训练得每当你把一根香蕉放在笼子底下的时候，它就跑到笼子顶上去。

动物学习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简单的、半机械化的现象，即多种反应、动物对外部情境的定势或态度、情境中个别成分或局部唤起某个反应的优势作用、对与其相似的新情境所做出的相似反应，以及通过逐渐改变情境使一种反应从一个情境转移到另一个新情境而反应不乱——这些从动物学习中揭示出来的特征，同样也是人类学习的基础。当然，人类的学习更复杂，层次更高，例如，学习拉小提琴、微积分知识和工程学上的发明等。可是，如果我们不清楚在学习之初，发生在身体上的粗率反应是如何与感知到的情境相结合的、其中又依靠什么力量形成了联结，那么，要想理解现代文明人细巧而有计划的学习是断不可能的。而且，当我们对这些无论多么细巧、多么复杂、多么先进的学习作出解释的时候，这些简单的事实——联结因应用和令人满意而被选择、因不用和令人烦恼而被淘汰，做出多种反应和内心的定势是学习的前提，情境引发部分活动、其中的个别成分具有规定反应的优势力量，反应能够类化、联结能够转移——仍然是解释它们的主要事实，或唯一需要的事实。

注释：

[1]或者称之为局部反应定律或部分反应定律更好些。

第十一章　人的联想学习

学习的种类

人类的学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1）像普通动物所形成的联结，如同10个月的婴儿学习敲鼓；（2）用观念形成的联结，就像两岁的孩子听到“妈妈”这个词就想起了妈妈，想起糖果的时候就说“糖果”一样；（3）分析或抽象，例如，学音乐的人能够对一个音的上亚音做出反应；（4）选择性思考或推理，如同小学生利用语法规则和词根的意义解释拉丁文词句的意思一样。

一般动物所形成的联结常会出现在婴儿早期的学习中；出现在自学游泳和滑冰的过程中；出现在仅凭反复尝试的方法学打曲棍球和高尔夫球，并提高击球的距离和准确程度的过程中；出现在书法、表演风格、文风、交际手段等差不多所有不假思索就能进步的能力上。这种为了适应某个情境而不假思索地直接选择了反应（即不论反应与情境之间是否引起观念）的情况，也会出现在人类学习的实验研究中。

例如，一个全神贯注于打字的人，看了书上的字就马上在打字机上把它打出来。一开始不必逐字思索，也不必思考以前是如何打的，或打字的反应现在有了什么变化，其打字的反应自然会发生变化，打字的效率也会逐渐提高。布克（Book）曾说：“从学习者的内省记录来看……一切新的适应或简捷的方法都是在无意中获得的，学习者并没有有意识地那样去学。……他们忽然觉得在某些部分的工作上使用了一种新方法，觉得是很不错的方法，以后就会有意地使用这个方法。”（1908，p.92 and p.95）同样，一个要有意解决机械难题的人，很可能会在他随便摸索的过程中，偶然得到解决的办法或者是一部分解决的方法；而且在第二次尝试时，获得的方法比第一次还要早一些，学习就进步了。而这种进步几乎没有从难题的观念或自身动作的观念中得到多大的帮助。鲁格（Ruger，1910，p.21）曾经研究了这种解决机械难题的学习过程，也曾提到过许多近乎动物学习的例子。例如，“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做的。我只记得把中心环移到棒的一端，两部分就突然分开了”。对此，他还说了一段一般的解释：

“在这种难题测验中，人类被试的行为与动物的行为相比较……表现出许多动物行为的特征。在许多情况下，在取得了几次成功之后，解决难题所需要的时间仍然很长，而且是上下起伏波动的；在已经做了一系列的尝试实验后，后面的尝试时间往往比第一次获得成功的时间还要长。无助于问题解决的动作有时会无数次地重复，但却仍然保持一成不变。有时在几回成功的尝试中，第一步动作已经做对了，但却又退回去重做几次，中间还夹杂了一些莫须有的摸索动作，然后才进入下一步。……几乎没有一回不见有这些随便摸索的动作。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摸索动作是成功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同上，9页）

如果读者把一个六角星的图形放在镜子前，并只看镜子里的图形把六角星的轮廓描画出来，错误的动作会逐渐减少，这就是类似于动物学习的一个例证。正如斯塔奇（Starch）所发现的那样，一个人可能一遍又一遍地做那些自己明知是错误的反应。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显然，要想把线画对，唯一的方法只有不断尝试，直至成功。”（1910，p.21）

不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表现出来的事实上看，学习确实只有两个要素，一个是情境，另一个是内部条件可以改变的动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因素；那些能够使动物感到满意的神经活动过程被保留下来，而那些使动物感到烦恼的神经过程被抛弃。事实表明，某些学习只需要在反应与情境之间做出选择性的联结。

其他情况下的学习也遵循着同样简单的联结模式，只不过是联结中有观念。最熟悉的是儿童的心算训练。我们把“6加5，减去2，再除以3，再乘以5，然后再加上9，除以6，最后等于多少”的问题与将小鸡放在长迷津中的问题相比较，所不同的只是第一个问题在说出“6”之后，并在说出答案之前，在情境和反应这两方面都含有观念的成分。

用普遍意义的术语来说，形成牵涉到观念的联结大部分用“知识”来解释。听到和看到的文字与它的意义，事件与它发生的日期，物体与它的属性和价值，像“9+3”和“36÷4”这样的数学问题与它的答案，一个人与他的性格，一个地方与附近的建筑物，等等，所有这些，用情境与反应联结的术语可以列出一长串，其中，至少在人的内部有我们称之为观念或判读等的成分。

人还可以学会对情境中的个别成分单独做出反应，可是对于那些低等动物来说，这些成分却淹没在总体情境之中。人类的家具、对话和行为，对一只狗来说，只是一些模糊印象（就像读者看一张颠倒着的不熟悉的风景画一样，或者像老外听中国人说话一样，再或者像第一次掉进3米深的水里一样，或者像半夜里被地震惊醒一样）；可是对一个人来说，这些分别是可以理解的“物体”、“语句”和“动作”，而且人还会用颜色、数字、大小、形状、音量来定义和对待它们。人可以从生活情境中分析出许多成分，并对其做出单独的反应。

这些分析的学习和长长短短的推理及选择的学习，会在后边详细论述。而这些简单联结的形成，不论其情景与反应中有无观念，显然是应该首先考虑的事实。

习惯定律

这类学习几乎可以更好地称为联结的形成、习惯的形成、联想记忆和联想，显然是在前面的第四章和第六章讨论过的准备律、练习律和效果律所产生的结果。凡是经常伴随在一起发生的事情，或其结果足以令人满意的事情，在行为上就放在一起、保持在一起；而凡是长期分开的事情，或其结果足以令人烦恼的事情，就不能放在一起，而分开保持。这种联结、联想或习惯形成的规律为教育提供了两个明显的一般原则：（1）凡是伴随在一起发生的事情就应该放在一起，凡是没有伴随在一起发生的事情就应该分开；（2）令人满意的联结受到奖励，而令人不满意的联结不受欢迎。或者在结合的方式上，练习和奖励令人满意的联结，阻止和惩罚令人不满意的联结。这些学习过程的心理规律和教育原则是教给初学者的基本教育原理之一。它们似乎非常清楚，甚至不需要说给初学者，更不必在此多说。但是，一考察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著作以及教科书、课程设置和学校里的课堂练习，就会发现这些心理规律和教育原则不是被忽略，就是被误解，几乎从来没有在教育实践中自始至终地被应用过。

当教育理论家们用那些诸如注意、兴趣、记忆和判断等一般能力的术语来解释学习，而取代大量联结的时候，或者当他们求助于学习、发展、适应和调节等模糊的势力，而取代决定行为的练习律和效果律的时候，或者在他们假设只有良好的行为观念才会产生良好行为的时候，这些规律和原则就被忽略了。

在学校的教育实践上，它们也被忽略了。当学生会熟练地计算“7+9”、“3+5”、“8+4”等个位数加法后，即一旦掌握这个知识后，就假定他们自然能够学会诸如“17+9”、“23+5”、“38+4”等两位数加一位数的加法了；当小学生知道了学习“分数除法”的困难时，就不用跟他们解释为什么要把乘数“颠倒相乘”或乘以“乘数的倒数”了；在学习拉丁文时，只要学生们的单词拼写熟练了，就不给学生讲解诸如bonus-a-um、boni-ae-i、bonoae-o等动词的结构变化了，或者不讲诸如amo、amas、amamus、amatis、amant、amabam、amabas等单词的各种变化了；他们把增加功课或让学生留级作为学校里常用的惩罚手段，或者作为对问题学生的帮助手段，直到学生毕业。

作用于人类联想学习上的准备律、练习律和效果律表现出与动物学习相同的副律，即变式反应、有机体定势和总体态度的引导作用、个别情境成分的优势作用、按照已建立的联结对新情境做出的反应、反应的转移。但是，由于人类学习所依赖的本性不同，学习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这些副律的作用方式和效果也不同。再者，这些副律的普遍重要性虽然在前一章已经被证实，但却过于简单，这里需要逐条补述。

变式反应或多式反应——一个人在家庭、社会和学校生活中，尤其在自我教育的影响下，通常自始至终都会表现出“正确的”反应。因此，当一个人用早餐时，无须学习从几条路线中选择一条到餐桌的正确路线，或者从一开始就有人引导他走上应该走的路线；一个人凭借已有的经验，一看到“9×7”，就倾向于作出“63”的反应。但是，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变式反应是学习的第一步。有时候，我们总想一开始就做对反应，而且永不做错，可是却常常不能如愿。例如，在学习外语发音、英文写作的针对性和力度上，以及在台球和网球技术的掌握上，都不能事先担保做出的反应是正确的。有时，我们甚至想精心地设置环境，使设置好的环境简单到只能做出正确的反应，而不能做出其他任何反应的程度。可惜，这样的努力往往得不偿失。所以明智的做法是，不如让学习者多方尝试，其中比较好的反应自然会使他感到满意，或者用社会的奖励决定他的选择。更何况，我们还做不到这种精心的设置，还不知道正当的动作或思想是什么，以致不能为学习者预定唯一的反应。所以，就像许多小学生学习了“1/4÷1/8=2”那样，他们之所以只回答等于2，而不等于1/2、1/32或是32，都是因为教师的认可。

态度、倾向、事先调整或“定势”——这是一条普遍的行为定律，即对任何外部情境所做出的反应，不仅依赖于情境的自然状况，还依赖于人的自身状态；而且，即使把人自身状态的一部分归结为情境，其反应仍需依赖剩下的自身状态。由此得出这样一条普遍的学习定律：任何引起人变化的原因，都要看那原因起作用时，人的自身状态如何。人的自身状态可以细分为两种：一种是比较持久和固定的态度或曰“定势”，另一种是比较短暂的和多变的态度或曰“定势”。

事实本来是清楚的，可是却被那些对行为控制感兴趣的心理学家们忽视了。他们一方面把行为的控制假设为极其简单的基本联想机制，另一方面又假设行为控制来自极其神秘的意识力量。“打印出来”的同样的文字，对孩子的学习却有不同的影响，全看孩子是关心文字的意义，还是在意文字的拼写。247和126就是两组数字，可是决定学习结果的却因小学生事先心理倾向的不同而不同，他们或者只是抄写数字，或者是做加法、做减法或做乘法。手里握着相同的扑克牌，玩“克里比奇”是一种打法，玩“惠斯特”桥牌却是另一种打法。

马尔贝（Marbe）、瓦特（Watt）、阿赫（Ach）、梅塞尔（Messer）、比勒（Buhler）以及其他人已经报告了他们在联结的思想过程实验研究中经过仔细观察所得到的证据，所以，个体的“定势”决定反应已是明显的事实。从这些相当自然的实验中可以发现，在一个小时前，由实验指导语或问题定式所形成的态度，比那些由具体的知觉和表象所同时形成的一大堆意识更直接地决定了思想的活动。任何人都能够很容易地从他自身的那些明显不同的反应中获得这些相似的证据，即先前不同的指导或不同的工作经历决定着他对同一情境所做出的不同反应。

那些比较持久的态度或“定势”对反应的影响，在不同的人群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英国人与法国人、诗人与画家、一家之长与单身男人、音乐爱好者与忽视音乐的人、渴望赞誉者与自我支持者等。对任何情境的反应都是由这些不朽的调教左右的，而不单是情境本身已与人形成了什么具体的联结。

态度或“定势”不仅决定着人的所做所想，而且还决定着他满意什么和厌恶什么，这差不多也是明显的事实。饥饿状态不仅能推进某些实际联结的形成过程，而且会使某些传导单元做好传导的准备。准备律对人行为的影响，尽管不如它对粗略的外部反应的影响那么直接，但也始终表现在人的行为上。如果让一个孩子准备做减法，他一看到6和7，却想起了13，就不如事先让他准备做加法更使他感到满意。相同的事件状态，可能受到欢迎，也可能遭到拒绝，所以，不同的态度或“定势”对学习有截然不同的影响。同样是学习射击，“定势”却可以决定究竟是把人打死，还是只把人打伤。同样是棒球比赛，却既可以比赛看谁投得远，也可以比赛看谁能把对手三振出局。同样的一个击球，可能会使一个容易满足的高尔夫球选手感到骄傲，但却会使另一个目标高远的选手感到烦恼。一个游戏规则如果稍加修改，一年前还很受欢迎，现在却可能使人感到极不满意。在《威尼斯商人》这部戏剧中，一个激进的演员，当他第一次决定把夏洛克演成一个悲剧人物而不是喜剧人物的时候，他不仅要重新设计一套打动自己的面部表情和手势动作，而且还要看到观众的哭泣、静默的忧虑和惊愕之状才能使他获得新的满足。在词汇联想实验中，当要求写出词的同义词时，人却偏偏想出了它的反义词，因此会觉得这是何等的乏味、何等的令人懊恼。

态度或“定势”实际上具有双重的重要功能：既有助于决定一个人想什么或做什么，又能确定他满意什么和厌恶什么，这两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是儿童的学习还是成年人的学习，都必须利用情境所提供的条件。要让学生始终怀着热诚之心，敞开胸怀，用科学方法对教学的主题做出反应，而且还要不时地面向课程所提供的具体情境，从中吸取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正是教育理论的一大部分需要研究的问题。赫尔巴特学派（Herbartian）提出“准备阶段”；麦克默里（McMurry）主张要为小学生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杜威的观点是，学生应该有恰当的需求和解决问题的态度；巴格利（Bagley）所要求的是，在学校的训练中，要把培养学生形成一般方法、步骤的思想观念作为一种控制力量表现出来：这些就是明显的例证。

情境的部分活力或个别活力——决定一个人对同一个情境做出不同反应的最普遍的看法就是，情境中的某个成分对反应的影响占有优势。在人类的学习中，情境中一些成分的部分活力或个别活力也是引起反应的一个规律。没有人会像低等动物那样，对情境不分析、不确定，不分高下地与整个情境建立联结。不过婴儿有时也会这样做，当他要表演自己的一个小把戏时，往往会要求在相同的房间、有相同的人在场、听到同样的声音和音调才表演。然而，除了早期婴儿和低能人之外，任何情境都不可能平均地发挥作用。情境中的各个成分，有一些被我们忽略了；有一些我们只是轻微地意识到了；还有一些与思想、情感、动作等活跃的反应建立了相应的联结，积极地决定着一个人的未来。

那些人类个体能够摆脱情境的其他部分而优先识别出来的成分，远比动物所能识别的成分更为精细、表面上看来更不容易识别。人的大部分智力习惯由那些所见所闻的事物引起，而这些人能识别出来的东西对于猫和狗来说，却永远无法从整个视听领域内被识别出来。人的许多智力习惯是由文字、词汇和句子引起的，是由形状、数目、颜色、意向、功能等特性引起的，是由空间、时间、相似、因果、类属等各种关系引起的。而这些属性和关系对于低等动物来说，就如同一首大乐章交响曲的旋律无法感动没有音乐天赋、没受过音乐训练的6岁儿童一样毫无影响。

总体情境中的个别特征或个别成分之所以具有决定反应的潜在力量，既得益于分析思维的帮助，其本身又是分析思维的结果。分析思维是人在新情境中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知识的进步远不在于所遇到的世界总体情境有多少，而在于能够从早已熟悉的情境中洞察其结构和关系。

人对细微而隐蔽成分的反应习惯，尤其是对潜伏在总体情境中且必须抽取出来的关系的反应习惯，其反应结果与对总体情境的反应习惯，或者对那些容易从情境中提取出来的成分的反应习惯所产生的结果之间大有不同。因此，选择性思维、抽象作用和对关系的反应与记忆、习惯和接近联想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固然也是习惯，只不过归因于准备律、练习律和效果律，并受个人能力和训练的制约，而且是与情境的成分、事实的某些方面或它们的符号所形成的联结而已。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后面我还要进一步论述。

同化或类化反应——本能律、练习律和效果律不仅能够解释对以前经历过的情境的反应，还能解释人对新情境的反应。人对任何新情境的反应，都是他对相似情境的反应，或是对相同情境成分的反应。因为，他与新情境没有任何联结，所能形成的联结只能是新情境与相似情境的已有反应的联结。

如果沿用老的僵化的观点看待习惯，习惯就是一系列牢不可破的联结，其中的每个联结都是人对所遇事件的具体反应。如果用这种观点看待习惯的话，就只能用它来解释经常重复的联结、非常可靠的联结和永不改变的联结，而无法解释新经验所形成的联结了。就事实而论，我们可以用人的这种或那种态度或“定势”来解释这种新联结，也可以用情境中个别成分的优势作用来解释新联结。然而，尽管如此，不论是在以前经常经历过的情境中，还是在很少经历过的情境中，或者是在从未经历过的情境中，总能发现练习律和效果律的作用。

凡是人在情境中所习得的反应，凡是在人本性前提条件下所做的任何事情，总逃不出应用、失用、满意或不满意对行为的作用。当人面临一个新情境时，不存在随便臆想出来的迷魂药，会使人的本性行为无法预料地抽风般地反应一通。习惯并不是远远地站在那里，任凭什么新奇古怪的东西来左右人的行为。事实恰恰相反，当一个新情境出现时，确实没有什么比与旧情境联结的行为更容易表现出来。孩子见到新物体、野人见到新工具、发明家新造火车和汽车、学童初学代数、外国人学习讲英语，在这些所有的事情上，显然是那些旧习惯和原始倾向一起，共同决定了新的反应。同时，这些事例也证明了上述规律。

如果情境是全新的情境，甚至一点儿也不像以前反应过的情境，而且它既不能唤起人的任何原始倾向，又不与任何能引起原始倾向的事物相似，在这种情况下，类化的反应必然失败，而且所有的反应也都将失败。面对这种新的问题情境，人的本性简直就成了瞎子和聋子。可是，人类学习所涉及的新经验却是这样的一些新经验，对新情境所作出的反应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当人面对一个新情境“abcdefghij”时，所做出的反应会是本能反应或习得反应中与之最适合的反应“abcdelmnop”，或者是“abcdegrstu”，再或是“fghiabyd”，等等。

由于“相似”这个词比较模糊，从而使类化反应规律也变得稍微有些含糊不清。例如，在“情境A与情境B相似”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情境A能在人的神经元上引起情境B所引起活动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相似，不一定是那种按照逻辑或科学原理考证之后，令人不得不承认的相似。例如，在化学家的眼中，金刚石与煤炭相似；可是对那些从未见过金刚石的人来说，当他们见到金刚石时恐怕不会按照相似规律把它称为煤炭。据我们所知，科学家每一次大的发现，其目的都在于开导人类大脑的神经元，使原来由本能和日常练习所形成的不同反应变成相似的反应，而对那些被原始本性和日常经验同化了的事物做出不同的反应。

还有一组明显的习惯需要注意，即由于类化的作用，人经常用类似的反应来替代一些反应，或者交替作出这些反应，或者有时与这些反应相结合。如果情境中有了新奇之处，儿童就会呆呆地说“我不知道”、感到困惑和迷茫等，这些反应是他们早就养成的一种习惯。成年人身上多少也会保留这种习惯。由此可见，人们不仅对情境中的相同点做出反应，对不同点也做反应。对某些不同点的反应，按照本性就是呆看、好奇、观察或惊讶，等等；一经训练，其反应又会变成“我不知道”或“这是什么”，等等。正如前文所说，任何情境的影响都是它各个成分的联合影响。成分中，凡是以前与某反应建立联结的，按照习惯规律会产生同化现象或类化反应。可是，一旦遇到怪异的地方、令人迷惑的地方，或者真正新奇的地方，按照本能或习惯，就会使人惊讶地看，使人自认为无知。因此，就会发生以前在同样的事情上令人满意的问话。可以说，这些反应与其说是类化反应的例外，不如说是把当前的新奇点当成以前的新奇点来看待的例证。

反应的转移——由于本能和习惯的作用，隶属于情境“abcde”的反应可以移属于“abc”或“abcfg”的情境上。这个道理既可以用来解释同化反应，又可以用来解释反应的转移。从情境“abcde”开始，我们可以把情境中的旧成分逐一抽掉，再加入一个个的新成分，直至把原来的反应转移到与原来情境完全不同的新情境（fghij）上。否则，新情境“fghij”可能永远也不会建立起联结。从理论上说，这个情境变化的公式可以写成：abcde→abcdef→abcfg→abfgh→afghi，最后到全新的情境“fghij”。按照这个公式，可以使任意一个反应与任意一种情境建立起联结。只需注意在每次转移时，务必使原有反应的发生比对抗反应的发生更能令人感到满足。理论如此，而实际的转移范围真能如此吗？把人的欲望从可以满足欲望的事物上转移到原本令人毫无兴趣的事物（如一张印刷品）上，把厌恶感从确实令人厌恶的事物上转移到十分忠厚、平和的名词（诸如“政党”、“财阀”、“工团”）上，原来也不是不可能的啊。

在反应转移的全部事例中，最重要的就是令人满意的反应与令人厌恶的反应之间的转移。这两种状态既然是左右行为的力量，怎么能全然不顾本性，或者竟然与本性相反呢？而且，即使获得了这种转移，其生理机制也不清楚。可是，事实却不容置疑，除了上一节提到的限制条件外，满意和烦恼确实可以转移到任何情境中。例如，简单的户外运动，儿童们见了无不快乐，个个欢喜雀跃；还有日常见到的形形色色的各种感觉经验。但不幸的是，这些却会令一些人感到烦恼。所以，终究会有那么一天，要么人们最大的收获就是做他喜欢做的工作，劳动就是自己卓越的奋斗目标，而且思想坚定，毫不动摇；要么就是在人的脸上永远看不到幸福的神色。

第十二章　分析和选择的学习

一般的分析与选择

一切学习都是分析的。（1）所形成的联结绝不源于全部的整体情境或一时的全部情境状态。（2）任何形成的联结中总不免会有许多小的联结，起因于情境的各个部分，而形成于反应的各个部分，而且每一个都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因此，如果情境的某部分归入新的组织，那么，反应的一部分也有脱离旧的隶属而独自出现的趋势。通常用符号S_1→R_1或S_2→R_2表示一个联结，其实都应该作为（S1a＋S1b＋S1c＋S1d…S1n）→（R1a＋R1b＋R1c…R1n）来解释。从情境中分析出来的一些成分能影响动物，而其余的保留。凡是这样抽绎出来的用以改变学习和将来行为的成分又各与神经元有着具体的联系，一组神经元选择一个成分，另一组神经元选择另一个成分。当对原来的情景重复作出反应时，这一组一组的神经元虽然仍旧相互协作，但它们并不合成一个不能分解的绝对单元，所形成的联结仍然各有其优先权。

形成的联结从不绝对起于动物身外的全部整体情境。因为，按照动物感觉与注意的原来范围，它已经把情境中的某些元素忽视了，而且后来习得的兴趣又格外能使它有所拒绝或有所欢迎。如此的取舍，是否对将来的反应有特殊的效力，需在“选择学习”部分做更详细的描述。

由于人的感觉神经元就是这样的一套能分析的器官，又因为人的联络神经元有把由感觉神经元传来的神经冲动进行整合和扩散的机能，所以，每一个总体情境与总体反应的联结都是由许多情境成分与反应成分所形成的小联结组成的。例如，婴儿“高高兴兴地叫妈妈”的行为，就是建立在一见到“微笑的母亲”（称为情境S1a），其感觉神经元立即引起一个神经冲动，加上总体情境中的那些其他附属情境（这些附属情境称为S1b、S1c等）一起与身体的反应形成了总体联结之上的。但是，这种“微笑的母亲”情境（即S1a）与“高高兴兴地叫妈妈”反应中的子成分之间又形成了小的联结，并与总体联结中的其他成分各自有些独立性，而且独立性的差异程度很大。在一种极端的情况下，总体联结的各个成分可以很密切地协作，甚至叫做“融合”。以至于从表面上看来，一个情境成分归入一个新的总体情境之后，几乎完全不能保留在旧的总体情境中所形成的联结倾向。例如，读者可以牢记图12—1A中与三个图形组合对应的三个字母组合。当你看到图12—1B时，尽管图形组合的排列顺序发生了变化，但你仍能正确地说出这些图形组合所对应的字母组合。当你迅速看完图12—1B，再看图12—1C时，这种图形组合所对应的字母组合应该是trandig。可是，你恐怕不能正确地说出它们了。

图12—1　建立联结实验

在另一种极端的情况下，总体情境中的各个成分相互独立而各自分离，甚至在新组织的情境中几乎完全不能引起旧的同属反应。例如，先训练被试当视野中的色彩从白变红时，对他的右手突然一刺，使其闭眼而张开右手。然后再训练他当视野中的颜色从白变蓝时，他的右手受到一个湿冷的刺激，使其眼睛仍然保持睁着而且紧握右手。形成上述完整的联结后，对被试的右手突然一刺，同时视野中的颜色却是从白变蓝，这时被试或许会张开右手而不闭眼睛。

现在试设想有一个情境，按照本性或按照准备率、练习律和效果律已经形成了某种联结。再设想，这情境中的一部分在新组织的情境中出现，而且清楚分明并有特殊的势力，或者说它独自出现。[1]按照部分活动与类化反应的原则，它所能发生的影响势必尽量发生，于是这一部分情境势必引发以前所形成的总体反应，又特别能够引起以前与小部分情境所形成的特殊反应。假如这个特殊反应具有充分的势力，就可以成为新反应中的主要分子，因为现在的新情境不过是那个旧成分加上新组织的情境而已。

在低等动物和婴儿中，情境似乎比较能够发挥整体作用，情境与反应之间连接的结合，即所谓的联结也比较能够发挥整体作用。所以，如果让狗当众表演一个特技，例如，按照人的口头吩咐跳上一个箱子向人要东西，恐怕只对它说句话是不行的。说话人的声调、面部表情和身上的气味等可能得缺一不可。可是它一跳到箱子上就会做出向人要东西的反应。然而，即使是在低等动物中，情境中的成分与部分反应所形成部分联结也是常见的。除智力障碍者以外，现代生活的训练使人对情境所形成的部分联结数量浩繁，其中不乏一些精细的联结。这样的训练使人形成了一种能力，即只要心理有了反应定势，一遇到情境中的某个成分，立即发生某种反应，而且几乎完全不顾情境中的其他成分有何不同。的确，在人的智力活动中，辨别、抽象、区分等的作用几乎与联想的结合同样重要。几何、语法、物理、法律等知识的学习大概与习惯记忆的程序几乎相反。为初步论述起见，这种分析的学习确实容易与纯粹的联想学习有所不同。但是，正如下文所述，它们的基本机制是相同的。

人的一切学习，甚至所有行为都是有选择的。人们从不把一个情境照原样一概接受，或者像镜子那样一律地反映、一律地表征。他们的心理活动从不像一块白板那样把外界情境一一完整地记录下来；也不像照相机里的底片那样，凡是拍摄到的东西就不分轻重一概保留在底片上；更不像一块电表那样，指针随着用电量的多少而随时变化。即使是在外界条件的限制和强迫下，人不得不照原样接受、照原样去做，他的感觉器官似乎仍然能够拒绝情境中的一些不重要的成分，而且绝不会像其他情境那样发生影响。人有原始的倾向或习得的倾向，早把情境中的一些成分忽视，而把其他一些成分大大地增强了。

所有的行为确实都是选择的，而且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所以，通常总把它们与前章所讲的联想行为相比较。其中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外界事物中或心理上非常精微的一个细节能够决定一个人的思维活动方向。有的心理学家说，习惯形成时，即有记忆和时空接近联想时，情境决定人的行为反应，而无需人为的努力。所有的总体联结起源于具体情境，其余的作用只需用学习定律来解释。但另一种情况却是，人在某些一时的思想中，有意选择了某情境并决定了后来的思维方向，而使情境本该引发的行为反应没有发生。这明明就是人在左右情境嘛。论及此，将不得不引出推论或推理的能力。

由于本章是对选择学习的初步描述，所以，这种对比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将有选择的思维活动与具体的几种联想做出这样的区分还有永久的价值。但是，我们将会看到，推理的学习与学习定律既不对立，也不分离。考虑到人类的本性和所受到的训练，推理实为学习定律的必然效果。仔细考察有选择的思维活动，就会发现除了准备律、练习律和效果律之外，无须用其他规则来解释。在联想的学习中，本来就有“情境的部分活动”之说，而选择不过是其中的极端事例而已。现在，把学习的特殊情况归结为抽象和推理等神秘的能力，并不能使我们格外地理解和控制它们。

学习所形成的联结常常不外乎起于总体情境，或起于一般所能鉴别的情境成分。唯有当人们遇到新奇的问题时，其行为才不限于这种学习，或者与之相反。所以如此的原因有二：其一是，那些精细而微密的联结必然起于微密而不常鉴别的成分，与那些粗糙而常见的联结不同，而且有时相反。但两者都出于练习律和效果律，并无二致。其二是，在遇到新奇问题时，心理定势或态度极可能把通常的反应逐一拒绝，因为它们不适合某种欲求的目的。联结虽多，而能够使一时的态度感到满足的很少。可以想到的思路也就以此为限了。

精细的分析

从总体情境中分离出一个精微的成分（而不管其余的情境成分如何），并与反应中的一个成分建立永久的联结，这样的学习可以举出一些常见的例子、一组事物的数量、一个对象的形式、一个数值在个十百千位上的数字、负数的负号、声音的高低、一个对象的热量等都是。要了解这些学习的作用，不如看我们在辅导这种学习时所用的方法各有什么意义。

辅导孩子进行分析学习的首要方法是，要求学生对总体情境要抱着一种一部分一部分细致观察的态度，把一个个成分都注意到，尤其是在接近某个特殊成分时要特别注意。例如，教孩子对“5”做出反应时，可以举出5个男孩、5个女孩、5支铅笔等，并且对他说：你看看有几个小孩子站起来了。只有赵大站着吗？是不是只有两个？我指着他们，你叫他们的名字，仔细数数看。赵大是1个，钱二是1个，孙三又是1个；赵大和钱二是2个；赵大、钱二和孙三加在一起是3个。以此类推，用心地数。心理的态度取向会使孩子对事物“数量”属性的关注有超越关注其他属性的势力。而且要特别提醒孩子关注数量“5”与“1+1+1+1+1”所建立的联结。

用于促进情境分析的第二种方法是设置很多具体的情境让初学者对其做出反应。这些情境都包含某个成分（把它称为“甲”），而其他成分各不相同（称之为“乙”）。学生的反应也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甲的联结，另一种是与乙的联结。

例如，儿童每次见到一组相应的情境，即可做出一个相应的反应：“5个男孩”、“5个女孩”、“5支铅笔”、“5英寸”、“5英尺”、“5本书”、“他走了5步”、“我敲了5次桌子”，等等。心理定势是看实物的数量是多少。这样，反应中的“5”就与情境中“5”的成分发生了多次联结，而与其他成分的联结却只有一次。该情境中的其他成分也各自有其专门的小的联结。例如，看见一排男孩子，其反应中的一部分很容易是说“男孩子”。但是，这些反应成分与情境中“5”的成分只有很微弱的联结。这些微弱的联结虽然有时能融为一体[2]，有时互相重叠，但大致是相互抵触的。因此，那些不受抑制的情境中的“5”个事物与反应中的“5”的联结就会格外清楚明显。

经常用来促进分析的第三种方式是用一对一对的情境让初学者作出反应。每对情境中的一个情境具有某个成分，而另一个情境却有相反的或很不相同的成分，其他的情境组织则完全相同。例如，教儿童学习对“五分之一”的事物作出反应，不仅要让他对“饼的五分之一”、“蛋糕的五分之一”、“苹果的五分之一”、“十英寸的五分之一”、“20人一队士兵的五分之一”等做出“五分之一”的反应；而且在他们作出反应的同时，还要逐个与“5张饼”、“5块蛋糕”、“5个苹果”、“5个十英寸”、“5队士兵，每队20人”等相对比。同理，教人学习“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时，也要与“十倍”、“百倍”、“千倍”做对比。这些方法都是利用了形成联结的学习定律，使反应中的一个成分脱离了总体反应而隶属于情境中的一个成分。它们都是利用应用、失用、满意、烦恼的势力，使本不能独立的成分像实际独立的成分那样影响人，使所形成的联结竟然不顾那些包含这个成分的总体情境。对此，用符号作一般的说明最方便。

试用AB、AC、AD、AE、AF和AG来代表一类情境。其中A所代表的情景成分都相同，而其他成分各异。假如按照本性和练习律，儿童对这些情境的反应分别为R_1R_2、R_1R_3、R_1R_4、R_1R_5、R_1R_6、R_1R_7。又假设人的神经元有能力使这些反应像R1、R2、R3、R4、R5、R_6、R_7那样，各自独立地发生。现在，让一个人对AB、AC、AD、AE、AF和AG等各个情境各反应一次，则按照使用律，各个联结的强度如表12—1所示。

表12—1　联结的强度一

由表12—1可见，R_1与A的联结次数是R_1分别与B、C、D、E、F、G联结次数的6倍，也是其他反应R2、R3、R4、R5、R_6、R_7分别与A联结次数的6倍。假如现在有一个新的整体情境AH出现，则A的规定反应将比以前更有势力，而且R_1将比R2、R3、R4、R5、R_6、R_7对包含A的情境作出连带反应的机会更多。如表12—1所示，表的最上一行是刺激成分，左边是反应成分，中间是反应次数。

现在，再进一步地假设，情境成分C与B相反，或明显不同；E与D相反，或明显不同；G与F相反，或明显不同。所谓“相反”或“不同”是指在反应的成分上，R_2与R_3、R_4与R_5、R_6与R_7完全不同，甚至不能同时发生在同一个生命体上。要表示这种情况，可以用R非2代表R_3、用R非4代表R_5、用R非6代表R_7。假如一个人对AB、AC、AD、AE、AF、AG等情境各反应一次，则按照使用律，联结的强弱应该如表12—2（表12—2的结构与表12—1相同）所示。

表12—2　联结的强度二

如表12—2所示，情境成分A与R_1的联结次数也是其他情境成分分别与对应的反应成分联结次数的6倍。A和R_2的联结与A和R非2的联结相抵触，所以，R_2和R非2实际上都不能发生。[3]只有A的成分不受牵制，可以自由活动。A与R非4的联结、A与R非6的联结有无效力，自然也不言而喻了。

试再用一个“非A”代表一个与A相反，或至少与A明显不同的情境成分。所谓“相反”或“不同”也采用前文的含义，即对非A的反应（不论是原始的还是习得的）都与对A的反应很少有相同的成分，或绝无相同的成分。而且不能与对A的反应同时在同一个生命体上发生。现在，让一个人对AB、非A和B，AC、非A和C，AD、非A和D等各做一次反应，则按照练习律，各个联结的强度如表12—3所示。

表12—3　联结的强度三

由表12—3可见，A成分与R_1联结6次，与相互抵触的各对反应（R_2和R非2、R_4和R非4、R_6和R非6）的每个成分各联结一次。非A的成分与R非1联结6次，与R_2和R非2等反应各联结一次。B、C、D、E、F、G与相互抵触的R_1和R非1联结的次数相等。所以，按照练习律，R_1与A相联结；而A与其他任何反应的联结都相互抵触；B、C、D等与R_1虽然各有微弱的联结，但也都相互抵触。A成分在所有一切情境中占有优势地位，相比之下，它与R_1的联结强度极高，超过其他任何联结。

假使AB和AC等情境变为ABCDEF或AGHIJK等情境，而R_1 R_2、R_1 R_3、R_1 R_4等变为R_1 R_2 R_3 R_4 R_5 R_6和R_1 R_7 R_8 R_9 R_10 R_11 R_12等（其中R_1、R_2、R_3、R_4等也能各自独立发生），上述的三种作用仍能同样出现，只是说起来比较周折。反应之中假如有两个反应必须连带发生，例如，R_13必须连带R_26，而且R_26也必须连带R_13，则表中的实际数据会有变更。但是，只要R_1没有这种不可回避的连带关系，那么，三个表中的组织结构仍然可以应用。假如R_1与其他反应（例如R_2）有这种连带关系，A成分就当然不能与R_1单独形成一个联结了。即在前面的表格中，如果R_1发生R_2必然也发生，反之，出现R_2必然也出现R_1，则R_1和R_2应该作为一个反应单元来分析。

AB和AC等情境出现的次数还可以不相等，以致所形成的联结强度与表格中的实际数量关系不同，但只有一般的作用没有区别。

以上讨论了应用律和失用律如何使相当的反应成分隶属于某种细微的情境成分的效果。除此之外，满意与烦恼的影响效果也有三类：一是当总体情境引起R_1 R_2、R_1 R_3等反应时，如果其中的联结能够使人感到满意，则一开始就能增强其联结势力；否则，必然在淘汰之列。二是，如前文所述的情境互相进行比较，致使A特别能够与R_1形成联结。这样的联结也能因为其使人满意而增强联结强度。而A与R非1的联结倾向或非A与R_1的联结倾向分别因为使人烦恼而被淘汰。[4]三是不论何处，凡是A能引起的相当反应，不论有无形式上的比较，只要其联结能够使人满意，其联结强度就势必增强。

所以，不论是辨别什么乐器发音的高低，还是求什么数值的平方根，不论是证明多长或什么比例线段的三角形，还是证明任何一对事物的相等，以及判断任何人、任何事的实在与否，凡此种种，实际上无一不是联想的学习。除了应用、失用、满意、烦恼之外，无须引出其他势力。“在这些实际情况下，只因许多情境共同具有某个成分，而其他成分各异。所以，当反应与情境联结时，与某成分的联结很牢固，而与其他成分的联结很微弱。换句话说，只因许多情境共有某个成分，所以，当那个成分与反应联结时，凡是与许多情境成分无一不建立联结的，就会与那个成分建立很牢固的联结；凡是与少数情境成分建立联结的，与那个成分的联结也比较微弱。例如，一个三角形的物体与说‘三角形’和想‘三角形’就建立了很牢固的联结，而与说或想‘白’、‘红’、‘蓝’、‘大’、‘小’、‘钢’、‘铁’、‘木头’、‘纸’等的联结就不很牢固。所以，一个情境所能引起的不仅是总体反应，其成分中若有曾在其他总体情境中出现过的，也能与一个反应成分形成联结。如果一个动物遇到含有某成分的情境就反应，而遇到没有该成分的情境就不反应，则按照练习律和效果律，单独与该成分建立联结而不顾其他成分，是理所当然的。情境中的一个成分能够有这种特殊的能力来规定反应，并不是超出了形质的神秘作用，而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情境。一切学习无不如此。”一只关在箱子里的猫能够踩压踏板、开门逃出来，它是不管箱子朝南朝北，也不顾温度是50度还是80度的，更不顾是一个人站在前面还是两个人站在前面。而且不论是十分饥饿的猫还是有些饥饿的猫，不管箱子外边是鱼还是牛乳，都是这样。因此，所谓分析的学习都不过如此，这只不过是个极端的例子罢了。一切学习都是分析的，都是代表总体情境各成分活动的。至于人类，因为有某种本能以及练习的过程，情境中很细微的成分也会发挥作用。

进行分析的学习，人们不一定要对事物费尽心思地比较。这样细致的分析并不多见。只要能把一个成分找出来，并独立确定反应，就是最后的成效。人先天的联想可能都是杂乱无章的，而且旷日持久。所以，聪明一些的3岁儿童心里如果有了“数量”的观念，见到许多事物中都有“两个”的特征，反应中就会有“说2”或“想2”的成分。可是，他们最初的这种分析不一定来自有形式的训练。而在学校里，教师却专门教人如何进行有条理的抽象。其教学的起点正是因为儿童已经有了不完全、不适当的分析。所以，在幼儿园里，数目、色彩、形式、大小等的分析训练，都假定儿童至少能够初步将一个与多个、白与黑、大与小、圆与非圆作为独立的成分来反应。儿童即使受到了系统的训练，也非一劳永逸。其后如果不经人指导，儿童仍需自己进行尝试，才能使训练过的更加牢固、扩大而更加精细。所以，一般儿童在学校里学到十进位的加法后，只不过对进位加法有了初步的反应能力。正确的反应仍需继续学习，才能知道“4×40=160”、“4×400=1 600”、“800-80=720”、“800-8=792”、“800-800=0”、“42×48=2 116”、“24×48=1 152”等是正确的、令人满意的，而“4×40=16”、“24×48=832”、“800-8=0”等是错误的、令人烦恼的。分析能力无论是经过偶然的、非系统的过程形成的，还是如上文所说的那样，经过精心准备、逐步考察和比较形成的，其作用实际上都没什么区别。

偶尔，一个成分似乎从在总体情境中一跃而起，并把相应的反应成分一同带出来，而且特别鲜明。对此，上文所讲的抽象联想似乎毫无解释作用。正如鲁格在解决机械难题的过程中所发现的那样，有时总体情境中的某个特征消失在总体情境中，有时却突然闪现，并导致问题的成功解决。这种情况的一般原因是那个成分在充满工作活力的总体联结中已经建立了有优势的小联结，不过是由于人的内部情境一时不允许它活动。但是，人一直保持它对问题的专注并处于准备反应的状态，一旦它获得了足够的优势，就会唤起它的反应。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是，人的神经元本来就有所谓的“偶然的”活动，即不知来由的活动，或许也有可能使某成分突出显现，并结合了某种反应。这里，我虽然把人所形成的联结尽可能地罗列出来了，但是仍然不能揣度这种联结所以形成的原因。这种不劳而获的联结为数极为稀少。无论如何，此处无须赘述，因为按照假定，它们的来历非人所能知。

高级的选择

在人的思想和行动中，一个情境有时竟能激起以前从未受过原始倾向或者练习律和效果律影响所形成的反应。这样的行为显然超出了本能和学习的范围，甚至与本能和学习相反。凡是适应新事物的反应、相似性联想和由目标驱使而非历史形成的行为反应，都在此列。最后的这种有意而为的思想，通常被认为是与“纯粹的联想和习惯”最有区别的一种。

然而，对新事物的成功反应、相似性联想以及有意而为的反应，只不过是表面上似乎违反了联想学习的基本规律，实际上反而是联想学习的典型事例。

人对新事物做出的反应，之所以能成功，都是因为有习惯的作用，尤其是按照部分活动与同化的规律对某成分、某情境反应的习惯。例如，已知一个直角三角形的勾（即三角形的底边）为796.278mm，股（即三角形的高）是137.294mm，就能算出三角形的弦（即斜边）一定是808.022mm；或者说，某人在今天早上出生，则将来必定有死期。

人不能超越联结的规律而具有什么推理的能力在那里神秘地活动。正如前一章所说，要想明确此理，不如看他是如何应对新情境的。譬如，一个儿童以前学习过一位数和两位数的加、减法，以及个位数乘法（见下面的第一行算术题）。现在让他计算两位数乘法（即第二行的算术题）。

他势必把上下两个数相加，或者用上面的数值减去下面的数值；或者用“3×2”和“2×3”的乘法来运算，得到的计算结果可能各是66、86和624；或者是当他看到数字上边的乘法运算符号是一个新成分时说“我不会”，或说“我不知道怎么做”。这都是因为第十一章“同化”部分所说的理由。假如这个孩子比较聪明，他可能会打量一下乘法运算符号，并且知道数值太大；因为这两点，又可能使他回忆起“9×9”只有81、“10×10”只有100等。因此，他会说：“我不会。”这样的孩子算是一个聪明懂事的孩子。再不然，他也可能想到“3×2”和“2×3”，并得到66、86和624的答案，但并不满意，所以弃之不顾。看了儿童的这些所作所为，就会知道，在情境中什么成分会影响他们，这些成分能引起他们做出什么反应，而这些反应又招来什么连带的动作。假如这个孩子足够聪明，竟然能够根据十进制法则和乘法运算符号的含义，推断出两位数乘法的运算步骤，按照每个数的位数作出反应，把6个10与9个10、20个2与3个30加起来，就算他真的发明了这种简易的加法。但是，即使他理解到这是23个组，每组32个，用乘法算对了这道题，也是因为联结的作用，不过是更为精细些而已。

长期以来有人认为，凡是错误的推想（即对新情境做出反应但失败了），都是因为在联结与类化上依照了学习定律，因而发生了错误。可是，成功的反应何尝不是因为联结与类化，按照同一个定律而获得了成功呢？只是事实没有那么显而易见罢了。学习定律没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习惯的性质。习惯发生了变异，变异加上选择，选择可以引导后来的思想。从我的角度来看，有些思想家的眼光有时不免有些奇怪，只因为那些细微的成分在他的思想上有一定的势力，却与我们无缘。我们也有新机械、新化合物、新电器。在野蛮人看来，我们的眼光可能也很奇怪。照他们看来，杠杆、螺旋、减速器、氧气、氢气、电力、点位，一切成分无不埋藏在一片混沌里。野蛮人遇到这些新情境反应失败，而我们反应成功，是因为我们能够使不同的成分格外地鲜明，而且，这些成分又各有其连带关系。

以上讨论的是对新事物的反应。至于相似性联想，也不过是因为一个成分有引起所联结反应的倾向。此理，詹姆斯早已说明。abcde之所以能够引起awxyz，只是因为a与wxyz由于本性、练习律或效果律的作用曾经联结过。

现在论述有意而为的行为。有机体的态度、定势或适应是决定哪种联结应该活动、哪种结果会使人满意的最重要事例。

詹姆斯早已用事实说明，习惯组织本身之所以能够在思想上确定方向或目标，只因那组织上包含了某种性质，有关于当前的问题、目的或需要。

第二个事实是，人的定势或态度怎样使联结令人满意或令人烦恼。这个问题议论广泛，所以有些意义不明确的地方。据说，有人认为，人之所以选择和保持那些令人满意的联结，是因为这些联结是“确切的”、“正当的”、“适合的”，以及类似的原因。因此，他们明言或至少暗示，人的“意志”、“有意注意”、“问题的知觉”或其他同类的事物禀赋具有神奇的势力，能规定联结是否“正当”或是否“有用”，因此有所取舍。

其实，有意而为的思想作为与其他的思想作为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因为其联结令人满意而保留，令人烦恼而淘汰。人的定势或态度不但能使某种传导单元开始活动，而且还能使某种传导单元准备及时应用，而使另一种传导单元不能及时应用。使这个满意、那个烦恼，这两种影响难分轻重。不论其他，有意而为的思想作为至少应该是一串变异的反应，或者“复出的反应”。在这一串反应中，一节一节，凡是能满足思想者一时嗜好的就被选择而保留，因而在将来的反应上有超越其他反应的势力。在做学问上，在与本能的需要只有间接关系的事情上，这些满意、烦恼对学习的影响大多被人忽视。因此，它们的联结强度不够强，而且时有时无。但是我们哪能把它忽视了。科学家解决科学问题的原动力就是他饮食、睡眠、休息、娱乐的原动力。精明的思想家比不精明的思想家，不仅观念丰富，而且容易产生“正当”的观念。“正当”的观念格外令他感到满足，无用的、误会的观念格外使他不安。“大脑的组织自有其规律，自然会呈现相当的观念。”这句话没有错，而且人宁愿呈现相当的观念而非其他观念。

注释：

[1]它从来不会独立出现，而是事件总体状态的一部分。“独自”仅意味着它非常与众不同，而且是总体情境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分。

[2]当然它们也导致了反应的融合或交替，但是很少。

[3]R_2和R非2不可能同时发生。有时它们可以间隔发生，有时它们其中的一个在生理上占优势而独自出现。但是按照练习律的效果，A不能引起R_2，也不能引起R_3，都因为在两者之外还有一个不服牵制的联结与反应存在。

[4]成分之间的复杂联结当然也因使人满意而增强其联结。假如有axyz的情境，a清清楚楚地导致了R_1，其他成分xyz也分别导致了R_61、R_62、R_63。假如，a是“七”、x是“铅笔”、y是“在老师的桌上”、z是“背景、温度、同学、一般的背景”等，而反应是“七支铅笔现在在桌子上”。令人满意的结果将会通过加强总体联结来加强a与R_1之间的单独联结，虽然它是一个松散且在很大程度上独立的一部分。

第十三章　心理的功能

学习是联结，人之所以是非凡的学习者，主要是因为他能形成许多联结。前两章所描述的过程，在现代文明生活条件下，施加于一个具有普通学习能力的人身上，不久就会使他成为一个非常精细而复杂的联结系统。联结的数量以百万计。其中不仅包括与具体事物的联结，而且还有与事物和事件的细微而抽象的元素、方面或成分的联结。

任何事物或元素都有许多不同的联结，每一个都与人的“定势”或态度相协调，共同决定与其联结的反应。联结除了使神经元发生真实的生理传导外，它们还或多或少地有着传导的准备，以确定在那些给定的情境下，什么反应会使人满意或恼怒。

在这些联结中，有的产生可观察的运动反应，诸如言语、手势或运动，有的只在内部、在神经元上直接并立即产生我们称之为“感觉”、“有意注意”、“表象”、“观念”和“判断”等的反应，而且这些内部反应的数量很快就超过外部反应的数量。联结反应的丰富程度远非我们所列举出来的这些。人生充满着时现时隐、半现半隐和似现似隐的反应运动。这些反应表现为所谓的“内部”言语和所谓有意注意时表现出来的眼睛与喉咙的紧张等。

不仅有外部情境（人的身外事件）与内在反应的联结和内部情境与改变外界环境的活动的联结，而且还有内部事实或事件的某个条件与另一个条件的联结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长串联结。我们所研究的人类学习的绝大多数，终始于人脑内部事件的一些状态，即一个心理事件与另一个心理事件之间的联结。

这些联结形成的定律对于教育和人类工程学的其他分支都有重要意义。学习是联结，教学是设置情境导致适宜的联结并使学生获得满足。可以写一大部书详细展示那些算术、拼写、德文和哲学练习与人的已知本性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结，那些风俗和法律、那些道德和宗教教义、那些职业和娱乐与人的已知本性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结，以及某些渴望得到的联结是如何经济地形成的。这样一部书将是学习应用心理学（Applied Psychology of Learning）或教育科学（Science of Education）中有实用价值的一部分。[1]

学习心理学还应该承担起恰当地解释下列问题的工作任务，首先从准确地定义人的本性开始，接着要考察联结形成的原因，即人这样做、这样运动的原因，联结形成时为什么只注意到客体的该特征而不是其他特征，对于一个给定的问题做出反应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什么使他满足而拒绝其他，他为什么欣赏这幅图画，为什么从事物的某种状态中抽取出数量关系等所有他一生的学习所得。心理学应该争取列出用以解释习惯、观念联想、抽象、推理、品味和休息的联结及联结的要素，应该测量每一个联结的强度，发现它们相互助长和相互抑制的关系，还要追溯它们的起源，预测它们将来的必然经历以及对给定的情境将确定形成什么样的新联结、改变什么样的旧联结的效果。就像一位地质学家用物理学和化学的定律来解释地球表面的变化那样，心理学家可以用准备律、练习律和效果律来解释人类本性的改变，即在人的知识、兴趣、习惯、技能以及思维能力或鉴赏能力上的变化。可是，这样的任务只能待之将来。

学习过程是一个简单的形成联结、保持联结和迅速导致联结的过程。可是其结果却是一个由有组织的趋向和无组织的趋向构成的混合体，甚至对一个3岁的孩子，这些趋向也是难以描述和预测的。从来没有人能够把任何一位3岁以上且具有一般学习能力的人的所有反应倾向都列出来，更不用说去追溯它们习得的历史。

心理学所做的，无非是考虑了几组粗略确定的倾向，对它们做了大致的描述，观察了它们在某些重要的情节上是怎么样改变的，尤其关注了生活中一些渴望得到的结果的效率。“智力”、“性格”、“技能”和“气质”这四个术语，或多或少地区分了人的四大类联结。在智力这类联结中，“知识”、“习惯”、“动力”、“兴趣”和“观念”这些术语又进一步划分了联结的类别。“加法运算能力”、“阅读能力”、“对音乐的兴趣”、“勇气”和“商业诚信”，这些术语都是复杂倾向或几组联结的例子，它们的区分比上述划分更为具体，而且跨越了几个类别。这些复杂的倾向、或联结的组别、或联结的类别，就是本章和下面五章的讨论主题。

联结的组织

把人的这些为数众多的原本的联结和习得的联结划分为“特征”、“能力”、“功能”、“复杂倾向”，对此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最常用的划分方法是把人的行为视为达到目的的工具，所以，按照学习的结果将其分别表达为“医学知识”、“加法运算能力”、“打字能力”、“绘画技能”等。但是，人类本性这个大总体，既可以用任何分类方法去划分，也可以把数以百万计的情境与反应的联结捆绑在一起，综合成人的真实本性。因此，根据事物与人关系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得到诸如人的植物学知识、政见、对运动的兴趣、对水的依恋等特征或功能；根据人与世界的某一基本特征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到颜色视觉、音高的识别这样的特质或功能；根据人类本性的先天机制与行为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到性生活、饮食习惯、自卫反应等一些行为类别。我们甚至受简便测量人类行为工具的影响，把人的倾向分组为标记a字母的能力、拍打的速率、数字的记忆、估计重量的准确度等。

那么，就让我们用“心理功能”这个术语来概括任何一组联结和任何一组联结的任何特征，以及不论是有能力的学者曾经选择研究过的还是将来选择研究的，如同我们称之为智力、性格、技能和气质整体中的一部分。如此宽泛的定义，会使我们用一个方便的术语概括一切人类所能学习的事物，以及任何人曾经研究过的学习心理学。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数量、质量和有用性上报告学习心理学中的一些“小功能”（诸如能说出几个无意义的音节，然后说出几个音节的组合）和一些“大功能”（如学说方言）。为了利用有关人类学习动力所思考过的和所做出的成绩，必须做出如此宽泛的报告。

人类心理功能的研究，可以从真正的起点——人的本性开始，然后追述每个联结是如何形成的，最后得到每个原始倾向和在练习律、效果律和准备律下操纵环境境况功能的全部历史。这样一个从头做起的研究思路，想法令人钦佩，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知识背景下，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有人坚持从实际的情境与反应的联结和准备发生的联结入手来分析其心理功能，并在获得对功能的全部解释之前，做完所有子成分的研究。例如，就总体效率而言，如何经过练习而提高，如何因疾病和过度练习而暂时下降，等等。在实验之前，精简所选择的联结和准备状态，这确实是一种明智之举。例如，在分析学校里训练的功能上，将其划分为阅读能力、拼写能力、加法运算能力等，这样精细的划分是尤为必要的。可是实际上，以前几乎所有的学习心理学研究都没有做到功能的精简，更不要说最简单了。除了记忆研究（记忆不相关的内容，如一串数字或无意义音节）之外，其他大部分学习功能的研究（如加法、乘法、发电报和打字等）都是模糊的、复杂的。虽然这些研究结果不像学习研究所期待的那样（充分地分析到每个影响因素）具有广泛的意义，但是它们是在学校、商业或职业的改进和节减学习研究计划的基础上获得的重要成果，也是提供给我们的最可利用的知识。

心理功能的特征

心理功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例如，“拼写能力”不同于“拼写cat这个单词的能力”，“运动控制能力”不同于“画圆圈的能力”或“拍的速率”，“记忆力”不同于“记忆一系列无意义音节的能力”。上述每个例子中的前一项都是比较宽泛的、更具兼容性与复合性的联结组合和准备联结的组合。理论上讲，功能的差异如此之大，小的功能只代表一个情境与一个反应之间的单一联结，或一个单一传导单位的准备状态；大的功能可以代表数百万这样的联结或准备状态。心理学家实际所研究的功能几乎覆盖了如此广泛的范围。

心理功能有“长”有“短”，“长的”包含一长串联结，“短的”只有一组联结。对疼痛的感受性（身体的某个部位因受到最小的压力或电刺激而引起的疼痛感觉）明显不同于画圆圈的能力或拼写cat的能力，它的神经联结系列较短。按照一般的假设，我们至少可以说，上述第一个例子只涉及第一感觉神经元的活动和连接神经元传导到大脑中枢的功能；而在第二和第三个例子中，其功能不仅涉及第一感觉神经元和到大脑中枢的连接神经元，而且涉及连接中枢至引起画、写、说肌肉活动的神经元。总之，对疼痛、苦味、红色的感受性与诸如行政能力、策划军事活动的能力、成功诊断疾病的能力，不论在联结系列的数量上，还是在始于情境组、止于反应组之间联结的级数上都存在差异。为方便起见，把假设是“平行排列”的神经元联结系列数量的多少用“广义”和“狭义”来区分；把假设是“成串排列”的神经元联结数量的多少用“长”和“短”来区分。

心理功能或多或少是可以预知的，实际发生的联结数量与可能发生的联结数量之间的比例可能不同。“拼写cat的能力”、“知道289的平方根是17的知识”、“拍的速率”，这些更适合于实际发生的联结的功能；而“记忆一串无意义音节”则更适合于可能发生的联结的功能。“绘画技能”、“运动控制”、“经商能力”，以及“对数学的兴趣”，这些术语一般既是指实际发生的联结，也指在一定条件下将会形成的联结。同样，可以用术语指定那些已经做好传导准备的传导单元的功能，即指向令其满足的事件状态的已经有准备的反应倾向，或在给定条件下将来可能实际发生的倾向，或两者兼而有之。

心理功能既可以主要描述动作的形式，也可以主要叙述与动作相关的事件内容。拿“一串无意义音节的记忆能力”、“佳肴的鉴别力”和“细节的注意力”与前面提到的“经商能力”和“教学效率”做比较，前者注重的是心理功能的形式，而后者注重的是行为的内容。于前者，功能被主要地定义为用什么方法进行操作的事实，即记忆它们、鉴别它们、注意它们；于后者，功能被主要地定义为在什么事情上进行了成功操作的事实，没有详述操作的形式是什么。

心理功能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区别，即做了什么与所做的事情之间的区分并不是非常有用。谈到一个心理功能的内容和形式时，必须申明它的实际情境和实际反应，否则思考和实验都无法进行。在这里作出内容与形式的区分有历史的原因，心理学开始研究心理活动时就假定有知觉、记忆、想象、鉴别、注意等“能力”，并假定这些活动适用于许多种类不同的内容。因此，作为遗产，我们有许多对心理功能的描述，比如“佳肴的鉴别力敏锐”、“有意注意的能力薄弱”、“记忆力优秀”等。如果这些说法有实际可利用的意义，那么，它们无非意味着所有可能的联结的两个规范的方面：一方面是指反应上的差异；另一方面是指对某个要素作出了主要的反应，等等。这些描述在讨论心理功能的改善和在某方面的效能提高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描述在涵盖它们的所有方面时尤为方便。

心理功能又可以侧重态度或能力。某些心理功能，比如“爱读好书”、“渴望得到赞许”或“被蔑视的苦恼”等主要指（或专指）某种事态能使人满意或烦恼的功能。另一方面，比如“拍的速率”、“列举反义词的能力”或“关于俄文的知识”等，则主要指（或专指）某情境唤起的观念和行为。其他的描述，比如“对数学的兴趣”、“音乐欣赏力”以及“室内装饰的品味”等，则明显是一些做这个、做那个，想这儿、想那儿，欢迎这个、珍惜那个，这个使人满意、那个遭到拒绝与回避或引起烦恼等复合的倾向。

心理功能总是行为上一些实际观察到的或可观察的事件，而不是行为背后任何虚构的东西。无论它的范围是广是狭，操作系列是长是短；不论是现实记录下来的能力，还是将来在给定条件下可预测的能力；不论是强调能够引起人做出具体反应的特定情景，还是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境；也不论是讲述他将做什么，还是讲述什么东西能够使他满足：每一种心理功能的每个案例无非关注的是行为的历史或未来。而且，假如我们有足够的知识，就会在神经元上发现它们所代表的某些联结或准备联结的倾向，或者有可能在给定条件下观察到某些联结和联结倾向的外在表现。

效率和进步的概念

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改变人的本性，一是在原有机体上增加新的心理功能，二是改变已有功能所能适用的情境。同一种功能可以适用于无数不同的情境。加法运算能力可以有一百种不同的种类；对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化学知识意味着上百万种不同的事情，这只需看每个例子中的知识都包含了什么样的事实和能力。

教育尤其关注的是改变心理功能的条件，更关注总体的改变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坏了，即研究者认为是更合适还是更不合适。我们希望知道的是，进行什么样的训练能够“改善”某人的加法运算能力、化学知识、推理能力或音乐的欣赏力。因此，改变任何一个人心理功能的条件经常用术语描述为收获或损失多少，进步或退化如何，效率增加或降低了多少。

在对改进功能的两种条件做比较研究的案例中，描述这样的案例需要判断它的效率，即达到某些目标的实际成功率和可能成功率如何，产生成效的数量和质量如何，从某观点来看其价值如何。

我们常说某人的字写得比去年更好了、他的自制力增强了、因缺乏练习他的球技不如从前了，或者说他记忆无意义音节进步了百分之十，等等，这么说没有什么确切的意义，这是每个案例中存在的一个大问题。科学地描述某人学习的进步需要比较学习前后两种学习效率的差异，所有精通研究的思想家都关注于鉴别同样的事实。

当然，在所有事例上，凡是用到效率、进步和退化这类术语的，就意味着前后两种学习有某些类似的地方。否则，精通研究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绝不会采用它们。当然，这些说法的意义也是明显的，即它们所用的功能不同，例如，一个是自制力的效率，一个是记忆无意义音节的效率。所以，两者之间的相似与差别需要精心鉴别。

按照规则，确定某人在某时心理功能的效率，应该在某种确定的条件下，定义并测量他学习结果的数量和质量。所谓进步，也需要在同样的外部条件下测量学习结果的数量和质量，或者在取得同样数量和质量的成果时，看哪种学习条件[2]更差些。学习实验所得到的结果必须是在实验者控制的相同实验条件下取得的，学习的进步也要用学习结果的数量和质量来表示。

学习结果的数量和质量，不论是记住的单词、算出的算术题答案、用打字机打出的字母、字谜游戏的答案，还是翻译出来的几行字，等等，都要用某种分数或几种分数来表示。因此，测量某人学习打字的进步情况时，就可以用在一定时间内所打的次数来计算。每打一个字母或标点符号且不用按上档键的，计作1次；每打两个单词之间的一个空格，计半次；每打一个大写字母或特殊符号需要按上档键的，计两次；按回车键另起一行，计3次。测量小学生学习加法（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进步情况时，计算他做对题的数量，答案中每错一个数字扣半分。拼写单词的进步情况可以根据他所能拼写出的单词的难易程度计分。刚刚能拼写出像“he”这样难度的单词时，计25分；刚刚能拼写出像“will”这样难度的单词时，计30分；刚刚能拼写出像“for”这样难度的单词时，计35分；刚刚能拼写出像“they”和“every”这样难度的单词时，计50分；刚刚能拼写出像“also”和“penny”这样难度的单词时，计60分；等等。

由于用分数来表示效率、进步和退化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时刻牢记这些分数的真正含义。因此，如果我们用上面拼写单词的记分方法，发现某儿童在前半年里拼写成绩从25分进步到35分，在后半年里从35分进步到50分，当我们说后半年里增加的15分是前半年得分的1.5倍时，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告诉人家：后半年增加的15分意味着“从拼写像‘for’这样难的单词，进步到拼写像‘they’和‘every’这样难的单词”；前半年增加的10分意味着“从拼写像‘he’这样难的单词，进步到拼写像‘for’这样难的单词”。仅仅是分数的增加容易产生歧义，甚至误解。

让我们认真思考下面的例子。例如：从每分钟写50个字母进步到每分钟写100个字母；从每月打字挣50美元进步到每月赚100美元；从每分钟写50个单词进步到每分钟写100个单词；判断两条线段（一条线段长100厘米，另一条线段长100.1厘米）长短的正确率从50%进步到100%。

在上述例子中，第一个例子的进步，对于一个识字并有普通智力的成年人来说，经过几个小时的练习就能做到；第二个例子的进步，只有少数打字员才能做到；而第三个例子所描述的进步，几乎没有人做得到。在前三个例子中，这个“50”的确可以代表一些能力的提高，可是在第四个例子中，它纯粹是个零。因为在第四个例子中，是从“没有任何”能力或者白痴也可以有的能力（纯粹凭借机遇就可以有50%的几率获得正确判断），进步到眼睛和大脑都无法企及的能力。在每个案例中，值得关注的不仅是数值所表达的数量关系和学习曲线的斜率，而且更应该考虑的是由分数所表示的行为实情。

注释：

[1]关于学习定律比较基本和一般的应用，可见于巴格利的《教育过程》、科尔文（Colvin）的《学习过程》和我的《教学原理》等著作。

[2]或者说，在学习结果的数量和质量相同的情况下，身处逆境学习者的能力比前者更胜一筹。

第十四章　进步的数量、速率和极限

练习曲线

用于表示一定数量的练习导致一定数量的进步的最简便方法就是画出“练习曲线”，线上各点的高低代表每次测验所得的分数。在图14—1中，横坐标轴上每六十分之一英寸长的刻度代表练习打字一分钟，纵坐标轴上的刻度是每分钟打字的数量，练习曲线上连续分布的各点高度表示每次练习的得分，从每分钟打6.3个字上升到每分钟打24.7个字。图14—2显示的事实与图14—1完全相同，只不过是由连接图14—1上每个水平线段的中点而形成的练习曲线。

图14—1　练习打字的进步情况一

注：用打字机打出由相同的100个单词构成的一段文字，每天练习一次。横坐标代表每次练习所用的时间；纵坐标代表单位时间内打字的数量。

图14—2　练习打字的进步情况二

注：同图14—1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由连接图14—1练习曲线上每个水平线段的中点而形成练习曲线。

以下数页的练习曲线（见图14—3至图14—11），分别显示了颠球、打字、加法运算、用写德意志体写字、学习速记、按照密码用某些数字代替某些字母、在一张印有大写字母的纸上标注出A字母等练习的进步情况。看这些曲线就会获得每种练习的一般情况。考察时应该注意所用时间与所取得进步之间的关系。

图14—3　被试F练习颠球的进步情况

注：在每次练习期间内，连续成功颠球的平均次数。横坐标的刻度是练习的次数，纵坐标根据连续颠球的数量测得。

图14—4　被试A练习颠球的进步情况

注：横坐标的刻度设计同图14—3。

图14—5　被试Y用触摸法练习打字的进步情况

资料来源：引自Book，1908，第21页的插图。

图14—6　被试Z正常练习打字的进步情况

资料来源：引自Book，1908，第21页的插图。

图14—7　一位19岁的成年学生练习10个一位数纵列加法的平均练习成绩曲线

图14—8　四组女学生练习用德意志体写英文字母的进步曲线

注：第一组每人每天练习1次，每次20分钟，进步曲线标记为1-1；第二组每人每两天练习1次，每次20分钟，进步曲线标记为1-2；第三组每人每三天练习1次，每次20分钟，进步曲线标记为1-3；第四组每人每天练习2次，每次20分钟，进步曲线标记为2-1。

资料来源：引自Leuba and klyde，1905，p.362。

图14—9　用速记法抄写课文的进步曲线

注：抄写的内容选自詹姆斯的《与教师的谈话》一书，每行约8.3个词。

资料来源：引自Swift，1903，p.226。

图14—10　四组大学生用数字译写英文课文中字母的进步曲线

注：第一组每人每天练习2次，每次10分钟，曲线标记为10-2-1；第二组每人每天练习1次，每次20分钟，曲线标记为20-1-1；第三组每人每天练习1次，每次40分钟，曲线标记为40-1-2；第四组每人只练习了1次，用了120分钟。横坐标的起点不是0而是5。

资料来源：引自Starch，1912，p.212。

图14—11　9名女学生在通用教材上标注出A字母的平均进步曲线

注：每页只用1次。采用惠特利记分法计算成绩（Whitley，1911，p.120 ff.）。惠特利记分法比较复杂，因此，此曲线只是大致绘制的。

在这些练习曲线中，除了有特殊标明的之外，都是每日用数分钟进行练习，经过许多天练习取得的成绩。这里，我再引用一个在学校情境中小学生经过练习取得进步的例子。

柯比（1913）曾以700名四年级小学生为被试，前后用60分钟的时间[1]让他们练习纵列加法运算（每列有10个一位数相加）。前15分钟内他们平均可以完成31列，其中做对的有24列；最后15分钟他们平均完成50列，其中有37列正确。所以，他们的计算速度提高了50%以上，正确率同样也提高了50%以上。这项研究作为一项教育实验是在学校情境中进行的。任何一个小学生都完全可以在课外花时间练习加法运算，但是这样大规模的实验还为数不多。柯比的这个实验结果已经得到哈恩（1913）的证实。

柯比还测试了600多名三年级小学生前后50分钟[2]练习除法运算的成绩。采用的填空测试题目如下所示：

50=（　　）6，余数是（　　）；29=（　　）3，余数是（　　）

43=（　　）7，余数是（　　）；35=（　　）4，余数是（　　）

在开始的10分钟内他们平均可做40道题，其中正确的有37道；最后10分钟平均可做73道题，其中70道是正确的。做题的数量和正确率几乎都增加了一倍。该项实验像上述加法运算的实验一样，可能也会受到他们课外练习的影响，但影响可能很小。

实验条件下学习进步的频率和速度

据我所知，不论什么心理功能，没有有意识的练习就看不到它的进步。而且在练习中没有适当地应用效果律，也不会有进步的结果。有时某个人的实验看不到进步，其他人的实验却能发现。当然也有一些实验，个别人没有进步。更有一些实验，由于研究者没有发现任何进步，所以没有报告。但是从总体来看，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任何人的所有心理功能，只要有理论或实践意义，都可以看到进步；除非有些功能在一般生活的练习中已经达到了它们的极限，但这种情况很少。

在实验中，练习所显示出的进步速度，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与学生在学校里、工人在职业上和一般人在工作及娱乐上的学习进步速度有明显的差异。例如，读者可以把表14—1中所列出的成绩给一些有理解能力并有工作或教师经验、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男人和女性去估计自己预期所能达到的进步效率的程度（见表14—1）。当给他们看表14—1时，先要把表中最后一行的内容遮盖住，不让他们看到。因为那是实验得到的实际结果。待他们估计出自己的结果后，再打开进行比较。读者也可以自己考虑，如果合理分配7个小时的时间练习三位数乘法心算，能使心算速度提高2倍并使错误数量减少吗？或者用40个小时的时间练习打字，能从完全不会打字（假设现在或以前没有练习过打字）进步到跟手写一样快吗？或者从完全无知开始，能经过3个小时或稍长一点儿时间的练习，学会用德意志体写英文字母并达到每分钟写50个字母的速度吗？

表14—1　三例经典实验

在相同功能上进步速率的个体差异

不论什么功能，只要有方法测量，就可以发现在进步的速度上存在极大的个体差异。柯比（Kirby）发现，经过60分钟的练习之后，在15分钟之内，每个被试所做加法的进步小至零，大至能完成60列10个数字的相加运算。每个被试的进步情况见表14—2。在除法运算的进步上也有同样的差异。当然，有些极端的得分，部分地因为在最初的实验中记分的不公正，使那些身体有病、对测题有误解或受其他不相干因素影响的被试得分不公平的低；或者由于测题的排列对被试极为有利，而使其最后的得分不公平的高；或者由于这两种不公平的记分同时发生在同一个被试身上，当然，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假使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把个别被试的得分做宽泛的调整，即假设在实际测验中没有进步小于10%的被试，再像提高得最低分的成绩那样，把个别得最高分的成绩降下来（经过这样调整后的数据见表14—3）。尽管做了这样的分数调整，可是个体之间的进步差异还是很大。

导致学习进步个体差异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1）方法上的差异。果真如此，则可以教会某人使用有效的方法，使其与他人一样，这样能够使他们的成绩更接近一些。（2）以前训练上差异。这是在一定时间内无法改变的事实，但可以预防。（3）本性上的差异。这是无法回避且必须认可的。对于解释任何功能进步上个体差异的教育理论来说，沿着这三条主线来分析其主要原因是极为重要的。不幸的是，这种全面系统地测量进步速度个体差异的研究为数很少，而且差异原因的实验性分析几乎还没有开始。目前我们仅知道，所发现的多种差异可能是本性的差异所致。

表14—2　加法运算上进步速率的个体差异一

表14—3　加法运算上进步速率的个体差异二

进步的极限

当然，心理功能的效率极限在实验研究中是很难达到的，除非那些范围“极窄”的功能，例如：知道1个或极少几个单词的词意、背诵一首诗，或在打字机上打出一个简单的句子。说明心理功能效率极限的最好事例应该从那些工作或游戏的高手中去寻找。在这些活动中，他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智慧。诸如在打字、速记、发拍电报、打高尔夫或台球等方面的冠军“纪录”才有些近乎那些功能进步的极限。这些极具天赋的个体所达到的成绩最有可能与上述所说功能极限有关。

每分钟在打字机上打出大约包含350个字母的70个单词、用速记法记录最快的谈话而无一错误、一分钟内在电报键上发送49个单词的电文或单击486次电键、单手向空中抛接4个球而无一落地、在几秒钟内做千以内任何两个接近数字的乘法运算、在10度角范围内把高尔夫球打出200码等，这些专家级的特技不是任何人都能企及的。这些特技是少数极具天赋能力的人经过长期的、聪慧的和用心的训练的结果。另一方面，换一个平常人，如果有充足的训练时间和足够的用心，并加以专家的指导，我确信其进步会超过我们的预料。为什么我们在写字的时候写得又慢又潦草、加法算得慢而又常出错误、简单的问题也回答得很慢并在容易决定的行动上延迟不决、很少缝纫且又针脚不匀、经常忘记别人的名字和自己的约期、习惯发脾气等，其主要原因并不是我们不能做得最好，而是在这些事情上没有尽我们所能。也就是说，我们有太多其他需要改进的地方没有去做，或者不知道怎样指导自己练习，或者实际没有真正关心如何改进，或者这三种情况兼而有之。

在我看来，许多人的工作效率远低于他的效率极限，甚至当他能够直接达到极限时也没兴趣想办法去达到。而且当他认为自己做得最好时，还远在他所能达到的效率之下。我敢说，在纽约杂货店里的上千个会计员中，虽然有人做过上千个小时的加法练习，然而与他们可能达到的极限相比，平均起来说，他们的运算速度还没有达到他们所能达到的三分之二，而错误却增加两倍多。这种现象还可能表现在教师中，大多数教师经过三年教学后，其教学效率似乎就没有提高了，但是我相信，大多数这样的教师还能够教得比他们现在做到的好很多。甚至在竭尽追求最好成绩的比赛里说“我就是这个水平了，不论怎么练习也没用了”这种话的人，可能也并不意味着他在功能上真的达到了生理极限。

我不能证明我在前两段文字中所下的断言，因为用那样的人、在那样的方法和兴趣下进行练习的实验还没有做过。我也拿不出这些断言的证据，因为它包括了太多琐碎的事实，其各种来源也太广泛了。我只能举几个实际例子，在我看来，这些事实很能说明，一般人并没有达到他们可能达到的效率。

第一，凡是科学研究的任何心理功能，没有一个经过练习过程而不提高其效率的。只要功能的范围有限、成功和失败容易辨别清楚，而且进步的速度不是急速上升的，就都可以观察到。

第二，还有一些个体的表现是惊人的，这些人在学校和职业上经过了再长不过的时间练习，效率却一直停留在同一个水平上。可是，一旦遇到更有利的条件，就会发生显著的进步。例如，阿沙芬堡（Aschaffenburg，1896b）让4个经验丰富的排版人每天排版75分钟，每天一次，连续4天。他们都是在各自的公司里用自己的字模排字，其他情境不变。不是因为前几天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原因使他们各自的排版速度都不高，就是因为他们在一个观察者的刺激下有心显示自己的技术水平，而使排版速度明显提高了。

排版的第一天和第三天都是“普通”的日子；第二天和第四天却是禁酒日，但是他们都在排版15分钟后喝了酒。所以，他们的排版成绩以每天的前15分钟里所排字母和空格的数量计算，列在表14—4中。

表14—4　排版成绩

第三，在寻常的工作中，由一个新刺激所引起的兴趣和努力，或者一个新的训练方法，也能产生类似的进步。例如，撑竿跳的纪录在这20多年里提高了几英寸。由此可见，20年前的撑竿跳运动员，假如他们采用了好的方法，或者取胜心切，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就能跳得更高些。从前的杂技演员认为，能单手向空中连续抛接3个球、鼻子上顶一把椅子保持平衡，就很了不起了。可是，后来有人却能单手向空中连续抛接4个球，鼻子上顶一把伞、伞上再竖一把椅子并保持它们的平衡。后来，之前的杂技演员发现他们自己也能做到这样。

因此，在我看来，不论在学校里、工作上，还是在道德上，心理训练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超越了虚假的极限，即超越了原有的效率水平或高原期。那些保持原有效率水平的人，要么他有比超越原有水平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要么就是认为，就提高效率水平而言，不值得花时间去做。那些认为自己天生如此、将来再不能提高了的人，或是因为他没有真正关注自己的进步，或是不知道必要的方法。可是，所谓完全绝对的极限，即功能组织已经尽力而为了的情况，是少有的。

注释：

[1]整个加法练习时间共75分钟，将前后各15分钟内的成绩做比较，这样大致可以得到60分钟的练习效果。

[2]整个练习共用60分钟，将前10分钟的成绩与后10分钟的成绩进行比较，这样大致可以代表50分钟练习的效果。

第十五章　进步的原因与情境

导致进步的成分

研究进步的程序有两种：一种是首先考察效率（即成绩）的总体变化，进而分析导致其变化的各个成分；另一种是，首先从一些最简单的学习事实中发现一些基本的变化，然后考虑如何展现这些事实中的某些变化，当它们以某种方式同时出现时，考察其所导致的总体效率（如分数）的变化。我相信，无论采用哪种研究程序，最终都会得出同一个结论，即变化是联结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或者说是满意或烦恼的增减而已。当一种功能发生改变时，不是某些反应与某些情境相联结，就是某些反应与某些情境相分离；或者某些事件的状态使个体更满足，或者某些事件的状态使个体更烦恼。练习曲线的上升往往伴随着习惯、态度和兴趣系统的平行生长。

联结的增加有时通过外部行为表现出来，例如，会做加法的人见了，会直接写出79；有时可间接地从口语报告表现出来，例如，会做加法的人看见，会顺口说出20；有时隐藏在神经系统之内，只能从派生反应中观察到，例如，会做加法的人遇到，就会作出“想79”的反应，以前在1 000回中有900回能想到79，现在1 000回有999回能想到79[1]。联结的减少也同样以上述三种形式分别表出来：一种情况是遇到这道题时，必须经过“运算”才能写出结果；另一种情况是遇到这道题时，需要说出“几加几得几”；第三种情况是遇到这道题并做出“想79”的反应时，不是原来的1秒钟，而是8秒钟[2]。

前文中谈到的“增加”和“减少”均可用“加强”和“减弱”来代替。所谓“增加”一个联结，就是把一个联结的强度从零增加到一个联结强度，或者在原有联结强度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强度；所谓“减少”一个联结，就是把一个联结的联结强度减弱至零，或者在原有联结强度的基础上减弱一个联结强度。

当一个联结被减弱而另一个联结同时被加强时，这就是我们通常见到的情况，即由于优势反应的替代所引起的进步。

满意与烦恼的增减也有三种表现，即表现在外部行为上、学习者的口头报告上和神经系统的内部活动上。关于神经系统内部的活动，只能从当事人对自己内心状态的评价中了解到。当一名诚实的学习被试在实验中抱怨自己所选择的学习任务时，即他选择的是记忆无意义音节而不是他以前喜欢阅读的小说时，所有胜任观察的人都能判断出被试当时所表现出的满意与烦恼情绪的变化。除了上述外显行为表现之外，还可以根据他的口头报告了解情绪的变化，他可能会报告自己的学习热情已随着所记音节数量的增加而提高了。除了上述两种表现之外，就是他大脑内部某个传导单元准备传导的势力有了微弱的增强，或者它正与其他正在发生的事件联结着，所以没有看到与传导单元传导势力的微弱增强相对应的、可观察的满意之感增强的事实。

接受与拒绝、喜欢与厌恶、满意与烦恼的生理学和心理学所受到的关注很少，而且，它们的改善作用只在人“放弃厌恶的工作”或“获得成功的热情”等总体事件中得到粗略的描述。然而，每个人都能看到它们在提高能力上的重要作用。例如，音乐创作和英文写作，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对创作内容的好恶与取舍。这种好恶与取舍对诸如加法运算、打字、打台球等活动同样具有影响。练习不仅能使正确的反应与某个特定情境建立联结，而且还能使我们在形成这种联结时感到满足。例如，在打高尔夫球时，当在某情境下，挥动球杆做出反应，看见球沿着自己期望的路径低速滚动时，个体就会产生满足感，对球杆的好感和兴趣也会稍微有所增强。由此，引人击球的情境与挥杆击球反应之间的联结就增强了，进步也就出现了。再以打高尔夫球为例，我们不可能每次都遇到这种理想的情况，即击球落地的位置和滚动路径都与情境建立最紧密的联结，而是从中选择几次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动作。此后，我们在每次击球时都如此这般地挥舞球杆，用行话来说，就是我们“感觉良好”的动作。这种逐个淘汰不满意的反应发生在所有心理创作活动中。甚至在那些看似顺畅而没有选择的纯粹联结中，即所有反应都同样令人满意（比如熟练的加法）时，也同样会发现不同的反应和反应的选择。一想到其他的事情或精力稍不集中，那些普遍觉醒着的“联结”就会出现。为了防患于未然，满足于对适当工作任务的不懈努力是提高工作速度的一个重要成分。因此，更大的满足是提高速度的重要成分。

进步的外部条件

进步的条件最好从以下四方面论述：一是外部条件，如练习时间的长短、每天什么时候练习、进食数量等；二是生理条件，如酒精和咖啡酸的含量、某种疾病的影响等；三是心理条件，如兴趣和烦恼；四是教育条件，如操作练习的组织和教给学习者的方法。

在外部条件中，我们只讨论一个简单的问题——练习的分配，即练习时间的长短和间隔时间的长短。

功能训练的时间总量相同，比如10小时。可10小时的分配方法有无数种。例如，10个60分钟，20个30分钟，40个15分钟，5个60分钟之后可有10个30分钟，或者每个练习的时段依次分别为100分钟、80分钟、60分钟、50分钟、40分钟、35分钟、30分钟、3个25分钟和13个10分钟，等等。对于每种时间分配方法，各阶段之间的时间间隔又有无数不同种时距。对于指定的一种功能和一个人，指定总的训练时间并指定功能进步的具体指标，以及在功能之外又指定操作和限制的条件，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最佳的时间分配方案。所谓的“最佳”，可以定义为使功能进步的速度最快，或者定义为使功能进步的总体效率最高，或者定义为使学习者在训练过程中感受到的满足最大，或者其他一些可以理解的方法，等等。

如果不论操作情境，一定会有一些简单的定律适用于所有功能和处于所有进步阶段的所有个体。例如，10分钟至20分钟的练习时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要比比它更长或更短的时间好；又如，无论每次练习的时间有多长、练习什么功能、练习的人是谁，间隔24小时至48小时的时间一般比其他时间间隔更好；或者最佳的间隔时距一般是练习时间的二十倍；或者随着功能的进步越来越接近极限，最佳的练习时间变得越来越短、间隔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

实验结果大致表明，在时间分配上应尽量避免采用很长的练习时间与很短的练习间隔时间。[3]但另一方面又表明，练习的时间应尽可能比学校里通常所用的时间长，而间隔时间应尽可能比学校里学习与“复习”所间隔的时间短。[4]

柯比（1913）以1 300名三年级和四年级儿童为被试，以加、减法运算为实验任务，考察了练习时段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实验中采用的最高时段为20分钟。在加法作业中，实验的安排具体见表15—1。

表15—1　加法作业

续前表

*最后几天练习的时间为3分钟。

在除法作业中，实验的安排具体见表15—2。

表15—2　除法作业

这两个实验是出于实用而做的，与其中有多少儿童在实验过程中做了多少课外练习关系不大。我们假设学生在短时段中进行的课外练习与长时段中进行的课外练习的数量相同，实验结果显示，学生在短的练习时段下的成绩较好，两分钟的练习效果最好。然而，我们须注意，这个结果是建立在所有时段的课外练习数量相同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儿童的练习全在课外进行，那么，四个星期的练习要比一个星期练习的效果更好。练习时间短优于练习时间长，其优势可能没有那么明显，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会进一步探讨。

以上两个实验得出如下结果：在加法实验中，22.5分钟、15分钟、6分钟和2分钟练习组的成绩分别为100、121、101和146.5。在除法实验中，20分钟、10分钟和2分钟练习组的成绩分别为100、110.5和177。

进步的心理条件

就进步的实质而言，在基本心理条件上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令人满意的联结有机会增加，令人不满意的联结有机会消失。只要有所变化，就一定会发生联结的扩充或淘汰。

任何可以改变的功能，只要有练习，就会发生变化。但是，无论刺激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学习者都有机会在较宽的范围内取舍各种有用的反应。鲁格注意到，在解决操作式智力游戏问题时，善于操作的学生有时会故意摆弄迷具，希望有机会找到启发他下手的位置；或者故意变换解决问题的假设，其目的也是希望从中观察到下手的地方。

不论怎样变换问题的情景，都是为了寻找并直至建立更好的有用联结。例如，鲁格就曾说过，高效率的学生具有这样一种特征，那就是他们特别注意考察和检验自己的假设，正因如此，他们自己将成为建立新联结的强者。

令人满意的联结一旦出现就会被选择，不令人满意的联结则被淘汰，这并不是功能经过单纯的练习就能取得的必然结果。有许多人在许多功能上都错过了偶然的优势，却仍然执迷不悟地坚持错误练习并固守错误。一种功能如果进行这样的练习，则不论他会取得成功还是失败，不论是增强了好的联结还是增强了不好的联结，工作的效率不论是在平均水平之上还是在平均水平之下，个体练习的结果都只能是他初始状态的偶然变异而已。正因如此，一位毫无文学品位的诗情隐士，可能连续数年都写不出更好的抒情诗。正因如此，在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不考虑言语修辞之美，又不接受社会压力的影响，则虽能口述千言万语，但说出的话在音调、音色、语法或风格上也毫无进步。也正因如此，在判断两个砝码哪一个重的实验中（一个砝码重100克，另一个重101克，而且砝码的重量标识被掩蔽起来），如果除了被试自己练习之外没有其他反馈，那么练习是不可能取得进步的。

无论如何，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只有那些重复使用并令人满意的合意联结，以及那些不被使用并令人烦恼的不合意联结才能发生改变。功能进步最重要的心理条件尽在于此，即是说，重复使用和令人满意的力量直接支持合意的联结、反对不合意的联结。其中有三种情况直接来自学习定律的结论，应该首先讨论：一是将要形成或破坏的联结容易识别；二是令人满意或使人烦恼的情境容易识别；三是应用且令人满意或烦恼的联结容易识别。以下五项统称为“兴趣系列”，即工作兴趣、对进步的兴趣、积极好问的态度、注意、把工作当作自己渴望的有意义的事情。它们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是因为它们有助于产生变化，更因为它们能产生相关的且合意的变化，因为它们能增强好的联结，淘汰坏的联结。

“将要形成或破坏的联结容易识别”，“令人满意或使人烦恼的情境容易识别”，“应用且令人满意或烦恼的联结容易识别”，这三句话的意思可举例说明。就某人来说，他在加、减、乘、除法运算上取得进步，平均说来，要比在解决应用题上取得进步容易些。一个原因是，关于做加、减、乘、除运算，所需要建立或巩固的联结（除了长除法中的商数须尝试选择而定外）都有严格的定义，只需分别练习即可。另一个原因是，成绩（正确答案的数量与做题的速度）是否令人满意也容易确定，令人满意的成绩往往伴随着他人的赞许、作业时间的缩短或者其他额外的奖励。而在解应用题时，学生不能轻易地说出需要形成什么具体的联结，自己不能单独练习这些联结，也不知什么样的联结能令自己满意，更不知道如何做才能使自己感到满意。

再以学习写作为例，在单词拼写、标点符号的使用、句子语法、文章格式等方面的练习容易取得进步，而要写出言辞雄厚有力、表达清晰且有文学魅力的文章则比较难。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对于前者所要形成或避免的联结能够预知，可以分别练习，理论上令人满意的活动也可以确定，当它们发生和作者满意时也容易被识别。而对于后者，在思想上的联结是好是坏，以至于怎样写是令人满意的，怎样写是令人烦恼而应避免的，确实很难识别。正因为这方面的进步差异如此之大，所以，在高中教作文写作的大部分教师们在评价文章的想象力、幽默感、言辞力度和美感等一般品质的进步上没有明确的要求。在少数个别案例中所指定的表现“文采”的情境与反应的联结一旦被确认、控制或赏罚，就取得了比以前更快的进步。例如，有一条明确的写作规则是“在开头的第一句话中使用‘and’（与）一词的次数每个月不能超过一次”。这样的规则虽然呆板而狭隘，但能在行为上产生固定的联结，而固定的联结确实有助于进步。

练习打字很容易取得进步，而书写却不易进步。其主要原因如前所述，可能是因为打字时，字母、字词及其与所需要的系列动作之间的联结更清楚，高效率者与低效率者更容易区分，而且打字效率更容易被奖励所激励。

关于上文所提到的“兴趣系列”，目前还没有直接的定量实验。因此，还没有什么新的事实在此处报告。有些被心理学家直接观察过的学习过程，尽管未被实际测量过，但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例如下面所引用的几段话：

“养成全神贯注的注意习惯或兴趣，保持一种普遍有益的心境，这对学习的重要性实不亚于养成上文所讨论过的任何一种‘操作习惯’。”（Book，1908，p.71 f.and p.74）

“从前面的有关颠球、速写、打字、记忆等实验中所获得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单调的技能是技能快速获得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在相同条件下重复这些实验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在工作中，单调期与快乐期交替出现，同时保持强烈的热情尤为重要。正如上文所述，与单调相联系的沉闷未必是练习曲线上出现‘高原期’的原因，但它很有可能延长‘高原期’。尽管这种失望之感并非总是与练习曲线上的‘高原期’相并行，但一般如此。而且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当快乐与信心恢复时，有时会预示着新的进步。”（Swift，1906，p.309）

恐怕没有人会怀疑，在诸如加法计算、打字或无意义音节学习等功能练习中，兴趣有助于功能的进步。前面所引用的那段话，虽然没有被有兴趣的学习与无兴趣学习的实际比较所全部证实，但根据常理，这些论述可能是正确的。

没有一个深邃的思想家会怀疑兴趣自身对进步的推动，即因上进而满意，因后退而烦恼，也有助于进步。所以，下面引用的几段论述应当不会引起争论：

“强烈的快速书写愿望和在一些案例中对实验意义和价值认识的增强，都是推动学习者采取新颖而经济的方法的动力。”（Book，1908，p.96）

“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做错了而继续犯错误，当这种做法成为习惯时就会阻碍其进步。如果能够发现错误，尤其还能引起强烈的情绪反应，那么，这种做法就会被抛弃。”（Cleveland，1907，p.303）

“当学习有效时，人心会专注于当前所做事情的成功。”（Swift，1910a.，p.151）

目前还缺少证明上述观点的直接证据与测量结果。兴趣对任务与进步的作用，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证据来证明，比较下面实验a与实验b的结果即可证明。实验a与实验b考察的是同一功能的进步情况。实验a中的学习者了解到实验的目的是为了考察进步的程度，因此，他们会关心自己所取得的成绩；而实验b的目的是考察各种药效、休息时间长短的作用或学习曲线，所以这组学习者较少关心自己的成绩。此前没有研究者做过这样的比较，而且这种实验做起来也很麻烦，不够精确。结果就如同所设想的那样，功能及其进步可以合理地解释为兴趣的作用。实验结果发现，实验a的进步看起来远超过实验b的进步。

“兴趣系列”的其余三个方面，在此只进行简单介绍，无须深入讨论。杜威认为学校工作一定要精心安排和组织，以唤起学生的问题意识（使学生产生需要，只要努力学习就可满足需要）。杜威的论述很精准，也很诚实。大部分人可能都同意他的观点，即便不完全赞同，也至少承认学生带着需要和问题学习，会进步得更快。同时，这种需要通过努力学习就可实现，问题通过努力学习也能成功解决。现代教育学的基本原则是，学习任务对任务完成者应当有意义（学生要带着目的学习，赋予学习以意义），这个主张也可能为人们所认同，至少相信与那些一系列奴隶式、机械式的智力急转弯任务相比，如果学生了解任务的性质与目的，就会进步得更快。此外，认同度最高的主张就是在对功能进行练习时，专心练习的效果要好于不专心的练习。

对工作的兴趣、对进步的兴趣、工作意义、问题意识和集中注意是五种推动进步的动力，也为大家所认同。我们可以再加上两种可能存在争议的动力，一是没有不相干的情绪激动的干扰，二是没有烦恼。

关于情绪对学习的作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冲突。在智力功能上，大部分人认为，除了对工作及其工作的成功怀有殷切渴望而又平静的热情之外，其他所有激动的情绪都能分散注意力，其中不仅包括强烈的爱情、悲伤、耻辱和厌恶，甚至还包括观察者轻微的恐惧、成功带来的狂喜、对竞争者或自身的愤怒，这些情绪都在消耗能量并阻碍进步。

至于在道德功能上，诸如学习积极工作、说真话、公平对待每个学生或雇主，大部分人倾向于认为，适当的情绪热情有助于增强道德功能的进步。强烈的反感和因反感所导致的懒惰足以使人养成工作习惯；追求真理的执着热情有助于人说真话；有强烈平等意识的人创造公正。在一些培养宗教和道德信仰的实践上，有人甚至提倡，无论如何都要以某种方式打动人心，然后才有机会引导他们热心向善。

在谈到技能进步时，大部分人反而再次倾向于拒绝所有粗暴的情绪，甚至一切微弱的情绪激动——排除了由成功所引起的满意感和由错误所引起的拒绝感，然而这两种情绪实在算不上情绪激动。

在上述三段问题讨论之前，我首先使用了“不相干的情绪激动”一词。这个词在理论家之间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究竟什么样的情绪激动是“不相干的”。这些争论有待实验证据的定夺。但至少在我看来，这些证据似乎应该表明：（1）一切情绪激动及情绪激动本身好像都是“不相干的”；（2）情绪激动的唯一价值在于它能产生（或代表）进步的满足和失败的烦恼，而不在于它对进步或失败的影响；（3）因此，用一个没有情绪激动的相同心理结构来说，情绪激动属于次级产物。

首先，证据显示，我们必须把诸如逃避、攻击、退缩、慈爱和懒惰等本能反应中原有的倾向、定势和态度与被激活的情绪区别开来，后者有时可能伴随着态度而被激活，但不总是这样。本书前面的章节已经提到了这样的事实，即在本能的反应中尽可能把内心所觉察到的干扰完全排除，也不会无损于本能反应。我们不能根据情绪的强弱推测本能反应的强度。舍弃本能而谈习得的习惯，这样做说理更清楚。以打纸牌为例，心态平静的人才能具有真实的热情来研究这种游戏，甚至为了研究它而宁肯有所牺牲。而心里觉得狂热冲动的人远做不到这点。当遇到说谎能为自己获得好处的机会时，心里不觉得激动的人或许会有回避说谎的态度，而实际被情景所感动、觉得厌恶和轻慢的人反而不能。

其次，如果一谈到“感到愤怒”就意味着拒绝，一说到“觉得可爱”就意味着喜欢，那么，本性中原始的依附关系就可能被破坏。热爱、厌恶等内在的情绪激动与满意和烦恼之间的原始相关关系可能会发生改变，使得原来行为复合体中的某方面特征，即使没有另一方面的特征，也能独立存在。一个人可能会因自己的懒惰而导致暴怒，因此，在无所事事的暴怒中包含着愤怒和无事可做的烦恼。相反，如果一个人因为懒惰而感到烦恼，但从此不再放纵，而常思悔过，他就不会感到通常所说的暴怒、厌恶、轻慢或其他激动的情感。

再次，就意识到的激动情绪的纯粹品质而言，所有激动的情绪都惊人的相似，都惊人的与活动方向无关，因此，也与学习无关（除了那种认为弥散的中性刺激令人满意的理论观点之外）。我们可以不承认在一种情绪的意识方面只有兴奋与抑制、紧张与松弛、满意与不满意。但我们必须承认，当愤怒、蔑视和得意等情绪达到相同程度时，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们倾向去做的事情不同，所能得到的满意情境也不同。它们在纯粹情绪意识上的区别变成无关紧要的事情。可是有人却令人感到奇怪地提出，愤怒、蔑视和得意这三种情绪在意识状态上的区别就如同红色、绿色和蓝色之间的区别那样清楚。

又次，大多数有专长和有成就的学习者表明，在功能的练习上与之相关的情绪激动越少，进步就越快。无论是在数学、科学、音乐、绘画的练习上，还是在自我控制和奉献的练习中，成绩高、进步快的人平均总比成绩低、进步慢的人在工作中少受情绪波动的干扰。此外，就同一个人来说，平均来看，工作时情绪激动越少，学习得就越好。对于成功的脑力劳动工作者来说，可以自然选择和淘汰脑力工作的方法，而情绪激动就在被淘汰之列。

最后，在一些快速的进步看来最可能是由情绪激动引起的案例中，这些快速的进步也并非由于情绪激动的作用，而是由兴趣和成功的结果导致的。当然，任何心理活动都能产生某种兴奋，如同抑制人的所有活动，结果导致抑郁一样。一般的满足与特别的成功都有令人激动的特点。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际上看，由工作成功所引起的激动与因情绪激动而导致工作成功两者截然不同。

因此，对情绪激动与功能进步之间一切关系的最好解释，莫如首先假定兴趣是功能练习和进步的积极力量。而情绪激动，如果它能产生兴趣的话，也只有间接的价值；如果它是由兴趣引起的，其价值就是兴趣的标志而已。所以，情绪激动通常被假定为不能产生有效的兴趣。每种情绪的动态力量远在行为之上而独立存在，不需要内心有粗暴的激动。当没有情绪激动时，兴趣会更持久、更专心、更有效。

在讨论担心或紧张情绪时，还得重复类似于上述的论证。现在假定两个人的心境完全一样，只是其中一个有紧张或担心心理，紧张或担心只能消耗能量、分散精力，简直就是自寻烦恼。热心以及成功带来的满足和失败带来的烦恼，只有在心情放松时才能表现出来，不一定是因为竞赛和怕失败等而心里紧张。实际上，人的兴趣不牵涉粗野的紧张更好。解释这一点比解释兴趣与情绪激动的关系更容易。当然，有些人确实是不到令人担心的时候不肯工作。然而，要想矫正这些人的缺点，与其让他们更紧张，不如用更高的成就目标唤起他们自身更大的兴趣，这才是唯一经济实惠的治疗方法。这就好比，与其给他们增加一剂心药，不如让他们服用心理滋养品。

在从事智力、道德和技能等积极的心理活动时，有一点不太强烈的情绪激动比一点都没有更有利于活动的进行，稍有一点紧张感比兴趣平淡的愉快更有利于活动的进行。按照我对行为真相的解释，情绪平和而放松确实有利于活动的进步和活动者自身。

进步的教育条件

进步的教育条件包括学校行政上所筹划的所有条件。一谈到学校的课程安排，就会使我们回到一天的时间安排、练习时间和间隔时间的长短等已经在“进步的外部条件”中讨论过的话题；而一说到教室的温度、光线、空气流通情况以及对患有传染病的儿童的隔离等管理问题，就使我们回到了“进步的生理条件”的讨论；一谈到教材的选择与组织以及教师的教学方法等话题，就使我们回到刚刚谈到的兴趣、放弃担心、容易识别的联结等“进步的心理条件”上。课程的时间安排以及学校卫生条件与进步的关系，此处无须讨论。但是，教材的选择与组织以及指导学生反应的方法关系到进步的速度，需要对前文已经阐述过的几项原则作出评论和阐明，从中提出对我们来说是新的而重要的原则。

假如学生对已知功能的练习有了一定的目标，那么，教材的选择、组织和呈现，以及对学生反应的肯定、批评和纠正就是使学生获得下列收益的手段：（1）尝试形成某种联结而不是其他的联结；（2）让这些联结形成一定的顺序；（3）自己尝试形成的联结更容易识别[5]；（4）使正确的联结更令人满意，使错误的联结更不易重复出现；（5）更满足于功能的一般练习；（6）更满足于功能练习所导致的功能进步。

任何一种教育成就都显示了这六个目标。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给小学生列出算术例题和难题的答案，这种做法虽然符合上述第（3）和第（4）项收益，但与第（1）项收益不符。因为，如果学生知道了答案，就知道了自己要做什么和怎样才能做得更好，但这也可能导致他根本就不能形成正确的联结。

美国近20年现代语言教学方法的主要变化，为第（1）和第（2）项收益提供了重要说明。现代语言教学已经在联结的选择和排序上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语言教学把教学内容组织成一系列语法规则和范例，形成一个便于语法教学的系统，附加少量的读、写、说，练习应用这些语法规则系统。而现在的语言教学则把教学内容组织成无数独立的用法，并在很大程度上按照语言应用的兴趣、机会和实际的联想方式，确定教学内容的排列顺序。

教初学者阅读时，教师会因为其联结的不同、联结的顺序不同而喜欢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以前在读音训练时使用变音符，现在不再使用了，其原因逐渐清楚了。这是因为学生按照第（3）项收益所获得的联结仅仅是由变音符所引起的联结，其价值远没有根据第（1）项收益所获得的价值大。按照第（1）项收益所形成的联结是看到普通印刷品上呈现的音节所导致的联结，形成这种联结的实用价值比看见变音符所形成的联结价值更大。现在的阅读教学从“三只小熊”的故事开始，而不是从单个词或单个句子教起，主要因为从第（4）、第（5）和第（6）项收益中所获得的效益大于从第（2）和第（3）项收益中所失去的效益。如果将阅读的内容用动作表演出来，或者用学生自己的话说出来，学习的效果会更好。这不仅是因为能够增加他们的学习兴趣，更因为教初学者阅读，不仅与读音有关，而且与意义有关、与某些白纸黑字的视觉符号有关，这符合第（3）项收益。

规定时限的算术练习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能获得第（6）项收益。优美读物之所以能促进学生的演讲和写作水平的进步，就是因为它能带来第（3）和第（4）项收益；也有第（1）项收益，但这种联结不能经常被认识到。正因为这种联结是通过内部言语形成的，所以，在十个小学生中至少有八个小学生，自己说出来的话是他阅读过的，自己写出来的是他说过的话，他实际上是通过阅读来训练良好的演讲和写作。

现在的地理课教学，用家乡风光的介绍开头，取代以前的一开始就讲地球是椭球体的证据，这种在第（2）项收益上的改变，是因为以前的讲法颇使人怀疑第（1）项收益所形成的联结只是口头的。而真正形成这种认识的过程，相对于第（4）、第（5）和第（6）项收益来说，是非常间接和人为的效果。

有教育指导的学习与没有任何指导的独自学习相比，更强调所形成的是哪种联结。例如，一套好的算术教材，它的年级划分、预习内容、辅助练习以及各种专门训练和应用，体现出它对大量可能形成的联结的广泛选择和大量淘汰。这样的教材足以使那些不知道过去四百年算术教学实验的人感到惊讶。对联结种类的重视是明智的。只学习必须学的东西是进步的最佳方法，形成大量无用的或不相干的联结是最大的浪费。但是，即使是一个天才的学生，甚至在相对不易出错和没有疑惑的功能上，独自学习而无指导，也可能误入歧途。

如果把教学内容的组织作为学习进步的条件，一个新的教学原则当然是联结顺序的原则。这个原则本可以列入心理条件之中，但是，在教材内容的组织和所学课程的安排上说明这个原则比在学生独自学习的过程中来说明它更清楚。

为了说明这个原则，我们不妨对两种学习情况做一个对比：一种情况是让一位8岁的儿童像在普通实验里做加法测验那样，自己学习4到5个数字的加法，例如46、73、17、80、9相加；另一种情况是让他在学校里学习这样的加法。在学校里学习时，首先建立的是1、2、3、4这几个数字与表示物体数量和某单位数量大小的名称之间的意义联结，这些意义联结经过复习、加强和扩展，其意义更加明确。与此同时，6、7、8、9、10等数字也会建立相似的联结，并且每一个数字都与它前后的数字形成了固定的联系，即“每个数字是它前边的数字加1”。然后学习总和为9以内的一位数加法，儿童可以通过数数来学习这种加法，并用数数来验证计算结果。在数字（1、2、3、4等）与相应的数量词形成联结的同时，也形成了两者相互替代使用的联结。“加”和“等于”的含义与所呈现的等式子之间也形成了适当的联系。算式情境和与之伴随的对每个加法的态度与每一种相应的系列反应就形成了联结。

不论是视觉符号还是口头言语符号，“十一”与“11”、“十二”与“12”，等等，直至一百，均形成了每个十位数代表“多少个10”和每个个位数表示“多少个1”的意义联系。等类似的式子都代表进行加法计算，又都与适宜的反应相联系，是此前所学的一位数加法联结的迁移。情境是一位数和两位数的竖式加法，反应是进行加法计算，情境与反应之间建立了联结。同时，也建立了加法计算过程的联结。竖式加法联结也可迁移到其他竖式加法中，例如，如果学会了竖式加法，就可迁移到等竖式计算中。“0”表示“什么都没有”，一旦这个联结建立，就会想到“5+0=5”、“0+4=4”等。看见竖式加法中有0时，例如，等，就会形成“当作没有，加下去”的联结。如果一竖行加起来的总和等于18，就需要建立总和得数大于10的联结了，这时所做的反应大多数都是口头的。

这些联结的介绍和练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数数来形成，例如，从0或1开始，数到2；从0或1或2开始，数到3；从0或1或2或3开始，数到4，等等，以此类推。然而，“进位”则是那些需要进位的加法与一个重要原理的联结，而且要提醒学生注意，进位的数字不仅是1，还可能是2或3等。给学生提供需要进位加法运算的实际应用过程，可以帮助他们形成“进位”加法的大量具体联结。当数字相加之和的个位数等于0时，就把它直接写下来；进位的数字可能是1、2、3等。这就是进位加法所要形成的具体联结。

经过学校的系统训练，按次序形成有序的联结，常被认为过于迂腐和过于系统化。形成联结的顺序有无数种，其中有利于进步的可能不过几种。一个初学者仅凭自己的内心冲动和外界暗示，除了已有的基础知识和进步的热情之外，没有指导的无计划训练所形成的联结顺序可能比学校教育所规划的训练更有利于进步。但是，这样的事实并不能驳倒这个原则，相反，却是证明这个原则的例证，明确地说，缜密联结的练习顺序是进步的条件。

注释：

[1]这里所说的内部过程可能是全部，也可能是一部分，例如，减少一个联结。

[2]这里所说的内部过程可能是全部，也可能是一部分，例如，增加一个联结。

[3]多长的练习时间被认为是“很长”，取决于功能的进步情况和个人的满意程度。例如，对于做加法运算或记忆无意义音节（由32个无意义音节组成一串的无意义音节系列）而言，练习两小时应该算是很长了；而对于打高尔夫球或下棋来说，两小时未必算长。多短的间隔时间算是“很短”，取决于练习时间的长短和功能的性质如何。进行20分钟的加法练习，间隔5分钟就很短，间隔5小时可能都是短的。上文所述内容，即这方面的知识目前还很缺乏。

[4]这里所说的“练习时间”不是指一节课的全部时间，仅指用于功能练习的那部分时间。例如，读九九乘法表、拼写各州的名称、练习书写速度、背诵10个生词、用德语文章做口语练习等。一般说来，这类学习的时限通常约为5分钟。

[5]“更容易”自始至终意味着，自己尝试形成的联结比离开他自己的设备所形成的联结更容易识别。

第十六章　进步速度的变化

举例说明

四个成人练习一位数加法，每天练习五分钟，共练习30天，练习结果如图16—1所示（图16—1代表四个被试的平均数）。由图16—1可见，练习曲线呈抛物线形，大体上表现出负加速度（negative acceleration），即前半部分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后半部分。23名女学生根据规定的“密码”翻译英文文本，即将文本中的字母转换成其他字母，图16—2是她们的平均练习曲线。与图16—1相比，图16—2中曲线的速率变化为零或表现出微小的正加速度，即后半部分与前半部分的速度增加几乎相等，或稍微大些。

图16—3是一人接收英文电报的练习曲线，纵坐标代表每分钟他从发电报键发出的嘀嗒声中读取的字母数，横坐标代表星期，实验共进行36个星期。在刚开始的12个星期，被试的进步速度很快，中间的12个星期，进步很慢，即进入了所谓的“高原期”，最后的12个星期又进步很快。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图16—4。这个图总体呈现出如图16—1中所看到的负加速度，在前20小时练习阶段，进步速度很快，在20小时至45小时之间，进步速度缓慢，在45小时至55小时的练习阶段，进步速度再次加快，这是一个“长期的波动”。此外，曲线上又表现出很多忽上忽下的变化，这些是“短期的波动”。如果图16—1、图16—2和图16—3的曲线不是所有被试的平均练习曲线，而是分别画出每个被试的曲线，这些曲线也会表现出同样的短期的变动。例如，图16—5中最高的四条曲线分别代表四个被试，而图16—1是他们的平均数曲线。

图16—1　一位数加法练习的进步曲线

图16—2　23名女学生字母转换练习的平均进步曲线

图16—3　接收电报的大概平均练习曲线

图16—4　某人矫正视力后打字练习的进步曲线

资料来源：引自Book，1908，第21页的插图。

图16—5　五位成年女性一位数加法练习的进步曲线

资料来源：引自Wells，1912，第8页的插图2。

由上述实验结果可见，进步速度时常改变，随着练习的不断深入，进步的增速减小。此外，练习曲线中既呈现出诸如“高原期”的长期的波动，又随每天或每星期出现短期的波动。在一些有关心理功能发展的实验研究中也发现了相同的结果，在学校学习、商业和职业训练中也可能出现相同的结果。

导致进步速度变化，即练习曲线形式变化的原因是：（1）在心理功能进步时形成或毁损的联结数量不同；（2）联结的形成或毁损难度不同；（3）联结的形成顺序不同；（4）各联结对测验分数的影响有大有小；（5）不同时期的练习对促进个体心理功能进步的作用不同；（6）一个已经形成的联结对其他联结形成的影响不同；（7）因失用致联结减弱；（8）联结的过度练习。下面将列举几个具体的精心组织的学习例子，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原因。

进步速度改变的原因

例1

假设：（1）一种功能从功效x进步到最高功效，其原因是形成了固定数量（n）的联结；（2）各联结形成的难度相同，被试以最高的能力形成联结所需时间为t；（3）各联结对测验分数增长的影响作用相同（k），并且假设（1）与（2）不受联结形成顺序的影响；（4）同一练习时间内只能形成一个联结；（5）一个联结只有在完全形成时才会影响测验分数；（6）个体总以“最高的能力”进行工作，并且最高能力保持不变。

根据以上六个假设所形成的练习曲线是一条标准的“梯级形”曲线，每个梯级相等。如果每个梯级的高为k，梯级数为n，总的进步则为nk，所需要的总时间为nt。假如n=8，刚开始时的功效x=4k，就会得到如图16—6所示的练习曲线。

图16—6　练习曲线一（例1）

例1a

例1a的假设与例1基本相同，除假设（5）改为：将建立联结所需时间分为相等的若干份，被试时刻以最大的能力练习每个联结，直至联结全部建立，那么，每份时间对成绩的影响相同。根据例1a的假设，形成的练习曲线应当是一条有斜率的直线，最后会达到最高值，如图16—7所示。

例1b

例1b的假设与例1a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是：同时可形成两个或多个联结，以前在t时间内形成一个联结的能力，现在在t时间内可形成两个二分之一个联结，四个四分之一个联结，或十个十分之一个联结，以此类推。根据例1b的假设形成的曲线仍如图16—7所示。

图16—7　练习曲线一（例1a与例1b）

例1c

假设与例1a或例1b基本相同，但n无穷大，则会得到图16—8的直线。直线的速度变化为零，延长至无穷大。

图16—8　练习曲线一（例1c）

注：问题的真正曲线以相同斜率无限延长。

例2

例2与例1的假设基本相同，除假设（2）改为：一半联结的形成难度是另一半联结形成难度的两倍，也就是说，在最大能力下，难度低的每个联结的形成的时间为t，而难度高的每个联结的形成时间为2t。那么，练习曲线的形式取决于联结形成的顺序。假设联结的形成顺序有很多种，每种顺序会形成特定的曲线形式。[1]如果容易的联结都在前面形成，最后会得到如图16—9所示的曲线。如果难的联结都在前面形成，曲线应如图16—10。如果容易的联结一半形成在前，一半形成在后，曲线应如图16—11。

图16—9　练习曲线一（例2）

注：容易的联结形成在前。

图16—10　练习曲线二（例2）

注：容易的联结形成在后。

图16—11　练习曲线三（例2）

注：容易的联结一半形成在前，一半形成在后。

例1与例2均假设所有联结对测验分数的影响是相同的，并且被试在学习时间内总保持相同的最大的能力，练习曲线的形式由联结的数量、形成难度与形成顺序决定。联结的数量限定了最大功效，联结形成的难度和顺序则限定曲线所能达到的最高值。在上文所使用的各个例子中，均以“最高”能力代替“平等的”、“稳定的”或“平均的”能力，评估其对功能进步的影响。不好联结的毁损可以部分或全部等同于好的联结的形成，不会产生影响。此外，所谓在区分联结形成的难度时，只简单地说明在时间t内可以同时形成2个或4个联结，而没有明确指出一个联结形成所需要的时间为或。在本章后面的内容中，也存在此类问题。

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两个联结形成难度相同，它们对分数的影响可能不同，同理，两个联结对分数的影响相同，它们在形成时难易程度可能不同。如果联结形成的难易程度相等，它们对分数的影响不同，那么，得到的练习曲线的形式应当取决于联结形成的顺序。如果影响力大的联结先形成，那么进步的速度应当表现为负加速度，相反，如果影响力小的联结形成在前，那么进步的速度应当是正加速度。如果出现其他情况的形成顺序，速度的变化以此类推。如果联结形成既有难易之分，它们对分数的影响又不相等，我们只需要评估每个联结在单位时间对分数的净效应，然后根据联结形成的顺序推测曲线的形式。

例如，假如有8个联结，a、b、c、d等，形成时间分别是1t、2t、3t、4t、6t、8t、12t、16t，它们对分数的影响作用是40、20、10、8、2、4、6、24。那么，对于联结a，时间t内对分数的影响为40，b为10，c为，d为2，e为，f为，g为，h为。在练习进行过程中，如果知道联结的形成顺序，就可以计算出时间t的影响作用。

促进某种功能进步的能力存在个体差异，因此，他们在形成联结的时间上也不同。如果同一个被试，保持状态不变，他形成各个联结需要的时间可能相同。无论何时，个人学习能力下降将导致该时间段内练习曲线的下降。例如，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对某事的兴趣会逐渐减弱，而学习能力也会递减，从10降为9、8、7、6、5、4、3，将例1中的假设（6）改为一般学习能力随时间而降低，图16—6就会变成图16—12。相反，如果随着时间的进行，个人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或兴趣逐渐增加，那么，他的学习能力就会不断提高，自1.0增加至1.1、1.2、1.3、1.4、1.5、1.6、1.7，在其他假设不变的情况下，应得到图16—13所示的曲线。

图16—12　练习曲线二（例1）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假设只考虑联结的形成难易及其对于分数的影响，并没有探讨联结的形成顺序。例1中的假设（3）在后面的例子中仍保持不变。

在实际练习中，形成一个联结所需要的时间及其对分数的影响，可能取决于前面已经形成的联结。因此，练习曲线很复杂，但人们可以计算以前已完全形成或部分形成的一个或一组联结对测验的所有作用。当然，这很复杂。

图16—13　练习曲线三（例1）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假设是任何联结一旦形成，它对分数的影响立即完全显现（或者在例1a的几个例子中，部分联结形成，该部分效应就显现）。但在实际练习中，只有后面的联结完全形成后，前面某个联结对分数的影响才能完全显示出来。正如前面形成的联结可促使后面形成的联结产生更大的效应一样，后面形成的联结也可使前面已形成的联结对分数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表面上看，我们不可能从总成绩中区分出联结b对前面已形成的联结a的影响，原因是已形成的联结a也提高了联结b的影响力。但是，如果联结b一直是独立的，失去了联结a的增强作用，联结a也失去了联结b的增强作用，这两种关系的差别就可以表现出来。

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假设是一个联结形成之后，其影响力在练习中保持不变，以后重现时，无须花费时间恢复其影响力。但在实际中，学习者往往须利用一部分时间，重新学习联结，保持其影响作用。有些学习者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使联结保持以前的水平，超过了重新学习需要的时间就是过度学习（over-learning）。保持联结的时间是必需的，而过度学习则浪费时间，我们用两个简单的例子来讨论上述两种情况。

现在假设：（1）所有任务都需要相同的一般学习能力；（2）功能从x进步到最大值需要20个联结的作用；（3）20个联结的形成难度相等，各需时间为t；（4）每个联结对分数的影响相等，各使分数增加k；（5）假设（3）和（4）不受联结形成顺序的影响；（6）同一时间内只能形成一个联结；（7）每个联结形成之后，需以保持其作用；（8）每天练习时间共为4t，在实际中，为保持已形成联结的全部作用，花费时间温习是必要的；（9）无论是用在形成联结上的时间还是保持联结上的时间，对成绩都有相应的作用。

为方便计算，现假设在4t练习阶段，已形成的联结不会出现毁损，即假设毁损只发生在一个练习阶段结束到下一个练习阶段开始之前这段时间，那么结果如下。

阶段1：学习者形成a、b、c、d四个联结，成绩从x+0上升到x+4k。

阶段2：他需花费2t保持联结a、b、c、d，需要2t形成联结e和f，成绩从x+4k上升到x+6k。

阶段3：他需用3t保持联结a、b、c、d、e、f，用1t形成联结g，成绩从x+6k上升到x+7k。

阶段4：他需用以保持a至g七个联结，用形成联结，成绩从x+7k进步到。

阶段5：他需用以保持联结a至g和。如果假设一个联结没有完全形成时，不会出现毁损，那么仍需用保持联结a至g。现在有两种选择[2]，如果他用余下的以形成联结，成绩从上升到。

阶段6：他可能利用以保持联结a至g以及，用形成联结，成绩从上升到。以此类推，最高成绩接近x+8k，如图16—14所示。

图16—14　练习曲线

由例1a可见，练习曲线是一条标准斜线，由0上升到最大值，现由于要保持已经形成的联结，消耗了时间，练习曲线则由斜线变为带有负加速度的曲线。一般说来，不管失用导致联结如何慢慢减弱，在保持旧联结与形成新联结中个体如何分配时间，只要有联结需要部分重学，就会影响曲线形式，表现出负加速度。同样，如果一个心理功能中包含足够的联结，它就一定趋向于达到最高的成绩。[3]

假设无论在任何条件下，练习曲线总是一条直的斜线，现在我们再来讨论过度学习对练习曲线的影响。

假设一般的学习能力保持不变，联结的形成难易相等（每个需要1t），不论联结的形成顺序如何，各联结对分数的影响均为1k，并且，同一时间只能形成一个联结，但是每个联结形成之后，需要耗费联结形成时所需时间的一半进行无用[4]的练习，部分练习时间对分数有作用。假设与例1a相同，再加上过度学习假设。每个阶段练习时间为4t，联结数量至少为8个，我们可得到如下的结果。

阶段1：学习者形成联结a、b、c、d，分数从x+0上升到x+4k。

阶段2：他花费2t进行过度学习或无效果地温习联结a、b、c、d，形成联结e和f。分数从x+4k上升到x+6k。

阶段3：他用3t进行过度学习和形成联结g。

在后面的练习中，一半时间要用于建立联结，这样才能保证分数。一般而言，过度学习其实是无效的温习，常常导致曲线呈现负增长，并且接近一个不可再进步的限度。

在实际练习中，重新学习与过度学习二者之间的关系很有趣，也很重要。就如同我们前面假设的，想找个明显的例子，其中的联结练习无用，几乎是找不到的。在实际练习时，超出一个联结形成所需要的练习就是过度练习，超出一个特定限度的练习就是重新学习（或者是不必要的学习）。这些学习是为了保持联结的完整功效（或保持它的功效不会下降）。联结的练习在时间分配上有比较经济合理的方法，一旦联结完全形成，任何时间内的过度练习都是浪费，在练习产生的优势出现之前，失用就会抵消这些优势。如果练习太少，相互联系的联结又不易完全建立。读者可在过度练习与过少练习之间寻找平衡点，每个联结每天都可能出现毁损，如果进行适当的重学，恰巧能在单位时间内把所毁损的联结恢复原状（或保证不会出现毁损），这就是最佳的温习时间。在实际练习时，重新学习与过度学习的作用相同，至少在前面所举例子中人为假定的条件下是这样。

综上所述，以下八种因素都足以导致进步发生改变：（1）联结的数量；（2）联结形成的难度；（3）各联结对分数影响的差异；（4）联结的形成顺序；（5）在不同练习时间内推动某种心理功能进步的个体一般能力的差异；（6）已经形成的联结，或即将形成的联结与一个给定联结的关系已经减弱，或者对分数的影响作用已经减弱；（7）联结因失用而被削弱；（8）对已形成的联结进行无用的过度练习。以上八种因素均可能改变进步的速度，一种因素会带来哪种改变，均可以通过推算得出。

这八个因素中的每一个几乎都可以在人类的实际学习中找到例证。考察对各段练习曲线的解释，不论是对最初练习成绩的加速提升、负加速、进步速度接近于零、“高原期”的解释，还是对长期的和短期的上下波动的解释，实际上都是用这八个因素中的这个或那个因素，或者其中的两个或几个因素，根据不同的目的进行解释的。

注释：

[1]不同的顺序当然也可以形成相同的曲线形式。

[2]如果选择第二种，则需用以形成其余的，成绩从上升至x+8k。

在阶段6，他需用4t保持已形成的联结，那么成绩永远达不到x+8k，如果联结有20个，他可以一边保持形成的联结一边形成剩下的联结，那么他可能达到的最高成绩是x+20k。

[3]随着练习的进展，如果新联结对分数都具有同等的影响作用，但它们的形成越来越容易，那么有这种倾向的人可能一生中很占优势。

[4]除非为保持联结的全部作用，否则这种做法一般说来是无效的。只有在有思考的特别练习中，过度练习对某种特定功能的进步才有作用。

第十七章　进步的持久性

因失用而消损

一般来说，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事实表明，一种心理功能因失用减弱，而且失用的时间越长，减弱的量越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心理学家却说过这样的话，即在练习停止后，联结具有经过内部组织发育而自我完善的效果。例如，库弗（Coover）与安杰尔（Angell，1907，p.336）就曾说过：“一般的观点认为，潜伏期有利于身体的活动，这种观点已经被大量有关练习与疲劳的研究所证实。”但是，他们的这种观点既没有自己的证据，又没有援引他人的证据。布克自己虽然不同意“夏日学溜冰、冬日学游泳”的教学主张，但却阐述了如下假设：“以前所形成的联想在不练习的间隔时间内，会因为某种神经发育过程，而不知不觉地慢慢地自我完善。”（Book，1908，p.80）

这种观点如果真的具有普遍性并与事实一致的话，那么，练习停止而进步继续的观点似乎与前几章所提出的学习定律相冲突。但是，主张“夏天学溜冰，冬天学游泳”的人，总应该拿出在没有进一步练习的情况下，进步的动力强大而持久的具体事例吧；总应该承认在失用一段时间之后，功能的效力没有进步而有消损的事实吧。

他们当中没有谁会预期今年用一小时练习溜冰，到明年夏天溜冰水平就会不劳而获地提高。也没有谁会期望经过100小时的游泳、跳水或其他水上体育项目的训练，20年后仍保持原来的水平，甚至还会有所进步。这种观点只不过说明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所出现的与一般遗忘规律相反的现象，并不是一个普遍真理。

这种观点是一个误解，可原谅之处只因存在下列事实真相：（1）一个功能的进步被疲劳所掩盖，而失用期间包括休息，所以失用后产生了一个表面上的进步。（2）一个令人满意的联结，其强度上的进步可能被它准备反应状态的下降所掩盖，例如：训练兴趣下降了，就像运动员所说的“麻木了”。在停止训练时做其他活动的兴趣增高，但对联结强度的损失较少，因此，失用后出现了一个表面上的进步。（3）功能的练习不当，例如在烦恼、困惑状态下或错误指导下所进行的功能练习会形成不满意的联结。这种不满意的联结因失用而削弱，会使正确练习的功能进步提高。

由于“练习之后进步继续”的观点既没有直接的证据，又与我们记忆上的所有证据相悖，因此，我们拒绝接受这种观点。所以，在休息与兴趣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联结因失用而减弱，功能因失用而消退。当然，在某些实例中，失用对分数的影响作用很小。试想一个很简单的功能，例如当问你“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你很容易回答出来，即使十年不用，功能效力的减退也只表现出稍有迟疑而已。

实验研究的结果

前人对“功能因失用而消退”已经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但是他们所研究的功能都是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功能，例如，按要求背诵某一个无意义音节系列或一首有意义的诗等。如果这些研究所得出的曲线能够代表所有功能的一切进步情况，那么，这些研究确实相当重要。然而，正如下文所示，这些曲线不能代表一切功能的一般进步情况。在这些研究中，能力的进步从零开始，到一次就能把所学习过的材料完整背诵出来（其中有几个研究需要重复完整地背诵两次）。记录其花费的时间和反复学习了多少遍。过了指定的时间后，再进行能力测验，看其要恢复到原来的程度，又要花费多少时间、学习多少遍。例如，某人学习了100个无意义音节后，1小时后重学其中的10个、1天后重学其中的另10个、10天后重学另10个、30天后重学另10个、1年之后重学另10个，等等。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曲线上的某些点来评估这个人功能的衰退情况或遗忘情况。

在这个问题上，将介绍艾宾浩斯（Ebbinghaus）、拉度斯介维奇（Radossawljewitsch）、麦克纳夫（Magneff）和比恩（Bean）四个人的研究。

艾宾浩斯（1885，p.94）用重新学习所节省的时间来测量记忆的保持量，他把一个无意义音节系列一直学习到刚刚能够完全正确地一次背出来为止，然后每间隔一定的时间进行重学，重学节省的时间见图17—1。19分钟之后重新学习，如果要恢复到最初的完整背诵出来的水平，所用的重学时间为最初学习时间的42%；36分钟后重学，所用时间为最初学习时间的56%；8小时45分钟之后重学，重学时间为最初学习时间的64%；等等。与此相对应的，重学节省时间的百分比分别是58%、44%和36%，等等。在这个研究中，失用的效果看起来相当强大。随后，拉度斯介维奇（1907）做了类似的实验。在他的实验中，被试最初的学习效果要达到刚刚能够将所学的无意义音节系列连续正确背诵两遍，其他条件与艾宾浩斯的实验相同。他得到的遗忘曲线形式与艾宾浩斯的基本一样，只是失用的效果小一些（见图17—2）。

图17—1　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注：艾宾浩斯无意义音节学习（初学学到刚刚能够连续正确背诵一遍所学的无意义音节系列）的遗忘曲线。

比恩（1912，p.19）考察被试学习由9个新字母组成的字母系列，然后间隔一定的时日进行重学。通过考察重学时的错误分数就可以判断遗忘的多少。由于他采用的测量方法过于烦琐，在此不再详细叙述。结果发现，被试开始时遗忘速度很快，后来遗忘速度减慢。1天之后重学，错误分数为3.0；4天后重学，错误分数为4.15；7天后重学，错误分数为5.35；14天后重学，错误分数为5.5；21天后重学，错误分数为5.55；28天后重学，错误分数为5.9。由此可见，1天失用所产生的错误不少于以后27天失用所导致的错误。

图17—2　拉度斯介维奇遗忘曲线一

注：拉度斯介维奇无意义音节学习（初学学到刚刚能够连续正确背诵两遍所学的无意义音节系列）的遗忘曲线。

拉度斯介维奇又以有意义的诗歌（八行诗，约包含90个音节）为材料进行了实验研究，学习至被试能连续正确地将诗歌背诵两遍，间隔一定时间后重新学习。把他的实验结果与麦克纳夫的研究结果合并，我们可暂时确定一首诗的遗忘曲线（见图17—3）。

图17—3　拉度斯介维奇遗忘曲线二

注：将一首诗学习到刚刚能够连续正确背诵两遍后的大致遗忘曲线（资料来源于拉度斯介维奇与麦克纳夫的研究数据）。

然而，与这些诗歌或无意义音节系列的遗忘速度既快遗忘量又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斯威夫特（Swift）、斯凯勒（Schuyler）、布克和里加尔（Rejiall）四人颠球和打字的研究结果。

在颠球（tossing balls）实验中，斯威夫特（1903，1905，1910）报告了下面的结果：被试A一开始颠球大约只能得4分，经过42天的练习后，最后6天的平均分依次为50、82、92、88、68、105。在随后的5个月内，每隔30天重测一次，所得平均分依次为70、80、140、110、120。481天后又重测一次，平均分为119。4年之后重测，平均分为5；第二天又重测，分数为10。随后每天都重测，平均分不断提高，分别为18、20、26、35、66、60、45、100、160。被试E一开始练习时大约能得10分，经过14天的练习，最后6天的平均练习成绩分别为31、53、80、105、115、127。随后5个月内每隔30天重测一次（被试A和被试E在第一个30天内都曾用左手进行过一些练习），平均成绩为115、145、155、230、325。463天后重测，平均成绩为152。

斯威夫特经过45小时的打字练习，成绩由最初的每小时只能打350个字，进步到每小时能打1 050个字。2年零35天之后重新测验，每天打一小时，10天内的成绩分别为700、860、860、970、1 023、1 010、1 005、1 040、990、1 100。斯威夫特没有报告错误分数，只说“错误渐渐增多”。

里加尔曾用30个小时练习打字，相隔3年半的时间后测验打字能力的持久性。在学习打字的最后两个星期，他平均每分钟能打25个字，每打100个字有4个错误。3年半后重测，结果发现：第1天每分钟能打18.75个字，每打100个字有8个错误；第2天能打18.9个，每打100个字有个错误；第3天能打21个，每打100个字有个错误；第4天能打22.1个，每打100个字中错5个；第5天能打22.5个，每打100个字中错个。紧接着练习5个小时，打字能力几乎恢复到从前经过30个小时练习后的水平。5小时之后，又进行6天测验，平均每分钟能打26个字，每100个字中错个。

布克发现，打字进步的持久性远比上文所述其他能力的持久性更大，时隔1年零5个月再进行记忆测验，发现记忆分数会突然增加，并且高于原来学习所达到的最佳水平。

除此之外，在拼写单词、将字母转换成数字或其他字母、简单地打字（反复抄写一句只含有七个字母的句子）、标记出A字母或某个数字，以及加法运算等方面，也都有人考察过练习的持久性。这些研究中所得到的练习持久性，要比能将无意义音节背诵一遍或两遍所得到的持久性更长，但比颠球和打字练习得到的持久性要短。例如，6个成人于1910年1月至4月各自练习加法150分钟，在头两天的练习中（每天多练5分钟），平均分数分别是234与274，最后一天的平均练习成绩为447。在1912年12月对他们进行了两次测验，每次5分钟，两次的平均成绩分别为343与375。与此同时，这6个人又接受一个划去数字的测验，每天练习5分钟。第一天每分钟划去56个“0”，第二天每分钟划去73个，最后一天每分钟划去107个。2年零8个月之后进行测验，每次练习5分钟，第一天和第二天划去“0”的数量分别为74个和80个。

柯比（1913）做了第十四章所提过的实验，即让四年级小学生进行60分钟加法练习（实际练习了75分钟），然后测量他们的进步情况。柯比在6月末对多名学生进行15分钟的测验，这次测验距离学生最后一次常规练习已有3个星期至12个星期，结果发现，学生仍保持原来的水平。更确切地说，15分钟的练习完全弥补了因失用而导致的消退。暑假之后，9月初，他又对其中一些学生进行了一次测验，在15分钟测验中，学生的成绩不如最后一次正式练习的成绩好，也不如6月末的测验成绩好。四五月期间的70分钟练习（实际可计算的时间只有60分钟）已经使学生进步了15道题，到6月底的15分钟测验增至17道题，到9月初的15分钟测验降低至10道题。

在9月内又练习了20分钟至45分钟，学生的进步又恢复到最初75分钟练习后的水平，而正确率自始至终几乎没有变化。

在除法计算的实验中，学生先后共经历了60分钟的练习，从第一个10分钟到最后一个10分钟，他们共进步了35道题。两个星期之后，即6月末，仍保持原来的水平，甚至略微提高。9月初进行10分钟测验，进步降低至17.5道题。经过15分钟到35分钟的练习后，他们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柯比博士认为，6月到9月之间的损失不仅是功能失用引起，部分原因也可能是学生刚刚从假期生活突然一变到呆板的学校生活，未免有些心情浮躁所致。

一般结论

上节所举的实例足以代表前人在进步的持久性研究方面所发现的一些事实。但是，这些事实并不能使我们对消退的速度或速度的改变下一个简单而完备的结论。的确，读者可能会抱怨这些研究，因为他们用任何严谨一致的和光鲜的方法所展示的只不过是一些因失用而使功能消退的复杂而不一致的事实，而我们恰恰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然而，这些事实本身并非完全无用。已有的知识和缺乏的知识足以捍卫我们反对这样的假设：例如，在教育实践中所信奉的，不论所学知识的类型如何，学习后的遗忘都是一样的形式。我们还反对这样的假设：就像一些理论家对练习的效果所假设的那样，不论什么功能在什么阶段的练习都严格地与神秘的遗忘曲线一致。更确切地说，一年的失用对一个人打字成绩的影响与对无意义音节或一首诗记忆分数的影响，两者差别极大，这种差别尤其能使我们关注学习上的一些重要事实。

（1）过度学习。第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如何看待过度学习。为了一天、一个月或一年后之仍然熟练掌握所学的内容，当前所进行的过度学习不算过分。众所周知，在学习一组无意义音节或其他同类材料时，要学到能连续正确背诵两遍所需要的时间自然要比刚能背诵一遍的时间长。如果学到“刚刚能背诵一遍”就等于学会了，那么，拉度斯介维奇就已经在进行过度学习了。可是他实验中被试成绩的持久性明显高于艾宾浩斯，可以把这种现象归功于过度学习。如果现在还学习那一组无意义音节，反复读上一千遍，就更是过度学习了。可是，这种学习会显示出极长的持久性。

一般说来，一人练习打字，每打一页新内容，对于前几页中出现过的内容来说就是过度学习（例如，打“the”、“is”、“of”、“he”和“空格”以及换行操作等）。现在用较快的速度打从前用较慢的速度所打过的内容也是过度学习（例如，当看见“在什么之后”或“在什么中间”的短语时，一开始是偶然地和慢慢地把这一连串的动作结合在一起，打得很慢；可是，如果这一串动作总是快速地连在一起打，那么打字速度就会提高了）。过去打字的错误率是2%，现在用同样的速度打过去打过的内容，错误率降至1%，这也是过度学习。在练习中所形成的新的和令人满意的联结可能是很少的几个，可是被加强的旧联结却很多。这样的练习效果一时很难在分数上体现出来，但是却能在这些联结的持久性上表现出来。在斯威夫特、斯凯勒和布克等人的打字实验中，失用对分数的影响较小；而在以无意义音节、诗和词汇为内容的实验中，失用对成绩的影响较大。毫无疑问，原因就在于前者进行了过度学习。

过度学习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因为，如果从前五章所研究过的功能中随便选出一个来对它进行原因分析，即将其分析为独自增减的联结，就会发现，在任何阶段内强度增加的绝大部分联结都经过了过度学习。在其他联结强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些联结的强度明显超过了在该阶段所看到的分数。因此，正如一般研究所发现的，即使是背诵一组无意义音节，当中间部分的几个音节刚能背诵时，起始和结尾部分的音节已经经过了过度学习。在接收电报的研究中，当不常见的词汇刚刚能听懂时，电文中那些简单的虚词和代名词的联结早已进行了过度学习。从节省精力的角度来选择学习方法，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是否有更好的学习方法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过度学习。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看哪些过度学习是必需的，否则联结自身不能保持到下一次温习就消失了；还要看有哪些联结需要过度学习，否则其他联结就很难形成和保持。

（2）直接由感知—运动所形成的联结在持久性上可能存在优势。可能存在这样的事实，有些功能的形成是感观上呈现的某事物直接引起某肌肉的运动，在几乎没有任何中间过程的情况下既快又准地形成的。而有些功能的形成，其联结起始于大脑内部的某处又止于大脑内部的另一处，其功能的进步取决于大脑内部联结的稳定性与速度。将这两种功能进行比较，前者比后者的进步持久性更好。溜冰、跳舞、游泳和娴熟地打字属于第一类；背诵诗歌、学习无意义音节、学习化学或地理知识、将英文翻译成德文，以及初学打字都属于第二类。

在神经系统上，凡是与“观念”联合相对应的联结都是间接的联结或所谓高水平的联结。而凡是与感知情境和动作反应所形成的联结相对应的联结，其神经上的结合都是一些比较原始的和直接的神经联结。因此，学习对保持效果的影响，前者小于后者。根据人类神经元的本性，知识的保持就是不如技能。就一般的观察结果来看，事实大概如此。

（3）功能的组织与其进步持久性之间的关系。一个功能所含联结的组织或排列，可能会对失用后的个体成绩产生影响，少数几个例子有助于说明这种可能。例如，对比以下两种能力，一种是按顺序回忆一系列前后无关联的12个英文单词组成的词表（例如，“今后”、“总统”、“指派”等等）；另一种是一呈现这12个英文单词，就要求被试报告与之对应的德文单词。假如对由12个单词构成的词表和12个英文—德文“词对儿”均采用机械的反复背诵进行学习，测验的形式一种是“请把第某个词表背诵出来”，另一种是“与这几个德文词对应的英语单词是什么”。两种能力都主要包含12个联结。前者所形成的联结是“第23个词表”引起“今后”、“今后”引起“总统”、“总统”引起“指派”，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能力的持久性取决于这些主要的联结，一个联结失败，后面的回忆分数就会化为零，即一个联结断了，剩下的链子就连不起来了。在第二种情况下，各个主要联结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每个联结都能独立对分数发挥作用。此外，在第一种情况下，“第23个词表”与其他所有单词之间还有许多起微弱辅助作用的联结，其后的单词又与所有其余的单词形成类似的联结，甚至每一个单词与其前面接近的单词之间也有微弱的联结。

这些辅助联结的优势是能脱离主要的联结而独自起作用的，但它们往往敌不过失用的影响。12个字词与12对字词同样学习到能背诵一遍或两遍，显然，在能背诵一遍的情况下遗忘开始得要早。

再设想一个精通英文的成年人，用100个小时照拉丁文练习打字，另用100个小时翻译拉丁文，比较这两种学习的进步情况。前一种情况实际需要形成较多的联结，这是因为前面的字母各不相同，因此，打每个字母需要许多不同的动作。总共有好几百个单词，每个单词的动作在总体上都必须协调一致。用100个小时学习翻译，并不需要大量的词汇或文法知识。然而，打字所形成的联结之间能互相辅助，但翻译之间的联结不行。在打字时，单词的联结就是字母习惯的组合与改变。一个字母前面的字母虽各不相同，导致联结不同，但这些联结中都包含相同的成分。字根与字尾的组织虽对翻译有同样的作用，但其作用很小。

将一个联结作为整体进行过度练习，以及直接由感知—运动所形成的联结拥有更好的持久性。除此之外，其他有顺序组织的联结，包含旧成分的新联结和把旧成分稍加改变形成的新联结，似乎也能更好地抵消失用带来的负面影响。用100个小时学习拉丁文，获得单词的意义，这样的联结往往不能抵消失用带来的影响。

（4）不希望遗忘的学习。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况，失用的影响由许多势力组合而成，它们分头攻击一种功能的效率所依赖的联结，以致由练习所建造的城堡已发生了几处破裂，或者由练习所占有的几处哨所和据点已经被攻下了。我们可以进一步想象，重新学习的作用就类似于修补这些破裂之处，或重新攻占失去的哨所和据点，恢复失用期间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如果失用的攻击都是专业的，重新学习时就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即修补需要修补的地方，这样重新学习才有用。面对将来失用的攻击，与其平均加强各个联结，不如专门加强某些位置的联结。在敌人过去的进攻中，这些位置的弱点已经暴露过，因此这种加强方式才更具有防护作用。不希望遗忘的学习，应该是从重新学习已经遗忘的内容，发展为学习最容易遗忘的内容，最终发展为学习最应该学习的内容。

在打字和颠球练习中，任务的要求自动就会提出大量专门需要重学的内容，成绩本身也会指导学习。学生会专门加强因失用而引起消退的一些联结的学习，如果不加强，他就很难再进步。由于分数具有指导作用，这样多多少少能够避免无用的过度学习。

这种学习与背诵无意义音节的区别是，前者重新学习已经遗忘的内容，至少可抵御失用一天或更久带来的不利影响。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尝试各种补救方法来应对过去的攻击，并且找到了有效的方法，这些方法能够帮助他抵抗未来的攻击。

假如学习一个无意义音节系列需要5分钟，而学习10分钟后，在一天以后应用它的保持效果就比学习后马上应用它的保持效果更好；如果有足够的重学时间，那么一天之后应用它就不如几天以后应用它。保持这种效果的原因不一，但是，重学的时间安排以恢复损失为目的，而不是漫无限制，总应该是其中的理由之一吧。因此，在学习词汇时，把练习集中在“词对儿”的联想或在测验中做错的地方上，不失为有利于长久保持的经济之道。

（5）由竞争所引起的联结消退。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关注了失用的效果及其本身的影响。可是，在功能闲置不用的这段时间内，原来的情境可能会形成更有竞争力的联结，这些联结或者替换原来的联结，或者形成与功能相反的联结。这段时间一定会被其他什么活动所占用。功能的未来命运取决于如何占用这段时间以及这段时间的长短。

例如，打字的情境由打字的心理定势、坐在打字机和原稿前、原稿里包含所有要打的字词所组成。从整体来看，这种情境只能引起一种联结而没有第二种联结与之竞争。而且他的一些旧联结也几乎很少受其他联结的影响，尽管这些其他的联结中可能包含一些与旧联结相同的成分，比如所打的单词在其他情境中曾经读过、翻译过和抄写过等。另一种情境由坐在某仪器前、“回忆无意义音节的定势”，以及回忆指定系列的一些音节组成。从整体上看（假如在间隔时间内没有其他相同或相似音节需要学习或重学），这种情境也只能形成一种联结。但是，其中的音节很容易受阅读和谈话材料中出现过的相同音节的影响，如果其他无意义材料包含一些相同或相似的音节，而在失用时间内这些音节又被学习或重学，那么，干扰作用就会比打字的情境更大。显而易见，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在相同的失用时距内，干扰越少，持久性的效果越好。

总之，尽管目前关于遗忘速度及其变化的研究实例既不够充分，表面上又互相矛盾，但是，通过每个研究案例却或许可以接受遗忘的数量与遗忘曲线的形式是以下因素影响的结果：一是联结的性质；二是每个联结过度学习的程度；三是每个联结成分之间的关系；四是在失用时间内由某种活动所建立起来的有竞争力的联结。然而，没有一条“遗忘曲线”能够预计不同的功能在相似阶段内的进步情况，也不能预计相同的功能在不同阶段的进步情况，更不能预计不同的功能在不同阶段的进步情况。

第十八章　一种心理功能的进步对其他功能效率的影响

助长与抑制

由联结的增强或减弱所造成的一个人心理功能的变化条件与其他因素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与一个人表现出来的智力、性格、品味与技能所明显形成的动态统一体相关联。在一个人身上任何一个联结所发生的变化对其他联结的影响，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未必如此。一个联结的变化对另一个联结的影响差异，在数量范围上，从一个联结的变化引起或构成另一个联结几乎相同的变化到一个联结的变化对另一个联结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在质的差异上，从一个联结的增强或减弱的整体效果会使另一个联结产生同样性质的效果，到一个联结增强的整体效果是使另一个联结的整体效果减弱，或一个联结减弱的整体效果是使另一个联结的整体效果增强。

我们可以把一个联结的增强使另一个联结也或多或少地增强称为助长、强化、援助或正相似变化；而把一个联结的减弱使另一个联结或多或少地减弱称为负相似变化。两个联结之间的正相似变化关系意味着两者之间还可能也存在负相似变化的关系。我们还可以用抑制、相反或正相反变化等术语来描述一个联结的增强使另一个联结或多或少地减弱的现象；而用负相反变化来描述一个联结的减弱使另一个联结或多或少地增强的现象。两个联结之间存在前一种关系可能也意味着存在后一种关系。易化、强化和抑制等术语在被心理学家使用时多少有点专门化了，以致让人模棱两可。所以，使用相似变化和相反变化最为安全。

我将下面的讨论限定在积极的行为上，因为对于积极的行为来说，不论什么一般的理论解释都可能用来解释一个联结的减弱使另一个联结减弱的相应效果。

相似变化

当两个联结中存在相同的成分时，即两种情境中有部分相同，而且情境中的这些相同成分（全体或其中的几个成分）有相同的反应与其联结时，一个联结的增强会使另一个联结发生相似的变化。

我们可以区分下列联结中一致性的数量：

一是由整部分合并而引起的完全相似变化。

如果A、B、C与1、2、3和X、Y、Z与48、49、50的联结被增强，那么，A、B、C、X、Y、Z与1、2、3、48、49、50的联结也会被增强。因此，如果把“□”理解为正方形，那么，呈现某个黑色的“■”就会促进黑色正方形的学习。

二是由加入部分而引起的部分相似变化。

如果A、B、C与1、2、3的联结被增强，那么，A、B、C、X、Y、Z与1、2、3、48、49、50的联结也会被增强。因此，知道半个复合词的意义就会促进整个单词意义的学习。

三是成分合并引起的完全相似变化。

如果A、B、C与1、2、3的联结和X、Y、Z与48、49、50的联结同时被增强，那么，A、X与1、48的联结也会被增强。因此，如果进行“sit”、“sat”、“sun”、“say”、“saw”、“some”和“pick”、“lick”、“kick”、“Dick”的发音训练，就会促进阅读“sick”的学习过程。

四是由成分加入引起的部分相似变化。

如果A、B、C与1、2、3的联结被增强，那么，A、X、Y与1、48、49的联结也会被增强。因此，刚刚在上面提到的发音训练就只有前半部分会获益。

在上述所举的四个例子中，一些旧联结的并入或一个旧联结的插入可以从容易观察的行为中相当容易地推断出来。但是，一个情境与反应的联结与其他联结的相互依赖关系可能完全被隐藏在人的神经元内部。

因此，联结有相似变化时，导致变化的相同之处我们并不能直接认识到。而另一方面，当我们根据表面的观察希望有相似的变化时，有时可能也会失败。因为，相似的效果可能完全出于没有相同成分的两组联结。这两种情况可以各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说明第一种情况的例子是，假定训练一个人判断两个砝码的重量差异，其判断的准确程度有了一定的进步；同时让他判断两个颜色的深浅差异，其判断的准确程度也有了一定的进步。假如这两种联结合并到一起也能增强联结，我们却不能指出它们的相同之处在哪里。除非我们诡秘地说：“他特别能够关注到微小差异的刺激。”说明第二种情况的例子是，让人想象出一头大象、一张地图和一个房间，并形成生动的视觉表象（visual image）。然后，让他到相同的情境去判断大象的外部特征、地图的特征和房间的陈设。最近的研究结果发现，这样的联结几乎丝毫无助于实际的判断。这个结果是由我（1907）、贝茨（Betts，1909）和鲁格（1910）发现的。

相似变化中存在三种情况，在实践上尤为重要，我们分别称之为：由“重新组织”（reorganization）所引起的助长、由“定势或态度的迁移”（transferred set or attitude）所引起的助长和由“有意忽视的迁移”（transferred neglect）所引起的助长。

当学习词汇所获得的联结有助于阅读句子时，或者当发电报和打字所养成的字母习惯有助于形成单词习惯时，旧的联结并没有陡然并入新的联结。换句话说，新联结不需要在旧联结的基础上单独学习。新联结使用旧联结，只需把它们进行重新组织。重新组织的方法或者为“走捷径”，或者是联想转移的其他形式，或者在新旧联结的各种混合与修改中尝试和选取。

反对的人或许会说，最后这种情况不应称为相似的增强，因为字母习惯的形成实际上并不会形成单词习惯，只不过会使它们更容易形成。如果咬文嚼字地分析，这种观点也不无道理。但是，正如前文所申明的那样，试图将一个联结的增强效果限制在立即引起分数的变化上是不明智的。本书所说的联结增强并不一定是指在原有的强度上有显而易见的增加，新的联结比以前更容易形成就已经显示出效果了。超过或接近现在的强度都是联结增强的体现。这种宽宏大量的观点是明智的。

当一只动物凭着操作机械装置打开笼门获取食物的经验，在第10次迷笼实验中变得比第一次更加主动时，或者当一个人在查找名词的实验中养成了一种小心谨慎、坚持不懈、聚精会神的查找态度，并能把这种态度保持到查找阅读材料中的动词或介词中去时，就出现了由定势或态度的迁移所引起的助长。埃伯特（Ebert）和梅伊曼（Meumann）（1905）指出，一个人只要坚定决心勉强承认某种工作是有趣的，就可以使工作进步。弗拉克（Fracker，1908）在一个判断音叉声音强弱等级的实验中（例如，按照同一个音叉所发出声音的强弱分成4个等级，并从弱到强地呈现4个等级的声音，或者从强到弱地呈现4个等级的声音，或者按照1、2、4、3等不同的排列顺序呈现某个声音，然后，让被试听到一个声音，就报告这个声音的强弱等级）发现，如果被试能够不急不躁地判断每个声音的强弱等级，这种态度就能够促进他在间隔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做其他工作）后仍能对声音的等级作出准确的判断。鲁格（1910）发现，一个人因成功地解决难题所获得的自信态度会有助于他解决其他难题。鲁格还列举了其他几个例子证明态度或定势的迁移有助长作用。

大部分学习是放弃或剔除有害的或无关的联结，这些联结的削弱不仅有利于剔除那些他们希望驱逐的特定联结，而且还有利于其他联结的形成，或者有利于在其他方面有阻碍的行为。这种有意忽视的迁移如同积极的行为迁移一样真实。研究发现，学习了20个无意义音节系列之后会促进另外20个无意义音节系列的学习，其部分原因是，在早期学习过程中与学习任务形成联结的激怒和厌恶情绪在后期的学习过程中与学习任务分离开来了。

相反变化

加强某个情境或情境成分“A”与某个反应“1”之间的联结就会削弱相反的联结，即“A”与“相反的1”之间的联结。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而有价值，就要看“相反”是什么意思了。如果我们把“相反的1”与“A”的联结理解为会使“1”与“A”之间的联结削弱，那么这种说法虽然正确，但没有价值。然而，却很难找到所谓相反联结的任何有价值的一般标准。当反应“1”是可观察的身体运动时，那么，相反的反应就可以粗略地定义为一个取消“1”的反应，例如，与身体或部分身体运动的方向相反的运动，或者是把刚刚吃进嘴里的东西吐出来。按照这种方式，我可以把“相反”定义为神经元内部的两个联结，即一个联结的形成抵消另一个联结。然而，在我看来，这个定义肯定是有用的，之所以现在看不出它有多大价值，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经元的什么联结对应着我们知道的什么行为反应。[1]

除非我们知道一个联结在神经元内所发生的实际反应是什么，否则，如果我们试图定义这种相互之间彼此诋毁的联结，就只能说些没用的废话或靠不住的预言。与此同时，我们了解具体的某一对联结，其中一个联结的形成对另一个联结产生了相反的变化，即表现出真正的抑制。如上所述，同一种情境成分不可能同时与同两个相反的反应或效果对立的两个反应建立联结，这是常见的例子。经常与这种真正相反的联结相混淆的是多重联结（alternative bonds），即一种情境成分与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反应联结。因此，如果学习10个不同的无意义音节系列，它们都以“wef kob”开头，那么，“wef kob”不能唤起其中任一个无意义音节系列的回忆。而且这种学习还不如单独学习一个无意义音节系列的效果好。所以，如果先学习将物体按颜色分类，然后接着学习按物体的大小分类，那么，这种学习的成绩还不如直接学习按大小分类的成绩好。

必须牢记，这种多重联结绝不会来自完全相同的整体情境，即由个体的内外条件构成的复合情境。导致两种反应的事件总体状态之间总会存在一些差异，尽管这些差异可能是个人的态度或“定势”等不易觉察的特征。关于多重联结是否抑制或不抑制另一个联结，事实给出了一个解释原则。只要这些多重联结不加区别地依附于情境的总体特征，它们就会彼此抑制；但有这样一种可能，即根据外部情境或学习者心理定势的一些次要差异，从一组联结准确地转换到另一组联结。所以，这种情况不是抑制，或许甚至是助长。

例如，如果我星期六学习的12个无意义音节所形成的是“wef”、“kob”与“jur”、“bim”等音节的联结；昨天我学习的16个无意义音节所形成的是“wef”、“kob”与“ziz”、“nok”等音节的联结，那么，这些联结就不会彼此伤害。“星期六学习的12个音节系列”肯定会排斥“学习16个音节系列”等有关联结的影响。所以，训练一个人按照颜色或大小给物体分类后，即使按颜色做了10次分类之后，马上给出“现在按大小分类”的信号，他按大小分类的速度也不会低于他一开始就按此分类的速度。

从多重联结系统来看，一时间内两者常会存在抑制。随着两个联结系统与两个心理定势或态度系统联结的有序组织，抑制会降低到零，或许还会相互助长，因为两种联结中存在着某种有用的一致性。

所以，训练一个人在一个标准的打字键盘上练习打字1个小时。然后，再让他在按下列字母排列的键盘上练习打字1个小时：

显然，一开始他的成绩比较差。可是，如果每天都让他在这两种键盘上各练习1个小时，他就不会永久停留在最初的成绩上。而是在不久以后，他能够在一看到是哪个机器时，就能从一种联结系统转换到另一种联结系统。而且还很可能发现，交替练习两种打字系统20个小时的能力提高幅度比单独在任何一种系统练习10个小时所获得的能力提高幅度要大。

由某组（A组）联结的加强或削弱所引起的另一组（B组）联结的相似或相反变化的总体结果，表现在因为一种功能（A）的进步而导致的另一种功能（B）的进步或衰退中。

在不知道“总体结果”（mass results）归因于哪个单个联结的助长或抑制作用的情况下，这些总体结果也是可以测量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对构成功能的联结做什么基本分析或证明这些联结之间获得什么相似变化或相反变化的关系，就可以发现在几页印有随机排列字母的纸上练习标记出字母“O”会对后来练习标记出字母“A”的能力提高带来怎样的促进。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对各种具体练习有价值的训练规律或一般教育理论的知识基础。在最近的十几年中已经获得了许多这种总体结果，并对教育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的一些影响与本章后面的内容有关。

心理训练所期望发生的变化

教育理论家所关注的争论之一是，具体的训练形式对提高一般心理能力的促进程度有多大。学习拉丁语或数学能提高一个人的一般推理能力吗？从事科学实验室工作能训练对各种事物的观察能力吗？做匹配有色木棍的练习能培养各种感官的辨别力吗？

这样的问题显然是一个心理学问题，最好用心理学术语表述：任何心理功能的训练究竟能使其他心理功能进步到何种程度？或者再少用些术语来说：一种能力，例如推理，在一种情境下（A）所获得的进步，能在多大程度上也扩展到B、C、D等情景？

没人会怀疑，所有一般形式的家庭或学校教育除了会使以提高为直接目标的某些具体功能发生具体的改变之外，还会对其他心理特征产生一些影响。另一方面，细心的观察者也不会断言，教育对其他心理特征的影响力度能比得上对直接训练目标的影响力度。一个男孩在算术问题的推理能力上提高了一倍，但我们不能说他在形式语法、国际象棋、经济史或进化论上的学习能力也因此提高了一倍。他在钢琴指法练习上动作的准确性提高了三倍，但我们不会说他打字的准确性、打台球的准确性或绘画能力也提高了三倍。在足球比赛中增强的勇气不会使他的道德勇气或抵抗智力障碍的勇气得到等量增强。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一种功能的进步是否会导致其他功能的改变”，而是“改变的程度有多大，以及它们是如何改变的”。

我将要为其辩护的答案是，一种功能的变化只能改变另一种与其具有共同要素（identical elements）的功能。一种功能的改变对另一种功能的影响取决于两种功能所具有的共同要素的多少。在第一种功能中得到了训练的共同要素是导致第二种功能变化的必然结果。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加法运算能力的提高会改变一个人的乘法运算能力，这不仅因为加法与一部分乘法完全相同，还因为这两种功能的某些过程部分相同，例如，眼睛的运动和对运算以外冲动的抑制。

在这些共同要素中，对教育实践尤为重要的是包括目标观念、方法观念和一般原理的联想，以及涉及基本经验事实的联想，例如对长度、颜色、数字所做的一次又一次重复组合的经验。

共同要素意味着心理活动过程是相同脑细胞的相关物质活动。因此，有时我们当然不能明确指出两种心理能力究竟是什么特征如此相同。

直到最近的教育书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形式上仍然与此有非常大的不同。它们把具体学科训练所带来的影响扩展得很远很远，而且对操作形式的描述非常模糊。我认为这些措辞毫无意义。

它们的主张不必多说，我只从过去15年的50多本教育方面的书籍中随便挑选几段关于具体训练对一般能力影响的论述，摘录如下：

由于心理（mind）是一个整体（unit），能力（faculties）仅仅是心理活动的阶段（phases）或表现，因此，不论哪个能力得到加强都会间接增强其他能力。然而，口头记忆似乎是一个例外，因为它可以不规范地培养，不涉及对其他能力的有益影响。但是，只要能够被恰当感知和恰当理解的事物就能够被恰当地记忆。因此，不论什么“可习得的力量”和同化能力的发展都将增强记忆。反过来说，恰当地增强记忆力需要发展和训练其他能力。（R.N.罗克，《教育方法》，27页）

作为训练知觉和概括能力的一种方法，学习拉丁语比学习英语更有价值。（C.L.摩根，《教师适用心理学》，186页）

如果算术教得好，会使小学生养成各种良好的习惯，如心理注意、辩论有序、绝对精确和喜欢真理等。而学习基础教育阶段的其他课程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约瑟夫·佩恩，《教育演讲录》第一卷，260页）

通过实验的方法和科学的观测工作，不仅能够唤起注意、以前被激活的观察能力被格外增强、心理得到练习和训练，而且能养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即尊重事实权威而不是人的权威。（同上，261页）

……学习拉丁语是发展能力的优势学科，它对于作为人生事业基本准备的那些心理品质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比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其他学科的作用更大，而且不论所从事的事业是由新的心理需求构成还是指引能力的增强或成熟，也不论是专门职业还是其他追求。（同上，264页）

现在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位获得普通学士学位的人学习古典文学所获得的益处。除了任何刻苦工作都可以做到的意志品质训练之外，我们还有如下发现：（1）通过强记范例和新词汇的学习，他对事实的记忆力增强。（2）经过对古典文学语法的学习，即章、节、段的清楚划分，他形成了一个非常清晰、规范的事实分类系统。这意味着他学会了按照事物的关系记忆事物。而没有形成或使用这种分类系统实际经验的人就很难具有这种能力。（3）由于判断力经常被需要判断的事物所唤起，因此他的判断力得到扩展和增强。而没有这种训练的人就做不到这一点。（E.H.巴比特，《现代语教学法》，126页）

学习德语的价值在于科学地学习这门语言本身；在于它对推理能力、观察力、比较和综合能力的训练结果；简言之，在于科学理解力的建立和增强。（加尔文·托马斯，《现代语教授法》，27页）

从图画教学获得的好处是：眼力、脑力和动手能力得到综合培养。眼睛被训练得看得既清楚又准确；心力被训练得既能记住所见物体的外貌，又能思考在大脑中形成的概念。设备的操作和手工技艺的精细操作能力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手和眼睛的训练程度。创造力和想象力在设计活动中得到激发和锻炼，形象记忆能力在记忆画的练习中得到增强。审美判断能力得到应用，识别美、协调、比例、对称的能力得到增强，而且人类或多或少所固有的爱美之心得到极大提升。（J.H.莫里斯，《教学与组织》，P.A.巴尼特编辑，63~64页）

现在我要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就职演说中的一段话概括上述论述。然后，列出几位大学校长对“为什么要上大学？”这个问题所作出的回答。

“我们一提起所学习的‘科目’……头脑中想到的就是包括算术、基础代数和基础几何的数学，希腊—拉丁课文和语法，基础英语，基础法语或基础德语等科目。……当教师充分发挥他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艺术把它们讲授得当时，学生的心理就会因此而变得坚强、灵活、有力量、有适应能力，并因此而处事更有把握。大学教育……应该给学生提供……能力发展和扩大视野的弹性，使他们有一个心智扩展的空间……”（伍德罗·威尔逊，《科学》，1902年11月7日）

科尔比大学校长巴特勒（Butler）说：“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手里握着一把锋利的斧子，而没受过教育的人手里握着一把迟钝的斧子。我要说，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把这把斧子磨得更加锋利。”

纽约大学校长H.M.麦克克拉肯（H.M.MacCracken）说：“他拥有一颗经过良好训练的心，以后不论他想从事什么工作都会无往而不胜。”

耶鲁大学前任校长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说：“这种教育是发展年轻人思维能力的最佳方法，并使他们成为一名受过心理训练的有思想的人。”

显然，上述共同的观点是，准确、迅速、辨别、记忆、观察、注意、专注、判断、推理等词汇所代表的是一些真实而基本的而且无论在什么材料上工作都相同的能力；这些基本能力经过专门训练而改善，并扩展到广大的范围；而且当它们转向其他领域时，这些改善会保持不变。这种在一件事情上学好了，其他事情也会做好的多少有些神秘的方法，在具体表现上没有与之完全一致的群体。

按照这样的观点，就是把心理看作一个机器，能力是它的部件。经验从一头注入，知觉力知觉它们，辨别力区分它们，记忆力保持它们，余者类推。经过训练后，机器对所有各种经验的加工都变得更快、更有效率、更经济了。或者，用更粗陋的思想来看，心理就像是一个可以装载意志力、智力或判断力的蓄电池，给个体提供“一个心智扩展的空间”。许多各自代表独立心理过程的通用名称，诸如判断、精确、专注等都被错误地用来指代心理机器的零部件，机器一经开动，所有零部件全部进入工作状态。或者更荒谬的是，把它们看成是存储在银行中的一笔整款，可以随时提取。

这样的话在今天彻底歪曲了当年的准确观点。1901年，当伍德沃斯和我发表那三篇论文时，其中所描述的感知辨别力、微小细节的观察力等方面的练习效果有限地超过了具体能力训练的范围，曾引起他们的惊讶和怀疑。现在，这种训练效果的有限扩展已被他们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了。

那种心理机器的见解，即在一种材料上练习成绩的提高，会使所有各种材料的练习成绩得到同样的提高；那种魔力观，即经过练习使一种能力的训练达到高效率，会使其他各种能力也都达到同样高的效率；那种把心理看成是潜能容器的观点，即它可以用一种能力注满，然后抽出来用在其他任何一种能力上：这些见解和观点现在都从心理学著作中消失了。

许多实验结果证明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这些实验的被试在进行某种功能专门练习期间的前后对其他一些功能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前测和后测，来考察一种功能练习成绩的提高对其他功能的影响。当把前测与后测的练习增益去除后，剩下的因专门训练所产生的“迁移”量微乎其微，甚至当测试的功能与训练的功能非常相似时也是这样。由于学习诗歌的专门训练对其他所有材料记忆力提高的促进作用，以及在幼儿园里注意颜色的训练、在生物实验室里注意形状的训练或拉丁语法关系的专门训练对一般观察力敏锐程度的“迁移”百分比都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总的来说，这些实验结果证实了在该领域两位早期研究者的一些话：

“任何一种心理功能的进步都不会促进通常与之同名的心理功能能力的提高，甚至反而会伤害它。

“无论两种功能多么相似，任何一种心理功能的进步都很少会给其他任何一种心理功能带来同样的进步，因为每一种心理功能的工作都受每个具体情境中具体材料性质的制约。

“材料的性质稍有差异就会影响一组功能的效率。由此推论，材料的变化不论如何轻微，都不可能对功能毫无影响。用某种材料训练一个功能后，随着材料的逐渐变化，功能的效率逐渐消失。由此可以推断，总会存在一个效率的完全消失点，过了这个点，训练的影响就毫无扩展了。功能训练的材料还很相似，而效率的下降却很迅速。由此可以推断，这个点比设想的还要近。

“导致练习效果下降或保持与否的一般原因可能是，练习的效果只能扩展到与训练的功能有共同要素的功能上。”

然而，这个实验结果却诱使某些研究者向相反的方向走得太远，而得出了另一种荒谬的结论，即他们认为所有练习的效果都完全是具体的，练习的效果完全局限在训练的具体情境和具体习惯上。

从下面所引用的几段话足以看出那些在当今有见识的心理学家们的折中观点：

“无论如何教师都应该抛弃这样的观点，即‘思维’是一种简单的不可改变的能力，而应该认识到它是表示各种获得事物意义的方法的术语。教师还应该抛弃与之类似的观点，即某些学科的本性就是‘智慧的’，因此迷信它们具有一种训练思维的魔力。思维使人们对不同的具体事物产生具体的适当想法、告诉他们各自独特的故事，而且不同人的思维方式也不同。如同人的身体需要吸收食物来生长一样，心理的成长需要就地组织的内容。思维不同于制作香肠的机器，将所有材料混在一起生产出一种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而是跟踪具体事物所引起的具体建议并将其联系在一起的能力。”（Dewey，1910，p.38f.）

“有三点可以显示出具体的练习效果可能超过了受练习影响的行为的界限：（1）对于习惯形成的途径来说，两个或多个外在操作完全不同的培养途径中可能存在着完全相同或部分相同的成分……（2）形成一种具体习惯的方法步骤可能明显地适用于其他更大的领域……（3）由于偶然的变化和暗示，心理态度或理想容易扩展到他们的行动方面。”（Rowe，1909，pp.243-246，passim）

“知识和训练不仅局限在它们的应用上，而且还有一个普遍的价值。它们的普遍价值随着要素（至少有三种要素，即目的、方法和内容）中共同成分的增多而提高，而且这种价值随着训练的教学材料相似性的下降而迅速降低。”（Ruediger，1910，p.116）

“现在，努力使注意朝向某个方向或主题的训练效果，有不少的一部分表现在忽视或抑制其他不愉快的或分散注意力的感觉习惯中。简言之，我们学习‘忍受它’……这种用理智和道德所维系的环境适应能力的真实心理机制是十分有趣的，可惜，此处我们无暇讨论它。可以确定这是一种实际发生的事情，而且很可能是从一种职业上习得并转移到另一种职业上。如果每种有意注意都附加一种完全独特的不愉快，那么，这种想法就会受到挑战。可是，这种想法看来不是事实。”（Angell，1908，p.9）

“按照下面的方式，训练是可以迁移的：（1）一个具体反应的单个要素的功能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环境条件，因为，在不同的环境条件和其他不同程度的相似环境中，它们具有共同的要素；（2）当一种主导心境或情绪渲染了各种环境时，不论外界条件有什么不同，都会做出同一种特色的反应；（3）尽管是一个反应，但它实际被包含在其他更广泛的环境适应中；（4）正如巴格利所说的，当活动的目标清楚地成为意识理想时，也可能产生迁移。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迁移不是活动本身的迁移，而是意识把活动目标直接转移到另一个领域。”（Colvin，1910，p.30）

“一种心理功能或活动之所以能改进其他心理功能或活动，是因为它们有部分相同，是因为它们包含了共同的要素。学习加法能够促进乘法的学习，是因为乘法是一种大加法；拉丁语知识之所以会提高法语的学习能力，是因为在拉丁语中所学到的许多东西是学习法语所需要的东西。几何知识的学习之所以会使小学生各方面的学习更有逻辑性，是因为在所有知识领域中的逻辑成分使他们认识到，事实是完全可以证明的，并使他们更加钦佩和渴望获得这种严谨的证明方式……

“这些共同要素可以是与训练有关的内容和材料，也可以是训练的态度和方法。前者可称为内容相同，后者可称为程序相同。

“内容相同——数字计算能力的专门训练使人们获得了一种处理学校课堂外许多生活行为的有用能力，这是因为实际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需要数量化和计算。科学家、零售商、木匠和厨师所处理的数据在重要特征上都与算术课上的数据相同。所以，在英语课堂上练好说和写的能力也会广泛地影响生活，因为在家庭生活、商业及职业工作中也有说和写的相同成分……

“程序相同——在实验课上所养成的注重实际观察化合物的变化、而不是猜测或从书本上学几句现成话的习惯，可能会使女孩的烹饪法或男孩的制造法更加科学，因为这种不轻信观点、只相信事实的态度会操纵人生，并由较窄的领域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通过解决学业中的种种困难所培养起来的不怕千辛万苦的态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理想和永不言败的情感可以为学生克服一生的困难做好准备。”（Thorndike，1906，pp.243-245，passim）

“在教育上，心理训练是最重要的事情，但它是具体的，而不是普遍的。通过一门学科所培养起来的能力只能被迁移到与这门学科有相同要素的另一门学科。在学校里培养那些在主题内容和方法上与校外环境具有相同要素的能力才是最有价值的。在中学教学中也应该努力从所用的具体方法中概括出方法的一般概念。”（Heek，1911，p.198）

“……具有一般训练特点的学科不能作为在学校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主要理由。这种一般训练所带来的好处可以不同程度地从其他学科的学习中获得，而且根据每个学科的固有价值所提出的教学工作标准远比根据形式训练说所提出的任何标准都更为安全。”（Angell，1908，p.14）

心理训练的一般原理

一了解行为上的三项事实，就会使人对具体训练所产生的一般影响，既不会期望过多，也不会期望过少：首先，学习是实际情境与个体对其反应之间的联结的实质性改变。凡是不能描述为具体情境与规定反应之间的联结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而又可能依赖于神话般的力量所产生的神奇功效使人在集中注意力、意志力、想象力、鉴别力、良知、推理能力等方面获得了进步的假设，都是极其危险的。其次，尽管每次改变都必须发生在一个具体的联结之中，而且作为一个原则，这些联结是具体情境与特定反应之间的联结，但其中也有一些联结具有非常广泛的价值。最后，有些联结所涉及的情境或情境要素确实具有通常所说的普遍性。

这三项事实中的第一项已在本书中反复重申，此处无须赘述。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心理训练说的观点之所以在教育中上演恶作剧，十之八九是因为没有根据行为的真实要素来描述行为。

至于进行某种练习、学习某门学科或进行某种职业训练之所以能够影响到其他功能的效率，第二项事实可以解释其中的一大部分。在这种或那种具体情境中，与2、3、4、红、白、绿、长、短、平方算符、平方根等所建立的各种有用的联结，之所以或多或少地被普遍应用，是因为在一些非常不同的情境中经常会遇到并应用它们。不论在什么情境中获得的能力，诸如画一条10厘米长直线的能力、说方言的能力或作进位加法的能力，都可以被广泛地应用。其中尤其重要的是那些有意忽视的联结。例如，“在非用餐时间忽视饥饿刺激”，“在非娱乐时间忽视男孩玩乐的声音”，“在非睡眠时间放弃躺下和闭眼的想法”，等等。它们才是用“注意力”、“注意力集中”或“意志力”来解释的真实要素。到目前为止，某情境与忽视反应的联结通常被用来阻止分心刺激。另一种特殊的联结也是非常重要的，即反应与代表观念、格言、方法、理想等抽象线索的联结。这种联结形式如下：“需要做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我一定要做”，“一想到‘我必须做的某件事’，就耐着性子把这件事做完”，“科学研究的实质性工作就是证实”，“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知的原因”，等等。它们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来激励和抑制以此为信条的人。正如上文所刚刚暗示的那样，以满意和烦恼为反应的联结也是特别重要的联结。例如，不能满足于没有被客观测量所描述的事实，这也是许多科学研究的一个共同要素。因模糊的、未验证的观点以及徒劳和失败而烦恼，也足以使人接近清晰、助人思考、励人成功。

一种特殊的联结甚至可能是与情境中的一个非常抽象或细微的要素的联结。假使事物和思想的许多情境有一些共同的要素或特征，并将它们归类为“美丽的”、“丑陋的”、“真的”、“假的”、“满意的”、“不满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等；又假使这些共同要素能与“注意”、“忽略”、“享乐”、“烦恼”等一类反应建立适当的联结，而使在某一领域中对这些元素的专门训练又可以迁移到其他领域中去。那么，究竟“美丽”、“满意”、“不重要”等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获得对它们的反应，而且还能不顾它们原有伴随反应（如“1公里”、“红色”、“六”）的阻止而作出新的反应，就是一个问题。当然，它们不经常是这样，也不完全是这样。使一个人对不论在什么地方或以何种方式呈现的“真理”都做出尊重的反应所需要的训练量远比以某种方式教会他对“六英镑”（不论在什么地方呈现）做出适当反应所需要的训练量大得多。甚至对后者的训练成绩也有非常低下的情况。一般的训练不会使人对一定体积的空气或月球上一大块铅的重量都作出对“六英镑”的反应。除非他经过上百种不同类型的专门训练，否则他很难不作出错误的反应。然而，对事物和思想上非常抽象和细微的特征所作出的具体反应仍有可能或多或少地保留一些普遍有用的东西。

第三项事实是，有些联结所涉及的情境或情境要素确实具有通常所说的普遍性，剩余的部分基本上符合第二项事实。每一个联结基本上都是事件的某一种情形与某一个反应之间的联结。但是，也有这样一种情境要素，诸如“活着和醒着”、“意识到某人有一个问题”、“感觉到某人尽力了、某人没尽力或是某人做得最好”，等等。这些情境要素的意义是普遍的，并一次又一次地几乎与任何事情都形成过联结。而且每对它们作出一个反应就获得一个联结。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每个人对“活着和醒着”都有做出反应的倾向，而且这种反应倾向与他的一个更具体的反应倾向合并在一起。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一个人的习惯与能力（即一个人作为雇工、公民、朋友和家庭成员在生活中所表现出的习惯与能力）之外和之上，个体有对弥散着恐惧或勇气、正直或奸诈、严肃或轻率等气氛的任何事物作出反应的倾向。这种观点通常看来是有些过激，但其中不乏合理内核。过去的生活经验为每个人的反应准备了一系列态度或心理“定势”：只要说的是事实，不管说的是什么，就倾向于对此作出反应；只要是询问，不管对方问的是什么，就倾向于作出反应；只要是利益冲突的现象，不管是什么冲突或谁的利益，就倾向于作出反应；只要人还健康地活着、醒着，又无事可做，就也倾向于作出反应。专门的训练有机会增强人仔细思考的态度、寻求问题解决的态度、因冲突的公正裁决而感到满意的态度，以及在闲暇时间里寻求做有趣事情的态度。

与其他特色情境所形成的更强的联结可能会超过这些一般倾向的势力。例如，即使是有一定头脑的人也可能会贪心地相信表扬他儿子的话，因为这些话激发了他作为父亲的自豪感；有一般公正心的人，也倾向于用传统的惯例、而非公正的方法来调节性别冲突。这些一般倾向确实会被一些更强的联结超过，但是它们的存在和它们的分量反过来决定着与相反的思想和行为的平衡。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事实，明智的课程安排应该是事先预测任何一门课程或一种职业的训练效果，或者尽可能准确地把课程中所要形成的具体情境与反应的联结都列出来，尤其要注意的是，什么样的学习会形成有意忽视的联结，什么样的学习导致满意的联结，什么样的学习导致烦恼的联结，形成什么样的联结可以迁移；还要特别注意方法和理想的准确性、持久性、实证性和思想的开性等，以及什么样的反应喜欢朝向智力和道德生活中最共同的要素，如“一句话”或“一个问题”等。这种事先预测应该尽早取代那些对由“学习”所引起的变化的实际测量。

最后，必须牢记，尽管训练效果的迁移范围非常小，但只要它足以超过本学科领域的范围，这种训练就有非常大的教育价值。假如在化学课上花费100个小时来训练学生的科学态度，而使他们在其他所有事物上的科学态度提高了化学课上的1%，它也是一种非常有利可图的教育力量。假如学生在学校里对待同班同学的公正态度提高了50%，而使他们对一个男孩行为的一般公正态度仅仅提高了1‰，这种训练的效果也可能比具体习惯的训练效果价值更大。

注释：

[1]我认为，我们通常把这个定义使用得太广泛又过于宽松，只要当外部条件相同时，一个反应能够抵消另一个反应，那么，这两个反应就是相反的反应。因此，如果条件保持相同，被认可的社会工作就会抵消有异议的社会工作，尽管肌肉的运动不是如此的相反。从“减2”想到相反的“加2”、从“它不是黑色的”想到与之相反的“它是黑色的”，这看起来人们的智力好像没做什么工作。但是，该术语的宽泛使用，使那些通常所说的真正的相反变化就变得不太真实了。例如，当一个儿童看到某个灰色的物体时教他说“它是黑色的”或者“它不是黑色的”，当然就与在此情境下什么也不说大不相同了；对于听者（这个儿童）来说，其影响也大不相同了。

第十九章　心理疲劳

本章和下一章的主题是，无休止的练习给心理功能造成的暂时性恶化——其成绩下降的数量如何、速度和速度变化如何、原因如何、受影响的条件如何，以及一种功能的恶化对其他功能效率的影响。

在连续练习的条件下单一心理功能效率的下降

此处所用的术语“效率”，指的是生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如果单位时间内产品的数量保持不变，那么，效率的下降就可以用质量的下降来测量；如果质量保持不变，那么效率的下降就可以用数量的减少来测量；如果二者都发生改变，就复合测量两种变化。

所谓“单一心理功能”，这个术语是相对于“心理的全部功能”而言的，指的并非是完全没有复合性和复杂性的功能。我用它代表对一列数字做加法的功能、尽快对一个信号做出反应的功能（信号和动作一直都是相同的）、判断两个100克左右的物体哪个更重的功能、记忆德文单词的英文词义的功能，或者是做三位数乘以三位数的乘法运算但不许写出或说出中间运算结果的功能。这些功能分别由不同的要素构成，又不能同时使用。所谓“连续练习”，只是通常所说的，被试在练习过程中始终尽心尽力而已。

作为深入研究的例子，我选择了阿莱（Arai）女士所做的一个实验（1912）。该实验的特殊价值在于，测量了对一个相当有难度的智力活动过程持续练习的效果，而且这个智力活动过程与感官或肌肉的工作无关。测量时已经练习了很长时间，几乎没有进步的影响，所测量的纯粹是持续练习所带来的效果，而且前后共测量了4次。阿莱女士说：

“第一个实验是1909年2月至3月期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做的。实验的目的是试图探明：（1）一种具体心理功能因练习所产生的疲劳程度的变化速度和变化量；（2）迁移到其他某个功能上的疲劳量。

“用于测量具体心理功能的是如下所示的4题一组的乘法心算题：

“类似于上面的一组组乘法心算题大约用了1 000道。题目的呈现顺序和难易程度都是随机分布的。实验的被试就是研究者自己……2月2日，被试用以下方式做了第一个测验：被试用一块普通的手表设定了开始的时间，当表针到达设定的时间时，被试看第一题，并对它进行乘法心算。一算出结果就立即写下答案并记录时间。然后，被试马上开始第二题的心算，并重复相同的步骤。如此，她从上午9点半开始，一直进行到下午3点18分，只在午饭时休息了48分钟，共算出了24道题的结果。”（1912，p.31）

2月4日，以相同的方法完成了26道题；2月7日，12道；2月15日，30道；2月22日，60道。在2月22日被试持续计算了7个小时，可见即使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计算，被试还没有达到完全不能工作的地步，只是想要算出结果变得更加困难，具体做法如下所述：

“被试并不是看着题目的数字做乘法心算，而是依靠对数字的记忆闭着眼对其进行乘法心算。这种方法比前者更好，因为这样不仅使心算工作更难，而且有助于消除感知疲劳。当被试忘记了题目的数字时，她就会再看一眼数字。但是这样做会使心算时间更长，因为忘记了题目的数字对心算的人不利。因此，她很仔细地把题目的数字记牢，使这种情况很少发生。”（Arai，1912，p.35）

具体心算过程是：每看到一题，例如，就把数字遮住，并记住这两个数字。然后做4 962×4的乘法心算，得出的结果是19 848，记住这个数字，同时还要记住4 962和758这两个数字，因为后边的计算还要用到它们；然后，再做乘法心算4 962×8，得数是39 696；这时要在心里进行的加法运算。

得到两数相加之和等于416 808之后（当然也可以先不进行这步运算，而做其他步骤的运算。但是，她在整个实验中都是这样做的），现在她可以忘记19 848了，但还不能忘记4 962和75，同时还必须记住416 808。然后，她将4 962乘以5，得数是24 810，但是要把它看成是2 481 000（因为5是百位数）。然后用2 481 000加上416 808，得到2 897 808。现在，她可以只记住2 897 808、4 962、7（并把7看成7 000）这三个数字，其他数字都可以忘掉了。再做4 962乘以7的心算，得数是34 734。这时她要把34 734看成是34 734 000，并与2 897 808相加，最后写下答案37 631 808，看一下表，记下时间。再看纸上的下一道题，例如，并进行如上心算。

如果读者尝试做比这种工作更简单一点儿的工作，例如四位数乘以三位数的心算工作，那么，仅仅经过一两个小时的心算，就能体会到它比除了生活中的一些普通脑力劳动之外的所有智力活动都要困难和疲劳（用一般的观点来说，疲劳就是要做出不愿意做出的努力）。

采用这种方法，大约用了35个小时（从2月24日到3月2日这一周中）做完189道乘法心算题目之后，被试的练习效果达到了很少有的进步程度。接下来所讨论的是之后4天里的练习成绩。

“从3月3日至6日，除了记录每题计算结果的两三秒时间之外，被试每天都从上午11点到晚上11点不停顿地做乘法心算。但是，被试每天上午10点用早餐比平时多一些，晚上11点之后用少量晚餐。她的健康状况良好而且晚上睡眠很好。实验期间，她意识中的内容很简单，所有的欲念都被一个想法所克服，就是想得到真正的疲劳曲线。”（Arai，1912，p.37）该实验结果见图19—1和表19—1。

在图19—1中，上下起伏的基线代表完成心算题目的数量，每1英寸长的底线等于40道题目。每1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用与基线各点相交的1/4英寸长的垂线表示。

在基线上每1/10英寸划了一条水平线，其高度代表计算4道题目所用的时间。在每4道题的答案中当任何一个答案中的数字错误超过两个时，每增加一个错误数字把时间增加3%，即每道题目所需时间的12%；错误数字在两个以下的，每减少一个错误数字把时间减去3%。

图19—1　四位数乘法心算的工作曲线

注：每1英寸长的底线相当于完成了40道题目的心算。底线的高度表示在允许误差的前提下心算所需要的时间。一个工作时段的结束和下一个工作时段的开始之间的休息时间用底基线端点之上的1/4英寸长垂线表示。

表19—1　每做一组4道题的乘法心算工作所需要的时间（以分钟计）

续前表

*在第17组中只有3道个题目。其时间已经被调整为用相同速度和准确性完成4道题目所需要的时间。

注：本表表示在四位数乘以四位数心算工作上所发现的心理疲劳。

资料来源：Arai，1912，p.38f.。

疲劳的数量

疲劳的数量可以用连续工作所需时间（这个“所需时间”是指心算结果达到同等正确程度所需要的时间。这个概念贯穿于阿莱实验结果的全部讨论中）的增加量来测量，当然要预留一定的练习时间；或者用工作结束时所需要的时间减去充分休息之后才开始工作所需要的时间之差来测量。采用任何一种测量方法都会使我们发现，在达到同样工作结果的情况下，连续不休息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几乎是充分休息后工作所需时间的2倍以上。

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连续不休息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几乎是充分休息后工作所需时间的2倍以上，这句话绝不意味着12个小时工作结束时的功能效率比充分休息12个小时后的工作效率降低了一半以下。恰恰相反，绝对工作效率下降的百分比很可能非常小。一个人在不看、不写和不说话的情况下做9 263乘以5 748这样的乘法心算，无论是只用15分钟就算出结果，还是用150分钟算出结果，都意味着其心算效率相当的高。一个人能使自己完全沉浸在这项非常难的工作中连续工作10个到12个小时不休息，而且还能算出结果，即使在每道题的计算上所耗费的时间是休息后开始计算所用时间的两倍到三倍，不论用什么样的标准计算，其效率的降低也不是很多。莎士比亚花费比实际完成所需要的两倍时间来完成《哈姆雷特》，并不意味着他戏剧写作功能的效率下降了一半！拿破仑在奥司推立芝（Austeritz）制订作战计划时，假如用了20分钟的时间而不是5分钟，这也并不意味着他的军事统帅才能只有1/4的效率！

乘法心算功能的效率零点可能是“不能在10分钟之内完成3乘以2的心算”，这样的零点是一个极端；而另一个极端可能就像阿莱女士在5分钟之内完成一道四位数乘以四位数的乘法心算，而且答案中只有两个错误数字时的效率。那么，在完成心算工作后，她还能在11分钟内做完一道四位数乘以四位数的乘法心算，这个心算效率究竟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什么位置呢？读者可以自己判断。我的印象是她在连续的心算工作结束时，还能做三位数乘以三位数的乘法（或者四位数乘以三位数的乘法）心算，其速度和正确性就像在开始做四位数乘以四位数的心算时那样迅速和准确，如果说她每天最后半小时的工作效率不及最初心算效率的75%，那简直是荒谬的。

目前，还没有其他实验其工作的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和如此之难。但是，却有一些考察持续一两个小时的计算、记忆数字或字母等工作效果的研究。例如，在欧艾赫恩（Oehrn，1895）的研究中，让10个被试在6种工作的每种工作上工作两个小时。

欧艾赫恩的结果表明，一般来说，那些轻微程度的疲劳可以与在练习中所获得的对工作的适应或“热身”（warming-up）相抵消。图19—2显示了6种工作效率变化的集中趋势。一般结果显示，被试们两个小时的工作效率没有什么变化。这个一般结果可能是由于一些功能的逐步提高与其他一些功能的逐步下降的互补所致，或者是由于不同功能效率变化的速率不同所致。然而，事实却如图19—3所示，各种具体功能效率的变化紧紧地接近这个一般趋势。偏离一般趋势的轻微变化可能是由于被试数量和实验次数较少所致。

图19—2　6种工作效率变化的集中趋势

图19—3　6种工作效率变化趋势

我（1912）曾用5名被试做长列加法，每列10个一位数字。每天持续做这种加法运算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将每个被试每天最后10分钟的工作成绩与第二天（也就是休息后的第二天）最初10分钟的工作成绩之差分别列在表19—2中。其集中趋势显示，持续大约100分钟的加法练习，疲劳的影响大约是6%（即在相同的时限内，疲劳时段所做加法题目的数量比不疲劳时段所做加法题目的数量减少6%）。

表19—2　加法的疲劳

注：所有百分数的平均百分数=93%；所有百分数的中位数=94%。

表中所列出的是每个被试前一天练习结束后做n列加法所需要的时间和第二天开始练习时做n列加法所需要的时间（将计算错误进行折算后的时间），以及两者的百分比和平均百分比。其中第一名被试所做加法的列数是6列，即n=6；第二名被试，n=2；第三名被试，n=4；第四名被试，n=3；第五名被试，n=6。

上面所引用的实验结果足以代表一种功能在假定个体用最大的努力长期练习之后的工作效率与个体充分休息之后的工作效率之间的差异量。这些差异一般来说非常小。一个人可以竭尽全力工作几小时，到后来仍能与充分休息后的工作成绩几乎相等。除非所练习的功能自始至终是非常令人不悦的或者过分使人拘束的，否则工作期间功能效率的下降一般是不易被察觉到的。甚至有时练习的总成绩还会有所增加，尽管不如在充分休息之后增加的幅度大。比内（Binet）说：“只要付出努力，就会产生疲劳。”（1898，p.302）这句话容易使人对疲劳的数量和速度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

这句话之所以成为共识，一部分原因是那些对疲劳有所论述的人早就相信疲劳的存在并夸大其辞；另一部分原因是从一块肌肉疲劳所发现的总体效果误导了对心理疲劳的期望；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许多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早有成见，认为不休息的心理工作绝没有不降低效率的道理；最后一部分原因来自一种特别荒谬的假设，需要在此作简要的说明。

如果采用最适宜的方法持续工作两个小时，当然能获得一些永久性的进步。我所指的荒谬假设是有人认为，只要这种永久性的进步达不到应该达到的程度就被视为疲劳所致。这种论点看似天真，但实为荒谬。休息可补救暂时性损失，但不能补救永久性损失，只有将练习的时限分配得当才能防止永久性损失。这种论点混淆了两种损失之间的区别。

不休息地练习一种功能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一种效果是，练习结束时的效率会比休息一段时间后的效率要稍低些。另一种效果是，如果练习的时间分配得当，并足以防止过度学习、满意度下降和练习不尽力等因素所造成的损失，其效率就不会下降多少。这两种效果不能混淆。

有人认为，长时间练习必然导致暂时性损失，因此，长时间练习所带来的永久性进步比将同样长的时间划分为两个较短的时间所带来的进步要小。这种论点的荒谬之处，颇有点像说一个人在1月1日上午10点钟手里有1 000元，到了同一天晚上10点钟手里的钱就一定少了1/5。果真如此的话，那他为何不在这一天里做成6次或8次投机生意，使自己手里的钱变成1 200元呢？

工作曲线

关于一种功能在持续的练习过程中效率下降的速率变化，即工作曲线的斜率变化，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例如，第一种观点是，一个人在开始工作时，假定其他情境相同，其工作效率要比后来任何时候都高。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开头冲刺”（initial spurt）的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在其他条件都相同时，知道工作快要结束了，会使一定时间长度工作的最后阶段的工作效率有一个显著的增高。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称为“结尾冲刺”（end spurt）。第三种观点是，在大约前半小时之内，在其他事情都相同时，效率会逐渐增高。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称为“激励”（incitement）效应或“热身”（warming-up）效应。第四种观点是与“热身”效应并存的一个更慢、更长而且更持续的效率增高，可称之为“适应”（adaptation）。第五种观点是，在其他事情都相同时，通过吸引人的注意力和唤起他更大的努力，通常在一个效率的急速下降之后都倾向于紧跟一个效率的相对增高并在几分钟内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称为“疲劳后冲刺”（spurt after fatigue）。第六种观点是，随着注意力的起伏波动，功能的效率也发生有节奏地轻微波动，每个“波浪”大约两秒钟。

应该注意的是，“开头冲刺”、“结尾冲刺”、“疲劳后冲刺”、“干扰后冲刺”、“热身”、“适应”、“注意力的波动”等每个术语在使用上都有两种含义。它们既指功能效率的客观变化，即曲线的高度，又指引起这种客观变化的假想原因。因此，“结尾冲刺”既指“工作到最后5分钟至10分钟时的工作效率的增高”，也指“一种知道了工作临近结尾时的潜力强化”。“适应”既指“效率的增高，这种增高比称为‘热身’的增高要慢些，而且比因练习获得的增高更不持久”，也指“引起这种效率增高的真正要素，这种要素既不同于导致‘热身’的要素，也不同于练习的效果”。

我在本章使用这些术语，仅取其前一种含义，即指功能效率的客观变化。例如，就“开头冲刺”而言，我要问的是：“在工作开始的前几分钟所表现出来的工作效率高到什么程度？它是一般工作曲线都具有的特征，还是个别人在某种工作上才有的特征？”

开头冲刺

开头冲刺这种现象当然不是一般工作曲线的共有特征。在16名被试经过37个工作周期从事乘法心算（三位数乘以另一个三位数）的实验中没有这种现象的证据。在5位成人被试的加法运算（每个人都做了4个工作周期，每个周期两个小时）的实验中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证据。

我无法在任何地方发现任何证据来证明任何个体的所有心理功能，或者所有个体（或几乎所有个体）的任何一种心理功能存在着一致的开头冲刺，在所有个体的各种工作中更没有。欧艾赫恩（1895）、安伯格（Amberg，1895）、韦安特（Weygandt，1897）、林德利（Lindley，1900）等人在克雷普林（Kraepelin）的实验室里所得到的工作曲线都没有这样的证据。在约克姆（Yoakum，1909）所报告的一部分数据中也没有发现。

林德利的实验范围最广，开始工作的连续5分钟之内，3个被试的速度比率分别是100、98、97、97和96。第一个5分钟与第二个5分钟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只等于第四个5分钟与第五个5分钟之间的差异。把韦安特的各组成绩汇总后，我发现前三个5分钟时段内的速度比率分别是100、97和95.5。霍克（Hoch）和克雷普林（1895，p.431）的成绩大概表明，前四个5分钟时段内的速度比率分别是100、99、98和94。米尔赛米尔Miesemer，1902）的实验数据表明，前四个5分钟时段内的速度比率分别是100、96、98、97。实际上，里弗斯（Rivers）和克雷普林（1896）的实验结果是专门用来解释开头冲刺的，可是实验结果所提供的前六个5分钟时段的速度比率分别是100、87、99、101、102和102。显然，需要解释的是第二个5分钟时段的87，而不是第一个5分钟时段的100。

我承认，有些人在某类工作上制定的标准过高，所以一开始的工作效率会有一个急剧的跌落，正像某些人倾向于在工作开始的时候谨慎地设定标准，而使工作效率迅速高于标准之上一样，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这些个人偏好不能被误解为一般规律。

结尾冲刺

在有时间限制的一般心理工作中，当被试知道了工作即将结束时，这种时间预期会导致他在工作即将结束时表现出冲刺现象，这是常有的情况。在一般心理工作中，被试不可能自始至终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完成工作，因此，出现这种冲刺是很有可能的。在实验工作中，当要求被试自始至终尽自己最大可能的效率来完成工作时，要想看到这种冲刺现象，除非是被试故意违背实验的指导语，或者是他认识到了工作结束的时间快要到了，而把他不能控制的能量释放出来。后一种情况显然是可能的。各种外部刺激，诸如其他有竞争力的人和掌声等，显然能够起到强化的作用。出现这种结尾冲刺的现象是外部强化的作用，并非自己事先确定的。

总体来说，没有哪个被试能够在4次或4次以上的测验中每次都表现出强烈的结尾冲刺；一般的趋势是在最后的5分钟到10分钟内，单位时间内的工作量有3%~4%的提升。

疲劳后冲刺和干扰后冲刺

在寻常生活中的心理工作中，一个人可能会明显地表现出这样的情况，即如果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做到最好，他就会在以后的工作中做得更好一些，来弥补这种观察到的暂时性损失，而不论这种暂时性损失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因为干扰而造成的损失，可以这样注意并弥补；因疲劳而造成的损失，如果它造成了同一个工作周期内前后不一致的影响，也可以这样留意并弥补。一个在工作中一直保持最高效率的被试，一旦察觉到工作效率下降，也会这样弥补和加强。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按照一般的理由，认为自己做得好并已经尽了自己最大努力的人似乎比自认为做得差的人更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并且在经验上还没人将工作曲线的波动与已知特征干扰的影响联系起来进行比较。那么，在一般疲劳实验条件下所完成的工作中存在疲劳后冲刺和干扰后冲刺的观点现在看来是一种推测性假设。发明它们显然是用来解释在持续的加法运算、标记字母和记忆等心理工作中所发现的工作曲线上1分钟或5分钟的效率波动。

工作曲线中工作效率的一个下降之后紧跟着一个上升，很容易引人注意，而且容易诱人进行理论设想。而工作效率上升之后的再上升，或者下降之后的再下降却不会那么引人注目。但是，用干扰后冲刺或疲劳后冲刺来解释工作效率的“降—升”续发事件却是相当不明智的。因为，如果效率下降是由一个干扰引起的，那么，在干扰结束后的上升就不需要解释；反言之，如果某个效率的下降没有已知的外在原因，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装做知道它上升的原因。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寻求一种能够解释一个或所有的“升—降”、“升—升”、“降—降”和“降—升”续发事件的假设，直到这种假设能够被证实，如果不能证实，就只能将它们归因到“偶然的”变异上。

热身

作为一种客观的行为，最好将“热身”定义为在一个工作期间的前20分钟（或者其他某种指定的早期时间点）内，工作效率有部分提高，又在适度的休息后（如60分钟）彻底消失。这样的“热身”现象在到达或接近练习极限的个体身上会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并且在其他情况下，它与练习效果合并使工作前20分钟的效率上升得尤其迅速，或者使同一时期的效率下降（假如功能效率下降的话）得特别缓慢。至于“热身”效应定义中的时限确定在什么时间点上，这与研究结果的关系不大，只是需要指定一定的时间而已。

在欧艾赫恩（1895）、林德利（1900）、韦安特（1897）、博尔顿（Bolton，1902）、米尔赛米尔（1902）、或者里弗斯和克雷普林（1896）等人的实验记录中几乎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热身”的存在。它可能存在的间接证据可以从威姆斯（Wimms，1907）的发现中得到。在他的实验中，被试做20分钟简单的运算，但是需要把被试的目光固定。当把工作的时间划分为两个10分钟的相等时限，而且中间有休息时，其工作效率比在两个相等的10分钟时限之间没有休息，或者连续工作20分钟之后才休息的情况更高。我的16名被试作三位数乘以三位数的心算（1911），表现出它存在的迹象，但还不是很确定。

从对日常生活的粗略观察来看，许多个体在许多功能上存在着如定义所说的“热身”效应是有可能的。但是，通过我手上所掌握的克莱博林的小学生实验数据和其他人的实验数据，我不能将这种在休息之后，功能练习一开始所表现出来的暂时性效率提高与在一般功能练习中所获得的较持久的效率提高区分开来。我确信，这种通常所说的“热身”效应有些夸张。还应该注意的是，智力“热身”的通俗看法并不是指功能本身有什么改变，而是指为了使已知功能的工作获得原料和动力，对其他功能所进行的提前练习。

也存在这种可能，即在练习阶段的开始几分钟里通常是一种迅速的再学习，从而使分数上升。这或许就是某些研究者所说的“热身”或“激励”的意思。令人怀疑的是，大约60分钟的休息是否会抵消这种再学习所导致的分数上升。既然练习开始时的效率上升归因于再学习，而且用“再学习”这个术语可以准确地描述这种效率上升，为何还要用“激励”、“热身”等更模糊的术语？

小结

所以，在心理工作曲线上所表现出的主要经验事实如下：如果工作者能保持最高的工作效率，对一种功能持续练习两个小时或接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就会产生一种暂时的消极效应，但工作效率的下降不会超过10%，而且在大多数功能上达不到10%。休息可以补救这个消极效应。任何被试在任何工作周期内的工作效率都存在着大量的起伏或波动。但是，除了知道工作即将结束，并在工作接近结束时的成绩有大约4%的进步之外，其他任何人在任何一种工作上都不见什么一定的升降，更不用说任何一个人在所有工作上有什么升降，或者在任何一种工作中的所有被试有什么升降了。有的观点认为，在练习开始的几分钟和效率下降后的几分钟里都有一个工作效率特别高的上升期，这种假想的定律没有事实的支持。还有人认为，在工作开始的15分钟到20分钟内，工作效率有一个逐渐的提升，这种现象并没有在诸如加法运算、乘法心算和标记单词等简单的心理工作中发现。所以，一个人在一天的工作记录中工作效率的起伏或波动，绝不能用开头的热情、结尾的热情、干扰后的热情、疲劳后的热情，以及前励或适应等术语来解释。

任何一种心理功能经过两小时或接近两个小时竭尽全力的练习，如果每天工作的情境没有差异，那么其工作效率曲线所表现出的一个最重要事实是，它非常接近于一条直线、接近于一条水平线。虽然工作逐渐变得令人不满或更加难以忍受，但工作效率却没有太大的下降。对无法忍受的心理工作，最一般的本能反应就是完全停止。当在实验的条件下不允许做出这种反应时，习惯会使我们按照自己确定的速度和准确性标准继续工作。在我看来，工作效率低于标准的原因要归于对容忍限度的无意识下降，所以把工作或一部分工作打断了。

满意情境下的曲线

前面所有测量的都是工作成绩的数量和质量，而没有涉及满足过程。关于后者，确实仅有偶然的和非常粗浅的报告。还从未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即事先与被试约定至少工作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后继续以最大的努力工作，每多做1分钟奖励2分钱；工作不足两个小时，每少做1分钟罚款2分钱。也从未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即要求被试至少完成多少工作，或者在完成这些工作期间享受若干休息时间的优待，看这两者之间的效价是否相等。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等价工作非常重要。例如，让被试做1 000道计算题，有各种各样变化无穷的方法完成这项工作：一种做法是迅速并连续做完所有题目，然后休息；另一种是以稳健的速度完成工作，却一点儿也不休息；或者开始做得很快，然后越来越慢；或者每算完一道题休息两秒钟；或者工作中间有8至10次休息，每次休息三四分钟，等等。这些方法的目的只有一个——完成1 000道计算题。一个人究竟采用哪种方式完成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金钱奖励、自由支配的时间、工作习惯和工作过程中所要排除的烦恼之间的权衡。约翰讨厌匆匆忙忙地做，所以他选择算完一道题休息一会儿；詹姆斯更担心没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所以他选择做完所有题目，然后把时间攒到一块儿休息。

凡是做过这种长时间精确心理工作实验的人，都能够获得对自己所选做法（采用约翰的做法，或者采用詹姆斯的做法）的满足感曲线的一些粗略感受。从这种心理工作或者从日常生活和部分游戏的一般经验中能够获得这种与疲劳交织在一起的心理工作的一般印象。例如，“热身”的概念就包含了竞争性欲望和成就兴趣等的逐渐下降使烦恼减少的过程。因此，把知道工作临近结尾而产生的冲刺部分地归因于工作结束后的满足，以及利用最后的机会一显身手并对这种过程本身更感满足，可能也是正当的。

满足感曲线不必遵循成绩曲线。由于一种功能自始至终尽最大的努力持续进行练习而使工作效率只有少量的下降，但这可能伴随着一个满足感极度下降的过程。一位做了五六个小时的加法或乘法心算的超常被试，其工作的速度和准确度还能超过前面的所有运算（要是在日常生活中他早就停止工作了），这只能归因于工作情境，而没有绝对不能胜任工作的理由。这种不胜任的假设并不意味着功能效率本身必然下降，而是因为对工作的不满足感使努力和紧张程度下降、使痛苦感增加。事实的确如此，一个人工作做得越少，疲劳感就越小；越是觉得工作过程无法忍受，疲劳感就越强。

尽管很少谈及满足感对连续性心理工作效果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某个指定功能效率的上升或下降的数量、速度以及速度的变化，并不是由工作开始时疯狂释放能量的数量、适机消耗能量的数量，以及因休息时间的长短所恢复的能量数量等简单而机械地决定的；也不是由那些所谓“开始时的热情”、“干扰后的冲刺”、“适应”和“热身”等神秘的倾向决定的。而是像动物的反应那样，是由他的原始倾向、过去经验和当前态度，以及由这种或那种事态所引起的趋向满足和回避烦恼的倾向决定的。

一个人开始做加法时，并不是按照他疯狂储存能量时的速率打开“阀门”释放心理能量的。不活动不一定能恢复能量。而且这个“阀门”不会因为工作的逐渐熟练而越开越大，也不会随着注意的节奏几秒钟、几秒钟地开大或放小，更不会因为某个神奇的预见而把刚刚关闭的“阀门”开得很大。一个人做两个小时的加法运算，他在每个练习阶段所作出的反应是对前一个阶段情境所残留的成分加上本阶段出现的新成分作出的系列反应。在动物身上，这些反应是有条件的，只有轻微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适当地比作一个能量基金的减少。这种不满足冲动感的需求程度会随着对它的忽视和时间的流逝而减弱，也会因工作过程的重复而使其新奇感下降，由紧张工作姿势带来的感知痛苦以及目光的误用等也会随之减少。而真正对日常生活中的工作曲线有影响的只有工作所用时间的长短或工作的数量。但这些行为主要影响工作过程的满足感，而对工作的质量和数量只起间接作用。

第二十章　心理疲劳（续）

个别的或一般的持续心理工作对一般能力的影响

疲劳是具体的还是一般的？也就是说，一种功能持续地工作，是只会降低自身的效率呢，还是其他所有功能的效率都同样下降了呢？这简直是无理取闹的问题。还不如问一个功能因无休止地持续练习而降低了工作效率，其他功能受何影响。即哪些功能受的影响很小，哪些功能受的影响很大，哪些根本不受影响。真正的问题是：“持续进行一种工作或一组工作，其工作效率的下降对其他工作的效率有多少影响？”以及：“它是怎样影响的？”

本书前面论证过的一个观点是，一种心理功能效率的提高对其他功能效率的影响是由于共同要素的迁移所致。在这里，这种学说也适用于效率降低的影响。然而，正如在讨论练习时所注意到的，我们缺少预知两种功能在生理上有哪些方面相同，以及相同到何种程度方面的知识。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缺少关于一种功能的各种成分如何分担效率的总体下降方面的知识。因此，如果说一个加法功能因为5个小时的工作而使效率下降了1/5，我们尚不能预言它对记忆无意义音节的能力带来多少损失，而只能粗略地说说而已。

疲劳迁移的原因主要是共同要素，这方面有几个最清楚的例子是头疼和剥夺。因为做了5个小时的乘法心算而头疼，足以使写诗的效率下降到同样的程度。因为工作而剥夺了睡眠、锻炼、社交、游艺等是多种心理工作的共同要素。正如学习不能被某种冲动分心是提高许多功能的一种共同方法一样，因为长时间的剥夺而导致的这些冲动迫切性的增强可能是降低许多功能效率的共同原因。在学校、职业、商业和工业工作上的许多实际工作中，眼睛的疲劳是一个重要的共同要素。有些在本质上与疲劳本身不相关的因素，尤其是激动、担心、失眠和食欲下降，如果在一种相关工作的一种工作上表现出来，也可能使其他许多工作，甚至所有工作的工作效率下降。

然而，研究心理工作与疲劳的人一般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是一系列具体的问题，即用一个或几个功能做一定数量的工作，会对其他无数种功能的工作效率造成什么样的暂时影响。他们已经将心理工作模糊地视为“全心的”或“全脑的”工作，并且已经公开地或心照不宣地接受了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理论，即持续工作会减少一些心理能量的供给。因此，他们通常假定，任何工作都必定会降低所有心理工作的效率。

他们似乎还期望，任一种工作都会同样降低所有心理工作的效率。他们心目中的问题已经是：“这种或那种工作会使心理暂时衰弱吗？”以及：“这样或那样的测验能测量工作能力吗？”

因此，我们已经有了十几项调查研究结果，每项研究都试图测量一种或多或少确定好工作量的心理工作对其他一些心理操作便利样本效率的影响。

实验结果

所有研究结果都简要列举如下。

西科尔斯基（Sikorski，1879）在早上上课前和下午放学后测验了同一批儿童的听写成绩，发现六个年级被试写错字母的平均百分比如下[1]：

早上上课前　1.24　1.21　0.72　0.66　0.61　0.46

下午放学后　1.57　1.45　1.03　0.94　0.81　0.80

集中趋势是放学后测验中的错误率超过了上课前测验中错误率的1/3（从0.1到0.7）。

我相信读者不会简单地看待上面呈现的数字，甚至根据表面数值，将早上上课前的效率看成是下午放学后的1.33倍。数据的确切含义是，早上听写字母的正确率大约是99.3%，放学后听写字母的正确率大约是99.0%，所以，早上上课前的效率是放学后的1.003 3倍。

博尔顿（1892）曾与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博士协同进行了几项测验。他们在上学日的早时段和晚时段分别测量小学生在听到一串四至八位数的数字后，能够回忆出的数字数量。有136名小学生在早上接受了四次测验。另有219名小学生也接受了四次测验：第一次在下午要放学的时候；第二次在第二天早上；第三次在第二天要放学的时候；第四次在第三天的早上。每次测验有12个数字串。尽管从综合练习和新奇两个因素的效果来看，本应该是第二次和第四次的测验结果要比第一次和第三次的测验结果好，可是219名小学生早时段和晚时段的测验成绩却是一样的好。这219名小学生从早到晚的进步与从晚到早的进步一样多，也不比那些作为对照组的136名小学生两次测验之间所取得的进步逊色。而且，这些数据还表明，晚时段的测验成绩反而略显优势。

弗里德里克（Friedrich，1897）在6周内对一个班级平均年龄10岁的51名小学生进行了11次听写、加法和乘法测验。后两种测验题目的类型如：

275 831 406+69 413 258和27 583 140×2（或3、4、5、6）。

就听写的成绩来看，每天的晚时段测验比早时段测验错误多，晚时段测验前没有休息的比早时段测验前有休息的错误多。但是，苦于没有速度记录，所以无法计算效率。照其他同类测验的成绩来看，速度大概逐渐有所增加。

弗里德里克让被试做206道加法题或乘法题，限定时间为20分钟。因此，只有几个做得慢的学生没有完全做完。所以，除了第一次测验外，以后的测验毫无工作速度的记录。即使是第一次测验的记录也很不完整，而且很牵强。照其他实验者的成绩来看，可以得知，用这样简单的加法和乘法题对儿童进行反复测验，儿童的工作倾向于用牺牲正确率来换取工作速度的提升。所以，用错误数量明明不足以计量效率。显然，即使他记录了工作所用的时间，甚至允许把做错1道题折算为少做10道题，也会发现在晚时段测验的效率分数上仍不会有下降。关于正确率的记录如表20—1所示。

表20—1　一天内不同时段的测验成绩

注：弗里德里克所得到的，一天之内在学校的不同时段进行测验，其工作的正确率。

有人对弗里德里克的测量结果与对西科尔斯基的测验结果一样粗心，误把错误数量视为作业效率直接测量。例如，比内（Binet）和亨利（Henri）竟然绘制了一个像图20—1的图，给人的印象是，学生在学校里一整天不休息，工作效率下降幅度极大。即使假定工作速度保持不变，这个图表也极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要测量效率，何必一定要用正确率的倒数，用正确率也未尝不可。如果采用正确率，得到的图就是图20—2。图20—1和图20—2测量的是完全相同的事实。这种情况就像一个人在一天里连续几小时做交易所挣的钱和赔的钱一样。假如他第一个小时里挣了998美元而赔了2美元，第二个小时挣了996美元而赔了4美元，等等，要估量他的交易效率，挣的钱和赔的钱就都应该顾及。现在就手头的这个例子来说，如果抄写1 000个字母，第一次正确抄写998个字母，第二次正确抄写996个字母，两者的效率相差多少呢？总不至于把第一次的抄写效率看成是第二次的两倍吧。

图20—1　弗里德里克的测验结果一

注：错误百分比的得分。

图20—2　弗里德里克的测验结果二

注：正确百分比的得分。

我（1900）采用简单的权宜之计，即不对同一个体实施两次相同的测验，消除了练习和新奇的影响，结果发现小学生在上学的早时段与晚时段的工作（诸如加法运算[2]、乘法运算[3]、在一张打印纸上标记出写错的单词[4]、识记10个数字、5个无意义音节[5]、10个字母和6种简单图形[6]以及数点子）效率大体相同。

在小学生上学后的早时段进行一种功能测试，而在晚时段进行另一种功能的测验。这样，没有一个学生在任何测验上重复过两次，因此避免了练习和新奇的所有影响。每个班级的学生分成两组，上下午轮流接受两项测验。假如一组儿童的成绩偶然比另一组好，也很容易看出。参加测验的被试数量多至700人，少到240人不等。所有测验都由我和我的助手施测。早、晚两次测验的时间也被二人平分，唯一有差异的因素是每天的时间差异，即每天学生学习的课业量不同，以及其他因素的差异。

实验结果如下。

实验1：晚时段测验中乘法工作的数量是早时段工作数量的99.3%，错误多了3.9%。而且在早时段测验中误解题目和非常失败的被试有56人，晚时段有64人。

实验2：这是一项标出错误单词的测验。早时段做这种测验的被试，晚时段做乘法测验；而早时段做乘法测验的那些儿童，晚时段做这种标出错误单词的测验。将晚时段的测验成绩与早时段的测验成绩进行比较，完成的页数是早时段的99.0%；标出的单词数量是早时段的105.0%；标错的单词数量是早时段的97.9%。因此，实验1中的能力下降与实验2中中能力提升相补偿。

实验3和实验4：记忆数字的测验在早时段测验了4个班级，晚时段也测验了4个班级。将二者放在一起统计，我们发现，不论是在上午的晚时段实验还是在下午的晚时段实验，都比早时段测验多记住了将近2%的数字。但是在记忆字母和无意义音节的测验成绩上，虽然同样是那几个班级的学生，但结果却是晚时段记住的字母和无意义音节的数量只是早时段记住的98%和99.8%。这个测验结果恰好与记忆数字早晚时段的测验结果相反。

实验5和实验6：接受图形记忆测验的学生也是一半被试做早时段测验，另一半做晚时段测验。而且从其他测验成绩来看，参加早时段测验的被试比晚时段测验的被试略聪明一点儿。结果是参加晚时段测验的小学生被试只完成了早时段测验被试的94.6%。这完全是由被试平均能力的差异造成的。该事实也被“数点子”的测验结果所证实。那些在晚时段进行图形记忆测验的被试中有75%的被试在早时段做“数点子”测验（而在早时段接受图形记忆测验的被试变成在晚时段做“数点子”测验），结果晚时段的测验成绩比早时段的测验成绩高出了5%以上。

如果我们放宽实验条件，并用正确的效率计算方法取代部分错误的效率计算结果，就会把西科尔斯基，和弗里德里克的实验结果与博尔顿和我的实验结果之间所表现出的矛盾转化为和谐一致的结论，即晚时段的工作效率只比早时段的工作效率稍微好一些或稍微差一些。学校儿童在加法运算和抄写等重复测验中，存在着一种用牺牲正确率来提高速度的一般倾向。事实是，他们算错了学生的工作效率，将“做对99题，错1题；做对98题，错2题；做对97题，错3题”视为“错1题；错2题；错3题”，然后把工作效率错误地解释为“早时段的工作效率=1；中时段的工作效率=1/2；晚时段的工作效率=1/3”。而实验结果本来是“三个时段的工作效率大致相等”。这是对实验结果的误解造成的矛盾。

其他研究者所得到的结果也都大体一致地表明，在校小学生，每天从上学到放学，其工作能力几乎或完全没有降低。[7]当消除新奇效应和练习效应时，表现在学生课堂前后工作中的成绩没有差异；如果没有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则前后大致相当。概括从实验中得到的事实，可以清楚地发现，在学校卫生学课本中所下的论断，即一天里，在学校上课不同时段的测验成绩之间存在巨大且重要的差异，这种论断是相当不合理的。正是他们所引证的课堂测验成绩否定了这个论断。

心理工作与疲劳的一般理论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一些心理工作和疲劳的基本事实上来。我们在考察已知的心理工作与疲劳事实的过程中，就已经得出了真实问题的定义，并把问题从模糊状态澄清出来，而且没有仅仅从口头上回答问题。我们并没有按照能量的消耗去描述心理能量可能发生的变化，而是测量了个体尽其所能不间断地从事某种工作时，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质量的变化。例如，连续进行4个小时这样的工作，工作本身的变化如何，或者与连续4个小时的其他工作所发生的变化相比较，并将这种连续工作结束时所能完成的工作与没做这样的工作而间隔了同样长的时间之后所完成的工作进行比较。

我们还可以测量（尽管还未做）工作过程中任何一个阶段的满意程度或无法忍受的程度。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心理工作是一个含糊的术语。其含义之一是“心理的成就”，即完成的某种工作；另一个意思是“心理的努力”，即不论行为本身如何使人相对不满意，都能够使某个反应启动、持续、阻止或中断的心理动力。

心理休息也是同样的含混不清。在考虑它的时候，一定要弄清它与心理闲置（即没有心理成就）和心理放松（即没有心理努力）之间的区别。

一种功能的效率可以定义为：单位时间内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或者伴有一定努力程度的单位时间内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前者称为功能的毛效率，后者称为功能的分析效率。

如果我们坚持上述的第一个含义，即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那我们就会得到重要行为事实的一系列有用的客观定义，这些事实可称为工作、休息和疲劳：

心理工作是一个有机体借此产出某种产品[8]的行为。连续的心理工作意指个体能够不间断地生产产品的行为。

单一功能的休息（静止）指的是一段时间，在此时间阶段内个体不做任何工作。类似地，一般的休息意指个体不做任何工作的一段时间。完美的一般休息只可接近，不可达到。

一种功能的疲劳是它的生产率或毛效率的下降[9]，休息可以解除疲劳。

如此定义的“疲劳”，工作两个小时的为数非常少。一般说来，一个人在决定倾尽全力持续工作的心理压力下，任何指定的某一心理功能的大脑联想机制似乎都可以工作很长一段时间，而毛效率下降很少。但是，如果计算分析效率，即在一定程度的努力下，单位时间的生产率，疲劳的数量实际上未必如此之少。如果在同样的满意程度上自始至终连续很好地工作5个小时，则在前面测验中提到的那几个被试恐怕就不得不降低工作速度和正确率，以至于照绝对的成绩来看，效率至少要下降30%或40%；如果要使工作的正确率保持不变，那么，所需要增加的时间就至少在一倍以上。

现如今，在心理工作的实验中，一个最大的需求就是像测量工作成绩那样，充分地测量心理的努力程度。果能如此，就可以计算分析效率的变化，即在一定的努力程度下，单位时间内所完成的工作质量和数量。

我们可以对以下两种情况作出区分。一种情况是，一个人准备做这样的工作时，形成某种联结的神经元所具有的最大功率；另一种情况是，一个人在工作的难度增加了10倍时，还能够（按前一种意义来说）用以前的速度做629乘以736的乘法运算。

从实验研究和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所有事实都支持这样的假设，即心理准备对持续练习的影响要比最大功率的影响快得多、大得多、有价值得多。按照不严谨的通俗含义来说，所谓疲劳，与其说是我们不能做了，不如说是我们更不愿意做了；就成功概率的下降而言，与其说是成功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下降，不如说是因需要增加努力的下降而下降；就功能的活动减弱而言，与其说是功能活动自身的必然减弱，不如说是功能活动变得更不令人满意。

因此，我敢冒险地预言，对心理工作和疲劳现象的最终生理学解释，最有可能在神经元的准备状态与非准备状态中发现；而实施心理工作的主要实际问题将是兴趣问题。

“机械”与“生物”说或“能量”与“反应”说

在心理工作与疲劳的早期讨论中，“工作”这个术语的使用，足以使思想家们自然地遵循物理学所养成的思路，把心理工作设想为支出心理能量的结果，把疲劳视为储存潜能的消耗，以及将休息视为心理能量恢复的一个机会。如果撇开它的过于模糊之外，这样一种心理功能运行的机械理论倒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害，但是，它几乎终将误入歧途；而且，当它被完全严格地定义时，我认为，它不是成为无意义的就是错误的。有些理由使我们更倾向于接受心理工作和疲劳的所谓生物说，或反应说，或外缘说，这些理由可以简述如下。

第一个理由是，当不休息地做越来越多的工作时，效率变化的速度并不像机械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它是极其无规则的。不论是具体的工作曲线还是一般的工作曲线，都不像蓄水池（当从蓄水池流出的水快于注入的水时）的压力曲线变化得那样均匀，也不像一个高度逐渐下降的下落小球的冲击力曲线那样平滑。

因此，心理工作的机械说不得不发明各种辅助势力，以便与能量损失结合在一起共同解释持续工作实际效率的不规则变化过程。例如，把在工作开始的前10分钟、20分钟甚至是40分钟内效率反而有所增加的事实（这当然与能量损失的观点相冲突）归结为开头冲刺、热身的影响。同理，把在工作最后10分钟（假定工作者知道工作临近最后10分钟）工作效率频繁增加的事实归功于结尾冲刺的倾向，即因知道工作临近结尾而增加“意志努力”。增加这些辅助势力，当然就是承认能量消耗不是解释持续工作工作量变化过程的充分理由。

第二个问题涉及兴趣和厌恶对持续工作效率的巨大影响，前者能维持工作效率，而后者则能降低工作效率。例如，在工作了10个小时之后继续工作并答应给工作者奖励，即如果工作者在追加的1小时的工作中，工作成绩比前1个小时的结尾成绩每提高1%，就奖励他1 000美元，试想工作者的努力效果会如何。与此类似地，当一个喜欢下棋的人下五六个小时的棋，或者用这五六个小时解答他不愿意回答而且无利益的问题，试想这两条工作曲线会怎样。兴趣不会增加储存的能量，厌恶也不会减少储存的能量。而机械说只有休息和工作这两种功能。兴趣最多只能更快地释放能量。但是，兴趣确实会提高所完成的工作量，厌恶也确实会减少所完成的工作量，这是很容易证实的事实。因此，所完成的工作量就不会与机械说所构想的能量有紧密的依赖关系。

最后，心理工作的性质和工作效率下降的性质与一个既可使用又可恢复的能量供应假设不相适应。仔细考虑一下任何有代表性的心理工作事例，诸如做加法运算、几何题证明、作文、准备答辩、批改试卷、校对。所谓工作是对某些情境做出的正确反应。只不过它与运动量、意识量或神经元活动量无关。假如我们非要用一个物理的比喻来说明心理工作，那么，我们可以说7加9的工作不像把一千克铅举起一米高，却像把它从波士顿的某个地方移动到纽约的某个地方。影响后一种体力工作的变量非常之多，涉及交通工具的使用情况、交通路况、选择的路线，以及来自火灾、洪水、猛兽和其他自然力量的阻力。总存在着一个决定性的需求、各种需要克服的障碍，以及途径和方法的选择。

没有什么物理比喻是恰当的。所有的心理工作都不过是对某种情境所需要作出的反应而已。所有的疲劳，都不过是与连续工作所需要的联结效率暂时下降而已。效率为什么会下降，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不是臆测。所有的“心理能量”供给，其恰当的含义应该是形成联结所需要的能力供给。由于在学习过程中阻碍联结形成的是联结的后果，所以合理的预期是，在疲劳中阻碍联结形成的也将是联结的后果。动物倾向于重复一个联结，是因为重复它会给它带来事件的一种令人满足的状态；而当重复这个联结给它带来烦恼时，就可以预料，联结将会中断。动物心理工作的中断或减少，并非因为内在冲动储备（类似于物理潜能）的降低，而是因为继续工作会带来烦恼。更有希望的理论似乎是一个能解释持续不休息的心理工作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不令人满意的理论。

这正是生物说或反应说所解释的。该学说认为，持续不休息的心理工作由于下列三个原因而变得越来越不令人满意：（1）对工作新奇兴趣的下降；（2）由持续工作所导致的厌倦（即某种心智活动上的极端憎恶），感知疼痛，甚至头疼；（3）身体锻炼、社会交往或睡眠的剥夺。

这些在持续不息的心理工作上效率下降的行为事实，正是需要通过观察和实验验证的事实。甚至主张机械说的人都无法否定它。随着这些原因的排除，就会显现已经下降了的工作效率的提升。各种形式多样的算术练习，虽然练习的是同一种心理功能，但是由于练习形式的变化多端会维持练习者的新奇感，从而使工作效率的下降得以延缓。增加奖金、说明工作如何有利于实现某种最终的理想，或者开展优胜竞赛，可能就会通过消除对工作的厌倦而暂时消除疲劳。通常所说的“疲于”做某事，不如用“厌倦”了做某事能够更好地表达某个工作阶段的疲劳。

类似地，即使在心理十分厌烦、一点儿也不想解决问题的极端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增加得出问题答案的奖励价值来缓解厌烦。就像一块疲劳的肌肉一经按摩之后，就能够恢复效率或抵消疲劳一样，一颗疲劳的心也可以通过增强工作的兴趣和动机，洗掉或抵消对厌倦和反感的注意，而部分地得到恢复。消除实验上的感知疼痛和头疼是更难了一些，但是，如果这些精神压力一经消除，效率就能上升。

解除剥夺，或者更清楚地说，放纵某些冲动是否会增加工作效率，几乎是在两个理论之间进行抉择的决定性实验。当一个男孩因允许他在房间中来回踱步而恢复了学习效率，或者一个女孩在读书时因为有人陪伴而使学习成绩倍增时，就会清楚地看到，先前学习效率的低下几乎不取决于能量减少所引起的压力下降。

剥夺休息对持续心理工作的影响，以及允许相当放纵地休息对心理工作的影响，以前很少有人研究。研究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种正在工作的功能究竟发生了什么上，而没有顾及此时其他不许练习的功能究竟会如何。而事实却是，不让我们做的事情与我们所做的事情或许真的产生同样的疲劳。因为，对于儿童来说，不让他们跑、跳、扭动、唱歌、大笑和说话才是真正的心理工作。而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越来越不专注于我们所喜爱的职业的进步（例如，长时间阅读法律报告、做长列加法或其他什么工作），才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在理论上特别让人感兴趣的是剥夺做其他心理工作机会的情况。因为在这种情况中，那些被普通人认为是耗费精力的工作，对于某些人来说，不让他做才是疲劳，让他做反而是休息。而按照能量说的一般观点，这样的工作需要支出大量心理能量。

假如我们把人们停止的所有工作汇总在一起，并逐个分析其停止工作的原因，那么，一个可能的原因似乎是与工作相反的为了获得某种满足的冲动，而要玩游戏、要享受感官愉悦等欲望远超过其他原因。其次，除了睡眠之外，休息不是去补充所谓消耗的心理能量，而常常是满足心理工作所禁止的那些欲望。阅读、与家人和朋友谈话、打猎、钓鱼、用心或久坐玩游戏，以及创作或聆听音乐通常都需要耗费大量“心理能量”（无论怎样定义它），但是，做这些事情远未达到像酣痴或睡眠那样的心理不活动状态。所以，使我们休息的是解除紧张而烦躁的情境，而不是停止心理活动。

因此，不论什么心理工作和疲劳的学说都不该忽视持续的工作阻止了工作者想做的那些工作。小孩子说出的“不让我玩我会累死的”这句话，极其巧妙地表达了疲劳的一个特征。不能满足某种反应倾向所造成的紧张与持续做某种工作所造成的紧张同样重要。通常所说的工作，与游戏和娱乐的区别不在于积极活动量的多少，而在于限制量的多少。我们因不能做想做的事情而感到疲劳。

总的来说，生物说只是更近情理一些。疲劳对持续心理工作的影响，也可以部分地说成是一种耐心、自我控制和精力等可被称为心理能量的复合物存储的耗尽。但它确实是工作所导致的某种烦恼状态，对这些状态的本能反应就是减少或停止由此而引起的活动。

得出工作成绩的行为（诸如做多少加法计算题、听写测验成绩、翻译多少段文字等）符合一般行为的规律，而没有什么其他规律。如果以同样的速度和质量持续做出的反应满足了个体的需要，他就会继续做下去。如果这种持续的反应带来不适，他就倾向于完全停止或者中断，或者按照能够带来满意感的形式和速度做出反应。在大多数的疲劳实验研究中，当然不会出现工作完全停止的现象，但是在普通的心理工作中却十分常见。因想到奖励、惩罚和责任等因素而中断工作、降低工作效率或者提高工作效率，甚至因为工作更不令人满意而变得懒惰或再次降低工作效率等，在实验研究中很少见，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其他别的情境中却很普遍。因为降低工作速度、关注程度和紧张程度在减轻烦恼上不如完全停止工作（而关注其他工作的结果）效果好，而完全停止工作，这也是实验设计所不允许的。不论是放松、中断还是暂停工作，其原因都不是因为“能量”不足以继续工作，而是因为放松、中断或暂停工作会使人觉得更舒服。无论与能量储存的减少相类似的事实是什么，影响工作成绩的反应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工作比以前更不令人满意。

心理工作卫生

在这一节，读者应该记住，我们所研究的是心理工作，即联结系统的工作，而不是感觉器官或肌肉的工作（这两者常常与心理工作同时发生）。这一点在讨论眼睛的感知疲劳和眼动疲劳时特别重要。在学校、商业和职业生活中，所谓的心理工作包括阅读、写作或视觉查看物体所到达的工作效率，之所以在令人满意的程度之下，或在对眼睛造成伤害的最大限度之下，是因为眼睛不能满足心理工作的需要，或者眼睛因服务于大脑而过度紧张。所以，最好将保护眼睛而提高的心理工作效率与保护眼睛而提高的心理工作的纯效率明确地区分开来。例如，兴趣不会伤害心理，但会对眼睛造成非常大的伤害。休息，即不活动或没有任何指定的工作，可能自始至终都会烦扰、压抑或激怒心理，但对眼睛几乎总是有好处的。与眼睛使用相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是教育卫生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此书不讨论它。

如何在实践中对待心理疲劳，最好也分为两个议题：一个是提高效率的有效方法，另一个是防止工作过度而导致伤害的有效方法。

提高心理效率的方法

我们大致可以采取以下方法来提高心理工作的效率：（1）增强有机体心理活动的力量或倾向；（2）减少抑制工作的阻力；（3）改进活动的方向和方法；（4）减少心理对冲动和烦恼的耗费。

增强动物对心理工作的内在反应倾向，最经济的方法是改善它的一般健康状态。可能存在着更能直接促进联结系统联结效率的专门方法，但是，最安全的办法是寄期望于维护整个身体机能的健康。试想如果消除了儿童的消化不良、软骨病、舞蹈病和猩红热，或者供氧不足、饮食和睡眠不良之后的效果，再试想消除成人的疟疾、肺结核和酒精中毒之后的效果，甚至再试想消除像“感冒”这种小病的影响之后的效果，就会看到身体健康对提高心理工作效率的重要。

通过增强兴趣和动机可以减少阻碍心理工作的阻力。我们知道，是有某些种类和数量的心理活动可以在没有外部奖励的情况得以维持，但是，还有大量心理活动要在无聊、反感、疼痛，乃至剥夺了工作者多种满足的情况下进行。因此，工作者具有减少、中断或放弃工作的冲动。然而，由此而引起的这些阻力是不可避免的，只能通过休息来缓解。同样的工作，有兴趣地做就不会这么快地感到无聊和反感。一些满意因子的节制，例如不许游戏、聊天或幻想等，可以通过增加诸如金钱奖励、提高热情或者相信工作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好处等新的满意因子来弥补。发明家、科学家或诗人持续工作20个小时而工作效率不减，这不是工作规律的例外，而实为说明它的例证。每个人的工作限制都是有弹性的，全赖兴趣和个人利益的拉动。

就像一块肌肉因其收缩而产生了有毒物质，当这些有毒物质一经冲洗或抵消之后，肌肉就会重新对刺激作出反应一样，一种心理功能也可以用兴趣洗掉反感和需要付出的努力、用动机抵消由束缚带来的痛苦，从而继续工作。当然，对于明智而老练的成人来说，他们常常很难通过增加兴趣和动机来解除疲劳，因为他们或许把能用的方法都已经用过了。但是，一般人并没有把防御反感和烦心的方法一一尝试过；尤其是儿童，他们几乎还没有学习过如何使用这些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方法。学校中的孩子们一旦了解了当前的工作对实现他们愿望的重要性，并将当前的工作与社交活动、快乐和成就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工作效率就会倍增。

由于每个人的兴趣不同，所以，如果按照每个人的兴趣适当地分配世界上的各种工作，阻力就会减少，完成的工作总量就会更大。如果每个人都做他适合做的工作，并把工作作为享受，那么，他们的工作会比现在更持久。但是，假如每个人所做的工作都有实际价值并且接受了严格的科学指导，那么，要获得与现在同样的工作成绩，实际所做的工作会远比现在所做的工作少。提高工作效率的最佳方法有的非常简单，不要用绕弯的和愚蠢的方法学习不需要绕弯和不愚蠢的知识，并且不要为那些不会发生的事情而感到焦虑和痛苦。我们现在之所以感觉负担过重，其中主要一部分原因无疑是我们把时间与精力耗费在迷信的、迂腐的和追求时尚的事情上，将来的科学会让我们知道，现在所做的这些傻事都是咎由自取。

人们几乎没有认识到，平心静气的价值就在于心理工作效率的提高。因为，伴随焦虑和激动所完成的工作都不会比没有它们时做得更好。所以，如果把消耗在浮躁和焦急上的时间与精力节省下来，无不有利于工作成绩的提高。在家庭、学校、工业、商业，甚至在高等职业生活中，仍然有太多的事情如同原始人类所跳的战争舞蹈一样。要吃一只烤猪，何必要烧掉一座房子。

预防工作过度而导致伤害的有效方法

适量的心理工作有益于健康。联结系统需要活动，真的如同人需要食物和休息一样。所做的活动可以过多也可以过少。如果一个人能够把一定数量的活力用在远离私利目标的“工作”上，而不是把它放在即时满足个人私欲的“游戏”上，就会更好地维护生活“色调”，并保持防止心理疾病的能量。

太多的工作是积极的伤害。因为，这不仅直接伤害神经元自身的工作，也使神经系统处于过度的兴奋和焦虑状态。剥夺动物的快乐、食欲、体育运动和睡眠等健康要素，这是消极的伤害。这种剥夺，不论是对哪种健康要素的剥夺，就其广义来说，都是减少生命价值的伤害。按照现在的人情事理来看，由心理工作固有的和必须达到的结果所导致的直接伤害，似乎比由过度的兴奋与烦恼、物质剥夺、智力剥夺和道德剥夺所造成的伤害小得多。

对于来自心理工作的过度兴奋和烦恼来说，明智地养成良好的习惯是预防和治疗的方法。做心理工作的人应该知道，情绪激奋不是兴趣的体现，紧张不是能量或力量过度的体现，焦虑不是忠诚的体现，只有平静地全神贯注才是获得成就的情感。应该学会用做出的成绩来判断自己的工作效率，而不是用感情来判断；练习时应该抛弃不相关的思想和情感；在已经做了和不得不做的事情上抛弃一切烦恼，并把它们看成是有害身心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情感。

对于补救剥夺的措施来说，首先应该使用的是健康的物质条件、兴趣和动机。适宜的空气和光线、适当的姿势和体育锻炼、充足的食物和睡眠，以及工作目标的合理性、工作难度与个人能力的适应性、工作奖励的公平性等，这些都应该在作出放弃这项工作的决策之前加以尝试。就我们现在所做的不合理的心理工作来说，对其所造成伤害的适当补救，纯粹休息能做的恐怕不到百分之一。

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心理工作可能将在抵抗阻力的过程中进行。由于他们不知道适当地保护一般的健康，所以，在那些允许或被允许、或者需要工作者自己停止的心理工作中，了解这种工作过程中是否存在着某些时刻或阶段可以自己停止心理工作，这是有价值的。

在未被征服的自然界和人类尚未被观念复杂化的简单环境中，对于那些非习得的活动和由此而发展起来的活动来说，仍然有与今天同样的判断过度活动的非习得的方法。心理工作超过某个时刻就会产生厌倦、反感、困倦和疼痛。延长对个体的或社会性游戏的限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需要满足的冲动。在没有养成不管是否出现不适和剥夺都勉强工作的习惯时，这些原始的判断方法也会自由运作。动物凭借着非习得的冲动，可以像防止吃得过饱或过饿那样防止过度工作。当然，这些判断方法相当的粗糙而不完善。有时当更需要休息时，它却不能抑制由饥饿或性本能所引起的活动；而有时当需要保持警戒才能保全性命时，它反而去休息。

在用人类的智慧和道德所创造的复杂环境中，为了更远大和文明的目标，人类学会了忽视这些自然的判断，或者因害怕惩罚而被迫工作，就顾不上它们了。他们甚至可能全然不顾这些判断，用暂时的热情或长期养成的习惯抑制所有与工作成功相反的冲动。或许还有可能，一个人不管工作持续多长时间，这些判断方法一个也不用，沉醉于追求成就的热情之中，全然不顾反感、困倦或疼痛的警告，一直愉快地工作到死。

为了人类的幸福，我们当然不能永远依赖这些自然的判断方法，但是，却又没有一个简单而理智的判断方法可以取代它们。因此，不可能找到一个一致的规则来决定什么时候应该停止工作。“顺其自然”、“能工作多长时间就工作多长时间”、“一直工作到出现效率下降”，以及工作者宣称的其他判断规则都注定是错误的。对于大多数心理工作者来说，工作到厌倦和困倦的时候才停止工作是没用的，而且有些工作一直做下去是危险的。最好的实践规则似乎是确保适宜的运动和睡眠，合理而均衡地把其余时间分配到职责工作和生活娱乐中去。该工作时就始终如一地工作，用固定而适宜的物质条件、兴趣和动机，来减少自然的判断。至于其他，就无须多虑了。运动量和睡眠时间因人、因年龄而异。为了确保不受伤害，要多留余地。因此，心理卫生的实质就是：提高效率，需要兴趣；维护健康，需要睡眠。

注释：

[1]西科尔斯基粗心，忽略了工作速度，所以他根本没有测得功能的效率。

[2]加法的每道题都是5个四位数相加。

[3]乘法有9道题，如：。

[4]一页印刷品如下：

After waiting some time Captain B_and myself walked acros the rice fields to the shad of a tree.There we herd the trumpett of an elephant:we reshed etc.

[5]无意义音节如下：

ba ni su et ko；ig fa tu le ro.

[6]图形如下：

[7]在学校平常的一天里，小学生在临近放学时（即每天的后段时间）的工作成绩是否真的不如刚上学时（即每天的前段时间）的工作成绩，这是有待教育实验确定的问题。教师们普遍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可能是虚假现象。

[8]诸如记住的诗、写出的书、解决的问题、做出的决定、设计的房子、准备或讲授的课程等。

[9]即指生产率和毛效率两者中的一个，或者是通常被指定的那个。

第三卷　个体差异及其原因

第二十一章　导言

个体差异问题

前面在讨论人类物种的原始倾向时，曾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男男女女每个个体的本性并不是一个模板复制出的精确副本。人类物种的总体特征是不变的，但是不同个体在不同本能特征上的强度各不相同，有人强于这种本能，有人则强于另一种本能或其他本能。在描述学习或变化规律以及学习所导致的心理功能变化时，我们承认不同个体的学习速度是不同的；而且，即使是同一种本性，如果个体经历了不同的外部情境或环境，也一定会变得各不相同。以往的研究报告频繁得到这样的例证，即我们所测量的不论是智力特征、性格特征还是技能特征，学习进步的数量、速度和持久性都是因人而异的。本卷各章的目的就是介绍这些个体差异的主要事实及其原因。

介绍个体差异、个体差异的原因及其教育意义的研究，最好的方法是考察他们研究所得到的第一手真实材料。为此，我选择了柯蒂斯（S.A.Courtis）先生报告中的部分内容，这些报告来自纽约城市学校儿童算术能力的研究（1911—1912）。

柯蒂斯测量了小学生8项作业的成绩。其中，第7项测验如表21—1所示。

第7项测验　算术基本运算

姓名____　学校____　年级____

在规定时间内，尽可能多地算出下列各题的结果。按照序号顺序计算，做完一道再做下一道。把答案写在“答案”栏中，不要写到其他纸上。

表21—1　算术基本运算测验

现在思考图21—1所示的某个八年级班级的第7项测验结果。再思考表21—2列出的所有八年级学生测验的相似结果。图和表说明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甚至在同一个学校的同一个年级中，学生们虽然接受了大致相同的算术训练，但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由此可见，个体之间的能力的差异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作业成绩的差异上，一种人与另一种人在作业成绩上的差异已经是被发现了的事实。

图21—1　一个班级学生的能力差异

资料来源：引自Courtis，1911-1912，p.48。

表21—2　八年级学生算术能力的差异

资料来源：引自Courtis，1911-1912，p.46。

个体差异的另外一个原因已经被柯蒂斯的两性对比表所证实。这里，我引用的是七年级下学期学生在第6项测验[1]中的成绩（见表21—3）。

表面看来，在他们所尝试的题目数量上，男女生之间似乎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完成正确推理的数量上，男生略高于同年级的女生。

关于性别差异的原因，不论是由于性别的遗传品质不同，还是来自训练环境的性别差异，这已经是一个有着许多主观推测的观点和少数公正研究的问题，留待第二十二章讨论。对祖先或种族的影响也可以做类似的研究，即比较相同性别、相同年龄和相同训练的两种不同种族儿童的作业成绩，比如，东欧的希伯来人和北美的印第安人。

算术成绩差异的其他可能的原因有：近祖或“家族”差异、发育成熟的差异、不同学校在算术训练上的时间长短差异、教学方法差异或教学环境差异等。

表21—3　推理测验速度的性别差异：七年级下学期男、女生比较

资料来源：Courtis，1911-1912，p.138。

在这些小学生个体差异的研究案例中，小学生的个体差异已经用分布表（tables of distribution）的形式显示出来。分布表给出了每个能力等级的频数（frequency），也就是每个能力等级的个体数量或百分数。如果用图形来显示，那么，从这种频数表或分布表的主要特征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图形是把横坐标划分成若干段，各段代表不同的分数或能力等级，然后在每段之上画一小横线，其高低代表有这种能力等级的人数是多少。把这些小横线连成闭合线，就可以直观地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种将个体分组的人数分布表和相应的频数分布图如表21—4、图21—2、图21—3和图21—4所示。图21—2是（1903年）康涅狄格州10岁儿童在各个年级的人数分布图；图21—3是六年级儿童抄写数字速度的人数分布图；图21—4是中学生做一位数加一位数加法运算的作业效率分布图。

表21—4　分布表举例

图21—2　康涅狄格州10岁儿童在学校各年级的人数分布（1903年）

做个体心理学研究一定会思考很多问题，不论是描述某些个体在样本总体中所处的位置，还是追究其原因，都要以这些频数分布表和频数分布图为根据。例如，下一章涉及心理特质的性别比较，我们必须考虑男女生在同一种心理特质上的频数分布面积，然后，进行两者的比较。

图21—3　纽约市六年级儿童在60秒内抄写数字能力的人数分配图

注：横坐标上的“0”表示60秒内能够抄写0~9个数字的人数，“10”表示能够抄写10~19数字的人数，其余类推。

图21—4　小学生60秒内做个位数加法能力的人数分配图

注：横坐标上的“20”表示能做20~29道加法题目的人数，“30”表示能够做30~39道加法题目的人数，其余类推。

注释：

[1]测验6如下：

阅读下面的题目，不必计算。把每个例子读完后试想：如果你要计算它，会使用加、减、乘、除中的哪种法则？如果用加法，就在例子后面的空格内写“加”，用减法就写“减”，乘法写“乘”，除法写“除”。

1.一所学校的学生举行雪橇活动，共有9个雪橇，每个雪橇能乘坐30名学生。问雪橇活动一共会有多少学生参加？

2.两个女生做一个数字游戏，输的女生只得57分，输掉了16分，问赢的女生有多少分呢？

3.一个女生在学校门前数经过的汽车，两个小时共过去了60辆。如果第一个小时过去了27辆汽车，那么第二个小时过去了多少辆呢？

4.操场上有5组孩子各自做不同的游戏，每组孩子的人数相同。如果一共有75个孩子，那么每一组有多少个孩子呢？

等等，还有12道这样的题目。

第二十二章　个体差异的原因：性别与种族

能力的性别差异

任何个体在任何心理特质上的能力都是以下三种势力影响的结果：（1）原始本性；（2）仅由内部发育决定的原始倾向的成熟程度；（3）生活和训练环境。人的原始本性一部分是由性别决定的，一部分是由远祖或种族决定的，一部分是由近祖或家族决定的，还有一部分未知原因，即相同父母的不同孩子获得的不同遗传所导致的变异。于是，我们必须研究性别（sex）、远祖（remote ancestry）、近祖（near ancestry）、成熟（maturity）和环境（environment）的影响。

在讨论性别差异之前需要先声明一点，性别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在任何情况下都并不一定意味着学校和家庭教养的不同。相反，如果两性的心理结构完全相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一定是不同的，这才是明智的观点。如果两组人的一种心理特质存在差异，那么从理论上讲两组的处境确实应该是不同的。但是，除了心理特质最高效率的发展之外，它的实际发展可能比环境差异的影响更有优势。比如，理论上讲，肺病患者与健康人相比应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在某些病例中，与其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疾病而忧心忡忡，不如让他们按照正常的习惯生活。相反，如果两个儿童在心理结构上可能相同，我们想把其中一个儿童培养成化学家，另一个培养成心理学家，那么，对他们的教育就应该有很大不同。

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第二点是，两个班级存在的差异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差异所致，但并不意味着教育方式的不同。因为，这些特有的差异是由他们实际接受教育的不同所致。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并不像表现在两个班级上的教育方式那样相同。不弄清个体或班级之间心理条件的不同，而妄议差异的原因是原始本性还是教育，这是愚蠢透顶的。

这一章本来应该专门讨论由性别造成的差异，偶然因为男女生所受教育的不同而产生的某些效果，应属于第二十五章的内容。所以，实际的情况应该是，男女生之间所表现出的这种性别差异，一部分可能归结于性别本性的差异，另一部分归因于我们对男女孩传统教育的不同。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把差异全部归结于教育未免令人生疑，所以，这种情况也只好在本章讨论，读者可用自己的眼光审视其价值。

要想恰当地比较同龄男女之间或同龄男女孩之间的差别，需要像图22—1（虚线代表女孩）那样，把两性被试解题能力的频数分布表和面积分布图双双列出。这种图展示了事实全貌，既显示了两者之间的相同或重合（overlap）之处，又见其差异。

图22—1　12岁的男女孩在60秒内标注出A字母的数量

注：实线包围的频次面积代表男孩；虚线包围的频次面积代表女孩。

然而，数据配对分布表或分布图实际上可以用一个数字来表示，一组到达或超过另一组中数[1]的百分数。例如，像图22—2所示的两组的差异，即这一组被试达到或超过另一组被试的百分数是45%或55%。虚线面积的45%位于实线面积中数的左侧；实线面积的55%位于虚线面积中数的右侧。如果这两组的差异如图22—3所示，虚线组达到或超过实线组中数的百分数就是40%，反过来比较是60%。如果这两组的差异如图22—4所示，一组达到或超过另一组中数的百分数则是25%或75%。如果两组差异如图22—5所示，则这个百分数几乎达到0或100%。

图22—2　数据配对分布图一

注：一组被试达到或超过另一组被试中数的百分数是45%或55%时，两组间的差异量。

图22—3　数据配对分布图二

注：一组达到或超过另一组中数的百分数是40%或60%时，两组间的差异量。

图22—4　数据配对分布图三

注：一组达到或超过另一组中数的百分数是25%或75%时，两组间的差异量。

换言之，如果有人对我们说，在某种独创性测验上，有60%的男性达到或超过了女性的中数，我们就可以推断男女在这种心理特质上的差异大致如图22—3所示，实线代表男性。如果有人对我们说，男性在勤奋力上只有28%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我们可以推断男女之间的差异比较小，不如图22—4所示的那样大，在这儿虚线代表男性。所以看了这些图示，仅用一个百分数就能对心理测验中的两组能力进行一个适当的比较。

图22—5　数据配对分布图四

注：几乎最大的差异，一组达到或超过另一组中数的百分数是0或100%。

下面我就使用这种百分数。我们应该知道，在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中，40%~60%表示有很小的差异，在图上会表现出很大的“重合”。

以下是男性在各种心理特质上达到或超过女性中等能力的百分数，这种心理特质已经经过精确调查，大致如下：

说出卡片颜色的速度，给颜色卡片分类，辨别颜色（像色盲测验）　24%

发现并标注出细微之处，如字母　33%

拼写　33%

在学校的英语分数　35%

在学校的外语分数　40%

识记后立即回忆　42%

感觉阈限的低值　43%

保持能力　47%

联想的速度和准确性测验　48%

普通知识测验　50%

数学成绩　50%

各科平均分　50%

辨别力（颜色除外）测验　51%

感受性的范围　52%

历史分数　55%

独创性测验　63%

上肢动作的准确性　66%

物理和化学分数　68%

反应时间　70%

手指和上肢运动速度　71%

这些差异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们的差异量都较小。同性别的个体差异要显著大于两性之间的差异。所以，在这些智力技能上的性别差异可以被忽略。在能力范围内，如果勉强选择两组人，他们在组内没有差异，而两组之间存在差异，也没有选择一组男性、一组女性。众所周知，上一代的女性教育实验已经表明，她们在大、中、小学里表现出的能力不比男生差。当代的实验在职业教育和商业服务中得出相同的结论。心理学家的测量得出的结论表明，男女在成就上的平等是由于自然天赋的平等，而不是由于女性天资差而进行更多培养造成的。

没有客观测量依据的心理特质性别差异

现在，我们从相当令人满意的感知、运动和智慧能力的性别差异研究转向对生活情感、行为和成绩等的宽泛讨论。这方面很少有客观而精确的测量为我们所用。

有两项研究报告了数量上的差异，遗憾的是，这些数据来自教师、医生和有志于智慧兴趣的德国妇女对个体所作的主观评价。这些数据带有成见或习俗上的错误，而且，其中的重要错误可能是因为在她们的思想中已经存在着对两性的不同评价标准。

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1904）为了用数据说明同胞兄弟姐妹如何相似，让老师对孩子的各种品质（比如，是安静的还是吵闹的，是害羞的还是自我独断的，等等）进行评定。

通过计算在每种心理特质上男孩达到或超过女孩中数的百分数，我们得出：

在矫健性方面，男孩有61%达到或超过女孩的中数。

在吵闹方面，男孩有62%达到或超过女孩的中数。

在害羞方面，男孩有42%达到或超过女孩的中数。

在自我意识方面，男孩有57%达到或超过女孩的中数。

在受欢迎方面，男孩有46%达到或超过女孩的中数。

在责任心方面，男孩有40%达到或超过女孩的中数。

在易怒性方面，男孩有56%达到或超过女孩的中数。

在聪明方面，男孩有47%达到或超过女孩的中数。

在写字方面，男孩有43%达到或超过女孩的中数。

海曼斯（Heymans）和威尔斯曼（Wiersma）（1906，1907，1908）采用让那些或多或少熟悉的人对个体作出评估的方法，研究了两性的心理差异。他们共报告了90个话题，其中一些话题涉及几种特质。这些个体被粗略地划分了等级，比如，情绪化与非情绪化，醉汉、习惯饮酒的人、偶尔饮酒的人和戒酒者。上面已经提到，这类研究缺乏足够的证据，因为评价者可能会对男女存在不同的标准。因此，在情绪的同一等级中，男性可能被认定为是情绪化的，而对女性来说就是非情绪化的了，反之亦然。

总体而言，这些评价比不上客观的测量结果。但是，可能还是比那些单纯的意见好，因为这些意见来自生活中的普通事实和个人的狭窄的生活圈。这种报告至少可以给读者提供发表批评意见的材料。

因此，我计算了在每种特质上男性达到或超过女性中数的百分数，在计算中，男性和女性的评价被视为有相同的权重。计算后，按照数量的大小顺序，把两性差异大致进行排列，最大的差异是：

在对人而非事物的注意上，男性只有15%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第二大差异是：

在阅读后记忆的准确性和顺序上，男性有73%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在勤奋上，男性有28%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在手工熟练性上，男性有28%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在喜欢非运动性技巧的游戏上，男性有71%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在情绪性上，男性有30%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在喝酒的节制性上，男性有30%（或更少）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在独立性上，男性有70%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在挣钱的热情上，男性有69%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在渴望变化上，男性有32%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在冲动性上，男性有34%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在悲伤的恢复速度上，男性有66%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接下来的几项是：

在无目的的活动上，男性有36%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在对自我的不满意上，男性有36%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在信仰的虔诚性上，男性有36%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在兴奋性上，男性有37%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在同情心上，男性有38%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在忍耐性上，男性有38%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在爱好运动上，男性有62%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在幽默感上，男性有61%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在爱笑上，男性有39%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在爱说话上，男性有40%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在快乐上，男性有40%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在虚荣心上，男性有40%达到或超过女性的中数。

此外，男女之间还存在一些微小的差异。男性在以下方面比女性更突出一些：爱批评、固执、雄心勃勃、自相矛盾、明智、果断、有数学天赋或文学天赋、不糊涂、记忆力好、喜爱吃喝、特立独行、对孩子要求严格（也有的说宽松）、对下属和蔼、知识面宽、准时守约。女性在以下方面比男性突出一些：脾气好、焦虑、生气后容易恢复、力求成效、人性向善、善变、狭隘、语言天赋、音乐天赋、善于观察、节俭、霸道、对孩子管教耐心细致、热衷慈善活动、喜形于色、在财务上诚实、喜欢与社会上流人士交往、羞怯胆小、熟悉亲朋好友的事务安排、礼貌、留心、整洁、勇敢面对疾病。

在下面的特质中，男女之间有更小的差异甚至没有差异：信任感、容忍度、同情心的易变性、怀旧、理解的速度、肤浅性、愚蠢性、绘画能力、行动、模仿性、乐感、爱国心、不矜持、坦率、诚实、爱护动物、势利、勇气、享乐。

除了研究由环境所导致的心理特质差异之外，更应该关注在本能行为、兴趣、厌恶和情绪反应方面的性别差异。两性的本能值得特别关注，在本能上两性最显著的差异在于，男性具有争斗本能，而女性具有养育本能。毋庸置疑，男性在游戏和竞赛中获胜的愿望比女性更强，他们更容易为争斗本能所支配；而女性在照顾、体贴和安慰别人上比男性强，她们更容易为养育本能所支配。再认真的人类本性研究也不会怀疑这是原始本能的原因。为了争斗而大打出手，这明显是男性的本能，被人制服就会痛恨，胜利则会喜悦。与此相关的是，通常活动会给男性带来快乐，不仅是身体活动，还包括心理活动。说女性有“依赖性”，听上去是天经地义的，但我确信这不是合适的说法，因为，女性只是在被征服后不会像男性那样痛恨。女性生活中的养育本能也同样包含非理性倾向，经常表现出宠爱、溺爱或者照顾人。这两种本能的存在早就见诸文献，而且是常识，但它们在引起两性一般行为的差异上的重要性还没有被认识到。实际上，人类智慧的不断进取和探索，很大部分是源于争斗的本能。金融家考虑的不仅是金钱，科学家考虑的不仅是真理，神学家考虑的不仅是拯救灵魂。他们探索的目的很大部分是超越他人，征服自然，博人赞许。而母性的本能是女性在道德上有优越感的主要原因。她们优于男性的美德不是由于道德总体上真的优于男性或有几种特殊的美德天赋，而是她们所具有的本能冲动驱使她们体贴和安慰别人。

种族差异的研究举例

梅奥（Mayo，1913）曾调查了1902年以来进入纽约市中学的150名黑人学生[2]的学业成绩。同时还选取了相同条件下150名白人学生[3]的成绩，并与黑人学生的成绩一一作了比较。所选择的这些学生能否代表纽约市的黑人和白人，以及代表的程度如何，这里是很难准确说清的。在我看来，这些样本的代表性是比较高的。没有证据表明纽约市会选择全国更有学识的黑人为其居民，也没有证据表明纽约中学里黑人比白人入学更难。总体上，公立中学的入学是严格而公平的，并且在梅奥和我本人看来，有色人种入学不会比白人难。黑人入中学与不入中学的差异比白人大一些，但也不会大到哪儿去。

不论两组被试在选择上是否存在差别，纽约市中学里刚入学的黑人和白人相比有以下差异：

（1）黑人的平均年龄比白人大七个月，只有36%的黑人达到白人的中数年龄。

（2）黑人在中学的学习年限更长。

（3）在学业成绩上，黑人比白人差些，但差得不多。总体上，有30%的黑人能达到白人的中数。

（4）最大的差异在英语上，只有24%的黑人学生达到或超过白人学生的中数。

图22—6展示了梅奥博士研究的总体学业成绩的结果。

图22—6　白人学生（实线）和黑人学生（虚线）在中学学业成绩的比较

注：横坐标代表每个学生各学科分数的中数，由于不及格而复读的学生除外。这个学校的计分方式是0~100。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发现的最大种族差异是欧洲白人与矮黑人在简单智力测验上的差异。差异事实见图22—7和图22—8。总体上来说，本能的种族差异比同一种族内部的个体差异范围小，而重合的数量比较大。

图22—7　白人（实线）和黑人（虚线）把各种形状的木块放入模型里所用时间的比较一

注：横坐标是以秒为单位的时间，图中所示为第一次实验的成绩。

图22—8　白人（实线）和黑人（虚线）把各种形状的木块放入模型里所用时间的比较二

注：同上图，这是第三次实验的成绩。

注释：

[1]中数代表中等能力，就是在横坐标上中央的一点，把整组平分成高低两半。

[2]这里的黑人是校方报告的黑人，其中会包含一些混血儿。

[3]这里的白人是校方报告的白人，其中会有一些黑白混血儿。

第二十三章　近祖或家族的影响

这个问题很自然地被分成两个方面：一是测量同祖先个体的相似性；二是测量由于训练的影响，他们相似性的相应减少。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必须首先测量同祖先个体的相似性比不同祖先个体的相似性超出了多少；再看如果他们受到最相似的训练，同祖先个体相似性的减少比不同祖先个体相似性的减少超出了多少。当然，测量无关个体之间的较大差异与训练影响所导致的较大差异，也会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要测量不同的祖先对个体智力和性格影响的不同，不如测量同祖或近祖对个体差异的影响作用如何减少更容易。于是，测量点不外乎是同祖个体的相似性和相同训练所导致的相似性的减小。

同性别、同祖先个体之间的变异

我们所要测量的是相似点而非重合点。说一个人的本性取决于他的祖先，并不是说他是某个祖先或几个祖先合起来的一个精确副本。没有理由相信四个同胞兄弟由于他们的血统相同，本性就相同。除非是偶然的情况，否则我们绝不会这样认为。对于双胞胎来说，他们在产前所受的影响和得到的营养可能是相同的，或差不多是相同的，但是身体和心理特质两方面都可能有很大不同。祖先只能使后代的变异减少并决定他们的变异点。

举例来说，凡是有感觉印象、观念和动作的动物就有能力形成聪明的习惯或联想。动物能够对生活中的万千情境作出多少反应，就能在情境与行动之间形成多少联想，在整个动物界存在着巨大的变异性。像詹宁斯（Jennings）教授研究的那种自由游动的原生物，除了普通的生理功能之外，似乎只有自由游动这一种行为习惯。草履虫的生命总合不外乎就是吃、呼吸、消化、生长、排泄、生殖，并沿着不变的方向一直前行，当它们从一种媒体经过进入另一种媒体时就停止、后退，一翻身翻到背面，再继续前行。与这种极端简单的动物相反，在动物界的另一个极端是文明的人类，他们拥有梳妆打扮、饮食彬彬有礼、游戏、谈话、读书、做事等数十万计的联想习惯。

现在，假如我们指定1 000个人类后代，然后把每个人的联想习惯逐一排列，并把它们的数量加起来，从中会发现巨大的差异。其中一些人所学会的可能比猫狗所学会的还要少，而另一些人所学会的比上一辈的任何人都要多。总的来说，人类后代的变异不外乎以人类的平均点为标准，而不能以动物的平均点为标准。但是，人类的平均变异远比整个动物界的平均变异要小。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凡是身高比一般人平均高出8厘米的父母，其子女的身高不会按照一般人的平均身高而变异，而是按照比一般人高出5厘米的标准而变异。而且他们相互之间的差别只有一般人相互之间差别的十七分之十。[1]

由此可见，如果近祖对孩子确实产生影响的话，就会使他们偏离一般的平均点而接近他们的父母。而且他们之间的变异量小于无关个体之间的变异量。

从表面上看，如果祖先真有影响的话，那么，两个同性别、同种族和同父母的人，如两兄弟或两姐妹，就会拥有同样的本性，他们之间的差异只能归结为不同环境的影响。通常的观察结果表明这是不对的。有人之所以不能总是或经常认为这是不对的，其原因在于近祖影响的存在。如果祖先没有影响的话，要么所有男人的本性都一样，要么他们之间的差异就是奇迹。如果祖先没有影响的话，那么两兄弟的本性就是一样的，因为所有的男人都是一样的。可是，如果祖先确实有影响力的话，那必定是一种变异的影响力。任何一对父母所生的胚胎都会有所不同，同样的道理，所有父母所生的胚胎放在一起差异会更大。如果胚胎之间确有差异的话，那么，任何同一人种胚胎之间的差异必然比所有人种胚胎之间的差异小，但差异总不会小到零。

一想到遗传，不论是生理的遗传还是心理的遗传，都必须牢记孩子的生长不是来自父母的身体和心理，而是来自父母的胚胎。我们要是知道了一个人胚胎的性质能直接预测孩子的特性，那么有一种性质是这些种子肯定具有的，即它们都是可变物。为了突出重点，我们可以不讲语法而且不文雅地说，一个身高1.8米的人的胚胎中包含了一些1.8米的胚胎，一些1.82米的胚胎、一些1.85米的胚胎、一些1.79米的胚胎和一些1.77米的胚胎等。每个人所能传递给后代的，不是他本身，而是一组可变的种子。因此，矮小的父母会生出高大的儿子，聪明的父母会生出愚蠢的儿子，同一对父母会生出不同的儿子。所以，我们要测量的是他们之间的相似程度如何，而不是一致性的概率有多大。

要测量1 000对父子之间（或母子之间、兄弟和姐妹之间，或者叔侄之间）的相似程度，最好用所谓的相似性系数或相关系数（coefficient of resemblance or 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来测量。相关系数的数值变化范围从1开始，经过0，到-1。（1表示所考察的特质一致或极其相似。0表示他们之间的相似程度等同于随机两个有相同年龄和性别的无关个体之间的相似程度。-1表示极不相似，即如果把2 000个人随机成对排列，其中最不相似的用-1表示。）

相关个体的相似性测量

在没有谈到近亲在心理上的相似性之前，我们先呈现一些有关身体特征方面的研究结果。由于这些相似性案例不是相似的训练所致，因此足以证明遗传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据皮尔逊（Pearson）的调查，兄弟之间眼球颜色的相关系数为0.52。即使父母愿意，也无法利用环境因素改变他们儿女眼睛的颜色，这足以证明遗传是一个实在的原因。

在身高上，皮尔逊发现父子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兄弟之间为0.5。换句话说，一个儿子与大众平均身高的偏差量是他父亲偏差量的0.3，一个兄弟的偏差量是另一个兄弟偏差量的0.5。过去可能有人设想，高个子父亲特别能够使儿子也成为高个子。现在，没有人会这样想了。也不会有人认为，高出班级平均身高5厘米的人会比高出2.5厘米的人吃得多了。

按照皮尔逊的分析结果，兄弟之间头部指数（即头宽与头长之比）的相关系数是0.49。所以，父亲无论如何也难以使他的儿子们有相似的头部指数。

最后再看看头发的颜色，根据皮尔逊的分析结果，兄弟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55。这就再次证明，家庭环境不是导致这种相似性的原因。

近亲的影响力不同于其他的影响力，不论是整体的影响还是部分的影响，都能使个体的身高、头部指数和眼球的颜色偏离家族的中心点。没有理由认为近亲对脑的影响比对身高组织的影响小，或者比对颅骨形状的影响或眼球色素沉淀的影响小。因此，近亲可能是影响心理本性的原因。当无法确定任何年龄阶段的个体，其心理差异的原因到底是环境还是遗传时，我们不要忘了，环境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推测，而祖先对身体特征的影响已经得到证实。

以耳聋为例，由于是身体原因引起的，所以被认为是身体特质。可是，一切心理特质都有身体上的原因。真正的差异是我们对身体原因的了解多于其他原因而已。不论是耳聋的症状还是结果，都应该认为它是心理特质。

一个人如果是先天耳聋，其兄弟或姐妹每千人中有245人也耳聋，差不多是1/4的比例。先天不聋的人，其兄弟姐妹每千人中有多少是耳聋的，确切数字我们不知道，但肯定少于1人（甚至更少）。假如一个人与一个先天的聋子血统相同，又有一个人与不聋的人血统相同，这两个人耳聋的机会至少为245比1（很可能还高于此数）。如果父母都是先天耳聋，则他们子女耳聋的机会比不聋人的子女至少要多259倍（或还多于此数）（Fay，1898，p.49）。正如上面对身体特质的描述，这样的事实不能归因于训练，否则，天生耳聋的父母会尽力避免他们的孩子耳聋。

厄尔（Earle，1903）先生慎重地测量了纽约城中圣哈费尔学校（St.Xavier school）600个儿童的拼写能力。在这个学校里，学生入学的年龄很早，而且教学道具以及教学方法基本保持一致。我们从600名儿童中选取了180对兄弟或姐妹作为被试，进行相似的学校训练。厄尔先生参照年级和性别偏离平均数的多少来测量任意个体的能力。他发现同家族的儿童相关系数为0.5。也就是说，任意个体距离其同龄或同性别的平均数大概等于他兄弟或姐妹距离的50%。

相似的家庭训练可以在理论上解释这种相关系数，但是有教育经验的人很难把这个效果归功于那种相似之处。即使换老师，拼写差的学生仍然拼写差。而且根据赖斯（Rice）博士对拼写能力全面的研究（1897），良好的拼写能力和好的拼写方法之间几乎没有关系，拼写能力差与是否为移民也无关。然而，不善于阅读英语和拼写的家庭中的儿童与有拼写训练家庭的儿童相比，前者相对较差。考曼（Cornman，1902）对拼写的研究更为详细，也支持这一观点，即拼写能力与普通学校或家庭训练差异相关较少。

从这一类事实看来，近祖对于人类个体之间心理特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方面的影响确实有重要的价值。至于下文所报告的几个测量中，家庭训练的影响也许也是改变相似点的原因。因此，我每举一相似点的测验，都依照原作者的意见，为家庭教育留有一些余地。

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首先于19世纪60年代严肃地研究了心理特质的遗传，并见著于《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1869，1892）一书。他仔细地调查了977位杰出人才（四千人中才有一人）的家族中在事业上与其有同样地位的人。其中父亲有89人，兄弟114人，儿子129人，此三项共332人；祖父52人，孙子37人，叔伯53人，侄子61人，此四项共203人。977个普通人要有这种地位的亲戚，恐怕父子兄弟中一共仅有1人；祖父、外祖父，孙子、外孙，伯伯、叔叔、舅舅，侄子、外甥加在一起仅有3人。高尔顿断言，尽管拥有文学和艺术家天赋的亲戚所得到的训练固然是特殊的，但也绝不会产生取得如此卓越地位的机会。

他说：“总之，对于有文学和艺术天赋的人，我试图证明以下几点：

“（1）具有高能力天赋的人，即使他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也很容易超越一切社会等级的阻碍，而上升到最高阶层。

“（2）其他国家比英国的限制少，穷人更容易脱颖而出，能产生很多文化人，但是并非我所说的杰出人才。（原文用英、美两国为例来加以说明。）

“（3）除非人有较高的天赋，否则单靠社会特权不能成为杰出的人才。”

高尔顿证明，即使是教皇领养的孩子也达不到天才的亲生子所能达到的同样水平。他又从其他方面研究杰出人才的成因，保留强调训练和机遇而不是天生获得天赋的人非常藐视基础的观点。高尔顿是一位杰出公正的科学家，他的观点建立在广泛的个人传记研究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们可以不打折扣地安全地接受他的观点。他说：“我深信，没有非凡的天赋能力，就没有非凡的声誉。”

伍兹博士选择了欧洲皇室中的许多个体，对其在智力和道德方面的相似性进行了测量研究，这些研究已经报告在《皇族中智慧与道德的遗传》（Mental and Moral Heredity in Royalty，1906）一书中，该书首次刊登在1902年和1903年的大众科学月刊上。他从欧洲皇室成员中选择了671人，对每个人的智力进行10个等级的评定，第1个等级代表白痴或低能，第10个等级则包括像静威廉（William the Silent）、弗雷德里克大师（Frederick the Great）以及古斯塔夫·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这样的智力天才。根据他的观点，第2、3、4、5等各个等级之间的距离相等。这些等级的划分是根据伍兹博士阅读历史传记后所获得的印象。他对道德也同样进行了类似的等级评定。

伍兹博士所排列的等级当然不完全正确。没有人可能对近700个历史人物进行准确的评估。这种偶然的误差使他所测量的相似点的数量比实际数量要小。他也可能因为无意识的偏见把关系亲近的相似个体排列太近而产生误差。这种误差显然会把相似点看得太高。不过每个人的等级他都会详细地报告。目前为止，从没有人能证明他有那种偏见，从没有人对于这一点产生质疑。

此外还有一种产生误差的机会，即按照一个公子皇孙的声誉来评定他们的才能，这尤其不公平。假使父亲是一个有才德的人，把国事处理清楚了，传位给他的儿子，在史学家与传记家的眼里，他的儿子就占了不相应的高等级位置。然而，昏君的父亲为儿子造成了困难的境遇，可在后人看来，只觉得是他的儿子无能。从相反的角度来说，中等才能的儿子而承继有才德的父亲，其历史上的地位要低些；而父亲失败了，儿子的等级反而会高些。这样比较，前者的推想更合情合理。总之，伍兹博士的等级排列，除了偶然误差之外，很少受到其他错误方式的影响。所计算的相似点只会太低，不会太高。

根据他的研究所得到的一般相似趋势如下。

就智力而言：

儿子与父亲的相关系数是r=0.3；

孙子与祖父或外祖父的相关系数是r=0.16；

曾孙与曾祖父或外曾祖父的相关系数是r=0.15。

（注：“r”是相关系数或者相似性系数的标志。）

就道德而言：

儿子与父亲的相关系数是r=0.3；

孙子与祖父或外祖父的相关系数是r=0.175。

伍兹博士认为在父子之间或祖孙之间，环境会有很大的相似性。然而，凡是皇族子孙都有特殊的大致相当的环境。他说：“尽管教育的机会不平等，但优势和障碍各有原因；一共收集832人，他们在这一点上所受的影响大都为偶然的。无论如何，在皇族之中，前有汉诺威（Hanover）、丹麦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后有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兰西，一大群人中的中下等蠢材，都不是因为优势和障碍所致。”（1906，p.284）

照他看来，文武官职的优势也是随机分布的，也受平均数的影响，这使他的研究成果不能按照血统来划分等级（1906，p.285）。

环境因素中，有一种他已经通过一些实例进行了测试，这就是继承王位的权利。

“超过一半的人享受一种特殊的权利，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成名，具有重要的历史性。长子（按照继承法应嗣位的儿子）比其他没有继位权利的人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名机会。每个人或许都会把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二世，以及古斯塔夫和静威廉等一流人物称为大人物，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地位。但一个真实的数学计算结果却完全反对这种观点。较高的等级中，继承王位的人比较低的等级更多。表23—1证明每一等级中因继位而当权的人的数目。

表23—1　不同等级的继位百分比

“可见，在各等级人中，54%~71%是继承王位的。高等级的人没有因为地位高而机会多。因此我们可知，具体差异较大的外部环境（即继承权）证明，它对智力差异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小到因为没有更多的数据，我们无法测量。次子的事业不会比长子更优，也不会比长子为劣。”（1906，pp.285-286）

他的结论是：“总而言之，说到人智慧的生活，环境是一个不完全充分的解释。它只能在特定的例子中勉强解释少数的特点，其余的大多数就不能解释了；而遗传不仅可以解释人品的智慧方面所有的（至少90%）的问题，而且在不考虑环境因素的情况下，遗传解释的效果更好。因此，我们不得不断言，凡是可以粗略地用这样的十个等级测量的人，智力的差异已经完全为原始的基因所预先决定。”（1906，p.286）

1905年，在我（1905）发表的文章中，通过下列各种测验来测量50对双胞胎的相似性：（1）A字母标注测验：在一张随机打印大写字母的纸上，把A字母全都标注出来。（2）字母组合标注测验：把有a-t与r-e的字母标注出来。（3）拼法测验：在一张纸上有一百个单词，把拼错的单词标注出来。（4）加法测验。（5）乘法测验。（6）反义词测验：见了某词，就把意义相反的词圈出。我把主要的事实结论写在下面。

从纽约城市的学校里随机选取一对双胞胎学龄儿童，他们同年龄、同性别，如果把他们的互相关系作为比较的标准，比这两个人的关系相似性大的就是下文所谓的相似点。双胞胎的相似点如表23—2所示。

表23—2　双胞胎测验成绩的相关系数

如果把这些相似性归因于双胞胎在家庭里得到同样的待遇，有相同的父母做榜样，进入同一所学校并在极其相似的环境下学习一般的科目，则：（1）这对双胞胎离开家庭时的年龄越大，他们应该越相像，而且在我们的测量中，13岁和14岁的双胞胎就要比9岁和10岁的双胞胎更相像。（2）如果相似的训练是导致心理特质相似的原因，那么，年龄不超过四五岁的一对普通兄弟差不多应该与一对双胞胎兄弟一样的相像，因为这一对兄弟的家庭和学校条件的相似性并不比一对双胞胎兄弟的小。（3）如果训练确实是相似性的原因，那么，双胞胎在多受训练的能力方面（诸如加法和乘法能力）的相似性应该大于在少受训练的能力方面（例如在一张打印字母的纸上标注出A字母的速度或写出反义词的速度）的相似性。

换言之，两个儿童越相似，越应该归因于天生特质。（1）年幼与年长双胞胎儿童的相似性接近相等。（2）双胞胎兄弟的相似性远大于普通兄弟的相似性。（3）对于双胞胎儿童来说，未接受训练的能力的相似性与接受了相同的家庭和学校训练的能力的相似性接近相等。

但实际上，年长的双胞胎并不比年幼的双胞胎更相像。即使把所有的双胞胎儿童都测量一遍，12岁至14岁双胞胎儿童的相似性也不会比9岁至11岁双胞胎儿童的相似性多出0.15。当然，这样说确实要冒1/4的风险。事实如表23—3所示。

表23—3　年幼与年长双胞胎儿童的相似性比较

我也测量过年龄只相差几岁的同胞兄弟姐妹（同父母所生）的相似性，可惜手续不完备，只进行了其中的第（1）、（2）、（6）三项测验。他们的相似性系数在0.3~0.4之间，小于双胞胎相似性的半数。

在不同的心理特质上，双胞胎儿童相似性的变异很小，与环境影响的机会量关系不大，或可能无关。受到较多训练的特质（加法和乘法）的相似性确实比受到较少训练的特质（A字母或字母组合标注测验）的相似性更多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拼法测验与反义词测验的训练比加法和乘法的训练少，但相似性却较大。

要想得到简单而完备的解释其实也容易，只需要一个如下的简单假设：生殖细胞的性质，即受精物质的条件，是导致人类本性不论是相似还是不同的原因。这些物质条件同样既影响身体又影响心理。而且在人的一生中，环境的不同（例如现在纽约城里公立学校儿童所处的环境）对身体和心理的改变所造成的差异是微弱的。

然而，我们必须留心，不能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环境的势力，例如学校、法律、书本、社会观念等，既造成人的相对成就差异，也造成绝对成就差异。如前文所述，在100个儿童中，某种心理特质上的相对差异几乎完全来自血统的差异，而不是训练的原因。但是，这丝毫不能否认较好的训练方法可以使他们的总成绩提高50%；或者说，如果没有训练，他们在拼写和算数等学科上的成绩就降至0。

此处所讨论的，造成一个人与他人在心理成绩上差异的原因，完全局限在20世纪初纽约城市公立学校学生所处的相同的一般生活情境。如果在一半是纽约市小学的儿童，而另一半是来自非洲蛮荒之地具有同等能力的儿童中测量双胞胎儿童的相似性，加法和乘法成绩的组间变异就会增加，相关系数也会升高。因此，他们所测量到的既有本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加上环境的影响。

注释：

[1]这个例子是根据高尔顿（Galton）的报告，见《自然的遗传》（Natural Inheritance）。

第二十四章　成熟的影响

称职的研究者不会怀疑，某些心理特质只靠自身的成熟或内部的心理发育就会使个体在他原来的基础上年复一年地发生变化，而与训练完全无关。在心理成熟程度不同的儿童之间一定会发现导致这种差异的同一种力量。假如存在这样的奇事，我们找到了100个同性别、同祖先、同训练的儿童，根据导致他们心理发育的原始动力不同而把他们分为两组，则至少在某些心理特质上会证明，这两组儿童的差异是发育或成熟的不同阶段造成的。

然而，一谈到成熟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却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同一生长阶段的儿童都很相像，并与后一生长阶段的儿童有非常大的不同，而不论血缘和训练的差异如何；而另一种观点却认为，儿童只要血缘和训练相同就完全相同，而忽视了发育阶段之间的差异。

研究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是缺乏成熟的精确测量方法，即缺乏测量促进心理发展原始动力的测量方法。年龄的大小是可以测量的，但是，实际年龄与生理成熟并不一致，而且它们二者与心理成熟也不一致。我们不能从一个人的实际年龄来推测他的生理成熟程度。平均而言，16岁与6岁儿童的区别，一是因为自身有了10年的成长发育，二是因为儿童在自身的成长发育过程中，又加上了若干平均的训练。如果我们能够将自身成长发育的效果与同时所受训练的效果相分离，就能把它们分别测量出来。可惜的是，就现有的知识，这种分离几乎是不可能的。

请考虑一下吉尔伯特所举的一个例子，一个10岁男孩和一个17岁男孩区分物体的重量，10岁男孩的误差中数为8.6克，17岁男孩的误差中数为6.0克。仅从这种测量结果中能够推断出心理成熟对区分重量能力的影响效果吗？

任何个体的任何心理特质的改变都可以归结为某种本性特征纯粹成熟的原因，或者归结为某种环境的力量，这是很清楚的。教育的推论却恰恰与这两者相反。站在前者的立场上，我们会说：这种变化出自天赋，我们最好不要拒绝它，否则会伤害它的一般成长发育。它既是教育的基础，又是教育的出发点。我们也不必故意求到它。从后者的观点来看，我们愿意说：这种变化是训练所得，是教育的结果。训练不同，结果就不同。由于我们的选择不同，所以可以得到它，也可以失去它。

另外，在诸如前文所引用的许多心理特质的测量案例中，心理特质的测验成绩之所以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不仅可以归因于特质的成熟或训练对特质成熟的影响，而且可以归因于成熟和训练对理解能力的影响、对遵从指导意愿的影响和对做好测验信心的影响。

实际上，凡是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的心理特质都涉及这三种原因。即使是直接归因于外部力量（即以生活经验和训练的形式出现的外部力量）的变化，成熟也一直被认为是这些外部力量的协作势力，或者为个体提供导致心理变化所需作出的反应的条件。反言之，仅有内部发育，而且无论发育势力有多强，没有外部刺激也不会发挥作用。儿童的心理总是在某种社会经验中或形成的一些习惯中发展。只有在思想上才能够把内部冲动与唤起内部冲动的外部刺激区分开。此外，对儿童所做的一些心理测验几乎总是测量一般的理解能力和感知、记忆等特殊能力，或者那些表面目标的能力。

到目前为止，针对上文所说的假设，即所谓的心理特质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主张测量同一个体的不同年龄阶段的这种变化。这样得到的平均变化才真的是所有被研究个体变化的平均值。但是在上文所报告的研究中，比如说10岁儿童与11岁儿童，两个数值之间的差异并不是所有被测量儿童变化的平均值，所以未必真能代表他们。

由于10岁组与11岁组儿童之间的平均差异并不能描述个体的真实变化，因此当我们对学校或其他什么地方的10岁和11岁儿童进行测量时，我们不能肯定今年11岁儿童的成绩能否代表明年11岁儿童的成绩。

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第一点（见表24—1）。假如有18个男孩，在10.5岁时测量其某种心理特质的能力，测得的成绩放在在第一列；一年之内获得的进步成绩放在第二列，11.5岁时的成绩放在第三列（如例一所示）。

表24—1　两次测验成绩

如果我们没有完整的数据记录，只用平均数来表述，就只知道10.5岁儿童的平均值是5.94，11.5岁儿童的平均值是8.16，能力的平均变化是2.22。这样的报告就丢掉了我们所得事实的以下两个基本特征：（1）变化的个体差异；（2）10.5岁的成绩与一年之内发展的成绩相矛盾。如果只用一个简单的平均数来表示这种变化，就几乎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误以为所有儿童的变化都相同或接近相同，这当然永远不会正确。变化的速率与绝对的能力一样也是一个变量。而教育家所要洞察的恰恰是与个体的不同进步程度相关联的原始能力和个人境遇。正如我们举例说明的那样，真实的个体变化可能常常是从已有能力的局部功能中获得的。单单是几个平均数，来历不明，有时竟然可以从像第二例的情境中得来，却正好与第一例相反。这是第一点。

我们的第二个观点是11岁的成绩未必能够代表10岁的儿童到了11岁时的成绩。本章开始所引证的平均数是从诸如下列的事实中得来的：从A、B、C、D、E、F、G、H等10岁儿童中得到一个平均数X，又从L、M、N、O、P等11岁儿童中得到另一个平均数Y，平均能力的变化是Y-X。两组的被试不同，增加了取样误差。这样的11岁或12岁儿童只能代表一部分10岁或11岁的没有死亡而活下来的儿童。就在学校里的任何测验而言，它只能代表一部分10岁至11岁继续留在这类学校里学习的儿童。现在，假如在小学的儿童中测量一种心理特质，所测量的各年龄的人数如下：12岁的儿童有100人，13岁的儿童只有90人，14岁的有70人，15岁的有30人。

没有人会设想，这些15岁的儿童能代表那些12岁的儿童到了15岁时的成绩。在这些12岁的儿童中，最聪明的没有到15岁就小学毕业了；一些智力上有缺陷的儿童去了特殊教育机构；一些道德上有缺陷的儿童去了教养院，或自甘堕落；一些儿童离开了学校，工作去了。如果我们觉得15岁儿童的人数不足，而从中学生中选出70人，那就犹如从油锅里跳入火里，因为中学生都是经过一番选择的，都是比较聪明、有志气和比较好学的学生。

因此，按照我的推断，考察心理特质随年龄的增长而发展的研究不可以，而且绝不能像上文所引用的研究那样进行测量。要测量，就必须对相同的个体进行重复测量，并要完整地保存好每个人变化的记录，以备推断考证。对此做出的相关解释必须考虑每个人的训练经历。

然而，现在所做的测量可以改正普通评价上的两个错误。一种观点认为，除了少数“异常早熟”或“异常迟钝”的儿童之外，其余的人都是成熟多少，能力就一律增加多少，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即使总的内部发育的等级划分相同（能力水平从零到成人的能力水平），在不同儿童的身上也会产生很不同的效果。正在发育的原始本性不同，内部发育的作用也随之不同。

另一种观点认为，既然造成学龄儿童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成熟，那么，年级的划分和教学方法就应该与儿童的“发育阶段”紧密配合，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找到能够完成17岁儿童也不能完成的智力作业的1/20的7岁聪明儿童并不难。虽然我们手头没有内部发育导致个体差异的测量数据，但我们可以设定一个上限。辨别物体的轻重就是一个例子。由于较小年龄儿童的差异被部分地归结为训练，而且训练的行为与行为成熟的发展方向一致，所以，测量一个儿童10岁至17岁的平均差异一定比测量一些10岁和17岁儿童所得到的平均差异小。因此，在吉尔伯特的研究中，10岁的被试和17岁的被试都是小学生，后者还包括中学生，因此，17岁被试在心理尊重等级的排序上，至少不在10岁被试的高排序之下。所以，从10岁到17岁，内部发育平均影响效果的上限是把辨别的错误减少3.0克（从8.6克到6.0克），实际上可能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但是，它与任何一组内的个体差异范围相关很小（见图24—1），7年的内部发育平均效果的上限不及血缘和训练所造成的同龄儿童之间极端差异的1/6。

图24—1　年龄差异与同龄个体差异范围的大小比较

注：这幅图是想象的，因为吉尔伯特没有给出画图所必需的详细数据。但是根据他所报告的两组被试的差异来推测，这幅图所表示的差别并不过分。

第二十五章　环境的影响

环境的影响为何难以测量

本节标题所提出的问题，既包括各种环境力量对个体的影响效果，也包括所有智育和德育机构的影响效果。对这些影响效果，几乎得不出任何确切的量化答案。

理论上讲，寻求这样的答案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曾经评估过个人或者群体的本性。我们曾简单地记录过由于气候、食物、学校训练、友谊、训导、职业等的变化所引起的心理变化。然而实际上，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以及对智力和性格影响的复杂性妨碍了用科学的研究来证明猜想。环境包括实际上无数的不同原因，这些不同的行为依赖于不同的本性并在不同的年龄与不同境遇发生不同的相互作用；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行为是非常复杂的，需要经过长期的观察。难怪人们通常否认对人类行为动力学做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因此就成了小说家、格言家、乡下哲人们横生意见的内容。

此外，在研究人类本性的变化时，只有严格的设计和精心的观察才可能使我们从特殊的谬误中解脱出来，即本来应该归因于本性或选拔的变化，反说成是训练的结果。例如，大学毕业生比寻常人更有机会被选入国会。因此，有人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学教育颇能帮助人取得政治上的成功。殊不知，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即在确定能进入大学时已经显示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他们后来能够当选进入国会，未必全是大学训练所致，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天生的或是后天的心理特质所致，正是这些心理特质才使得他们进入了“大学生”的行列。换句话说，他们是被大学选拔出来的，与他们是被大学训练出来的同样重要。

又有人说：“谁能怀疑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巨大训练价值呢？看看人家英国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才能多么让人钦佩呀！”可是，出身好的孩子又能上大学，这就足以证明他的心理能力非同一般了。

要想避免训练与选拔所产生的混淆是极其困难的。一班人因为接受了某种训练而成为研究对象，但其实他们不仅接受了那种训练，而且还被那种训练所选拔。假如有人想研究高中课程对学生的影响，或者比较古典课程与科学课程的影响，或者研究单独训练与在不良道德环境中训练的效果，就要注意到，中学毕业生只占小学毕业生的五分之一，谁也不敢说这里完全没有选拔的作用。他们肯定是由于较好的出身、较好的能力和较好的理想而被选中的。再就大多数的高中来说，一个古典课程的毕业生不仅代表着不同的训练方式，而且还代表着不同的选拔方式，通常是更高级的选拔方式。[1]所以，同样地，科学家不仅是一位由研究工作训练出来的人，而且也是由于他们的渴望并适合做这项工作而被选拔出来的。在不良道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差不多肯定也是道德低劣者的子孙。一般的社会和教育专业的研究很少给我们提供那种考察本性相似的一些人，其中的一半接受了某种训练，而另一半没受到这种训练的实用研究案例。

虽然排除选拔的影响绝非易事，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它的存在。然而，我们读了成千上万页的书，看到的都是讨论某学科、学制、文化系统、宗教信仰等所产生的影响，却从没有人能够隐约地注意到选拔的影响。

不是因为环境对心理特征的影响太复杂，而且选拔与训练的影响相混杂，就是因为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缺乏科学的习惯与理想。无论如何，这方面很少有足够准确的事实可供我们引证。教育科学的发展至今还难以超越那些比较有才识的人的合理观点。我们自己相信在炎热的气候与懒惰、需要与发明、父母控制不足与犯罪、宗教训练与道德等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但是我们又没有足够的证据说出这种影响，更不知道它们之间精确的数量关系。

不相信不同的训练对人类个体产生不同影响这种观点的可靠性，并不意味着不承认训练对人的影响。不承认训练对人的影响是很荒诞的。当一些人的本性相同，但后来表现得各不相同时，肯定是外部力量对他们的影响所致。而且任何不同的外部力量都会有不同的影响效果。甚至最小的环境力量也会对人产生影响。人是环境造化的产物。但是，作为环境造化产物的最终行为模式有一部分取决于性别、种族、祖先和原始条件。环境改变人的天性，但是，天性不同，这种变化也不同。所以严格地讲，人们思考出来的一般观点，即在口头上所说的“人是训练的产物”，应该具体地说成“人是接受训练的产物，是每个人的天性与他的训练相互作用的产物”，正因如此，关于环境影响的纯科学研究很难着手。

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保护研究者反对这种口头的辩解。例如，知识与机会并不成正比，从一个人机会的多少并不能推算他的知识水平。财富未必能创造财富，一个人将来拥有什么，并不能根据他现在拥有的来估算。好家庭未必总能培养出好孩子，而且孩子的好坏也不会与家庭的好坏程度成正比。对于被人当奴隶看待的人，不可能贬低他的所有，更不会使他的所有降低到同一种程度。作为环境的产物，总有两个变量决定人的结果：一个是环境，另一个是人的本性。

从这个公理所得出的两个推论具有特殊的意义。第一个推论是，同样的环境刺激，作用于某个人，足以唤起他一定的能量、理想或习惯，可是对另一个人却完全不起作用。如果大家的传说故事是真的，那么，在药店里洗瓶子的经历决定了法拉第的职业生涯，在“比格尔号”上的环球航行则成就了达尔文博物学家的人生。可是，即使让全国的青年人都去药店做学徒，然后再派他们去科学旅行，也并不能造就出百万个法拉第和达尔文，甚至百万个化学家和博物学家。有的人所需要的自由只是一张选票，而有的人即使经历了长期的自我定向教育也仍然不能自己做主。有的孩子，只需要几句话就可以使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而另一个孩子可能在两年的细心教育下还不识字。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需要的刺激数量极其微小，所以，某些力量似乎完全是从这个人自身涌现出来的。而其他人身上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或许他用尽力气，也产生不了同样的效果。

第二个推论是，每个人都部分地选择了他自己的环境。不想读书的孩子，有书也不看，看了也心不在焉，甚至有时丢开书本，记忆中却毫无印记。能够给一个人带来满足的联结会使他因此而获得力量，但它会使另一本性的人感到厌恶而被拒绝。正像这个世界为幸存动物提供的自然选择一样，适者生存。所以，个体根据行为、注意、记忆和满足所选择的环境特征是他智力与性格的决定因素。

普通的观点以及那些旧时的社会学和教育学文献由于偏重环境对行为的影响，而忽视了相同环境中行为之间的差异；但是，就一个学生来说，他可能倾向于把所有人的差异原因都简单解释为本性上的差异，从而忽视另一类同样明显的事实（即环境对人的影响）。他会强调指出，由于社会文明的特征——行为、语言、书籍、风俗和人类机构等都是由人发明和维系的，又因为环境的所有重要方面都可以归结为人的本性，因此，人的本性几乎是所有人类命运的根本原因。“政府是他们应该得到的政府；环境是由民族本性创造和选择的环境；一个人的本性决定他的基本生存处境。”这些都是他草率说出的话。

就人类总体而言，环境中的许多重要特征固然应该归结为人类种族的本性。但是在现代条件下，没有一个人的本性、同样也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应该为他所处的特殊环境承担责任。他人（包括其他国家或者民族）表现出来的改变环境的力量一定会对自己产生影响。面对他人的影响，至多只能选择消极的蔑视，最后只能直接改变本性，效仿他人。

有时，虽然明知一种差异源于某些不同的训练，但对训练的哪些不同导致了这种差异还不能确定或全然不知。甚至有时明知实施的训练是不同的，却产生了同一个效果，对此也会产生疑惑或茫然。

大量的史实是说明前一种事实的例证。实际上，历史就是对人类本性不知其所以然的变化所做的记录。现代的英国、法国或者德国与两千多年前他们野蛮的祖先之间，几乎所有智力的和道德的差异，都被归结为环境的不同。在此期间，家族的本性可能发生了一些改变，但肯定不多。受外部力量的影响，我们的思想、思维方式、习惯、风俗和理想变得与我们的祖先非常不同。但是，我们还不清楚这些力量是什么以及每一种力量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

在模糊的教育标题下，大量的学习事件是说明后一种事实的例证。这样或那样的孩子进了学校，接受这样或那样的老师采用的这样或那样方法的教育，花了这么多的钱，用了那么多的材料设备，但是，这些都带来了什么呢？没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敢回答这个问题。学校对孩子们做了些什么、现在正在做什么，这些在官方和私人的记录里或多或少地都有很好的描述，但是，由此给孩子们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却不清楚。

持有这种态度的人性学者必须着手解决以下问题：不同的环境对相同人性的影响；相同的环境对不同人性的影响；环境和人性的无数相互作用方式对人的影响。

对环境影响的测量

我要报告环境对智力和性格影响研究的三个例子。第一个是高尔顿的《双胞胎史》（History of Twins，1883），是一项对环境影响与原始本性影响进行比较的量化研究。第二个是赖斯关于不同学校环境对于学生拼写能力的影响的研究。第三个是关于改变环境对于青年学者专业选择的影响的研究。

高尔顿收集了一些双胞胎儿童父母的报告。其中有些双胞胎儿童在婴儿期非常相像，但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却不同；另一些双胞胎在婴儿期有显著的不同，但是他们所处环境的所有重要特征都一致。前一种双胞胎儿童差异的扩大和后一种双胞胎儿童相似性的增加可以测量环境的影响；而前一种双胞胎儿童相似性的持续和后一种双胞胎儿童差异性的保持可以测量原始本性的影响。

对后一种20对双胞胎儿童的观察证据表明，毫无例外地，相似的教养方式没有减弱天生的差异。下面是一些父母的典型观察报告：

（1）父母中有一个说：“他们从出生到现在，一直都接受完全相同的教养；他们两个都很健康和强壮。然而，他们在生理、心理以及情绪本性上还是同其他两个不同的男孩一样，各不相同。”

（2）“我可以很明确地回答，虽然他们被同一个妇女抚养，一起上学，而且在15岁之前从来没有分开过。但是，从他们出生到现在，他们的性格、习惯和爱好一直都明显不同。”

（3）“他们从没分开过，至少在食物、衣物或者训练方面他们从未有所不同；他们同一时间长牙齿，同一时间患百日咳、麻疹、猩红热，而且没有一个人得过其他的严重疾病。他们俩一直都非常的健康而且有很好的能力。然而，就像我们家和其他家庭的差异那样，他们在心理上非常的不一样。”

（4）“他们在身体和思想上从来就不像，而且这种差异每天都在增加。外界的影响一直都相同。他们从没有分开过。”

（5）“家庭训练和影响都完全相同，因此我认为，这种差异几乎完全是由先天倾向和我们控制不了的因素引起的。”

按照高尔顿的意见，把正反两方面的证据综合在一起，得出如下一般结论：

“因此，我们可以概括出普遍的结论，即在影响人生的条件相似的范围内，除了由于疾病或意外事故所导致的身体病症之外，环境不能对成年人的性格产生显著的影响……这种完全丧失理智的结论不禁让人惊愕，除了给予传授的知识和职业训练之外，对孩子的养育究竟还能做些什么？在相同国度的同一社会阶层的人群中发现，不同的养育不能胜过本性。这个发现仍然没有背离人的本性远远胜过养育的结论。”（1883，p.168 and p.172）

大篇幅引证赖斯博士的研究，是因为它是第一项针对学校工作实际效果的系列研究。目前这种研究的数量仍然很少，但是我们相信，随着人们对学校管理方面的科研兴趣的提高，大量类似的研究会迅速涌现出来。

赖斯博士（1897）测量了21所学校里33 000名儿童的拼写能力，他们在拼写的态度、方法、时间以及其他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然后，他比较了拼写好的小学生的学校条件和拼写差的小学生的学校条件。他首先记录了21所学校之间的细微差异，其中只有6所学校的得分排在73.3分至77.9分的界限范围之外，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学校之间的差异有降低趋势（见表25—1）。事实表明，学校在拼写态度和方法上的训练差异没有对学生的拼写成绩产生显著的影响。在对使用古板方法的学校与比较先进的学校进行比较时，他说：“其实，无论是古板的学校还是先进的学校，结果都是多样的。所以，在一些情况下，古板的学校有几个得高分的，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先进的学校有几个得高分的；同样，哪种学校都有几个得低分的。例如，B学校属于非常先进的学校，其中的11号学生获得的最高平均分是79.4分；而A学校属于最古板的学校，其中的12号学生平均得了73.9分。而且奇怪的是，还是在这些城市里，虽然环境大致相同，但在另外一所学校的测量结果却完全相反。”

比较表25—2的数据可见，他排除了不同的家庭阅读环境、父母的文化程度以及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等因素对学校之间拼写成绩差异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赖斯博士进而按照不同学校所使用的教学方法将测验结果重新列表，为此，他访谈了大约200名教师。虽然他没有给出详细的访谈结果，但足以使我们确信，在口授法与笔授法之间、单词法和联句法之间、注视法与非注视法之间没有任何明显的优劣之分。出声数音符拼写没有使拼写成绩变差，多读书和多写作也没使拼写成绩变好。“简言之，”他说，“在方法和结果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相同教学方法与不同教学方法的测验结果差异一样大。”

表25—1的结果表明，用在拼写上的时间长短不是拼写教学能否成功的原因。学校每天给15或20分钟拼写与每天给40或50分钟拼写的效果是一样的。

得到这些可贵的结果之后，赖斯博士急匆匆地下了一个想当然的结论：“事实表明，在我看来，只有一个结论，即学生的拼写成绩不取决于使用的方法，而取决于使用这些方法的教师能力。换句话来说，教师个人的平衡能力必须放在首位，而方法和设备是次要的。”

这个结论应该以学生的拼写成绩与老师的能力水平之间存在高相关为根据，或者是在一位教师所教出来的学生比其他10位或20位教师教出来的学生差异更小的情况下才能成立。我计算过，如果赖斯博士数据中八年级学生的平均数可靠，那应该跟我和我的学生测得的结果相一致。[2]如果对每个学生的教学效果相等，那么，他们之间的差异不应比我们所预期的概率大很多。八年级上学期12个班平均数的平均离差是1.9，下个学期13个班的平均离差是2.6；如果每个班级有40个学生，个体的变异数是12.2，按照概率计算，12个班的平均离差也应该是1.9。所以，就八年级的样本而言，各个学校之间的差异没有其他原因，学校之间存在的均值误差只因学校的样本数量太少。

表25—1　写作测验成绩

续前表

注：表中的b代表前半学年，a代表后半学年。

表25—2　句子测验数据

考察环境影响的第三个例子虽然不是主要的，但其特色在于，它所揭示的事实，除了环境的影响之外不能用其他任何影响力来解释。这个事实是1840年到1895年美国大学毕业生职业的变化，其中有5 283名毕业生成为ΦBK名誉学会的成员，进入该学会者是大学里公认的优秀大学生。

律师、医生、教师和牧师这四种职业，每10年中总共吸收优秀大学毕业生的人数比例几乎没变。1840年至1859年，ΦBK的大学毕业生中选择这四种职业的人数百分比是65%；1860年至1869年是65.5%；1870年至1879年是65%；1880年至1894年是64%。

但是，这四种职业内部的分配却有明显的变化（见表25—3）。在20年里，律师职业对有学问者的吸引力增加了一倍，然而，后10年中，又丢失了增加的2/3。在最后10年，医生职业变得更有吸引力。该表显示，从1840年到1870年，再从1870年到1895年，教师职业的受欢迎程度增长非常迅速。从1860年到1865年却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其间，律师职业受欢迎的程度增长很快，而牧师的职业则不进不退。最惊人的变化是，有学问的人选择牧师作为终身职业的人数百分比逐渐减少。如果把那些进了教会、后来又放弃牧师职业而改为教师的人包括在内的话，这种下降的趋势会更显著。根据1900年不完全的ΦBK有效名录记载，从1895年到1899年，大学毕业生中选择牧师职业的人数只占5.5%；即使后来有所增加，1900年的百分比也在10%以下。

表25—3　大学毕业生选择下列4种职业的人数百分比（%）

对那些1850年进入牧师行列的年轻毕业生进行粗略的统计发现，如果他们晚出生半个世纪的话，将会有3/4的人进入教师和律师行列。由于社会和知识背景的改变，具有相同原始本性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

在不久的将来，无疑会看到，关于环境导致个体心理差异的研究数量将会迅速增加，研究的质量也会大为改善。在赖斯调查研究了由于行政管理与教师的不同特征所导致的差异之后，紧接着出现了由考曼（1902）、斯通（Stone，1908）、柯蒂斯（1909及以后）和我（1910）等人所作的类似研究。教育专家逐渐变成实验家和量化思想家，并正在谋求证实或驳倒教育势力影响人类本性的已有成见。历史、政治、社会、经济、伦理和宗教专业的大学生，正在成为或即将成为量化思想家，关注各种自然与社会影响力的分配所造成的人类个体在政治上、罪恶上、财富上、事业上和理想主义上的不同，或者关注影响人类幸福的有关特征。

除了这三项研究以及前章所列举的事实之外，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测量。如果某种功能因以前的训练不同而形成了个体差异，那么，现在施加等量的练习就可以测量其对个体差异的影响。论据如下：如果一组被试的成绩差异归因于他们所受训练的数量和质量的不同，那么，现在对这组被试中的所有人提供同样类型和数量的训练应该会减少这种差异。例如，假设有11个人用打字机打字1分钟，各自的成绩分别是10个、11个、12个、13个、14个、15个、16个、17个、18个、19个和20个。假如这种差异完全是由他们练习打字的时间造成的，比如，练习时间分别是5小时、6小时、7小时、8小时、9小时、10小时、11小时、12小时、13小时、14小时和15小时。然后再给每个人10个小时的练习时间，这样总练习时间的范围就是15小时到25小时，这样应该会减少他们打字个数的差异。根据假设，练习15个小时的人的打字效率应该是每分钟20个，而练习25个小时的人每分钟打字不应超过30个。鉴于分数之比的极限是2比1（即20比10），那么，他们现在的分数之比不应该大于3比2（即30比20）。[3]

如果练习时间的等量增加并没有减少练习结果的差异，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就不能假设以前在练习数量上的差异会导致练习结果的差异。也就是说，如果等量的练习不会减少成绩的差异，那么之前不等量的练习也不是导致成绩差异的原因。如果机会的差异导致人表现的差异，通过增加相等数量的机会，使得机会在每种情况下对所有人来说几乎相等，那么人们所表现的差异应该更小。

发现的事实却相当令人吃惊。均衡的练习似乎增加了差异。优胜者所表现出来的优势，似乎是由自己的本性决定的，而不是由过去的优秀成绩决定的。因为，在规定的时间内所有优越条件一律平等，而优胜者还是成为了领先者。

下面的表25—4给出了三位数乘三位数乘法口算练习的最初分数和最后的分数。惠特利（Whitley）用9个被试做了类似的实验，结果虽然不够明显，但却得出了同样的结果（1911）。一开始打字就快的4个人经过同样的练习之后，仍然比打字慢的4个人快。

表25—4　三位数乘三位数乘法口算的等量练习对个体差异的影响

斯塔奇（1911）采用三位数乘一位数乘法口算得到了相同的结果。8个被试中有3个口算效率最高的被试平均每10分钟做39道题，练习了700道题之后，获得的平均成绩是每10分钟做45道题。而3个效率最低的被试最初的平均成绩是每10分钟做25道题，做了700道题的练习后，平均成绩是每10分钟做26道题。而且从所花的练习时间上来看，700道练习题对他们来说是题量很大的练习。

在我（1910）的在等量时间内练习一位数连加法作业上的个体差异的研究中，19个成年人进行差不多同等的练习，并按大家一致的正确标准计算，开始成绩最好的几个人，最后的成绩也最好。结果见表25—5。韦尔斯（Wells，1912）、柯比（1913）、哈恩（Hahn）与我（1914）以及其他人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表25—5　在等量时间内练习一位数连加法作业上的个体差异

这些关于练习对个体差异的影响的研究采用的是口算乘法和加法，以及在印有大写字母的纸上标注出A字母等方法，练习的范围和数量都很有限。照他们的成绩来说，尚不足以在练习与个性的关系上得出一般的结论。在其他心理功能上，个人的成就比其他同伴们好，可能是外界势力的影响居多，而自己的本性影响较少。但是，迄今所做的练习实验没有给出支持一般的假设的结果，即在同种族和一般的社会状态下，没有发现外部条件的差异应该为大量个体差异承担责任。

环境差异如何影响行为

我们可以将环境差异如何影响智力和道德概述如下：

（1）提供或抑制大脑发育和健康的生理条件。

（2）提供或控制引起受原始本性和以前大脑活动能力影响的大脑活动的适宜刺激。

（3）加强或排除由一般效果律所导致的行为中的其他一些行为。[4]

按照这样的描述，我们可以把个体心理一生的发展途径看成与动物或植物的发展途径相同。由于不论在哪里，饱暖条件都是动物生命的第一需要，所以，大脑活动的生理条件是感觉和行为的第一调节器。由于气候、食物、尚不明了的化学和电的力量以及其他刺激导致胚胎变异或者刺激有内在变异倾向的胚胎活动，因此才可能产生百万种动物，所以才有事物的色彩、音响和气味，才有人的语言、相貌和行为，才有文明的器具、机械和建筑，才有绘画、音乐和书籍，才有新的精神、思想和行为。一个人在诞生后的20年里，像动物王国一样，创造了心理的大千世界。在动物王国里，一些变异的物种由于不适合生理特征的条件，一代或两代之后就死亡了。如同动物王国一样，我们形成的许多心理产物，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因不适应外部事件而注定要很快地消失。如同动物界的弱种灭绝一样，某种思想动作也因不与其他相融合而夭亡。思想的种类也像动物的种类一样，互相搏掠，生存就是胜利的酬劳。此外，适应某种环境的动物，环境一变，不是死亡就是得变种。所以，婴儿期的一些心理状态到了学龄期，不是消失就是得改变；而适合学龄期的心理状态遇到实际工作环境也要消亡；心境的无穷变化以此类推。心理状态之所以消亡，是因为它的结果使人痛苦、使人不舒服。一个人在他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心理状态也像动物王国所经历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一样，其结果不仅是新变种的出现，而且也是自然选择作用的影响。人类心理进步的历史也是其失败隐化的历史。因适应而生存、因刺激而变异、因灭绝而选择，描述环境对动物生存影响的这三句话同样足以说明人生的历史。

环境中任何势力对人的影响，不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其影响力都随其可避免的程度而改变。如果存在可以接受移民的民主政府，寡头政府就将失去其影响；如果有一个激进派向人们展示了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则不论人数多少，传统习俗都不会使人墨守成规；如果人们对音乐充耳不闻，其感惑人心的显著魅力就不会如此普及。只要有一个反叛者宣传他的主张，教义就会立即失去权威。当没有异议时，社会环境以及其制度、信仰、行为模式几乎无所不能；第一个反抗的人不是怪癖就是天才，怪癖注定会失败，天才却如此稀少。可是，革命一经发动和宣传，就很容易吸引那些适合其原始本性的人。而且被吸引的人会更多，因为以前他们曾被对方毫不掩饰的势力所侵服。所以，一个已知的环境势力甚至可以作为一种刺激导向，而它们可能仅仅是曾经被有意阻挠过的意见、兴趣或行为。

所有不同原始本性的人们几乎平等地包容了许多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戴帽子也好、不戴帽子也罢，用英语表达请求和意见也好、用德语表达也好，学习占星术也好、学习托勒密天文学或是哥白尼天文学也好，这些对所有的人来说几乎都无关紧要，但却几乎唯一地依赖于环境。所有关于“是什么”的知识和技术一般都是这样被确定的。一个人能够学习或做出的事情有多少、难度有多大，主要是由其本性决定的。但是，在本性的局限内，他学习什么或做什么则大部分是由其所受到的刺激或得到的奖赏决定的。换句话说，不论人们在现代文明的各个国家里所遇到的外部影响势力如何不同，原始本性的许多特征所决定的行为都会产生几乎同样的效果。在这样的各个国家里，如果他有相应的本性的话，似乎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位诗人、政治领袖，或者钱币制造商。在一般情况下，原始本性并不是不可抑制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形式的原始本性是完全不可抑制的。但是，在如今国家的环境里，有些形式的原始本性几乎是不受任何环境限制的。

本性与环境谁更重要

现在要预测原始本性（属于性别、种族、祖先和偶然的变异）与环境（自然的或社会的）各自对人类的差异起到了多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种方法只能是先了解事实，用尽可能少的偏见对其进行解释，并试图发现更多的事实。把这种解释的机会留给学生吧，但要谨慎地增加或扩展那些已有的解释。

许多关于本性与养育的错误推断都是因为忽视了显而易见的事实：一是，如果环境相似，则将某种心理特征的差异完全归因于本性；二是，如果人的本性相似，则差异完全归因于不同的训练；三是，如果本性和训练都起作用，则导致比较两者轻重的问题，实际包括各种环境影响各种本性的所有具体问题。对所有这些情况做任何一种评估都是荒谬的。

许多分歧源自所谓绝对成绩与所谓相对成绩的混淆。一个人可能从零点开始提升一大截，可是一跟其他人比较，仍旧比他人低。绝对的增加可能是相对的减少。如果有两位思想家持有上面同样的数据，一位关注的是绝对成绩，而另一位关注的是相对成绩，则前者可能把成绩差异完全归因于训练，而后者却认为本性是最重要的。最普遍的错误结论是，训练和社会的控制一般是无用的，应根据性别和遗传的重要性下结论。与之相反的另一面，就像我曾经在别的地方说过的那样——诸如在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中所引证的那些研究——只能证明人类智力和性格的存在，测量某些决定因素，并证明环境影响的不同。结果的变化不仅要看环境影响力的自身特点如何，还要看它是如何影响原始本性的。当社会认识到遗传所给予的有利条件和拒绝接受的其他条件时，我们甚至可能预期到教育的效果会成倍地增长。那些能量不同的人并不是没有任何优越的条件或不需要智力投资。例如，假定黑人的本性是愚钝而快乐的，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对他们进行智慧的训练而使他们变得更聪明一些。照现在这样对待他们，只会使他们愤世嫉俗并变得敌对。我们既不能期待他们会得到像犹太人那样聪明的种族所得到的同样的训练结果，也不能期待当他与一个用爆炸和放火进行报复的凯尔特人站在一起时会无动于衷。

对于真正的公益事业，即通过改善环境而提高成绩，遗传的影响不至于成为障碍。但是，对一般大众所需要的教育和社会改革来说，遗传的影响却可能成为阻碍。因为，普通人并不非常了解绝对的幸福或绝对的改善。虽然自己及子女已经比一千年前的祖先更健康、更幸福、更能享受高尚的娱乐了，可是，他对此并不感到高兴。他不满意的是自己还没有比周围的一些人过得更好，还没有感觉比一般人更骄傲。普通人需要相对的优越性，即超过自己周围人的优越性。只要他的儿子是社区的领导人，儿子实际的愚蠢就无妨；只要他的女儿成为县里最漂亮的女孩，就是十足的美女了。社会上的不满足源自对自己的幸福不如其他人的了解和想象。孩子在学校里的努力、男人在工作中的努力以及女人在家里的努力都是为了去超越那些似乎比他们强的人，很少有人受到明智本性的指导，受明智的抽象思想指导的人则更少。因此，大多数人真正期望得到的成就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被本性所操纵。在现实生活的竞争中，人们所比的不是自己是否取得了进步，而是是否领先于别人，其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遗传。

但是，教育所应该寻求的酬报则全在教育影响力的范畴之内。理性的人所应努力的事业大多为自身所能规定。对于公共利益来说，无须过问谁是尖子或哪几个人成绩最好。就公共利益来说，也是对所有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尖子越高越好，取得的成绩越大越好。对于所有人的绝对幸福来说，公共教育是最大的贡献者。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是，我们切不可因为个性差异大致出于天性，而在道德的责任上发生错误的推想；更不能利用那些错误的推想，劝人不要相信个性差异的事实。

把心理特质主要归因于原始的组织、进而归因于血统的学说时时受到责难。因为，这使热心向善的人感到失望，并使理应被藐视者得以从错误中解脱。但是，人们都同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只能适用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至于这个范围的什么地方是否被缩小了，这对我们实际的态度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一定要在原始本性与训练环境之间作出取舍，则相信一个人的成功依赖于内在品质比完全归因于生命中所占有的优势更受支持；一个失败的劣等人比因运气不好而失败的人更受蔑视。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应该受到蔑视，取决于我们关于赏罚的一般观念，而与行为原因的心理学理论无关。

总体而论，某些流行的观点过分夸大了不同的环境与训练对同民族和同时代人智力及道德差异的影响。表面看来，某些天性是由环境造成的，而实际上是具有这种天性的人选择了这种环境；表面看来，某种环境似乎消除了某个体的某种天性，而实际上这种天性早已被个体所全部摒弃。

教会、图书馆和学校等组织的教育工作思想者特别需要记住以下三个事实：

第一，在人类本性中，那些更原始和更基本的特质，诸如能量、能力、毅力、领导力、同情心和高雅等，整个世界都为它们提供刺激，刺激几乎无处不在。如果一个人的原始本性对这些需要的品质和早已为之准备好的奖赏没有反应，期待从课堂上那少得可怜的磨炼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就是徒劳的。

第二，人的能量究竟从哪个渠道释放、具体的智力和道德活动究竟为哪种人类事业所利用，这些很少能为天生的特点所决定。学校应该采取有效的投入重点培养学生的主要特质。我们不能创造智力，但是，我们可以防止那种类似于经院哲学所造成的对智力的可悲浪费。我们不能使人的同情心倍增，但是，我们可以使感情用事的慈善保持纯洁。

第三，道德比智力更容易受环境的影响。道德特质特别能够养成人的好恶并为能力定向。因此在道德方面，教育有更大的影响作用。可是，由于学校的课堂生活特别狭窄，除了一些半智慧性的美德之外，学校德育几乎成效甚微。

当今的教育理论家们似乎把学校的最重要职责放在发展权力和容量上，这也正是学校或其他任何教育力量最无能为力的一件事。他们能够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建立那些我们称之为知识的具体观念的联结和我们称之为习惯的具体行为的联结。

注释：

[1]不过近几年来，这种差别在逐年消减。

[2]这些测验中该年级的个体有12.2分的可变性。

[3]当然，最准确的预期应该取决于练习曲线和效果的形态，以及学习者的合作因素，这个例子过于简单了。

[4]在某种情境中对某些动物进行行为训练，如果在该情境中动物得到好处的话，一旦这种情境重现，动物的行为也会出现。如果动物的某种行为给它带来不适，那么这种行为和情境的联系不那么紧密，因而动物的行为也不会容易出现。

第二十六章　单一特质个体差异的性质与数量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可以把“单一特质”定义为不同的人可以在同一维度测量的特质。一种特质的组合需要两个或者更多的维度。比如，测量约翰和詹姆斯对声音的反应时，发现他们之间有千分之几秒的差异，因此对声音的反应时就是一个单一的特质。相反，约翰和詹姆斯在气质上的差异，可以在几个维度上阐述，比如敏捷的、迟钝的、紧张的、肤浅的、宽广的、狭窄的等。所以气质被认为是多种特质的结合。

我们可以对个体的一种特质进行比较，或者对某些特质的组合进行比较。我们先拿比较简单的第一种情况进行举例说明。

心理变化的连续性

变化的连续性意味着两种情况：一是有规律性的重复缺口，比如2个花瓣之间、3个花瓣之间、4个花瓣之间等；二是没有规律性的重复缺口，比如在老鼠与大老鼠之间、大老鼠与松鼠之间等。

单独考察一个心理特质变异连续性的最好方法是试图找到它的几个例外。[1]这种例外可能存在，但是据我所知，任何心理特质变异的总量都没有表现出各个阶段的变化。规律性重复缺口的一种具有误导性的现象通常在不充分的测量中出现。例如，在一项记忆测验中，被试背诵12个无意义音节，他们可能得到的分数只能是5分、6分、7分、8分、9分，而没有5.5分和6.75分等分数。但是，如果做4个同样的测验，然后取结果的平均数，就会出现5.5分和6.75分了。

没有规则性的重复缺口的一个容易误导人的现象经常表现在测量的样本数量不足的结果中。如果在一种特质上只测量少数几个被试，就会使测量结果划分得过细；如果只测量一个优秀的被试，那么，测量的结果没有代表性。图26—1给出了不连续的具有误导现象的例证。

图26—1　加法运算时间（秒）

注：上面两个图的横坐标是让被试做48列加法运算（每列10个数字）所用的时间。矩形图的高度代表完成作业的时间在500秒到700秒之间的人数分布。图A是用23个被试的数据绘制的，图B是用223个被试的数据绘制的。

首先，没有必要为了提醒读者，故意放大或缩小测量结果，把本来连续的变化荒谬地划分为很粗的几组；接下来，又假定这些很粗的分组中某个组中心点的成绩代表该组所有被试的成绩；因为测量结果是连续的，所以，只能把a划分到a+b，并分为下等、中等、上等和优等，妄想出测量结果中间真的有缺口！可惜的是，甚至有才华的思想家也犯这种错误。

不同差异总量的相对频率

图26—2显示了在六种心理特质中每种特质不同人数分布的相对频率。这六个分布图表明“变异通常聚集在集中趋势周围”。然而，这种说法还没有被普遍地或一般地接受。相反的一般意见是，按照单一特质总量的分布，个体分布是多模型的，如图26—3A，或者是完全独立成分的混合，如图26—3B。如此这般，就会有许多小差异和大差异，而中等差异却很少。我们可以称其为“多类型”理论。例如，就智力来说，我们发现，如果使用“天才”、“正常”、“迟钝”、“低能”和“白痴”几个术语的话，似乎在“正常”和“天才”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缺口，“正常”与“低能”之间也是如此。把人的视力说成有视觉和没视觉、把人的颜色视觉说成色觉正常与色盲也是一样，这样说好像是同组的人都一样，不同组的人都完全不一样。

图26—2　心理特质分布形式的样例

注：A.反应时间：252名大学新生。

B.数字记忆：123名女生。

C.在印有字母的纸上标记出A字母：312名12岁到13岁的男孩。

D.给出反义词的效率：239名12岁到13岁的男孩。

E.画出100mm长线段的准确性：153名13岁到16岁的女孩。

F.标记出包含字母a和字母t的单词的效率：312名12岁到13岁的男孩。

在所有六个例子中，刻度的最左边代表最低的能力，也就是说，A图中最长的时间，B图中最少的数字，等等。目前连续的线表示分布，破碎的线将被忽视。

图26—3　多峰分布

特质的数量须因某种原因（或几个共同的原因）有大幅的增减，才能预期特质的数量分布是多峰形的。比如，如果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可以大大提高任何一个人的智力天赋，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期，按照智力测验的分数，人们可以被清楚地分成两个频率曲面，曲面较高的部分几乎大部分或者甚至全部由那些读过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人组成。

在某些特质上，比如某种语言知识，或者玩某种游戏的能力，确实存在这两种类型。一种是那些没有机会获得知识和技能的人，以及那些知识和技能为0的人；另一种由那些有机会去获得知识或技能，以及知识和技能水平在从0或接近0到某个大分数范围内的人构成。如果测量全世界的成年人能否听懂英语口语，是否会玩国际象棋、扑克牌或高尔夫球，是否会打字或通过指南针来驾船，当然会得出这样的划分。在这里，没有什么原因能够导致特质的数量完全一致，其他原因都不起作用，只因世界如此安排。

在具体的习惯、知识和技能上，为数不少的这种原因起了作用。比如，在德国人中，既有勉强服兵役的，也有没服兵役的，所以，就使用武器的知识来说，将会形成两个高峰的频率曲线，即一组全都非常好地了解这些知识，而另一组几乎完全不了解。学了某种手艺、进了某个学校，可使这些人获得专业而数量一致的知识，如石膏工艺、打字或医学，从而明显地把人分为普通人和专家。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尚不清楚。

如果性别使某一特质在数量上产生了足够大的差异，则两种性别的特质分布频率也会出现双峰模式。但实际上并没有观察到由性别差异造成的双峰分布，因为性别差异很小。在种族差异很大的特质中，如果把一个最优和一个最差的种族放在一起，则每个种族的人数分布各会出现一个高峰。可是，如果把所有的种族或任选的许多种族混合在一起，其频数的分布就不会出现一个民族一个高峰的形式，甚至没有哪个种族会表现出什么高峰。甚至像中学里白人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在学业成绩上那样大的差异，混合分布后的高峰也要比其中任一个种族单独分布的高峰扁平一些（见图26—4）。

图26—4　白人学生与黑人学生学业成绩的混合分布

注：一个包括150个白人学生和150个黑人学生的团体的不同学业成绩的相对频率。最低成绩等级在刻度的最左边，最高等级在刻度的最右边。在这里联合的两个独立的分布，见图22—6。

然而，就像男人与女人、德国人与布须曼人、5岁与15岁的人、视觉正常的人与盲人、管道工与非管道工、学象棋的人与从不学象棋的人等所产生的分布模式一样，即使认为个体之间存在清楚的分类，即个体之间存在明显的缺口的一般观点，也不能限制它自己作出这种综合的假设。关于几种原因的各种不同组合如何影响一种特质的分布形式，我们还几乎不知或全然不知。想在心理特质上把人分为截然不同的等级，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还一点儿也没有被恰当地思考过。我们仅仅接受了一些表达个体差异原始意识的粗糙形容词和名词，并作为实际类别的相应代表，而忽视了等级之间还有等级的存在，甚至没有试图逐级测量其频数。可以用完美的例证说明这种口头思考倾向是何等的顽固。甚至经过长期科学训练的人也坚定地认为，人不是明显的右利手就是明显的左利手，不是正常的色觉就是远离正常的色弱或色盲。直到最近，许多科学家仍然顽固地认为，在智力正常儿童与低能儿和白痴之间存在着截然分开的鸿沟。多类型理论还不能根据或有或无的一个什么理由，或者密切相关的一组理由，对明显不同的个体作出明确的分组；不能仅凭简单而模糊的幻想，把个体，甚至把同性别、同种族、同年龄和同训练的个体，不知为何就自然而然地分成不同的等级和“类型”。

这样的一种理论，可以肯定地说，即使不总是错误的，也常常是错误的。按照规则，这样的一组人不能分成两组或几组，而且同一组的人都非常相像，却与其他组的人都很不相似。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寻找一些例外来证实这个规则，可是我知道没有这种例外。是否存在足够清楚且实至名归的“类型”，的确是一个问题。

注释：

[1]当然从无限可分性意义上说我们并不能在这里提出连续性。从根本上说，无疑存在单元因素，这些因素或者起作用或者不起作用，或者提高或者不提高特质的数量。但是离散的步伐像物理原子团的增加一样极其小。如果说电流强度、高温、人类身高和贫血症是连续的，那么人的智力、运动速度、记忆、联想敏捷度、辨别准确性、领导力等也是连续的。

第二十七章　特质组合个体差异的性质和数量：智力和性格的类型

像前一章那样，一个个零零碎碎地描述人性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有单调和贫乏之感。当一次只测量一种特质时，人类本性的真实多样性并不突出。人们可能会问：心理学为什么不用真实的整体本性来陈述它们如何不同呢？为什么心理学不像动物学描述动物的身体那样，通过把它们分为种、类、科、属来描述人的心理呢？为什么不说出直接看到的不同心理之间的差异呢？

动物学确实没有按照所有动物的身长、体重、颜色、器官的数量和骨骼的数量等的测量结果，列出它们的具体特质表。动物学一开始就用从表面上观察到的类型和种类，比如蠕虫和鱼，来描述它们的基本特征以及一种动物与另一种种动物之间的特征差异。如果心理的类型和种类也能同样地从表面上观察到，那么，从整体上描述人类本性的多样性也是有价值的。但是，心理的类型和种类并不像动物界中鸟类、鱼类和蠕虫类那样明显突出。

问题举例：表象的个体差异

作为一个问题以及处理问题的一个样例，我们可以按照表象的类型列出它们的特征，比如，根据视觉表象的生动性、真实性和普遍性列表，根据听觉表象的生动性和真实性列表，等等。

表象的早期科学研究注意到，有些人可以非常生动而真实地回忆起一种感觉的表象，但在其他感觉通道却没有这种效果。例如，有人闭上眼睛就可以回忆出以前见过的风景，清晰而详细，犹如拍摄的照片。可是，对过去的一段旋律、一次鼻孔发痒或一次身体挨打却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因此，这些研究很自然地得出一个“视觉型表象”的概念。

对这种一种表象能力很强，而其他表象能力很弱的人，研究者稍不留意就假定这是一般规律，即假定如果人的一种感觉表象非常生动、真实和常用，就会降低其他感觉表象的生动性、真实性和使用频率。由此，就有人被称为视觉表象型，有人被称为听觉表象型，有人被称为运动表象型，等等。意思是视觉表象型的人比其他人的视觉表象更生动、清晰且使用频繁，而其他感觉的表象则不如其他人。听觉表象型的人或运动表象型的人也以此类推，如图27—1所示。

但是，对个体的实际考察表明，某种感觉表象的排他性和优越性只是一种特例而不是一般规律。甚至对人本性表面考察所得到的证据也一点都不符合图27—1所表现的模式。甚至那些毫不犹豫地相信人的本性会按照表象类型分布的人，也不会同意他自己的表象按照这种表象类型分布。梅伊曼实际认为，在他所有关于儿童的研究中，从未发现过一种这样纯粹的类型。“这种纯粹的表象类型在儿童中是多么的稀有！这一点被我们在苏黎世（Zurich）所做的广泛儿童调查所证实，我们没有发现一例完全符合这种纯表象类型的人。同样，我知道在整个关于儿童的研究领域中，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存在这种纯粹的表象类型。”（1907，vol.1，p.494）所以，研究者提出了新的中间表象类型，其中包括听觉—运动型、视觉—运动型、听觉—视觉型，甚至“视觉—听觉—运动—智慧型”（Segal，1908）！可是，这个问题一直到了贝茨（Betts，1909）在不同的感觉通道实际测量了足够样本数量的非言语表象的生动性和清晰性之后，图27—1中所画的那些交叉斜线才有了事实根据，而非想当然。

图27—1　视觉、听觉、运动觉以及触觉成像的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

注：该图表示根据纯类型理论，视觉、听觉、运动觉以及触觉成像的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V、A、M和T这几条水平线分别是视觉、听觉、运动觉和触觉的生动性、保真度、频率水平标尺。左边代表低水平。12个个体分别通过横越代表个体能力的标尺的线表示。

这种学说的理论支柱之一是根据某种感觉表象的优势地位把人分为几种类型；之二是在表象的范围和完善程度方面，不同的感觉表象之间存在逆转关系。事实表明，这种观点是大错而特错的，只不过是武断地把人清清楚楚地分为几个类型而已。与之相反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即没有明显的类型，只有连续的等级分布；没有所谓少数的“纯”类型或多数的“混合”型，只有一般型；一种感觉表象的发展与另一种感觉表象的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相反的，而且相关密切。图27—2所显示的才是有事实根据的关系形式。

图27—2　视觉、听觉、皮肤觉和其他感觉形式的相互关系

注：贝茨通过17名心理专业的研究生或者教师发现了视觉、听觉、皮肤觉和其他感觉形式的相互关系。水平线VV、AA、CC、KK、GG和OO分别是视觉、听觉、皮肤觉、运动觉、味觉和嗅觉的生动性、保真度、频率的标尺。标尺左边代表低水平。图中正交线代表个体。正交线之间画法（线、点，点和折线）的差异不显著，只简单地帮助读者认清每个个体的情形。

用一种感觉表象的发展与另一种感觉表象的发展相反的关系来解释这种情况是有教育意义的，因为许多关于人类特质构成本性不同类型的理论与有关感觉表象类型说一样，都是注定要灭亡的。例如，气质就有同样的历史。一种极端的做法是给不同的气质命名，并划分为不同类型；又以为词语的对比可以作出真实表达；可是，理想上的类型与实际的分布不符，所以又填补了新类型。可是，做了实际的测量之后，很有可能发现的一种气质是：一般的乐观、易怒、冷漠、忧郁，中度的迟缓、敏捷、肤浅、紧张、狭隘、宽宏，适度的缓慢—肤浅、缓慢—紧张—狭隘，等等。结果会发现，任何“一般”的事物才是一种真实的类型。

多类型理论与单类型理论

关于人类特质的各种组合，即使是同性别、同种族、同成熟水平的个体，其本性之间也不免存在差异，这一点表现在前一节所举的例子中。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多类型理论，即把人大致清楚地分为几个等级，要形容某个人，只需说出他属于哪一等。另一种是单类型理论，该理论认为所有的人都处在变化的连续体中，要形容一个人的本性，需看他与所谓单类型者相差的性质和数量如何。

按照单类型理论，可以构想出一个类别排列顺序，任何个体，如果他距离某个类别比距离其他类别更近，他就属于那个类别。而且离这个类别越远，人数就越少。而按照多类型理论，则不存在这种唯一确定的集中趋势。根据多类型理论，如果用一个数字，比如“K”，代表典型的所有本性，或者是类别排列中最好的一个，测量所有个体的差异，则在每一个个体中总会有一个与典型本性中最相像的本性，这样测得的差异总数会比都从某一个本性测得的差异总数极大地减少。而根据单类型理论，由于测量每个个体与任何一个K本性的差异，所以，这种差异总量的减少要比多类型理论少很多。

可以用图表清楚地解释这两个理论。按照我们的习惯，一组特质中的每个特质都可用一条水平横线来测量，线的中点代表众数，即在这个级别上的人数最多。要测量一个人的本性构成，只需要看他的每个特质在对应的每条水平横线上的位置，把每条水平横线上的位置点用斜线连接起来就代表他的特质组合。如果测量的人数一多，按照多类型理论，就如图27—3所示；按照单类型理论，就如图27—4所示。图27—3中的斜线可以用五条典型的斜线来代表，其余可作为细微的差别看待。图27—4却不能这样看待。在图27—4中指定一条单独的斜线作为标准比较近情理。

图27—3　特质组合的多类型理论图示

注：11条水平虚线（只在两端画出）分别代表特质组合中11个特质的等级。图中的每条斜线代表一个人在11项特质上所占的位置。

图27—4　特质组合的单类型理论图示

注：11条水平虚线（只在两端画出）分别代表特质组合中11个特质的等级。图中的每条斜线代表一个人在11项特质上所占的位置。

没有必要在这两个理论之间作出抉择，也没有必要确定如何调整之后所得到结果是真实的。凡是特质的联合测量，假如没有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实际测量过，就不如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对如何区别每一个人还全然不知。

然而，尽管有许多关于人类本性的研究者公开地或心照不宣地承认多类型理论得出的结论是真实的，而且用它来指导自己的研究方法、解释研究结果，并进行实际控制，但是，对他们来说，简单地考虑一些赞成单类型理论的观点也是会有帮助的。

首先，在相对精准的测量下所得到的预期支持多类型理论的证据，反而支持了单类型理论。当然这种情况确实很少。除非这种情况的数量大大增加，否则，我们不要根据它们做出推论。但事实却是，单类型理论是根据精确的测量提出的，而多类型理论则来自成见。

其次，许多多类型理论都假设有价值的特质之间存在负相关，此乃绝无仅有的。常人以为，善用眼与善用耳、灵活与精细、宽广与深刻、感觉的与理智的、善思的人与善行的人，诸如此类的特质组合都是相反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不能代表人性的类别。如果我们画两条水平横线标尺，一条代表“视觉学习的能力”，另一条代表“听觉学习的能力”，再画出一千条斜线代表一千个人的学习能力。其结果的图形不会像图27—5那样，而会像图27—6那样。

图27—5　特质组合图示一

注：个体两个特质组合的图示，如果存在非常对立或相反的关系。图表组合与图27—1到图27—4中用到的一样。

图27—6　特质组合图示二

注：个体两个特质组合的图示，如果两者有紧密的正相关关系。

再次，那些强烈支持多类型理论，并习惯于用它来解释研究结果的研究者们，却发现实际符合这种理论的个体很少。例如，梅伊曼（1907，vol.1）一般来说明确地接受这个理论，并且要求在教育实践上应该特别关注小学生的类型。但在具体的细节上，他没有举例说明该理论。

他说：“通过建立类型，我们把自己定位于个体差异的无尽可能性之中……而且如果把个体放在某种类型下，我们可以因此而指出他身上一般人都有，又不同于其他人的某些性格。”（1907，vol.1，pp.331-332）

可是，他没有建立这样的类型。在他报告的大多数差异中，“典型”的差异是同一特质的两个极端之间的差异。在这些样本中的一些人明显地处于中间的位置，而且所有被试大多处在中间位置，这一点比相反的类型更有典型性。因此，在一些情况下，梅伊曼也确实承认这一点。

最后，我要提到的事实是，每个人的分类，从没有一个能圆满地符合多类型理论所需要的情况。在推崇这种学说的人当中，甚至最有科学头脑的人也举不出恰当的证据。即使他们没有必须分类的成见，他们自己也会感到所提供的证据苍白无力。斯特恩的《心理学的个体差异》（Psychologie der Individuellen Differenzen）是一部专门描述人类本性类型的著作。平心静气地仔细阅读这本书，是一种刺激精明学生产生疑问的有效方法，因为，处在中间位置的普通者确实比假设类型的人数出现的频数多，把所有类型的人数加起来也远没有普通人的数量多。

因此，斯特恩说：“我们知道以音高作为区分标准的话，音乐家和非音乐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在气味的识别方面，香料商和普通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在颜色知觉的精确度方面，画家和书虫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然而，在对音高最敏锐的非音乐家与最迟钝的音乐家之间不存在巨大的差距，而且有很大的重叠（See Spearman，1904b，p.90 and p.92）。后来，斯特恩自己也说，一些专门的训练是连接“巨大缺口”的桥梁。

斯特恩还提到了“外部观察型（可能就是实验科学家）和内省思考型（可能就是数学家或形而上学家）”（p.46）两种类型的人。但是，这两种类型的人可不是明显对立的人。实验科学家比普通人更有可能成为一名很好的数学家。数学才能和兴趣也绝非形而上学家所独有。善于外部观察的人也可能精于内省，而对自己内部思想生活有强烈兴趣的人对外部事物可能比一般人更能产生强烈的兴趣。

特质组合平均数量的个体差异

对于许多特质组合，可以从它们的细节中抽象出主要特质，从而简化为单一特质。比如，假设测量甲乙两个人在下列各项任务中的工作效率：（1）标记出A字母；（2）标记出含有a和t的单词；（3）在一张印有几个各种各样几何图形的纸上标记出其中的六边形；（4）在一张印有200个深浅程度不同的五种灰色正方形的纸上，标记出指定灰色程度的正方形；（5）在一张印有500个单词的纸上（其中有100个拼写错误的单词）标记出拼写错误的单词。假设结果如表27—1所示。

表27—1　作业效率个体差异计算表

注：用乙的得分分别减去甲的得分，分别等于2.1、2.1、1.8、-0.2、3.1。

如果我们不计其他具体差异，只从中抽取甲乙两人完成这五种任务平均效率上的差异，结果是：A=-4.8÷5=-0.96，B=+4.1÷5=+0.82，B-A=1.78。

这种从每种特质组合的一些细节中提取主要特质的方法，可以把一些非常不同的智力和性格特征整合为单一特质。这种方法在一般的思想方法上和科学的思想方法上是常有的事。从分辨某种长度、色彩、重量等所有精确度的组合中，我们可能得到一种特质，即感觉分类的精确度。从千百种习惯养成的快慢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种特质，即学习的速度。精确度、敏捷性、效率、耐久性、改进的数量、改进的速度、改进速度的加速度或减速度，这些在某个数值范围内测量个体在一组特质中的某一特质都是比较重要的。“思想的独创性”、“勇气”、“怯懦”、“易受暗示与否”、“学识”、“判断力”、“兴趣”和“好奇心”，这类词汇有一大堆，这里举的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其中每个名词上都可以加上一个粗略地比较数量差异的形容词，用来表示一个人在某种特质上的相对位置。然而，其位置或数量是许多观察记录的总结。要想详细而具体地表示，应该把许多特质的观察结果综合到一起计算。

凡是用几个等级来表示综合特质时，第二十六章所讨论的单个特质的学理完全适用。再具体地说，除了很少的例外，单类型理论可以概括一切情形。因为，一种强势力要使人在单个特质上得到一定的效果比较容易；可是，要在许多特质的联合上发挥同样的效力，确实很难。所以，单以品茶或品酒而论，可以把人分为普通人和专家两个等级。可是，要把所有感觉的正确度综合到一起而论，就不容易划分等级了。同理，以拉丁文的知识而论，人可分为两组，一组是毫无所知，另一组是有些知识。可是，要把所有知识放在一起划分类别，就不能这样划分了。

参考文献

版权信息

书名：寻找灵魂的现代人

作者：【瑞士】卡尔·荣格

译者：方红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9-01

ISBN：978-7-300-24517-1

价格：48.00元

目录

CONTENTS

总译序 感悟大师无穷魅力 品味经典隽永意蕴

第一章 释梦的实际应用

第二章 现代心理治疗的问题

第三章 心理治疗的目标

第四章 一种关于类型的心理学理论

第五章 人生的阶段

第六章 弗洛伊德与荣格——比较的视角

第七章 原始人

第八章 心理学与文学

第九章 分析心理学的基本假设

第十章 现代人的精神问题

第十一章 是心理治疗师还是牧师

总译序

感悟大师无穷魅力

品味经典隽永意蕴

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与克拉威克在其名著《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科学的历史是男女科学家及其思想、贡献的故事和留给后世的记录。”这句话明确地指出了推动科学发展的两大动力源头：大师与经典。

一

何谓“大师”？大师乃是“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1]。大师能够担当大师范、大导师的角色，大师总是导时代之潮流、开风气之先河、奠学科之始基、创一派之学说，大师必须具有伟大的创造、伟大的主张、伟大的思想乃至伟大的情怀。同时，作为卓越的大家，他们的成就和命运通常都与其时代相互激荡。

作为心理学大师还须具备两个特质。首先，心理学大师是“心理世界”的立法者。心理学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在于他们对心理现象背后规律的系统思考与科学论证。诚然，人类是理性的存在，是具有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千百年来无论是习以为常的简单生理心理现象，还是诡谲多变的复杂社会心理现象，都会引发一般大众的思考。但心理学大师与一般人不同，他们的思考关涉到心理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普遍性的与高度抽象的规律。这些思考成果或试图揭示出寓于自然与社会情境中的心理现象的本质内涵与发生方式；或企图诠释某一心理现象对人类自身发展与未来命运的意义和影响；抑或旨在剥离出心理现象背后的特殊运作机制，并将其有意识地推广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把普通人对心理现象的认识与反思进行提炼和升华，形成高度凝练且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的真知灼见和理论观点，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心理科学发展的命运，而且更是影响到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当然，心理学大师的思考又是具有独特性与创造性的。大师在面对各种复杂心理现象时，他们的脑海里肯定存在“某种东西”。他们显然不能在心智“白板”状态下去观察或发现心理现象背后蕴藏的规律。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心理学规律其实就是心理学大师作为观察主体而“建构”的结果。比如，对于同一种心理现象，心理学大师们往往会做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与论证。这绝不是纯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分歧，而是对心灵本体论的承诺与信仰的不同，是他们所理解的心理世界本质的不同。我们在此借用康德的名言“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同样，心理学大师是用理性为心理世界立法。

其次，心理学大师是“在世之在”的思想家。在许多人看来，心理学大师可能是冷傲、孤僻、神秘、不合流俗、远离尘世的代名词，他们仿佛背负着真理的十字架，与现实格格不入，不食人间烟火。的确，大师们志趣不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日常柴米油盐的束缚，远离俗世功名利禄的诱惑，在以宏伟博大的人文情怀与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投身于实现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认识你自己”之伟大箴言的同时，也凸显出其不拘一格的真性情、真风骨与真人格。大凡心理学大师，其身心往往有过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使之处于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之中，由此而产生的灵感和顿悟，往往成为其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源头活水。然而，心理学大师毕竟不是超人，也不是神人。他们无不成长于特定历史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生活在人群之中，并感受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体验着人间的世态炎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就像牛顿描绘的那般：“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怎样评价。我却这样认为：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尽管如此，那真理的海洋还神秘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心理学大师虽然是一群在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但套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他们依旧都是“活生生”的“在世之在”。

二

那么，又何谓“经典”呢？经典乃指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2]。经典是具有原创性和典范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经过历史筛选出来的最有价值性、最具代表性和最富完美性的作品。经典通常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超越了时代的界限，具有永恒的魅力，其价值历久而弥新。对经典的传承，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长盛不衰、继往开来之根本，是其推陈出新、开拓创新之源头。只有在经典的引领下，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才能焕发出无限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心理学经典在学术性与思想性上还应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从本体特征上看，心理学经典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经典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显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理论内涵，提出一些心理与行为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意识交融在一起，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心理学经典是心理学大师与他们所阐释的文本之间互动的产物。其次，从存在形态上看，心理学经典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经典作为心理学大师的精神个体和学术原创世界的结晶，诉诸心理学大师主体性的发挥，是公众话语与个人言说、理性与感性、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最后，从价值定位上看，心理学经典一定是某个心理学流派、分支学科或研究取向的象征符号。诸如冯特之于实验心理学，布伦塔诺之于意动心理学，弗洛伊德之于精神分析，杜威之于机能主义，华生之于行为主义，苛勒之于格式塔心理学，马斯洛之于人本主义，桑代克之于教育心理学，乔姆斯基之于语言心理学，奥尔波特之于人格心理学，吉布森之于生态心理学，等等，他们的经典作品都远远超越了其个人意义，上升成为一个学派、分支或取向，甚至是整个心理科学的共同经典。

三

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遵循如下选书原则：第一，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原创之作；第二，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奠基、成熟或最具代表性之作；第三，选择在心理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派、一说、一家之作；第四，兼顾选择心理学大师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作。我们策划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旨在推动学科自身发展和促进个人成长。

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此后的130多年中，心理学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我国心理学从西方移植而来，这种移植过程延续已达百年之久[3]，至今仍未结束。尽管我国心理学近年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心理学在总体上还是西方取向的，尚未取得突破性的创新成果，还不能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还未形成系统化的中国本土心理学体系。我国心理学在这个方面远没有赶上苏联心理学，苏联心理学家曾创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体系，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我国心理学的发展究竟何去何从？如何结合中国文化推进心理学本土化的进程？又该如何进行具体研究？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但我们可以重读西方心理学大师们的经典作品，以强化我国心理学研究的理论自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师们的经典作品都是对一个时代学科成果的系统总结，是创立思想学派或提出理论学说的扛鼎之作，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大师们的学术智慧和创新精神，做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在“照着讲”的基础上“接着讲”。

心理学是研究人自身的科学，可以提供帮助人们合理调节身心的科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心理问题。用存在主义的话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存在本体论焦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这一哈姆雷特式的命题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人们。特别是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不断涌现，各种压力和冲突持续而严重地撞击着人们脆弱的心灵，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心理学知识。可幸的是，心理学大师们在其经典著作中直接或间接地给出了对这些生存困境的回答。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对话大师与解读经典，我们可以参悟大师们的人生智慧，激扬自己的思绪，逐步找寻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可以让我们获得两方面的心理成长：一是调适性成长，即学会如何正确看待周围世界，悦纳自己，化解情绪冲突，减轻沉重的心理负荷，实现内心世界的和谐；二是发展性成长，即能够客观认识自己的能力和特长，确立明确的生活目标，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快乐而有效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我们相信，通过阅读大师经典，广大读者能够与心理学大师进行亲密接触和直接对话，体验大师的心路历程，领会大师的创新精神，与大师的成长并肩同行！

郭本禹

2013年7月30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

注释：

[1] 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75.

[2] 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852.

[3]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心理学曾一度移植苏联心理学。

第一章

释梦的实际应用

在心理治疗中，释梦的应用至今依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许多从业者发现，释梦在对神经症的治疗中不可或缺。他们认为，梦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活动与意识本身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许多人则恰恰相反，他们质疑释梦的价值，认为梦只不过是心理活动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副产品。

显然，如果一个人认为，无意识在神经症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主要的作用，那么，他就会认为梦具有实践意义，因为梦是无意识的直接表达。反过来，如果他不承认无意识的存在，或者认为无意识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不发挥任何的作用，那么，他就会极力贬低释梦的重要性。今年是1931年，半个多世纪以前，卡勒斯（Carus）构想出了无意识的概念；一个世纪以前，康德（Kant）谈到了“不可测量的……模糊观念的领域”；差不多二百年前，莱布尼茨（Leibniz）就假定存在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活动，更不用说让内（Janet）、弗卢努瓦（Flournoy）、弗洛伊德（Freud）的成就了——但尽管如此，无意识的真实性至今依然是一个广受争议的问题，真是可悲可叹。既然我打算只探讨实际治疗的问题，因此，我不会在此试图为无意识的假说做任何辩护，虽然释梦显然与这一假设直接相关。如果没有无意识假说，梦便只能算是大自然的一个奇特产物，是白天所发生之事残留下来的记忆碎片的无意义聚集罢了。倘若梦不过如此的话，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展开当前的讨论了。如果我们想要探讨释梦，就必须先承认无意识的存在，因为我们不仅仅只是把梦当作心智的运作，而是把它视为一种能够将迄今为止的无意识心理内容揭示出来的方法，这些无意识心理内容与神经症的形成有因果关联，因而对神经症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凡是认为这一假设不可接受的人，必定完全没有考虑释梦的实用性问题。

但既然根据我们的假设，无意识是神经症的成因，而梦又是无意识心理活动的直接表达，那么，从一种科学的视角看，尝试分析和解释梦的做法就是完全合理的了。除了治疗效果外，我们还期望，这一努力将使我们能够科学地洞见心理因果关系（psychic causality）。不过，对从业者来说，科学发现充其量只是他在治疗领域所做努力的一种令人满意的副产品而已。他不觉得为了阐明心理因果关系的问题而有必要将释梦技术运用到他的患者身上。当然，他可能会认为，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洞见具有治疗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把释梦看作他的职业责任之一。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学派认为，重要的治疗效果是通过阐明无意识致病因素而获得的——也就是说，通过向患者解释这些无意识致病因素，使其意识到自己问题的根源。

如果我们暂且假定这种预期与事实相符，那么，我们便可以专注于回答以下这样一些问题了：释梦是否可以让我们发现神经症的无意识原因？释梦是能够独立做到这一点，还是必须联合其他方法才能奏效？我可以假定，弗洛伊德学派的回答是一种常识。我个人的经验证实了这种观点，因为我发现，梦常常毫无偏差地揭示诱发神经症的无意识内容。通常情况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是最初的梦——我指的是患者在治疗刚刚开始时所报告的那些梦。有一个例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

有一个社会地位显赫的人曾向我咨询。他备受焦虑和不安全感的折磨，抱怨说他有时候会头晕到恶心的程度，还常常觉得头重脚轻、呼吸困难——这些描述恰恰就是高原病（mountain-sickness）的症状。他出身贫寒，父母都是贫苦的农民，但凭着雄心壮志、勤勉努力和天赋才能，他最终在事业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他一步一步地爬了上去，最终谋得了一个重要的职位，而这个职位又给他提供了很大的晋升空间和很多的晋升机会。他原本可以从已有的职位开始跻身于上流社会，但却突然患上了神经症。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位患者忍不住发出了千篇一律的感叹，开头也是人人熟悉的老一套：“就在这个时候，我却……”他表现出的高原病的所有症状与他所处的特殊处境高度吻合。他来咨询的时候，讲述了前一天晚上做的两个梦。

第一个梦是这样的：“我再一次出现在了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子。有几个以前跟我一起上学的农村小男孩在街上站着。我从他们面前走过，假装不认识他们。我听到他们当中有一个小男孩指着我说：‘他不常回到我们村子里来。’”不需要任何释梦的技巧，我们便可以看出并理解这个梦暗指的是梦者卑微的出身。这个梦非常清楚地指出：“你已经忘了你的出身是多么的卑微。”

第二个梦是这样的：“我非常匆忙，因为我赶着要去旅行。我四处寻找我的行李，但却怎么也找不到。时间在飞逝，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最后，我总算把所有东西都找齐了。我沿着街道快速走着，突然发现落了一个装着重要文件的公文包，于是又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终于找到公文包之后，又朝火车站跑去，但却几乎跑不动。我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冲到了站台，却看到火车冒着蒸汽慢慢驶出了车站。火车很长，以一种奇怪的S形曲线向前行驶着。我突然想到，如果司机不小心，一到直道上就全速行驶的话，那么，后面还在弯道上的车厢就会由于火车行驶的速度太快而被抛出轨道之外。事实上，当我正要开口大喊时，司机便打开了节流阀。后面的车厢剧烈地晃动起来，竟然真的被抛出了轨道。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我一下子就被吓醒了。”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梦所代表的情境。它描绘了这位患者想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狂热心态。由于身处火车前部的司机不假思索地往前开，他后面的车厢便开始晃动，最终翻了车——也就是说，他患上了一种神经症。显然，在当前的人生阶段，这位患者已经达到了事业的顶峰——他以卑微的出身，长期努力地往上爬，此时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本应该满足于自己已取得的成就，但事实相反，他在野心的驱使之下，试图登上他力不能及的成就高度。神经症的出现是给他的一个警告。由于环境方面的一些原因，我不能对这位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我对其病情的看法也不能让他感到满意。结果，事情真的如梦中所预示的那样发生了。他试图充分利用诱使他产生野心的职业良机，于是就像火车非常猛烈地冲出了轨道，灾难性事件真的发生在了他的现实生活中。从这位患者口述的既往病史中我们可以推断，高原病表明他已没有能力再往上爬了。他做的梦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推断，表明这种无能为力是事实。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梦的一个特征，这是我们在讨论将释梦技术运用于神经症治疗的过程中所必须首先考虑的。梦向我们呈现了主观状态的真实画面，而有意识的心理（conscious mind）则否认这种状态的存在，或者只是非常勉强地承认它的存在。患者有意识的自我（conscious ego）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不能再稳步前进了；他继续为了升迁而努力着，拒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他已经升迁无门了——后来的事件充分验证了这一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听从有意识心理的指示，那我们就会一直犹豫不决。而从患者口述的既往病史中我们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毕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许多穷人家的孩子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为什么我的这位患者就不能这样呢？既然我的判断可能有误，那么，为什么我的推断就一定比他的更可靠呢？就在这个时候，梦出现了，它是一个不随意心理过程的表现，不受有意识观点的控制。它呈现出的通常是真实的主观状态。它既不会受到我对于事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猜测的影响，也不会受到患者观点的影响，而仅仅只是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因此，我就定下了这样一个规则：把梦看得和生理现象一样重要。如果尿液中检测出了糖，那么，尿液中就含有糖分，而不是蛋白质、尿胆素或我可能预期的其他某样东西。也就是说，我把梦视为诊断过程中非常宝贵的事实依据。

梦给予我们的往往比我们索求的要多，我刚刚引用的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梦不仅让我们洞悉了神经症的成因，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预后。除此之外，梦还告诉我们治疗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上面例子中的患者必须马上停止全速前进。这正是他在梦中对自己的告诫。

让我们暂且满足于这样一个暗示，回到梦能否让我们解释神经症成因的问题上来。我上面引用的两个梦都能够解释神经症的成因。但我同样也可以列举出无数不能解释这一点的最初的梦，虽然这些梦十分浅显明了。目前，我并不打算考虑那些需要彻底分析和解释的梦。

问题在于：有一些神经症的实际起因，我们只有到了分析结束时才能发现，还有一些病例，我们即使找到了神经症的起因也无济于事。这就让我想到了上文提到过的弗洛伊德学派的观点，即出于治疗的目的，患者有必要意识到其自身障碍的诱因——这种观点只不过是旧有创伤理论的残余。当然，我并不否认许多神经症都根源于某一创伤性事件，我只是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所有神经症都具有此种性质，且无一例外地根源于童年的某一关键经验。这种对问题的看法通常会导致一味追求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医生必须把他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到患者过往的经历上，他必须一直问“原因是什么”，而忽略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目的是什么。”通常情况下，这种做法对患者来说非常有害，因为他被迫要在记忆中——很可能是好几年的记忆中——搜寻一个被假设发生在童年期的事件，而一些具有即时重要性的事件则被完全忽略了。纯粹追求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过于狭隘，不能公正对待梦或神经症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如果一个人诉诸梦的唯一目的是发现神经症背后隐藏的原因，那他就有失公正了，因为他忽略了梦的大部分实际贡献。我在前面所引用的梦清楚无误地呈现了神经症的致病因素，但很显然，这些梦也提供了一种预后或对未来的预期，而且还为治疗过程提供了建议。此外，我们还必须谨记一点：有很多梦并不涉及神经症的成因，而是涉及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其中包括患者对医生的态度。我想通过讲述一位患者所做的三个梦来阐明这一点。这位患者先后咨询了三位不同的分析师，每次治疗开始时，她都讲述一个梦。

第一个梦是这样的：“我必须穿越国界线到另一个国家去，但没有人告诉我它在哪里，我找不到这条国界线。”从这个梦开始的治疗并没有取得成功，而且很快就终止了。

第二个梦如下所述：“我必须穿越国界线。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找不到海关。找了很久之后，我发现远处有一点微弱的亮光，我猜想国界线应该就在那里。但要到那儿，我必须走过一个山谷，还要穿过一片黑漆漆的森林，在森林中，我迷失了方向。这时，我发现有人跟着我。这个人突然像疯子一样扑上来抓着我，我被吓醒了。”这一次治疗也在几个星期之后中断了，原因是分析师在无意识之中对患者产生了认同，而这让患者完全迷失了方向。

第三个梦出现在这位患者被转介到我手里的时候。这个梦是这样的：“我必须穿越国界线，或者我已经越过了国界线，我发现自己在一个瑞士海关里。我只随身带了一个手提包，相信自己没有什么要申报的。但海关官员把手伸进我的手提包，拽出了两个与实物一样大小的床垫，这让我非常震惊。”这位患者在接受我的治疗期间结了婚，她并不是没有经过强烈的抵抗就走到这一步的。直到好几个月之后，她这种神经症式抵抗的原因才慢慢显露出来，但在这些梦中却找不到任何线索。这三个梦无一例外地预示了她在接受分析师治疗时将会遇到的困难。

同样类型的梦我还可以列举出很多，但这三个梦就足以说明梦具有预见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一种纯粹追溯因果关系的方式来处理，那梦就必定会失去它们特定的意义。这三个梦提供了非常清晰的有关分析情境的信息，而且，就治疗的目的而言，正确地理解这些信息极为重要。第一位医生理解了这种情境，于是把她转介给了第二位医生。在第二位医生那里，患者自己从梦中得出了结论，于是决定离开。我对她的第三个梦的解释让她非常失望，但这个梦无疑是在鼓励她面对困难，继续前进，因为她报告说，她在梦中已经成功越过了国界线。

最初的梦通常都非常清晰易懂，轮廓鲜明。但随着分析工作的推进，梦很快就不再那么明晰了。如果梦被证明是个例外，即一直都很清晰，那么，我们便可以肯定，分析尚未触及人格的某个重要部分。一般说来，在治疗开始后不久，梦就会变得不再那么清晰，而是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它会变得越来越难以解释，说实话，其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此时医生已经无法理解整个情境了。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说梦难以理解，其实仅仅反映了医生的主观看法。如果我们理解了，就没有什么是不清楚的；只有在我们不理解的时候，事情才会看起来难以理解、令人困惑。就其本身而言，梦是清楚的——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情境之下，它们恰恰就是它们必须成为的样子。如果我们在治疗的后期或者几年之后再回头看这些“难以理解”的梦，我们经常会为自己当初的无知而感到惊讶。事实上，随着分析的深入，我们会遇到一些比最初的梦晦涩难懂得多的梦。但医生不应该遽下结论，说后来的这些梦确实是混乱的，也不应该过于匆忙地指责患者有意抗拒治疗。他最好把这种情况看作自己越来越不能理解形势的表现。精神病医生也总是喜欢说患者很“混乱”，其实，如果医生能够认出这是一种投射，并承认自己的困惑，那么他将更好地处理这种状况，因为是他自己在面对患者的奇怪举止时，理解变得混乱了。此外，就治疗的目的而言，分析师不时地承认自己缺乏理解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对患者来说，最受不了的事莫过于总是被人理解。无论如何，患者总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生的神秘洞察力，这会激起医生的职业虚荣心，其实也就是给医生设下了一个危险的陷阱。患者若只在医生的自信及其“深刻的”理解力之下寻求庇护，那他将丧失一切现实感，陷入顽固的移情之中，从而阻碍治疗的进程。

理解显然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它可能非常片面，因为有时候医生能够理解，而患者却不能够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医生有时会觉得自己有责任说服患者，而如果患者不听劝，医生就会指责他产生了阻抗。我发现，当我单方面理解了某种状况时，明智的做法是强调我并不理解。因为相对而言，医生是否理解并不重要，患者是否理解才是一切的关键。因此，真正需要的是双方在共同反思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如果医生从某一学说的立场出发，先入为主地对患者的梦做出判断，这种判断在理论上听起来可能合理，但如果得不到患者的认可，那么，这种理解就是片面的，因而也是危险的。只要判断是这样做出的，那它实际上就是错误的，而且，这样的判断下得过早，因而会阻碍患者的康复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试图把一个事实灌输给患者，那我们只能影响他的大脑；但如果我们能在患者成长的过程中，帮助他发现这个事实，那我们就能触及他的内心，这种影响就能更为深远和有力。

如果医生仅仅依靠片面的理论或先入为主的观点进行解释，那么，他若想说服患者或者收到任何治疗的效果，就只能完全依赖于暗示了。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受这种暗示的影响。暗示本身无可厚非，但却有很严重的局限性，会对患者的人格独立产生破坏性影响。人们可能认为，执业分析师应该相信拓展意识领域的意义和价值——我的意思是，让人格中原本是无意识的部分浮上意识层面，并让它们接受意识的辨识和评判。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求患者勇敢面对自己的问题，同时还会考验患者有意识的评判能力和决策能力。这项任务绝不啻于对伦理道德的挑战，它需要整个人格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因此，从个人发展的意义上说，分析疗法比基于暗示的治疗方法要高出一筹。分析疗法是一种神奇的魔法，它在患者不知不觉中发挥作用，不对人格做出任何伦理道德的判断。而基于暗示的治疗方法更像骗人的把戏，它们与分析疗法的原则相悖，医生应该避免使用。当然，医生只有在知道了暗示的来源时，才能避免使用暗示。即使在最好的——好得不能再好的——情况下，也不能完全避免无意识的暗示。

分析师如果想要避免有意识的暗示，那他必须把没有得到患者认可的梦的解释都视为无效，并且，他还必须不断地探索，直到找到一种能使患者认可的解释为止。我认为，这是一条必须永远坚守的规则，尤其是在处理那些因医生和患者双方都缺乏理解而显得晦涩难解的梦时，更要坚守。医生应该把每一个梦都当成一个新的起点——当成是他和患者都必须去了解的有关某些未知情形的信息源泉。当然，医生不应该基于某种特定理论而存有先入之见，他应该随时随地都准备好在每一个病例中构建出一套全新的有关梦的理论。因此，在这个领域中，医生仍有无数的机会可以从事开拓性的工作。

那种认为梦只不过是被压抑的愿望在想象中实现的观点，老早就被抛弃了。诚然，有一些梦确实体现了被压抑的愿望与恐惧，但是梦有时也无法体现的那些东西又该怎么解释呢？梦可以表达不能逃避的事实、哲理之言、幻想、狂想、记忆、计划、期望、荒唐的经验，甚至是心灵感应的幻象，天知道还有其他的什么。有一件事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我们几乎有一半的生命是在或多或少的无意识状态下度过的。梦是无意识的特殊表达方式。我们可以将意识称为人类心灵的光明领域，与此相反，无意识的心理活动便是人类心灵的黑暗领域，我们视之为梦幻般的幻想。我们可以肯定，意识不仅包含愿望和恐惧，还包含很多其他的东西，而且，无意识心理所包含的内容和生命形态很可能与意识心理一样多或者甚至比其更多，因为意识是集中的、有限的、排他的。

既然如此，我们万万不可为了符合某种狭隘的学说而缩减梦的意义。我们必须记住，有不少患者会模仿医生的技术行话和理论术语，甚至在梦里也会这样做。每一种语言都会被人误用。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被种种滥用的观点给愚弄了，甚至于无意识似乎有办法让医生把自己勒死在自己的理论圈套里。因此，我在分析梦的时候总是会尽可能地抛开理论不谈。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抛开理论，因为我们需要用理论来使事情变得合乎情理。举例来说，正是因为有理论作为基础，我才会预期有些梦具有意义。我无法在每一个病例中都能证明梦是有意义的，因为有的梦是医生和患者都理解不了的。但我必须假定它们都是有意义的，这样才有勇气来处理它们。说梦对有意识的知识具有重要贡献，如果一个梦没有贡献，那是因为它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这同样也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法。但我必须采用这种假设，是为了让自己弄清楚：我为什么要分析这些梦？另一方面，每一个有关梦的性质、功能和结构的假设，都只是根据经验总结而来的，都必须不断改进。我们必须永远牢记，甚至一刻都不能忘记：在分析梦的时候，我们犹如走在一个变幻莫测的危险之地，在这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有一句话很适合作为给释梦者的警告——如果它听起来不那么自相矛盾就好了——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别试图理解就行！”

当我们开始分析一个晦涩难解的梦时，我们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去理解它、解释它，而是谨慎地搞清楚它的前因后果。我要谨记于心的是不要从梦中的每一个意象出发，漫无边际地“自由联想”，而是要从某些特定意象出发，对与其有直接关联的联想进行仔细的、有意识的阐释。很多患者都必须先学会这一点，因为他们像医生一样都犯了迫切地想对梦进行理解和随意解释的错误。当患者从书上或者先前错误的分析中学会了——或者确切地说，是错误地学习到了——一些东西时，尤其会这样。他们会根据某一理论进行联想，也就是说，他们会尝试去理解和解释，结果几乎总是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他们像医生一样，也希望能够迅速地把梦的含义弄个一清二楚，他们误以为梦就像一个建筑物的正面，真实含义就藏在梦的背后。或许我们可以把梦比作建筑物的正面，但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绝大多数建筑物的正面都是一目了然的，绝不会愚弄或欺骗我们，它们按照平面图建造而成，常常将其内部构造展露无遗。那张“清晰的”梦的图纸便是梦本身，它包含了“潜在的”意义。如果我在尿液中检测出了糖，那么，它就是糖，而不是潜藏着蛋白的假象。弗洛伊德所说的“梦的表象”（dream-façade）其实并不是指梦本身，而是指梦具有晦涩难懂的特性，弗洛伊德提出这种说法正好表明了他本人对梦缺乏理解。只因我们看不透梦，才会说它有一个虚假的表象。因此，我们最好这样说：我们所处理的是一篇难懂的课文，它之所以难懂，不是因为它被表象遮蔽了，而是因为我们读不懂它。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去学习如何阅读它，而不是去揣摩这样一篇课文背后的意义。

正如前文所说，如果我们能弄清楚一个梦的前因后果，那我们就能成功地理解这个梦。只依靠自由联想的帮助是不能成功的，就好像我们不能用自由联想来破译赫梯人（Hittite）的碑文一样。自由联想固然能帮助我发现自己的情结，但只是为了发现情结的话，我并不需要从梦开始——我只要随便从报纸上摘取一句话，甚至找一个“禁止入内”的指示牌就可以了。如果我们从一个梦出发进行自由的联想，我们的情结将能够很好地浮现，但梦的意义就很难被我们发现了。要想发现梦的意义，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地密切关注梦的意象本身。比如，当一个人梦见了一张松木桌子，如果他由此联想到了自己那张非松木材质的书桌，就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梦明确提到的是一张松木桌子。如果此时做梦者并没有想到什么，那么，他的犹豫不决便说明这个梦中意象涉及某些特定的未知东西，这是值得我们怀疑的。我们原以为患者会从松木书桌出发产生数十种联想，但他却连一种都想不出来，那么，这其中一定具有某种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意象上来。我对我的患者说：“假设我不知道‘松木桌子’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请你描述一下这个物体，并告诉我它的由来，好让我知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这样，我们便弄清楚了那个梦中意象的大致前因后果。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处理完梦中的所有意象时，就可以试着进行解释了。

每一种解释都是假设性的，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类似于阅读一篇不熟悉的课文的尝试。单独去看一个晦涩难解的梦，往往很难给出一种确切的解释，所以，我并不怎么看重对单个梦的解释。当有一系列的梦时，我们便能更有把握给出正确的解释，因为后面的梦可以纠正我们在处理前面的梦时所犯下的错误。此外，在有一系列的梦时，我们也更能够辨别出重点内容和基本主题，因此，我常常要求我的患者详细记录他们自己的梦，以及对这些梦的解释。我还教他们如何按照上述方法去处理他们自己的梦，这样一来，他们便能带给我有关梦的内容和梦之前因后果的相关素材的详细记录。在后续的分析阶段，我也会让他们自己来进行解释。如此一来，患者就学会了如何在没有医生帮助的情况下分析无意识。

如果梦告诉我们的只是神经症的致病因素，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任何信息，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地让医生独立去处理它们。此外，如果我们从梦中发现的只是一系列仅对医生有帮助的暗示和见解的话，那么，我上面所讲的这些处理梦的方法就是多此一举了。但是，正如我列举的一些例子所表明的，梦所包含的往往不只是对医生有用的内容，因此，我们应该专门探讨释梦的方法。有时候，这甚至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这一类病例有很多，其中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讲的是我在苏黎世的一位同事。他略年长于我，我经常能遇到他，每次见面，他总是会拿我对释梦的兴趣取笑我。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他，他朝我喊道：“你最近怎么样？还在搞释梦工作吗？对了，我又做了一个愚蠢透顶的梦。难道这也有什么意义不成？”他做的是一个这样的梦：“我在攀登一座高山，山坡既陡峭，又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我爬得越来越高——天气好极了。我爬得越高，感觉就越好。我心想：‘要是我能一直像这样不断往上爬该多好！’当我爬到山顶时，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快乐，以至于我觉得可以一步登天了。接着，我发现我真的登天了。我在空中继续往上爬。后来，我在极乐的状态下醒了过来。”等他讲完这个梦，我说：“我亲爱的老兄，我知道你不可能放弃登山，但我恳求你今后不要再独自一个人去登山了。你再去的时候，要带上两个向导，而且，你必须以你的人格保证你会听从他们的指导。”“你真是无药可救了！”他大笑着说，然后跟我道了别。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两个月后，第一个坏消息来了。他独自一人登山时遇到了雪崩，险些被活埋，在千钧一发之际，恰好有一名巡逻兵路过，把他给挖了出来。又过了三个月，一切都结束了。他与一位比他年轻的朋友一起登山，但没有带向导。有一位当时站在低处的登山者亲眼看到，他在攀峭壁时一脚踩空。他的朋友当时正在下面等他，他正好砸在朋友的头上，两个人一起跌落悬崖，摔得粉身碎骨。这便是“极乐”的全部含义了。

不论是多么强烈的怀疑和批判，都不曾使我把梦视为可有可无之物。虽然梦通常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但这明显是我们缺乏感受力与智慧，读不懂心理的黑暗领域所隐藏的谜一般的信息所致。人的一生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这个黑暗领域度过的，那里是意识的根源所在，而无论我们清醒与否，无意识都一直发挥着作用，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会认识到医学心理学有责任系统地研究梦，以增进我们对梦的理解。从来都没有人质疑过意识经验的重要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怀疑无意识事件的重要性呢？它们也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不论是福是祸，它们有时甚至比白天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更加真实。

梦给出了有关内心生活的秘密信息，并向做梦者揭示了其人格中的隐秘因素。只要这些内容未被发现，它们就会扰乱做梦者清醒时的生活，并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单从意识层面入手有效地治疗患者，而必须从无意识层面入手改变无意识。就我们目前所知，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种方法：彻底地、有意识地同化无意识内容。我所说的“同化”（assimilation），指的是意识内容和无意识内容的相互渗透，而不是——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由有意识的头脑对无意识内容进行单方面的评价、解释和歪曲。至于无意识内容的一般价值和意义，流行的观点是大错特错的。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学派一直以一种全然贬斥的态度看待无意识，他们似乎认为原始人比野兽好不到哪儿去。他们所讲的那些关于部落里的可怕老人的童话，以及有关“婴儿期—堕落—罪恶”（infantile-perverse-criminal）的无意识的学说，导致人们把无意识当成了危险的怪物，但实际上，无意识是非常自然的东西。他们似乎认为一切美好的、合理的、美丽的、值得为之活着的事物都只能存在于意识之中！难道世界大战的恐怖还不足以让我们真正地睁开眼睛吗？难道我们还看不出人类有意识的头脑甚至比无意识更为邪恶、堕落吗？

最近有人指责我，说我关于同化无意识内容的学说一旦被人们接受，就会削弱文化的基础，抬高原始文化，从而让人们付出无比沉重的代价。这样一种指责毫无依据，只不过是一种认为无意识是个怪物的错误观念在作祟。这种观念源自一种对自然和真实生活的恐惧。弗洛伊德创造了升华（sublimation）概念，想把我们从无意识的虚构魔爪下拯救出来。但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是不能像炼金术炼的物质般被提炼升华的，如果有什么东西看起来能够被升华，那么它绝不是错误的解释所认为的那种东西。

无意识并非可怕的怪物，而是一种自然的东西，不管从道德观念、审美品位，还是从理智判断的角度来说，它都是完全中立的。只有当我们对待它的有意识的态度错得离谱时，它才会变成危险的。而且，我们越压抑它，它的危险性就越大。但是，一旦患者开始同化那些曾经属于无意识领域的内容，无意识的危险性就会逐渐减弱。随着同化过程的继续，患者人格的分裂会终止，原先导致两个心理领域互相隔离的焦虑也会逐渐消失。那些指责我的人所害怕的事情——我指的是他们害怕意识会被无意识完全掩盖——只有当无意识被压抑、被排除在生活之外或被误解和贬低的时候，才最有可能发生。

人们经常会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认为无意识内容非黑即白，是正面的就永远是正面，是负面的就永远是负面。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太过天真幼稚。心灵和身体一样，是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系统，能保持平衡的状态。每一个走得太远的过程都马上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一种补偿性的活动。倘若没有这样的调节，正常的新陈代谢就不会存在，也就不会有正常的心理状态了。这样理解的话，我们便可以把有关补偿的观点看成是心理事件的发生规律。一方内容过少，便会导致另一方内容过多。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这个轻易便可得到证实的事实，为释梦提供了一条原则。当我们着手准备解释某一个梦时，先问一个这样的问题总是很有帮助：这个梦补偿了哪些意识态度？

尽管补偿可能会表现为想象性的愿望满足，但通常情况下，它会表现为某种现实的状况，我们越想压抑它，它就越真实得惊人。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口渴时，是无法通过压抑来克服的。我们必须非常认真严肃地对待梦的内容，把它当成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应该把它视为促成我们的意识观念形成的因素。如果不这么做，我们便会形成一种片面的意识态度，一开始就会激起无意识的补偿。这样一来，我们想要正确地评价自己，或者在生活中找到平衡的希望就会变得十分渺茫。

如果一个人试图让无意识指令来取代他的意识观念——这正是那些指责我的人眼中最可怕的事情——那么，他只有通过压抑意识观念，才能获得成功，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意识观念会作为无意识的补偿重新出现。这样一来，无意识便会改头换面，它的立场也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它会变得有些合乎情理，与原来的基调迥然不同。人们通常并不认为无意识是以这样的方式运作的，但是，上述反转却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是无意识的基本功能。之所以说每一个梦都是信息的来源和自我调节的手段，之所以说梦是我们在建立人格的过程中最为得力的助手，原因就在于此。

无意识本身并不包含爆炸性的材料，而是由于受到了一种极为自负或胆怯的意识观念的压抑，才有可能变得具有爆炸性。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无意识！现在，大家都应该已经非常清楚，为什么我会坚持在试图解释某个梦之前，要先问这样一个常规性的问题：这个梦补偿了哪些意识态度？可以看出，这样一来，我也就把梦带进了与意识状态的最为密切的联系之中。我甚至坚信，如果不了解意识状态，我们是不可能给出任何确定的梦的解释的。因为只有在了解意识状态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弄清楚无意识内容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梦并不是与日常生活完全脱离的、孤立的心理事件。如果它们看起来如此，那只是因为我们缺乏对梦的理解而产生的幻觉。事实上，意识和梦之间有严密的因果关系，它们以非常微妙的方式发生相互作用。

我想举个例子来帮助说明认识到无意识内容的真正价值有多重要。一个年轻人向我讲述了下面这样一个梦：“我父亲正驾驶着他的新车从家里出来。他开得非常笨拙，这种明显的愚蠢让我很是兴奋。他一路开得忽东忽西、忽前忽后，还老是闯进死胡同。最后，他撞上了一面墙，把车子撞得一塌糊涂。我气得暴跳如雷，朝他大声吼叫，告诉他要注意点。我父亲却只是哈哈大笑，这时我才发现他已烂醉如泥。”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梦。做梦者确信，他的父亲永远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即使在喝得酩酊大醉的情况下也不会。做梦者本人经常开车，他开车非常小心，饮酒也从不过量，尤其是当他要开车的时候更是如此。碰到车开得不好的人，或者造成车子轻微的损坏，都会让他大为光火。他和他父亲的关系很好。他非常敬佩的父亲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士。但是，我们不用尝试对这个梦做任何解释，便可以看出：梦中的父亲形象是很差劲的。那么，我们该怎样从这个儿子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梦的意义呢？难道他和父亲的关系只是表面上很好，而这个梦实际上代表的是过度补偿的抵抗（over-compensated resistances）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该认为这个梦的内容是正面的，我们应该告诉这位年轻人：“这就是你与你父亲之间的真正关系。”但是，我从这对父子的关系中找不到任何疑点或具有神经症性质的事实，因此，我没有理由用这样一种破坏性的结论去扰乱这位年轻人的情绪。要是这样做的话，会影响治疗的效果。

但是，如果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确实非常好，那么，梦为什么要编造出一个如此离谱的故事来贬损他的父亲呢？做梦者的无意识之所以制造这样一个梦，必定事出有因。这位年轻人究竟是不是因为嫉妒或某种自卑感，才反抗他的父亲呢？在我们不厌其烦地去谴责他，从而增加他的良心负担之前——在面对易受影响的年轻人时，我们总是会过于轻率地这样做——最好暂且不去考虑他为什么会做这个梦，而是先问问自己：这个梦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个病例中，答案是：他的无意识很显然试图要贬损他的父亲。如果我们把这当成一种补偿，那我们就会被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他与父亲的关系不仅很好，而且是好得过头了。这位年轻人实际上很适合一个法语的诨名——“奶嘴男”（flis à papa）。他的父亲仍然为他提供生活保障，在我看来，他仍旧过着一种靠人补给的生活。他之所以面临不能认识自己的风险，乃是因为“父亲”在他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因此，无意识才要制造出一种亵渎的言行：它要设法降低父亲的地位，提升儿子的身份。我们可能忍不住会说：“这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在此，任何一位缺乏见识的父亲都会对儿子心生警惕。但是，这样一种补偿却是完全切题的。它促使儿子将自己与父亲进行比较，而这是儿子能够发展出自我意识的唯一途径。

上面的解释显然是正确的，因为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它自然而然赢得了那位年轻人的认可，既没有伤害他对父亲的感情，也没有破坏父亲对他的感情。但是要做出这样的解释，只有在我们根据意识所能获得的全部事实对父子关系进行研究之后，才有可能做到。如果不了解意识的状况，梦的真实意义将仍然是一个谜。

要同化梦的内容，最为重要的事情是不能破坏意识人格的实际价值。如果摧毁了意识人格，哪怕只是伤害了它，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完成同化任务了。我们在承认无意识的重要性时，并不是要像布尔什维克那样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这只会让我们才出狼穴又入虎口。我们必须确保意识人格的完好无损，因为在这场冒险中，只有有了意识人格的配合，我们才能充分利用无意识的补偿。在谈及某个内容的同化时，那绝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一个“彼此融合”的问题。

正如释梦需要对意识现状有确切的了解一样，对梦中象征的处理也要求我们考虑到做梦者的哲学观、宗教观和道德观。在实践中，一种非常明智的做法是不把梦中的象征视为具有某种固定特性的符号或症状。相反，我们应该把它们当作真正的象征来看待——也就是说，应该把它们视为某种尚未被有意识地认识到或尚未形成概念的事物的表达。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将它们与做梦者即时的意识状态联系起来考虑。我之所以强调这种处理梦的象征的方法在实践中值得提倡，是因为从理论上说，确实存在一些相对固定的象征，它们的意义绝不涉及任何内容已知的事物或可以用概念来进行阐释的事物。如果没有这样一些相对固定的象征，我们就无法确定无意识的结构。无意识中也就没有什么我们可以用任何方式来把握或描述的内容了。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说那些相对固定的象征，其内容却是模糊不清的。但正是这些模糊的内容，将这类象征与纯粹的符号或症状区分了开来。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学派的操作以严格的性“象征”为基础；但这些象征只不过是我所说的符号罢了，因为它们代表的是性欲（sexuality），而性欲是一种确定的东西。事实上，弗洛伊德的性欲概念是非常有弹性的，它非常模糊，以至于几乎可以包含任何事物。性欲这个词本身很常见，但它所表示的意思却相当于一个不能确定的变量X，这个X所能代表的事物，下至各种腺体的生理活动，上至精神所能达到的最高极限。我们错误地以为之所以知道某样东西，是因为我们对代表该事物的那个词语非常熟悉，但这种武断的观点是不可取的，我更倾向于把象征看做某种未知事物的呈现，是很难辨认出且无法完全确定的东西。例如，所谓的阳具象征，人们通常认为它所表示的就是阳具（membrum virile），仅此而已。从心理学上来说，阳具（membrum）就是阳具——就像克兰费尔德（Kranefeldt）最近所指出的——它是一个象征性的意象，要确定其广泛的含义并不容易。就像整个古代的惯例一样，今天的原始人也常常恣意地使用阳具象征，但他们从未想过要将作为仪式象征的阳具与男性生殖器混为一谈。他们总是用阳具来指代那种创造性的超自然力量，即治愈与生育的力量，用莱曼（Lehmann）的话说，就是“具有异乎寻常的力量的东西”。在神话和梦中，与之等同的事物包括公牛、驴、石榴、女性外阴像、公羊、闪电、马蹄、舞蹈、垄沟中奇怪的共栖现象、经血，等等。潜在于所有这些意象——以及性欲本身——之下的，是人们难以理解的原型内容（archetypal content），这些内容在原始的超自然力量象征中找到了最佳的心理学表现形式。在上述每一个意象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相对固定的象征——超自然力量的象征——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确定它们出现在梦中时一定就没有其他的意义。

出于实践需要，我们可能得寻找其他的解释方法。诚然，如果我们非要完全依照科学的原则来释梦，那我们就必须为每一个象征都找到一个原型。但是，在实践中，这种解释梦的方法可能会铸成大错，因为患者的心理状态可能什么都需要，但就是不需要去关注梦的理论。因此，为了治疗的目的，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根据意识的状态去寻找象征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不要把这些象征视为一成不变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摒弃一切先入之见，不管这些先入之见让我们觉得自己有多博学，我们都必须从患者本身出发去发现事物的意义。如果这样做，我们的解释显然就不会为了符合某种关于梦的理论而走得太远，事实上，我们在这一方面可能还远远没有做到。但是，如果执业医生太过拘泥于固定的象征，那么，他就有可能落入俗套和教条之中，从而有不能满足患者需要的危险。遗憾的是，这里的篇幅不允许我用更为详尽的细节来论证上面的观点，不过，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发表的解说性材料，足以支持我的观点。

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在治疗刚开始的时候，梦通常会以一种广泛的视角为医生揭示出无意识的总体发展方向。但是，实际上，在治疗的这个早期阶段，要想让患者清楚了解他的梦的深层意义，可能并不可行。治疗的要求也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一位医生若获得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洞见，那是因为他在相对固定的象征上拥有丰富的经验。这样的洞见在诊断和预后方面都很有价值。有人曾向我咨询过一个17岁女孩的病例。一位专家认为她得的可能是早期的进行性肌肉萎缩症（progressive atrophy of the muscles），而另一位专家则认为她患的是歇斯底里症。由于有这第二种诊断，所以我也被请了过去。她的临床报告让我怀疑她患有某种器质性疾病，但这个女孩同时也表现出了歇斯底里的特质。我问她有没有做过梦。这个患者马上就回答说：“有的，我总是做可怕的梦。就在不久以前，我梦见自己晚上回到家，家中一片死寂。通往客厅的门半掩着，我看见我的母亲吊在枝形吊灯上，窗户是敞开着的，一阵寒冷的风吹进来，她被吹得晃来晃去。还有一次，我梦见夜里家中突然响起一个可怕的声音。我前去查看发生了什么事，发现有一匹受惊的马正在屋子里狂奔嘶吼。最后，它终于找到了进入大厅的门，然后便从四楼大厅的窗户纵身一跃，坠落到了街道上。我看见它血肉模糊地躺在街上，我吓坏了。”

这两个梦暗示的死亡方式足以令人深思。不过，很多人都会时不时地做一些焦虑的梦。所以，我们必须更为仔细地考察“母亲”和“马”这两个显著象征的意义。这两个形象必定是相等同的，因为它们都做了同样的事情：它们都自杀了。母亲的象征是原型性的，指的是起源地、被动创造事物的大自然，因而也指实体和物质、物质自然、下半身（子宫）以及植物神经功能。它还意味着无意识的、自然的和本能的生活，意味着生理领域，即我们所居住的或者把我们包含在其中的身体，因为“母亲”也是一个容器，一个可以携带并给予营养的中空体（子宫），因此，它也代表着意识的基础。处于某物之内或者被包含在某个东西之内，通常暗示着黑暗和夜晚——这是一种焦虑的状态。我用这些暗示的内容，呈现了母亲的概念在神话和语源学中的诸多变体；我认为，母亲也是中国哲学中阴（yin）这一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都是梦的内容，但并不是这个17岁的女孩在个人生活中所获得的东西；相反，它们是过去历史所遗留下来的东西。一方面，语言让它们一直保持着活力；另一方面，它们也伴随着心理结构代代相承，因此，在所有时代的所有民族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它们的存在。

显然，“母亲”这个熟悉的字眼尤其指我们最为了解的那个母亲——“我的母亲”。但是，母亲的象征所表示的却是一种晦涩模糊的含义，我们无法用概念确切地将它表达出来，只能模糊地将它理解为隐秘的、受自然约束的肉体生命。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表达也太过狭隘了，没有将很多与之相关的旁义包括进去。潜藏在这个象征之下的心理事实非常复杂，以至于我们必须拉开很远的距离才能看见它，但一旦拉开了距离，它也就变得模糊不清了。需要用象征方式来表达的，正是这一类的心理事实。

如果用我们的研究发现来分析这个女孩的梦，那么，梦的意义便是：无意识的生命正在摧毁它自己。这便是梦想要向做梦者的意识头脑，以及所有听到这个梦的人所传递的信息。

“马”是一个广泛存在于神话与民间传说中的原型。马这种动物代表的是一种非人的心灵，代表着次于人类的动物的一面，因而它也代表了无意识。正因为如此，在民间故事中，马有时候能够看到幻象、听到声音并开口说话。作为一种承重的动物，马与母亲的原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女武神瓦尔基里（Valkyries）把死去的英雄驮到瓦尔哈拉神殿（Valhalla），希腊人藏在特洛伊木马里面。马作为一种比人类低等的动物，代表着下半身以及从下半身萌生的动物性驱力。马是动力，是一种运输的工具，它能像本能的涌动一样将人卷走。马像所有依靠本能、缺乏高级意识的动物一样，很容易受惊。另外，马还与巫术和魔咒有关——尤其是夜间的黑马，它预示着死亡。

因此，除了一些细微的意义差别之外，“马”显然是“母亲”的等价物。母亲代表的是生命的起源，马则代表了身体的动物性生命。如果我们将此含义应用到这个梦上，那么，这个梦就是在说：动物性的生命正在毁灭自己。

我们从这两个梦中几乎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但通常情况下，第二个梦更为具体明确一些。在这两种情况下，梦所独有的微妙性都有所体现——都没有提到做梦者个人的死亡。众所周知，我们经常会梦见自己死了，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当真正涉及死亡的问题时，梦就会换一种话语来表达。所以，这两个梦都指向了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器质性疾病。事实上，这一预测不久便得到了证实。

至于相对固定的象征，这个病例已经让我们对其一般性质有了相当的了解。这样的象征有很多，它们在不同案例中可能有细微的意义差别。只有通过对神话、民间传说、宗教和语言的比较研究，我们才能以科学的方式确定这些象征。人类心理所经历的各个进化阶段，在梦中比在意识中更加清晰可辨。梦用意象的语言将本能表现出来，而本能则源于自然最为原始的层次。意识太容易背离自然规律了，但是，意识能够通过同化无意识内容，重新与自然规律和谐共处。通过促进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便可以引导患者重新发现其自身存在的规律。

在如此有限的篇幅里，我无力谈及关于这个主题的基本原理之外的内容。我不能以对无意识素材进行的每一次分析为砖瓦，一砖一瓦地在你们眼前垒砌起一座以整个人格的重建为封顶的大厦。连续的同化所起到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医生所特别关注的疗效。它最终将达成一个遥远的目标（这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生命的第一推动力），将整个人类拉进现实之中——也就是，实现个性化（individuation）。作为医生，我们毫无疑问是最先看到这些费解难懂的自然过程的科学观察者。通常情况下，我们只能看到这一发展过程的病理阶段，一旦患者康复，我们便看不到了。不过，只有在治疗生效后，我们才能研究正常的变化过程，而这本身就是一件历时几年乃至几十年的事情。如果我们对无意识心理的发展方向有所了解，如果我们的心理学洞见并非完全来自于病理阶段，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加清楚地了解梦所揭示的心理过程，更能清楚地认识到象征所代表的意义。在我看来，每一位医生都应该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一般的心理疗法，尤其是分析，都是一种闯入有目的的持续发展状态（有时候是在这个发展阶段闯入，有时候是在那个发展阶段闯入），并据此将那些看起来与此相悖的阶段挑选出来的方法。既然每一次分析本身都只能揭示深层发展过程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那么，非要将它们做以比较则只能导致令人绝望的混乱。因此，我宁愿只对这个主题的基本原理及其实际运用做一探讨。只有在事实发生之时真实地接触事实本身，我们才有可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共识。

第二章

现代心理治疗的问题

心理治疗，或者用心理学的方法来治疗心理问题，现如今在公众眼中已与“精神分析”画上了等号。“精神分析”这一词已经为公众普遍接受，以至于每一个使用该词的人都好像已然对它的含义了如指掌，但实际上，很少有门外汉能真正领会其确切含义。

按照这一词的创造者弗洛伊德的意图，精神分析只适合用作他自己的特殊方法，即用某些被压抑的冲动来解释心理症状。这种技术是由一种特定的生活态度发展而来的，因此，精神分析的观念包含某些理论假设，其中就有弗洛伊德有关性欲的理论。精神分析的创始者本人一直以来都非常明确地强调这一界定。尽管弗洛伊德是这样说的，但门外汉们还是把精神分析的概念应用到了现代所有用科学方法探索精神世界的尝试上。因此，阿德勒学派也被贴上了“精神分析”的标签，尽管事实上阿德勒的观点和方法与弗洛伊德的截然不同。由于这些不同，阿德勒本人并不把自己的学说称为“精神分析”，而是称为“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而我则更愿意把我自己的取向称为“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我希望，“分析心理学”这一术语能够代表一个总的概念，既包括“精神分析”“个体心理学”，又包括这个领域中的其他成果。

既然人人都有心理世界，因而，门外汉可能会觉得只能有一种心理学，并因此认为各个学派之间的分歧要么是主观的狡辩，要么是一群泛泛之辈为了出人头地而进行的不足为奇的伪装。我轻而易举地就能列举出多种不包含在“分析心理学”这一标题之下的“心理学”（这些心理学属于其他的体系）。事实上，之所以存在许多彼此对立的方法、立场、观点和信念，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缺乏互相理解，任何一方都不肯承认另一方的合理性。在当今时代，心理学观点的多面性和多样性简直到了让人觉得惊奇的程度，而这会让门外汉感到困惑——为什么不对其进行综合的评述？

当我们在病理学教科书里看到有那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用来治疗同一种疾病时，可能会很自信地推测，这些治疗方法中没有一种是特别有效的。因此，当多种不同的心理研究方法都受到推荐时，我们同样也有可能会确信，它们当中没有哪种方法能百分之百地达成目标，尤其是那些受到狂热追捧的方法。现在到底有多少种“心理学”，谁也说不清楚。我们逐渐认识到了了解心理世界的难度，用尼采的话说，心理世界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满头是包”的问题。因此，要解开这个难以捉摸的谜题，就需要我们付出成倍的、方方面面的努力便不足为奇了，而我们在上文所谈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立场和观点，便是其不可避免的结果。

读者一定也会赞同这一观点，即在讨论精神分析时，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局限于其狭义的定义，而应从总体上分析许多当代人在尝试解决该心理难题时所获得的经验与教训——只要是我们认可的尝试，都可以囊括在分析心理学的概念之中。

此外，为什么大家会突然对所体验到的人类心理如此感兴趣呢？这是史无前例的现象。我只是想提一下这个看上去显然没有什么关联的问题，而并不是想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并非没有关联，因为这种兴趣是诸如通神学（theosophy）、神秘主义（occultism）、占星术（astrology）等所有现代运动的起因。

当今门外汉的“精神分析”概念中所包括的一切内容，都来源于医学实践，因此，其中大部分都是属于医学心理学的内容。它带有医生诊疗室的明显印记——这一事实不仅明显地体现在其术语上，而且也体现在它的理论框架中。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医生的假设都是从自然科学借用的，尤其是生物学。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现代心理学与哲学、历史、经学等学术领域的敌对状态。现代心理学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的，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哲学、历史、经学的研究则植根于智力。自然和心理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医学和生物学的专门术语又使得这条鸿沟进一步加大了，这些术语有时确实具有实际效用，但在更多时候，它们却只是些让人绞尽脑汁仍搞不懂的东西。

考虑到现存概念的混乱，我觉得进行上面这样一段总括性评论是有必要的。接下来，我想谈一谈手头正在进行的任务，探讨一下分析心理学所取得的实际成就。由于这一术语所包含的各种研究尝试非常混杂，所以很难找到一种能将一切都包括其中的立场。因此，如果我依据这些研究尝试的目标和结果，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或者更确切地说，划分为不同的阶段，那么，我在这么做的时候是有所保留的。我认为，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划分法，看起来可能就像一位测量员试图用三角测量法来测量一个国家的面积一样随意而武断。话虽如此，我还是斗胆将所有的研究发现以四个标题划分了开来：有的成果分为四个阶段——告解（confession）、解释（explanation）、教育（education）和转化（transformation）。接下来，我将着手讨论这四个多少有些异乎寻常的术语的含义。

所有分析疗法的开端，通常都可以追溯到它的原型——倾诉。不过，这两种实践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起源于一个共同的心灵根源，因此，外行的人很难一眼就看出精神分析的基础与告解这一宗教习俗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一旦有了罪恶的观念，他就会求助于心理的掩饰——或者用分析的术语说，压抑（repression）便会产生。凡是被隐藏起来的东西都是秘密。保有秘密就像一剂精神毒药，导致秘密的保有者与集体相隔离。小剂量的毒药可能是无价的良药，甚至是个体分化必不可少的准备。即便在原始的层次上，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人类通常会觉得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制造秘密的需要。人们保有的秘密使得他们免于消融在纯集体生活的无意识之中，因此也免于遭受致命的心理伤害。众所周知，许多古老的神秘宗教及其秘密仪式，都是为了服务于这种分化的本能而存在的。在早期的基督教中，甚至连基督教的圣事，比如洗礼，都被看作神秘的仪式，要在密室里举行，每次提到这些仪式也只能用隐喻的说法。

尽管少数几个人分享一个秘密会带来甚多益处，但一个纯属私人的秘密却具有破坏性的影响。它就像一种负罪感，会切断这位不幸的秘密保有者与同伴之间的联系。但是，如果我们能意识到我们隐藏的是什么，那么，所造成的伤害肯定就会小于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压抑什么的情况——或者甚至我们连压抑的存在都不知道的情况。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不仅有意识地使某一内容不为人所知，而且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于是，它从意识中分离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情结，单独存在于无意识之中，既不能被意识心理所纠正，也不受意识心理的干扰。这样一来，这个情结就成了心理中的一个自主部分，就像经验所表明的，它会发展出一种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的幻想生活（fantasy-life）。我们所说的幻想，只不过是一种自发的心理活动；每当意识心理的压抑作用稍有松懈，或者像在睡眠中那样完全停止的时候，幻想就会涌现出来。在睡眠中，这种活动通常以梦的形式出现。而且，我们即使在清醒的时候，也会在意识的阈限之下继续做着梦，尤其是当这种活动受制于一个被压抑的或无意识的情结时，更是如此。这里顺便要提一句，无意识内容绝非完全是因为意识内容受到压抑，之后又变成无意识情结的产物。恰恰相反，无意识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它们从心灵深处慢慢地上升，最终进入意识领域。因此，我们绝不应该把无意识描绘成一个只不过是收纳被意识丢弃之物的容器。

所有的心理内容（不论是从下往上升到了意识的阈限之上的心理内容，还是从意识往下稍微沉到阈限之下的心理内容），都会对我们的意识活动产生影响。既然这些内容本身是无意识的，那么，这些影响也就必然是间接的。像所有的神经症症状一样，我们的大多数口误、笔误、记忆错误，等等，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影响的干扰。它们几乎总是根源于心理的问题，一些例外的情况也只不过是因为炮弹爆炸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冲击效应。最轻微的神经症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失误”——口误、突然忘记名字或日期、由于意料之外的笨拙而导致受伤或事故、误解他人的动机或者听到和读到的东西，以及所谓的记忆幻觉（hallucinations of memory，这种记忆幻觉会导致我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曾说过或做过某件事）。如果将这些现象仔细地研究一番，就会发现存在着这样一种内容：它们以一种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扭曲了意识的功能。

因此，一般说来，一个无意识的秘密比一个有意识的秘密更为有害。我看到过很多患者囿于生活困境，天性软弱一点的就可能会走上自杀的道路。一些患者有时候也有自杀的倾向，但由于他们天生理智，所以不会让自杀的冲动进入意识。但这种冲动却依然活跃在无意识之中，并引发各种各样的危险事故——譬如，在飞驰而来的汽车前突然晕倒或者手足无措，把升汞当成咳嗽药水吞下去，或者突然热衷于表演危险的杂技动作，等等。如果能够把自杀意象变成意识的一部分，那么，常识就可以有效地阻止自杀行为的发生，这样，患者就能识别并避免那些诱使他们走向自我毁灭的情形。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个人的秘密都会引发罪恶感或负罪感——不论这个秘密从流行的道德立场来看是否正当，都是如此。因此，隐藏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克制”（withholding）——克制的通常是情绪。和在论述秘密时的情况一样，我们在此也必须有所保留：自我约束有益于健康，能使人获益；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美德。正因如此，我们才认为自律（self-discipline）是人类最早的道德成就之一。它在原始人的入会仪式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为禁欲以及忍耐疼痛和恐惧。不过，在这里，自我约束发生在秘密社团里，是一件与他人一起完成的事情。但如果自我克制只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并且很可能与任何宗教都无关，那么，它就可能像个人的秘密一样有害。我们所熟知的道德卫士的丑陋心境和暴躁易怒情绪，便是这类自我约束引发出来的。被克制的情绪通常也是我们所隐藏的东西——我们可以隐藏得甚至连自己都意识不到——男人尤其擅长这门艺术，而女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则天生无法这样对待她们的情绪。当情绪被克制时，它通常就会像无意识的秘密那样，孤立我们，扰乱我们，还会让我们心怀负罪感。如果我们拥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自然（nature）就会对我们心怀恶意，同样，如果我们在同胞面前克制了自己的情绪，自然也会对我们怀恨在心。自然无疑憎恶在这个方面出现真空的状态，从长远来看，没有什么比靠克制情绪来维持人与人之间不冷不热的关系更令人无法忍受的事了。被压抑的往往是我们想要保密的情绪。但是，这些秘密通常并不能称为秘密，它们是完全可以倾吐的情绪，只是因为在某个重要时刻受到了抑制，才变成了无意识的。

有的神经症很可能是因为秘密占据了支配地位而造成的，而有的神经症则可能是由于被束缚的情绪占据了支配地位而导致。无论如何，那些从不克制其情绪的歇斯底里症患者，通常是秘密的保有者，而那些顽固性精神衰弱症（psychasthenic）患者往往会因为不能消化自己的情绪而苦恼。

怀有秘密和克制情绪都是心理上的不良行为，若有这样的行为，自然最终会让疾病降临到我们身上——也就是说，当我们私下怀有秘密或克制情绪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与他人一起做这些事情，那就是顺应自然的，甚至还可能被视为一种美德。自我约束只有在独立实施、只面向自己时才是有害身心健康的。这就好像是人类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去发现同胞身上存在的一切阴暗、残缺、愚蠢和罪恶——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当然要把这些事情当成隐私。而在自然眼中，隐瞒我们的缺陷似乎是一种罪孽——就像完全卑劣地活着一样。人类似乎有一种良心，如果一个人没有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不惜一切代价地停止为自己辩护，而承认自己会犯错误、也具有人性的话，便会受到良心的严厉惩罚。在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之前，会有一面穿不透的墙挡在他面前，使他不能感受到自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真正的、不落俗套的告解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古代世界的所有入会仪式和神秘宗教都包含这个意义，希腊神话中的一句话便说明了这一点：“有舍才有得。”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句话当作心理治疗第一个阶段的座右铭。事实上，精神分析的开端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以科学的方法重新发现古老的真理，甚至给最早的治疗方法所取的名字宣泄（catharsis，也称cleansing，即净化），也来自希腊的入会仪式。早期的宣泄疗法（不论是否有催眠术的辅助），主要是让患者深入其心理世界的腹地——也就是说，进入被东方的瑜伽体系描述为冥想或静观的那种状态。与瑜伽实践中的冥想不同，精神分析的目标是观察那些影子般的表象——无论它们是以意象还是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影子般的意象从无意识心理中自发地演变而来，出现的时候对那个正在内观的人没有任何要求。这样，我们就可以重新发现那些被我们压抑或遗忘的东西。虽然这样做可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这本身就是一种收获——因为那些低劣的，甚至毫无价值的东西也是我的一部分，它们作为我的影子给我以实体和质量。如果我没有影子，我又怎么能算得上是实体呢？如果我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就必须同时拥有阴暗面，而且，由于我能意识到自己的阴暗面，我也就能记得，我是一个同其他人一样的人。不管怎样，将它视为自己的一部分，重新发现那些使我成为一个完整个体的东西，就会让我恢复到患神经症或情结分裂之前的状态。如果把这当成私人的事情，那我只能实现部分疗愈——因为我仍然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只有借助于告解，我才能投入人性的怀抱，并最终摆脱道德败坏的沉重负担。宣泄疗法的目的是实现充分的告解——不仅要在理智上承认事实，而且还要从内心肯定事实，并真正释放出被压抑的情绪。

不难想象，这样的告解对头脑简单的个体来说，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其治疗效果通常也是惊人的。但我并不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患者的治愈是这一层次的心理治疗的主要成就。我想让人们注意到的是，我一直在强调告解的重要性。这一点我们所有人都深有体会。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曾以某种方式被自己的秘密撕成了碎片，我们常常不是寻求通过告解在自己与他人间的鸿沟之上搭起一座桥，而是选择一条充满了欺骗和幻觉的旁门左道。不过，我这么说绝不是想宣布一条普遍的准则。那种滥俗的互相进行原罪告解的低劣趣味，很难走得太远。心理学只能确定这样的事实：我们所处理的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我们不能直接地或就事论事地来处理它，因为它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尖锐的问题。对下一个阶段——解释——的讨论，能够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很显然，如果宣泄疗法能够证明自己可以包治百病的话，那么，这种新的心理学就会停留在告解的阶段。最重要的一点是，宣泄疗法并非总能把患者带到离无意识足够近的地方，从而使他们能觉察到那些阴影。事实上，有许多这样的患者（其中大多数属于复杂的、意识强烈的那一类人），他们深深地扎根于意识之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之松动。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医生试图把他们的意识推到一边，他们就会表现出最为激烈的抵抗；他们希望与医生谈论那些他们能够完全意识到的事情——使医生能够理解他们的困难，并讨论这些困难。他们说，他们要坦白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不必再到无意识中去寻找要告解的东西。对于这样的患者，医生需要一套完备的技术来引导他们接近无意识。

正是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严重限制了宣泄疗法的应用。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局限，关于这一局限的讨论将把我们直接引向第二个阶段——解释阶段的问题。假设在某个病例中，医生使用了宣泄疗法，所要求的告解已经发生——然后神经症消失了，或者至少是神经症的症状消失了。单从医生的角度看，这位患者现在算是治愈了，可以走了。但是，患者——尤其是女患者——却走不了。告解这一举动似乎将患者与医生绑到了一起。如果强行将这种看似毫无意义的依恋关系斩断，那么，神经症症状就会复发。

在另一些病例中，则没有形成这种依恋关系，这一点既让人觉得奇怪，也很有意义。从表面上看，患者已经被治愈，可以走了，但他现在却深深地沉迷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以至于为了继续使用宣泄疗法而付出无法适应生活的代价。他与无意识——他自己——拴在了一起，而不是与医生拴在一起。显然，他有着与忒修斯（Theseus）同样的经历，忒修斯和他的战友庇里托俄斯（Pirithous）下到地狱，要把地狱的女神带回来。他们走到半路累了，便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却发现自己和石头长在了一起，站不起来了。

这些奇怪而又出人意料的事情，必须向患者解释清楚，而我之前提到的那些不适合用宣泄疗法的病例，也必须用解释的方法来处理。尽管这两类患者事实上明显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他们有一个相同点，那便是需要进行解释——正如弗洛伊德所认识到的，要对固着（fixation）问题的来源进行解释。在使用过宣泄疗法的患者身上很容易看到固着，在那些对医生产生依恋的患者身上则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催眠治疗中也已经观察到了与之类似的不良后果，但我们还不清楚这样一种关系的内在机制。现在看来，这种有问题的联系从本质上看类似于父子之间的关系。患者开始陷入一种孩子气的依恋状态，甚至无法用理智和洞察力来保护自己。固着有时候强得惊人——强得让人怀疑是否有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在驱动着它。但既然移情的过程是无意识的，患者当然无法提供关于它的任何信息。现在，我们显然遇上了一种新的症状——一种由治疗直接引发的神经症形成了。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来应对这个新的困难？这种状况有一种明显标志，那就是：对父亲意象的记忆及对父亲的感情都被转移到了医生身上。因为不管后者是否愿意他都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因而患者会陷入一种幼稚的关系位置。当然，他并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才变得幼稚；他身上一直存在一些幼稚的东西，只不过是被压抑了。现在，这种幼稚浮上了表面，而且——由于重新找到了那个失去已久的父亲——他还会试图重现童年时期的家庭环境。弗洛伊德给这种症状取了一个恰当的名字：“移情”（transference）。当然，对帮助过你的医生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是正常且可以理解的。倘若移情异常顽固而又不接受意识的纠正，那才是不正常的、令人无法想象的。

弗洛伊德的杰出成就之一，就是解释了这种联结的性质——至少他从一个人的发展经历这个角度解释了这一点——并因此为心理学知识领域的重要进展扫清了道路。现在，人们已经确信，这种联结是由无意识的幻想导致的。这些幻想基本具有一种被我们称为“乱伦”（incestuous）的特性；这似乎恰当地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什么这些幻想一直保留在无意识之中，甚至最为彻底的告解也无法使它显现出来。尽管弗洛伊德总是说起乱伦的幻想，就好像它们受到了压抑一样，但进一步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许多病例中，它们从未进入过意识领域，或者只是以最为含糊的方式被感知到——因此，它们不可能是被有意地压抑了。最近的研究似乎表明，乱伦的幻想通常是无意识的，并一直保持无意识的状态，直到精神分析治疗将它们拖到意识的层面。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把它们从无意识中拖出来是一种我们应该避免的违背天性的行为；我只是想说，这个过程几乎像外科手术一样，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完全不能避免的是，分析过程会诱发不正常的移情，而唯有发掘出乱伦的幻想，我们才能处理移情。

宣泄疗法能使自我重新获得那些可以进入意识的、通常情况下属于意识层面的内容，而处理移情的过程则让人们意识到了那些因为其性质而几乎无法进入意识层面的内容。这便是告解阶段与解释阶段的主要区别。

我们在上面已经讨论了两类案例：一类是不适合使用宣泄疗法的患者，另一类是能用宣泄疗法治愈的患者。此外，我们刚刚还讨论了那些以移情形式表现出固着问题的患者。除了这些患者之外，我们还提到了那些没有对医生产生依恋，而是对他们自己的无意识产生了依恋的患者，他们深陷在无意识之中，就像被一张网缠住了一样。在这些案例中，父母的意象没有转移到某个人类客体身上。它被看成是一种幻想，但有着与移情一样的吸引力，并产生同样的依恋。

那些不肯毫无保留地接受宣泄疗法治疗的患者，可以用弗洛伊德学派的研究来解释。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在未就医之前，患者就已经把自己与父母相等同了，并从这种等同中获得了权威力量、独立性和批判力，从而能够成功地抵抗治疗。这些患者主要是一些有教养、有个性的人。在其他人成为无意识里父母意象的无助受害者时，这些人却能够在无意识中将自己与父母相等同，并从中汲取力量。

在移情问题上，我们只靠告解的帮助是不能取得什么进展的。正是这一点促使弗洛伊德对布洛伊尔（Breuer）最初的宣泄技术进行了根本性的革新，使之成为他本人所称的“解释方法”（interpretative method）。这一步很有必要，因为移情所产生的关系尤其需要解释。门外汉几乎不能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但一位猛然被带入这张不可理解又充满奇想的观念网之中的医生，通常会觉得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他必须向患者解释移情——也就是说，向患者解释他投射到医生身上的是什么。因为患者本人并不知道投射的是什么，因此，医生只好对从患者身上所能获得的幻想碎片进行分析解释。而能提供这种重要材料的，首先就是我们的梦。弗洛伊德在研究那些与我们的意识立场不相容，从而受到压抑的欲望时，通过梦来探索这些欲望，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我在前面曾提到过的乱伦的内容。当然，这些并不是此次研究所揭示出来的唯一材料；弗洛伊德还发现了人性所能做到的一切肮脏的事情——而众所周知，要想给这些事情列一个粗略的清单，怕是也要穷尽毕生之力吧。

弗洛伊德学派解释方法的最终产物，是对人的阴暗面进行一种前所未有的详尽阐释。它是人们所能想象出的用来对付所有对人性之理想主义幻觉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弗洛伊德及其学派受到了各方面的激烈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那些根据自己的原则坚定不移地相信幻觉的人，我们无话可说；但我坚信，在反对解释方法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对人的阴暗面不抱幻想，同时反对只从阴暗面出发去片面描画人类的做法。毕竟，本质的问题并不在于阴影，而在于投下阴影的身体。

弗洛伊德的解释方法依赖的是那些不断地带领来访者向后回溯、向下深究的“还原性”（reductive）解释，但如果过度、片面地运用它们，就会起到破坏作用。尽管如此，但心理学还是从弗洛伊德的开拓性工作中获益匪浅；它已经知道，人性也有黑暗的一面，而且不仅人有此面，人类的作品、制度、习俗亦是如此，就连我们最为纯洁、最为神圣的信仰，也可以追溯到最为粗鄙的根源。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有其合理性，因为一切生物体的开始都是简单而又低下的，正如我们建造大厦都从打地基开始。凡是有点思想的人都不会否认，所罗门·雷纳克（Salomon Reinach）用原始图腾的术语来解释《最后的晚餐》这幅画的方法确有其深刻的意义；而且，他们也不会对希腊神话所包含的乱伦主题提出异议。要从阴暗的一面去解释光亮的事物，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把它们还原为某种起源于迂腐污秽的东西，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我看来，如果说从阴暗面去解释事物会产生某种破坏性影响的话，那这便是人类美中不足的地方，同时也是人类身上的一个弱点。我们之所以对弗洛伊德学派的解释感到恐惧，完全是由我们自己身上所具有的野蛮性或孩子气所致，这种野蛮性或孩子气会使我们相信，具有高度的事物不一定有相应的深度，并导致我们对真正的“终极”真理视而不见，此种情况若达极端，则必然走向反面。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以为光亮的事物一旦从阴暗面去解释，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个让人甚觉遗憾的错误，就连弗洛伊德本人也未能幸免。其实，阴暗是光亮的一部分，就像有善必有恶，有恶必有善一样。因此，虽然揭露西方人的幻觉和狭隘会让人们感到震惊，但我并不为之感到遗憾；相反，我非常乐意接受这种揭露，并赋予它几乎不可估量的意义。正如我们从历史中经常看到的，这种揭露就像是钟摆从一极摆向另一极，以使事物重新归位。它迫使我们接受当今哲学的相对论，如爱因斯坦所阐述的数学物理相对论。这种哲学的相对论从根本上说是远东的一条真理，我们至今还无法预见它将会产生怎样的终极影响。

对我们的行为影响最小的，莫过于理智观念了。但如果一个观念是对心理体验的表达，并在地理上相距甚远、历史上缺乏联系的东方和西方都取得了成果时，那我们就得仔细地研究一番了。因为这些观念代表的通常是超越了逻辑公正和道德制裁的力量，这些力量始终比人和人的大脑更为强大。人们相信，是他们自己塑造了这些观念，但实际上是这些观念塑造了人，并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它们的代言人。

现在且让我们再次回到固着问题，我想先谈一谈解释过程的效果。当患者的移情被追溯至其阴暗的起源时，他就会意识到，他与医生之间的关系是不合理的；他不可避免地会看出自己的要求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和幼稚。即使他曾因为权威感而把自己看得很高，现在也会从较高的位置换到一个更加恰当的位置上，并接受不安全感，这或许可以证明是非常有益于健康的。如果他不放弃对医生的幼稚要求，那现在他就能认识到一个不可避免的真理，即对别人提要求是一种幼稚的自我放纵，必须用他更强的自我责任感来取而代之。具有洞察力的人通常能够自己做出道德判断。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后，他就会把这种认识当成一种保护的手段；他将投入到生存的斗争之中，在不断进行的工作和经历当中，消耗掉那些使他顽固地执着于童年乐园的力量，或者起码让他消耗掉对童年乐园恋恋不舍的力量。对自身缺点保持一种正常的适应和容忍，将成为个人道德上的指导原则，他会努力让自己从多愁善感和幻想中解脱出来。这不可避免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他将逐渐背离无意识，就像背离弱点和诱惑的根源一样——而弱点和诱惑的根源正是道德败坏和社会失败的所在。

现在，患者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被教育成为一个社会人，至此，我们便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在道德方面很敏感的人通常拥有足够的动力使自己前进，他们只要洞悉自己便足矣；但对那些对于道德价值几乎没有什么想象力的人而言，只洞悉自己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外在的必要刺激，则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对他们来说是不够的，即使他们对分析师的解释深信不疑，也不够——更不用说那些只是被分析师的解释触动却始终对之将信将疑的人了。后一种人是在心理上受过训练的人，他们掌握了“还原性”解释的真理，但却仅仅因为它会破坏他们的希望和理想而无法接受它。在这类病例中，单有洞察力也是不够的。解释方法有一个缺点：只有对那些敏感的人，即那些可以通过对自己的理解独立地做出道德判断的人，解释法才能奏效。诚然，我们用解释法可以比仅用没有解释的告解走得更远，因为它至少可以训练头脑，并因此唤醒那些有可能进行有益干预的沉睡力量。但事实上，在许多病例中，最为彻底的解释虽然能使患者变得聪明，但他却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孩子。弗洛伊德学派根据快乐（pleasure）及其满足进行解释的问题在于，这是片面的，因此也是不充分的，尤其是用它来解释发展的后期阶段时更是如此。这个观点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因为即使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面，它也并非总是最为重要的。例如，一位饥饿的艺术家选择了面包，而不是一幅美丽的油画，一个堕入情网的男人宁可选择美人，而抛弃了他的公共事业；但对艺术家来说，油画可能是最为重要的，而对于男人而言，公共事业则可能最为重要。一般来说，与适应性较差、具有社交缺陷从而非常渴望获得权力和重要性的人相比，那些容易适应社会并获得社会地位的人更适合用快乐原则来解释。一个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并获得了支配性地位的哥哥，可能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折磨；而一个因父兄的存在而倍感压抑并蒙上了阴影的弟弟，则可能会被雄心壮志或对获得尊重的渴望所驱使，他甚至可能会完全屈从于这种激情，以至于对他而言，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弗洛伊德对事物的解释是不充分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从前的学生阿德勒（Adler）挺身而出，填补了这个漏洞。阿德勒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与使用快乐原则相比，有许多神经症病例用权力欲望可以得到更为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其解释的目的是想向患者说明，是患者“安排”（arrange）了他自己的症状，他想利用神经症来获得一种虚构的重要感；甚至连他的移情及其他的固着也都服务于他的权力意志，并因而代表了一种“男性的反抗”（masculine protest），以用来对抗幻想中的臣服。阿德勒显然关注到了那些受到压迫且在社会上没有获得成功的人，他们总是有一种想要获得自信（self-assertion）的激情。这些人之所以患上神经症，是因为他们总是想象自己受到了压迫，所以总是像堂吉诃德一样跟想象中的风车恶斗，故而无法实现自己最渴望的目标。

从本质上讲，阿德勒的方法开始于第二个阶段；他从上述意义上对症状进行了解释，并在这个意义上诉诸患者的理解力。但阿德勒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并没有对患者的理解力抱有太多期望，而是往前推进了一步，清楚地认识到了社会教育的必要性。弗洛伊德是一位研究者和解释者，而阿德勒却主要是一个教育者。为了不让患者停留在一种孩子气的状态（尽管拥有有价值的理解力，但却还是处于无助的状态），并尝试各种教育手段以使患者成为一个能适应社会的正常人，阿德勒修改了弗洛伊德的程序。他之所以做这些，显然是因为他确信适应社会和正常化是不可或缺的——它们甚至是人类最想实现的目标、最为合适的成就。阿德勒学派之所以具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正是因为他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同时也因为这一观点对无意识的忽略，有时候甚至是完全否定无意识。这很可能是钟摆的一次摆动——这是对弗洛伊德大肆强调无意识的一种必然反应，它与我们在那些奋力追求适应和健康的患者身上所发现的自然憎恶（natural aversion）相对应。因为如果我们仅仅把无意识当作一个装满了人性中的一切邪恶阴暗，甚至是原始污秽的容器，那我们当然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个曾让我们失足陷入的沼泽边逗留？研究者可能在这个沼泽中看到了一个充满惊奇的世界，但对普通人来说，它是某种他宁可退避三舍的东西。就像早期的佛教不认可任何神明，是因为它必须让自己从来自近200万尊神明的遗产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一样，心理学若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也必须放弃像弗洛伊德那样对无意识持一种从根本上加以否定的态度。

意在教育的阿德勒学派正是从弗洛伊德停下来的地方开始起步的，因而得以帮助那些已学会正视自己内心的患者过上正常的生活。对患者来说，只知道自己是怎样得病的、为什么会得病，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理解疾病的原因对于治愈该疾病几乎没有任何帮助。我们必须牢记一点：神经症所走的歪曲道路会造成很多顽固的恶习；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不论对它们的理解有多深，如果没有新的习惯取而代之，它们是不会自动消失的。但是，习惯只有通过训练才能形成，而恰当的教育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手段。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必须督促患者走上其他的道路，而这常常需要一种教育的意志。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阿德勒的取向主要赢得了牧师和教师的青睐，而弗洛伊德学派的支持者则主要是医生和知识分子，要知道这些医生和知识分子个个都是拙劣的护理员和教育者。

我们心理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终极目标。当我们在经过大量告解从而体验到了宣泄时，我们会觉得自己已经达成了最终的目标：一切都已水落石出，都已经一清二楚了，所有焦虑的事情都过去了，所有的泪水也已流尽；现在一切都已走上了正轨。在解释工作完成以后，我们同样也确信自己已经知道神经症是怎样产生的了。最早的记忆已被挖出，最深层的原因也被挖掘了出来；移情不是别的，而只不过是实现关于童年乐园或退回到旧日家庭情境等愿望的幻想；一条通向正常、觉醒的生活的道路此刻就在脚下。但紧接而来的是教育的阶段，它使我们认识到，无论多少的告解和解释都不能使弯曲的树变直，而是必须由园丁在棚架上施展技艺，将其矫正后，它才能获得正常的适应能力。

伴随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奇怪终结感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有许多使用宣泄疗法的人显然从来没有听说过释梦技术；弗洛伊德学派的人对阿德勒的观点一无所知，而阿德勒学派的人也不愿听到有人提及无意识。每一个人都被其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的终结感给欺骗了，这导致各种意见和观点变得十分混乱，从而使我们很难找到自己的方向。

但是，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给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偏执和固执的终结感呢？我只能依据下面这个理由来这样回答自己，即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可以用一条基本真理来概括，因此，常常有一些病例一再出现，以一种惊人的方式论证着这个真理。我们这个世界充斥着太多的谬误，以至于一条真理都被视为无价之宝，谁也不想因为少数几个与之不符的例外，就让真理溜走。不论是谁，只要怀疑这种真理，就无疑会被当成信仰缺失的堕落者，而且还会在各方的讨论中被当成不容异说的狂热分子。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高举着知识的火炬前行，但却都只能举一段路，直到下一个人从他手里接过它。如果我们能客观地接受这一事实——如果我们能知晓，事实上，我们并非亲自创造了真理，而只是真理的诠释者，只不过是用语言清晰表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理需求罢了——那么，大部分的龃龉与痛苦就可以避免，而且，我们应该还能够看到人类心灵所具有的深刻性和超越个体的连续性。

通常情况下，我们很少会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将宣泄疗法当作治疗方式的医生不只代表了一种只能自动产生宣泄的抽象观念，他们也是人。诚然，他们的思维可能只局限于自己的特定领域，但他们的行为所产生的却是对一个完整个体的影响。尽管他们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给它命名，但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很多解释和教育的工作；同样，其他分析师也用宣泄疗法做了很多工作，只是未将它们归纳成一套系统的原理而已。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论述的分析心理学三个阶段，从其性质上看绝不意味着第三个阶段可以代替第一或第二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同时存在，是同一个问题的几个突出的方面；就像告解和宽恕不能证明彼此有误一样，它们也不能证明其他方是错误的。第四个阶段——转化（transformation）阶段也是如此：我们绝不能声称它是一种终极的、唯一有效的真理。它的作用是弥补前三个阶段的不足之处；它是用来满足额外的、仍未被满足的需要的。

为了弄清楚第四个阶段的内容，并阐释“转化”这个有些奇怪的术语的含义，我们必须先考虑那些在其他三个阶段未占得一席之位的人的心理需求。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弄清楚，除了成为一个正常的、能够适应社会的人之外，还有什么是人更想得到或者能使人发展得更好的。做一个正常人是最为有用、最适当不过的了；但是，“正常人”这一特定观念暗示着一种限制，即只能成为一个普通人——就像适应这个概念也意味着只能成为一个普通人的限制一样。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个人只有当他觉得与日常世界格格不入的时候，才会把这种限制当成一种令人向往的改善：例如，当他由于患上神经症而不能适应正常生活的时候。对于不成功的人士，以及那些不能适应社会的人来说，做个“正常人”是一种极好的理想。但是，那些能力远远超出平均水平的人，以及那些轻易就能获得成功并完成其分内之事的人——对他们来说，正常的生活就像是普罗克鲁斯特斯（Procrustes）之床，无聊得让人难以忍受，仿佛地狱一般贫瘠而无望。因此，很多人会因为自己只能过上正常的生活而患上神经症，正如很多人因为没法过上正常的生活而患上神经症一样。对前者来说，只要一想到你想通过教育使他过上正常的生活，他就会觉得是一个梦魇；他们内心深处最渴望的其实是过上一种“不正常”的生活。

一个人只能从他尚未拥有的事物中寻找满意感和成就感；他无法从已经拥有太多的事物中发现快乐。如果一个人轻而易举地便能适应社会，那么，这对他就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如果一个人总是能把事情做对，那么，总是做对事情会让他觉得乏味，而那些总是把事情做得一塌糊涂的人却在偷偷地憧憬着什么时候也能做对一次。

对每一个人来说，需要和必需品都是各不相同的。人之美酒，我之毒药——正常和适应便是一例。尽管生物学声称，人是一种群居动物，只有当他作为一个社会存在而生活时才是健康的，但我们观察到的第一个案例却似乎颠覆了这一论断，它似乎还证明了一点：只有过上不正常、与世隔绝的生活的人才是健康的。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实用心理学无法提供普遍有效的方法与标准。它所能提供的只有一些个案，而且，这些患者的需要和需求各不相同——其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无法预见某个特定案例可能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因此，对医生来说，放弃所有不成熟的预设，是明智的选择。这并不是说医生应该抛弃一切预设，而是说他在任何案例中都应该只把它们当成假设性的。

然而，医生的职责不仅仅是教育或说服患者，医生还必须向患者说明他为了这一特定案例做了哪些事情。由于我们自身有可能会歪曲事实，因此，即使是在客观、专业的治疗框架内，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也仍然是个性化的。无论用什么方式，我们都不能否认治疗是相互影响的结果，而且在这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作为完整个体的患者和医生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样，治疗就有了两个首要因素——也就是两个人，而且，这两个人当中没有哪个总是比另一个更为重要。他们的意识领域边界清新，但他们都还有一个不确定的、无边无际的无意识领域。因此，同医生的所思所言相比，医生和患者的人格往往对治疗结果有更大的影响——尽管我们也不该低估医生的所思所言所具有的干扰作用或治愈作用。两种人格的相遇就像两种化学物质的接触：如果发生任何反应的话，两者就都会被转化。在每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中，我们都预期医生会对患者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发生的前提是医生也必须受到患者的影响。如果你自己不被影响，那么你就无法施加影响。如果医生想避开患者的影响，躲在父亲般的专业权威的烟幕后面，那么，治疗便不会起效。如果医生这样的话，那他只不过是不允许自己使用一种非常重要的信息器官，而且即便如此，患者也依然会在无意识层面对他产生影响。许多心理治疗师都非常清楚，患者会给医生带来无意识的改变；这是这一职业所特有的困扰，甚至是一种伤害，它用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证明了患者所带来的与“化学反应”差不多的影响。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移情（transference）所引发的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但是，通常情况下，这种影响要比“化学反应”更为微妙，其性质就如同古老观念中的驱魔一样。驱魔的意思是，患者可以把他的疾病转移到另一个有力量降服病魔的健康人身上——但却无法避免对治愈者的健康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使双方发生相互转化的难以判断的因素。在这种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人格更为稳定、更为强大的一方将决定最终的结果。但我也看到过，在很多病例中，患者被证明比医生更为强大，他完全无视一切理论和医生的意图；这种状况一旦发生，往往对医生不利，尽管有时候也有例外。相互影响的事实，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是转化阶段的基础。要认清这些现象，需要25年以上广泛的实践经验。弗洛伊德本人也承认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因此，他也赞成我提出的应该对分析师本人进行分析的要求。

但这个要求的更为广泛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意味着，医生和患者一样，“都要接受分析”。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他与患者是同样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同等地受到转化作用的影响。事实上，倘若医生或多或少地回避这种影响的话，那么，他对患者的影响也会相应地减弱；而如果医生只是在无意识中受到了影响，那么，他就会表现出一种意识上的缺陷，从而使他不能正确地看待患者。在这两种情况下，治疗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因此，医生希望患者能够面对什么任务，他也必须要求自己去面对那项任务。如果患者面对的是一个适应社会的问题，那医生本人也必须先适应社会——或者，情况相反，如果患者面对的是一个不能恰当适应社会的问题，那么医生也要变得不适应社会。当然，在治疗中，这种要求有很多不同的方面，需要根据特定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定。如果一位医生认为患者应当克服幼稚症（infantilism）——那么，他必须先克服自己的幼稚症。另一位医生可能认为患者应该宣泄出所有的情绪——那么，他必须先把自己的全部情绪都发泄出来。还有一位医生可能认为患者应该拥有完整的意识——那么，他必须先使自己的意识保持完整。总而言之，如果医生希望自己能对患者产生适当的影响，那他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先让自己达到治疗的要求。虽然在治疗中有各种各样的指导原则，但一些重要的伦理责任是每个医生都会面对的，我们可以用一条规则来总结这些伦理责任：你想要怎样影响别人，就先要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光凭嘴上功夫永远都无济于事，不管你耍什么花招，都不能让你长期避开这个简单的规则。医生应该自己深信这一事实，而不只是将其作为与患者讨论的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分析心理学的第四个阶段不仅要求患者转化，而且还要求医生反身应用（counter-application）他在某个既定的病例中为患者所设计的方案。在转化自己的过程中，医生必须表现出同患者一样的坚韧、稳定和顽固。用同样的专注力来处理自己的问题，对医生来说确实是一项不小的成就；因为医生在向患者指出他们的错误路径、错误结论和幼稚伎俩时，往往需要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和批判性的判断力。没有谁会为医生所付出的内省努力而付费；此外，我们通常对自己也不太感兴趣；再则，我们常常会低估人类心灵深层内容的价值，以至于我们把自我审视或自我贯注当成了一种病态的现象。显然，我们怀疑自己内心隐藏着很多不利于健康的内容，这让人一下子就想到了病房。医生必须克服他自己身上存在的这些阻抗，因为如果他本人不受教育，又怎能去教育别人呢？如果一个人自己仍在黑暗中摸索，他又怎能去启迪他的同伴呢？如果一个人自己都不干净，他又怎能去净化别人呢？

在转化的阶段，医生需要从教育他人转向自我教育。由此而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患者应该转化他自己，从而完成治疗早期的几个阶段。这种为了改变患者而首先改变医生自身的挑战，事实上并不太受欢迎，其原因有三。第一，它看起来似乎不切实际；第二，人们对于自我贯注存在一些偏见；第三，要求我们自己做到对患者提出的一切要求，有时会让我们非常痛苦。这最后一条，是让医生进行自我审视这一要求无法普及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如果医生认真尽责地给自己“治疗”，他很快便会发现自己的本性中存在一些与正常状况截然相反的内容，尽管经过了最为充分的解释和最为彻底的宣泄，但这些内容仍然会困扰着他，让他非常不安。医生应该怎样处理这些东西呢？他始终知道患者应该怎样处理它们——那是他的专业职责。但当涉及他自己，或者他最亲近的人时，说真的，他又该怎么做呢？如果审视自己，他就会发现自己低劣的一面，会让他与患者更为接近，但这是很危险的，甚至会损坏医生的权威。那他该怎样来处理这个折磨人的发现呢？不管医生认为自己是多么正常，这个多少带点“神经症”性质的问题，都会一下子击中他的心。他还将发现，那些让他和他的患者感到压抑的终极问题，是任何“治疗”都不能解决的。他还将让患者们认识到，期望别人告诉自己解决办法是一种幼稚的行为；他也将让自己认识到，要是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这些问题必定将再一次被压抑下去。

我不准备进一步讨论自我审视及其带来的诸多问题，因为我们有关心理的研究还存在很多含糊费解的内容，因此，人们对这些问题几乎没什么兴趣。我宁可再强调一下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内容：分析心理学的最新发展，使我们遇到了人格中一些难以判断的因素；我们已经知道，要把医生的人格当成有利于治疗或不利于治疗的因素，放在最为突显的位置；我们已经开始要求医生进行自我转化——就像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患者经历过的每一件事，现在医生也都得经历一遍，而且他必须经历告解、解释和教育这几个阶段，这样，他的人格才不会对患者产生不利的影响。医生再也不能借着治疗别人的问题，来逃避自己的问题了。他必须记住一点：一个自己长着脓疮的外科医生显然是不适合给别人做手术的。

就像弗洛伊德学派发现了无意识的阴暗面后，曾不得不开始涉及宗教的问题一样，分析心理学的最新进展，也使医生的伦理态度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要求医生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审视，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心理的看法。我们不能从自然科学的视角来理解这个问题。其中涉及的不只是患者，还有医生；不只是客体，还有主体；不只是大脑的功能，还有意识本身这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之前的医疗方法，现在变成了一种自我教育的方法，现代心理学的范围也随之得到了无限的扩展。医学文凭不再是关键性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品质。这一步的意义非常重大。所有在临床实践中发展起来，且经过了提炼和系统化的心理治疗方法，现在都可以为我们所用，而且可以用它们来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分析心理学不再只局限于医生的咨询室里，它挣断了原先困住它的锁链。我们可以这样说，分析心理学已经超越了自己，现在正进而填补那个迄今为止被标识为西方文化之心灵缺陷（这是与东方文化的精神缺陷相较而言的）的空缺。我们西方人已经学会了如何驯服和制服心灵，但对于其方法的发展始末及其功能，我们却一无所知。我们的文明还很年轻，因此，我们需要用驯兽师的一切手段，来驯服我们内心住着的多少有些桀骜不驯的野蛮人。但当我们的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们就必须放弃强迫法，转而采用自我发展的方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熟练掌握一种手段或方法——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种都没有听说过。在我看来，分析心理学的发现和经验至少可以为其提供一个基础；因为一旦心理治疗要求医生做到自我完善，它马上就会脱离其临床的起源，不再仅仅是一种治疗患者的方法。它现在可以用来帮助健康的个体了，或者至少可以用来帮助那些有权利获得心理健康的人，以及那些所患疾病充其量只不过是我们所有人都正在经受之痛苦的人。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希望，分析心理学能够获得更为普遍的应用——甚至比构成它最初几个阶段的各自带有一种普遍真理的那些方法更为有用。但是，在希望的实现与眼前的现实之间还存在一道鸿沟，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跨越这道鸿沟的桥梁。我们必须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建造起这座桥梁。

第三章

心理治疗的目标

现在，人们一致认为，神经症是一种功能性的心理障碍，可以通过心理治疗方法将其治愈。但当谈及神经症的形成和治疗的基本原则这些问题时，大家便开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了。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没有关于神经症本质和治疗原则的令人满意的概念。诚然，有两种趋势或思想流派颇受人关注，但它们的学说绝没有穷尽我们这个时代各家各派所表达的无数相互冲突的观点。在这众说纷纭之间，还有许多不属于任何流派的人也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观点。因此，如果将这种状况用一张全景画来表示的话，那么，我们的调色板上必定拥有彩虹般五彩缤纷的颜色。

如果我有这样的能力，我一定很乐意画这样一幅画，因为我始终觉得有必要将这众多的观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但长期以来，我都从未能给这些观点以应有的公正的评价。如果不是与某种多少有点儿流行的独特倾向、特殊性格和基础心理经验相一致的话，这些观点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更不可能有人追随了。如果我们认为这些观点完全是错误的、毫无价值的，从而加以排斥的话，那就相当于把这种特定的倾向或者这种独特的经验当作错误的东西，将其拒于门外——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歪曲我们自己的经验材料。弗洛伊德用性欲理论解释神经症的现象，他认为心理的一切活动本质上都取决于婴儿期的快乐及其满足，他的观点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心理学家应该可以从中获得启发。弗洛伊德这种思维和感觉的方式恰好与相对普遍的倾向和精神潮流不谋而合，除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外，这些倾向和潮流还在其他地方、其他情况下，在不同人的头脑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我把这种现象称作集体心理（collective psyche）的表现。我可以列举出许多例子，首先是蔼理士（Havelock Ellis）、奥古斯特·福勒尔（Auguste Forel）以及《人类生活百态》（Anthropophyteia）的诸位撰稿者，此外，还有后维多利亚时期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性的态度，以及法国现实主义作家所引发的在一般文学作品中对性的广泛讨论。弗洛伊德是当今某种心理倾向的倡导者之一，但出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不能在此深入讨论其历史渊源。

阿德勒在大西洋两岸所获得的认可并不比弗洛伊德少，据此，我们可以做同样的推断。不可否认，用权力欲望起源于一种自卑感来解释人们所面临的问题，让许多人获得了满足。同样无可争议的是，这种观点还对一些在弗洛伊德的体系中没有给出应有位置的真实心理事件做出了解释。集体心理与社会因素的力量构成了阿德勒观点的基础，同时，也正是这些力量促使了这一理论的形成，对此我几乎不需要阐述任何细节。这些事实已经明显地摆在我们眼前。

如果忽视弗洛伊德学派或阿德勒学派观点中的真理成分，将是一个不可宽恕的错误，但如果把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奉为唯一的真理，也同样是不可宽恕的错误。这两种真理都与一些心理现实相对应。有一些真实案例，它们大体上可以用这两种理论中的一种来进行最合适的描述和解释。我无法说出这两位研究者有何差错，但是，我可以试着尽可能地运用这两种假说，因为我完全接受它们相对的合理性。倘若我没有偶然发现一些事实，迫使我不得不修订弗洛伊德的理论，那我肯定永远也不会想到要与他分道扬镳；我和阿德勒所提出之观点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似乎没有必要补充说，我认为自己观点的真理性也只是相对的，此外，我也把自己视为某种特定倾向的提倡者。

如果现在有某个领域需要我们保持谦虚的态度，并承认数种看似矛盾的观点都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这个领域必定是应用心理学；因为人类心理是最具挑战性的科学探究领域，我们还远远不能完全了解它。当前，我们只不过是获得了一些看起来合理但却彼此之间不能兼容的观点。因此，当我试着以一种笼统的方式呈现我的观点时，我希望自己不会被人误解。我并不是要向大家推荐什么新奇的真理，更不是在宣称一种终极真理。我只能说，我是在试着弄清楚那些令我感到费解的心理事实，或者说试着弄清楚需要做哪些努力才能克服在治疗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

既然我们觉得这最后一个问题最有修正的迫切需要，那我在这里就从这个问题开始讨论。众所周知，一个人可以长时间容忍某个不恰当的理论，但却不能容忍不恰当的治疗方法。在我将近三十年的心理治疗实践中，我曾经历过相当多的失败，它们给我留下的印象远比成功深刻。从原始的巫医和祈祷者—治疗者（prayer-healer）开始，似乎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功地实施心理治疗。但是，心理治疗师几乎不能（或完全不能）从他的成功经历中学到任何东西。成功只能让他在多次失败的经历中增加点信心而已，而失败才是一种无价的经验，因为它不仅打开了通往更为深刻之真理的大门，还迫使他改变他的观点与方法。

当然，我承认，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先后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的工作；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在治疗患者的实践中运用他们的观点。不过，我仍然坚信这样一个事实，即我觉得，如果我早些考虑到那些后来促使我修正他们观点的经验资料的话，我本可以避免那些失败。我不可能在此将我所遭遇的失败情形一一描述出来，只能把其中几个较为典型的病例提出来讨论。我遇到的最为棘手的病例通常是一些年长的患者——也就是说，年过四十的患者。在处理一些较为年轻的患者时，我发现，通常情况下，只要运用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观点就足够了，因为这些观点能够帮助患者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生活，过上正常的生活，而且显然不会出现不良的副作用。但根据我的经验，在较为年长的患者身上，情况却往往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心理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会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变化之大，简直可以说是生命早期与生命晚期的心理学之间的区别。一般说来，年轻人的生活特点是：总体上是展开的，追求一些具体明确的目标。年轻人如果得了神经症，病因通常可归结为他在该过程中面对必须要做的事情时所表现出来的犹豫和退缩。但是，年长者的生活特点是：力量的衰退、对已取得之成就的肯定，以及进一步发展的停滞。年长者如果患上神经症，则主要是因为他仍执着于已经不合时宜的年轻时的态度。年轻的神经症患者畏惧生活，而年长的神经症患者则恐惧死亡。对年轻人来说是正常的目标，对年长者来说则可能不可避免地变成导致神经症的障碍。在年轻神经症患者的病例中，由于他不愿意面对世界，因此，他对父母的正常依赖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种对生活不利的乱伦关系。我们必须牢记一点，尽管年轻人与年长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阻抗、压抑、移情、“导向性虚构”（guiding fictions）等在年轻人身上的意义，与在年长者身上的意义完全不同。毫无疑问，我们应当调整治疗的目标以适应这一事实。因此，在我看来，患者的年龄是治疗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indicium）。

但仅在青年时期，也有许多指标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因此，在我看来，如果面对一个适宜用阿德勒心理学来治疗的患者，即一个失败的、需要通过一些婴儿期需要的满足来获得自我肯定的患者，却用弗洛伊德学派的观点去治疗，那便是治疗技术的一种失策。反之亦然，如果面对的患者是一个成功人士，其动机应该用快乐原则来理解，但如果我们采用了阿德勒学派的观点，同样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一些拿不准的病例中，患者的阻抗或许可以作为很有价值的线索。我倾向于在治疗一开始便认真对待那些根深蒂固的阻抗，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奇怪。因为我确信，医生并不一定比患者更了解其自身的内心需求和内心构造，而患者本人可能完全意识不到他自己的内心。鉴于目前的这种情况，医生一方持一种谦虚的态度才是最为恰当的做法。我们不仅没有一种普遍有效的心理学，而且，心理构造之间的差异也不可胜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或多或少属于个体化的心理是无法归入任何一般化的图式之中的。

就心理的构造而言，众所周知，我所假定的两种基本态度——外倾的态度与内倾的态度——与典型的类型划分相一致，但却已经受到了许多研究人性的学者的怀疑。我将这两种态度视作重要的指标，同样，我也认为，某种特定的心理功能会超过其他心理功能而占据主导地位。个体生活的巨大差异使得我们必须不断修正理论，这是医生常常在无意识之中所做的事情，只是原则上与他的理论信条并不完全一致罢了。

在谈及心理构造这个问题时，我必须指出一点：有些人的态度从本质上说是精神性的，而另一些人的态度从本质上说则是物质性的。我们不可臆断，说这样一种态度是偶然获得，或是从某种误解中产生的。这些态度通常表现为根深蒂固的、任何批评或劝说都不能使之消除的激情，甚至在有些案例中，一种看起来明确无疑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实际上却根源于对自身的宗教倾向的否认。现如今，相反类型的病例更加为人所熟知，尽管它们出现的频率并不比其他类型的病例更高。在我看来，这些态度也是不应忽视的重要指标。

当我们使用指标（indicium）这个词的时候，它的含义似乎就像一般的医学术语一样，指的是这种或那种治疗方法。或许事实情况本该如此，但心理治疗的发展显然还没有达到这种确定程度——因此，遗憾的是，我们所说的指标只不过是一种警告，以提醒医生不要过于片面。

人类心理非常难以捉摸。在面对每一个病例时，我们都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一种态度或所谓的习惯是独立存在的，还是仅仅只是其对立面的一种补偿而已？我必须承认，我经常在这个问题上出错，以至于在处理任何具体的个案时，我都会尽力避开一切关于神经症之结构、患者能做之事或应做之事的理论预设。只要有可能，我都会根据纯粹的经验来确定治疗的目标。这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因为通常情况下，人们都认为，治疗师在治疗时应该有明确的目标。但在我看来，尤其是在心理治疗中，医生最好还是不要持一个过于固定的目标。医生对患者所希望得到之物的了解，并不比对患者之本性和求生意志的了解更多。通常情况下，相比于有意识的意志和善意的理智，关于人类生活的重大决定与本能及其他神秘的无意识因素之间的关联要更为密切一些。一双鞋，有的人穿合脚，但另一个人穿就会挤脚，没有哪种生活方式会适合所有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模式（life-form）——这是一种无法确定的模式，无法用其他任何模式来取代。

当然，所有这些考虑都不会阻止我们尽一切可能帮助患者恢复正常、合理的生活。如果这能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就会就此作罢，但如果它不足以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那么，不管怎样，治疗师都必须在患者无意识素材的指导之下行事。在这里，我们必须遵循天性的指导，这样一来，医生所采取的路线，与其说是一个治疗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要把患者身上所存在的种种创造潜能开发出来的问题。

我必须要谈论的内容，是从治疗停止而发展来临的那一刻开始的。我对心理治疗所做的贡献，仅限于那些理性疗法无法带来令人满意之结果的个案。我手头的临床资料有一个特点：首次进行治疗的个案明显占少数。我的大部分患者都已经接受过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但通常情况下只是部分治愈，或者产生了负面的效果。在我的个案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并没有表现出符合临床定义的神经症症状，他们的痛苦来自于生活中的无意义感和空虚感。不过，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完全可以描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般性神经症。在我的患者当中，足足有三分之二已经人过中年。

用理性方法来治疗这种特殊类型的患者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社会适应良好，能力较强，对他们来说，变得正常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至于那些所谓的正常人，我对他们甚至更加束手无策，因为我没有现成的人生哲学可以拿出来给他们。在我的大多数个案中，意识的资源已经用尽，这种情形通常可以表达为：“我被困住了。”主要是因为这一事实，我才不得不去寻找其背后隐藏的种种可能性。每当有患者问我“你有什么建议吗？我该怎么办才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所知道的并不比他们多。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从我有意识的视角看，我似乎找不到任何可以前行的道路，因此，我“被困住了”，而我的无意识将会对这种无法承受的停滞状况做出相应的反应。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这种陷入停滞的状况是一种出现得非常频繁的心理事件，以至于成了很多童话故事和神话的主题。我们都听过“芝麻开门”的故事，或者某只助人为乐的小动物找到秘密通道的故事。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在时间的长河中，“被困住”是一种已经诱发了典型反应和补偿的典型事件。因此，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预期，一些与此相似的东西将会出现在无意识的反应中，比如梦中。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注意力便尤其会更多地指向梦。这并不是因为我坚信梦一定永远都是我们的救星，也不是因为我拥有一种神秘的梦理论能告诉我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之所以注意到梦，完全是出于困惑。我不知道还能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帮助，所以，我试图到梦中去寻找；梦至少可以给我们呈现一些意象，能给我们一些提示，不管怎样，这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我没有关于梦的理论，我也不知道梦是怎样产生的。至于我处理梦的方式是否称得上是一种“方法”，我自己都非常怀疑。

和读者们一样，我也对释梦怀有偏见，认为它本质上就不确定且任意武断。但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如果我们花足够长的时间彻底思考一个梦的话——如果我们老想着它，反复揣摩的话——总是能够从中找到一些东西。当然，我们所找到的这些东西，并不属于我们能吹嘘其科学性或合理性的类型，但它们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重要线索，能够让患者看到无意识将引导他去向何处。至于我们对梦的研究能否得出一个经得住科学验证的结论这个问题，我甚至并不认为它有多重要；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则我所遵循的完全是个人的目的，因而这是一个自体性欲的（auto-erotic）目的。只要释梦的结果对患者有点意义，并使他的生命再次活动起来，我就一定会心满意足了。对于自己释梦的合理性，我只遵循一个评判标准，那就是它是否有治疗效果。至于我的科学兴趣——我想要了解梦为什么会有治疗效果——则必须留到业余时间来探索了。

最初的梦的内容通常无限多样——我指的是患者在治疗开始的时候跟我讲述的那些梦。在许多个案中，这些最初的梦直指过去，往往让人们想起那些早被遗忘、已不属于个性内容的东西。正是这些已不属于个性内容的东西，导致了片面性，而片面性又导致了停滞的状况，以及随之而来的迷向感（disorientation）。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片面性可能会导致力比多突然丧失。我们之前的所有活动都会变得枯燥无味，甚至毫无意义，而我们曾经为之奋斗的目标也失去了其价值。在一个人身上也许转瞬即逝的情绪，到了另一个人身上则可能变成一种长期的状态。在这些个案中，常常发生的情况是：人格发展的其他可能性存在于过去的某个地方，谁也不了解它们，甚至连患者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梦或许可以提供线索。在其他一些个案中，梦会指向当前的事实，比如婚姻或者社会地位，但患者在意识层面从来没有把它们视为问题和冲突的根源。

这些可能的情形属于理性能够解释的范围，要给这些最初的梦做出看似合理的解释并不难。当梦不指向任何明确有形的东西（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尤其是当它们预示未来的时候，真正的困难就开始出现了。我并不是说这样的梦一定具有预见性，而是说它们具有某种预期或“侦察”的作用。这些梦包含着种种可能性的迹象，因此永远都不可能让一个外行人觉得它们合理。甚至连我自己都经常觉得它们不那么可信，这种时候我就会对我的患者说：“我并不相信这个梦，但还是继续跟进这条线索吧。”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刺激效应（stimulating effect）是唯一的评判标准，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非弄明白这样一种效应是怎样产生的不可。当梦中所包含的意象有时候奇怪和令人困惑得难以置信时，情况更是如此。这些梦中包含一些像“无意识的形而上学”这样的东西，它们是未分化的心理活动的表达，这种未分化的心理活动中可能常常包含着有意识思想的萌芽。[1]

我有一位“正常”的患者，他跟我讲述了一个很长的最初的梦，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是他姐姐的小孩生病了。那是一个两岁的小女孩。不久之前，这位姐姐确实有一个儿子因为疾病而去世了，但她其他的孩子都没有生病。一开始，梦中那个患病小孩的意象让他十分困惑——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它与事实完全不符。由于做梦者与他姐姐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亲密关系，因此，他无法从这个意象中找到有关他个人的东西。后来，他突然想到，两年前他曾研究过神秘学，正是对神秘学的研究使他接触到了心理学。显然，这个小孩代表的是他对心理之类的东西的兴趣，如果仅凭我一人，我是绝对想不到这一点的。从理论的角度看，这个梦中意象既可能意指任何事物，也可能毫无意义。关于这一点，一件事或一个事实是否始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对梦进行解释的始终是人，也就是说，永远都是人在赋予事实以意义。这便是心理学问题的要旨所在。这个梦带给做梦者的是一种新奇而有趣的印象，即对神秘学的研究可能有些病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想法正中要害。这就是那个决定性的时刻：释梦是有效果的，不管我们选择以何种方式来解释它是怎样起作用的。对做梦者来说，这个想法包含了一种批评，通过这种批评，态度会发生某种改变。通过这种小小的改变（人们永远都不可能理性地想出这样的改变），事情开始有了转机，死结也终于解开。

在评论这个案例时，我可以打一个这样的比方：这个梦意味着做梦者的神秘学研究有些病态。如果做梦者从他的梦中想到了这一点，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或许也谈到了“无意识的形而上学”。但我还要探讨得更为深入一些。我不仅要给患者一个机会，让他看到他的梦让他想到了什么，而且，我也同样给自己一个机会，看看他的梦让我想到了什么。我会把自己的猜想和意见告诉他，以期对他有益。如果我在这样做的时候有所谓的“暗示”之嫌，我也并不感到后悔；众所周知，我们只是容易受到那些已经与我们不谋而合的暗示的影响。如果在这个猜谜的过程中偶尔猜错，也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心理迟早会摒弃这个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有机体会自动排斥异物一样。我不需要试图证明我对梦的解释是正确的，那在某种程度上说只会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我必须要做的事情仅仅只是帮助患者找到什么东西能对他起作用——我几乎说出了事实的真相。

对我来说，尤其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原始心理学、神学、考古学以及比较宗教学，因为这些领域为我提供了许多无价的可类比的东西，我可以用这些可类比的东西来丰富患者联想的内容。把这些领域放在一起加以研究讨论，我们便能发现那些表面上毫不相关的内容其实充满了意义，并可以极大地提高释梦的有效性。因此，对于那些在生活的个体层面和理性层面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却仍没有找到意义和满足的人来说，进入一个直接经验的领域是极具刺激作用的。通过这种方式，一些本是平常和司空见惯的事情也就得以改变面貌，甚至能够获得一种新的魔力。这是因为一切事情都完全取决于我们怎样看待它们，而不是它们本身是怎样的。在生活中，最为微小但具有意义的事情也比那些重大但没有意义的事情更有价值。

我认为，我并没有低估这项工作的风险。这是一项像是要在空中建造楼阁的工作。事实上，人们甚至可能会断言——而且确实也有人经常这么做——如果遵循这个程序，医生会和他的患者一同陷入纯粹的幻想之中。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对我的指责，而是认为它完全说到了点子上。我甚至努力地支持患者进入他的幻想之中。说实话，我对幻想有非常高的评价。在我看来，它实际上是男性精神中所具有的母性创造力的一面。不管怎么说、怎么做，我们都永远无法抵制幻想。诚然，有些幻想毫无价值、不得要领、有些病态且令人不满，对于这样的幻想，每一个稍具常识的人都能一眼看出它们无助于治疗的本质；但是，这也不能证明创造性想象也是没有价值的。人类的所有作品都根源于创造性的幻想。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权利去贬低想象力的价值呢？在一般情况下，幻想不太容易误入歧途，因为幻想太深刻了，而且它与人类和动物之本能的直接根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幻想总是以一些令人吃惊的方式进行自我纠正。想象力的创造性活动使人类摆脱了“仅此而已”（nothing but）的束缚，并解放了他们身上的那种游戏精神。正如席勒（Schiller）所说，人只有在游戏的时候才是完整的人。

我的目标是让患者产生一种能使其体验到本性的心理状态——这是一种流动的、不断变化和成长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固定不变、僵化得无可救药的。当然，在介绍我的技术之前，我必须先说明一下它的一般原则。在处理一个梦或一种幻想时，我的惯常做法是绝不超出对患者有影响的意义，在每一个病例中，我都努力让患者尽可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意义，这样他也就能够意识到其在超个人层面上的关联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一件相当普遍的事情发生在某个人身上，却被他当成了一种他所独有的经验时，他的态度显然就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他的态度过于个体化了，而这通常会使他游离于人类社会之外。我们不仅需要一种当前的、个人的意识，而且还需要一种超个人的意识，这种超个人意识能够让我们产生历史延续感。不管这听起来有多牵强，但经验表明，有很多神经症的病因都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对其理性启蒙怀有一种幼稚的激情，从而忽视了他们的宗教冲动。今天的心理学家应该完全认识到，我们所处理的不再是教条和教义的问题。宗教态度是心理生活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不管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宗教观点，历史延续感才得以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

回到我的技术这个问题上，我经常问自己：我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弗洛伊德呢？无论如何，我都是从弗洛伊德那里学到自由联想方法的，而且我认为，我的技术是这种方法的进一步发展。

只要我帮助患者发现他的梦中所包含的有效成分，只要我试着向他说明梦中象征所具有的一般意义，那么，从心理上说，他便仍然处于一种孩童的状态。此时，他暂且依赖的是他所做的梦，而且，他总是不断地问自己：下一个梦是否会给他带来新的启示。除此之外，他还依赖于我对他的梦所做的解释，依赖于我的能力，希望用我的知识去增强他自己的洞察力。所以说，他仍处于一种不可取的被动状态，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成问题的，我和他都不知道这种状态什么时候才是个头。通常情况下，这种状态就像是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前行。如果处于这样的状态，我们必不可预期会出现任何显著的治疗效果，因为那种不确定性太大了。此外，我们还经常面临这样的风险：白天我们通过治疗织好的东西，到了晚上又被拆掉了。其危险就在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却都转瞬即逝。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患者常常会做一种色彩尤其丰富或者特别离奇的梦，他会对我说：“你知道吗？如果我是画家的话，我一定会把它画下来。”要不然，梦就会涉及照片、油画、素描或者彩色稿本，甚至是电影。

我已从实践的角度解读了这些线索，现在，在这样的时刻，我便真的会敦促我的患者把他们在梦或者幻想中所看到的东西画下来。而我通常会听到这样的反对：“我又不是画家。”对此，我一般会回答说，现代的绘画者也不都是画家——正因为如此，现代绘画才可以是完全自由的——而且不管怎样，这里所要求的并不是一个要画得好看的问题，而只是要求他花点工夫画一幅画而已。最近，我在一位才华横溢的肖像画家的个案中看到，我所说的画画方式与“艺术”是多么不沾边；她不得不像一个技巧拙劣的孩子，重新开始学画——简直就像是从来没有拿过画笔似的。画我们的肉眼所能看到的东西与画我们在内心所看到的东西，完全是两码事。

于是，我的许多上了年纪的患者都开始作起画来。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没有治疗作用的业余爱好，对此，我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大家要记住一点：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一群仍需要证明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人，而是那些对社会有价值但却不能从中找到意义感的人，他们碰到了有关他们个人生活的意义这个更为深层也更为危险的问题。这只对那些尚未达到这个阶段的人具有意义和吸引力，而对那些早已体验够了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和吸引力的。那些以培养大众人（mass-men）为骄傲的“教育家”，可能总是会否定个人生活的重要性。但是，每一个人迟早都不得不要去寻找属于他自己的这种意义。

尽管我的患者不时地会创作出一些富有艺术美感的作品，这些作品完全可以拿到现代“艺术”展会上去展出，但是，我仍会按照严肃艺术的检验标准，判定它们完全没有价值。去除它们的艺术价值甚至可以说非常有必要，要不然的话，我的患者可能就会想象他们自己是艺术家，因而会破坏这种练习的良好效果。这不是一个艺术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不应该是一个艺术的问题——而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不同于纯粹艺术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一个会对患者的生活产生影响的问题。从社会的角度看，个体生活的意义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这里，个体生活却被赋予了至高的价值，正因为如此，患者才会拼尽全力以某种形式将那些难以表达的东西表现出来，而不管那种形式是多么粗糙和幼稚。

但是，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我为什么要鼓励患者用画笔、铅笔或钢笔来表达自我呢？我这样做的目的与我处理梦的目的是一样的——我希望有治疗效果。在上文所描述的那种孩童般的状态下，患者一直是被动的，但是，现在，他开始扮演起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一开始，他把他在幻想时所想到的东西画在纸上，然后对其进行认真的思考。他不仅会谈论这些东西，而且还真的会围绕它们做一些事情。从心理学上说，一个患者每周同他的医生进行两次有趣的谈话是一回事——这种谈话的结果通常悬在半空中——而一次花几个小时努力地用难以驾驭的画笔和颜料，最终只创作出一幅从表面上看似乎毫无意义的作品，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他的幻想真的对他毫无意义的话，那么，让他费力地把它画出来就会是一件非常令人厌烦的事情，以至于画过一次以后他就不可能再画第二次了。但既然他的幻想对他来说似乎并非完全没有意义，那么，他让自己忙于幻想的举动，就会增加幻想对他的影响。除此之外，为赋予幻想意象以可视化形式而做的努力，也有利于对它进行全面的研究，这样一来，通过这种方式便可以完全体验到幻想所产生的影响。绘画训练赋予了幻想一种现实的成分，从而使幻想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强的驱动力。实际上，这些粗糙的画作确实能够产生效果，但我也必须承认，这种效果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当一名患者偶尔感受到，通过画一幅象征性的作品，他可以让自己从痛苦的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那么，此后每当他状态不好时，他都会求助于这种解脱方法。这样一来，他就赢得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即他的独立性提高了，而这正是他走向心理成熟必经的一步。患者通过这种方法能使自己获得创造性的独立（creatively independent）——如果我可以把这称为创造性的独立的话。他不再依赖于自己的梦，也不再依赖于医生的知识，而开始能够用画画这种有形的形式表达自己内心的体验。因为他所画的正是他自己活跃的幻想——而激活他的正是这些幻想。因此，在内心激活他的其实就是他自己，但并不是他以前错误认识的那个自己。那时他错误地把个人的自我（personal ego）当成了自体（self）；现在这个自己是全新意义上的自己，因为他现在的自我是一个被内在生命力激活了的客体。在他的系列画作中，他力图把自己的内心活动尽可能充分地展现出来，但不料最终却只发现内心活动永远都是闻所未闻、前所未见的——这是心理生活的潜藏基础。

我或许无法向你们描述这些发现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患者的立场和价值观，以及它们又是怎样改变了患者人格的重心的。自我就好像是地球，它突然发现，太阳（或者说是自体）才是行星轨道的中心，也是地球轨道的中心。

但是，我们不是一直都知道事情正是如此吗？我本人相信，我们一直都是知道的。但是，我的大脑可能知道某些事情，而另一个我却对此毫不知情，所以，事实上，我可能生活得就好像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似的。我的大多数患者都知道这个深刻的道理，但却依然无法好好地生活。他们为什么无法依据这个道理好好生活呢？这是因为偏见，这个偏见使得我们所有人都把自我放在了生活的中心——而这种偏见来自于对意识的过高估量。

对于一个尚未适应社会和尚且一无所成的年轻人来说，极为重要的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塑造有意识的自我（conscious ego）——也就是，培养意志。除非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否则，他便不可能相信自己心中还活跃着与其意志不符的东西。他必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意志力的人，于是他可能会很有把握地贬低自己心中的其他一切东西，或者认为他内心之中的其他一切都会受他意志的支配——因为如果没有这种错觉，他便几乎无法适应社会。

而对于已经步入后半生的患者来说，情形则不同了，这些患者不再需要培养其有意识的意志，但为了理解个人生活的意义，他们必须学会体验自己的内在（inner being）。他们的目标不再是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尽管他们并不怀疑这一目标的吸引力。他们十分清楚自己所从事的创造性活动对社会而言并不重要，而只是把它当作一种自我发展并因而使自己受益的手段。同样，这种活动使他们逐渐摆脱了一种病态的依赖心理，这样一来，他们便赢得了一种内心的坚定，以及一种全新的自信心。这些最终的成就进而又增强了患者的社会存在感。因为同一个无法与自己的无意识和睦相处的人相比，一个内心健全且自信的人将更能够胜任他的社会任务。

我有意避免在本书中阐述过多的理论性的内容，但是，难免有一些地方仍然显得极为晦涩，令人费解。为了更好地理解患者所创作的画，必定至少要提及某些理论要点。患者所创作的这些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绘图和色彩方面都存在一种明显的原始象征意义。色彩通常相当粗犷，也常常表现出一种古老的特质。这种特点表明了催生出这些画作的创造力的本质。它们是人类进化过程中非理性的、象征性的激流，而且非常古老，以至于我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在考古学和比较宗教学领域中找到与之相类似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这些画作主要来源于我称之为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心理生活领域。我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指的是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的一种无意识心理活动，在今天它不仅可以催生出象征性的作品，在过去它也是一切类似作品的源泉。这些画作起源于——同时也满足了——一种自然的需求。这就好像是通过这些画作，我们将这样一部分心理表现了出来，它回溯到了远古时代，并将远古时代与当前的意识融合在一起，从而降低了远古时代的意识对当前意识的干扰性影响。

当然，我还必须补充一点，仅仅是画出这些作品还远远不够。除此之外，还必须从理智上和情感上理解它们，必须有意识地将它们整合到一起，使之易于理解、合乎道德。我们必须对它们做一系列的解释。但是，尽管事实上我经常同单个患者一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却不能让更多人清楚了解这个过程，也没能成功地用一种适合出版（发表）的形式把这一过程整理出来。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个过程的描述还只是处于零零碎碎的阶段。

事实上，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成熟的经验是我们所需要的第一要素。出于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不想过于仓促地得出结论。我们所研究的是意识之外的一个心理生活领域，而我们对它进行观察的方法是间接的。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正在探索的是一个多深的领域。正如我在上文所指出的，我认为这似乎是一个中心定位过程（centring process）的问题，因为有很多患者都觉得起决定作用的许多画作都指向了这个方向。这个过程将产生一个新的平衡中心，就好像是自我以它为中心进入了另一条轨道。这个过程的目的是什么，一开始可能还比较模糊。我们只能说，它会对有意识的人格（conscious personality）产生重要的影响。有意识人格的改变通常会增强患者对生活的感受力，使生活得以继续进行，从这一事实，我们便可断定，这其中必定有一个这一过程所固有的特定目的。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新的幻觉——但是，幻觉是什么呢？我们判定某物为幻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心理之中真的存在我们可以称之为“幻觉”的东西吗？我们所乐于称之为幻觉的东西，对心理来说很可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命因素——就像氧气对于有机体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心理真实（psychic actuality）。想来心理并不会为我们对现实的分类伤脑筋，因此，对我们来说，更为明智的说法是：一切发挥作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凡是想探索心理之真谛的人，都不可将心理与意识混为一谈，否则他的视线就会被遮蔽，看不到想要探索的目标。相反，甚至只是要识别心理，他都必须要学会了解心理与意识之间的不同。我们称之为幻觉的东西，对心理来说很可能是真实的。因此，我们不可以将心理真实与意识真实混为一谈。对心理学家来说，最愚蠢的莫过于那些宣称“可怜的异教徒神明都是幻觉”的传教士的观点。但不幸的是，我们也经常犯教条武断的错误，就好像我们称之为真实的东西就不是同样充满了幻觉一样。就像我们所有的经验一样，心理生活中一切发挥作用的活动都是真实的，而不管人们选择用什么样的名字来称呼它们。要认识到这些心理事件的真实性——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试图给它们加上某个名字。就心理而言，精神（spirit）即使被称为性欲（sexuality），也依然是精神。

我必须再说一遍，各种各样的专业术语以及它们的变式永远都无法触及上述过程的本质。和生活本身一样，我们也无法用有关意识的理性概念来领会这个过程的本质。我的患者正是因为感受到了这个真理的全部力量，才求助于象征性的表现方式。在描画和解释这些象征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有些东西比理性的解释更为有效，更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注释：

[1] 柏拉图有关洞穴的幻觉就是对知识问题的一种想象性预期，知识问题在后来若干个世纪成了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梦和幻想有时候会表现出一种能与此种幻觉相媲美的哲学洞察力。——译者注

第四章

一种关于类型的心理学理论

性格（character）指的是一个人固定的、个别化的形态。既然身体有形态，行为或心理也有形态，那么，一门普通性格学（general characterology）就必须同时教授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生物体神秘的单一性（oneness）必然可以推导出这样的事实：身体的特性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精神的特性也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为了帮助理解，人类的理智不得不对事物进行对立区分，但自然是连续的，不会设置这样的区分。

心理与身体的区分是一种人为的二分法，这种区分的基础毫无疑问是智力理解的独特性，而不是事物的自然属性。事实上，身体特性和心理特性之间的关联非常密切，以至于我们不仅可以根据身体的构造对心理构造进行深远的推论，而且还可以根据心理特性推导出相应的身体特性。诚然，后一个过程更为困难一些，但这肯定不是因为身体对心理的影响比心理对身体的影响更大，而是另有原因。我们以心理为出发点，就是从相对未知的领域进入相对已知的领域；反过来，如果反其道而行，我们便可以利用相对已知的事物，即看得见摸得着的身体，以其作为出发点了解相对未知的事物。尽管我们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掌握了很多心理学知识，但与看得见摸得着的身体相比，心理依然要晦涩难懂得多。心理依然是一个几乎未经探索的陌生领域，我们对它只有间接的认识，即通过对其中起中介作用的意识功能的了解来认识它，但意识功能却有无数被骗的可能性。

既然如此，那么对我们来说，更为稳妥的做法是由外向内、从已知到未知、从身体到心理进行研究。因此，性格学的一切研究都是从外部世界开始的。古代的占星术（astrology）为了探知人类与生俱来的命运线，甚至求助于星球空间。此外，手相术（palmistry）、加尔（Gall）的颅相学（phrenology）、拉瓦特（Lavater）的相面术（physiognomy）研究、最近出现的笔迹学（graphology）、克雷奇默（Kretschmer）有关类型的生理学研究，以及罗夏（Rorshach）的墨迹测验法，都同属于这种从外部迹象出发进行解释的类别。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从外向内、从生理到心理的道路有很多条，因此，研究工作有必要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直到我们对某些基本的心理事实有足够确定的把握。但一旦确定这些事实，我们就可以采用相反的研究程序了。到那时，我们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与身体特征之间有怎样的关联？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的水平还不够先进，因而甚至都不能粗略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确立心理生活的主要事实，但这一点至今还远远没有完成。事实上，我们只不过才刚刚开始对心理的详细内容进行一些汇编的工作，而且，我们得到的结果也并非总能尽如人意。

如果确立的事实只是描述了某些人的相貌如何，而不能让我们从中推断出相应的心理特征，那便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当我们确定了与某一特定身体构造相伴随的是怎样的心理特征时，才算学到了些东西。如果没有心理，身体对我们而言便没有任何意义，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没有身体，心理对我们而言也没有任何意义。当我们试着从一种生理特征推断出相应的心理特征时，我们便——如前文所说——从已知领域走向了未知领域。

不幸的是，我必须强调这一点：由于心理学是目前所有科学中最年轻的一门，因此，它最容易受到各种先入之见的影响。我们直到最近才发现心理学，这一事实本身便足够清楚地表明，我们所有人用了如此长的时间才将我们自己与我们头脑中的内容清楚地区分了开来。而在这之前，我们是不可能客观地研究心理的。心理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事实上是我们的最新发现；到现在为止，它还是像中世纪时期的自然科学一样，非常武断且怪诞无比。迄今为止，人们一直认为，心理学可以不需要经验数据的支持，好像只要一下命令便可以创造出来似的——我们至今依然在这样一种偏见之下挣扎。而心理生活事件与我们的关联最为直接，似乎是我们最为了解的事情。事实上，我们不仅熟悉这些事件，而且简直是熟悉到厌烦了。这些无休止的日常琐事的枯燥乏味让我们感到吃惊。简言之，我们确实因为心理生活的即时性而深感痛苦，因而会尽最大的努力避免想到它。所以，因为心理本身具有即时性，而我们自己就是心理，因此，我们不得不假定自己对心理已经了如指掌，而且这种了解不容人置疑。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心理都有自己的个人见解，甚至深信自己的了解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的原因所在。这种盲目的偏见使得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才是心理问题方面的最佳权威，而精神病学家作为一个专业群体，由于他们必须与患者的家人和监护人（他们的“理解”是众所周知的）周旋，那么，他们或许是最早认识到这种偏见的人。不过，这当然不能阻止精神病学家成为“自称无所不知的人”。有一位精神病学家甚至声称：“在这座城市里只有两个正常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B教授。”

既然今天的心理学是这样一种状况，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这种靠自己最近的东西的了解却最少，尽管表面上它似乎是我们最为了解的东西。此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其他任何人对我们的了解很可能比我们自己还要多。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出发点，这将是一条非常有用的启发式原则。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正是因为心理离我们如此之近，所以我们发现心理学的时间才如此之晚。作为一门仍处于初始阶段的科学，我们缺乏一些概念和定义来掌握事实。我们缺乏的是概念，而非事实。并且我们被这些事实包围着——几乎被它们淹没了。这与其他科学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其他科学中，首先必须挖掘的就是事实。在这些科学中，首先要对第一手资料进行分类，然后才能形成有关某些自然规律的描述性概念。例如，化学中的元素分类以及植物中的科属分类。但就心理而言，一切情况就都不同了。在这种情形下，一种经验性和描述性的观点会让我们任凭不可遏制的主观经验之流的摆布，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汹涌的印象流之中产生了某些笼统的概括性内容，概括的通常就仅仅只是某种症状。由于我们自己就是心理，所以，我们几乎不可能不陷入心理事件而对其听之任之、不加干涉，而我们因此也被剥夺了辨别差异和进行比较的能力。

这是一大困难。而另外一个困难存在于下述情况中：我们越是脱离特定现象去研究不受空间限制的心理，就越不可能通过精确测量确定任何的事物。甚至连确定事实都很困难。例如，如果我想强调某件东西不是真实的，我就会说它仅仅是我想出来的。我会说：“除非某某事情发生，否则，我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除此之外，我从来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事情。”像这样的话我们经常听到，它们表明心理事实是多么的模糊不清，或者更确切地说，就主观方面而言，心理事实是多么的令人费解——而事实上，心理事实与历史事实一样客观、一样确定无疑。事实是：我确实是这样想的，而不管我为此事实附加了多少的条件和限制。为了承认这个完全显而易见的事实，很多人都不得不与自己斗争，而且常常还要付出巨大的道德努力。因此，这些就是我们在根据外部观察到的事物来推断心理状态时所遇到的困难。

现在，我进一步缩小了工作的范围，不从外在特征出发去做临床的判断，而是对从中得到的心理资料进行调查和分类。这项工作所取得的第一个结果，是关于心理的描述性研究，这使得我们能够建立一些关于心理结构的理论。然后，把这些理论经验性地运用于实践，最终发展出心理类型的概念。

临床研究以症状描述为基础，从描述症状到对心理的描述性研究这一步，堪比从纯粹的病理学到关于细胞或代谢的病理学这一步。也就是说，对心理的描述性研究，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在头脑深处导致临床症状的心理过程。正如我们所知，这种洞察力是通过运用分析方法获得的。今天，我们对各种导致神经症症状的心理过程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因为我们对心理的描述性研究已经有了足够的进展，使得我们能够确定那些情结。不论在模糊的心理深处还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关于这一问题，目前仍是众说纷纭——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即在那里发挥重要作用的首先是所谓的情结（complexes，即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情绪性内容）。“自主情结”（autonomous complex）这种说法经常遭人非议，尽管在我看来，这样的非议似乎都是没有道理的。无意识中的活跃内容的行事方式，除了用“自主”一词外，我实在找不到更适当的词来形容它了。“自主的”一词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情结能够抵抗有意识的意图，且能够随心所欲地出没。根据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情结是不受有意识头脑控制的心理内容。情结已经从意识中被分离了出来，独立地存在于无意识之中，随时准备好阻止或加强有意识的意图。

对情结的进一步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其起源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现在流行的有多种不同的理论。除了理论之外，经验也告诉我们，情结永远包含着某种类似于冲突的东西——要么是情结导致了冲突，要么是冲突导致了情结。无论如何，冲突的特征——也即震惊、骚动、精神上的痛苦、内心的挣扎等——是情结所特有的。在法语中，它们被称作黑色的野兽（bêtes noires），我们则称之为“壁橱里的骷髅”（skeletons in the cupboard）。它们是“弱点”（vulnerable points），我们不愿意想起它们，更不愿意听别人提起，但它们却经常用最不受欢迎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我们的头脑里。它们总是包含着一些我们从未真正处理好的记忆、愿望、恐惧、责任、需要或观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情结不断以一种令人不安的，而且往往是有害的方式干扰我们的意识生活。

从最为广泛的意义上说，情结显然代表了一种自卑（inferiority）——对于这种说法，我必须马上加一个限定，我必须补充说，有情结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自卑。它只表明存在一些不合时宜的、无法同化的、发生冲突的东西——很可能是一种障碍，但也可能是一种激励人们付出更大努力的刺激，因而也就为通往新的成功创造了各种新的可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情结是我们心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焦点或结点。情结确实必不可少，否则，心理活动就会陷入致命的死寂状态。但是，情结也表明了个体尚未解决的问题，是他遭受失败的节点，至少就目前而言，是他无法逃避又不能克服的东西——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说，那都是他的弱点所在。

情结的这些特征，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它的起源。显然，情结起源于适应社会的要求与个体在素质上无力迎接这一挑战之间的冲突。从这个角度看，情结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个体气质倾向的症状。

经验告诉我们，情结的种类无限多样，但只要仔细地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情结典型的基本模式相对数量较少，它们全部根源于童年的最初经验。情况必定如此，因为个体的气质是童年时期便已存在的一个因素；气质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在生活中获得的。因此，父母情结（parental complex）只不过是个体在素质上达不到现实对他的要求时，与现实所发生的冲突的最初表现。这种情结的最初表现形式只能是父母情结，因为父母是与孩子发生冲突的第一个现实。

因此，父母情结的存在并不能告诉我们太多有关个体素质的信息，或者什么都不能告诉我们。很快，实践经验便告诉我们，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种父母情结的存在，而在于这种情结在个体生活中是如何表现的。有关这一点，我们观察到人与人之间个体差异非常大，但只有少数可以归因于父母影响的特别之处。通常情况下，有好几个孩子受到同样的影响，但是每个孩子对此的反应却完全不同。

接下来我将关注这种差异本身，因为我认为，正是通过这些差异，个体才形成了其可资辨别的特殊气质倾向。同在一个患有神经症的家庭中，为什么一个孩子患上了歇斯底里症，另一个却表现出强迫性神经症，第三个则患上了精神病，而第四个却根本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呢？弗洛伊德也曾遇到过的“神经症也挑人”这一问题，使父母情结本身失去了其一切病因学意义，他后来把研究转向了做出反应的个体及其特有的气质倾向性格。

尽管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让我非常不满意，但我自己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事实上，我认为，现在提出“神经症也挑人”这个问题，时机尚不成熟。在我们设法回答这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之前，必须先对个体做出反应的方式有更多的了解。问题是：一个人在遇到障碍时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例如，我们来到河边，河上没有桥。河流太宽，我们跨不过去，因此必须跳过去。要达到此目的，我们必须启动一个复杂的功能系统，即心理动力系统（psycho-motor system）。这个系统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只需要将它启动便可。但在启动它之前，会发生某种具有纯粹心理性质的事件，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决定了接下来要做什么。此后的活动便是选择以某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而这就因人而异了。但重要的是，我们极少把这些事件视为某种特征，因为我们通常根本看不到我们自己，或者只是到了最后才看到自己。也就是说，就像心理动力装置可以自动地为我们所用一样，我们在做决定时也有一个专门的心理装置可供使用，这个装置也是通过习惯发挥作用的，因此也是无意识的。

至于这个心理装置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的看法则莫衷一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每一个个体都有其惯常使用的做出决定、处理困难的方式。有人可能会说，他之所以跳过小河，是因为觉得好玩；另一个人则说是因为别无选择；第三个人说，他所遇到的每个障碍都是挑战，他要克服这些障碍；第四个人之所以没有跳过小河，是因为他不喜欢徒劳无功的尝试；而第五个人之所以无动于衷，是因为他没有感觉到有要去对岸的迫切需要。

我特意选择这样一个普通的例子，是为了说明这些动机看起来是多么的毫不相干。事实上，它们看起来确实非常微不足道，以至于我们经常将它们全部推到一边，而倾向于用我们自己的解释来取而代之。然而，正是这些不同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洞察力，让我们得以洞悉每一个个体的心理适应系统。如果我们在其他生活情境中考察那个因为觉得好玩而跳过小河的人，我们很可能就会发现，他做或不做一件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要看那件事能给他带来多少快乐。我们观察到，那个因为别无他法才跳过小河的人在生活中往往也十分谨慎，总是不能果断地做出决定。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有特定的心理系统随时处于一种马上就可以执行决定的状态。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无数种这样的态度。这些态度的变化形式显然数不甚数，就像水晶一样变化多端，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辨认出它们属于哪个系统。但是，就像水晶会表现出一些相对简单的基本特征一样，个人的这些态度也会表现出某些特定的基本特性，我们能够根据这些基本特性将之分门别类。

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一直反复尝试将个体分为各种类型，并因此达到化繁为简的目的。我们所知的最早尝试，是东方占星家设计出的有关风、水、土、火四种元素的所谓“三宫”（trigon）。在十二宫图中，风象宫由“属气的”三个星座组成，即水瓶座、双子座和天秤座；火象宫则由白羊座、狮子座和人马座组成。根据这种古老的观点，凡是生于这些星座的人，都具有某种共同的气性或火性，并显示出相应的气质特征和命运。这种古老的星象体系孕育了古代的生理类型理论，按照这种类型理论，四种气质与四种体液一一对应。这四种气质最初用黄道十二宫来表示，后来借用了希腊医学中的生理学术语把它们分成了黏液质（phlegmatic）、多血质（sanguine）、胆汁质（choleric）和抑郁质（melancholic）。这些只不过是用来表示假想中的体液的术语。众所周知，这种分类法持续了将近十七个世纪之久。至于占星学的类型理论，让摆脱了迷信的人大感意外的是，它至今都没什么变化，甚至成了一种新的时尚。

这种历史性回顾可以让我们头脑清醒地看待这一事实——我们在现代为创立某种类型理论而做出的努力绝不是什么创新或史无前例的，尽管我们的科学良心不再允许我们用那些古老的、凭直觉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答案——这是一个符合科学要求的答案。

就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有关类型问题的主要困难——也就是，标准或准则的问题。占星学的标准很简单，它是根据星座来确定的。至于人类性格中的一些元素是怎样被归结到黄道十二宫和星座上去的，这一问题通常要追溯到蒙昧模糊的史前期，而且我们至今依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希腊人按照四种生理气质进行分类，是以个体的外貌和行为为标准的，当今生理类型的划分情况也如此。但是，我们应该去哪里寻找一种心理类型理论的分类标准呢？且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前面提到过的几个人横跨小河的例子。我们应该用何种方式、从何种角度对他们的习惯性动机进行分类呢？有一个人之所以跳过小河，是为了获得快乐，另一个人跳过小河，是因为如果不跳则更麻烦，第三个人之所以没有跳过小河，是因为他有其他的想法，如此等等。若要列举出各种可能性，那将会不胜枚举，而且，就分类的目的而言，也是毫无用处的。

我不知道其他人会怎样着手处理这一任务。因此，我只能告诉大家的是，我自己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而且，我还必须接受他人的指责，说我解决问题的方式纯属我个人偏见的产物。实际上，这种指责完全正确，以至于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反驳。或许我可以引用哥伦布的例子来宽慰自己：哥伦布凭借主观的假设（这是一种错误的假设）选取了一条被现代航海家所抛弃的航线，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不管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也不管我们怎样去看，我们都只能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看。因此，一门科学绝不可能是由一个人创造的，而是由许多人共同创造的。个体只能贡献他自己的力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才敢讲一讲我个人看待事物的方式。

我的职业常常迫使我不得不思考个体的特殊性。而且，很多年以来，我治疗了无数对夫妻，在治疗过程中，常常需要让丈夫和妻子各自的立场在彼此眼中变得合理起来，因此，我必须确立一些通用的真理。例如，我不知道自己说了多少遍这样的话：“您看，您的妻子天性非常活泼，所以，您不能指望她的全部生活都以家务为中心。”这是一种类型理论的开端，是一种统计学上的真理：有的人天性积极活泼，也有的人天性消极被动。但这个陈旧的真理并不能让我满意。因此，接下来，我将试图说明，有些人习惯于思考，而有些人则不喜欢思考，因为我曾观察到，表面上天性消极被动的人，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消极被动，而是习惯于事先多做一些考虑。他们通常会先考虑一下处境，然后再做出行动；而由于他们习惯于这样做，所以，当实际情况要求他们不假思索地立即行动时，他们总是会错失时机，因而经常被指责为消极被动的人。在我看来，那些无深谋远虑的人总是不假思索地跳入一种处境，很可能事后才发觉自己竟已陷入泥潭。正因为因此，他们才被称为“不喜欢思考的”（unreflective）人，而这种称谓似乎比“积极活跃的”（active）更为恰当一些。在有些特定的情况下，事先考虑（forethought）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活动，这和某些场合下必须不计一切代价马上行动一样，都是合理的行动。但我很快发现，一个人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并非总是因为事先考虑，而另一个人表现出来的当机立断也不一定就是缺乏考虑。前者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往往产生于其习惯性胆怯，或至少是产生于一种类似于习惯性退缩的东西，就好像面对的是一项过于沉重的任务一样；而后者的立即行动，则常常是因为他在掌握客体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自信而成为可能。基于这一观察，我这样系统阐述了这些典型的差异：有一类人，在某一特定情境中需要对某种情况做出反应时，一开始会先后退一步，就好像是说了一个无声的“不”字一样，之后他们才能够做出反应；而另外一类人，在同样的情境中，会立马做出反应，明显表现得非常自信，认为自己的行为无疑是正确的。因此，前一类人的特点是，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消极的；而后一类人的特点是，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积极的。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前一类人对应的是内倾型态度，而后一类人对应的是外倾型态度。但是，这两个术语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就好像莫里哀（Molière）笔下的布尔乔亚绅士（bourgeois gentilhomme）发现自己平常说话都像散文般优美也没有什么效果一样。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某一类型所具有的其他所有特征时，这两类人之间的这些区别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一个内倾或外倾的人，不可能在每一个方面都内倾或外倾。我们使用的“内倾”（introverted）这一术语的意思是，所有的心理事件都按照我们所假定的适用于内倾者的方式发生。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只是断定某个人属于外倾型，就像我们证明他身高一米八、他的头发是棕色的，或者他的头型比较圆一样，根本说明不了什么。这些话除了表达一些赤裸裸的事实外，其他的就什么都说明不了了。但是，“外倾”（extraverted）一词还包含更深远的意义。它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属于外倾型，那么，他的意识和无意识就具有一些明确的特性，他通常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他的人际关系，甚至是他的生活轨迹，都会表现出某些典型的特征。

内倾或外倾都是典型的态度，都意味着一种本质上的偏向，制约着整个心理过程，确立了习惯性的反应，因此，它们不仅决定了行为的风格，而且还决定了主观经验的性质。不仅如此，它们还预示了我们预期可以发现的那种无意识补偿活动。

一旦确定了习惯性的反应，我们便可以相当肯定我们已经切中了要害，因为习惯性反应一方面控制着外在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影响着特定的经验。一种特定类型的行为会带来相应的结果，对这些结果的主观理解会产生经验，而经验进而又会影响行为，这样一来，个体的命运便完成了一个循环。

尽管毫无疑问，我们涉及的习惯性反应是一个关键问题，但至于我们是否已经令人满意地说出了这些习惯性反应的特征，这仍然是一个微妙的难题。即使在那些同样谙熟这一特殊领域的人当中，有关这一点也存在着分歧。在我关于类型的著作《心理类型》（Psychological Types）[1]中，我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可支持我观点的证据，但我也必须说清楚一点，即我并不是说我的理论是唯一正确或唯一可能的类型理论。我的理论非常简单，仅仅将内倾和外倾做了对比；但不幸的是，简单的理论最容易受到质疑。它们都能轻易地掩盖现实的复杂性，从而欺骗我们。我在这里是经验之谈，因为我刚刚把我第一篇关于类型构想的文章发表出来，就沮丧地发现，我不知怎么就被它给骗了。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曾试图用太过简单的方式来解释太过复杂的事物，就像有了新发现时经常发生的情况，即先让人狂喜，而后却发现什么地方出错了。

现在，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虽然人可以归类为内倾者和外倾者，但这种区分并没有涵盖这两种类型中同属一个类型的人之间的全部区别。事实上，同属一种类型的人之间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不得不怀疑我一开始的观察是否准确。我差不多用了十年的时间去观察和比较，才消除了这个疑虑。

这两种类型中同属一个类型的人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个问题让我陷入了始料未及的困难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克服这些困难。观察和识别这些差异，相对来说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麻烦，现在我所面临的困难的根源，一如既往，还是准则的问题。我该怎样找到正确的术语来描述这些独特的差异呢？在这个问题上，我第一次充分地认识到，心理学实际上是一门多么年轻的学科。心理学至今依然只不过是一堆武断而混乱的观点，其中大部分是从书房、咨询室以及博学多才的学者们的大脑中自发产生的观点。我无意冒犯，但还是忍不住奉劝心理学教授，也要去看看女性的心理、中国人的心理以及澳大利亚土著的心理。我们的心理学必须囊括所有的生命，否则，我们将完全停留在中世纪的封闭状态。

我已经认识到，在当代心理学的混乱状态中是找不到合理的分类标准的。我们必须制定标准——当然不是凭空制造，而是建立在很多先辈所做的宝贵准备工作的基础之上，这些先辈的名字将永远出现在心理学的历史中。

我通过观察，挑选出了一些心理功能作为分类标准，以区分我们所讨论的各种差异，但由于篇幅所限，我不可能一一列出所有的观察。我只想在我所能掌握的范围内，讲述我对它们的理解。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内倾型的人在客体面前并不是简单地表现出退缩和犹豫不决，相反，他的行为方式是非常确定的。除此之外，他的行为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与其他内倾者有同样的表现，他们都有自己特殊的行为方式。就像狮子通常都是用它力量最为充沛的部位——前爪，而不是像鳄鱼用尾巴去袭击敌人或者猎物一样，我们的习惯性反应也往往具有同样的特点，即运用我们最为信赖、最为有效的功能，那是我们力量的表现。不过，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在做出反应时偶尔也会暴露出特定的弱点。由于一种功能占据支配地位，它会导致我们去建构或者寻找某些情境，而避开其他一些情境，因此，我们就获得了自己所独有的、不同于他人的经验。一个聪明的人会凭借自己的智慧去适应世界，而不是像一个不入流的拳击手那样去适应社会，虽然他偶尔一时气愤也可能会用到自己的拳头。在为生存和适应而展开的斗争中，每个人都会本能地利用自己发展得最为完善的功能，而这个功能因此也就成了他的习惯性反应的准则。

现在，问题就变成了这个：怎样才能将所有这些功能归纳成一般的概念，以便从纯粹偶然事件的混乱状态中将它们区别出来呢？在社会生活中，这样一种粗略的分类老早以前就产生了，因此，我们便有了农民、工人、艺术家、学者、士兵等职业类型的划分。但是，这种类型划分与心理学几乎没什么关系，因为——就像一位著名学者曾说过的一句恶意的话——博学之士只不过是“知识的搬运工”。

类型理论必须更加细致。例如，只谈聪明是不够的，因为聪明这个概念太过笼统，也太过模糊。任何行为，只要进行得顺利、迅速、有效并且符合目的，几乎都可以用聪明来形容。聪明和愚蠢一样，都不是一种功能，而是一种形态（modality）；这个术语只能告诉我们一种功能是怎样发挥作用的。道德标准和美学标准也同样如此。我们必须指出，在个体的习惯性反应中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因此，我们不得不求助某种一眼看上去与18世纪古老的官能心理学（faculty psychology）非常相似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将流行的观念放回到了日常交流中，每个人都能接触到它，也完全可以理解它。例如，当我说“思考”时，大概只有哲学家会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普通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人们每天都在用“思考”这个词，而且都是在同样的普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尽管如果你突然让他说出“思考”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的话，他确实会觉得十分尴尬。“记忆”和“感觉”这些字眼也是如此。不论用科学方法给它们下定义并使其成为心理学的概念有多么困难，它们在日常交谈中都很容易理解。言语（speech）是一个意象库，它建立在经验之上，因此，太过抽象的概念不容易在里面扎根，也不会因为缺乏与现实的接触而再一次消亡。但是，思考和感觉如此真实，以至于每一种超过原始水平的语言里都有准确无误的词来表达它们。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表达与完全确切的心理事实相吻合，而不管给这些复杂的心理事实所下的科学定义是什么。例如，虽然科学至今还远远不能给“意识”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但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意识是什么，而且没有人会怀疑这一概念涉及一种明确的心理状况。

因此，我仅仅是从日常用语中所表达的概念出发，形成了我自己的有关心理功能的概念，然后以它们为标准，来判断同一态度类型的人之间存在的差别。例如，我是根据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方式来看待思考（thinking）的，因为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有许多人习惯性地比其他人思考得更多，相应地，他们在做重要决定时也会更加深思熟虑。此外，他们还会利用思考来理解和适应世界，不论遇到什么事，他们都会认真思考和反思，或者他们至少会将其经过充分考虑而得出的原则作为行事的准则。而另外一些人，则明显地忽略了思考，看重情绪因素，即情感（feeling）。他们坚定地遵循着情感所制定的“政策”，只有在极少数非同寻常的状况下才会思考。这一类人与前一类人形成了明白无误的对比。如果这两类人成了生意伙伴或者结为了夫妻，这种对比就会格外突出。不论是外倾型的人还是内倾型的人，都可能偏爱思考，不过他们所采用的思考方式总是带有其态度类型的特征。

不过，就算某种功能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也往往还是不能解释我们所发现的所有差异。我称之为思考型和情感型的两类人也有一些共通之处，而对于这些共通之处，我只能用理性（rationality）一词来表示。思考从本质上说是理性的，没有人会反对这样一种论断；但一谈到情感，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而我不想简单地否定这些不同意见，相反，我会坦然承认，我一直为了这个有关情感的问题而绞尽脑汁。不过，为了避免让此文充斥太多有关情感的现存定义，我在此将讨论的范围局限于只简要阐述我自己的观点。主要的困难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情感”一词的使用方式有很多种。在德语中尤其如此，英语和法语中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这样的现象。因此，首先我们必须仔细地区分情感和感觉（sensation）这两个概念，后者指的是感觉过程。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种悔恨的情感与一种觉得天气将要发生变化或者我们持有的铝矿股票将会上涨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提出，将“情感”一词用在第一个例子上，而在另外两个例子中——就心理学的术语而言——则不应该用“情感”一词。在后两个例子中，当涉及感觉器官时，我们应该用“感觉”一词，而当涉及某种无法直接追溯至有意识感觉经验的知觉时，则应该用“直觉”（intuition）一词。因此，我把“感觉”定义为通过有意识感觉过程获得的知觉，而把“直觉”定义为通过无意识的内容和联结得到的知觉。

显然，如果要对这些定义中到底哪一个才是合适的问题进行争论，可能争辩到世界末日那天也没有结果，而这种争论终究也只涉及术语本身的问题而已。这就好像是我们在争论究竟应该把某种动物称为美洲豹还是山狮，其实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词意指何物就足够了。心理学是一个尚未开发的研究领域，我们必须首先将它所采用的特定语言固定下来。我们都知道，温度可以用列氏度、摄氏度或者华氏度来测量，但我们必须说明我们所使用的是哪一种标准。

这样一来就清楚了，我把情感本身当做一种功能，它不同于感觉和直觉。凡是狭义地把情感和感觉、直觉混为一谈的人，都显然不会认为情感是理性的。但如果把情感与感觉、直觉区分开来，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情感价值和情感判断——也就是，我们的情感——不仅是有理性的，而且和思考一样具有识别力、符合逻辑且前后一致。对于一个思考型的人来说，这样的说法可能有些奇怪，但只要我们认识到了下面一点就能理解这种说法，即一个思考功能出众的人，其情感功能往往较不发达、比较原始，因此容易与其他功能相混——而这些其他功能往往是非理性的、没有逻辑、缺乏判断，也就是感觉和直觉。感觉和直觉就其本质而言，与理性功能相反。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往往是为了做出判断或者得出结论，而当我们产生情感时，则往往是为了给某种事物附加上一种恰当的价值；而另一方面，感觉和直觉则是知觉性的——通过它们，我们便得以知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并不对其加以解释或评价。它们并不依照某些原则有选择地发挥作用，而仅仅只是感知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正在发生的事情”完全是自然的，因此，它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没有哪种推理模式能够证明就是存在这么多行星，或者就是存在这么多的这种或那种温血动物。缺乏理性是一种缺陷，需要思考和情感来补偿——而理性也是一种缺陷，需要感觉和直觉来补偿。

很多人的习惯性反应都是非理性的，因为这些反应的基础主要是感觉或直觉。他们无法同时既以感觉为基础，又以直觉为基础，因为感觉和直觉就像思考和情感一样，也是对立的。当我试图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去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我无法同时诉诸梦和幻想去探究偏僻处还隐藏了些什么。这正是直觉型的人的做法，他们必须这样做是为了让无意识或客体自由地发挥作用。因而便很容易看出，感觉型与直觉型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类型。遗憾的是，我在此无法一一列举非理性类型之中外倾型和内倾型之间的有趣差异。

相反，我倒想补充说明一下，当一种功能受到偏爱时，对其他功能通常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知道，人非万能，永远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他获得某些品质，是以牺牲其他品质为代价的，他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但那些没有通过训练得到发展、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加以运用的功能又会怎样呢？它们或多或少会依然会停留在一种原始、幼稚的状态，经常只是半意识的，甚至是无意识的。这些相对不发达的功能构成了每一种类型所特有的劣势，它是整体性格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凡是片面强调思考功能的，其情感方面的功能必定处于劣势，而分化了的感觉和直觉之间也会相互损害。一种功能是否被分化了出来，很容易从其强度、稳定性、一致性、可靠性，以及在适应方面的作用中判断出来。但是一种功能是否处于劣势，通常就不太容易描述或者辨别了。一个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处于劣势的功能往往缺乏独立性，因而需要依赖于他人和环境。此外，它还会使我们喜怒无常和过分敏感，它不可靠且模棱两可，而且，它还常常使我们容易受到暗示。我们在运用处于劣势的功能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我们不能掌控它，事实上甚至还会沦为它的牺牲品。

由于我在此只能简略地介绍一种心理学类型理论的基本观点，因此很遗憾，我不能根据这种理论对个体的特征和行为进行详尽的描述。到目前为止，我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全部研究成果，便是提出了两种一般类型，包括我称之为外倾型和内倾型的两种态度。除此之外，我还提出了一种包括四个元素的分类方法，与思考、情感、感觉和直觉这四种功能相对应。这四种功能因其一般态度有内倾和外倾之别，因此就产生了八种变体。有人曾以责备的口吻问我，为什么我提出的是四种功能，而不是更多或者更少呢？因为经验事实告诉我，功能就只有这四种。但正如下面的考虑所表明的，这四种功能实现了某种完整性。感觉确立了事实，思考让我们得以知晓其意义，情感告诉我们其价值，最后直觉表明了眼前事实背后可能存在的来龙去脉。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像用经度和纬度确定某个地点的地理位置一样，完整地确定自己在当前世界中的方位。这四种功能有点像罗盘上的四个点；它们和这四个点一样随意但又不可或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们转动这些方位基点（cardinal point），我们可以任意地转动方向和度数，而且，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们给它们取不同的名字。这只不过是一个习惯和理解的问题而已。

但有一件事我必须承认：在心理学研究的旅程中，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这个罗盘的。这并不仅仅是出于这样一个明显的、过于人性的原因，即每个人都钟爱他自己的观点。我之所以重视我的类型理论是有客观原因的，那就是：它能够提供一个用于比较和定位的体系，从而使得长期以来一直缺乏的一种批判心理学成为可能。

注释：

[1] Psychological Types,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Co., London.

第五章

人生的阶段

探讨与人生发展阶段有关的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它意味着要展开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心理生活的画面。在本章有限的框架之内，我只能勾勒出这个画面的大致线条，而且请大家务必理解一点：我们本章的描述不涉及各个阶段所发生的正常心理事件。相反，我们会仅局限于处理一些特定的“问题”，也就是，处理那些困难的、有疑问的或者模棱两可的问题；总之，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答案不止一个——而且，这些答案总是容易受到质疑。因此，对于这其中的许多问题，我们都要在脑海里给它们加上一个问号。而且，更糟糕的是，有些事情，我们必须不加怀疑地接受，而有些事情，我们却必须不时专心致志地进行猜测。

如果心理生活只是由一些外显的事件构成——在原始水平上，情况就是如此——那我们只需坚信经验主义就可以了。但是，文明人的心理生活却充满了各种问题，我们甚至只能从问题着手对其进行思考。我们的心理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反思、怀疑和试验构成的，而对原始人无意识的、直觉的头脑来说，这一切几乎完全是陌生的。文明人之所以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当归因于意识的发展，问题是文明送给我们的一件可疑的礼物。人类正是因为偏离了本能——人类让自己与本能相对抗——才创造了意识。本能是自然的，它所追求的目的是使自然长存，而意识却只能寻求文化或否定文化。甚至当我们在卢梭式渴望的启发之下回归自然时，我们也是在“教化”自然。只要我们沉浸于自然之中，我们就仍然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也仍然生活在不知问题为何物的本能的庇护之下。我们身上所有仍属于自然的部分都在回避问题，因为问题就是疑云，疑云笼罩之处，便是不确定性和可能发生分歧的地方。当有几条路都可行时，我们就会偏离本能所提供的确定指导，而陷入恐惧之中。因为此时需要意识来做自然一直为她的子孙们所做的事情——做一个确定的、不容置疑的、毫不含糊的决定。在这里，我们被一种过于人性的恐惧包围着，担心意识——我们所谓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征服——可能最终也无法取代自然来为我们服务。

这样一来，这些问题便将我们带入了一种孤立无援、与世隔绝的境地，我们被自然抛弃，被驱赶到了意识的领域。现在，我们不得不依靠意识来做出决定、解决问题，而在以前，我们信任的则是自然事件。因此，每一个问题都可能拓宽意识的范围，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告别幼稚的无意识以及对自然的信任。这种需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事实，以至于它成了基督教必不可少的象征性教义之一，即纯粹的自然人的牺牲——无意识的、天真朴实的人由于偷吃了伊甸园里的苹果而开始了他悲惨的命运。《圣经》中有关人类之堕落的记载，表明意识的启蒙是一种诅咒。事实上，我们起初正是从这一视角来看待问题的：每一个问题都迫使我们拥有更多的意识，使我们离无意识的童年乐园越来越远。我们每一个人都想逃避自己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人们压根不想提起，或者甚至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希望自己的生活简单、确定、顺利，因此，问题便成为了禁忌（tabu）。我们选择确定的事物，而不要任何有疑问的事物——只要结果，不要试验——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只有通过怀疑才能获得确定性，只有通过试验才能获得结果。人为地否认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带来确定感；相反，要想获得我们所需要的确定感和清晰感，则需要一种更为广泛、更为高级的意识。

这段引言虽然比较长，但在我看来，为了搞清楚我们这个主题的性质，却很有必要。当必须处理某些问题时，我们会本能地拒绝走那条需要穿过黑暗和模糊的路。我们只想听到毫不含糊的结果，而全然忘记了我们只有冒险进入黑暗，然后再从黑暗中走出来才能获得结果。但是，要穿过黑暗，我们必须唤起意识所能提供的全部光明力量；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我们甚至必须任凭自己沉溺于猜测之中。因为在处理心理生活的问题时，我们会不断地遇到不同知识分支之私人领域的原则问题。我们常常会打扰并且激怒神学家、哲学家、医生和教育家，我们甚至会在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领域中摸索前行。我们之所以做出这种过分的行为，不是因为傲慢自大，而是因为人的心理是各种因素的独特组合，而这些因素同时也是各个领域专门研究的主题。人类正是通过其自身以及自身的独特构造创造了科学。这些科学便是其心理的表征。

因此，如果我们自问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什么跟动物世界明显不同的人类会有问题？”——那么，我们就会陷入那个若干世纪以来成千上万个智慧的头脑也没有解开的结。我不会像西西弗斯（Sisyphus）那样在这个混乱的杰作上做无用功，而只是在人类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努力将我的答案提供给读者以作参考。

没有意识，就没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提这个问题：意识是怎样产生的？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切的答案，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处于意识形成阶段的小孩来寻找答案。只要留心，每一个家长都会看到这一点。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是：当小孩能够辨认（recognize）某人或某物时——当他能够“认识”（know）某个人或某样东西时——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小孩开始有意识了。毫无疑问，这正是伊甸园中的智慧之树会结出如此致命的果实的原因所在。

但是，这个意义上的辨认或认识又是什么呢？当我们成功地把一种新的知觉与一个已经确立的情境联系起来，并且将这种新的知觉和情境都保存在我们的意识之中时，我们就说“认识”了某样事物。所以，“认识”是建立在心理内容之间的有意识联系之上的。我们无法认识毫无关联的内容，甚至意识不到它们。因此，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意识的第一个阶段，是将两个或更多的心理内容联系起来。在这个阶段，意识仅仅只是断断续续的，仅限于少数几种联系的表象，而且此后这些内容也不会存在于记忆中。事实上，在生命最初的几年，是没有什么连续的记忆的，至多存在一些记忆的孤岛，它们就像无边黑暗中的一盏盏孤灯或发光物。但是，这些记忆孤岛与心理内容那些最初的联系已经不是一回事了，它们所包含的内容更多、更新。这些内容非常重要，正是这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内容，构成了所谓的“自我”（ego）。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最初的一系列内容，是意识中的一个客体，正因为如此，儿童最初总是用客观的方式称呼自己，也就是用第三人称。只有到了后来，当自我的内容充满了属于它们自己的能量时（这很可能是练习的结果），主观的感觉，或者说“我性”（I-ness）才会产生。毫无疑问，从这一刻起，儿童便开始用第一人称来称呼他自己了。在这个阶段，连续的记忆也开始出现。因此，从本质上说，连续的记忆是一种连续的自我记忆。

在意识尚处于孩童阶段时，还没有出现问题；任何事情都还不能依赖于主体，因为儿童自身此时还仍完全依赖于其父母。这就好像是儿童此时还没有完全出生，他仍然被包围在父母心理氛围之中。心理上的出生，以及随之而来的将自我与父母有意识地区分开的过程是正常的发展过程，一般发生在青春期，并伴随着性生活的突然出现。生理上的变化通常伴随着心理上的剧变。因为身体的各种症状非常强调自我，以至于它常常毫无节制或不顾一切地表现出来。因此，这个时期有时候被称为“让人无法忍受的年纪”（the unbearable age）。

在青春期之前，个体的心理生活基本上被冲动所控制，很少或者完全不会遇到什么问题。甚至当外在限制与主观冲动发生冲突时，这些限制也不会让个体与其自身相矛盾。他要么屈从于这些限制，要么绕过它们，始终与自己保持一致。他此时还不了解问题所带来的那种内心紧张的状态。只有当外在限制变成内在的障碍时，也就是一种冲动与另一种冲动发生冲突时，内心的紧张状态才会出现。如果采用心理学的术语，我们可以这样说：这种由于某个问题的存在而引发的状态——也就是与自我不一致的状态——是在一系列的自我内容与另一系列同样强度的内容同时产生时出现的。这第二个系列的内容由于它所具有的能量价值，从而与自我情结在功能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称之为另一个自我或第二个自我，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可以从第一个自我手里夺过主导权。这便造成了与自己的疏离——这种状态就预示着问题要出现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概括如下：意识的第一个阶段由辨认或“认识”构成，是一种无序或混沌的状态。第二个阶段，即自我情结发展的阶段，是一个独裁的或一元化的阶段。在第三个阶段，意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它包括对自身分裂状态的认识，这是一个二元化的阶段。

到这里，我们才开始进入实际的主题，也就是人生阶段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讨论青年时期（the period of youth）。它的大致范围是从青春期一直延伸到中年（开始于35岁到40岁之间）。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要选择从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开始呢？难道就没有与童年时期相关的困难问题吗？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医生来说，儿童复杂的心理生活当然是一个具有第一重要性的问题；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儿童并没有真正属于他自己的问题。只有当一个人长大了，他才有可能对自己产生怀疑，与自己发生分歧。

对于青年时期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根源，我们都已经了如指掌。对大多数人来说，问题起源于生活的需要，这些需要匆忙地终结了童年的梦想。如果个体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么，其向职业生涯的转变可能就会比较顺利。但是，如果他紧紧地抓着那个与现实相矛盾的幻想不放，那么，问题肯定就会出现。没有哪个人在生活的过程中不做一些假设——有时候这些假设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这些假设可能并不符合个体所处的情境。于是，问题往往就会出现，比如期望过高，低估了困难，盲目乐观或者态度消极，等等。我们可以列出许多引发了最初的意识问题的错误假设。

但是，导致问题出现的，并非总是主观假设与外界事实之间的冲突，很多时候，也有可能源于内在的心理失调。即使当外部世界中的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问题也可能存在。干扰心理平衡的通常是性冲动；同样，由于难以忍受的敏感而产生的自卑感也常常会干扰心理平衡。甚至在无须费力便能适应外部世界的时候，这些内在的困难也可能存在。这就好像是那些不得不为生存而奋力挣扎的年轻人往往可幸免于内在的问题，而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很容易适应外部世界的年轻人，却常常会因其自卑感而遭遇性或冲突的问题。

那些自身气质就会带来问题的人，通常是神经质的，但如果把存在的问题与神经症混为一谈，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两者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神经症患者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他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而那些气质会带来问题的人并没有生病，他只是因为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而备受折磨。

我们发现青年时期有着无穷无尽的个人问题，如果试着从中提取出一些共同的必要因素，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几乎所有案例都有一个特征：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明显地固着于童年时期的意识——表现出一种对命中注定的力量的反叛，而这种力量无处不在，试图将我们卷入这个世界之中。我们内心有某种东西希望我们依然还是个孩子；它希望我们是无意识的，或者最多只能意识到自我；它希望我们拒绝一切陌生的东西，或者至少让它顺从于我们的意志；它希望我们什么也不做，或者无论如何都要沉溺于追逐快乐或权力的渴望。在这种倾向中，我们观察到了一些类似于物质惯性的东西；与二元化阶段相比，它要保持迄今为止的状态，即它的意识水平更低、更狭窄、更自我。因为在二元化阶段中，个体往往发现自己被迫要承认和接受一些不同的、陌生的东西，并把它们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就好像是把它们当成“另一个我”（also-I）。

二元化阶段的本质特征是生活范围的扩展，而个体对此是抵制的。诚然，这种扩展——或者用歌德的话说，这种舒张（diastole）——早在二元化阶段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它开始于个体出生的时候，当时，婴儿放弃了母亲子宫的狭窄限制；从那时起，它便日渐成长，直至达到某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个体被各种问题所困扰，于是便开始抵制它。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变成不一样的、异质的“另一个我”，并让早先的那个自我消失在过去，那么，在他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过程。从布道时所说的要抛弃以前的亚当到原始民族的再生仪式，所有宗教教育的根本目的，都是要把人改造成一个崭新的、活在未来的人，并让旧有的生活形式逐渐消失。

心理学告诉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心理中没有什么东西是陈旧的，没有什么东西能真正、彻底地消失。就连圣保罗，也有一根刺留在了他的肉体里。凡是想让自己免于接触新奇陌生的东西而退回到过去的人，与那些认同新的东西而背离过去的人一样，都会陷入同样的神经症状况。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一个人疏离了过去，另一个人则疏离了未来。从原则上说，他们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紧紧抓着一种狭窄的意识状态不放。解决的办法就是利用对立物的活动中所固有的张力——存在于二元化阶段中——来打破这种狭窄的状态，从而建立起一种更为广阔、更为高级的意识状态。

如果在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就能有此结果，那这个结果将是很理想的——但难就难在这里。首先，自然丝毫不在乎更高水平的意识。其次，社会也并不认为心理的这些技艺有多么重要的价值；社会所褒奖的对象始终是成就，而不是人格——在大多数情况下，后者（即人格）只有在人去世后才会受到赞赏。既然如此，一种解决这个困难的特殊方法就变得具有了强迫性：我们被迫要限制自己去做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被迫将我们的特殊才能区分开来，因为只有这样，有能力的个体才能发现他的社会存在。

成就、有用等是我们的理想，它们似乎可以引导我们走出各种问题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在扩展和巩固我们的心理存在的冒险过程中，它们可能就是我们的北极星——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扎根；但是，它们却不能引导我们发展出那种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更为广泛的意识。无论如何，在青年时期，这样的过程都是正常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比陷入杂乱无章的问题中翻来覆去要好得多。

因此，这个两难问题通常是这样解决的：过去所给予我们的一切都要适应于未来的可能性和要求。我们若限制自己只做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意味着放弃了其他的一切潜能。有的人会失去一部分有价值的过去，有的人则会失去一部分有价值的未来。每个人都能回忆起这样一些朋友或者同学：他们曾是很有前途、很有理想的年轻人，但若干年以后再遇到时却发现，他们似乎已经江郎才尽，被束缚在了一个狭窄的空间中。这些便是上面所列举的解决办法的例子。

然而，人生中的重要问题永远都不能彻底解决。如果什么时候它们看似完全解决了，那么这只是一个迹象，说明有什么东西被遗漏了。问题的意义和目的似乎并不在于其最终的解决，而在于我们不断地去解决它这个过程。单是这一点，就能使我们免于头脑愚钝和僵化。对于青年时期的问题（即限制自己只做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解决来说，也是一样的；从更深的意义上说，这种解决只是暂时有效，但不能持久。当然，为自己在社会上赢得一席之地，从而转变自己的天性，使之或多或少适合于这个存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项重要的成就。这不仅是一场外部的斗争，也是一场内在的斗争，可与儿童为保卫其自我而进行的斗争相媲美。我们必须承认，这场斗争有很大一部分是观察不到的，因为它在暗中进行；但是，当我们看到有些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依然固守着幼稚的幻想、预设和自我中心的习惯时，我们就能意识到，这场斗争消耗了他们多少能量。那些在青年时期引导我们走进生活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和态度（我们为了它们而奋斗、受苦，最终获得了胜利）已经成为我们自身存在的一部分，我们似乎变成了它们，于是我们便兴高采烈地允许其永远存在，视之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就像孩子在面对世界时会不顾自己——甚至有时候会恶意地对待自己——来维护其自我（ego）一样。

我们离中年越近，就越能成功地牢固确立我们的个人立场和社会地位，也就好像越能够找到正确的道路、正确的理想和行为准则。因此，我们便把它们当成了永远有效、一成不变的东西，紧紧抓着它们不放，并把这些行为视作一种美德。我们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获得社会奖赏的成就往往是以个性的萎缩为代价而赢得的。生活中有许多，或者说太多本应该也要去体验的方面，却与许多尘封的记忆在一起，被丢在了废旧物品储藏室。有时候，它们甚至成了灰烬下面燃烧着的煤炭。

统计表显示，在40岁左右的男性中，精神抑郁症的发病率有所上升。而对于女性而言，神经性障碍出现的时间通常要早一些。我们看到，在生命的这个阶段——35岁到40岁之间——酝酿着人类心理的一次重大改变。起初，这个改变是无意识的，也不明显；更确切地说，它只是一些间接的迹象，表明有一种改变似乎要从无意识中产生。通常情况下，它就像是一个人的性格所发生的缓慢的改变；在另一种情况下，某些在童年时期便已消失的特征可能又会出现；又或者，某些倾向和兴趣会逐渐变弱，而其他的倾向和兴趣则取而代之。此外，我们还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迄今为止一直被接受的信念和原则——尤其是道德方面的原则——开始硬化，而且变得越来越僵化，到50岁左右，这种状况会达到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狂热境地。这就好像是在这个时候，这些原则的存在受到了威胁，因此有必要予以格外的强调。

青春之酒并非总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清醇，而是常常会变得越来越浑浊。上面所提到的所有表现，在偏激的人身上看得最为清楚，它们或迟或早都会显现出来。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的双亲一直健在，它们出现的时间往往就会迟一些。这就好像是这个人的青年期被不适当地延长了。在那些父亲长寿的男性病人身上，我尤其看到了这一点。因此，父亲的死亡会导致过于匆忙的——几乎是灾难性的——成熟。

我认识一位极为虔诚的教会执事，他从40岁起便开始对道德和宗教方面的问题表现得越来越不宽容，最后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与此同时，他的性情也变得越来越差。最后，他完全变成了一根在黑暗中慢慢倒下的“教会支柱”。他就这样到了55岁，有一天晚上，他突然从床上挺身坐了起来，对他的妻子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事实上，我就是一个地道的恶棍。”这种自我认识并非没有效果。到了晚年，他便过起了非常放纵的生活，挥霍掉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显然，他是一个“可爱”的人，能够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成年期常见的神经性障碍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总是掩饰不住想延长青年时期的心理倾向，使其越过所谓的懂事年龄（years of discretion）的门槛。我们都见过那些令人同情的老先生，他们必须天天拿着学生时代的旧事炒冷饭，就好像只有通过回忆年轻时的辉煌事迹，才能重新燃起生命的火焰一样——而在其他时候，他们则只是一个无望而麻木的市侩老人。当然，他们通常拥有一个不容低估的优势：他们不会患上神经症，而只是令人生厌、拘泥不化罢了。相反，会患上神经症的是另外一种人，他们不喜欢当下的每一件事，因此也永远不能享受过去。

正如之前青年时期的神经症患者无法逃避童年一样，中年期的神经症患者也无法逃避他的青年时代。他在人之将老的灰色想法面前常常会退缩，而且，他觉得摆在面前的这种前景令人难以忍受，于是，他总是拼命地追忆过往。就像一个充满孩子气的人在面对未知的世界或人时会退缩一样，成年人也常常在人生的后半段面前退缩。就好像是要他去完成一项未知而又危险的任务；或者好像是他受到了威胁，要他付出他不想承受的牺牲和损失；又或者好像对他来说，迄今为止的生活是那样美好和珍贵，因此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失去它一样。

是不是从根本上讲这只不过是对死亡的恐惧呢？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在这个时候死亡通常还很遥远，因此往往被看作一个多少有些抽象的概念。相反，经验告诉我们，这一转变过程中所遇到的所有困难的基础和原因，都包含在心理内部深刻而特殊的变化之中。为了描述它的特征，我得拿太阳每天的运行轨迹来打个比方——不过这个太阳被赋予了人类的情感和有限的意识。早晨，太阳从无意识的夜间海洋中升起，放眼这个展现于眼前的宽阔且明亮的世界，随着太阳在天空中升得越来越高，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宽阔。随着太阳不断升高，其活动范围也不断扩展，在这个过程中，它将发现自己存在的意义；它把上升到最高点——在最大范围内洒下恩泽——当成其目标。怀着这样一种信念，太阳开始追寻其通往顶点的无法预见的旅程；之所以无法预见，是因为太阳的旅程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化的，因而其最高点无法提前计算出来。在正午的钟声敲响之时，太阳便开始下降。下降意味着上午所珍视的一切理想和价值观开始出现逆转。太阳陷入了自我矛盾之中。这就好像是太阳应该吸收光线，而不是放射光线。光和热开始慢慢变弱，最终彻底消失。

所有这些比方都相当蹩脚，但至少不会比别的比方更加蹩脚。有一句法国谚语以一种听天由命又玩世不恭的口吻总结道：“愿年轻人有智慧，老年人有精力。”

幸运的是，我们人类并不是朝升夕落的太阳，否则，就会对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很不利。但是，我们身上确实存在一些类似于太阳的东西；所以，我们才会说人生的早晨、人生的春天，或者人生的傍晚、人生的秋天，这些说法并不仅仅只是感伤的套话。这样一来，我们就表达出了一个心理学真理，甚至还表达出了生理学的事实；因为正午时分的这种逆转甚至会改变身体的特征。尤其是在南方的种族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上了年纪的妇女，其嗓音会变得粗哑低沉，唇部开始长出胡须，面部表情会变得生硬，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男性特质。另一方面，男性体格则由于出现了女性气质特征而变得柔和了一些，例如，身体变得肥胖，面部表情也变得柔和了起来。

在人种学文献中，有一篇有趣的报道记载了一位印第安武士首领的故事，这位武士首领在中年的时候，印第安部落所崇拜的大神（Great Spirit）出现在了他的梦中。大神对他说，从此以后，他必须和妇女儿童在一起，穿女性的服饰，吃女性的食物。他遵从了梦中的指示，但并未因此而声望下降。这个幻觉是人生处于正午之时——也就是生命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心理革命的真实表达。人的价值观，甚至是他的身体都往往会朝着相反的方向经历一场逆转。

我们可以把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及其心理成分比作储存在某个特别仓库里的物质，在生命的前半段，对这些物质的使用是不均衡的。男人消耗掉了大量的男性物质，最后只剩下少量的女性物质，此时他不得不开始使用这些女性物质。女性的情形则恰好相反：此时她通常会让那些未使用的男性物质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与生理领域相比，这种转变对心理领域的影响要更大一些。我们经常看到，一个40或50岁的男人放弃自己的生意，而他的妻子则挑起大梁，开了一家商店，这个男人会时不时地到店里去打打杂。有很多女性过了40岁，才开始唤醒其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意识。在现代商业生活中——尤其是在美国——40岁或40岁以上的人突然精神崩溃的情况非常普遍。如果稍微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些患者，就会发现，崩溃的其实是坚持至今的男性生活方式；而今剩下的，只是一个女性化的男人。反之亦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同样在这些商业领域中，女性则在生命的后半段发展出一种非同寻常的男子气概和敏锐性，而将她们的情感和同情心推到了一边。通常情况下，这种逆转会伴随婚姻中各种各样的灾难；因为不难想象，当丈夫发现自己有温情的一面，而妻子发现自己有敏锐的头脑时，将会发生什么。

最糟糕的是，聪明又有教养的人士拥有了这些倾向，却甚至对这种转变发生的可能性毫不知情。他们丝毫没有准备便开始了人生后半部分的旅程。社会上是否有一种专为40多岁的人所设的学院，让他们学习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生活及其要求，就像普通的学校教给年轻人关于世界和生活的知识一样？没有，一所也没有。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们便步入了人生的下午；更糟糕的是，我们在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带着一种错误的假设，以为我们的真理和理想会像一直以来那样为我们服务。但是，我们不能按照生命上午的方案来度过生命的下午——因为在上午显得很伟大的东西，到了傍晚就会无足轻重；而在上午是真实的事情，到了傍晚就会变成一个谎言。我给太多年纪大的人做过心理治疗，经常窥探到他们灵魂中的秘密，因此，对这一基本事实坚信不疑。

上了年纪的人应该知道，他们的生活不是在走上坡路，也不会往外扩展，而是有一种不可阻挡的内在过程迫使其生活开始收缩。对年轻人来说，过于关注自己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罪恶——当然也是一种危险；但对老年人来说，认真关注自己是一种责任，也是必要之举。太阳在把光芒洒遍世界之后，往往需要收敛光芒以照亮自己。但很多老年人不但不这样做，还宁可变成疑病症患者、吝啬鬼、教条主义者、一味吹捧过去或青春永恒的人——这些做法全都是照亮自己的可悲替代品，但同时也是这一错觉，即错以为前半生的原则也适用于后半生的必然结果。

我刚才说我们没有专门为40多岁的人开设的学校。其实，事情并非完全如此。在以前，我们的宗教一直发挥着这种学校的作用，但是，今天还有多少人会把宗教看成这样的学校呢？在老年人当中，又有多少人真正在这样一所学校里学习过，为其生命的后半部分、衰老、死亡和永生做好了准备呢？

如果长寿对于个体所属的物种没有意义的话，人肯定活不到七八十岁。因此，人生的下午必定有其意义，不可能只是人生的上午的可悲附属物。毫无疑问，上午的意义在于个体的发展，在于确立我们在外部世界的稳固地位，在于繁衍后代以及照顾我们的孩子。这是自然极为明显的目的。但是，当此一目的已经实现，甚至超额完成后，赚钱、扩大征服领域以及扩展生活是否将超越一切理性和感觉的界限，稳固地继续下去呢？凡是将上午的法则——也就是自然的目的——带到下午的人，都必定因为这样做而付出伤害灵魂的代价，就像一个成长中的年轻人，如果他试图挽回他幼稚的自我中心主义，则必定会因为这个错误而付出在社会上遭遇失败的代价一样。赚钱、确立社会地位、组建家庭和传宗接代等，都只不过是朴素的自然而不是文化。文化通常超越了自然的目的。那么，文化有没有可能就是人生后半部分的意义与目的呢？

在原始部落中，我们可以看到，老年人几乎总是神秘事物与戒律的护卫者，部落的文化遗产正是通过这些神秘事物和戒律表现出来的。我们的情形又是如何呢？我们的老年人所拥有的智慧在哪里？他们的珍贵秘密和眼界又在何处呢？我们大多数的老年人都试图与年轻人一争雌雄。在美国，父亲和儿子以兄弟相称，而母亲恨不能成为女儿的妹妹，这几乎可以说是父母的理想。

我不知道这种混乱在多大程度上是对从前过分强调年长为尊的一种反应，又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错误的理想。毫无疑问，这类理想是存在的，而怀有这种理想的人的目标在过去，而不在将来。因此，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回到过去。我们不得不向这些人承认，前半生的目标人人皆知，但要想看出后半生能够提供什么别的目标却极为困难。扩大生活面、成为有用高效之人、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精明地安排儿女步入合适的婚姻以及取得好的职位——这些目标难道不够吗？不幸的是，很多人都认为上述意义或目的并不够，他们觉得衰老就是生命的萎缩，将其早先的理想视为只不过是某种褪色、破旧的东西。当然，倘若这些人能够在早年斟满生命的酒杯，并饮尽生命的美酒，那么，他们现在对一切事物的感受就会大不相同；如果他们毫无保留，在年轻时曾纵情地燃烧过，那他们就能非常享受老年的平静。但我们不要忘了，只有极少数人是生活中的艺术家；在所有的艺术中，生活的艺术是最为杰出、最为罕见的。世上到底有几人能优雅地饮尽生命之酒呢？所以对很多人来说，生命中有太多东西从其手中平白地溜走——有时候，他们可能拼尽了全力也无法做到；这样一来，他们便会怀着未得到满足的索求之心步入老年，而这必然会让他们频频回头张望。

对这些人来说，频频回头张望尤其致命，而给未来设定一种前景或目标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所有伟大的宗教都许诺有一种死后生活的原因所在，这使得普通人能够带着与前半生同样的毅力和目标度过后半生。对今天的人来说，生命的扩展及生命的巅峰是貌似合理的目标；但在他看来，有关死后生活的观点却似乎很可疑，或者不可思议。然而，只有当生存太过悲惨，以至于我们乐于让它结束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确信太阳在下沉——“为了照耀遥远的种族”——之际也付出了与上升到最高点时同样的坚持和努力时，生命的终点，即死亡，才会被接受为一个目标。但是，信仰在今天已经变成了一种很难做到的艺术，这就使得人们，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人，很难找到确立信仰的途径。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于这样的想法，即有关永生之类的问题常常自相矛盾，且又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在当今世界，“科学”成为一个人们对之深信不疑的口号，因此，我们总是想要用“科学”来证明一切。但那些受过教育、懂得思考的人都知道，想要获得这种类型的证据是不可能的。其实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就是一无所知。

既然如此，我是不是也可以因此而评论说我们同样无从得知一个人死后会发生什么呢？答案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因为我们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都不能用确凿的科学证据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问这个问题，就好比是在问火星上到底有没有人居住一样。就算火星上有人居住，他们无疑也不会关心我们是肯定还是否定他们的存在。他们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而有关所谓的永生，亦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妨将此问题搁置一旁。

但是在这里，我作为医生的良知被唤醒了，因此，我必须就此问题补充一点必要的内容。我观察到，与毫无目的的生活相比，一种有目标的生活总的来说要更好、更丰富，也更健康一些；顺着时间的溪流而行，比逆流而上要好一些。在心理治疗师看来，一个不能向生活告别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一个不能拥抱生活的年轻人一样软弱、病态。事实上，在许多病例中，不论是在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身上，这体现的都是同样的幼稚、贪婪、恐惧、固执和任性的问题。作为一名医生，我确信：从死亡中发掘出一个能够为之奋斗的目标是符合卫生学的——如果我可以用卫生学这个词的话；逃避死亡是不健康、不正常的，这样做就等于剥夺了后半生的目的。因此，我认为，宗教关于来生的教义符合心理卫生的观点。如果我知道我所居住的房子在两个星期之内就会倒塌，那么，我所有重要的功能都会因为这一想法而受到损害；但如果情况与此相反，我感觉自己很安全，那么，我就可以正常、舒适地住在这里。因此，从心理治疗的角度看，比较可取的做法是把死亡看作仅仅只是一个过渡——只是生命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其范围和持续时间是我们无从知晓的。

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为什么身体需要盐分，但尽管事实如此，人们依然出于本能需要而摄取盐分。心理方面的事情也是如此。从远古时代起，绝大部分人都觉得有必要相信生命是延续的。因此，心理治疗的要求不会将我们引上什么歧途，而是引导我们沿着人类已经踩出的康庄大道继续前进。所以说，我们有关生活之意义的思考是正确的，尽管我们并不理解自己思考的是什么。

我们始终知道自己思考的是什么吗？我们唯一理解的，是那种像纯粹公式一样的思考，放进去什么，就算出来什么。这就是智力的活动。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使用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s）进行的思考——这些象征比人类历史还要古老；它们从远古时代起就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类心中，而且源远流长，历经千秋万代，至今依然是人类心理的基础。只有与这些象征和谐共处，我们才有可能过上最为圆满的生活；智慧便是这些象征所给予的一种回报。这无关信仰，也无关知识，而是一个让我们的思考与无意识的原始意象相一致的问题。这些意象是我们全部有意识思想的根源，而在这些原始意象中，有一个就是有关来生的观念。科学与这些意象是无法放在一起比较的。这些意象是想象力不可或缺的条件，它们是第一手的资料——科学也不能随意否定它们存在的适宜性和正当性。科学只能把它们当作既定的事实，像探索甲状腺的功能一样去探索其功能。在19世纪以前，人们之所以认为甲状腺是一个没用的器官，完全是因为人们不了解它。倘若今天我们说原始意象毫无意义，那我们也犯了同样的目光短浅的错误。在我看来，这些意象就像是心理的器官，我必须万分谨慎地对待它们。有时候，我不得不对某位上了年纪的患者说：“你脑海里有关上帝的画面，或者说你的永生信念已经消退了，因此，你心理的新陈代谢功能就失常了。”古代的不死药（athanasias pharmakpn），即长生不老药，比我们所认为的要有意义且深刻得多。

在这里，我想暂且再回到那个太阳的比喻。人生就像一道180度的弧线，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位于东方，它是童年——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对他人来说是一个问题，而不曾意识到我们自己有任何问题；第二个和第三个部分则充满了各种意识到的问题；而在最后一个部分——最为年老的时期——我们又退回到了那种不会因为自己的意识状态而担忧的境地，我们再一次成了别人的问题。当然，童年和老年是完全不同的，不过它们也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沉浸在无意识的心理事件之中。儿童的心智会从无意识状态中逐渐成长起来，因此，其心理过程——尽管也不太容易观察到——并不像老年人的心理过程那样难以觉察，而这些老年人已经再度陷入了无意识中，并在无意识之中慢慢消失。童年和老年是意识不到存在什么问题的人生阶段，我在这里不做讨论。

第六章

弗洛伊德与荣格

——比较的视角

弗洛伊德的观点与我本人的观点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应该由不曾受到我们二人观点影响的圈外人去讨论。我能客观公正地对待我自己的观点吗？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吗？对此，我表示怀疑。假如我听说有人已经完成了这一壮举，其成就堪与孟豪森（Münchausen）男爵媲美，那么，我可以肯定他的观点一定是从他人那里抄袭来的。

诚然，那些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从来都不是其所谓作者的私人财产；相反，所谓的作者其实只能算是这些观点的奴隶。那些被奉为真理的让人印象深刻的观点都有其特殊之处。尽管它们出现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但却是永恒的；它们产生于繁殖力强大的心理生活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个体那转瞬即逝的思想就像一棵植物，发芽、开花、结果，然后枯萎、死亡。这些观点并非来自某一个体的个人生活。我们不曾创造这些观点，而是观点创造了我们。当然，在面对某些观点时，我们不可避免要承认一点：它们不仅会阐明我们身上最好的一面，而且也会揭露出我们最为糟糕的不足之处和个人缺陷。有关心理学的观点，尤其如此。它们若非来自生活最为主观的一面，又会来自哪里呢？有关客观世界的经验能帮助我们避免主观偏见吗？每一种经验，即使是最理想状况下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不都也是主观的解释吗？另一方面，主体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世界的一部分。来自主体的任何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从这片普遍的土壤中长出来的，就像世上最为罕见、最为奇异的有机体也依然是我们所共享的这个地球所支持和滋养的一样。正是这些最接近自然和生命有机体的最为主观的观点，才应当被认为是最真实的。但真理又是什么呢？

就心理学的目的而言，我认为，我们最好不要认为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能够让我们对心理的本质作出“真实的”或“正确的”断言。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多也只能是进行真实的表述（true expression）。我所说的真实的表述，指的是对主观上注意到的任何一个事物，都做公开坦诚的宣告和详尽无疑的展示。有的人可能会强调这种材料得以展示的形式，并因此认为，他创造了在自己内心所发现的这些东西。有的人则可能会强调自己扮演的是一个观察者的角色这一事实；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接受态度，并坚信他主观上所观察到的材料是自发呈现出来的。其实，真相就介于这二者之间。真实的表达就是给所观察到的材料赋上合适的表达形式。

现代的心理学家不论他的志向有多远大，都很难声称，他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超过了那种正确的接受性和合理恰当的表达。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心理学，只不过是少数一些个体将他们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东西进行了记述而已。他们的表述形式有时是恰当的，有时则不恰当。由于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会与某一类型相一致，因此，他的记述就可以被接受为针对一大群人的相当有效的描述。而且，既然其他类型的人也同属于人类，因此，我们便可以断定，这些描述也同样适用于他们，尽管不那么契合。弗洛伊德有关性欲、婴儿期享乐及其与“现实原则”（principle of reality）的冲突、乱伦等的言论，皆可看做是对他自身心理构成的最为真实的表达。他为在自己身上所注意到的这些东西赋予了恰当的形式。我并不是弗洛伊德的反对者，我之所以被加上此一称谓，只不过是因为弗洛伊德本人及其门徒目光短浅。没有哪个经验丰富的心理治疗师会否认，他们曾至少遇到过几十个完全符合弗洛伊德的基本描述的案例。通过将在自己身上发现的东西公之于世，弗洛伊德推动了一个有关人类的伟大真理的诞生。他倾尽一生、竭尽全力创立了一门心理学，而这门心理学是对他自身存在的系统阐释。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就决定了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事物。既然他人与我们不同，那么，他们看待事物、表达自己的方式也与我们不同。弗洛伊德最早的门徒之一阿德勒（Adler）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与弗洛伊德研究了同样的经验材料，但处理材料的方式却与弗洛伊德完全不同。阿德勒看待事物的方式至少可以说与弗洛伊德的一样具有说服力，因为他也代表了一种众所周知的类型。我知道，这两个学派的追随者都会毫不客气地说我讲错了，但我希望，历史和所有客观公正的人能够为我作证。在我看来，这两个学派都应该受到指责，因为它们过分强调了生活的病态方面，而且在对人进行解释的过程中过于绝对地依据人的缺陷。弗洛伊德不能理解宗教体验，这一事实便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他的著作《幻象之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而就我个人而言，则更倾向于从健康、健全的角度去看待人类，并将患者从弗洛伊德撰写的每一页纸上所渲染的观点中解放出来。弗洛伊德的学说绝对是片面的，因为这种学说是他从仅与神经症状态有关的事实中概括出来的，它的有效性实际上只限于那些神经症状态。弗洛伊德的学说尽管有误，但在这些限制范围之内，它还是真实有效的，因为错误本身说到底也是学说的一部分，也反映了一种更大的真实。无论如何，弗洛伊德的学说都不是一种关于健康心理的心理学。

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病态症状在于：它建立在一种不加批判的，甚至是无意识的世界观之上，而这非常容易使人类经验和理解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变得狭隘。弗洛伊德的一大错误在于他忽视了哲学。他从来都没有批判地思考过他的前提，甚至是作为他提出个人观点之基础的假设。而从我上面所说的内容，我们不难推断出，这种批判性的思考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他曾批判性地审视过自己的假设，那他就绝不会像在《释梦》（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中所做的那样，幼稚地把自己独特的心理倾向公之于众。无论如何，他都会遇到我曾遭遇过的那些困难。我从来都没有拒绝过哲学批判这杯苦甜参半的酒，但一直以来我都小心翼翼地饮用它，每次只喝一点点。反对我的人可能会说，这未免太少了，但我自己的感觉却告诉我，几乎可以说是太多了。自我批评太容易破坏人的天真无邪，而天真无邪是任何一个有创造性的人都不可或缺的无价财富，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一种天赋。无论如何，哲学批判都帮助我看到，每一种心理学——包括我自己的心理学——都带有主观告解的特征。不过，我必须防止我的批判力破坏我的创造性。我深知，我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带有与我自己有关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有其自身独特经历和独特世界的自我所特有的，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当我在处理经验资料时，我也必定是在谈论自己。但是，只有承认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才能为人类认识自己的事业做出贡献——弗洛伊德也希望为这一事业做出贡献，而且不管怎样，他确实为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知识不仅建立在真理之上，也建立在错误之上。

也许这里的问题就是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种心理学学说都带有其提出者的主观色彩，而这便是导致弗洛伊德与我的观点之间出现深刻差异的原因所在。

在我看来，我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另一个不同点在于，我总是尽量让自己摆脱那些有关一般世界的无意识的，从而也是未经批判的假设的影响。我之所以说“尽量”，是因为没有人能摆脱他自己的一切无意识假设。不过，我至少能尽量让自己避免那些愚蠢的偏见，并因而倾向于承认各种各样的神的存在，前提是只要它们活跃在人们的心理之中。我并不怀疑自然本能或驱力是人类生活的推动力，而不论我们称之为性欲还是权力欲望；但是，我也丝毫不怀疑这些本能会与精神发生冲突，因为它们总是不断地与其他东西发生冲突，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称这种东西为精神呢？目前，我还远远不了解精神本身是什么，也同样不了解本能为何物。两者对我来说同样神秘，但我不能根据精神的解释来否定本能的存在，也不能根据本能的解释来否认精神的存在。否则，那将是一种彻底的误解。地球上只有一个月亮这一事实并不是一种误解。自然界中不存在误解；只有在人类称为“理解”（understanding）的领域中才会出现误解。本能和精神当然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它们只是一些术语，用来指代一些我们并不知其性质的强大力量。

正如你所看到的，我认为一切宗教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在宗教象征中，我可以发现我在患者的梦和幻想中遇到过的那些形象。在宗教的道德说教中，我可以看到与我的患者所做的相同或相似的努力，我的患者在自己的洞察力或者灵感的引导下，可以找到应对其种种内心生活压力的正确方法。各种形式的典礼、仪式、入会仪式、苦行禁欲，以及它们的各式变体，都让我非常感兴趣，因为凭借这如此众多之技巧，我便可以寻找出与这些内在生活力量的恰当关系。同样，我认为生物学和自然科学的经验主义总体上也具有积极的价值，从中，我们看到了从外在世界着手去理解人类心理的艰难努力。我认为，诺斯替教（gnostic religions）则从相反的方向做出了同样惊人的努力：从内在寻求有关宇宙的知识。我内心的世界图景，既包括一片广阔的外在领域，也包括一片同样广阔的内在领域；而人类站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时而面对这个领域，时而面对那个领域，然后依据他自己的心境或气质，把其中一个领域当作绝对真理，而否定或者牺牲另一个领域。

当然，这个图景是假设性的，但它所提供的假设非常有价值，以至于我无法将之舍弃。我认为，它在启发性和经验性方面都得到了证实，而且，它还得到了一般共识（consensus gentium）的支持。这个假设显然来自我的内在领域，尽管我可以想象，是基于经验的研究让人们发现了这一假设。我的类型理论正是根据这一假设推论而来，它还使我与一些不同的观点（比如弗洛伊德的观点）得以调和一致。

我发现，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对立的活动，并从这一观念出发发展出了我的心理能量（psychic energy）概念。我认为，心理能量来自对立双方的活动，就像物理能量涉及势能的差异一样，也就是说，存在着暖和冷、高和低这样的对立概念。弗洛伊德一开始把性欲视为唯一的心理驱动力量，直到我与他分道扬镳后，他才承认其他心理活动也具有同样的地位。就我而言，我把各种心理驱力或力量都归到了能量的范畴内，为的是避免一种只探讨驱力或本能的心理学所具有的那种任意武断。因此，我所谈论的并不是单独的驱力或力量，而是“价值强度”（value intensities）。[1]我上面所说的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想否认性欲在心理生活中的重要性，虽然弗洛伊德固执地认为我确实要否认这一点。我的目的无非是想为性（sex）这个已被滥用的术语设定一个界限，因为它有可能破坏一切关于人类心理的讨论，我希望把性欲本身放到其恰当的位置上。常识始终会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性欲其实只不过是生的本能（life-instincts）当中的一种——只不过是心理生理功能当中的一种——尽管这种本能或功能毫无疑问已经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且意义重大。

毫无疑问，在当今的性生活领域中，存在一种明显的混乱状态。众所周知，当我们牙疼的时候，我们往往无暇顾及其他。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性欲无疑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性强迫症（sexual obsession），每当需要迫使或诱使患者摆脱某种错误的态度或情境时，这种强迫症就会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堆积在一个大坝后面的被过分强调的性欲；只要正常发展之门打开，它马上就会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性欲常常被困在对父母和各种关系的积怨之中，被困在家庭情境中那些令人厌烦的情感纠葛之中，这种情境常常会阻断生命的能量。这种阻断现象会经久不衰地表现为一种性欲，即所谓的“婴儿期性欲”。它实际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性欲，而是对完全属于生活的另一个领域的紧张感的一种不自然的宣泄。既然如此，在这个洪水泛滥的国度里驾驶着小船划来划去又有什么用呢？诚然，具有冷静而有条理之思考的人都知道，此时，与其在洪灾中划舟奔逃，还不如凿开泄洪的渠道。我们应该在改变的态度或新的生活方式中，努力找到释放被阻隔的能量所需要的通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而实际上，这正是弗洛伊德学派心理学可能会导致的威胁所在。它并没有为人们指明道路，帮助人们走出无法更改的生物事件的循环。这种无望感会使得人们像使徒保罗一样大声呼喊：“我真是苦啊！有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躯体呢？”而我们当中有智慧的人通常会走上前，一边摇头，一边借用浮士德的话说：“你所意识到的只不过是一种冲动而已。”即只能意识到肉体的联系，它向前可以追溯到与父亲和母亲的联系，向后可以追溯到与传承了我们血脉的孩子的联系——与过去“乱伦”，也与未来“乱伦”，这是家庭情境中永远存在的原罪。除了生活中与之相反的冲动，即精神，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从这种联系中解脱出来。拥有自由的，并非血肉之躯的孩子，而是“上帝的孩子”。在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的家庭生活悲剧小说《死亡日》（Der Tote Tag）的结尾，那个化作了魔鬼的母亲说：“奇怪的是，人们竟然不知道上帝就是他的父亲。”这是弗洛伊德永远都不会得知的事情，也是所有赞同他观点的人不允许自己得知的事情。至少，他们永远都找不到打开此种知识宝库大门的钥匙。神学帮不了那些寻找这把钥匙的人，因为神学需要信念，而信念是不能凭空杜撰的：从最为真实的意义上说，信念是一种上帝恩赐的礼物。我们现代人亟须重新发现精神生活，我们必须重新去亲身体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破那个将我们束缚于生物事件之循环中的魔咒。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弗洛伊德的观点与我的观点之间的第三个不同点。因为这一点，有人便指责我是神秘主义者。不过，我并不认为以下这一事实是因我而导致，即不论何时何地，人类总会自动发展出宗教的种种表现形式，而且从远古时代起，人类的心理之中就充满了宗教情感和宗教观念。凡是看不到人类心理这一方面的人，都是盲目的；而凡是选择通过解释或者“启蒙”来把这个方面消除掉的人，则都没有现实感。弗洛伊德学派的所有成员，包括弗洛伊德本人，都具有恋父情结，我们是否应该可以从这种恋父情结中看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任何值得一提的从不可变更的家庭情结中解脱出来的方式呢？人们非常固执、过于敏感且狂热地捍卫着这种恋父情结，这种情结其实是被误解的宗教虔诚的外壳，它是用生物学和家庭关系表现出来的一种神秘主义。至于弗洛伊德的“超我”观念，只不过是一种鬼鬼祟祟地想要偷取一向受人尊敬的耶和华意象的企图，然后穿上心理学理论的外衣而已。当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时，其实还是开诚布公地说出来为好。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用人们一直以来所熟悉的名称来称呼事物。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从原始的入会仪式开始，人们的精神生活一直在前进，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人们之所以允许科学对其研究领域进行划分，并提出有限的假设，那是因为科学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运作；但是，人类的心理却不能分割开来。心理是一个整体，意识是心理的一部分，心理是意识之母。科学思维只是心理的一种功能，因此它永远也无法穷尽生活的所有可能性。心理治疗师不能戴着病理学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世界；他永远都不能忘记，病态的心理也是人类的心理，尽管处于疾病状态，但也是人类整体心理生活的一部分。心理治疗师甚至还要能够承认一点，即自我之所以生病，正是因为它与整体的联系被切断了，失去了与人类以及精神的联系。就像弗洛伊德在《自我与伊底》（The Ego and the Id）中所说的，自我确实是“恐惧之地”，但只有它不回到“父亲”和“母亲”[2]那里时才会如此。弗洛伊德在尼哥底母（Nicodemus）的问题上遭遇了挫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能再次进入母亲的子宫，然后重新出生吗？”见微知著，我们可以说，历史在这里重现了，因为如今这个问题再一次成了现代心理学争论的焦点。

几千年来，入会仪式一直教导人们的是如何获得精神上的重生；但奇怪的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忘记了神圣生殖（divine procreation）的意义。当然，这不能证明精神生活的强大；然而，这种误解所导致的惩罚是沉重的，因为它简直就是一种神经质的衰退、极度的痛苦、萎缩和贫乏。把精神拒之门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一旦我们这样做，生活就会变得淡而无味——生活也就失去了它的滋味。幸运的是，古代入会仪式的核心教义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这一事实证明，精神的力量常在常新。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时会出现这样一些人，他们理解上帝是我们的父亲这一事实所具有的意义。因此，肉体与精神的平衡并没有在世界上消失。

弗洛伊德与我之间的比较，可以追溯至我们的基本假设存在的本质区别。假设是不可回避的，既然如此，如果我们佯装自己没有做任何假设，那就错了。这就是我要探讨根本问题的原因所在，以这些基本问题作为出发点，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弗洛伊德的观点与我的观点之间的多种细微区别。

注释：

[1] 比较文章“On Psychical Energy” in Contributions to Analytical Psychology,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Co.，London, 1928。

[2] “父亲”和“母亲”，也就是精神和自然。——译者注

第七章

原始人

“原始的”（archaic）一词的意思是最初的、最早的。虽然讨论涉及当今文明人类的重要事情，是一件费力而又不讨好的任务，但若要讨论原始人，我们则明显站在了一个更为有利的位置。在讨论现代人的时候，我们通常试图获得一种居高临下的观点，但实际上，我们会和所讨论的对象一样，有着同样的预设，会被同样的偏见所蒙蔽。然而，在讨论原始人时，我们可以远离他们生活的时代和世界，我们的智力也比他们更为发达。那么，我们显然可以占据一个有利的地位，可以俯视他们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对他们而言的意义。

上面最后一句话限定了本章所要涉及的主题。虽然我限制自己只对原始人的心理生活进行探讨，但我还是很难在如此短小的篇幅里把原始人的样貌描绘得很清楚。因此，我把自己的主要任务限定为使得这幅画面足以包括一切，而不涉及人类学中关于原始种族的发现。通常在谈及人时，我们的脑子里不会想到他的解剖结构——比如颅骨的形状，或者他的肤色，我们所指的是他的心理世界、意识状态和生活方式。既然这些都属于心理学的研究主题，那么，我们在这里主要谈论的是原始人的心理。虽然加上了这样一个限定条件，但实际上，我们拓宽了我们的主题，因为并非只有原始人的心理过程是原始的。当代的文明人也表现出了这些原始的心理过程，而且其表现形式，也并非只有现代社会中偶尔出现的“返祖”（throw-backs）现象。相反，每一个文明人，不论他的意识发展水平如何，在更为深层的心理层次上都仍然是一个原始人。就像人的身体将我们与哺乳动物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并且表现出许多早期进化阶段的残余特征，甚至可以追溯到爬行动物时代一样，人的心理同样也是进化的产物，倘若追溯其起源的话，我们将看到大量的原始特征。

当我们第一次接触原始民族，或阅读关于原始人心理的科学著作时，原始人的奇怪之处不能不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列维—布留尔（Lévy Brühl）是原始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权威人物，他始终坚持认为，心理的“前逻辑的”（pre-logical）状态与我们的有意识观点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作为一个文明人，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原始人会无视明显的经验教训，为什么会断然否认最明显的因果关系，为什么会把一些属于意外或自然结果的事件仅仅简单地用“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来解释。列维—布留尔的“集体表象”指的是一些广泛流传的、具有不言自明的真理性的观念，如关于精神、巫术、草药的作用等原始的观念。虽然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人可能会死于衰老或某些致命的疾病，但对原始人来说却并非如此。当老年人去世的时候，他们并不相信是因为年老的缘故。他们会争辩说，还有人的年纪比他更大呢。同样，没有哪个人会因为疾病而死去，因为有些人得了同样的疾病却康复了，还有人从来都不会染上这种病。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原因始终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杀死一个人的，不是精灵，就是巫术。很多原始部落认为，只有在战斗中死亡才是唯一的自然死亡。还有一些部落甚至认为，战死沙场也不是自然死亡，杀死一名战士的，不是巫师，就是带有魔法的武器。这种古怪观念有时候的表现形式甚至让人印象极为深刻。例如，一个欧洲人射杀了一条鳄鱼，发现鳄鱼的肚子里有两个脚镯。土著人认出，这两个脚镯是不久前被鳄鱼吃掉的两个妇女的所有物。这样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欧洲人永远也不会有什么怀疑，但土著人却根据列维—布留尔称之为“集体表象”的那些预设，对它进行了出人意料的解释，指责这是巫师所为。土著人解释说，有一位不知其名的巫师召唤了鳄鱼，命令它把那两名妇女带给他。鳄鱼执行了这一命令。但是，鳄鱼肚子里的脚镯又是怎么回事呢？土著人坚持认为，鳄鱼从来不吃人，除非它受命这样做。而脚镯是鳄鱼从巫师那里所获得的奖赏。

心理的“前逻辑”状态的一个特征是解释事物的方式变幻莫测，上面的故事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我们之所以说它是“前逻辑的”，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这样一种解释似乎完全不合乎逻辑。但是，它之所以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完全是因为我们是从与原始人截然不同的假设出发的。如果我们像原始人一样，相信有巫师和神秘力量的存在，而不相信存在所谓的自然因素，那么，我们就会觉得他们的推断非常合理。事实上，原始人并不比我们更具有逻辑性或更缺乏逻辑性。他们的预设与我们不同——他们与我们的区别仅在于此。原始人的思想和行为建立在他们自己的预设之上，而他们的预设与我们的预设是不同的。在面对一切不同寻常并因而使他们感到困扰、害怕和震惊的事物时，他们都会将其归咎于我们所说的超自然起源。当然，对原始人而言，这些东西不是超自然的；相反，这些东西是他们的经验世界的一部分。当我们说“这栋房子因为遭受雷击而烧毁了”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在描述事件的自然顺序。当原始人说“一个巫师使用雷电点燃了这栋房子”的时候，他们同样也觉得是在描述事件的自然顺序。在原始人的经验中，所有事件——只要它们不同寻常或让人印象深刻——都能用类似的原因来解释。在以这种方式解释事物时，原始人就和我们一样：通常不会审视自己的假设。在他们看来，疾病和所有的不幸都是幽灵或巫术造成的，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真理，就像我们断定任何一种不幸都是由自然原因导致的一样。我们不会把疾病归因于巫术，同样，原始人也不会把它归因于自然因素。原始人的心理活动与我们的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正如我说过的，他们与我们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的预设与我们的预设不同。

人们通常认为，原始人的情感和道德观念与我们的不同——也就是说，他们心理的“前逻辑”状态也与我们的不同。毫无疑问，他们的道德标准也与我们的不同。如果问一位黑人酋长如何区分善恶，他会说：“如果我偷走了敌人的妻子，就是善的；如果敌人偷走了我的妻子，那就是恶的。”在很多地区，踩别人的影子是非常无礼的举动，而在另一些地区，如果用铁刀而不是燧石刀剥海豹皮，那便是不可饶恕的罪孽。但是，说实话，难道我们不也认为用钢刀吃鱼、在室内戴着帽子、嘴里叼着雪茄向女士打招呼是邪恶的举动吗？不论对我们还是对原始人来说，这些事情都与伦理无关。真诚而又忠实的杀手有之，虔诚而尽责地施行残酷宗教仪式的人有之，出于正义的信念而犯下杀人举动的人亦有之。其实，原始人和我们一样，也会快速地对某一种伦理态度做出评价。他们的善与我们的善是一样的，他们的恶也与我们的恶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善或恶的表现形式，但伦理判断的过程是一样的。

同样，人们往往认为，原始人拥有比我们更为敏锐的感官，或者说原始人的感官与我们的有所不同。不过，他们高度发达的方向感、听觉和视觉完全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因而获得发展。如果碰到了从未经历过的情形，他们也会反应得十分缓慢且笨拙。有一次，我让一些目光像鹰一样敏锐的土著猎人看杂志上的图片，图片上画的是一些连我们的孩子都能一眼认出的人物形状。但是，这些猎人把图片翻来翻去，就是看不出图片上画的是什么，最后，他们中有一个人用手指描着人形的轮廓，然后大声说道：“这些是白人。”其他人都欢呼了起来，把这誉为一个伟大的发现。

很多土著人表现出来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确方向感，其实是练习的结果。在森林和丛林中，他们要具有辨别方向的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就连欧洲人，只要在非洲待上一小段时间，也会开始留意一些他在过去连做梦也不会去注意的东西；他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害怕会陷入迷路的绝望境地，尽管他有指南针。

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表明原始人的思想、情感和感知方式与我们有根本的区别。从本质上说，他们的心理功能与我们是一样的，只是他们的主要假设与我们不同。相形之下，下面这一事实就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了，即他们所拥有的或者似乎拥有的意识范围比我们的狭窄，而且，他们并不是有很强能力进行专注的心理活动，或者根本没有能力进行专注的心理活动。这最后一点，确实会让欧洲人感到很奇怪。例如，我和土著人的交谈从来不会超过两个小时，因为到了这个时间他们总会说自己累了。他们说与人交谈太难了，虽然我只是随意地提了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是，在外出狩猎或旅行时，这些土著人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专注力与耐力。譬如，为我送信的信使可以一口气跑75英里[1]。我还看到过一个怀孕6个月的妇女，在华氏95度[2]的天气里，背着一个孩子，一边抽着长烟斗，一边围着一堆烈火，跳了几乎一整夜的舞，居然没有累垮。不能否认，原始人在面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是能够集中注意力的。如果是让我们试着专注于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那我们很快也会发现自己的专注力是多么薄弱。其实，我们也和原始人一样，都依赖情感的潜流（emotional under-currents）。

不管在善的方面还是恶的方面，原始人确实都比我们更为单纯、更为幼稚。这本身并不会让我们感到奇怪。然而，当走近原始人的世界时，我们会感到有什么东西异常奇怪。我尽己所能地对此进行了分析，发现这种感觉主要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原始人的基本预设与我们不同——或许我可以这样说，他们生活在一个与我们不同的世界里。在我们不了解原始人的预设时，他们是一个难解的谜，但如果我们了解了他们的预设，那一切就变得相对简单了。我们同样也完全可以这样说：当我们了解了自己的预设，那么，原始人也就不再是一个谜了。

我们所做的是一种理性的预设，认为每一件事都有一个自然的而且可感知的原因。我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这样的因果关系是我们最为神圣的信条之一。在我们的世界里，一切看不见的、主观武断的和所谓的超自然力量都没有合理的地位——除非我们跟随着现代物理学家的脚步，去探索微小、神秘而且似乎会发生匪夷所思之事的原子世界。但是，原子世界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世界太远了。我们显然还反感有关看不见的、主观武断的力量的观念，因为在不久之前我们才刚刚逃离了梦和迷信的可怕世界，为自己构建了一幅配得上理性意识的宇宙图景——这是人类最新且最伟大的成就。现在，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服从理性法则的世界里。诚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一切事物的发生原因，但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这些原因，而这些发现将与我们的理性预期相一致。这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像原始人也认为他们的假设理所当然一样。当然，有时也会发生偶然事件，但这些偶然事件仅仅只是意外，而且我们也承认，它们有自己的因果关系。人类的心理通常喜欢秩序，而讨厌偶然事件。偶然事件以一种可笑并因而让人恼火的方式，干扰了事件原本可以预测的发展进程。就像讨厌无形的力量一样，我们也反感偶然事件，因为它们特别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撒旦座下的小鬼，或者下凡神灵（deus ex machina）的任性妄为。它们是我们在深思熟虑之时最坏的敌人，持续威胁着我们的一切事业。虽然人们公认它们与理性相对立，理应受到鄙视，但我们还是不应该不给它们应有的位置。阿拉伯人比我们更尊重它们。他们在每封信里都会写上Insha-allah，意思是“如真主所愿”，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信才能寄到收信人手里。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偶然因素的存在，尽管所有事件事实上都遵循一般规律，但不能否认，我们随时随地都会遇到不可预料的偶然事件。还有什么比偶然更为不可见、更无规律的呢？又有什么比偶然事件更难以避免、更让人讨厌的呢？

如果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说，事件的因果关系会遵循着普遍的规律，但这一理论只在大约一半的时间里有效，而在另外一半时间里，偶然的魔鬼则可以随心所欲。偶然事件也有其自然的原因，而且，我们常常会悲哀地发现，其实这些原因也是司空见惯的。偶然事件之所以让我们恼火，并不是因为其原因不为我们所知这一事实，而是因为它们总是不时地以一种明显任意武断的方式降临在我们身上。至少，偶然事件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如此。偶然事件总是让人恼火，即使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也会被激得诅咒它。不管我们怎样解释一个偶然事件，都无法改变它会对我们产生影响这一事实。生存的条件越受到规律的支配，偶然事件就越不可能发生，我们也就越不需要保护自己免受它的伤害。虽然如此，但我们每个人还是时时会把偶然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考虑在内，或者会期待偶然事件的发生，虽然官方“信条”并不赞同这样一种信念。

因此，我们假定（这个假设就相当于一个积极的信念），任何事情都有其自然的原因，而且，我们至少设想这些原因是可知的。但与此相反，原始人则认为，每一件事情都是看不见、无规律的力量促成的——换句话说，每一件事情都是偶然发生的。只是他们不用“偶然”这个词，而是称之为意图（intention）。在他们看来，自然因果关系只不过是一种假象，不值一提。如果有三个妇女到河边打水，一条鳄鱼咬住了中间那个妇女，并把她拖进了河里，那么，我们对事物的见解会让我们断定，中间那个妇女被咬住纯属偶然。在我们看来，鳄鱼咬住她这一事实其实非常自然，因为这些动物有时确实会吃人。但原始人却觉得，这样的解释完全抹杀了事实，没有对这整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做任何的解释。原始人认为，我们看待事物的见解流于表面，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的。其实，他们这种说法亦有其道理所在，因为如果这一事件没有发生的话，我们一样也可以用同样的偶然性解释来说明。我们所采用的这种方式其实并没有对事件做出什么解释，但欧洲人的偏见却让我们很难看到这一点。

原始人期望一种解释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我们所说的偶然因素，对他们而言是一种任意武断的力量。因此，咬住中间的那个妇女，就是鳄鱼的意图所在——这是每一个人都能观察到的。如果鳄鱼的意图不在于此，那么，它就会去咬另外两个人当中的一个了。但是，鳄鱼为什么会有这种意图呢？这些动物通常是不吃人的。这一断言是正确的——就像有人说撒哈拉沙漠通常不会下雨一样正确。鳄鱼确实是种胆小易受惊的动物。考虑到它们的数量，它们咬死的人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而要说它们吞下一个人，确实是意料之外且极不自然的事件。这样一个事件需要解释。鳄鱼是不会主动夺人性命的。那么，又是谁命令它这样做的呢？

原始人在下定论时，通常以周围世界中所发生的事实为基础。当发生出乎意料的事情时，他们当然会惊讶不已，并想要去弄清楚事情发生的具体原因。就此而论，他们的行为与我们完全一样。不过，他们比我们更近了一步。他们拥有一种或多种理论可以解释导致偶然事件的任意武断的力量。我们说：纯属偶然。他们却说：这是深谋远虑的意图。他们主要强调的是因果关系链上那些混乱且令人困惑的裂痕——那些没有表现出科学所预期之因果关系的偶然事件，它们构成了另外一半的一般事件。他们在很久之前就已经适应了符合一般规律的自然；他们所惧怕的是无法预测的偶然事件，因为这些偶然事件的力量让他们看到了一种不受控制而又无法估量的动因。在这一点上，他们又说对了。他们害怕每一件不合常规的事情，这是可以理解的。我曾在埃尔贡山（Mount Elgon）以南的地区待过一段时间，那里有很多食蚁兽。食蚁兽是一种胆怯的动物，通常在夜间活动，因此比较少见。如果有人碰巧在白天看见一只食蚁兽，土著人就会认为这是一件不同寻常且极不自然的事情，他们的惊讶程度不亚于我们在发现一条逆流而上的小溪时感到吃惊的程度。如果我们了解真实的情况，即河水之所以逆流，是因为它突然克服了地心引力的作用，那这样的消息就会让我们非常担忧。我们知道自己的周围有大量的水，因此很容易想象，如果水不再遵循地心引力定律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原始人在面对他们世界里所发生的事件时，情形也是这样的。他们对于食蚁兽的习性了如指掌，但当它们当中的一只违背了自然的法则时，那它所需要的活动范围就无法估量了。原始人对事物的本来面貌有着深刻的印象，如果一件事情违背了他们世界的规则，那他们就会面临种种无法预测的可能性。这样一个例外是一种不祥之兆，是一种凶兆，堪比彗星、日食或月食。因为在他们看来，食蚁兽在白天出现，是一件没有自然原因的非自然事件，因此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看不见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使宇宙法则失效，它会使人感到恐慌，必然会唤起人们采取不同寻常的安抚措施和自我防御行为。他们必定会喊来邻近的村民，不惜一切代价把那只食蚁兽挖出来，然后杀死。另外，那个看见食蚁兽之人的最年长的舅舅必须献祭一头牛。那个看见食蚁兽的人要跳进祭献坑里，接受牛的第一块肉，随后，他的舅舅及其他参加仪式的人也跟着吃这头牛的肉。通过这种方式，来自自然的危险且无常的力量就消除了。

至于我们，如果水不明原因地开始往山上流的话，我们肯定会感到恐慌，但如果白天看见食蚁兽，看到一个新生的白化病患者或者日食、月食之类的事情，我们并不会感到吃惊。我们知道这样一些事件的意义和作用范围，但原始人不知道。对他们来说，一件件普通的事件组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其中包括他们自己以及其他所有的生灵。因此，他们极其保守，别人平时怎么做，他们便跟着怎么做。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发生了破坏这个整体之连贯性的事情，他们就会觉得其秩序井然的世界里出现了裂缝。一旦出现裂缝，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天知道会发生什么。所有在任何一个方面有些引人注目的事情，都马上会被人同这一异常事件联系起来。例如，有一位传教士在他的房子前面竖起一根旗杆，为的是能在星期天升起英国国旗。但是，这一单纯的乐趣却使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的这一举动不仅奇特，而且令人不安，不久之后，一场灾难性的暴风雨从天而降，而旗杆自然成了人们眼中的罪魁祸首。这就足以引发一场反对该传教士的起义了。正是普通事件的规律性，才使得原始人在他们的世界里拥有了一种安全感。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例外事件都是一种不可控的力量所发出的威胁性举动，必须将其消除。它们不仅暂时性地中断了事物的正常进程，而且还预示着其他不详的事件。

这样的事件之所以让我们觉得十分荒谬，那是因为我们忘了自己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是怎样看待世界的。一头牛犊生下来就有两个头、五条腿。在隔壁村子里，有只公鸡下了一个蛋。一个老太太做了一个梦，梦见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彗星，不久，邻近的小镇上就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次年战争爆发。从远古时期一直到18世纪，历史都是以这种方式记载的。这种将事实一一罗列出来的做法，虽然对我们而言毫无意义，但对原始人来说却意义重大、令人信服。而且，与我们的预期截然相反的是，他们的发现却相当有道理。他们的观察力相当可靠。由来已久的经验告诉他们，这样的联系是真实存在的。在我们看来，将孤立、偶然的事件堆积在一起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因为我们只关注独立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但在原始人看来，这种堆积却完全符合逻辑，包含了一系列征兆以及它们所预示的事件，它是以一种前后完全一致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邪恶力量的致命的爆发。

那头长着两个头的牛犊与战争完全是同一回事，因为这头牛犊只不过是战争的预兆。原始人认为，这种联系之所以毋庸置疑、令人信服，是因为就世界上的事情而言，偶然事件的变化无常要比规律性和符合规律重要得多。他们密切关注不同寻常的事件，因此，他们比我们更早发现偶然事件都是成组发生或连续发生的。所有从事临床工作的医生都知道病例会重复出现这一规律。乌兹堡有一位精神病学老教授，每当遇到特别罕见的临床病例总是说：“先生们，这是一个极为特别的病例——明天我们还将会遇到一个与它相似的病例。”我曾在一家精神病院工作过八年，在这八年间，我也经常观察到这样的事情。有一次，医院接诊的一位患者处于罕见的意识模糊状态（twilight-state of consciousness）——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种病例。没出两天，医院又接诊了一位相似的患者，不过这也是最后一个。“病例复现”（Duplication of cases）是我们在诊所里开的一个玩笑，但从远古时代起，“复现”就是原始科学中的一个事实。最近，有一位研究者大胆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巫术就是丛林中的科学。”毫无疑问，占星术及其他占卜方法都可以被称为古代的科学。

有规律地发生的事情之所以很容易观察到，是因为我们已经对它有所准备。只有当事件发生的进程被任意武断地以一种难以理解的方式打断时，我们才需要知识和技能。通常情况下，被委以观察事物这一重任的，是部落里最聪明、最敏锐的人。他的知识必须足以解释所有不同寻常的事件，而且，他的本领必须足以战胜这些事件。他是偶然事件这一主题的学者、专家和行家，同时也是部落传统知识的档案保管者。他受到部落成员的尊敬和敬畏，享有巨大的权威，但却又不那么至高无上，以至于他的部落成员私下里深信，附近的部落里有一位比他更为强大的巫师。最好的药物从来都不能在近处找到，而只能在尽可能远的地方找到。我曾在一个部落里待了一段时间，他们对其年长的巫医极为敬畏。不过，他们也只是在牛和人有小毛病的时候才去请教他。若碰到任何严重的疾病，他们就会从外地另请一位权威人物——花费重金把一位远在乌干达的巫师请来——这种做法与我们别无二致。

偶然事件通常成系列或成组出现，数量或多或少。在预报天气时，有一条古老的、屡试不爽的规律是，如果接连几天都是下雨，那么明天也会下雨。常言道：“祸不单行。”还有一句是：“不雨则已，一雨倾盆。”这些众人皆知的智慧就是原始的科学。人们相信它，敬畏它，然而，受过教育的人却觉得好笑——直到某件不同寻常的事件发生在他们身上为止。我要向你们讲一个颇不愉快的故事。我认识一位妇人，一天早上，她被床头柜上传来的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了。她四处查看了一下，找到了原因：原来是她的大玻璃杯上部四分之一处裂开了。这让她感到非常奇怪，她按铃又要了一个玻璃杯。大约5分钟后，她又听到了同样的奇怪声响，杯子的顶部又裂了一圈。这一次，她感到非常不安，又让人送来第三个玻璃杯。不到20分钟，同样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杯子的顶部又裂了一圈。这样的事故连续发生了三次，三次对她来说太多了。她当场就放弃了对自然原因的信仰，并搬出了“集体表象”取而代之——她开始相信有一种不可控制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许多现代人都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只要他们不是太过顽固——当他们遇到无法用自然因果关系来解释的事件时，就会改变信仰。我们自然宁可否认这样的事件。它们之所以令人不快，是因为它们打乱了我们世界的有序进程，并使得一切事情看起来都有可能发生。这种事件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表明，原始的心理还没有消亡。

原始人相信存在不可控制的力量，这绝非人们一直以来所认为的空穴来风，而是有经验作为其基础。我们通常称之为迷信的东西，在偶然事件的分组中被证明是有一定道理的。不同寻常的事件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发生，是有一定概率的。我们不要忘了，在这个方面，我们的经验并非完全可信。我们的观察并不充分，因为我们的观点使得我们忽略了这些事情。例如，我们绝不会严肃认真地把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下列事件当成一个序列：早上，一只鸟飞进了你的房间；一小时后，你在街上目睹了一起车祸；下午，你的一位亲戚过世了；晚上，你的厨师把汤碗打翻了；深夜，当你回到家，发现钥匙不见了。而原始人则不会忽略这一系列事件中的任何一件，因为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与他们的预期不谋而合。而且，他们是正确的——他们的正确性远远超过了我们所愿意承认的程度。他们对之流露出焦虑的预期是合理的，而且相当有用。他们坚称，这样的一天是不吉利的，所以，在这天应该什么事情都不做。在我们的世界中，这样的事情会被斥责为一种迷信，但是，在原始人的世界里，这却是非常恰当的识时务之举。与我们受到保护且富有规律的生活相比，原始世界里的人们所遭遇的偶然事件要多得多。当你到了荒郊野外，你是不敢太过乱碰运气的。欧洲人很快就体会到了这一点。

一个普韦布洛印第安人（Pueblo Indian），如果感到情绪不对，他就不会去参加族人的集会。一个古罗马人，如果在离开家的时候被门槛绊了一下，他就会放弃当天的计划。这在我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举动，但是在原始的生活条件下，这样一种征兆至少会让人谨慎行事。当我不能完全控制自己时，我的身体的活动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我的注意力就会容易分散；我还会有点儿心不在焉。结果，我就会撞上什么东西、被什么东西绊倒、失手摔掉什么东西，或者忘记做什么事情。在文明社会中，这些都只不过是芝麻小事，但是在原始森林里，这些则意味着致命的危险。在满是鳄鱼的河面上，架一根被雨水浸透的树干，走在上面，迈错一步都将送命。又比如，我在茂密的丛林中丢失了指南针，或者忘了给步枪装子弹就闯进了丛林中犀牛聚集的地方。如果我满脑子都想着自己的事情，那我就可能会踩到一条鼓腹毒蛇。在夜幕降临时，如果我没有及时穿上防蚊靴，那么11天后，我就有可能死于热带疟疾。而如果我在洗澡时忘了闭紧嘴巴，就足以让自己感染致命的痢疾。在我们看来，注意力不集中是导致这些事故的自然原因。但原始人却认为，这些事故是受到客观制约的凶兆或巫术。

但是，也许这不只是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我曾去过位于埃尔贡山南部基多希（Kitoshi）地区的卡布拉斯（Kabras）森林旅行。在那里的茂密草丛中，我差点踩到一条鼓腹毒蛇，幸好及时跳开了。下午的时候，我的同伴打猎回来，面色死一般的苍白，四肢都在发抖。他险些被一条7英尺[3]长的树眼镜蛇咬到，这条蛇从一个白蚁穴上猛地扑向了他的后背。毫无疑问，要是他没有在最后关头一枪打中这条蛇，他一定就死于非命了。到了晚上9点钟，我们的营地遭到了一群饥饿的鬣狗的袭击，这些鬣狗曾在头一天晚上把一个人从睡梦中吓醒并咬伤了他。虽然有篝火在燃烧，但它们还是冲进了厨师的小屋，把厨师吓得一边大声叫喊着，一边翻过围栏，跑了出来。此后，我们整个旅行过程中再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故。这样的一天便足以让我们当中的黑人深思了。在我们看来，这只不过是事故频发的一天罢了，但对他们来说，这却是一个凶兆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个凶兆是我们在旅程的第一天进入荒野时发生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正在试图渡过一条小溪，但却连人带车全部掉进了水里。当时这些黑人男孩互相使了一下眼色，好像是在说：“看吧，这下开了个好头。”“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天又下起了一场热带雷雨，把我们一个个淋成了落汤鸡，以至于我因此发了好几天烧。在我的朋友外出打猎差点送命的那个晚上，当我们几个白人坐在一起面面相觑时，我忍不住对他说：“我感觉麻烦好像在更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你还记得我们出发之前在苏黎世你告诉我的那个梦吗？”当时，他做了一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噩梦。他梦见自己正在非洲打猎，突然遭到一条巨大的树眼镜蛇的袭击，他吓得大叫一声，惊醒过来。这个梦让他非常不安，此时，他对我承认说，他认为这个梦预示着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会死。当然，他曾以为会死的人是我，因为我们总是希望会死的是“别人”。但是，后来恰恰是他自己生病了，得了严重的疟疾，并因此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一个生活在世界上某个没有毒蛇、没有疟蚊的角落里的人，在阅读这样的对话时，常常会觉得不以为然。我们必须想象，在热带的一个夜晚，天空呈现天鹅绒般的蓝色，原始森林中一棵棵巨大的树干投下了大片阴影，夜空下传来一阵阵神秘的声音，一堆孤独的篝火旁架着上了镗的步枪，还有蚊帐、烧开后可以饮用的沼泽水，除了这些以外，最为重要的是，一位年老的南非白人清醒表达的一个信念：“这里不是人类的国度——而是上帝的国度。”在这里，掌权者不是人类，而是自然——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有了与这个地方相匹配的心境之后，我们便能够理解，为什么在别处让人失笑的事物，在这里却显露出了意义。这是一个充满了不受控制而又变化无常之力量的世界，而原始人却不得不每天与这样一个世界打交道。对他们来说，不同寻常的事件绝非儿戏。他们有自己的结论：“这不是一个好地方”“今天不吉利”，而又有谁知道，通过遵循这些警告，他们避免了多少危险？

“魔法就是丛林中的科学。”一个征兆往往就会让原始人立即调整行动进程，放弃已有计划，并转变态度。鉴于偶然事件通常都是接连发生的，而且原始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心理上的因果关系，因此，这些都是非常适宜的反应。多亏了我们片面地强调所谓的自然因果关系，我们才学会了将主观的、心理的东西与客观的、自然的东西区别开来。相反，在原始人看来，在外部世界中，心理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是合而为一的。在面对异乎寻常的事物时，并不是他们很震惊，而是事物本身非常惊人。它是神力（mana）——一种被赋予了魔力的超自然力量。在他们看来，我们所说的想象和暗示的力量是一种从外部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无形力量。他们的国家既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实体，也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实体。那是一片包含了他们的神话、宗教，以及他们所有的思想和情感（虽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功能）的领土。他们的恐惧局限于某些“不吉利”的地方。死去之人的灵魂栖居在这片或那片树林里；山洞里住着魔鬼，任何走进山洞的人都会被勒死；远处的山上住着条大蟒蛇；那座小山便是传说中某位国王的墓地；凡是靠近这眼泉水、那块石头或那棵树的妇女都会怀孕；那个浅水滩有蛇精把守着；这棵参天大树会发出声音，呼唤某些人的名字。原始人是不懂心理学的。心理事件往往以一种客观的方式发生于他的外在世界。就连他们梦中见到的事物，在他们看来似乎也是真实的；而这就是他们关注梦的唯一缘由。埃尔贡搬运工人坚持认为，他们从来都不做梦，只有巫师才会做梦。于是我就问巫师是否如此，他对我说，自从英国人入侵了这片土地，他便不再做梦了。他告诉我，他的父亲仍然会做“大的”梦（big dreams），由此得以知晓羊群走失去了哪里，母牛在何处生小牛，战事何时会发生，瘟疫何时会流行。此时，地区长官（District Commissioner）成了那个无所不知的人，而他们自己则变得一无所知了。他和一些巴布亚人（Papuan）一样顺从，也认为那些鳄鱼多半都投靠英国政府去了。有一次，一名土著犯人从当局手里逃了出来，但在试图过河的时候被鳄鱼咬得血肉模糊。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说，这条鳄鱼一定是属于警方的。他告诉我，现在上帝只在英国人的梦里讲话，而不再对埃尔贡人的巫师讲话了，因为权力已经掌握在了英国人的手中。梦的活动范围已经迁居他处。有时候，土著人的灵魂会游移他乡，巫师就会像抓鸟一样把它们捉住，关在笼子里；有时候，一些陌生的灵魂会迁入他们的村庄，并带来疾病。

心理事件的这种投射（projection），自然会导致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事物之间建立起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关系。有一次，一个白人射杀了一条鳄鱼。消息一传开，马上就有一大群人从邻近的村子里跑来，激动地要求他赔偿。他们解释说，这条鳄鱼是他们村的一位老妇人，在他开枪的那一刻，那位老妇人过世了。这条鳄鱼显然就是她的丛林灵魂（bush-soul）。还有一次，一个人射杀了一只正准备袭击他的牛的猎豹。就在那一刻，附近村子里的一名妇女死了。于是，她与那只猎豹就被当成了同一体。

列维—布留尔造了一个词，叫“神秘参与”（participation mystique），用来表示这些奇特的关系。在我看来，用“神秘”一词不太恰当。原始人并不认为这些事有什么神秘之处，而认为它们是完全自然的。只有我们才会觉得这些事很奇怪，因为我们似乎对这些心理现象（psychic phenomena）[4]一无所知。然而实际上，这些心理现象也发生在我们身上，只不过我们用了更为文明的方式来表达它们而已。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认为，他人的心理过程与我们的心理过程是一样的。我们以为，令我们愉悦或向往的事物，同样也能令别人愉悦或向往，而我们认为不好的事物，在别人眼里同样也不好。直到最近，我们的法庭才采用了一种心理学的立场，在宣判的时候承认罪行的相对性。胸无城府的人仍然痛恨“朱庇特可为之事，公牛不可为”（quod licet Jovi non licet bovi）的教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然是人类的一项伟大成就，至今都没有被超越。但我们仍然不愿意承认自己身上所存在的一切邪恶、低劣的品性，而把所有这些品性都归咎于“别的人”。我们之所以必须批评和攻击他人，原因就在于此。然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低劣的“灵魂”会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衣冠禽兽和替罪羔羊，就像过去的世界里满是巫师和狼人一样。

心理投射（psychic projection）是心理学中最为常见的事实之一。它与列维—布留尔所说的神秘参与是同一回事，不过，列维—布留尔认为神秘参与是原始人所独有的特征。我们只不过是给它起了另外一个名字，而且通常情况下，我们并不承认自己因此而感到内疚。我们自己身上一切属于无意识领域的东西，往往都可以在隔壁邻居身上看到，然后，我们会据此对待我们的邻居。虽然我们不再让他们喝毒药，也不会用火烧死他们，或者用钉把他们钉死，但是，我们会怀着最深的信念，宣布一定要用道德来裁决他们。而通常情况下，我们在邻居身上看不惯的东西，却恰恰是我们自己低劣的一面。

道理其实很简单：原始人之所以比我们更容易产生投射，是因为他们的心理尚处于未分化状态，不能进行自我批评。在他们看来，每一件事情都是完全客观的，他们的语言也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我们稍微发挥一点幽默感，就能在脑海里描画出一个豹女（leopard woman）的样子。我们常常把人比作一只鹅、一头母牛、一只母鸡、一条蛇、一头公牛或者驴。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用来挖苦人的不雅绰号。但是，当原始人赋予一个人“丛林灵魂”的时候，其中并不含有道德裁决的毒药。原始人太崇拜自然了，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们太过关注事物本身的样子了，所以不会轻易地做出判断，因此也就不会像我们一样倾向于做出道德裁决。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实事求是地宣称，我属于熊图腾（Bear Totem）——换句话说，我是一头熊——因为我爬下梯子的时候不像人一样面向梯子，而是背向梯子，姿势就像熊一样。如果一个欧洲人说我有熊性，那他话里的含义可能和原始人没有什么大的出入，只是在意义上稍微有一点差别而已。我们在原始社会中遇到丛林灵魂这一主题时，曾觉得它非常奇怪，但现在在我们看来，它与许多其他事物一样，都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段而已。如果要对这些比喻做具体的解释，那我们就要回到一种原始的观点。例如，我们有一个医学术语叫“处理病人”（handle a patient），具体地说，这个术语的含义是把手放到患者身上，用手来进行治疗。而这正是巫师对他的病人所做的事情。

我们之所以觉得丛林灵魂很难理解，是因为这样一种看待事物的具体方式会让我们感到困惑。我们无法把“灵魂”想成一个实体，可以转移并栖息在一头野兽身上。当我们把某个人描述为一头驴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他在各个方面都像驴这种四足动物。我们的意思是，他在某一特定方面跟驴很像。就问题中所涉及的这个人而言，我们只是将其人格或心理的一个部分隔离了开来，并用驴的意象来将这个部分加以具体化。因此，对原始人来说，豹女是真有其人，只是她的丛林灵魂是一头豹子。在原始人看来，既然一切无意识心理生活都是具体的、客观的，那么，他们就会推测，如果一个人可以被描述为豹子，那她就拥有豹子的灵魂。如果将这种具体化再推进一步的话，那他们还会认为，这样一个灵魂以一头真实豹子的形态居住在丛林里。

这些由于心理事件的投射而产生的认同（identifications）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仅包含人的肉体，还包含人的心理。他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个世界合为一体了。人绝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相反，更确切地说，他只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例如，在非洲，原始人还远远没有达到因为拥有人类权力而获得赞誉的境界。他们连做梦也想不到要把自己当成造物主。他们动物分类学的顶端不是人类（homo sapiens），而是大象，其次是狮子，然后是蟒蛇或鳄鱼，接下来才是人类以及其他较为次要的生物。他们从未想过自己有可能支配自然；只有文明人才竭力想要支配自然，并因而竭尽全力去发现自然的原因，因为这些自然原因是他们打开自然秘密实验室大门的钥匙。正因为如此，文明人才极为痛恨不可控制的力量，并千方百计否认它们的存在。这些不可控制的力量的存在，也就等于证明了他想要支配自然的企图终究是徒劳。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原始人的突出特点在于他们对待变幻无常之偶然事件的态度，他们认为，对于宇宙间发生的事件而言，偶然因素要比自然原因重要得多。偶然事件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们事实上通常成系列出现；另一方面，它们通过无意识心理内容的投射——换句话说，通过神秘参与——而被赋予了一种明显的目的性。诚然，原始人并没有做这种区分，因为他们非常彻底地将心理事件投射了出来，以至于和物理事件融为了一体。在他们看来，意外事件是一种不受控制而又有意图的行为——是一种有生命的存在做出的干扰——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只有当他们在不同寻常的事件上投入了自己的惊讶或恐惧这些内心力量时，这些事件才能影响到他们。在这里，我们确实要谨慎行事。一件事物是因为我们觉得它美才变美的吗？众所周知，古往今来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曾绞尽脑汁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太阳的光辉照亮了世界，还是人类的眼睛凭借它与太阳的关系而看到了世界？原始人相信是太阳照亮了世界，而文明人则认为是眼睛看到了世界，不管怎样，到目前为止，只要他们进行思考，且不犯诗人的通病就行。为了支配自然，他们必须除去自然的心理属性；而为了客观地看待世界，他们必须将自己所有的原始投射都收回。

在原始的世界里，一切都具有心理的属性。一切事物都被赋予了人的心理的元素，或者也可以说，被赋予了人类心理的元素，被赋予了集体无意识的元素，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存在个体的心理生活。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忘了基督教洗礼这一神圣仪式的意图，它对人类心理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洗礼赋予人类一颗独特的灵魂。当然，我并不是说洗礼仪式本身是一种具有魔力的、会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行为。我的意思是，洗礼的观念能把人从对世界的原始认同中提升出来，把他变成一个超越于其之上的人。人类提升到这个观念的层次，这一事实就是最深刻意义上的洗礼，因为它意味着一个超越了自然的精神人（spiritual man）的诞生。

在对无意识的研究中，有一条自明之理，即一旦有机会，每一项相对独立的心理内容就会被拟人化。在精神病患者的幻觉和灵媒传递的口信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一个有自主性的心理成分被投射出去，就会产生一个看不见的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次普通的降神会上会出现幽灵，以及为什么原始人会看到鬼魂。如果将一个重要的心理内容投射到某个人身上，那么，他就会变成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也就是说，他就会被赋予能够产生非同寻常之效应的能力。他或她往往会变成一个巫师、女巫、狼人，等等。原始人相信，巫师常常会捕捉在夜间游荡的灵魂，并把它们像鸟一样关进笼子里，这种信念就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心理投射赋予了巫师超自然的力量，这些超自然的力量能够使动物、树木和石头开口说话，因为它们是心理活动，因此它们会迫使个体不得不信服。出于这一原因，一个精神病患者会任由自己声音的摆布，却束手无策。所投射出来的，是他自己的心理活动。他意识不到，他自己就是那个用他的声音说话的人，同时也是那个听到、看到并服从的人。

原始人相信，偶然的不可控的力量与神灵和巫师的意图相对应，从心理学的观点看，这一信念是极为自然的，因为这是从他们所看到的事实中得出的必然结论。在这一点上，我们千万不可自欺欺人。如果我们向一个聪明的土著人解释我们的科学观点，他一定会认为我们迷信得可笑，而且会说我们的逻辑性缺乏到丢人。他相信，世界因为太阳的照耀而明亮，而不是因为人的眼睛看到才明亮。我的朋友山湖（Mountain Lake）是普韦布洛的一名酋长，有一次，他非常严肃地让我解释清楚，因为我说出了奥古斯丁（Augustinian）的教义：太阳不是神，而是神创造了太阳（Non est hic sol Dominus noster, sed qui illum fecit）。他手指着太阳，非常愤怒地说：“一直在天上行走的太阳是我们的父亲。你可以看到他。他是一切光和生命的来源——世界万物都是他创造出来的。”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他喊道：“就连一个独自进山的人，离了他也无法生出火来。”这些话把原始人的观点完美地表达了出来。支配我们的力量来自于外部世界，我们只有凭借这种力量才能存活下去。在我们身上，宗教思想依然保持着这一原始的心理状态，尽管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神，但是，无数人仍然以这种方式思考问题。

在谈及原始人对变化无常之偶然因素所持的看法时，我曾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即这种态度是服务于某一目的的，因而具有某种意义。我们能否至少暂时在这里大胆假设，原始人对不可控力量的信念是以事实为依据的，而不仅仅从心理学的视角看才有其合理性？这个假设听起来极为惊人，但是，我并不打算才出油锅又跳火坑，去证明巫术是真实存在的。我只想探讨一下，如果我们采纳原始人的观点，也假定一切光明都来自于太阳，事物本身是美丽的，且一个人的部分灵魂是一只豹子，那么，我们将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通过这样做，我们便接受了原始的神力观念。根据这种观点，美的东西会打动我们，而不是我们创造了美。某一个人是魔鬼——我们并没有将我们自己的邪恶投射到他身上，从而使他变成魔鬼。有些人——具有神力人格的人——本身就让人印象深刻，而绝不是我们的想象力使然。神力的概念认为，外部世界中存在着某种分布广泛的力量，它们会产生许多异乎寻常的效应。凡是存在的事物，都会起作用，否则，它就不是真实的。是它固有的能量才使得它成了真实的。存在是一种力场（field of force）。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原始人的神力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粗糙的能量理论。

现在，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这种原始的观念了。但当我们试着进一步探究其含义时，就会遇到困难，因为它们与我上面讲到的心理投射过程完全相反。这些含义是这样的：使一名巫医成为巫师的，不是我们的想象力，也不是我们的敬畏；相反，他本身就是一名巫师，他把自己的魔力投射到了我们身上。鬼魂并不是我们心理的幻觉，而是自己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尽管这些陈述是从神力观念中合理地推论出来的，但我们还是犹豫再三，不愿接受，而开始四处寻找更能让我们感到舒心的心理投射理论。这个问题无非就是：通常情况下，心理，也就是精神或无意识，是从我们内心产生的吗？或者说，在意识的早期阶段，心理实际上是否以不可控制之力量的形式存在于我们之外，它们拥有自己的意图，并在心理发展的过程中慢慢地进入我们的内心？分裂的心理内容，用我们现代的术语来说，一直都是个体心理的组成部分，还是从一开始就是独立存在的心理实体，按照有关鬼魂、祖先的灵魂之类的原始观念而存在？它们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逐渐体现在人类身上，从而逐渐慢慢地在内心构筑起我们现在称之为心理的世界的吗？

这整个观念都让我们感到充满了矛盾和危险，不过，我们有能力理解类似的东西。不仅笃信宗教的老师，而且普通的教员也都认为，往人类心理中植入以前没有的东西，是有可能的。暗示和影响的力量就是一个事实证据；甚至最为时兴的行为主义（behaviourism）也希望在这个方面得出一些影响深远的结果。有关心理建构之复杂性的观点，以原始的形式表现在了许多广泛传播的信念中，例如，鬼魂附体、祖先的灵魂转世、灵魂的转移，等等。当有人打喷嚏，我们现在依然会说：“上帝保佑你。”意思是说“我希望新的灵魂不会伤害你。”在我们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当我们经历许多矛盾冲突，最终塑造出一个统一的人格时，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心理成长过程。既然人的身体由一些孟德尔单位（Mendelian units）所携带的遗传因子构建而成，那么，人的心理以相似的方式聚合而成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们当今的唯物主义观点中存在的一种倾向，也可以在原始思想中看到。不论是当今的唯物主义观点，还是原始的思想，都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个体只不过是一个结果（resultant）：首先，他是自然因素导致的结果；其次，他是偶然事件导致的结果。根据这两种说法，人的个性并非凭其自身而独立存在，而是客观环境中所包含的各种力量的偶然产物。这与原始人有关世界的观点完全一致，原始人认为，单个的人绝不是独一无二的，而始终都可以与其他任何一个人相互交换，是可有可无的。通过这种狭隘的因果关系论，现代唯物主义又回到了原始人的立场上。但是，唯物主义者比原始人更为激进，因为唯物主义者比原始人更加系统些。原始人的观点前后不一致，但这也是他们的优势，他们把超自然的神力人格当成是一个例外。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这些拥有超自然神力人格的人被抬高到了神的地位；他们变成了英雄和国王，由于吃了返老还童的食物而与众神一样长生不老。在原始社会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种有关个体长生不老及价值永存的观念，尤其是在他们对于鬼魂的信仰，以及那个时代的神话故事中，当时，死亡还没有因为人类的疏忽或愚蠢而降临到世界上。

原始人没有意识到他的观点中所存在的这个矛盾。我们遇到的搬运行李的黑人很肯定地对我说，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死后将会发生什么。在他们看来，人死了就是死了；他不再呼吸，尸体被抬到了丛林中，让鬣狗吃掉。这是他们白天的想法，但晚上就不是这样了：到处游荡着死者的灵魂，它们给人畜带来疾病，袭击并勒死在夜间行走的游人，它们还会干出其他一些暴力举动。原始人的头脑中常常充斥着这样的矛盾想法。这些矛盾想法会让一个欧洲人担心得要死，但他却忘了，其实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也存在着一些非常相似的东西。我们有一些大学认为，神的干预（divine intervention）这个观点是不值一提的，但是，神学（theology）却是课程设置的一部分。一位自然科学研究者可能会认为，把某些动物物种身上所发生的最为细微的变异都归结为是上帝所为，简直是一派胡言，但是，在他内心的一个角落，却存放着非常虔诚的基督教信仰，每到礼拜天他都会把这个信仰拿出来展示一番。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因为原始人的前后矛盾而大惊小怪呢？

从原始人的粗浅思想中是不可能衍生出任何哲学体系的。它们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自相矛盾的观念（antinomies）。然而，正是这些自相矛盾的观念，成了一切心理能量的不竭源泉，并为所有时代、所有文明提供了思考的问题。原始人的“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的确是深奥的现象，还是仅仅只是看上去深奥呢？我无法回答这个大难题，但是我可以讲一讲我在埃尔贡山区的部落里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我四处搜寻和打听有关宗教观念和宗教仪式的蛛丝马迹，结果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任何发现。当地的土著人允许我去任何地方查看，并毫无保留地给我提供信息。我不需要翻译帮忙便可以跟他们交谈，因为很多老人都会讲斯瓦希里语（Swahili）。一开始，他们还有些不情愿，但熟悉了之后，他们便很热心友善地接待了我。对于宗教习俗，他们一无所知。但我没有放弃，最终，在又一次毫无收获的谈话快要结束时，一位老人大声说：“清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走出小屋，把口水吐在掌心上，然后把手举起来对着太阳。”我让他们把这个仪式演示了一下，并请他们做了精确的描述。他们把手放在嘴巴前，用力地把唾沫吐在手心上或者朝着手心吹气。然后，他们把手翻转过来，手掌朝着太阳。我问他们这么做有什么意义，他们为什么要在手心上吐唾沫或者吹气。我问的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回答我说：“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若想得到一个解释，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彻底相信，他们只知道要做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他们也常常用同样的姿势来迎接新月。

让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假设：我第一次来到苏黎世，我来到这座城市的目的是调查当地的习俗。首先，我在郊区安顿了下来，附近有一些人家，慢慢地，我和这几家人有了一些接触。之后，我对缪勒（Müller）先生和梅耶（Meyer）先生说：“请你们给我讲一讲你们的宗教习俗。”两位先生都吃了一惊。他们从来都不去教堂，对教堂的事一无所知，并断然否认他们有任何的宗教习俗。一天早晨，我惊奇地发现缪勒先生正在做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在花园里忙碌地跑来跑去，把一些彩色的蛋藏了起来，并放置了一些奇特的兔子玩偶。我当场（in flagrante delicto）抓住他。“你为什么对我隐瞒这个如此有趣的仪式？”我问他。“什么仪式？”他反问我，“这不算什么仪式。复活节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这么做。”“可是，这些玩偶和彩蛋的意义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把它们藏起来呢？”缪勒先生愣住了。他一无所知，就像他也不知道圣诞树的意义是什么一样。但是，他依然一直做着这些事情。他很像原始人。埃尔贡人的先祖们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吗？很可能不知道。原始人只做他们所做之事——只有文明人才会试图去弄清楚他们做的是什么。

前面提到的埃尔贡人的仪式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显然，这是一种对太阳的献祭，对于这些土著人来说，太阳是茫古神明（mungu），也就是超自然的神力，或者是神圣的力量，不过，只有在它升起的那一刻是这样。至于他们把唾沫吐到掌心上的举动，那是因为根据原始人的信仰，唾液中包含着个人的超自然神力，具有治愈疾病、驱邪避魔和维持生命的力量。而至于他们向掌心吹气，那是因为气代表风和灵魂——是roho，在阿拉伯语中是ruch，在希伯来语中是ruach，在希腊语中是pneuma。这个动作意味着：我把我鲜活的灵魂献给了上帝。这是一种无声的、用动作表示出来的祈祷，说出来就相当于这句话：“主啊！我愿把我的灵魂献给你。”这仅仅只是巧合，还是说这一思想早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被孕育出来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

注释：

[1] 1英里约合1.61千米。——译者注

[2] 华氏95度为35摄氏度。——译者注

[3] 1英尺约合0.3米。——译者注

[4] 这里的心理现象指的是分裂和投射。——译者注

第八章

心理学与文学

心理学既然是关于心理过程的研究，那它显然就可以对文学研究产生影响，因为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都是由人类的心理孕育出来的。我们期望，一方面，心理学研究可以解释某件艺术作品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心理学研究也可以揭示是哪些因素导致某个人在艺术方面极具创造性。因此，心理学家面对的是两大单独而又不同的任务，而且这两大任务必须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完成。

在分析艺术作品时，我们必须处理的是复杂心理活动的产物，不过，这一产物显然是有目的的，而且是有意识地塑造而成的。而在分析艺术家时，我们必须要处理的则是其心理结构本身。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尝试用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一项有明确界定的、具体的艺术成就，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则必须尝试将一个活生生的、具有创造力的人当成一种独特的人格来进行分析。尽管这两大任务息息相关，甚至相互依存，但它们都不能提供给对方所寻求的那种解释。当然，我们或许可以根据艺术作品推断出艺术家的人格特点，反之亦然，但这些推论绝不是定论。它们充其量也就是可能正确的推测或者走运的猜测。如果了解歌德与他母亲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们便多少能够理解浮士德的感叹：“母亲——母亲——这听上去是多么奇怪啊！”但是，不管我们在歌德这个人身上多么准确无误地看到这二者之间的深刻联系，我们还是无从得知歌德对母亲的依恋怎样酝酿出了《浮士德》这出戏剧。反过来推理，即使我们从《浮士德》下手亦是徒劳无功。在《尼伯龙根的指环》（The Ring of the Nibelungs）中，我们找不到任何线索可以让我们发现或明确推断出瓦格纳（Wagner）偶尔喜欢穿女装的原因，尽管在尼伯龙根那英勇的男性世界与作为男人的瓦格纳身上所具有的病态女人气质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隐秘的联系。

心理学当前的发展状况，并不能让我们像期待其他科学一样，也建立起严密的因果关系。只有在心理—生理本能（psycho-physiological instincts）和反射（reflexes）等领域中，我们才能很自信地运用因果关系的观念。但从开始涉及心理生活的那一刻起——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比生理本能和反射更为复杂的领域——心理学家就应该满足于对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某种程度的广泛描述，以及对复杂得有些惊人的头脑做生动描绘。在这样做的时候，心理学家绝不能认定任何一种心理过程是“必然的”。倘若情况不是如此，或者如果我们相信心理学家可以在一件艺术作品以及艺术创作过程中发现因果关系的话，那么，他就会让艺术研究无立足之地，让艺术研究萎缩为他自己那套科学的一个特殊分支。诚然，心理学家永远都不会放弃在复杂的心理事件中探求和确立因果关系。一旦他放弃了，心理学便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不过，心理学家永远都不能在最为充分的意义上做到这一点，因为在艺术中得到了充分展现的生活中具有创造性的一面，会阻碍一切想要对其进行理性阐释的尝试。对刺激的任何反应都可以用因果关系来解释，但是，与纯粹反应截然相反的创造性活动，却是人类永远都无法理解的。我们只能根据其表现形式加以描述；我们可以模糊地感觉到它，但却永远无法完全掌握。心理学和艺术研究的关系始终是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排斥。心理学有一条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心理事件是可以推导的。而艺术研究的一条原则是，不论所讨论的是艺术作品，还是艺术家本人，心理作品（psychic products）都只是它本身，有它自身存在的意义。尽管这两条原则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们相对而言都是正确的。

艺术作品

心理学家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与文学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之间，存在一种本质的区别。在后者看来至关重要且颇具价值的内容，对前者而言或许毫不相干。那些备受争议的文学作品，常常是心理学家最感兴趣的。例如，那些所谓的“心理小说”，根本不像有文学头脑的人所预设的那样能让心理学家觉得有价值。就整部作品而言，这样的小说能够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意思。它做完了自己的心理学解释工作，心理学家所能做的，至多是对它的这种解释进行批评或者加以扩展。至于某一个特定的作者究竟是怎样写出某一部小说的这个重要问题，目前当然还没有答案，不过，我想把这个普遍的问题留到本章第二部分去讨论。

对心理学家来说，最富有成果的小说是那些作者未对其人物角色进行心理学解释的小说，因为这样的小说为分析和解释留下了余地，或者甚至它们的表现形式本身也能吸引心理学家去分析和解释。这种写作风格的典型例子有伯努瓦（Benoît）的小说、赖德·哈格德（Rider Haggard）式的英国小说，其中包括柯南·道尔（Conan Doyle）所采用的风格，他创作出了最为读者喜爱的侦探小说。我认为，最伟大的美国小说，即梅尔维尔（Melville）的《白鲸》（Moby Dick）也属于此类作品。这种激动人心而又明显没有对其进行心理学阐述的作品，便是心理学家最感兴趣的。这类故事在含蓄心理学假设的基础上创作而成，既然作者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假设，那么，它们便会以纯粹的、不含任何杂质的方式呈现出来，等待有洞察力之人的批判。另一方面，在心理小说中，作者自己试图重新编排素材，把它们从粗糙的偶然性水平提升到了心理学探索与阐释的水平——这种做法通常会导致作品的心理学意义变得模糊不清，或者让人根本看不到其中所隐含的心理学意义。外行的人便是从这类小说中寻找“心理学”知识的；但让心理学家觉得最富挑战性的却是另一类小说，因为只有心理学家才能赋予它们更为深层的意义。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论的都是小说，但我所论述的心理学事实却不仅仅局限于小说这一特定的文学艺术形式。我们在诗人的作品中会遇到这一事实；当我们将戏剧《浮士德》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放到一起比较时，通常也会遇到这一事实。格雷琴（Gretchen）的爱情悲剧已经把自身解释得非常清楚，心理学家没法增加任何的解释，因为诗人已经用非常优美的文字做了说明。不同于第一部，《浮士德》的第二部却需要解释一番。富于想象力的材料异常丰富，它使得诗人的创作力负担过重，以至于无暇顾及自我解释的工作，从而导致每一行诗句都使读者感到有必要进行解释。《浮士德》上下两部以正反两个极端的方式，清楚表明了文学作品之间存在的心理学差异。

为了强调这种心理学差异，我将把其中一类艺术创作形式称为心理类（psychological），而把另一类称为幻觉类（visionary）。心理类作品所处理的素材来自于人的意识领域——例如，生活中的经验教训、情感上的波动、激情的体验，以及一般的人类命运——这些内容构成了人的意识生活，尤其是他的情感生活。诗人在心理上同化了这些素材，将它们从平淡无奇升华为诗性的体验，并赋予了它们新的表达方式，使读者获得了更为清晰、更为深刻的洞察力，把他们平日里回避、忽视或仅以一种呆板且不舒适的感觉意识到的内容完全带进了意识之中。诗人的作品阐释并阐明了意识的内容，以及人类生活中反复出现、无法逃避的悲伤或快乐体验。诗人没有给心理学家留下任何工作，除非我们希望心理学家能够解释为什么浮士德会爱上格雷琴，或者是什么驱使格雷琴杀死了自己的骨肉！这些主题是构成人类命运的主题，它们无数次地重复出现，从而也就说明了治安法庭和刑事法典总是千篇一律的原因。它们没有一丝一毫的晦涩难懂，因为它们已经充分地解释了自身。

无数的文学作品都属于这个类型，如众多以爱情、环境、家庭、犯罪和社会为主题的小说、说教诗、抒情诗、悲剧和喜剧，等等。不论具体采用哪种文体，心理类艺术作品总是取材于人类意识经验的广阔领域——我们也可以说，取材于生动的生活场景。我之所以把这一类型的艺术创作称为心理类艺术创作，是因为它们的活动没有超出心理学所能理解的范围。它所包含的一切，包括经验以及对经验的艺术表现，都在可理解的范围之内。甚至连基本经验（basic experiences）本身，虽然是非理性的，但也没什么奇怪的；相反，它们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即为人人所知——如激情及其命中注定的后果，人类受制于多舛的命运，集美丽与恐怖于一身的永恒自然。

《浮士德》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的深刻差异，正是心理类艺术创作和幻觉类艺术创作之间的区别。后者的条件与前者截然相反。在幻觉类艺术创作中，用于艺术表达的素材，不再是人们所熟悉的经验。这种素材来自某种存在于人类头脑深处的陌生事物——这表明我们面对的是一条将我们与史前时代分割开来的时间鸿沟，或者是一个黑白分明的超人世界。这是一种超越了人类理解范围的原始经验，因此人类有可能会受它影响。这种经验的价值与力量，是它的巨大范围所给予的。它产生于亘古永存的深渊，它令人感到陌生、冰冷、多面、邪恶且怪诞。它是永恒混沌中一个恐怖而又荒诞的存在——用尼采的话说，它是人类的反叛者（crimen laesae majestatis humanae）——它粉碎了我们人类的价值标准和审美标准。与生活场景中的经验相比，这些诡异而又无意义的令人不安的幻象，不管在哪一个方面都超出了人类情感和理解的范围，因此，它们必然会对艺术家的才能提出截然不同的要求。生活场景中的经验从来不曾揭开过那块遮住宇宙的面纱，也从未超越过人类所能达到的范围，因此，这些经验可以按照艺术的要求被塑造出来，而不管对个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件多么令人震惊的事情。但原始经验却将那块绘有一个秩序井然之世界图景的面纱撕了个粉碎，从而让人们看到了那个尚未成形的无底深渊。它是其他世界的幻象吗？还是朦胧的精神世界的幻象？抑或是早在人类出现之前的万物起源的幻象？又或是尚未降临的未来世代的幻象？我们无法判定它是其中哪一个，又或者哪个都不是。

塑造——再塑造——

永恒精神的永恒消遣。[1]

在《黑马牧人书》（The Shepherd of Hermas）、但丁（Dante）的作品、《浮士德》第二部、尼采笔下的酒神节繁荣景象、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斯皮特勒（Spitteler）的《奥林匹亚的春天》（Olympischer Frühling）、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诗、修道士弗朗西斯科·科隆纳（Francisco Colonna）的《寻爱绮梦》以及雅各布·伯麦（Jacob Boehme）富有哲理与诗意的轻声细语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类幻象。原始经验以一种更为有限、更为具体的方式为赖德·哈格德的系列小说提供了素材，从而产生了《她》（She）；此外，它还为以下作品提供了素材：伯努瓦（Benoît）的《大西洋》（L'Atlantide）；库宾（Kubin）的《另一方面》（Die Andere Seite）；迈林克（Meyrink）的《绿脸》（Das Grüne Gesicht）——这本书的重要性我们不可低估；格茨（Goetz）的《没有空间的王国》（Das Reich ohne Raum）；巴拉赫（Barlach）的《死亡之日》（Der Tote Tag）。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探讨心理类的艺术创作时，我们从来都不需要思考素材是由什么构成的、它的含义是什么。但是，一旦涉及幻觉类的艺术创作，我们就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了。一接触到这种作品，我们就会惊讶、震惊，不知所措，并会产生戒心，甚至是感到厌恶——而且，我们需要有人对其做出评论和解释。接触这样的作品后，我们想到的不是日常的人类生活，而是梦、黑夜里的恐惧，以及那些时常令我们忧心如焚的内心深处的黑暗。大多数读者都不喜欢读这类作品，除非它们真的以低俗的内容哗众取宠，甚至连文学评论家都为它们感到尴尬。诚然，但丁和瓦格纳为我们理解这类作品扫清了道路。但丁的作品通过介绍历史事实、瓦格纳的作品通过叙述神话故事，给这些幻觉经验披上了一层外衣——这样一来，历史和神话有时就被当成了这两位诗人在创作时所使用的素材。但是，他们作品的感染力和更为深层的意义都不在于历史、神话这些素材，而在于幻觉经验。通常情况下，赖德·哈格德被视为虚构小说的开创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他而言，故事其实主要是一种用于表达重要素材的手段。不管故事情节在整篇小说中所占的篇幅比内容大多少，后者的重要性都远胜于前者。

幻觉类艺术创作中，素材来源的模糊性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它与我们在心理类艺术创作中所发现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甚至会怀疑说，这种模糊性是不是作者在故弄玄虚。我们常常自然而然地认为，弗洛伊德心理学就是这样鼓励我们的，在这些怪诞的黑暗背后，必定隐藏了某种高度个人化的经验。我们希望，这样就能解释我们所窥见的这些奇怪的混沌现象，并理解为什么有时候诗人好像是故意向我们隐瞒他的基本经验。从这样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到宣称我们在此处论述的是一种病态的、神经质的艺术，其间只有一步之遥——鉴于幻觉类作品创作者所使用的素材表现出了我们在精神病患者的幻想中所发现的某些特点，那么，这一步便可以证明是合理的。反之亦然。我们经常在精神病患者的精神作品中发现一些本该在天才的作品中才会发现的丰富内涵。追随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家毫无疑问会倾向于把此处所探讨的作品当成一个病理学问题。他们会假设，我所说的“原始幻觉”（primordial vision）背后还隐藏着一种私密的个人经验——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不能被意识观念接受的经验——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会试图解释幻觉中的奇怪意象，称之为掩蔽性形象（cover-figures），并认为它们代表了一种对基本经验的有意隐藏。按照他们的观点，这可能是一种恋爱经验，而这种经验在道德上或美学上与整个人格不相容，或者至少与有意识头脑中某些虚构出来的东西不符。为了使诗人可以通过他的自我来压抑这种经验，使其变得难以辨认（也就是，变成了无意识的内容），一整个病态幻想的军火库都会开始行动起来。除此之外，这种想用虚构代替现实的尝试虽然并不令人满意，但它们必定会在一系列的原创性形象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这就解释了丑陋的、邪恶的、怪诞的、堕落的、富有想象力的形象会大量出现的原因。一方面，它们是不被接受之经验的替代品；另一方面，它们也会帮助人们隐藏这种经验。

尽管严格来讲，关于诗人的人格和心理气质应该放在本章第二部分讨论，但在这里，我却不得不提一提弗洛伊德对幻觉类艺术作品的观点。首先，它已经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其次，它是目前唯一一种广为人知的想对幻觉类素材的来源进行“科学”解释，或者是将这种古怪艺术创作背后的心理过程系统阐释为一种理论的尝试。我认为，我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并不广为人知，也没有普遍被人理解。因此，在初步讨论之后，现在，我想对其进行简要阐述。

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幻觉来源于个人经验，那么，我们必然会把幻觉当成某种次要的东西来对待——仅仅将其当成是现实的替代品。这样的结果是，我们剥夺了幻觉的原始性质，而仅仅把幻觉视为一种症状。于是，那些无所不包的混沌状态便会缩减成一种心理紊乱。对这个问题做这样的解释之后，我们就放心了，因为这使得我们的宇宙图景再次变得井然有序起来。既然我们都讲求实用和理性，那么，我们便不能期望宇宙是完美的，我们必须接受这些我们称之为变态和疾病的不可避免的不完美，并想当然地认为人性当中难免会有这些不完美的东西。人类无法理解的深渊所揭露出的恐怖景象被当成了幻觉而不予以考虑，而诗人则被认为既是欺骗的牺牲者，也是欺骗的施行者。甚至对诗人来说，他们的原始经验也是“人性的——太人性的”，以至于诗人也无法直面这种经验的意义，而只能把它们隐藏起来。

我认为，对于这种将艺术创作归结为个人因素的解释方法，我们最好充分地弄清楚它的内涵。我们应该看清楚它将把我们引向何方。事实上，它使我们不再对艺术作品进行心理学研究，而是转向了对诗人本身的心理特质的研究。不可否认，后者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艺术作品也有其存在的权力，不可以像变魔法一样让它消失。至于创造性作品对诗人自身有怎样的意义这个问题——他把它当成一件微不足道的东西、一个掩饰物、痛苦的根源还是一项成就——暂不考虑，因为我们当下的任务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作品进行解释。为此，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作品背后的基本经验，即幻觉。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幻觉，起码要像我们认真地对待心理类艺术作品背后的经验时那样，没有人会怀疑这两种经验都很真实、重要。的确，幻觉经验看起来好像与人类的一般命运相去甚远，所以，我们很难相信幻觉是真实的。不幸的是，幻觉具有晦涩难懂的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的特征，从而令人觉得有必要打着善意理性的旗号去干涉它。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不要把幻觉的问题太当回事，以免这个世界又退回到一种愚昧和迷信的状态。当然，我们可能对神秘的事物有一种偏爱，但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接受幻觉经验，而把它们看作是丰富幻想与诗性情怀所带来的结果——也就是说，把它们看成是心理学上可以理解的诗句破格（poetic licence）。有的诗人很赞成这种解释，为的是要在他们自己与他们的作品之间拉开一段有益健康的距离。例如，斯皮特勒坚称，诗人歌颂的是奥林匹亚的春天还是“五月来了”这个主题，其实完全是一回事。事实上，诗人也是人，一位诗人对自己的作品所发表的意见，往往不是关于该主题的最具启发性的观点。因此，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抵制诗人本人的观点，以捍卫幻觉经验的重要性。

不可否认，在《黑马牧人书》《神曲》和《浮士德》等戏剧中，我们看到了最初的恋爱经验的影子——这种经验是靠幻觉来完成和实现的。我们没有理由假设《浮士德》的第一部是基于正常的人类经验，而第二部却否认或隐藏了这种经验；我们也无从推测歌德在创作《浮士德》第一部时是正常的，而在创作第二部时却陷入了神经症状态。黑马、但丁和歌德可被视为人类近两千年来的发展所经过的三个阶段，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个人的恋爱轶事不仅与更为重要的幻觉经验相关，而且还不加掩饰地从属于这些幻觉经验。鉴于这一有力的来源于艺术作品本身，且不考虑诗人特殊的心理特质问题的证据，我们不得不承认，幻觉是一种比人类激情更为深刻、让人更有印象的经验。在具有此种性质的艺术作品中，我们绝不能把它们与艺术家本人混为一谈，我们毫不怀疑幻觉是一种真正的原始经验，而不管那些传播理性主义的人（reason-mongers）会怎么说。幻觉并不是某种衍生而来的或次要的东西，它也不是其他任何东西的症状。它是真正的象征性表达，也就是说，表达的是某种独立存在但却不为人所知的事物。恋爱轶事是人们真切感受到的一种真实经验，幻觉也是这样。我们不需要试着去确定幻觉的内容从本质上说是物理的、心理的还是形而上的。它本身具有心理上的现实性（psychic reality），其真实程度不亚于物理上的现实性（physical reality）。人类激情属于意识经验的范畴，而幻觉的主题却超出了这一范畴。我们往往通过感觉来经验已知的事物，但我们的直觉却指向了那些未知的、隐藏的事物——这些事物从本质上说是隐秘的。一旦进入了意识，它们就会被有意地抑制下去或隐藏起来，正因为如此，它们自远古时代起就被认为是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具有欺骗性的东西。它们不受人类的监督，而人类出于恐惧（deisidaemonia）也会回避它们。人类常常以科学为盾牌、以理性为盔甲保护自己。人类的启蒙诞生于恐惧，白天，他相信宇宙是井然有序的，而到了夜晚，他便努力地维持这一信念，以对抗那些困扰着他的对混乱的恐惧。倘若有某种生命的力量，其活动范围超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那该怎么办呢？人类是否有一些危险而又不可避免的需求呢？是否存在一种比电子更有目的的物质？在我们认为自己拥有灵魂且能支配自己的灵魂时，我们是否是在自欺欺人呢？科学中所说的“心理”（psyche），是否不仅仅是一个被武断地限制于头脑之内的问号，而且还是一扇从人类世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它时而让一些古怪的、不可捉摸的力量影响着人类，扰乱人类的世界，就好像给人类以黑夜的翅膀，使之从普遍人性的水平飞跃到一个超越了个人使命的水平？当我们思考幻觉类艺术作品时，会感觉恋爱轶事好像仅仅被当成了一种宣泄——就好像这种个人经验只不过是那首至关重要的“神曲”（divine comedy）的前奏罢了。

接触到生活阴暗面的，并非只有这类艺术作品的创造者，还有先知、预言家、领袖人物和启蒙者。不管这一黑暗的世界有多黑暗，它都并非完全是陌生的。从远古时代起，人类便已经知道了它的存在——在这里，在那里，在任何一个地方；而对今天的原始人来说，它是他们的宇宙图景中不容置疑的一个部分。只有我们才会拒不接受它，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惧怕迷信和形而上学，而且还因为我们在努力建立一个既安全又易于控制的意识世界，在这个意识世界里，自然规律所起的作用就像成文法（statute law）在联邦国家中所起的作用一样。然而，就算在这个世界之中，诗人也会不时地瞥见那些存在于黑暗世界之中的形象——精灵、魔鬼及众神。诗人知道，有一种超越了人类目的的意图在秘密地赋予人类以生命的力量；诗人能够预感到普累若麻（pleroma，代表的是最初的无意识）里的一些不可理解的事。简言之，诗人能看到心理世界中那些令原始人和野蛮人倍感惧怕的东西。

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便一直努力地想赋予那些有迹可循的模糊模仿以固定的形式。甚至在罗德西亚人（Rhodesian）刻于岩壁之上的旧石器时代的绘画中，我们也能看到在许多栩栩如生的动物图案旁有一个抽象的图案——一个圆圈中画着双十字的图案。这种图案在每一个文化区域都或多或少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不仅能在基督教教堂里看到它们，而且在西藏的寺院里也能看到它们。这就是所谓的太阳轮（sun-wheel），它早在人类还没有发现轮子是一种机械装置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因此，它不可能来源于外部世界的经验。相反，它更像是一种代表某一心理事件的象征；它涵盖了一种内心世界的经验，而且就像著名的犀牛与背上的食虱鸟的图画一样，毫无疑问是一种栩栩如生的表现。自古以来，每一种原始文化都具有一系列神秘教义，而且在许多文化中，这种体系还高度发达。部落议会和图腾部族等都保存着这种除白昼生活以外的隐秘事物的教义——从原始时代起，这些教义就一直是人类重要经验的组成部分。在入会仪式上，一般会将有关教义的知识传给年轻一代。希腊和罗马的神秘宗教仪式也具有同样的作用，而丰富的古代神话则是此种经验遗留在人类发展最初阶段的痕迹。

因此，诗人为了最为适切地表达他的经验而求助于神话的形式，便是预料之中的了。如果有人认为诗人所使用的素材是二手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原始经验是诗人创作力的源泉，这种原始经验是我们无法彻底了解的，因此需要借助神话意象来表现。原始经验本身不能提供任何言语或意向，因为它是一种从“幽暗的镜子里”窥见的幻觉。它只不过是一种努力地想要表达出来的深刻预感。它像一阵旋风，风力所及，所向披靡，并将卷起的一切带到空中，因而呈现出了我们看得见的形状。这种特定的方式不能将这些幻觉的可能含义完整地表达出来，有时甚至反而显得内容不够丰富，因此，哪怕诗人只想传达一点点的暗示，也必须搜集大量的素材才行。除此之外，为了表现出幻觉的怪诞和矛盾，诗人还必须求助于一种难以驾驭且充满矛盾的意象。但丁的预感掩盖在了那个统摄天国和地狱的意象之下；歌德将布罗肯山（Blocksberg）和古希腊时期的地狱都带进了他的作品中；瓦格纳借用了整个北欧神话；尼采返回到僧侣的圣典文体，重新塑造了传说中的史前时代先知的姿态；布莱克自创了一些难以名状的形象；而斯皮特勒则借用了古老的名称来称呼他想象出来的新造物。从天国到地狱，从不可言说的崇高到怪诞反常，这中间任何一个步骤都不曾遗失。

面对这些多姿多彩的意象，心理学除了收集各种素材以供比较和提供一些术语以供讨论之外，并不能做出更多的阐释。根据心理学的术语，出现在幻觉中的东西叫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我们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指的是某种经由遗传力量塑造而成的特定的心理特质，而意识便是由此产生。在人体的结构中，我们可以找到进化早期阶段的痕迹，而且，我们可以预期，人类心理的构造同样也遵循了这种种系进化的规律（the law of phylogeny）。事实上，在意识模糊之时——例如，在梦中，或者处于麻醉状态和精神失常的状态时——那些表现出心理发展原始阶段所有特征的心理产品或内容就会显露出来。意象本身有时候也会表现出这样一种原始特征，以至于我们可能会认为，它们来源于古老的神秘教义。此外，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神话主题被赋予了现代的形式。在对集体无意识的这些表现进行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表现是一种对意识态度的补偿。也就是说，它们会以一种明显带有目的的方式，使一种片面的、异常的或危险的意识状态变得平衡。从梦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过程的积极方面。在精神病患者身上，这个补偿过程通常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但却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形式。例如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因担心自己的秘密暴露，从而自绝于世，不与任何人来往，但最终却发现，他们视为最隐秘的东西，却已众人皆知，早就成了大众的谈资。[2]

如果我们在考虑歌德的《浮士德》时撇开该剧有可能是作者自身意识态度的补偿这一点不谈，那么，我们则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部作品与作者所处时代的意识观点有什么样的关系？伟大的诗篇通常都是从人类生活中汲取力量，如果我们试图从个人的因素中寻找其意义的话，便完全无法把握其意义。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集体无意识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经验，并影响一个时代的意识观念，那么，这一事件便成了一种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的创造性行动。每一件被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都包含着真正给后代子孙的真实的信息。因此，《浮士德》触及了每一个德国人灵魂中的某些东西。同样，虽然《黑马牧人书》未被收入《新约全书》之中，但黑马的声名也必定永恒不朽。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偏好、偏见及精神食粮。一个时代就像一个个体，它的意识观念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所以需要补偿性的调整。集体无意识实现了这种补偿性调整，表现为：诗人、先知或领袖在尚未表达出来的时代愿望的引导下，用他们的语言或行动指明了一条道路，通向了所有人都盲目渴望并期望取得的成就——不论这种成就所带来的结果是善还是恶，是拯救还是毁灭了一个时代。

谈论自己所处的时代，始终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当下正在发生的生死攸关的事情太多了，让人难以把握。因此，稍微提及其中几个便已足够。弗朗西斯科·科隆纳的《寻爱绮梦》以一个梦境的形式，歌颂了被视为一种人际关系的对自然的爱，作者虽然不鼓励疯狂地放纵感官，但却彻底抛弃了基督教的神圣婚姻观念。这本书是在1453年写成的。赖德·哈格德在世时恰逢维多利亚鼎盛时期，他也研究了这个主题，用自己的方式做了处理，他没有用梦的形式来表现这个主题，而是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道德冲突的张力。歌德在《浮士德》这块色彩斑斓的织锦中，织入了格雷琴—海伦—母亲—圣母玛利亚（Gretchen-Helen-Mater-Gloriosa）这一根红色锦线。此外，尼采宣称上帝已死，斯皮特勒则把众神的盛衰演绎成了一个四季神话。每一位诗人，不论他的重要性如何，都道出了成千上万人的心声，预言着他那个时代的意识观念将发生的变化。

诗人

创造力就像意志的自由一样，也包含着一个秘密。心理学家可以把这两种表现描述为各个过程，但却回答不了它们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具有创造力的人是一个谜，我们试图用各种方法去解开它，但却总是徒劳无功，但这样一个事实也不能阻止现代心理学不时地转而求助于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的这个问题。弗洛伊德认为，他已经找到了解开这个谜的钥匙，那就是从艺术家的个人经验着手去推导其艺术作品。[3]诚然，沿着这一方向去探索可能会有一些发现，因为可以想象，一件艺术作品就像一种神经症一样，也可以追溯到心理生活中那些我们称之为情结（complexes）的纠葛。弗洛伊德发现，神经症的根源在心理领域，来源于情绪状态以及真实的或想象的童年期经验，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弗洛伊德的一些追随者，如兰克（Rank）、斯特克尔（Stekel）等采用一些与此相关的探究方法，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毋庸置疑，诗人的心理特质往往贯穿其作品的始终。至于个人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诗人对素材的选择与使用，这样的说法亦无新颖之处。不过，这要归功于弗洛伊德学派，他们表明了这一影响有多么深远，而这种影响的表现形式又是多么奇特。

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是直接的满足手段的一种替代物。因此，他认为，神经症是不适宜的——是一种错误、逃避、借口，是一种自发的盲目表现（voluntary blindness）。在他看来，神经症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永远都不应该存在的缺陷。因为不管神经症的症状如何，它都只不过是一种让人更为恼火的障碍（disturbance），因为它既没有道理，也没有意义，因此很少有人愿意冒险替它说句好话。而一件艺术作品，当把它看作某种可以用诗人的压抑（repressions）来分析的东西的时候，那它就被放到了与神经症相似的可疑的位置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不失为找到了一个好伙伴，因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就是这样看待宗教和哲学的。如果承认这种方法仅用来阐释艺术作品中那些重要的个人因素（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就无法理解一件艺术作品），那么，是不会招来任何异议的。但是，如果宣称这一分析方法可以用来解释艺术作品本身，那就会招来直接的反对意见了。一件艺术作品中潜藏的个人特质往往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事实上，我们越多地研究这些特性，就越少涉及艺术本身。对一件艺术作品来说，精华之处在于它应该超越个人的生活领域，而是作为一个个体的艺术家用他的精神和心灵与全人类的精神和心灵在交谈。在艺术领域中，个人方面的特性是一种局限，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罪恶。当一种“艺术”形式主要是个人的时，我们就应该把它当成一种神经症来对待。弗洛伊德学派认为，艺术家无一例外都是自恋狂——意思是，他们都是带有幼儿期自恋特质的、发育不全的人，这种观点可能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只有在谈及作为一个人的艺术家时，这种说法才有道理，它和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人没有什么关联。在以艺术家的身份出现时，他既不自恋（auto-erotic），也不他恋（hetero-erotic），而且，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带有性欲色彩。他是客观的，与任何个人都无关——甚至与人类无关——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就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一个人。

每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人都有双重性，或者说是一个拥有多种矛盾才能的综合体。一方面，他是一个拥有个人生活的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与个人无关的创造性过程。既然作为一个人的他可能是健康的，也可能是病态的，那么，我们必须通过研究他的心理构造，来找到决定其人格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以艺术家身份出现的他，就只能去研究他的创作成就。如果我们试图根据个人的因素来解释英国绅士、普鲁士军官或红衣主教的生活方式的话，那就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绅士、军官和主教通常都是以一种与个人无关的角色行使功能的，他们的心理构造被一种特殊的客观性限制着。我们必须承认，艺术家并不是以一种官方身份行使职能的——事实上，艺术家的身份与官方身份恰恰相反。不过，他们在某个方面与我刚才列举的几种类型相类似，因为艺术家的特殊气质中所包含的集体心理生活要远远多于个人心理生活。艺术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驱力，它会紧紧地抓住一个人，把他变成它的工具。艺术家不是一个拥有自由意志、试图实现自己目标的人，而是一个允许艺术利用他来实现其目的的人。作为一个人，他可能有自己的心境、意志和个人目标，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更高级意义上的“人”——他是一个“集体人”（collective man）——他携带并塑造着人类的无意识和心理生活。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艺术家有时候必须牺牲幸福和对普通人的生活来说具有极大价值的一切。

既然如此，采用分析方法的心理学家认为艺术家是一类尤其有趣的病例，也就不足为怪了。艺术家的生活不可避免地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因为他的内心存在两种互不相容的力量——一种是常见的人类对幸福、满足和生活安定的渴望，而另一种则是超越了任何个人欲望的、无情的创造激情。艺术家的生活通常来说都不尽如人意——甚至可以说是悲惨——这是因为从作为一个人和个人的方面来说，他们处在了劣势的地位，而不是因为命运不公。一个人必须为创造激情这一神圣的天赋而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几乎是一条没有例外的规则。这就好像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就被赋予了某种能量资本。我们身上最为强大的力量将会占据这种能量，并且几乎垄断这种能量，从而所剩无几，以至于我们无法从中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创造力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人们的动力，以至个人的自我不得不发展出各种恶劣的品质——无情、自私、虚荣（即所谓“自恋”）——甚至为了维持生命的火花，使它不至于完全熄灭，而发展出各种恶习。艺术家的自恋很像私生子或受忽视儿童的自恋，这些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必须保护自己不受那些不爱他们的人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他们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发展出了恶劣的品质，而且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一直保持着一种无法克服的自我中心主义，使其生活一直保持婴儿般的或无助的状态，或者频繁地违背道德准则或法律。因此，我们怎么能怀疑这一点，即解释艺术家的是他的艺术，而不是他个人生活中的不足和冲突呢？个人生活中的不足和冲突，只不过是这一事实，即他是一个艺术家所造成的令人遗憾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要承担比普通人更大的责任。具备一种特殊的能力，意味着这个特殊的方面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因而需要从生活的其他方面抽取能量。

无论诗人是否知道他的作品正在他体内酝酿、不断丰富而臻于成熟，也无论他是否认为自己凭空创造了作品，都无关紧要。他对此事的看法并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孕育了自己的作品，就像一位母亲孕育了自己的孩子一样。创作过程具有女性的特质，而且，具有创造性的作品来源于无意识的深处——我们也可以说，来源于母亲们的王国。每当创造力占据主导地位，人们的生活就会被无意识所控制和塑造，以对抗主动的意愿；如此一来，有意识的自我便被卷入一股暗流中，从此只能成为一个无助的世事旁观者。正在创作中的作品是诗人的命运，决定了诗人的心理发展。不是歌德创作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造就了歌德。《浮士德》除了是一种象征以外，还有何含义呢？我所说的象征并不是指对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事物的讽喻，而是代表了一种我们并不十分了解但却生机勃勃的事物。在这里，它指的是某种存在于每个德国人灵魂之中的东西，是歌德帮助它诞生了出来。除了德国人之外，我们还能想象得出有谁能写出《浮士德》或《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吗？这两部作品描述的都是回荡在德国人灵魂之中的东西——雅各布·布尔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曾称它为“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一个人类的医生或老师的形象。从文化萌芽之日起，哲人、救助者或救世主的原型意象（archetypal image）就潜伏在了人们的无意识之中，每当时局动荡不安或者人类社会出现严重错误时，它就会被唤醒。当人们步入歧途时，他们就觉得需要一名向导、老师，甚至是一个医生。这类原型意象为数甚多，但只有当普遍的观点都难以捉摸时，它们才会出现在个体的梦或艺术作品中。当意识生活呈现出片面性、态度错误的特点时，这些原型意象就会被激活——我们也可以说，它们会“本能地”被激活——于是便出现在个体的梦里、艺术家和先知们的幻觉中，从而使整个时代的心理平衡得以恢复。

诗人通过这种方式，满足了他所生活的社会的精神需求，也正因为如此，对他而言，他的作品比他的个人命运更富有意义，而不论他本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从本质上说，诗人只是他的作品的工具，他从属于他的作品，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指望他来为我们解释其作品。他已经竭尽全力将自己内心的东西表达了出来，因此，解释其作品的工作就不得不留给他人和后人去做了。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就像一个梦，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一目了然，但它并不能解释自身，而且其含义永远都不明确。一个梦永远都不会说：“你应该”或者“这是真理”。它只会呈现出一个意象，而且，它呈现意象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如同大自然让一株植物生长一样，因此，我们必须自己得出结论。如果一个人做了一个噩梦，那么，这要么意味着他太恐惧了，要么意味着他太无忧无虑了；如果一个人梦见了一位古圣先贤，那么，这可能意味着他太好为人师了，也可能意味着他需要一位老师。这两种意义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融合到了同一个事物中，当我们允许艺术作品像它影响艺术家那样影响我们时，就会感知到这一点。如果想把握作品的含义，我们就必须允许它塑造我们，就像它当初塑造艺术家一样。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诗人之经验的本质。我们看到，诗人从意识之下的集体心理中获得了治愈和救赎的力量，但同时也接收了这种集体心理的孤独和令人痛苦的错误；他穿透了那个孕育出所有人的生活母体（matrix of life），这个母体不仅赋予了他与所有人类存在共同的节奏，而且使得他可以向全人类表达他的内心感受和渴求。

要了解艺术创作和艺术效果的秘密，我们必须回到神秘参与的状态——即回到这样一个水平的经验，在这个水平的经验中，生活着的是人类，而不是个人，个人的幸福或哀痛无关紧要，只有人类存在才是最为重要的。因此，每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客观的，与个人无关，但它却能深深地打动我们每一个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认为诗人的个人生活对他的艺术创作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充其量只是在创作的过程中提供了帮助，或者造成了阻碍而已。他可以生活得像一个庸人、一个好市民、一个神经症患者、一个傻子或者是一个罪犯。他的个人生涯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也许很有趣，但这都不能解释他为什么是一个诗人。

注释：

[1] Gestaltung, Umgestaltung, Des ew'gen Sinnes ew'ge Unterhaltung.（Goethe.）

[2] 参见我的文章：“Mind and the Earth”, in Contributions to Analytical Psychology.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Co., London, 1928.

[3] 参见弗洛伊德论述詹森（Jensen）的《格拉迪瓦》（Gradiva）以及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文章。

第九章

分析心理学的基本假设

在中世纪和希腊罗马世界里，人们普遍相信，灵魂是一种实体（substance）[1]。事实上，从人类诞生之日起，整个人类就一直持有这种信念，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发展出了一种“没有灵魂的心理学”（psychology without the soul）。在科学唯物主义的影响下，凡是肉眼看不到或手触碰不到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值得怀疑的东西，这样的东西甚至遭到了人们的嘲笑，因为有人认为它们与形而上学有密切的关联。除非能用感官感知到，或者可以追溯到其物质上的原因，否则便不能算是“科学的”东西，也不会被承认是真实的。这种观念的剧变，并非开始于哲学唯物主义，因为改变的道路在很早以前就已经铺设好了。宗教改革运动（the Reformation）带来的精神剧变终结了哥特时代（Gothic Age），随之也结束了哥特时代对崇高的强烈渴望，结束了地域的限制以及对世界的有限的见解，欧洲人的垂直思维马上就遭遇到了现代横向思维的对抗。意识不再向上增长，相反，视野的广度开始扩大，而且，对整个地球的了解也增多了。这就是伟大的航行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在经验发现的基础上拓宽对世界的见解。过去，人们认为，精神是一种实体，但这种信念越来越让位于那种认为只有物质才具有实体的鲁莽信念，终于，在将近400年后，欧洲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和研究者开始认为，思维完全依赖于物质，与物质具有因果关系。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说是哲学或自然科学导致了这场彻底的转变。一直以来，始终有一些睿智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具有足够的洞察力和思想深度，不接受这种非理性的观点转变；有一些人甚至公然反抗这种转变，只是，他们没有追随者，从而无力抵抗这种毫无理性地——更不用说感情用事地——认为物质世界高于一切的普遍态度。我们不应当认为，人们观念上所发生的这种剧变，是可以通过推理和反省得来的，因为没有哪一条推理的线索能够证实或者证伪思维或物质的存在。今天，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确信，思维和物质这两个概念只不过是两个符号，代表着未知的和未经探索的事物，而这些事物会根据人的心境、气质或时代精神被肯定或否定。一方面，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把思维当成一种复杂的生物化学现象，并认为思维从根本上讲只不过是一种电子的活动；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把电子那无法预测的行为看成是电子内部心理生活的迹象。

19世纪，思维的形而上学被物质的形而上学所取代，如果我们把这一事实看成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那么，这种转变也就只不过是他们耍的一个小把戏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它其实是人类世界观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变革。超凡脱俗（other-worldliness）被转换成了实事求是（matter-of-factness）；经验主义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了对每一个问题的讨论、对每一个目标的选择，甚至是对每一种“意义”的界定。无形的内心事件似乎不得不让位于外部有形世界中的事物，如果某一事件没有所谓的事实基础，那么，它就没有价值可言。至少，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就是这样想的。

事实上，如果试图把这一非理性的观念转变看成一个哲学问题，那么，结果将是徒劳。我们最好不要试图这样做，因为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心理现象产生于腺体的活动，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同时代人的感激和尊敬，但是，如果我们把太阳中的原子分裂解释成是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Weltgeist）所引发的，那么，我们一定会被人当成科学界的怪物而受到鄙视。然而，这两种观点同样合乎逻辑，同样形而上学，同样专横武断，也同样具有象征的意义。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把人类的起源追溯至动物物种，以及把动物的起源追溯至人类物种，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达克（Daque）教授的学术生涯是多么的悲惨，而这仅仅是因为他违背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精神是不容小觑的。时代精神是一种宗教，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与理性毫无关系的信条，它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即它被当成了衡量一切真理的绝对标准，并被认为总有常识站在它的一边。

人类的推理过程不可能超越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一种取向、一种情感倾向，它通过无意识影响着脆弱的思维，用一股压倒性的暗示力量将其卷走。拥有与同时代人不同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合理的，会让人感到不安；它甚至被看成是下流的、病态的、亵渎神灵的，因此会危及个体的社会生活。这种人通常非常愚蠢地逆社会潮流而上。就像以前人们无可置疑地假定所存在的一切都是由上帝的意志所创造的，上帝就是精神一样，到了19世纪，人们发现了同样不容置疑的真理，即一切事物都来自于物质。今天，人们又坚信，心理不能构成肉体，相反，物质通过化学作用创造了心理。这种观念的颠覆若不是时代精神的一个突出特征，一定会让人觉得荒唐可笑。它是一种流行的思维方式，因而是得体的、理性的、科学的、正常的。必须把心理看成是物质的副现象（epiphenomenon）。如果我们不说“思维”（mind）而说“心理”（psyche），不说物质而说大脑、激素、本能或驱力，也能够得出同样的结论。承认灵魂或心理具有实体性，是违背时代精神的，因此，这样做就会被视为异端邪说。

现在，我们已经发现，我们的祖先提出的一些假设没有在理智上得到证实，他们假设，人有灵魂；灵魂具有实体和神圣的性质，因而是不朽的；灵魂之中有一种固有的力量，这种力量创造了肉体，维持着生命，能够治疗疾病，还使得灵魂能够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灵魂会和一些没有实体的灵魂交往；在我们的经验范围之外还有一个精神的世界，灵魂从那个世界得到了关于精神方面的知识，而其起源在这个可见的世界里是找不到的。但是，那些尚未超越一般意识水平的人还没有发现，当我们认为是物质创造了精神，人类由类人猿进化而来，饥饿、爱与权力这三种驱力之间的和谐相互作用造就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脑细胞制造出了思想，并坚信所有这些都不可能有第二种解释等时，我们的看法其实就像我们祖先的观点一样自以为是、不切实际。

这种能解释一切的东西事实上究竟是什么或者是谁呢？它其实是人们重新构想出的一位具有创造力的神灵的形象，只不过这一次他被剥夺了人的特征，摇身一变成了一种每个人都应该可以理解其含义的一般概念。今天，意识在宽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巨大的扩展，但不幸的是，这种扩展只发生在空间的维度；意识在时间维度上的范围并没有扩展，因为如果它的时间范围扩展了，我们就应该会有一种更加生动的历史感。如果我们的意识不仅仅是对今天的意识，而且还具有历史延续性的话，那我们就应该会想起古希腊哲学中神圣原则（divine principle）的类似转变，而这可能会使我们用更具批判性的态度来看待当前的哲学假设。然而，时代精神有效地阻止了我们沉迷于这样的思考。它把历史看成只不过是一个论战时需要的方便快捷的武器库，使得我们偶尔可以说：“哎呀，连老亚里士多德都知道这一点！”情况既然是这个样子，我们便该自问，时代精神是怎样获得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的？毫无疑问，它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心理现象——不管怎样，它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倘若我们不能以恰当的方式对它进行思考的话，我们甚至都不能探讨这个关于心理的问题。

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这种用物质原因来解释一切的不可抗拒的倾向，与过去四个世纪以来意识的横向发展相一致，而这种横向视角是对哥特时代完全采用垂直视角的颠覆。它是群体思维的一种表现，因此，不能把它当成个体的意识。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像原始人，一开始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而是在很久之后，才发现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与此同时，我们满足于对我们的行为进行各种合理化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又都同样不充分。

如果我们意识到了时代的精神，就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倾向于用物质原因来解释一切；我们应该知道，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太多的事物都是用精神来解释的。认识到这一点，会让我们马上对自己的偏见持批判态度。我们会说，我们极有可能在另一方面犯了同样的严重错误。我们自欺欺人地以为，相比于一种“形而上的”思维，我们对物质的了解要多得多，因而高估了物质上的因果关系，并相信只有物质上的因果关系才能给我们提供一种对生命的真实解释。但是，物质和思维一样让人难以捉摸。对于终极的本质，我们无从知晓，只有当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能回到一种平衡的状态。这绝不是在否认心理事件与大脑的生理结构、各种腺体以及整个身体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始终对这样一个事实深信不疑，即意识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感官知觉（sense-perception）决定的。我们都已经认识到，我们的身体和心理所具有的那些不可改变、根深蒂固的特征，是通过遗传无意识地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那些会抑制、强化或者改变我们心智能力（mental capacities）的本能力量，也让我们震惊不已。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有关原因、目的和意义的问题，人类的心理——不论我们以何种方式对它进行探讨——首先便是我们所说的一切物质的、经验的和尘世的事物的密切反映。最终，在所有这些已获得承认的事实面前，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心理是否只是一种次级表现，一种副现象，且完全依附于身体。基于推理以及生活在一个真实世界中的实实在在的我们所要承担的义务，我们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只有当我们对物质的无能产生怀疑时，才能用批判的方式检验科学对人类心理所下的结论。

最近已经有人提出了异议，认为这样做不啻把心理事件还原成了一种腺体的活动，把思想看作只是大脑的分泌物，这样，我们所得到的便是一种没有心理的心理学。我们必须承认，从这个视角看，心理并非凭其自身而独立存在；它本身什么都不是，而只不过是物质变化过程的一种表现。这些过程具有意识的特征，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然的话，我们就根本不能谈论心理了；如果没有意识，我们就无法对任何事物发表见解。因此，意识被认为是心理生活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意识被当成了心理本身。如此一来，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现代所有“没有心理的心理学”都是对意识的研究，完全忽略了无意识心理活动的存在。

不过，现代心理学并非只有一种，而是有好几种。当我们想起数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等都只有一种科学时，就会觉得特别奇怪。但是，心理学却有很多种，以至于美国某个大学出版了一本很厚的书，书名叫《1930年的心理学》（Psychologies of 1930）。我认为，心理学的种类与哲学的种类一样多，因为哲学也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很多种。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哲学和心理学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关系，它们所研究的主题相互关联，因而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牢固。心理学把心理作为其研究的主题，而哲学的研究主题——简单地说——是世界。直到不久以前，心理学还是哲学的一个特殊分支，不过现在，我们正在印证尼采的预言——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崛起了。它甚至威胁着要吞掉哲学。这两门学科有着内在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观念体系，它们的研究主题都是不能完全经验到的事物，因此不能用一种纯粹的经验主义方法去探讨。因此，这两个研究领域都鼓励推理，结果，便出现了数不胜数、丰富多彩的观念，而要把这些观念都包括进去，则需要大部头的书，而不管它们是属于心理学领域还是哲学领域。这两门学科都不能离开对方而存在，并且总是会为对方提供含蓄的，而且常常甚至是无意识的基本假设。

正如前文所说，现代倾向于用物质原因来解释事物的做法，往往会导致一种“没有心理的心理学”，我的意思是说，会导致人们认为心理只不过是生物化学过程的一种产物。至于一种从心理本身出发的现代的、科学的心理学，则根本不存在。今天，没有谁敢冒险去假设存在一种独立的、不由身体决定的心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门科学的心理学。有关精神自为一体、自有目的，精神的世界体系自给自足的观念，至少可以说非常不受我们的欢迎，但只有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我们才能相信灵魂是自发的、独特的。但我必须要说明一下，1914年，我曾到伦敦的贝德福德学院参加一场由亚里士多德学会（Aristotelian Society）、心理协会（Mind Association）和英国心理学会（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联合举办的会议，其间，有一个研讨会专门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上帝心中是否容纳着每一个个体的心理？在英格兰，如果有人质疑这几个学会的科学立场，那么，他就不可能听到什么好听的话，因为这几个学会的会员都是这个国家最为杰出的人物。他们发表的见解无异于13世纪的论调，很可能我是现场听众当中唯一一个对这些见解感到很惊奇的人。这个例子可以有助于说明，认为自主精神理所当然存在的观点，并没有绝迹于欧洲，也并没有完全成为中世纪时期遗留下来的古化石。

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或许就能够鼓起勇气去思考一种“关于心理的心理学”的可能性——也就是，一个基于自主心理假设的研究领域。我们不必为这样一项事业不受欢迎而惊慌失措，因为假定心理存在并不比假定物质存在更加不切实际。既然我们实际上完全不知道心理是怎样从物质元素中产生的，然而又不能否认心理事件的真实性，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提出我们的假设，坚持认为心理产生自一条精神的原理，它与物质一样让我们无从理解。诚然，这不会成为一门现代的心理学，因为要成为一种现代心理学，首先必须要否认这种可能性。因此，不论好坏，我们都必须要回到祖先们的教义中去，因为是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预设。古人的观点认为，精神从本质上说是肉体的生命，是维持生命的呼吸，或者是一种生命力，它在人们出生之时或者被孕育出来之后，便呈现出空间的和物质的形式，并且在呼吸停止之时离开身体。我们可以把精神本身看成是一种没有外延的存在，因为它在获得物质形式之前和失去物质形式之后都是存在的，所以，它是没有时间性的，因而也是永恒的。当然，从现代的科学心理学视角看，这个概念纯粹是一种幻想。但是，我们无意深入探讨“形而上学”，甚至包括现代的形而上学，我们只想以一种不带偏见的方式考察这个由来已久的概念，并对其合理性进行经验验证。

人们给自己的经验起的名字，常常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灵魂（Seele）一词的根源是什么呢？就像英语中的灵魂（soul）一词一样，它也来源于哥特语中的saiwala及古德语中的saiwalo，这两个词都与希腊语中的aiolos有关，aiolos一词的意思是“流动的、彩色的、彩虹般的”。希腊语中的心理（psyche）一词还有“蝴蝶”的意思。Saiwalo与斯拉夫语中的sila一词有关，意思是“力量”。这些关联就阐明了Seele一词的含义：它是一种动力，也就是生命力。

拉丁语中的精神（animus）和灵魂（anima）这两个词与希腊语中的风（anemos）是同一个意思。希腊语中另一个表示风的词pneuma也有精神的意思。在哥特语中，我们也找到了相同含义的词us-anan，意思是“呼气”，在拉丁语中，我们则找到了an-helare，意为“喘息”。在古老的高地德语（Old High German）中，spiritus sanctus一词可以翻译成atum，即“呼吸”。在阿拉伯语中，风是rlh，而ruh便是“灵魂、精神”。希腊语中的psyche也有类似的关联：psycho意为“呼吸”，psychos意为“凉爽”，psychros是“寒冷”的意思，phusa则指的是“风箱”。这些关系清楚地表明，在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中，给灵魂取的名字都与流动的空气、“精神的寒冷气息”这些概念有关。也正因为这样，原始的观念才赋予了灵魂一个看不见但却能够呼吸的身体。

很明显，因为呼吸是一种生命的迹象，所以，呼吸、运动和动力都常常被用来代表生命。根据另一种原始观念，灵魂被视为火或者火焰，因为温暖也是一种生命的迹象。还有一种非常古怪但绝非罕见的原始观念——把灵魂等同于名字。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他的灵魂，由此便产生了这样一种习俗，即用祖先的名字给新生儿取名，从而使祖先的灵魂转世到这个新生婴儿身上。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自我意识被看成是灵魂的体现。把灵魂等同于影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因此，踩别人的影子便是一种对别人的莫大侮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正午（noon-day）在南半球高纬度地区被视为有鬼怪出没的时间，极具威胁性；因为正午时分影子变小了，这就意味着生命受到了威胁。这种有关影子的观念所包含的一种观点，体现在了希腊人使用的synopados一词中，这个词的意思是“跟在后面的人”。他们用这个词来表达对一种无形却有生命的存在物的感觉——这与那种导致人们相信死者的灵魂是影子的感觉是一样的。

这些迹象表明了原始人对心理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心理是生命的源泉，是首要的动力，还是一种具有客观现实的像幽灵一样的存在物。因此，原始人知道如何与自己的灵魂交谈；灵魂是一种存在于他们内心的会说话的东西，因为灵魂并不是他们本人，也不是他们的意识。在原始人眼中，心理并不是一切主观的和受意志支配的事物的缩影，这一点与我们不一样；相反，他们认为，心理是一种客观的东西，它就是它自身，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经验表明，这种看待该问题的方法是合理的，因为不仅在原始人的层面上，而且对文明人来说，心理事件都有其客观的一面。心理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我们意识的控制。例如，我们无法压抑自己的许多情绪；我们不能把坏情绪变成好情绪，也不能操控梦，让它来就来让它去就去。即使最聪明的人，用最大的意志努力，有时候也无法摆脱一些想法的困扰。记忆所玩弄的那些疯狂的把戏，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到震惊，却又无可奈何，出乎意料的幻想则随时会闯进我们的大脑。我们之所以相信自己是自家房子的主人，只是因为我们都喜欢自以为是。但实际上，我们对无意识心理之恰当功能的依赖程度大得惊人，我们必须相信它不会让我们失望。如果我们研究神经症患者的心理过程，就一定会对心理学家把心理等同于意识的做法感到极为可笑。众所周知，神经症患者的心理过程与所谓的正常人的心理过程几乎没有区别——因为在如今这个年头，哪个人能完全确定自己没有神经症症状呢？

既然如此，我们最好还是承认，把灵魂视为一种客观现实的古老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古人把灵魂看作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而反复无常且相当危险。有人还提出了进一步的假设，认为这种如此危险而又可怕的存在物同时也是生命的源泉，这种假设从心理学的视角看是可以理解的。经验告诉我们，“我”的感觉，也就是自我意识，是从无意识生活中产生的。小孩也有心理生活，但他们没有任何明显的自我意识，因此，早年的岁月通常很难在记忆中留下什么痕迹。我们身上一切有益的、有帮助的智慧之光究竟从何而来？我们的热情、灵感以及对生活的崇高情感，又来源于哪里？原始人在其灵魂深处感受到了生命的源泉；他们被自己的灵魂施予生命的活力深深地打动着，并因而相信每一种能影响灵魂的东西——相信一切巫术。所以，对他们而言，灵魂就是生命本身。他们不会想象自己能够操控灵魂，而是觉得自己在各个方面都依赖于灵魂。

不管我们觉得灵魂不朽的观念有多么荒谬可笑，它在原始人眼里都不是什么异乎寻常的东西。毕竟，灵魂来自于平常的事物。虽然其他一切事物的存在都会占据一定的空间，但灵魂却不能存在于空间中。我们当然认为思想存在于我们的头脑里，但是一说到感受，我们就变得不那么确定了；感受似乎存在于心脏的区域。我们的感觉遍布整个身体。我们的理论认为，意识位于头部，但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告诉我，美国人疯了，因为他们居然相信他们的思想存在他们的大脑里，而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知道，人是用心脏来思考的。还有一些黑人部落认为，心理功能的区域既不在头部，也不在心脏，而是在肚子里。

除了不能确定心理功能的位置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难题。除了感觉这一特殊领域之外，心理内容通常是没有空间性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确定思想的体积大小呢？它们是小的、大的、长的、细的、重的、流动的、直的、圆的还是别的什么样子的呢？如果我们想为这样一个不具空间性的第四维存在物画一幅生动的画，那么，我们最好还是以作为一种存在的思想当我们的模特。

如果我们能完全否认心理的存在，那么，一切就会简单得多。但在这里，我们所处理的是对某种真实存在的事物的直接经验——它植根于我们可以测量、可以称重的三维现实里，它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部分都莫名其妙地不同于这个现实，但却反映了这个现实。我们可以将心灵看成是数学上的一个点，也可以将其看作是布满恒星的宇宙。这样一来，也就无怪乎有些头脑不大灵光的人认为这样一种矛盾是近乎神圣的东西了。如果心理不占空间，那么，它就是无形体。身体会死去，但是，不可见的、非实体的东西能消失吗？此外，在我学会说“我”之前，我的生命和心理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在这个“我”消失之后也依然存在，比如，我们可以在别人和自己身上看到，在睡眠中或无意识状态下，生命和心理依然存在。面对这些经验，为什么头脑简单的人会否认“灵魂”生活在一个身体之外的领域呢？我必须承认，对于这样一种所谓的迷信，我并没有看出任何荒谬之处，就像在遗传学和关于本能的研究中也没有看到什么荒谬之处一样。

自原始时代起的古代文化中，人们一直把梦境和幻觉视为信息的来源，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以前的人们认为更为高级，甚至更为神圣的知识属于心理领域。事实上，无意识包含范围大得令人吃惊的阈下知觉。原始社会的人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便把梦和幻想当成重要的信息来源。像印度和中国那样伟大而悠久的文明，正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并从中发展出了一套自我认识的原则，在哲学和实践方面都达到了精细化的程度。

把无意识心理视为知识的来源并予以高度重视，这种做法绝不像西方理性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妄想。我们倾向于认为，所有知识归根结底都来自于外部。不过，今天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如果能够将无意识中的内容变成意识领域的内容，那将意味着不知道要增长多少知识。现代关于动物本能的研究，如对昆虫本能的研究，已经得到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发现，结果表明，如果人的行为方式像某些昆虫的话，那他们的智力将会比现在高得多。当然，我们无法证明昆虫拥有有意识的知识，但根据常识，我们可以确定，它们的无意识行为模式就是心理的功能。同样，人的无意识也包含了其祖先遗传下来的所有生活模式和行为方式，因此，每一个孩子在拥有意识之前，都已经拥有了一套潜在的适应性心理功能体系。同样，在成年人的意识生活中，这种出于本能的无意识功能也一直存在，且一直发挥作用。这就为意识心理的一切功能做好了准备。无意识和有意识心理一样，也进行感知，具有目的和直觉，还会感觉和思考。在精神病理学领域以及对梦的研究中，我们找到了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心理的有意识功能和无意识功能之间只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意识非常强烈、集中，它转瞬即逝，指向当下和即时的关注领域；此外，它只能获取代表某一个体数十年经验的材料，范围更广的“记忆”则需要人为获取，而且大部分来自于印刷文字。而无意识的情形则与此大为不同。无意识不强烈、不集中，而是模模糊糊的；它的范围极为广泛，能够用最似是而非的方式将差异最大的元素糅合在一起。除此之外，无意识不仅包含不计其数的阈下知觉，而且还包含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大量遗传因素，这些遗传因素的存在本身就标志着物种分化过程中所迈出的一步。如果可以把无意识拟人化，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集体人（collective human being），它结合了男女两性的特征，超越了年龄与生死，而且由于掌握了人类数百万年的经验而几乎成了永恒。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人，那他将超越一切尘世的改变；对他来说，当下和公元前一百个世纪中的任何一年都没有什么区别；他将做着古老的梦，而且，由于他拥有不计其数的丰富经验，他还将是一个天下无双的预言者。他无数次地经历着个体、家庭、部落和民族的生活，而且他对生长、开花、凋零的生命节奏有一种深切的体验。

不幸的是——或者更确切地说，幸运的是——这个集体人就是梦。至少在我们看来，集体无意识似乎是在梦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但对其自身的内容却没有意识——当然我们无法确定是不是这样，就像在上述例子中对昆虫的情况也不确定一样。不仅如此，集体无意识似乎并不是一个人，而更像是一条不断流淌的溪流或者大海，那些意象和形象在我们做梦或心理处于异常状态时，涌入我们的意识。

如果我们把无意识心理这个巨大的经验系统称作幻觉，那必将让人觉得很荒唐，因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身体本身也是这样一个系统。它依然带有明显的原始进化的痕迹，而且它肯定是一个有目的地行使功能的整体——否则，我们就无法生存下去。任何人都不会把比较解剖学或生理学看成是无稽之谈。因此，我们也不能把集体无意识当成幻觉而加以排斥，或者拒不认可它是一种宝贵的知识来源，从而拒绝对其进行研究。

从表面上看，心理本质上似乎是对外部事件的一种反映——不仅是外部事件造成的，而且也起源于外部事件。此外，在我们看来，无意识只有从外部和意识的层面着手才有可能理解。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曾试图从这个层面来解释无意识——如果无意识真的随个体的存在和意识的出现而产生，或许他还能够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然而，真相却是，无意识一直都存在，它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潜在的心理功能体系。意识是无意识心理的一个出生得较晚的后代。如果我们试图用后代的视角去解释其祖先的生活，那当然是不合情理的；在我看来，把无意识当成意识的衍生物也同样是错误的。反过来说的话，可能还更接近真理一些。

但这却是过去时代的观点，这种观点始终坚持认为，个体的灵魂依赖于一个精神世界体系而存在。过去的时代之所以不可能不这样做，是因为它们意识到，有一些无比珍贵的经验隐藏在个体短暂意识的阈限之下。这些时代形成了一种有关精神世界体系的假设，而且还坚称这一体系是一个拥有意志和意识的存在——甚至是一个人——它们把这个存在称作上帝，即现实中的典范（quintessence）。在他们看来，上帝是最真实的存在，是原动力（first cause，即造物主），只有通过上帝，才有可能理解灵魂。这个假设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只有把神称为一个几乎不朽的存在才是合理的，与人类所拥有的经验相比，这个不朽存在的经验几近永恒。

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了这样一种心理学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即这种心理学不以物理为基础来解释一切，而是求助于一个精神的世界，这个精神世界的有效要素不是物质及其特性，也不是能量状态，而是上帝。此时此刻，我们可能会受到现代哲学的影响，而把能量或生命的活力（élan vital）称为上帝，并从而把精神和自然融为一体。只要我们把这项任务局限于思辨哲学的朦胧高地之内，就不会造成大的伤害。但如果我们把这一观念运用到较低级的实用心理学（practical psychology）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我们解释事物的方式能够有效地应用于日常行为中），我们就会陷入重重困难，不可自拔。我们塑造这种心理学并不是为了迎合学术界的口味，也不追求与生活无关的解释。我们想要塑造的是一门能带来令人满意之效果的实用的心理学——它能帮助我们用一种在患者身上被证明为有效的方法来解释事物。在实用心理治疗中，我们竭力帮助人们适应生活，而且，我们不会创立一些与患者无关，甚至可能会伤害患者的理论。在此，我们遇到了一个常常伴随生命危险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解释究竟是以物质还是精神为基础。我们必须永远都不能忘记一点，即从自然主义的视角看，任何属于精神的东西都是幻觉，而精神为了确保自身的存在，必定经常否定和克服一种强硬的、物质的事实。如果我只承认自然主义价值，并用物质来解释一切，那么，我就会贬低、阻碍或者甚至是破坏我的患者的精神发展。而如果我完全坚持一种从精神出发的解释，那么，我就会误解并伤害一个自然人作为一种物质存在的权利。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有多起自杀案例的发生都是因为犯了这类错误。我并不关心到底能量是上帝，还是上帝是能量，因为我怎么可能知道这种事情呢？但是，给出恰当的心理学解释是我必须能够做到的事。

现代心理学家并不拘泥于这两种立场中的任何一种，而是徘徊在这二者之间，犯了“两者都对”的危险错误，这种状况很容易就为肤浅的机会主义打开大门。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对立统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的危险，即通过对立面获得知识解放的危险。认为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假设具有同等的价值，除了带来一种既无形式又无目的的不确定性之外，还能带来些什么呢？与此相反，我们很容易就能感觉到一种毫不含糊的解释原则所具有的优势。它能够提供一个可以作为参照点的立场。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必须能够求助于一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解释原则，然而，一旦现代心理学家给予精神方面应有的重视，他就不可能再对现实的物质方面深信不疑。同样，他也不可能只看重精神方面，因为物质解释的相对正确性也是不能忽视的。

接下来的思路表明了我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自然与心理的冲突本身就反映了人作为一个精神存在所包含的矛盾。这表明，人具有物质的一面，也具有精神的一面，如果我们不理解心理生活的本质，便会觉得这二者相互矛盾。每当我们必须凭借人类的理解力来评论一些我们尚未把握或无法把握的事物时，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就必须能够否定自己，而且，我们还必须把它的对立面也挖掘出来，这样才能做出全面的评论。生命之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冲突只说明了一点，即心理归根结底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东西。毫无疑问，我们唯一的、直接的经验是由心理事件构成的。甚至连肉体上的痛苦也是一种属于“我的经验”的心理事件。我们的感官印象（sense-impressions）——虽然它们强加在我身上的是一个由占据空间但却难以理解的事物构成的世界——是心理意象，而只有这些心理意象才是我们的直接经验，因为只有它们才是意识的直接知觉对象。我们自己的心理甚至会改变和歪曲事实，而且改变和歪曲的程度十分严重，以至于我们必须求助于人为的手段，才能确定事物的真相是否真如我所见。于是我们发现，声音其实就是空气以不同的频率振动，颜色其实就是不同波长的光线。事实上，心理意象紧紧地将我们包围了起来，使得我们看不透身外之物的本质。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受到心理的制约，因为只有心理是最直接、最真实的。在这里，有着心理学家可以诉诸的现实——那就是，心理现实。

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地探讨这一概念的含义，就会发现，有些心理内容或意象是从我们身体所属的物质环境中衍生出来的，而其他一些真实性绝不比前者小的心理内容或意象，则似乎来自于与物质环境截然不同的心理源泉。不论我是在头脑中描绘我想买的汽车的样子，还是想象我已故父亲现在的灵魂是什么样的状态——不论占据我头脑的是一个外在的事实，还是一种想法——这两种事件都是心理现实。唯一的区别在于，一种心理事件涉及物质世界，另一种则涉及心理世界。如果我改变我的现实概念，承认所有的心理事件都是真实的，并且认为其他的概念用法都缺乏合理性，那么，就可以终结物质和心理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解释原则之间的冲突了。不论物质还是心理，都只不过是说明了那些挤进我意识领域的心理内容的特定来源。如果我被火烧伤，我不会怀疑火的真实性，而如果我因为怕鬼而感到恐惧，那我就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幻觉，并以此来安慰自己。但是，就像火是一种我们不了解其性质的物理过程的心理意象一样，我对鬼的恐惧也是一种来源于心理过程的心理意象；它就像火一样真实，因为我对鬼的恐惧和我对火所造成之疼痛的恐惧是一样的。至于最终隐藏在对鬼的恐惧背后的心理过程——我一无所知，就像我对物质的终极本质一无所知一样。而且，就像我只想用物理和化学的概念来解释火的本质一样，我也只想用心理过程来解释我对鬼的恐惧。

所有直接经验都是心理经验，最直接的现实也只能是心理的现实，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原始人会将鬼魂出没、巫术的作用与物质事件相提并论。他们还没有将他们质朴的经验撕裂成两个相互对立的部分。在他们的世界中，心理和物质依然相互渗透，他们的神依然在深林和田野里游荡。他们就像是还没有完全诞生的婴童，依然被包裹在他们自己心里那种梦一般的状态中，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没有被因为智力尚处于启蒙阶段而出现理解困难所歪曲的世界。当原始世界分裂成为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两部分时，西方世界把自然拯救了出来。西方世界倾向于信仰自然，结果，在为了使自己具有精神而做出一次又一次痛苦的努力后，这一信仰变得越来越纠结了。与西方世界相反，东方世界把心理视为独立的存在，而把物质解释为仅仅只是幻象（maya），并因此在亚洲式的污秽和苦难中继续做着美梦。但是，既然只有一个地球、一个人类，那么，东方和西方便不能把人类撕成两个不同的部分。心理现实最初是一个单一的存在，等到人类的意识发展到某种水平，就不再只相信一个部分而否认另一个部分，而是承认这两个部分都是同一个心理的组成部分。

我们完全可以把心理现实的概念当成现代心理学最为重要的成就，尽管它很难得到这样的普遍认可。在我看来，这个概念被人们普遍接受，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它必定会被人们接受，因为只有它才能让我们公平地对待多样而又独特的心理表现。如果没有这个概念，我们难免就会以歪曲其中一半的方式来解释我们的心理经验，而有了心理现实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给通过迷信、神话、宗教和哲学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心理经验以应有的地位。心理生活这个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不可低估。可诉诸感官证实的真理也许能够满足理性的需求，但它不能通过赋予人生以意义来激发我们的情感，也不能让我们表达出这种情感。然而，最常发生的情况是，情感在有关善恶的问题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情感对理性没有任何的帮助，那么，理性就会变得毫无力量可言。理性和善意是否曾把我们从世界大战中拯救了出来？或者说，它们是否曾从灾难性的荒唐行为中把我们拯救了出来？那些伟大的精神变革和社会变革——例如，从古希腊—罗马世界进入封建时代，或者是伊斯兰文化的迅速传播——有哪一个是推理出来的呢？

作为一名医生，我当然不需要直接关注这些世界大事，我的职责在于治疗病人。直到最近，医学界还一直假定，被治疗和被治愈的应该是疾病本身；不过现在，我们能听到一些声音，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医生应该治疗的是病人，而不是疾病本身。在治疗心理疾病的过程中，我们也面临同样的要求。我们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从可见的疾病症状转移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患者身上。我们已经认识到，心理疾病并不是一种定位明确、界限清晰的现象，而是因为整个人格持有一种错误的态度才显现出来的症状。因此，我们不能期望局限于症状本身的治疗能够使患者彻底痊愈，而只能寄希望于对整体人格的治疗。

我突然想起一个在这一点上颇有启发意义的案例。这个案例涉及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在对医学文献作了一番苦心研究后，他对自己的神经症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把自己的发现写成了一篇用词精确、行文工整、适合发表的专题论文，他把论文手稿带给我，请我通读一遍，并告诉他为什么他的病不能治愈。按照他所理解的科学观点，他早就应该痊愈了。读完他的论文手稿，我不得不向他承认，如果这只是一个涉及洞察神经症之因果关系的问题，那么他确实应该痊愈了。既然他没有痊愈，那么我认为，这必定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生活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根本的错误——尽管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症状并没有暴露这一点。在阅读他关于自己生活的描述时，我注意到他经常在圣莫里茨（St.Moritz）或尼斯（Nice）过冬。于是我就问他，度这些假期的钱都是谁帮他出的，结果他说是一个很爱他的穷教师，她为了供这个年轻人游览这些旅游胜地，残忍地克扣自己的花销。良知的缺乏，正是他患上神经症的原因，因此，我们就不难看出为什么科学的理解帮不了他。他的根本错误在于他的道德态度。他认为，我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极不科学，因为道德和科学没有任何关系。他认为，通过诉诸科学思想，他就能摆脱这种连他自己都无法忍受的不道德。他甚至不愿意承认冲突的存在，因为他认为，他的情妇是自愿把钱给他的。

我们可以站在我们所选择的任何一种科学立场上来看待这个问题，但事实依然是，绝大多数文明人完全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道德态度是生活中的一个真实因素，心理学家要是不想犯下严重的错误，就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心理学家还必须记住一点，有些宗教信念并非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但对很多人来说，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这又是一个心理现实的问题，它既能引发疾病，也能治愈疾病。我经常听到患者大声地感叹：“如果我早知道我的生活也有意义和目标，那么，我的神经就不会出这种愚蠢的毛病了！”不论所谈论的这个人是富还是穷，也不论他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如何，都改变不了什么，因为外界的环境根本不能给他的生活赋予任何的意义。这更是一个他对我们所说的精神生活的非理性需求的问题，而这种精神生活，人们却无法从大学、图书馆甚至教堂里获得。他们之所以不能接受这些场所提供的东西，是因为这些东西只触及了他的头脑，却没有激起他内心的共鸣。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生辨认出真实的精神因素，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而患者的无意识会制造出无可否认的、具有宗教性质的梦来帮助患者满足自己的需要。如果不承认这些内容来源于精神，就意味着治疗就是错误的、失败的。

有关精神本质的一般性概念，是心理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任何一个意识发展水平已经使得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民族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概念。因此，这些概念的相对缺失，或者文明人对它们的否认，也就可以被看作堕落的迹象。虽然心理学在发展至今的过程中，主要是根据物质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心理过程，但心理学未来的任务将是研究决定心理过程的精神因素。不过，心理的自然历史发展到今天仅相当于13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我们只是刚刚开始从科学的角度重视我们的精神体验。

如果现代心理学能够夸口说它已经揭掉了掩盖在人类心理之上的所有面纱，那么，它所揭掉的只能是覆盖住其生物方面不让研究者看到的那层面纱。我们可以将当前的形势与16世纪医学的状况做一个比较，当时，人们刚刚开始研究解剖学，但却不了解生理学，甚至连最模糊的观念都没有。现在，我们对心理的精神方面仅限于零碎的了解。我们已经知道，心理中有一些受到精神制约的转化过程，它们常常隐藏在大家都知道的原始民族的入会仪式、练习印度瑜伽所诱发的状态等之中。但是，我们至今还不能成功地确定它们之间的特殊一致性或规律。我们只知道，很大一部分神经症都是这些过程的紊乱所造成的。掩盖在人类心理之上的面纱有很多，心理学研究尚未将所有这些面纱全部揭下来；人类的心理就像生活中所有深埋于心的秘密一样，依然不可接近且模糊不清。我们只能说，我们已经开始尝试，希望将来能做一些事情，找到方法来解开这个巨大的谜团。

注释：

[1] 实体：指的是拥有独立存在的东西。——译者注

第十章

现代人的精神问题

现代人的精神问题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关系非常密切，以至于我们无法做出充分的判断。现代人是一种新兴的人；现代的问题是一个刚刚出现的问题，其答案只能留待未来去找寻。因此，在谈论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时，我们顶多也只能陈述一个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一丁点儿的了解的话，我们或许就应该用不同的措辞来陈述。除此之外，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相当含糊；但事实是，它与一些非常普遍的东西相关，以至于它超出了任何一个个体所能掌控的范围。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以真正温和、极为谨慎的态度去处理这个问题。我对此深信不疑，并且还想着重强调这一点，因为正是这样一些问题，诱使我们夸夸其谈——而且也因为我自己将不得不说一些听上去可能既不温和也不谨慎的事情。

一开始，且让我先举一个明显缺乏此种谨慎态度的例子。我必须说明一点，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人就是那些能够意识到当下的人，他们绝对不是普通人。确切地说，他们是一些伫立在高山之巅或者站在世界边缘的人，他们的面前是未来的深渊，头顶上是苍穹，脚底下是整个人类，而人类的历史已经消失在了原始的迷雾之中。现代人——或者容我再重复一遍，即那些能够意识到当下的人——难得遇到。名副其实的现代人寥寥无几，因为他们必须拥有最高程度的意识。既然完全生活在当下意味着要充分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那么，就需要有最为强烈、最为广泛的意识，而无意识的内容则需要达到最低限度。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一点，即单凭生活在现代这一事实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现代人，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每一个活着的人就都可以说是现代人了。只有那些完全意识到当下的人，才是现代人。

能够合理地称其为“现代人”的人通常是孤独的。他必须如此，而且一直如此，因为为了更为充分地意识到当下而走的每一步，都将使他远离最初与大多数人的“神秘参与”，从而不能沉浸于共同的无意识之中。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意味着使自己与那种几乎囊括了整个人类的无所不包的原始无意识割裂开来。甚至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那些从心理学上讲处于最底层的人，也几乎是像原始民族一样过着无意识的生活。比最底层稍高一个层次的那些人，其意识程度相当于人类文化萌芽之时的水平，而只有处于最高层次的人，其所具有的意识才能赶得上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生活步伐。唯有我们所说意义上的现代人，才是真正生活在当下的人；只有这样的现代人，才具有对当下的意识；也只有他们才觉得那些与最低层次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令人感到乏味。除非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否则，过去世界的价值和奋斗故事，已再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因此，他就成了地地道道的“非历史的”人，而且是一个疏离了完全生活在传统范围内的大众的人。确实，只有走到世界的边缘，把所有没跟上时代的和超越了时代的东西都丢开，承认在自己面前的是一片虚无，而一切事物都有可能从这片虚无中生长出来，这样，他才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现代人。

有人可能认为这些话只不过是空话，只不过是陈词滥调。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假装能意识到当下更为容易的事了。事实上，有一大群微不足道的人，他们忽略了发展的各个阶段，忽略了各个阶段所代表的生活任务，凭空摆出一副现代人的样子来。他们冷不丁地出现在真正的现代人身旁，就像是无根的吸血鬼，他们的空虚被当成了现代人难耐的孤寂，从而使现代人的名誉受损。现代人以及和他同属一类的人本来就很少，又被大量吸血鬼般的伪现代人隐藏了起来，所以，大众群体是看不到他们的。我们对此也无可奈何；因此，对于“现代人”，是要打上一个问号，去质疑一番的，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要做真正的现代人，意味着自愿宣告破产，发誓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坚守贫穷和贞洁，而且更加痛苦的是，放弃历史的认可所给予他的荣耀。成为一个“非历史的”人就像是犯了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罪恶，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人都生活在罪恶之中。一种更高水平的意识就像是一种罪恶的负担。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一个人只有超越属于过去的意识阶段，充分地完成世界赋予他的职责，他才能获得一种充分的对当下的意识。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在最大意义上成为一个头脑健全、能力突出的人，一个取得与其他人同样多的成就，甚至比其他人取得更多成就的人。正是这些品质，使得他获得了下一个层次，即最高层次的意识。

我知道，能力突出（proficiency）这一观念尤其让伪现代人反感，因为它让这些伪现代人想起了自己的骗人勾当。不过，这不能阻止我们把它作为现代人的判断标准。我们甚至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而又自称是现代人，那他就只不过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无耻之徒。他必须能力非常突出，因为如果他的创造力不足以弥补他对传统的决裂，那么，他就只不过是不忠于过去而已。把否定过去与对当下的意识混为一谈，纯粹是耍把戏。“今天”介于“昨天”与“明天”中间，是过去和未来的连接；除此之外，别无他意。当下（present）代表了一个过渡的过程，能够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方可自称为现代人。

有很多人自称现代人，尤其是那些伪现代人。因此，我常常在那些自称老古董的人当中，找到真正的现代人。他采取这样一种立场，是有充分理由的。一方面，他强调过去，为的是在打破传统与我上文所说的那种罪恶感之间求得平衡。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被当成一个伪现代人。

每一种好的品质都有不好的一面，在这个世界上，凡是至善之物必定有其相对应的恶。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现在，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即有关当下的意识可能会导致一种建立在幻觉基础之上的得意忘形：也就是说，幻想我们达到了人类历史的顶点，是无数个世纪的结果与成果。如果我们这样认为，就应当明白，这只不过是自豪地承认了我们的匮乏而已：我们同时也让世世代代的希望和期望破灭了。想想两千年来基督教思想吧，它最终带来的不是救世主的回归和天堂般的千年盛世，而是基督教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还有铁丝网、毒瓦斯。这真的是天堂和人间的一场浩劫！

面对这样一幅图景，我们很可能会再一次变得谦卑起来。诚然，现代人是一个巅峰，但到了明天，他就会被超越；他确实是多个世纪发展的最终产物，但他同时也毁灭了人类的希望，使人类陷入最可悲的失望境地。现代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已经看到，科学、技术和组织虽然会带来极大的益处，但也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同样，他也已经看到，那些善意的政府为了彻底地铺平和平的道路而遵守“在和平中备战”原则，结果却差点让整个欧洲分崩离析，走向毁灭。至于理想、基督教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国际社会民主，以及经济利益“休戚相关”等，都没能经受住战火的洗礼——也就是，没经受住现实的考验。在战后15年的今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同样的乐观主义、同样的组织、同样的政治抱负，以及同样的标语口号在流行。我们怎能不担心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的灾难呢？我们对所有禁止战争的协议都持怀疑的态度，即使我们希望这些协议能够取得一切可能的成功。说到底，所有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都让我们感到怀疑并在心底折磨着我们。总的来说，我认为，现代人遭受了几乎致命的打击，从心理学上讲，他们因此而陷入了深深的不确定性之中，我这样说并没有夸大其词。

我认为，这些陈述已经足够清楚地表明，医生这个身份使我的观点带上了某种色彩。医生总是在诊断疾病，而我又不能不做一名医生。但对医生这个职业来说，最根本的一点是，他不应该诊断出其实并不存在的疾病。因此，我不会宣称全体白种人，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白种人都已经身患疾病，也不会断言说西方世界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完全没有资格做出这样的判断。

当然，我只是从自己的经验以及与他人相处的经验中，得出了关于现代人精神问题的见解。我接触过成百上千来自白人世界各个角落的受过教育的人士（其中有些是病人，有些身心健康），对于他们隐秘心理生活中的某些内容，我略知一二，我的陈述就是以这些经验为基础的。毫无疑问，我只能画出一幅片面的图景，因为我观察到的事物都是心理生活事件；这些事件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即内在的一面（inner side），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必须指出，心理生活并非总是如此；心理的内在一面并非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让人找到。有些种族或在某些历史时期，人们不太注重心理生活，此时，心理也会表现为外在的一面（outside）。我们可以以任何一种古代文化为例，尤其是埃及文化。埃及文化的客观性让人印象深刻，人们淳朴地为其从未犯过的罪行而忏悔着。[1]我们不会把巴赫（Bach）的音乐当作只是个人情感的表现，同样也不会觉得金字塔和塞加拉的埃皮斯神牛墓（Apis tombs of Sakkara）是在表达某种个人的问题或个人的情感。

不管什么时候确立了一种外在的形式，不管是仪式性的形式还是精神上的形式，只要充分地表达了灵魂所有的渴求和希望——就像现存的某种宗教那样——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心理是外在的，而且严格地说，并不存在什么精神的问题。与这一事实相吻合的是，心理学的发展完全是近几十年的事，尽管在老早以前人们就已经具有足够的自省能力和智力，辨认出那些被当成心理学研究主题的事实。技术知识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罗马人早就对所有的机械原理和物理事实甚为熟悉，他们本可以在此基础之上制造出蒸汽机，但其实，在这些基础之上产生的却只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Hero of Alexandria）手中的一个玩具。这是因为当时没有更进一步的迫切需要。到了19世纪，因为出现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以才有了运用一切可获得的知识的需要。同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某种精神方面的需要促使我们“发现”了心理学。当然，心理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展现出来，只是在过去它不曾吸引人们的注意——没有人曾注意到它的存在。人们没有注意到心理，也一样生活得很好。但是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全力以赴地研究心理的动向，就没法很好地生活下去了。

医疗行业的人最先注意到这一点；因为牧师只关心在一个公认的信念体系内，建立一种不受干扰的心理功能。只要这一信念体系能够真实地表达生活，心理学就只不过是健康生活的一种辅助，而心理本身也不会被当成一个问题。当人仍然过着群体生活时，他并没有什么属于他自己的“精神的东西”；他也不需要任何这样的东西，而只需要像大家一样相信灵魂不朽就可以了。但是，一旦他超越了他出生当地的那种宗教形式——一旦这种宗教再也不能包容他生活的全部时——心理就会成为一种凭其自身而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单靠教会的那一套措施是无法处理的。正因为如此，今天的我们才有了一门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心理学，而非基于某些信条或任何一种哲学体系的基本假设。在我看来，我们拥有这样一门心理学的事实本身，就是精神生活出现了剧烈震动的迹象。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的分裂，其模式与个体发生剧变的模式一样。只要一切进展顺利，心理能量能够以恰当、有条理的方式得到利用，我们就不会受到内心的干扰；不确定性或怀疑便不会困扰着我们，我们也不可能被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部分。但是，一旦心理活动的一两条通道被堵塞，我们立马就会想到一条被拦截的河流。水流会朝着它的源头，逆流而上；内在的那个人想要的东西，外在的那个有形的人却不想要，于是，我们便开始与自己交战。只有在这样陷入痛苦的时刻，我们才发现了心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才发现了那种阻挠我们意志的东西，它让我们觉得很陌生，甚至对我们充满了敌意，或者与我们意识到的观点不相容。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方面所下的功夫，最为清晰地体现了这一过程。他最先发现了性变态和犯罪幻想的存在，从表面上看，它们与一个文明人意识到的观点完全不一致。凡是受到这些性变态和犯罪幻想激发的人，无疑都是反叛者、罪犯或疯子。

我们不能假设说，无意识或人类心灵深处的这个方面是某种崭新的事物。在每一种文化中，它们很可能一直都存在。每一种文化都会孕育出与它相反的具有破坏性的东西，但是在我们之前的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都不曾被迫极其热切地研究这些心理的潜流。心理生活总会表现在某种形而上学的体系中。但是，有意识的现代人尽管付出了艰苦而顽强的努力，最终却也不得不承认心理力量的威力。这就将我们这个时代与其他所有时代区别了开来。我们再也不能否认无意识的激流是有效的力量——即存在的一些心理力量并不符合我们的理性的世界秩序，至少当前是不符合的。我们甚至把我们对这些力量的研究提升到了一门科学的高度，这再一次证明了我们对这些力量的热切关注。在过去的世纪里，人们可能将它丢掷到了一旁，未加注意；但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它们就像是一件脱不掉的内萨斯的衬衫（a shirt of Nessus）。

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使得我们的意识观念进行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发生在我们的内在生活中，粉碎了我们对自身和自身价值的信仰。我们过去常常把陌生人——也就是，另外一面——看成是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者；但是，现代人不得不承认，他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跟其他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虽然我以前认为，让别人遵守秩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现在则承认，我也需要让我自己遵守秩序。我现在之所以比以前更容易承认这一点，是因为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我正在对理性世界组织存在的可能性慢慢地失去信心，那个充满了和平、和谐的千年盛世的古老梦想已经渐渐褪色了。现代人对所有这些事情都持怀疑态度，这给他们想要改革政治和世界的热情浇了一盆冷水；除此之外，这种怀疑态度也不利于顺利地将心理能量运用于外在世界。由于这种怀疑态度，现代人又转而只能依靠自己了；他们的能量开始流向源头，把那些一直存在于那里的心理内容冲刷到了表面（而只要河水能够在其河流上顺畅地流淌，这些心理内容就会隐藏在淤泥之中）。而在中世纪的人眼中，世界与此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地球永远是固定的，静止在宇宙的中心，太阳的运行轨道则围绕着地球，并热切地散发它的温暖。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已经帮人们准备好了永恒的幸福，每个人只要享受着上帝的关爱即可；每一个人只有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以及该怎样做，才能从这个容易腐化堕落的世界中升起，成为一个不容易堕落且充满欢乐的存在。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生活，即使在梦里看起来也不再是真实的。自然科学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把这层可爱的面纱撕成了碎片。那个时代就像童年一样已经远去，在童年时期，我们都相信自己的父亲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英俊、最强壮的男人。

现代人已经丧失了中世纪的同胞们所拥有的那些形而上学的确定感，于是，他们建立了物质保障、公共福利和人道主义的理想来取而代之。但是，要想让这些理想看起来依然毫不动摇，所需要的乐观主义就不是一点点了。甚至连物质上的保障也实现不了，因为现代人已经开始看到，物质上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导致一场更加惊人的灾难性威胁。这种情境，光想象一下就已经让人觉得恐怖了。现在，城市已经拥有了完善的预防毒气袭击的措施，并且经常举行“演习”，当我们看到这些，又能想象出些什么呢？我们也只能认为，这样的毒气袭击其实已经在计划之中，并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再一次遵循了“在和平中备战”的原则。要是让人们去积累一些毁灭性的材料，那么，过不了过久，他们内心的那个恶魔一定会忍不住让这些材料去实现其命定的用途。大家都知道，只要把足够多的武器放在一起，这些武器便会自动引发爆炸。

有一条控制盲目偶然事件的规律，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称之为向对立面转化（enantiodromia）法则，这条法则所暗示的结果已经偷偷地溜进了现代人的头脑里，吓得他们不寒而栗，使他们在面对这些可怕的力量时丧失对社会措施和政治措施的信心。在一个盲目的世界里，建设和毁灭轮番上阵，如果现代人对这种可怕的前景避而不见，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内心深处，那么，他就会发现那是一片他想要忽视的混乱和黑暗。科学甚至已经摧毁了内心生活的避难所。那里曾是一个避风的港湾，如今却成了恐怖的地方。

然而，我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发现了这么多的邪恶，这对我们来说却算得上是一种解脱。至少，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已经找到了人类邪恶的根源。尽管我们一开始感到非常震惊和无比失望，但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心理的表现，这让我们觉得它们或多或少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因而能够矫正它们，或者至少可以有效地抑制住它们。我们喜欢做这样的预设：如果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将根除世界上的一部分邪恶。我们还喜欢这样认为：人们已经广泛地了解了无意识及其作用方式，在此基础之上，谁都不可能会被一位意识不到自身邪恶动机的政治家给欺骗了；报纸首先就会出面制止他：“去接受精神分析吧！你有一种被压抑的恋父情结。”

我之所以特意选择这个怪诞的例子是为了说明，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荒谬的幻觉，以为凡是心理的东西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如果我们相信了这种幻觉，那就太荒诞了。因为真相却是，世界上大部分的邪恶确实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总的来说是无意识的，甚至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此外，还有一个真相是，随着洞察力的增强，我们可以与这些邪恶的根源作一番斗争。就像科学使我们能够处理外界施加给我们的创伤一样，它也能帮助我们处理来自内部的伤害。

过去20年来，对“心理学”的兴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增长，这无疑表明，现代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把他的关注点从物质转移到自己的主观过程上了。我们应该把这仅仅当成是一种好奇吗？不管怎么说，艺术都有办法预测人类未来的基本观念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而在这种更为普遍的变化发生之前，表现主义艺术就已经完成了这种主观的改变。

当前这种对“心理学”的兴趣表明，人们期望能从心理生活中得到一些他从外部世界得不到的东西：毫无疑问，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宗教本应该包括但却没有包括在内的——至少对现代人来说是如此。在现代人看来，各种形式的宗教似乎不再源于内心——不再是他自己的心理生活的表现；他们认为，宗教成了只能被归为属于外部世界的东西。他们已无法获得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精神的启示；但他们还是尝试了一些宗教和信念，就好像它们是礼拜天穿的盛装，但结果还是再一次把它们扔到了一边，就好像扔掉穿旧了的衣服一般。

但不知为何，他们却迷上了无意识心理那些近乎病态的表现。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论理解过去曾被时代抛弃的东西有多困难，这些东西还是确实突然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人们普遍对这些东西感兴趣，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尽管这种兴趣破坏了高雅的品位。我所说的不仅仅是对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的兴趣，也不仅仅是更狭隘的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兴趣，而是对各种心理现象的广泛兴趣，这些心理现象可以表现为唯灵论、占星术、神智学（theosophy）等。自17世纪末以来，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些现象了。我们只能把它与基督之后一两个世纪的诺斯替教（Gnostic）思想的繁荣进行比较。事实上，当前的精神潮流与诺斯替教有着深刻的契合之处。在今天的法国，甚至还有一个诺斯替教教堂，我还听说，在德国有两个教派，其成员公开宣称自己是诺斯替教信徒。从数量上看，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现代运动无疑是神智学，还有它在欧洲大陆的姊妹灵智学（anthroposophy）；它们都是穿着印度教外衣的纯粹的诺斯替教。与这些运动相比，人们对科学心理学的兴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诺斯替教体系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完全建立在无意识的表现之上，它的道德说教从不回避生活中的阴暗面。甚至在其于欧洲复兴的形式，即印度教的昆达利尼—瑜伽（Kundalini-Yoga）中，也同样体现出了这一特征。就像每一个了解神秘主义这一主题的人都可以证明的，上述论断在该领域也同样适用。

毫无疑问，对这些运动的强烈兴趣，产生于再也不能用旧有的宗教形式来消耗的心理能量。因此，这些运动带有一种真正的宗教特点，即使在它们把自己伪装得非常科学时也是如此。即使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把他的灵智学称为“精神的科学”（spiritual science），埃迪夫人（Mrs.Eddy）发现了一门“基督教科学”（Christian Science），这也改变不了什么。这些想要掩盖事实的企图，只能说明宗教已经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几乎就像政治和世界改良一样令人怀疑。

我认为，与19世纪的人相比，现代人满怀期望地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心理；而且，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参考任何的传统信条，而是基于诺斯替教意义上的宗教经验。我相信，我的这种说法并没有言过其实。上面提到的这几个运动都是尽量以科学的姿态出现的，如果我们因此而只看到它们滑稽的模仿或伪装的一面，那我们就错了；它们这样做是想表明，它们实际上是在追求“科学”或知识，而不是追求作为西方宗教之本质的信仰（faith）。现代人厌恶那些基于信仰所做出的教条主义假设，也厌恶那些以教条主义假设为基础的宗教。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当这些假设的知识内容看起来与他们自身对深层心理生活的体验相一致时，这些假设才是合理有效的。他们想亲自去了解，亲自去体验。圣保罗教堂的主教英奇（Inge）已经让我们注意到，英国圣公会也发起了一场目标相似的运动。

发现的时代在我们这里已经结束，地球上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被探索了；当人们不再相信居住在北极的居民一直生活在永远都有阳光照耀的乐土上，而是想亲自去探索，想亲眼去看看已知世界的边界外面究竟还有些什么时，发现的时代就开始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显然是在一门心思地想发现，除了意识之外，心理中还存在些什么。每一个唯灵论的圈子都在问：在通灵者失去意识之后，发生了些什么？每一个神智学者都在问：如果我的意识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会体验到些什么？每一个占星术士都会这样问：在我有意识的意图所及的范围之外，有哪些有效的力量和因素决定了我的命运？而每一个精神分析师则会问：神经症背后的无意识驱力是什么？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希望能够在心理生活中获得实际的经验。我们想亲自去体验，而不是在其他时代经验的基础上去猜想。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采用一种假设的方式来进行尝试——如，公认的宗教和真正的科学。倘若过去的欧洲人对这些深入的研究做细致观察的话，他们一定会感到不寒而栗。他们不但会认为这一研究的主题过于晦涩和神秘，而且在他们看来，甚至所采用的方法也过分地滥用了人类在智力上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如果我们对一位天文学家说，300年前的一个星象，放在今天至少能画出1000幅不同的星象图，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假如哲学启蒙时期的教育者和倡导者得知，自古希腊以来，世界没有摆脱任何一种迷信，那么，他们又将会说些什么呢？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本人，把一束耀眼的光芒洒在了心灵深处的肮脏、黑暗、邪恶的腹地之上，让人们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毫无用处的垃圾、渣滓；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的是阻止人们去探求它们背后的东西。弗洛伊德没有成功，他的警告甚至带来了反效果：他越阻止人们去探究东西，人们越要去一探究竟，从而唤醒了很多人对所有这些垃圾、渣滓的欣赏与赞美。我们忍不住要说，这纯粹就是变态；我们确实难以解释这一现象，除非解释说，驱使这些人这样做的并非是对污秽的热爱，而只是对心理的痴迷。

从19世纪开始——也就是，在法国大革命那些难忘的岁月之后——人们赋予心理的地位便越来越重要，人们对心理越来越关注，也就意味着心理对人们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这一点毋庸置疑。对西方世界而言，理性女神（Goddess of Reason）在巴黎圣母院的登基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象征——其意义很像基督教传教士们砍倒沃旦（Wotan）的橡树。因为就像在法国大革命中一样，当时天上也没有劈下复仇之雷来击倒这些渎神者。

那个时候，一个名叫安克蒂尔·杜门阶（Anquetil du Perron）的法国人正在印度生活，18世纪初，他带回了《奥义书》（Oupnek' hat）的译本——《五十奥义书》——这本书让西方世界第一次对东方人神秘的精神世界有了深刻的认识。这肯定不仅仅只是机缘巧合。在历史学家看来，这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前因后果的巧合。但是，就我作为医生的经验来看，我并不认为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确切地说，在我看来，它满足了一条心理学规律，而这条规律至少在个人生活领域是合理有效的。这条规律就是——任何一部分失去了其重要性和价值的意识生活，都会在无意识中获得一种补偿。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条与物理世界中的能量守恒定律相类似的规律，因为我们的心理过程也有一个量的方面。任何一种心理价值，如果没有被另一种相同强度的心理价值所取代的话，是不会凭空消失的。这是一条在心理治疗师的日常实践中得到了实际认可的规律；它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证实，从未失效。因此，作为一名医生，我断然不会承认，一个民族的生活会超出心理学的这条规律。在医生的眼中，一个民族的心理生活只不过是一幅比个体的心理生活稍微复杂一点的图景而已。而且，反过来说，诗人不是经常说到他的灵魂“国度”吗？在我看来，这种说法非常正确，因为从某个方面看，心理并不是个人的，而是源自于民族、集体，甚至是整个人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心理生活的组成部分，或者用伊曼纽·史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的话说，我们是一位“最伟大”的人的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来加以说明：在我这样一个单个个体的身上，内在的黑暗会唤来光明的帮助，与此类似，一个民族的心理生活也是如此。在那些如潮水般涌入巴黎圣母院、一心想要推翻宗教的人群之中，黑暗而又莫可名状的力量发挥了作用，使每个人都迈步向前冲去；这些力量同样也在安克蒂尔·杜门阶身上产生了作用，激发出了一个永载史册的答案。安克蒂尔·杜门阶把东方的思想带到了西方，其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至今都无法估量。我们应当谨慎，千万不能低估了这种影响！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仅从欧洲知识分子的表象还看不出受到了多大的影响：几个东方学者、一两个热衷于佛教的人，还有少数几个忧郁的名人，如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和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等。这些表现让我想到了人类海洋中的一些零星小岛，但实际上，它们却像是巍峨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直到最近，凡俗之人还认为占星术早就已经过时了，人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嘲笑它了。但是今天，占星术再一次从社会的深处崛起，敲响了大学的大门，而在大约300年前，大学把占星术驱逐出了门外。东方的思想也是同样的情况；它在社会的最底层扎下了根，然后缓慢地破土而出。多纳赫（Dornach）修建灵智学派的庙宇共计花费五六百万瑞士法郎，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不可能是一个人出的。遗憾的是，没有统计数字能够告诉我们，现在公开信奉神智学的人数究竟有多少，更别提那些没有公开的信奉者了。不过我们可以肯定，这个数字得有几百万之多。在这个数字之上，我们还要加上有信奉基督教或神智学倾向的数百万唯灵论者（Spiritualists）。

伟大的革新从来都不是自上而下的，它们无一例外都是自下而上的，就像树木从来都不会从空中往下长，而是从大地向上生长一样，不过，树木的种子倒确实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世界的动荡与我们意识的动荡完全是一回事。一切都变成了相对的，因而也是可疑的。当人们犹豫而又疑惑地看着这个因充斥着各种和平条约、友好协定、民主与独裁、资本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变得混乱不堪的世界时，他们的精神渴望能够获得一个答案，来缓解因怀疑和不确定而产生的混乱焦虑感。顺应无意识心理力量而行事的，正是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他们是这片土地上被人瞧不起的沉默的大多数——与那些声名显赫者相比，他们受到学术偏见的影响较小。站在高处往下看，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人都正上演着一场枯燥乏味或滑稽可笑的喜剧；不过，他们就像那些曾被认为有上帝庇佑的加利利人（Galileans）一样，非常淳朴。当我们看到，如果人类心理中的垃圾可以用一本辞典来装的话，这本词典得有一英尺厚时，这不足以让我们觉得触目惊心吗？我们发现，《人类生活百态》（Anthropophyteia）中一丝不苟地记录下了那些最无聊的胡言乱语、最荒唐的行为和最疯狂的幻想，而蔼理士（Havelock Ellis）和弗洛伊德等人也在他们严谨的论文中论述过类似的问题，他们的这些论文赢得了科学界的许多赞誉。他们的读者群体遍布整个文明的白人世界。我们该怎样解释这种对令人讨厌之物的狂热的、几近疯狂的盲目崇拜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这些讨厌之物属于心理，它们是心理中的物质，因此就像从古代废墟中抢救出来的手稿碎片一样珍贵。甚至连内心生活中那些秘密和有害的东西，在现代人看来也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些东西适合于他们的目的。但是，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弗洛伊德在《释梦》（Interpretation of Dreams）的前言中引用了一句拉丁文：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a movebo——“假如我不能上撼天堂，我将下震地狱。”但是，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那些我们要将其撵下台的神灵，正是我们的意识世界中那些被当成偶像来崇拜的价值观念。众所周知，最让古代诸神名誉扫地的，是他们的爱情丑闻；而现在，历史正在重演。人们开始揭露我们所颂扬之美德和至高无上之理想的那些令人怀疑的基础，并对着我们发出胜利的欢呼：“这就是你们人为制造出来的神灵呀，他们不过是沾染了人类劣根性的陷阱和妄想罢了——就好像是经过了一番粉饰的坟墓，里面装满了尸骨和污秽。”我们听出其中有一个熟悉的声音，那种我们一直无法真正拥为己有的福音，再一次出现了。

我深信，这些类比并没有什么含糊之处。在许许多多的人看来，弗洛伊德心理学比福音更加珍贵，而且，他们觉得，俄罗斯式的恐怖比公民道德更有意义。然而，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同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至少有一种声音会支持他们——因为归根结底，有一种心理生活将我们所有人都囊括其中。

这场精神变革所带来的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它让世界的嘴脸变得更加丑陋了。世界变得如此的丑陋，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再爱它——我们甚至无法继续爱自己——直到最后，外部世界里已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吸引我们离开内在生活的现实。毫无疑问，这便是这场精神变革的真正意义所在。毕竟，神智学及其主张的因果报应（Karma）和灵魂转世的教义，除了告诉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不过是道德不完善之人的临时疗养地之外，还能教给我们些什么呢？它也像现代人的观点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强烈地贬低当前这个世界，只不过使用了不同的技巧而已；或者，它并没有诋毁这个世界，而只是赋予了它一种相对的意义，因为它许诺会出现其他更高级的世界。不论是哪种情况，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承认，所有这些观念都是非常“不学术的”，事实上，它们所触及的是现代人最没有意识到的一面。现代思想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原子结构理论［这些理论使我们抛弃了宿命论和视觉表现（visual representation）］相吻合，难道这也仅仅只是巧合吗？甚至连物理学也让我们的物质世界动荡不安了。因此，在我看来，现代人开始依赖于心理生活的现实，并期待从中得到世界所不能给予他的那种确定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就精神层面而言，西方世界的状况十分危险——而且，我们越是盲目地幻想灵魂之美而对残酷的现实视而不见，这个危险就越大。西方人常常为自己焚香，他本来的面容便在这烟雾缭绕中被遮掩了起来。但是，我们给其他肤色的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中国人和印度人是怎么看待我们的？在黑人心中，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些被我们侵占了国土并用朗姆酒（rum）和性病去毁灭的人，又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呢？

我有一位印第安人朋友，他是普韦布洛一个部落的酋长。有一次，我们私下谈到了白人，他对我说：“我们不了解白人；他们总是想要得到什么东西——总是焦躁不安——一直在寻找着什么。找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理解不了他们。他们长着那么尖的鼻子，嘴唇看起来又薄又无情，脸上还有那么多的皱纹。在我们看来，他们都是疯子。”

我的这位朋友虽然不能说出它的名字，但他认出了雅利安人（Aryan）的那只食肉猛禽，这种食肉猛禽有着贪得无厌的强烈欲望，想要统治每一寸土地——就连那些与它毫不相干的土地它也想要。此外，我的这位朋友还注意到了我们的妄自尊大（megalomania），正是这种妄自尊大使得我们认为基督教是唯一的真理，而白种人的基督是唯一的救世主。我们用科学和技术让整个东方陷入混乱之中，然后从中渔利，甚至还把传教士派到了中国。被派往非洲的传道士冲击了当地的一夫多妻制，结果导致卖淫活动泛滥，仅乌干达这一个地方，每年就要花费两万英镑来预防性病的传播，道德方面所导致的后果就更不用说了，简直糟糕透顶。善良的欧洲人居然还为了教化方面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而付薪水给传教士们！此外，还有波利尼西亚（Polynesia）的苦难故事、鸦片贸易所带来的“福祉”之类的，就更不必提了。

当欧洲人从道德烟雾中走出来时，他们就是这样一副嘴脸。难怪在探索心理生活中隐藏的碎片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把这一乌烟瘴气的沼泽清理干净才行。只有像弗洛伊德这样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才会穷其一生从事这项污秽的工作。这就是心理学的开端。对我们而言，唯有从这一目标出发，才能了解心理生活的现实，了解那些让我们感到厌恶且不愿直视的东西。

但如果对我们来说，心理只是由邪恶和毫无价值的东西构成的，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哪种力量能诱使一个正常人假装发现这个世界是很有吸引力的。正因为如此，那些在神智学中只看到令人遗憾的浅薄知识，或者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只看到煽情内容的人预言说，这些运动会不光彩地草草收场。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运动的力量来自于心理生活本身所拥有的吸引力。毫无疑问，它们所唤起的强烈兴趣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但在找到更好的方式来替代它们之前，这些兴趣肯定会通过这些方式来表现。归根结底，迷信和变态（perversity）是同一回事。它们都是过渡阶段或者萌芽阶段，从中将会产生出更新、更成熟的形式。

不论从知识、道德还是审美的视角看，西方心理生活的潜流所呈现的都是一幅令人厌恶的画面。我们在四周建立起了一个雄伟的世界，用尽全力为它效劳。但是，它之所以能够如此气势宏伟，只是因为我们将自己本性中所有气势宏伟的东西都用在了外部，而当我们审视自己的内心时，所看到的就必然是残缺和不足。

我意识到，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预期意识的实际增长。现在，人们尚未对心理生活的事实有普遍的洞察。西方人只不过是正行走在认识这些事实的路上，出于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与之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当然，斯宾格勒（Spengler）的悲观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人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被安全地局限在了学术圈子里。至于心理的洞察，它总会侵犯到私人的生活，因此常常会遭到个人的抵制和否认。我绝不认为这些抵制毫无意义；相反，我从中看到了一种在面对具有破坏性、威胁性的东西时的健康反应。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把相对论当成基本原则和终极原则，它就会产生一种破坏性的影响。因此，当我要大家把注意力转向心理中那可怕的潜流时，绝不是为了高唱什么悲观的论调；确切地说，我只是想强调一个事实，即无意识不仅对患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且对健康的人和富有建设性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尽管无意识确实有其可怕的一面。心理的深处是本性，而本性就是创造性的生活。诚然，本性有时会毁掉她亲手建立起来的一切，但是，她会再次把它们建造起来。不管现代相对论在这个有形世界里摧毁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心理都会产生与之对等的替代品。一开始，我们看不到这条通往黑暗和可憎事物的道路的尽头，但是，无法忍受这番景象的人，一定也看不到光明和美好。光明永远诞生于黑暗之中，太阳也不会永远都一动不动地静止在空中，以满足人们的渴望或消除其恐惧。安克蒂尔·杜门阶的例子不是已经向我们表明，心理生活是怎样从自身的黑暗中生存下来的吗？在中国，几乎没有人相信欧洲的科学和技术正准备将她摧毁。那我们为什么要相信我们会被东方神秘的精神影响摧毁呢？

但是，我忘了一点，我们一直都没有认识到，就在我们用技术优势把东方的物质世界搞得天翻地覆之际，东方也在用它的心理优势把我们的精神世界搞得一片混乱。我们未曾想到，当我们从外部制服东方时，东方也许正从内部牢牢地控制着我们。我们也许会觉得这样一种观点简直可以说是愚蠢之极，因为我们的肉眼只能看到明显的物质联系，却看不到我们中产阶级的知识混乱状况是由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奥登伯格（Oldenberg）、诺伊曼（Neumann）、多伊森（Deussen）、卫礼贤（Wilhelm）之辈造成的。罗马帝国的例子给了我们怎样的教训？在征服了小亚细亚之后，罗马就被亚洲化了；甚至欧洲也受到了亚洲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从西里西亚（Cilicia）传来的密斯拉神崇拜（Mithraic cult）——密斯拉神崇拜是罗马军队的宗教——从埃及一直传到浓雾弥漫的大不列颠。还需要我指出基督教的根源在亚洲吗？

我们还没有清晰地掌握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方的神智学其实是对东方的一种业余模仿。我们只不过是重新操起了占星术的旧业，而占星术对东方人来说就是家常便饭。我们对性生活的研究起源于维也纳和英格兰，但是，印度教在这个方面的教义可以与我们相媲美，甚至超过了我们。10个世纪以前，东方就有典籍向我们介绍了富有哲理的相对论，而不久前才在西方出现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tion）的观念，则恰恰是中国科学的基础。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甚至对我说，分析心理学中发现的某些复杂过程，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有明确的描述了。精神分析本身及其所产生的思路——显然无疑是西方人发展出来的——和东方古老的艺术相比，不过是一个初学者的尝试罢了。我们还应该提一句，有关精神分析与瑜伽之间的相似之处，奥斯卡·施米茨（Oskar A.H.Schmitz）已经做了追溯。

神智学者们有一个有趣的想法，他们认为，有一些圣人（Mahatma）坐在喜马拉雅山脉或中国西藏的某个地方，启发或者指导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事实上，东方人对巫术的信仰对头脑健全的欧洲人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当中有些人信誓旦旦地对我说，我所说的所有好东西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圣人的启发，而我自己的灵感根本就不算什么。这个关于圣人的神话传遍了西方世界，他们对此深信不疑，这个神话绝不是胡说八道，而是像每一个神话一样是一种重要的心理事实。东方看起来好像确实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场精神变革的根本。不过，这里的东方并不是一座住满了圣人的西藏寺院，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新的精神形式正是产生于我们自身心理生活的深处；它们是一些心理力量的表现形式，这些心理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控制雅利安猛禽那种无限制的捕食欲望。我们或许将逐渐地了解一种生活的界定，这种生活在东方已经发展为一种令人生疑的清静无为；我们还会逐渐地了解到人类生存的一种稳定感，当精神需求像社会生活中的必需品一样不可或缺时，人类的生存就获得了这样一种稳定感。然而，在这个美国化的时代，我们与这种状态还相去甚远，在我看来，我们还只是站在一个新的精神时代的门槛上。我不想冒充自己是先知，但如果不强调动荡年代生出的对安定的渴望，或者在身处不安全境地时生出的对安全的渴望，我就无法描绘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新的生活方式通常产生于需要和痛苦，而不是产生于希望或者对理想的追求。

在我看来，当代精神问题的症结，可以从心理生活对现代人的吸引力中找到。如果我们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将会说这是一种颓废的迹象；而如果我们是乐观主义者，我们就会从中看到这样一种前景，即西方世界将会发生一场意义深远的精神变革。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一种有重大意义的表现。由于在每一个民族的各个阶层中都有这样的表现，它就更加值得注意了；而且，由于它是一个有关那些不可估量之心理力量的问题，这些力量用我们没有预料到——正如历史所表明的——也无法预料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它就变得更加重要了。虽然今天还有许多人没有看到这些力量，但是，它们却是当前人们对“心理学”如此感兴趣的原动力。心理生活的吸引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们对那些必定能够发现的东西既不会感到厌恶，也不会感到失望，这样一来，心理生活中也就没有什么病态或反常之处了。

在世界的条条大路上，一切都显得那么荒凉和陈旧。现代人出于本能，纷纷离开前人已经走过的路，转而去探索旁路和小道，就像古希腊—罗马世界的人抛弃了那些已不存在的奥林匹亚神灵，转向了亚洲的神秘崇拜一样。我们内心那股一直驱使着我们去探索的力量，现在指向了外部，吸纳了东方的神智学和巫术；不过，它也指向内部，引导我们去关注和思考无意识心理。它唤起了我们心中的怀疑态度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佛陀（Buddha）就是用同样的怀疑态度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将他的200万神甩到了一边，获得了唯一可信的原始经验。

现在，我们必须问最后一个问题。我所讲的关于现代人的一切是真有其事呢，还是纯属幻觉所带来的结果？毫无疑问，在几百万西方人眼中，我所引用的事实完全是一些毫无相干的偶然事件，而在众多受过教育的人看来，它们好像只是令人遗憾的错误。但是，我想问一句：当一个有教养的罗马人看到基督教在最底层的民众中间传播，他会作何观感呢？在西方世界，《圣经》中的上帝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拥有一种信仰的人总会把持有另一种信仰的人斥为可耻的异教徒，如果他改变不了对方的信仰，就会给予他怜悯和容忍。不仅如此，“聪明的欧洲人”还坚信，宗教之类的东西对大众和妇女来说相当有益，但若是与经济和政治事务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因此，我就像一个在晴空万里之时却预言说暴风雨即将来临的人一样，一直遭人驳斥。或许他感觉到这是一场发生在地平线以下的暴风雨，而且，这场暴风雨可能永远也不会降临在我们身上。但是在心理生活中，重要的、有意义的内容永远都藏在意识的地平线之下，当我们谈到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时，我们所涉及的是一些几乎看不见的东西——即最为隐秘、最为脆弱的东西——它们就像在夜间开放的花朵。在白天，一切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黑夜与白天一样长，我们也在夜间生活。有的人甚至会因为夜间做的噩梦而在白天心神不宁。而对很多人来说，白天的生活也像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噩梦，以至于他们渴望夜晚的到来，只有到了夜里，他们的精神才会觉醒。我甚至相信，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人，因此，我坚持认为，现代人的精神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所呈现的样子。有人指责我太过片面，对此，我确实不得不承认，因为我没有提到对一个真实世界的现代承诺精神，因为这一点人人皆知，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针对它发表长篇大论。从以国际联盟等形式体现出来的国际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的理想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另外，在运动、电影和爵士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它在电影和爵士乐中非常具有表现力）。

这些当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症状；它们清楚无误地表明，人道主义的理想也应该将实实在在的身体包括其中。运动体现了人类身体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现代舞蹈也是。另一方面，电影和侦探小说一样，让人们可以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体验到充分的兴奋、激情和渴望（而在一种人道主义的生活秩序中，这些兴奋、激情和渴望是必须受到压抑的）。要弄清这些症状是怎样与心理状态发生关联的，其实并不难。心理所具有的吸引力带来了一种新的自我评价，即一种对人性基本事实的重新评价。如果这种新的自我评价让人类在以精神为名长期压抑肉体之后，现在又重新发现了肉体，那么，我们几乎不会感到惊讶。我们甚至要说，这是肉体对精神的报复。当凯泽林（Keyserling）以讽刺的口吻指出司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时，他说的话就像往常一样可谓是一针见血。身体要求得到同等的认可；就像心理一样，身体也有其魅力。如果我们依旧摆脱不了认为精神和物质相互对立的陈旧观念的话，那么，当前的事态就可以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矛盾，它甚至会让我们分裂、自相残杀。但是，如果我们能接受这样一个神秘的事实，即精神是内在的活生生的身体，而身体是外在的活生生的精神，二者其实同属一物的两个方面，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想要超越当前的意识水平就必须给予身体以应有的重视了。我们还将看到，对身体的信念无法容忍一种以精神的名义否定身体的观念。与过去的相似要求相比，物质生活和心理生活的这些要求在今天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堕落的迹象。不过，这可能也意味着一种新生（rejuvenation），因为就像荷尔德林（Hölderlin）所说：

危险本身

就孕育着拯救的力量。[2]

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西方世界正在经历着一种甚至更为快速的节奏——美国的节奏——它和清静无为、超然物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外在生活与内在生活、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的两极之间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张力。这很可能是衰老的欧洲与年轻的美国之间的最后一场较量；也可能是有意识的人所做的一次孤注一掷或有益健康的努力，目的是骗取自然规律中隐藏的力量，并趁其他民族仍在沉睡之时取得更伟大、更英勇的胜利。这个问题将留待历史来回答。

在做了许多大胆的论断之后，在本章快要结束之时，我想回到开头时所做的承诺，即要谨记谦虚和谨慎的必要性。事实上，我一直都没有忘记，我的声音只是一种声音，我的经验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我的知识面并不比显微镜下的视野大多少，我心里的眼睛只是一面反映世界上一个小小角落的镜子，而我的观念——则仅仅只是一种主观的告解。

注释：

[1] 按照埃及的传统，当死去的人在阴间遇到判官时，要非常详细地招认那些他从没有犯过的罪行，而实际的罪行则不必提及。——译者注

[2] Wo Gefahr ist, Wächst das Rettende auch（Hölderlin）.

第十一章

是心理治疗师还是牧师

事实上，有效推动医学心理学和心理治疗进一步发展的，是患者迫切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而不仅仅是科学工作者提出的问题。医学作为一门科学，一直以来都避免涉及任何严格意义上的心理问题。虽然患者有迫切的需要，但它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立场，其依据的假设还是有些道理的：心理问题属于另外一个研究领域。不过，医学最终还是不得不扩大其范围，将实验心理学也囊括其中，就像它曾经也不得不一再借鉴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科学分支的内容一样——鉴于人类在生物学上的同质性。

我们自然应该让这些从别处借鉴来的科学分支成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我们可以这样描述这一变化的特征：科学本身不是目的，科学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可以应用到人类身上。例如，精神病学（psychiatry）让自己从实验心理学的百宝箱中脱离了出来，从那个被称为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y）——精神病理学是对复杂心理现象进行的研究的统称——的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精神病理学有一部分建立在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病学发现之上，另一部分则建立在神经病学的发现之上——神经病学这一研究领域最初包括了所谓的心因性神经症，而且在现在的学术用语中也依然如此。但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训练有素的神经病学家与心理治疗师已经有了很大的分歧，这个分歧最早可以追溯到对催眠术的研究。这一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神经病学家专门研究的是器质性的神经疾病，而心因性神经症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器质性疾病。心因性神经症也不属于精神病学范畴，因为精神病学专门的研究领域是精神病或心理疾病——而心因性神经症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心理疾病。相反，它们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没有明确界限的独特领域，它们具有许多过渡形式，这些过渡形式指向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向了心理疾病，另一方面则指向了神经疾病。

神经症有一个明确的特征：它产生的原因是心理方面的，而且其治愈完全依赖于心理疗法。我们对这个特殊领域从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和探索，所发现的结果非常不受医学科学的欢迎：心理是疾病的病源和原因。在19世纪，医学改变了其方法和理论，将自己塑造成了一门自然科学学科，而且，它还采信了自然科学的基本预设：物质因果论。从医学的角度看，心理本身并不能独立存在，而且，实验心理学也尽其所能地将自己塑造成一种没有心理的心理学。

但是，调查研究的结果明确地告诉我们，心理神经症的症结就存在于心理因素之中；心理因素是导致神经症病理状态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心理因素是独立存在的，就像我们承认其他致病因素（例如，遗传、体质和细菌感染，等等）是独立存在的一样。一切想用更为基本的物理因素来解释心理因素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但若试着用驱力或本能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从生物学中借鉴过来的——来界定心理因素，则成功的可能性会增大一些。众所周知，本能是可以观察到的生理冲动，可以追溯到各个腺体的机能，而且，经验表明，本能能够制约或影响心理过程。因此，若想探索心理神经症的具体发病原因，难道还有比从研究那种可以用药物进行干预或治愈的腺体活动紊乱入手，而不是从神秘的“灵魂”概念入手，从而治愈冲动的紊乱更为令人信服的方法吗？事实上，弗洛伊德正是依据这个观点，创立了他的著名理论，根据性冲动的紊乱来解释神经症。阿德勒同样也求助于驱力的概念，根据权力冲动的紊乱来解释神经症。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与性驱力概念相比，权力冲动这个概念距离生理学更远，更具有心理学的性质。

我们仍不能从科学的意义上很好地给本能下一个定义。本能可以用来描述极其复杂的生物现象，但它所描述的内容却十分模糊，且数量未知。在此，我并不是想对本能概念作批判性讨论。我想考虑的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心理因素仅仅只是各种本能的结合，而本能又可以还原为腺体的功能。我们甚至还可以讨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切被称为心理的东西，甚至都被包含在了本能的总体范围内，因此，心理本身便只是一种本能或本能的聚合体，归根结底，它都只不过是腺体的功能而已。这样一来，心理神经症就成了一种腺体的疾病。不过，这种说法至今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而且目前也没有发现哪种腺体分泌物能够治愈神经症。另外，太多的错误教训告诉我们，治疗器质性疾病的药物（organic medicine）是无法治愈神经症的，而心理治疗的方法可以治愈神经症。这些心理学方法颇为有效，起到了我们原本期望腺体分泌物能够起到的效果。因此，到目前为止，就像我们的经验所表明的，如果想要改善或治愈神经症，就不能从不可改变的因素——腺体分泌物——出发，而要从心理活动出发去加以思考，也就是说，必须把心理活动当成一种现实。例如，对患者说一句恰当的解释或安慰的话语，就可能会产生类似于治疗的效果，甚至还可能会影响腺体的分泌。诚然，医生的话语也“只不过”是“空气的振动”，但却是一组与医生特定的心理状态相对应的特定的振动。只有当医生的话语传递了某种意义，或者具有某种重要性的时候，这些话语才会产生治疗的效果。能产生治疗效果的，其实是话语的意义。“意义”（meaning）是一种属于心理或精神领域的东西。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说它是虚构出来的东西。但是，意义却使得我们能够影响疾病的进程，它通常比化学药物有效得多。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它来影响身体中的生物化学过程。不论这种虚构出来的意义是从我们体内自发产生，还是通过人类的言语从外部传递给我们，它都能够让我们生病，或者治愈我们的疾病。虽然我们可以肯定，虚构、幻觉和见解是世界上最难以捉摸、最不真实的东西；但是，在心理领域，甚至在心理生理领域，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它们更为有效。

正是在承认这些事实的基础上，科学才发现了心理，而我们现在为了表示敬意，必定要承认其真实性。事实证明，驱力（或者说本能）是心理活动的前提条件，但与此同时，心理活动似乎也能制约本能。

我说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是以驱力为基础的，这绝不是在指责他们，其唯一的不足在于其片面性。它们所代表的都是那种忽略了心理的心理学，只适合那些自认为没有精神需求或渴望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医生与患者都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尽管与以往从医学的视角探讨这个问题的取向相比，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更接近于神经症的根源，但是，它们仍然无法满足患者更为深层的精神需求，因为它们只关注驱力。它们仍然囿于19世纪的科学假说，而且，过于不证自明了——它们极不重视虚构的和想象的过程。总之，它们没有赋予生活足够的意义。而只有有意义的事物，才能让我们获得自由。

日常的理性、明智的人类判断以及通过总结常识而获得的科学，当然能帮助我们走过人生旅程的一大部分；但是，它们超越不了人类生活的边界，因此，我们只能生活在平凡的事实和平淡无奇的事物之中。毕竟，它们无法为有关精神上的痛苦及其最具深刻意义的问题提供答案。我必须这样理解：一个人之所以患上心理神经症，是因为找不到生活对他而言的意义，从而感到非常痛苦。然而，精神领域的一切创新以及人类心灵的每一个进步，都来源于一种精神痛苦的状态，而导致这种痛苦状态的，是精神的停滞和心理的贫瘠。

认识到了这一事实的医生，才能看到展现在他眼前的这片领域，他战战兢兢地向这一领域靠近。现在，医生必须虚构出一些具有治疗作用的话语传递给患者，帮助他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因为这是患者渴望获得的东西，远远超出了理性和科学所能给予他的一切。患者正在寻找的是一些能够控制住他、能够给他那个患了神经症的混乱头脑赋予意义和形式的东西。

医生担得起这一重任吗？一开始，医生很可能会把患者移交给牧师或哲学家，或者把患者丢弃在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混乱困惑之中自生自灭。作为医生，他并不一定要有完整的人生观，因为他的职业良心不曾对他提过这样的要求。但是，当他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的患者生病的原因，当他看到他的患者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他的生活里只有性，没有爱，当他看到他的患者之所以没有信仰，是因为不敢在黑暗里摸索，当他发现他的患者之所以失去了希望，是因为世界和生活浇灭了他的幻想，当他发现患者之所以缺乏理解力，是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人生有何意义，那么，此时，医生应该怎样做呢？

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患者会断然拒绝去请教牧师。他们甚至更不愿意去咨询哲学家，因为哲学历史的问题他们丝毫不感兴趣，而且，在他们看来，知识的问题似乎比沙漠更为贫瘠。不仅能对生活和世界的意义侃侃而谈，而且真正拥有这种意义的伟人和智者真的存在吗？人类的思维构想不出任何体系或终极真理，从而给患者提供其生存所必需的东西，也就是，信仰、希望、爱和洞见。

信仰、希望、爱和洞见是人类所能达到的四种最高成就，它们是上天恩赐的礼物。既不能教授，也不能学到；既不能给予，也不能索要；既不能压抑，也不能赢取。因为它们来自于经验，是某种被赋予的东西，因而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经验是不能制造出来的。它们是自然发生的——不过幸运的是，它们不是完全独立于人的活动之外，而只是相对独立。我们可以慢慢地靠近它们——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人类力所能及的。有一些途径可以让我们更接近生活经验，不过我们应该谨慎，不要轻易把这些途径称为“方法”（method）。“方法”一词本身就会产生抑制的效果。而且，通往经验的道路是没有捷径的，确切地说，它是一种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冒险活动。

因此，医生在试图帮他满足对他提出的这些要求时，便遇到了一个看似无解的难题：医生应该怎样帮助患者获得能带来解脱的经验，以使患者获得上述四种恩赐的礼物，并治愈他的疾病呢？当然，我们可以心怀最大的善意，好言劝慰患者去拥有真正的爱、信仰、洞见和希望；我们也可以对他进行温和的训诫，劝他“了解你自己”。但是，在患者获得经验之前，他又怎能获得那些只有经验才能赋予他的东西呢？

扫罗（Saul，即圣保罗信教之前的名字）的皈依，既不是因为真正的爱，也不是因为真正的信仰，更不是因为其他任何真理。而完全是因为他对基督徒的恨，使他踏上了去大马士革（Damascus）的路，正是这个决定性的经验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他之所以获得这样一种经验，是因为他深信他曾经走的是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这就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去解决那些我们很难严肃处理的人生问题。同时，这也给心理治疗师提出了一个他和牧师都要面对的问题：善与恶的问题。

事实上，最应该关心精神痛苦这一问题的是神父或牧师，而不是医生。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患者之所以首先去咨询医生，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身体生病了，而且，某些神经症症状至少也可以用药物来缓解。但是另一方面，即使患者先去咨询牧师，他也不可能让患者相信他的毛病是心理上的。一般而论，牧师缺乏专业的知识，所以诊断不出导致疾病的心理因素，而且，他的判断也没有任何权威性可言。

然而，有一些人虽然清楚意识到了自己的疾病是心因性的，但却拒不求助于牧师。他们不相信牧师真的能帮助他们。这些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相信医生。其实，他们不相信医生和牧师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医生和牧师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常常都两手空空，甚至更糟糕的是，在说着一些空话。我们不能指望医生会对有关灵魂的终极问题发表任何高见。患者若想获得这样的帮助，应该求助于牧师，而不是医生。但是，新教牧师却常常发现自己面对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他不得不处理天主教神父无须面对的一些实际困难。最重要的是，天主教神父背后有天主教会的权威作为靠山，而且，他的经济地位相当稳定、独立。新教牧师则与此相去甚远，他可能已经成家，故而需要担负养家之责，如果他无此能力，也不能指望得到教区的资助或被送进修道院。但是，如果一位天主教神父同时也是一名耶稣会信徒的话，他甚至可以自由地采用现代的心理学学说。譬如，我知道，我本人的著作在还没有任何新教牧师认为值得一读时，罗马的神父们早就已经认真地研读了它们。

我们已处于一个紧要的关头。德国新教教徒的大量流失仅仅只是许多征兆当中的一个，牧师们应该从中看到，仅仅劝导人们要有信念，或者劝诫人们行善，并不能让现代人得到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许多牧师从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或阿德勒的权力理论中寻求支持和实践指导，这一事实令人大为吃惊，因为这两种理论都对精神的价值持敌意的态度，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它们都是不涉及心理的心理学。它们都是理性的治疗方法，实际上会阻碍人们去领悟经验的意义。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心理治疗师都是弗洛伊德或阿德勒的学生。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患者都必然会远离一种精神的立场——对于一个已经从内心领悟到精神之价值的人来说，这一事实绝非无关紧要。当前，对心理学的兴趣就像一股浪潮席卷了欧洲的新教国家，而且这股浪潮还远远没有退潮的迹象。这与基督教信徒也在大量流失的现象是一致的。在此，我想引用一位新教牧师的话，他说：“现在人们都去看心理治疗师，而不去找牧师了。”

我深信，这句话只适用于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人，而不适用于广大群众。不过，我们不应该忘记一点，即大约要到20年后，普通大众才会开始思考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今天所思考的问题。例如，当毕希纳（Buchner）的《力与物质》（Force and Matter）一书成为德国公共图书馆中最受欢迎的书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差不多已经将它抛到脑后20年之久了。我相信，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最为感兴趣的心理学问题，明天将会让每一个人都感兴趣。

我想请大家注意下面这些事实。在过去的30年中，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都有人曾来找我咨询。我治疗过数百位患者，其中大多数是新教教徒，少数是犹太人，而信奉天主教的不过五六个。而在我的患者当中，年逾中年者——也就是说，35岁以上的患者——几乎每个人的问题最终都得借助于一种宗教的人生观方能解决。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这些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每个时代流行的宗教给予其信徒的东西，因此，治疗需要帮助他们重新获得宗教观，否则，就不能真正治愈他们。当然，这与某种特定的信条或教会的成员资格没有什么关联。

这样一来，展现在牧师面前的便是一个巨大的空间了。但是，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而且，当代的新教牧师看上去好像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迫切心理需求。对牧师和心理治疗师来说，现在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正好可以联合起来去迎接这个伟大的精神任务。

在这里，我还要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以说明这一问题与我们每个人的关联是多么密切。大约两年以前，在瑞士的阿劳（Aarau）举行了一次基督教学生会议，大会的领导曾当面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如今，精神痛苦的人是不是更愿意去看医生，而不是找牧师，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非常直接而又具体的问题。当时我只知道，我的患者显然是选择了看医生，而不是找牧师，但除了这一事实以外，我别无所知。在我看来，这是否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值得怀疑的。无论如何，我都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于是，我通过我所认识的人，对我所不认识的人展开了一项调查；我设计了一些调查问卷，分发给瑞士、德国和法国的新教教徒以及少数天主教教徒填写。就像下面的概括性总结所表明的，调查结果非常有趣。新教教徒中有57%倾向于看医生，但天主教教徒只有25%；新教教徒中仅8%倾向于求助神祇，而天主教教徒有58%。这些是做出明确选择的人。此外，新教教徒中大约有35%选择了不能确定，而天主教教徒中只有17%。

选择不去教堂咨询牧师的理由，一般是因为牧师缺乏心理学的知识和洞察力，有52%的人是这样回答的。有大约28%的人认为牧师的观点有偏见，而且表现出一种过于教条、传统的成见。奇怪的是，甚至还有一位牧师也决定去看医生，而另一位牧师则恼火地反驳道：“神学与给人治病毫无关系。”此外，参与问卷调查的牧师的所有亲属都声称他们反对去咨询牧师。

鉴于这项调查只局限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因此，它就像是风中的一棵稻草，我们不能从中得出普适性的结论。而且我确信，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会有不同的反应。不过，我倾向于接受这些结果，认为它们或多或少准确地反映出了受过教育的人的观点，而且大家都知道，受过教育的人对教会或宗教事务越来越漠不关心，这就更加印证了这一点。此外，大家不要忘了我在前面曾提过的那个社会心理学真理：一种普遍的人生观从受过教育的阶层渗透到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中，大约需要20年的时间。例如，20年前，甚至10年以前，谁敢预言像西班牙这样一个天主教势力泛滥的欧洲国家，会经历眼下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精神变革呢？然而，它却像山洪一样爆发了。

在我看来，随着宗教生活的衰落，神经症的发病率却明显升高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统计数字来证明实际增长的数量。但是，有一点我非常肯定，那就是，在欧洲的每一个地方，人们的心理状态都显得极度失衡。不可否认，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神经紧张、观念混乱、方向迷失的时代。我的患者来自于许多国家，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之所以来找我，并不是因为他们患上了某种神经症，而是因为他们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或者是因为一些就连今天的哲学和宗教都回答不了的问题而倍感痛苦。有一部分患者或许以为我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我不得不马上就告诉他们，我也一样解答不了他们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做一些实际的思考。

让我们以一个最为普通、最为常见的问题为例来加以说明：我的生活，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究竟意义何在？今天的人们认为，他们太清楚牧师将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牧师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一想到哲学家的答案就会忍不住发笑，而且，一般来说，他们对医生也不抱太高的期望。但是，从分析无意识的心理治疗师那里，人们毫无疑问会学到些什么。除了其他东西以外，他们或许可以从自己的心灵深处挖掘出生活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只要用钱就可以买到！而任何一个头脑严谨的人，在听到心理治疗师说他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时，一定会感到很放心。这样的告解，常常是患者对治疗师产生信任的开始。

我发现，现代人对传统观念和历代相传下来的真理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感。现代人是认为过去的一切精神标准和形式都已失去了有效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Bolshevist），因此，他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在经济领域中所做的一样，也想在精神世界里进行实验。一旦遭遇这种现代的态度，任何一个教会体系，不管是天主教、新教、佛教还是儒教，都会陷入危险之中。在这些现代人当中，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本性就非常喜欢诽谤他人、极具破坏性，且刚愎自用——一些心理不平衡的怪人——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永远感到不满，因此他们喜欢一窝蜂地追随各种新潮流，希望至少能有一次只用较低的代价就能弥补自身的不足，但其中大部分都对这些运动和事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不用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也遇到了许多现代的男女，他们当中也有一些病态的伪现代人（pathological pseudo-moderns）。不过，对于这种人，我通常置之不理。我所讨论的那些人绝不是病态的怪人，相反，他们大多是能力出众、勇敢而又正直的人，他们之所以拒绝接受传统的真理，是出于一些正当且得体的理由，而不是因为内心的邪恶。他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我们的宗教真理不知为何已经变得很空洞。不是他们无法调和科学观念和宗教观念，就是基督教教义已经失去了权威性及其在心理学上的合理性。人们不再认为基督的死可以让他们获得救赎；不管在他们看来拥有信仰的人是多么幸福，他们也无法拥有信仰——他们也无法强迫自己拥有信仰。在他们眼里，罪恶（sin）变成了一种相对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说是恶，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则可能就是善。归根结底，佛祖所说的为什么不能也是正确的呢？

没有人不熟悉这些问题和疑惑。但是，弗洛伊德的分析却认为它们是毫不相干的东西，从而不予理会。弗洛伊德的分析坚持认为，被压抑的性欲才是根本的问题，而哲学或宗教的怀疑都只不过是掩盖事实真相的伪装罢了。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单个病例，确实会发现，在性领域以及一般的无意识冲动领域都存在一些特殊的障碍。弗洛伊德的方法，就是用这些障碍去解释所有的心理障碍；他的兴趣只限于对性症状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他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某些病例中，虽然所假定的神经症诱因一直存在，但患者却一直没有发病，一直到意识态度出现紊乱，其神经症才开始发作。这就好像是一艘船因为漏水而开始慢慢下沉时，船员却只对那些涌入的水的化学成分感兴趣。无意识驱力领域出现的障碍并不是最为主要的，而是次要的现象。当意识生活失去了其意义和希望，就好像有一种恐慌倾泻而出，这时我们就能听到一声高喊：“该吃吃该喝喝吧，反正明天都要死了！”正是这种因为生活无意义而产生的心境，导致无意识出现了障碍，并激发那些被痛苦地压抑着的冲动爆发了出来。神经症的发病原因既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当下；而且，使神经症保持发作状态的，只有一个一直存在的原因。一个人之所以患上结核病，并不是因为他20年前曾感染上了结核杆菌，而是因为感染的病灶一直到今天还是很活跃。至于感染是何时发生、怎样发生的，这些问题与他当前的状况几乎毫无关系。不管对已往病史了解得有多清楚，都无法治愈结核病。神经症的情况也是如此。

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患者带到我面前的宗教问题不仅与神经症有关，而且可能是导致神经症发作的原因。不过，如果我要认真对待这些宗教问题，就必须向患者承认，他的感受是有道理的。“是的，我同意，佛祖与耶稣所讲的可能都对。罪恶只是相对的，而且，我怎么也看不出基督的死是怎样让我们获得救赎的。”作为一名医生，我能够轻易地承认这些疑问，但是，对牧师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却不容易。患者会把我的态度看成是一种理解，而牧师的犹豫却让他们觉得那是一种传统的偏见，从而导致他与牧师之间有了隔阂。他会问自己：“如果我开口向牧师详细描述我所遭受的痛苦的性障碍，他会怎么说？”他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牧师的道德偏见甚至比他的教条主义偏见还要强烈。关于这一点，可以用美国总统柯立芝（Coolidge）的一则有趣轶事来说明，这则轶事叫“沉默寡言的卡尔·柯立芝”。一个礼拜天的上午，他从外面回到家，他的妻子问他刚才去哪里了。“教堂。”柯立芝回答道。“牧师讲了些什么？”“他讲了罪恶。”“他是怎么评论罪恶的？”“他反对罪恶。”

也许有人会提出，医生很容易在这个方面表现出理解。但是，人们却忘了，就算是医生也有道德上的顾虑，有些患者的告解甚至让医生都觉得难以忍受。但是，只有当患者身上最糟糕的东西被接受时，他才会觉得自己被接受了。没有人能够单凭口头几句话就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医生的诚意，以及他对待自己和自己邪恶一面的态度，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医生想给患者提供指导，或者甚至想陪他走一段路，他就必须接触这个人的心理生活。医生在做诊断时，是无论如何都触及不到另一个人的心理生活的。不论他是用语言表达他的诊断，还是把诊断结果放在心里，都一样。如果医生采取相反的态度，随随便便地就赞同患者的意见，那也是没有用的；这和谴责一样，也会让患者与医生疏远。我们只能通过一种毫无偏见的客观态度去接触另一个人。这听起来可能像是一个科学准则，而且，可能会与一种纯粹理智的、超然物外的态度混为一谈。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一种与此截然不同的东西。它是人类的一种品质，一种对事实、事件以及这些事实和事件的当事人的深切尊重，一种对此样人生之秘密的尊重。真正笃信宗教的人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他知道，是上帝让各种千奇百怪、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的，他还试图以最为奇特的方式进入人的内心。因此，他在万事万物中都能感觉到神之意志的无形存在。这便是我所说的“毫无偏见的客观态度”（unprejudiced objectivity）。它是医生身上的一种道德修养，医生不应该反感疾病和堕落。只有先接纳一件事物，我们才能去改变它。谴责并不能带来释放，而只能造成压抑。在我所谴责的人看来，我是一个压迫者，而不是朋友或难友。我绝不是说，我们永远都不能对我们想帮助和改善的人下断言，而是说，如果一名医生想要帮助患者，那他就必须接受患者原本的样子。事实上，只有当他了解并接受了患者原本的样子时，他才能真正地给患者帮助。

这听起来或许非常简单，但是，简单的事情往往最难做。在实际生活中，想要过得简单，必须先经过最为严格的磨炼。接纳自己是道德问题的本质，也是整个人生观的缩影。我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我原谅他人对自己的侮辱，我以基督之名去爱我的敌人，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了不起的美德。我怎么待人，就怎么对待基督。但是如果我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发现了所有人当中的最卑微者、所有乞丐中的最贫穷者、所有冒犯他人之人中的最无礼者，以及那个必须去爱的敌人，那该怎么办呢？通常情况下，基督徒的态度此时会发生逆转，不再有关于爱或长期忍受的问题，我们会对自己内心的那位同胞说“你一文不值”，而且，我们会谴责自己，并对我们自己勃然大怒。我们会把这位同胞隐藏起来，不让世人知道，我们拒绝承认自己就是那个遇到过的所有人当中最为差劲的。哪怕是上帝以这种可鄙的样貌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肯定在雄鸡报晓之前也已经否定他一千次了。

医生如果运用现代心理学去检视患者生活背后的东西，尤其是他自己生活背后的东西——现代心理治疗师如果不想在无意识中成为一个骗子的话，则必须这样做——他将会承认，接受自己的弱点是一项最为困难的任务，甚至可以说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要一想到这项任务，我们就会吓得面色苍白。因此，我们毫不犹豫、轻轻松松地选择了一条更为复杂的道路，即对自己始终一无所知，而同时又忙着管别人及其麻烦和罪恶。这一举动给我们增添了美德的光彩，我们就这样欺骗着自己和周围的人。谢天谢地，这样一来，我们就能逃避自己了。很多人都可以这样做而不受惩罚，但并非每个人都可以，有少数人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崩溃了，神经症压垮了他们。如果我自己也是一个逃避者，也在遭受癫痫（morbus sacer）似的神经症的折磨，我又怎么能去帮助这些人呢？只有完全接受了自己的人，才会有“毫无偏见的客观态度”。但是，没有哪个人有充分的理由吹嘘，他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我们可以说基督做到了，他把自己内心的传统偏见作为祭品献给了上帝，于是，他无视传统，不顾法利赛人的道德标准，就这样痛苦地度过了一生。

我们新教教徒迟早都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效仿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的理解，是应该照搬他的生活，模仿他在身上钉出伤痕（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还是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像他一样真实地过适合我们的生活呢？要像基督那样来生活，绝非易事，而要像基督那样真实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则难上加难。凡是想像基督那样真实地过自己生活的人，都会遇到过去力量的阻抗，尽管他或她可能不虚此生，但却免不了会像基督一样被误解、被嘲笑、被折磨，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所以，我们更倾向于以历史所认可的方式模仿基督在神圣的光环之下被美化了的言行。我绝不会去打扰一个自比基督的修道士，因为他值得我们尊重。但是，我和我的患者都不是修道士，作为一名医生，我有责任告诉患者应该怎样生活才不会患上神经症。神经症是一种内心的分裂，一种自己和自己在内心交战的状态。每一样能够加重这种分裂的事物，都会使患者的神经症症状恶化，而每一样能够缓解这种分裂的事物，都有助于治愈患者。导致人们与自己开战的是这样一种直觉或认识，即他们觉得自己体内住着两个彼此对抗的人。这种对抗可能表现为肉体和精神之间的冲突，也可能表现为自我与阴影之间的冲突。浮士德所说的“天啊，我的心里竟然居住着两个独立的灵魂”，就是这个意思。神经症就是一种人格的分裂。

我们可以把治愈（healing）称作一个宗教问题。在社会和国家的层面，苦难的状态可能是内战，要想治愈这种状态，则必须效仿基督的美德，宽恕那些痛恨我们的人。在应对外部情境时，我们带着善良基督徒的信念，尝试做了一些事情，在治疗神经症患者的内心状态时，我们也必须要带着这种信念。这就是现代人听够了犯罪和罪恶的原因所在。自身的内疚感已经够让他们痛苦了，他们宁可知道怎样才能顺从自己的天性，怎样去爱自己内心的那个敌人，怎样把那只狼当成自己的兄弟。

此外，现代人并不急于知道他能够用什么方式来效仿基督，而只想知道他能够用什么方式来过他自己的生活，不管他们的生活是多么枯燥无味，都是如此。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一种效仿的形式都似乎缺乏生气、没有活力，所以，他们要反抗将他们束缚在他人常走之路上的传统力量。在他们看来，他人经常走的所有这些老路都是歧途。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但他的一言一行看起来就好像他的个人生活受到了上帝意志的鼓舞，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它。这就是他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根源，而自我中心主义是神经症状态中最为明显的邪恶之一。但是，如果有人说他过于以自我为中心，那么，那个人已经对他失去了信心，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一来，那个人会让他陷入更为严重的神经症状态。

如果我想治愈我的患者，我就必须承认，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具有深刻的意义。事实上，如果我看不出这其中包含着真正的上帝的意志，那我就太盲目无知了。我甚至必须助长患者的自我中心主义；如果他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他便让自己疏离了其他人。他把他们赶走，他们便能醒悟过来——本就应该如此，因为他们一直试图剥夺他那“神圣的”自我中心主义。他必须拥有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因为这是他最为强大、最为健康的力量；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是真正的上帝意志，只不过有时候会让他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不管这种状态有多悲惨，对他来说都是有益的，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够拥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并认识到对同胞的爱是一种多么无价的财富。而且，只有在被彻底抛弃和孤独的状态下，我们才能体验到自己本性中那些有益的力量。

当我们多次目睹这样一种发展的始末，就再也不能否认，原本邪恶的事情已经变成了善，而看似善良的东西却拥有了邪恶的力量。自我中心主义的头号恶魔引导我们走上了一条通往宗教经验所要求的那种收获（ingathering）的坦途。我们在这里所观察到的，是一条根本的生活法则——物极必反（enantiodromia）——也就是向对立面转化；正是依据这条法则，互相冲突的两种人格才有可能得以重新统一，从而结束这场内战。

我之所以拿神经症患者的自我中心主义为例，是因为这是他身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症状。我同样也可以用神经症患者的其他典型症状，来说明医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患者的缺点，以及在面对患者的邪恶问题时，他又该如何处理。

毫无疑问，这听上去也非常简单。但实际上，接受人性的阴暗面，却几乎可以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试想，承认那些非理性的、无意义的、邪恶的东西拥有存在的权利，将意味着什么！然而，这一点却恰恰是现代人所坚持的。他们想接受自己的每一面——想认识自己是谁。因此，他们将历史抛到一边，置之不理。他们想与传统决裂，这样他们就可以拿自己的生活做试验，以确定除了传统的预设之外，事物本身还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现代的年轻人正是持这种态度的令人吃惊的例子。为了说明这种倾向有多强烈，我将列举某德国社团向我提出的问题。他们问我：乱伦的行为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可以举出哪些事实作为反对乱伦的理由？

如果我们认可这些倾向，那么不难想象，人们将可能陷入各种冲突之中。我完全能够理解，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不冒这样的险，人们愿意尝试一切手段。但奇怪的是，我们却发现自己找不到任何手段来做到这一点。曾经那么多管用的反对非理性、自我欺骗和不道德的理由，现在都失去了其效力。现在，我们正在品尝19世纪的教育所酿成的苦果。在整个19世纪，教会拼命地向年轻人宣讲盲目信仰的好处，而大学给学生灌输的却是知识理性，结果，到了今天，不论我们诉诸信仰还是理性，都必定徒劳无功。现代人已经厌倦了这种观念的论战，他们希望能够亲自去弄清楚事物的本来面目。虽然这种欲望可能会带来极为危险的后果，但我们却不得不把它看成一项勇敢的事业，并给予它某种程度的同情。这绝非不顾后果的冒险，而是在深切的精神痛苦的激励之下所做的一种努力，它的目的是要在不带偏见的新经验的基础之上，给生活赋予新的意义。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谨慎，但是，对于这样一种需要全力以赴的重大冒险活动，我们不能不支持。如果我们反对它，那就等于在试图压抑人们身上最美好的东西——勇气与抱负。如果我们成功地反对了它，那就等于阻碍了那些有可能赋予生活意义的宝贵经验。如果保罗听从他人的劝阻而放弃了去大马士革的旅程，那结果将会怎样呢？

每一位认真对待工作的心理治疗师，都必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在接待每一个个案时，他都必须确定，他是否愿意通过咨询支持一个人，帮助他去进行一次勇敢的、有可能会带来不幸的冒险。他不能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也不应该装作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否则，他就会降低这种经验的丰富性。他必须密切关注实际发生的事情——只有发生的事情，才是实际的。如果某件事物在我看来是错误的，但却表现得比真理更为有效，那么，我必须先选取这一看似错误的事物，因为这个看似错误的事物具有力量和生命力，而如果我选择了那个看似真理的事物，就会失去这种力量和生命力。光明需要黑暗，不然，它怎么能表现为光明呢？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仅限于使我们意识到自己内心的阴暗面和邪恶。它仅仅只是引发了一场潜伏的内战，然后就置之不顾了。患者必须竭尽全力去应付这场内战。可惜的是，弗洛伊德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从来都不能单枪匹马地去和黑暗的力量——也就是，无意识的力量——相对抗。人始终需要精神的帮助，而提供这种帮助的是每个人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打开无意识的大门，永远都意味着强烈的精神痛苦的爆发；这就好像是繁荣的文明遭受了大批野蛮人的肆虐，又好像是阡陌良田饱受大堤决口后凶猛洪水的肆虐。世界大战就是这样的一种爆发，它再清楚不过地表明，那面隔开秩序良好之世界与潜伏着混乱之世界的墙是多么的薄。但是，不论是对理性有序的世界，还是对每一个单个的个体来说，情况都是如此。他的理性侵犯了自然的力量，这些力量便伺机报复，只等着那面墙倒塌的时刻，它们便去摧毁意识生活。从远古时代起，甚至在最为原始的文化中，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人类发展出宗教和巫术，就是为了武装自己以对抗这种威胁，并治愈已经造成的创伤。这就是巫医也是牧师的原因所在；他既是肉体的拯救者，也是灵魂的拯救者，而宗教则是一个治愈心理疾病的系统。人类最伟大的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佛教，尤其如此。深陷痛苦之中的人，从来都不能因自己所想出的东西而摆脱痛苦，他只能从一种比他更为睿智的智慧中获得启示。唯有如此，他才能脱离苦海。

如今，这种破坏性力量已经出现，人们因此而遭受精神上的痛苦。正因为如此，患者们才迫使心理治疗师扮演起了牧师的角色，期望并要求治疗师帮助他们摆脱痛苦。因此，我们的心理治疗师不得不去忙着思考一些严格来讲属于神学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问题留给神学家来回答；那些痛苦之人迫切的心理需要让我们日复一日地面对着这些问题。既然一般来讲，过去流传下来的每一个概念、每一种观点都会让我们失望，那么，我们首先就必须和患者一起踏上追溯其疾病根源的道路——这是一条他走过的错误道路，使他的内心冲突更为尖锐，孤独感也更加强烈了，直至最终他再也忍受不了——希望从孕育着破坏性力量的心灵深处亦能找到救赎的力量。

在我第一次尝试这样做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结果会怎样。我不知道心灵深处隐藏着什么东西——一直以来，我都把心灵深处这个领域称为“集体无意识”，而把它的内容称为“原型”（archetypes）。从远古时代起，无意识的爆发就出现了，它们一次又一次地爆发。意识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在出生后的头几年，慢慢地在每个儿童身上建立。在这个形成时期，意识是非常薄弱的，而且历史告诉我们，对整个人类而言也是这样——无意识很容易便占据上风。这些斗争往往会留下它们的印记。用科学的术语来表达便是：本能的防御机制（instinctive defence-mechanisms）形成了，当遇到大的危险时，它就会自动进行干预，它们常常通过幻想中那些有益的意象来发挥作用（这些意象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类心理之中）。一旦有需要，这些防御机制就会行动起来。科学只能确定这些心理因素的存在，并尝试通过提出一种有关其根源的假说来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这样做只是把问题往后推了一个阶段，根本就没有解开这个谜团。这样一来，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些终极问题了：意识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心理是何物？对于这些问题，一切科学都束手无策。

这就好像是当病入膏肓之时，破坏性的力量就变成了治愈的力量。其原因在于下面这样一个事实，即原型开始过上了独立的生活，并且成了人格的精神向导，从而取代了那个不适当的自我及其徒劳的意志和努力。就像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会说的：是上帝的指导。在面对我的大多数患者时，我必须避免使用这种说法，因为这会让他们想起太多他们不得不摒弃的东西。我必须用更谦虚的话来表达我的意思，必须说心理觉醒了，能够自发地生活了。实际上，这种说法也更符合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当梦或幻想中出现的一些主题是那些平时在意识状态下无法看出其根源的主题时，转化便发生了。对患者来说，这不亚于一种启示，此时，某种东西从心灵的深处萌生，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这是一种不属于“我”的陌生的东西，因此，它超出了个人想象力所及的范围。他找到了通往心理生活源头的路，而这标志着治愈的开始。

毫无疑问，要想清楚地说明这一过程，我们应该在讨论时使用一些恰当的例子。但是，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或更多令人信服的例子，因为这通常是一件极其微妙而又复杂的事情。那种非常有效的东西，往往只是梦在独立地解决患者的困难时，给患者留下的一种深刻印象。或者可能是患者的幻想指向了他的意识心理还没有任何准备的某件事情。幻想的内容通常具有原型的性质，以一种特定方式组合在一起，会对它们自己产生强烈的影响，而不论意识心理能否理解它们。心理的这种自发活动往往非常强烈，以至于人们能看到幻想中的画面，或者听到内心的声音。这些都是人们可以直接经验到的精神的表现，而且，从古至今一直如此。

这些经验算是给遭受曲折痛苦的受难者的回报。从这一刻起，一束阳光照了进来，厘清了他的混乱；他终于能够平息内心的战争，并因此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弥合了他天性中的病态分裂。

现代心理治疗的根本问题非常重要，且意义深远，因此，只用一个章节的篇幅是不可能对它做详细描述的，但是若要阐述清楚，却又非常需要这些细节。因此，我的主要目的在于，阐明心理治疗师在工作中应该持有的态度。毕竟，恰当地理解这一点，比精选几个治疗方案或者几个有关治疗方法的建议更有意义，因为如果不能正确理解这些内容，对它们的应用就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效果。心理治疗师的态度远比心理治疗的理论和方法更为重要，所以，我才一直想向大家展示这种态度。我相信，我的阐述是值得信赖的。而至于牧师能够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跟心理治疗师一起努力，我也只能提供一些信息，留待其他人来决定。我也相信，我所描绘的有关现代人之精神面貌的图景与实际状况相一致——当然，我不敢说自己无懈可击。无论如何，有关神经症的治愈以及相关问题我不得不说的东西，其实是朴素的真理。在努力地想治愈心理疾患的过程中，我们医生自然希望得到牧师的同情和理解，但我们也完全意识到了那些阻碍充分合作的根本困难。我个人的立场是站在左的新教观点这一边，但我会第一个跳出来警告大家，千万不要凭借自己的经验而轻率地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作为一个瑞士人，我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不过我也认识到，我的天性中有贵族气派，甚至有些神秘莫测。朱庇特可为之事，公牛不可为。（Quod licet Jovi, non licet bovi.）这是一条令人不快但却永恒的真理。犯过诸多罪孽的人，谁会获得宽恕？是那些博爱的人。而那些不爱别人的人，虽然犯下的罪孽很少，却会因此而受到谴责。我深信，一大批人之所以投入天主教会（而不是别的宗教）的怀抱，是因为他们能在那里得其所望。我也同样对这样一个事实深信不疑（我自己曾亲眼观察到过这个事实），即原始宗教比基督教更适合原始人，因为基督教对他们来说很难理解，与他们的血统不能相容，以至于他们只能以一种令人反感的方式加以模仿。我还相信，一定有新教教徒反对天主教会，也一定有新教教徒反对新教教义，因为精神的表现形式非常奇妙，就像上帝创造的天地万物一样五花八门。

活的精神会不断地成长，甚至会超越它之前的表现形式；它自主地选择待在谁的身上、让谁把它表达出来。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活的精神永远都在不断地更新着，以多种多样、超乎想象的方式追求着自己的目标。相形之下，人类赋予它的名字和形式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它们只是永恒之树上不断变化的叶子和花朵罢了。

版权信息

书名：心理物理学纲要

作者：【德】古斯塔夫·费希纳

译者：李晶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1-01

ISBN：978-7-300-20342-3

价格：39.90元

目录

CONTENTS

总译序 感悟大师无穷魅力 品味经典隽永意蕴

费希纳：无心插柳柳成荫——代序

序言

第一篇 导论

第一章 身心关系总论

第二章 心理物理学的概念与任务

第三章 一个初始问题

第四章 关于感受和刺激的概念

第二篇 外部心理物理学：心理物理学测量原理

第五章 身体活动的测量：动能

第六章 感受性测量原理

第七章 感受的测量原理

第八章 感受性的测量方法

第三篇 基本定律与事实

第九章 韦伯定律

第十章 阈限

第十一章 对各种感觉领域阈限大小与关系的详述

第十二章 有关韦伯定律的平行定律

第十三章 混合现象的定律

译后记

总译序

感悟大师无穷魅力

品味经典隽永意蕴

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与克拉威克在其名著《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科学的历史是男女科学家及其思想、贡献的故事和留给后世的记录。”这句话明确地指出了推动科学发展的两大动力源头：大师与经典。

一

何谓“大师”？大师乃是“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1]。大师能够担当大师范、大导师的角色，大师总是导时代之潮流、开风气之先河、奠学科之始基、创一派之学说，大师必须具有伟大的创造、伟大的主张、伟大的思想乃至伟大的情怀。同时，作为卓越的大家，他们的成就和命运通常都与其时代相互激荡。

作为心理学大师还须具备两个特质。首先，心理学大师是“心理世界”的立法者。心理学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在于他们对心理现象背后规律的系统思考与科学论证。诚然，人类是理性的存在，是具有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千百年来无论是习以为常的简单生理心理现象，还是诡谲多变的复杂社会心理现象，都会引发一般大众的思考。但心理学大师与一般人不同，他们的思考关涉到心理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普遍性的与高度抽象的规律。这些思考成果或试图揭示出寓于自然与社会情境中的心理现象的本质内涵与发生方式；或企图诠释某一心理现象对人类自身发展与未来命运的意义和影响；抑或旨在剥离出心理现象背后的特殊运作机制，并将其有意识地推广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把普通人对心理现象的认识与反思进行提炼和升华，形成高度凝练且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的真知灼见和理论观点，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心理科学发展的命运，而且更是影响到人类对自身的认识。

当然，心理学大师的思考又是具有独特性与创造性的。大师在面对各种复杂心理现象时，他们的脑海里肯定存在“某种东西”。他们显然不能在心智“白板”状态下去观察或发现心理现象背后蕴藏的规律。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心理学规律其实就是心理学大师作为观察主体而“建构”的结果。比如，对于同一种心理现象，心理学大师们往往会做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与论证。这绝不是纯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分歧，而是对心灵本体论的承诺与信仰的不同，是他们所理解的心理世界本质的不同。我们在此借用康德的名言“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同样，心理学大师是用理性为心理世界立法。

其次，心理学大师是“在世之在”的思想家。在许多人看来，心理学大师可能是冷傲、孤僻、神秘、不合流俗、远离尘世的代名词，他们仿佛背负着真理的十字架，与现实格格不入，不食人间烟火。的确，大师们志趣不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日常柴米油盐的束缚，远离俗世功名利禄的诱惑，在以宏伟博大的人文情怀与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投身于实现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认识你自己”之伟大箴言的同时，也凸显出其不拘一格的真性情、真风骨与真人格。大凡心理学大师，其身心往往有过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使之处于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之中，由此而产生的灵感和顿悟，往往成为其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源头活水。然而，心理学大师毕竟不是超人，也不是神人。他们无不成长于特定历史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生活在人群之中，并感受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体验着人间的世态炎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就像牛顿描绘的那般：“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怎样评价。我却这样认为：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尽管如此，那真理的海洋还神秘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心理学大师虽然是一群在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但套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他们依旧都是“活生生”的“在世之在”。

二

那么，又何谓“经典”呢？经典乃指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2]。经典是具有原创性和典范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经过历史筛选出来的最有价值性、最具代表性和最富完美性的作品。经典通常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超越了时代的界限，具有永恒的魅力，其价值历久而弥新。对经典的传承，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长盛不衰、继往开来之根本，是其推陈出新、开拓创新之源头。只有在经典的引领下，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才能焕发出无限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心理学经典在学术性与思想性上还应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从本体特征上看，心理学经典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经典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显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理论内涵，提出一些心理与行为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意识交融在一起，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心理学经典是心理学大师与他们所阐释的文本之间互动的产物。其次，从存在形态上看，心理学经典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经典作为心理学大师的精神个体和学术原创世界的结晶，诉诸心理学大师主体性的发挥，是公众话语与个人言说、理性与感性、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最后，从价值定位上看，心理学经典一定是某个心理学流派、分支学科或研究取向的象征符号。诸如冯特之于实验心理学，布伦塔诺之于意动心理学，弗洛伊德之于精神分析，杜威之于机能主义，华生之于行为主义，苛勒之于格式塔心理学，马斯洛之于人本主义，桑代克之于教育心理学，乔姆斯基之于语言心理学，奥尔波特之于人格心理学，吉布森之于生态心理学，等等，他们的经典作品都远远超越了其个人意义，上升成为一个学派、分支或取向，甚至是整个心理科学的共同经典。

三

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遵循如下选书原则：第一，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原创之作；第二，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奠基、成熟或最具代表性之作；第三，选择在心理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派、一说、一家之作；第四，兼顾选择心理学大师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作。我们策划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旨在推动学科自身发展和促进个人成长。

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此后的130多年中，心理学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我国心理学从西方移植而来，这种移植过程延续已达百年之久[3]，至今仍未结束。尽管我国心理学近年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心理学在总体上还是西方取向的，尚未取得突破性的创新成果，还不能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还未形成系统化的中国本土心理学体系。我国心理学在这个方面远没有赶上苏联心理学，苏联心理学家曾创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体系，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我国心理学的发展究竟何去何从？如何结合中国文化推进心理学本土化的进程？又该如何进行具体研究？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但我们可以重读西方心理学大师们的经典作品，以强化我国心理学研究的理论自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师们的经典作品都是对一个时代学科成果的系统总结，是创立思想学派或提出理论学说的扛鼎之作，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大师们的学术智慧和创新精神，做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在“照着讲”的基础上“接着讲”。

心理学是研究人自身的科学，可以提供帮助人们合理调节身心的科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心理问题。用存在主义的话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存在本体论焦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这一哈姆雷特式的命题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人们。特别是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不断涌现，各种压力和冲突持续而严重地撞击着人们脆弱的心灵，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心理学知识。可幸的是，心理学大师们在其经典著作中直接或间接地给出了对这些生存困境的回答。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对话大师与解读经典，我们可以参悟大师们的人生智慧，激扬自己的思绪，逐步找寻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可以让我们获得两方面的心理成长：一是调适性成长，即学会如何正确看待周围世界，悦纳自己，化解情绪冲突，减轻沉重的心理负荷，实现内心世界的和谐；二是发展性成长，即能够客观认识自己的能力和特长，确立明确的生活目标，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快乐而有效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我们相信，通过阅读大师经典，广大读者能够与心理学大师进行亲密接触和直接对话，体验大师的心路历程，领会大师的创新精神，与大师的成长并肩同行！

郭本禹

2013年7月30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

注释：

[1] 《辞海（缩印本）》，275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2] 《辞海（缩印本）》，852页。

[3]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心理学曾一度移植苏联心理学。

费希纳：无心插柳柳成荫——代序

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 1801—1887）是近代德国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也是心理物理学和实验美学的开创者。他是个博学多才之士，更是个高产学者。他涉猎医学、药物学、生理学、物理学、电学、化学、数学、统计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也涉猎哲学、美学、诗歌、讽刺文学、宗教、伦理学、逻辑学、百科全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他一生发表论文183篇，出版著作81部，仅近五年其重印的著作便多达近40部。1860年出版的《心理物理学纲要》一书，其本意是为了论证他的自然哲学中的身心统一论，却无意为实验心理学这门新学科奠定了基础。其早期传记作者拉斯维茨（K.G.Lasswitz）将他比作“新心理学中的哥伦布”（Columbus of new psychology）[1]。费希纳在心理学领域可谓无人不知，却又不为人所详知。他是心理学史上一位不可绕过的人物，任何一本心理学史教科书都要提及他，视他为实验心理学的先驱甚至始创者；他在《心理物理学纲要》第一卷中提出的最小可觉差法、正误法和平均差误法是经典心理物理学的三大方法，至今仍是任何一本实验心理学不可或缺的内容。但迄今为止，人们对费希纳的了解远少于其实际的学术贡献，主要原因是他用德语写作，而且其思想和语言都异常高深和晦涩，其著作和思想难以在英语世界中传播。他的《心理物理学纲要》第一卷直到它出版一个世纪后才被翻译成英文出版[2]，而更接近心理学内容的第二卷至今尚无英译本问世[3]。除了专治心理物理学的学者，今天恐怕没有人再去读其难懂的德文原著了。借这本《心理物理学纲要》第一卷的中文版即将付梓之际，我们有必要在此先介绍一下费希纳的主要生平及其心理物理学思想。前者侧重他的学术历程，根据新近发现的史料特别是费希纳于1884年撰写的《简历》[4]手稿，澄清因波林（Edwin G.Boring）在其名著《实验心理学史》[5]中对费希纳生平的一些错误描述及其以讹传讹的现象；后者侧重《心理物理学纲要》第二卷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直到最近才引起英语世界心理学家们的重视。

一、费希纳的早年生活

1801年4月19日，费希纳出生在萨克森王国（Kingdom of Saxony）[6]的下路萨提亚省（Province of Lower Lusatia）东南部地区的奈塞河畔一个叫格罗斯-萨尔兴（Gross-Särhrchen）的小山村。他家是一个牧师世家，其祖父、外祖父、父亲、叔叔、舅舅都是牧师，按照正常情况，这意味着从童年起费希纳将来也要从事牧师职业。正如他在晚年所写的《简历》中所说：“牧师职业在我们的亲戚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始初命中注定要从事这一职业，但我后来的生活却转向完全不同的方向。”[7]其父亲萨穆埃尔·特劳戈特·费希纳（Samuel Traugott Fechner, 1765—1806）从1793年就开始做新教的牧师，母亲多罗西娅·费希纳（Dorothea Fechner, 1799—1861）即内·菲舍尔（Née Fischer）也出生在下路萨提亚省。费希纳在父母的五个孩子中排行老二，哥哥爱德华·克莱门斯（Eduard Clemens, 1799—1861）是一位画家，1825年移居巴黎。三个妹妹分别是埃米莱（Emilie）、克莱门蒂内（Clementine）和玛蒂尔德（Mathilde）。

费希纳成长的年代正值拿破仑战争的混乱时期，他的祖国萨克森王国遭到法国联盟的侵略，像19世纪的其他科学家一样，作为讽刺作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神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费希纳，完全是新教牧师家庭的产物。费希纳的父亲当时是一位启蒙时代的真正代表者，是一位具有独立思想和接受新观念的人。他对大自然充满热情，对进步事件持开放心态，他布道时不戴假发，因为耶稣没有戴假发。那时若有人用避雷针，便被视为对于上帝缺乏信仰，他却将避雷针置于教堂的塔顶上，而且毫不掩饰地说，假若耶稣在世也会这样做，这件事使村民们大为震惊。他让他的孩子们都接种疫苗以预防天花，并热衷于种植水果。他的孩子们都学习拉丁文。4岁之前的西奥（Theo，费希纳的乳名）就能像德国人那样操一口流利的拉丁文。费希纳的母亲是一位充满热情、快乐、友善和诗人气质的人，在她周围终身都聚集着一个社交圈子。

后来，费希纳用科学的唯物论的粗浅事实去支持一种较高深的唯灵论，可见他的这种天分在其父身上已有预兆了。不过就这种直接的影响来说，父子之间并不存在。因为费希纳才5岁时，他的父亲便已去世了。此后9年，费希纳和哥哥被送给他们在图林根（Thuringia）做牧师、后来成为桑格豪森教堂（Churches in Sangerhausen）主教的舅舅戈特洛布·欧西比乌西·菲舍尔（Gottlob Eusebius Fischer）家里，由舅舅抚养和教育，1914年再送回母亲家里。同一年，费希纳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他在《简历》中说：“我们进一步的学术教育按照我们个人的才能和爱好而不同。我先进入索拉乌（Sorau）[8]的古典中学读书，从学校步行走回特奈拜尔（Triebel，母亲那时生活在那里）需要六个小时。我哥哥成为德累斯顿（Dresden）画院的一名学生。一年之内我母亲、三个妹妹和我一起跟随他到达这个城市。从1915年复活节开始，我成为豪里·格罗斯学校（Holy Cross School，德累斯顿）的一名学生，并在此读了一年半时间。”“由我舅舅传授给我的在语言上的杰出自学能力和我自己的努力，使我能比正常情况更快地完成我的中学教育。”[9]

1816年下半年，费希纳进入德累斯顿一家小型外科医学院（The Medical Surgical Academy）学习六个月。这所学院主要是培训军医、兽医、马医和助产士。1917年春天，16岁的费希纳转入莱比锡大学（Leipzig University）[10]医学院。自此，他终身寓居莱比锡达70年之久。波林以其史学家的丰富想象力，向我们展示了费希纳入莱比锡大学的非凡意义：“我们一向习惯于以费希纳之名与1860年《心理物理学纲要》出版的年代，以及其后数年，他在莱比锡居住而冯特的实验室行将成立的年代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每易忘记他究竟有多大岁数，或在多久之前开始其学术生涯。1817年，当费希纳到达莱比锡大学时，后来的思辨生理心理学中的哲学先锋洛采（Hermann Lotze）尚未出生。赫尔巴特（Johann F.Herbart）那时才出版其《教科书》（Lehrbuch）[11]，而其《科学心理学》（Psychologie als Wissenschaft）的出版在7年之后。在英国，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印度史》（History of India）尚未完成，恐怕还不曾想到要写一本心理学论著。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当时才11岁；培因（Alexander Bain）尚未出生。颅相学（phrenology）刚刚度过第一个高潮，加尔（Franz J.Gall）仍在著书讨论脑的机能。弗卢龙（Flourens）尚未开始对脑的研究。贝尔，而非马戎第，已经发现了贝尔—马戎第定律（Bell-Magendie law）。所以真正根据心理学史来看，费希纳入莱比锡学习，可算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12]

刚入大学时，尽管经济并不宽裕，但年轻的费希纳仍过着快乐的学生生活。他结识了一群爱好音乐、艺术和文学的新朋友，特别是一帮标新立异的志同道合者，并很快成为这群人的核心人物。他们一起在乡下闲逛，有时候一起与警察发生冲突。他终身对艺术、音乐和文学的兴趣可能正是源于这段时期放荡不羁的生活。后来他母亲和两个妹妹来到莱比锡与他共同生活，他才结束这种交往。

在费希纳读书时期，莱比锡大学医学院由五位教授和四位副教授负责100多位学生的教学，其中临床医学由本杰明·普赫尔特（Benjamin Puchelt）教授讲授，他是使用化学和显微镜诊断的先驱。在莱比锡大学，费希纳选修了逻辑学[13]、植物学、动物学、药学、解剖学、生理学、产科学和代数等课程。他对教授们的教条主义教学感到失望，不满意课堂教学的质量。作为求知欲强的学生，他宁愿从书本中学习，于是广泛阅读了基础科学乃至诸如治疗学和药物学等应用性学科。他只认真听过恩斯特·海因里希·韦伯（Ernst Heinrich Weber）[14]的生理学和卡尔·布兰丹·莫尔魏德（Karl Brandan Mollweide）的代数课。他后来回忆：“［相对于其他无聊的课程］韦伯的生理学演讲和激励我学习数学的莫尔魏德的演讲仅是两个例外，他们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想法，即许下做一个特别有成就的人之诺言，我甚至做过莫尔魏德一年的助手。”[15]在费希纳刚到莱比锡大学时，韦伯刚刚完成其教职论文，1818年开始任解剖学和生理学讲师，三年后任生理学教授。他在1846年发表的著名论文《触觉与一般感觉》（“The Sense of Touch and Common Feeling”）中，提出最小可觉差（just noticeable difference）概念，后被费希纳称为“韦伯定律”（Weber's law）。莫尔魏德教授既讲授数学也讲授天文学，对颜色知觉同样感兴趣，并因对康德（Immanuel Kant）的颜色理论提出批评而得名，他最有可能是唤起其学生费希纳对主观视觉现象（subjective optical phenomena）感兴趣的人。

在大学后期，费希纳深受德国博物学家和哲学家洛伦兹·奥肯（Lorenz Oken）《自然哲学》（Philosophy of Nature, 1809）的影响。他说：“1820年2月，我发现了奥肯的《自然哲学》。我立即就被其第一章所深深吸引，尽管我没有完全理解它，而且继续阅读也没有真正明白，但是它却自此一直占据着我的思想……总之，我立刻就领会了一种综合和统一的世界观，并且开始研究谢林（Schelling）、斯特芬斯（Steffns）和其他自然哲学家。”[16]奥肯在《自然哲学》中指出：“［自然哲学］必须阐明世界从其初始无生命的发展阶段；它也必须阐明神圣的身体和元素是如何起源的，它们是如何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又是如何最终变成有机体并发展成为人类的。”[17]谢林在《关于自然哲学的一些观念》（1795）中指出：“自然界是看得见的精神，精神是可看得见的自然界。在此，我们内部精神与我们外部的自然界的绝对同一必须依赖自然界离开我们可能是怎样的问题之解答。因此，我们所有进一步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是自然界的观念。自然系统同时是精神的系统。”[18]奥肯和谢林等人的自然哲学使费希纳经历一次宗教—哲学转变，对其思想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甚至开始准备以自然哲学作为毕业后的职业。尽管他是牧师的儿子和外甥，但正是在大学时期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者”（complete atheis），从而背叛宗教思想。他在《简历》中写道：“我的医学学习使我确想变成一个无神论者，脱离宗教观点；我现在认为世界是按机械论运作的。”[19]

在某种意义上说，费希纳在医学院是自学成才的。随着学习的深入，他认识到学习医学是一种不幸的选择，因为医学院缺乏临床训练，以至于他没有机会练习对普通疾病的治疗，更没有机会单独做甚至是最简单的手术。当然，他也承认自己缺少做一名医生所需要的动手能力，注定不能成为一名临床医生。在做学生时就曾撰写尖锐的讽刺文章隐讳地表明过自己对医学的讨厌。1821年，他以“米赛斯博士”（Dr.Mises）的笔名发表《人是由碘素做成的证明》（“Proof that the Moon is Made of Iodine”）一文，讥讽当时医学盛行将碘素视为灵丹妙药。次年又以相同的笔名撰写《对当代医学和自然史的颂词》（“A Panegyric for Today's Medicine and Natural History”）。

费希纳通过必要的学业考试，获得医学学士学位，通过实习医生考试于1823年获得医学硕士学位和在医学院从事教学的相应证书；但他始终没有完成博士学位的论文，因而没有获得有行医资格的博士学位。正如他后来所说：“博士的头衔将赋予我有权力去从事内科、外科和产科的实践，而我却还没学会给动脉出血的人扎绷带，或者做接生这样最简单的手术。”[20]他在《简历》中也说：“我完成了我的医学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达到莱比锡大学医学院的中等成绩。我也撰写了学位论文，但没有完成必须完成的口腔预防研究。”[21]在其成名之后，他被莱比锡大学和德累斯顿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二、费希纳的学术历程

由于费希纳的目标在于学术前程，在获得硕士学位的同一年，他以拉丁文完成一篇题为《探讨一般机体论的前提》（1823）[22]的教职资格论文，其论文包含九个论题，其中第二个论题是：“心身关系之间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严格的平行论，即一个人可以完全理解这种关系，他人则可以建构这种关系。”[23]这个观点显然不仅预见了其心理物理学，也预示了其终身关注身心关系的问题。费希纳本来计划进行“谢林和奥肯的自然哲学观念”讲演，但写完教职资格论文后，他发现自己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清楚。他说：“我相信自己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还没有达到确定的目标。我绞尽脑汁，从黎明到黄昏，有时到深夜寻找深入而可靠的根据，但我从来都没有因我所取得的成就而快乐过。”[24]

所以，他因挫折而痛苦，因而完全放弃自然哲学而转向自然科学。他的这个决定尤其受到韦伯的生理学课的启发，声称他从中第一次了解了“正确的科学观念”。此外，经济问题也是促使其放弃自然哲学的重要原因。他在《简历》中写道：“在我读大学期间，除了刚开始时能得到我母亲的少量资助外，我靠少得可怜的奖学金和做家教的收入养活自己。最后我能够与鲍姆加滕（Baumgärten）和沃斯（Voss）出版公司取得联系，因而可以养活自己，并为我个人的物理学研究提供基金。这种有报酬的写作帮助我准备翻译和修订比奥特（Jean-Baptiste Biot）的物理学教科书。我以这种方式开始并不停地发生变化的科学活动，能够从那些努力所获得的研究中看到。”[25]

在《实验心理学史》中，波林根据费希纳的著述，将其一生划为如下几个阶段：“他当了7年的生理学家（1817—1824），15年的物理学家（1824—1839），卧病12年（1839—1851），14年的心理物理学家（1851—1865），11年的实验美学家（1865—1876），时断时续地当了至少40年的哲学家（1836—1879），最后11年，由于公众对心理物理学的赞赏和批评，这位耄耋老人又将注意返回到心理物理学（1876—1887）——总之，这70年记录了他对各种学术知识的兴趣和努力尝试。”[26]这一划分大致是合理的。

（一）物理学家（1824—1839）

1823年，费希纳以生动流畅、言简意赅的文笔编写了两本通俗的科学小册子：一本是关于逻辑学概论的，即《针对自学和学校授课的逻辑学要义问答手册》（Katechismus der Logik oder Denklehre bestimmt zum Selbst und Schulunterricht）；另一本是关于生理学教科书的，即《人类生理学的问答手册》（Katechismus oder Examinatoriumüber die Physiologe des Menschen）。他也开始大量翻译和改写法国科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1824年翻译的比奥特的《实验物理学基础》（Précis Élémentaire de Phyique Expérimentale）[27]，1825年翻译的泰纳（Louis-Jacques Thénard）的《基础化学论》（Traitéde Chimie Élémentaire）[28]。费希纳对这两部书都撰写了附加的卷本和额外的补充章节，特别是《基础化学论》的第4和第5卷几乎完全是他本人所写的。他的翻译工作量大得惊人。据波林统计，至1830年他已翻译12本以上的书籍，共约9000页[29]；另据海德尔伯格（Michael Heidelberger）统计，从1822年至1838年期间，费希纳的译作每年都保持着1500~2000个印刷页码[30]。他翻译和修订法国的物理学和化学教科书，改变了当时德国科学知识落后的局限，也正是这个翻译工作使他掌握了足够多的物理学知识，成名为一位物理学家，为他的教学和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正如他所写，翻译工作引导他“向下找到一条更精确的路径，我意识到这条路径正是科学领域中清晰、确定和创造的唯一之路……我扪心自问：比奥特把所有类似于光学现象的这样规律性和法则性排列的事物解释得如此清晰，而奥肯和谢林的方法能解释吗？后者几乎不是科学的方法”[31]。1827年，他获得萨克森政府的资助，访问巴黎三个月，拜访了比奥特、泰纳和安培（André-Marie Ampère），这些人的教科书他都翻译过。他也看望了生活在巴黎的哥哥克莱门斯，还顺道游览了向往已久的莱辛巴赫瀑布（Reichenbach Falls）[32]。

费希纳对最新物理学和化学的兴趣影响了其职业选择。1823—1824年冬季学期开始，他担任莱比锡大学医学院的讲师，讲授普通生理学和特殊生理学。由于他对比奥特著作的成功翻译和恰当编辑得到认可，《实验物理学基础》第二版又于1828—1929年出版，随后因物理学家吉尔伯特（Ludwig Wilhelm Gilbert）逝世，费希纳被任命为莱比锡大学的临时物理学教授，直到由布兰德斯（Heinrich Wilhelm Brandes）来接替这个职位。校方原初有意长期给费希纳这个职位，但世俗的观念致使此事搁浅，因为他太年轻了。在完成临时教授的定额工作量之余，他继续担任没有薪水的讲师，讲授电学、流电学（galvanism）、电化学、磁学（magnetism）、电磁学以及总论性的“物理学和化学的最新进展”。在1831—1832年冬季和夏季学期还讲授气象学。他还全心全意地研究柯西（Cauchy）[33]最难懂的数学，认为没有数学，物理学就不能取得任何成就。在那个时代，他对待物理学的这种态度在德国学者圈子中的确是不同寻常的。直到19世纪后半叶，数学方法还没有被德国物理学家引入并推进物理学的研究，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实验物理学则在这方面得到大力发展。1834年，物理学家和大学校长布兰德斯逝世，年方33岁的费希纳终于被聘为薪水丰厚的物理学教授，且享有终身津贴。1835年，他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德国第一个物理学研究所。

在从事翻译和教学的同时，费希纳还投身于物理学研究，主要侧重电学理论、电磁学和电化学研究。这是他非常多产的时期，从1827年起他开始发表自己大量的科学论文和著作。到了1830年，连译带著共发表了40篇以上关于物理学的论文。1829年，他出版《最新植物分析成果：附详尽的化学—物理学描述》（Resultate Der Bis Ietzt Unternommenen Pflanzenanalysen: Nebst Ausfürlich Chemisch-physikalischer Beschreibung）。1932年，他出版三卷本的《实验物理学大全》（Repertorium der Experimentalphysik）。这部书可以说是德国第一种物理学杂志，即1845年创刊的《物理学进展》（Fortschritte der Physik）年刊之前身。

费希纳最初从事电学实验，把翻译和写作的稿费用来购买实验器材，并开始研究欧姆定律。当时电流的性质刚开始为世人所知晓。欧姆（G.S.Ohm）在1826年为电流、电阻、电势能在电路中的关系规定了一个著名的定律即欧姆定律。费希纳是德国第一个认识到欧姆定律重要性的人，他以大量实验加以检验。他深入研究电流的极化效应（polarization effects of electric current），完成135个独立实验。1831年，他以这些实验为基础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论文——《论直流电量的计算》（“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s of the Galvanic Chain”），这篇论文成就了其物理学家的名声。1830年，他创办了《重要药物学报》（Pharmaceutisches Centralblatt），这一杂志至今仍存在。到了这个时期末，费希纳的研究第一次显露出类似心理学的兴趣：1838年有两篇论文讨论补色和主观色，1840年还有一篇讨论主观后像的著名论文。他对心理学的兴趣尤其是对主观后像的兴趣在其《心理物理学纲要》中十分明显地体现出来。但是总的来说，费希纳此时仍是一个有希望的年轻物理学家，具有德国教授的广泛学术兴趣。他继续发表讽刺文章，如《论天使的比较解剖学》（“Vergleichende Anatomie der Engel，”1825），1924年还以米赛斯博士署名出版一本《五角星花混合物》（Stapelia Mixta），该书是以米赛斯博士为笔名的文章的论文集。1830—1834年，他主编八卷本的《家庭百科全书：家庭实用生活知识手册》（Das Hauslexikon: Vollständiges Handbuch Praktischer Lebenskenntnisse Für Alle Stände: Erbsen U.Schoten-Hakenlilie），每卷800页至900页。他本人以散文般的文笔撰写了其中差不多1/3条目，例如“雕刻食物”、“布置餐桌”等。此项任务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向大学和政府请求推迟至1835年12月才正式就任物理学教授职位。他从1836年开始出版哲学著作。可见，他在这一时期的工作强度超出常规，取得的成果空前丰硕。

那时，费希纳是莱比锡大学令人欣羡的学术团体中的一员，他的好友、生理学家和解剖学家福尔克曼（A.W.Volkmann）在1837年前往多尔巴特（Dorpat）大学之前，也是这个团体的成员。1833年，费希纳迎娶福尔克曼的妹妹。婚后生活幸福，但未生育儿女。后来他的妹妹孔策夫人（Frau Kuntze）带着六个孩子来到费希纳家里居住。他的最大外甥约翰尼斯·孔策（Johannes Kuntze）过继给他做养子，后来成为大学法律教授和王室顾问，费希纳逝世后，他应养母之求为费希纳立传，于1892年出版了第一本费希纳传记《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米赛斯博士）》［Gustav Theodor Fechner（Dr.Mises）］。这也是后来所有费希纳传记的作者所依据的版本。同时，费希纳还积极参与莱比锡最好的知识分子圈子的社会活动。这个组织的中心人物是这个城市的音乐界人士——费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那时他是交响乐管弦乐队雷打不动的指挥家。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和费希纳的甥女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34]

经常作为出版家哈特尔（Härtel）[35]的客人参与到费希纳的讨论中。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纲要》中有关音调的章节显然体现了他早年对音乐的兴趣。

（二）卧病12年（1839—1851）

尽管费希纳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他却是一个有严重焦虑情绪的人。早在结婚之前他就饱受头痛的折磨，在其创造性工作的那些年里，他难以控制自己一直不停的思维，觉得思想在飞翔，不能集中注意力。他担心自己的健康，用他的话来说：“我头疼的状况已经很严重，布兰德斯教授的去世对我渴望莱比锡大学物理学教授敞开了道路，但我对申请这个职位感到非常不安。甚至在我被提名后，因为有特殊情况，我产生了放弃的念头。我觉得我没有能力胜任该职位。”[36]这个特殊情况毫无疑问指的是他即将来临的婚姻。他多年来一直在十分努力调停自己内部的冲突。他尝试通过旅游来恢复，但没有成功。他又尝试研究主观后像来克服自己的情绪问题和认知困难，他希望通过具体的实验研究来分散其无辔头的哲学沉思和思想的飘动。结果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老病未除又添新疾。正如他说：“因为做主观颜色现象实验，要求通过有色玻璃长时间看太阳，从天刚亮就进行大量辛苦的观察，不久我的眼睛受到损伤。大约到了1839年圣诞节，我完全不能用眼，甚至中断了我的大学演讲。”[37]之后他的情况变得更糟。他不能睡觉，变得抑郁，且讨厌上课。不得已他于1840年辞去物理学教授的职位[38]，拿着退休津贴退休。自此他成为一名自由学者。1845年，他完全康复，撰写了一篇关于其患病的报告，详尽描述了他用于治疗自己疾病的方法，后来收入约翰尼斯·孔策所写的《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米赛斯博士）》传记中。人们从中可以发现费希纳对其病史是清醒而冷静的。

费希纳的疾病令人费解，也成为莱比锡知识分子圈子内的谈资。他努力与病痛作斗争，只要条件许可，他先坚持在夜晚或阴天长时间散步，后来蒙着眼睛或带着特殊面罩去散步。在患病早期，他还通过写诗来寻找兴趣和克服心烦意乱。他的诗歌有浪漫的民谣、抒情或幽默的韵文和押韵的谜语。1841年，他以米赛斯博士署名出版了一本《诗集》（Gedichte）。诗歌似乎具有宣泄作用，也似乎被他用来作为回忆和重现过去曾带给他快乐的视觉经验的手段。其诗歌还具有幽默的意蕴，如他的长诗《蒲公英与猴子》（“Pug and Monkey”）或《老鼠的天堂》（“Mouse Heaven”）。他主要是为自己寻找快乐，并让朋友们知道他并没有失去一切。费希纳也努力通过各种传统的和尝试性的方法进行自治，如泻药法、电击法、洗眼法和蒸汽疗法、麦斯麦术（Mesmerism，即催眠术）和草药疗法。尽管这些自助方法没有给其病情带来任何改善，但至少没有进一步恶化。相反，由医生给他的强制性治疗效果并不好，他们给他用奇异的治疗方法即所谓的艾灸法（moxibustion），这是那个时代治疗消化不良、风湿病和其他疑难杂症的一种令人惊奇的疗法。艾灸法类似于起源我国的针灸疗法，直接在患者的皮肤上点燃少量的芳香植物，用这些外部刺激因素以一定的方式抵消内部因素。在费希纳看来，这种方法不但对治病没有帮助，而且还使其病情加重。他写道：“在1841年12月，以燃烧的医用圆桶连续三天放在我身上，我至今仍然留下伤疤。它不但没有达到治疗目的，反而令我更加痛苦。由这种治疗导致严重的感染和化脓，似乎耗尽了我身体剩下的所有力量。”[39]他指责这种野蛮的治疗导致其严重的进食困难。实际上他感到很饥饿，但却产生了愿意吃而怕不能消化的强迫性幻想。于是他拒绝进食，强制自己绝食使他几乎濒临死亡。他除了感到饥饿和眼瞎的极度痛苦，接下来一年他又遭受心理困扰的折磨，担心其心理能量全都被破坏了。

费希纳长期患病的第一个阶段终于在1842年2月获得奇迹般的转机。他母亲的一个女性朋友多丽丝·赫彻夫人（Mrs.Doris Hercher）梦见一种奇怪的食物，费希纳孱弱的身体可能有吸收功效。这种食物是由生山楂和香料末相混合，并经莱茵河葡萄酒与柠檬浸泡而调制出来的。1842年夏天，他的疾病出现些许好转，他重新开始写日记，用一种奇妙装置使他能在黑暗中写作，他还可以在阳光下逗留一会儿。费希纳又开始享受他人的陪伴，他最忠实的客人可能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洛采，洛采看过费希纳几乎所有的日记，花较长时间和费希纳安静地待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而不对其朋友说一句话。

1842年秋天，费希纳的病情再次加重。他的恐光症变得很严重，他只能待在完全黑暗的房间里，用百叶窗帘和厚窗帘布遮住窗子，房间的墙壁被涂成黑色。他与外界的交流是透过门上一个漏斗形状的小孔，这样的设计是阻挡光线进来。他还戴着特殊的布面具，裹着薄金属片，以阻隔令他痛苦的光线，从而不给他的眼睛带来任何压力。他极少离开其独立的房间，他保持沉默，对其亲戚或妻子都很少说话。只让其母亲在外为他朗读。他还出现胡思乱想，似乎非常害怕自己变成无望的精神病患者。他因为自己总是要不断地说出脑子里那些讨厌的想法而备受折磨。他曾非常详细地描述自己的这些症状：“我的疾病的一个主要症状是无法用自己的意志来控制自己的思想。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某个主题让我产生了兴趣，甚至只有一丁点儿兴趣，我的思想立马就会搅乱这个主题，这些思想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直到它们以言语的方式深深地钻进我的脑子里，而这会导致我病得越来越严重。我清楚地感觉到，除非我能够阻挡那些让人烦扰的思想洪流，否则，我的心灵就会迷失。那些最不重要的事情常常也会以这样的方式干扰我，常常会让我花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来摆脱这些烦恼。”[40]这表明他是一个非常熟练的自我观察者。

费希纳积极地与这些思想障碍作斗争。他认为，他最终的康复是因为他一直都顽强地坚持要控制自己的思想。他后来写道：“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心灵被分成了两部分——我的自我和我的思想。这两个部分彼此对立。思想试图战胜我的自我，将它推向通往奴役和疾病的道路……此时，我的心里所关注的不是思想，而是专注于不懈地尝试停止并控制我的思想。我常常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骑马的人，试图控制一匹在我面前已经失去了权威的马，或者，就像是一个遭到了人民反抗的王子，他正慢慢地召集各种力量和士兵来帮助他重获王国。”[41]

费希纳自己还开发了一种作业疗法（occupational therapy）来帮助他消磨时间，使他不那么焦虑。他说：“我寻求机械作业，我不需要用到眼睛和心灵就可以从事这些作业，这样，选择就会非常有限。我做绳子和绷带，制造蜡烛……缠毛线，在厨房里帮助分类清洗小扁豆，做面包屑，把棒棒糖碾成糖粉。在我自己家里以及在我每晚都要去的妈妈家里，我还削胡萝卜皮，并把它们切碎。”[42]

费希纳说，他之所以没有自杀，是因为妻子对他的挚爱照顾以及他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他相信，在这个世上他所受的痛苦是有意义的，他的疾病对未来生活而言非常重要。他曾说过：“我一千次地希望自己死了。事实上，我本来早就自杀了，但却深信，这样一种罪恶并不能让我得到什么，我必须在以后的生活中弥补所受的一切痛苦……有时候，我在想我当前的这种状况是不是仅仅只是一种作茧的状态，破茧后，我就可以重获力量来投入生活。”[43]

1843年8月，费希纳的疾病到了临界点。这个时候，他因为这样一种想法而深感恐惧，他觉得自己的痛苦永无止境了。他这样安慰自己：上帝像工作一样，对他的考验不会超出他的忍耐范围，他需要背水一战。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慢慢地重新产生了对生活和周围世界的兴趣。那个夏天，生活中所有快乐的声音——孩子们的嬉戏声、来访朋友的声音、月光照耀下花园里传来的歌声，这些都帮助他重新获得了生活的希望。他开始再次开口说话，如他自己所说，他学会了在句与句之间停顿，于是又能讲话了。同时他也发现，只要他不过分努力，头就不会疼。同样，他此时还发现自己可以短时间地睁开眼睛，而不感到疼痛了。他开始逐渐地增加与朋友、亲戚的社会交往。1843年10月5日，费希纳一早就走进花园散步，这是很多个月以来的第一次。他说：“我清楚地记得，在我遭受多年严重眼疾之后，第一次走进满是鲜花的花园的感觉。这种景象似乎比人们通常所能体验到的更为美丽。每一朵花都用其特别的光亮照射着我，就好像它在将自身的光投射进世界的光中。在我回到光线昏暗的房间后，花园的印象还一直伴随着我。那一刻，房间变得更明亮、更漂亮了，而我立马觉得要将一种内在的光感知为花丛中这种光的源泉。来自花丛的颜色影响了我的心灵。我毫不怀疑我已经发现了花的灵魂，并以一种奇怪的着魔心态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位于这个世界甲板背后的正是这个花园。对于那些仍在外面等待的人来说，整个地球都只不过是围绕这个花园的栅栏。”[44]

在这本《心理物理学纲要》第一卷中有一些段落明显体现了费希纳对其健康的十分担忧。我们知道他在担心其脾脏（“……一种芥末膏似乎减轻了我的疼痛”），他每天测量自己的脉搏，担心他的眼睛过度劳累。他在书中告诉我们在完成重量提举实验后的一些典型身体感受：“……血液涌向头部，由于早期的损伤，头部是我比较脆弱的一个部位……”他始终都是一位科学家，他继续分析他的感觉：“这种头疼的感受本身是一些我无法准确描述的感觉，以及我持续性遭受严重的耳鸣。”[45]

当费希纳又一次勇敢走进花园看到鲜花时，立即产生了《南娜[46]：或论植物的心灵生活》（Nanna-oderüber das Seelenleben der Pflanzen, Dr.Mises, 1848）这本书的思路。在经历了花园中的高峰体验后，他很快就完全恢复了健康。他再一次享受起了美食和朋友的相伴。他重新开始了每天轻松的散步，更为重要的是，他再次开始投入写作和研究。不过用眼困难和周期性头痛没有痊愈。

在费希纳的治疗史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很可能是：他的康复主要是自我激发的。他积极主动地与自身严重的情绪问题和认知问题作斗争，并因此重获希望。在这样的背景下，费希纳必定算得上是少数杰出人物当中的一个，这些人（比如歌德）都详细地报告了自身所遇危机的特征与结果，更具重要意义的是，他们还都想出了治疗的方法，并成功地实施了治疗。虽然很长时间以来，弗洛伊德和他的门徒一直宣称，费希纳是他们的自己人，但有趣的是，费希纳的自助方法却不强调内省（introspection），而是聚焦于具有整合效应的行为活动。

后来其他人尝试诊断和描述费希纳的疾病。1894年，莱比锡的神经病学家、费希纳的朋友莫比乌斯（Paul Julius Möbius）认为，费希纳患的是痛性运动不能症（akinesia algera），“缺少移动性，是由于没有真实痛苦原因的痛苦活动”，外加神经衰弱前史。1925年，精神分析师赫尔曼（Imre Hermann）从精神分析的观点解释费希纳的疾病，猜测这是一种未曾治愈的俄狄浦斯情结冲突（Oedipus conflict），并将之解释为“子宫退行”（intrauterine regression）问题。这个分析看起来是表面性和有疑问的。1970年，精神病学史家埃伦伯格（Henri F.Ellenberger）认为，费希纳的疾病“可能是由于视网膜损伤导致的重度神经症性抑郁和忧郁症候”。1976年，心理学家布林格曼（Wolfgang G.Bringmann）和巴兰斯（William D.G.Balance）将费希纳的疾病解释为“具有明显的抑郁性、强迫性和忧郁性的混合性心理神经症”。1991年，医学史学家克里斯蒂娜·施罗德（Christina Schröder）与临床心理学家哈里·施罗德（Harry Schröder）把费希纳的疾病诊断为“带有轻度躁狂和躁狂后变异的抑郁性精神病”，是慢性的过高要求和疲劳引发的。[47]心理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早年则指出，费希纳患的是“习惯性神经症”（habit-neurosis）。

传统的观点一直将费希纳的身体衰弱归因于过度疲劳，尤其是他为写大量的出版物和研究而作出的努力。他的视觉损伤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一种额外的高强度压力。相反，我们的观点是：他的强迫倾向和如此拼命工作的倾向是为了控制自己的焦虑。他之所以会突然出现更为严重的障碍，是因为他的视觉损伤使得他无法工作，而这些工作是他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用来作为有效防御机制的手段。[48]当然，诱发因素有很多。他过高的成就需要永远都不可能得到满足，虽然他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功，但还是深感挫败，一点都不满意。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对父亲的强烈认同（他父亲在跟他差不多年纪的时候也患上了严重的疾病，拖了两年就去世了），这种强烈认同使费希纳对自身的健康问题作出了恐慌、绝望的反应。近期关于成年生活发展阶段的研究表明，34到43岁是中年危机时期，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个体会突然产生这样一种情绪觉察，即死亡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事实上它正不断靠近。这是生命中一个不安定的时期，此时，价值观会遭到质疑，早年被他放弃的自然哲学的同一性问题也会再次被翻出来。费希纳是在被任命为教授之后不久进入这样一个阶段的，当时他的身体正在康复。这样的中年危机常常会开创一种更为自主、更具创造性的生活方式。费希纳带着一种使命感和一种性格的蜕变，走出了中年危机。[49]相比于他早期的作品（这些作品深受出版商之要求和他自身维持生计之需要的影响），费希纳余生所发表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是致力于探讨他理智上感兴趣的问题。这些后期的作品在风格上也有了显著的不同。我们发现，与他早期科学研究作品往往作过多说明的枯燥风格不同，他后期的作品结构控制得很好，有时候，甚至是在探讨最为专业的主题时，我们也能发现一些抒情的段落，这种风格在以前费希纳的纯文学作品中是完全禁止的。细细品读一下他生命中后44年间的作品，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这场危机一直都被人们视为“富有创造性的疾病”了。[50]

在停滞了六年之后，于1846年在莱比锡大学再次定期进行讲演时，费希纳并没有接受报酬。他觉得，自己的义教是回报给他的津贴。他没有像过去一样做一些物理学或其他分配给他的主题讲演。相反，他涉及的主题都是与他当前的研究和写作项目相关的，如心理物理学、美学以及任何当时感兴趣的东西。事实上，他似乎是将这些备受喜爱的讲演当做一种手段，来尝试他的观点，并在发表之前得到一些反馈。

自40岁以后的10年间，是他的著述贫乏时期。他以“米赛斯博士”署名，于1841年出版一部《诗集》，之后又发表几篇论文。这一期间出版的其他著作还有《南娜：或论植物的心灵生活》、《论至善》（Ueber das höchste Gut, 1846）[51]、《谜语小书》（Riddle Booklet, 1850），《谜语小书》在其有生之年重印四次。

（三）哲学家（1836—1879）

费希纳作为哲学家的生涯始于1836年以“米赛斯博士”笔名发表的《论死后生命小书》（Das Büchlein vom Leben nach dem Tode）[52]，此时他正处于物理学生涯的顶峰时期。他写这本小书初衷是为了安慰一位刚刚亡妻的朋友。他认为人的生命不是一次，而是三次。第一次是原始的睡眠状态，第二次是我们都熟悉的生命，最后是不朽的生命。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詹姆斯认为这本小书是费希纳的写作天才的最好明证，这本书后来也的确成为费希纳最畅销的一本书，最近又再次重版。费希纳患这场大病的主要结果是加深了他的宗教意识及其对于灵魂问题的兴趣。因此，对于他这样一个深喜理智生活的人，很自然地就转向了哲学，加重了其人文主义的色彩，而这种色彩本来就是其人格特性之一。他病后的哲学著作首推1848年出版的《南娜：或论植物的心灵生活》，该书是讨论植物心灵的著作。费希纳在科学唯物论时期，甚至在达尔文（Charles Darwin）尚未提出动物心灵的问题之前，就主张植物的心灵生活，这未免在科学界招来诸多非议，但那时费希纳自认为负有一种哲学使命，决不能保持沉默。他受到唯物论的干扰，这从他1836年发表的《论死后生命小书》中可推知。他对于灵魂问题的哲学解释，在于承认心物的一致，并且主张整个宇宙均可视为有意识的，这个观点他后来称其为“光明说”（day view），至于把宇宙看成无生命物质的观点则被称为“黑暗说”（night view）。植物意识的证明，只是这个计划中的第一步。

三年后，费希纳发表一部更重要的哲学著作《〈阿维斯陀经〉[53]注解或者论天堂与来世：来自沉思自然的观点》（Zend-Avesta, oderüber die Dinge des Himmels und des Jenseits: Vom Standtpunkt der Naturbetrachtung, 1851）[54]。费希纳的主要用意，是欲使此书成为一个新“福音”。书名的意义实即“上帝的启示”。在他看来，意识弥漫于宇宙之内。“我们的母亲”——地球——与我们相似，但比我们更完美。灵魂是不死不灭的，且万物皆有意识，唯物论者便不能排斥灵魂了。费希纳的论点是不合理的，他渴望说服他人，借助于似是而非的比拟发挥其主题。这种推论，除了他的态度认真严肃以外，就是有几分类似他早年以“米赛斯博士”署名发表的《论天使的比较解剖学》（1825）的讥讽文章。费希纳在这篇文章里，认为天使作为最完美的存在，应为圆形，因为圆形是最完美的形状。他认为，自然界就像一个圆，从里外看都是同样的圆。费希纳可以被认为是认识论上的双重一元论者（a dual-aspect monist）和形而上学上的泛灵论者（panpsychist）。但是费希纳在《〈阿维斯陀经〉注解》一书中的论述却是十分严肃的。十分奇怪的是，该书附有费希纳心理物理学的研究计划，因此就与实验心理学有着承接关系。

费希纳后来在1861年的《论心灵：透过有形世界发现无形世界》（Ueber die Seelenfrage: Ein Gang durch die sichtbare Welt, um die unsichtbare zu finden）一书中说道，他自己曾四次呼唤仍未被唤醒的沉睡的社会。“我现在，”他继续写道，“第五次大声疾呼，‘觉醒吧！’。如果我还活着，我还会呼唤第六次、第七次，并且一直呼唤下去。”他在1863年出版的《信仰的三种动机与理由》（Die drei Motive und Gründe des Glaubens, 1863）一书中作了第六次呼唤。1879年，即冯特在莱比锡成立心理学实验室开始研究的那年，费希纳出版《光明说与黑暗说》（Die Tagesansicht gegenüber der Nachtansicht, 1879），以其“光明说”与“黑暗说”向睡梦的世人，作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呼唤。那时候他已经78岁了。从1836年到1879年间共出版八本哲学著作。除前面提到的六本，还有《关于有机体创造与进化史的观点》（Einige Ideen zur Schöpfungs-und Entwickelungsgeschichte der Organismen, 1873）、《对自然力学说及其倡导者最后时光的回忆》（Erinnerungen an die letzen Tage der Odlehre und ihres Urhebers, 1876）等。这些哲学著作表明了费希纳对自己的“福音”有着持久且广泛的信仰。可是社会即使在费希纳呼喊到第七次时，仍旧没有觉醒。不过他的哲学颇有些引人注意，这些著作后来也多数再版行世；然而费希纳仍以心理物理学家，而非以负有使命的哲学家而名留后世。

（四）心理物理学家（1851—1865）

作为一代物理学家，费希纳一方面从哲学上探讨心物作为看待宇宙中万物的两种不同方式，另一方面给这个思想以具体的经验论形式用以证明当时唯物的理智论。所以费希纳认为，这个新哲学需要一个牢固的科学基础。由于致力于泛灵论（panpsychism），认为自然中所有一切都具有心灵，同时排斥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他对于心理世界与物理世界的关系采取了一种双重一元论的观点。双重一元论认为，心理和身体是同一个存在物的两个方面。他提出，就像一条曲线上每个点都可以用凹面和凸面来描述一样，自然界中的一切也可以很容易从心理视角和生理视角来看待。换句话说，心理和生理是个体经验自然界的两个方面。考虑到自然界的两面性，紧接着出现的问题便是其心理方面和生理方面之间存在的函数关系。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费希纳设计出了心理物理学方案。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这项任务一开始根本不是要找到一个心理测量的单位，而是要寻求生理方面和心理方面之间的函数关系，以精确地表达它们之间整体的相互依赖性。”[55]

不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费希纳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测量心理过程的强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物理过程（物理过程是外在的、公开的、客观的，可以进行直接测量）不同，心理过程是内在的、隐秘的、主观的，不能直接进行测量。不管怎样，必须发展一种间接的方法。据他的自述，1850年10月22日的早晨，他躺在床上思考这个问题，突然有了一种洞见，得到了整体纲领性的解决方法。他认识到，心理强度的相对增强可以根据其所需身体能量的相对提高来进行测量。事实上，这一洞见明确了心理物理方案，他将之写成《数学心理学的新原理大纲》（“Outline of a New Principle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一文，后收入《〈阿维斯陀经〉注解》（1851）一书的附录。

这个方案尚需付诸实施，费希纳便开始这方面工作了。在接下来的10年中，哲学家费希纳并没有失去物理学家费希纳对实验的关心。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发展测量方法，还确立了说明测量一般问题的数学公式。他完成了有关举重、视觉亮度、触觉及视觉距离的经典实验。费希纳开展这个新领域研究的基础是恩斯特·海因里希·韦伯于1846年的一项实验发现[56]和许多感官生理学家的研究方法。他的朋友兼妻兄福尔克曼对他的实验帮助颇多。其他资料尤其是星体的大小分类也都可以证明其中心论点。韦伯注意到，在许多感觉系统中，刺激（德语词是Reiz，公式中用R表示）的最小可觉差是一个固定的比例。换句话说，我们能够注意到一个刺激（例如，光、声音）的比例变化，而不是该刺激强度增加或降低的绝对值。在19世纪50年代，费希纳将这一实验发现提升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观点。他以数学的方式整合了韦伯提出的关系：ΔR/R=C，其中ΔR代表差别阈限，R代表刺激的强度水平，C代表固定的比率即一个常数。费希纳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刺激量按几何级数增加而感觉量则按算术级数增加，并进一步推导出一个对数公式：S=klogR，其中，S为感觉到的刺激量，R为实际刺激强度，k为常数，log为对数。费希纳称之为“韦伯定律”或“测量的基本公式”。其实，韦伯本人并不曾指出他的定律的重要性，而且可能只是模糊地看到这个定律的一般意义。韦伯谈到这个比例似乎是刺激的增加，并又将他对触觉的研究结果扩展到视觉及听觉范围，但他并未系统阐述这个特殊的定律。正是费希纳后来认识到自己的法则，实质上就是韦伯的研究所证明的，也正是费希纳给出了这个经验关系的数学公式，并称之为“韦伯定律”。后来人们将费希纳出于谦逊态度所称的“韦伯定律”改名为“费希纳定律”，而保留韦伯定律这个名称，主要是因为韦伯的这个简单陈述：一个刺激的最小可觉差与这个刺激的比例是一个常数。费希纳后来也声称这个观点并没有受到韦伯结果的启示，他提出心理测量可能性的基础并不是韦伯定律的有效性：“从原则上说，[感觉的可测量性]与韦伯定律没有什么关系。”[57]这些研究历时七年而未发表。其后于1858年和1859年先后发表两篇预期性短文，到了1860年，他在实验心理学领域最具创新性的著作——《心理物理学纲要》中发表了十年努力的结果。这本书要探讨“一门心身互相依存关系函数的精确科学，从更为一般意义上说，它是一门关于身体世界与心理世界、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之间关系的精确科学”[58]。

如果说这本《心理物理学纲要》震动了沉睡的世界，那是不公允的。实际上当时费希纳是不为人们所欢迎的。他的《〈阿维斯陀经〉注解》以及类似的著作引起科学家对他的厌恶，他也从未以哲学家著称。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这本书日后会重要起来。不过，这本书也没有引起众怒。它是有学术价值的，并有良好的实验和数学基础。尽管不免有一些哲学上的偏见，但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其他领域的科学家，则对这本书所有最重要的方面表示了关注。甚至在这本书未出版之前，费希纳在1858年发表的论文就引起了赫尔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和马赫（Ernst Mach）的注意。赫尔姆霍茨于1859年对费希纳的基本原理有所修正。马赫于1860年开始在时间知觉方面验证韦伯定律，并于1865年发表其结果。冯特于1862年出版的第一本心理学著作及1863年出版的心理学著作[59]中，力赞费希纳研究的重要性。福尔克曼在1864年发表了几篇心理物理学的文章。奥贝特（Aubert）于1865年质疑了韦伯定律。德勃夫（Delboeuf）于1865年受费希纳的鼓舞，开始其对于亮度的实验，后来对心理物理学的发展贡献颇大。维洛特（Vierordt）在《心理物理学纲要》的影响下，于1868年也开始从事时间知觉的研究。伯恩斯坦（Bernstein）于1868年发表的辐射说（irradiation theory），间接参考了赫尔巴特的阈限定律，而直接基于费希纳的讨论。《心理物理学纲要》虽然没有引起轰动，但它获得了学界的关注，已足以使其在新心理学中占据一席之地。

（五）实验美学家（1865—1876）

费希纳为其哲学理论奠定了科学基础，准备转向其他领域，却一直惦记着其哲学的中心主题。那时他已60多岁了，人到了这个年纪，很可能受其兴趣的支配可能性较大，而受其事业支配的可能性较小。于是引起他这个多面手关注的下一个主题是美学，他以刚刚过去的十余年时间研究心理物理学，现在要以十余年光阴（1865—1876）研究美学，这十余年一结束，费希纳已75岁了。

如果说费希纳“创立”了心理物理学，那么他也“创立”了实验美学。他在美学这个新领域的第一篇论文于1865年发表，是关于黄金分割的问题。自1866年至1872年，他又发表了12篇论文，它们大多讨论两幅荷尔拜因（Hans Holbein）的圣母玛利亚像（Madonnas）。德累斯顿和达姆施塔特（Darmstadt）两地均藏有圣母像，传说均为荷尔拜因所画，虽细节不同，但非常相类。这两幅画引起了很多争论，费希纳也参与其中。其争议观点如下：达姆施塔特的圣母像展示了圣子耶稣基督。德累斯顿的圣母像则展示了一名病婴和一副诚心祈求的场面，也许是荷尔拜因应某一家庭的请求，将一已经夭折孩子的肖像画在上面。因此才引起了对这两幅画的意义以及真假问题的争议。究竟哪一幅是荷尔拜因的手笔，而哪一幅又不是呢？专家们的意见并不一致。费希纳采取公正的态度，倾向于认为它们可能都是真的，假使荷尔拜因要表达两种相似却又不同的观念，他就有可能画成两幅相似而又不同的画像。最后，究竟哪幅画作更为美丽，也存在争议。这后面的问题，与人们的判断相关，因为几乎每个人都会认为真迹中的圣母玛利亚像一定更美丽。费希纳试图用“实验法”解答这些问题，他选择了吉利的时机将这两幅圣母像同时展出，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他于画作旁放置一签字册，请参观者写下他们的判断性意见；然而这个实验失败了。参观者超过了1.1万人，但只有113个人发表了意见，而且这些意见大多不可用，或因未遵从实验者的指示，或因为是艺术批评家或是其他知道这些画像来龙去脉且已经形成自己独立判断的人给出的。然而这种实验的理念是值得赞许的，可被视为情感及美学实验研究中印象评价法的开端。1876年费希纳出版了《美学导论》（Vorschule der Aesthetik），这是他对美学研究的封笔之作，也是奠定实验美学基础之作。此书对于各种问题、方法及原则的讨论，与《心理物理学纲要》一书一样彻底。

关于费希纳的实验美学思想的具体内容，请见下文。

（六）生命的最后暮歌（1876—1887）

早在19世纪70年代，费希纳患了眼疾。1873年第一次做一只眼睛的白内障手术，次年又做另一只眼睛的白内障手术。1876年做斜视手术，次年再次做白内障手术。随后接受在莱比锡大学的演讲工作。尽管身患疾病，但他仍保持其社交生活和学术写作。他每周都有一群朋友论争和讨论最新的思想。参与者有韦伯三兄弟、他的妻兄福尔克曼、宗教哲学家魏瑟（Christian Hermann Weisse）、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洛采和天文学家措尔勒（J.K.F.Zöllner）。费希纳与他们激烈论争他感兴趣的主题的各种观点，却没有任何个人敌意。他是众所周知的机敏之人。正如冯特后来写道：“也许在其生活中没有人比他更能战斗，但的确相比他人而言他没有敌人。”[60]他也与那个时代重要的科学家赫尔姆霍茨、维洛特、马赫和普莱尔（William Preyer）等人进行广泛的通信。

毫无疑问，费希纳在其心理物理学和美学的主要著作出版以后，假如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他是绝不会重返这两个领域的。费希纳在研究美学时期，心理物理学立即引起人们的研究和批评，并在新心理学中逐渐重要起来。1874年，即冯特出版其《生理心理学原理》（Grundzuge der physiologischen Psychologie）的那年，费希纳针对德勃夫《心理物理学研究》（Étude Psychophysique, 1873）作一短评。次年冯特来到莱比锡大学。接下来，费希纳完成了美学的研究，后又转向心理物理学，他于1877年出版了《论心理物理学》（In Sachen der Psychophysik）一书，这本书对他《心理物理学纲要》中的观点做了一点增补，最后于1882年出版了《心理物理学的修正》（Revision der Hauptpunkte der Psychophysik）。这是一本重要的著作，费希纳意在以此书取代其《心理物理学纲要》，这本书多年前已经绝版了。他在书中既回应了人们对他的批评，又力求满足他对实验心理学的一些不可预料的需求。此后几年，他又发表了六篇关于心理物理学的论文，特别是他去世当年在冯特主编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Studien）杂志上发表了他关于心理物理学的“临终遗言”，即《关于记忆表象的心理生理某些思考》（“Some Thoughts On the Psychophysical Representation of Memories”）这篇非常重要的论文。但多年来这篇文章却只被引用过一次。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在今天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不被人知的。此外，他还受萨克森皇家科学学会委托开始撰写又一部重要著作《集合测量理论》（Kollektivmasslehre），该书将概率论运用到统计和测量中，但这本书在其生前并没有完成，后由冯特的学生苏黎世大学教授里普斯（G.F.Lipps）于1897年完成。

1884年，费希纳被授予莱比锡市荣誉市民称号，并于1887年11月18日逝世，享年86岁。冯特在其葬礼上致词，给予他很高评价。正像他在《论死后生命小书》中声称的那样，他的生命的痕迹在子孙后代身上延续，进入宇宙之中，是他的人生华章之一。总之，费希纳在莱比锡度过了70年平静的学者生活，坚守着自己的家园，进行着各种伟大的思想冒险，并勇往直前。

三、《心理物理学纲要》的主要观点

费希纳在1860年出版的《心理物理学纲要》分为两卷，第一卷为“外部心理物理学”（outer psychophysics），主要研究刺激与感觉之间的关系；第二卷为“内部心理物理学”（inner psychophysics），主要研究大脑过程（神经兴奋）与感觉之间的关系。他在第一卷的第二章“心理物理学的概念与任务”中明确指出：“心理物理学从字面上看和心理学、物理学相联系，它一方面必须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要给心理学提供数学基础。外部心理物理学从物理学中借用辅助工具和方法论；内部心理物理学则更多地倾向于借助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知识，特别是神经系统的知识……然而不幸的是，内部心理物理学目前还没有很好地利用相关领域内细致的、准确的、有价值的研究结论。无疑，一旦这些研究（以及其他那些与其结论相左的研究）能达到一个共同的认识层面并且可以互相强化的话，内部心理物理学就可以利用这些研究结论。但目前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这告诉我们，一个理论只有在它不完备的情况下才能发现其自身的问题。我们打算从以下角度来挑战我们自己的工作：在发现与心理活动直接相关的身体加工过程的方法之前，我们就能够从某种程度上确定它们之间的量化关系了。感觉依赖于刺激，一个更强烈的感觉依赖于一个更强的刺激，但是刺激只有通过身体一些内部过程的中介作用才能产生感觉。我们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和刺激之间的定律关系必须包含刺激和身体内部活动之间的定律关系，这种内部活动遵循身体加工过程间交互作用的一般定律，且为我们得出关于内部活动本质的一般结论提供了依据。的确如后面的内容所显示的那样，尽管我们忽略了心理物理学加工的具体本质问题，因为这些因素涉及一般心理活动间更重要的关系，但是我们仍然形成了一个基础，它在一定范围内，允许我们对这些基本事实，以及这些界定内外心理物理学间关系的定律，进行确定和充分的构思。”[61]相比外部心理物理学，费希纳更重视内部心理物理学。他晚年在《心理物理学的修正》（1882）一书中指出，心理测量只有在外部心理物理学领域才有可能进行。因此，外部心理物理学是确切阐释支配身心之间函数关系精确的、量化的规则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尽管没法回避心理测量，但它仅仅只是一种工具，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个目标。外部心理物理学仅仅只是“生理学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附属物”[62]，真正的心理物理学是内部心理物理学。

不幸的是，在费希纳生前和身后，其外部心理物理学的实验和测量方法因作为实验心理学的启肇广为人知，而他认为更重要的内部心理物理学却不为人所知。多年来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对“外部”与“内部”心理物理学所作的重要区分，直到他逝世100年之后，才有极少数心理学史学家想起他的内部心理物理学。当今的心理物理学家也只重视第一卷的内容，感兴趣的是他对感觉强度的测量，而不关注第二卷所讲的“函数关系”和“身心之间的关系”。现今大多数心理物理学教材甚至都没有提到过内部心理物理学，而那些提到内部心理物理学的教材也没有抓住其全部内涵。[63]英语世界对其心理物理学的误解，可以借用费希纳的“外部”与“内部”术语来解释。从外部原因来说，他的《心理物理学纲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最初主要是通过波林《实验心理学史》的介绍。但波林的评价根据的是心理学历史发展的观点：量化和实验工作才是最重要的贡献。波林在《实验心理学史》中重点介绍了第一卷的内容[64]，对第二卷只寥寥数笔带过[65]，甚至对心理物理学的核心定义也只引用第一部分，而忽略第二部分。《实验心理学史》影响很大，至今仍是美国标准的心理学史教科书，后人大多是依据它来介绍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的。再者《心理物理学纲要》至今只有第一卷被译成英文出版，第一卷讨论的是外部心理物理学，第二卷讨论的是内部心理物理学，后者至今也没有英文版。从内部原因来说，第二卷要用第一卷的实验方法阐明其泛灵论的科学哲学观、世界观以及宗教信仰，其中的一些观点在其生活的年代是令人陌生的，也是现在的读者难以理解的。很少有读者认识到费希纳如何用内部心理物理学将其技术成就与精神主题紧密联系起来。由于这些原因，费希纳“不为人所知”，因为他的内部心理物理学不为人所知。因此，我们要纠正当代“费希纳形象”（Fechner image）中的这个根本错误。

在费希纳一生中，他的内部心理物理学一直没有被重视，而今天，它几乎已经完全被人遗忘。那到底什么是内部心理物理学呢？[66]内部心理物理学作为一门研究与心理活动最为接近的相关活动的科学，非常接近今天的“生理心理学”。我们且看他的《心理物理学纲要》第二卷的主要内容，就非常清楚其内部心理物理学究竟是什么了。

《心理物理学纲要》第二卷包括22章内容，举例如下：第36章从外部心理物理学到内部心理物理学的转向；第37章论心灵的位置；第38章韦伯定律的应用与内部心理物理学阈限的存在；第39章内部心理物理学阈限的普遍意义；第40章睡眠与觉醒；第41章部分睡眠与注意；第42章一般意识及其特殊现象之间的关系：波动模式；第43章感觉现象与表象现象之间的关系；第44章关于后像与记忆表象、记忆后像、感觉回忆现象、幻觉、错觉、梦之间关系的观察与评论；第45章心理生理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世界的心理生理结构、心理物理学与自然哲学和宗教的联结点；第46章关于心理生理过程本质的问题。

费希纳在第36章中写道：“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研究、结果、准则从本质上说都属于外部心理物理学领域；只有在很偶尔的情况下，我们才触及内部心理物理学的那些领域。不过，正如我在前面极力主张的，外部心理物理学仅仅只是更具深远意义的内部心理物理学的基础和准备。”[67]在费希纳看来，内部心理物理学不仅仅是心理学与生理学之间的一门临界学科。他认为，所有的心理现象都是有机体的生理过程“带来的”。应该将心理现象放到与“带来”它们的生理过程之间的关系中进行考察。因此，他的内部心理物理学实际上与他的心理学是一样的。

费希纳在第37章中评论了当时流行的大脑和心灵研究文献所不关心的心灵的终极元素，并提出“心理的广泛位置”的一般结论。他说：“在这一生中心灵的保存并不是以某个特定点的保存或最小的身体粒子的保存为基础的，而是基于相互补充的身体所有部分和活动与到一定限度后相互置换之可能性的联合作用。因此，这里所讨论的心灵的更大位置要到全身去寻找。”[68]在第38章和第39章中，费希纳讨论了韦伯定律的基本地位和严格的有效性，也讨论了内部心理物理学中的阈限和最小可觉差的重要性。韦伯定律提出的感觉阈限是特别有用的，它提供了意识与无意识的分界点。假如这种阈限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费希纳就设想了阈限之下的动力活动。从第40章到第44章，费希纳探讨了睡眠、觉醒、注意等有趣的心理现象，它们反映了基本的心理生理过程和阈限的作用。除了文献研究，他还提供了关于注意、失眠、做梦、阈限状态、记忆后像、后像、幻觉、错觉等精细的内省报告。这些报告有的来自他本人的经验，也有的来自其同事甚至其妻子告诉他的经验。这些报告尽可能广泛涵盖各种心理现象和状态。像他做外部心理物理学的刺激实验那样，他并没有提供任何控制实验，而是用归纳原理来组织人们对内部心理经验的理解。

在第42章，费希纳提出波动模式：“假设一个人所有的心理生理过程就像波浪，那么，这些过程的质量就可以用波浪高出水平线或水平面的高度来描述，而每一个心理生理运动点就构成了一个纵坐标……有意识过程的整个结构和整个操作都取决于现有的发展形式和随后的发展形式，即这个波浪的起起落落，虽然每一时刻的意识强度取决于其各自的高度。在某个时候，波浪的高度必定会以某种方式超过某个特定的限度（我们称之为阈限），这只能在意识之前，否则个体就会醒过来。这个波浪被称为整个波浪、主波或完整的波浪，而相对应的阈限被称为主阈限……现在，让我们描画一下一个缓慢来回晃动的波浪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的运动，同时，依据我们的活力的一般状况和我们关注的方向来改变波浪最高点的位置——我们称这个为低波（underwave）。我们的特殊意识现象所依据的较短时间的运动，用小一点的波浪来表示，它们一般在低波之上——我们称这个为超波；随着超波的改变，它们会渗入低波的上半个区域，一旦低波被超波改变，就成了整个波浪或主波。短时间运动的力量越大（晃动的幅度），波峰就越高（波峰代表的是低波以上的部分），嵌入其中的谷底就会越深，当然这得依据其运动的方向是与低波的方向一致还是相反。正是通过这些起起落落（从其本质而言，它们必定会超过某一特定的大小限制——我们称此为上阈限），任何与它们相关的特殊现象才能进入意识。通过这样的图式，我们只要用图表就可以描述以上言语所表达的内容，即一些特殊的意识现象取决于特殊的周期运动形式，这些周期运动形式通常被视为更为一般的周期运动形式的变式（意识的一般状况与运作往往取决于这些运动形式），这些特殊的过程，就像整个过程一样，也有其阈限。”费希纳甚至把心理活动的这种周期现象与更大的宇宙系统联系起来。在他看来，不仅人类的心理生理运动体系，而且所有陆地生物的运动体系都要服从于一天的周期，因为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是24小时。此外，地球可以分成多得数不清的部分，这些部分也有它们各自的特殊周期运动：海水的潮起潮落，大气的时雨时风，有机体的内在循环等。虽然事实上这些部分也要遵从于地球的旋转规律，但是，什么都阻止不了我们去单独地理解、论述地球的这些一般性的周期运动，以及各个部分的特殊的周期运动，或者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并以一定限度来对它们做出论述。尽管这些例子（不是从心理生理体系中选出的）本身不能证明心理生理体系的什么内容，但它们表明，根据大量可能性的一般规律，如果我们在心理学体系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原理，那也不必感到特别惊讶。因此，鉴于现实往往会揭示一些相应的关系，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运用我们的图式。[69]

在第45章，费希纳反思了心理物理学与自然哲学和宗教的联结点，阐明了其波动模式的最深远的特征。他认为，我们的主波（我们的主要意识正是依赖于此）会产生一些波浪，我们的特殊意识现象就取决于这些波浪。但是，我们的主波也可以被认为是某个更大主波的超波吗？如果物理学上的波可以这样运作，那为什么心理物理学上的波就不可以呢？这样，地球体系的整个活动就可以用我们这样一种图式来表示为一个较大的波，而单个有机生物的活动体系仅仅是它的一部分，即超波。同样，天体的活动体系也只是大自然整个过程的一般体系的超波。我们内心进行的阶梯式的建构，同样也发生在我们外部。因此，如果我们内心的超波（即我们独特的意识现象的基础）只是在我们自己的阈限之上是不连续的，但在我们的主阈限之上是连续的，那么，这些主波（即我们的主意识的基础）也是仅在我们的阈限之上不连续，而在某个更深的主阈限之上是连续的吗？这就意味着，在我们的主意识之外，必定还存在一种更为普遍的意识，它以同样的方式将我们的意识理解为它自身特性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的意识将其各个部分理解为它自身的特性一样。这个概念的结果是会导致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大自然中有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有意识的上帝，所有的精灵都生活于其中，在其内部自由运动和生存，而上帝也生活在这些精灵之中。天体和个体以精神为媒介的存在（being），就存在于上帝和我们之间，这些生物—精灵带着我们的感觉经验，就像这些感觉经验与它们自身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这与它们身上所携带的神圣上帝的那一部分是一样的；就像我们一样，这些生物—精灵也具有它们自己的感觉循环（存在于它们自身特殊的知觉内）。根据类比和相互联系的原则，这种明显的阶梯式建构在人类身上已经完成，因此，对这个观点可进行更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有很多理由来思考自己死后的未来前景。尤其是有人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我们眼睛中的一个意象（与超波有关）消失后，留下了一个记忆后效，这个记忆后效进入了常见的或主要的意识中一个更为普遍、更为高级的记忆和思维领域，然后我们就应该相信，与此相对应的某些事情也发生在我们的主波中，因为它们是某个更深阈限之上的超波，相应地，我们的灵魂也会在我们死后进入上帝的更高的精神领域。[70]

在第46章中，费希纳讨论了心理生理过程本质的问题。在他看来，刺激并不会直接唤起一种感觉，在刺激与感觉之间往往还会发生一种内在的生理活动。他指出，根据某种特定的观点，我们称那些刺激所唤起的东西以及刺激此时直接产生的东西为感觉，即心理生理运动（psychophysical motion）。这一链条最外在一端和最内在一端——刺激与感觉——之间的合理关系，必定会转化为刺激与中间环节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和中间环节与感觉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在外部心理物理学中跳过了这个中间环节，可以说，由于紧随直接经验，我们只能直接建立该链条两个末端之间的合理关系，在这根链条中，刺激是外在经验，感觉则是内在经验。要进入内部心理物理学，必须作一下转换，即将最外一端转换为中间环节（而不是最外一端和最内一端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更进一步地思考这种关系。这样，在找到了中间环节之后，我们就不要再考虑刺激了。[71]简单地说，费希纳提出了以下图式表征人类心理学的完成活动“链”，即刺激（stimulus, R）—心理生理过程（psychophysical processes, PPP）—感觉（sensation, S）。他承认代表我们心理活动的基础的这个内部机制超出了当时的科学水平，在那个时代，人们不可能直接做有关内部心理物理学的实验，实验证据只能以外部心理物理学为基础。但是他相信心理生理过程现象之间的关系可以进行经验研究，而且还可以得出理论结论，就像物理学和化学研究那样。

那些与心理过程直接相关的生理过程被称为“心理生理”过程。在动物界，心理生理过程就是神经过程。“心理生理运动”这个费希纳式的术语，不管是用在人类还是动物身上，都等同于“神经兴奋”（neural excitation）。在费希纳看来，神经兴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内源性的，由机械振动组成。振动最终会遵守能量守恒定律。他指出，根据这条定律，你想要往某一个系统内增加能量，就必须以某种其他的形式缩减它的能量。因此，两种反向力量之间的“对抗”（antagonism）就出现了。面临对抗力量的系统往往就会出现振动。此时，有机体要服从于能量守恒定律，因而它必定会成为一个振动系统。[72]这就是费希纳的推理思路。我们不要忘记一点：他所使用的这些概念在当时（1860）是全新的。

在费希纳看来，有机体的振动本质不仅是依据理论而得出，而且，它也得到了经验以及诸如睡眠、清醒这些现象的证实。“心理物理运动”中有一条“主波”（main wave），它是由“次波”（subsidiary wave）或“涟漪”（ripples）叠加而成。主观经验的所有方面都表现在心理物理运动的“波链”（wave trains）上，如表现在振幅、时期及其频谱分量的相位关系等参数上。我们所要做的是对心理物理运动作傅里叶分析（Fourier analysis），但费希纳没有提到任何适合用来解决内部心理物理学任务的数学工具。不过，总体思路很明晰。例如，我们是否注意到某个刺激，不是这个刺激强度的一种简单机能，而是取决于时期和内源性“主波”与外源性“涟漪”之间的相位关系，取决于刺激是缓慢发生还是突然发生（“不连续条件”）这样的因素。神经兴奋的振动本质并不表明它们所引起的所有心理现象都必定是振动的。显然，瞬时分辨力有时候也会受到限制，使人们无法注意到高频率的振动。感觉品质的神经关联性往往会通过一种频率码表现在时间领域中。更为常见的是，所有心理品质——例如，包括快乐、痛苦等——都必定以“心理物理运动”及与之相关的能量的量化参数表现出来。

不仅心理活动，心理结构也服从于振动原则。记忆并非存储于单个神经节细胞之中，而是存储于神经节细胞的整个网络中，这个网络构成了大脑的灰质。感觉之下的振动模式或多或少会给细胞结构留下一些永久的变化，如果其振动模式是一样的，那它们就能够与进来的刺激发生共振。在费希纳那个时代，乐器中的共振板为记忆储存及提取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物理类比。今天，这个功能因为全息摄影术（当然，在费希纳那个时代，人们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而得到了推动。费希纳应该会认同现代研究大脑的理论家所提出的下面这样的观点：“储存通常发生在光谱域。意象以及其他心理内容本身都不会被储存，它们也不会被‘局部化’在脑内。相反，由于局部脑回路的操作，通常还在来自环境的感觉输入的帮助之下，意象及一些心理事件会出现，并被重新建构。”[73]但不幸的是，费希纳并没有因为提出像这样的观点而被称为历史先驱。

费希纳的同时代人之所以反对他的内部心理物理学，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他的心理物理运动概念，而且还因为他们甚至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坚持认为外部心理物理学的发现一定要用内部心理物理学来解释。费希纳定律的“心理物理学”解释——有关脑过程和心理过程之间对数变换的思想——以及“意识阈限”（thresholds of consciousness）的概念，实际上只有费希纳自己一个人支持，而且，他在心理物理学方面的大多数辩论性作品都不是致力于护卫他的对数定律，而是保护其“心理物理学”解释。为什么这一点对费希纳来说如此重要？为什么他的同时代人会反对这一点？

在费希纳看来，对于同一个现实——宇宙的“心理物理过程”，心灵是其“内在一面”，而物质是其“外在一面”。虽然这种观点常常被称作“一元论”，但它并不表明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心灵和物质是同一的。“本质上不同的内部或外部观察视角”往往会导致这两个方面有根本不同的表现形式。心理具有不可分解的特性，费希纳通常将其描述为“统一的”；物理的多样化和多样性则常常表现为单一的、整体的心理过程。我们可以将费希纳的观点描述为“非还原的物质主义”，它预先假定了神经过程与心理过程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转换。费希纳如果不放弃他的世界观的整个基础，他就不可能抛弃对数定律（或其他一些非线性定律）。

此外，从认识论的视角看，从刺激到神经过程的过程和从神经过程到心理现象的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在费希纳看来，前者受因果定律控制，后者受机能定律支配。因果定律连接的是相继发生的事件，而机能定律连接的是同时发生的事件。在浏览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物理知识后，费希纳得出结论说，所有由因果定律支配的能量转换都是线性的。另一方面，他找不到任何方法可以通过线性能量转换来实现机能关系。现在，心—脑关系（它构成了心理物理学的研究主题）是一种机能关系，因此，它必定依赖于能量的非线性转换。所以，除了世界观问题外，费希纳认为，他有可靠的科学理由将非线性转换定位于心—脑“交界处”，而不是定位于感觉器官或一些中枢神经生理位置。

对于费希纳将绝对阈限解释为一种意识阈限，我们同样也可以这么做。费希纳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概念——“部分阈限”（partial thresholds）：同一个神经兴奋有可能低于活动A的阈限，而高于活动B的阈限。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最近有一些研究的发现支持这个观点，例如，有关言语反应和动作反应之间阈限分离的证明。电生理学的研究发现也支持意识阈限的概念：在没有任何意识相关的情况下，对主要躯体—感觉皮层的电刺激有可能会导致神经反应；正如费希纳所预测的，“刺激阈限”和“意识阈限”不一样。此外，一种皮层兴奋模式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变得“在神经上适合于”意识经验。总之，“神经元放电和意识经验是两个不同的过程，至少有一些感觉皮层的正常活动是无意识的”。费希纳如果知道这些，一定会高兴！

四、费希纳的实验美学思想

费希纳的美学是其心理物理学的自然延伸，他提倡以心理物理学的经验方式，研究审美经验。他不赞同思辨哲学家们如康德、谢林、黑格尔等学者的思辨式研究，他将这种美学称为自上而下的美学，而将他本人提倡的经验研究称为自下而上的美学。他认为，自上而下的美学采取哲学的研究方式，从一般性的概念体系下降到个别的美、一时一地的美这种世俗—经验之领域，并以一般为标准衡量一切的个别。而自下而上的美学采取经验的研究方式，从引起快乐与不快的经验出发，进而支撑美学中的一切概念和规则，并在快乐的一般规则必须始终从属于“应该”的一般规则的前提之下，去寻找这些概念和规则，逐渐使这些概念和规则一般化，进而得到尽可能一般的概念和规则的体系。在费希纳看来，这两种美学并不矛盾，他们贯穿的其实是同一个领域，只是采取了不同的路径，而且可以相互补充。不过，费希纳赋予自下而上美学以优先性，他认为自下而上美学乃是自上而下美学的最重要之先决条件，否则就没有了自下而上美学的奠基，“所有的哲学美学的体系都好像是泥足巨人”[74]。费希纳就此提出：“普通美学最重要的任务一般应当是：明确提出审美事实和审美关系从属的概念；确定它们所服从的规则，其中包括艺术学说这项最重要的应用”，而不是像自上而下美学那样，“只试图用来自概念或观念的对审美事实的说明，去代替而不是去补充来自规则的对审美事实的说明”[75]。

在研究对象上，费希纳赞同当时学术界宽泛的说法，即美学就是研究美。不过，他更提倡研究快乐与不快的审美经验。他认为，美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美是指具有直接唤起愉悦性的一切东西；狭义的美则是指更能使人直接从单纯的感性东西感受到高尚快感的东西。狭义的美不仅能给人以愉悦，而且还拥有有快感价值的东西。费希纳采纳狭义的审美观点，并进一步提出，这些审美体验是心灵固有的特质。如同物质中的“金”等元素一样，审美体验是心灵的“分子”。它们可以在保留自身原有样态的前提下，与其他元素结合在一起。美学亟须研究的是这些稳定的快感经验与引起该经验的外在事物间的因果关系，以回答什么物体可以赋予个体快感，什么物体可以赋予个体非快感，以及为何在一些物体赋予个体非快感时，另一些个体却赋予个体快感等问题。[76]这样，费希纳就可以将心理物理学应用于美学研究中。

在研究方法上，费希纳提倡实验法。他提出三种实验方法：第一种是选择法，让被试从指定的各种数量比例的同种图形中挑选最合自己心意的图形，例如面积相等而两边之比各不相同的10个矩形。费希纳使用这种方法进行了著名的黄金分割研究。第二种是制作法，让被试做出最合自己心意的具有数量比例的图形，例如十字形横梁的位置。费希纳曾进行字母i的研究。在纸上画四条长度不同的垂直线。在每条线的上方，依照每条线对它们的适当距离，点一个点，以使得该图形构成字母i。研究结果发现，所选择的点与线的距离随着线的增长而增大。第三种方法是常用物的测量法，对日常用品和艺术品，例如十字架、书籍、复笺、信封、盒子、窗户、画廊的绘画等之类成品的形状进行大量测试，然后调查它们显示最佳效果时的最单纯之数量关系。费希纳曾就各种名片和书籍进行测量，认为它们中的大多数都符合“黄金分割”的比率。此外，他还就各种图画的大小进行统计学研究。

在具体研究上，费希纳总结出13条普遍的审美经验原则。其中的6条原则最为世人所知。第一，认识界限原则，指快感须有一定的程度和强度，才能知觉到某种刺激。第二，辅助或增强原则，指不超出限定条件的快感，在遇到两个以上无矛盾的要素的辅助时，可以升华到比单独的快感结果总和还要大的快感印象。第三，多样统一原则，指人的心理在喜欢多样变化的同时，还喜欢按照一定的规律而联结的规则性和秩序性。第四，无矛盾性、一致性、真实性原则，意即从不同的诱因知觉同一对象时产生的表象群相互唱和时得到快感，在表象关联的任何部分之间无矛盾时，存在内在真实性；当表象关联或各个表象跟现实中的表象不矛盾时，存在外在真实性。第五，清晰性原则，指多样统一原则与和谐原则要想充分提高审美效果，就需要清晰地引起快感印象。第六，联想原则，指联想使我们接受到的快感的主要因素得到助长或阻止，从而引起总体快感的增加或减弱。联想作用于审美印象的内容，而直接刺激感官的主要因素作用于审美印象的形式，二者融合协同，共同参与总体印象的形成，成为形成美感的契机。在这六条原则中，第一、二条是量的原理，第三、四、五条是质的原始“最高的形式原理”，第六条是次要的内容性原理。费希纳对形式原理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他最感兴趣的是美学中是否存在可计算和区分的比例，以及这些比例究竟如何。由此他致力于发展一种关于美的神秘数学。他在这方面最有名的研究便是黄金分割研究。

费希纳请被试就面积相等的10个矩形进行美的判断。他准备了10块形状各异的白纸板，纸板的长宽比例各不相同，从标准的正方形到2:5的长方形都有，自然也包括比率为21:34的黄金分割比率。费希纳请一些受过普通的正规教育但并没有接受过艺术训练的人挑选他们最喜欢形状的纸板，以及最不喜欢形状的纸板，并根据他下判断的果断程度打分。毫不犹豫做出的判断分值为1，犹豫不决做出的判断分值就为分数（1/2或1/3等）。另外还告知被试不用理会图形的有用性。结果发现，从正方形和最长的矩形这两个极端开始，到黄金分割矩形，表示喜欢的人逐渐增多，表示不喜欢的人逐渐减少。在黄金分割矩形的选择上，35%的人表示喜欢，无一人不喜欢。因此，黄金分割矩形所引起的愉悦性优于其他矩形，尤其是优于过长的长方形和过于整齐的正方形。

五、费希纳对心理学的主要影响

费希纳一生涉及多个学科领域，而且对每门学科都有大建树。在此我们只谈他对心理学领域的主要影响。费希纳的思想既影响了诸多心理学的“创始之父”（founding father），如赫尔姆霍茨、马赫、冯特这样的实验者，也影响了后来心理物理学的发展，既影响了实验美学的发展，也影响了精神分析创立者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思想，还推动了心灵学研究。费希纳提出许多对心理学理论的重要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不仅在他那个时代是很重要的，而且预示了当前的许多观点。

（一）对实验心理学的影响

在19世纪后期实验心理学产生的年代，需要两个方面的革新。一是需要发明仪器和方法用来对刺激的系统变化的控制和对反应的精确记录，二是需要想到对心理过程的量化测量的方法。早期关于心理学仪器的研制和发明是由多人完成的，但第一个提出心理测量的方法和原理及其系统加以运用则完全是费希纳一个人的贡献。波林早在1929年《实验心理学史》第一版中就对费希纳作出如是的评价：“由于他的所作所为，也因为他所处那个时代的特点，费希纳开启了量化实验心理学的征程。我们可以称他为实验心理学的‘奠基者’，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头衔给冯特。这都没什么关系。费希纳的观点新颖，他的观点提出后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成果——他的观点至今仍在发展。”[77]尽管波林对费希纳的介绍有许多错误，但对他的评价却是公道的。所以说，1860年，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纲要》的出版是科学心理学史上的重要标志性事件，甚至有人称其为实验心理学的开端。假如没有这部著作，我们也很难想象新心理学究竟如何发展。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心理物理学纲要》就矗立在新的科学心理学的前面。

当然，如果要说费希纳创立了实验心理学，那也只是偶然且不是出自他本意的，他原只想要通过实验揭示心身关系来证明他的泛灵论和驳斥唯物论。所以有人称费希纳为“新心理学的哥伦布”，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训：“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费希纳倒是让冯特捡了个大便宜，使其终于创立了实验心理学。冯特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正如波林指出：“威廉·冯特确实试图‘创立’一门新科学，但是他还比较年轻，并且在1863年之前还很少谈到这个事情，甚至在1874年之前都没有谈论很多，直到这一年使他很快立身扬名的著作（共出6版）第1版[78]的问世。”[79]

但是冯特在晚年写的自传《经验与认识》中虽然自谦自己不是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却也不认可费希纳是实验心理学的创立者。他说：“费希纳比韦伯小几岁，他称韦伯是‘心理物理学之父’。我怀疑这是否合适。心理物理学的缔造者当然是费希纳本人。我更愿意称韦伯是实验心理学之父……韦伯的伟大贡献在于：想到了要测量心理的量，想到了要证明心理量之间的精确关系。韦伯是第一个想到了这一点并将其付诸实施的人。”[80]冯特对费希纳做出这样评价是有失公允的，这主要因为他忌惮费希纳的泛灵论哲学对当时还很年轻的科学或实验心理学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其实费希纳在《心理物理学纲要》第一卷的“序言”中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作为一门精确的科学，心理物理学必须像物理学一样建立在经验和经验事实的数学联系之上，我们需要对那些所经历的经验事实进行测量，或者，即使没有这样一种测量方法，我们也要去寻找。既然我们都已经熟知这种对物理量的测量方法，那么，这项工作第一大主要任务就是确立尚不存在的测量心理量的方法，第二大任务则是对这种方法加以运用，并展开详细的讨论。”[81]

（二）对心理物理学的影响

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纲要》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出版以来也受到多次庆贺或纪念。他提出的最小可觉差法、正误法和平均差误法是经典心理物理学的三大方法，也是迄今为止任何一本实验心理学教材都必须包括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史蒂文斯（S.S.Stevens）用数量估计法研究了刺激强度与感觉大小的关系。他研究发现，心理量并不随刺激量的对数的上升而上升，而是刺激量的乘方函数或幂函数。换句话说，知觉到的大小是与刺激量的乘方成正比例的。于是，史蒂文斯对费希纳的对数定律进行了修正。1957年，他根据多年的研究结果，提出了刺激强度和感觉量之间关系的幂定律，用公式表示为：S=bIa，其中S是感觉量，I指刺激的物理量，b是由量表单位决定的常数，a是感觉通道和刺激强度决定的幂指数。这就是史蒂文斯的乘方定律（Stevens'power law），又称幂定律。这一定律指出了心理量和物理量之间的共变关系，并非如费希纳定律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对数函数关系，而应该是一个幂函数关系。幂定律采用直接数量估计法构建了比例量表等级的心理量表。由于这一方法涉及对感觉的直接测量，它在理论上说明了对刺激大小的主观尺度可以根据刺激的物理强度的乘方来标定，在实践上可以为某些工程计算提供依据。现在通常把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称为经典心理物理学，而把史蒂文斯定律称为“新心理物理学”或现代心理物理学的开端。

为了纪念为费希纳在1850年10月22日的早晨躺在床上突然产生心理物理学的新洞见，1985年成立的国际心理物理学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sychophysics）每年10月都举行一届“费希纳日年会”（annual Fechner Day meetings）。2001年在费希纳诞辰200年之际，“费希纳日年会”在德国莱比锡城召开。2011年为了纪念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纲要》出版150周年，该协会又出版了一本《费希纳的心理学遗产：〈心理物理学纲要〉150周年》（Fechner's Legacy in Psychology: 150 years of Elementary Psychophysics），这是2010年“费希纳日年会”的论文集。

（三）对实验美学或心理美学的影响

费希纳在近代思辨美学没落的背景下，率先以系统的方法进行实验研究，使得实验或科学美学得以发端。他被李斯托威尔（William Francis Hare Earl of Listowel）称为“近代科学美学的创立者”。他出版的《美学导论》（1876）著作和进行的“实验美学”（1871）的讲演，则被视作实验或科学美学开端的标志。他的美学被蔡元培先生称为“美学上第二个新纪元”。[82]

在费希纳之后，里普斯和屈尔佩（Oswald Külpe）将实验法归纳为印象法、制作法和表现法，显然是对费希纳的实验法的回应，他们还研究出时间性变化的方法，试图阐明美的印象的变化过程。科恩研究了色彩配合中的对照或饱和度与情感作用的关系。西格尔研究了费希纳排除直接印象的情绪性契机，认为审美判断依赖于移情作用。瓦伦丁（C.W.Valentine）通过印象法，发现性格型、联想型、客观型、主观型等审美鉴赏类型。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美学中的实证取向研究者（如从生物学、社会学等各个实证角度研究艺术起源的学者）都处在费希纳所指出的道路之上。后来出现的西方“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符号论美学”等均可视作费希纳的美学之发展。当代势头正劲的神经美学则是费希纳所开创的科学美学的最新形态。

费希纳对美学的实验研究引起了心理学界和美学界的广泛兴趣。不少研究者改进和发展了费希纳的实验程序，在色彩印象等领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工作。冯特认为，黄金分割律的存在表明，整体与较大部分的比例关系等于较大部分与较小部分的比例关系，审美快感遵从思维活动的节约原则。屈尔佩引用费希纳所称的“韦伯定律”，认为黄金分割是“高级的对称”，对于这种均衡的知觉就产生了美感。安吉尔（James Rowland Angell）和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则认为，数学关系本身拥有审美作用。皮尔斯等人则提出了一种与眼动有关的美学之学说。

（四）对精神分析的影响

费希纳对精神分析的开创者弗洛伊德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弗洛伊德可以说是费希纳的狂热崇拜者，称他为“伟大的费希纳”，视其为心理物理学的先驱和科学或实验心理学的创建者。1874年，18岁的弗洛伊德与儿时朋友西尔伯斯坦（Eduard Silberstein）一起，专程到莱比锡去听费希纳的课。[83]弗洛伊德后来在与西尔伯斯坦的通信中提到，他在20岁前后，喜欢阅读米赛斯博士（费希纳的笔名）的讽刺性文章。[84]弗洛伊德在其《自传研究》（Autobiographical Study）中也表达了对费希纳的致谢，并指出：“我一直对G.T.费希纳的思想持开放的态度，并且赞同他很多重要的观点。”[85]特别是弗洛伊德关于心理能量的观点反映了费希纳在《心理物理学纲要》第一卷第五章中提出的能量守恒思想。弗洛伊德认为，《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中提到的潜意识就可以在费希纳的著作中找到来源，弗洛伊德的《科学心理学方案》[86]的手稿就尝试着引入费希纳定律。他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和《超越快乐原则》等作品中也都援引过费希纳的观点。

弗洛伊德元心理学的力比多经济原则（metapsychological libido economics）的最终发展就是受到费希纳思想的激发。[87]费希纳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心理的结构和动力两方面。在心理的结构方面，首先是潜意识。费希纳在心理物理学研究中分析感官知觉的强度时，注意到阈限以下的感官知觉。他认为，当物理刺激不足以强到一定程度时，感官知觉处于阈限以下，从弗洛伊德的角度看，这其实就是意指潜意识。其次是意识的结构。费希纳对阈限以下的潜意识进行了推测，他把心理比作冰山，意识仅仅是冰山顶上很小的一部分，约占1/10，而潜意识心灵则占据了其他的大部分，约占9/10。因此，心理的大部分是在水面以下，受到各种无法观察的力量的影响。这直接影响到弗洛伊德关于心理结构的冰山隐喻的说法。费希纳还发现，觉醒状态与睡梦间的差异，像各种心灵功能在不同的场景或阶段间变换跳跃一样。他的这种描述成为弗洛伊德关于心理的地形学模型观点之开端。最后是梦，费希纳在讨论梦时，认为梦中的活动景象与觉醒时刻的观念生活有所不同。弗洛伊德以为这是唯一能够说明睡梦生活的特征之假说。

在心理的动力方面，首先是稳定原理。费希纳提出，世界的运转遵循“趋向稳定原理”，例如太阳系以同样的位置与种种运动方式进行周期性的重复运转。在他看来，愉悦与否等情感是相对稳定的，而知觉等则是绝对稳定的。弗洛伊德受此影响，对能量提出了类似的划分。他认为能量遵循惯性（inertia）与恒常（constancy）两种原理。前者是指能量总是倾向于完全释放，后者指激发的总量会守恒。其次是快乐原理。费希纳区分出快乐与不快的审美经验，认为两者均是相对稳定的。在费希纳之前，享乐原理一直被单纯地理解为对享乐的追求与对不悦的趋避，而费希纳将之关联到稳定性原理。弗洛伊德追随费希纳，认为心理间的能量遵循快乐与不快的原理。他也赞同稳定性原理，将不悦关联到驱力的增加，而愉悦则是将此驱力降至一个最适当的水平。此外，费希纳曾区分出守恒的三种形式：绝对稳定（整体的诸部分永远不动）、完全稳定（整体各部分受规则的运动所驱使，因此整体的每一部分，每隔一定的时间间隔就会回到原处）以及“近似稳定”（approximate stability，依照某种规律回归原处的倾向，但其程度并不完全，例如心脏的运动以及其他有节律的生理活动）。弗洛伊德的死本能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绝对稳定，即回归到完全稳定。弗洛伊德所研究的强迫性重复则介于近似稳定及绝对稳定之间。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埃伦伯格总结说：“关于费希纳，需要记住的是，弗洛伊德不停地引用他的话，并从他那里借鉴心理的地形学、心理能量概念、快乐—不快原理、恒常原理、重复原理，以及很有可能的是破坏性本能对厄洛斯（Eros）的主导地位。因此，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的主要概念均从费希纳而来。”[88]

（五）对心灵学的影响

费希纳也被视作超心理学的先驱。他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研究超心理现象的著作《论死后生命小书》（1836）上。这本书出版后，不断引起后世学者关注的热潮，现已译成多种文字，如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波兰语、荷兰语、冰岛语和日语等七种语言。1992年，《教牧咨询杂志》专门为此书出版了研究专辑。克里普纳（S.Krippner）在该专辑中评论说：“费希纳的这本《小书》不能作为不成熟或老朽的产品而被置之不理，它写于费希纳接近理智活力顶峰的时期。随后一部论死后生命的书早于他的经典著作《心理物理学纲要》（1860）9年出版。对于费希纳来说，这些兴趣是完全一致的；它们都涉及人类意识的发展，也都是推进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的尝试。”[89]

费希纳在超心理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他的具体思想上。他提出了一种综合性的观点，对于当今超心理学的理论整合具有重要意义。在超心理学中，长期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种是存活论，认为人的形态并不完全消失，而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在身体死亡后存活下来。这种观点是超心理学的主流观点。另一种观点是场论，认为人并不限于特定的身体或形态中，而是成为整体世界力场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常见于东方哲学家中。费希纳的泛灵论认为，个人的经验与宇宙是同一现实的两个方面，人的心理能够无差别地拥有自身以及更高级的智能。这样，一方面，人是世界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人在逝后又以一定的形态存活下来。费希纳将这种观点用于对基督的解释上。他使用“灵魂树”的比喻，认为“灵魂树”根基“根植于大地，其顶点抵达天堂”。“基督、天才、圣人，能够面对面抵达神性中心；较小者与次要者，在基督等人上有其根基，如枝在干上或细枝在主枝上一样，由此通过基督等在中途与高处的最高者间接联结起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1904年，詹姆斯在为《论死后生命小书》的英译本撰写的“导言”中作出了乐观的预测：“思想的领袖们，如包尔生（F.Paulsen）、冯特、普莱尔、拉斯维茨，视费希纳的泛灵论为似乎可能的学说；他们写到费希纳时，满怀尊敬。年轻人随声附和；费希纳的哲学有望成为科学上的流行学说。”“他相信整个的物质宇宙在形形色色的跨度、波长、包体和信封中是有意识的，这种信念看起来无疑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注定建立一个越发系统和巩固的学派。”[90]

值得一提的是，费希纳的超心理学观点还对社会产生了影响。这尤其体现在《论死后生命小书》在日本的译介上。该书在日本先后有五种译本问世，第一种译本出现于1910年，最近的一种译本则出版于2008年。在1948年的译本中，译者的“序言”道出了其中的关键：“本书的基本思想在于宗教与科学的统一，这是费希纳终生的愿望。费希纳激烈而大胆地提出了根植于日常生活的‘光明说’，以抵制诸如庸俗唯物主义和无实质的理性主义之类的‘黑暗说’。就此而言，我认为费希纳的观点将会滋养日本的思想世界，因为当今日本的思想世界正如费希纳生活的时代一样，再次为‘黑暗说’所笼罩。”[91]

本书的译者是我的年轻同事李晶博士，她在历时两年的翻译过程中吃尽了苦头，先后几次修改其译稿。费希纳的著作十分啰唆且冗长，很多时候读者会发现费希纳承认他有意让自己“迷失在”关于某个边缘问题的“大篇幅的广泛讨论的状态”中，然后他就真的做了长篇大论。他习惯用两种或三种不同的方式来重复他刚刚说过的话。为了保证他的观点正确，他从不满足于仅举一个例子，而是倾向于增加两个或三个例子。但译者不可以断章取义，因为一旦这样做，这本著作就会失去了原来的风格。费希纳的写作习惯所形成的风格是在他那段闲散生活时期养成的，但他这种反复论证的写作风格也具有启发式的价值。这个译本试图把费希纳那冗长和复杂的句子结构转化成可读性强的中文，而又不失其原有的风格和特点，有些地方的简化处理只是为了让思路更清晰。这种尝试我认为是较成功的，还请读者们明鉴。

郭本禹

2014年12月6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

注释：

[1] Lasswitz, K.G., G.Th.Fechner, Frommann, Stuttgart, 1896, p.138.哥伦布是在寻找古印度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即美洲大陆。

[2] Fechner, G.T., Elements of Psychophysics, Vol.Ⅰ，H.E.Adler（Trans.）, Holt, Rinehart＆Winston, New York, 1966.

[3] 尽管心理学史学家罗宾逊（David K.Robinson）曾报道过，他和里伯（Robert W.Rieber）正在翻译《心理物理学纲要》的两卷英文全译本，但至今尚未出版。参见Robinson, D.K., “Fechner's Inner Psychophysics, ”History of Psychology, 2010, 13, 4:432。

[4] 1983年9月，在柏林国家图书馆的《达姆施泰特手稿文集》（the Darmstadter Manuscript Collection）新发现了费希纳于1884年所写的《简历》（“Lebenslauf”）手稿，其翻译成英文有20页。该手稿的发现可以更正此前对费希纳生平的许多错误描述。

[5] Boring, E.G., 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Century, New York, 1929; Boring, E.G., 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2nd ed.），Appleton, New York, 1950.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两个版本均由高觉敷先生翻译成中文出版（1935, 1981，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波林关于费希纳生平的错误描述对国内心理学界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6] 在1806年前，萨克森只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选侯国，一千年来一直希望独立，直到1806年，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战役中打败了积弱积贫百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使其终于土崩瓦解。萨克森在法国的支持下成为独立王国，当时的候选腓特烈·奥古斯特一世（King Frederick AugustusⅠ）成为国王。萨克森王国曾短暂加入莱茵邦联，1813年拿破仑在俄国被打败，莱茵邦联解散之后，1815年萨克森王国在维也纳会议中被通过加入德意志邦联。

[7] Fechner, G.T., “Lebenslauf, ”1884, p.2; 转引自Bringmann, W.G., Bringmann, M.W., ＆William, D.G., “Gustav Theodor Fechner: Columbus of New Psychology, ”The Journal of Pastoral Counseling, 1992, 27"53。

[8] Sorau是费希纳出生的小山村附近的一个镇子，现叫Zary（扎日）。

[9] Fechner, G.T.，“Lebenslauf，”p.2；转引自Bringmann, W.G.，Bringmann, M.W.，＆William, D.G.，“Gustav Theodor Fechner: Columbus of New Psychology，”The Journal of Pastoral Counseling, 1992, 27:54。

[10] 当时莱比锡大学是仅次于哥廷根大学（Gottingen University）的德国第二大大学，注册学生约900名男生、27位教授、17位非终身的副教授和31位不支付薪水的讲师。

[11] 即《心理学教科书》。

[12] Boring, E.G.，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2nd ed.）, pp.276-277.

[13] 由哲学教授威廉·特劳戈特·克鲁格（Wilhelm Traugott Krug）讲授。

[14] 这个韦伯是兄弟中的老大，另两个兄弟是威廉·韦伯（Wilhelm Weber）和爱德华·韦伯（Eduard Weber），这两个人都是著名的科学家并做过莱比锡大学的教授。兄弟三人与费希纳保持终身的友谊。

[15] Kuntze,J.E.，Gustav Theodor Fechner（Dr.Mises），Breitkopf＆Hartel, Leipzig, 1892, p.37；转引自Heidelberger,M.，Nature from Within: Gustav Theodor Fechner's Psychophysical Worldview,Cynthia Klohr（Trans.），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Pittsburgh, 2004, p.20。

[16] Kuntze,J.E.，Gustav Theodor Fechner（Dr.Mises），p.30；转引自Heidelberger,M.，Nature from Within: Gustav Theodor Fechner's Psychophysical Worldview,p.22。

[17] Heidelberger,Nature from Within: Gustav Theodor Fechner's Psychophysical Worldview,p.23。

[18] IHeidelberger,Nature from Within: Gustav Theodor Fechner's Psychophysical Worldview,p.22.

[19] Kuntze,J.E.，Gustav Theodor Fechner（Dr.Mises）, p.39；转引自Heidelberger,Nature from Within: Gustav Theodor Fechner's Psychophysical Worldview,p.22。

[20] 转引自Adler H.E.，“Gustav Theodor Fechner: A German Gelehrter，”In Kimble,G.A.，Wertheimer,M.，＆White,C.，Portraits of Pioneers in Psychology, Vol.2,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New Jersey, 1998, p.2。

[21] Fechner, G.T.，“Lebenslauf，”p.3；转引自Bringmann, W.G.，＆Bringmann, M.W.，＆William,D.G.,“Gustav Theodor Fechner: Columbus of New Psychology，”The Journal of Pastoral Counseling, 1992, 27:54。

[22] Fechner, G.T.，“Premise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Organisms，”M.E.Marshall（Tran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1974, 10:438-447.

[23] Adler, H.E.，“Gustav Theodor Fechner: A German Gelehrter，”In Kimble,G.A.，Wertheimer,M.，＆White,C.，Portraits of Pioneers in Psychology, Vol.2, p.2.

[24] Kuntze,J.E.，Gustav Theodor Fechner（Dr.Mises）, p.106；转引自Heidelberger,M.，Nature from Within: Gustav Theodor Fechner's Psychophysical Worldview,p.26。

[25] Fechner, G.T.,“Lebenslauf，”pp.8-10；转引自Bringmann, W.G.，Bringmann, M.W.，＆William, D.G.，“Gustav Theodor Fechner: Columbus of New Psychology，”The Journal of Pastoral Counseling, 1992, 27:55。

[26] Boring, E.G.，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2nd ed.），pp.283-284.

[27] 德文译名为Lehrbuch der Experimental-Physik oder Erfahrungs-Naturlehre（《实验物理学或经验自然科学教科书》，四卷本）。

[28] 德文译名为Lehrbuch der Theoretischen und Praktischen Chemie: In Sechs Bänden（《理论与应用化学教科书》，七卷本）。

[29] 参见Boring, E.G.，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2nd ed.），pp.283-284。

[30] 参见Heidelberger,M.，Nature from Within: Gustav Theodor Fechner's Psychophysical Worldview,p.27。

[31] Kuntze,J.E.，Gustav Theodor Fechner（Dr.Mises）, p.39；转引自Heidelberger,M.，Nature from Within: Gustav Theodor Fechner's Psychophysical Worldview,p.27。

[32] 莱辛巴赫瀑布位于瑞士中部伯恩州，是阿尔卑斯山脉最大瀑布之一，有5级小瀑布，总落差200米。因英国侦探小说家、“福尔摩斯之父”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最后一案》（The Final Problem, 1893）而闻名。在该小说中，道尔让福尔摩斯和他的死敌莫里亚蒂教授一起葬身于莱辛巴赫瀑布。

[33] 柯西（Augustin Louis Cauchy, 1789—1857）是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其最重要的数学贡献在微积分学、复变函数和微分方程，是分析数学的重要奠基人。很多数学的定理和公式也都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如柯西不等式、柯西积分公式、柯西中值定理等。

[34] 克拉拉·舒曼是费希纳妹妹克莱门蒂内的继女。

[35] 哈特尔是费希纳妻子的亲戚。

[36] 转引自Adler,H.E.,“Translator'Foreword，”in Fechner,G.T.，Elements of Psychophysics,Vol.Ⅰ,p.xxi。

[37] Fechner, G.T.，“Lebenslauf，”p.11；转引自Bringmann, W.G.，Bringmann, M.W.，＆William D.G.，“Gustav Theodor Fechner: Columbus of New Psychology，”The Journal of Pastoral Counseling, 1992, 27:56。

[38] 他的职位后继者是威廉·韦伯。1837年，韦伯放弃了在哥廷根大学物理学教授的职位，因为当时新加冕的汉诺威国王（King of Hanover）推迟国家宪法的实施，有七位教授为了表示反抗而辞职，威廉·韦伯就是其中的一个。这就是所谓的“哥廷根七君子”事件。威廉·韦伯曾向政府和校方建议，等费希纳康复后仍做物理学研究所的所长，他本人则担任新的电磁学实验室主任。

[39] Kuntze,J.E.，Gustav Theodor Fechner（Dr.Mises），p.110.

[40] Kuntze,J.E.，Gustav Theodor Fechner（Dr.Mises）, p.110；转引自Balance, W.D.G.，＆Bringmann, W.G.,Fechner's Mysterious Malady, unpublished。

[41] Kuntze,J.E.，Gustav Theodor Fechner（Dr.Mises）, pp.114-115；转引自Balance, W.D.G.，＆Bringmann, W.G.,Fechner's Mysterious Malady, unpublished。

[42] Kuntze,J.E.，Gustav Theodor Fechner（Dr.Mises）, p.115；转引自Balance, W.D.G.，＆Bringmann, W.G.,Fechner's Mysterious Malady, unpublished。

[43] Kuntze,J.E.，Gustav Theodor Fechner（Dr.Mises）, p.115；转引自Balance, W.D.G.，＆Bringmann, W.G.,Fechner's Mysterious Malady, unpublished。

[44] Kuntze,J.E.，Gustav Theodor Fechner（Dr.Mises）, p.115；转引自Balance, W.D.G.，＆Bringmann, W.G.,Fechner's Mysterious Malady, unpublished。

[45] 转引自Adler,H.E.,“Translator's Foreword，”in Fechner,G.T.，Elements of Psychophysics,Vol.Ⅰ,p.xxii。

[46] Nanna（南娜）是挪威条顿民族神话里的花神。

[47] 参见Heidelberger,M.，Nature from Within: Gustav Theodor Fechner's Psychophysical Worldview,pp.40-50。

[48] 参见Balance, W.D.G.，＆Bringmann, W.G.，Fechner's Mysterious Malady, unpublished。

[49] 参见Balance, W.D.G.，＆Bringmann, W.G.，Fechner's Mysterious Malady, unpublished。

[50] 参见Balance, W.D.G.，＆Bringmann, W.G.，Fechner's Mysterious Malady, unpublished。

[51] 英文译名为“Concerning the Highest Good”。

[52] 该书有两个英译本：一个是Life after Death, Hugo Wernekke（Trans.），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La Salle, 1906；另一个是The Little Book of Life After Death, Mary Wadsworth（Trans.），Pantheon Books, New York, 1904。后一个译本詹姆斯撰写了一个特别导言，并高度评价了这本小书，尽管詹姆斯后来极其贬损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纲要》，认为费希纳的呆板心理物理学方法对心理学没有益处。1992年，美国《教牧咨询杂志》（The Journal of Pastoral Counseling, Vol.XXVII）又专门为后一个译本做一期专刊，重刊全书，并刊出五篇相关评论文章。

[53] 《阿维斯陀经》是古代波斯祅教，即拜火教的圣书。

[54] 英文译名为Zend-Avesta,or On the Things of the Heavens and the Next World,From the Standpoint of Meditating on Nature。

[55] Fechner,G.T.，Elemente der Psychophysik，Ⅱ，Breitkopf＆Hartel, Leipzing, 1860, p.559；转引自Wozniak,R.H.，“Introduction to Elemente der Psychophysik: Gustav Theodor Fechner（1860），”InClassics in Psychology,1855-1914: Historical Essays, Thoemmes Press, Bristol, 1999。

[56] 指韦伯1846年发表的《触觉与一般感觉》。这部著作特别重要，1951年又分两部分再版。

[57] Fechner,G.T.，“My Own Viewpoint on Mental Measurement，”Psychological Research,1987, 49, 4:213-219.

[58] Fechner,G.T.，Elemente der Psychophysik，Ⅰ，Breitkopf＆Hartel, Leipzig, 1860, p.8.关于这个定义至少有三种英文译法。一是波林和斯切尔所译：“［The］exact science of the functional relations［Boring, E.G.，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2nd ed.）, p.286.］,or dependency,between body and mind and,more generally,between bodily and mental,physical and psychical world”（Scheerer, E.,“The Unknown Fechner，”Psychological Research, 1987, 49:198）。二是阿德勒所译：“An exact science of the functionally dependency relations of body and soul or,more generally,between the material and the mental,the physical and the psychical worlds.”［Fechner,G.T.,Elements of Psychophysics,Vol.Ⅰ,H.E.Adler（Trans.），Holt,Rinehart＆Winston, New York, 1966.］三是克洛尔所译：“The exact science of the functional relations of dependency among body and soul,more generally,between the corporeal and the mental,the physical and the psychical world.”［Heidelberger,M.，Nature from Within: Gustav Theodor Fechner's Psychophysical Worldview,Cynthia Klohr（Trans.），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Pittsburgh, 2004, p.192.］。我们认为克洛尔的译文最接近费希纳的原意，也比较接近阿德勒的译文。

[59] 即《对感官知觉理论的贡献》（1862）和《关于人类和动物心灵的讲演录》（1863）。

[60] 转引自Marshall,M.E.，“G.T.Fechner: In Memoriam（1801-1887），”History of Psychology Newsletter,1987, 19:1-9。

[61] 见本书《费希纳：无心插柳柳成荫———代序》“一、费希纳的早年生活”，“二、费希纳的学术历程”。

[62] Fechner, G.T.，Revision der Hauptpunkte der Psychophysik, Breitkopf＆Hartel, Leipzig, 1882,p.262.

[63] 参见Scheerer, E.，“The Unknown Fechner，”Psychological Research, 1987, 49:198。

[64] 参见Boring, E.G.，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2nd ed.），pp.284-291。

[65] 参见Boring, E.G.，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2nd ed.），pp.292-293.

[66] 这个译本主要反映的是费希纳的外部心理物理学思想，故在此不再展开介绍，只重点说明他的内部心理物理学思想。

[67] 转引自Robinson,D.K.，“Fechner's Inner Psychophysics，”History of Psychology, 2010, 13, 4:427-428。

[68] 转引自Robinson,D.K.，“Fechner's Inner Psychophysics，”History of Psychology, 2010, 13, 4: p.429.

[69] 参见Robinson,D.K.，“Fechner's Inner Psychophysics，”History of Psychology, 2010, 13, 4:429-430。

[70] 参见Robinson,D.K.，“Fechner's Inner Psychophysics，”History of Psychology, 2010, 13, 4:428。

[71] I参见Robinson,D.K.，“Fechner's Inner Psychophysics，”History of Psychology, 2010, 13, 4:430-431.

[72] 参见Scheerer, E.，“The Unknown Fechner，”Psychological Research, 1987, 49:198。

[73] Pribram,K.H.，“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and Mind/Brain Issues，”American Psychologist.1986, 41, p.514.

[74] ［德］费希纳：《美学导论》，见李醒尘编：《十九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德国卷）》，42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75] ［德］费希纳：《美学导论》，见李醒尘编：《十九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德国卷）》，42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76] 参见［美］吉尔伯特、［德］库恩：《美学史》，69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77] Boring,E.G.，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p.286.

[78] 指冯特的《生理心理学原理》。

[79] Boring,E.G.，“Editor'Introduction: Gustav Theodor Fechner, 1801-1887，”in Fechner,G.T.，Elements of Psychophysics, Vol.Ⅰ, p.x.

[80] 转引自Robinson,D.K.，“Fechner's Inner Psychophysics，”History of Psychology, 2010, 13, 4:432。

[81] 本书“序言”。

[82] 参见［美］吉尔伯特、［德］库恩：《美学史》，696页；［德］费希纳：《美学导论》，见李醒尘编：《十九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德国卷）》，415页。

[83] 参见Nitzschke,B.，“Fechner Gustav Theodor（1801-1887），”In Mijolla, A.，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Psychoanalysis, Thomson Gale, 2005, pp.564-565。

[84] 参见Schultz,D.P.，＆Schultz,S.E.，A History of Modern Psychology, Cengage Learning, Wadsworth, 2011, p.288。

[85] 转引自Strachey,J.，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Vol.XX, Hogarth Press, London, 1959, p.59。

[86] 参见Freud, S.，The Origins of Psycho-analysis: Letters to Wilhelm Fliess,Drafts and Notes: 1887-1902, Basic Books, New York, 1954。

[87] 参见Scheerer, E.，“The Unknown Fechner，”Psychological Research, 1987, 49:201。

[88] Ellenberger, H.F.，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Psychiatry, Basic Books, New York, 1970, p.542.

[89] Krippner,S.，“Fechner's Interest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erspectives from Parapsychology and Humanistic Psychology，”Journal of Pastoral Counseling, 1992, 27:63-78.

[90] James,W.，“Introduction，”In Fechner,G.T.，The Little Book of Life After Death, pp.xi-xii.

[91] Akira Iwabuchi，“The Favourable Reception of Gustav Fechner's‘The Little Book of Life After Death'in Japan，”Proceedings of the 2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sychophysics, 2009, pp.405-410.

序言

就像本书第二章中详尽阐述的，我所说的心理物理学（psychophysik）指的是一种理论，尽管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就其所涉及的详尽阐释和讨论方法而言，它在这里又是全新的；简而言之，它是一种有关身心关系的精确理论。因此，我们发现这个新颖的书名既没有不合适，也不是没有必要。

作为一门精确的科学，心理物理学必须像物理学一样建立在经验和经验事实的数学联系之上，我们需要对那些所经历的经验事实进行测量，或者，即使没有这样一种测量方法，我们也要去寻找。既然我们都已经熟知这种对物理量的测量方法，那么，这项工作第一大主要任务就是确立尚不存在的测量心理量的方法，第二大任务则是对这种方法加以运用，并展开详细的讨论。

我们将会看到，关于测量心理量的决定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它需要广泛的经验基础。我相信我自己和他人的研究结果已能充分地提供这种经验基础，因此，这种测量方法的原理是可靠的。此外，我还相信，通过大量实际运用，我已展示了它的效用。不过，我们依然需要大幅度扩大经验基础；到目前为止的实际运用仅能表明它所能提供的远不止于此。

简言之，此处所展示的这种形式的心理物理学是一种处于酝酿初期阶段的理论。因此我们不应该期望，仅仅通过本书书名中的“纲要”（Elemente）这个词便能呈现一个有充分依据且完全建立的理论体系，即一本关于基本原理的著作。相反，我们应该把它理解成一个仍然处在初级阶段的理论。因此，我们不应该要求本书一定要由科学的基本原理构成。本书中常常用到的一些研究、论点和汇编并不符合一本关于既定科学的著作的标准，但它们也许能够促进这样一本科学著作早日面世。我相信，至于有关某些特定论点的研究的一致性，以及我们所要求的某些方面研究结果的一致性，本书都没有忽略。

不过，就像我们不能期望本书是一本关于基本原理的科学著作一样，我们也不应该期望在本书中能够找到所有关于心理物理学的材料，相反，我们只能找到和心理物理学测量的理论基础以及运用有关的内容。我们在这里还不能处理许多有关心理物理学的问题，因为它们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将这些问题囊括其中的阶段。

虽然本书中许多内容可能有些多余，而许多内容又没有涉及，但至少我们有理由宽容地对待这个问题，因为我手头能够引用的只有一些非常零散的材料证据，我几乎找不到任何正式的证据。没有砖头，我们就无法建房子；即使画好了这所房子的设计图，我们也不能第一次就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并让一切都达到完美。接下来每一次这样的尝试，一方面一定会更加完善，另一方面，也注定会更加简洁、更加精确。

当然我也必须要请求大家的谅解，因为本书中可能还留有一些形式上的缺陷和事实性的错误，特别是在处理许多微妙的、困难的或新异的问题时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在本书的第二篇，这些错误甚至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在进行这些研究的漫长过程中，即使我坚持一些已日益稳固的普遍原理（我们必须知道记住一点，即之前整个领域都还处于混乱的状态），但还是遇到了非常多死胡同和不明晰的细节问题，以至于我不敢奢求在本书中能够克服所有这些问题。不过，如果要等这个方面的问题都有了完全明确的答案后才开始研究，那我就无法完成这些研究了。我仍然相信这个理论将能够沿着相同的方向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毕竟这个理论的很多内容现在已经慢慢地得到了纠正和澄清。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里所提供的内容以及提供这些内容的方式是否构成了一个切实可行且富有成效的作品的开端？如果是的话，希望大家不要太计较这些疏忽和错误；至少它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我绝不是想说本书的内容是完全新的，如果是的话，那也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确切地说，为了表明本书内容应有的合理性，同时也为了说明本书内容不是我突发奇想的结果，我会简单地提及一些历史观点，一开始是在这个序言中，最后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章节中，中间我也会在恰当的时候对它们做较为细致的分析。

经验法则是心理测量理论的主要基础，是很久以前不同领域的许多学者提出来的，他们对它做了系统的阐释，并通过实验证明了它的相对普遍性，尤其是韦伯（E.H.Weber），事实上我觉得应该称他为心理物理学之父。此外，构成我们测量原理之最为普遍、最为重要的运用的数学函数，是很久前许多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提出来的，如贝努利（Bernoulli）［拉普拉斯（Laplace）、泊松（Poisson）］、欧拉（Euler）［赫尔巴特（Herbart）、德罗比什（Drobisch）］、斯坦海尔（Steinheil）［普森（Pogson）］，这些函数提出的基础是一些尤其符合心理物理学且被其他学者重复和接受的特定案例。尽管所有这一切的发生不是为了确立一种心理测量方法，也不是为了吸引特别的关注，但在下文（第七章）对这种测量的原理作清晰的阐释后，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这条原理已经包含在这些学者提出的函数中了。

因此，很明显，从其作为一种心理测量的全新意义上说，我们的心理测量一方面只是一种概括，另一方面，它也只是一种对先前已存在之概念的清楚表达。这一事实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少我们的怀疑，即这样一种测量可能从一开始就存在了。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关于化圆为方或永恒运动的问题，因为它已经被一些学者解决了，而那些学者的名字就保证了这种解决方法的合理性。

在感谢了过去学者的成就对于本书主要内容的贡献之后，如果我不提一提福尔克曼（A.W.Volkmann）对我研究的重要帮助及鼓励，那我就是忘恩负义了。这位思维敏捷的优秀学者为本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顺便提一下，他的贡献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本应做的——他还因此为本研究提供了经验基础，这些真的让我非常感激！

同时我敢说，这对本书原理及特性的确立而言是一个好兆头：它们不仅得到了许多优秀学者的精确研究结果的支持，而且它们还是开始此类研究的起点。事实上，除了那些作为基础的且已经与之发生关联的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之外，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多次设想了未来的研究或者进一步要做的研究，这些后续研究一方面是心理物理测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另一方面也是其应用的发展所必需的。此外，虽然这些后续研究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但如果没有这种理论，这些研究也不会出现。迄今只能在物理学实验室或生理学实验室中进行的心理物理学实验，现在需要有属于它自己的实验室、实验仪器和实验方法了。而且毫无疑问的是，随着它们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研究的范围也会逐渐地扩大。因此，我认为我们当前这些研究的主要成果不在于它们到目前为止能带来什么，而在于它们以后能带来什么。摆在大家眼前的这份成果报告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

在将数学引入本书的方式方面，尤其是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希望数学家们在看这些章节时会认为这些章节是为非数学专业人士而写的，而非数学专业人士在看这些章节时又会认为这些章节是为数学人士而写的，因为我一直努力地想让其中一方理解，也想让另一方满意，当然这其中不会一点冲突都没有。我希望数学家们能够原谅我从非数学专业人士的视角出发而做的一些多少有些宽泛、通俗的解释，因为我在撰写本书时一直谨记一点：这本书能让生理学家们特别感兴趣，尽管我同时也希望哲学家们对它感兴趣。当然，把生理学家和哲学家都假想为数学家，这种做法在现在也不太能被人接受。另一方面，我希望非数学专业人士能把那些他们不理解的数学衍生词（即使有些衍生词的出现只要求读者具有一丁点儿的数学理解）当成数学事实，并且能不时地跳过一个章节、一个注释或者超出了他们理解范围的一段内容。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大家会发现本书的整体框架和内容都是很好理解的，尤其对于那些熟悉数学方程式并懂得对数性质的人，或者是那些注意到了第二篇开头的简要介绍的人来说，更是容易理解。至于其他方面，我比较偏向于认为它们不会对本书内容产生干扰，或者至少不会对本书下富有洞见的评判。

我有意避免将本书中所涉及的心理关系之数学取向与赫尔巴特的相应观点进行对比。因为赫尔巴特不仅始终是第一个提出可以用数学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的人，而且也是第一个创造性地开启这个研究领域的人；自赫尔巴特起，其他任何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人都只能屈居第二。事实上，本书在这个方面的基本观点和赫尔巴特的观点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以至于我们几乎没有必要在这里强调二者的区别。事实上，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在此处判定它们二者孰优孰劣是不恰当的做法，尤其是在没有探讨其哲学基础的前提下就更无法做判定了，而对其哲学基础的探讨是我们在这里不惜一切都要避免的。至于如何在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以及如何解决这些基础性的问题，我想留待以后来探讨。

可能读者还会预期我在宣称本书采取的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立场，在宗教这个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又是如何，这些是每一项有关身心关系的研究都不可避免会涉及的。针对第一个问题，本书在探讨身心关系时不会表明采取了哪种立场，这是一个区分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结果必然会偏向于一方或者另外一方，而本研究将这二者之间的经验关系看做是函数关系，这本身就排除了这种片面性。

至于第二个问题，假定我们一定要对宗教问题采取唯物论的观点，这似乎有点太过草率。显然，正如在正文简要提及的，我们尤其可以给基本原理一个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尽管它代表的更多是本书的背景而不是出发点。从表面上看，这个原理在灵魂不朽这个问题上可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我在这里能用来反驳这种解释的只有一点：这整本书都是以与此完全相反的概念和解释为基础并与其相联系撰写而来的。由于此处不适合再对这个问题做更进一步的探讨，为了避免读者还有疑虑，我必须提一下，我在之前的作品中已经表达过这种观点。

本卷书的内容涵盖了心理测量的基础，即心理测量原理的确立，以及有关其方法、定律和作为其经验证据的资料的阐述；第二卷将会涉及心理测量的功用与应用，从外部领域转到了内部领域（即身心关系）。因此，本卷书需要更多的是经验兴趣，而第二卷需要更多的是数学兴趣和哲学兴趣。从新的应用看，它是数学的，它们拓展了数学的领域，这在第一卷已经有所体现，在第二卷已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而从这些应用引发了相关主题来理解身心关系这个方面看，它又是哲学的。

1859年12月7日

于莱比锡

第一篇 导论

第一章 身心关系总论

随着自然科学各分支的迅速发展，有关物质世界认识的探究也渐趋繁荣，并且还有精确的原理和方法保证了它的稳步向前，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有关心智的知识也已经在心理学和逻辑学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有关物质和心智、身体和灵魂关系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哲学思辨阶段，缺乏坚实的基础，也缺乏必要且可靠的原理和方法。

我认为，我们需要在以下真实情境中寻找导致这种不利情形的直接原因，其实这样做也只能让我们找到间接原因。我们可以直接依据经验来探索物质世界内部的关系，内心或者精神世界的关系也不过如此。当然，我们的感觉及其辐射范围之外的认识会限制我们对前者的了解，而我们每个人的心智会限制我们对后者的了解；而且，这需要我们能够找到基本事实、基本定律、各领域之间的基本关系及相关的信息，这些内容为我们进一步的认识提供稳固的基础和出发点，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这些研究才能开展下去。涉及物质和精神世界之间关系时的情况则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这两种紧密联系的领域在直接经验中，每次只有一种能够表现出来，而另一种则会隐藏起来。当我们能意识到我们的感受和想法时，我们不能感知到与它们联系在一起或即将发生的大脑活动——所以物质面就被精神面掩盖了。类似地，尽管我们能用解剖学、生理学、物理学和化学术语直接描述解释他人的、动物的和整个自然界生物的机体状况，但是我们仍不能直接获知属于前者的心智或者属于后者的上帝，因为在这里精神面被物质面掩盖了。因此，其中仍然还有许多值得假设和怀疑的地方。我们也许会问：一旦谜底被揭开，真的会有发现吗？如果有，那又是什么呢？

目前为止，这些事实性的问题还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犹豫和争论，我们还不能找到一个稳定的立足点，或者在这些关系理论中寻找一个突破点，同时这些理论的事实基础也仍然处在争议之中。

但现在问题是：尽管身体和心智之间是互相依赖的关系，它们还是只能独立而不能同时一起被观察到，那么这种异常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通常我们能够很容易地观察到那些同时出现且互相依赖的事物。精神和物质世界关系的不可违背性令我们怀疑这种情况的根源是由它们的本质决定的。就算无法触及问题的本质，难道我们连一些能够解释类似问题的说法都没有吗？

确实，我们只能看到一个物体的一个方面。例如，站在一个圆环中间，它的外侧面被内侧面挡住了；相反，站在圆环外面，它的内侧面就会被外侧面遮挡了。人的精神和物质两个世界就像事物的内外两面一样不可分割，也可以看成是人的内外两面。就像站在一个圆的某一侧不可能同时看到圆的两面一样，站在人的平面上也不可能同时看到人的两面。我们只有改变自己的视点才能改变看待圆的角度，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之前我们看不到的那些被遮挡了的事物。但圆仅仅是个比喻，重要的还是现实中的问题。

现在，对身心关系的基本问题做深度或者透彻的讨论并不是我们目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尝试解决——当遇到这样的问题时。因此，以下我将简要且不带任何偏见地阐述我的观点，目的是为了解决有关普遍信念领域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是这个研究的出发点，至少对于我而言是研究的基础。同时，对于那些正在这个领域中已经有了自己的观点，却仍然还在寻找其他观点的人，我提供了一些弹性的建议，即使我所说的内容对于这项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并没有本质性的帮助。考虑到开始一项这样的工作会使人沉迷于大量空泛的讨论之中，而且我们很难完全避免这种讨论，所以我对于自己的立场只是进行了如下简要的阐述，希望大家理解。

首先，我还是要再举一个例子。从太阳的角度和从地球的角度看太阳系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哥白尼的世界，另一个则是托勒密的世界。尽管这两者就像一个圆的内外侧两面一样不可分割，但同一个观察者却不可能同时感知到两个世界体系，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物体产生的两种不同的表征模式。这里我们仍然需要改变视角来弄清楚其中一个世界而不是另外一个世界。

这种例子很多，且这些例子向我们证明了从两种不同角度看同一事物，实际却会看成两种不同的事物；我们不能期望找到一个事物，它从两种视角看到的情状会是一样的。谁可以否认这种事实呢？只有最经典的和最具决定性的案例，才能使我们否认这种事实。这就是精神和物质世界的关系。

可以从内部角度来看你的心智活动是什么样的，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外部角度看构成你心智的物质基础会是什么样的。我们是自己在使用大脑思考还是检视另一名思考者的大脑，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1]这两种活动是非常不同的，视角也是不同的，因为一个是内部视角，另一个是外部视角。这两种视角之间的差异与前面的例子相比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两种表现模式间的区别是很大的。圆环或者星系外观的两种呈现模式从根本上说，都还是由于我们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外部视角；而是否在圆环内或者是在太阳上，观察者都还是在圆环或者行星的外部进行观察。另一方面，心智的表现实际上是我们从内部角度得到的，因此这种表现和心智本身是一致的，而物质的表现状态实际上是我们从外部角度得到的，所以和其本身可能并不一致。

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虽然身体和心智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却没有人曾能够同时观察到它们，因为不可能有人能同时处在同一个事物的内部和外部。

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一种心智不能像感知自己一样去感知另一种心智，尽管我们自以为能够轻易地察觉到同类生物的本质。如果一种心智和另一种心智不一致，就只能知道另一种心智的物质表现。因此，一种心智只有通过另一种心智的物质性才能察觉到另一种心智，因为心智的外在面仅仅是它的物质性。

出于这种原因，心智的表现经常是一致的，因为只存在一种内部角度，而每个人的外在表现则是不同的，因为可供观察的外部视角非常多，且持有这些视角的人也是不同的。

目前，看待这些现象的方式涵盖了最基本的身心关系，任何基本观点都应该涉及这个问题。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心智和身体是彼此平行的，其中一方的变化会导致另一方的变化。为什么会这样？莱布尼茨说过：一个人可以持有不同的观点。安装在同一块板上的时钟，可以通过它们共同的附着物调整彼此的运动（如果它们之间差距不大的话），这就是身心关系的二元论观点。也可以说有人同时转动两个时钟的手柄使它们同步；这就是偶因论，它认为心理随着身体的变化而和谐变化的现象是由上帝创造的，反之亦然。也可以在一开始就把时钟调到完美同步的状态，这样它们能保持相同的时间，之后就不需要再调整了，这就是前定和谐理论的观点。莱布尼茨遗漏了一个观点——最简单却最有可能的。我们可以让时间保持一致——事实上时间从来没有不一致的——因为时钟本身是基本一致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不需要那个共同的背板，不需要不断的调整和初始的人为设置。对于外部观察者而言，时钟是靠齿轮和指针（或者是它最重要和最关键的部分）的运动而运行的，而对于钟本身而言，它很可能有属于自己的工作想法、动力和思想。这里我把人说成是时钟并没有侮辱人的意思。只是暂时把人比喻成了时钟，我也并不是总把人称为时钟。

外在的不同不仅因为采取了不同的视角，也因为采取视角的人是不同的。一个盲人尽管和一个正常人处在同样的角度，但是他不能通过外在角度看到外在世界；一个无生命的时钟尽管和大脑一样采取同样的角度，但是它不能看到它的内部。时钟只能作为一种外在表现而存在。

自然科学一贯是从外部角度考虑问题的，而人文科学一贯是从内部角度考虑问题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一般性观点基于的角度是不同的，而相关领域的自然哲学问题则是综合了两种角度的观点。身心关系的理论问题最终还是不得不落到这个点上，即单一物体两种表现模式的关系是统一的。

这些只是我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不能明确身体和心智的最终本质，但是我还是试着从一个单一的视角来统一说明它们的一般事实性关系。

然而，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其他的方法来得到相同的结果，或者完全得不到这个结果。每个人选择的方式会受他其他观点的影响。通过反向推论的形式，对寻找到一种恰当的普遍关系，个人必须自行判断其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每个人是想把身体和心智看成只是一个实体两种不同外在的表现形式，或者看成是两个外在相互联系的实体，还是把灵魂看成是一群相互连接点阵中的一个，这些点可能本质基本相同也可能不同，还是从根本上摒弃一元论的方法，这些其实都并不重要。只要我们承认实证的身心关系且同意实证研究，就不会反对更复杂的表述形式。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只在实证的身心关系基础上进行调查，另外我们会采用最常见的表达形式解释这些事实，尽管它们更多的是从二元论方法的角度进行解释的，而不是我自己所擅长的一元论角度。不过这样的转换并不难。

但是，这并不说明我们在这里要发展的理论和基本的身心关系的观点完全不同，也不说明这个理论对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因为事实恰恰相反。另外，我们绝对不能把这个理论将来会产生的影响——甚至现在正在开始产生的局部影响——和这个理论的基础相混淆。这个基础是纯粹实证性的，任何假设都可能会在开始就被推翻。

有人可能会问：这个基础的存在会不会直接反驳我们起初所提及的那个事实，即身心关系在经验范围之外？但是，它们不完全是在经验范围之外的，仅仅是直接的身心关系处于直接的经验范围之外。我们自己对身心关系的解释已经有了相关的一般经验支持，即使它们无法对那些怀着先入为主的观点来读这本书的人产生必要的吸引力。接下来书中会介绍我们是怎样利用特殊的实验结果进行推论的，这些实验一部分能引导我们往中介关系的领域发展，一部分给我们提供了关于直接关系推论的基础。

确实，我们不能满足于这个一般的观点，尽管它被普遍接受了。要证明一个定律的普遍性与深度不是取决于一般原理，而是取决于基本事实。万有引力定律和分子定律（当然其中囊括了前者）都是基本定律；如果我们彻底了解了它们，把它们整个领域内的意义都了解透彻了，我们就能够从最广泛的意义上了解物质世界的理论。同时，我们还要试着形成关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关系的基本定律，以获得一个持久成熟的理论而非一般性的观点，而且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建立起一个以基本事实为基础的学科，这一点和其他学科都是一样的。

心理物理学就是一个基于此观点的理论。更多细节请看下一章内容。

注释：

[1] 在这个例子中，检视的概念等同于基于外部观察而进行的推理，即当消除了直接检视的障碍后，推理出内部心理状态是如何表现的。

第二章 心理物理学的概念与任务

在这里，心理物理学应该被理解为一门身心互相依存关系函数的精确科学，从更为一般意义上说，它是一门关于身体世界与心理世界、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之间关系的精确科学。

我们把那些通过内省观察或者由内省观察总结出来的内容都称作精神的、心理的或者灵魂的，把那些通过外部观察或者由外部观察总结出来的内容都称作身体的、肉体的、物理的或者物质的。这些定义只涉及了事物的表现方面，而心理物理学需要致力于解决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使用日常的语言来描述各种内外视角的观察，以展示各种单独存在的活动情况。

无论如何，所有关于心理物理学的讨论和研究都只与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外显现象相关联，与一个直接通过内省或外部观察呈现的世界相关联，或者与一个通过事物表现就能推导出结论，或者与获得现象学关系、分类、联想、推理、定律的世界相关联。简单地说，心理物理学从物理和化学角度涉及身体的问题，从实验心理学角度涉及心理的问题，但是没有以任何形式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谈到超现象领域的身体或灵魂的性质问题。

总之，我们的心理是生理的一个关联函数，反之亦然，它们之间存在一种恒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使我们能从一者的存在和变化推知另一者。

一般来说，我们不否定身体和心智之间的函数关系的存在；但是，对于这个关系原因的解释、二者间关系的界定和范围还是待解决的争议性问题。

心理物理学试图尽量准确地定义身心表现模式之间的函数关系，而不考虑这个争论中存在的形而上学观点（与现象相比，形而上学更关心所谓的实质）。

在物质和精神世界中，哪些特征在一起形成了数量和性质的关系？哪些又形成了距离远和近的关系呢？决定它们往同一个方向或相反方向变化的规律又是什么呢？一般而言，这些都是心理物理学所提出且试图进行解决的问题。

这句话也就是这个意思：哪些特征成对出现，就能构成一个物体的内外表现形式关系？又是什么规律来决定它们各自的变化呢？

身心之间存在一种函数关系，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从一个方向而不是另一个方向来关注和研究这种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数学函数来恰当地概括，即一个关于变量x和y的方程式，在这个方程式中任意一个变量都能被看作是另外一个变量的函数，且每一个变量会随着另外一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为什么心理物理学偏向于从心理依赖于生理而不是相反的角度来看问题呢？原因是只有生理测量能直接进行，心理测量只有在生理测量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这些内容我们在后面将会谈到。这个原因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决定了未来我们研究方法的趋势。

我们不讨论上述这种偏向的唯物论原因，它们在心理物理学中也没有意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关于其中一方对另外一方的依存关系的本质属性存在争议，这对于心理物理学来说是不相关的、不重要的，因为心理物理学只关心本体内部的现象学关系。

我们能区分身心之间无中介和有中介的依存关系，或直接和间接的函数关系。感觉直接依赖于我们大脑中某些特定的加工过程，两者中一方由另一方决定或者另一方是它的直接结果；但是感觉与外部刺激只是一种中介的依赖关系，即只有通过神经导体的介入才能进行这个加工。我们所有的神经活动都依赖于大脑中的直接活动，或者直接伴随大脑活动，或者直接产生大脑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感觉冲动通过我们的神经和效应器官被传达到外部世界。

身心之间的中介函数关系，只有在这种关系包括了中介变量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完全符合函数关系概念的要求，因为忽略了中介变量就会导致身心之间的关系缺乏持续性或规律性，而这些性质是通过中介变量产生的。因为在一个活体大脑中，只有靠活动的神经元不断地将刺激引发的信息传入，刺激才能诱发相应的感觉产生。

既然心理被视为物理刺激的直接函数，那么物理刺激就可以被视作是心理的一种载体。生理过程伴随心理改变，从而构成了它们之间直接的函数关系，我们称之为心理物理学。

我们没有做任何关于心理物理学过程本质的假设，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将它们的基础和形式问题留待解答。至于我们为什么很快就摒弃了这个问题，主要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心理物理学一般原理的确定将只涉及定量关系的处理，就像在物理学中，定性关系依赖于早期的定量关系；第二，在第一部分中没必要对心理物理学的加工过程进行特别的解释说明，因为接下来我会详述我的工作计划。

本质上，心理物理学可能会被划分成内外两部分，这是基于以下角度来考虑的：是更关注心理与身体外部因素的关系，还是与心理密切相关的那些内部机能？换句话说，这种划分是基于身心之间的函数关系是属于无中介还是有中介的。

只有在外部心理物理学领域才能找到整个心理物理学所依赖的真正根本的实证性证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直接经验。因此，我们的根本出发点应该基于外部心理物理学领域。然而，如果没有内部心理物理学的恒定性，外部心理物理学也不会有发展，因为身外的世界只有通过身体内部的中介才能与心智建立函数关系。

另外，尽管我们考虑到了外部刺激和感觉的规律性关系，我们也不能忽略另外一个事实，即刺激毕竟不能直接唤醒我们的感觉，而只能通过我们身体内部的加工处理过程与感觉建立直接联系。我们可能还不知道这些过程的本质，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太受重视（如先前所述），但无论如何，只要当我们在研究外部心理物理学中，需要关注或使用相关的那些定律关系时，就必须承认并且经常提及它们存在的事实。同样地，我们知道身体活动直接受心理活动支配且需要遵从心理活动的规律，尽管这些活动我们并不完全了解，但我们也不能忘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心理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只有通过这些身体活动才能实现。因此，我们必须随时注意到这种未知的中介变量的存在，因为它在完成这一连串的效应过程中是必需的。

心理物理学从字面上看和心理学及物理学相联系，它一方面必须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要给心理学提供数学基础。外部心理物理学从物理学中借用辅助工具和方法论；内部心理物理学则更多地倾向于借助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知识，特别是神经系统的知识，我们预先假定读者对它们有所了解。然而不幸的是，内部心理物理学目前还没有良好地利用到相关领域内细致的、准确的、有价值的研究结论。无疑的是，一旦这些研究（以及其他那些与其结论相左的研究）能达到一个共同的认识层面并且可以互相强化的程度，内部心理物理学就可以利用这些研究结论。但目前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这告诉我们一个理论只有在它不完备的情况下才能发现到其自身的问题。

我们打算从以下角度来挑战我们自己的工作：

在发现与心理活动直接相关的身体加工过程的方法之前，我们就能够从某种程度上确定它们之间的一个定量关系了。感觉依赖于刺激，一个更强烈的感觉依赖于一个更强的刺激，但是刺激只有通过身体一些内部过程的中介作用才能产生感觉。我们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和刺激之间的定律关系必须包含刺激和身体内部活动之间的定律关系，这种内部活动遵循身体加工过程间交互作用的一般定律，且为我们得出关于内部活动本质的一般结论提供了依据。的确如后面的内容所显示的那样，尽管我们忽略了心理物理学加工的具体本质问题，因为这些因素涉及一般心理活动间更重要的关系，但是我们仍然形成了一个基础，它在一定范围内，允许我们对这些基本事实，以及这些界定内外心理物理学间关系的定律，进行确定和充分的构思。

除了它们对内部心理物理学的重要性之外，这些定律在外部心理物理学领域也已被证实，并且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我们会发现，物理测量基于这些定律关系，促使了心理测量的产生，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展开了一些重要且有趣的辩论。

第三章 一个初始问题

目前有关内部心理物理学所有模糊和有争议的问题——现今几乎整个内部心理物理学领域内都会包含这些问题——以及内部心理物理学本身的问题，我们都将暂时搁置到一旁。后续的实验会给我们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至少在开始必须要单独提及。它关系到整个心理物理学的未来，我们现在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大致地解决这个问题，其余的就留待后续讨论。

如果我们把思想、意志和美感归为高级心理活动，把感觉、内驱力归为低级心理活动，那么至少在目前这个领域内——先不考虑下一个领域的问题——当没有引入身体过程或没有和心理物理学过程相联系的时候，高级心理活动比低级心理活动更容易继续进行下去。没有人能在脑子不动的时候可以思考。但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只有在我们神经系统的特定活动下，一个特定的视觉或听觉才能产生。没有人会质疑这点。有关心智中感觉层面的观点，事实上是基于这样一个设想，即在心智和肉体之间存在一种确切的关系。然而这样就存在着一项很大的疑问：是否每种特定的思想都与特定的大脑加工过程相联系呢？如不然，那是否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在无需一种能让这些心理过程以特定方式产生的特定脑生理过程的前提下，整个大脑活动就足以用来思考和进行更高级的心理活动呢？确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精确地寻找高级和低级心理活动领域之间的本质区别（从狭义上说，这种区别类似于灵魂和心智的差异）。

即使我们假设高级心理活动与生理加工过程并不存在特定的关系，它们之间还是会存在一般且确定真实的联系，这种联系属于内部心理物理学所考虑和研究的范围。我们最终将会发现这种隶属于通用定律且包括了普遍原理的一般性练习关系。的确，这种关系的发现应该被视为内部心理物理学最重要的任务。下面有一章（第五章）将会引导我们去考虑这种情况。

打这样一个比方：我们把思想看成是生理加工流的一部分，仅从这些过程的角度看这个比喻可能是对的，或者可能就像一个船员掌舵一样，生理过程需要这股潮流来引导，用他的桨带动起一些随机的小波浪。当我们确定了这股潮流或思想过程后，也需要考虑到河的条件和规律，尽管每种情况下的视角的确存在着不同。即使是最自由的航行[1]也要遵守规律，依照方法和原理的本质来行动。同样地，在任何需要处理高级心理活动及其生理基础之间的关系时，心理物理学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必要性。至于这个必要性存在哪个角度以及达到哪种程度，心理物理学将来迟早有一天会展示给大家的。

目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试着尽可能地去给内部心理物理学的定义和范围做一个划定，直至现实的限制和困难迫使我们放弃这个尝试。依我的观点来看，在这个领域内尚未有范围限制，不过现在看来这仅仅是个人的观点而已。

和声与旋律无疑比单音更好听，但它们均是基于振动的频率而产生的，而振动本身只会产生单调的响声感受，振动频率变化的作用仅仅在于能让我们把这些单音集合起来同时呈现，而不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这样，和声与旋律对我而言只不过是一种更高级的关系，而并不是说更高级的心理活动就不存在对应的生理基础。似乎所有的情况都与这种说法一致，都是对它的进一步验证和扩展。但是，对这个事实的进一步扩展或者是声明都与本书起初讨论的内容没有关联。

注释：

[1] 莱茵河上的国际性航行是自由的，但仍受到莱茵河航运中央委员会的监管，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职能是保证高安全级别的莱茵河和周围的导航。——译者注

第四章 关于感受和刺激的概念

目前心理物理学研究还不完整，没有充足的证据来列举、定义和划分与这个主题相关的心理学术语。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是采用以下的命名法，对感觉体验中“体验”一词进行一般性的解释。

我试图区别集中感受和广延感受，区分标准是集中地或广延地感知物体的程度大小。比如，我会把亮度感受看成是一种集中感受，空间视觉或触觉看成是广延感受；相应地，我还会区分其他感受的集中和广延程度。如果我们觉得一个物体比另一个物体看起来更亮，我们就说这种感受更集中；如果它看起来更大，那我们会说这种感受广延程度更高。一般理解而言，这只是感受的定义和含义的问题，没有涉及特定的感受测量问题。

无论哪一种感受，是集中还是广延，我们都能区分它们的程度和形式，尽管在集中感受的情况下，程度通常被区分为强度和品质。音调是声音的一种品质，它是可以定量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区分音调的高低。

韦伯[1]——无疑非常确切地——把空间感觉，或我们可以视为广延感受（正如我们在这里所使用到的术语）的能力或感觉叫做一般感觉。把那些能引起集中感受的感觉叫做特殊感觉。前者不能像后者一样通过单个独立的神经纤维或各自的分支（感觉环）得到，而只能通过许多神经纤维痕迹的协调才能得到，因为这种痕迹的强度和品质，以及神经中枢的数量与布局，对于所形成的广延感受的大小和形式是非常关键的。他对这个问题的讨论[2]有利于我们区分感觉的一般关系。目前这个讨论足以说明上述关于集中感受和广延感受之间的差异。实际上，这些简要讨论的目的只是为了引出相应的感受性和感受测量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必涉及更深层的感受理论。

因为广延感受和集中感受有着不同的本质且基于不同的情况，所以有必要知道关于它们的规律。有人可能会认为，根据集中感受的大小取决于刺激强度的定律，广延感受的程度或感受的广延度也应该取决于被刺激的感觉环的数量；但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也尚未被证实的。我们未来的研究中所提到的感受主要指的是集中感受，而非广延感受，除非我们特别提到广延一词或者进行其他特定的指代。

除了广延感受和集中感受之间的区分，我们也会考虑客体感受和一般感受的区分以及所谓的正性和负性感受的区分。比如光和声音的感受这样的客体感受，就是来源于对自己的感觉器官以外客体的感受。而像痛觉、高兴、饥渴这些一般感受的变化，则与我们自己身体的情况有关。讲到这里，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韦伯在论文中所提及的对触觉和一般感受的经典研究。

至于正性和负性感受，我们通常会对类似于冷暖、高兴和痛苦这样的感受进行比较，这些感受通常由同一种刺激引起，只是刺激的程度不同，而且通常包含它们的对立面。例如，冷的感受就是由于热量的减少产生的，而暖的感受就是由于热量的增加产生的。高兴的感受与获得兴奋刺激有关，而厌恶（痛苦）的感受则是相反的趋势。

尽管正性感受和负性感受从一般意义上可以这样指定，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所谓的负性感受在心理学上并没有负性的意义。负性感受并不表示感受的缺失、减少或者消除。相反，它们可能比所谓的正性感受更强烈，或者可能会引起身体强烈的所谓正性感受，它们可以引起或提高身体的正性和负性反应。比如，冰冻的感受可能让一个人发抖，痛觉能引发人哭泣和身体剧烈的抽搐。

刺激从狭义上说只是指引起身体反应以及集中感受的对象。从某种程度而言，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刺激叫外部刺激，来自于内部世界的刺激叫内部刺激。外部刺激可以从对外部刺激的记录来解释，如光和声音；内部刺激则起初需要进一步加工，而后至少会有部分被消除。我们耳朵听到的低声可能始于空气振动等外部影响，之后形成一种声波传至我们的耳朵。同样的声音也可能来自于我们的身体而非外部世界。这些情况我们了解得尚不清楚；但是因为它们产生了和外部刺激同样的影响，所以我们也需要同等地看待它们。从这点上我们不知道也没关系，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根据它们的影响），感受的内部刺激来源和外部来源一样，有着相同的概念、观点和准则。

如果心智只是由于内外部刺激影响到了身体的某一特定部位而产生的，并且我们从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感受对于身体的依赖性，那么所有的感受都只能看成是身体活动的结果。这样的话，甚至身体最深层的机能也会受到刺激的影响。另一方面需要关注的是，如果说感受只受身体活动影响且它们是一种函数关系的话，那么把这种同时条件化的感受和那种直接产生的感受相提并论是不合适的。如果我们不想把两种类型混在一起的话，那么只需要把那些能引起感受的刺激包含进来。同时，对上述问题我们也不需要立即就得出结论。这些具有分歧的观点对我们的实际观察没有影响，我们仅需要根据内外部刺激影响的等价性，来考虑内部刺激的存在和程度。同时，从内部刺激的位置和品质来看它只是个未知的x，尽管存在这种限制，它们仍被认为与外部刺激一样存在同等的定量影响，并且进入了现象学的研究领域。内部刺激的名字和价值由这种影响得来。

一些诸如重量这样的刺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不容易想给出它们的含义，在提东西产生触压的感觉或者重量的感觉时，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归为重量。另一方面，我们对产生广延感受刺激的原因所进行的概括也是有缺陷的，而且目前我们还不清楚这些原因。即使没有其他外力作用，我们闭上眼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会到黑暗的感觉；特别是我们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即使没有被游标卡尺或者其他东西碰到，我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感知到自己的身体表面。增加外部刺激会部分限制这些自然感受的产生，还会部分决定它们的形式，也会部分决定我们用以判断相对大小和距离的标准，然而这对于空间感受是无益的。这些感受似乎来源于自主神经天生的协调性以及之间的有机联结，或者来源于中央神经末梢，尽管这些猜测目前都还没得到确认。如果在这种联系中仍然有可能涉及刺激，我们也只能认为是这些神经产生的内部刺激在起协调作用。但是，如果内部刺激可能和感受同时发生的话，那么这种表达（空间感受）又不合适了。有些人可能会强调说，可以通过身体活动的体验，来帮助我们进行广度的判断。但是，我们目前仅仅是在对术语进行定义，还没有到深入探讨这种相当模糊的方法的时机。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的模糊性，以及刺激这个术语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情况，就可以使用广延感受中刺激感觉环的数量代替在集中感受中刺激的感受程度，这样一来可以建立函数，推知广延程度的增加或减少。因此，在定量的函数关系问题中，上述的“数量”，就只能从共同但相当普遍的视角中提取。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它们的函数规律在两种感受中都是一样的，也不能保证除了数量之外，广延感受的程度不与别的环境参数相关。确实，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重要的心理物理学研究的目标。

在感受所依赖的外力大量起作用的前提下，并且在外力沿着使感受增加的方向持续作用时，感受便会持续增加直到被发现，而当外力持续减少时，感受也会持续减少直到觉察不到。但我们必须了解，产生类似皮肤的温暖和压力等感受的机体是固定的，只能通过与一种既定的平均或正常作用力水平——比如正常的皮肤温度或正常的空气压力——相比获得的差异变化来产生感受。这种感受会往两个方向增加但是性质不同，因为一种诸如冷或暖、压力或者张力这样的感受，是取决于增加作用力超过某个正常点还是降低作用力低于这个点。这样我们不应该使用作用力的绝对大小来衡量刺激，而是应该将当前作用力的值减去划分感受的正常点的作用力值，结果的正和负，代表了感受的性质，在正常点上没有感受存在。我们会把前者叫做正性感受，把后者叫做负性感受。

因为刺激和感受之间存在相互关系，所以刺激通常被认为在不同环境中会发生不同的效应，除非有明确的说明或者具体背景中存在其他干扰。但是这种可比性在另一种不同的刺激模式中可能是无效的，在刺激的对象或机体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也是无效的。不同感受性的概念和这种情况有关，在第六章中会详细介绍它的概念和测量方法。

为了便于理解，有人提出一种刺激对应一种感受，同时一种刺激的差异与一种感受的差异相对应，即感受或者感受的差异更强，刺激就会被感受为更强，反之亦然。这也是一种让我们不会产生误解的表达。

注释：

[1] 文中单以韦伯之姓出现的均指的是恩斯特·海因里希·韦伯，他的兄弟以及孩子们均带有名或首字母缩写来指代。——译者注

[2] Berichte der sächs.Soc., 1853, p.83；im AuszugeinFechner's Centralblatt für Naturwissenschaften und Anthropologie, 1853, No.31.

第二篇 外部心理物理学：心理物理学测量原理

第五章 身体活动的测量：动能

刺激的功能不是被动产生的。一些刺激，比如光和声音，可以被直接概念化为运动，虽然另外的一些刺激，如重量、气味、味道不能被概念化，但是我们可以假设这些刺激仅仅通过引发或者改变我们身体内部的某种活动，就可以唤起或者改变我们的感受。因此它们的大小可用来表征身体活动的程度，从一定程度上而言，这种身体活动是与依赖于它们的感受相关的。

关于身体活动的一般性测量，现在我们来讨论其中一些适当的话题，但暂时在这里先不对各种刺激及其引起的身体活动的具体测量方式进行探讨，因为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像这样的测量是现成的，可以借鉴物理学和化学中的某些方法。

在日常生活中，人都经常会使用特定的尺度来衡量物理活动的大小或者强度。人们尝试寻找诸如运动的速度，或是运动质量的大小等信息，但是却没有对它们形成清晰的概念。首先人们很自然地相信：运动物的质量和速度大小值的乘积，也就是动量，可以被视为物理活动大小的度量。确实，一般来说，冲击的瞬间和运动的传递过程中，物体在冲击之后的速度，或者在给定传输速度下的质量大小，与爆炸物的动量成固定比例关系。如果有人想要使用这种效应的大小来计算物理活动的大小，他就需要找到测量动量的准确方法。毫无疑问，测量依赖于对物体活动的定义。同时，如果你想要使用与物理学、力学、生理学，甚至是日常生活中同等的术语，并遵循它们的准确含义，就只有动能而非动量可以用来测量物理活动。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动能，经常会被误解为哲学中所谓的生命力，因为它暗含了测量上的一个确切概念，以下将要提及。

一个粒子的动能，不考虑其是否受到原子能影响，是通过把它的质量m与速度v的平方相乘获得的，所以一个特定粒子能量的表达式就变成了mv^2。[1]那么整个系统的动能就是每个组成部分的动能之和，因此如果一个系统中有三个或者更多的粒子，每个粒子质量分别为m、m′、m″……速度分别为v、v′、v″……就有：

总动量=mv^2+m′v′2+m″v″2…

这个公式通常可以按照如下简写，适用于任何粒子总数：

∑mv^2

需要注意的是求和符号∑不是对一些相同的mv^2乘积求和，而是针对带有不同质量和速度的粒子，分别计算乘积之后再进行求和。

这个时候不必去考虑在测量中，所引入的各种概念分别包含了什么样的规则，而是应该罗列出一些更突出的值得我们去考虑的问题。

和数学动态模型一样，相反方向的速度一定携带负号。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有人关注当一个系统中的粒子们活跃地摆动时，活动的总量在一定的时间内将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他就会发现活动的总量接近于零，前提是他将动量作为物理活动量的衡量标准。因为运动的速度有向前，也有向后的，所以也就有了相反的符号，结果当它们乘以它们的质量（质量永远是正值）时，乘积的结果在加和过程中就正负值抵消了。但这种抵消并不是在每个个案中都是合理的，例如，对于朝一个方向和相反方向需要同等的能量的运动而言，这种抵消的结果就会是零。不同的是，如果把动能作为衡量的标准，由于速度进行了平方的计算，所以无论正值还是负值，平方之后都会得到正数，这样向前和向后的运动都会对物理活动量的总和产生贡献。

其次，我们应该注意到，只有通过身体输出或者完成任务所做功的变化，我们才能获得其中所消耗的动能，从而对身体的活动进行测量。因此这就可以把动能和日常生活、粒子力学中的概念联系起来。根据做功的普遍概念，当重量被举到两倍或者三倍以上的高度时，人或机器必须产生两倍或者三倍的功；假如当前除了举重之外，还包含了其他的做功类型，那么我们还要把举重转换成该类型的功，以进行等同的比较。

依据已知的原理，一块石头被垂直地被抛出后到达一定高度（除去空气阻力）时，与其被抛出的瞬间被赋予的初始速度相比，并没有成比例增加，但是对于速度的平方而言却非如此，与石头被抛出时相比，到达一定高度时的动能成比例地变化了。然而，将石头被抛出时所赋予的速度（或者在快速增加时的速度），同样赋给一块被提升的石头，那么速度的增加就会变得比较缓慢。通过提升达到高度的多少，和通过抛掷达到的高度一样，依赖于作用于石头的动能，或者更广义上来说，依赖于通过重力作用产生的负荷或重量。

总之，除去一些不太重要的细节，为了爬上高山，一个人必须储存足够的动能以完成向上的运动，这种动能的大小就相当于把他提升到目的地所必需的能量。

因此总体上来说，不管物体当前运动的方向如何，某个特定时刻下特定质量物体的动能，可以用当前高度来进行表示，或者是一个速度相同、质量相近的物体将要到达一个既定点时，它的动能也可以借由与重力相反方向的特定速度来表征。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结论必须符合以下前提，即我们假定先前使物体加速的作用力已经停止了作用，而且除了直接与重力抗衡的作用力之外，没有新的作用力存在。对于物体向上运动轨迹中的每个点来说，我们可以根据物体将要到达的高度与起点之间的差距，来恰当地表征动能，这与第一个观点并不矛盾，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动能不断地下降，那么物体所能够到达点的高度也就相应地下降。

把某物抛出或者将一个重物举到半空中，与重力相反方向的速度不断地下降，最后一旦到达特定的高度，所有的速度就降为了零。因此，物体无法超越那个特定的高度点。除了与重力相反方向的力之外（或者算上这个力），在弹性、摩擦以及所谓的媒介物产生的阻力，或者其他的阻力研究中发现了一样的效应——在所有的情况下，这些阻力都必须克服，就像存在着克服重力的作用力一样。但这仅仅是因为克服一个给定的作用力（以及因此所做的功），与在真空状态下抛掷或者举起一个给定重量所使用的动能是相似的情况。所有消耗了同样数值能量的作用力，一定会被认为是相同的。

让我们想象一下，假设物体在真空中运动，没有媒介物或者反作用力的阻抗。那么它将会在速度没有损失的情况下，借助初始速度产生的动能无止境地飞行，而且这个过程中也不会用尽任何能量。尽管我们称其为运动而不是做功——它总是事先假定该物体在运动中需要克服反作用力并因此消耗能量——而动能始终能够维持物体运动所需要做功的水平，以此对抗反作用力。在许多种类的做功过程中，例如用马拉货车的过程中，动能的量保持恒定，但仅仅由于阻力作用，耗尽了货车从马的运动中所获取的能量。如果没有阻力在额外地消耗着能量，货车的动能会不断增加。

动能在系统中可以通过各部分之间共同的交互作用而增加，正如在行星系统或者每一个组织中的情况一样；它可以通过固体或者液体媒介中的传递和传播运动来进行传递和传播；最终内部产生的动能可以通过外部影响来调节，就像是两个天体构成的系统所产生的动能受到第三个天体的影响，或者诸如一个生命体内部的动能受到外在刺激的影响。

总之，就我们目前为止谈到的，不仅动能的产生方式，而且它的传递、传播与调节方式也依赖于它的各个成分之间的交互作用。有机体的交互作用产生了动能，正如给予将要进行石头投掷动作的手，石头与手的各个部分产生交互作用，手的能量就可以传递给石头，因为每种运动的传递依赖于各个成分间交互作用的统一程度。

整个自然就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该系统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持续地作用于其他部分，在这其中，各种分系统产生、使用以及传递给其他分系统以不同形式的动能，无论是发出还是接收能量，都需要遵从分系统联结的一般性原理。因为在精确的自然科学中，所有的物理现象、活动和过程，不管它们可能被称为什么（不排除化学性、不可预估的和有机的物质），都可以被归结为运动，无论是大型的还是最小规模的粒子运动，我们都可以发现它们的活动或者是动能的强度标准都是能够被测量的，如果不能够被直接测量，那么至少可以利用任何一次动能的效果，通过计算原理进行估计。

关于物理现象的本质，例如我们的感觉是依赖于何物而产生的，我们的思维伴随着何种活动，我们从一开始对答案就感到非常不确定——简单来说，这就是一种心理物理学的加工过程——但至少我们非常确定该使用何种方法来测量这种本质。假如说这些研究内容尚在物理学中寻找一席之地，那么对于衡量这些本质的能量研究亦如此；如果做不到，那么它们对于我们就没有意义了。

这个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有两点：首先，它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分析基础，其次，它提供给我们以建立原理的基础。

如果我们需要清楚地把心理物理学和物理学、生理学以及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就不得不了解心理物理过程中各种特殊属性的大小，即使我们对于这些属性知之甚少，我们也可以基于动能研究领域内总结出的基本条件和原理，建立起广泛且有效的结论。就目前来说，疑问就产生了，即这些心理物理过程是否终究会对这种一般原理的适用性形成挑战，现今的观察研究不得不处理这个问题。

因此，让我们来看看动能研究领域内一些重要的基本条件和原理，它们在观察研究过程中给我们提供了线索，或者给我们提供了在这个领域中同类研究的应用性结论。

因为能量的大小会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传播和转换，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系统的表面可能是十分平和的，但是仍会在不易被察觉的微小运动中产生大量的动能，效果经常与大型的运动相当。

当一只大钟被敲响时，我们看不到它轻微的振动。然而这种振动的动能（加上一些辐射产生的热量）表示了用以击响这只钟所需要的总能量；如果这种来回振动的运动可以在一个方向上累加起来，那么这只大钟将会被击打出较远的距离。

一个从表面上来看相当不重要或者不存在，但在现实中却无疑是很重大的问题是：动能可以经由化学反应的活动产生。我们发现在化学反应产生的时候没有特别的运动发生，但是它会伴随着光和热现象，光和热是由于以太[2]的振动而产生的，我们可以假定在反应中具有一定分量的粒子被振动所激活，并且与以太相互传递着这种振动。这就像是从表面上看，打击的能量似乎在大钟无形的振动过程中消失了一样，相反，只要有合适的媒介存在，这些细微的小型振动所产生的能量就会爆发成为可见的大型运动。

因此蒸汽机车缓慢移动产生的总能量仅仅是动能形式的改变，它是由燃料燃烧所引起的微小振动改变而来（包含了弥漫其中的以太），产生的能量随后被传输到引擎的各个部位，最后带动整列机车。另外，这里所提到的能量尚是可见的状态，一旦燃料的无形运动消失，这种可见状态也会随之消失，因此为了保持这个过程继续，就必须稳定地维持供应燃料或是其他新的能量来源。即使没有引擎和机车的存在，能量的持久供应也是必要的，因为振动会传输到环境之中，或者是辐射到周围的空间里，最后自行减弱。引擎和机车的加入只是将这些动能赋以特殊的用途，否则它们将会白白地流失。

因此类似地，人通过四肢实现可见的运动所产生的动能，只不过是新陈代谢过程中，由化学反应产生的微小内部运动变换得到的结果。人们在每一种外部形式的做功过程中都会使用到一些内部产生的能量，因为身体会在运动中耗费能量，而且即便没有可见的运动，人们在向外界传输、分泌排泄、辐射的过程中仍然会不断地丧失能量。以上情况造成了人必须通过不断的新陈代谢过程进行能量补偿，以使有机体正常运转。

就像微小振动产生的动能不能被忽视一样，不可见运动产生的动能也不能被忽视，可以说这二者是能量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与可称量物体相比，不可称量物体运动的动能同样不能被忽视。相反，不可称量物体运动的动能在能量界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它们在我们可知觉到的可称量物体相关事件和结果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由物体之间能量的转换和传输所决定的。

虽然我们必须假设以太粒子的质量是趋向于零的，但是并不表示它们的质量就是零，而且我们赋予这些粒子以不可想象的高速度进行补偿。这些振荡之后就会产生大量的能量，当达到一定的分量时，就可以执行重要的做功过程。

无论是在物体之间还是在各个子系统之间传递，无论物体是否可称量或不可称量，无论是经历了冲击、摩擦还是媒介的阻力等任何外在形式作用力的改变，动能均既不会增加也不会消失。

似乎每次打击、每次带有阻力的摩擦作用后，动能就会减少。所有的石头落到土地上后，它们的动能似乎就消失了。琴弦振动产生的动能由于空气阻力的作用就逐渐消失了。如果拉车的动物无法不断地从自身的新陈代谢过程中获得能量，然后将这种能量赋以马车车身，那么车身在与地面摩擦的过程中就无法保证动能不会下降。

所有可见运动的能量都会流失，在可称量或者不可称量部分的不可见振动中我们将会再度发现它们的身影。后者类似于热量的特定产物，所以对于可称量部分而言，由于打击、撞击等类似行为而损失的能量，可以通过热量的精确测定进行等价替换。在可称量的物体范围内，如果有动能消失而转换成了热能，那么通过恰当地利用这些热能，可以使原有的动能再生。的确，对于某种可能与其他可称量基质相同的物体基质而言，它的振动能够导致热量表现产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在运动传输的过程中，一旦可称量基质发生能量损失，就会有一定的热当量产生，反之亦然。

格鲁纳特（Grunert）在《数学档案》（Archiv für Mathematik, 1858, p.26）中提及了1856年5月30日皇家科学院正式会议上的一次讲座，这就是鲍姆加德纳（Baumgartner）所作的《热功当量定律对自然科学的意义》，鲍姆加德纳对热功当量理论中的原理进行了大众化的解释和讨论，这些内容无疑将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从中我想要引用一些文字。演讲人假设功的单位为1英尺磅，即把1磅的物体举起1英尺所需要做的功，而热量的单位则以将1磅的水从0℃加热到1℃来进行衡量。

通过消耗一定数量的热量，就会产生一定数量的功，反之亦然。通过众多严谨的实验，其中研究者操纵部分功转换为热能，部分热能转换为功，并且使用了不同来源的热能，结果发现消耗1个单元的热能等价于1367个单元的功，反之亦然。这个结果以奥地利的度量衡标准为基础。

转换成日常语言意思就是：将1磅水从0℃加热1℃所需要的热能，与1367磅重的物体下降1英尺产生的机械能相等。

功和热能的相互之间的转换不会反复无常或者偶然地发生，而是遵循特定的原理，这些原理表述了能量交换发生的条件。表面上看来，流向物体多少的热能，就只能转换为多少量的功。然而，只有在热量从较热的物体向较冷的物体流动的过程中，这种转化才能发生，也就是说只有存在温度差时才会发生。而且，增加的热能可以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以提升温度，保持体积恒定；另外一部分发挥功的作用，例如推动一个负载。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就不会有力的交换。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一定质量的气体膨胀时，它就会变冷并因此克服了压力，而假如气体膨胀发生时不需要克服阻力，它的温度就会保持不变，这与气体向真空流动时的情况是相同的。

由于燃烧过程中的化学作用，假如所有的热能均被用以产生蒸汽或增加气压，并且全部转换为功，那么每一粒重的煤块在蒸汽机或者气缸的锅炉中完全燃烧时，就会产生0.908单元的热能或者1241英尺磅的功。

有人会说全世界的动能完全保持恒定，这是不正确的。只有在活动中，转换和传输的运动过程中，动能才没有发生改变，这使得我们需要考虑到热量产生的等价性问题；但由于在这一过程中运动不断地改变，导致作用力的效应不断改变，所以动能的量的确发生了变化。如果一个物体在这个过程中和另外的物体相撞，当在假设计算中考虑到了可称量粒子的冲击效果，以及加上了由此次撞击产生的热当量的前提下，那么两个物体的总能量在撞击前后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每一颗行星在接近太阳的时候动能会增加，在离开的时候动能又会减少，摆动着的钟摆在下降冲程中增加动能，而在上升冲程中减少动能。但即使在这个例子中，动能也并没有保持不变，不过在第一个例子中太阳和行星，以及第二个例子中太阳和地球[3]组成的系统中，两个物体的相互作用力影响下，一旦两个物体回到相对［静止时］的位置状态，动能就会被再次以同样的大小存储。现在有人发现，许多其他系统在其内在作用力的影响下，会发生循环或者振动运动，以至于系统的各个部分随时间的流逝总能回到给定的位置。普遍应用于以上例子中的原理是存在的，那就是被大家所熟知的动能守恒定律。根据这个定律，一个单独系统中的能量无论先前经历了何种形式的波动，只要当系统的各个部分回到原来的位置之后，能量总是会恢复为原来的大小。这种恢复的发生是不考虑其内部手段和方式的，因为在复杂系统内，恢复机制可能确实并不总像我们引用的基本系统中的机制那样简单。

假设我们打制一块钢板，那么通过打击赋予这块钢板的动能和产生的热能一起，完整地表示了人体为了打击钢板而消耗的能量。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弹性的物体，那么通过打击产生的能量就能驱使物质粒子来回振动，当粒子通过平衡状态下的初始位置时，总能够重新获得它的初始动能，但一旦它离开了初始位置，在整个振动过程中就不能保持原有的能量了。另外，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弹性差一些的物体，比如说一块铅，它将会永久地保持形状不变，通过打击使得物质粒子偏离平衡位置，但是动能却不可能重新恢复。与前面的例子相反，在这个例子中动能确实丢失了［如同热能一样］，可以说，能量已被用来导致粒子位置的永久改变。

动能的守恒定律既不能够阻止系统，也不能阻止无限宇宙系统中某部分的能量发生暂时性的改变、增加或减少，也不能够阻止发生永久的改变。只有一个确定的事实：在系统内部作用力的影响下，先前任何大小的波动驱使系统的某个部分回到初始位置时，它的能量都会重新恢复到原有水平。但我们不能保证这种恢复是普遍现象，因为在很多场合并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有一个由三个物体相互吸引构成的简单系统，那么能量的恢复就永远不会发生，除非存在特殊的环境条件。众所周知，太阳系中的行星，由于它们公转周期的不可比较性，也就是它们从未回归至相对于其他行星以及太阳而言的相同位置，只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之后可以回到大致相同的位置。因此，我们所在行星系统的动能可以按照与原有动能相近的量进行恢复，而不可能恢复到与原有完全相等的量。

毫无疑问，在无限的宇宙中，系统中某个部分暂时或者永久丢失的动能，通过其他部分的同步能量增加过程，或多或少地保持了整个系统的平衡；但是没有一个定律能够保证经过上述这样此消彼长的过程后，整个系统的能量能够永久而且精确地补偿至原来的水平。前述假设是不成立的，因为还有另外的原理存在，即在新的位置上，物体间又建立了与先前截然不同的稳定关系，而不是在原有的相同水平上保持恒定。

不仅仅是存在的动能大小，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由广泛存在的振动产生的能量——我们可以简称它为势能，尽管通常的表达是张力——两者之和才是每个系统为了移除外在影响所需能量的恒定大小值，因此，不可否认在这个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

为了描绘一个孤立于所有外在影响的物质粒子体系，我们选择了一条在真空中不受任何阻力而振动的琴弦作为例证，将它悬挂在两个固定点之间，其间它没有传递任何运动以所悬挂的固定物。弦的动能是变化的。下落到最低极限位置时动能降为零，但势能在同时达到最大值。弦从每个点向平衡状态位置运动过程中，它就产生新的动能并且不断地增加，直到在经过平衡状态位置时达到最大值。在最大位移处，能量确实就已只剩下势能，也就是说已经完全没有动能存在了，但由于存在着振动，也就有产生动能的可能。当弦从极限位置运动至中间位置时，所有的势能都会转换成动能；但是动能增加多少，势能也相应地减少多少。任何动能不再是现成的，除非到达中心位置时，所有的势能都被耗尽的情况下，因此我们不可能在耗费动能的同时还指望它进一步地增加。从这点来看，当运动持续进行时，势能在消耗动能的基础上相应量地增加，如此周而复始地进行，从而导致弦的动能和势能之和总是保持恒定。也就是说只有在此消彼长的前提下，不同形式的能量才会增加。

弦的情况反映了宇宙的情况。只有在消耗势能的情况下，动能才会增加，反之亦然。然而，宇宙的各个部分不能像弦的各个部分一样，实现动能和势能的同时双向变动，而是在极为不同的条件下实现各自相对和谐的状态。只有在被当作一个整体时，它们能够实现上文所述的原理，因为任何一个物体传递给其他物体的动能，并不等于自身势能的增加值——反之也是如此，获得其他物体传递的动能并不会以势能的形式减少。这两种能量之和只能在整个系统范围内保持恒定。毕竟，弦可能通过把它自身的运动传递到空气中，因而导致动能和势能的损失，最终静止于平衡位置；考虑到空气的关系，这个由弦和空气共同组成的系统中，动能和势能之和是保持不变的。

这就是伟大的所谓能量守恒的定律，和动能守恒定律相关，甚至在重要性上而言更具有普遍意义。这个原理是基于早已为人所熟知的力学原理而建立的，由赫尔姆霍茨首次明确提出，他提出了该原理的完整含义，并且解释了其最重要的应用案例。从那时起它就在无机物理和生物物理领域内获得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它一般意义上只应用于与时间或者速度不存在函数关系的作用力；但是直到现在，仍没有人找到理由怀疑它在有机和无机方面的一般应用性。

乍一看来这似乎很奇怪。在电学——以及磁学领域，因为它也可以追溯到电学的范围——根据威廉·韦伯的观察，它们都是与速度和加速度有关的作用力。但似乎只有当这一定律在所有自然现象中均有效的前提下，这些自然力才会以上述方式联合。这种效应，不言而喻即电磁效应，这种效应可以由电流产生的效应所替代，这样一来，它们确实能够由独立于速度和加速度的作用力效应来表示。另外，威廉·韦伯教授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还告诉我，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在研究中都发现了作用力的定律，有些甚至超出了上述效应的程度；即是说在这些作用力的范围内，这个定律的全面有效性仍然缺乏一项精确的证据。

根据定律，如果一个系统受到由于外力初始作用产生的内部作用，或者是已存在作用力的内部作用的限制，那么动能只有在消耗势能的基础上才会进一步增加。由于动能的恒定增加，势能会被耗尽，这时可供动能增加的潜在容量就会减少，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容量又会随着动能的减少而增加，所以尽管动能在增加和减少之间存在着不断的转换，并在一个部分和另一个部分之间不断地传递，但是在一个系统中，动能既不存在无穷无尽的增加，也不会持续减少至仅剩自身内部的作用力。因此一般来说，宇宙体系中无疑也在发生着同样的变化，宇宙的活动可以因此获得有限条件下的恒定性。

因此，某体系内某部分的动能可能在不借鉴势能的情况下增加，也可能在势能并不增加的情况下减少，因为动能是在两个部分之间相互传递，所以只要有一个部分的动能增加，就会有另一部分动能相应地减少。既然每一个有限的物体均是宇宙系统中的一部分，那么只有在动能和势能相对于内部作用力而言，非常恒久地保持平衡状态的前提下，这个定律才适用。至于外部作用力，这个定律只有在相对更大的体系中才适用——这个体系可以大到整个宇宙。

我们需记住一个要点，即能量守恒的原理或定律没有对动能和势能间转换的过程和方法进行详解，也没有对系统在任意时间点应处于何种状态进行叙述。上述内容更依赖于每个系统的特定条件和环境，而这不是由普遍性原理来决定的，但是我们可以从经验中获知。能量守恒原理仅仅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自身内部具有作用力的系统内，动能和势能的交换过程中二者之和的守恒，只能从整个系统角度而言才存在；这种交换可以自由地以无穷多的形式来实现。这个定律后来仅仅是与一种特定而非一般的观点绑定。不能使用这个定律来定义某种现象的整个过程。

上述现象就如同人类的自由一样，仍存在着普遍的现实性限制，根据自然界总结出的普遍原理，我们发现这些限制将会通过控制人的意志和思想，不仅在外部也能在内部产生一定的自然作用。

人类可以在地球上随意行走至他想要去的地方，也可以以任何方式转移自己的重心，并不会受到某个著名自然定律的束缚或阻止。但是只有当他的重心能够一直保证遵循着能量守恒定律时，他才可以这么做，这个定律本身遵循行为和反应等价的原理。当个体从一个高度落下或者跳下时，仅凭自己的意志，他的重心完全不可能从运动轨迹上偏离一丝一毫，除非空气阻力能够提供帮助，但这种帮助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根据以上提到的普遍原理，没有一个物理系统可以仅通过内部的活动，就可以转移自己的重心，想要这样做就必须借助外力的协助或外在阻力。那么，尽管自由意志能够影响运动的自由性，但由于定律的存在，这种影响仅仅只是存在于意志层面而已。

就动能而言它们是没有差别的。意志，思想，整个心智都可以随心所欲，但这种自由只有在遵循而不是对抗动能一般定律的前提下实现。就目前而言，它的过程与心理物理的过程是绑定的，进而与能量守恒定律绑定，最终导致心智本身与上述定律进行了绑定。

能量的守恒定律是一项通用的能量守恒定律，这是个好的现象，而且心智在这个定律的限制之下，与感觉、思想或意志绑定，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关于心理物理过程中通用定律的有效性范围，尚缺乏一般且准确的证据。但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断言，所有的经验性事实（就我们已能够确认的而言）是符合该定律的，并且可以毫无异议由该定律进行解释。因此，只要没有相反的证据出现，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其存在的事实。

我们回顾一下这个领域中的一些主要关系，特别要注意最有可能否定这个定律普遍性的那些关系，即更高自由度的心理活动。

首先有人可能会想，如果不是所有的心理活动，至少高级心理活动可以在毫无动能、不遵守任何动能定律、不带任何动能增加或者减少的条件下发生。但是所有观点都反对这个假设。身体活动与高级心理活动之间是否存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以至于只有在某种特定的身体活动存在的前提下，对应的心理活动才能产生和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留待解决。目前我们已经确定并且不得不承认的是，至少在我们的世界里，高级心理活动与低级心理活动相比，所需的基本身体加工的程度是一样的。而且人类需要能量来使这些活动发生的事实，以及其他经验性事实均告诉我们，人们需要足够数量的能量以保证这些心理活动的强度。

不过，有人会进一步思考，心智将自己的能量来源提供给身体活动，来维持后者的正常运转，或者至少为其运转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这就意味着心智在不需要消耗其他任何区域动能（或者是本体的势能）的前提下，可以增加整体的能量，那么这就否认了能量守恒定律，这个定律确定了这个领域内动能和势能的一般性平衡关系。简言之，这将意味着心智可以是体内全新能量的创造者。

我们要检验一些事实，用以进行一定的解释，同时可以帮助我们继续进行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

大脑中心理物理活动以及身体其他部分非心理物理活动，对能量表现和使用的同步性现象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存在。我们能够考虑同时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我们身体的器官，并且这种行为已经成为习惯。假定我们现在增强思考的强度。我们就会立即发现心智为了增加自己的强度，并非凭借自身创造动能以增强心理物理的加工过程来实现这一目的，而是从其他的身体活动中攫取能量，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达到放大自身的目的。假定你刚刚专注于进行剧烈的身体运动。突然一个异常惊人的想法占据了你的心智；你立即会放下你的双臂，而有关这个想法的思考以及相应的心理物理过程被激活了，这种状态会一直维持至与思维相关的内部活动结束，你才能继续进行之前的运动。那么手臂的动能又到哪里去了呢？它被用来维持大脑中活动的运行了。

就像缜密的思维必然会打乱所有外部身体运作一样，跳跃的运动也会打乱大脑中的每一次思考。大腿用于跳跃的能量是从用于思考的心理物理加工流中获取的；心智既没有力量去维持该过程运行如前，也不能自动地弥补这种损失。

当我们随意划分那些可支配的动能时，我们能够分配给任意一种活动以动能的最大值，而让其他活动处于静息状态。就像我们让一只手臂休息，是为了让另一只获得最大值，同样地，我们必须让身体的其他所有部位休息，以使绝大部分能量集中在大脑，反之亦然，我们必须允许大脑中的活动尽可能地停止，从而使四肢能够产生最大的能量活动。所以我们会看到深思者尽可能安静地端坐，而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在奔跑或者举重的同时进行深思。后面这种情况是矛盾的，不会发生。

甚至对于诸如消化这样的自主功能而言，其中所需的动能与思维所需的能量之间也存在着平衡和交换的关系。然而在这里，我们仅仅需要说明而没有必要解释的是，通过一些常规的安排，人不能通过思维从非自主功能中剥夺足够多的能量，以至于使其对应的机体正常功能过程停止，反过来也是如此，即也不能通过其他功能来从思维中剥夺足够多的能量以至于使其停止。

思维仅仅是一个例子，但是思维的事实也是各种心理活动范围内的事实。集中感受、热情，或者感官知觉从这个角度来说和思维是一样的。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心理物理过程将由于器官的调节作用，自然地与特定的外部活动进行绑定，随着外部活动程度的上升或者下降而变化，同时阻止其他活动的发生。有关相应身体活动的原理将在以下部分进一步探讨。

心理物理和非心理物理活动之间的关系，在独立的心理物理过程之间也同样存在。沉迷于外部感知和深度思考的情况不可能同时发生，集中注意地看和听的行为也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为了对某些事物进行快速的反应，我们不得不从其他范围内抽取资源；而且当我们的注意力分散时，某些细节就会被弱化。而这里的事实是，如果上述事实只是由它们自己相互进行证明的，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仅仅是心理定律的作用，但实际上它们与先前讨论的内容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至于我们一定会看到能量守恒定律在纯粹的心理物理作用力中的体现。既然思维可以从其他正在进行的心理物理过程中获取能量来实现自身活动的扩张，那么它似乎就不需要从非心理物理活动中获取能量了。因此我们不会否认心理定律的存在，这些定律也不会被归结成为物理定律。我们想说的只是，这些掌控着心理和身体活动定律之间的联系，不会比同领域定律之间联系的强度弱。这个说法很正常，相反的观点才会让人感觉奇怪。

各部分之间的节点决定了其中只有一些节点能在特定的组合下，或者是在相当特别的序列条件下被激活；一些节点在一种或者另一种联系下即可激活，而有些节点仅能——或者更容易——在一些特定情境下才能激活，凭自身能量无法激活。只有在这里所说的这类活动中，相互协作的各个部分的能量分布之间，这个原理才和前文所提到的结果相矛盾，一方面它削弱了单个部分的输出，另一方面——或更进一步的是——使得它们之间的组合成为可能。参照这个原理，可以解释表面上与先前的原理相矛盾的现象，各个部分的活动量看起来是同时提高或者下降的，而不是分别通过自身活动的增加相互限制的，而且在这些活动中，各个部分像是相互支持、相互联系或者相互伴随的关系。我们再次发现行为机制是平行的，因此和能量守恒定律没有相左的地方。

联结能够通过使用和练习而加强，部分地，或者至少在我们的机体中可以部分地实现重建和分解这些联结。对各个分离的激活部分进行不断的练习，可以使它们活动的强度增加。同样这个原理——我们很容易发现——适用于心理物理和非心理物理活动范围之间的联系。

总之，就我们目前所观察到以及由观察推理得到的事实而言，我们可以说，在我们体内无论什么部位，心理物理活动过程中动能的使用和产生，均遵从着与我们身体内外非心理物理活动相同的动能定律。就像心智自由的含义一样，与此定律相悖的活动都是无法实现的，而只有在此定律基础之上才可以开展任意活动。

现在我们怎样去解释如下的现象呢？

我们看到一个人突然完成了某项身体或者心理的壮举，而这仅仅源自于纯粹的心血来潮，因为他之前一直慵懒而安静地坐着，似乎并没有心理物理和非心理物理活动能够提供足够的动能。那么这些动能又是突然来源于何处？而且这个高强度的活动在强大的意志力影响下，势必会继续下去。如果没有意志我们去哪儿寻找这个不断供给能量的源头呢？

就第一个关心的问题而言，我们只有通过将先前分散的能量在一个方向上突然集中起来，并且在某个特殊的指令下才可以突然实施努力，这样就可以在任何场合剧烈地激活某种行为了。我们甚至可以从非自主功能中获得能量来完成诸如此类的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在强大的意志力影响下，我们甚至能够持续地执行这种不同寻常的功能，而如果没有意志的话，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而且其中必需的动能的产生和使用仍然没有发生，这要么就是能量守恒定律出了问题，要么就是纯粹的意志力导致的心理作用所致。

确实我们发现，每一种自发努力将我们的身体能量越消耗至极致（也就是说，它减少了再加努力的可能性），活动强度就会越大，持续的时间越长久。这个事实就证明了我们身体内动能的自主发展是以势能的消耗为代价的，而势能本身可以始终保持增长，它的产生遵从能量守恒定律，正如在意志不起作用时动能的发展趋势一样。因此不能否认在自由意志的影响下，动能是能够产生的，否则就不会有它的存在，但它必须消耗势能，换言之，即当没有意志参与的情况下，任何使动能增加的能量来源。无可辩驳的是，意志——或者从心理物理意义上来说，那些在意志控制下的活动——为势能能够永久地转化成动能提供了机遇。然而我们必须了解的是如果产生动能所需要的一般有效条件不存在，那么意志自己本身是不能够创造动能的。

我们身体动能的变化会反映为营养、健康、觉醒、睡眠状态的波动，从整体上看可能表现为持续的上升或下降。不过，在正常条件下，身体似乎不能发生整体性的突然剧变，但却趋向于发生突然的能量重新分配，这种分配是部分地通过刺激、自主的注意定向，或者活动范围的改变实现的。唯心主义者把对刺激的行为归结为心理原因，唯物主义者则把选择和注意归为物质的原因。然而，我们则选择那些在观察中可以直接获得的事实，有时这些事实偏向于物质的角度（或者是表象的模式），而有时心理角度的事实又为能量分配的改变提供了证据。

在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关系就像有着复杂机制的蒸汽机一样。根据机器产生蒸汽的多少，它的动能就会相对地增加或者减少；但是在正常的操作中，两者均不会突然地发生。但我们可以随意地通过打开这一处阀门而关掉另一处的阀门，轻易地打开机器的这一部分同时关掉另一部分。我们有机体和蒸汽机的主要区别在于，我们的引擎在体内而不在体外。如今毫无疑问的是，在同样的时间间隔下，身体剧烈活动期间相比于身体休息的时候，消耗势能将会产生更多的动能——因为更快速的能量消耗需要更多能量的补充——但这并不是心理因素的作用，在特定时刻由意志产生了能量，而是因为在运动初始阶段，化学新陈代谢的过程强度增加了。当我们快速行走时，呼吸也会变得急促，血液循环也会加快。这就好像我们增加蒸汽机的牵引力一样，这样就能在消耗燃料产生的势能基础上，更快速地产生既定量的有效动能。如果有机体没有处在良好状态或者能量供给不足，以至于化学新陈代谢过程不能有效地进行，即使有强大的意志也不能够起作用。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身体中的动能可以像引擎中的蒸汽一样，自行地到处扩散分布，而只是想说明能量守恒定律导致了相应的结果。

依据我们最理想的猜测，我们身体内动能的产生最初可以追溯到新陈代谢的过程，因为每个部位都有自己的新陈代谢过程，而且它自身也包含了动能的来源。另一方面，经验显示，凭借我们已经援引的这一类事实，这一过程在有机体内部是以联合成一整体的形式进行的，所以不仅不存在某部位仅凭借自己的能量而单独增强，而且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不同部分的新陈代谢过程之间也存在着能量数量的平衡关系。所有部位新陈代谢过程的环境，在循环和神经活动的影响下由机体进行协调，它很容易解释所有这些部位新陈代谢的交互作用。因此，尽管这种现象存在，但动能，或者是诸如蒸汽机里的蒸汽这样特殊的载体，实际上均不会直接在不同的部分之间流通，或分散分布，或由刺激、意志、注意驱动四处移动，出于简洁的原因，请允许我们提到动能的分布时总是使用同一种比喻，因为我们知道如何对它们进行正确的释义。

所有条件的细节均不是很明了，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已经清楚明白了一般的情况，而且这些情况作为一般的前行线索已经足够了。进一步的阐述要么只会导致我们获得不确定的结果，要么从一开始就会陷入混乱。

根据上述内容，用于砍树的动能和用于思维的动能——潜在的心理物理过程——不仅在数量上不相上下，而且彼此可以相互转化，因此两种行为均可以通过公认的标准进行物理学意义上的测量。就像采用一定量的动能劈开原木或者将某物举到某高度一样，我们同样可以采用一定量的动能进行一定深度的思维活动；而且这几种能量同样可以相互转化。这种说法并不是对思维的诋毁；它的高级性依赖于思维流本身的手段、方向和目标，而不是依赖于是否可以对该过程所需的身体活动量进行测量。同样，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并没有丧失价值和意义，因为运载他的船所产生的动能，可以参考随机抛掷的石头之动能或者风能的测量方法进行测量，而且这些能量之间均存在相互转换的可能。确实，身体一方的确可以从与之相关的心理一方那里获得或者失去自身的能量值，因为这种关系的存在，所以可以既不给予也不消耗身体的能量，就能完成既定的任务。我们能够确定，平静的思维或者感觉流可能具有相当的能量值，但是如果这种微弱的加工过程能够转换为相关联的能量，那也仅仅就能完成一些微不足道的或相当不具有重要性的身体活动；然而我们非常确定这种微弱的加工过程是存在的，当情感生活或者思想世界活跃于较高的强度水平时，这种隐含的身体活动将会表现得非常生动突出。

就此联系而论，我们需要指明，心理活动的强度依赖于隐含的身体活动的大小，反之亦然。然而，当潜在活动不产生既定动能的前提下，可以设想产生某种强度的思维是非常困难的，同样地，在适度的思维没有发生的情况下，产生既定强度的潜在活动也是很困难的。这并不是说既定强度的思维就对应于某个动能量值，而是身体中的某项物理加工所产生的动能可以支配这次思维过程。目前来看，每个人都可以和我们一样，随心所欲地寻找过去范围内每一次简单的思维活动，抑或是更一般性活动的原因，最终寻找到适用于整个宇宙的某一体系中所有活动的成因，在这个体系中，存在着最高级和终极的思维单元和意志，而且它们能且只能以这种方式存在。然而这里，为了进行有价值的判断，我们没有太专注于信念的影响。

我们同样已经有意识地避免进行关乎自由意志问题的争论。就像强行讨论它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一样，有意忽略它也是不明智的。然而，动能的一般定律从普遍意义上来说仅仅是限制了它的自由安排，通过这种外显的阐述，我们认为应该承认动能的自由性质。能量守恒定律既没有规定我们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将势能转换为动能，也没有规定是否必须以及往哪个方向转化。就此而言，意志在这个定律的限制范围内能够保持完全的自由性。然而，我们并不关心是否存在着其他的限制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作用程度几何，回答最后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观察范围。

注释：

[1] 在力学中，严格说来，粒子的动能一般是mv^2值的一半；但有些人为了方便起见则使用整个值，而我自己也是如此，在讨论对于能量的依赖条件时，这种差异不会对理解造成影响，仅仅只是改变了这个数值的单位。

[2] ether，以太，是古希腊哲学家所设想的一种物质，是一种假想的电磁波的传播媒介。——译者注

[3] 应为钟摆和地球。——译者注

第六章 感受性测量原理

即使以同样的方式呈现，两个主体或器官对于同一刺激的知觉仍可能是一强一弱的，也可能是同一个主体或者器官，在不同时段对于同一刺激的感觉一强一弱。相反，不同强度的刺激可能在某种特定环境下被感知为具有同等大小。相应地，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主体或者器官在不同时段的感受性程度有强有弱造成的。

当感觉器官瘫痪之后，即使最强烈的刺激也不会被感觉到——此时感受性为零。另一方面，在一些兴奋状态下，即使是最微弱的光或者声音刺激，都会给眼睛或耳朵以生动，甚至是烦人的感受——器官的感受性大幅度地增加了。这两个极端中存在着所有可能的感受性等级梯度。因此，有足够理由来区分和比较感受性的等级大小。问题是：怎样能够准确地区分？怎样进行真正的测量？

我们应该考虑接下来的这个问题。一般的数量测量包含对同一个单元量在一个物体中出现的频率进行确定。[1]在这种界定下，感受性是一种抽象能力，就像抽象的能量一样不易测量。但是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测量与之相关的其他指标，而不是测量感受性本身来确定它的值的，其中一种方法是使用函数，这个函数是由这个指标概念随着感受性变化而增减的趋势而得出的——也可能反过来，即感受性随着这个指标概念变化而增减的趋势——因此我们可以对感受性进行间接测量，即采用和能量测量相同的思路。我们没有对能量本身进行测量，而是测量相同质量的物体所能获得的速度，或者是相同速度之下不同质量的物体，通过这些相关或者具有相互依赖关系的指标推导能量值。因此我们也可以尝试类似的方法，即测量同样大小刺激产生的感受性强度，或者引起同样强度感受性的刺激大小。在第一种情况中，如果同样的刺激在客体甲中产生了相对于客体乙两倍的感觉，那么我们可以说甲的感受性是乙的两倍；第二种情况中，如果只使用相对于客体丙中一半的刺激就能在客体丁中引起同样程度的感觉，那么丁的感受性就是丙的两倍。

然而第一种过程不会发生，因为就如随后我们会介绍的那样，迄今我们还没有找到对感受进行测量的方法，这样一种测量的方法本身就和对感受性测量的方法是同源的，只是具体实施起来有差异。从另一方面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我们使用第二种方法了。刺激的大小可以经由准确的测量得到，感受的等价性可以通过采取必要的步骤很好地获得，我们随后会对此进行详细讨论。因此我们认为刺激的感受性与能够引起同等集中感受的刺激量，或者可以说是（更一般地说，为了将广延感受包括进来）引起同等大小的刺激量之间，是成反比关系的，或者简言之，成倒数关系。

如果只使用相对于客体丙中一半的刺激就能在客体丁中引起同样程度的感受，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称，丁的感受性正好是丙的两倍，但我们最终却不得不承认这仅仅是一种定义。如果感受性本身是能够测量的，我们就不可能随意地产生这样的定义，但就目前而言，增加的比例必须由实验或者推理来决定。然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解释是随意武断的，而且人们倾向于选用最简单的可能性解释，因为这样的使用是最为轻而易举的。

这样考虑的话，测量仅仅是一种支持手段，它除了在指引我们确定刺激和感受之间的真实关系，以及使得用数字把二者关联起来成为可能这两个方面起作用之外，再没有任何更深入的重要性。它既不能也完全没有必要帮助我们对感受能力的大小进行抽象性陈述。总之能够确定的是，任何一个主体在任何时间段，它需要两倍于另外一个刺激的刺激作用，才能产生与另外一个刺激导致的感受相等的感受。无须赘述，我们仅用一句话就可以准确地表达：这种情况下刺激的感受性是另一种情况下的一半。在这个研究范围内，类似这样的数字数量指的仅仅是各种不同的事实性关系，除此之外，别无他意。

刺激在我们体内引起的物理活动的强度或者精力，以及这个感受直接依赖的——简单来说，心理物理的过程——均不包含于外在的心理物理测量中。至于这些活动是否与刺激的强度成比例，对于测量的概念和应用是无关紧要的。对于刺激感受性的测量而言，这个概念毕竟只适用于感受和刺激之间的关系，而不适用于刺激在我们体内引发的加工过程。无疑地，这个问题应该被提出，但是只能在假定存在这种测量的前提基础上进行讨论。

然而避免以下的错误认识很重要。即对于一种能够对既定刺激产生两倍感受性的感受而言，使用相对于既定刺激一半强度的刺激，足够引起同等（一倍）强度的感受，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使用与既定刺激相等的刺激会引起两倍的感受。目前我们不能下这样的判断，因为我们不能对感受进行测量，未来当我们能够测量时，我们一定会发现这种关系不正确。

我们要注意区分对刺激改变与差别感受性、刺激的感受性这两个概念，这很重要。然而，测量理应采取相同的方法，除非测量的并非刺激而是刺激的改变和刺激差异。

确实，就像要求同样强度、双倍强度、三倍强度的刺激引起同等强度的感受一样，为了引起同样程度感受的改变，或者相等的感受间差异，就要求刺激不改变、两倍的改变、三倍的改变，或者刺激间没有差别、两倍差别、三倍差别。因此刺激的改变，和时间序列上的刺激差异一样，均可以按照两个同时出现的刺激差异的情况进行归纳和命名。总之，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使用这个术语。当然，这不意味着差异成分是同时还是相继发生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通过“成分”这一概念，我们应该可以从相应的感受推知刺激间存在的差异。

有人可能基于自身肤浅的认识，就倾向于把对刺激和刺激差异的感受性测量两者混为一谈。给出两种不同物理强度的音调，我们能够想象出第三种音调，它等于前两种音调之间的差值，有人可能就会设想一种刚刚能够听到的最小音调，以及两种音调间刚刚可以被感觉到存在差异时的最小差异值，并且认为最小音调和最小差异值的大小应该是相等的；但是这种假设实际上是错误的。相反地，随机观测实验的结果告诉我们（随后我将给出精确的证据），两种不同强度的音调、光等物理量之间存在的差异，必须比它们的绝对强度要更大更强才能够被注意到，而最小可觉强度的绝对值保持同样大小。

根据上述事实我们能够看出，区分刺激和刺激差异相对于感受性和感受性的测量是必要的。

就相同的刺激差异而言，它是否容易被觉察到，依赖于成对刺激间差异的强弱程度，差别感受性一般不仅随着个体的状态而变化，并且会随着刺激的强度而变化，通常较强刺激的差别感受性低于较弱刺激。随后的研究的确表明，通过刺激差异引起的差别感受性的大小，主要依赖于刺激差异相对于刺激的比率和刺激变化前后的比值。对这一定律进行探究，即感受的差异依赖于刺激的强度——根据该定律，刺激差异的程度，导致感受差异值随着刺激强度的变化产生了一致且明显的改变——是外在心理物理最重要的任务。

接下来有关各个领域的研究将表明，至少在特定的范围内，假如给定刺激的成分等比例的增加或者减少，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总是能够被同等地注意到。在这个陈述里，我们想表达的意思是：刺激的差异与刺激之间的相对比率保持不变，但刺激差异和刺激的绝对值大小可能却改变了。

通过相对的刺激差异，我们将会从大体上了解到涉及刺激差异的总和、平均数，以及其中任一方的刺激差异值，因为不论是哪一方刺激，只要一方的变化率恒定了，另一方的变化率也就自动保持恒定。实际上，相对刺激差异和刺激比率的关系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我们不必太过在意双方中究竟是哪一方保持恒定。

例如，如果成分5和3都扩大一倍，那么二者的比率仍然是5/3，二者之间的相对差异没有改变，或者当设定后面这样的运算如（5-3）/（5+3）=2/8，或者（5-3）/5=2/5，或者（5-3）/3=2/3，之后把它们扩大一倍，它们就分别变成4/16、4/10、4/6，分数值与上面的结果一致。

另一方面，如果刺激比率发生改变，刺激差异必然朝着相同方向发生改变，但不是成比例地改变。举例说，如果成分5和3的比率5/3变成6/3，在这里5发生改变但是3没有改变，相对的刺激差别（5-3）/（5+3）=2/8变成了（6-3）/（6+3）=3/9，即从1/4变成1/3，从比率5:6变成3:4。

目前来看，既然该定律认为差异是同等可觉的，如果各成分是同比例地增加或者减少的（也就是说，如果相对的刺激差异和刺激的比率保持一致），那么不得不说差别感受性和刺激的大小是互为倒数的，如果刺激扩大一倍，那么差异也要扩大一倍以产生相同的差别感受。

这样看来，直接将差别感受性表示为比例关系是恰当的，也就是说，将其视为不过是同样的绝对刺激差异能够引起的相同感受差异，但由于同样的相对刺激差异或者刺激比率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因此两种情况下的感受差异都能用这个概念来表示。在测量感受性时，具体指的是哪一种情况也就是个定义的问题，只要我们继续根据定义进行测量，对结果是没有影响的。至于这种情况形成的原因，我们在后面的内容中会说到，在感受差异相同的情况下，采用刺激比率的倒数而非刺激差异来计算变化的百分比，这种方法更适合测量差别感受性的改变。另外，在谈及相对刺激差异或者刺激比率的恒常性时，总是会提到相对感受性的等价性。

总之，我们必须在感受性上进行双重的区分：（1）我们必须区分绝对刺激强度和刺激差异的感受性，简言之，绝对感受性和差别感受性，其中前者的测量通过能够产生等强度感受的绝对刺激值的倒数来表示。（2）然而，第二种通常被理解为用下述两种方式中的一种来测量：在差别感受性中，我们不得不区分绝对差别感受性和比例感受性，或称相对的差别感受性，而这主要看的是我们在测量的时候，使用的是绝对差异还是刺激强度变化比率的倒数。前者我们通常称为简单差别感受性，后者称为相对差别感受性。

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些区别看起来可能比较琐碎或者空洞，但是随后我会表明情况绝不是这样。确实，最重要的事实关系概念的清晰度不仅依赖于这些区别，而且至少部分上依赖于不同感受性差异的清晰度缺失，这种缺失持续导致过敏性理论陷入困境。

一般来说，术语感受性除了指过敏性、兴奋性、敏感性外别无他意。一般这些术语不仅被用来指代感受的激发，而且代表外在和内在刺激的活动，之外就没有其他应用了。然而，因为所有的感受依赖内在的过程，所以就可以很好地把感受性这个术语与它潜在的心理物理过程联系起来，而不需和感受发生联系。例如，说到绝对感受性时，说它是标准的一倍大、两倍大、三倍大，是根据是否需要同等强度、一半强度，或两倍[2]强度的外在或者内在刺激来激发同一心理物理过程。但是这种思路不具有可实践性，因为心理物理过程不易由观察而得到。

从其他角度看来，如果这些区别没有建立在清晰定义的事实关系基础上，那么过敏性和兴奋性两个术语只能在部分情况下当作一对同义词，或者在部分情况下作为随意的定义而存在。然而，对不同的感受性概念进行分类后，我就能顺理成章地介绍一种独特的用法，这样未来我就可以使用过敏性来单独对绝对差别感受性进行解释，使用兴奋性对相对差别感受性进行解释，前者指的是感受，后者指的是对差异的感知。

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定义中，主要把注意力集中于集中感受，而这严格来说仅仅涉及了刺激的概念。不过，感受性的测量可以从集中感受的范围转移到广延感受，与下面的事实一致。

众所周知，韦伯的实验中，把卡尺的两个尖端在皮肤上分开一定的距离，使得它们之间的距离刚好被注意到。通过对他的程序进行调整（后面我会更详细地解说）后进行测试，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卡尺两端的距离在不同部位的皮肤表面是不是大致相等的，这套测试的结果表明，刚刚能够注意到的实际距离（或者更一般地说，感受表现为同等大小时的距离大小），随着皮肤表面的不同部位而变化。使用后面将要提到的这种方法同样也能够证明，在不同部位的皮肤上能够刚好注意到距离变化的差异值也不同。类似于在不同部位皮肤表面，空间大小知觉和空间差异大小知觉之间存在差异的情况，在视网膜的不同区域上也有所体现，尤其是在中央凹和外周区域之间。因此可以说不同的感受性，有的是知觉表现得更广，有的是表现得更集中，可以简单地分别称它们为广延感受性和集中感受性。

皮肤和视网膜上不同位置广延感受性的绝对和差别性测量，必须以同等大小感受程度、差异程度、比率程度的倒数形式来获得，就像测量集中感受性时，需要通过同等强度感受时的强度差异，或者是强度比率来获得结果。例如，皮肤上某区域的广延感受性是另一个区域的两倍，那也就是说，假设在后一个区域上，某段距离能够产生一定的感受，那么这段距离的一半，放在前一个区域里，就能引发同等的感受。

尽管我们所讨论的各个部位的广延感受性，无疑与包含在某个区域的所谓感觉环的数量存在着依赖关系，但把广延感受性的测量和感觉环的未知数量联结起来却是无效的，就像把集中感受性的测量和心理物理过程的未知程度联系起来一样。无疑背部的某个区域包含的感觉环肯定比指尖的要少，因此背部的广延感受性要比指尖差。然而，广延感受性的概念应该考虑到由于生物序列和性状的不同，某个器官在某个方面和另一器官存在不同。如果把所有感受性的测量简化为不同感觉环的数量，那么差别感受性的测量将可能半途而废。任何情况下如果没有可得的数据，整个测量就仅仅是纯粹的推测，即使在这个领域中的确存在一般有效的从属关系，可能将所有情况下的测量导向相同的结果值，但是这种关系尚属未知。到目前为止，必须承认广延感受性和集中感受性的测量数据一样，如果根据这里所提供的原则所获得，那么只能看到观察数据的值，它们本身不会提供有关感觉与其物理活动基础间基本关系的深刻理解，但是如果和其他的数据一起，并且人们一直将它们用作纯粹观察的数据，反而就能够对确立这种关系有所贡献。

有人也许一开始就怀疑——考虑到个体差异、时间变化、无数的内在和外在条件变化导致的感受性变异——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感受性会起到多大的作用呢？一方面，这些变量不断变化对于准确的测量没有贡献；另一方面，因为观察到的结果都是在特定个体身上，在特定时间段、特定环境下发生的，在另外的时间段和其他环境下均没有再现，表明这些结果不恒定，因此没有价值。

确实，不可否认在我们的心理物理领域方面确实存在测量方面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在纯粹的物理学和天文学中并不存在。然而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对它们进行测量并获得丰硕成果的可能性被完全破坏了，而是想表明观察的范围必须扩大，引进在其他领域都尚未出现的新思路。

考虑到感受性是一个变量，我们不应该寻求一个恒定值作为它的测量参数。然而，我们可能要寻找它的区间和它的平均值，我们也可能要调查它的变化随着条件如何变化，最后我们可能还要探索在变化中保持恒定的比例关系；最后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下文中将要讨论到的感受性测量方法，不仅为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调查提供了大量的手段方法，而且保证了足够的精确度。

在这些环境中进行彻底的观察，必然比对单个恒定不变的客体进行调查要复杂，因为单单在一个人身上执行实验，或者只在一种感觉领域内进行实验都是远远不够的。不过，我们将要提及的方法手段，可以为未来的研究开辟广阔的视野，尤其对年轻一代而言。研究本身并不困难，但它需要耐心、专注、持久力和诚信。

注释：

[1] 例如，一条绳子，1米在其中出现的频率，假设出现了5次，那么这条绳子就是5米长。——译者注

[2] 无疑费希纳在这里的意思应该是三分之一，而不是两倍的刺激，因为上文中是三倍的感受性。——译者注

第七章 感受的测量原理

先前的章节对感受性测量进行了讨论。作为一项仅仅针对感觉能力的测量，这种测量绝不能和对感受的测量本身混淆起来，不过目前在感觉研究领域中，也暂时还没有使用到存在这种问题的测量方法。它需要的仅仅是对同等的感受进行观察，有的时候是对同一种刺激条件，有的时候则是不同的刺激条件。当然，我们这里测量的不是感受本身，而是刺激或者刺激的差异，它们能够产生相等的感受或者是相等的感受差异。测量方法是否有可能以及有多大可能测量感受自身和心理，总的来说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事实上，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测量，或者（为了更谨慎地表达）还没有这样的测量被广为接受。更确切地说，这样的测量一直被怀疑和否认，直到最近似乎有被接受的可能。即使赫尔巴特尝试用数学心理学解决该问题，也都没能够成功，可以说，这次失败总是成为别人攻击其理论的最重要理由——尽管我们可以说，实际上赫尔巴特还是很好地把握了这种测量方法的。然而，现在我们仍将在下面的内容中介绍这种测量方法，并且在理论和实验中证明它的功用。起初我们将只考虑感受的问题，因为尽管心理测量原理的应用远远超出感受的范围，但是我们随后也会说到，感受研究是其他心理问题研究的出发点，它提供了最低复杂程度和最开放的直接观察条件。

首先，从一般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否认心理研究应该从数量上进行考虑。毕竟，我们可以说感受的程度是强还是弱；不同强度的驱力，导致注意力强度、记忆或者想象画面的生动程度、意识的清晰度和独立的思维的强度产生上升或者下降的变化。对于睡眠者而言，他大体上不存在意识；沉思者的意识能够增加到最大强度。另外，意识的全面清晰度、单独的想象和思维的程度也是如此这般地上升和下降。因此高级心理活动需要的身心资源不会少于感觉活动，心理整体上的活动不少于细节活动，所以均应量化决定。

然而我们在这种环境下能够立即做出的断言，仅仅是一种感受变大了、变小了，还是相等，而不是这些变化的倍数有多少，后者才是测量真正需要的结果，也是我们的目的所在。即使没有真正对感受进行测量——就目前而言，只考虑感受的测量问题已经足够了——我们也可以说：这一下比那一下打得更疼，或者这道光感觉比那道光更亮。对感受进行真正的测量时，需要我们能够界定某种给定的感受强度是另一种感受的两倍、三倍……以此类推，总之就是若干倍数——但是谁可以保证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我们在感受领域内有能力很好地判断两种感受的等价性——我们测量感受性的整套方法，包括后几章要详细讨论的，或者包括光学测定方法，都是以这种能力为基础的——尽管有了这些手段，我们仍然没有真正地对感受进行测量。

这个方法迄今为止还不允许我们进行真正的测量，但是我们已经奠定了度量的基础，即相同单元之间的可乘除性，尤其是当对感受领域内的等价性进行判断时。当然，我们将会证明从原理角度而言，心灵角度的测量与物理的测量是一样的，都可以归集为诸如某客体的测量值是标准单位的几倍这样的结论。

尝试尽力去直接得到这样的归集是徒劳的。感觉本身不能按英寸或者度这样的单位进行划分，以便于我们可以计数和归集。不过我们要时刻铭记，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物理参数的测量中。毕竟，当测算时间时，我们能根据时间直接对时间长度进行计数吗？当测量空间时，能根据空间直接测算空间单位吗？对于不是由纯粹时间测得的时间、纯粹空间测得的空间、纯粹物质测得的物质，难道我们不会采用独立标准或者测量标尺来测量它们吗？测量诸如时间、空间这样的数量同样需要其他的参照物。心智和心理的测量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事实上，我们总是在纯粹的心灵的领域寻找心灵的测量方法，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方法的主要原因。

似乎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某些困扰。让我们假定每种程度大小仅仅只对应一种相应的测量单位。这样我们可以很有理由地说空间只能被一种空间单位测量，时间只能被一种时间单位测量，而重量只能被一种重量单位测量。然而，就相关的测量方式和测量的操作而言，在不同情境下它们并非固定的。因为测量得到的数值不是事物所固有的本质，不能被独立地获取和操作，所以我们不能找到测量的基本单位和测量基本性质大小的手段。这个问题目前可以解决，通过对事物的合理安排，使得实际的测量方法与真实具体的测量相符合，这样所需要测量的大小关系就能够通过相应的单位进行测定。

因此，当我们想要将心灵活动量化时，比如感受或动机的强度——从更广义的角度而言，即注意的强度、意识的清晰度等等——我们都会使用同一种单位。不过，我们不需强迫自己寻求纯粹的心理范围内，即内部感觉领域中必需的测量手段和测量操作；我们所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采用这些方法，以便获得客体与心理测量单位之间清晰的关系。我们完全不可能把一种感受直接除以另一种感受，从而使后者构成前者的单位；但是通过把额外的标准加入感受，就能像将码这个单位与物质长度标准绑定一样，使某个标准有效地与感受进行绑定，那样就有可能实现感受的测量。

但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能提供什么建议呢？

我接下来将要针对测量原理的各种可能存在的疑问进行辩驳。

要测量空间，我们需要对该标尺所覆盖空间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同样地，心灵单位的确定，离不开蕴藏在心灵过程中具有某种物理属性的某些物质。然而，由于形成心灵量化直接基础的心理物理过程无法被直接观察到，我们必须用标准化刺激代替，这些刺激存在于外在的心理物理过程中，并且可以将心灵量化，而且它们是按照常规方式增加和降低的。另外我们还希望，能够将这种思路延续下去，以获得可以测量内在心理物理过程的内在标准。

如果我们可以接受感受的大小和刺激的大小成比例的提法，程序实际上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假定当刺激增加为两倍时，感受的强度也随之变为两倍。然而，这种假设是无效的。只要我们还没有掌握一种能够保证这种成比例关系有效的感受测量方法，我们就无权假定刺激和感受的成比例关系；而且万一我们在现实中找到了一种测量方法，也不能保证这种方法就能证明成比例关系。不幸的是把刺激与感受联系起来，并不像用实物标准测量实物距离那样简单。同时很显然的是，任何刺激与感受之间的函数关系都不仅仅是直接的成比例关系，结合刺激测量条件的变化，同样可以左右感受的测量。我们在不进行任何假设的前提下，进行一项感受的预测量时，必须注意到以上要点，才能获得测量的结果。如果在某方程式中，我们把y表示为x的函数，那么即使它们之间完全不存在相互成比例的关系趋势，但对于任何x的值，我们也可以确定其对应的y值，反之亦然。在不考虑形式的前提下，给定刺激或者感受的数值，想要得到另一者的数值，这一切依赖于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两者的大小和强度表示为彼此的函数。不过，我们必须注意以下限制，即函数要符合现实条件，因为我们要把它应用到现实中去。这一讨论将引导我们回到最主要的难点：怎样在测量感受之前生成符合实际条件的函数？根据函数的定义要求，我们必须能够证明感受和刺激除了该函数本身的关系之外，再不存在其他的关系。简言之，如果我们需要根据已有原理进行测量，我们似乎就得按照以上要求进行预设，才能找到可以实现目标的感受测量方法。

我们必须对目前的问题有着清楚的认识，才能获得最好的解决方案。简单来说，解决之道依赖于两种情况的联合：（1）追溯那些与刺激和感受的组成成分有关的函数，我们假定成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可以根据这些函数形成两者整体间的新函数关系；（2）我们以感受范围内的等价性判断为基础建立函数，实验已经证明了该判断的可行性，而且正确的方法可以保证它的执行。

以下是详细的解释：

刺激强度间的差异总是可以被看作是单个刺激大小的正向或负向变化。因此，单一刺激的强度从数学上可被视为从零开始正向增加的总和，每次增加的数量被加入到之前的总和中，直到达到刺激强度的总和为止。类似地，感觉的差异从数学上也可被认为是单个感觉的正向或负向变化，单一感觉［以及感觉差异］可被视为从零［以变化的一方为零点］开始正向增加的总和。现在如果知道了刺激从零开始增加所达到的总和与相关感受增加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每种不同程度刺激与其所导致的感受间的关系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测量差别感受性的三种方法在下一章中会讨论到，在第六章已经暂时地进行过说明，其中如果给定的感受增加，或者某个正在以固定比率增加的感受发生了比率的改变，那么导致这一切发生的刺激必须不断增加其增长值，才能产生这种结果。换言之，强刺激较弱刺激而言，需要更大的刺激增量，才能对额外的最小可觉刺激增量产生感知，否则就会产生与先前刺激同等的感知。如果在1磅中加入1/2盎司的量，可以刚好感觉到差异，那么同样的增量加入2磅中就不会产生这种感知，我们需要更大的重量增量；3磅甚至更大数值的重量均以此类推。通过合适的方法进行的精确调查，产生普遍定律的过程，我在第六章提到过。这个定律和刺激的增量有关，它会随着刺激大小变化，并且产生固定增量值的增加性感受。刺激之间的函数关系，与刺激增量变化的总和、感受增量变化的总和、恒定感受增量的总和一样，是从这些方法中推导出的，随后我将说明。

因此，在感受总和与刺激总和间的函数关系尚未确定之前，我们应避免对感受总和进行测量，要返回到基本增量间的关系上来，以构建刺激和感受组合关系的基础。测量这些增量并不一定需要对感受也进行测量，但是在我们的方法中，通过采用可行的方法对差别感受性进行判定就能精确地获得这些增量，例如在采用既定方法对不同刺激增量进行测量时，判断差异感受和感受增量之间的等价性。那么我们就能获得增量总和间的函数关系，并将其与已知的刺激联系在一起，决定如何对感受进行测量。

那么原则上来说，我们对感受的测量应是将其分割成相等的部分（也就是，相同的增量），用以从零开始进行累加。这些部分的数量就像尺码上的英寸一样，是由相应的不同刺激增量所决定的，这些增量能够带来等同的感受增量。我们测量一块布，其实就是通过将整块布按照“码”这个单位进行等分，看看一共需要多少码来覆盖布的长度大小。而感受的测量与之相比，仅有的差别是我们确立了一系列的感受增量，而不是用数个单位值来覆盖感受的大小。简言之，感受的大小不能直接确定，即不能询问别人其中包含了多少个同样的单位来确定感受大小，但我们可以记录下决定相应感受的刺激量而不是感受量，而且刺激量也容易进行读数。最后我们可以用极小量的总和代替对极小量增量进行的无数次加和运算的结果，原则上我们必须这样做，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不需要具体实施计次运算的前提下，获得计次的结果。

乍一看这种测量的方法似乎很困难，然而有可能把它简化为简单清楚的方式、方法和方案。不过，在下一章详细讨论之前，要稍进一步地对这个原理进行一些一般性的讨论解释。

通过进一步的检视发现，等量强度的心灵感受都是由于同等数量等量大小的物理诱因所导致的，这是最一般和最根本的针对感觉进行物理测量的基础。物理单位的数量是由心灵印象的数量决定的，其中单个印象诱因的大小，或任意多个印象诱因的大小作为一个单位。所以，如同仅凭心理和物理活动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进行物理测量一样，我们可以反向使用这个原理，将心理的测量建立在这个关系基础之上。

根据连续性的一般原理，没有哪种感受可以从一开始就以全力突然地发生，并且此后强度不会再增加；相反地，它是从一个不易察觉的水平上一点点地逐渐增长起来的，尽管通常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无法一下子就能达到感受的最高强度。从零开始不断地增加，最终达到最高峰值，这对于感受而言并非虚构，但这依赖于具体感受的性质。同时，我们注意到仅仅是使用的装置本身即决定了感受测量的可能性。一旦它的增长完成，在缺乏“多于”这种数量关系的情况下，感受就不能被测量。另一方面，仍处于增长过程的感受中，组成增量呈现一种特别具有可理解性的“多于”关系，我随后将要介绍这种方法。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处理心灵活动大小的巧思，相对于用装置来测量空间大小的思路而言，展现出了某种优势。给定一段弧线或者一个平面，微积分把它看作是无数极小增量的总和，而不是一个整体。因此，就如对于弧线的形状，可以通过一般性的解释获得对它最好的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将纵坐标上变化的增量和横坐标上持续恒定的增量联系起来，或者称之为变量dy与连续恒定变化的dx之间的关系。同样我们理解刺激与感受相对变化间关系的最好方法，是将这种关系表达为感受的固定增量与刺激连续变化增量之间的函数。结果我们就形成了刺激和感受的函数，既可以表达为x和y构成的方程式，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表示为一条曲线。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使用字母β和γ代替x和y，这是与现在这个方程式间唯一的区别。同时就目前而言，让我们就把这个陈述当作一个前瞻，而非深入理解。

心理测量在构建和应用方面，很可能总是要比物理测量更困难和复杂。这个问题的原因将在如下事实中揭开：通常在物理测量中，将标尺上的读数和所测量物体的长度按照标准单位进行等分，两者可以完全对应，而一般的经验告诉我们刺激和感受的大小关系并非如此，因为为了保持感受的同等增量，刺激强度的增量必须不断增加。换句话说，在感受测量这个范围内，为了在客体中测得相等的长度，我们必须使用一把刻度不等的标尺。但我在之前已经说明，当刺激与感受之间的关系十分明朗时，上述问题不能阻止我们通过一方的总和获得另一方的总和，毕竟这才是我们主要考虑的问题。然而，现在刺激和感受的大小从整体来看不再存在成比例关系，所以这种在空间、时间、重量的物理测量中实际存在的关系，即量尺和物体之间最简单的可能关系，对于心理对象以及它的测量而言是行不通的。这也就是我们推迟寻找心理测量方法的第二个原因。

同时，实验表明我们已经获得下一个可设想的最简单关系。虽然导致相等感受增量的刺激增量绝对值是随着感受增加而不断加大的，但我们发现，在给定感受性恒定的标准或者一般条件的情况下，这些刺激增量在感受恒定增加时，相对大小总是保持不变的。同之前一样，如果我们可以将刺激幅度的绝对增加与相对增加进行定义与划分，就可以将等量的相对刺激增量与等量的感受增量进行对应了。

在感受增加的情况中，刺激增量的绝对大小存在着恒定的增加值，这对产生等值的感受增量是必需的，不过这仅仅是个推测，既然刺激的增加能够伴随感受的增加，那么它与刺激的绝对大小之间的比例值必须是保持不变的，二者形成一个稳定的分数。

根据我们先前将心理和物理标尺二者进行的类比，标尺上等分得到的单位必须和物体上等分的单位一致，才能完成测量。把相对而非绝对的刺激增量作为现实中诸如英寸这样的单位进行划分，就能够满足这种需要。在刺激和感受增加的过程中，测定和累加连续相等的相对刺激增量，可以对诸多等量相关联的感受增量之和进行表征。为了测量感受总和，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把它们的总和与统一的单位联系起来。

严格来说，这个总和应该是极小增量之和，因为相关联的相对刺激增量为极小的感受增量提供了准确的确定值。毕竟，如果我们马上想要检验相对刺激增量对有限的感受增量的预测能力，我们就必须在刺激增加的过程中为其设置各种不同的值，在计算相对增加率时，这其中的每一个值都将可能作为增量的除数。然而使用这种方式的过程中似乎会产生一些困难，但可以通过我们先前多次提及的方法来克服，这些极小增量的数量极大，不过我们无需对其进行详细计数来获得最后的确定值，而只需要写一个简单的数学函数就可表示这种结果。涉及的函数也许是由最简单的计算应用得来，只需要小学知识水平就可以理解和应用它。

心理测量最终是和一个函数产生了根本的联系，该函数本身可认为是具有某种心理性质的，而物理的性质从根本上来说是与一种测量尺度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必须考虑到，在纯粹的心理活动中我们也许不会发现后一种联系，另外其应用也不应局限在心理范围内，因为它就像物理测量一样，是建立在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关系基础上的。

在感受等量地增加时，刺激的增量在相应测量标尺的顶端比底端要大，这个定律早就为人所知，因为这是人们日常的体验。

在寂静时或者日常噪声很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邻居的对话。相反，当噪声很大时，一个人甚至很难在同别人的对话中听到自己所说的内容（也就是一个人发现提高音量的作用微乎其微）。

同样的差异，在承担较轻的重量时能够清楚地感到，而较重的重量上作用就不明显了。

当人们用肉眼观看具有不同测光度水平的各种高强度光时，很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亮度的区别。例如，通过镜子反射的光从感觉上而言，似乎和光源一样亮，但实际上在反射中发生了光能的大量流失。

我们在所有的感知觉领域中均很容易找到类似的例子。

不过，一般性的观察不足以形成心理学测量的基础。为了使感受等量地增加，更准确的方式应该是使刺激增量的大小严格按照与已有刺激形成的比例而增加，这一观点首次出现在韦伯的概论中，并且得到了他的实验支持。因此我称它为韦伯定律。

不过，在早期一些特定研究中，这个定律已经被准确地表达与证实，在第九章中我们将看到更多相关细节，尤其将对这个定律展开更多的讨论。

另一方面，关于刺激强度和感受大小的数学函数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由欧拉提出并应用，随后被赫尔巴特和弗洛比什（Frobisch）在一些特殊案例中进行了验证，这些案例是关于全距感知与振动频率的关系及对其的依赖性。同样的关系甚至可能在欧拉之前，就由丹尼尔·贝努利提及过，后来在拉普拉斯和泊松有关心理财富对物质财富的依赖关系陈述中出现过。最后在斯坦海尔和普森有关不同星等（不是指它们本身的差异，而是它们的感受差异）对光强度依赖性的研究中，这一定律仍然起效。在第八章中，我会回到这些问题上，另外在后续有关理论历史的章节中会再次提到这些问题。

如果定律的普遍性和含义，以及这个函数能够更早地为人所了解，心理测量就会更快地为人所知。

韦伯定律，即相等的相对刺激增量对应于（成比例的）同等的感受增量，由于它的广泛通用性，以及对其肯定或者可能有效的范围进行了严格界定，该定律应被看作是心理测量理论的基础。尽管它的效度存在着限制，而且受到复杂性的约束，这在随后会仔细讨论。即使在某些情境下该定律失去效度和严格的可应用度，上述心理测量的原理也能保持准确性和完整的效度。对于恒定感受和变化的刺激增量之间的其他可能关系（即使仅仅是由经验决定和由经验公式进行过表达），也可以作为心理测量的基础——也许的确在有关刺激测量这些部分的内容中，韦伯定律丧失了它的效度。这样的一个公式确会生成不同的微积分方程，这些方程和韦伯定律非常相似，最终通过整合成一个公式的形式来对这种测量进行表达。

这个观点是基础性的，韦伯定律的限制性不能被视为对心理测量的限制，但仅仅是一个限制性手段，一般的测量原理都能超越这种限制。实际上，这个原理的效度并不是从韦伯定律中推出的，反而是韦伯定律的应用包含在原理之中。

因此，寻求心理测量可能的普遍化，不能局限于推广韦伯定律的尝试上。如果试图将定律推广到其自然极限范围之外的地方，或者为了证明某观点而假设定律适用于限制之外的领域，这样的努力均存在危险的趋势。事实上我们可以直接地问：定律的限制是什么？它在什么条件下不适用？在定律不适用的情况下，三种用于进行测量的方法（仅仅指的是测量本身）的确仍可以产生出测量结果。

简言之，韦伯定律不过是为心理测量提供了最多和最重要的应用性基础数据，但是没有构成普遍和必要性基础。相反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无论是否超出韦伯定律的限制范围，心理测量的一般与根本基础，都必须使用那些可以确定刺激和感受增量关系的方法来寻找。因此，心理测量理论中的所有成分，均取决于这些方法是否可以更准确更完整地发展。

不过，虽然韦伯定律非常简单，但如果它并不是心理物理学真正的基础，如果我们没有遵循它的适用范围限制而在不恰当的条件下使用它，那么都将大大增加论证失败的可能性。这就类似于在天文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接受开普勒定律的基础，或者在讨论折光仪的理论时不能接受简单透镜折射原理一般，我们也会导致论证失败。就这些定律而言，这里讨论的情况条件是相当相似的。因为开普勒定律的存在，我们忽视了简单折射中光学畸变造成的扰动。甚至当这些定律几乎完全无效的前提下，上述情况也会出现，就如同事实上正确的简单假设却不能获得证实的情况一样。不过它们仍然是与天文学和屈光学相关的主要条件的基础。类似地，当刺激引起感受的一般条件超出韦伯定律的限制范围，或者完全不受这种范围的约束时，韦伯定律也会完全失效，尽管在正常情况下它是适用的。

就像在物理学和天文学中的情况一样，在心理物理学研究中，我们起初也会忽略一些干扰以及与我们的定律相左的误差——但我们并没有遗忘它们的存在——目的是为了了解和调查我们必须关注的关键性条件。最后，对理论进行详细的分析和发展，这将使对这些误差进行定量和计算成为现实。

心理测量的建立是关乎外部心理物理过程的事件，而且它最直接的应用也处于这个范围中。不过，进一步的应用和推导必然会冲击内在心理物理活动的研究领域，并因此赋予这些测量以更深层次的含义。我们回忆一下，刺激不会直接引起感受，但是通过身体活动的中介，反而能更直接地引起相关的感受。而感受对刺激的量化依赖关系，最终会转化为对作为感受直接且基础的身体活动的依赖——简言之，即心理物理过程——感受测量对刺激强度的依赖，将会转化为对这些加工过程强度的依赖。由于这种转化的存在，所以很有必要确认内部活动是否存在对刺激的相对依赖性，另外这个问题不是可以通过直接经验解决的，而是需要通过精确的方式来确定。我们确实有可能采用精确的方式完成所有的调查，但是我们终究不可能——即使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成功地获得定量研究的结果。

虽然韦伯定律在外部心理物理范围中，它的效度仅仅局限于有关刺激和感受的内容，但如果研究内容转化为感受与动能，或者其他隐含于心理物理过程中的特殊功能之间的关系，定律就有可能在内部心理物理范围内具有无限的效度。这个结论很容易获得，因为当对外部的刺激产生感受时，源自于定律的所有偏差都会被观察到，它们可能是由于以下事实所决定的，即只有当标准或者平均条件下，刺激才会释放与直接引起感受的内部活动量成比例的动能。因此我们可以预见，一旦我们成功地使用正确的方式完成这种心理物理过程的转化，这个定律在身心关系的领域中就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像万有引力定律在天体运动中所呈现的一般和基础意义一样。那些在发现物理学基本定律时表现出的简单特征，在这个定律中同样有所体现。

虽然建立在韦伯定律基础上的心理测量，在外部心理物理领域中的应用只能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内，但我们相信它是内部心理物理的基础，虽然这个基础并不合格。然而，这种期待就目前而言还仅仅停留在主张和希望上。一切取决于未来的研究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证据。

以上就是心理测量的一般原理。接下来的这几个要点是与其有关的特殊证据和阐述。

（1）在刺激和感受尺度逐渐上升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讨论出一些方法，以帮助我们测定需要多大的相对刺激增量，才能渐进地产生相等的感受增量。这些方法与测量差别感受性的方法一致，我们认为其中仅仅包含了确定刺激差异与等量的感受差异是否对应的方法。由于这些测量除了作为感受测量的基础之外，本身也具有重要性和吸引力，我们一开始并不考虑将这些方法投入应用，后续将会使用到它们。

（2）虽然这些方法仍需进一步的讨论，但我们仍必须基于它们来形成韦伯定律的基础，并说明定律的普遍性程度及其对于实验实施的限制。除了为心理测量提供支持外，这个定律作为最重要的一般心理物理定律而言，本身也具有很高的重要性。

（3）我们不得不讨论一个现象（阈限）和另一个定律（平行定律），虽然它们并不是韦伯定律的精华部分，不过它们确实可以帮助该定律完成一般性的推导。

（4）我们必须说明在没有对感受大小的可比性进行预判时，且在没有对单个感受增量进行计算的前提下，如何根据刺激强度和感受大小关系的基本表达式，产生一般化的数学关系公式。

（5）我们不得不对函数本身进行公式化与讨论，另外也需要检验其可应用性。

（6）我们必须证明在韦伯定律的有效范围之外，仍可能需要心理测量。

（7）我们不得不通过这种测量手段，寻找从外部向内部心理物理活动的过渡。

这一卷中先讨论了前三种任务，其余部分在下一卷。

第八章 感受性的测量方法

根据第六章中得出的原理，绝对感受性可以通过绝对刺激强度的倒数即集中感受来估量，也可以通过引起相同大小感受的绝对刺激强度的倒数即广延感受来测量。为了测量简单的差别感受性，可以用刺激差异量的倒数或者引起相同差别感受的差异程度来表示。相对差别感受性则可以用刺激比率的倒数，或者引起相同大小感受差异的刺激程度来衡量。

没有区别简单与相对差别感受性的方法，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必须确定引起特定感受差异的两种刺激量。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差异的绝对强度或者刺激的比率，以此来用两者之一的倒数测量感受性。每一种方法都具有自己的意义。不过现在，讨论获得前一种结果的方法就足够了。

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进行测量，也就是假设我们在各种条件下都能够切实准确地判断感受与感受差异的等价性，并且能够对它们进行陈述，这些任务乍一看没有那么容易。然而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大家都知道利用光度计的测量方法是基于对感受等价性的判断，就音乐而言，一个人必须经常判断两个音调的一致性，以及两个音调间的差距是否相同，也就是音差。我们现在要以某些普遍的方法来证明感受差异的等价性。事实上，相对于绝对感受性的测量方法，关于差别感受性的测量方法迄今为止已有很大的进步了。因此我们要开始主要研究这些方法。

对于这里将要提到的这些方法，重点讨论对它们本质的一般理解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对保证它们准确性的共同必要条件进行介绍。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它们在实验与计算中的应用，这在后面几章中将进行详述，并且对所获得的结果做出解释。然而如果我试图阐述在更周详的调查中必须考虑到的特殊实验与计算方法，或者我想为所有可用的规则提供理论基础和实验证据，我可能会破坏讨论的流畅性，干扰那些更关注方法的一般理解而非方法使用的人的兴趣。因此为了更详细地说明这些方法以及基于这些方法的实验系列，我更希望选取《心理物理学领域的测量方法与测定》（Massmethoden und Massbestimmungen im Gebiete der Psychophysik）这本书中的一些内容，并且简单引用一下《测量方法》（Massmethoden），以对目前的这项工作做一些补充。我在这里简单述及的很多内容都在那本书里有详细的论述。你也会发现那里有更精确的理论观点和明确的实验证明。

差别感受性的测量方法

概述

当前有三种测量差别感受性的方法，为了简洁起见，我分别称之为：

（1）最小可觉差法。

（2）正误法。

（3）平均差误法。

首先，我们检验这三种方法在同一项任务中的表现，特别是区别重量差异的准确性。我们希望以通过这种方式的介绍，引出对这些方法的初级表面的理解，尽管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人们只使用了前两种方法。

在使用最小可觉差法时，我们要通过提起两个容器A和B来比较它们的重量，这两个容器中水的重量有轻微的差异。如果重量的差异足够大，就能被感觉到，否则就不会。最小可觉差法的主要目的在于确定多大的重量差别才能刚好被感觉到。我们可以用这个差异量的倒数作为感受性水平的指标。

这种方法的一般操作如下，即将刺激从容易被觉察降低到刚刚可觉察的水平，以及再将刺激从不可觉察增加到刚刚可觉察，两者完成相同次数的操作，取平均值作为结果。

如果有人采用很小的重量差异进行多次重复实验，就会经常弄错差异的方向，即较轻的容器会被认为较重，反之亦然。然而如果重量增加得越多或者感受性越强，正确的次数就将大于错误次数或占总次数的比例会增大。正误法从本质上讲，它的目标在于确定在各种比较感受性的情况下，想得到相同的正确判断与错误判断比率，或者正确判断与总判断数比率时，所需要增加的重量。这些不同情况下感受性的程度用这个附加重量的倒数表示。

不确定的情况需要删除，但是应该半数计入正确判断，另外半数计入错误判断。

以给定容器的实际重量作为标准，被试可以只根据感觉判断来匹配与之相同的重量。一般来说，一个人在判断时会出现一定量的低估。当把一个与被试判定的重量相同的容器放到天平上时，就可以发现这个误差。重复进行这个实验可以得到许多误差数据，我们可以据此计算出一个平均差误。我们把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平均差误的倒数，作为重量的差别感受性。这就是平均差误法。

由于正误差与负误差在相同程度上源于缺乏正确的知觉，因此它们对我们的测量是同样有用的。也就是说它们不应相互抵消，而应该把它们的绝对值相加。

正如这些方法可以用于重量的感受方面，它们也可用于视听感受等，还可用于广延感受。例如用最小可觉差法测量广延感受性时，需要判断两支圆规的两脚间距的差异达到多少时，才能让被试刚好感受到差异，可以通过视觉或者放在皮肤上两种途径来判断。使用正误法判断两支圆规两脚间距的细微差异时，我们需要记录实验试次中正确与错误的次数。最后在平均差误法中，我们则要确定当一个人尝试匹配相等的两支圆规脚间距时所产生的平均误差。

这三种方法目的相同且相互补充。在第一种方法中，把区分明显差异与不明显差异的边界值作为最小可觉差；在第二种方法中，需要进行计数的是表面差异（即判断完全随机，有时候是正确的，有时候是错误的反应）；在第三种方法中，测量的是感觉不到的差异。

这三种方法在测量感受性方面存在相对——有的时候不存在——细微的差别。后面我们会看到当我们意在某些感受性测量中寻求感受测量的基础时，这个事实正是最有帮助的。

就我们现在看来，这些方法均适用于所有的感觉范畴，但是我们还远不能用哪怕其中任一种方法来测量所有的感觉。同样地，这三者中也没有一种可以完全用于测量单一的感觉。

最小可觉差法过去曾被用于独立的实例中，例如德勒泽纳（Delezenne）用它测试对音差纯度差异的感受性。这种方法应用很广泛，最佳的结果可见韦伯所做的对重量、触觉和视觉空间知觉感受性的研究[1]。就我自己而言，我仅仅在光强度、视距和温度判断领域内使用这种方法做过几个不太深入的实验。

对于正误法，除了图宾根（Tübingen）的医学生哈格梅耶尔（Hegelmayer）对视觉广度的研究[2]，以及伦茨（Renz）与沃尔夫（Wolf）在听觉测量领域的研究[3]之外，我还不知道有其他应用的先例。由于这两项研究都是由维洛特所资助的年轻人所实施的，有人就会认为是他把这种方法分派给他们的，尽管他们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就我个人而言，我曾使用这种方法对重量判断进行过非常深入的实验。

在某种意义上，与通过伴随误差的大小来判断观察精确性的方法一样，平均差误法的历史也同样悠久。然而据我所知，这种方法仅在对物理和天文学观察精确性的客观测量中，或者确定这些测量误差源的大小时才会得以应用。[4]该方法从未被认为是或作为鉴别感觉灵敏度的心理物理学方法而使用。但是这种方法对于我而言却是实现上述目标最有用的方法，而且我和福尔克曼（Volkmann）一起用它确定了视觉广度和触觉判断研究的精确性。

从实际的角度来看，最小可觉差法是三种测量方法中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法。它能最迅速地达到目标，并且需要的运算也是最少的。其中最小可觉差是根据等价的感受获得的，即使有人可能需要以重复的方式来加强单个判断和计算的准确性，他可能也只需要较少次数的实验就可以了，因为每一次观察本身就是结果。另一方面，用其他方法的时候，为了得出关于差别感受等价性的结论，需要对很多次正确和错误的例子或者误差的情况进行观察，而且这种判断需要通过计算的过程来实现。而最小可觉差法在多数情况下，例如在基础数据的初步确定中以及当一个人没有充足的时间用于观察时，似乎是一种很好的选择。然而，该方法对更详尽的调查似乎不太合适，也不能像其他两种方法那样达到同样高的准确度，因此导致研究者经常发现自己不得不靠多次的实验来获得准确性。最小可觉差法主要的缺点之一是相比于其他两种方法，由于其基于主观判断，因此对于最小可觉的定义会为产生误差留下更多的空间。最小可觉的定义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不管是第一个时间点即感受差异变得刚刚可以觉察到的点，还是第二个点即感受差异消失的点，均不能非常精确地确定。一个人的不确定区间与其是否知晓这种感受的存在有关。如果一个人不想把最小可觉的判断标准设定得太高，也就是只接受基于重复实验获得的差异结果，而且非常确定地排除了任何例外情况，这个方法就变成了正误法。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必要频繁使用一个稍小的差异作为刚刚能被感觉的标准，因为总是会出现差异的方向判断错误，或者是判断不确定的情况。关于这些情况出现的频率必须被列入考虑范围。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说，经验表明了人能够就构成微小但能清楚感知到的差异形成统一的标准。这个差异的标准能够在不同的实验中足够精确地重复，即使不是完全地复制这个结论，也可以通过重复实验获得理想的结果。上述评论无论如何也不能降低这种方法的价值，因为它们只是为了说明这种方法相对于其他方法的优缺点。可以说没有这种方法，心理物理学就失去了其最有用的工具。在专家的手中，最小可觉差法通过获得的基础数据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像我一样的局外人也有充分的机会说服自己相信它的有用性。

正误法可能是最单调乏味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最好不要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因为少数几个正确或错误的情况不能得出什么结果。尽管如此，通过大量的实验我们能够得到非常不错的结果——实验结果间的一致性较好，并且揭示了感觉领域内的合理关系。虽然需要计算的辅助，但是只有简便易行的操作才能为人们所用。鉴于人们在最小可觉差法中受到简单差异的局限（也就是刚刚可以感觉到的差异），而使用正误法时人们则可以随意选择或大或小的细微差异来测量差别感受性。用这种方法得到的正确和错误次数的不同值可以用于进行专门化的比较。

平均差误法也需要大量的数据取样以及辅助计算。正误法和平均差误法都具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们依赖概率论已经证明的定理，而且甚至自己就可以为这些定理的发展提供支持。的确，对这些方法的长期实践激起了我非常持久浓厚的兴趣，并且这种兴趣随着概率论的发展而与日俱增。

一般考虑的因素和预防措施

我刚刚简单介绍过的方法可能乍一看去很简单，实际上却是符合原则的，在它们的使用过程中有很多需要考虑的因素和预防措施。它们有的与观察有关，有的则与计算有关；它们还部分依赖于专门化的方法和实验的领域。然而下面的规则或多或少具有普适性。

在这三种方法中不规则的随机波动发挥着主要作用。有些是操作本身所固有的，其他则是对比较尺度解释中存在的主观因素。如果考虑随机影响的范围，用最小可觉差法确定的差异有时看来似乎很夸张，有时却又缩减了很多。一个人为了确保自己判断的稳定性，他必须选择一个原始值，而这个值从大体上说，比不存在这些波动的情况下的原始值要大得多。由于这些随机性因素导致的主要影响，所记录的最小可觉值就增大了。在正误法中，随机性的影响会使人在两次实验中对同一个重量产生或轻或重的感觉。这种情况与随机性的影响相比，较大重量的影响并不是很重要，因为平均下来，不规则随机波动形成更重和更轻方向影响的几率是大致相同的，正确判断和错误判断的次数就很明显地表现为相等了，或者至少与没有或有较少随机性影响的情况相比，正确判断的次数下降了。最后，在平均差误法中，由于随机性导致的刺激程度会时大时小，但如果刺激变化的幅度越大，我们可以立即看到平均差误也会跟着变大。

简单地说，根据这三种方法的情况发现，随机性的作用越大，感受性的测量值越小，不存在能够不受随机性影响而得到测量结果的方法。它们的平均值总是作为一个因素伴随在测量中。只要这个因素保持恒定，也就是只要这些不规则波动保持相同大小的平均值，这种影响就不会妨碍我们得到可比性较强的感受性测量结果。事实上，没有这些随机波动，正误法和平均差误法甚至都不能够存在。它们强调了一个重要的需要考虑的因素，即只有那些感受性的测量之间具有可比性的情况下，才能够满足随机影响均等的假设。这条假设要求实验期间外部和内部的条件完全一致。测量中任何的技术改变，都会直接影响随机因素的作用进而导致数据可比性的缺失。同样地，由于内部条件的可能变化，我们无法假设不同个体或者同一个体在不同时间受到相同的随机因素影响。因此每当发现感受性的测量值缺少一致性时，我们必须确认一下这是真实偏差造成的，还是由于没有达到实验背景可比性的要求。

如前所述，一般来说多次重复实验是必要的，在正误法和平均差误法中，尤其需要大量的测定以得到可靠的结果。这种情况下观察的多样性，与物理学和天文学测量中的同类情况相比，本质上具有不同的意义。使用常用方法形成的几种准确的测量方式，可以相当准确地对物理和天文参数值加以确定。另一方面，在平均差误法和正误法中，大量的测定本身就是准确性的必要条件。每一项独立的观察没有任何意义，几次即使是很严谨的测定也不具有最终的准确性。独立的正确和错误的判断以及独立的误差，实际上分布得很不规则。尽管是在表面上具有可比性的环境下得到的，部分实验数据仍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人们经常会惊讶地发现，在实验的主要部分中，这些不规则性产生的结果自身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重点是概率领域的大数定律[5]在这里也适用。只要案例的数量很大，这条定律就可以控制随机性。

没有比普罗透斯更适合用来比喻我们的方法了，他不是单纯而心甘情愿地回答别人向他提出的问题，而是通过不停地变化自己的外形来回避一切回答。不过通过足够长时间的坚持，人们就可以迫使他给出一个答案。在过去我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尤其是使用正误法时，努力从数个小时或是数天的实验中得出结论，但是却不能得到任何肯定的结果。直到我下定决心每天花一个小时在同一个问题上，并且坚持了数月才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且不说无法避免的影响，所提到的，几率波动的范围会影响测量值的大小，随机因素的影响必须用频繁的重复来补偿。如果变异性和感受性保持不变，实验就必须坚持下去，直到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点都能获得一致的测量结果。这样一来，单独的随机差异就会失去影响，而最终的结果也会独立于随机因素。为了确保这个结论，我们要持续或者重复每一个实验系列，直到主要的部分或实验重复在相关的结果上呈现一致。数量级的偏差自然会很小，因此是可以接受的，这就像我们必须接受物理实验中的观察误差一样，因为作为我们方法中产生的观察误差的一部分，这些随机误差不可能被完全抵消。即使在较小的子集中达到一致，我们也不能完全满意，因为这种一致性本身就可能是由于随机因素产生的。概率论事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预估精确度的方法，这里的精确度可以从给定数量的实验试次中，在给定的概率水平上进行预估。另一方面，通过观察次数，以及单独实验或系列观察的某些部分所反映的相似性程度，我们也可以计算精确度的范围。

如有可能，我们应该从一开始就根据预先安排的计划进行实验，以与特定的目标相契合。然而预实验往往对发现测量的最佳条件，以及发现在设计实验程序中应该注意的因素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同时观察练习效应的话，预实验也具有优势，即它们帮助我们通过练习的第一阶段，并且避免主实验中部分的早期变异。同时，练习的影响始终都是需要加以处理的因素，留意练习的影响并且从第一个预实验起就要注意发现它的规律，这是极为有效的，因为当练习已经部分发生或者作用达到极限时，后续实验中的练习效应就会很小甚至消失了。

为了避免获得片面的或者只在特定条件下成立的结果，我们应该考虑环境中广泛存在的可能的系统误差。我经常发现在给定条件下看起来相当常见的结果，却与其他环境下的结果截然不同。[6]如果结果没有在许多不同的环境下得到证实，在判定结果通用性之前我会非常谨慎。然而我的这条准则也导致了矛盾。随着人们实验条件的组合数量增加，可以在每一单独条件下实施的实验数就减少了，因此我们只用一种实验条件所得到的测量结果通常具有较低的准确性。所以，当我们一开始想要研究任何事情时，就要立即保持谨慎态度，可以说如果把程序限制在某些固定的变量上，我们就不能得到任何正确的结果。

以重量提举实验为例，我们能够研究对于标准重量改变的差别感受性大小。试想一下，一个人用单手提起某个重量并确定了上述这些关系，那么他用另一只手提起这个重量也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吗？或者如果一个人用一只手提起了一个重量，而用另一只手提起了另一个重量，可以等价替换为用同一只手同时提起这两个重量的结果吗？如果一个人换了提举的位置，或者提举的方式，或者两个重量及其容器的位置又会怎样呢？提举每一容器的速度、时间间隔、顺序即先提还是后提较重的重量，或者提举的高度会不会导致结果的差异呢？如果按照标准重量从小到大升序排列进行，或者按照相反的顺序实施，实验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吗？用已受到疲劳影响的手臂或者未受影响的手臂，结果有何不同？根据重量差异的大小，正确和错误判断的比率会发生什么变化？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很多。

所有这些影响的确定实际上属于对重量差异感受性的详尽调查范畴，在关于感受性的其他调查领域中，其他的影响也将会层出不穷地出现，并且需要我们加以研究。每个因素会依次需要一系列合适的实验，来帮助我们对其大小、方向以及对其他环境的依赖性加以确定。

需要比较不同因素的影响时，我们应该依次进行每一项实验，同一天或者每过几天交替进行升序与降序实验序列，并交替使用较大和较小的差异值。通过改变感受性或者其他原因而导致的实验序列对结果的影响，我们可以加以识别、补偿或者仔细考虑。例如就重量提举实验来说，需要将这个过程应用于不同重量标准、不同比较系列、不同的提举重量间差异等等——所有实验实施的条件。

例如，如果用一系列标准重量进行实验，我们可以在同一天先进行一个升序的系列，然后再进行降序的系列，第二天先做降序系列再做升序系列。我们还可以在一天只进行升序系列的实验，第二天再进行降序实验，有条不紊地坚持这种交替对完成实验流程很有必要。

在一些实验中，我会轮流以不同的值开始和结束，而不是一直用最低或最高值开始和结束，按顺序或者倒序进行实验序列就好像数值在一个圆上循环排列一样，在这个圆上可以随意选择起始点。然而预期系列顺序效应的安排所带来的完全补偿作用，可能还无法抵消方法复杂度的提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者只有在特殊的环境下才有可能实现。

一般来说，在检验系列顺序对实验的影响时必须考虑不同的条件。这些条件可能部分地互相对立和冲突，有时这个条件有时又可能另一个条件占上风。一方面，注意和感觉器官的活动可以说是在实验开始后的一段时间之后才发挥功能的，然后才开始达到某种一致，在缺少练习的情况下尤为如此。另一方面，被试会变得厌倦、疲劳或者在某些条件下由于不断的练习而导致愤怒。最后在一些限制条件下，适度的练习会使被试从一开始就感觉到练习的影响，而且这种感觉会在长时间的实验系列中一直持续。我们要通过专门性的调查对这些影响各自进行分析。这些影响会自动地在每项研究中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尤其防范以下几点。

除非本身就是研究对象，否则我们就要很好地避免这些条件造成的重要变化（也就是说当出现严重的厌倦或愤怒情绪时，我们不应该继续实验），并且应该倾向于选择那些练习效应平缓或已经达到极限的实验，而不是那些练习效应很大的实验。然而因为长时间连续的实验，无论每天与每天之间，还是各个系列的时段之间，都必须以具有一致性以及能够在给定的时间内完成实验作为前提，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根据个体和实验条件选择一个最佳的界限。这个界限必须由每个人自己的判断决定。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对这些影响进行准确的测定和补偿，而不是避免这些影响，因为这些影响是绝不可能消除的。对实验试次从方法学角度进行合理的安排，可以很好地控制它们的影响。想要了解详情可以参见关于每种方法的讨论。

正如条件的系统改变所具有的帮助性和必要性，为了探究它们的差异造成的影响，我们需要在最大可能的前提下获得它们的一致性——这些数据可能不容易获得，因此允许数据产生一定的变异——要把所有这些实验结合起来，以得到一套给定条件下的一致性结果。即使可以控制相关的外部条件，内部条件也不可能完全得到控制。感受性本身以及某些其他起次要作用的内部条件中仍然会存在变异性，这些变化的原因既无法加以计算也不能被移除。这个事实导致了两种可能的考虑。第一种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数据本身确定其可比性，就不能在没有进行进一步调查的情况下，得出不同时间得到的测量结果具有可比性的结论，即使这些结果是在相同的外部条件下得到的。第二，为了分别检验这些因素，应该把较长的实验系列分解为几个部分，这不仅要根据不同的实验条件，还要根据不同的时段划分。一般来说，比起一次性得到整个未分解实验系列的结果，我们把每个实验片段的结果加以组合计算更为理想。

将实验分解为几个部分有其优势，这让我们能够估计结果的恒定性是变大还是变小，以及获得可能存在的由于练习所带来的变化。尤其是与我们把观察作为一个整体时相比，它从数学角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地剔除内部干扰作用的机会（这种干扰在较长的实验系列中通常在相反的方向上起作用）——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关于方法的专门讨论中可以看到。

由于较少的观察次数，我们对部分实验进行数学处理的方法所得到的结果，比我们使用所有实验得到结果的可靠性确实要降低很多。但是根据概率原理可以看到，将实验分解为部分所损失的可靠性，可以在这些部分的结果被整合后得到恢复。因此前面提到将实验分解为各个子群的优点依然存在。

然而另一方面，分解的方法使对结果的处理和报告更加复杂了。在正误法和平均差误法中，子群中所包括的实验次数对所获得的数值具有影响，这可以通过理论和实验得以证实。当实验次数增大时这种效应就会消失。如果实验次数很少时就必须对数据进行校正，总是使用相同的实验次数也有助于减少不良的后果。

由于每一个长期的实验系列都会持续几天或者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我们应该以尽可能规律的时间间隔安排实验，如果可能的话，在分解时分实验最好包括相同的实验次数，对子测验要进行相同并且均等的安排。这样对顺序的严格遵守，不仅非常有助于使得不同阶段进行的实验具有可比性，并且维持了它们的关系，还可以避免实验条件可能形成的混乱和意外事件。而且用上述方法还能够简化计算和促进观察法的使用，但是如果一次用一种顺序观察，另一次又用另一种顺序，上次的实验试次数那么多，这次的实验试次数又这么多，这次用这种实验条件，下次就用另一种实验条件，完全置严格的规则于不顾，那么观察的有用性在各个方面都会大打折扣。在用我们的方法随时进行的有规则的实验过程中，需要组织和保持的细节规则越多，带来的好处就变得越明显。

此外，如果一个系列的实验持续几天，大多情况下我会把它们安排在一天的同一个时段，因为睡眠或者吃饭所耗费的时间可能影响我们要调查的感受性。这种影响很有可能被忽略，尤其是当背景环境总是相同时。尽管如此，这个因素应该首先被单独进行调查，在完成调查之前就应该引起注意。无论如何，在实验一般规则中必须注意到这条预防措施，即保持实验试次间在时间上的严格顺序关系。

因为根据我们的方法，判断应该纯粹地基于对感觉的观察，我们应该注意判断不能由一个人的想象或者对结果的期望而加以确定——简而言之就是想象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太过盲目地进行实验以避免想象的可能影响。我们的方法为这两种错误的产生提供了机会。

在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应该合理安排实验条件的顺序、观察值的记录以及误差的合并或正确错误判断的加和（还有基于此的所有计算）以排除其他不可避免的失误。由于涉及大量的记录、加和与计算，我们应该采用重复和其他控制方法。在记录和使用数据本身时，一定要注意绝对的诚信。

这几条规则乍一看去并不起眼，但细细看来，其重要性和困难度都大大提升。根据我自己和同事的经验，我不信任任何没有经过重复或其他方法检验的加和或计算。即使重复地再计数与再计算，我们往往也会如校对中一样容易出现忽视误差的情况，尤其是当用相同的方式一项接着一项进行时。在这方面我们怎么强调注意和谨慎都不为过。无论重复或其他检验在操作中变得如何令人厌倦，为了不因应用中的失误损害谨慎观察的好处，这些重复和检验措施还是很有必要的。

然而，即使在进行任何记录前，我们也很容易在条件的系统变化安排过程中出现失误，这种变化通常是有必要的，往往可以通过打乱条件的序列，或者在没有必要改变的前提下继续进行几个子实验。因此我们应该将对这些内容的仔细检查核对作为一项常规措施。

关于记录的诚信问题，我们总想——并不是想要篡改结果——剔除异常值，例如平均差误法中由于注意力不集中而导致的巨大误差值。这个步骤没有基于任何原理，也没有什么限制，但这会仅仅由于模糊的表象就产生武断的决定。如果可能的话这种情况应该加以避免，但如果情况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应该使用大数量的实验试次寻求补救。控制随机因素的或然律（正误法和平均差误法也依靠它得以成立）预期到特殊事件很少发生的情况。把这些意外情况排除于计算之外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计算本身是必须基于这些与概率有关的定律的。当然在长时间的实验系列中，使注意保持在完全不变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已尽力保证它的一致性。这些意外的变动本身就是随机波动性的一部分，它们是这些方法所固有的，我们不可能通过任意手段改变或然律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它适用于大样本。

记下观察的日期很重要，不仅出于我对整齐有序的偏好，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实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感受性周期性和持续的变化，只能用这种方法在结果的汇集和应用中得到识别和总结。我们最好也记下所有的例如温度这样的次要条件，这些条件也可能影响到实验的成败或结果的可比性，即使当这种影响还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就这方面来说，做得过多比做得太少要好。

有两个或更多的观察者报告汇总他们的研究，将对于我们的工作尤为有利。他们能够互相补充、帮助和检查。对于一个观察者而言，想要独自成功且彻底地从事一个单独的感觉领域或其中某一重要方面的研究是不容易的。分工对于这项广泛性的任务而言是很有必要的，正如将不同时间所得的不同结果整合起来一样必要。在某些条件下，由于技术原因需要两名观察者（或者至少是一名观察者和一名助手）的直接合作。最后，在我们的研究领域里，由于存在这样的风险，即研究结果主要依赖于观察者的个性，所以一个观察者得到的结果要经过一人或更多人的检验，这是很重要的。因此根据特殊的环境，分工可以通过观察领域的划分、共同参与同一实验，或者通过整个实验的独立重复等方式良好地执行。

有人可能会说在我们的工作中，通常没有单个观察者的结果会被认为是确定的，即使这个结果是由最可靠的观察者得到的，除非该结果得到另一名可靠观察者的检验，因为一名观察者的可靠性只是可以保证他自己获得结果的诚信和精确性，而不能保证他所观察到结果的可靠性就能推广到其他所有结果。这种一般化的观点认为，虽然存在某些关系和定律事实，但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假定它们不仅仅是关于个性的问题。

根据这些观点，可能有人说在共同的任务中几名观察者的合作努力是如此重要，但对于实验心理物理学测量结果而言，它们还只是由观察者在协作者或助手辅助下得到的，这种局限性会导致结果有效性不高。不过，正如对任何观察的独立检验都非常重要一样，在对最小的干扰、尽可能一致的条件，以及对时间、实验条件、实验序列进行了最充分控制的前提下开展该领域的观察也同样重要。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对实验条件的先验知识所带来的风险，因为它们会提供想象的线索进而导致结果的歪曲。由于某种原因，在不需要助手的情况下却勉强让其加入是做无用功的体现，正如一部机器的复杂度在不必要的时候也就变成了妨碍操作的特征。在关于测量方法的专门性讨论中，通过关于条件的本质和在这方面的已有经验，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回到这个话题上。一般观点不能成为特定规则的坚实基础。

实验的时间与空间关系：常误

由于我们的方法由两个级别的比较构成，连续的呈现比同时的要好，尤其是因为当注意不可避免地在两个级别中转换时，同步呈现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对实验进行合理的安排，因为尽管观察一个紧接着一个，互不影响，但在观察者的记忆中会发生叠加的情况。正如韦伯说过的，用这种方法比较大小的能力是很奇特的，必须等到内部心理物理学未来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得到解释。现在我们必须以其存在的事实为讨论基础。

因为被比较的知觉在时间上不是完全吻合的，正如它们在空间上不完全吻合一样，我们通过改变感知器官的条件而发现了影响测量的效应。我把这些条件简称为大小比较的时间和空间状态条件。它们是构建精确的感受性比较测量法的主要困难来源。在这些方法的发展中，必须特别注意对这些困难的测查和消除，通过数学和其他流程处理后，将可能获得比初始状态下更多的结果。迄今为止，相对于主观的查证，我们在这个方向上所投放的注意力要少一些。

一般来说我们能够谈及它们所涉及的时间关系：（1）每一个差异大小被感知到的时间，例如在重量提举实验中提起一个重量时，或者在距离判断中判断了一个距离，等等；（2）在感知一个对象大小与另一个对象大小时允许经过的时间；（3）时间顺序，哪一个先被感知；（4）在一个人做出决定之前重复比较次数的多少。通常，习惯会给这些条件带来某种一致性，在个别实验中可能发生的微小差异的影响从长远看来会被平均。在计时器的帮助下，系统的实验实施能够有助于恰当地产生完全的一致性和可比性。通过有意地改变条件，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们的影响。迄今为止有关这个领域的工作很少。但我在用正误法进行重量提举实验的过程中，仍注意时时顾及着这些因素。

此时我仅仅是泛泛地谈论被比较对象大小的空间关系，这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比起时间关系，条件在不同方法和研究领域下的变化甚至更多。我只是做一个预先评论，我们需要特别关注感觉器官的配对性质，一方面，因为这在是以单独而不是合作进行的方式前提下，为配对器官的感受性程度提供了比较的机会，另一方面，就其合作来说，因为使配对器官在被比较对象间保持一致状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此，当需要判定的一个容器重量以及所使用方法中的正确次数改变时，差异就因此产生了，这个差异依赖于待比较的重量是在左边还是右边的容器中。这种差异的产生不是因为人的右手或左手具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是因为用一只手提起一个容器，另一只手提起另一个容器，两只手很可能具有不同的感受性。如果用同一只手先后提起两个容器，能够看出在两个重量间切换时这只手（臂）会自动改变提起时所达到的位置，因此它提举两个重量的模式也发生了细微的改变。正如我可以通过实际实验所证明的那样，实际情况对结果是很重要的。在通过眼睛使用平均差误法判断距离的实验中，用以匹配其他距离的标准距离是在其他距离的左边还是右边、上边还是下边，都会造成差异。在辨别皮肤上两点间距的匹配实验中，当一个人在自己的身体上做实验时，是用右手抓住代表标准脚间距的圆规，而左手拿着另一支圆规进行判断，还是颠倒过来进行，对于实验结果也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当使用带柄的圆规时也是如此，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使用圆规的方式可能发生改变。其他情况下也是如此。

时间和空间条件在一系列给定的实验中是保持不变的，不过当需要比较的差异程度不同时，它们可能发生变化，但在最终获得的测量结果中，它们为一个我们通常称之为常误的概念提供了基础。

在重量提举实验中使用正误法，当其他条件都相同时，先提起被比较的重量所在的容器多次，与后将其提起相同次数时的情况进行对比，常误就得到了证明。在一次实验中正确判断与错误判断次数的比率与另一次实验中的相比，会有很大的差异。同样在实验试次数目非常大的情况下，较重的重量放在左边的容器中和放在右边的容器中相比，也存在着差异。[7]当用平均差误法测量通过眼睛或触觉来判断距离的感受性时，由于在经过多次实验后，被试判断结果的平均数与给定的标准距离仍然不一致，促使常误就变得很明显了，但是由于所比较距离间的时空关系逐渐趋于稳定，常误将会沿着正向或者负向发生可见的变化。在这种关系中，我们还发现，正误差的总和（即偏离标准的正向偏差的总和）经常与负误差的明显不同，而不是在绝对值上相等。这个差异很大，不能归于不可补偿的随机误差。

有人可能怀疑这些结果，把这些观察归因于想象的影响。然而，在亲身实验过这些方法后，他会很快相信虽然他尽了最大的努力，自己仍无法逃避这些常误。由于我在这种关系中所观察的结果确确实实地把想象的影响排除了，我必须承认这些实验中非常意外出现的常误，在一开始就令我最为迷惑，在我设法消除它们之前，也是最令我尴尬的事实。即使是今天在这个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对重量和触觉进行了测量后，我还是不清楚它们的最终原因，我确定的只有它们存在的事实。之前曾提到那些重复我实验的研究者们，也发现了相当一致的结果。

有人可能会注意到，常误的存在仅仅是将由我们的方法得到的测量结果复杂化，但不会使结果变得不准确。如果误差真的是恒定的，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将其排除，同时也可以准确地确定其数值，我会在后面针对单个方法的讨论中加以说明。

不幸的是，严格来说，常误的恒定性也不高。关于先提起放在左边的容器的实验，抑或右边或左边距离的判断中，我今天所做的有关哪边较大哪边较小的判断，跟另一天的结论并不总是相同的。此外，即使外部条件保持恒定，内部加工也会发生惊人的变化。这些变化很容易随着我们的方法而变化，但是当谈到最终结果的精确性时我们就会遇到困难，因为由于常误而产生的变异性与平均差误法中纯粹的可变误差产生了混淆，并且污染了可变误差。在正误法中，误差以另一种方式始终影响着测量。因此，我们要投入最大的精力来排除变异性，或者通过对观察的设计或处理尽可能使其无害（类似于化学中的分馏法）。

尽管有这些因素存在，但我们不可以将由常误的存在导致我们方法复杂化的情况视为缺点，而应该将其视作一项重要的优点，因为常误的确定本身就是心理物理学测量可行研究的一部分。毕竟它们的影响对于与感受相联系的因素而言，是非常典型的且应该得到测量。然而同时也存在将它们排除在差别感受性测量之外的机会，这也是我们现在所关心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常误当作无用的废物丢掉；我们应该根据适用的条件、定律和变量将其仔细地与感受性的测量分开，并且在每一个领域接连开展研究。我们的观察方法应该切实地推进实验技术，因为它们不仅可以将意外常误的发生一般化，而且展示了一些常误的来源，而这在之前几乎没有得到人们的思考。我的《测量方法》中还有更多有关这方面的内容。

在测量感受性的方法范围内，影响常误的实验条件中蕴含着关于其区分力的证据。

对于想要亲自采用我所描述的实验方法来开展研究的人来说，前面的评论远远没有告诉他们需要了解以及观察些什么。因为我有责任对《测量方法》进行更详尽的解释，我将重点介绍后两种方法的本质性特点。我会在此做个简要的概述，之后将更彻底地讨论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关于正误法我会以重量提举实验为基础，而关于平均差误法我会以视觉和触觉距离判断实验为基础，因为只有这些才是我可以自由支配的实验领域。接下来的通篇内容中，我使用的术语会根据所涉及的方法而变化。

正误法在重量提举实验中的应用

以下说明的实验（始于1855年）构成了正误法的基础，它一开始是为了更仔细地验证韦伯定律这一简单目的而施行的。出于完善方法本身的兴趣人们进一步进行了相关实验，我曾经很希望对不同条件下方法的精确性进行调查，并提升实验和技术，这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后来当这些调查成为可能时，相关研究规模就逐渐扩大了。有几年的时间里，我把做实验当作一种每天例行的劳动，一天进行一小时直至全部结束。做实验需要系统地进行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是为了对各种特定的关系进行调查。用这种方法收集的材料在这卷书里不可能详尽完整地列举。人们为了确定不同时间和变化条件下的重要差异，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不断重复的实验系列，这在后面的几个章节里还会提及并给出证明。这项工作同样彻底影响了方法使用的实践过程。

我们的方法依赖于确定正确判断次数与错误判断次数相对于总判断次数的比率，一般我倾向于使用后面这种比率[8]。我假定把正确判断的次数称为r，错误判断的次数称为f，总判断数为n，我们主要关注的比率就是r/n。然而，如果一套特定观察的结果被分成几个子群并且分别加以计算，r和n则分别指每一个子群的正确判断数和总判断数，而v则代表子群的数量，因此vn就变成一整套特定观察的总判断数了。当整个实验系列涉及几套这样必须互相比较的观察时（通常情况都是如此），那么vn就必须再乘以套数以得到整个系列的总数。

注意每个不确定判断应该被分成两半，一半归入正确判断，另一半归入错误判断。为了避免这样一来存在着很多半数，我把每项正确判断记为两次正确，每次错误判断记为两次错误，每次不确定判断记为一次正确一次错误，因为计算r/n只需要计数数据。

P指代标准重量，也就是用以比较的装载在容器里的重量，标准P中是没有D的，D代表一个实验试次中使用的重量增量（附加重量）。我们给h指定一个值，这个值与差别感受性直接成正比，因此与能够与给出相同r/n的D成反比例关系，简言之也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差别感受性的测量值。

实现这种方法有两种程序方式。根据第一种方式，我们要在反复提起放下载重容器之后决定哪个重量较重或较轻。根据第二种方式，每个容器只提起一次来加以比较，在这之后就立即进行明确的判断，不确定的情况则一半计正确一半计错误。

一开始我总是使用第一种方式，后来我舍弃了用那种方法所做的全部实验结果，而开始只用第二种方式了，因为我确信第二种方式有更多的优势。不仅是因为这种方式与第一种方式相比能够导致更大的一致性，而且它能为消除和确定准确的时间和空间影响提供基础，因为这种影响会产生常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只有用第二种方式，这些影响才能合理地相互牵制。

当然用第二种方式比第一种方式更容易犯关于差异方向的错误。即使D恒定不变且总判断次数一直保持一致，不明确判断和错误判断的次数也会相对更大。然而基于在任何条件下都会产生误差的事实，因此这种方式没有看起来那么不准确。任何比率r/n的降低均可以通过使用更大的D来补偿，而这个比率太大也不会对测量起到什么好的作用。另一方面，第二种方式在同一时间内能够产生更多的结果，它也可以使每一组配对重量的结果与另一组完全相同或具有可比性。

如果使用第一种方式，一定不能让被试知道较重重量的位置，为了排除先入观念判断的影响，因此在决定其位置时需要助手的协助。在第二种方式中，根据下面给出的描述，这种预防措施就不必要也不适用了。在对整个情况进行更详细的说明后，这些道理就会变得更显而易见了。

根据给出的规则，容器应该总是被一个接一个地提起。因此，两次配对的提举才能构成第二种方式的判断基础，先提起一个，再提起另一个；因此它是由两次单独的重量提举组成。然而，因为正如所指出的，每次判断都被计了两次，另外需注意总的判断次数应对单次的提举次数进行计数，而不是成对的提举次数。

当我用同一只手提起两个容器时，我称其为单手操作；当我用一只手提起一个容器而用另一只手提起另一个容器时，我称之为双手操作。即使是单手操作我也是用双手加以实施的，因为右手和左手是交替使用的。在每一个长时的实验系列中都会发现右手多多少少——尽管不是很明显——比左手更敏感。然而我们发现单手操作与双手操作相比，其敏感性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容器受时间和空间关系的恒定影响在单手、双手、左手和右手操作之间进行了比较，发现四种操作差异显著。然而在此我尚不想就这个问题详细展开说明。

承载标准重量P的容器（与置于其中的物体一起）的设置需要特别的考虑。在我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用不完善的仪器进行实验后，最终我才发现了一套令人满意的装置，下面简要描述一下，容器有一个可以转动的圆形手柄，容器内的一系列用于固定重量的装置与容器构成了一个连续的实体。

我想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都会比较感兴趣——确实也只有一个例子——关于必须面对的琐碎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可能成为这类实验中耽误时间的原因，我先描述几个不完美的安排。

开始我用简单的中空木质圆筒作为容器，我用手从上部抓住它。如果重量很重，我的手就需要抓紧，否则容器会从手中滑落，然而如果重量很轻，手就会抓得松一些。因此就无法保证抓握力度的一致。后来，我在容器上装上了铜手柄，它可以绕着销钉在每个容器底部直径两端自由旋转，因此当提起容器的时候它们会由于重力而自动转到一个位置。但是这种装置很快就磨松了。之后，我把手柄铆接得更灵活一些，但为了节省重量我用薄的黄铜做手柄，这导致当我开始使用更重的重量时手柄会弯曲，因此破坏了实验条件间的可比性。于是我用更坚固的材料代替黄铜片，并抛弃了以前的所有实验结果，之后用新装置做了近一年严谨且艰苦的实验。虽然最后我没有把这些实验结果都抛弃，但至少它们需要重复和检验，因为从一定程度上我了解到所有先前的实验观察现在看来都是多余的——或者可能充当新系列实验结果的附加检查值。在随后的结果中它们都被彻底删去了。在下面的内容中可以发现原因。最初使用的压载物，现在已经被抛弃了，只是还在用于校正重量，它的体积大小是与重量成比例地变化的。因为容器必须要足够大以容纳最大的重量负荷，当提起容器的时候，较小的或者甚至一些较大的重物都会移动。我假想即使不考虑这个事实，当手抓起手柄的时候，容器重量的压力也会落到手的同一点上，因此容器中重量物体的可能移动并不会产生不利的情况。由于需要挨个研究和检验的情况很多，它们均有可能影响实验的进程，我就忘了对上述这个因素进行专门的研究。这个疏忽得到了报应。当我最终有意将重量固定在容器的中间或两边并试图加以比较，从而想要确保并将我的研究引到这一方向上时，我发现两种情况下的结果有很大的差异，不是由于重量的不同，而是由于压力分布的差异。当重量处于中心时，一个容器似乎是最重的，当需要对位置的极端情况作比较时，这种差异是绝不能忽略的。当然在我的实验里发生移动的可能性很小，而且通过大量的实验可能互相抵消。根据主要的结果子群间各自相同，以及后来使用改进装置后得到非常一致结果的事实，这种推测可以得到证实。尽管如此我对自己之前的结果还是不满意，结果的准确性和单独测定的可靠性（即使不是整体的数据）都具有风险，我宁愿费劲再用新装置重新测定，而不愿让事情保持原状。

后面我所提到的所有实验都是根据第二种方式进行的——几乎所有的实验都采用了这种方式，我称其为一般环境或条件。这里省略了第二重要的内容，我留在《测量方法》一书中说明。只有在偏差可以通过研究获得的情况下，才能测得偏离一般条件的偏差。

最后对容器内部的设置仅仅包括了一个具有四个垂直铜柱组成的框架，这些铜柱在底部由水平的横杆连接起来。容器所载重量物（铅或锌块）的边角都是直角并且大小与框架正好相吻合。这些重量物只是厚度不同，这样它们就可以牢固地卡在框架中，而不会在提举的过程中移动了。标准重量P包括容器、重量物和盖子，盖子的中间焊有一个小空盒。两个标准容器经过仔细处理，可认为是完全相同的。附加的重量D被放在容器盖子上方的盒子中。这样附加重量就会固定在标准重量的中间位置。容器的手柄由一个直径1巴黎英寸[9]的木制圆柱体构成，手柄可以绕着轴心旋转。提起容器的时候要用整只手抓住手柄。

根据所使用盖子的轻重，每一容器包括盖子重有300或400克两种条件。300克是最小的标准重量P，也就是当容器的盖子最轻而且没有附加重量时的情况。我所使用的最大标准重量是3000克；我的装置可能不能长时间承受更重的重量。当实验目的并非检验使用不同标准重量的结果时，我通常以1000克作为标准重量。

最常用的附加重量为0.04P和0.08P。

尽管两个容器在构造上完全一致，但在每个系列实验中为了抵消可能忽视的差异影响，D分别加在两个容器上的次数也要是一样的。

我用一块装在实验桌边的横板对提起重量达到的高度加以限制，具体高度为2巴黎英寸9巴黎行。

提起容器的时候要摆脱衬衫袖子的束缚。

提举实验是这样进行的，例如如果在第一次比较中先提起的是左边的容器，下一次就要先提起右边的容器，如此交叉往复。单独的一套实验包括32组连续交替的提举配对或是64次独立的提举，其中D一直是在同一个容器中的。在每套实验做到一半时（也就是32次单独的提举），这个容器的位置从右边换到左边。不同的时间和附加重量D的位置形成了四种不同的组合，构成了所谓的四种主要条件的基础，这在下面会具体讨论。在一套实验中，每一种方法都对应16次单独的提举或判断。每天通常连续进行8到12套这样的实验，每个实验包含了64次的提举，其中会有适当的实验条件（P、D等）变化。对于较长的实验系列而言，有可能持续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提起一个容器的时间为一秒钟，由一个节拍器控制，放下容器用时一秒钟，提起与放下容器之间的时间间隔也为一秒。因此，一次用于进行比较的配对重量提举需要用时整整五秒钟。同样的时间——五秒钟——也是两个实验试次之间的间隔。这个时间用来记录结果。在单手操作中总是采用空闲的那只手进行记录，在双手操作中，则以隔天交替一次的方式确定记录用手。

经过练习，实验者可以跟着节拍器的节奏机械地完成这些操作。正如我的数据本身所显示的，虽然注意指向能够很快地变得一致而机械，但注意本身在每天实验过程的最后阶段似乎没有显著地减弱。对于附加重量D在哪一边的判断，随着时间和空间位置的恒定影响以及随机的不规则影响而发生了不规则的改变：右边更重、左边更重和不确定。可以说这些影响以客观的方式出现，得来全不费工夫，而无须进行选择和思考，均无疑是第一种方式中出现的情况。

为了避免混淆，并且更方便地使分别包含在四种主要条件下的正确判断次数增加，我们应该对记录进行合理的安排，安排的具体方法在《测量方法》中有叙述。

我们暂时结束关于实验外部条件的讨论，现在我要转到有关方法的一般性原理了。

方法的一般性任务是为每一对比较来找到参数r/n的比值——或者如果我们把整体分为v个部分就要得到v个r/n的值——并从这些值里，获得差别感受性的测量结果。我们必须在重量差别感受性的每种研究条件下均进行比较。相关的次要任务还包括明确恒定影响的方向和大小，它是作为实验程序的副产品存在的。

现在看来似乎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困难。

我们知道，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r/n的比率随着重量差别感受性的增加而增大。然而我们还知道，r/n加倍不意味着感受性的加倍，但根据我们先前对感受性测量的概念，附加重量D减半而r/n保持不变，对应的是两倍的感受性。根据这些一般的情况，我们现在可以得到以下的观察结果。

无论你想让感受性低至何种程度，我们总是能够找到一个相对于P来说足够大的增量D，使得几乎全部或全部的判断都会是正确的。即使是感受性最大程度的增加也不会带来r/n的增加，这一点大家一定可以理解。那么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就不能以此作为感受性的一般恰当标准，因为即使感受性急剧变化，r/n的比率也会保持恒定或几乎恒定。另一方面，假设感受性大大地提高了，那么一个极小的附加重量就足够使r/n接近n/n，我们也会相应地判断出感受性的增量。因此我们不得不回到之前对测量概念的定义，它是事物所固有的本质。但我们应该如何据此来重新改进我们的方法呢？

例如，假设我想要比较右手和左手对重量的差别感受性。我会多次提起同样的标准重量P和同样的附加重量D，左手（L）和右手（R）交替进行。然后我会针对左右手获得不同的比率r/n，这使我可以判断两只手的感受性孰高孰低，但是我无法得到它们二者感受性测量的比较结果。现在的问题是，需要获得能够导致左右手产生相同r/n比率的增量D的不同大小。

如果我只想要研究不同P值下单手的感受性，或者双手的平均感受性，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正如从经验中可知，较轻的P相对于较重的P而言，增加相同的重量D会导致更大的r/n，但是问题的重点是在不同的P值下，找到使r/n恒定的不同D值，以使得可以用D的倒数表示不同P值的感受性测量结果。

从这点看来，迄今所用的正误法确实只适用于给出一个多了还是少了的指示，而不是具体可比的感受性测量值。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发展这种方法来获得测量结果。

目前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是使用试误的程序。我们可以在测验的条件下改变附加重量直到得到相同的比率r/n。然而由于需要非常多个试次，甚至才能为同一个D找到准确的数值，这个过程对于每一个被研究的D值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观察，因此不仅会非常枯燥，而且即使经过这么多枯燥的试次后也不一定会得到准确的结果。

我们当然可以在紧邻的两个数值中插入数值（即插值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我都是用这种方法的。然而即使这种方法也只能部分地克服不方便和不精确的问题。幸运的是这些缺点可以简单而彻底地被克服。

由每一个特定D得到的r/n值，可以用于推测需要什么样的D来得出其他的r/n，只要P和其他条件是恒定的，而且r/n是根据足够量的n个试次而获得的。使用的公式原则上是准确的，在实验测量中是成立的。虽然公式基于数学分析，但它也很容易付诸实践。因此可以用来计算我们想要得到的恒定的r/n。事实上，基于任何一个足量的n个试次[10]获得的比率r/n，我们都能够不用计算而在表格中直接查到相关差别感受性的测量值。这种测量与我们前面的定义相符，我会马上说明怎样使用，不过首先要对这个公式的推导过程进行简要说明。

在我改进方法的过程中，对概率论的兴趣一次又一次地使我得以向前推进，在其中我想到了以下几点：（1）根据我们的程序，差别感受性的测量参数可以通常由标为h的值表示，根据高斯的观点，只要精确性是仅仅依赖于类似程序中差异知觉的感受性而得到的，那么h就可以提供观察精确性的测量；（2）实验确定的比率r/n和前面提到的h与用以确定r/n的重量增量D——r/n和hD——之间应该存在数学关系，这可以使我们从r/n得到hD，因此通过除以D可以得到差别感受性的值h。

首先只是理论上确定这种关系，其次需用实验加以证明，最后将其运用于我们的方法实践中。我相信我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这三项任务，这样正误法就应该能够达到真正的测量方法标准。

我们要把相关的数学推导过程插入下面这个独立的部分中，因为就方法应用的实践目的而言，并没有必要将其中的数学原理解释得非常透彻。实验证据主要表明了在假定感受性恒定的条件下，当找到给定D值对应的r/n值时，如果存在一个与第一个D值成比率的D，那么前者的r/n值（根据我们的数学关系加以计算）在后者的实验中是可以再测得的。当然允许由未加补偿的随机因素引起的小规模偏差存在。或者用同一证据的另一形式，我们可以表明在感受性不变而D不同的条件下，基于我们确定的数学关系，通过实验确定的r/n能够与计算得到的hD值相对应，而根据我们表格中的数据，hD与D值是成比例的。[11]作为证据，我进行了一项扩展的实验研究系列，这在《测量方法》中有相关论述。我们在第九章和第十二章中还会看到一些相关数据。

因此可以用纯实验的方法呈现这个问题，这样任何人，即使没有理解操作规则的推理过程，甚至没有数学背景也能够使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测量。他还能够满怀自信地加以使用，因为这种方法的数学推导已经得到了著名的数学家权威的认证，并且通过了经验的检验。

正误法计算的公式与数学推导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出当附加重量D保持恒定时，如何确定比值r/n怎样随着标准重量P的大小而变化的先验原理。这更应该属于需要通过实验加以确定的原则性问题。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根据概率论的原则，确定当标准重量P保持恒定而附加重量变化（差别感受性h保持不变）时，r/n将如何变化（假定有很大的n）的先验条件，或者如果影响重量增加感受的任一外部变量发生了变化时，通过D如何能够一劳永逸地预测所有变化。如果可以实现这些目标，同样的原理对于我们确定观察误差相对数量的变化也是适用的，其中观察误差的大小会变化，而观察精确度保持恒定。然而我们所关心的r/n与Dh的关系却不能用有限的表达式加以表示，而是必须表示为一个整体，出于实际操作的目的必须制成表格，制作表格过程如下所述。

从现在起用θ表示整式，它在这里的使用与表示相对数值或限定大小的误差概率一样。唯一不同在于重量增量的一半D/2被通常表示为Δ的误差项代替。我们写作

公式中，π是鲁道夫常数[12]，e是自然对数的底数，t=hΔ=hD/2, h是高斯概念系统中精确度的量度。在很多地方，都有可以查到与给定θ值对应t值的表格，例如在1834年的《柏林天文年鉴》（Berlin astronom.Jahrb., pp.305 ff.）中，给到了t=2.0的范围值；在一份特殊的且已绝版的石印表格中，给到了t=3.0的范围值。因此，给定对应于r/n的θ，我们可以同时确定t或hD/2。

我们现在马上要开始证明下面这些等式，它们是我们方法的基础，通过这些公式可以由r/n得到θ。

因此

只需按照如下的要点来考虑r/n和θ的关系就足够了。我们通过等式（2r/n）-1=θ就能根据观察得到的r/n计算出θ值，在综合表中可以根据θ的积分值查找对应的t=hD/2的值，然后用这个值除以D/2来得到h。或者，如果我们将在正误法中取的h定为平均差误法中的一半（接下来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可以直接除以D。为了避免把每次观察得到的r/n值单独换算成（2r/n）-1，我把积分表中的θ进行了转换，转换后的表给出了θ=（2r/n）-1和t的关系，可以直接从r/n和t列查到。后续的基本表是用这种方法推导出来的。

我向莫比乌斯（A.F.Möbius）教授展示了r/n和θ关系的数学推导，并且通过了他的检验，因此可以认为是精确无异议的。他还帮我进行了更加简练和精确的推导，相比之下我的公式就有点拙劣了，不过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因此下面我想再展示一下他的推导来取代我之前的推导。

莫比乌斯的推导使用了一条直线两个部分的偏离为例，而不是两个重量差异的例子。二者的原理是相同的。

一般把

作为测量误差落入-Δ和+Δ区间的概率，其中h和前面一样代表测量精确度，π是鲁道夫常数。

如现在给出

A　　C　　B

作为一条直线上的三个点，C接近于但不是正好处于A和B的中间。用正误法进行n次观察的过程中，我有a次判断A比B更加接近C，也就是CB＞CA。我还判断n-a=b次B比A更接近C即CB＜CA。CA＜CB和CB＜CA的可能性随着a和b相应地发生变化，两种可能性本身就是a/n和b/n。

如果我们用

A　　C M　　B

表示一条线，M是A和B之间真正的中点，C紧靠M在A的一边，那么我的判断就是正确了a次而错误了b次。换言之，我相信点C在M和B之间的次数为b。在b次的判断中，每次我都错误地判断了C的位置，我错误地认为在往B的方向上，线段CM相对于M而言，是靠近B的一边的。因此我每次在同一方向都犯了一个＞CM的错误。错误的概率一方面可以用=b/n的方式表示，另一方面可以表示为

其中CM是正数。现在

因此

接下来可知

最后，因此有：

这两个a/n和b/n的表达式也可以这样解释：在对直线ACMB的n次观察中，只有A和B是确定的，一个人有a次相信M处于C和B之间（正确判断），有b次（错误）判断M位于A和C之间。然而综合的区间对于a/n是-hCM到∞之间，对于b/n是-∞到-hCM之间，这就类似于线段CB与AC。因为如果我们把ACMB视为正向而M作为起点，C和B的横坐标就变成-CM和MB，A和C的横坐标就分别成为-AM和-CM了。然而AM和MB相对于CM而言，可以视为无穷大。

接下来是莫比乌斯的推导。

为了将直线的例子转换为重量的例子，我们不得不用重量P代替AC，用P+D代替BC。AM=（AC+BC）/2的长度现在成为P+（D/2），线段CM因此对应于D/2, D/2代替前面公式中的CM。此外，a/n等于我们的r/n, b/n等于我们的f/n，这引出了以下表达式，可以直接应用于我们的方法：

或者如果我们将积分

用θ简化表示，那么

前面提到一个事实，就是正误法的精确性或感受性h是平均差误法的一半，但这不影响我们对正误法的应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相对值t或h是重要的。必须考虑这些因素，以防有人想要通过正误法比较由平均差误法所得到的结果的绝对值，这样可能要用到θ的积分。对可能误差或r/n或t的变异性的预估也是如此，但这里我们暂时先不讨论。

现在我们转到实践问题上：

我们所涉及的判断程序仅仅是由以下的查表过程组成的，我把这个表称为正误法的基本表，t=hD的值对应于实验确定的分数r/n（如果r/n的数值不能在表中准确地找到，则可以使用插值法）。然后将这个数除以D来确定h的值，即我们想得到的感受性测量值，或者当D恒定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获得的t=hD值并使用这种方法直接进行测量，这在许多情况下是非常方便的。

当没有恒定影响（除了恒定重量增量D）存在时，或者这些影响在确定r/n的过程中已被实验设计补偿时，这条规则足以判断哪边的重量是较大的。当情况并非如此时，误差的恒定来源就会混入t值，其现在不再只是依赖h和D（D只表示附加重量），而且还依赖于这些无关变异来源。即使D是恒定的，如果这些变异性的次要来源与D不能保持相对恒定，简单地用t除以D自然也不能让我们得到正确的h，而且t值不能代替h作为可比性的度量。然而即使这样，合理安排实验程序，使用适当的基本表是校正的最简单方法。后面我会分别加以说明。

注意：（1）因为只涉及t或h的比率，我习惯于将t的制表值中所有的数字看作一个整数，而忽略它是小数的事实。[13]下面这张表中所引用的计算值总是采取这种形式。（2）只需要将r/n大于0.5的值制入表中。如果出现小于0.5的r/n，就如下面将要讨论的这种情况中出现的那样，这个情况是实验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尤其是发生在D不太大的给定实验条件下，我们必须使用f/n=（n-r）/n而不是r/n，在表中名为r/n的列下查找，并把对应的t值加上负号代入确定hD、hp和hq的表达式中，关于hp和hq后面会说明。（3）表中r/n=1（也就是所有判断均正确的随机事件）对应的t值是无穷值。严格来说，这假定了观察到的数值是无穷的。一般来说我们应该使D足够小而n足够大，以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正误法的基本表

译者注：表中的差异值指的是t的差异值，为后一个值减去前一个值的结果，如费希纳前文所述的，他不再使用小数点，而直接用整数形式表达。下同。

我们使用基本表最简便的方法是一劳永逸地取n=100，也就是我们每次分别为100次判断确定r值。较长的系列以100次为单元进行拆分，求出每一部分的t值之后分别加和与求平均值，出于其他原因，这种部分处理的方式都是必需和有用的。之后的唯一要做的就是删掉r/n列中的零和小数点[14]，以直接找到通过实验得到的r值。我们可以走捷径，不仅可以通过拆分以形成r/n，而且也出于插值法的需要，因为我们可以在表中精确地查到所有实验所需的r值。

如果我们不将100选作n值，我们就无法在基本表里精确找到合适的r/n值。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不同列差异值的帮助下，通过简单插值法确定对应的t，因此我们产生的t值误差大约只是0.0001至0.0002之间，而转换成r/n的误差大约是0.85。这个误差不重要，因为这种观察结果中的第四位小数均可被视为是无关紧要的。然而，采用更大的r/n值，我们会在插值中产生更大的误差，r/n越大误差值也会越大。因此我附加了几个表格来补充表格的最后部分，其中r/n值的间隔更小，通过这些表我们可以为更精细插值的获得提供充分的基础。

补充表格Ⅰ

补充表格Ⅱ

表格的数字并不意味着n=100有着特殊的优势。就我个人来说，我总是倾向取n=64而不是n=100。我把所有较长的实验系列分成了n=64的几个部分，分别给这些部分加上了t值，并且由此得到了总数和平均数。我的理由是，64作为2的幂，比起100可以被分成更多的部分，我最初在划分时想要保持开放的方式。后来我坚持使用这个数字，为的是使所有实验系列具有可比性，正如在后面会提到的，由于基本n值的大小对于测量结果的大小有特定的影响，应该始终保持可比性。因此我常用基本表中的r值是与n=64相对应的，这是为了避免将分数r/n转换为小数以及出于内插值计算必要性的考虑，这些在前面的表格中都有描述。下面这张表格是供那些和我有同样需求的人使用的。

出于对各部分实验条件进行比较的目的，我需要将较长的实验系列作为整体或者划分为各个较大的部分，这样可以较方便地进行处理，因此我还建立了一个n=512的表格，因为我的所有系列均是由64次判断的倍数组成，64是512的1/8。n=64、2×64或4×64的表格也可以由此得出。这里需要重新提及引用的θ积分，凭借关于r/n和θ的等式，专家们能够毫无困难地发展出以任何n为基础的表格（通过插值法的帮助）。无论选择了哪个n值作为基础值，只要所有的实验都保持同一基础值，我们都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个表格。较长的系列可以被分成同样长度的几个部分，我们可以一直都使用这些数值来设计表格。

基本表　n=64

假设感受性h保持恒定，那么P也就不变（因为h随着P发生变化，而不随着D变化），我们还可以使用基本表查到根据已有的D和P计算出的r/n比值，据此推导出D，D值对于计算其他所需的r/n是很有必要的。只要用r/n值在表格中搜索相应的t值即可。我们还可以得到下列比值：一个t=hD比另一个t=hD的值，等于相应的这个D比另一个D的值。反过来看，给出一个D值，我们就可以从表中找到属于这个已知D值的r/n值，只要h保持不变。然而，我们的方法并不是轻易地就能被投入实践，因为如前所述，最后所有的结论都依赖于h的确定，或者有时只需要t即可。

我们不要忘记，如我已经解释过的，表格的便捷使用只有在给定条件下才成立，也就是轻重表现的估量只依赖于D，与随机性无关。现实中它还依赖于时间和空间因素的恒定影响。事实上，t的制表值不仅仅是hD，而是h（D+M），其中M是除了D之外的所有恒定影响的代数和，它也决定着轻重表现的判断选择。把这个因素纳入考虑，我们的实验任务将把测试和对它们的评估综合起来，这样我们就能通过使用前面的表格达到补偿M值的目的，总是可以返回一个与没有外部资源干扰出现的情况下相同的hD值。

我们先前提到的一般操作方法时刻都在以改进程序为目的而进行着调整。我们搭配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顺序，产生了四种主要的实验条件，较重的重量以完全动态的方式在其中展开轮换：（1）在左边的容器中且先被提起；（2）在左边的容器中且后被提起；（3）和（4）对应于在右边容器中的情况。为了将这四种主要的条件区分开来，我们将它们分别定义为，较重的重量：

（1）在左边的容器中先被提起。

（2）在左边的容器中后被提起。

（3）在右边的容器中先被提起。

（4）在右边的容器中后被提起。

我将四种条件依次简写如下：

Ⅰ＞，Ⅱ＞，Ⅰ＜，Ⅱ＜

每种条件下对应的正确判断之和变为

r_1, r_2, r_3, r_4

将从表中的查得的对应t值（不能再简单地与hD等同）除以n值求得的商，分别记为

t_1, t_2, t_3, t_4

假定所有主要条件中的n值均相同。

如果我们将四种主要条件中的t值加和然后除以4，就能很容易发现M能够由于完全补偿而抵消。因此我们可以得到

除以D就可以像前面一样得到纯粹的h值。只要D是恒定的，我们还可以用hD或4hD本身作为测量结果。

这种对M影响的完全补偿法是基于以下理由的。根据讨论，提起重量的时间顺序和容器的空间位置影响轻重表现的判断。我把由于时间顺序导致的影响称为p，而将空间位置导致的称为q。如果是相反的时间和空间顺序，那么p和q就会带有不同的符号。我们希望给既定位置的符号是任意指定的，只要我们是用符号表示相反的位置。例如如果我们在第一种条件下把p和q取为正值，那么在我们的四种主要条件下，第一次的M就有值+p和+q，第二次为-p和+q，第三次为+p和-q，第四次为-p和-q。因此以下为t=h（D+M）在四种主要条件下的对应值：

t_1=h（D+p+q）

t_2=h（D-p+q）

t_3=h（D+p-q）

t_4=h（D-p-q）

这四个值相加然后除以4等于hD。第一个和第四个等式相加（同样第二个和第三个等式相加）再除以2也足以使我们得到hD。

通过加法和减法，同样的等式适用以计算hp和hq，进而得到p和q的值。首先：

通过用这些hp和hq的值除以前面计算出来的值

可以得到p和q对D的比率，将这些比率乘上以克来表示的D值时，就可以得到以克为单位的p和q值。每个hp和hq，以及hD值均可以通过任两种主要条件下得到的t值来确定，这样不同计算方法所得到的值可以相互进行一致性核对。

依赖于作用的方向，p和q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取正值也可以取负值，这样它们的方向和大小就能同时得到确定。根据p和q被引入基本等式的方式，我们必须对它们的符号意义加以说明。

整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以及由其衍生出的次级要点，均通过以下等式对h、p和q进行确定：

当然，只要整个过程使用同样的参数值，我们就可以像数学方面的专家那样，频繁且轻而易举地将诸多部分获得的结果进行组合，或者乘以更大的倍数后进行相互比较，例如hD、hp、hq或4hD、4hp、4hq等等。

我在所有重量提举实验中对差别感受性的确定都是用这种方法得到的，后面我会再加以描述（第九和第十二章中）。它完全消除了p和q的影响，同时使获得这些效应的准确值变为可能。我在此对这个问题进行的只是粗略描述，在上述两章中都采用一种以上的方法进行了解释和证实。大家在《测量方法》一书中可以看到对这个问题的全面且更加有条理的讨论。

未来当需要使用到符号时，我将还是会遵从提到的符号定义一致的标准，当感觉第一次提起的重量较重时，就将时间顺序对提举的影响p记为正值。如果不考虑D的作用前提下，第二个容器更重的话，我就将其记为负的。当感觉左手的容器更重，我就称空间因素的效果是正的，当右手上的容器更重的时候，就称空间因素的效果为负。例如，如果我说，p的影响是+10克的话，这就意味着，除去真实情况下两个容器的轻重关系，第一个容器比第二个容器感觉上要重10克。第十二章中我们会给出这样的例子。

尽管时间的和空间上的关系保持一致，但是p和q仍然可能因为内部的因素而导致变化，由于这些客观的条件只能根据人的主观外在表现才能反映出来，出于未知因素的影响，导致这些条件都是富于变化的。

由于内外条件的变化，p和q的结果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在各种不同条件下进行的所有实验结果都显示，如果不排除标准重量的轻重、先前手臂疲劳或者单双手操作实验范式对p的影响，就会导致p朝负值方向发展，表现为正值的绝对值减少或负值的绝对值大小增加，或者会从正值变成负值。结果进一步表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右手单手操作相比于左手而言，p和q值中正值更多，负值更少。结果最终还表明，这些作用的大小和方向本质上并不依赖于D的大小。更多的细节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在计算t和获得总体的r/n之前，也可以通过增加四种主要条件的r来补偿p和q的效应，具体方法是在基本表中查找一个共同的t值来代表hD值。这种范式有时候是可以满足要求的，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不完全补偿，因为通过这种方法，人们不能得到准确的hD值（并因此也得不到准确的h值），这些值是在不出现上述效应时才能获得的，这一点我即将会说到。

例如我们假设，p的效应会在第二次提起的重量中更为显著。同样我们还夸大地假设，这个效应是不寻常的，甚至是无穷大的。很明显，给其中一个容器增加有限的D对判断没有特别大的影响，第二次被举起的容器总是会更重。那么如果第一次举起有D的容器的次数与第二次相同（就像我们的实验中的那样），并且将两种顺序条件下的结果都加到一起，就会如同在一般条件下人们获得正确和错误次数相等的情况一样，这种情况中可以假设其中p的影响被消除了，对和错的次数就相等了，就好像是重量的差别感受性是0。就好比由于这个因素的作用，对D的感受性似乎被清除了。另一方面，如果提举的时间序列效应不存在，D在两种不同的时间条件下应该被感知为相等的。这样根据容器的空间位置，就能确定正确判断占优的水平程度（与重量的大小和感受性状态成比例）。因此我们不能认为，相反时间序列导致的正确判断次数增加，是与完全不存在时间序列影响的情况下相等的。但很显然，越趋近于极限，这个因素的效应就越强。p的情况同样适用于q，也同样适用于这两种因素同时存在的情况。另一方面，为了能够分别使用不同的r而产生不同条件下的t，我们设计了一套完全补偿程序，它将会有效地得到与没有p和q的效应情况下相同的hD结果，因为这种效应可以被这种实验操作所消除。

很容易看出，D的影响肯定也能与p和q一样得到消除。当D非常大的时候，无论是提举的顺序还是左右手条件的影响几乎都不起作用，判断仅仅会受到D的位置影响。为了保证空间和时间条件下D被觉察的次数相等，就像我们的实验程序中的一样，就要求第一次和第二次提举的位置以及左手和右手使用的次数相等，或者与D的增幅相称。

虽然这种关系在理论上很容易表示，但是我必须坦白，我仅仅是通过经验得出这种关系的，因为在实验中即使不通过计算也可获知，由于标准重量的作用，p的影响有时候会很大，以至于我们提及过的被忽略的D就变成了可觉察的。经过计算，差别感受性之间的函数关系发生了改变，因为在计算t值之前，我总是会对属于不同空间和时间条件下的正确次数进行加和。

我们很容易看出，如果不允许将这四个主要条件下的情况分开，通过这种包含了反复交替提举容器的过程，只能得出一个不完全补偿的结果。

此外，当人们只关心是“多”、“少”还是“相等”的判断，而不关心如何对差别感受性进行真正的测量时，或者当他需要假设在研究过程中，p和q的效应没有或者几乎没有重要改变时，就可能会免掉一个完全补偿程序。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会将这四个主要条件组合在一起，还会认为我们不必一开始就将数值直接转换成t值，因为对于由特定的n个试次构成且D为给定值的实验中，相等的r值——或者更大或者更小——表示的是一个相等的，或更大或更小的差别感受性。当然，我们必须牢记这个程序仍然是取决于p和q效应的恒定性的。就像前面已经提及过的，任何大量规则且恒定的干扰作用，都与大量的不规则随机波动一样，有着同样的结果，也就是它减少了正确的反应次数（r）。因此，当恒定效应更大时，并且由此增大只在完全补偿条件下才会消失的错误结果概率的情况下，假如存在相同的，甚至是更大的差别感受性，四种主要条件组合得到的r值就会被证实是变小了。由于内部因素影响所导致的巨大变异性，即使是仔细控制了外部条件的可比性，我们永远都不能完全肯定以下事实，即用于比较的结果的确是在具有可比性的条件下获得的。完全补偿（也就是将这四种主要条件分离，之后分别转换为t值）虽然会更麻烦，但是能够保证更高的可信度，而对r单纯的比较仅能用于粗略的估计和初步的测量。

没有对相同次数的观察和四种主要条件的规则轮换进行系统的使用，就不能对p和q的恒定效应进行准确的消除与确定，这样的使用可以预知附加重量位置的规律性变化，并且形成稳定的认识。这种认知必然会影响到的第一种程序方式的判断，其中曾提及用于计算r的每次判断，都仅仅是在来回反复地提起容器之后才做出的。上述影响在第二种方式中不存在，因为其中每一组被提起的重量都会影响r，但大家知道结果也会受随机因素和容器时空因素的影响。因此对D位置的认识不能用于推测某一组特定重量的判断结果，人们必须通过客观证据对感觉进行判断。通过我的实验结果表格可以证实这种观点。单手判断的结果看似不规律分布，但从整体上而言，它由p和q的效应决定的频率，和由D的位置决定的频率是相同的（有时候前者甚至大于后者）。事实上在许多的实验系列中，在某些主要条件下，尽管可能会提前预知D的位置，但仍会出现错误的次数远远大于正确的情况。

相应地，我们在使用第二种方式时不需要助手协助，虽然他在第一种程序方式中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必须在观察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改变附加重量的位置。事实上，他不允许在第二种方式中出现，因为在这个步骤中，对附加重量位置进行稳定的个人性质的检视，以及在重量提举过程中不被打扰地保持同等的注意状态，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我按照第一种方式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实验，在转换到第二种方式之前，我很谨慎地让自己尽量忽略附加重量的位置，或者忽略任何有关其位置的信息，现在我已经可以很好地比较这两种方式了。当然，如果针对这种程序方式中必须出现的与附加重量位置有关的信息，我没有充分的信心保证它没有风险的话，我是不会停在第二种方式而不再进行其他尝试的。

如果有任何人根据这种方式去进行实验，而发觉这些解释不足以排除对我实验推理的质疑，那我必须请他们去参考《测量方法》一书了，那其中关于这个实验方法性质和方法本身进行了详尽的说明，同样还给出了实验的结果，它们可以有效地反击这些质疑。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有人按照上述程序方式进行了仔细的个别研究，我都允许他们存有反对意见。

出于计算的目的，我不仅是有规律地将实验分为四种主要条件，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我还根据时间段和其他条件进行了分组。通过这种方法，每个单独的t值都是基于64次简单的重量提举实验试次而获得的，再将它们组合之后加和或平均，而不是从总体的n个实验试次中推导出每个主要条件的t值。这样操作的原因我已经提及多次了，并且也在《测量方法》中有详细的讨论。

当然，这样计算会相当不方便，特别是实验系列较长的时候。然而，它却能减少由恒定效应引发的有害变异。

人们还应该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即从部分结果中推得的hD值，多多少少会比从总体中计算得来的hD值要大——当各部分的规模越小时，两者之间的差异就会越大。我可以针对这一点给出理论上的解释，但现在我想先忽略这一点。为了保证这些数据的可比性，就要求必须从拥有相同数量n的各部分实验进程中获得推论，而且被使用的n也应该被提及。在我自己的实验研究结果中，关于简单提举的次数n一直是64，除非有其他特定说明，该结果之后将会提及。

关于D的大小（应该选择合适的D的大小，不应太大或太小）、对结果意义的检验和一些其他小的要点，我也提供了一些实践方面的建议，这些会留到《测量方法》中再讨论。

平均差误法在视觉广度和触觉中的应用

关于实验方面，我们注意到在视觉距离的判断中，为了避免由圆规两脚分开的角度带来的其他作用，最好使用平行线索、平行点或者间距较大的两点来标志所要估计的距离，而避免使用间距较近的两点，除非事先设定了这样的实验目标。

在触觉实验中，我用手柄将两根英式缝纫针[15]固定在一起，制作成圆规来进行实验。实验过程中，我握着圆规的手柄[16]。规脚的末端只是稍有些钝或者根本不钝，这是为了能在尺子的刻度上准确地进行读数。只能轻轻地用规脚末端刺激皮肤，避免过于强烈的刺激。触觉的大部分实验都是由我在自己身上完成的，但是出于比较的考虑，我也请了一名助手来协助实验。在这种情况下，发现常误变小但可变误差大大增加了，这是因为由他人操纵另一支圆规，就会导致缺乏一个统一的使用标准，这就使得随机因素的作用增加了。我马上会说到如何消除这些误差。

在估计视觉或者触觉广度中，使用到所谓的标准距离，指的是在实验过程中保持不变的固定长度值。可变距离是被试估计出的与标准距离相等的广度，一般来说多少存在着误差。每段可变距离与标准距离之间的差异，我称之为原始误差，用δ表示以区分于纯误差Δ。

正如讲到的，由很多观察得到的广度平均差误，一般会与标准距离有非常大的偏离，正的原始误差之和与负的原始误差之和的绝对值不相等。其中一者会比另一者的数值大很多。为了恰当地应对这种情况，我将平均差误对标准距离的偏离视为常误，并将单个判断相对于平均数的偏离视为纯粹的可变误差。我将这两种误差当作是原始误差的一个替代品。因为每个原始误差从代数学意义上而言，都是由一个常误和一个纯粹的可变误差构成的，所以我称它们都是原始误差的成分。常误用c表示，纯粹的可变误差用Δ表示，所以一个给定的实验系列或实验部分的纯粹误差总和用∑Δ表示。只有纯粹误差可以用于测量差别感受性，并且只有根据它而非原始误差才能得到用于测量的平均差误。常误依赖于被比较刺激的时间和空间位置的恒定效应，也依赖于主观条件影响判断的形式。

在《测量方法》里我会讨论到，将原始误差拆分为各种成分是必要的，这既出于数学上也出于理论上的原因。在原始误差和它的组成部分之间同样存在数学上的关系，对这一点的认识在我们使用这一方法时是很有用的。这个问题同样也会在《测量方法》里讨论到，在这里我仅限于讨论这种方法中最关键的细节部分。

目前的重点问题在于要认识到可变误差和常误之间的基本独立性，就像实验中显示的那样。当被用来比较的距离改变了相对位置或者序列发生了改变，常误也因此发生了改变，那么两种情况下的原始误差之和间可能常常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实际上纯粹误差之和却是相同的。有一个例外就是这些结果都伴随着不同且不规则的平均随机波动效应，但是在我们的实验中这种情况不多见。因此在测量常误时，似乎并不需要仅仅为了测量可变误差，就去通过改变刺激位置和序列重复进行这些距离的比较，尽管这种做法也是不允许的。在合适的方法的前提下，通过组合在不同的位置和序列条件下获得的数值，我们就能根据它们的来源分离出不同的成分，就如我在《测量方法》中详细描述的那样，并且这对于专家而言也是非常浅显的。这种处理从本质上而言，与在正误法中分别测量p和q效应的思路是一致的。

在视觉广度的判断中，必须要区分左右或者上下的情况（取决于这些距离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以及标准距离与可变距离间的位置关系。在触觉的实验中，用右手握住作为标准刺激的圆规，而用左手握住作为可变刺激的圆规，也可以反过来；抑或假若一个人在实验中是双手重叠操作的，那他必须用同一只手握住两支圆规，其中一支圆规位于手的上半部分，另一支位于手的下半部分，也可以反过来。另外，我也已经完成以时间为变量的触觉实验，具体是指标准刺激和可变刺激哪个先呈现。

当从纯粹的可变误差中获得平均误差之后，就要面临两种形式平均误差的选择问题了。其中一种，我就将它命名为“平均误差”（或者，为了做出区分，将它命名为“简单平均误差”），记为ε，由纯误差的简单平均得来，公式为：

其中m表示纯误差总和中的误差数量。另一个，是天文学家所称的“平均误差”，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称之为“二次平均误差”[17]，用εq表示。它的计算是先将每个单误差平方，然后将这些平方的总和∑Δ^2除以m，再将所得到的商开方，公式为：

总之，它是误差均方的开方。如果误差的数量够大的话，根据或然律，这两种平均误差的比值是一个常数，可以形成以下公式：

其中π是鲁道夫常数，所以这个二次平均误差大概是简单误差的5/4。这一点我对自己很有信心，因为我进行了大量的系列实验，结果与我的这个公式非常一致，通过足够多次的测量，发现只有在小概率情况下结果会偏离正常情况。相关证据在《测量方法》中给出了。大家也可以在第九章中看到一项证据，是关于视距判断的。从那项结果来看，似乎我们使用的是εq还是ε并不重要。然而，有一个事实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选择，即ε在计算过程中的精确性相对而言是更差的，而基于同等数量的观察，计算出的εq相对而言更保险，因此（根据或然律）如果要得到同等显著性的话，ε的计算需要114个观察数据，而εq只需要100个。我仍然相信，由于我们的实验一直都是建立在大量的观察数据基础之上的，所以这种实践性的因素对于ε是非常有利的，这在《测量方法》中将会完整地讨论到。实验数量的优势抵消了εq在显著性方面那一点点（m很大时就可以忽略）优势。在任何情况下，这种选择都是开放性的。无论什么时候，需要处理由给定次数观察获得的结果时，直接使用测量中获得的纯粹误差之和∑Δ，与使用ε一样合理，而且还不需要进行除以m这样的运算。

我们应该对这样一个事实给予特别的注意，即纯粹的差值总和与纯粹的平均误差（无论是ε还是εq）一样，都会在大小上有轻微的变动，这依赖于由计算出来的偏差是基于偏差总和的平均数得到的，还是将实验结果分为几个部分，分别计算每个部分的平均误差，再分别计算纯粹误差，最后将结果加和或平均而得到的。这个流程讨论过的正误法相类似，都是基于相同的推理。总的来说其他条件保持相同的前提下，偏差与平均差误的总和是更大的，而分到各个部分就变小了。例如，将100个原始偏差作为一个整体时所计算而得的纯粹偏差之和，比将这100个原始偏差分为两部分，每部分均包含50个原始偏差，再分别计算这两部分的偏差之和，之后再相加所得的结果更大。同理，分为两个各包含50个原始偏差得到的和，要大于将其分为4个各包含25个原始偏差得到的和更大，依此类推。然而，这种差别是很小的，除非把这些数据分为非常非常小的部分。

对于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观察的数量少，偏差的平均值——以及据其计算出的校正误差——就会偏离其真实值，而真实数值指的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可由无限多次观察而获得的数值。概率论的手法和经验可以证明，误差的均方以及简单平均误差一般情况下（并且总是呈正态分布）都太小。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常误的变异性，我们永远都不能忽视它在较长系列实验中的作用，否则就会导致当观察的结果与这种变异性累加在一起，并且由此计算得出平均误差和校正误差时，偏差总和会受到一定干扰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将变大。

可以对第一种导致差别的原因进行校正，这种校正只需要有限的m就可以完成。通过它，偏差的总和与平均误差就会得到妥善处理，就像是从有限数量的观察中得到真正的平均误差，并且可以用于计算校正误差。这种校正长期被应用于物理和天文学研究之中，作用是获得用以确定观察精确性的二次平均误差。它用公式

来表示εq，而非

有人可能会立刻认识到这种校正并不具有多大的重要性，并且当m很大时，其中的差异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对简单平均误差进行相应校正的方法至今还没有开发出来，因为没有实用价值。我发现通过类比推理可以发现校正误差均方中的潜在偏差，具体是将

乘以

π是鲁道夫常数。对方程进行稍作简化但仍然足够精确的处理[18]，可以采用

这种表达与下面的公式得到的数值相近，但比下面这种表达方式要更好一点，即

大家只要执行这些计算就能看出其中的原因。[19]

有一位数学方面的专家已经帮我检查过这种校正的偏差，这将在《测量方法》里讲到。当暂时只需要计算总和，而不计算平均误差ε时，有一个相同的因子将会被用以修正有限m个试次的偏差总和。如果一个系列实验被分为几个部分进行（也就是说，假如校正误差是从特定几个部分的平均误差中获得的），那这种对有限的m的校正应该在各个部分内单独进行，而不是将m中的所有子集全部合起来进行。第九章第五部分会给出具体的例子。

如果只关注对类似关系的测定，那么在进行不同数量的观察时，可以采用统一m数量或者将总体均分为数个m的方式，我们就永远只需要对有限的m进行测定即可。在这种情况下，由有限的m造成平均误差或偏差总和的减小，对于所有操作的影响程度是相同的。

对于第二个原因没有校正的可能，但是可以通过将整体分为足够多个部分来避免这种误差。考虑到针对第一种原因，可以通过校正或者始终保持相同m的方法来消除它的不良影响，所以一般情况下，我没有选择将较长的实验系列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处理的方式，而是采用部分处理的方式来消除第二种原因导致的不良误差影响。在我关于触觉的实验中，我总是将实验进程按照m为10进行划分（即m和∑Δ的校正因子为31/30），即每段中包含10次观察，在皮肤上不存在其他刺激干扰的前提下，实验可以一段紧接着一段地进行。（有些部分，尤其是前额，不能忍受在同一个部位上一个接一个地进行如此多的实验。）

在任何情况下展示这种实验程序时，都有必要按照正误法中的要求一样，报告整个实验是否被分成了几个部分以及采用的m是多少。从这一点上说，我会根据正误法中选用n和ν的方法，一样地在平均差误法中选用m和μ。换句话说，当这些实验进程被分为几个部分的时候，m代表单独一段进程中包含的观察数量，μ代表进程的段数，所以μm就表示总的观察数量。将每一个特定的观察值加和将获得最终的结果，而这些观察值会构成μ个单独的结果。

如果偏差总和产生非常小的平均误差，就有必要考虑两种其他校正的方法，我将这两种校正方法称为区间大小的校正和等级估算的校正。第一种校正涉及一个事实，即记录误差总是被给定的有限区间分隔，该区间随着用以测量误差标尺的刻度大小而变化，这些刻度估计会精确到小数，这就使得无限的中介误差可以浓缩为刻度上毗邻的点。这个事实会影响到平均误差。第二种校正涉及这样的一个事实，即用标尺来测量误差过程的方法，本身就是不精确的。第一种校正需要考虑误差理论中的纯粹的数学原则，是先验的。第二种校正中，则需要针对标尺上的特定单元的刻度，对所估计误差的表现形式进行实验观察。福尔克曼在《萨克森学会报告》（Berichte der sächs.Soc., 1858, p.173）中报告过关于这个因素的一项有趣的调查。在这里我将会避开关于这些校正的讨论，因为几乎没有人关注它们。

为了根据观察数量确定平均误差和偏差总和的显著性，需要一些公式和准则，它们比校正本身更为重要，通过这些准则，分别得到的观察结果可以组合在一起，形成最准确的全面性结果。这方面所需的任何基础信息都可以从概率论中获得，并以可用的形式付诸实践。充分的解释需要一个初步的讨论，而这就离题太远了。

在任何情况下若要对平均差误法提出深刻的见解，都需要对数学误差理论中的主要观点有一定的了解，误差理论是概率论的一个分支。关于这方面，我相信我已在《测量方法》一书中针对其中的要点进行了阐释，而且我叙述的方式能够让不了解这一理论的人也能够理解。我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三种方法间的数学关系

也许有人会问这三种测量方法两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让我们假设一个既定感觉领域的最小可觉差，平均误差和比例r/n（因此t=hD）已经测定，并且差别感受性也保持不变。于是问题出现了：它们互相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呢？这必须要基于以下的原因才能作答。

严格来说，最小可觉差就是应用于正误法中时，为了达到没有错误反应的前提，所得到的不能再减小的距离差异，因为实际上这种差异是刚刚可以注意到的，意味着差异是存在的，并因此排除任何错误反应的情况，而且它是刚刚可以注意到的，也就是说如果差异再小一点的话，就不能被感觉到。然而事实上，如果有人想防止在对一个给定差异进行反应时出现错误，就必须使得这个差异足够大以至于随机因素不会使其降低至下阈限。如果实验中具有压倒性的正确判断数量，在同时兼顾相关随机因素的平均大小和主观估计的情况下，我们会允许各种差异的大小和错误数量的存在，并且仍然认为这个差异是最小可觉差。

另一方面，如果不允许错误情况或只允许偶尔的错误情况存在的话，平均误差必须要比最小可觉差小。对于平均差误法，如果差异（例如，两支圆规脚间距的差异）仍然可以被觉察到的话，那就需要不断地改变这个距离直到它不再被觉察。总体来说，从零开始，所有比最小可觉差小的误差，都是平均差误法测量关注的内容。鉴于这些原因，最小可觉差和平均误差之间的关系不大。

然而，正误法和平均差误法之间存在这样一种数学关系，即二者主要由概率积分联系在一起。当通过简单或二次平均误差的大小来弥补正误法中的差异D时，我们可以利用上述关系，推测出其他类似环境下的正确和错误判断比值。正如我在《测量方法》中所说的，如果使用简单平均误差作为重量差异（重量提举实验中的附加重量）的话，那么比率r/n约为2/3，或者更确切地说是0.655032。

这种理论上的关系仍然需要实验上的证明，测试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一些困难，例如在两种情况下，测试环境必须具有可比性，这样才能使随机因素在两种情况下的作用相同。

绝对感受性的测量方法

这些方法几乎完全没有试用于有关集中感受的研究中。除了沙夫豪特（Schafhäutl）对最小可听绝对响度的测定、韦伯和卡姆勒（Kammler）对最小可觉压的测定（将会在第十一章详细阐述），我不知道还有哪些例子。在视觉领域，对绝对感受性的测定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能忽略光感的内部来源，这一点我将在第九章探讨。

另一方面，测量绝对感受性的方法又在广延感受领域得到大量应用。目前有很多人正在针对视网膜或皮肤这两个区域，从事着最小可觉大小或最小可觉距离的测定。对于后一个区域而言，最著名的研究是韦伯从心理物理学角度对皮肤最小可觉距离的测量，这项工作是具有前沿性的。这种方法的操作类似测量差别感受性时所用的最小可觉差法，后来很多测量绝对感受性的实验操作都只是借用这一称呼。进行这项测量的另外两种方法，也同样能在绝对感受性测量领域找到类似的对应。

福尔克曼基于简易的观察得到结论，认为构成最小可觉距离的圆规两脚间距并不是绝对固定的，而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在连续实验中，同样的两点间距设定，有时候能被感觉是分离的，但是有的时候却不能被感觉到分离，只要不超过上限——超过上限就一直能感觉到分离，或者不超过下限——比下限低就总不能感觉到分离。然而，我们不能对这些范围进行绝对精确的测定，但是这个事实，就如我们经验所得的那样，并不能阻止我们在不同的实验中寻找具有可比性的距离。我们可以根据上述方法，再结合下述两种值中的一种来测定常模值，其中一种值是通过设定不同的圆规两脚间距去接触皮肤来找到的近上限值，另一种是通过测定在上下限之间的距离来求得的最小可觉距离平均值，获得的常模值可作为我们测量的基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韦伯的实验和结果也无法被其他人所证实。可以基于这些观察结果对韦伯的方法进行修正，这个方法类似于正误法，而福尔克曼也确实这样做了。它包括以下两个部分：（1）在上述的上下限之间选定一个两脚间距值，重复使用这个数值进行实验，注意每次使用情况下的结果，并且记录注意到两脚间距存在的次数和没有注意到的次数；（2）在上述区间内选定数个两脚间距值，重复这个操作。在这个例子中，对于给定的两脚间距来说，如果皮肤上的某个特定部分的广延感受性越高，正确判断（即被试可以感知到两脚之间存在着距离）发生的次数就越多，而在保持同样的正确判断次数的前提下，广延感受性越高，圆规两脚间的距离也就越小。任何一个给定正确判断与总判断次数的比值，都可以作为感受性比较的基础，在皮肤的不同部位，通过调整合适的两脚间距来实现这个比值。然而福尔克曼倾向于认为，最好在那些距离被注意到和没有被注意到的比例相同的皮肤位置上，应用这个比值进行研究。由于我们不能对合适的圆规两脚间距进行绝对精确的测量，所以必须通过插值法使我们记录的数值尽量与实验中所使用的间距相对应，才能保证足够的精确度。福尔克曼的实验中应用到了这种方法，证明了触觉感受性中练习效应的作用，具体内容参见《萨克森学会报告》（1858, pp.47 ff.）。其间有趣的实验结果很好地证明了这种方法的效用。

韦伯方法的另外一种变式，即我称之为等效法的方法，已被我与平均差误法联系在一起，应用于触觉领域并且得到发展，两者是类似的。与此同时，韦伯甚至在更早时，就曾使用过相同的方法研究过皮肤不同部位对压力的差别感受性。[20]

正如应用于触觉的这种方法，它的关键是在皮肤不同的两个位置A和B上，交替使用两支圆规A和B，采用一支圆规对应一个位置的形式，比较它们的广延感受性。对于放置在A位置的圆规A，保持其两脚间距为A，调整放置在B位置的圆规B的两脚间距B，直到其带来的感觉与A一致为止。当然实际上，可能会因皮肤上的不同部位感受性的程度不同，而导致实验结果有很大的出入。使用这种方法，可以确定在皮肤的不同部位上，能够产生同样触觉时的两脚间距。它们的倒数可以视为广延感受性的一个量度，但要有大量的实验次数作基础。

至此，有人可能会很轻易地就满足了，认为这个方法灵敏、准确，因为它会得到一致的结果，并且非常可靠，只要皮肤上的各个点能够保持大致相同的感受性程度。它们的一致性可以由不同部位的比较结果得以展示，而可靠性则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计算结果平均数的概率误差得以证明。然而，如果结果的比值改变了，那这个方法可以对这些改变进行具体的检验。我对实验的同一个部分进行了持续数月的重复，当每天仅只进行少数的实验试次时，我确实看到比值能够保持不变。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每天经常性地进行大量的实验试次，就会产生严重的练习效应，我观察到这些原本相等的结果逐渐发生改变，总的来说，那些不太敏感部位的结果逐渐向敏感部位的结果靠近，练习更明显地惠及前者而不是后者。

这种方法优于前两个的另一个优点在于，它没有将对皮肤感受性的比较仅仅局限于最小可觉距离，而是可以在任意给定距离条件下进行比较。另一方面，也有一个劣势，它只能得到绝对感受性的相对性数据，而在一个最小可觉情况下获得的数值（或者是可觉的情况和不可觉的情况出现的比例相等时，对应的感受性值）会导致一个差距，这个差距值是以一种绝对的方式来定义皮肤某一给定区域的绝对感受性值。因此，必须允许这些方法中的每一种都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起作用。

很容易看到，在等效法中使用的程序从本质上来说和平均差误法中使用的是相同的，仅仅是对圆规两脚间距的调整方式不同，但是有人发现对于皮肤上的测试点而言，用于比较的不是点之间的距离差异而是距离大小的比值。然而，我们也必须考虑被比较的距离比值——标准距离与可变距离的比例——采用的是平均差误法，我们还必须考虑等效法中每个两脚间距B与平均两脚间距B之间的差值，就如校正误差Δ中的做法一样。根据这些想法，那么等效法本质上只是平均差误法的一般化形式，反过来，平均差误法是等效法的一种特殊情况，在所有可能的位置，人们都可用B与A相比较，选择A并将其当作标准距离，将B当作可变距离。类似于平均差误法中常误和校正可变误差的关系效应，在平均差误法中也被再次发现，只是以一种更一般化的方式。与平均差误法中一样，等效法也需要注意与前一种方法相关的各种注意和预防措施。

每一种比较的反向关系是特别重要的。例如，当已经建立了从B（嘴唇）到A（下巴）的等价关系，那也必须通过相等的实验次数测定从B（下巴）到A（嘴唇）的互补等价关系。每个结果应该分开记录然后计算平均数，避免常误导致的单侧化效应。我的《测量方法》一书中将会给出充分的证据和解释来说明为何这种预防措施如此重要。这种情况下的常误大小也可以通过简单的计算得出。

注释：

[1] 特别参见其对触觉和一般感受性的著作以及他的《收集的程序》（Programmata collecta）。

[2] Vierordt's Arch.，1852，Ⅺ，p.844.

[3] Vierordt's Arch.，1856, XV（2），p.185 oderPogg.Ann., XCVIII, p.600.

[4] 例如，斯坦海尔在他的《亮度测量要素》（Elemente der Helligkeitsmessungen,p.75）中提到的那样，以及朗吉耶（Langier）在《法国科学院进展》（Comp.rend., XLIV, p.841）中论述的，等等。

[5] 大数定律是以确切的数学形式表达了大量重复出现的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性，即频率的稳定性和平均结果的稳定性，并讨论了它们成立的条件。——译者注

[6] 对于还没有加以处理的常误，这条警示是非常重要的。

[7] 此外，伦茨和沃尔夫提到了他们采用正误法进行的关于声音的实验，一个人倾向于把先听到的声音知觉为更响，而另一个人觉得第二个声音更响。这个结果表明不同时间关系的影响得到了体现，并且这种影响会根据环境而改变。

[8] 原文此处有误，下文中提到主要关注的是r/n，即正确次数与总判断次数的比率，应为“倾向于使用前面这种比率”。——译者注

[9] 1巴黎英寸等于1.066英制英寸（约2.7厘米），1巴黎行等于0.0888英制英寸（约0.23厘米）。费希纳在有的章节中会省略去“巴黎”一词，译者对有明显省略的地方都进行了补充，但是有的地方确实难以分辨。——译者注

[10] 当大量的试次被分成几部分时，n就变小了，这样每个部分中的准确性就降低了，但是我们可以在后面对部分的结果进行整合时加以补偿。

[11] 由于我们所涉及的差别感受性是随着P变化的（只要D很小就不会随D变化），所以相同感受性条件下的实验需要恒定的P。

[12] 鲁道夫·范·科伊伦（Ludolph van Ceulen, 1540—1610），数学家，以计算π值或称鲁道夫常数闻名，他最后运算到小数点后35位。在费希纳的时代，π的十进制等效值一般被称作是鲁道夫常数。——译者注

[13] 即在下表中的小数，费希纳均把它们去掉小数点视作整数，尤其是在差异值这一列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后文中所有的数据均是这样处理的。——译者注

[14] 也就是乘以次数100。——译者注

[15] 即我们现在通用的缝纫针。——译者注

[16] 通过我自己所做过的一些比较，使用无手柄的圆规时，实验过程中必须握着它的两腿，这样会造成更大的恒定和可变误差。

[17] 这种误差现在被称为标准差，但在这里仍然沿用费希纳的叫法。——译者注

[18] 即对π进行了取整的处理。——译者注

[19] 甚至连校正系数

也仅仅是一个整数的近似值，因为它不能以一种有限的形式表达，但这种取整所产生的偏差是很小的。

[20] Progr.coll.，p.97.

第三篇 基本定律与事实

第九章 韦伯定律

我在第七章中描述的以韦伯命名的定律，总体上看可谓是心理测量的基础之一，接下来我将详细地——在已有研究结果的基础之上——讨论该定律的宗旨、基础和局限。

该定律有多种不同的表述方式，但它们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依照情况的不同，其中总会有一种表述方式可能更具参考价值和实用性。

第一种表述方式是：如果两个刺激（或是从某一个刺激上增加或减少一定量之后与原刺激相比）的大小比例（或是增加或减少的刺激量相对于原刺激大小的比例）一定，那么无论这两个刺激的绝对大小是多大，它们之间的差异会被感受为是相同的，或者是产生了同样的差异或增量的感受。举例来说，对一个100单位大小的刺激增加1单位的刺激量，对一个200单位大小的刺激增加2单位的刺激量，对一个300单位大小的刺激增加3单位的刺激量，依此类推，这些情况下造成的差异感受是一样的。

第二种表述方式和第一种意义相同但更简练：只要相对刺激差异或相对刺激增量保持不变，那么其造成的感受差异或增量也相同；如果刺激的比率保持不变，那么它们引起的感受差异或增量也相同。有人可能会想到，在之前我曾说过，刺激的相对差异或相对增量一定的话，刺激的比率也就自动确定了，反之亦然。根据这点，就可以使用后一种对定律的表述方式来代替前一种。

最后，结合第六章里的差别感受性的抽象定义，我们可以这样表述韦伯定律：简单差别感受性与差别成分的大小成反比；相对差别感受性则与差别成分的大小无关。

可以从集中感受和广延感受两方面来验证韦伯定律。关于前者，可以从强度和音高（代表声音品质中量的方面）的角度来验证，但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某个特定领域内验证了定律，就能推广到另一个领域内。而是必须在每个领域内各自采取特定的研究方法来验证。

为了确认从广延感受的角度能够验证韦伯定律，首先要根据定律中的公式，将眼可视、手可触的刺激和刺激差异，替换为感觉大小和差异的程度。如果能够发现一些现象，例如，两根线段的长度刚刚能被发现不同，或者更笼统地说感觉上去几乎一样长时，如果将它们的长度各增长一倍，那么根据韦伯定律，差异的感受应当是不变的。

在研究声音的音高时，振动的频率代表了刺激的大小。

如果韦伯定律是正确的，那么其推论也应该是正确的。因此，通过实验验证定律的推论，也可视为对定律证明的一部分。我不会抽象地讨论这个问题，而是会通过不同领域内的具体案例来进行验证，并且重点会使用来自视觉感受方面的例子。

我已经提到过，就历史而言，虽然韦伯并不是将这个定律公式化并验证的第一人，但他却无疑是给予了该定律一定的普遍性，确认了该定律，并且证明了该定律值得引起普遍关注的第一人。他的理论基于对重量、长度和音高最小可觉差的实验研究，可能大家会注意到，这些研究恰恰对应了人类感受的三种主要元素：强度、区间和品质。因为这三者涵盖了我们所能考虑到的所有方面，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使用韦伯之名来命名该定律。虽然对于这一研究只是出于一时的兴趣，韦伯本人没有对该定律进行十分深入的研究，但他的工作毫无疑问给后来的实验者们指明了攻关的方向。因此在更深入地讨论韦伯定律之前，我将逐字引用他的陈述。只有在说明韦伯定律形成了心理测量的基础后，当前的研究才显得很有必要。这一基础必须加强和扩大，使其可以支持更多更复杂的观察。由于这一定律对于我们目前的相关工作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因此我将在我所知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陈述与该定律有关的过去和当代、他人或我本人的研究发现，这将关乎该定律的确认和限制问题。

在经过初步的调查之后，我必须承认我们还没有完全证明韦伯定律，更不用说对它进行彻底的证实。这个领域内大多数的研究工作都是关于集中视觉感受、声音响度和音高感受、重量感受和视觉距离判断的。显然这个定律在任何情况下多多少少都广泛存在着限制。在温度感受方面韦伯定律的适用性仍然存在疑问。在广延触觉感受范围内，许多实验结果并不支持韦伯定律的有效性。而在其他感觉的研究领域内，尚未有相关的实验报告。

韦伯本人的工作

韦伯在他的一篇关于触觉和一般敏感性的论文里，笼统地提到了与韦伯定律相关的事实，具体内容题为《关于我们的触觉可以分辨出的最小重量差异、视觉可以分辨出的线段的最小长度差异以及耳朵可以分辨出的最小音调差异》。随后，在介绍了一些特殊的测定过程之后，他继续写道：

我已经说过，同样的结果在重量判断实验中也能被复制，无论增加的重量是一盎司还是半盎司，这都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增加的重量与要比较的重量的比例是1/30还是1/50。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两条线段长度的比较和两个音调音高的比较中。[1]在比较线段长度时，如果要比较的两根线段是先后而不是同时呈现，只要在前一种情况下两条线段的长度差是后一种情况的两倍，那么要比较线段的绝对长度是1英寸还是2英寸并不重要。因为实际上如果当两根线段之间距离很近并且相互平行时，仅仅对照线段的末端，比较某根线段超出另一根的部分，就可以确定两根线段的长度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超出部分的绝对长度以及两根线段之间间隔的距离。在比较音调高低时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很难分辨在音调系列中最后几个音的细微差异，所以只要比较的两个音调不排在最后，那么音调的绝对高低是高七度还是低七度并不重要。两个音调之间相差的振动频率也不重要，只有要比较的音调振动频率的比值才最重要……

判断的关键是对总量比率的感知，而不用对小规模的数量进行测量，也无需关于绝对差异的认识，这是一种很有趣的心理现象。在聆听音乐时，我们知觉的是音调的比率，而不用知道振动的频率；在欣赏建筑时，我们感受的是空间的比例，而不用去测量具体的长度是多少英寸；同样我们在重量大小的比较过程中，也是这样来判断感受性的大小的。

考虑到韦伯是基于经验得出了他的定律，所以我们只能对各种音调以及线段之间的关系进行大概的描述。但是我们可以从韦伯仔细的观察中，得知他绝对是一个可靠的实验者。关于重量的关系，我们可以从韦伯《收集的程序》（pp.81,86 ff.）中了解他的实验。

韦伯区分出了两种实验模式。第一种实验模式仅仅是将双手平放在桌面上，然后将一轻一重两个物体分别置于手中，观察压力下触觉的表现；第二种实验模式不仅可以凭压力做判断，同时也可以用手托起重物，凭借肌肉觉来感受重量的大小。其中，我们设计了两种物体重量条件，分别是32盎司以及32打兰作为较重物体的重量，无论是哪种重量条件，在两种实验模式中，最小可觉差与较轻重量的数值关系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在第一种实验模式下，四名被试对两种重量条件的平均最小可觉差是10.1（盎司或打兰），在第二种实验模式下的平均最小可觉差是3.0（盎司或打兰）。

更多细节可以参考以下韦伯本人对实验的描述（Progr.coll.，p.86）：

几个人将双手放置在桌面上，之后我各放一张纸在他们的两只手上，纸上面各放置2磅重的物体。之后，我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减轻了其中一只手上的重量，然后交换了双手上的物体，即将较轻的那个物体从一只手换到了另一只手。我会不断地移除手上的物体并且更换它们的位置，这样就能使被试无法猜测哪只手上放过更重的物体，而只能通过触觉来进行判断。如果在重复测试和频繁更替物体位置的过程中，被试能够正确地区别出哪只手上的物体重哪只手上的物体轻，我就会做一次记录。

之后我在同样的一批人身上进行了相同的实验，和上面的实验不同的是，这次他们可以用手托起物体并感受其重量。之后，我会不断地从小到大调整两个物体之间的重量差异，直到被试从犹豫不决两个物体孰轻孰重到能够完全进行确定的判断时，我就做一次记录，然后计算重量的差异，最后我比较了各次结果的数字。

在介绍完了几个实验系列的结果之后，韦伯还提到了定律之外的数据关系，他继续写道：

我们不能忽略其他的一些实验，它们证明了当通过触觉和肌肉觉来进行判断时，即使双手上的物体很轻，计算出的差异比率，也能跟2磅或32盎司的重量分别放置在双手上时的差异比率一样。一开始我分别在被试的双手上分别放置32盎司的物体，后来将物体重量变更为32打兰（即先前重量的1/8）[2]。虽然我估计被试在前一种情况下的感受性可能是后一种情况的八倍，但是实验的结果却证明，32打兰的情况下准确判断出轻重时，差异重量相对于原重量的比值，和32盎司的情况下的比值是相同的。

我将列出四项实验来证明这一点。我先将四人编号，让他们将手平放在桌上，感受并比较了两个给定重量物体，其中一个正好是32盎司而另一个比32盎司重，这项练习之后他们双手上均放置32盎司的物体，我开始一点一点地减少其中一只手上的重量，直到他们能够感觉出双手上重量的不同。当此时的重量差异被记录之后，我采取同样的方式再次进行了实验，不过这次他们可以抬托举起物体，这样就能够同时估计出触觉和一般肌肉觉的作用。任务完成后，我记录下他们能够觉察出差异时的物体重量。

然后我放弃了较重的物体，而采用较轻的32打兰为标准重量，通过同样的方式再次进行了上述实验，不过这次并没有让他们进行差异重量感受练习，因为我发现他们很容易察觉出差异，同样地只要他们一察觉到差异，我就将实验结果记录下来。

如果你比较我们在较大和较小重量条件下获得的结果，你会发现差异重量和原本重量间的关系几乎是一样的。

光

我在《萨克森科学学会论文集（数理分册）》（Abhandlungen der sächs.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math.-phys.Cl., Vol.Ⅳ, pp.457 ff.）中题为《关于一个基本的心理物理学定律，及其与星等估计的关系》的这部分内容中，以及在同年同一个协会出版的《年报》（Berichte, 1859, pp.58 ff.）增刊中，以集中视觉感受为例，完整说明了对韦伯定律的确认过程。我将在这里概述这些研究的要点，并适当地做一些补充。

在这之前，博格（Bouguer）、阿拉戈（Arago）、马森（Masson）和斯坦海尔，都曾介绍过采用其他研究方法将这一定律应用于视觉领域进行的研究，后来我和福尔克曼也进行过类似的研究，但并没有太多人关注过这些内容。

除了斯坦海尔之外，所有对于韦伯定律的验证都是基于最小可觉差法（依赖平均差误法的原则），以及间接基于星等估计法。

由于我自己的研究提供了对韦伯定律的最简单的验证，即使这个验证不是最精确的，但这是韦伯定律最早的经验性认识，所以在此我将首先介绍这些研究，并将它们同定律的一般解释结合起来。

在一个少云的日子里，经常可以在天空中发现这样的一些相邻的云朵，它们之间仅在投影亮度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或者一些刚好能从天空背景下被识别出来的云朵。注视天空中刚好能观察出差异的两片云朵组合，然后将墨镜戴在眼前，就像配镜师为光敏感的人所做的那样。经过粗略的光学测试，我了解到这些墨镜镜片单独使用时允许通过的光量略大于1/3，而两片合起来使用时最多能让1/7的光通过。我们假设在每只眼前各放置一片这种镜片能让每朵云的亮度减少到1/3，那么两朵云之间的亮度差异也会立即减少到1/3。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似乎原本刚好能被觉察到的云朵间的亮度差异现在大量地减少，就会变得不能被察觉，或者假如在使用墨镜之前两朵云之间的差异还很大，远超最小可觉的界限，那么在使用墨镜之后这种差异至少会变得不那么明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原本至少达到最小可觉水平的差异，在加上墨镜之后仍是同样的情况，而我请其他人来重复这个实验，他们也报告了同样的感受。

我还进行了同样的实验，但这次是将两片镜片放在同一只眼前，同时闭上另一只眼，这样一来两片云之间的亮度差异就会减少到原来的1/7。然而结果仍是一样，先前刚好能察觉的差异，在加上镜片之后仍刚好能被察觉。

最后，我偶尔也使用了彩色镜片来使通过的光量更明显地减少，但是仍然出现了相同的实验结果。这也说明云朵之间或者云朵与天空背景之间的颜色差异并不影响实验结果，因为该实验中的彩色镜片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不同颜色的光。

在上述实验中，如果我们注意到改变云朵亮度的绝对差异大小并不改变差异比例，即相对差异不变的前提下，这种刚好能感觉到差异的现象始终存在，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韦伯定律的正确性。

光度上的差异减少到原来的1/3、1/7甚至更少，但是最小可察觉的程度却和减少前是一致的，这一实验结果乍看上去的确非常不可思议而且有悖于常理，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知道随着光线减弱直至消失，亮度上的差别也会减弱直至消失。但是我们不能忽略韦伯定律成立的条件，即亮度的差异在减少的时候，两个被比较部分同样是按比例地减少，它们之间的比值不能改变。让我们把符合这种条件的情况称为第一主情况。但差异减少的方式还可能有另外一种情况，即通过减少较大的部分，或者增加较小的部分，使得两者之间越来越接近。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为第二主情况，其中相对于两个部分而言，它们之间的差异正在一点一点地减少。这种情况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符，当两者非常相近时，它们之间的差异将非常难以分辨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消失，后面的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另外我们还可以引用第三主情况作为间接证据，来直接验证我们在第一主情况时已经发现的定律。在第三主情况下，两个部分的量并不是按比例改变的，而是同时在两者中增加或减去相同的量。这样一来就和第一种情况不同了，即两个部分之间的绝对差异量没变，但是相对差异量却改变了。如果同时增加相同的量，那么两个部分之间的相对差异量减少，如果同时减少相同的量，那么相对差异量增大。

如果相等的可察觉性依赖的是相对差异等价性而非绝对等价性这一原则是正确的，我们就必须预期到，虽然在第三主情况下两部分的绝对差异量感觉并没有改变，但对两部分差异的可察觉性肯定会改变。而且，我们还会预期当两部分同时增加相同的量时，差别的可察觉性会减小，当同时减少相同的量时，可察觉性会增加。

虽然设计一个专门的实验来验证以上假设是很简单的事情，但的确没有这个必要，因为结果肯定就是这样。此外，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就可以作为一项类似的观察性证据，目前就足以对这些假设进行证明。

我们每个人在晚上都能看到星星，而在完全的日光条件下，即使诸如天狼星或木星之类的亮星，人们也是看不到的。然而，夜晚时星星所在夜空区域与周围区域亮度的绝对差异，与白昼时相比并没有改变。只是在白昼时两者都由于阳光的作用而增加了相同大小的亮度。

有人可能会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在第一个实验中有关云朵投影细微差异的结果。他们认为人使用墨镜后应该会感觉到云朵之间的差异被减弱了，虽然事实上这种减弱的程度并不多，但绝对感觉的减少确实存在。因此这种绝对差异的改变应该被感觉到，而不应该出现相对差异不变导致可察觉性不变的现象。然而大家可能也会注意到，从刚刚描述的体验中，绝对亮度差异的存在并不能保证其被察觉——的确，就算两者的绝对差异非常大，但只要它们的相对差异非常小，那么两者之间的差异就不会被察觉。在夜晚时分，没人会否定天狼星或木星与其周围的夜空亮度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但即使完全集中了注意力，也没有人能够在白天发现天狼星或木星。我们保证在白天和夜晚，天狼星和木星与其周围天空亮度的绝对差异是一样的，却因此产生了如此奇怪的现象。这是从物理角度上的分析结果，但是从感受的角度来看，在白天的这种亮度差异是零，甚至可以说比零还要小，必须将其放大到足够程度才能被我们所觉察。

另外，我们不应认为这种现象仅局限于点光源。后面介绍的关于投影的实验将提供一个非常便于获得的事实，即使当绝对差异很大时，在任意亮度的发光体表面也将出现和上面一致的现象。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也可以用来说明同样的问题。

有人或许会注意过，当油画、银版照相法[3]相片、涂板、漆面桌等物体的表面上有反光时，这些物体上的图案就会变得非常难以辨认。如今大家都知道，反光的强度不取决于反光物体表面的颜色或者暗度，而只依赖于表面的光滑程度和光线的入射角度。也就是说，反光为图案及其背景的明暗部分均增加了同样亮的光线，并且使图案与背景之间的差异变得难以辨认。

总之，上述诸多例子应该可以充分地证明韦伯定律。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认为定律是完全正确的吗？

我前面有意地提到过，在戴墨镜观察和用裸眼观察时，云朵间差异均至少是可觉的。有些被我请来重复该实验的人，甚至发现在使用墨镜之后可觉察的差异反而多多少少变大了，这种情况我也经常发现，但并不总是出现。于是我们可以确认，两物体间亮度的绝对差异减小时，只要相对差异的大小没有改变，那么两者间亮度差异带给人们的感觉并不会减少，这和人们的日常估计大相径庭。由于韦伯定律表明相同的相对差异会导致相同的可觉性，但那种在使用墨镜后感觉能力提高的现象，仍是一种有悖于韦伯定律的情况。

虽然光辐射情况的不同，可能会影响实验结果，还有一种可能是与之前较低水平的印象相比，被试容易在当前情况下，将与先前相同的可觉差异判断为更大。为了剔除出被试的这种错误判断，我将以下实验与一般性的研究方法结合了起来。

我戴上墨镜，在天空中寻找最小的可能差异，我将其判断为最小可觉水平，找到之后取下墨镜。如果戴墨镜时视知觉水平有任何程度的提升，那么戴着时的最小可觉差必然会在取下眼镜后变得无法察觉。然而在重复了许多次之后，无论我戴上一副还是多副墨镜，我都没能找到如此小的一个差异以至于在摘下墨镜之后就无法被察觉，就在我刚取下墨镜，眼睛突然暴露在强光下时，我突然感到一阵短暂性的眩光，但很快这种感觉就消失了。在刚戴上墨镜时，我会感受到视线由于光线的突然改变而产生短暂性的模糊体验，但和取下墨镜时的眩光一样，这种模糊体验很快就会消失。

在上面所有引用的实验中只是使用了非常微小的差异，即所谓的最小可觉差，这是非常关键的。

即使韦伯定律就如以下将要提到的，可以适用于更大差异时的情况，但并不容易将它们直接应用于实验之中。判断在使用墨镜前后差异是否一致，这是一件非常不确定的事情，而且结果的变异性很强，它无疑受到周围环境中各个变量的影响。就算使用的是最小可觉差，在等价性判断中仍然可能会产生类似前面所提到过的错觉，只不过与差异很大的情况下绝对感觉中所产生错觉相比，程度没有那么严重。使用极微小差异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将这些实验和它们的逆实验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无须判断差异间是否存在等价性，而只需要判断是否感受到差异就可以得出结论，以此减少了判断差异等价性而可能造成的错误。不戴墨镜时可以察觉到的最小可能差异，在戴上厚厚的墨镜后仍然可以察觉，反之，戴着厚厚的墨镜能够察觉的最小可能差异，在取下墨镜后仍然可以察觉，这种结果可以作为客观的证据，表明墨镜对差异感受的增减并没有影响。

但是不管怎样，实验与其逆实验的结合降低了韦伯定律失效的可能性。定律有效的光线强度范围，既不是接近完全黑暗也不是非常的明亮，这就限定了韦伯定律的适用范围，虽然此范围外的空间并不大。同时，这种描述既不能断定也不能证明定律的无限有效性。就事实而言，至少是出于实验的目的，高于或者低于这样的限制，都必然导致定律的失效。因此，在更进一步讨论韦伯定律的有效性之前，有必要检验定律的限制，因为只有将定律应用于这些限制范围并且合理解释之后，才能得知韦伯定律的有效性。

没人能够用裸眼看到太阳黑子，即使它们是无害的（至少只要太阳高挂在天空中），但是只要通过墨镜，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它们。然而如果韦伯定律可以适用于最高的亮度条件下，我们就能将黑子同周围的亮光区域分开，就像戴上墨镜那么容易。可能只要是在令人感到眼花缭乱的情况下，即使当光线相比于太阳光弱很多时，观察得到的结果就会偏离韦伯定律的推论，虽然关于这方面的具体研究仍是空白。

因此，如果云朵十分明亮的话，那么戴上墨镜甚至能有助于使云朵投影之间差异的程度微微提高。从实验和逆实验组合的结果来判断，这种帮助的效果影响很小，我对中等亮度的云进行的实验中都没能发现这一客观现象。我必须承认，在以非常耀眼的云朵为对象进行的实验中，我遇到了一些问题，并且由于我眼睛出了毛病[4]，我没能对这一现象进行明确的定义。

我们再来看极暗的情况，如果一个人戴了极多套墨镜，这种条件下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下子什么都看不见了，因此即使原来能看到的差异确实很大，也会变得无法分辨。根据连续性的原则，当接近极端情况时，清晰度会变差，这已经通过经验证明。的确，无论原来的差异如何大，总能找到一副足够暗的墨镜，能够使得这种差异看起来比不戴墨镜时小。通过佩戴中等暗度的墨镜，太阳黑子相比于不戴墨镜时要更清晰，但在继续增加墨镜镜片的暗度后，又会重新变得更模糊，最终无法辨识。

我们不能说韦伯定律在任何范围内均有效，我们只能说在目前实验证据的基础上，可以确定，尚未证明在常规的可视亮度范围内，会出现不符合韦伯定律的情况。

根据在极暗和极亮两种条件下出现相反趋势的偏差，可以推论出韦伯定律在介于两个极端的中间范围内是有效的。在极亮时，降低亮度可以提高清晰度，同样地，在极暗时，增加亮度可以提高清晰度。因此只需要根据数学原理本身，就能断定必然存在一个特定的中间区间，在这个区域中无论增加还是降低亮度，韦伯定律都一样有效。只是这个区间的范围不能通过纯粹的数学推导来进行预测。

我先介绍上面这些实验研究，不仅因为在过去我对这方面内容尚一无所知时，这些实验证据是我最初尝试对韦伯定律进行证明时使用的，更是因为这些研究很方便，对所有人而言都易于操作，同时也和其他一般性事实一样，是韦伯定律的良好证据。唯一的不足在于，我们不能控制、统一维持以及改变光线的规格，因此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三种主情况。因此我们需要增加一些措施来使实验观测更为顺利。

有许多方法可以处理不同色调，以制造最小可觉色差，因此实验也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用墨汁在羊皮纸上绘制出刚好可以察觉的色差。事实上这样做并不比使用云朵投影更能保证差异的可测量性，但是这么做至少可以保证均匀性、变化率的可控性以及操作的方便性。

最近，我使用上述方法重复了那些实验和逆实验，得到了与我之前使用云朵时相同的结果。就算使用组合型墨镜，经过精确的光度学测量使得只有原先1/100的光线透过，但只要过一会儿，我就能够辨别出原先使用裸眼时能够辨别的最小程度的最小可觉差。在实验中保证充足的阳光是十分重要的。在同等的光亮度条件下，如果我将平时写作时使用的工作室台灯用于实验，那么投影差异将非常难以识别，但是当我将光线调暗到原来的1/12或更小时，其中的差异就如同没有变暗时一样清晰。

还有另一种简单易行且可以同时测量和变化三种主情况的方法，即使用两盏灯或两个光源照射同一个物体，以形成并排的两个投影。这样做的话，不仅能够使两个投影的光度深浅比例很容易调节，而且能够通过应用两个等亮光源以及计算光源与投影之间距离平方倒数的方法，对投影的亮度进行简单的测定。光源亮度的等价性，很容易通过投影亮度的等价性，以及投影与光源之间距离的等价性来判断。调节灯或调整光源就可以改变投影的深浅。实际上，使用一个投影及其周围的表面作为对比的两个对象来测试定律的有效性，比使用两个投影更为实用，因为一个投影和它周围表面的深浅比例更容易断定。下面详细讲解实验过程和需要注意的地方。

L和L′是两个光源，L′照不到的地方即形成的投影是我们希望检验的对象。该投影只是受到L的照射，而L与L′共同照射投影四周的表面。然后，逐渐移动L′使其远离投影所在的表面，而L则保持不动，这样一来，投影四周的表面受L′的额外照射将会越来越少。最终L′的照射减少到某个点，使得投影最终和四周融为一体，变得无法用肉眼辨识。此时，只要稍微移动一下某个光源或者改变某个光源的朝向，就可以产生最小可觉的投影。

这样就可以使用墨镜来开始实验和逆实验了。由此，定律以及定律的下限便可以此证实。

我们也可以不使用墨镜来等比例地减少光量，而是移动两个光源L与L′，逐渐使它们远离投影所在的表面，不过两个光源与对应投影之间的距离仍保持着相同的比例关系。接下来的实验就使用的是这种方法，并且实验过程与先前是互逆的。过去我们发现，只要将光照的亮度等比例地减少，那么相对的可觉差异是保持不变的。然而接下来将要详细说明的是，使两个投影之间的差异保持相同的可觉性。这种新的实验方法不仅是先前实验系列的重复，而且是对它们的补充和检验。

这种实验需要极为专注的注意以及严密的注视，来追踪这些投影消失以及再次出现的踪迹，由于我自己的眼睛状态不好，所以这个实验是由视力完好的福尔克曼以及其他几位观察员协助完成的。下面将说明实验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点以及结果。

在一面垂直放置的白色面板前，垂直设置有一根杆，有两个光源L和L′照射这根杆，使其投射两个阴影到面板上。光源L是硬脂蜡烛，固定在面板前某个距离处。另一支是经过两种光度测量方法后被确认为具有相同亮度的蜡烛L′，观察者需要一直注视着它投射到面板上的投影，而另一位助理观察员移动蜡烛使其远离面板，直到观察者不再能辨识其投影为止。对于福尔克曼的眼睛来说，此时蜡烛L′与自己投影之间的距离是L距自己投影的10倍，这就意味着对于他的眼睛来说，投影刚刚变得无法辨识时的光照亮度是绝对光照亮度的1/100。用绝对亮度远高于或低于上述实验中亮度标准的光源进行实验，得到的距离比（即光照亮度的比）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上述实验中，改变光源的强度或者将蜡烛L′靠近或远离面板，最后起到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在所有的情况下，L′与面板的距离必须是L与面板距离的10倍，才能令L′形成的投影正好无法辨识。我们采取了以下几种光照等级作为L值分别进行了实验，分别约为0.36，以及从1、2.25、7.71三种等级变化至38.79的区间（将硬脂蜡烛与白色面板距离3分米时的亮度等级定义为1），所获得的L′和面板距离与另一支蜡烛和面板距离的比例，均没有可觉的或者明显的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只有在最低亮度（0.36）的条件下，这个比值有轻微的下降，即当投影正好消失时，L′与面板的距离相对于L与面板距离的比值，多少均是低于10的（根据表格数据结果从6至9倍不等）。这说明这种光照条件已经低于了韦伯定律适用的范围下限。

为了叙述上的简洁，我在上面只描述了L′的投影刚好无法辨识的那个极点。实际上在实验时，我们还在那一点前后移动L′，以在投影刚好消失和刚好出现的两个位置之间，尽可能精确地定位其最小可觉的位置。由于助手完全根据观察者的指示移动光源L′，所以观察者可以完全将视线和注意力放在对投影的感知上，而对于光源最终位置与面板之间的距离一无所知。因此，这样可以消除距离认知对于实验的影响，使实验结果更可信。

实验是由克诺伯劳教授（Knoblauch）、哈勒（Halle）大学的海登海因（Heidenhain）和柏林大学的荣格（Jung）协助福尔克曼完成的，部分实验中我也在场。令人惊讶的是，在测得最小可觉差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观察者的都发现了相同的比值即1/100，每个人的具体数值均在此数值左右轻微变化。

事实上这个实验不能保证单个实验结果具有很好的精度，因为我们都仅仅是在一段特定的距离范围里（对福尔克曼来说这段距离是总距离的1/10）移动L′，却不能准确地指出一个点，在这个点上投影变得刚好可察觉。因此，一般我们对每一个观察者的多次实验结果取平均值，作为最后的结果。然而，每个人的每次实验结果都是在平均值上下小范围地波动，而且经计算可获知最终的不确定性并不显著。

这个实验过程中，仅仅通过改变光源的亮度控制投影，对应的是第一主情况；只移动一个光源靠近或远离面板使得投影变亮或变暗，则对应第二主情况，这也很好理解。为了制造出第三主情况，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光源来形成两个投影，或是一个光源照射形成一个投影，再用第三个足够亮的光源照射这个投影的周围表面。这样在某个位置，差异的消失过程将会生动地呈现在观察者的眼前。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实验，从中我受到了启发。正如我在一开始所提到的，虽然它们的实质并不新，但由于它们是由我独立提出的并已通过早期研究进行了改进，因此对它们的讨论仍然是有用的。它们对于验证和解释韦伯定律是有帮助的。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一下我在早期进行的韦伯定律验证工作中一些关键性的收获。最早进行投影消失实验研究的是博格［根据他的文章《关于拉卡耶[5]光度分级的光学论文》（Traitéd'optique sur la gradation de la lumiére par Lacaille, 1760, p.51］，他所使用的方法和福尔克曼类似[6]，具体的标题为《对某种光的强度研究，该强度能够使弱于它的光消失》。

我必须要说明，博格只引用了一个实验，实验中只提到了一种光源间距的例子，在这个距离条件下，投影间的差异达到1/64（与福尔克曼的1/100不同）时就不会被人所觉察。他进一步说明，这种感受性的程度也许会根据观察者的眼睛不同而不同；另外他认为对自己而言，这种感受性与光线的强度无关。

马森的一篇口头交流报告中则引用了[7]阿拉戈使用彩色光重复博格实验的情况。阿拉戈在其著名的天文学论著[8]中，对博格的实验方法进行了分析后写道，“无论M和L（博格实验中的两个光源）的绝对亮度是多少，实验结果都是相同的（相同的相对最小可觉差）”，反映了他对韦伯定律的正确性持积极态度。

阿拉戈在《光度的记忆》（Memoires sur la photométrie, p.256）中没有重新提到这条定律，但他似乎已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他引用了证明运动影响差异可见性的实验，下面将介绍这实验。

马森[9]在执行一项电光度学的扩展实验中，得出了支持韦伯定律的结论。他的实验过程简明扼要，并且他的实验相比于博格或阿拉戈，更能精确、全面地证明韦伯定律。实验的基本过程如下：在直径大约为6cm的圆盘上将一块扇区涂黑，该区域标记为mn，其面积是圆盘总面积的1/60，如图1所示，然后使圆盘高速旋转起来。由于视觉后像现象，黑色的区域在白色的圆盘上会延展成为一个圆环或整圆，根据众所周知的快速运动物体与亮度的关系定律可推断，这个形成的环比周围的白色圆盘背景要暗1/60。由此可知，如果眼睛仍可以从圆盘背景中分辨出该环，那么也就能分辨出差异比率不低于1/60的差异。马森制作了一系列这样的圆盘，圆盘上的黑色扇区占圆盘的比例大小分别有1/50、1/60、1/70等等，一直到最小的比例1/120。依靠这些操作，马森就能够检验出视觉感受性的阈限是多少。接下来将介绍一种也能得出上述结论的方法，同时它相比于上述方法更有趣，因为它显示了在定律适用范围中，瞬时光线和稳定光线的效果是一样的。

图1　马森实验中所使用的圆盘

我们知道，如果在日光或人造光照射下，将一个圆盘表面分为黑白相间的扇区并快速旋转起来，就会呈现一种均匀的灰色。如果使用瞬时的电子火花代替，那么能够看到的是分开的黑白扇区。如果同时使用这两类光源，那么最后看到的是均匀的灰色还是分隔的黑白扇区，取决于这两种光源的强度比例。如果瞬时的电火花亮度很低，那么将看到均匀的灰色；如果电火花的亮度足够大，那么将看到分割的黑白扇区。根据马森的说明，虽然对于每个人的两只眼睛而言，看到灰色时的两种光源强度的比例是保持相同的，但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这个比例却是因人而异的。如果与由电火花对白色扇区（因为黑色不能够明显地反射光线）进行照射产生的亮度，小于无电火花照射下圆盘呈现出均匀灰色所产生的亮度，那么这些扇区都将消失，人眼看到的将是均匀的灰色。在日光或人造光的亮度固定的前提下，圆盘上的白色和黑色扇区的宽度之比影响着最终的灰色的深度，这个比值将决定能够看到分隔的黑白扇区时所需的电火花亮度。如果黑白扇区的宽度相同，若在上一个实验中有人能够识别1/100的差异，就需要电火花的亮度达到稳定光源亮度的1/200，才能使该人眼看到黑白分隔的扇区，因为旋转圆盘使其变为灰色时，亮度也下降为原先的一半。马森为了区别于我们用以验证韦伯定律所进行的实验，他自己设计了一些实验并进行了大量的改造，但最终我们还是发现这些研究结果与之前的其他研究结果是相一致的。

下面引用的是马森对自己研究结果的详细叙述[10]，按顺序先是第一种观察方法，然后是第二种观察方法：

我测试了不同人的视力后发现，视力较弱的人的视觉感受性范围为1/50到1/70，视力正常的人的视觉感受性范围为1/80到1/100，而视力极好的人的视觉感受性范围为1/100到1/120甚至更小。我在实验中一共遇到了两个能够识别出圆盘上1/120差异的人。

我通过改变光线的强度发现，只要光线足够使人看清8开本上的字，那么对于同一个人来说他的视觉感受性就不会改变。因此，正如博格曾经发现的那样，眼睛的视觉感受性与光线的强度无关。我曾通过多种方法改变圆盘反射光的强度。例如曾将卡索灯[11]摆放在与圆盘相隔的不同距离处，并使用阴雨天气的阴暗条件，曾经在日落时昏黄的光线下进行实验，我还曾使用过经定日镜[12]反射的太阳光线，有时我还使用镜片制造发散的光线进行实验。最终都发现只要圆环扇区的内夹角小于某个限度，人眼距圆盘的距离就不会影响感受性。

在我改变了圆盘直径和圆环宽度的关系之后，这一结果仍然没有改变。我采用了表面有1/3或1/4部分为黑色的圆盘。我将黑色的部分设置在圆盘的不同位置，包括圆盘边缘、中心以及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地方。我将若干个黑色块摆放在圆盘之上，这些黑色部分的面积占圆盘面积的比例各不相同，最终我选择了圆盘5[13]。在所有的情况下，感受性的阈限都没有变化。

我使用彩色光线照射活动的圆盘，以检验视觉感受性是否会随着光束特性的不同而改变。除了在下面我将要提到的一些限制之外，我发现感受性的阈限是独立于色彩的。因此，无论是使用自然光还是彩色光线照射圆盘，我识别灰色圆环的敏感度都是1/100。

我采用使日光或者卡索灯的光线通过彩色镜片来产生各种颜色的光。后来我还使用了光谱中的颜色以及阿拉戈的测光装置。

感谢邦滕普斯（M.Bontemps）热心地提供给我彩色镜片，我用光谱表测试了这些镜片。除了红色镜片只能允许光谱中极端的红色光通过之外，其他的镜片都可以让不同颜色的光以不同量通过。有一些诸如红色的镜片，吸收了太多的光线以至于让人很难看清圆盘上的圆环。

在前面的实验中，观察者注视圆盘的时间是不一样长的，因而导致我们无法确定，在照明为瞬时的情况下视觉感受性的阈限是否会保持不变。而我通过下面最后一个例子中论述的方法，验证了我自己视觉感受性的变化的确很小。

我用一台卡索灯照亮了一个光度计[14]中的所有扇区，然后我将电火花装置移动到尽可能远的位置，之后调节电火花装置或卡索灯的距离以使圆盘上的黑白扇区能够被看清。我使用了不同强度的光。在我的光度学实验中，通过比较在不同强度光下能够看清黑白扇区时，照明装置间所能达到的不同最远距离，这个距离与固定光源距离的比值，可以将它们作为一个人视觉感受性阈限的指标，在后面我将提到的实验中，这一结论也同样成立。

通过在不同被试身上进行这一实验，我在绝对测光过程中注意到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即将稳定光源与圆盘的距离视为一个单元。我发现对于两个有相同视觉感受性并且都已适应了实验的人，比较持续光源（标准灯）和瞬时光源（电火花）的距离，在实验中的上述比值是一个定值。

我也曾使用自然光照射彩色圆盘来代替用彩色光照射白色圆盘的方法，发现对于我而言，在自然光照射彩色圆盘时感受性的阈限一直似乎都更小，但这种情况可能随着纸张的颜色而变化。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我所确立定律中的例外情况。事实上这可能是由一些因素导致的，例如我们不可能找到颜色完全均一的彩色纸，彩色纸反射的光总是太弱，彩纸背面与圆盘表面黏合得不够紧，另外彩纸本身也会反射出不同量的白光，这个量的区间非常宽泛，具体数值与具体颜色相关。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在红色和蓝色纸张制作的圆盘上得到了与其他实验非常接近的结论。

我在实验中还发现，由于对比度强烈的关系，黑色扇区旋转所形成的圆环边缘十分明显，使得圆环的边缘部分十分容易辨认，会导致被试更容易发现它，所以我将圆盘上黑色扇区的边缘做了处理，使边缘模糊化（见原作的图6和图7）。

我在该实验及其他一些实验中还发现，虽然有一些被试对所有颜色光的感受性阈限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在盯着被红光照射的圆盘看时会出现疲劳及不舒服的现象，这种现象表明这些被试内心对这种颜色的厌恶。我想这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即研究除了红光之外其他颜色的光是否也会产生这种影响。

最后，我要介绍一下斯坦海尔的实验。在他的一篇关于棱镜测光的论文[15]中，他研究了光线的强度水平是否会影响对光线强度等价性估计的错误率。他简短地引用了一些相关的发现：“结果表明我们可以十分精确地判断两个表面的亮度是否相同。不论亮度的高低，此类估计的不确定性不会超过总亮度的1/38。”

这一论断包含了韦伯定律的思想，因为估计两种光线强度是否相等时的不确定性大小，可以理解为是取决于最小可觉差大小的。如果在不同的光强度下，大多数实验中平均误差的大小比例是相同的，那么差异的可觉差阈限与不同光强度的比例应该也是相同的。

斯坦海尔自己也写到了相似的发现：“B部分中将说明……总的光强度除以每次估计的误差总和，是可以除尽的。对于后面这个例子而言，如果把表面的光线强度调低到再也无法从周围天空的光线中分辨出来，那么它的强度就与周围天空的亮度成比例。”

1/38这个比例和我们之前所获得的1/64至1/120的结果看上去不一致。我们不能确定这种不一致的原因是被试间还是实验方法间的差异，但这种不一致并不影响定律的有效性。从这一点而言需要注意的是，斯坦海尔的1/38这个分数指的是不确定性的比率，与先前其他研究者所发现的大小为1/64至1/120的最小可觉差异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结果间差异的大小和方向。

斯坦海尔的实验可以被视作对韦伯定律的验证，他的实验只使用了三种强度尺度的光，三者的比例是1.000比1.672比2.887。因此可以说强度的区间并不是很广。但是这实验却是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不仅因为实验的执行者斯坦海尔在光度学测量应用方面的技艺精湛，更因为这个实验采用一个不同于其他实验的原理证明了韦伯定律的有效性，也说明了韦伯定律可以经受各种实验的检验。

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忽视一个事实，即斯坦海尔的实验原理其实类似于平均差误法，而早期的验证方法大都是基于最小可觉差法的。

由于在这里对斯坦海尔的结果和计算进行详细叙述会很麻烦，我建议读者可以去查阅他的原文或者我的论文[16]，在我的研究中，我对实验做了一些改进并且排除了与其余实验结果不符合的一个实验系列，最后得到的结果是1/40而不是1/38。我在下面只列出了实验结果总和以及简单平均误差，该误差是根据韦伯定律推算出来的，其值与光强度的平方根成比例。

正如第七章显示的那样，到目前为止对韦伯定律的验证中，所关注的都是很小的差异，如果心理测量想要建立在该定律的基础之上，就必须遵守这种限制。很难直接验证在差异大于最小可觉差的情况下韦伯定律是否有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等价性判断并不确切，另外实验和逆实验的结合，也不能帮助我们得出同最小可觉差标准实验一样的结论。然而，我在我的文章[17]提到了一种体验，即无论我们注视的是一道光还是一面墙，闭上一只眼睛会看到一个微弱的投影进入视野，但我们却不会觉得视野变亮或者变暗了。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体验可以归为我们定律的范畴，而且可以作为当差异略大于最小可觉水平时定律的有效性证明。关于这种体验的讨论，可以直接在我的论文中看到。

然而，相比于上面说的那种模棱两可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在差异大于最小可觉水平的情况下，更准确地验证韦伯定律。这个方法同时也是关于韦伯定律的最早的研究方法，更值得一提的是，它也是我最早提到的证明韦伯定律有效性的突出观察证据之一，那就是星等估计法。不过首先，我们需要假定在进行验证定理所需的星等估计时，天文学家那训练有素的眼睛能够克服人所固有的困难。

众所周知，估计星等是自古就有（从希帕克斯时期）的工作，它需要人根据自己的眼睛对星亮度的感受进行分类，而不是根据其亮度的光度测量值，这样天文学家就能根据各颗星外显的亮度差异，将它们分为一等、二等、三等，等等。因此，如果星等的值越小，表明星可见的亮度越高。根据韦伯定律，只有当相邻星等光度学上的关系是一定时，人们知觉到相邻星等的亮度差异才是相同的；因此，以等差数列形式存在的星等系列，必须对应的是以等比形式存在的亮度系列，以采用星的亮度来描述其光度值。

为了确保正确性，我们必须考虑与上述的推论矛盾的说法，例如洪堡（v.Humboldt）在《宇宙》（Kosmos）中提到了赫舍尔（J.Herschel）的观察，他提出连续的星等对应的实际亮度是一个二次幂函数列而不是等比数列，即

1, 1/4, 1/9, 1/16…

在等比数列中，每一个数都可以立即由前一个数乘以一个常数得到，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数列和上面的数列很像，即

1/2, 1/4, 1/8, 1/16…

乍一看去这一矛盾非常重要，因为赫舍尔根据自己的测光判断，倾向于选择二次幂函数列而不是等比数列，并且对星等进行了仔细的校正以及与实际亮度间的比较，构建了当人们需要在任意确定性程度水平上进行判断时，所依赖的最广泛且最重要的基础。但是我相信在我的论文里已经很清楚地证明，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的问题，在对定律进行完整的验证过程中，只要仔细地对这两个数列进行检验，问题本身就会迎刃而解。下面我将陈述其中的要点。

1, 1/4, 1/9, 1/16…和1/2, 1/4, 1/8, 1/16…两个数列之间的最大差异就在于第一星等亮度中。在第一星等亮度中，最亮星是最暗星亮度的16倍，因此，我们很有可能从其中随意选择一颗星的亮度作为整个星等亮度的代表，然后就随意使用它与其他系列进行对比了。而赫舍尔的确就是做了这么一种武断的选择。我们知道赫舍尔偏好使用的是二次幂函数列，在这个前提下，表示星等的数字以及对应的亮度比率就被确定了，同时这颗星所在位置的相对距离也被确定了。因此，赫舍尔选择了第一星等中最符合自己假设的星作为第一星等亮度的代表，而这颗星只是第一星等中第三亮的星，它不能代表第一星等的平均亮度水平。这颗星是南门二（半人马座α星），但赫舍尔自己也曾多次明确提到另一颗星，即参宿四（猎户座α星）更能代表第一星等的平均亮度——用他的话来说这颗星就是“典型的样本”，一颗“代表第一星等平均水平”的星。在后续的观察数据中，赫舍尔的确替换了这颗星，之后他根据自己的光度学测定结果推算了其他14颗星的分数值，并对它们进行了排序，在第一星等中比参宿四亮度高的星有6颗，低的有8颗，因此有6颗星的星等值比参宿四小，而8颗比它大。

那么很明显，如果不是随意选取，而是根据某种先入为主的概念，选取一颗能代表第一星等平均亮度的星，那就应该选择参宿四而不是南门二。根据赫舍尔自己进行的光度学测定，参宿四和南门二的亮度之比为0.484比1。因此，把二次幂函数列中的1替换为0.484之后，我们可以得到

0.484, 1/4, 1/9, 1/16…

上面的数列中，0.484和0.5或1/2的差距很小，1/9和1/8的差距很小，而根据赫舍尔自己的说法，准确地测定星等及其亮度是很困难的，而且他还提到，从长远角度来看，二次幂函数列不能很好地拟合观测获得的数据，而且由于两个数列之间的差异很小，足以使我们能够采用等比数列

1/2, 1/4, 1/8, 1/16…

替换二次幂函数列而不造成严重的后果。虽然二次幂函数列和等比数列在第四项之后的差别会越来越大，但是赫舍尔的光度学测量数据只到第四星等，所以我们无法进一步比较对于后面的数据而言，哪一个数列更加符合。

我的论文中有更周密的计算，进一步表明等比数列不仅符合赫舍尔的观测数据，而且只要对它们的关系进行合适的判断并选择恰当的公比，那么等比数列相比于二次幂函数列就能更好地代表那些数据。根据赫舍尔的观察和计算，使用二次幂函数列的误差平方和为2.719，而使用我们基于等比数列的公式得到的误差平方和只有2.2291。

赫舍尔的研究在这个领域内虽然非常重要，但它并不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唯一研究。还有其他一些完整的研究，帮助我们消除了对于这样一个论断的怀疑，即呈等差数列排列的星等对应的实际亮度是按等比排列的，这其中包括了诸如斯坦海尔、施坦普费尔（Stampfer）、约翰逊（Johnson）、普森等人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均是独立完成的却都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在一开始提到的主要文献中能够看到一部分有关这些研究的总结，还有一部分能够在《萨克森学会报告》的附录中找到。

这些研究发现等比数列的公比之间差异不是很大，但由于各研究有的采用递增数列有的采用递减数列来对公比进行计算，所以数据变化范围很大，从2.5到0.4都有。下面是具体测定的数据：

*（1）根据斯坦海尔自己的计算，（2）根据与其计算方法略有不同的方法求得，参见Abhandlung, pp.518 ff.。

+（1）由恒星的数值测得，（2）由行星的数值测得。

（1）根据我自己对星等的校正，（2）加上了进一步的星等估计得到的结果。

表中不同公比产生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对星等进行估计时的误差，部分在于进行光度学测量时不同观测者之间的误差。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如果天空背景的亮度没有被充分地考虑到，那么测定所获得的绝对值也可能受到影响，我在论文里更详细地讨论过这一问题。但在这里我就不具体讨论了，因为这些研究的结果是否具有总体的一致性，以及星等对应亮度呈等比排列这一结论的有效性，这些问题才是我们所关注的。

在上面的讨论之后，我们还另外注意到，我们的韦伯定律与赫舍尔的计算中有一处不一致的地方。即使如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该不一致之处与赫舍尔本人的其他数据产生了冲突，而且即使它并不能否定我们上面得出的结果，但我们不能忽略这种不一致性，因为这个数据是由如此可信的一位观察者得出的。

赫舍尔在描写自己的天体测量仪（好望角之旅）时，在一个注解中提到，利用等边棱镜的反射性来使欲比较的两颗星连线与地平线平行，这种手段极为有效。他还写道：“通过外部反射，这仪器偶尔还能用来以相同比例减弱两颗几乎同等亮度星的亮度（通过使两颗星反射影像的连线直接与所要观察的星之间的连线平行）。在这种亮度被减弱的状态下，原本不易察觉的亮度差异变得明显了。通过（同等地）增加或减少入射角，就能够增加或减少反射影像亮度减弱的程度。”［在《纲要》（“Outlines,”p.522）中还有一种类似的方法。］

经过上面一番论述之后可以这么总结，如果不考虑上述矛盾的情况，我本人仍无法把赫舍尔在特定的观察条件下发现的分歧视作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偏差。表面上看来他似乎是“偶尔”才发现这个现象的，没有针对这个问题做专门的研究。因为赫舍尔平常多次提到，有“无数的原因”能够“以难以置信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在实验中的判断”，所以与上述的特定实验结果相比，我们不能认为观测的随机性足以解释这种分歧的原因。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像赫舍尔那样富有经验而老练的观察者最终都能够获得某种对细微差异的感受性，并因此能够帮助他发现细小的且与韦伯定律不一致之处，而对于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观察者来说，这种小规模的亮度差异是难以注意到的。另外，很有可能赫舍尔起初已经意识到观察中的困难，所以压缩了测定中的难度，特地选择了比较亮的星作为观察对象，这些星的亮度接近韦伯定律适用范围的上限，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值很容易被注意到。不幸的是，由于赫舍尔并没有进行明确的叙述，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具体情况是如何的。不过，这一矛盾的存在有确定的事实基础，因而需要对韦伯定律的适用范围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寻找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着韦伯定律的相关证据，但是对于准确的范围值尚未有定论。此类工作还未结束。然而，我们有必要更多地讨论这些范围的条件和性质，以及它们产生的原因。这样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个机会，来使我们认识这些特定的因素，这些因素能够影响人对与定律无关的强度差异感觉，因此在以实验验证定律的过程中一定要使这些因素保持恒定或者具有可比性。虽然这些因素是第一次被提到，但为了给后面的讨论进行参考，我将在这里介绍有关且充分的细节。

当眼睛感觉到眩光时，定律适用范围的上限无疑受到眼睛因此被伤害这个事实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上限值就会非常明显。如果超过了这个上限，毫无疑问感觉器官会受损，导致感觉所依赖的内部活动不再增加，感觉本身也不会再有可能提升。两种不同强度的刺激，当它们都达到或者超过这一刺激限度时，只能够引起相同强度的感觉极限值，因此无法分辨它们之间的差异。无论如何，即使只是接近这一限度，韦伯定律都会发生偏差。

将亮度接近上限值时定律的偏差简单归因于眼睛对光线刺激的适应，导致对于光线强度的感受性下降，这样的解释似乎是很合理的。当人从白天明亮的室外突然进入一间阴暗的房间时，会立刻分辨不清任何亮度差异，这样的观察似乎很能说明问题。而之后人的分辨能力就会逐渐变得越来越好。同样的现象也可以反过来进行。当人长时间待在暗室后突然走进光亮处，刚一开始也会暂时看不清任何东西。之后只是慢慢地开始能分辨事物。所以，如果眼睛的适应是人在非常强的光线下无法分辨差异的原因，那么当人在从暗室进入明亮的房间时，一开始对差异的分辨能力应该是最好的，之后就会逐渐变得越来越差。这种双向的情况，我在前面有关云朵细微差异的实验和逆实验中已经展现过了。

因此有人可能会觉得，由亮房间到暗处时看不清东西是由于强光的后效引发的印象钝化效果，而对应地，由暗处到亮房间时看不清东西是由于钝化的印象需要时间来重新恢复。因此，如果眼睛的内在光[18]持续存在，那么当人从亮处走到暗处时，那些亮度微弱的细节无法对人形成以印象，这个原因就同在白天看不到星星的原理是一样的。相反地，如果是从暗处走到亮处，那么强的印象会比弱的印象更迟被感觉到，所以强光之间的差异是否相等在一开始是无法被察觉的。事实上，我曾经在关于“基本的心理物理定律”的论文中尝试使用这种解释。但是在后来更仔细地思考之后，这种解释的两个方向都似乎站不住脚，因为根据现有的经验，这种残留现象消失得太快，而且实现起来存在诸多困难。另外，强的印象比弱的印象更迟被感觉到这一假设，也和斯旺（Swan）[19]的实验结果相矛盾。

除非我是错的，否则从一个照明良好的环境进入暗处时，一开始无法看清任何事物这一现象的原因，实质上是由我们将在第十二章里讨论到的原则决定的。但是反过来时，这一规则却无法解释从暗处到亮处时无法看清这一现象，而且我们可能还需要增加如下的解释，即在先前研究中，由于强光刺激使我们暂时变得有些感觉迟钝，从而无法感受到微弱的光线产生的效应，所以这种由强光刺激导致的感觉迟钝，同样可能使我们无法感受到微弱光线之间的差异。然而，不论我们是从亮处进入暗处还是暗处进入亮处，两种情况下的光线差异都很大，虽然两种光线条件产生的影响有先有后，但同样都能在条件变化的瞬间，就使我们的感觉暂时变得迟钝并且无法察觉到差异。不过即便这种解释，仍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根据第十二章中要提到的原则，当眼睛以相同的程度适应明暗两种光线条件时，最终比较的结果和两种光线以相同的比例变暗的结果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些条件下差异的可觉程度仍然相同，因此韦伯定律仍然适用。

至于韦伯定律适用范围的下限，我们经过严密的检查，意识到也许它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限制。至今为止我们发现定律的偏离情况，严格说来都是符合定律的结果。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需要进行一些初步的讨论，而这些讨论对后面的其他一些内容具有很高的重要性。

在非正常的条件下，无需外部的刺激而只需内在因素（内部的刺激）就能产生各种类型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被称为幻觉，它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证据。实质上，在特定的环境中，以稳定和普遍的方式出现这种感觉，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例如，在视觉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或多或少存在着一般性的幻觉。闭着眼睛或者在黑暗中时，我们看到的黑色就是这种没有外部刺激而产生的视觉感受。这不同于什么都没看到，不是用手指或者后脑勺看，也不同于由于没有外部声音刺激而什么都没听到的情况。闭眼时看到的黑色，更像是当我们看着一个表面是黑色的物体时，其反射的光给我们造成的印象，这种印象可以呈现各种层次不同的强度，甚至可以造成最高强度的视觉感受。的确可以说，这种内在的黑色可以出于纯粹的内在原因，而偶然地变成亮光或者发生包含着零星亮点的现象。

只要注意的话，我们就可以在闭上眼睛后看到的黑色中发现一种细小的光点，这种现象在不同的人身上，各种状态且不同视力的眼睛中都能够发现，并且在某些特殊疾病人群身上这种现象的程度可能被加强。而我的情况是，从我患眼病开始的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经常能够看到持续闪烁且非常明亮的光，这种情况会根据我眼睛产生的刺激而增强，并且存在着很大的波动。另外，这种活跃且主观的光现象在不同个体身上的形式可能会极为不同。在这里我将不会引用更多细节，建议读者参考眼睛疾病方面的书籍及生理学实验中关于主观光现象的章节。例如，《鲁特的眼科学》（Rüte's Ophthalmol., p.192）。

这种内部视觉上的黑色也能够在深度上增加或减少。这方面的证据很容易找到。如果坚持专注地在一段时间里盯着一个黑色纸面上的白色圆盘，之后就会得到一个相对明亮背景上深黑色圆盘的后像，甚至将眼睛闭上并用双手捂住双眼（为了防止有光漏进眼皮里面来），还是能看到这个后像。同时在出现后像的位置，视网膜开始变得对外界的光线不敏感。如果在后像仍然存在时张开眼，盯着一个白色的表面，那么将会看到白色底面上有一个黑点。当眼睛疲劳时内在光就会变暗，当眼睛得到充分休息后内在光就会变得相对更亮。

无论是部分的还是整体的，是短暂的还是持续的，是仅影响视网膜还是影响视觉系统的中枢部分，感觉麻痹都能够产生和视疲劳类似的效应。只有视网膜上的部分区域受到影响的情况并不少见。把一个物体放在病人患病区域对应的视野内，让他看物体上灰色、黑色或彩色的光点，具体看到的颜色将取决于视觉对不同颜色光线感受性的减弱程度。[20]在有些被试身上这种现象是暂时性的。即使是出于内部原因，也都会导致整个视野永久或者暂时性地变暗。鲁特[21]“发现一位妇女在持续的光照条件下，眼睛会突然完全被黑暗笼罩。而可视的物体会时不时地突破黑暗，像幽灵一样出现，之后在她尝试要注视它们时，物体又会迅速消失”。

如果不仅是视网膜，连视觉的中枢部分都完全受损的话，那么人视野中的黑色感觉应该不仅仅是变暗，而应该是完全消失（就像是在闭起眼睛时视野边缘区域的感觉），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的眼睛，不会比手指或者是死亡的神经纤维能看到的东西更多。有关这种效果是否完全且永久的问题，我还没有能够找到相关的观察结论，也还没有从著名的眼科医师那里获得最终的意见；实际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的。然而根据鲁特提供的信息，这种情况的确会暂时且部分地存在[22]：“在神经错乱的病人身上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视网膜的部分区域出现暂时性退化，外部世界投影到这部分视网膜上的事物似乎完全不存在了。”[23]大脑里视觉感受的中枢部分很有可能和基础的生命活动存在根本的联系，因此不能完全且持久地在不涉及其他活动的前提下，暂停某一种活动。

在定律有效性并不存在下限的假设下，甚至对于内在光的光度学测量，也可以用与之前验证韦伯定律的实验类似的方案进行。在黑夜里，有一个物体挡住了灯光而产生投影，我们只要将灯往远离物体的方向移动，直到这仅被内在光填充的投影，刚好无法从同时被内在光和外在光照亮的背景中分辨出来。应用福尔克曼结果中获得的1/100这一数据，在这个距离开外，增加了内在光水平的灯光亮度只需要达到内在光强度的1/100，就能产生上述效果。

实际上这一实验已经有人做过了，即使实验完成得比较随意。在一道又长又暗的走廊里，将硬脂蜡烛放置在物体前，背景为一块黑色天鹅绒，周围有一些空间，当蜡烛被往后移动87英尺时，福尔克曼就再也看不清黑色天鹅绒上的投影了。在这个距离，往原内在光水平上增加1/100的内在光亮度，就相当于在这个距离1/10的条件下，也就是8.7英尺时的烛光亮度。因此，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一块黑色的背板接收来自一根约9英尺外硬脂蜡烛的光，和没有外部光照时的内在光亮度是相等的。也就是说，前后两种情况下的测光亮度是相等的。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内在光的亮度非常明显且太高了，因为它被假定为某个物体表面被一支蜡烛在约9英尺之外照射时表现出的亮度，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的是，在这个实验中采用的是黑色天鹅绒制成的背景，它是这个判断过程中的基本事实。实际上一个全黑的表面能够吸收所有的光线，所以它是不会被照亮的，哪怕是被任意强度的火苗在非常接近的距离内进行照射。只有在采用非全黑物体进行的实验环境中，才能允许我们来对全黑背景下的低亮度水平进行讨论。在这种环境中，非全黑的背景仍可以反射一些光，但是非常少，接近于阴影水平，这时能够非常好地对内在光的强度进行测量，这一点已经在实验中被证实。

我在这里引用的结果，只是福尔克曼利用自己的眼睛在仔细而小心进行的实验中获得的。他还另外叫了两个人来进行这项实验，他们在87英尺时却仍然能识别出投影，由于环境的性质原因，超过这个距离实验就无法推进了。这个结果说明要么是他们的内在光水平不同，要么是他们的感受性不同。福尔克曼尝试继续进行这些实验，以进一步完成更准确的测定。同时他的结果已经足以证明内在光的测光强度既不是不可确定的量，也不是小到无法测量的。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结论。

因此根据上面所说的内容，我们知道了在完全没有外在光源的情况下，视野中感受到的黑色仍应被视为一种真实的视觉感受，因此我们不可以忽视在这种情况下对韦伯定律的检验。

如果我们在没有使用工具的前提下，裸眼观察两朵十分相似的云或其投影的微小差异，那么内在光的亮度应该同时加于两者上。如果我们在眼前放上灰色滤镜，以降低云朵或其投影的亮度，这种情况下内在光的亮度是不会改变的。每次内在光都是以固定的强度加在云朵或投影上，因此放上滤镜前后内在光在总亮度中的比例实际上是不同的，同时与先前的相对差异也不同，而且变化的方向是下降的，根据韦伯定律，这必然会导致差异感受的下降。的确，如果我们使用更深的滤镜，那么内在光最终将会取代投影之间的细微差异，所有的差异都会消失。实际上，眼睛内在光的作用形式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它非常类似于在明亮的白天里，星星都消失时的情况。因此，只有在内在光和外在光源的亮度相比小到可以忽略时，才能采取外在光刺激对韦伯定律进行证明。甚至连马森也曾声明，只有在光线的强度可以满足一般阅读的要求时，韦伯定律才能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如果在光线太暗的条件下进行实验，那么投影间的细小差异会变得更不清楚。相应的规则已应用于所有的改进实验中，并且已多次被经验证实。

有一个发现可以佐证我的观点，即可以通过一种看上去似乎违背但实际上却符合以上原则的方法，来使得亮度与内在光之间的差异达到极小甚至消失。

在夜晚，注视一颗刚好可从背景的黑色夜空中辨认出来的星星，那么通过戴上一副墨镜或者将一盏灯凑近眼旁，就会发现再也看不到这颗星了。此现象还有一个对应的完美案例，它与1858年10月初的那颗灿烂的彗星[24]有关。使用灰色或有色的滤镜，或者将一盏明亮的灯靠近眼旁，都可以看到彗尾缩短了，当我使用在白天时能够看到云彩最佳细节的深红色滤镜来观察时，整颗彗星甚至都会变得看不见。这其中的第一点原因是星星或者彗星的光通过滤镜产生了明显的衰减，但内在光并没有减少。第二点原因是，不仅是影像投射到的视网膜区域被光照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整个视网膜背景都能被照亮。不同的研究者都注意到，这个现象来自于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光透过巩膜和脉络膜时会略为变红。布吕克（Brücke）在《物理学年鉴》（Pogg.Ann., LXXXIV, p.148）中提到，他对视网膜影像的主观和客观色彩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获得了一些以上述事实为基础的显著结论。其次，这个影像产生漫反射，达到视网膜的其他区域，之后回射到角膜，再从角膜反射回视网膜［赫尔姆霍茨在《物理学年鉴》（LXXXVI, pp.501 ff.）中强调了这一事实以及下一事实］。最后，由于眼细胞介质、纤维、细胞膜的微观结构存在，折射会导致不规则的散射现象。迈耶（Meyer）在《物理学年鉴》（XCVI, p.235）中介绍了一项特别的研究，其中他发现光源周围有彩色光晕的现象，就是由于这一原因而产生的。由于这最后一个原因，以及光源形成的影像对视网膜其余区域的分散性反射，影像周围的光是整个视网膜区域中最亮的。然而，整个视野都会被照亮，只是亮度从影像对应区域开始逐渐向外周递减。

由于以上这些因素的联合作用，假如星星或者彗尾投射到眼中的微光，距离灯光在眼中形成的影像越近，那么被掩盖的可能性就越大，就像白天天空中的星光一样，因为在这个条件下，灯光形成影像的光场是最亮的。

因此，布鲁斯特（Brewster）[25]陈述道：

“让点亮的蜡烛靠近右眼，烛光作用于部分视网膜区域，这会使视网膜其余区域对其他光亮刺激的感受，或多或少有所下降。被照亮的点附近感受性的衰减最强，其余区域距离照亮的点越远这种影响越小。在受到强烈刺激的视网膜部位附近，对于其他中等亮度的物体完全无法有所感觉；而且有生动色彩的物体不仅被夺去了光泽，更会慢慢地改变色彩。”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可以使用赫尔姆霍茨的方法[26]，在没有荧光物质的帮助下，看到使用平常方法看不到的太阳光谱中的紫外线。光谱中的其他射线会将紫外线掩盖，因此只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将这种射线与光谱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即可。

从上述说明中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一般性结论。虽然在当照射光增强时，从黑色和白色表面反射回来的光会以相同的比例增加，但是此时黑色和白色表面的差异却会显得更大，这是因为相比于白色，黑色的亮度组成中内在光的成分更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亮的地方比在暗的地方更便于阅读的最根本原因。

除了韦伯定律中有关光线强度的限制，我们还不能忘记强度以外的其他条件对于亮度差异知觉的可能影响，只有保证这些条件的一致性，韦伯定律才能有效。据我们所知，关于这些条件的研究目前还非常不充分。但我们还是会提到一些，到目前为止就我们的经验而言，这些因素非常值得关注。

在本书上说过，阿拉戈注意到被比较部分的运动对差异知觉的影响。福尔克曼也注意到了这个效应。在实验中，为了能够非常好地判断投影的出现和消失，产生投影的光源必须要被移动，这样就会导致阴影也会同时出现运动。在这种运动的影响下，1/100的最小可觉差异比值就可能会被修正。

我们在这里谈到的阿拉戈的实验中，实验对象并不是两个投影，而是下面的方法中所提到的客体。采用的仪器是一台望远镜，内部配置了一套洛匈棱镜，可以形成双重的影像，而在物镜之前有一个尼科尔棱镜[27]，将这台望远镜对准一个黑色硬板纸背景上的洞，通过这个装置，就能够看到背景后面的天空。转动尼科尔棱镜，就可以随意减弱两个影像中一个的亮度，与另一个影像相比就可以测得减弱的程度。两个棱镜主要部分的相对位置，决定了两个影像的相对亮度差异。按从目镜到物镜的方向，在望远镜内部直线移动洛匈棱镜，能够使得较暗的那个影像运动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它的运动过程将从其边缘与较亮的影像正中相交的位置开始，移动到当两个影像的边缘刚好重合的位置为止。

在若干个观察者的帮助之下，以上述方式进行的三个系列实验中，当较暗的影像叠加在较亮影像上方，并且运动速度达到每秒12角分[28]，同时其亮度与较亮影像的亮度比值符合以下值的情况下，较暗的影像就会消失：

关于这三个系列实验中绝对值的巨大差异，阿拉戈说：“我不会尝试在这里解释，为什么三个实验中静止状态下的眼睛感受性会如此不同。这是一个和生理学有关的现象，我之后将会回过头来再进行叙述。”这种差异并不是由不同观察者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因为阿拉戈说，以上“由劳吉尔（Laugier）先生、古戎（Goujon）先生和查尔斯·马修（Charles Mathieu）先生获得的观测数据基本一致”，这种差异也不是由刺激的绝对强度差异造成的。因为这样会相当于承认我们的定律在一般的天文学领域的表现，是在某种程度上与阿拉戈论述的一般性实验结果相矛盾的：“我们可以说，计算获得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判断该范围内的暗度水平，结果告诉我们当投射到较亮影像之外的较暗影像亮度只有前者的1/2100时，它就会消失。”

下面福斯特（Förster）[29]的记述同样是关于运动的影响，这部分内容非常有趣。他在谈到自己的光度计时说：

在很暗的光照下看一个很小的物体，一段时间后会发现物体不是变得更清楚而是似乎突然消失了，但很短的时间之后又会重新出现。我相信这一现象并不是由于视网膜的属性之一，即能量的波动造成的，物体重新出现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在这个时刻眼睛发生了微小的运动，使得原先以其他方式激活的影像落入新的视网膜区域上。我正好有个机会与奥贝特（Aubert）协作（参见v.Gräfe'sches Arch.，Ⅲ）进行了关于视网膜空间感觉的实验，这是个能够很好地验证这一事实的机会。我们在暗室里从几英尺之外观察几张面积很大的白纸，纸上写着巨大的数字，纸张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间隔，这一个过程的关键是要保持眼睛静止不动。房间非常暗，以至于那些数字对我们来说看起来就像是白纸上的污渍。我盯着其中一个数字看，不久之后——在亮度固定的微弱照明条件下——我所注视的数字与其他数字一样，都完全消失在灰暗的纸张之中，作为背景的纸张也变得越来越暗。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就无法继续注视，眼眶有种难受的感觉，而只要此时眼睛进行一下微小的调整，我就会立刻又看到整张纸及纸上污渍般的数字。眼睛的运动要么是如上述这样被注意到的，要么是有意识地做出的，或者我们也可以从上述事实推断，最终，一个与先前不同位置上的数字出现在了注视点中。

现在尚不知道运动是如何产生这种影响的。

目前所获得的事实认为，运动使差异投射到一个新的且尚未疲劳的视网膜位置上，所以会产生这种效果，但是由于差异双方本身并没有因为运动而改变，而只是改变了这种非常细微的差异出现的位置，所以这种疲劳的状态似乎并不会因为运动程度的多少而减弱。[30]

另一种可能是，运动对差异感觉的提升是由于对多个刺激差异的多重感觉联合导致的，而不仅仅只是取决于刺激本身的新鲜感。也许在刺激发生后的一段特定时间内，许多印象将会以总和的形式相继被激活。最后，以下情形（至今还没有公开解释过）可能暂时可以从一般性的角度解释运动的影响。对任何两个不同大小的刺激进行比较时，使用同一器官相继进行比较，相比于同时进行不同器官的比较而言，成功率要高得多，这与韦伯在他实验证据的基础上所提出的观点类似，本书上曾提及过这部分内容。即当我们比较两个重量间的微小差异时，使用同一只手相继提起重量进行比较，会比使用两只手分别同时提起两个重量比较来得容易。而在我们的实验中，通过对光的运动控制，使得同时投影到视网膜不同区域的两个刺激间的差异关系，变为了相继投影到视网膜上的两个刺激之间的差异。原本视网膜上的一点受到强光的刺激，而运动使得照射到这点上的光变弱了，相反的情况也同样存在，运动越快，在一段给定时间里光线相继达到视网膜上的点就越多。然而，这种解释目前仍然只是一种推测。

还有一个影响差异感觉能力的因素就是刺激大小，但其实只要它们的强度大小保持在某个具有可比性的范围内，这一因素就并不影响韦伯定律。这个结论是根据有关星星和投影的扩展实验中获得的事实而直接推断出来的。但是，相同强度的点光源与面光源相比，却更难从背景中被辨认出来。由于我将在第十一章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一问题，所以就不在这里深入叙述了。

第三，有研究表明一个给定的相对亮度差异，当构成这个差异的两个刺激较暗且背景较亮时，相对于刺激较亮背景较暗的情况，更容易被分辨出来。关于这一点，首先有阿拉戈采用测光装置，在一种或多种实验条件结合的情况下进行了研究，基于自己的实验[31]

做出了专门的论述，另外汉克尔也通过其他的测光实验发现了同样的结果，证实了这一情况（目前还未出版）。

最后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许多方面音高和颜色都可以进行有效的类比，但对音高适用的韦伯定律在颜色领域内却并不适用，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外情况。正如下面马上要提到的，音高实验考察的是对振动中可觉差异的等价性判断，而颜色则与之不同，因为无法使颜色的振荡频率等比例地变化。的确，在光谱范围内，眼睛一般很难分辨出颜色上小三度——甚至是大三度——的差异（一个比喻），但在黄色或绿色的范围内这种最小可觉差的变化却非常快，以至于从黄色到绿色过渡的每个可识别的差异都像个小半音一样突出。[32]此外，音调和颜色之间还有很多没有讨论的问题，因此它们之间的类比不能成立。

声音

关于声音，我们必须区分噪音和乐音，噪音没有特别的音高，只有强度可供测量，而乐音除了强度（声强取决于振幅，与其平方成比例），还有音高（由振动的频率决定，也是其物理测量的参数）。使用噪音和乐音都可以研究强度，但是要研究音高只能使用乐音。首先让我们先来对强度进行研究。

在维洛特的指导之下，伦茨和沃尔夫[33]使用正误法进行了实验，他们在合适的环境下，将滴答作响的钟分别放在与耳朵距离不同的几个地方，对响度的差异判断进行了研究。以下是他们的主要研究结果：

“如果两个强度较低的声音一个紧接着一个相继呈现，而且两个声音的强度比例达到100:72，那么在所有情况下被试都可以非常清楚地区分这两个声音了，而且随着差异绝对值的增加，判断的肯定性就越高。若两个声音的强度比例为100:92，那么正确判断的次数就会超过错误或模糊判断的次数，虽然超过的值并不大。”

这些仔细设计的实验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它们是使用正误法的良好示范，并且它们指出了我们对于声音响度差异的辨别能力相对较差，这些事实对于接下来的内容很重要。然而，这些实验并不适合于验证韦伯定律的有效性，因为它们的设计目标并不是研究不同绝对刺激强度下的差异感受的等价性。而下面的实验是有关于这方面内容的。

在福尔克曼完成了他的测光实验之后，我向他提到了韦伯定律普适性的重要意义。他当场就即兴发挥设计了一个实验装置，供我用来实现验证声音响度范围内韦伯定律的初实验，我当天就以低廉的造价将这套设备制作了出来。

这套设备是由一把能够自由摆动的锤子构成的，锤子会撞击到对应圆盘中的一个物体，物体的材质不同，要么会发出要么不会发出声音。一根坚固的编针作为摆锤的轴。这根轴是固定在一根横木中两个黄铜制成的孔上，而这根横木的两头又是固定在一块厚木板的两个顶端的。从自然状态上说，锤子重量是重或轻、锤子落下前相对于圆盘的高度是高或低、人距离设备的距离近或远等，都可能控制锤子发出的声音是变大或者变小。由于在最初的设计中，并没有设计用来判断锤子释放前高度的分度圆装置（机械中的专业术语），所以便在设备旁放上了一段有着几个高度标记的象限仪，每次锤子释放前的高度都依靠该象限仪来确定。锤子是木制的，撞击的是一个方形玻璃瓶。事先设定两种下落高度，对应两种声音之间的差异足够明显，能使站在设备旁的观察者无需了解具体下落的高度，就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哪个声音更大。但是这两种声音之间的差异又要足够小，能使得当这种差异减小一半时，判断不如上述情况中的那么准确，观察者有时会做出正确的有时又会做出错误的回答。然后，观察者朝向远离设备的方向分别迈出6步、12步、18步，以保证与设备之间的距离至少是最初距离的12倍。在每种距离条件下，都要针对两种下落高度多次重复同样的实验，与前面的实验相同，需要先呈现给观察者一个非常小但却仍可以确信是否存在的声音差异。如果距离变为原来的12倍，观察者听到的声音强度就变成了原来的1/144[34]，而两种高度产生的声音差异一开始就只是略高于最小可觉程度，因此假如对声音强度差异的判断是依赖于绝对强度的大小，那么此时的差异就应该变得无法辨别。然而，在所有的三种距离条件下，观察者对差异的判断却仍然非常有信心，而且成绩也和在设备旁边时一样好。

虽然这一实验设计和实验设备从某种程度上说仍很粗糙，但已经充分覆盖了其中的关键点，并且结论很有总结性，从中我们可以预见，就算采用更精密的实验设备进行更精细的实验，也不会得出其他的结果。福尔克曼后来的实验的确证实了这一猜想，他特地设计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实验，其中声音的强度能够增大100倍以上。然而他的实验中没有使用落锤法，而是在采取了适当的防护措施的前提下，让铁球自由落体到铁盘上以产生声音。我也参与了部分实验。在实验中，铁球下落的高度、铁球的质量以及观察者与装置间的距离，均可以在很大的范围内变动。在铁球下落轨迹的一侧垂直固定了一个刻度装置，用以精确测量铁球下落的高度及其变异值。从方法和结果这两个方面来看，这个实验与之前描述的其他实验是基本一致的。当绝对声音强度变化值达到最大程度，前后两次铁球下落高度的比例为3:4时（即声音强度的比例也是3:4，后面我们将会进行说明），正好足以使两名有良好分辨能力的观察者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一比值与伦茨和沃尔夫的实验结果非常相符。

下面是从福尔克曼的日志中摘录的，是有关实验的详细描述：

将一根标有刻度的棱柱竖立在一块平板上。可以通过三个螺丝调节棱柱以保持完全竖直。棱柱上有两只可以滑动的水平臂α和β。金属球从这两只滑臂指示的高度开始下落至平板上。使用拇指和食指捏起金属球，指尖靠在水平臂α或β上，然后小心地分开两个手指释放金属球。我有两个重量相同的球，左右手各取一球，这样就不需要在释放了第一个小球之后再寻找和提取第二个球，减免了一次动作。

观察者与仪器之间的最近距离为1米，最远为6米。

铁球先后两次下落高度的绝对值之比为3:11。

两个不同铁球的重量之比是1.35克：14.85克……

我和海登海因遵守上述的声音差异范围设定，进行了大量实验，结果发现，在声音的强度之比为3:4时我们能够非常确定地分辨出差异，而当差异比例下降为6:7时，我们就会变得犹豫不决并产生一些错误。

但是另一方面，在声音的强度之比为3:4时，费希纳却会频繁出错。不过，显然练习会影响他的判断能力，因为在实验末尾一次很长的系列测试中，他每次都能够正确判断出强度为3:4的声音差异，而在实验开始阶段他的错误次数多于正确次数，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实验之后，他的判断中仍有1/3是错误的，只有2/3是正确的。

早期的实验都是基于最小可觉差法的。出于我之前已经说过的原因，这种方法不能达到像正误法和平均误差法那样的精确度。因此无疑地，使用那些方法进行的实验都是值得商榷的。不过考虑到实验中声音刺激的绝对强度变化范围非常大，所以这些结果通常也足以证明定律的有效性。这些已有的实验最多只是在低值位上与定律存在一点偏离，我们没有必要为这样的概率水平给出任何理由。

关于此类实验中将要使用到的装置，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补充一些内容说明似乎是很有必要的。

沙夫豪特[35]曾经描述过一个使用下落的球发出声音，来测量对声音感受性的装置，不过这个装置只是用来了测量绝对感受性。

音摆也被用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伊塔德（Itard）[36]曾使用过一种测量听力障碍者听觉感受性的仪器，该仪器被称为听力计。仪器的构造是这样的，基座上有一根立柱，柱子上固定着一根横杆，杆上自由悬挂着一个锤制而成的铜环。铜环受到音摆的敲击而发出声音，摆下落的高度使用刻度弧来测量。

我自己也曾经制作过一个双音摆，结构与上述的音摆相似，差异在于我采用的是两个带刻度的音摆，它们分别敲击一块石板[37]的两边以发出声音；不过我还没有机会使用这个装置来进行实验。

接下来的评论是有关于这些装置相关的理论的：

如果忽略空气阻力和其他可能干扰因素的影响，那么当物体自由下落或者音摆敲击另一个物体时，产生的声音强度与下落的高度以及下落物体的重量成正比。[38]

实际上，声音的强度和发声物体振幅的平方成正比；而振幅（根据那个著名的公式）与粒子经过其平衡位置时的速度成正比，这一速度也是其离开平衡位置时速度。因此这一速度又取决于下落物体的重量及撞击时的速度。根据自由落体定律，下落物体撞击时的速度（即下落时的最终速度）与下落高度的平方根成正比。即下落物体撞击时最终速度的平方与下落的高度成正比，因此粒子经过其平衡位置（诸如此类的位置）时速度的平方也与下落的高度成正比。我们知道，无论物体是自由落体还是按照弯曲的路径下落，只要是经过同样的高度，对下落的音摆和对自由落体的物体而言，最终速度是一样的（假设轴的摩擦阻力可以忽略）。我们必须注意的只有一点，如果声音强度依赖于下落时的高度这一假设是正确的，那就不能在释放物体时为其施加初速度。因为实验中我们采用的下落高度值都很小，所以在这种条件下空气阻力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按照正常情况进行操作即可，尤其是使用铅作为下落物体的材料时。

以上论述表明，音摆发出的声音强度并不是和音摆释放时的角度φ（摆角）成正比，而是与释放时和最低位置之间的高度差成正比；换句话说，是与1-cosφ=2sin^2φ/2成正比。可以据此来校正音摆。因为cos45°等于=0.707而cos90°等于0，所以这两个高度产生的声音强度之比为比1-0.707（=0.293）∶1，约等于3比10。而60°、90°、180°对应的声音强度之比为1/2:1:2。只要摆角不超过60°，就可以将声音的强度近似等于摆角的平方，所以摆角增加为原来的2倍，声音便增强到原来的4倍，摆角增加为原来的3倍，声音便增强到原来的9倍。[39]

下面的简表列出了0°到90°之间的摆角对应的声音强度，以及从声音强度推出的摆角角度，90°摆角条件下的声音强度分别被定义为1（第Ⅰ部分）和10（第Ⅱ部分）。180°摆角产生的声音强度是90°时的2倍，90°到180°之间的摆角产生的声音强度均在这个范围之内。不过，我们一般不太可能使用大于90°的摆角。

声音强度与音摆摆角的关系

续前表

至于音高方面的研究，我们已经看到韦伯以及他引用过的德勒泽纳都进行过一般性的描述，他们采用了振动的次数取代了刺激强度。不过我很确定的是，德勒泽纳在自己书中提到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偏离某些音程（例如单音符、八度音程、五度音程等等）多大的程度，音调仍能够被区分出来，而不是直接研究韦伯定律所提出的问题，即两个音调（在不同高度）的振动次数比例保持相同时，它们两者间差异的可辨别性是否保持不变。同时并不需要专门设计实验去验证定律中的这个问题。毕竟，对于精通音乐的人来说，相同的振动比率对应着来自不同八度的两个声音间的同等大小差异，证明这一点是很简单的——甚至可以说是根本不值得一提——这样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证明比其他情境下的更为直接，而且甚至可以产生更大的差异。欧拉、赫尔巴特和德罗比什也曾在他们关于音调关系的数学问题中以这一事实作为结论的基础。

我有时会在实验中使用木质的音摆敲击木块发出声音，然后请一些精通音乐的人，让他们将45°摆角和90°摆角时产生的声音强度，与音高的比率对应起来。其中一部分参与者表示他们做不到这一点。而非常惊人的是，其中大多数可以完成任务的参与者（他们都是独立完成任务的，不知道别人的判断结果）都认为两个声音间的差异可以类比为四度音程。不过我不准备在这里过多讨论这些实验，因为它们都还很粗糙且未定型，而且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就我个人来说，我仍怀疑是否能够将两个声音强度的比率和所产生的音高感受进行直接的类比。但不管怎样，这些实验确认了伦茨与沃尔夫，以及福尔克曼得到的结果是可信的。根据这样的结论，我们就应该得知，这种相当广泛的声音强度差异（3:10）并不会造成巨大的感受差异。

关于这一问题，我联想到曾在莱茵合唱节上遇到一位音乐家［小提琴大师冯·瓦希莱夫斯基（von Wasilewski）］，他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一个有着400名男性的唱诗班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并不比只有200名男性的唱诗班更响。

重量

在本书我曾经提到通过最小可觉差法获得有关韦伯定律的结果，这个结果为重量判断中定律的适用性提供了第一个证据。韦伯的实验有着特别的优点，即在他的部分实验中，皮肤对压力的感受性可以与肌肉感觉相分离，而类似方法进行的其他实验则大多是基于两种感受的结合。另一方面，我自己通过正误法所进行的实验中，关注的则是在提举重量的比较过程中，这些感受自然结合情况下的结果，我马上就要讨论到其中的细节问题。通过我的操作模式，不能精确地区分这两种感受。然而鉴于韦伯定律保证了自己的准确度，所以每个对于定律的有效证据似乎都是有用的。另外，这些实验本身也就是作为检验韦伯定律的研究方法而存在的。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接下来的描述，会经常参照本书关于方法章节的内容。然而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回到其中的细节上。另一方面，读者会发现接下来讨论的内容中，包含了很多先前介绍过的证据和案例。

接下来将讨论两套重要的系列实验，一种是双手操作实验，另一种是单手操作实验（分别用右手和左手进行实验）。两种实验的过程基本类似，均包含六个水平的质量，即300、500、1000、1500、2000和3000毫克，两类实验的结果基本一致。单手操作系列于1856年的10月到11月间进行，双手操作系列则是在1856年的12月到1857年的1月间进行。这些实验的环境从本质上说，与描述的一般条件一致。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事实：

每个系列实验均包含了32个实验日，每个实验日里有12个实验区段，每个区段由64次重量提举组成，也就是说实验总共包括32×12×64＝24576次简单提举的试次。每一个标准重量P（其重量将定时更换）对应两个特定的增量比例值作为附加重量，分别是0.04P和0.08P。使用后一种附加重量更容易为被试察觉出变化，但从后续表格中可以看出，被试仍然会犯下相当量的错误，因为被试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这个结果的原因可以参考有关实验程序的阐述，其中被试的每次判断都仅仅是基于一次配对的重量提举，而不是基于多次重复的提举，在这个程序中被试对D＝0.08P的比较很少产生错误的判断。每天的实验中需要举起12×64＝768次重量，给六个标准重量中的每一个都分配了两个实验区段，每个区段64个实验试次，每天所有的实验试次均是与同一个相对D值进行比较，D值只有在数日或者数周后才会更改一次，这在下文中将会介绍。同时，每天实验程序中标准重量的出现顺序会按照升序（↑）和降序（↓）隔日进行轮换。无论是双手还是单手操作，每个标准重量都对应了32×128＝4096次重量提举的比较。其中2048次是与D＝0.04P进行比较，与D＝0.08P进行比较的次数相同，这2048次中，重量升序（↑）和降序（↓）的次数分别为1024次。双手操作实验中每天针对每个标准重量的128次提举是连续的。而在单手操作中则每64次左手实验后接着进行64次右手实验，并且接下来的实验部分中轮换两只手进行实验的顺序。D＝0.04P与D＝0.08P这两种附加重量条件，在双手操作实验中是两天一轮换，而在单手操作实验中则每八天一轮换。这样的实验程序导致在双手实验系列中，两种D导致的感受性值非常相近。因此这个实验系列可以用来证实我们的定律，即假如感受性h是固定的，根据D的大小就可以获得正确判断占总判断次数的比率r/n。[40]但在单手操作实验中情况则不同，如在我的评论中提到的，以0.08P作为附加重量的实验周中，感受性值与0.04P的实验周相比，前者较低。然而现在我们关注的是标准重量的大小对于感受性值的影响，这在单手实验与双手实验中的结果是一致的。

为了开始最简便的系列观察操作——即使这些观察并不是最精确的——我将先给出所有标准重量P对应的总正确判断数r。这些值是按照它们的主要条件进行分类，而不是根据四种主要条件准确对应的测量方法进行分类（即可以计算出t=hD值的方法）。但即便不进行上述计算，我们关心的主要结果，也可以通过正确判断的总次数r与所有判断之间的关系获得。对于同样的实验系列结果，即便采用了更精确的处理方式，也不能获得比先前更精确的证明结论。

这里使用的重量单位均为克。

为了防止下表中数字的意义有可能被误解，所以我将重点解释一下第一张表中的第一个数字。对应于P＝300, D＝0.04P, n＝1024（↑）的数字612表示，标准重量等于300克，附加重量为0.04P（也就是12克）时的实验日中，所有使用升序变化条件下（↑）的正确判断次数的总和为612，而在相同条件下所有的判断次数总和为1024。错误判断次数则相应地为1024-612＝412。其他数字的意义依此类推。自然地，因为最后一列的r是同一行中前面四列的数字加和而得到的，所以对应的总判断次数是前面各列n的4倍，即括弧中的4096。另外，最后一行的r是基于同一列中前面六个P对应的数字加和而得到的，所以对应的总判断次数是前面各行n的6倍，即6144。

Ⅰ.双手操作系列中正确判断次数r

Ⅱ.单手操作系列中正确判断次数r

可能读者会很容易注意到，在这里我略显不恰当地省略了有关表中不同条件下不同结果的讨论（比如对于不同的D值、左右手的差别、↑和↓的差异）。这些问题的细节将在《测量方法》一书中进行讨论。这里之所以分类给出这些差异结果，主要是为了展示不同条件但同样的程序情况下正确判断次数的变化，即正确次数随着标准重量大小的上升而缓慢上升，当重量达到最大的2000克或3000克时，上升的幅度就微乎其微了。当我们认识到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变化一致性后，就只需要关注最后一列数据，也就是在两个表格中，每个标准重量条件下n值为4096时的正确判断次数之和这一数字即可。

这些实验的数据应该可以直接且精确地支持韦伯定律，也就是在不同的标准重量条件下所有的r值应该不仅是相近而且应是一模一样的，因为附加重量与标准重量的比值在所有的实验条件中是一样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本实验数据与定律预测值之间的偏差并不是关注的重点，因为它与光感受性实验中那种真正的偏差是有差别的，这种偏差应该同样被视为是定律作用的结果。就像我们在光感受性实验中即使没有额外的光线，也必须考虑到内在光造成的影响一样，在本实验中，我们也要考虑手臂的重量甚至是覆盖手臂的衣物重量（在本实验中只有很轻的衬衫袖子需要考虑[41]），这些重量在没有提起外部重量P的情况下也是存在的，因为在提举物体的过程中这些重量一样也被提起了。现在，就像之前实验中当内在光相对于外在光小到可以忽略的程度时，定律就可以通过实验得以证实一样，在举起重量的过程中手臂的重量相对于需要提起的重量物也可以忽略时，定律也才得以成立。

实际上相对于理论值，我们只在最大的重量值上观测到不是很明显的偏差，而且这偏差是按着先前概念中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的；也就是说，正确判断的数量多少是随着P值的上升而上升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实验过程中保持不变的绝对增量A，也就是手臂的重量，这个重量增加到不断增加的标准重量P上（D值只是随P值成比例地变化），于是就有了D/（P+A）这个表达式来预测正确判断的数量，其中随着P的增长，分母中A起到的作用相比于P自然就会越来越小。当P值变大到超过某个程度，A的作用就可以开始忽略不计了。这个论断已经获得了实验证实。

既然手臂的重量是值得考虑的，但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P值从300克到3000克这个逐渐增加的过程中，并没有因为手臂重量的影响下降而导致P对应的正确判断次数显著上升的情况。令人更震惊的是，在最小的两个P值，即从300克增加到500克时，正确判断的数量并没有显著上升，甚至在双手实验中产生了小幅度下降。这个反常的现象我们稍候再进行讨论，它并不是一个常态的现象，因为第一，我们并不能确定手臂对自身重量产生的感觉是否和外部施加重量的作用方式一致。第二点，必须注意到当举起重量P时，我们是使用整个手臂为杠杆，被提举的物体位于杠杆的一端，而手臂的力矩（作用点位于其重心）相对较短。第三点，即便是增加了对力臂的考虑，我们也只是关注了肌肉的运动，而没有考虑压力的感觉，因为只有重量P能够对皮肤产生压力觉，而手臂的重量却不能。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我们必须考虑表中正确判断的数据并不是为我们提供一个准确的感受性标准，而仅仅是为了证明感受性随着标准重量的增加而变化。我们提到的问题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而且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下提到的实验环境问题，即当标准重量增加时，提举的时间顺序p产生的影响作用就会增加，同时根据内容，在这个事实下正确判断的次数总和，比无影响假设下的期望次数要略小。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误差的干扰，标准重量最大时的正确判断次数应比现在要更高一些，而且因此应该与标准重量最小时的正确次数间的差距要更大一些。这种情况在小附加重量0.04P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而相比之下，大附加重量0.08P中这个p的作用多多少少可以理解为消失了。因此我们会在双手操作实验中发现，1500克与3000克在0.04P条件下的正确判断次数分别为1321和1335，在0.08P时则分别为1592和1657。在单手操作实验中也是类似的情况，0.04P时对应的数值分别为1465和1460, 0.08P时为1687和1726。两种类型实验中表现出的数值差异是一样的，均为0.08P时的值大于0.04P时的值。

通过提到的完全补偿程序来彻底去除次要效应造成的干扰，这个方法主要是对四种主要实验条件进行分别的计算来实现分离。我们首先看到，在接下来的表Ⅲ中列出了根据四种主要条件计算的r值。而在表Ⅳ中列出的是根据基本表求出的t值（不包含子群）。在《测量方法》中我将给出单手实验中计算得到的数据。这里我不想加入太多的表。接下来关注的是对结论性结果的讨论，这在表Ⅳ的4hD和8hD两列中给出。表Ⅳ中剩下的数据和表Ⅲ中所有的数据都仅仅是为了给这个结果提供一个基础。不过在说明结果提取方法和证明方法的总体细节上，这些数据还是有用的，所以应该顺带展示给大家。

Ⅲ.双手操作系列中四种主要实验条件下的正确判断次数r

Ⅳ.根据前表得出的双手操作系列t值　n＝512，υ＝1

为了更清晰的表达我的观点，我想对两张表的第一个数据再进行一次解释：

表Ⅲ中当P＝300, D＝0.04P, n＝512时，r_1＝328这个数值意味着，标准重量P为300克，附加重量D为12克，在第一种主要实验条件（也就是D处于左边容器并且先被提举起时）下正确判断数量r_1的值为328。

表Ⅳ中对应的t_1＝2547是从基本表中推出来的，通过r/n＝328/512＝0.6406这个数值可以推算出相应的t值。表顶端n＝512和υ＝1表示每个t值是从1倍的512个实验试次（不包含子群）中得出的。

这样就可以看到r值在四种主要实验条件下的变化，并且能够得出标准重量变化带来的影响。当P＝3000时，正确判断的次数r＝244，因此比错误判断次数268小（由总判断数n＝512减去正确次数可得），所以我们得到的t值就是负的（见表Ⅳ）。顺带提一下，这样的情况在我其他的观察表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大家也可以自己使用表Ⅲ中的数据，通过介绍的规则，来完全平衡和确定p值和q值的影响，虽然我们现在对这些测定并不感兴趣。

而且，比较t值表中D＝0.04P和D＝0.08P时的总和值，检验它们是否有显著的成比例关系，也能够得出让人信服的有价值的结论；换句话说，0.08P条件下的总和值是0.04P条件下的两倍。这个事实证明了根据[42]所提到的方法进行的计算是正确的。不过在这里，我暂时不会对这些内容进行详细的说明。

关键的问题是，在不同P值条件下，表中根据t_1、t_2、t_3、t_4得出4hD和8hD对应的总和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持稳定。如果我们的定律是正确的，而且手臂的重量没有加在P值上（或相对于P很小），它们就应该是稳定的，就像用以计算出t的r值一样稳定。

两列4hD中和8hD列中的值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测量结果，前两列数据是有关于不同重量间的对比，而最后一列则将它们放在一起考虑。这些值同样是独立于有关不同容器的时间影响p和空间影响q的，也就是说，这些值是差别感受性h与附加重量4D或8D相乘得到的结果，所以对于不同的标准重量而言，其对应差别感受性的量度h值可以通过除以4D或是8D获得。[43]根据我们的定律，由于标准重量P与附加重量D是成比例的，那么除去手臂的重量，这一指标（h）与P也应该是成反比例的。但4hD与8hD的结果在不同的标准重量是一致的，所以上述这种假设不成立。现在既然这些偏差的等价性证明比成比例的证明更容易，那么我们将放弃计算h值，而是使用得出的4hD和8hD进行计算。

为了更清晰的总结之前提到的三列关键数据，我们分别除以4或8，只保留单独的hD值，具体见下表。根据使用的命名规则，在每列平均值上分别指定υ＝4和υ＝8，每列中的数据都是来自n的4倍或者8倍次数观测的平均值，n等于512。

Ⅴ.双手操作系列中的hD值　n＝512

如果我们想要定义hD的抽象概念，它在这里只是为证实我们的定律而存在的，对这个实验具有一定的意义，那么可以使用以下的方法：如果我们使用的每一个标准重量，并不是像标准实验中那样相同的相对附加重量，而是混合使用的成比例的附加重量，那么将其除以hD或给定几倍或几分之几的hD，总是能够得到相同的r/n分数。比如，在接下来的双手实验中，我们就必须将与标准重量2000和3000克成比例的附加重量值，除以与4500和4909[44]成比例的数值，这样才能得到同样强度的感受。

虽然这些并不是我们计算的确定结果——我们后面将会呈现——我还是在这里把它们列出来，因为它们和最终的结果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所以依然能够成为可靠的证据，同时它们的论证基础与最终结果间并没有太大的偏差。我们可以根据第八章给出的规则进行再计算。有人在不分组的情况下用相同的P和D进行了一整个月的观察，从中采集每个条件下正确判断的数量，最终获得了和基本表中的t值一致的结果。就像指出的那样，我倾向于在所有的实验系列中，根据不同的实验条件划分出每组n＝64的子集，然后分别计算它们的t值，最后将它们加起来并计算平均数，这样做是为了确认排除p和q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异。在双手和单手实验系列中均执行了上述的实验流程。在这里，列出每个从包含了64个实验试次的子集中获得的正确判断数量以及对应的t值，将会占用太多的空间。所以我决定限制一下内容，在这里只按照υ值将每个实验进行分割列出结果，以这种方式作为我在两种实验系列中的最终结论。

Ⅵ.双手操作系列中的hD值　n＝64

Ⅶ.单手操作系列中的hD值　n＝64

在这里我将通过表Ⅴ和表Ⅵ的对比，再次阐述一下计算方法中的要点。两张表都是属于双手操作系列，并且是基于同样的数据。它们的区别仅在于表Ⅴ中的数据是以n为512为基础计算hD值的，没有进行分组，而表Ⅵ是按照n为64进行分组来分开计算的。因为这个区别，后一个表中所有的数值都比前一个表中所有的值略大。假如这种区别相对于所有的数值都是一致的，就不必对这个问题太过担心，因为我们关注的只是成比例的变化。然而，也有数字变化的比例比其他数字要大。通过对每个实验系列进行单独的检验后我们发现了造成这个差别的原因，是因为执行每个系列的实验月份中，p和q完全不可能保持稳定，而是发生不规则的变化。通过将这些实验系列继续细分为如此多的子集，就可以忽略每组中的不规则变化，这样我们就能通过消除p和q的变异性而去掉这一不利因素的影响。因此，表Ⅵ的数据比表Ⅴ的数据更有价值。然而与此同时，两个表中的数据并没有出现决定性的差异，所以人们很可能选择第一个表，因为其中的数据更简洁。无论如何，对比这些表的数据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信息，即通过良好的分组可以使绝对测量维持相似的变化。

比较单手操作与双手操作系列的数据就可以发现，两组实验结果的比值在随着标准重量的增加而逐渐地下降，并且趋于稳定。

简单地看一下表Ⅵ和表Ⅶ中的数据，就会发现两者的结果几乎是一致的，另外除了在P值较高时，hD值随着P的增加而增加的幅度相对于r值要更加明显之外，两张表中的结果和先前r值表的结果也非常相似。总的来说，这些参数随着P值增加而增加的幅度明显趋于一致。

我们发现在双手操作系列中，三个最大的P值1500、2000、3000对应的hD值分别为4342、4500、4908，而单手操作系列中则分别是5682、5639和6152。P值从1500到3000间数值翻倍，而hD值相对只是仅仅增长了一点点——大概分别为1.13或1.08倍。

对于我而言，是非常有兴趣地看到较大重量值条件下的hD均存在等价性，尤其是两个最大的重量值2000和3000克对应的hD值也大致相等，因为它们对于我们定律验证是如此重要。我同时利用这个实验系列的机会，将双手操作和单手实验串联起来，进行一项两者间的比较。因为这两种实验在之前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一个接一个进行的，并没有提供任何的对比处理。另外，我也想进一步测试实验中获得的t值与使用的D值间的比例。

上述这项系列实验同样持续了32天，是于1858年的12月和1859年的1月间进行的，遵循的是描述的标准条件。虽然从时间上而言这次的实验与先前实验之间的间隔比较久了，但它们是非常类似的。每个实验区段由8个分组构成，每个分组包括64次重量提举。因此整个实验序列包括32×8×64＝16384次重量提举。每天改变标准重量值。单手操作与双手操作实验每两天交换一次。另外每天实验中每进行两个分组实验后，额外重量会在0.04P和0.08P之间更替一次，具体地说，就是当P为2000克时D值在80和160克之间更替，而P值为3000克时，D值在120和240克之间更替。同时在单手操作中，就如我常操作的那样，每隔64次重物提举之后，即完成一个分组实验后，我都会在左右手间交换一下再继续实验。

为了和之前的实验系列有所区别，这部分实验被称为单双手操作系列。我先通过表Ⅷ将预实验中四种主要条件下的r值总和列出。表Ⅸ则是将每组64次实验的结果，按照四种主要条件分类进行hD值的归集。虽然由于篇幅限制，我在这里就不给出具体的计算原理，但具体过程是与之前表Ⅵ和表Ⅶ中的是基本一致的。

Ⅷ.单双手操作系列中的正确判断次数r

注：当P＝2000时r的总和为5875；当P＝3000时r的总和为6002。

Ⅸ.单双手实验系列中的hD值　n=64

注：当P＝2000时hD的总和为31186；当P＝3000时hD的总和为32938。

如果严格按照之前的实验环境和计算方法来进行上述这部分实验，那么当P值为2000和3000时，表Ⅸ中的数据应该和表Ⅵ和表Ⅶ中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然而，我们发现本实验中双手的数据比先前实验中的要明显来得小。事实的确如此，而且在单手的数据中，当0.08P的情况下与先前实验暂且差异不大，但是当0.04P的情况下，本次实验数据就明显小很多。同时我们应该记得，单手类型实验在D值为0.04P与0.08P两种条件下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根据说明，后者显然不是前者的两倍，因为两类数据是根据不同时期进行的实验而得出的。这个结论支持的内容，即使所有的外部实验环境一致，也不能说不同时间观测的结论具有可比性。不过同时，这对于我们所关心的每个系列内数据的可比性并没有影响。

在这次这个实验系列中，我们发现当同一天中D值变化时，根据r值计算得出的hD值与给定的D值仍然成比例，这也验证了我们所使用计算方法的有效性。

在最终的结果中我们发现，当P值从2000变为3000时，hD值仅仅从31186变为32938。形成偏离韦伯定律理论值的准确原因我们之前已经解释过了，是因为额外的手臂重量没有参与计算。相比于其他表中的数据，9464显然大了很多，这可视为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此我们看到的差距比应该达到的水平要小一些。否则，当前实验对于之前的实验结果应该是一个完美的验证。

手臂的力矩对重量提举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很难事先进行量化，一方面是因为活动的手臂力矩很难测量，另一方面是因为肌肉感觉参与到整个实验过程中的程度也不够清楚，所以在假设我们的定律正确的前提下，有人可能会认为根据我们计算出的hD值就可以推算出增加到P上的具体数值。然而细想一下，仅仅以目前的这些因素来达成这一目的显然是不够的。

根据独立误差估计求和的统计理论，产生了以下的公式。假设肌肉感觉自身的作用可以表达为t′=h′D，给定重量D本身引起的压力作用表达为t″=h″D，则有以下表达式

我们可以用这个关系为基础来实现我们的意图。韦伯定律认为t′与P+A成反比，其中A可以通过之前的陈述来进行理解，而t″与P成反比。这样之前的公式可以改写成

其中c′与c″是常数。三个未知量c′、c″和A都需要从不同P值中获得的hD来确定。然而，即使我们能克服所有计算的困难，但我们依然要承认，较小的P值情况下感受性变化的不规则性仍然是精确计算的障碍。

当P值从300克变化为500克时，t值没有增加反而略有减小，这个异常的变化还不能够通过之前的理论解释。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由于观察次数不够导致的小概率事件（虽然这个可能存在，因为两者间的差异不大，而且需要很多数据去确认这种差异的显著性）。但抛开两套均包含了很多个试次的实验系列不谈，相对来说，t值作为P值的函数，其增量的最大值应该出现在P值最小的时候，因为其中手臂的力矩已经达到最大值，所以P的力矩也增加到最大。另外，除非在重量最小的实验过程中可能存在着特别的干扰条件，更何况它在重量较大时就会被掩蔽，那么按照我的观点，这种效应应该在测量过程中能被感受到。

虽然我对于这种异常的情况给不出任何确定的解释，而且我也完全认同需要通过新的实验来验证这一发现，但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提供类似的案例来说明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于自然界中。

有人假设可能压力的提高会造成感受性下降，这都是对神经末梢的机械压缩或者是与压力感觉关联的结构造成的（与感受能力的降低无关，根据韦伯定律感受性是与刺激的增加成比例的）。上述影响在重量较大的情况下消失了，相比于韦伯定律的影响，它应该具有一种更普遍更基本的原因解释，但可能只在重量轻的情况下才发挥作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P值最小的情况下t值不升反降。我不反对把这个影响与实验环境结合起来探讨，但一直困扰着我的是，虽然强烈的感受总是与很强的压力联系在一起，但相比于更强的接触，轻轻的挠痒这样的动作给人会造成强烈的感受，而且可能带来剧烈的反射行为。然而，我很愿意承认这个问题只是初步的想法，它需要更进一步的证据来说明，并且可能有助于后续工作的开展。

在有关重量判断和光的实验中，我们发现了韦伯定律普遍存在着下限这一事实，因为可以类推，很有可能还存在着一个上限，其中存在同样的数值关系。然而至今我的实验都没有继续探寻韦伯定律的上限，因为重量过大会对被试造成伤害。显然，我们采用正误法虽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远不足以保证在永远无害的前提下获取有效的数据。或许我们应该更倾向于使用最小可觉差法来获得更多的实验数据，而且不用担心对被试的伤害，因为这个方法所能达到的最高准确性程度与实验试次个数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紧密。

回顾之前所叙述过的内容会发现，韦伯定律在有关重量的实验范围内，对有效性的观察和对其有效界限内容的探究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的实验仅仅算是继韦伯提出其理论后迈出的第二步，目的是为了对原有的方法进行调整，后人研究时应当使用这些调整后的新方法。

我们只能说就目前看来，观测的结果与定律总体上非常一致，所以在既定范围内是没有理由怀疑其近似或准确的有效性程度的。然而，在下限时产生的异常，在上限时可能存在的疑问，对手臂重量影响的准确测定，对于触觉和肌肉感觉的明确区分，这些因素仍然需要未来实验的验证。总的来说，韦伯的实验是第一个对于这个定律进行的验证，但他的实验并不适合用来进行有关普适性的叙述。我的实验能够通过准确说明实验所在的环境，从而识别出数据中的偏差，但并不足以消除这些偏差。

毫无疑问的是，韦伯的方法中实现了压力觉的完全独立，其中重量压在手指的最后一节上，而整个手掌则贴在桌子上。韦伯在其论文中描述过他采用其他实验程序来进行关于触觉和一般敏感性的实验，在实验中，重量放在一块布上，观察者将布的四个角拧成一股，用一只手抓住，我认为这种处理能否独立于肌肉觉有待商榷。在这种方法中，如果重量超过一定的范围，布的四个角必然会从手指中滑落，除非观察采用更大的力量以对抗滑落的趋势，这样就会产生更大的压力。按理说，这种压力应该始终保持稳定，否则只会让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实际上，我想象不出能够精确地将肌肉觉完全独立的实验方法。或许相比于采用静止重量的形式，让球或小锤从一定高度落在皮肤上的方式，更适于有效地分离压力觉。将这种方式获得的结果与重量提举实验进行比较，将会获得相当有趣的结论。

不谈韦伯定律正确与否，人们可能按照我们刚刚描述过的方式，来直接解释实验中获得的结果，具体总结如下：

举起一个给定的重物，同时与另一个增加了附加重量的情况进行对比，那么如果给定重量增加，则也必须相应地增加附加重量，才能产生与先前相同的可觉差感受。

如果允许按比例地往标准重量上增加附加重量，这样保证其相对而非绝对的大小保持不变，那么由于标准重量的增长，相对重量增量也会略微变得更为显著。然而这个趋势是朝相等的方向发展的，在1500克和3000克两个标准重量水平下，为了感受到相同程度的相对重量变化，两者间所需要的附加重量变化比例差异却变得非常小，大概达到11:10。这意味着为了达到相同的可觉性，1500克和3000克的标准重量的相对增量必须达到接近11:10的比例，而不是完全相等；也就是说在正误法实验中，两者所导致的正确判断对错误判断的比率不是完全相等的。

随着标准重量大小的增长，产生相同感受性的可觉重量也必须正向地增长，但在低水平标准重量条件下却出现了例外。标准重量从300克增加为500克时，最小可觉差却没有增长，反而略微变小。另一方面，从500克水平往上，最小可觉差则一直在上升。

造成这个低水平标准重量条件下意外情况的原因并不清楚，并且在之前的文章中研究者们都只是进行了猜测。为什么标准重量增加后却没有发现相对等价的附加重量增加值，原因也许出在提举重量的手臂上，因为在提举重量的过程中还需要提起手臂，这样手臂重量附加在标准重量上，因此在计算等价的相对重量增加值时必须考虑在内，在计算标准重量时必须加上额外的手臂重量。

如果我们将多种附加重量加在同一个标准重量上，就可以更容易地发现当附加重量增加时结果的变化。因为这样能更好地感觉，所以在使用正误法进行重量比较实验时，在相同总实验次数前提下，正确与错误判断次数的比值有了提高。但是正确判断的次数却没有按重量增加的比率上升，而是按一个更小的比率增加。

基于给出的规则，根据基本表的数值，找到正确判断的次数随着附加重量变化的规律，已经通过实验结果获得了证实。

以上结果，是在标准重量为300、500、1000、1500、2000和3000克，同时附加重量设为标准重量的0.04和0.08倍的实验中获得的。假设重量提举过程中的时间和空间顺序导致的常误被消除的前提下，无论是单手还是双手提举重量，获得的结果都是一致的。

温度

当谈到韦伯定律在温度感受上的适用范围时，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韦伯[45]倾向于认为：“我们实际感受到的是皮肤温度的上升或下降，而不是实际温度的上升或下降的程度。比方说，人们通常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前额或者手哪个更暖，直到他把手放在前额上，当人们这样做的时可以经常感受到较大的温度差异，有时他可能发现自己的手更温暖，而其他时候可能是前额更温暖。”韦伯提到的很多其他体验也基本上证实了这种观点。然而，如果感受到的温度与一般或平均温度之间的差异足够大，则我们就很有可能可以感受到持续的温暖或是寒冷。

然而如果有人想利用韦伯定律研究对于温度感受的差异性，那么刺激与之比较的参照点不是绝对的零度，而应该是我们感觉起来不冷不热的温度水平，所有相应的温度感受研究都将围绕着这个水平点展开，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了解感受的差异可增可减，而韦伯定律需要解释的问题就是，温度发生等比例的相对增加时，即温度差而非温度的绝对值按照相等比例变化时，是否会带来相等的可觉性，通俗来说，即是否会带来温度感受的等比例增加。

根据一部分极不严谨的实验，我总结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准则，这些准则似乎只能在中等水平的温度下起作用，而不能适用于很热或很冷的温度条件。

我采用了最小可觉差法，用六天的时间进行相关实验（1855年12月）。实验设计借用了韦伯的方法，将同一只手的两根手指先后浸泡在两个盛有在不同温度水的容器中，浸泡的深度相同。实验使用的是莱比锡物理系内的一对格莱纳温度计（Greiner，一著名温度计品牌）来对水的温度进行精确和准确的测量，温度记录的精度达到0.5个列氏温度（R）等级。通过该温度计，可以将0.5度10等分或是将1度20等分进行简单估计。我非常感激将这两个温度计借给我进行实验的研究员汉克尔，他告诉我其中一个温度计测得的度数比另一个温度计高0.05度，我自己也证实了这个系统误差，并且在每次观察之后都对这一常误进行了校正。系列实验条件中其他的情况，我将在给出结果时进行必要的说明。[46]

温度大约处于10°到20°R范围内时，被试对温度差异的感受非常敏感，最小可觉差很难被精确测定。当感受性达到最大值时，任何可以忽略不计或接近忽略不计的差异都能被感觉到，因而感受性测定受到这种限制的影响，无法直接准确地测得。我的实验温度范围是从20°至正常体温这段区间，超过这段区间我的实验就不管用了，当在实验中采用的温度超过了冰点和体温间的中点值（＝14.77°R[47]）时，我发现实验结果特别契合韦伯定律，因为在这个平均值之上时，温度对应的最小可觉差正好能够和温度的增加成比例。在后面的实验中，需要记录的数据有温度差D以及对应的即时温度t，这些数据可供任何有关最小可觉差的计算所使用。差异D是根据观察时所使用的两个温度间差异的平均值进行定义的。D值的计算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最小可觉差是与温度减去14.77°得到的数值成比例的。下表的第Ⅰ部分的数值并不是特别有说服力，因为观察到的差异值太小了，并且可能都仅仅是为了说明在表格这部分的温度区间内，最小可觉差不明显。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表第Ⅱ部分中的温度是从19.13°开始的，因此我们可以参考这部分中的每一对观察值与计算值进行思考。

15.03°R至31.35°R的温度敏感性

表中的估算值，是根据每一个温度减去14.77°（t-14.77°）得到的值，乘以0.03623而得到的。这个常数值只是根据t＝19.13°至31.35°这段范围的观测而得到的。然而，在表格第Ⅰ部分即高于14.77°且低于19.13°的温度区间内，观测值D所对应的估算值，却也同样是通过这个常数值（如前文所提到的，这个数值非常小）来计算而得的。实验总共进行了六天，上表的数据仅仅是通过其中三天的观察得到的，因为其余三天的实验关注的只是温度低于平均温度值时的情况，会在后面的内容中单独介绍。

表格第Ⅰ部分中带星标的数据表示这个数据不仅仅是最小可觉察值，而是为了表示觉察的程度比最小可觉程度要高，即为了记录观察中可觉察（一颗星*）与可清楚觉察（两颗星**）两种情况。其中的一个区别是在我们关注的这个温度水平上（例如17°），可清楚觉察的精细度已经达到不足以从温度计上读出的程度了（其中两个温度计间0.05°的差距已经进行了必要的校正）。这样一来，也许有人会假设，感受性最强时的温度平均值范围应该在16°到17°之间，而不是前面所说的14.77°，根据上述数据结果显示，的确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然而根据存在平均温度附近这种小到几乎为零的差异值D进行推论，谁也无法保证获得的结果是正确的，因为除了感受性（衡量是否可觉察的指标）的变异之外，错误的数据读取，以及水温与温度计之间差异过小足以导致或隐藏了这其中的误差，即使我们已经采取所有手段来尽力减少这些误差来源也无济于事。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在一开始以14.77°作为计算的参照点对于实验是有好处的。

此外，在t＝20°以下的D值变化轨迹都非常像是误差导致的结果，但我们不能这样轻易地下结论，因为整个实验过程总的来说，是在我不了解两个容器中哪个水温更高的情况下进行的。我重复交换着浸在容器中的手指，直到我对结果非常确定时才进行判断，这样我的正确率很高，在大量的实验试次中，仅仅在接近平均温度时犯了一次错误，在这个区域内最小可觉差几乎接近于零。在这个案例后续的一项验证研究中发现，我判断出的最小可觉差异，它的正负方向却正好与我假设的完全相反，实际上在实验过程中我经常发现不了两个容器间的温度差异，而后通过温度计我发现两个容器间的确不存在温差，或者是它们之间的温差低于温度计可量度的最小范围。这个结果同时可以为温度计之间的相互检验提供数据，并且也能作为感觉的一般且可靠的证据。

检查表中的数据发现，平均温度参照点以下与以上的最小可觉差似乎没有呈现出对称趋势。后者的数据更符合韦伯定律，这是考虑到差异的精确程度而做出的判断。当温度处于平均温度与10°间时，最小可觉差仍然太小，以至于无法揭示出它们之间的任何关系，但是从10°开始继续下降时，最小可觉差快速大量地增长，甚至比平均温度之上的发展趋势，或者是根据韦伯定律推算的趋势都要来得快。通过经验计算我们可以相当精确地表示出D与T-t三次方之间的比例关系，其中T＝14.77°，t是观测到最小可觉差时的温度，那么为了根据温度读数获得最小可觉差，需要将（T-t）3乘以常数0.002734。这个结论显然是在很冷时感受性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得出的。当温度超过平均点太多，接近灼热感产生的点时，我们也可能发现类似的偏差。不过仍然可以看到，只有在温度高于平均点很多的情况下，这种偏差才会很明显，而低于平均点时则是立刻出现了偏差。

在+10.5°R到+4.5°R范围内，可以通过下面的公式计算供观测值进行比较的估算值，即

D=（14.77-t）3×0.002734

我用了数天来获取温度低于这个范围时的常数值，但由于数据的变化极不规律，因此找不到恰当的值。

4.6°R至10.5°R的温度感受性

虽然在观测值与估算值之间的差值有正有负，但实验结果显示观测值与估算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考虑到对这些具体的实验进行重复中存在的种种困难（尤其是这些实验事实与数据都是在不同的日期采集的），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已经让我非常满意了。毕竟我们无法确定每天的感受性水平都是相同的，也无法保证每天能够保持相同的主观最小可觉标准。假如我删除一些不合适的数据，显然还可以将观测值与估算值之间的相符程度再提高一些，但在计算开始之前我已经给出了所有有关最小可觉差的情况。我必须承认我所给出的公式，仅仅只能被视为是一个在特定范围内适用的经验公式。为了数据的完整性，后面会附上10.5°到14.20°之间的D值，这部分数据的给出不为别的目的，而只是让读者了解到这些数据可以被观察到，就是数值太小了。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使用的是前面这个公式，那么与根据计算获得的预测值相比，这些观测而得的数据仍多多少少要大些，这在观测数据的归集和计算中将会表现出来。

虽然我认真执行了这些研究，但仍有必要进行实验的重复，尤其是因为我们在低于平均点时采用的升序，而在高于平均点时使用的是降序进行的实验，这样会降低实验结果的可比性。为了确认韦伯定律在平均点以上范围内的有效性，我们需要比现有实验中更多的观测次数，所以本实验的结果也只能作为初始结论存在，可以与后来的实验进行对比。虽然未经证实，我还是想明确表示，韦伯定律在规定范围仍是相当有效的。我试图完成有关这方面的实验，或者重新再做一次。但由于没有时间，只好中断了，因为我还要继续下面的内容。

10.88°R至14.2°R之间的温度敏感性

*可清楚觉察而非最小可觉水平。

下面我补充说明一下这个实验的程序。

实验中用来盛放不同温度水的容器是两个大号黏土坩埚，因为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减缓水温的变化。坩埚中的水深大概达到食指的第一和第二个指节的中间位置点（从手掌处开始计算），这样正好可以保证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触底。因此接触到水的手指面积总是固定的。温度计固定在坩埚中一个合适的位置，保证水银泡正好没入水位的中部，并且在每次观察前都搅动一下。在坩埚中放入冰块或者提前在烤箱中加热过的金属或黏土器具，而后搅拌一下来调节水温。实验程序中先将两根手指放入坩埚中，完全浸泡直到手指接触到坩埚底，之后等待对温度的感觉稳定下来。之后两根手指分别不断交替浸泡到不同的坩埚中，直到观察者判断出其中的区别。如果温度感受性超过我称之为最小可觉的水平，温度需要向相反的方向变化，这样我就不能凭上一次的经验来判断哪一个容器的水温超过了对方，所以只能不断重复实验直到找到最小可觉差，上述的交换往往要在实验中重复多次（我不得不承认这个过程非常枯燥）。在被试做出判断后立刻记录温度。

虽然我需要记录的仅仅是我称之为最小可觉察水平的感受，但在我负责的记录过程中我会记下所有的感觉数值，并且尽可能地保证记录的一致性。这是为了能够按照下列顺序标记数值：

完全无法觉察、几乎没有觉察、刚刚能够觉察到（最小可觉）、觉察到、明显觉察到、十分确定、强烈、十分强烈。

通常来讲我们很难对上述几个叫法进行明显的区分。所谓“几乎没有觉察”指的是被试不能够非常确定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确，虽然在后面的实验中可以对这种模糊的感觉进行确认，但是仍可以说被试在这种水平下的判断是完全随机的。因此，诸如“几乎没有觉察”、“觉察到”和“明显觉察到”这三个水平其实是非常相近的，即使是不同日期里进行的实验也是如此。所以，我将上述三个水平对应数值的平均值记录为最小可觉差，并且这样的程序还要重复多次。

当然，除了最小可觉差法，我们还需要采用其他方法研究的结果，以对这方面进行补充。福尔克曼指导医学院的学生林德曼（Lindemann）使用平均差误法进行了实验，并以此作为他博士论文的主题。然而我们从这个实验中并不能获取太多信息，因为虽然实验温度范围扩展到7℃到45.55℃，以及14.6℃到45.55℃两种，并且每个范围条件下都含有两个温度升序和两个降序系列，但每个温度区间内的实验过少，所以这个使用平均差误法进行的实验被我们排除了。这个实验程序中右手齐腕浸泡到水中，在温度升序实验中总是先浸泡在较热的水中，而在温度降序实验中先浸泡在较冷的水里。[48]然后再加入更热或更冷的水来中和温度，以作为下一次感觉判断的对象。

在两个升序的实验系列中（即当林德曼通过先后加入热水的方式来调节两个容器中的温度），总是存在正向的误差，而两个降序的实验系列中总是出现负向的误差。有人可能会问：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升序和降序系列中温度变化的范围包含了两个相反的方向，还是因为在单个实验试次中，热水和冷水的变化方向都是朝着相反方向进行的？我们可以从每个实验系列中的第一个试次所处的环境条件来验证后一种说法的可能性。关于这方面内容以及其他问题的准确细节，都是缺失的。

此外，我们在某些关键因素中发现了常误。随着温度递增或递减，每个实验系列中的单个误差发展仍具有规律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几乎所有这些误差都是恒定的，因为变化的误差必然在具体表现上存在着不规律性。而这个实验中这种规律性是非常不显著的。

第一个升序的实验序列，温度范围在26.4℃到38.8℃（含）[49]之间，一共有23个试次，这其中除了五次例外，其他均产生了+0.05℃的固定误差。在相对较高或较低的温度下，误差会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很小且略不规则，结果在39.4℃到45.5℃这一区间内产生的误差值只有0.5℃、0.6℃、0.7℃和0.8℃四种，而且多为下降的趋势（例如，在升序实验序列中，一开始在14.6℃条件下误差为+0.5℃，之后在16℃和18.2℃时变为0.4℃，依此类推）。在第二个升序实验系列中，温度范围为31.35℃至42.9℃，其中有14个实验试次，它们均无一例外地出现了+0.05℃的误差。温度为44.8℃与45.1℃时，误差增大为0.1℃，而温度为7.9℃与8.4℃时，误差减少为+0.25℃[50]。第一个降序实验系列中，从41.5℃至19.5℃的区间内，有22个实验试次，得到的误差是-0.05℃，但有3个例外；在44.7°时误差增长为-0.1℃，7°时增长为0.29℃。第二个降序实验系列中，从41.65°至19.35°的区间内，有21个实验试次，得到的误差是-0.05℃，没有例外；在44.9℃时误差增长为-0.1℃，7.55°时增长为-0.25℃。

上述实验与我的实验相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在一开始的温度区间内误差几乎不存在，相比于温度越来越温暖的趋势，在温度越来越寒冷的情况下，误差增加的速度更快且幅度更大。该实验中的误差，比起我的实验和先前韦伯实验中的最小可觉差要小得多。这里并不存在矛盾，因为根据我提到的内容，平均误差应该总是小于最小可觉差的。这个结果也可能部分归结于实验程序的不同，因为我只使用了两个手指上的两个骨节，而林德曼则使用了整个右手。另外一个实质性的区别是，林德曼发现在体温附近的误差值最小，而在我的研究中则是发现在平均参照点附近的最小可觉差最小。同时，由于林德曼实验中的误差从整体上看近乎稳定，所以没有办法证实两种实验结果间是否真的存在矛盾。不管怎么说，这部分内容需要更多的实验来进行验证。不过我们至少可以总结说，仍可被识别的差异以及与平均参照点之间的误差究竟能小到何种程度，想要通过精确的测量而获得是很有难度的。

类似于我在重量判断实验中所使用的正误法，或许是最适合这个实验主题的方法。不过实际上，人类很难像感受重量和重量差别那样感受到恒定的温度和温度差别。然而，似乎通过尽可能地减少导致温度变化的因素，例如，必要时在每10次实验观察之后重新记录校准温度值，有可能帮助我们获得有用的结果，尤其是采用基本表进行可能的数据简化之后。

广延感受性大小（视觉或触觉大小的测量）

为了对韦伯定律的一般性描述进行补充，图宾根的医科学生哈格梅耶尔[51]，使用正误法对韦伯定律在视觉上的适用性程度进行了近似的证明。然而他的实验有太多值得商榷的部分，因为他的实验试次数不足，并且由不同实验试次组获得的平均数不具有可比性。因此，这种结论的有效性受到限制。实际上，实验的内容包括了对给定线段长度与其之前所呈现线段长度的比较，这些给定长度线段部分是水平呈现，部分是垂直呈现。这些线段长度均为按比例增大或减小。实验记录者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标准线段长度与被比较长度之间的不同呈现时间差对被试结果的影响，以及被试判断了几次变长，几次变短，几次正确，几次错误，还有几次没有判断。哈格梅耶尔自己也承认，实验中正确和错误判断的比率不是由线段间的绝对差异决定的，而是由相对的比例大小决定的。总之，哈格梅耶尔的研究是不正规的，因此在这里我不会提到其中任何特殊的结论。

我的实验和福尔克曼的实验中均使用了平均差误法，其中被试需要观察两个小点或是两条平行线之间的间距，间距范围在10至240毫米之间，与眼睛的距离在1英尺至800毫米范围之间，结果发现误差或平均误差之和与间距几乎是成比例的关系，这与期望相符，为定律提供了确定的证据。另外，在福尔克曼的——以及他指导了阿培尔（Appel，是一名视力极佳的学生）进行的——实验中采用了0.2到3.6毫米的微距，但这个正常的视觉距离范围内却没能发现任何成比例的结果。数据中误差或平均误差的总和（排除了常误之后）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我称之为福尔克曼常量[52]；另一部分我称之为韦伯变量，根据韦伯定律，它是与标准间距成比例的。可能前者在对较大的间距进行实验时会有很好的效果，但它与另一个误差部分组成，即与间距成比例的误差部分相比实在太小，以至于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另外我们一直不能获知如何对前者进行测定，而在非常小的标准间距情况下，前者就在可变误差总和中占据较大的部分。就如福尔克曼所认为的，在诸如0.2和0.3毫米这样极小的间距条件下，这种误差同样会由于兴奋的传播而被异常放大。

可以看出在这里，我们讨论的问题同样也是韦伯定律的适用下限问题。另外我们还会发现可能还存在着一个上限，对应无穷大的间距。

下面将列出主要的实验结果。它们均属于之前提到过在其他感觉实验中曾出现的纯粹可变误差Δ的情况，并且总是得到纯粹的误差之和∑Δ；同样我们还经常（当我对结果进行计算时）根据每个间距进行分组，每个小组中均包含m次观察，分别计算每个小组的纯粹误差平方和∑Δ^2。因此每个用于计算总和的误差数量应为μm。μ和m的值分别是从单个实验系列中获得。在对每个水平行进行求和时，μ的值应该翻倍，因为这些和总是由两个特定的和值相加得出，分别如L和R或者O和U。当一组对比长度为水平放置时，在观察次数相等的前提下，分别统计标准间距位于左边或右边（L或是R）情况下的结果，当为垂直即一上一下地放置时，则也分别统计当标准长度位于上方或者是下方（O或是U）情况下的结果。

只有测微组V使用的是垂直间距，即比较水平线之间的距离；其他所有组都使用的是水平间距，即垂直线之间的距离（当使用的是线的情况下）。

通过简单求和∑Δ的方式就可以直接得出间距的比值，而没有必要先进行平均误差ε=∑Δ/μm的计算。如果需要，误差平方和可以用来计算二次平均误差，即

通过这个值可以确定概率界限内数据的稳定性和常规关系，即

但在这里我需要省略关于这种关系的检验方法。我们同样还可以用来证明误差平方和∑Δ^2除以误差和的平方，再乘以观测次数的两倍（这里即2μm），得到的结果约等于鲁道夫常数π，这可以非常容易地从先前的函数关系中推导出来，而且已经在其他研究中获得了更加彻底的证明。但不巧的是在实验系列Ⅰ和Ⅱ中，最小距离并不能给出这样一个证据，这是实验环境所导致的，在这里尚无需注意这些问题。不管怎么样，我们没有必要特别关注这些关系。

这里提到的所有实验系列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常误。具体情况我暂时就不说明了，在《测量方法》书中将会详细阐述。

实验系列Ⅰ：费希纳（1856年12月9日—1857年1月17日）

实验使用了五个水平距离。这些距离是通过两支圆规的脚间距测量出来的，两支圆规相邻地放置在我前方的桌子上。圆规整个被盖住，只露出两个规脚。被试观测距离约为1巴黎英尺。脚间距用带有横线刻度的尺子测量，刻度线的间距代表0.05个巴黎行（刻度线本身的宽度约为0.06个巴黎行）。将圆规覆盖起来是为排除圆规张开的角度对间距估计可能造成的影响。不过实验中仍然存在着小问题，具体表现为圆规的两脚由于从覆盖物中突出来，因此当间距较大时，它们的倾斜度就相比于间距较小时更大。在后续实验中使用平行线来消除了这个问题。不过在任何实验条件下，这个问题从本质上说都仅仅只能影响常误，而不会对纯粹的可变误差产生影响，这在接下来的表中可以看出，可变误差与长度之间仍正好存在比例关系。

为了使数据的解释过程中不出现任何的误会，我将单独解释表中的第一个数据；这样大家就可以很容易理解其他数据。

当间距D＝10时，即前面提到的10个0.05巴黎行，标准间距位于左侧时的纯粹误差之和∑Δ＝20.27；也就是说，将所有正的和负的绝对误差的绝对值加在一起得到的是20.27个0.05巴黎行。表头的m＝60，μ＝2的意思是，和其他行一样，L和R均是由2×60＝120个独立误差构成。不过每个这样的误差和并不是正好从120次观察中获得的，而是根据两组60次观察的结果分别求和而得。之后分别确定距离的平均误差和绝对误差。

距离阈限值，费希纳实验系列Ⅰ　m＝60，μ＝2　单位：0.05巴黎行

实验系列Ⅱ：福尔克曼（1857年3月22日—4月1日）

用三条每条长220毫米的平行白线来确定八种水平间距，用重物紧紧固定，放置在距离眼前大概800毫米的黑色背景板前。白线可以根据一把固定在恰当角度的水平尺的标记来进行移动，并且读数直接精确到毫米。

我报告了两个版本的总和∑Δ值，一个是m＝48，μ＝1，一个是m＝16，μ＝3，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已有的程序来检验其中的差异。

距离阈限值，福尔克曼实验系列Ⅱ　（1）m＝48，μ＝1　单位：1毫米

有人可能会注意到，两种计算方法之间的差异在大部分D值水平上都非常小，但在两个关键水平即D＝40R和D＝160R时却有较大差异。当这些实验系列被仔细复查时，就会发现这个事实是与常误的巨大变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53]既然数据分组后更利于控制，那么我们就会倾向于选择后一种计算方法而不是第一种。

实验系列Ⅲ：福尔克曼（1857年12月6日和17日）

采用同样的条件对先前的实验系列进行了重复，最小的两个距离没有再参与实验。

距离阈限值，福尔克曼实验系列Ⅲ　m＝16，μ＝3　单位：1毫米

非常有趣的是，表中最后一列数据显示出L和R的结果非常相近。这证明了绝对可变误差是独立于白线位置的，无论左右都是一样的，而这里没有提及的常误则是非常依赖于位置因素的，并且在L和R原始误差之和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三个实验都充分证明了∑Δ与距离成比例。将误差和除以距离即可明显地看到这个结果，每个实验都证明了商数的这种恒常性。通过这个方法（在第二个实验系列中采用的是m＝16，υ＝3这部分数据）可以得到以下数据∑Δ/D。

距离判断中∑Δ与D的比例值

如果需要计算每个单元距离对应的平均误差或者需要距离的平均误差分数，可以用以上数据的平均值，除以对应的每个实验条件下观察到这个数值需要的实验次数。我们必须将每个表头的m值和μ值的乘积再乘以2，因为μ值原本是分别对应L和R，但是在这里需要结合到一起计算。因为相比于较短的距离，较长距离条件下较大的误差之和能够给我们提供更精确的值，所以将所有的误差之和加到一起就能得到更准确的结果[54]，这个和的结果在表的最后一行中有给出。然后将得到的结果除以所有的距离之和，得到每个距离单元上的误差和平均值，再用这个误差值除以2μm。

最后得到如下结果：

因此可以得出我的距离估计误差平均值约为1/60，福尔克曼在前一个实验（Ⅱ）中的误差约为1/90，后一个实验（Ⅲ）中的则为1/100。这个比例在每种距离条件下都是保持一致的。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简单地将平均误差值乘以0.845347计算出或然误差，所得到的值可能超过实际值，但也有同样的可能达不到实际值。或然误差结果一定会小于平均误差，因为在正态分布情况下，相比于较大的误差，较小的误差更频繁地出现。详细内容在我的《测量方法》中有介绍。

读者可能会发现福尔克曼的估计精度要比我的高。其中的原因要么可能在于判断三条平行线间的距离要比相邻的圆规脚来得容易，要么是因为他的视觉敏感性要比我好（事实上的确如此），或者可能两种原因兼有。这需要后续实验来进行确定。显然这些针对大量个体和不同的观察条件下，所开展的有关于极端值和平均敏感性值的广延感受性实验，将会是非常有趣的实验。结果可能依赖于不同的因素，比如福尔克曼实验中，横线是否移动，中间的线是否经过调整，观察过程使用的是单眼还是双眼，而且两点或两条线之间是垂直还是水平关系抑或是存在角度差，覆盖物是方形的还是圆形的，都会影响实验的结果。无论条件如何，我们都必须仔细考虑常误的大小和种类。然而，我们在这里关注的只是定律本身而已。

福尔克曼的第二个实验系列中得到了相当小的平均误差，相比他的第一个实验更加精确。这个差异可能是由于练习效应导致的，因为第一个实验和第二个实验系列之间还进行了很多次的距离判断（包括所有的微距判断），虽然第一个实验系列被分为了两个分系列但其内部的改善作用不够明显，这通过对部分实验系列进行专门性的检查就可以得知。

可能有人会发现，福尔克曼本人在视觉范围内的平均误差与视觉强度的最小可觉差非常地一致，这是个有趣的现象。然而，这样的一致性并不总是普遍存在的。

在这里我使用的是诸如1/60、1/90和1/100这样的近似值，而没有使用前面精确计算得到的类似1/62.5这样的数字，因为后面这类数值是基于不同m得到的，同时m值也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都不高。根据我的评论可以看出，误差之和以及因此得到的平均误差越小，其对应的用以获取误差值的m也越小。这种论述的证据可以在实验系列Ⅱ的数据中获得，如根据0.011287（1/88.6）和0.010808（1/92.5）这两个基于单位距离获得的平均误差值，就是很好的说明。两个值来自同样的实验过程，但是第一个数据是由分组m＝48的条件得出的，而第二个数据则是由分组m＝16的条件得出的。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差异并不是十分显著，但这种差异确实存在并且值得考虑。

如果我们想使数据常态化，也就是使结果能够适用于任意的观测次数，那就需要进行校正。根据我简要提到过的公式，以及我在《测量方法》一书中进行过的理论推导，可知校正就是通过将每个值乘以（3m+1）/3m来实现的。因此我们将60、48、16和16这些m值分别代入公式进行校正之后得到以下结果：

如果说这种校正可以提供完全补偿，那么实验系列Ⅱ中的第一和第二个结果应当完全一致。实际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两个值逐渐相互接近，差值的程度也逐渐可以忽略不计。也许有人倾向于认为剩下的这部分差值是因为数据校正并不是基于绝对和确定的测量基础上，而仅仅是依赖概率论，所以会由于随机波动而残留一些细微的差异。然而我通过对类似的情况进行仔细的分析，发现这并不是一个随机因素造成的结果。因为我在第八章中已经简要提到过，可以证明这种偏差总是会往一个方向发展。[55]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是我们的校正不允许常误中存在可变性，因此当m值较大时就会对可变误差造成污染。所以m＝16时的校正值1/89.7相比于m＝48时的1/88.0更可取。

因为在我自己的实验系列Ⅰ中，常误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它的变异几乎不能对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1/62.1这个校正值可以被认为是足够精确的。因此我没有对这个数据的有效性给予特别的关注。

下面我们应该回过头来看一下微距实验系列中的结果。这些实验均使用千分尺来完成，最小距离单位为0.01毫米，该单位还可以再十等分来进行估计。后续表格中使用的单位为0.001毫米，比如距离300指的是0.300毫米的实际距离，误差和265则等于0.265毫米。其中的小数部分——实际上它们是多余的——是因为对原始误差进行校正后而产生的。

设备中的距离[56]是三根0.445毫米粗、11毫米长的细平行银线之间的距离来定义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距离观察这三根线，距离值总是以整的毫米数据表示，观察要么是对着牛奶色玻璃灯罩制成的台灯进行，要么是对着明亮的天空进行。

福尔克曼的实验系列中，最小距离值在括号中列出，因为这些距离并不适用于这一实验系列，在后续计算中直接删除。产生这种偏差的原因是因为银线在光照下会反光，导致在实验中被试很难看到这些线。福尔克曼发现这种问题条件下进行的估计很难与其他距离条件下的进行比较。阿培尔的视觉非常敏锐，这种反光对他来说不成问题，所以在他的实验数据中没有进行这种删除的处理。

除了这里介绍的微距实验之外，还有两个另外的微距实验系列，这里就不再进行介绍，因为实验设计中的距离过小，两个点或两根线之间太过接近，同时得到的数据也非常杂乱，没有规律可循。

实验系列Ⅳ：福尔克曼（1857年3月22日—4月1日）

实验内容为判断333毫米之外的七种水平距离。

距离阈限值，福尔克曼实验系列Ⅳ　m＝30，μ＝4

实验系列Ⅴ：福尔克曼（1857年4月至6月的某个时间段）

实验内容为判断333毫米之外的六种垂直距离。

在垂直距离的实验中，观察者为了克服判断时视力不清造成的困难而佩戴了眼镜，不过在所有的水平距离实验中观察者均没有佩戴眼镜。

距离阈限值，福尔克曼实验系列Ⅴ　m＝96，μ＝1

实验系列Ⅵ：阿培尔（1857年5月和6月）

实验内容为判断370毫米之外的七种水平距离。

距离阈限值，阿培尔实验系列Ⅵ　m＝48，μ＝2

实验系列Ⅶ：阿培尔（1857年10月）

实验内容为判断300毫米之外的六种水平距离。

∑Δ的计算进行了两次，一次使用的是μ＝2，一次使用的是μ＝6。

距离阈限值，阿培尔实验系列Ⅶ　m＝33，μ＝2

将这些表中的数据结合起来（除去括号中省略的数据，原因在前面已经叙述过）就会发现，一致性不仅出现在同一个观察者的不同系列实验结果中，在不同观察者的结果中也同样存在。误差和随着距离变大而增大，但是它们与距离之间的比值却比预期来得小。即使是我们省略的两个额外实验系列中的数据，也同样完全支持这个结论。之前曾提到过，我们可以将误差视为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在不同距离之间保持不变的，称之为福尔克曼常量。我用字母V来表示它。另一部分误差与距离大小成比例，叫做韦伯变量，其在单位距离下的值我用W来表示。对于每个距离而言，W必须乘以相应的D值，才能给出成相同比例的WD值。

根据误差源的结合法则，每个距离对应的误差和∑Δ由V部分和WD部分组成，但不是简单地将两部分值相加。因此不能写为

∑Δ=V+WD

但是两类误差的平方和与误差和∑Δ的平方应该是相等的，这样我们有

（∑Δ）2=V^2+（WD）2

因此可得

因为误差和的平方（∑Δ）2相比于平方和∑Δ^2有更高的优先级，根据误差论就可以将上述等式中误差和的平方换做是误差的平方和。然而从生理学因素上来考虑，或许和的平方的形式更加符合，后面我会继续提及这个问题，并且我使用这一推论作为后面内容的基础。

通过理论推导和根据我们的实验直接可以得出，两个给定的独立误差源，其中一者产生了误差总和A，另一者为误差总和B，当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不可能简单地认为它们的误差总和正好就是A+B，而是会产生一个比这个加和值小一些的结果。平均来说，产生相反符号的误差概率与相同符号的概率基本相同，但只是在后一种情况下，两者合成产生的误差才等于它们的总和，而在第一种情况下两者合成产生的误差却等于两者之间的差值。理论上来讲，各个部分误差平方的总和一般（严格来说，是在相似环境中对误差进行无数次取值的情况下）是等于组合后结果误差平方之和。同样地，各部分误差和的平方总和，一般来说也等于组合后结果误差之和的平方。这些理论推导出的结果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两个相互独立的实验系列来进行检验，采集它们的实验误差作为独立误差源；通过代数方法我们将两个误差相加，再与两个实验合并之后获得的误差进行相比，看它们是否相等。我真的非常确信，根据误差平方和与误差和的平方都能够达到对理论结果进行校正的目的。我做过很多实验证明了这一点，在其他地方会详细解释。

只要在观察的时候，存在一个独立于距离的误差源以及另一个与距离存在特定关系的误差源，那么接下来的推理就会与这两个部分有关，并且可以使用先前的等式。所有关于有效性的疑问假设都可以通过观察实验本身来解答，因为只要它们是有效的，我们就可以反过来计算诸如V和W这样的数值，来证明初始观察数据可以根据这些公式来进行表示。

通过两种距离条件下的观察结果就已经足以计算V值和W值。分别使用实验系列Ⅳ中D＝800和D＝1400两种取值下的误差和1541.5与2275.7，并将L和R的条件组合起来，根据以下方程组

V^2+800^2W^2=1541.5^2

V^2+1400^2W^2=2275.7^2

我们可以轻松求得未知的V^2和W^2的值。之后再通过求平方根得到V和W。

如果存在两个以上的距离值及其对应的误差值结果，就可以基于所有的这些组合来获得相应的V和W。但在计算V和W对应的误差和之前需要验证另一个假设。即组合中各种条件下的V和W的值必须高度一致，这样剩余的误差值就可以被认作是实验中无法补偿的随机变异。通过对大量此类数值进行平均，可以更准确地计算出V和W。

这种方法只有一个缺陷：虽然当观察结果完全符合假设时，每种结合方式的最终结果之间的差异很小，以至于结果之间可以通用，但由于用以组合的数据选择具有主观性，不同的结合方式会得到的最终结果仍是不同的。同时，最小二乘法仍然是可取的，因为它排除了所有的主观性，并且能够让我们达到最接近于真实结果的值。下表给出了按照这个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其中L和R的结果被组合在一起，而且没有采用相等的m值或观察距离（这在后续内容中将补充）。[57]用正负号标记或然误差，μ值是一个包含了L和R的有效组合——换言之，表头观测的μ值应该翻倍。

基于原始误差之和根据等式V^2+D^2W^2=（∑Δ）2计算出的V值和W值

如果想验证我们有关福尔克曼常量和韦伯变量的假设，我们就需要首先考虑或然误差值，这个值相比于V和W的值要小很多。其次，我们需要根据不同D值对应表中的V和W值计算（∑Δ）2或∑Δ的值，使用V^2+D^2W^2=（∑Δ）2计算前者以及使用

计算后者。对比计算出的值与观察值，可以得出让人满意的一致性。下面将给出（∑Δ）2的汇总结果，出于简洁的考虑省去所有的距离值。所有的数据都取自前几张表中的观察结果，括号中的数据没有使用。

根据前几张表中的V和W值计算出的（∑Δ^2）值与实际观测值的对照表

观测值与计算值之间的一致程度都比较高，除了实验系列Ⅶ中的个别数据偏差较大。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在很小的距离范围内，韦伯定律同样适用于视觉距离判断，不过这事先必须先对数据进行汇总整理。

我个人对使用大量的其他方法进行数据评估比较感兴趣。虽然结果从本质上说差异并不是很大，但是这有助于根据结果来决定如何在不同方法中进行选择。这里采用不同方法对实验系列Ⅳ中的数据进行了处理。

1.区别于之前将L和R相加，这里分开进行计算，但仍然使用相同的程序。得到的结果如下：

2.有人可能认为将等式表示为

更适合作为最小二乘法计算的基础，因为（∑Δ）和（∑Δ）2均可直接观察到。但是专家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等式失去了原有的线性，并且需要更多的计算进行结果的校正。我将实验Ⅳ中L和R的数据分别根据这种方法进行的计算，结果如下：

这些值与之前的计算结果只存在细微的差异。因此没有必要继续采取这种复杂的方式进行计算。

3.为了从等式V′2+D^2W′2=∑Δ^2中得到常量V′和W′，我采用了偏差平方和进行计算，而不是之前的误差和平方。因此对于L和R分别有：

根据统计理论，∑Δ^2和（∑Δ）2的关系为：

其中π值等于鲁道夫常数。根据这个公式，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与前面的V和W近似的值。

我采用第1点中的方法对实验Ⅵ和Ⅶ中L和R的数据进行了分别计算。实验Ⅵ的结果如下：

实验Ⅶ的结果如下：

之前所有表格中的V和W是根据每个实验系列中的误差之和计算出来的，因此与各个总和成比例。然而，不同实验系列是基于不同的距离而获得不同的误差值的，所以要根据实验结果表头的μm乘积来进行计算，所以不同实验系列中的数值必须分别除以误差的个数：120、192、192、132。这样得出的V和W才是平均值。因为每一系列的实验基于不同的m值，所以对于有限的m值，考虑将结果同样乘以（3m+1）/3m是一个妥当的方法。不过这个校正产生的变化值很小。最后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由于观察距离不同，数据估计的结果并不总是相同。不过这一因素对于W没有影响，因为W总是表现出同样的比例误差（虽然刺激间的距离从远处看来会变小），但这一因素会影响V，因为V在所有距离条件下都保持同样的绝对大小。为了使不同观察距离条件下的误差具有可比性，我们必须将它们统一为相同观察距离条件下的数值，采取的处理方式就是求倒数。然而首先，我们必须将所有的观察距离值加上7毫米来进行校正，这个7毫米正好是从角膜到光线交叉点[58]之间的距离，举例说明，实验系列Ⅳ中的观察距离是333毫米，校正之后就变成了340毫米。

如果我们采用这三种缩减或校正方法，将所有的值缩减到从333+7毫米进行有限次数的观察水平，就会得到与之前结果都不相同的下表。

根据距离眼节点340毫米条件下的误差值进行校正缩减后的V和W值

这个表中的数据很有趣且值得注意。福尔克曼在实验Ⅳ中使用水平微距值得出的W值为1/79.1，这与仅仅是稍早前的实验系列Ⅱ中，使用相对更大的距离得出的1/89.7之间差异并不大。这个值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只是在一个系列实验中V造成的差异性逐渐消失后得到的W值。任何仍然存在的差异可能都是由于实验方法的不同造成的。

另一方面，使用微距进行的两个实验中，采用水平距离进行的实验Ⅳ（使用的是两条垂直的平行线）产生的W与采用垂直距离进行的实验Ⅴ（使用的是两条水平的平行线）产生的W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这令人很震惊。虽然两个实验间隔不是很长，但是在垂直条件下产生的W值是水平条件下的两倍。因此在前一种条件下进行的估计要比后一种条件下的准确性要差很多。这个结果与实验进行期间产生的直接假设一致。虽然没有给出数据，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垂直条件下的常误也比水平条件时要大很多。阿培尔的两个系列观察Ⅵ和Ⅶ中采用的均是水平距离，两个实验的W值差异过大，同时实验Ⅵ中的W值过小，因此数据值得怀疑。实验过程本身没有能够揭开我们怀疑或是解释差异的证据。在对福尔克曼的结果一无所知的前提下，实验Ⅶ中的1/85.3却与福尔克曼的1/79.1非常接近，如果他获知的话，结果就很可能会完全一致。我们更应该关注常量V。阿培尔的实验系列Ⅵ中稍有偏差，因此其中的W值也不可信，除此之外，两个完全不同的观察者在垂直和水平距离条件下所获得的三个不同V值非常地一致，这样就可以下结论说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自然且绝对的常量。最后，考虑到观察实验的不确定性，以及常量V大小中的常误与未校正误差中的W[59]，综合以上考虑，水平和垂直距离条件下分别得到的V值8.210和7.319之间的差异非常小，这种情况很可能并不是由于随机因素造成的。阿培尔得到的8.5476与福尔克曼得到的8.210两个值，一致程度高得惊人。为了证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常量，需要扩大我们目前正在采用的距离值范围来对实验进行重复，这样才能发现个体差异，并且在不同实验环境下对上述结论进行检验。

我们可能会想知道这个常量的意义是什么。福尔克曼正在筹备的新书中对此进行了阐述，我在这里只是简要地告诉大家，这个问题从他发现这种常量始就促使他去进行探究并且完成了大量枯燥的实验。对它的存在人们仍然怀有疑问，即便如此，福尔克曼仍然很希望能够找到这个数值存在的真正证据。

如果韦伯的观点是正确的，即物体看起来的大小取决于投射到视网膜上的影像占据了多少个单元，那么只要它们是占据了两个视网膜单元，无论末端是落在距离这两个单元中最近或最远的点，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在某些情况下短线看起来可能会与长线一样长。比如我在图2中给出的案例，其中圆圈表示的是视网膜上的感觉单元。对我们来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哪根线段更长哪根更短，但是对于一个视网膜单元来说在某些情况下却可能是等长的。在线段或距离较大的时候，这种误差可以忽略，因为它们覆盖了很多视网膜单元，但是在微距的情况下却不一样。在使用平均差误法进行的微距实验中，这个问题导致在判断等价性时出现了明显的错误。因此，平均误差的大小与视网膜单元的直径有关。如果我们了解视网膜单元是如何相互联系的，那么通过福尔克曼常量就可以进行视网膜单元尺寸的估计。

图2　视网膜上感觉单元成像的原理图

为了探讨平均误差是否可以使用福尔克曼常量来表示，我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必须解决三个问题：（1）平均误差的大小和视网膜单元直径之间的关系有待确定；（2）需要验证在不同的标准距离下产生的此类误差是否确实地（或至少大致地）保证了足够的稳定性，这样才可以将其表示为像V值这样的常量；（3）另外这种常量的大小在解剖学上是否与视网膜单元的尺寸存在足够的对应关系，仍有待验证。

前两个问题需要靠概率论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原理很容易描述，但即便对于专业的数学人士来说，实际执行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60]但是，我们可以根据福尔克曼尝试过的方法，通过复制眼结构开展实验。第三个问题解决起来有困难，因为我们尚未准确地了解视网膜终极感觉单元的结构。这里我不再进行更深入的讨论，留待福尔克曼在他自己的书里再来论述，毕竟这个实验的结果属于他本人。关于这个常量，前面的讨论足以吸引大家的注意了。

总结以上关于福尔克曼常量的讨论，我认为这就是一种通过将其观察到的大小程度缩减到在视网膜上表征水平的计算方法。当然，假如有人想要检验该常量与视网膜单元的关系，这种缩减法是必需的。

根据以340毫米为观察距离条件下的福尔克曼常量表，基于眼节点计算后的结果为8.210（即如果单位是0.001毫米，那么对应的常量就是0.008210毫米，在微距实验条件下的计算依此类推）。如果假设光线交叉点到视网膜的距离为15毫米（取整后），那么视网膜上对应的V与观测距离对应的V的比值为15:340，换句话说，给定常量V在视网膜上的距离为0.0003621毫米。这个估计值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一条线段在视网膜上成像的线性范围，是线段两端反射的光线穿越交叉点最后允许落在视网膜的点间区域内。这是最基本的计算方式。

然而在这里有个疑问——感谢韦伯提出了这个问题——光线的交叉点是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通常来讲，距离的测量需要借助于眼睛的运动，先将光轴聚焦在一个点上，然后移动到另一个点。相应地，似乎眼睛的中心点[61]是一个更好的点，以作为线段两端反射的光线与眼的交叉点，以此计算出成像在视网膜上占据的距离范围。然而这个点的位置在角膜后，距离角膜前表面有5.6巴黎行或14.224毫米。[62]这个距离对应于距离视网膜前7.778毫米的位置，这会使得之前成像大小的计算值减半。在这里我必须保留这个问题供大家思考。

也许有人会认为福尔克曼常量可能是由于在千分尺上读数时的估计误差造成的。自然这种误差不会依赖于观察距离的大小，并因此在每种距离条件下都会造成一个稳定的平均误差。但是我们的V值过大，千分尺的读数可能直接取到0.01毫米即十个千分之一毫米单位；平均的V值达到0.008毫米或是八个千分之一毫米单位。这样大的一个平均误差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然而显然，福尔克曼常量需要进行一个小调整。

如果这个常量真的是根据眼球器官结构的特点而得到的，那么这将预示着广延光感受中将会出现与集中感受极为一致的情况。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验证了韦伯定律，但仅仅局限于当前这个前提下，即我们考虑到这个常量由于内部器官的因素，必须加入外部变量导致的效应中去。

在引入平均差误法之前，我使用最小可觉差法进行了一些关于视觉距离估计的实验。虽然其中使用的方法已经被后来更精确的测量方法所取代，但由于目前尚未有采取这种方法获得的其他肯定的结论，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要介绍一下这些实验。

我对自己视觉距离估计的敏锐性进行了几个预实验，使用的是两支圆规，其中一支的两脚间距设置为1又1/12巴黎英寸，另一个设置为1又1/40巴黎英寸。然后我将两支圆规混在一起，这样我就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接着我尝试用肉眼分辨脚间距较大的那一个。我每次都能够做出正确判断，但需要消耗的时间都很长。我从可视度最好的距离观察这两支圆规，它们是并排放在一起的，因此规脚是水平的。当脚间距变为原来的两倍和四倍，这样在后一组实验中，圆规的脚间距分别为4.0和4.1英寸，这种情况下我也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判断过程都一样困难。我重复了由这三个实验构成的小实验组三次，并且三次被试都是我本人，两次在同一天进行，一次在第二天进行。对于我而言，圆规和眼睛之间的距离是长是短似乎并不重要，只要不超过视力可及的范围即可。似乎我甚至可以正确区分出比1/40更小的距离。但如同我前面曾经提到的，如果我们不把最小可觉的标准提高一点点的话，实验就会沦为枯燥的对错判断，如果实验试次的个数足够多，结果就会更准确，但如果实验次数很少，结果就不能得到保证了。但不管怎么说，实验中得到的差异已经够小了，所以如果我再把实验减半，判断的结果就不再可信了。这种任务主要依赖于肉眼的极限努力，但在实验中这种能力尚未完全发挥出来。

即使韦伯定律在视觉距离刺激判断中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证明，但这种证明在感觉范畴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却并不是很清楚。就韦伯关于广延感受性的调节方法而言，我们需要解决的有关韦伯定律在这个领域中的意义问题可以包括以下几种。当有关感觉中心的数值以相对等量的水平变化时，空间距离之间的差异是否给人的感觉是等大的或者是等可觉的？如果是，感觉范畴内感觉中枢细胞的激活数量是否能够替代集中感受中刺激的强度量？但是没有视觉范畴内的实验研究能够澄清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全部均是存在眼睛运动影响的情况下，也就是眼睛的自然状态下执行的实验。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距离产生的感觉并不是通过刺激所能覆盖的感觉中枢细胞的数量来进行比较，而是通过将刺激移近或移远以生成统一且最清晰的视觉感受来实现。事实上，即便眼球不运动，因为随着眼球中央凹到边缘神经分布密度的逐渐下降，我们也不能够用实验直接对韦伯定律进行证明。

因此有人会怀疑我们的证明或许和运动引起的肌肉感觉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调节距离估计的可能是肌肉觉，而不是用于估计的感觉中心数量。然而即使这个解释得到证明，对韦伯定律的验证仍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无论如何，它都是我们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而且肌肉感觉与距离判断之间的关系确定存在很多的难点，在这里不会详细讨论。

这里将介绍另一个研究方法，它号称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方法是用在我们的皮肤上的，因为韦伯在实验中指出，皮肤可以像视觉器官一样很好地感知距离，而且还不会受到眼球运动的影响。这个方法的唯一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得知其中的神经纤维是否平均分布。这样看来最好的解决方法似乎是在皮肤不同部位分别来测试定律是否适用。因此我在自己的前额进行了一些实验，这是因为前额的皮肤面积很大且很平坦，另外皮肤下方的骨骼基础结实，所以是最好的实验区域。同时福尔克曼采用平均差误法也进行了一些实验，使用的是他的左手中指尖以及他的手背。所有结果均一致地显示出在校正误差和知觉到的距离之间，甚至连一种近似成比例的关系都不存在。总的来说平均误差的增长是更缓慢的，在大的间隔条件下完全没有超过一定的值。当然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这些误差可以被表征为两个部分的组合，一部分是与距离成比例的，另一部分是稳定的，这种论述是毫无疑问的，就和在微距条件下的视距判断中发现的情况是类似的。但是根据我们上述实验的结果，发现它们完全不能够证明韦伯定律存在于这个范围内——当使用上面所述的方法来操作时——除了神经分布的不规则性，我们所进行的这些实验结果也不能说明太多问题。

同时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我们是否有必要继续使用这个方法对广延感受进行研究？初看起来，因为我们想要证明韦伯定律在广延感受与集中感受范围内有着相同水平的有效性，而且这种有效性在后者中已经被发现了，所以上述问题的答案似乎很明显。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使用视觉或触觉进行距离估计的行为受到既定视觉或触觉范围的限制。这些范围的大小并没有受到影响，但集中的光刺激对前一种刺激的强度施加了限制，同样也会影响后一种刺激的强度。自然地这就产生了一个不同的情况。我在后续章节中会回来继续讨论这一点。关于之前产生负向结果的系列实验将会在《测量方法》一书中进行叙述。

物质财富与心理财富

韦伯定律可以适用于更广泛的领域。我们的物质占有（物质财富）作为一个惰性存在而言对我们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却构成了唤醒精神价值（心理财富）的环境。从这个角度而言它们取代了刺激。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一美元对穷人的价值比富人更大。它可以让一个乞丐开心一整天，却不能引起百万富翁的注意。韦伯定律可以解释这样的情况。如果想在被拉普拉斯称为心理财富的指标上增加相同的额度，那么在物质财富上增加的额度就与现有的物质占有量成比例。

这个原理最早出现在丹尼尔·贝努利的论文中，论文名为《各种新理论的理想大小》（大意，Specimen theoriae novae de mensura sortis, inComment.Acad.scient.imp.Petropolit.T.V., 1738）。之后被拉普拉斯在他的著作《概率论分析》（Théorie analytique des probabilités, pp.187,432）中引用，并且在后续的推论中进行了发展。后来泊松在他的《概率论研究》（Recherches sur la probabilité）中提及并接纳了这一观点。

物质财富和心理财富最早并不是由贝努利而是拉普拉斯提出的。贝努利在简要介绍了这一观点后曾提道：

显然不可以通过价格来估计一个物质的价值，我们必须从这个物质能带来的利益来进行判断。价格是物质对自身价值的估计；而利益则包含了人的心态。因此，毋庸置疑的是，1000达科特[63]相对于穷人的价值比富人来说要更高，虽然钱币的量是相同的。

他进一步论述道：

因此非常可能的是，不论多小的终极利益增加值，都是与人的地位高低成反比例关系的。

他基于自己的微分方程和对数方程提出了上述观点。我们之后还可以同样使用韦伯定律来建立更加一般化的理论基础。

拉普拉斯写道：

我们必须区分两种对于财富的渴望类型，一种是相对财富，一种是绝对财富：后者因为独立的动机而更可取，前者却会因为动机的变化而变化。对于相对财富的值没有一般性的估计手段：很自然地会假设一个无限小的总和相对值应该与其绝对值大小成直接的比例关系，并且与一个人的总财富值成反比。显然一法郎对于一个拥有很多钱的人来说有价值，但是很少，而且估计其相对值最自然的方法就是对人所拥有的财富值取反比。

他继续写道：

根据这个原则，x表示一个个体的物质财富，其增量dx表示个体得到的心理财富，它与物质财富成反比；精神财富的增长可以用kdx/x表示，k代表常数。因此建立一个精神财富y与物质财富x的关系式如下：

y=klogx+logh

h表示任意常量，取决于y值相对于给定x值的变化。考虑到自然规律，我们不能假设x或y为零或是负数；对于一无所有的人则将他自己的存在当作心理财富，相比于具体的物质财富所产生的价值，这种存在的价值很难定义，但我们也不能小看这种价值，因为它对于我们的生存是必需的；我们可以想象可能这个一无所有的人会不满足于得到仅100法郎的钱，同时他也很有可能不经告知就将其花光了。

泊松写道：

由于一个人收入的价值取决于他的财富状况，我们因此分离了相对价值的数学期望并且将其命名为心理期望值。当它是一个无穷小的量时，我们将其与这个人当前拥有的财富之间的关系当作是心理期望值的测量指标，这个值可能正也可能负，相应地代表这种财富最后是增是减。我们通过对这一指标进行积分运算可以推导出与先前准则一致的结论，大家应该可以都直接猜测出这个结果。

注释：

[1] Delezenne inRecueil des travaux de la soc.des sc.de Lille1827 im Ausz.inBull.des sc.nat.，Ⅺ，p.275, und inFechner's Repertor.der Experimentalphysik,Leipzig, 1832, vol.Ⅰ，p.341.

[2] 现制中的打兰为盎司的1/16，此处可能是新旧制重量单位的差异。——译者注

[3] 也称达盖尔照相法，指的是利用镀有碘化银的钢板在暗箱里进行曝光，然后以水银蒸气进行显影，再以普通食盐定影，得到的实际上是一个金属负像，但十分清晰而且可以永久保存。——译者注

[4] 19世纪30年代末，费希纳为了获得后像而注视太阳过长的时间，因而导致自己的视网膜受损。——译者注

[5] 拉卡耶（Lacaille），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1757年编制了包括400颗亮星的星表。——译者注

[6] 由于我无法获得博格本人的文章，所以这里我引用的是马森的文章，即Ann.de Chim.et de Phys., 1845, Vol.XIV, p.148。

[7] Ann.de Chim.et de Phys., 1845, Vol.XIV, p.150.

[8] 由W.G.汉克尔编著（W.G.Hankel, T.Ⅰ，p.168）。

[9] Ann.de Chim.et de Phys., 1845, Vol.XIV, p.150.

[10] 据我所知，马森的研究从没有刊载在德国的科学期刊上，所以我有必要在这里逐字逐句引用他的原文。

[11] 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油灯。——译者注

[12] 将太阳或其他天体的光线反射到固定方向的光学装置，又称定星镜。——译者注

[13] 这个圆盘包含了一个隔断的黑色扇区。

[14] 马森在这里指的是由若干设备组成的测光装置，他在原作中对此装置有所描述。该装置包括一个快速旋转的、被分为若干白色和黑色扇区的圆盘，以及一个用以产生照明的电火花的设备。

[15] Steinheil，Elemente der Helligkeits-Messungen am Sternenhimmel, in denAbhandl.der mathemat.phys.Kl.der kön.bair.Akad., 1837.

[16] 这里指的是费希纳的关于心理物理学定理和星等估算的文章，文章刊载于Abhandl.d.Kgl.Sächs.Ges.d.Wiss., 1859, Vol.Ⅳ，pp.457-532和Berichte d.Kgl.Sächs.Ges.d.Wiss., 1859, Vol.Ⅺ，pp.58-86。——译者注

[17] 参见这里指的是费希纳的关于心理物理学定理和星等估算的文章，文章刊载于Abhandl.d.Kgl.Sächs.Ges.d.Wiss., 1859, Vol.Ⅳ，pp.457-532和Berichte d.Kgl.Sächs.Ges.d.Wiss., 1859, Vol.Ⅺ，pp.58-86。——译者注

[18] 在完全黑暗的环境里，眼睛仍然能够产生光亮的感觉，随着时间延长这种感觉会加强。费希纳称这种光为Augenschwarz（意思是眼中的黑暗），赫尔姆霍茨称其为Eigenlicht（眼睛的自发光），通常将其翻译为眼睛或视网膜的自发光或者内在光。爱德华·黑林（Edward Hering）称其为恒定的灰色，而缪勒（G.E.Müller）认为这种光是在视觉适应过程中视网膜完全无法发挥功能时大脑皮层视觉区域的副产物，因此将其命名为皮质灰。更现代的术语是视网膜自发光感或者是视觉兴奋的噪音水平。——译者注

[19] Sillim.J.1850.Ⅸ，p.443.

[20] Ophthalmol.，Ⅱ，p.458.

[21] Ophthalmol.，Ⅰ，p.156.

[22] Ophthalmol., p.154.

[23] 格莱费（Gräfe）的一篇论文《关于弱视导致的视野遮断现象》，刊载于《格莱费的眼科学纪要》（Gräfe's Arch.f.Ophthalmol.，Ⅱ，Abth.2, p.258），这篇论文研究的结果显示，这些暂时性退化的区域对应的视野只是变暗，而并不是真正的消失。

[24] 名为多纳蒂彗星，由意大利天文学家多纳蒂发现，1858年是它上一次最接近地球的时候。——译者注

[25] Pogg.Ann., XXVII, p.494.

[26] Pogg.Ann., LXXXVI, p.513.

[27] 尼科尔棱镜是一块被切开的菱形方解石，穿过它的光会被分为两束，其中正常的那束光被反射至另一个方向之后被吸收，而另一束透过了尼科尔棱镜的光则直接转换为偏振光。洛匈棱镜由两块并列的楔形方解石组成；它能将一束光分成两束光，其中一束是正常的光而另一束是特别的光，阿拉戈使用它来产生两个影像。——译者注

[28] 角度的测量单位之一，1角分为1/60度。——译者注

[29] Ueber Hemeralopie, p.13.

[30] 人们从很久以前就发现了运动对注意的影响，例如看或用皮肤感觉运动的物体，以及听声音的音高变化，这种运动甚至可能使感觉迟钝的界限降低，使得人可以感觉到原先无法感觉到的刺激。——译者注

[31] Arago's Werke，由汉克尔编辑。

[32] Helmholtz in denBerichten der Berl.Akad., 1855, pp.757 ff.

[33] Vierordt's Arch., 1856, H.2, p.185；Pogg.Ann., XCVIII.

[34] 事实上，这一结论只有当实验是在自由活动的空间中进行之时才会成立，而该实验是在封闭房间内进行的。

[35] Abhandl.d.baier.Akad.，Ⅶ，T.2.

[36] Gehler's Wört.Art.Gehör., p.1217.

[37] 如果使用木材，我无法使两个音摆发出相同的声音。

[38] 沙夫豪特认为声音的强度和下落高度的平方根成正比（München.Abhandl.，Ⅶ，p.517），但是根据上面的比例我认为这一规则并不正确。

[39] 这是从下面这个著名的公式得出的，即

[40] 如第七章讨论过的，这个定律可以通过本书基本表中r/n值与t=hD之间的关系来进行表达。相应地，在排除了p和q影响的前提下，如果D翻倍，那么t也会翻倍。

[41] 另外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空气阻力作为一个特定值，对于皮肤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影响？不过可以说，似乎这种因素已经包含在机体，即手臂的重量里了。

[42] 关于这部分内容我还有其他可用的实验系列。

[43] 对于8hD这列而言，对应的可以说是平均为0.06P的结果。更准确地说，其实D＝0.04P和D＝0.08P对应的h值应该分开来在4hD这列中进行计算，这样才能获得最准确的h平均值。

[44] 从表Ⅵ中对应的4908可知这里的4909是笔误。——译者注

[45] Der Tasts.und das Gemeing.，p.549.

[46] 1℃＝5/4°R。费希纳的这部分实验均是采用列氏温标进行读数的，除非有特别注明。——译者注

[47] 这个温度是参考了由利希滕菲尔（Lichtenfels）与弗洛里什（Fröhlich）在《维也纳学会报告》（Abhandl.Der Wien.Akad.）中提到的体温数据而计算出来的。

[48] 这部分叙述疑有误，应是在温度升序实验中总是先浸泡在较冷的水中，而在温度降序实验中先浸泡在较热的水里。——译者注

[49] 我在这里总是引用一对对比温度中较低的那个值。

[50] 此数据疑有印刷错误。——译者注

[51] Vierordt's Arch.，Ⅺ，pp.844, 853.

[52] 就意义而言，这个误差不能与之前提到的常误混淆起来。它是来源于可变误差的，就如其他误差成分中的表现那样，另外的这部分误差被称为常量的原因仅仅是在通过上述手段进行测定的情况下，当标准间距改变时这个误差却不会变，而且不会如韦伯实验中的可变误差那样会与标准间距成函数关系变化。

[53] 这个误差的特殊分布导致了表（1）中的一些数据比表（2）中的略小。

[54] 最小二乘法从理论上而言要更准确一些，但是实施起来更复杂。而且与已有方法获得的结果相比，两种方法差距并不大，所以并没有必要改用最小二乘法。

[55] 如果还有人出于同样的原因无法信任上述校正方法，那么我想说的是，提到的对均方差的校正已为所有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所接受，其中的误差产生原因和我们在这里提到的非常相似。

[56] 更多的细节请参见Berichte de sächs.Soc., 1858, p.140。

[57] 计算方法是将数据代进线性公式V^2+D^2W^2=（∑Δ）2，其中V^2和W^2是未知的。而后V和W的值可以根据V^2和W^2开根号得到。V和W的或然误差，可以通过观测而得的（∑Δ）2值分别计算出的V^2和W^2，开方得到V和W值，之后根据统计原理，分别除以2V和2W而得。

[58] 即眼节点。眼中的一个圆形小结节，感光用。——译者注

[59] 未校正误差δ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可变误差Δ与常误c。V和W因此对应的是可变误差Δ中的组成部分。

[60] 这不是我自己的结论，我只是引用了莫比乌斯教授的观点。

[61] 眼球旋转的中心点。——译者注

[62] 根据Wagner's Wörterb.Art.Sehen.，p.234。

[63] 旧时通用于欧洲的银币。——译者注

第十章 阈限

一般来说，感受或感受间的差异，是随着导致其产生的刺激或刺激差异量而增加的。乍一看，人们可能会很自然地认为感受或感受间差异开始被注意到的起点，与刺激或刺激差异的零值是一致的。但是事实并不支持这种假设。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刺激以及刺激差异在被注意到之前——我们的感受意识到之前，或者是感受间差异变得明显之前——肯定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级别。相反地，人们注意到刺激或刺激差异的能力会在其值减小至零之前消失。因此，感受或感受差异的零点被发现是位于诱发刺激或刺激差异之上的。我们现在就详细地对这一事实进行研究。

我们将刺激或刺激差异被注意到或消失时的点值简称为阈限。这一术语可以同样用于刚刚能被注意到的感受或感受差异，以及导致这些感受的刺激、刺激差异或刺激比例。因此我们可以参考感受或感受差异的阈限以及刺激、刺激差异或刺激间关系的阈限值。简言之，我们可以谈及刺激阈限、差别阈限或相对阈限。当给定两个刺激，二者的相对值可以从它们的差异中获得，反之亦然；因此在后两种阈限中，一般只要提到其中一种就足够了。

为了使得触觉或视觉对距离或距离间差异的感受足够明显，其距离范围和范围间的差异必须达到一定的值，所以我们也可以把阈限概念运用到这种大小上。我们可以将适用于集中感受的阈限称为集中阈限（或强度阈限），将适用于广延感受的阈限称为广延阈限。

最后，由于其他一般更高级的意识现象也都有着终点和起点，所以我们可以把阈限的概念和表述推广到这些现象上来。这种类型现象的例子诸如睡眠或走路时的整体意识水平，以及单个想法如何被意识到、给定方向上的注意资源集中等。在这些例子中，我们不能准确告诉大家超过阈限的意识水平对应的外部刺激阈限值是多少。但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就没有必要再为潜在的心理物理过程设立阈限值？另外既然感受只与转化为这些过程时的程度有关，是否刺激阈限、差异阈限和相对阈限就不存在了？待我们讨论内部心理物理过程的时候再思考这些问题。目前我们需要关注的，仅仅是处理可被直接证明的纯粹经验关系。在这一章中我将尽力证明和解释刺激阈限与差别阈限的事实本质。我还要探讨这些经验领域中阈限引发的推论和使用。接下来我将分别介绍每种阈值的测量方法。

集中阈限

刺激阈限

我们不能直接证明，为了唤起集中的光感受需要特定的刺激强度，换言之，任何有限的光刺激引发的视觉感受中都存在阈限。正如我们多次提到的，由于内在光引发的兴奋状态，眼睛的亮度水平总是处于阈限之上的，所以每个外部光刺激只能增加已存在的兴奋。事实表明，这种增加必须达到一个既定的力度才能被觉察到，这种强度应该归为差别阈限。

然而关于这种变异的话题我们不得不提到颜色的问题，就满足可见性而言，必须达到以下条件：（1）屈光程度与相应的频率必须超过一定的限制；（2）强度或振幅必须超过一定的限制；（3）颜色必须覆盖足够大的面积，而且其落点越远离视网膜的边缘越好；（4）不能有太多白色混合在这个颜色里。

就第一点而言，众所周知，光谱上的红色端之外再没有颜色可见了，尽管热效应的事实证明了超过这一限制仍有光线存在，但它们是无法被看到的。红光频率是最低的，而我们无法感知到红外线的原因不是别的，仅仅是因为它们的频率太低。[1]另一方面，所谓紫外线，指的是使用传统的棱镜人们一般看不到的光，在过去只能通过化学活动推断出它的存在，最近才通过适当的手段已经使其可见。使它们被觉察到的首要条件是达到足够的强度。这一事实同时还可以为第二种条件提供证据。

棱镜光谱中紫外线部分的可见性确实可以通过使用石英棱镜来获得，这因为它比玻璃棱镜更容易让有色光线通过。而如果使用玻璃棱镜，将什么也看不见，尤其是如果由石英棱镜形成的光谱被表面的裂缝分离开，并通过从附有第二个玻璃棱镜的望远镜镜片观察的时候。紫外线也可以通过玻璃棱镜，只是由于强度低而不能被觉察到，它存在的证据是因为这些光谱也可以引起可见的荧光，这是斯托克斯（Stokes）首次发现的。

就第三点而言，韦伯[2]曾发现，当通过狭缝观察时，绿色表面将不再呈现出绿色。他的结论是彩色表面必须到达一定的程度才能表现为特定的色调。有人可能会辩驳道，有些恒星似乎有很淡的颜色。但是，这里的颜色并不是很明显的，同时还要考虑到我们所看到星星的影像在扩散过程中多少被放大了（当然，这也同样适用于狭缝中光线的情况），所以这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点光源。

关于视网膜周边的活动情况，奥贝特已经做了全面而细致的研究。[3]但是，这些专业化的结果并不能很好地推广到一般情况下。

至于第四点，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将某一有色液体稀释到一定的程度可以使我们就分不出这种颜色。类似地，白色与一种颜料混合能得到相同的结果。这种情况将在后面混合现象的章节详细探讨。

考虑到声音强度，阈限的事实本质可以很容易被证明。

如果将一个声源移得越来越远，我们最终将根本听不见，尽管事实是到达我们耳朵的声波并没有减少到零。把声源移近耳边会放大声音，这会给我们形成一种印象，声音没有被知觉到是由于它的强度太弱，而不是没有强度。

因此我们不能听到远处的铃铛发出的声音。但如果在同样的距离有100个铃铛同时响起来，我们就能听得到，虽然我们并不能听到其中任意单个铃铛的声音。这一距离上的每个铃铛肯定都对我们的听觉产生了贡献，虽然没有哪一个本身足以引起可觉察的听觉。

树林里单条毛毛虫摄食的声音是听不到的，但是大量毛毛虫摄食的声音就能很清楚地被听到；然而大量毛毛虫发出的声音仅仅就是每条毛毛虫声音的总和。因此，每条毛毛虫肯定都对我们能听到所有毛毛虫的声音做出了贡献，尽管事实是单条毛毛虫的声音不能被我们听到，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并不足以激发我们的听觉。

我们周围总存在着一定量的噪音，但是除非达到了某一特定的点，否则我们会认为什么也听不到。

在顺势疗法[4]的稀释过程中我们尝不出最苦的物质，但对药液进行充分的浓缩就会带来苦味。

毫无疑问，空气中总是混杂着许多带有气味的物质，但我们并没有闻到是因为它们的浓度太稀了，然而狗或者是拥有敏锐感觉器官的原始人能够追踪到我们闻不到的气味，但当气味变浓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同样清楚地闻到。

单个电池对人可能不会造成什么明显的感觉，但由多个电池组成的电池组就会对人造成较大的电击反应。

任何对于我们身体产生的压力只需要充分分散开来，就不会被我们所觉察，虽然它本身仍没有造成影响。

差别阈限

一般来说，刺激差异一定存在一个特定值，达到这个值水平就会被认为是有区别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适用于所有感觉范畴的最小可觉差法，就是完全基于这一事实。

再没有能比投影实验以更优美、简单而引人注目的方式来证明视感觉范畴内差别阈限存在的方法了，我们曾引用它来证明韦伯定律。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实验的场景：

我们将相邻的两盏灯放在一个物体前面，这样会投下影子。每盏灯投下的影子都会被另外一盏灯所照亮，而周围背景则是被两盏灯照亮。如果将其中一盏灯的灯芯变小或者是将它从投影的物体前移走，投影将会变得越来越弱，而周围照明条件与投影的差距却越来越小。最后投影消失了，看上去似乎被周围背景的照明所吸收了，尽管事实是两个光源都还在。当我第一次注意到两盏灯却只投射出一个影子时感觉非常惊讶。两盏灯显然都被点亮了，但是只能看到一个投影。总之，当投影和周围背景间的亮度差异低于一定量时，感受上的差异就完全消失了，而且采用任何方式也不能再感知到。

这个实验尤其引人注目是因为，人们同时看到了这些元素，并可以敏锐、平静而稳定地将视线聚焦在它们之间的边界上，但却目睹着差异的消失。个中原因完全不可能是遗忘了先前的印象或忽视了差异。在其他实验模式下，人们可能倾向归因于不能感知或者是由于某些因素导致差异的消失，但在本实验中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个实验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改进。一般来说，如果刚好可以看到投影，那么为了使它消失，只需要把一盏灯调暗或者是将另一盏灯调亮；这样一来，当投影消失后，为了使它再度能被看到就只需要把一盏灯调高必要的亮度，或者把另一盏灯调低相应的亮度。除了把灯调亮或调暗，我们也不妨直接把灯移得更近或更远。

我们已经指出，即使是集中了最大程度的注意资源，在日间的天空中我们也不能看到任何星星。从上述实验中我们可以得到与此一样的体验。

差别阈限随着刺激增加而增加，这种情况是差别阈限存在的最直接证据。在韦伯定律有效的情况下，最小可觉差的大小和由此产生的差别阈限大小，是与所要比较的刺激大小直接成正比的。即使韦伯定律失效，差别阈限与刺激量大小仍然存在着函数关系，虽然它不再是直接的正比例关系。

只要刺激比例保持不变，相对刺激差异也就保持不变，反之亦然，那么我们就不妨可以说，感受上相同的最小可觉差是与同一相对刺激差异有关，也与差异未察觉之前的同一刺激强度下降有关。因此，远处传来的铃铛声或者嗅觉是独立于刺激量的。但是即使事实上这两种关系被证明是一样的，从常规观点看来，相比于其他的表达方式，运用这种方式可能更为中肯。现在开始我们会相应地将绝对刺激差异称为绝对差别阈限，它与最小可觉差的含义是一样的。我们还将用相对差别阈限或差别常量来表示刺激间的相对差异，用相对阈限或相对常量来表示刺激比例，在这点感觉差异达到阈限。字母α、ω和υ将被用来表示这些阈限。因此根据福尔克曼的实验结果，光强度的差别常量ω等于1/100，相对常量等于101/100。

通常有

υ=1+ω；ω=υ-1

在接下来许多地方我们都会使用υ的对数。因为在表达式υ=1+ω中ω一直是很小的，它的高阶形态可以忽略不计。根据著名的数学证明方法，即M是对数系统的弹性系数，所以我们可以用Mω来代替log（1+ω）。因此我们可以推出

logυ=Mω

我们需要牢牢记住，虽然相对刺激差异和刺激比例以及由此而来的差别常量和相对常量，这两者都随着刺激水平的变化而保持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其中一个值改变时其他值也要按比例地变化。相反地，根据上述方程，相对常量的对数是随着差别常量的变化而成比例变化的。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只要相对值很重要，我们就可以用logω来代替υ。

广度阈限

如果黑色背景上有一个白色圆圈，或白色背景上有一个黑色圆圈，这个圆圈太小或从太远的地方观看时，我们都无法识别它们。当两个点或两条平行线靠得很近或者是从很远的地方进行观察时，它们将融合在一起，我们无法辨别它们的间隔。前者的极限被称为大小知觉阈限，后者则是距离知觉阈限的例子。

我们知道，如果接触皮肤的两只圆规脚靠得太近的话，会给人造成只有一个点的感觉。这种情况下我们讨论的是距离阈限。

当两个物体快速相继出现的时候，它们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一个物体经过。这也就存在着关于时间间隔的广度阈限。

当诸如钟的时针或天空中星星等物体移动太慢的时候，我们不能识别出运动，但当其加速到足够的程度时就可以觉察到运动。因此，这也就是运动阈限。

在这种情况下，时间与空间都是要考虑的因素。当时间阈限和空间阈限相一致时，也就是将一个单独的空间与最小的不可再分割的单位时长对应，且这个时长将导致空间在头脑中并不会被感觉登记为同步存在的情况下，该运动就会变得易于知觉。

阈限概论

阈限的本质中存在着内在悖论。刺激或刺激差异可以到某一特定点而不被觉察；超过这个点，这种差异以及它的增加就会被感觉到。起初强度很弱不能被感知到的事物，是如何在强度增加时开始影响人的心理的？这就好像是程度近似于零的物体累加在一起却产生了影响力。然而，虽然这种关系会给形而上学者带来麻烦，但从数学角度来说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事实表明，根据数学观点感受是刺激大小的函数（或者说是由刺激释放的内部过程），这一结论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也是正确的。确实，如果y是x的函数，当x达到一定值时，y可能消失或变成负值或虚数。我们还知道，将x增加到超过这一值时，足以使y再度变成正值。

以下现象是阈限的内在本质。刺激或刺激差异落至离阈限越远的范围内，它们被觉察到的可能性就越小，需要增加的量就越大才能使之被感觉到。正如人们所说，只要刺激或刺激差异保持在阈限以下，人们就不会知觉到它。随着刺激和刺激差异低于阈限越来越多，实际的刺激水平始终处于阈限以下，相应地也就会越来越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因此，远处的声音或嗅觉在它们的强度没有超过既定量即阈限之前，是维持在无意识水平的。如果我们将阈限定为零，将意识到的感受定为正值，就会很自然地用负值来代表这些无意识感受。未来我们将更精确地运用到这个概念。

事实上不能被觉察到的微小差异水平，在采用正误法测量感受性时，是一个很好且重要的分界点。

我们假定在一般情况下，两个重量或者是两个实验刺激间的差异特别小，以至于落到可被觉察到的点值之下。现在问题是：它能影响正确或错误判断次数吗？是不是可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完全没有存在差异，直到它们之间的差异超过临界值才能被感觉到？从这一点出发是否可以认为，这种情况下的影响并不是我们评估的对象，绝对差异的大小也不是，而是绝对差异与当这种差异开始被感觉到时临界值之间的差，是这样吗？

起初这一结论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个不能影响我们意识的差异怎么能决定我们的判断呢？不过，在不打破这种测量方法原则的同时，应用这些原则根据误差大小来计算误差概率，这是不容许的，而这是这种测量方法的整个基础。另外，再刨根问底的话将会得出与这种假设明显相反的结论。除了差异本身不能被觉察到的事实之外，更重的重量，或者更笼统地说，更大程度的刺激，都倾向于帮助我们达成正确的判断，前提是只要提供了足够次数的对比。

我们必须考虑到，在试图理解差异的同时也需要注意，一般这种随机效应起作用时，判断结果偏向两个方向的几率是相等的。而实际上这种差异会导致一个额外的趋势，即使得判断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一部分情况是导致原本不明显的趋势变得明显并因此朝某一方向偏转，另一部分情况是加强已经存在的某方向的偏向趋势，使之压倒反方向的趋势。不考虑额外增量以及同时出现波动的影响，这种效应在阈限之下经常发生，虽然阈下的判断经常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这种类型的实验里，但是可以通过将结果为一半对一半错的数据归为其他类型的数据进行处理。

人们可以看到，这些本身处于阈下的差异是如何通过累积其他的影响，在某个方向上产生作用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概率水平（数量庞大的实验中正确和错误情况的相对数量）取决于差异大小，这就允许我们以此来推断感受性的测量指标。

由于疲劳、适应、练习、兴奋和抑制等内部原因，以及药物、生物节律、个人体质等条件影响，刺激和刺激差异的阈值变化很大，因此只有在条件不会导致状态的任何变化的前提下，阈限才可以被视为常数。研究调查这些条件是心理物理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种调查与有关绝对感受性和差别感受性函数关系的一般性调查，或者是兴奋性和应激性的函数关系调查属于同一类，其中绝对感受性是刺激阈限的倒数，差别感受性是差别阈限的倒数。

阈限的真正本质，可以被认为是由于刺激释放的心理物理过程而不是刺激本身。那么，根据我们的身体变化和心理变化间存在着固定关系的一般前提，对应某一特定感受开始的心理物理过程阈限也应该被认为是常数，这有可能吗？后面我们将试图证明。因此，当相关过程达到它们的阈限水平时感受就一定会产生。但是，既然刺激可能根据机体的状态变化，在释放某种强度的心理物理过程中存在着些许难度，那么作为状态对应函数的刺激阈限值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取决于机体的兴奋性。在低兴奋水平时阈限就会变高，而在高兴奋水平时阈限就会变低。

当感受消失时，关注和阈限值相关的刺激与其引发这一过程时的区别，这将是很明智的。只有从后一种意义上而言阈限可以是常数，而在前一种意义上，阈限是随着刺激感受性和刺激的作用形式而变化的。

基于阈限存在而进行的推论

刺激阈限和差别阈限的存在会导致大量有趣且重要的推论。

如果连最微小的刺激都会产生作用，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时时刻刻感受着各种轻微感受的无限混合和无休止的变化，因为各种最小刺激不断围绕着我们。但幸亏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每一刺激在引起感受之前必须先达到一定限度这一事实，将确保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一种不受外界刺激干扰的状态。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不受干扰而把刺激值降到零，这也是做不到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远离刺激，它们会随着距离越来越远而不断弱化，一般来说把刺激降到某一限制值以下即可。

因为任何刺激值位于某一特定点以下时都不会被注意到，因此我们免于多余奇怪感觉的干扰，除了这一事实外，由于刺激差异低于阈限不会被注意到，所以可以确保我们保持统一的知觉状态。

由于内部和外部原因，刺激在时间空间上是不均匀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同一时间看到光和彩色的表面，或者听到持续一致的音调等等。

一项由白色和黑色扇区组成的圆盘完成的著名实验，为这一现象给出了简单的证明。如果圆盘转得足够快的话，它似乎成了均匀的灰色。但仔细观察，扇区的每一边缘形成的印象强度不可能是相同的，因为刺激感受会随着黑色扇区的经过而逐渐变小，随着白色扇区的经过而增加。然而，只要当这种边缘处的差异低于差别阈限时，均匀的灰色就出现了。事实上，当转动速度足够快的时候，这种灰色看起来是非常均匀的，以至于即使是集中所有的注意力，也不可能发现任何变化。

类似的案例存在于当人将手指对着快速旋转齿轮（直齿轮）的边缘的时候。当齿轮慢速转动时，单个轮齿是可以区别开来的，但当它转动很快时就不是这种情形了。瓦伦丁[5]（Valentin）针对这一主题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其他情况下，他注意到如果轮齿宽度略有不同，不会对视觉效果造成重大干扰，但是当一个有着160个轮齿的转动装置中，有3或5个相邻轮齿的大小是其余轮齿大小的三或四倍时，这种均匀性是不能完全实现的，即使是在高速旋转时。

以足够高的速度旋转的黑白扇区圆盘呈现出均匀的灰色；同样的道理，从足够远的地方观察，黑白格子间隔的表面会出现均匀的灰色。在这里可能存在两个原因：要么是与太小的视角所对应的刺激间距离不能被区别性地感知，在这种情况下具体现象依赖于广度的阈限；要么是小视角条件下，模糊的白色方格彼此之间融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具体现象依赖于强度的差别阈限。也有可能是两种原因共同起作用；在我看来，目前为止的观察并不足以使我们做出决定。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简单地看看，外部心理物理学可能适用于内部心理物理学这一事实的意义。即使一种刺激可以被转化成心理物理过程，心理还是可以在没有感觉的状态下进行活动，尽管有这些心理物理过程的存在和作用，只要刺激不超出一定的范围，心理活动还是可以保持相同的。第一种情况我将用睡眠来举例说明，第二种情况我将通过心理物理过程本质上不可能是相同的这一事实来证明。可能它们是随机的振荡。但是只要没有超过限度，这些过程的变化是不会被觉察到的。因此在不对等的心理加工基础上能够产生相同的感受，这是有可能的。

因此这对我们来说能更容易抓住与感受有关的不同品质。虽然心理物理过程的不一致性并不会导致感受本身的不等价性，但感受的品质仍然取决于这些过程。然而，对这些情况的讨论与当前内容并不是特别契合。到目前为止，即使在内部心理物理学方面，人们也还只能谨慎细心地调查这一问题。

我们已经多次提到，由于弱内部兴奋性的存在，眼睛的集中视觉感受一直保持在阈限以上。这一事实为特殊目的论的讨论创造了机会。

如果需要一个给定强度的外部光刺激来提升内部活动，指望着这个光刺激来产生超越阈限的感受，那么结果将导致我们甚至看不见亮度较弱的或是黑色的物体。因此黑暗中会出现与视网膜上盲点同样的效果，这一结果无疑将产生巨大的干扰。另一方面，如果眼睛的阈限由于内部兴奋被大幅提升，那么根据韦伯定律，我们将不再能够精确地估计少量光刺激增量对应的可觉性。因此作为非常弱的光刺激强度可能被表征的形式，能被未兴奋状态下的眼睛看到的黑色无疑是最有利的一种。这也是我们视觉最有可能的呈现方式。

就耳朵的听觉而言，没有必要进行相应的目的论说明。事实上在听觉方面，如果每个最微小的声音都能被听到，那么将会让人感觉特别烦躁。通常地，我们在听觉上没有类似于用眼睛看黑色的体验，即使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耳朵上，也只能产生静默的感觉。

在非正常条件下耳朵可能会受到超阈限的内部兴奋影响。这时我们会听到嗡嗡声或铃声以及类似的声音。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刺激，耳朵可能会处于远远低于阈限的状态。现在就可以正确解释对那些受听神经麻木之苦的病患进行观察的结果。这些人只有当存在类似鼓声的其他噪音或乘坐马车时，才能很好地听见别人说话。这就好像嘈杂的噪音能够帮助将听力提高到阈限水平，这时额外的声音也能听得到。而它本身是不足以达到阈限值的。

关于差别阈限还有另一个应用，现在我将呈现给大家。

正如现在大家所公认的，如普拉托（Plateau）的假设，如果所谓的眼睛里的内在光更多的是依赖光学畸变和折射现象，而不是视网膜上的光传播，那么我们将会发现这种物理光应该只会增加光强度，而不会使光强度增加的幅度变大。然而普拉托的实验[6]表明，光照的效应虽然并不总是与光强度成正比，但它确实会随着刺激强度增加不小的量，直到某个特定的最大值，这个值就代表了上限。

在他的实验中，从黑色背景上观察到可见光照传播量J（单位是表示弧度的秒）是与所形成的光强度i对应的；当i达到最大值16时就相当于明亮天空按照30°的角从镜子反射出去的强度（从镜子表面测量）：

就差别阈限而言，普拉托的结果表明，可见光照传播量会随着光强度的增加而增加，但没有达到直接成比例的量，也没有超过一定的限制。这一结果对于真正恒定的物理光照传播是很有意义的。

可见光照的最外层界限一定要与物理光照的边界相一致。然而，当光照强度很弱的时候，它就变得与黑色背景如此相似，与扩散范围的边缘相融合，以至于不能再将二者区分开来。因此，随着光照变得越来越弱，可见光照的界限就一定会与扩散范围边缘越来越接近。

巴比涅（Babinet）[7]在一篇关于彗星质量密度的文章中指出，他确信一些可靠的天文学家能够通过没有明显亮度弱化的彗核，观察到第十或十一星等或甚至更微弱的恒星。另一方面，根据沃尔兹（Valz）的一项观察，第七星等的一颗恒星几乎完全掩盖了彗星的亮度。然后他提出了以下注意事项（参考了博格的差别常数）：

由于一颗由太阳照射而可见的彗星介入并不会明显削弱恒星的光辉，而是在它前面形成一道光幕，可以推论说这时候彗星的亮度不及恒星的1/60，否则相当于恒星亮度1/60的介入光肯定是会被觉察到的。因此我们最多可以认为彗星是恒星光亮度的1/60。那么做个假设，使彗星变亮至原先的60倍，它将会和恒星的亮度相等，然后如果让它再变亮至60倍，也就是3600倍，那么这颗彗星将会是恒星亮度的60倍，那么反过来由于它亮度占优，将会使恒星消失看不见……因此，我们可能会认为月光会使所有第四星等以下的恒星消失看不见；那么由满月照亮的天空要获得足够的光亮进行渲染，才能使第五星等以及更低的恒星不可见。

基于这一点，巴比涅进一步考虑了彗星的密度与质量，发现了一个极暗的星等，与其他人的研究一致。但是，我们没有再进一步关心这一问题。我只是引用这个讨论作为差别常数可能适用的例子，然而，我并没有考虑将博格的数值应用到可适用的恒星上，理由将在下一章讨论。且出于这个原因巴比涅的计算结果还是存在令人怀疑的地方的。

注释：

[1] 费希纳选择根据频率来区分光谱。虽然频率经常用来表征电磁连续体的其他部分，例如收音机的频率等，但现代光谱使用中更多采用波长来表示可见光。这个术语的使用暗示了费希纳是根据光波振动的速度来标识可见光的。这种奇怪的用法在现代文献中有保留下来，例如低频或高频等。——译者注

[2] Müller's Arch., 1849, p.279.

[3] Gräfe's Arch.f.Ophthalmol.，Ⅲ，pp.38 ff.

[4] 指的是为了治疗某种疾病，需要使用一种能够在健康人中产生相同症状的药剂，即以毒攻毒。——译者注

[5] Vierordt's Arch., 1852, pp.438, 587.

[6] Pogg.Ann.L.Suppl., pp.412 ff.

[7] Compt.rend., 1857, p.357.

第十一章 对各种感觉领域阈限大小与关系的详述

想要绝对肯定且有效地给出任何感觉领域内有关绝对阈限和差别阈限的定量大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阈限值更多地依赖实验过程和过程中的机体状态。而这两种元素都非常易变。此外要精确确定感受或差异感受起始的点是有难度的。同时我曾提到过，总的说来，关于感受性测量的方法仍是有效的。有两种很有趣且必不可少的测定，一种是对通常情况下平均值的测定（即使只是粗略的测定），另一种则是对极端值的测定。它们与产生环境的函数关系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主题进行调查研究。

其他条件一致时，阈限越低，感受性越高。众所周知，人类机体的构造是如此严密以至于在这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限制，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另一方面，有许多条件诸如异常体质、器官畸形或各种各样的随机因素影响都会提高阈限。所有实践中获得的阈限值都被视为上限，低于此值的区间中存在理想阈限，可以说，理想阈限是在最佳环境中获得的。因为最低的阈限值使我们离真正的极限最近，所以它们是最令人关注的，前提为它们是基于有效的观察得到的。

以下叙述的确并非对所有已知的不同领域中有关阈限值报告的完整总结。然而，我提到它们是作为未来工作的开端。这些研究大部分只考虑了差别阈限，因为到目前为止，关于绝对阈限我们知之甚少。

集中阈限

光和颜色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我们无法用实验确定亮度的绝对阈限。目前所知的关于差别阈限的研究在第九章已提到过，以下只是一个概括。

博格在投影实验中发现差别阈限等于光强的1/64。这里还有是否存在运动的问题。阿拉戈在没有运动的前提下发现不同个体的比例值在1/39到1/71之间变化，而有运动时则在1/58到1/131之间变化。福尔克曼在阴影实验中针对不同观察者的结果发现，在允许运动的条件下，比例值为1/100。在圆盘旋转实验中，马森针对大量不同的观察者进行了总结，结果发现比例在1/50到1/120之间甚至更高。

根据马森的观点，该值不会随着不同颜色而变化，但却会因人而异。

在这些测定实验中，我们是直接观察由给定范围的光照亮的表面及投影。但很明显的是，差别阈限也取决于可见区域的范围，至少要达到某个特定的范围，同时还取决于视网膜外围或中心区域是否参与视觉反应。

一般来说，位于白色背景上一个黑色物体的表面，或者黑色背景上白色的表面，当视角越小以及激活的视网膜外围区域越大的话，这种背景下黑白的差异感会消失得更容易（也就是说不能再将它与背景区分开来）。这时和点相同宽度的线能被识别，但是点却不能。另外，颜色的不同也会造成差异。

就大小而言，光照一定是在相同的观测距离处，小尺寸物体比大尺寸物体更容易消失于背景中这一事实的原因。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将足够的注意力放在这一点上。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白色背景上黑线或黑点会随着它黑度的减小而变得更宽，黑色背景上白线或白点也会随着它明度的减小而变得更宽。这些事实和理论已由福尔克曼陈述并精确发展。[1]

当然，散射并由此被光照而稀释的光，或者是叠加了部分光的黑色，均较难分别从黑色或白色背景上区分出来。这种条件必然对点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对线的影响程度。那么毫无疑问的是，恒星的差别阈限一定大大超过博格的数值，这是巴比涅基于他的计算基础而得来的。这就意味着，即使强度差异远大于1/64，恒星也不会从背景天空中被区分出来，应用人造星的实验直接测定阈值对许多天文学问题来说是很重要的。[2]

上述讨论足以证明光的集中和广延阈限只能通过彼此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因此我将先搁置这个问题，待到讨论广度阈限时再回过头来讨论，因为该部分内容中光照的影响将再次被提及。

据说，颜色在被识别成颜色之前，也必须要以一块最小面积的形式呈现在眼前。当然直接观察是这种情况，更重要的是在间接观察情况下仍是这样。无疑背景的光照和感应（布吕克使用的概念）在小色块的消失中起了作用。但是，这样的消失还没有被彻底地解释清楚。目前对于这一事实的最严密观察是由奥贝特进行的。[3]然而，在得到更多确切结论之前，我们必须将外围视野对彩色背景下黑白格子的识别，加到对黑白背景下彩色格子物体的识别行为观察研究中。

声音强度与音调

沙夫豪特[4]已经用适当的测量程序进行了听觉极限的实验。该声音是由小球[5]从一个已知高度落到由普通平板玻璃制成的矩形板上发出的，这个矩形板在节点处通过螺丝固定。耳朵是严格定位在作为声源的玻璃处。从板的中间即小球撞击点到用以接收声音的耳朵中部的水平距离是55毫米，垂直距离是74毫米，而直线距离是91毫米。作者写道：“这个实验告诉我这是耳朵确定能听到最小声音的最佳距离。”用作者的话来说，这些实验的基本结果（并没有详细描述）如下：

“在耳朵可以感知的音量测定实验中，我发现，一般来说质量为1毫克的软木球从1毫米的高度落下的声音，在一片寂静中即深夜里还是听得到的。在半夜12点钟进行这样的实验30次，当完全无风的安静条件下，我确信有25次听到了上述方法产生的声音。在一些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年轻人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形。我发现老年人中只有少部分能听到这声音，除非他们也经过专业训练；然而，有些老人在练习后也能肯定地知觉到上述声音。

“因此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质量为1毫克、从1毫米高度落下的软木球所产生的声音强度，可以作为健康人耳刚好可感知的声音强度平均极限的声学能量标志，这可能是受到我们文化的影响。”[6]

当然距离耳朵更远、声音强度的影响力更大的研究也是可取的，因为很显然上述实验中的小范围干扰和测量误差被最小化了。有一点要考虑到的是，根据上述实验过程，听力是在只有一只耳朵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一般听力过程中使用了两只耳朵。

根据我所引用的伦茨和沃尔夫的实验，以及福尔克曼的实验，似乎可以看到人们对声音强度的差别感受性要比对光强度的差别感受性小得多。我们可以很确定地区别出比例约为3:4的两种声音强度，但随着比例越来越小判断也变得不那么可靠。

从音高的角度而言，一般人们都认为存在听力的下限。通常是每秒有30［克拉德尼（Chladni）测定］或32［比奥特（Biot）测定］次振动。同时，根据萨瓦尔特（Savart）最近一些采用汽笛进行的实验[7]，每秒振动14到16次的音调应该还是能听得到的。他倾向于认为，如果有必要，只要依赖于延长单个印象的持久时间，即使更低的音调也能听得到，这样就不会有真正的下限。然而，德斯普雷茨（Despretz）[8]仔细重复了萨瓦尔特的实验后，直截了当地否认了他的断言，并得出结论：“尚未有证据证明，人类的耳朵能够感知并确定低于32（16个往复振动）次简单振动的音调。”萨瓦尔特可能是被他的装置所产生的大强度声音所迷惑，它确实很强，但它既不是乐音的也没有固定音高，因此会具有更多的噪音特征。

如果德斯普雷茨确实是对的，即汽笛的每一单脉冲分别形成的噪音，由于脉冲的时程原因容易被当作是连续的声音，这就会让人对音调产生错误的印象。[9]

无论可能是哪种情形，就萨瓦尔特和德斯普雷茨的不同操作而言，假定人类的耳朵对音调不存在下限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一个小时持续振动所产生的音调显然不会仅仅被人类知觉为一个音——或许能被某些不同构造的生物所识别，但肯定不是人类。

音调的可听性似乎不只有下限，也存在着上限。

1700年沙维尔（Sauveur）在《学院本年要闻录》（Mém.de l'Acad.Ann.）中指出每秒振动124000次为上限。沃拉斯顿（Wollaston）认为蝙蝠和蟋蟀的声音代表了可听音调的上限。昆虫器官能够发出的最高音调的振动频率是最低音调的600到700倍，这就使得简单振动的上限为19000到22000次，比奥特假定的上限只有8192，克拉德尼认为是12000，奥利维耶（Olivier）[10]认为是16000，扬（Young）设定的是18000到20000。

萨瓦尔特同时还发现，如果某人能产生足够响度的高音，那就和他用一块薄的材料敲击齿轮的齿发出的声音一样，人们将会相应地听到由48000次简单振动（24000次敲击）所发出的声音。同样地，德斯普雷茨从他用小音叉做的实验得到结论，即耳朵仍可以感知、确定并分类高至73000次振动的音高，“但是，对极高音调的听觉不会足够快地发生，因为人们把它归在音阶里”。

或许人们会提出这个问题，即究竟高音调可听性的极限是否已经达到，或者是否存在着人所不能听到的更大振幅或更高音调。另一方面，很有可能要么是神经本身无法感知太高的音调，要么是耳鼓及其附件可能无法接收它们。

前面的讨论是关于音调的绝对可听性。我们对音高区别的感受性似乎远远大于对响度区别的感受性。

一个叫西贝克（Seebeck）[11]的人能够区别出两个音调几乎完全一致的音叉，其中一个是每秒振动1209次，另一个是每秒振动1210次（当两个音叉同时被敲响时测定的节拍数），他可以追踪出其中一个音叉的音调低于另一个，可以说一个音叉的振动轨迹“比另一个”低。[12]“有人（西贝克声称）刚好能够区分这种几乎完全一致的音调间隔。我们无需提醒，大家都会知道这样的识别力需要经过训练的人耳才可以做得到；虽然我有理由相信自己在这方面的听力是相当敏锐的，但我也不能质疑钢琴调音师或小提琴家等人的耳朵可以表现得更好。我向两位优秀的小提琴家呈现这两个音叉，他们在判断哪个音调更高时丝毫没有迟疑。在这种情况下两种音调听起来很像，这有可能是辨别音高的一个有利条件；或许这样的准确性并不是在所有水平的音高上都存在的。”

关于人耳对音高差异感受性的早期数据，无论如何也没有测得过这么高的结果。威廉·韦伯[13]顺便注明，在适宜条件下人耳就可以直接（即不用通过节拍的协助手段）且准确无误地判断出的音调，不会超过200次振动/秒的水平。

德勒泽纳[14]不仅和其他人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样，从两个相似音调的共振中确定了最小可觉差，而且还设计了一些其他音程，如八度音、五度音、大三度和大六度。人们可能会注意到，这里的任务是确定两个音符之间的差异或比例，而不是两个音调之间的最小可觉差。在这里，先后发出的两个音之间的每个纯音程[15]都代表了差异，而每个非纯音程都代表了稍有变化的差异。然而在这个例子中，由一个共振纯度确定的最小可觉差，可被视为一般情况下的一个特例；即由两个差异为零的音调中计算而得的偏差。

实验是这样进行的。将以每秒120个周期振动的弦，在相隔1147毫米的两座小桥之间以单弦的形式拉伸。其中的一座桥是活动的，这样弦在其长度上的某一点被分为两部分，弦两端的声音就会产生一个音程。这座活动桥是很灵活的。它被放在弦的下面且没有增加弦的张力，弦紧贴着这座桥尖锐的边缘。德勒泽纳首先确保了音程的纯度。然后将活动桥移向右边或左边一点点，最多不超过几毫米。现在让观察者判断什么时候音程中的变化变得明显。活动桥是在观察者视野之外的，移动桥的位置直到基本找到一个纯音程，并确定判断中产生了多少错误。

虽然这些实验看起来是非常认真仔细地实施的，但不幸的是，由于缺乏准确的方法，人们对所得数据间的可比性不能太过相信。因为这些测定对音乐实践和乐感理论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重复这些实验是非常必要的。注意要采用正误法和平均差误法，严格控制所有条件的可比性，选取听力好与不好的各类观察者，之前作者用来测量最小可觉差或极限的方法尚不足以保证得到一个精确的结果。

德勒泽纳的结果如下。

取一根长1147毫米、以每秒120个周期的频率振动的弦，然后缓慢移动活动桥使得两部分弦的共振被打破，结果发现，当活动桥移到距中点只有1毫米的时候，就需要极好的听力才能辨别出两端相继出现声音的差异。弦一端的长度为（1147/2）+1毫米，另一端为（1147/2）-1毫米，因此二者的长度以及相应频率的比值为1149:1145。比例为1151:1143时的差异，就能够被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人耳所听到了。［他写道：］

如果我们把活动桥向右或左移动2毫米，几乎未经训练的人耳就可以感知到这种差异，这是我在几个被试的实验中确定得到的。如果活动桥只移位了1毫米，就需要一只相当灵敏的人耳才能立即意识到差异。为了让被试不因周围物体而分心，或者是不让被试了解活动桥是否真的产生了移位，参与这一测试的被试要闭上眼睛，以此来避免被试根据所看到的方向改变产生预知。所以极其灵敏的人耳是对于这样细微的差异非常敏感的。假定这是人耳感受性的极限，那我们来计算以下这两种有着微小差别的感觉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得到：

因此组织结构最好的耳朵能感受到1149次振动中4次振动的差异。[16]

为了将这种音程与作为普遍单位的81/80小［音程］相比较，我们可以说人耳对同音上增加了四分之一的小音程这样的情况，是几乎判断不出来的。

我们已经看到，那些从未有过声音比较经验的人，能够感知2毫米位移的差异。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声音获得被比较的音程：

因此这些人是能感受到1151次振动中8次的差异，或者说是略高于半个小音程的音程。

如果把与其他音程相对应的结果也列出来，我们将发现，根据德勒泽纳的说法，当频率比值如下所示，且音调是被相继听到时，那么非常敏感的耳朵刚好够区别如下音程的偏差。

①在完全没有经过音调比较训练的被试身上，我们计算出的比值是1151/1143＝（81/80）0.561。

②该数据依赖于活动桥是向左还是向右移动。

或者

大家可以看到，人们对五度音偏差的知觉相对来说是最独特的。

重量

卡姆勒与一些合作者［奥贝特、福斯特、特伦克（Trenkle）］一起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是关于皮肤不同位置所能感觉到的最小绝对重量。他的结果发表在他1858年从布雷斯劳大学（波兰）毕业的论文《皮肤各个区域的最小感受性》。他的实验材料包括重量较轻的木髓、软木或纸板，每个大小约为9平方毫米，但是重量各不相同并且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加重。重量降得非常慢，并尽可能在测试区域内是从上往下地垂直降低的。将一个细拱形铜丝或猪鬃放在两个斜对角的角落里，重量以马镫的形状呈现，在其上端系着一根棉线来固定重量。

详细报告这里的所有结果将会很繁琐，因为实验中测量了不同观察者的整个身体表面。我将只提及部分结果：不同区域感受性大小的顺序与韦伯用圆规两脚进行实验的结果毫无相同之处。根据这四名观察者的数据所得的大小顺序结果很接近，但也不完全相同。前额、太阳穴、眼皮和前臂背侧是最敏感的部位，在这些地方0.002克的重量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能被感觉到。指头则一般不太敏感。

总之，能感受到最轻重量的最敏感区域的详细情况如下所示：

奥贝特在前额、太阳穴、左右前臂及关节（包括掌侧和背侧）以及拇指掌侧（即手掌的一侧）外沿和双侧手背能感觉到0.002克的重量。卡姆勒是在前额、太阳穴、右前臂背侧以及双侧手背感觉到这个重量。福斯特是在前额、太阳穴、上下眼皮和鼻子位置。特伦克则是在鼻子和嘴唇上。

奥贝特在右手拇指掌侧外沿能够感觉到0.003克的重量。卡姆勒则是在两只前臂掌侧、左前臂背侧表面以及左手拇指掌侧外沿表面能够感受到这个重量。

卡姆勒在右手拇指掌侧外沿表面感觉到0.004克。

奥贝特在鼻子、嘴唇、下巴、上下眼皮、胃部中点等部位能感觉到0.005克的重量。卡姆勒则是在鼻子、嘴唇、下巴、上下眼皮、胃部中点等部位。福斯特是在嘴唇、胃部等部位。特伦克是在前额、嘴唇、上下眼皮、胃部、前臂等部位。

一克是作为指尖和右踵（据奥贝特的研究）能刚好感觉到的最大重量（也就是最小可觉重量）。

我们已经引用了韦伯得到的结果，这个结果是关于重量差异的，附带地测试了韦伯定律。然而，他的处理[17]中有更多关于重量最小可觉差实验的细节，包括仅根据压力或压力与肌肉觉相结合的流程，也有根据压力作用的部位进行的讨论。

在以下实验中，用来比较的两个重量放在两只手上，它们的最小可觉差给出的方法测定。当手一直放在桌子上（a列）时，对应的是在纯压力感觉之间做对比，当两只手都提起时（b列），对应测量的是压力和肌肉觉的结合。但是开始时每只手上总是有32盎司的初始重量，当一只手上的重量按照下列数量减少时，差异变得明显：

在接下来的实验里[18]观察者用同一只手交替提起两个重量。重量挂在手上，由两块折叠的布片包裹，布片两端连接起来。“总共十个人参加了实验，一半为男性，他们根据所描述的方法，比较了用布片举起78和80盎司的重量，其中只有两个人不能区分哪个重哪个轻。在每人三个试次判断哪个更重的过程中，七个人每次都判断正确。其中有些人做了四到七个试次，每次都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十个观察者中有一人在八个试次中答对了七次答错一次。”

韦伯认为，这个实验程序里只涉及了肌肉感觉。我并不完全同意，这有提到过。

在接下来的实验里[19]使用了六堆重量恒定的泰勒币[20]，每堆硬币的重量略小于2盎司（总重量接近12盎司），将它们分别放在身体双侧的对应部位（下表中最后两个部位是采取中线作为测试点的）。然后在一侧逐个拿走泰勒币，直到被试感觉到两边的重量差异。下表列出了在差异变得明显之前需要移走的硬币数。（没有说明实验被试。）

这些实验也与第十二章引用的等值法所进行的实验有关。

温度

韦伯[21]已经发表了一些关于最小可觉温差大小的内容。根据他的研究，让被试把整只手交替放入水温不等的两个容器里并集中注意，运用这种方法人们可以区分相距只有1/5°到1/6°R的温度差异。但是，他并没有准确测定觉察到差异时的温度。我发现在中等的温度范围内，即便更小的差异也能被觉察到，而且他们会根据受到温度的影响而产生很大的变化。可以把这些内容与第九章对比一下。

韦伯所做的关于冷热痛阈的实验和讨论可以在相同的报告里找到。

广度阈限

视觉

基本上，我们视网膜所能觉察到的距离均受到视野的限制，有人可能会问一般需要多少量的感觉环才能使视野进入可觉察的范围。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与下面这个问题小心地区分开来，即当采用不同方式对当前视野进行刺激时，为了将其中一部分与其他视野区分开来，所需要的刺激比例量是多少。到目前为止还不可能解决第一个问题。因此我也将绕过这一问题，尽管这确实是广度阈限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但只能在后面一些有关理论性内容的章节中再回到这一问题，现在我们还是要回到有关广度阈限的研究上来。

眼睛能感知到的最小广度、最小距离以及广度与距离的最小差异各是多少？

找到最小可辨别距离的任务与测定最小可能值的任务是一致的，因为人们终究会认为两个有限点间通径的最小可觉长度，应该与两点间的最小可觉距离是一样的，反之亦然，也可以像最小可觉长度那样来考虑最小可觉距离。然而，这些实验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即在大且均匀的背景上观察一个点、一条线或者一小块表面，以此来测定双眼间距（以及由此得到的视角）为多少时，这么小的客体仍然可以看到（或消失），以及在给定背景上观察两个或更多的点、线或者小块表面之间距离的情况。这里的实验任务是研究分离的视角为多少时，它们将相互融合在一起。出于我们的实验目的，将前者称为关于最小可觉大小的实验，后者是关于最小可觉距离的实验。两种实验条件不同，这直接关系到实验的结果，因此如果把两种条件套用在照明的例子中，前者只涉及两个边缘，而后者涉及四个边缘。

眼睛能识别出的任何大小必须是出现在一个给定的背景上，而它能否被识别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与背景的对比。因此广延视觉阈限问题与强度差别阈限有关，而且这个观点已经讨论过。视觉对象与背景间的差异越大，每单元范围内的大小更容易区分。另一方面（至少达到一定极限），如果对比保持不变，视觉广度越大，物体越容易识别。无论背景是黑色的，需要区别的物体表面是白色的，还是反过来，这一事实都有效。

为了找到这里面的定律函数关系，特文宁（Twining）[22]做了一些实验。在一块白色背景板上有一些规则的黑色斑点，只有一道光源照射该点，他需要测定当眼睛与背景板间存在不同水平距离的情况下，光源与背板的距离需要调整到多少，能够使斑点与背景融为一体。他通过这些实验得出一个定律，即虽然眼睛与背板的距离呈几何数下降，但相应的光源与背板的距离却呈算数级增长。[23]

如果将照度J定义为油灯距离背板L平方的倒数，将黑点的视直径D定义为视距A的倒数，那么就可以用来代替L，用1/D来代替A。这一定律现在可以用以下公式表达：等比例的D′/D对应于等差异的。这个定律本身不太可能成立，而且特文宁假设A是D的倒数，由于实验条件下照明的影响，毫无疑问这是无效的假设，这一点我们后面将会讨论。因此，尽管特文宁自己的实验非常符合这一定律，但正如我们看到的，这最有可能只是一种经验的表达，而不是真正的自然法则，它在其他实验条件下的普遍有效性值得怀疑。同时，这些实验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们表明，当观察距离较远的前提下，距离仍按照一定比例增加时，刚刚能够明确识别斑点时的相对照度将会快速地开始或停止增加，而当观察距离较近的前提下，距离以同样比例增加时，照度的相对增长却只是很微小的。作者提供的两个最大观察距离107.29和134.11英寸，比例为4:5，它们对应的油灯距离为29.5和15.5英寸，即照度比例为1:3.62。另一方面，所使用的两个最小观察距离为28.12和35.16英寸，同样比例为4:5，对应的油灯距离分别为131.6和110.5英寸，反映的照度比例为1:1.419。这一结果将保持稳定不变。

本来特文宁使用的装置是里外都漆成黑色的盒子。这个盒子除了前面以外全是封闭的，前面打了一个方形小孔，一方面是为了能够让光透进盒子里，一方面是便于被试从另一边观察。在同时进行照明和观察时，照明灯和眼睛（分别在孔的两侧）之间的距离要足够远以防两者相互干扰。在盒子内部的后侧上有一些纸片，上面标有等距且按规律排列的黑色小圆点[24]，这些黑点接收光的照射并可以被观察者看到。在不同的实验里，眼睛与盒子后侧间的距离是不同的，每次把灯移近或移远，直到黑色斑点与背景相融合或直到它们之间清晰的界限正好不见[25]。灯是被盖住的，除了一个小孔用来供光束透出，眼睛通过固定在框架上的管子（眼管）进行观察，管的孔径为0.16英寸，长3英寸。管和灯在有刻度的木板上可以移动，并在盒子的一个角上汇合。眼管的滑动是以5:4的几何级数变化。在盒子方孔前面放置一块黑屏，其上对应盒子方孔的位置也有一个孔，目的是阻止房间里的杂光进入。

下面的表格包含了观察结果，单位为英寸。[26]据原文记载，在每个距离上进行了四对观察，但表中在每一距离上只给出了四个数据。因此，每个数据可能是两个观察值的平均值。观察距离大小的顺序是以4:5的几何比例增加的。最后一列“估算值”列出了估算的灯距，这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而计算出来的，即灯距与标准的16英寸灯距之间的算术级数差异，对应的是两者间的几何级数差异。

特文宁的实验数据

小的可见物体的辨别力极大地依赖于辐照效应[27]，这一点我们很早就已得知。现在我们将更仔细地验证这一影响。这里我们要考虑的是在照明条件下，由于光学畸变和折射，视网膜对光的物理散射所产生的印象。

在所有关于最小可识别大小或距离的实验中，人们减小大小或距离——或者把物体移远——在不考虑辐照的情况下，视网膜上的成像就会减小到一个点或一根宽度可忽略不计的线。一般来说，除了福尔克曼关于辐照的新论文[28]，最小可辨认影像的直径或者最小可识别距离的计算都没有考虑到辐照。但是，福尔克曼的精细实验非常准确地表明，即使最好最彻底适应了的眼睛，对光的传播产生可觉可测量的印象过程中，一定会受到辐照的影响。如果人们将他在最好的可能观察条件下获得的关于扩散圈大小的数据，与他自己或者其他研究者有关最小可觉物体大小的结果相对比的话，不仅会发现没有考虑辐照时，与最小可觉察影像的直径（或最小可觉察距离）相比，计算出的扩散圈直径相对较大，而且会发现通常它比这一直径大很多。因此，光形成的影像大小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虽然同时由于色散，它比计算出的最小可知觉大小要小。

的确，根据福尔克曼的测量（后面将引述），实验中由明亮光线照射的黑色背景上的银线边缘宽度向两边增加，增加范围从最小值0.0012毫米到最大值0.0032毫米[29]（以巴黎行为单位的话是从0.000532到0.001418）。由六名可能有着最佳视觉适应性的观察者参加实验。如果线段是黑色的而背景是白色的，那么增加范围则为0.0003到0.00185毫米。然而，根据例如胡克（Hueck）等人的研究，黑色背景上白色条纹开始消失时的视角，也是直线最小可识别宽度极限的标志，达到了2秒的角度值，代表了视网膜上的0.000145毫米。

正如指出的，辐照的范围依赖于物理条件，并不随着照明强度而增加。因此，较强和较弱的点光源所照射的范围是一样的。但是，弱的点光源能够达到与其背景不能区分的程度，而明亮的点光源将保持可觉的水平。

一般来说，当点光源强度不足以达到与扩散圈中心的背景相区别的差别阈限程度时，那么它就再也不能被觉察。在白色背景上一个黑点的情况下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周围的光到处扩散并照亮了黑点，这样的话光就会散开来，它的黑度会由于辐照而减弱，和黑色背景上白点的作用形式是完全一样的——与福尔克曼讨论过的情况相同，并且他已经通过实验证明。

伯格曼（Bergmann）[30]发现，在研究最小可识别大小的实验里所使用的点或线在远处时显得很暗淡，所以任何微小的影子都可以轻易地与它们相混淆。他注意到，当被试每次逐渐地接近由1毫米宽的黑白条纹组成的网格时，从被试首次看到两者混合在一起的距离开始，白色变得更亮，黑色变得更深。这些情况可以很容易根据以下事实解释，即由于光学畸变，在可清楚看见的范围之外，光就会更加分散开来。

据说关于最小可识别距离的实验可适用于检测空间知觉的灵敏度[31]，因为光的强度在其中起重要作用，这一点可以很容易通过上述事实进行解释。实际上，这里辐照的影响只是更加复杂了，而并非消失了。当两个亮点或线相互靠得足够近时，它们的扩散圈重叠了，重叠空间中心亮度的最小值与辐照中心亮度的最大值之间的差异低于阈限值，因此我们无法区分出二者。实验表明，这里的光强度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我发现斯坦海尔在关于光照度测量的文章中曾提到过，暗度较低的墨镜在分离非常接近的双星中表现出令人惊讶的作用。然而我必须承认，基于我所掌握的内容，尚无法将这种效应推论为辐照条件的作用，在我看来，在扩散圈的延伸不会随着光强度的增加而增加的前提下，最低和最高强度的比例在强光或弱光范围内应当是保持一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感知差异的能力将是不变的。而事实上如果背景强度不断增加，那么更高的光强度条件下的识别力应该占有一定的优势。

总结前面的讨论可以得到，只要照明所起的作用以及如何消除该作用的问题没有解决，那目前有关视网膜上最小可觉大小和最小可觉察距离的实验，就不能用以获得关于空间知觉的敏锐度和广延感受性程度的结论。总结表明，如果忽视辐照作用，那么根据物体的大小和距离对极小的视网膜成像大小进行推算，以及对它们最终在视网膜细胞上的关系判断将是靠不住的。关于这一点，福尔克曼在他关于光照的论文中总结如下：“到目前为止所有有关刚刚能被觉察到的最小视网膜影像大小的报告都是错误的，这些数据都太大了，因为他们的计算都没有考虑到辐照的作用。”

这个讨论将会引发物体大小本身在差别阈限测定中所起作用的问题。这全是由于辐照作用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假设物体大小的增长存在极限。不幸的是我们仍然缺乏用来检测这一问题的关键性实验。我只知道福斯特所进行的一些相关实验[32]，但是这些实验并不是针对这一特别问题的。这些实验似乎表明，物体大小对知觉阈限的影响实际上超过了辐照。实验过程如下：“将一个封闭的盒子作为暗室，将被照射的物体放在里面，这个盒子内部是全黑的，是个长接近36英寸、高与宽约为8英寸的平行六面体形状。在盒子一个角末端处有两个供眼睛观察的圆孔，它们中心之间的距离为2又1/2英寸，与它们相邻且处于同一高度的是一个25平方厘米的方形孔，这个非常大的孔是供光源射入的。在盒子内侧用质量很好的白纸蒙上这个孔。在1/2英寸距离处有一根燃烧的油脂蜡烛[33]（可以尽可能地均匀燃烧）。这样，方形孔上的白纸就被照亮作为光源，物体摆放在盒内另一侧。光源大小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光圈（中心有不同大小孔洞的纸板），这些光圈板紧贴在盒子前。”

作者提出：“要在白色背景上辨别出长5厘米（长边是垂直的）宽1到2厘米的黑色矩形（眼睛距离为12巴黎英寸＝32.5厘米），所需的最弱照明是2到5平方毫米范围的光源。如果光源低于该值，那么物体必须相应地变大。”

人们可以计算得出，在给定的观察距离上，宽度为2厘米的条纹在视网膜上形成的影像相当于0.9毫米。根据前面给出的数据，该值远远超过一只适应良好的眼睛刚好感觉模糊的量。现在如果更大的物体在更弱照明下变得可见，就说明大小的影响不仅仅依赖于辐照。然而，我们仍然需要直接专门针对这一主题，以及追踪大小变化与绝对亮度的函数关系，开展进一步的实验。

在任何情况下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目前在没有考虑到辐照的前提下，大小和距离阈限的测定都是无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广度阈限就不独立于眼内光产生的辐照了。假定视网膜或皮肤上的某一印象的广度按照任意比例减少，那么只要一个活跃的神经末梢被激活或者超过了其强度阈值，就仍然能够产生相应的感受。但是当印象的广度落到某一特定值以下时，这种印象并不一定就不能被知觉为某一广度水平（即仍可以区分一些点的大小）。换句话说，已被视网膜感知的某段距离，可以在减少任意量后仍被感知为一段距离，我们不能说这种描述满足与之密切相关的准则，因为这样的感受是以对两个边缘间差异的知觉以及一些点的刺激为先决条件的。

确实，目前的神经生理学一般都接受这样的假设：如果我们将感觉环理解为简单神经纤维的终点（或者是分支情况下的终点），那么人们只能在印象落在不同的感觉环里时才能辨别。然而，一个感觉环，无论它是属于未分支或分支的纤维，都必然有一定的直径，因此并排落在同一个感觉环的印象是不能被区分的。在视觉领域，实验证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真的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公认光点的扩散圈是要大于感觉环的。但是，我们或许可以研究类似于视网膜的广延感觉性器官，其中之一就是皮肤。我们必须要承认扩散也在触觉实验中起作用，因为皮肤上一点的压力或多或少会传递到其相邻部位。但是这一事实却无法解释韦伯的发现，即相距30巴黎行长的两个圆规脚在背部、上臂和大腿处都被当作一个点，观察者无法分辨出这个距离，我们也不能认为皮肤不同区域最小可觉察距离之间的差异也依赖于上述因素。皮肤和视网膜在感觉程度上的相似性已经由韦伯在其他研究中进行了证实，不过我们将怀疑它是否在这里也能通用。

根据以上内容可以很显然得知，评价和解释我们这一主题需要两方面的知识，一方面是当眼睛的适应力达到极限时所发生的扩散的绝对程度，另一方面是哪些视网膜细胞可以表征感觉环以及它们的尺寸。针对第一点，我将附带提到福尔克曼利用他本人和其他人作为被试发现的结果。就后者而言，我将简要提到，所谓的视锥细胞如今被认为是视网膜上最有可能实现感知感受的细胞。根据科里克（Kölliker）对能产生最清晰视觉的黄斑处视锥细胞的测量，它的直径为2到3个千分之一巴黎行长。伯格曼[34]在测量中央凹外围区域时得到了一些更较小的值。

直径为0.445毫米的银线固定在最佳观察距离S（以毫米计量）处。结果如下：表中a列是将黑色的线置于明亮如天空这样的背景上时获得的数值，表中b列是将白色的线置于黑色背景上时获得的数值，该背景受到反射光的照射。给出的结果是Z个实验试次的平均值，实验中第一个数字代表条件a中的试次数，第二个数字代表条件b中的试次数，二者都是通过直径为R（以毫米计量）的扩散圈形式进行测量的。

福尔克曼的照明实验

*海登海因博士的结果在条件a下出入比较大，因此予以删除。他的大多实验试次都不支持辐照对结果起作用的假设。福尔克曼称之为实验中不同于其他被试的一个例外情况。

+S值在条件a下等于115，在条件b下等于110。

数据来源：Berichte.der sächs.soc.，1858, p.129.

福尔克曼提到他之前请克诺伯劳教授、汉克尔、鲁特、切尔马克（Czermak）和其他人（有时是在他的鼓动下完成的）帮助完成的一些个案观察，以及相应的结果（即扩散存在的证据），此外这里还提到了一些合作完成的实验系列结果。这些结果是通过如下方式获得的。观察者使用的是提到过的测微仪，它包含了平行且直径为0.445毫米的银线，仪器摆在眼睛能够最清晰地看到线的距离。然后他试图通过转动千分尺的旋钮来使得平行线之间的距离等于它们的直径。结果看起来选定的距离总是要大于线的实际直径，因为由于扩散效应这一直径看起来更宽。人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计算出结果：根据眼睛视轴为标准，主射线的交叉点落在角膜关键点后面9毫米，在视网膜前15毫米。基于这些数据，在不考虑由辐照效应带来的色散前提下，只要千分尺中线到眼睛的距离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已知的，人们不仅可以测出千分尺中每条线视网膜成像的直径2r，还可以计算出视网膜上一条线与另一条线的视轴距离ε。当在实验中我们发现两条线的分散影像间距离δ等于一条线的影像直径2ρ时，就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实验数据得到扩散圈的直径=ε/2-2r，因为ε=δ+2ρ且2ρ=δ=ε/2。根据39个试次的平均数，福尔克曼发现从333毫米的距离观察时，两条线之间距离0.207毫米产生的视觉感受，等于单条宽度为0.445毫米黑线的感受。因此ε/2＝2ρ＝0.0055毫米；2r＝0.00199毫米，然后结果ε/2-2r＝0.0035毫米。为了做个检查，福尔克曼另外又做了10个试次，其中他使两条线之间的距离是线的外部直径的两倍。人们可以从前面的实验结果中计算出这一距离应该等于0.328毫米。10个试次给出的平均值结果是0.337毫米，一致性很高，也说明实验过程是令人信服的。

以下要点同样值得关注：辐照效应在水平和垂直方向是不同的。当福尔克曼在与先前实验（这时线条位置是垂直的）同样的观察距离，参看水平位置的线条时，一个非常独特的影像出现了，所以为了保证从同样333毫米的观察距离产生的感受相同，必须戴上弱凸镜。在亮背景下执行这个实验，10名观察者的扩散圈直径结果平均值为0.0047毫米，而在垂直位置上的数值却是0.0035毫米（不戴眼镜）。

实验组中有五天的数据考虑到了亮度，采用的是条件a，具体数据细节如下。福尔克曼测得的与线直径感受相同的距离D也在下面一并给出（D的下标代表实验试次数）[35]。

第一天（无详细资料）　　D_9＝0.1897

第二天（阴天）　　D_10＝0.2271

第三天（明亮天空）　　D_10＝0.2153

第四天（非常明亮的天空）　　D_10＝0.2074

海登海因的实验运用了条件b，产生了如下结果：

第一天（无详细资料）　　D_20=0.111

第二天（非常明亮）　　D_20=0.153

没有发现照明程度在其中存在着明显的影响。

针对最小可觉大小值的测量

虽然根据前面的讨论，前人关于最小可觉大小和距离的测定似乎无法帮助我们得到任何有效的结论，但是它们在眼睛效率（即眼睛能够确定结果的准确度）的最低限度和实践意义两方面都很重要。因此做个总结是有必要的。

不幸的是总结显示不同研究者的结果之间几乎没有一致性。而且，如果观察条件没有指定精确的话，这些不稳定的结果值可能会完全消失，因此我将尽可能按照观察者的原话来呈现这些数据。

由于把视角转化成视网膜上的大小是很重要的，反之亦然，因此在利斯汀（Listing）测量的基础上，我让主射线交叉点的距离在视网膜前面15.1774毫米＝6.735巴黎行，离角膜的距离为7.4696毫米＝3.315巴黎行。因此我可以用一秒的视角取代0.00007357毫米或0.00003265巴黎行。

人们发现下面的陈述在史密斯（Smith）的光学著作中是最常用的。在这里我将从手头上的法译本中引用一段内容（T.Ⅰ，p.40）：

霍克博士（Hook）向我们保证，在与眼睛的对角小于半分时（参见他本人对爱尔维修关于天体机制研究的评论，p.8），视力再好也无法很好地分辨天空中的一段距离，例如月亮表面的一个点、两颗星的距离。如果视角没有更大的话，这些星在裸眼看起来就是一颗星。曾经有个实验我也在场，实验是由一个同伴里视力最好的来完成的，当眼睛的对角小于2/3分时，他也无法区分黑色背景上的一个白圈，也无法分辨白色或天空背景下的黑圈；或者观察对象与眼睛的距离超过了它自身直径的5156倍，他也无法分辨出来。这与霍克博士的观察结果是一致的。

托比尔斯·梅耶尔（Tobias Mayer）[36]举出了如下一些实验结果：

第一个实验是在很暗的地方进行的，同时打开阴面的窗户。物体被涂上所谓“黑墨”（Tusche），而后被摆放在很白的平板纸上。（1）直径为1/4巴黎行的黑点在距离为10巴黎英尺时，能够被合适镜片矫正过的近视眼很好地辨别出来。距离为12巴黎英尺时被试就犹疑不决。到距离为13巴黎英尺时就真的完全看不见了。（2）直径为0.44巴黎行的类似点在距离为14又3/4巴黎英尺时仍然可被看见。距离为17巴黎英尺时就几乎看不到了，距离为18巴黎英尺时眼睛就完全看不到了。（3）直径为0.66巴黎行的第三个点在距离为24又1/2巴黎英尺时仍然可辨别，但是在距离为26巴黎英尺时观看有一定的难度，并且产生了犹豫。离眼睛再远一点就根本看不到了。

进一步叙述关于网格的实验后（下面将会提到），他补充道：

高出眼睛水平并且在正午阳光下（此时色彩和照明都是最强的）呈现的点和图像在与上述距离大致相同处开始出现模糊的情况。当采取较大的距离多次重复实验时，可能存在的差异就会变得更明显，而较小的距离因此变得更清晰。

照明度对点的识别没有影响，这一结果直接与普拉托的实验结果相矛盾，下面将会提到。

观察距离，梅耶尔将这些点称为e conspectu eripere[37]，如果人们将其定为12、17和26英尺，那么眼睛所成像的直径就变成对应的0.000973、0.001126和0.001186巴黎行。完全对应这些不同距离的视角是30、35和36秒。

普拉托[38]在他的实验中同时考虑了色彩和照明度问题。大小为1厘米用彩纸制作的小型目标被固定在木板上，木板竖立在门外。普拉托逐渐将它们移走直到彩色目标看起来只是一块很小的几乎看不到的黑斑，再多移几步就会消失为止。然后他测量了自己与这些物体的距离并计算出相应的视角。两种条件下的结果如下：

颜色引起的差异可能只反映了它们亮度的不同。

胡克[39]用以下方式进行了实验：首先让视力正常的眼睛集中精力注视一个清晰可见的标记。然后观察者逐渐移开物体直到它消失，同时固定着点或线条标记的木板却看起来完全清楚了。

“不同个体的上百次观察结果表明，黑色区域内一个苍白的点在视角为10秒时消失。”这一结果对应于视网膜上0.00033巴黎行或0.00074毫米的距离。根据他的研究，黑色区域内的一根白条纹在小于2秒的视角下仍能被看到。另一方面，白色区域内的黑点消失时的视角达到20秒。前者对应于视网膜上0.0000652巴黎行或0.0001470毫米，而后者是这一距离的10倍。关于试次个数和观察者一致性的进一步详细资料在最后的描述中没有给出。关于实验进行时的照明条件也没有说明。

福尔克曼[40]能够在21英寸的距离处从蜘蛛网中识别出一条简单的网丝，另一个人能够在22英寸距离处看到同一根线。一根0.002英寸厚的头发能被福尔克曼[41]在30英寸距离处辨认出来。巴尔（Bär）的一名学生能在28英尺距离处辨认出厚度为1/60巴黎行的头发。[42]

埃伦伯格（Ehrenberg）[43]给出了一些趣闻作为更彻底的解释，但我很少涉及他的作品。他关注的不是观察者眼睛距离的变化，而是小物体能被完全清楚看到时的最佳观察距离（根据埃伦伯格的观点是4到6英寸）。我将引用他的原话。

“有很多次机会，”他说道，“我在实验室里研究了那些喜欢通过自己的观察，了解毛毛虫特殊构造的好奇的人们，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视敏度之间的差异，与我的预期和通常被认为的值相比，要远来的小。在不同场合下我曾让15到20个人参与了显微镜的使用实验，一旦我将仪器（显微镜）聚焦在精致的物体上，或一旦我用自己的裸眼专注地盯着一些非常小的物体，再向别人说明这些物体后，他们再看我刚刚看过的显微镜时，都将会看到与我所看到的同等清晰的东西。他们很少感觉到需要改变物体到眼睛的距离，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量。为了确认我没有被那些因为礼貌或尴尬而不想承认没有看到任何东西的观察者误导，我经常会让他们画出所看到的物体或者是向我详细描述这些物体。然后我开始确信，他们看到的完全是和我同样的东西，他们的视觉敏锐度和我一样，而且大多数人不需要事先改变显微镜初始的焦距。采用各种观察距离在大量被试身上继续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后，我觉得健康人类正常眼睛的视敏度有可能存在一个或大或小的一般固定极限，这将帮助我们获得有关显微镜最大放大倍数确定的结论。为了搞清楚近视眼和远视眼的变化对这种能力表现的影响达到什么程度，我多次验证我的观点——绝非少见的——近视的人比其他人要看得更多或更锐利，这是不可能的。我的实验结果分为两点：

“（1）人眼对极小细节的知觉似乎存在一个一般极限值，偏移这个值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当然，我们只考虑在一定距离能清晰看见的这些案例。在我所观察的100多人里，那些在正常观察条件下可以看得最清楚的人，能区分出的细节并不比我多。那些自称近视或远视的人通常也可以看到任何我所能看到的东西，但他们需要特定的辅助手段，尤其在用裸眼观察时，他们将不得不把物体移近或移远，而我就不需要这样做。

“（2）人类裸眼通常能够看到的最小区域直径为1/36巴黎行，无论是黑色背景上的白色客体还是白色或亮背景上的黑色客体。通过使用最集中的光束并集中注意力，仍然有可能看到直径在1/36到1/48巴黎行的大小，但是判断很不清楚且很不确定。[44]

“然后这也成为人类裸眼能够看到彩色物体的能力极限值，这是每个人用与我相同的方法就可以自己轻易验证的。取一些非常细小的黑色尘埃粒子，例如干油墨或墨汁，然后把它们涂在雪白的纸上。接着选出其中最小且完整的点并放在玻璃测微计上，该计至少能直接读取出1/48巴黎行的长度。无论有没有镜子，在太阳或灯构成的光环境下，很容易就能用玻璃测微计观察黑色粒子或类似物体。比上述更小的物体如果被排成一排的话可以被看到，但即使付诸全力也不能识别出这样的单个物体。而且，有些粒子被发现靠得很近或者是排成行，那它们就会在我们眼睛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影像从而误导我们，让我们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较大的单个物体或表面。[45]

拥有良好视力的人能够辨别微小物体所需的一般距离是4到5英寸，有时是6英寸，后者是拥有敏锐视觉的人的正常距离。近视个体距离物体很少超过4英寸，有时还要低于3英寸，但一般情况下他们和其他人表现得一样好。在4英寸时看得最清楚的人把眼睛移近物体之后，却不能增加视敏度，反而只能感觉到难受和不清晰的视觉。眼睛一旦注视了这个物体，人们就可以把它移得相当远而还能看到它。我本人看不到12英寸距离处白色背景上1/24巴黎行宽的黑色客体，但如果我先前在4到5英寸的距离处看过，我就可以把它移到12英寸处而仍能清晰看到。这一现象取决于眼睛对远距离视觉的一种众所周知的适应能力。只要注意力集中在物体位置点，即使物体移动了，人们还是常常能在远处识别出已经变得很小的这个物体。当观察明亮天空中的一个气球或地平线上的一艘轮船时会出现类似的现象。这些物体只要一引起人们的注意就能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但这种迅速定位的能力本身取决于主体的习惯和智力，并不能让我们得出有关视敏度的一般性结论。当一个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对视觉印象进行反应时，他能更迅速地定位自己，但是他并不比定位慢的人要看得更清楚，因为他的知觉生动性更低。我经常首先用放大镜来找非常小的物体，它可以帮我在裸眼情况下识别出这些物体，而后准确地识别出它们移动后的位置。所做的这些尝试全是为了帮助找到物体位置并加快定位。近视眼定位自己更容易，因为他们的视角更小，所以不太容易分心。最后我们应该增设一种可能条件，该条件下人类将发挥出潜在的且更高的视敏度，这存在于辨别发光物体的过程中。众所周知，发光物体看起来要比它们本身更大，并且在远小于1/48巴黎行时还能很容易地影响人类眼睛的视觉，不过这取决于它们的亮度，无论是自发光的还是反射光的。我自己从来没有观察过自发光物体，它的真实直径是如此小，以至于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这其中的极限问题上来……根据我在正常日光条件下用裸眼对金粉的观察结果，反射光很强的金属光泽可以在低至1/100巴黎行时被识别出。这是彩色物体大小的一半……

“在对着光观察不同的线时存在着不同的结果。有人能用裸眼识别1/400巴黎行厚度的不透明线，以及1/300到1/200巴黎行的蜘蛛网、1/200的蚕丝。后者是采用茧来测量的，因此厚度翻倍。”

如果将观看距离为4到6英寸时的1/36巴黎行长度转化成视网膜上的距离，这一观看距离是埃伦伯格给出的非线性目标能见度极限，人们就会发现该值是0.0039到0.0025巴黎行，是胡克结果0.00033巴黎行的10倍——尽管事实上这两个结果都是建立在大量实验试次的基础上。它还是梅耶尔结果的两倍多。胡克和埃伦伯格还有不同的地方，胡克实验中识别白色背景上的黑点比黑色背景上的白点需要更大的视角，而根据埃伦伯格的实验二者是相等的。

实验条件中存在着一个可能的不同点，即埃伦伯格的实验任务是尽可能近地观察微小的颗粒，而梅耶尔和胡克是在相当远的地方使用很大的目标供观察者测试，因为他们都是让观察者从清晰视觉处开始移动，直到其消失。根据梅耶尔的实验，距离确实不是个重要因素，但是由于他的距离达到12英尺甚至更高，相对而言一个更小的距离（和埃伦伯格实验中一样）终究还是更便于观察的。这一点保证了后面的研究。

当我们面临不仅要识别出可见目标的存在，还要判断其形状的问题时，就需要一个更大的视角。根据胡克[46]的研究，边长为1.2巴黎行的方形在11英尺处还是能被视作是方形，此时视角弧度等于2分35秒。类似地，1.5巴黎行长的斜条纹在13英尺处能被看成是倾斜的，此时视角弧度等于2分45秒。胡克佩戴合适的眼镜，就能在13英尺远处阅读字母宽度为1.5巴黎行、单词间距为0.5巴黎行的印刷字体。

伯格曼[47]发现：“在宽度相等的前提下，观察短条纹所处的距离要比长条纹近些。”

韦伯[48]讨论道：“根据我的观察，黑色背景上白线的最远观察距离，相当于与其等宽的等边矩形的三倍，如果存在着对比度极高的背景，那么会使这一距离更大。”

针对最小可觉距离的测量

有关这一主题的实验是采用各种不同形式进行的，其结果有相应的变化。

两个相距很远的点或方块　史密斯针对两颗星的结果报告已经提到过。

福尔克曼[49]让相距4英寸的两盏灯的影像落在温度计的小水银泡上，这个泡的直径是0.15英寸，距离两盏灯8英寸远……戴眼镜的情况下，当他从温度计处后退20又1/2英寸时知觉到两个完全分离的图像，而到达26英寸距离处时清楚看到的是中心接触在一起的重叠影像……他的一个朋友重复了这一实验，并在距离37英寸处还能辨认出两个影像。没有戴眼镜的话，福尔克曼必须得在近至12英寸处才能辨认出两个完全分离的对称影像。

根据胡克[50]的研究，当观察者在10英尺开外时，白色背景上相距0.45巴黎行的两个黑点融为一体。这一距离对应的视角弧度是1分4秒。相隔同样距离的条纹将给出相同的结果。

韦伯[51]在提到测定黑色背景上的白线和矩形从视野中消失时的距离时，补充道：“另一方面，黑色背景上有两个相同的白色矩形，中间有黑色的间隔，间隔和矩形等宽。另外有两条同样处于黑色背景上且与矩形等宽的白色条纹，中间有与条纹等宽且形状与条纹相同的间隔，在一定距离进行观察时还是能感觉到条纹是分开的，而且这个距离和矩形条件下的是完全一样的。”

两根相距很远的线　福尔克曼[52]从蜘蛛网中挑两条彼此相距0.0052英寸的平行线，并发现在7英寸距离处仍能区别出这两根线，但更远的话就不行了。他的朋友中视力最敏锐的人在13英寸距离处才会观察到二者重合。福尔克曼在戴眼镜的情况下，能够在27英寸远处辨别出白色背景上相距0.016英寸的两条黑色平行条纹。

瓦伦丁[53]能够将视网膜成像距离只有0.0009巴黎行的两条线区分开来。

胡克在条纹研究中发现了与点同样的结果。

条纹以及网格图形　托比尔斯·梅耶尔[54]描述了日光漫反射条件下的实验：

1.在11英尺距离处，直接观察由0.36巴黎行等宽黑白条纹相间构成的图形，在这个距离水平上，乍一看这个图形感觉相当模糊，人们只有非常努力才能辨别出黑白条纹之间的间隔。在12英尺距离处，条纹之间所有的间隔都看不见了。当然，要知觉这间隔还是可能的，就是存在很大的困难。当眼睛再远点的话，整个图形就给人以均匀的浅灰色的假象。

2.采取同样的程序继续给被试呈现条纹图，不过其中黑条纹宽度是白条纹的两倍，即后者宽度为0.2巴黎行，前者是0.4巴黎行，结果发现在离眼睛9到10英尺的地方图形就开始变得模糊。

3.我们将上述测验中的条纹宽度进行了对调，即白条纹宽度是黑条纹的两倍，结果也是在同样的距离就不能清楚分辨条纹间的距离了。即白条纹宽度为0.4巴黎行，黑条纹为0.2巴黎行。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组数据（下表中的第2、3组[55]）都需要相等的眼距离。这样便于以后能够同时参考这些数据。

4.在15又1/2英尺距离处，观察由宽度均为0.44巴黎行的黑白条纹交叉组成的图形，我们就会看到均匀的黑色，以至于就有人怀疑其中是否真的存在白色。

5.我们可以在12英尺处看到类似骰子（出于简洁我们称之为骰子）的图形，它是黑白方格相间的，每边长度为0.52巴黎行，这个距离是能看到黑白相间图案的最远距离。要是再把眼睛移远一点点，白色方形似乎就与黑色方形相混淆了。

将第1组与第2、3组，以及第4组、第5组条件下数据对比之后，梅耶尔得出结论，明暗间隔宽度的不均匀程度将促进识别过程。

梅耶尔的实验

这些有关条纹图形的实验以及条件1至5中获得的结果，后来在黑暗中采用一根油脂蜡烛作为照明的条件下进行了重复，蜡烛与图形的距离L不同。下面给出了眼睛与图形间距的感知极限值（视力极限，termini visionis，以巴黎英尺为单位）。

梅耶尔用以下方程描绘了A随L变化的定律，即

在这里，n是一个取决于图形性质的常数，在不同图形中取值如下：

他对计算结果和观察结果进行了汇总，结果发现根据公式所得结果与这些实验中获得的极限值很接近。

胡克[56]在《古币学和宝石雕刻术的收藏》（Trésor de Numismatique et de Glyptique, 1834）中观察了硬币、奖章、宝石和机器线雕，结果发现在22巴黎英寸3巴黎行距离处仍然能区分0.727巴黎行的间隔，也就是说在56.8秒弧度的视角下。的确，用锋利的笔锋在干净平滑的白色表面上印下的清晰图案，在44.3秒弧度的视角下仍能被辨别出来。再稍微退后一点距离的话，这些条纹区域就会开始变成灰色了。当视网膜成像大小为0.001英寸时，红色表面上的黄色条纹看起来是橙色的，类似地，蓝色表面的黄色条纹看起来是绿色的。

玛丽·戴维（Marie Davy）[57]在白纸上画了一些黑条纹，黑条纹间的间隔和黑条纹本身一样宽。她绘制了大量像这样的条纹宽度不同的图形，然后试图找出距离眼睛多远时它会成为均匀的灰色而不是黑白条纹图案。结果发现，每一张纸发生这种现象时的距离处，计算出的视网膜成像宽度约为0.0011毫米。具体的距离为5.8、0.75、0.53和0.41米时，视网膜成像的宽度分别为0.00109、0.00113、0.00113和0.00112毫米。她没有给出具体计算方法。

韦伯[58]用的是机器雕刻的黑条纹板，间隔很近且规律，并将它印刷在白纸上。条纹宽度为0.025巴黎行，中间间隔等宽。他的儿子T.韦伯在间隔所对应的空间视角达到45.3秒时，仍然能在9巴黎英寸2又1/2巴黎行距离处识别出线条。他在另外一些人身上也进行了同样的实验,发现有两人拥有最大的视敏度，其中一个（9号）在9英寸处也能看到条纹，另一个在11英寸距离处，对应的视角是45.3秒和36.5秒，转化为距离是0.00148和0.00119巴黎行。

伯格曼[59]用的是条纹和间隔宽均为1毫米的平版印刷光栅，实验进行如下。在一个小的圆形纸箱盖上切出一个直径约为20毫米的小孔，然后把光栅固定在盖子上，这样只有一个圆形部分暴露在外面。“人们可以通过旋转盖子使光栅倾斜，这样接受测试的个体可以通过辨别条纹方向来检验他是否真的看到了光栅。

“大量成功的实验试次结果显示，大部分眼睛特别好的个体都没有比韦伯实验中8号被试的对应距离更远。这个人总是能在距离为5.5米处辨别出间隔为1毫米的光栅……

“顺便说一下，在更远距离处条纹的方向也经常被正确识别出来，有时远至7米。被试经常会说，如果他们事先知道了条纹的方向，他们在更大的距离处也能够看到间隔。早期的一个实验中有一名10岁男孩，他的视力之出众是事先我们就知道的，他甚至能够连续三次正确识别出8米远的条纹方向（方向每次都会改变）。但随后跟着却是一个错误的回答。”

伯格曼强调大家注意的是：“在相对视力不错的被试经常能正确识别出条纹方向的距离即5.5米处，条纹的成像比视锥细胞直径的一半要大些。人们可能会怀疑这些大小尺寸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本质联系。”

在超过正确识别条纹方向经常发生的距离即5.5米处，经常犯的错误有种特殊性，即所描述的条纹方向正好与真正的方向是垂直的。在同一距离处有时光栅还会被看作是方格。有个不了解注视对象的人在约6米远的地方以为这是方格图形；另一个人站在他后面约2英尺，针对同样的图形也说看到了同样的方格。

伯格曼巧妙地把这些环境与有关视锥细胞的形状和排列的可能假设联系起来，不过在这里阐述这些观点太复杂了。

相较于其他方向，某些特定的光栅条纹方向似乎更容易被识别，但这似乎是个体差异问题。（参见Bergmann, p.104。）

视网膜周边部位在知觉极小物体和距离时的属性

到目前为止我所报告的内容都是基于视觉最清晰的视网膜中央凹部位，对可见物体和距离来进行的解释。对物体和距离的感知能力都从视网膜中央凹朝外围方向上减小，但减小程度在不同方向上绝不是相等的。胡克、福尔克曼与霍登海姆（Hüttenheim）曾做过有关这方面的观察研究；另外一些研究是由伯格曼做的，但最彻底的当属奥贝特与福斯特合作所做的研究。另外这些研究还表明，要从视轴区分一定距离的两个点是不可能的，这也绝不可能是由于眼睛的光学畸变导致的。他们也表明，视角相同但观察距离不同时，相对于距离较远的条件，较近条件下所观察的数字或方块可以被更多的视网膜外周区域所识别。

我认为最好参考关于实验细节的原始论文，以免导致本章中提到的细节内容产生太多偏差：

胡克，载《缪勒的笔记》（Müller's Arch., 1840, p.92）。

福尔克曼，载《瓦格纳大辞典（人文艺术分册）》（Wagner's Wörterb.Art.Sehen., p.334）。

奥贝特和福斯特，载《格莱费的眼科学纪要》（Gräfe's Arch.f.Ophthalmol.，Ⅲ，p.14），以及莫莱肖特（Moleschott），载《子集》[60]（Unters.，Ⅳ，p.16）。

伯格曼，载《亨勒与普福伊费尔的杂志》（Henle und Pfeufer Zeitschr.，SerieⅢ，Vol.Ⅱ，p.97）。

人们可以将有关这一问题的实验，与测定视网膜的哪一部分足以清楚地阅读印刷品的研究联系起来。［参见韦伯，载《萨克森学会报告》（1853, p.128 ff.）以及奥贝特和福斯特在上述论文中的内容。］

距离差异（视觉大小的估计值）

在估计视觉大小方面我们找到了韦伯[61]以下的陈述：

我将一张最大标准尺寸的信纸分成八等分。在每个部分我将刻上一条直线，同时要非常小心以使得所有的线宽度和暗度相同，不过长度不一。最短的线是100毫米，接下来长一点的是100又1/2毫米，再接着的是101毫米，以此类推。因此这些线的最大长度为105毫米[62]。

现在有并列的两张纸呈现，供需要检验视觉精度的被试观察；这些被试是精通绘画艺术并因此拥有极好视觉的人。这些人能够将100毫米的垂直线与101毫米的垂直线区分开来。在接下来的实验三、四和五中，他们总能正确报告出更长的线。不过，他们有时也会因为疲劳而犯错。事实上，有几个人不能区分100毫米和104毫米的线，但是却能非常肯定地将100毫米和105毫米的线区分开来。这些实验表明，当第二条线更长时，有些人凭借极好的视力可以感知到线条中1/100的差异，而其他人却只能感知到线条中1/20的差异。

我自己曾进行了一些关于最小可觉圆规脚间距的实验，它们已经引用过。

触觉

众所周知，韦伯是第一个把圆规脚放在皮肤上以研究最小可觉距离的人。他发现这一距离在皮肤的不同部位大有不同。他发现敏感性最高的地方是舌尖，在这里相距仅1/2巴黎行的规脚可被知觉为两个。接下来的是指尖的掌侧（1巴黎行）、嘴唇的红色部分（2巴黎行）、第二指节骨的掌侧等等。最不敏感的是脊椎上部及上臂和大腿的中部（30巴黎行）。他的实验观察汇总结果大部分呈现在他《收集的程序》（pp.50 ff.）。我们可以在《瓦格纳大辞典》（p.539）中他关于触觉和一般感觉的文章中看到简要的结果，这一结果于他发表在《莱比锡学会报告》（Berichte der Leipz.Soc.,1853, p.85 ff.）的论文中进行了复制。在后一篇文章中他又对空间知觉的一般概念及其敏锐度的测定方法上做了不同的补充。艾伦·汤姆森（Allen Thomson）在《爱丁堡医学和外科杂志》（Edinb.Med.and Surg.Journ., no.116）中首先对韦伯的观察结果进行了验证，其次是瓦伦丁的《生理学手册》（Lehrb.d.Physiol., 1844, Vol.Ⅱ，p.565），最后是切尔马克的《生理学研究》（physiol.studien）或者发表在《维也纳学会报告》（XV, p.425；XVII, p.563）上的论文，以及莫莱肖特的《子集》（p.183），而且后来的研究者在各个方面都有扩大及丰富。

利希滕菲尔曾做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观察研究，发现麻醉和合法的氯仿使用会使皮肤上的最小可觉圆规脚间距变得更大，这个结果发表在《维也纳学会报告》（p.338）。使皮肤麻痹的条件下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人们可能会列出兰德里（Landry）在《医学常规档案》（Archiv.gén.de méd., XXIX, Juill.Sept.）中的实验结果（Cannst.Jahresber.f., 1852, p.189），与冯特发表在《亨勒与普福伊费尔的杂志》（1858, p.272）的内容进行专门的对比。最后一篇文章中还报告了一个过敏条件下最小可觉距离减小的案例。练习会使最小可觉距离变小这一结果，出现在霍普（Hoppe）1854年的医学书稿二版、切尔马克的上述论文中，特别是福尔克曼发表于《萨克森学会报告》（1858,p.38）的论文也有提到。

有关皮肤上空间知觉的理论性探讨可能出现在韦伯和切尔马克（已引用过）的出版物、洛采（Lotze）的《医学心理学》（Medicin.Psychol.,1852）、迈斯纳（Meissner）于莱比锡出版的《为皮肤的解剖学与生理学做的贡献》（Beitr.z.Anatom.u.Physiol.der Haut., 1853），以及包含对这一主题有着特别深刻总结的冯特的相关论文（Abhandl.）。

时间与运动知觉

如果两个印象很快地相继出现，它们就会融合成为一种感受。那么人们可能会问：它们之间的间隔要达到多大，才能产生不同的知觉？

人们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实验性的回答，其原因与那些适用于其他空间知觉阈限的原因类似，即每个印象都会产生后像，就好像被辐照圈环绕一样。如果第一个印象的后像在第二个印象出现时依然很强，以至于它与第二个印象间的差异没有达到强度的差别阈限值，那么这两个印象一定会融合。

人们可能会问：当它们太快地相继出现时不能被知觉为两个分离的印象，这是否仅仅是由于实验环境造成的？针对这一问题没有经验性的答案，因此很难做此结论。可能就像在类似的空间条件下，当它们在时间条件下彼此很接近时，要将这时间印象知觉为离散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人们不能断言讨论过的感觉环的存在，但是或许以下要点还是可以得到的，即时间的主观测量与我们身体里的心理物理波动有关，就好像空间的客观测量与感觉环有关，属于这种波动时间范围内的一切对象都可在时间上被区分成很小的一部分，就像落入感觉环范围的一切也都可在空间上被分辨开来。在没有找到更加精确的基础之前，追求更进一步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

此外，在有着黑白扇区的圆盘旋转实验中，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问题出现了。白色扇区经过眼前的时间里，印象会增加；黑色扇区经过的时间里，印象会减小。就像在对静止的光刺激进行知觉时，最大值与最小值间差异没有达到强度的差别阈限，就会导致我们不能分辨。那么在运动条件下，同样情况的出现是否由于最大和最小印象相继出现得太快，以至于我们不能在时间上将二者区分？因此，如果去掉这种影响，差异能比静止状态下进行知觉时还大吗？

在我看来，似乎有可能通过实验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曾经有人已经测定了一些数据。

由于和时间的阈限问题有关，这里就存在着对既定刺激感知至一定清晰度所需的时间问题。我发现在瓦伦丁的《生理学手册》（Vol.Ⅱ，p.471）中有一些关于这一问题的评论和实验：

“良好知觉已知物体所需的最小时间，”他写道，“在通过对实验材料的精读后可以达到最好的水平。在这卷中（瓦伦丁的书）的实验仅仅是阅读大字版本中的一行，在10个试次中，每个字母花费的时间最大值是4.21瞬间，最小值是2.34瞬间，平均值为3.330瞬间[63]。阅读有2629个字母和标点、没有一个段落的大字版本，一整页需要花费1分钟32秒。平均起来就等于每个字符用了2.1瞬间。使用同一部作品的小号花体字版本来重复同样的实验，我需要2分12秒来阅读完这3944个字母和其他符号，或者说是每个字符用2.01瞬间。因此，我们可以说快速阅读时，知觉单个字一般平均只花2到4瞬间。”

我在《盖勒大辞典》（Gehler's Wörterbuch, p.1457）中找到穆克（Muncke）关于视力的文章，其中阐述了关于最小可觉运动的内容：

“人们可以通过结合光刺激的持续时间以及上述的视角大小进行测定，来解释为什么有些非常慢速的运动不能被知觉到。为了说明这一点，施密特（G.G.Schmidt）[64]采用了星的运动作为例子，即使是在相对运动最快的赤道上观察，它们看起来还是静止不动的。举个例子，如果将作用于眼睛的光刺激的最长持续时间定义为0.5秒，那么星星在该时间内所划过的弧度也就只有5秒，又因为这一距离低于空间物体所需的最小视角，所以它看起来是静止不动的。另一方面，如果通过放大倍数为100的望远镜来观察星星的话，那么视角将达到50秒，也就可以知觉到运动，尽管有些困难。然而，使用的望远镜放大倍数越大的话，这种运动看起来也就越快。在这种情况下星星落在眼睛上的生动印象也发挥了作用，这一点是施密特在观察怀表的分针运动时发现的。当他使用10倍的放大镜时才刚刚能觉察到分针的运动。由于指针的长度是4.5巴黎行，其中之一的视角为13.5分（在10英寸处能产生清晰视觉时对应的视角），速度接近每秒13.5秒的角度，而在10倍放大镜下则是135秒的角度或者是2分15秒的角度。与此同时，在这种测量最微小运动的精细实验中，我们还要考虑许多变量，特别是视敏度和要被检验物体的照明情况。这也正是上述两个量值差异如此之大的原因。为了检验后一个值，我观察了我自己的怀表分针。它是钢蓝色的，长9.1巴黎行，在耀眼的白色面上运动。只要它每跳一个格，我就能够在8英寸的观察距离处用裸眼觉察到它的运动。然而，当它碰巧越过表上的黑色（分钟）刻度处时似乎是静止不动的，所以或许可将这一速度视为眼睛能够知觉到的极限。因此有人将规定大小13.6秒翻倍并按照10:8的比例调整，来得到在34秒[65]附近时所出现的最小视角，然而在某些不利情况下，尤其是两个分钟标记点间的距离被忽略不计时，视角达不到那么小。这种情况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视角为50秒时，望远镜中的星星运动变得可见。其中原因一部分是它们在相对黑暗的空间里发出的强光，一部分是由于望远镜的镜筒内是黑的，所以视野内有些部分是被照亮而周围是完全漆黑的。这样，星星与视野边缘的不同距离就可以测量了。”

你们可以在瓦伦丁的《生理学手册》（Vol.Ⅱ，p.465）中找到以下附加信息：

“虽然在白天我还是不能用裸眼看到（怀表中）长为14.5毫米镀金分针的运动，但是我可以用1又1/2倍率的放大镜看到。另一方面，当另一块表的镀金分针长为18毫米时，我在光线良好且距离眼睛4英寸的地方集中注意力，就能知觉到它的运动。但是，我有考虑将整个过程限定在短暂的一瞥中。如果我在距离指针4英寸远处放上放大镜，同样也是1又1/2的放大倍率，我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知觉到运动……即使初步测量是正确的，所有这些关于视角最小变化速度的测定结果都只是给出了近似估计值，因为这其中有大量的细节条件也发挥了作用，但并不总是能把它们考虑到。不仅光强、光泽、观察项目颜色、距离、视野和视敏度，而且相邻物体的性质都会大大影响人们对最轻微运动的知觉。举例来说，如果表的指针正好走到一些细纹处，这就比在其他条件下更容易使人们觉察到轻微运动，因为这些精细装饰线可作为固定参考点，这样针尖最小规模的移动也会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

注释：

[1] Berichte der Leipz.Soc., 1858, pp.129 ff.

[2] 在这里大家有必要参考施坦普费尔的实验，相关内容可以在《维也纳学会报告》（1852, pp.504, 511）中查阅到。

[3] Gräfe's Arch.f.Ophthalmol.，Ⅲ，pp.30 ff.

[4] Abhandl.d.München.Akad.，Ⅶ，p.501.

[5] 小球由镊子的两脚夹住，镊子两脚张开并且由两只门闩固定住。

[6] 指的是德国人热爱音乐的传统，所以耳朵很灵敏。——译者注

[7] Ann.de Chim.et de Phys.,XLVII, p.69或Pogg.Ann., XXII, p.596。

[8] Comp.rend., XX, p.1214；Pogg.Ann., LXV, p.440.

[9] 如果萨瓦尔特采用双振动的形式，他与德斯普雷茨的结果就很可能一致了。德国研究者一般都使用双振动，而法国人倾向于使用单振动。——译者注

[10] Urstoff der m.Spr., p.12.

[11] Pogg.Ann.，LXVII, p.463.

[12] 无疑他是一个接一个地敲响音叉的，虽然他并没有外显地提到这一点。

[13] Pogg.Ann, XIV, p.398.

[14] Recueil des travaux de la soc.de Lille,1827,p.4.

[15] 音程分为纯音程和增、减音程等，例如纯四度、增四度等。因为一、四、五、八四种度数在和声学上被认为是最和谐的音程，所以在这些度数只前冠以纯的字样，称为纯音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乐理的相关内容。——译者注

[16] 也就是按照每秒16次振动为标准，指数为0.2807，所以大约是4次左右。下同。——译者注

[17] Progr.coll., pp.81 ff.

[18] Tasts.und Gemeing.，p.546.

[19] Progr.coll., p.96.

[20] Thaler,一种德国旧银币。——译者注

[21] Der Tastsinn und das Gemeingefühl, Wagner's Wört., p.534.

[22] Twining, Enquiries concerning Stellar Occultations by the Moon and the Planets—Experiments upon Light and Magnitude in Relation to Vision, inAmerican J.of Sc., 1858, July V.C.XXVI，［2］，p.15.

[23] 作者自己（特文宁）采取如下方式对实验结果进行了明确表达：“当眼睛与背板的距离呈几何级数下降时，相应的光源与背板的距离呈算术级数增加。换言之，光源与背板的距离是线性增大效应的对数。

“关于这个定律的最关键结果是，一道微弱的光以较小的分数比例进行改变，对给定放大效应产生的平衡作用，与一道更明亮的光以较大的分数比例进行改变时的平衡作用是一样大的。”

[24] 原文为“一张纸上规则排布了等距且按规律排列的黑色小圆点”。作者没有提到圆点的大小或者是圆点的间距。

[25] 原文为“直到黑色的点阵群正好融合在一起——或者人们看着这些点时，刚好不能将它们区分开的程度”。

[26] 作者关于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观察距离是这样说的：“在最近的观察点上（相应灯的距离是最远的），微弱的光线，以及由于过于清晰放大的视野对眼睛造成间歇性的紧张状态，将会造成对结果的不确定感。”

[27] 与白底黑字相比，黑底白字的情况下，字更容易在视觉上出现从背景中分离出来的趋势，这是视觉辐照效应的最典型例子。——译者注

[28] Berichte de sächs.Soc.，1858, p.129.

[29] 这些数值是R值的一半，后面将会提到。

[30] Henle und Pfeufer Zeitschr., SerieⅢ.Vol.Ⅱ，p.93.

[31] E.H.Weber,Berichte der sächs.Soc., 1853, p.141.

[32] Ueber die Hemeralopie, 1857, pp.5-10.

[33] 蜡烛的重量为1/12磅，高为4又1/2英寸，直径为3/4英寸。

[34] Henle und Pfeufer Zeitschr., SerieⅢ.Vol.Ⅱ，p.37.

[35] 表格中只有四天的数据，可能是笔误或印刷遗漏。另外福尔克曼的数据并没有给出。——译者注

[36] Comment.Soc.Sc.Gotting., Vol.Ⅳ，1754, p.101.

[37] 即几乎看不见。——译者注

[38] Pogg Ann., XX, p.327.

[39] Müller's Arch.，1840, p.85.

[40] Volkmann Beitr., p.202.

[41] Wagner's Wört.Art.Sehen., p.331.

[42] 根据福尔克曼在他关于视觉的论文中提到的内容。

[43] Pogg.Ann., XXIV, p.35.

[44] “显然没有必要再讨论1/49的情况了。再往下可以讨论一下1/60或1/72巴黎行的条件，我至今都还没有发现有任何人可以看到这一程度。”

[45] “我已经很习惯于采用这种方法来分辨毛毛虫身上纤细的毛。只要它们一动就会形成一个小且明显的表面，这样我就可以看见它。但只要它们一休息，这些纤毛就变得非常微小，这样即使通过显微镜来看，它还是超出了人视敏度的范围。”

[46] Müller's Arch.，1840, p.88.

[47] Henle und Pfeufer Zeitschr., SerieⅢ，Vol.Ⅱ，p.92.

[48] Berichte der sächs.Soc., 1852, p.142.

[49] N.Beitr., p.202.

[50] Müller's Arch.,1840, p.87.

[51] Berichte der sächs.Soc., 1852, p.142.

[52] Wagner's Wört.Art.Sehen., p.331.

[53] Valentin,Lehrb.d.Physiol.，Ⅱ，p.428.此处乃引自韦伯关于触觉的论文（p.534）。

[54] Comment.Soc.sc.Gotting., Vol.Ⅳ，p.102.

[55] 是在烛光条件下进行的实验。

[56] Müller's Arch.，1840, p.87.

[57] Instit., XVII, p.59.

[58] Berichte der sächs.Soc., 1853, p.144.

[59] Henle und Pfeufer Zeitschr., SerieⅢ，Vol.Ⅱ，pp.94 ff.

[60] 此处全名不详，译法仅供参考。——译者注

[61] Progr.coll., p.142.

[62] 此处论述疑有误，八等分的话最大长度应为103.5毫米。——译者注

[63] 1瞬间（Terz）等于1/60秒，既是时间的单位也是弧度的单位。——译者注

[64] Hand-und Lehrbuch der Naturlehre.Giess., 1826, 8, p.471.

[65] 准确的计算值为34″50′″，其中′″表示瞬间。

第十二章 有关韦伯定律的平行定律

至此，我们仍然存在着这样的疑问，即当试图解释韦伯定律的过程中，我们更可能会使用哪一种感受性。两种感受性之间究竟有多大程度的重合呢？具体而言，刺激引发的动作中所产生的感受性变化，是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两种感受性之间的差异呢？

在没有干扰的前提下，我们把一只白色的圆盘放在一张黑纸上，通过一张灰色的胶片进行观察，随着时间的流逝，圆盘的颜色似乎越来越暗，这一效应证明了对光的感受性由于光的长期作用而钝化了。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反之，当扛着或举着重物而感到疲惫时，你会感到它越来越重，这是因为对于重量的感受性会因为先前负担的影响而提高。在这些情况之下，当光线刺激强度提高，或者是担子的重量降低，都能产生与先前相同强度的感受。

于是问题就产生了：在这些案例中，对光和重量的最小可觉差或等觉感受是相应地升高或降低了，还是对于物理量间的相等差异，疲劳的器官始终还是保持与疲劳前相同的敏感性？

乍一看去，当每个刺激变弱或变强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刺激感受也会相应地变强或变弱。但是韦伯定律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当两个刺激变强或者变弱时，假设它们之间的差异随着刺激绝对值成比例地增加或减少，那么人们感觉到的刺激和先前仍是相同的。因此，人们对于刺激的印象由于内部因素的改变而相应地变化，但当真实的客观刺激变化时，印象很可能保持着同样的改变幅度，即一直维持着相同强度的差别性感受。

这些事实究竟在心理学意义上意味着“刺激感受性变化”了吗？假设心理加工过程与感受之间存在固定不变的关系，那么该情况就仅仅意味着“需要另一种强度的刺激来引发相同的感受”，也就是说心理加工过程是完全相同的。假如韦伯定律的基本观点中所提到的感受与刺激引发的内部作用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而不仅仅是感受与刺激之间的相关，那么最后究竟是外部刺激的减弱，还是由其引发的内部效应减弱，这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外部刺激的减弱最终仍然是反映在内部感受的减弱中。简而言之，内部感受的钝化和外部刺激的减弱导致的是相同的结果。只要刺激成分维持着同样比例的变化，差别感受程度就会维持不变。

必须承认的是，假如韦伯定律不能从外部刺激转化为内部效应（即心理物理过程），那么以某种方法测得的内部效应的相对差异（或比例）保持不变时，感受的差异就不会维持不变，而是按照某种函数关系随着绝对差异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定律衍生出的推论就不能由外部转向内部领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之前所关注的这个问题，的确对我们的理论具有非常基础性的意义。该问题是外部和内部心理物理学之间的桥梁。

抛开这些考虑，接下来仍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绝对感受性和差别感受性之间的本质联系的大小程度。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所获得的结论，将会非常有助于我们理清有关过敏性和兴奋性的复杂理论。

我将我们非常关注的这一定律称为韦伯定律的平行定律，简称平行定律，因为我们可以将它视为韦伯定律从外部到内部领域的转换。该定律内容可以通过以下形式进行定义：

当对于两种刺激的感受性以相同比率变化时，对于它们之间差异的知觉却仍然保持一致。

这种阐述还可以改为以下形式，但表达的内容是相同的：

如果两个刺激的强度按照与初始的刺激强度成比例的幅度上升或下降，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别感受性水平是不变的，而如果需要恢复到先前的绝对感受水平的话，就还必须按照相同比率还原初始的刺激强度。

在同一个感受器的绝对感受性中发生的暂时性变化，是否必然伴随着差别感受性的变化，这一问题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即绝对感受性的空间差异（及不同部位的绝对感受性差异）是否也伴随着相应差别感受性的变化。这个问题目前已经从一个时间性的问题转化为一个空间性的问题。对视网膜不同位置的观察结果已经证明了它们对于光的不同绝对和不同差别感受性。它们的功能在实质上究竟是平行的吗？同样的负担置于身体的不同部位时，人们却感受到不同的重量。这些感受到负担更重的身体部位，是否在识别既定重量的差异时同样更具优势？

我认为这类非常基础性的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有清楚的理论框架供使用，更不用提能有清晰明确的答案。

毫无疑问的是，假如绝对感受性随着时间变化，而差别感受性可以维持不变时，那么同样的定律就也可以适用于空间上的变化，反之亦然。因此，从时间角度证明这一定律，可以有助于从空间角度进行同样的证明，反之亦然。而且也没有人可以避开这两种角度的有效性证明工作。

事实上，没有人可以非常确信地从其他条件下的定律有效性，来推导出某一特定条件下的有效性。确实存在一种可能，即在某些特别的环境之下，绝对和差别感受性的基线会同增或同减，但它们从基本性质上是不同的，即非普遍的、必然的、根本的。此外还有其他证据表明这两者相互依赖的程度并不是那么高，例如二者之一维持不变而另一者变化，二者以不同速度变化，以及变化的方向相反等等。换而言之，平行定律不能在所有条件下适用，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是适用的。

假如我们期待观察到感受差异的等价性，我们就不能忽略两种刺激的感受性是否确实在以同等比率变化。让我们假想一个例子，在视网膜上寻找两个原先具有相同绝对感受性的区域，施以相同的刺激。那么在这两个区域就会产生相同的感知。让我们再假设一个区域内发生刺激的绝对感受性变化——或增或减——而另一个区域不变。那么即使平行定律仍然起作用，但这两个区域之间还是会立即发生感受的差异，并且对于差异的感受会随着绝对感受性的变化而发生同样形态的变化。这就好似对应一个区域的刺激不断增长，而对应另一个区域的刺激保持不变，而两个区域的感受性却维持在一种水平。[1]

这里所提出的所有有关于感受强度的问题和讨论条件，同样适用于广度的感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还会问：是否给定了广度的差异，就能清楚地获知何时何地会出现该范围中的峰值？最小可觉空间差异是否因此等同于最小可觉广度？

本书后续的几页中我将会根据能力之所及来回答这些问题。不过就目前看来，我们还远不能够对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完整的阐释，因此尚不可能报告出一个普遍的、简练的、完美的答案。然而，我们将会了解到绝对和差别感受之间一般是不存在本质联系的，后续这些有关在重量提举实验中验证平行定律的实验就可以告诉我们这一点。

如果没有平行定律的支持，想要成功证明韦伯定律似乎存在一定的困难（即关乎它的有效性问题）。由于刺激物持续、重复和不断变化的影响，人的过敏性和绝对感受性必然会在实验过程中发生改变。假如韦伯定律的内部作用转化过程（即平行定律）不存在，它就不能在各种程度的刺激物作用条件下均获得证实。

我认为这一争论是有约束力的，虽然这约束力是间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直接的证据，我需要让这些证据发挥作用。

重量提举实验

我进行了一系列为期32天（1858年6月至7月）的实验，实验中用到了1000克的标准重量P和两种附加重量D，分别是40和80克。标准重量被举起32×8×64＝16384次，附加重量隔天交替更换。除了重量在手中保持的时间条件进行变化之外，其他条件中提到的条件作为标准。我们采用了四种时间条件，即半秒、一秒、两秒和四秒。我将用左手提举重量64次，随后用右手提举同样的重量64次，每类提举都要分别经历上述四种时间条件，每天进行一系列这样的实验，因此总共加起来是8×64＝512个试次。长达四秒的提举让我感觉非常疲劳，因为我需要一直举着1000克的标准重量，而其他三种时间条件任何一种，即使是两秒（我特别留意了）我都没有任何疲劳感产生。假如这种疲劳感影响了差别感受性，那么它应该在正确判断的次数中获得验证，并且可以通过计算方法计算出hD的值，当D是一个常量时，这些值就是用以测量感受性的。在任何情况下这些数值都会给出提举时间是否能影响差别感受性的结论，即使疲劳感并不明显，但长时间提举必然会消耗更多的能量，因此肯定会比短时间提举更令人疲惫。然而我的实验结果中却没有这种情况发生。我将四种条件进行了加和，得到了其中正确判断的数据，见下表（其中n＝2048），并针对两种D值计算了32hD、64hD，后者是综合了右手和左手的结果。另外通过观察可知，每种时长在一个实验区段的开头和结尾出现的频率是相同的。[2]

平行定律的验证　n＝2048

这一系列实验对于我们的计算方法是很好的实验验证。如表格中所见，根据我们的计算法则，可以由左（L）和右（R）手在四种时长下的总和计算出如下32hD的数值：

D=0.04P对应值为454399

D=0.08P对应值为913613

或者可以说两倍的D值对应两倍的hD值。

检查上表最后一行64hD的数值，即对所有实验试次结果加和，原本我们估计如果提举重量的时间越长，后续的疲劳随之增加，就会发生差别感受性的变化，那么最大的差异只应该是出现在半秒至四秒之间。但事实上64hD的数值大小却是非常接近的，而且中间水平时长条件下的结果也没有和其他条件下的结果有太大的差异。

但研究中有额外的重要发现，即重量在手中提举的时间对于其重量的估计绝不是没有影响的。例如，常数p和q明显随着提举时长发生了变化，具体参考下表中给出的平均数，单位为克，计算方法：

提举时间造成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表中第一列，当用左手提举两秒时，可以发现对重量的感觉似乎比后举起来的情况重了12.38克，但当提举四秒时则比后举起来的情况轻了7.95克。然而用右手提举时，数据改变的趋势和左手一致，并没有产生逆转。

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一秒和两秒时的p和q值几乎是相同的，而半秒和四秒时的结果却和这两个时长下的数值有较大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在半秒的情况下，提举时间太短，因此产生的数值不能和更稳定时长状态下的相比，而四秒时人由于疲劳而缺乏比较的能力，这样就导致了差异的产生。

以上引用的结果与出于其他目的而进行的实验获得的结果是一致的。最近（1859年1月和2月）我为了探讨疲劳的累积性影响，在标准条件下（除了时长）实施了另外一个系列实验，重点考察重量在手中被举起的时间。我采用了两种比先前实验中更重的标准重量。但不幸的是这些实验一直没有完成，具体原因下面将会叙述。然而，我所获得的这些碎片式的结果加强了其他实验结果的效度，所以仍然值得一提。

这个系列实验仅仅完成了16×64＝1024次重量的提举，实验是在八天内完成的，每天均完成两个提举序列，每个系列是64个试次。与其他实验中左右手持续交替的情况不同，这八天里的实验仅仅用到了左手。两种使用到的重量P分别是1500和3000克；每两天更换一次标准重量。D值均设置为0.06P。虽然同样的P和D均只持续两天，但这两天的操作需要按照以下的实验程序进行交替。

（a）每次重量提举时间为一秒。每两次提举之后休息五秒钟（标准时间间隔）。

（b）每次重量提举时间为四秒，每两次重量比较之后休息三秒钟。

这样一来，条件（b）中的提举时长为条件（a）中的四倍，但休息时间却只是条件（a）中的3/5。

结果显示，当执行程序（b）时，我在用手提举时明显感觉到了疲劳的作用（当然，P＝3000克时的疲劳感远大于P=1500克），而在执行程序（a）时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在条件（b）中除了体验到疲劳感之外，似乎——甚至在第一天时就达到了一定程度——在脾脏区域有疼痛感出现。因此我将每天执行的实验减少到了两个系列（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完成8到12个系列）。疼痛日益加剧，而条件（b）却又不得不进行，直到第四天时[3]，我发现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以至于连两个提举序列都无法完成。这一情况阻止我完成后续的实验，我不得不试图使用右手，并采取双手交替的实验程序来代替原有的程序重复先前的实验，这一过程持续了至少一个半月。

根据我在其他实验中的经验，我并不认为1024次重量的提举足以形成一项可靠的结论，而且显然部分数字本身也不可信。不过我们看到，首先当P＝1500克时，程序（a）中获得的hD更大，而当P＝3000克时，程序（b）中的hD结果更大，其次，虽然存在着严重的疲劳感（由hp中差异之大就可以看出来），程序（a）与（b）之间的总体差距仍然非常小，因而没有人可以从中看出疲劳感对差别感受性h造成了影响。

因为处理起来问题不大，所以我根据实验结果计算确定了参数r。在下表中，无论P＝1500克还是P＝3000克，条件（b）的r值之和均低于条件（a）。但是由于疲劳的影响，P＝3000克时的数值仅仅是根据p值导致的额外增加量得出的。另外，计算值显示了P＝3000克时，条件（b）下的hD值大于条件（a）。

r值表

实际上根据提供的基本表和法则就可以计算出以下数值：

重量提举实验的结果

求和计算后，我们发现∑hD，在有无严重疲劳情况下的比率为48795:45950。它们之间的差异，相比于根据随机的非补偿效应计算出来的期望值要小。当P＝1500克时，p的效应由于疲劳感作用只下降了一点点且仍为正向的影响；但当P＝3000克时，由于更严重的疲劳感影响，p值产生了相当剧烈的反转变成了负值。相比于D和p值，q值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很小，说明实验数据是可信的。

在先前的两个系列实验中，疲劳是由于长时间的重量提举本身造成的。此后我又进行了两项长期而艰苦的实验系列，在实验前先激发出疲劳感。第一项实验系列可能是出于随机因素（之后有详细描述）而没有产生出具有完全决定性意义的结果；而第二项系列实验则可以被认为是对于我们的定律起到了决定性的支持作用。

第一项系列实验（1856年1月至3月）是一项单手操作的实验，左右手的操作是分开执行的，该实验除了测试疲劳的效应之外还有其他目的。实验的标准重量维持在1000克。此外每天都有五种用以比较的重量，分别是15、20、30、40和60克。在72天的实验中，每天将进行640次提举，所以每种重量D将分别由左右手各提举64次。五种D的次序进行了轮换，每天都有不同的D成为最后提举的附加重量；但由于天数72不能被5整除，所以一些D出现在最后阶段的次数要比其他D少。为了弥补这种不平衡，结果采用了百分比的形式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方法的结果看起来，乃使每个D对应的64个试次轮流作为实验区段的最后序列，左右手各执行八个区段，这样看起来似乎整个实验进行了80天。[4]

每天在进行了640次的提举之后，我的胳膊总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疲劳感，具体方式下面将要描述，此外还要进行额外的64次提举。这64次提举仅仅是最后一种D的最后64次提举序列的简单重复。这一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比较这两套序列，分别是先前的无疲劳状态的提举序列和诱发了疲劳感的提举序列。因此这里有（按照前文中我们叙述的调整方法）八组，每组是由64次重量提举序列组成的。这些实验试次中涵盖了五种D（即2×5×8×64＝5120次）。这些重量在同等的疲劳状态下由左手和右手提举了同等的次数，而且可以与随即进行的疲劳诱发状态下的实验部分进行对比。此外，疲劳诱发状态下的实验结果，也可以与先前非疲劳状态下的总体实验结果进行比较。

我先前在《萨克森学会报告》（1857,pp.113 ff.）中提出了疲劳诱发的方法，因为其中同样还涉及了采用实验锻炼肌肉力量的实践。[5]我在这个实验中是这样做的，有两个铅块，分别重约9又1/4磅，我以一定的节奏将它们从低处举过头顶直到举不动了为止。随着实验一天天地进行，这个阶段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每次铅块举起的时间为一秒，放下的时间也是一秒。完成这一阶段大约一分钟后，当我的不适感消失，脉搏恢复正常后，我立即完成对实验最后64个试次的重复。

下表中注明z的这列数据表示的是疲劳状态下的hD值。u这列数据表示的是疲劳诱发阶段之后立即进行提举的hD值。而U这列数据给出了当天在疲劳诱发阶段前所有的hD值。这些数据均是根据n＝64的分组而进行计算的，保证了四种主要实验条件是分开的。[6]

hD的数值

基于表中最后一行给出的总和值，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否存在疲劳感，左手的三种hD值几乎是相等的，因此h值应该也是一样的情况。但对于右手而言却不是如此，总和与单个D上都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即z值均明显大于u值和U值（D＝40时是个例外，该条件下的U值[7]明显过高）。z值的结果说明右手明显比左手具有更高的权重，因为它和D值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几乎是成比例的关系，而左手获得的结果是不正常的，证明有明显的干扰存在。尤其是当D＝30和60时，左手的z值与其他使用左手的实验结果，以及本次实验中使用右手的结果相比，明显偏小。假如忽略掉这部分数据，左手剩余的z值相对于u和U值均太大。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个系列实验中得到合理的结果：如果不考虑各种限制，疲劳多多少少是会增加差别感受性的。

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与之前的疲劳相比，这种差别感受性的规律性很差；而且综合考虑左手的结果，疲劳前后的情况均尚不能排除随机因素的影响，稍后将进行解释。

然而，首先我们仍有必要来看一下实验中产生的p和q值。它们是根据所有D值的结果平均而得到的，单位是克：

p和q的数值

表中数据显示p的影响自U到z逐渐增大。左手的数值变化为20.66，而右手为21.80，二者非常接近，不过右手从U值到z值是从正到负的反转。这一结果证明了用实验条件估计疲劳导致的平均值这一方法的有效性。同时，这其中数据的变化方式，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可以看到U和u变化趋势的一致性，因为u是和最后的64次提举相关联的，所以已经带有一定的疲劳感了，而U则是所有实验试次的平均。（我没有单独考察初始试次部分的情况。）

考虑到随机因素影响的问题，我们可进行如下的阐释：

举铅块的练习不仅使肌肉疲劳，也达到了令全身疲劳的效果，例如猛增的脉搏值，我在完成练习之后心跳又快又浅，以至于大部分情况下我都无法对脉搏进行计数。在有限的几次测量中，我测得的脉搏值均大等于150次每分。而在疲劳诱发之前或没有顺利完成疲劳诱发阶段的前提下，于标准条件下进行1000克的提举实验达一小时后，脉搏值也没有这么高。相比之下，在本次实验和后续的实验系列的29天中，我在实验前后即刻测量了脉搏值（测量位置相同，保持胳膊不动），在21次情况下实验前的脉搏值高于实验后的，平均值分别为87.8（前）和85.2次（后）。这种减少有可能与实验中缓慢统一的动作相关，如果动作节律加快就可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

这种身体激活的假设，例如我所展示出的脉搏值的增加，具有提高差别感受性的作用，由以下经验可以进行证明：在上述各项系列实验中，我的脉搏值总是一天天地变化。考虑到我平静的生活模式，这种改变只可能是由于每天剧烈的疲劳诱发过程所致，这种练习的影响贯穿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只是每天影响的程度均不同。很不巧，在本实验的开始阶段，我忽略了记录脉搏值的重要性，等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已经太迟了。然而，我还是记录了实验最后14天的情况。我在每天早晨实验开始前，以及疲劳诱发前的实验部分结束后，立即测量脉搏值，并将两次读数进行平均。将14天的平均值与当天观察得到的正确判断次数[8]进行对比，但结果没有发现特别明显的变化规律，不过总体说来，r值高的时候，相应的脉搏值也会高一些。下表按照正确反应r总和的大小，给出了相应的结果（n=640）：

r值对应的兴奋性

*这部分数值是每天两次测量的平均，部分数值中测量值是根据几分钟的测量值平均到每分钟的值而得出的。

将r值最低的七天对应的结果进行平均，得到

r=429.9，脉搏=81.92

将r值最高的七天进行平均的结果，得到

r=465.7，脉搏=88.52

这14天里，前七天实验时的平均气温为15.21℃，后七天为16℃。

显然本次实验中的数据量太少，并不能保证结果的可信度，但在后续实验中我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加强了先前实验的可靠性，以下将详述。

由于先前实验的结果不能对我们在定律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做出决定性的解释，我将疲劳诱发的方式进行了改进，并执行了另一项对比实验（1858年11月）。实验进行了16天——中间我休息了几天，即实验是隔天进行的，因此全长为32天。实验使用了双手操作。P值为1000克，D值为60克。实验采用标准条件。总的提举次数为16×10×64＝10240次。疲劳诱发的方式是缓慢地举起重量，具体方法待介绍，这样一来，即使身体感到非常疲劳，脉搏值的增长速度也不会像先前实验中那么高。但这次实验中，我不仅采用了双臂，还采用了单臂疲劳诱发的方法，并将结果进行了比较，具体方法如下所叙述。

在实验日里，我会先测量脉搏一分钟后开始实验，首先是4组双手的提举，每组64次。完成后我立即测量一分钟的脉搏值。接着我完成单臂疲劳诱发过程后，再进行一组[9]各64次的提举，和第一次的提举是相同的。然后换另一只手臂进行疲劳诱发练习，再进行两组提举。最后双臂同时进行疲劳诱发练习，再进行两组重量提举。每组都会再测一次脉搏，但时间仅为半分钟。这一测量仅仅发生在下次疲劳诱发过程之前，这样一来，练习后的两组提举仍是一个整体，仅仅是受到了中间为时半分钟脉搏测量的影响。这样，每天共有四组未疲劳的实验，每组64次，另外六组都是在疲劳诱发之后进行的。每天的实验系列均始于四组未疲劳的实验，而结束于两组双手疲劳诱发后的提举实验。其中疲劳诱发过程中的双臂是交替的，如果先进行左臂疲劳诱发，那么在后一个过程中将先使用右臂。

在疲劳诱发过程与正式提举实验中的时间间隔包含了半分钟的脉搏测量，以及一些用以放下铅块或实验重量物体并将它们放进容器（即前文中提到的用以固定重量的圆筒）中的时间。疲劳诱发过程本身是按照如下程序进行的。

为了诱发单侧的疲劳感，我在节拍器的帮助下，用四秒时间从低处非常缓慢地举起一个重为9又1/4磅的铅块至与肩同高的位置，然后再用四秒时间把铅块放回原处。在练习中，手臂微微向前伸，但仍位于原垂直面。提举需持续到无力再举的状态出现，然后休息半分钟，继续举到无力状态，往复共五次，每次均有半分钟休息。我将这五段练习过程（分段的过程）视为以诱发疲劳为目的而进行的单一操作。提举的动作进行得很缓慢，是为了保证脉搏值的增长不能太快，而反复进行的目的是为了疲劳能够累积到所需的程度。由于疲劳感的增加，每段练习过程中所能提举的次数逐渐减少，从第一段练习到第二段练习的下降幅度很大，而后续几段练习中的下降幅度就很小了。左臂的提举次数明显少于右臂，尤其是在实验的初始阶段，在实验进行过程中，双臂间的差距就越来越小了。这种练习的有效性还体现在了其他方面。双臂同时进行的疲劳诱发操作方式同单臂，不同的是双臂需要同时各举起9又1/4磅的铅块。由于左臂力量比右臂弱，因此双臂练习部分经常由于左臂先达到疲劳状态而提前结束了。

我认为大家应该会想知道在实验中，疲劳诱发之后所观察到的一些细节，我将它们逐日系统地记录并进行了对比。在后续部分我还将使用到这些细节。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每天三组的疲劳诱发均分为五段，段与段之间有半分钟的休息，每段过程结束后需要半分钟把铅块放进容器中。我还注意到由于练习是逐日交替进行的，也就是说今天先进行左臂或右臂的诱发，下次实验就倒过来，某只手臂的疲劳水平并不会减少（大约12分钟以后）另一只胳膊提举重量的次数。双臂各自进行疲劳诱发时的提举平均数是基本相等的，无论是左臂还是右臂先进行练习。最后要提到的是，双臂进行疲劳诱发时的重量提举次数略低于左臂单臂的次数。

接下来需要关注的是脉搏值的问题：人们都知道，脉搏值是随着身体的剧烈运动而立即增加的；但我感到奇怪且感兴趣的是，由于身体努力使劲而导致脉搏值上升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会延续到没有实验的日期里。因此甚至在实验日中，在实验开始之前，这种情况就已经存在了。在实验月里，脉搏值随着实验的进行而不断增加，在实验结束后仍然会保持在这个值上，很长一段时间后才会逐渐下降。脉搏值在实验过程中越来越高，导致我终止了与疲劳感诱发相关的实验，本来我还想对实验进行进一步改进的。尤其是当我开始感觉到头部受到疲劳诱发的剧烈影响时，我更坚信自己不能再让这种自认为无害的脉搏值增长的局面再继续下去了。这并不奇怪，因为每次实验都令我感到筋疲力尽，以至于血液涌向头部，由于早期的损伤，头部是我比较脆弱的一个部位，而我健康的胸部就完全没有不适的感觉。这种头疼的问题带给我无法言语的感受，以及持续性的严重耳鸣。但在我完成实验后，这些情况没有再继续。

实验中脉搏值的逐渐增加与正确判断次数r的逐渐增加相关，我在疲劳诱发前的四组实验中进行了多次观察，结论虽仍不规则，但却显示出两者间相当清晰的共变关系。而且由于我已经进行了为期数年的有关感受性的实验，所以这种改变我认为尚不能归结为练习效应。

以下这个表格汇总了16天实验系列中的脉搏值和参数r值，数据按照执行的时间分为Ⅰ和Ⅱ两个阶段。此外我还给出了七天预实验和两天附加实验的结果值。为了对比方便，表中的数据均是基于这16天内疲劳诱发前的四组实验数据而计算的，而疲劳诱发后的数据将在另外的表格中呈现，并与预实验和附加实验的结果进行比较。因此疲劳后的数据这次暂未给出。在七天预实验中，头两天的脉搏值是在疲劳诱发前测量的，但由于这个阶段还没有正式的实验试次，所以采用了举容器的方式来判定感受性。参数r是在四种主要条件下分别测量并计算总和的。

7天预实验阶段的结果

16天主实验阶段的结果

两天附加实验阶段的结果

将r值中的七个最小值、八个中间值和八个最大值以及对应的脉搏值（另外加上温度值）进行平均，结果如下：

在12月5日之后，即最后一次疲劳诱发实验结束后，我一直休息，直到另一项实验开始时才又测量了脉搏值，后面这项实验中没有包含疲劳诱发，它是从12月19日开始的——实验采用了程序，有单手和双手操作两种形式，P＝2000和3000克。每天当我在此实验（以及下一实验）开始前和完成后测量脉搏值时，一直都发现数值异常偏高，而实际上在12月5日至19日期间我都没有进行任何实验。之后脉搏值开始了缓慢但持续的下降，下表给出了每八天在容器提举前后测得脉搏的总平均值：

*该数据是由八天的数据平均得出的，分别是92.75、109.5、103.5、106、107、113.5、97、104。其他数据也是一样的情况，具体数据不再列出。

我将实验中不同条件下的结果分别计算了r值，下表给出的是其中16个最大值和16个最小值的平均数，以及对应的脉搏平均值，结果显示r值越大，对应的脉搏值越高，尽管这种优势程度很小（n＝8192）：

据此结果，我认为r的增加与脉搏值增加之间至少可能存在关联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之前提到的为期16天的实验。疲劳诱发前的四组实验之前和之后的脉搏值分别被记录，结果显示前后两批数值相当接近，16天内所有未诱发疲劳之前的脉搏总和为1517.5次，之后的总和为1518次，平均数分别为94.84和94.88次。这一结果说明1000克的重量对于脉搏值尚未造成太大的影响。

下面呈现的是三段疲劳诱发后的脉搏值，根据两个阶段的实验来进行平均（从半分钟的数据推导调整到一分钟的数值）：

我们可以看到与疲劳诱发前相比，第一次疲劳诱发后的脉搏值仅增加了（与最上面的表中的数值进行比照）大约八至十次，而后两次的值也有一些小幅度的持续增加——但无论如何，这种增长与先前实验中出现的激增相比还是很微不足道的。此外我们还注意到阶段Ⅰ到Ⅱ有一个增长。下面给出的是疲劳诱发后的第一组和第二组提举实验后分别测得的脉搏值，各标记为（1）和（2）：

将这些值作为供参考的脉搏值。

在先前提到的系列实验中，刨除由于疲劳诱发而产生的脉搏值迅速提升的情况，r值并没有完全且清晰的增长趋势，对应的hD值也是如此，而在本次实验开始前，人们甚至不会预想到脉搏值的提升相比之前的实验小了很多。因此我们可以断定疲劳的影响并没有受到脉搏变化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将疲劳诱发前后的结果进行一次对比。所有数据均被转换为8hD；但这就要求将疲劳诱发前的数据之和进行翻倍的处理。以下按照每天实验实施的顺序给出了前四段实验的结果：

疲劳诱发前的8hD

而以下给出的是疲劳诱发后的提举实验中，左右手各自的8hD值，无论是左臂还是右臂先进行疲劳诱发，均统一进行平均值计算。

疲劳诱发后单臂的8hD

我们可以看出疲劳诱发前后的结果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可以认为平行定律是可信的。

疲劳诱发后双臂的8hD

另外我们还务必指出，8hp和8hq的值在疲劳影响下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hp值发生了负向的反转）。但我必须忽略这些细节，因为讨论这些将占据过多的篇幅。

不过我认为下述的一些细节还是有必要指出的，因为这些结果是意想不到的。总的说来，疲劳时对物体进行提举，人必然会感觉到物体比原来重了，单臂的疲劳应该只会影响单臂的感受。因此我们预计，与没有经过疲劳诱发的实验结果相比，当左臂经过练习后，hq应该也会出现正向的变化，而在右臂进行练习后，hq会出现负向的变化。另外，我们还预计在某只特定手臂先进行疲劳诱发而另一只还没有进行时，这种变化会达到最大，因此对于另一只还没有疲劳的手臂而言，是无法抵消这种影响的。此外，紧随疲劳诱发（中间有半分钟的间隔）的前半段实验中的变化效应最大，因为这组实验距离疲劳诱发的时间点最近。然而对实验结果的总结却表明，无论是左臂还是右臂先进行练习，单臂疲劳后实验中的hq变化均为正向的，虽然左臂先练习情况下的数值远高于右臂。即使是最后阶段的双臂疲劳诱发，hq值仍然表现出相对于休息状态下的正向变化，其数值小于左臂单臂练习状态下的结果，而又大于右臂单臂练习的结果。依我看这些情况都需要根据以下方式进行解释。疲劳具有增加hq的一般化效果；左臂单臂疲劳诱发能提升这种效果，而右臂单臂疲劳诱发则削弱这种效果。这种一般化效果的起因尚无法得知，但我们有望据此从一开始就了解到它的增减趋势。

所有先前提到的这些结果均揭示了疲劳对感受性的暂时性影响。目前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根据韦伯的实验结果，对于重量的高绝对感受性能够产生多高的差别感受性。人们必须对最小可觉差法[10]和等值法[11]获得的结果进行对比，因为前者是关注差别感受性的，而后者是有关绝对感受性的。

当我们把6个泰勒币组成的圆柱体对称地放在身体不同部位时，就会感觉到重量的差异。以下数据表明的是当移走几个泰勒币时，该部位会产生最小可觉差：

另外，以下重量是等价的，即这些重量在以下部位被知觉为相等（单位：盎司）：

很显然，两种方法得到的最小尺度是不一致的，最小可觉差在手指和足底是一致的，而在同一位置上产生相等感受的重量比却为4:10.4。相反地，手指和头后部产生重量相等感受时的实际重量值很近，而它们的最小可觉差比却是1:4。

这些实验只有在严格的对比条件下进行，结果才是可信的，但上述这个实验没有满足这个条件，因为首先研究者没有设立将不同方法获得的实验结果进行对比的意图，而且实验是在不同时间点进行的，可能还是由不同的人来完成的。不过，我们几乎不相信在绝对和差别感受性的产生是个平行过程的前提下，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结果发生。

视觉感受领域内的体验

在视觉感受领域内，与平行定律的有效性检验相关的研究依然缺乏，但与此相关的实验结果却很多。我将在这里通过三个问题来讨论这些现象，第一是它们是否符合平行定律，第二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第三是它们对于定律的解释能否起到作用。

人们在第一时间可能会盘点出一系列与平行定律不相符的事实，例如在韦伯定律这章提到的问题，但直到现在才回过头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长时间处于黑暗中就能看清很暗的物体；但回到光亮处之后人就丧失了这种能力。但能看清很暗的物体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人可以从黑暗中分辨出一束与黑夜的暗度相比只有极微弱差别的光。[12]的确我们在此尚不需要过多思考绝对感受性的差异，毕竟夜的那种黑还是具有一定光学意义上的亮度的。因此我认为似乎是因为人在亮处，由光刺激导致的眼疲劳钝化了对于差别的感受性。

尽管这些现象已经为人所熟知，在此不需要更周密的叙述，但我仍然想再多介绍一些惊人的或有趣的例子，来展现环境对人的影响。

“布冯（Buffon）告诉一位监狱看守员说，每天到了分发食物的地方，他才会偶尔看到天花板有光线透进来，这样过了几个月他就能看见黑暗中的老鼠了。被释放后，他花了好几个月才适应了一般的光线。另外有一个在监狱里被关押了33年的人，他在夜里能看清极小的物体，但在白天什么也看不到。（Ruete,Ophthalmol.,nach Larrey，Mém.de Chir.méd., Vol.Ⅰ，p.6.）”

冯·莱辛巴赫（v.Reichenbach）在他的著作里提到了所谓具有超能力的一些人（od），他们可以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感觉到强力磁极附近有类似火光的存在。在磁铁N极附近的光是蓝色的，而在S极附近的是红、浓黄或红灰色。他们还能在水晶的顶端、人类（尤其是在指尖处）、动物、活体植物、金属、硫黄、经历了化学反应或晶体化的液体等物质中看到各种各样的光亮。作者归纳说（sensit.Mensch.，Ⅱ，p.192），所有地球上的物体都会发光，虽然光的亮度不同，但超能力者都能感觉到。

我们现在没有必要讨论莱辛巴赫提到的超能力者是否真的存在。但对于我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反驳他有关于光的体验的描述，因为有些人确实能在黑暗中看清东西。我在这里提及莱辛巴赫不仅仅是因为他指定了一个基本条件，能够使实验室完全陷入黑暗中，让那些感受性较低的人必须长时间在这实验室里留待至能在其中看见东西为止。根据莱辛巴赫的描述，让感受性很强的人立即或者在五到十分钟后，看到所谓超能力水平才能看见的光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对于感受性中等的人，则需要半个小时至两或三小时。

我本人，以及一般的老年人，都清楚记得小时候人们将油脂蜡烛置于餐桌或书桌，并对这种照明方式感到很满足。而如今，由于更亮的灯光照明方式普及开来，有人认为这反而削弱了人的视力，因为人们再也不能在蜡烛照明条件下看清物体了，除非特别努力的情况下。

我曾听说了以下这个故事，讲的是在一所工厂里，部分工作是由工人在家里完成的。该工厂之前的照明条件不好，如今安装了更明亮的照明装置。没过多久，工人们便要求重新启用先前的照明装置，因为他们反映当回家在正常的弱光照明条件下时，他们就无法正常工作了。

奥贝特在他的《间接视觉知识的贡献》（Beitr.z.Kenntniss des indirecten Sehens）[13]一文中进行了如下的评论：“假如有人在一间非常黑暗的房间里待上一两天，那么估计他所感觉到的房间亮度将会达到实际亮度的十倍。我举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例子。我14岁的时候，有一次得了麻疹，在一间小黑屋里被隔离了八天，屋里太黑以至于刚进来的人都好像瞎了一样，需要摸索一段时间。而我本人在其中待了几天以后，就觉得房间变亮了，由于待在小黑屋中十分无聊，于是当我找到一张很小却印刷精美的彩色地图时感到非常高兴。我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地图上的颜色，并且就像在大白天一样阅读出地图上的文字。我在床上找到了一些书，幸好这些书从来没被人收走，因为进入小黑屋的看守员根本看不见这些书，即使他们在房间里待上几分钟也不行。所以，我可以说我的眼睛完全没有受到疾病的影响。”

福斯特[14]评论了我提到的测光装置的使用，他认为采用这种装置在最低的光照水平下，有人可以在白色背景下识别出一个小黑矩形：“这个人先前已经在黑暗条件下待了很长一段时间，除了他之外，其他人都要求在不断加强光照达一刻钟之后，才能辨别出同一个物体。假如该观察者盯着一片非常明亮的物体表面或者一束火焰看，即使是一秒钟的时间，他的这种能力都会在一分钟内消失，直到撤光后视网膜的能量重新汇集，他的能力才会恢复。由此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视网膜中心是极容易被影响的。”

这些实验结果似乎都挑战着视觉中平行定律的有效性，光刺激的减少削弱了人的差别感受性，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对于黑暗中微热或微亮物体的识别其实就是将它们从完全黑暗的背景中区别开来，这种识别在视觉感受模糊时是无法发生的。

然而，我们也已经看出在使用平行定律解释中出现的偏差，与韦伯定律下限的偏差情况是相似的。当两个待比较的部分中，有一个或者两个接近黑暗的水平时，韦伯定律和平行定律都发挥不了作用。我们也同意平行定律的有效性范围并不比韦伯定律的宽泛。

现在的问题是：（1）我们是否可以找到理由解释平行定律适用范围中存在的下限问题，就像我们在韦伯定律中发现的那样？（2）这种不一致在照明量提高时是否会消失，就像在韦伯定律中的一样？

我很确信，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均为“是”。我先对第一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眼睛已经被外部的光线刺激钝化了，但眼内在光的下降却很少。因此经过比较，内在光与外在光之间的相对差异就变小了。的确，内在光只能起到一定的加深感受的作用，就如我们对一个明亮物体的后像那样，但这种作用不会消失。即使对于一个全盲患者而言，当外部强烈的光刺激不再形成任何影响后，他仍能看见黑色；的确他有时甚至能看到其他颜色。这是个有意义的事实，它说明了视网膜、视神经以及其他传输视刺激至大脑的各种组织，可能由于多种原因而发生障碍，从而导致视觉传导受阻。而在我们目前的问题中，刺激作用非常微弱甚至根本不能引发内部神经冲动，但由内在光引起的感受唤醒是依赖于眼睛中央凹区域的，因此从根本上不会发生外部光情况下出现的问题。

这样，假如内在光引发的感受真的不会因为眼睛的钝化而被削弱，或者不如外部光削弱得那么厉害，那么必然可以将这种具有一定亮度的内在光引发的感受，视作一种对光的不变的感受。即使是全盲患者，一个可被视为最大程度上的对光不敏感者，在他眼中即使最强的视刺激也和内在光毫无两样，因为前者已经完全不能让患者产生任何印象，但内在光的作用却仍存在。正因为如此，如果戴上极深的墨镜，那么对光的区别性感受就会和光的感受一起消失了。

我们有必要按照以下顺序，来叙述解释以上论述有效性的证据：对于一个因为已经被光刺激去敏感化而很难在黑暗或微弱光线中看清东西的人——那些视觉区别能力弱的人——假如成分光足够强，而眼内在光与其相比趋于零的前提下，他们应该和那些没有被去敏感化的人一样具有良好的区别能力。人们可以找到很多积极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这一事实是令人信服的，因为它不是存在于我们的理论出版物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常识里。

福斯特在他的著作里描述了昼盲症[15]：“某个夜晚，在灯光照明下，用单眼盯着一张白纸看，而另一只眼须闭上且蒙上。在明亮的房间中你可能发现不了什么太惊人的变化，即使当那只闭上的眼睛睁开了也是如此。而当你走进一间黑暗的房间，差异就会立即清晰地呈现了。那只盯着白纸看的眼睛前就像蒙上了一层雾气，部分或完全遮挡了视线，而另一只眼却仍然能保持清晰的视觉。因此我们就会遇到一个之前不曾关注过的问题，即黑暗中定向的不确定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两眼视觉区域发生了不同的感知（即从而导致双眼视差与正常情况下不一样了，因此影响定向），而这种情况在返回明亮的房间后就会立即消失。在第二项实验系列中，我重复了奥贝特视网膜的空间感觉实验（在灯光下进行），我经常会关注这种人为的单眼昼盲现象。有的人有时会出现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暂时性失明。一定距离外的煤气灯对于人眼而言，看着很像燃烧的油灯发出的微弱红色火焰，而我的周围一片黑暗，以至于我很难进行物体的定向。一次闭上一只眼睛，就可以使双眼视网膜的能量产生巨大的差别，同时没有闭上的那只眼睛也并不会在黑暗中更灵敏。奥贝特发现这种人为的昼盲在去敏感化后一分钟依然很严重，以至于他几乎无法从一个24平方毫米的发光区域内区分出1.32毫米的条纹，而他没有受到影响的另一只眼睛则能在同等条件下识别到0.21毫米的条纹。而在我对这个实验的重复过程中，我的视觉钝化比他还严重，而且持续时间更长。”

这些观察适用于健康的眼睛。不过可能对那些有眼疾、真正昼盲症的人进行实验会更有意义，福斯特便比较观察了这类人眼睛的去敏感化过程。

实验存在两种条件，一种是长时间待在强光处，眼睛就很难在黑暗中看见东西，另一种是长时间待在黑暗处，眼睛就很难在强光下看清东西，这两种问题在以下两种疾病中很常见，即昼盲症和夜盲症（nyctalopie）。福斯特在他的著作里通过严谨的观察描述了以上有意义的内容。福斯特明确地将健康视网膜的去敏感化状态和昼盲的一般性状态相提并论，因为二者在一些关键点上极其相似。在一些而并非所有情况下，长时间暴露在强光环境下是昼盲症的诱因，而补救的方法是在黑暗中待上24至56小时。[16]但准确的昼盲症状却是这样的，即病人与正常人相比，在光线微弱的条件下识别物体的能力差，但他们在强光下的视力与正常人是一样的。实际上，福斯特在实验结果中描述道，当夜幕降临后或者在灯光微弱的环境里，昼盲症患者就看不清任何物体了，而正常人却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昼盲症患者需要更明亮的视觉条件，或者在保持亮度不变的前提下将物体体积放大，才能保证他们看见东西。此外，根据自己的测量结果，他补充道：“昼盲症患者在良好的照明或日光条件下能和正常人一样看到很小的物体。但对于极小的物体，那就需要极强的光照条件了。

“在一些个别病例中，对于一些沉疴多年或者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而言，他们在日光下的视觉也出现了恶化，表现为病人需要非常强的灯光来辨别物体或进行阅读，或者在一般条件下他们只能识别物体全貌而不能识别细节。”

根据福斯特的观察，昼盲症的性质并不是像有人所想象的那样在白天就不会出现了，因为在白天光线比较弱的情况下，患者就会出现在夜间同样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昼盲者就如同一个健康人，当他从亮处进入到暗处时，能够缓慢适应昏暗的光线，所以他最后能够看清一开始看不到的物体。但他们与正常人又有区别：（a）他们进入黑暗的初始阶段时的视力比正常人要差；（b）他们需要更长的调整期（四倍至十倍于正常人的时间）；（c）他们即使经过了长时间的调整，视力仍比一个已暗适应的健康人要差。这些结果都是福斯特采用提到的装置完成的。

为了未来讨论的需要，必须提供非常详尽的观察细节，因此我引用了其论文本身的内容。

按道理说，增加一些关于夜盲症研究的结果是很有必要的；可是我并没有搜集到有关的内容。

根据位置来看，似乎在正常用眼的过程中，视网膜的中央凹位置相比于周边位置更不易受到疲劳钝化的影响，因为这部分位置对物体的视知觉相对周边位置而言，应该更明亮更清楚。然而我们还很难找到充分的相关文献。大家可以在我的论文里找到一些相关观察研究的内容进行参考，即《关于双眼视力的一些条件》（Ueber einige Verhältnisse des binocularen Sehens, in denAbhandl.der sächs.soc.math.-phys.Cl.，Vol.Ⅳ，p.337）。

广度感受领域内的实验

我曾采用平均差误法与等值法进行过一些比较实验，有一次是关于下颌与上唇的，还有一次是关于五指的，主要目的是观察在皮肤的不同区域，圆规两脚间距导致感受的变化形式是否有不同，或者是这种比较中发现不了任何的本质性规律。我的实验是为了说明这些区域互相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因为我对此的观察研究既不完整也不充分，因此目前我还不能给出更进一步的细节。

注释：

[1] 对于这种描述的情况比较难以理解，无法想象。——译者注

[2] 表中正确判断数和32hD的值并非总是对应的。

[3] 疼痛持续了数个星期，以至于我很担心会造成长期损伤。一种芥末膏似乎减轻了我的疼痛。

[4] 即最后包含的试次数应为640×80＝51200个。

[5] 有意思的是，在1856年1月至3月的实验中发现了明显的练习作用，而这种效应在1858年10月连续两天里完成的重量提举实验中却完全不存在，因为练习还不能发挥作用。在前一个实验序列里，我在头两天就完成了104次和128次提举，而最后最多能够增加到692次；而且1858年10月19和20日两天，我采用同样的程序又只能分别完成122和118次提举了。

[6] 虽然这一系列实验主要是为了考察D值大小所产生的影响，但结果与其他短实验系列相比却更不规整。可能是疲劳诱发的设计出现了问题。不过D＝15，右手提举时列z的数据却是个例外，它与假设十分相符，即与D值成比例。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无论什么情况下对于较小的D值，得到可信结果的唯一办法是提高抽样的数量。

[7] 应为u值，可能为印刷错误。——译者注

[8] 表中给出的参数r是一天内对四种主要条件下所有D值对应的r值加和的结果。

[9] 应为两组，可能为印刷错误。——译者注

[10] Progr.coll., p.96.

[11] Progr.coll., p.97.

[12] 每次提到这个问题，费希纳就被难住了。他在1838年就在实验中发现并描述了后像这一现象，但他并不了解适应的原理。因此他对视网膜的自发光感到疑惑。——译者注

[13] Moleschott,Unters.，Ⅳ，p.224.

[14] Ueber Hemeralopie, pp.13, 32.

[15] 费希纳在这一章使用的hemeralopie一词，在现代更多指的是昼盲症，而可能在当时意义并不是特别明确，因此在叙述中经常感觉到意义颠倒。在本书中均按照原文的意思进行翻译，请读者注意。——译者注

[16] 鲁特曾用自己的实验结论证明了这一点。

第十三章 混合现象的定律

我们有关韦伯定律、平行定律及其基线的讨论至今仍是关注一般现象中最简单的方面。具体说来就是感受增减的程度、产生还是消失，以及随着刺激的增减，感受是否能够以与刺激变化相同的幅度增加或减少。因此刺激对于感受的性质并没有因为增减而改变。但所有可能的刺激增减——或者说实际上是任何的变化——都需要关注，而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与原刺激性质相同的成分，来达到增减原刺激的目的，这仅仅是最简单的操作方式。例如白光刺激，假如加上一种颜色的光或者从光谱中减少一些成分，那么这白光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相比于按等比例改变白光成分光密度的方式，这种方式显然更简便易行。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用类似的方式改变音调与声音、气味、味觉感受成分等混合形式的例子。为了简洁起见，我们将发生此种变化的现象称为混合现象，与单一现象，即我们先前所讨论的那些现象相对，后续我们的讨论将主要以颜色混合现象的内容为主。

纵观所有的研究事实，我们不仅希望能获得量化而且希望获得质性的结果，因为刺激的变化就属于质与量共同变化的情况。根据经验来看，这样的变化是可能的，目前的测量手段和用以进行量变的过程可以满足研究这一问题的需要。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有两种简单或复合刺激A或B，每种刺激各自都可单独产生一种简单感受（例如，两种颜色），当它们混合或组合呈现时能产生一种单一的知觉，这种知觉能够导致某种印象或感受，一般来说这种印象与刺激A单独作用时产生的印象a，或者是B产生的印象b都不同。混合物的具体印象形式会根据A或B哪一种刺激更占优势，或者二者相抵消以后的情况而变化，来决定它是更接近a还是b，还有一种可能是两种刺激都不占优势——例如黄和红这两种原色混合成为橙色。假如我们先单独呈现刺激A，就需要在纯粹的a开始被注意到之前加入B，并使B达到或超过某一特定水平，以免产生差别印象，反之我们把A加入B时，对于b也是如此操作。如果我们想从一开始就将A与B按一定比例混合以避免a或b占优，就必须在a快到b的临界点前，就使A或B增长至既定的量。

一般来说，无论是简单刺激还是复合刺激——以及因此所产生的印象——当我们试图从这一简单刺激或者复合刺激的某一种中增加或抽取一定的量时，往往发现这个量值必须超过某一特定值，才能使这种操作所导致的印象产生质性变化，这一情况适用于简单刺激也适用于复合刺激。

这些条件让我们回忆起与混合现象相关的一个概念，即阈限。有关这种现象我们可以采用“混合阈限”来指代，以与之前在单一现象中测得的阈限，即“单一阈限”进行对比。

我们之前描述中的单一刺激阈限与差别阈限在这里只是混合阈限中最简单且特殊的一种情况。实际上，当刺激B加入刺激或混合刺激A中时，有人会问B要增加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被识别，才能使这种混合印象与A产生的印象区分开来，我们可以采取将A刺激去掉，设定各种可能的A的取值水平来进行A阈限的测算。这样就可以获得一般情况下单一刺激的阈限。同样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将B设为定值，改变A的不同取值。这样就可以把这个例子变成一般的单一差别阈限测量的问题。

让我们看看这个把刺激B加入刺激A中导致最小可觉差或一般知觉改变的例子，其中A本身可导致一定程度的感受a。目前的问题是：现在当A升高或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是否B也需要增加或减少相同的比例才能使a产生相等的可觉性变化？那么对于既定性质的A与B，我们是否可以另外采用上述的阈限一般化手段来对韦伯定律进行通用的界定，因为目前只有A与B之间的差异消失时，通用定律才能够使用？

至今我始终缺乏有关这些内容的数据，但我已经在自己身上进行了一些实验[1]并发现，至少在少量的彩色（＝B）混合进白色（＝A）的情况下，感受性仍能遵从类似韦伯定律的变化，并受到类似的限制。

人们通过戴上彩色眼镜、移动彩色玻璃、与窗户形成一定角度、透过一张白纸等方式，可以很容易地在白色表面获得颜色的最小可觉痕迹。大家可以通过描述的实验及其控制条件来进行重复（在多云天气里会有所差别），即戴着墨镜来观察彩色色块，墨镜尽量选取中性颜色，我发现这样可以极大加强人们对墨镜颜色的知觉程度——其结果，例如只有1/14的日光可以透过——那就可以在眼睛放松的同时，不会让颜色的最小可觉差消失。而通过这样的眼镜，确实可以减少施加于裸眼上的可见光通量，并且一些颜色的感知也消失了。另一方面，我[2]——以及赫尔姆霍茨[3]也在近来很多研究中——发现由任何颜色形成的印象，无论是单一还是混合的，都在高强度时很接近白光的感觉。

然而，韦伯定律在刺激值较低时不适用的问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对原因的探究仍然停留在类似单一现象时观测值与定律计算值之间的偏差这样的问题上。当我用裸眼凝视白色背景上一道彩色投影时，将一块暗色的滤片置于我的眼前，白色地板立刻就变暗了，就像我闭上眼睛的感觉一样，我将投影的光亮和外部照明均按同比例调低，但我眼睛内在光的暗度（无色的，代表白光亮度很低的水平）并没有降低。因此其他颜色相对于白色也处于比先前低的水平，可知性也下降了。

而对于定律上限存在的原因仍然未知。

严格说来，我们在一般环境中很少会遇到完全单一的现象，以及纯粹的阈限与差别阈限，还有韦伯定律中提到的最简单的形式。取而代之的更多是混合阈限，以及使用于混合现象中的定律形式。但近似于单一现象的例子还是有的。对于最简单的、近似单一的现象的观察仍是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并因此成为我们的优选目标，在对于混合现象的常规观察较少且不易实施的情况下尤为如此。

即使在黑暗里，当一束单一光谱射入眼中，我们询问当事人光的强度如何时，他并不仅仅是在处理一种单纯的刺激阈限，而是一种混合的阈限，因为当被问及该种光谱光的强度时，当事人回答的其实是这束光与眼的内在光混合后的感受，二者表征为一种混合的形式。因此这个问题就类似于询问当事人把某种颜色与白色混合后的强度，其中白色是一种可知的色彩。两种情况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第一种情况中，所混合的光强度极低，而在第二种情况中，所混合的是白色光，它可被视为强度极高的颜色，也可被视为由多种颜色混合而成的中立颜色。在前一种情况中，黑色与淡淡的一抹彩色混合后，人们还是只能识别出黑色，而在后一种情况中，白色经过这样的混合，被混合的彩色很快就能达到最小可觉水平。

因此无疑的是，紫外光强度水平较低时就能更容易被人所感知，因为它必须与眼内微弱的白色内在光进行混合。

那么，当所有组合混合感受的刺激成分以相同比例增强或减弱时，混合现象是否（以及以何种程度）变化这一问题可以一般化为这个问题的子问题：当组合的成分刺激以任意给定比例变化时，混合感受如何表现以及变化？

为了使这个问题更清楚地被认知，我们需要区别以下三种情况：（1）B被增加到A中达到什么程度时，这种混合感受正好能与a区别开来；（2）B增加到什么程度时，A引发的感受正好消失，而人再也不能将此时的混合印象与纯粹的b区别开来了；（3）B增加到什么程度时，A和B之间处于平衡状态，即产生的印象既不偏向a也不偏向b。所有由A和B组成的混合刺激变化产生的问题基本都涉及以上三种阈限，目前需要做的是找到可以解释这三种阈限的定律，并总结出混合刺激变化与对应感受变化的函数关系。然而目前尚没有合适的数据，另外，对于单一阈限值的实验结果是否可以一直适用于混合阈限值的计算，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目前看来其适用性还是很好的。

要特别注意区别不同的混合现象。一方面，这些能够产生混合印象的刺激，很可能是在同时到达终端感觉器官时进行混合的，例如当混合色调刺激着眼睛，或噪音和声音的组合撞击着你的耳膜，这些均是由正常的视觉和听觉过程获得的。另一方面，刺激可能分开到达终端器官，并只有在该器官协调下才能产生混合感受，例如当不同的颜色分别在左右眼的不同视野里呈现，或者不同的声音分别给到左右耳。我们可以称前后两种分别为组合的和分离的混合印象。

现实中我们也经常会了解到有关人可以从双眼或双耳分别接收不同的刺激而形成混合印象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获得的可能却是混合好的刺激同时出现在每只眼或耳朵的感受。虽然我们不懂这种现象所基于的解剖学或生理学原理，但我们可以断定分离的混合印象相比于组合的混合印象，其背后的环境更为复杂，而且会受到更多次要条件的影响。例如A和B为两种不同强度或颜色的光线，它们形成组合型的混合印象，在任何情况下针对视网膜的同一区域，其作用形式都只有一种；而对于分离的混合印象而言，作用形式却有无穷多种。例如，一边器官不给刺激而另一边给A+B形式的刺激，或者将A和B分别呈现给两边器官，或者一边给A/2而另一边给B+A/2的刺激。在分离型混合印象的情况下，相邻视网膜接收到的刺激印象存在着不同，而这种情况在组合型中是不会出现的。实验结果告诉我们，决定着混合印象区别的就是组合型与分离型混合形式之间的差异。这些刺激成分在视网膜细胞上的分布，可以通过在某一特定细胞上的最终统一形态来进行表示。在耳朵上的情况从一定程度上可依此类推。我已在一篇论文里详细论述了这一主题：有关双眼视觉条件下的一些内容，参见《关于双眼视力的一些条件》。

注释：

[1] Abhandl.der sächs.Gesellsch.der Wissensch.,mathemat.-phys.Cl., Vol.Ⅴ，p.376.

[2] Pogg.Ann., L, p.465.

[3] Pogg.Ann., LXXXVI.

译后记

费希纳的名著《心理物理学纲要》的第一卷即将要和读者见面了。首先感谢“译丛”主编郭本禹教授给了我机会来完成此次的翻译，他还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撰写一个长篇序言，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费希纳的学术生平、主要思想及其重要影响。郭老师对翻译工作的严谨态度令我十分敬佩。我在这主要想与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年翻译历程中的一点心得体会。

2012年夏天，我刚刚进入南京师范大学工作，便接到郭老师安排的这项任务，首先是受宠若惊，将如此重要的一本书交由我来翻译，是对我的肯定和信任；其次又非常惶恐，因为但凡对心理学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本书原著之所以尘封了150多年鲜有译本面世，皆是出于其难度。不过当时初入职场，事务缠身，又刚刚组建自己的家庭，故真正着手这项工作是始于2013年夏天。用将近一年时间来全心投入此书的翻译，经历几番修改，呈现给读者的便是这个最终版本。

原本对于费希纳，我仅停留在以其名字命名的定律和心理物理学的提出者这些肤浅的认识上，然而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感慨：这绝对是个全才！费希纳一生曾钻研了物理学、心理学、美学、哲学等多个领域，在每个领域都有惊人的产出。不过有趣的是，正如郭老师在序言里提到的“无心插柳柳成荫”，费希纳却是因他最不重视的心理学研究而流芳百世。费希纳在中年阶段曾受到病痛的困扰，可是他走出了这一困境，继续坚持进行对于有形和无形世界的探索直至生命结束。费希纳是个公认矛盾的人，我们原本以为物理学出身的他，应该是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但因生病之故，他在很多时候表现出浓烈的唯心主义色彩，所以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完美的平衡点，是他一生的追求。

曾有学生问我：“老师，您翻译完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毫不思索地回答：“举起放下，举起放下……”诚然，费希纳的实验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简单的重复，不过这倒是与我们现今实验心理学和统计学的要求非常契合。从书中我们不难发现，费希纳的实验被试主要就是其本人，能够甘于寂寞不断重复相当乏味的实验，这种执着的科学精神，对于现今的科研工作者也仍然具有表率作用。在这期间，由于实验的重复导致了身体局部的疼痛，他不得不休息了一段时间，所幸费希纳一生的挚友兼妻兄福尔克曼给予了很多的帮助，因此我们在书中常常见到福尔克曼的身影。

可以说，费希纳是一个非常全面且勤奋的研究者，他在数学、物理学、音乐、解剖学等学科的良好基础，均在此书中有所表现。他的实验设计、运用的原理，以及之后公式的推导，基本均为自己独立完成，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德国人的教育是非常严谨且完善的。相比之下，一直从事心理学研究的我，由于其他学科知识的缺乏，在翻译过程中常常感觉到迷茫。其间我试图在网络和文献中搜索合理的翻译，并寻找同侪进行讨论，但毕竟能力有限，语言文字表达水平又有所欠缺，有疏漏之处还望读者朋友见谅。

最后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张宏学、郦益编辑为此书所付出的努力。感谢心理学的崔光辉老师为我提供有关的资料，并与我分享心理学史方面的信息。感谢池子安、郝江英、黎娟、苏晓雨、唐业琦、王晓蕾、赵伟勋同学为初稿作出的贡献。感谢我的丈夫张伟，他在我翻译过程中，包揽了家中大部分事务，留给我工作的空间。另外，还想感谢很多素未谋面的出版社工作人员，感谢他们对于这本书的贡献。最后要感谢这本书的读者们，你们的阅读给了我继续工作的动力。

该书翻译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31200776）的资助，在此也一并致以谢意。

李晶

2014年12月21日

于金陵

版权信息

书名：实现自我：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

作者：【美】卡伦·霍妮

译者：方红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0

ISBN：9787300260341

价格：65元

目录

CONTENTS

总译序 感悟大师无穷魅力 品味经典隽永意蕴

致谢

导论 进化的道德

第一章 追求荣誉

第二章 神经症要求

第三章 “应该”之暴行

第四章 神经症自负

第五章 自我憎恨与自我轻视

第六章 与自我的疏离

第七章 缓解紧张的一般方法

第八章 扩张型解决方法：掌控一切的吸引力

第九章 自谦型解决方法：爱的吸引力

第十章 病态依赖

第十一章 放弃：自由的吸引力

第十二章 人际关系中的神经症障碍

第十三章 工作中的神经症障碍

第十四章 精神分析治疗的道路

第十五章 理论上的思考

参考读物

索引

总译序

感悟大师无穷魅力

品味经典隽永意蕴

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与克拉威克在其名著《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科学的历史是男女科学家及其思想、贡献的故事和留给后世的记录。”这句话明确地指出了推动科学发展的两大动力源头：大师与经典。

一

何谓“大师”？大师乃是“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1]。大师能够担当大师范、大导师的角色，大师总是导时代之潮流、开风气之先河、奠学科之始基、创一派之学说，大师必须具有伟大的创造、伟大的主张、伟大的思想乃至伟大的情怀。同时，作为卓越的大家，他们的成就和命运通常都与其时代相互激荡。

作为心理学大师还须具备两个特质。首先，心理学大师是“心理世界”的立法者。心理学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在于他们对心理现象背后规律的系统思考与科学论证。诚然，人类是理性的存在，是具有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千百年来无论是习以为常的简单生理心理现象，还是诡谲多变的复杂社会心理现象，都会引发一般大众的思考。但心理学大师与一般人不同，他们的思考关涉到心理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普遍性的与高度抽象的规律。这些思考成果或试图揭示出寓于自然与社会情境中的心理现象的本质内涵与发生方式；或企图诠释某一心理现象对人类自身发展与未来命运的意义和影响；抑或旨在剥离出心理现象背后的特殊运作机制，并将其有意识地推广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把普通人对心理现象的认识与反思进行提炼和升华，形成高度凝练且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的真知灼见和理论观点，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心理科学发展的命运，而且更是影响到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当然，心理学大师的思考又是具有独特性与创造性的。大师在面对各种复杂心理现象时，他们的脑海里肯定存在“某种东西”。他们显然不能在心智“白板”状态下去观察或发现心理现象背后蕴藏的规律。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心理学规律其实就是心理学大师作为观察主体而“建构”的结果。比如，对于同一种心理现象，心理学大师们往往会做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与论证。这绝不是纯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分歧，而是对心灵本体论的承诺与信仰的不同，是他们所理解的心理世界本质的不同。我们在此借用康德的名言“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同样，心理学大师是用理性为心理世界立法。

其次，心理学大师是“在世之在”的思想家。在许多人看来，心理学大师可能是冷傲、孤僻、神秘、不合流俗、远离尘世的代名词，他们仿佛背负着真理的十字架，与现实格格不入，不食人间烟火。的确，大师们志趣不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日常柴米油盐的束缚，远离俗世功名利禄的诱惑，在以宏伟博大的人文情怀与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投身于实现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认识你自己”之伟大箴言的同时，也凸显出其不拘一格的真性情、真风骨与真人格。大凡心理学大师，其身心往往有过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使之处于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之中，由此而产生的灵感和顿悟，往往成为其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源头活水。然而，心理学大师毕竟不是超人，也不是神人。他们无不成长于特定历史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生活在人群之中，并感受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体验着人间的世态炎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就像牛顿描绘的那般：“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怎样评价。我却这样认为：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尽管如此，那真理的海洋还神秘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心理学大师虽然是一群在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但套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他们依旧都是“活生生”的“在世之在”。

二

那么，又何谓“经典”呢？经典乃指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2]。经典是具有原创性和典范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经过历史筛选出来的最有价值性、最具代表性和最富完美性的作品。经典通常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超越了时代的界限，具有永恒的魅力，其价值历久而弥新。对经典的传承，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长盛不衰、继往开来之根本，是其推陈出新、开拓创新之源头。只有在经典的引领下，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才能焕发出无限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心理学经典在学术性与思想性上还应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从本体特征上看，心理学经典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经典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显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理论内涵，提出一些心理与行为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意识交融在一起，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心理学经典是心理学大师与他们所阐释的文本之间互动的产物。其次，从存在形态上看，心理学经典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经典作为心理学大师的精神个体和学术原创世界的结晶，诉诸心理学大师主体性的发挥，是公众话语与个人言说、理性与感性、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最后，从价值定位上看，心理学经典一定是某个心理学流派、分支学科或研究取向的象征符号。诸如冯特之于实验心理学，布伦塔诺之于意动心理学，弗洛伊德之于精神分析，杜威之于机能主义，华生之于行为主义，苛勒之于格式塔心理学，马斯洛之于人本主义，桑代克之于教育心理学，乔姆斯基之于语言心理学，奥尔波特之于人格心理学，吉布森之于生态心理学，等等，他们的经典作品都远远超越了其个人意义，上升成为一个学派、分支或取向，甚至是整个心理科学的共同经典。

三

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遵循如下选书原则：第一，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原创之作；第二，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奠基、成熟或最具代表性之作；第三，选择在心理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派、一说、一家之作；第四，兼顾选择心理学大师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作。我们策划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旨在推动学科自身发展和促进个人成长。

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此后的130多年中，心理学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我国心理学从西方移植而来，这种移植过程延续已达百年之久[3]，至今仍未结束。尽管我国心理学近年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心理学在总体上还是西方取向的，尚未取得突破性的创新成果，还不能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还未形成系统化的中国本土心理学体系。我国心理学在这个方面远没有赶上苏联心理学，苏联心理学家曾创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体系，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我国心理学的发展究竟何去何从？如何结合中国文化推进心理学本土化的进程？又该如何进行具体研究？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但我们可以重读西方心理学大师们的经典作品，以强化我国心理学研究的理论自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师们的经典作品都是对一个时代学科成果的系统总结，是创立思想学派或提出理论学说的扛鼎之作，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大师们的学术智慧和创新精神，做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在“照着讲”的基础上“接着讲”。

心理学是研究人自身的科学，可以提供帮助人们合理调节身心的科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心理问题。用存在主义的话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存在本体论焦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这一哈姆雷特式的命题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人们。特别是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不断涌现，各种压力和冲突持续而严重地撞击着人们脆弱的心灵，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心理学知识。可幸的是，心理学大师们在其经典著作中直接或间接地给出了对这些生存困境的回答。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对话大师与解读经典，我们可以参悟大师们的人生智慧，激扬自己的思绪，逐步找寻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可以让我们获得两方面的心理成长：一是调适性成长，即学会如何正确看待周围世界，悦纳自己，化解情绪冲突，减轻沉重的心理负荷，实现内心世界的和谐；二是发展性成长，即能够客观认识自己的能力和特长，确立明确的生活目标，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快乐而有效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我们相信，通过阅读大师经典，广大读者能够与心理学大师进行亲密接触和直接对话，体验大师的心路历程，领会大师的创新精神，与大师的成长并肩同行！

郭本禹

2013年7月30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

注释：

[1]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75.

[2]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852.

[3]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心理学曾一度移植苏联心理学。

献给我在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同事和学生。

致谢

我要向海勒姆·海登（Hiram Haydn）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感谢他在本书材料组织方面提供的周到帮助，感谢他对于澄清书中某些问题的建设性批评，还要感谢他所做的其他一切费时的积极努力。

虽然我要感谢的学者在书中都已提及，但我还想感谢哈罗德·凯尔曼（Harold Kelman）博士与我就本书主题展开的令人兴奋的讨论，也要感谢我的同事伊西多尔·波特诺伊（Isidore Portnoy）博士和弗雷德里克·A.韦斯（Frederick A.Weiss）博士给我的宝贵建议。最后，我想感谢我的秘书格特鲁德·莱德勒（Gertrud Lederer）夫人，感谢她对本书手稿和索引的兴趣以及为此做出的不懈努力。

卡伦·霍妮

导论 进化的道德^13

神经症过程是人类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是一种特别不幸的形式——因为它会浪费人类发展的建设性能量。这个神经症过程不仅本质上不同于健康人的成长，而且在很多方面与健康人的成长完全相反，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们的认识。在有利的条件下，人的能量往往会被用来实现自身的潜能。这样一种发展的形式并不统一。依据他特殊的气质、能力、习性以及早期和晚期的生活环境，他可能会变得更为温柔或更为冷酷，更为谨慎或更易轻信他人，更为自立或更依赖于他人，更为深思熟虑或更为外向开朗；而且，他也可能会发展他的特殊天赋。但是，无论他走上哪一条道路，都将是他的既定潜能的发展。

不过，在内心的压力之下，一个人可能会疏离于他的真实自我。然后，他会通过严格的内心指令系统，将他的大部分能量转向于塑造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绝对完美的人。除了上帝之外，再无任何完美的东西能够实现他理想化的自我意象，能够让他对（自认为）自己所具有的、所能具有的或者应该具有的高尚品质而感到满足和自豪。

（本书将详细阐释的）这种神经症发展倾向使得我们的注意力远远超出了对病理学现象的临床关注或理论关注。14因为它涉及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关于人的欲望、驱力或臻于至善之宗教义务的问题。当自负（pride）成了一种驱动力量，任何一位认真研究人类发展的学者都不会怀疑自豪、自负或追求完美的不良影响。但对于为了确保道德行为而建立一个严格的内心控制系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则一直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假定这些内心指令对人的自发行为具有抑制作用，那么，根据基督教的禁令（“你的完美的……”），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追求完美而奋斗吗？要是没有这些指令，难道人类的道德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会面临危险，或者甚至是面临毁灭吗？

此处不是讨论整个人类历史中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的多种方式的地方，而且我也不打算这么做。我只想指出，答案取决于一个基本的因素，那就是：我们所怀有的对人性之信念的本质。

从广义上讲，根据对基本人性的各种不同解释，道德目标有三个主要的概念。对于那些——无论从哪个方面——相信人生来有罪或人会受原始本能驱使的人（弗洛伊德，Freud）来说，附加的检查和控制是无法放弃的。因此，道德的目标必然是驯化或克服自然状态，而不是发展自然状态。

对于那些相信人性中生来既有本质上是“善的”东西，也有“恶的”、有罪的、破坏性的东西的人来说，道德的目标必定与上述目标不同。它所强调的重点是通过信仰、理性、意志或慈悲等因素来精炼、指导或加强内在美德以确保其获得最终的胜利——这与特殊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或伦理概念相一致。打击和压制邪恶并非这里所强调的唯一重点，因为人性还有其积极的一面。然而，这积极的一面要么依赖于某种类型的超自然帮助，要么依赖于一种严格的理想化理性或意志，而这本身就表明了对禁止性或检查性内心指令的使用。

最后^15，如果我们相信人类生来就具有进化而来的建设性力量，而且，正是这种力量促使人类实现其既定的潜能，那么，道德问题又与前面有所不同。这种信念并不意味着人性本善——这种信念会预先假定一种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既定知识。相反，它意味着人生来就会主动地为实现其自我而奋斗，并从这种奋斗中发展出一套自己的价值观。例如，如果他不能真实地面对自己，不积极主动且不具有创造性，不能本着团结协作的精神与他人相处，那么显而易见，他就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如果他只是一味地沉溺于“盲目的自我崇拜”（雪莱，Shelley），并总是把自己的缺点归咎于他人的过错，那么，他显然难以成长。从真正意义上说，只有为自己承担起责任的人，才能获得成长。

因此，我们就获得了一种进化的道德（morality of evolution），根据这种道德，我们选择进行自我教化或拒绝自己的标准在于这样一个问题：一种特定的态度或驱力对我们人类的成长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就像神经症患者经常表现出来的那样，各种各样的压力都很容易将我们的建设性能量转变成非建设性或破坏性的能量。但是，只要我们深信人会自发地为实现自我而奋斗，那么，我们就既不需要用“内心的紧身衣”来束缚自己的自发性，也不需要用“内心指令的鞭子”来驱使着我们变得完美。毫无疑问，这些严厉的方法能够成功地抑制不良的因素，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它们也会对我们的成长造成伤害。我们不需要这些方法，因为我们看到了一种更好的可行方法来应对我们自身的破坏力量，那就是：真正地超越它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不断增强我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理解。因此，自我认识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解放自发成长力量的一种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我们自己不仅是首要的道德义务，而且，就其真正的意义来讲，也是首要的道德权利。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成长，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这么做。当我们不再像神经症患者一样痴迷于自我，当我们可以自由地成长，我们也会自由地去爱，自由地去关心他人。16到那时，我们也希望给年轻人提供没有阻碍的成长机会，当他们在发展的道路上遇到障碍时，我们也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他们找到并实现其自我。无论如何，不管是对我们自己还是对他人来说，理想都在于解放和培养那些能实现自我的力量。

本书清楚地阐述了那些起阻碍作用的因素。我希望本书能以它自己的方式帮助实现这一解放。

卡伦·霍妮

第一章 追求荣誉^17

一个孩子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长大，只要没有智力上的缺陷，他都将学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他人打交道，而且，他还很可能获得某些技能。不过，他身上也有一些力量不是通过学习就可以获得或发展的。你无须，事实上也不可能教一粒橡子长成一棵橡树，但是，只要给橡子一个机会，其内在的潜能就会得到发展。同样，只要给予人类个体一个机会，他就能发挥他所特有的人类潜能。这样一来，他也就会发挥他的真实自我所具有的独特活力：他自身情感、思想、愿望和兴趣的澄清和深入；开发自身资源的能力，自身意志力的加强；他可能具有的特殊能力或天赋；表达自己的能力，以及自然而然地与他人交往的能力。所有这些迟早会让他发现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目的。简而言之，他会朝着自我实现的方向发展，而不会偏离太远。而这就是我现在以及在整本书中屡次说到真实自我（real self）是内在力量之核心的原因，这种内在的核心力量是人人所共有，但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表现又各不相同，它是人类成长的深刻根源。[1]

只有个体自己才能发展他既定的潜能。18但是，就像其他任何活着的有机体一样，人类个体也需要有利的环境才能“从橡子成长为橡树”。他需要一种温暖的氛围，这种氛围能给予他内心的安全感和自由感，使他能够拥有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并能够表达自己。他需要他人的善意，这种善意不仅有助于满足他的多方面需求，而且能指导和激励他成为一个成熟的、实现自我的人。他还需要与他人的愿望和意志进行健康的摩擦。如果他能因此而在爱和摩擦中与他人一起成长，那么，他也就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自我来成长。

但是，由于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一个孩子有可能不被允许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和潜能成长。这些不利因素太多了，不胜枚举。但概括起来，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即身处一定环境之中的人，由于过于沉溺于其自身的神经症，以至于没有能力爱自己的孩子，甚至不能把孩子看成一个独特的个体。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神经症需要和反应。[2]简单说来，这些态度可能是支配性的、过分保护的、威胁性的、易怒的、过于苛刻的、溺爱的、反复无常的、偏爱其他兄弟姐妹的、伪善的、漠不关心的等等。它绝不是某一个因素的问题，而是会对一个孩子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的所有因素的问题。

结果，这个孩子不能形成一种归属感，不能形成一种“我们”这样的同在感；相反，他会产生深深的不安全感和模糊的恐惧感，在这里，我称之为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这是他生活在一个觉得充满潜在敌意的世界里所产生的疏离感和无助感。这种基本焦虑引发的紧张压力使得这个孩子不能以其自发的真实情感与他人交往，并迫使他寻找其他方法与他人打交道。他必定（在无意识之中）以各种方法加以应对，这些方法不会唤起或增强焦虑，而是会缓解他的基本焦虑。这些特殊的态度产生于无意识的策略性需要，它们既取决于孩子先天的气质，也取决于后天环境中的相倚联系。19简言之，他可能会试图依附于身边最强大的那个人；他可能会试图反抗和斗争；他还可能会试图将他人摒弃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之外，在情感上与他们保持距离。总的来说，这意味着他可能会接近他人、反对他人或逃避他人。

在健康的人际关系中，也不排除彼此之间的接近、反对或逃避。索取和给予爱的能力、屈服的能力、斗争的能力、独处的能力——这些是搞好人际关系所必需的补偿性能力。但是，在那个由于其基本焦虑而感觉自己置身于危险环境之中的孩子身上，这些行为则往往会表现得非常极端和僵化。例如，爱往往会变成依附，顺从会变成姑息。同样，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他会被迫进行反抗或表现得冷漠无情，不考虑他自己的真实情感，也不管其态度是否恰当。其态度之盲目和僵化的程度与他内心基本焦虑的强度成正比。

由于在这些条件之下，儿童不是仅仅朝着某一个方向发展，而是朝着所有方向发展，因此，他会从根本上形成对待他人的矛盾态度。于是，接近他人、反对他人和逃避他人这三种行为就构成了一种冲突（conflict），这是他与他人之间的基本冲突。当然，他迟早会试图通过让其中一种行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来解决这种基本冲突——试图让顺从、攻击或冷漠这三种态度中的一种成为他的主要态度。

试图解决神经症冲突的最初尝试绝不是表面上的。相反，它会对个体神经症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它不只涉及对待他人的态度，它还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整个人格的某些改变。根据其主要的发展方向，儿童还会发展出某些恰当的需要、敏感性、抑制力以及道德价值观的雏形。例如，一个相当顺从的儿童，不仅倾向于让自己屈从于他人、依赖他人，而且还会力求善良和不自私。同样，20一个具有攻击态度的儿童会开始重视力量、忍耐力和战斗力。

不过，这第一种解决方法的整合效果不如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神经症解决方法那样稳定、全面。例如，有一个女孩，她的顺从态度已表现得相当突出。这种顺从态度表现为：盲目地崇拜某些权威人物，具有取悦和满足他人的倾向，怯于表达自己的愿望，经常做出牺牲。8岁的时候，她将自己的一些玩具放到大街上，让那些更为贫困的儿童拿去玩，而且她没有将此事告诉任何人。11岁的时候，她在祷告时以其孩子气的方式，试图寻求一种神秘的屈服。她幻想自己遭到了她所迷恋的那些老师们的惩罚。但到了19岁的时候，她还很容易接受他人设计的那些报复某些老师的计划；尽管大多数时候，她就像一只小绵羊，但偶尔她也会在学校里带头造反。而且，当她对所在教堂的牧师感到失望时，她也会从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暂时转变为一个玩世不恭者。

整合效果差——上面所引的例证相当典型——的原因有一部分在于成长中的个体还不成熟，还有一部分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早期的解决方法旨在取得与他人关系的一致性。因此，还存在一定的余地来获得更为稳定的整合。事实上，这是一种需要。

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发展，绝不是单一的。对每一个个体来说，发展的路线和结果都是不同的，同样，不利环境条件的特殊性在每一种情况下也各不相同。但是，它始终会削弱个体的内在力量和一致性，因此，它总会产生某些迫切的需要，以弥补由此产生的缺陷。尽管它们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但我们还是可以区分以下这些方面：

·尽管个体早期试图解决他与他人之间的冲突，但他依然是分离的，他需要一种更为稳定、更为全面的整合（integration）。

·个体一直没有机会形成真正自信的原因有很多：由于不得不进行的防御，由于与他人的分离，21由于早期的“解决方法”所导致的片面发展方式，他内心的力量一直受到削弱，从而使得他大部分的人格不能发挥建设性的用途。因此，他迫切地需要自信，或者是自信的一种替代品。

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他并不觉得软弱，只是觉得与他人相比，自己不是特别强大，而且也没有做好充分的生活准备。如果他有归属感，那么，他觉得自己不如他人的感觉就不会严重到成为一种障碍。但是，由于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而且从内心深处感到——正如他所感觉到的那样——孤立和敌意，他只能产生一种让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的迫切需要。

与上面这些因素相比，甚至更为基础的因素是：他开始疏离自我。不仅他的真实自我会阻止他顺利成长，而且除此之外，他还需要发展一些人为的策略性方法来与他人打交道，这种需要也会迫使他无视自己真实的情感、愿望和想法。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安全成了最为重要的事情，其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和想法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事实上，内心最深处的这些情感和想法会不得不沉寂下来，从而变得不那么清晰。（他感觉到的无论是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安全就好。）这样一来，他的情感和愿望就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可以说，他不再是一个主动的追求者，而是一个被驱使者。此外，他内心的分裂状态不仅会在整体上削弱他，而且由于增加了一种混淆的因素，他与自我的疏离得到了加强。他再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或者自己是“谁”。

这种“开始与自我的疏离”之所以更为基础，是因为这种伤害强度会导致其他方面受到损害。如果我们设想一下这种情况——要是一个人没有疏离自己活生生的自我之中心，那可能就会有其他过程出现——那么，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可能会有内心的冲突，但他不会被这些冲突弄得辗转不安；他的自信（self-confidence，就像这个词所表明的，它需要有一个自我可以将信心置于其上）将会受损，但不会被连根拔起；他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受到干扰，但其内心不会与他人脱离关系。因此，一个疏离了自我的个体，最为重要的是需要——若说是“替代”了他的自我，则未免荒唐，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某种东西能够给予他一种支持、一种认同感（a feeling of identity）。这会让他感觉到自己的意义，尽管他的人格结构仍有很多弱点，但还是会给他一种力量感和意义感。

如果他的内心状况没有（因为幸运的生活环境）改变，他因此而没有^22我在上文所列出的那些需要，那么，可以满足他的需要并且可以一下子满足他所有需要的方法似乎就只有一种了，那就是：想象（imagination）。想象会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发挥作用，并在他心中创造出一个自己的理想化意象（idealized image）。在这个过程中，他赋予了自己无限的力量和崇高的能力，他变成了一个英雄、一个天才、一个最高尚的爱人、一个圣徒、一个神。

自我理想化（self-idealization）总是包含一种普遍的自我美化，因此会给予个体迫切需要的意义感和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优越感。但它绝不是一种盲目的自我夸大。每一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特殊经历、早期的幻想、特殊的需要以及天生的才能等材料构建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如果这种理想化意象不符合自己的个人性格特征，他将不会获得认同感和一致感。一开始，他会理想化自己解决基本冲突的特定“方法”：顺从变成了善良，爱变成了神圣的东西，攻击性变成了力量、领导力、英雄主义和全能感，冷漠变成了智慧、自我满足和独立性。按照他那种特定的解决方法，那些看起来是短处或缺点的东西总能变淡或被掩饰。

他可能会采取三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的倾向。首先，这些矛盾的倾向也可能会被美化，但仍在不为人知的暗处。例如，只有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看到一个具有攻击性的个体，对他来说，爱情似乎是不应该有的温柔，但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他不仅是一个身穿闪亮盔甲的骑士，而且是一个伟大的爱人。

其次，除了被美化之外，这些矛盾的倾向还有可能被隔离在个体的内心之中，这样它们就不再构成令人不安的冲突。一个患者在他的自我意象中，可能会把自己想象成人类的恩人，是一个处变不惊的智者，是一个勇往杀敌的人。这些方面——所有这些都是有意识的——对他来说，不仅不矛盾，甚至不会引起任何的冲突。在文学作品中，这种通过将矛盾倾向隔离起来从而消除冲突的方式在史蒂文森（Stevenson）的《化身博士》（Doctor Jekyll and Mr.Hyde）中曾描述过。

最后，23这些矛盾的倾向还可能会升华为杰出的能力或成就，这样，它们就成了丰富人格中与之相容的方面。我在其他地方[3]曾引用过一个例子：一个极具天赋的人将其顺从的倾向转变成了基督般的美德，将其攻击的倾向转变成了超绝的政治领导能力，将其超然态度转变成了哲人的智慧。这样，他的基本冲突的这三个方面立刻就得到了美化，而且彼此之间能和谐共处。在他自己的内心之中，他成了现代相当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万能之人（l'uomo universale）那样的全才。

个体最终可能会逐渐认同于这个理想化的完美意象。于是，这个意象不再是他暗自怀有的虚幻意象。他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变成这种意象——这种理想化意象往往会变成理想化自我（idealized self）。这种理想化自我之所以比他的真实自我更为真实，不仅仅是因为理想化自我更具吸引力，而且还因为它能满足他所有的迫切需要。这种重心的转变完全是一种内在过程，在他身上没有任何可观察到的或明显的外在变化。这种变化是其存在之核心的变化，是其自我感觉的变化。这是一个奇妙的、人类所特有的过程。一只英国可卡犬几乎不会想到，它“真的”是一只爱尔兰雪达犬。这种转变之所以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仅仅是因为他的真实自我在这之前一直模糊不清。虽然在这个发展阶段——或者说在任何阶段——健康的过程都是朝向真实自我的，但现在，他为了理想化自我却开始明确地放弃真实自我。理想化自我开始向他呈现他“真正”的样子，或者他有可能成为的样子——他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成了他看待自己的视角和衡量自己的标杆。

从各个方面来讲，自我理想化就是我所说的综合的神经症解决方法（comprehensive neurotic solution）。也就是说，这不仅是一种解决某一特定冲突的方法，而且它以含蓄的方式承诺它能满足个体在某一特定时间产生的所有内在需要。此外，它不仅允诺解决他那些痛苦的、难以忍受的情感（迷失感、焦虑感、自卑感和分离感），而且还允诺最终会实现他那神^24秘的自我及其生活。因此，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法时，便会不顾一切地抓着它不放，也就不足为奇了。用一个很好的精神病学术语来说就是：难怪它会变成一种强迫性的（compulsive）[4]方法。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自我理想化之所以经常出现，是因为一种易于引发神经症的环境所滋生的强迫性需要经常出现。

我们可以从自我理想化的两大优势来看待自我理想化：它是早期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且，它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它必定会对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没有比放弃真实自我更为重要的步骤了。但自我理想化之所以会产生革命性的效果，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个步骤的另外一种含义。追求自我实现的能量被转化成了实现理想化自我这一目标。在个体整个生活和发展的过程中，这种转化只不过是意味着一种变化。

在整本书中，我们都将看到，这种方向的转变以多种方式对整个人格产生了定型的影响。它所产生的更为直接的影响是，使自我理想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内在过程，而是迫使其进入了个体生活的整个循环之中。个体想要——或者更确切地说，被迫——表达自己。而现在，这意味着他想要表达他的理想化自我，并在行动中加以证实。这种理想化自我通常会渗透进他的抱负、目标、日常生活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因此，自我理想化必然会发展出一种更为广泛的驱力，我给它起了一个比较符合其性质和范围的名字：追求荣誉（the search for glory）。自我理想化依然是它的核心部分。追求荣誉所包含的其他因素，尽管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强度和意识程度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会表现出来，这些因素就是：追求完美的需要、神经症野心以及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

在实现理想化自我的驱力中，追求完美的需要（the need for perfection）是一种最为基本的驱力。25它的目标是要将整个人格塑造成理想化的自我。就像萧伯纳（Bernard Shaw）作品中的卖花女（Pygmalion）一样，神经症患者的目标不仅是修正自己，而且要将自己重新塑造成由其理想化意象的具体特征所规定的特别的完美形象。他往往会试图通过一种有关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的复杂系统来达到这一目标。由于这个过程既关键又复杂，因此，我们打算用单独的一章来专门讨论。[5]

在追求荣誉的各种因素中，最为明显且最为活跃的是神经症野心（neurotic ambition），这是一种追求外在成功的驱力。虽然这种追求卓越的驱力在现实中很普遍，且倾向于追求事事卓越，但通常情况下，它会最为强而有力地应用在某一个特定个体在某个特定时间里最容易取得卓越成就的事情上。因此，野心的内容在一生中很可能会多次发生改变。上学时，一个人如果没有取得班上最好的成绩，他可能就会觉得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到后来，他可能同样会以强迫性的方式驱使自己无数次地与那些最心仪的姑娘约会。再往后，他可能也会整天想着赚最多的钱，或者在政治上出人头地。这样的改变很容易引起某种自我欺骗。一个在某一时期曾像疯了一样决定成为最伟大的体育英雄或战争英雄的人，到了另一个时期，可能也会同样热衷于成为一个伟大的圣徒。然后，他可能会认为自己已经“丧失”了野心。或者，他可能会断定，成为体育英雄或战斗英雄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因此，他可能会认识不到自己仍然航行在野心之船上，只不过是改变了航行路线而已。当然，我们也必须详细地分析是什么使得他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改变了航线。我之所以强调这些改变，是因为它们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受野心控制的人往往与他们所做事情的内容几乎没什么关联。真正重要的是卓越本身。如果认识不到这种无关联性，那我们就难以理解许多的改变。

为便于讨论，我们几乎不关注特定的野心所觊觎的特定活动领域。不管问题是成为群体中的领导者、成为最出色的健谈者、成为最出名的音乐家或探险家，还是在“社会”中发挥一定作用、写出最佳的图书，或是成^26为着装最佳的人，其特征都是一样的。不过，因所希望的成功的性质不同，其表现在很多方面也会有所不同。大致说来，它可能更多地属于权力的范畴（直接权力、次于王权的权力、影响力、操纵力），或者更多地属于声望的范畴（名誉、称赞、受欢迎、钦佩、特别的关注）。

相对而言，这些野心驱力是扩张性驱力中最为实在的。至少从人们为追求卓越的目的而实实在在地投入努力这个意义上讲，这么说是正确的。这些驱力之所以看起来也更为实在，是因为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拥有这些驱力的人可能真的会获得所渴求的魅力、荣誉和影响。但与此同时，当他们确实获得了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荣誉、更大的权力时，他们也会逐渐感觉到这种徒劳追求的整个影响。他们通常无法获得更多的思绪安宁、内心安全感，也享受不到生活的乐趣。为了补救他们所开始的对虚幻荣誉的追求，其内心的痛苦一点都没有减少，依然一如往常。由于这些不是偶然的结果，只是碰巧对这个人或那个人如此，而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切追求成功的尝试从本质上讲都是不现实的。

由于我们生活在一种充满竞争的文化中，因此，上面这些评论听起来可能有些陌生或不谙世故。竞争的文化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所有人的内心之中，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超越他人、超越自己，以至于我们都觉得这些倾向是“正常的”。但是，追求成功的强迫性驱力只有在一种充满竞争的文化中才会出现这一事实，并没有减少他们的神经症症状。即使在一种充满竞争的文化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其他价值——例如，特别是那些作为一个人而成长的价值——比用竞争的方式出人头地更为重要。

追求荣誉的最后一个因素是追求报复性胜利（toward a vindictive triumph）的驱力，与其他因素相比，这个因素更具破坏性。这种驱力可能与^27追求实际成就与成功的驱力密切相关，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用自己的成功来侮辱他人或击败他人；或者是通过让自己出人头地从而获得权力，并将痛苦施加在他人身上——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羞辱性的方式。与此同时，追求卓越的驱力可能会降低为幻想，而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则往往会主要表现为不可抗拒的且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冲动，以便在人际关系中挫败、智取或击败他人。我之所以称这种驱力为“报复性的”驱力，是因为其往往来源于因童年期所遭受之屈辱而想要采取报复行动的冲动——而且，这些冲动在后来的神经症发展中又得到了强化。很可能就是后来这些冲动的增强，导致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最终成了追求荣誉中的一个常规部分。追求报复性胜利这样一种需要的强度以及每一个人对它的意识程度都大不相同。大多数的人要么完全意识不到这样一种需要的存在，要么只是在稍纵即逝的瞬间有所察觉。然而，它有时候也会公然出现，然后几乎毫不掩饰地成为生活的动力。在近代历史人物中，希特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经历过屈辱，他将其一生都投入一种疯狂的欲望之上，即他企图战胜数量日益增加的人民大众。在希特勒的例子中，恶性循环（即需要不断增加）清晰可辨。其中一个是从这样一个事实发展而来：他只能根据胜利和失败的范畴进行思考。因此，对失败的恐惧便会进一步增强胜利的必要性。此外，他的伟大感会随着每一次胜利而增强，这使得他越来越不能忍受任何人，甚至任何一个国家不承认他的伟大。

历史上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只是程度小一些而已。我们仅举一个现代文学的例子《注视火车远去的人》（The Man Who Watched the Train Go By）[6]。作品中有一个认真负责的职员，整天忙于家庭生活和办公事务，除了自己的职责，他从不考虑其他任何事情。后来他发现，他的老板运用欺诈的手段，结果导致公司破产，于是，他的价值尺度完全崩溃。他对上等人和下等人所做的人为区分被击得粉碎，28他原以为，上等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而像他自己一样的下等人只允许做很有限的正确行为。他认识到，他也可以是“伟大的”“自由的”。他也可以拥有一个情妇，甚至是他老板的那个漂亮迷人的情妇。现在，他的自负感完全膨胀，以至于他真的去接近她，而当遭到她拒绝时，他竟勒死了她。被警方追击时，他有时候也会感到害怕，但他的主要动机是胜利地击败警察。甚至当他企图自杀时，这也是他的主要驱动力。

更常见的情况是，这种追求报复性胜利的驱力被隐藏了起来。事实上，由于这种驱力具有破坏性，它成了追求荣誉中最为隐秘的因素。可能只有疯狂的野心才会显露在外。只有在分析过程中，我们才能看到，隐藏在追求权力之驱力背后的就是这种想要通过凌驾于他人之上来击败他人、羞辱他人的需要。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追求优越的需要看起来对人的伤害越小，它所容纳的破坏性冲动就越多。这就使得一个人可以将他的需要表现出来，并觉得这种需要是正当的。

当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个体在追求荣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倾向的具体特征，因为它们始终是我们必须加以分析的具体特征。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它们看成一个统一体的各个部分，那我们将既不能理解这些倾向的性质，也无法理解它们的影响。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是第一位将它视为一种综合现象的精神分析学家，而且，他还指出了它在神经症中的重要意义。[7]

各种确凿的证据都表明，追求荣誉是一个综合的、连贯的统一体。首先，上面所描述的所有这些个别倾向会经常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当然，某个因素可能会占据主导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可以粗略地说某人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某人是一个耽于梦想的人。但这并不是说，某一个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就意味着没有其他因素的存在了。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也有关于他自己的夸大的形象；一个耽于梦想的人也想获得现实的至高权力，尽管后一种因素只有在他人的成功侵犯了他的自负时才有可能表现出来。29[8]

此外，所有这些个别的倾向都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主导的倾向在一个特定个体的一生中可能发生改变。他可能会从一个爱做白日梦的人转变为一个完美的父亲和老板，然后又转变为一位史上最伟大的爱人。

最后，所有这些个别倾向都具有两种共同的一般特征，从整个现象的起源和功能来看，这两个一般特征都是可以理解的：即它们的强迫性和想象性。这两个特征在上文中都提到过，但我们还是应该对它们的意义做一个更为完整但又简洁的描述。

它们的强迫性（compulsive nature）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自我理想化（以及随后对荣誉的全面追求）是一种神经症的解决方法。当我们说一种驱力是强迫性的，其实是说它是一种与自发的愿望或驱力相反的驱力。自发的愿望或驱力是真实自我的一种表达，而强迫性驱力则是由神经症结构的内在必然性决定的。个体必须遵从于这些强迫性驱力，而不顾自己的真实愿望、情感或兴趣，以免感到焦虑、因内心冲突而感到左右为难、被内疚感压得喘不过气来、感觉被他人拒绝等等。换句话说，自发性与强迫性之间的区别就是“我想这样做”与“我必须这样做以避开某种危险”之间的区别。尽管个体可能会意识到他的野心或他的完美标准就是他想要获得的东西，但实际上，他是被逼着去获得这种东西的。想要获得荣誉的需要控制了他。由于他本人意识不到“想要”与“被迫”之间的区别，因此我们必须建立标准将这二者区分开来。最具决定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被迫走上了追求荣誉的道路，全然不顾自己，不顾他的最大利益是什么。（例如，我记得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女孩，只有10岁，她认为，如果她拿不到班上的第一名，那她宁愿自己变成一个瞎子。）我们有理由知道，是否有更多人的生命——不管是从字面意思还是象征意义上讲都是如此^30——牺牲在了荣誉的祭坛上，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而牺牲。当约翰·加布里埃尔·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开始怀疑实现其伟大使命的合理性与可能性时，他就去世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画面中出现了一种真正的悲剧元素。如果我们为了一项事业牺牲了，而这项事业是我们以及大多数健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根据其对人类而言的价值都觉得具有建设性，那么，这种牺牲无疑就是悲剧性的，但它也有意义。如果我们因为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而受到虚幻荣誉的奴役、浪费自己的生命，那么，这就更是悲剧性的浪费——越是这样，这些生命的潜在价值就越高。

追求荣誉驱力之强迫性的另一个标准——就像其他任何强迫性驱力一样——是它的不加选择性（indiscriminateness）。既然个体在追求某种东西的过程中其真正的兴趣并不重要，那么，那他就必须成为注意的中心，必须成为最有吸引力、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人——不管形势是否要求他这样做，也不论他是否具有这样的天赋，他都要争第一。在任何争论中，不敢事实的真相如何，他都必须要获得胜利。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与苏格拉底（Socrates）的思想完全想反，苏格拉底认为：“……无疑，我们现在不是为了分出你我观点的高低而进行简单的争论，但我认为，我们俩都应该为了真理而斗争。”[9]神经症患者常常会不加选择地追求至高的权力，这种需要所具有的强迫性使得他漠视真相，不管这真相是关于他自己、其他人，还是关于事实，都是如此。

此外，同其他任何强迫性驱力一样，追求荣誉也具有永不满足（insatiability）的性质。只要（对他自己而言）有未知的力量驱使着他，这种永不满足性就会发挥作用。当所完成的工作得到了他人的认可，当赢得了一次胜利，或者当赢得了某种得到他人认可或钦佩的迹象时，他会高兴一阵子——但这种高兴不会持续太久。首先，他很难体验到成功本身，或者至少他会为随后的失望或恐惧留有余地。无论如何，他都会无休止地追求更多的声誉、更多的金钱、更多的女人、更多的胜利和征服，而且，这种追求很难让他获得任何满足，他也不会停止追求。

最后，一种驱力的强迫性会表现在对挫折的反应上。其主观的重要性^31越大，达到目标的需要就越迫切，对挫折的反应因此也就越强烈。这些构成了一种我们可以用来测量驱力之强度的方法。尽管追求荣誉的驱力并非一直都清晰可见，但它是一种非常强大的驱力。它有可能像一种魔鬼附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像是一头吞噬掉了那个把它创造出来的人的怪物。因此，对挫折的反应必定非常强烈。它们会表现为对厄运和受辱的恐惧，而对很多人而言，这种恐惧则意味着是一种失败。恐慌、抑郁、绝望、对自己和他人的恼怒等反应常常被他们看成“失败”的表现，而且，他们常常会表现出与其实际重要性完全不相符的态度。恐高症其实就是常常害怕从幻想的高处坠落下来的一种表现。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一位恐高症患者所做的梦。每当他开始怀疑自己已确立的有关无可置疑之优越感的信念时，他就会做这个梦。在梦中，他站在高山之巅，但也面临着会摔下去的危险，于是他死命地抓着山脊不放。“我无法让自己比现在更高了，”他说，“因此，我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就是紧紧地抓住现在不放。”“我无法让自己比现在更高了”这句话在意识层面指的是他的社会地位，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这句话同样也适合于他有关自己的幻想。他无法超越（他心中）一种上帝般的全能感和宇宙般的意义感！

追求荣誉的所有因素中固有的第二个特征是想象（imagination）在其中所发挥的重大而特殊的作用。想象在自我理想化的过程中通常会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不过，在追求荣誉的整个过程中，想象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以至于各种各样的幻想因素必定会渗透进来。不管一个人多么为自己的现状感到骄傲，也不管他对成功、胜利和完美的追求与现实多么相符，他的想象都会一直伴随着他，使他将幻景误认为是真实的。人们完全无法真实地评估自己，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倒是可以进行完全真实的评估。当一个人行走在沙漠中，又累又渴，这时他看到了一个海市蜃楼，他可能真的^32会努力走向它，但看似应该可以让他不再痛苦的海市蜃楼——荣誉——本身却是想象的产物。

事实上，想象也会渗透进健康个体所有的精神功能和心理功能之中。当我们感受到朋友的悲伤或喜悦时，其实就是想象给予了我们这样做的能力。当我们表示祝愿、提出希望、感到恐惧、相信某事、制订计划时，是想象让我们看到了各种可能性。但是，想象可能富有成效，也有可能没有成效：它可能会让我们更接近有关我们自己的真相——就像梦中经常出现的那样——也可能让我们远离真相。它可能会让我们的实际经验更为丰富，也可能会让我们的经验更为贫乏。而这些不同正是神经症想象与健康想象之间的大致差异。

当我们想到众多神经症患者所提出的宏伟计划，或者他们的自我美化与要求所具有的怪诞性时，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具有比其他人更为丰富的想象力——而且，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想象才更容易迷失方向。这种观点并没有在我们的经验中得到证实。就像健康个体的想象力各不相同一样，神经症患者的想象天赋也因人而异。但我还没有找到证据证明神经症患者天生就比其他人更富于想象力。

但根据精确的观察，这种观点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事实上，想象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所起的作用确实更大。不过，导致这种现象的不是想象的结构性因素，而是其功能性因素。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想象会起到与在健康个体身上同样的作用，但除此之外，它还会发挥正常人身上所没有的功能。它会被用来满足患者的神经症需要。在追求荣誉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明显，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强大需要所产生的影响会推进对荣誉的追求。在精神病学文献中，对现实的想象性歪曲通常被称为“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直到现在，它都依然是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术语，但它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术语。它的含义太过狭窄：一个精确的术语不仅应该包括思维，而且还应该包括“表达愿望的”观察、确信，尤其是情感。此外，它是一种思维——或情感——决定这种思维或情感的往往不是我们的愿望，而是我们的需要。正是这些需要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想象一直存在于神经症患者身上，并发挥一定的影响力；正是这些需要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想象丰富多彩——但却毫无建设性的作用。

想象在追求荣誉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白日梦中准确无误且直接地表^33现了出来。在十来岁的青少年身上，白日梦可能具有一种明显的夸张特征。例如，有一位大学男生，虽然胆小畏缩，但也经常做白日梦，幻想自己成了最伟大的运动员、天才或风流才子。在随后的岁月里，也有一些人像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那样，整天梦想着自己邂逅了一次浪漫的经历，梦想自己变得不可思议的完美或者神秘的圣洁。有时候，这些白日梦会以想象性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会在这些对话中令他人印象深刻或相形见绌。而其他时候，白日梦的结构要更为复杂一些，他会通过将他人置于残酷、堕落的情境之中，从而应对那些可耻或高尚的痛苦。通常情况下，白日梦不是精心编造的故事，而是与日常事务相伴随的幻想故事。例如，一个女人在照看孩子、弹钢琴或梳理头发时，可能同时会将自己想象成一位温柔的母亲、处于狂喜状态的钢琴家，或者是一位出现在银幕上的充满魅力的美女。在有些情况下，这样的白日梦清楚地表明，有些人可能像沃尔特·米蒂（Walter Mitty）一样，总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虽然同样是追求荣誉，但白日梦却非常罕见、失败，以至于这些追求荣誉者会主观上非常诚实地说，他们没有幻想的生活。不用说，他们是错误的。尽管他们只是担心可能会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灾祸，但毕竟是他们的想象召唤出了这些偶然事件。

白日梦的出现虽然重要，且具有启示作用，但它们不是想象中最为有害的部分。因为人们通常能够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正在做白日梦，也就是说，他正在想象一些不曾发生过或者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幻想中经历这些事情。至少对他来说，要意识到白日梦的存在以及白日梦所具有的不切实际性，并不困难。想象中较为有害的部分是对现实的微妙而又广泛的歪曲，而他自己对这种歪曲却毫无觉察。理想化自我并不是在某一次创造性活动中实现的：理想化自我一旦形成，就需要不断地加以注意。一个人要想实现理想化自我，他必须不断地努力伪造现实。他必须将自己的需要转变成美德，或者转变成更为合理的期望。他必须将自己想变得诚实或体贴的意图转变成已然诚实或体贴的事实。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高见，使他成了伟大的学者。他的潜能变成了现实的成就。对“正确”道德^34价值观的认识使他成了一个有道德的人——事实上，他通常会成为一个道德方面的天才。当然，他的想象必须超时工作，才能摒弃所有与之相反的令人不安的证据。[10]

想象在改变神经症患者的信念方面也发挥一定的作用。他需要相信，他人是完美的或邪恶的——瞧！他们正与善良的或危险的人为伍。想象还会改变神经症患者的情感。他需要感到自己不会受到伤害——看！他的想象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可以洗刷掉他的痛苦和苦难。他需要有深刻的情感——信心、同情心、爱、痛苦：他的同情感、苦难感都被放大了。

想象在服务于追求荣誉的过程中可能会歪曲内在现实和外在现实，认识到这一点，往往会给我们留下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神经症患者的想象飞到何处才会终止呢？毕竟他也不会完全失去他的现实感。那么，将他与精神病患者区别开来的界线在哪里？如果想象的作用存在界线的话，那肯定也是模糊的。我们只能说，精神病患者往往更为武断地将他的心理过程视为唯一的重要现实，而神经症患者——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依然相当关心外在世界以及他在外界世界中的位置，因此，他在外在世界中对自己依然有粗略的定位。[11]不过，虽然他完全可以待在地上，以明显不受干扰的方式行使职责，但他的想象却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翱翔。事实上，追求荣誉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它可以进入幻想，可以进入具有无限可能性的领域。

追求荣誉的所有驱力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追求比人类天生具有的更多的知识、智慧、美德或权力。它们的目标都指向了绝对、无限和没有止境的事物。35对于一门心思追求荣誉的神经症患者来说，除了绝对的无畏、绝对的控制或绝对的神圣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吸引力。因此，他站在了那些真正笃信宗教之人的对立面。在那些真正笃信宗教的人看来，只有上帝才是万能的；而神经症患者则认为，我才是万能的。他的意志力应该具有神秘的魔力，他的推理应该绝对可靠，他的预见应该完美无缺，他的知识应该包罗万象。于是，贯穿本书的魔鬼协定开始出现了。神经症患者就是浮士德（Faust），虽然知识广博，但他并不满足，他要求自己必须知晓一切。

想象之所以能够翱翔于无边无际的领域，是由追求荣誉的驱力背后的需要的力量决定的。追求绝对和极限的需要非常迫切，以至于它们会凌驾于那些通常阻止我们的想象脱离现实的禁锢之上。为了发挥良好的功能，一个人不仅需要拥有对各种可能性的幻想和无限的视野，而且，他还需要认识到各种局限性、必要性以及各种具体的事实。如果一个人的思维和情感主要集中在无限的视野和对各种可能性的幻想上，那他就会失去有关各种具体事实和此时此地的感觉。他就会失去活在当下的能力。他再也不能给自己提供各种必需品，再也看不到“人们所说的一个人的局限性”。他看不到要想有所成就，他在现实中必须具备哪些东西。“每一个小小的可能性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变成现实。”他的思维可能会变得过于抽象。他的知识可能会变成“一种无人性的知识，因为它是人的自我被挥霍的产物，与挥霍人力去建造金字塔极为相似”。他对他人的情感也可能会蒸发成一种“对人类的抽象情感”。与此同时，如果一个人无法超越具体的、必需的、有限的狭窄视野，那他就会变得“心胸狭隘、小气自私”。因此，对于个体的成长来说，它不是一个“二者选一”的问题，而是一个二者都要兼顾的问题。对局限性、法则和必要性的认识，往往可以作为一种审核，以免被带进无限以及“挣扎于各种可能性”之中。[12]

在追求荣誉的过程中，对想象的控制常常会出现故障。这并不意味着通常情况下看不到这些必要性并遵循这^36些必要性。在神经症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一个特定的发展方向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限制自己的生活是更为安全的做法，因此，他们可能倾向于将幻想中出现的各种可能性视为必须避开的危险。他们可能完全不理会任何看似虚幻的东西，可能会讨厌抽象的思维，可能会过于急切地依附于那些可见、可感、具体或者能立即使用的东西。但是，虽然对这些东西有意识态度各不相同，但每一个神经症患者说到底都不愿意承认他预期自己会具有且相信自己有可能获得的局限性。他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化意象，这种需要非常迫切，以至于他必须将那些控制抛置一边，将其视为无关紧要或不存在的东西。

他的非理性想象所占的地位越重要，他越有可能对那些真实的、有限的、具体的或最终的东西惊恐不已。他之所以往往痛恨时间，是因为时间是有限的；他痛恨金钱，因为金钱是具体的；他痛恨死亡，因为死亡是终结。但是，他也有可能憎恨拥有一个明确的愿望或观点，因此，他会避免做出明确的承诺或决定。例如，有一位患者渴望自己像鬼火一样在月光下跳舞：当她照镜子时，她可能会感到害怕——不是因为她看到了可能存在的不完美，而是因为这让她认识到，她有明确的轮廓，她是一个实体，她“受到了一个具体的身体形态的牵制”。这让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翅膀被钉在了木板上的小鸟。于是，每一次当她意识到这些情感时，她就有一种想要打碎镜子的冲动。

诚然，神经症的发展并不总是如此极端。但是，每一个神经症患者，即使他可能表面上看似健康，但当他产生关于自己的特定错觉时，他就会讨厌用证据来进行检查。而他之所以必须讨厌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他这么做了，他就会崩溃。神经症患者对外在的法律和法规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但他总是倾向于否认法律在他身上所起的作用，拒绝看到心理问题的原因与结果的必然性、一个因素在另一个因素后出现的必然性，或者一个因素会强化另一个因素的必然性。

他有无数的方式去无视那些他选择不去看的证据：他忘记了；这个证据不重要；37它是偶然的；它是环境造成的，或者因为它是其他人导致的结果；他无能为力，因为它是“自然的”。就像一个不诚实的簿记员，竭尽全力地保持两份账目；不过，与那位簿记员不一样的是，他只相信那份对他有利的账目，而忽视另一份账目。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未见过哪位患者像《哈维》（Harvey）中所表述的那样（“二十年来，我一直与现实做着斗争，并最终战胜它”）公开地反抗现实，这并未引起他们的共鸣。或者，我们再引用一位患者的经典表达：“要不是因为现实，我所有的一切都将是完美无缺的。”

追求荣誉与正常人的努力之间一直都存在更为明显的差异。表面上，它们看起来具有迷惑人的相似性，甚至会让人觉得它们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已。与正常人相比，神经症患者看起来只不过更有雄心，更关心权力、声望、成功；只不过他们的道德标准更高一些，或者说更为严格一些而已；只不过他们比一般人所表现的更为自负、更看重自己一些而已。但事实上，有谁敢冒险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说：“这里就是正常人的终点，同时也是神经症患者的起点呢？”

正常的努力与神经症患者的驱力之间之所以存在相似之处，是因为它们都植根于特殊的人类潜能。人类的心理能力使得他具有了超越自己的能力。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能够想象和制订计划。人类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逐渐增强自己的能力，而且就像历史所表明的，人类实际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对于个体的生活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个体创造的生活、他所能发展的品质或能力、他所创造的东西，通常都没有严格固定的限制。考虑到这些事实，人似乎不可避免地会不确定自己的局限性，因此很容易将自己的目标定得过低或过高。这种现存的不确定性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追求荣誉就不可能获得发展。

正常人的努力与神经症患者追求荣誉的驱力之间存在的基本差异在于，驱动它们的力量不同。正常人的努力来自人类所固有的发展既定潜能的倾向。38我们相信人生来就有一种成长的动力，这种信念一直是我们的理论和治疗方法所依赖的基本原则。[13]而且，这种信念会随着新经验的获得而不断地增强。唯一的变化是进行了更为精确的详细阐述。现在，我可以说（就像我在本书一开始所指出的那样），真实自我的活力会驱使个体走向自我实现。

与此同时，追求荣誉则来自实现理想化自我的需要。我们之所以说这种差异是基本的差异，是因为其他所有的差异都来源于此。由于自我理想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神经症的解决方法，而且它本身还具有强迫性的特征，因此，所有来自理想化自我的驱力也都必定具有强迫性。由于神经症患者只要必须依附于他对自己的幻想，他就认识不到各种局限性，因此，追求荣誉就会变得永无止境。由于其主要的目的是获得荣誉，因此，他对于循序渐进地学习、工作、收获的过程丝毫不感兴趣——事实上，他往往对这个过程不屑一顾。他不想攀登高山，但他却想站在高山之巅。因此，尽管他可能会侃侃而谈，但他通常并不理解进化和成长的含义。最后，由于理想化自我的创造只有在牺牲真实自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所以，要想实现理想化自我，则需要进一步扭曲真实自我，而想象成了实现这一目的的心甘情愿的奴仆。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在某种程度上丧失对真实自我的兴趣，丧失对真假是非的判别——这种丧失与其他丧失一起，导致他很难区分什么是自己及他人的真实情感、信念、努力，什么又是虚假的情感、信念、努力（无意识的伪装）。强调的重点从“是什么”转向了“看起来像什么”。

所以说，正常人为追求荣誉而付出的努力与神经症患者追求荣誉的驱力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自发性的，后者是强迫性的；前者承认各种局限性的存在，后者则否认这些局限性的存在；前者关注努力过程中的不同感受，后者关注的则是有关最终获得辉煌荣誉的幻想；39它们之间是表象与事实、幻想与真实之间的区别。因此，这里所说的区别并不等同于相对健康的人与神经症患者之间的差异。前者可能不会全身心地去实现他的真实自我，而后者也不会全身心地致力于实现他的理想化自我。自我实现的倾向在神经症患者身上也会起作用。如果神经症患者身上不存在这种为自我实现而努力的倾向，那么，我们在治疗中就无法帮助他成长。但是，尽管健康个体与神经症患者在这个方面的区别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别，而真正的努力与强迫性驱力之间存在的却是质而不是量的差别，虽然它们表面上有很多相似之处。[14]

在我看来，最适合那种由追求荣誉而引发的神经症过程的象征是：有关魔鬼协定的故事中所包含的概念化内容。魔鬼或邪恶的某个其他化身，往往会用提供无限的权力来引诱那些精神上或物质上遇到了麻烦的人。但是，只有以出卖灵魂或下地狱为条件，他才能得到这些权力。这种诱惑对任何人（既包括精神富有的人，也包括精神贫乏的人）来说都具有吸引力，因为它表明了两种强烈的欲望：对无限的渴望，以及想要获得捷径的愿望。按照宗教传统，人类最伟大的精神领袖佛陀和耶稣都曾经历过这种诱惑。但是，因为他们立场坚定，因此，他们认出了诱惑，并成功地抵制了这种诱惑。此外，魔鬼协定中规定的条件恰当地表明了神经症发展中所要付出的代价。用象征性的词语来说就是，通往无限荣誉的捷径必然也是一条走向自卑和自我折磨的内在地狱的道路。走上这条路，个体事实上也就丧失了他的灵魂——他的真实自我。

注释：

[1]后面提到的“成长”，都是指此处所呈现的这种意义上的成长——与个人的一般潜能和特有潜能相一致的自由、健康的发展。

[2]本书第十二章所总结的人际关系中的所有神经症障碍都可能会起作用。也可参见Karen Horney，Our Inner Conflict, Chapter 2, The Basic Conflict；Chapter 6, The Idealized Image。

[3]《我们的内心冲突》（Our Inner Conflicts）。

[4]待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这种解决方法所包括的其他步骤后，我们再来讨论强迫性（compulsiveness）这个词的确切含义。

[5]参见第三章——“应该”之暴行。

[6]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 Reynal and Hitchcock, New York）著。

[7]参见本书第十五章所讲到的与阿德勒的概念、弗洛伊德的概念的比较。

[8]人格因其主导倾向的不同而往往看起来有所差异，因此，我们很容易将这些倾向视为独立的实体。弗洛伊德认为，与这些倾向大致相同的现象是独立的本能驱力，它们具有独立的来源和属性。当我第一次试图列举神经症患者身上的各种强迫性驱力时，它们在我看来也是独立的“神经症倾向”。

[9]引自Philebus，The Dialogues of Plato,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B.Jowett, M.A.，Random House, New York。

[10]参见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中“真理部”的工作。

[11]导致这种区别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是不是精神病患者更为彻底地放弃了其真实自我（并更为彻底地转向了理想化自我），这一点值得研究。

[12]在这里的哲学讨论中，我基本上遵循了索伦·克尔凯郭尔（Sören Kierkegaard）于1844年所写的《致死的疾病》（Sickness unto Dea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1）。本段的引文引自此书。

[13]这里所说的“我们的”方法，指的是精神分析促进会（Associ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Psychoanalysis）所使用的方法。在《我们的内心冲突》一书的引言中，我曾说：“我个人相信，人类有能力也渴望发展自己的潜能……”也可参见Dr.Kurt Goldstein，Human N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不过，戈德斯坦（Goldstein）并没有对自我实现与实现理想化自我进行区分——这种区分对人类来说非常关键。

[14]我在本书中所说的“神经症患者”，指的是神经症驱力超过了健康努力的那些人。

第二章 神经症要求^40

神经症患者在追求荣誉的过程中常常会迷失自己，进入一个虚幻、无限、充满无尽可能性的领域。从所有的外在表现看，他可能像家人及社区的其他成员一样过着“正常的”生活，参加工作，并参与各种娱乐活动。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至少是认识不深，他往往会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秘密的私人世界，另一个是公开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并不完全一致。重复上一章中提到的那位患者所说的话：“生活太可怕了，竟然充满了现实！”

无论神经症患者多么不愿意面对现实，现实都不可避免地以两种方式强行出现在他面前。他或许具有极高的天赋，但他本质上依然同其他所有人一样——具有人类所共有的局限性，有相当多的个人困难需要面对。他的真实存在与他神一样的形象并不相符。而且，外在的现实也没有将他当成神一样来对待。对他来说，一个小时也是六十分钟；他也必须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排队等候；出租车司机或者他的老板也都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对待。

这个个体所感受到的被轻蔑感，很好地体现在了一位患者所回忆的小时候发生的一件小事中。三岁的时候，她梦想着成为一个像仙女一样的女王，41而在那时有一次，一位叔叔抱起她并开玩笑说：“哎呀，你的脸真脏！”她永远都忘不了当时她所感觉到的那种被轻蔑了却又无能为力的愤怒。就这样，这类人总是会不断地面临矛盾、困惑和痛苦。对此，他能做些什么呢？他该怎样解释这些矛盾、困惑和痛苦？他该对它们做出怎样的反应？或者他该怎样摆脱它们？只要他的个人扩张（personal aggrandizement）难以避开因而难以触及，那么，他就只能得出结论说：是这个世界错了。世界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因此，他会向外在世界提出要求，而不是处理他自己的幻想。他觉得他有权利要求他人、要求命运按照他那种浮夸的自我概念对待他。每一个人都应该迎合他的幻想。除此之外，一切都是不合理的。他有权利享有更好的待遇。

神经症患者通常觉得自己有权利得到他人的特别关注、体谅和尊重。这些想要获得尊重的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有时相当明显。但是，这些要求只不过是另一个更为广泛的要求的一部分——这个更为广泛的要求是：他所有因为他的禁忌、他的恐惧、他的冲突、他的解决方法而产生的需要，都应该得到满足，或者说得到应有的尊重。此外，他的所感、所思、所做都不应该带来任何不良的后果。事实上，这就意味着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即心理规律（psychic laws）不应该运用到他身上。这样一来，他就不需要承认——或者无论如何都不需要改变——他的困境。于是，解决他的问题就不再是他的责任了，其他人应该明白不要去打扰他。

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哈罗德·舒尔茨—亨克[1]是现代分析学家中第一个发现神经症患者所拥有的这些要求的人。他称这些要求为巨大的要求（Riessenansprueche），并认为它们在神经症的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尽管我也认为这些巨大的要求在神经症中极为重要，但我的概念在很多方面与他并不相同。我认为，“巨大的要求”这个术语并不恰当。它会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它表明这些要求在内容上是过分的。的确，在很多例子中，这些要求不仅过分，而且明显是虚幻的。不过在另外一些例子中，这些要求则看起来相当合理。如果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这些要求中的过分内容上，就会更难看出自己及他人身上那些看似合理的要求了。

例如，42有位商人因为火车没有在他方便的时候发车而感到非常恼火。他有一位朋友则认为，即使在生死攸关之际，对任何事情都也不必过于计较，他这位朋友可能会说他的要求实在太高了。听到这位朋友的话，我们这位商人很可能会义愤填膺。这位朋友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是个大忙人，希望火车在他方便的时候发车是合情合理的。

的确，他的愿望合情合理。谁不希望火车时刻表按照自己方便的时间来安排呢？但是——我们没有权利这样要求。这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个现象的本质：一种愿望或需要本身虽然可以理解，但也会转变成一种要求。如果这种要求不能满足，他就会觉得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挫折，是一种冒犯，因此他有权对此感到愤愤不平。

需要和要求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不过，如果内心的潜在情感将需要变成了要求，那么，神经症患者就不仅意识不到这二者之间的差别，而且甚至不愿意看到这种差别。他实际上要谈论一种要求时，说的却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或自然而然的愿望。他觉得自己有权得到很多东西，但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那些东西显然不是他的。例如，我想到有这样一些患者，当他们在停车场想用前一次买的票来停车却遭到拒绝时，他们会感到非常愤怒。同样，这种想“蒙混过关”的愿望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们没有权利获得豁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了解法律。而是他们认为（如果他们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的话）别人都蒙混过关了，如果他们被逮到，那就是不公平的。

因此，我们简要地来谈一谈这些不合理的或神经症的要求，似乎是明智的做法。这些要求往往是神经症需要，个体在无意识之中将其转变成了要求。而且，这些要求往往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总是假定自己拥有某种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权利和资格。换句话说，由于他们事实上没有仅仅将这些要求视作神经症需要，而是将它们看成要求，因此，这些要求是过分的。这些要求在细节上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因神经症之特定结构的不同而不同。不过，总的来说，神经症患者总是觉得自己有权利得到任何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满足其所有的特殊的神经症需要。

当说到一个要求高的人，我们通常会想到他加诸他人身上的各种要^43求。事实上，人际关系是产生神经症要求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而将神经症要求局限于这一领域，那我们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低估这些要求的范围。它们不仅指向生活本身，而且还会在同样程度上指向人为的制度，甚至在程度上超过前者。

就人际关系而言，一个外显行为表现得相当怯懦、退缩的患者，内心可能会充分表达一种全面的要求。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遭受一种普遍惰性的困扰，无法开发自己的资源。“世界应该为我服务，”他说，“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困扰。”

一个骨子里害怕怀疑自己的女人，内心也藏匿着一种同样广泛的要求。她觉得自己有权利让自己的所有需要都获得满足。她说：“简直不敢相信，一个我想与他谈恋爱的男人居然不想跟我谈恋爱！”她的要求最初以宗教的术语出现：“我所祈祷的每一样东西都应该赐予我。”就她的情况而言，这个要求具有相反的一面。如果一个愿望没有实现，她就会觉得是一次无法想象的失败。因此，她会对自己的大多数需求进行检查，为的是不冒“失败”的风险。

那些认为自己的需要总是恰当的人，常常觉得自己有权利永远都不会受到任何的批评、怀疑和质问。那些受权力支配的人则往往觉得自己有权利对他人盲目服从。而其他一些人——在这些人看来，生活就是一场博弈，在这场博弈中，一方面要利用技巧去控制其他人——则觉得自己有权利去愚弄任何人，而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则绝不会受到愚弄。那些害怕面对冲突的人觉得自己有权利“敷衍”“绕过”他们自己的问题。一个充满攻击性、喜欢剥削和威逼他人、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他人身上的人，如果他人坚持进行公平的交易，他就会感到愤怒，并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一个被迫去冒犯他人同时又需要得到他人谅解的骄傲自大、报复心强的人，觉得自己有权利获得“赦免”。无论他对别人做了什么，他都觉得自己有权利不让任何人在意他的所作所为。要求获得“赦免”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要求获得“理解”。不管他是多么阴郁孤僻或暴躁易怒，他都有权利获得理解。44一个把“爱”当成一种万能解决方法的人，会将他的需要转变一种对绝对的、无条件的奉献的要求。一个超然的个体表面看起来完全可以理解，但他却坚持这样一个要求：不被打扰。他觉得他不想要他人做任何事情，因此，不管是否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都有权利独处。“不被打扰”通常意味着不做批评、不抱希望或不加努力——即使后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如此。

这个例子足以很好地例证在人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神经症要求。在更多与个人无关的情境或者与制度有关的情境中，含有消极内容的要求非常普遍。例如，从法律或规章中获得好处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一旦结果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觉得不公平。

我至今依然感谢上次战争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它让我看清了自己心中所藏匿的无意识要求，而且从这些无意识要求中，我还看到了他人的无意识要求。当时，我正从墨西哥访问归来，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机场，由于按顺序排队，我错过了航班。尽管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这条规定从原则上讲完全合理，但我注意到，一旦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就变得无比愤怒。一想到要坐三天的火车到纽约，我就真的非常恼火，而且感到非常疲倦。不过，我在安慰自己时，我想到这可能是上苍的一次特殊安排，因为没准飞机会出什么事，这样一想，我整个不安的心情就慢慢平息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反应的荒谬性。在开始思考自己的反应时，我看到了自己的要求到底是什么：首先，要求自己是个例外；其次，要求上苍给予自己特殊的照顾。从那时起，我对于乘坐火车的整个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在拥挤的火车车厢里整天整夜地坐着依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但不再感到疲倦，甚至开始享受起这样的旅行。

我相信，通过观察自己和他人，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重复和扩展这种经验。例如，许多人——不管是行人还是司机——在遵守交通规则方面之所以都存在困难，往往是因为他们对交通规则都有一种无意识的反抗心理。他们觉得自己不应该屈从于这些规则。有些人痛恨银行的“傲慢态度”，因为银行总是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他们已经透支了这样一个事实。45此外，很多人害怕考试，或者说无力准备考试，也是因为他们要求自己是个例外的心理。同样，人们在观看一场糟糕的表演时之所以感到愤怒，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欣赏一流的表演。

这种对于自己是个例外的要求，也涉及心理或生理方面的自然法则。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聪明的患者在看到心理问题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性时，可能会变得相当迟钝。我正在思考的是下面这样一些不证自明的联系：如果想获得某些东西，我们就必须付出努力；如果想变得独立，我们就必须努力奋斗，从而能够为自己承担起责任。或者，只要我们傲慢自大，我们就会容易受到攻击。或者，只要我们做不到爱自己，我们就不可能相信他人会爱我们，也必然会怀疑任何有关爱的断言。如果向患者呈现这些因果序列，那他们可能会开始争论，并感到一头雾水或避而不谈。

导致这种特殊的愚钝表现的因素有很多。[2]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掌握这些因果关系就意味着让患者看到内在变化的必要性。当然，要改变任何的神经症因素都非常困难。而且，除此之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很多患者在无意识之中都存在一种强烈的厌恶感，不愿意去认识他们应该屈从于任何的必然性。甚至仅仅是“规则”“必要性”或“制约因素”这些字眼都可能会让他们颤抖不已——如果让他们完全了解这些字眼的含义的话。在他们的私人世界里，对他们来说，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因此，如果承认有哪种必然性适用于他们自身，事实上就会让他们从高高在上的世界跌落到现实世界中，而在现实世界里，他们将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屈从于同样的自然规律。因此，他们需要将这种必然性排除在他们的生活之外，而这种必然性进而会转变成一种要求。在精神分析中，这一点表现为：患者觉得自己有权利超越改变的必要性。因此，他们在无意识之中会拒绝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他们想变得独立、不那么容易受到伤害，或者想去相信自己能够被人所爱，那他们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

一般来说，46最令人震惊的是对生活的某些隐秘要求。任何对这些要求的非理性特征的怀疑，都注定会从这个领域中消失。当然，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他来说，生活也是有限的、危险的，可能会粉碎患者觉得自己像神一样的感觉。任何时候，任何的偶然事故、坏运气、疾病或死亡都会让他想到自己的这种命运——并会摧毁他的全能感。因为（引用一句古话）我们对此几乎无能为力。现在，我们可以避开某些死亡的危险，可以保护自己免遭与死亡相关的经济损失。但是，我们无法避开死亡。由于不能像正常个体一样面对生活中的风险，神经症患者常常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是被教皇施了涂油礼的，好运总是会伴随他左右，他的生活总是轻松且没有任何痛苦。

与那些在人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要求相反，对生活的要求总的来说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有这些要求的神经症患者通常只能做两件事情。他能够否认，在内心告诉自己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会鲁莽行事——在寒冷的天气发烧后仍外出，丝毫不顾及有可能发生的传染，或者进行性生活时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他生活的方式就好像他永远不会变老，或者永远不会死亡一样。因此，如果碰上了某种不利的情况，那么，这对他来说自然就是一种毁灭性的经验，而且有可能会让他陷入恐慌。尽管这种经验有可能无足轻重，但它粉碎了他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信念。他有可能会转向另一个极端，开始变得对生活过于小心谨慎。如果他不能依赖于他的要求，即他的神圣不可侵犯应该受到尊重，那么，任何事情都将有可能发生，而他也将无所依赖。这并非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他的要求。相反，这意味着，他不想让其他人认识到这些要求的无效性。

而对待生活和命运的其他态度，只要我们看不到其背后的要求，那它们看起来就更为合乎情理。许多患者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过这样一种情感，即让他们遭受一些特殊困境的折磨是不公平的。在谈到他们的朋友时，他们会指出，尽管这些朋友也是神经症患者，但这个朋友在社交场合中更轻松自如，那个朋友更有女人缘，还有一个朋友更富有进取精神或者^47更能充分地享受生活。这样的闲谈虽然没什么用，但似乎可以理解。毕竟，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人困难，因此都不希望有一些特殊的困难来折磨自己。但是，患者对于与那些“值得羡慕的”人在一起的反应，则表明了一个更为严重的过程。他可能会突然变得冷漠或沮丧。在对这些反应进行细细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这样一种僵化的要求，即他根本不应该有任何的困难。他有权利获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的天赋。此外，他不仅有权利过上一种没有任何个人问题的生活，而且他有权利拥有他所知道的，或者在银幕上所看到的那些人物的所有优点：像查理·卓别林（Charles Chaplin）那样谦卑又聪明，像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那样仁慈又勇敢，像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那样矫健又阳刚。“我不应该是我”这样一个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患者不能直接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它只能在患者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以怨恨、妒忌所有比他更有天赋、更为幸运的人的形式表现出来；表现为对他们的模仿和羡慕；表现为向精神分析学家提出的要求，即要求分析学家给他提供所有值得拥有但常常又是相互矛盾的优点。

被赋予最高级的品质这个要求的含义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它不仅会导致一种长期郁积的妒忌和不满，而且会成为分析工作的一个真正障碍。首先，如果患者具有任何神经症困难都是不公平的话，那么，期望他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则无疑是双倍的不公平。相反，他觉得自己有权利摆脱这些困难，而不用经历艰苦的改变过程。

这里对神经症要求的种类的调查并不全面。由于任何一种神经症需要都有可能转变为一种要求，因此，我们必须讨论每一种需要，这样才能对要求有一个详尽全面的认识。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并不全面的调查，也让我们感觉到了神经症要求所具有的独特性质。下面，我们将更为清楚地阐释其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首先，神经症要求在两个方面是不切实际的。患者确立了一种只存在于其内心之中的头衔，而他很少（即使有的话）考虑实现这些要求的可能性。在他提出的显然是幻想的要求，即免除疾病、年老、死亡的要求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这些对于他人来说确实是实实在在、不可免除的。一个觉得有权利让自己发出的邀请都被人接受的^48女人，一旦遇到有人拒绝她的邀请就会异常恼怒，而不管他人拒绝接受邀请的理由是如何急迫。一位坚持认为任何事情对他来说都应该易如反掌的学者，如果让他写论文或做实验，不管这样的工作是多么必要，而且通常情况下，尽管他认识到了只有通过辛苦的劳动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他还是会感到很愤怒。一个觉得自己有权利在囊中羞涩时让身边所有人帮助他的酒鬼，如果这种帮助出现得不及时或者有些勉强，他就会觉得不公平，而不管别人是否乐意这样做。

这些例子暗含了神经症要求的第二个特征：他们的自我中心倾向（egocentricity）。通常情况下，这种自我中心倾向非常露骨，以至于给旁观者“天真幼稚的”印象，让他不由得联想到被宠坏了的孩子的相似态度。这些印象有助于得出这样一个理论方面的结论：所有这些要求都只不过是那些还没有长大的人（至少在这一点上没有长大）所具有的“孩子气的”性格特征。事实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小孩子确实也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仅仅是因为他还没有形成与他人相联系的感觉。他根本不知道他人也有他人自己的需要，即使知道也是有限的——例如，妈妈需要睡觉，或者妈妈没有钱买玩具。而神经症患者的自我中心倾向则建立在完全不同且复杂得多的基础之上。他之所以只为自己着想，是因为他受到了自己的心理需要的驱使，备受内心冲突的折磨，被迫坚持自己特殊的解决方法。因此，在这里，这两种现象虽然看起来相似，实则完全不同。由此可见，告诉某位患者说他的要求很幼稚，其实完全无益于治疗。对患者来说，这只能意味着这些要求是不合理的（精神分析学家其实可以采取更好的方法让他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至多只能促使他进行思考。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治疗工作，他的神经症症状就不会有任何改变。

这中间的区别非常大。神经症要求的自我中心倾向可以用我给人以启发的经验来加以概括：在战争期间，优先做一些事情是可以的，但我自己的需要应该具有绝对的优先权。如果神经症患者觉得不舒服或者想做某件事情，那么，其他所有人都应该停下手头的工作，冲过来帮助他。如果分析学家礼貌地说没有时间对他进行咨询，则常常会听到他愤怒的或无礼的回答，49再者，他会对分析学家的话充耳不闻。只要患者需要，分析学家就应该有时间。神经症患者与周围世界的联系越少，他就越不能意识到他人及他人的情感。就像一位有时会对现实表现出高傲的轻蔑态度的患者曾经说过的那样：“我是一颗独立的彗星，穿梭在太空中。这意味着我所需要的东西是真实的——他人的需要则是不真实的。”

神经症要求的第三个特征是：他希望任何东西对他来说都能轻而易举地获得，而不需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他不承认他在觉得孤独时会给其他人打电话，他觉得应该是其他人给他打电话。如果他想减肥，他就必须少吃，但这个简单的推理却常常会遭到他内心的强烈反对，以至于他总是不停地吃，同时又依然认为他不像别人看起来那么苗条是不公平的事情。有的神经症患者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他应该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应该拥有较高的地位，应该升职加薪，而不需要付出特别的努力——而且——不需要提出要求。甚至他自己内心之中都不清楚他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也是应该的事情。他觉得他应该处于一种既能拒绝任何东西又能得到任何东西的位置。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能够用最为合理又最为动人的话语来表达他是多么想要得到幸福。但不久之后，他的家人或朋友就会发现，想要让他幸福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于是，他们可能就会跟他说，肯定是他内心之中的某种不满使得他无法获得幸福。然后，他可能就会去看精神分析学家。

分析学家很可能会评价说，患者想要获得幸福的愿望是促使其前来接受分析的良好动机。但他也可能会自问：为什么一个如此想要得到幸福的患者却感觉不到幸福呢？他拥有的很多东西都是大多数人想要拥有的：一个快乐的家、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一份有保障的经济收入。但是，他不想做任何事情，对任何事情也都没有强烈的兴趣。他的身上表现出了很多消极被动和自我放纵。在第一次面谈中，分析学家印象最深的是：该患者没有谈及他的困境，而是恰恰相反，他有点任性地罗列了一大堆愿望。接下来的一小时面询证实了分析学家的最初印象。事实证明，患者在分析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惰性是首要的障碍。于是，画面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患者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手脚受到了束缚，50无力开发自己的资源，而且内心充满了固执的要求。他要求：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心灵的满足，都应该赋予他。

另一个例子论证了神经症患者要求得到帮助却不付出任何努力的表现，这个例子进一步说明了神经症要求的性质。有一名患者，距离上次分析已经有一个星期，此时又受到了上一次分析面询过程中出现的某个问题的困扰。离开之前，他表示他想克服这个困难——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愿望。所以，我非常努力地想找到这一特殊问题的根源。但不久之后，我却注意到，他并不怎么合作，就好像是我在拖着他走一样。随着约定的这一个小时的不断流逝，我感觉到他越来越不耐烦。当我直接问他时，他承认了这一点，说他的确很不耐烦。他说他不希望自己再有一整个星期的时间陷入这个困境中，而对此，我没有说任何话来缓解他的情绪。我指出，他的愿望当然是合理的，但是很明显，这个愿望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要求，那这样就没有道理了。我们是否能够更进一步地解决这个特殊问题，取决于该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的可接近性，以及他和我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效。而且，就他而言，必定存在某些东西使得他不能朝着所希望的目标努力。在经过大量的来回反复（在此我做了省略）之后，他终于明白了我所说的话的真实性。他的不耐烦情绪消失了，他的非理性要求和紧迫感也消失了。此外，他还补充了一个给人以启发的因素：他曾觉得是我引起的问题，因此应该由我来解决。在他心里，我应该怎样对他的问题负责呢？他并不是说我犯了一个错误；简单地说就是，在前一次分析面询中，他就已经认识到他还没有克服他的报复心理——这一点他刚刚才开始察觉到。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他甚至不想摆脱它，而只是想摆脱一些与它相伴随的困扰。由于我没有满足他马上摆脱这些困扰的要求，因此，他觉得他有权利提出惩罚我的报复性要求。经过这番解释，他找到了其要求的根源：他内心拒绝为自己承担责任，并且缺乏建设性的利己主义。这使他变得麻痹，使他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事情，从而产生了一种需要，即需要其他人——这里指的是分析学家——承^51担起所有的责任，并为他解决所有的问题。而这种需要也变成了一种要求。

这个例子表明了神经症要求的第四个特征：它们本质上可能是报复性的（vindictive）。神经症患者可能会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因此他坚持要报复。发生这种情况，从本质上说并不是新知识。这在创伤性神经症患者和某些妄想症患者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关于这种特征的描述，其中包括《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Shylock）坚持从安东尼奥（Antonio）身上割下一磅肉，《海达·高布乐》中的海达·高布乐（Hedda Gabler）得知她的丈夫不能获得他们想要的教授资格后，转而要求得到豪华的奢侈品。

我在这里想要提出的问题是：报复性需求如果不是有规律地出现在神经症要求中的话，那还是不是神经症要求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因素呢？当然，个体对这些报复性需求的认识各不相同。就夏洛克而言，他对这些报复性需求是有意识的；而在我刚才提到的患者对我发怒的例子中，患者可能刚刚意识到这些需求；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意识不到的。根据我的经验，我怀疑报复性需求的普遍性。但我也发现，这些报复性需求如此频繁地出现，以至于我定下常规：必须常常留意这种需求。就像我在讨论追求报复性胜利之需要时所提到的那样，我们发现，大多数神经症患者的内心深处隐藏着大量的报复性。当神经症患者提出的要求与过去的挫折或痛苦有关时，当患者以一种好斗的方式提出神经症要求时，当患者将神经症要求的实现视为胜利，而将没有实现这些要求视为失败时，报复性因素无疑就会发生作用。

人们是如何认识自己的要求的呢？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越多，就越会用自己的想象力来决定自己周围的世界，那么，他和他的生活总体来说就越有可能仅仅只是他需要看到的样子。他没有多余的心思来省察自己具有何种需要或要求，而且，只要他人一提到他可能具有某些要求时，他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人们完全不应该让他等。他完全不应该遇到任何的意外事件，他甚至不应该变老。当他外出旅行时，天气应该晴好。万事都能进展顺利，事事都能让他顺心。

有些神经症患者看起来意识到了自己的要求，因为他们明确、公开地要求获得一些特权。52但是，在旁观者看来一目了然的事情，患者本人却不一定能明显地意识到。旁观者看到的东西与患者感受到的东西是两码事，这二者截然不同。一个以富有攻击性的方式坚持自己要求的人，可能至多会意识到其要求的某些表现或含义，如没有耐心，或者忍受不了反对意见。他可能知道，他不喜欢请求他人帮忙，也不愿意向他人表达谢意。不过，这种意识不同于知道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让他人做他希望的事情。有时，他或许能意识到自己有些鲁莽，但通常情况下，他会把这种鲁莽装饰成自信或勇气。例如，他可能会在对另一份工作没有任何具体了解的情况下放弃一份相当好的工作，而且还可能认为这样一种做法是他自信的表现。事实可能就是这样，但这种鲁莽也可能来源于这样一种感觉，即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让好的运气和命运都围绕在他身边。他可能知道，在他灵魂深处的某个隐秘角落，他暗自相信，作为一个人，他永远都不会死。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那种觉得自己有权利超越生物局限性的感觉。

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患者和没有经过训练的观察者都觉察不到这些要求。于是，这些观察者会认为患者提出的所有需求都是合情合理的。通常情况下，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自身的神经症原因，而不是因为心理上的无知。例如，他有时候可能觉得他妻子或情人提出的一些要求很过分，占据了他的时间，给他带来了不便，但这同时也会大大满足他的虚荣心，让他觉得自己对她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或者，一个女人可能会因为感到无助和痛苦而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她自己仅仅只能感觉到自己的需要。她甚至可能会有意识地过于小心谨慎，不将自己的需要强加到他人身上。而周围的那些其他人，尽管有可能喜欢充当保护者和帮助者的角色，但如果满足这个女人的期望，他们就会感到深深的“内疚”（或者，他们可能因为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些准则而感到内疚）。

然而，即使患者意识到自己具有某些要求，他也从来都意识不到自己的这些要求是没有根据或不合理的。事实上，任何对这些要求之合理性的怀疑都意味着削弱了这些要求。因此，只要神经症患者觉得这些要求对他而言极为重要，他就必定会在自己内心建立起一座严密的堡垒，从而使得这些要求完全合理。对于这些要求的公平、公正性，他也必定深信不疑。在分析过程中，患者常常会想尽一切办法证明，他只^53期望获得那些他应该得到的东西。相反，出于治疗的目的，认识到某种具体要求的存在以及患者合理化这种要求的性质，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要求能不能站得住脚，完全取决于它们所置放的基础，因此，这个基础本身就处在了一个战略性的地位上。例如，如果一个人因为所取得的功劳而觉得自己有权利享受各种各样的服务，那么，他必定会无意识地夸大这些功劳，以至于如果这些服务不到位，他就会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受到了虐待。

这些要求通常是在文化的基础上合理化的。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因为我是一个男人——因为我是你的母亲——因为我是你的老板。……既然这些证明神经症要求之合理性或正当性的理由中，事实上没有哪一个赋予了个体提出这些要求的权利，那么，这些理由的重要性必定是被过分强调了。例如，在美国，没有严格的文化规定认为洗盘子有损男性的尊严。因此，如果有人要求免除男性做这样卑贱的工作，那么，他必定会夸大作为一个男人或者养家糊口者的尊严。

一直以来都存在的基础是优越性。这个方面的共同要素是：因为我在某个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因此我有权利……这是一种生搬硬套的形式，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不过，个体可能会强调他的时间、他的工作、他的计划、他永远都对的特殊重要性。

因此，那些相信“爱”能解决一切事情、“爱”能赋予人们一切的人，必定是夸大了爱的深度或价值——不是通过有意识的伪装表现出来，而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比实际存在的更多的爱。这种夸大的必然性常常会导致恶性循环的后果。尤其是那些基于无助和痛苦而提出的要求，更是如此。例如，很多人都很胆怯，以至于都不敢用电话咨询问题。如果有人要求其他人帮他咨询，那么，为了证实这些抑制作用的存在，这个人所感觉到的抑制作用就会比实际上还要大。如果一个女人非常沮丧或无助，以至于做不了家务，那么，她就会让她自己感到比实际上还要更为无助、更为沮丧——从而事实上将遭受更多的痛苦。

不过，54我们不应该草率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他人来说，最理想的环境是不迁就神经症患者的要求。迁就和拒绝神经症患者的要求都有可能会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在这两种情况下，神经症要求都有可能会变得更为强烈。通常情况下，只有当神经症患者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起责任时，拒绝其要求才会有所帮助。

神经症要求最令人感兴趣的基础很可能是“公正”（justice）。因为我信仰上帝，因为我一直在工作，或者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好公民——因此，任何不好的事情都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所有事情都应该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式发展，这样才公正。善应该有善报，恶应该有恶报。与之相反的证据（证明善行并不必然会获得奖赏的证据）都应该抛弃。如果这种倾向出现在某位患者身上，那么，他通常就会指出，他的公正感也会延伸到他人身上，如果他人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也同样会感到非常愤怒。从某种程度上说，情况确实如此，但这仅仅意味着他需要在公正的基础之上提出他的要求，而这种需要已经泛化成了一种“处世哲学”。

此外，对公正的强调也有其相反的一面，即让他人为所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不幸遭遇负责。一个人是否会将这相反的一面运用到自己身上，通常取决于他对公正的意识程度。如果他对公正的意识很刻板，那么，他就会——至少在意识层面——认为，他的每一次不幸遭遇都是不公正的。但是，他往往更易于将“报应性公正”（retributive justice）的规则运用到他人身上：一个失业的人很可能并不是“真的”想要一份工作；或许从某个方面来说，犹太人应该为其所遭受的迫害负责。

在更为个人化的事情上，这种人觉得自己有权利接受既定的价值为其价值观。如果这两个因素没有引起他的注意，那么，这个观点或许恰当。他自己的积极价值观在其内心之中往往会占据过大的比例（例如，善意就是其中之一），而他却常常忽视他给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困难。除此之外，这些价值观的尺度也常常不一致。例如，一个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可能会将自己的尺度确定为：他自己有合作的意图，他希望能摆脱困扰他的症状，他会按时前来接受分析和支付费用。而分析学家的尺度是，他有义务让患者康复。55遗憾的是，双方的尺度并不平衡。只有患者自己愿意且能够致力于做出改变，他才能够康复。因此，如果患者的良好愿望没有与其有效努力结合起来，那么，患者康复的希望就不大。由于让他感到困扰的症状一再出现，因此，患者会越来越恼怒，觉得自己被骗了。于是，他在支付给分析学家报酬时就充满了指责或抱怨，而且，他觉得自己完全有理由愈加地不信任分析学家。

这种对公正的过分强调可能是报复性的一种伪装，不过也不一定必然如此。如果这些神经症要求主要是基于“应付”生活而提出的，那么，患者通常就会强调他自身的功劳。这些要求的报复性越大，患者就越会强调他所受到的伤害。在这里，他所受到的伤害也被过分夸大了，这种被伤害的感觉与日俱增，最后这种感觉会发展到非常强烈，以至于“受害者”觉得自己有权利要求他人做出任何的牺牲，或者对他人施加任何的惩罚。

由于这些要求对于神经症的维持来说非常关键，因此，坚持这些要求当然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这一点只是针对人们的要求而言，因为不用说我们都知道，命运和生活总是有办法去无情地嘲弄任何坚持这些要求的行为。在下文有好几处，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在这里，我们只要让读者大体上了解神经症患者试图让他人迁就其要求的做法与这些要求产生的基础紧密相关这一点就够了。简而言之，他可能会试图用自己独一无二的重要性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可能会取悦、诱惑或许诺他人；他可能会通过唤起他人的公平感或内疚感，从而迫使他人为他效劳，并从中得到好处；他可能会通过强调对他人的爱，从而唤起他们对爱的渴望和虚荣心；他还可能会用易怒和愠怒来威胁他人。这种报复心强的人可能会用永不满足的要求来摧毁他人，试图通过严厉的指责迫使他人顺从。

考虑到神经症患者为合理化其要求和坚持这些要求所投入的所有精力，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当这些要求受挫时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强烈反应。虽然恐惧暗涌，但他们主要的反应是生气，或者甚至是愤怒。生气是一种特殊的反应。由于神经症患者主观上觉得这些要求是公平、公正的，因此，当这些要求受挫时，他们就会觉得不公平、不公正。56于是，随之产生的生气便具有了一种义愤填膺的性质。换句话说，患者不仅生气，而且他觉得自己有生气的权利——这种感觉是患者在分析过程中竭力维护的。

在更为深入地探讨这种愤怒情绪的不同表现之前，我想先简要地介绍一些理论——尤其是约翰·多拉德（John Dollard）及其他人提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我们对遇到的任何挫折都会做出敌意反应。也就是说，事实上，敌意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对挫折的反应。[3]事实上，只要简单观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反，人类所遭受的但没有做出敌意反应的挫折的数量是惊人的。只有当个体觉得挫折是不公平的，或者挫折是在神经症要求的基础之上产生，而个体觉得这种挫折不公平时，敌意才会产生。所以说，它具有一种特殊的愤怒或感觉受到了虐待的特征。这种所遭受的不幸或伤害有时会被夸大到可笑的程度。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另一个人的虐待，那么在这个人眼里，对方就会突然变成一个不值得信任、下流、残忍、卑鄙的人。也就是说，这种愤怒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他人的判断。这就是神经症怀疑（neurotic suspiciousness）的根源之一。这也是很多神经症患者对于自己对他人的评价很没有把握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很容易从一种积极友好的态度转变为完全谴责的态度的原因之一，而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简单说来，对生气或者甚至是愤怒的强烈反应可能会经历以下三个不同过程中的一个。首先，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对生气或愤怒的强烈反应可能会被压抑下去，然后可能——像所有被压抑的敌意一样——以心身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疲劳、偏头痛、肠胃不适等。其次，对生气或愤怒的强烈反应可能会自由地表现出来，或者至少能够充分感受到。在这种情况下，生气越被看成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患者就越会夸大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然后，患者会在无意间建立起一种看似逻辑严密的状况来反对冒犯者。患者的报复性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只要越公开，他就越倾向于采取报复行动。他越是公开地表现出他的骄傲自大，他就越确信他所采取的报复行动是出于正当的理由。57第三种反应则是将自己置于悲惨、自怜的境地。然后，患者就会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或虐待，并且可能会变得意志消沉。“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对我！”他常常这样觉得。在这种情形下，受苦成了表达责难的媒介。

这些反应之所以更容易在他人身上看到，而不容易在自己身上看到，是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是对的这一信念抑制了我们的自我反省。然而，当我们一心想着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时，或者当我们开始思考某个人所具有的可憎品性时，又或者当我们感觉到想报复他人的冲动时，其实，好好地审视一下自己的反应才符合我们的真正利益。然后，我们必须仔细地审视一下，我们的反应与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是否成比例。如果通过诚实的审视，我们发现这二者之间是不成比例的，那我们就一定要去寻找一下其背后隐藏的要求。只要我们愿意且能够放弃一些想要获得特权的需要，只要我们熟悉自己那些被压抑的敌意可能会采取哪些形式表现出来，就不难看出对某个挫折所做出的强烈反应，也不难发现这种反应背后的特殊要求。不过，在一两种情况下看出这些神经症要求，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摆脱了所有的神经症要求。通常情况下，我们只能克服那些特别明显和荒谬的要求。这个过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绦虫的治疗。这种治疗虽然会清除绦虫的一部分，但它会再生，还会不断消耗人的体力，只有将它的头取下才能彻底清除。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放弃要求时只能做到这样的程度，即我们能克服所有追求荣誉及其所包含的东西的要求。不过，与绦虫治疗不同的是，在回归自我的过程中，每一步都很重要。

普遍性要求对一个人的人格及其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们可能会让他内心之中弥漫着的挫折感和不满感变得无处不在，以至于人们可以粗略地称其为他的一种性格特征。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导致这种长期的不满。但是，在这些导致长期不满的根源中，普遍性要求是最为重要的根源。这种不满常常会表现为这样一种倾向，即在任何生活情境中，都倾向于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所缺乏的事物或者困难的事情上，从而对整个情境都感到不满意。例如有这样一个人，58他有一份极为满意的工作，家庭生活也很和谐，但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弹钢琴，而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或者他有一个女儿可能一直身体不好。这些因素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灵，以至于他不能欣赏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美好。或者，试想一下，有一个人一整天的好心情却因为一件订购的商品没有准时送过来而被破坏了——或者，一个人正在体验一次美好的远足或旅行，却因为遇上交通不便而心情不爽。这些态度非常普遍，几乎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曾遇到过。拥有这种态度的人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奇怪，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看到事物的阴暗面。或者，他们称自己是“悲观主义者”，从而对整个事情都置之不理。这种态度除了没法解释之外，还在伪哲学的基础之上提出个人完全无力忍受不利的处境。

由于这种态度的存在，人们使自己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变得更加艰难了。如果我们将一种艰难的困境看成是不公平的，那么，这种困境的艰难程度就会增加十倍。我自己在火车上的经历便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只要我觉得自己正处于一种不公平的境地，那我就会更加难以忍受这种处境。因此，在我发现隐匿于其背后的要求后——尽管座位还是那么硬，乘坐的时间还是那么长——同样的情境却让人心情愉悦起来。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工作。不管从事任何工作，如果我们怀着不公平的破坏性心情，或者在内心要求这项工作应该简单易做，那我们必定会感到费力和疲劳。换句话说，这些神经症要求使得我们丧失了部分生活艺术，而生活艺术包括从容地处理生活中的事件。当然，生活中也存在严重到将人压倒的经验。但是，这种经验毕竟极少。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很小的事情往往会变成重大的事故，生活也变成了一系列令其沮丧的事件。与此相反，神经症患者可能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他人生活的光明面：这个人获得了成功，那个人有好几个孩子，还有个人有更多的闲暇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别人家的房子更好，别人家的草坪更绿。

这种态度描述起来很简单，但要认出它却非常困难，尤其是要认出自己身上的这种态度时就更加困难了。它看起来非常真实、非常符合实际情况，这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是我们所缺乏，而他人所具有的。所以，我们内心的簿记会出现两个方面的歪曲：一个关于自己，另一个关于他人。很多人都被告知过，不要将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生活的闪光点相比较，而要与他的整个生活相比较。59但是，尽管他们认识到了这一忠告的合理性，但却不能遵循，因为他们扭曲的观点不是疏忽，也不是智力上的无知，而是一种情感上的盲目。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由于内心的无意识需求而产生的盲目。

结果，对他人的妒忌和漠不关心混合到了一起。这种妒忌具有尼采（Nietzsche）所说的“生活在嫉妒之中”（Lebensneid）的性质，“生活在嫉妒之中”不是针对这点或那点生活细节，而是与整个生活有关。它常常伴随着这样一种感觉：自己是唯一一个被排除在外的人，是唯一一个焦虑、孤独、恐慌、受束缚的人。而这种漠不关心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是一个完全麻木不仁的人。它产生于普遍的神经症要求，然后获得了它自身的功能，从而证明患者的自我中心倾向是合理的。为什么那些一切都比他好的人还想得到他的东西呢？他的需要比周围任何人都多——他比其他人受到了更多的忽视和冷遇——为什么他就不应该有权利独自寻求自我！于是，这些要求就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了。

另一个结果是一种对权利的普遍的不确定感。这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这些普遍的要求只不过是决定性因素之一。在私人的世界里，神经症患者觉得自己有权利得到一切，这个世界非常不现实，以至于他对现实世界中的权利产生了困惑。一方面，他内心充满了各种非分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当他实际上能够或者应该这么做时，他却有可能过于胆怯，以至于不能感受到或坚持自己的权利。例如有一位患者，他一方面觉得整个世界都应该为他服务，但另一方面，他却不敢要求我改变一下精神分析的时间，或者向我借一支铅笔写点东西。还有一位患者，他需要获得他人尊重的神经症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就会变得高度敏感，但他却能忍受某些朋友的公然欺骗。因此，这种觉得自己没有权利的感觉，可能是患者受苦的一个方面，当他的无理要求没有受到关注时，这可能将成为他抱怨的焦点，而这些无理的要求是问题的根源，或者说“至少是导致问题出现的一个相关因素”。[4]

最后，心怀这些广泛的要求是导致惰性（inertia）的相关因素之一。惰性有时候以公开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以隐蔽的形成^60表现出来，它很可能是最为常见的神经症障碍。与闲散（idleness）相比，惰性是一种心理能量瘫痪的状态，而闲散可能是主动的、令人愉悦的。惰性不仅会扩展到行为上，而且还会扩展至思维和情感方面。从定义上看，所有神经症要求都会取代患者积极解决自身问题的努力，从而使得他不能正常地成长。很多例子都表明，神经症要求会导致更为广泛的厌恶付出任何努力的表现。所以说，这种无意识要求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获得足够多的成就，有一份工作，生活幸福，并能克服困难。他有权利获得所有这一切，而不用付出任何的努力。有时候，这意味着应该由他人来做实际的工作——让张三李四做。如果他人不做，那他就有理由感到不满。因此，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仅仅只是想到要多做一点额外的事情，如搬点东西或看电影等，他就会感到疲惫不堪。有时候，在分析的过程中，患者的疲劳感可以很快消失。例如，有一位患者，在出去旅行之前有很多事情要做，他甚至在开始做这些事情之前就感觉到了疲惫。于是，我建议他把如何做好每一件事当成对他智力的一次挑战。我的建议让他产生了兴趣，他的疲惫感立刻就消失了，他完成了所有的事情而没有感觉匆忙或疲倦。但是，尽管他因此而体验到自己有能力积极愉悦地做这些事情，但这种自身努力的冲动很快就会消失，因为他的无意识要求依然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内心之中。

神经症要求的报复性越强，患者惰性的程度就越大。他在无意识之中通常是这样辩论的：他人应该为他所遇到的麻烦负责——所以，我有权利得到补偿。如果我付出一切努力，那还算什么补偿！当然，只有那些对生活丧失了建设性兴趣的人才会这么说。他再也不用为自己的生活做点什么了，而应该由“他人”或命运来对他的生活负责。

在分析中，患者会固执地坚持其神经症要求并为其辩护，这种固执（tenacity）表明，这些神经症要求必定对患者来说具有相当大的主观价值。他不止有一条防线，而是有很多条防线，而且他会不断地转换其防线。首先，他会说他没有任何要求，他根本就不知道分析学家说的是什么。然后，61他会说他的要求都是合理的。再然后，他会进一步捍卫使得这些要求看似合理的主观基础。最后，当他认识到他确实具有这些要求，而且这些要求事实上是不合理的时，他似乎就会失去对这些要求的兴趣：这些要求毫无重要性可言，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无害的。但是，他早晚都将看到这在以后对他自己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严重的。例如，这些要求使得他容易发怒和不满。如果他自己更为积极主动，而不是一直坐在那里等着好事落在他头上，他的状况可能会好很多。事实上，他的神经症要求使得他的心理能量处于瘫痪状态。此外，他还必须敞开心扉面对这样的事实，即他从自己的神经症要求中得到的实际收益微乎其微。诚然，通过向他人施压，他有时候能够使得他人迎合他那些表达出来或没有表达出来的需求。但即便如此，谁能从中获得更大的快乐呢？就他对生活的普遍要求而言，这些要求无论如何都将徒劳无获。不管他是否觉得自己有权利成为例外，心理法则和生物法则都始终适用于他。他要求他人的一切长处都能够在他身上得到综合体现，但这个神经症要求并不会让他发生一点点的变化。

认识到神经症要求的不利后果及其所固有的无用性，并不会对患者产生真正的打击。患者并不相信这一点。分析学家希望这些洞察能够根除患者的神经症要求，但他的希望常常不能如愿。通常情况下，通过分析治疗，神经症要求的强度会降低，但它们并没有被根除，而是被隐藏了起来。如果再往前推进一步，我们就会看到，在患者的无意识深处存在着不合理的想象。尽管神经症患者理智上认识到了其要求的无用性，但他在无意识之中依然坚持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是他那神奇的意志力做不到的。如果他的愿望足够强烈，他的愿望就会成真。如果他坚定地坚持，事情就会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如果他的要求没有实现，那并不是因为这种要求不可能实现——就像分析学家想让他相信的那样——而是因为他没有足够强烈地希望实现这个要求。

这种信念使得整个现象呈现出一种稍有不同的面貌。我们已经看到，从患者妄称他自己拥有一种具有一切特权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权利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此外，我们也已经看到，有些要求坦率地说是荒诞的。现在，我们又认识到，62所有神经症要求都充满了神奇的期望。到现在，我们才了解神经症要求的全貌，而神经症要求是患者实现其理想化自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从人们常常通过成就或成功来证明其优秀这个意义上说，神经症要求并不能代表一种实现，而是给患者提供了必要的证据和托词。他必须证明，他超越于心理法则和自然法则之上。如果他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他人并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心理法则和自然法则同样适用于他，他超越不了常见的麻烦和失败——所有这些都不能作为反对他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证据。这些只能证明，到目前为止，他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但只要他坚持他的要求，总有一天，这些要求会变成现实。这些要求是他追求未来荣誉的保证。

现在，我们理解了患者在看到自己的要求会对其实际生活产生破坏作用后还是依然只做出不冷不热的反应的原因。他并不否认破坏作用，但却由于其前景光明的荣耀未来而忽视了现在。他就像一个相信自己有资格要求获得遗产的人一样，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更为有效地坚持其要求上，而不在实际的生活中做出建设性的努力。与此同时，他对实际生活失去了兴趣，他的生活开始变得贫乏不堪，他忽视了一切能够使生活变得富有价值的东西。于是，对于未来各种可能性的希望越来越成为他生活中的唯一目的。

事实上，神经症患者的情况比那个假想自己对遗产具有继承权的人的情况更为糟糕。因为他有一种潜在的感觉，即如果他对自己及自己的成长感兴趣，他就会丧失实现未来各种可能性的权利。以他的前提为基础，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其理想化自我的实现事实上将变得毫无意义。只要他受到这种目的的吸引，另一个方面就会主动跑出来阻止。这意味着他把自己看成一个与其他人一样的凡人，会受到各种困难的困扰；这也意味着他要为自己负责，要认识到应该由他自己来承担起克服他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和挖掘他所拥有的所有潜能的责任。另一个方面之所以会跑出来阻止，是因为这会让他觉得他好像正在丧失一切。只有当他变得足够强大，63不用在自我理想化中寻找解决办法时，他才有可能考虑这条不同的道路——通向健康的道路。

只要我们将神经症患者自我美化的形象以及他觉得他所要求的一切都会自动落到他身上的想法仅仅看成一种“天真的”表现，或者将他要求他人来实现他的很多强迫性愿望的做法视为可以理解的欲望，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神经症要求的固执性。神经症患者坚持任何态度的固执性都明确地表明，这种态度实现了其神经症框架中所不可或缺的功能。我们已经看到，神经症要求似乎可以解决患者的许多问题。其全部的功能是使患者有关自身的幻想永久存在，并把责任转移到那些与自己无关的因素上。通过把需要提升到要求的高度，他否认了自己的困扰，并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了他人、环境或命运。首先，他觉得自己遇到任何的麻烦都是不公平的，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这样安排生活：生活不应该给他带来任何的麻烦。例如，向他贷款或募捐。他会觉得不耐烦，而且会在心里痛骂那个向他提出请求的人。事实上，他之所以会感到很愤怒，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个要求，即不被他人打扰。是什么使得他必须有这样的要求呢？这个要求实际上会让他面临一种内心的冲突，大体上说，这是他的顺从需要与使他人受挫的需要之间的冲突。但是，只要他太过恐惧或太过勉强而不愿意面对他的冲突——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必定就会坚持他的要求。他通常这样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即不希望被他人打扰，但更为精确地说，他的要求是：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不应该引发（且让他意识到）他的冲突。到后面，我们将会了解到为什么摆脱责任对他来说如此重要。但是，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事实上，神经症要求使得他不用去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困难，从而使得他的神经症症状长久存在。

注释：

[1]Harald Schultz-Hencke，Einfuehrung zur psychoanalyse.

[2]参见第七章有关精神分裂过程的论述和第十一章有关放弃者对任何变化之厌恶的论述。

[3]该假设是在弗洛伊德的本能论基础上提出的，它认为，每一种敌意都是对受到挫折的本能驱力或其衍生物的反应。在那些接受弗洛伊德死亡本能理论的分析学家看来，除此之外，敌意也从一种破坏性本能需要中获取其能量。

[4]参见第九章——自谦型解决方法。

第三章 “应该”之暴行^64

迄今为止，我们主要讨论了神经症患者是如何实现与外部世界有关的理想化自我的：通过取得各种成就，通过追求成功、权力或胜利。神经症要求也涉及患者自身之外的世界：他竭力坚称自己拥有特殊的权利，他的独特性使得他随时随地能以他所能采取的方式享受特权。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超越各种必然性和法则，这种感觉使他得以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仿佛他真的超越了这些必然性和法则似的。无论何时，只要他察觉到自己实现不了理想化自我，他的神经症要求就会使他将“失败”归咎于那些外在的因素。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方面的一些问题，在第一章，我们曾简要提到过自我实现，不过当时关注的焦点是个体内部。皮格马利翁（Pygmalion）曾试图创造另一个人来实现其美的概念，但与皮格马利翁不同，神经症患者努力按照自己的设计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在自己的灵魂面前，他坚称自己的形象是完美的。他还在无意识中告诉自己：“忘掉你实际上是一个可耻的家伙，这才是你应该成为的样子，成为这种理想化自我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你应该能够忍受一切事情，65理解一切事情，喜欢每一个人，且始终保持富有成效的状态。”——这些内心指令有很多，这里仅提及少数几个。由于这些指令铁面无情，因此，我称它们为“‘应该’之暴行”。

这些内心的指令通常包括神经症患者应该能够做的、应该能够成为的、应该能够感受到的、应该能够知道的一切——以及一切关于他不应该怎么做、不应该做什么的禁忌。为了做一简要概述，我将先列举一些与上下文没有关联的内心指令的例子。（更为详细的例子将在下文我们讨论应该的特征时再列举。）

他应该是最为诚实、最慷慨大方、最体贴入微、最有正义感、最有尊严、最为勇敢、最大公无私的人。他应该是完美的情人、丈夫、教师。他应该能够忍受一切事情，应该喜欢每一个人，应该爱他的父母、妻子和国家；或者，他不应该依附于任何事物或任何人，他不应该在乎任何事情，他应该永远都不会感觉受到伤害，他应该总是安详而宁静。他应该一直享受生活；或者，他应该超越一切快乐和享受。他应该是自主的，他应该总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他应该能够知道、理解、预见一切事情。他应该能够立刻解决他自己以及他人遇到的每一个问题。他应该一遇到困难就能立刻解决。他应该永远都不会感到疲惫或生病。他应该随时能够找到一份工作。他应该能够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两三个小时才能做完的事情。

这里的概述大致表明了内心指令的范围，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这些对自我的要求虽然可以理解，但太过困难和严格。如果我们告诉一个患者，他对自己的期望太多了，他常常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他甚至可能早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通常情况下，他会或隐晦或明确地补充说，对自己期望多一点总比对自己期望少要好。但是，说他对自己的要求太高并不能揭示内心指令的特征。只要进行更进一步的考察，这些特征就会清楚地显现出来。它们是重叠的，因为它们都是来源于一个人觉得要成为其理想化自我的必要性，来源于其相信自己能实现其理想化自我的信念。

首先给我们留下印象的是它们都无视可行性（disregard for feasibility）66，在追求自我实现的所有驱力中都表现出了这一点。这些要求中有许多都是人类无法实现的。它们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尽管患者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过，一旦他的期望暴露在批判性思维的亮光下，他就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是，这样一种理性的认识即使能改变什么的话，通常也不会改变太多。举例来说，一个医生可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在九个小时的工作和广泛的社交生活之外，他不可能再进行深入的科研工作了；但在他减少一两项活动的尝试失败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他的要求是对他来说不应该有时间和精力上的限制，这些要求比理性更为强烈。或者，再举一个更为微妙的例子。在一次分析面询的过程中，有位患者非常沮丧。她曾与一位朋友谈论这位朋友的婚姻问题，其婚姻问题极为复杂。我的这位患者只是在社交场合中见过这位朋友的丈夫。然而，尽管她已经接受了好几年的精神分析，而且对于两个想更好地认识对方的人之间的关系中所涉及的心理复杂性已有足够多的理解，但她还是觉得她本应该告诉她的朋友其婚姻是不是稳固。

我告诉她，她期待自己做到的某些事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我向她指出，一个人在开始更为清楚地了解在某个具体情境中起作用的各种因素之前，必须先澄清许多问题。结果，我向她指出的那些困难中，大多数她早已意识到了。但是，她依然觉得，她应该具有可以洞悉一切的第六感。

对自我的其他要求从本质上说可能并非荒诞不切实际，但却完全无视了实现这些要求的条件。因此，很多患者都因为觉得自己非常聪明，从而希望立刻完成他们的精神分析。但是，精神分析的进展与聪不聪明没什么关系。事实上，这些患者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可能会阻碍分析的进展。而真正重要的是在患者身上起作用的情感力量，是患者正直坦率的能力和为自己承担责任的能力。

这种想轻易取得成功的期望不仅在整个分析过程中起作用，而且也同样在个体获得洞见的过程中起作用。例如，承认自己的一^67些神经症要求对他们来说就好像是要把他们彻底推翻一样。因此需要耐心的工作。只要患者觉得自己情感上必须拥有它们这一点不改变，这些要求就会持续下去——所有这一切都被他们忽视了。他们相信，他们的聪明才智应该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驱动力。自然，这样一来，他们随后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失望和沮丧。同样，一位教师可能会期望，因为她拥有长期的教学经验，因此，写一篇有关教学法的文章对她来说应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她才思枯竭无从下笔，那她就会对自己感到非常厌恶。她忽视或抛弃了这样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如：她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写？她有没有一些教学经验可以提炼为有用的思想？而且，即使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要构思和表达出这些思想，把它们写成一篇文章也仍然只是一件平凡的工作。

这些内心指令就像一个极权国家的政治暴行一样，完全无视个体自身的心理状况——无视他当前所感受到的或所做的一切。例如，在那些常见的“应该”中，有一个“应该”是个体永远都不应该受到伤害。作为一种绝对的状况（“永远都不”［never］这个词就暗含了这一点），任何人都将发现这种状况很难达成。曾经或者现在，有多少人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保证自己的安宁，以至于从来都不会感觉受到伤害？这充其量只是我们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认真对待这样一个计划，必定意味着要积极而又耐心地解决我们无意识中的防御要求，解决我们虚伪的自负——或者，简言之，解决我们人格中使得我们脆弱不堪的每一种因素。但是，那个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应该受到伤害的人，其内心通常没有如此具体的计划。他只是简单地向自己发出一个绝对的命令：否认或无视他身上存在脆弱一面的事实。

下面，我们来考虑一下另一种需求：我应该总能理解他人、同情他人、帮助他人。我应该能够感化一名罪犯的心。同样，这也不完全不切实际。有极少数的人就拥有这种精神力量，如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中的主教。我曾有一名患者，在她看来，主教的形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她觉得她应该像主教一样。68但在这个时候，她并不具备像主教对待罪犯那样的态度或品质。她有时候会表现出慷慨仁慈的行为，因为她觉得她应该慷慨仁慈，但她并没有感受到慷慨仁慈。事实上，她对于任何人都不能感受到太多的东西。她经常感到害怕，唯恐他人利用她。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找不到一篇文章，她就会认为被别人偷了。由于意识不到这一点，她的神经症使得她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而这一切都被掩盖在了表面上的强迫性谦卑和善良之下。那个时候，她愿意看到自己身上的困难并致力于解决这些困难吗？当然不愿意。这里同样也是一个盲目发布命令的问题，盲目发布命令只会导致自我欺骗和不公平的自我批评。

在试图解释各种“应该”所具有的让人感到惊异的盲目性时，我们不得不再一次略去许多不太重要的内容。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的出发点是追求荣誉，它们的功能是使个体成为其理想化自我：它们发挥功能的前提是，对个体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的，或者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便无须在逻辑上考察其存在的条件。

当这些需求指向过去时，这一倾向最为明显。就神经症患者的童年而言，它不仅对于阐释其神经症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对于认识他当前对过去所经历的各种逆境的态度也很重要。这些与他人对待他的态度是好还是不好没有多大关系，而是由他当前的需要决定的。例如，如果他发展出了追求所有甜蜜和光明的一般需要，那么，他就会使他的童年笼罩上一层金色的薄雾。如果他迫使自己的情感受到限制，那么，他可能就会觉得他确实一直爱着自己的父母，因为他应该爱他们。如果他完全拒绝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起责任，那么，他可能就会将自己遇到的所有困难的责任都推到父母身上。伴随这后一种态度出现的报复性进而可能会公开地表现出来，或者被压抑下去。

最后，他可能会走向一个极端，表面上让自己承担起一些荒谬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意识到早期各种威胁性、限制性影响因素所产生的全部影响。他有意识的态度通常相当客观且合理。69例如，他可能会指出，他的父母控制不了他们的行为方式。患者有时候会感到纳闷：自己为什么感受不到任何的怨恨？而有意识的怨恨之所以缺失，原因之一就是一种回顾性的应该（这也是我们在此处的兴趣所在）。尽管他意识到，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些不幸足以击垮任何人，但他还是觉得他应该毫发无损地从这些不幸中走出来。他应该拥有内在的力量和刚毅的精神，从而不让这些因素对他产生任何影响。因此，既然这些因素现在对他产生了影响，那就说明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做好。换句话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能胜任的。他会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伪善与残酷的污水池。”但之后，他的洞察力就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尽管我在这种环境之中孤立无助，但我应该能够克服它们，就像污水池中长出的百合花一样。”

如果他能够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起实际的责任（而不是这样一种虚假的责任），那么，他的想法将完全不同。他将会承认，早年的影响确实会以对其不利的方式让他发生改变。而且他将会看到，不管他所遇到的困难的根源是什么，它们都确实会干扰他现在和未来的生活。因此，他最好集中一切力量战胜它们。但事实恰恰相反，他往往会将整个事情置于他那完全虚幻、无用的需求之上，他要求他不应该受到这些困难的干扰。这个患者如果在后期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并确信自己没有被早年的环境彻底压垮，那么，这就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对童年的态度不是唯一一个回顾性“应该”与责任的这种假冒欺骗性及同样徒劳的结果一起发挥作用的领域。有人可能会坚称，他应该通过坦率的批评来帮助他的朋友；有人或许会认为，他应该好好地抚养自己的孩子，不让他们变成神经症患者。自然，我们所有人都会后悔自己在这个或那个方面没有做好。但是，我们可以分析自己失败的原因，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由于“失败”时存在一些神经症困难，因此我们当时实际上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对神经症患者来说，尽力将事情做好还远远不够。他觉得他应该以某^70种神奇的方式将事情做得更好。

同样，认识到自己目前身上存在任何缺点，对于任何一个受“专横的应该”困扰的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困难，都必须尽快除去。这种“消除”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则因人而异。一个人越是生活在想象之中，他就越能容易摆脱困难。因此，有一名患者发现自己具有一种追求王座背后之权力的巨大驱力，并看到这种驱力在她的生活中是如何起作用的，但到了第二天，她就会确信这种驱力此时已经完全成为过去的事情。她不应该被权力所奴役；因此，她不会被权力奴役。在经过这些经常发生的“改善”之后，我们认识到，追求实际控制和影响的驱力只不过是她想象中所拥有的神奇力量的一种表现。

其他一些人则完全通过意志力来消除他们所意识到的困难。在这个方面，人们可能会竭尽所能。例如，我想到有两个小姑娘，她们觉得自己绝不应该害怕任何事情。她们中的一个害怕窃贼，于是她就强迫自己睡在一个空房子里，直到她的恐惧消失为止。另一个女孩则害怕在不清澈的水中游泳，因为她害怕被蛇或鱼咬伤。于是，她强迫自己游过一个有鲨鱼出没的海湾。这两个女孩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克服她们的恐惧的。因此，这些事件在那些将精神分析视为一种新鲜奇谈的人看来似乎是有力的证据。它们不正表明了振作精神的必要性吗？但事实上，对盗贼或蛇的恐惧只不过是一种更为隐蔽的一般性恐惧最为明显、外显的表现而已。而这种普遍的、潜藏的焦虑依然没有因为接受了特殊的“挑战”而有所触及。它只不过是被掩盖起来了，而且，由于只是摆脱了症状而没有触及真正的障碍，因此，这种焦虑被压抑得更深了。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患者意识到自己的缺点时，其意志力机器是怎样以某些方式开始运转的。他们常常会下定决心，尽力去维持预算，尽力与人交往，让自己变得更为坚定而自信或更为宽容。如果他们对于理解其困扰的内涵和根源表现出同样的兴趣的话，那将是一件好事。但遗憾的是，71他们对此没有任何兴趣。第一步，即了解某种特定障碍的整个范围，就会使他们违背自己的主张。事实上，这与他们想让障碍消失的疯狂驱力恰恰相反。此外，由于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有足够的力量用有意识的控制来战胜这种障碍，因此，仔细地消除障碍的过程就等于是承认了他们的软弱和失败。当然，这些人为的努力注定早晚会减少。因此，这种困难最多只是得到了更多一些的控制。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困难一直都被压抑到了意识之下，而且它会继续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发挥作用。当然，分析学家不应该鼓励这样的努力，而应对它们加以分析。

大多数神经症障碍都抵制控制，即使是最为不懈的努力也无济于事。有意识的努力根本对付不了抑郁状态、工作上根深蒂固的抑制状态或消费性的白日梦。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在分析过程中已经获得了某种心理学理解的人来说都非常清楚。但是，尽管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却不会改变他那种“我应该能够克服它”的想法。结果，他往往会遭受更为严重的抑郁等，因为除了它无论如何都会让人感到痛苦之外，它还成了他并非无所不能的明显迹象。有时候，分析学家一开始就能抓住这一过程，从而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一个已经暴露其白日梦程度的患者，当她详细地袒露这一症状是如何具体而微妙地渗透进她的大多数活动时，她会逐渐开始认识到它的危害——至少她会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它是如何消耗其能量的。到了下一次，她就会因为白日梦的继续存在而感到有些内疚和歉疚。知道了她对自己的要求后，我确定了自己的信念，即人为地终止这些要求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明智的，因为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要求在她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这一点我们将慢慢地了解。她觉得如释重负，并告诉我说，她现在已经决定不再做白日梦了。但是，由于她不能停止做白日梦，于是她便觉得我会讨厌她。她把对自己的期望投射到了我身上。

分析过程中出现的沮丧、愤怒或恐惧等诸多反应往往不是患者认识到了自身的障碍问题（像分析学家通常所假设的那样）所致，72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立即解决这个问题而产生的。

因此，对于维持理想化意象来说，这些内心的指令虽然比其他方法更为激进，但与其他方法一样，它们的目的也不是发生真正的改变，而是立即达到绝对完美的状态。内心的指令旨在消除不完美的状态，或者说，旨在让事情变得看起来好像已经达到某种特定的完美状态。就像我们在上一个例子中所看到的，如果患者的内心指令外在化了，那么这一点就会变得尤其明显。这样一来，一个人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甚至他遭受了什么，就变得毫不相干了。只有那些可以让他人看见的东西才会导致强烈的焦虑：社交场合中的手抖、脸红、尴尬等。

所以说，这些“应该”缺乏真正理想的道德严肃性。例如，那些受“应该”控制的人通常不是尽可能追求更大程度的诚实，而是被驱使着追求获得绝对的诚实——绝对的诚实总是近在咫尺，或者只能在想象中获得。

他们最多只能达到行为主义者所说的那种完美，就像赛珍珠（Pearl Buck）在《深闺里》（Pavilion of Women）中所描述的吴女士（Madame Wu）那样。这本书里所描述的吴女士看起来似乎一直都在做着、感受着、思考着正确的事情。不用说，这种人的外表最具欺骗性。他们如果在蓝天之下发作了街道恐惧症或功能性心脏病，就会感到茫然失措。他们会问：这怎么可能呢？他们总是努力让生活变得完美无缺，总是担任班干部、组织者，或者总是让自己成为模范夫妻或模范家长。到了最后，则必定会发生一种他们无法用惯常方式加以控制的情形。由于没有其他方式来应对这种情形，因此，他们内心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当分析学家逐渐熟悉患者及其身上极度的紧张情绪时，他往往会对患者竟然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而没有受到重大干扰感到非常惊奇。

我们对“应该”之性质的感受越深刻，就越能清楚地看到，“应该”与真正的道德标准或理想之间的区别不是一种数量上的区别，而是质的区别。弗洛伊德所犯的最为严重的错误之一是：73他把内心指令（他看到了内心指令的一些特征并把它描述成超我的特征）看成一般道德的组成部分。一开始，它们与道德问题的联系并不密切。诚然，要求道德完美的命令在“应该”中确实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道德问题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都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些特殊的“应该”与其他“应该”区分开来，就像我们所坚持的那样，其他“应该”很显然是由无意识中的傲慢决定的，如“我应该能够避开星期天下午的那场塞车”，或者“我应该不需要接受艰苦的训练和练习就能学会画画”。我们还必须记住，有很多要求甚至连一种道德的借口都明显缺乏，其中包括：“我应该能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指责。”“我应该一直都比别人强。”“我应该一直有能力向他人报仇。”只有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整个现象上，我们才能确立恰当的有关获得道德完美之要求的观点。像其他的“应该”一样，这些要求中也渗透了傲慢的精神，其目的在于增强神经症患者的荣誉，使其像神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正常道德追求的神经症伪造品。此外，当有人发现这种伪造品还具有无意识的欺骗性（要想使那些污点消失，则必定需要这种欺骗性），那么，他就会将它们看成一种不道德的现象，而不是道德的现象。为了使患者最终能够走出虚幻的世界，形成真正的理想，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这些区别。

“应该”所具有的另一种特性可以将“应该”与真正的标准区别开来。在前面的评论中曾提到过这一点，但由于它非常重要，以至于不得不单独、明确地加以阐释。这就是“应该”所具有的强制性特征（coercive character）。理想也具有一种支配我们生活的义务性力量。例如，如果其中一种理想是履行责任的信念，而我们自己也认可了这一点，那么，即使很困难，我们也会尽力完成。履行这些责任是我们自己最终想要的，或者说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希望、判断、决定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由于我们因此而成了完整的自己，这种类型的努力给我们带来了自由和力量。与此同时，在遵循这些“应该”时，个体可以拥有与“自愿”捐献或在独裁统治下欢呼时一样多的自由。74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达到期望，那我们很快就会得到报应。在遵循内心指令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因没有实现期望而产生的强烈情绪反应——反应的范围很广，包括焦虑、绝望、自责、自毁的冲动等。对局外人来说，这些反应相对于其诱发原因来说过于激烈了，但却与个体的感受完全一致。

下面，让我们再引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内心指令的强制性特征。有一个女人，在她那些不可动摇的“应该”中，有一个“应该”是她必须能够预测一切偶然的事件。她认为自己有预测的天赋，能够凭其预知能力和深谋远虑保护家人远离危险，为此她感到非常自豪。有一次，为了劝服她儿子接受精神分析，她制订了非常详细的计划。但是，她没有考虑到她儿子有一个对精神分析持反对态度的朋友对她儿子的影响。当她意识到她没有将她儿子的这个朋友考虑在内时，她身体出现了休克反应，感觉就像整个大地都塌陷了一般。事实上，这位朋友是否真的像她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影响力，而且她是否真的无论如何都能帮助到他，这些都更值得怀疑。她之所以出现休克和崩溃的反应，完全是因为她突然认识到她本应该考虑到这位朋友的影响。同样，一名出色的女司机开车时不小心轻轻撞上了前面的一辆汽车，她被交警从车上叫了下来。虽然事故很小，而且，只要她觉得自己没错的话也用不着害怕警察，但是，她却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焦虑的反应之所以常常不为人们所注意，是因为人们一感到焦虑就立刻会习惯性地做出防御焦虑的反应。因此，一个认为自己应该像圣徒般对待朋友的人，当他认识到自己在本应该给予朋友帮助时却表现得很残酷苛刻时，他就会狂欢作乐。同样，一个觉得自己应该永远快乐、永远讨人喜欢的女人，当一个朋友温和地批评她没有邀请另一位朋友来参加聚会时，她感觉到了一阵焦虑，有一会儿几乎昏厥过去，并因此而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对爱的需要——这就是她用来抑制焦虑的方法。一个男人在各种未完成的“应该”的压力之下，75产生了一种想做爱的强烈冲动。对他来说，性行为是一种感觉自己被人需要和重建已经丧失之自尊的手段。

因此，鉴于这样一些报应，“应该”具有一种强制力量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人只要按照他的内心指令来生活，他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是，如果他被夹在两种相互矛盾的“应该”中间，那他的生活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例如，一个男人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一名完美的医生，应该把所有时间都用在患者身上。但同时，他又认为自己应该做一个完美的丈夫，为了让妻子高兴，他应该在妻子需要时尽可能陪在她身边。而当他认识到他无法兼顾二者时，轻度的焦虑就产生了。他的焦虑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轻微的程度，是因为他立刻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难题：决定到乡下定居。这意味着他放弃了未来继续深造的机会，并因此影响了他的整个职业前途。

通过精神分析，这个困境最终得到了满意的解决。但它表明，冲突的内心指令有可能会导致极度的绝望。有一个女人快要崩溃了，因为她不能既做一个完美的母亲又做一个完美的妻子，做一个完美的妻子对她来说意味着要一直忍受她那酒鬼丈夫。

自然，这些相互矛盾的“应该”使得人们很难——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在这二者之间做出理性的决策，因为这些对立的需求也同样具有强制性。有一名患者彻夜失眠，因为他不能决定他是应该陪妻子外出度假还是应该待在办公室里工作。他是应该满足妻子的期望还是应该满足所谓的老板的期望呢？他心里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他自己最想做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因此，在各种“应该”的基础之上，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办法解决。

一个人永远都意识不到内心专制的整个影响，也意识不到内心专制的性质。但是，对待这种专制的态度以及体验这种专制的方式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有的人顺从，有的人反抗，程度不一。虽然这些不同态度的因素在每个人身上都起作用，但通常情况下，占优势的要么是这种，要么是那种。76我们可以预期后面的区别，对待内心指令的态度和体验内心指令的方式主要是由生活中对个体而言最具吸引力的东西决定的：控制、爱或自由。由于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些区别[1]，所以，在这里，我只简要地指出它们是如何在“应该”和禁忌中起作用的。

对扩张型的人来说，掌控生活极为关键，他倾向于认同自己的内心指令，而且他会有意或无意地为自己的标准感到自豪。他丝毫不怀疑这些内心标准的合理性，并力图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实现它们。他或许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实现这些指令。他觉得他应该尽自己的一切可能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他应该知道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他应该永不犯错；只要是他想做的事情，应该绝不会失败——简言之，不管他那些特殊的“应该”是什么，都应该要实现。而且，在他心里，他确实达到了他的最高标准。他可能非常傲慢自大，以至于他从不考虑失败的可能性，如果失败了，他也会置之不理。他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对的，这种观念非常顽固，以至于他深信自己绝不会犯错。

他越是沉溺于自己的想象之中，对他来说，就越没有必要做出实际的努力。无论他在现实中受恐惧的困扰有多严重，或者他实际上是多么不诚实，只要他内心认为自己是最无畏、最诚实的人就够了。对他来说，“我应该”和“我实际上是”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这二者之间的界限很可能都不太清晰。德国诗人克里斯蒂安·摩根斯坦（Christian Morgenstern）在他的一首诗中曾简洁地表达了这一点。一个人因为被一辆卡车轧断了腿而躺在医院里接受治疗。他了解到，在事故发生的那条街上，卡车是不被允许通行的。所以，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被轧断腿的这整个经历都只不过是一个梦。因为他“锋利如刀”，所以他断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绝不会发生。一个人的想象越是超过他的理性，那么，二者之间的界限就越模糊，而他就是模范丈夫、父亲、公民或者任何他应该成为的身份。

而对于自谦型的人来说，爱似乎能解决一切问题。同样，他也觉得他的“应该”构成了一条不容置疑的法则。77但是，当他焦虑地试图实现这些“应该”时，大多数时候却觉得他自己根本无法实现它们。因此，在他有意识的经验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因为自己不能成为至高无上的人而产生的一种内疚感。

当出现极端情况时，这两种对待内心指令的态度都会导致个体很难对自己进行分析。倾向于自以为是这个极端可能会导致他无法看清自己身上的缺点。而倾向于另一个极端——很容易产生内疚感——则往往会带来这样的危险：过于专注自己的缺点会给自己造成重大打击，而不是解放自己。

最后，对于放弃型的人来说，“自由”的观念比其他一切都更具吸引力，他是这三种类型中最可能反抗其内心专制的人。由于自由——或者说他对自由的看法——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对任何的强制都极为敏感。他可能会以一种消极被动的方式进行反抗。因此，他认为应该做的一切事情——无论是做一项工作、读一本书，还是与他的妻子做爱——在他的心里都会变成一种强制性事件，引发他有意或无意的愤恨，结果会让他变得无精打采。如果需要做的事情都做了，那也是在内心抵抗所产生的压力之下完成的。

他也可能会通过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方式来反抗这些“应该”。他可能会试图将这些“应该”都抛诸脑后，有时则可能走向完全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坚持随心所欲，只做自己乐意做的事情。这种反抗可能会采取非常强烈的形式，而且常常是一种绝望的反抗。如果他不能成为最虔诚、最纯洁、最诚挚的人，那么，他就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滥交，撒谎，欺辱他人。

有时候，一个一直以来都遵从这些“应该”的人也可能会经历一个反抗的阶段。这种反抗通常指向于外在的限制。马昆德（J.P.Marquand）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对这种暂时性反抗进行过描述。他让我们看到，这种反抗是多么容易被镇压，因为限制性的外在标准在内心指令中有一个强大的盟友。而在被镇压之后，个体就会变得反应迟钝、无精打采。

最后，还有一些人可能会经历自我谴责的“善”与疯狂抗议任何标准这二者交替出现的阶段。78在善于观察的朋友看来，这种人可能会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有时候，他们在一些与性和金钱有关的问题上表现得无礼又不负责任；但有时，他们又会表现出高度发展的道德感。于是，这位刚刚还在为他们不具任何庄重感而深感绝望的朋友，现在重又相信，他们归根结底还是好人，但不久之后，他又会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怀疑。另外一些人则可能一直在“我应该”和“不，我不要”之间摇摆不定。“我应该还钱。不，我为什么要还钱？”“我应该节食。不，我不要节食。”通常情况下，这些人会给人一种具有自发性的印象，让人将他们对待“应该”的矛盾态度误以为是一种“自由”。

无论哪种态度占据主导地位，这个过程的绝大部分会以外显形式表现出来，它会在自我和他人之间来回出现。这个方面的变化，与被外化的特定方面以及被外化的方式有关。大体说来，一个人可能首先会将自己的标准强加在他人身上，然后坚持不懈地要求他们做到完美。他越觉得自己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就越会坚持用他自己的特定标准来要求他人——而不是用一般性的完美标准。他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被他蔑视，或者让他非常生气。还有一个更不可理喻的事实是，他会因为自己不能在任何时刻、任何条件下都达到要求而生自己的气，并将他自己的“应该”转移到他人的身上。因此，举例来说，如果他不是一个完美的爱人，或者遭受了欺骗，那他可能就会愤怒地反对那些让他失败的人，并制造一种情况来对付他们。

此外，他还可能认为，他对自我的期望主要来自其他人。不管是这些其他人真的期待过什么，还是仅仅只是他认为他们这样期待过，他们的期望都会转变成需要实现的需求。在分析的过程中，他往往会觉得，分析学家是在期望他去做一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把这种感觉归咎于分析学家自己的感受，即他应该总是富有成效，应该总有梦向分析学家报告，应该一直谈论他认为分析学家想让他讨论的事情，应该总是感激分析学家的帮助，并表现出他已经越来越好了。

如果他以这种方式认为，79他人是在期望或要求他做些什么事情，那么，他可能再一次做出两种不同的反应。他可能会预期或猜测他们的期望，并迫不及待地去实现那些期望。在这种情况下，他通常还会预期，如果他不能实现那些期望，那他们立刻就会指责他或放弃他。或者，如果他对强制性过于敏感，那他就会觉得他们是在把他们的想法强加给他，是在多管闲事，是在逼迫或强迫他。于是，他就会痛苦地把这种想法记在心里，或者甚至会公开地反抗他们。他可能会不愿意送他人圣诞礼物，因为他认为这是他人所期望的。他会比他人所预期的晚一点到达办公室或者任何约会地点。他会忘记周年纪念日，忘记写信，或者忘记曾经答应要帮别人做的事。他之所以可能会忘记拜访他的亲戚，只是因为这是他母亲要求他做的，尽管他也喜欢这些亲戚，并且本来打算去拜访他们。对于他人对他的任何要求，他都会反应过度。因此，他很少害怕他人的批评，而是对他人的批评感到愤恨。他那鲜明的、不公平的自我批评也会固执地以外显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他觉得他人对他的判断是不公平的，或者认为他们总是怀疑他别有用心。或者，如果他的反抗更为激烈一点，他就会到处炫耀他的反抗举动，认为自己一点都不在乎他人对他的看法。

对这些要求的过激反应，让我们很好地看到了他的内心要求。那些我们认为是过激的反应，在自我分析时可能尤其有帮助。在部分自我分析中，下面的例子可能有助于表明，我们从自我观察中也可能会得出某些错误的结论。这个例子的主人公是一位忙碌的行政官员，我过去曾见过他几次。有一次，有人打电话问他，他能否去码头接一位来自欧洲的难民作家。一直以来，他都很赞赏这位作家，而且在一次访问欧洲的社交场合上，他曾见过这位作家。由于他的时间都被会议及其他工作填满了，所以，他实际上是不能答应这个请求的，尤其是他有可能还要在码头上等几个小时。就像他后来认识到的那样，他本可以做出两种合理的反应。他要么可以说，他要考虑一下，80看看是否可行，要么可以遗憾地表示不能去，并询问是否可以为这位作家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事实却相反，他的反应是马上就愤怒、唐突地说他太忙了，绝对没有时间去码头接任何人。

不久之后，他就为自己的这种反应感到后悔了。随后，他大费周章地找到了这位作家的住处，以便在他需要时能够提供帮助。对于这次事件，他不仅感到后悔，而且，他还感到很困惑。难道他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看重那位作家吗？他确信自己很看重他。难道他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友好和乐于助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之所以发怒，是因为他人在要求他证明他的友好和乐于助人时使他陷入了困境吗？

此时，他走上了正轨。他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慷慨大方这一事实，对他来说，就是向前迈了一大步——因为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他是人类的救世主。然而，在那个关键时刻，他却没有表现出这一点。他又想起自己随后已经热情主动地提供了帮助，并因此拒绝承认自己并不慷慨大方的可能性。但是，正当他想不通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另一条线索。以前他提供帮助都是他自己主动的，但这一次却是别人请求他帮忙。因此，他认识到，他当时一定是觉得他人的请求是一种不公平的强加给他的事情。如果是他自己知道那位作家要到美国来，他一定会考虑亲自去码头接他。在这一刻，他想到了很多类似的事件，每当有人找他帮忙，他都会做出愤怒的反应，并认识到，他显然觉得这是一件强迫或强制他做的事情，而实际上，很多事情都只是请求或建议而已。他又想到，对于他人的不同意见和批评，他也会感到恼怒。于是，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是一个恃强凌弱并且想支配他人的人。我之所以在这里举这个例子，是因为这样一些反应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是支配他人的倾向。他在自己身上所看到的，是他对强迫和批评过分敏感。他之所以不能忍受任何的强迫，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束缚。而他之所以不能忍受任何的批评，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批评者。在这里，我们还可以重新走上他在质疑自己的友好时所放弃的轨道。从很大程度上说他是乐于助人的，因为他觉得他应该乐于助人，81而不是因为他对人类的抽象的爱。他对每一个具体个体的态度比他自己所认识到的还要不同得多。因此，对他的任何要求都会让他突然陷入内心的冲突：他是应该同意并表现得非常慷慨大方，还是应该不让其他任何人强迫于他？他之所以恼怒生气，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陷入了困境之中，而在当时却又无法解决这一困境。

“应该”对个体人格及其生活的影响因人而异，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对这些“应该”的反应方式，以及体验它们的方式。不过，有些影响尽管程度大小不一，但不可避免地会经常出现。“应该”总是会引起一种紧张感，一个人越是想在他的行为中实现这些“应该”，他的紧张感就越强。他可能觉得自己就像一直踮着脚尖走路似的，而且可能长期遭受慢性疲劳的折磨。或者，他可能感到莫名的局促、紧张或束缚。或者，如果他的“应该”与文化希望他持有的态度相一致，那么，他可能只会感觉到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紧张。不过，“应该”的影响也可能非常大，以至于一个原本积极主动的人也会想着不再参加活动或不再履行义务。

而且，由于这些“应该”会以外显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它们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导致人际关系障碍。其中，最为常见的障碍是对批评过分敏感。由于他对自己冷酷苛刻，因此，他情不自禁地会将他人的任何批评——无论这种批评是现实的还是仅仅只是想象的，是友好的还是不友好的——都看成一种对他的非难。当我们认识到，当他不能达到自己强加到自己身上的任何标准，他是多么憎恨自己时，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种敏感性的强度了。[2]在其他情况下，这些人际关系障碍则取决于以外显形式表现出来的“应该”中哪种占优势。它们可能会导致个体对他人过于挑剔苛刻，或者过于担心、过于反抗或过于顺从。

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应该”进一步削弱了情感、愿望、思想及信念的自发性——82进一步削弱了个体感受其自身的情感等并将其表达出来的能力。因此，这种人至多只具有“自发的强迫性”（引用一位患者的话），并“自由地”表达他应该感觉到、希望、思考或相信的东西。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认为，我们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在与他人打交道时，我们能强迫他人劳动，但却不能强迫任何人热爱自己的工作。因此，我们习惯于认为，我们能够强迫自己表现得好像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一样，但我们却不能强迫自己产生一种相信的感觉。从本质上讲，这种说法是对的。此外，如果我们还需要新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的话，精神分析就能够提供。但是，如果这些“应该”向情感发号施令，想象力就会挥舞它的魔杖，抹去“我应该感觉到”与“我确实感觉到”之间的界限。于是，我们就会像我们应该相信或感觉到的那样去有意识地相信或感觉。

在分析的过程中，当假装相信这些虚假情感的虚假确定性发生动摇时，患者就会经历一段困惑的不确定时期。这一时期虽然痛苦，但对治疗具有建设性作用。例如，如果一个人认为她“应该”喜欢周围的每一个人，所以她才喜欢每一个人，那么，她可能就会问：我真的喜欢我的丈夫、我的学生、我的患者吗？或者，我真的喜欢每一个人吗？每当她这样反躬自省时，她都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那些一直以来阻碍她的积极情感得以自由抒发且被各种“应该”所掩盖的恐惧、怀疑、愤恨，直到现在才能解决。我之所以说这个时期具有建设性，是因为它代表追求真实的开始。

内心指令压制自发愿望的程度可能相当惊人。一位患者在发现她的“应该”的暴行之后写了一封信给我，现引用如下：

我发现，我完全不能渴求任何东西，甚至连死都不能！当然，更不用说渴求“生活”了。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我的困扰在于我不能做事情；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不能整理自己的东西，不能接受或控制自己的怒气，不能使自己更具有人情味，不论是凭借纯粹的意志力、耐心，还是悲伤，我都做不到。

现在，我第一次明白——我真的不能感觉到任何东西。（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过于敏感！）我太了解这种痛苦了——这六年来，我的每一个毛孔一次又一次地被内心的愤怒、自怜、自卑和绝望所塞满！而现在，我认识到，所有这一切都是消极的、被动的、强迫性的，83都是由外界强加的。我的内心空无一物。[3]

在那些将善良、爱与神圣作为自己理想化意象的人身上，虚构情感最为明显。他们觉得自己应该体贴、受欢迎、富有同情心、慷慨大方、讨人喜爱，因此，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具有这些品质。他们的谈吐和行为举止就好像他们真的那样善良且讨人喜爱一样。而且，由于他们确信这一点，因此，他们甚至能够使他人也暂时地相信他们确实具有这些品质。但毫无疑问，这些虚构的情感既没有深度，也没有持久力。在有利的情况下，它们可能相当一致，因此自然也不会受人怀疑。《深闺里》中的吴女士，只有当家庭出现纠纷，当她遇到一个相当正直且诚实的男人时，她才开始怀疑自身情感的真实性。

通常情况下，这些“定做的情感”（made-to-order feelings）的肤浅性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它们可能会快速消失。当自负或虚荣心受到伤害时，爱就会很容易让位于冷漠或怨恨、轻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不会自问：“我的情感或观点为何会如此容易地发生变化呢？”他们只会觉得，是有另一个人让他们对人性的信仰发生了动摇，或者他们会觉得自己从未“真正地”相信过这另外一个人。所有这些都不意味着他们可能不具有容纳强烈且活跃的情感的能力，但在意识水平上出现的却常常是大量的伪装物，其中很少有真实的东西。从长远来看，他们往往会给人一种虚幻的、难以捉摸的印象，或者——用一个好理解一点的俚语来说——是一个骗子的印象。一种突然爆发的愤怒常常成了唯一真实的情感。

在另一个极端，无情与残忍的情感也可能会被夸大。一些神经症患者对温柔、同情、信任的忌讳，就像另一些神经症患者对敌意、报复的忌讳一样强烈。这些人觉得，他们应该不需要任何亲密的人际关系便能很好地生活。因此，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84他们觉得自己不应该享受任何事物。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对一切都毫不在乎。因而，他们的情感生活很少受到歪曲，但却非常贫乏。

当然，由内心命令引起的这些情感现象并不总是像在上面两种极端情况下那样合理。内心所发出的命令有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你应该极富同情心，以至于你无法逃避任何牺牲；但是，你也应该极其冷血，以至于你可以实施任何的报复行动。结果，一个人有时候确信自己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而在其他时候，他则深信自己是一个心地极其善良的人。另外一些人则压抑了非常多的情感和希望，以至于继而会出现一种普遍的情感麻木。例如，有一种禁忌是禁止为自己争取任何东西，这种禁忌扑灭了所有活跃的愿望，从而导致在生活中处处都要禁止为自己做任何事情。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这些禁令，他们发展出了同样普遍存在于生活之中的要求，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义务把生活中的所有一切都不图回报地拱手相让。因此，由于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产生的愤恨感，可能会受到“他们应该忍受生活”这样一个指令的抑制。

相比于这些普遍存在的“应该”对我们造成的其他伤害，我们很少意识到它们对我们的情感所造成的伤害。然而，事实上，这是我们为把自己塑造成完美形象而付出的最为沉重的代价。情感是我们身上最为活跃的部分，如果将它们置于独裁的统治之下，那么，我们的本质存在（essential being）中就会出现一种深刻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必定会对我们与自身内外所有一切的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

我们几乎不可能过高估计内心指令所产生之影响的强烈程度（intensity）。在一个人身上，驱使他去实现理想化自我的驱力越占优势，“应该”就越会成为促使他、驱使他、鞭策他付诸行动的唯一动力。一位依然与其真实自我相距甚远的患者，即使发现了他的“应该”所产生的一些阻碍作用，也可能完全不会考虑放弃它们，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应该”——那么，他就会觉得——他将不会或者不能做任何事情。有时候，他可能会以信念的方式来表明这种关系，即他相信，除非使用武力，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让其他人做“正确的”事情，85而这就是他内心体验的外化表现。于是，对患者来说，这些“应该”便获得了一种主观的价值，只有当他体验到自己身上存在的其他自发力量时，他才能摆脱这种主观的价值。

当我们认识到“应该”所具有的巨大强制力量后，我们必定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人发现自己不能达到内心指令的要求时，他将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地预测一下答案，那就是：他将开始憎恨并轻视自己。事实上，除非我们弄清楚了“应该”与自我憎恨交织在一起的程度，否则，我们将无法了解“应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正是潜伏在“应该”背后的惩罚性自我憎恨的威胁，使得“应该”成了一种真正的“恐怖政权”。

注释：

[1]参见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

[2]参见第五章——自我憎恨与自我轻视。

[3]引自“Finding the Real Self: A Letter with a Forward by Karen Horne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49。

第四章 神经症自负^86

尽管神经症患者都非常努力地追求完美，并完全相信自己能够达到完美的状态，但他却往往得不到他最为需要的东西：自信（self-confidence）和自尊（self-respect）。即使在自己的想象中他像神一样完美，但在现实世界里，他却连普通牧羊人那样朴实的自信都没有。他也许会获得很高的地位、很好的名望，但这些只会让他骄傲自大，并不会给他带来内心的安全感。在内心深处，他依然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不被人需要的人，很容易受到伤害，而且需要不断地证明自己的价值。只要拥有权力和影响力，并受到他人的赞扬和尊重的支持，他就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强大、很重要。但是，一旦处于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中，这种支持就会丧失，一旦失败，或者一旦他一个人独处，所有这些让他得意扬扬的感觉就会很容易崩塌。天堂的国度并非来自外在的姿态。

下面，让我们来探究一下在神经症发展的过程中自信往往出了什么问题。很显然，要想让自信获得发展，儿童通常需要外界的帮助。他需要温暖，需要感觉到自己受人欢迎、被人关心和保护，需要一种信任的氛围，在活动中他需要鼓励，他还需要建设性的纪律。借用玛丽·拉塞（Marie Rasey）[1]一个精心选择的术语来说，有了这些因素，他才会发展出“基本信心”（basic confidence）。87“基本信心”既包括对他人的信心，也包括对自己的信心。

然而，一些有害的影响因素却往往会阻碍儿童的健康成长。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讨论过这些因素及其产生的一般影响。在此，我想再补充另外几条，以说明对他来说要想进行恰当的自我评价特别困难的原因。盲目的崇拜可能会使他认为自己非常重要的感觉膨胀。他可能会觉得他人需要、喜欢、欣赏自己，并不是因为他自己，而仅仅是因为他满足了他的父母对于崇拜、声望或权力的需要。一种以完美主义为标准的僵化体制会使他因为没有达到这些要求而产生自卑感。在学校里，如果他表现出不当行为或者考试成绩很糟糕，就可能会受到严厉的谴责，而得体的举止或优良的成绩则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追求自主或独立的行为会受到嘲笑。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真正的温暖与兴趣的普遍缺乏，会让他觉得没人爱自己、自己没有任何价值——或者，除非他不做自己，否则，他无论如何都一文不值。

此外，早期各种不利因素所引发的神经症的发展，往往会削弱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的核心。他会逐渐地疏远自己、分裂自我。他的自我理想化其实是为了弥补由于他在内心之中抬高自己，使自己超越了自己及他人的残酷现实而造成的伤害。而且，就像魔鬼协定中的故事一样，在想象中，有时候也在现实中，他获得了所有的荣誉。但是，他得到的并不是坚实的自信，而是一份其价值最可疑的耀眼的礼物：神经症自负（neurotic pride）。自信和神经症自负感觉起来和看起来都非常相像，以至于大多数人在内心之中混淆了这二者之间的区别，这种混淆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例如，老版本的《韦氏词典》中就是这样定义的：自负就是自尊，其基础要么是现实的优点，要么是想象出来的优点。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一个是现实的优点，另一个是想象出来的优点，但它们都可以被称为“自尊”，这就好像是它们之间的区别无关紧要似的。

人们之所以将自信与自负相混淆，也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患者将自信看成一种神秘的东西，这种东西不知道从哪儿来，但患者却非常渴望拥有。因此，88患者希望分析学家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将自信灌输给自己是合乎逻辑的。这总是会让我想起一部动画片，片中一只兔子和一只老鼠都被注射了勇气；后来，它们长到了其同类普通大小的五倍，勇敢无畏且充满了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患者不知道的是——事实上，他们是因为太过焦虑而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个体身上所存在的优点与自信感之间有严密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就像一个人的经济地位取决于他的财产、积蓄或赚钱能力一样明确。如果这些因素满足了要求，一个人就会获得经济上的安全感。或者，另举一例：渔夫的信心通常取决于以下这样一些具体的因素，如船只的状况是否良好，渔网是否已修补完整，对天气和水域状况的了解，自身肌肉力量，等等。

哪些方面会被认为是个人的优点，在某种程度上因我们所生活之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西方文明中，个人的优点通常包括这样一些品质或特征，如：拥有自主的信念并依这种信念行事；能开发自身资源，自立；为自己承担责任；对自身的优点、责任义务及局限性有现实的评估；有力量，情感率直；有能力建立和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果这些因素的功能发挥良好，主观上就会表现出一种自信的感觉。如果这些因素的功能受损，自信的感觉就会动摇。

同样，健康的自负也以大量的特征为基础。这种特征可能是对某些特殊成就的合理的高度评价，如因为做了一件需要道德勇气的事情或者很好地完成了一项工作而感到自豪。或者，这种特征也可能是一种对自身价值的比较综合的感觉，一种沉静的尊严感。

考虑到神经症自负对伤害极其敏感，因此，我们往往认为它是健康自负的一种过盛增长。不过，就像我们以前经常看到的那样，这二者之间本质上是一种质的区别，而不是量的区别。相比之下，神经症自负是不坚实的，它的基础是完全不同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属于或支持美化过的自我形象。89这些因素可能是外在的东西——威望值（prestige values）——或者，可能是个体所妄称的特征和能力。

神经症自负多种多样，其中，对威望值的神经症自负看起来好像是最为正常的。在我们的文明中，因为拥有一个迷人的女友、出生于体面的家庭、土生土长、是南方人或新英格兰人、是某个享有声望的政治团体或专业团体的成员、会见过重要人物、受人欢迎、拥有好车或好的头衔而感到自豪，是一种常见的反应。

这种自负是神经症中最不典型的。这些东西对于许多自身存在相当大神经症困难的人和相对健康的人而言，意义是一样的。对许多其他人来说，它们即使真的有不同的意义，其区别也是很小的。但是，有一些人却将大量的神经症自负投注在这些在他们看来非常重要的威望值上，以至于这些威望值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而且，他们常常将主要的精力都投注在了追求这些威望值上。对这些人来说，参加某些享有声望的团体、成为某著名机构的一员是绝对必须要做的事情。当然，如果用“真的感兴趣”或“想要获得成功的合理愿望”来解释，那他们所有狂热的活动都是可以说得通的。任何事，只要能够提高这种声望，就可能真的会让他们狂喜；而如果这个团体不能提高个体的声望，或者团体本身的声望有所下降，就会使他产生强烈的自负受伤（hurt-pride）反应，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一点。例如，某人家中如果有一个人不“成器”或者智力上有缺陷，那么，这对他的自负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大多数时候，他会把这种沉重打击隐藏在对这个亲人的表面关心背后。再比如，有很多女性如果没有男伴陪同，就会宁可待在家里，而不去饭店吃饭或者去电影院看电影。

所有这些看起来与人类学家所说的某些所谓原始人的行为非常相似，在这些原始人中，个体从根本上说是团体的一员，而且他也自认为是团体的一分子。因此，他的自负不是投注在个人事情上，而是投注在机构和团体的活动上。但是，尽管这些过程看起来相似，本质却不同。其主要的区别在于：90神经症患者说到底与团体没有什么关联。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团体的一分子，没有归属感，而是利用团体来求得个人的声望。

尽管一个人可能会因为想着和追求声望而筋疲力尽，尽管在其内心之中，他往往会随着声望的升降而起伏，但通常情况下，人们并不明确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加以分析的神经症问题——其原因在于：要么因为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要么因为它看起来像一种文化模式，要么因为分析学家自身也没有摆脱这一问题。我们之所以说它是一种疾病，而且是一种破坏性的疾病，是因为它会使人变得投机取巧，从而破坏人的完整性。这一问题绝非正常，相反，它表明存在一种严重的障碍。事实上，这种障碍只会出现在那些严重远离自我，以至于其自负在很大程度上都投注于自身之外的人身上。

此外，神经症自负还取决于一个人在想象中妄称自己拥有的特质，以及属于其特定理想化意象的所有特质。在此，神经症自负的特性显露无遗。神经症患者通常不是因为自己实际的样子而感到骄傲。在了解了神经症患者有关自己的错误看法后，我们就不会因为他的自负掩盖了他的困难和局限而感到吃惊了。但事实上，事情不限于此。他在大多数时候甚至并不为自己现有的优点而感到骄傲。他可能只是模糊地意识到这些优点，也可能真的否认这些优点的存在。但是，即使他认识到了自身的优点，这些优点在他看来也是没什么分量的。例如，如果分析学家让患者注意到他自己卓越的工作能力，或者他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意志，或者向他指出——尽管困难重重——他确实写出了一本好书，该患者或许会一点都不夸张地或象征性地耸耸肩，对这些表扬不屑一顾，表现得相当冷漠。他尤其不欣赏那些“仅仅只是”付出了努力但没有取得任何成就的做法。例如，在一次又一次认真地尝试接受分析或自我分析的过程中，他对于为找出其病根而付出的真真正正的努力表现得相当不屑一顾。

培尔·金特（Peer Gynt）或许是文学中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他不太重视自己现有的优势、他的高超智慧、冒险精神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但是，他却为自己所没有的一样东西，91即“做真实的自己”而感到骄傲。事实上，在他心里，他不是真实的自己，而是理想化的自我，拥有着无限的“自由”和无限的权力。（他用自己的格言“做自己才真实”［To thyself be true］——正如易卜生［Ibsen］所指出的，“做自己才真实”实际上是“做自己才足够”［To thyself be enough］的一种美化说法——把他那无限的自我中心倾向上升到了生活哲理的高度。）

在我们的患者当中，有很多像培尔·金特这样的人，他们急切地想保留自己是一个圣人、才子、绝对自信之人等这样的幻想。如果他们对自己的评价降低一厘米，就会觉得好像丧失了“个性”一样。想象不管应用于何处，其本身都可能具有极高的价值，因为在想象中，想象者可以藐视那些关注真实情况的既无聊又平凡的人。当然，患者不会说起“真实情况”，他只会含糊地谈到“现实”。例如，有一位患者要求非常高，竟然希望全世界都为他服务。一开始，他对这种要求有一个明确的立场，说这种要求很荒唐，甚至是卑鄙的。但到了第二天，他又找回了他的自负：现在，这些要求成了一种“伟大的智力创造产物”。这样一来，不合理要求的真正含义就沉没了，想象中的自负获得胜利。

更为常见的是，自负并非仅与想象相关联，而是与所有的心理过程都相关：智力、推理、意志力等。毕竟，神经症患者认为自己所拥有的无限力量，都只是心理的力量。因此，他为此痴迷、以此为傲也就不足为奇了。理想化意象是他想象的结果。但是，它不是一夜之间创造出来的。智力和想象不停地工作（其中，大多数工作是无意识的），通过合理化、辩解、外化来维持虚构的个人世界，并调和一些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找到各种方法来使得事物看起来不同于其实际的样子。一个人越远离自己，他的心理就越会成为至高无上的现实。（“一个人离开我的思想就不存在；离开我的思想，我也就不存在。”）就像夏洛特夫人（the Lady of Shalott）一样，她不能直接看到现实，而只能透过镜子来看。更确切地说：她在镜子之中看到的只是她关于世界及自身的想法。这就是对智力的自负（或者更确切地说^92，对于心智至上的自负）并非仅局限于那些从事智力工作的人，而是经常会发生在所有神经症患者身上的原因。

自负也会投注在神经症患者觉得自己有权利拥有的能力和特权上。因此，他或许会为一种幻想出来的无坚不摧（invulnerability）而感到自豪。在生理方面，这种无坚不摧意味着永远不会生病或永远不会受伤；而在心理方面，这种无坚不摧意味着永远不会感觉受伤。另一个神经症患者或许会为自己运气好，或者自己是“众神的宠儿”而感到自豪。因此，身处疟疾流行地区而未染上疾病、赌博赢钱，或者远足时天气很好，都成了值得自负的事情。

事实上，对于所有神经症患者来说，能够有效地坚持自己的要求都是一件值得自负的事情。那些觉得自己有权利不劳而获的人，如果能够怂恿他人借钱给他们、替他们跑腿、免费给他们治病，就会觉得非常自豪。而另一些认为自己有权利支配他人生活的人，如果他们保护的对象没有立刻听从他们的建议，或者如果他们保护的对象没有先征求他们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行事，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自负受到了打击。还有一些人觉得，只要他们表明自己处于某种困境之中，那么，他们就有权利免受罪责。因此，如果他们能够引起他人同情和得到他人宽恕，他们就会感到自豪；而如果他人一直对他们吹毛求疵，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

神经症患者常常会因为达到了其内心指令的要求而感到自负，这种自负表面上看起来基础比较坚实，但事实上，它与其他种类的自负一样不牢靠，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与各种装腔作势（pretenses）交织在了一起。一个自认为是一个完美妈妈并因此而感到自豪的母亲，通常只有在想象中她才是完美的。一个为自己所独有的诚实而感到自豪的人，也许不会明显撒谎，但他的无意识或半意识之中却常常弥漫着不诚实的想法。那些为自己的无私感到自豪的人，可能不会公然提什么要求，但他们会把自己在正常的自作主张方面的禁忌误认为是谦逊的美德，除此之外，他们还会通过表现出自己的无助、痛苦，从而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人身上。此外，“应该”本身可能仅仅具有一种主观的价值，因为它们服务于神经症的目的，而并不具有客观的价值。因此，举例来说，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因为不求任何人帮助、不接受任何帮助（尽管求人帮助、接受他人帮助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而感到自豪——这是社会工作中众所周知的一个问题。有些人可能会为自己很会讨价还价而感到自豪，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会为自己从不^93讨价还价而感到自豪——这取决于他们必须总是让自己成为赢家，还是从不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

最后，它或许是唯一被投注了自负的高尚且严肃的强制性标准。能辨“善”与“恶”让他们觉得自己就像上帝一样，就像蛇向亚当和夏娃许诺将要发生的一样。一个神经症患者的标准如果很高，就会让他觉得自己是道德上的一个奇迹，并引以为豪，而不管他真实的状态和行为表现是什么样子。在分析的过程中，他或许会认识到自己极度渴望获得声望，缺乏真实感，而且报复心很强；但所有这些都不能让他表现得更为谦逊一点，也不能使他自认为是一个优秀道德人物的感觉减弱一些。在他看来，这些实际存在的缺点并不重要。他之所以自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而是因为他知道了自己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即使他暂时可能认识到了自责并没有什么用，或者有时候他甚至会因为这些自责的害处而感到恐惧，他对自己的要求依然并不宽容。毕竟，如果他受苦，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的痛苦不就是证明他具有良好道德感的另一项证据吗？因此，为维持这种自负而付出代价，看起来是值得的。

当我们从这些带有普遍性的观点出发，进一步探讨单个神经症患者的特性时，乍看之下，情况有些混乱。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投注了自负。一个人眼里的闪光点，在另一个人看来却是可耻的缺点。一个人以粗暴待人为傲；另一个人却以粗暴无礼为耻，而以在意他人为傲。一个人以蒙混过日子为傲，也有人对于任何故弄玄虚的迹象都感到羞耻。有人以信任他人为傲，同样，也有人以不信任他人为傲——如此等等。

但是，只要我们脱离整个人格的背景来看待这些特定种类的自负，这种多样性就会让我们感到困惑。一旦我们从个体整个性格结构的视角来看待每一种自负，就会出现一条定序原则（ordering principle）：他需要以己为傲，这种需要非常迫切，以至于只要一想到被一些不太重要的需要所控制，他就无法忍受。于是，他用自己的想象把这些需要变成了优势，94即把它们转变成了他引以为傲的优点。不过，只有那些有助于他实现理想化自我的强迫性需要，才会经历这种转变。反之，他就会压制、否认、鄙视那些阻碍其实现理想化自我的需要。

他能够在无意识之中进行价值观的颠倒，这样一种能力令人非常吃惊。最能表现这种能力的媒介物是动画片。动画片可以非常形象生动地让我们看到一个因为某种不受欢迎的特征而苦恼的人是怎样拿起一把刷子，给那种特征刷上漂亮的颜色，然后，无比骄傲地把这种美化过的特征展示给别人看的。这样一来，前后的不一致就变成了无限的自由，盲目反抗现存道德规范变成了超越世俗的偏见，禁止为自己做任何事情的禁忌变成了圣人般的无私，一种姑息他人的需要变成了纯粹的善，依赖变成了爱，剥削利用他人变成了精明有谋略的表现。一种能够坚持以自我为中心之要求的能力看起来好像成了一种力量，强烈的报复心变成了正义感，挫败他人的技巧变成了一种最为聪明的武器，厌恶工作变成了“成功地抵制僵化的工作习惯”，如此等等。

这些无意识过程常常会让我想起易卜生的《培尔·金特》（Peer Gynt）中的山妖们（Trolls），在他们看来，“黑就是白，丑就是美，大就是小，肮脏就是干净”。最有趣的是，易卜生用一种与我们相似的方式，解释了这种颠倒价值观的现象。易卜生说，只要你像培尔·金特一样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梦幻世界里，你就不能做真实的自己。梦幻与真实之间没有桥梁。从原则上说，梦幻与真实完全不同，不可能找到任何折中的办法。如果你不能做真实的自己，而是生活在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宏伟壮观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那么，你的价值观也将会打水漂。而你的价值尺度也将会像那些山妖一样颠三倒四。事实上，这正是我们在这一章讨论的要旨。一旦我们开始走上追求荣誉的道路，我们就不再关注真实自我。神经症自负，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都是错误的自负。

分析学家一旦掌握这样一条原理，即只有那些被投注了自负的倾向才有助于实现理想化自我，他就会保持警惕，找出那种在某个地方隐藏着的自负。一种特质所具有的主观价值与隐藏于其中的神经症自负之间的关联看起来很有规律。95分析学家只要认出了这两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便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断出另一种十之八九也存在于此处。分析学家先注意到的有时候是这种因素，有时候是那种因素。因此，在分析工作刚开始时，患者可能会通过他玩世不恭的态度或者挫败他人的能力来表现他的自负。虽然分析学家此时往往并不清楚这一特定因素对于患者而言的意义，但他完全可以确定，这种因素在该患者所患的特定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治疗过程中，分析学家有必要逐渐弄清楚，在每一个患者身上那种特定的自负是怎样起作用的。当然，只要患者无意识或有意识地为某种驱力、态度或反应而感到自豪，他就不可能将之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一名患者或许已经意识到，他有一种想要凭机智胜过他人的需要。分析学家可能会觉得，不言而喻，这是一种有问题的倾向，需要加以解决，并最终将其克服，因为他考虑的是患者的真实自我的利益。他认识到了这种倾向所具有的强迫性特征、它所导致的人际关系障碍，以及能量的浪费（这些能量本可以用于建设性的目的）。与此同时，患者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能就会认为，正是这种凭机智胜过他人的能力使他成了一个优秀的人；而且，他暗自为此而感到骄傲。因此，患者对于分析这种想要凭机智胜过他人的倾向并不感兴趣，他所感兴趣的是那些使得他不能完美地凭机智胜过他人的因素。只要分析学家和患者没有意识到这种评价上的差异，他们就会在不同的层面上努力，分析的目的也会不一样。

神经症自负所依赖的基础就像纸牌屋一样不结实，轻轻的一阵风就会把它吹倒。就主观体验而言，神经症自负会让人脆弱不堪。当患者痴迷于获得自负时，情况尤其如此。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它都极易受到伤害。自负受伤后，个体通常会有两种典型的反应：羞愧（shame）和耻辱（humiliation）。如果我们所做、所思考或者所感觉到的事情违背了我们的自负，我们就会觉得羞愧。而如果他人做了一些伤害我们自负的事情，或者没有做到我们的自负要求他们做到的事情，我们就会觉得耻辱。如果出现任何不得其所或者与实际情况不成比例的羞愧或耻辱的反应，96我们就必须回答下面两个问题：在某一特定的情境中，是什么引起了这种反应？它所伤害的是哪种潜藏的特定自负？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哪一个都不能快速地给出答案。例如，分析学家或许知道，一个人虽然对手淫问题持理性、明智的态度，且并不反对他人手淫，但如果他自己手淫，便会觉得极其羞耻。至少，在这里，引发羞耻的因素似乎很清楚。但真的是这样吗？手淫的意义对不同的人而言是不同的，分析学家不可能马上知道在有可能与手淫相关的诸多因素中，是哪种因素引发了羞耻感。因为手淫与爱情无关，所以在某个特定的患者看来，它是否就意味着是一种堕落的性行为呢？因为从手淫中所获得的满足比从性交中所得到的满足还要大，因此，它是否会因此而破坏这样一种观念，即性满足只能因为爱情而获得？它是一个伴随幻想而产生的问题吗？它是否意味着承认自己有需要？对于一个恬淡寡欲的人来说，它是否太过自我放纵了？它是否意味着失去了自控能力？分析学家只有掌握了这些与患者相关的因素，他才能提出第二个问题，即哪一种自负因为手淫而受到了伤害。

我还有一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精确了解引起羞愧和耻辱之因素的必要性。许多未婚女性常常因为有了恋人而深感羞愧，尽管在其有意识的思维中，她们并不是十分因循守旧的人。如果遇到这样一名女性患者，首先要弄清楚她的自负是否曾被某个恋人伤害过，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是，那么，她的羞愧感是否与他魅力不够或者用情不专有关？是否与她允许他待她不好有关？是否与她依赖于他有关？或者，她的羞愧感是不是只与她有恋人这一事实有关，而不管他的地位和个性如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结婚对她来说是不是成了一件关乎声望的事情？有恋人但却不结婚这样一种情形是不是就证明了自己不配结婚、没有魅力？或者，她是否觉得自己应该超越性方面的欲望，就像贞洁的处女一样？

通常情况下，同样的事件可能会引起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羞愧，一种是耻辱——要么是羞愧处于主导地位，要么是耻辱处于优势地位。例如，当一个男人遭到一个女孩子拒绝时，他可能会觉得很耻辱，并做出这样的反应：“她以为她是谁？”或者，他也^97可能会因为自己的魅力或男子气概似乎不足以让她动心而感到羞愧。在讨论中，如果他的评论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他可能会感到耻辱，因为“那些该死的笨蛋根本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或者，他也可能会因为自己所面临的尴尬处境而感到羞愧。如果有人利用他，他可能会因为被人利用而感到耻辱，也可能会因为自己没有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感到羞愧。一个人如果他的孩子不聪明或者不招人喜欢，他可能会因此而感到耻辱，并拿孩子们出气，或者他也可能会因为自己在这个或那个方面辜负了他们而感到羞愧。

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表明，我们有必要重新调整思考的方向。我们往往过于强调现实的情况，认为是现实情况决定了我们的反应。例如，如果一个人说谎被发现了，那我们往往就会认为这个人因此而感到很羞愧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也有的人一点都不觉得羞愧；相反，他往往会因为有人发现了他说谎并反对他而觉得耻辱。因此，我们的反应不仅仅由现实情况决定，而更常见的是由我们自身的神经症需要决定。

更确切地说，羞愧或耻辱反应产生的原理与价值观转变的原理相同。在富有攻击性的扩张型患者身上，我们极少看到羞愧的反应。在分析工作刚开始时，即使是细致的排查可能也难以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这种人要么过分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之中，以至于他在内心中认为自己十分完美，没有任何的瑕疵，要么用好斗的正当性（rightness）作为保护层，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隐藏起来，以至于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本来（eo ipso）就是对的。任何对其自负的伤害都只能来自外界。任何人对他们的动机提出任何的质疑，暴露他们的任何不足，都会被他们视为侮辱。他们怀疑，任何质疑其动机、暴露其不足的人都心存恶意。

在自谦型患者身上，耻辱反应远远不如羞愧感那么明显。从表面上看，他们总是沉溺、专注于焦虑地担心着是否能达到他们的“应该”的要求。但是，因为一些后面将要讨论到的原因，所以更确切地说，他们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自己未能达到至善至美的方面，从而很容易感到羞愧。因此，分析学家能够根据是这种反应还是那种反应占优势，98从而就患者基本结构中的相关倾向得出暂时的结论。

到目前为止，自负与自负受伤后所引起的反应这二者之间的联系简单又直接。而且，由于这些联系比较典型，因此，分析学家或者对自己进行分析的人很容易就可以从这二者中的一个推断出另一个。辨认出神经症自负的特定类型后，他就可以警惕那些容易引起羞愧或耻辱的刺激因素。反之亦然，这些反应的出现也会促使他去发现潜在的自负，并考察其特有的性质。但事实上，这些反应可能会因为某些因素的存在而变得模糊不清，从而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一个人的自负或许极其容易受到伤害，但他通常不会有意识地表现出任何受伤的感觉。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样，自以为是（self-righteousness）能够阻止羞愧感的出现。而且，一种脆弱的自负也可能会阻止他承认自己感觉受到了伤害。上帝也可能会对人类的不完美表现出愤怒，但他不会受到某个老板或出租车司机的伤害。他应该大到足以忽视这种伤害，强到足以从容应对一切事情。因此，“侮辱”往往会对他造成双重的伤害：一是因为被他人侮辱而产生了耻辱感，二是因为自己受到了伤害这一事实而感到羞愧。这种人几乎总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他脆弱得有些荒唐，但他的自负却完全不容许他脆弱。这种矛盾的内在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经常脾气暴躁。

由于自负受伤而引发的直接反应能自动转化为羞愧或耻辱以外的其他感觉，因此，这个问题也会变得模糊不清。如果丈夫或恋人对另一个女人产生了兴趣、忘记了我们希望去做的事情，或者一心想着他的工作或业余爱好，那么，从本质上说，就会伤害我们的自负。但是，我们在意识层面所感觉到的却可能是因为付出了爱而没有得到回应，所以感到悲伤。她可能会将被轻视的感觉仅仅体验为是一种失望。在我们的意识中，羞愧感或许会表现为一种莫名的不安、尴尬，或者更确切地说，表现为一种内疚感。最后这种转化尤其重要，因为它让我们能够很快了解某些内疚感。例如，如果一个无意识之中充满各种托词谎言的人，因为一个相对无害而又不重要的谎言而感到内疚，且烦躁不安，99那我们便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他更关注的是外表的诚实，而非内心的诚实。他的自负之所以受到伤害，是因为他没能维持住那种绝对诚实的假象。或者，如果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因为某次没有顾及他人而深感内疚，那么，我们必须问清楚他之所以产生这种内疚感，是因为玷污了善良的光环而感到羞愧，还是因为他没能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关心体贴他人而真诚地表现出后悔。

而且，意识层面所感觉到的也可能不是这些反应中的任何一种（无论是直接的反应，还是转化过的反应），我们或许仅仅只是意识到了我们对这些反应的反应。在这些“二级”反应中，最为突出的是愤怒和恐惧。众所周知，任何对我们自负的伤害都可能会激起报复性的敌意。这种报复性敌意有程度不一的表现形式：从不喜欢到憎恨，从易怒到愤怒，再到盲目的暴怒。愤怒与自负之间的关联有时候很容易确定——在观察者看来是这样。例如，一个人因为觉得老板对待他的态度很傲慢而感到非常愤怒，或者因为出租车司机欺骗了他而感到愤怒——而这些充其量只不过是会让人烦恼的小事而已。这个人自己只能意识到一种对他人不良行为的合理的愤怒。而观察者（比如分析学家）却可以看到，他的自负因为这些事件而受到了伤害，他感觉到了耻辱，并做出了愤怒的反应。患者或许会承认，这种解释最有可能说明他会反应过度的原因，或者，他也可能会坚持认为自己的反应一点也不过分，他的愤怒是对他人的邪恶或愚蠢的合理反应。

当然，并非所有不合理的敌意反应都是因为自负受伤而引起的，但受伤的自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确实比人们一般认为的还要大一些。分析学家应该一直都要警惕这样一种可能性，尤其是要关注患者对他（即分析学家）、对解释以及对整个分析情境的反应。如果敌意中有诋毁贬损、轻视污蔑或故意羞辱的成分，那么，分析学家就能更容易看出它与受伤的自负之间的关联。在这里，起作用的是直接的复仇法则（law of retaliation）。患者由于不了解这一法则，往往就会觉得受到了羞辱，从而以牙还牙。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再去谈论患者的敌意纯粹就是浪费时间。分析学家必须直奔主题，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患者的内心深处，有哪些东西被他视为耻辱？100有时候，在分析刚刚开始，分析学家还没有触及患者的痛处之时，患者想要让分析学家丢脸的冲动，或者认为分析不会有任何效果的想法看起来好像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在无意识之中可能会因为接受分析这一事实而感到耻辱，而分析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让患者清楚地意识到敌意与受伤的自负之间的联系。

当然，分析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分析过程之外。如果更常想到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无礼的行为可能是因为自负受到了伤害而产生，那我们就能省去很多的痛苦，甚至是让人心碎的麻烦。因此，当我们慷慨大方地帮助了一个朋友或亲戚，而对方却表现出令人厌恶的行为举止时，我们不应该因为他的忘恩负义而难过，而应考虑到他的自负因为接受我们的帮助而受到了多么大的伤害。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们要么同他谈一谈这件事情，要么尽量以顾全其面子的方式给予他帮助。同样，如果有一个人总是用轻蔑的态度对待他人，那我们光对他的傲慢自大表示不满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把他看成一个因为自负而相当脆弱以致在生活中浑身伤痕累累的人。

还有一点不太为人所知，那就是：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冒犯了自己的自负，那么，这种敌意、憎恨或蔑视也同样会针对我们自己。强烈的自责并不是这种针对自我的愤怒所能表现的唯一形式。事实上，报复性的自我憎恨（self-hatred）具有许多深远的意义，如果我们现在把它放到众多因自负受伤而产生的反应中一起谈论，就会找不到头绪。因此，我们把它放到下一章来讨论。

预期会出现的耻辱和已经发生的耻辱可能都会引发恐惧、焦虑、恐慌的反应。预期会出现的恐惧可能与考试、公开表演、社交聚会或约会有关。在这样的情况下，预期会出现的恐惧通常被描述为是“怯场”（stage fright）。如果我们用“怯场”来比喻在任何公开表演或私下表演之前所出现的不合理的恐惧，那么，它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描述性术语。它所涵盖的场合有很多，包括：我们想给他人留下一个好印象的场合——这个“他人”可能是新亲戚、某个知名人士，也可能是饭店的领班；或者我们开始从事新活动的场合，101比如开始一份新的工作，开始绘画，或者去上公开演讲课。那些备受此种恐惧折磨的人常常会称它们是对失败、丢脸、被嘲笑的恐惧。这些看起来好像就是他们所害怕的事情。但实际上，这种说法会让人误解，因为这样说就意味着对现实失败的恐惧是合理的。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对一个特定的个体来说，“什么样的事情算失败”是主观的。它可能包括所有没能构成荣誉或没有达到完美的一切，确切地说，对这种可能性的预期就是适度“怯场”的本质所在。一个人害怕自己无法表现得像他那些严苛的“应该”所要求的那样优秀，所以害怕自己的自负将会受到伤害。我们后面还会了解到一种更加有害的“怯场”，一旦处于这种“怯场”状态，个体身上的无意识力量便会起作用，从而使他的表现能力无法正常发挥出来。这样一来，“怯场”便成了一种恐惧：因为他自身的自我破坏倾向，他将陷于可笑的尴尬之中，忘记台词，“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因而让自己丢脸，而不是给自己带来荣誉和胜利。

另一类预期会出现的恐惧往往与一个人的表现的质量无关，而与他不得不做一些将伤害其某种自负之事的前景有关——比如要求加薪、请人帮忙、提出申请、与女人亲近等等——因为这些事情包含了被拒绝的可能性。如果与女人亲近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是一种耻辱，那么，这个人在性行为发生之前就可能会出现此种预期会出现的恐惧。

“侮辱”也可能会引起恐惧反应。对于他人对自己的不尊重态度或傲慢举动，许多人的反应是发抖、战栗、出汗或者其他某种恐惧的表现。这些反应是愤怒和恐惧的混合体，这种恐惧有一部分是对自身暴力的恐惧。另外，羞愧感也可能会引起同样的恐惧反应，而个体本身没有意识到这种羞愧感。一个人如果一直以来都表现得相当笨拙、胆小或无礼，那么，他可能就会因为一种不确定感而突然感到不知所措，或者甚至是感到恐慌。例如，有一个个案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开车沿着山路上山，路的尽头有一条小径通往山顶。这条小径虽然相当陡峭，但只要不泥泞湿滑，还是不难走的。此外，她的衣着不太合适：她穿着新套装、高跟鞋，且没有带手杖。尽管如此，她还是尽力往上走；102但滑倒几次之后，她放弃了。休息的时候，她看到远处的山下有一只狗正对着行人狂叫，她开始害怕起这只狗来。这种恐惧让她大吃一惊，因为她平常并不怕狗，而且她还意识到，狗的旁边有人，显然是狗的主人，因此她根本没有理由害怕。于是，她开始思考这件事，她突然想到，青少年时期曾发生过一件让她感到非常羞愧的事情。于是，她意识到自己此时就像当时一样，实际上是因为自己“不能”到达山顶而感到羞愧。“但是，”她自言自语道，“强迫做这件事情事实上并不是明智的选择。”紧接着，她又想：“但是，我应该能够做成这件事。”这样，她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正如她自己所说，她认识到，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愚蠢的自负”受到了伤害，所以她在面对可能受到的攻击时感到非常无助。就像我们后面将要了解到的，她在无助的状态之下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自己，并将危险外化了。这部分自我分析虽然不全面，但很有效：她的恐惧消失了。

相比于对恐惧的反应，我们对愤怒的反应有更为直接的了解。但归根结底，它们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不理解其中的一种反应，我们就无法理解另一种。这两种反应之所以出现，都是因为一种对我们自负的伤害成了一个可怕的危险。其部分原因在于自负取代了自信，这一点我们在前面曾讨论过。不过，这个答案并不全面。正如我们后面将会看到的，神经症患者一会儿生活在自负中，一会儿生活在自卑中，因此，受伤的自负往往就会将他逼进自卑的深渊之中。要想理解焦虑的一次又一次发作，我们必须将这一最为重要的联系谨记于心。

尽管在我们自己的脑海之中，对愤怒的反应、对恐惧的反应可能与自负都没什么关系，但这两种反应或许会起着路标的作用，指向自负的方向。即使这些二级反应本身不出现，整个问题也会变得混乱得多，因为它们可能会因为某个原因而受到压制——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能会导致或引发某些症状，如精神病发作、抑郁、酗酒、身心障碍等。或者，103坚持愤怒、恐惧这两种情绪的需要可能会变成有助于情绪平息的因素之一。不仅愤怒和恐惧会平息，所有的情感也都会变得不那么丰富，其强度也会有所下降。

神经症自负的有害性在于它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它对个体而言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它又会使个体极其脆弱。这种状况往往会导致紧张，由于紧张的情绪经常出现，且非常强烈，个体通常无法忍受，因此需要治疗：当自负受伤时，个体会自动努力地恢复自负；当自负面临危险时，个体会自动努力地避开危险，以免自负受到伤害。

保全面子的需要往往很迫切，而且，不止一种方法可以满足这种需要。事实上，方法非常多，粗劣的也有，巧妙的也有，因此，我必须将我的陈述局限于较为常见、较为重要的方法上。一种最为有效且看起来几乎无所不在的方法，通常与因为感觉受到了羞辱而产生的报复冲动相关联。在前面，我们曾把它当成一种对受伤的自负中所涉及之痛苦和危险的敌意反应来讨论过。不过，报复除此之外可能也是一种自我辩护的手段。它包含这样一种信念，即通过报复那个冒犯我们的人，我们的自负便可得以恢复。而此种信念产生的基础是这样一种感觉，即冒犯者用他伤害我们自负的力量凌驾于我们之上，并打败了我们。我们只有采取报复行动，把冒犯者伤害得更深，形势才会扭转。神经症患者采取报复行动的目的不是“和对方打成平手”，而是用更为猛烈的还击以期取得胜利。只有取得胜利，才能恢复想象中的伟大，而这种想象的伟大中，满满的都是自负。正是这种恢复自负的能力，使得神经症报复（neurotic vindictiveness）具有了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顽固性，并解释了神经症报复的强迫性特征。

由于后面还会更加详细地讨论报复[2]，因此，在这里，我仅简要概括几个基本因素。由于报复力（power to retaliate）对于自负的恢复来说非常重要，因此，报复力本身可能也具有自负的性质。在某些类型的神经症患者看来，报复力就是力量，104而且常常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一种力量。相反，无论是外在因素还是内在因素阻止了他采取报复行动，无力反击通常都意味着软弱。因此，当这种人感觉到了耻辱，而形势或者他内心的某些东西又不允许他采取报复行动时，他就会受到双重的伤害：原先受到的“侮辱”，以及与报复性胜利相反的“挫败感”。

如前所述，在追求荣誉的过程中，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经常出现。如果这种需要成为生活中的主要动力，那么，它就会形成最难以解决的恶性循环。这样一来，以各种可能的方法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决心就非常坚定，以至于它会强化整个对荣誉的需要，进而强化神经症自负。而膨胀的自负反过来又会增强报复性，从而使想要获得胜利的需要变得更为强烈。

在各种恢复自负的方法中，第二重要的方法是对所有以某种方式伤害过其自负的事或人失去兴趣。许多人之所以不再对运动、政治、知识性追求等感兴趣，是因为他们迫切需要胜过他人或者做一件完美的工作，但这种需要却得不到满足。这样一来，形势对他们来说就变得难以忍受了，因此，他们常常会选择放弃。他们往往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仅仅只是失去了兴趣，转而从事一种实际上低于其自身潜力的活动。一个人本可以成为一名好教师，但由于被分配去做一项他不能立即掌握的工作，或者他认为这项工作有损于他的身份地位，结果，他对教书的兴趣大大降低。这种态度上的转变也和学习过程有关。一个极具天赋的人或许会满怀热情地开始学习戏剧或绘画。他的老师或朋友发现他很有前途，于是经常鼓励他。但是，尽管他极具天赋，他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巴里莫尔（Barrymore）或雷诺阿（Renoir）。他还认识到，自己并非班上唯一一个具有天赋的人。自然，他会因为自己最初的努力而感到尴尬。所有这一切都会伤害他的自负，而且，他可能会“突然”认识到绘画或戏剧并不是他的专长，他从未“真正”对它们产生过兴趣。于是，他失去了兴趣，开始逃课，很快就完全放弃了。他转而开始追求其他的东西，但结果只是进入相同的循环。通常情况下，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或者因为他自己的惰性，他可能会坚持从事某项活动，但他在从事这项活动时总是无精打采，105以至于从来都不考虑如果不从事这项活动的话可能会发生什么。

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可能也会出现同样的过程。当然，我们或许有很好的理由不再喜欢某个人：我们可能一开始对他的评价过高，或者我们的发展方向出现了分歧。但无论如何，为什么我们的喜欢会变成冷漠这个问题都是值得考察的。我们不应仅仅把它归咎为没有时间，或者说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错误。很可能在跟他交往的过程中确实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伤害到了我们的自负。也许是在跟另一个人相比较时，他更占优势。也许是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尊重我们。我们认识到，是我们辜负了他，因此他会让我们感到羞愧。所有这些在婚姻或恋爱关系中可能都会起着深远的作用，于是，我们往往会把这当成“我不再爱他了”。

所有这些退缩浪费了我们相当多的精力，而且常常会让我们感到很痛苦。但其最具破坏性的一面是我们对自己的真实自我失去了兴趣，因为我们不再为自己的真实自我而感到自豪——这个主题我们到后面再做讨论。

恢复自负的方法还有很多种，虽然这些方法很出名，但在此上下文中，却很难让人理解。例如，我们可能说过一些话，后来又觉得这些话很愚蠢——不切要领、考虑不周、太过傲慢或者表达的歉意太过——我们就会忘掉这些话，否认自己曾经说过这些话，或者辩解说当时说的那些话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与这种否认（denials）相类似的是对事件的歪曲（distortions）——最小化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忽略某些因素，强调另一些因素，并从对我们有利的方面来解释这些因素——这样，我们的过错最终就得到了掩饰，而我们的自负也不会受到伤害。令人尴尬的事件可能也会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我们心里，但被我们用借口和托词抹掉了。某个人承认自己大吵大闹了一场，但那是因为他已经有三个晚上没有好好睡觉了，或者是因为别人惹恼了他。他承认他确实伤害了某人的感情，很鲁莽，也没有替他人着想，但他的本意是好的。他承认他辜负了一个需要他的朋友，但这是因为他没有时间。所有这些借口可能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也可能全部都真实，但在这个人心里，这些借口的作用并不是让人觉得他所犯的某个失误其实情有可原，而是要把这个失误完全抹掉。同样，很多人都觉得，如果做错了事情，只要说一声抱歉，就可以让一切恢复正常。

所有这些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106即拒绝为自我承担责任。无论是忘记我们不引以为豪的事情，还是美化我们不引以为豪的事情，或是谴责其他人，我们都是希望通过不承认自己的缺点来保全自己的面子。拒绝为自我承担责任也可能隐藏在一种虚假的客观性背后。一名患者可能会对自己进行相当敏锐的观察，并相当精确地说出对自身的不满意之处。从表面上看，他好像颇具洞察力，而且对自己很坦诚。但是，“他”或许只是一个聪明的观察者，观察到了一个被抑制、很害怕或者傲慢无礼地提出过高要求的家伙。因此，既然他不需要为他所观察到的那个家伙负责，他的自负所受到的伤害就会减轻——再加上他的自负的闪光灯主要聚焦于他那敏锐且客观的观察力上，因此他的自负就更不会受到伤害了。

也有一些人并不喜欢客观地看待自己，或者甚至不喜欢真实地看待自己。但是，当这样一名患者意识到自己的某种神经症倾向时——尽管这种态度会引起普遍的逃避行为——他或许可以清楚地区分开“他”和他的“神经症”或者他的“无意识”。他的“神经症”是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与“他”没有关联。这听起来让人觉得非常吃惊。事实上，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一件保全面子的事情，而且是一件保全性命的事情，或者至少是一种能够让他保全神智正常的方法。他的自负极其脆弱，如果他承认自己遭受困扰，就等于是把他撕成了两半。

在这里，要提到的最后一种保全面子的方法是利用幽默（humor）。如果一名患者能够坦率地认识到自己的困难，并用些许幽默来面对这些困难，那么，这自然就是内心解放的一个标志。但是，有一些患者在分析刚开始的时候不停地拿自己开玩笑，或者戏剧性地夸大自己的困难，以至于看起来显得有些滑稽可笑，而与此同时，他们对任何的批评又都敏感到了让人觉得荒唐的地步。在这些情况下，患者都是用幽默来缓解羞愧所带来的痛苦，否则，他们便无法忍受。

自负受伤后，恢复自负的方法有很多。但是，自负不仅非常脆弱，而且非常珍贵，以至于到了以后也必须要好好保护。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建立一个精巧的回避系统（system of avoidances），希望在以后能够避免受到伤害。107这也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他没有意识到他之所以想回避一项活动，是因为这项活动有可能会伤害他的自负。他只是这样回避了，通常情况下，他自己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回避。这个过程与各种活动及人际关系有关，它可能会妨碍现实的奋斗和努力。如果这一过程普遍存在，那它真的就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他通常不从事与自身能力相称的任何重要的事业，生怕自己不能取得显赫的成功。他想写作或绘画，但却不敢着手去做。他不敢接近女孩子，生怕遭到她们的拒绝。他甚至不敢出门旅行，生怕自己在旅店经理或列车服务员面前笨手笨脚。或者他可能只去人们都认识他的地方，因为当身边都是陌生人时，他会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通常不参与社交活动，以免自己感觉不自在。于是，他会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要么做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事情，要么固守一份普通的工作，并严格限制自己的开销。在不止一个方面，他都过着与自己的收入不相称的生活。从长远来看，这必将使他远离他人，因为他无法面对自己落后于同龄人这样一个事实，因此他会避免同其他人比较，或者避免被他人问到任何与工作有关的事情。为了让生活继续下去，他必须更坚定地守住他那个秘密的幻想世界。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对于他的自负而言，与其说是一种治疗手段，不如说是掩饰手段。因此，他可能会开始培养他的神经症，因为带有一个大写字母N的神经症（neurosis）成了他缺乏成就的宝贵托词。

这些都是极端的发展，不用说，自负虽然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回避仅局限于某些方面。一个人在那些受到压抑最少且能帮助他获得荣誉的工作中可能会表现得相当积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他可能会努力工作，并在这个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却回避社交生活。相反，他可能会觉得在社交活动中，或者扮演像唐璜（Don Juan）那样的角色时比较安全，但却不敢冒险去从事任何会考验其潜能的重要工作。他或许觉得做一个组织者很安全，但却回避与任何人有私人交往，因为他觉得自己在人际关系中很容易受到伤害。在诸多因害怕与他人有情感纠葛而产生的恐惧（神经症分离）中，108害怕自负受伤的恐惧通常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出于许多不同的原因，一个人可能特别害怕不能成功地与异性相处。如果这个人是男性的话，他会无意识地预期这样的结果：如果和女人亲近，或者与她们发生性关系，那么，他的自负就会受到伤害。因此，女人对他（以及他的自负）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这种恐惧可能非常强烈，足以抑制或者甚至粉碎女人对他的吸引力，从而使他避免与异性接触。这样产生的抑制并不是他转为同性恋的唯一原因，但它确实是他偏爱同性的原因之一。以多种不同形式出现的自负是爱情的敌人。

这种回避可能与许多不同的具体事情有关。因此，一个人可能会回避在公众场合讲话、参加体育活动或者打电话。如果他身边有某个人愿意打电话、做决定或者与房东打交道，那么，他就会把这件事情丢给他去做。在这些具体的活动中，他很可能意识到自己在回避某事，但在更多场合下，这个问题却常常被一种“我不能”或者“我不在乎”的态度给掩盖了。

在分析完这些回避现象后，我们发现，有两条原则在其中起了作用，这两条原则决定了这些回避的性质。简单说来，一条原则是通过限制个人生活以确保安全。放弃、退缩或屈从，比冒险让自己的自负暴露于伤害之下更为安全一些。在许多情况下，个体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生活限制到受束缚的程度，很可能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印象深刻，更能说明自负有多重要了。另一条原则是：不去尝试比尝试后却失败了更为安全。这第二条原则给回避打上了最后的烙印，因为它剥夺了个体逐渐去克服他所遇到的一切困难的机会。以神经症患者的前提为基础，这条原则甚至可以说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不仅要为过分限制自己的生活付出代价，而且从长远来看，他的退缩也会让他的自负受到更深的伤害。当然，他并不会用长远的眼光来思考问题。他只关心眼前的尝试和错误所带来的危险。如果他根本不去尝试，他的自负就不会受到伤害。他能找到某种借口。至少在他自己的心里，他可能会产生一种自我安慰的想法：109要是他之前尝试过，他可能已经通过了考试、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或者赢得了某个女人的青睐。他常常还会有更为荒唐的想法：“如果我专注于作曲或写作，那么我将会比肖邦（Chopin）或巴尔扎克（Balzac）更为伟大。”

在很多情况下，回避延伸到了我们对待所渴求之物的情感上。简而言之，回避可能会涉及我们的愿望。我曾提到过，有一些人认为得不到自己想要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可耻的失败。因此，仅仅是希望（wishing）就包含了太大的风险。而这样一种压抑愿望的做法却意味着我们的活力受到了束缚。有时候，人们还不得不回避任何会伤害其自负的想法。在这一点上，意义最为重大的回避是不去想任何与死亡有关的事情，因为只要一想到自己会像其他人一样变老、死去，就会让他们觉得无法承认。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道林·格雷的画像》（Dorian Gray）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了一种对于永恒青春的自负。

自负的发展是合乎逻辑的结果，是这个从追求荣誉开始的过程的高潮以及对这个过程的巩固。一开始，个体可能只是拥有一些相对无害的幻想，在这些幻想中，他把自己刻画为某个富有魅力的人物。接着，他在自己内心之中创造出一个有关自己“实际上是”“可能是”以及“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理想化意象。然后是最具决定性的一步：他的真实自我逐渐消失，而那些本可以用于自我实现的能量却被转移去实现其理想化自我了。这种要求正是他为了维持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而做出的努力，而他所要维持的这个位置适合于理想化自我的重要性，同时它也支持这种理想化自我。他用他的各种“应该”，驱使自己去实现这种完美的自我。最后，他必须建立个人价值体系，这个体系就像《一九八四》（乔治·奥威尔著）中的“真理部”一样，决定着他喜欢和接受自己身上的什么、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傲。不过，这个价值体系也必须决定他要拒绝什么、厌恶什么、以什么为耻、鄙视什么、憎恨什么。对于该价值体系来说，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自负与自我憎恨密不可分，它们是同一个过程的两种表现。

注释：

[1]参见玛丽·拉塞于1946年在精神分析促进会上宣读的论文《精神分析与教育》（Psychoanalysis and Education）。

[2]参见第八章——扩张型解决方法。

第五章 自我憎恨与自我轻视^110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追溯了神经症的发展过程，它始于自我理想化，然后一步一步地以必然的逻辑性将价值观转变成神经症自负的现象。事实上，这个过程比我迄今为止所呈现的还要复杂一些。同时起作用的另一个过程不但增强了神经症发展过程，而且使其变得复杂了起来——这一过程虽然同样产生于自我理想化，但看起来却好像完全相反。

简单说来，当一个人将其重心转向他的理想化自我时，他不仅会抬高自己，而且必定会从错误的视角看待他的真实自我——他在某个特定时刻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他的身体和心理、他的健康状况和神经症状况。美化过的自我不但成了他所追求的一个幻影（phantom），而且也成了他衡量自己真实情况的标尺。当他从一个像神一样完美的视角来看，这种真实的自我就会让他觉得非常尴尬，以至于他不得不轻视这种真实的自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实际上只是人类中一员的现实会不断地干扰他追求荣誉的努力——这一点意义很重大——因此，他注定会憎恨这种现实，也会憎恨他自己。由于自负和自我憎恨实际上属于同一实体，因此，我建议把所有相关的因素统称为^111自负系统（the pride system）。而正是由于这种自我憎恨，我们开始思考这一过程的全新的一面，它会使我们对自我憎恨的看法大为改观。我们有意将这个有关自我憎恨的问题搁置一边，直到现在才提起，是为了先清楚地了解实现理想化自我的直接驱动力。不过，我们接下来必须了解它的全貌了。

无论我们的皮格马利翁是多么疯狂地试图将他自己塑造成一个辉煌的人物，他的动机都注定会遭遇失败。他至多只能从意识中排除一些干扰性的矛盾，但这些矛盾依然存在。事实上，他依然不得不一个人面对生活。无论他是吃饭、睡觉，还是上洗手间，无论他是工作，还是做爱，他都始终跟自己在一起。他有时候想，如果他能够与妻子离婚、换一份工作、搬到另一所公寓或者去旅行，那么，一切都将变得更好；但事实上，他到哪儿都必须跟自己在一起。即使他像一台加满了油的机器一样功能良好，他也依然存在精力、时间、能力、耐力等方面的局限——这些是人类的局限。

借助下面这两个人可以对这种情况做最好的描述。一个是独一无二的理想人物；另一个是无处不在的陌生人（即现实自我），这个陌生人总是干扰他、妨碍他，让他尴尬窘迫。用“他和陌生人”来描述理想化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冲突之所以看起来很贴切，是因为这种描述与个体的感觉很接近。而且，即使他可以摒弃实际的干扰，认为它们与自己毫不相干或没有关系，他也永远不可能远远地逃离自己，从而不让它们在他身上“留下痕迹”[1]。尽管他或许会成功，或许生活得相当好，或者甚至被独特成就所带来的宏大幻想冲昏了头脑，但他还是感到自卑或者没有安全感。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虚张声势的人、骗子、怪物，从而感到痛苦——这种感觉他无法言喻。但当他接近自我的现实情况时，他对自己内在的了解往往会准确无误地出现在他的梦中。

通常情况下，自我的现实会以让人痛苦的方式准确无误地袭来。在想象中，他像神一样，但在社交情境里，他却缩手缩脚。每当他想给某个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时，112他的手就会不由自主地颤抖，说话就会变得结巴，或者面红耳赤。他感觉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情人，但却可能会突然变得性无能。在想象中，他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跟老板谈话，但在现实中，他却只是一个劲地傻笑。一直要到第二天，他才能想到能够永久性解决争论的精彩话语。她永远都无法让自己变得像理想中的窈窕淑女那般苗条，因为她总是强迫性地吃太多东西。真实的、经验的自我成了唐突的陌生人，而理想化自我碰巧受其束缚，因此理想化自我会以仇恨和鄙视来反对这个陌生人。真实自我成了自负的理想化自我的牺牲品。

自我憎恨往往会导致人格的明显分裂，而这种分裂开始于一个理想化自我的出现。它意味着有一场战争正在进行。事实上，这正是每一个神经症患者的本质特征：他是自己与自己交战。实际上，这种分裂构成了两种不同冲突的基础。其中一种冲突存在于自负系统本身内部。正如我们将在后面详尽阐述的，它是扩张性驱力和自谦性驱力之间的潜在冲突。另一种更为深层的冲突是整个自负系统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冲突。真实自我虽然被推到了幕后，受到追求至高无上这种自负的压抑，但它依然具有很大的潜力，而且在有利的条件下，它或许还可以获得充分的发展。在下一章，我们将讨论这种冲突的发展特征和发展阶段。

这第二种更为深层的冲突在分析开始时往往并不明显。但是，当自负系统摇摇欲坠，个体就会变得与自己更为接近；当他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感受、知道自己的愿望、赢得自由的选择、做出自己的决定并为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时，反抗的力量便会接踵而来。现在，自负系统与真实自我之间的战争越来越清晰了。此时，自我憎恨与其说直接指向真实自我的局限和缺点，不如说指向真实自我新出现的建设性力量。与我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任何神经症冲突相比，它都是一种更大的冲突。我建议称它为主要的内心冲突（central inner conflict）[2]。

我想在此处插入一段理论性的评论，113因为这能帮助我们更为清楚地理解这种冲突。在我以前撰写的其他著作中，我曾使用过“神经症冲突”（neurotic conflict）这个术语，指的是那种因被夹在两种不相容的强迫性驱力之间而产生的冲突。而主要的内心冲突则是一种介于健康冲突和神经症冲突之间的冲突，是一种介于建设性力量和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扩大定义的范围，将神经症冲突界定为一种产生于两种神经症力量之间，或者健康冲突与神经症冲突之间的冲突。这种差别很重要，超越了术语学上的解释。自负系统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冲突之所以比其他冲突具有使我们分裂的更强力量，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在于部分卷入（partial involvement）与全部卷入（total involvement）之间的不同。这二者之间的不同就好比是在一个国家中个别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整个国家都卷入内战之中的差别。第二个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生命的核心、我们的真实自我及其所具有的成长能力，其实在为自身的生存而斗争。

对真实自我（real self）的憎恨远比对现实自我（actual self）之局限的憎恨更不易觉察，但它构成了自我憎恨永不缺席的基础——或者说一直为其提供主要能量的潜流，即使对现实自我之局限的憎恨可能非常显眼，亦是如此。因此，对真实自我的憎恨的表现形式可能较为单一，而对现实自我的憎恨却始终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例如，如果我们的自我憎恨因“自私”——为了自己而做的任何事情——而表现出一种冷酷无情的自我谴责，那么，这或许是且很可能既是一种因为自己没有达到绝对的圣洁而产生的憎恨，也是一种粉碎我们的真实自我的方式。

德国诗人克里斯蒂安·摩根斯坦在他的《成长的痛苦》（Entwicklungsschmerzen，即“Growing Pains”）[3]中简要地表达出了自我憎恨的性质：

我将屈从，自我毁灭，

我生而为二，理想之我与现实之我。

二者之中，一方终将被另一方歼灭。114

理想之我就像一匹奔腾的骏马（现实之我束于其尾），

就像一个车轮（现实之我缚于其上），

就像复仇女神，伸出她的魔爪，紧紧抓住现实之我的头发不放，

就像有吸血鬼盘踞在他的心脏，不停地吸着他的血。

诗人用短短的几行便将这个过程清楚地表达了出来。他说，我们可能会以一种让人萎靡、使人痛苦的恨意来憎恨我们自己——这种恨意的破坏性极强，以至于我们无力与其对抗，而且可能会让我们自己受到心理上的伤害。而且，他说，我们之所以憎恨自己，不是因为我们毫无价值，而是因为我们不断被驱使着去超越自我。他还说，这种恨意源自理想之我与现实之我之间的冲突。这不仅是一种分裂，而且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战争。

自我憎恨的力量及固执性（power and tenacity of self-hate）十分惊人，即使在相当熟悉其运作方式的分析学家看来，亦是如此。当我们试图解释其深刻性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骄傲的自我因感觉到屈辱且每一步都会受到现实自我的限制而产生的愤怒感。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种愤怒最终的无能为力。因为虽然神经症患者可能会试图将自己视为脱离肉体的灵魂，但他的生存仍依赖于现实自我，因此他要想获得荣誉，也依赖于现实自我。如果他打算杀掉被憎恨的自我，他必定同时也会杀掉那个荣耀的自我，就像道林·格雷（Dorian Gray）所做的那样，在将剑刺向画像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他的堕落。一方面，这种依赖性通常可以阻止自杀行为。如果不是因为有这种依赖性，自杀将成为自我憎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事实上，自杀行为较少发生，它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自我憎恨只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正是这种依赖性，使得自我憎恨变得更为残酷无情，就像任何无力愤怒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

此外，自我憎恨不仅是自我美化的结果，而且也是维持自我美化的动力。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驱动力，驱使着个体去实现理想化自我，并通过消除相互冲突的因素，从而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充分的整合。正是这种对不完美的谴责，进一步证实了个体所认同的像神一样完美的标准。在分析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自我憎恨的这种功能。当我们^115揭示出患者的自我憎恨后，我们可能会天真地预期，他将迫切地想要摆脱自我憎恨。有时候，这样一种健康的反应确实会出现。但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反应是分裂的。一方面，他不可避免地认识到自我憎恨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和可怕危险；但另一方面，他可能也会觉得反抗这种束缚的危险甚至会更大。他可能会用看似最为合理的说法为他的高标准，以及因为对自我有了更大的容忍性从而导致马虎松懈的危险辩护。或者，他也可能会逐渐地表明他的信念，即他轻视自己是理所应当的。这种信念表明，只要他仍然坚持他的自大标准，他就不可能接受他自己。

导致自我憎恨变成一种如此残酷无情的力量的第三个因素，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那就是与自我的疏离（alienation from self）。简单地说就是：神经症患者对自己没有任何感觉。神经症患者如果想采取某种建设性的行动，那么，在承认自己失败之前，他必须先对遭受痛苦的自我产生某种同情，并在某种程度上体验这种痛苦。或者，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在他认识到自我挫败（self-frustration）开始让他感到不安，或者甚至对他造成困扰之前，他必须先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自身愿望的存在。

对自我憎恨的意识（awareness of self-hate）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不论是在《哈姆雷特》（Hamlet）、《理查三世》（Richard Ⅲ），还是前面所引用的诗歌中，作者所表达的都不仅仅局限于他们对人类灵魂所遭受之痛苦的洞察。虽然间隔时间或长或短，但很多人都常常体验到自我憎恨或自我轻视本身。他们可能会有一闪而过的“我恨我自己”或者“我看不起我自己”的感觉，他们也可能对自己大发雷霆。但是，这种鲜活的自我憎恨体验只有在痛苦的时候才会出现，一旦痛苦消失，这种体验也就被遗忘了。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问：这样的感觉——或想法——是否不仅仅只是一种对“失败”、“愚蠢举动”、做错事的感觉或者对某种心理障碍之认识的暂时性反应？因此，他们并没有察觉到自我憎恨的破坏性及持久性。

谈到以自责（self-accusations）形式表现出来的自我憎恨，因其差异范围过于广泛，所以没法做一般性的叙述。116那些一直缩在自以为是的壳子里的神经症患者，压抑了所有的自责，以至于他们什么都意识不到。而与此相反的是自谦型神经症患者，他们会坦诚地表达自责和负罪感，或者他们会公然地表现出道歉行为或防御行为，从而暴露了这些情感的存在。实际上，觉察方面存在的这些个体差异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到后面会讨论它们的意义，以及它们是怎样产生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自谦型神经症患者可以意识到自我憎恨。因为即使是那些意识到了自责的神经症患者，往往也意识不到自责的强度以及它们所具有的破坏性。此外，他们也意识不到这些自责所固有的徒劳无用性，并常常将自责视为证明其具有高道德敏感性的证据。他们通常不会怀疑自责的正确性，事实上，只要他们从像神一样完美的视角评判自己，他们就不可能质疑其正确性。

不过，几乎所有的神经症患者都能意识到自我憎恨的结果（results）：感到内疚、自卑、受束缚、痛苦不堪。但是，他们丝毫意识不到，其实是他们自己造成了这些痛苦和自我评价。即使他们意识到了一点点，也会被他们的神经症自负所淹没。他们通常不会因为感觉受到了束缚而痛苦，反而以“不自私……禁欲克己……自我牺牲……做责任的奴隶”——这些词语成了对抗自我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为傲。

从观察到的这些现象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我憎恨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无意识过程。归根结底，我们对患者没有意识到其影响的现象仍然感兴趣。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个过程的大部分通常被外在化了，也就是说，个体并不认为这个过程发生在他自身内部，而是发生在他和外在世界之间。我们可以粗略地将自我憎恨的主动外化（active externalization）和被动外化（passive externalization）区分开来。前者力图将自我憎恨指向外在世界，去对抗生活、命运、各种制度及他人。而后者，其憎恨则依然停留在对抗自我的层面，但个体却将其感知或体验为来源于外在世界。通过这两种方式，个体的内心冲突由于转变成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从而使得其所导致的紧张状态得到了缓解。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这个过程可能表现的具体形式及其对人际关系的影响。117我之所以在此介绍，只是因为自我憎恨的许多不同种类，可以从其外化形式中得到最为充分的观察和描述。

自我憎恨的表现形式与人际关系中的憎恨完全相同。我们可以用历史上一个让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的例子来说明后一种憎恨，即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憎恨。我们看到，希特勒邪恶地威胁他们，谴责他们，羞辱他们，公开侮辱他们，不择手段地剥夺他们的一切，摧残他们，毁掉他们对未来的希望，最后，折磨他们并杀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家人之间或者竞争者之间，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些憎恨会以更为文明或更为隐秘的形式表现出来。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自我憎恨的主要表现（main expressions of self-hate）及其对个人的直接影响。伟大的作家都观察到过所有这些表现。自弗洛伊德开始，精神病学文献中提到的大多数个体资料把自我憎恨描述为自责、自我贬低、自卑感、无力享受生活、直接的自我毁灭行为，以及受虐倾向等。但是，除了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death-instinct）概念以及弗朗兹·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卡尔·门宁格（Karl Menninger）对其所做的详细阐释[4]之外，没有哪种综合理论可以解释所有这些现象。不过，虽然弗洛伊德的理论涉及相似的临床资料，但却基于完全不同的理论前提，以至于对所涉及之问题的理解以及治疗这些问题的方法都完全不同。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这些差异。

为了不迷失在细节之中，让我们区分一下自我憎恨的六种运作模式（modes of operation），或者说表现形式，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谨记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是交叉重叠的。粗略说来，这六种运作模式或表现形式分别是：对自我的无尽需求、无情的自我谴责、自我轻视、自我挫败、自我折磨和自我毁灭。

在前一章，我们曾讨论过对自我的需求（demands on self），在我们看来，对自我的需求是神经症患者改变自己以符合其理想化自我的手段。不过，我们也曾提到，118内部指令构成了一种强制性系统、一种专政。人们未能实现它们时，就可能会感到震惊和恐慌。现在，我们可以更为充分地理解为什么内部指令具有强制性，是什么使得人们如此疯狂地试图遵从内部指令，人们为什么会对“失败”有如此强烈的反应。这些“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负，也在同样程度上取决于自我憎恨。当人们未能实现这些“应该”时，自我憎恨的狂怒就会爆发出来。我们可以把这比作抢劫，抢劫者手拿左轮手枪指着被抢劫者，说：“交出你所有的财物，不然我就一枪毙了你。”相比之下，持枪者的抢劫行为可能是这两种要求中更为人性一些的要求。而遭受恐吓威胁的那个人为了保命，则极有可能做出妥协，但是，“应该”却无法得到满足。此外，从所有人都终将死去这个意义上说，终生遭受自我憎恨的痛苦折磨似乎比被一枪射死还要更为残忍一些。在此引用一名患者的信中的一段话[5]：“神经症最初是科学怪人（Frankenstein monster）设计出来保护自己的，结果却扼杀了他的真实自我。不管你是生活在一个集权国家还是生活在个人的神经症里，其实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你在集中营里总会倾向于用其中一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集中营里，所有一切都指向于尽可能痛苦地毁灭自我。”

事实上，这些“应该”就其本质而言具有自我毁灭性。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了它们所具有的破坏性的一个方面：它们给个体套上了层层束缚，并剥夺了他的内在自由。即使他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完美的行为主义者，他也是以牺牲他的自发性、情感与信念的真实性为代价才做到这一点的。事实上，这些“应该”就像所有的政治暴行一样，也旨在于灭绝人的个性。它们创造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类似于司汤达（Stendhal）在《红与黑》（The Red and the Black）（或者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学院氛围，在那里，个体的任何思想和感受都会被人怀疑。它们需要的是一种绝对服从，而个体甚至感觉不到这是一种服从。

除此之外，许多“应该”的内容本身便表现出了它们的自我毁灭性。下面，我想以三种“应该”为例来说明，这三种“应该”都是在病态依赖的条件下产生的，119因此我们将以此为背景加以阐释：我应该强大到丝毫不介意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事情；我应该能够让她爱我；我应该为“爱”牺牲一切！这三种“应该”结合到一起，确实必定会让病态依赖所导致的痛苦折磨永久存在。另一种经常出现的“应该”向个体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应该为他的亲人、朋友、学生、职员等负起全部的责任。他应该能够解决每一个人的问题，让每一个人即刻便能获得满足。这就意味着：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出了问题，就都是他的过错。如果某个朋友或亲戚因为某种原因而感到不安，抱怨、指责、不满或想要得到什么东西，那么，这种人就会被迫成为无助的牺牲者，因为他必定会感到内疚，并设法将一切妥善安排好。例如，有一名患者，他就像一个疲惫不堪的夏日旅馆经理：客人永远都是对的。而这些灾难事实上是否由于他的过错而造成，已经不重要了。

最近法国出版的一本著作《目击者》（The Witness）[6]把这个过程描写得淋漓尽致。书中的主人公和他的弟弟坐船出海：船只漏水，暴风雨来袭，船翻了，他们也掉入了海中。弟弟由于腿部严重受伤，无法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游泳。他注定要被淹死。主人公试图拉着弟弟一起向岸边游去，但他很快意识到他无法带着弟弟一起游到岸边。此时，他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两个人都被淹死，要么他独自逃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他决定独自逃生。但是，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凶手，而且，这种念头非常真实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以至于他确信其他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凶手。只要他行事的前提是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负起责任，那么，他的理由就不成立，也不可能有效。诚然，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但是，主人公的情绪反应恰恰说明了当人们被这样一种特殊的“应该”驱使时是怎样的感觉。

此外，一个人也可能会将对自身生存有害的事情强加到自己身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的《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这种“应该”的一个经典例子。拉斯柯尔尼科夫（Raskolnikov）为了证明他拥有让自己感到满意的像拿破仑一样的品质，觉得自己应该有能力杀人。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清清楚楚地向我们展现的那样，120尽管拉斯柯尔尼科夫对世界有诸多的怨恨，但对于他那敏感的灵魂来说，没有什么比杀人更让人厌恶的了。他必须逼迫自己这样做。而他的真实感受在一个梦中体现了出来。在梦中，他看到一匹瘦骨嶙峋、营养不良的小马正被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农夫逼着去拉满满一车它不可能拉得动的重物。农夫还残忍地用鞭子狠狠地打它，最后，它被打死了。在梦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心里突然涌起深深的同情，他向那匹小马冲了过去。

做这个梦的那段时间，拉斯柯尔尼科夫正经历激烈的内心冲突。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应该有能力杀人，但另一方面，他又极其厌恶这样做，以至于完全不能做到这一点。在梦中，他认识到，他正残忍无情地逼迫自己去做一些他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就像农夫逼迫那匹小马去拉它不可能拉得动的重物一样。而从他内心深处涌起的是对自己的深深同情，因为他正对自己做着这样残忍的事情。在梦中体验到自己的真实感受之后，他觉得自己更贴近真实的自我，于是决定不杀人了。但是不久之后，他那种拿破仑似的自我又会占据上风，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的真实自我就像瘦弱的小马难以对抗残忍的农夫一样，无法与其对抗。

导致这些“应该”具有自我毁灭性，且比其他因素更能说明它们所具有之强制性的第三个因素是自我憎恨。当我们违背这些“应该”时，自我憎恨可能就会让我们与自己相对抗。有时候，这种联系相当明确，或者说很容易建立。一个人不可能像他认为自己应该成为的那样一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像在《目击者》的故事中就充满了各种不合理的自我谴责。更常见的情况是，他意识不到这样一种违背“应该”的情况，而是好像突然就感觉到情绪低落、心神不安、疲乏无力、焦虑或暴躁。让我们回想一下前面举的一个例子：一个没有爬到山顶的女人突然变得怕起了狗。这个例子的先后顺序是这样的：首先，她明智地决定放弃爬山，而这让她体验到了一种失败感——她之所以觉得这是一种失败，是因为她没有满足其内心指令的要求，她的内心指令告诉她，她应该能够成功地完成每一件事情（当然，这一点依然保持在无意识水平）。然后，她产生了自我轻视，这一点同样仍处于无意识水平。接着，她做出了自责反应，表现为感到无助和恐惧，最初的情绪过程上升到了意识层面。121如果她没有对自我进行分析，那么对狗的恐惧将始终是一件让人困惑的事情，之所以让人感到困惑，是因为它与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毫无关联。在其他例子中，一个人在其意识层面所体验到的往往仅仅只是一些他自发地用来保护自己免受自我憎恨伤害的特殊方式，例如，他会采取一些特殊的方式来缓解焦虑情绪（狂吃、酗酒或狂买等）、觉得他人要迫害自己的感觉（被动外化）或者对他人的愤怒感（主动外化）。我们将有很多机会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些自我保护的尝试是怎样起作用的。在这里，我还想讨论另一种类似的尝试，因为这种尝试很容易被人忽略，并有可能使治疗陷入僵局。

当一个人在有意无意之间认识到，他可能无法达到他的某些特定“应该”的要求时，他便往往会做出这种尝试。于是，我们可能就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理性而又愿意配合的患者突然变得焦躁不安，就好像他觉得自己遭到了所有人、所有事的不公正对待，从而变得疯狂起来一样：他的亲戚利用他，他的老板不公正，牙医把他的牙齿弄得一团糟，精神分析对他没有作用，等等。他可能会把分析学家大骂一顿，或者对家人大发脾气。

在试图理解他的烦恼与不安时，第一个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因素是：他不断要求获得特殊照顾。依据不同的特殊情境，他可能会提出不同的要求：在办公室里，他坚持要求获得更多的帮助；在家，他坚持要求他的妻子或母亲让他独处；在分析中，他坚持要求分析学家给他很多的时间；在学校，他坚持要求获得格外优待。因此，他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有各种疯狂的要求，而当这些要求未得到满足时，他就会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当这些要求引起患者的注意时，他就会变得更加疯狂。他可能会变得更为公开地表示他的敌意。如果我们仔细倾听，就会发现他的辱骂声中贯穿着一个主题。就好像他是在说：“你这个该死的笨蛋，难道你不知道我真的需要一些东西吗？”如果我们此时想到要求往往源自神经症需要这一知识点，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要求的突然增多就意味着迫切需要的突然增多。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就有机会理解患者的痛苦所在。因此，结果可能表明，虽然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已经认识到他无法完成自己某些强制性的“应该”。例如，他可能会觉得，122他完全没有能力成功建立或维持某段恋爱关系；或者，他可能觉得他的工作负担过重，即使他竭尽全力，也无法完成；或者，他可能已经认识到，分析过程中提到的一些问题确实会让他感到沮丧，甚至让他无法忍受，或者这些问题会愚弄他，嘲笑他竟然试图完全借助意志力来消除它们。这些认识大多数是无意识的，之所以会让他感到恐慌，是因为他觉得他应该能够克服所有这些障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认识到他自己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另一种是发疯似的要求改变他的生活状况，这样他就不用去面对自己的“失败”了。他兴奋地选择了第二条路，而治疗的任务就是将他引上第一条路。

对于治疗来说，认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非常重要，即患者在认识到他无法实现各种“应该”后，可能会产生疯狂的要求。这一点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这些要求可能会导致一种非常难以控制的混乱状态。不过，从理论方面来看，它也非常重要。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许多要求所具有的紧迫性。而且，它也有力地说明了个体是多么迫切地想要实现他的各种“应该”。

最后，即使只是模糊地认识到自己不能实现这些“应该”——或者在实现这些“应该”方面即将面临失败，也可能会产生极度的绝望，因此，个体会产生一种迫切的不让自己认识到这一点的内在需要。我们已经看到，神经症患者用来避免这些认识的方法之一是在想象中实现这些“应该”。（“我应该能够成为某种样子的人，或者我应该能够以某种方式行事——所以，我事实上就能够成为那样的人，或者我事实上就能够以那种方式行事。”）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神经症患者之所以采用这种看似聪明圆滑的方式来逃避现实，实际上是因为他害怕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内心指令的要求。因此，这就证明了在第一章中提出的一个论点：想象是为神经症需要服务的。

在许多无意识的自欺方式中，我在此必须论及的只有两种，因为这两种方式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一种方式是降低自我觉察的阈限。一名在观察他人时具有敏锐观察力的神经症患者，123有时候可能会对他自己的情感、思想或行为保持一种顽固的毫无觉察的状态。甚至在分析过程中，当分析学家要求他注意某个问题时，他也会以“我没有意识到”或“我没有感觉到”来阻止更进一步的讨论。在此要提到的另一种无意识方式是大多数神经症患者具有的“怪癖”——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反应性的存在。这比把责任推到他人身上更为严重。它就等于是在无意识中否认了他们自己的各种“应该”的存在。这样一来，生活对他们而言便成了一系列来自外界的“推推拉拉”。换句话说，他们的“应该”本身被外化了。

我们可以用更具概括性的话来加以总结：任何遭受专制统治的人都将诉诸能够让他避免受其摆布的手段。在外部专制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在完全无意识的状态下被迫变得表里不一。而在内心专制的情况下（内心专制本身就是无意识的），随后出现的表里不一可能只具有无意识自欺借口的特性。

所有这些方式都会阻止自我憎恨的涌现，否则，它就会让个体认识到这种“失败”。因此，它们具有很大的主观价值。但是，这些方式也会导致真实感的大幅削弱。因此，它们事实上既会导致一种与自我的疏离[7]，而且也会赋予自负系统极大的自主性。

因此，对自我的要求在神经症结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是个体为实现其理想化意象而做出的尝试。它们通过两种方式，在加速个体与自我疏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强迫个体歪曲其自发的情感和信念，二是产生一种普遍的无意识不诚实倾向。此外，它们也是由自我憎恨决定的。最后，当个体认识到自己无力遵从这些要求时，自我憎恨便会流露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形式的自我憎恨都是对那些未实现之“应该”的惩罚。换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他确实可以成为一个超人，那么，他就不会产生自我憎恨的感觉。

谴责性的自责（condemnatory self-accusations）是自我憎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大多数的谴责性自责伴随着在我们的重要前提之下产生的无情的逻辑。124如果个体没有达到无所畏惧、慷慨大方、沉着冷静、意志力强等绝对标准，他的自负就会宣判他“有罪”。

有些自责针对的是内心存在的一些困难。因此，它们表面看起来可能具有一种虚假的合理性。但无论如何，这个人自己都觉得它们是完全合理的。毕竟这种自责符合他的高标准，难道这样的严格要求不值得称赞吗？事实上，他没有考虑任何背景便接受了这些困难，并对它们进行了猛烈的道德谴责。患者不管自己是否对这些困难负有责任，都会接受它们。无论他是否以任何方式产生不同的感受、想法、行为，甚至无论他是否意识到它们的存在，通常一点关系都没有。因此，一个被考察与研究的神经症问题就会变成一种可怕的缺陷，往往会给患者打上无可救药的烙印。例如，他可能无力捍卫自己的利益或观点。他注意到，当他本应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或者保护自己免于被人利用，但事实上却没有这样做时，他却往往相当平静。他能够公正地观察到这一点，不仅真的值得称赞，而且可能是他逐渐认识到那些迫使他让步而不是坚持自我的力量的第一步。要不然，在破坏性自责的控制下，他将因为自己“没有勇气”或者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懦夫而一蹶不振，或者，他将觉得身边的人因为他软弱而看不起他。因此，他的自我观察所带来的整体效果是让他感到自己“有罪”或卑微，结果，他的自尊降低，从而使得他在下一次更加难以开口畅言。

同样，一个明显表现出害怕蛇或者害怕开车的人可能相当清楚这样的事实，即这种恐惧来源于他无法控制的无意识力量。他的理智告诉他，对“懦弱”进行道德谴责是毫无意义的。他甚至可能会反反复复地与自己辩论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但是，他不可能得出任何的结论，因为这是一场涉及不同存在层次（levels of being）的辩论。作为一个人类个体，他可以允许自己受恐惧支配。但作为一个像神一样的存在，他应该具有绝对无所畏惧的特质，如果自己产生了任何的恐惧，他就只能憎恨和藐视自己。再比如，125有一位作家，因为其内心之中存在的一些因素让他觉得写作是一种折磨，所以无法创作出有创造性的作品。因此，他的写作进展很缓慢。他要么无所事事，虚度光阴，要么做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他并不会因为自己遭受这样的折磨而同情自己，也不会对这种折磨加以审视，相反，他会称自己是一个懒惰的无用之人，或者是一个对自己的工作缺乏真正兴趣的骗子。

谴责自己是一个虚张声势的人或骗子是最为常见的。他们并不总是因为某件具体的事情而直接地攻击自己。更为常见的是，神经症患者在这个方面会因此而感觉到一种模糊的不安——这种怀疑不依附于任何具体的事情，有时候是潜伏的，有时候则会让个体感到痛苦。有时候，个体只能意识到自己因为自责而产生的恐惧，这是一种害怕被人发现的恐惧：如果人们对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会发现他的不足之处。那么，在下一次的表现中，他的无能就会暴露无遗。而人们也将意识到，他仅仅只是在设法炫耀卖弄，在他的“门面”背后其实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同样，通过更为密切的接触或者在任何测试情境中究竟可能会“发现”什么，也依然很模糊。不过，这种自责也并非毫无根据。它涉及无意识中存在的所有借口——爱、公平、兴趣、知识、谦逊的借口。这种特定自责出现的频率与这些借口在每一种神经症中出现的频率是相同的。在这里，它所具有的破坏性也体现在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即它只能引起内疚感和恐惧，而没有促进对所存在之无意识借口进行一种建设性的探索。

其他自责针对的大多是做某件事情的动机，而较少针对存在的困难。这些看上去好像会给人一种自觉地进行自我审查的印象。只有审视整个背景，我们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否真的想了解自己，是否仅仅只是在故意找碴，或者是否这两种动机都存在。这个过程最具欺骗性，因为我们的动机事实上很少是“纯金”的，它们通常掺杂着某种不甚名贵的金属。然而，如果其主要部分由金构成，我们依然可以称它为金子。如果在给某个朋友提建议时，我们的主要动机是善意的，是想给朋友提供建设性帮助，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很满意。126但爱挑剔找碴的人则不会感到满意。他会说：“是的，我会给他建议，甚至可能是很好的建议。但是，我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高兴。因为有一部分的我痛恨被人打扰。”或者：“我之所以给他建议，可能只是为了享受优越于他的感觉，或者我给他建议，并不是为了让他更好地处理那种特殊的情形。”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可靠，因为这样的推理中往往存在一定的真实性。稍微有点智慧的局外人有时候或许也能够驱散这种想法。聪明一点的人则可能会回答说：“用你提到的所有因素，用足够的时间和兴趣真正地帮助你的朋友，事实上不是更值得称赞吗？”自我憎恨的受害者从来都不会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事情。他眼光狭隘地盯着他的错误，只见树木而不见整片森林。此外，即使是牧师、朋友或分析学家从正确的视角向他说明一些事情，他也可能不相信。他可能只是礼貌性地承认一些明显的事实，但其内心却有所保留，认为他们的话只是为了给他鼓励或者让他安心。

像这样的反应值得人们注意，因为它们表明要想将神经症患者从其自我憎恨中释放出来是多么困难。他对整个形势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他也许会看到，他过分强调了某些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但他会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理由是他的逻辑前提与健康个体的逻辑前提不同。由于他给出的建议并非绝对有帮助，而且整个行为在道德上也令人反感，因此，他开始一蹶不振，并拒绝接受他人让他从自责中走出来的劝告。这些观察结果反驳了一些精神病学家有时候做出的假设，即自责仅仅只是一种为了获得安慰或逃避责备和惩罚的聪明的手段。当然，精神病学家假设的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孩子或成年人在面对咄咄逼人的权威人物时，自责或许真的是一种可以采用的策略。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谨慎判断，而且应该审视是否确实需要获得如此多的安慰。对这些例子进行概括总结，我们便可以看到，将自责视为仅仅只是服务于策略性的目的，就意味着在正确评价其破坏性力量方面彻底失败了。

此外，自责还有可能使个体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其无法控制的那些不幸和灾难上。这一点在精神病患者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127例如，有的精神病患者可能会因为他所读到的一起谋杀事件而谴责自己，可能会觉得自己对一千公里外中西部所发生的洪水灾害负有责任。这种看似荒唐的自责却往往是处于抑郁状态的患者的明显症状。而神经症患者的自责虽然不那么荒诞，但也同样不切实际。例如，有一个聪明的母亲，她的孩子有一次在跟邻居家的小孩一起玩耍时不小心从门廊上摔了下来。孩子有点轻微的脑震荡。除此之外，这次事件没有造成其他伤害。但这位母亲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一直因为此事而严厉谴责自己的粗心大意。她认为这全是她的过错。如果她当时在场的话，孩子就不会爬上栏杆，也就不会从上面摔下来。这位母亲承认过度保护孩子是不明智的。当然，她也知道，即使是一位过度保护孩子的母亲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陪在孩子身边。尽管如此，她还是依然因为此事一直谴责自己。

同样，一名年轻的演员因为事业上的一时失败而残酷无情地谴责自己。他完全明白他所面临的是一些他无法控制的逆境。在与朋友谈论这种处境时，他会指出这些不利的因素，但他在这样做时却采取了一种防御的方式，就好像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内疚感、保护自己的清白无辜一样。如果朋友问他到底本来可以做哪些不同的事情时，他却不能说出任何具体的做法。没有审视，没有自信，没有鼓励，因此他无法有效地对抗他的自责。

这种类型的自责很可能会唤起我们的好奇心，因为与此相反的现象更常发生。通常情况下，神经症患者会想方设法地利用处境的困难或不幸为自己开脱：他已经竭尽全力。简单地说，他简直太棒了。但是，其他人、整个形势或者意外事故却破坏了这一切。这两种态度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截然不同，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异。在这两种情况下，注意力都偏离了主观因素，而集中到了外在因素上。这些因素对幸福和成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二者的作用都在于避开由于没有实现其理想化自我而产生的自我谴责的猛烈攻击。在前面提到的例子中，其他神经症因素也起了干扰作用，从而使得那位母亲不能成为一位理想母亲，或者使得那名演员不能在事业上取得辉煌成就。在那个时候，这位母亲过于沉溺于她自己的问题，以至于^128不能成为一个始终如一的好母亲；那名演员身上则存在一些抑制现象，从而使得他无法进行某些必要的交往和工作上的竞争。这两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些困难，但他们只是偶尔提到这些困难，甚至忘了这些困难的存在，或者对它们加以巧妙的修饰。在一个为自己的走运而感到高兴的人身上，如果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在上面两个例子中——这两个例子在这个方面相当典型——却存在惊人的矛盾：他们一方面小心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缺点，另一方面却为一些自己无法控制的外界事件而残忍无情地、毫无理智地谴责自己。但只要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矛盾的重要性，就不容易观察到这些矛盾。事实上，它们为理解自责的动力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它们表明，个体因为自身的缺点而如此严厉地谴责自己，以至于他必须求助于一些自我保护的手段。而且，他通常会采用两种这样的手段：一是小心谨慎地对待自己，二是将责任推给外界环境。有关后一种手段，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采用了这种手段，为什么他们还不能成功地摆脱自责，为什么不能至少将自责驱逐出其意识领域？答案其实很简单：他们并不觉得这些外在因素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因素不应该超出他们的控制。因此，任何事情，只要出错，他们都要自我反省，而这也暴露了他们有失体面的局限性。

虽然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提到的自责都聚焦于某件具体的事情——内心存在的困难、动机，以及一些外在的因素——但其他的却依然模糊不清，难以理解。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将自责归咎于某一明确的事物，那么，他的心头就总会萦绕着内疚感。于是，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寻找原因，最终，他可能会诉诸这样一种观点，即它们可能与某个前世所犯下的罪过有关。有时候可能会产生一种更为具体的自责，而个体会认为，他此时已经找到了他憎恨自己的原因。例如，我们假设，他已经认识到他对别人不感兴趣，也没有为他人提供足够的帮助。于是，他会努力改变这种态度，并希望通过这样做可以摆脱自我憎恨。但如果他真的转而对付自己，那么，这种努力——尽管值得称赞——也不会让他摆脱敌人，因为他已经本末倒置。129他并不是因为他的自责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当合理而憎恨自己，相反，他是因为憎恨自己，从而谴责自己。于是，自责接踵而至。他通常不会报复，因此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他具有报复心，因此他是一个残忍的人；他愿意帮助他人，因此他是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傻瓜；他不愿意帮助别人，因此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如此等等。

如果他将自责外化，那么，他可能就会觉得每个人都在把那些不可告人的动机归咎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这对他来说非常真实，以至于他会怨恨他人的不公平。为了防御，他可能会戴上一副坚固的面具，这样就没有人能从他的面部表情、语音语调、身体姿势猜测出他的内心想法了。或者，他可能甚至都意识不到这样的外化。因此，在他的意识心理中，他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善良的。而且，只有在分析过程中，他才会意识到他确实感觉到一直受人怀疑。就像达摩克利斯（Damocles）一样，他可能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唯恐那把带有某种谴责意味的锋利长剑随时会向他刺来。

我认为，没有哪本精神病学著作比卡夫卡（Kafka）在《审判》（The Trial）[8]中对这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自责的阐释更为深入透彻。就像K先生一样，神经症患者可能也会竭尽全力展开一场无效的防御斗争，以对抗那些有失公正的不知名法官，并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失去希望。在这里，自责也是K先生失败的真正根源。就像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他对《审判》的分析[9]中以非常巧妙的方式加以说明的那样，K先生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他整个生活枯燥乏味，漫无目的，缺乏自主性和成长力——弗洛姆用一个词很好地概括了所有这一切，那就是：“徒然的生活”（unproductive living）。弗洛姆指出，任何这样生活的人都必定会产生内疚感，而且他产生这种感觉有充分的理由：他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他总是指望别人为他解决问题，而不是靠自己以及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来解决问题。这种分析体现了深邃的智慧，我当然赞同其中所运用的概念。但我认为它还不够全面。它没有考虑到自责的无用性，即自责所具有的纯粹的谴责特性。换句话说，它遗漏了一点，那就是，K先生对自己罪行的态度转变没有任何的建设意义，130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是本着自我憎恨的精神来对待自己的罪行的。而且，这也是无意识的，他往往感觉不到他是在残忍地谴责自己。整个过程都被外化了。

最后，一个人可能会因为一些从客观上看似乎无害、合理或者甚至是合乎心意的行为或态度而谴责自己。他可能会将适当地照顾自己视为娇生惯养，将享受美食视为暴饮暴食，将考虑到自己的愿望而不盲目服从视为无情的自私，将接受分析治疗——这是他所需要的，也是能够负担得起的——视为自我放纵，将坚持自己的某个观点视为自以为是。在这里，我们也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一种这样的“追求”到底触犯了哪一种内心指令或者哪一种自负？只有为坚持禁欲主义而感到自豪的人，才会因为“暴饮暴食”而谴责自己；只有以自谦为傲的人，才会将一个坚持自我的举动视为自私自利。但是，有关这种自责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常常会反对正在显现的真实自我。它们大多在分析治疗的后期发生——或者更确切地说，变得更为明显，并试图让个体怀疑朝健康成长方向发展的动力，并对此感到沮丧灰心。

自责的邪恶性（就像任何形式的自我憎恨的邪恶性一样）使得个体有必要采取自我保护的手段。在分析情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些自我保护手段。患者一旦碰到困难，可能马上就会采取防御姿态。他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反应：义愤填膺，感觉不被人理解，或者变得好与人争辩。他常常指出，这种情况在过去真实存在，但现在已经好多了；如果他的妻子不以那种方式行事的话，就不会有麻烦了；如果他的父母换一种方式的话，事情从一开始就不会这样发展。他可能还经常以一种威胁的方式反击分析学家，并找他的茬儿——或者相反，他会变得异常平静，对分析学家讨好逢迎。换句话说，他的反应就好像是我们严厉地责备过他，而他太过惊吓以至于不能平静地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一样。他可能会用他所能支配的手段盲目地攻击：设法逃避，将罪责推到他人身上，承认罪责，或者继续攻击。我们在这里把它当成精神分析治疗中主要的阻碍因素之一。但除了分析之外，131它也是阻碍人们客观地看待自身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觉得有必要避开任何自责的态度，常常使得人们不能建设性地进行自我批评，因此也就不可能从错误中学习。

我想将神经症自责与健康良知（healthy conscience）做一比较，从而对这些有关神经症自责的评论加以总结。健康良知常常警惕地守卫着我们真实自我的最大利益。用埃里希·弗洛姆的一句经典术语来说，它代表了“人类自我的复苏”（man's recall to himself）。它是我们的真实自我对自身整个人格的正常机能或失常机能的反应。与此同时，自责常常来源于神经症自负，表达了那个骄傲自负的自我对个体未能达到其要求的不满。它们并不是为了个体的真实自我，而是对抗真实自我，并意欲摧毁它。

来自我们良知的不安或懊悔可能具有明显的建设性，因为它能够触发一种建设性的审视：某个特定的行为或反应，或者甚至是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当我们的良知感到不安时，所发生的事情从一开始便与神经症过程不同。我们试图公正地面对引起我们注意的错误行为或态度，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我们试图从自己身上找到这种错误的原因，并竭尽所能试图最终克服这种错误。相反，自责则是通过宣称整个人格不健全，从而出具处罚的判决。拿到这个判决后，他们就不再自责了。在某个时刻，当个体开始积极行动，这种自责的终止便体现了其内在的无用性。用最具概括性的话来讲，我们的良知是一种道德动因，服务于我们的成长；而自责从根源上讲不属于道德的范畴，实际上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们使得个体不能冷静地审视自己身上存在的困难，从而阻碍他的个人成长。

弗洛姆把健康良知和“权威主义”良知（“authoritarian” conscience）放在一起做了比较，他把“权威主义”良知界定为“对权威的内在恐惧”。事实上，“良知”一词的惯常用法通常包含三种完全不同的含义：132由于害怕被人发现和遭受惩罚，所以内心之中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对外界权威的屈从；惩罚性的自我谴责；对自我的具有建设性的不满。在我看来，“良知”这个名称应该专门留给第三种含义，即专门指“对自我的具有建设性的不满”，而我接下来提到“良知”时，也仅指这种含义。

第三，自我憎恨也会表现为自我轻视（self-contempt）。我所用的“自我轻视”这种表达是一个综合的术语，指的是各种逐渐削弱自信的方式：自我贬低、自我轻蔑、自我怀疑、自我羞辱、自我嘲讽。自我轻视与自责之间的区别很细微。当然，我们不可能总是肯定地说，一个人感到内疚是自责的结果，他感到自卑是他觉得自己毫无价值的结果，或者他觉得自己卑下是自我轻蔑的结果。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只能肯定地说，这些是击垮我们的不同方式。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两种自我憎恨的运作方式之间存在可辨的差异。自我轻视主要针对的是任何为取得进展或成就而做出的努力。但对它的认识程度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其原因我们后面会了解到。它可能会隐藏在自负傲慢、沉着冷静的表面背后。不过，个体也可能会感觉到它，并直接地将它表现出来。例如，一个迷人的女孩想在公众场合给自己上点妆，却发现内心有一个声音在说：“真可笑！丑小鸭竟然也想变白天鹅！”再比如，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对某个心理学主题产生了兴趣，他考虑把它写出来，但内心却有声音在说：“你这自负又愚蠢的笨蛋，你凭什么认为你能写出文章！”即便如此，如果我们认为那些公开讽刺自我的人通常能够意识到它们的全部意义，那也大错特错了。其他一些看似坦率的评论可能较少具有公然的邪恶性——但它们可能真的是一种机智、幽默。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这些更加难以评价。它们可能是为摆脱徒劳无用的自负以获得更大自由的表现，但也可能仅仅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想要保全面子的方法。更明确地说：它们可以保护自负，以免个体屈从于他的自我轻视。

自我羞辱（self-discrediting）的态度很容易观察到，尽管他人可能会将某人的这种态度表扬为“谦虚”，而且这个人自身也感觉如此。133因此，一个人在尽心地照顾了某个生病的亲人后，可能会想或者说：“这是我最起码能做的事情。”另一个人在被人表扬说他很擅长讲故事时可能会感到怀疑，他会认为：“我这样做只是为了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名医生可能会把一种疾病的治愈归功于运气或者患者自身的生命力。但与之相反，如果患者的病情没什么起色，那么，他就会认为那是他的失败。此外，尽管对他人来说，自我轻视可能不易察觉，但因此而产生的某些恐惧往往相当明显。因此，许多见多识广的人之所以不在讨论中畅所欲言，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表现显得荒唐可笑。不用说，这种否认或怀疑自身才能和成就的做法，对自信的发展或恢复来说是有害的。

最后，自我轻视还会以微妙或显而易见的方式表现于整个行为之中。人们可能会对自己的时间、已做或将要做的工作、愿望、观点、信念的价值评价过低。还有一种人也属于这一类型，即那些看上去好像失去了认真对待自己所做、所说或所感之事的能力，并且当别人这样做时，他们就会感到非常吃惊的人。他们对自己产生了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可能会进而扩展为对待整个世界的态度。在厚颜无耻、卑躬屈膝或道歉的行为中，自我轻视表现得更为明显。

就像自我憎恨的其他形式一样，自我苛责（self-berating）也可能会出现在梦中。有时候，它可能会出现在做梦者依然神志不清的时候。他可能会用一些象征物来代表自己，如污水坑、某种让人讨厌的动物（蟑螂或大猩猩）、流氓恶棍、滑稽小丑等。他也许会梦到一幢外观豪华但里面却脏乱得像猪圈的房子，也许会梦到残破到无法修复的房子，也许会梦到与某个下流卑鄙的女人发生性关系，也许会梦到某人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等等。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个问题的深刻性，我们接下来将讨论自我轻视的四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有些神经症患者会强迫性地需要将自己的不利状况与他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进行比较。比较之后，他们就会觉得，他人更引人注意、更见多识广、更有趣、更有吸引力、更会穿衣打扮；他人有年龄或年轻的优势，134地位更高，权势更大。不过，即使这些比较可能会打击到神经症患者本人，使他失去平衡，但他通常不会全面彻底地把它们考虑清楚；否则，如果他细细思考的话，由于比较而产生的自卑感就将一直存在。事实上，做这样的比较不仅对他自己不公平，而且通常没有任何的意义。一个可以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骄傲的年纪较大的人，为什么要跟一个比自己年轻、舞又比自己跳得好的人比？或者，一个从来都对音乐不感兴趣的人为什么要跟音乐家比，从而觉得自己不如他们呢？

不过，当我们记起那些要求在每一个方面都要优于他人的神经症要求时，这种现象就说得通了。我们在这里还必须补充一点，那就是：神经症患者的自负也会要求他在每一件事上都应该优于每一个人。因此，他人所拥有的任何“优越于他的”技能或能力都必定会让他不安，而且必定会引起一种自我毁灭性的苛责。有时候，这种关系却恰恰相反：一个已经处于自我苛责心境之中的神经症患者，在看到他人身上的“闪光”能力时，会利用他人的这些能力来强化和支持他对自己的严厉自我批评。我们可以以两个人为例来加以说明：这就好像是一个充满野心但又有虐待倾向的母亲，利用儿子好朋友的高分成绩或干净的指甲来羞辱自己的儿子一样。把这些过程仅仅描述为在竞争中畏缩不前是不够的。确切地说，在这些情况下，在竞争中畏缩不前其实是自我贬低的结果。

自我轻视的第二个结果是人际关系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自我轻视常常会让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批评和拒绝过于敏感。有时候他人稍微冒犯了他，或者完全没有冒犯他，他也会觉得他人看不起他，不把他当回事，不喜欢与他为伴，或者说实际上就是轻视他。这种自我轻视在相当大程度上加深了他对自己的不确定性，因此必然会让他对于他人对他的态度产生一种深刻的不确定感。由于他不能接受自己真实的样子，因此，他根本无法相信那些了解他全部缺点的人会以一种友好或欣赏的态度接受他。

他内心深处的感受还要强烈得多，这可能意味着他对这样一点深信不疑，那就是：他人显然就是看不起他。135尽管他丝毫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自我轻视的存在，但这样一种信念可能会在他心里生根发芽。这两个因素——盲目地假设他人看不起自己，以及相对或完全认识到自己的自我轻视——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我轻视在很大程度上被外化了。这种外化可能会给所有人际关系带来一种微妙的不良影响。他可能会变得无法根据表面现象正确判断他人对他的积极情感。在他心里，他可能会把他人的称赞理解为一种讽刺性的评论，把同情理解为屈尊的怜悯。某人想来看望他——他可能会觉得这是因为那个人有求于他。别人说喜欢他——他可能会觉得这仅仅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他，因为他们自己毫无价值或者是“神经症患者”，或者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对他们有用，或者可能以后对他们有用。同样，一些事实上没有任何敌对意味的事件会被理解为他人轻视自己的证据。如果有人在街上或者剧院里没有跟他打招呼，没有接受他的邀请，或者没有马上给他答复，他就都会觉得，这些只可能是对他的轻视。如果有人跟他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那他就会觉得，对方很明显就是故意羞辱他。如果有人对他的建议或活动提出反对意见或批评，他就会觉得，这不是他人对这项特殊活动的诚恳批评，而是他人看不起他的证据。

正如我们在分析过程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种人本身要么意识不到自己正以这种方式体验他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要么意识不到其中所涉及的歪曲现象。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人对他的态度确实属于这种类型，甚至会为自己能够“面对现实”而感到骄傲。在分析关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名患者会在多大程度上想当然地认为别人看不起他。在接受大量的分析后，患者才会明显友好地对待分析学家，他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毫不做作地指出，在他看来，分析学家不言而喻就是看不起他，以至于他觉得没有必要去提这件事，也没有必要多想。

所有这些对人际关系的歪曲感知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人的态度确实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尤其是当这种态度脱离了具体的情境，而被外化了的自我轻视又使得个体认为他的感觉不可能出错时，更容易歪曲他人的态度。此外，这样一种转移责任的做法所具有的自我保护性质也很明显。136如果你有可能跟这种经常时刻都清醒地察觉到强烈自我轻视的人生活在一起，你将肯定无法忍受。从这个视角看，神经症患者在无意识里喜欢将他人视作冒犯者。尽管对他来说，感觉自己被人轻视和遭人拒绝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但往往没有让他直面自己的自我轻视那样痛苦。对于任何人来说，要想知道其他人既不能伤害也不会构建自尊，往往需要上一堂漫长而又艰难的课。

自我轻视所导致的人际关系的脆弱性常常会与神经症自负所导致的人际关系脆弱性交织在一起。通常情况下，我们很难说清一个人之所以感到屈辱，是因为他的自负受到了伤害，还是因为他的自我轻视被外化了。这二者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必须同时从两个视角来处理这些反应。当然，在某个既定的时刻，其中一个会比另一个更容易观察到，且更容易获得。如果一个人在觉得他人好像轻视了自己时，做出了报复性的傲慢反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自负受伤是最为主要的原因。而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他的反应是让自己显得卑贱，并尽力去迎合他人，那么很显然，自我轻视则是最为突出的原因。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相反的情况也会出现，这一点我们应该牢记在心。

第三个结果是，一个受自我轻视支配的人常常会被他人过分虐待（takes too much abuse）。不管是羞辱还是利用，他甚至都意识不到这是一种公然的虐待。即使有愤愤不平的朋友提醒他注意这一点，他往往也会大事化小，或者找理由为冒犯者的举动开脱。这种事情只会出现在某些情况下，如个体处于病态依赖的情况，而且是复杂内心状态的结果。不过，在导致这种事情的因素中，最为本质的因素是个体因为这样一种信念而产生的防御性，即他深信自己不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例如，有一个女人，当她的丈夫炫耀他与其他女人的风流韵事时，或许无力抱怨，甚至无力感觉到愤恨，因为她觉得自己不讨人喜欢，而且她觉得大多数其他女人比她更有吸引力。

我们要提到的最后一个结果是：需要减轻自我轻视，或者平衡自我轻视与他人的关注、尊重、欣赏、赞美或喜爱之间的关系。对这样一种关注的追求通常是强迫性的，137因为这种强迫性需要并不会受自我轻视的控制和摆布。它还依赖于一种想要获得成功的需要，它可能还会发展成为一种让个体投入全身心精力去追求的生活目标。结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就会完全依赖于他人：他对自己的评价随着他人对他的态度的变化而起起落落。

如果沿着更为广阔的理论思路思考，这样的观察就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神经症患者如此固执地紧紧抓着那个美化过的自我不放。他之所以必须抓着它不放，是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其他选择：他只能臣服于自我轻视所带来的恐惧。因此，自负和自我轻视之间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一方总是会促进另一方更长久地存在。只有当他对真实的自己产生兴趣时，这种状况才会发生改变。但自我轻视往往又让他很难发现真实的自己。只要在他看来他那个被贬损了的自我意象是真实的，他的自我看起来就会显得十分卑微。

神经症患者到底看不起自己的哪些方面呢？有时候，他甚至瞧不起自己的所有一切：他自身的局限性；他的身体、他的外貌、他的身体机能；他的心理能力，如推理、记忆、批判性思维、计划、特殊技能或天赋——从简单的私下活动到公开表演，在所有活动中，他都会看不起自己。虽然这种轻视自己的倾向可能或多或少都比较普遍，但相比之下，它通常更为明显地集中于某些方面，这取决于某些态度、能力或品质对于主要的神经症解决办法而言的重要性。例如，具有攻击性和报复心的人，将深深地鄙视自己身上所有在他看来“弱于他人”的一切。这包括：他对他人的积极情感、在报复他人方面遭遇的任何失败、任何顺从的表现（包括合理的让步），以及对自己或他人的失控。因本书篇幅有限，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可能性加以详尽阐述。我们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对每一种可能性来说，运作原理都是一样的。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接下来，我将选出两种较为常见的自我轻视加以讨论——这两种自我轻视都与吸引力和智力有关。

关于容貌长相，我们发现，个体的感觉涉及范围很广，从感觉自己没有吸引力到觉得自己的容貌丑陋无比，程度不一。乍一看，在比较有吸引力的女性中发现这种倾向，往往会让人感到很吃惊。但是，不要忘了：138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客观事实，也不是他人的看法，而是一个女人所感觉到的她的理想化意象与她的真实自我之间的矛盾。因此，即使大家都公认她是美女，她也仍然觉得自己不是绝对的美——譬如说她过去不是一直都美，将来也不会一直美下去。她可能会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她的瑕疵上——如一个伤疤、手腕不够细，或者头发不是自然卷——并因为这样的瑕疵而嫌弃自己，有时候甚至都不愿意照镜子。或者，这样的瑕疵很容易唤起她害怕遭他人排斥的恐惧，例如，看电影时坐在她旁边的人换个位置，也会让她觉得别人是讨厌她才这么做的。

根据个性中的其他因素，对容貌的轻视态度可能会导致个体过分努力地对抗强烈的自我斥责，也可能会导致一种“毫不在乎”的态度。在前一种情况下，个体会花费过量的时间、金钱、心思在头发、皮肤、衣服、帽子等上面。这种鄙视如果集中于某些特殊的方面，比如鼻子、乳房或者体重超重等，可能就会导致过激的“治疗”，比如，进行手术或者强制减肥。在后一种情况下，自负会导致个体甚至不能合理地关注自己的皮肤、姿态或穿衣打扮。因此，一个女人可能会深信自己丑陋不堪或者令人厌恶，以至于任何试图改变其容貌的努力在她看来似乎都是荒唐可笑的。

当个体认识到它还来自更为深层的原因时，对外表这个方面的自我斥责就会变得更为尖锐。“我有吸引力吗？”“我讨人喜欢吗？”这两个问题密不可分。这里，我们触及了人类心理学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且，我们将再一次不得不草草结束这个话题，因为“讨人喜欢”这个问题在其他地方会做更为充分的讨论。这两个问题在很多方面都相互关联，但并不完全相同。一个问题的意思是：我的容貌美到足够吸引别人来爱我吗？另一个问题的意思是：我拥有让他人喜欢的品质吗？虽然第一个问题很重要，尤其对年轻人来说更为重要，但第二个问题却触及了我们存在的核心，并与在爱情生活中获得幸福有关。但是，讨人喜欢的品质与人的个性特征有关，只要神经症患者远远地疏离自己，他的个性特征对他而言就会显得特别模糊，以至于不会让他产生兴趣。此外，虽然吸引力方面的不完美实际上常常可以忽略不计，139但在所有神经症患者身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讨人喜欢”确实受了损伤，然而奇怪的是，分析学家常常会听到很多有关第一个问题的担忧，但有关第二个问题的担忧，即使有的话，也是少之又少的。难道这不是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生的将关注的焦点从本质转移到细枝末节、从对我们的自我实现而言真正重要的东西转移到闪光的外表等众多转移中的一种吗？这个过程不也与追求魅力的过程相一致吗？在拥有或发展讨人喜欢之品质的过程中往往不存在魅力，但是，只要拥有合适的身材，或者穿上合体的衣着就可以让人拥有魅力。就此而论，我们不可避免会认为，所有与容貌有关的问题都意义重大。所以，自我轻视使个体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这些问题上也就可以理解了。

智力方面的自我轻视常常会引起一种觉得自己愚蠢无能的感觉，这与自负者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道理是一样的。而这种感觉通常取决于整个结构中在这个方面占上风的是自负还是自我轻视。事实上，大多数神经症患者身上存在诸多障碍，这些障碍成了他们对自己的心理机能产生不满的合理原因。一个人害怕变得富有攻击性可能就会限制自己的批判性思维；不愿意承担责任可能就会导致他难以形成一种观点。一种想让自己看起来无所不知的强迫性需要，可能会干扰学习的能力。总想遮掩个人问题的一般倾向还可能会让自己难以清晰地思考。就像人们常常看不到自己的内心冲突一样，他们也可能无视其他类型的矛盾。他们可能过分沉迷于自己想要获得的荣誉，以至于不能对他们手头正在做的工作产生充分的兴趣。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认为，这些实际的困难充分地说明了这种愚蠢感。我希望自己所说的话能有所帮助，如：“你的智力完全正常——但是，你的兴趣、你的勇气、你的工作能力到底怎样呢？”当然，研究所有这些因素很有必要。但是，患者往往对于在生活中自由地发挥其智力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拥有“天才”的绝对智力。那个时候，我还不了解这种自我贬低过程的力量，这种力量有时候大得惊人。甚至有些已经取得真正智力成就的人也可能宁愿坚持认为自己愚蠢，140而不承认他们自己的抱负水平，因为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遭人嘲笑的危险。于是，在静静的绝望之中，他们接受了这种认为自己愚蠢的结论，并拒绝接受一切与之相反的证据或保证。

这些自我贬低的过程会在不同程度上阻碍对任何感兴趣之物的积极追求。而且，这种影响在活动前、活动中或活动后都有所体现。一个屈服于自我轻视的神经症患者可能会感到非常沮丧，以至于他想都不敢想自己可以换轮胎、说外语或者在公众场合讲话。或者，他可能会开始从事某项活动，但一遇到困难他就会放弃。或者，他可能会在公开表演之前或者在公开表演的过程中感到很害怕（怯场）。此外，与脆弱性方面的情况一样，自负和自我轻视在这些抑制和恐惧现象中也都起了一定作用。总而言之，它们都产生于两种不同需要所导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需要别人对自己大加称赞，但另一方面却又主动地自我羞辱或自我挫败。

当不管所有这些困难而完成、很好地完成一项工作，或者完成的某项工作深受好评时，这种自我轻视的倾向却通常不会终止。他仍然会想：“任何人只要付出同样多的努力就都会取得相同的成就。”如果在一次钢琴演奏会上，他有一段演奏得不尽完美，他就会把这件事情放大，他就会想：“这一次我侥幸通过，但下一次我肯定会失败。”与此同时，一次失败往往就会唤起自我轻视的全部力量，而这要比这次失败的实际意义令人沮丧得多。

在我们讨论自我憎恨的第四种表现，即自我挫败（self-frustration）之前，我们必须先把这种表现与看起来跟它相似的现象，或者与它具有相似结果的现象区分开来，从而将有关该主题的讨论限定到合适的范围。首先，我们必须将它与健康的自我约束（healthy self-discipline）区别开来。一个有组织、有条理的人往往会放弃某些活动或某些令人满意的事情。但是，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他看来，其他一些目标更为重要，因此他需要先追求那些在他的价值层次中处于优先地位的目标。因此，一对年轻的夫妇可能会放弃享乐的机会，因为他们更需要节省家用。一名专心于工作的学者或者艺术家之所以限制自己的社交生活，是因为安静和专注对他而言具有更大的价值。这样的约束是以对时间、精力以及金钱方面局限性的认识（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种认识往往严重缺乏）为先决条件的。此外，141它还以知道自己的真实愿望，以及具有为了更为重要之目标而舍弃较不重要之目标的能力为先决条件。这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很难做到，因为他的愿望大多数是强迫性的需要。而且，这些愿望就其本质而言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此哪种都不能舍弃。所以说，在分析治疗中，健康的自我约束是一个需要一步步去接近的目标，而不是一种现实。如果我没有从经验中了解到神经症患者并不知道自愿放弃与挫败之间的不同，那我根本就不会在此处提到这一点。

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一点，那就是：从某种程度上说，神经症患者其实是一个遭受挫折的人，尽管他自己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的强迫性驱动力、他的内心冲突、他用来解决这些冲突的虚假办法，以及他与自我的疏离，使得他无法认识到自己的既定潜能。此外，他还常常会感到很挫败，因为他对于无限权力的要求仍然无法得到满足。

不过，这些挫折——无论是现实的挫折，还是想象出来的挫折都是如此——并非来源于一种自我挫败的意图（intent at self-frustration）。例如，想要获得爱与赞同的需要事实上往往会导致真实自我及其自发情感遭遇挫折。神经症患者之所以产生这样一种需要，是因为尽管他身上存在基本焦虑，但他还必须应对其他的问题。自我剥夺虽然极其关键，但在这种情况下，它是这一过程的不幸产物。不过，在自我憎恨的情况下，此处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迄今为止所讨论的自我憎恨的各种表现所引发的主动的自我挫败。“应该”之暴行事实上是自由选择所遇到的挫折。自责和自我轻视其实是自尊受到挫折的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甚至更为清晰地凸显出了自我憎恨所具有的主动挫败的特性，如享乐方面的禁忌，以及希望、理想的破灭等。

享乐方面的禁忌往往会破坏我们希望获得或者做符合我们真正的自我兴趣并因此能够丰富我们生活之事的纯真。一般说来，一名患者越了解自己，就越能清晰地体验到这些内心的禁忌。比如，他想去旅行，但其内心却有个声音在说：“你不配去旅行。”或者，在其他情境下，这个内心的声音会说：“你没有权利休息，没有权利看电影，或者没有权利买衣服。”或者，142这个内心的声音甚至会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说：“好的东西都不属于你。”他想去分析自己身上存在的那种易怒情绪（他自己也怀疑这是不合理的），但却觉得“好像是用一只铁手去关闭一扇沉重的大门”一样无力。于是，他会开始感到疲倦，并终止明知可能对他有益的分析工作。有时候，他还会就这一问题在内心与自己对话。比如，在完成一整天的工作后，他感到很疲惫，想要休息。这时，内心就会有声音响起：“你真是太懒了！”“不是的，我是真的太累了。”“噢，不是这样的，你这完全是自我放纵。这样下去的话，你将一事无成。”经过这种反反复复的斗争后，他要么怀着内疚之心去休息，要么迫使自己继续工作——无论他做哪种选择，都不能得到任何好处。

一个人在追求享乐之事时可能会怎样打击自己，其情形常常会出现在梦中。因此，一个女人会梦到自己身处一个到处都是甜美水果的园子里。当她刚想采摘一个水果，或者刚摘下一个水果时，就有人从她手上把水果抢走了。或者，做梦者梦见自己拼命地想推开一扇沉重的大门，但却怎么也推不开。或者，做梦者梦见自己去赶火车，但他赶到的时候火车刚刚开走。或者，他梦见自己想亲吻一个女孩，但女孩却突然消失了，他听到了别人的嘲笑声。

享乐方面的禁忌可能会隐藏于一种社会意识中：“只要他人还住在贫民窟，我就不应该住在漂亮的公寓里。……只要还有人在挨饿，我就不应该花钱买食物。……”当然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必须弄清楚：这样的异议是源于一种真正深切的社会责任感，还是仅仅只是掩盖其享乐方面禁忌的一种手段？通常情况下，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澄清上面这个问题，并揭示出一个虚假的光环：一个不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的人，真的会把省下来的钱和包裹寄到欧洲去吗？

我们还可以从因此而产生的抑制现象（inhibitions）中推断出这些禁忌的存在。例如，有些类型的人只有在与他人分享事物时才能享受该事物。诚然，对许多人来说，分享快乐就等于是获得了双倍的快乐。但是，他们可能会强迫他人与他们一起听唱片，而不管他人是否喜欢听；而当他们孤身一人时，他们或许无法享受任何事物。还有一些人则非常吝啬于为自己开支费用，以至于甚至他们自己都无法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143当他们与此同时在那些能够增加其名望的事情（如以引人注意的方式布施、举办舞会，或者购买一些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的古董）上大手大脚地花钱时，这种情况尤其显著。他们的行为就好像被一种法则控制着一样——只允许他们做荣誉的奴隶，禁止做任何增加其自身舒适感、幸福感或者对其成长有利的事情，哪怕“一点点”也不行。

就像其他任何禁忌一样，打破这些禁忌所要接受的惩罚是产生焦虑或者与之相类似的情绪。当一名患者不愿意喝下为她准备的营养早餐咖啡，而我大声地称赞这是一个好的迹象时，她会完全惊呆。她原本以为我会因为这种“自私行为”而责备她。搬进一套更好的公寓，虽然从各个方面来看可能都很合理，但却会引起极端的恐惧。在舞会上享受了一番之后，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恐慌。在这种情况下，内心可能有一个声音在说：“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一名患者刚买了一件新家具，她可能会听到自己内心有一个声音在说：“你不会活着享用这件家具的。”就该患者的特殊情况而言，这意味着此时此刻她存在一种对癌症的恐惧，而且这种恐惧会不时地涌上她的心头。

在分析情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希望的破灭（crushing of hopes）。“永远都不”（never）这个词以及它所带来的所有可怕后果，在分析情境中可能会一再出现。尽管现实中症状有了好转，但内心总有个声音在说：“你将永远都不能克服你的依赖性或者你的恐慌；你将永远都不能获得自由。”患者对此的反应可能是感到恐惧，并疯狂地要求分析学家再三向他保证自己能够治愈或者其他人能够帮助他，如此等等。即使患者有时候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症状已经有所改善，但他还是有可能会说：“没错，分析到目前为止确实给了我很大帮助，但它不能再给我更进一步的帮助了。因此，这样的分析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当希望破灭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时，个体就会产生一种厄运降临的感觉。患者有时还会想起但丁（Dante）的地狱（Inferno），其入口处的铭文上写着：“进来者，必放弃一切希望。”不可否认之改善的反弹经常会有规律地出现，以至于这些反弹都在预料之中。一名患者感觉自己的状况好转了一些，已经能够忘记恐惧，已经看到了一种重要的联系，这种联系给他指明了出路——但随即他又恢复了原状，陷入深深的沮丧和抑郁之中。另一名患者，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在生活中一无所求，但每一次当他想起自己身上所具有的优点时，就会出现严重的恐慌，甚至到了自杀的边缘。这种不与人交往的无意识决定一旦变得根深蒂固，144患者可能就会冷嘲热讽地拒绝任何的保证。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追踪导致病情复发的过程。由于患者已经认识到某种态度是人们所想要的——比如放弃不合理的要求——因此，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已经发生改变，而且在他的想象中，他已经达到了绝对自由的高度。接着，他又会因为自己无法做到这一切而痛恨自己，于是，他就会告诉自己说：“你一无是处，你将永远都不会成功。”

最后一种也是最为隐秘的一种自我挫败是与任何理想有关的禁忌（taboo on any aspiration）——这种理想不仅仅指任何宏伟的幻想，而且指个体的一切努力（既包括运用自身的资源，也包括成为一个更强更优秀的人）。这里，自我挫败与自我蔑视之间的界限特别模糊。“你想成为谁、为谁唱歌、跟谁结婚？你将永远都一事无成。”

从一个后来在其领域中取得显著成效或者获得一定成就的人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因素。大约在他的工作出现好转的前一年——当时外在因素没有发生丝毫变化——他曾与一位年长的女士交谈，她问他，他这一生到底想做些什么，希望得到些什么，或者期望取得怎样的成就。结果发现，尽管他有智慧、有思想，且很勤奋，但却从未认真考虑过将来的事情。他只是回答说：“哦，我想我将一直能够糊口谋生。”尽管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但他丝毫没有要做一些重要事情的想法。后来在一些外在刺激以及自我分析的帮助下，他变得越来越具有创造性。但是，虽然他在研究领域有了一些重要发现，他自己却意识不到这些发现的意义所在。他甚至觉得自己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因此也就无法增加他的自信。他可能会忘掉他的发现，然后又会意外地发现它们。最后，当他开始接受分析（主要是因为他在工作中依然存在的一些抑制现象），他在有些方面的禁忌依然难以克服，如他不能为自己求取某些东西，不能为自己渴求某些东西，或者无法认识自己的特殊才能，等等。显然，他所拥有的天赋，以及驱使他追求成就的隐藏起来的野心非常强烈，以至于无法完全阻止。因此，虽然他完成了某事——即使是费尽千辛万苦才完成的^145——但他也不得不让自己避免意识到这一事实，且无法承认这件事情是自己所为，也不能享受这件事情。在其他人身上，结果依然不太有利。他们往往会退却，不敢冒险尝试新的事物，对生活无所期望，制定的目标太低，因此，他们在生活中常常不能把自己的能力和精神财富充分发挥出来。

就像自我憎恨的其他表现一样，自我挫败也可能会以外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有人会这样抱怨：要不是他妻子、他老板、缺钱、天气或者政治局势的影响，他将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用说，我们也不应该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必定毫不相干。当然，它们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幸福。但是，我们在对它们进行评价时，应该仔细考察它们的实际影响到底有多大，它们当中有多少由内在因素转化而来。通常情况下，尽管外在的困难事实上并没有发生改变，但一个人如果能够更为友好地对待自己，他也会感到平静和满足。

自我折磨（self-torture）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自我憎恨的必然产物。无论神经症患者是竭力鞭策自己追求不可能获得的完美、强烈地谴责自己，还是蔑视或挫败自己，实际上，他都是在折磨自己。在自我憎恨的各种表现中把自我折磨划为单独的一类，往往涉及这样一种观点，即存在或者可能存在一种自我折磨的意图（intent）。当然，在任何一个神经症患者的痛苦病例中，我们都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性。以自我怀疑为例。它们可能起因于内心的冲突，而且可能会表现在没完没了的毫无结论的内心对话中。在这种对话中，患者往往会保护自己免受他自己的自我谴责。它们可能是自我憎恨的一种表现，目的在于削弱一个人存在的基础。事实上，它们可能是最折磨人的。就像哈姆雷特一样——或者甚至比他的情况更为糟糕——人们可能会被自我怀疑吞噬。当然，我们必须分析使得自我怀疑能够发挥作用的一切原因，但它们是否也构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自我折磨的意图？

还有一个相同类型的例子，那就是：拖延（procrastination）。如我们所知，许多因素都可能会导致决策或行动上的拖延，如一般的惰性或者普遍缺乏表明立场的能力等。拖延者自己也知道，所拖延的事情往往会愈积愈多，146而这实际上可能会让他遭受很大的痛苦。在这里，我们有时候会模糊地看到那些超越尚无定论之问题的内容。当他由于拖延而使自己陷于一种不愉快的或者具有威胁性的处境时，他可能会满心欢喜地对自己说：“你活该如此。”但这依然并不意味着他之所以拖延是因为他被迫去折磨自己，而是意味着一种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是对自己所造成之痛苦的一种报复性满足。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没有找到证明人们会主动折磨自己的证据，但我们确实发现，旁观者在看到受害人因痛苦而扭动、翻滚时会表现出喜悦的态度。

如果不是越来越多的其他观察表明了主动自我折磨驱力的存在，那么，所有这一切都依然不能下定论。例如，有患者对自己非常吝啬，他发现他的小气节约不仅仅是一种“抑制”，而且特别能让他感到满足，有时候几乎到了一种狂热的状态。还有一些患者有疑病症倾向，他们不仅有真实存在的恐惧，而且好像还会以一种相当残忍的方式吓唬自己。于是，在他们看来，轻微的喉痛变成了肺结核，胃部不适变成了胃癌，肌肉疼痛变成了小儿麻痹症，头痛变成了脑瘤，焦虑变成了精神错乱。有一名这样的患者就曾经历了她自己所说的“中毒过程”。在刚开始出现轻微的不安或失眠时，她会告诉自己，现在她进入了新一轮的恐慌中。于是，此后的每一个夜晚，这种症状变得越来越严重，一直到她再也无法忍受。如果我们把她最初的恐惧比作一个小雪球的话，那么，好像就是她自己逐渐把雪球越滚越大，直到导致雪崩，最终将她自己掩埋。当时，她写了一首诗，在诗中，她写道：“甜蜜的自我折磨是我全部的快乐。”在这些疑病症病例中，我们可以分离出一项导致自我折磨持续进行的因素。疑病症患者往往觉得，他们应该拥有绝对的健康、镇静和无所畏惧。任何与之相反的迹象，哪怕只是一点点，也会使他们无情地针对自己。

而且，在分析一名患者的施虐幻想和冲动时，我们认识到，这些幻想和冲动很可能源自他针对自己的施虐冲动。有些患者有时候会产生折磨他人的强迫性冲动或幻想。147这些冲动或幻想似乎大多数集中在儿童或无助的人们身上。在一个病例中，这些冲动和幻想指向了一个驼背的女人，她叫安妮（Anne），在患者居住公寓里当用人。患者时常感到不安，部分是因为强烈的冲动，部分是因为这些冲动让他感到困惑不解。安妮相当讨人喜欢，从未伤害过他的感情。在施虐幻想发作之前，他常常对她的身体畸形一会儿感到厌恶，一会儿感到同情。他认识到，这两种感受都是因为他把那个女孩当成了自己才产生的。他身体强壮健康，但当他陷入心理纠结而感到无助且轻视自己时，他就觉得自己如同瘸子一般。当他第一次注意到，在安妮身上，既存在一种过于强烈的服务他人的渴望，也存在一种让自己成为受气包的倾向时，他的施虐冲动和幻想就爆发了。安妮很可能一直以来都是如此，而他只有在他的自谦倾向逐渐接近意识，而且以这些倾向为基础的自我憎恨在耳边隆隆作响时，他才观察到这种情形。因此，我们可以将他想折磨安妮的强迫性冲动解释为一种他想折磨自己的冲动的主动外化，除此之外，这还给了他一种可以控制弱小的令人振奋的力量感。于是，这种主动的冲动就会缩减为施虐的幻想，而当他的自谦倾向以及对这种倾向的厌恶变得越来越清晰时，这些施虐幻想就会消失。

我并不认为所有针对他人的施虐冲动——或行为——都仅来源于自我憎恨。但我认为，自我折磨驱力的外化却很可能一直是一个起促进作用的因素。无论如何，这二者之间的关联经常出现，足以让我们注意到它发生的可能性。

在其他患者身上，也会出现对折磨的恐惧，但没有任何外在的诱发因素。有时候，当自我憎恨增强时，它们也会出现，并表现出一种对自我折磨驱力之被动外化的恐惧反应。

最后，还有一些受虐的以及性方面的行为和幻想。我此刻想到的是各种手淫幻想，其范围从自我贬低到残酷地自我折磨。手淫常常伴随着抓挠或猛击自己、揪自己的头发、穿过紧的鞋子走路、装出痛苦的扭曲姿势等行为。这种人在进行性行为时，必须受到责骂、148鞭打、捆绑、被迫做一些低贱的或者令人作呕的事情才能达到性满足。这些行为的结构相当复杂。我认为，我们必须至少区分出两个不同的种类：一种是患者从自我折磨中体验到一种报复性的快乐；另一种是患者认为自己是堕落的人，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性满足（其原因后面将会讨论到）。不过，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区分仅适用于意识经验——事实上，他一直以来都既是一个折磨者，也是一个被折磨者；他既从被贬低的过程中获得满足，也从贬低自己的过程中获得满足。

分析治疗的用意之一，就是在所有真实的自我折磨的病例中，找出一种隐秘的自我折磨的意图。其另一个用意是谨防自我折磨倾向外化的可能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自我折磨的意图看上去相当明显，我们就必须仔细地考察内心的状况，并问问我们自己自我憎恨在此时是否正在增加（以及因为什么而增加）。

自我憎恨往往会不断地累积，最终发展成为纯粹且直接的自毁冲动和行为（self-destructive impulses and actions）。这些冲动和行为可能是急性的，也可能是慢性的；可能是明显而强烈的痛苦，也可能是潜伏、缓慢的折磨；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可能会体现在行动中，也可能仅仅在想象中进行。它们所涉及的可能是大问题，也可能是小问题。它们的最终目的是导致身体上、心理上以及精神上的自我毁灭。当我们考虑到所有这些可能性后，自杀就不再是一个难解之谜。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来毁掉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些东西，自杀只不过是这些方法中最为极端、最为终极的自毁形式而已。

指向身体的自毁驱力是最容易观察到的。对自己的身体施加真实暴力行为的情况，或多或少局限于精神病患者。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轻微的自毁行为，这些行为大多数以“坏习惯”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咬指甲、抓伤自己、抓挠疹子、揪头发等。但是，神经症患者也会突然产生赤裸裸的暴力冲动，不过与精神病患者相反，这种暴力冲动只停留在想象中。这些冲动似乎只出现在那些生活在想象之中的人身上，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想象之中，以至于他们会蔑视现实，当然也包括有关他们自己的现实。149它们常常出现在洞见闪念之后，而且，这整个过程的进行如闪电一般快速，以致我们只能在分析情境中才能了解这个过程的先后顺序：先是突然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某个缺点，突然大怒，又快速平息，随即又突然产生一种暴力冲动，想戳瞎某人的眼睛、割破某人的喉咙、用刀刺向某人的肚子并将其内脏切成碎片。这种人有时候也可能会产生自杀的冲动，例如想从阳台或者悬崖上跳下去，这种冲动往往会在相似的条件下产生，好像凭空出现一般。它们可能稍纵即逝，我们几乎没有机会看到它被付诸实施。与此同时，想从高处往下跳的冲动可能突然会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于个体必须紧紧地抓着某样东西才不会屈服于这种冲动从而真的跳下去。或者，它可能会导致企图自杀的实际举动。即便如此，这种人对于死亡的终结性也没有现实的概念。相反，他的感觉就好像是从二十楼跳下来，然后从地上爬起来回家一样。这种自杀企图能否成功，通常取决于一些偶然的因素。如果有灵异事件存在的话，那么，谁也不会比他自己更为惊讶地发现他已经死了这样一个事实。

对于许多更为严重的自杀企图，我们必须谨记那种与自我的深度疏离。不过，通常情况下，与那些精心策划的自杀相比，一种对于死亡的不现实态度更可以说是自杀冲动或流产企图所特有的。当然，导致这些行动的原因总有很多，而自毁倾向只是这些原因中最为常见的一种。

自毁冲动本身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不过，它会在鲁莽的驾驶、游泳、登山或者不顾身体缺陷仍莽撞行事等行为中实现。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行为在自毁者自身看来可能并不鲁莽，因为他心怀一种不可侵犯的要求（“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在很多例子中，这都是最为主要的原因。但是，我们应该始终警惕自毁驱力起其他作用的可能性，尤其是当自毁者在很大程度上忽视现实的危险的时候。

最后，还有一些自毁冲动虽然处于无意识水平，但却会通过酗酒、滥用药物等行为经常性地损害自身的身体健康（150尽管其他因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如经常需要服用催眠药物）。在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所描述的巴尔扎克的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天才的悲剧，他被一种让人觉得悲哀的渴求荣誉的力量驱使着，他过度工作，睡眠不足，滥用咖啡提神，而这实际上摧毁了他的健康。诚然，巴尔扎克对荣誉的需要让他负债累累，因此，他的过度工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结果。但是，我们在这里——与其他相似的例子一样——当然也需要证明这样一个问题，即自毁驱力是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而导致他最终英年早逝。

在其他情况下，身体损伤可以说也会偶然发生。我们都知道，当“情绪不好”时，我们更可能会弄伤自己、踩空楼梯而摔倒或者夹到自己的手指。但是，如果我们在过马路时不注意交通，或者开车时不注意交通规则，那么，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最后，还有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那就是：自毁驱力在器质性疾病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潜在作用？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身心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但还是很难精确地区分出自毁倾向所发挥的具体作用。当然，每一个优秀的医生都知道，患者在身患重病时，他的“愿望”是恢复健康活下来还是死了算了，非常关键。但同样，心理能量在这个或那个方向上的可获得性可能也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现在，我们所能断言的是：鉴于身心的统一性，我们在患者的康复期、病发期和病情恶化期，都必须认真考虑自毁发挥潜在作用的可能性。

指向生活中其他有价值之物的自毁，可能看起来就像是一次不合时宜的偶然事件。例如，在《海达·高布乐》中，埃乐特·洛夫伯格（Ellert Lovborg）遗失了珍贵的手稿。易卜生向我们表明，在洛夫伯格身上，自毁的反应和行为已经达到了顶峰。一开始，他毫无根据地怀疑他忠实的朋友埃尔夫斯泰德夫人（Mrs.Elvstedt），然后试图借着饮酒作乐来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酒醉后，他遗失了手稿，然后开枪自杀了——当时他在一个妓女的房子里。还有一些程度较轻的情况，如一个人在考试过程中突然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考试迟到，或者在一次重要会面上喝得酩酊大醉。

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心理价值的破坏往往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让我们感到很震惊。一个^151人在有所成就之时却放弃了追求。我们可以同意他的说法，即那不是他“真正”想要的。但是，当相似的过程三次、四次、五次地反复出现时，我们便开始寻找更为深层的决定因素。自毁虽然比其他因素隐藏得更深，但它通常是这些因素中较为显著的。由于对此毫无觉察，因此，他不得不一味地破坏自己的每一个机会。他一次又一次地丢掉或辞掉工作，或者与他人的关系接二连三地濒临破裂，其原因可能也在于此。在后两种情况下，他自己常常认为，他看上去好像总是一个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牺牲者，而在他人看来，他则是一个十足的忘恩负义者。事实上，他所做的一切正是通过持续不断地折腾、关注人际关系，从而招致他最为担心害怕的那种完满状态。简而言之，他常常会将他的老板或朋友逼到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他的地步。

当我们看到他在分析关系中的表现后，我们便可以理解出现这种反复的原因了。他可能会在形式上表现出合作；他可能常常会试图给分析学家各种各样的好处（即使分析学家并不想要）；不过，从本质上说，他的无礼行为极具挑衅，以至于分析学家可能也会对以前那些反对患者的人产生强烈的同情之心。简言之，患者事实上已经尝试并不断地努力使他人成为他自毁意图的执行者。

在逐渐摧毁一个人的深度和完整性的过程中，主动的自毁倾向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一个人的完整性受损，不论受损的程度是大还是小，不论受损的方面是粗还是细，它都是神经症发展的一种结果（consequence）。与自我的疏离、不可避免的无意识伪装、由于无法解决的冲突而导致的同样不可避免的无意识妥协、自我轻视，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道德品格的削弱，而道德品格削弱的核心是真诚待己能力的降低。[10]问题是，除此之外，一个人是否会沉默不语但却积极主动地与他自身的道德堕落合作呢？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现象迫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慢性或急性的情况^152，我们可以非常恰当地把这些情况描述为士气的削弱。例如，一个不注重外表的人，他往往会让自己变得邋遢、懒散、肥胖；他酗酒少眠；他不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例如，生病了也不去看医生。他要么吃得过多，要么吃得过少，也不散步；他对自己的工作或者与他利益攸关的事情不上心，而且他还懒散成性。他可能会滥交，或者至少喜欢与肤浅或道德败坏的人交往。他可能在金钱方面变得极不可靠，殴打妻儿，还开始撒谎和偷盗。就像《失去的周末》（The Lost Weekend）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一过程在酗酒者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它也会以非常隐秘和微妙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较为明显的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未接受任何训练的观察者也能看到，这些人在“让他们自己崩溃”。在分析中，我们认识到这种描述是不充分的。只有当人们深深地沉溺于自我轻视和绝望之中，以至于其自身的建设性力量再也不能抵挡自毁驱力的影响时，这种情况才会出现。而此种自毁驱力可自由支配，常常在一种几乎可以说是无意识的想要主动地挫伤自己的决定中表现出来。乔治·奥威尔在他的《一九八四》中对这种主动地、有计划地想要挫伤自己的意图的外化形式进行了描述，每一位有经验的分析学家都能从他的描述中了解到神经症患者实际上是如何对待他自己的。他所做的梦也表明，他可能会主动地让自己陷入困境。

神经症患者对这一内在过程的反应不尽相同：可能会高兴，可能会自怜，也可能会害怕。在他的意识心理中，这些反应通常与其自我挫伤的过程没什么关系。

有一名患者在做了下面这样一个梦之后，产生了特别强烈的自怜反应。做这个梦的患者过去曾浪费了大量时间到处飘荡。她背弃了自己的理想，变得愤世嫉俗起来。虽然在她做这样一个梦的那段时间，她也非常努力地工作，但还是不能认真地对待自己，去做一些对她的生活具有建设意义的事情。她梦到一个代表一切美好与可爱之物的女人，这个女人准备参加宗教仪式，却被控告犯了妨碍宗教罪。她被判了刑，153在游街示众时，她遭到了众人的羞辱。虽然做梦者确信这个女人本质上是清白的，但她也参与到了羞辱这个女人的行列中。与此同时，她试图恳求一位牧师帮忙。这位牧师虽然深表同情，但却爱莫能助。后来，这个被控告的女人被关到了一个农场里，不仅穷困潦倒，而且还显得呆滞笨拙。在梦中，这个做梦者感到很揪心，她非常可怜这个受害者，醒来之后还哭了好几个小时。详情不再赘述，做梦者此时对她自己说：“我身上也存在一些美好、可爱的东西。由于我的自责和自毁，我可能真的在摧毁我的人格。虽然我想拯救自己，也想避免真正的斗争，我还以某种方式同我的破坏性驱力合作，但我反对这些自责、自毁驱力的行动却毫无成效。”

我们往往在梦境之中与自己的真实情况更为接近。而这个梦看起来似乎更是来自一个极为深层的根源，而且还让做梦者深刻而广泛地洞察到了其自身特殊的自毁所具有的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自怜的反应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在当时并不具有建设性：它并没有驱使她去做一些有益于自己的事情。只有当绝望和自我轻视的强度减轻时，这种不具建设性的自怜才会转化为一种对自我的建设性同情。而这对于任何受自我憎恨控制的人来说，事实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大进步。因为它往往会引发个体开始感受其真实的自我，并开始希望拯救内心的痛苦。

对挫伤过程的反应也可能是明显的惊恐（terror）。考虑到自毁可能带来的可怕危险，只要一个人仍然觉得自己是这些无情力量的无助受害者，那他产生这种反应便是完全恰当的。在梦和联想中，它们可能会以许多简明象征物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杀人狂、吸血鬼、妖怪、大白鲸或幽灵等。这种惊恐是用其他方式难以解释之许多恐惧的核心，例如：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对海水深度的恐惧；对幽灵的恐惧；对任何神秘事物的恐惧；对体内任何具有破坏性之过程的恐惧，如中毒、寄生虫、癌症等。它是许多患者对任何无意识的，因此也是神秘的事物所致惊恐的一部分。它可能是那种没有明显原因的恐慌的中心。154如果这种惊恐一直存在，那么，任何人都不可能与之共存。他必须寻找各种方法来缓解这种惊恐，而且事实上他确实会这么做。这些方法有些我们已经提到过，其他的我们会在后面章节加以讨论。

在讨论完自我憎恨及其所具有的破坏力之后，我们必定会发现这其中存在一个很大的悲剧，这或许是人心理的最大悲剧。人在追求无限与绝对的同时，也是在摧毁他自己。当他与承诺给他荣誉的魔鬼达成协定时，他就必定会堕入地狱——堕入他自己内心深处的地狱。

注释：

[1]参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在这本书中，我用“留下痕迹”（register）一词来表示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好像感觉到了自己内脏和骨头中所发生的事情，但又没有意识到。

[2]这是缪里尔·艾维米（Muriel Ivimey）博士给我的建议。

[3]参见卡罗琳·牛顿（Caroline Newton）翻译的诗集Auf vielen Wegen, R.Piper and Co., Munich, 1921。

[4]Franz Alexander，The Psychoanalysis of the Total Personality,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Publishing Co., 1930；Karl A.Menninger, Man Against Himself,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38.

[5]发表于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Ⅸ，1949。

[6] Jean Bloch-Michel，The Witness, Pantheon Press, 1949.

[7]参见第六章——与自我的疏离。

[8] Franz Kafka, The Trial, Alfred A.Knopf, 1937.

[9]Erich Fromm, Man for Himself, Rinehart, 1947.

[10]参见Karen Horney, Our Inner Conflicts, W.W.Norton, 1945, Chapter 10, The Impoverishment of Personality。

第六章 与自我的疏离^155

本书一开头就有力地强调了真实自我的重要性。我们说，所谓真实自我，就是我们自己身上存在的、独特的个人中心，是唯一能够成长并想要成长的部分。我们以前就看到，不幸的状况常常从一开始就会妨碍真实自我的顺利发展。从那时起，我们的研究兴趣就集中到了个体身上那些侵占了真实自我的精力并导致自负系统形成的力量之上，这个自负系统是自主的，它常常会发挥一种专制的破坏性作用。

在本书中，这种研究兴趣从真实自我向理想化自我及其发展的转变，其实同神经症患者的兴趣从一个方面转向另一个方面完全一样。但与神经症患者不同的是，我们对真实自我的重要性依然有清晰的认识。因此，我们会将注意的焦点再次放到真实自我上，并以一种比以往更为系统的方式思考真实自我被舍弃的原因，以及这种情况对人格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根据魔鬼协定，放弃自我就相当于是出卖自己的灵魂。用精神病学的术语，我们可以称之为“与自我的疏离”（alienation from self）。“与自我的疏离”这个术语主要用于那些使人们丧失其同一感（feeling of identity）的极端情况，如健忘症、人格解体等。这些情况总是会引起人们普遍的好奇心。156一个没有睡着且大脑也没有任何器质性疾病的人却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经常做什么事情或者一直在做什么事情，确实会让人感到奇怪，甚至会令人感到吃惊。

不过，如果我们不把它们看作孤立的事件，而是看到它们与一些不那么明显的自我疏离形式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对此就不会感到那么困惑了。在这些不那么明显的自我疏离形式中，同一性和方向感总体上没有受损，但意识经验的一般能力却有所削弱。例如，许多神经症患者就好像生活在云里雾里一样，对什么事情都不清楚。他们不仅不清楚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而且对他人的想法、情感以及某种局势的后果也往往搞不清楚。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况下，相关的还有这样一种状况，即这种搞不清楚事情的现象仅限于内心过程。此刻，我想到了一些人，他们能够相当敏锐地观察他人，能够清楚地理清某种形势或思路；但是，各种各样（与他人、自然有关）的经验却不能渗透进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内在经验也无法渗透进他们的意识。反过来，这些心理状态与那些表面看似健康但偶尔会遭受某种程度的意识丧失的人，或者那些表面看似健康但却对某些内在或外在经验领域浑然不觉的人也不无关系。

所有这些疏离自我的形式可能也涉及“物质自我”[1]——身体与财产。一名神经症患者对于自己的身体可能几乎没有感觉，甚至他的躯体感觉都有可能是麻木的。例如，当有人问他的脚冷不冷时，他可能需要经过一番思考才能找到冷的感觉。当无意间从一面穿衣镜里看到自己时，他也许会认不出自己。同样，他也可能没有“他家就是他自己的家”的感觉——家对他来说就像旅馆的房间一样，与他毫无关系。另外一些神经症患者则没有“他们所拥有的钱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钱”的感觉，尽管这些钱很可能是他们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

这些只是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为“一种与现实自我的疏离”的少数几种变体。疏离了现实自我，一个人的实际情况或者他所拥有的一切，甚至包括他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联系，157以及他对这样一种生活连续性的感觉，都可能会变得模糊不清。这个过程的某些部分是每一个神经症患者身上所固有的。患者有时候可能会意识到这个方面的障碍，比如有一名患者就曾把自己描述为一根顶上有个脑袋的路灯柱。更为常见的是，尽管这个过程相当广泛，但他们却往往丝毫都意识不到。只有在分析中，这一过程才会慢慢地展现出来。

在这种与现实自我的疏离中，核心部分是一种虽然关键但却不那么明显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神经症患者会远离自身的情感、愿望、信念和精力。这是一种积极决定自己生活的力量的丧失，是把自己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感觉的丧失。这些反过来也表明我们疏离了自己最具活力的中心，也就是我所说的真实自我（real self）。用威廉·詹姆斯的话可以更为充分地阐明它的特性：真实自我往往会带来“震颤的内心生活”，它会产生自发的情感（不管这些情感是喜悦、渴望、爱，还是愤怒、恐惧、绝望）。它也是自发兴趣与精力的源泉，是“发出意志命令的努力与专注的源泉”；是拥有希望并用意志力去坚持的能力；它是我们自己身上想要扩展、想要成长、想要获得自我实现的部分。它会让我们对自己的情感或思想产生“自发的反应”，不管这种反应“是乐意接受还是反对，是侵吞盗用还是矢口否认，是奋力追求还是反对，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所有这些都表明，当我们的真实自我变得强烈而积极主动时，我们就会有能力做出决定，并为自己做出的决定负责。因此，它会带来真正的整合以及一种合理的整体感和统一感。不仅身体和心理、行为和思想或情感协调一致，而且它们功能正常，没有严重的内在冲突。与那些人为的使我们自身协调一致的方法（当真实自我被削弱时，这些方法就会体现出其重要性）不同，这很少或几乎不伴随任何的压力。

哲学的历史表明，我们可以从多个有益的角度来探讨有关自我的问题。然而，每一个探讨该主题的人却好像都发现，很难超越这样一种模式，即描述他自己的特殊经历和兴趣。从临床效用的视角，158我一方面会把现实自我或经验自我（empirical self）[2]与理想化自我区分开来，另一方面，我还会把现实自我或经验自我与真实自我区分开来。现实自我是对一个人在某个既定时刻所拥有的一切的总称：身体方面的和心理方面的，健康的和神经症方面的。当我们说我们想认识自己时，所指的就是现实自我。也就是说，我们想认识自己真实的样子。理想化自我则是存在于不合理想象中的我们自己的样子，或者是按照神经症自负的指令我们应该成为的样子。真实自我的含义我已经界定了好几次，它是一种朝向个人成长与实现的“原动力”，当我们摆脱神经症的沉重枷锁时，有了这种原动力，我们就可以再一次获得完整的同一性。因此，当我们说我们想寻找自我，其实指的就是真实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于所有神经症患者来说）也是一种可能的自我（possible self）——这种自我与理想化自我不同，理想化自我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这个角度看，它似乎是所有自我中最具推理能力的。有的神经症患者能够把小麦和谷壳区分开来，并说：这就是他的可能自我。但是，尽管神经症患者的真实自我或可能自我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抽象的，但它仍可以被感觉到，于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每看它一眼，就会觉得它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为真实、更为确定、更为明确。在经过某种敏锐的洞察后，我们便可以摆脱某种强迫性需要的控制，此时，我们便可以在我们自己或者我们患者身上观察到这种特性。

虽然一个人无法总能清晰地将与现实自我的疏离和与真实自我的疏离区分开来，但我们在后面讨论的焦点主要是后者，即真实自我。克尔凯郭尔说过，自我的丧失是一种“致死的疾病”（sickness unto death）[3]。它是一种绝望——因为意识不到自我的存在而绝望，或者因为不愿意成为自己现在这个样子而感到绝望。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既不喧哗也不挣扎的绝望（这也是克尔凯郭尔的话）。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们继续生活着，就好像他们还与这一生命中心保持着直接的接触一样。任何其他的丧失——比如失业，或者说，断了一条腿——都不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克尔凯郭尔的观点与临床观察一致。除了前面提到的明显的病理症状外，自我的丧失往往不能直接而有力地映入人们的眼帘。前来接受咨询的患者常常会抱怨头疼、性障碍、159工作中的抑制现象或者其他症状；通常情况下，他们并不会抱怨说自己与其精神生活的核心失去了联系。

现在，我们粗略地来看一下导致自我疏离的各种因素的概况。首先，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整个神经症发展的结果，尤其是神经症患者身上所有具有强迫性的东西所导致的结果。所有这些具有强迫性的东西的潜台词是“我是被驱使者，而不是驾驭者”。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有哪些特定的强迫性因素往往并不重要——不管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起作用的因素（如服从、报复、超脱等），还是在与自我的关系中起作用的因素（如自我理想化），都不重要。这些驱力所具有的强迫性必然会剥夺个体的充分自主性和自发性。例如，一旦他那种“想被所有人喜爱”的需要成为一种强迫性的需要，他的情感的真实性就会随之减弱，他的分辨能力也会因此而减弱。一旦他为了荣誉而被迫去做一项工作，他对工作本身的自发兴趣就会降低。此外，冲突性的强迫驱力也会破坏他的完整性、决策能力和驾驭能力。最后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神经症患者的假性解决办法（pseudo-solutions）[4]虽然代表了整合的意图，但同时也剥夺了个体的自主性，因为它们已经成了一种强迫性的生活方式。

其次，疏离是由于一些同样具有强迫性的过程而加剧的，我们可以将这些过程描述为积极主动地远离（active moves away from）真实自我。追求荣誉的整个驱力就属于这样一种远离真实自我的过程，尤其是因为神经症患者决定将自己塑造成不是自己本来的样子而导致的疏离。他只能感觉到他认为自己应该感觉到的东西，只能想要得到他认为自己应该想要得到的东西，只能喜欢他认为自己应该喜欢的东西。换句话说，“应该”之暴行驱使着他疯狂地去追求不是他本来的或者可能成为的样子。在他的想象中，他是不同的——事实上，他想象自己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他的真实自我甚至会变得更为平淡、苍白。就自我而言，神经症要求意味着要放弃自发精力的储藏库。例如，在人际关系方面，神经症患者会坚持要求他人应该适应他，而不是他自己努力去适应其他人。160他常常觉得自己有权利让他人为他做事，而不是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当中。他常常坚持他人应该对他负责，而他自己却不做任何决定。因此，他的建设性能量闲置了下来，他实际上越来越不是自己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了。

神经症自负通常会让他更加远离自己。此时，他因自己的实际样子——他的情感、资源、行为等——而感到羞耻，因此，他不再主动地对自己产生兴趣。整个外化的过程是另一种积极主动的自我远离——远离现实自我和真实自我。顺便提一下，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这个过程与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不想成为自己的绝望”竟然如此相似。

最后，还有一些积极行动起来反抗真实自我的现象（如自我憎恨中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打个比方说，当一个人的真实自我被放逐时，他就会变成一个受到谴责的罪犯，被人鄙视，并且面临被毁灭的威胁。“成为自己”（being oneself）的念头甚至会变得可憎可惧。这种恐慌的感觉有时候会不加掩饰地出现，就像有一名患者只要一想到“这就是我”就会感到恐慌一样。当她对“我”与“我的神经症”所做的明确区分开始瓦解时，这种恐慌的感觉也会出现。为了保护自己免遭这种恐慌感觉的袭击，神经症患者“常常会让他自己消失”。他对于“不去清楚地认识自己”有一种无意识的兴趣——就好像是把自己变成了聋人、哑巴和盲人。他不仅会把有关自己的真实情况弄得模糊不清，而且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既得利益——这个过程会使他对于自身和外部世界中的是是非非的敏感性变得迟钝起来。虽然他可能会因为这种模糊性而在意识层面遭受痛苦，但他对于维持这种模糊性很感兴趣。例如，有一名患者在其联想中，经常用《贝奥武夫》中的怪物来象征他的自我憎恨，这个怪物一到晚上就会从湖中出来。有一次，他曾这样说：“如果有雾，那怪物就看不到我了。”

所有这些行动都会导致一种与自我的疏离。当我们使用这一术语时，我们必须清楚，它所关注的焦点仅仅只是该现象的一个方面。它所精确表达的是神经症患者远离自我时的主观感觉。在分析中，他可能会认识到，他所说的所有有关他自己的明智的事情实际上与他及他的生活都不相关。这些事情涉及的是某个与他没什么关系的人，161有关这个人的发现很有趣，但却无法应用到他的生活中。

事实上，这种分析经验往往会让我们直接深入问题的核心。因为我们必须牢记，患者通常不会谈论天气或电视，他谈论的往往是他最为隐秘的个人生活经验。然而，这些经验却已经失去了其个人意义。而且，就像他在谈论自己时可能不让自己“置身其中”一样，他也可能会让自己“置身事外”地工作、交友、散步或与女人睡觉。他与自己的关系已变得与个人无关，他与自己整个生活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这个词语还不具有特殊的精神病学含义的话，那么，它将是一个很好的用来表示自我疏离之本质的术语：与自我的疏离是一个去人格化的过程，因此也是一个使精力不断衰竭的过程。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仅就神经症而言）除了在处于去人格化状态、产生非现实感或处于健忘状态中，与自我的疏离并不像其意义所表明的那样直接而明显。虽然这些状况都是暂时性的，但它们也只可能发生在那些在某种程度上疏远自我的人身上。导致非现实感的因素通常是对自负的严重伤害，再加上自卑感的急剧增加，远远超出了这个人所能忍受的程度。反之，不管个体是否接受治疗，当这些严重的状况得到了缓解时，他与自我的疏离并不会因此而发生本质的改变。它只是再一次被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这样个体便能够正常地发挥功能，而不会出现明显的定向障碍。不然的话，一个接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将能察觉到自我疏离的一些一般性症状，如目光呆滞、非个人化的先兆、机械化的行为等。像加缪（Camus）、马昆德、萨特（Sartre）等作家就曾很好地描述过这些症状。对于分析学家来说，当看到一个人置身其外地把功能发挥得相当不错时，他始终会感到吃惊。

那么，疏离自我到底会对一个人的人格以及他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为了清楚而全面地阐述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将依次讨论疏离自我对个人的情感生活、162精力、驾驭自己生活的能力、对自己负责的能力以及他的整合力量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没有事先准备，要说一些对所有神经症患者都适用的有关感觉能力（capacity to feel）或情感意识（awareness of feelings）的内容似乎并不容易。有些人在快乐、热情或痛苦方面过于情绪化；另一些人看起来比较冷淡，或者总是躲在冷漠的面纱背后；还有一些人在情感方面则比较冷漠，反应比较迟钝、平淡。不过，虽然存在无数种变化形式，但有一种特征似乎与任何严重程度的神经症都有关系。即情感意识、情感强度、情感种类通常主要取决于自负系统。这样一来，对自我的真正情感便会受到抑制或削弱，有时候这种情感甚至会消失殆尽。简而言之，自负支配着情感。

神经症患者易于轻描淡写那些与他的特殊自负背道而驰的情感，而过于强调那些增强其自负的情感。如果他骄傲自大地以为自己高高地凌驾于他人之上，那么，他就不可能允许自己对他人产生嫉妒感。他在禁欲方面的自负可能会掩盖他的快乐情感。如果他以自己强烈的报复心为傲，那他可能就会敏锐地感受到自己想要报复的愤怒。不过，如果他的报复心披上了“正义”的外衣，从而变成一种合理的荣誉，那他往往就体验不到这种想要报复的愤怒本身，虽然这种愤怒经常随意地表现出来，以致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对此产生任何的怀疑。对于绝对耐力（absolute endurance）的自负可能会抑制所有痛苦的感觉。但是，如果痛苦在自负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话——成为表达愤怒的媒介和神经症要求的基础——那么，患者就不仅会在他人面前强调这种痛苦，而且事实上，他自己也会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痛苦。如果同情感被视为一种软弱，那么，这种情感可能就会受到抑制；但如果被视为一种神圣的品德，那个体就可能充分地体验到这种情感。如果自负主要集中于自我满足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不需要任何事或任何人，那么承认任何情感或需要就会像是“必须弯腰才能通过一扇狭窄的门，而这是个体无法忍受的。……如果我喜欢某个人，他就有可能会控制我。……如果我喜欢某物，那我就有可能依赖于它”。

有时候在分析中，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自负是怎样干扰真正的情感的。X虽然经常对Z不满（主要是因为自负受到了伤害），但他可能还是会以一种自然而友善的方式回应Z的友善接近。163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内心就会有个声音说：“你是一个被友善愚弄了的傻瓜。”于是，友善的感觉被丢弃到了一边。或者，某种景象可能会唤醒他内心温暖而热烈的感觉。但是，当他想到“没有人会像你一样欣赏这些景象”时，他的自负就会毁了这种感觉。

到目前为止，自负通常发挥了一种审查的作用，它会促进或禁止一些情感进入意识的层面。但它可能会以一种更为基本的方式来控制情感。自负越占上风，一个人就越可能仅仅凭其自负以情绪化的方式对生活做出反应。这就好像是他已把自己的真实自我关进了一间隔音的房子里，他只能听见自负的声音。因此，他满意或不满意、沮丧或得意、喜欢或不喜欢人们的感觉主要都是自负反应。同样，他意识层面所感觉到的痛苦也主要是他的自负所遭受的痛苦。这一点从表面上看并不明显，但他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他正因为失败、内疚、孤独、单相思而痛苦万分。事实上，他确实有这样的感觉。但问题是：是谁在受苦？在分析中，我们发现，受苦的主要是他自负的自我。他之所以受苦，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无法取得最大的成功，无法将事情做到至善至美，不具有无法抵制的魅力从而总能让人一眼就认出，无法让所有人都喜爱他。或者说，他之所以受苦，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获得成功、名望等，但却无法如愿以偿。

只有当自负系统受到极大的破坏时，他才会开始感觉到真正的痛苦。只有到那个时候，他才有可能对自己这个受苦的自我感到同情，这种同情会促使他去做一些对他自己而言具有建设性的事情。他以前所感受到的那种自怜，确切地说是一种因为觉得自负的自我受到了虐待而表现出来的伤感痛苦。一个从未体验过此种差异的人可能会耸耸肩，并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痛苦就是痛苦，与自我毫不相干。但是，只有真正的痛苦，才有力量拓宽和加深我们的情感范围，才能打开我们的心扉去体验他人的痛苦。在《自深深处》（De Profundis）中，奥斯卡·王尔德曾对这种解放（liberation）做过描述：当他开始体验到真正的痛苦，而不是因为虚荣心受伤而感到痛苦时，他感觉自己获得了解放。

有时候，神经症患者甚至只能通过他人才可以体验到他自己的自负反应。他可能不会因为某位朋友的骄傲自大或忽视而感到耻辱，但他只要一想到他的兄弟或同事将会视此为耻辱，就会感^164到羞愧。

当然，自负支配情感的程度是不同的。即使是一个情感上受到严重伤害的神经症患者，也可能会具有某些强烈而真诚的情感，如对大自然或音乐的情感。所以说，他的神经症并没有触及这些情感。有人可能会说，他的真实自我被允许有这么大的自由。或者说，即使是他的好恶，也主要取决于他的自负，其中可能也存在真实的成分。但是，这些倾向所导致的结果是，神经症患者的情感生活普遍贫乏，表现为情感之真诚性、自发性和深度的不断减少，或者至少表现为有可能产生的情感被局限在了一定的范围内。

一个人对于这种障碍的意识态度是不同的。他也许根本就没有把他的情感匮乏当成一种障碍，反而以此为荣。他也可能非常关注这样一种与日俱增的情感枯竭状况。例如，他可能会认识到，他的情感慢慢具有了一种纯粹的被动反应特性。当他对友善或敌意没有了反应时，他的情感就会保持迟钝、静止的状态。他的心不再主动地去感受一棵树或一幅画的美丽，因此，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可言。他可能会在一位朋友向他抱怨某个困境时有所反应，但他通常不会主动去设想这位朋友的生活状况。或者，他可能会惊愕地意识到，甚至是这些反应性情感也变得迟钝了。让—保罗·萨特在《理性年代》（The Age of Reason）中描述其中一个人物时写道：“如果他至少能够在自己身上发现一种微不足道的情感，那么这种情感虽然朴实无华，但却真实地存在……”最后，还有一些人甚至可能意识不到任何的贫乏。因此，只有在梦中，他才会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傀儡、一座大理石雕像、一幅二维纸板图或者是一个咧着嘴唇看起来好像是在笑的僵尸。在后面列举的这些例子中，自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表面上看，现存的贫乏可能会以下面三种方式中的一种被掩饰了起来。

有些神经症患者可能会表现出一种才华横溢的活泼和一种虚假的自发性。他们可能很容易就会表现出狂热或沮丧，很容易就被激发出喜爱或愤怒之情。但是，这些情感并非来自内心深处，165他们内心根本没有这些情感。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对于所有能引起他们兴趣或者伤害其自负的事情都只能做出表面上的反应。通常情况下，最为突出的是那种想给他人留下印象的需要。对他们来说，与自我的疏离使得他们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改变自己的人格。他们像变色龙一样，总是在生活中扮演着某个角色却不知道自己是在演戏；他们也像出色的演员，酝酿着与角色相匹配的情感。因此，不管他们扮演的是尘世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个对音乐或政治有着浓厚兴趣的人，还是一个乐于帮助朋友的人，他们似乎都可以演得惟妙惟肖，像真的一样。这对分析学家来说也具有欺骗性，因为在分析中，这样的人往往会很得体地扮演着患者的角色，表现出很迫切地想了解自己、想改变自己现状的样子。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角色变化的容易性，他们很容易就能进入某个角色，然后又能轻易地转换为另一个角色——就像一个人穿了一套衣服，又换成另一套衣服那么容易。

另一些人不顾一切地追求并兴奋地参与像野蛮驾驶、私通或者性发泄这样的活动，他们误以为这就是情感的力量。但事实恰恰相反，这种追求刺激与兴奋的需要正是其内心痛苦空虚的真实表现。只有这样一些不同寻常的强烈刺激才能引起这种人迟钝的情绪反应。

最后，还有一些人似乎具有一种相当确切的感觉。他们似乎知道自己感觉到的是什么，而且他们的情感反应对于情境而言往往是合适的。但是，这些情感的范围不仅同样也受到了限制，而且常常表现得十分低沉，就好像它们整个音调都被降下来了一样。在做更进一步的了解后，我们发现，这些人常常根据自己的内心指令机械地去感觉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感觉的东西。或者说，他们只会做出他人期望的情感反应。当个人的“应该”与文化的“应该”相一致时，这种观察更具欺骗性。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能全盘考虑情感状况，就能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发自我们内心的情感具有自发性。深刻性和真诚性。如果这些特性中缺失了哪一种，那么，我们最好检查一下其潜在的动力。

在神经症患者身上，精力的可获得性（availability of energies）程度不一，从一种普遍的惰性，166到零星的断断续续的努力，再到一贯的，甚至是夸大的精力发挥，不一而足。我们不能说，神经症本身会使神经症患者比健康个体更具活力或更不具活力。但是，当我们撇开动机和目标，仅仅以一种量的方式来思考精力时，这种结论还是站得住脚的。神经症的主要特征之一——能量的转移，即将能量从发展真实自我的既定潜能转移到发展理想化自我的虚构潜能上，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笼统地讨论过，也做过详细的阐释。我们对这一过程的意义了解得越充分，就越不会因为看到精力输出的不一致而感到迷惑。在这里，我只提两种含义。

自负系统消耗的精力越多，用于驱向自我实现的建设性驱力的精力就越少。下面我们用一个常见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可能会展现出惊人的精力，以求获得卓越的地位、权力或魅力；但与此同时，他却没有时间、精力用于自己的个人生活和个人发展，对自己的个人生活和个人发展也没有兴趣。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个“没有多余的精力”用于个人生活和个人成长的问题。即使他有多余的精力，他也会无意识地拒绝将它们用于真实自我的发展。因为这样做会违背自我憎恨的意图——压制他的真实自我。

另一层含义则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神经症患者通常并不拥有自己的精力（他只是觉得他的精力是他自己的）。他感觉不到他自己的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种动力。在不同种类的神经症人格中，导致这种缺陷的因素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当一个人觉得他必须去做他人期望他做的一切时，他实际上是在他人的推拉之下才这样做的，或者他会做这样的解释——如果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力量，他可能就会像一辆电已耗尽的汽车一样待在原地一动也不能动。或者，如果某人很害怕他自己的自负，并在雄心方面产生了禁忌，那么，他肯定会否认——对自己否认——他曾积极主动地参与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即使他已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谋得了一席之地，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做过这样的事情。他常常感觉到的是“曾经发生过”。但是，除了这些促进因素外，“感觉不到他自己的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种动力”167从更为深层的意义上说是真实的。因为他确实不会受到他自身的愿望、理想的驱动，驱使他的主要是从其自负系统演变而来的需要。

诚然，我们的生活进程有一部分是由我们左右不了的因素决定的。但我们可以拥有一种方向感。我们可以知道自己的生活追求。我们可以有理想，朝着理想而努力，并以理想为基础做出道德决策。而在许多神经症患者身上，这种方向感明显缺乏，他们指引能力（directive powers）的削弱与其疏离自我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这些人往往跟着自己的想象走，变化无常，没有计划，也没有目的。无用的白日梦会取代有目的的活动，纯粹的机会主义会取代诚实的努力，愤世嫉俗可能会扼杀远大理想。他们可能会非常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以至于无法进行任何有目的的活动。

这种潜藏的（hidden）障碍甚至更为普遍，也更加难以辨认。一个人的行事方式可能看起来井井有条，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卓有成效，这是因为他正被驱使着去实现诸如完美、胜利这样的神经症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引导性控制被强迫性标准所接管。只有当他发现自己陷入了矛盾的“应该”之间时，这种指示的人为性才会显露出来。在这种情境之下，个体会产生严重的焦虑，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指令可以遵循。他的真实自我好像被关进了一个地牢之中，他无法与它相商。正因为如此，他成了这些矛盾的“应该”的无助牺牲品。其他神经症冲突也是这样。对于冲突的无助程度和面对冲突的恐惧程度，不仅表明了冲突的大小，而且甚至在更大程度上表明了他与自我的疏离。

内在方向感的缺乏也可能不以此种方式表现出来，因为一个人的生活已经进入了传统的轨道，因此他有可能回避个人的计划与决定。拖延可能会掩盖优柔寡断。人们只有在必须独自一人做决定时，才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优柔寡断。所以说，这种情况可能是对最糟糕状况的一种考验。但即便如此，他们通常也认识不到这种障碍的一般性质，168而是将其归咎于“这个特殊的决定本来就很难做”。

最后，顺从的态度背后也许隐藏着一种不充分的方向感。因此，人们常常会去做一些他们认为别人期望他们去做的事情，成为他们认为别人希望他们成为的那种人。他们对于他人的需要或期望可能会表现得相当敏感。通常情况下，他们会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把这种技巧美化成敏感或体贴。当他们意识到这种“顺从”所具有的强迫特征，并试图对之进行分析时，他们通常都会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与个人关系有关的因素上，如取悦他人的需要、抵挡他人敌意的需要等。不过，在没有这些因素的情况下，他们也会表现出顺从，例如在分析情境中。他们把主动权交给了分析学家，然后想弄清楚或猜测分析学家期望他们去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这样做其实违背了分析学家明确鼓励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初衷。在这里，“顺从”的背景变得很清楚。由于对此没有丝毫的察觉，他们被迫把生活的方向盘交到他人手上，而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当让他们自己来支配自己的资源时，他们就会迷失方向。于是，在他们的梦中就会出现这样一些象征，如坐在一条没有船舵的小船上，丢失了指南针,身处陌生而危险的境地却没有向导，等等。这种内部引导力的缺乏是“顺从”的主要元素，到后来当他开始努力追求内心自主性时，这种现象也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焦虑与他们在不敢相信自己的情况下放弃习以为常的帮助有关。

虽然引导力的削弱或丧失也许是隐藏的，但另一种不足（insufficiency）却始终清晰可辨（至少对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来说是这样）：对自我负责的能力（faculty of assuming responsibility for self）。“责任”这个词可能包含了三种不同的含义。在这里，我所指的不是履行职责或信守承诺意义上的可靠性，也不是指对别人所负的责任。人们对这些方面的态度千差万别，因此很难挑出适合所有神经症的恒定特征。神经症患者可能完全可靠，169也可能对他人承担了过多或过少的责任。

我们在这里也不打算着眼于有关道德责任的哲学纷争。神经症患者身上的强迫性因素非常普遍，以至于选择的自由都被忽略了。事实上，我们常常理所当然地认为，患者总体上不能像过去那样发展；尤其是他会情不自禁地去做、感觉、思考他过去曾做过、感觉过、思考过的事情。不过，患者并不认同这个观点。他高傲地蔑视一切意味着规则和必要性的东西，而且这种态度也会延伸到他自己身上。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他只能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但这一事实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某种驱力或态度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并不重要。不论他必须奋起抵抗的逆境是多么难以克服，他都应该用自己无穷的力量、勇气、镇定去加以应对。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证明他没用。相反，为了自我保护，他或许会矢口否认一切过失，标榜自己绝不会犯错，并把一切困难（不管是过去的还是当前的）都归咎到他人身上。

而且，就像在其他功能中一样，自负也会接管责任。当个体没有做到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时，谴责性的指控就会缠着他不放。于是，这就使得他越来越不可能承担起唯一的重大责任。说到底，这就是他对自己以及自己生活所表现出来的朴实无华的诚实。它以三种形式表现出来：公正地认识自己，既不小看也不夸大自己；愿意为自己的行为、决定等承担后果，既不设法“逃避”，也不把责任推给其他人；认识到应该由他自己来解决所面临的一些困难，而不是坚持让他人、命运或时间来为他解决这些难题。这并不是说不要接受帮助，相反，这意味着要尽他所能地寻求帮助。如果他本人不朝着建设性改变的方向努力，那么，即使外界给他最有力的帮助也将无济于事。

举个例子来加以说明（这个例子实际上是由许多类似案例组合而成）：有一位已婚的年轻男子，虽然他父亲经常给他经济上的帮助，但他花钱总是入不敷出。170他给了自己及其他人很多种解释：这是他父母的错，他们从未训练他如何理财；这是他父亲的错，他给他的补贴太少了。反过来说，这种状况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他太胆小，不敢多要；他之所以需要钱，是因为他妻子花钱大手大脚，或者是因为他孩子需要一个玩具；此外，还有税款要缴，还有医药费得付——况且每个人不是都有权利偶尔享享乐吗？

对于分析学家来说，所有这些理由都是有重要意义的资料。它们表明了患者的要求以及他感觉自己受到了虐待的倾向。对患者来说，这些理由不但充分地、令人满意地解释了他的困境，而且直指要点。他把这些理由当成了一根魔杖，以驱走这样一个事实，即不管原因是什么，他都确实花掉了太多的钱。这种直言不讳的事实陈述，对于那些受自负和自责支配的神经症患者来说通常是不可能做到的。当然，结果肯定是这样的：他的银行账户透支，他负债累累。当银行工作人员礼貌地通知他在银行的账目情况时，他会大发雷霆；当朋友不愿意借钱给他时，他也会暴怒不已。当这种困境变得非常严重时，他就会把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告知他的父亲或某位朋友，并在某种程度上强迫他们援助自己。他往往不去面对这样一种简单的联系：这些困境其实是他自己无节制地花钱所导致的。他常常会做一些有关未来的计划，但这些计划都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因为他太急于为自己辩护而将责任推到他人身上，以致无法执行自己的计划。他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缺乏节制是他自己的问题，这确实使他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因此，应该由他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神经症患者是如何固执地对自己的问题或行为所引发的结果视而不见的：一个人如果无意识里确信自己对一般的因果关系具有免疫力，那么，他可能就会察觉到自己的骄傲自大和报复心理。但他却全然意识不到他人对此感到愤怒的后果。如果别人以敌对的态度对待他，他就会觉得这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打击。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而且通常还会相当敏锐地指出导致他人对他的行为感到愤怒的神经症因素（他人身上的神经症因素）。171他会轻率地抛弃所有提供给他的证据。他认为，这只不过是那些人试图为他们自己的罪责或责任找个合理的借口而已。

这些例子虽然很典型，但并没有包括逃避对自我负责的所有方式。我们在前面说到为抵御自我憎恨的攻击而采用保全面子的手段及保护措施时，已经讨论过其中的大部分方式。我们已经看到，神经症患者是如何将责任推给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的，他是如何把自己变成一个与自己分离的自我观察者的，以及他是如何将他自己与他的神经症清楚地区别开来的。结果，他的真实自我变得越来越微弱，或者说越来越遥远。例如，如果他否认无意识力量是他整个人格的一部分，那么，这些力量就会变成一种神秘的力量，将他吓得不知所措。由于这些无意识的回避，他与真实自我的接触越来越弱，他越来越可能变成他无意识力量的无助牺牲品，而且他事实上也有越来越多的理由惧怕它们。与此同时，他为了对这个复杂难懂的机体（即他自己）的一切负责而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会让他变得明显坚强。

而且，对任何患者来说，“逃避对自我负责”都会让他更加难以面对和克服自身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分析一开始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分析工作的时间和难度就都会大大减少。不过，只要患者依然沉溺于他的理想化意象，他就不会怀疑自己的真实性。而如果自责的压力很明显，他对于“对自我负责”的想法可能就会产生强烈的恐惧感，并无法从中获得任何收益。此外，我们还必须牢记，无法为自我承担任何责任只不过是整个自我疏离的一种表现。因此，在患者获得某种有关自己的感觉和为了自己的感觉之前，任何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将徒劳无功。

最后，当真实自我“被关在了外面”或者遭到了放逐时，个体的整合力量（integrating power）也将处于低潮。健康的整合是个体“成为自己”的结果，而且，个体只有在“成为自己”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整合。如果我们让自己充分地成为自己，足以使自己拥有自发的情感，172做出自己的决定，并为这些决定承担责任，那么，我们就会拥有一种基础牢固的整体感。一位诗人曾用她的笔触写到了她发现自我时的感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此时一切融合，汇于一处，

从愿望到行动，从语言到沉默，

我的工作，我的爱情，我的时间，我的面孔，

聚成一种强烈的姿态，

一如幼苗在发育成长。[5]

我们通常把自发整合的缺乏看成神经症冲突的直接结果。这种观点固然正确，但我们如果不考虑到它所造成的恶性循环的话，就无法充分理解分裂力量的威力。如果我们因为许多因素而丧失了自我，那么，我们就会失去我们赖以解决内心冲突的牢固基础。于是，我们便会受到这种冲突的摆布，成为其分裂力量的无助牺牲品，因此，我们必定会利用任何可获得的手段去解决这些冲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想要找到解决方法的神经症尝试（neurotic attempts）——从这个视角看，神经症就是一系列这样的尝试。但是，在这些尝试中，我们越来越失去自我，而冲突所产生的分裂性影响却越来越大。因此，我们需要人为的方法使自己获得整合。于是，作为自负和自我憎恨之工具的“应该”便获得了一种新的功能：保护自己免于陷入混乱。它们用铁拳支配一个人，但它们又像一种政治暴行，确实也创造并维持了某种表面的秩序。对意志力和推理能力的严格控制，是另一种试图把支离破碎的人格捆绑在一起的费力的手段。下一章，我们将对此连同缓解内心紧张的其他方法一起进行讨论。

这些障碍对于患者生活的普遍影响相当明显。不管他如何用强迫性的僵化表现来掩盖这一切，“他无法成为自己生活中一个积极的决定性因素”都会使他产生一种深深的不确定感。不管他表面上是如何充满活力，“他无法感觉到自己的情感”都会使他死气沉沉。他无法为自己承担起责任，173因此也就被剥夺了真正的内在独立性。此外，真实自我的沉寂对神经症的发展过程有重大的影响。正是这一事实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自我疏离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它本身就是神经症过程的结果，同时也是神经症过程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因为与自我的疏离越严重，神经症患者就越会成为自负系统之阴谋诡计的无助的受害者。而他用以抵制与自我之疏离的活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少。

这种最为活跃的精力源泉是会全部枯竭，还是会恒定不变？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对此产生严重的怀疑。以我的经验看，暂时不要做出判断才是明智之举。如果分析学家有足够的耐心和技巧，那么，真实自我往往能够从放逐状态中返回或者能够“起死回生”。例如，尽管患者无法将精力投入他自己的个人生活中，但如果他能够把精力投入为他人所做的建设性努力上，那么，这就是一种让人心生希望的迹象。不用说，完整的人通常能够而且也确实会做出这样的努力。但在此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些明显自相矛盾的人：他们一方面在为他人服务时似乎精力无限，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个人生活却缺乏建设性的兴趣与关注。甚至在他们接受分析的过程中，他们的亲人、朋友或学生从分析工作中所获得的好处常常比他们自己获得的好处还要多。但是，作为治疗师，我们仍然坚持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对于成长的兴趣虽然以僵硬的方式被外化了，但这种兴趣仍存在。不过，要想让他们重新对自己产生兴趣，可能并不容易。在他们身上，不仅存在可怕的力量阻止建设性变化的发生，而且，他们本人也不太热衷于考虑这样的变化，因为他们指向外部的努力造就了一种平衡，而且给予了他们一种价值感。

当我们把真实自我与弗洛伊德的“自我”（ego）概念相比较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真实自我的作用。我与弗洛伊德的研究前提完全不同，走的也是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我得出的结果好像与弗洛伊德的是一样的，他假定“自我”是虚弱的。诚然，我们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我”就像一个雇员，具有各种功能，但没有主动权，也没有执行权。而我认为，真实自我是情感力量、建设性精力、指引权和审判权的源泉。174但是，就算真实自我具有所有这些潜能，而这些潜能也确实会在健康个体身上发挥作用，那么，就神经症而言，我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观点有什么大的差异呢？一方面，自我（self）因为神经症过程而受到削弱、麻痹或“驱逐”；或者另一方面，自我天生就不是一种建设性力量。这二者实际上是否完全一样呢？

当审视大多数分析的初始阶段时，我们不得不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在那个时候，真实自我几乎不会明显地发挥作用。我们看到，某些情感或信念有可能是真实可靠的。我们可能会猜测，除了一些更为明显的宏大元素外，患者发展自我的驱力还包含一些真正的元素。此外，他还对有关自身的真实情况感兴趣，且这种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求知需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这依然也只是猜测而已。

不过，在分析过程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由于自负系统受到削弱，患者不再自动地进行防御，而是开始对有关自己的真实情况产生了兴趣。从下面所描述的这个意义上说，他确实开始对自己负起了责任：自己做决定，感觉自己的情感，并形成自己的信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负系统所接管的所有功能逐渐重新获得了自发性，重新归于真实自我力量的掌控之中。许多因素重新分配。在这个过程中，真实自我及其所具有的建设性力量被证明是更强大的一方。

我们在后面将会讨论这个治疗过程所需的各个步骤。在此，我仅指出真实自我会出现这样一个事实。否则，这种有关自我疏离的讨论将会给我们留下一种真实自我过于消极的印象，它会让我们觉得真实自我就像是幻影，值得重新获取，但却永远难以捉摸。只有在熟悉了分析的后期阶段后，我们才能认识到，真实自我具有潜在力量的论断并不是仅凭推断而来。在有利的条件下（如建设性的分析工作），它能再度成为一种活力。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现实的可能性，175我们的治疗工作才能在缓解症状之外，还有希望帮助个体实现个人的成长。也只有看到这种现实的可能性，我们才能理解真实自我与虚假自我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在上一章提到的那样，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两种敌对力量之间的冲突。只有当真实自我再次变得积极主动，足以让个体敢于为此冒险时，这种冲突才有可能转化为一场公开的战争。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个体才只能做一件事：通过寻找虚假的解决办法来保护自己免遭冲突所具有之破坏力量的袭击。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讨论这些方法。

注释：

[1]同其他许多注释一样，在这里，我也大致引用了威廉·詹姆斯的原话，见William James,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Henry Holt and Co., New York, the chapter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Self”。本段中的引用正是引自这一章。

[2] “经验自我”这个词是威廉·詹姆斯使用的。

[3] Sören Kierkegaard, Sickness unto Dea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1.

[4]参见《我们的内心冲突》以及本书后面章节的内容。

[5]引自“Now I Become Myself,” by May Sarton, in The Atlantic Monthly, 1948。

第七章 缓解紧张的一般方法^176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描述的所有过程都会引起一种充满分裂性冲突、难以忍受之冲突和潜在恐惧的内在情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没有人能够正常发挥功能，甚至无法正常生活。个体必须自动地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消除冲突、缓解紧张和防止恐惧，而且他确实也这样做了。一些与自我理想化过程中相同的整合力量开始发挥作用，自我理想化本身就是最为大胆、最为激进的试图解决问题的神经症尝试：通过超越所有的冲突及其所带来的困难，从而消除这些冲突和困难。但是，那种努力与我们目前所要描述的努力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无法精确地界定这种差异，因为这不是一种质的差异，而是一种量的不同。对荣誉的追求，虽然同样产生于强迫性的内在需要，但却是一种更具创造性的过程。虽然它的结果具有破坏性，但它却来源于人类最美好的愿望——超越自己狭隘的局限性。归根结底，正是它所具有的强烈的自我中心性，才使得它有别于健康的努力。至于这种解决方法与后面将要谈到的其他解决方法之间的差别，并非因为想象力的枯竭而引起。177想象力依然发挥作用——但却对内在形势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当个体开始为了荣耀而奋斗时，这种内在形势就已经岌岌可危了：到现在为止（在前面所提到的冲突和紧张的分裂性影响下），心理被摧毁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

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新尝试之前，我们必须先熟悉一下某些一直以来都在发挥着作用的旨在缓解紧张的方法。[1]这些方法在本书以及以前的一些出版物中已经讨论过，而且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还要加以阐述，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要简单地列举一下就可以了。

从这个方面看，与自我的疏离就是这些方法中的一种，而且很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我们已经讨论过自我疏离产生及受到强化的原因。在这里再重复一遍，它之所以产生，一部分仅仅只是因为神经症患者受到强迫性力量驱使而导致的；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主动远离真实自我并与之对立而造成的。我们在这里必须补充一点，那就是：为了避免内心冲突并将内心紧张降到最低限度，他还会对否认真实自我产生非常明确的兴趣。[2]这里所涉及的原理与所有旨在解决内心冲突的尝试中发挥作用的原理是一样的。任何冲突（包括内在的冲突，也包括外在的冲突），如果它的某一方面受到抑制，而另一方面却占主导地位，这种冲突就会从视线中消失，而且确实会（人为地）减弱。[3]它们就像具有相互冲突之需要或利益的两个人或两个团体，只要其中一个人或一个团体被征服，那么，公开的冲突就会消失。一个专横的父亲和一个顺从的孩子之间，通常不存在明显的冲突。同样，内心冲突也是如此。我们内心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强烈的冲突：一方面，我们对他人心怀敌意；但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被他人所喜欢。但如果我们压制了对他人的敌意——或者压制了自己想要被他人喜欢的需要——那么，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有所好转。178同样，如果我们舍弃自己的真实自我，那么，它与虚假自我之间的冲突不仅会从意识层面消失，而且由于力量的分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冲突实际上也得到了缓解。当然，这种缓解紧张的方式只能以牺牲自负系统的日益独立为代价而实现。

在分析的最后阶段，否认真实自我会受到自我保护性利益的支配这一事实会变得尤其明显。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当真实自我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们实际上便可以观察到内心斗争的激烈性。任何体验过自己或他人内心此种激烈斗争的人都知道，真实自我先前之所以从战斗区域撤出，是因为受到了生存需要以及不想被撕裂之愿望的指使。

这种自我保护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患者喜欢弄乱问题。不管他表面上看起来是多么合作，他骨子里都是一个迷惘的人。他不仅具有惊人的把问题弄混乱的能力，而且很难被劝服不要这么做。这种对于混淆问题的兴趣，其运行方式必定与任何骗子在意识层面所采用的方式相同，而且事实上也确实相同：间谍必须隐藏他的真实身份，伪君子必须表现出一副真诚的面孔，罪犯则必须制造各种虚假的借口。而神经症患者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因此往往会过着双重的生活，他必定同样会在无意识之中搞混自己的真实身份、愿望、感受和信念。他所有的自欺行为都由此而产生。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将其动力归纳为：他不仅从智力上混淆了自由、独立、爱情、善良、力量的含义，而且，只要他不准备对付自己，他就会对维持这种混乱状态有着迫切的主观兴趣——反过来，他可能会用他极其敏锐的智力上的自负来掩盖这种混乱。

第二重要的方法是内在体验的外化（externalization of inner experiences）。（再重复一遍）这意味着个体不能体验到内心过程本身，而是将其感知或感觉为发生在自己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过程。它是缓解内在系统紧张的一种相当激进的方法，这种方法总是以内心的贫乏和人际关系障碍的日益严重为代价。最初，179我将外化（externalization）[4]描述为一种通过把不符合自己特定意象的缺点或疾病全部推给其他人，并以此维持理想化意象的方法。后来，我把它看成一种想要否认自我破坏力量之间内在斗争的存在，或者想要平息这场内在斗争的尝试。而且，我区分了主动外化和被动外化：“我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的确如此”与“我对他人没有敌意，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而现在，我又进一步深化了对外化的理解。我所描述的内心过程几乎没有一个不被外化。例如，一个神经症患者可能完全无法同情自己，却会同情其他人。他可能会极力否认想让自己内心得到救赎的渴望，但这种渴望会在对成长受阻之人的敏锐察觉中表现出来，有时候也会表现为以一种惊人的能力帮助这些人。他对于内心指令之强制性的反抗可能会表现为对传统、法律或有影响势力的蔑视。由于意识不到自己身上存在的让人难以忍受的自负，他可能会对他人所表现出来的自负感到憎恨——或者被这种自负所吸引。他可能会借蔑视他人来蔑视自己在自负系统的专制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畏缩。由于不知道自己正在掩饰自我憎恨的无情与残酷，他可能会形成一种波丽安娜式（Pollyannalike，即盲目乐观的）的一般生活态度，想消除生活中所有的无情、残酷，甚至是死亡。

另一种常见的方法是神经症患者往往以一种支离破碎的方式来体验自己，就像我们是由互相没有关联的各个部分组合起来的一样。这就是精神病学文献中大家都熟知的区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5]或精神分裂（psychic fragmentation），而且似乎也只是重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无法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是一个每一部分都与整体有关，而且每一部分之间都会发生相互作用的整体。当然，只有那些被疏离、被分裂的人才会缺乏这种整体感。不过，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神经症患者对于“脱离关系”（disconnecting）具有积极的兴趣。当向他陈述某一联系时，他智力上能够理解这种联系。180但这对他来说仅仅只是一个意外。他在这方面的洞察力相当肤浅，而且很快就会消失。

例如，他无意识里对于看不到因果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一种因素由另一种因素引起，或者强化了另一种因素；一种态度之所以必定会保持下来，是因为它保护了某种重要的幻觉；任何强迫性倾向都会对个体的人际关系以及他的整个生活产生某种影响。他甚至可能连最简单的因果关系都看不到。他的不满往往与他的需求有关，或者他对他人有太过强烈的需要——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神经症原因——从而使得他处处依赖于他人，而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在他看来可能是不可思议的。当他发现，他入睡很晚与他上床很晚有关系时，这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对于不去感知同时存在于自己身上的彼此矛盾的价值观（contradictory values），他可能有同样强烈的兴趣。毫不夸张地说，他可能完全察觉不到自己正容忍着，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珍爱着自己身上的两套价值标准，这两套价值标准都是有意识的，而且彼此矛盾。例如，他可能不会因为这样一些相互矛盾的事实而感到困扰，即：他一方面看重圣洁的品质，另一方面又看重别人对自己的阿谀奉承；一方面诚实，另一方面又与之相悖地热衷于“投机取巧”。甚至当他试图审视自己时，他也仅仅只能得到一个静止的画面，好像他看到的自己是拼图玩具中各个分开的部分一样：他只能看到胆怯、对他人的蔑视、雄心、受虐幻想、受到他人喜欢的需要等等。他所看到的这各个部分可能都很正确，但却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因为他在看待这各个部分时脱离了背景，也没有感觉到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过程以及动力。

虽然精神分裂本质上是一个破裂的过程，但它的功能却是要维持现状，保持神经症的平衡，以免崩溃。神经症患者不让自己因为内心的矛盾而感到困惑，从而让自己免于面对潜在的冲突，并因此让自己的内心紧张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他甚至对那些矛盾冲突都丝毫不感兴趣，因此也就意识不到这些矛盾冲突的存在。

当然，通过切断因果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切断因果之间的联系可以阻止个体意识到某些内部力量的强度和关联性。181举一个常见但很重要的例子：一个人有时候可能会体验到一阵报复心理所产生的全部影响。但他很难理解（甚至智力上也很难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受伤的自负和他想要恢复此种自负的需要都是驱动力；而且，即使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事实，其间的相互关系对他而言依然毫无意义。他可能会再一次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毫不留情的自我斥责。他可能已经从众多详尽的事例中看到，这些毁灭性自我轻视的表现是因为他没有完成他的自负所发出的不切实际的指令而引起的。因此，其自负的强度以及它与自我轻视之间的关系充其量依然只是一些模糊的理论思考——而这会让他觉得没有必要去解决他的自负问题。这种联系虽然仍会产生影响，但其紧张始终被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这是因为没有冲突出现，他也就能够维持一种虚假的统一感。

到目前为止，我们描述了三种保持内心平静表象的方法，这三种方法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消除那些有可能破坏神经症结构的元素：排除真实自我，去除各种内在体验，消除那些将破坏内心平衡的联系（如果意识到将发生这种破坏的话）。另一种方法是自动控制（automatic control），它有一部分来源于同样的趋势。它的主要功能在于控制情感。在一个处于瓦解边缘的结构中，情感往往是危险之源，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内心无法驾驭的基本力量。我在这里不是要谈有意识的自我控制，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借助这种有意识自我控制，我们便能控制一些冲动的行为或者突然爆发的愤怒或热情。这种自动的控制系统不仅能够抑制冲动的行为或情感的表达，而且能够控制冲动和情感本身。它的作用方式就像是一个自动的防盗铃或火灾警报器，当不需要的情感出现时，它就会发出（恐惧的）警报信号。

但是，与其他方法不同，这种方法正如其名所示，同时也是一个控制系统。如果与自我的疏离和精神分裂导致我们缺乏一种机体的统一感，那么，我们就会需要某种人为的控制系统把我们支离破碎的各个部分聚合到一起。

这种自动控制能够包含所有的冲动和恐惧^182、受伤、愤怒、愉悦、喜爱、热情等情感。与一个广泛的控制系统相对应的身体表现有肌肉紧张、便秘、步态姿态的改变、面部僵硬、呼吸困难等等。对于控制本身的有意识态度通常因人而异。有些人在受到控制时依然能够充分地察觉到自己的愤怒不安，而且至少有时候会迫切希望自己能够释放这种愤怒不安，能够开心地大笑，能够恋爱，能够狂热得忘乎所以。另外一些人则通过一种几乎公开的自负来巩固这种控制，当然，他们表达自负的方式各不相同。他们可能会把此种控制说成尊严、自信、坚忍，带着一副面具，表露出一本正经的面容，是“现实的”“不感情用事的”“喜怒不形于色的”。

在其他类型的神经症患者中，这种控制的作用方式更具选择性。某些情感的表露不会受到惩罚，甚至会受到鼓励。因此，一些具有强烈自谦倾向的人往往会夸大自己爱或痛苦的情感。这里的控制作用主要是针对所有的敌对情感：怀疑、愤怒、轻视、报复等。

当然，情感可能会因为许多其他因素而被削弱或压制，如与自我的疏离、可怕的自负、自我挫败等。但是，一个警觉的控制系统的运作如果超出了这些因素，那么，个体在许多情况下就会仅仅因为可能会发生的控制减弱而表现出惊吓的反应——如害怕入睡，害怕处于麻醉状态，害怕醉酒，害怕躺在长椅上自由联想，害怕在山坡上滑雪，等等。那些渗透进了控制系统的情感——无论是同情、恐惧还是凶残——都可能会引起恐慌。这种恐慌可能是由于个体害怕并抵制这些情感而引起的，因为这些情感危及了神经症结构中某些特有的东西。但是，他也可能仅仅因为认识到了他的控制系统不起作用而变得惊恐不已。如果对这种情形加以分析，恐慌就会慢慢消失，而只有到了这个时候，那些特定的情感以及患者对待这些情感的态度才能正常地表现出来。

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最后一种常见的方法是神经症患者所持的心智至上（supremacy of the mind）的信念。情感——由于难以驾驭——就像是需要加以管制的嫌疑犯。而心智——想象和理智——183则像从魔瓶里钻出来的神怪一样可伸展自如。因此，事实上便产生了另一种二元论：不再是心智与（and）情感，而是心智对（versus）情感；不再是心理与躯体，而是心智对躯体；不再是心智与自我，而是心智对自我。但是，就像其他分裂的作用一样，这种分裂也是为了缓解紧张、掩盖冲突并建立一种统一的表象。它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起到这样的作用。

心智可以成为自我的旁观者。就像铃木（Zuzuki）所说的那样：“智力毕竟只是旁观者，当它发挥某种作用的时候，无论好坏，它都是被雇来听吩咐行事的。”[6]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心智绝不是一个友善的、表现出关心的旁观者；它可能多少有些兴趣，多少有点施虐倾向，但它始终都是分离的——就好像是在观察一个偶然遇到的陌生人一样。有时候，这种类型的自我观察可能显得相当机械和肤浅。因此，一名患者会相当精确地报告某些事件、活动，以及一些症状的增强或减弱，但却不会触及这些事件对他而言的意义，也不会触及他自己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在分析的过程中，他还可能会对自己的心理过程非常感兴趣。但确切地说，这种对心理过程的兴趣是他对自己敏锐的观察力，或者这些心理过程发生作用的机制产生的愉悦感，这种兴趣产生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名昆虫学家会被一种昆虫的功能所吸引一样。同样，分析学家也可能会感到很欣喜，把患者这种热切的表现误认为他对自己产生了真正的兴趣。不久之后，他就会发现，患者其实对于自己的一些发现对生活而言的意义完全不感兴趣。

这种分离的兴趣也可能公开地表现为吹毛求疵、幸灾乐祸、施虐倾向。在这些情况下，它通常会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外化。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不理不睬，但却非常敏锐地观察他人和他人的问题——以同样分离、无关联的方式。或者，他可能会觉得，他时时处在他人不怀好意的、幸灾乐祸的观察之下——在妄想症患者身上，这种感觉非常明显，但绝非仅限于此。

不管“做自己的旁观者”性质如何，他都不再是内心斗争的参与者，184他已经让自己从内心问题中脱离了出来。“他”成了他“观察自己的心智”，他也因此具有了一种统一感。于是，他的大脑成了他唯一感到有活力的部分。

心智也起到一个协调者（co-ordinator）的作用。对于这一作用，我们已很熟悉。从理想化意象的创造，从自负不停地努力掩盖着一点、突出那一点，并把需要变成美德、把潜能变成现实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想象的作用。同样，在合理化过程中，理性也可能屈从于自负。于是，任何事情看起来或者让人觉得都可能是合理的、可行的、合乎逻辑的——事实上，神经症患者正是从这一无意识前提的视角进行合理化操作的。

协调作用也可用以消除所有的自我怀疑。个体越需要心智发挥协调作用，整个结构就越不稳固。（引用一名患者的话来说）于是就有了一种“狂热的逻辑”，这种逻辑常常伴有一种认为其自身绝对无误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我的逻辑胜过一切，因为它是唯一的逻辑。……如果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那他们就是白痴。”在与他人的相处中，这种态度会表现为一种傲慢的自以为是。就内心的问题而言，它往往会关闭建设性调查的大门，但同时它又会通过建立一种终将无果的确定性来缓解紧张的程度。就像在其他神经症情况下经常看到的事实那样，与它对立的另一个极端——一种普遍的自我怀疑——也同样会导致平息紧张的结果。如果任何事情都不是它看起来那样，那么，为什么还要自寻烦恼呢？在许多患者身上，这种怀疑一切的态度可能被深深地隐藏了起来。他们表面上好像很和善地接受一切，但内心却有所保留。结果，他们自己的发现以及分析学家的建议都会迷失在捉摸不定的危险中。

最后，心智是拥有魔力的统治者（ruler），它就像上帝一样无所不能。对内心问题的认识不再是改变过程中的一步，相反，认识就是改变。患者的行为以此为前提，但他们自己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们常常会因为自己已经非常了解障碍发生的动力，但这样或那样的障碍还是没有消失而感到困惑不解。这个时候，分析学家可能会指出，肯定还存在一些患者并不知晓的本质因素——事实往往确实如此。但是，即使患者看到了其他相关的因素，情况也不会发生改变。患者同样会感到困惑和沮丧。因此，他可能会不断地寻求获得更多的认识，185认识本身很有价值，但只要患者坚持认为，“认识之光”应该驱散他生活中的每一片乌云，而他自己却不做任何实际的改变，那么，这种认识注定会徒劳无益。

他越是试图用纯理智来管理自己的生活，他就越难以承认他的内心之中存在无意识的因素。如果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干扰到了他，可能就会引起不相称的恐惧，不过也有些人可能会否认这些因素的存在，或者以合理化的方式消除这些恐惧。对于那些初次较为清楚地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神经症冲突的患者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他常常会在刹那间认识到，即使拥有理性和想象的力量，他也无法使矛盾的东西变得和谐起来。他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陷阱之中，而且可能会产生深深的恐惧感。于是，他会集中所有的心理能量以避免面对冲突。他怎样才能绕过这个陷阱呢？[7]怎样才能从这个陷阱里走出来呢？陷阱中哪个地方有出口可以让他逃出来？单纯和狡猾通常无法并存——那么，他能不能在某些情境下表现得单纯，而在其他情境下表现得狡猾呢？或者，如果他受到报复心的驱使且以此为傲，但同时他又被息事宁人的观念支配着，那么，他就会受控于另一种观念，即追求一种平静的报复、一种不受干扰的生活，并像推开灌木丛那样排除那些冒犯他自负的因素。这种想要走出陷阱的需要其实就相当于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激情。于是，所有用以削弱冲突的努力都将徒劳无益，而内心的“平静”却得以重建。

所有这些方法都以不同的方式缓解了内心的紧张。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这些方法为“解决紧张的尝试”，因为在所有这些方法中，整合力量都在起作用。例如，通过区隔化，个体将冲突的激流分离了开来，因此他不再将冲突感觉为冲突。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当成自己的旁观者，那么，他就会因此而建立一种统一感。但是，我们不可能通过说一个人是自己的旁观者，而对这个人做出令人满意的描述。这完全取决于他在“旁观”自己的时候观察到了什么，以及他在“旁观”自己的时候处于怎样的情绪状态。同样，186即使我们知道他外化了什么以及他是怎样进行外化的，但外化过程也仅仅涉及他的神经症结构的一个方面。换句话说，所有这些方法都只是部分的解决方法。只有当这些方法具有我在第一章所描述的特性时，我才会称它们是神经症的解决方法。它们为神经症患者整个人格的发展提供了形态和方向。它们决定了哪些满足是可以获得的、哪些因素是需要避免的，决定了神经症患者的价值层次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此外，它们还决定了神经症患者一般会采用的整合方法。总之，它们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生活方式。

注释：

[1]这些方法与我在《我们的内心冲突》一书中所说的“人为和谐的辅助方法”虽然内容不相一致，但原则是完全一致的。

[2]这种兴趣是强化自我疏离的另一个因素，因此它属于远离真实自我的范畴。

[3]参见Karen Horney, Our Inner Conflicts, Chapter 2, The Basic Conflict。

[4]参见Karen Horney, Our Inner Conflict, Chapter 7, Externalization。

[5]参见Edward A.Strecker and Kenneth Appel, Discovering Ourselves, Macmillan, 1931。

[6]D.T.Zuzuki, Essays on Zen Buddhism, Luzac and Co., London, 1927.

[7]参见易卜生《培尔·金特》中的相关场景。

第八章 扩张型解决方法：掌控一切的吸引力^187

在所有的神经症发展中，与自我的疏离都是核心问题；而且在所有神经症的发展中，我们都发现了对荣誉的追求、应该、要求、自我憎恨以及各种用以缓解紧张的方法。但是，我们还不太清楚这些因素在特定的神经症结构中究竟是怎样起作用的。要想清楚了解这一点，有赖于个体找了哪种方法来解决他的内心冲突。不过，在对这些解决方法进行恰当描述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自负系统所产生的内在群体以及内在群体所引起的各种冲突。我们知道，自负系统与真实自我之间往往存在一种冲突。但就像我在前面所指出的，自负系统本身内部也会出现一种主要的冲突。自我美化与自我轻视并不会构成冲突。事实上，只要我们仅仅根据这两个关于我们自身的大相径庭的形象来思考问题，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两种自我评价虽然彼此矛盾，但也相互补充——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冲突的驱力。如果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并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是怎样体验自己的——那么，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就会发生改变。

内在群体常常会导致一种对于同一性的基本的不确定感。188我是谁？我是骄傲的超人——还是卑微、有罪且极其卑劣的东西？个体通常不会有意识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除非他是一位诗人或哲学家。但这种困惑、迷惘依然会出现在他的梦境之中。这种身份的丧失在梦中可能会直接简明地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做梦者可能会梦到自己丢了护照，或者当有人要求他证明自己的身份时，他却无法证明自己是谁。或者，他可能会梦到一位老朋友，但对方的形象却与他记忆中的样子完全不同。或者，他可能会梦到自己在看一幅画像，但画框里装着的却只是一张空白的油画布。

更常见的情况是，做梦者不会明确地对自己的身份问题感到困惑，相反，他会用各种不同的象征来表示自己：不同的人、动物、植物或者无生命的物体。在同一个梦中，他可能既是加拉哈德骑士（Sir Galahad），又是危险的怪兽；既是被绑架的受害者，又是绑匪歹徒；既是罪犯，又是狱警；既是法官，又是被告；既是拷问者，又是被拷问者；既是受惊吓的孩子，又是响尾蛇。这种自我戏剧化（self-dramatization）表明，在一个人身上往往有多种不同的力量在起作用，在认识这些力量的过程中，解释（interpretation）可能非常重要。例如，如果做梦者有顺从的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可能就会通过梦中出现的一个顺从者的角色表现出来；如果他有自我轻视的倾向，那么，在梦中可能就会通过厨房地板上的蟑螂表现出来。但是，这并非自我戏剧化的全部意义所在。自我戏剧化会发生（在此提及的原因）这一事实也表明，我们有能力体验自己的不同自我。一个人在白天的生活中以这种方式体验自己，在梦里又以那样的方式体验自己，在这两种体验自己的方式间所存在的明显差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能力的表现。在清醒的时候，他可能是智多星，是人类的拯救者，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但在梦里，他又可能是变态的怪物、唾沫飞溅的白痴，或者是一个躺在阴沟里的被遗弃者。最后，即使一名神经症患者能以一种有意识的方式体验自己，他也可能会一下子觉得自己拥有傲慢的全能感，一下子又会觉得自己是社会的渣滓。在酗酒者身上（但绝非仅限于酗酒者），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他们一会儿觉得自己身处云端、189指点江山、大许其诺，但过一会儿又会觉得自己是卑贱潦倒、畏缩不前之人。

这些体验自己的多种方式通常与既存的内在形态相一致。神经症患者一般不考虑更为复杂的可能性，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美化过的自我、受鄙视的自我，有时候还可以感觉到自己真正的自我（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真正自我）。因此，他事实上必定会对自己的身份感到不确定。只要内在群体存在，“我是谁”这一问题便确实无法回答。而在这个节点上，让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不同的自我体验必定会产生冲突。更确切地说，由于神经症患者完全将自己等同于优越、骄傲的自我和受人蔑视的自我，因此，不可避免会产生冲突。如果他将自己体验为一个优人一等的存在，那么，他往往就会扩大自己的努力，过分相信自己所能取得的成就；他往往或多或少地公开表现他的骄傲自大、勃勃雄心、争强好斗和苛刻要求；他会自大自满，蔑视他人；而且还会要求他人对他表示崇拜或盲目服从。相反，如果他在内心之中把自己视为顺从的自我，那么，他往往就会觉得无助，顺从他人，取悦他人，依赖于他人，并且渴望得到他人的喜爱。换句话说，完全认同于一种或另一种自我，不仅会带来两种截然相反的自我评价，而且还会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待他人的态度、相反的行为方式、相反的价值标准、相反的驱力以及相反的满足种类。

如果这两种体验自己的方式同时起作用，那么，个体必定会觉得好像有两个人正朝两个相反的方向用力拉他。而这正是完全认同于两个既存自我的意义所在。这不仅只是一种冲突，而且是一种具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将他撕裂的冲突。如果他没有成功地缓解因此而产生的紧张，那么，焦虑必定会产生。之后，他可能就会借酒精来缓解焦虑（如果他在遇到其他问题时也是这样处理的话）。

但通常来讲，就像遇到任何剧烈冲突的情况一样，寻求解决问题之方法的尝试也会自动产生。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其中一种是《化身博士》的故事中所提出的。杰基尔博士（Dr.Jekyll）认识到，自己有正反两面^190（大致可将其描述为具有罪恶的一面和圣洁的一面，而这两面都不是他本人），而且这两面永无休止地不停交战。“我告诉自己，如果双方能各居其所，那么，生活中便再也没有那些让人难以忍受的麻烦了。”于是，他合成了一种药物，服下这种药物，他便可以将这两个自我分离开来。如果脱掉这个故事让人觉得荒诞的外衣，那么，它所表明的就是一种企图用区隔化（compartmentalizing）来解决冲突的尝试。许多患者在这个地方都会转向。他们一会儿将自己体验为极其自谦，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极其伟大，极具扩张性，但他们不会因为此种矛盾而感到困扰，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两种自我是分离的。

但就像史蒂文森的故事所表明的，这种尝试不可能成功。就像我们在上一章指出的，它只是极小部分的解决方法。一种更为激进的方法来源于流线（streamlining）模式，这是许多神经症患者都会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坚决、永久地压抑其中一个自我，而仅表现另一个自我。第三种解决冲突的方法是不再对内心激战感兴趣，并退出积极的精神生活。

因此，概括说来，自负系统会产生两大内心冲突：主要的内心冲突，以及骄傲自我与受鄙视自我之间的冲突。不过，在接受过分析的人和刚开始接受分析的患者身上，它们通常并不表现为两种分离的冲突。究其原因，部分在于真实自我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并非一种现实的力量。不过，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患者往往简单化地轻视自己身上未被自负投注的一切——包括他的真实自我。由于这些原因，这两种冲突似乎合二为一，变成了扩张倾向与自谦倾向之间的冲突。只有经过大量的分析工作，主要的内心冲突才会表现为一种分离的冲突。

就目前所掌握的知识而言，解决内心冲突的主要神经症方法似乎是确定神经症类型最为适当的基础。但我们必须牢记，我们想做出齐整的分类，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我们对于规则和指导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展示人类生活的百态。谈论人的类型——或者就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神经症类型——191毕竟只不过是一种从某些特定视角来观察人格的方法而已。而我们所使用的标准，将是某一特定心理学体系框架中的关键因素。从这一严格的意义上说，任何试图建立类型的努力都必定有利有弊。在我的心理学理论框架中，神经症患者的性格结构是核心。因此，我的“分类”标准并非这种或那种症状，也不是这种或那种个体倾向。我的分类标准只能是整个神经症结构所具有的各种特征。而这些特征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一个人为缓解其内心冲突所找到的主要解决方法。

虽然这一标准比分类学中所使用的其他许多标准都更为综合全面，但它的效用也很有限——因为我们必须做出许多的保留和限定。首先，尽管那些倾向于采用同一主要解决方法的人具有许多独特的相似之处，但他们在人品、天赋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上却存在很大的差别。而且，我们所认为的“类型”实际上只是个性的横切面，其中，神经症过程及其鲜明的特征获得了相当极端的发展。但是，总有一些中间结构所构成的不确定范畴无法进行任何精确的分类。而且，由于精神分裂过程的存在，有时候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甚至不止一种主要解决方法，这一事实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了。“大多数病例是混合的，”[1]威廉·詹姆斯说，“我们不应该过分局限于自己的分类。”因此，只说发展的方向而不说发展的类型，可能更加准确。

记住这些限制之后，我们就可以从本书所阐述的问题中，区分出三种主要的解决方法：扩张型解决方法、自谦型解决方法和放弃型解决方法。在采用扩张型解决方法（expansive solutions）时，个体主要是将他自己等同于美化过的自我。当他谈及“他自己”时，他所指的其实是他美化过的自我。或者，就像一名患者所说的那样：“我仅作为一个优越者而存在。”伴随这种解决方法而产生的优越感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是^192——不论是否有意识——它们通常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体的行为、努力以及对生活的态度。它主要会给予个体克服一切障碍（既包括他内在的障碍，也包括外在的障碍）的决心（这种决心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并让他相信他应该能够，并且事实上也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应该能够战胜命运带给他的各种逆境、某一处境的艰难、错综复杂的智力问题、他人的阻力以及自己内心的种种冲突等。“想要掌控一切”这种需要的反面是：他对一切意味着无助的事物都感到恐惧。这是他最为深切的恐惧。

当我们从表面上看扩张型解决方法时，我们看到的情形往往是这样的：这些人以一种流线的方式，致力于自我美化、野心勃勃的追求和报复性的胜利，他们把智力和意志力作为实现其理想化自我的手段，并以此来掌控生活。而且，除去前提、个别概念和术语的差异，这就是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看待这些人的方式（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受到了自恋式自我夸大或想凌驾于他人之上的需要的驱使）。不过，当我们对这些患者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所有人身上都存在自谦的倾向——这些自谦的倾向不仅受到了他们的压制，而且还遭到了他们的憎恨和厌恶。我们先看到的情形只是他们的一个方面，他们为了创造出一种主观的统一感，便假装这就是他们的整个存在。他们之所以如此固执地坚持扩张倾向，不仅因为这些倾向具有强迫性[2]，而且还因为他们觉得必须除去意识中一切自谦倾向的痕迹，以及所有自我谴责、自我怀疑、自我轻视的痕迹。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维持主观的优越感和控制感。

这方面的危险在于对那些“无法实现之应该”的认识，因为这会引起内疚感和无价值感。事实上，没有哪个人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各种“应该”，因此，这种人不可避免会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对自己否认自己的“失败”。193不论是凭借想象、突出“优点”、掩饰短处，还是通过行为的完美和外化作用，他都必须在他的内心之中维持一个能够引以为傲的自我形象。可以说，他必须下意识地虚张声势，在生活中假装无所不知、慷慨大方、刚正不阿等。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绝不能通过与美化过的自我相比较而意识到真实自我的不足。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这两种感觉中的一种可能会占优势。无论他是否意识到，他都可能会因为自己拥有愚弄他人的能力而感到极其骄傲——而且，由于他的骄傲自大以及他对他人的轻视，他往往相信自己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与此同时，他又非常害怕自己受到愚弄，如果他被人愚弄，他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或者，他经常因为自己做了一个骗子而感觉到一种潜在的恐惧，而且，这种恐惧比其他神经症类型都更为强烈。例如，即使他通过诚实的劳动取得了一些成功和荣誉，他也仍然会觉得这些成功和荣誉是他通过把某事置于他人之上而取得的。这使得他对批评和失败极为敏感，或者，他甚至对失败的可能性以及他的“虚张声势”遭到他人批评的可能性都非常敏感。

这一群体进而包括许多不同的类型，就像一个简单的调查所表明的那样，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患者、朋友或文学人物。在个体的种种差异中，最为关键的是一个人享受生活的能力，以及对他人产生积极情感的能力。例如，培尔·金特和海达·高布乐都是将自己夸大而成的形象——但是，他们在情感方面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他相关的差异取决于各类型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从意识中除去这种对“缺点”的认识。而他们所提出之要求的性质、他们的理由以及他们主张的手段也各不相同。我们必须至少考虑“扩张型解决方法”三种更细的分类：自恋型、完美主义型和自大—报复型。由于前两种在精神病学文献中已有详细的描述，因此，我在此仅做简单的讨论，而对最后一种，我将做详细的阐述。

在使用自恋（narcissism）这个词时，我有些犹豫，因为在弗洛伊德的经典著作中，这个词包括一切难以区分的自我膨胀、自我中心、对个人利益的挂虑，194以及不再与他人交往的现象等。[3]我在此采用的是其基本的描述性含义：“爱上自己的理想化意象”。[4]更确切地说：一个人就是他的理想化自我，并且他对这种理想化自我似乎十分崇拜。这一基本态度给了他恢复正常的能力或反弹力，而这种能力是其他群体中的人完全缺乏的。它给了他相当充分的自信，对于所有正在遭受自我怀疑折磨的人来说，这一点正是他们所羡慕的。他（在意识水平上）没有什么疑虑，他是救世主、真命天子、先知、伟大的施舍者、人类的恩人。所有这一切都含有少许的真实性。他往往具有超常的天赋，在年幼时就能轻而易举地脱颖而出，有时候还是备受宠爱、让人羡慕的孩子。

这种对于他自身之伟大、独特的坚定信念，是了解他的关键。他恢复正常的能力和常驻的青春都来源于此。他那迷人的魅力也是如此。但很显然，尽管他具有天赋，但根基却不稳定。他会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功绩或美好品质，需要以崇拜和爱慕等形式不断肯定对自我的评价。他的控制感主要表现在：他坚信自己无所不能、无人不胜。他往往确实具有迷人的魅力，尤其是当有新人进入他的生活轨迹时。不管他们实际上对他重要与否，他都必须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他通常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他“爱”人们。他可能会表现得慷慨大方、真情流露、奉承他人、给他人支持和帮助——以期望得到他人的崇拜，或者期望他人回报所得到的爱。他常常热情地帮助家人朋友，也会热情地投入他的工作和计划。他可能会表现得非常宽容，195不求他人完美无缺，甚至能够容忍别人拿自己开玩笑（只要这些玩笑仅仅突出他可爱可亲的特点即可）。但是，他决不允许别人严肃地质疑他。

就像在分析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相比于其他形式的神经症，他的“应该”同样不可动摇。但他的特点是运用“魔杖”去对付它们。他似乎拥有无限的忽视缺点或者将缺点转化为美德的能力。一个头脑清醒的旁观者常常会说他是无耻之徒，或者至少是不可靠之人。他看起来好像丝毫不在意违背诺言、不忠不义、负债累累、欺诈骗取等行为。（可以思考一下约翰·加布里埃尔·博克曼。）不过，他不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剥削者。相反，他觉得他的需要或工作非常重要，因此他应该享有一切特权。他从不怀疑自己的权利，而且，不管他实际上如何践踏了他人的权利，他都期望别人能够“无条件”地“爱”他。

在人际关系与工作方面，他也会陷入这样的困难境地。他丝毫不关心他人的本质必定会在亲密关系中表现出来。其他人有他们自己的愿望或观点，他们会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他或者指出他的缺点，他们会对他抱有期望——所有这些简单的事实，都会让他觉得是奇耻大辱，会让他感到郁闷愤恨。于是，他可能会大发雷霆，然后去找那些更能“理解”他的人。而且，由于他在大多数人际交往中会出现这一过程，因此他常常会觉得很孤单。

他在工作中的困难往往有多种。他的计划往往过于宽泛，他往往不考虑各种局限性，他会高估自己的能力，他的追求过多，因此很容易导致失败。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反弹力给予了他一种回弹的能力，但与此同时，事业或人际关系中不断遭遇的失败——排斥——也可能会完全压垮他。于是，本来已被成功搁置一旁的自我憎恨和自我轻视，此时便有可能充分发挥效力。而他则可能会陷入抑郁状态，精神病发作，甚至会自杀，或者通过自我毁灭的冲动，招致一场意外事故或者得病而死（这是更为常见的情况）。[5]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他对生活的整体感觉。表面上，196他相当乐观，关注外部生活，希望获得快乐和幸福，但内心之中却隐藏着失望与悲观的情绪。他以无限之物和获得虚幻的幸福为衡量的尺度，因此难免会感觉到生活中令人痛苦的矛盾。只要他没有遭遇失败，他就不可能承认自己哪儿失败了，尤其是在掌控生活方面。矛盾并不在他，而在于生活本身。于是，他可能会看到生活的悲剧性，不过这种悲剧性本身并不存在，而是他赋予了生活这样一种悲剧性。

细分的第二种类型是追求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的类型，这种类型的人常常将他自己等同于他的标准。这种类型的人之所以有一种优越感，是因为他在道德和智力上的高标准，并因此看不起其他人。不过，他这种傲慢地轻视他人的态度是隐藏起来的，隐藏于优雅的友善背后——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是因为他的种种标准不允许这些“不正常”的感觉的存在。

他掩饰那些无法实现之“应该”的方式具有双重性。与自恋型的人相比，他会通过履行职责和义务、礼貌有序的举止、不明显撒谎等行为，努力实现自己的“应该”。一说到完美主义者，我们往往只会想起这样的人：他们墨守成规、一丝不苟、认真守时，总是要找适当的话说，或者必须戴适宜的领带或帽子。但这些只不过是他们想达到最高卓越境界这一需要的表面现象而已。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些细枝末节，而是生活中全部行为的完美无瑕和出类拔萃。但是，由于他所能获得的只是行为上的完美，因此，他需要另一种策略：在内心之中将标准与事实相等同——将“知道道德标准”等同于“做一个好人”。其间所涉及的自我欺骗，他往往更不清楚，因为对于他人，他可能会坚持要求他们真正地达到他的完美标准，如果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就会鄙视他们。这样一来，他自身的自我谴责也就外化了。

为了进一步证实他对自己的看法，他需要他人的尊重，而不是热烈的赞美（对于这种热烈的赞美，他往往是嗤之以鼻的）。197因此，他的要求更多的是基于他与生活秘密达成的“协议”，而较少基于他对自己伟大之处的“天真”信念（这在第二章“神经症要求”中已做过描述）。因为他公平、公正、负责，因此，他有权利要求他人和生活整体上给他公平的对待。他坚信生活中有一种绝对可靠的公正，这种信念给了他一种控制感。因此，他自身的完美不仅仅是获得优越地位的手段，而且也是控制生活的手段。无论好坏，他的脑子里都绝不会有不劳而获的想法。所以，他自身所拥有的成功、财富或健康都不是用来享受的东西，而更多的是对他的优势的一种证明。相反，任何降临到他头上的不幸——如失去孩子、发生意外、妻子出轨、丢掉工作等——都可能会使这个表面看起来完全正常的人陷入崩溃的边缘。他不仅会怨恨命运的不公，而且，这种不幸甚至还会动摇他精神生活的基础。这种不幸会使他整个思考系统失灵，并让他想到孤立无助的前景。

在讨论“应该”之暴行时，我们还提到了他其他的崩溃点：认识到自己造成的某个错误或失败，发现自己陷入了相互矛盾的“应该”之中。就像不幸能摧毁他的立足之地一样，“认识到他自己易犯错误”也是如此。在此之前成功将其遏制的自谦倾向和难以释怀的自我憎恨，此时可能会涌现出来。

第三类朝着自大报复（arrogant vindictiveness）的方向发展，这一类就相当于他的自负。他生活中的主要动力就是他想要获得报复性胜利的需要。就像哈罗德·凯尔曼[6]在提到创伤性神经症时所说的那样，报复在此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在任何追求荣誉的过程中，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都是一个常见的部分。因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这种需要是否存在，而是它那压倒一切的强度。想要获得胜利的念头是如何牢牢地控制个体，以至于他会穷尽一生不懈追求它呢？显然，这是由多种有力因素促成的。但是，198仅仅知道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解释它那可怕的力量。为了获得更充分的理解，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视角来探讨这个问题。虽然在其他人身上，这种对报复和胜利的需要所产生的影响也很深刻，但它通常会受限于三个因素：爱、恐惧和自我保护。只有当这些抑制性因素暂时或永久地失去作用时，报复心理才有可能涉及整个人格——因此才能成为一种整合力量，就像在美狄亚（Medea）身上所发生的一样——并朝着报复和胜利的方向发展。在我们接下来将要讨论的这种人身上，正是这两个过程——强有力的冲动和不充分的抑制——的结合，解释了报复心理的强度。一些伟大的作家凭直觉捕捉到了这种结合，并以一种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将其表述了出来，这些方式比精神病学家所能希望的还要让人印象深刻。此刻我想到的就有：《白鲸》（Moby Dick）里的亚哈船长（Captain Ahab）、《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里的希斯克利夫（Heathcliff）、《红与黑》中的于连（Julien）。

下面，我们先来描述一下报复心理学在人际关系中是怎样体现的。一种想要获得胜利的迫切需要通常会使这种人极具竞争性。事实上，他无法忍受任何人的知识和成就超过他、权力比他大，也无法忍受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质疑他的优越性。他会强迫性地把他的对手拉下水或者击败他。即使他有时为了事业而让自己屈服，但他也还是会谋划最终的胜利。由于他不受忠诚感的约束，因此很容易做出背信弃义的举动。他常常不知疲倦地工作，但他实际上所取得的成就却往往依赖于他的天赋。虽然他总是不停地谋划，但往往还是一事无成，其原因不仅在于他没有效率，而且还在于他具有太过强烈的自毁倾向（这一点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

这种人的报复心理最为明显的表现是暴怒（violent rages）。报复性暴怒的发作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时连他自己都会害怕失控时自己会做出什么无法弥补的事情来。例如，如果患者酒后杀了人，事后他实际上也会十分害怕。也就是说，在当时，他平常的控制力不起作用了。想要采取报复性行为的冲动可能非常强烈，199足以碾压平常支配其行为的谨慎心理。一旦受制于报复性的暴怒，这种暴怒就真的会危及他们的生命、安全、工作及社会地位。文学上的一个例子是司汤达的《红与黑》，于连在读完毁谤他的信件之后，一枪射死了德·雷纳尔夫人（Madame de Renal）。稍后我们便可理解这种行为的鲁莽性。

报复性情感很少爆发，比这些报复性情感更为重要的是永久性报复（permanent vindictiveness），它渗透于这种类型的人对待他人的态度之中。他坚信，任何人说到底都是险恶、扭曲的，友善只是一种伪装，对于任何人，我们都要选择不信任，这才是明智之举，除非这个人已被证实诚实可靠。但即使已经得到证实，只要有一丝刺激，便马上会引起他的怀疑。在对待他人的行为方面，尽管有时候他会用薄薄一层文明礼貌的外表来掩盖自己的行为，但他明显狂妄自负，并且常常表现得粗暴无礼。他常常以微妙或粗劣的方式有意或无意地羞辱他人、利用他人。他可能会利用女人来满足自己的性需要，而全然不顾她们的情感。他有一种表面上看似“天真的”自我中心心理，会利用别人，把别人当成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他常常与人结交，并保持联系，但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人有利于他实现追求胜利的需要。例如，那些可作为他事业上的垫脚石的人，那些他能征服的颇具影响力的女人，还有那些盲目推崇他、增强其权力的追随者，等等。

他在挫败他人方面是一个老手——挫败他人大大小小的希望，以及他们渴望得到关注、安慰、时间、朋友、享乐的需要。[7]当他人抗议他这种待人方式时，他会觉得他们的这种反应是一种神经过敏。

在分析过程中，当这些倾向明显减弱后，他有可能会将其视为合理的^200武器，用其来对抗一切。如果不保持警惕，不聚集全部精力进行防卫，那么，他将是一个大笨蛋。他必须时刻准备反击。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他都必须是情境中不可战胜的主宰。

报复他人的心理最为重要的表现在于他提出的要求的类型，以及他坚持实现这些要求的方式。他可能不会公开提出要求，也丝毫意识不到自己有这样的要求或者正在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实际上，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让他人不容置疑地尊重自己的神经症需要，且有权利完全无视他人的需要或愿望。例如，他觉得自己有权利畅谈、批评自己不喜欢的现象，但同时，他又觉得自己有权利不受到任何的批评。他觉得自己有权决定是经常还是很少去看望某个朋友，有权决定如何度过在一起的时间。另外，与之相反，他还觉得自己有权利不让其他人表达对这个方面的希望或异议。

不管如何解释这些要求的内在必要性，它们肯定都会表现为一种对他人的蔑视。当他人达不到这些要求时，它们随之就会导致一种惩罚性的报复心理，这种报复心理的范围很广，从烦躁、愠怒到使他人产生负罪感，再到公开暴怒，程度不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报复心理是他因受挫而产生的愤慨反应。但是，这些并未冲淡的情感表现还会被用来威胁他人，使其进入一种顺从的缓和状态，从而坚持他的要求。相反，当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权利”，或者当他没有惩罚他人时，他便会对自己大为光火，并斥责自己“太过软弱”。在分析的过程中，他往往会抱怨自己的抑制状态或“顺从”，他的意思有一部分是要（无意识地）传达他对于这些技术的不足之处的不满。提高、改善这些技术，是他私下里希望分析能产生的结果之一。换句话说，他并不想克服自己的敌意，而只想在表达敌意的时候受到的抑制更少或更有技巧。这样一来，他就会变得令人畏惧，以至于所有人都会忙不迭地来满足他的要求。这两个因素增加了他的不满。而他确实是一个长期心怀不满的人。在他心里，他有理由这样做，而且他肯定也乐于让人知晓——201所有这一切（包括他的不满）都可能是无意识的。

他在一定程度上会用他的优越品质来为自己的要求辩护，在他心里，这些优越品质指的是他的渊博知识、“智慧”和远见。更确切地说，他是因为所受的伤害才提出了这些要求，以作为补偿。为了巩固提出这些要求的基础，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珍藏所受到的这些伤害，并让这些伤害一直存在，而不论这些伤害是很久以前受到的还是最近受到的。他可能会将自己比作永远不会忘记的大象。他没有认识到的是，他的主要兴趣在于不忘记各种怠慢轻视，因为在他的想象中，这便是这个世界所要支付的账单。为自己的要求做辩护的需要，以及因为要求受挫而做出的反应，这二者就像是一种恶性循环，源源不断地为他的报复心理提供燃料。

因此，如此普遍的报复心理自然也会渗入分析关系之中，并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负性治疗反应（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8]的一部分，我们所说的负性治疗反应，指的是发生在建设性进展之后的急性损伤状况。任何对人或生活做出的行动，事实上都会危及他的要求，以及他的报复心理所涉及的一切。只要个体主观上觉得这些东西不可或缺，他在分析中就必定会为之辩护。这种变化只有极小部分是明确而直接的。此时，患者或许会坦率承认自己绝不放弃报复的决心。“你休想从我这儿夺走它，你想让我成为一个好好先生，报复让我心情激动，报复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它就是力量”，等等。但他大部分的辩护以微妙、间接的形式隐藏了起来。对于分析学家来说，必须弄清辩护所采取的形式，这在临床上极为重要，因为这种辩护不仅有可能会延长分析过程，而且还可能会完全破坏这个过程。

它可以通过两种主要方式达到上述结果。它即使不能控制分析关系，也会对分析关系产生极大影响。因此，“挫败分析学家”看起来可能比“取得进展”更为重要。而且（这一点鲜为人知），它还能决定个体有兴趣去解决的是哪些问题。202我们再来看一些极端的例子，患者对于任何最终有助于形成一种更大更好的报复心理的事物都感兴趣——这种报复心理不仅一经产生便更为有效，而且执行起来不会让他有任何损伤，他能够更为镇定平静地对待这种报复。这个选择过程并非通过有意识的推理完成的，而是凭借一种确定无疑绝不会犯错的直觉方向感完成的。例如，他非常感兴趣于克服自己的顺从倾向，或者克服那种觉得自己没有权利的感觉。他对于克服自己的自我憎恨也很感兴趣，因为在反抗世界的斗争中，自我憎恨削弱了他的力量。但与此同时，他对于减少自己的自大要求，或者消除觉得自己受他人虐待的感觉却丝毫不感兴趣。他可能会出奇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外化。事实上，他可能完全不愿意分析自己的人际关系，强调他自己在这个方面想得到的一切都不用费心。除非分析学家领会到了这一选择过程的可怕逻辑，否则，很容易就会被整个分析过程弄得晕头转向。

这种报复心理源于何处？它的强度由何产生？同其他神经症的发展一样，这种报复心理也开始于童年期——尤其是在童年期有不好的生活经历，且即使有补偿性因素，这种因素也很少的情况。粗暴的行为、羞辱、嘲笑、忽视以及公然的虚伪，所有这些都会对孩子，尤其是一个极为敏感的孩子造成极大打击。在集中营待过多年的人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完全是因为他们扼杀了自己的温暖情感，特别是对他人以及对自己的同情心。在我看来，一个长期处于我们所描述的那些状况之下的儿童，往往也会经历这样一个内心变硬的过程才能存活下来。他可能也曾可怜兮兮地试图博取他人的同情、关注或喜爱，但没有成功，最后便抑制了所有对温情的需要。他逐渐“断定”，对他来说，真正的爱不仅无法获得，而且根本就不存在。最终，他不再渴望得到爱，甚至还会嗤之以鼻。不过，这一步却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因为对爱、温暖、亲密感的需要是使我们那些讨人喜爱的品质得以发展的一种强有力的诱因。被爱的感觉——甚至是觉得自己可爱的感觉——很可能是生活中最大的价值之一。相反，觉得自己不可爱的感觉有可能会导致深切的痛苦，这一点我们将会在后面章节加以讨论。203报复型的人常常试图用一种简单而彻底的方式消除这种痛苦，他让自己相信自己是一个不可爱的人，而且他坚信自己对此毫不在意。这样一来，他便不再急着去取悦他人，而是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他可以随意有满腔的愤恨。

我们到后面将会看到，这只是整个发展过程的开始：报复心理的表现可能会因为谨慎或权宜的考虑而受到抑制，但它们很少会因同情、喜爱或感激之类的情感而得以抵消。为了理解这个摧毁积极情感的过程到后来当人们渴求友谊或爱情时仍然存在的原因，我们必须看一下他的第二种生存方式：他对未来的想象和幻想。他将肯定比现在的“他们”强。他将变得很出色，让他们蒙受羞辱。他将会让他们看到，他们对他的判断错得有多离谱。他将成为永垂不朽的伟大英雄（在于连的例子中，这个伟大的英雄是拿破仑）、迫害者、领袖、科学家。这样一种对于辩护、报复、胜利的需要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需要的驱使下，这些想象和幻想都并非胡思乱想。它们决定了他的生活历程。不论大事小事，他总是逼着自己要取得胜利，因此，他活着就是为了等待“最后审判日”的到来。

追求胜利的需要和否认积极情感的需要都来源于不幸的童年生活环境，因此，它们从一开始就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了一起。而它们之所以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是因为它们会强化彼此。情感的硬化最初是出于生存的需要，但也让这种想成功主宰生活的驱力不受阻碍地发展了起来。但是，这种驱力往往伴随着无法满足的自负，它最终会变成一个怪兽，慢慢地吞噬掉所有的情感。在通往一种险恶荣耀的道路上，爱、同情、体谅——所有的人类联系——都会被视为阻碍。这种类型的人应该保持冷漠、超然。

在西蒙·费尼莫尔（Simon Fennimore）[9]这个人物角色身上，毛姆将这种故意压制人类欲望的行为描述为一个有意识的过程。204为了在一个极权政体中成为一个独裁的“公正”领袖，西蒙强迫自己抛弃并摧毁了爱情、友情以及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物。任何人身上（不管是他自己，还是他人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触动他。为了获得一种报复性胜利，他牺牲了自己的真实自我。这是一位艺术家对自大—报复型个体身上逐渐而无意识地发生的事情的精辟见解。在这类人看来，承认自己有人性的需要是一种可耻、软弱的象征。在进行大量的分析工作后，情感会流露出来，但这些情感会让他感到厌恶和害怕。他觉得自己“内心变柔软了”，然后，他要么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虐待狂态度，要么就会以强烈的自杀冲动来反抗自我。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追踪了他的人际关系的发展。通过这种方法，我们理解了他的大部分报复心理和冷漠态度。但我们还是有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如有关报复心理的主观价值和强度的问题，有关其要求之残忍性的问题，等等。如果我们现在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内心因素上，并思考它们对人际关系特点的影响，那我们就可以获得更为全面的了解。

这个方面的主要动力是他对于辩护的需要。由于觉得自己像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因此，他必须向自己证明自己的价值。只有通过妄称自己具有超凡的品质（这些超凡品质的具体性质是由其特定需要决定的），他才能满意地证明这一点。对于一个像他这样孤立而敌意的个体来说，不需要他人这一点当然很重要。因此，他会发展出一种像神一样独立自足的明显的自负。他会变得过于骄傲，以至于不会提出任何要求，也不能大方地接受任何东西。在他看来，处于接受者的位置是一种耻辱，因此会抑制他所有的感激之情。在抑制了所有的积极情感之后，他便只能用他的智力来主宰生活。于是，他对自己智力的自负便会达到不同寻常的程度：自负于自己的警觉、以智取胜的能力、具有远见和善于计划。而且，对他来说，生活从一开始便是一场反抗一切的无情斗争。因此，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和变得不可侵犯不仅是他所渴望的，而且也是绝对必要的。事实上，当他的自负变得非常强烈时，205他的脆弱性也会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但是，他绝不允许自己感觉到任何伤痛，因为他的骄傲不允许他有这种感觉。因此，这种原本是为了保护真实情感而必需的硬化过程，现在则必须积聚起所有的力量来保护他的自负。于是，他的自负超越了他受伤、痛苦的感觉。从蚊子到意外事件，再到人，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人能够伤害到他。不过，这种方法是一把双刃剑。由于不能有意识地感觉到伤痛，因此，他在生活中不会经常感觉到剧烈的疼痛。除此之外，削弱了对伤痛的意识，是否真的不会同时削弱他的报复冲动？这一点依然令人怀疑。换句话说，要是这种意识没有削弱，他是否就不会变得更为暴力、更具破坏性？当然，对报复心理的意识本身也会减弱。在其心中，这转化成了对所犯之错的合理愤怒，以及对犯错者的惩罚权利。不过，如果某种伤害确实穿透了“不易受伤害”这个保护层，那么，这种伤害就会变得无法忍受。除了他的自负会受到伤害之外——例如，得不到认可——他还会遭受耻辱的打击，因为他竟然“允许”某事或某人伤害自己。即使是一个平时高度自制的人，遇到这样一种情况，也会迸发出一场情感危机。

他深信自己不可侵犯或不易受伤，并以此为傲。与此关系非常密切，且事实上与此相补充的一点是，他深信自己拥有豁免权和不受惩罚的权利。这种信念完全是无意识的，通常产生于他的这样一种要求：他要求自己有权利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人，而且有权利要求他人不介意他的做法或者对他实施报复。换句话说，他深信：“没有人能够伤害我而不受惩罚，但我可以伤害任何人而不受惩罚。”要理解这种要求的必要性，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一下他对待他人的态度。我们已经看到，他很容易因为他好战的心理、自大的惩罚，以及他公然利用它们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冒犯他人。但是，他并不会明显表现出所有的敌意。事实上，他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自己的敌意。就像司汤达在《红与黑》中所描述的那样，于连如果不是因为难以控制的报复性愤怒而失去理智的话，他是一个极其自制、相当谨慎和警觉的人。因此，我们对这种类型的人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印象：他在与人打交道时，既鲁莽又谨慎。206这种印象精确地反映了在他身上起作用的各种力量。事实上，在让他人感觉到他的愤怒和抑制这种愤怒之间，他必须保持一种平衡。驱使他将其表现出来的，不仅是他的报复冲动的强度，而且还有他想要威慑他人、使他人敬畏自己的威力的需要。由于他觉得自己不可能与他人友好相处，由于这是他坚持自己要求的一种方式，而且——更为普遍的是——由于在一场对抗一切的斗争中，进攻是最佳的防御方式，所以，这反过来也是必需的。

与此同时，他之所以需要抑制自己的攻击冲动，是因为恐惧。尽管他非常自大，认为没有人能够以任何方式威慑他或者影响他，但事实上，他还是害怕他人。这种恐惧是许多因素结合到一起所导致的。他害怕他人可能会因为遭到他的攻击而报复他。他害怕，如果自己“太过分”，他人就可能会干涉他所制订的任何与他们有关的计划。他之所以害怕他们，是因为他们确实有能力伤害他的自负。他之所以害怕他们，是因为他为了使自己的敌意显得正当合理，必须在头脑中夸大他人的敌意。不过，自我否认这些恐惧的存在并不足以将其消除，他需要某种更为有力的保证。要想应对这种恐惧，他必须表达自己的报复性敌意——而且，在表达这种敌意时还不能意识到恐惧。于是，“获得豁免”这一要求就变成了一种对于获得豁免的虚幻信念，这种要求似乎可以解决该困境。

最后要提及的一种自负是对他的诚实、公平、公正的自负。不用说，他既不诚实，也不公平，而且也不可能如此。相反，倘若有人决定——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决定——不顾事实真相而一辈子虚张声势，那么，这个人就是他。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他的前提，我们就能理解他为什么深信自己具有这些超人的品质。在他看来，反击或者——更为可取的做法是——先发制人（这在他看来更符合逻辑）是反抗他所在的这个充满欺骗和敌意的世界所不可缺少的武器。这只不过是明智而合法的利己行为而已。而且，他丝毫不怀疑自己的要求、愤怒以及对这些要求和愤怒的表达是否合理，在他看来，这些“显然”是完全合理的。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坚信自己是一个特别诚实的人^207，这一点对于其他原因来说也非常重要。他看到周围有许多人装得比他们的本来面目更有爱心、更富同情心、更为慷慨。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更加诚实一些。他不会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友善的人，事实上，他也鄙视这种做法。如果他停留在一个“至少我不伪装……”的层面上，那么，他的处境还算安全。但是，他需要为自己的冷漠辩护，这就使他走得更远了。他常常否认帮助他人的愿望或者友善的行为的存在。他不会抽象地争辩说友善行为不会发生，但只要某个人表现出友善行为，他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视之为伪善。这种举动再一次将他推向了顶峰，让他觉得自己并非一般的伪善之流。

相比于他自我辩护的需要，这种“对于伪装爱心的不能容忍”具有更为深刻的根源。只有在接受了大量的分析之后，他才会像其他扩张型个体一样，出现自谦的倾向。他把自己当成了实现最终胜利的工具，因此，掩饰这种倾向的需要比其他扩张型个体更为强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常常觉得自己既可耻又无助，总是为了被爱而让自己屈服。现在，我们明白了：对于他人，他不仅鄙视他们伪装出来的爱心，而且还鄙视他们的顺从、自我堕落以及对爱的无助渴求。简言之，他对他们的鄙视，其实表明了他对自己身上这些自谦倾向的憎恨和鄙视。

现在，自我憎恨和自我轻视看起来似乎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自我憎恨总是残忍无情。但是，它的强度或者说效力往往取决于两种因素：一种是个体受其自负支配的程度；另一种是建设性力量抵消自我憎恨的程度——这些建设性力量包括对于生活中存在积极价值的信念、生活中建设性目标的存在，以及对自己的某种温情或欣赏之情。由于所有这些因素对于攻击—报复型个体来说都是不利的，208因此，他的自我憎恨比一般病例更具伤害性。即使在分析情境之外，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他在很大程度上会无情地监督自己、挫败自己——他将这种自我挫败美化为克己自律。

这种自我憎恨需要严格的自我保护措施。它的外化似乎完全是一种自我防卫。就像所有扩张型解决方法一样，它也主要是一种积极的方法。他憎恨并鄙视他人身上所具备的这些东西：他们的顺从、他们的伪善以及他们的“愚蠢”。而这些也正是他自己身上具备且力图去压制和憎恨的东西。他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他人，当他人不能达到这些标准时，他便要进行惩罚。他想挫败他人的倾向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自我挫败冲动的一种外化。因此，他对待他人的惩罚态度看起来似乎完全出于报复，但实际上却是一种混合现象。对待他人的惩罚态度有一部分是报复心理的表现；同时，它也是他对待自己的谴责性惩罚倾向的外化；最后，它还是一种为了坚持其要求而威慑他人的手段。在分析中，这三个方面都必须依次加以解决。

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在为了保护自己而对抗自我憎恨的过程中，最为突出的一点也是防止这样一种意识：自己不能按照内心自负的指令成为他应该成为的那种人。除了外化以外，他在这个方面采取的主要防御措施是披上一层厚厚的难以穿破的自以为是的盔甲，而这往往会导致他不近情理。在任何可能产生的争论中，他似乎都丝毫不在意事情真相如何，而常常把许多话都理解为敌意的攻击，并机械地予以反击——就像一只被碰触的豪猪一样。而对于那些有可能导致对其做法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的东西，他是连考虑都不会考虑一下的。

他用来保护自己，以免认识到自身任何缺点的第三种方法是他对他人的要求。在讨论这些方法时，我们已强调过在他妄称自己拥有一切权利而否认他人拥有任何权利的心理中所涉及的报复性元素。但是，如果他不是迫切地需要保护自己，以免受到他自身的自我憎恨的攻击，那么，就算他有强烈的报复心理，他对他人的要求也会更为理智。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要求是：他人的行为方式不应该使他产生任何的内疚感或自我怀疑。如果他深信自己有权利利用、挫败他人，他人也不会^209因此而抱怨、批评或憎恨他，那么，他就不会意识到自己具有利用或挫败他人的倾向。如果他有权让他人不期望他表现出温柔、感激或体谅，那么，他们的失望就只能归于他们的运气不好，而不能怪他没有公平地对待他们。只要他有一丝丝怀疑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失败，以及他人有理由厌恶自己的态度，很快这种怀疑就会有如大堤决口，而自责的洪流也会随之奔涌而来，冲垮并卷走他所有假装的自信。

当我们认识到自负和自我憎恨在这种人身上所起的作用之后，我们不仅能更为准确地理解那些在他身上起作用的力量，而且还可能会改变对他的整个看法。只要我们将关注的焦点主要放在他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上，我们就会将他描述为一个狂妄自大、冷酷无情、自私自利的虐待狂——或者，我们可能就会用我们所能想到的任何表示敌对性攻击的词语来描述他。所有这些词语都很正确。但是，当我们认识到他已处于自负系统的牢牢控制之中，认识到他必须竭尽全力才能不被自我憎恨压垮时，我们就会把他看成一个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疲惫不堪的人。这幅画面与前面描述的画面一样精确。

从两个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两个不同方面中，是不是有一个方面更为基本、更加重要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而且很可能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是，正是在其处于内心斗争之中，不愿审视自己在与人相处方面的困难，而且这些困难也确实没有被清楚认识到时，我们才能对其进行分析。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这个方面相对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他的人际关系非常不稳定，以至于他相当迫切地想避免触及这些关系。但是，我们在治疗中首先处理内心因素，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内心因素以多种方式导致他产生了这样一种显著的倾向：自大的报复心理。事实上，如果不考虑他的自负及其脆弱性，我们就不能理解他的自大程度——或者说，如果看不到他想保护自己免遭自我憎恨的需要，我们就无法理解其报复心理的强度。210但是更进一步说，这些内心因素不仅具有强化作用，而且它们还会使他的敌意—攻击倾向具有强迫性。直接处理敌意之所以往往无效，且必定无效，甚至徒劳，其决定性原因便在于此。只要这些导致其具有强迫性的因素依旧存在（简单地说，只要他对此无能为力），患者就不可能有任何兴趣去注意到他自己的敌意—攻击倾向，更不会去审视它。

例如，他追求报复性胜利的需要无疑是一种敌意—攻击倾向。但是，它之所以具有强迫性，就是因为他需要用他自己的观点来证明自己。这种愿望一开始甚至都算不上是神经症。在人类价值的阶梯上，他的起点非常低，以至于他必须为自己的存在辩护，并证明自己的价值。但紧接着，那种想要恢复自负、保护自己免于潜在自我轻视的需要往往又会使得这种愿望变得非常迫切。同样，他对于“正确”的需要以及随之而来的自大的需求虽然激进且富于攻击性，但也由于必须防止任何自我怀疑和自责的出现而变得具有强迫性。最后，他对于他人的大部分挑剔、惩罚、谴责的态度——或者，任何使得这些态度具有强迫性的东西——都来自他想要外化其自我憎恨的极端需要。

而且，就像我们一开始指出的那样，如果那些通常用来抵制报复心理的力量不起作用的话，那么，这种报复心理就会大为增长。在此，这些抑制力量不起作用的主要原因同样也是内心因素。对温柔情感的抑制（这种抑制通常开始于儿童期，有研究者将之描述为内心硬化过程）由于他人的行为及态度而成为必要的过程，意在保护自己、对抗他人。他的自负极为脆弱，这大大增强了他不想让自己感觉到痛苦的需要，同时，这种需要又因为他对于自身不会受到伤害的自负而达到顶点。他对于人间温暖和情爱（包括付出爱和接受爱）的渴望，一开始会受到环境的阻挠，然后因为追求胜利的需要而被舍弃，最后又因自我憎恨并给自己贴上了“不可爱”的标签而被冻结了起来。这样一来，在反对他人的过程中，他便没有什么珍贵的东西可以失去的了。他在无意之中采纳了一位古罗马皇帝的箴言：让他们又怕又恨吧（oderint dum metuant）。换句话说：“他们不可能爱我，他们不管怎样都会恨我，211因此，他们至少应当怕我。”而且，健康的利己心理（这种利己心理原本可以用来抑制报复性冲动）也由于他对自身个人幸福的毫不在意而保持在了最低限度。甚至是对他人的一定程度的害怕，也由于他那“不会受到伤害”和“免疫”的自负而受到了抑制。

在这种缺乏抑制力量的情况下，有一个因素特别值得一提。他对他人没有什么同情之心，即使有，也是非常少的。同情心之所以缺乏，原因有很多种，主要在于他对他人的敌意，以及他对自己缺乏同情之心。但是，他之所以对他人冷酷无情，很可能主要是因为他嫉妒他人。这是一种痛苦的嫉妒——这种嫉妒并不是为了这种或那种东西，而是一种弥漫性的感觉——因为觉得自己被摒弃在了整个生活之外而产生。[10]诚然，因为身处困境之中，他确实被排除在了一切令生活有价值的事物之外——喜悦、幸福、爱、创造性、成长。如果沿着这种简单的思路思考，我们此时可能就会说：难道不是他自己背弃生活的吗？难道他不是以自己不想要、不需要任何东西的克己寡欲为傲吗？他不是一直抵制各种积极情感吗？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嫉妒他人呢？但事实上，他确实嫉妒他人。不用说，如果不接受分析，他的自负是不会允许他坦白承认这一点的。但是，随着分析的深入，他可能会说一些他人当然比他更好之类的话。或者，他可能会认识到，自己之所以对某个人发火，只不过是因为那个人总是很高兴，或者那个人总是对某些东西充满浓厚的兴趣。他自己间接地给出了一种解释。他觉得，这种人当着他的面炫耀自己的幸福，是不怀好意地想羞辱他。以这样一种方式体验事物，不仅会唤起他想要扼杀快乐这样的报复性冲动，而且会由于遏制了对他人痛苦的同情之心而产生一种奇怪的冷酷无情。（易卜生笔下的海达·高布乐就是这种报复性冷酷无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到目前为止，他的嫉妒让我们想起了那种“自己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dog-in-the-manger）的态度。任何东西，不管他想不想要，只要别人拥有而他得不到，这种东西就会伤害他的自负。

但是，这种解释还不够深入。在分析过程中，212有一点会慢慢显示出来，那就是：虽然他已声称“生活中的葡萄”是酸的，但他还是想要得到。我们必须记住，他背弃生活并非有意，而且，他用来与生活交换的是一种差劲的替代品。换句话说，他对生活的热情虽然受到了抑制，但并未完全熄灭。在刚开始分析的时候，这还只是一种给人以希望的信念，但在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还要多得多的案例中，却往往被证明是合理的。治疗成功的关键在于其有效性。如果他内心没有想要生活得更为充实的愿望，那我们怎么能帮助他呢？

这种认识与分析学家对这样一个患者的态度也有关系。大多数人对这种类型患者的反应不是被吓得服服帖帖，就是完全拒绝他。这两种态度对于分析学家来说都不合适。如果分析学家接受他为患者，那么自然是想帮助他。但如果分析学家被吓到，他将不敢有效地去处理患者的问题。如果分析学家从内心拒绝患者，那他的分析工作将不能有效进行。不过，当分析学家认识到，这名患者虽然矢口否认，但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在痛苦中挣扎的人时，那么，分析学家就会产生必要的同情、尊重和理解。

回顾这三种扩张型的解决方法，我们看到，其一切目的都在于掌控生活。这是其战胜恐惧和焦虑的方式。这赋予了患者生活的意义和一定程度的生活热情。他们总是竭力以不同的方式来掌控生活：运用自我欣赏和魅力；用其高标准强制命运的发展；让自己变得不可战胜，并本着报复性胜利的精神征服生活。

相应地，其情感氛围也存在显著差异——从偶尔洋溢出来的生活热情与喜悦，到冷漠，最后到心寒。这种特殊的氛围主要取决于其对自身积极情感的态度。自恋型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如情感丰富时，可能会显得友好大方（尽管这种友好大方有一部分具有欺骗性）。完美主义类型的人也可能会表现得很友善，因为他觉得他应该友善。自大—报复型的人往往会压制友善的情感，并对其嗤之以鼻。这三种类型的人都怀有强烈的敌意，213但自恋型的人可以用慷慨大方来压制敌意；完美主义者也能够克制敌意，因为他觉得他不应该充满敌意；而在自大—报复型的人身上，敌意表现得更为公开，而且，由于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一些原因，这种人身上的敌意更具潜在的破坏性。他对他人的期望的范围也不等：从一种追求他人忠诚和赞美的需要，到追求获得他人尊重的需要，再到追求他人顺从的需要。他在无意识之中对生活提出的要求所依据的基础也不同：从一种对伟大的“天真”信仰，到谨小慎微地“对付”生活，再到感觉自己有权利因为所受到的伤害而得到补偿。

我们可以预期，治疗的成功率会随着这种程度的不同而递减。但在这里，我们同样必须记住，这些分类仅仅表明了神经症发展的方向。事实上，成功的概率取决于多种因素。这个方面最为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倾向有多根深蒂固？想要制服这些倾向的动机或潜在动机有多强烈？

注释：

[1]参见William James，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p.148, Longmans, Green and Co.，1902。

[2]如本书第一章所述。

[3]参见《精神分析的新方向》（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中关于这个概念的讨论。这里的概念与《精神分析的新方向》中所提出的概念有如下区别：在《精神分析的新方向》中，我强调的是自我膨胀，我把这种自我膨胀归因于与他人的疏离、自我的丧失以及自信心的受损。这种观点依然正确，但我现在认为，导致自恋的过程更为复杂。现在，我个人倾向于把自我理想化与自恋区分开来，将自恋定义为“一个人将自己等同于他的理想化自我”。自我理想化在所有神经症中都会出现，它代表了一种想要解决早期内心冲突的尝试。而自恋则是解决扩张性驱力与自谦性驱力之间冲突的几种方式之一。

[4]Sigmund Freud, On Narcissism：An Introduction, Coll.Papers Ⅳ.也可参见Bernard Glueck, “The God Man or Jehovah Complex, ”Medical Journal, New York, 1915。

[5]詹姆斯·M.巴里（James M.Barrie）在他的《汤米与格里泽尔》（Tommy and Grizel,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0）中描述了这样一种结果。也可参见Arthur Miller, The Death of a Salesman, Random House, 1949。

[6] Harold Kelman，“The Traumatic Syndrome, ”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Ⅵ, 1946.

[7]像施虐倾向一样，我跟其他人都曾描述过报复心理的大多数表现。“施虐”（sadistic）一词关注的焦点是通过让他人蒙受痛苦或羞辱而获得满足。满足——兴奋、刺激、欣喜——毫无疑问在与性有关和无关的情境中都会产生，在这些情况下，“施虐”这个词的意义似乎很充分。我之所以建议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用“报复”来替代“施虐”一词，是基于这样一个理由：对一切所谓的施虐倾向而言，报复的需要都是最为关键的动机。参见Karen Horney，Our Inner Conflicts, Chapter 12, Sadistic Trends。

[8]Sigmund Freud, The Ego and the Id,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and Hogarth Press, London, 1927; Karen Horney，“The Problem of the 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 ”Psychoanalysis Quarterly，1936; Muriel Ivimey, “The 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 ”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Ⅷ，1948.

[9] W.Somerset Maugham，Christmas Holiday, Doran and Co., 1939.

[10]参见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用语“生活在嫉妒当中”（Lebensneid）和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的《道德建构中的怨恨》（Das Resentiment im Aufbau der Moralen, der Neue Geist Verlag, Leipzig, 1919）。

第九章 自谦型解决方法：爱的吸引力^214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第二种解决内心冲突的主要方法是自谦型解决方法。它代表了一种方向的转变，这个方向的所有本质方面都与扩张型解决方法完全相反。事实上，当我们依据这种对比来看待自谦型解决方法时，它的显著特点立马就凸显了出来。因此，我们将简要地回顾一下扩张型个体的一些显著特征，主要聚焦于这样一些问题：他美化了自身的哪些方面——什么是他憎恨的？什么是他鄙视的？他培养了自身的哪些方面——他又压制了什么？

他美化并培养了自己身上所有意味着掌控（mastery）的东西。在人际关系中要想处于掌控地位，就需要以某种方式超过他人、优越于他人。因此，他常常会操纵或支配他人，使他人依赖于他。在他期望他人对待他的态度方面，也反映出了这种倾向。不管他力图获得的是他人的崇拜、尊重还是认可，他都很关心他人是否臣服于他、是否仰望他。一想到自己会顺从于他人，会取悦或依赖于他人，他便痛恨不已。

另外^215，他为自己有能力应付突发事件而感到骄傲，并对自己具备此种能力深信不疑。没有什么事情，或者说不应该有什么事情是他完成不了的。不管怎样，他都必须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而且，他觉得自己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无助感可能会让他惊慌失措，因此，他痛恨自己身上有任何无助的蛛丝马迹。

就他自己而言，掌控意味着他就是他自己理想化的令其骄傲的自我。他凭借意志力和理智，成了自己灵魂的主宰。他极不情愿承认自己身上存在任何无意识的力量，即超出他意识控制范围的力量。如果认识到自己内心存在冲突，或者自己身上有任何不能立刻解决（掌控）的问题，他就会感到极度不安。在他看来，痛苦是一种耻辱，应该将其隐藏起来。在分析中，他的典型表现是能够毫无困难地认识到自己的自负，但却极不情愿看到自己的“应该”或者至少是这些“应该”中表明他受其控制的方面。他认为，他不应该受到任何东西的左右。他会尽其所能地长期维持这样一种幻觉：他能够为自己制订规则并使之成为现实。他痛恨因自身因素而产生的无助感，也痛恨对任何外在因素的无助感觉，这两种憎恨的程度差不多，甚至前者更为强烈。

在那种改变方向朝自谦型解决方法发展的人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个与之相反的强调要点。这种人不能让自己有意识地感觉到自己优于他人，也不能让自己的行为举止流露出诸如此类的感觉。相反，他往往会让自己屈服于他人、依赖于他人、取悦于他人。对于无助和痛苦，他的态度与扩张型个体截然相反。这是他最为显著的特点。他不但不会痛恨这些情况，相反，他还会有意促成并在无意识之中夸大这些情况。因此，如果他人对他的态度（如崇拜、认同等）会将他推向优越的位置，他就会感到不安。他所渴望得到的是帮助、保护以及不求回报的爱。

这些特点也体现在了他对自己的态度之中。他的生活弥漫着一种失败感（未达到他的“应该”的标准），因此，他常常会觉得内疚、自卑或可耻，这一点与扩张型个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这样一种失败感而引发的自我憎恨和自我轻视会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外化出来：其他人都在指责他或者看不起他。216与扩张型个体相反，他常常会否认并扼杀那些有关他自己的扩张性感觉，如自我美化、自负、自大等。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自负都被他列入了必须严格、广泛地加以禁止的禁忌之列。这样一来，他就不会有意识地感觉到自负了，自负遭到了否认或抛弃。他成了他自己被抑制的自我（his subdued self），他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利的偷渡者。与这种态度相一致的是，他还常常会压制自己身上任何意味着野心、报复、胜利以及谋取私利的东西。简而言之，他通过压制一切扩张性态度和驱力，并将自我放弃的倾向置于主导地位，从而解决了自己的内心冲突。只有在分析的过程中，这些冲突的驱力才会显现出来。

这种焦虑地避开自负、胜利或优越地位的倾向，通常会在多个方面显现出来。一个极为典型且容易观察到的方面是“害怕在比赛中获胜”。例如，有一名患者具有病态依赖的所有特征，她有时候网球打得很棒，或者象棋下得很好。只要她忽略自己的优势，一切进展就会相当顺畅。但一旦她意识到自己优于对手，就会突然接不住球，或者（在下象棋的时候）忽略掉最能确保获胜的那一步棋。甚至在接受分析之前，她也相当清楚自己的原因不是不在意获胜，而是不敢获胜。但是，虽然她因为自己的自我挫败而感到很生气，但这个过程是自动发生的，她根本无力阻止。

我们在其他情况下看到的也正是这同一种态度。这种人的显著特点是意识不到自己所处的优势地位，也不能充分地利用这种优势。在他心里，特权变成了责任。他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博学，在关键时刻也无法表现出来。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他的权利没有被明确地界定——例如，与用人的帮助或秘书的帮助有关的方面——他就会不知所措。甚至在他提出一些完全合理的要求时，他也会觉得好像自己占了别人的便宜一样。于是，他要么不向他人提要求，要么满怀歉意、心怀“内疚”地提出要求。他甚至可能会对那些事实上依赖于他的人也感到无能为力，当他们侮辱他时，他也不能保护自己。因此，难怪在那些想占他便宜的人看来，他是一个很容易上钩的猎物。217他毫无防备，常常事后很久才意识到自己被人利用了，然后，他可能会对自己以及那个利用他的人狂怒不已。

就像他在比赛中害怕获胜一样，在比比赛更为严肃的事情上，他也害怕成功、被人称赞以及受人关注。他不仅害怕在公共场合表现自己，而且即使在某种追求中取得了成功，他也不会因此而赏识自己。他要么会感到害怕，将其小而化之，要么会将其归因于运气好。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仅仅只会觉得“事情发生了”，而不会觉得“是我做了这件事情”。通常情况下，成功与内心安全感呈一种反比的关系。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中一次又一次取得的成功不仅不会让他觉得更为安全，反而会让他更为焦虑。这种感觉有时候可能会达到令这种类型的个体惊慌失措的程度，以至于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一位音乐家或者一名演员有时候会拒绝大有前途的工作机会。

此外，他还必须避开任何“自以为是的”想法、感觉或姿态。在一个无意识但却系统的自我贬低过程中，他拼命地回避任何让他觉得自大、傲慢或自以为是的东西。他常常会忘掉自己所知道的东西、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以及自己所做的好事。那种认为自己能够处理好自己的事务、自己邀请其他人他们就会应邀而来、某个漂亮女孩可能喜欢自己的想法，都是自负的表现。“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想做，都是自大的表现。”如果他真的取得了某种成就，他就会认为那完全是因为运气好或者是一种虚张声势。他可能已经觉得拥有一种自己的想法或信念是自以为是的表现，因此，一旦有人大力提出某种建议，他就会很容易妥协，甚至丝毫不考虑自己的想法。因此，他就像风向标一样，可能也会屈服于相反力量的影响。在他看来，大多数合理的自我主张也会显得有些自以为是，比如因受到不公正指责而为自己辩解、点菜、要求升职加薪、签约时关注自己的权利，或者对某位理想的异性展开追求，等等。

他可能会间接地承认现存的优点或成就，但其情感上体验不到。“我的患者好像认为我是个好医生。”“我的朋友说我很会讲故事。”“有些男人说我很有魅力。”有时候，即使他人坦诚地给了他积极的评价，他也会矢口否认：“我的老师认为我很聪明，但其实是他们搞错了。”在财产问题上，这种态度也经常出现。218这种人不会觉得自己所拥有的金钱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即使他在经济上相当富有，他也会认为自己是一个穷人。任何寻常的观察或自我观察都能揭示隐藏于这种过分谦虚背后的恐惧。他一抬头，这些恐惧便会出现。无论这种自我贬低过程是如何开始运转的，它都会因为一些强有力的禁忌而得以维持，而这些禁忌是他为禁止自己突破他为自己设置的狭窄空间而确定的。他觉得他应该很容易感到满足。他觉得他不应该渴求或追求太多的东西。在他看来，任何渴求、追求或者急切寻求更多东西的举动都是对命运的危险而鲁莽的挑战。他不应该企图通过节食或体操运动来改善自己的体型，也不应该通过更好的服饰装扮来改善自己的外表。最后一点同样也很重要，那就是：他觉得他不应该通过分析自我来改善他自己的状态。在他人的胁迫之下，他或许可以做到这一点。要不然的话，他肯定没有时间这样做。在此，我所指的并不是个体对于处理特殊问题的恐惧。在这些常见的困难之外，还有一种东西根本不允许他这样做。通常情况下，他觉得“浪费太多的时间”在自己身上是“自私的”表现，这与他有关自我分析之价值的意识信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所蔑视的“自私”，几乎可以说同他所认为的“自以为是”一样广泛。在他看来，“自私”涉及一切只为自己而做的事情。他通常能够欣赏很多事物，但如果是他一个人独自欣赏的话，他就会觉得那太“自私”了。他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受到这些禁忌的制约，而只认为想与他人分享快乐是“自然而然”的事。事实上，“与他人分享快乐”在他那里成了一件绝对必须要做的事情。无论是食物、音乐还是大自然，如果不与他人分享，便失去了其韵味和意义。他不能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他对个人开支的吝啬可能会达到荒谬的程度，而与此同时，他又经常将钱大手大脚地花在他人身上，相比之下，这种对自己的吝啬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一旦他打破了这一禁忌，将钱花在了他自己身上，即使从客观上看这种开支完全合理，他也会惊恐万状。在时间和精力的使用方面，情况也是如此。在空余时间，他通常甚至无法好好地读一本书，除非这本书对工作有益。他可能不会给自己留出写一封私人信件的时间，而是偷偷地在两项任务之间挤出时间来写。他常常不能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摆放得或者保持得井井有条^219——除非为了让别人欣赏。同样，他也可能不注重自己的外表，除了有约会，或者有职业上、社交上的聚会——同样也是为了其他人。相反，在为别人争取什么的时候（比如帮助他们结识喜欢的人或者谋求一份工作），他可能会精力充沛、不乏技能；而当为自己做同样的事情时，他便束手束脚了。

尽管他内心会产生强烈敌意，但只有在情绪低落的情况下，他才会表现出来。在其他情况下，他会因为多方面的原因而害怕纷争，甚至是摩擦。部分原因是：一个像他这样被剪掉了翅膀的人往往不是也不可能是优秀的斗士。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他害怕有人对他怀有敌意，因此宁可选择放弃、“理解”和原谅。在讨论他的人际关系时，我们将更好地理解他的这种恐惧心理。而且，与其他禁忌相一致，实际上也是其他禁忌所暗示的是一种有关“攻击性”的禁忌。他无法忍受自己不喜欢某个人、某种观点、某项事业——必要时还会与之对抗。他既不能持续保持一种敌意，也不能有意识地心怀怨恨。因此，报复性驱力一直处于无意识的水平，只能间接地以一种伪装的形式表现出来。他既不能公开苛求他人，也不能公开指责他人。对他来说，“批评、责骂或谴责他人”是最为困难的事情——甚至这种批评、指责看起来完全合理时，也是如此。即使是开玩笑，他也无法说出一些尖锐、风趣、挖苦的话。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任何与自以为是、自私自利、攻击性有关的事情，都是禁忌。如果我们详细了解到这些禁忌所覆盖的范围，就会知道这些禁忌严重抑制了这个人的扩张力、战斗力、自我防御力以及利己行为——任何有可能促进其成长或自尊的东西。这些禁忌和自我贬低构成了一个退缩过程（shrinking process），这个过程人为地降低了他的发展高度，让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名患者所做的梦一样：由于某种无情的惩罚，一个人的身型缩了一半，并且退化成了一贫如洗、痴呆低能的状况。

所以，自谦型的人如果不违背他的禁忌，就不可能做出任何武断性、攻击性、扩张性的举动。220而如果违背这些禁忌，就会唤起他们的自我谴责和自我轻视。他会产生一种毫无根据的普遍的恐慌感，或者会感到内疚。如果这种自我轻视很明显，那么，他可能就会害怕遭人嘲笑。由于在其自我感觉中，他是如此渺小和微不足道，因此，任何超出他狭小限制空间的举动都可能很容易引发他对于遭人嘲笑的恐惧。如果他意识到了这种恐惧，通常就会将它外化。如果他在讨论中发言、竞选某个职位或者雄心勃勃地想要写点什么，他人就会认为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不过，这种恐惧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至少他看起来好像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恐惧的可怕影响。不过，这是压制他的一个相关因素。对于遭人嘲笑的恐惧尤其表明了他的自谦倾向。这与扩张型完全不同。扩张型个体可能极其狂妄和自以为是，他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有可能被人嘲笑，也意识不到他人有可能会这样看待自己。

自谦型个体往往严格限制自己追求自身的利益，他不仅一有空就会帮他人做事，而且，根据其内心指令，他应该成为乐于助人、慷慨大方、体贴周到、理解、同情、爱和牺牲的终极代表。事实上，在他心里，爱和牺牲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他应该为了爱而牺牲一切——爱就是牺牲。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各种禁忌和“应该”具有显著的一致性。但是，相反的倾向早晚会显现出来。我们可能会天真地认为，这种人将相当憎恨他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攻击、自大或报复等品质。但事实上，他的态度却是分裂的。他确实会憎恨这些品质，但同时，他也会隐秘地或公开地羡慕他人身上的这些品质，而且不加区别地羡慕——不去区分什么是真正的自信、什么是空洞的自负、什么是真正的力量、什么是自私的野蛮残暴。我们很容易理解，由于他在自己身上强加了屈辱而感到愤怒，他往往会羡慕他人身上的攻击品质（这种品质是他所缺乏的，或者是他无法拥有的）。但慢慢地，我们认识到，这并不是完整的解释。我们看到，他身上还有一套隐藏得更深的价值观在起作用，这套价值观与我们刚才描述的那一套完全不同。而且，他很羡慕攻击型个体身上存在的那种扩张性驱力，而他为了自己的完整性，将这种驱力深深地压抑到了心底。他常常会否认自己的自负和攻击性，而对他人身上的这些品质却充满羡慕，这种矛盾心理在其病态依赖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21这种可能性我们将在下一章论及。

随着患者变得越来越强大并足以面对自己的冲动，他的扩张性驱力就会较为清晰地凸显出来。他还应该绝对的无所畏惧；也应该竭尽全力去谋求自己的利益；如果有人冒犯他，他应该有能力反击。因此，如果他有一丝丝的“胆怯”、无能和顺从，他就会非常鄙视自己。这样，他便一直遭受两面夹击。如果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该死；而如果他没有做这些事情，他也该死。如果他拒绝他人借款或求助的要求，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面目可憎、极其讨厌的家伙；而如果他答应了这些要求，他又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傻瓜”。如果他站在那个侮辱他的人角度来思考，他又会觉得可怕且非常讨厌。

只要他还不能面对这种冲突并加以解决，他就必须控制那种攻击性潜流，而这种必要性往往会使得他更需要固守那种自谦的模式，从而也就增强了其刻板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主要是这样的一幅画面：一个人为了避免做出扩张性举动，极力地压抑自己，以至于人为地降低自己的发展高度。而且，就像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他觉得自己受到一种一直存在的随时有可能谴责自己、鄙视自己的心理的制约，这一点到后面还会详加阐述。他还觉得自己很容易害怕，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常常花费大量的精力来缓解这些痛苦的感受。在进一步讨论其基本情况的细节和含义之前，我们先要来思考一下是哪些因素将他逼向了自谦的方向，从而对自谦倾向的发展有一定的理解。

后来倾向于采用自谦型解决方法的人，通常通过“接近”他人来解决他们与他人之间的早期冲突。[1]在一些典型的例子中，他们早期环境的特点与扩张型个体完全不同，扩张型个体要么很早就受到他人的赞美，在严格标准的压力下长大，要么就是受到他人严厉的对待——受到他人剥削，并遭受屈辱。而自谦型的人却往往在某人的阴影下长大，222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受偏爱的兄弟姐妹、一个为（外人）广为崇拜的父母，也可能是漂亮的母亲或者仁慈又专横的父亲。这是一种很不稳定的处境，很容易引起害怕。不过，他可以得到某种情感——代价是：一种甘居人下的忠诚。例如，可能有这样一位母亲：她长期受苦，一旦她的孩子没有给她特殊的照顾和关心，她就会让她的孩子感到内疚。也可能有这样的母亲或父亲：当受到盲目崇拜时，他（她）就会很友善、慷慨大方。或者有这样一个专横的兄弟姐妹：只要讨好他（她）、取悦他（她），就可以得到他（她）的喜爱和保护。[2]这样经历若干年以后，在孩子的内心之中，反抗的愿望与追求爱的需要不断地发生冲突，于是他压制了自己的敌意，放弃了斗争的精神，而与此同时，追求爱的需要也慢慢消失了。他不再发脾气，变得顺从了起来，他学会了喜欢每一个人，并以一种无助的崇拜心情去依赖于他最为害怕的那些人。他变得对敌意性紧张高度敏感，并且必须将其平息缓解。由于对他而言“赢得他人的赞同”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因此，他会努力培养使自己受人欢迎的可爱品质。有时在青春期，还会经历另一段充满叛逆，以及狂热而令人着迷之雄心的时期。但为了爱和保护，有时候是因为第一次恋爱，他同样还是会放弃这些扩张性驱力。以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叛逆和雄心受到压制的程度，或者是个体转向顺从、情感、爱的程度。

像其他神经症患者一样，自谦型个体也会解决通过自我理想化方式从其早期发展演化而来的各种需要。但是，他只能通过一种方式做到这一点。他的理想化自我意象主要由各种“可爱的”品质组合而成，如无私、善良、慷慨、谦逊、圣洁、高贵、富有同情心等。除此之外，无助、痛苦、牺牲也被美化了。与自大—报复型个体不同，自谦型的人还重视感受——如快乐或痛苦的感受，这不仅包括对个体的感受，而且还包括对人类、艺术、自然，以及各种价值观的感受。“具有深刻的情感体验”是他的意象的一部分。223只有加强自我放弃的倾向（这种倾向来自他解决自己与他人之间基本冲突的方法），他才能实现因此而产生的内心指令。因此，对于自己的自负，他必定会采取一种矛盾的态度。既然他的虚假自我所具有的圣洁、可爱的品质都是他所具有的，那么，他必然无法不以此为傲。有一名患者在恢复期间这样评价他自己：“我很谦逊地认为我在道德上是有优越感的。”虽然他否认了自己的自负，其行为举止也没有表现出自负的倾向，但自负却以许多间接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在其中，神经症自负常常以脆弱、采取一些保全面子的策略、回避等形式显现。与此同时，正是他那圣洁、可爱的形象使得他意识不到自己的自负感。他必须走到另一个极端，抹去一切自负的痕迹。于是，退缩过程就开始了，这个过程会让他变得渺小又无助。他不可能将自己等同于他那美化过的骄傲自我。他只能认为自己就是他那个受到压制、遭到迫害的自我。他不仅觉得自己渺小又无助，而且还会感到内疚，觉得自己很多余、不可爱、愚蠢且无能。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是一个随时会被他人蹂躏的人。因此，“让自己意识不到自负”就是他用来解决内心冲突的方式。

据我们所知，这种解决方法的弱点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退缩过程，用《圣经》里的话说，它包含了一种隐藏个人才能（对抗自己）的“原罪”。其二是扩张性禁忌使得他成为自我憎恨之无助牺牲品的方式。在刚开始接受分析时，许多自谦型患者对任何的自责都会做出强烈的恐惧反应，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点。这种类型的患者往往意识不到自责与恐惧之间的关联，他只能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惊吓或者感到恐慌这一事实。他通常能意识到自己的自责倾向，但不会对此多加思考，而认为这是自己坦诚正直的标志。

此外，他可能还会意识到自己太容易接受他人的指责了，而直到后来他才会认识到，他人的这些指责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而且，他还会认识到，承认自己有罪比指责他人容易多了。事实上，当受到批评时，他承认自己有罪或有错是一种快速、自动的反应，224以至于他的理智根本没有时间去加以干涉。但他意识不到自己正积极地虐待自己这一事实，更意识不到这种虐待的严重程度。他的梦中充满了各种自我轻视和自我谴责的象征。后者典型的是执行死刑的梦：他梦到自己被处以死刑；他不知道原因，但还是接受了；没有人对他表示丝毫的同情甚至是关心。或者，他会梦到或幻想自己正饱受折磨。这种对于折磨的恐惧可能会表现在他的疑病症恐惧中：如果头痛，他便怀疑得了脑瘤；如果喉咙痛，他便怀疑得了肺结核；如果胃不舒服，他便怀疑自己患了癌症。

随着分析的深入，他的自我谴责和自我折磨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讨论到他的任何困难都可能会将他击倒。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敌意，这可能会让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潜在的杀手。一旦他发现自己对他人有许多期待，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掠夺成性的剥削者。如果认识到自己在时间和金钱方面的混乱无序状态，他可能就会害怕“堕落”。焦虑的存在可能会让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完全失衡、处于精神错乱边缘的人。倘若这些反应公开地表现出来，那么，分析在一开始可能就会恶化这种状况。

因此，我们可能一开始就会有这样一种印象：与其他类型的神经症患者相比，他的自我憎恨或自我轻视更为强烈、更为恶意。但随着我们对他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并将他的情况与其他临床经历相比较，我们就会排除这种可能性，并认识到，他只不过是对自己的自我憎恨更加无能为力而已。扩张型个体用来抵制自我憎恨的大多数有效手段，不在他可以随意使用的范围之内。尽管如此，他还是像其他神经症患者一样，试图通过自己的“应该”和禁忌、理智和想象来帮助掩饰和美化这种情况。

但是，他无法靠“自以为是”（self-righteousness）来消除自我谴责，因为这样做违背了他的禁忌，即禁止自大和自负。他也无法因为他人身上具有他自身所摒弃的东西而有效地憎恨或鄙视他人，这是因为他必须“理解”他人、宽恕他人。“谴责他人”或者是对他人的任何敌意，事实上都会让他感到害怕（而不是让他安心），因为他在攻击性方面有禁忌。此外，正如我们马上就将看到的，他非常需要他人，以至于他因此而必须避免任何摩擦冲突。225最后，鉴于以上所有这些因素，我们可以说，他绝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斗士，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他与他人的关系，而且也适用于他对自己的攻击。换句话说，他抵抗不了他人的攻击，也同样抵抗不了他自己的自我谴责、自我轻视、自我折磨等的攻击。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一切。他接受了自己内心专制的裁决——这反过来又增加了他对自己已经减少的情感。

尽管如此，他当然也需要自我保护，而且确实也发展出了自己的防卫措施。事实上，只有在他特有的防卫措施不能恰当地发挥作用时，他对自我憎恨的攻击才可能会感到恐惧。自我贬低的过程不仅是一种避免扩张性态度，将自己局限于自身禁忌所设定之范围内的手段，而且也是一种平息其自我憎恨的方式。根据自谦型个体在感觉自己受到了攻击时对他人所采取的典型行为方式，我能很好地描述这一过程。他会尽力通过（例如）过于急切地认罪来缓和、减弱指责：“你很正确……不管怎样都是我不好……这都是我的错。”他常常通过道歉、表达懊悔和自责的想法，来寻求他人的同情和安慰。他可能会通过强调自己的无助状态来乞求宽容。他常常还会用同样的平息方式，来缓解他自己的自我谴责所带来的痛苦。在其内心之中，他常常会夸大自己的内疚感、无助感，自己在各个方面都很糟糕——简言之，他会强调自己的痛苦。

释放内心紧张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消极的外化。这种外化常常表现在他受到他人指责、怀疑、忽视、压制、轻视、辱骂、利用或者残忍对待时所产生的感觉体验中。不过，这种被动外化虽然也能缓解焦虑，但看起来好像不如主动外化那样能有效地消除自我谴责。除此之外（像所有外化一样），它还会干扰他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对这种干扰尤其敏感。

不过，尽管有这些防卫措施，他内心还是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他依然需要一种更为有力的保障。226甚至在其自我憎恨保持在适度范围内的时候，他仍会觉得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或者为自己而做的任何事情都毫无意义——他的自我贬低等等——往往会令他极为不安。于是，他会遵循自己的旧有模式，寻求他人给予他被接受、被赞同、被需要、被渴求、被喜欢、被爱、被欣赏的感觉，以此增强他的内心地位。他要靠其他人来拯救。因此，他对他人的需要不仅会受到极大强化，而且还常常会达到疯狂的程度。我们开始理解，对于这种类型的人来说，爱的吸引力有多大了。我把“爱”作为一切积极情感的共同特性，不管这些积极情感是同情、温柔、爱、感激、性爱，还是被需要、被欣赏的感觉，都是如此。我们将用单独一章的内容来讨论从更为严格的意义上说，这种爱的吸引力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爱情生活的。在这里，我们将从一般意义上讨论它对个体人际关系的影响。

扩张型个体需要他人来肯定自己的力量和虚假的价值。他还需要他们做他自我憎恨的安全阀。但是，由于他更易于求助自己的才智，能从自己的自负中获得更大的支持，因此，他对他人的需要不像自谦型个体那样迫切和广泛。这些需要的性质和大小，说明了后者对他人之期望（expectations of others）的基本特征。除非有证据证明，否则，自大—报复型个体对他人的期望主要是坏的方面，真正超然的个体（我们后面会谈到这种类型的个体）对他人的期望既不好也不坏，而自谦型个体对他人一直持有好的期望。从表面上看，他对“人性本善”似乎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诚然，他更为坦诚，对他人身上的可爱品质也更为敏感。但由于其期望具有强迫的特性，因此他不可能对此加以区别。通常情况下，他区分不出什么是真正的友好、什么是虚假的友善。他太容易被任何温情或兴趣的流露所打动。此外，他的内心指令还告诉他，他应该喜欢每一个人，他不应该猜疑。最后，由于他害怕对立冲突以及可能发生的争斗，因此，他往往会忽略、否认、最小化这样一些品质，如撒谎、不正当、利用他人、残忍、背叛他人等，或者为其辩解。

当面对证明这些倾向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时，227他每一次都会大吃一惊。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会拒绝相信自己有任何想要欺骗、侮辱或利用他人的意图。虽然他经常受人侮辱，而且他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的情况甚至还要更多，但这并不会改变他的基本期望。即使他可能从痛苦的个人经历中了解到，不可能有哪个群体或者哪个人会对他好，他也还是会坚持这样的期望——不管在意识层面还是无意识层面，他都会这样期望。特别是当一个在其他事情上非常精明、机敏的人表现出这种盲目性时，其朋友和同事可能就会吃惊不已。但这仅仅表明，他的情感需要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忽视了证据的存在。他对他人的期望越大，就越倾向于将他们理想化。因此，他对人类并没有一种真正的信任，而只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Pollyanna attitude），这种态度不可避免会带给他许多失望，让他在与人交往时更觉不安全。

现在，我们来简单概括一下他对他人的期望。首先，他必须感觉自己是为他人所接受的。他需要这样一种接受，而不管这种接受是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关注、赞同、感激、喜爱、同情、爱、性等等。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就像在我们的文化中，许多人觉得“赚”钱越多越有价值一样，自谦型的人用“爱”这一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在这里，他所使用的“爱”这个字具有广泛的意义，包括各种接受的形式。他的价值就等同于他被喜欢、被需要、被渴求或者被爱的程度。

而且，他之所以需要与人交往、有人陪伴，是因为他无法忍受独处，哪怕是一小会儿也不行。他很容易感觉不知所措，就好像断绝了与生活的联系一样。虽然这种感觉很痛苦，但只要他的自虐倾向保持在一定限度内，这种痛苦还是可以忍受的。不过，一旦他的自我谴责或自我轻视倾向变得严重起来，他那种不知所措的感觉可能就会发展成为一种莫名的恐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对他人的需要就会变得极其强烈。

独处对他来说是自己不被他人需要、喜欢的证明，因此也是一种应当保密的耻辱，于是，这种对于“有人陪伴”的需要就更为强烈了。在他看来，独自一人去看电影或者度假是一种耻辱，周末他人都有社交活动而自己却独自一人也是一种耻辱。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他的自信往往依赖于他人以某种方式对他的关心。此外，不管他做什么事情，他都希望他人对此赋予意义、表示热心。228自谦型个体需要有个人为他缝缝补补、洗衣做饭、修理花园，需要一个能为他弹奏钢琴的老师，需要依赖于他的患者或来访者。

不过，除了这种情感的支持外，他还需要帮助——需要大量的帮助。在他自己看来，他所需要的帮助完全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他之所以这样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他对帮助的需要大部分是无意识的，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他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对帮助的某些需求上，就好像这些需求是孤立、独特的一样：帮他找一份工作、与他同住聊天、跟他一起购物或者帮他购物、借钱给他。此外，他觉得自己所意识到的任何求助愿望都是完全合理的，因为隐藏其后的需要非常强烈。但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看清了一切，“他需要他人帮助”实际上就相当于是他期望他人会为他做一切事情。他人应该给他提供动力、为他做事、为他负责、赋予他生活的意义、管理他的生活，这样他才能生活下去。当认识到这些需要和期望的整个范围之后，我们便非常清楚“爱”对自谦型个体而言的吸引力了。它不仅是一种缓解焦虑的方式，而且，如果没有爱的话，他和他的生活便没有了任何价值和意义。因此，爱是自谦型解决方法的一个固有部分。从这类人的个人情感这个角度来说，爱对他而言就像氧气对呼吸一样不可或缺。

当然，他往往也会将这些期望带进分析关系中。他丝毫不会因为请求他人帮助而感到羞耻，这一点与扩张型个体不同。相反，他可能会通过夸大自己的需要和无助来乞求帮助。但是，他当然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获得帮助。说到底，他是希望用“爱”来治愈自己。他可能很乐意在分析工作中付出努力，但后来的结果却是：他受到了自己的迫切期望的驱使，认为拯救和救赎必须且只能来自外界（这里指的是分析学家）——通过被他人接受。他期望分析学家能够用爱来消除他的内疚感，如果分析学家是异性，那么，这种爱可能指的是性爱。更多情况下，这种爱指的是用更为一般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友善、特别关注或兴趣的迹象。

就像神经症患者身上经常发生的那样，需要往往会变成要求，这意味着他觉得自己有权利拥有所有这些好处。对爱、喜欢、理解、同情或帮助的需要往往会变成：229“我有权拥有爱、喜欢、理解、同情。我有权让他人为我做事。我有权不去追求幸福而幸福却会降临到我身上。”不用说，与扩张型个体相比，这些要求——像神经症要求一样——更多地处于无意识水平。

与这个方面相关的问题是：自谦型个体提出其要求的依据是什么？他又是怎样坚持这些要求的？最为清晰而且从某方面来说最为现实的依据是：他要努力使自己变得可爱、有用。随着气质、神经症结构以及处境的变化，他可能会表现得富有魅力、顺从、体贴、对他人的愿望很敏感、乐于助人、具有牺牲精神、理解他人。很自然，他会在这个或那个方面高估自己为他人所做的事。他常常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人可能就不喜欢他的这种关注或慷慨；他意识不到自己给他人的帮助是有附加条件的；他往往不考虑自己身上体现出来的令人不快的品质。因此，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纯粹的友善，为此他可以合理地期望得到回报。

其要求的另一个依据对他自己而言更为不利，而对他人而言则更具强制性。因为他害怕独处，因此他人也应该待在家里；因为他不能忍受喧哗吵闹，因此他人在家里就应该轻手轻脚。这样一来，神经症需要和痛苦就得到了补偿。他在无意识之中将痛苦变成了宣称其要求的一种手段，这不仅会抑制克服痛苦的动力，而且还会导致他在不经意间夸大痛苦。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痛苦是为了表现给其他人看而“伪装”的。痛苦对他的影响要比这深刻得多，因为他必须从根本上满意地向自己证明：他有权利实现自己的需要。他必须觉得自己的痛苦太过独特、太过强烈，因此有权得到帮助。换句话说，如果个体在其无意识之中没有获得某种策略性价值的话，这个过程就会让他感觉到更为强烈的痛苦。

第三个依据处于更深的无意识水平，且更具破坏性，那就是：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虐待，因此有权利要求他人弥补他所受到的伤害。230在梦中，他可能会梦到自己被摧毁得无法恢复，因此他有权利让自己的一切需要都得到满足。为了理解这些报复性因素，我们必须了解一下那些能够说明其受虐感（feeling abused）的因素。

在一个典型的自谦型个体身上，受虐感几乎可以说是一股始终贯穿其整个生活态度的潜流。如果我们想用三言两语对他做一个粗略而简要的概括，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渴求情感但在大多数时候却觉得自己受到了虐待的人。一开始，就像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他人确实常常会利用他的毫无防卫，以及对帮助他人、牺牲自己的过分渴求。因为他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又没有能力捍卫自己，因此，他有时候不会让自己意识到这样的虐待。此外，由于他的退缩过程及其后果，即使他人没有任何伤害他的意图，他也常常处于劣势。尽管他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比他人更为幸运，但他的禁忌不允许他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他必须让自己觉得自己的处境比他人更为糟糕。

而且，当他很多的无意识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例如，当他强迫自己努力去取悦、帮助他人，为他人做出牺牲，而他人却不报以感激时——他也会觉得自己受到了虐待。一旦要求受挫，他的典型反应与其说是正当的愤怒，倒不如说是因为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而感到自怜。

比所有其他来源更令他痛苦的很可能是：他通过自我贬低、自我谴责、自我轻视、自我折磨等强加到自己身上的虐待——所有这些通常都会被外化出来。自我虐待的倾向越强烈，良好的外在环境越不能战胜它。他常常会讲述自己的悲惨故事，唤起他人的同情以及想要对他更好一点的愿望，但不久之后便会发现自己又处在了同样的困境之中。事实上，他可能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对待。不管怎样，这种感觉的背后是他自我虐待的现实。我们不难看出自我谴责频率的突然上升与随之而来的受虐感之间的联系。例如，在分析中，231只要他因为看到自己的困难而产生自责，他可能马上就会回想起自己在生活中真的受到了虐待的事件或时期——不管这些虐待是发生在儿童期，还是发生在以前的治疗中或是以前的工作中。就像他以前做过无数次的那样，他可能会夸大自己所遭遇的不公，而且总是耿耿于怀。在其他的人际关系上，同样的模式也可能出现。例如，如果他稍微意识到他人不够体贴周到，他便会闪电般的转而感受到受虐。简言之，他对于遭遇不公的恐惧使他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即使事实上是他辜负了他人，或者是他含蓄地将自己的要求强加到了他人身上。由于因此而产生的受害感变成了一种保护自己防止自我憎恨的方式，所以，积极防卫就被提上了一个战略地位。自我谴责越具恶性，他就必定越会疯狂地证明并夸大自己所遭遇的不公——因而对“不公”的感受就越深刻。这种需要非常强烈，致使他在当时无法得到帮助。因为接受帮助，甚至向自己承认有人正在帮助自己，都会导致他完全是个受害者这一防御地位崩溃瓦解。相反，在任何时候，突然产生受虐感以寻求内疚感的增加却是有利的。在分析中，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一旦个体认识到自己对于某一特定处境也负有责任，并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就是说，没有自我谴责的倾向）来看待这一处境，他所遭遇的不公就会缩减至合理的比例，或者事实上就不再是什么不公了。

自我憎恨的被动外化可能会超出单一的受虐感。他可能会激起他人以粗暴的方式对待他，这样他便将内心的图景转移到了外在世界。通过这种方式，他成了在一个可耻而残酷的世界上受苦的高尚的受害者。

所有这些强有力的根源共同导致他产生了受虐感。但如果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他不仅会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而感觉自己受到了虐待，而且在其内心之中还有某种东西喜欢这种感觉，甚至可能会热切地捕捉这种感觉。这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受虐感必定还具有某种重要功能。这种功能使得他被压制的扩张性驱力找到了发泄的方法——232而且这几乎可以说是他唯一可以忍受的发泄方式——同时，他还能将这些扩张性驱力隐藏起来。这使他私下里觉得自己比其他人优越（因为他戴上了牺牲者的桂冠）；使他对他人的敌意性攻击有了一个合理的基础；最后，这还使他得以掩饰自己的敌意性攻击，因为就像我们马上要看到的那样，他的大部分敌意受到了抑制，而以痛苦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受虐感是患者看到并感觉到内心冲突（他常常用自谦型方法来解决这种内心冲突）的最大绊脚石。而且，虽然对每一个因素的分析有助于降低其顽固性，但只有当个体能够面对这种冲突时，它才能消失殆尽。

只要这种受虐感依然存在——通常情况下，它不会保持静止不变，而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强——它就会使得他对他人的报复性愤恨变得越来越强烈。这种报复性敌意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它之所以必定会被深深地压抑下去，是因为它会危及个体所赖以生存的一切主观价值。这种报复性敌意会损坏他绝对善良和宽宏大量的理想化意象；它会让他觉得自己不可爱，并与他对他人的所有期望相冲突；它违背了要求自己应该理解一切、宽恕一切的内心指令。因此，当他内心充满憎恨的时候，他不仅会对抗他人，而且同时也会反对自己。所以，对于这种类型的个体而言，这样的憎恨是一种最具破坏性的因素。

虽然这种憎恨会普遍受到压制，但指责偶尔还是会以缓和的形式表达出来。只有当他觉得被逼无望时，紧锁的大门才会打开，强烈的谴责才会奔涌而出。虽然这些可能会准确地表达他内心深处的感受，但通常情况下，他会弃之不用，因为对他而言，要说出自己的意思太令人不安了。但是，他表达其报复性憎恨最为独特的方式还是强调受苦。不断加深的痛苦（这种痛苦可能来源于他所表现出的一切心身症状，也可能因为他所感觉到的无能为力感或沮丧感而产生）可以将愤怒掩盖起来。在分析的过程中，如果分析学家激起了这种患者的报复性，他不会公开表示愤怒，但他的状况将会受损。他会不断抱怨并指出，分析似乎并没有让他好转，反而让他的状况更糟糕了。分析学家可能知道在上一次面询中是什么东西打击到了患者，233并尽力让他认识到这一点。但患者往往并不乐意看到一种有可能减轻其痛苦的联系。他只是一再强调他的不满，就好像是他必须让分析学家明白，就是分析学家导致了他现在这样一种严重抑郁的状况。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试图让分析学家为他所遭受的痛苦而感到内疚。这往往是其内心所发生一切的确切翻版。这样，受苦便获得了另一种功能：掩盖愤怒，并让他人感到内疚——这是报复他们的唯一有效的方式。

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他对他人的态度具有了一种奇怪的矛盾性：表面上他对他人普遍持一种“天真”的乐观、信任的态度，但私下里却对他人不加区别地加以怀疑和憎恨。

日益增强的报复心理可能会引起一种强烈的内心紧张。而通常情况下，问题不在于他有这样或那样的情绪不安，而在于他想方设法试图维持一种完全的平衡状态。他能否做到这一点以及能够维持多长时间，一部分取决于其内心紧张的程度，还有一部分取决于环境。由于他处于无助的状态，必须依赖于其他人，因此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神经症患者，环境对他而言更为重要。如果一种环境不要求他去做他的禁忌所允许范围之外的事情，而且能够根据他的结构提供一种他既需要也允许他自己采用的满足方式，那么，这种环境对他而言就是有利的。只要他的神经症不太严重，那他便可以过一种为他人或某项事业奉献的生活，并从中获得满足。在这样一种生活中，他可能会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对他人有帮助的人而失去自我，而且在这样一种生活中，他觉得自己是被他人所需要、渴求和喜爱的。不过，即使在最为理想的内外部条件下，其生活根基还是极不稳定。外部环境一发生变化，他的生活就有可能受到威胁。他所照顾的人会离开人世，或者不再需要他；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可能会失败，或者对他不再有意义。这样一些丧失（losses）正常人可以承受，却会把他推到“崩溃”的边缘，他所有的焦虑和无用感会全部涌来。另一个危险的威胁主要来自内部。在他未公开承认的针对自己及他人的敌意中同样存在太多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让他产生难以忍受的内心紧张。或者换句话说，234他感觉自己受到虐待的概率非常大，以至于任何环境对他来说都不安全。

与此同时，大多数环境甚至可能不包括我刚刚所描述的这些有利因素中的一部分。如果内心极度紧张，环境条件又恶劣，那么，他不仅会变得极其痛苦，而且他内心的平衡也可能会被打破。不管是哪种症状——恐慌、失眠、厌食（丧失食欲）——都表明了痛苦的产生，其主要特点在于：敌意冲破了大堤，淹没了这个系统。于是，他积聚起来的所有针对他人的痛苦谴责都会涌现出来；他的要求变成了公然的报复，变得毫无理性可言；他的自我憎恨上升到了意识层面，并达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他陷入了一种无法缓和的绝望状态之中。他可能会极度恐慌，自杀的危险性极大。这种情况与那种过于软弱、急于取悦他人的人完全不同。不过，开始和最后阶段都只是某种神经症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断定最后阶段出现的破坏量一直处于受压制状态，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在通情达理的外表下，紧张的情绪往往比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还要多。但是，只有当遭遇的挫折大量增加时，最后阶段才会产生敌意。

由于自谦型解决方法的其他一些方面将在病态依赖部分加以讨论，因此，我在此仅总结一下这种结构的大致框架，并对神经症痛苦这个问题稍做评论。每一种神经症都会给人带来真正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往往比个体所能意识到的还要多。自谦型个体常常会受到自虐感，以及他对他人的矛盾态度的束缚而痛苦，这种束缚阻止了他的扩张。所有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痛苦，它并非服务于某种隐秘的目的，个体承受这种痛苦并不是为了给他人留下这样或那样的印象。但除此之外，他的痛苦还具有某些功能。我建议把这一过程所带来的痛苦称为神经症痛苦或功能性痛苦（neurotic or functional suffering）。我在前面曾提到过这样一些功能。痛苦成了他提出某些要求的基础。它不仅是一种对于获得关注、关心和同情的乞求，而且它还让个体觉得他有权利获得这一切。个体常常用它来维持自己的解决方法，235因此它具有一种整合的功能。此外，痛苦也是个体用来表达其报复心理的独特方式。实际上，这种例子很常见，例如，夫妻二人中如果有一人得了精神疾病，这些精神疾病就常常会被用作对付对方的致命武器，或者常常被用作压制孩子的手段：如果孩子擅自行动，就给他灌输负罪感。

他强加了如此多的痛苦在他人身上，他是怎样做到心安理得的呢，对于他这样一个并不热衷于伤害他人情感的人来说？他可能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己是周围环境的累赘，但往往不会直面这一事实，因为他的痛苦让他觉得自己获得了赦免。简单地说就是：他的痛苦常常谴责他人而宽恕自己！在他看来，他会因为痛苦而让自己的一切都得到宽恕——他的要求、他的易怒，以及他削弱他人士气的举动。痛苦不仅会缓和他的自我谴责倾向[3]，而且还避免了他人可能的指责。而他对于获得宽恕的需要会再一次变成一种要求。他的痛苦让他觉得他有权利得到“理解”。如果他人批评他，那是他们没有同情心。他觉得不管他做什么，都应该唤起他人的同情心以及想给予他帮助的愿望。

痛苦还会以另一种方式赦免自谦型个体。自谦型个体事实上不能让自己过上更为有益的生活，也不能实现远大的目标，而痛苦为他提供了能够解释这一切的借口。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他常常迫切地想避开雄心和胜利，但追求成就和胜利的需要仍在起作用。通过在其内心坚持认为——无论他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要不是因为备受某种怪病的折磨，他完全有可能取得卓越的成就，这样，他的痛苦便让他保全了自己的面子。

最后，神经症痛苦可能会让个体产生一种让自己崩溃瓦解的念头，或者可能会导致个体在无意识之中决定这样做。在深陷痛苦时，这样做的吸引力自然就更大，此时，个体能够意识到这种吸引力。236在这种时候，更常见的情况是只有反应性恐惧进入意识层面，譬如对心理、生理或道德状况退化的恐惧，对自己不能取得什么成就的恐惧，对变得太老什么都做不了的恐惧。这些恐惧表明，个体身上较为健康的部分想过一种完整的生活，而另一个执意要崩溃瓦解的部分则会感到忧虑。这种倾向也可能在无意识中起作用。个体可能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的整个状况已经受到了损害——例如，他做事的能力降低，更害怕他人，更觉得抑郁沮丧——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认识到自己正处于每况愈下的危险之中，自己身上有某种东西在压制自己，此时，他才会意识到这种状况。

在深陷痛苦之时，“颓废”（going under）可能会对他产生极大的吸引力。这似乎是一种能够解决其一切困难的方法：放弃对爱的无望追求；放弃为实现各种相互矛盾的“应该”而做的疯狂努力；接受失败，让自己不再恐惧自我谴责。同时，这也是一种由于他的消极性而对其产生吸引力的方法。它不像自杀企图那样积极主动，在这种时候很少出现自杀企图。他只是不再反抗，让自我破坏的力量任意发展。

最后，他认为，在一个无情世界的攻击下让自己崩溃瓦解是最终的胜利。这可能会表现为“死在冒犯者的门槛上”这样一种明显的形式。但更常见的是，它不是一种流露出情感试图让他人感到羞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求的痛苦。它更为深刻，因此也更加危险。它主要是一种属于个体内心之中的胜利，个体甚至有可能意识不到这种胜利。当我们在分析中揭示这一点时，我们发现了一种对软弱和痛苦的美化（这种软弱和痛苦是混乱的部分真实情况所支持的）。痛苦本身似乎成了高尚的证明。在一个卑鄙的世界里，一个敏感的人除了崩溃瓦解外还能怎样！难道他应该去反抗并坚持自己的权利，从而将自己降低到这种粗鲁庸俗的水平吗？他只能选择宽恕，并戴着牺牲者的桂冠逐渐衰亡。

神经症痛苦所具有的这些功能解释了其深刻性和顽固性。它们都来自整个结构的可怕需求，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这些功能。在治疗方面，我们可以说：237如果他的整个性格结构没有发生彻底变化，他就不能摆脱这些功能。

要想理解自谦型解决方法，我们必须考虑整体情况：既包括整个历史发展的情况，也包括在某个既定时间点上所发生的整个过程。在对关于这一主题的理论进行简要研究后，我们发现，它们的不足从本质上说是因为将关注的焦点片面地放到了某些方面上。例如，片面地将关注焦点放到了内心因素或者人际因素上。不过，仅从这些方面中的某个方面出发，我们是无法理解其动力的，而只能将其看成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际冲突会导致一种特殊的内心状况，而这种特殊的内心状况反过来又依赖于以前的人际关系模式，并修正这种模式。它会使这些模式更具强迫性和破坏性。

而且，有些理论，如弗洛伊德和卡尔·门宁格的理论[4]，过于关注那些明显的病态现象，如变态的“受虐倾向”、深陷内疚感之中不能自拔，或者自我折磨等。它们忽略了那些与健康状态更为接近的倾向。诚然，想要赢得他人、接近他人、过平静生活的需要由软弱和恐惧所决定，因此有些任意，但却包含了健康处世态度的萌芽。与攻击—报复型个体的炫耀自大相比，这种人的谦恭态度和让自己顺从的能力（就算他的基础是虚假的）似乎与正常人更为接近。这些品质使得自谦型个体似乎比许多其他神经症患者都更具“人性”。在这里，我所说的并不是他的防卫；正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倾向使得他开始疏离自我，并引发了进一步的病理发展。我只想说，如果不把这些品质理解为整个解决方法的固有部分，就必然会导致对整个过程的错误理解。

最后，有些理论虽然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神经症痛苦上——这确实是一个核心问题——但却将它与整个背景分离了开来。这不可避免会导致对策略性手段的过度强调。238因此，阿尔弗雷德·阿德勒[5]将痛苦视为获得关注、逃避责任以及获得一种不正当优势的手段。西奥多·赖克[6]强调，流露出情感的痛苦是一种获得爱和表达报复的手段。而弗朗兹·亚历山大则强调痛苦所具有的消除内疚感的功能，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过。所有这些理论都依赖于有效的观察，但由于未能充分地深入整个结构，因此得到的结论并不理想，只是接近大多数人的信念：自谦型个体纯粹就是想受苦，或者只有在痛苦的时候他才会感到快乐。

“要看到全貌”不仅对于理论上的理解十分重要，而且对于分析学家对这类患者的态度而言也非常重要。由于他们那些隐秘的要求，以及他们被打上的特殊标记——神经症性不诚实（neurotic dishonesty），他们很容易唤起他人的愤恨情绪，但与其他人相比，他们或许更需要一种同情性的理解。

注释：

[1]参见Karen Horney,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Chapter 6-8 on The Neurotic Need for Affection；Karen Horney, Our Inner Conflicts, Chapter 3, Moving Toward People。

[2]参见Karen Horney, Self-Analysis, Chapter 8, Systematic Self-analysis of a Morbid Dependency。（克莱尔[Claire]的童年在这个方面很典型。）

[3]亚历山大（Alexander）将这种现象称为“对惩罚的需要”，并用大量极具说服力的例子对此做了说明。这意味着在理解内心过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我的观点与亚历山大的观点的区别在于：在我看来，通过受苦的方式让自己摆脱神经症性内疚感，并不是一个对所有神经症患者都有效的过程，而只对自谦型患者有效。此外，付出受苦的代价好像也并不能让他摆脱罪恶感。其内心暴行的指令非常多，也非常严格，以至于他不得不再一次违背它们。参见Franz Alexander，Psychoanalysis of the Total Personality,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Publishing Co., New York, Washington, 1930。

[4]参见Sigmund Freud，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Library, London, 1921；Karl A.Menninger, Man Against Himself, Harcourt, Brace, New York, 1938。

[5] Alfred Adler,,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 Greenberg, 1927.

[6] Theodore Reik, Masochism in Modern Man, Farrar and Rinehart, 1941.

第十章 病态依赖^239

在解决自负系统的内在冲突的三种主要方法中，自谦型解决方法似乎是最不令人满意的一种。它不仅具备每一种神经症解决方法都有的缺陷，而且与其他方法相比，它还会让个体产生一种更为强烈的主观不幸福感。自谦型个体所遭受的真正痛苦可能并不比其他类型的神经症患者更为强烈，但由于对他而言，痛苦承担了多种功能，因此，他主观上往往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为可怜，痛苦也更为强烈一些。

此外，他对他人的需要和期望使得他过于依赖他们。虽然每一种强加的依赖都会让人感到痛苦，但这种依赖尤其不幸，因为他与其他人的关系必然是分离的。不过，爱（这里的爱依然是广泛意义上的爱）是唯一能够给他的生活带来积极内容的东西。爱，从特定意义上说是性爱（erotic love），在他的生活中发挥了非常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单列一章进行专门论述。虽然这不可避免会导致某些内容的重复，但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会来更清楚地了解整个结构中的一些重要因素。

性爱对这种类型的人充满了诱惑，被视为最高成就。爱必定是而且看起来也确实是通往天堂的门票，在那里，所有的悲痛都消失不见了：240不再孤独，不再有茫然失措感、内疚感和毫无价值感，不再需要为自己负责，不再需要同一个残酷的世界做斗争（对于这场斗争，他觉得自己是没有希望赢，也是没有准备的）。相反，爱似乎给了他获得保护、支持、情感、鼓励、同情和理解的希望。它会给予他一种有价值的感觉，会赋予他的生活以意义。它是一种拯救和补偿。这样一来，他常常根据人们有没有结婚或者是否拥有类似的关系（而不是根据其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把人分为拥有者和一无所有者两类，也就不足为怪了。

到目前为止，爱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个体希望从被爱中获得的一切。一些对依赖者的爱做过描述的精神病学作者片面强调这一方面，因此，他们称之为寄生虫式的、海绵式的或者“口唇—性欲式”的爱。而且，这个方面可能的确引人注目。但对于典型的自谦型个体（即经常表现出自谦倾向的人）来说，爱的吸引力与被爱的吸引力同样强烈。在他看来，爱意味着失去，意味着让自己沉浸于某种狂喜的感觉之中，意味着自己将与另一个人融为一体，身心交融，而且他在这个融合过程中能找到一种他在自己身上无法找到的统一性。因此，他对爱的渴求有着深刻而有力的根源：渴望屈服，渴望统一。如果不考虑这些根源，我们就无法理解其情感卷入的深刻性。“寻求统一”是人类身上最强有力的动力之一，对于内心分裂的神经症患者来说，它甚至更为重要。“渴望屈服于比我们自身更为庞大的事物”好像是大多数宗教形式的基本要素。虽然自谦性屈服是对健康渴望的滑稽模仿，但它具有同样的力量。它不仅表现在对爱的渴求中，而且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1]这是导致他倾向于让自己迷失在各种情感之中的一个因素：迷失在“泪海”之中；迷失在对大自然的狂喜之中；沉溺于内疚感之中；241迷失在对于在性高潮时或者睡眠中死去的渴望之中；此外，他还常常迷失在对于死亡的渴望之中，将死亡视为自我的最终消失。

更进一步来讲：对他来说，爱的吸引力不仅在于他希望获得满足、安心与统一，而且，爱也是他实现其理想化自我的唯一方式。在爱的时候，他能充分地发展出其理想化自我的可爱品质；在被爱的时候，他的理想化自我往往会得到最高肯定。

因为爱对他来说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因此在决定其自我评价的一切因素中，可爱（lovableness）位居第一。我在前面已经提过，这种人对可爱品质的培养开始于他早期对情感的需要。他越需要爱，他人对他的心灵平静而言就越关键；爱所涵盖的范围越大，扩张性举动就越会受到压制。可爱是唯一承载了受抑制之自负的品质，后者常常表现为：他对于这个方面所受到的任何批评或质疑都高度敏感。如果他对他人的需要表现出了慷慨大方或关注，而他人没有感激他，或者甚至与之相反，他的表现惹恼了他们，他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深深的伤害。由于这些可爱的品质是他自身唯一珍视的因素，因此，一旦有人排斥这些品质，他就会觉得这是对他整个人的完全排斥。相应地，他非常恐惧遭到他人排斥。在他看来，遭到排斥不仅意味着他失去了对某人的一切希望，而且还会让他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在分析中，我们可以更为仔细地研究这些可爱品质是如何通过一套严厉的“应该”系统而得以加强的。他不仅应该富有同情心，而且应该绝对地理解他人。他永远都不应该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因为这种理解应该将任何诸如此类的东西都彻底消除。除了“觉得痛苦”，“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也会引起自我谴责，谴责自己的卑鄙或自私。尤其是他不应该因为嫉妒之苦而受到伤害——对于一个很容易害怕遭到排斥和抛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完成的指令。他所能做的最多只是坚持假装自己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任何冲突摩擦的出现都是他的错。他应该更加沉着冷静、242更加体贴周到、更加宽宏大量。每一个个体觉得他的“应该”属于他自己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通常情况下，有些“应该”会被外化到伴侣身上。然后，他所意识到的就是一种关于如何满足后者期望的焦虑情绪。与这方面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种“应该”是：他应该能够将任何恋爱关系都发展为一种绝对和谐的状态，他应该能够让对方爱自己。当他陷入一段难以维持的关系，并充分地认识到结束这段关系对自己有利时，他的自负会让他觉得这样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可耻的失败，并要求他应该将这段关系弄好。与此同时，正是因为这些可爱的品质——不管这些品质具有多大的欺骗性——带有一种隐秘的自负，因此，它们也成了他内心隐藏着诸多要求的基础。它们让他觉得他有权利获得他人独一无二的忠诚，有权利满足我们在上一章讨论过的许多需要。他之所以觉得自己有权利被爱，不仅是因为他的用心（这有可能是真的），而且还因为他的软弱、无助、痛苦以及自我牺牲。

在这些“应该”和要求之间会涌起一股股相互冲突的潮流，而他可能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例如，有一天，他无端遭受辱骂，于是他可能会决定将妻子痛斥一番。但后来，他却被自己的勇气吓到了：他竟然不仅敢为自己争取东西，而且还谴责了其他人。此外，一想到失去自我，他也会感到恐惧。于是，他的钟摆从一个极端摆到了另一个极端。他的“应该”和自责占据了上风。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怨恨任何事情，应该沉着冷静，应该更有爱心、更理解其他人——无论如何，一切都是他的过错。同样，他对伴侣的评价也摇摆不定：他有时候认为对方强大、可爱，有时候又觉得对方残忍无比、没有人性。因此，任何事物对他来说都是模糊不清的，他也不可能做出任何的决定。

尽管他建立一段恋爱关系时内心状况一直不稳定，但这并不一定会导致灾难。如果他的破坏性不太强，而且如果他找到了一个完全健康的伴侣（或者是一个因为他是神经症患者而相当珍视他的软弱和依赖性的伴侣），那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到幸福。虽然这样一个伴侣有时候也可能会觉得他的依赖态度是种负担，但这样，他便成了保护者，并在很大程度上唤起了他的个人忠诚^243——或者他自己认为是这样的，而他或许也会因此而觉得自己很强大、安全。在这些情况下，这种神经症解决方法可以说是成功的。这种被珍视、被保护的感觉使得自谦型个体发展出了最优秀的品质。不过，这种状况也不可避免会导致他无法超越自己的神经症困难。

这种幸运的情况多久会出现一次，这不属于分析学家的判断范围。分析学家注意到的是一些不那么幸运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伴侣之间互相折磨，依赖的一方处于一种缓慢而痛苦地摧毁自己的危险之中。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说的是一种病态依赖（morbid dependency）。病态依赖并非仅在性关系中发生。它的许多典型特征也会出现在一些与性无关的关系中：父母与子女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医生与患者之间、领导与下属之间的关系。但这些特征在恋爱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且，只要在恋爱关系中掌握了这些特征，我们在其他关系中便能轻易地认出它们来，而不管它们是否会被忠诚、责任这样的合理化外表所掩盖。

病态依赖关系开始于不成功的伴侣选择。更确切地说，我们不应该谈什么选择。自谦型个体事实上不会主动进行选择，而只是会被某些类型的人“迷住”。他自然而然地会被一个比他更为强大、更为优秀的同性或异性吸引。我们在此不考虑健康的伴侣，他可能很容易爱上一个分裂的人（如果这个人因其财富、地位、声誉或者特殊天赋而具有某种魅力的话），爱上一个同他一样开朗、自信的外向自恋型的人，爱上一个敢于公开提出要求且不在乎自己的傲慢无礼的自大报复型的人。他之所以容易迷恋这样一些人，原因有多个。他往往会高估这些人，因为他们似乎拥有一些他所没有的品质，而且他还会因为自己缺乏这些品质而鄙视自己。这可能是一个独立、自足的问题，可能是一种对于优越地位的无敌自信，也可能是在炫耀傲慢自大^244或攻击性方面表现出的勇敢无畏。只有这些强大的、处于优越地位的人——他眼中的他们就是这样的——才能满足他的需要，才能照顾他。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女患者的幻想：只有一个拥有一双强壮臂膀的男人才能将她从失火的房子里、失事的船只里或者盗贼的手中救出来。

但是，他之所以被迷住或者被吸引——这样一种迷恋中所包括的强迫性因素——确切地说是因为他的扩张性驱力遭到了抑制。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他必定会不遗余力地否认这些驱力。不管他有什么样隐匿的自负和掌控驱力，都与他不相干——相反，他认为，他的自负系统中受到压制的无助部分才是他自己的本质所在。但与此同时，由于他承受着自己的退缩过程所带来的痛苦，因此，他可能也会觉得以富有攻击性的、自大的方式去掌控生活的能力是最为理想的。在无意识之中，甚至——当他觉得自己可以自由地将其表达出来时——在意识层面，他觉得，要是他能像西班牙征服者那样骄傲、残忍就好了，那样的话，整个世界就都在他的脚下，那他就“自由”了。但因为他无法拥有这种品质，因此他会被他人身上的这种品质所吸引。他常常会将自己的扩张性驱力外化出来，并满心羡慕他人身上的扩张性驱力。正是他们表现出来的骄傲自大深深打动了他。由于他不知道只能在自己身上解决这一冲突，因此，他试图通过爱来解决。去爱一个骄傲的人，与他融为一体，让他来代替自己生活，这样他便可以参与对生活的掌控，而不用将此归于自己所为。如果在维持关系的过程中，他发现对方也有致命的弱点，那么，他有时候可能就会失去兴趣，因为他再也不能将他的自负转移到对方身上。

与此同时，一个具有自谦倾向的人通常不会吸引他，让他将其视为性伴侣。他可能会喜欢同他做朋友，因为与其他人相比，他在这种人身上可以找到更多的同情、理解和爱慕。但如果与他的关系再亲密一点，他可能就会觉得厌恶。看到这个人，他就会觉得自己在照镜子一样，他会看到自己的软弱，因此，他鄙视这个人，或者至少会因此而感到恼怒。此外，这种伴侣所表现出的完全依赖于他人的态度也会让他感到害怕，因为只要一想到自己必须成为比对方更强的那一个，他就会觉得恐惧。因此，这些负面的情绪反应会导致他不可能看重这种伴侣身上现存的优点。

在那些明显表现出骄傲态度的人当中^245，自大—报复型个体通常对这种依赖性强的人具有最大的吸引力，尽管就依赖者真正的自我利益而言，他有充分的理由害怕他们。他们之所以会吸引依赖者，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常常很明显地表现出他们的骄傲。但更为关键的原因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极可能会将他自身的骄傲敲得粉碎。事实上，这种关系可能开始于自大者某次粗鲁的冒犯。萨默塞特·毛姆在他的《人生的枷锁》（Of Human Bondage）中菲利普（Philip）和米尔德里德（Mildred）的初次邂逅时就曾描写了这一点。斯蒂芬·茨威格的《马来狂人》（Amok）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在这两个例子中，依赖者一开始的反应都是愤怒，并产生要报复冒犯者的冲动——在这两个例子中，冒犯者都是女性——但几乎与此同时，他又非常迷恋她，以至于无望而又疯狂地为之“倾倒”，此后，能够驱动他的唯一兴趣便是：赢得她的爱。这样一来，他便摧毁（或者几乎摧毁）了他自己。侮辱性行为经常会促成一种依赖关系。事情的发展不一定总是像《人生的枷锁》或《马来狂人》中所描述的那样富有戏剧性。它可能要微妙、隐秘得多。但如果说它在这样一种关系中是完全缺失的，那就太让人感到诧异了。它可能仅仅表现为：不想或者因为自负而不愿意注意他人，不愿同他人开玩笑或说笑话，对他人身上那些通常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优点视而不见——如姓名、职业、知识、美貌等。这些都是“侮辱”，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拒绝的表现——就像我在前面曾提到过的——在那些认为骄傲主要就是让所有人都爱上自己的人看来，拒绝就是侮辱。这种现象发生的频率让我们明白了超然者对他而言的吸引力。正是他们的冷漠和不可接近造成了这种侮辱的拒绝。

诸如此类的事件似乎加深了这样一种观念：自谦型个体只是渴求痛苦，他渴望抓住侮辱所提供的这种机会。事实上，没有什么比这样一种观念更能阻碍我们真正理解病态依赖。由于它还具有一丝真实性，因此更会让人产生误解。我们知道，痛苦对他来说具有多方面的神经症价值，而且，侮辱行为也确实像磁石般的吸引他。这里的错误在于：通过假定这种磁石般的吸引往往取决于受苦的机会，246从而在这两个事实之间建立了一种过于随意的因果关系。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还在于另外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我们曾分别提到过）：他人表现出的傲慢自大和攻击性对他的吸引力，以及他自己想要屈服的需要。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比我们迄今为止所认识到的还要更为密切一些。他渴望自己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屈服，但只有当他的自负屈服了或者被粉碎了的时候，他才能做到这一点。换句话说，最初的冒犯已不再那样有吸引力了，因为它不仅带来了自我摆脱和自我屈服的可能性，同时也带来了伤害。引用一名患者的话来说：“动摇我心底自负的人也把我从自大和自负中解放了出来。”或者：“如果他能侮辱我，那就说明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且，他还可能会补充说：“只有到那时，我才能去爱。”在这里，我们也可能会想起比才（Bizet）作品里的卡门（Carmen）：只有当她不被爱时，她的激情才会燃烧。

毫无疑问，把“放弃自负”作为向爱屈服的一个严格条件是不正常的（就像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那样），特别是因为有明显自谦倾向的个体只有在他觉得自己受辱或者真的受到了侮辱的时候，他才能去爱。但是，如果我们还记得这一点，即对健康个体而言，爱与真正的谦卑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种现象看起来便不再那么奇特而神秘了。我们起初可能认为这与我们在扩张型个体身上所看到的完全不同，但差异实际上也并没有这么大。后者对爱的恐惧主要取决于他在无意识中的认识，即他将不得不为了爱而放弃他的大部分神经症自负。简单来说就是：神经症自负是爱的敌人。在这里，扩张型个体和自谦型个体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并不热切地需要爱，相反，他视爱为危险而避之不及；而在后者看来，“向爱屈服”似乎是能够解决一切事情的方法，因此爱是一种必须获得的至关重要的东西。扩张型个体在其自负崩溃时也可能会屈服，但接着他可能狂热地成为其奴隶。司汤达在《红与黑》一书中写到骄傲的玛蒂尔德（Mathilde）对于连的强烈感情时就描述了这个过程。这表明，自负者对爱的恐惧是有充分理由的——在他自己看来是这样。但在大多数时候，他非常警惕，不会让自己陷入爱河。

虽然我们在任何关系中都能研究病态依赖的特征，247但这些特征在自谦型个体与自大—报复型个体之间的性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种关系里产生的冲突最为强烈，而且能得到更为充分的发展，因为双方各自的原因，所以关系持续的时间往往也更长。自恋或超然的一方更容易对加于他身上的隐性要求感到厌烦，因此也更容易放弃[2]，而受虐的一方则更倾向于将自己与他的牺牲者绑在一起。相应地，对依赖者而言，要想让自己从与自大—报复型个体的关系中解脱出来就更加困难了。由于他特有的弱点，他无法解决这样一种复杂的状况，就像一艘为在平稳水面航行而修建的船只无法横渡巨浪滔天的海洋一样。他完全缺乏坚定性，于是，人格结构中的每一个弱点都会被他感觉到，而这可能意味着毁灭。同样，一个自谦型的人在生活中也可能完全正常，但一旦陷入这样一种关系所引起的冲突之中，他身上隐藏的每一种神经症因素都会开始发生作用。在此，我将主要从依赖者的角度来描述这一过程。为陈述简单起见，我假定自谦的一方是女性，而具有攻击性的一方是男性。虽然很多例子表明，自谦与女性没什么关联，攻击性和自大与男性也没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种组合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更为常见。这二者都是异常的神经症现象。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个特征是：这个女人会完全投入关系中。对方成为她生活的唯一中心。所有事情都围着他转。她的心情完全取决于他对她的态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她不敢有任何计划，唯恐接不到他的电话或者错过与他共度良宵的机会。她满脑子想的都是怎样理解他、帮助他。她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满足她所认为的他对她的期望。她只害怕一件事——反对他、失去他。而与之相反，她其他方面的兴趣都慢慢消失了。她的工作除非与他有关系，248否则就会变得没什么意义。甚至是她的职业工作，她的态度也可能如此，除非她极爱这份工作，或者是一份她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功且富有成就的工作，显然，后一种情况让她最为痛苦。

其他的人际关系往往会被她忽略。她可能会忽略甚至是离开她的孩子和家庭。友谊越来越被她当成他不在时用来打发时间的消遣。一旦注意到他出现了，她就会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其他人际关系的受损通常是对方促成的，因为他反过来也想让她越来越依赖自己。而且，她还开始通过他的眼睛来看待自己的亲戚或朋友。对于她对他人的信任态度，他常常嗤之以鼻，并向她灌输他的怀疑态度。这样一来，她便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变得越来越没有主见。此外，她那一直处于低潮的利己之心也慢慢消失了。她可能负债累累，面临名誉、健康、尊严受损的危险。如果她正接受分析，或者有自我分析的习惯，那么，对自我认识的兴趣往往就会让位于一种对于理解他的动机、帮助他的关注。

问题可能一开始就完全出现。但有时候，事情暂时看起来是相当吉利的。从某些神经症方面看，这两人似乎很般配。他需要成为掌控者，而她需要的则是屈服。他常常公然苛求，而她则表现得顺从服帖。对她来说，只有当骄傲被破坏时，她才会屈服，而他由于自身的许多原因，肯定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这两种气质——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两种神经症结构——之间早晚必定会出现冲突，因为它们本质上截然相反。它们之间的主要冲突出现在有关情感、“爱”的问题上。她坚持需要爱、情感和亲密的关系。而他却极度害怕积极的情感。他觉得流露出情感是粗鄙的表现。她对爱的保证，在他看来似乎纯粹是一种虚伪——事实上，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她确实更多的是受到了一种想要失去自我并与他融为一体的需要的驱使，而不全是出于对他的爱。他无法不去打击她的情感，因此也就与她产生了对抗。而这反过来会让她觉得自己受到了忽视或虐待，这会唤起她的焦虑并强化她的依恋态度。这里会出现另一个冲突：虽然他用尽一切办法让她依赖自己，但她对他的依附却又让他感到恐惧和厌恶。他害怕、鄙视自己身上的一切弱点，249同时也鄙视她身上的弱点。这对她来说意味着另一种拒绝，从而引发她更强烈的焦虑和更多的依附行为。她的内隐要求在他看来是一种胁迫，他必须用力反击，以维持他的掌控感。她给予他的强迫性帮助冒犯了他在独立自足方面的自负。她坚持“理解”他的做法同样也伤害了他的自负。而事实上，尽管她做出了各种诚心诚意的努力，但其实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他——她很难做到这一点。此外，她的“理解”中夹杂了太多求得原谅和宽恕的需要，因为她觉得她的一切态度都是善意且自然的。而反过来，这会让他觉得她的道德感优越于他，因此恨不得撕掉她的伪装。因为他们二人在内心深处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因此他们不太可能就这些事情进行心平气和的交谈。于是，她开始认为他是一个残忍的人，而他则认为她是一个道德伪君子。如果他是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撕掉她的伪装，那将非常有帮助。但在大多数时候，他采取的是一种讽刺、贬损的方式，所以只会伤害她，让她觉得更没有安全感、依赖性更强。

如果有人问他们在这些冲突中是否对对方有所帮助，那完全是一种无聊的猜测。当然，他能忍受一定程度的软化（softening），而她也能忍受一定程度的硬化（toughening）。但大多数时候，他们深陷于自己特殊的神经症需要和厌恶之中。给双方都带来最坏结果的恶性循环一直在起作用，因此只能导致彼此之间的相互折磨。

她所面对的挫折和局限的种类不同，不过，文明程度和强烈程度的不同比种类之间的不同还要大。他们之间好像一直在玩某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一会儿被吸引，一会儿又排斥；一会儿要纠缠到一起，一会儿又逃避退缩。在发生令人满意的性关系后，可能随之而来的是粗鲁的冒犯；在共度良宵之后，接下来可能连约会都会忘记；在引得对方信任后，接着可能会利用对方的信任来讽刺她。她可能也会尝试玩同样的游戏，但由于受限制太多，因此玩不好。但她一直都是供他玩弄的好工具，因为他的攻击常常让她消沉沮丧，但他看上去心情又很好，从而让她错误地以为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会变得更好。他总是觉得自己有权利做大量的事情而不应受到任何质疑。他的要求可能涉及经济支持、送给他自己及其亲友礼物，250为他做事（如做家务、打字等），发展他的事业，严格考虑他的需要。后面这些要求可能涉及如时间安排、一心一意对他所最追求的东西感兴趣且不加任何批判、需要人陪伴或者不要人陪伴、在他生气或愤怒时仍能保持镇定等等。

无论他的要求是什么，他都觉得显然是理所应当的。当他的愿望不能实现时，他不会有任何感激，而是不停地抱怨、发火。他觉得并毫不含糊地声称自己一点也不苛求他人，她却吝啬、懒散、不替他人着想，也不懂感激——而他却要忍受这一切。与此同时，他可以很敏锐地看出她的要求，并认为她的所有要求都属于神经症要求。她对于情感、时间及伴侣的需要是占有性的，她在对性或美食的渴求方面则过于放纵。因此，当他不满足她的这些需要时（出于他自己的原因，他必须要这么做），他会觉得这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挫折。他觉得最好是不要理会她的需要，因为她应该为自己有这样的需要而感到羞耻。事实上，他挫败她的技巧已获得了高度的发展，主要包括：表现出闷闷不乐的样子来破坏欢乐气氛，让她觉得自己不受欢迎或不被需要，身体上或心理上与她保持距离，等等。对她来说，最具伤害性且最不易察觉的部分是他经常表现出来的无视、鄙视她的态度。不管他实际上对她的能力或品质有多尊重，他都极少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就像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他确实会因为她的柔弱、谨慎和拐弯抹角而瞧不起她。但除此之外，由于他需要积极主动地将他的自我憎恨外化出去，因此他会吹毛求疵，并且爱贬损他人。如果她敢反过来指责他，他就会以一种专横的方式对她的话不屑一顾，或者证明她是在打击报复。

我们发现，在性问题上存在的差异最大。性关系或许是唯一令人满意的关系。或者，如果他在享受性爱方面受到了抑制，他可能就会让她在这方面也遭遇挫折，这会让她更加痛苦，因为他在性方面缺乏温柔，而性在她看来可能是爱的唯一保证。或者，他可能会把性当成一种贬低她、羞辱她的手段。他可能会明确表示，她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性对象而已。他可能会向她炫耀他与其他女人的性关系，并混杂着说一些贬损她的话，251说她不如其他女人有吸引力或者主动。由于他一点也不温柔，或者因为他使用了虐待的技术，因此，性交可能会被视为下贱的事情。

她对这种虐待的态度极为矛盾。就像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那样，这不是一组静止不变的反应，而是一个会让她陷入越来越多冲突的不断波动的过程。一开始，她表现得完全无助，就像她一直以来对攻击型个体的态度那样。她从来都没有能力坚持自己的要求并以任何有效的方式予以反击。一直以来，“顺从”（complying）对她来说都是更容易做到的事情。而且，因为她很容易产生内疚感，所以他颇为同意他的许多谴责，尤其是因为他的谴责中还常常带有一点点的真实性。

但现在，她的顺从倾向更为严重了，而且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它依然是她想讨好他人、取悦他人之需要的表达，但除此之外，它现在还取决于她对于完全屈服的渴求。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只有当她的自负大部分崩溃时，她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她有一部分的自己私下里欢迎他的行为，而且非常积极主动地配合他。他很明显——虽然是在无意识之中——就是要摧毁她的自负，她内心深处也有一种恭维式的想要将其扼杀的不可抑制的冲动。在性行为中，她或许能完全意识到这种冲动。出于狂乱的性欲，她可能会让自己跪下，处于受辱的位置，让对方打自己、咬自己、侮辱自己。有时候，只有在这些情况下，她才能得到彻底的满足。这种通过自暴自弃的方式让自己完全屈服的冲动，似乎比其他说法更能解释受虐狂的性变态表现。

这样一些为了贬低自己而坦率表达性欲的做法，证明了这种驱力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它也可能表现于有关低级的性狂欢、当众裸露身体、被强奸、被捆绑、被打的幻想中——这些幻想通常与手淫有关。最后，这种驱力还可能表现在梦中：梦到自己一丝不挂地躺在臭水沟里被同伴拉起，梦到自己被他当成了妓女，梦到自己匍匐在他脚边。

这种自暴自弃的驱力可能过于伪装，而让人无法看清楚。但在一个经验丰富的观察者看来，这种驱力会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如她急切地——或者相当迫切地——252去粉饰他的过错，把他犯下不当行为而应承担的责任揽到自己头上；或者卑贱地去侍奉他、顺从他。她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在她看来，这种顺从就是谦恭或爱的表现，或者是在爱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谦恭，而这又是因为这种让自己臣服的冲动通常情况下——除了在性的问题上——都被深深地压抑到了心底。但是，这种冲动一直存在，而且加强了妥协，从而使得这种贬低情况发生而不会被个体意识到。这就解释了很长时间以来她可能甚至都注意不到他的无礼行为，而在别人看来却是再明显不过的原因。或者，即使她注意到了他的无礼行为，她也不会对它产生情感体验，也不会真正去在意它。有时候，她的朋友可能会提醒她注意这一点。但即使她相信这是事实，而且她的朋友提醒她是因为关心她的幸福，这可能也只会激怒她。事实必定会如此，因为它过于密切地触动了她在这方面的冲突。比这甚至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她自己有时候也会努力挣脱这种处境。她可能会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他所有的侮辱、羞辱她的态度，希望这能帮助自己采取一种与他对抗的立场。只有经过长期的这种徒劳的尝试之后，她才会惊奇地认识到，这些根本就无足轻重。

此外，她追求完全屈服的需要还会导致她必须把伴侣理想化。因为只有在一个代表了她的自负的人身上，她才能找到自己的统一性，因此，这个人应该是骄傲的，而她则应该顺从。我在前面曾提到过，他的自大一开始就让她着了迷。虽然这种有意识的迷恋可能会慢慢消退，但她还是继续会以更为微妙的方式对他进行美化。后来，她可能在许多细节上看清了他，但只有当她真正与之决裂时，她才能冷静地看清他的全部——甚至到了此时，她可能还是依然会美化他。例如，其时她还往往认为，虽然他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他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对的，而且他知道的东西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在这里，她理想化对方的需要以及她想让自己屈服的需要同时起了作用。她完全失去了她的个人自我，以至于只能通过他的眼睛来看他、他人以及她自己——这是导致她难以离开他的另一个因素。

到目前为止，她和伴侣之间的关系一切进展顺利。但当她下的赌注没有实现的时候，便会出现一个转折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持续很长时间的转折过程。253毕竟，她的自我贬损在很大程度上（虽然不完全如此）是一种为达到某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通过让自己屈服并与伴侣融为一体，从而找到自己内在的统一性。在她看来，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伴侣必须接受她对爱的屈服，并回报她的爱。但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他没有满足她——我们知道，他由于自己的神经症，必定会这样做。因此，虽然她并不介意——或者更确切地说，她内心里相当欢迎——他的自大态度，但她害怕且十分痛恨他的拒绝，以及在爱情上所遭遇的或含蓄或明显的挫折。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她深切地渴望获得救赎，另一方面她的自负又要求她应该有能力让他爱上她并维持这段关系。除此之外，她像大多数人一样，也无法轻易放弃一个让她投入太多的目标。因此，对于他的粗暴对待，她的反应是焦虑、沮丧或绝望，但不久之后，她又重新充满希望，坚信他终有一天会爱上她——虽然证据与此相反。

正是在这个时候，冲突出现了。一开始，冲突持续的时间很短，很快就能被克服，但慢慢地，冲突变得越来越深，持续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一方面，她竭尽全力想改善关系。在她看来，这似乎是努力培养感情的好方法；而他则认为，她的依附倾向更严重了。他们二人从一定程度上说都是对的，但又都忽略了最基本的问题：她所努力争取的是在她看来属于至善的东西。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小心翼翼地去取悦他、满足他的期望、寻找自身的错误、忽略或者不去怨恨他任何的粗鲁表现、理解他、安慰他。由于没有意识到所有这些努力都是服务于根本错误的目标，因此，她将这些努力视为“改善”。同样，她一直以来也坚信这样一个信念（而这个信念通常是错误的）：他也“改善了”。

另一方面，她开始憎恨他。一开始，这种憎恨被她完全压抑了下去，因为它会摧毁她的希望。后来，这种憎恨偶尔会在她的意识中闪现。此时，她开始怨恨他对她的无礼冒犯，但还是犹豫着不愿向自己承认这一点。接着，报复的倾向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她真正的怨恨开始爆发出来，但她依然不知道这是否真实。254她开始变得越来越挑剔，越来越不愿意像以前那样任他剥削利用。这种报复心理的特点大部分以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抱怨、痛苦、牺牲，以及依附表现的增多。此外，报复的成分也会潜入她的目标之中。这些报复的成分一直潜伏在那里，但现在却像癌细胞一样扩散。虽然她依然渴求他的爱，但现在“获得他的爱”更多地成了一种报复性胜利。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对她来说都是不幸的。虽然报复依然是无意识的，但在一个如此关键的问题上分歧很大，从而导致了真正的不幸福。而且，正因为是无意识的，所以这种报复心理将她与他更为紧密地捆绑到了一起，因为它给了她另一个努力追求“美满结局”的强有力的诱因。但即使她成功了，他最终确实爱上了她——如果他不太过顽固，而她也不太过自毁的话，他有可能会爱上她——她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她对胜利的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其强度就会降低，她的自负也得到了补偿，但她已不再感兴趣。她对于他所给予的爱可能会心存感激，但又觉得这来得太晚了。事实上，她的自负一旦得到满足，她便无法去爱了。

不过，如果她付出了双倍努力但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时，她可能就会转而猛烈地反对自己，从而陷入双重的冲突之中。由于屈服的念头慢慢地失去了其价值，她也意识到自己忍受了太多的侮辱，所以她会觉得自己被人剥削利用了，并因此而憎恨自己。她终于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爱”实际上是一种病态依赖（她还可以用其他任何词语来表示）。这是一种有益健康的认识，但一开始她对此的反应是自我轻视。此外，她还会谴责自己身上的报复倾向，并因此而憎恨自己。最后，她会因为自己未能得到他的爱而无情地抨击自己。这种自我憎恨，她能意识到一部分，但通常情况下，大部分的自我憎恨会以自谦型个体所特有的消极被动的方式被外化了出去。这就意味着她现在产生了一种强烈而广泛的被他虐待了的感觉。这往往会导致她对他的态度出现一种新的分歧。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了虐待而引发的怨恨变得越来越强烈，从而让她失去理智。但同时，这种自我憎恨要么令人非常害怕，255以至于需要他人的情感安慰，要么在纯粹自毁的基础上强化她忍受虐待的能力。于是，伴侣成了她自毁行为的执行者。她之所以被迫忍受折磨和羞辱，是因为她憎恨自己、鄙视自己。

有两名患者的自我观察或许可以说明自我憎恨在这一时期的作用，他们二人都想从一段依赖关系中解脱出来。第一名患者是男性，他决定独自一人去度一次短假，为的是弄清楚自己对所依赖的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真实情感。这种尝试虽然可以理解，但大多数情况下被证明是徒劳无用的——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强迫性因素掩盖了这个问题，还有部分原因是个体通常并非真的关心他自己的问题以及他与所处情境的关系，而只想凭空“查明”他是否爱另一个人。

在这个例子中，尽管他肯定找不到问题的答案，但他想要查明问题之根源的决心还是会使他有所收获的。情感确实会显现，事实上，他会陷入情感的风暴之中。一开始，他会沉浸在这样一种感觉之中，即这个女人太残忍、太没有人性了，对她施加任何惩罚都不为过。不久之后，他又会产生一种同样强烈的感觉：他愿意付出一切来换取她的一个友善举动。这些极端的情感会交替出现好几次，而且每一次的感觉都非常真实，以至于他当时都忘了与之相反的感觉。只有当这个过程反复出现三次之后，他才会认识到自己的情感是相互矛盾的。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才会认识到这些极端情感没有哪一种能代表他的真实情感；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才会清楚地看到这二者都具有强迫性。这种认识让他获得了解脱。他不再无助地从一种情感体验走向另一个极端，相反，他现在开始认为这二者都是需要去理解的问题。下面这段分析让人惊奇地认识到，与其伴侣相比，这两种情感实际上竟与他自己内心过程的关系更为密切。

下面两个问题有助于澄清这种情感的剧变：他为什么非要将她的冒犯夸张到让她看起来像一个毫无人性的怪物的程度？他为什么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自己的情绪波动中这么明显的矛盾？256第一个问题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顺序：先是自我憎恨增多（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然后觉得自己被这个女人虐待的感觉增强，接着，通过对她采取报复性憎恨的态度从而将自己的自我憎恨外化出来。看清这个过程之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就简单了。只有当他对这个女人又爱又恨时，他的情感才会出现矛盾。事实上，当他认为对这个女人施加任何惩罚都不为过时，他自己也会因为这种报复的念头而感到害怕，为了让自己安心，他试图通过让自己对这个女人充满渴望来缓解自己的这种焦虑。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一名女患者的，她曾在某个特殊时期一直在两种情感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觉得自己相当独立，一会儿又觉得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冲动令她想给她的伴侣打电话。一旦把手伸向电话——她完全知道再次联系只会让事情变得更为糟糕——她便想：“我希望有人把我绑在桅杆上，像尤利西斯（Ulysses）那样……像尤利西斯那样？但他需要被绑起来，是为了抵制女巫瑟茜（Circe）的诱惑，否则，她就会把人变成猪！[3]而驱动我的则是：一种贬低自己、让自己受他羞辱的强烈冲动。”她觉得这是事实，于是咒语被打破。这时，她开始能够进行自我分析，于是她问了自己这样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什么使得刚才的这种冲动如此强烈？接着，她便会体验到大量以前不曾意识到的自我憎恨和自我轻视。以前发生的事情出现了，这些事情曾导致她反抗自己。在此之后，她感到释然，也更为踏实了，因为她这个时候想离开他，而且通过这次自我分析，她确实找到了一根仍然将她与他捆绑在一起的绳索。在接下来的这次分析面询中，她一开始就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更详细地研究我的自我憎恨。”

因此，由于所提到的这一切因素——实现的希望越来越小、加倍的努力、憎恨与报复心理的出现及其影响、针对自我的暴力行为——其内心的混乱状态日益严重。内心的状况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事实上，她此刻已处于成败的紧要关头。现在有两种举动，到底会采取哪一种举动则完全取决于哪一方获胜。257一种是沉没——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这一点——该举动对于这种类型的人来说极具吸引力，觉得它最终能解决一切冲突。她或许会考虑自杀，以自杀相威胁，尝试自杀，以及真的自杀。她可能会患上疾病、死于疾病。她可能在道德上变得相当草率，例如陷入一些毫无意义的风流韵事之中。她可能会采取报复性的方式猛烈攻击其伴侣，但通常她自己受到的伤害反而更深。或者，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她可能完全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变得懒散起来，不在意自己的外表、工作，并且变得越来越胖。

另一种举动是朝着健康发展的方向，努力挣脱这种处境。有时候，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已面临濒于崩溃的危险，她才有了必要的勇气。有时这两种举动交替进行。挣脱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这样做的动机和力量既有健康的来源，也有神经症的来源。因此，存在一种正在被唤醒的建设性利己之心；同时也因为实际所遭遇的所谓虐待以及他让她有“受骗”感而对他产生了一种日益增强的愤恨；游戏中的失败也会让她觉得自负受到了伤害。但与此同时，她也会面临极大的困难。她已割断了与这么多人和事的关系，觉得自己就像是被撕裂了一样，一想到自己将被抛弃，她便惊恐不已。此外，关系的破裂也意味着宣布自己的失败，因此另一种自负会反对她这么做。通常情况下，这两种情况会交替出现——有时她觉得自己能离开他，有时又宁愿承受任何侮辱也不愿挣脱。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是两种自负之间的斗争，而她自己则万分恐惧地站在它们中间。其结果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大多数因素在于她自身，但也还有很多因素在于她的整个生活处境——诚然，朋友或分析学家的帮助可能非常重要。

假如她确实成功地摆脱了这种情感上的纠葛，那么，她的行为的价值则取决于这样一些问题：她千方百计地摆脱了一种依赖，但会不会迟早又仓促地进入另一种依赖呢？或者，她对自己的情感非常谨慎，这会不会导致她扼杀所有的情感呢？这样一来的话，她可能看起来很“正常”，但实际上却是伤痕累累。或者，她有没有发生彻底的改变，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强者？这些都有可能实现。自然，分析为她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去克服这些给她带来痛苦和危险的神经症问题。258但是，如果她在挣扎中能够调动起足够的建设性力量，并且在经历了真实的痛苦之后变得成熟起来，那么，她便能完全诚实地面对自己，努力使自己自力更生，从而获得内心的自由。

病态依赖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最为复杂的现象之一。只要我们不承认人类心理的复杂性，并坚持用一种简单的规则来解释一切，那我们便没有能够理解这一点的希望。我们不能将一切都解释为性受虐狂的多个分支。如果性受虐狂真的存在，它也只是其他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是它们的根源。它不完全指一个软弱无望之人倒错的性施虐癖。我们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其寄生或共生的方面上，或者放在神经症患者丧失自我的驱力上时，也没有抓住它的本质。自我毁灭虽然有强加痛苦于己身的冲动，但它也还不足以成为一条解释的原则。最后，我们也不能将全部情况都看成仅仅只是自负和自我憎恨的外化。当我们把这个或那个因素视作全部现象的深刻根源时，那我们便只能得到一种片面的看法，而无法看到其中所有的特性。而且，所有这样的解释都太过静止。病态依赖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因素或大多数因素会起作用——它们会一一显现出来，一旦重要性降低，一个因素就会决定或强化另一个因素，或者与另一个因素相冲突。

最后，上面提到的所有因素虽然与整个状况有关，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似乎过于消极，以至于无法解释这种情感纠葛的激烈性。不管是突然爆发，还是郁积于心，它都是一种激情。但是，如果没有对某种重要成就的期望，激情就不会存在。而至于这些期望是否以神经症为前提而产生，通常就没什么关系了。这个因素就是想要完全屈服的驱力，以及对于通过与伴侣融为一体从而找到统一性的渴望。这个因素不能被分离出来，而只能放到自谦性人格的整个框架中理解。

注释：

[1]参见Karen Horney,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W.W.Norton, 1936, “The Problem of Masochism”。在该书中，我提出，对自我毁灭的渴求是解释我当时所说的受虐现象的基本原则。现在，我认为，这种渴求产生于特殊的自谦结构这一背景。

[2]参见Flaubert, Madame Bovary。她的两个情人都对她感到厌倦并离开了她。也可参见Karen Horney，Self-Analysis, Claire's self-analysis。

[3]这名患者将海妖塞壬（Sirens）的事与瑟茜混为了一谈。当然，这不会影响其发现的正确性。

第十一章 放弃：自由的吸引力^259

第三种解决内心冲突的主要方法，本质上指的是神经症患者撤出内心战场，并宣称自己对此毫无兴趣。如果他能鼓起勇气并保持一种“不在乎”的态度，那么，他就会较少受到内心冲突的干扰，并能获得一种表面的内心平静。因为只有放弃积极的生活，他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似乎可以用“放弃”（resignation）一词对这种解决方法进行恰当命名。从某种程度上说，“放弃”是所有解决方法中最为彻底的一种，也正是因为如此，它在大多数情况下能比较顺利地进行。而且，由于我们对“健康”的感觉通常都比较迟钝，因此常常将放弃者误认为是“正常的”而让其蒙混过关。

放弃或许具有一种建设性的意义。我们可以想到许多较为年长的人，他们认识到雄心和成功本质上是徒劳无用的，因此降低了期望和要求从而让自己变得成熟了一些，他们还通过舍弃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从而让自己变得更为明智。在许多形式的宗教或哲学中，“舍弃不太重要的东西”往往会得到大力拥护，它们认为这是获得更大精神发展和成就的前提条件：为了更接近上帝而放弃表达个人的意志、260性欲，以及对世俗利益的渴求。为了让生命永存，而放弃对稍纵即逝之事物的渴求。为了获得人类身上潜在的精神力量，而放弃个人的努力和满足。

不过，对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神经症解决方法来说，放弃意味着满足于一种仅仅只是没有冲突的平静。在宗教实践中，追求平静并不是要放弃奋斗和努力，而是要将它们引向更高的目标。对神经症患者来说，追求平静则意味着放弃奋斗和努力，而满足于更少的东西。因此，他的放弃是一个退缩、限制和削减生活与成长的过程。

正如我们后面将会看到的，“健康个体的放弃”与“神经症患者的放弃”之间的区别并不像我刚刚所说的那样截然分明。即使是神经症患者的放弃，其中也包含了积极的价值。但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往往是因为这一过程而产生的某些消极品质。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另外两种主要的解决方法，就会更清楚这一点。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混乱的画面：急切地想得到什么、追逐着什么，并对某种追求充满了热情——而不管这种东西是与控制有关，还是与爱有关。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希望、愤怒和绝望。即使是自大—报复型的人，虽然他们抑制了自己的情感而变得冷酷，但也迫切渴望——或者因为受到驱使而渴望——成功、权力与胜利。放弃的情景则与之相反，如果放弃的倾向持续存在，那么生活就会一直处于低潮——一种没有痛苦、没有摩擦但也没有激情的生活。

因此，我们丝毫不奇怪，神经症放弃的基本特征显著地表现为一种受到限制、逃避某物、不需要或者不愿做的感觉。每一个神经症患者身上都存在某种程度的放弃。我在这里将要描述的是对那些将放弃视为主要解决方法的人来说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放弃。

神经症患者撤出内心战场的直接表现是他成了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生活的旁观者。我曾将这种态度描述为一种缓解内心紧张的一般方法。261因为超然度外（detachment）是他普遍而显著的态度，因此他也是他人的旁观者。他的生活就好像是坐在交响乐团中，观看着舞台上的戏剧表演，而坐在那个位置看戏剧大多数时候不会令人激动。虽然他不一定是个好观众，但他可能非常敏锐。甚至在第一次咨询中，在一些相关问题的帮助下，他或许就能了解自己，当然其中充满了大量偷偷的观察。但是，他通常会补充说：这些我都知道，但这并不能改变什么。当然什么都不会改变——因为他的发现中没有哪一项是他自身的体验。做自己的旁观者仅仅意味着：不积极主动地参与生活，并在无意识之中拒绝这样做。在分析中，他通常会尽力维持同样的态度。他可能极为感兴趣，但那种兴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可能停留在着迷的消遣水平上——什么都没有发生改变。

不过，有一件事是他甚至在理智上也要回避的，那就是：看到自身任何冲突的危险。如果他猝不及防地看到了冲突，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了某次冲突，他可能就会极度恐慌。但大多数时候他过于警惕，不会让任何事情触动他。一旦接近某个冲突，他对于整件事情的兴趣就会逐渐消失。或者，他可能会证明这个冲突根本就不是冲突，从而说服自己摆脱冲突。当分析学家察觉到患者的“回避”策略，并告诉他“看，这就是你那岌岌可危的生活”时，患者往往不太明白分析学家说的是什么。对他来说，这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一种他所观察到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他并未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

第二个特征与“不参与”密切相关，那就是：缺乏对成就的任何严肃认真的追求以及对努力的厌恶。我之所以把这两种态度放到一起，是因为在放弃者身上，这两种态度的结合是一种典型的现象。许多神经症患者都热衷于取得某种成就，一旦受到限制不能取得该成就，他们就会感到恼怒。他在无意识之中既排斥成就，也拒绝努力。他常常最小化或者干脆否认自己的优点，并满足于自己的平淡无奇。指出与之相反的证据并不会让他有任何改变。他可能会非常恼怒。分析学家是想让他产生某种野心吗？262是想让他成为美国总统吗？最后，如果他不得不意识到某些天赋的存在，他可能就会感到害怕。

而且，他也许能够谱写出优美的音乐，能够绘画写书——在他的想象当中。这是消除抱负和努力的另一种方法。他可能真的有关于某个主题的很好的独到见解，但要想将一篇论文写出来往往需要做一些创新的艰苦工作，需要仔细思考这些见解并将它们组织到一起。所以，论文一直没有动笔。他可能会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想写一部小说或者一个剧本，但却一直等着灵感的出现。到那时，情节就会非常清楚，一切就会从笔端倾泻而出。

此外，他也很擅长为自己不做事情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呕心沥血、千辛万苦地写一本书有什么好！枯燥无味的书不是已经有太多的人写了吗？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来追求一件事情会不会减少其他方面的兴趣，并因此导致自己视野狭隘？进入政界或者任何竞争性领域难道不会玷污品性吗？

这种对努力的厌恶态度可能会扩展到所有活动上。然后，它就会引起一种完全的惰性，稍后我们还会讲到这一点。之后，他在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写信、读书、购物）时也会表现得拖拖拉拉。或者，他可能会抵制内心的抗拒，慢腾腾地、无精打采地、毫无效率地做这些事情。一想到自己不可避免要做一些更大的事情（比如处理工作中堆积起来的任务），他可能还没开始做就已经感到厌倦了。

与此同时，他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还往往缺乏目标定向和计划性。他这一生到底想做些什么？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而是轻易地将其抛诸脑后，就好像这根本就不是他的事一样。在这一点上，他与自大—报复型个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通常会精心地制订长期计划。

在分析中，他的目标看起来不仅有限，而且消极。他觉得分析应该消除他那些令人困扰的症状，如与陌生人在一起时的尴尬困窘、害怕脸红或者害怕在街上昏倒。或者，他觉得分析应该消除他这个或那个方面的惰性，如阅读困难等。263他可能也有一个远大的目标，用他典型的模糊术语来说，这个目标是“宁静”（serenity）。不过，这对他来说仅仅意味着没有任何麻烦，也没有任何令人恼怒、不安的事。自然，他觉得，只要是他希望得到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轻易获得，而不会有任何痛苦或压力。他觉得分析学家应该做到这一点。毕竟他是专家，不是吗？分析应该像牙医拔牙或者医生打针一样：他愿意耐心地等着分析学家呈现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线索。如果患者不用说那么多，那就更好了。分析学家应该拥有某种类似X光那样的东西，扫一下就可以看到患者的想法。或者，分析学家可以采用催眠的方法，这样就可以更快地解决问题——患者不需要做出任何的努力。当一个新的问题出现，想到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时，他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愤怒。就像我们在前面指出的，他可能并不介意观察自己身上的东西。他一直介意的是改变的努力。

再深入一步，我们就可以看到放弃的本质了，那就是：对愿望的限制（the restriction of wishes）。在其他类型的人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对愿望的限制。但这种限制通常只针对某些方面的愿望，如与人亲近或者获得胜利的愿望。此外，我们还认识到了愿望的不确定性，这主要是因为一个人的愿望往往取决于他“应该”希望自己获得的东西。所有这些倾向在这里也都会起作用。在这里，某个领域通常也会比另一个领域受到更大的影响。自发的愿望在这里也会因为内心指令而变得模糊不清。但除了这些以外，放弃者还会有意或无意地认为，最好不要有什么愿望或期待。有时候，这种观念会伴随一种有意识的悲观人生观，觉得不管怎样人生都是徒劳，而且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为之努力。更多的时候，许多事情以一种模糊、懒散的方式看似乎很值得拥有，但却引不起具体而鲜活的愿望。即使有一种愿望或兴趣激起了他足够多的热情，穿透了“不在乎”的态度，它也会很快消失，并重新恢复为“一切都不重要”或者“没有什么东西应该重要”的平静表象。这样一种“不抱希望”可能涉及职业生活，也可能涉及个人生活——希望另找一份工作或升职、结婚、有房、有车或其他东西。这些愿望的实现看上去主要还是一种负担，264而且事实上会破坏他确实有的一个愿望——不被打扰。“不抱希望”与前面提到的三个基本特征密切相关。只有当他没有任何强烈的愿望时，他才能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而如果没有追求愿望的动力，他就很难有什么抱负或者明确的目标。最后，没有哪种愿望强烈到足以证明需要为之努力。因此，这两个明显的神经症要求是：生活应该轻轻松松，没有痛苦，无须努力；他应该不被打扰。

他特别迫切地表现出不依恋于任何事物，甚至到了完全不需要的程度。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没它不行的。喜欢某个女人，喜欢乡下某个地方或者某些饮料，这都没有问题，但不应该对此产生依赖。一旦他意识到一个地方、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失去这些，他就会很痛苦，那么，他往往就会收回他的情感。谁都不应该觉得自己对他来说不可缺少，或者将他们之间的关系视为理所应当。如果他怀疑存在这样的态度，通常就会退出。

就像他在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和对一切都不抱希望的倾向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不参与的原则也会在他的人际关系中发生作用。他们的特点是超然度外，即在情感上与他人保持距离。他能享受疏远的或者短暂的关系，但不应该投入感情。他不应该依恋于某个人，不应该需要他的陪伴、帮助或者与他发生性关系。这种超然度外的态度很容易维持，因为与其他类型的神经症个体相比，如果他对他人有期望的话，不管是好还是坏，他都不会期望太多。甚至在紧急关头，他也可能想不起来向他人求助。与此同时，只要不让他投入情感，他可能也很乐意帮助其他人。他不想得到甚至不期望他人的感激。[1]

性的作用存在很大差异。有时性对他来说是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唯一桥梁。因此，他可能有许多短暂的性关系，但他早晚会退出这些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关系中不应该产生爱。265他可能完全清楚自己不想与他人发生牵连的需要。或者当他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时，他可能就会以此为理由来结束一段关系。因此，他会说，正是由于对某种新体验的好奇心驱使着他靠近这个或那个女人，而现在他已经获得了这种新体验，那么，这个女人对他来说就没有吸引力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女人的反应可能与他对一处新风景或者新认识的一群人的反应完全一致。既然他已经了解了她们，她们便不再激起他的好奇心，因此他转向了其他的东西。这不仅仅只是对他的超然态度的合理化。他比其他人更有意识，也更长久地将作为旁观者的态度坚持下去，有时候，这可能会给人一种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假象。

与此同时，在有些情况下，他会将所有与性有关的东西从生活中剔除出去——甚至完全扼杀这方面的所有愿望。因此，他可能甚至都没有性幻想，或者，即使有这方面的幻想，一些未遂的幻想或许就是他全部的性生活了。所以，他与他人的实际接触通常仅停留在保持距离的友善关心的水平上。

如果他确实拥有持久的关系，他当然也必须与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这个方面，他与自谦型个体截然相反，后者需要与伴侣融为一体。他保持距离的方式通常存在很大差异。他可能认为，性对于一种永久性的关系来说太过亲密，因此这种关系中不应该有性；相反，他可能会与一个陌生人发生关系来满足自己的性欲。与之相反，他可能会多多少少地将一种关系仅限于性接触，而不与伴侣分享其他方面的经历。[2]在婚姻中，他可能很关心对方，但从不亲密地谈论自己的事情。他可能坚持要求有一大段时间完全只属于自己，或者独自去旅行。他也可能会把一段关系限制在偶尔的周末或旅途中。

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句，这句话的重要性我们后面会理解。害怕对他人投入情感与缺乏积极情感并不是同一回事。266相反，如果他普遍抑制了自己的温柔情感，那他就不必如此警惕了。他可能有属于他自己的深刻情感，但他觉得这些情感应该停留在他内心的秘所。这是他的私事，与他人无关。在这个方面，他与自大—报复型个体不同，后者虽然也持超然的态度，但其在无意识之中却把自己训练成了不能有积极的情感。他与自大—报复型个体之间还有一点不同：他不想以任何形式与他人发生摩擦或者对他人动怒，而自负型个体却很容易动怒，他往往能在冲突中找到自己的本性。

放弃者的另一个特征是他对任何影响、压力、威胁或束缚都高度敏感。这也是一个与他的超然态度相关的因素。甚至在他建立某种个人关系或者参与某种群体活动之前，他可能也会害怕持久的束缚。而有关他如何让自己脱身这个问题可能从一开始就存在。在结婚前，这种恐惧可能会演变成恐慌。

实际上，被他视为威胁从而加以憎恨的东西是多样的。它可能是任何形式的合同，如签订租约或者任何一个长期合约；可能是身体受到的任何压力，甚至是衣领、腰带、鞋子；也可能是一种受阻的观点。他可能憎恨他人期望或者可能期望从他身上得到的任何东西——比如圣诞礼物、信件，或者在某些特定的时候让他付钱等。这种憎恨可能会扩展到组织机构、交通规则、传统习俗、政府干涉等。他之所以不公开反抗这一切，是因为他不是斗士；但是，他通常会在内心反抗，并且可能会有意无意地以他自己的消极方式（不回应或者干脆忘了）挫败他人。

他对威胁的敏感与他的惰性以及“不抱任何希望”有关。由于他不想有任何改变，因此，不管他人期望他做什么事情，他可能都会觉得是一种威胁，即使这件事情明显是为他好，也是如此。与“不抱任何希望”的关系就更为复杂了。他害怕（而且他有理由害怕）任何人会将其更为强烈的愿望强加到他身上，并用其更为坚定的决心把他卷入某件事情之中。但外化同时也在起作用。由于体验不到自己的愿望或偏好，当他实际上遵从自己的偏好时，他却很容易觉得自己是在屈从于他人的愿望。267我们举日常生活中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人应邀参加一个晚会，而那天晚上他正好与女友有约，但当时他对这种状况的体验却不是这样的。他去见了女友，但同时又觉得他这样做是“屈从于”她的愿望，并憎恨她所施加的“威胁”。一个非常聪明的患者用寥寥数语概括了这整个过程的特征：“人生来痛恨空虚。当你自己的愿望沉寂时，他人的愿望就会乘虚而入。”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他们现实的愿望、所谓的愿望或者他外化到他们身上的那些愿望都会乘虚而入。

对威胁的敏感构成了分析中的一个真正困难——困难越大，患者就越消极、越抗拒。他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持久的怀疑：分析学家想影响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一种预定的模式。分析学家越不理解这种怀疑，那么，当他不断要求患者去尝试时，患者的惰性就会越大，越不会去尝试他所提出的任何建议。由于他认为分析学家是在对他施加不适当的影响，因此，他可能会驳斥任何或明或暗地攻击他的某种神经症处境的疑问、陈述或阐释。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导致这个方面更加难以取得进展，那就是：因为他讨厌摩擦，所以长期以来都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怀疑。他或许只会觉得，这是分析学家的个人偏见或嗜好。因此，他没有必要因此而感到困扰，而只需将其视为可以忽略之物而置之不理就可以了。例如，分析学家可能会建议患者应该审视一下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患者立马便会警惕起来，并私下里认为分析学家是想让他合群。

最后，对变化的厌恶（对任何新事物的厌恶）也往往伴随放弃。这在强度和形式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惰性越明显，他就越害怕任何变化所带来的风险以及为变化而做的努力。他宁愿忍受现状——不管是工作、生活环境的现状，还是职员、配偶的现状——而不愿做出任何改变。他也从未想过自己也许能够改善这种处境。例如，他可以重新摆放家具，安排更多的空闲时间，在妻子遇到困难时给予更多的帮助。当有人给他提出这样的建议时，他通常会表现出有礼貌的淡漠态度。268他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态度，除了惰性以外，还有另外两个原因。由于他对任何处境都不抱太多期望，因此改变的动机很小。而且，他往往认为事情是不可改变的。人就是这样：这是他们的性格。生活就是这样——这就是命。虽然他并不抱怨那些对大多数人来说难以忍受的处境，但他对事物的忍受看上去却常常像自谦型个体那样牺牲。但这种相似只是表面上的：它们来自不同的根源。

到目前为止，我所提到的这些有关厌恶变化的例子都仅涉及外部事件。不过，这并不是我把它列为放弃的一种基本特征的原因。在有些例子中，放弃者很明显地表现出了在改变环境事物方面的犹豫不决，但其他放弃者却常常给人相反的印象——他们常常焦躁不安，无法安宁。但在所有例子中，都明显存在一种对内心变化的厌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适用于所有神经症患者[3]，但厌恶通常是需要处理和改变的特殊因素之一——大多数是那些与某种主要解决方法有关的因素。放弃者也是如此，但是，因为他静止的自我概念深深地植根于他解决方法的本质之中，因此，他只要一想起变化这个词本身便会感到厌恶。这种解决方法的本质是：退出积极的生活，退出积极的愿望、努力和计划，退出努力与行动。他常常把对自己的看法投射到他人身上，认为他人也不会变化，而不管他可能会如何大谈特谈发展变化——或者甚至理智上还欣赏这种想法。在他看来，分析应该是一种一次性的揭露（one-time revelation），一旦进行，便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一开始，他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以新的视角解决问题，看到不断变化的联系，并发现不断更新的意义，直到找到问题的根源，并从内部改变某些东西）。

整个放弃态度可能是有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视之为更高超的智慧。依据我的经验，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个体意识不到自己的放弃态度，但知道我们在这里提及的一些方面——虽然就像我们马上要看到的，

他可能会因为看待的视角不同而从其他方面来思考这些方面。269最为常见的是，他只能意识到自己的超然态度以及对威胁的敏感。但是，由于一直涉及神经症需要，因此，通过观察当他遇到挫折时的反应，或者变得倦怠、疲惫、愤怒、恐慌、愤恨时的表现，我们便能认识放弃者之需要的本质。

对分析学家来说，了解这些基本特征对于迅速把握整个情况非常有帮助。当其中某个特征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就必须寻找其他的特征，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能找到它们。就像我在前面曾谨慎提出的，它们不是一系列毫无关联的特征，而是一个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结构。至少从其基本构成来讲，它是一幅非常和谐统一的画面，看上去就好像是被涂上了同一种色彩。

下面，我们将尝试理解这幅画面的动力及其意义和发展过程。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指出，放弃是一种通过退出内心冲突来解决这些冲突的主要方法。乍看之下，我们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放弃者基本上放弃了他的雄心壮志。这是放弃者自己经常强调的方面，他还常常将此视为整个发展过程的线索。从雄心壮志方面来看，他可能会发生很大改变，就此而言，他的成长经历有时候似乎也能证实这种印象。在青春期或者青春期前后，他常常会做一些显示其充沛精力和过人天赋的事情。他可能足智多谋，能够克服经济障碍，并为自己谋得了一席之地。他在学校里可能雄心勃勃，在班级名列前茅，在辩论赛或某次进步的政治运动中脱颖而出。至少在某一段时期，他常常表现得相对活跃，对许多事情都充满了兴趣，在这段时期中，他会反抗自己生活中的传统，并想将来要有所成就。

接下来通常是一段痛苦的时期：焦虑、抑郁，并因为某次失败或者因为自己的叛逆个性从而卷入的不幸生活处境而感到绝望。在此之后，他生活的曲线似乎就慢慢变直了。人们说他已经“适应”了，并且安定了下来。他们评论说他年轻时心比天高，270但现在慢慢回归了现实。他们说这是“正常的”历程。但其他更富有思想的人却为他担忧。因为他好像同时也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对许多事情不再感兴趣，而且似乎满足于比他的天赋和机遇所能保证的少得多的东西。他怎么啦？显然，一个人的翅膀会因为一系列的灾难或剥夺而折断。但在我们所记得的例子中，环境并非完全不利，以至于要让环境因素来承担一切责任。因此，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必定是某种内心的痛苦。不过，这个答案也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我们记得有些人也经历了同样的内心混乱状态，但摆脱的方式却完全不同。实际上，这种变化并不是存在冲突而导致的结果，也不是冲突强度太大的结果，而是他为了与自己和谐相处而采取的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其中所发生的是：他感受到了自己的内心冲突，然后采取了退却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冲突。为什么他会用这种方式解决冲突，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这只是一个与他的过往经历有关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后面会有更多论述。我们首先需要更加清晰地了解这种退却的本质。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扩张性驱力和自谦性驱力之间主要的内心冲突。在之前三章我们所讨论的这两种类型的个体身上，这两种驱力中有一种较为明显，而另一种则受到了抑制。但如果放弃占据上风的话，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有关这种冲突的印象就会与典型情况不同。扩张趋势和自谦趋势似乎都没有受到抑制。只要我们熟悉它们的表现和含义，那就不难观察到它们，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不难意识到它们。事实上，如果我们坚持将所有神经症分为两类，即扩张型神经症和自谦型神经症，那么，我们就会感到困惑，无法决定该把放弃型归入哪一类。我们只能说，通常情况下，某种倾向会占据上风，因为它更接近意识或者更为强大。整个神经症患者群体的个体差异部分取决于哪种倾向处于上风。不过，有时候，这两种倾向却似乎处于一个相当平衡的状态。

扩张倾向可能会表现在个体的夸张幻想中：在其想象中，他幻想自己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271或者是幻想自己具有某些优秀品质。而且，他常常有意识地觉得自己比其他人优越，并有可能在他的行为中表现出来，过分夸大自己的尊严。在他对自己的感觉中，他往往觉得自己是他那个骄傲的自我。但是，他所引以为傲的品质是为放弃服务的——这与扩张型个体截然不同。他常常骄傲于自己的超然态度、“坚忍”、自足、独立、对威胁的厌恶，以及对竞争的不屑。他也可能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要求，并能有效地坚持这些要求。不过，它们的内容却不同，因为它们源自他想要保护他的象牙塔的需要。他觉得自己有权利不让其他人侵犯自己的隐私，不让他们对自己有任何期望或者打扰自己，并且觉得自己有权利不用为生活奔波，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义务。最后，扩张倾向可能会表现在从基本放弃演化而来的一些次级发展中，比如他对于声誉的珍视或者公开反抗等。

但是，这些扩张倾向不再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因为从他不再积极主动追求任何雄心勃勃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积极努力这个意义上说，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雄心。他决定不再需要它们，甚至不再试图获得它们。即使他有能力从事某种富有成就的工作，他在做这项工作时也会极其鄙视或无视周围人的需要和评价。这是反叛者的特征。他也不想为了报复或报复性胜利而做出何积极的或攻击性的举动，他已经放弃了追求实际掌控的驱力。事实上，只要一想到成为领导者、影响或操控他人，他就会感到非常不愉快，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的超然态度相一致。

与此同时，如果自谦倾向很明显，放弃者往往就会对自己评价过低。他们可能胆小怕羞，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他们还可能会表现出某些态度，要不是因为我们了解完整的自谦型解决方法，可能很难看出这些态度具有自谦的倾向。他们通常对他人的需要极为敏感，而且事实上可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帮助其他人，或者服务于某项事业。他们常常会对强加之物或攻击毫无防备，宁愿责怪自己也不愿指责他人。272他们可能过分焦虑，绝不会让自己伤害其他人的情感。他们还常常会表现得很顺从。不过，对于自谦型个体来说，这后一种倾向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情感的需要，而是因为他们需要避免摩擦。此外，他们身上还潜藏着恐惧，这表明他们害怕自谦倾向的潜在力量。例如，他们可能会表达这样一种令人吃惊的信念：要不是因为他们冷漠，别人早就把他们碾碎了。

同我们在扩张倾向中所看到的一样，自谦倾向更是态度，而不仅仅是积极、强大的驱力。赋予这些驱力一种狂热特征的爱的吸引力之所以缺乏，是因为放弃型个体通常已下定决心不需要他人，也不对他人有任何期望，他还决定不与他人发生任何情感上的纠葛。

现在，我们弄清了从扩张性驱力和自谦性驱力之间的冲突中退出的意义。当这两种驱力中的积极因素被消除，它们便不再是相互对抗的力量，因此也就不再构成一种冲突。比较这三种主要的尝试后，个体往往希望通过尽力排除这些相互对抗之力量中的一种来达到统一；而采取放弃型解决方法的个体则试图将这两种力量都冻结起来。而他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他已经放弃了对荣誉的积极追求。他依然必须是他的理想化自我，也就是说，他那内含各种“应该”的自负系统一直在起作用，但是，他已经放弃了实现理想化自我的积极驱力——他已经放弃以行动来实现其理想化自我。

一种相似的冻结倾向也会对他的真实自我产生作用。虽然他依然想做自己，但由于他抑制了自己的主动性、努力、鲜活的愿望以及奋斗，所以他也抑制了追求自我实现的自然驱力。就其理想化自我和真实自我而言，他强调的都是现存的状态（being），而不是获得或者发展。但他仍想做他自己，这一事实使他得以在情感生活中保留某种自发性，与其他类型的神经症患者相比，他可能较少疏远自己。他能够对宗教、艺术、大自然——一些非个人的事物——产生强烈的个人情感。尽管他不允许自己在情感上与他人有任何牵连，但他通常情况下能够对他人及他人的特殊需要产生情感体验。273当我们将他与自谦型个体相比较时，保留下来的这种能力就更加明显了。自谦型个体同样不扼杀积极的情感，相反，他会培养积极的情感。但这些积极的情感会被夸大、歪曲，因为它们都服务于爱——服务于屈服。他想让自己连同自己的情感一起消失，最终在与他人的融合中找到统一。而放弃型个体想把情感严格地控制在自己内心的私密处。与他人融为一体的想法，只是想想都会让他觉得厌恶。虽然他并不清楚“做自己”这一概念的确切意义是什么，而且事实上他也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但他还是想做他“自己”。

正是冻结（immobilization）这个过程使放弃具有了一种消极或静止的特性。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它给人的这样一种静止状态的印象（静止状态是消极特性的特点）会不断地受到新观察的强化。但这种说法是否适合整个现象呢？毕竟，没有人能够仅凭消极特性活着。难道我们对放弃之意义的理解漏掉了什么东西吗？难道放弃型个体不会追求积极的东西吗？他会为了获得安宁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也仍然存在一种消极的特性。在采取其他两种解决方法的个体中，除了这种想要获得完整的需要外，还存在一种动力——某些赋予生活以意义的积极事物的强大吸引力：一种是掌控一切的吸引力，另一种是爱的吸引力。难道在放弃型解决方法中就没有某个更为积极的目标所产生的同等吸引力吗？

当分析过程中出现这类问题时，仔细听听患者自己对此有什么说法通常很有帮助。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患者告诉了我们一些东西，但我们没有把这些东西太当回事。现在，让我们再来听听患者告诉我们的东西，并更为仔细地审视一下患者是如何看待他自己的。我们已经看到，他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为了使自己的需要看起来更为高尚，也会装饰自己的需要并使之合理化。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区分不同的情况。有时候，他显然把某种需要变成了美德，例如，把缺乏对奋斗的渴求说成不屑于竞争，或者把自己的惰性说成不屑于做汗流浃背的繁重工作。随着分析的深入，这些美化通常会慢慢消失，274他不再过多谈及。但还有一些美化不那么容易抛弃，因为它们显然对他具有真正的意义。这些美化通常涉及他对独立和自由的看法。事实上，那些我们从放弃的角度来看待的大部分基本特征，如果从自由的角度看也说得通。任何较为强烈的依恋都会减少他的自由。需要也是如此。他会依赖这些需要，而这些需要很容易就会让他同时也依赖于其他人。如果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对某一事物的追求中，那么他就不能自由地去做其他有可能让他感兴趣的事情。尤其是，他似乎能够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对威胁的敏感性。他想自由自在，因此不能忍受压力。

因此，如果分析过程中讨论到这一问题，患者往往会做出一种积极防御的姿态。人想要获得自由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任何人在压力下做事不是都会容易倦怠吗？他的阿姨或者朋友不就是因为总是做他人期望他们做的事情而变得了无兴趣或死气沉沉的吗？分析学家是不是想驯服他，强迫他遵循某种模式，从而让他像一排一模一样的安置房当中的一栋一样，很难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他之所以从来都不去动物园，是因为他根本无法忍受看到动物被关在笼子里。他只想在他高兴时做他高兴做的事。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部分观点，其他的留到后面再讨论。从他的这些观点中，我们了解到：自由在他看来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这里，分析学家观察到了一个明显的缺陷。既然患者已经竭尽全力冻结了自己的愿望，那么，他应当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因此，他往往什么都不做，或者觉得什么事情都不重要。不过，这并不会干扰到他，因为在他看来，自由主要就是不受他人干涉——不管这个“他人”是人还是机构，都是如此。不管是什么使得这样一种态度变得如此重要，他都打算捍卫到底。假如他对自由的看法看起来又是消极的——从什么当中获得自由，而不是为了什么而争取自由——那么，它确实会对他产生吸引，而这种吸引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其他解决方法所没有的。自谦型个体之所以相当害怕自由，是因为他需要依恋和依赖他人。275而扩张型个体渴望获得这样或那样的掌控地位，因此常常会鄙视自由这种想法。

我们怎样才能解释这种自由的吸引力呢？它产生于哪些内心需要？它的意义何在？要想获得一定程度的理解，我们必须回顾一下那些后来采取放弃方式解决其问题之人的早期经历。这样的儿童往往会遇到一些他无法公然反抗的限制性影响因素，因为这些影响因素要么太过强大，要么太不确定。他可能身处一种非常紧绷的家庭氛围之中，可能在情感交流上极为封闭，以至于他无法施展个性，并有压垮他的危险。与此同时，他可能得到喜爱，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喜爱让他感到厌恶，而不是觉得温暖。例如，有的家长太过以自我为中心，不理解孩子的需要，却严格要求自己去理解孩子或者给予他情感支持。或者，有的家长情绪变化无常，一会儿对孩子热情洋溢，充满了温情，一会儿又大发脾气，无缘无故地骂他打他。简而言之，他所处的环境会或明或暗地要求他这样或那样做，没有充分考虑到他的个性，让他面临被吞没的威胁，更不要说什么鼓励他的个人成长了。

所以，这个孩子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备受折磨：一方面试图获得情感和关心但却徒劳无获，另一方面又憎恨加在他身上的束缚。他解决这种早期冲突的方式通常是：退出与他人的关系。通常让自己在情感上与他人拉开距离，他让自己的冲突不再产生作用。[4]他不再需要他人的喜爱，也不想反抗他们。这样一来，他就不再因为对他人的矛盾情感而备受折磨，并与他们相处得相当和谐。此外，由于他退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中，因此挽救了自己的个性，使之不至于被完全限制和吞没。所以说，他早期的超然态度不仅是为了自身的完整统一，而且也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保持内心生活的完整。没有了束缚，276他才有可能保持内心的独立。但他必须要做的不仅仅是抑制自己的情感或反抗他人。他还必须收回所有那些需要他人去实现的愿望和需要：他对于理解、分享经验、情感、同情、保护的自然需要。不过，这有着非常深远的含义。这意味着他必须独自感受自己的快乐、痛苦、悲伤与恐惧。例如，他常常可怜但又拼命地努力克服自己的恐惧——对黑暗、狗等的恐惧——但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他训练自己（自动地）不仅不表现出痛苦，而且不去感觉这种痛苦。他之所以不需要他人的同情或帮助，不仅是因为他有理由怀疑他们的真诚，而且还因为即使他人只是暂时性地给予他同情或帮助，它们也将成为他将受到危险束缚的警报信号。除了遏制这些需要之外，他还觉得不让他人知道他看重些什么更为安全，否则，他怕自己的愿望会遭遇挫折，或者被当成一种让他依赖于其他人的手段。于是，放弃过程的显著特征——收回所有的愿望——开始出现。他依然知道自己喜欢某件衣服、某只小猫或者某个玩具，但他通常不会再说出来。但慢慢地，就像他处理自身恐惧的方式一样，他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也会觉得根本就不要有任何愿望更为安全些。他实际的愿望越少，他在收回这些愿望时就越安全，他人就越难控制他。

到目前为止，因此而产生的现象还不是放弃，但它通常蕴含了放弃得以发展的萌芽状态。即使情况一直保持不变，它也会严重危及未来的发展。我们不可能在真空中成长，不与他人亲近、发生摩擦。情况很难保持静止不变。除非有利的环境使它好转，否则，这个过程就会凭其自身动力而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就像我们在其他神经症发展中所看到的一样。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一种这样的循环。一个人为了保持其超然态度，必须抑制其愿望和追求。不过，“收回愿望”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它确实会让他更独立于其他人，但同时也会削弱他。它往往会削弱他的活力，并损害他的方向感。这样一来，他用来对抗他人之愿望和期望的东西就更少了。他必须加倍警惕任何的影响或干涉。277引用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的一句妙语，他必须“精心打造自己的距离机器”。

对早期发展的主要强化通常来自内心过程。那种驱使其他人追求荣誉的需要在此也起了作用。如果他能一直坚持，那么，他早期的超然态度就能消除他与其他人的冲突。但这种解决方法的可靠性往往取决于“愿望的收回”，而且在早期阶段，这个过程是波动起伏的，它还没有发展为一种成熟的坚决态度。他仍然需要从生活中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满足他内心的安宁。例如，当受到强烈的诱惑时，他可能就会卷入一种亲密的关系之中。这样一来，他的冲突就很容易被激发，而且他需要更多的完整性。但是，早期的发展不仅让他出现了分裂，而且也使他疏离了自我，使他缺乏自信并觉得自己无法适应现实生活。只有保持一个安全的情感距离，他才能与他人交往；如果身处更为亲密的关系之中，他就会由于不再反抗而遇到阻碍，而且还会受到抑制。因此，他同样也会受到驱使，要从自我理想化中找到这些需要的答案。他可能也会尝试在现实中实现其雄心壮志，但由于他自身的诸多原因，一遇到困难，他往往就会放弃追求。他的理想化意象主要是对这些已经得到发展的需要的美化。它由自信、独立、安宁、没有欲望和情感、坚忍、公正组合而成。在他看来，公正更是一种对“不做任何承诺”“不侵犯任何人之权利”的理想化，而不是对报复的美化（就像攻击型个体的“正义”一样）。

与这样一种意象相对应的“应该”让他陷入了新的危险之中。起初，他必须反抗外在世界以保护自己的内在自我，但现在，他要想保护自己的内在自我，就必须反抗这种可怕得多的内心暴行。其结果取决于他迄今为止所保护的内心活力的程度。如果内心活力强大，而且他似乎在无意识中已经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维持它，那么，他依然能够维持部分活力，只是他必须要付出代价：被迫接受我们在开始时讨论过的那些限制——只能以退出积极生活、抑制自我实现的驱力为代价。

没有临床证据表明此处的内心指令比其他类型神经症的更加严格。278确切地说，其间的区别在于：由于他需要自由，因此这些内心指令让他更加恼怒。为了应对这些指令，他采取的部分方式是将它们外化出去。由于他对攻击有禁忌，所以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只能采取一种被动的方式——这意味着他人的期望（或者他自己的感觉）往往具有一种命令的性质，必须绝对服从。而且，他深信，如果他不顺从他人的期望，他们就会冷漠无情地跟他对着干。从本质上说，这意味着他不仅外化了自己的“应该”，而且将其自我憎恨也外化了出去。如果他不符合自己的“应该”，他人就会像他自己一样严厉地与他对抗。而且，由于这种对敌意的预期是一种外化，因此无法用相反的经历来补救。例如，一名患者长期以来感受到的都是分析学家的耐心和理解，但一旦受到胁迫，他可能就会觉得如果公开反抗的话，分析学家立刻就会抛弃他。

因此，他对外界压力的原有敏感性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强化。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他会不断地感受到外在的威胁，尽管后来的环境可能仅施加了极小的压力。此外，他的“应该”的外化，虽然缓解了内心的紧张，但同时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种新的冲突：他应该顺从他人的期望；他不应该伤害他人的情感；他必须缓和他们对他的意料之中的敌意——但与此同时，他还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种冲突常常体现在他对他人的矛盾反应中。它有许多变体，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将顺从与反抗混合到了一起。例如，他可能有礼貌地遵从某个要求，但却又会忘掉或者推迟去做。这种遗忘现象可能会达到一种令人不安的程度，以至于他只能靠一本记事本，记下各种约会或者要做的事情，才能维持有条理的生活。或者，他会敷衍地顺从他人的愿望，但却又在心里毫无意识地破坏这些愿望。例如，在分析中，他可能遵从某些明显的规则（比如准时、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等），但对所讨论的东西却不加理解，以致分析工作毫无成效。

这些冲突不可避免会给他的人际关系造成一种压力。279有时候他自己也可以意识到这种压力。但是，不论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这种压力，它都确实会强化他从与他人的关系中退出来的倾向。

在那些没有被外化的“应该”方面，他用来反抗他人之期望的消极抵制也会起作用。只要想到他应该做什么事情，通常就足以让他无精打采。如果“应该”只是局限于他心底所厌恶的一些活动，如参加社交聚会、给某些人写信、让他付钱等，那么，这种无意识的静坐抗议就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他的个人愿望消除得越彻底，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不管是好的、坏的还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就越可能被当成他应该做的事情：刷牙、读报、散步、工作、吃饭或者与女人发生性关系等。于是，所有事情都会遭到无声的抵制，从而导致一种普遍的惰性。因此，活动被限制到了最低程度，或者更常见的情况是在压力之下进行。所以，他毫无成效，容易疲惫或者遭受长期疲劳的困扰。

在分析中，当这一内心过程变得清晰可见时，我们便可以看到，有两个因素使得该过程永久存在。只要患者不求助于自己的自发能量，他就有可能充分认识到这种生活方式碌碌无为，且令人不满，但他看不到改变的可能性，因为——就像他感觉到的那样——如果不是他自己鞭策自己，他根本什么都不会去做。另一个因素是他的惰性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在他看来，他的“心理瘫痪”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改变的痛苦，他利用它来回避自我谴责和自我轻视。

因此而产生的对“不活动”的重视，也会受到另一来源的强化。就像他解决冲突的方法是将其冻结一样，他也会尽力使其“应该”失去作用。他常常通过回避那些困扰他的环境，从而使“应该”失去作用。因此，这也是他回避与他人接触、回避认真追求某物的另一个原因。他遵从了无意识中的这个座右铭：只要什么事情都不做，他就不会违背任何“应该”和禁忌。280有时候，他认为自己的任何追求都会侵犯他人的权利，这样一来，他便将这些回避行为合理化了。

内心过程通过这许许多多的方式不断强化最初那种超然的解决方法，而且逐渐产生了各种复杂的混乱现象，并最终导致“放弃”的出现。这种状况无法治疗——因为改变的动机很小——如果不是因为自由的吸引力中存在积极因素的话。与其他人相比，这些积极因素在其身上占据上风的患者往往对内心指令的有害性有更为直接的了解。如果条件有利的话，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因为自己实际所受的束缚而认出这些指令，并有可能立场鲜明地做出反抗。[5]当然，这样一种有意识的态度本身并不能消除它们，但对于逐渐克服它们却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如果从保持完整的角度回顾“放弃”的整个结构，我们便可以观察到一些一致的现象，这些现象颇具意义。首先，真正超然之人所具有的完整性总是会引起一位警惕的观察者的注意。我本人作为这样一位观察者一直以来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以前没有认识到它是这个结构固有的核心部分。持超然态度的放弃者由于对影响和亲密关系的蔑视和警惕，因此可能会表现得不切实际、迟钝懒散、毫无效率、难以相处，但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思想与情感——在某种程度上——往往仍具有一种基本的真诚和天真，它们不会因为权力、成功、奉承或“爱”的引诱而被诱惑或腐化。

而且，我们在保持内在完整性的需要中，还看到了这些基本特征的另一个决定因素。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些回避和限制都是为了获得完整性。接着，我们看到，它们也取决于一种对自由的需要（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它的意义所在）。现在，我们明白了，他们为了保持其内心生活不被破坏、不被玷污，他们需要没有纠葛，不被影响，没有压力，也没有雄心和竞争的束缚。

患者通常不会谈论这一关键问题，对此我们可能会迷惑不解。281事实上，他会以许多间接的方式表明，他想保持“自己”，害怕分析会使他“失去个性”，害怕分析会使他同其他任何人没有区别，害怕分析学家一不小心会按照他自己（即分析学家）的模式来塑造他，等等。但分析学家常常领会不到这些话的全部含义。这些话的语境表明，患者想要保持的要么是他神经症的现实自我，要么是他夸大的理想化自我。而且，患者实际上是想捍卫自己的现状。但是，“他坚持成为自己”也表明他迫切地关注保持真实自我的完整性，尽管他还不能对此加以界定。只有通过分析工作，他才能明白这样一个古老的真理：一个人必须先失去自己（神经症的美化自我），才能找到自己（真实自我）。

这个基本过程产生了三类截然不同的生活形式。第一类是一贯放弃（persistent resignation），即相当一致地选择放弃及其结果。第二类是反抗（rebellious group），自由的吸引力把消极抵制变成了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反抗。第三类是肤浅生活（shallow living），恶化过程占据上风，并导致肤浅的生活。

第一类的个体差异与扩张倾向或自谦倾向的普遍程度，以及从活动中退出的程度有关。虽然已经刻意把自己训练得在情感上与他人拉开距离，但有些人还是能够为他的家人、朋友或者工作上接触到的人做一些事情。而且，很可能正是因为其公正无私，他们往往能够提供有效的帮助。与扩张型个体和自谦型个体都不同，他们并不期望得到他人太多的回报。与后者相反，如果他人将他们的乐于助人误解为是个人情感，而且，除了提供帮助之外还向他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他们就会非常生气。

尽管对活动有所限制，许多这样的人还是能够做日常工作的。但他们常常会觉得这是一种压力，因为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违背了内心的惰性。一旦工作越积越多，需要他积极主动，或者关系到为某事或者为反抗某事而斗争，这种惰性就会变得更加显著。282做日常工作的动机通常很复杂。除了经济上的需要和传统的“应该”之外，往往还存在一种帮助他人的需要，尽管他们自己是放弃者。此外，日常工作也是一种消除他们独处时产生的无用感的手段。他们常常不知道如何打发自己的空余时间。对他们来说，与他人接触压力太大，因此没什么乐趣可言。他们喜欢独处，但没有效率。甚至是读本书，也会遭到内心的抵抗。因此，如果不用努力就可以得到的话，他们就会做梦、思考、听音乐或欣赏大自然。他们大多数情况下意识不到内心潜藏的对无用的恐惧，但会不由自主地以某种方式安排自己的工作，使自己几乎没有空余的时间。

最后，惰性及与之相伴随的对日常工作的厌恶可能普遍存在。如果没有经济来源，他们可能会做一些临时的工作，要不然便沦落到过寄生生活的地步。或者，如果有适当的经济收入，他们就会极力限制自己的需要，这样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不过，他们所做的事情通常具有兴趣爱好的性质。或者，他们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屈从于一种完整的惰性。这一结果在冈察洛夫（Goncharov）笔下令人难忘的奥勃洛莫夫（Oblomov）身上得到了精彩的体现，他甚至对穿鞋都恨之入骨。他的朋友邀请他去其他几个国家旅游，并为他做好了一切细致的准备。奥勃洛莫夫想象自己到了巴黎，到了瑞士的高山上，而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悬念：他到底去还是不去？当然，他没有去。只要一想到要面临各种吵闹的到处走动和各种不断变化的景象，他就觉得难以忍受。

即使没有到如此极端的地步，一种普遍存在的惰性中往往也存在恶化的危险，这一点也体现在了奥勃洛莫夫及其仆人后来的命运中。（因此，从这里将过渡到第三类，即肤浅生活。）之所以说它也很危险，是因为它不仅会产生对行动的阻抗，而且还会扩展到对思想和情感的阻抗。因此，思想和情感都有可能会变得完全被动。某次谈话或者分析学家的某些评论可能会让患者产生某些想法，但由于它调动不了精力，因此很快就会消失。某次拜访或者某封信件也许会激发某种积极或消极的情感，283但同样不久之后便会消失。一封来信或许会激发回信的冲动，但如果不马上行动，便很快就会忘记这件事。在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思维的惰性，这种思维惰性对分析工作来说往往是一个极大的障碍。简单的心理操作也变得极为困难。因此，不管一小时面询中讨论了什么，患者都有可能会统统忘掉——这不是因为任何具体的“阻抗”，而是因为患者将讨论的内容视为异物存储在了大脑中。有时候，他在分析中会觉得无助、混乱，在阅读和讨论某些困难问题时也是如此，这是因为把各种信息联系起来所带来的压力太大了。有名患者在梦中表达了这种漫无目标的混乱状态：他梦到自己到了世界各地。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打算去这些地方；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达那儿的，也不知道自己从那儿到哪儿去。

惰性越普遍，个体情感受它影响的程度就越大。他需要更为强烈的刺激才能引起他的反应。公园里一片美丽的树林已经不再能够引起他任何的感受，他需要的是一种缤纷的日落情景。这样一种对情感的惰性中往往包含悲剧的成分。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放弃型个体为了保持其情感的真实与完整，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己的扩张倾向。但如果走向极端，这一过程就会抑制他想要保持的那种活力。因此，当他的情感生活变得麻木时，他的情感就会枯竭，而他因此要比其他患者承受更大的痛苦，这可能是他确实想要改变的一件事情。随着分析的深入，一旦他总体上变得更为积极主动，他有时可能就会感觉到自己的情感更有活力了。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愿承认自己的情感枯竭其实只不过是自己身上普遍存在之惰性的一种表现，因此也不愿意承认只有减少惰性才能改变情感枯竭的状况。

如果某种活动得以维持，生活条件也相当合适，那么，“一贯放弃”就可能会给人一种静止不变的印象。放弃型个体的许多特点结合到一起，就导致它让人产生了此种印象：他在奋斗追求及期望方面的抑制、他对于改变及内心斗争的厌恶，以及他容忍事物的能力等。不过，有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自由对他的吸引力——影响了这一切。事实上，放弃者是一个被制服的反抗者。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研究中已经看到，284这种品质表现在一种对内外压力的消极抵制中。但它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转变成一种积极的反抗（active rebelliousness）。至于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则往往取决于扩张倾向和自谦倾向的相对力量，也取决于个体尽力挽救其内心活力的程度。他的扩张倾向越强烈，越有活力，他就越容易对生活中的限制感到不满。如果对外在环境的不满占据上风，那么它主要就是一种“对抗性的反抗”。或者，如果他对自己的不满占据上风，那么，它就主要是一种“为争取什么而做出的反抗”。

环境情况——家庭、工作——可能会变得令人极其不满，以至于个体最终再也无法忍受，并以某种形式公然反抗。他可能会离开家庭或者放弃工作，对周围与他有关联的任何人以及传统习俗、机构等都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攻击性。他的态度是：“不管你对我有什么样的期望，也不管你怎么看我，我根本都不在乎。”这可能会以多少有些文雅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者以多少有些无礼的形式表现出来。从社会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极为自私的发展。如果这种反抗主要指向外部，那它本身就不是具有建设性的一步，而且，尽管它释放了个体的精力，但也会驱使他更加远离自我。

不过，这种反抗更可能是一种内在过程，主要对抗内心的暴行。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它能起到解放的作用。在后一种情况下，这往往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而不是狂暴的反抗；是一种演变，而不是变革。因此，个体在自身的束缚之下，痛苦日益加深。他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困难，他是多么不喜欢自己的生活方式，多么不愿意遵守规则，而且事实上多么不在意周围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标准或道德标准。他越来越热衷于“成为自己”，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成为自己”是一种将抗议、自负以及真实成分混到一起的奇怪混合物。他的能量得到了释放，而且他能采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让自己富有成效。在《月亮与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中，毛姆通过画家斯特里克兰德（Strickland）这个人物描写了这样一个过程。高更（Gauguin，斯特里克兰德这个人物基本上是以高更为原型刻画的）以及其他一些艺术家似乎都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285创造物的价值自然往往取决于所拥有的天赋和技巧。不用说，这不是变得富有成效的唯一方式。这是以前受到遏制的创造力得以自由发挥的一种方式。

尽管如此，在这些情况下，解放的程度也是有限的。获得这种解放的人依然具有放弃者的许多特征。他们依然必须小心地守护着自己的超然态度。他们对世界的整个态度还是防御性或攻击性的。他们对待自己个人生活的主要态度依然是漠不关心，只有一些与其成效有关的问题，才会令他们兴奋。所有这些都表明，他们其实并没有解决自己的冲突，而只是找到了一种可行的妥协方法。

这个过程在分析中也可能会出现。因为它毕竟产生了一种明显的解放，所以，一些分析学家[6]认为这是一种极为理想的结果。不过，我们必须记住：这只是部分的解决方法。深入研究“放弃”的整个结构，不仅会释放创造性能量，而且还会使个体总体上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与自己以及他人保持联系。

从理论上看，积极反抗的结果表明了自由的吸引力在“放弃”结构中至关重要的意义，也表明了它与维持自主内心生活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反，现在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人越疏离自我——他与自我的疏离程度越大——自由就越没有意义。个体由于退出了自己的内心冲突，远离了积极的生活，对自身的成长也不再产生积极的兴趣，因此，他也将面临脱离其深刻情感的危险。于是，在“一贯放弃”中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的无用感（feeling of futility）往往就会导致对空虚的恐惧，不断地对个体产生干扰。对奋斗追求和有目标定向之活动的抑制往往会导致个体失去方向，结果就会随波逐流。他坚持认为生活应该是轻松的，应该没有痛苦、摩擦，这种坚持可能会成为一种腐化因素，286特别是当他屈服于金钱、成功及声誉的诱惑时，更是如此。一贯放弃意味着生活将受到限制，但并不是毫无希望，人们还是有赖以生存的东西。但当他们看不到自己生活的深度与自主权时，放弃的消极特性便会保留下来，而其积极价值会逐渐消失。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会觉得毫无希望。他们往往会走到生活的边缘。这就是最后一类（即肤浅生活）的特征。

所以说，一个以离心的方式远离自己的人，往往会失去其情感的深度和强度。他对他人的态度会变得毫无区别。任何人都可以是“非常好的朋友”“这样的一个好人”“这样一个漂亮的姑娘”。但眼不见，心不想。如果他人激怒了他，哪怕是最轻微的挑衅，他也可能甚至懒得去审视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便对他们失去了兴趣。超然度外的态度会不断恶化，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毫不相干的态度。

同样，他的乐趣也开始变得肤浅起来。性交、吃饭、喝酒、聊八卦、游戏或政治构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丧失了理解本质的能力。兴趣变得越来越肤浅。他不再有自己的判断或信念，而是一味地人云亦云。他常常被“人们”的想法吓到。除此之外，他还失去了对自己、他人以及任何价值观的信任。他开始变得愤世嫉俗起来。

我们可以区分“肤浅生活”的三种形式，它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对某些方面的强调不同。一种是强调乐趣（fun），强调玩得开心。这种形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它完全不同于“放弃”的基本特征——不需要。但这种情况下的动力不是迫切追求享乐，而是需要通过一些快乐的事情让自己转移注意力，从而压住一种令人痛苦的无用感。我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看到了下面这首题为《棕榈泉》（Palm Springs）的小诗[7]，它描绘了有闲阶层对乐趣的追求：

啊，给我一个家，

那里有百万富翁在闲逛，

还有可爱迷人的小姑娘在玩耍。287

没有妙语珠玑，

我们每天都在聚拢金钱。

不过，这绝不仅限于有闲阶层，而且也包括收入有限的社会阶层。毕竟，是在昂贵的夜总会、鸡尾酒会和剧院找“乐趣”，还是在家中喝酒、打牌、聊天找“乐趣”，这仅仅只是一个金钱的问题。此外，这还有可能更局限于集邮、当美食家或看电影上。只要它们不是生活的唯一真实内容，所有这一切都不成问题。“享乐”不一定要参加社交，它也可以是看神秘小说、听收音机、看电视或者做白日梦等。如果乐趣就是参加社交活动的话，那就必须严格避免两件事情：一是任何时间的独处，二是严肃的交谈。后者常常被视为极不礼貌的行为。愤世嫉俗被披上了一层“宽容”“豁达”的薄外衣。

第二类强调的是声望或投机的成功。对奋斗和努力的抑制（这是放弃者的特征）在此没有任何消减。其动机很复杂。一部分是希望有了钱，生活便可以容易一些；一部分是需要人为地提高自尊，因为这类肤浅生活的人已没有了自尊。不过，由于他们已经丧失了内心的自主，因此只能通过抬高他人眼中的自己来提高自己的自尊。有人写书，是因为这本书可能畅销；有人结婚是为了钱；有人加入某个政党，是因为这个政党可以提供某些有利条件。他们的社交生活很少强调乐趣，而更多强调隶属于某些圈子或去过某些地方的声誉。唯一的道德准则是聪明地蒙混过关而不被发现。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罗慕拉》（Romola）一书中精彩地刻画了蒂托（Tito）这样一个机会主义者。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对冲突的逃避、对舒适生活的坚持、不做任何承诺的状态，以及道德的逐渐堕落。随着道德品质的日益败坏，道德堕落并非偶然，而是必定会发生。

第三种形式是“适应良好的”自动化机器（“well-adapted”automation）。在这里，由于丧失了真实的思想与情感，因此往往会导致个性的普遍消退，288这在马昆德的许多人物形象中已经得到充分的描述。因此，这样的人会与他人相处得很好，并遵从他人的规则与传统习俗。他的所感、所想、所做、所信正是他人希望他去感、想、做、信的，或者是周围环境认为对的事情。这种人的情感麻木并不比其他两类更为强烈，但更为明显。

埃里希·弗洛姆[8]详细描述了这种过度适应，并看到了它的社会意义。如果我们将肤浅生活的另两种形式也包括进来（我们也必须这样做），那么这种意义就更大了，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出现的频率极高。弗洛姆清楚地看到这种人与一般的神经症患者不同。这种类型的个体不像一般的神经症患者那样容易受到驱使，他们也不会明显受到冲突的干扰。此外，他们通常也不会表现出像焦虑、抑郁这样的特殊“症状”。简言之，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没有因为某些障碍而感到痛苦，但他们往往缺了些什么。弗洛姆断定，这些是小毛病，而不是神经症。他认为，这些小毛病并非生来就有，而是早期生活中受到了权威人物的压制所致。他所说的小毛病与我所说的肤浅生活，似乎只是说法不同而已。但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说法的不同往往源于对某一现象之意义的理解的显著差异。事实上，弗洛姆的观点提出了两个有趣的问题：肤浅生活是一种与神经症毫不相关的状况，还是我在此所提出的神经症过程的结果？沉溺于肤浅生活的人真的没有深度、道德品质和自主性吗？

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我们来看看分析观察的结果如何。因为这种类型的人可能会前来求助于分析，因此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观察。如果肤浅生活的过程已得到充分发展时，那当然就不存在治疗的动机。但是，当这个过程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时，他们还是有可能想接受分析的，因为一些身心障碍、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工作中的抑制现象，以及与日俱增的无用感会让他们感到困扰。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状况越来越糟糕，并因此而感到焦虑不安。289在分析中，我们对他们的最初印象已经从一般好奇心的视角做过描述。他们总是停留在表面，似乎缺乏好奇心理，经常油嘴滑舌，只对与金钱或声望有关的外部事务感兴趣。所有这些都让我们认为，他们的经历远不止我们眼中所看到的这些。就像前面就趋向放弃的一般行动所描述的一样，在以前的某一段时期（青春期或青春期前后），他们曾有过积极的对奋斗之追求，而且情感上经历了一些痛苦。这不仅表明这些状况开始出现的时间比弗洛姆所假定的要晚一些，而且还表明它是神经症所导致的结果（这种神经症在某个阶段非常明显）。

随着分析的深入，在他们的清醒生活与梦境之间常常会出现一种令人不解的矛盾。他们的梦清楚表明了其情感的深度和混乱。这些梦（而且常常也只有这些梦）会揭示一种深藏心底的悲伤、自我憎恨、对他人的憎恨、自怜、绝望、焦虑等。换句话说，在平静的表面之下，隐藏着一个充满了冲突和激情的世界。我们试图唤醒他们在梦中表现出来的兴趣，但他们往往将其抛置一边，不予理睬。他们好像生活在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世界里。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并非生来肤浅，而是迫切地想避开自己的深度。他们匆匆瞥一眼便紧紧地闭起双眼，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之后不久，各种情感可能会突然从被抛弃的深渊中奔涌而出，出现在他们清醒的生活中：某个记忆可能会让他们大哭一场，某种怀旧感或宗教情感可能会出现——然后消失。后来的分析工作证实了这些观察结果，这不仅与弗洛姆提出的“小毛病”概念相矛盾，而且还表明了一种要逃避其内在个人生活的决心。

如果把肤浅的生活视为神经症过程的一个不幸结果，那么，无论在预防方面还是治疗方面，都会让我们更为乐观一些。目前肤浅生活出现的频率极高，因此，最为可取的做法是：将其视为一种障碍并进而阻止其发展。肤浅生活的预防与神经症的一般预防措施相一致。在这方面人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而且很明显这些工作是可以做到的，尤其是在学校里。

对放弃型患者的任何治疗，首先要做到的是：290将这种状况视为一种神经症障碍，而不是把它看成一种体质特征或文化特征从而置之不理。后一种观点意味着它是不可改变的，或者它不属于精神病学家要解决的问题范畴。不过，与其他神经症问题相比，它较不为人所知。它之所以较少引起人们的兴趣，原因可能有二。一方面，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障碍虽然可能会限制一个人的生活，但这种限制并不十分明显，因此并不急于治疗。另一方面，这一背景下可能产生的障碍总体上与基本过程没有关联。其中，精神病学家完全熟悉的唯一因素是超然态度。但放弃是一个包含更广的过程，在治疗中，它会呈现出具体的问题和具体的困难。只有充分了解放弃的动力和意义，这些问题才能被成功地解决。

注释：

[1]更多关于这种超然态度之本质的内容，可参见Karen Horney, Our Inner Conflicts, Chapter 5, Moving away from People。

[2]弗洛伊德观察到了这种特殊现象；他认为这种现象只出现在男性身上，是其恋爱生活中发生的奇怪现象。弗洛伊德试图根据他们对母亲的一种分裂态度来解释这种现象。Sigmund Freud, “Contributions to the Psychology of Love,” Collected Papers, Ⅳ.

[3] Karen Horney, Self-Analysis.Chapter 10, Dealing with Resistance, W.W.Norton, 1942.

[4]参见Karen Horney, Our Inner Conflicts, Chapter 5, Moving away from People。

[5]参见“Finding the Real Self：A Letter with a Foreword by Karen Horne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Ⅸ, 1949。

[6]参见丹尼尔·施耐德（Daniel Schneider）于1943年在纽约医学院上朗读的论文《神经症模式的运行，以及它对创造性掌控、性能力的歪曲》（The Motion of the Neurotic Pattern; Its Distortion of Creative Mastery and Sexual Power）。

[7]引自“Palm Springs: Wind, Sand and Stars,”by Cleveland Amory。

[8]Erich Fromm,“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Origin of Neuro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4.

第十二章 人际关系中的神经症障碍^291

虽然本书着重强调各种内心过程，但我们在叙述过程中无法将它们与人际过程分离开来。我们之所以无法这样做，是因为事实上，这二者之间会不断地发生相互作用。甚至在一开始介绍对荣誉的追求时，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些成分，如追求优越于他人或者战胜他人的需要，而这些成分与人际关系直接相关。神经症要求虽然源自内心需要，但主要指向他人。如果不了解神经症自负的脆弱性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我们就无法讨论神经症自负。我们已经看到，每一种内心因素都可以外化出来，而且这个过程会很彻底地改变我们对待他人的态度。最后，我们还讨论了每一种解决内心冲突的主要方法中人际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更为具体的形式。在本章，我想从具体回到一般，简要但系统地探讨一下自负系统大体上是怎样对我们的人际关系产生影响的。

首先，自负系统使神经症患者变得以自我为中心（egocentric），从而远离他人。为了避免误解，我需要说明一下：我所说的“自我中心倾向”不是指只考虑自身利益的自私自利或自高自大。神经症患者可能冷酷自私，292也可能太过无私——在这个方面，所有神经症患者都没什么不同。但是，从他只顾自己这个意义上说，他一直都以自我为中心。这从表面上看并不一定很明显——他可能是一匹孤独的狼；他可能为了他人而活，或者靠他人而活。但不管怎样，他都会在生活中信仰他自己的私人宗教（即他的理想化意象），遵守他自己的法则（即他的“应该”），并生活在自负这道带刺的铁丝网内，警惕地保护自己不受来自内外的威胁。结果，他不仅在情感上更为孤立，而且更加难以将他人视为拥有其自身权利且与他不同的个体。他认为，他们都从属于他首要的关注之物：他自己。

到目前为止，他人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但还没有被歪曲。不过，自负系统中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甚至会更为有力地阻止他看清他人的本来面目，并导致对他人形象的积极歪曲（distortions）。我们不能油嘴滑舌地说我们对他人的概念当然会同对自己的概念一样模糊，从而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大致如此，但这却会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它提出对他人的扭曲看法与对自己的扭曲看法之间是一种简单的平行关系。如果我们审视一下自负系统中导致这些歪曲产生的因素，那便能更为准确、更为全面地了解它们。

现实歪曲之所以产生，部分原因在于：神经症患者常常根据自负系统产生的需要来看待他人。这些需要可能直接指向他人，也可能间接地影响他对他人的态度。因此，他想要获得他人崇拜的需要会将他人变成满心崇拜的观众。他想要获得神奇帮助的需要赋予了他神奇的魔力。他想让自己一贯正确的需要会使他人犯下过失、容易犯错。他追求胜利的需要使得他把他人分成了追随者和诡计多端的敌人两类。他想伤害他人但不用受罚的需要把他人都变成了“神经症患者”。他极力想贬低自己的需要会将他人变成巨人。

最后，他会根据自己的外化来看待其他人。他常常感觉不到自己的自我理想化；相反，他能感觉到他人的自我理想化。他体验不到自己的专制，但却认为他人都是暴君。293最为重要的外化是自我憎恨的外化。如果这主要是一种积极的倾向，那他往往就会认为他人都是可耻的，应该受到谴责。如果出了什么事情，那都是他人的过错。他认为，他人应该十全十美，他人是不可信的，应该要去改变和改造他们。因为他们都很可怜，因此，尽管他是一个会犯错误的凡人，但也要对他们负起像神一样的责任。如果主要是被动外化的话，那他人就会坐在审判席上，随时挑他的错、谴责他。他们会压制他、辱骂他、威胁他、恐吓他。他们不喜欢他，他们不需要他。他必须取悦他们，符合他们的期望。

在歪曲神经症患者对他人之看法的所有因素中，外化作用的效果很可能位居第一。而且，它们是个体身上最难以辨认的因素。因为根据他自身的经验，他觉得他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外化作用所看到的样子，而且他也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对他们做出反应。他通常感觉不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引起他反应的那些东西正是他自己强加到他人身上的。

外化作用常常与他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者这些需要的满足与否而对他人做出的反应混在一起，因此就更加难以辨认了。例如，说对他人的一切恼怒实际上都是我们对自己的愤怒的外化，这种概括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只有对某一特定的情境进行仔细的分析，我们才能弄清楚一个人是真的对自己感到愤怒，还是生他人的气（例如，因为他人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从而生他人的气），以及这种愤怒的程度。最后，他的恼怒当然有可能源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在分析自己或他人时，必须始终不偏不倚地关注这两种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倾向于某一种解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渐看到它们影响我们与他人之间关系的方式及程度。

但是，即使我们意识到是我们把某种东西带进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之中，而这种东西通常并不属于那里，这样一种意识也不会阻止外化作用的发生。我们只有“将它们拿回到”自己身上，并在自己身上体验这一特定的过程，才能将它们抛弃。

我们可以将外化作用歪曲对他人之看法的方式大致分为三种。294歪曲之所以发生，可能是因为赋予了他人一些他们并不具备的特征，或者即使有，也可以忽略不计的特征。神经症患者可能会把他人视为完全理想的个体，像神一样完美，拥有像神一样的力量。他可能会认为他人可耻、有罪。他可能会把他们变成巨人或侏儒。

外化作用还可能会让一个人对他人身上的优点或缺点视而不见。他会把自己（尚未察觉到的）对于剥削利用和撒谎的禁忌转移到他人身上，并因此甚至有可能看不到他人身上那些非常明显的剥削利用和欺骗的意图。或者，由于扼杀了自己的积极情感，他可能看不到他人身上所存在的友善和忠诚。因此，他很容易就将他人视为伪君子，并让自己提防不被这种“策略”所欺骗。

最后，外化作用也可能会让他清楚看到他人身上真正具有的某些倾向。因此，如果一名患者认为自己具有一切基督徒美德，而且他看不到自己身上明显的掠夺倾向，那他很快就能发现他人的伪善态度——特别是假装善良、有爱心的态度。而另一名内心深处具有相当强烈的不忠、不义倾向的患者，则对他人身上的这种倾向保持高度警惕。这些情况看起来好像与我有关外化作用之歪曲力量的观点相矛盾。如果说外化具有两种作用——使个体变得特别盲目和使个体变得特别敏锐——是不是有可能更为正确呢？我认为并不是这样。他在辨别某些品质的过程中获得的敏锐性，常常因为这些外化作用对他个人的意义而有所损毁。这使得外化作用变得非常明显，以至于有这些外化作用的个体几乎无法作为个体存在，而成了某种特殊的外化倾向或某些外化倾向的象征。这样一来，对整个人格的看法就会变得非常片面，以致必定会受到歪曲。自然，最后这几种外化非常难以辨认，因为患者总能躲到这样一个“事实”中避难：毕竟他的观察是正确的。

所有提到的这些因素——神经症患者的需要、他对他人的反应，以及他的外化——使得他人难以与他相处，295至少在任何亲密关系中是如此。神经症患者本身却不这样看。因为在他眼中（如果有意识的话）他由此产生的需要或要求都是合理的，他对他人的反应同样也是正当的，他的外化只是对他人身上某些态度的反应，所以，他通常觉察不到这种困难——事实上，他觉得自己很容易相处。但很好理解，这只是一种错觉。

只要是在他们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他人往往会尽力与家中神经症症状最为明显的成员和平相处。在这里，他的外化又一次成了这些努力的最大障碍。因为外化就其本质而言与他人的实际行为没什么关联，即使有的话，这种关联也非常小，所以他会无助地攻击他们。例如，他们会尽量对一个好斗的正直者妥协，不驳斥他，不批评他，按照他所希望的样子去照顾他的衣食住行，等等。但是，他们的行为也可能会引起他的自我谴责，为了抵制自己的罪恶感，他可能会开始痛恨他人（《送冰人来了》[The Iceman Cometh]中的希克斯先生[Mr.Hicks]则采用了打趣的方式）。

由于所有这些歪曲，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不安全感（insecurity）会大大增强。尽管在其内心，他或许坚信自己能够敏锐地观察他人，自己了解他们，而且他对他人的评价事实上都是对的，但所有这些至多只能算是部分正确。对于一个真实、客观地了解自己及他人的人，一个不因各种强迫性需要而改变对他人之评价的人来说，观察和批判性智力并不能代替他们对他人的内心肯定感。如果一名神经症患者受过训练且能够对他人进行敏锐的观察，那么，即使他对他人有一种普遍的不确定感，他也能够相当准确地描述他人的行为，甚至是某些神经症机制。但是，如果他受到所有这些歪曲所引起的不安全感的支配，那么，这种不安全感肯定会在他与他人的实际交往中表现出来。因此，他凭借观察、总结，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评价所得到的印象，似乎并不能持久存在。在这里，有太多的主观因素会发生作用，296并有可能迅速改变他的态度。他可能轻易就会反对一个他曾经极为尊敬的人，或者不再对他感兴趣，而对另一个人的评价则可能会突然好了起来。

这种内心的不确定感有多种表现方式，其中有两种似乎很常见，而且与特定的神经症结构没有多大关系。个体往往不知道他自己对他人的立场，也不知道他人对自己的立场。他或许会称他人为朋友，但“朋友”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它的深刻含义。朋友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所疏忽的东西一旦产生任何争议、谣言和误解，可能不仅会让他暂时感到怀疑，而且会动摇他们之间关系的基础。

对他人的第二种相当普遍的不确定感是一种对信心或信任的不确定。这不仅表现为过度信任或极不信任，而且表现为不知道哪种人值得信任，以及自己的局限在哪里。倘若这种不确定感极为强烈，那么，即使他与某个人有数年的密切交往，他也不了解这个人会做正派之事还是卑劣之事，或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由于他对他人有一种基本的不确定感，因此，他通常会期待最坏的结果——这种期待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因为自负系统也会增加他对他人的恐惧。他的不确定感与恐惧感常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是因为：即使他人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如果他对他人的印象没有歪曲的话，他的恐惧感也不会轻易地突然上升。一般说来，我们对他人的恐惧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他人伤害我们的能力，二是我们自身的无助状态。这两个因素都会受到自负系统的极大加强。不管表面上是多么狂傲自信，这个系统都会在本质上削弱一个人。它在削弱个体时主要采取了让个体与自我疏离的方式，同时也利用了它所引起的自我轻视和内心冲突（它们使得个体出现分裂并反对自己）。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变得越来越脆弱了。而他之所以变得更加脆弱，原因有很多。他的自负很容易受到伤害，或者他很容易就会产生内疚感或自我轻视感。他的各种要求因其性质也必定会受到挫折。他的内心平衡极不稳定，297很容易被搅乱。最后，他的外化以及他自身对他人的敌意（这种敌意是由外化以及其他许多因素引起的）会让他人显得比实际更为可怕。所有这些恐惧说明了他对他人主要采取了一种防御的态度，而不管这种态度是较具攻击性的防御，还是较为缓和的防御。

在回顾我们迄今所提到的所有因素时，我们会惊讶于它们与基本焦虑之组成成分之间的相似性，再重复一次，基本焦虑是个体在一个潜藏着敌意的世界里所产生的疏离感和无助感。事实上，这主要是自负系统对人际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它往往会强化基本焦虑。在成年的神经症患者身上，我们所认为的基本焦虑并不是原先形式的基本焦虑，而是因为内心过程中多年所增加的东西而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它成了一种混合的待人态度，与最初的基本焦虑相比，它取决于更为复杂的因素。由于他身上所存在的基本焦虑，成年神经症患者像儿童必须找到与人相处的方式一样，也必须找到这样的方式。他在我们前面描述的主要解决方法中找到了这些方式。虽然这些方式同样与早期接近、反抗、逃避他人的解决方法存在相似之处——而且，部分源自早期的解决方法——但实际上，新的自谦型、扩张型、放弃型解决方法在结构上不同于早期的解决方法。虽然它们也决定人际关系的形式，但它们主要是解决内心冲突的方法。

整个情况是这样的：虽然自负系统强化了基本焦虑，但与此同时，它也因为它所产生的需要而赋予了他人一种过分的重要性。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他人往往通过以下方式变得过于重要，或者事实上变得不可或缺：他需要他们直接肯定他妄称自己具有的虚假价值（崇拜、赞同、爱）。他的神经症内疚感及其自我轻视使得他迫切需要为自己辩护。但是，他那产生这些需要的自我憎恨却使得他几乎不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这种辩护。他只能通过他人来找。298他必须向他们证明：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特殊价值，这些价值对他来说都非常重要。他必须向他们表明：他是多么善良、多么幸运、多么成功、多么能干、多么聪明、多么强大，以及他能为他们或者对他们做些什么。

此外，不管为了他对荣誉的积极追求，还是为了他的辩护，他都需要而且确实能从他人那里得到许多促成其活动的动力。这一点在自谦型个体身上最为显著，这种人几乎不能独自做任何事情，也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事情。但要是没有这种给他人留下印象、反抗他人或击败他人的动力，一个攻击性较强的人会有多积极主动和精力旺盛呢？即使是一个反叛型的人，为了释放自己的能量，他也需要有其他人来让他反叛。

最后一点也很重要，神经症患者需要他人来保护他，使他免于自我憎恨。事实上，他从他人那里获得的对他的理想化意象的肯定，以及他为自己辩护的可能性，也会使他更为坚定地对抗自己的自我憎恨。除此之外，他还会通过各种或明显或微妙的方式，表现出他需要他人来缓解因自我憎恨或自我轻视的突然涌现而产生的焦虑。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没有其他人，他就无法利用他那最为强大的自我保护手段：外化。

这样，自负系统便碰巧将一种基本的不协调带进了他的人际关系之中：他觉得自己与他人很疏远，对他们极不确定，害怕他们，对他们心怀敌意，但在许多重要方面却又需要他们。

一般而言，所有这些干扰人际关系的因素在恋爱关系中也不可避免会发生作用，只要这种关系维持时间稍长一点，作用就会显现。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不言而喻，但还是需要说一下，因为许多人都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只要恋爱双方对性关系感到满意，这种爱情关系便很好。性关系确实有助于暂时缓解紧张，或者如果它本质上是以神经症为基础的话，它甚至可以长久维持一段关系，但它并不能使这种关系更为健康。因此，讨论婚姻关系或类似关系中可能产生的神经症问题，299并不能丰富我们迄今为止所提到的原则。但是，对于爱和性对神经症患者而言的意义和功能，内心过程也会产生一种特定的影响。在结束本章之前，我想就这种影响的本质提一些一般的观点。

由于神经症患者所采用的解决方法不同，爱对他的意义和重要性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难以归纳。但往往都存在一种干扰性因素：他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不可爱。我在这里指的不是他觉得自己不被某个特定的人所爱，而是指他坚信没有人爱他，也不可能有人爱上他（这或许就相当于是一种无意识的信念）。或者，他可能会认为，他人之所以爱上他，是因为他的外表、声音，他所给予的帮助，或者他给他们的性满足。但是他们不会爱上他本人，因为他根本不可爱。如果有证据看上去与这种信念相矛盾，他往往会以各种理由置之不理：很可能是因为那个人很孤独、需要某个人来依靠，或者是出于怜悯，等等。

但是，他不会采取具体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话——而是采取两种模糊的方式加以处理，且注意不到这两种方式其实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即使他并不特别在意爱情，但也往往会抱着这样一种错觉不放：在某时某地，他将邂逅那个会爱上他的“对的”人。另一方面，他所采取的态度往往同他对自信的态度一样：他将“可爱”视为一种与实际存在的可爱品质毫不相干的特性。而且，由于他把“可爱”与个人品质分割了开来，因此，他看不到这种品质会随着他的未来发展而发生改变的可能性。所以，他往往会采取一种宿命的态度，认为自己的“不可爱”是一个神秘但不可改变的事实。

自谦型个体最容易察觉到他对自己不可爱的怀疑，而且就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这种类型的人往往非常努力地培养自己身上的可爱品质，或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但即使是他这种对爱充满强烈兴趣的人，也不会自发地寻找这一问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使得他坚信自己不可爱的呢？

这个问题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神经症患者自身爱的能力受损。300这种能力必定会受损，其原因在于我们在本章所讨论的所有因素：过于自我封闭、太过脆弱、太害怕他人等等。“觉得可爱”与“我们能够去爱”这二者之间的联系，虽然在智力上通常可以被充分认识到，但它只对我们当中极少数人才具有深刻且重要的意义。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爱他人的能力得到了充分发展，我们就不会因为“我们是否可爱”这个问题而感到困扰。因此，“他人是否真的爱我们”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神经症患者觉得自己不可爱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自我憎恨及其外化。只要他不接受自己——不接受自己真的可恨或可耻——他就不可能相信他人会爱上他。

这两个因素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既明显又普遍，它们解释了“觉得自己不可爱”在治疗中不容易消除的原因。我们可以在某个患者身上看到这种“觉得自己不可爱”的存在，而且可以审视它对于其爱情生活的影响。但是，只有当这两个因素的强度减弱时，这种感觉才有可能减轻。

第三个因素的作用没那么直接，但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也必须提一下。这个因素就是：神经症患者期望从爱中得到的东西超出了爱所能给予的（“完美的爱”），或者他所期望得到的东西是爱不能给予的（比如，爱不能消除他的自我憎恨）。由于他所得到的爱都不能满足他的期望，因此他常常觉得自己没有“真正地”被爱。

对爱的期望，种类繁多，各不相同。一般情况下，它指的是对许多神经症需要的满足（这些神经症需要本身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或者——就自谦型个体而言——是指对其所有神经症需要的满足。“爱被用来服务于神经症需要”这一事实不仅使患者想要得到它，而且也迫切地需要它。因此，我们在爱情生活中也发现了一般人际关系中所存在的不协调：需要日益增强，而满足需要的能力却降低了。

我们不可能精确、密切地把爱和性结合到一起，同样，我们也不可能把它们准确、清楚地区分开来（弗洛伊德）。不过，由于在神经症中性兴奋或性欲望与爱的感觉往往是相分离的，所以，301我想专门探讨一下性（sexuality）在神经症中所发挥的作用。性在神经症中仍然保留了它的本来功能：满足生理需要，满足与他人进行亲密接触的需要。此外，性功能良好也在许多方面增强了一个人的自信感。但是在神经症中，所有这些功能都被放大了，并且呈现出一种不同的色彩。性行为不仅被用来缓解性紧张，而且还被用来缓解多种与性无关的心理紧张。性行为可能被当成一种排除自我轻视的手段（性受虐行为），或者被当成一种通过对他人的性贬低或性折磨来进行自我折磨的手段（性虐待行为）。它们成了最常用来缓解焦虑的方式之一。这些人自身往往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联系。他们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某种紧张状态之中或者有某种焦虑，他们仅仅只是感觉到了性兴奋或性欲望的高涨。但是在分析中，我们可以准确地观察到这些联系。例如，一名患者在快要体验到自己的自我憎恨时，可能会突然产生要与某个姑娘睡觉的计划或幻想。或者，他可能会谈到自己身上某个让他极度鄙视的弱点，并会产生折磨某个比他更弱的人的性虐待幻想。

此外，建立亲密人际关系这种自然的性功能也会被放大。众所周知，对于超然孤僻者，性可能是他与他人接触的唯一桥梁，但这并不仅仅限于成为亲密人际关系的明显替代品。它还表现为：人们可能会轻率地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而不让自己有机会找出他们之间是否有共同点，或者是否可以培养共同的兴趣和理解。当然，后来也有可能逐渐产生情感上的联系。但更为常见的是不会产生情感联系，因为通常情况下，开始的冲动本身就表明了他们受到过多的抑制，从而不能发展出良好的人际关系。

最后，性与自信之间的正常关系常常会转变为性与自负之间的关系。性功能（迷人或性感）、性伴侣的选择、性体验的数量或多样化——所有这些都成了自负的事，而与愿望和享受无关。爱情关系中个人因素越消减，302纯粹与性有关的因素就越会上升，对可爱的无意识关注就越会转变为一种对吸引力的有意识关注。[1]

性在神经症中有所增强的功能并不一定会导致其患者比相对健康的人有更为广泛的性行为。它们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但它们也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抑制。我们很难将神经症患者与健康个体进行比较，因为在性兴奋、性欲强度、性欲出现的频率以及性表达的形式上，即使同属“正常”范围的个体也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不过，他们之间有一个显著的差异。在神经症患者那里，性常常被用来服务于神经症需要，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想象一样[2]。正因为如此，性常常显得过于重要，其重要性往往源于某些与性无关的因素。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性功能可能很容易出现障碍。例如恐惧、大量的抑制、同性恋的复杂问题，以及性变态等。最后，由于性行为（包括手淫和幻想）及其特定形式往往取决于——或者至少部分取决于——神经症需要或禁忌，因此它们本质上都具有强迫性。所有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这样的后果：神经症患者之所以与他人发生性关系，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因为他觉得他应该取悦他的伴侣，因为他必须表明自己是被人需要、被人爱的,因为他必须缓解某种焦虑,因为他必须证明自己的控制力和性能力，等等。换句话说，性关系的发生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某些强迫性需要，而较少取决于他自己的真实愿望与情感。即使没有任何贬低对方的意图，对方也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成了一种性“工具”（弗洛伊德）。[3]

神经症患者具体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范围极广，在这里，我甚至无法列出各种可能性。303毕竟，爱和性方面存在的特殊问题也只不过是他的整个神经症障碍的一种表现而已。此外，其变化形式也多种多样，因为其种类不仅取决于个体的神经症性格结构，而且也取决于他以前或现在的那个特定伴侣。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必要的限制条件，因为我们在分析中已经了解到，伴侣的选择并不是我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而是无意识的。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事实上可以被无数次地证明。但我们往往会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每一个伴侣都是个体自己的选择。然而，这种概括并不正确。它需要两个方面的限定。我们必须先问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在“选择”？确切地说，“选择”（choice）这个词就假定了有选择的能力，以及了解所选择伴侣的能力。但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两种能力都减弱了。只有当他对他人的印象没有因为我们所讨论过的许多因素而歪曲时，他才能够进行选择。从这一严格的意义上说，他其实不会进行什么名副其实的选择，或者说选择非常有限。“选择伴侣”一词在这里的意思是：个体因其显著的神经症需要（他的自负、他想要支配或剥削他人的需要、他想让自己屈服的需要等等）而感觉受到了吸引。

但是，即使是在这种限定的意义上，神经症患者也没有多少“选择”伴侣的机会。他可能会结婚，因为这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他可能与自己非常疏远，同时又远离他人，以至于他会与一个碰巧了解稍微多一点的人，或者一个碰巧想与他结婚的人结婚。他常常因为自卑而对自己的评价极低，以至于他完全无法接近那些吸引他的异性——仅仅因为神经症原因而受其吸引。他本来就不认识几个合适的对象，再加上这些心理限制，我们便知道偶然的情况有多少了。

我不会详尽介绍这多种因素造成的千变万化的性经验，而只想指出某些会对神经症患者对爱和性的态度产生影响的一般倾向。304他可能倾向于把爱从生活中排除出去。他可能最小化或否认爱的重要性，甚至否认爱的存在。这样一来，爱对他来说便不再具有吸引力，相反，他还会逃避爱，或者鄙视爱，将爱视为一种欺骗自己的弱点。

在放弃型、超然型个体身上，这种将爱排除出去的倾向往往以一种平静但又坚决的方式发生作用。这种人的个体差异主要体现在他对性的态度上。他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可能会排除爱的可能性，而且还可能会将性方面的可能性排除出他的个人生活，就好像这些并不存在，或者对他个人来说毫无意义一样。对于他人的性经验，他既不妒忌，也不反对，但当他们陷入某种麻烦时，他可能会非常理解他们。

还有一些人在年轻时可能有过一些性关系。但是，这些并不能穿透他们超脱的盔甲，没有太多意义，并且会逐渐消退，不会让他们产生还需要这种经验的欲望。

对于另一种超脱的人来说，性经验很重要，而且是令人愉悦的。他可能会与许多人发生性关系，但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让自己保持警惕，不产生任何依恋。这种短暂性接触的性质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扩张倾向或自谦倾向占据上风。他对自己的评价越低，这些性接触就越会局限于一些低于他的社会层次或文化层次的人，比如妓女。

同样，还有些人可能碰巧结婚了，而且，如果其伴侣也超脱的话，他们甚至还可以维持一种虽然疏远但仍体面的关系。如果这种人跟一个与自己没有多少共同之处的人结婚，他通常可以忍受这种处境，并履行自己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职责。只有当对方攻击性太强、过于暴力或虐待成性，以至于不允许这个超脱者往内退缩时，后者才会竭尽全力脱离这种关系，或者在这种关系中崩溃。

自大—报复型个体常常以一种更为激烈、更具破坏性的方式把爱排除在生活之外。他对爱通常采取一种诋毁、揭穿的一般态度。他的性生活主要会出现两种可能的情况。305其一，他的性生活非常贫乏——他可能只是为了释放身心压力而偶尔发生性接触。其二，性关系对他极为重要，只要可以，他便会自由释放他的性虐待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么可能热衷于施虐的性行为（这可能会令他非常兴奋，并让他获得满足），要么可能在性关系方面过于矜持和节制，但仍会以一种一般的虐待方式对待伴侣。

对爱和性的另一种一般倾向，也是把爱——有时候还有性——从现实生活中排除出去，但在想象中却赋予爱显著的地位。于是，爱便成了一种高贵神圣的感觉，任何现实中的爱与它相比都显得肤浅可鄙。霍夫曼（E.T.A.Hoffman）在《霍夫曼的故事》（Tales of Hoffmann）中精彩地描述了这种现象，他说，爱就是“渴望无限，让我们与上帝同在”。它是一种“通过作为人类宿敌的狡猾”而植根于我们灵魂之中的幻觉，“……通过爱，通过肉体的愉悦，存在于我们内心之中的神圣承诺在人间也能实现”。因此，爱只能在幻想中实现。根据他的解释，唐璜对女人而言是具有破坏性的，因为“深爱的姑娘的每一次背叛、每一次因猛烈打击爱人而遭破坏的欢乐……都代表了一次胜过心怀敌意之恶魔的崇高胜利，而且把那个引诱者永远地排除在了我们狭窄的生活、自然界以及造物主之外”。

这里要提到的第三个可能性也是最后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现实生活中过于强调爱和性。这样一来，爱和性便成了生活的主要价值所在，并因此而得到了美化。在这里，我们可以将爱大致分为征服的爱（conquering love）与屈服的爱（surrendering love）。从逻辑上看，后者往往源于自谦型解决方法，这在有关自谦型解决方法的章节中已有过描述。前者主要出现在自恋型个体身上，如果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他的控制驱力主要集中在爱情上的话。这样一来，他的自负就会投注在成为理想的、让人不可抗拒的爱人之上。那些容易得到的女人对他来说没有吸引力。他必须通过征服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难以得到的女人，来证明自己的控制地位。征服可能表现为要求性行为的完美，306也可能表现为他旨在成为情感上完全屈服的人。一旦这些目标得以实现，他的兴趣就会减退。

我不确定这浓缩成寥寥数页的简要陈述是否说清了内心过程对人际关系之影响的程度和强度。认识到了它的全部影响之后，我们就必须修正人们心中通常怀有的某些期望，即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对神经症患者产生有利的影响——或者，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能对一个人的发展产生有利的影响。这些期望包括：预期环境、婚姻、性生活的改变或者参加任何形式的集体活动（社区活动、宗教活动、职业团体活动）能够帮助个体克服其神经症问题。在分析治疗中，此种期望往往表现为这样一种信念：认为治疗的主要因素在于患者能否与分析学家建立一种良好关系，即在这种关系中，不存在那些在他童年时期伤害过他的因素。[4]这种信念源于某些分析学家所持的前提假设，即认为神经症主要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人际关系方面的障碍，因此可以通过建立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来治愈。所提到的其他期望并不完全基于这个前提假设，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其本身是正确的——人际关系是我们所有人生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所有这些期望对儿童和青少年来说都是合理的。即使他可能会表现出浮夸自大、要求获得特权、容易产生受辱感等明显迹象，他也能极其灵活地对有利的人际环境做出反应。这种环境可能会缓解他的焦虑和敌意，会让他更信任他人，甚至可以扭转那些使他在神经症中越陷越深的恶性循环。307当然，根据个体所患障碍的程度以及良好人际关系影响的持续时间、性质、强度，我们必须加上“或多或少”的限制。

只要自负系统及其后果不那么根深蒂固，或者——用积极的话来说——只要自我实现的想法（不管个体称之为何）依然具有某种意义和效力，那种有利于个体内心成长的影响就也会发生在成年人身上。例如，我们经常看到，夫妻中如果有一方接受了分析而且日益好转，那么，另一方也会大步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有好几个因素在发生作用。接受分析的一方通常会谈论自己所获得的洞见，另一方则可能会吸取其中某些对他自己有价值的信息。当亲眼看到自己确实有可能改变时，他就会受到鼓励去做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而且，当看到有可能建立更加良好的关系时，他就有了克服自身问题的动力。当神经症患者与相对健康的个体保持亲密且持久的关系时，即使不接受分析，他也可能发生同样的改变。在这里，同样有多种因素可能会促进他的成长：其价值观的重新调整，归属感与被接受感，因外化减少而有可能面对他自身的问题，接受严肃而富有建设性的批评并有可能从中获益，等等。

但是，这些可能性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小得多。假定一位分析学家的经验仅限于他所看到的病例，而在这些病例中，这样的希望并没有实现，那么，依据理论，我敢说，这样的机会太有限，不能盲目相信他们身上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一个固定采用某种特定方法解决其内心冲突的人，在与他人建立某种关系时往往带有他僵化的要求和“应该”、他特有的自以为是和脆弱、他的自我憎恨和外化，以及他想要获得控制、屈服或自由的需要。因此，这种关系不是双方能够彼此愉悦、共同成长的媒介，而成了一种满足其自身神经症需要的手段。308这样一种关系对神经症患者的影响主要是减轻或增加其内心紧张，这取决于这种关系是满足还是没有满足他的需要。例如，一个扩张型个体在处于支配地位或被一群崇拜者包围时，可能感觉会更好，而且生活得更好。而自谦型个体则在不那么孤立且觉得自己被他人所需要时，可能会繁荣发展。任何了解神经症痛苦的人肯定都清楚这种改善所具有的主观价值。但是，这些改善并不一定就表明个体获得了内心成长。通常情况下，它们仅仅表明：在合适的人际环境中，即使个体的神经症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他也会觉得相对轻松。

这种观点也适用于基于机构、经济状况及政体形式的变化而产生的期望（这是一种与个人关联不大的期望）。当然，一种极权政体能够成功地阻止个体的成长，而且就其本质而言，它必定旨在阻止个体的成长。而且毫无疑问，只有那种能够给予众多个体尽可能多的自由去追求其自我实现的政体，才值得为之奋斗。但是，即使外部环境发生了最为理想的改变，它们本身也不能让个体获得成长。它们只能给个体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所有这些期望中所涉及的错误并不在于高估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而在于低估了内心因素的力量。人际关系虽然很重要，但它也无力根除一个泯灭了其真实自我的人身上根深蒂固的自负系统。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自负系统再一次被证明是我们成长的敌人。

自我实现并不只是（或者甚至并不主要是）旨在发展一个人的特殊天赋。这一过程的核心是一个个体作为人的潜能的逐渐发展。因此，它涉及——在其中心位置——个体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的发展。

注释：

[1]参见本书第五章有关自我轻视的讨论。

[2]参见本书第一章。

[3]英国哲学家约翰·麦克默里（John Macmurray）在他的《理智与情感》（Reason and Emotion, Faber and Faber Ltd., London, 1935）一书中，从性道德的视角出发探讨了这个问题，他提出，情感的忠诚是衡量性关系价值的标准。

[4]Janet M.Rioch, The Transference Phenomenon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Psychiatry, 1945.“在治疗过程中，患者会发现以前受到压抑的那部分自我，这对于治疗极有帮助。患者只有通过与分析学家建立起一种适于这种重新发现的关系，才能发现这部分自我。……在分析学家与患者之间的个人关系中，现实慢慢地‘不再被歪曲’，自我也重新被发现。”

第十三章 工作中的神经症障碍^309[1]

我们之所以在工作中出现障碍，其原因可能有很多。这些原因可能源于外部环境，如经济压力或政治压力，平静、独处或时间的缺乏，或者——举个在我们现代较为常见的具体例子——一位必须学习用一种新语言来表达自己想法的作家所面临的问题。这些困难也可能来自文化环境，如公众舆论对一个人的压力可能会使得他的赚钱能力大大超过他的实际需要——如我们城市中的那些商人。但与此同时，这样一种态度对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来说却毫无意义。

不过，我在本章不打算讨论这些外部困难，而只讨论工作中出现的神经症障碍。而且，我还对讨论主题做了更进一步的限制：工作中出现的许多神经症障碍通常与我们对他人、上司、下属及同级的态度有关。虽然我们事实上无法将这些障碍与工作本身所涉及的困难完全区分开来，但我们在这里将尽可能地忽略它们，310而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内心因素对工作过程及个体的工作态度的影响上。最后，在任何常规工作中，神经症障碍相对来说都并不重要。只有当工作需要个人的主动性、想象力、责任心、自信心及独创性时，神经症障碍才会显得较为重要。因此，我的评论将仅限于那些要求我们必须挖掘个人资源的工作——从广义上说，即创造性工作。我们在前面以艺术工作或科学写作为例所说的情况，同样适用于教师、家庭主妇和母亲、商人、律师、医生以及工会组织者的工作。

工作中的神经症障碍范围极广。就像我们马上要看到的，并不是所有的神经症障碍都能被意识到；相反，有许多障碍都表现在工作的质量或者生产力的缺乏上。其他一些障碍则表现为各种各样与工作有关的精神痛苦，如：过度紧张、疲惫、衰竭；恐惧、恐慌、易怒，或者因抑制而产生的有意识的痛苦；等等。在这个方面，所有神经症仅有少数几个一般但相当明显的共同因素。除了某件特殊工作所固有的困难之外，还有一些困难虽然可能并不明显，但一直都存在。

自信（self-confidence）很可能是创造性工作最为关键的前提条件，但不管一个人的态度看起来是多么自信或现实，其基础始终都是不稳定的。

对于某项特定的工作，很少有人会给予恰当的评价，但对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困难，却往往不是高估就是低估。而且通常情况下，对于所完成之工作的价值，也没有进行恰当的评估。

大多数情况下，工作条件或许太过苛刻。与人们通常所形成的工作习惯相比，它们在种类上更为奇特，程度上更为苛刻。

由于神经症患者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因此，他内心对工作本身并不怎么关心。与工作本身相比，他更关心自己进展如何以及应该如何表现这样的问题。

因为工作太具强迫性、充满了太多的冲突和恐惧，或者主观上对其评价太低，因此，311个体从合意的工作中所能获得的快乐或满足感往往会受到削弱。

但是，一旦我们忽略这些一般特性，而是详细思考这些障碍在工作中是如何表现的，我们就会更多地注意到不同类型神经症之间的不同之处，而不是其相同点。我在前面曾提到过意识到存在的困难与因这些困难而产生的痛苦之间的差异。但是，工作能否得以完成的具体条件也是不同的。还有，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冒险、计划、接受帮助、给他人分派工作等方面的能力，也是如此。这些差异主要取决于一个人为解决其内心冲突而采取的主要方法。我们接下来将分别加以讨论。

不论其具体特点如何，扩张型个体都倾向于高估其自身的能力及特殊的天赋。他们还常常认为自己所做的特定工作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并高估其质量。其他人如果不高估他们的活动，他们就会认为，那些人不能理解自己（自己是在对牛弹琴），或者那些人嫉妒心太强，不能给予自己应有的称赞。对于他人的任何批评（不论这些批评是多么认真或诚心），他们都会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恶意攻击。而且，由于他们必须抑制对自己的任何怀疑，因此，他们常常对他人批评的正确性不加审视，而主要关注通过某种方式回避这些批评。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需要他人认可自己的工作（不管是何种形式的认可），而且，这种需要是无限的。他们常常觉得自己有权利得到这样的认可，如果没有得到，他们就会愤愤不平。

与此同时，他们称赞他人的能力也极其有限，至少对与他们同属一个领域或者同一年龄段的人如此。他们可以坦诚自己崇拜柏拉图（Plato）或贝多芬（Beethoven），但却觉得很难欣赏任何一个同时代的哲学家或作曲家。他们越是这样，就越会觉得这对他们独一无二的重要性来说是一种威胁。如果他人当着他们的面称赞某人的成就，他们可能就会极其敏感。

最后，这类人的特点——“掌控一切的吸引力”使他们坚信：凭着自己的意志力和卓越的能力，没有什么障碍是他们克服不了的。312我推测，我们在美国一些办公楼里看到的这句格言警句肯定是一个扩张型个体发明的：“现在能解决的困难，稍后就无法解决了。”无论如何，他都会逐字逐句地理解这句话。他想证明自己处于控制地位的需要往往会让他富于机智，而且让他有动力去尝试解决他人不敢着手解决的任务。不过，这也会带来低估其中所涉及困难的危险。他觉得：没有什么生意上的事情是他不能很快解决的；没有什么病是他不能一眼就诊断出来的；没有什么论文是他不能在短时间发表，也没有什么演讲是他不能在短时间内准备好的；他的车没有什么他修理不好的毛病，他甚至比任何机修工修理得更好。

所有这些因素——高估自己的能力及工作的质量、低估他人及所存在的困难、不接受批评意见——解释了这样一种现象：他常常忽视工作方面存在的障碍。这些障碍会因占据支配地位的是自恋倾向、完美主义倾向或是自大—报复倾向而有所不同。

自恋型个体最有可能被自己的想象所左右，他公然地表现出了上述所有标准。虽然所具备的天赋与他人大致相同，但他却是扩张型个体中最具创造性的人。但他也可能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其中一个困难就是兴趣和精力的四处分散。例如，有一个女人，她觉得自己必须做完美的女主人、家庭主妇和母亲；她必须衣着华美，在委员会上积极活跃，并参与政治活动；她还必须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还有这样的商人，他不仅参与大量商业活动，还广泛地追求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从长远来看，当这样一个人最终意识到自己绝对无法做某些事情时，他通常会将此归因于自己天赋太多。虽然他会不加掩饰地表现出傲慢自大的态度，但他也可能会对那些只具有一种天赋的不幸的家伙表示妒忌。事实上，他可能确实具备多种能力，但这并不是造成他的问题的根源。根源在于：他坚决拒绝承认自己所能做到的事情其实有限。因此，限制其活动的短暂决心通常不会有持久的影响。313不管有多少与之相反的证据，他都会很快再一次坚信：其他人可能做不到这么多事情；但是，他能——而且，他能把这些事情做得完美无缺。对他而言，限制他的活动就是一种失败的打击，是可耻的弱点。一想到自己是一个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的人，而且同其他人一样也存在各种局限，他就会觉得很丢脸，因此也无法忍受。

其他自恋型个体则可能不是在同时进行多种活动的过程中分散了其精力，而是在接连不断地开始某一追求然后又放弃的过程中，精力被分散了。在具有一定天赋的年轻人身上，这看起来好像只不过是他们需要时间和尝试才能发现自己最感兴趣的是什么而已。只有通过细致地审视他们的整个人格，我们才能看出这样一种简单的解释是否正确有效。例如，他们可能对舞台有强烈的兴趣，于是开始尝试演戏，并表现出了颇有前途的开端——但很快他们便放弃了。此后，他们可能会同样激情满满地追求诗歌创作或农场经营，但结果也是很快放弃。然后，他们可能转而从事护士工作或研究医学，但同样很快从热情洋溢转为兴趣全无。

但是，同样的过程也可能出现在成年人身上。他们可能会列出一本大部头书的提纲、发起一个组织、策划庞大的商业计划、开始某一发明创造——但一次又一次，他们总是在事情完成之前，兴趣便已消失殆尽。他们在想象中画了一幅鲜明的蓝图：自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辉煌的成就。但一碰到真正的困难，他们的兴趣就会马上消失。不过，他们的自负不允许他们承认自己是在躲避困难。因此，丧失兴趣就成了一种保全面子的策略。

导致自恋型个体所共有的特点，即摇摆不定的因素有两个：讨厌关注工作中的细节，也讨厌持续的努力。前一种态度在患有神经症的学龄儿童身上可能就已经相当明显。例如，他们对某篇作文可能有相当丰富的想象，但无意识里却坚决抵制将其工工整整地写出来或者正确地拼写。这种草率的态度同样也会损害成年人的工作质量。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理应有卓越的想法或计划，但“具体的工作”应该由其他普通人去做。因此，314如果想法或计划可以完成的话，他们在分派给他人工作时就不存在任何困难。而且，只要员工或同事能把他们的想法付诸行动，结果可能就会很好。如果要他们自己动手做这些工作——如写论文、设计服装、起草法律文件等——那么，在仔细考虑这些想法、审查、重审并将它们组织起来这样一些真正的工作甚至还没开始之前，他们可能就会万分满意地认为工作已经完成了。在分析中，患者可能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在这里，除了普遍的夸张以外，我们还看到了另一个决定因素：他们害怕仔细地审视自己。

他们之所以不能持续努力，原因也在于此。他们特有的自负在于“无须努力便可以获得优越性”。充满戏剧性的、不同寻常的荣誉吸引了他们的想象力，而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却遭到他们的憎恨，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与之相反，他们偶尔也会努力，在突发事件中表现得精力充沛又小心谨慎，举办盛大的聚会，突然爆发出洪荒之力写完积累数月的信件，等等。这种偶尔的努力能满足他们的自负，但持续的努力却有损于这种自负。任何人，不管是汤姆、迪克还是哈里，只要辛勤劳动，就会有所成就！而且，只要不努力，就总会有所保留：如果自己真的努力的话，取得的成就将更大。对持续努力的隐藏最深的厌恶在于，它威胁到了“自己具有无限能力”这一幻觉。我们假设有一个人想培育一个花园。不论他是否愿意，他都将很快意识到，这个花园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变成繁花似锦的天堂。它只会完全按照他所投入的工作而逐渐发展。在持续写报告或写论文时，在做出版工作或教学工作时，他都会同样清醒地体验到这一点。时间和精力方面确实有所限制，而且在这些限制中所能取得的成就也是有限的。只要自恋型个体坚持这样的幻觉，即他拥有无限的精力，并能取得无限的成就，他就必定会小心提防，不让自己产生幻觉破灭的体验。或者，如果他真的产生了这样的体验，他必定就会像身处有损尊严的枷锁之下那样痛苦。而这样的愤恨反过来又会令他精疲力竭。

总之，我们可以说，自恋型个体虽然能力很优秀，315但他的工作质量事实上却常常令人失望，因为他完全不知道如何工作（这与他的神经症结构相一致）。而完美主义型个体（perfectionistic type）的问题在某些方面却正好相反。他常常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工作，对细节也过于小心谨慎。但是，由于他太过束缚于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因此没有太多空间让他发挥独创性和自发性。因此，他做事情很慢，而且没有效率。因为他对自己要求严苛，所以很容易工作过度而精疲力竭（众所周知，完美主义型家庭主妇就是如此），结果让他人也很痛苦。而且，由于他对他人也像对自己一样苛刻，因此他对他人的影响往往是束缚性的，特别是当他处于管理者位置时，更是如此。

自大—报复型个体也有他自己的优点和缺陷。在所有神经症患者中，他是最为出色的工作者。如果说一个感情冷漠的人“极具激情”是适宜的话，那我们便可以说他对工作充满了激情。因为他有无情的野心，工作之外的生活又相对空虚，所以他认为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都应该花在工作上，否则就是浪费。这并不意味着他喜爱工作——他通常无力喜爱任何事物——但工作也不会让他感到疲倦。事实上，他不知疲倦，就好像一台装满了油的机器一样。不过，虽然他机智、高效，而且往往很敏锐，并具有批判性智力，但他的工作却很可能毫无效果。在这里，我所指的并不是这一类人中已堕落为机会主义者的那些人，这种人不管做任何事情（不管是生产肥皂、画肖像画，还是撰写科研论文），都只关心他的工作所带来的外在结果——成功、声望、胜利。但是，即使他对工作本身感兴趣（除了他自身的荣誉之外），他也往往只停留在自己这一领域的边缘，而不深入问题的核心。例如，作为一名教师或社会工作者，他会对教学方法或社会工作感兴趣，而不关心学生或当事人。他可能会写批判性评论，但写不出有自己观点的东西。他可能会急切地想完全掩盖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以便对这件事情有最终的发言权，但却不会加上自己的任何意见。简言之，他似乎只关心如何控制某一特定的主题，而不是使它更为丰富多彩。

由于他的自负不允许他称赞他人，316他自己又缺乏效率，再加上他自己对此毫无意识，因此他很容易就会挪用他人的想法。但是，即使是他人的想法，一到他的手中也会变得机械呆板、死气沉沉。

与大多数神经症患者不同，他有能力进行谨慎而细致的计划，而且对未来发展有相当清楚的远见（在他心里，他觉得自己的预见永远都是对的）。因此，他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组织者。不过，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降低了他的这种能力。他在分配工作方面存在一些困难。由于他自大且瞧不起其他人，因此，他坚信自己是唯一能够胜任工作的人。而且，在组织方面，他也倾向于采取独裁的方式：威胁利用他人，而不是激励他们；扼杀他人的动机和快乐，而不是激发它们。

由于他制订了长期计划，因此他能相对较好地忍受暂时的挫折。不过，在严峻考验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变得极度恐慌。当一个人几乎只生活在胜利或失败的范畴内时，任何可能的失败当然都是可怕的。但是，由于他觉得他应该超越恐惧，因此他会对自己的害怕感到非常愤怒。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即接受审视的情况下），他对那些敢于坐着审判他的人也会狂怒不已。通常情况下，所有这些情绪都会遭到压抑，而内心混乱的结果可能会表现为这样一些身心症状，如头痛、肠绞痛、心悸等。

自谦型个体在工作方面存在的困难几乎每一点都与扩张型个体截然相反。他往往把目标定得过低，常常低估自己的能力，以及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与价值。他会因猜疑和自责而备受折磨。他根本就不相信自己能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很容易就会被一种“我不能”的感觉所压垮。他所做的工作不一定很苦，但他却总是感到很痛苦。

自谦型个体只要是为他人工作，就可能会感觉相当自在，而且事实上也能做得很好，如做家庭主妇、管家、秘书、社会工作者、教师、护士，或者是一名学生（师从某位令人钦佩的老师）。在这种情况下，317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两种奇怪现象，这两种现象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表明某种障碍的存在。其一，他们在独自工作时和与他人一起工作时，这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例如，一位人类学实地考察工作者在与当地人交流时表现得机智过人，但当要他系统阐述他的发现时，他却完全不知所措；一名社会工作者在面对当事人或者担任监督者时可能表现得相当能干，但一要他做报告或者进行评价，他就会大感恐慌；一个学艺术的学生在老师在场时可能画得相当好，但独处的时候却会把所学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其二，这类人的实际工作水平会远远低于其能力。而且，他们可能从来都不会想到自己有什么潜质。

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可能会开始独自做一些事情。他们可能会晋升到一个需要写作或当众发言的职位；他们的野心（隐秘的野心）可能会促使他们去进行一些更为独立的活动；最后一点也同样重要，即最为健康且最难以抗拒的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所具有的天赋最终会驱使他们充分地表现自己。当他们试图跨越自身结构中“退缩过程”所设置的狭窄限制时，真正的麻烦便产生了。

一方面，他们对完美的要求与扩张型个体一样高。但是，后者很容易沉醉于所取得的成就而沾沾自喜，而自谦型个体则由于自身永无停歇的自责倾向而总是关注工作中的一些不足。即使表现良好（很可能是举办了一次聚会或发表了一场演讲），他们也仍然会强调自己事实上忘这或忘那了，自己没有清楚地强调所要表达的意思，自己太过顺从或太过无礼了，等等。因此，他们会陷入一场几乎无望的战斗之中。在这场战斗中，他们一边追求完美，一边又打压自己。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强化了他们追求优秀的需要。由于他们对野心和自负有禁忌，因此，如果去追求个人成就，他们便会有“罪恶”感，只有最终的成就才能抵消这种罪恶感。（“如果你不是一个完美的音乐家，你最好就去擦地板。”）

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触犯了这些禁忌，或者至少是如果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触犯这些禁忌，他们就会自我毁灭。318这与我所描述的竞争性比赛的过程相同：这种类型的人一旦意识到自己将要获胜，他便无法再进行比赛。因此，他经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经常在“必须要登临顶峰”和“必须要打压自己”之间徘徊。

当扩张驱力和自谦驱力之间的冲突近乎表面化时，这种困境最为明显。例如，一位画家被某件物品的美深深打动，于是构思出了一幅极好的作品。他开始作画。画布上的初稿看上去棒极了。他感到异常兴奋。但紧接着，不管这幅初稿是不是太好（超过了他所能承受的范围），也不管这幅初稿有没有达到他开始设想的那样完美，他都会转而反对自己。他开始尽力完善初稿，但结果却变得更糟。此时他开始抓狂。他不断地“完善”，但颜色却变得越来越暗淡、越来越呆板。不一会儿，这幅画就被破坏了。他在彻底的绝望之中放弃了努力。不久之后，他又开始创作另一幅作品，但结果也只是重复这一痛苦的过程而已。

同样，一位作家在某段时间可能写作相当顺利，直到他开始意识到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这时——当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这种满意正是危险产生的信号——他开始变得吹毛求疵起来。或许他真的遇到了困难，不知道应该让他的主角在某一特定情境中如何表现。不过，他的困难之所以看起来这么大，也可能仅仅只是因为他的破坏性自我轻视限制了他。无论如何，他都会变得无精打采，一段时间都无法工作，而且一怒之下甚至还会把最后几页撕得粉碎。他还可能会做噩梦，在梦中，他和一个要杀他的疯子一起被关在了一间屋子里——这纯粹表达了一种对自己的极端愤怒，他恨不得杀了自己。[2]

在这两个例子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我们看到了两种明显的趋势：一种是积极进取追求创造性的心态，还有一种是自我毁灭的心态。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那些扩张驱力受抑制而自谦驱力占上风的人，他们身上明显的积极进取举动极为罕见，319而自我毁灭的举动也不那么激烈和戏剧化。这些冲突隐藏得越深，工作期间的整个内心过程就越漫长，也越复杂——而且，要想理清其中所涉及的因素也会更加困难。虽然在这些例子中，工作方面的障碍可能是明显的抱怨，但也可能不能被直接理解。只有当整个结构都松散开来之后，这些障碍的性质才会逐渐地清晰起来。

在从事创造性工作时，这种人注意到的是自己不能集中注意力。他很容易就会失去思路，或者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的思绪常常迷失在各种各样的日常事务中。他开始变得坐立不安、不得安宁，心不在焉地乱写乱画，玩单人纸牌游戏，打电话消磨时间，修指甲，抓蚊子，等等。他开始讨厌自己，疯狂地努力工作，但不一会儿便会疲惫不堪，以致不得不放弃。

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常常面临两种长期障碍：自我贬低，以及处理事情时表现出毫无效率。我们知道，他之所以自我贬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需要打压自己，以免触犯对于“自以为是”的禁忌。这样一种微妙的破坏、责备、怀疑，耗竭了他的精力，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自己做了什么。（有名患者幻想有两个丑陋凶残的侏儒分别坐在他的两个肩膀上，唠叨不休，相互贬低。）他可能会忘记自己所读到、观察到、想到的东西，甚至是自己以前就这个主题所撰写的东西。他还可能会忘记自己要写的东西。所有用来写论文的材料都已经准备好，只要一搜索便可以找到，但在他需要的那一刻却常常找不到它们。同样，当别人邀请他在讨论会上发言时，他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种无话可说的压抑感，直到后来他才慢慢意识到自己有很多中肯的评论要提。

换句话说，他有一种打压自己的需要，而这种需要阻碍了他开发自己的资源。结果，他对工作会产生无能为力、毫不重要的压抑感。在扩张型个体看来，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即使这件事情的客观重要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他也觉得很重要），320而自谦型个体对自己的工作则相当谦逊，即使他所做的工作客观上很重要，他也会如此。他的典型特点是他只会说他“不得不”工作。在他的情况中，这不是像放弃型个体那样是一种对威胁高度敏感的表现。但他如果承认自己希望有所成就的话，便会觉得自己太自以为是、太有野心了。他甚至不能觉得自己想做一份好工作——这不仅是因为他事实上受到了对完美的严格要求的驱使，而且还因为在他看来，承认这样一种意图就好像是对命运的傲慢而鲁莽的挑战。

他在处理事情时表现出毫无效率，主要是他对一切暗含声明、攻击、控制之物的禁忌所致。一谈到他对攻击的禁忌，我们通常想到的是他对于他人不苛求、不操纵、不控制的态度。但是，对于无生命的事物或者精神问题，同样的态度往往也占据上风。就像他对漏了气的轮胎或者卡住的拉链无能为力一样，他对自己的想法也会感到无能为力。他的问题不在于没有创造性。他可能会想出好的创意，但在把握、处理、应对、斟酌、检验、整理及组织这些创意时，却常常会受到抑制。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些心理操作是具有武断性、攻击性的举动，尽管它们的字面意思表明了这一点；只有当它们受制于一种对攻击的普遍抑制时，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个事实。自谦型个体可能并不缺乏表达观点的勇气，但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先要有自己的观点。抑制作用通常在这之前的某个时刻便已发生——在他不敢意识到自己已经得出了某个结论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观点的时候。

这些障碍本身往往就会导致缓慢、浪费、无效的工作，或者导致一事无成。关于这点，我们可能会想起爱默生（Emerson）所说的话：我们之所以没有什么成就，是因为我们贬低了自己。但是，痛苦——以及就那件事而言取得某种成就的可能性——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个体同时也受到了他自己想追求终极完美的需要的驱使。321他不仅觉得他的工作质量应该满足他的苛刻要求，而且，他的工作方式也应该是完美的。例如，当有人问一个学音乐的学生她是否在有系统地学习时，她常常尴尬地回答说：“我不知道。”在她看来，“系统地学习”意味着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前八个小时，专心致志，几乎废寝忘食。由于她不能长时间专心致志地做到这一点，所以，她转而反对自己，称自己是永远都不会有所成就的半吊子。事实上，她常常努力研究一首乐曲，努力学习读谱和左右手的动作。换句话说，她完全有理由对自己认真学习的态度感到非常满意。由于心中有这样一些过分的“应该”，我们很容易想象自谦型个体因通常无效的工作方式而多么自卑。最后，完整地说一下他的困难：即使他做得很好，或者已经有所成就，他也不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这就好像是他的左手不能知道他的右手正在做什么一样。

当开始做某种创造性工作时，他会感到特别无助——例如，开始写一篇论文时。因为他讨厌控制一个主题，所以无法事先做详细计划。因此，他往往不是先写提纲或者在心里充分地组织材料，而是一上来就写。事实上，这种方法对其他类型的人来说或许也是可行的。例如，扩张型个体毫不犹豫就可以这样做，而且他觉得自己的初稿就已经十分精彩，因此不会再对其多加修饰润色。但自谦型个体完全不可能就这样草草写下一篇在思想表达方式、文体、组织方面都必然不够完美的初稿便作罢。他会敏锐地注意到任何别扭之处，以及不清楚或不连贯的地方等。他的批评在内容方面可能相当中肯，但这些批评所引起的无意识的自我轻视却让他非常不安，以至于他无法继续。他可能会告诉自己：“现在，看在上帝的分上，先写下来，反正你以后什么时候都可以重写”——但这往往毫无作用。他可能会重新开始，写下一两句话，记下一些有关该主题的松散想法。只有在浪费了大量的工作和时间后，他才会问自己：“你究竟想写什么？”322只有到了这时，他才会列出一个大概的提纲，然后列第二个更为详细的提纲，接着列第三个、第四个，等等。每一次，来自他内心冲突的受到压制的焦虑都会有所缓解。但当到了论文要最后定稿，准备发表或印刷时，焦虑又会再一次激增，因为这个时候论文就应该是完美无缺的了。

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有两个相反的原因可能会引起强烈的焦虑感受：事情变得越来越困难时，他会感到烦恼；事情进展过于顺利时，他也会感到烦恼。一遇到难题，他可能就会休克、晕厥、呕吐——或者可能会觉得四肢发软。与此同时，当意识到事情进展顺利时，他可能就会开始比平时更为剧烈地蓄意破坏自己的工作。例如，有一名患者，当他的抑制开始减弱时，他的反应具有很大的自毁性。当一篇论文快要写完时，他注意到有几段内容有些熟悉，他突然意识到他以前肯定写过这些内容。在桌子上一找，他果真找到了那几段写得相当完美的草稿，其实就是前一天写的。他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来构想他已经表述过的东西，而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种“遗忘”让他大为吃惊，他开始思考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他记得自己曾相当流畅地写过这几段内容，而且曾以为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标志，表明他已经克服了自己的抑制现象，而且很快就可以完成这篇论文。虽然这些想法实际上有坚实的基础，但他还是不能忍受，因此开始自我破坏。

当我们认识到这种类型的人在工作方面所遇到的可怕问题后，他与工作之关系的几个特点就更加清晰了。其中一个特点是：他在做一件对他来说较为困难的工作之前，就会开始担心，甚至感到恐慌——由于存在冲突，他会认为这是一件无法完成的工作。例如，有一名患者每一次在发表演讲或参加会议之前总是会感冒，另一名患者在初次登台表演之前就病倒了，还有一名患者在圣诞节购物之前就筋疲力尽了。

而且，323我们还逐渐明白他为什么通常只能分期完成工作。他工作时内心往往非常紧张，而且在他工作期间这种紧张感还会增强，因此他无法长期忍受。这不仅适用于脑力工作，而且在他独自做任何其他工作时也可能如此。他可能会整理好一个抽屉，而把其他抽屉都留到以后再进行整理。他可能会在花园里除除草、挖挖土，但干了一会儿就会停止。他常常在写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的东西之后就必须中断。不过，还是这个人，当他为他人工作或者与他人一起工作时，或许就能不停地工作。

最后，我们明白了他在工作中如此容易分心的原因。他常常指责自己对工作没有真正的兴趣，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经常表现得很愤怒，就像一个被逼学习的小学生一样。实际上，他的兴趣可能完全真实且认真，但工作过程比他所意识到的甚至还要令人恼怒。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一些小的分心行为，如打电话、写信等。而且，他还过于轻易地满足他的家人或朋友提出的任何要求，这与他想取悦他人、赢得他人喜爱的需要相一致。结果有时候是这样的：他的精力也可能会四处分散，而原因却与自恋型个体完全不同。最后，特别是在年轻时，爱与性对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虽然爱情关系通常不能让他感到幸福，但却有可能满足他的一切需要。因此，他无法忍受工作中的困难时便会坠入爱河，这也就不足为怪了。有时候，他会循环重复这样的过程：工作一会儿，甚至可能取得了某种成就；然后沉溺于爱情之中，有时还是一种依赖型的爱情关系；接着，工作退步或者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于是他奋力从爱情关系中挣脱出来，再一次开始工作——如此反复。

总之，自谦型个体在独自完成任何创造性工作时，往往都会遇到不可逾越的困难。他不仅在长期的障碍下工作，而且——多半情况下——还会在焦虑的压力下工作。与这样一种创造性过程相关之痛苦的程度当然是不同的。但通常情况下，这种痛苦只会消失极短的时间。当他开始构思某个计划，324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思索其中所涉及的各种想法，且没有因为种种矛盾的内心指令而受束缚时，他也许会觉得开心。当某件工作快要完成时，他还可能会有短暂的满足感。不过，到了后来，他不仅会失去完成工作后的满足感，而且甚至感觉不到不管外在的成就或赞誉怎样，自己都是完成这件工作的人。一想起这件工作，一看到它，他便会觉得丢脸，因为即使存在各种内心困难，他也不会因为自己完成了这件工作而称赞自己。在他看来，记得这些困难的存在就是一种明显的耻辱。

由于存在这些烦人的困难，因此，一事无成的危险自然就非常大。他一开始可能不敢独自开始做一件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他可能会选择放弃。工作质量可能会因为工作时所遇到的障碍而受损。但是，由于有足够的天赋和毅力，他有可能完成一些相当优秀的工作，因为尽管他的毫无效率常常让人难以置信，但他还是坚持做了许多工作。

对放弃型个体来说，阻碍他工作的因素本质上与扩张型、自谦型个体完全不同。属于一贯放弃类型的个体，也可能会解决一些低于自己能力水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与自谦型个体有些相似。但后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觉得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更为安全：除了遵守自己对自负和攻击的禁忌外，他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还可以依赖于他人，且觉得自己受人喜爱、被人需要。而放弃型个体之所以这样做，则是因为这样做是他“退出积极生活”这样一种普遍倾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能够在其中高效工作的环境条件也与自谦型个体截然相反。由于他的超脱，他单独工作时会做得更好。而且，由于他对强制性高度敏感，因此难以为某个老板或者某个有明确规章制度的机构工作。不过，他可以自我“调节”以适应这种情境。因为他抑制了自己的愿望和抱负，再加上他讨厌变化，325因此他可以忍受自己不喜欢的环境条件。而且，由于他缺乏竞争性，迫切地希望避免摩擦，因此能与大多数人和睦相处，尽管他在情感上严格地与他们保持距离。但是，他既不快乐，也没有效率。

如果他必须工作，他会偏向于做一个自由工作者，尽管做一个自由工作者也很容易受到来自他人之期望的胁迫。例如，自谦型个体喜欢某一设计的发表或某件礼服的交送有一个最后期限，因为外在的压力可以缓解他的内心压力。如果没有最后期限，他可能就会觉得必须永无休止地改进他的作品。最后期限使得他可以不用那么要求严苛，而且还使得他在按照某个人的期望为这个人工作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成就什么事情或者完成某件工作。在放弃型个体看来，最后期限是一种他极为痛恨的强制要求，可能会激起他强烈的无意识反抗，以至于他会无精打采、迟钝呆滞。

他在这一点上的态度只是说明他对强制性普遍敏感的一个例子而已。这种态度也适用于任何建议他、期待他、要求他、请求他去做的事情，或者他必须面对的事情——例如，如果他想有所成就，他就不得不工作。

他最大的障碍很可能是他的惰性，其意义及表现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3]惰性越普遍，他就越倾向于仅在想象中做事情。由于惰性而导致的“毫无效率”与自谦型个体不同：不仅其决定因素不同，而且其表现形式也不同。自谦型个体受到各种彼此矛盾的“应该”的驱使，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到处乱蹦乱跳。而放弃型个体则显得无精打采，缺乏主动性，且在体力活动或脑力活动中反应迟钝。他可能做事拖延，或者必须把要做的事情都写在记事本上才不至于忘记。但是，一旦他单独做事，这种情况就会倒转，而这又一次与自谦型个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例如，326有位医生只有靠记事本的帮助才能恪尽职守。他必须记下每一个前来就诊的患者、每一个要参加的会议、每一封要写的信件或报告、每一种要开的药品。但在闲暇时刻，他会非常积极主动地阅读自己感兴趣的图书、弹弹钢琴，并撰写一些哲学方面的东西。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兴致盎然，而且心情愉快。在他的私人空间里，他才觉得他可以是他自己。他确实保存了真实自我的大量完整性，但其特点是，只有不与周围世界发生联系时，他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工作之余做其他事情时也是如此。他并不期望成为卓越的钢琴家，也不打算发表自己的作品。

这种类型的人越不愿迎合他人对他的期望，就越倾向于减少与他人一起工作或为他人而做的工作，或者越倾向于减少有固定时间要求的工作。确切地说，为了做他喜欢的事情，他会把自己的生活标准降到最低限度。只要他的真实自我在更为自由的条件下能够活跃发展，那么这种进展就会让他有可能去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这样一来，他就有可能找到创造性的表现形式。不过，这取决于他所具备的天赋。不是每一个脱离家庭关系去南太平洋的人都能成为高更。倘若没有这样有利的内在条件，他就会面临成为一个粗野个人主义者的危险，粗野的个人主义者只高兴做那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或者乐于过一种与常人不同的生活。

属于肤浅生活类型的人，工作中往往不存在什么问题。其工作通常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努力追求自我实现”和“努力实现其理想化自我”这二者不仅会受到抑制，而且还会遭到抛弃。由于他既没有动力发展自身的潜能，也没有动力追求高尚的目标，因此工作对他来说变得毫无意义可言。工作成了一种必须要做的坏事，它常常会打断那些“让人开心的好时光”。他可能会因为他人的期望而去工作，但通常不会有任何的个人参与。工作可能会沦落为仅仅只是一种获取金钱或声誉的手段。

弗洛伊德看到了工作中经常出现的神经症障碍，327而且认识到了这些障碍的重要性，从而把工作能力视为他的治疗目标之一。但是，他认为这种能力与动机、目标、工作态度、完成工作的条件以及工作质量是相分离的。因此，他只认识到了工作过程中一些明显的干扰。此处的讨论所得出的一般结论之一是：这种看待工作中困难的方式过于形式化了。只有考虑到所有提及的因素，我们才能理解这些广泛存在的障碍。换句话说，工作中的特点和障碍是而且也只能是整个人格的一种表现而已。

当我们仔细考虑工作中所涉及的全部因素时，还有一个因素也会明显地表现出来。我们认识到以一般方式来看待工作中的神经症障碍是不正确的做法。也就是说，只考虑神经症本身的障碍是不对的。就像我一开始提到的那样，我们只能小心谨慎、有所保留、有所限制地对所有神经症做一般叙述。只有辨清基于不同神经症结构而产生的困难种类，我们才能准确了解某种特定的困难。每一种神经症结构在工作中都有它的优势和困难。这种关系非常明确，以至于当我们知道了某一特定的结构时，我们就能——几乎能——预测可能出现的障碍的本质。而且，由于我们在治疗中并不处理“某种”神经症，而是针对某个特定的患有神经症的个体，因此，这样一种精确对应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迅速地找到特定的困难，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些困难。

要想将工作中许多神经症障碍所产生的痛苦表达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工作中的障碍并非总会产生有意识的痛苦，许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这些障碍总会浪费一个人的精力：在工作过程中浪费精力，因不敢做与其能力相称的工作而浪费精力，因不挖掘自身资源而浪费精力，328因损害工作质量而浪费精力。对个体来说，这意味着他在某个根本的生活领域无法满足自己。成千上万这样的个人损失加到一起，工作中的障碍就成了人类的损失。

虽然许多人并不怀疑这种损失的真实性，但他们对艺术与神经症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对艺术家的创造力与其神经症之间的关系还是感到不安。他们会说：“就算神经症一般情况下会带来痛苦，尤其会导致工作中的困难，但是痛苦难道不是艺术创作必不可少的条件吗？大多数艺术家不是患有神经症吗？如果让一位艺术家接受分析，他的创造力不是反而会削减甚至是破坏吗？”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分开来看，并审视其中所涉及的因素，那我们至少会有所了解。

首先，个体所具备的天赋与神经症没有什么关系，对此几乎没有人怀疑。最近的教育事业已经表明：只要给予适当的鼓励，大多数人能绘画，但即使这样，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伦勃朗（Rembrandt）或雷诺阿（Renoir）。这并不是说只要有足够的天赋就总会展现出来。就像这些实验所表明的，神经症毫无疑问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碍天赋的展示。一个人自我意识的程度越低，所受的威胁越少，他就越不会试图顺从他人的期望，越不需要事事正确或完美，也就越能更好地展现自己的天赋。此外，分析经验也更为详细地表明，神经症因素可能会阻碍创造性工作。

迄今为止，对艺术创作的关注不是对既定天赋（即在某一特定环境中的艺术表现能力）的重要性及价值的看法不明，就是低估这种重要性和价值。不过，这里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就算天赋本身与神经症不相干，难道艺术家的创造力也不与某些神经症状况紧密相连吗？要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要更为确切地弄清究竟是哪些神经症状况有利于艺术工作。自谦倾向占据上风很明显就是不利的。实际上，具有这些倾向的人对这个方面往往没有丝毫的兴趣。他们完全清楚^329——在他们的骨子里——他们的神经症已经剪断了自己的翅膀，使他们不敢表现自己。只有扩张性驱力处于上风的人以及放弃型中表现出反叛倾向的人，才会害怕在分析中失去创造性工作的能力。

他们真正害怕的究竟是什么呢？用我的术语来说：他们觉得，尽管对控制的需要可能是神经症的，但正是这些驱力给了他们创造的勇气和热情，使得他们能够克服其中所涉及的一切困难。或者，他们觉得，只有完全摆脱与他人的联系，不受他人期望的干扰，自己才能有所创作。他们（在无意识之中）害怕，一旦这种觉得自己像神一样的控制感稍微有一丝动摇，自己便会深陷于自我怀疑和自我轻视之中。或者，就反叛者来说，他们往往觉得自己不仅会陷入自我怀疑之中，而且还会成为顺从的自动化机器，从而丧失自己的创造能力。

这些害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所害怕的其他极端情况在他们身上也存在——从其现实可能性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过，这些害怕都是基于错误的推理。在许多患者身上，每一次当他们仍深陷于神经症冲突之中，以至于只能“非此即彼”地考虑事情，并且无法想出真正可以解决这些冲突的方法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些极端之间来回摆动。倘若分析的进展相当顺利，能让他们获益，那么，他们必定将会看到并体验到自我轻视或顺从倾向，但毫无疑问不会永远保留这些态度。他们将会克服这两种极端中的强迫性成分。

在这一点上，又引发了更为深入的争论，这种争论比其他的更富思想性，也更为重要：假定分析能解决神经症冲突，并使个体更加幸福，那它不会同时因为消除了过多的内心紧张而使他仅仅满足于存在（being）从而失去创造的内心冲动吗？这种争论可能具有两大意义，而且这两种意义都不能轻易忽略。它包含了一种普遍的观点：艺术家需要内心的紧张，甚至是痛苦，才能激发出创作的冲动。我不知道一般情况下是否真的如此^330——但是，即便是如此，难道所有的痛苦都必须来自神经症冲突吗？在我看来，即使没有这些神经症冲突，生活中也有足够多的痛苦。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他不仅对于美丽与和谐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性，而且对于不和谐及痛苦亦是如此，除此之外，他还具有更强的体验情感的能力。

此外，该争论还包含这样一个具体的论点：神经症冲突可能是一种生产力。我们之所以要认真对待这一论点，其原因在于我们在梦中的经历。我们知道，在梦中，我们的无意识想象可以解决当时困扰我们的内心冲突。梦中使用的意象是如此浓缩、如此相关，如此简明扼要地表现了本质，以至于在这些方面它们与艺术创造相似。因此，一个极具天赋的艺术家，如果掌握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并能应用于作品之中，那么，为什么他就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创作诗歌、绘画或作曲呢？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下面这些情况，从而对这一假设做出限制。在梦中，一个人可以获得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法。这些方法可能是建设性的，也可能是神经症的，两者之间的可能性范围极为广泛。这一事实对于艺术创作的价值来说也并非毫不相关。我们可以说，即使一位艺术家只能很好地使用其特定的神经症解决方法，他也能产生强烈的共鸣，因为还有许多其他人也倾向于采用这同一种解决方法。但我想知道，比如，达利（Dali）的画和萨特的小说的一般有效性会不会因此——尽管他们具有高超的艺术能力和敏锐的心理领会力——而减弱呢？为了避免误解，我得说明一下：我并不是说任何戏剧或小说都不应该表现神经症问题。相反，在某个时期，当大部分人受到这些问题的折磨时，艺术表现能帮助很多人意识到其存在及意义，并帮助他们弄清楚这些问题。当然，我也并不是说任何涉及心理问题的戏剧或小说，其结局都应该是大团圆。例如，《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的结尾就不是美满的结局。但是，这并不会让我们感到迷惑不解。它不仅控诉了一个社会和一种生活方式，而且，331它还清楚地描述了一个深陷于想象之中却不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从自恋型解决方法的意义上说）的人必然会遭遇的下场。如果我们不了解作者的立场，或者不了解作者是否在表述或宣称某一种神经症解决方法是唯一的解决方法，那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位作者的某件艺术作品。

从刚才所提及的考虑中，我们或许还可以找到另一个有关问题的答案。由于神经症冲突或者他们的神经症解决方法可能会麻痹或损害艺术创造性，因此，我们肯定也可以说它们同时也能引发艺术创造性。也许迄今为止大部分这样的冲突和解决方法对艺术工作产生了一种不利的影响。但是，我们该如何界定哪些冲突能为艺术家提供建设性动力，而哪些冲突会扼杀或削减艺术家的能力（或者损害其作品的价值）呢？这种界定仅仅取决于一个量的因素吗？我们当然不能说艺术家的冲突越多，对他的工作就越好。是不是有一些冲突会有利于他的工作，但太多冲突就没有好处了呢？但是，我们又该如何界定“一些”和“太多”呢？

显然，当根据量来考虑时，我们会不着边际。有关建设性的神经症解决方法及其含义的思考指向了另一个方向。不管艺术家冲突的性质任何，他都不能迷失在这些冲突之中。他身上肯定存在某种非常有建设性的东西，能激发他挣脱这些冲突并对它们采取一种立场的愿望。不过，这等于是说不管他的冲突如何，他的真实自我都必须活跃到足以发挥作用。

从这些考虑中可以看出，人们通常所坚信的神经症对于艺术创造而言的价值其实并不存在。剩下唯一有可能发生的是：艺术家的神经症冲突可能有助于激发他进行创造工作的动机。而且，他的冲突以及他寻求摆脱这些冲突的方式可能是他创造的主题。例如，就像一位画家会表达他对某个山景的个人体验一样，他也会表达自己内心挣扎的个人体验。但是，只有当他的真实自我还活跃，还能给予他深刻的个人体验、332自发的欲望以及将其表达出来的能力时，他才能进行创作。不过，正是这些能力，会因为他与自我的疏离而使他有陷入神经症的危险。

在这里，我们逐渐看清了这种观点的错误所在——认为神经症冲突是艺术家不可或缺的推动力。冲突最多只能暂时性地激发动机，但创造冲动本身和创造力只能来自他自我实现的欲望以及服务于自我实现的精力。如果这些精力从用于简单而直接地体验生活被转移去证明什么东西——证明他不是他自己——那么，他的创造力必定会受损。相反，如果在分析中艺术家的自我实现欲望（即他的自我实现驱力）得到了解放，那么他便会重获其创造性。如果认识到了这种驱力的力量，那么，有关神经症对于艺术家之价值的所有争论从一开始就不会出现。因此，艺术家不是因为有了神经症才能创作，而是尽管有神经症，但还是能够进行创作。“艺术的自发性……乃是个人的创造性，是自我的表达。”[4]

注释：

[1]本章部分段落摘自1948年发表在《美国精神分析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上的一篇论文《工作中的抑制》（Inhibitions in Work）。

[2]在《工作中的抑制》一文中引用这两个例子时，我仅提到了因未能达到预期的优秀而产生的反应。

[3]参见本书第十一章——放弃。

[4] John Macmurray, Reason and Emotion, Faber and Faber, Ltd., London, 1935.

第十四章 精神分析治疗的道路^333

虽然神经症可能会引起严重的障碍，有时也可能相当平静，但这两种情形都不是它的本质所在。它是一个凭自身动力不断发展的过程（process），在这个过程中，它以无情的逻辑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格领域。它是一个会产生各种冲突，并需要找到解决这些冲突的方法的过程。但由于个体找到的解决方法都是人为的，因此新的冲突会产生，这些新的冲突又需要新的解决方法——这可能会让这个人生活得相当顺利。这个过程会驱使他越来越远离真实自我，从而危及他的个人成长。

为了避免虚假的乐观，误认为可以找到快速而简单的治愈方法，我们必须清楚这个复杂过程的严重性。事实上，只有当我们想到一些症状（如恐惧、失眠等）的缓解时，“治愈”（cure）一词才是适用的，而我们都知道，“治愈”可能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无法“治愈”一个人所走的错误发展道路。我们只能帮助他逐渐克服困难，使他走上更具建设性的发展道路。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确定精神分析治疗目标的诸多方法。334自然，任何一位分析学家的目标都是根据他的信念、他对神经症之本质的认识提出的。例如，只要我们认为人际关系障碍是神经症中的一个关键因素，那我们的治疗目标就是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认识到了内心过程的性质和重要性之后，现在，我们倾向于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方式提出治疗目标。我们希望帮助患者发现自我，使他有可能朝着自身的自我实现而努力。他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无疑是他自我实现的重要部分，但自我实现还涉及创造力和自我负责的能力。分析学家自始至终必须一直牢记自己的工作目标，因为这个目标决定着接下来要做哪些工作，以及工作时所秉持的精神。

要想粗略估计治疗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困难，我们必须思考一下患者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简单说来，他必须克服所有阻碍其发展的需要、驱力或态度：只有当他开始舍弃对自己的错觉及其虚幻的目标时，他才有机会发现自己的真正潜能并加以发展。只有当他放弃自己的虚假自负时，他对自己的敌意才会减少，他才能产生坚定的自信心。只有当他的“应该”失去其强制力时，他才能发现自己的真实情感、愿望、信念以及理想。只有当他面对自己身上存在的冲突时，他才有机会获得一种真正的统一——如此等等。

尽管在分析学家看来这是不可否认、清晰明了的事实，但患者并不这样认为。他坚信，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正确的，而且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找到安宁和满足。他觉得自负给了他内在的坚忍与价值，如果没有这些“应该”，他的生活将一团糟，等等。客观的旁观者很容易就可以说出所有这些价值都是虚假的。但只要患者觉得它们是他唯一拥有的价值，那他必定就会紧紧抓着它们不放。

此外，患者之所以必须坚持他的主观价值，是因为不这样做就会危及他的整个心理存在。他为解决自己的内心冲突而找到的解决方法，其特点可以简单用“控制”“爱”或“自由”这样几个词来表示，335他不仅认为这些方法正确、明智、可取，而且还认为这是唯一安全的方法。它们给了他一种统一感。在他看来，直接面对自己的冲突就有可能出现被分裂的可怕前景。他的自负不仅给了他一种价值感或意义感，而且还保护他免于陷入自我憎恨和自我轻视这种同样可怕的危险之中。

患者在分析中为避免认识到冲突或自我憎恨而采取的特殊方法，往往都是他根据自己整个结构选取的，这些方法对他来说是可以获得的。扩张型个体通常避免认识到自己有任何的恐惧和无助感，避免任何对情感、关心、帮助或同情的需要。自谦型个体则极为迫切地避免看见其自身的自负以及对其个人利益的追求。放弃型个体为了防止其冲突被激发，可能会表现出一副礼貌但冷漠、缺乏活力的样子。在所有患者身上，“回避冲突”都具有双重结构：他们一方面不让冲突的倾向显露出来，另一方面也不会试图去了解这些冲突。有些患者会试图通过理智化（intellectualizing）或区隔化（compartmentalizing）来逃避对冲突的了解。另一些患者的防御甚至更为扩散，具体表现为在无意识之中对于认真思考任何事情的阻抗，或者在无意识里坚守一种犬儒主义（这是从否定价值的意义上说的）。在这些情况下，混乱思维与犬儒态度把冲突问题弄得非常模糊，以至于这些冲突竟然无法让人看清。

在患者为了避免体验到自我憎恨或自我轻视而做的努力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避免认识到任何尚未实现的“应该”。因此，在分析中，他必须竭力摆脱对那些缺点的真正洞察（根据他的内心指令，那些缺点都是不可宽恕的罪过）。所以，任何对这些缺点的暗示，在他听来都是一种不公正的谴责，从而让他采取防御的姿态。不管他采取的是攻击性的防御姿态还是妥协性的防御姿态，结果都一样：都是为了阻止他清醒地审视真相。

患者所有这些保护其主观价值、避免危险的迫切需要——或者避免焦虑、恐惧等主观感觉的需要——说明：336尽管有良好的有意识意图，但也会损害与分析学家合作的能力。这些需要也说明了患者采取防御姿态的必要性。

迄今为止，患者的防御姿态都旨在维持现状。[1]在大部分的分析工作过程中，这是它的显著特征。例如，在分析工作的开始阶段，放弃型的患者往往需要让他的超然态度、他的“自由”，以及他无欲无求的政策丝毫无损，这些需要完全决定了他对分析的态度。但在扩张型个体和自谦型个体身上，还有另一种力量阻碍了分析过程，尤其是在分析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更是如此。就像他们在生活中努力追求获得绝对控制、胜利、爱等积极目标一样，他们在整个分析的过程中也会力求实现这些目标。分析应该消除一切阻碍他们获得彻底胜利或永不失败，阻碍他们获得神奇意志力、不可抵挡的吸引力和沉静、圣洁等的因素。因此，这里不仅仅是患者采取防御姿态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而且还有患者和分析学家积极地往相反方向努力的问题。尽管双方都有可能谈到演进、成长、发展，但他们所指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分析学家心里所想的是真实自我的成长，而患者却只想着如何让他的理想化自我变得更加完美。

在患者寻求分析帮助的动机中，所有这些阻碍力量都已经发生作用。人们通常因为某种障碍而希望接受精神分析，如恐惧、抑郁、头痛、工作中的抑制现象、性方面的问题，以及某种反复出现的失败等。他们之所以前来接受分析，是因为他们无法应对某些令人苦恼的生活处境，如伴侣不忠或离家出走等。他们之所以前来接受分析，还可能因为他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自己的整个发展受到了阻碍。所有这些障碍似乎足以构成考虑接受精神分析的理由，而且似乎不需要做更进一步的检查。但鉴于马上就要提及的原因，我们最好还是问一句：谁有障碍？是患者本身——以及他对幸福和成长的真正渴求——还是他的自负？

当然，我们不可能区分得非常清楚，337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自负在某种痛苦变得让个体无法忍受的过程中所起的压倒性作用。例如，某个人可能无法忍受街道恐惧症（street phobia），因为这伤害了他对于掌控一切环境的自负。如果一名神经症患者对于得到公正对待的要求没有获得满足，那么，被丈夫抛弃就是一个灾难。（“我是一个这么好的妻子，因此我有权利要求他永远忠诚。”）一个并不会让其他人感到不安的性问题，对于一个要求自己必须完全正常的人来说却是难以忍受。个人的发展受阻可能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他对于无须努力便可以优越于他人的要求似乎失灵了。自负的作用还常常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即一个人可能会因为一个伤害了他自负的小障碍——如脸红、害怕当众发言、手颤抖——而寻求帮助，但对严重得多的障碍却轻易忽略。事实上，这些严重得多的障碍在他下定决心去接受分析的过程中也只起了模糊的作用。

与此同时，自负也可能阻止人们去求助分析学家——这些人通常需要帮助，而且分析学家也能够帮到他们。他们对自足、“独立”的自负可能会让他们觉得考虑寻求帮助是一件丢脸的事情。这样一来，他们便不会允许“纵容”自己，他们觉得自己应该能够处理好自己的障碍。或者，他们对于自我控制的自负甚至可能不允许他们承认自己有任何的神经症问题。他们至多为了讨论某个朋友或亲属的神经症问题才会前来咨询。在这些情况下，分析学家必须留意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是他们间接谈论自身问题的唯一方式。因此，自负可能会阻止他们对自身问题做现实的评估，也不允许他们寻求帮助。当然，阻止他们考虑接受分析的并不一定是某种特殊的自负。任何源自其解决内心冲突之方法的因素都有可能阻碍他们。例如，他们的放弃倾向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他们宁愿与其障碍和平共处（“我就得这样做”）。又或者，他们的自谦倾向可能会阻止他们“自私地”为自己做任何事情。

在患者对分析学家的私下期望中，阻碍力量也会发生作用——我在讨论分析工作的一般困难时已提到过这一点。再重复一遍：338他在某种程度上期望分析应该消除一些障碍因素而不会让他的神经症结构有任何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他又期望分析应该实现其理想化自我的无限权力。此外，这些期望不仅关系到分析目标，而且还关系到实现目标的方式。他很少（如果有的话）清醒地评价将要去完成的工作。这里涉及几个因素。如果一个人只通过阅读，或者偶尔尝试分析他人或自己来了解精神分析，那当然任何人都很难评价这项工作。但是，就像其他任何新工作一样，患者总有一天会了解到如果没有自负的干涉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扩张型个体往往会低估自己的问题，并高估自己克服这些问题的能力。他认为，凭借他那聪明的头脑或者无所不能的意志力，他应该马上就能解决这些问题。而放弃型个体因囿于缺乏主动性和活力，往往期望分析学家能提供神奇的线索，而他自己则做一个兴致勃勃的旁观者耐心地等候一旁。在一名患者身上，自谦的成分越占上风，他就越期望分析学家会因为他所受的痛苦以及对帮助的乞求而挥舞魔杖。当然，所有这些信念和希望都隐藏在合理期望的外表之下。

这些期望的阻碍作用相当明显。不管患者是期望分析学家还是他自己的神奇力量能够带来他所希望的结果，他自己积聚分析工作所需能量的动机都会被削弱，而分析会成为一个相当神秘的过程。毋庸置疑，合理化的解释都是无效的，因为它们远不能触及那些决定“应该”及隐藏于“应该”背后之要求的内在需要。只要这些倾向发生作用，短期治疗对他们来说就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患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有关这些疗法的出版物所指的仅仅只是症状的改变，而他们误以为这些疗法是获得健康与完美的一蹴而就的方法，并因此深受其吸引。

在分析工作中，这些阻碍力量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虽然为了快速辨认出这些表现形式，分析学家对它们有所了解非常重要，但我在此只会提到其中几种形式。而且，我也不打算详加讨论，339因为我们在此处关注的不是分析技巧，而是治疗过程中的基本要素。

患者可能变得好争论、爱嘲讽、喜欢动武；他可能表面上装出礼貌顺从的样子，并以此来保护自己；他可能会逃避、偏离主题，或者忘掉某件事情；他可能会以一种毫无结果的智慧来谈论某件事情，就好像这件事情与他毫无关系一样；他可能交替出现自我憎恨或自我轻视的反应，以此警告分析学家不要再继续下去了；等等。所有这些困难都有可能出现在直接处理患者问题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在他与分析学家的关系中。与其他人际关系相比，分析关系从某个方面来讲是患者觉得更为轻松的一种关系。因为分析学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理解患者的问题上，因此他对患者的反应相对较少。而在其他方面，分析关系则更加困难，因为它激起了患者的冲突和焦虑。无论如何，分析关系都是一种人际关系，患者在其他人际关系中遇到的所有困难，在分析关系中也会发生作用。我们在此仅提及几个显著的困难：他追求控制、爱或自由的强迫性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关系的进程，并使他对指导、拒绝或威胁极为敏感。因为他的自负在这个过程中必定会受到伤害，他常常很容易就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他常常因为自己的期望和要求而感到受挫和受虐。或者，当受到一种自我破坏性愤怒的影响时，他马上就会跳起来责骂、辱骂分析学家。

最后，患者常常会高估分析学家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分析学家不仅仅是一个凭借其所接受的训练和所拥有的知识帮助他们的人。无论患者是多么精通世故，他们私下都会把分析学家视为一个具有超人的行善或作恶能力的术士。他们的恐惧与期望结合到一起，便产生了这种态度。分析学家有能力伤害他们，碾碎他们的自负，激发他们的自我轻视——但同时也能进行神奇的治疗！简言之，分析学家是一个能够把他们打入地狱或升入天堂的魔术师。

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评价这些防御的意义。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340这些防御对分析过程产生的阻碍作用常常会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它们使得患者很难——有时候是不可能——去审视自己、理解自己并做出改变。与此同时——就像弗洛伊德在谈到“阻抗”（resistance）时所认识到的——它们也是指引我们的路标。当我们逐渐理解患者需要保护或加强的主观价值，以及他所要避开的危险时，我们就能了解在他身上起作用的重要力量。

此外，虽然这些防御造成了治疗中的种种困惑，而且——天真地说——分析学家有时候希望防御能少一些，但这些防御也会使得治疗过程比没有防御的情况下要稳定一些。分析学家通常极力避免不成熟的解释，但因为他不像上帝那样无所不知，所以他也无力避免这样的事实，即患者身上一些更令人不安的因素会被激起，而分析学家却没有能力处理。分析学家可能会发表某个他认为无害的评论，但患者却惊慌地以另一种方式解释。或者，即使没有这样的评论，患者通过自己的联想或梦境也可能想到一些令人害怕但至今都没有任何益处的东西。因此，无论这些防御起了多大的阻碍作用，它们都包含了一些积极的因素，因为它们是直觉性自我保护过程的一种表现，而这一过程因为自负系统所产生的不稳定的内心情况而必须进行。

分析治疗过程中所产生的任何焦虑通常都会让患者感到害怕，因为他倾向于将其视为受损的迹象。但很多时候情况并非如此。只有把它放到它所出现的环境中，我们才能评价它的重要性。这可能意味着：患者已经比较接近他的冲突或自我憎恨了，而在某个既定时刻他是无法忍受这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用来缓解焦虑的惯用方法通常会帮助他应对这种状况。似乎正要打通的道路又被堵上了，他未能从经验中获益。与此同时，突然产生的焦虑也具有不寻常的积极意义。因为它可能表明患者现在觉得自己足够强大，可以冒险去直面自己的问题了。

分析治疗之路是一条古老的道路，341在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得到提倡。用苏格拉底和印度哲学家的话来说，这是一条通过自我认识来进行重新定位的道路。其中具体的新东西是获得自我认知的方法，这一点我们要归功于弗洛伊德这位天才。分析学家通常会帮助患者意识到在他身上起作用的所有力量（包括阻碍性力量和建设性力量）。他会帮助患者战胜那些阻碍性力量，并调动起建设性力量。虽然阻碍性力量的破坏作用与建设性力量的诱导作用同时发生，但我们还是要分别加以讨论。

关于本书中所谈到的这些主题，我曾做过一系列讲座[2]，当讲完第九讲，有人问我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谈到治疗。我的回答是：我所讲的一切都与治疗有关。精神方面可能涉及的一切信息都让每个人有机会去发现自己的问题。同样，当我们在此处询问，患者必须意识到些什么才能根除其自负系统及其后果时，我们也只能简单地说他必须意识到本书所论及的每一个方面：他对荣誉的追求、他的要求、他的“应该”、他的自负、他的自我憎恨、他与自我的疏离、他的冲突、他特定的解决方法——以及所有这些因素对他的人际关系及创造力所产生的影响。

此外，患者不仅必须要意识到这些单个因素，而且还要意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这个方面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要认识到自我憎恨与自负是不可分割的，他不可能只有其中一个而没有另一个。每一个因素都必须放到整个结构的背景中加以审视。例如，他必须认识到他的“应该”往往取决于他的自负种类，而这些“应该”如果没有实现，就会引起他的自责，而这些自责反过来又解释了他想保护自己不受其攻击的需要。

意识到这些所有因素并非仅仅指要知道它们，而是要了解它们。就像麦克默里所说：

“将注意力集中于事物而对有关的人漠不关心，342这是‘知道’态度的特点，这种特点常常被称为客观性。它实际上与个体无关。……‘知道’始终都是知道有关某物的信息，而不是对它的了解。科学不能教你去了解你的狗，它只能告诉你关于狗的一般情况。只有通过在它得大瘟热的时候耐心地照顾它、教它在屋里如何行动、同它一起玩球，你才能了解它。当然，你可以利用科学提供的关于狗的一般信息去更好地了解你的狗，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科学关注的是一般性，关注的是事物一般情况下或多或少的普遍特征，而不是特定的事物。任何真实的事物始终都是特定的事物。至于以某种奇特方式来了解事物，则往往取决于我们对它们的个人兴趣。”[3]

但是，这样一种对自我的了解意味着两件事。患者大致知道自己有许多虚假的自负，知道自己对批评和失败极为敏感，知道自己有自我谴责倾向，或者知道自己有一些冲突，但这毫无帮助。重要的是他开始意识到这些因素作用于他的具体方式，以及它们如何在他过去与现在的独特生活中具体且详细地表现出来的。例如，了解一般性的“应该”，或者甚至知道这样一个一般性的事实，即这些“应该”会作用于他，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帮助。这一点似乎不言而喻。相反，他必须认识到这些“应该”的特定内容，认识到他身上那些使它们成为必要的特定因素，以及它们对他的个人生活所产生的特定影响。但是，对具体事物和特定事物的强调之所以十分必要，是因为患者出于许多不同的原因（与自我的疏离、想掩饰无意识中的托词的需要）倾向于要么态度模棱两可，要么不牵涉个人感情。

而且，患者对自己的了解不可能一直停留在智力了解的水平上，尽管它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但它必定会成为一种情感体验（emotional experience）。这两种因素通常紧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因为举例来说，没有人能体验到一般的自负：343只有在某一特定的事物中，他才能体验到他特定的自负。[4]

那么，为什么说患者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力量，而且还要感觉到它们这一点非常重要呢？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仅仅只是智力上的实现其实就是根本没有“实现”（realization）[5]：这种实现对他来说并不真实，它没有成为他的个人财产，也没有在他身上扎根。他用智力看到的特定东西可能正确；但是，就像镜子不能吸收光线而只能反射光线一样，他也可能只把这种“洞见”应用于别人，而不用到自己身上。或者，他对智力的自负可能会在某些方面以闪电般的速度接管一切：他自豪于自己发现了他人所躲避的东西，于是开始操纵某一特定的问题，并加以改变和歪曲，这样一来，他的报复心理或者他的受辱感便立刻成了一种完全合理的反应。或者，到了最后，在他看来，仅仅用他的智力似乎就足以消除问题：看见就是解决。

此外，只有体验到了无意识或半意识中一种迄今不合理的感觉或者驱力的全部影响，我们才能逐渐了解在我们自己身上起作用的无意识力量的强度及强迫性。对患者来说，仅仅只是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是远远不够的，即他对单恋的绝望实际上可能是一种羞辱感，因为他对于自己让人无法抗拒之魅力或者占有对方身心的自负受到了伤害。他必定会感到羞辱，而且，到后来还必定会感觉到自负对他的控制。344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愤怒或自责对于当时的情况而言可能有些过分是不够的。他必须感觉到自己的愤怒的全部影响，或者自责的深度。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某个无意识过程的力量（及其不合理性）才会清晰地展现在他面前。只有到了那时，他才会有动力去发现越来越多有关自我的东西。

另外，在适当的情境中去感觉情感，并尽力去体验那些还只是看到但并未感觉到的情感或驱力，也非常重要。例如，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这个例子：一位女士在没能够爬到山顶时，一条狗让她感觉到了恐惧——她所感觉到的这种恐惧本身非常强烈。帮助她克服这种特定恐惧的，是她认识到了这种恐惧是因自卑而产生的。尽管后者几乎不会被体验到，但她的发现仍然意味着她在适当的情境中感觉到了恐惧。但是，只要她没有感觉到其自卑的深度，其他类型的恐惧就会不断出现。只有当她在自己对自己有控制一切困难的不合理要求这种情境中感觉到自卑时，自卑的体验才会有所帮助。

对迄今为止的某种无意识的情感或驱力的体验可能会突然出现，然后会给我们留下天启般的深刻印象。但更多的时候，这种体验是在认真解决某一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出现的。例如，患者可能先认识到一种含有报复成分的恼怒。他可能会看出这种情况与受伤的自负之间的联系。但在某个时刻，他必定会体验到他受伤之情感的全部强度以及报复心理的情感影响。同样，他也可能先认识到自己的愤怒感或受虐感的强烈程度超出了当时的情况。他会认识到，这些情感是他因某个期望未能实现而产生的反应。他会认识到，分析学家是在暗示这些情感可能没有道理，但他自己却认为其完全正当。慢慢地，他会注意到那些甚至连他自己也觉得无理的期望。随后，他会认识到，这些不是无害的愿望，而是苛刻的要求。一段时间之后，他会发现这些情感的范畴及其幻想性。然后，他将体验到，345当这些情感遭受挫折时，他就会被完全压垮或者狂怒不已。最后，他开始明白这些情感所固有的力量。但是，所有这一切与他宁死也不愿放弃这些情感的感觉仍有很大的差别。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他可能知道自己认为“得过且过”最为可取，或者知道自己有时候喜欢愚弄或欺骗他人。当他在这一点上有了更为广泛的觉察时，他可能会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妒忌那些比他更好地“混过”一些事情的人，或者当受到愚弄或欺骗的那个人是他自己时，他会怎样暴跳如雷。他会逐渐地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多么骄傲于自己的欺骗或诈骗能力。他也必定在某个时刻从骨子里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吸引人的激情。

不过，如果患者就是感觉不到某些情感、冲动、渴望——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那又会怎样呢？毕竟，我们无法人为地引出情感。不过，如果患者和分析学家都坚信让情感发泄出来——不管是涉及什么的情感——并让它们以其既定的强度发泄是可取的，那就会有所帮助了。这会让患者与分析学家双方都注意到纯粹的脑力劳动与情感参与之间的差异。此外，这还会激起他们的兴趣去分析那些干扰情感体验的因素。这些因素在程度、强度以及种类上可能会有所不同。对分析学家来说，重要的是要确定这些因素是阻碍了对所有情感的体验还是只阻碍了对某些特定情感的体验。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患者没有能力或只有极小的能力去体验任何事情，且只能得出悬而未决的判断（suspended judgment）。如果一名相信自己最为体贴周到的患者逐渐认识到自己也会专横跋扈、令人生厌，那么，他很快就会产生一种价值判断，认为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必须立刻停止。

这样一种反应看起来像是立场鲜明地反对神经症倾向，并且想要改变这一倾向。但实际上，在这样的例子中，患者是卡在了自负和对自责的恐惧这两个车轮之间，因此在还没有时间去认识并体验这些倾向的强度时，他们便匆匆忙忙地试图要抹去这些特定的倾向。还有一名患者对于接受他人帮助或者占他人便宜有禁忌。他发现，在自己的过度谦逊之下隐藏的是一种寻求私利的需要；他发现，事实上，如果自己没有从某一环境中得到什么东西便会暴怒不已，而且，346每一次当自己与那些在某些他认为很重要的方面比他强的人在一起时便会感到不舒服。于是，他会又一次以闪电般的速度妄下结论，认为自己令人讨厌至极——从而把可能产生的体验以及对于各种被抑制之攻击性倾向的理解都扼杀在了萌芽状态。此外，通往认识一种强迫性“无私”与一种具有同样强迫性的贪欲之间冲突的大门也关闭了。

那些思考过自己并觉察到了相当多内心冲突与问题的人经常会说：“我对自己相当（或者甚至完全）了解，这帮我更好地控制了自己；但实际上，我还是觉得很不安或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往往证明是他们的认识太过片面或者太过肤浅。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种像刚才所说的那样深刻而全面的意识。但是，假定有人真的体验到了在他身上起作用的某些重要力量，并且看到了这些力量对其生活的影响，那么，这些认识本身又会以何种方式并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他解放自己呢？当然，这些认识有时候可能会让他心烦意乱，有时候又会让他感到宽慰，但它们到底让人格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如果不做深思熟虑，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显得太过宽泛而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我怀疑我们所有人都会倾向于高估这些认识的治疗效果。而且，因为我们想确切地弄清楚治疗的动因到底是什么，因此，接下来我们将试图分析一下这些认识——其可能性和局限性——所带来的变化。

如果不对他内心所发生的一切进行某种重新定位，那么，任何人都无法了解他的自负系统及解决方法。他开始认识到，他对自己的某些想法其实是幻想。他开始怀疑，他对自己的要求对任何人来说是否都有可能实现，他对他人的要求（除了基于不稳定根基的之外）是否可以实现。

他开始看到，他过去会因为自己并不具备的某些品质——或者至少没有到他自己相信的程度——而感到非常骄傲。例如，他曾以自己的独立为傲，但这种独立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内心自由，而只是对高压威胁的敏感而已；他看到，自己实际上并没有自认为的那样诚实、完美，347因为他内心充满了各种无意识的伪装；他看到，尽管他自负于自己的支配地位，但实际上，他甚至都不能不受他人干涉地处理自己的事情；他还看到，自己对他人的大量的爱（这让他感觉良好）其实源自一种想要被人喜爱或被人崇拜的强迫性需要。

最后，他开始质疑自己的价值体系及目标的正确性。难道说他的自责很可能不仅仅是其道德敏感性的一个标志？难道说他的愤世嫉俗很可能并不表明他超越了一般的成见，而只是一种避免直面其信念的权宜之计？难道把其他人都视为骗子很可能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世俗智慧？难道他很可能因为所持的超然态度而失去了很多？难道控制或爱很可能并不是一切事情的最终答案？

我们可以将所有这些变化都描述为一项循序渐进的现实检验（reality-testing）和价值检验（value-testing）的工作。通过这些步骤，自负系统日益瓦解。而且，这些步骤是重新定位（重新定位是治疗的目标）的必要条件。但到目前为止，它们都只是打破幻想的过程（disillusioning processes）。如果不同时做出富有建设性的举动，那么，单靠这些步骤是不可能也不会产生彻底而持久的解放性作用的。

在精神分析史的早期，当精神病学家开始把分析视为一种可能的心理治疗形式时，有人提倡这样一种观点，即分析之后应该进行综合。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有必要对某些东西加以剖析。但是，在这之后，治疗者必须给予患者某种积极的东西——患者可以凭之生活，信仰它，或者为之努力。虽然这些建议很可能产生于对分析的误解，并且有许多错误之处，但它们都是由良好的直觉情感而引起的。事实上，相比于弗洛伊德的流派，这些建议对我们这一派的分析思考来说更为中肯，因为他们并未像我们一样看待治疗过程：将治疗过程视为为了给予某种建设性事物发展的可能而必须将其舍弃的阻碍性事物。以前的建议中，主要的错误在于它们赋予治疗者的作用。348他们不信任患者自身的建设性力量，而是觉得治疗者应该像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a）一样，以一种人为的方式提供更为积极的生活方式。

我们已经回到了古代医学的智慧，它认为，治愈力不仅是肉体所固有，而且也为心灵所固有，如果肉体或心灵出现障碍，医生只需伸出支援之手，消除损害力，支持治愈力即可。打破幻想的过程的治疗价值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随着各种阻碍力量的削弱，真实自我的建设性力量便有了发展的机会。

在支持这一过程时，分析学家的工作与分析自负系统完全不同。除了专门的技术训练之外，后者还要求对无意识中可能存在的复杂事物有广泛的了解，以及个体在发现、理解、联系方面具有独创性。为了帮助患者发现自我，分析学家还需要从经验中获得有关真实自我出现方式的了解——通过梦境以及其他渠道。这种了解之所以极为可取，是因为这些方式根本就不明显。他还必须知道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争取患者有意识地参与这一过程。但是，比这些因素都更为重要的是，分析学家本人必须是一个建设性的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最终目标是帮助患者发现自我。

患者身上的治愈力从一开始就发生了作用。但在分析之初，这些力量往往缺乏活力，必须将其调动起来，它们才能在反抗自负系统的斗争中提供真正的帮助。因此，在分析开始的时候，分析学家必须带着最大可能的善意或者对分析的积极兴趣去工作。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患者都会对消除某些障碍感兴趣。通常情况下（同样也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都确实想改善这个或改善那个：婚姻、与孩子的关系、性功能、阅读、集中精神的能力、社交时的无拘无束、挣钱能力等等。他可能对分析或者甚至对他自己都有一种智力上的好奇心，他可能想用自己心理的创造性或者获得洞察力的快速性给分析学家留下深刻的印象，349他可能想去取悦他人或者做个完美的患者。此外，患者可能一开始就愿意甚至迫切地希望在分析工作中进行合作，因为他期望自己或分析学家能够神奇地治愈他。例如，他可能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太过顺从了，或者太过感激他人给予他的关注——然后，这个毛病马上便“治愈”了。这些动机虽然不能帮助他度过分析过程中那些令人心烦意乱的阶段，但却足以让他应付初期的分析工作（不管怎么说，初期的分析工作大多不太困难）。在此期间，他对自己有了一些了解，而且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产生了兴趣。分析学家不仅有必要运用这些动机，而且还要清楚其本质——还有必要决定在适当的时候把这些不可靠的动机本身作为分析的对象。

在分析工作之初便开始动员真实自我，这好像是最为可取的。但就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这样的尝试是否可行、是否有意义，也依赖于患者的兴趣。只要患者把精力集中于巩固其自我理想化，并因此而压制其真实自我，那么，这些尝试便很可能会毫无效果。不过，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少，因此可能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想到的可行之路。在分析开始时（在后面的分析中也一样），最大的帮助往往来自患者的梦境。在此，我无法展开讨论我们有关梦的理论。简单提一下基本信条便足够了：我们在梦中往往更接近自己的真实情况；梦境代表了各种以神经症方式或健康方式努力解决冲突的尝试；在梦中，建设性力量可能会起作用，甚至当它们在其他情况下几乎无法发觉时也会起作用。

即使在分析的初始阶段，患者从具有建设性因素的梦中，也能捕捉到一个在他内心之中起作用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个人所独有的，而且比他的幻想世界更符合其真实情感。在有些梦中，患者用象征的形式表达了他对自己的同情（因为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些梦显示出了一种深深的悲伤、怀旧之情及渴望；在有的梦中，患者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在有的梦中，他意识到自己被囚禁了，想逃出去；而在有的梦中，他精心培育了一株正在茁壮成长的植物，350或者在屋里发现了一间他以前不知道的房间。当然，分析学家将帮助他理解这些象征语言所表达的意义。但除此之外，他可能还会强调患者在梦中表达出来但在清醒时不敢去感觉的情感或渴望的重要性。而且，他还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如：就像患者有意识地表现出来的乐观并不真实一样，这种悲伤感是否也有可能不是患者对自己的真实情感呢？

一段时间之后，其他方法也是可行的了。患者自己可能会开始纳闷他对自己的情感、愿望或信念的了解竟是如此之少。于是，分析学家会鼓励、支持这样的困惑感。无论他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自然而然”（natural）这个被滥用的词似乎最为恰当。因为人确实会自然而然地——这是其本性——去感受其情感，去了解其愿望或信念。当这些自然能力不发生作用时，我们便有理由感到纳闷了。如果这种纳闷不是主动自愿的，分析学家就会在适当的时候提出这样的疑问。

所有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毫不重要。但在此，不仅“纳闷是智慧的开始”这一普遍真理仍然通行，而且更确切地说，患者意识到他已远离了自己，而不是忽略了这一事实，这一点也十分重要。其效果可与这样的时刻相比：一个在专制氛围中长大的年轻人突然间了解到了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一信息可能在立刻之间就会渗透，或者他也可能本着怀疑的态度去接受，因为他本来就不相信什么民主。不过，他还是会逐渐认识到自己正在失去一些可取的东西。

有时，这些偶尔的评论可能就是所需要的东西。只有当患者对“我是谁？”这个问题感兴趣时，分析学家才会更加积极主动地试图让患者知道他对自己的真实情感、愿望或信念的了解是多么少，或者是多么不关心。举一个例子：有一位患者，当他看到自己身上存在的冲突时，即使是极小的冲突时，他也会感到害怕。他害怕自己会分裂，害怕自己会发疯。分析学家从几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处理，比如，只有当一切都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中时，他才会有安全感；或者，351他害怕任何小的冲突都会削弱他的力量，从而使他无法与外在世界对抗（在他看来，这个外在世界充满了敌意）。通过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真实自我上，分析学家便可以指出，冲突之所以让他感到害怕，要么是因为冲突的强度太大，要么是因为在患者身上发生作用的真实自我太少，以致极小的冲突也不能应对。

又或者，我们说有这么一个患者，他在两个女人之间举棋不定。随着分析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他在任何情境下都难以承担起责任，而不论这个情境是关系到女人、想法、工作还是生活区，都是如此。同样，分析学家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处理这一问题。首先，只要一般性的困难不明显，他就必须找出某个特定的决定中所涉及的东西。当“犹豫不决”的状况变得很明显时，他可能就会揭露患者对于力求拥有一切的自负——得到蛋糕并吃掉它——从而揭露出他觉得必须进行选择是一种可耻的堕落。与此同时，从真实自我的角度出发，分析学家会提出，患者之所以不能负起责任，是因为他太远离自我，以至于不知道他自己的爱好和方向是什么。

再举一个患者抱怨自己太过顺从的例子。他之所以日复一日地答应或者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人希望或期望他去做这些事。在这里，我们同样也可以根据某个既定时刻的背景，从多个有利的视角来处理这个问题：他必须回避冲突，他认为自己的时间毫无价值，他自负于自己的无所不能。不过，分析学家也可能只是简单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就从未想过要问问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认为什么是对的吗？”除了以这样的间接方式调动真实自我之外，分析学家还会不失时机地明确鼓励患者表现出的这样一些迹象：患者的思想或情感更加独立了，患者能为自己负起责任了，患者对自己的真实样子更感兴趣了，患者自己弄明白了自己的托词、“应该”以及外化过程。这包括鼓励患者在两次分析面询的中间进行自我分析。另外，分析学家还要指出或强调这些步骤对患者的人际关系所产生的具体影响：352不那么害怕他人了，不那么依赖于他人了，因此更能对他们产生友好或同情的感觉了。

有时候，患者几乎不需要任何的鼓励，因为他不管怎样都觉得自己更加自由，也更有活力了。有时候，他会贬低所采取之步骤的重要性。分析学家必须对患者这种轻视这些步骤的倾向加以分析，因为这可能表明患者因为真实自我的出现而产生了恐惧感。此外，分析学家还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此刻是什么使得患者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变得更具自发性、更为积极或者做出某个决定？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与患者勇于做自我相关的因素。

当患者逐渐有了一些坚实的立足之地之后，他就变得更有能力来应对自己的冲突了。这并不是说他直到此时才看到冲突。分析学家很早就看到了这些冲突，甚至患者也察觉到了一些冲突的迹象。对于其他任何神经症问题来说也是如此：意识到冲突及其所包括的一切步骤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整个分析始终都将致力于这个过程。但是，如果不减少与自己的疏离程度，患者就无法体验到这些冲突是他自己的冲突，并与之对抗。就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许多因素会导致这种对冲突的意识成为一种破坏性的经历。但是，在这些因素中，与自我的疏离是最为显著的。要想了解这一联系，最简单的方式是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想象冲突。我们可以假设，有一个人，他跟两个人的关系都非常密切——父亲和母亲，或者两个女人——但这两个人却试图将他朝相反的方向拉。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自己的情感与信念了解得越少，就越容易摇摆不定，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崩溃。相反，他对自己越坚定，那么，他在受到两种相反力量影响时遭受的痛苦就越少。

患者逐渐意识到自己冲突的方式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他们会意识到分裂的情感——如对父母或婚姻伴侣的矛盾情感——或者，353对性行为或学术流派的矛盾态度。例如，有一名患者意识到自己对母亲是又恨又爱。这看起来好像是他意识到了一种冲突，即使这种冲突仅仅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个体。但实际上，这其实是他想象冲突的一种方式：一方面，他同情母亲，因为她是一个牺牲型的人，从来都没有快乐过；但另一方面，他又对她非常愤怒，因为她强求他只能对她一个人忠诚，而这让他感到窒息。对于他这种类型的人来说，这两种反应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接着，他所认为的爱与同情变得越来越清晰了。他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理想的儿子，应该能够让母亲感到欢乐和满足。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他会觉得“愧疚”，并对母亲加倍关注以作为补偿。这种“应该”（与接下来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并不仅仅局限于这种情境，无论在何种生活情境中，他都觉得自己应该绝对完美。于是，其冲突的另一种成分便出现了。他同时也是一个相当超然度外的人，心怀这样的要求：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不能对他有所期望；如果有谁这样做，他就会恨他。这里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从将他的矛盾情感归咎于外在环境（母亲这个角色），发展到认识到自己在某一特定关系中的冲突，最后发展到认识到自身的主要冲突，因为这是他内心的冲突，因此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作用。

其他患者一开始可能仅仅只是看到了其主要人生观中的一些矛盾之处。例如，一个自谦型个体可能突然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相当蔑视，或者常常反抗“自己必须对他人友好”的想法。或者，他可能突然认识到自己过分地要求获得某些特权，但这种认识稍纵即逝。虽然一开始他并不认为这些是矛盾（更不要说是冲突了），但慢慢地，他逐渐认识到，这与他的过分谦逊和喜欢每个人的态度确实是相矛盾的。因此，他可能会短暂地体验到某种冲突，如当他强迫性地帮助他人的举动没有得到“爱”的回报时，他就会因为自己“受了骗”而盲目大怒。他完全惊呆了——这种体验也随之被淹没。接着，他对自负和利益的禁忌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这种禁忌非常刻板、无理，以至于他开始对其感到纳闷。354由于他对于善良和神圣的自负受到了削弱，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嫉妒，开始看到自己对于私利的斤斤计较与贪婪，或者开始看到自己的吝啬。他身上发生的这个过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被描述为对其自身矛盾倾向日益了解的过程。仅仅这一过程，便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因看到这些矛盾倾向而产生的震惊逐渐得以缓和的方式。更为重要的动力是，通过整个分析，他会变得坚强得多，因而能够逐渐面对这些倾向，而不会受到根本的动摇——因此能够解决这些矛盾的倾向。

同样，有些患者可能会意识到自身的某个冲突，但是其轮廓仍很模糊，其意义也不确定，因此在一开始仍无法理解。他们可能会谈到理智与情感或者爱情与事业之间的冲突。这种形式的冲突很难理解，因为爱情与事业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理智与情感之间也是如此。分析学家以任何方式都无法直接处理这种冲突。他往往只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领域中肯定存在某种冲突。他将这一点牢记在心，并尽力逐渐地了解这个患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同样，患者一开始可能也没有觉得这是一种个人冲突，而是将它与当前的现实联系了起来。例如，女性可能会把爱情与事业之间的冲突归因于社会文化环境。她们会指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既想拥有事业，又想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其实是很困难的。慢慢地，她们了解到自己在这方面存在个人冲突，而且，这个冲突比现存的外在困难更为重要。简而言之，在爱情生活中，她们可能具有病态依赖的倾向，而在事业上，她们又会表现出神经症野心的所有特征，以及一种对胜利的需要。后面这些倾向往往会受到抑制，但仍相当活跃，足以作为衡量效率的标准——或者，至少是成功的标准。从理论上讲，她们已尽力把其自谦倾向倾注于爱情生活中，而将其扩张驱力集中到了工作上。而事实上，这种截然分明的划分是不可行的。而且，在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追求控制的驱力大体上也会在她们的爱情关系中发生作用，而自谦倾向也会作用于其事业——结果，她们变得越来越不快乐。

在其生活方式或价值系统中，355患者也会公开地表现出一些在分析学家看来非常明显的矛盾。一开始，他们可能会表现出自己的某个方面：甜美可爱、过分顺从，甚至是卑微下贱。接着，一种追求权力与声望的驱力开始显现（例如，追求社会声望或者征服女人的驱力），这种驱力带有明显的虐待性与冷酷性。有时候，他们会表达这样一种信念，即他们无法保持一种怨恨的态度，而在其他时候——此时，他们并没有因为矛盾而感到困扰——他们会爆发出相当野蛮的报复性愤怒。或者，他们一方面想通过分析获得一种不受任何情感干扰的报复能力，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想像隐士那般神圣与超然脱俗。但是，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态度、驱力或信念构成了各种冲突。与那些遵从“美德的狭窄途径”的人相比，他们常常因为自己能够拥有更为广泛的情感或信念而感到自豪。区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达到了极点。但对此，分析学家无法直接地加以处理，因为维持这种分裂的需要要求在不同寻常的程度上去麻痹对真理和价值的感觉，去抛弃现实的证据，并逃避为自己承担任何的责任。在这里，扩张性驱力与自谦性驱力的意义与力量也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但是，只有对他的躲避心理与无意识的欺骗行为进行大量的研究，这些才会有所帮助。通常情况下，这包括研究它们广泛而持久的外化作用，研究他们只能在想象中实现其“应该”的现象，研究他们在发现并相信一些站不住脚的借口以防御自责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足智多谋（“我已经尽力了，我生病了，那么多的麻烦快把我烦死了，我不知道，我无能为力，这已经好多了”，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措施让他们获得了一种内心的平静，但随着生活的继续，这些措施往往也会削弱他们的道德品质，从而导致他们更加不能面对自己的自我憎恨与冲突。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但患者也会因此而逐渐变得坚强起来，从而敢于去体验自己的冲突，并与之对抗。

总而言之，由于冲突本身具有破坏性，因此在分析之初，它们往往显得很模糊。356如果有人看到了这些冲突，那也只能是在具体的情境之中看的——或者只是想象它们模糊、大致的样子。它们也许会如火花闪现，但由于太过短暂而不会获得什么新的意义。它们也会被区隔化。这个方面会朝以下这些方向发生变化：患者更为清晰地意识到这是冲突，而且是他们自己的特定冲突；然后，他们看到了本质，即患者开始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冲突，而不是仅仅看到一些模糊的现象。

虽然这项分析工作很困难，而且让人心烦，但它同时也具有解放性。现在，分析工作中出现了许多冲突，无法用一种僵化的方法来解决。特定的主要解决方法（其价值在分析过程中逐渐减弱）最后瓦解了。而且，个性中某些不熟悉或者发展不良的方面会被揭示出来，并获得发展的机会。诚然，最早出现的仍是较为严重的神经症驱力。但这也是有用的，因为自谦型个体在有机会坚持自己的正常利益之前，必须先看到他自己追逐私利的自我中心倾向；他必须先体验自己的神经症自负，才能接近真正的自尊。相反，扩张型个体只有先体验到自己的卑微以及对他人的需要，才能产生真正的谦逊与温情。

这项工作的进展相当顺利，患者现在可以更为直接地处理这种最为广泛的冲突了——他的自负系统与其真实自我之间的冲突、使其理想化自我变得完美的驱力与发展他作为一个人的潜能的欲求之间的冲突。慢慢地，各种力量出现了，主要的内心冲突也凸显了出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分析学家的首要工作就是确保这一冲突处于关注的焦点，因为患者自己很容易忽视这种冲突。随着这些力量的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但也极为混乱的分析时期开始了（这个时期在程度和持续时间上有所不同）。混乱是内心激战的直接表现。其强度与关键问题的根本重要性相一致。这归根结底是这样一个问题：患者是想保留其错觉、要求及虚假自负中那些被夸大、美化的东西，还是能够接受自己是一个常人，具有常人的一切局限，357有其特殊的困难，但同时也有发展的可能性？我想，这可能是我们的生活中最难以选择的十字路口。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反反复复，而且往往接连不断。有时，患者会向前发展，这可以从多个方面体现出来。他的情感更为活跃了；他能够更具自发性、更为直接了；他能够想到去做一些具有建设性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对他人更为友善，也更同情他人了。他对自我疏离的许多方面更为警惕了，并能靠自己的力量去理解这些疏离。例如，他可以很快认出什么时候他没有“置身于”某种情境，或者什么时候他没有面对自身的问题，而是责怪他人。他可能会认识到他为自己所做的事实际上是多么少。他可能会想起自己过去所做的一些不诚实或残忍的事件，虽然这个判断更让人感到抑郁和遗憾，但却没有压垮人的罪恶感。他开始看到自己有一些好的地方，开始意识到自己具备某些优点。他会因为自己的顽强奋斗而给予自己应有的认可。

这种对自己的更为实际的评价也会出现在梦里。有一次，有一个患者在梦中以避暑别墅的象征形式出现，因为长期没有人居住，这些别墅已经破旧不堪，但质地依然完好。另一个梦表明，患者试图逃避为自己承担责任，但最终却坦然承认了这一点：患者把自己视为一个大男孩，只是觉得好玩而将另一个男孩关在了一只箱子里。他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对他也没有任何敌意，他只是把他给忘了，结果导致那个男孩死亡。做梦的这个人有点儿想逃跑，但后来有个官员找他谈话，以一种非常人性的方式告诉了他这些简单的事实和后果。

紧接这些建设性时期之后的便是反弹期（repercussions），反弹期的基本因素是，自我憎恨与自我轻视再一次奔涌而出。这些自毁性的情感本身可能会被体验到，也可能通过变得具有报复性而被外化出来——受辱感、虐待或受虐的幻想。或者，患者可能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其自我憎恨，但却敏锐地感觉到了他对自毁冲动的焦虑反应。或者，最后，即使焦虑本身不出现，358他抵制焦虑的惯用方法——例如，酗酒、性行为、对同伴的强迫性需要、夸大或自大——也会变得活跃起来。

所有这些烦扰都会引向真正的好转，但为了准确地评价它们，我们必须考虑一下这些改善的可靠性，以及导致“复发”的因素。

患者可能会高估自己所取得的进展。他似乎忘了：罗马非一日建成。他继续以我所戏称的“健康狂欢”（binge of health）的方式生活。既然他现在能做许多以前所不能做的事了，那么，他就觉得应该是——在他的想象中是——适应完美的榜样、完全健康的榜样。虽然他一方面更愿意做他自己，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完全健康这一荣誉的吸引，他也会抓住这种进展作为实现其理想化自我的最后机会。这一目标的吸引力依然很大，足以让他暂时地失去理智。一种轻度的兴奋感就会让他暂时忘了存在的困难，而且也会让他更加确定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但是，由于他总体上认为自己现在比以前优秀多了，因此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他必定会认识到：尽管他确实能够更好地应对许多状况，但大量的老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正因为他相信自己已处于巅峰状态，所以，他对自己的反抗也会更为猛烈。

有些患者在向自己和分析学家承认自己已经好转时似乎非常冷静、谨慎。确切地说，他们往往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贬低自己的进展。尽管如此，当他们遇到自己身上或者外部环境中某个无法应对的问题时，类似的“复发”也会发生。这里也会发生同第一类人身上所发生的同样的过程，但没有想象中的美化工作。这两种类型的人都不愿意接受这一点，即自己是一个有困难、有局限，或者没有异常优点的人。他们这种“不愿意”的态度可能会被外化（我准备好了要接受自己，但如果我不完美，他人就会厌恶我。只有在我最为慷慨大方、最有效率时，他们才会喜欢我。）

迄今为止，导致急性损伤的因素是一种患者还无法应对的困难。在最后一种反弹中，359导致反弹的因素并不是还没有克服的困难，而是相反，是一种明确的朝向建设性方向前进的趋势。这不一定是引人注意的壮观举动。患者可能仅仅只是对自己产生了同情，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既不是特别出色，也不可耻，而是一个不断地努力挣扎并经常遭受烦扰的人。他已经认识到，“这种自我憎恶是自负的人为产物”，或者，他并不一定要为了赢得自尊而去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英雄或天才。而且，在梦中，态度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的变化。有一名患者梦到了一匹纯种赛马，但现在它的腿瘸了，看上去狼狈不堪。但是，患者想：“就算是这样，我也能爱它。”但在这种经历之后，患者开始变得意志消沉，无法工作，整个人感觉无精打采的。结果证明，他的自负进行了反抗，并占据了上风。他因强烈的自我轻视而感到痛苦，并对此产生了憎恨，认为“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低”，沉溺于“自我怜悯”之中是可耻的。

这样的反弹常常出现在患者做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和为自己做了某件建设性的事情之后。例如，对某个患者来说，能拒绝他人对他时间的要求而不会产生恼怒感或罪恶感是一种进步，因为他认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更加重要。另一名患者之所以能结束一段恋爱关系，是因为她已经正确地认识到，这种关系的基础主要是自己和恋人的神经症需要，而且，这段关系对她而言已经失去了意义，她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她坚决地做出了这一决定，并尽其所能地减少对对方的伤害。在这两个例子中，患者一开始对自己处理特殊情况的能力都感觉良好，但不久之后便恐慌起来。他们害怕自己的独立，害怕自己变得不可爱和“具有攻击性”，他们称自己为“自私的人”，而且——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会退缩到一种自暴自弃的过度谦逊的安全范围内中寻求庇护。

最后这个例子需要更为全面的治疗，因为它涉及一个比其他例子更进一步的积极步骤。在这个例子中，患者与比他年长许多的哥哥一起工作，360经营一项从他们父亲那里接管过来的事业，且经营得相当成功。哥哥很能干，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爱支配他人的人，而且具有许多典型的自大—报复性倾向。我的这名患者一直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受他胁迫，盲目地崇拜他，并无意识地去讨好他。在分析中，其冲突的相反面涌现了出来。他对哥哥开始变得吹毛求疵，公开与之竞争，有时甚至表现得相当好斗。哥哥以同样的方式做出了回应。一种反应强化了另一种反应，很快，两人就几乎无法交谈了。办公室的气氛紧张了起来，同事和员工有了各自支持的一方。我的患者一开始很高兴，他终于能够通过“坚持”自己的权利来反抗他的哥哥了，但慢慢地，他认识到，自己是在报复哥哥，想让他放下架子。在对他自己的冲突进行了数月富有成效的分析之后，他最终对整个情况有了更为广泛的了解，并认识到还有一些比个人争斗和个人恩怨更为重要的事情正处于危险之中。他不仅看到这种紧张氛围部分是自己造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愿意主动地承担责任。他决定与哥哥谈一谈，尽管他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随后的谈话中，他既不接受威胁，也不怀报复之心，而是坚持他自己的意见。因此，他赢得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比以前更为健康的基础上进行未来的合作。

他知道自己做得很好，并因此而感到很高兴。但就在当天下午，他突然变得恐慌起来，觉得恶心头晕，以至于不得不回家躺下。虽然他并没有真的自杀，但自杀的念头却不断在他脑海中闪现，他甚至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自杀了。他试图弄清楚这一状况，于是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谈话动机以及在谈话时的行为举止，但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反对的东西。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过，他还是能够睡着觉，而且第二天早晨醒来感觉平静多了。但醒来后，他又想起了哥哥对他的各种侮辱，于是再一次对他产生了怨恨。在分析这种混乱状态时，我们看到，他在两个方面受到了打击。

他要求与哥哥谈话以及与哥哥谈话的勇气，361与他迄今为止所遵循的所有（无意识的）价值观截然相反。从他的扩张性驱力这个角度来说，他应该心怀报复，并获得一种报复性的胜利。在这个方面，他曾言辞激烈地责骂自己是一个姑息者，遇事就躺倒认输。与此同时，从他依然存在的自谦倾向来看，他应该温顺，自甘居下。因此，在这个方面，他以讽刺的口吻攻击自己：“小弟弟竟然想超过大哥哥！”如果他此时的真实表现不是自大就是姑息，那么他在之后也可能会感到不安（尽管这种不安的程度要轻一些），而且这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困惑。因为任何一个人在努力摆脱这种冲突的过程中，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残留下来的报复倾向或自谦倾向非常敏感。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感觉到了这些倾向，就会感到自责。

在这里，毫无疑问的一点是，这些自我谴责发生了作用，而他并没有去报复，也没有姑息，而是采取了不同于这两种倾向的果断而积极的步骤。他不仅采取了现实的、富有建设性的行动，而且对自己以及自己生活的“背景”有了真实的了解。也就是说，他终于看到并感觉到自己在这种困难情境中应承担的责任，不再将其视为一种负担或者压力，而是其个人生活模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就是这个样子，情况也就是这个样子——对此，他诚实地加以对待。他接受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因这种接受而应该承担的责任。

此时，他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可以为自我实现而采取实际的措施了，但是，他却还没有开始摆好架势去面对真实自我与自负系统之间的冲突，而这是一个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步骤。正是他突然陷入的这种冲突的严重性，充分说明了之前所发生的强烈反弹。

当患者被一种反弹控制时，他自然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是觉得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他可能会感到绝望：自己的改善或许是一种幻觉？或许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他可能会产生退出分析的冲动（当然，这些冲动都是一闪而过）——362这些想法他以前从未有过，即使在烦扰不安的时候也不曾有过。他感到困惑、失望、沮丧。

实际上，在所有例子中，这些都是患者在自我理想化与自我实现之间进行艰苦抉择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具有建设性的迹象。最能清楚地表明这两种驱力不能相容的，很可能是反弹期间的内心挣扎，以及促成这些反弹的建设性行动的精神。反弹之所以出现，不是因为他能更现实地看待自己，而是因为他愿意接受自己是一个有局限的人；不是因为他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某个决策并做出某件事情，而是因为他愿意去关注自己的真正利益，愿意为自己承担责任；不是因为他能实事求是地坚持自己，而是因为他愿意接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简而言之：它们是成长中的痛苦。

但是，只有当患者意识到自己的建设性行动的重要意义时，这些反弹的裨益才会充分地发挥出来。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分析学家不要因为表面上的复发感到困惑，而要认识到这种摇摆不定的情况，并帮助患者认识到这一点。由于这些反弹的发生常常具有一定的可以预测的规律性，因此，在它们发生几次之后，如果患者正在好转，那么分析学家预先告知一下患者似乎是明智之举。这可能无法阻止即将发生的反弹，但如果患者也知道在某个既定时刻起作用的力量所具有的可预测性，那么，他在面对这些反弹时就不会那么无助了。这有助于他更为客观地看待这些反弹。当患者的自我处于危险之中时，分析学家必须成为患者坚定的同盟者——这一点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如果分析学家观点明确，立场坚定，那么，他就能在这些艰难的时期给予患者急需的支持。这种支持通常情况下并不是泛泛的安慰，而是向患者传达这一事实，即他正处于决战之中，而且还要向他说明所存在的困难以及他的战斗目标。

每一次，患者理解了反弹的意义之后，他都会变得比以前更为强大。慢慢地，反弹的时间会变得越来越短，强度也变得越来越小。相反，好的时期也无疑会变得更富有建设性。363变化与成长对他来说显然是有可能实现的，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但不管是什么工作，患者都还是可以做的——而且，这样的工作通常有很多——于是，这一时刻就来临了，患者终于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做一些事情了。就像那些恶性循环使他在神经症中越陷越深一样，现在的循环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例如，如果患者降低了他那些绝对完美的标准，那他的自责也会降低。这样一来，他就能更真实地对待自己了。他在审视自己的时候也不再那么害怕。而这反过来又会让他不再那么依赖于分析学家，对自己的优点也有了信心。与此同时，他试图外化其自责的需要也降低了。因此，他觉得他人对他的威胁减少了，或者他对他人的敌意减轻了，于是开始友好地对待他人。

此外，患者也越来越有勇气和信心觉得自己能够为自身的发展负责。在讨论反弹时，我们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因内心冲突而产生的恐惧上。当患者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向时，这种恐惧就会逐渐减弱。仅凭这种方向感，他就会觉得自己更完整、更强大了。不过，他在向前发展时，还存在另一种恐惧，而对于这种恐惧，我们至今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这是一种现实的恐惧，害怕没有神经症的支持自己就无法应对生活。毕竟，神经症患者是依靠其魔力为生的魔术师。朝着自我实现前进的每一步都意味着要舍弃这些力量，而只能依靠自己的才智生活。但是，当他认识到，事实上，没有这些幻觉自己也能生活，甚至没有它们反而会生活得更好时，他就会对自己有了信心。

而且，朝着“成为自己”前进的每一步都会让他产生一种成就感，这种感觉与他以前所知道的感觉都不同。虽然一开始，这种体验很短暂，但一段时间之后，它重复出现的频率会越来越多，而且，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即使是在一开始，相比于他自己所想到的任何东西或者分析学家所说的任何话语，这种体验也更让他坚信：自己走的路是正确的。因为这种体验让他看到了与自己和生活相一致的可能性。364对他来说，这很可能是促使他致力于自身成长，以及为更大程度的自我实现而努力的最大动力。

治疗过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以至于患者可能达不到上面所描述的阶段。如果进展顺利，这当然可以明显改善他与自己、他人或工作的关系。不过，这些改善并不是结束常规分析工作的标准，因为它们只是更深层次改变的明显表现。而且，只有分析学家和患者自己意识到了这样一种改变：这是价值、方向、目标发生改变的开始。患者的神经症自负以及有关控制、臣服、自由之幻想的虚假价值失去了其大部分的吸引力，而且，患者实现其既定潜能的决心也更为坚定了。他还要做大量的工作来解决各种隐藏的自负、要求、借口以及外化作用等。不过，由于他能够更为坚定地相信自己，所以他能认识到这些东西是什么：它们是他发展中的障碍。因此，他愿意去发现它们，并迟早要克服它们。现在，这种“愿意”不是（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狂躁地、急切地想通过魔力来消除不完美。因为他已开始接受自己的本来样子，开始接受自己的困难，因此，他也接受了对自己的分析，认为这是生活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以积极的态度完成分析工作，往往涉及自我实现的所有方面。就患者自身来说，这意味着要努力对自己的情感、愿望和信念有更为清晰、更为深刻的体验；努力去提高开发自身资源的能力，并用于建设性的目的；努力对自己的生活方向有更为清楚的了解，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就他人而言，这意味着他要努力做到真诚地与他人相处；努力做到尊重他人，将他人视为拥有其自身权利、特点的个体；努力发展互助精神（而不是把他人当成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就工作而言，这意味着对患者来说，工作本身比“满足他的自负和虚荣心”更为重要，而且，他将致力于实现和发展自身的特殊才能，并让自己变得更富有成效。

虽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进展，365但他迟早会超越纯属个人的利益。在克服了其神经症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后，他将更多地认识到自己的个人生活以及整个世界所涉及的更为广泛的事情。他曾经认为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极其重要的例外，现在他逐渐体验到自己只是某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而且，他愿意并能够承担自己在其中的责任，并竭尽所能为之做出积极的贡献。这可能涉及——就像上文提到的年轻商人的例子那样——对其工作群体中的一般问题的意识。这也可能关系到他在家庭、社会以及政治环境中的位置。这一步之所以很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扩大了他的视野，而且还因为他发现或接受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而这让他获得了一种内心的确定感，这种感觉通常来自因积极参与而产生的归属感。

注释：

[1]这就是我在《自我分析》（Self-Analysis, Chapter 10, Dealing With Resistance, W.W.Norton, 1939）中提出的“阻抗”的定义。

[2]1947年和1948年在新社会研究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3] John Macmurray，Reason and Emotion, Faber and Faber, Ltd., London, 1935, p.151 ff.

[4]在精神分析史上，智力了解一开始被视为治疗手段。在当时，它指的是童年记忆的浮现。而且，在当时，对智力控制的过高评价还表现在人们的这样一种期望上：他们期望只要认识到某种倾向的不合理性，就能让事情恢复正常。后来又发展到了另一个极端：对某个因素的情感体验成为至关重要的了，而且从那以后，还用各种方式对此进行了强调。事实上，强调重点的这种转变是大多数分析学家经历的过程所特有的。每一位分析学家似乎都需要亲自去重新发现情感体验的重要性。参见Otto Rank and Sandor Ferenczi,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Publ.No.40, Washington, 1925; Theodore Reik,Surprise and the Psychoanalyst, Kegan Paul, London, 1936; J.G.Auerbach，“Change of Values through Psychotherapy,”Personality.Vol.Ⅰ, 1950。

[5]根据《韦氏词典》的解释，“实现是逐渐成为事实的行动或过程”。

第十五章 理论上的思考^366

本书提出的神经症理论，是从早期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中所讨论的概念逐渐发展而来的。在上一章，我们探讨了这种发展对于治疗的影响。我已对神经症的个别概念以及对神经症的整体认识进行了思考，但对于这些思考中所出现的理论上的变化，我们仍需反思。

与许多摒弃了弗洛伊德本能理论的人[1]一起，我首先在人际关系中看到了神经症的核心。我指出，一般来说，神经症是由于文化环境而产生的；具体而言，是由于那些阻碍儿童心理顺利发展的环境因素而产生的。儿童没有形成对自己及他人的基本信心，而是产生了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我将基本焦虑定义为：在一个怀有潜在敌意的世界中所感受到的隔离感和无助感）。为了把基本焦虑降至最低程度，他们会自发地趋向、反抗和逃避他人，而且这种自发行为往往具有强迫性。虽然自发行为彼此相容，但强迫性行为却会产生冲突。367这样产生的冲突，我称之为基本冲突（basic conflicts），它们是对于他人的彼此冲突的需要和彼此冲突的态度所导致的结果。最初尝试解决这些冲突的办法基本上都是通过给予其中某些需要和态度充分的控制权，并压制其他的需要与态度，从而实现统一。

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较为合理的总结，因为内心过程与人际关系中的过程往往非常紧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我无法省略它们。很多方面都涉及它们。我们在此仅提及其中的一些方面：一讨论神经症患者对他人情感的需要或者任何与他人相关的类似需要，我就不得不考虑他为了满足这样一种需要而必须在他自己身上培养的品质与态度。此外，我在《自我分析》中曾列举了许多“神经症倾向”，其中有几种具有内在的意义，例如，通过意志力或理智来进行控制的强迫性需要，或者追求完美的强迫性需要。关于这一点，我在讨论克莱尔（Claire）对她的病态依赖（也参见《自我分析》）的分析时，以简练的形式谈到了与本书相同的背景下所提出的许多内心因素。不过，我关注的焦点毫无疑问主要在于人际因素上。在我看来，神经症从本质上说依然是一种人际关系障碍。

明确超越这种定义的第一步，是这样一种论点：与他人的冲突可以通过自我理想化来解决。我在《我们的内心冲突》一书中提出“理想化意象”这一概念时，还不了解它的全部意义。那时，我只是简单地视之为解决内心冲突的另一种尝试。而且，正是它的整合功能，解释了人们之所以紧紧抓着它不放的原因。

不过，在随后的几年，理想化意象这一概念成了核心的问题，并从中产生了一些新的见解。实际上，它是通往本书所提及的所有内心过程的大门。在以科学的方式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概念之后，我意识到了这一领域的存在。但是，由于弗洛伊德对它的解释只给了我点滴的启发，因此，我对这个领域依然感到陌生。

现在，我逐渐认识到：神经症患者的理想化意象不仅造成了他对自身价值及意义的虚假信念，而且，更确切地说，它就像科学怪人，368早晚会霸占他全部的精力。它最终会取代促使他成长和实现其自身既定潜能的驱力。这意味着他不再对以现实可行的方法解决或克服自己的困难，以及实现自身的潜能感兴趣，而是沉溺于实现其理想化自我。这不仅会让他产生通过成功、权力和胜利来追求世俗荣誉的强迫性驱力，而且还会产生专制的内心系统，他通过这个系统，试图将自己塑造成神一般的存在；它还会导致神经症要求的出现，以及神经症自负的发展。

在对理想化意象的原初概念进行详细阐释之后，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在关注人们对其自身的态度时，我发现，他们憎恨、鄙视自己的强度和不合理程度与他们理想化自我的程度是一样的。有一段时间，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极端情况在我看来是毫不相关的。但最后，我认识到，它们不仅紧密相关，而且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这便成了本书初稿的主要论题：那个像神一样的存在必定会憎恨他的现实自我。认识到这一过程是一个整体后，这两个极端在治疗中就比较容易发现了。于是，神经症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神经症成了一种个体在与其自身及他人的关系中出现的障碍。

尽管这个论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仍然是一个主要的争论点，但近年来它已在两个方向上获得了发展。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真实自我的问题也始终令我迷惑不解，它占据了我的思维中最显著的位置，我开始认识到，整个内在心理过程是从自我理想化开始的，它是一个不断疏离自我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我认识到：自我憎恨最终会指向真实自我。我将自负系统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冲突称为主要的内心冲突（central inner conflict）。这有利于扩大神经症冲突的概念。我曾把它定义为两种互不相容的强迫性驱力之间的冲突。虽然保留了这一概念，但我也开始认识到，它并不是唯一的一种神经症冲突。主要的内心冲突是真实自我的建设性力量与自负系统的阻碍性力量之间的冲突，是健康的成长与在现实中证明理想化自我之完美的驱力之间的冲突。因此，治疗有助于自我实现。通过我们全体人员的临床工作，369我们越来越坚信上述内心过程的一般正确性。

随着我们从研究一般问题到深入具体问题，我们的知识也增长了。我的兴趣开始转移到神经症或神经症人格的不同“种类”上。一开始，我觉得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对内心过程某一方面的意识的不同，或者内心过程某个方面之可获得性的不同。但慢慢地，我认识到，它们来源于各种解决内心冲突的假性方法。这些解决方法为神经症人格类型的确立提供了新的——尝试性的——基础。

当一个人得出了某些理论方面的结论时，他通常会希望将它们与同一领域其他研究者的结论做个比较。他们是怎样看这些问题的呢？因为时间和精力都太过有限以至于不能同时进行高效的工作和认真的阅读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无法回避的原因，因此，我在这里必须限制自己仅指出与弗洛伊德提出的类似观点的某些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即使是这样一项如此有限的工作，事实上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对个别概念进行比较时，我们几乎不可能公正地评价弗洛伊德在提出某些理论时所做思考的微妙之处。而且，从哲学的视角来看，我们不能把概念从产生它们的背景中隔离出来并加以分析。因此，尽管对细节的分析会让我们看到其间的差异特别惊人，但详加分析却毫无意义。

在回顾追求荣誉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时，我体验到了与以前在进入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时所产生的同样感受：我对弗洛伊德的观察能力钦佩不已。因为他在一个未经任何科学探索的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而且还顶着有可能违背许多理论前提的风险，这就让我对他的印象更加深刻了。只有少数几个方面（尽管这几个方面很重要），他要么根本没有看到，要么认为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我所描述的神经症要求。[2]370弗洛伊德当然看到了这一事实：许多神经症患者都对他人有大量不合理的期望。他还看到，这些期望可能相当迫切。但是，由于他把这些期望视为口欲（oral libido）的一种表现，因此，他没有认识到它们具有“要求”的具体特征，即个体觉得自己有权利让自己的要求得以实现。[3]所以，他也没有认识到它们在神经症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尽管弗洛伊德在这个或那个背景中也用到了“自负”一词，但他没有认识到神经症自负的具体特点及含义。不过，弗洛伊德确实观察到了患者对神奇力量的信念，对无所不能的幻想，对自己或他人的“理想化自我”的迷恋——自我夸大、对抑制现象的美化等，以及强迫性的竞争心理与野心，还有对权力、完美、被人崇拜、得到认可的需要。

在弗洛伊德看来，他所观察到的这多方面的因素仍然是不同的、毫无相关的现象。他没能看到它们是一股强流的不同表现。换句话说，他没能看到这种多样性中所体现出来的统一性。

弗洛伊德之所以未能认识到追求荣誉之驱力的影响以及它对神经症过程的意义，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他没有认识到文化环境对于塑造人类性格的影响——他以及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欧洲学者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4]简单来说，我们对这一背景感兴趣的意义在于，弗洛伊德把对声誉和成功的渴求（这是他在周围的人身上看到的）误认为是人类的普遍倾向。因此，对他来说，诸如对优越于他人、控制或胜利的强迫性驱力等都不可能是值得审视的问题，除非当这种野心不符合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正常”的固定模式时，他才会对其加以审视。只有当这种驱力达到了明显令人烦恼的程度，或者当女人身上出现了不符合“女性特征”的既定准则时，弗洛伊德才会认为它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原因在于，弗洛伊德常常把神经症驱力解释为性欲现象。371因此，自我美化成了对自我之性欲迷恋的一种表现。（一个人常常会像高估另外一个“爱物”一样高估自己，一个充满野心的女人“真的”会因为“阴茎嫉妒”而感到痛苦，一种想要获得他人崇拜的需要其实是对“自恋满足”的需要，等等。）这样一来，理论与治疗方面的探索都指向了过去与现在爱情生活中的特定事件（即与自己及他人的性欲关系），而不是指向自我美化、野心等的具体特点、功能及影响。

第三个原因是弗洛伊德的进化论—机械论思维。“这意味着现在的表现不仅是以过去为条件，而且只包括过去，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会产生什么真正新的东西：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不过是改变了形式的过去而已。”[5]在威廉·詹姆斯看来，它“真的不过是以前的且未发生任何改变的物质重新分配的结果”。基于这一哲学前提，如果将其视为没有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或兄弟姐妹之间竞争的一种结果，那么，极度的竞争心理便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了。对无所不能的幻想被视为一种固着或退行——固着或退行到了“原始自恋”的婴儿期水平等。这与下面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只有这些解释才有可能是“深刻的”、令人满意的，它们确立了一种与婴儿期性欲体验的联系。

在我看来，这些解释即使没有明确阻碍一些重要见解的发展，它们的治疗效果也是有限的。例如，我们假设，有一名患者意识到自己很容易感觉自己受到了分析学家的羞辱；他还认识到，自己在接近女性时也总是害怕受到羞辱。他觉得自己不像其他男人那样富有男子气概或充满魅力。他可能还记得自己被父亲羞辱的场景，这些场景很可能与性活动有关联。基于许多像这样的来自现在、过去以及梦中的细节，于是便产生了下面的解释：对于这名患者来说，分析学家以及其他的权威人物都象征着他的父亲；在因此而感觉到屈辱或恐惧时，372患者依然会根据婴儿期应对某个未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模式来做出反应。

在接受分析工作之后，患者可能会觉得有所缓解，受羞辱的感觉也会减轻。其部分原因在于他确实从这段时间的分析中受益了。他对自己有了些许认识，并认识到自己的受辱感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他的自负不解决，他就不可能产生彻底的变化。与之相反，这种表面上的改善也有可能主要是由于这一事实，即他的自负不能容忍他有无理的表现，特别是“幼稚”的表现。可能的情况是：他仅仅只是形成了一套新的“应该”。他觉得他不应该幼稚，而应该成熟。他觉得他不应该感到受辱，因为这样做是幼稚的表现。因此，他便不再有受辱感。这样，表面上的好转实际上可能是患者成长中的一种障碍。他的受辱感被压制了下去，而他直面自己的可能性却大大降低了。因此，治疗只是利用了患者的自负，而并没有解决它。

因为上面所提到的所有这些理论上的原因，弗洛伊德不可能看到追求荣誉的影响。他在扩张性驱力中所观察到的那些因素其实并不是它们看上去的那样，它们“实际上”是从婴儿期的性欲驱力衍生而来的。弗洛伊德的思维方式使得他无法把扩张性驱力视为有其自身重要性及结果的力量。

当我们将弗洛伊德与阿德勒做一比较时，这种说法就更为清楚了。阿德勒的最大贡献是认识到了追求权力与优越性的驱力对于神经症而言的重要性。不过，阿德勒过分专注于如何获得权力、如何维持自身优越感的策略，以至于没有认识到这给患者带来的深切痛苦，因此过于停留在了问题的表面。

很快，我们便惊讶地发现，我的自我憎恨概念与弗洛伊德关于自毁本能、死亡本能的假设之间有极大的相似性。至少我们在此发现，两者都看到了自毁驱力的强度和意义。此外，二者在细节上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如内心禁忌、自责^373以及随之而来的罪恶感所具有的自毁性。不过，在这方面，两者也存在显著的区别。弗洛伊德认为，这些自毁驱力所具有的本能性使它们被打上了终结的标记。如果将其视为本能，它们就不是产生于确定的心理条件，而且也不可能通过改变这些条件来加以克服。于是，它们的存在与运作便成了人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人类说到底只能选择让自己受苦、自我毁灭，或者选择让他人受苦、毁灭他人。这些驱力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但最终却不可改变。而且，当我们像弗洛伊德一样假设存在一种追求自我毁灭、自我破坏或者死亡的本能驱力时，我们必须考虑到：自我憎恨及其诸多含义只不过是这种驱力的一种表现而已。认为一个人会因为自己的实际情况而憎恨或鄙视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与弗洛伊德的想法是不同的。

当然，弗洛伊德——以及其他赞同他的基本前提的人——观察到了自我憎恨的出现，尽管他根本没有认识到它的多种隐藏形式及影响。在他看来，那些看上去像是自我憎恨的现象，“实际上”是其他东西的表现。这种东西可能是无意识之中对另外一个人的憎恨。实际上发生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一名抑郁患者常常会因为另一个人所犯的过错而谴责自己，他会在无意识之中憎恨这个人，因为他想要获得“自恋满足”（narcissistic supplies）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虽然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但却成了弗洛伊德有关抑郁之理论[6]的主要临床基础。简单地说，抑郁患者常常有意识地痛恨和谴责自己，但事实上却在无意识里痛恨并谴责一个内投的敌人。（“对令其受挫之事物的敌意转变成了对其自身的自我的敌意。”[7]）或者，那些看上去像是自我憎恨的现象“实际上”是超我的惩罚过程（超我是一种内化的权威）。在这里，自我憎恨又一次变成了人际现象：对他人的憎恨或者对他人之憎恨的恐惧。或者，最后，自我憎恨被视为超我的施虐癖好，这种施虐癖好通常是因为退行到了婴儿性欲的肛门—施虐（anal-sadistic）阶段而产生。374这样，自我憎恨不仅以与我完全不同的方式得到了解释，而且对这种现象本身之性质的解释也与我截然不同。[8]

许多分析学家虽然严格遵循弗洛伊德的研究思路，但也不支持他有关死亡本能的观念，对此，我认为他们是有合理的反对理由的。[9]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承认自毁所具有的本能性，那么，他就很难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内对此加以解释。我感到有些纳闷：是不是因为弗洛伊德觉得关于这一点的其他解释都不充分，从而提出这样一种自毁本能的？

另外，在超我的要求、禁忌和我所描述的“应该”之暴行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但一旦考虑其含义，我们便有了分歧。首先，在弗洛伊德看来，超我是一种代表良知和道德的正常现象，只有当它特别残酷且表现出极强的虐待性时才能称得上具有神经症性质。而我认为，与之相应的任何类型与强度的“应该”、禁忌都是神经症力量，是伪造的道德和良知。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超我一部分来自俄狄浦斯情结，一部分来自本能力量（这些本能力量具有毁灭性和虐待性）。而我认为，内心指令是个体在无意识里想把自己塑造成自己所不是的那种人（像神一样完美的人）这样一种驱力的表现，而且，他还会因为自己做不到这一点而憎恨自己。这些区别所引申的含义有很多，我在此只提其中的一点：如果将“应该”与禁忌视为某种特定的自负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那我们就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同样的东西在一种性格结构中被强烈需要，而在另一种性格结构中却遭到禁止的原因了。同样的可能性也会更为严格地应用于个体对超我要求或内心指令的各种态度中——弗洛伊德的著作中也提到了其中的一些态度：取悦、屈从、贿赂、反叛等态度。[10]这些态度被概括为要么与所有神经症都相关（亚历山大），375要么仅与某些让人同情的情况相关，如抑郁、强迫性神经症等。与此同时，在我的神经症理论框架中，它们的性质完全取决于整个特定的性格结构。因为存在这些差异，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治疗目标也不一样。弗洛伊德的目标只是降低超我的严厉程度，而我的目标在于：使患者能够完全驱散其内心指令，并根据他自己的真实愿望和信念找到生活的方向。但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后一种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现在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取向都观察到了某些个体现象，并用相似的方式进行了描述，但对它们的动力及意义的解释却完全不同。如果我们现在忽略个别方面，而只考虑本书所呈现的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整个复杂性，那我们就会看到，对这二者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

最为重要的相互关系是对无限完美及权力的追求与自我憎恨之间的关系。过去的观点认为这二者不可分割。在我看来，魔鬼协定的故事是对它的最好象征，它们的本质始终相似。总有一个人会陷入心理或精神的痛苦之中。[11]总有一种诱惑以某种邪恶原则的象征形式出现：魔鬼、男巫、女巫、（亚当与夏娃的故事中的）蛇、（巴尔扎克《驴皮记》[The Magic Skin]中的）古董商、（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中）愤世嫉俗的亨利·沃顿勋爵（Lord Henry Wotton）。因此也会出现这样一些承诺：不仅承诺以神奇的方式消除痛苦，而且还承诺给予无限的权力。就像耶稣受到诱惑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若一个人能够抵制住这种诱惑，那才是表明他真正伟大的证据。最后，376当然还要付出代价（代价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丧失灵魂（亚当和夏娃失去了纯真的感觉）、屈从于邪恶力量。“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撒旦这样对耶稣说道。这种代价可能是有生之年都遭受心理上的折磨（如《驴皮记》），或者是下地狱受折磨。在《魔鬼与丹尼尔·韦伯斯特》一书中，我们看到了魔鬼所收集的那些枯萎灵魂的完美实现的象征。

同样的主题（这同一个往往有各种不同的象征，但对其意义的解释却始终一致）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民间传说、神话和神学中——而不管有关善恶的基本二元论是怎样的观点。因此，它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于大众的意识之中。现在或许是到了精神病学也去认识其心理智慧的时候了。当然，这与本书所描述的神经症过程极为相似：一个深陷精神痛苦之中的人常常会妄称自己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会失去他的灵魂，并因为自我憎恨而遭受地狱般的折磨。

接下来，让我们从对这一问题的冗长而又形而上学的论述回到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并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当我们想起弗洛伊德并不认为对荣誉的追求是我在前面所描述的那些紧密联系之驱力的复合物，并因此而没有认识到它的威力时，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理解他为何没有看到这一问题了。尽管他也清楚地看到了自毁所引起的地狱般的痛苦，但是，他忽略了其背景，而将其视为一种自动驱力的表现。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本书所提及的神经症过程是一个关于自我的问题。这是一个抛弃真实自我而追求理想化自我的过程，是一个尽力实现虚假自我而不去实现人类既定潜能的过程，是两个自我之间展开毁灭性战斗的过程，是我们采用最好的（或者说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方法来缓和这场战斗的过程，最后是通过生活或治疗激发我们自身的建设性力量从而找到真实自我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对弗洛伊德而言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在弗洛伊德的“自我”（ego）概念中，他是这样描绘一名神经症患者的“自我”（self）的：他疏离了自己的自发精力，疏离了自己真正的愿望；他自己不做任何决定，也不为这些决定负责；他只保证自己不与环境发生太多冲突（“现实检验”）。377如果这种神经症自我被误认为是健康而活跃的自我，那么，克尔凯郭尔或威廉·詹姆斯所看到的有关真实自我的全部复杂问题就不可能出现。

最后，我们可以从道德或精神价值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过程。从这个角度看，该过程具有人类真正悲剧的所有因素。不管伟人有可能会变得多么具有毁灭性，人类的历史依然表明：人类始终充满活力且不知疲倦地努力追求更多有关自身及周围世界的了解，追求更为深刻的宗教体验，追求获取更大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在各个领域追求获得更大的成就，并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他的毕生精力都投入了这些追求之中。人凭借其智力和想象力，能够想象出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事物。他超越了自己的实际情况，或者在任何既定时刻都能采取行动。他有局限，但这些局限并不是固定的、决定性的。通常情况下，他都落后于自己想在自身及外界所取得的成就。这本身并不是悲剧。但神经症患者内在的心理过程（这类似于健康人类个体的努力）却是悲剧性的。人常常在内心痛苦的压力之下去追求他所不能及的终极与无限——尽管他的局限并不固定；而且，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毁灭了自己，他将促使自我实现的最佳驱力转移至实现其理想化意象，因而浪费了他实际拥有的潜能。

弗洛伊德关于人性的观点是悲观的，而且，基于他的前提假设，他注定会提出这样悲观的观点。就像他所看到的那样，人不管如何改变都注定会感到不满。他要靠自己原始的本能驱力满足地生活，就必须破坏自己以及文化。无论是独处，还是与他人在一起，他都不可能快乐。他只能选择要么让自己痛苦，要么让他人痛苦。弗洛伊德的贡献在于：他以这样一种方式看待事情，而并没有妥协于采取一种圆滑的解决方法。实际上，在他的思想框架中，人类不可能逃脱这两种邪恶，而最多只能进行更好的力量分配、更好的控制和“升华”。

弗洛伊德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没有在神经症中看到人类的悲剧。只有当一些富有建设性^378、创造性的努力受到阻碍性或毁灭性力量的破坏时，我们才会看到人类经验中悲剧性的浪费。弗洛伊德不仅没有清楚地看到人身上所存在的建设性力量，而且还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因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只有破坏性力量和性欲力量，以及这两种力量的衍生物和结合物。在他看来，创造力与爱情（性爱）是性欲驱力的升华形式。用最为一般的术语来说，我们所认为的为实现自我而做出的正常努力，在弗洛伊德看来只是——可能是——自恋性性欲的一种表现而已。

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用“乐观”和“悲观”两个词来表示“对世界与生活的肯定”以及“对世界与生活的否定”。从这个深层的意义上说，弗洛伊德的哲学是一种悲观哲学。而我们的哲学认识到了神经症中的悲剧因素，因此是一种乐观哲学。

注释：

[1]如埃里希·弗洛姆、阿道夫·迈耶（Adolph Meyer）、詹姆斯·普兰特（James S.Plant）、H.S.沙利文。

[2]哈罗德·舒尔茨—亨克最先认识到它们在神经症中的作用。在舒尔茨—亨克看来，一个人通常会因为恐惧和无助而产生无意识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反过来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普遍的抑制现象。Harold Schultz-Hencke, Schicksal und Neurose, Gustav Fischer, Jena, 1931.

[3]弗洛伊德在讨论因疾病而产生的所谓次级获益时，唯一一次稍稍看到了某些类似于要求的东西，而这些因疾病而产生的所谓次级获益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4]参见Karen Horney, 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 Chapter 10, Culture and Neurosis, W.W.Norton, 1939。

[5]引自Karen Horney, 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 Chapter 2, Some General Premises of Freud's Thinking。

[6]参见Sigmund Freud,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Coll.Papers，Ⅳ。

[7]引自Otto Fenichel,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Neurosis, W.W.Norton, 1948。

[8]参见第五章——自我憎恨与自我轻视。

[9]仅举一例：Otto Fenichel,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Neurosis, W.W.Norton, 1945。

[10]参见Otto Fenichel；也可参见Franz Alexander, Psychoanalysis of the Total Personality,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Publishing Co.，New York and Washington, 1930。

[11]这种痛苦有时候可能表现为外在的不幸，如史蒂芬·文森特·贝尼特（Stephen Vincent Benét）的《魔鬼与丹尼尔·韦伯斯特》（The Devil and Daniel Webster）。有时候仅仅只是提到了一下，如《圣经》中耶稣受到诱惑的故事。有时痛苦看起来好像并不存在，如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Dr.Faustus），其中有一个人完全沉浸在对魔力的痴迷与渴求之中。无论情况如何，我们都知道，只有那些患有严重心理障碍的人才会产生这样一种痴迷与渴求。在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白雪皇后》（Snow Queen）中，一开始是魔鬼制造了混乱，他恶意地打破了一面镜子，让碎片侵入了人类的心灵。

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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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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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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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说明：索引中的页码为英文原书页码，见于正文边栏处。

ACTUAL OR EMPIRICAL SELF，现实自我或经验自我158；alienation from，与~的疏离156，157；definition of，~的定义111；self-hate of，~的自我憎恨113

Adler, Alfred阿尔弗雷德·阿德勒，comparison with Freud，~与弗洛伊德的比较 28，372；concept of expansive type，~的扩张型概念 192；of neurotic suffering，~的神经症痛苦概念 238；of search for glory，~的追求荣誉概念 28；contribution to theory of neurosis，~对神经症理论的贡献 372；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理解人性》 238

Aggrandizement of self，自我的扩张（参见Self-aggrandizement）

Aggressive impulses and fear，攻击冲动与恐惧 206

Aggressive-vindictive type，攻击—报复型（参见Arrogant-vindictive type）

Alcoholic tendencies and loss of identity，酗酒倾向与同一性的丧失 188；as means to allay anxiety，~作为缓解焦虑的手段 189；and vindictive rage，~与报复性愤怒199

Alexander, Franz弗朗兹·亚历山大，concept of neurotic suffering of，~的神经症痛苦概念 238；The Psychoanalysis of the Total Personality， 《对整个人格的精神分析》 117，235，374

Alienation from actual self与现实自我的疏离，definition of，~的定义156 ff.

Alienation from real self，与真实自我的疏离 13，21，157

Alienation from self（Chap.6），与自我的疏离或自我疏离（第六章）21，123，155 ff.；and appeal of freedom，~与自由的吸引力285；and avoidance of responsibility，~与逃避责任168ff.；and compulsive needs，~与强迫性需要159；definition of，~的定义155，160；denial of“shoulds，”对“应该”的否认123；and devil's pact，~与魔鬼协定155；forms of，~的形式156；general symptoms for，~的常见症状151；and idealized image，~与理想化意象 13，22，368；and inability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与无力承担责任168，171；lack of inner direction of，~的内在方向感的缺乏167；and need for feeling of identity，~与对同一感的需要21；as measure to relieve tension，~作为缓解紧张的方法177，182；and neurotic claims，~与神经症要求 159；and neurotic development，~与神经症发展 187；and neurotic pseudo-solutions，~与神经症的假性解决办法159；and pride-system，~与自负系统162，173，296；and process of externalization，~与外化过程160；reasons for，~的原因177；reinforcing of，~的强化21，177；responsible forces for，导致~的因素159；and self-destructive tendencies，~与自我破坏倾向149；and self-effacement，~与自谦237；and self-hate，~与自我憎恨115，160；and suicidal tendencies，~与自杀企图149；and tyranny of the“should，”~与“应该”之暴行159

Ambitious drives，野心驱力26；taboos on，与~有关的禁忌317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美国精神分析杂志》83，118，197，201，280，309

Amnesia，健忘症155，161

Analytical therapy分析治疗（参见 Psychoanalytic therapy）

Andersen, Hans Christian, Snow Queen，安徒生，《白雪皇后》375

Anorexia，厌食症234

Anxiety焦虑（也参见Basic anxieties），allaying of, through alcoholic tendencies，通过酗酒倾向缓解~ 189；emerging of, during analytic process，分析过程中~的出现340；and externalization，~与外化225；and inhibitions in work，~与工作中的抑制现象321，322；in morbid dependency，病态依赖中的~ 245；reactions of，~的反应100；in resigned type，放弃型个体的~ 224；and sexual relations，~与性关系307；and“shoulds，”~与“应该”74

Appeal of Freedom（Chap.11），自由的吸引力（第十一章）259 ff.（也参见Neurotic resignation）

Appeal of Love（Chap.9），爱的吸引力（第九章）214 ff.（也参见Self-effacing solution）

Appeal of Mastery（Chap.8），掌控一切的吸引力（第八章）187 ff.，212（也参见Expansive solutions of major conflicts）

Appel, Kenneth, and Strecker, Edward A.，Discovering Ourselves，肯尼斯·阿佩尔与爱德华·斯特雷克，《发现自己》179

Arrogant-vindictive type，自大—报复型193；and disturbances at work，~与在工作方面的障碍312，315；and emotions，~与情绪212；and externalization, forms of，~与外化的形式208；and intrapsychic factors，~与内心因素209；and motivating forces，~与动力197；and role of pride and self-hate，~与自负和自我憎恨的作用208，209；and sadistic attitudes，~与虐待狂态度204，305；and sacrifice of real self，~与真实自我的牺牲204；and search for glory，~与追求荣誉103，197；and self-effacing trends，~与自谦倾向207；and sexual relations，~与性关系304；and suicidal tendencies，~与自杀企图204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sychoanalysis，精神分析促进会38，87

Auerbach, J.G.，“Change of Values through Psychotherapy，”J.G.奥尔巴克，《通过改变心理治疗改变价值观》 343

Automatic control-system，自动的控制系统181；lessening of, and panic reactions，~的减弱与恐慌反应182；physical expressions of，的身体表现182

Avoidance tactics and neurotic resignation，回避策略与神经症放弃261，279

BALZAC, HONOR DE，The Magic Skin，巴尔扎克，《驴皮记》375

Barrie, James M.，Tommy and Grizel， 詹姆斯·巴里，《汤米与格里泽尔》195

Basic anxieties基本焦虑，allaying of，~的缓解18；in childhood，儿童期的~ 18，19，297，366；constituents of，~的组成成分297；and intrapsychic processes，~与内心过程297；reinforcement of, through pride-system，通过自负系统强化~ 297

Basic confidence in childhood, definition of，儿童期基本信心的定义86，87

Basic conflict，基本冲突18 ff.，177；aspect of，~的方面23；in childhood，儿童期的~ 19；definition of，~的定义367；idealization of particular solution of，对~特定解决方法的理想化22；solution of, in self-effacing type，自谦型个体对~的解决方法223

Benét, Stephen Vincent，The Devil and Daniel Webster，史蒂芬·文森特·贝尼特，《魔鬼与丹尼尔·韦伯斯特》 375，376

Bloch-Michel, Jean，The Witness，让·布洛克—米歇尔，《目击者》119，120

Bront，Emily Jane，Wuthering Heights，艾米莉·简·勃朗特，《呼啸山庄》198

Buck, Pearl，Pavilion of Women，赛珍珠，《深闺里》72，83

CENTRAL INNER CONFLICTS主要的内心冲突，definition of，~的定义112，368；emerging of，~的出现190；and pride-system，~与自负系统190；and psychoanalytic therapy，~与精神分析治疗356；and real self，~与真实自我112

Childhood，儿童期17；attempts at solving neurotic conflicts in，~解决神经症冲突的尝试19，20；and basic anxiety，~与基本焦虑18，19，297，366；and basic confidence，~与基本信心86；and basic conflict，~与基本冲突19；and compliant trends，~与顺从倾向20；daydreaming in，~的白日梦40；and early detachment，~与早期的超然度外275；hardening process in，~的硬化过程210；influences in, and neurotic resignation，~的影响与神经症放弃275；and need for triumph，~与追求成功的需要203；neurotic development in，~的神经症发展27，87，202；and retrospective“shoulds，”~与回顾性的“应该”68；self-effacing solution in，~的自谦型解决方法221，222

Compartmentalization of conflicts，冲突的区隔化185，190；as measure to relieve tension，~作为缓解紧张的方法179；and psychoanalytic therapy，~与精神分析治疗335，355，356

Competitive culture and compulsive drive for success，充满竞争的文化与追求成功的强迫性驱力26

Compliance and lack of directive powers，顺从与引导力的缺乏168；in resigned type，放弃型个体~ 272

Comprehensive neurotic solution综合的神经症解决方法，definition of，~的定义23

Compulsion and spontaneity，强迫性与自发性38

Compulsiveness强迫性，meaning of，~的意义24；of neurotic claims，神经症要求的~210；in search for glory，追求荣誉中的~ 209；and vindictiveness，~与报复心理209

Compulsive drives in neurosis神经症中的强迫性驱力，definition of，~的定义29；and genuine striving，~与真正的努力39；recognition of, through reactions to frustration，通过对挫折的反应识别~ 31

Compulsive needs and alienation from self，强迫性需要与自我疏离159；and alleviation of self-contempt，~与自我轻视的缓解136，137；and self-idealization，~与自我理想化24；for success in competitive culture，在充满竞争的文化中追求成功的~ 26

Creative ability创造力，in dreams，梦中的~ 330；and neurosis，~与神经症328 ff.；and self-realization，~与自我实现332

DAYDREAMING，白日梦29，71；and alienation from self，~与自我疏离167；in childhood，儿童期的~ 40；and role of imagination in search for glory，~与追求荣誉过程中想象的作用233

Death-instinct and self-hate死亡本能与自我憎恨，comparison with Freud's concepts，~与弗洛伊德概念的比较56，117，372，

Depersonalization，去人格化160（也参见Alienation from self）

Detached type, definition of，超然型的定义226，243

Detachment，超然度外159；in childhood，儿童期的~ 275，277；deterioration of, in shallow living，肤浅生活型个体中~的恶化286；and exclusion of love，~与爱的排除304；and fear of injuries to pride，~与害怕自负受伤107；and integration，~与整合275；and integrity，~与完整性280；and intrapsychic processes，~与内心过程277，280；maintaining of，~的维持264，276，285；nature of，~的本质264；in neurotic resignation，神经症放弃型个体的~ 261，264，271，280，285，324；and role of sexuality，~与性的作用301，302，304；and search for glory，~与追求荣誉35，39

Devil's pact，魔鬼协定as symbol for interrelation between search for glory and self-hate，~作为追求荣誉与自我憎恨之间相互关系的象征154，375；and abandoning of self，~与自我的放弃155；and neurotic pride，~与神经症自负87；and neurotic process，~与神经症过程87；and search for glory，~与追求荣誉39；and self-idealization，~与自我理想化87

Dollard, John，约翰·多拉德56

Dostoevski, Feodor，Crime and Punishment，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119

Dreams，梦31；111，120；as attempts to solve inner conflicts，~作为解决内心冲突的尝试349；and creative ability，~与创造力330；as expression of feeling abused，~作为受虐感的表现230；and feelings of identity，~与同一感188；and impoverishment of feelings，~与情感的贫乏164；and self-destructiveness，~与自我毁灭152，153；of self-effacing type，自谦型个体的~ 230；of shallow living type，肤浅生活型个体的~ 289；significance of,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精神分析治疗中~的意义340，348，349，359，361 ff.；as symbols of self-contempt，~作为自我轻视的象征133，224

EGOCENTRICITY自我中心倾向，DEFINITION OF，~的定义291；role of, in neurotic disturbances at work，工作方面的神经症障碍中~的作用310；of neurotic claims，神经症要求的~ 48；and pride-system，~与自负系统292

Eliot, George，Romola，乔治·艾略特，《罗慕拉》287

Empirical or actual self，经验自我或现实自我definition of，~的定义157

Expansive drives扩张性驱力，and ambition，~与野心26；externalization of，~的外化193；suppression of, in self-effacing type，自谦型个体中~的压制220

Expansive solutions of major conflicts（Chap.8），解决主要冲突的扩张型方法（第八章）103，187 ff.；aim of，~的目的212；and emotional atmosphere，~与情感氛围212；and identification of glorified self，~与对美化过的自我的认同192

Expansive trends扩张趋势，compulsive character of，~的强迫性192；and neurotic resignation，~与神经症放弃191，271，283

Expansive types扩张型，Adler's concepts of，阿德勒的~概念192；attitudes of, in analysis，分析中的~态度212；characteristics of，~的特征192，214；and denial of failures，~与否认失败193；Freud's concept of，弗洛伊德的~概念192；and neurotic disturbances at work，~与工作方面的神经症障碍195，311；and self-effacing trends，~与自谦倾向192，207；and self-glorification，~与自我美化192；and self-hate，~与自我憎恨195；and “should，” ~与“应该”76，195；subdivisions of，~的更细的分类193

Externalization外化，of alienation from self，自我疏离的~ 160；of condemnatory, punitive trends toward self，对自己的谴责性惩罚倾向196，208；definition of，的定义179；distinction between active and passive，主动~与被动~的区别116，121，179；and distortion of pictures of others，~与对他人之看法的歪曲293，295；and hostility，~与敌意297；of inner experiences，内在体验的~ 178，225；of fear，恐惧的~ 220；as protection against self-hate，~作为对抗自我憎恨以保护自己的手段121，130，208；of neurotic resignation，神经症放弃的~ 266；recognition of，对~的认识293，355；of sadistic impulses，施虐冲动的~ 146；of self-accusations，自责的~ 129，224，225，230，231，363；of self-contempt，自我轻视的~ 135，136；of self-effacing solution，自谦型解决方法的~ 214，220；of self-frustrating impulses，自我挫败冲动的~ 145，208；of self-idealization，自我理想化的~ 292；of self-hate，自我憎恨的~ 116，220，231，293，300；of“shoulds，”“应该”的~ 78，81，123；of taboos，禁忌的~ 294

FEAR恐惧，AND AGGRESSIVE IMPULSES，~与攻击冲动206；externalization of，~的外化220；of injury to pride，对自负受伤的~ 101，108，296；of rejection，对遭到排斥的~ 241；of ridicule，对遭人嘲笑的~ 220；of“shoulds，”对“应该”的~ 72，278；of torture，对折磨的~ 148；of triumph，对胜利的~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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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ud's theories，弗洛伊德的理论29；of death-instinct，关于死亡本能56，117，372；of depressions and concept of self-hate，关于抑郁与自我憎恨的概念373；of instincts，关于本能56，366；of“Ego”and comparison with real self，关于“自我”与真实自我的比较173，367；of expansive type，关于扩张型192；of love and sex，关于爱和性30l, 302；of resistance，关于阻抗340；and recognition of importance of work-disturbances，~与对工作中障碍之重要性的认识327；and search for glory，与追求荣誉369，371，372；and neurotic resignation，~与神经症放弃265；of“oral-libido”and comparison with neurotic claims，关于“口欲”与神经症要求的比较369；of Oedipus complex，关于俄狄浦斯情结37l, 372，374；and self-effacing solution，~与自谦型解决方法237；of“super-ego”and comparison with“shoulds，”关于“超我”与“应该”的比较73，374

Freudian literature, concept of narcissism in，弗洛伊德文献中的自恋概念194

Fromm, Erich，埃里希·弗洛姆131，288，289，366；Man for Himself， 《为自己的人》129；“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Origin of Neurosis，”Am.Soc.Rev.，《神经症的个体根源与社会根源》，载《美国社会学评论》288

Frustrating techniques，挫败的技巧250

Frustration of neurotic claims，神经症要求遭遇的挫折reactions to，对~的反应31，57，230；in search for glory，追求荣誉中的~ 31；in self-effacing type，自谦型个体的~ 230

Functional suffering功能性痛苦（参见 Neurotic suffering）

GENERAL MEASURES to Relieve Tension（Chap.7），缓解紧张的一般方法（第七章）176 ff.（也参见Measures to relieve tension）

Glorification of self自我的美化（参见Self-glorification）

Glueck, Bernard，“The God Man or Jehovah Complex，”Med.J.，伯纳德·格吕克，《神人合一》，载《医学杂志》194

Goldstein, Dr.Kurt，Human Nature，库尔特·戈德斯坦博士，《人性》38

Goncharov, Ivan，Oblomov，冈察洛夫，《奥勃洛莫夫》282

Growth, definition of，成长的定义17，18

Guilt feelings，内疚感235，237，240；and feeling abused，~与受虐感231；and neurotic suffering，~与神经症痛苦225，235；and self-hate，~与自我憎恨116

HITLER, ADOLF，阿道夫·希特勒27，117

Hoffmann, E.T.A.，Tales of Hoffmann， 霍夫曼，《霍夫曼的故事》305

Homosexuality, as reaction to fear of injury to pride，同性恋作为对害怕自负受伤的反应108

Horney, Karen，卡伦·霍妮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111，221，240；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精神分析的新方向》 194，370，371；Our Inner Conflicts，《我们的内心冲突》 18，23，38，151，177，179，199，221，264，367；“The Problem of the 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Psa.Quar.，《负性治疗反应的问题》，载《精神分析学季刊》201；Self-analysis， 《自我分析》222，247，268，367

Hostility敌意，and externalizations，~与外化297；and fear，~与恐惧206；and frustration，~与挫折56；and neurotic pride，~与神经症自负99；and psychosomatic symptoms，~与心身症状56；taboos of，对~的禁忌83

Hugo, Victor，Les Miserables， 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67

IBSEN, HENRIK，亨利克·易卜生Hedda Gabler，《海达·高布乐》 51，150，185，193；John Gabriel Borkman， 《约翰·加布里埃尔·博克曼》 30，195；Peer Gynt，《培尔·金特》90，91，94，185，193

Idealized image理想化意象，18，22，25；actualization of, in neurosis，神经症中~的实现36，123，377；and alienation from self，~与自我疏离13，22，368；concept of，~的概念367；and idealized self，~与理想化自我23；and imagination，~与想象23，184；and feelings of identity，~与同一感23；and neurotic pride，~与神经症自负90；in resigned type，放弃型个体的~ 277；and self-realization，~与自我实现109，377；and the“shoulds，”~与“应该”72

Idealized self，理想化自我158（也参见Self-idealization），and abandoning of real self，~与放弃真实自我23，24，34，376；actualization of，~的实现24，38，64，66，111，123，368，377；and mastery of life，~与掌控生活215；and morbid dependency，~与病态依赖241；and need for perfection，~与追求完美的需要25；and neurotic claims，~与神经症要求62，368；and search for glory，~与追求荣誉38；and self-hate，~与自我憎恨112；and theory of neurosis，~与神经症理论367

Identity同一性，feelings of —in dreams，梦中的~情感188；through idealized image，经由理想化意象的~ 23

Imagination想象，and daydreams，~与白日梦33；and idealized image，~与理想化意象23；and differences between healthy, neurotic, and psychotic personalities，~与健康人格、神经症人格和精神病人格之间的区别32，34；in narcissistic type，自恋型个体的~312；in neurosis，神经症中的~ 32；and neurotic pride，~与神经症自负91；and role of love and sex，~与爱和性的作用305；and search for glory，~与追求荣誉31，32，35，36；and self-idealization，~与自我理想化31，184

Inertia，惰性165；definition of，~的定义60；of feelings，情感的~283；and neurotic claims，~与神经症要求60；and neurotic disturbances in work，~与工作中的神经症障碍325；and neurotic resignation，~与神经症放弃262，267，279，282，325，338；and psychoanalytic therapy，~与精神分析治疗267，283，338；and sensitivity to coercion in resigned type，~与放弃型个体对威胁的敏感性266，279

Inhibitions抑制，and claims of deference，~与想要获得尊重的要求41；of sexual functioning，性功能的~ 302

Inhibitions in work工作中的抑制（也参见Neurotic disturbances in work），71，320；in narcissistic type，自恋型个体的~ 195，312；as motive to seek analytic help，~作为寻求分析帮助的动机336

Insomnia，失眠233，234

Integrating forces，整合力量167

Integration，整合334；attempts at，~的尝试159，367；and early detachment，~与早期的超然度外275；need for, in childhood，儿童期的~需要20；lack of，~的缺乏172；and real self，~与真实自我171

Intrapsychic conflicts内心冲突，as basis for neurotic types，~作为神经症类型的基础190，191；and pseudo-solutions，~与假性解决方法369；and neurotic resignation，~与神经症放弃259，269；solutions of，~的解决方法187，297，311

Intrapsychic factors内心因素，in analysis，分析中的~ 209；and disturbances in work，~ 与工作中的障碍310；externalization of，~的外化291；power of，~的力量308；pride in, and intellectual powers，~中的自负与智力204；in self-effacing solution，自谦型解决方法中的~ 237；in vindictiveness，报复心理中的~ 204，210

Intrapsychic processes，内心过程235，334；and alienation from self，~与自我疏离366；and basic anxiety，~与基本焦虑297；and early detachment，~与早期的超然度外277；and interpersonal processes，~与人际过程291；and love relations，~与爱情关系299，305；and theory of neurosis，~与神经症理论367

Ivimey, Muriel，缪里尔·艾维米112；“The 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 Am.J.Psa.，《负性治疗反应》，载《美国精神分析杂志》201

JACKSON, CHARLES，The Lost Weekend，查尔斯·杰克逊，《失去的周末》152

James, William，威廉·詹姆斯371，377；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心理学原理》156，157；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宗教经验之种种》191

KAFKA, FRANZ，The Trial， 弗兰茨·卡夫卡，《审判》129

Kelman, Harold，“The Traumatic Syndrome，”Am.J.Psa.，哈罗德·凯尔曼，《创伤性综合征》，载《美国精神分析杂志》197

Kierkegaard, Sören，索伦·克尔凯郭尔377；Sickness unto Death，《致死的疾病》35，158

LOVABLENESS可爱，as basis for hidden claims，~作为隐藏之要求的基础242；disbelief in对~的不相信299，300；enforcement of, through“shoulds，”通过“应该”加强~ 241，242；and morbid dependency，~与病态依赖241；need for，对~的需要241

Love and sex爱和性， meaning of, for neurotic person，~对神经症患者而言的意义299 ff.（也参见 Sexuality in neurosis）；expectations of，对~的期望300；exclusion of, in arrogant-vindictive type，自大—报复型个体~的排除305, in detached type，超然型个体的304；Freud's concepts of，弗洛伊德的~概念300 ff.；and imagination，~与想象305；and impairment of capacity for，~与能力受损300；in morbid dependency，病态依赖中的~ 239；in narcissistic type，自恋型个体的~ 305；and neurotic pride，~与神经症自负108，247；overemphasis on，对~的过分强调305；in service of neurotic needs，服务于神经症需要的~ 300

MACMURRAY, JOHN，Reason and Emotion，约翰·麦克默里，《理智与情感》332，342

Marquand, J.P.，J.P.马昆德77，288

Marlowe, Christopher，Dr.Faustus， 克里斯托弗·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375

Masochism受虐倾向，the problem of，~的问题240；in morbid dependency，病态依赖中的~ 258

Masochistic activity虐待行为，as means to drain self-contempt，~作为排除自我轻视的手段301；and self-degradation，~与自我贬低301

Masochistic perversions，变态的受虐倾向237

Masturbation，手淫96，302；fantasies，~幻想147；reactions of shame to，对~的羞耻反应96

Maugham, Somerset，毛姆Christmas Holiday，《圣诞假期》203；Of Human Bondage，《人生的枷锁》245；The Moon and Sixpence，《月亮与六便士》284

Measures to Relieve Tension（Chap.7），缓解紧张的方法（第七章）172，176 ff.；and alienation from self，~与自我疏离182；and analytic process，~与分析过程357，359，361 ff.；and automatic control，~与自动控制181 ff.；and belief in supremacy of mind，~与对心智至上的信念182；and compartmentalization，~与区隔化179；and elimination of real self，~与真实自我的排除181；and neurotic resignation，~与神经症放弃261；and passive externalization，~与被动外化178，179，225；and pride-system，~与自负系统178；in self-effacing type，自谦型个体的~182；and self-frustration，~与自我挫败182

Melville, Herman，Moby Dick，赫尔曼·梅尔维尔，《白鲸》198

Menninger, Karl A.，Man Against Himself，卡尔·门宁格，《人的自我对抗》 117，237

Meyer, Adolph，阿道夫·迈耶366

Miller, Arthur，The Death of a Salesman，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195，330

Morality of evolution进化的道德，definition of，~的定义11 ff.；goal of，~的目标12；problems involved in，~涉及的问题13；and self-realization，~与自我实现13

Morbid Dependency（Chap.10），病态依赖（第十章）239 ff.；and abandoning of pride，~与放弃自负246；and actualization of idealized self，~与理想化自我的实现24；and anxiety，~与焦虑249；and appeal of arrogant-vindictive type，~与自大—报复型个体的吸引力245；characteristics of，~的特征243，247；and choice of partners，~与伴侣选择243，244；and externalization of expansive drives，~与扩张性驱力的外化244；and pride，~与自负258；and self-hate，~与自我憎恨254，255，258；and fear of rejection，~与对遭到排斥的恐惧241；and pride-system，~与自负系统244，257；recognition of，对~的认识254；role of love in，~中爱的作用239 ff.，244；and search for inner unity，~与追求内在统一性258；self-analysis of，~的自我分析222，256；and self-contempt，~与自我轻视254；and self-degradation，~与自我贬低251，253；and self-destructiveness，~与自我毁灭258；and self-effacing solution，~与自谦型解决方法221，234，243，245；and sexual relations，~与性关系250，258；and shrinking process，~与退缩过程244；and“shoulds，”~与“应该”119，241；and suffering，~与痛苦245，258；and suicidal tendencies，~与自杀企图257；understanding of，对~的理解258

Morgenstern, Christian，克里斯蒂安·摩根斯坦76；Auf vielen Wegen，《因为很多》 113

Myerson, A.，Anhedonia, A.迈尔森，《快感缺失》379

NARCISSISM自恋，in Freudian literature，弗洛伊德文献中的~ 193；and self-aggrandizement，~与自我扩张192；and self-idealization，~与自我理想化194

Narcissistic type，自恋型193；and emotions，~与情绪212；and experiencing of self-hate，~与自我憎恨的体验195；and imagination，~与想象312；and neurotic disturbances in work，~与工作中的神经症障碍195，312 ff.；and self-effacing trends，~与自谦倾向197；and tyranny of the“should，”~与“应该”之暴行197

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s, 201负性治疗反应

Neurosis神经症，characteristics of，~的特征166；and creative abilities，~与创造力328 ff.；definition of，~的定义368；and disregard of evidence，~与对证据的无视37，40；and imagination，~与想象32；new theory of，~的新理论366 ff.

Neurotic ambition，神经症野心24，166；and competitive culture，~与充满竞争的文化26；in search for glory，追求荣誉过程中的~ 25

Neurotic Claims（Chap.2），神经症要求（第二章）40 ff.；and actualization of idealized self，~与理想化自我的实现62，368；and alienation from self，~与自我疏离159；assertion of，~的维持55，92，229；awareness of，对~的意识51；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的共同特征47，49；concealment of，~的隐藏52；as differentiated from needs，~与需要的区别42；egocentricity of，~的自我中心倾向48；effects of, 57；and Freud's concepts of oral-libido，~与弗洛伊德的口欲概念 369；and human relations，~与人际关系43，46；implications of，~的含义47；for immunity and impunity，拥有豁免权和不受惩罚的~ 205，206；and illusions about self，~与关于自我的幻想41；and inertia，~与惰性60；irrationality of，~的非理性特征46；justification of，~的合理化53，55；of narcissistic type，自恋型个体的~ 197；and neurotic needs，~与神经症需要121，229；over-all function of，~的全部功能63；and overemphasis on justice，~与对公正的过分强调54，55；as protection against self-hate，~作为对抗自我憎恨以保护自己的手段208；and reactions to frustrations，~与受挫时的反应55，56；relinquishing of，~的放弃57；and resignation，~与放弃264；for special considerations，获得特殊照顾的~ 21，121；and suffering，~与痛苦234；and theory of neurosis，~与神经症理论368，370；and vindictiveness，~与报复心理51

Neurotic conflicts神经症冲突，attempts at solving，解决~的尝试20，172；in childhood，儿童期的~ 19；and central inner conflicts，~与主要的内心冲突113；through compartmentalization，经过区隔化的~ 185，190；and disturbances in work，~与工作中的障碍318；as incentive for creative work，~作为创造性工作的动力331；and lack of spontaneous integration，~与自发整合的缺乏172

Neurotic development，神经症发展13；and alienation from self，~与自我疏离187；in childhood，儿童期的~ 27，202；and self-confidence，~与自信86

Neurotic Disturbances in Human Relationships（Chap.12），人际关系中的神经症障碍（第十二章）18，291 ff.；and analytic relationship，~与分析关系306；efforts at control of，控制~的努力71；externalization of，~的外化293，298 ff.；and feelings of insecurity，~与不安全感295，296；and influence of intrapsychic factors，~与内心因素的影响299，306；and pride system，~与自负系统291，296，297，298；and role of love and sex，~与爱和性的作用299 ff.；in self-effacing type，自谦型个体的~ 298；and self-realization，~与自我实现307；in shallow living，肤浅生活型个体的~ 288

Neurotic Disturbances in Work（Chap.13），工作中的神经症障碍（第十三章）309 ff.；and arising of anxiety，~与焦虑的产生321；in arrogant-vindictive type，自大—报复型个体的~ 312，315；and aversion to effort，~与对努力的厌恶314；and egocentricity，~与自我中心倾向310；in expansive type，扩张型个体的~ 195，311；expressions of，~的表现310；Freud's concepts of，弗洛伊德的~概念327；incapacity for effort in，~中的不能努力314；and inertia，~与惰性325；and intrapsychic conflicts，~与内心冲突311；and intrapsychic factors，~与内心因素310；in narcissistic type，自恋型个体的~ 312 ff.；and neurotic conflicts，~与神经症冲突318；and panic reactions，~与恐慌反应310；in perfectionistic type，完美主义型个体的~ 312，315；and psychosomatic symptoms，~与心身症状316；in resigned type，放弃型个体的~ 288，325 ff.；in self-effacing type，自谦型个体的~ 316 ff.；and self-minimizing，~与自我贬低319；suffering involved in，~涉及的痛苦310，327；and taboos，~与禁忌318

Neurotic drives, and healthy strivings，神经症驱力与正常的努力37，38，

Neurotic guilt feelings神经症内疚感（参见Guilt feelings）

Neurotic needs神经症需要，compulsiveness of，~的强迫性24；differentiated from claims，~与要求的区别42；transformed into claims，~转变成要求121，198；and imagination，~与想象32；for perfection and actualization of idealized self，追求完美与实现理想化自我的~ 25；and pride system，~与自负系统292；for restoration of pride，想要恢复自负的~ 210；and role of love and sex，~与爱和性的作用300，302；for vindictive triumph，追求报复性胜利的~ 24，27，103，197，210

Neurotic Pride（Chap.4.），神经症自负（第四章）（也参见Pride system）86 ff.；in asserting claims，坚持要求中的~ 92；and checking on wishes，~与对愿望的回避109；in contrast to healthy pride，~与健康自负的比较88；and demands of superiority，~与要求优于他人134；and detachment，~与超然度外107；exclusion of, in self-effacing solution，自谦型解决方法中~的排除223；and externalization of morbid dependency，~与病态依赖的外化258；and fear，~与恐惧100，107；in“honesty，”对“诚实”的~ 206，207；in idealized image，对理想化意象的~ 90；in intellectual powers，对智力的~ 204；in imagination，对想象的~ 91，93；and invulnerability，~与不会受伤95，205，210，211；and irrational hostility，~与不合理的敌意99；and love and sex，~与爱和性108，247；manifestations of，~的表现223；in prestige，对威望的~ 89；and reactions of fear，~与恐惧的反应101；to hurt，~受伤95，96 ff.，105，257；and refusal of responsibility，~与拒绝承担责任106；restoration of，~的恢复103，104 ff.，210；and search for glory，与~追求荣誉109；and self-confidence，~与自信87；and self-contempt，~与自我轻视102，137；and self-hate，~与自我憎恨109，110；and self-idealization，~与自我理想化110；and sexual relations，~与性关系301；and“shoulds，”~与“应该”92，118；in supremacy of mind，对心智至上的~ 92；as system to avoid hurt，~作为避免伤害的系统107 ff.；and vindictive triumph，~与报复性胜利209；vulnerability of，~的脆弱性95，103，106，136，205，210

Neurotic process，神经症过程definition of，~的定义13；and devil's pact，~与魔鬼协定377

Neurotic pseudo-solutions，神经症的假性解决办法159

Neurotic resignation（Chap.11），神经症放弃（第十一章）191，295 ff.；and appeal of freedom，~与自由的吸引力259 ff.，274，280，285；and aversion to change，~与厌恶改变45，263，267；and aversion to effort，~与厌恶努力261，262；and attitudes toward others，~与对他人的态度278；and avoidance tactics，~与回避策略261，279；characteristics of，~的特征260，263，268，273，280，286；and childhood influences，~与儿童期影响275；compared with constructive resignation，~与建设性放弃的比较259；and conflict between expansive and self-effacing drives，~与扩张性驱力和自谦性驱力之间的冲突270；and detachment，~与超然度外261，264，271，280，285，324；and discontentment，~与不满283；and expansive trends，~与扩张趋势19l, 271，283；externalization of，~的外化266，278；Freud's observations on，弗洛伊德对~的观察265；and inertia，~与惰性262，267，279，281，283，325；and intrapsychic conflicts，~与内心冲突259，269；as measure to relieve tension，~作为缓解紧张的方法261；and neurotic claims，~与神经症要求264；and neurotic solutions，~与神经症解决方法191，270；and restriction of activities，~与对活动的限制281，285；and restriction of wishes，~与对愿望的限制263，276；and self-effacing trends，~与自谦倾向271，273；and self-realization，~与自我实现272；and sensitivity to coercion，~与对威胁的敏感性266，324；and sex，~与性264；and“shoulds，”~与“应该”77，263，277 ff.，282；as shrinking process，~作为退缩过程259，260；and taboos on aggression，~和与攻击有关的禁忌278；total structure of，~的整个结构285

Neurotic resigned types神经症放弃型: persistent type，一贯放弃型281，283，286；rebellious type，反抗型281；shallow living type，肤浅生活型281 ff.，286，289；and appeal of freedom，~与自由的吸引力283，285；and disturbances in work，~与工作中的障碍288，322 ff.；and idealized image，~与理想化意象277；and psychoanalytic therapy，~与精神分析治疗288 ff.，337

Neurotic solutions神经症解决方法，definition of，~的定义186，194；of expansive type，扩张型个体的~191；of self-effacing type，自谦型个体的~ 191，271；and self-idealization，~与自我理想化23，29，194

Neurotic or functional suffering神经症痛苦或功能性痛苦，in analysis，分析中的~ 338；as basis for neurotic claims，~作为神经症要求的基础229，234；and disturbances in work，~与工作中的障碍310，327；as expression of vindictiveness，~作为报复心理的表现230，233；functions of，~的功能234 ff.；and morbid dependency，~与病态依赖245；various theories of，~的各种理论237，238

Neurotic suspiciousness，神经症怀疑56

Neurotic trends，神经症倾向29

Neurotic types神经症类型，criteria of，~的标准195；and intrapsychic conflicts，~与内心冲突191

Nietzsche,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尼采59，211

O'NEILL, EUGENE，The Iceman Cometh， 尤金·奥尼尔，《送冰人来了》295

Orwell, George，Nineteen Eighty-four，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 34，109，118，152

PANIC REACTIONS，恐慌反应100，143，182；and disturbances at work，~与工作方面的障碍310；and frustration of search for glory，~与追求荣誉受挫31；and lessening of automatic control，~与自动控制的减弱182；in self-effacing type，自谦型个体的~ 234；and self-destructiveness，~与自毁153

Perfectionistic type完美主义型，characteristics of，~的特征196；and disturbances in work，~与工作中的障碍312，315；and emotions，~与情绪212；and neurotic claims，~与神经症要求197；and self-condemnation，~与自我谴责196；and“shoulds，”~与“应该”197

Phobias，恐惧症31，72，143，333；in dreams，梦中的~ 31；as motivations to seek analytic help，~作为寻求分析帮助的动机336，337

Plant, James S.，詹姆斯·普兰特366

Plato，柏拉图，《斐莱布篇》Philebus，30

Pride system自负系统，absorbing of energies in，~中的能量吸收166；and alienation from self，~与自我疏离162，173，296；autonomy of，~的自主性123，178；and basic anxiety，~与基本焦虑297；as censor of emotions，~作为情绪的审查者163，164；and central inner conflict，~与主要的内心冲突190；and conflicts within，~与内部的冲突112，187，296；and conflicts with real self，~与真实自我的冲突112，113，187，209；definition of，~的定义111；and egocentricity，~与自我中心倾向291，292；and fear of people，~与对他人的恐惧296；and genuine feelings，~与真正的情感162；and influence on human relations，~与对人际关系的影响291，296 ff.；as measure to relieve tension，~作为缓解紧张的方法178；and morbid dependency，~与病态依赖244；and neurotic needs，~与神经症需要292；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精神分析治疗中的~ 174，340，347，353；and responsibility for self，~与对自我负责 174；and self-realization，~与自我实现166；and suffering，~与痛苦163；in vindictive type，报复型个体的~ 209

Psychic fragmentation，精神分裂45，191；function of，~的功能179，180；

Psychoanalytic therapy（Chap.14），精神分析治疗（第十四章）333 ff.；aims of，~的目标333 ff.；and alienation from self，~与自我疏离352；and arising of anxiety，~与焦虑的产生340；and central inner conflict，~与主要的内心冲突356；and compartmentalization，~与区隔化335，355，356；defensive attitudes of patients in，~中患者的防御姿态336，339，340；difference of expectations of, in different types，不同类型个体对~的期望差异357，358；and disbelief in lovableness，~与不相信可爱300；and dreams，~与梦348，349，359，361 ff.；and encouraging of self-analysis，~与鼓励自我分析351；and externalizations，~与外化355；and Freud's concept of resistance，~与弗洛伊德的阻抗概念340；implications for，~的用意148；and inertia，~与惰性267，282；mobilizing of healing forces in，~中治愈力的调动306，348，356；and motivations for seeking help，~与寻求帮助的动机333，336；and need of emotional experiencing，~与情感体验的需要342，344，356；and neurotic resignation，~与神经症放弃279；and neurotic suffering，~与神经症痛苦238；and obstructing forces，~与阻碍力量336 ff.，348；and pride system，~与自负系统170，336，340，347，353；and real self，~与真实自我348，349，332，351，357，359；and recognition of conflicts，~与认识到冲突352；and reorientation，~与重新定位346；and resigned types，~与放弃型288 ff.，337；and responsibility for self，~与对自我负责361；and self-realization as ultimate goal，~与作为终极目标的自我实现364，368；and sensitivity to coercion，~与对威胁的敏感性267；and shallow living type，~与肤浅生活型288；and understanding of repercussions，~与对反弹期的理解357，359，361 ff.

Psychosomatic symptoms心身症状，and inhibitions at work，~与工作方面的抑制316；and hurt pride，~与受伤的自负102；and self-destructive drives，~与自毁驱力115；in shallow living type，肤浅生活型个体的~ 288；and suppressed hostility，~与被压抑的敌意56

RANK, OTTO, and Ferenczi, Sandor，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奥托·兰克和桑德尔·费伦齐，《精神分析的发展》343

Rasey, Marie，“Psychoanalysis and Education，”玛丽·拉塞，《精神分析与教育》87

Real self，真实自我17；abandoning of，~的放弃23，24，34，157，171；alienation from，与~疏离11，21，257，271；and central inner conflicts，~与主要的内心冲突112；definition of，~的定义158，173；development of，~的发展17；elimination of，~的排除181；Freud's concepts of，弗洛伊德的~概念173；and idealized self，~与理想化自我155；and pride system，~与自负系统112；and pseudo-self，~与虚假自我175；and self-hate，~与自我憎恨112，368；and theory of neurosis，~与神经症理论368；and vindictiveness，~与报复心理204

Reik, Theodore西奥多·赖克，Masochism in Modern Man，《现代人的受虐倾向》238；Surprise and the Psychoanalyst，《惊奇与精神分析师》343

Resignation放弃（参见Neurotic resignation）

Responsibility for self对自我负责，and alienation from self，~与自我疏离168，171；avoiding of，逃避~171；recognition of，认识到~ 361；refusal of，拒绝~ 106；and undermining of pride system，~与对自负系统的理解173，174

Rioch, Janet M.，“The Transference Phenomenon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Psychiatry，珍妮特·里奥克《精神分析治疗中的移情现象》，载《精神病学》306

Road of Psychoanalytic Therapy（Chap.14），精神分析治疗的道路（第十四章）333 ff

SADISM施虐癖，and Freud's definition of superego，~与弗洛伊德的超我定义374；inverted, 258

Sadistic attitudes, in arrogant-vindictive type，自大—报复型个体的施虐态度 204，305

Sadistic fantasies, and impulses，施虐幻想与冲动146，147

Sadistic trends施虐倾向，comparison with vindictiveness，~与报复心理的比较190，199；and externalization of self-torture，~与自我折磨的外化146，301

Sarton, May，“Now I Become Myself，” 梅·萨顿，《现在我成为自己了》 172

Sartre, Jean-Paul，让—保罗·萨特330；The Age of Reason， 《理性年代》164

Scheler, Max，Das Resentiment im Aufbau der Moralen， 马克斯·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怨恨》211

Schneider, Daniel，“The Motion of the Neurotic Pattern，”丹尼尔·施耐德，《神经症模式的运行》285

Schultz-Henke, Harald哈罗德·舒尔茨—亨克，Einfuehrung zur Psychoanalyse，《精神分析导论》41；Schicksal und Neurose，《命运与神经症》 369

Search for Glory（Chap.1），追求荣誉（第一章）17 ff.，176；and actualization of idealized self，~与理想化自我的实现38；Adler's concept of，阿德勒的~概念28；compulsiveness of，~的强迫性29；comparison with devil's pact，~与魔鬼协定的比较39；concept of，的概念375；elements of，~的元素224 ff.；Freud's concept of，弗洛伊德的~概念309，371；and frustration，~与挫折31；and idealized self，~与理想化自我22，24，38；and imagination，~与想象31，32，34 ff.；and neurotic ambition，~与神经症野心25；and vindictive triumph，~与报复性胜利26 ff.，103，197

Search for unity，寻求统一240；in morbid dependency，病态依赖中的~ 258

Self-accusations，自责114，123 ff.；diffe-rence between neurotic and healthy，神经症~与健康~的区别131；in expansive type，扩张型个体的~ 192；externalizations of，~的外化129，225，230，231，263；forms of，~的形式125 ff.；and frustration of self-respect，~与自尊受挫141；mobilization of，~的调动339；and self-effacement，~与自谦223，224；self-protective measures against，对抗~的自我保护手段130；and self-righteousness，~与自以为是116

Self-actualization，自我实现64；and tyranny of the “should，”~与“应该”之暴行65 ff.

Self-aggrandizement，自我扩张22，192

Self-analysis自我分析，encouraging of, during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精神分析治疗期间对~的鼓励351；examples of，~的例子79，144，222，255，256；in self-effacing type，自谦型个体的~ 218；and “shoulds，” ~与“应该”79，102

Self-condemnation，自我谴责127，128

Self-confidence，自信133；and basic confidence，~与基本信心86；need for，~的需要20，21，86；and neurotic pride，~与神经症自负86；and sexuality，~与性301

Self-contempt（Chap.5），自我轻视（第五章）110 ff.，192，302；alleviation of，~的减轻136，137；and dreams，~与梦133，224；consequences of，~的结果133 ff.；expressions of，~的表现137 ff.；externalizations of，~的外化135，136；and frustration of self-respect，~与自尊受挫141；and morbid dependency，~与病态依赖254；and self-destructive drives，~与自毁驱力152；and self-disparaging，~与自我蔑视139；in self-effacing type，自谦型个体的~ 220；and self-glorification，~与自我美化187；and self-hate（Chap.5），~与自我憎恨（第五章）81，110 ff.，132，374；and sexual relations，~与性关系301；and vulnerability in human relations，~与人际关系的脆弱性136

Self-degradation自我贬低，in morbid dependency，病态依赖中的~ 251，253；in sexual activities，性行为中的~ 301

Self-destructiveness自毁倾向，and alienation from self，~与自我疏离149；in dreams，梦中的~ 152，153；Freud's concepts of，弗洛伊德的~概念373；in morbid dependency，病态依赖中的~258；in organic illness，器质性疾病中的~ 149；and psychosomatic symptoms，~与心身症状150；and psychic values，~与心理价值151；reactions to，对~的反应153；and self-contempt，~与自我轻视152；in self-effacing type，自谦型个体的~ 317；and self-hate，~与自我憎恨148；and“shoulds，”~与“应该”118，120

Self-effacement自谦，and alienation from self，~与自我疏离237；and expansive types，~与扩张型192，207；in narcissistic type，自恋型个体的~ 197；and self-accusations，~与自责223

Self-effacing Solution（Chap.9），自谦型解决方法（第九章）59，191，214 ff.；and appeal of love（Chap.9），~与爱的吸引力（第九章）214 ff.，227 ff.；in childhood，儿童期的~ 221，222；externalization of，~的外化215；and intrapsychic factors，~与内心因素236；and morbid dependency，~与病态依赖221，234，243，245；and pride，~与自负223；theories of，~的理论237

Self-effacing type自谦型，attitudes of，~的态度toward analyst，对分析学家的~态度231，233；toward life，对生活的~态度230，233；toward self，对自我的~态度215；characteristics of，~的特征215；childhood conditions of，~的儿童期环境 221，222，231；defensive measures of，~的防卫措施225；and disturbances in work，~与工作中的障碍316 ff.；and emphasis on feelings，~与对情感的强调222；and expectations of analytic relationship，~与对分析关系的期望228；and expectations of others，~与对他人的期望226，227；and externalizations，~与外化216；and fear of ridicule，~与对遭人嘲笑的恐惧220；and fear of triumph，~与害怕成功217；and feeling abused，~与受虐感231，233；and frustration-reactions，~与受挫时的反应230；and love，~与爱227 ff.；and measures to relieve tensions，~与缓解紧张的方法182；and morbid dependency，~与病态依赖221，234；and neurotic claims，~与神经症要求229；and self-contempt，~与自我轻视220；and self-hate，~与自我憎恨116，235；and self-idealization，~与自我理想化222；and self-minimizing process，~与自我贬低过程217，218，225，230；and“shoulds，”~与“应该”77，220，224，225；and shrinking process，~与退缩过程219，223，317；and suffering，~与痛苦225，229，232 ff.；and suppression of expansive attitudes，~与扩张性态度的压制216，220，223，232；and suppression of resentment，~与憎恨的压制232；and taboos，~与禁忌218，219，224，230，317，319，320

Self-frustration自我挫败，and healthy discipline，~与健康的约束140；externalization of，~的外化145，208；as measure to relieve tension，~作为缓解紧张的方法182；realization of，对~的认识115；and self-hate，~与自我憎恨140；and“shoulds，”~与“应该”139；and taboo on aspirations，~和与理想有关的禁忌144

Self-glorification自我美化，and expansive type，~与扩张型192；and imagination，~与想象32；and self-contempt，~与自我轻视187；and self-hate，~与自我憎恨114；and self-idealization，~与自我理想化22

Self-hate（Chap.5），自我憎恨（第五章）110 ff.，132，374；and actual self，~与现实自我113；and alienation from self，~与自我疏离115，116；and devil's pact，~与魔鬼协定154；in dreams，梦中的~ 133；effects of，~的影响117；in expansive type，扩张型个体的~ 195；experiencing of，~的体验115；expressions of，~的表现117；and externalizations of，~及其外化78，116，231，293；Freud's concepts of，弗洛伊德的~概念117，372，373；frustrating character of，~的挫败特性141；functions of，~的功能115；and idealized self，~与理想化自我112；in morbid dependency，病态依赖中的~ 255；and neurotic pride，~与神经症自负109，110，116；power of，~的力量114；protection against，保护以免遭~ 208，231；and real self，~与真实自我112，113；results of，~ 的结果116；and self-accusations，~与自责115，123，128；and self-contempt（Chap.5），~与自我轻视（第五章）81，110 ff.，132，374；and self-destructive impulses，~与自我破坏的冲动148，149；in self-effacing type，自谦型个体的~ 116，234；and self-frustration，~与自我挫败140；and self-glorification，~与自我美化114；and self-righteousness，~与自以为是208；and self-torture，~与自我折磨145，146；in sexual relations，性关系中的~ 147；and“shoulds，”~与“应该”85，118，120，123；and suicidal tendencies，~与自杀企图114；and vindictiveness，~与报复心理207，208

Self-idealization，自我理想化22 ff.；actualization of，~的实现38；as comprehensive neurotic solution，~作为综合的神经症解决方法23，29，176，194；and compulsive needs，~与强迫性需要24；definition of，~的定义23, and devil's pact，~与魔鬼协定87；externalization of，~的外化292；and imagination，~与想象31，184；and narcissism，~与自恋194；and neurotic pride，~与神经症自负87，110；in resigned type，放弃型个体的~ 277；and search for glory，~与追求荣誉22，24；and self-effacing type，~与自谦型222；and self-realization，~与自我实现 362

Self-knowledge自我认识，definition of，~的定义13；and psychoanalytic therapy，~与精神分析治疗341；and spontaneous growth，~与自然成长14

Self-minimizing，自我贬低117；and disturbances in work，~与工作中的障碍319；in self-effacing type，自谦型个体的~ 217，218，225，226，230

Self-realization自我实现，aims of，~的目标308；and creative ability，~与创造力332；and human relations，~与人际关系307；and idealized image，~与理想化意象109，377；and morality of evolution，~与进化的道德13，14；in neurosis，神经症中的~ 39；and pride system，~与自负系统166；and psychoanalytic therapy，~与精神分析治疗348，364；and resignations，~与放弃372；striving for，为~而努力13，17，38

Self-righteousness，自以为是98；and self-accusations，~与自责116；and self-hate，~与自我憎恨208

Self-torture自我折磨，externalizations of，~的外化147，230；and self-hate，~与自我憎恨145，146

Sexuality in neurosis，神经症中的性301 ff.；in arrogant-vindictive type，自大—报复型个体的~ 304；and detachment，~与超然度外301，302；disturbance of，~障碍302；Freud's concept of，弗洛伊德的~概念302；functioning of，~的功能301，302；and morbid dependency，~与病态依赖250，258；and neurotic pride，~与神经症自负301；and self-contempt，~与自我轻视301；taboos on，与~有关的禁忌302

Shallow living肤浅生活（也参见Neurotic resigned types），frequency of，~的频率289

Shaw, Bernard，Pygmalion，萧伯纳，《卖花女》25，64

“Shoulds，”“应该” tyranny of（Chap.3），~之暴行（第三章）64 ff.，and anxiety，~与焦虑74；attitudes toward，~的态度75，76；characteristics of，~的特征65，74，118；coerciveness of，~的强制性73，75；destructiveness of，~的破坏性118 ff.；and emotions，~与情感83；and effects on personality，~与对人格的影响81；in expansive type，扩张型个体的~ 76，195；experiencing of，~的体验76；externalizations of，~的外化72，78，81，123；and Freud's concept of superego，~与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73；as frustration of freedom of choice，~作为自由选择所遇到的挫折141；functions of，~的功能172；and genuine ideals，~与真正的理想72，73；and idealized image，~与理想化意象72，123；intensity of，~的强度84；measuring up to，实现~ 70，122；and morbid dependency，与病态依赖119；operation of，~的运作66 ff.；and perfection，~与完美73；and perfectionistic type，~与完美主义型 197；and pride，~与自负92，118；rebellion against，反抗~ 77；recognition of, in self-analysis，在自我分析中对~的认识79，102；in resigned type，放弃型个体的~ 77，263，277，278；in retrospect，回顾性的~ 68，69；and self-actualization，~与自我实现64 ff.；and self-destructiveness，~与自毁118，120；and self-effacing type，~与自谦型77；and self-hate，~与自我憎恨85，118，120，123；and spontaneity，~与自发性81；traditional，传统的~ 282；and taboos，~与禁忌65，76

Shrinking process退缩过程，and morbid dependency，~与病态依赖244；and resignation，~与放弃259，260；and self-effacing type，~与自谦型219，223，317

Simenon, Georges，The Man Who Watched the Train Go By，乔治·西默农，《注视火车远去的人》 27

Solution of inner conflicts解决内心冲突的方式（参见Neurotic solutions）

Stage-fright，怯场100，101，140

Stendhal（Marie Henri Beyle），The Red and the Black，司汤达，《红与黑》118，198，199，203，305，347

Stevenson, Robert Louis，Dr.Jekyll and Mr.Hyde， 史蒂文森，《化身博士》22，189，190

Strecker, Edward A.，and Appel, Kenneth，Discovering Ourselves， 爱德华·斯特雷克和肯尼斯·阿佩尔，《发现自己》179

Suicidal tendencies，自杀企图236，257；and alienation from self，~与自我疏离149；in arrogant-vindictive type，自大—报复型个体的~ 204；and morbid dependency，~与病态依赖257；in self-effacing type，自谦型个体的~ 234；and self-hate，~与自我憎恨114

Sullivan, Harry Stack，哈里·斯塔克·沙利文277，366

TABOOS，禁忌345；on ambition，与野心有关的~ 317；on aggression，与攻击性有关的~ 219，278，320；on aspiration，与理想有关的~ 144；on enjoyment，与享乐有关的~ 141；on exploiting，与剥削利用有关的~ 294；externalization of，~的外化294；and Freud's concept of superego，~与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374；on hostility，与敌意有关的~ 83；and neurotic disturbances in work，~与工作中的神经症障碍318；on pride，与自负有关的~ 353；of self-effacing type，自谦型个体的~ 224，230，317，318，319，320；on sexuality，与性有关的~ 302；and“shoulds，”~与“应该” 65，76；on vindictiveness，与报复有关的~ 83；on wishes，与愿望有关的~ 84

Theory of neurosis（Chap.15），神经症理论（第十五章）366 ff.；definition of，~的定义366；and Freud's concepts，~与弗洛伊德的概念369 ff.；and idealized self，~与理想化自我367；and intrapsychic processes，~与内心过程367ff.；and neurotic claims，~与神经症要求368，370；and real self，~与真实自我368；and search for glory，~与追求荣誉375

Therapy in psychoanalysis精神分析中的治疗（参见Psychoanalytic therapy）

Traumatic neurosis，创伤性神经症51，197

Tyranny of the“should”（参见“Shoulds”）

VINDICTIVENESS报复心理，in analytic relationship，分析关系中的~ 201，212；compulsiveness of，~的强迫性209；expressions of，~的表现198 ff.；intrapsychic factors in，~中的内心因素204，210；and“justice，”~与“公正”55；and human relations，~与人际关系198；and neurotic suffering，~与神经症痛苦230，233；and real self，~与真实自我204；and sadistic trends，~与施虐倾向189，199；and self-destructive tendencies，~与自毁倾向198；and self-hate and self-contempt，~与自我憎恨和自我轻视207，208；sources of，的根源202；subjective value of，~的主观价值204

Vindictive triumph报复性胜利，need for，~的需要24，27，103，197，210；and neurotic pride and self-hate，~与神经症自负和自我憎恨209；and search for glory，~与追求荣誉26，27，197

Vindictive type报复型，and emotions，~与情感212；and genuine affection，~与真正的情感203；and pride system，~与自负系统209

WILDE, OSCAR奥斯卡·王尔德，De Profundis，《自深深处》 163；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道林·格雷的画像》 109，114，275

ZUZUKI, D.T.，Essays on Zen Buddhism， 铃木，《禅学论丛》183

Zweig, Stefan斯蒂芬·茨威格，Amok，《马来狂人》245；Balzac，《巴尔扎克》245

版权信息

书名：性学三论与爱情心理学

作者：【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译者：孙楠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9-01

ISBN：978-7-300-26138-6

价格：38.00元

目录

CONTENTS

总译序 感悟大师无穷魅力 品味经典隽永意蕴

上篇 性学三论

英文版编者序

第四版序

第三版序

第二版序

第一章 性变态

第二章 幼儿性欲

第三章 青春期的变化

总结

下篇 爱情心理学

第四章 男性对象选择的一种特殊类型

第五章 论情欲生活中普遍的衰退趋势

第六章 处女的禁忌

总译序

感悟大师无穷魅力　品味经典隽永意蕴

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与克拉威克在其名著《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科学的历史是男女科学家及其思想、贡献的故事和留给后世的记录。”这句话明确地指出了推动科学发展的两大动力源头：大师与经典。

一

何谓“大师”？大师乃是“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1]。大师能够担当大师范、大导师的角色，大师总是导时代之潮流、开风气之先河、奠学科之始基、创一派之学说，大师必须具有伟大的创造、伟大的主张、伟大的思想乃至伟大的情怀。同时，作为卓越的大家，他们的成就和命运通常都与其时代相互激荡。

作为心理学大师还须具备两个特质。首先，心理学大师是“心理世界”的立法者。心理学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在于他们对心理现象背后规律的系统思考与科学论证。诚然，人类是理性的存在，是具有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千百年来无论是习以为常的简单生理心理现象，还是诡谲多变的复杂社会心理现象，都会引发一般大众的思考。但心理学大师与一般人不同，他们的思考关涉到心理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普遍性的与高度抽象的规律。这些思考成果或试图揭示出寓于自然与社会情境中的心理现象的本质内涵与发生方式；或企图诠释某一心理现象对人类自身发展与未来命运的意义和影响；抑或旨在剥离出心理现象背后的特殊运作机制，并将其有意识地推广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把普通人对心理现象的认识与反思进行提炼和升华，形成高度凝练且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的真知灼见和理论观点，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心理科学发展的命运，而且更是影响到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当然，心理学大师的思考又是具有独特性与创造性的。大师在面对各种复杂心理现象时，他们的脑海里肯定存在“某种东西”。他们显然不能在心智“白板”状态下去观察或发现心理现象背后蕴藏的规律。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心理学规律其实就是心理学大师作为观察主体而“建构”的结果。比如，对于同一种心理现象，心理学大师们往往会做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与论证。这绝不是纯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分歧，而是对心灵本体论的承诺与信仰的不同，是他们所理解的心理世界本质的不同。我们在此借用康德的名言“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同样，心理学大师是用理性为心理世界立法。

其次，心理学大师是“在世之在”的思想家。在许多人看来，心理学大师可能是冷傲、孤僻、神秘、不合流俗、远离尘世的代名词，他们仿佛背负着真理的十字架，与现实格格不入，不食人间烟火。的确，大师们志趣不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日常柴米油盐的束缚，远离俗世功名利禄的诱惑，在以宏伟博大的人文情怀与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投身于实现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认识你自己”之伟大箴言的同时，也凸显出其不拘一格的真性情、真风骨与真人格。大凡心理学大师，其身心往往有过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使之处于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之中，由此而产生的灵感和顿悟，往往成为其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源头活水。然而，心理学大师毕竟不是超人，也不是神人。他们无不成长于特定历史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生活在人群之中，并感受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体验着人间的世态炎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就像牛顿描绘的那般：“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怎样评价。我却这样认为：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尽管如此，那真理的海洋还神秘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心理学大师虽然是一群在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但套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他们依旧都是“活生生”的“在世之在”。

二

那么，又何谓“经典”呢？经典乃指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2]。经典是具有原创性和典范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经过历史筛选出来的最有价值性、最具代表性和最富完美性的作品。经典通常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超越了时代的界限，具有永恒的魅力，其价值历久而弥新。对经典的传承，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长盛不衰、继往开来之根本，是其推陈出新、开拓创新之源头。只有在经典的引领下，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才能焕发出无限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心理学经典在学术性与思想性上还应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从本体特征上看，心理学经典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经典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显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理论内涵，提出一些心理与行为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意识交融在一起，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心理学经典是心理学大师与他们所阐释的文本之间互动的产物。其次，从存在形态上看，心理学经典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经典作为心理学大师的精神个体和学术原创世界的结晶，诉诸心理学大师主体性的发挥，是公众话语与个人言说、理性与感性、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最后，从价值定位上看，心理学经典一定是某个心理学流派、分支学科或研究取向的象征符号。诸如冯特之于实验心理学，布伦塔诺之于意动心理学，弗洛伊德之于精神分析，杜威之于机能主义，华生之于行为主义，苛勒之于格式塔心理学，马斯洛之于人本主义，桑代克之于教育心理学，乔姆斯基之于语言心理学，奥尔波特之于人格心理学，吉布森之于生态心理学，等等，他们的经典作品都远远超越了其个人意义，上升成为一个学派、分支或取向，甚至是整个心理科学的共同经典。

三

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遵循如下选书原则：第一，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原创之作；第二，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奠基、成熟或最具代表性之作；第三，选择在心理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派、一说、一家之作；第四，兼顾选择心理学大师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作。我们策划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旨在推动学科自身发展和促进个人成长。

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此后的130多年中，心理学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我国心理学从西方移植而来，这种移植过程延续已达百年之久[3]，至今仍未结束。尽管我国心理学近年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心理学在总体上还是西方取向的，尚未取得突破性的创新成果，还不能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还未形成系统化的中国本土心理学体系。我国心理学在这个方面远没有赶上苏联心理学，苏联心理学家曾创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体系，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我国心理学的发展究竟何去何从？如何结合中国文化推进心理学本土化的进程？又该如何进行具体研究？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但我们可以重读西方心理学大师们的经典作品，以强化我国心理学研究的理论自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师们的经典作品都是对一个时代学科成果的系统总结，是创立思想学派或提出理论学说的扛鼎之作，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大师们的学术智慧和创新精神，做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在“照着讲”的基础上“接着讲”。

心理学是研究人自身的科学，可以提供帮助人们合理调节身心的科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心理问题。用存在主义的话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存在本体论焦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这一哈姆雷特式的命题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人们。特别是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不断涌现，各种压力和冲突持续而严重地撞击着人们脆弱的心灵，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心理学知识。可幸的是，心理学大师们在其经典著作中直接或间接地给出了对这些生存困境的回答。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对话大师与解读经典，我们可以参悟大师们的人生智慧，激扬自己的思绪，逐步找寻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可以让我们获得两方面的心理成长：一是调适性成长，即学会如何正确看待周围世界，悦纳自己，化解情绪冲突，减轻沉重的心理负荷，实现内心世界的和谐；二是发展性成长，即能够客观认识自己的能力和特长，确立明确的生活目标，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快乐而有效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我们相信，通过阅读大师经典，广大读者能够与心理学大师进行亲密接触和直接对话，体验大师的心路历程，领会大师的创新精神，与大师的成长并肩同行！

郭本禹

2013年7月30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

注释：

[1] 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75.

[2] 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852.

[3]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心理学曾一度移植苏联心理学。

上篇 性学三论

英文版编者序

毋庸置疑，《性学三论》，同《释梦》一样，是弗洛伊德对人类知识最重要和最富创见性的贡献。或许除《释梦》以外，作者对《性学三论》所投注的心血远胜于其他著作，以至在20年间弗洛伊德对每一版都做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1]因此，仅凭最初问世的第一版，我们很难对它的影响做出准确评价。本版无论与以往的德文版还是英文版相比，均有较大差异。尽管它译自1925年的德文版，即弗洛伊德生前最后一版，但内容已与第一版迥然不同。凡在之后版本中删减或做出重大修改之处，均以脚注的形式将删除的篇章或原文予以呈现，这也使读者能够更清晰地把握原版的基本思想。

读者可能会惊奇地发现，有关儿童性理论与力比多前性器组织结构（均在第二章）的全部内容，直到1915年，即初版发行10年后才被囊括其中，且力比多理论也在同一年被增补入第三章。由于生物化学的进展，作者修改了性的化学基础部分，这虽不足为奇，但令人称道的是原版中的这一章节（在此以脚注形式呈现）展现了弗洛伊德超凡的远见，其观点几乎未发生变化。

无论本书在问世后被增补了多少内容，其核心思想早在1905年甚至更早就已确立。《弗里斯通信集》（1950a）的出版使我们有幸了解了作者研究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此处将事略发展加以概述，详解则需见后文。在焦虑性神经症、神经衰弱以及此后的精神神经症的致病原因的临床观察中发现了性因素的重要作用，这一发现率先将弗洛伊德引入对性问题的一般性研究。1890年代早期，弗洛伊德最初借助生理学和化学手段开展研究，例如，在论述焦虑性神经症的第一篇论文（1895b）第三部分中，他提出了性兴奋及其释放过程的神经生理学假设；几乎与此同时，在他写给弗里斯的信的原件G中，弗洛伊德用图表对这一假设进行了精彩说明，且这一想法早在一年前就已提出（见原件D）。弗洛伊德对性的化学基础的观点至少可追溯到这一时间（时间大约是1894年春，见原件D）。弗洛伊德曾多次提到他的这一观点主要受到弗里斯建议的启发，包括1895年夏他写的著名的伊尔玛（Irma）注射之梦（见《释梦》第二章）。同样令弗洛伊德深受启发的还有弗里斯对性错乱的家族问题提供的线索，他在1896年12月6日的信中曾提及这一点，尽管二人最终在这一因素的操作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但弗洛伊德仍将其视为决定性因素。在1896年底的这封信中，弗洛伊德还初次提到了快感区（erotogenic zones）（童年时期易对刺激产生反应但之后受到了压抑）这个概念及其与性倒错的联系。此外，自1896年开始（1896年1月1日，原件K），从对压抑力量、厌恶、羞耻和道德的讨论中我们发现弗洛伊德更加侧重于运用心理学手段开展研究。

1896年，弗洛伊德性理论的一些观点已经形成，但其核心原理未有定论。从一开始，认为歇斯底里症的致病原因应追溯至童年时期的观点就受到质疑，这一事实在1893年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的《绪言》开篇中被提及。1895年，弗洛伊德对歇斯底里症基于童年期性诱惑的精神创伤之上的观点进行了充分说明（见《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二部分，以给弗里斯的信的附录形式印行）。1897年之前，童年期性活动仅被看作一种潜在因素，只有受到成年人的侵犯时才会以破坏性的结果显现出来，但确实存在某些例外，如弗洛伊德在对歇斯底里症与强迫性神经症致病原因的对比中发现：前者源于童年期被动性经验，而后者则与主动性经验有关。但在正式做出这一区分的《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一书中，弗洛伊德又明确地讲道，强迫性神经症的根本原因是主动性经验必以被动性经验为先导。因此，归根结底，童年时期的性活动还是受到外部干扰的结果。直到1897年夏，弗洛伊德才不得不放弃他的诱惑理论，在9月21日写给弗里斯的信中提及此事（见信69）。[2]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在自我分析中还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见10月3日和15日的信70、71），这一发现必然导致得出这一结论，即儿童早期的性冲动通常不需要任何外部刺激。至此，弗洛伊德的性理论才告形成。

然而，弗洛伊德历经多年才充分证实了自己的这一发现，如在《论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作用》系列文章的第一篇（1898a）中，他的观点就摇摆不定。一方面，他认为儿童“具备全部心理性功能和多种肉体性功能”，因此不能说他们的性生活仅始于青春期；但另一方面，他又声称“人类的器官组织及其进化会极力避免童年期明显的性活动”，因而，人类的性动机能量会一直保存到青春期才得以释放，这也是童年期性经验必然会致病的原因。他还认为，由于这期间肉体和心理性器官都得到了发展，因而在成熟期后这种经验便会产生重要的“后续效果”。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释梦》第一版第三章结尾处（标准版，第4卷，p.130），弗洛伊德评论道：“我们完全赞同儿童期的快乐源自他们对性欲的一无所知”（1911年版对这一段增补了更正性脚注）。毫无疑问，这应是本书早期原稿中的遗留观念，而在其他文章中，他又明确证实了正常儿童中性欲望的存在。显然，到他对“杜拉”（Dora）病史进行分析之时（1901年初），弗洛伊德性理论的主要思想已基本确立。

尽管如此，他并不急于将这一发现公之于世。1899年10月11日（见信121），正当《释梦》即将问世之际，他在给弗里斯的信中写道：“或许在《释梦》后将立即动笔性理论一书。”3个月后，在1900年1月26日的信中（见信128），他又写道：“我正在为性理论一书收集材料，可以说万事俱备，只待‘东风’了。”而这一“东风”却令人等了5年之久，其间弗洛伊德除在1901年秋季之前发表了短文《论梦》和《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外，再无其他重要作品问世。

然而，到了1905年，他突然出版了三部重要著作：《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性学三论》和他对“杜拉”的病例分析，可以肯定的是“杜拉”一文的大部分内容早在多年前就已完成，但实际的出版顺序却不甚明了。“杜拉”一文中的一个脚注已对《性学三论》加以引用，并称其“出版于这一年”，同样，《性学三论》（第一版）的脚注中称《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问世于1905年”，而《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第三章第二部分的脚注中又称《性学三论》是“同时问世”的。因此我们可以暂且假定，三部著作的出版顺序以本段开篇所说为准。

在德文版本中，只有第一论的各章节编有序号，而事实上第一论中编有序号的章节在1924年之前也仅占半数。为方便查阅，我们将第二论和第三论也加上了序号。

注释：

[1] [弗洛伊德在论文《论生殖器崇拜期》（1923e）中，对这一情况以及它的非连续性做出了详细的解释。]本书脚注中方括号内文字均为英文版编者所加，以下不再一一注明。——译者注

[2] [他放弃了对诱惑理论的研究这一事实首次公布在该文的脚注及一个篇幅较短的章节中。而此后不久，他又在《论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作用》系列文章的第二篇（1906a）中更加详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及《自传研究》（1925d）中他也论述了自己对这件事的反思。]

第四版序

目前战火已经平息，而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人们对精神分析的热情并未受其影响。然而，这一理论的不同分支发展历程各不相同。精神分析的纯心理学问题和在潜意识、压抑、作为病因的冲突、病愈后发展及病症形成机制等问题上的发现，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甚至引发了反对派的关注。但本书中的生物学前沿理论和基础理论却始终饱受争议，甚至令某些曾一度对精神分析极其感兴趣的人也摒弃了性因素在正常和病态心理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看法，并转而寻求某些旨在对性因素的作用加以限制的观点。

但我绝不认为精神分析理论的这一部分相较于其他部分更脱离现实，因揭露现实乃精神分析之责任。我对材料的不断的反复检验和回忆使我确信这一理论同样建立在审慎客观的观察之上。此外，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某些人不能接受我的观点。首先，要证实本书中所描述的人类性生活之始，只能通过有耐心且有专业技术的研究者追溯并分析病人童年的早期生活，而医学治疗要求疾病应被迅速治愈（至少在表面上），因此这样做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采用精神分析手段的医生才有办法实现这一目的或做出不受个人喜好与偏见影响的判断。如果人类仅通过对儿童的直接观察就能学到这些，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写这部书了。

然而我们必须铭记，本书所包含的部分内容，如坚持性活动在人类所有成就中扮演重要角色及扩充性活动概念的意图，从最初就成为反对精神分析的强有力的动机。人们给精神分析贴上“泛性论”的标签，无端指责精神分析凡事必说“性”，但这实在是有些夸大其词。如果我们忘记了情绪因素会令人困惑和健忘，那我们当对此感到惊诧不已。哲学家叔本华（A. Schopenhauer）也曾表明人类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性冲动（就该词的一般意义而言）。全世界的读者绝不可能忘记这一惊世骇俗之作。而那些自视清高蔑视精神分析的人也不应忘记，在对儿童和性倒错者进行分析后而扩充的性概念与先哲柏拉图的“爱欲”（eros）又是何等相似。

1920年5月于维也纳

第三版序

最近十余年来我始终关注本书所产生的影响和读者的接受程度，借第三版发行之际，我愿做一序以打消读者的某些误解和不切实际的期望。首先要强调的是，下文中所阐述的观点完全建立在日常医学观察之上，而精神分析的研究成果又增加了医学观察的深度和科学性。《性学三论》建构于精神分析的基础之上，此外再无其他内容。因此，我们无法将其发展为一种无所不包的全面的“性理论”，性生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此书并未涉猎，实属合情合理。但读者切不可推断作者对未提及的问题一无所知或认为其无关紧要。

事实上，本书不仅在选题上，而且在内容安排上都以精神分析的观察为基础。全书的各个因素也按其重要程度来排序：与素质（disposition）因素相比，偶然因素更为重要；与种族（phylogenesis）特征相比，个体特征（ontogenesis）更受重视。这是因为，偶然因素在分析中占主导地位，分析受到的几乎所有影响都是偶然因素造成的。素质因素的重要性次之，它只有通过经验才可以被观察到，精神分析无法对其进行全面考察。

个体特征与种族特征的关系也是如此，只要种族特征没有受到近期经验的影响，个体特征就可被视为种族特征的重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即种族特征在个体发展的后台运行。但个体特征归根结底还是物种早期经验的沉淀再叠加上个体的近期经验，即偶然因素的总和。

然而，我必须强调的是，本书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完全建立在精神分析的研究之上，还在于其极力避免受到生物学发现的影响。本研究旨在通过精神分析的手段探查人类性功能，因此在研究中我会尽量避免引入任何先入之见，无论其源自普通性生物学还是对某个物种的专门研究。的确，我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心理学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人类性生活的生物学原理提供线索。诚然，我应该指出本研究与生物学的交叉点和一致之处，但如果基于精神分析的方法和基于生物学的思考所产生的重要观点与发现大相径庭，我也无须转变我的研究方向。

我为本书第三版增加了大量的新鲜素材，但没有像前一版那样特殊注明。目前，我们的科学研究进展缓慢，但为了跟上精神分析文献的发展速度，我们还是有必要为本版增添一定数量的新内容。[1]

1914年10月于维也纳

注释：

[1] [这一脚注仅在1915年出现过。]1910年，即在第二版出版之后，由布里尔（A.A.Brill）翻译的英文版在纽约出版。1911年，由奥西波（N.Ossipow）翻译的俄文版在莫斯科出版。[在弗洛伊德生前，也有匈牙利文（1915）、意大利文（1921）、西班牙文（1922）、法文（1923）、波兰文（1924）、捷克文（1926）及日文（1931）版出版。]

第二版序[1]

作者并不避讳承认本书尚存不足及令人感到费解之处，但他却拒绝将最近五年的研究成果添加进来，原因是这样将会破坏本书的整体性和文献特征。因此，再版时他只做了些许修改，并追加了几个脚注，新增脚注被加以星号以示区分[2]。此外，他强烈盼望此书可早日成为一部古董，这样一来曾经新颖的观点就可以被人们普遍接受，其不足之处也会被更好的所取代。

1909年12月于维也纳

注释：

[1] [1920年之后的版本不再有此序言。]

[2] [在此后的各版本中便不再作此区分。]

第一章 性变态[1]

生物学将人类和动物身上真实存在的性需求称为“性本能”（sexual instinct），并将其比喻为由饥饿感而引发的食欲。但由于日常用语中找不到与生理上的“饥饿”相对应的词，故科学上我们采用“力比多”来指代类似的性饥渴。[2]

公众对性本能的本质和特征抱有某种偏见。人们通常认为，童年期是不存在性本能的，随着人的不断成熟它在青春期才会出现，表现为男女两性对彼此形成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其目的是实现两性交合，或做出为实现这一目的的过渡行为。但我们已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些观点与真实情况并不相符。只要稍加推敲我们便可发现其中的谬误、草率和武断之处。

此处我有必要引入两个概念。让我们将那些具有性吸引力的人称为“性对象”（sexual object）；将性本能所要达成的行为称为“性目的”（sexual aim）。科学观察发现，性对象和性目的两方面均存在众多偏离常态的现象，这种变态与人们所认为的常态之间的关系正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性对象的变异

有关性本能的流行观点就像一部完美的充满诗意的童话，认为最初的人被一分为二，由此出现了男人和女人，此后两者便通过爱情不断寻求再次结合。[3]因此当我们得知某些男性的性对象为男性而非女性，或某些女性的性对象为女性而非男性时便会颇感惊讶。我们认为这类人具有“矛盾性情感”（contrary sexual feelings），或更确切地称他们为“性倒错者”，这种现象则被称为“性倒错”（inversion）。尽管我们很难搞清楚这类人群的具体数量，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4]

（一）性倒错

性倒错的行为表现

性倒错者在诸多方面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

完全性倒错者。[5]他们的性对象只能是他们的同性群体，他们不但不会对异性产生兴趣，甚至还会对他们感到性厌倦。对于男性来说，这种性厌倦会使他们无法完成性行为，或无法体会其中的愉悦。

两栖性倒错者。他们在性心理上雌雄同体，即他们的性对象既可以是同性也可以是异性。此种性倒错者不具有排他性的特点。

偶然性倒错者。这类人在某种特定的外部条件下，如无法得到正常的性对象或主要出于模仿，便将同性当成自己的性对象并在与他们的性行为中获得满足。

同样，性倒错者对各自怪异的性本能也持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能够接纳自己的性倒错，就像正常人能够接受自己的性欲一样，因此他们强烈要求性倒错应与正常的性本能一样受到公平对待；另一些人则抵触自己的性倒错，将其视为一种病态的强迫症行为。

性倒错出现的时间在人与人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有些人打记事起就具有性倒错特征，有的人则出现于青春期前后。[6]有的人终生伴有性倒错，但也可能会暂时消失，或成为正常性发展的一个组成阶段。它甚至还可能在一个长期具有正常性行为的人身上出现。通过观察还可发现有些人在正常的和倒错的性对象间周期性地摇摆，更有趣的是，这些案例中的有些人是在与正常性对象经历了痛苦的情感体验后才转向倒错性对象的。

一般说来，各种不同类型的性倒错间并无联系。但我们也可认为，极端性倒错应是与生俱来的，且他们可以与自身的这种特质和平相处。

有些学者不愿将这些不同类型的性倒错看成一个整体，因其偏见他们更愿意强调其中的差异而非共性。尽管不同类型的性倒错者间存在差异是无须争辩的，但我们也绝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即大量群体都处在介于各类型的过渡状态，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在对一个相互联系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

性倒错的实质

性倒错最初被认为是神经变异的先天表现，这与医务工作者在精神病患者或类精神病患者身上发现性倒错的事实相吻合。这一说法包含两种彼此独立的假设，即“先天的”和“变异的”。

变异性（degeneracy）

人们对“变异”一词存有偏见是因为这个词常被滥用，人们已经习惯于将那些并非由创伤或感染引起的症状归因为变异。马格南（Magnan）对变异所做的分类正是如此，他甚至用变异描述了神经系统的高级活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可能要问：变异还有什么其他价值？或能为我们增加什么新的知识？聪明点的做法似乎是仅在下面两种情况下谈及变异：（1）多种严重偏离常态的行为同时发生时；（2）工作和生存能力遭到严重破坏时。[7]

多项事实表明，性倒错并非变异：（1）性倒错者并无太多异于常人之处；（2）在那些能力并未遭到破坏，甚至在智力发展和道德文化上出类拔萃的精英中也可以发现性倒错[8]；（3）即使我们不着眼于这些医学治疗中的患者，而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以下这两种事实也足以说明性倒错并非变异：（a）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在文明高度发展的古代社会中，性倒错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并具有重要功能；（b）性倒错在某些野蛮的原始族群中极为普遍，但变异这一概念却仅适用于高等文明（见布洛赫），即使在欧洲的文明人中，气候和人种也会对性倒错的分布及人们对它的态度产生重要影响[9]。

先天性（innate）

正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只有第一类极端的性倒错者才可被称为先天性的，这主要体现在他们一生当中从没有在任何一段时间内表现出对另一种性对象的性冲动。另外两种类型的性倒错，尤其是第三类（偶然性倒错者）则很难用先天性假设加以解释。这是为什么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倾向于将完全性倒错者与其他类别的性倒错者区别开来，同时也导致人们在性倒错问题上无法达成普遍共识。按照这些学者的说法，性倒错在某些案例中是先天的，但在另一些案例中则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

反对这一观点的人则认为性倒错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性特征，其理由下：（1）我们在许多性倒错者甚至是完全性倒错者的案例中都可以发现，发生于早年的性印象对他们产生了永久的后续效应，即同性恋倾向。（2）在其他性倒错者身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外部因素对他们的影响（例如同性之间的排他性交往、战时结下的友谊、狱中的囚禁、同性性交的危害、禁欲以及性功能衰退），但不管是助力还是阻力，终归都固化了性倒错这一事实。（3）催眠暗示可以消除性倒错，而要想消除先天性特征可就难于上青天了。

从这些观点来看，我们不禁对先天性性倒错的存在产生怀疑。反对派认为（见霭理士，1915），如果我们对所谓的性倒错者案例做进一步研究，就可能发现他们的早期童年经历对他们的力比多方向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些经历并不存在于性倒错者有意识的记忆当中，但在一个合适的契机下，这些记忆仍能被唤醒。在这些学者看来，性倒错不过是性本能的常见变异，受个体生活中的多种外部情况决定。

这一看似确定的结论却遭到以下观点的攻击，即有些受到同样性影响（如在童年早期被诱奸或相互手淫）的人并未就此成为性倒错者或一直倒错下去。因此我们不得不质疑，“先天的”和“习得的”并未涵盖性倒错涉及的所有问题，因此在二者当中做出选择也并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性倒错的解释

无论是“先天的”还是“习得的”假说都无法解释性倒错的本质。对于前者，我们的疑问是，从哪方面看是先天的？除非我们要接受这个粗鄙的解释：每个人天生就具有与某种特定的性对象相联系的性本能。对于后者，我们质疑的是，在没有个体因素的参与下，只依靠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是否就足以造成性倒错？正如我们所言，个体因素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双性论（bisexuality）

在试图对性倒错的成因做出解释时，李兹顿（Lydston，1889）、科南（Kiernan，1888）和薛瓦利埃（Chevalier，1893）提出了有异于传统看法的观点。大家普遍认为，一个人要么是男人，要么是女人。但是，科学表明，有些人的性征是模糊不清的，因此也很难确定他或她的性别。这个观点首先在解剖学领域内引起关注，某些个体的生殖器官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即生理性双性人），在极少数情况下，两性的性器官均得到充分发育，但更常见的情况是两种性器官都出现了退化。[10]

这些反常现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无意之中促进了我们对正常发育的理解，因为它们表明一定程度的解剖学双性是很正常的，在每一个正常的男性或女性个体身上，都可以找到异性器官的痕迹，这些器官要么成为不具有任何功能的多余累赘，要么转变为具有其他功能的器官。

这些长久以来人们熟知的解剖学事实让我们产生了这样一种设想，即人类最初在生理上就是雌雄同体的，通过进化，人又变为了单性，而退化的另一性只留下了些许的蛛丝马迹。

我们似乎可以将这个假设应用于心理学领域，这样一来，所有的性倒错都可以被看作是心理上的雌雄同体。要证实这一假设，我们只需证明，心理上的雌雄同体总是与生理上的雌雄同体结伴出现的。

然而，我们的这一愿望破灭了，因为实在难以找到人们所设想的心理雌雄同体与已被证实的生理雌雄同体具有紧密联系的证据。在性倒错者身上，我们常可以发现性本能的减弱和性器官的衰退（霭理士，1915）。但常可发现并不意味着有规律地或甚至总是这样，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事实上，性倒错与生理上的雌雄同体总体上是相互独立的。

人们也很重视所谓的第二性征和第三性征，以及它们在性倒错者身上频繁发生的现象（霭理士，1915）。诚然，其中的大部分情况是这样的，但我们也决不可忘记，第二性征和第三性征也会频繁出现于异性身上，它们虽然是雌雄同体的标志，但却不会像性倒错那样改变一个人对性对象的选择。

如果性对象倒错，同时又伴有个体精神气质、性本能和性格特征向异性特征的相应转变，那么心理上的雌雄同体就可以得到证实。然而只有在性倒错的女性身上，才能找到类似的性格变化，而在男性中，最具有男子气概的人也可以同时是性倒错者。如果我们坚持心理雌雄同体的观点，那就有必要补充这样一点，即它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只会产生微乎其微的相互影响，且生理雌雄同体也是如出一辙。哈尔班（Halban，1903）认为，个体生殖器官的缺陷与第二性征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彼此独立的。

对双性论最粗浅的解释恐怕就是将男性性倒错者简单地理解为“女性的大脑寄居在男性的躯体内”，但我们忽视了女性大脑的特质是什么。如果用解剖学来替代心理问题的研究，那既无必要也不公平。尽管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的解读相较于乌尔里克（Ulrich）似乎更加清晰，但本质上并无不同。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1895）认为，个体的双性倾向会令其同时具有男女两性大脑中枢以及男女两种性器官，只有到了青春期，这两个中枢才会在与之相独立的性腺的作用下开始发育。然而，关于男性大脑和女性大脑的说法同样适用于男性“中枢”和女性“中枢”，并且我们还没有证据表明大脑具有类似语言中枢的能够控制性的中枢。[11]

无论如何，这一讨论中浮现出两个问题：首先，性倒错者具有双性特征，尽管在解剖学领域外，我们无法了解这一双性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其次，我们还要解决发展过程中令性本能受阻的障碍问题。

性倒错者的性对象

心理雌雄同体理论的前提是，性倒错者的性对象应与正常人相悖。例如，一位男性性倒错者会像一位女人一样为男性的体魄和思想所倾倒，像一位在寻找男性意中人的女人。

然而，虽然这种理论适用于大多数性倒错者，但却并未完全揭露性倒错者的普遍特征。毫无疑问，大部分的男性性倒错者仍然保有男性的心理特征，他们几乎不具有太多的异性第二性征，他们在性对象身上寻找的也是女性的心理特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如何解释下列事实呢？从古至今，男妓们在外表上无论是穿衣打扮还是行为举止，都在极力模仿女性，以取悦男性性倒错者。然而，很显然，这种模仿与性倒错者真正想要追求的大相径庭。在古希腊人当中，那些最富有男子气概的人往往也是性倒错者，他们喜欢一个男孩，并不是因为男孩身上的男性特征，而是因为他们长得像女人，以及他们所具有的羞怯、贤惠、天真和柔弱等女性心理特征。而一旦这些男孩长大成人，他们便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或许他们自己也会成为恋童癖者。因此，与其他情况一样，这种情况下的性对象并不是同性，而是某个结合了两性特征的个体，是性倒错者对男性的追求与对女性的爱慕两种冲动的妥协。但有一个重要条件，即性对象的身体（性器官）必须是男性的。因此，性对象实际上是对主体自身双性本质的一种反映。[12]

女性性倒错者的情况要清晰得多，因为她们当中的主动者，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通常都展现出男性特征。虽然，如果我们对这一事实深究的话，会发现许多差别，但她们始终追求的都是具有女性特征的性对象。[13]

性倒错者的性目的

有一点需要肯定，不同类型的性倒错具有不同的性目的。在男性性倒错者间，肛交并不常见，手淫往往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对性目的的约束（对情绪宣泄的限制）在性倒错者间甚至比在异性恋者间还要普遍。同样，在女性当中，性倒错者的性目的也各不相同，但似乎都对口腔黏膜的相互接触有着特殊的喜好。

结论

基于手头的材料，我们还无法对性倒错的起因做出合理解释，但研究令我们掌握了更重要的知识，这比解决性倒错的起因问题更有意义。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过去我们夸大了性本能与性对象之间的联系。对变态研究的案例表明，性本能与性对象之间存在某种阻碍。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将性对象看作是性本能的一部分，因此差点疏忽了这一事实。现在我们必须转变过去那种认为二者紧密相连的观点，事实可能是性本能并不受性对象的影响，也并不是因为受到了性对象的吸引所致。

（二）恋童癖和恋动物癖

性倒错者仅仅是在性对象的选择上有些许异常，但在其他方面无异于常人。然而，那些以儿童为性对象的则是罕见的变态。将儿童作为性对象的情况并不多见，通常都是些软弱的性无能者才会将儿童视作替代品，又或者是当急切的欲望发生时（无法延迟）却无法找到更合适的性对象，此时儿童就很可能成为发泄对象。不管怎样，以下事实将有助于我们认清性本能的本质，即性对象的种类居然可以如此繁多，甚至有人可以为了满足欲望而饥不择食，但即便在饥饿时，人类对食物对象的选择也并不是毫无要求的，只有在极端条件下才会出现对食物不加选择的现象。同样，与动物发生性行为的乡下人也并非少数，由此可见，性吸引力似乎能够超越物种的界限。

基于美学的立场，人们应该很乐意将由性本能所引发的类似或其他严重变态行为归因于精神错乱。但事实并非如此，经验表明，精神错乱者在性本能的障碍上无异于健康人或整个种族。儿童更容易受到教师和看护人的性侵是因为这些人更有机会接触儿童。精神错乱者只是把这些变态行为表现得更加极端，甚至成了获得性满足的唯一方式，以至于完全取代了正常的性满足。

健康人与精神错乱者在性问题上的差异如此之小发人深省。我想，只是因为即使对于正常人来说，性冲动也是最不受大脑高级活动控制的冲动。据我所知，无论从社会还是伦理角度来看，精神不正常的人其性生活也必然是非正常的，但某些性生活不正常的人，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却与常人无异。这些人完全能够适应人类文化的发展，而性是文化中的弱项。

综上所述，在大部分情况下，对大多数人来说性对象的性质和重要性都是次要的。有关性本能，一定还存在某些更重要、更根本的东西。[14]

二、性目的的转变

我们认为正常的性目的应该是两性的性器官在性交过程中结合，使性紧张得以释放，并让性冲动得到暂时的满足，就如同让一个饥饿的人饱餐一顿。但即使在最正常的性过程中，我们也可窥见某种倾向，若任由其发展，则会导致性倒错，即“性反常”（perversions）。在实现最终的性目的之前，势必存在一些导向这一目的的中间过程，如抚摸或注视，它们是实现性目的的必经之路，又是为性目的的实现而做的前期铺垫。一方面，这些活动能令人感到愉悦；另一方面，它们可以刺激性兴奋，以实现最终的性目的。例如，接吻就是此类活动中的一种，这个双方嘴唇黏膜相互碰触的行为在众多种族当中（包括文明程度较高的一些种族）都具有较高的性价值，尽管嘴唇并不是性器官，而是消化系统的一部分。下面这些因素为我们提供了分辨性反常与正常的性生活的判断标准，也为二者的分类提供了基本准则。所谓性反常指的是：（1）在解剖学意义上，性交使用的器官超越了用以两性结合的身体部位的界限；（2）按照常理，本应迅速导向终极的性目的，而反常的性行为却是与性对象的关系长时间地停留在过渡阶段。

（一）解剖学意义的超越

对性对象的高估

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对作为性本能目的的性对象的评价才会仅限于性器官。实际上这种评价应遍及性对象的全身，甚至包括性对象的各类情感。对性对象的高估在心理层面上亦是如此：一个人可以被性对象完美的人格魅力所迷惑，以至于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因此，盲目的爱，如果不是“权威”一词的词源，也至少是这一词产生的重要原因。[15]

一旦对性对象高估，一个人的性目的将不仅仅满足于性器官的结合，而是会将身体的其他部位也纳入其中。[16]

对男性的研究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对性对象高估这一行为的意义，因为他们的性生活更易被研究者所掌握。而女性，一方面由于她们受到文明的禁锢，另一方面她们生性隐秘、虚伪，这使得她们的性生活始终笼罩着一层朦胧的面纱。[17]

嘴唇和口腔黏膜的性用途

只有当一个人的嘴唇（或舌头）被当做性器与另一个人的性器相接触时，才会被看作是反常的（perversion），而相互接吻则不是，这也是正常与反常的分界点。毫无疑问，口腔与性器相接触的行为由来已久，那些将其指责为变态的人，心中自然会升起明显的厌恶之情，令他们无法接受此类性行为，但这种厌恶感的界限却十分模糊难以界定，纯粹是一种习俗：例如一位男性可以热烈地亲吻一位美女的朱唇，但一想到要用她的牙刷，则不免升起厌恶之感，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口腔就比这位美女的干净，但他们并不会厌恶自己。因此，我们要对厌恶这一因素多加注意，因为它既可以阻碍力比多对性对象的高估，反之又受到力比多的掌控。厌恶似乎是可以限制性目的的众多力量之一。无疑，异性的性器官通常能够成为令人生厌的对象，并且这种厌恶是歇斯底里症患者，尤其是女性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特征。征服这种厌恶感就是展现性本能力量的最佳战果。

肛门的性用途

与肛门相关的性行为则会令人更加生厌，也更容易被人贴上性变态的标签，原因是肛门是用于排泄的器官，总是与本身就令人作呕的排泄物相联系，倒不是我对此存有偏见，但这种说法实际上并不比“歇斯底里症女孩由于男性阴茎有排泄功能而心生厌恶”的说法高明。

肛门黏膜的性作用并不仅限于男性性交，对它的偏爱也不意味着就是性倒错。相反，与男性肛交其实跟与女性性交非常相似。对大多数性倒错者来说，他们追求的性目的通常还是相互手淫。

身体其他部位的作用

当性兴趣扩展至身体其他部位，无论形式多么多样，其本质上都与前者无异，关于性本能并未给我们带来任何新的启示，充其量不过是说明性本能会利用种种有可能的渠道来占有性对象。但解剖学上的发展让我们知道，除了对性对象的高估外，还存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因素，身体的某些部位如口腔黏膜和肛门黏膜由于长期出现在性行为中，似乎已经被当成了性器官。下面我们还将发现性本能研究的发展将证实这一点，同时我们还将发现它为某些疾病的症状提供了解释。

性对象的不恰当替代——恋物癖（fetishism）

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性对象会被其他物品所取代，这些物品虽然与性对象有关系，但完全不适合作为正常的性目的的对象，这种现象尤为引人关注。按照我们的分类方法，我们本该在论述性对象的变异时就提到性本能的这种极其有趣的变化，但直到我们搞清楚了“对性对象高估”这一问题的成因后才提出这一点，这是因为摒弃了性目的后的现象仍然与之相关。

性对象的替代品通常是一些并不适合作为性目的的身体部位（如脚部或头发），或是与性对象相关的，尤其是能与性行为发生联系的无生命的物体（如衣服或内衣）。这些替代品的作用与原始社会中的圣物崇拜有异曲同工之处，野蛮人之所以会崇拜圣物，是因为他们认为圣物是神灵的化身。

在某些恋物癖案例中，性目的无论是正常的还是倒错的，都将被彻底抛弃。而在另一些案例中，为了帮助恋物癖者达成性目的，性对象还要具备某种特征，如特定的发色、衣服甚至是身体缺陷，这种处于病态边缘的奇特的性本能变异着实令我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恋物癖患者追求正常性目的的能力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退（如性功能下降），这似乎是形成恋物癖的必要前提。[18]正常人也会出现在心理上对性对象高估的情况，甚至爱屋及乌。因此在正常的爱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恋物癖并不奇怪，尤其当正常的性对象无法企及，或是在追求对象的过程中受到阻碍时：

给我，她胸前的围巾，

她腿上的吊袜！[19]

如果对替代物的追求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取代了正常的性对象，又或是替代物与性对象脱离，进而成为独立的性对象，那么恋物癖就成了一种病态。事实上，这也正是导致性本能的微小变异发展成为病态现象的一般条件。

比纳（Binet，1888）最先提出（已被后续大量实验证明），对崇拜物的选择源于儿童时期被灌输的性印象[这与描述初恋的谚语意思相近：初恋难忘（On revient toujours à ses premiers amours）]。当性对象与崇拜物之间仅有些许联系时，对崇拜物的选择就更易受到儿时印象的影响。有关儿童时期性印象的重要作用，此后我们还将继续讨论。[20]

在其他案例中，患者用崇拜物取代了性对象，这往往是由于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象征性思维的影响。但我们并非总能追踪到崇拜物与性对象之间的联系（例如，脚是自神话里就已出现的一种古老的性象征[21]，而毛发作为崇拜物也一定是源自阴部毛发的联想）。尽管如此，这些性象征通常也与儿童时期的性经历有关。[22]

（二）在过渡性性目的上的停留

新目的的出现

阻碍或延迟正常性目的达成的因素，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如阳痿、性对象的高昂价格或性行为的危险性），显然都会使性行为滞留在过渡阶段，并从中发掘出能够取而代之的新的性目的。如果我们留心观察便可发现，在正常的性行为过程中，即使是那些最怪异的新目的，我们也可寻得一些蛛丝马迹。

抚摸与观看

在正常性目的达成前，一定程度的抚摸是不可或缺的。众所周知，抚摸性对象的皮肤能给人带来愉悦和兴奋感。因此，如果接下来的性行为能够继续进行的话，那么在抚摸阶段的停留就不能算作是性变态。

观看也是如此。本质上，它是源自抚摸的一种行为。视觉印象最易引起性兴奋。的确，如果从目的论的观点来看[23]，自然选择正是遵循了这一规律——性对象越美越好。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开始用衣物遮掩自己的身体，而这反倒激起了人们的性好奇。好奇心又促使人们剥去性对象的外衣，令其身体一览无余。但如果对性对象的关注点能从性器官转向整个身体，那就可以升华[24]

为艺术行为了。大部分正常人通常都会停留在观看阶段，这确实有助于他们将部分力比多转化为更高层次的艺术享受；如果观看的乐趣[窥视癖（scopophilia）]属于下列情况的话，则被视为变态行为：（1）仅限于观看性器官；（2）观看过程需要克服厌恶感（如喜欢看人大小便的窥阴癖者）；（3）观看行为没有为正常性目的的达成提供准备，反而阻碍了它。最后一点在露阴癖者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诸多分析表明[25]，露阴癖者暴露自己的性器官是想以此来换取对异性性器官的窥视[26]。

在窥视和暴露的变态行为中，我们发现一个尤其需要引起人注意的特征，下面我们就将对此做进一步分析。这些变态行为的性目的表现为两种形式：主动型和被动型。

能够与窥视欲相抗衡的力量是羞耻感（正如前文所说的厌恶感一样），但羞耻感有时也会被窥视欲望压制。

施虐与受虐

令性对象遭受痛苦和令自己遭受痛苦是性变态最常见和最重要的两种形式，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根据其主动性和被动性的不同，将它们分别命名为“施虐狂”（sadism）和“受虐狂”（masochism）。其他学者（如Schrenck-Notzing，1899）则倾向于更狭义的术语“虐淫”（algolagnia），它强调的是令人痛苦的残酷，但有些人却乐在其中；而克拉夫特—埃宾的术语则涵盖了任何羞辱与臣服形式中的快乐。

主动性虐淫，即施虐狂，其根源很容易就能在正常的性行为中找到。大部分男性的性行为都具有攻击性——征服欲，其生物学意义似乎在于，男性不仅仅满足于用求爱的方式征服自己的性对象。因此，施虐行为源自性本能中的攻击性，而这种攻击性一旦被夸大和强化，便会喧宾夺主，占据主导地位。[27]

在日常用语中，施虐狂的所指经常在两种含义间摇摆不定。一方面，它指主动、暴力地对性对象的施虐行为；另一方面，也可指通过羞辱和虐待性对象以获得满足。严格来说，只有后一种才可被定义为性变态。

同理，受虐狂泛指一切对性生活和性对象被动接受的态度，其极端形式表现为，通过性对象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对自己造成的痛苦来获得满足感。与施虐狂相比，作为性变态的受虐狂似乎更加偏离正常的性目的，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最初它是自己出现的呢，还是由施虐狂转化而来的呢？[28]研究发现，受虐狂不过是施虐狂向自我的转向，自我取代了性对象成为施虐对象。对极端的受虐狂案例的临床分析表明，受虐狂是原始被动的性态度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被强化后的结果。

这些案例中要克服的痛苦，与厌恶感和羞耻感一样，都是阻碍力比多的力量。[29]

施虐行为与受虐行为在性变态行为中占有特殊地位，因为它们正代表了性生活的普遍特征，即主动性与被动性二者所构成的对立。

人类文明发展史已清楚地揭露，性本能与暴力行为之间关系紧密，但除了强调力比多中的攻击性因素外，再没有人对这种联系做出过多解释。某些专家认为，性本能中的攻击性事实上是原始人食人欲望的残留，通过征服对方以满足人类在成长过程中原始强烈的本能需求。[30]也有人认为，每种痛苦中都具有痛并快乐的可能性。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性变态行为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它似乎有可能是众多心理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31]

性变态行为最为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其主动形式和被动形式能够在同一个体身上同时发生。在性生活中，通过向对方施虐以获取快乐的人，同时也能在对方的施虐下感受到愉悦。施虐者同时也是受虐者，只不过主动形式或被动形式总有一种会更占上风，最终在性行为中占据主导地位。[32]

此外，我们还发现，性变态行为中的两种对立倾向通常都是成对出现的，这一点对于下面我们要论述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33]此外，施虐狂和受虐狂这组对立组合的出现不能仅仅归因于攻击性因素。我们应当更倾向于将这组对立与双性（bisexuality）现象中的男女对立联系起来。在精神分析中，也常用主动与被动来指代男女两性的对立。[34]

三、性变态的共同特征

变异和病症

医生若在特定条件下，初次对性变态的典型案例开展研究，不免要将它们看作是像性倒错一样的变异或病症。然而，与性倒错相比，性变态的观点似乎更难以立足。日常生活经验表明，略微出格的亲密行为与其他亲密行为无异，也常出现于健康人的性生活中。如果条件允许，正常人在一段时间内也会将性变态视作正常性目的或一正一邪两种行为同时进行。事实表明，健康人也会在正常性目的以外增加些被称为变态的行为，这一发现足以说明，采用带有羞辱性的“变态”这一术语是多么的不恰当。在性生活方面，我们还无法在生理学上的变异与病理学症状之间画出清晰的界限，这几乎是办不到的。

我们应当对某些性变态行为的性目的给予特殊关注。有些性变态行为过于偏离常态，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将其称为病态。尤其是当性本能成功地克服了羞耻、厌恶、恐惧和痛苦时（如在舔食大便、奸尸行为中）就更是如此。但即使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也不可武断地认为这种人就是疯子或变态，同样，我们无法忽视的事实是，这些人在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十分正常，只是由于无法束缚自己的性本能，因而在性方面出现了病态。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反常的人，其性行为往往也不正常。

在大多数情况下，性变态的病理学特征并不在于性变态患者有了新的性目的，而在于其与正常性目的的不同。如果变态性行为能够与正常的性目的和性对象和谐共处，那即便是外界环境有利于变态性目的而不利于正常性目的，也不能称之为“病态”。简言之，只有当性变态行为将正常性行为彻底地排挤出去并取而代之时，即具有排他性和固着性时，我们才能说这是一种病态的症状。

性变态的心理因素

也许在那些最令人憎恶的性变态行为中，心理因素在性本能的转化过程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法否认，任何性变态行为中都有心理因素的参与，尽管结果令人震惊，但却使性本能实现了理想的转化，也许这类变异行为恰恰能够有力地展现出爱的力量，在性行为中，最高级的力量和最低级的力量总是紧密相连：从天堂到人间再到地狱。[35]

两个结论

通过对性变态的研究我们发现，性本能必须要克服某些心理因素的阻力，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羞耻感和厌恶感。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这些心理阻力才使性本能被限定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活动。如果这些力量在性本能挣脱束缚之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作用，那么它们就可以引导性本能按照正常的轨迹发展。[36]

此外我们还发现，某些性变态行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在分析方法上对它们进行拆解或解剖，就会发现它们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整体。这也许意味着，性本能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素的整体，在性变态行为中，多种元素又重新聚合在一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这些变异的临床观察也让我们注意到了正常人性行为中的多因素综合作用。[37]

四、神经症患者的性本能

精神分析

只有通过某种特定的方法，我们才能了解神经症患者的性本能问题。目前只有一种重要方法能够清晰准确地向我们揭示歇斯底里症患者、强迫症患者、常被误称为神经衰弱的患者、早发性痴呆患者和妄想症患者等精神神经症患者的性生活情况。这种方法就是由我和布洛伊尔（Josef Breuer）在1893年提出的“内心净化法”（catharsis），这是一种基于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

正如在其他作品中一样，首先我有必要说明，我的所有研究都显示精神神经症源于性本能。这不仅仅是说性本能的力量是造成病态症状的诱因，我更想说明的是性本能是诱发精神神经症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唯一的一个持续性的根源。因此，精神神经症患者的性生活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病态症状。我在其他作品中也曾阐述过，这些病态症状充斥于神经症患者的性生活。过去25年间[38]对歇斯底里症和其他神经症患者所做的精神分析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其中部分已在我的作品中做了详细说明，之后也将继续做进一步的阐释。[39]

用精神分析法来缓解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病症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歇斯底里症是一系列精神活动、愿望和渴求的替代品，受到某些特殊心理过程（如压抑）的控制，又无法以合理的方式获得宣泄。因此，这些潜意识中的精神活动就力图找到一个发泄的渠道，对于歇斯底里症患者而言，他们的发泄渠道就是一些生理症状（通过“换位”），即歇斯底里症症状。借助特殊手段，我们可以对这些症状追根溯源，由此可令过去那些含混不清的潜意识心理结构的本质和根源逐渐清晰起来。

精神分析的结论

运用精神分析手段，我们发现这些病症实际上是由性本能所引发的内心冲动的替代品。据我们所知，歇斯底里症（可被看作一种典型的精神疾病）患者在其发病前的特征和他们的致病原因上均与上述结论相符。歇斯底里症患者在一定程度上都表现出了超出常人的性压抑，性本能受到了强力的阻碍（如之前我们提到的羞耻、厌恶和伦理道德），这些似乎令他们本能地回避对性问题的思考。因此，在某些极端案例中，已经性成熟的患者却还对性一无所知。[40]

如果不细心观察的话，歇斯底里症的这一典型特征，通常会被其另一特征所掩盖，即歇斯底里症患者也是受性本能支配的。然而，精神分析却总能拨开迷雾，揭露出过度的性需求与过强的性阻力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正是这种冲突与矛盾才导致了歇斯底里症的发病。

当一个具有歇斯底里症倾向的个体步入成熟期之后，或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之下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性需求需要发泄渠道时，歇斯底里症也就即将要发作了。在性本能与性阻力的双重压力下，歇斯底里症为患者提供了一条解脱之路，只是它并没有化解两者的冲突，而是将力比多冲动转化为病症。[41]例外的情况极其少见，如一位男性歇斯底里症患者，他的发病只是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情感冲突，与性爱并无关联。精神分析对这些案例的研究表明，歇斯底里症是由相互冲突的性因素所引发的，同时会令患者的精神活动偏离常态。

神经症与性变态

大量与我相悖的观点无疑是由于它们将我视为神经症症状根源的性本能当成了正常的性本能。但精神分析的研究更加深入，并发现这些病症绝不仅仅源自这些所谓的正常的性本能，至少不是主要由于这个原因。它们主要还是由广义上的反常性本能所引发的，如果反常的性本能能够畅通无阻地从意识层面到达人们的幻想并在行为中表现出来，那就会导致神经症的发病。因此，这些症状的根源在某种程度上是反常的性本能，神经症也可以被称为性变态的负面表现。[42]

精神神经症患者的性本能表现出了我们所研究过的各类偏离正常性生活的变异。

（1）所有神经症患者的潜意识心理活动（无一例外）都具有性倒错倾向，他们的力比多关注的是同性。只有通过深入研究，我们才能充分理解这一点对神经症致病原因的重要性。我所能肯定的是，神经症患者潜意识中性倒错倾向的存在以及这种倾向对解释男性歇斯底里症所具有的重要意义。[43]

（2）如果在性活动的解剖学范畴上探查神经症患者在潜意识中的倾向，就会发现，这些倾向正是病症形成的原因，其中尤其要提及的是他们频繁地将口腔和肛门黏膜视作性器官的倾向。

（3）组元本能[44]诱发了一系列成对出现的新的性目的，如窥视欲与窥阴欲及施虐与受虐欲。

这些便是众多致病原因中尤为重要的因素。其中，施虐与受虐更能令我们理解这些症状的痛苦，它几乎在某程度上主宰了患者的社会生活。同时，力比多与暴行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可导致由爱生恨，将深情转化为攻击，这不仅是大部分神经症患者的典型特征，似乎在妄想症患者中也极为普遍。

以下事实将为我们的发现增加更多的趣味性。[45]

（1）我们在潜意识中发现的这类本能，都是成对出现的，且伴随出现的第二种本能也会同时发生作用。因此，每种主动性变态行为都会与一种被动性变态行为相伴出现：在潜意识中有露阴癖的人同时也是窥阴癖；因压抑施虐冲动而饱受痛苦的人也必定伴有源自受虐倾向的症状。主动与被动的性变态正是这类情况中最值得关注的，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常常是两种倾向中的一种占据主导地位。

（2）在任何一个极其典型的神经症案例中都不会只出现单一的性变态行为，通常我们会发现一系列彼此相互独立的性变态行为，且都留下了各自的发展轨迹，因此，对主动性变态行为的研究也令我们有机会接触到被动的性变态行为。

五、组元本能和快感区[46]

回顾我们所掌握的有关主动与被动性变态的相关知识，似乎可以发现它们源自一系列的组元本能，但组元本能也不是导致性变态的最根本原因，这还有待进一步分析。[47]所谓“本能”，指的是由持续的生理刺激所引起的心理反应，以区别于由外部单一因素引起的“刺激”，本能是一个介于生理与心理边缘的概念。对于本能的本质，最简单也最有可能的假设是它本身并无任何意义，只是用于测量心理需求的尺度，通过判断它们源于何种心理刺激和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可以对各类本能进行区分。本能由对器官的刺激所引发，而其目的就是要消除器官刺激。[48]

在本能理论中，另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假设是，身体器官所引起的两类刺激是基于不同的化学成分的作用。其中一类我们称之为“性刺激”，引发这种刺激的器官就是导致组元本能的“快感区”（erotogenic zone）。[49]

快感区的作用可立即体现在性变态行为中，导致性变态者将口腔和肛门当作重要性器官，从各方面来看，它们都好似性器官的一部分。在歇斯底里症患者身上，身体的这些部分与附近的黏膜成了新的感受区，神经分布也发生了变化，刺激这些部位就如同刺激性器官一样，会令人产生类似勃起的快感。[50]

在众多精神神经症中，快感区作为性器官的附属品和替代品的作用在歇斯底里症患者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其他病症中就不重要，而是因为在强迫症和妄想症这类疾病中，引起发病的心理器官远离身体控制中枢，因此其快感区很难被辨识。在强迫症中，这些冲动的作用甚为突出，看似与快感区无关，但却使人产生了新的性目的。然而，在露阴癖和窥阴癖中，眼睛就成了快感区，而在施虐与受虐行为中，皮肤则充当了快感区，甚至身体某些特殊部位的皮肤已变成了黏膜般的感受器官，成为超能快感区。[51]

六、精神神经症中性变态盛行的原因

之前的讨论也许会令人对精神神经症患者的性生活产生误解，认为他们的性行为一定会异于常人。的确，若从“变态”一词的广义上来讲，他们确实具有不正常的性变态倾向，但对一些轻度患者的研究表明，他们也并非就一定是性变态，至少我们不能仅凭（是否是性变态）这一点就判断一个人的病症严重程度。大部分精神神经症患者都是在青春期后因正常性生活的压力而发病的（尤其针对正常性生活中的压抑），还有些人则由于力比多在正常性生活中得不到满足而发病。不管是在哪种情况下，力比多都像是受阻的河流，只能流向干涸已久的支流。同理，精神神经病患者的强烈的性变态倾向虽然是消极的，却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释放力比多。事实上，一个人之所以会出现性变态行为，其内在因素是受到了性压抑，外在因素是自由受到了限制，无法得到正常的性对象及正常性行为有危险性等，否则他也可以是个正常人。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神经症案例中患者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有些人天生就具有性变态的倾向，有些则由于力比多过于偏离正常性目的和性对象才会误入歧途转向性变态。将事实上相互合作的两种力量看作是对立的是不可取的。如果一个人天生具有神经症倾向，又遭遇了外部环境因素的助力，那无疑会遭遇神经症的发病；但当这种倾向极其明显时，即使没有外部环境因素的助力，也会令人脱离正轨；或即便一个先天正常的人，如果在实际生活中遭受了强烈刺激，也会患上神经症。（这种观点恰好也可以用来解释同样受到内因和外因影响的其他疾病。）

然而，如果你还是愿意认为精神神经症体质的人更容易出现性变态倾向，那我们应该也可以根据先天快感区或组元本能的差异来判断个体的神经症体质类型。但如同该领域的其他问题一样，性变态是否真的与某种神经症类型有关，目前尚未察明。

七、幼儿的性欲特征

一旦证明性变态冲动在精神神经症症状中所具有的作用，那被我们称为性变态者的人数就要大幅增加了。不仅是因为神经症患者本身人数众多，还由于神经症患者的所有表现都被认为与正常人无异，正如莫比斯（Moebius）所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有些神经质。因此性变态的这种普遍性不免让我们认为性变态本身并不是什么很少见到的事，甚至还是正常体质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性变态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如比纳（Binet）在论述拜物教时所认为的是由一次偶然经历所引起的，这是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现在我们认为，性变态确实存在一定的先天性，这种天生的性变态倾向人人皆有，只是强弱程度不同，且会受现实生活的影响而强化。我们仍需讨论的是性本能的先天性问题。在某些案例（性变态）中，性本能的先天性会付诸实践，而在另一些案例中，人们无法有效地压抑这些性本能，因此只能另辟蹊径，将相当一部分的性本能转化为病的症状。而在这两种极端形式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最佳状态，即通过有效控制和利用性本能而获得正常性生活。

然而，我们还要指出，我们所设想的这种蕴含着所有性变态基因的先天体质，只能在儿童身上才会有所体现，尽管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性本能还很微弱。随着我们逐渐意识到神经症患者的性行为仍处在或回归到了幼儿时期的状态，我们的兴趣点也自然就转向了儿童性生活。下面我们会继续追踪幼儿性发展的轨迹，探寻幼儿性本能是如何让他们发展为性变态、神经症或过上正常性生活的。

注释：

[1] 本章中所引述的内容来自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莫尔（Moll）、莫比斯（Moebius）、霭理士（Ellis）、施伦克诺津（Schrenck-Notzing）、劳温菲尔德（Loewenfeld）、尤伦伯格（Eulenburg）、布洛赫（Bloch）、赫希菲尔德（Hirschfeld）等人的著作，尤其是赫希菲尔德所著的《性过渡阶段年鉴》（Jahrbuch fü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由于本章中还引述了上述作者的其他相关文献，因而我在此就不对其观点出处逐一注明了。文中对性倒错者的精神分析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出自萨得格尔及我本人的观察。

[2] 德语中唯一合适的词是“lust”，不幸的是这个词义既指欲望也指满足，容易产生歧义，不像英语单词“lust”，要么指欲望，要么指快乐。[1910年增注]

[3] 毫无疑问，这出自柏拉图对话录中阿里斯托芬所陈述的理论。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第六章的结尾处再次提到过这个问题。

[4] 要对这类人的人数进行统计非常困难，可参见赫希菲尔德的著作（1904）。

[5] 一个人对性倒错冲动的反抗强度，或许取决于其受暗示和精神分析的影响程度。

[6] 众多学者都坚持认为，性倒错者在自述中所描述的性倒错倾向出现的时间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的记忆或许受到了异性恋者的压抑。精神分析对一些案例的研究已证明了这一点，通过填补患者童年时所遗忘的事情，从而使患者的记忆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在本书第一版（1905）中，最后一句话是：“只有通过对性倒错者的精神分析研究，才可对此得出结论。”]

[7] 莫比斯（Moebius，1900）认为，在对变异现象做临床诊断时应十分谨慎，并指出它的实际意义并不大。他说道：“就我们所讨论过的变异现象来说，我们可清楚地发现对此做出诊断收效甚微。”

[8] 即使是站在“第三性主义者”立场的人，也坚称历史上的许多名人都是性倒错者，甚至是完全性倒错者。

[9] 对于性倒错的病理学研究已被人类学研究所取代。这一转变主要归功于布洛赫，他论证了在古代文化中就存在性倒错现象。

[10] 最近对生理性双性人的描述，可参见特劳菲（Taruffi，1903）的著作以及诺伊格鲍尔（Neugebauer）发表在《性过渡阶段年鉴》一书中的多篇论文。

[11] 根据六卷本的《性过渡阶段年鉴》的文献目录记载，似乎格雷（Gley）才是第一位用双性理论来解释性倒错的人。早在1884年1月，他就曾在《哲学周刊》上发表过题为《性本能畸变》的文章。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在薛瓦利埃（Chevalier，1893）看来，大部分认同这种观点的人，都会扩展这个理论的应用范围，用其来解释正常人并将性倒错看作是正常发展受阻所致。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1895，p.10）在许多观察中都找到了第二中枢（异性中枢）存在的证据。阿尔都因（Arduin，1900）认为：“每个人身上都同时具有男性因素和女性因素（赫希菲尔德，1899），只是其中一种要明显强于另一种，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一点来判断其性别的。”赫尔曼（Herman，1903）证明：“每个女性身上都具有男性成分，同理，每个男性身上也具有女性成分。”弗里斯（1906）率先提出了双性概念，但在非专业领域，人们认为威宁格（Weininger）才是最先提出这一设想的哲学家，并成为其论精神错乱一书的理论基础（1903）。以上论述可充分证明弗里斯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弗洛伊德对双性理论重要性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弗里斯的影响，而他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第七章中所举的例证却说明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被打的孩子》（1919e）第六部分中的讨论里，弗洛伊德并不接受弗里斯的观点即双性理论能够对压抑做出解释。详见克利斯（Kris）《弗里斯通信集》引言第四部分（弗洛伊德，1950a）。]

[12] [最后一句于1915年追加。——1910年增注]事实的确如此，精神分析还不能充分说明性倒错的起源问题，但已经发现了性倒错的心理机制，并有利于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在所有我们检查过的性倒错者身上，我们都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他们的幼儿时期，都曾对某个女人（通常是自己的母亲）有过强烈且短暂的依恋。在克服了这种依恋之后，他们就把自己认同成自己所依恋的女性，并成为自己的性对象。正是由于这样的自恋情结，他们开始寻找跟自己相似的男子，希望他们能像自己的母亲一样爱自己。

[有关这一点，1910年的脚注里写道：要知道，只有一种性倒错类型适用于精神分析——这种类型的性倒错通常是由性活动受阻所致。性活动和发展的各种类型都极其复杂。有关性倒错类型的划分应该以性对象的性特征和性倒错的主体为基础。]

精神分析研究极其反对将同性恋者看作一个特殊群体而与正常人区分开来，对较为隐蔽的性兴奋的研究发现，所有人都有将同性作为性对象的倾向，事实上在潜意识中确实做出过这种决定。的确，力比多对同性者的附着，对正常的心理活动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当然，这比附着在异性身上更容易导致人患病。与之相反，精神分析认为在选择性对象时不分性别——男女皆可——这在童年时期、原始社会及史前时期都很常见。在此基础上，再加上这样那样的限制，便形成了正常的或倒错的模式。在精神分析理论看来，男性会对女性产生兴趣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也并不是单单用化学原理就可以解释的。一个人的性表现类型要到青春期后才可确定下来，并受到先天体质和后天偶然因素的共同影响。毫无疑问，某些因素会表现得更强烈，甚至会影响到发展结果。但通常来说，能够影响到最终发展结果的因素很多，并导致生成多种性态度类型。在性倒错者身上，人们常常发现远古体质和原始的心理机制占据重要地位。性倒错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自恋式的对象选择和肛门区的重要性作用。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是体质的特殊性才导致了性倒错的发生。因为在正常人或是介于正常和性倒错之间的人身上也可以发现类似的体质。二者之间的区别看似是质的，而分析表明仅仅是量的差别。通过对那些影响对象选择的偶然因素的研究，我们发现早期的失败经历（早期的干扰、恐吓、性活动）会产生重要影响，另外，父母双方是否都健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若童年期没有强壮的父亲的陪伴，就可能导致性倒错。最后，我们必须指出，性对象的倒错不应与主观性征的混淆混为一谈，这两者之间并无联系。[1915年增补]

[13] 费伦茨（1914）对性倒错提出了许多有趣的观点，他认为许多具有性倒错症状的患者，体质和心理状况都有较大差异，那么将他们全部统称为“同性恋者”就有些不妥了。他认为这种情况更应该称为同性情欲（homoerotism）。他坚称，我们至少应该区分主观同性恋者和客观同性恋者这两类人，前者将自己看作女人，行为举止女性化，后者是纯粹的男性，只不过将同性替代女性作为自己的性对象。费伦茨认为前者正是赫希菲尔德口中的“性中间型”（sexual intermediates），后者则是彻底的强迫性神经症。只有客观同性恋者才会反抗自己的性倒错倾向，或是受到心理治疗的影响。我们承认这两种类型同性恋的存在，需要补充的是，在许多人身上主观同性恋和客观同性恋在某种程度上是共存的。[1920年增补]

近些年来，著名生物学家斯坦纳（Steinach）的研究也为同性恋和性特征的机体条件提供了解释。对哺乳动物实行阉割手术和移植异性的性腺可改变它们的性别。移植的结果多多少少改变了身体性征和心理性态度（包括主观同性恋和客观同性恋）。在这个变性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产生性细胞的性腺，而是被称为“青春腺”（puberty-glard）的性腺间质组织（interstitial tissue）。这个移植手术还改变了一个因肺结核病而失去了睾丸的男性。这名男性在性生活中表现出被动的同性恋特征，举止像个女性，且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如在头发、胡须、乳房及臀部等身体部位）。当他接受了睾丸移植手术后，他的行为便具有了男性特征，女性特征随之消失（李普什舒兹，1919，pp.356-357），并像正常人一样将力比多指向异性。

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言，这个有趣的实验让我们对性倒错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为医治同性恋提供了可行的治疗手段。弗里斯不无道理地指出，这类实验的结果与高等动物双性理论并不冲突。相反，在我看来，这类实验的成功进一步证明了双性理论的正确性。

[14] 毋庸置疑，古代人与我们在性生活上最显著的差异就在于古代人更强调性本能本身，而我们更重视性对象。古人赋予本能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它可以神化低贱的性对象，然而，现代人则认为性本能是低俗的，只有作用在性对象上时才会被人们所接受。[1910年增注]

[15] 此处我不禁联想到被催眠者对催眠者的百依百顺。我怀疑，催眠的本质就是通过对被催眠者性本能中的受虐成分施加影响，进而令被催眠者的力比多聚焦在催眠者身上。费伦茨（1909）认为，这种暗示特征与“恋亲情结”（parental complex）有关。参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八章。

[16] [在1920年之前的版本中，本段的最后一句话为：“各类不同的极端的解剖学扩展清晰地表明了一种求变的需要，豪克（Hoche）对此称为‘渴求刺激’。”脚注的前两句为1915年版所加，之前的版本为：“仔细思考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布洛赫已经确认了渴求刺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整个脚注及上文的这一段是1920年出现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性对象的高估并不会出现在对象选择的每一个机制当中。此后，我们将会对其他身体部位所扮演的性角色做出更直接的解释。豪克和布洛赫用“渴求刺激”一词来解释性器之外其他身体部位会产生性趣的原因，但我对此不以为然。力比多的运行路径，一开始就像通信网络一样相互连接，我们必须考虑到力比多进入到分支的情况。

[17] 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女性并不会对自己的丈夫高估，但却会高估自己的孩子。[1920年增注]

[18] 这种缺陷代表着体质上的不足。精神分析研究发现，如果在儿时受到了性恐吓，成人后就有可能偏离正常的性目的，转而寻找其替代品。[1915年增注]

[19] 选自《浮士德》第一部，第七场。德语为：Schaff'mir ein Halstuch von ihrer Brust，Ein Strumpfband meiner Liebeslust!

[20] 深入的精神分析研究对比纳的观点做出了客观的评判。所有的观察均发现，当一个人第一次接触崇拜物时就已经产生了性兴趣，但通过周遭的环境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此外，所有这些早期的性印象都发生在五岁到六岁期间，精神分析对这种病态的执着出现的时间如此之晚深表怀疑。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在见到崇拜物之前的记忆中就隐藏着被压抑的性经历，这段经历隐藏在崇拜物之后，崇拜物不过是它遗留的残迹。婴儿如何发展成为恋物癖者，以及如何挑选出自己的崇拜物，这都是由一个人的体质因素决定的。[1920年增注]

[21] 鞋子或者拖鞋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1910年增注]

[22] 精神分析为我们能够正确理解恋物癖扫清了道路。有关对崇拜物的选择，由于受到压抑而已经消失的食粪倾向中的嗅觉快感起到了关键作用。脚步和头发都具有强烈的气味，当嗅觉快感因为难闻的气味而被抛弃之后，这两个部位就变成了崇拜物。而对那些将脚部作为崇拜物的变态者而言，他们的性对象都是肮脏的臭脚。儿童的性理论对恋脚现象又提出了其他解释：由于孩子发现女性没有阴茎，脚就成了女性性器官的替代品[1915年增注]。诸多恋脚癖的案例表明，窥视欲会令人在隐秘处寻找性目标（即性器），可是由于禁忌和压抑，这种行为通常会半途而废，因而脚或者鞋就变成了崇拜物。在儿童的想法中，女性具有和男性相同的性器官。弗洛伊德在写给弗里斯的两封信中（1897年1月11日和11月14日）（弗洛伊德，1950a，信55和75），都提到了压抑嗅觉快感的重要性。在有关“鼠人”的讨论中，他也提到了这个问题（1909d），甚至在《文明及其缺憾》第四章中的两个篇幅较长的脚注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1930a）。弗洛伊德还曾发表过专门探讨恋物癖的文章（1927e），在他离世后出版的《论自我的分裂》（1940e）和《精神分析导论》第八讲的结尾处也曾提及这一问题（1940a）。[1910年增注]

[23] [这句话于1915年增补。]

[24] [尽管在1897年5月2日写给弗里斯的信中弗洛伊德就曾使用过“升华”一词（1950a，信61），但公开使用这似乎还是首次。在有关“杜拉”的病例中虽也曾使用过，但根据清样的时间1901年来看，要比本篇出版的时间晚。下文还将对这一概念做进一步的讨论。]在我看来，“美”毋庸置疑来自性兴奋，它原本就指代性刺激。[德语中，reiz既可以指刺激，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指魅力和吸引力。]但我们从未将能够引起强烈性兴奋的性器官与“美”联系起来。[1915年增注]

[25] [在1924年之前的版本中，这句话为“对一个案例的分析表明”。]

[26] 分析发现，这类性变态与其他性变态行为一样，有着多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动机和原因。例如，暴露癖与阉割情结密切相关：通过暴露可以向他人展示自身（男性）生殖器的完整性，同时也令他在发现女性缺少阴茎时体验到一种婴儿般的满足。[1920年增注]

[27] [在1905和1910年的版本中，此处为：“至少可以确定导致受虐狂的原因之一是源自性对象选择的必要心理结果，即性的高估。”在1915年之后的版本中删除了这句话，并补充了以上两句。]

[28] 基于我对受虐狂的心理结构及作用于它的本能的类型的理解不断加深，我对受虐狂的看法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最初我将受虐狂分为“原发型”（primary）和“快感型”（erotogenic），之后又分为“女性型”（feminine）和“道德型”（moral）。另外，还存在一种在“原发型”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继发型”（secondary）受虐狂，他们大多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施虐的出口而不得不转向自身（弗洛伊德，1924c）。[1924年增注]

[29] [这一小段在1905年的第一版中就存在，以上的两段及下一段则是在1915年追加上的。]

[30] 我对前性器组织发展的论述也证实了这一点。[1915年增注]

[31] 上文中的观点令我形成了一种特殊观点：从性本能的根源来看，施虐狂与受虐狂是相互对立的，这也使得这种现象与其他性变态行为区分开来。[1924年增注]

[32] 此处无须列举过多证据，我仅引用霭理士（1913，p.119）的论述：“有关施虐狂与受虐狂的历史性研究，包括克拉夫特—埃宾的研究（已被科林、斯科特和费拉证实过），都显示在同一个身体上存在两种现象的迹象。”

[33] 参见下文中有关“矛盾心理”（ambivalence）的论述。[1915年增注]

[34] [最后一句话在1905年和1910年的版本中并不存在。在1915年的版本中追加了这样的论述：“通过精神分析理论可推断出主动与被动的对立。”在1924年的版本中，这段论述被本书这句话所替代。]

[35] [德语原文为：“vom Himmel durch die Welt zur Hölle.”出自歌德《浮士德》的序曲，弗洛伊德在1897年1月3日写给弗里斯的信中建议将这句话作为“性活动”这一章的题词（弗洛伊德，1950a，信54），此时弗洛伊德已开始关注性变态问题。在1896年1月1日写给弗里斯的信中弗洛伊德第一次提及此事（清样K）。]

[36]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某些阻碍性发展的力量，如厌恶感、羞耻感和道德，可被视作人类历史发展中性本能受到外部阻力压抑后的沉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如果恰逢适当的时机，又受到了教化或是外界因素的影响，它们就会立即体现出来。[1915年增注]

[37] 对于性变态的起源，我还需要补充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如同恋物癖一样，在性变态固着之前存在一段正常的性发展时期。精神分析对某些个别病例的研究表明，性变态是俄狄浦斯情结留下的残余，在受到压抑之后，性本能中最强势的部分再度出现了。[1920年增注]

[38] [在1905年版本中是“10年”，包括1920年版在内的每一版都有些许变化。]

[39] 这并不算是什么反例，而应算是一种补充。或许可以重新表述为：歇斯底里症症状一方面是力比多的本能要求所致，另一方面是自我对力比多的反应所致。[1920年增注]

[40] 布洛伊尔（对第一个病例分析的第二段，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在用精神宣泄法治疗第一个病例时写道：“她的性知识少得可怜。”

[41] [在另一篇《论神经症的形成》（1912c）一文中，弗洛伊德对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论述。]

[42] [在1897年1月24日写给弗里斯的信中，弗洛伊德用了文中的这些术语表达了这一观点（弗洛伊德，1850a，信57）。在1896年12月6日及1897年1月11日的信中也有所涉及（信52和信55）。在“杜拉”的病例中也可见到。]性变态者对自己的幻想有清晰的认识，在有利的条件下，可转化为外在实践；偏执狂将自己疯狂的恐惧投射到他人身上；歇斯底里症患者在潜意识中也存在幻想。他们的幻想在细节上十分相似。

[43] 神经症患者通常会伴有明显的性倒错现象，与此同时，同性恋的倾向会完全压制异性恋的倾向。我要承认的是，我是在柏林与弗里斯的一番交谈之后，才开始注意到神经症患者身上普遍存在的性倒错趋向的，尽管在此之前我也曾对这类个案做过分析。这一事实虽未引起广泛关注，但必将会对其他同性恋理论产生深远影响。

[44] [“组元本能”的概念虽然在前面已出现过，但这却是第一次出现在弗洛伊德的公开著作中。]

[45] [在1920年之前的版本中，提出了三种与此类似的特殊情况，但第一种在之后的篇章中已被删除，主要表现为“在神经症的潜意识思想轨迹中并未发现任何与恋物癖相对应的倾向”。这让我们对这种已经很清晰的性变态的心理特殊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46] [这似乎是“快感区”这一概念首次公之于世。事实上弗洛伊德在1896年12月6月写给弗里斯的信中已使用过这一概念（弗洛伊德，1950a，信52）。在“杜拉”的病例中也曾出现过（1905e，或许写于1901年），但很显然是对我们熟知的“歇斯底里症引发区”这一概念的类比。]

[47] [从此处到本段结束写于1915年，在1905年和1910年的两个版本中，他写道：“通过区分组元本能（本能本身并不具有性的性质，它来自动力的冲动性），可将它与接受刺激的器官区别开来（如皮肤、口腔黏膜或感受器）。这类器官就可被称为‘快感区’——它的兴奋会赋予本能性的色彩。”弗洛伊德在写《本能及其变化》一书期间对此处做了修改（1915c），并重新审视了整个篇章。]

[48] 性本能理论是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但也是最不完善的部分，此后，我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与《自我与本我》（1923b）中对此做了更加详尽的阐述。[1924年增注]

[49] 这些假设仅仅基于对某些特定的神经症的研究，目前很难获得证实。但如果对此只字不提，我们就无法对本能理论进行论述。[1915年增注]

[50] [该句增补于1920年。]

[51] 此处令我们想起了莫尔（Moll）对性本能的分析，他将性本能分为肉体接触欲和消除肿胀欲。前者指的是皮肤相互接触的欲望。[莫尔（1898）认为，后者指的是通过痉挛使性器官的紧张得以释放，前者则是与他人进行皮肤接触的欲望。他认为后者在个体发展中出现得更迟。在1905年和1920年的版本中他写道：“斯托迈耶通过观察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即强迫性自我谴责源于受到压抑的施虐冲动。”]

第二章 幼儿性欲

对幼儿期的忽视

有关性本能，大众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儿童期是不存在性本能的，性本能直到青春期才开始出现。然而，这种观点不仅是一个谬误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导致我们目前对性生活的基本规则一无所知。对儿童性问题的研究无疑将有利于我们了解性本能的基本特征、发展轨迹及其构成要素。

我们注意到，许多学者在解释成年人的特征和反应时，过于关注人类祖先生活的史前时期，把一切都归因于遗传，但却忽略了个人生活的“史前时期”——童年。可以肯定的是，童年时期的影响更易被人理解，也比遗传因素更值得被关注。[1]尽管在相关文献中我们偶尔也会读到儿童早期出现的诸如勃起、手淫，甚至是类似性交的早熟性行为的记载，但这些行为一直被当作是奇闻逸事或是骇人听闻的堕落行为。据我所知，目前尚无学者明确指出儿童期性本能的存在，在有关儿童发展的相关著作中，“性发展”这一章也通常都被一笔带过。[2]

对幼儿期的遗忘

人们之所以会忽视儿童期的性问题，我想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学者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教育令他们对这一问题有所顾忌，一方面是由于某种心理现象而对这一问题有所回避。我认为是对儿时经历的独特的遗忘，虽然并非所有人，但对大部分人来说，都记不清六或八岁前发生的事，我们似乎应该对此表示好奇，但迄今为止无人诧异于这种独特的遗忘现象。通过对他人的观察我们发现，人们对于早期儿时经历的记忆仅仅是一些模糊不清的片段，从这时起我们开始对自己的感受做出积极的回应，像个真正的人一样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们开始表现出爱和嫉妒，并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表现出热情。成人通过我们发表的言论断定，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观察力和洞察力。但尽管如此，长大后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为什么我们的记忆会滞后于其他精神活动？其实正相反，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儿童应具备最强的接受能力和再现能力。[3]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通过对他人的心理学研究我们不得不相信，那些被我们所遗忘的印象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对今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儿时的记忆并不是被真正地抹去了而是被人所遗忘了，这与神经症患者的遗忘行为类似，其本质是压抑童年的印象并将其在意识当中隐藏起来。但到底是什么力量压抑了这些童年期的印象？我想如果解开了这个谜团，我们或许也能对歇斯底里症患者的遗忘症状做出解释了。

同时，我们还发现，对儿时经历的遗忘这一事实令我们能在儿童和精神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状态间做出比较，在此之前，正如我们所发现的，精神神经症患者的性行为仍处在或回归到了幼儿时期的状态，这一事实已为二者间的相关性提供了一个契合点。那么，对幼儿期的遗忘是不是也与童年期的性冲动有关呢？

此外，幼儿期遗忘与歇斯底里症患者的遗忘间也存在相关性，这可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受压抑造成的歇斯底里症遗忘，产生的原因是患者已经拥有了一段记忆的痕迹，尽管他自己并不自知，但通过联想，这段记忆痕迹会吸引当前的记忆，通过压抑让其被排斥在意识之外。[4]因此，可以说没有幼儿期遗忘就没有歇斯底里症遗忘。

我认为，幼儿期遗忘令我们的童年成了久远的史前时代，令我们对自己的性萌芽全然无知，让人们觉得性发展的童年阶段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然而，要扭转这种观点，不能凭一己之力。早在1896年[5]，我就坚持认为，童年时期对与性行为相关的某些重要现象的起源具有重要作用，此后我便不遗余力地强调幼儿期在性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一、童年的性潜伏期及其中断

有关儿童异常罕见的性冲动的报道层出不穷，同时我们还发现神经症患者迄今为止仍保持着对童年期的潜意识记忆，以上种种都为我们描绘出了这样一幅幼儿期性生活开端的图画[6]：

毋庸置疑，每一名新生儿的体内都具有性冲动基因，但在持续发展一段之后，便逐渐被压制下去了。随着性发育的阶段性加速或个体特征的出现，这种压抑终究会被打破。对于这一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和阶段性我们还一无所知，然而，儿童的性生活似乎在三四岁左右便可被观察到了。[7]

性压抑

正是在整个潜伏期或部分潜伏期中，才发展出了后来犹如堤坝一样能够抑制性本能（诸如厌恶感、羞耻感、审美及道德标准等）的肆意横流的精神力量。人们认为这些精神力量的构筑是受教育的结果，诚然，教育对此功不可没，但事实上，这是由遗传所决定的机体发展的必经之路，即便没有接受过教育，人类也能发展出这种精神力量，如果教育能够顺应机体发展的需求，则会令这股精神力量变得更为清晰有力。

反向作用与升华作用

精神力量的构筑对于受过教化的正常人的个人发展至关重要，但这些力量是如何形成的呢？它们也许以幼儿期的性冲动为代价。因此，即使在潜伏期，性冲动活动也没有停止，只不过其全部或大部分能量都从性目的转向了其他目标，这个过程应该被称为“升华”，此外，这一始于儿童性潜伏期[8]的升华过程同样对个体发展产生作用。

由此我们可进一步形成有关升华作用机制的一些观点。一方面，由于生殖功能尚未发育成熟，这也是性潜伏期的主要特征，性冲动在童年期便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这些性冲动本身似乎是反常的，它们源自快感区和本能，但对个体发展来说却只能带来令人不悦的感受，因为，为了有效抑制这种不快，它们唤醒了反作用的精神力量（反向冲动）来铸造起我在前文中提到的厌恶感、羞耻感和道德伦理的心理堤坝。[9]

潜伏期的中断

诚然我们对幼儿性潜伏期的观点还仅仅是一些猜测，论述也不够清晰，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对幼儿性欲的利用只是教育者的理想，事实上个体发展在某些方面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一理想有所偏差。有时一部分性活动会挣脱升华过程，有时性行为在整个性潜伏期都蠢蠢欲动，直到青春期才会强势崛起。凡是注意到了幼儿性欲的教育学家，似乎都赞成我们的观点，即道德防御力量的构筑要以牺牲性活动为代价，并且他们似乎都认为儿童性活动是无法被教化的：他们指责儿童性活动，将其看作是一种恶习，并对此感到无能为力。然而，我却觉得有必要对这种被教育界诟病的现象加以研究，以期对揭露性本能的本来面目有所帮助。

二、幼儿性欲的表现

吮吸现象

基于下列原因，我认为吮吸现象[10]（或感官上的吮吸）是很典型的一种儿童性欲表现，匈牙利儿科医生林德纳（Lindner）在1879年也曾对此有过深入研究。

吮吸现象在婴儿期就已出现，可能会持续到成年或甚至终身与这种习惯相伴。这种现象是指用嘴（或嘴唇）反复有规律地吮吸某种物体，当然这并不是为了汲取营养。嘴唇、舌头或是触手可及的皮肤，甚至是大拇指都可能成为婴儿吮吸的对象，与此同时，婴儿还显现出了抓取本能（grasping-instinct），他们会以相同的节奏抓取自己的耳垂，或是他人的某个身体部位（通常都是耳朵）以此来获取同样的满足感。吮吸需要幼儿对此全神贯注，这可能会令其昏昏欲睡或引起类似性高潮的反应。[11]吮吸现象通常还伴随婴儿对身体敏感部位的抚摸，如胸部或外生殖器，由此许多儿童便从吮吸转向了手淫。

林德纳本人清楚地认识到吮吸现象的性欲本质，并毫无保留地指出这一点。[12]在保育园里，吮吸通常被认为是孩子的性“顽皮”行为。这种观点遭到众多儿科医生和幼儿专家的抨击，部分原因是他们混淆了性和生殖器的概念，他们的异议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什么才是儿童性欲表现的基本特征呢？在我看来，精神分析已使我们明晰了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同时我们认为吮吸拇指是儿童的性欲表现，并可借此发现幼儿性行为的根本特征。[13]

自体享乐

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现象做深入研究。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性行为的显著特征是其冲动对象并非指向他人，而是从自身获得满足，霭理士（1910）更愿意将这种行为称作“自体享乐”[14]。

此外，很显然儿童沉迷于吮吸拇指的行为是为了找寻曾经体验过且被铭记的某种快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有规律地吮吸部分皮肤或黏膜来获得满足。我们不难猜测孩子最初是在怎样的情形下体验到了这种愉悦，那应该是孩子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体验，通过吮吸母亲的乳头或其替代品，孩子便熟悉了这种感觉。在我们看来，孩子的嘴唇就如同一个快感区，温热的乳汁从此流过无疑会令其感受到愉悦。最初，快感区的满足与食欲的满足是一同实现的，因此，性行为最初的功能是维系生命，之后才自立门户[15]，如果你曾见过一个婴儿在饱餐后被抱离母亲的乳房时那满意的神情——双颊绯红，满脸笑意地进入梦乡——你便会联想到成年人在获得性满足后的典型表情。只是现在不断重复性满足的需要必然要从进食需求当中独立出来。当牙齿萌出后，吮吸的进食方法就可以被咀嚼所取代。幼儿已不再将他人身体作为吮吸对象，而更倾向于自己的某部分皮肤，因为相对于难以控制的外部世界，吮吸自己的皮肤会更加方便。同时，皮肤也成了幼儿的第二快感区，尽管功能略逊一筹，但正因为皮肤不能给人带来最优的感官享受，因此日后终会被他人的嘴唇所取代（正如这句话所说：“实在可惜，我亲吻不到自己的嘴唇”）。

并非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吮吸行为，只有那些唇部敏感的孩子才会如此。如果这种敏感一直保持下去，孩子在成年后将成为一位接吻高手，甚至会亲吻同性。如果是男孩，则极有可能养成吸烟和酗酒的恶习。然而，若吮吸行为受到压抑，他们也可能出现厌食或歇斯底里般的呕吐。由于嘴唇既是接吻区域又是进食的器官，因而对吮吸的压抑也会对食欲造成影响。许多[16]患有进食障碍、歇斯底里式塞喉症、窒息和呕吐症的女性，在童年时期都曾沉迷于吮吸行为。

通过对吮吸或感官吮吸现象的研究，我们认识到了幼儿性欲表现的三个基本特征：

（1）最初，吮吸行为是人类最重要的身体功能之一。[17]

（2）此时还没有性对象，因此是“自体享乐”。

（3）它的性目的直接受控于快感区。

我们暂且认为这些特征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大部分的幼儿性行为。

三、幼儿性欲的性目的

快感区的特征

吮吸行为的例子让我们对快感区有了更深的了解。快感区就是在某种刺激下能够产生特定快感的某部分皮肤或黏膜。无疑产生快感的刺激要受控于某种特殊条件，尽管我们还不知道是哪些特殊条件。但可以肯定其中之一必然是类似挠痒痒般的节律性，至于因刺激产生的快感是否具有特殊性，是否是由性因素所引起的则不太确定。心理学对快感和不快的研究仍存在许多盲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研究时谨慎前行，也许未来我们会发现快感具有特殊性这一事实的理论依据。

某些身体部位的快感区尤为明显。从吮吸的例子当中我们发现，有些部位天生就是快感区。然而，我们还发现其他部位的皮肤或黏膜也能承担快感区的角色，因此它们也必然是先天具备这种能力的。刺激强度与它所产生的快感的联系，比其用在身体的何种部位更为紧密。喜欢吮吸的儿童会在自己的身体当中搜寻出想要吮吸的部位，而日后他也会习惯于将这一部位作为吮吸对象，如果他碰巧寻找到了一个先天快感区（如乳头或性器官），那必然会成为他未来长期钟爱的吮吸对象。我们在歇斯底里症的临床表现中也发现了与之类似的可转移性。在这类神经症中，患者本身的性器官受到了抑制，其敏感性被转移给了其他快感区（通常是一些被成年人忽视的部位），而性器官的功能也随之被转移了。另外，与吮吸的情况类似，其他身体部位也能获得与性器官相同的敏感性而成为快感区。快感区与歇斯底里症发病区具有相同的特征。[18]

幼儿的性目的

幼儿性本能的目的，是通过刺激特定快感区以获得性满足。这种满足感必然是其曾经经历过的，幼儿总是想要重复这种体验。我们祈求大自然对此已做出妥善安排，否则要获得这种满足感就只能靠运气了。[19]通过上文我们已经了解到唇部通过进食也能够获得性满足。之后我们还会遇到其他类似的情况。想要重复满足感的需求表现为以下两种方式：一种是表现为某种奇特的紧张感，更多的是带着一种不悦；另一种是将根植于神经中枢的发痒或刺激感扩展到边缘快感区。因此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性目的：以外在刺激替代扩展到快感区的刺激，并通过制造性满足来消除这种刺激。此类外在刺激通常与吮吸行为类似。[20]

事实上，通过改变快感区，也可以在边缘区唤醒性需求，这与我们的生理学知识不谋而合。为了消除一种刺激，你需要在同一区域引入新的刺激，这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四、手淫的性表现[21]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一旦我们明白了某一特定快感区的性本能的本质，了解儿童性行为对我们来说也就不算是什么难事了。不同快感区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各自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满足性需求，如唇部快感区会采用吮吸来获得满足，而其他快感区则会根据各自的位置和特点而采取其他类型的肌肉动作。

肛门区活动

与嘴唇区类似，肛门区在位置上也恰巧为它的性活动与其他身体功能搭建了桥梁。我们可以想象肛门区起初是极易引发性欲的。通过精神分析我们又惊奇地发现，对肛门区的性刺激可引起身体上的变化，并且这一区域一生都可对此类刺激保持很强的感受性。[22]肠胃不适在儿童期非常普遍，这就使得肛门区从不缺少强烈刺激。正如人们所说，孩子如果从小就患肠胃炎便会变得神经兮兮的，而成年后，肠胃炎也会对神经症患者的症状产生巨大影响，这都与肠胃不适有关。如果肛门区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不适后仍具有引起性欲的能力，那么古代医学曾认为的痔疮会对神经症造成重要影响也并非是没有道理的了。

孩子通过控制排便来充分发掘肛门区的性快感，他们常常会等到粪便堆积引起强烈的肌肉收缩时才去排便。当粪便通过肛门的一瞬间又会对肛门黏膜产生强烈刺激，这一过程无疑是痛并快乐着的。如果孩子顽固地拒绝看护人下达的如厕指令而更愿意根据自己的需求控制排便，这也许是其未来怪癖或神经质的最明显征兆。当然孩子并不想把床铺弄脏，他只是不想错过与排便过程相伴的快感，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学家说这些拒绝排便的孩子是“下流的”也是不无道理的。

肠道排泄物既是对肛门黏膜敏感区的刺激[23]，同时也像是另一个将在儿童期后才会发生作用的器官的前身。但对婴儿来说，它们还具有其他重要意义。很显然婴儿将排泄物看作自身的一部分，是他们的第一项“天赋”：将其排出体外意味着对周遭环境的顺从，拒绝排便则意味着反抗。这项“天赋”之后又有了“生孩子”的含义，因为根据儿童对性的认识，他们认为孩子是通过吃东西才怀上的，之后再从肠道生出来。

起初，孩子有意控制粪便的排泄是为了刺激肛门区以达到手淫的目的，或是以这种方式对看护人进行反抗，这也是为何神经症患者普遍易患便秘。因此，肛门区的主要意义就体现在，几乎所有的神经症患者都有着特殊的排便习惯，只是他们都小心保守着这个秘密仪式。[24]

事实上，由于中心或边缘快感区瘙痒感的作用，孩子会通过手指对肛门区进行手淫，这种现象即使在年龄稍大的孩童当中也并不少见。

生殖区活动

在儿童体内的众多快感区当中，有一个区并非位列第一，也不是早期性冲动的载体，但在未来却注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男童还是女童，其生殖器的一部分（龟头、阴蒂）都与排尿有关，之前它们被包裹在黏膜囊当中，因此不免要受到黏膜分泌物的刺激，进而引发早期性冲动。快感区的性活动是性器官活动的一部分，也是未来“正常”性生活的开端。生殖区的生理构造导致生殖器总是浸泡在分泌物当中，孩子的沐浴过程又不免令生殖器受到冲洗和摩擦，再加上时不时的外界刺激（如蛔虫在女孩体内蠕动）都必然会让孩子（即便是在婴儿期）感受到来自这一区域的快感，也令他们产生了想要重复这种快感的需求。如果我们逐一考察各种刺激生殖器的手段，就会发现它们最终都会引发性冲动，即使是要对其进行清洁，其结果也还是会殊途同归，因而我们不免得出这一结论：婴儿期的手淫几乎无人幸免，同时奠定了生殖区在未来性生活中的首要地位[25]，孩子要想消除性刺激获得性满足，既可以用手摩擦或按压生殖器，也可以通过夹紧双腿，后者多被女孩采用，男孩则更倾向于手淫，这也印证了成年男性在性行为中具有较强的控制欲[26]。

为了让大家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更加清晰，我将幼儿期手淫分成三个阶段[27]：第一阶段是婴儿期，第二阶段是在四岁左右出现的一段短期的性活动频繁期，而第三阶段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青春期手淫期。

幼儿期手淫的第二阶段

幼儿早期的手淫并不会持续太久，但也有人会一直持续到青春期，这背离了文明人的追求，可算是历史上被文明人所诟病的首次变异。哺乳期过后，通常在四岁之前，生殖区的性本能往往会再次苏醒，并将持续一段时间直到被压制下去，也可能在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继续发展下去。幼儿性行为的第二阶段表现形式因人而异，我们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这一阶段的所有性行为均会在个体的记忆当中留下深刻印象（潜意识），如果是正常人，这将决定他的性格发展，如果是在青春期后患上神经症的病患，这将决定他的症状类型。[28]在后者当中，我们发现这一阶段将在患者的记忆当中被完全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见证了这个阶段发展的（与本阶段有关的）有意识的记忆。（此前我曾提到过，幼儿期遗忘与幼儿性行为有关）精神分析能令我们记起已被遗忘的过去，并进而消除由潜意识心理材料所引发的强迫症症状。

哺乳期手淫的回归

在我们目前所探讨的儿童期，会再次出现哺乳期的性兴奋现象，它要么集中体现为只有通过手淫才能获得满足的瘙痒感，要么表现为在本质上与遗精类似的行为，与成年人的遗精相同的是，它们都不需要主体付诸任何行动便可获得满足。后者在女孩身上更为常见，尤其当她们进入童年后期时，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一现象的原因，但其似乎是受到了儿时频繁手淫的影响（尽管并非总是如此）。这些性行为并不明显，因为性器官发育尚不成熟，大部分性行为都由作为性器官代理人的泌尿系统来完成，在这一时期，大部分被我们称为膀胱失调的现象都是性欲受阻的表现，而遗尿如若不是因为癫痫发作，那就是因为遗精了。

哺乳期性行为的再现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且均在神经症症状的考察中和精神分析的研究中有所体现。我暂且先将内部因素搁置一边，在这个阶段，偶发的外部因素也会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前文中我们探讨了诱导的影响，即孩子在尚未成熟时就被当作性对象，并被教导如何从生殖区获得性满足，这种满足感令他们无法忘怀以至其忍不住地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手淫的方式来重获性满足。这种影响可能来自成年人，又或者是来自于其他儿童。我并不认为自己在《歇斯底里症病因学》（1896c）一文中高估了这种影响的频率和重要性，虽然当时由于我不了解某些正常人在童年时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因此将诱导看得比其他性行为和性发展都更加重要。[29]显然，诱导并不是唤醒儿童性生活的必要因素，内在因素也会很自然地引起儿童的性觉醒。

性变态的多样性

在诱导的影响下，儿童可出现多种性变态行为，并有可能引发多种性行为偏差，这一事实令人深受启发。因为这就说明孩子与生俱来就具有性变态的倾向。之所以性变态倾向能够如此顺利地得以实现，要么是由于与过度性需求相抗衡的羞耻、厌恶和道德感的精神堤坝还未开始兴建，要么是由于孩子的年龄原因，堤坝尚处于建造之中。在性变态的多样化倾向方面，此时的孩子与那些未受教化的普通妇女并无二致。正常情况下，她们的性行为表现与常人无异，但如果在经验老到的诱导者引诱她们尝到了性变态的滋味后，这种行为就将成为她们性生活中的保留曲目。由于职业原因，妓女也同幼儿一样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性行为。妓女以及虽没有从事这个行业但却具有这种倾向的人群数量如此庞大，令我们不得不承认，各类人群都具有的性变态倾向是一种重要且普遍的性特征。

组元本能

此外，诱导并没有帮助我们揭开性冲动早期发展史的本来面目，反而令我们对此更加迷惑了，它向未性成熟的儿童展示性对象，而此时儿童的性冲动并没有这样的需求。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儿童的性生活尽管主要集中在快感区，但也有某些部分在最初就将他人视作性对象。例如窥视、暴露和暴力冲动，这些冲动与快感区完全无关，它们只有当人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才会在性生活中体现出来[30]，但此时在儿童阶段，它们作为一种独立于快感区的倾向已初露端倪。幼儿基本上是没有羞耻感的，在儿时的某些阶段他们明显乐于展示自己的身体，尤其是性器官。与这种变态倾向相对的是他们同时拥有要窥视他人性器官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可能要到童年后期才会表现出来，到那时业已建立起来的羞耻感会对其构成障碍。[31]在诱导的影响下，变态的窥视行为可能会对儿童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但通过对正常人与神经症患者童年的研究，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窥视也可能是儿童的一种自发性行为。幼儿一旦注意到了自己的性器官——通常都是通过手淫——往往就会在没有外力协助的条件下采取进一步行动，并对玩伴的性器官也产生浓厚的兴趣。唯有通过观看他人排便才能窥到对方的性器官，满足此类好奇心，因而这类孩子就会转变为窥淫狂，极其热衷于观看他人排尿和排便的过程，当压抑这种倾向的机制建立以后，想要窥视他人性器官的欲望（同性或异性的）便会令其感到痛苦，但是却无法摆脱，在某些神经症案例中，这成了导致患者患病的主要原因。

儿童性本能中的暴力因素更是与快感区的性活动无关。儿童的性情通常很容易变得残暴，因为能够抑制这种要令他人感到痛苦的本能的控制力——美其名曰“同情心”——发育相对较晚。据我们所知，目前对这一本能还没有做出过令人满意的精神分析，我们可以假设儿童的暴力倾向源自他们的控制欲，在性生活的某个阶段，当性器官还没有能力承担起其应有的责任时，暴力倾向就暂为取而代之了。我们将由暴力倾向主宰的这个性阶段称为“前性器组织”。[32]那些对动物和同伴异常残暴的儿童往往都经历过像成人般的强烈的快感区性活动，虽然所有的性本能都表现为成人般的性早熟，但快感区性活动却是其最重要的标志。如果没有同情心对其加以阻碍，那么就会出现危险，即童年期的残暴倾向与快感区性本能所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即使在成年后也很难被割裂，自从卢梭的《忏悔录》问世以来，所有的教育学家都认识到，打孩子屁股而对其皮肤造成的疼痛刺激是暴力本能被动形式（受虐狂）的快感来源之一，教育学家还得出这一合理结论，即不应对任何一个孩子进行诸如打屁股之类的体罚，以防止孩子的力比多被日后的文化教育引入歧途。[33]

五、儿童的性研究

求知本能（The instinct for knowledge）

在儿童三岁到五岁期间，他们的性生活达到了第一次巅峰，与此同时，孩子的求知欲和探索欲也开始显露出来。求知欲既不是构成性本能的一部分，也不能说与性欲毫无关系。一方面，它可以被看作是控制欲的升华；而另一方面，它受到了窥视欲的驱动。然而，求知欲与性生活之间具有紧密的相关性，通过心理分析我们得知，孩子在儿时就对性问题有强烈的求知欲，时间之早出乎人们意料，且事实上，求知欲有可能就是由性问题引起的。

狮身人面像之谜

孩子对事物进行探索并不是出于理论上的兴趣，而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当儿童发现或怀疑有另一个新的孩子出现时，他们的存在感就会受到威胁，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受到的关心和爱护被他人夺走，并因此变得敏感不安。求知欲最初关注的问题并不是两性间的差异，而是孩子是从哪儿来的（虽然略有不同，但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这与狮身人面像所提出的谜语完全是一回事）[34]，恰恰相反，两性差异根本没有令孩子感到困惑，男孩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所认识的所有人都具有和他一样的性器官，他们无法想象有些人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阉割情结和阳具崇拜

男孩们对这一想法深信不疑，然而在后来他们通过观察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经过了激烈的内心挣扎（阉割情结）后，他们才最终摒弃了这一看法。而女孩们总是在给她们自认为遗失的阳具寻找替代品，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们未来性变态行为的表现形式。[35]

在儿童众多意义深远的性理论中，第一个理论假设就是认为所有人类都长着同样的阳具，虽然生物科学已经证明这种想法纯属偏见，女性的阴蒂实际上就是阳具的替代物，但孩子们对这些科学解释并不买账。当小女孩发现男孩的阳具与她们自身的性器官存在差别时，她们不会像男孩那样拒绝承认事实，而是立即接受并对男孩的阳具产生嫉妒心理，甚至希望自己也能变成男孩，这种愿望将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生育理论

许多人都清晰地记得，在青春期以前，我们都对“孩子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产生过浓厚的兴趣，我们从解剖学角度所找到的答案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人认为孩子是从胸部出来的，有人认为孩子是从身体上割下来的，也有人认为孩子是从肚脐眼里钻出来的。[36]除非深入分析，否则人们很难记得我们在儿时曾对这一问题做过类似的探究。尽管这些探索长久以来都受到了压抑，但人们对这一问题得出的结论在本质上却高度一致：人们是因为吃了某种东西才有了孩子的（正如神话故事里所讲的那样），而后孩子就如同粪便一样从肠道里排出。这些幼儿的性理论使我们想起了存在于动物王国的某种生理结构，尤其是存在于比哺乳动物还要低等的动物身上的泄殖腔。

关于性交的虐待观

有些成年人深信小孩子对性事一无所知，但如果此时儿童目睹了成年人之间的性交，他们就会将其视作某种欺压或是征服之类的行为，令他们觉得这就是虐待。精神分析的研究表明，儿时对这一事件的印象会导致他们在未来偏离正常的性目的，并出现虐待行为。此外，孩子们更加关心的还是性交问题——或他们认为的婚姻问题——他们常常想要在与大小便功能相关的日常行为中对此一探究竟。

儿童性探索的典型失败

总体说来，儿童的性理论基于儿童对自身性组织结构的认识，尽管存在一些荒唐的错误，但他们对性行为的理解却已经超乎了人们的想象。孩子能够感知到母亲由于怀孕而出现了异样，并能正确理解这一事件。孩子虽然经常听说仙鹤送子的传说，但他们尽管表面上不说，内心却对此深表怀疑。然而，在性探索过程中始终有两点是他们所不知晓的：具有授精功能的精子和女性阴道的存在。这些组织在儿童身上尚未发育成熟，因此这不仅会令孩子们性探索的努力徒劳无获，而且还会对他们的求知欲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儿时的性探索都是由孩子独立进行的，这是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迈向这个世界的第一步，同时也令他们疏远了周遭环境中那些之前他们完全信赖的人。

六、性组织的发展阶段[37]

迄今为止，我们所认识到的儿童性生活的主要特点就是自体享乐（例如他们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性对象），且每一个独立部分的本能在追求快感的过程中都是相互独立的。性发展的最终结果将孩子引向成人般的正常性生活，即对快感的追求以繁殖功能为目的，组元本能在某个快感区的指导下构成了一个坚固的组织，并在外界性对象身上实现性目的。

前性器组织

在精神分析的协助下，对这一时期的障碍和错乱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组元本能在这一阶段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组织，一个性王国的雏形。性组织在这一阶段的发展通常都是很顺利的，几乎让人无法察觉，只有在某些病例中它们才变得活跃，也易被人察觉。

我们将生殖器还尚未占据主导地位的性组织称为“前性器组织”。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了解了两类前性器组织，它们似乎都与远古时期的动物形式类似。

第一类前性器组织是“口唇性组织”或被称为“食人性组织”。此时的性活动还没有与进食行为区分开来，两性的差异也并未显现。此时的性目的就是要将性对象变成自身的一部分，因此这两种活动的对象是相同的，这是人类追求的认同感的雏形，对未来人类心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吮吸拇指的行为正是这一阶段组织的残迹，只是在病态条件下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个行为中，性活动已经开始与进食活动分道扬镳，自身的身体也取代了外部的性对象。[38]

第二类前性器组织是施虐性肛门组织。此时，在所有的性生活中都已经出现了男女两性的差异，尽管还不能将它们称为“男性”行为和“女性”行为，而只能说成是“主动”的和“被动”的。这类组织活动主要是受控制欲的驱使，经由肌肉运动来完成的。但同时肛门的快感黏膜又是最具代表性的被动性目的的器官。主动和被动活动都有其各自的性对象，但并不完全相同。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组元本能以自体享乐的形式存在。因此在这一阶段，两性的对立和外在性对象都已清晰可见，只是还没有沦为生殖功能的傀儡受其支配罢了。[39]

矛盾心理

这种性组织形式将伴随人类终生，并对各类性活动具有持久的吸引力。性虐待特征的盛行和肛门区的泄殖腔功能赋予了这类性组织远古的性色彩。而相互对立且成对出现的性本能也几乎发展到了势均力敌的程度，这也是此类组织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布洛伊尔将其称为“矛盾心理”，这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我们对性生活中前性器组织的设想是建立在对神经症的分析基础之上的，否则我们将无从知晓这些性生活的情况。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或许在未来我们还将会获得更多与正常性功能的结构和发展相关的知识。

为了完善婴儿性生活的整体图示，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即对性对象的选择虽然是青春期的典型特征，但却往往受到了童年时期的影响或是在童年期就已形成，也就是说，此时儿童所有的性需求都指向了某一个个体，并希望通过这个个体来实现他们的性目的。这几乎就是他们在童年时期所具备的最接近成年人性生活的形式，唯一的区别在于此时的组元本能还没有结合在一起，而性器官对其还不具有影响力，即便有也是微乎其微。因此性器官将生育作为其首要目的是性组织发展的最终阶段。[40]

性对象选择的两个时期

在性对象的选择问题上，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其选择过程会分成两个阶段，或者说会出现两次高峰：第一次出现在两岁[41]到五岁之间，于潜伏期结束或是回到原点，其主要特点是对性对象的选择具有幼儿色彩；第二次高峰发生于青春期，并将决定一个人的最终性生活轨迹。

尽管将对性对象的选择分割成两个阶段主要是由于潜伏期的存在所致，但却对一个人之后的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幼儿时期对性对象选择的倾向会在成年后表现出来，它们要么从幼儿时期一直持续下来，要么在青春时期被唤醒。但由于在潜伏期（两个阶段之间）受到了压抑，幼儿时期的对象选择已无法发挥作用，它们的性目的已有所缓和，因此它们现在成了我们所说的“情潮”。只有通过精神分析研究，才能揭露隐藏在这股爱意、钦佩和尊重背后的是封存已久的幼儿组元本能的性渴望，只是现在这些组元本能已没有什么效力了。青春期的对象选择必须要摒弃幼儿时期的性对象，而以一种“感性选择”重新启程。幼儿期与青春期的对象选择不一致，通常会导致我们理想的性生活状态，即将所有欲望都聚焦在某个单一对象身上的情形无法实现。

七、幼儿性欲的来源

到目前为止，通过我们对性本能起源的探究，我们发现：性兴奋（1）是通过其他组织器官所产生的性满足的再现；（2）是对快感区周围的适当刺激；（3）是某种我们尚未搞清楚的“本能”（如窥视欲和施虐欲）的表现。精神分析研究通过对儿童早期的回溯性研究与对儿童的同步观察相结合，向我们揭示了一些能够引发性兴奋的其他原因。但对孩子直接观察后所采集的数据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精神分析的困难就在于它必须要绕一大圈弯路才能得到最终的结论。但如果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我们就能获得较为满意且确信的结果。

通过对快感区的研究我们发现，虽然我们的整个表皮对刺激均有某种程度的敏感性，但仅有快感区的皮肤对刺激反应最为强烈，因而当我们发现对皮肤的正常刺激也会引发某种性快感时，也就无须大惊小怪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要数温度刺激，因为它有助于我们了解热水浴的治疗效果。

机械性兴奋

此处我们有必要提及一下通过机械性地晃动身体也可以产生性兴奋。这类刺激会通过三种不同的途径产生：作用在与平衡神经相连的感觉器官上，作用在皮肤上或是作用在深层结构（肌肉、关节等）上。在此需要注明的是，“性兴奋”与“性满足”的概念在某程度上可以指代同一种快感，之后我们还会对此进行详细说明。机械性晃动身体可使人产生快感，因此孩子们对于被动性使身体摇晃的游戏都很着迷，诸如荡秋千和被人抛到空中，他们会一再要求重复这类动作。[42]我们都知道，当孩子吵闹不愿睡觉时，成人习惯用摇晃的办法来使其尽快进入梦乡。待孩子长大后，他们又会被马车的颠簸感以及之后铁路运输的摇晃感而深深吸引，以至几乎每一个男孩都曾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梦想过自己成为一名司机或是车夫。我们搞不懂男孩为何会对与铁轨相关的一切如此着迷，在他们最富有想象力的阶段（青春期前不久），铁轨成了性的核心特征。由于晃动身体可使他们产生快感，因此他们必然将乘坐火车与性活动联系起来。但如果这种行为受到压抑，孩子的这种喜好则会成为他们的负担，这些人在成年后会对晃动感到恶心，在乘火车旅行后感到疲惫不堪，或在旅途中感到焦虑不安，更有甚者还会患上火车恐惧症以保护自己免受再次乘坐火车所带来的痛苦。

在此，我们有必要交代这样一种情况，即当恐惧与机械性晃动相结合时，会导致极其严重的歇斯底里般的神经症症状，尽管原因尚不明确，但至少我们可以猜测，这些影响本身并没有太大威力，但当它们受到了强力协助时，就会成为性兴奋之源并造成性兴奋的作用机制和化学过程（sexual mechanism or chemistry）[43]的极度混乱。

肌肉活动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孩子需要大量积极的肌肉活动，并能从中获取极大的愉悦。这种愉悦与性是否有关系，它是不是包含了性满足或它是否能够成为引起性兴奋的契机——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包括前文中曾提到的被动活动所产生的快感在本质上具有性的性质或能产生性兴奋的观点也同样遭到了质疑。然而，事实上很多人都承认说，正是在他们与玩伴打闹摔跤的过程中，他们才第一次体验到性器官的性兴奋，因为除了肌肉紧张之外，这一过程还包含大量与对手的肌肤接触。喜欢与某个特定的人打架就如同长大后喜欢与某个人拌嘴一样[44]，都表明对方正是他要选择的对象。由于肌肉活动所引发的性兴奋似乎也是导致施虐倾向的根源之一，因此很多人在儿时所感受到的打闹与性兴奋之间的紧密联系最终将决定他们性本能的发展轨迹。[45]

情感过程

人们对于其他导致儿童出现性兴奋的原因就没有太多质疑了。无论是通过同步的观察还是后期的研究，我们都很容易发现所有强烈的情感过程，甚至是恐惧都会对儿童的性行为产生影响——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对这些情感病理学作用的理解。学龄儿童惧怕考试或在难题前感到紧张，这不仅仅会影响到孩子在学校的人际关系，还会导致出现突破性的性行为。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所感受到的刺激往往会令孩子想要触摸生殖器，或者导致遗精的行为，但结果却令人陷入难堪。孩子在学校的类似行为会令老师感到迷惑不解，这时老师就需要从孩子萌芽的性欲角度入手来了解他们。某些引起性兴奋的情绪本身就会令人感到不适，例如恐惧、惊恐和害怕，许多人在成年后仍会从这些令人不适的情绪中感到性兴奋。怪不得有如此多的人要不断追求这些感受，但前提是这些感受所引起的不适感不至于太强烈，因此人们倾向于在幻想、图书或戏剧当中去寻找此类感觉。

与以上情况类似，我们发现强烈的痛苦也会引发性兴奋，尤其是被限定在适当程度内的痛苦。这也许是施虐与受虐本能的又一主要原因，对于它的复杂性我们逐渐有了更深的认识。[46]

智力活动

最后，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无论是青年人还是成年人，当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智力活动上时，他们往往会神经紧张，进而导致性兴奋。毋庸置疑，这就是我们说用脑过度会导致神经性障碍的主要原因了。[47]

尽管我对儿童性兴奋的起源问题并未进行详尽的阐述，但仅着眼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也可大致得出如下结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性兴奋需要经由动作产生，尽管坦白来说，我们对这一过程的本质还不甚了解，但要想产生性兴奋，首先必须对我们的表层感觉（皮肤和感觉器官）进行直接刺激，最直接的便是对快感区的刺激。在众多性兴奋来源当中，刺激的“质量”（quality）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当然，刺激的强度（如痛苦）也不容小觑。除此之外，体内的许多生理活动如果超过了一定限度，也会附带着引起性兴奋。我们所说的组元本能要么直接来自这些性兴奋的内在根源，要么由其与快感区共同作用导致。若没有人体内某些机能的参与，性本能的兴奋是无法实现的。

由于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采取了一种新颖的视角，加之众人对性兴奋的本质一无所知，因此目前我似乎还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尽管如此，我仍要提出以下两点，这必将有助于为我们的研究在未来开创更广阔的前景。

性结构的多样性

正如前文所述，快感区发育的多样性让我们发现了性结构天生就具有多种形态，同理，导致性兴奋发生的各种来源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有理由认为，尽管每个人的性兴奋都来源于这些因素，但这些影响因素的强度却存在个体差异，进而，个体间引起性兴奋的不同因素又导致了性结构的个体差异。[48]

双向作用

如果我们摒弃一直以来在谈到产生性兴奋的原因时所采用的比喻性词语，不再将其称为性兴奋的“来源”的话，我们就可以假设：所有连接其他身体功能与性兴奋的路径都应该是可逆的，即其他身体功能可以导致性兴奋，而性兴奋也可以反作用于其他身体功能。例如，如果口唇区的两大功能是令人类能够通过进食来获得性满足的原因的话，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口唇区的性功能受到干扰后会引起进食障碍了。而如果我们了解到精力集中会引起性兴奋，且连接彼此的路径是可逆的，那我们也就可以认为性兴奋反过来也可能会影响一个人注意力的集中。许多由性干扰引起的神经症症状都表现为与性无关的（non-sexual）躯体功能障碍。但如果我们明白了其他身体功能也能引起性兴奋，那这一疑惑也就不显得那么令人费解了。

然而，性干扰对其他机体功能造成的影响同样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状况，并将性本能吸引到除性以外的其他目标上或者说实现了性欲的升华。但此处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只能确定性兴奋与其他身体功能间的路径确实存在且这一路径是可逆的，但除此之外我们还知之甚少。

注释：

[1] 在没有弄清楚童年期的作用之前，是无法对遗传因素的作用做出判断的。[1915年增注]

[2] 以下的论述未免有些大胆，为此我查遍了相关文献以确保论述的准确性。考证后的结果是，我认为这一结论无须修改。学界对童年期性活动的生理和心理因素的科学研究才刚刚起步。一位名叫贝尔（Bell）的学者写道：“我还没有见过哪位科学家认真地研究过青少年的情感问题。”青春期之前生理上的性表现仅仅是在探讨退化现象及作为退化的标志时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我曾读过的有关青春期发展的心理学著作中，没有任何一个章节是专门研究儿童期性生活的，甚至是普莱尔（Preyer，1882）、鲍德温（Baldwin，1893）、普雷兹（Pérez，1886）、斯特吕姆佩尔（Strümpell，1899）、格罗斯（Groos，1904）、海勒（Heller，1904）、苏里（Sully，1895）等名家的著作也毫无例外。但他们的确认为，儿童时期具备爱的能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普雷兹（1886，p.272）强调了这种能力的存在；格罗斯（1899，p.326）将其看作是普遍现象：“有些孩子很早就有性冲动，并想要与异性接触”；贝尔（1902，p.330）发现的“性爱”的最早的例子出现在3岁。此处可参照霭理士（1913，附录B）的著作。

自从霍尔（Hall，1904）的著作出版后，对幼儿性活动无人问津的局面终于打破了。然而莫尔的新作却并没有太大改变。我们还可以参考布洛伊尔的作品。[1910年增注]此后，海尔姆斯（Hellmuth，1913）充分探讨了被人们忽视的性问题。[1915年增注]

[3] 《在遮蔽性记忆》（1899a）一书中，我曾试图解决一个与童年期早期记忆相关的问题。[亦可参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第四章。]

[4] 如果将这两个过程分裂开来，我们就无法理解心理压抑的作用机制。这种情况就类似于旅游者攀登吉萨金字塔，必须一边推一边拉才能成功[参见弗洛伊德《压抑》（1915d）一文]。[1915年增注]

[5] [见《歇斯底里症病因学》的第一部分的最后一段（1896c）。]

[6] 我们能够参考这些材料的根据是，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的童年生活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只不过是现象的强度和清晰度有所不同。[1915年增注]

[7] 我相信在解剖学上同样能够找到与幼儿性功能相类似的发展过程。拜耶（Bayer，1902）就曾发现新生儿的内生殖器官（如子宫）要比年龄稍大些的儿童的还要大。哈尔班认为，这是生殖器官在出生后逐渐退化的结果，但暂时尚未找到能够解释这一退化现象的佐证。哈尔班还发现，这种退化现象在婴儿出生后的数周内就终止了。[1920年增注]

那些认为性行为主要是由性腺细胞决定的权威专家们，在解剖学研究的影响之下，也承认了幼儿性活动及性潜伏期的存在。下文我将引用李普什舒兹（Lipschütz）书中的观点（1919年，p.168）：“我们认为，在青春期完成的性成熟，更准确地说，是在更早期的发展历程中就已经开始加速了，我甚至认为这开始于胚胎时期。”“我们所认为的青春期，或许应该称之为青春期发展的第二阶段，它开始于十五六岁时期……童年期就是从出生到十五六岁的这个时期，是青春期的中间阶段。”费伦茨（1920）在一篇李普什舒兹的书评中发现了人类发展在解剖学和心理学上是保持一致的。但他认为，性器官发育的“第一次高峰”出现在胚胎时期，而儿童性生活的高速发展则出现在三到四岁的时候。当然，我们不能期望心理上的发展与生理上的发展完全步调一致。此类研究主要以人类的性腺为研究对象，因为动物并不存在心理学上的潜伏期，所以我们也无从知晓其他高等动物是否也存在性发展的两次高峰。

[8] “性潜伏期”一词也源于弗里斯。

[9]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性冲动的升华作用是通过反向作用的途径进行的。但一般而言，这两个过程是彼此独立的。除了反向作用以外，还存在一些更简单的升华作用机制。[有关升华的进一步讨论参见弗洛伊德《论自恋》（1914c）的第三部分及《自我与本我》的第三、四、五章（1923b）。][1915年增注]

[10] [英语中几乎没有与德语词“lutschen”“ludeln”及“wonnesaugen”相对应的词。康拉德使用的是“lutschen”；但根据上下文的语境，“suck-a-thumb”及“thumb-sucking”似乎比本章的含义要窄。]

[11] 由此可见，无论在儿童早期还是终其一生，性满足都是最好的安眠药。许多神经性失眠都是由于性生活没有获得满足造成的。正如我们所知，有些无良保姆会通过抚摸孩子的生殖器帮助其入睡。

[12] [这一段补充于1915年，在1905和1910年的版本中，此处内容被描述为：“观察者们对这种行为的性本质都深信不疑。”而成年人关于儿童性行为的理论却令我们陷入了困境。例如，莫尔（1898）将本能划分为消除肿胀欲（detumescence）和肉体接触欲（contrectation）两种。前者并不适用于此，而莫尔认为后者出现的时间比前者晚，并指向他人，因此难以辨别。在1910年版本中，此处脚注是为了补充说明被删除的这段中的第一句话：“只有莫尔是个例外。”]

[13] 格兰特博士在1919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吮吸》的文章，讲述了一名成年女性从未放弃幼年时期的性生活的故事，她认为吮吸所带来的满足感完全可以与性生活相媲美，尤其是与情人热吻时。“并非所有吻都可以被称为吮吸——不，不，绝对不是！当你吮吸时，遍布全身的那种感受不可名状，它会令人飘飘欲仙，感到绝对的满足，甚至令人不再对其他快乐有所奢求。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此刻你只想享受安静——永远不受打扰的安静。这种感觉的美妙之处难以言说，没有痛苦也没有哀愁，整个人仿佛已置身于另一个世界。”[1920年增注]

[14] 事实上，霭理士所说的“自体享乐”与我们的理解有所差异，它指来自内部而非外部的一种兴奋。精神分析学说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兴奋的来源，而是与性对象之间的关系。[1920年增注]

[在1920年之前的版本中，此处表述为：然而，霭理士已经违背了他在采用这一术语之初的本意，因为他认为歇斯底里症和手淫行为都属于“自体享乐”行为。]

[15] [这句话增补于1915年，见弗洛伊德《论自恋》一文的第二部分（1914c）。]

[16] [只有在第一版本中，此处的“许多”被描述为“全部”。]

[17] [此处于1915年新增。此前的各版本中，作者都只描述了“两个”特征。]

[18] 经过更多的思考和观察后，我发现身体的各个部位和内脏器官都具有成为快感区的潜质。具体可参见《论自恋》一文。[1915年增注]

[仅在1910年的版本中，此处的脚注是：“阿德勒（1907）曾就与快感区假设有关的生物学问题参与了讨论。”]

[19] 在有关生物学的讨论中，很难避免目的论式的思考方式，虽然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某些情况下这会令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1920年增注]

[20] [一种性欲是如何在“满足的经验”之上产生的，这仅仅是弗洛伊德愿望机制这一理论的特殊应用。《释梦》第七章的C部分对这一理论做出了解释（1900a，标准版，第5卷，p.565）。在此之前，这一理论就已初具形态。见《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附录，第一部分），此书在弗洛伊德去世后出版。两处都以胸前的婴儿为例。《论否定》一文讨论了这一主题与弗洛伊德的“现实性检验”相关的全部内容（1925h）。]

[21] 尽管有关手淫的文献极其丰富，但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没有将核心问题剖析清楚，以罗赫利德（Rohleder，1899）的作品和1912年出版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研讨集》为例。尤其是弗洛伊德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观点（1912f）。[1915年增注]

[22] 参见拙作《性格和肛门性欲》（1908b）。[1920年补加]另参见《论肛门性欲的性冲动转换》（1917c）。[1910年增注]

[23] [本段增补于1915年，其内容已扩展为上一脚注中所提及的论文（1917c）。]

[24] 安德烈斯—萨罗姆（Lou Andreas-Salome，1916）发表过的一篇论文，令我们对肛门性欲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文章指出，孩子们第一次被禁止从肛门性活动中获得快感，会对孩子此后的性发育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周遭环境对他们的性冲动的敌视，因此他们学会了将自己与环境隔绝开来，并开始压抑自己的性快感。此后，凡是与“肛门”有关的便都成了为人所不齿的事物的象征。人们总是坚持将肛门性行为与生殖器性行为区别开来，这与二者在生理结构和机体功能上的相似性是矛盾的。事实上，生殖器一直与泄殖腔紧密相连，“在女人身上，它甚至是泄殖腔的一部分。”[1920年增注]

[25] [在1905年和1910年的版本中，这句话的后半部分表述为：“自然界令幼儿早期的自慰活动为快感区的性活动打下了坚实基础，人人如此，这一点我们无法忽视。”1912年，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支持幼儿普遍存在自慰现象的观点遭到了赖特乐（R.Reitler）的强烈反对。弗洛伊德在讨论中承认自己所用的词语是不恰当的，并试图在之后修改。本章所采用的词句就更改于1915年。]

[26] 在成年后仍保存着花样繁多的自慰技巧这一点，说明手淫禁忌虽可以被克服，但还是对人造成了深远影响。[1915年增注]

[27] [此段补充于1915年。在1915年的版本中，同时还补充了下一段落的标题并在第二句中增补了括号里的内容“通常在四岁之前”。此外，在本段的第一句话中，用“很快”代替了1905年和1910年版本中的“在潜伏期”。最后，在最初的两个版本中，下一段均以“在童年期（还无法确定其生理年龄），幼儿的早期性兴奋复苏了”这句话来开篇。1915年所做的所有修改目的都是为了更明确地区分幼儿性活动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并进一步确定第二阶段出现在“四岁左右”。]

[28] 正如布洛伊尔不久前指出的那样，神经症患者的负罪感通常与青春期手淫活动紧密相连，但这一点还需进一步分析论证。[1920年增补]

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手淫行为是婴儿期性活动的外在表现，因此与其相关的负罪感也一并承袭了下来。[1915年增注]

[29] [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见弗洛伊德论性活动在神经症形成中的作用的第二篇论文（1906a）。]霭理士（1913，附录B）罗列了许多人对自己在童年期的第一次性冲动及诱因的自述。但这些报告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幼儿时期遗忘的存在。因为已被遗忘，所以只有通过对神经症患者进行精神分析才能弥补丢失的信息。但这些报告仍具价值，正如我在文中提到的，这些自述修正了我对神经症病因的一些假设。

[30] [在这一版本中，“性”的原文为“genital”，在1905年和1910年的版本中使用的是“sexual”。]

[31] [在1905年的第一版中，这句原文为：“相反……的参与直到后来才出现，当……”在1910年，增加了“可能”。在1915年的版本中，将“参与”改为“明显表现”。在1920年的版本中，“后来”之前又加了“稍”。在《释梦》第五章第四节中，弗洛伊德更加详尽地阐述了裸露问题（标准版，第4卷，p.224）。]

[32] [最后两句出现于1915年的版本中，在1905年和1910年的版本中，此处写道：“也许可以这样假设：暴力的冲动并非源于性本能，但由于在解剖学意义上的接近，也许在早期就已经与性活动结合在一起了。”]然而，经验表明，性发展与窥视和暴力的本能是相互影响的，但也因此制约了彼此的独立发展。

[33] 在1905年的版本中，我对幼儿性欲的论述以精神分析对成年人的研究为依据。当时，还没有可能开展对孩子的直接观察，因此有价值的证据所得甚少。此后，我通过对儿童神经症患者的研究更加直接地观察了幼儿的性心理。令人高兴的是，直接观察的结果与精神分析的结论完全吻合，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一方法的可靠性。此外，《对小汉斯的分析》（1909b）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精神分析尚未发现的信息，例如性的象征化，即用一个与性无关的对象来替代性对象的做法，这甚至在牙牙学语的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此外，我还意识到了有关这一问题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为了清楚地表达，我将自体享乐和对象之爱两个阶段明确地区分开来，好像它们出现在不同的时间段。但无论是上述的分析还是贝尔的发现，都表明儿童在三到五岁之间就能清楚地选择对象，并伴有强烈的情感。[1910年增注]

[然而在1910年的版本中，该脚注后面的文字为：“文中尚未提及的童年性生活的另一方面包括儿童的性研究，引导儿童行为的性理论（有关这一问题的论文，1908c），这些理论对神经症的重要作用、对幼儿探究的结果以及与幼儿智力发展的关系。”]

[34] [之后的作品中，弗洛伊德（1925j）修改了这种说法，女孩并非如此，男孩也并不总是这样。]

[35] 女孩似乎也同样存在阉割情结。男孩和女孩都认为，女孩本来也是有阳具的，只是被阉割了。当男孩发现女孩没有阳具这一事实后，便会对她们产生歧视。[1920年增注]

[36] 在童年后期，儿童已经拥有了各种各样的性理论，本书仅列举少数几例。[1924年增注]

[37] [完整的论述在1915年的版本中才出现。“前性器组织”这一概念似乎也是在弗洛伊德的《强迫性神经症的倾向》（1913i）一文中首次出现，但那时只讨论了施虐性肛门组织。本节似乎是首次将口唇性组织归于此类。]

[38] 对于成人神经症中这一阶段的残迹，可参见阿伯拉罕（Abraham，1916）的著作。在其另一部著作中，阿伯拉罕对口唇性组织和施虐性肛门组织做出了区分，指出在这两个阶段中对性对象的表现存在差异。[1920年增注]

[39] 阿伯拉罕在其1924年的著作中指出，肛门由原始胚胎的口腔分化而来，这也为性心理的发展提供了生物学上的证据。[1924年增注]

[40] 随后在1923年，我对自己的上述看法做出了修正，在前性器组织之后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虽可称为“性”期，其性追求已经开始向生殖器靠近，但与性成熟的最终组织仍存在根本差异。在这个阶段，孩子只知道一种性器，即男性的生殖器，因此我将其称为阳具崇拜期。阿伯拉罕（1924）认为，它在生物学上可追溯到男女性器尚未分化的胚胎时期。[1924年增注]

[41] [在1915年的版本中，此处为“三岁”，1920年改为“两岁”。]

[42] 有些人还记得，在身体晃动的过程中，流动的空气对他们的生殖器造成冲击，令他们产生快感。[《释梦》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在第五章的一个脚注中还专门引用了一个例子（标准版，第4卷，p.272）。]

[43] [后两个词，即“or chemistry”于1924年增补。]

[44] [原文为“Was sich liebt das neckt sich”，意为“相爱者的争吵是众所周知的”。]

[45] 对神经性步行障碍和空间恐惧的分析，消除了人们对于运动是否能给人带来性快感的疑惑。当代教育极力推崇体育运动，更准确来说，是想借助体育运动带给人的快感来替代性享乐，达到迫使性行为回归到自体享乐阶段的目的。[1910年增注]

[46] 此处我指的是“受虐色情狂”（erotogenic masochism）。[1924年增注]

[47] [弗洛伊德早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见《论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作用》系列文章的首篇论文（1898a）中部以及《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第三部分的一个脚注。]

[48] 这样想来，每个人都具有口腔性欲、肛门性欲和尿道性欲等发展阶段，相应的心理症结的存在不能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反常或患有神经症的标准。判断一个人是否反常，还要看其性本能组成成分中哪一种较为强势，并在实践中统领全局。[1920年增注]

第三章 青春期的变化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幼儿的性生活开始发生变化，逐步转向最终的正常形态。在此之前，性本能主要以“自体享乐”为主，而如今的性本能则找到了自己的性目的。过去众多彼此独立的组元本能和快感区现在则为了一个共同的性目的而团结在一起，为追求同一快感而努力。然而，在所有组元本能齐心协力追求这一新的性目的之时，生殖区则开始主宰所有的快感区。[1]两性所追求的性目的各不相同，导致两性在性发展上的差异也开始日益显现。男性越来越直接，也更容易被人理解，而女性则出现某种形式的退化。只有当指向性对象和性目的的两种力量相互交融，令激情与肉欲彼此交汇时，正常的性生活才能得以实现（此处的激情包含幼儿性活动萌芽期的残余）[2]，道理如同要挖一条隧道，须从山的两侧同时动工，最终交汇于一点，从而打通隧道。

男性新的性目的在于性物质的释放。这与早期要获取快感的性目的并不相悖，相反，在实现性生活中这一终极目的的同时，男性也能获得强烈的快感。此时，性本能已听命于生殖功能，或者说，性本能已经开始具有利他性（altruistic）。正是因为性本能自身所具有的气质和特点，这一转化过程才得以成功实现。正如其他有机体必须经过新的组合和调整才能实现新的复杂机制一样，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如果不重新建立秩序就会出现病态的干扰。性生活中的任何病态干扰都可被视作发展受到抑制的结果。

一、生殖区的主导性与前期快感

前文中我所描述的这一转化过程的开端和终极目的已非常清晰，但对中间的发展过程我们还不甚明了，仍有许多谜团等待我们去揭开。

青春期最根本的变化，要算是外生殖器的明显生长与发育（然而，在潜伏期，生殖器的生长发育几乎是停滞的）。与此同时，内生殖器的发展也有了长足进步，足以使人们具备释放性物质的能力，或者说可以开始制造新生命了，这高度复杂的器官已准备就绪，就等着大显身手了。

性器官需要通过刺激才能启动。通过观察我们发现，刺激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外部刺激，通过对我们熟知的快感区进行刺激，使其兴奋；二是从机体内部以我们未知的方式进行刺激；三是贮存了外部印象和内在兴奋的精神活动。这三种刺激都会导致同一个结果，即“性兴奋”，并从心理和生理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心理上主要表现为急度迫切的紧张感，而在众多生理反应中，最重要的就是生殖器的变化，很显然它们已经为接下来的性活动做好了准备（男性性器官的勃起和女性阴道的湿润）。

性紧张

性兴奋会让人感到紧张这一事实成了又一个困扰我们的难题，而解决这一难题将有助于我们对性行为的理解。尽管心理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众说纷纭，但我坚持认为紧张感必然与不适感相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种感觉会要求心理状态发生改变，这种急迫感与快感的本质是完全相悖的。如果我将性兴奋的紧张感视作一种不快，那又与它确实能给人带来快感的事实相违背。性行为中所有的紧张感都会与快感相伴，即使是处于准备阶段的性器官，观察其所发生的变化，其满足感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这种令人不适的紧张感与快感又是如何和平共处的呢？

任何一个涉及快感与不适感的问题，都会令当今心理学家感到束手无策。我们的目的旨在从目前我们所讨论的事例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但并不会触及这一问题的其他方面。[3]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快感区是如何适应这种新秩序的。它们在引起性兴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眼睛可能是距离性对象最遥远的区域，但在追求性对象的过程中，这一区域却常常是最能发现美，并令人产生性兴奋的（同理，性对象身上的优点可被称为“吸引力”）。这种刺激一方面可以带来快感，另一方面可增强性兴奋或制造性兴奋。若此时性兴奋扩展到其他快感区，例如，通过触觉扩展至手，那么效果也是大致相同的：一方面，处于准备阶段的性器官所产生的快感会令整体的快感得到提升；另一方面，性紧张也会增强，而如果它不能引发进一步的快感，那么它就会马上令人感到明显的不适。另一个例子也许能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清楚。如果一个并未性兴奋的人的快感区（如女性的胸部皮肤）受到了抚摸，这种抚摸本身就会制造快感，同时又能引发性兴奋，令人想要获得更多的快感。但问题就在于快感何以令人产生获得更多快感的需求。

前期快感的机制

快感区在性行为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且所有快感区的作用机制都是相同的，都是在适度的刺激下令人产生快感，随后快感又会引发紧张感，并为性行为的达成提供必要的动力。性行为完成前的最后一步，也是用适当的部位对快感区进行程度适中的刺激（如用阴道黏膜去刺激阴茎上的龟头），同时，从刺激所产生的快感当中身体又获取了射精的原动力。这最后的快感最为强烈，其作用机制也与之前的快感不同，它完全是经由身体的发泄而获得的一种满足感，同时，力比多所带来的紧张感也暂时得到了缓解。

我认为，要想更明确地区分由快感区兴奋所引发的快感与释放性物质时所产生的快感，我们必须对二者采用不同的命名方式。如果将从性行为中所获得的满足感称为“后期快感”的话，那么与之相对，前者就应该被称为“前期快感”。前期快感与幼儿性本能所产生的快感类似，只是强度更小；而后期快感是全新的，促使其发生的条件要到青春期时才可具备。于是快感区的新功能就是通过在幼儿期就可获得的前期快感，来获取更加强烈的快感的满足。

最近，我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领域内也发现了类似的案例：轻微的快感似乎能够引发更加强烈的快感，作用机制就如同“额外刺激”（incentive bonus）。通过这种类似的联系，我能够对快感的实质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4]

前期快感的危险

然而，前期快感与幼儿性生活间的联系由于其可能的致病因素而变得更为紧密。显然，正常性目的的实现会受到前期快感作用机制的威胁。在性行为的准备过程中，若某一时期的前期快感过于强烈而紧张感又不足，就会令使性行为继续推进下去的动机消失殆尽，整个过程被中断，性行为停留在准备阶段无法进展，甚至最终取代正常的性目的。经验表明，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某个快感区或是与其相对应的组元本能在童年时期就已经令人体验到了强烈的快感。如果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一趋势就会在其后的性生活中成为一种定式，极易阻碍前期快感进入新的状态。事实上，许多性变态的形成机制正是如此，在性行为的过程中长时间驻足于准备阶段，而停滞不前。

如果在童年时期就能确立生殖器的主导地位，就可以避免前期快感所引发的性功能失调。这种情况通常出现于童年期的后半段（从八岁到青春期）。此时，生殖区的活动已与成年人无异，当其他快感区获得快感的满足后，它们也可以感受到性兴奋，并作出准备性的变化，但它并没有特定的目的，因此，不会令性行为持续发展下去。因此，在童年时期获得快感的同时，身体也已经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性紧张，只是不够持久，程度也不够强烈。

现在我们能够理解在讨论性的根源时，为什么我们既可以说它是性满足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性兴奋的过程。有一点要引起我们注意，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起初我们夸大了幼儿与成年人性生活的区别，而现在我们要对此进行修正。无论是变态的还是正常的性生活，都深受幼儿性欲表现的影响。

二、性兴奋的问题

快感区在获得快感的同时，也会令人感到性紧张，只是我们对于这种紧张感的来源和本质还一无所知。[5]最易得出的结论是紧张感来源于快感本身，可是这一说法不仅完全不可能，而且也根本站不住脚，因为身体在获得最强烈的快感时要向体外释放性物质，此时不仅不紧张，相反紧张感会完全消失。因此，性快感与性紧张之间的联系只能是间接的。

性物质的作用

性紧张与性物质之间的关系除了体现在性物质的释放能够终结性兴奋之外，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存在关联。例如一个过着禁欲生活的男性，他的性器官也会时不时地产生快感，并在梦中的性行为中释放性物质，即遗精（nocturnal emission）。就这一过程而言，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断积蓄的性物质（精液）导致了性紧张，而睡梦中的幻觉取代了真正的性行为，又为性紧张的释放提供了捷径，人类有关性欲可以消失殆尽的经历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若精液枯竭，不仅无法进行性行为，甚至连快感区对刺激的反应也会变得迟钝，适宜的兴奋也无法再给人带来快感。因而我们发现，一定程度的性紧张对快感区的性兴奋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假说：如果我们没有搞错的话，则性物质的积蓄会制造并保持性兴奋，因为性物质对储存器官的内壁造成了压力，压力又作用于神经中枢，继而被更高的大脑中枢接受，并意识到我们所熟悉的紧张感。如果快感区性兴奋能够增强性紧张，那么只存在一种可能，即快感区早已与这些神经中枢建立了解剖学上的联系。它们可以增强兴奋的强度。如果性紧张已达到了足够的强度，那么性行为将一触即发；如果性紧张的强度不够，便会导致性物质的分泌。[6]

这一理论虽为人接受，如克拉夫特—埃宾在解释性过程时就采用了这一理论，但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仅适用于解释成年男性的性行为，而对儿童、女性和被阉割过的男性这三类人群的性行为几乎没有涉猎。这三类人群都不存在成年男性的性物质积蓄问题，因此该理论很难适用于他们。然而，同时我们也要承认，人们总会找到办法使这一理论可以应用于这三类情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不应过分夸大性物质积蓄的作用。

内生殖器的重要性

对阉割后的男性的观察表明，性兴奋的发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性物质的释放。虽然对男性进行阉割手术的目的旨在限制其力比多，但结果却常常不尽如人意。此外，我们也早就听说过，有些男性被疾病剥夺了生成精子的能力，但他的力比多与性能力却未受到损害。[7]因此，当里格尔（Rieger，1900）提出成年男性失去性腺并不会对他的精神生活造成影响时，我们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8]但如果是在青春期之前就实施了阉割手术，或许几乎能够达到使其丧失性特征的目的，但问题在于，性特征的改变不一定就是由丧失性腺导致的，也可能与发育过程中其他因素的抑制作用（与性腺的丧失有关）有关。

化学理论

在动物身上进行移除性腺的实验，包括摘除脊椎动物的睾丸和卵巢，并在它们体内植入其他异性的性腺[9]，为性兴奋的起源问题提供了部分线索，同时，也进一步动摇了性物质积聚理论的意义。斯坦纳（E.Steinach）在实验中已经成功地将雄性变为雌性，或将雌性变为雄性。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随着生理性特征的变化，性心理行为也同时发生了相对应的改变。然而，性腺虽能产生性细胞（精子和卵子），但却不是这一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其关键因素是被称为“青春腺”（puberty-gland）的间质组织。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或将发现青春腺也是双性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高等动物双性论（bisexuality）便有了解剖学的依据。青春腺也许并不是与性兴奋和性特征相关联的唯一组织。无论如何，我们所熟知的甲状腺在性生活中的作用与这一新的生物学发现是完全吻合的。性腺的间质组织似乎可能会产生某种特殊的化学物质，随着血液的流动又被输入到特定的中枢神经系统，促使其产生性紧张（我们所熟知的一种现象就是，毒物从外界进入体内，可能会使体内的某一特定器官中毒）。对快感区的刺激是如何引起性兴奋的？单纯的毒性刺激与生理刺激在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什么区别？目前我们即使是在假设的层面上，也无法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做出解释。我们只需坚信一点，即性代谢过程中所产生的某种特殊物质不是性过程中的关键因素。[10]这种观点看似武断，但也找到了事实依据，虽然关注者甚少但却值得我们深思。那些只是由性生活障碍所引发的神经症，在临床表现上与由吸毒或麻醉引起的中毒现象和禁欲现象都十分相似。

三、力比多理论[11]

性兴奋的化学基础假说与我们为了理解性生活的心理表现（psychical manifestations）而提出的辅助概念极其吻合。我们将力比多定义为可以对性兴奋的过程和变化进行测量的变量。力比多作为支撑精神生活的幕后英雄，因起源不同导致其与其他力量在量上和质上都存在差别。将力比多与其他心理能量做出区分后便可得出这样的假设：有机体的性过程由于受到特殊化学因素的影响，因而与摄取营养的过程是不同的。对性变态和精神神经症的分析表明，性兴奋不仅源于我们所说的性部位，还来自全身的各个器官。因此，我们就可以提出力比多的量化概念，它在心灵表现上被称为“自我力比多”（ego-libido），它的产生、增强、减少、分配和转移都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所观察到的性心理现象。

然而，只有自我力比多作用于性对象时，也就是成为对象力比多时，它才能被我们成功地加以分析。这时我们发现力比多要么专注于某个性对象[12]，要么抛弃他们转而投向另一个性对象，并以此来引导主体的性行为，其本身也可获得暂时的满足。精神分析对转型性精神病（trans-ference neuroses，指歇斯底里症和强迫性精神症）的研究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拨开了迷雾。

我们对对象力比多的发展进行跟踪研究，发现当它撤离对象之后，会以某种十分紧张的状态四处游荡，并最终回归自我。为了与对象力比多相对应，自我力比多也可被称为自恋力比多。通过精神分析，我们可以跨越似乎不可逾越的藩篱，得以窥视自恋力比多的活动，并发现其与对象力比多间的关系。[13]自恋力比多或者说自我力比多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存储器，力比多由此出发追寻对象，并再次返回到这里。力比多对自我的追寻是一种原始状态，早在童年早期就已形成，只是被后来的对象力比多所掩盖，只能在幕后继续运行。

我们提出力比多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其化身为力比多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libido），并对所观察到的神经症和心理障碍现象和过程做出解释。不难想象，力比多的变化在解释疾病，尤其是深层次的心理障碍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我们所要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所采用的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只能向我们准确报告对象力比多的转化过程[14]而无法将自我力比多与其他作用于自我的力量做出直接区分。[15]

因此，目前，除非借助某些推论，否则我们无法把力比多理论继续发展下去。[16]但如果我们也像荣格（G.G.Jung）那样忽视力比多自身的含义而将其与其他常见的心理本能混为一谈，那么就会令迄今为止通过精神分析观察所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性功能存在特殊的化学基础的设想为下列观点，即性本能冲动要与其他本能冲动区别开来，而力比多只能与性本能冲动有关，提供了有力支持。

四、男女差异

众所周知，男女两性特征的明显差异直到青春期才会出现，这一差异将对之后的生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男女两性早在童年时期就已经表现出了明显差异。但小女孩的性阻碍力量（羞耻、厌恶、同情等）比男孩要出现得更早，且她们的抵抗力量也比男孩更弱，因此女孩的性压抑倾向更明显，当性的组元本能出现时，也会更多采取被动形式。然而，快感区的“自体性欲”活动在两性之间却没有太大差别，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童年时期，男女性别的差异并不明显，这种差异直到青春期后才会粉墨登场。从儿童时期自体性欲和手淫的表现来看，我们或许也可以说，小女孩的性欲完全具备男性特征。的确，如果我们能够对“男性”和“女性”给予更加明确的定义，我们就会发现，力比多在本质上是必然具有男性特征的，无论它出现在男性还是女性身上，也无论它追求的是男性还是女性。[17]

自从理清了双性论的内涵[18]，我发现它是我们研究男女两性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不考虑双性理论，我们几乎无法解释男女两性在现实中的性表现。

男性与女性的快感主导区

除此之外，我只有一点要加以补充。女童的快感主导区位于她的阴蒂，它类似于男性的阴茎。据我所知，所有的女童手淫都与阴蒂有关，而与在后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外生殖器无关。我甚至怀疑，女童能否会因受到引诱而对阴蒂以外的其他身体部位进行自慰。这种情况即便存在，也是极罕见的。女童经常出现的性兴奋的释放都是通过阴蒂痉挛实现的。阴蒂的频繁勃起可以令女童即便未经教授也能够对异性的性表现做出正确判断，她只需以己度人，通过自己的性过程来推测男性的感受。

如果我们想知道女孩是如何成为女人的，就要持续关注阴蒂兴奋的变化过程。在青春期，男孩的力比多更加膨胀，而女孩的性兴奋却受到了压抑。阴蒂性活动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而女孩体内压抑的性冲动又带有男性的性特征。由于受到青春期性压抑的影响，女性的性行为变得越发拘谨，但对于男性来说，她反而变得更有吸引力，并助长了男性的性行为。女性越是压抑或抗拒性行为，男性对她的评价就越高。而当女性最终同意发生性行为时，其阴蒂则负责将阴蒂的性兴奋传递至邻近的女性性器官，就好像要让一堆木柴燃起熊熊火焰，我们只需点燃一小堆松木来引火便可。这个性兴奋的传递过程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只是年轻女子还处于麻木状态。

如果阴蒂区拒绝将性兴奋传递出去，那么这种麻木的状态就会持续很长时间，这是阴蒂区在童年期过度活动的后果。众所周知，女性的性麻木只是表面的、局部的，她们的阴道可能是麻木的，但她们的阴蒂和其他部位并非无法兴奋起来。造成女性性麻木的除了生理因素外，还有心理因素，它们都会造成压抑。

如果性兴奋被成功地从女性阴蒂传递到阴道，就说明女性已开始启用一个新的快感主导区来接管之后的性行为。而男性从童年到成年，其快感主导区始终不变。女性要更换一次快感主导区，以及在青春期要受到压抑的事实，令女性身上此时所具有男性特征消失殆尽，也使她们更易患神经症，尤其是歇斯底里症，这都与她们的女性特征有密切关系。[19]

五、发现性对象

青春期阶段确立了生殖区的主导地位，男性的阴茎已经能够勃起，并坚定不移地向下一个性目标推进，即进入那个能令他们兴奋的洞穴，同时，也为自儿时起就开始在心理层面上着手准备的寻找性对象的过程画上完美的句点。当最初的性满足还与摄取营养的过程联系在一起时，性本能以孩子身体外部的母亲的乳房作为自己的性对象，只有当孩子完全搞清楚这个给他带来满足的器官属于母亲的时候，他的本能才会放弃这个性对象。按道理，之后孩子的性本能就会进入自体享乐阶段。因此，这也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孩子吮吸母亲的乳房是一切爱恋关系的原型，事实上，寻找性对象就是要找回最初的那份感觉。[20]

幼儿早期的性对象

但即使性活动脱离了摄取营养的过程，这段人生中最初的也是最有意义的性关系仍会对性对象的选择存在影响，为性对象的选择做好准备，且能够帮助寻回遗失的快乐。在潜伏期的整个过程中，孩子学会了去喜爱那些于无助中曾向他施以援手并能满足他们需求的人，而这正是他与母亲间哺乳关系模式的延续。也许有些人并不认同孩子对照料者的感情与尊重当中掺杂了性爱的成分。但我认为通过对儿童做细致的精神分析便可以证明这一点的真实性。孩子与其照料者间的交往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性刺激和快感区满足。如果照料者是孩子的母亲，那么这种情况会更加明显，母亲总是将孩子看作其性生活的结果：抚摸他，亲吻他，摇晃他，完全将他当作性对象的替代品。[21]如果母亲意识到自己的爱抚会唤起孩子的性本能，并为他日后的紧张感添砖加瓦，那必然会感到万分震惊。母亲认为自己的行为丝毫不带有性色彩，纯粹是出于母爱，且除非是不可避免的护理动作，否则她会小心翼翼地尽量不要碰触孩子的生殖器。但我们知道，并不是只有对生殖器的直接刺激才能唤起性本能，“情感”终究也会对生殖器产生同样的作用。此外，如果母亲能够深刻理解性本能对一个人全部精神生活（包括道德和心理成就）的重要意义，那么即使在她领悟之后也无须自责。她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即教孩子如何去爱。毕竟孩子本就应该成长为一个具有强烈性需求的强者，在性本能的驱使下去完成身为人类一生的任务。事实上，父母对孩子过于溺爱对孩子是有害的，会令孩子性早熟，并且父母的宠爱也会令孩子在今后的生活中无法忍受缺少爱，或不能从较弱的爱中获得满足。一个孩子无限度地要求父母的疼爱，可能便是神经症最明显的迹象。另一方面，正是患有神经症的父母，往往才会对孩子过度宠爱。恰恰是他们的爱抚引发了孩子的神经症。同时，这一事例也说明，患神经症的父母将他们的疾病传给孩子的方式，比遗传来得还要直接。

幼儿焦虑

孩子对照料者的依赖，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性爱的特质。孩子最初的焦虑也不过是他们在失去所爱之人时的情感表达。正因如此，他们惧怕陌生人，他们害怕黑暗，因为在黑暗中他们看不到自己的所爱之人，如果此时他们能够拉着照料者的手，便不觉得那么恐惧了，有人认为保姆给孩子讲的吓人的鬼故事是造成孩子胆小的主要原因，这实际上是有些言过其实了。事实上这些鬼故事只是让一部分胆小的孩子感到害怕，对于那些胆大的孩子根本不能造成什么影响，且只有那些被过度溺爱而导致性本能过强或性本能出现过早的孩子，才会胆小。在这方面，孩子就如同成人一样，当力比多无法获得满足时，就会转化为焦虑。同理，力比多没有得到满足而患上神经症的成年人，在焦虑时也会表现得如同孩子一样，独处时会害怕，也就是说，当他离开那个能够给他带来安全感的人时，他就不得不用孩子气的方式来驱赶不安。[22]

乱伦的屏障[23]

由此可见，父母对孩子的疼爱在孩子未成熟前就能唤醒其本能（在青春期生理状况出现之前），以使其性兴奋冲破束缚，毫无差池地进入生殖系统。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孩子足够幸运躲过了父母的过度溺爱，那么父母的情感便能在孩子成熟后引领孩子对性对象的选择。毋庸置疑，孩子最容易选择自儿时起就亲近的人作为自己的性对象，因为他们的原始力比多选择的就是这些人。[24]然而由于性成熟的拖延，孩子们有足够的时间在其他性限制之外再建立起一道阻隔乱伦的屏障，道德戒律使他们将从小就爱着的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排除在性对象的选择之外。对这一屏障的重视主要是出于社会文明的需要，社会决不允许家族利益强大到能够吞噬更高级社会单位的程度，出于这一原因，社会会竭尽所能地要求每一个人，尤其是青年男子与他们儿时最亲近的家人保持距离。[25]

然而，孩子最初对性对象的选择都是在幻想中完成的，即使是成熟后的青年人，他们的性生活也几乎全部受限于幻想之中，无法付诸实际。[26]在这些幻想中，幼儿时期的特征必然会再次出现，只是此时生理变化所导致的身体压力更强烈。这些特征当中，首先仍然是孩子对父母的性冲动，只是此时由于受到了异性的吸引而发生了变化，儿子依恋母亲，而女儿则更依恋父亲。[27]与此同时，当孩子克服并摒弃了乱伦的幻想之时，他们便取得了青春期最有意义但也最痛楚的精神成就，即脱离了父母的权威，这一过程造成了新老两代之间的对立，对文明的进步至关重要。在所有人都要经历的人生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会有人停滞不前。有些人始终无法摆脱父母的掌控，也无法摆脱自己对父母的依恋。这种情况多见于女孩，为使父母开心，她们在青春期后仍对父母保留着孩子般的爱。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正是这类女孩，在未来的婚姻当中无法尽到一个妻子的职责，冷若冰霜，性爱麻木。由此可见，性爱与看似对父母的“非性爱”其实是同源的，也就是说，后者正是力比多停留在幼儿阶段的结果。

对性心理发展的深层阻碍研究得越深入，乱伦的对象选择的意义就显得越发重要。精神神经症患者由于对性爱有抵触情绪，因而他们的大部分或全部寻求性对象的心理性行为都发生在潜意识当中。对情爱极度渴求同时对性生活的实际需求又过分恐惧的女孩，一方面无法抑制地想要实现无性之爱，而另一方面又将力比多尘封于感情之后，对此，她们并不感到自责，她们终其一生都对父母、兄弟、姐妹保持着幼儿般的爱恋，青春期也是如此。精神分析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此类人的爱恋（此处的爱恋表达的是它的世俗含义），就是他们与血缘亲人之间的感情。通过他们的症状和其他病症，精神分析可以追踪到他们的潜意识，并将其转化为有意识的思想。某个曾经健康的人，在一段不愉快的感情经历后患病，似乎也可以说明，其患病机制正是这个人的力比多又转向了其在幼儿时期所喜爱的人。

幼儿对象选择的影响

即便有幸避免了力比多乱伦式的固执，也很难完全摆脱它的影响。情况往往是，一位年轻男士在初恋时就爱上了一位成熟女性，或是年轻女孩钟情于一位有权势的长者。因为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可以找到父母的影子[28]，这很显然是上文中所讨论的“乱伦”倾向引发的后果。毫无疑问，无论是怎样的性对象都是以父母的原型为基础来寻找的，尽管有时他们的关联并不那么明显。尤其是男性，他们总是在寻找带有其母亲身影的性对象。因为自儿时起，母亲的形象就在他们心底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而与此相对的是，如果男性的母亲还健在，她可能会怨恨自己的这位替身并表现出敌意。鉴于亲子关系对未来性对象的选择存在重要作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对这种关系的任何阻碍都会对成年后的性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恋人心中的妒忌绝非毫无来由，我们总能在幼儿时期找到它们的根源或至少在幼儿时期受到了强化。如果父母间常有争吵或夫妻关系不和，就会使孩子的性发展出现严重障碍，甚至患上神经性疾病。

孩子对父母的依恋无疑是幼儿期最重要的线索，在青春期还留有明显印迹，且为性对象的选择指明了方向，但它绝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许多与它产生自同一根源的因素同样植根于人类的童年经历，会令男性产生不止一种性取向，也为他们性对象的选择提供了多种不同的可能性。[29]

性倒错的预防

性对象选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寻找异性。但正如我们了解的那样，这一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地完成。青春期后的第一次冲动往往都会误入歧途，尽管不会对未来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德苏（Dessoir，1894）曾合理地指出，男孩和女孩通常总是和自己的同性建立友谊。无疑阻碍永久性的性倒错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就是异性所展示出的吸引力。在此我并不想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30]，然而单就这一个因素并不足以抵御性倒错，一定还存在许多其他因素在共同发生作用，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社会性禁止的权威。在一个不将性倒错视为犯罪的社会中，我们会发现有相当数量的人具有这种倾向。此外，我们也可以设想，若男性在儿时由母亲或其他女性照料，那么他们对这一时期的情感记忆就会引领未来他对女性的选择；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早期经验中的性行为曾受到过父亲的威慑，或与父亲间存在竞争关系，则会令他们远离同性。这两种因素同样适用于女孩，她们的性行为主要受到母亲的严格监管，因此她们敌视同性，这也决定了她们未来在选择性对象时会趋向我们所说的正常化。[31]从小接受男性（如古代的奴隶）教育的男孩更容易成为同性恋者。目前在贵族中有很多性倒错者，这也许是由于他们从小是由男仆照料且母亲对孩子又疏于关照的缘故。在许多歇斯底里症患者身上我们都发现，过早失去父母中的一方，无论是由于去世、离异还是分离，都会令孩子把感情全部倾注在剩下的单亲身上，这也决定了日后孩子在选择性对象时的性别取向，也可能造成永久性的性倒错。

注释：

[1] 本章中我常将问题模式化，这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强调不同对象间的差异，此前我已提到对象选择和生殖器崇拜对幼儿性生活的重要影响。[1915年增注]

[2] [这句话补充于1920年。]

[3] 我曾试图在《受虐狂的经济问题》（1924c）一文的第一部分解决这一问题。[1924年增注]

[4] 参见1905年出版的《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第四章结尾处）。由诙谐产生的“前期快感”，能帮人扫清内心的障碍，获得更大的快感。

[在论创作的论文中（1908e），弗洛伊德认为审美快感也具有类似的机制。]

[5] 值得注意的是，德语中“lust”一词，如上文所述，指性兴奋时既满足又紧张的感觉。

[6] [弗洛伊德曾讨论过这一假设。参见《焦虑性神经症》（1895b）的第三部分。]

[7] [这句话增补于1920年。]

[8] [1920年之前的版本中，此处为：“性腺并不会产生性活动，对阉割后的男性的观察便可以证明，性腺的摘除并不会使性特征消失。”下一句第二部分为“而问题并不在于性腺的缺失，而在于抑制……”]

[9] 见李普什舒兹的作品（1919）。

[10] [这一段落是在1920年才确定下来的。在第一版（1905）及之后的两版中，此处为：“真相是我们对性兴奋的实质一无所知，尤其是对与性相关的器官知之甚少（并已经意识到了高估性腺的现象）。在我们惊喜地发现甲状腺在性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时，我们有理由承认自己对性活动的根本因素仍然是无知的。如果要利用有限的假设来弥补这一知识漏洞，人们通常会以甲状腺中发现的动力物质作为出发点，并沿着这个思路研究下去。但也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作为快感区适当刺激的结果或作为与性兴奋相伴出现的情形，通常也会被有机体分泌出来的物质分解掉。分解后会成为一股特殊刺激作用于生殖器官或相关的骨髓中枢（如我们熟知的人体中毒现象，某些器官会出现类似的毒性变化）。诸如在性过程中纯粹的毒性刺激和生理刺激是如何对彼此发生作用的之类的问题，即使是在假设的层面上，也是目前我们无法解决的。在此我要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这一假设意义重大，如果它在本质上继续强调性化学，那么我有可能随时放弃这一假设而转向更合理的假设。”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在发现性激素后，对这一假设做了微小的改动。他不仅在1905年，甚至早在1896年就看到了这一点。参见1896年3月1日和4月2日写给弗里斯的信（1950a，信42，44）。弗洛伊德在与《性学三论》几乎同时出版的《论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作用》系列文章的第二篇中，进一步强调了化学因素的重要性（1906a）。]

[11] [除最后一段外，本节大部分完成于1915年。主要根据弗洛伊德《论自恋》（1914c）的论文。]

[12] [有关力比多对“对象”的专注或转移问题，在此处及别处都无须多加说明。弗洛伊德指的是对象的心理表征，而非外部世界中的对象。]

[13] 既然精神分析已能够广泛应用于神经症的其他变形，那么这一前提也就不复存在了。[1924年增注]

[14] 参见前一脚注。[1924年增注]

[15] 参见《论自恋》（1914c）。[1915年增注]

在此要更正我之前的失误，“自恋”并非由纳科（Naecke）提出，而是由霭理士所创。[霭理士此后对此有更详细的解释，并认为这种荣誉并不能属于一个人。][1920年增注]

[16] [这一段补充于1920年。]

[17] [在1924年之前的版本中，从“力比多”到这句话的结尾处，印刷时均保留空格。1915年增加了脚注。]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对一般人而言非常清楚的两个概念“男性”和“女性”，在科学界却是最容易混淆的一组概念之一。这两个概念至少存在三种解释：可以指“主动”与“被动”，也可以从生物学和社会学角度来看待二者的差异。第一种解释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常被精神分析采纳的。例如，我们在本章中说“力比多”具有“男性”特征时，意思是说本能总是主动的，哪怕面对的是被动目标时也是如此。第二种即生物学上的意义或许最易被人接受，男女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是产生精子还是卵子以及由此决定的生殖功能上的差别。一般说来，生理上的男性也更具主动性。他们肌肉发达，具有攻击性及更强烈的力比多。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例如在某些动物当中，这些特征就体现在雌性身上。第三种，社会学上的解释，主要依据在现实生活中对男女两性的观察。综上所述，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不存在纯粹的男性或是女性。相反，每一个个体都是两性特征的混合体，既有主动性也有被动性，不管这些特征与他们的生物学特征是否相符。[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第四章结尾处的一个脚注中，弗洛伊德再次探讨了这个问题。]

[18] [只有在1905年的版本中才说成“通过弗里斯……”]

[19] [弗洛伊德曾经四次深入探讨过女性性活动的发展过程，分别是：对女性同性恋的个案研究（1920a）；对于性的解剖学结果差异的讨论（1925j）；关于女性的性活动（1931b）；《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3讲。]

[20] 通过精神分析我们了解到，寻找性对象存在两种途径。第一种，如本章所介绍的那样，是根据幼儿时期的原型来寻找；第二种则是自恋式的，即想要在他人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第二种途径容易引发精神类疾病，但与本章无关。[1915年增注]

[在《论自恋》的第二部分，弗洛伊德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1914c）。写于1905年的这一段，与1915年和1920年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并非一致。]

[21] 凡是认为这种观点有“亵渎神灵”之嫌的人，都可以参见霭理士（1913，p.18）阐述的有关母子关系的观点，其与我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

[22] 我对幼儿焦虑来源的解释得益于一个三岁的男孩。我曾听见他在一间黑屋中喊道：“阿姨，快跟我说说话！这里太黑了，我害怕！”阿姨回答道：“那有什么用呢？你又看不见我。”“看不见也没关系，”孩子说道，“你跟我说话，房间就不黑了。”由此可见，他并不是怕黑，而是怕见不到自己喜爱的人，如果能见到阿姨，他也就不害怕了。[1920年增注]

精神分析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发现了神经性焦虑来自力比多，它是力比多转化后的产物，二者的关系就犹如酒和醋。在《精神分析导论》第25讲中，我又再次讨论了这一问题，但仍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弗洛伊德关于焦虑的最新研究可参见《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和《精神分析新论》第32讲（1933a）。]

[23] [可能由于某种疏忽，这一小标题在1924年后就被删除了。]

[24] 参见前文对儿童性对象选择的论述。[1915年增注]

[25] 乱伦的屏障与其他道德禁忌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成就之一，人们通常认为这是生物遗传的产物（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然而，精神分析却显示，在成长过程中，个体为抵御乱伦的诱惑曾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且在幻想甚至是现实中这道屏障也常被打破。

[虽然这是首次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但早在1897年5月31日的信中就讨论过“乱伦的恐惧”问题（原件N，1950a），即在揭示俄狄浦斯情结之前的几个月。当时弗洛伊德就认为乱伦是“反社会的”。][1915年增注]

[26] 青春期的性幻想是对童年时期性探索的延续。毫无疑问，这一过程可能在潜伏期前就出现了，大多数甚至是全部发生于潜意识当中，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其发生的确切时间。这些幻想是各类精神病症状的初期表现形式，是受到压抑的力比多要寻求满足的结果，因此对精神病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同样，在日间刺激的影响下，性幻想又以梦境的形式在夜间上演（见《释梦》第七章第一节，标准版，第5卷，p.492）。青春期的性幻想当中，存在某些与个人经历无关的幻想。例如有人幻想自己偷听父母做爱的声音，有人幻想自己在童年受到了自己所爱之人的诱奸，有人幻想自己被阉割（见有关“原始幻想”的论述，《精神分析导论》第23讲），或是幻想自己身处子宫的情形。有人还会幻想“家庭罗曼史”（即孩子幻想自己非父母亲生），这些孩子在成年后对父母的态度会发生很大转变。这类幻想受到了神话的深刻影响，这在兰克（Otto Rank，1909）的作品中有详细的例证。[1920年增注]

[同时参见弗洛伊德《家族罗曼史》（1909c）及《对“鼠人”的分析》（G篇）中第一部分的脚注（1909d）。]

我们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神经症的核心症结，构成了神经症的本质内容。它是幼儿性活动的高峰，也对成年后的性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每个人的一生都面临着战胜俄狄浦斯情结的重任，如果不能战胜它，就难免患上神经症。随着对精神分析研究的不断深入，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精神分析学派和其他观点的差别就在于是否肯定这一点。

在另一篇文章中（1914），兰克将孩子对母亲的依恋追溯至胚胎时期，从而证明了俄狄浦斯情结具有生物性基础。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乱伦的屏障主要源于出生恐惧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参见《抑制、症状与焦虑》第十章，1926d。][1924年增注]

[27] 参见《释梦》中我对俄狄浦斯神话中结局注定是悲剧的论述[第五章第四节（B），标准版，第4卷，p.260]。

[28] 参见我的论文《男人对象选择的一种特殊类型》（1910h）。[1920年增注]

[29] 人类的情爱生活表现方式多种多样，恋爱过程还伴有冲动性特征，而这一切都可追溯至童年时期，是童年时期影响的延续。[1915年增注]

[30] 读者可参看费伦茨的作品《试论生殖器理论》，此书充满想象，生动有趣，从生物进化史的角度探讨了高等动物的性生活。[1924年增注]

[31] [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及之后的两句写于1915年。在1905年和1910年两个版本中，此处表述为：“女孩如果在青春期受到了压抑，竞争的冲动便有可能导致她们对同性丧失兴趣。”]

总结

下面我们将对以上所阐述的内容做一总结。我们首先以性本能的变态现象为开端，集中探讨了性本能的对象和目的，以及它们究竟是由先天因素决定的还是从后天经验中得到的。通过对精神神经症患者的性本能活动进行精神分析（这部分人群数量众多，且与健康人并无太大差异），我们发现他们中的每一种变态倾向都源于潜意识，这也是导致患病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可以说，神经症是性变态的负面表现。鉴于性变态倾向的存在如此广泛，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性变态是人类性本能中原始且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而正常性行为则是有机体的变化，及在这一发育过程中心理抑制的结果。我们希望能够在童年时期找到性变态倾向的原始印记。我们还发现，羞耻、厌恶、同情以及社会建构的道德框架和权威是抑制性本能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任何偏离正常性生活轨道的变态都是因性本能发育受阻而使其停留在幼稚状态的结果。性变态的种类繁多，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其重要性，但它们与现实生活的影响间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互合作的关系。此外，这些原始倾向结构复杂，性本能本身必然是多种因素的聚合体，在性变态行为中，这些不同因素又会分道扬镳，各自为政，因此性变态既可被认为是正常发展的受阻，也可被看做正常发展的一个分支。结合以上两点原因，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设想：成年人的性本能是儿童时期的众多冲动结合在一起造成的，且这些冲动都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我们解释了精神神经症患者的变态倾向为何能够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性本能的主流在受到压抑后不得不另辟蹊径的结果。[1]在此之后我们又讨论了儿童时期的性生活问题。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发现儿童时期存在性本能的事实并不被世人认可，且儿童身上某些常见的性表现也被认为是反常的。但我们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孩子是带着性行为基因来到这个世界的，在他们开始进食时就已经体会到了性满足，并通过他们熟悉的吮吸拇指的行为试图不断地重复获得这种体验。然而，儿童的性行为与身体其他功能的发展并不同步，在经历了2岁到5岁间的短期发展之后[2]，他们便进入了我们所说的潜伏期。在此期间，性兴奋的产生并未中断，而是在持续进行并积蓄能量，这些能量在很大程度上被用于性以外的目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将某些性要素转化为社会情感；另一方面，（在压抑作用和反向作用的影响下）构建起未来抵御性活动的屏障。如此说来，这些约束性本能的力量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主要以牺牲反常的性冲动为代价，同时又借助了教育的力量。而一部分并没有服务于此目的的幼儿性冲动，则会通过性行为成功地表现出来。此后我们又发现，儿童的性兴奋有多种根源，其中最主要的是从对我们所谓的快感区的适当刺激中获得的性满足。似乎任何一寸肌肤或任何一个感觉器官——也许真的是任何一个器官——都能成为快感区[3]，只是某些快感区因其特定的生理结构，能给人带来更为强烈的快感。此外，性兴奋也似乎是机体活动达到一定强度时所产生的副产品，尤其是当强烈的情绪波动产生时，这就表现得更明显了。此时由不同原因所导致的性兴奋还没有聚合到一起，而是自顾自地追寻着各自的快感，因此在童年时期性本能并没有集中在一起，最初也并没有性对象[4]，只是自体享乐罢了。

生殖器快感区开始越发引人注目也是发生在童年时期，它可能以两种方式体现出来：要么如其他快感区一样，在适当的刺激下令人获得性满足；要么以一种我们尚未清楚的方式，在其他快感区获得满足之际，同时产生与生殖区存在某种特殊关系的性兴奋。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尚无法对性满足和性兴奋二者之间的关系做出合理解释，也没有搞清生殖区活动与其他性欲来源的活动之间的联系。

通过对神经症障碍的研究[5]，我们发现，早在儿童的性生活之初，性本能的各个成分就开始形成性组织。在最早的初期阶段，口唇快感占据了主要地位，在前性器组织的第二阶段，其主要特征是施虐和肛门性爱。直到第三阶段，生殖器才开始在性生活中发挥作用，而对于儿童来说，第三阶段的发展绝对是为了确立阴茎的主导地位。[6]

因此我们不得不说，最令人惊喜的发现便是，在幼儿早期（在2到5岁之间）的性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对象选择并能给人带来极大的精神享受。因此，尽管各个不同的性本能成分还没有汇聚在一起，性目的还在游移不定，但这一阶段的发展仍应被视为最终性组织形式的重要雏形。

人类性发展的开端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中途被潜伏期隔开，这应该值得我们特殊关注。这似乎是人类向高度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也为神经症埋下了伏笔。据我们所知，在人类的动物近亲身上我们并不能找到类似的现象，也许人类的这一特征源自种族的史前阶段。

我们无法断言，儿童时期的哪些性行为是正常的，以及对未来发展能否造成负面影响。此时，性表现的主要特征是手淫，经验进一步表明，外界的诱惑可令潜伏期中断甚至完全终止。而事实上，儿童的性本能存在多种反常倾向，此外，似乎任何此类早熟的性行为都会削弱儿童的可教育性。

尽管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幼儿性生活的全部知识，我们也仍要对青春期后性行为的变化加以研究。我们选择其中两项带有决定性意义的过程：一是其他所有性兴奋的来源都将屈服于生殖区的统治之下；二是开始了寻找性对象的历程。这二者在儿童时期都已初现端倪，前者通过探寻前期快感的机制得以实现，即那些曾经独立的、能给人带来快感和兴奋的性行为，现在成了为新的性目的（性物质的释放）做准备的行为，而新目的的实现伴随着极大的快感，同时也宣告了性兴奋的终结。此处我们还应考虑到男女两性的性差异。我们发现，要成为一名成熟的女性，女孩必然要经历一段时期的压抑，将幼儿时期的男性特征抛弃掉，并为生殖区的主导地位做好准备。说到性对象的选择，我们发现，儿童时期孩子对其父母或照料者的依恋决定了他在对象选择时的倾向（在青春期还留有痕迹），但由于乱伦屏障的存在，他们只能选择其他与他们类似的人。最后，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在青春期的过渡阶段，生理和心理的发展在某段时间内还不能达成统一，直到强烈的精神上的性欲冲动刺激到了生殖器官的神经系统时，才使正常的身心情爱功能达到统一。

阻碍正常发展的因素

正如许多例子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这个漫长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有可能成为一个让正常发展停滞不前的绊脚石，令性本能彻底分裂。[7]我们要做的就是列举出各种不同的对发展造成阻碍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并指出它们成为障碍的作用机制。当然，下面我们要列举的不同因素并非是同等重要的，很难对每一个因素的重要性做出合理判断，对此，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体质和遗传

首先，我们要谈一谈先天的性体质差异，这也许是阻碍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这种差异可以通过孩子后天的性表现清晰地推测出来，只是并非每次都能得到确定的结论。我们将这种差异看作是众多引起性兴奋的来源中最重要的一种，即使是在正常的范畴内，它也必定会在后来的性行为中有所体现。毫无疑问，我们相信存在某种变异，即使在没有其他因素的协助下，它也必然会导致变态性行为的出现。我们将这种变异称为“变质性”因素，并将其看作遗传变异的表现。此处我要提及一项令人震惊的发现，在我曾用精神分析方法治疗过的严重歇斯底里症患者和强迫症患者中，超过半数或以上的患者的父亲都在婚前感染了梅毒，有些现在已经发展成了脊髓痨或全身麻痹症，而有些在病历上则有着明确的记载。我想要阐明的是，那些后来患神经症的孩子，在他们的生理上并没有表现出遗传了梅毒的迹象，因此他们的变态性体质可能就是遗传了梅毒的后果。尽管我并不想宣称患梅毒的父母是造成子女神经症体质的常见或必要条件，但我也绝不否认，我所观察到的这种关系既非偶然也不容小觑。

因为患者知道如何躲避调查，因此对于主动变态者的遗传条件我们还知之甚少，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导致神经症的原因也同样会导致性倒错，因为我们发现性倒错者与精神神经症患者往往来自同一个家庭的男女两性成员。男性（一个或几个）通常是主动变态者，而女性，由于受到性压抑倾向的影响往往成为被动变态者，即歇斯底里症患者[8]，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性变态与神经症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后天因素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无法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性本质的不同成分可以明确决定一个人未来的性生活形式。相反，还存在许多其他的决定性因素。由于个体各自的原因所导致的性生活某方面的改变，也为未来的性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显然，这些后天的因素会带来决定性的影响，即便先天体质相同，也可导致三种不同的结果。

第一种：如果各种不同的先天体质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反常的，且反常程度在性成熟时变得愈加强烈，其结果为会导致性倒错。目前，我们还无法对这类反常的性体质做深入研究，但在此基础上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一些现象。比如，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声称，导致性倒错的必然前提是性本能的先天不足。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似乎是立不住脚的。但如果这种观点指的是性本能中某一特定因素即生殖区的先天虚弱，它还是有些道理的。生殖区承担了将各个独立的性行为合并到一起的职责，以实现繁育下一代的目的。如果生殖区比较弱，那么要在青春期将各个独立的性行为融合到一起，将注定以失败告终，而某种其他最强大的性行为成分将会继续以性倒错的形式存在下去。[9]

压抑作用

第二种：如果在发展过程中，某些过于强烈的性本能成分受到了压抑作用的影响（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被完全消除），那结果将会大不一样。这类过于强烈的性本能成分仍会继续引起性兴奋，但由于受到心理上的阻碍，它们难以实现原有目的，转而寻找其他渠道，并最终以病症的形式表现出来。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近乎正常的性生活，但个体却受到了某种束缚，因此会同时患有精神神经症。通过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我们对这些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他们的性生活开始时与性倒错者相似，在相当长的一段童年时期，有倒错的性行为，有些还会持续到性成熟后。由于某种内在压力，倒错的性行为受到了阻碍（通常在青春期之前，但也可能会出现在青春期之后）。此后，神经症取代了性倒错，但旧的性冲动并没有被消除。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谚语：“少时做妓女，老来成尼姑。”所不同的一点在于，青春期的时间要短暂许多。对于同一个人来说，其神经症能够取代性倒错的事实，与之前我们所提到的性倒错与神经症往往出自同一家庭的不同成员一样，再次印证了神经症是性倒错的负面表现形式的观点。

升华作用

反常的先天性体质所导致的第三种结果就是升华作用的过程，这为源于某种性来源的过于强烈的性兴奋寻找出口，令其在其他领域内大展拳脚，因此原本非常危险的倾向却转化成了可以大幅度提高心理效率的因素。升华作用正是艺术行为的根源之一，升华作用进行得完整或不完整，将决定一个人的艺术天赋，那些艺术天赋极高的人往往是高效性倒错和神经症的结合体。升华作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在反向作用的压抑过程中有所窥见，正如我们所知，反向作用开始于儿童时期的潜伏期，如果条件适宜，则会终身相伴。我们所描述的一个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与性兴奋的有关的东西，以及从童年时期就固有的本能、通过升华作用获得的一些产物、用来有效阻止无用的倒错的性冲动的东西。[10]儿童时期各种不同种类的性倒错倾向是人类众多美德的来源，因为通过反向作用，它又刺激了美德的发展。[11]

偶然经验

在影响性发展过程的诸多因素中，没什么比得上释放、压抑和升华的重要性，只是我们尚不了解后两者的内在原因。我们可以将压抑和升华看作是先天体质的一部分，是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性生活的最终形成主要是由先天体质所决定的。然而，但凡对生活有所观察的人都会意识到童年时期及以后经历的偶然事件也会与其他因素产生相互作用，我们很难评估先天体质与偶然因素的功效孰强孰弱。[12]从理论上讲，前者的效力容易被高估，而治疗实践又很强调后者的重要性。但我们决不能忽略一点，即先天体质与后天偶然因素二者是相互协作，而非相互对立的。体质因素必须在后天经验因素的作用下才能发挥作用；而偶然因素也必须以体质因素为基础其作用才能得以实现。对大多数情况而言，我们可以用“补充系列”（complemental series）来描述这两种因素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13]，即一个因素强度的下降必将导致另一个因素强度的增加，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这个系列的两端会存在某些极端案例。

在众多偶然因素中，如果我们能更加看重早期童年经历的话，我们就会得出与精神分析相一致的结论。单一的病因会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为素质的（dispositional），另一方面为决定的（definitive），在前者当中，体质因素与童年时期的偶然经验相互作用，而后者指的是创伤性经验。所有损害性发展的因素都会造成退化，令个体退回到发展过程中的早期阶段。

现在让我们回到之前的任务上，将那些影响性发展的因素依次列举出来。在此，我们不考虑是因素本身就是操作力量，抑或仅仅是这些力量的表现。

早熟

自然的性早熟就是这众多因素当中的一种，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是造成神经症的病因之一。与其他因素一样，性早熟本身并不足以导致神经症，它会造成幼儿潜伏期的中断、缩短或中止。由于性抑制发展的不完全以及性器官还未开始发育，性早熟也会造成性表现上的障碍，其本质必然是倒错的。这种倒错的倾向要么就此持续下去，要么在压抑介入之后，成为神经症的根本动力。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性早熟都会增加更高级的心理机能对性本能控制的难度，除此之外，它还会使性冲动在心理表征上的表现增强。性早熟在发展过程中通常与智力早熟相伴，在许多精英名人的童年经历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性早熟的影响力并不会像其单枪匹马时那么具有病理作用。[14]

时序因素

除性早熟以外，还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时序因素”也值得给予特殊关注。各种性冲动以什么样的顺序出现，持续多长时间才能被新出现的性冲动所取代，或者是臣服于典型的压抑作用之下，这些似乎都是由物种所决定的。然而，无论是性冲动发生的先后顺序，还是它持续的时长，都存在一些能够对最终结果造成决定性影响的变数。与性冲动误入歧途比起来，它在时间上出现的过早或过晚也应该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因为压抑作用的效果是不可逆的。性冲动的各个成分在时序因素上的变化也必然会导致结果的不同。另一方面，强烈的性冲动出现时，其持续时间是极其短暂的，正如那些后来成为同性恋者的人也曾经出现过异性恋的倾向，因此我们不必担忧孩子们强烈的暴力倾向会一直持续并主宰其成年后的性格，它们很可能会消失或反其道而行。

对于性发展过程中时序因素错乱的原因，我们还无法提供明确的线索。这可能要涉及生物学甚至是历史学方面的问题，而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

早期性印象的持久性

某种不明原因的心理因素提升了所有早期性表现的重要性，在此我必须承认，它只能暂且被看作是一个假想的心理学概念。我认为，为了对这种情况做出解释，我们有必要假设那些后来成为神经症患者或性倒错的人，都对早期的性生活印象深刻，或是想不断地重复体验这种感觉。而同样的性早熟表现，若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就不会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他们不会想要重复这种行为，性早熟也不会对其性本能步入歧途有所帮助。对早期的性印象为何一直持续的另一种解释恐怕在于另外一种心理因素。它在神经症的成因中不容忽视，也就是说，在患者的头脑中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这些回忆甚至掩盖了对近来所发生的事的印象。这一因素显然与智力教育有关，一个人的文化程度越高，这种倾向就越明显。反之，野蛮人则被称为“生活在当下的不幸之子”[15]。文明与自由的性发展之间颠倒的关系，造就了今日我们的生存结构：在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社会形态中，儿童的性生活并不会对未来造成影响；反之，在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形态中，儿童的性生活就非常重要。

反常性行为的固化

以上我们所列举的这些心理因素，如同偶然经验一样，为幼儿性生活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刺激。后者（受到其他孩子或成年人的引诱）提供了素材，前者（心理因素）提供了帮助，它们共同将一个人长久地固着在反常的性行为中。通过对神经症患者和性倒错者的观察我们发现，在正常性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反常性行为就是由童年时期的性印象造成的，而童年时期竟被认为是没有性生活的。此外，先天体质、性早熟、早期性印象的持久性和外部影响对性本能的偶然刺激，都可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然而，通过对性生活种种障碍的研究，我们得出了一个尚不能令人满意的结论，即由于我们对构成性本质的生物过程知之甚少，我们还无法从这些碎片信息中提取出一个既能对正常现象又能对病态现象做出充分解释的理论。

注释：

[1] 这种方法既适用于被动的性变态行为，也适用于主动的性变态行为。性欲停滞在幼儿时期，以及由于性发泄途径受阻而导致性欲退化到幼儿时期都是后者情况出现的原因。因此主动的性变态也可接受精神分析的治疗。[1915年增注]

[2] [1915年增补。但当时说的是“3岁到5岁”，“2岁”于1920年替换了“3岁”。]

[3] [破折号之中的话增补于1915年。]

[4] [“并没有集中在一起，最初……性对象”增补于1920年。]

[5] [这句话及以下两段增补于1920年。]

[6] [最后一句增补于1924年。]

[7] [固着点与神经类型的关系，即“神经症的选择”问题，虽然弗洛伊德早已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但在这些文章中并未提及。参见1896年5月30日、1899年12月9日写给弗里斯的信（1950a，信46、125）。在同一时期的另一篇论文（1906a）以及之后的《强迫性神经症的倾向》（1913i）中也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

[8] [弗洛伊德在写给弗里斯的信中（1897年1月11日）（1950a，信55）列出了详细的家族谱。]

[9] 人们常常发现，青春期最初的性倾向是正常的，但由于势力过于弱小，在面对第一个出现的阻碍时就彻底崩塌了，并退化且固着于倒错的性行为。[1915年增注]

[10] 某些性格特征甚至与特定的快感区直接相关。例如，固执、节俭、正直源于肛门性欲，而野心勃勃则由强烈的尿道性欲引起。[1920年增注]

[11] 洞悉人性本质的左拉（E.Zola）在《生的快乐》一书中描述了一个快乐且无私的女孩，可以不计回报地为所爱之人牺牲金钱和希望。但是，这个女孩在童年期十分渴望得到爱护和关怀，当她发现自己由于其他女孩的原因而受到冷落，她就会变得冷酷无情。

[12] [本段后半部分以及下一段增补于1915年。]

[13] [在1915年的版本中，此处所采用的术语为“aetiological series”，1920年被“complemental series”所取代。后者第一次在《精神分析导论》第22讲中出现，此后再出现时便没有再做改动。]

[14] [弗洛伊德在《对小汉斯的分析》第三章第三节的开篇对此做出了评论（1909b）。后面一段增补于1915年。]

[15] 早期性活动在身体方面的强烈表现可能会令一个人的责任感增强。

下篇 爱情心理学

第四章 男性对象选择的一种特殊类型

迄今为止，一直都是由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在为我们描述，到底是什么样的“择偶条件”在指导人类做出对象选择，以及人们是如何在想象中的要求与现实二者之间求得和谐统一的。作家确实具备某些特定的品质，使其能够胜任这一工作：首先，他们能够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洞察到隐藏在他人心底的情绪起伏；其次，他们有勇气向读者展现自己的潜意识世界，在作品中进行自我剖析。但由于某些原因，他们的作品的参考价值会大打折扣。因此，作家必须在给读者带来智性和审美上的快感的同时，也能唤起他们的情感共鸣。由于这一原因，作家不能丝毫不爽地将现实呈现出来，而是必须对其进行分解，剔除那些干扰因素，再对缺失部分进行弥补，以求全文能够和谐流畅，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诗意的特权”。然而，对于他们笔下所描绘的心理状态，作家并没有兴趣去探究它们的起因与发展。如此一来，其结果必然是，当科学家面对几千年以来被艺术家在作品中描绘得引人入胜的同样材料（爱情）时，他们反而笨手笨脚，甚至其发现本身也令人觉得兴味索然。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这些发现将向我们证实，我们对于人类爱情领域的研究完全经得起科学的考验，科学研究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心理活动的“快乐原则”（pleasure-principle）。

在精神分析的治疗过程中，我们有足够的机会搜集到神经症患者在恋爱中的行为方式，同时，我们也能回忆起——通过我们的所见所闻——类似的行为也曾出现在正常人甚至是一些杰出人士的身上。如果研究者恰巧可以搜集到充分有力的样本素材，经过统计整理之后，便可对各种不同的类型进行清晰的划分。首先，我们来介绍男性的一种对象选择类型，这种类型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择偶条件”，这些必要条件会令人感到迷惑和费解，只有通过精神分析才能对其做出清晰的解释。

在所有的“择偶条件”当中，第一条最为特殊：一旦在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了这一点，那也就意味着在他的身上同时还可发现该类型的其他特点。我们将这个条件称为“受伤的第三者”，即这类男性在选择对象的时候，绝不会对那些未婚的或是离异独居的单身女性感兴趣，而仅对那些已婚的、订了婚的或是已经有了男朋友的女性着迷。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如果一位女士并没有与哪位男士缔结所属关系，就会受到这类男性的忽视，甚至还会遭到嫌弃；而一旦这位女士名花有主了，她就会立即成为被热烈追求的对象。

第二个条件虽然不那么恒定，但也同样引人注目。它常常与第一个条件相伴出现，而第一个条件却常常是单独出现的。这个条件的特点是，这类男性从不会把那些纯洁正派的好姑娘作为自己的择偶对象，却只会爱上那些私生活不检点的，朝三暮四且无法从一而终的女性。就后者特征而言，这类男性所偏爱的口味也会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他们所喜欢的有可能是善于调情的有夫之妇、四处留情的交际花又或者是深谙情爱之道的“万人迷”。总之，这类男性是绝对不会对良家妇女感兴趣的。说得粗俗点儿，这第二个必要条件也可以被称为“非妓女[1]不爱”。

如果说第一个条件能够满足男性要与自己的情敌一较高低的欲望，那么第二个条件当中，由于男性钟情的都是些荡妇，这就免不了要尝尝妒忌的滋味，而这对于这个类型的人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当他们妒火中烧时，他们的激情才能到达顶点，女性也才能充分实现她们的价值。因此这类男性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点燃心中妒火的机会，并任由其发展成燎原之势。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从不会嫉妒这些女性的合法伴侣，倒是对首次出现在她们身边的陌生人充满了怀疑。在某些情况下，男性甚至不想独自占有一个女性，并极其享受自己置身其中的三角关系。我有一位患者，他曾因为自己情人的出轨行为而饱受折磨，但对于情人即将结婚的事实，他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甚至极力促成此事，并且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他也并没有表现出对情人丈夫的半点儿妒忌之情。另一个典型的病例是，一位患者曾经对自己初恋情人的丈夫嫉妒至极，甚至想办法要终止他们的婚姻，但在其后的若干段感情经历中，他也变得与这一类型中的其他男性一样，不再把情人的合法丈夫视为绊脚石了。

上文中我们总结了男性要求他所选择的对象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在恋爱中男性是如何对待自己的恋爱对象的。

在正常的恋爱关系中，女性会因为洁身自好而被人高看一眼，而生性放荡则会遭人唾弃。但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类男性却将这些放荡的女性当成自己的梦中情人，这实在是有些离经叛道。要与这类女性保持恋爱关系，非得要费些心思才行，但这也正是令他们着迷之处。他们把自己的情人看成是此生的唯一爱人，并一再要求情人对他们保持忠贞，尽管现实中常常是事与愿违的。此处我所描述的恋爱关系明显具有强迫症倾向，虽然每一个沉浸在爱情当中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倾向，但千万不要认为一段忠贞不渝、激情澎湃的爱情就足以构成你一生的情感生活，或是此生唯一的一次。相反，同样的情缘会在这类男性身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出现，且每一次都是对过往经历的重现。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居住地点和生活环境等外界因素的改变，他们的恋爱对象会频繁地发生变化，进而构成了一系列的感情经历。

最令研究者感到震惊的，就是这类男性所表现出来的想要拯救自己心爱女人的冲动。

他坚信自己的情人需要他，要是没有他，这个女人就会道德沦丧，陷入道德的谷底。因此，他通过控制和约束来拯救这个女人。在某些个别案例中，男性产生想要拯救一位女性的想法是因为她的私生活真的不太检点，是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但如果这位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也还是会依此照办。我便认识一位这种类型的男人，他深知如何讨人欢心，利用花言巧语和雕虫小技来引诱女性，接着就会想方设法地让女性在恋爱过程中对他保持忠贞不渝。

如果我们重新审视一番这类男性所具有的不同特征，就可以发现：这类男性所爱的女性必须是名花有主、生性放荡之人，他们对这样的女性会另眼相看，他们想有体验妒火中烧的需求，他们想对这样的女人忠贞不贰，但又长期与其他女性保持不正当的关系，并且他们还具有拯救女性的强烈愿望。这类男性为什么具有这些特征？单独一个原因似乎很难对此做出解释。然而，通过精神分析对这类男性的生活经历进行剖析，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单一根源。他们的择偶条件为何如此怪异？他们在恋爱中为什么总持这种行为方式？这一切都与正常人恋爱的心理根源一样，可以追溯至幼儿时期对母亲的依恋，如今的行为也都是对母亲的依恋所造成的结果。在正常的爱情生活中，男性在选择对象时，仅有少数人会原封不动地将母亲的原型特征保存下来，例如，青年男子对年长成熟女性的偏爱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正常人会将自己的力比多迅速地从母亲身上挣脱。然而，我们所说的这类男性，他们对母亲长久地保持着依恋，甚至一直持续到青春期以后，这就导致他们在未来所选择的恋爱对象都具备母亲的特征，很容易就被看成是“母亲的替代品”。此处我们可以借新生儿的颅骨形状来打个比方：若母亲分娩的时间过长，孩子的颅骨形状就会与母亲骨盆的狭窄处极其相似。[2]

下面我们就要提供一些证据来证实，这种类型的人格特征，如择偶条件和恋爱行为，确实是源自与母亲有关的心理情结的。似乎最容易找到的是第一个条件的证据，即他们所选择的女性必须身有所属，或者说，这段关系中必然存在着一个“受伤的第三者”。很显然，对于一个在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来说，母亲在本质上就是属于父亲的，而“受伤的第三者”正是父亲的化身。他们过于高估自己的恋爱对象，认为她们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这自然也是源自他们儿时的经历，每个人都只能拥有一位母亲，孩子与母亲之间的亲情既是毋庸置疑的，也是无法复制的。

如果明白了这类人所选择的恋爱对象都是母亲的替代品，那么，他们频繁更换恋爱对象的行为看似与母亲的不可替代性相矛盾，但其实也并不难理解。通过对其他案例的精神分析，我们发现，所谓在潜意识中认为不可替代的东西，都会令人们在现实中无限循环地追寻下去，因为每一个替代品都无法完全满足他们的期望。类似的情况还有，孩子在某一个年龄时，都会追着一个问题问个不休，并且他们问的始终都是同一个问题，但似乎总也找不到令他们满意的表述方式。[3]同理，神经症患者所表现出来的喋喋不休也属于这种情况，他们处于一种隐秘的压力之下，想通过自己的喋喋不休向世人表露心迹，但又总是欲语还休，多次尝试却始终未果。

与此相对，此类人择偶的第二个条件，即他们只会对荡妇般的女人产生兴趣，这似乎与恋母情结是背道而驰的。在一个头脑清醒的成年人的意识里，母亲被看作是纯洁无瑕、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母。若是有人在道德方面对母亲提出质疑，他会认为这是一种冒犯；倘若自己心里也产生了这样的疑虑，那他可就要倍感煎熬了。“母亲”与“妓女”所构成的鲜明对比促使我们继续探寻这两种情结的发展历史以及二者在潜意识中的关系，因为此前我们早已发现，在意识中相互对立的双方，很可能在潜意识中是一个整体。[4]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男孩大约在青春期之前就已经掌握了成年人间的性关系的基本知识。通过那些不加掩饰又带有挑逗性质的污言秽语，孩子们窥见到了成人世界里有关性生活的秘密，随着成年人性行为的暴露，他们在孩子心目中的权威形象也随之坍塌，因为孩子觉得在他们内心当中地位崇高的父母是不应该做出这种行为的。刚刚得知这些秘密的孩子，内心会受到巨大冲击，在对待自己的父母时会表现得更为强烈。他们往往拒绝承认自己的父母有性生活的事实，辩解道：“你们的父母可能会做那样的事，但我的父母是绝对不可能这样做的。”[5]

由于接受了性启蒙，男孩子还了解到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女人，她们靠与人性交来谋生，也因此遭人唾弃。男孩子对此当然是无所谓的，而一旦知道他们也可以在这些女人的帮助下享受性爱的欢愉，过上只有成年人才被许可的性生活时，他们的内心恐怕是既渴望又恐惧的。此后，他们发现自己的父母并不是什么例外，他们和其他夫妻一样过着令人作呕的性生活。他们也会很讽刺地告诉自己，自己的母亲与妓女之间其实也没有太大区别，毕竟她们做的都是同样的事。他们所接受的性启蒙信息实际上还唤醒了他们对幼儿时期的印象和愿望的记忆，这些记忆能够激活他们的某种特定的心理冲动。在这个心理冲动的驱动下，他们又开始渴望母亲，把父亲看作是自己的情敌，憎恨他们阻碍了自己愿望的实现，陷入了我们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6]。他们无法原谅母亲赋予了父亲可以与之性交的特权，却没有选择与自己性交，他们认为这是母亲对自己的不忠。如果这种内心的冲动不能迅速消失，那么他们就只能在自己的幻想当中宣泄自己的相思之苦，这些幻想通常都与同母亲发生性行为有关，情节离奇但除此以外别无他法，而他们的紧张感最终只能通过手淫得以缓解。对母亲的渴望与对父亲的仇恨，在这种情结的双重作用下，他们最常想到的就是母亲对自己不忠的画面，而母亲出轨的对象又常常伴有男孩自己的特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具有男孩理想中的人格，可以在成年后与父亲相抗衡的人。我在别处曾经描述过的“家庭罗曼史”[7]的概念，恐怕就是男孩们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纷繁的幻想与各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交织而成的。

既然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这方面的心理发展过程，那么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说某些男性在择偶时非荡妇不爱的特点实际上源自他们的恋母情结，这两者并不冲突。我们所讨论的这类男性的感情生活是受到了青春期心理发展影响的结果，简单点儿说，就是他们过于沉浸在青春期的幻想当中，这些幻想在日后的现实生活中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们的感情生活。不难理解，青春期的过度手淫也是导致他们沉迷于幻想的重要原因。

这些幻想成功地主导了男性在现实中的感情生活，相比之下，想要拯救他们所爱之人的强烈愿望就显得太没有意义了，但也更容易被理解。由于这些女性天性就自甘堕落、水性杨花，常使自己陷于危险的境地，因此男性想要通过监管她们的德行，抑制她们的恶习，以此来帮助她们脱离险境，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对于隐蔽性记忆（screen-memories）、幻想和梦的研究表明，我们将潜意识当中的动机恰到好处地“合理化”了，其过程与梦境的“二次加工”类似。事实上，“拯救动机”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和意义，它是恋母情结，或者更确切地说恋亲情结独立的衍生品。当一个孩子得知他的生命是父母给的时，或者说是母亲给的时，他对父母的爱就会与日渐强大和独立的冲动结合在一起，进而产生想要以同等价值的礼物报答父母的愿望。男孩在表述这一愿望时说得像是在向成人发起挑战：“我什么都不会要我父亲的，我欠他的一定会全部还清。”此时，他就会幻想自己要将父亲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对他施以救命之恩，这样他们的恩怨才可一笔勾销。在幻想当中，父亲最常以皇帝、国王或其他大人物这样扭曲的身份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甚至为作家的写作提供了素材。在实际应用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男孩在幻想中对父亲施以援手以此来挑战父亲的权威，而对于母亲的处理，则充满了浓浓的爱意。母亲给了孩子生命，此等大恩大德，孩子无以为报，但只要在潜意识中将意义稍加变换（事实上，不同的概念在意识中相互转换也是很常见的），拯救母亲的意义就转化成了帮她生一个孩子，当然，必须是一个与自己相似的孩子。这与“拯救”一词的原始含义并无太大差别，出现的一点儿微小改变也算是合情合理。母亲给予了他生命，作为回报，他给了母亲另一个与自己高度相似的孩子，以此来报答母亲的恩情，换言之，在这个与拯救有关的幻想中，他完全把自己当成了自己的父亲。他的柔情、感激、贪婪、挑衅和专横等各种本能，在幻想自己成为父亲的一瞬间都获得了满足。然而，微小意义的改变并没有消除“拯救”一词原始含义中的危险因素，因为生育本身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是母亲的能力拯救了他。出生既是我们此生所经历的第一次危险，也是在未来引起我们恐慌的所有危险的原型，出生时的经历很可能给我们的一生留下心理阴影，即恐惧。苏格兰传说中的麦克达夫（Macduff）不是由母亲生育出来的，而是从母亲的子宫中破膛而出的，因此他不知恐惧为何物。[8]

古时候的释梦者阿特米道鲁斯（Artemidorus）认为，梦的意义取决于做梦者为何人[9]，这一点完全正确。受潜意识思想表述规则的制约，男性和女性由于性别上的差异，他们在潜意识中对拯救的理解也互不相同。对于男性来说，“拯救”就意味着让母亲生一个孩子；而对于女性来说，“拯救”则意味着要自己生一个孩子。如果我们将梦境或幻想当中出现的拯救的不同含义与水的概念联系起来的话，拯救的意义就会变得更加清晰。如果一位男性梦见自己从水中救起了一位女性，那就意味着他要让这个女人成为一位母亲，根据前文可知，这位母亲就是他自己的母亲。如果一位女性从水中救起了其他人（一个孩子），那么她就会把自己认作是孩子的母亲，正如摩西神话中法老的女儿一样（兰克，1909）。有时，在他们的拯救幻想当中也会对父亲展现自己的柔情爱意，此时，他们就会把父亲想象成自己的孩子，或者说，想有一个像自己父亲一样的孩子。[10]

正是拯救动机与恋亲情结之间紧密的联系，才使得想要拯救爱人的欲望成了我们所探讨的这类爱恋关系中的重要特征。

我觉得没有必要为我在这个问题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辩护，正如当初我提出肛门性欲这个概念时一样（弗洛伊德，1908b），在此我的首要目的仍然是要从通过观察得来的材料中挑选出那些典型的、类型明确的案例加以研究。有很大一部分人只具备上述类型中的少数几项特征，或是他们具有的特征不够明显，无论哪种情况，都只能通过对这一类型中的所有特征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对他们有一个合理的认识。[11]

注释：

[1] [德语中为“dirne”，在此处及本章的其他地方，将其译为“妓女”一词并不合适，因为英语中的“妓女”一词过于强调金钱，用“harlot”似乎更贴切，只不过这个词现在听起来有些老套了，甚至带有《圣经》的色彩。]

[2] [在1924年之前的各个版本中，“shaped”一词为“deformed”，意为“变形”。]

[3] [弗洛伊德在《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1910c）一文中也曾提到了这一点。]

[4] [弗洛伊德在《释梦》（1900a）中已经提到了这一事实（标准版，第4卷，p.318）。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六章中做了更详细的解释。]

[5] [见弗洛伊德的论文《儿童性理论》（1908c）中的最后一节。]

[6] [这似乎是弗洛伊德首次公开使用该术语，虽然他应该早就熟悉了这一概念（见标准版，第4卷，p.263），他曾经在上一注脚中所提及的论文中和《精神分析五讲》（1910a）当中提到过“核心情结”（nuclear complex）。]

[7] [见兰克《关于英雄出生的神话》（1909c）。]

[8] [《麦克白》第5卷，第七章。这是弗洛伊德对生育与焦虑间的关系的首次详细阐述。在为《释梦》（1900a）第六章第五节所加的注脚（1909）中，他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标准版，第5卷，pp.400-401），在1909年11月17日召开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会议上也提到了这个问题（见琼斯，1955，p.494）。《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5讲的开篇对此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但对于该问题最长篇幅的讨论却见于《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尤其在第二、八章和十一章的A（b）部分，他已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原来的观点。在精神分析研究的初期，弗洛伊德并没有将焦虑的症状与分娩的经验联系在一起，而是将其与性交相联系，见关于焦虑性神经症第一篇论文第三节的倒数第二段（1895b）以及写给弗里斯的信的清样（E）中的最后一节（1950a）。]

[9] [参见《释梦》第二章第一节（1900a）（标准版，第4卷，p.98）及1914年追加的注脚。]

[10] [弗洛伊德在1911年为《释梦》第六章（E）追加的一节中提到了有关拯救的梦（标准版，第5卷，p.403），在《梦与心灵感应》（1922a）的论文中，弗洛伊德对女性的拯救之梦进行了分析（标准版，第18卷，p.212）。]

[11] [弗洛伊德在本章完成之后所写的另一篇论文中（1920a），对发生在一个同性恋女孩身上的相同类型的对象选择做出了解释。]

第五章 论情欲生活中普遍的衰退趋势

一

如果问一位临床精神分析师，在他的患者当中患哪类心理障碍的人数最多，他一定会回答说，如果不考虑各种类型的焦虑症的话，那一定就是心理性阳痿了（psychical impotence）。这种心理障碍常会困扰那些性欲旺盛[1]的男子。他们的性器官在性行为过程中会突然罢工，尽管在性交前后它们都表现出了完好的功能性，而且他们也确实有想要进行性行为的强烈欲望。最早察觉到这种情况的是患者本人，他们发现自己只是在与某个特定的人发生性行为时才会出现障碍，与其他人性交就完全不存在问题。之后他就意识到是性对象的某种特质引发了他的性无能，有时他还会报告说他感到了一种来自内部的阻力，这个阻力如同一股反作用力一样，成功地阻止了意识想要达到的目的，但他并不知道这个内在的阻力到底是什么，以及究竟是性对象的哪种特质启动了这个内在阻力。如果他在这个问题上屡遭挫折，他就很可能将这一切与错误联结（ertoneous connection）联系起来[2]，认为是第一次的失败经历给自己留下了心理阴影，因此才导致自己不断地重蹈覆辙。然而，对于第一次失败的缘由，他却归结为一场意外。

已经有众多学者通过精神分析对心理性阳痿进行了研究，且都已经著书立说形成了自己的个人观点[3]，每一个分析师都能从自己的行医经验中找到证据证明自己的理论。事实上，心理性阳痿是由某种特定心理情结引起的障碍，但患者本人却并不自知。患者心中普遍存在着难以抑制的要与母亲或姐妹乱伦的欲望，这似乎是导致其患病的最主要也是最普遍的原因。此外，偶然的一次失败经历也会令患者将其与幼儿时期的性行为联系起来，这些因素通常会降低患者对女性性对象的欲望。[4]

当我们通过精神分析的深入研究，发现了某些典型心理性阳痿案例时，我们也就掌握了患者的性心理过程。正如我们所知，在力比多达到最终的正常状态之前，若它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阻碍，就会造成某种失调，这也许是所有神经性障碍的致病根源。正常的爱与行为必须有赖于两类情感的合作，而在我们目前所讨论的案例中，这两类情感，即真情与肉欲总是无法顺利地结合在一起。

在这两类情感中，真情通常会早于肉欲出现。在孩子年龄尚小时，孩子就已经出现了情感，它的出现是出于孩子自我保护的需求，对象主要集中在家庭成员和孩子的照料者的身上。真情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性本能和情欲的成分，在儿童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之后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更是印证了这一点。这种真情也体现了孩子最基本的对象选择类型。通过这种研究我们发现，性本能对第一批对象的选择是通过让自身接受自我本能的评价来实现的，就好像最初的性满足都是通过以保护自身生命为目的的身体功能来实现的。[5]父母和照料者毫不避讳他们对孩子的爱中掺杂着情欲本质（认为孩子就是一个情欲玩具），这大大诱发了孩子自我本能中的情欲成分，如果再受到某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孩子的情欲就会进一步膨胀，这势必要在未来的发展中充当重要角色。

真情贯穿于孩子的整个童年时期，并不断地融入越来越多的情欲成分，但此时的情欲并没有与性目的达成统一，直到青春期以后，真情与强大的肉欲交融在一起，他们才找到了正确的性目的。显然，肉欲仍在重复着儿时的脚步，对幼儿时期所选择的性对象投入更多的力比多。然而，此时肉欲却受到了阻碍，由于对乱伦的禁忌，他们发现儿时所选择的性对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合适，他们急需尽快找到其他的与自己无关的人作为自己的性对象，以此来开启真正的性生活。重新选择的性对象仍然要参照儿童时期的性偶像（潜意识中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会将过去投注在母亲和照料者身上的真情全部转移到新的性对象身上。按照《圣经》的约定[6]，一个男人终归要离开父母去追寻自己的爱人，只有这样真情和肉欲才能结合在一起。最强烈的肉欲之情通常伴随着精神上对性对象的欣赏，男性普遍来说都会高估自己的性对象。

力比多的发展是否能够走向成功主要由两个因素来决定。首先，选择新的性对象时可能会遭遇挫折（现实的打击），这将有损性对象在其心目中的形象。毕竟如果现实中根本无对象可选或是选不到自己心仪的，那就必然会遭遇挫折。其次，在成年后本应被抛弃的儿时的性对象还仍然对他们构成吸引力，这便导致他们沉溺在幼儿时期的情欲世界中无法抽离。如果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力都很强大，那就很可能患上神经症。力比多从现实生活中逃离，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胡思乱想，即内倾向过程（introversion）。在想象中，最初的性对象的形象被强化，并令人对此难以忘怀。然而，对乱伦的禁忌却致使本已转向了这些性对象的力比多只能藏匿在潜意识中。由肉欲冲动引发的手淫行为正是在潜意识中对这种原始欲望的满足。即使在现实中并没有踏错半步，所有这一切只是在想象中完成，事情的本质也没有改变，如果要在幻想中通过手淫获得性满足，那么性对象的选择也可以更加多样化，不必纠结于最原始的对象。在幻想中对原始性对象的替代使之能够被意识所接受，但力比多却没向现实做出半点儿让步，它仍然藏匿在潜意识之中。因此，一个青年男子的全部肉欲在潜意识[7]中都是与他的乱伦对象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沉迷于潜意识中的乱伦幻想当中无法自拔。其结果便会导致彻底的阳痿，如果同时他的性器官又很虚弱，那就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如果情况没有这么严重的话，就会导致心理性阳痿。肉欲并不会总是完全藏身于真情之下，它的能量过于强大，总有一部分要在现实中得以释放。然而，心理性阳痿患者最明显的特征是，他们心中并没有本能的心理驱动力，因此他们的性活动变幻无常，极易受到干扰，常常无法正常进行性行为，也无法享受其中的乐趣。但最重要的，是在性行为当中避免付出真情，这就限制了他们对性对象的选择。膨胀的肉欲只会寻找那些不会引起乱伦嫌疑的人为对象。如果他们遇到了一位令其倾心并极其欣赏的女性，他们便不会对其产生肉欲上的兴奋，仅保持一种无性的柏拉图式的爱。这类人的情感生活会走向两个方向，艺术上将其比拟为神圣之爱与世俗之爱（动物之爱）。他们对所爱之人不会产生非分之想，令他们想入非非的人也必不是他们所爱。他们想要寻找的对象最好是无须让他们付出太多情感的人，这样才能让他们把肉欲从所爱之人的身上转移开来，然而，根据“情结敏感性”（complex sensitiveness）[8]和“压抑回归性”（return of the repressed）定律，越是要压抑要逃避的，就越有可能要面对。因此，本来出于避免引起乱伦的目的而选择的性对象，有时反而会通过某些特征（通常并不明显），令他们重新想起被禁忌的原始对象，此时，心理性阳痿就出现了。

要在男性分裂的情感生活中避免这类障碍，最主要的防护措施就是在心理上对性对象的“贬低”（debasement），因为男性通常会高估自己的性对象，甚至将她们与自己的乱伦对象等同视之。一旦在心理上“贬低”性对象的条件达到了，肉欲便可畅通无阻，重要的性功能和高质量的性快感也可以实现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也会导致这种情况。那些真情与肉欲无法顺利地结合在一起的人，他们的性生活通常也不会太美满，他们仍保持着倒错的性目的，如果目的没达成，他们就会完全提不起兴致，而似乎只有通过对性对象的贬低和鄙视才能令他们获得满足。

现在我们便可以理解前文所提到的男孩将母亲贬低为妓女的幻想，以及隐藏在这一幻想背后的动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情爱中的真情与肉欲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幻想中将母亲降格为肉欲对象。

二

在上一部分当中，我们从医学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心理性阳痿，这与本章的题目看起来关系并不大。然而，对于我们目前要讨论的问题来说，这篇引论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心理性阳痿是由于情欲生活中的真情与肉欲无法顺利结合而导致的，而对童年时期性对象的强烈的依恋以及之后因为乱伦的禁忌而遭遇的现实的打击，也同样造成了这一发展障碍。但在对这一理论提出的反对意见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认为它说得过于绝对了。它解释了为什么某些特定群体易患心理性阳痿，但却没有说明为什么其他人就可以幸免。既然我们承认说，强烈的儿童固着、乱伦禁忌和青春期后发展中所遭遇的挫折等一系列相关因素，在每一个文明人身上都有可能出现，那么理所当然，心理性阳痿就应该是文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困境，而非少数个体的障碍。

如果我们注意到量的因素在决定疾病的形成与否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即不同因素在数量上的变化会直接决定个体能否患病，那么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这个结论。但尽管我认同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却并不会因此把它当作否定这一结论的理由。相反，我认为心理性阳痿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普遍，事实上，这种现象是文明人情欲生活的典型特征。

我们将心理性阳痿患者的概念扩展一下，而不仅仅局限于下列情况：内心想要获得性快感，性功能也是正常的，但却无法完成性行为的人。除此以外，还有些被称为“心理性冷感”（psychanaesthetic）的男性，他们倒可以顺利完成性行为，但却丝毫体验不到性爱的乐趣。这类人同样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他们也应该被归为心理性阳痿。暂且抛开二者在症状上的差异不谈，精神分析对这类案例的研究表明，此类病症与狭义的心理性阳痿具有相同的致病源。我们常会把性冷感的男人们与同样数量众多的性冷淡的（frigid）女人们做类比，要想描述或了解性冷淡女性在情感生活中的行为，最好的办法便是将其与更加明显的男性心理性阳痿进行对比。[9]

如果我们既能够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扩展心理性阳痿的概念上，又能把不同程度的症状都发掘出来，那么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今的文明社会中，男性的情欲行为普遍都带有心理性阳痿的烙印，只有极少数有教养的人士才实现了真情与肉欲的完美结合。对女性的敬重似乎总是困扰着男性，成为禁锢其性行为的枷锁，只有在地位卑微的性对象面前，男性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性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男性的性目的中包含了变态的成分，因此在自己尊重的女性面前，他不敢恣意妄为。只有当他毫无保留地全情投入到性爱中时，他才能获得完全的性满足，而在自己有着良好教养的妻子面前，他是没有胆量这样做的，这就是为什么男性需要一位地位卑微的性对象，一位道德素质不那么高，对他的其他社会关系又不甚了解的性对象，因为这样就不会在人前对他说三道四了。男性想要在这样的女性身上释放自己的性能力，尽管他们心有所属的是另一位更有教养的女子。更为常见的情况有可能是这样的：社会上位高权重的男性通常会选择一位下层女士作为自己的情妇或娶其为妻，这是因为他们需要的就是一位地位低下的性对象，从心理上讲，只有通过这样的性对象他们才能获得彻底的性满足。

我敢肯定，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导致心理性阳痿的两个因素，即对儿童时期乱伦性对象的固着和青少年时期在现实中遭遇的性挫折，也是现代文明人情欲生活的主要特征。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既牵强又矛盾，然而我必须要说，要想尽情享受性爱的欢愉，就必须抑制对女性的崇拜，并克制自己产生与母亲或姐妹乱伦的想法。任何人如果就这一问题对自身进行严格的审视，都必然会发现，人们普遍还是将性行为看作是可耻的、下贱的行为，而这并不单纯是因为它玷污了我们的身体。尽管许多人不愿意承认，但有关这一想法的起因，我们只能在青少年时期找到答案。青春期的男性正值血气方刚之时，但无论从家庭以外的性对象还是从被彻底禁止的乱伦对象的身上，他们都无法获得性满足。

在我们现代的文明社会中，女性也受到了类似成长的后续效应的影响，甚至还要同时承受男性的行为压力。如果一位男性在女性面前无法施展自己的性能力，或是在恋爱之初把她捧上天，而一旦得手就开始对她进行贬损，那么无论上述哪种情况都不是女性想要的。对于女性来说，她们并没有要降格性对象的需求，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她们从没有出现过与男性类似的高估性对象的情况。而女性长久以来对性的压抑和她们在性幻想中的驻足徘徊，也导致了另一种严重的后果。通常上述两点会令女性无法挣脱禁欲的观念，这其实也是一种心理性性无能，即性冷淡，尽管她们的性活动是被允许的。这也是为何许多女性即使在合法婚姻当中，也要在一定时间内极力保持神秘感，还有一些女性，只有在被禁忌的偷情当中，才能体会正常的床笫之欢：她们对自己的丈夫不忠，但却能忠于自己的情人。

我们可以将女性情欲生活中的禁忌与男性要贬低性对象的需求做个类比。这两者都是因为文明的原因，在接受教育后导致本已经性成熟的人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将性行为付诸实践，因而造成了上述情况，两者的目的都是消除因真情与肉欲无法结合而造成的心理性阳痿。由于性别差异，同样的原因可以对男女两性造成不同的影响，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存在于两性之间的行为差异。有教养的女性在等待期内通常不会越雷池半步，严格恪守禁欲信条；而男性若能与被贬低的性对象发生性行为，他们就会立即打破禁忌以获得性满足，甚至在今后的情欲生活中他们也是如此。

目前，人类文明社会已经为性改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此我们有必要提醒大家，精神分析研究与其他研究一样，并不带有任何偏见，它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事物的表象来推测隐藏在其背后的规律，如果改革能够利用更先进的发现来取代对人类有害的做法，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改革是否会有成效，是否会矫枉过正，甚至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就无法预测了。

三

文明社会对情欲生活的束缚导致了贬低性对象的普遍趋势，这也许会令我们把注意力从性对象转移到性本能本身。早期遭遇的性挫折会给人留下心理阴影，令那些在婚后本可以自由享受性爱的人却还是无法获得彻底的性满足。但如果从最开始就倡导性解放，结果也不见得会更好。很显然，如果性满足唾手可得，性欲需求的精神价值就会降低，为了刺激力比多，适当地设置些障碍还是有必要的。如果自然条件不足以对性生活构成障碍，从古至今的人们为了能够尽情享受性爱，就会另外构建一些约定俗成的障碍。无论是个体还是种族都是如此。在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性满足的时代，例如在古文明的衰落期，爱情变得一文不值，生活也变得极其空虚，此时就不得不需要一股反向作用，以此来重塑爱情不可或缺的精神地位。就此而言，基督教所倡导的禁欲的确提升了爱情的精神价值，这是古代的异教徒所无法比拟的。对于那些终生与力比多的诱惑相抗争的僧侣来说，其禁欲的意义体现出了最高的价值。

毫无疑问，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此处我们揭露的困难反映了人类机体的普遍特征，同样，我们也可以确定，挫折通常会提升性本能的精神价值。假设我们让一群完全不同的人处于相同的饥饿条件下，随着他们进食需求的增强，所有的个体差异都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全体一致的进食本能需求。但是不是一旦本能需求被满足，它的精神价值就会急剧下降呢？例如，我们来试想一下酗酒者与美酒之间的关系，美酒总是能给酗酒者带来吸毒般的满足，那在科学上是不是也能接受这样的比喻呢？大家可曾听说过，哪个酗酒者因为厌倦了总是喝同一种酒的味道，而不断更换酒的种类呢？事实恰恰相反，饮酒的习惯会令酗酒者越来越离不开他常饮的那种美酒。大家可曾听说过，酗酒者要到一个酒价昂贵或是禁酒的国家去，以此为手段给自己设置障碍，为的是重获日渐衰退的满足感？显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你曾经听说过著名酗酒者，如柏克林（Bocklin）发表的有关酗酒者与美酒之间关系的言论，你就会知道，其关系是如此的和谐美满，简直可算作幸福婚姻的典范。但是为什么爱人与他的性对象之间的关系却如此不同呢？

尽管听起来令人匪夷所思，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就性本能的本质而言，它很可能并不利于性满足的彻底实现。再想一想性本能漫长且曲折的发展史，有两个造成其困难重重的关键因素会立即映入脑海。首先，由于对象选择的双向结果及乱伦禁忌的介入，最终所选择的性对象绝不可能是原来的对象，而只能是原始对象的替代品，精神分析研究显示，当要追求原始对象的冲动被压抑了以后，便会出现一系列源源不断的替代品来取代他的位置，只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令人完全满意。这或许能够说明为什么成人情欲生活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频繁更换性对象，不断“寻求刺激”[10]。

其次，我们知道，性本能本来就是由众多成分构成的，或者说是由这些成分发展而来的。但并不是所有成分都能在性本能的最终形式中得以呈现，有一部分在中途就已被压制或移作他用了。在众多成分当中，当数食粪成分最不能被我们当今的美学文化所容忍，这也许是因为人类在直立行走之后，嗅觉器官就已经远离地面了。[11]同理，情欲生活中的大量施虐成分也无法保存下来。但所有这些发展过程都仅会影响到这个复杂结构的表层，并不能触及引发性兴奋的基础成分。排泄与性关系密切，难以分割，性器官的位置处于尿道和肛门之间，这是最关键也是最无法改变的事实。有人也许会引用拿破仑的名言：“人体结构决定命运。”当人类的身体在向更加符合人类审美的方向上进化时，性器官却没有参与其中，它们仍然保持着兽性。爱欲也是如此，它们在本质上与动物无异。性本能是很难被教化的，对性本能的教化要么是过度，要么是微不足道。文化若想达到它的目的，必须以牺牲一部分可体验到的性快感为代价，一部分性冲动由于没派上用场会一直以欲求不满的形式在性生活中留存下来。

因此，我们也许不得不向这样的观念妥协，即想要通过调整性本能的需求以适应现代文明的要求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文明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要让人类做出一些让步，或遭受一些痛苦，甚至要在遥远的未来面临灭顶之灾。当然，这种悲观的预测仅建立在某种单一的猜想之上，即文化对性本能造成的压力必然导致人类对文明进步的不满，如果性本能屈从于文化的要求就无法获得彻底的性满足，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它却成了人类最伟大的文化成就的源泉，这些成就是通过各性本能成分的不断升华实现的。如果通过对性本能进行分配便可获得令人满意的性快感，那么人们又为何要将性本能移作他用呢？如果这样，那么人类无法割舍性交带来的快感，当然也无法取得任何文明上的进步。因此，看起来似乎是人类两大本能（性本能和自我本能）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在不断地推动着人类获得更高的成就。当然，这样做存在的风险就是，人类当中的弱者会患上神经症。

科学的目的既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安抚人心。但我本人也绝不否认，我所得出的这个深远的结论，应建立在一个更广泛的基础之上。也许人类在其他方面的发展能够弥补文化发展造成的伤害，当然这也仅是我的一己之见。

注释：

[1] [德语原文为“libidinös”，为了区别技术术语“libidinal”，因此在这里采用了“libidinous”一词。]

[2] [与“false connection”相比，此处的对比略有差别，前者在《歇斯底里症研究》（1895d）中有过描述（标准版，第2卷，p.67）。]

[3] [斯特纳（Steiner，1907）、斯代克（Stekel，1908）及费伦茨（Ferenczi，1908）。弗洛伊德为斯代克的书写过序言（弗洛伊德，1908f），此后也为斯特纳的书做过序（弗洛伊德，1913e）。]

[4] [斯代克（Stekel，1908，p.191）。]

[5] [此后在《论自恋》（1914c）一文中，弗洛伊德对对象选择的“依恋性”做了更充分的解释。]

[6] [《创世记》第2章，24行。]

[7] [在1924年之前的版本中，此处采用的都是较为生僻的“unbewusstsein”，即“unconsciousness”。]

[8] [这一术语出自荣格的词汇联想实验，弗洛伊德在《对“鼠人”的分析》（1909d）中也使用过这一术语，标准版，第10卷，p.210。]

[9] 同时我也承认，女人的性冷淡是一个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研究的复杂问题。这个问题在“处女的禁忌”中有更深入的讨论。

[10] [德语中为“reizhunger”。霍克（Hoche）与布洛克（Bloch）似乎曾使用过这一术语，见弗洛伊德《性学三论》（1905d），标准版，第7卷，p.151。]

[11] [参考《文明及其缺憾》（1930a）第六章中两处篇幅较长的脚注。]

第六章 处女的禁忌

在原始人的性生活当中，最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对待处女，即从未被染指过的女性的态度。当今的男性，极其重视自己所追求的女性是否为处女，这种观念既是根深蒂固的也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原因，我们竟然不知从何说起。要求女人在与一位男士结为连理之前，不应该与其他男子发生过性行为，这其实是出于这样一种逻辑，即要保证丈夫对妻子具有排他性的所有权，这也是一夫一妻制的实质，这种所有权所管辖的范围甚至要延伸至妻子的过去。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分析女性的情欲生活，我们难免会有失偏颇。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女性要经过漫长、艰苦的自我压抑，才有机会品尝性爱的美妙，而第一位使她们获得性满足的男士便会令她们产生想要与其终生相伴的想法，其地位是其他男性所无法取代的，这种经历使女性产生一种归属感，使她们心甘情愿地委身于一位男士，并保证她们能够抵御得住外界的新事物和新诱惑。

“性从属”（sexual bondage）这一概念是由克拉夫特—埃宾在1892年首次提出来的，用以描述这样一种现象，即女性在与一位男士发生性关系后，便会对其产生很强的依赖性，丧失自我的独立性。“性从属”有时会展现出强大的威力，以至让一个人丧失全部的独立意志，并在自身利益上做出巨大牺牲。然而，克拉夫特—埃宾指出：“如果要让这种关系一直维系下去，一定程度的依赖是绝对必要的。”一定程度的“性从属”对于维系一段文明的婚姻，保护其免受多偶倾向的威胁，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我们的社会应该常常对此进行反思。

克拉夫特—埃宾认为，一个极度渴望爱且性格柔弱的人与一个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性从属”。然而，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发现，我们无法仅仅满足于这种简单的解释。我们还发现，克服性障碍的阻力的大小，才是关键因素。此外，克服性障碍时的专注度以及这一过程是否是独一无二的，也对“性从属”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就“性从属”的状态而言，女性要比男性发生的频率更高，程度也更强，尽管与古代男性相比，现代男性臣服于女性的情况已变得更加常见。我们所研究过的所有男性“性从属”的案例均表明，它的形成是由于男性想要通过某位特定的女士来克服自己的心理性阳痿，从此便臣服在了这位女士的石榴裙下。[1]许多奇怪的夫妻关系和大量的爱情悲剧——有些甚至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似乎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原始人对待处女的态度问题上，如果说他们并不重视童贞，并将女孩在首次婚内性行为之前就已失去了童贞当作证据，这其实并不合理。相反，对于原始人来说，婚前失身同样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行为，不过这已经成为一种禁忌，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限制。习俗要求女孩不能将童贞献给新郎或者是未来的伴侣，丈夫甚至要刻意避免破处的行为。[2]

我的本意并不是要搜集大量文献以证明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的清规戒律，也不想查明这一现象在地理上的分布及其各种表现形式，此处我只想陈述这一事实：即便在今天的某些原始族群当中，在婚前弄破处女膜的行为也是十分普遍的。正如克劳雷所说：“这种指定由丈夫以外的其他人员刺破新娘处女膜的婚礼仪式，在文明程度较低的地区极其常见，尤其是在澳大利亚。”（Crawley，1902，p.347）

然而，如果破处不是在婚内的第一次性交进行的，那一定是在此之前就被某人通过某种手段完成了。此处，我还将引用克劳雷书中的一些章节，为此提供更多的信息，同时也为一些批判性观点提供依据。

在第191页，他写道：“在澳大利亚的笛里（Dieri）及其邻近部落中，当女孩到了青春期后就会被刺破处女膜是一个普遍的习俗（《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杂志》，第24卷，第169期），在波特兰和格莱内尔格部落当中，这一破处行为通常由一位年长的女性来操刀，有时，也会请白人男性来完成这一使命[史密斯（Brough Smith），1878，第2卷，p.319]。”

在第307页他写道：“女性的处女膜有时在幼儿时期就已经被人为破坏了，但通常还是会发生在青春期，如在澳大利亚，这一过程往往是通过一场性仪式完成的。”

在第348页[摘自斯潘塞和吉林（Spencer＆Gillen，1899）的报道。在某些澳大利亚部落中，实行着严格的限制族外通婚的禁令，这一点广为人知]，他写道：“处女膜先被人为刺破，然后协助完成这一任务的男性要按顺序（看起来像仪式一样）依次与女孩性交，这一行为分成两个部分：刺破处女膜和性交。”

在第349页，他又写道：“在马萨（Masai，非洲赤道地区某处）地区，实施刺破处女膜这一手术是结婚前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见汤姆森（Thomson），1887，第2卷，p.258]在萨克斯（马来）、贝勒斯（苏门答腊）及西里伯斯岛的阿福尔斯部落，这项手术是由新娘的父亲操刀的[见普洛斯和巴特尔斯（Ploss＆Bartels），1891，第2卷，p.490]。在菲律宾，女孩的处女膜如果没有在幼年时被年长的女性弄破，那么长大后就会由某些专门负责这项任务的男性来完成[见费瑟曼（Featherman），1885-1891，第2卷，p.474]。在一些爱斯基摩人部落，为新娘破处的通常是巫医或神父（见克劳雷，第3卷，p.400）。”

我的评论主要分为两点：第一，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报道没有对“无性交而单纯的破处”与“通过性交来破处”进行细致的区分，只有一个章节提到了这个过程由两种行为构成，破处（用手或其他工具完成）及之后的性交。普劳斯及巴勒斯（1891）提供的材料尽管丰富，但对我们几乎毫无用处，因为他们对破处的过程仅从解剖学角度进行了描述，并没有提及它的心理学意义。第二，如果这些材料能够告诉我“仪式性的（纯正式的）”性交与常规性交有何不同，那将再好不过了。在我所参考的文献中，其作者要么是对这一话题躲躲闪闪，要么是再次低估了这些具体的性行为的心理学意义。我们希望旅行家及传教士能给我们提供更加完整和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这些材料大部分来自海外，目前还无法考证，因此我还不敢妄下断言。[3]此外，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仪式性性交仅仅是常规性交的替代品，也可能完全取代本该在之前就已经彻底完成的常规性交，那么第二点中的疑问就有了答案。[4]

导致处女的禁忌的原因多种多样。下面我将对其做一简要介绍。当处女被破处时，按常规通常会流血。因此，这第一种解释就是出于某些原始族群对血液的畏惧，他们认为血液是生命之源。我们可以在大量行为中发现对血液的禁忌，但它们都与性无关，很显然它们与避免杀戮有着紧密联系。原始人曾嗜血如命，并以杀人为乐，对血的禁忌便成为可以抵制这种欲望的一种防护措施。按照这种观点来看，处女禁忌与普遍存在的月经禁忌有关。原始人总是将每个月一次的神秘流血现象与施虐的观念联系起来。月经，尤其是初潮，被认为是遭到了某些精灵鬼怪撕咬的结果，这也许是与精灵鬼怪性交的标志。偶尔也会有报道指出，这个精灵鬼怪就是人类的某个祖先，这一点又得到了其他证据的支持。[5]于是我们认为月经期女孩之所以被禁忌，是因为此时她是属于某位祖先的灵魂的。

然而，还有另外一些观念也提醒我们，不要过于高估对血液的畏惧这一因素的影响，毕竟在上述族群中，它还不足以震慑下面的这些行为，如对女孩实施割礼，甚至残忍地切除女孩的阴蒂和阴唇。同样，还有一些其他涉及流血的仪式也没有被废除。因此，如果女性在第一次性交时，为了满足丈夫而打破了对月经的禁忌，这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种解释也与性交无关，但要比第一种适用范围更广。这种观点认为，原始人始终受到一种潜在恐惧的折磨，正如精神分析理论所研究的那些焦虑性神经症患者一般，这种恐惧在所有不同寻常的场合中都会出现，例如当一些新奇的、出乎意料的、莫名其妙的或是令人感到无能为力的事情发生时。这种恐惧也是导致各种仪式出现的原因，这些仪式后来被各种宗教广泛采用。每当人们想尝试新鲜事物，人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和动物新添了子嗣，或是农作物丰收时，都免不了要举行不同形式的祭拜仪式。对于这些忧心忡忡的人来说，他们往往是在事件的开端感受到最强烈的恐惧，这种恐惧感胜于其他任何时候，因此他们通常会在此时寻求自我保护。

结婚后的首次性交其意义不言而喻，必须要小心应对。对血液的恐惧与对第一次的敬畏这种解释并不矛盾。相反，二者还会为彼此助力。显然，第一次性交举足轻重，如果再发生流血，岂不更令人手足无措了？

第三种解释认为，对处女的禁忌只是对全部性生活禁忌的一部分，这也是克劳雷所倾向的观点。不仅是女性的初次性交要被禁忌，而是所有的性交都应该被禁忌，甚至有人还会说，女人就应该是禁忌。女人不光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诸如经期、孕期、生产、坐月子的时候要禁止性生活，即使排除这些特殊条件，与女性的性交也要受到多种严格的限制，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野蛮人有性自由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当然，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原始人的性生活会跨越一切障碍，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性行为与文明程度更高的我们相比，所受的限制更为严格。当男性想要干点儿什么，例如远行、狩猎或是出征之前，他们就要与妻子保持距离，尤其要避免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否则，妻子就会损耗他们的精力，并给他们带来厄运。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人主张两性隔离，女人与女人住在一起，男人与男人住在一起。我们所谓的家庭生活在许多原始部落中几乎是不存在的。这种两性隔离有时会很极端地表现为男女两性都不允许大声呼喊异性的名字，于是女性就发展出了一门包含特殊词汇的新语言。当然，性需求会时不时冲破这种隔离的限制，但在某些部落当中，即使是夫妻也只能在室外偷偷相会。

原始人所设立的所有禁忌都表明此处存在着令他们恐惧的危险，而在所有他们要回避的事物当中，都普遍包含着男性对女性的恐惧。也许这种恐惧是因为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女性总是像谜一样让人琢磨不透，行为怪异，因此让人觉得她们总是充满了敌意。男人害怕自己因女人而变得软弱，因染上女人的习气而变得无能。性交会令男性释放紧张，令他变得虚弱无力，也许正因为如此，男性才会对女性充满了恐惧；而女性则可以通过性交对男性施加影响，这种想法又进一步加剧了男性的恐惧。所有这一切并没有被废除，而是仍旧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

许多人在对现存的原始族群进行观察后提出，他们的爱欲冲动相对来说比较微弱，远达不到文明人渴望情欲的强烈程度，另有一些观察者则持相反观点。但无论如何，我们所描述的禁忌经证明是确实存在的，即确实存在一种与爱相反的力量将女人当做怪异而可怕的物种，而将其拒之千里。

克劳雷宣称个体间的分离源于“个人隔离禁忌”，尽管他的用词与当今的精神分析术语略有不同，但正是人与人之间的微小差异导致了本是同一物种的人类之间产生了陌生感与敌意。我们继续追踪这个观点，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来自人类对微小差别的自恋（narcissism of minor differences）。[6]当人们发现别人与自己存在某些不同的地方，便会产生敌意，这种敌意将使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相亲相爱荡然无存。精神分析研究认为自己已经基本查明了为何男性会自视甚高，却拒女性于千里之外。究其原因，是他们的阉割情结左右了他们对女性的看法。

然而，我们发现，这两种解释也未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对女性的普遍禁忌并没有对与处女进行初次性交的规定做出说明，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还是无法摆脱前面的两种解释，即对血液和对第一次性交的畏惧，但即使如此，也并未能触及处女禁忌的核心。很显然，隐藏在处女禁忌背后的目的，是帮助新婚丈夫摆脱第一次性交时要面临的麻烦，尽管如上文所述，女性在初夜之后会更加依附于这位男性。

在此，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讨论禁忌的起源以及它的终极意义。我在《图腾与禁忌》（1012—1913）一书中已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并指出，原始人的矛盾心理是导致禁忌形成的部分原因，这些矛盾心理可追溯至某些史前事件，正是这些事件导致了人类家庭的出现，在当今的原始部落中，这些禁忌的原始意义已消失殆尽。人类实在是健忘，即便是当今最顽固不化的人，他们的文化也与原始人大相径庭。但我们只是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从时间上看，他们与我们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目前我们发现，原始人的禁忌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正如今天的神经症患者在恐怖症（phobias）中所表现的那样。同时我们还发现，原始动机为了实现和谐统一已经被新的动机所取代。我们暂且将这些起源问题搁置一边，先来回顾一下前文中所讨论的原始人害怕什么危险就会对什么设置禁忌的观点。通常来说，这种危险都是心理性的，因为原始人不会像我们一样对此做出区分，他们分不清物质的危险与心理的危险、真实的危险与想象的危险。由于他们一贯秉承着万物有灵论，因此他们认为，任何危险都来自与他们一样的有灵者的敌意，来自自然的威胁在本质上与来自其他人类或动物的威胁并无区别。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习惯于将自己内心的敌意投射到外部世界，也就是说对那些不合自己心意的或陌生的对象产生敌意。因此，由于女性被看作是危险之源，那么与女性的第一次性交就更是极其危险的了。

我认为，如果我们对生活在当今文明社会下的女性行为进行更加细致的观察，我们就会寻得一些线索，诸如这种严峻的危险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会对女性未来的丈夫构成威胁。我要提前公布一下这个研究的结论：这种危险确实存在，原始人对处女的禁忌乃是为了抵御他们真切感受到的危险，尽管这种危险是心理上的。

我们认为女性在性交后，拥抱男性，并紧紧依靠在他身旁，是女性在获得性高潮后的一种正常反应。她们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以及要与其厮守终身的承诺。但我们也知道，这种行为绝不会发生在初夜，大多数女性都会对初夜感到失望，因为此时她们对性还比较冷淡，很难获得满足。女性往往要通过长时间的反复练习，才能体会到性爱的快乐。当然，各位女性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有些人的性冷淡只在初期表现，但随后很快就会消失，而有些女性的性冷淡却会伴随终生，任凭丈夫百般柔情也无法唤起她们的性欲。我认为，目前我们对女性的性冷淡仍缺乏足够的了解，除了指责丈夫的性能力不足外，我们还应综合其他因素加以考虑。

此处我并不想对女性试图逃避第一次性交的现象做更多解释。对这一现象的解读多种多样，虽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但其中最主要的一种认为，这表现出了女性普遍存在的一种防御倾向。恰恰相反，我认为某些病理学案例已经为破解性冷淡谜团提供了线索，在初夜，甚至是每一次性交之后，女性都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丈夫的敌意，她们会在语言上对丈夫进行侮辱，甚至还会动起手来发起攻击。我曾对一个典型案例做过全面分析，案例中的女性虽然很爱自己的丈夫，且是她主动求欢并从中获得了极大满足，但事后对丈夫仍存在敌意。我认为引发这种奇怪的矛盾的冲动正是导致性冷淡的根源，只不过它更易表现为性冷淡。同时，它还令女性的万般柔情消失殆尽。在这些病理学的案例中，我们发现引发性冷淡的障碍可以一分为二，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的“双阶段症状”，只不过这两者常常联合起来构成对情感的抑制。女性失身所引发的危险便是对他人产生敌意，而她们未来的丈夫完全有理由避免这一危险。

通过分析，我们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弄明白，到底是哪些冲动导致了女性的矛盾行为，我希望从中也可以找到性冷淡的原因。第一次性交激活了女性体内的大量冲动，但女性通常并不需要这些冲动。因此，在之后的性交过程中它们不会再次出现。我认为女性所受的“破处”的痛苦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就止步不前不再寻找其他原因了。但我们不能把这么重要的矛盾行为仅仅归咎于失贞之痛，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失去处女之身给女性的自恋人格造成的伤害，因此，女性失贞后对性充满敌意也是一种合理的表现形式。然而原始人的婚礼习俗警告我们不要过于高估失贞。据我们所知，某些地区的婚礼仪式由两部分组成：首先弄破处女膜（用手或者其他工具），之后是正式的性交或与丈夫的替身“假交”，这说明，处女禁忌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避免解剖学意义上的破处。除了女性的失贞之痛，丈夫还要回避一些其他东西。

事实上，初次性交为何会令女性大失所望还存在另一个原因，就是现实与理想总是存在很大差距，至少对文明女性来说是这样的。在此之前，性交总是受到各种强烈的限制，虽然后来性交合法了，终于成为被允许的行为了，但由于以前留下的烙印，她们还是会心有疑虑。这种心理阴影对女性的影响常会以一种滑稽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有些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女性对外人甚至是自己的父母绝口不提自己的爱情生活，像保守秘密一样守口如瓶，而事实上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没有人会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女性们常说，如果她们的爱情被他人所知，那爱情就像失去了其原有意义。有时，这种感受会完全主宰她们的思想甚至阻碍婚姻中爱欲能力的发展。这种女性的柔情只有在非法的秘密关系中才能复苏，因为她们很确定此时她们的意愿不会受到左右。

然而，这种动机还不够强烈，此外，这种情形只是出现在文明社会中，因而无法据此对原始社会中的情感生活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建立在力比多的发展史之上。通过精神分析，我们了解到力比多普遍且强烈地附着在最初的性对象身上。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到幼儿时期的性愿望（女性的力比多通常固着于自己的父亲或取代父亲地位的兄弟）。她们的愿望并不是真的要与最初的性对象性交，即便有也是极其模糊的一个想法。丈夫只能说是一个替代品，绝不是她们心目中的最佳人选，而唤醒女性心中最初爱欲的则另有其人，最典型的就是她们的父亲，丈夫顶多只能排在第二位。这还要取决于力比多对最初的性对象固着的强度，如果极其强烈且始终挥之不去，那么无论是怎样的替代者她们都不会满意，也无法接受他们成为自己的丈夫。因此，性冷淡也是导致患神经症的原因之一。一个女人在性生活中的心理因素越强，她的力比多对第一次性行为就越抗拒，她的身体也就越难被丈夫占有，之后性冷淡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固定的神经性障碍，为其他神经症的形成提供基础，甚至男性轻度的性能力下降也会令情况恶化。

原始人的习俗似乎也考虑到了早期性愿望的动机，于是让年长者、神父或者圣贤之人作为父亲的替代者来履行“破处”的职责。在我看来，中世纪庄园主饱受争议的“初夜权”就直接沿袭自这一风俗。斯托福（A.J.Storfer，1911）也提出了类似观点，而在此之前，荣格（Jung，1909）早已对普遍流行的“多比亚司之夜”的传统（新婚的前三夜要节欲的习俗）做了解读，即承认祖先对新娘的初夜享有特权。只要父亲的替代者们具有神的意象（images of gods），就可以被委以重任。在印度的某些地区，新娘的处女膜是被木制的男性生殖器像戳破的。而根据圣奥古斯丁（S.Augustine）的说法，在罗马的婚礼仪式上也存在这个风俗（是否与他同时代不详），只不过做了些改变，新娘只被要求坐在普里阿普斯（Priapus）的阳具状的巨大石器上即可。

还有另一种更深层次的动机导致女性对男性做出这种矛盾行为，而在我看来，这也是导致女性性冷淡的原因。除了以上所描述的女性体内一直存在的冲动之外，第一次性交还激活了女性的其他冲动，而这些冲动与女性的角色和功能完全背道而驰。

通过对许多女性神经症患者的分析，我们发现，她们在儿时都曾嫉妒过兄弟的男性生殖器，因为自己不具有这样的生殖器而感到自卑和屈辱（实际是因为尺寸太小，并不是没有）。我们将这种“阴茎妒忌”（envy for the penis）看作是“阉割情结”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认为“男性特征”蕴含着希望成为男性之意，那么这种行为则可被称为“男性抗议”了，这一说法由阿德勒（Adler，1910）[7]提出，目的是要阐明这一因素是所有神经症的致病原因。在这一时期，小女孩通常对自己的妒忌之情毫不掩饰，甚至对自己喜欢的兄弟表现出敌意。她们还试图模仿兄弟的样子站立小便，以示男女两性上的平等。在上文中曾提到，女性在性交后会对丈夫产生难以克制的攻击性，尽管她们很爱自己的丈夫，结果也还是如此，因此“阴茎妒忌”早在对象选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后来，小女孩的力比多固着在了父亲身上，她们不再想要拥有阴茎，而是想要一个孩子。

在另外一些案例中，这些冲动出现的顺序会反其道而行，“阉割情结”在成功地选择了性对象之后才会起效，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感到惊讶。但女孩妒忌男孩阴茎的雄性期出现得要更早一些，与对象选择期相比它与原始自恋期离得更近。

前段时间，我恰好得到一个机会可以对一位新婚女性的梦境进行分析，这个梦反映了她对失身一事的态度，同时也暴露了女性自身的真实想法，即将她的年轻丈夫阉割，并把阴茎留在自己体内。当然这位女士的想法也可能很无辜，只不过是童年欲望的延续和重复。但梦境当中的细节并不符合这个意义，而这位女士的性格和接下来的行为也证明了之前我们产生的那种可怕的想法。隐藏在阴茎妒忌背后的，是女性对男性充满敌意的憎恨，这种敌意始终存在于两性关系之中，在女性的奋斗以及表现女权主义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清晰的表达。费伦茨从古生物学的视角对女性的敌意追根溯源，认为这应开始于男女两性的分化，不知道他是否是有史以来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的第一人。首先，他认为，性交先是发生在两个相似的个体之间，但随后，其中一方就会变得更加强势，并迫使较为弱势的一方忍受性交过程。即使是当今的女性，在她们的天性中仍保存着被迫屈服的痛苦感受。只要我们对此不要夸大其词，理性看待，这样的假设并没有什么不好。

女性在失贞后出现矛盾行为的动机，总会在性冷淡中留下蛛丝马迹，通过对这些动机的分析我们发现：女性会将她“不成熟的性心理”发泄在与其发生第一次性行为的男性身上。果真如此的话，处女禁忌的出现就是完全合理的，同时我们也理解了这个禁令就是为了帮助今后要与这位女性共度一生的丈夫避免这一危险。在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由于女性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附于男性，她们要面对更多的刺激和诱惑，因而这种危险的杀伤力也有所下降，处女之身只被看作是丈夫们不愿错过的一笔财富。然而对问题婚姻的研究让我们知道，即使文明社会中的女性，在她的内心深处，也仍然存在着因破处而要寻求复仇的动机。在第一段婚姻中性冷淡且不幸的女人的数量如此庞大，甚至令各位研究者为之震惊，而她们只要离了婚，便会与第二任丈夫恩爱有加，过上和谐美满的婚姻生活，因此可以说，女人对男人的敌意彻底发泄在了第一任丈夫身上。

然而，抛开这点不谈，处女禁忌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还仍然存在着。众所周知，作家时不时地就会以此为素材进行创作。安泽鲁波（Anzengruber）[8]创作的一部喜剧，讲述了一位单纯的农村少年，不愿迎娶自己的新娘，因为她是“一位会让丈夫丧命的荡妇”。鉴于这个原因，他允许新娘与其他人成婚，待她成了寡妇不再有危险时再来迎娶她。这部剧名为《处女之毒》，这让我们想起了驯蛇人，他们会让毒蛇先咬一块布，以将毒液释放干净，之后便可以恣意地把玩了。[9]

将处女禁忌及其动机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要数赫贝尔的悲剧《朱迪思和霍洛芬斯》中的朱迪思这个角色。朱迪思正是一位贞操受到禁忌保护的女人。她的第一任丈夫由于某种神秘莫测的焦虑在新婚之夜瘫痪了，从此便再也不敢碰她，“我的美丽有如颠茄，”她说道，“享用它必会招致疯狂和死亡。”当亚述国的将军带兵攻占她的城市时，她便设计以美色引诱将军并想取其性命，于是便给自己的情欲动机披上了一层爱国的外衣。当这位自称强壮、勇猛的大将军强暴了她之后，她的怒火促使她砍下了将军的头颅，因而成了人民的救星。据我们所知，砍头是阉割的一种替代象征。朱迪思阉割了令她失去贞操的男人，这与我在前文中提到的那个新婚女人的梦中愿望不谋而合。很显然，赫贝尔有意将《旧约》伪经中的爱国故事渲染上性的色彩，因为原文中朱迪思回去后还说自己并没有受到玷污，并对她神秘的新婚之夜只字未提。但也许，赫贝尔以他诗人的敏感，嗅到了古人的动机，《旧约》伪经中对此的描述已经遗失，这一素材也仅仅复原了早期内容的一部分。

萨德格（Sadger，1912）在分析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赫贝尔之所以选择这一素材，是因为受了恋亲情结的影响，而在两性冲突中他也时常选择站在女性一方，以其自身的洞察力来感受女性最为隐秘的心理活动。他还引用了作家自述，明确揭露了诗人改编这个故事动机不过是要为自己的潜意识打掩护，这种做法可以称得上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我并不怀疑萨德格对朱迪思为何成了一位保有童贞的寡妇所做的解释。但据《圣经》记载，朱迪思本应是一位普通的寡妇。萨德格认为这是由于在童年的幻想当中，孩子会否认父母之间存在性行为并把母亲想象成一位纯洁无瑕的处女。但我要补充的是：在诗人已经将自己的女主人公设定为贞洁的处女之后，他敏锐的想象力就会联想到她在失贞之后产生的恼怒反应。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破处不仅在文化上使女人长久依附于一个男人，它还激起了女性对男性的原始的敌意，这种敌意反应可以转化为一种病态形式，抑制夫妻间的性生活。这也许是女性的第二次婚姻通常要比第一次婚姻幸福美满的原因。原始人因对处女禁忌的恐惧，会要求丈夫避免参与对新娘的破处行为，这虽然在我们看来有些奇怪，但一想到女性失贞后产生的敌意，这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精神分析师如果能遇到这样的女性，即在她们的身上同时表现出对男性的从属感与对男性的敌意，且矛盾的二者紧密联系，那一定会很有趣。这类女性与自己的丈夫本已经同床异梦，却还要生活在一起。每当她们试图要与其他男人相爱，第一任丈夫的形象就会在脑海里浮现，虽然她们对其已经毫无感情，但这还是会对她们的下一段感情构成阻碍。精神分析让我们知道，这类女性虽然还依附于她们的第一任丈夫，但已毫无感情可言。她们之所以不离开自己的丈夫，是因为她们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复仇大计，在一些典型案例中，她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报复的冲动。[10]

注释：

[1] 这一点曾被《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一文结尾处的脚注专门提及过。

[2] 见克劳雷（Crawley，1902）、普洛斯与巴特尔斯（Ploss＆Bartels，1891）、弗雷泽（Frazer，1911）及霭理士（1913）的作品。

[3] 这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4] 毫无疑问，在许多婚礼当中，都会允许除丈夫以外的他人，如丈夫的助手或同伴（传统的男傧相），与新娘发生性行为。

[5] 《图腾与禁忌》，1912—1913，标准版，第13卷，pp.141-144。

[6] [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的第六章及《文明及其缺憾》（1930a）的第五章中又再次讨论过这个问题。]

[7] [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第五部分。]

[8] [维也纳喜剧家（1839—1889）。]

[9] 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奥地利剧作家及小说家。其代表作短篇小说《莱森波男爵的命运》，故事内容尽管与这一情节不尽相同，但也值得引述。一位爱上了女演员的男子不幸在意外中撒手人寰，为了使这位女演员能够守身如玉，他在临死前诅咒占有她初夜的男子将不得好死。由于这一禁忌，女演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敢与他人再次坠入爱河，直到她爱上了一位男歌手。于是她在破戒前把初夜献给了苦苦追求她的莱森波，而这一诅咒居然真的应验了，当莱森波男爵得知了隐藏在事件背后的真相时，他便一命呜呼了。

[10] 如需本书参考文献，请向出版单位索取。——译者注

版权信息

书名：心理学与灵魂

作者：[奥地利]奥托·兰克（Otto Rank）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3

ISBN：978-7-300-27972-5

价格：48.00元

目录

CONTENTS

版权信息

总译序

推荐序

引言　自我认知与人的本性

第一章　灵魂信仰与宗教

第二章　性时代与心理学

第三章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第四章　梦与现实

第五章　灵魂与意志

第六章　自然与精神

参考文献

索　引

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

总译序

感悟大师无穷魅力　品味经典隽永意蕴

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与克拉威克在其名著《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科学的历史是男女科学家及其思想、贡献的故事和留给后世的记录。”这句话明确地指出了推动科学发展的两大动力源头：大师与经典。

一

何谓“大师”？大师乃是“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1]。大师能够担当大师范、大导师的角色，大师总是导时代之潮流、开风气之先河、奠学科之始基、创一派之学说，大师必须具有伟大的创造、伟大的主张、伟大的思想乃至伟大的情怀。同时，作为卓越的大家，他们的成就和命运通常都与其时代相互激荡。

作为心理学大师还须具备两个特质。首先，心理学大师是“心理世界”的立法者。心理学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在于他们对心理现象背后规律的系统思考与科学论证。诚然，人类是理性的存在，是具有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千百年来无论是习以为常的简单生理心理现象，还是诡谲多变的复杂社会心理现象，都会引发一般大众的思考。但心理学大师与一般人不同，他们的思考关涉到心理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普遍性的与高度抽象的规律。这些思考成果或试图揭示出寓于自然与社会情境中的心理现象的本质内涵与发生方式；或企图诠释某一心理现象对人类自身发展与未来命运的意义和影响；抑或旨在剥离出心理现象背后的特殊运作机制，并将其有意识地推广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把普通人对心理现象的认识与反思进行提炼和升华，形成高度凝练且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的真知灼见和理论观点，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心理科学发展的命运，而且更是影响到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当然，心理学大师的思考又是具有独特性与创造性的。大师在面对各种复杂心理现象时，他们的脑海里肯定存在“某种东西”。他们显然不能在心智“白板”状态下去观察或发现心理现象背后蕴藏的规律。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心理学规律其实就是心理学大师作为观察主体而“建构”的结果。比如，对于同一种心理现象，心理学大师们往往会做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与论证。这绝不是纯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分歧，而是对心灵本体论的承诺与信仰的不同，是他们所理解的心理世界本质的不同。我们在此借用康德的名言“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同样，心理学大师是用理性为心理世界立法。

其次，心理学大师是“在世之在”的思想家。在许多人看来，心理学大师可能是冷傲、孤僻、神秘、不合流俗、远离尘世的代名词，他们仿佛背负着真理的十字架，与现实格格不入，不食人间烟火。的确，大师们志趣不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日常柴米油盐的束缚，远离俗世功名利禄的诱惑，在以宏伟博大的人文情怀与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投身于实现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认识你自己”之伟大箴言的同时，也凸显出其不拘一格的真性情、真风骨与真人格。大凡心理学大师，其身心往往有过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使之处于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之中，由此而产生的灵感和顿悟，往往成为其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源头活水。然而，心理学大师毕竟不是超人，也不是神人。他们无不成长于特定历史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生活在人群之中，并感受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体验着人间的世态炎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就像牛顿描绘的那般：“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怎样评价。我却这样认为：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尽管如此，那真理的海洋还神秘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心理学大师虽然是一群在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但套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他们依旧都是“活生生”的“在世之在”。

二

那么，又何谓“经典”呢？经典乃指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2]。经典是具有原创性和典范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经过历史筛选出来的最有价值性、最具代表性和最富完美性的作品。经典通常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超越了时代的界限，具有永恒的魅力，其价值历久而弥新。对经典的传承，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长盛不衰、继往开来之根本，是其推陈出新、开拓创新之源头。只有在经典的引领下，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才能焕发出无限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心理学经典在学术性与思想性上还应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从本体特征上看，心理学经典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经典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显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理论内涵，提出一些心理与行为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意识交融在一起，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心理学经典是心理学大师与他们所阐释的文本之间互动的产物。其次，从存在形态上看，心理学经典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经典作为心理学大师的精神个体和学术原创世界的结晶，诉诸心理学大师主体性的发挥，是公众话语与个人言说、理性与感性、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最后，从价值定位上看，心理学经典一定是某个心理学流派、分支学科或研究取向的象征符号。诸如冯特之于实验心理学，布伦塔诺之于意动心理学，弗洛伊德之于精神分析，杜威之于机能主义，华生之于行为主义，苛勒之于格式塔心理学，马斯洛之于人本主义，桑代克之于教育心理学，乔姆斯基之于语言心理学，奥尔波特之于人格心理学，吉布森之于生态心理学，等等，他们的经典作品都远远超越了其个人意义，上升成为一个学派、分支或取向，甚至是整个心理科学的共同经典。

三

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遵循如下选书原则：第一，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原创之作；第二，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奠基、成熟或最具代表性之作；第三，选择在心理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派、一说、一家之作；第四，兼顾选择心理学大师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作。我们策划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旨在推动学科自身发展和促进个人成长。

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心理学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我国心理学从西方移植而来，这种移植过程延续已达百年之久[3]，至今仍未结束。尽管我国心理学近年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心理学在总体上还是西方取向的，尚未取得突破性的创新成果，还不能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还未形成系统化的中国本土心理学体系。我国心理学在这个方面远没有赶上苏联心理学，苏联心理学家曾创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体系，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我国心理学的发展究竟何去何从？如何结合中国文化推进心理学本土化的进程？又该如何进行具体研究？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但我们可以重读西方心理学大师们的经典作品，以强化我国心理学研究的理论自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师们的经典作品都是对一个时代学科成果的系统总结，是创立思想学派或提出理论学说的扛鼎之作，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大师们的学术智慧和创新精神，做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在“照着讲”的基础上“接着讲”。

心理学是研究人自身的科学，可以提供帮助人们合理调节身心的科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心理问题。用存在主义的话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存在本体论焦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这一哈姆雷特式的命题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人们。特别是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不断涌现，各种压力和冲突持续而严重地撞击着人们脆弱的心灵，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心理学知识。可幸的是，心理学大师们在其经典著作中直接或间接地给出了对这些生存困境的回答。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对话大师与解读经典，我们可以参悟大师们的人生智慧，激扬自己的思绪，逐步找寻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可以让我们获得两方面的心理成长：一是调适性成长，即学会如何正确看待周围世界，悦纳自己，化解情绪冲突，减轻沉重的心理负荷，实现内心世界的和谐；二是发展性成长，即能够客观认识自己的能力和特长，确立明确的生活目标，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快乐而有效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我们相信，通过阅读大师经典，广大读者能够与心理学大师进行亲密接触和直接对话，体验大师的心路历程，领会大师的创新精神，与大师的成长并肩同行！

郭本禹

2013年7月30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

注释

[1]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75.

[2]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852.

[3]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心理学曾一度移植苏联心理学。

推荐序

被遗忘的兰克

我们大多数人知道奥地利的精神病医生、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大概也会知道他有两个后来与之决裂的得意门生——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和卡尔·荣格（Carl Jung），前者提出“自卑与超越”，后者提出“集体无意识”，他们的学说对精神分析理论影响很大，尽管他们不愿把自己的流派归为精神分析学——一个叫个体心理学，一个叫分析心理学。有时，他俩甚至不太承认自己是这位老师的学生，因为他们在与弗洛伊德相识之前，就算是当地比较有名的执业医生了。

但是，奥托·兰克（Otto Rank）和他俩不一样。在遇到弗洛伊德之前，兰克只是一名普通车间工人。是的，他毕业于一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当然，他们仨也有着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曾是弗氏的得意弟子或同道，但后来都抛弃弗氏而去。

说起来，兰克与弗洛伊德也有些不一样，否则，他可能就不会离弗氏而去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弗洛伊德是“一位带有艺术家气质的科学家”，那么，兰克就是“一位对科学感兴趣的艺术家”。个人认为，比起科学家，大概艺术家更能理解人类的存在。

兰克对于人类存在的艺术性理解，部分可以归功于他的自学成才。1884年，兰克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其家境贫寒，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情感方面，兰克都没有得到足够的营养。1898年，由于其哥哥保罗已经读了大学预科，于是，初中毕业后的兰克，唯一的选择就是进入技术学校。

在技术学校，兰克很不开心，心情郁闷，甚至考虑过自杀。

但那时，哥哥保罗经常能弄到剧院演出的学生票，并带兰克去皇家剧院看戏剧。看了几场戏剧之后，兰克突然对文化开了窍，几乎成了剧院的常客。在技校的最后一年，兰克对剧院的狂热减少了些，却转而对书籍充满了热情。

20岁的兰克，技校毕业，进入车间当了一名钳工，但他很不喜欢这份工作。你知道，他喜欢的是戏剧、音乐以及哲学。在接触弗洛伊德之前，他非常热爱叔本华、易卜生和尼采这些作家。到这里，我要告诉你，兰克其实并不姓兰克（Rank），他祖辈的姓氏是罗森菲尔德（Rosenfeld）。兰克一姓来自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兰克医生——一位热情却又悲伤的医生。1909年，兰克一姓正式取代了罗森菲尔德，同时，这也表示兰克与父辈脱离，走上了独立之路。

巧合而幸运的是，上文提到的阿德勒曾是罗森菲尔德家的家庭医生，他向兰克推荐了弗洛伊德的著作。20岁的兰克，开始阅读弗洛伊德，并且欲罢不能。之后，他还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写了一篇论述艺术家之创造性的文章。

1905年的一个春天，在阿德勒的引荐下，兰克带着他的《艺术家》手稿来见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见到这份手稿，十分惊讶和赞赏。同时，也非常欣赏这位自学成才的年轻人。从此之后，这位年轻人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

弗洛伊德雇用兰克作为“周三精神分析讨论会”的秘书，负责记录聚会的讨论内容，还付给兰克报酬，这也是精神分析运动中第一个付费的岗位。而且，弗洛伊德还慷慨资助兰克进入大学预科学习，虽然他比他的新同学平均要大6岁，不过，他对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和心理学的把握，显然要成熟得多。1907年，兰克接受弗洛伊德的建议，重新修订《艺术家》（The Artist）并出版。1909年，兰克的《英雄诞生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Birth of the Hero）出版。1912年，兰克的《文学与传说中的乱伦主题》（The Incest Theme in Literature and Legend）出版。同年，兰克以一篇关于精神分析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成了第一位非医学出身的精神分析家。

此时，兰克与弗洛伊德的感情也日益加深，弗洛伊德深情地称他为“小兰克”。

1913年，在荣格与弗洛伊德决裂之后，在琼斯（Ernest Jones）的建议下，弗洛伊德选取了五位亲信，组成了秘密委员会，以维护精神分析运动的顺利发展，并且，每人发了一个象征凝聚力的金指环。后来又加入一位叫艾廷冈（Max Eitingon）的，组成了一个七人小组。兰克是七人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是弗洛伊德最亲近的一位，同时，也是除了弗洛伊德之外，最多产的一位。

1911年，弗洛伊德曾写信给荣格说道：“这些维也纳人都毫不重要，唯一一个有前途的人是小兰克，他既聪明又正派。”同年，弗洛伊德给亚伯拉罕（Karl Abraham）的信中同样写道：“除小兰克以外，我所有的维也纳追随者都不值得一提。”他甚至还曾打算把他的小女儿安娜（Anna Freud）嫁给兰克。要知道，当安娜去见琼斯时，弗洛伊德还特地写信告诫琼斯，不要打他女儿的主意。

荣格与弗洛伊德决裂之后，兰克越发被委以重任，1912年《潜意象》（Imago）创刊，兰克扮演了创始人和编辑的角色。1913—1924年，兰克创办并一直担任《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ärztliche Psychoanalyse）的主编。甚至在1914年的八九月份，弗洛伊德的儿子服兵役之后，兰克每周都会陪弗洛伊德吃晚饭、散步。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对兰克非常器重并完全信赖，实际上，他已经将兰克视为理想的“精神分析之子”。

然而，可能要令弗洛伊德大为伤心的是，事情并非如他想象中那么顺利。不久之后，他对兰克作为继承人的期望恐怕又要落空了。

1924年，兰克与费伦茨（Sándor Ferenczi）在合著的《精神分析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中，提出了缩短精神分析疗程的想法——不要过多关注患者的童年经验，而应关注患者当下的情感体验。这时，兰克与弗洛伊德之间大概已经点燃了导火索。琼斯甚至说，他在其中看到了与荣格相似的观点。

同年，兰克又出版了《出生创伤》（The Trauma of Birth），这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兰克在写好这本书还未出版时，就将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弗洛伊德，献辞写道：“献给潜意识的探索者，精神分析的创立者。”起初，弗洛伊德很喜欢这本书，称赞它是“自发现精神分析以来最伟大的发现”，认为这本书有三分之二是正确的，但他后来只承认其中的三分之一，再后来他简直无法忍受这本书的观点，因为它背离了久经考验的精神分析理论。

兰克认为，出生是一种创伤体验，影响个体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出生时与母亲的分离，无论是神经症的还是正常的焦虑，都源自出生，源自与母亲子宫的原初分离。这等于否认了俄狄浦斯情结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至上解释，而认为前俄狄浦斯时期的母子关系更为重要。而我们知道，弗洛伊德是何等看重俄狄浦斯情结，他曾经宣称：“如果说精神分析除了俄狄浦斯情结这个发现之外，再无其他可引以为荣的东西，那么这个发现本身就算得上是人类宝贵的新成就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弗洛伊德为何对出生创伤的理论由部分接受变为完全否定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本出版物改变了兰克的职业生涯，使他由精神分析运动中最受喜爱的“儿子”变成了一个引起争论甚至被排斥的人物。

1924年4月，硝烟未散，兰克赴美讲学。这是兰克第一次造访美国，弗洛伊德虽然表示支持，但他的内心充满了担忧与不安。他可能想起了自己1909年的美国之行，那并不是一次愉快的回忆。旅途中，弗洛伊德吃不好、睡不香，最后他还觉得美国人很没文化。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可能想起了荣格，自从共同赴美讲学之后，他们就渐行渐远，最后一拍两散。

同样，兰克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此时，他不得不两面做人：在演讲中，他一方面将出生焦虑和短程疗法归功于弗洛伊德的理念；另一方面，他又刻意给听众留下一种印象，即是他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新事物。他既是精神分析的代言人，同时也是大胆的修正主义者。

然而，10月份兰克回到维也纳时，面对年迈的弗洛伊德的需要，他似乎又一下子失去了勇气。兰克感到无力承受这种分离之痛，陷入了痛苦和矛盾之中。正如出生创伤导致人们有一种“生的恐惧”，不愿抛头露面，想要回到原来的温暖之所，11月，兰克准备再次赴美，却两次折返家园。12月的第二周，兰克开始每天接受弗洛伊德的分析。兰克甚至还写了一封认错信，信中详述了自己的悔恨、内疚和自责，并说自己处于神经症状态。

然而，这也可能是一个迂回战，虽然“秘密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并未轻信兰克，但这些举动深深打动了弗洛伊德。这个单纯的老人家选择再次信任兰克，并同意他第二次访美，然后又有了第三次。最终，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兰克战胜了自己的“出生创伤”，克服了“生的恐惧”，决定去开辟新大陆。

与弗洛伊德决裂之后，1926—1934年间，兰克频繁往返巴黎与纽约，进行演讲、教学和治疗。

居住在巴黎时，兰克吸引了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前来接受分析。其中就有著名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当时他的《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正在创作之中。米勒认为他们的会面非常成功，说他从兰克那里得到了“像宝石一样的艺术治疗”。

1933年11月，著名女作家、现代西方女性文学的开创者阿娜伊斯·宁（Anaïs Nin），在米勒的鼓舞下去拜访兰克。[1]阿娜伊斯在后来出版的《阿娜伊斯·宁日记》（The Diary of AnaïsNin）中写道：“我内心生长的不是芬芳的鲜花，也不是甜蜜的果实，而是困扰和焦虑。兰克医生不把此类症状称为疾病，而称之为大自然的私生子，与那些出生合法、高贵的兄弟姐妹们一样美丽迷人。兰克医生的这一理念深深地吸引着我。”

在兰克的影响下，阿娜伊斯甚至决定去做精神分析师。1934 年11月，阿娜伊斯应兰克之邀，前往美国纽约，做他的助理秘书。很快，阿娜伊斯就进入了状态。“兰克医生2月底回来，我是他的助理。是的，他在做巡回演讲。”不仅如此，兰克还把他的病人转介给阿娜伊斯，并担任她的分析师和督导师。

兰克为阿娜伊斯的工作和学习提供帮助，阿娜伊斯则为兰克的生活增添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兰克已经厌倦目前的生活模式，厌倦整天湮没于聆听、分析和阐释，厌倦丝毫没有自我的紧张行医生活。作为一个艺术家，阿娜伊斯建议兰克在工作和娱乐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于是，兰克开始控制病人数量，给自己更多时间去剧院，去阅读，去写作。是的，还把一部分病人转介给阿娜伊斯。

1935年，兰克正式定居美国，奔波于费城和纽约之间。像以前一样，兰克受邀到各处进行演讲和授课。前前后后，兰克做过“精神分析作为普通心理学”“出生创伤及其对精神分析治疗的重要性”“罪疚感的起源”“客体关系的起源”“父母的态度和儿童的反应”“超越精神分析”“神经症患者乃是一个失败的创造者”“主动和被动的心理治疗”“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变革”等一系列演讲。

兰克在美国演讲的内容后来被罗伯特·克雷默（Robert Kram-er）编辑成集，取名为《差异心理学：美国演讲录》（A Psychology of Difference：The American Lectures）。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之父罗洛·梅（Rollo May）为此书作序，并在开头写道：“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奥托·兰克是弗洛伊德圈子里最伟大的未被承认的天才。”

这样称赞兰克的并不止罗洛·梅一人。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1936年，他拜访了奥托·兰克并邀请他在纽约州做了一系列演讲。这些演讲改变了罗杰斯，他一直感激兰克，认为兰克对“来访者中心疗法”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杰斯说：“我被兰克的思想所感染了。”

纽约作家、诗人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与弗里茨·皮尔斯（Fritz Perls）、劳拉·皮尔斯（Laura Perls）等人一起创立了格式塔疗法，他们在这种疗法里应用了兰克关于“此时此地”（here-and-now，即关注当下情境）的思想，并称兰克关于艺术和创造性的后弗洛伊德主义思想是超越赞扬的。

兰克的思想还对社会工作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费城儿童指导诊所的社会工作者阿尔梅纳·道利（Almena Dawley）说，社会工作是“最先认可兰克倡导的个体意志及其同治疗情境的关系的职业”。兰克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创立了社会个案工作的“功能学派”，它被认为是社会工作的四大传统学派之一。

基于兰克思想的功能学派认为，人的行为虽然受潜意识、早期生活经验等因素的影响，但主要是由个人意志决定的，个体是其行为的决定者和主宰者，当他面临发展困境时，能借助专业人员与机构的帮助发挥潜能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社会工作的目标在于发展、执行社会服务方案，以满足一些由个体努力无法达到的需求，增进个人的成长与福利。

很多人认识和了解兰克，其实是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获普利策奖的著作《拒斥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开始的。贝克尔在其著作中对兰克进行了高度赞扬：“（对于兰克的）大多数工作，光有赞美是不够的。因为那些动人的思想常常那么新奇、出人意料、独一无二，那些深邃的洞见完全就是意外的馈赠。我认为，除了因为兰克的天才，还因为他的思想跨越了几个知识领域……兰克的体系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有着最为深广的内涵，这些内涵甚至为阿德勒和荣格所不及，它们才刚刚开始被发现。”

然而，天妒英才，兰克在美国生活了不过四年，就撒手人寰了。或许，正如兰克自己关于创造力的理论所说，太具创造力是对神的一种冒犯，他引用席勒的诗句：“如果允许神灵进入你的意志，她便会从她那星光璀璨的宝座走下。”1939年7月31日，兰克开始了第二次婚姻，新的婚姻给了兰克新的活力与希望，他自己说道：“我在55岁半的时候开始了新生活。”但可惜的是，他却无缘无福享受。同年10月31日，弗洛伊德在伦敦去世五个星期后，小他28岁的兰克由于药剂副作用导致感染，在纽约与世长辞。

兰克曾说，当自己足够老时，要写一本社会心理学的著作。《超越心理学》（Beyond Psychology，1941）便是兰克的最后一本著作，在兰克去世后由其朋友代为出版。这本书远远超越了它的时代。兰克认为，无论是精神分析心理学，还是当前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是对人类行为的一种理性的解释和建构，而人类存在的基础其实是非理性的。如果我们否认并压抑这种非理性，那么，我们必然变得更为疯狂。当然，兰克也并非一味强调我们释放非理性，他试图调和这种理性和非理性的比例，就如尼采试图调和酒神和日神的关系一样。

兰克晚期的另一部代表作是《心理学与灵魂》（Psychology and the Soul，1930）。这本书探讨了肉体死亡与个人不朽问题。兰克认为，人类终其一生，都不断地在表现意志，只有死亡才会让意志的表现停止，这是人类恐惧死亡的主要理由。面对死亡，一种最常见的防御方式，就是灵魂信仰（soul-belief）。灵魂信仰自古有之。原始人相信，有灵魂这么一种东西，它保有个人的人格特质，且不会随着肉体消灭。借由相信灵魂确实存在，人们可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

兰克，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并不熟悉。在某种意义上，兰克被遗忘了；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也在被人们所记起。贝克尔在《拒斥死亡》中对兰克的无上赞誉就不必说了。而兰克本人著作中文版的出版，说明我国心理学界开始探究兰克的思想。2013年，作为“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中的一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林等人翻译的《超越心理学》，并于2018年再版；而此次，郭本禹老师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纳入了兰克的《出生创伤》《心理学与灵魂》等书，这些都说明兰克正在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

当然，最后我不能隐瞒这一点，即兰克非常晦涩难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喜欢兰克。喜欢兰克，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喜欢你自己。兰克是一个被遗忘的天才，在自己的内心，你我何尝又不是呢？

郑世彦

写于2013年5月14日

修订于2020年1月20日

参考文献

盖伊.弗洛伊德传.龚卓军，高志仁，梁永安，译.厦门：鹭江出版社，2006.

兰克.超越心理学.孙林，孙苹，孙恺祥，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

林明雄，刘时宁，刘慧卿，等.精神分析讲台：自体心理学等（之八）.台北：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0.

宁.阿娜伊斯·宁日记.祝吉芳，彭桃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司群英，郭本禹.兰克：弗洛伊德的叛逆者.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

郑世彦.记奥托·兰克.大众心理学，2007（12）：42－43.

注释

[1]阿娜伊斯·宁是亨利·米勒及其妻子的共同情人，有部电影讲了他们三个人的故事，叫《亨利和琼》（Henry＆June，又译《情迷六月花》）。

引言　自我认知与人的本性

宗教一旦被证实是真实存在的，就会消亡。而科学就记录宗教的消亡。

奥斯卡·王尔德［1894］

写一部心理学的发展史，就如同要记载人类灵魂（soul）是如何演变的，这不亚于写一部人类起源的历史。人们通常认为科学心理学始于亚里士多德（是他最先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索与梦相关的问题），但在科学心理学之前以及在非科学心理学的范畴，已经有而且一直有研究关注着“灵魂的科学”，现在的所有心理学流派都起源于此。

要想了解心理学就必须了解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灵魂。但其独特性使这一学科处于非常特殊的处境：从科学的角度研究灵魂这一概念，必须提供自己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心理学并不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同时又坚决拒绝沿袭传统的概念。正如我们长久以来从民俗、宗教、神话等渠道所知道的那样，在科学心理学中“灵魂”并不存在，但研究却在以它存在的方式进行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心理学一方面努力确定其灵魂概念（soul-con-cept）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通过研究证实灵魂并不存在，选择把这个问题留给其他学科，尤其是人种学。

精神分析给予这些在心理学中被忽视的领域以特殊地位，但是精神分析是从唯物主义心理学的“启蒙”角度进行研究，而不是首先从它和它所处的环境来认识灵魂概念。本书的任务不是将精神分析或者任何现代心理学应用于人文学科，而是从发展演变的角度了解我们的心理，以及这门学科。心理学是如何从灵魂概念演变而来的？这一概念既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多年来发展演变的源头。本书注重的是对灵魂的研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学史研究——探讨其发展演变而非发展历史。

这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基本问题。对此，我所做的论述虽然看起来像是在回顾历史，但我仅限于其中最基本的要点。对于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来说，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灵魂研究到底是科学的还是哲学的，是物理学的还是形而上学的（亚里士多德），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科学）。从亚里士多德为回应柏拉图的哲学灵魂观而提出的最初科学心理学到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各种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论，不同时期的不同流派都最终要归结于这一决定了不同世界观、态度和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

心理学的二元性

为了把握存在于具有不同世界观的心理学各个流派中这一古老争论的意义，我们应首先探讨一下这一基本问题。心理学知识的不同发展阶段揭示，主观和客观取向并不是简单地改变视角的问题。实际上，在心理学中存在一种固有的二元性，我称之为关系科学。

我们需要区分心理学的两个领域：自我认知（self-knowledge，或自我表征）和对他人的认知（了解人的本性）。第一个领域是用自我认知理论研究自我意识；在第二个领域，无论是关于性格、正规教育还是关于心理治疗的一般理论，心理学作为一种方式、工具，或者“技术”，都被用于洞察、控制他人。简言之，我们必须将主观心理学和应用、客观心理学区分开。之后我们将看到这样做是否正确，尤其是我们是否可以将客观心理学称为“应用”心理学。虽然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来自主观范畴，但它都有客观的倾向性。这里的“应用”意味着有目的地影响他人，就像在原始的巫术中那样，这是基于对人的内心活动的明确假设。

直到人类文化发展的后期才有人尝试把心理从内在、主观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科学研究的对象。亚里士多德反驳柏拉图的哲学灵魂概念就是这种尝试。直到19世纪，作为一门意识科学，心理学才赢得了科学的地位，从笛卡儿主观经验角度研究意识。科学使这种主观观察的研究模式成为感知心理学，或者心理物理学的组成部分，成为“没有灵魂的心理学”，而将灵魂研究留给了哲学家们。因此，我们应该从笛卡儿开始回顾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历程。灵魂概念演变成了自然哲学中的无意识，而意识现象构成了心理学这一学科的研究内容。

无论是否合适，精神分析将这两个研究范畴融合在一起。弗洛伊德想把心理学的自我认知从意识扩展到无意识，将难以理解、代表古老灵魂的无意识变成自我观察（self-observation）和客观理解的对象。他扩展了意识的范畴，扩大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但是在从现实的角度解释无意识的过程中，正如感知心理学对待意识那样，弗洛伊德将灵魂拒之门外。

弗洛伊德承认无意识也就确认了灵魂概念，但是从唯物论角度解释灵魂，他又否认了灵魂。意识不仅仅包含外部世界的信息。弗洛伊德用无意识这个概念来解释这种超出外部世界的信息，他将之解释为现实的反映，即只是外部世界的一种残留。但是，无意识拥有的不只是过去的现实，它还包含一些不真实的、超感官的、曾归因于灵魂的内容。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祖先早期的思想和哲学是精神性的，不是真实存在的。对我们的祖先来说，灵魂完全是内在的、精神性的和超自然的。灵魂只有在最近科学心理学的包装下，才成为一个外在问题，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当代心理学或许是一门科学，但是科学并不能解释它的基底，即灵魂。心灵（psyche）既不是现代神经病学认为的大脑功能，也不是弗洛伊德设想的被升华了的生物欲望。科学心理学可以用同一理论解释本能的人和理智的人。然而，正如布洛伊勒坦言的那样，这种心理学留下一块“很大的空白”[1]，因为大脑只是我们演奏灵魂主旋律的一种乐器，而性冲动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即使我们可以通过科学对灵魂有所了解，心理学的大部分——最好、最有意义的部分——也无法解释，因为灵魂是主观的，需要一门关于自我意识的心理学。

心理学作为投射

关于自我意识的心理学关注的是纯粹的主观现象，这是它的全部价值所在。然而，我们缺少通往内心，即灵魂的途径以及任何内省的动力。内省似乎是非先天的，是后天习得的；先天的、自发的东西似乎就是投射（projection）。尽管——或者因为——它是内心活动和灵魂的基本机制，人们也一直在使用这种机制，但投射还有待于心理学上的解释。稍后，我将讨论我们对投射的内在需求。在此，我只想谈论投射机制在科学心理学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早期，科学心理学从感官转向思维的研究——认知心理学。人们设计了联想实验，在一个实验对象身上总结出一种也可以让其他人理解的思维定律。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这样的实验结果是有效的，但就实验设计和实验实施过程而言，实验者被排除在外。精神分析已经从基于“客观的”联想实验转变到基于主观的自由联想。但即使是这样的精神分析，尽管在临床上是有用的，我们还是看到了相同的取向——非心理的取向。无论怎样，精神分析师揭示患者内心活动的普遍规律时，至少在理论上必须将自己包括在内。但在临床实践中，精神分析师感觉被排除在研究结果之外，而且是主观上不参与到结果之中。他越关注患者，就越是这样。正如我从客观的角度把它称为关于关系的科学那样，我们可以把关于人的本性的临床心理学称为主观意义上的关于投射的科学。[2]

因此，就像在道德和教育领域我们总是研究他人那样，我们也需要一个既研究他人又实践于他人的心理学。虽然我们能理解别人可能会改变，但心理学声称是一门主要关于自我认知的学科。自相矛盾的是，它的自我认知是从他人那里获得并进行检验的认知。科学心理学似乎非常习惯于这种无法逃避的事实，认为观察和研究一个对象是必要的，而这个对象却不是自己。这里，逻辑矛盾实际上是情感上的阻抗（resistance）。

日常生活体验充分表明，自我（self）可以充当自我观察的对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这样做的。通过他人研究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无论他人是学生、患者、朋友还是情人，我们都无法避免内在的错误根源。但是，一旦一般规则和模式确立后，科学的意识形态就会导致我们忽略差异性，这在心理学领域最为重要。如果没有明确界定个体或人格因素，这本身在科学上就是挑战。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受过学校教育的实验者的学术思维过程与普通受试者单纯的自发行为之间的区别，就能认识到我们不能简单地从一个人推断到另一个。心理学家将他本人从对他人的调查结果中摘离出来也许是正确的，因为大家都有这样心照不宣的默契，即存在着心理学家的心理学和被心理化（psychologized）的心理学。

对自我认知的抗拒

心理学家只有把他们自己的心理状态投射到研究对象身上，才能把他们自己包括在研究之内。由于未觉察到这一过程，我们认为我们所做的恰恰相反——在心理上从研究对象推断到他人，然后回到我们自己——但实际上我们是从自己投射到他人。人们或许会认为结果或多或少是一样的，但我们现在更感兴趣的是心理偏向，而不是结果是否一样。这里我们为抗拒自己成为心理学研究对象找到了情感上的理由。在内心深处，我们不想观察自己，不想提升自我认知。首先，寻求自我认知并不是我们本性的原始部分。其次，这样做是痛苦的。最后，这并不受益而常常令人不安。要让自我意识更容易忍受，我们需要假想出自我认知是有益处的。但由于自我认知的妨碍作用太过频繁，我们还是决定利用对他人的认知。

客观的或技术性的心理学始于巫术，并且目前在教育者、护理员和治疗专家所信奉的人性精神分析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它成功地影响和控制了他人——外在世界最重要的部分。专注于自我认知的主观心理学缺乏实践价值，并且常常困扰着从根本上说具有投射性的本能自发性。原始朴素的投射倾向是“反心理的”，而后来出现的客观科学心理学仍然是投射，也就是说是主观的，尽管它采取的是对他人心理进行研究的形式。心理学通过假设自我认知是理解他人的前提来解决这种不可避免的问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越能更好地凭直觉理解他人——也许还能客观地了解自己——就越不想通过他们了解自己。以自我为目标的或者是内省的心理学并非以自我认知为目的，它始终主观地存在于自我表征（self-representation）之中，而自我表征本身就是一种阻碍自我认知的投射。心理学也许诞生于带有实用目的的客观学科——影响或者控制人们。不受欢迎的自我认知不请自来，我们到后来才认识到这个副产品的价值。

心理学家的类型

既不是源头也不是终点，而是他人心理的一种副产品的自我认知成就了现代心理学家，他的理想就是寻找自己和所有人的自我认知。讽刺地说，人们似乎不得不找到这种看似无用的自我意识的好处，并决定赋予其功能。最终，它成了一门科学，通过心理学间接地获得对人的本性的理解，使教育和心理治疗中的这些方法带有科学的色彩。因此，客观心理学的影响要归功于它的主观部分，即它涉及我们个人的自我（ego）的部分；而客观的部分，即对他人的研究，是非科学的，仅仅是出于实用的目的。

专注于自我观察的心理学家是无用的，或者是“不切实际的”，这样的看法在今天依然存在。只有以教师、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师或类似的身份从事心理学实践，我们才称他为科学家；否则，他将只是一个内省的沉思者，思考着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实用心理学家会轻蔑地称他为“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能会承认他是一位哲学思想家。总之，只有当我们将自我认知应用于他人时，也就是说，当我们使自我认知服务于实用目的时，我们才认可自我认知。我们最初的想法是我们可以通过理解人们来控制和指导他们，后来又有了我们应该帮助他们的理由。

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活跃的、对主体和客体的心理学研究，将心理学的主观与客观、技术与纯理论、科学与人文的两个方面以一种全新的组合呈现在我们面前。在精神分析中，我看到的是心理学历史的终曲，而不是一个新时代。在对精神分析的合理性、意义和应用价值的激烈争论中，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得以显现：它是物理学还是形而上学？想知道精神分析属于医学还是哲学范畴，就是在问它是研究心理还是灵魂。就像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可能的心理学一样，它显然是两者兼而有之。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它是一对矛盾的结合体：最初是一种影响他人的实用技术，最终成为灵魂的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在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中，精神分析是心理学所有不同派别中的典型。

精神分析的情感优势却是其科学性的弱势。它既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结合，又是心理学与灵魂研究的结合，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离或区分。如果它只是其中之一，那就什么都不是，也就是说，没有了原创性的内容。但是，它是一种新的联合体、混合体，是我们这个科学时代的术语和思想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结合了因果思维模式（即将心理法则简化为自然法则来说明事物）和人文模式（即解释心智和了解灵魂结构）。精神分析在这一双重角色上收效甚微，它的失败体现在荣格和阿德勒的不平衡体系中。荣格的种系发生理论将心理因果关系发挥到极致，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只关注结果，只看到结构因素。自相矛盾的是，荣格既反对又极力拓展（种系发生因果关系）这一科学要素，而阿德勒则忽视作为个体心理学基础的人文要素。精神分析试图兼顾二者，一方面忽视现实，过分强调心灵，另一方面又用现实来解释心灵。

心理学的类型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了心理学的这两个方面之间紧密的、相互依赖的联系。精神分析很好地展示了心理学的这两个方面。精神分析最初的想法纯粹是治疗性的，而且正如我现在所看到的，它倾向于通过代之以“自身被（他人）理解”来将心理学从强迫性自我觉察中解放出来。被他人理解对治疗有帮助，因为被他人理解实际上是爱的表达，这证明或验证了我们的个体存在（相反，利用心理影响他人似乎是一种敌对行为）。但是，这种非心理的、出于爱的理解破坏了精神分析的治疗作用，因为神经症患者在过度自我觉察的折磨下（在别人的帮助下）恢复了他想要逃离的自我认知。在治疗上，精神分析失败了：没有治愈内在的强迫特质，反而培养了自我觉察和心理分析（psychologizing）。从对（他人）人性的认知（出于治疗目的）发展到自我认知（出于研究目的），这个理论只给我们提供了描述心理类型的心理学。这个理论展示了一个人如何渴望再一次像“正常人”一样属于非心理范畴，而这个“正常人”的心理则是科学一直在徒劳寻求的。这个“正常人”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心理，也就是没有内省，没有自我认知，但能理解别人并且有一种内在生命，即灵魂。

作为科学、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方法，心理学的确根据一个人自己的情感和意志诠释了另一个人的灵魂。既然我们不能随意改造（或撵走）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诠释他。我们的个体心理学是一种反射现象，一种从身边的人回到自我的心理状态的投射反应。简言之，我们不仅按我们的意志解释他人，即我们的敌对行为、控制行为，我们也会从他人的角度重新诠释自己并称之为爱。心理学可以被看作一种相互反射的现象，我们只能从另一个灵魂的镜像反射中瞥见真实自我的幻影。

回到我们的初始问题，即心理学的最初研究对象是某种超自然和超人的东西：灵魂。只有当最初的灵魂概念从意识中淡出后，人才能成为心理学探索和研究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过去和现在都是心理学，就像我们现代科学心理学避免不了是灵魂研究一样。当代心理学的兴趣实际上是对宗教、灵魂信仰的延伸——只要允许，一直是心理学感兴趣的研究对象。宗教相信灵魂的存在，相信普遍的灵魂实体。我们的科学心理学否认灵魂，却通过研究个体的内在生命，即灵魂或自己来追求灵魂信仰。人类从宗教到现代心理学的演变是一个渐进的灵魂信仰个体化过程（individualization）：从集体的灵魂到个体的灵魂，即自己。非科学与科学心理学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想要提出假设而不是去了解灵魂。现代心理学试图通过理解灵魂，去证实类似灵魂的东西的存在，因此默认灵魂是研究对象。

到目前为止，心理学的发展还有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既不是灵魂，也不是人，而是心理本身。理当如此！心理学是通过否认和拒绝它的第一个研究对象，即灵魂，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各个流派的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替代研究对象，来取代失去了的灵魂信仰和它的支持者——人。宗教是对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心理注解，如果没有宗教传统，我们对心理学就会一无所知。同样，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心理学对灵魂信仰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在泛灵论时代，心理学是灵魂的创造物；在宗教时代，它是灵魂的代表；在科学时代，它已经成为关于个体灵魂的一种认识。

我们仍然坚持最初的灵魂信仰，一种对永生的朴素信仰，但我们并不是像泛灵论时代的人们那样有意识地这么做的：我们羞于承认这一点。无意识的核心所进行的活动不是科学的精神分析从生物学角度所做的解释，而是无法从物质即躯体意义上来理解的精神或灵魂的创造。毕竟人类流传下来的普遍心理是灵魂，我们的灵魂信仰——我们内心信仰但在现代心理学中却被置之脑后的那种古老的心理。

这种解释符合人种学的研究发现，但与“现代”世界观却格格不入，因为“原始人”注重的是精神世界而不是现实世界。因果原则在原始思维中只扮演次要角色，主要的角色由各种各样的超自然和天上的力量所扮演。它们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从自我投射到自然的部分。随着我们变得越来越现实，我们把灵魂在内心埋得越来越深，因为在外部世界没有它的位置。与我们不同的是，原始人承认灵魂，自觉地信仰它，并让这个世界充满灵魂信仰，即他们的灵魂物质。他们让世界变得不那么真实，更像自我。

如今，我们是一群拒绝承认灵魂的真实性的心理学家。我们从因果角度解释灵魂是什么，灵魂在做什么。科学用知识代替了信条，但最终我们的认识却建立在信仰，进一步说是灵魂信仰之上。由此，在我们内心世界和心理中产生了许多怪异和冲突。原始人相信他们的灵魂，把灵魂投射到现实世界，形成了超自然的、巫术的，后来是宗教的世界观。我们现在以一种更加现实的方式看待和理解我们自己和环境，我们更多地投射到他人、我们周围的人而不是这个世界。这种向他人的投射以及它在我们自身引发的反应就是客观心理学的本质。

注释

[1]Bleuler 1921，54ff.

[2]Rank 1928，13.

第一章　灵魂信仰与宗教

上帝所创造的灵魂与自己如此相像，以至于在天上或地上没有比人的灵魂更像上帝的了。

迈斯特·埃克哈特（Meister Eckehart）

通过研究原始民族，以及文学作品描述的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双重之躯，我开始尝试着了解早期的灵魂信仰。[1]与精神分析的看法不同，我把对肉体灵魂（bodily soul）的原始信仰理解为对永生根深蒂固的信仰。肉体灵魂最初被看成是纯粹物质的第二个自己，当作为肉体的自己死后，灵魂依然存在。这个不朽的灵魂最初被认为是一个人的影子或镜像。这一事实表明，对我们最早的祖先来说，丧失自己、丧失个人的个体性是无法忍受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在最早的灵魂信仰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对死亡的焦虑，而是对死亡和个体性丧失的完全否认，相信灵魂在肉体死亡后可以继续存在。

灵魂产生于死亡这一事实，以及个体对此的否认。我们的内心世界一直存在着死亡这一问题。我们相信在死后存在着永生的物质灵魂，即另一重自我，借此来否认死亡。我们的原始祖先更担忧他人而不是自己的死亡。他们甚至从未承认自己会死亡，但在面对自己的死亡之前必须面对他人的死亡。将他人的经验运用到自己身上，标志着向心理学迈出的第一步，至少是关于人性的直觉心理学的第一步。这样一种心理学显然与逻辑-科学心理学完全相反，后者提升了人们利用自己的经验去理解他人这一做法的地位，使之成为一种原理。

将我们的主观心理学外推来理解原始灵魂误导了许多现代人种学家，使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脱离肉体的灵魂来源于亡灵，即梦中出现的死去的人。这一解释建立在我们的梦概念上，尽管对于原始人来说梦是真实的，但对于我们来说梦是一个纯粹的主观过程（无论得到解释与否）。而且，死去和活着的他人的游魂——不是我们自己的——首先出现在梦里。梦进一步欺骗了我们，经常出现在梦中的是死去（或不在场）的人，而不是真实的、在场的我们自己。[2]

将看似客观的梦境体验应用于自己是继“自恋”阶段之后的第二个矛盾的灵魂信仰的发展阶段。正如影子（或镜像）让人们产生了对自己的肉体灵魂的信仰一样，真实的梦境体验也让早期人类得出结论：他人的没有关联的灵魂也会一直存在。因此，恼人鬼魂的返回之梦迫使人们接受他人、敌人，尤其是被杀者的永生。随后灵魂在梦中离开身体（再一次以有形的方式，如蛇或鸟，而且是通过嘴里像呼吸那样），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这样的想法符合出现在我们梦中的他人的灵魂的所作所为。梦是以客观而不是主观的形式出现在自我中的，也就是说，梦起初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而是一种灵魂现象（参见第四章）。

自然死亡之谜

在这里，我们无法说明有哪些迷信、宗教思想甚至心理学上的假设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也不能指出哪些是由承认灵魂不朽导致的。这种曾经属于自我的不朽，也必然适用于他人。这一转折点揭示了焦虑这一重要的心理问题，而此前该问题一直被个体不朽的原始信仰所掩盖。这种焦虑首先表现为一种恐惧，不是对现实和活人的恐惧，而是对死者或被杀者的灵魂以及恶魔的恐惧，认为他们的重现是出于对生命的渴求以及对复仇的渴望。就像永生的自我无法想象死亡那样，这些灵魔同样也有动机活下去（复仇）。没有这个动机，恶魔就会死亡，而自我也不承认自己终有一死。恶魔想要得到自我，想要暴力地夺走它的生命。在原始人的解释中，这表现为一种双重或特别矛盾的心理。

自然死亡更令人费解：似乎是无缘无故发生的，而且就像睡着了一样，暗示着一种“过渡现象”，而不是有意地消灭一个活人。在具有负罪感的谋杀犯的梦中，受害者的鬼魂会出现来折磨他。被谋杀的人比自然死亡的人更能证明他们的永生。暴力死亡保证了灵魂的存活。在文明民族落后的民间信仰中，只有被杀者的灵魂才继续活着，不停息地四处游荡。对许多人来说，正是他们遭受暴力的结局赋予了他们“永生”。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神话般的人物，比如基督，以及人类的例子，比如圣女贞德。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原始和古老的祭礼中，人祭被认为是一种特权，是一种赋予被选中者的荣誉。此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出于复仇的渴望，会选择（用吃掉、肢解或焚烧的方式）彻底毁灭对方，其目的正是在于剥夺被杀者永生的机会。

显然，这一系列关于永生的信仰和两种死亡（一种通向永生，另一种是真正的死亡）带来了最初的杀戮禁忌。这实际上不是禁令，而是一种不言而喻、出于本性的禁忌。这一禁忌并非源于正义的初始概念，也不是出于保护他人和社会的目的，而是源于一种受到威胁的直接感受，即一个人的永生受到威胁。受害者无法得到救赎，除非通过杀死凶手为自己复仇，把凶手从集体永生中驱逐出去。我们后来通过禁令和戒律（法律）来维持的正义观源自内部而不是外部的威胁，即不是心理上的，而是来自灵魂的。原始的“因果”解释清楚地表明，谋杀者的自然死亡是恶魔复仇行为的结果。这（像大多数因果解释一样）是一种基于灵魂信仰的心理学解释。

也许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所依据的以牙还牙（jus talionis）是源于泛灵论的假设，即谋杀者必然死亡，因为在实施谋杀的过程中，他为自己招来了恶魔的复仇。在杀死别人的时候，他也就杀死了自己——一直存在于灵肉双重之躯的永生灵魂。最后，存在于传统、习俗和法律之中的所有禁忌都是保护个人不受伤害的措施。这种伤害不是死亡的威胁，而是彻底毁灭、丧失永生的威胁。人们安抚邪恶的幽灵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宽恕，至少是为了保持集体的永生。

图腾崇拜作为灵魂信仰

在图腾崇拜中，我们发现了第一个互惠的，因此是“合法”的反对杀戮的契约。不过，与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不同的是，图腾崇拜不仅保护相关各方的生命，而且还提供更多的保障：共同永生。图腾崇拜也代表着发生在对死亡真正意义的逐渐认识和对永生的坚定信仰之间的第一次妥协。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考虑永生信仰创造性的一面，它构成了图腾体系的内容。

图腾崇拜最初在本质上是一种原始的灵魂信仰。[3]出于对永生的信仰，祖先之灵是神圣的禁忌，因为他们令人敬畏，并且人类物种的永恒性依赖于此。这保证了个体的另一种永恒性。根据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说法，图腾会以动物、植物或石头之灵的形式进入女人体内，使她受孕，从而在被赋予了灵魂的胚胎中获得重生。[4]人类的父亲不扮演任何角色。只有死去的人，即鬼魂才能赋予生命以灵魂。父亲在这过程中仍然需要自己的灵魂。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一点，而不是用现实的需要来解释图腾式的婚姻限制条件。原始人严格的异族通婚规则在后来的婚姻习俗中仍然存在，这种习俗把新娘的受孕归因于神灵。

父亲能授孕但并不赋予灵魂，旧时教士们举行的夺去少女贞节的仪式就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这样的做法一直在初夜仪式（jus promae noctis）中延续着。在称作“多比之夜”（Tobit nights）[5]的禁欲习俗中，丈夫让死去的人献出他们自由游荡的灵魂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以便得到永生。在获得性快感的同时，他这个活着的人不需要承担生育的责任。将胚胎的灵魂赋予权归于死去的人，或者是说死人的灵魂，其中深奥的意义可能在于试图与死人和平共处。遵守禁欲与其说是为了给鬼魂特权，不如说是为了将他们不可避免的来访从一种威胁转变为让他自己幸存下来的保证。让鬼魂们回来时带着善良而不是邪恶的意图的同时，男人也避免了自己的灵魂进入新生的人。

正如在文化先进民族的原始异族通婚和其后所有婚姻习俗中所看到的那样，最初的性限制并不是统治者强行施加的。正如上面所提及的，就法律而言，它们是为自我保护和出于自卫本能所采取的自愿、自发的个人行为。只不过，这种特权并不是为活人而是为死人保留的。将灵魂赋予胚胎的死人与活人一样受益，而活人维护了自己的灵魂，拯救了自己。研究者们将异族通婚追溯到对近亲通婚的恐惧，但他们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一点。精神分析学家将对近亲通婚的恐惧解释为对无意识中乱伦愿望的一种防御策略。在原始人中这种愿望并不像精神分析学家们在现代儿童中发现的那样明显[6]，而现代儿童则常常以长辈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整个世界。此外，与现在法律和家庭的社会组织结构相比，对于原始人来说，“血耻”（blood shame，近亲通婚）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与现在的完全不同。

灵魂作为近亲通婚习俗的来源

原始部落可以划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其成员，无论男女，都被认为是“血亲”，因为他们属于同一图腾。在原始概念中，这意味着来自同一灵魂。维尼修斯巧妙地将这种图腾描述为“雌雄同体”（bisexual）。但我认为它最初是无性的或超性的，因为它与授孕和生育都无关，只赋予胚胎灵魂。在这样一个特定氏族群体中，对婚姻的限制表明了一种隐秘的意图，即确保妇女因死者灵魂而受孕怀胎，后来逐渐统一到一个最高的图腾，从而免除了丈夫的职能。这名男子必须从另一个图腾氏族中选择自己的妻子。他娶了一个受孕于她自己图腾的女人，从而免于被“外族”丈夫授孕的危险。他可以与妻子发生性关系，但不会在授孕的过程中失去灵魂。最终，这个人避免了自己承担图腾的角色，不会牺牲自己的灵魂来赋予胚胎灵魂并丧失自己的永生。近亲通婚及其衍生的异族通婚的概念可以作为另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时作为传统和法律而确立的外部禁令实际上是如何来自纯粹的个人意志的内部自发行为。这种行为与灵魂有关，与外部现实无关。

这样就解开了另一个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徒劳地寻找答案的民族心理学（folk psychology）之谜。据说，某些原始部落仍然不知道性关系和怀孕之间的联系。[7]但是，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本应注重现实生活的原始人没有弄懂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虽然有人可能会认为，从受孕到出生的漫长间隔以及原始人缺乏自我观察，可能推迟了这种认识。但我认为，我们在这里遇到的不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是一个需要通过理解其深奥的基础来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否认这种联系和信息的背后是有动机的。如果我们对图腾崇拜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理解原始人这种独特的态度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否认与灵魂信仰

由于对性与授孕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加深，原始男性怀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否认这种认识来保留他最初的灵魂信仰——一种体现在封闭的图腾体系中的信仰。如果他亲自赋予孩子生命，不仅（最重要的）灵魂信仰，而且建立在这种信仰之上的宗教和社会制度也会崩溃。在图腾崇拜中，原始时期的男性通过将死者灵魂赋予新生儿来救赎自己的灵魂。正是对性与授孕之间的关系不是不懂而是否认，构成了图腾式灵魂信仰的基础，正如对死亡不是不懂而是否认构成了对肉体灵魂的原始信仰。在图腾崇拜中，对灵魂信仰的维护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种信仰会随着对生殖本质的接受而消失，这一点不仅仅对原始人来说非常重要。在后来的人类历史中，我们发现在宗教、社会和科学机构中，人们顽强地对抗理智、理性和知识的共同证据，试图维护灵魂不朽的信念。心理学只是这些努力之中的最新尝试。

在此，我们将探讨心理学如何解释灵魂信仰的早期各个发展阶段。继图腾崇拜之后，母系氏族制度开始出现。巴霍芬的研究显示了这个制度分布的地理范围。在日益明显的关于生殖的事实和摇摇欲坠的灵魂轮回的图腾信仰之间，母系氏族制度以另一种方式调和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即使在图腾崇拜中也存在着将动物作为灵媒的说法。原始人的这种偏爱表明他们知道生殖的事实，或者至少表明他们承认这个事实，这就像我们的孩子知道动物如何生殖一样。[8]神灵需要动物媒介来授孕，基督教中也有类似的观点。正如我用古代神话中英雄诞生的传说所证明的那样[9]，动物总是以作为保护、哺育孩子的母亲形象出现，从来不以生父的形式出现（当然，这类传说包括宙斯的传说）。图腾动物将灵魂赋予理论简单地还原为对该理论的自然的、真实的理性解释，这样的说法过于轻率。相反，在许多情况下（例如，伊甸园的蛇），我们讨论的是原始的灵魂动物。它们被象征性地（隐秘地）描绘成雌雄同体，但最终在现实中（公开地）表现为单性体。

许多迹象表明，动物的灵魂意义在早期的文化演进中纯粹是母性的，（我相信）这一点后来体现在母系氏族制度中。为此，我已经从原始概念中找到主要的证据：作为图腾式的灵魂载体的动物后来几乎清一色地以母亲的角色出现，而且只有哺乳动物适合这一角色。

灵魂动物与性象征

这并不是灵魂的首次具身化。小型爬行和穴居动物（如蛇、蟾蜍和老鼠）是常见的灵魂象征，飞行的鸟类也同样是。在赛芒人（Semang）和其他部落的前图腾崇拜灵魂信仰中，鸟是最早的灵魂动物。在这里，鸟必须被杀死才能释放灵魂并赋予胚胎生命（Winthuis1928，175）。后来的图腾动物不能被杀死，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人永生的部分。在性阶段，鸟的隐秘意义转变为一种公开意义，即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后来，图腾动物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以哺乳动物为象征的母亲形象。在澳大利亚，袋鼠扮演了这一角色。这说明父亲的概念与死亡的概念是连在一起的，而妻子-母亲则逐渐代表了纯洁、不朽的灵魂实质。

与哺乳动物的母性意义相比，那种“地上爬行、天上飞”的小巧、快速移动的动物似乎最初就具有赋予生命的能力，能够很容易进入母体。最初只有生殖来自灵魂的说法，不存在父亲生殖的说法。在后来的民间信仰中，这些小动物象征着一个人的灵魂。它在做梦者睡觉时从嘴里溜进去，在他醒来之前再出来。这些小动物最初是灵魂本身，后来当孩子成了灵魂载体后[10]，它们在完全承认人类父系的情况下才成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从最初的精神意义演变为“两性”象征意义，再演变为现实的单性别象征意义，这一过程描述了象征形成的本质。

随着对女性在泛灵论而不是原始时期所扮演角色的探讨，这些灵魂动物和图腾动物的全部意义显现出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讨论过女性。她被排除在最早的男性主导的灵魂信仰之外，就好像她没有灵魂一样（正如一些神父所主张的那样）。尽管缺乏对现实的理解，但早期的男性还是无法摆脱这样一个事实：孩子是在子宫里发育的，又是从子宫里出生的。如果这个原始人仅仅满足于观察而不想得出结论，他就不会去思索胚胎是如何进入母亲体内的。考虑到他对怀孕的无知，观察没有让他想到必须有东西进入女性体内才能孕育出孩子。就像树上开花或者是长出果实一样，孩子也会在母亲身体里生长。从伊甸园到德国民间迷信，在所有的传统中都有这种观念，在《荷马史诗》中也有这种观念。它是一个深刻的人类隐喻，但最终沦落为我们的“家谱”（family tree）中低级的寓言。[11]

从分娩到有什么东西首先已经进入子宫，这是合乎逻辑的推理，还是一个人对自己胎儿期的模糊记忆呢？从心理上看，后者是一种回归子宫的本能渴望。[12]假设在泛灵论时期，人们了解生育过程，但否认生育过程是为了保持他们对永生的信仰，这种假设似乎完全没有必要！无论如何，整个图腾式的灵魂信仰原本都是为了保存一个关于灵肉双重之躯的自恋信仰而创造的。除非人类假设有什么东西进入子宫是为了授孕，否则的话这种图腾式的灵魂信仰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们从后来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中了解到，死者的灵魂被认为生活或居住在我们可以放心地把它们看作子宫象征的特定地方。许多仪式和传统习俗都声称一个人回到了他的出生地。这个地方无疑是子宫。根据后来的信仰，魂灵（soul-spirits）也是从死人灵魂回归的地方而来的。[13]在图腾式灵魂信仰中，我们看到了亡灵，会待在特定的地方等待重生。在后来的流行信仰中，这样的地方比比皆是：灵魂栖息在每一条溪流、每一棵树和每一个动物身上。

母亲作为灵魂载体

母系制度的隐秘意义在于，女性本身似乎是灵魂的载体。女人就好像是一件高贵的器皿，保存着灵魂，并将其传递给孩子。这一女性概念是第一个具体的灵魂或者超级图腾的人类代表，具有接受死者的灵魂并为其赋予孩子生命的能力。她作为第一个人类图腾代表的角色，取代了动物作为尘世灵魂的载体，解释了她在母系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这体现在后来的母神崇拜中。原本只是灵魂载体的女性进而被提升成为图腾，后来就变成了每个人的图腾身份。禁止猎杀图腾动物是一种自我防卫的形式，可以防止失去自己的灵魂和永生。最初，杀死图腾动物是为了获得新生命的灵魂，就像塞芒人对待图腾出现之前的灵魂鸟一样。灵魂鸟变成了死人的鸟，把他们的灵魂带到天上。这个鹳鸟寓言的教义，现在成了童话故事。它传递给孩子们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灵魂来自死亡之地。[14]

在母系意识形态中，女性成了灵魂动物，承载着死者的灵魂，直到作为母亲，她将死者灵魂复活。作为妻子和母亲，女人就像曾经的图腾一样神圣——像不可能被伤害或杀死的不朽灵魂那样。从起初是灵媒，然后等同于灵魂，到后来女性直接代表了灵魂。这就是普赛克（Psyche）[15]的含义，也是后来女性灵魂的意识表现，我们以她的名字命名科学守护神。女性作为灵魂代表的观念不仅影响了后来各种各样关于民间仙女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发展关乎女性——而且也能解释关于婚姻的教会圣礼。根据这种圣礼，男人和妻子须灵肉合一。

母亲生养孩子，并以她图腾的角色在保持自己的灵魂的同时赋予孩子灵魂，这种新的灵魂学说产生了以母系法则为特征的家庭社会组织。在这个体系中，父亲在社会上变得无足轻重（被母亲的兄弟取代）。尽管众所周知父亲在生殖上发挥作用，但孩子仍然属于母亲。血耻的概念，即狭义上的近亲通婚或者乱伦，首先出现在这个阶段并禁止与母亲发生性关系。同样，这样做不是基于现实的考虑，而是基于泛灵论。根据这一观点，母亲受到保护，并不是作为父亲的财产，而是作为不可侵犯的灵魂载体，即一个人自身的永生的保障。在与母系制度同时存在的群婚制度下，没有人反对几个兄弟娶同一个女人，甚至是他们自己的姐妹，因为正如最初的图腾崇拜那样，重要的是灵魂传承，而不是血缘关系。[16]这些观念奠定了后来的习俗和法律的基础，但并不是出于现实的考虑，而是源于灵魂。并且，这些观念经常与现实发生冲突。

自我心理学与性心理学

在母系社会中，后来对父亲角色的承认形成了我们所知道的家庭，我们进入了灵魂信仰的第三个即“人格化”（humanized）的发展阶段。这是由于人们对生殖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接受。早期人类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他们的血统而是他们的未来问题，不是对生命的开始感到神秘而是对死亡感到神秘。伴随这一神秘感而来的是对具身灵魂朴素而自恋的信仰，相信具身灵魂会在人们睡眠和死亡之后让有形的自己继续存在。在第二个即图腾崇拜阶段，人们继续保持着对灵魂永生的信仰，但放弃了这种朴素的自恋。人类也像在生殖中所观察到的循环那样轮回。第三个即母系氏族阶段接受了人类的性，表现出对作为母亲的女性坚定的灵魂信仰。

最初，女性作为灵魂载体的图腾角色是她在社会中地位上升的原因。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早期的男性允许祖先的灵魂进入胚胎。他放弃了个人永生的信念，代之以集体永生。死亡孕育不朽的灵魂；为了保持这种对自然繁殖的信仰，尽管不是为了最初的个人永生，性被作为通过一个人的孩子（和后代）获得真正永生的次要手段。第一个自我心理学，即灵魂学说或模式，变成了一种集体的性心理学。这是又一次试图通过生物现实来否认死亡，就像人类早先通过灵魂信仰否认死亡一样。

原始图腾崇拜者用至高图腾的精神化身来代表亡灵生命的延续。这种至高图腾从已故者传递给新生儿，再通过死亡传给下一代。与他们严格的社会禁忌（异族通婚等）相反，通过图腾崇拜意识形态，原始人建立了一种可怕的滥交。他们将所有的神灵融合到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灵之中，这个至高无上的神灵能赋予所有孩子以灵魂，就像下一阶段主宰世界的母亲所做的一样。

在图腾崇拜阶段的至高神灵中，我们可以辨别出下一阶段出现的上帝。他保持了幽灵的本性，在古代文化的具体化趋势中进一步得到完善，并在基督教神话中重获古老的精神意义。基督教直接源自图腾崇拜和母系制的隐秘含义，并有意识地将图腾崇拜的泛灵论特征转化为一种宗教教义。作为对图腾崇拜的心理学解读，基督教展示了图腾崇拜是一种灵魂信仰，从而体现了对不朽灵魂的坚定信仰。为了理解精神现象，我们必须对新的发展形式进行比较，因为新的发展形式对以前的阶段做了更清楚和更有意识的详细阐述，让它们在日益增长的心理复杂性中得以保留。

上帝作为不朽的象征

基督教是在罗马父系制的基础上以及犹太种族的繁衍精神下发展起来的。基督教不再强调父亲的角色，而是回归到神灵授孕的阶段，可以得到永生的是个体的灵魂而不是种族或民族的。耶稣是圣灵感孕的结果，而圣灵的象征鸽子符合古老的灵魂鸟的隐秘解释。正常孕育的孩子生下来就带有原罪，经过洗礼获得灵魂，象征着圣灵的感孕；没有洗礼，他们就会丧失灵魂的永生。基督教徒的性观念就来源于这种神秘的灵魂信仰的复兴。教会不得不加强原始的性禁忌，甚至到完全禁欲的极端程度。鉴于灵魂信仰的存在，性对于生殖来说是多余的，因此成为导致原罪的快乐。在图腾崇拜和基督教的思想中，生命的萌芽和不朽都是源于灵魂，而不是精子或卵子。基督复活了至高无上的图腾之灵，人格化了不朽的灵魂，这使他具有了非人类的特征。作为灵魂，他可以死亡和复活。灵魂则由不朽和短暂的肉体两部分构成，具备死亡和复活的特质。

这种神秘的精神意义解释了基督形象的显著特征，并解释了部分基督教信仰。这种信仰在基督教教义和对《圣经》的注释中有明确的阐述，并在关于基督的传说中被赋予了象征意义。这种精神意义强调的是永恒的生命，而不是为死亡做准备的短暂生命；信仰不仅带来永生，而且像泛灵论一样，它也是永生的前提。虽然这个阶段与其他阶段有相似之处，但区别更明显。因为存在着从图腾崇拜直接通向基督教的变化，我们必须回顾从图腾崇拜到罗马文明兴起过程中不同民族社会制度的转变。后图腾时代的母权和罗马国家的父权之间发生了彻底的逆转。在新的条件下基督教调整、回归传统的思想，母亲的地位得到了提升，父亲被贬低了，儿子获得了灵魂。

除了图腾崇拜、母亲的神圣化和父权之外，三位一体的基督教还将圣灵的象征身份与圣父、圣子结合在一起。精神（灵魂）的角色曾经（在母系社会中）归属于母亲，之后（在家庭状态中）归属于父亲，现在扩展到儿子。个体的发展应运而生，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我们将它看作母系制和父系统治的产物。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讨论孩子占主导地位的非宗教时代。

基督教信仰和教义将灵魂信仰从罗马父系国家的物质化和犹太父系家庭具体化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教义宣称：唯有信，才得信。灵魂得救，唯独在乎信，信则永生。罗马人放弃了灵魂信仰，转而统治民众；犹太人将之卖掉，换来一碗红豆汤（《创世记》25：34），目的在于壮大他的部落，保全家族。认为如果人们相信国家和家庭，而不是神话、仪式和教义中所象征的个人不朽的灵魂，他们就会丧失精神上的更高价值。

基督教作为一种儿子宗教

教会所做的一切艰苦斗争都是为了维护古老的、在神秘意义上象征永生的灵魂信仰。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敌对以拟人化的形式表现在魔鬼身上。魔鬼因此代表了不能永生、受到诅咒的灵魂，而与撒旦作战的基督象征着不朽的人类灵魂。在这个阶段，灵魂第一次驻留在儿子身上。他代表着父亲真实灵魂的一部分，根据家庭组织的规则，可以永远回归人间。父系制家族开始于流放后的犹太人，在罗马法中其发展达到了成熟的程度。此时，父亲把他的灵魂延伸到他的孩子身上，因为现在他在儿子身上有了一个合法的部分，他愿意为儿子牺牲一切，以使他自己的名字、地位和荣誉永垂不朽。

在基督教中，宗教的灵魂信仰从一个人奋力拯救自己的灵魂到灵魂因他而得救。但是，这种信仰在法律和社会制度中的体现却威胁着它对个人所具有的神秘意义。为了永生，千百年来人们冒险牺牲一切。如果丧失永生信仰，生命本身就显得毫无价值。

过去灵魂总是受到来自内部的巨大危险的威胁，但越来越多的内省最终在现代心理学中确立了理解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因果”动机的科学。正如引言中提到的，这超越了科学，其本质上是解释性和内省性的，也就是心理学性质的。但是，正如国家、家庭和社会作为灵魂信仰的化身从外部威胁我们的灵魂一样，这种心理洞察从内部威胁我们的灵魂。最终，心理学成为灵魂最大的敌人。灵魂被当作对死亡的安慰，并不得不在心理洞察和自我认知面前证明自己的不存在。一方面是“没有灵魂”的科学心理学，另一方面是承载真正灵魂的载体，如果不相信永生，就像在神经症中一样，真正灵魂的载体就会被毁掉。

精神分析的立场

精神分析的出现是为了拯救唯物论时代的人类灵魂。这个时代的人因自我意识而痛苦，并受到丧失对永生信仰及其公开表现形式——宗教的威胁。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做到了这一点，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以通俗的方式将灵魂符号化或具体化，而是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它。但现实心理学是灵魂的丧钟，灵魂的来源、本质和价值恰恰存在于抽象、高深莫测和深奥难懂的性质之中。

精神分析告诉我们，原以为已失去的灵魂仍然存在。但是，我们必须抵制精神分析试图证明灵魂时所用的科学方法。从本质上讲，这种论证只能是失败的，因为它得出这样的结论：灵魂的存在不能被证明，就像上帝的存在不能被证明一样。在验证的过程中，灵魂就像炼金术士蒸馏罐里的贵重物质一样蒸发掉了：沉淀下来的不是金子，而是残渣。虽然在治疗中我们仍然能找到拯救灵魂和精神生活的清晰愿望，但是，通过精神分析，人们试图抓住他们需要和想要的东西。在这“没有灵魂参与的心理学”中，他们寻求一种科学无法实现的救赎。毕竟，只有当精神分析能够维持人类对灵魂的古老虚幻信念，并能提供一个没有心理学的灵魂时，这种方法才会奏效。

注释

[1]参见Rank 1914。

[2]众所周知，Traum（dream，梦）一词与trügen（deceive，欺骗）一词拥有相同的（原始印欧语系）词干dreug[dhreugh]。在另外一些语言中，“梦”与“睡眠”拥有相同的词干。

[3]维尼修斯（Winthuis 1928）对此给予特别强调。

[4]参见Rank 1911b。有鉴于原始人和孩子之间的差异，我们在其他地方讨论了这些“相似”的局限性。

[5]这个词来源于《多比传》［Book of Tobit（Tobias），见《旧约次经》］。其中记载，丈夫总是在新婚之夜死去，因为他在繁衍后代的过程中失去了灵魂，而不是为了保存灵魂而禁欲。这也是贞节禁忌的深奥含义（参见第二章）。

[6]参见Rank（1926b），尤其是其中对群婚的讨论（408ff）。

[7]参见Reitzenstein 1909。也可参见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1929）近期对特罗布里恩岛岛民的观察，这些岛民实行母系制。（讨论如下。）

[8]马利诺夫斯基（1927）对特罗布里恩岛岛民的研究报告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观察者的“现实取向”有些过于天真。毫无疑问，这就是原始人的信仰，但这样的信仰不排除他们了解别的事情的可能性。在我们的心灵中，信仰和知识经常共存，无法调和，无法达成和解。

[9]参见Rank 1909，1922b。

[10]参见我对“小动物”的分析（Rank 1924b，16ff），其中对蟾蜍被认为是子宫的象征进行了讨论。

[11]对“家谱”的进一步讨论，参见Rank 1926a。

[12]参见Rank 1924b。

[13]我已把材料汇集在一起（参见Rank 1909，1911a）。

[14]参见我对罗恩格林传说的研究（Rank 1911a），以及关于“天鹅骑士”的灵魂神话。天鹅骑士来自灵魂之地，然后返回到死者之地。

[15]罗马神话中的灵魂女神。爱与美神维纳斯妒忌其美貌，计划把普赛克嫁给世界上最丑恶凶残的野兽，结果其儿子小爱神丘比特爱上了普赛克并和她秘密成婚。——译者注

[16]直到后来，血才被认为是灵魂的载体，正如与魔鬼的契约明确揭示的那样。

第二章　性时代与心理学

海伦并没有被潘多拉魔咒所迷惑，仅仅是把自己作为专属财产献给了一个男人。

约翰·巴霍芬

如果我们考察灵魂概念是如何从个人永生的信仰发展而来的，那么就像前一章所描绘的那样，很显然，相比于古代或现代生活，性在原始世界观中所扮演的角色大不相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性不那么重要。根据人种学家的看法，“没有宗教信仰”的最原始的民族却有一个既定的社会秩序，包括非常有规律的性生活。在每个文化阶段，无论多么原始，似乎都存在着某种性限制。因此，至今还没有人能成功地证明为什么在原始人中存在着滥交。

理论是思维进化的产物，20世纪的人们非常重视这一观点，在把人类和动物相比时，只要对人类有利，就会欣然接受这一进化的结果。对包括高等类人猿在内的动物王国的更深入研究表明，许多动物实行一夫一妻制，或者有比我们所认为的滥交更为规范的性生活。[1]关于放纵的性行为的错误假设也不可能源自想要重获某个原始天堂的愿望，因为在现存的任何传说中都没有发现这种幻想。即使是当代的经验也能告诉我们，与原始文化中死板的性禁忌相比，滥交不会给个人带来更大的幸福。因此，这样的禁忌现在也依然存在。

通过观察与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性生活的发展不是从原始的滥交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而是恰恰相反的方向，即从过去在生理上遵循发情周期、在心理上遵守灵魂信仰，演变到个体拥有更多的自由。从灵魂信仰角度看这一演变是一个新的视角，对此将在下面作简要阐释。

性意义的发现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为了以示区别，我们可以称之为“性时代”（sexual era），这是继不被生存竞争和死亡恐惧所主宰的原始世界观之后的演化阶段。正如我曾经想表明的那样，原始世界观建立在对自我永生的纯粹信仰基础上。随着对死亡的逐渐认知，这种信仰得以扩展，即不朽的有形灵魂作为自己的灵肉双重之躯而存在。性意义的发现是伴随着对个体永生痛苦的幻灭而产生的：当我们的祖先不情愿地接受性行为，以生殖来抵消他们的死亡时，他们就承认了死亡。

在原始世界观中，性和生殖是严格分开的。生殖不是来自性交，而是已故者的灵魂进入女人的身体，“仅仅是”永生灵魂的重生。性禁忌与其说是对个体的限制，不如说表达了永生的原始信仰。因此，禁忌不是限制而是保护。这种态度使原始人比我们更有优势来控制性。原始人有无须解释的禁忌，因为禁忌保护了自我，而我们的感觉是受到了来自外部的限制。犹太-基督教的教义使性对生殖的认同成为一种宗教信条。基于此，现代科学在性与生殖之间建立了因果联系。在精神分析中，我们看到这一谬误教条带来的影响：在生理上是第一位的性，在心理上也必须处于领先地位。但性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既不是来自它的生物生殖功能，也不是来自它在爱情关系中的心理作用，而是来自它与灵魂的关系——以生殖永生取代个体永生。

性的这一角色在古典世界观中达到了顶峰。它在宗教中的神秘意义和在神话中的地位使灵魂和性被描绘为同等重要，直到后来基督教重新将两者分开。但那时性作为快乐来源的心理意义已经同样渗透到生物学和精神领域。当然，这只是概述了我的观点。在意识的不同阶段发生的各种冲突将展示更多的细节，每个阶段都由一个或另一个因素起着主导作用。

性的角色

在人类灵魂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永生愿望。这一愿望支配着原始世界观，尽管它后来以性的形式、最终又以科学的意识形态表现出来。我们发现在某些原始的仪式和神话中已经开始显现性时代的发端，伴之以因果关系的科学观察。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时期之间的重叠和过渡，但以死亡概念为主导的原始世界观主要是通过宗教、道德和社会组织结构等社会制度来寻求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个人的永生。

古代哲学（在埃及文化中最为明显）揭示了两种世界观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以希腊文化中英雄个体战胜了诸神及他们的道德信条而告终，但同时英雄孤立无援，悲惨死去。罗马帝国主张在社会规约和法律上充分承认性，将性作为生殖永生的途径，就像犹太人一直以来虔诚坚持的那样。基督教反对过度具体化灵魂及其对个人永生信仰的威胁，并试图将这两个概念统一起来：以性为手段的生殖永生（在儿子的神圣化中）和个人灵魂的永生（在宗教仪式和末世论中）。

这两种概念非常接近，因为灵魂在本质上是不朽的，不需要首先通过授孕而赋予孩子。这两条通向永生的道路在圣灵感孕的教义中是统一的。在埃及文化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内容。然而，埃及文化更多地表现出这两种倾向的相伴存在，因为灵魂还没有被等同于有形的灵魂，即古埃及人的灵魂（ka）。因此，人死后被做成木乃伊以保证个体的永生。与此同时，宗教崇敬和因生殖永生而引发的女性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轮回转世的观念中体现得最典型，就像在奥西里斯神话和伊希斯崇拜中那样——这些都是基督教的雏形。

我们也可以在此找到乱伦的概念，它代表了一种通过进入母亲并重生而在自我中将个体与生殖永生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这种在古代为少数人保留的新出现的（性时代的）个人永生，后来因为太过利己主义而被摒弃。个体对永生的主张再次被归入集体（社会）途径，如宗教、道德和受到限制的性（婚姻）。在与魔鬼的契约中，以及包括乱伦仪式在内的魔鬼崇拜中一再出现这样的现象：孤立的、意志坚强的个体想要获得更多的永生。

个人永生信仰是我们自我意识最深处的重要部分，以至于我们会从集体的道路中挣脱出来，以个人的方式获得它。宗教的、性的和社会的组织——本书前三章从灵魂信仰的角度来审视——利用集体的途径来弥补丧失的个人永生，但人们还是不断地试图在个人努力中使自我永生。在本书的后三章，我将这一永恒的现象视为个体在梦、生活和工作中表达他们的意志来探讨。就目前而言，我们只希望揭示追求自我永生的个人意志与永生的集体灵魂之间的根本对立，然后证明在很大程度上这两者在性方面是一致的。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探究为什么过去性作为救赎之路是失败的，而且在今天更加如此。

性与焦虑

回顾前性时代对性的不同看法，我们发现性是某种内在事物的象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是某种真实的东西（例如与异性的关系）。这一概念与推翻了另一种进化偏见的研究发现相一致：今天的人种学家认识到，原始人的世界观是“魔幻性的”，不像我们的世界观那样真实。也就是说，对早期人类来说，包括宇宙在内的一切真实事物都与自我相联系，并确实被自我所控制；我们创造了一个与自我一致的现实，但却将之描绘为一个外部世界。从广义上讲，这不仅涉及现实的方法层面，更涉及道德层面。我们感到被各种各样的外在限制所束缚，这些限制不仅表现为外在的禁止，而且也表现为因自我保护而产生并被原始人接受为自身之一部分的那些限制因素（即禁忌）。在前性时代，性的主要特征是精神上的，而不是生物上的（生殖）或心理上的（愉悦）。但当男人的灵魂进入他的孩子时，这就意味着性的危险，意味着对永生的威胁。今天我们发现这种原始的焦虑——从根本上说是对死亡的焦虑——在“神经症患者”中得到充分发展，作为他们执着于自我中心的永生信念的一种表达。而对于这种永生信念，人类从未完全放弃，或许也不能完全放弃。

性阻抗（或焦虑）对个体来说是很自然的。它源自内部（而非外部），是利己主义的而非道德的。它用对永生原始的、前性时代的信仰来表达对死亡的焦虑。就性行为不被接受为获得生殖永生的一种手段而言，它被视为一种自我毁灭。即使在儿童身上，自发性的焦虑和负罪感也证明了这一点。弗洛伊德称之为“真性神经症”（actual neuroses），即成年人对性表达的焦虑和负罪感的反应。今天我们知道，没有外部阉割威胁造成这些焦虑反应：它们是自发产生的。它们的起源不为人知，因此就被解释为是“有原因的”（causally），即来自外部影响。然而，我们只能从精神层面来理解它们，不是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而是从由此引发的灵魂观角度来理解。

同样，在性时代婚姻使性生活成为可能。性作为通向永生的途径得到承认，并在宗教上得到合法性。从灵魂信仰的角度我们无法解释的是不仅在神经症患者中，在很多人身上都发现了性阻抗。不过，我们能看到这种阻抗该如何被克服：具有朴素永生信仰的自我阶段产生了性时代，带来了对生殖永生的认可，把性当作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因此，这种转变也来自灵魂信仰，目的在于竭力去保护正在消失的个人永生信念。

授孕与生殖

这里出现了第一个悖论，我们接下来还将看到更多这类变化、逆转和矛盾。尽管宗教、道德律法和科学试图使生殖等同于性，但在原始的前性阶段观察到的生殖和性的最初分离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情感生活中。然而，这两个方面的精神意义却在个体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交替变化。在原始世界观中，授孕是独立于性行为、依赖（死者的）灵魂的。性被认为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进行的一种自然的、令人愉悦的活动。性时代摈弃了这种单纯、寻求快感的性行为，导致性沦为通过授孕（生殖）获得生殖永生的一种方式。

在原始时代，性可以具备除生殖之外的任何意义，因为生殖威胁着个人的永生；而在性时代，性的唯一目的就是生殖，因为它保证了生殖永生。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我们对所谓的原始性自由的渴望，是为了重新获得性自由所表达的对永生的朴素信念。但性自由只是原始世界观的一个副产品，原始世界观的核心是将性与授孕、生殖分离开来。今天，“神经症患者”对性自由的渴望实际上表达的是对一般自由的向往，尤其是对摆脱婚姻束缚（受控制的生殖）的渴望，尽管一旦个人的愿望得到满足，这种自由就会失去意义。因此，丧失肉体上（死亡）的和精神上（永生）的自我都会引起最基本的焦虑。这种焦虑会自动地控制性行为，用负罪感来惩罚每一次的乱性行为。

即使是神经衰弱患者为性功能障碍给出的原因——失去精液会变得虚弱——似乎也呼应了这种对个体永生的原始担忧。原始人就像现代运动员一样，为了不浪费精力而禁欲。在我们考察为了精神意义而有意、自觉接受的性节制和重大的阶段性变化之前，我们需要探讨一下人类这种不涉及繁衍和性行为的性驱力。

现在我们发现可以从灵魂信仰角度阐述所谓的“反常”（per-versions），弗洛伊德将其描述为性冲动中固有的满足倾向。首先，与其在古代，尤其是在古代晚期所扮演的角色相比，性反常行为在原始世界观中非常微不足道。例如，在原始时代，虽然动物授孕被认为是纯精神层面的，然而我们却在埃及人的阿蒙崇拜中发现了对这一灵魂概念的物化——这在性时代是非常典型的现象：赫里奥波里斯的公牛（由在位的法老所代表）使他的妻子怀孕，她因此成为神圣的母牛哈索尔[2]的代表。在克里特-迈锡尼的人身牛头怪和化作公牛的宙斯劫持欧罗巴的希腊神话中，我们发现了同样的动物灵魂载体的性具体化过程。这种宗教祭礼作为神圣的婚礼习俗（hieros gamos）经由亚历山大港进入希腊文化，诺斯替教派把它变为性狂欢。然而，公牛崇拜蕴含的力量概念不是来源于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力量（即神力，mana）。这种力量概念后来转移到上帝、牧师或国王身上，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性与灵魂

经由动物崇拜，我们可直奔献祭动物的主题。吃这些动物具有同样的意思，即得到灵魂力量的神秘物质，这就使男人让女人受孕而不用担心失去自己的力量。就像大多数后来被证明有用或实用的发现和发明那样，现在肉类因能提供营养而被人们认为有益处，但对于原始人来说则是因为肉类有某种魔力而备受珍惜。即使是对于食人族来说，吃人肉喝人血也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只是表达象征意义，基督的肉身仍然象征着个体在集体灵魂中的部分。吃有营养的食物一直是为了摄取灵魂物质。在性时代，这种最初被认为是构成每一种生物的灵魂物质具有了性意义。我们当代吃肉这种习俗变得如此普遍，恐怕只有从食人族的角度看才是“反常行为”。在食人族那里，集体永生体现在社会之中。[3]

在某些诺斯替教派的仪式中，以及某种程度上在中世纪的魔鬼崇拜中，吃掉精子发展成了一种精液崇拜。保存精液来防止力量丧失的基本理念已不复存在。在此，将性时代与原始时代区分开来的理念就是确保精液不被“滥用”，即不被用于授孕。这是通过自我受精（吞咽）来完成的，代表着从性永生向个体永生的转变。这种尝试比乱伦（见上文）更激进，诺斯替教派和魔鬼仪式中的精液崇拜就是以这种方式而与乱伦产生密切联系的。我们发现用口腔授孕的方式存在于古代的性意识化灵魂信仰之中，而不存在于原始的灵魂信仰之中。这样的授孕方式源自节省精液的自我授孕，这与呼吸的灵魂意义相关，因为在《圣经》传说中呼吸是一种授孕象征（生命之气息）。然而，在民间传说、童话和儿童信仰中，这些关系的起源，以及它们的持续存在，都可以用灵魂这个朴素的概念来解释，也可以用人类对放弃永生教义的坚决抵抗来解释。[4]

在性时代，生育意识形态面临的威胁是如何防止（个人灵魂的）救赎概念（永生）的瓦解。人们是否像今天的孩子一样，对性和授孕之间的联系一无所知，这并不重要。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在人们知道它们之间的联系后依然坚持灵魂信仰，这在古代确实是这样。在民间传说和成年人中，我们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正是因为性时代对这种联系的认知和接受，个体才有意识地、故意地追求并坚持这些“反常行为”。在性的世界观的背景下，这些反常行为让人们有可能从集体中获得自己的那部分永生。因此，这些做法受到了社会的谴责，个人的负罪感似乎也不可避免地与其性反常行为联系在一起。

因此，这些“初期的”性理论和性实践的持续存在源于它们的精神意义，而非力比多上的（libidinal）意义。它们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在接受性的世界观时，它们使人们对个体灵魂的信仰得以持续。考察这些性反常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源于对灵魂的信仰将是非常有趣的。毫无疑问，那些性反常行为也存在于某些古代世界观和与灵魂信仰有关的崇拜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希腊人备受争议的同性恋似乎更容易理解。对希腊人来说，女人作为母亲，在性时代兴盛时扮演着尊贵的角色。然而，鉴于在希腊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灵魂信仰，她的地位超越了她的性角色，因为她受孕于神而不是男性。因此，男人以妓女而不是孩子的母亲来满足他的肉欲，以此来保护自己的灵魂。在恋童癖中，我们看到人们与其说是对性的重视，还不如说是对性的产物——儿子的重视。一个人的自我和灵魂都在儿子的身体里，基于这种观念，基督教通过对圣子的崇拜使之精神化。在希腊语中，恋童癖实际上表示“灵魂的友谊”。成年人想要植入少年身上的正是他自己，或者说是他自己的灵魂。这就是精神分析在所谓的同性恋和自恋之间建立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对应着“同性恋”的灵肉双重之躯的消极一面（神经质）。在授孕过程中，一个人尽量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在精神上）去创造他灵魂的鲜活形象——物化自某个（理想化）自我（ego）的灵魂。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恋童上（参见后面的关于普赛克的神话），在其他地方也一样，希腊人强调的是灵魂，不是性，这使他们在性时代的不同民族中显得与众不同。

意识形态的影响

性时代给我们带来与在原始时代所看到的一样的现象：一个由男性创造的世界或世界观。我称之为“世界观”是因为现在进一步影响我们生活的基本事实变得日渐清晰：民族和个体一样都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下，但也被意识形态摧毁（更严重的是被意识形态的缺乏所摧毁）。意识形态表达了生命力，揭示了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基本要素。像一个人的死亡一样，一个民族也会随着它在一定时期存在的意识形态的逐渐瓦解而走向灭亡。通常，丰富思想的瓦解总是发生在一个民族的真正灭亡之前。不过，其间的间隔通常很长以至于这种联系被忽视了。可以说，没有财富，个体和民族的生命力会不断消耗，而这种生命力在缺乏意识形态养分的情况下就会萎缩。

原始时代的世界观完全是男性化的，只看重男性和他的永生。社会贬低女性，这种情况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基于妇女缺乏灵魂（例如，就像坏女人与妓女的主题一样）。从性时代开始，女性对男性创造的世界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埃及，灵魂崇拜（图腾授孕和木乃伊化）与性崇拜（轮回）相互竞争。女性因母权和灵魂赢得了尊重，并在基督教的玛利亚崇拜中达到顶峰。我们发现在魔鬼崇拜中女性在灵魂和永生信仰所达到的顶峰地位开始下降，直至性被否认，不再作为永生的手段；而在女巫崇拜中，女性的地位则降低到被诅咒的地位。

比较一些典型的传说能说明灵魂信仰从古时的性时代到基督教初期的变迁。不过在此之前，让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朴素的自我时代的视角，以便在许多变化和转变中观察这个原始的基本概念。根据最初的信仰，女人不是受孕于男人而是受孕于某个神灵。死者（祖先）的灵魂将通过这个神灵得以复活。后来，女人扮演了赋予生命者（animator）的角色。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男人坚决回避这个角色，因为这威胁到了他的个人永生。男人的想法相对简单：否认他作为生育者的角色，一直到不可能否认的程度，那么只好拒绝这个角色。当然，最初并不是有意识地、故意地拒绝或阻碍显然与性无关的授孕。在性时代保持原始的灵魂信仰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导致男性的禁欲。其原因是生育威胁着男性和他的永生。然后女性的角色出现了，变得既重要又复杂。

女性的角色

我们只需要比较一些典型的传说，就可以看到这一重大变化和女性对此的影响。在《多比传》中，我们看到一个虽然算不上原始但很古老的关于禁欲之夜的故事。恶魔阿斯摩迪（Asmodi）相继在新婚之夜杀死美丽的萨拉（Sarah）的七个丈夫，直到上帝派来了多比。最后，多比设法通过遵守禁欲的戒律成功地解除了咒语，而其他人因受魔鬼诱惑没能遵守。在后来的版本中，如果一个男人在第一天晚上禁欲，他就会因屈服于恶灵的诅咒而死，这是性时代灵魂功能的逆转。然而，很明显，在这些后来的版本中，女性扮演着对情节发展极其积极的角色，就像多比传说中所暗示的那样。因为在那时，女人也对男人的死负有责任，尽管精神分析学家解释说，她那心怀妒忌的父亲是他们的掘墓人，是他的愿望导致了他们的死亡。他们因在危险的性行为中失去了灵魂而死。父亲想把女儿留给自己也源于灵魂信仰。这样做代表着他想拯救这个孩子的灵魂，尽管是用性的方式，就像普遍的近亲通婚愿望一样。

比起用性时代的方式讲述近亲通婚，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更清楚地保留了隐含其中的灵魂信仰。[5]根据赖岑施泰因的说法[6]，如果父亲没有子嗣，就可以将他的女儿作为儿子来抚养，而且只能将女儿嫁给在交战中战胜她的男人。然后，追求者必须按照通常适用于女性的程序，经历部落的加入仪式。这一想法无疑起源于父亲，他没有儿子，希望自己在女儿身上继续活下去。这在灵魂时代以她成为男性作为象征，在性时代则以乱伦的性交作为象征。在某些原始部落（如马六甲的一些部落、苏门答腊的巴塔克人、西里伯斯的阿尔弗尔人），父亲首先与女儿发生性关系。这不仅是为了保存他的灵魂（于她体内），也是为了拯救她未来丈夫的灵魂。于是，那个丈夫娶到的是已经怀孕的妻子。

然而，我们在后来的传说中发现，是女儿自己（而不是她的父亲）提出了各种力量或智慧的考验作为赢得她的条件。所有这些都与在新婚之夜对女儿的性征服有关。在这里，这个在《多比传》故事中被描写为被动的女人角色是主动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男人的命运取决于他在旧的灵魂信仰中对性的态度。在多比传说中，他因为屈服于性诱惑而死亡。作为生育者，他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在后来的传说中，如果他屈从于禁欲的旧习俗，也就是说，如果他拒绝承认现在以女性为代表的新的性世界观，他就会死去。在这个阶段，女人要求男人具备之前可以使她受孕的神所具有的品质，尤其是力量和勇气。

这里我们处于性时代的一个发展阶段，关注如何克服根植于灵魂信仰及其永生信仰中的男性性焦虑。与以日耳曼布伦希尔德为代表的强壮、男性化的女人作战真正需要面对的是男性的性焦虑，而不是女性的反抗。男人的压抑真实地反映在一过程中。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女英雄具有男子气概，她们只有在代表属于男性的性抵制的情况下才会像男性那样去战斗。这也与这一事实有关，即父亲的男性心理将他本人视为女儿的丈夫，因此很难让女儿屈服。无论如何，我们都看到女儿为了无子嗣父亲的利益而具有男性特征。这是建立在灵魂信仰的基础上的，与她生理上的俄狄浦斯角色正好相反。

男性的性阻抗

要理解生活中关于性的心理意义，我们必须把性从性时代的描述方式重新还原为灵魂时代的初始描述方式。正如在战胜强壮的女性时，我们发现男性的性焦虑投射为女性的性阻抗，所以在我看来，男性对月经期女性的禁欲似乎只是利用这一现实来证明他的阻抗是合理的。这没有生物学上的原因；正相反，此时的女性似乎更容易接受性行为和受孕。[7]月经为男人提供了一个很受欢迎的借口，他可以在危险的女人面前焦虑地犹豫着。这同样适用于处女禁忌，弗洛伊德以同样的方式解释“贞节禁忌”也是如此，即从男性角度对被否认之灵魂的观念进行心理分析（psychologizing）。[8]

虽然对自己灵魂的极度焦虑贯穿于男人的“审判之夜”的传统中，但是女人的主动部分也不能忽视。就像伊甸园里的邪恶之蛇，她鼓励甚至引诱，代表着夏娃和男性的性冲动，这两种含义与蛇作为灵魂动物（赋予生命者）的原始意义相一致。从男性的角度来看，这在心理上意味着女性的诱惑和性魅力会让男性变得无忧无虑，并拿自己的灵魂冒险。从女性的角度来看，更深层或许也是更实际的动机可能起到了作用，目的在于让女人不受男人的支配，让男人放弃犹豫。

首先开始的是男性被迫承认他的精神父权，这在我们的民法中得到了验证。这种认识来自他克服了用个人永生来换取生殖永生的阻力，而后者起先由女人、后来由孩子代表。这种阻抗自然不会出现在妻子身上，因为她的孩子实际上保证了她的永生，而丈夫只有通过复杂的个人和社会成就才能做到这一点。与此同时，在女性的第一次从男性灵魂信仰中解放出来的努力中，她为她的灵魂载体地位被正式承认而战斗。当这种信仰被性世界观所压制时，女人开始获得她有意义的角色。

从生物学和灵魂的角度来看，女人代表着有生殖能力的性别，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抗争。爱尔兰米利安人关于普赛克的神话就是这样的象征。在这个神话中，我们认识到性的灵魂化或精神化开始于古代，只是由教会把这两个领域分开过，然后在中世纪宫廷式爱情中又得到恢复，并在浪漫爱情中达到顶峰。现代科学把对灵魂和性的研究都归入了生物学，这导致了我们不得不用心理学研究今天的爱情。

聪明而又愚笨的英雄

从一开始，认知因素在整个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双重作用，促进和抑制意识的发展。从《圣经》中的人类堕落（指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意旨而被迫离开伊甸园）到童话故事，所有的传统都表现出对性的认知。这些认知在灵魂时代被男性所抵制，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也受到抵制，被看作一种由死亡实现的诅咒，即永生的丧失。在著名的神话中，普赛克认出伪装成动物（图腾）和灵魂（隐形）的丈夫，这给他的肉身带来了痛苦和死亡。普赛克认识到爱神厄洛斯的精神意义会帮助他达到永生，而认识到他的性意义则会毁掉他们的幸福，使他丧失永生。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的一个典型主题：主人公（英雄）装傻来否认威胁灵魂的性认知。帕西法尔（Parsi-fal）[9]的原型是纯洁的佩罗尼克（Peronnik），他利用“迟钝”——不是对性的无知，而是假装没有经验——逃脱性诱惑，因此赢得了神圣的象征——圣杯。[10]他的继任者罗恩格林隐瞒了他自己的人类身份，把自己变为一个谜呈现给女人。[11]后来的传说围绕着这位聪明的英雄展开，他的天才不在于解决性问题，而在于他足够聪明，尽管他了解并明白性，但是他能够保护自己免受性对灵魂的威胁。

在这整个错综复杂的思想体系中，典型的发展阶段出现在图兰朵传说中。在这里，不是父亲给女儿的追求者安排艰巨的任务，而是女儿自己违背了她的父亲即图兰（Turan-doht＝图兰的女儿）的意愿，给那些追求者出了难题。她的任务不是测试力量，而是猜谜语（这是对洞察力的考验）。让国王和整个宫廷都非常高兴的是，在许多追求者因这位“残忍”的公主而死之后，隐姓埋名的卡拉夫王子（Prince Kalaf）解开了这个谜。我们注意到这位隐姓埋名的王子同情绝望的公主，答应了她的请求：如果她猜出他的名字和出身，就推迟新婚之夜。这里我们看到男性初夜禁欲的主题——王子抵制住了性感的、试图揭开刺探他的真实身份这一秘密的公主侍女的诱惑。在这个阶段，父亲不再与女儿的追求者竞争[12]，而是跟他们站在一起反对她。换句话说，男人们联合起来对抗妻子从男性灵魂信仰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最初努力。图兰朵对抗着丈夫，并按照古老的灵魂信仰来控制她的父亲。与此同时，她通过丈夫反抗父亲，因为性时代的新父权剥夺了她的某些自由，把她作为配偶和情人交给了一个男人（父王，sire），就像她以前被父亲独占一样。

女性的性自由

希腊的海伦传说中包含对应另一个文化阶段的类似主题。人们可能会说，这个传说讲述了两个女儿在婚姻中继续为性自由而斗争的故事。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更详细地讨论的那样[13]，我们在海伦这种女性身上看到了所残存的母系氏族妇女的态度，以及与之相关的群婚（与兄弟）。后者被摩尔根[14]之后的人种学家认为是性进化的一个普遍阶段，还有许多人认为这是婚姻（一妻多夫制）的原始形式。[15]海伦传说基本上描述的是一群兄弟与一个女人的婚姻，这在特洛伊的相关传说中仍然显而易见。我们在这里看到狄奥斯库里兄弟（the Dioscuri）[16]，即卡斯托耳（Castor）和波鲁克斯（Pollux）向绑架了他们的妹妹海伦的忒修斯复仇；归来的阿伽门农（与他的兄弟墨涅拉俄斯即海伦之夫形影不离）被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杀害；尽管类似的传说让其他人（如得伊福玻斯）成为海伦的合法伴侣，但特洛伊兄弟之一帕里斯是海伦法定配偶。在海伦传说的史诗中我们感兴趣的是群婚者之间的公开争斗，而这种争斗源于一种灵魂信仰。在其中，肉体上的父权不发挥任何作用，而新的父权则是在性时代才发展起来的。让我们把这称为丈夫的权利，因为他使妻子怀孕，他坚持要独占他的妻子；而在母系时代，女人不属于任何一个男人，因为她是集体灵魂载体（图腾）的人类代表。这给了她宗教地位和尊贵的社会地位，为此她在性时代与她的父亲-配偶和男人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男性经历的重大变化可以简单地概述如下：起初他的角色只是性方面的，授孕只能由合适的灵魂载体（神灵、图腾、上帝）来完成。随着性时代的到来，灵魂的载体变成了人类女性（母亲）。这种母权给了女性在社会和精神（宗教）方面如此巨大的优势，以至于男性不得不为自己的永生做些什么，其天然的基础已经被性认知瓦解了。在母系制度中，他的孩子们并不是生殖替代品，因为他们属于母亲，不知道父亲具体是谁。

在此，我看到了一种可以让男性克服来自灵魂信仰的性阻抗动机，并使男性进入父亲的角色，由他的孩子来确保生殖永生。他必须证明他的父亲身份，这意味着他要独占这个女人。就像整个新秩序的其他部分一样，这只会让女人感到悲哀。因此，她要为自己原有的权利而战。她尤其无法接受她的配偶篡夺并替代神圣之父（sire）。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希腊英雄的战斗都显示为男人的权力斗争。这是一种使他的神圣角色合法化的手段，即使他有时被女人打败（例如大力神赫拉克勒斯）。[17]

例如，最初在神话中，帕里斯保留了他作为神圣父亲角色的一些特点；但在荷马的叙述中，与海伦强壮的配偶墨涅拉俄斯相比，他弱不禁风。在后来的版本中，在帕里斯眼里，最初的诱拐不那么重要了。他像聪明的解谜者一样，拒绝了婚姻女神朱诺，根据古老的灵魂信仰选择了非法授孕对象维纳斯。勒达与天鹅（灵魂之鸟）结合后生下海伦，海伦本人则代表拥有母权的女性所体现的不朽灵魂。围绕着这一灵魂，人类、英雄和神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唐璜的形象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聚焦于基督教文化的系列内容，来了解精神化的灵魂信仰方式如何影响了性时代，并导致其衰落。与大众观点相反，唐璜传说关注的是基督教影响下性的精神意义，而不是肉体意义。[18]在我看来，唐璜以特殊的形式体现了英雄主义的最后一个典型。在基督教反性主义的影响下，他以古老的灵魂信仰捍卫他对女性的优先占有权。

从这个角度，我们考虑一下唐璜与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然后更仔细地审视他本人。就像神圣的赐孕之灵一样，他不与男人竞争。他不会为了赢得女人而杀死男人，就他的本性而言，他超越性竞争对手。他天生的对手不是男人而是女人，对于那些他无法用魅力征服的人，他就用狡诈的手段征服。以合法情人（丈夫）的名义俘获性快感，是唐璜这个角色经久不衰的优势之一。希腊安菲特律翁传说中也有类似的主题。他不是以平等的而是以一个绝对胜者的身份——就像宙斯一样——与那个肉眼凡胎的丈夫较量，因此他必定取得胜利。

合法的情人身份是唐璜这个人物的必要条件。唐璜的突出特点是他不想干掉、排斥或取代丈夫，只想欺骗、偷他的女人。显然，这个角色只是原始灵魂信仰接近末期的形式。在这个时期，意志顽强、能力非凡的人代替了图腾和神灵，有权利和义务用他的灵魂物质使女人怀孕。这种权利原本是一种神圣的习俗，后来变成了轻浮的恶习，所以“英雄”不得不用武力从那个丈夫手中夺回，用诡计从妻子手中夺回。

仔细观察，唐璜与女性的关系似乎并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他不太关心性目标（他知道他将有权利获得这些性目标），而更关心上述提及的方法和条件。如果这个女人没有合法的丈夫，就无法吸引他。这个问题并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受损的第三者”（wronged third party）那种轻浮诱惑。唐璜的角色不是把一个女人从她丈夫身边夺走，而是抢在他之前得到她。与一位许配给另一个男人的女人发生婚前性行为原本意味着扮演各种各样的图腾角色——赋予生命的神灵的角色，但绝对不是父亲的角色。出于同样原因，唐璜只想“拥有”这个女人一次，而不是永远。对唐璜传说的文学处理，尤其是在浪漫主义者中，是将他诗意地描述为恶魔。他不太被肉体所吸引，更多的是被灵魂所吸引并为之奋斗。

这种描述包含某种古老的灵魂信仰，其基督教化的元素构成了整个唐璜传说的基础。由于某些浪漫主义者的发掘，唐璜的形象在这方面与浮士德有关。在最初的传说中，浮士德是黑魔法之王，而不仅仅是温顺的学生。歌德是浪漫主义的真正先驱，他首先把浮士德塑造成一个追求真理和个性的高尚斗士，将恶魔的部分分离出来，并将其作为诱惑者展现在世人面前。相反，唐璜形象的本质是英雄中的魔鬼，他的人性特质存在于他的奴仆身份和灵肉双重之躯中。[19]这种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是唐璜和魔鬼之间的一种同一性。这种关系似乎很明显（除了在一些文学典故中），研究该作品的学者们不会看不出来。没有发现这一点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我们对魔鬼的意义知之甚少。也许，一旦我们从原始的灵魂信仰及其转变中看到了这种同一性，唐璜的形象就能比宗教更能告诉我们它的本质。

魔鬼的性角色

起初，唐璜的形象与我们所知道的魔鬼并无二致：表现出放荡不羁的生活欲望，尤其在性方面。但他与不朽的灵魂——古老的灵魂信仰——之间同样重要的关系只能通过他的这一性特征来理解：他作为性时代的残存势力，在与新的基督教灵魂信仰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在教会将灵魂从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宣称神灵授孕伴随着灵魂不朽之后，神将灵魂赋予生命刻上了魔鬼淫乱的烙印。因此，魔鬼变成了邪恶的、被禁止的性的人格化形式。由此，对来生的信仰重新确立了，魔鬼得不到永生。

因此，魔鬼象征着注定死亡的性时代的灵魂，就像基督教上帝在重生的儿子身上塑造不朽的自我一样。精神上帝必须具备性时代的一些特质才能生存。因为这些特质与新的观点相冲突，古时的灵魂之神（soul-god）的一些特质（例如，动物性：角、尾巴和爪子）贬值了，成为魔鬼的属性。魔鬼代表堕落的性意识化的灵魂（sexualized soul），它源自基督教永生信仰，正如上帝代表生殖永生的灵魂概念那样。这些角色最终完全颠倒了：亡灵的授孕行为，尽管被认为是纯粹精神上的，在性时代经由对父权的承认而被看成与性相关，直到最后，在基督教中，性授孕被认为仅仅是肉欲的暂时满足，没有任何精神上的意义。

我们在唐璜的形象中看到了在灵魂信仰这个阶段。在新的基督教灵魂信仰中，他同时代表了负责授孕的古代神圣英雄和魔鬼受诅咒的性行为。我们必须把女性在这种情景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前面的主题联系起来。

随着性时代的开始，女人开始反抗她的父亲及其占有，然后是她那要求同样专有权的丈夫。在唐璜的传说中，她与她的情人兼父亲（sire）斗争，虽然她曾经是他的盟友（例如在海伦神话中）。要理解女性态度的这种变化，我们必须了解随基督教逐渐发展而来的两性间的爱情体验。基督教产生于逐渐去精神化的原始社会和古代无神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一个普通人最终都成为生育之神的世俗代表，每个女人都是灵魂的载体和保护者。换句话说，魂灵的尘世代表——丈夫与妻子——不仅赋予孩子灵魂，而且作为爱的伴侣赋予彼此灵魂。在这里可以找到精神之爱的起源，以及理解它为何出现在（普赛克式的）民间故事中。故事中男女主人公赋予被施了魔法的动物形象的情人，或者没有灵魂的情人以灵魂，只要没有人超越底线去窥视恋人原来的人类形象。

灵魂之爱

在揭示其“真实形态”（true form）的唐璜传说中，女性需要为自己的精神权利得到承认而斗争。因为这个魔鬼似的主人公只追求性快感，不履行他的庄严的生殖角色，他不仅欺骗了孩子，在这个道德和社会秩序的阶段，也欺骗了女人。在对唐璜的文学描写中，女人复仇的原因不是性的背叛，而是灵魂的背叛。这种被女性视为“耻辱”的背叛，成为男性荣誉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与这种女性化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是，在所有有关唐璜的作品中，男主人公通常因初恋而死。他对他的初恋并“不忠诚”，因为他欠她的是他的灵魂。男人执着于旧的信仰，想要逃避授孕的责任，却无法拯救灵魂，因为没有女性化的性意识形态，灵魂就无法存活。

一开始，女人相信男人会永远拥有她；但现在，这种信念不再驱使女人屈服于先拥有她的男人。在有关唐璜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女性第二次尝试从性时代的灵魂信仰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这一次不是针对父亲和丈夫（就像在海伦和图兰朵的故事中一样），而是针对不合法的情人。他的角色从精神上转到肉体上，从神圣的转到邪恶的。情人被证明是来自古老灵魂时代的神圣之父在肉欲领域扮演的角色。他的这一精神角色解释了许多三角恋爱中看似难以理解的情况。

一直与我们的社会道德息息相关的这种性关系的转变，源于男人创造的灵魂信仰。女人在这种信仰的逐渐压制和转变中起着重要作用。最初，在把自己交给她的凡人丈夫之前，她受孕于神圣的灵魂或其人间的代表。这不仅是女人的责任，也是一种宗教荣誉。从丈夫坚持这一习俗（以保持他对永生的期望），到女人对这一习俗逐渐加以抗拒，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对婚外性的道德评价。当男人的灵魂信仰变得“不合法”时，他就坚持在婚前和婚外性行为中保留对这种信仰的默认特权，而女人和母亲则从这种在精神上空虚的出轨中畏缩。如果早期的特权阶级的男人们（牧师、国王、英雄）只是神圣灵魂的性工具，那么现在处于被贬低的阶级的女人们（女巫、妓女）则成了追求没有灵魂的性快感的工具。

这是从古老的灵魂信仰中衍生出来的一种彻底的道德和精神上观点的转变。在早期，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女人结婚前通过他们特殊的灵魂力量使其受孕的，另一类是和她发生性关系的。后来，女性被划分为两种性类别，区别也同样明显：一类是妓女，继续为旧的、被取代的男性灵魂信仰服务；另一类是那些被男性承认为子女母亲的女性，在新的性意识形态下，男性不得不将自己的灵魂奉献给她们。

随着对唐璜作为一个人格化的魔鬼形象／人世间的魔鬼形象的讨论，我们从原始的灵魂信仰，经由对该信仰的性意识化，进入了当今的心理时代。从原始舞蹈、祭祀到希腊悲剧，在宗教仪式和祭礼中，精神（神圣）过程的人格化代表发挥了主要作用，并在基督的故事中达到了戏剧性和悲剧性表现的顶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戏剧化阶段，我们迎来形式上的一个新的、重大的发展。唐璜，因其与魔鬼的联系代表被谴责的性意识形态。他让我们意识到，在这个新时代，不仅有一种以人类的名义来代表旧的、传统的灵魂象征的企图，而且还试图使它们人格化——这是为了合理地描述它们，并且以一种我们必须称为心理学的方式解释它们令人费解的品质和行为。用动机来解释遵循了时代的精神，对此剧作家有意识地进行了描述，却又无意识地反映了灵魂之来源。

莎士比亚的心理刻画艺术

在第一部唐璜戏剧出现在痴迷巫术的西班牙的时候，进行着宗教改革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戏剧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在莎士比亚身上，我们看到了标志着心理刻画到达顶峰的戏剧传统。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审视他作品中的艺术性和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唐璜一样，早期小说和戏剧中的神话或历史灵魂内容，现在被剧作家充分人格化了。莎士比亚从传统中借鉴了不同灵魂类型的心理特征，并赋予它们人类的形象。由于灵魂意义令人难以理解，莎士比亚帮助我们从心理的角度理解其中的动机。莎士比亚把原始的灵魂主题（后来在人类行为中表现得很明显）表达为某些性格类型，因此他成为第一个西方心理学家。科学心理学，尤其是性格分析，仍然在他的作品中有用武之地。

在此为了提供详细的证据，我们需要研究莎士比亚的素材来源、年代和个人经历。[20]我需要明确灵魂信仰从性时代通向心理时代的发展路径。在乔凡尼·菲奥伦蒂诺（Giovanni Fiorentino）的小说中，人们可以看到有关男性初夜禁欲以及女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内容。乔凡尼·菲奥伦蒂诺的小说触及了这一古老的灵魂母题，莎士比亚以此为基础创作了《威尼斯商人》。[21]

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威尼斯商人发现因资助了他的养子詹内托（Gianetto）去追求美丽可爱的贝尔蒙特女士（Lady of Belmon-te），自己身陷债务。第一天晚上，贝尔蒙特女士给追求者们下了药，第二天早上就把他们赶走，抢走了他们所有的财产。这个固执的年轻人受美丽的女士的迫使两次不得不禁欲。根据原始的灵魂信仰，这种克制代表着男人的愿望。第三天晚上，由一位女仆提醒，他避开了安眠药，赢得了这位女士。他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灵魂，只有在禁欲之后才会放弃性阻抗，以遵守灵魂信仰的原则。

夏洛克与魔鬼的约定

如上所述，如果我们将男性对灵魂焦虑的“解释”投射到反抗的女性身上，那么在《威尼斯商人》中，这一性主题就被彻底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小说式的”盒子选择。这是在以象征的手法保留与原来主题的联系[22]；男主角留下两个盒子没动，只打开了第三个。此外，整个情节，包括交织其中的有关鲍西娅的情节，都作为背景来陪衬夏洛克这个角色。在小说中夏洛克以人的形象出现，但并没有被赋予灵魂或心智。这使他成为魔鬼的化身。事实上，经过更仔细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情节中备受争议的复杂法律条文实际上是一份与魔鬼签订的正式协议。通过该协议，灵魂被当作金钱来典当。而备受批评的诡辩式结局，并不是由于“天神下凡”（deus ex machina），而是由于“凶神解围”（diabolus exmachina）：魔鬼被骗走了自己的利益，于是很自然地，想要的不是金钱的回报，而是以鲜血为象征的基督徒的灵魂。不信仰灵魂不朽的这位犹太人，更适合被描写为金钱恶魔，就像亵渎神明的唐璜更适合被描写为性恶魔一样。

和唐璜一样，重要的是这些明显的关系没有被更早地认识到。这表明了传统是如何将作品人格化的，以及莎士比亚是如何塑造他的角色的心理特征的。这种需要作家个人才能的艺术首次出现，当时，在基督教的影响下，逐渐衰落的性意识形态被灵魂教义（心理动机）所取代。因此，我们不应对在西班牙和英国剧作家之间找到另一个相似之处而感到惊讶。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对古老的灵魂素材进行了性格学诠释。这些素材在《唐璜》（Don Juan）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那就是复仇，或者是一个在坟墓中得不到安息的被谋杀者的复仇。毫无疑问，这位“石访客”（stone guest）与哈姆雷特的父亲的鬼魂不仅在外表上，而且在思想上均有相同之处。[23]

在《唐璜》中，唐娜·安娜（Donna Anna）为父亲的死复仇，因为他父亲没有儿子去这样做。哈姆雷特并不是没有能力完成同样的任务（虽然他最终完成了），他只是犹豫要不要报仇。传说用神话来讲述这种犹豫，剧作家则从心理上描绘它。莎士比亚对哈姆雷特问题的解释没有超出他自己的范围，因为他呈现的是对一个被遗忘已久的灵魂意义扩展的性格分析学和心理学解释。弗洛伊德也没有发现这个灵魂意义，他实际上将之埋没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莎士比亚通过刻画一种犹豫不定（忧郁、神经质）的性格类型，为主题和主人公的塑造提供了这种心理状态。这只能说明他犹豫不决，却并不能解释哈姆雷特为什么犹豫。弗洛伊德在性时代的意识形态中为潜在灵魂母题找到了一个原因，并不得不引入在那个时代产生的俄狄浦斯神话来进行阐释。但是，鉴于传统用神话的方式来揭示基本灵魂信仰（体现为装傻的主题），剧作家从性格学（基于心理抑制）的角度加以阐述，而精神分析则用性的灵魂意识形态（乱伦的愿望）进行解释。

我们可以从被杀者的幽灵中看到灵魂母题。他的永生是一个诅咒，因为灵魂被束缚在尸体上，不能转世。这唤起了儿子向谋杀父亲的凶手进行血腥复仇的责任，而凶手又反过来将这个儿子交给了为他复仇的人。通常，通过无休止的相互残杀，仇恨进一步导致家庭和部落的灭绝。我们可以在希腊神话（坦塔罗斯的儿子们，Tantalus's sons）、北美印第安人中，以及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其他地方找到这方面的例子。哈姆雷特被推定为血腥复仇者，面临着不断被杀的危险。他拖延复仇至少是为了延长自己的生命。[24]

哈姆雷特的形象

我们发现这个主题与更深层次的个人主义有关。传统的传说通过装疯卖傻的神话主题来描绘哈姆雷特的动机。装疯卖傻无疑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主人公宣称自己不适合去完成强加于他的任务。这就像聪明的奥德修斯在与阿特柔斯的儿子们争夺被诱拐的海伦时假装癫狂一样。（海伦对他来说算什么？）就我的意志心理学而言，这根本就是一种拒绝履行责任的表现，一种以无能为借口的不情愿。[25]在戏剧中，哈姆雷特的作者利用扮演傻瓜的传统策略来刻画他的主人公。基于心理上的一致性，莎士比亚从假装的癫狂中构建出一种近乎真实的癫狂，一种神经抑制型的性格类型，表示他现在无法做他以前不会做的事情。当我们关注主人公的意志冲突时，问题就内在化了。剧作家也认为这个问题纯粹是内部的，从哈姆雷特为什么不能复仇的问题转移到他为什么不愿意复仇的问题。在拒绝履行血腥复仇的职责时，我看到了儿子反抗父亲对自己生命和灵魂的控制权。

要从整个发展历史的范围和意义上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考虑永生在性时代是如何变化的。在我称为“英雄诞生的神话”（Rank 1909，1922b）广为流传的传统中，处于母系过渡阶段的父亲以不同的方式反对儿子——他拒绝放弃个体永生而去选择生殖永生。在绝望中，他试图杀死婴儿或将其暴露于危险之中（expose the infant）。这种行为与原始灵魂格格不入，但在“文明”民族的英雄传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原始灵魂中对精神继承者——他的孩子的任何反抗，都以相反的形式表现在灵魂时代的心智状态中，如产翁风俗（couvade），或“男性坐褥育儿”（male childbed）。这种前文明的普遍做法与性时代的婴儿暴露（child-exposure）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我认为父亲在精神层面的反应是自然接受孩子作为部落灵魂之载体。因此，父亲在分娩时变得虚弱（不是像母亲那样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因为孩子不再由图腾集体赋予灵魂，而是由父亲赋予灵魂。把自己灵魂的一部分交给孩子，会削弱甚至杀死父亲。在父亲的恢复过程中，这种习惯调和了对父亲角色的部分接受与集体的灵魂信仰之间的矛盾。

相比之下，性时代的“父亲”不想被他的儿子击倒或杀死，就像许多传说中所说的那样，而是为保全自己让自己的孩子被杀死或暴露于危险之中，通过儿子来延长自己的生命。克洛诺斯吞食他的孩子，以及北欧神话中阿尼国王（King Aun）的事迹和其他类似的故事[26]，都与恢复一个人的灵魂物质有关：父亲试图通过吞食他的儿子来实现这一点。从肉体上“摄取”父亲浪费在儿子身上的灵魂物质，到后来成为一种合法最终也是“道德上”的吞噬。在《哈姆雷特》中，这是对死去的父亲的责任，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幸福。

拒绝为父报仇——像神话中那样通过装傻，在心理上通过意志抑制——儿子想要扯断他们的灵魂纽带，就像父亲为了阻断自己灵魂的延续所做的那样。桀骜不驯的儿子首先想要拥有自己的个体性，但也希望赢得永生。他否认了儿子的角色，也否认了父权的存在（在灵魂时代，父亲们否认这一点）。他又回到了原始的灵魂信仰：他是由神灵而不是由性孕育出来的。

在性时代的许多神话中，这种原始的灵魂观念象征性地体现在母亲的受孕之梦中。这样的梦取代了神的授孕，反映了在这个（母系）过渡时代母亲所扮演的保护性角色。

回到儿子那里：装傻使得对性认知的原始否认起到了从父亲那里解脱出来的作用。在故事中，哈姆雷特受到了著名的性考验：他了解性吗，还是他是个傻瓜？他承认性吗？他承认来源于父亲吗？如果是这样，他必须进行血腥复仇。哈姆雷特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以及其他对他的考验。当有人偷听时，他没有去碰那个年轻女人（禁欲），但他却又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引诱她。在这部戏剧中，哈姆雷特表现出了莎士比亚典型的对女性的排斥。哈姆雷特禁欲并宣扬禁欲（甚至对他的母亲也是如此），同时又假装是一个淫秽的傻瓜。对他来说，性完全是肉体的，没有灵魂的成分在其中。

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发展出对神经质性格的研究。这种优柔寡断是子女时代（filial era）出现的一个古老灵魂主题的心理版本，表现为儿子不愿履行父亲所赋予的责任。他想要坚持自己的个体性，而不是为死去的父亲牺牲自己。但作为一个个体，他也必须回归到个人永生的古老信仰中。他想拯救自己的生命和灵魂。

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哈姆雷特表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所有神话的儿子主角（son-heroes）中都有体现。这样的英雄（如阿喀琉斯）在某些方面是无懈可击的，而他的灵魂被施了魔法，抵御住了所有的攻击——尤其是来自他父亲的——直到他的人生使命完成。这种肉体上的保护来自母亲（在出生神话中），并体现在母系社会的灵魂意义上。他把自己的灵魂和永生归功于他的母亲，而不是他的父亲，尽管他的父亲想将之夺回来。母亲作为儿子的盟友（在《哈姆雷特》的第一稿中）站出来，通过将另一个孩子作为儿子的替身来欺骗自私的父亲。通过那个孩子的牺牲（即被暴露），父亲得到了安抚，儿子得救了。故事中，这个替代的孩子是男主人公的双胞胎兄弟，从而让我们认识到主人公灵魂的双重性。如果需要拯救主人公的生命，其中一个灵魂就会防御、保护甚至会死去。

这种双重灵魂——一个终有一死，一个却永生——被北美印第安人刻画得淋漓尽致。对他们来说，这种双重性将个体和集体的灵魂融于一体。令人惊奇的是，个体的起保护作用的灵魂是与集体的图腾灵魂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与个体的具身灵魂绑定在一起的。[27]具身的双重灵魂不再像在前泛灵论时代那样能在死亡中存活。它虽然被图腾式的集体灵魂所取代，但仍然被视为一种个体的起保护作用的神灵。

从灵魂信仰到心理学

传说和戏剧中的哈姆雷特抵挡得住所有的攻击，这种刀枪不入的特质表现在他的（双重）保护神——霍拉旭（Horatio）的身上。还有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哈姆雷特是被带毒的长剑杀死的——似乎普通武器做不到这一点。就像他的英雄前辈一样，哈姆雷特的保护神一直伴随他直到他完成任务。这一过程考验并证明了他的永生，使他从子女的角色走向了成年人的角色。他的死而复生也证明了他有能力经受住来自冥界的考验。不像他父亲的鬼魂，他作为一个活着的英雄回来要求复仇。这一次是为了他自己，回击对他自己的生命和幸福（由奥菲莉娅代表）的威胁。这是故事的转折点，不是因为哈姆雷特已经掌握了国王杀人意图的证据，而是因为这是针对他的。哈姆雷特现在可以以自卫的名义报仇了。他把父亲指定的责任变成自己的意志的行为，或者说是自主的行为。

这就是命运和意志、个体化和生殖的问题。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儿子作为灵魂的接受者和传播者的生殖任务与他作为不朽灵魂的守护者的个人生活任务之间的冲突，被诠释为子女时代的类型心理学（type-psychology）特征。重要的不是古老的灵魂主题仍然在作品中萦绕，并且可以用自然神话或性心理学来解释；更确切地说，这是个人在子女时代对这些主题的新定位。由此产生的性格类型学表现出从灵魂信仰到心理学的转变。

乱伦的主题只能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它植根于已经从精神（spiritual，母亲）阶段转变为儿子的心理表达方式的内容中。只有在父权中，性意识形态才得以保留。事实上，儿子与被杀害的父亲遗孀的婚姻是性时代永生愿望的表达，这也反映在相应的自然神话中。正如研究者们所指出的那样[28]，古老的冬之神的神话和崇拜是这组传说的基础。冬之神被他的儿子春之神杀死了，春之神想要娶他的母亲即大地。这个有关自然的神话通过将它自己与自然过程的类比，以准科学的方式证明了人类的永生。神话中所出现的乱伦让性回归到为个体的永生服务之中，因为人类作为儿子被母亲再生。在这个传说中，哈姆雷特在前往英格兰之前（意为“死亡之地”［land of the dead］，中世纪德语Engelland则是“天使之地”［angel-land］的意思），告诉他的母亲在他死去一年后举行他的葬礼，并说他会回来参加。（在剧中，经历了海上的磨难后，他出现在墓地，从奥菲莉娅的坟墓中站了起来。）

性格学对女性的贬低

尽管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存在着合法性-历史性或心理性欲的（psychosexual）解释，但血腥复仇和乱伦都被否定：前者服务于父亲永生意识形态[29]，后者服务于性时代孩子的意识形态。莎士比亚之前的伊丽莎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深受古罗马悲剧作家塞涅卡模式的影响。塞涅卡的悲剧中充满了乱伦和血腥复仇[30]，但伊丽莎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几乎没有暗示这种内在冲突。莎士比亚以他自己的方式强化了这一具有舞台价值的主题，通过性格类型从心理学角度诠释了古老的理智化和性意识化的灵魂素材。

邪恶的灵魂掠夺者夏洛克变成了一个骗人的小律师；哈姆雷特关注于自己的灵魂，在责任面前犹豫不决；格特鲁德（Ger-trude）失去了母性的尊严，成了一个放荡的情妇。莎士比亚通常描写性格恶劣的女人，把难以解释的灵魂问题心理化。在性时代初期，女性被尊为灵魂的载体，在母系制中占有重要地位。传说中的海伦还不算“坏”，但男人们被她的女性魅力所感染，为她而战，为她那不朽的灵魂而战。至于不朽的灵魂，最后以具有母性的女人（包括玛利亚）作为灵魂的承载者来表现。随着教会的兴起和对魔鬼的信仰，女人从灵魂的代表变成了没有灵魂的性的象征，直到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她在性格上是恶劣的，就像莎士比亚笔下邪恶的男性，比整个人类更能象征卑鄙的情感。他笔下的女人是如此邪恶，以至于我们只需要回忆一下克莉奥佩特拉、麦克白夫人、“泼妇”（shrew），或格特鲁德来就能理解李尔王或泰门的厌女症。一个例外是那个女儿（奥菲莉娅），尤其是在莎士比亚晚期创作的戏剧《暴风雨》中，因为没有儿子，需要后代，莎士比亚最终转向了他的女儿。尽管他自己的不幸婚姻生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让他在作品中把女性塑造成堕落的角色，但似乎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位新兴剧作家的国家——英国——是由一位女强人统治的，女王象征着崇高的母权，但也象征着残酷的女性统治。

《哈姆雷特》的出现也许是出于莎士比亚对父亲去世的感受，以及他自己年幼夭折的儿子哈姆雷特留给他的痛苦记忆（参照弗洛伊德），这样的想法与我们把戏剧解释为灵魂信仰的冲突相符。但是哈姆雷特（莎士比亚的儿子）死亡的细节还不清楚，而且初稿的日期也不确定（暂不考虑托马斯·基德的《哈姆雷特》剧本的初稿）。所有这些来源、人物原型和草稿都使这一素材能引起情感上的集体共鸣，这是像永生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所要求的。

哈姆雷特对这一主题的思考，尤其是在他的第一部独白（《生存还是毁灭》）和最后一部独白（墓地场景）中所做的思考，堪称文学创作中的丰碑。尽管鬼魂出现了，哈姆雷特却再也不相信人死后还有来生（“没有一个旅行者从那里回来”这样的表达让人想起了塞涅卡）。然而，与他那个时代富有活力的文艺复兴者（克劳狄斯、福丁布拉斯）不同，他并不极度珍视世俗的生命和那些人活着的方式。随着主题的展开，他既不能体面地活着，也不能光荣地死去，除非他进行了血腥的复仇。这项任务对他来说不是太难，也不是遥不可及。他与问题本身的斗争是由外部强加的，而不是由内部产生的。

哈姆雷特代表了性时代和父系统治的产物，这种类型的儿子（filial type）想要成为一个自由、自主的个体，而不是儿子本身——父亲的复仇者和母亲的配偶。这种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残酷无情发展到捍卫自由和伦理的意识形态，出现在德国宗教改革期间，主要表现在宗教上与永生（放纵）和自由意志这两方面问题的斗争。但我们只对纯粹的精神意识形态感兴趣，这种意识形态总是决定现实，最终迫使儿子——受压迫的无产者——采用被我们认为是个体灵魂信仰最后之表现的心理倾向。

注释

[1]对此特别杰出的综合性研究，参见Miller 1928。对动物习性的一般性介绍，参见Alverdes 1925。

[2]埃及神话中的爱神。——译者注

[3]我之前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Rank 1922a）。

[4]参见Rank 1911b。接吻似乎也来源于对口腔授孕的灵魂信仰。也许意大利语表达方式donna basata mezza ciavada应该这样来理解：受孕实际上是通过接吻实现的，这之后的性交几乎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5]Rank 1926b，chap.11.

[6]Reitzenstein 1923.

[7]也许贞节之夜的天数（三至四天，在这期间男子必须禁欲），相当于月经的平均时间。［兰克认为月经与排卵期一致的说法是错误的。——译者注］

[8]斯宾塞（Baldwin Spencer）和吉伦（Francis Gillen）将澳大利亚中部一些部落实行的切去阴蒂做法描述为一种巫术仪式，目的在于保证受孕，为发生性关系做好准备。这似乎是夺去少女贞节的替代做法。也许实施割礼的想法也与血的精神意义相关，这就如同通过血统联系建立起灵魂之间的关系那样。因此在灵魂信仰之下，童贞毫无意义。直到性时代童贞才开始受到重视，这时其目的是确保男人可以拥有他的妻子和孩子。

[9]亚瑟王传说中寻找圣杯的英雄。——译者注

[10]参见Junk 1912。

[11]参见Rank 1911a。

[12]在泰尔的阿波洛尼乌斯（Apollonius of Tyre）的拉丁故事中，安提奥卡斯（An-tiochus）国王给他女儿的追求者出了一个谜语，这个谜语变相地描写了他和女儿之间的乱伦关系（参见Rank 1926b）。另一个波斯公主问她的追求者一个问题，涉及她与一个丑陋的巫师的秘密恋情，她把巫师藏在地下密室中，并与他生下了两个孩子（Haxthaus-en 1856，1：326）。在这里，无形的（隐藏的）、动物的（丑陋的）生育后代者与合法的追求者再次形成了对比。

[13]我将以民间史诗的方式讨论这个材料。为此，我从1917年就已开始筹划此事。在民间史诗中可以找到与这些史前关系的相似事件（参见Rank 1917）。

[14]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译者注

[15]参见我对这些相关人种学素材的心理学解释（Rank 1926b，chap.13）。

[16]Rank 1926b，424。

[17]这是男人与即将到来的性时代斗争的一个典型的主题，我们将在对吉尔伽美什史诗的讨论中揭示这一点。

[18]参见Rank 1922a。

[19]参见Rank 1922a。

[20]我希望在本书的稍后部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分析莎士比亚。

[21]参见Simrock 1831。这是《佩科罗内》（Pecorone）第一天的第四个故事，大概源自《罗马故事集》（Gesta Romanorum）。

[22]参见Freud 1913。

[23]我已阐述过这些相似之处（Rank 1922a）。

[24]参见Kohler 1884，1885。

[25]参见Rank 1929c。

[26]阿尼把他的九个儿子一个接一个地献给了奥丁神（Odin）。每献一个儿子，他自己获得10年的寿命，尽管最后他卧床不起，只能像孩子一样被喂食（[Snorri Sturlu-son 1976]，chap.29）。参见我对其他类似传说的讨论（Rank 1926b）。

[27]参见Lévy-Bruhl 1927，100ff。

[28]从西姆洛克（Simrock）学派（参见Zinzow 1877）到默里（Murray 1927）。

[29]根据巴霍芬（Bachofen 1897）对俄瑞斯忒斯的传说（以及类似的传说）的深入分析，血腥复仇是在母系制的背景下产生的。只是后来，就像许多其他观念一样，它才为父权服务。

[30]参见Rank 1926b，232。特别是塞涅卡的《阿伽门农》中梯厄斯忒斯的鬼魂出现情节，这无疑是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鬼魂场景的原型。

第三章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啊，我心中藏着两个灵魂！

这对孪生的两者一个要和另一个离分；

追求肉体快乐的一个紧紧地——

用所有的感官抓住这个世界；

而另一个高飞在尘嚣之上，

在祖先的灵魂之间穿梭翱翔。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分］

在上一章，我们探讨了宗教的灵魂信仰，从性的永生观念，到这个观念转化为人性化的性格类型和心理解读，我们将此称为投射心理学。这些都是蒙上了心理学色彩的宗教和被性意识化的灵魂。这一古老的灵魂化身以人的性格为伪装，这种现象可以一直追溯到宗教时代的神和魔鬼，又因中世纪对鬼魂和恶魔的信仰得以保存下来，现在则是从内省心理学和科学的角度进行解释。

我们看到永生信仰经历了从前泛灵论的唯物论到科学心理学的演变，这就如同炼金术发展成为化学，占星术进化到天文学那样。但是，从灵魂信仰到心理学的发展更为深刻和重要，并引发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结果。自然科学也曾经属于人文领域：巴比伦占星术、爱奥尼亚哲学家的形而上学、中世纪黑魔法的炼金术。它们揭示了处于意识不同阶段的灵魂信仰：炼金术试图人为制造灵魂（矮人），占星术试图从星相来预测灵魂的命运。它们用不同的方式寻求个体不朽的保障，一种是与永恒的世界灵魂建立联系，另一种是有意识地了解灵魂的奥秘。

自然科学从抽象发展到具体、从精神发展到实践，而灵魂信仰起源于一个具体的、有意识的肉体形象，其存在的目的是确保永生，最终在科学心理学中以一种半神秘、半抽象、很难理解的灵魂概念结束。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科学还能让自己依然处在先前的灵魂阶段（在最后一章，我们将说明这一点）。然而，心理学是反灵魂的，因为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心理学不能以另一种形式保持对灵魂的信仰，不得不用灵魂意识来摧毁灵魂。

社会的灵魂集体

要理解这种发展，我们必须回到我在引言中提到的问题。按个人的方式理解，永生就是自己肉体的继续存在。在灵魂信仰阶段，永生进入了集体宗教体系（图腾崇拜）：宗教（religio）意味着结合或重聚。不同的永生信仰被统一到一个宗教体系中，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灵魂系统中个体被纳入社会群体之中。

如前所述，许多图腾之灵结合成一个至高图腾，这意味着灵魂的乱交或者是灵魂集体主义（soul-communism）。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氏族的所有女性都可以满足她们对灵魂的需求。人们试图保持个人永生信仰的最初努力（就像我在图腾崇拜中看到的那样），最终以集体灵魂的诞生而告终。集体灵魂成了永生的保障，但肉体自我的存在变成了一个人（从肉体自我分离出来）的灵魂在其后代中的集体存在。也就是说，在图腾崇拜体系中，个体永生以一种基于社会集体的精神再生形式而存在，而不是基于后来在性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婚姻生殖。

在这个阶段，在子嗣后代、孩子身上继续存在的并不是人们的祖先，他们也没有在图腾崇拜中得到承认。相反，死者的灵魂以各种动物和植物之灵的形式存在，并以这样的形式进入一个氏族年轻一代的灵魂中继续生存。这种以部落统一体表现出来的集体灵魂意味着一种社会性的相互保障，能够让个体在下一代中得到永生。部落成员对集体永生的共同承诺构成了前性时代严格而牢固的社会纽带。在那个时期，人们不得不放弃对个人永生的原始信仰，转而遵从部落的意识形态。

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诸如北美印第安人之间，以及许多欧洲国家仍沉浸于血腥复仇（仇杀）的那些人之间的深切仇恨。血腥复仇源于（与异族通婚有关的）诱拐妇女或杀害男性氏族成员，通常是因为这个氏族的灵魂承载者被带走，部落灵魂资源受到严重损失而进行的报复。血腥复仇在永生的账目上勾销了这笔债务，或者至少进行了报复。泛灵论时代的社会精神集体主义的特点是小单位（部落和宗族），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性时代由小的家庭组成的大的国家结构。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成员之间彼此熟悉的小的灵魂群体的存在呼应了有形的灵魂。有形灵魂最初被认为是可感知的，但在基督教中却具有普遍性和精神性。在性时代，基督教在扩展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国家组织中重新建立了部落的集体灵魂。在这个世界中，灵魂的观念从祖先转移到儿子，从死者转移到生者。

社会组织几乎没有对个人进行限制，这与后来人们的看法相反。更准确地说，它通过灵魂信仰创造了一种个人保护和自我扩展的形式。这种关注自我的形式以自然的血缘联系构筑社会。禁忌是指个人自愿的牺牲，不是外在的禁止。也就是说，与其说是为了大众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自我保护。它依赖于公共利益，并与公共利益相一致。道德和法律体现在公共利益中，这实际上是一种集体利益。性时代的意识形态塑造了集体的法律和道德观念，这些法律和道德观念接受个人作为一个生殖者通过他的后代从集体的角度保障他个人的永生。这种保障在法律上体现为他可以拥有妻子和孩子，在道德上有共同的义务，不破坏其他家庭群体的灵魂资源。性时代的特点在家庭结构中体现得最为典型。性时代把个体与集体联合起来，以保证他的灵魂安全。这种灵魂集体主义作为一种生殖永生的权利得到合法化，作为一种义务被道德化，以保障它不受伤害。这个体和集体这两种意识形态都与原始的集体灵魂观相冲突，因为在原始的集体灵魂中，个人对集体永生的贡献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信仰），而渴望个人永生则是对集体的冒犯（禁忌）。

家庭还是国家

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集体的灵魂信仰慢慢、逐渐地向家庭组织转变。作为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我们有了“母权”，这是性时代生殖永生信仰首次变得世俗、真实（社会）的体现。以前，所有的妇女都属于代表集体灵魂的最高图腾，而儿童则属于氏族。有了母权，孩子就是其母亲的孩子，尽管他的父亲仍然没有在个人永生中扮演正式角色。灵魂已经在图腾家族中构建起集体永生，而男性灵魂功能的不确定性依然阻碍其获得重要地位。这一点直到性时代才有所不同，那时集体原则被个体原则所取代。

男人只有在国家形成时才能在精神上接受父亲的角色。国家在加强其自身的法律和道德观念的过程中，宣布放弃神性，或者将其交给宗教。随着父权在罗马国家中得到充分的发展，男人的生殖永生得到了保证，因为他拥有他的妻子——甜蜜的灵魂（dul-cisanima），而他们的孩子是他事实上的奴隶。人们在国家中建立了这些权利的保护机制，保留着古老的集体灵魂。国家在法律和道德上，而不是通过宗教来保护集体灵魂。

这个群体从最初的否认父权（即集体永生）发展到建立法定的父权（即个人永生），从一个由灵魂组成的社会，即宗教，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外在的国家宗教的合法群体。这种国家和宗教同时存在（但不是通过彼此而存在）的新社会形式仍然维持着集体灵魂的幻觉，尽管这个强大的国家通过家庭而不是群体来保证个人的生殖永生。

由母权演变而来、对于男性而言的家庭永生，只有在国家保护下才会出现。这是因为国家保护婚姻的权利，同时也象征着前婚姻的集体永生。因此，原本为保护家庭而建立的国家会逐渐削弱和摧毁家庭。

家庭是建立在能够带来繁衍的性，建立在婚姻和继承法所保证的个体永生原则基础上的，而国家和宗教是残存的集体永生原则的保护。国家将其合法化，宗教将其道德化。国家和宗教在婚姻中的共同利益在于婚姻通过宗教约束力保证个人的生殖永生。

犹太教

在所有民族中，犹太人最成功地避免了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在个人通过孩子获得永生和通过群体获得集体永生之间，或者在宗教和性时代之间也是如此。适应性极强的犹太人最适合性时代的意识形态，为家庭牺牲国家，“像海边的沙子一样繁衍”而存在了几千年，而其他民族则因国家的过度扩张而灭亡。国家只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个人的家庭永生，因为家庭永生也代表了古老的集体永生。随着这种情况变得更加虚幻，国家要求个人做出更大的牺牲，以牺牲个人的利益来保护国家。相比之下，犹太人的国家则表现在他们的宗教中。其彻底的现世取向排除了来世，专注于家庭的生殖永生。[1]与之完全相反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将犹太人标记为一个注定要在地球上生存的个人主义者（“永恒的犹太人”［亚哈随鲁，“流浪的犹太人”］）。

基督教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宗教中保存了家族的社会集体灵魂，而这在法治国家已经瓦解，它的最高图腾（国王）也已经被剥夺了赋予生命的职责。犹太教极力保持住世俗集体组织的存在和家庭的性基础，基督教重申不朽的灵魂的意义，让永生存在于来世，这个来世具有尘世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教和基督教是不同的，不能在历史上或宗教上进行比较。它们代表了灵魂信仰的两个极端——今生与来生。这两个极端通过灵魂的集体转世统一于图腾崇拜中，然后植根于社会团体中。犹太教丧失了世俗的地位，固守着家族性永生的意识形态，并将其视为一种宗教理想；而基督教则成为一种世俗的力量，（在中世纪）受到各国君主的尊崇，这种力量来源于关注来世国度的灵魂永生意识形态。

从人类社会的精神基础以及新兴的国家和宗教的形式，我们回到个体，这些意识形态和制度是由个体也是为个体而创造的。图腾的灵魂集体成为一种集体社会主义，反映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妇女和儿童首先是世俗集体灵魂的代表；世俗的代表和集体的灵魂都体现在氏族及其图腾中。随着对个体生殖永生的接受，性时代的兴起摧毁了代表灵魂集体主义的世俗集体主义。随着母权的出现，具身的集体灵魂概念在母亲和母神的角色中表达出来（大地之母给予万物生命，养育万物）。最后，世俗的个人主义在父权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这种个人主义仍然需要合法的国家和社会来双重保证它的永生，即社会和宗教共同现象中的灵魂集体，以及以婚姻、家庭、继承等具体结果形式体现的个体的性永生。基督教摧毁了这种父系制的社会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试图一只脚踩在这一世的地上，另一只脚踩在正在消失的来世信仰上。取而代之的是作为真正继承人的儿子，但这一次不是父亲的儿子，而是个人主义的儿子！母亲把作为精神灵魂载体的角色和功能传给了儿子，性时代赋予了儿子这一崇高的角色，因为他（通过母亲）接受了父亲的灵魂，并将其传递给自己的儿子。因此，自基督教诞生以来，儿子极具重大意义。这一意识形态最终将性时代带入了子女时代，在这个时期我们在心理上找到了我们自己。

儿子原则和子女时代

性时代个体的“儿子原则”英勇地反抗“父亲原则”的统治，并在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这一原则允许个体接受其儿子的角色，即成为灵魂的载体，又保存其父亲在世上的生命。在古代的英雄神话中，儿子必须面对挑战来证明自己的世俗存在是合理的，也就是处理好永生的问题（下界的任务）。通过使儿子成为灵魂的载体，基督教让儿子不经任何奋斗就能永生。在基督教的儿子概念中，灵魂得到了它的第一个个体化身，这不同于母系时期的集体化身和父亲概念中的社会化身。因为基督教在三位一体中包含了另外两个灵魂的概念，所以它提出了图腾信仰，认为灵魂的轮回超越了父亲的生殖永生，进入了儿子的个人精神角色，这就把女性（母亲）的集体精神角色和父亲的性个人主义结合起来。作为灵魂的载体，逐渐成熟为父亲角色的儿子，必须捍卫在他身上彼此对立的精神和性意识形态。

在基督教中，儿子的精神个人主义为个体与群体意识形态的分裂以及自我主义与生殖主义的发展和任务带来了新的冲突，以及新的解决方案。在旧有的集体方案变得越来越没有灵魂和具体之外，出现了不同的趋势和意识形态，用个体灵魂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个人必须做集体不再能做的事，因为他现在不仅是集体的一员，而且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一个小宇宙，对抗着集体和大宇宙。

在继续探讨心理学中的精神个人主义作为灵魂传说（soul-lore）和科学的有趣表现形式之前，让我们像在前一章那样，用传统的文学象征来总结这整个发展过程。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象征性地表达了灵魂的个人主义，这在唐璜身上表达为性，在哈姆雷特身上表现为心理活动（导致了神经症）。几个世纪以来，传统信仰以这三种形式体现。这里，我们要讨论其中几个重要的主题。

浮士德作为个人创造力的象征

浮士德首先尝试用黑魔法和他那个时代神秘的科学、炼金术和占星术，以及歌德时代的正统科学来寻求永生。经历沮丧和绝望之后，他用自己的灵魂与魔鬼交换来了一个丰富的世俗生活。这一契约象征着主张个人权利，决定让他自己灵魂的命运不依赖集体灵魂，通过牺牲永恒的救赎来换取尘世的幸福。人的胸中有两个灵魂：一个是终有一死的，一个是不朽的；一个是个体的，一个是集体的。以北美印第安人的图腾崇拜为代表，这两个灵魂既是活在尘世的肉体的生命力（即神力），又是不朽的祖先灵魂，它们具身于保护神。[2]

魔鬼化身为保护神，以个人肉体灵魂的方式代表着（不朽的）集体灵魂。为了换取一个人那部分不朽的灵魂，魔鬼许诺延长尘世的生命（返老还童）并给予性爱的快感，而不是性的永生。特洛伊的海伦代表了性时代人格化的不朽灵魂——浮士德追求不朽灵魂，仿佛在追求一个虚幻的影子。浮士德通过创造性的行动，将自己与社会和人类重新联系起来，从而赢得了个人的永生，这体现了子女时代的特征。

男性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同样不断地为各种形式的自我和个人主义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和象征。他的目标是要取代集体永生，或者性永生和生殖永生。作为集体灵魂的载体，女性仍然是保守的象征。而随着子女时代个人主义的开始，男性则扮演起世俗、转瞬即逝、终有一死的灵魂角色，在不断变化的象征表达中寻求永生。与女性相比，男性灵魂上的自卑感似乎是性时代的产物，它是由母系制在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影响造成的。这种自卑感是建立在生殖永生（繁殖）的基础上的，因为在生殖永生中，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男性的作用较小。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男性把自己从自己的角色中分离出来，这一角色被打上了心理自卑的烙印。在信奉个人永生的泛灵论时代，分离具有优势，但它的价值随着对集体灵魂的信仰而下降；后来，在性时代，它被看作劣势。与此同时，女性从转世灵魂授孕的媒介上升为有创造力的灵魂载体，控制着死亡和永生。男性永生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对女性的否认之上的。现在，男性发现为了灵魂自己被女性所奴役，只能用自我不朽的创造力来宣告自己的独立。

浪漫主义与心理学

这些趋势和潮流在浪漫主义中达到了顶峰，这是对灵魂问题的一种特定的态度和表达方式。心理学的发展显现出浪漫爱情对其的影响，后者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提升了女性灵魂的价值。同时，伴随着宇宙自然灵魂的复兴以及它在民歌（史诗）、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的集体表达，心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了浪漫主义科学的影响。浪漫爱情衍生了性心理学[3]，浪漫主义科学衍生了自然哲学和人种心理学（ethnopsychology）。[4]在融合了戏剧性格学（characterolo-gy，前面讨论过）和生理（实验）心理学之后，这两种思潮都促进了心理时代的到来。从浪漫主义灵魂的角度这一点变得比较容易理解，即子女时代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与集体（泛灵论）的和母系（性）的灵魂意识形态融合在一起。

在这里，女性成了男性灵魂永生原则的个体代表，这是她在（灵魂时代）母权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性时代的神话传说中（关于海伦和普赛克的故事，以及民间故事）也是以一个理想形象呈现出来。在浪漫爱情中，她代表着男性更好、“更美丽的灵魂”[5]，这是男性永恒不变、永生的角色，与通过伟大的作品来寻求永生，会变老的、生命短暂的自我截然不同。[6]这种理想化对抗基督教意识形态对女性的道德化，后者将女性与性联系在一起并对她（作为女巫）进行谴责，后来的心理分析把她的角色打上了邪恶的烙印（例如莎士比亚）。浪漫主义把这种道德和心理评价带进了自我情感领域，自我在其中迷失了，就像个体灵魂消失在整个世界灵魂中那样。在浪漫主义科学中，古老的宇宙灵魂变成了“自然的灵魂”。

在部分是文学、部分是哲学并追求永生的浪漫自我中，情感第一次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但不是个体表达和实现意义上的情感，而是在歌德所描绘的渗透和消融一切（“情感即一切”）的灵魂意义上的情感。因此，浪漫主义寻找民间作品和人种心理学，集体灵魂在面对浪漫的个人主义时以这种形式（以及女性）寻求平衡和安慰。浪漫主义探讨神话、民间故事、史诗和歌曲中匿名的集体创作是否以及如何由一个民族创造：这是对一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及其命运的一种心理探索。

在象征着尘世转瞬即逝的历史命运的史诗中，以及长久存留在人类记忆里的伟大事迹中，这种对一个民族整体的关注直接显现出来。它间接地发生在象征着其民族精神命运的英雄神话中，也间接发生在他不朽的形象，即众神身上。这些关于众神、英雄和民族的灵魂作品是由个人还是族群集体创作的心理问题等同于一个人和整体的关系问题，以及基督的历史现实问题——灵魂存在的问题。浪漫主义的民族心理学回归到集体灵魂的概念[7]，而自莎士比亚以来，作家的性格心理学则将个体化的精神符号归纳成不同的道德类型：善与恶的灵魂（天使与魔鬼），即永生的和终将死亡的人现在成为善与恶的角色，而不是众神与英雄。

在19世纪发展成为科学心理学之前，心理学认为灵魂对人类来说是可及的，这与宗教教义有所不同。人们要么假定灵魂的存在，即永生信仰，要么否认之，但无法像对上帝的信仰那样去证明。灵魂受到的威胁不是来自无神论科学家，而是来自个人主义的灵魂追寻者，他们被迫在集体灵魂和生殖的性意识形态之外寻找永生，这是因为他们无法通过（代表两者的）宗教、家庭或国家（或者民族）来实现个人永生。

个体化的心理学

威胁来自个体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是随着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和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不断增长而产生的。个体心理学最初出现在希腊，是对灵魂的伟大倡导者柏拉图的观点的回应。柏拉图的学生和继承者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把灵魂看作具有发展变化特征的人。[8]他把心理学——他的灵魂科学和物理学相提并论，而把灵魂问题归入了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伦理学和形而上学——不可及的上帝概念。他以意志自由（道德）、以上帝（形而上学）的方式保存灵魂，从而开启了科学心理学。自逐渐衰落、包罗万象的基督教意识形态揭示了亚里士多德的尝试之后，中世纪和现代哲学家开始推动他的研究取向。读者可参考第一章对心理学发展的概述；直到19世纪，心理学才具有了现代科学的外表。[9]现在，让我们来概括一下在心理学从灵魂时代发展到声称为精确科学的精神分析过程中，个人自我觉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消除了所有内部怀疑的基督教抵制住了古典时代晚期的外化和科学分析，维持了灵魂信仰。在这之后，它开始把科学视为一种外部威胁。然而，哲学和科学知识不能动摇根深蒂固的灵魂信仰，正如生物法则知识不能动摇对永生的原始信仰一样。众所周知，对科学做出最大贡献的思想家和研究者都是虔诚的精神信徒。信仰和知识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的确有可能彼此需要，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并存而取得巨大的成就。一个例外是心理上的自我认知，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怀疑。承认死亡不能摧毁对个人永生的信仰。但是求知欲，也就是如果可能的话，想要看见、论证、解释并最终理解不朽灵魂的渴望，只能导致对灵魂是否存在最强烈的怀疑。

尘世的权力与宗教信仰、世俗价值与超验价值之间的斗争，就像现代宗教与科学之间的斗争一样，主宰着中世纪。到目前为止，教会已经赢得了这些斗争，因为它提供了一些科学所缺乏甚至抛弃的东西，即关于永生的关键问题的激烈斗争。这个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永生，以及对于永生必不可少的灵魂是否存在。因此，引发各种情绪的冲突并不是仅仅用知识和利益就能平息的权力斗争。我们短暂的世俗生活受到威胁，而宗教所承诺的、科学所否认的、心理学所怀疑的永恒的救赎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怀疑带来痛苦，而不是知识，这不是用信仰可以弥补的。面对这样的怀疑，信仰无法获胜。面对这样一个邪恶的撒旦，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神，即一个起源于灵魂信仰、由科学理性主义创立的神，那就是真理。

对真理的信仰

当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削弱了人们对灵魂的信仰时，自我认知——个人主义不受欢迎的副产品——开始变得重要。在自我觉察带来的痛苦中治疗性自我认知显现出了优势，治疗性自我认知的产物被视为“真理”。但是，由于愿望和情感支配着我们的理智，真理成为一种主观的或理性的个人宗教。这种宗教使朴素的灵魂信仰得以存活。集体信仰，即“真理是每个人都相信的”，被个人主义信条所取代，即：“真理是我所相信的！”

宗教上的“信，故我永生”（credo ergo sum）首先成为哲学上的“怀疑，故我自知会死”（dubito ergo sum），最后成为笛卡儿的心理学的“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由此开创了现代心理学。从那时起，自我就试图通过心理上的自我认知来揭开自己的真相。这一次拯救灵魂的理性尝试如此完美地隐藏在抽象的真理概念背后，以至于我们必须使用灵魂象征才能在真理崇拜中找到灵魂信仰。人们只有死亡才能看到的真理就是灵魂，灵魂像真相一样，被描绘成一个赤裸的女人。一切对真理的寻求最终都是为灵魂的存在和灵魂永生而进行的古老的斗争。被自我认知摧毁的灵魂信仰实际上继续存在于心理学的偶像——真理中。灵魂信仰成为真理的标准，因为只有作为永生之证据的东西才能成为普遍的、不朽的真理。

我们在精神分析中注意到了这一点，它重视梦、性的神秘和无意识，从泛灵论角度影响着人们，而不是通过它的个人主义的自我和灵魂认知产生影响。精神分析与其说是一种心理学知识体系，不如说是一种从性时代科学的角度对泛灵论式的灵魂价值的解释。在性意识形态中被心理化的这些价值观安慰着我们（它们是治疗性的），就像对永生的朴素信仰安慰着原始人那样。在这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10]，弗洛伊德放弃这种深奥难懂的精神分析内容，转而支持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把个体理解为不断存在和消失，而不是一种永恒的、自我创造的现象。

尽管在追求心理“真理”的过程中，精神价值被精神分析所否认，但却使精神分析获得更多的灵魂认知和更强烈的灵魂信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精神分析被作家称赞为反唯物主义的，被哲学家称赞为超理性的，而被信徒谴责为唯物主义的。它没有提供新的世界观，但解释了早期的世界观。它是一种需要对其意义进行心理分析的综合体系。我认为，精神分析的基础是为了适应性时代的意识形态而对灵魂现象所做的心理学解释。

心理学作为概念性原则

精神分析拯救了灵魂，这一点在荣格和阿德勒心理学这两个著名的分支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两个分支分别是集体心理学和个体心理学。两者都发展了混合式的精神分析学说的某一方面，忽略了弗洛伊德思想中的性时代科学特征。阿德勒的过度理性主义精神分析没有无意识和灵魂的位置。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比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更接近灵魂概念，后者甚至在本我（id）中也保留了它的个体性。如果说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在自我解释上过于理性，那么荣格的集体心理学则过于非理性。阿德勒太注重心理，荣格太注重宗教，弗洛伊德太注重生理。

弗洛伊德使集体具有性特征，以此来使性特征合理化——使用性生殖的术语进行阐释。荣格从集体的角度解释个体心理——将灵魂作为一种心理上的解释而不是一种精神现象来呈现。阿德勒则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将一切精神上的东西合理化。弗洛伊德将（性生活的）事实视为意识形态，荣格将意识形态（集体灵魂）视为心理事实，而阿德勒则从社会事实中衍生出个体意识形态。

他们每个人都掌握不同的部分，自称可以解释整体；每个人都低估和忽视了一些现象；每个人都无法衡量解释的价值，而解释本身只是对现象的一种解释。我们不能通过把事实重新定义为意识形态来解释事实，也不能通过给意识形态贴上心理事实的标签来解释意识形态。心理学不是由数据得来的事实组成的，而是由诸如灵魂信仰之类的意识形态组成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形态（mind-set），而不是现实。同样，我们不应该从心理学的角度把社会或家庭这样的现象理解为数据，而应理解为从制度上表达的意识形态。

灵魂是一种因信仰永生而产生的意识形态，为了保持灵魂信仰，会产生新的意识形态。这样，灵魂就是富有创造力的。当心理学把这些意识形态作为意识的自我观察对象时，它们就具有了破坏性。随着自我认知的提升，这些意识形态就会失去作用，从而被其他心理化意识形态所取代。这种意识形态也变得更加具体，由于内省意识的保护而免于解体，就像我们在集体灵魂的不断社会化中所看到的。集体灵魂是情感化的（例如，在道德上），在社会上表现为对惩罚的恐惧，在主观上表现为负罪感。

集体曾经为每个人的灵魂永生提供保护和保障，我们今天的道德感与这个灵魂共同体相似，它抵制个人无论是通过个人成就还是为了被剥去性快感的繁衍来追求个体永生。道德与性之间的冲突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寻求完美的个体内部，这对应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冲突。个人永生的愿望基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也就是反对性意识的，而个人愿望中的集体道德是由比性和性带来的生殖永生还强大的集体灵魂信仰所驱动的。道德用负罪感和焦虑来保护我们的精神自我，就像（灵魂）共同体中那些最平庸的人保持着他们的个体性，只以集体永生来拯救他们的灵魂。

道德和共同的灵魂

代表着原始的集体灵魂，道德对个体的集体保护进一步体现在社会中，社会扮演了犯罪惩罚者的角色。谋杀是一种最初的反社会犯罪，它会让共同体失去一个灵魂贡献者，从而失去一个灵魂。在部落指定最亲近的男性继承人负责血腥复仇之前的家族时代，部落与部落之间实行的是原始的以牙还牙（jus talionis），即以灵魂换灵魂。个人的复仇（谋杀）会遭到社会的惩罚，这是因为个人从社会盗窃了灵魂。社会本身就在进行血腥报复，因为杀害灵魂载体是对社会的犯罪。因此法律上的悖论是，社会似乎用同样的罪行——谋杀——来惩罚凶手。实际上，社会对个人复仇，即对盗窃灵魂进行报复，采用的方式是通过集体血腥复仇，即灵魂补偿（以牙还牙的报复）。社会心理学关注的是灵魂这一典型的集体现象，它由独立的个体灵魂构成，而个体心理学则寻求科学地建立人类灵魂，将其从集体意识形态中拯救出来，并将其保留在个人的永生之中。

在性时代，社会和道德领域的集体灵魂的具体化和情感化，把个人的灵魂带入了爱情的体验之中。在这里，一个灵魂的永生一半人格化于另一个灵魂中，就像柏拉图所说的分离的两部分努力合在一起那样。只有在前基督教性时代建立了性与灵魂的联系之后，晚期基督教浪漫主义才将这种意识形态具体化，但这种联系的建立遭到了教会的谴责。在浪漫的爱情中，我们在个人和集体对灵魂的拥有权之间达成了一个有价值的妥协：两个人的共同体。从长远来看，这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新兴的个人主义抵制在精神上属于另一个灵魂。也就是说，一个人不愿意被当作另一个人的灵魂（尽管这带来了部分的快乐），因为这样做威胁到另一个部分，即个体，阻碍其发展和满足。浪漫爱情中的这种冲突必然过分强调肉体自我，就像在现代爱情中所看到的：人们在过分追求感官享受的同时却带来精神的贬值。

神经症作为灵魂冲突

灵魂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从幽灵灵魂的肉体个人主义，到神圣的灵魂集体主义和性生殖的肉体集体主义，再到将所有元素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爱的精神个人主义。同时，我们认为神经症患者没有能力去爱。失去了精神和肉体的共同体（宗教和性），神经症患者从对以爱的方式表达的个体灵魂的信仰回归到对自我的原始信仰，但缺乏本质上的质朴。

在神经症中，我们看到了集体灵魂信仰的丧失（特别是在带有夸大妄想的精神疾病中），以及一种支持自我个体永生的英雄姿态。精神病（psychoses）则具有神话和宗教的特点，试图通过宗教和性意识形态来保存失去的灵魂信仰，并将个体上升到这些意识形态之上。神经症反映了个人和集体永生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代表了解决双方冲突的自我尝试。个人和集体永生意识形态对应着灵魂的终有一死和永生的两个方面，分别用泛灵论的、社会的或性的方式表达。神经症的一个方面很引人注目：神经症患者寻求个人宗教，即永生，同时也证明了一种心理类型在痛苦的自我觉察中用破坏性的解释阻碍了他自己的神化，这种破坏性的体现就是排斥灵魂的创造性。

注释

[1]勒南（Renan 1894）将犹太人的特殊地位与他们对物质世界的态度以及他们缺乏关于来世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2]柏拉图还研究了这两个灵魂的相互冲突。摩尼［摩尼教］（公元3世纪）的学说也承认这两个灵魂处于不断的冲突之中，歌德之前的诗人如拉辛和维兰德也提到过这种情况。

[3]参见Humboldt1917（1795）。关于这方面最近的研究，还可参见Giese 1919；Kluckhohn 1922。

[4]参见Joël 1906。

[5]在《会饮篇》中，柏拉图提到了“美丽的灵魂”。维兰德关于“美丽灵魂”的浪漫主义观念，在英国道德哲学家、沙夫茨伯里第三代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和英国作家塞缪尔·理查逊身上都可以找到雏形，他们二人都赋予了这个观念一种道德色彩。根据弗里德里希·席勒的定义，在“美丽的灵魂”中道德感和感性情感完全一致（参见Schiller 1793）。

[6]参见Horwitz 1916。

[7]参见Schlegel1927（1823）。

[8]参见Aristotle 1924；Jäger 1923。

[9]对此的精彩论述，参见Seifert1928。

[10]参见Michaelis 1925。

第四章　梦与现实

我们和梦都是由同样的材料构成的，我们短暂的一生被包围在沉睡之中。

莎士比亚

在回顾了灵魂如何经历了从早期宗教，到性意识形态，再到心理阐释的发展变化之后，我们现在谈一谈做梦（dreaming）这个最典型的灵魂现象。梦是如此独特，梦把个人主观成分与神秘超验的灵魂现象联系在一起，后者不受做梦的人的控制，令人无法理解。梦的先决条件，睡眠，实际上使自我脱离了现实，类似死亡的感觉赋予梦一种在无限时空中的主观自我满足感。

虽然自古以来梦就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兴趣，但我们对它仍是知之甚少。围绕这一未解之谜一直存有争议：梦有意义吗？如果有，如何正确解释？

梦作为灵魂存在的证据

在原始和古典时代，人们认为梦具有特殊、深奥和神圣的意义。在泛灵论时代，做梦证明了灵魂的存在，即永生。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存在于人种学中的相关争论，即到底泛灵论是来源于梦还是为之提供了证据。梦是否有意义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是否有灵魂这一问题：持有原始和古典时代观点的人虔诚地给予“肯定”，而现代科学则是充满怀疑地进行“否定”。不同的灵魂观（soul-belief）决定了我们对梦的不同态度，而在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灵魂观所持的态度又让人们按当时的意识形态、以不同的方式解释梦。

由于自然死亡的或者被杀的人会在梦中重现，原始人的梦证明了灵魂的存在。而且，他看到他自己灵肉双重之躯的一部分在行动，而他的实际身体像死了那样躺着不动。在梦中看到死去已久的人还活着，并与自己脱离肉体的灵魂互动，这样的体验进一步促使未来的灵魂在“授孕之梦”中出现，对此应该从原始时代的宗教角度，而非从性时代的性角度去理解。在某些澳大利亚部族的图腾崇拜中，授孕时往往由已经转世、即将再生的灵魂向母亲或者父亲发出提示，这些提示包括孩子的图腾、名字甚至是孩子的性别。[1]在性时代，人们从生殖永生角度解释这样的梦境，即死者的幽灵或者授孕灵魂让一个人（父亲）忧虑，惧怕来自祖先及其后人魂灵的死亡威胁。维持人类灵魂信仰的圣灵感孕说法一直存在于女性的梦中。与性意识形态不同的是，在基督教的中世纪时期，同样的梦被看作邪恶的性爱。后来，在心理学的解释中，它变成了性欲（sexual libido）的愿望实现。

我们暂不讨论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像古人那样发掘梦的深意但用科学之名灭杀了灵魂，我们先回到对梦的原始解读中。我们的梦由盛行的意识形态所解释，而盛行的意识形态又反过来影响梦的结构和体验，正如它创造宗教和社会的结构一样。在灵魂观上梦和意识形态越接近它们的共同起源，梦就越符合这样的意识形态。在信奉泛灵论和巫术的时代，梦与现实完全吻合，它们都是精神世界观的赤裸表现。原始时代的人们能解释梦，但他们不对梦进行解释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必要：他们的梦与其灵魂观是一致的，这种世界观支配着他们的梦，也支配着他们的意识思维和现实生活。

因为出现在梦中的灵魂不受外界影响，所以原始时期的人们用梦来诠释现实，其中伴随着惊人的艺术创造力！当梦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人们会尽量按照灵魂的启示修正、影响和改变现实。

将梦变成现实

正如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所观察和详细描述的那样[2]，北美某些印第安部落把在现实中实现梦想当作他们的最高诫条。避免触犯梦中显示的保护神，这是生死攸关的事。

梦提供这些人问询和遵从的神谕，向他们预测未来，揭示凶兆，为他们定期治病……梦完全是他们的统治者。当出门旅行时，梦是他们的水星；居家过日子，梦就是他们的管家。梦经常指导他们进行集会；贸易、捕鱼和狩猎都要获得梦的允许，实际上这些就是为了满足梦而存在的。为了某个梦，没有什么宝贵的不能牺牲……梦真的是休伦人（Hurons）至高无上的神。[3]

另一位神父描述道：

易洛魁人实际上只有一个神，那就是梦。他们受制于梦。规规矩矩地遵守梦的一切指令。措恩诺托人（the Tsonnontou）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更甚于其他人。他们对信仰小心谨慎。无论他们梦到做了什么，他们都觉得绝对有必要尽快地去实现。[4]

根据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 1927，97）的研究，存在于南非和小亚细亚的类似观点和许多奇怪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即原始的“释梦”是为了把梦变成现实，归结起来就是用梦来解释现实。

我们无法以“愿望实现”（wish fulfillment）概念来解释这一有趣的现象，因为正是在这些梦以及它们对现实的影响中，我们产生并实现了愿望。我们稍后将看到意志心理学（will-psychology）如何对将梦转化为行为做出更合理的解释，但首先我们注意到这种“梦中行动”（dream action）的深远影响。如果一个人的梦没有成真，他就会死去，这一观念按照列维-布留尔的解释，源于对保护神（精灵）的触犯，它在梦中传递了自己的意志（1972，101）。与随生命而消失的个体的具身灵魂相比，这种保护神与（不朽的）集体灵魂联系更紧密。在这一阶段，我们在梦中看到个体与集体灵魂之间的冲突，个体的终将死亡与永生之间的冲突，由此把个体的命运交给了集体，而集体的生存取决于个体的牺牲。当个体不能实现自己或者别人的愿望时，个体就会死亡。这里梦把个体的灵魂表达为自私的，把集体的灵魂表达为“道德的”。冲突出现并通过个人的行动得到解决，个人必须实现自己以及他人的愿望。

在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把梦变成现实之需求的灵魂动机（soul-motive），以及这一需求给个体的社会行为带来怎样的心理结果；我们想知道在其他时代，在意识形态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梦中行动”会持续多久。为了回答乃至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梦的起源和意义转向去思考它在整个世界观中的地位。

梦境成为现实

现在，我们考虑的是梦是真实的还是感官上的错觉，而不是梦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是否，以及如何被解释。原始人把梦看作是真实的，但并不是说他们混淆了梦与现实：他们在梦中看到了更高的现实。梦既不能预测未来，也不能再现过去的现实，而是代表与精神世界观相对应的真实现实。这源自对有形灵魂的前泛灵论信仰，根据这种信仰，肉体的自我继续存在，没有死亡。梦通过将死者和生者的灵魂，以及做梦者的灵魂，以肉体的自我的方式呈现，从而证实了这种原始灵魂信仰的存在。

根据这一观点，对于做梦者来说，梦的灵魂意义更接近于现实，证明了似乎是活着的、具有人形的肉体灵魂的存在。无论内容如何，做梦这种现象都证明了具身灵魂及其独立、可延续的生命是存在的，不仅存在于未来——过去释梦仅限于这个范围内——而且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只有当梦与觉醒之意识中的现实冲突时，梦的内容才开始变得重要。在早期的泛灵论时代，在梦中出现已死去的人或者还未出生的人，并不比一个人在梦中在上界或下界游荡更令人感到吃惊。当梦的内容与现实冲突时，人们会根据梦来修正现实——不是为了改善现实（这是未必追求或能够实现的），而是让现实与灵魂信仰相一致，以此来证明灵魂的存在。

人们需要让梦与现实一致解释了另一种比将梦转化为现实更重要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只发生在原始的灵魂信仰中。这就是将梦叙述为一个真实的事件，即祖先在过去、当代人在现在都经历过的真实事件。这是很多神话、民间故事和传说的来源，它们将灵魂主题展现为梦，并将梦中的事件或故事转化为行动。虽然我们发现很多这样的传说出现在泛灵论时代的初期，但它们描述的内容，例如得以实现的英雄神话，其实属于文化发展更高阶段的性时代。在这一时代，意识形态将旧的梦中行动塑造成新的现实和意识。

离奇的故事以其原始的形式将梦境转化为现实。根据北美印第安人自己的叙述[5]，梦是神话的唯一来源。他们的传说也经常提及或者采用梦的内容。即使当故事讲述的是反映灵魂信仰的事件时，它们听起来也像在讲述梦，因为它们所基于的世界观正是建立在产生梦的意识形态之上的。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这些口头传说中有多少是真正的冒险；我们只知道原始人必须把梦变成现实，所以在讲述中，梦和现实一样伟大。为了这种融合的需要，梦和现实这两者通常交织在一起。所以，当梦无法变成现实的时候，人们才会发现这是民间故事所特有的主题。当无法在行动中实现梦时，人们不得不将梦的意识形态作为事实来加以验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需要将梦讲述为真实的冒险。

梦对现实的影响

梦与现实的同一性（identification）后来发展成它们之间的相互交错。作为历史来讲述的故事变成了真实发生之事，即成为现实的一部分，而勇武的英雄在行动中以它们为榜样。梦的意识形态将梦中之事表现为真实的行为和命运，即通过故事引发人们去践行命运。反过来，那些普通人又把这些当作神话来讲述。神话产生了类似的行为和命运的梦，而这些梦又被当作现实来传扬，依此类推。如果要充分地描述这一切，恐怕要长篇大论。这里，我只想强调梦对现实的影响至少要与现实对梦的影响同样重要。由于原始阶段的现实是由泛灵论和巫术主宰的梦的现实（dream-reality），梦与之前所考察的灵魂现象让我们得出一样的结论：越来越多变成现实的梦境内容实际上是在证明、支持和表达灵魂信仰——通过使其成为现实来验证这种信仰。

像以前一样，对灵魂的过度具体化反受其累，其结果是对科学心理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宗教、国家和性的客观本质在某种程度上与灵魂象征形成了对立，而梦的主观本质限制了它的客观化。就像在民间故事和神话中那样，把来世和现世混在一起往往会招致可怕的诅咒：把梦变成现实会导致主人公悲剧性的死亡，他本来希望通过这种特有的行为来避免这种悲剧。意志坚强的人，就像民间故事里的英雄一样，不满足于被动的梦，想要将其付诸行动来实现永生。自相矛盾的是，他在英勇行动中毁灭了自己。可以说，主人公是死于现实生活中对永生的渴望，这种永生实际上是对肉体自我存活的渴望。他认识到没有永恒的肉体生命，只有灵魂在集体象征中的重生。

梦是纯粹主观的，证实了对肉体灵魂的前泛灵论信仰。所以，在灵魂信仰的所有阶段，梦都是个体永生的证明。在这里人们会看到英雄不朽，看似神一般，坚不可摧，不可战胜。他从即将到来的死亡中被奇迹般拯救出来，仿佛从一个可怕的梦中醒来，回到现实之中。同样，将自我永生之梦具体化的这种渴望会招来复仇女神涅墨西斯，不可避地带来悲剧性的死亡。

灵魂时代的英雄

保罗·雷丁（Paul Radin）收集并用专业知识分析了温内巴戈印第安人的一个故事[6]，这个富有寓意的故事很好地证明了关于梦的神话。在这个被叙述为真实的、源自梦的神话中，故事的主人公被称为旅行者（Traveler），因为他从小就在各处不安地游荡。他是由至高无上的大地之神（大地的创造者）亲手创造的四大水神之一的独生子。这四大水神为不是由女人生下而感到骄傲。年轻人从旅途回到家中，发现父亲陷入了绝望，因为水神的劲敌正在策划一场战争，意在毁灭他们的部落。年轻人决定独自与对方首领作战。他准备通过斋戒仪式来赢得胜利。然后，他开始了一次穿越下界的旅程，来到他的祖先——水神的身边，得到了其中一位的保佑：

孙儿，我将保佑你。你是第一个得到我的保佑的人。因为你已经受尽千辛万苦，快把自己渴死了，这真让人怜悯。你将活到寿终，记住，正常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不是由妇人生下的，是由大地之神亲手造就的。（Radin 1927）

年轻人将此告诉了他的父亲，父亲应道：“我的儿，这很好。水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神。你做了个好梦。”这个年轻人由斋戒引发的与水神的邂逅，就是梦。[7]令人衰弱的绝食考验了他超人的本性（永生），而不是让他准备去战斗。这还不够，他想要从水神那里得到永生的保证，尽管这一点在故事中没有提到。但在同样是这些印第安人的另一个故事“斋戒者”（The Faster）中，儿子告诉他父亲，虽然他得以保佑能够长命百岁，战胜敌人，实现愿望，但为了得以永生他仍须斋戒——要向自己证明这一点：

“但我所渴望的是永远不死。”神灵们无法劝阻他。“真的，我永远也不会满足，除非我得到永生。”这孩子继续说，他无法想象他所恐惧的死亡。因此，神灵们决定让他去死。他们就低头往下看那孩子正在禁食的地方，他躺在那里死了。（Radin 1927，203）

因为要证明自己的永生，所以他饿死了。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年轻人不能绝食太久，不要追求不可能的事。让我补充一句：他们必须知道未实现的愿望和无法实现的愿望之间的区别。

在“旅行者”这个故事中，父亲鼓励他的儿子去绝食。在这个故事里，集体因素占主导地位。年轻人为了他父亲去战斗，而战斗是为了整个部落，为此他并不甘心情愿地去冒生命危险。经过漫长的第一次斋戒，水神最后的恩赐是对敌人即整村人的大屠杀，这在主观上暗示他们不会杀害年轻人；然后许诺他从水神的骨头里取出一种使他长生不老的“药”。[8]但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看到，水神显然并不想兑现所有的承诺，因为他想在支持他对抗强敌之前，先确定年轻人是否怀有感激之情。年轻人一番踌躇之后杀了仇敌，结果在回家的路上受了诅咒，被他的族人们杀死了。

死亡作为对永生愿望的惩罚

那个年轻人因为想要永生而遭遇了死神，但他通过杀死别人间接得到了永生，这又一次证明他是必死无疑的。永生的概念普遍地存在于原始的世界观中，温内巴戈人也持有这样的看法，即死亡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由一个人的过错或侵犯引起的。温内巴戈人对这种因果关系的解释包罗万象，以至于没有人能够避免死亡。例如，仅仅发怒就足以招致恶鬼的惩罚（就像温内巴戈人的双胞胎神话故事中描述的那样）。这种过错最初是自大狂妄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声称自己不朽。在泛灵论时代，由于人们迫切需要将旧的前泛灵论的具身灵魂信仰变成现实，而梦又强化了这种需求，这导致了死亡。

在性时代，死亡的诱因从自我中永生的具身灵魂（或梦中灵魂），转移到放弃自己的灵魂，将之交给孩子（儿子）。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注意到最早的梦的意识形态有一个特点，它帮助我们理解神话英雄的一生。在温内巴戈人的传说中，渴望永生的个体是为了集体，为他人着想，即怀着集体的灵魂信仰。但是，他不但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反而面临着无法忍受的牺牲。因此，离开集体的一种做法是成为一个流浪者。他不想去做文化继承者，而想做一个冒险的古典英雄，逃离这个集体的灵魂束缚，追求个人的永生。这种徒劳的尝试注定带来死亡，我们知道这是对永生愿望的惩罚。当一个旅行者渴望长生不老，从而逃避了集体的惩罚时，他就象征着一个在梦中脱离了时空的漂泊的灵魂。神话中的英雄可能代表梦中的自我——从肉体中解脱出来的灵魂，因此是不朽的。他必须遵从他自己灵魂的命运安排，直到死亡：他的灵魂至少在神话意义上获得了不朽。

在性时代，在追求肉体的永生中，作为灵魂的个体不会死亡；他的死亡表示他放弃了个体永生，代之以生殖永生。在过渡到生殖永生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巴比伦传说中的半人半神吉尔伽美什（传说中的苏美尔国王）和他的凡人朋友恩启都。这两种意识形态在这个传说中共存，具体体现在这对好友和他们的命运中。

吉尔伽美什的祖先乌特纳比西丁（Utnapishtim）得到梦的警示后逃离了大洪水——死亡；乌特纳比西丁相当于伟大不朽的水神。（在他的朋友恩启都死后）吉尔伽美什向乌特纳比西丁求助，就像那个向水神寻求永生的印第安青年那样。他虽没有禁食，但在通向死亡之水的黑暗和艰险的道路上，他几乎没有食物。他在旅途中疲惫不堪，进入梦中（死亡之眠）后向乌特纳比西丁的妻子讨到了面包。尽管吉尔伽美什从下界返回时并没有得到长生不老药，但这个故事不是被当作梦而是被当作神话那样来讲述的，整个故事情节都是由梦境决定的。

性时代的英雄

梦向吉尔伽美什预告草原人恩启都即将到来，他注定要成为这位英雄的凡人朋友、战友和兄弟。

有一次，吉尔伽美什梦见一颗陨星掉落在他的背上，就像天神安努（Anu）寄生于他身上。他梦见自己无法抖落它，因为它比吉尔伽美什更强壮。最后，他像压在女人身上一样，把自己紧紧地压在上面，然后把它扔在他聪明的母亲宁松（Ninsun）的脚边。宁松把那颗陨星视同吉尔伽美什。第二次，他梦见一个人，一个每个人都支持或反对的人。像对待天上的那颗星一样，吉尔伽美什也把他扔在母亲的脚边。他同样把自己压在上面，他母亲也一样把那个人视同吉尔伽美什。他母亲把这两个梦与他未来的朋友兼同伴恩启都联系起来加以解释。恩启都来到了乌鲁克（Uruk）的埃雷克里（Erekli），吉尔伽美什与他打招呼，两人成了朋友。[9]

因为这个具有巫术的人必须使梦变成现实，它预示着未来。[10]在同一个晚上有两个相似的梦，这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探究与即将来临的性时代有关的灵魂问题。母亲的出现表示她对她的儿子和儿子的兄弟的赞同。她对梦的解释取代了她自己的受孕和生育之梦，这一场景吉尔伽美什曾两次梦到（也是替她梦到），并随着性时代的兴盛，首次被归因于母亲。

我并不是说在巴比伦的传说中母亲的梦移置成了儿子的，也不是说儿子的梦意味着与母亲发生了扭曲的乱伦，尽管这个梦使吉尔伽美什成为恩启都的创造者，吉尔伽美什的母亲通过释梦接受了恩启都。泛灵论阶段的梦恰恰具有这一特征，吉尔伽美什创造恩启都的方式，就像上帝创造人（从死亡中唤醒他）那样，而不是像父亲生育儿子那样。因此，吉尔伽美什的身上绝大部分是神，比恩启都更接近永生。恩启都是由吉尔伽美什创造的，由女性所生，具有英雄的凡人灵肉之躯（他被同样“塑造成英雄”）。

恩启都用他不具有永生这一命运证实了这种解释，这显然受到来自性意识形态的影响。恩启都和沙漠上的动物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在那个猎人出现之前，都没有受到人类欲望的干扰。因为恩启都把猎物从猎人那里赶走了，为了报复他，猎人假扮成从伊斯塔（Ishtar）神庙来的妓女，给恩启都带来了厄运。恩启都受诱惑失去了他的“贞操”，动物们抛弃了他，他在这里没了栖身之处。他开始诅咒女人，因为女人带给他厄运。他变得恐惧，面对死亡的征兆忧心忡忡——死亡很快就到来了。就像自己也死了一样，吉尔伽美什为恩启都的死哀悼：这的确表示随着吉尔伽美什的凡人部分与恩启都一同离去，永生、神圣的部分继续存在，直到他像那个印第安青年一样，在追求永生的过程中死去。违背了神的意志召唤而来的、死去的恩启都的幽灵（他的鬼魂或者魂灵）宣布吉尔伽美什的死亡并杀死了他。

像性时代的英雄亚当那样，恩启都没有抵制住性的诱惑，失去了永生。与之相反，吉尔伽美什抵制住了伊斯塔的诱惑。

“来吧，吉尔伽美什，做我的情人吧！把你身体果实给我！做我的丈夫，让我做你的妻子。”她就这样说着，用热情洋溢的承诺来表达着她的求爱。可是他知道她的过去、她的反复无常，以及她给她的情人带来的种种不幸：她已经用各种方式折磨了五个情人……。然后这第六个情人，即她父亲的园丁伊施拉努（Ishullanu），轻蔑地拒绝了她的请求。她把他打倒在地并把他变了形——大概变成一只被逮住并捆绑起来的动物。（Jensen 1906，17ff）

就吉尔伽美什来说，禁欲和屈服于诱惑同样危险。愤怒的伊斯塔派来了一只强大的“天牛”，这个动物打伤了恩启都。但他不是因伤而死，而是因杀死了公牛而亵渎了神明，众神定了他死罪。他梦见死亡后第二天就生病了，在第十二天去世了。吉尔伽美什万分悲痛，可怜地喊道：“难道我不能像他那样躺下休息，永远不再起来吗？”（Jensen 1906）

寓言与神话

吉尔伽美什的传说证明，随着性时代的到来，泛灵论的民间故事变为了英雄神话：在民间故事中，梦中行动是真实的；在英雄神话中，英雄将梦变成现实。在民间故事中，梦的母题是英雄的兄弟或孪生兄弟，代表了他灵肉双重之躯的肉体，即梦中的具身灵魂。另一个主题是英雄处于被动地位，他就像做梦一样经历每件事，他的愚蠢、缺乏经验和天真揭示了残存的古老灵魂信仰，这种信仰因对性的认知和对性意识形态的接受而丧失。英雄是孤独的，没有帮手，没有保护神或者灵肉之身的另一半，但他把凡人和不朽的两个灵魂结合于一身，即半人半神。在灵魂时代，英雄为了获得永生，即来世而死；而在性时代，英雄死亡后把他的永生转移给他的子嗣——他在后代那里实现永生。

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并存的意识形态，体现在英雄和他的另一半身上。吉尔伽美什的死亡符合过时的泛灵论意识形态，恩启都符合新的性意识形态。这个神话还告诉我们，性是不可避免的，禁欲和接受性同样带来灾难：死亡。[11]但我认为重要的是，不像《圣经》和西方道德中描述的那样，死亡的最初原因不是性，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永生愿望。这就产生了性阻抗，因而性被解读为罪恶。亚当因渴望永生而死，但不是因为性。恰恰相反，性是强加于他和夏娃身上的一种义务。我们可以在《圣经》的记载中看到这一点，只要我们不从教会的精神层面将此解读为性原罪的话。禁果相当于生命之草或“药”，这使有性生殖的永生是多余而不必要的，因为禁果带来了原始的、利己的永生。

《圣经》前的堕落

比《圣经》还早一千年，苏美尔人就有与此相似的记载，其中不容置疑地对人类的堕落做了解释。[12]尽管不够全面，但苏美尔人的记载把渴望永生看作犯罪，没有提及性诱惑和“原罪”。虽然人吃了神的食物，从伊甸园中被贬黜到荒原，但他并没有陷入罪恶，反倒是达到了更高的境地。像“旅行者”那样，他虽然没有得到“免于死亡的芦苇”，但却得到了人世间的丰富物产：“人啊，你要懂得富足！”（Chiari1922）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类应该放弃永生的渴求，专注于今生。这个关于一个民族（部落）而不是个人的传说证明我们没有因为受到惩罚而失去永生——我们从未曾拥有过的东西——但我们在向往和渴求中浪费我们的生命：为了追求永生，我们牺牲了人世间的幸福。

苏美尔人的记载强调了一个重要的《圣经》主题——饮食，在吉尔伽美什史诗和温内巴戈神话中也有同样的记载。苏美尔人的传说是用这样的语言描写人从伊甸园中被赶出的：“走吧，到地里去，种些吃的吧！别再找我！”（Chiari1922）人从狩猎和耕种中得到了充足的食物，“人子的手一旦能够到食物，他们的眼睛就睁开了”。在《圣经》记载中，农业耕种被重新诠释成一种诅咒，而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史诗中的主人公在被“赶出”永生的神界后回家的时候，依然从乌特纳比西丁的妻子那里得到了面包。乌特纳比西丁还教他从淡水中采集一种尖尖的植物。与人间的食物不同，这种植物是一种长生不老的草药。但这只能够保护他免受来自海上的威胁，当蛇把这种草药从他手里抢走后，他在陆地上郁郁寡欢地前行。但人们不禁会注意到，吉尔伽美什并没有马上吃这种被他誉为长生不老药的草药，这是因为这种食物不能吃，只是灵魂的护身符。将这一观点与原始的斋戒仪式和将进食视为摄入灵魂物质（神力）的观点相比较，我们发现所有这些神话都在告诫我们，要更多地关注人世间而非灵魂的需求，或者至少要让营养满足身体的需求，而不是宗教需求。

正如斋戒的例子所显示的，灵魂的食粮，或者说神赐的食物，是不依靠（尘世的）物质而生存的超人能力。信仰生殖永生而接受性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主题，影响到关于食物供给观念的转变：摄取更多更好的食物来补偿性行为中灵魂力的损失。我认为，为自由、脱离肉体的灵魂摄取人世间丰富的食物，这一想法也来自梦中的体验。在坟墓里放置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是对具身灵魂的前泛灵论信仰中普遍的做法，这种具身灵魂依赖于身体及物质需求。在泛灵论的灵魂信仰中，禁食相当于睡眠状态。吃东西是一个“唤醒信号”，提醒做梦的人他是会死的，也证明他仍然活着，而不是达到了安息。

自然及艺术食粮（文化）

为了进一步挖掘我们的主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从自然的食物（狩猎和采集）到畜牧业和农业的转变。这一转变和其他物质文化现象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灵魂的意识形态来解释。我们可以从以上提到的传说中看到从灵魂时代到性时代的转变：在前一阶段如何获得自然的食物（天堂），而在后一阶段如何有计划地生产粮食。在利用动植物的繁殖受精之前，人类必须承认性行为。这就是《圣经》“知识”，在苏美尔人的历史记载中，就是从生殖永生过渡到个体永生：我们用丰富的食物、衣服和其他物品来丰富我们人世间的生活，使它更容易忍受。[13]如果完全从字面上看，这本身就是带有目的性的。这种“实用”的、在农耕和繁殖家畜中象征性地表达出来的性认知本身[14]，可能会导致狂妄和贪婪，使人们遗忘来世以及灵魂的“救赎”。

大洪水史诗

我们最早的史诗，即关于大洪水的传说反映了最初的性意识形态具体化的瓦解，这部史诗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个体而是所有人（人类）的命运。在这样的传说中，所有（在新的意识形态下）靠性来繁殖的生物都必须被摧毁，除非只为满足生存的需求，不再为了满足我们的奢侈而繁殖。这一作为事实出现在《圣经》中的首部史诗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被乌特纳比西丁以寓言的方式讲述。乌特纳比西丁向主人公解释了一个人如何达到神赐福的地方。大洪水的故事不仅仅是传说，很显然，它来自梦。在众神们决定用洪水摧毁城市之后，深渊之神伊亚（Ea）用梦向乌特纳比西丁发出警告：“你这个舒里帕克人（Shurippak），乌帕-图图（Upar-Tu-tu）的儿子！盖房子，造船！放弃财富，逃命去吧！把各种各样的活物带到你的船上。”（Jensen 1906）

这个故事告诫吉尔伽美什，不能用他的方法来获得永生，不能把这个作为一生的目标来追求，只能被动地做好准备，就像在民间传说的梦中那样，英雄往往在睡梦中从神那里获得他不朽的灵魂。在灵魂意识形态中，这意味着尽管人们接受了新的信仰，离开注重实际的性时代，人们还是要逃避到梦中，梦证明了灵魂的存在和永生。

我们思考一下经典的性时代神话——俄狄浦斯神话，它说明了我们如何进入释梦的心理时代，不过在此之前我先总结一下我们对叙事史诗的研究。民间故事以其最隐蔽的形式反映了在前泛灵论时期人们把梦描述为清醒着的体验，将梦等同于现实。这样是可能的，因为民间故事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具有神秘色彩。最好的例子是发生在性时代如梦般、民间传说式的《奥德赛》。奥德修斯是一个被动的梦中的英雄，他在睡梦中经历了一切。当然，对他来说，最终的结果是好的。他避开了下界的致命危险和上界的性威胁。总之，就永生而言，他命运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与民间故事不同，来自古代文明的英雄神话属于性时代。这一时期，梦与现实截然分开，只有通过英雄的积极努力才能让梦成为现实。神话往往讲述了超人竭力付出，但未能获得永生的故事。结尾也是悲剧式的，这与民间故事大团圆的结局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英雄传说中，梦只有在转化为现实的情况下才是真实的，这也许与只有通过后代才能实现永生有关。在这些传说中，最典型的是希腊的俄狄浦斯传说，因为它让性意识形态服务于个人永生。与民间故事的精神意识形态相反，在神话中，英雄孤身一人：在他必死和永生的自我（或在他的儿子）中，他代表了民间故事中灵魂的双重之躯（朋友、帮手、兄弟）——这来源于梦的意识形态。

与前面说的民间故事和神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史诗超越了个体而关注经历了史诗般命运的社会。这反映出性时代的集体永生在人们身上得到具体化，在集体意识中得到体现，却未能解决个体永生的问题。通过不断地扩大势力来追求集体的永生，一个民族也可能像谋求永生的个体那样全部消失。民间史诗中也有与一个民族精神和性永生紧密相关的集体灭亡的故事，我们所知道的经典的例子就是《伊利亚特》。

在泛灵论世界观中，民间故事将梦描写为现世的体验。在神话中，梦决定着未来的行动：在性时代，永生的意识形态要求梦要得以实现。最后，史诗把真实的事件描绘成主人公的梦中的一个过去事件。这是因为旧的梦意识形态无法解释真实事件，只能把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形式当作一种安慰。幻想破灭民族的诗人们回到神话之梦的形式中，重新唤起可信赖、真实的具身灵魂当作安慰，来对抗杀气腾腾的战争。

现在，在心理时代，梦同样具有愿望实现的作用。但这不完全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意味着实现愿望的内容，而是哲学意义上的，只涉及梦这一现象，不涉及梦的内容，甚至与弗洛伊德的“潜在”内容都没有关系，因为弗洛伊德对梦的研究完全是心理的，不是灵魂的。这样一来，梦关系到精神层面无法实现的愿望，而非物质层面可实现的愿望。它不是以梦的内容为基础，而是以梦的存在为基础，向人证明灵魂是无实体形式的。但焦虑梦是个例外，在这种梦中，自我感知到自己的死亡，并从死亡般的沉睡中醒过来。[15]

梦作为对死亡的否认

由于第一种类型的梦证明了灵魂是不朽的，人们可能不愿从梦中醒来，但并不是因为梦能给人心理安慰（如同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第二种类型的梦，焦虑梦，会在接近死亡的时候中断睡眠，因为梦威胁到永生。在这两种情况下，梦都起到否认死亡的作用。否认可能以积极的方式出现，如具体地展示一个人的灵魂和那些死去的或遥远的人的灵魂；也可能以消极的方式，如用死亡的恐惧唤醒沉睡者，让他确信生命是真实的。因此，梦成为一种否认死亡的方式：它证明你是活着的，没有在睡眠中死亡，因为做梦的人仿佛是醒着的一样，在思考和有感觉。

弗洛伊德基于愿望实现对梦的心理解释只针对第一种类型的梦，没有包括焦虑梦，这也许是因为这种梦触及了尚未解决的神经质焦虑问题。神经质焦虑与梦中的焦虑同样都反映对死亡的焦虑，心理学对此无法解释，因为这种梦代表着灵魂。梦中的焦虑和死亡本身一样没有什么“原因”，因此在灵魂信仰的各个不同阶段，人们为此不得不寻找新的原因：他们从永生愿望的角度无法接受死亡是自然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死亡原始的、最初的“解释”是正确的：死亡是精神性的，而不是因果性的。因为想把永生的想法变成现实，个体要对自己的死亡负责。

性时代的意识形态对这种解释的重新阐释，即性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死亡，一直主宰着整个西方的道德观和原罪观，对焦虑和负罪感的精神分析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弗洛伊德曾尝试把焦虑梦纳入实现愿望的理论体系中，把焦虑解释为被压抑的愿望，但他的努力一开始就失败了——他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根据斯特克尔[16]和我在《出生创伤》（The Trauma of Birth）一书中关于焦虑的理论所强调的，由于梦体现了“死亡象征论”，这种解释站不住脚。

远古时代对梦的看法

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梦：一种是古人认为确切的、真实的、“受神启发的”梦，另一种是他们认为源自自己的冲动——来自“想象”的梦。根据梦的不同类型和不同的灵魂观，人们对这两种梦有着不同的解释。古人相信在梦中个体的灵魂会离开身体出去冒险，去拜访远方的活着甚至是死去的人；在由神启发的梦中，别处的或者是死去的人的灵魂会不期造访。我们对令人高兴的或者不快的梦，即实现愿望和感到焦虑的这两种梦，分别加以讨论。第一种会让做梦的人感觉到自己脱离肉体、自由游荡的灵魂；第二种带来对死者的回忆，用焦虑提醒他自己会死亡。

荷马也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梦——光明的和黑暗的，大致上分别对应着上界和下界。这样的情况也存在于《伊利亚特》所描写的许多梦中：神灵或者幽灵发出命令或者警告。这两种梦也曾分别被人们看作对应着未来和现在——灵魂的永生和死亡。后来有学者试图把第二种焦虑梦解释为灵魂不朽的愿望。按照这样的说法，无一例外，所有的梦都是受神的启发而产生的，因此可以解释为指引未来，即预言。

在梦中死去的人可能发出预言。“那些寻求帮助的人被要求躺下，睡在某座庙宇里或岩石的裂缝上（比如在皮托[17]），从中升起让人神清气爽的雾气，伴随而来的是梦的幽灵。光明之神阿波罗出现了，取代了黑暗大地女神盖亚。依然存在通过灵感获得的、赋予德尔菲神谕非凡力量的占卜术，并成为阿波罗崇拜的最重要元素之一。”[18]因此，正如罗德在他的《心灵》（Psyche）一书中所示的那样，希腊人对灵魂的崇拜和对永生的信仰影响着最高的神和最重要的人类活动。[19]

对于古代的人们，就像斋戒一样，睡在寺庙中可以让寻求帮助的人处于一种特别的状态，更容易接受梦和解释梦。到公元前5世纪，关于梦的书籍和图表变得很普及。根据普鲁塔克的观点，人们很容易了解梦发出的预言和告诫，或解读梦中出现的形象和象征。正如对灵魂不朽的渴望那样，这种对梦的解读源自充斥着占卜术和崇拜死者的埃及，如何释梦也一直存在于今天的民间信仰里。

对梦的科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在目前对梦的精神观察和应用方面尚无可预见或者得出定论的领域，科学研究也一样建树不多。亚里士多德处于这个领域的顶峰[20]，在他之前是希波克拉底，在他之后有阿特米多鲁斯[21]。希波克拉底也注意到做梦者的经历和环境，以及身体状态与梦的关系。但亚里士多德率先从生理学和心理学角度研究了梦，并特别考虑了感官因素，“他不是从个体之外寻找梦的起源和本质，而是将此解释为人类精神本质的必要表现”（Binswanger 1928）。

正像阿特米多鲁斯早些时候所做的那样，精神分析融合了对梦的心理和象征解释。根据阿特米多鲁斯的解释，梦来自个体的心灵而非受到神的启示——这个科学观点最终与弗洛伊德的做法一起用两种解释方式替代了这两种梦。阿特米多鲁斯区分了无意义的和有意义的梦：前者涉及身体和心理刺激（类似于弗洛伊德的“白天的残留”），来自主观因素，而后者预示未来。

因为梦的内容不像在原始世界观中那样总是能够实现，阿特米多鲁斯把有意义的梦分为那些事件描述真实、能够（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的梦和那些只是以寓言的形式描述未来的梦，后者通常需要依靠非常狡黠或牵强的解释。我们认识到，那些带有吉兆的梦将真实事件描绘为对梦就是现实这古老等式的“心理”解释。恰恰相反，阿特米多鲁斯首创性地系统梳理了梦中的事件，按照梦所代表的内容（出生、死亡、性、身体部位、活动等等）分为不同的类别，旨在建立梦的类型学。

典型梦中的灵魂

正如弗洛伊德承认的，就像焦虑梦挑战了愿望实现理论一样，那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相似、典型的梦却无法用个体心理分析做出很好的解释。毫不奇怪，我们在这样的梦中看到了这些古老的、精神方面的内容（material），对此弗洛伊德也不得不回到神话和文明史去寻求答案来解释。例如，梦中的水关乎生死，目的在于把做梦者从并不存在、威胁生命的危险中解救出来。这足以证明梦在永生的意识形态方面具有精神意义，这与愿望实现的心理学完全不同。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那些被认为是源于孩童的“无意识”愿望的梦，只不过是用一种带有心理学色彩的术语重新表述了灵魂这一深不可测的概念。归因于婴儿后来受到压抑、渴望裸露而产生的“尴尬裸体梦”也代表出生（参照“一丝不挂”［birthday suit］的原始意义）或死亡（吉尔伽美什进入下界时脱光了衣服）。在《奥德赛》的一个片段中，浑身赤裸、沾满泥浆的英雄醒来后发现自己面对着娜乌茜卡（Nausi-caa）——弗洛伊德曾引用这一情节来进行比较。这一片段实际上反映了奇迹般的死里逃生，就像奥德修斯在整个故事中多次经历的那样。

在这里和其他研究中，正如弗洛伊德的反对者所认为的那样，他将性元素提升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他并不总是这样做。以飞行的典型梦为例，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第一版（1900）中将这种梦解释为再现孩子荡秋千时的愉悦感，之后他又根据鸟作为性的象征将此解释为展示男性的力量。[22]然而，在《梦的解析》（1900，175）中我们看到一个四岁小女孩做了这样的梦。弗洛伊德把其中孩子们飞走的场景解释为象征着死亡，但这仅仅是因为他想证明这个小小的自我中心者希望她的兄弟姐妹和亲戚都死去。于是，他们都在梦中飞走（像天使那样）。虽然出于正常的自我中心心理，小孩子希望拥有有时可以在身边，有时又去找别人的玩伴，但是梦中更深层的自我中心的意义则是希望，即使我们死了，我们也不会真的死了；如果我们有翅膀，我们就可以像活着的时候那样飞回来玩耍。虽然弗洛伊德（1900，172）将所爱之人死亡的典型梦解释为希望他们死亡这一愿望的实现——按照这样的说法，这是他童年时就在压抑的愿望——但他没有解决问题也没有真正对这些梦做出解释。他把孩子的死亡愿望局限在同性父母身上（这些梦经常反映出这一点）。在性意识形态的范畴里，他由此把灵魂象征（永生的意识形态）“解释”为妒忌冲动。为此他在俄狄浦斯的传说中找到了证据，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娶了自己的母亲，发现所犯罪行后他选择了让出王位。

正如亚当的死不是因为性而受到惩罚那样，俄狄浦斯的堕落也不是因为乱伦和弑父而受到惩罚。这里根本就没有“惩罚”，只是众多死亡“原因”的一种，是出于人们在追求永生时对死亡的否认。但与远古时期的人（“旅行者”）不同，俄狄浦斯没有直接寻求永生，相信个人灵魂的存在。这一点与吉尔伽美什和阿喀琉斯不同，这两位都是从下界召唤回死去的朋友和自己的幽灵。而在这个新的性时代，俄狄浦斯是通过否认他父亲的存在，希望通过母亲的重生来获得永生。像其他英雄一样，他死于追求永生。

弗洛伊德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这个灵魂神话，他称之为孩子与父母的性关系。由于两性在生理上的吸引，孩子想要得到异性的父母而仇恨同性的父母。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心理学是从灵魂信仰中产生的。泛灵论本质上是对弗洛伊德在心理学上所解释的相同事实的一种前科学解释，如果有人对此持反对态度，那么就非物质和虚幻具有明显的首要地位而言，这样的反对是站不住脚的。

在原始的和文明的民族中都出现的近亲通婚或乱伦明确支持这一观点：无论存在怎样的这种关系，比如原始人之间的群婚、精神集体主义的群居表现形式，抑或是像在性时代的高度发展状态中所展示的，近亲通婚或乱伦都是具有深奥意义的宗教行为。这两种情况下的乱伦关系都是精神层面的梦意识形态转化为现实行动的例证。作为俄狄浦斯传说组成部分的乱伦梦并非来自被压抑的乱伦愿望。真正的乱伦也许是这种梦的行为体现，其中所包含的并不是想与母亲性交的愿望，而是为了证明自我的精神永生意识形态。

俄狄浦斯传说发生在性时代，那个时代里英勇地谋求永生的个体了解到梦将无法变成现实，他们不得不放弃灵魂信仰。在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所著的《俄狄浦斯王》中，伊俄卡斯忒提到的乱伦梦证明了这一观点：“很多男人梦到与母亲发生关系。但对此并不在乎的人在生活中轻松前行。”（Sophocles 1875，line 995）这绝不是为这一普遍的梦进行辩解。相反，她呼吁人们接受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不把梦得以实现作为灵魂信仰的证明，不再强调梦的重要性。

俄狄浦斯这样回答他的母亲：要是她当时不在场就好了，意思是如果他没有把梦变成现实就好了。有趣的是，作为性时代的灵魂载体，这位母亲认为“没有什么”梦可以为男性做梦者提供一个自我安慰的借口。[23]最后，在《俄狄浦斯》中，伊俄卡斯忒和她自己的世界观对我来说显得很特别[24]：接受所发生的事，不要去追究现实中的因果。[25]

俄狄浦斯传说揭示了心理解释是如何从灵魂信仰中产生的，是如何用性时代的观念——很适合具体化的观念——来对心理状态作生物性的解释的。传说中的性意义不符合弗洛伊德解释，而是展示了性时代对灵魂信仰的意识形态解释。弗洛伊德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解释的，而它的深层、潜在的意义在于灵魂。这就是精神分析的范式，用心理生物学的术语解释性时代的灵魂现象。我们可以对这些现象做这样的解释，但如果在方法论上分离不同层面的内容和评价，就可以避免灵魂现象、生物现象和心理学概念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而这恰恰出现在弗洛伊德的对梦的解释中。

象征的本质

当做梦者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说，当触及灵魂问题导致心理学解释失败时，精神分析学家如何把握象征这一概念就显得尤为突出。这个本质上是精神的象征代表灵魂。这里弗洛伊德犯了个方法论的错误，只把象征用来分析性时代的性意义。值得反思的是，并不是从弗洛伊德才开始对象征进行性解释的，人们在性时代已经这样做了。弗洛伊德只是简单地把这种性解释作为最初的现象，并进一步从心理生物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没有认识到他只是用科学的术语重新表述了性意识化的灵魂意识形态，忽视了潜在的灵魂现象，这需要超越性和心理学解释才能理解。

基于“自由联想”的因果意识形态的心理学解释与梦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在上一章提到过，我用基于方法论的批判方法讨论了心理因果关系。[26]正如弗洛伊德承认的那样，《梦的解析》一书中纯心理部分并没有体现梦固有的特征，只是把梦作为一般的心理现象，例如象征论、移置和凝缩的机制等等。但弗洛伊德将这些现象归因于无意识，在梦的解释以及后来更明确的本我（id）中，无意识只不过是在心理上对灵魂的重新阐释。

无法用心理解释来分析的象征梦和焦虑梦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它们只能用无法认识的“无意识”来理解。荣格恰当地称之为“集体”，因为它与灵魂是等同的。像蛇、老鼠或者鸟等典型的性象征毫无疑问具有先天的灵魂意义，在性时代很容易进行重新阐释。弗洛伊德对它们进行了生物化，斯特克尔同样没有否认死亡的问题，但在生物性的“死亡象征论”中使用了永生的意识形态。从精神分析角度对梦进行解释面临着心理生物学方面的性与死亡的对立，它们分别对应的是人类堕落带来的犯罪和惩罚[27]，没有涉及根本的永生意识形态。

在梦的内容中，自由联想所带来的一些非象征素材不是无意识的（unconscious），而是前意识的（preconscious）：由有心理意义的个人思想组成，不包括任何超越意识（consciousness）的“神圣的”或者灵魂内容——这与弗洛伊德对无意识和重要的梦之深蕴的评价非常相似。因使用了科学术语，用现在性意识形态的具体化形式解释尚未了解的梦，他把这些深蕴肤浅化了。对梦的心理解释并不能解释梦现象，因为所有有意识的内容都可以像在精神分析中那样，用相似的方式解释。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将它们与处于无意识但有可能有意识的其他内容联系起来。

对弗洛伊德来说，与亚里士多德一样，梦的独特性仍然在于睡眠状态。作为第一个研究梦的心理学家，亚里士多德颇费周折地让自己脱离了柏拉图式的灵魂学说。在他晚年的文章《论梦的预言》中，他用心理生理解释代替了梦的预言功能。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弗洛伊德坚信梦预示着无意识的灵魂活动。因此不管他本人情愿与否，弗洛伊德发扬光大了梦的古老精神意义。科学家们好像觉得弗洛伊德仍然坚持被唾弃为迷信的古老信仰，对此持批评态度。

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

通过对梦的全新评价，采用实验和感知生理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使梦从“无足轻重”重新变得重要——这要归因于古老的灵魂信仰，而不是揭开了无意识的秘密。这些研究构成了从梦现象中产生但与梦的本质毫无关系的普通心理学。也就是说，这种普通心理学是基于解释的“科学”，而不是基于对灵魂的理解。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从普通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发展角度思考《梦的解析》（1900）的意义。毋庸置疑——而且不只是弗洛伊德的观点——这部著作奠定了精神分析的标准。我认为这是弗洛伊德式分析的真正开始，虽然人们曾普遍认为，包括弗洛伊德本人也认可约瑟夫·布洛伊尔已经开始做这样的分析了。尽管在心理学上与布洛伊尔有关系，但正如在《梦的解析》中说明的那样，这是弗洛伊德的创新。撇开它的精神分析意义不谈，这本书的观点代表了科学心理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提供了新的知识，还纠正了传统的偏差。

就科学而言，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标志着主观心理学的重大进步。弗洛伊德摈弃了“研究被试”，把做梦者既当作主体也是客体进行研究。弗洛伊德在本书的序言中声明，他的内心世界以一种在科学领域前所未有的坦白方式展示给陌生人。弗洛伊德的态度是可贵的，任何对此的批评都对他有所玷污。但他的研究方法值得怀疑，因为作为精神分析的创始人，他的分析过程中掺入自己的个人兴趣，从而影响了对数据的客观、公正分析。我们不应苛求这一点，而是应客观地评价《梦的解析》。一方面他这样做在所难免，另一方面这是理解弗洛伊德的理论价值及其心理学研究贡献的唯一方式。

以非常个人的方式展示出来的研究素材力求说明梦的普遍意义，那就是建立一门解释梦的科学。但正如评论家所看到的那样[28]，其包含的解释远远多于对梦的分析，更不用说关于梦的心理学了，充其量这只是一门无法阐明梦的心理学。即使是基于先前的心理分析，释梦从来都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科学的。梦的意义是与灵魂相关的，所以对其解释要符合灵魂意识形态。在这里和心理分析之间存在一个界限，虽然人们可以跨越这个界限从而对大多数类型的梦进行分析，但是，这个界限一直存在。这就使《梦的解析》处于一种二元论的境地，《梦的解析》对此竭力弥合但没有成功。

在《梦的解析》第二版（1909）的前言中，弗洛伊德以其本人并未意识到的方式暗示了本书的意义：“我认识到过去所做的一部分是自我分析，是对父亲去世的反应，这是非常重大的事件，是一个人的一生中最痛楚的损失。”这一不经意间的个人感悟却涉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这是在第一版书中就已经奠定的理论基础，以后也一直没有变化。弗洛伊德袒露了他的心理学的主观来源，但似乎这件事与他建立恋父情结理论无关，只是目前很高兴证实他的个案与这个理论相符。诚然，带有主观成分的洞察力并不影响它的发现的客观价值，但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理论的整体价值值得质疑。即使在分析中，根据平常的经验，父亲的去世也绝不是每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它有时只是扮演相当从属的角色。我想说的是，在弗洛伊德出版《梦的解析》之前，即使对弗洛伊德本人来说，父亲的死也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那么，下一个问题——他本人为什么会相信这一点，并把这一假设看成是普遍性的？——比关于梦的任何理论研究都更能将我们引入更深层次的心理学问题。

父亲之死的重要意义

关于弗洛伊德的学说，就人们是否应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一个人对自己的陈述在心理上是真实的这一问题一直存在怀疑，怀疑甚至存在于精神分析中。弗洛伊德的分析告诉我们要对这种断言持怀疑态度，因为压抑通常会导致最重要的事件从注意中消失。

正如人们所料，在对梦的分析中弗洛伊德并没有立即认识到这一点，在几年之后他对自己的书进行再版时才察觉到。同时，他已经将在《梦的解析》中起重要作用的俄狄浦斯情结确立为他的心理学的核心理论，因此他更倾向于看到他本人的恋父情结。但奇怪的是，在《梦的解析》所声称的忏悔（confessional）中，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的关系没有起任何作用，而一个早已在心理和精神上长大独立的成年男性失去年迈父亲的平常事件却显得非同寻常地重要。哪个事件对于四十岁的弗洛伊德更重要：是父亲的死亡，还是他与此同时与布洛伊尔之关系的断绝？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弗洛伊德对神经症患者的理解和所获得的成功都离不开布洛伊尔，与他的分道扬镳肯定是迫不得已。

我不想过多谈及他的个人细节，不去分析弗洛伊德本人，我仅使用众所周知的事实，把这当作一种投射机制去分析他的心理和普通意义上的心理学。投射的目的是安慰自己，从而将注意力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出去。如果太多谈及弗洛伊德在完成《梦的解析》之前他的梦所涉及的内容或者如何受到他与布洛伊尔之关系的影响，这些都会偏离我们的主题，而且会导致过多地涉及个人因素。任何一位读者都能利用这一关键事实，尽管弗洛伊德本人对此只字未提，但其中的关联非常明显。

也许弗洛伊德在第一版的前言中提及他与布洛伊尔的关系时，只把这当作一次正当的“个人决定”。但这不是事实，因为这次与布洛伊尔的分道扬镳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弗洛伊德公开了一些远比自己对一位老同事的矛盾感情更为亲密的细节。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做出选择，即他与布洛伊尔的关系对弗洛伊德在两人分手期间所做的很多关于梦的分析没有影响，抑或这件事对弗洛伊德有非常大的影响，以至于他选择了否认，用他与父亲的常人关系来代替这一点。

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的关系

弗洛伊德放弃了早年学医的理想，与此同步，他与布洛伊尔的分歧似乎是逐渐产生的（开始于约1895年），只是到最后连他们的个人关系也中断了。[29]《梦的解析》应该被看成是对这一损失的反应。这里，“死亡”，或者更确切说是“杀死”布洛伊尔被转移成同一时期弗洛伊德父亲的死亡。我们暂且不谈这一移置的目的和动机，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否认现状和移置过去对弗洛伊德的理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用弗洛伊德的父亲代替布洛伊尔，用父亲的死亡代替失去布洛伊尔，这样的移置一旦发生，就需要为希求父亲死亡的愿望寻找童年时期的动机，这样的愿望似乎出现在弗洛伊德的梦中。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的故事中找到了这样的梦，它占据了《梦的解析》的核心地位并使弗洛伊德建立了自己的心理学。俄狄浦斯素材让人们将杀父的愿望与占有母亲的欲望联系起来，从而假设性冲动是这些狂野愿望的来源。

在继续下去之前，我们需要谈一谈这种从现在到过去，从弗洛伊德的个案到普遍性的移置的原因。我认为答案很简单：从广义上讲，这样的移置具有治疗作用，代表了我们内在（灵魂）世界的普遍过程。当然，正如弗洛伊德本人所展示的那样，在一个人的各种冲突中总会有一些人与人之间关系，正是这些关系让治疗效果能够实现。如果可以把这种“父亲，我犯罪了”（Paler pec-cavi）的情感从现在移置到过去，就可以产生短暂的负罪解脱感、安慰感和宽恕感。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现在与过去的关系在于负罪感，即在于他与布洛伊尔的关系，也在于他与父亲的、没有从父亲“移情”到布洛伊尔的关系。但正如人们可以从他的理论中看到的那样，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不止一次地试图用恋父情结来理解和解释他与布洛伊尔的关系。换句话说，无论是作为问题还是记忆，布洛伊尔本人及其与弗洛伊德的关系都不存在了。这种关系被完全否认了，代之以父亲。我之所以说“否认”，是因为与布洛伊尔产生冲突带来的、痛苦的新鲜记忆——弗洛伊德决绝地与他分手——能够像《梦的解析》中所说的那样被抹去，这在心理（学）上是不可能的。

这一遗漏不可能是出于“谨慎”的原因：在如此关键的领域否认与布洛伊尔的关系无疑削弱了这本书的价值。据我所知，布洛伊尔甚至没有以名字缩写的方式出现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把需要感谢的人称为“朋友O”，把对手称为“朋友P”，这些都是在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同事。很显然，弗洛伊德选择了无视布洛伊尔的存在。在涉及他“叔叔”的梦中，令人吃惊的是，在他的五位叔叔中，弗洛伊德只提及了名字为“约瑟夫”的叔叔（Freud 1900，96n）。他进一步将明确表示“杀死”布洛伊尔的“不去造访”（Non vixit）之梦与（Freud 1900，241ff）约瑟夫大帝（Kaiser Josef）联系在一起，进而和父亲联系在一起，因为父亲与家人住在约瑟夫大帝街（Kaiser Josefsstraβe）。（弗洛伊德将这个梦变成了“non vivit”。）对于《梦的解析》中频繁出现的“约瑟夫”这一名字，弗洛伊德的解释是将自己看作《圣经》中为法老释梦的约瑟夫，而不是将自己代入成自己的朋友约瑟夫·布洛伊尔。[30]

否定布洛伊尔

鉴于以上这些，如果说《梦的解析》旨在辩解布洛伊尔不存在，而留下不那么难解释的父亲，那当然是不合理的。弗洛伊德关于去世的父亲的梦可以从心理学角度理解为对布洛伊尔的移置，这从灵魂信仰的角度证明了普遍的灵魂和个人灵魂的永生。在他的梦中，弗洛伊德需要确保在“杀死”布洛伊尔和他父亲去世后得到自己的永生。最后，我们发现了在梦中出现已去世父亲的第三个动机，这也许与焦虑梦有关：弗洛伊德意识到想要抹去依然活着的布洛伊尔的努力不成功。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触及从心理学角度解释灵魂梦的重要原则。

人们仅仅是从父子关系的角度来解释弗洛伊德父亲出现的梦，父亲形象的意义从未受到质疑。弗洛伊德知道在梦中一个人可以替代另一个人，他广泛使用了对这种所谓的混合身份的解释方法。但是，当他父亲出现在梦中时人们只把他当作梦中人物。同样，弗洛伊德认为与自己母亲发生关系的梦也是没有歪曲（distortion）的梦。这似乎说明弗洛伊德意识到这些古老的灵魂主题没法从心理学角度得到解释，但那些布洛伊尔潜藏在父亲背后的梦可以解释为什么后者无法得到很好的解释。为了揭示这些梦的潜在内容，弗洛伊德不得不在他的无意识中寻找被压抑的对抗父亲的冲动。但他的歪曲涉及的是显梦（manifest dream）中的人，而不是思想内容。换言之，如果正确地将布洛伊尔放在弗洛伊德父亲在梦中出现的地方，就能修正对主体的歪曲，然后显梦的内容（至少它的大部分）就能够显现出它的意义。

弗洛伊德治疗中的因果原则

在此我们看到在理论和治疗双方面心理学均诞生于自我欺骗：在理论方面，这是因为复杂的联想和分析手段，也许还有梦的产物，都没能掌握事情的真实情况；在治疗方面，这是由于为现在找到过去缘由的减压性（或者释放性）情感移置需要得到理论的证明。治疗性的移置只有在没有涉及真正的目标，在心理上是错误的时候才能起到减压的作用。从这样的移置中弗洛伊德推导出一条普适的心理因果律，旨在通过一系列的自由联想来逆转移置。这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弗洛伊德把某种移置排除在一般的（目的在于减压的）歪曲偏向之外，也就是说，把从现在到过去的特定移置宣称为因果解释的原则。

然而，在强调向过去移置的回归（regression）学说中，现在他去掉了能够支撑他的治疗性移置的真正“原因”，从而犯了逻辑循环的错误（petitio principii）。为什么从父亲身上得出现有冲突的原因不也是一种回归呢？这可以是从现在到过去的一种令人感到安慰的移置，就像在因果链中伪装成回归的另一个方向的任何移置一样。[31]

因此，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在很大程度是一种治疗尝试，但它没有从实现愿望角度对现实有所改善，而只是通过梦和释梦证实了被改变、被扭曲和被否认之现实的存在。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布洛伊尔已经死亡。因此，他不存在于弗洛伊德的梦中，也就无从解释。弗洛伊德用梦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即在自我认知方面把这当成对灵魂的安慰。这是因为他不容许希望死掉的人出现，所以就“杀死”他，而在这里就出现了他没有杀死的逝者（他的父亲）。[32]

在灵魂时代，另一个人的灵魂出现在梦中说明他得到了永生，而布洛伊尔从未出现过，则说明他死了。弗洛伊德想要证明梦不是像迷信的那样显示的是死者的灵魂，而是以某种心理形式（愿望）出现的我们自己的灵魂。那样一来，《梦的解析》就不那么必要了——尤其是它不得不利用与死去的父亲有关的古老灵魂信仰对梦做进一步的心理解释。因此，这本书呈现的只是治疗方法，不是心理学，正如古老的灵魂信仰是治疗性的，并没有心理学意味。在《梦的解析》中，愿望实现不在于梦的内容而在于解释；而在灵魂时代，愿望实现体现为梦本身（无论什么内容）。现在，在心理时代，梦不再需要转变成现实：现实出现在梦中，在梦中得到证实。

用现实与梦中事实是否相符来解释梦的古老做法被倒转过来了：心理解释方式是用被证实是假的现实来解释虚幻的梦中内容！正如别的观点对应于灵魂时代的泛灵论意识形态，这样做符合心理时代的现实意识形态。如前所述，梦没有永久的意义和解释方式。梦境中的现象有多种解释，以适应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泛灵论的、性的或心理的意识形态。对梦的解释总是在维护和证明每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构想。

最初，梦以肯定的方式（愿望梦）和否定的方式（焦虑梦）证明灵魂的存在：一个人的具身灵魂会出现在梦中，（已死去的）其他人的灵魂也一样，尽管有人不希望他们活着。在性时代，从灵魂信仰的角度看，梦是用来改变现实的，为灵魂信仰提供有形的证据，证明灵魂的真实存在。最后，心理时代从现实的意识形态角度解释梦，目的在于保护正在消失的灵魂信仰。

通过回顾梦的内容是如何随着不同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变化的，我们可以理解这些梦的区别，正如在个体发展中简单的愿望梦和明确的焦虑梦后来被幻想和思维梦所取代，以符合心理时代的现实，而早期形式的梦主要属于泛灵论时代和性时代。泛灵论时代的愿望梦对现在有重要意义；在性时代的焦虑梦中做梦者抵抗生殖永生，这对未来有重要意义，因为灵魂信仰变成了实际行动；心理时代的幻想和思维对梦的解释是基于过去的，是用古老的、灵魂存在于梦中的解释求得安慰，并不解释梦现象本身。[33]对梦的内容的解释从未把梦当作一种现象来说明，因为灵魂所特有的、不是梦本身的愿望实现存在于每一种表达中，包括灵魂信仰。

梦的本质

做梦的最根本特点是处于睡眠的状态（参见本书第116页）。为了用梦的生理前提——睡眠——来支持他对梦的心理解释，亚里士多德提出这个设定。但是，正如我们从梦中了解到的，睡眠不仅仅是一种使梦发生的生理现象。睡眠者对待睡眠的态度、对待他睡着的身体的态度构成了梦的本质。这里所说的不是对待普遍意义上处于睡眠状态的身体的态度，而是对待像死了一样的睡眠，以及像死了一样一动不动的身体的态度。这种态度会随着睡眠的种类和深度以及做梦者的心境而改变，并总是力求否定死亡，确定睡着的自己生命还存在。

现在我相信做梦是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目的是消除与生俱来的睡眠状态下对死亡的焦虑。在梦中这表现为思考、感受和观视（seeing），即各种感官和身体器官的功能；而在神话中，例如，这表现为吃东西和被我称为“清醒症状”的其他功能。根据不同的睡眠深度和心境，睡眠者用不同的方式解释处于睡眠状态的自己。最初我们证明我们的饥渴在幻觉中被平息：梦不需要满足有形的要求，但需要证实人的存在，因为梦见口渴和梦见水就足够了。

这也同样适用于与性相关、在分析中象征着生命的梦，适用于把梦解释为具身灵魂的存在。在这里，我们迈出进入超自然领域的有意义的第一步：我们保证不仅在睡觉时活着，而且我们不会死，所以我们才睡得很安稳。

现在来探讨灵魂信仰的消极、黑暗的一面，因为其他人的灵魂，尤其是死者的灵魂，也会出现在梦中。我们不能在永生理论中统统这样解释，但有的时候把这一现象解释为对我们自己死亡的一种提醒。换言之，在某些心身状态下（睡眠状态和心境），睡眠状态和出现在梦里的自我都可以被解释为死亡提醒，它迫使睡眠者醒来，可信地证明自己还活着。有些梦的情绪基调更多地依赖于身体，如表现在睡眠状态中那样；有些梦取决于解释睡眠状态的心理状态。带有强烈身体感觉的梦，如飞翔和掉落的梦，可能更取决于睡眠时的身体状况（即沉重的或者轻松的），但却从灵魂角度被解释为永生（飞翔）或者死亡（掉落），抑或从心理角度被解释为愿望或者焦虑，诸如此类。

身体上的刺激（饥饿、口渴、性欲等）可以用灵魂意识形态来解释（作为生命存在的证明），但它们经常由心理状态（死亡焦虑）诱发到梦里来证明生命的存在。这调和了生理和心理刺激的不同理论以及不同的解释方式之间的关系，包括从精神的、性的再到心理的理论，其中包括西尔珀赫[34]所描述的“功能”法，该理论将梦看作灵魂行动和功能的形象（符号）表征。

睡眠的精神意义

最重要的是，我发现梦本身就具有解释性。由于进入了睡眠状态，睡眠者需要在睡眠过程中从灵魂信仰的角度解释所有来自身体和心理的刺激：这个解释本身就是梦！人可以证明自己没有死亡，因为梦激活了某些功能，或者因为梦显示了独立于肉体的不死灵魂，还因为他可以从濒死的焦虑梦中醒来。另一些梦的内容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和思想残留，它们都是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被激活的（活着的证明）。这些梦的内容只有在下面的情况下才是重要的：它们影响了做梦者对梦的解释，或者为了释梦，这些内容被做梦者回忆起来。然而它们不会为梦提供因果性的解释，不能用因果方式去解释，需要进一步加以解读。因此我们看到多样化的解释，相互补充，相互超越，永无止境。

精神分析没能为做梦这种现象提供解释，但却从中衍生出心理学。作为理论建构，科学的灵魂解释注定要失败，因为它将灵魂重新定义为愿望实现。没有灵魂，精神分析不可能成为深蕴心理学。然而作为科学，它否认了灵魂，用愿望实现去解释梦的内容而不是做梦本身。我们看到弗洛伊德如何运用心理（psychologi-cal）意识形态，从精神（spiritual）角度（即父亲的死亡）去解释来自心灵（psychical）体验的梦（来自布洛伊尔）。就像我们的祖先成功地用灵魂信仰证明了精神自我的存在那样，我们用心理学保留了心灵上的个体性。

注释

[1]参见贝丝作品（Beth 1927）中精彩的“梦的意义”一章。

[2]参见Lévy-Bruhl 1927，94 ff。

[3]参见Relation des jésuites，1636，10：170。

[4]参见Relation des jésuites，1669-70，54：96。

[5]参见Ehrenreich 1910，149。

[6]参见雷丁作品（Radin 1927）的“生命的悲剧意义”一章。

[7]在该文本中，我不知道这一点是否重要，即赐予礼物和许诺愿望的水神是否也被称为“旅行者”——这一身份将使故事的梦境性质更加清晰。

[8]在第三个故事“预言者”（The Seer；Radin 1927，196）中，父亲为了延长自己的生命（复活愿望）而诱导儿子禁食。然而，当他用了从水神那里得到的“药”，他反而杀死了别人（最终是他的儿子），因此他自己必须得死。在“旅行者”中，只有父亲对儿子的愿望得以保留，不过这个故事显然是为了协调父子俩在永生问题上的自我中心（egoism）行为。

[9]参见Jensen 1906，1：7。

[10]詹森（Jensen 1906，1：583ff）后来做过有说服力的论证，这些（必须变成现实的）梦在《列王记》（17：19-22）中以以利亚（希伯来先知）唤醒死者的方式被记载为真实事件：“现在他把寡妇之子毫无生机的身体放在他的（以利亚的）床上，三次把自己的身体伏到上面，把他救活了，然后把他交还给他的母亲。”［詹森的解释］

[11]在原始人的传说中，否认梦的真实性，即灵魂的不朽的故事数量并不多，其中之一与违犯性禁忌有关。韦斯特曼（Westermann 1900，457ff）在克佩勒（Kpelle）传说中记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梦故事，故事的最后一句话说明梦中的事情不是真的：“他所梦到的事没有得以实现。如果这个年轻人的梦在现实中存在，那么所有的梦都会实现。”故事的主人公克帕纳（Kpana）和朋友们去钓鱼。吃完饭后，他倚靠在鱼篓上沉睡过去，鱼篓在他的衣服和身体下面腐烂了。他梦见自己来到另一座城邦国的国王面前。国王将女儿许配给他，条件是他不回家。石头（身份为梦神）为他的新娘送上了一份丰厚的结婚礼物，但要想永久地拥有这些财富和这个国家的条件是他必须与这个少女躺在一起八天而不发生性关系。然而，在第七天，他被少女的魅力征服了。他醒来了，回头一看发现衣服和鱼篓都烂了。长时间的沉睡和腐烂是死亡的明确象征，这是对未能遵守禁欲的惩罚——失去灵魂，梦未能实现。

[12]参见Chiari 1922。

[13]来到乌特纳比西丁面前的吉尔伽美什不仅饥饿而且全身赤裸，从乌特纳比西丁那里得到了回家路上吃的食物（面包），外加永远穿不破的美丽衣服（像亚当和夏娃原始的树叶的衣服，后来被兽皮取代了，就像田间的庄稼取代了树上的果实）。农业推动了从性意识形态到私有权的转变，因为收成就像孩子一样是由个人力量创造的，而在前性时代，大自然的牧场属于集体（社区）。

吉尔伽美什没有想好如何处理伊斯塔送给他的天牛，他拒绝了她的求爱，只能杀掉牛并把牛角做成装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相比之下，牧羊人雅各和他那些有斑点的羊羔就显得要幸运多了。

[14]参见“Die Symbolik”[Symblism]，Rank 1922d，chap.2，esp.28ff。在那本书中（Rank 1922d，chap.4，“Zur Deutung der Sintflutsage”），通过与个人梦的比较，我也提出了大洪水梦来源的假设。

[15]在［某些］东非原住民的语言中，drokuku的意思既是“做梦”又是“半死”（Ježower 1928，ix）。在其他语言中，睡眠和死亡在概念和言语上关系很紧密（参见Scherke 1923，212）。

[16]参见Stekel 1911。

[17]皮托（Pytho）是古希腊圣地德尔菲的旧名。——译者注

[18]参见Binswanger 1928。

[19]参见Rohde 1925。

[20]参见Aristotle，1924，esp.“Von Schlafen und Wachen”[On sleeping and walking]；“Von den Träumen”[On dreams]；“Von den weissagenden Träumen”[On dream divination]。

[21]参见Artemidorus，1881。其中关于性的部分已由汉斯·利希特（Hans Licht）翻译，见Anthropophyteia，vol.9。

[22]他还用保罗·费登博士（Dr.Paul Federn）飞行感觉的解释来支持他的观点，认为飞行是勃起的象征。

[23]在《朝霞》（Morgenrthe）中，尼采错误地认为这一说法来自主人公本人：“即使是明智的俄狄浦斯也能得以自我安慰，认为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梦。”［Nietzsche 1988，118］

[24]参见Rank 1929c，33；1929a，67ff。

[25]伊俄卡斯忒：“人既然被偶然性所控制，什么也无法清楚地预测，为什么还要害怕呢？自然地活着，顺其自然地生活，这是最好的。所以不要怕娶你的母亲。”［So-phocles，Oedipus the King，lines 976-980］

[26]尤其参见Rank 1929a，section 2，“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Past and present]，47ff。

[27]威廉姆斯（Williams 1927）对此做了全面讨论，试图论证这些思想在犹太教中的起源，以及它们在基督教中的发展。

[28]例如Mittenzwey（1912）。

[29]也许弗洛伊德父亲的去世（1896年）导致或者加速了他与布洛伊尔的最终分道扬镳。

[30]我怀疑弗洛伊德在与布洛伊尔分手后，如何忘掉布洛伊尔这个问题，以及他写作《梦的解析》，都与他压抑对布洛伊尔的记忆有关。弗洛伊德（1901）的第一个例子是他记不起意大利画家西诺雷利（Signorelli）的名字；相反，他想到了两个替代名字——都是以字母“B”开头的。（Sigm是弗洛伊德自己名字的缩写。）无可否认，这个发生在弗洛伊德陪伴了一段时间的一个旅人身上的记忆错误涉及被压抑的“死亡”想法。

[31]事实上，根据我在《出生创伤》（Rank 1924b）中所做的评论，这种可能性甚至在理论上也得到了弗洛伊德追随者的认可（例如，参见Alexander 1925，173ff）。

[32]同样，被麦克白亲手杀死的不是邓肯的鬼魂，而是在他的命令下被杀死的班柯的鬼魂。

[33]校对文稿时，我在对阿基利斯（Achelis 1928）的讨论中发现了关于叔本华哲学的一句话：“所有的梦都是真实的梦。”

[34]西尔珀赫（Herbert Silberer，卒于1923年）的相关著作有《精神分析学的研究》（Jahrbuch für psychoanalytische Forschung，1909—1912）、《精神分析汇编》（Zentralb-latt für Psychoanalyse，1911—1914）。比利时心理学家瓦伦多克（Julian Varendonck，卒于1924年）1921年的著作探讨了同样的一系列问题。

第五章　灵魂与意志

如果允许神灵进入你的意志，

她便会从她那星光璀璨的宝座走下。

席勒［《理想与生活》（Das Ideal und das Leben）］

梦对现实的原始认同以及意志将梦转变成现实依然是我们现代世界观的组成部分。这让我们关注意志问题，但不仅仅是从道德愿望层面去关注。我把它看成在我的意志心理学和治疗中提出的首要心理学问题。[1]对永生的信仰源于生存意志，而不是死亡恐惧，意志创造了梦。做梦这一事实向我们展示了自由意志，就像对原始人来说，做梦引导他们将梦转化为现实。

原始人将自由意志解释为灵魂脱离肉体获得自由，而肉体和灵魂原本是不可分割的。在原始的梦境中，一个人灵魂的自由可能会与其他灵魂的自由发生冲突，这些灵魂可能会以不受欢迎的来访者身份出现。早期的玄学家将梦解释为睡眠状态下意志的暂停。弗洛伊德将愿望看成梦的原动力，否认了愿望的自由性，因为无论是灵魂还是意志都不符合他的心理决定论。意志问题不可能通过梦（或者简单的灵魂现象）来解决，这是因为做梦本身就受到灵魂信仰的影响并由其来解释，而灵魂信仰反过来又是一种表达生存意志的意志现象。

自由意志的真正障碍是死亡，在灵魂信仰中意志可以战胜死亡。在原始人的行为中就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意志战胜死亡取得胜利的情况。例如在“旅行者”和“斋戒者”（参见第四章）身上，个人的永生似乎取决于杀死别人——水神赋予了英雄杀戮的权力（Radin 1927，197）。从表面上看，原始人杀戮是为了自己不被杀死，但他们的行为远远超出了有意义的自卫，是为了提供“因果”证明，因为意志可以带来死亡，我们的意志掌控着生死。依靠坚强意志征服死亡在后来的阶段导致了自杀现象，从心理学角度这种现象的存在被理解为是意志对死亡的征服。

原始人只知道违背禁忌会导致“自主”（willed）死亡。在我们现在的心理阶段，这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想死的愿望，弗洛伊德则从生物学角度将它解释为“死亡本能”。死亡的愿望再一次代表了个人意志的胜利，能够把没有选择的命运变成自由的选择。曾经被看作由人类的错误导致的死亡现在变成了我们愿望的结果。这都不是命运强加给我们的；相反，这是我们要为之负责的命运。

灵魂信仰来源于死亡的概念和对死亡的恐惧，但灵魂概念中存在着另一个积极的方面。原始人将此理解为生命的力量，或者生命的能量。在新几内亚的原住民看来，“灵魂”（tanuá）一词也有“生命力”（life-force）和“阴影”（shadow）的意思[2]，因而与生命和死亡都息息相关。“灵魂”在原始人中通常有两种表达方式。例如，在弗罗里达岛（位于所罗门群岛），只要灵魂还住在身体里，它就被称作tarunga，即“生命力”；但死后它以其所在的身体的形式出现，被称作tindal，即“灵物”（spirit-being）。

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努瓦阿图的迈沃岛（Maéwo，又称奥罗拉［Aurora］），具身灵魂是tamani，即“生命之灵”（源自ata［神灵］和mani［生命］），而离开身体的灵魂是tamate，即“死亡之灵”。在埃法特岛（Efate），身体内的灵魂是atam-auri（源自ata［神灵］和mauri［生命］），而摆脱了身体的灵魂是atamate（源自ata［神灵］和mate［死者］）。（Cunow 1923，35）

在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灵魂概念也具有类似的区分，这让人想起北美印第安人的双重灵魂。所有这些都与关乎死亡（焦虑）和生命（力量）的灵魂的双重意义有关。

神力崇拜

要了解灵魂积极和创造性的一面，我们需要探讨前泛灵论的神力崇拜（emanism）。人种学家认为这是最古老的人类文化，它的基础是神力（mana），美拉尼西亚语中的超自然力量，几乎每个民族对此都有自己的名称［易洛魁人称之为“奥伦达”（orenda），苏族人称之为“瓦肯度”（wakondo），澳大利亚原住民称之为“丘林加”（tjurunga），印度教信徒称之为“婆罗门”（brahman），等等］。尽管这个概念对原始人来说似乎很清楚，它是超自然的事物，但人种学家发现很难向我们解释神力一词的含义。在关于这9个概念的大量文献中，我只想涉及其中一些超自然的方面，以展示原始世界观及其人种学的定义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什么是我所定义的意志。[3]

研究萨摩亚群岛的权威人士、传教士罗伯特·亨利·科德林顿（Robert Henry Codrington）主教写道：

人们相信一种完全不同于客观存在的力量的力，这种力以各种方式行善或者作恶，谁能拥有或者控制它就可获得极大的优势。这就是神力……这是一种力量或者控制力，不是自然界的而是超自然的；但它往往表现为自然界的力，或者展现为人能够拥有的力量或者长处……事实上，美拉尼西亚人的宗教的所有方面都旨在为自己获得这种神力，或为自己的利益使用这种神力。这里所说的宗教的各个方面包括宗教的各种仪式、祈祷和祭祀。

……这种神力不拘于某种事物，可以从一种事物传递到另一种；但是无论是以无形的灵魂还是超自然的人的形式出现的神灵，都拥有并且能够给予这种神力。（Codrington 1891，118n）

尽管这个概念与个人无关，但这种力量“总是与控制它的人联系在一起”，而被赋予这种力量的人被认为能够做出非凡的事情［Codrington 1891，119］。拥有这种神力的人——今天我们称之为“强人”（strong personality）——利用神力提升自己达到拥有权力的地位，成为萨满、牧师、医生和国王。每一次成功都证明了个人的这种神力。

神力作为个人意志力

在具有创造力的人格中，这种力量本质上是由人的意志构成的：它是一种超越自然因果关系的力量，就是说它可以随意改变因果关系。科德林顿将这种在太平洋普遍存在的概念称为神力，是“当地人所相信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它能产生的影响超越了他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Codrington 1891，191］。它是“在他们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们所相信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巫术所能做的一切中的积极力量。通过这种方式，人类能够控制或指挥自然的力量”［191］，但是通过不同的方法，他们也能够“为自己的利益”“改变”这种无形的超自然力量［118n］。同样，波利尼西亚语言词典编纂者爱德华·特里盖尔（Edward Tregear）将mana定义为“心灵能量”；亨利·于贝尔（Henri Hubert）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将所有的力量都归入神力的范畴；《大英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一种神奇的力量”，拥有这种力量的“个人可以用意志支配宇宙”。

原始人的世界观不仅认识到而且解释了具有超能力的个体拥有怎样的坚强意志。对意志的第一个解释——泛灵论——认为，意志属于灵魂。这是心理学的雏形，为以下这些学说奠定了基础：柏拉图式的世界灵魂观，希腊文化的灵气（pueuma）学说，F.W.谢林的浪漫主义自然灵魂说，以及亚里士多德的灵肉说，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和现代活力论（modern vitalism）。在泛灵论中，一切超自然的都源于对心灵现象即意志的精神解释：作为不可见的和无形的，它无法用因果原则来解释。

意志表现方式的起源和影响都显得深不可测。意志力是无形的，因此超越自然。我们所称的暗示是这种意志力的神奇转移，它同样具有超自然的神秘性，我们和原始人一样对它知之甚少。这种神奇的力量被看作是无法解释事件的成因，其中首先包括的是死亡。因为原始人不相信人会自然死亡[4]，他们把死亡归因于另一个死去或者活着的人的神力，这就导致了人们相信恶魔的存在。在下一章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一点：像意志和死亡这样明显而简单的现象被看成了在自然之外——超自然的，因为这些现象无法用因果关系解释。很久以后，人们将它们与自然的力量进行比较，并将它们与自然的力量结合起来——不是因为它们的起源，而是因为它们更容易被理解和解释。

神力作为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中每一种不寻常事物的组成部分，与任何超自然的神的概念都无关。这个概念既不与神也不与灵魂有关，而是与能量有关。在这一阶段，被赋予神力的最强者就是具有坚强意志的人。他能决定别人的命运，改变自然事件的进程。逐渐地，意志这一心理观念与灵魂和神性联系在一起，变成了灵魂的代表。我们将追溯它的发展，它起源于第一种关于意志的理论——泛灵论。

与这两种灵魂或灵魂的二元论相对应的是宗教的两种起源，它们即使在一神论体系中也从未合二为一：对上帝的认知和对永生的信仰。后者体现为我们对从具身的个体灵魂到集体轮回信仰的追求，它们将精神重生（在泛灵论时代）和肉体重生（在性时代）区分开来。基督教把这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宏大的综合体。与源自恐惧死亡的永生信仰不同，上帝这个更高的超自然存在的概念是从活着的愿望发展而来的，而神力表达了这种愿望的能量和力量。上帝将拥有神力而永生的自我人格化。灵魂相当于集体的永生，凡人必须确信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当拥有神力的人通过宗教把灵魂转交给所有人的时候，灵魂就是每个人的集体神力，也可以说是民间神力。原始人希望拥有神力的人为集体使用这种力量（为了部落），而非为了私利。（在“旅行者”和“斋戒者”故事中，父亲违反了这条法则［参见第四章第96页的脚注］。）

灵魂之神与意志之神

灵魂和神力，即生命力，很早就联系在一起了。在语言学方面，不朽的灵魂最初等同于持续的生命力，即神力。在图腾崇拜体系中，我们看到生存下来的个体灵魂是如何集合成集体灵魂，成为至高图腾，后来演变成上帝概念的。灵魂之神代表着集体的永生，每个人都必须相信他才能保持他的强大。与此同时期或者在更早时期，出现了意志之神，这次不是集体的灵魂（即永生）的化身，而是增强了的神力，即持续存在的个体生命。神力，尤其是与巫术联系在一起的神力之所以变得如此重要，是因为人们相信这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着生与死——它可以带来死亡，但也能保护生命。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一事实是无争议的：“在相当多文化水平低下的民族中，人们信仰崇高的天神。”（Beth 1927，332）与其他形式的灵魂信仰相比，这个神“以一种原生的宗教观念出现”（同上）。[5]很显然，这个原始的崇高之神是人格化的神力（如在一些非洲的部落中那样，参见Beth 1927，349），抑或是代表永生的超人（存在于澳大利亚原住民中），但它从来都不代表死者的灵魂。施特雷洛的发现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澳大利亚的阿兰达（Aranda）语言中，altjirerama（梦）一词的字面意思是“看见神”。[6]虽然这个词指的“不是最高的天神，而是原住民在梦中见到的图腾之神”（Strehlow 1907），但这似乎并没有将天神等同于人类的祖先。出现在梦中的肯定是一个人的意志自我，正如我们心理时期的科学意识形态所证明的那样，澳大利亚原住民按照他们的图腾崇拜意识形态证明了这一点。

人种学家承认，真正的宗教开始于神力崇拜、泛灵论和图腾崇拜之后，甚至是原始的一神教之后。在一神教中，上帝只代表一个崇高的自己。对于这一点，人种学家与神学家已有广泛共识。我认为，宗教时代开始的决定性标准只能通过心理学来确定，而不能以大量令人困惑的人种学资料或神学家的教义为准。为此，我们必须回归像意志这样的心灵现象，但不是像精神分析或者宗教那样去探讨现实中的原因，而这个现实是先前建构的心灵事件。以此为基础的神力崇拜和泛灵论都是从个人永生信仰的角度来解释意志的，图腾崇拜就是这种信仰在生殖永生上的具体体现。所有这些关于心灵和生物事实的精神理论都成为宗教发展的物质基础。但它们无法融合成一体，就像它们分别失去自身的持续性和可信性而孤立地与意志之神和灵魂之神出现在一起一样。宗教以一种独有的新态度对待这些从精神上阐释的人类事实，但这些事实必须从心理学上加以解释。

宗教中意志的从属地位

对我来说，纯粹的自我心理学可具体化为意志这一主要的人格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在不考虑人种学素材或神学观点[7]的情况下，我得出了意志神论。而在宗教意义上，我仅仅将自我提升或者自我评价看成与“消极的”服从和自我贬抑（self-abasement）相关。这种以“宗教”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新态度利用诸如意志之神这样的前宗教的灵魂产物来证明个人意志的正当性。伴随着正当化这一趋势——一个道德问题——生命力的单纯精神永生投射被刻上了与宗教有关的伦理烙印。为什么个人需要证明自己和他的意志是正当的呢？在这种道德的桎梏中，意志如何从自恃和得意的积极力量变成了自贬和服从的消极态度？我们发现原始人并不敬畏超验和超自然的事物；相比于自然的和宇宙的，原始人更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秘密。对崇高的谦卑崇敬来自对意志的重新评价，由此出现了负罪感和原罪。

我们从灵魂的角度来探讨宗教的这个根本问题，即对意志的道德立场：将之理解为罪恶。这个问题就是世界上的罪恶，它让我们从主观上以个人的越界或过错来面对原罪和负罪感。后来性时代的传说将女性刻画成罪恶之首，认为性是死亡之“因”，在新的生殖永生的意识形态之下简单地重塑了灵魂信仰。对性的诅咒源于它破坏了对个体永生的信仰。自然死亡是人类所知的第一种罪恶，否认其必然性意味着它源自个人的负罪感。原始传说讲述了这样的越界：个人谋求永生或者狂妄——无论是为个人还是为集体——都将受到死亡的“惩罚”。

罪恶的问题

个人的、凡人的灵魂和集体的、不朽的灵魂之间的冲突——两者都源自神力之生命力——继续存在于意志之神和灵魂之神的前宗教化身中。作为宗教的前身，对意志的重新评价将个人的神力转移至集体，将活着的灵魂之力转移至死去的灵魂，后者通过恶魔控制着活着的神力持有者。因此，对否认必然性的忧虑变成了对死者忧虑的原始意识，而非对死亡本身。死者使用他们的神力（通常涉及最近的血亲）去杀死（攫取）活着的人，并以生者的生命力使自己重获生机。由此演变出对神灵和祖先的崇拜，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原住民中。[8]人们给祖先带来供品（包括作为供品的血液）来阻止死亡的敌人夺取他们的生命力量。这些为了自卫而献的祭品或多或少意味着个人对集体，即死者的集体的自愿奉献，因为对原始人来说，听从来自死者的命令比融入生者的集体更有威慑力。确实，死者威胁到了生命和灵魂的存在，后两者都是集体需要保证的。

对死者的焦虑导致了神力的屈服，即意志的衰减。通过灵魂之神向意志之神的逐渐渗透，意志变成了宗教中的克制。这一宗教的前兆类似泛灵论的集体灵魂取代个人永生。但依靠意志和灵魂之神，人们回到了前泛灵论的自我导向阶段：又一次，他们以具身的个人意志和灵魂为外在形式，将集体的意志和灵魂人格化。集体的永生意识形态比纯粹的个人永生要强烈得多，即使是意志之神和灵魂之神联手也不能使具有神力和坚强意志的个人得到永生。反之，个人的意志之神被集体的灵魂之神吸收，就像在更早时期，个体灵魂并入图腾灵魂，个人并入集体那样。

以前源自死者的灵魂焦虑现在来自新的神，他代表了灵魂信仰和对神力的信仰，即个人和集体的永生。他对集体灵魂的屈服削弱了他的意志力，而他的集体能量又被无休止的个人要求削弱，因此他无法保持个人或集体永生的信念。他成了双面符号，象征着两个灵魂在一个人身上的疯狂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对死亡的完全认识。死亡作为原始世界的唯一罪恶再也不能被否认。

如果不可避免的死亡不被直接承认，对它的解释现在就是道德的，而非心理的。被否认的死亡以罪恶的形式再现，不再投射到恶魔（死者的恶灵）和巫师（恶灵神力的承载者）身上。死亡变成了诅咒，被理解为负罪感或者原罪。性和永生的愿望不再招致死亡，在这个宗教阶段，想要得到性和永生的意志成了万恶之源。

对意志的谴责任务交给了新的神，他会惩罚也会奖赏。对神的服从就是对死亡力量的服从，这种服从以自我贬低的道德形式出现，认为人类存在是徒劳、虚无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种永生意识形态的道德表述：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死亡有责任——否则的话我们不会死。死神正是那曾向我们保证永生和不朽的意志，但由于知道死亡不可避免，意志被削弱了。

死亡作为首恶

犹太教的耶和华是宗教重新评价意志之神的突出例子，他的一神教本性也是最明显的。这种一神教是不断演变的结果，并非原初的。它综合并融合了前宗教的观点，形成一个将灵魂、意志和死亡统一在一起的宗教神性。耶和华表现出人间的神力持有者的特点，他的意志之力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9]，代表了死者善恶之灵的双重本性。最后，他将道德原则进行了人格化，使之成为意志正当性的典范。

现代《圣经》批评（biblical criticism）将耶和华看成三个不同来源的统一体，我们可以将此比作已经建立的三种前宗教的信仰。根据巴霍芬的思想，有学者敏锐地指出，耶和华底本（J底本）证明了母亲的权利，与祭司文献中发现的父亲的权利形成了对比。“在《圣经》对宇宙之初的描述中，母亲权利和父亲权利是冲突的，但朝着征服母权的方向发展。在祭祀文献对创世的描述中，扮演父亲角色的光获得了胜利。”[10]

我们通过回顾逐渐上升的父权与最初的母权的斗争，知道以一神教为核心的以色列人的单一主教神是属于性时代，而不是灵魂信仰阶段，在《旧约》上找不到后者的任何踪迹。对于这个叫作夏娃的女人，贡克尔（Gunkel 1922）将她的名字与腓尼基人的下界蛇神联系在一起。她既是所有生物的母亲，也是原始母亲，即大地的凡人代表。最后，夏娃是人类终将回到的下界的死亡女神，人类也是由此而来的。

最初，夏娃的丈夫没有名字。作为大地的代表，夏娃是adama（潮湿的泥土），“亚当从泥土里变成了人形，他必须回到那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创世记》3：19）”（Vischer 1929，65）。因此，该隐（Cain）杀死的不是匿名的父亲，而是兄弟。我认为，这进一步证明了灵魂信仰向性时代意识形态的转变。亚伯（Abel）只是该隐在这个阶段的化身——他的孪生兄弟，就像在神话阶段一样，他的第二个灵魂人格化于他的兄弟身上。这个《圣经》传说谈及世俗生活。在这个故事中，该隐代表由女人所生的第一个凡人，他失去了灵魂永生，以亚伯身份出现：在谋杀了灵魂之后，他变成了凡人。

亚伯死了，该隐却活着，免受母系之神耶和华的血腥复仇。[11]这显而易见的矛盾可以解释为从灵魂时代到性时代的转变，一个意识形态演化到下一个意识形态。永生的灵魂的另一部分已经变成凡人，而他的希伯来名字“Hevel则成为《圣经》中人类的无望虚无和意志薄弱的代名词：‘每一个亚当都是一个十足的亚伯’（ak kol hevel kol adam）。Abel这个名字表达了这样的痛苦认识，即在天堂之外，生命都将死亡”（Vischer 1929，42）。

父神

在性时代，上帝具有父亲的特质，因为凡人的父亲拥有“神一样”的能力，也就是生育孩子的能力。关于先祖之神的伊罗兴底本（E底本，Elohist source）炫耀又骄傲地引用了这种新的能力，令人反感。父神将父亲人格化了，但不是作为像祖先一样的个人的父亲，而是作为那种性时代的男人。他用新的意识形态代替了灵魂信仰，但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父亲的肉体因为自己的罪过死亡后，变成了一个高尚的父亲，而是在采用了性意识形态之后，男人在生活中提升为父亲，主宰个体命运的那种父亲。

因此，在这个阶段，正如《创世记》的伊罗兴底本所描绘的那样，意志之神变成了世界的缔造者。在性时代的其他文化中，这一过程伴随着神性的分裂而进行。神性分裂为其最初的组成部分，即上界和下界的神性。在这些神性中，父权和母权再次分离，就像在不朽的灵魂和凡人的灵魂中一样。在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教义中，统一的、崇高的上帝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分离需要重新融合。还有耶稣这个人，他不想成为上帝，他想教导人们通过过美好的生活来获得个人的救赎。

统一的神的概念的分裂产生了英雄，因为（作为文化英雄、救赎者、创造者的）意志之神在他创造宗教上帝的神圣任务完成后回到人间。作为一个伟大的神力拥有者，英雄在人间扮演着巫术阶段巫医和巫师所扮演的角色。灵魂时代的意志坚强、成功的神力持有者的性质注定了他在新的上帝信仰阶段的失败命运。英雄将神力的创造性力量归为己有，用他的个人永生来对抗神和它的集体生殖永生。他声称已拥有神赐的特权。他的悲剧性在于他把自己设想为神，这只能招致死亡。

英雄的意志使他在死亡的行为中不朽，就像在判决中的阿喀琉斯一样（这对于《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来说是耻辱的），他宁愿做最悲惨的奴隶而活着，也不愿做死去的国王。现在灵魂是集体的，就像永生需要依靠生殖一样，个人的神力不能单独构成灵魂信仰的基础。它可以成为意志和人格心理学的基础，而非只适合集体的“常态心理学”（normal psychology）。因此，科学心理学不同分支中的两个主要分支——“均态”（average）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有截然不同的来源：前者为灵魂信仰（泛灵论）；后者是意志信仰（神力崇拜）。前者是个体的，基于个人的永生观念；后者是集体的，基于永生的宗教意识形态，类似于灵魂代表集体意志（来获得永生），而意志代表个体灵魂。

心理学作为道德的意志解释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为什么这些因素没有在心理学上更早得到认识和应用。首先，几乎没有例外的是，心理学对灵魂的解释，是一种处于不同认识阶段的灵魂信仰的新形式。其次，对灵魂的重新解释发生在不被理解、处于心理学之外的心理层面。使对灵魂的新诠释成为可能而且必要的心理倾向，正是使意志从积极变成消极抑制的再评价的结果。这种消极意志的心理基础用同样的、将意志变成宗教伦理的道德观束缚了尼采之前的心理学。人格化的意志之神，即英雄，没有在心理学家中，反而是在诗人和哲学家中找到他的继承人。诗人使英雄不朽，从而使自己不朽；哲学家则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证明灵魂不朽。

意志在变得消极之后成了一个心理问题。所有在精神分析中达到顶峰的心理学，都是由在道德上被定义为罪恶的消极意志方面的灵魂解释构成的。在这方面，心理学继承了宗教思想，取代了灵魂信仰。这既是它的优点，也是弱点。[12]

只要意志是积极的并在行动中表现出来，宗教就不存在了，心理学也不可能存在。最早解释积极意志的是巫术，不是心理学。这不是“思想万能”，像弗洛伊德所看到的道德上受约束造成的意志压抑那样，而是意志万能。意志万能是深不可测的，因而被视为是超常的、超自然的。因为巫术可以用来为了私利损害别人，尽管最初遭到禁止。后来巫术变得“社会化”了，因为巫师、巫医和神职人员使它服务于集体的利益。它最初与邪恶意志能量的联系继续存在于“黑色”巫术（与“白色”或“善良”魔法不同）中，存在于后来对魔鬼和黑弥撒的信仰中。

后来道德上善恶的区分以及与之相关的宗教体系中的光明与黑暗，都来自积极意志的善和恶的结果。在积极意志层面，我们有一个至关重要而非道德的原则。拥有坚强意志的神力持有者所造成的最大的恶是疾病和死亡。对于无法理解的“结果”，即自然死亡，人们推测一定是邪恶意志的神秘力量造成的。所以在积极意志的早期阶段，死亡的“原因”在于个人，但归因于他人的邪恶意志。在宗教的道德阶段，人们在一个人的意志的邪恶耻辱中寻找原因。

显然，最初的变化涉及一个人自己的邪恶意志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带来死亡，成了邪恶的化身。然后这个人成了坚强意志的神力持有者，他的意志力使他成名。集体神力的持有者化身为部落酋长、巫医、巫师等等，也变成了集体的作恶者，以阿里曼、撒旦和魔鬼的形式出现在宗教体系中。在波斯人的信仰中，黑暗之神阿里曼给世界带来死亡。堕落的基督徒灵魂真的会死，也就是丧失永生。

人们用投射方式否认邪恶意志，这一机制有助于解释集体的邪恶意志是如何在善和恶道德体系中从世俗表现发展成为宗教体现的。集体的神力持有者并不希望为他们投射的伤害后果负责。因为部分神力投射到了死者的灵魂上，这些死者的灵魂要为邪恶尤其是死亡负责。死者被按照他们的神力进行区分：对于神力更多的人，如酋长们，人们会在他们死后第一千天为其举行盛宴。普通的凡人（尤其是女人）的神力只能延续几天。像活着的人那样，处于阴影中的灵魂依靠流入的神力而生存，就像荷马笔下的下界幽灵依靠强有力的血液重获新生一样。从mana（神力）一词发展而来的一个相似的词anima，就像anima［拉丁语，意为生命之本］的希腊姐妹Psyche（普赛克）的神圣配偶一样，仍然是无形的。

意志与灵魂

这就是意志变成灵魂的过程：以死亡方式表现的意志中的邪恶首先属于活着的神力持有者，后来又属于死亡的神力持有者，即灵魂。活着的神力持有者要用意志力去做善事，比如治疗疾病、抵御死亡。被注入神力的灵魂因此是不朽的，从恶魔变成了拯救天使、保护神。这个从作恶到救赎，从恶到善的变化趋势可以追溯到最早的魔法意志，体现为善和恶这两个法则在宗教方面的象征性冲突，再到我们现在的道德教育体系。它起源于避免死亡，将导致死亡的邪恶意志转变成有益的善良意志。在基督教的信仰中，善的回报是得到永生、不朽的灵魂，而对恶的惩罚是失去永生。邪恶意志招致死亡，善的意愿可以避免死亡。

最初只是积极的、活跃的邪恶意志必须转化为善良意志——人们必须接受“教育”，使之为社会服务。在这个阶段，邪恶意志不再被投射，而是被认为是人的一种主观力量。这种意志的行为被认为是邪恶的、被诅咒的、不道德的。由于只有把意志定位为是主观的，才有可能使之具有心理倾向（对自己），所以心理学开始于道德原则，到目前也一直处于它的统治之下。尼采首先意识到这个问题，试图把哲学和心理学从道德的管辖中解放出来。但迄今为止只有他做了这样的尝试。弗洛伊德也想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但未取得成功。由于过分沉溺于科学理念，他只在性中发现了积极意志，然后倒退到自性时代以来禁锢积极意志的道德论。

这里，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之前所做的对灵魂的讨论。我们之前曾探讨它的发展过程，从强大的肉体幽灵到生命的孕育，再到力量（体现为神力）。如果当这一点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将关于神力的理论延伸到生育，那么把这两者等同就是错误的，正如弗洛伊德在基于性意识形态的力比多／性欲理论中所做的那样。泛灵论的世界观同样重视超自然力量和灵魂。在性时代的永生意识形态中，人类能够将自己的和集体的意志结合起来。但如前所述，尽管宗教、道德和科学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性的两个方面——个体的和生育的——过去和现在都是分开的。性行为是意志和生命力的一种表达，而生育则意味着失去由神力加强的灵魂，这最终意味着死亡。就像今天强迫症患者为了不死而禁欲，神经衰弱患者害怕性交导致死亡一样，禁欲的目的是保持滋养灵魂的神力。

在这里透过道德上的负罪感，我们看到了原始死亡焦虑的证据。弗洛伊德后来的心理学解释只是一些令人感到安慰的内容，但偏离了这一基础认识。相比之下，他最初关于焦虑性神经症的理论（1895）更加接近这一目标。关于神经症的整个性理论，即焦虑的性理论，与其说是心理学上的，不如说是“治疗性的”，正如性时代的生殖永生为个体永生的丧失提供了安慰和救赎。在泛灵论时代，一个人可以为了保持灵魂永生而不生育，而个人的生命力在性和在其他愉悦的意志行为中得到肯定。性时代为了永生需要生育，但为了避免失去力量而回避性。人们虽然承认最初被认为是危险的生育，但却拒绝最初被认为是力量之证明的性。

性

我们只能从意志的角度来理解对性的这两个方面的道德评价。因为坚强的意志，无论带来好的还是坏的影响，都与生命力（神力）相对应，所以否定意志就是否定生命。否认邪恶意志，即把它投射到周围的人、死者或上帝身上，能够让人们正面表达意志。主观上把意志看作是邪恶的就意味着将它和以意志形式表达出来的生命力一起否认。性作为意志的表达方式也变成了邪恶的、不道德的、应予以谴责的和令人羞愧的——就像带来死亡的邪恶意志一样。

心理学就是这样开始的，将负罪感视为一种道德现象，将意志视为支离破碎的和被否定的，而不是至关重要的东西。与此同步，对永生和集体灵魂的原始信仰消失了，代之以对死亡的恐惧。因此，像集体灵魂信仰过去所做的那样，负罪感将个人束缚于集体；像今天的感情生活中常见的那样，性和意志一样变成了道德现象，而不是活力的表现。作为邪恶意志的证据，性行为必须得到伴侣道德上的认可：性意识形态之下的由家庭组成的社会鼓励生育，而不是性行为。使我们感到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负罪感代表对死亡恐惧的心理解释，是对意志的有害行为的一种反应。当我们觉察到自己的邪恶意志对自己构成威胁时，意志表达就会产生负罪感。在此之前，这种危险被投射在一种外来的、超自然的意志上。

心理时代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标志：泛灵论时代是死亡，性时代是生殖繁衍，心理时代是对个人意志的道德解释。我们将意志看作邪恶的根源，由此引发了主观的心理意识；而在更早的时代，人们把邪恶的根源看作承认曾被遵守而后又被摈弃的关于死亡和性的客观事实。正如泛灵论是对死亡意识的哲学反应一样，宗教体系及其道德指引也是起源于意志意识。在这两种情况下，性认知为将旧的意识形态改造成新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方法和手段。

在第一个转折点上，集体的灵魂信仰被个人的生殖永生取代后，这种性认知是积极的：安慰失去永生的原始信仰，许诺通过繁衍子孙来获得永生。在下一个转折点上，当生殖永生的意识形态不再起作用后，宗教意识形态将被取代的灵魂之神和意志之神合二为一，形成一个道德之神，代表意志意识阶段的新的自我。在古代意识形态冲突的废墟中，这个阶段以犹太上帝为代表，辅以基督教的意识形态，从而回归到最初的灵魂信仰。该阶段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因为这是宗教抵御心理自我认知的最后一道堡垒。

自我认知始于意志问题，然后以投射到神的方式回避冲突，再到个体意识（individual consciousness）及其过程。在心理学出现很早以前，自我认知就已成为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在认识论走过几个世纪的弯路之后，叔本华从伦理学（生命行为）转向了意志，为心理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在认识到一种类似于神力的原始生命力之后，他按照否定（negation）的道德意识形态要求，从科学的角度使意志具有因果性。他的后继者尼采假设意志是个人能量的源泉，来自“超人”，暗指意志坚强的原始巫术持有者。值得肯定的是，尽管尼采对意志的解释过于狭隘，但他确实肯定了它，将意志从宗教和哲学的道德约束中解放出来。在权力意识形态方面追随他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以及从性方面解释意志的弗洛伊德，都回到对意志进行道德谴责的阶段，将其看作是有害和邪恶的；为了证明意志的社会正当性，荣格则退回到集体道德之中。

最近，尤其是在《真理与现实》（Truth and Reality）一书中，我把积极意志当作心理学的研究焦点。我把意志本身，而不是它的内容看作道德的最新根源。现在，意志的罪孽以及与之相伴的原罪和负罪感是邪恶的根源。在分析心理现象时，我不把“意志因果性”置于科学因果性之中，而是在其中加入了灵魂的诸多方面。我把意志因果性理解为后果可见但原因自发、不可预测的概念，其中邪恶的影响后果需要特别的解释：发现它们的源头可能是消除它们的关键。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这些邪恶的影响中最主要的是死亡，人们为此找出或编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研究因果性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死亡，但是找出它的原因却只是为了否认死亡这一事实。

注释

[1]参见Rank 1929a，1929c。

[2]参见Cunow 1923。

[3]主要参见Beth 1927。

[4]Spencer＆Gillen 1899，476.卡尔·冯·登·斯泰宁（Karl von den Steinen 1897）发现巴卡伊利人（Bakairi）不承认死亡的必然性，绝对“不知道什么必须死亡”。

[5]基于此，施密特在两部专著［例如Schmidt 1912］中甚至提出了一神教的假设。泰勒（Taylor）最早理解并从人类学的角度阐述了泛灵论，但他理论中的两个主要缺陷削弱了他的理论的价值。该理论一方面对灵魂的泛灵论概念的解释过于理性和因果性，另一方面，将其与宗教的上帝概念混为一谈。朗格（Lang 1898）参考了宗教发展中两个截然不同的因素，纠正了第二个错误。（另见帕舍尔［Pascher 1929］的阐述。）

[6]参见Strehlow 1907；另见Spencer＆Gillen 1927。

[7]参见Rank 1929c，esp.“Schaffen und Schuld”[Creation and guilt]。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上帝的一般观点显然是由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的：“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神的外表和生活方式。”（Politics，1.7）后来，在《宗教的自然史》一书中，休谟发展了这种思想，认为决定人类宗教概念的不是对自然现象的印象，而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印象。最后，费尔巴哈（Feuerbach 1841）对这种宗教人类学进行了心理分析，通过人与上帝的相似性来解释上帝，并将上帝看作人类愿望和需求的产物。

[8]尤其参见Howitt 1904。

[9]《摩西五经》（Pentateuch）中“唯一神”（Elohim）这一概念并不是指上帝，而是对施加于人乃至物体之力量的一种表达（Goldberg 1925，105）。我进一步相信，在希伯来语和其他古老语言中，这些词尤其是动词的相对意义，表达了意志的两个极端——同时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意愿。（例子由布劳［Blau 1928］提供。）

[10]参见Vischer 1929，67。很多学者都提到了耶和华底本（Yahwistic source）的母系特征。参见Gunkel 1922，42（其中包含其他参考文献）。

[11]维舍尔（Vischer 1929）同意施塔德（Stade）的观点，即耶和华拯救了该隐（凭借着记号），使他免于血腥的报复，因为他已经成为谋杀的对象。参见Stade 1894。

[12]在他的最新著作《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中，弗洛伊德既谈到又回避了这个问题：他想用科学来代替宗教，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甚至在他的精神分析中也未得到解决。

第六章　自然与精神

或许现实的确是个孩子，如果没有幻觉这个奶妈，他就无法生存。

亚瑟·艾丁顿［1928］

马克斯·普朗克于1900年提出了量子理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1905年发表了关于相对论的第一篇论文。这些理论在最近的二十五年［直到1930年］发展出了众多分支，因此爱因斯坦说：“鉴于原子物理学所呈现的事实，当代物理学对严格的因果关系的可行性提出了严重的质疑。”[1]

在世纪之交，物理学中兴起了反因果论运动，而弗洛伊德却试图将严格的科学决定论应用到心智领域。在这以前，在这个领域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是不被允许的。[2]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哲学家和物理学家开始探讨新物理世界观带来的认识论影响，发现因果原则受到了偶然性的挑战而开始动摇。[3]在对这个运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自己也对弗洛伊德的决定论表示了怀疑，并按照我的理解用自由意志向物理因果性提出了质疑。[4]

自由意志的主观感受一直是哲学家们反对因果原则的论据。伯格曼（Bergmann 1929，7）承认，自从休谟提出这个问题以来，还没有人驳倒他的观点，验证了因果原则。康德的观点让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转向：在前批判哲学（precritical philosophy）中，科学被认为是能够像照片那样如实反映现实的影像，而在康德之后，科学变成了在某种前提下对现实的解释，是由某个明确的前提决定的。在康德看来，因果原则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假设。康德首先提出了“二律相悖”——因果原则是科学所必需的，而自由是我们日常行为所必需的——并试图从哲学的角度解决这一矛盾。他的这一努力的价值在于提出这个问题，即将因果原则理解为我们可以解释自然的假设，而不是从对自然的认识中获得的定律。正如黑森所说的那样[5]，尽管康德的解决方案在今天看来是不够充分的，但哲学几乎没有提供更好的答案。

直到最近，物理学对这一冲突的处理还相当原始，因为物理学试图“将物理世界观与心智的个体性完全分离开来——从拟人论中解放出来。物理学的任务是构建一个与意识不相容的世界，意识在其中被消灭了。这是物理学的先验前提”（Bergmann 1929，3）。但越来越明显的是，物理学的世界是一种解释、抽象，或者，正如爱丁顿所说，它纯粹是象征性的。

在此之前，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对事实的解释在物理学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尽管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有力支持，但其伟大之处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对数据给出的新解释。用康德的说法，建立世界观的不是事实，而是研究者用来探讨自然的先验前提。（Berg-mann，1929，1）

现代物理学的危机

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以及下文中的其他基本观点，这些观点揭示了物理学——实际上是整个科学领域——所面临的危机。基于纯粹的心理体验和思考，我自己觉察到心理学所面临的危机对于我们的科学世界观来说是一场灾难。[6]我认为决定我们如何理解事实的心理解释本身就是意识和意志的意识形态解释人类微观世界的产物。这样一来，我在物理学的危机基础上又向前进了一步。

我再一次发现自己与物理学有了共同点，因为我不只是从主观经验中假设或者推断出自由意志，而是像物理学家们的“偶然性”那样，从对待灵魂过于严苛的决定论中发现自由意志。弗洛伊德的因果原则表现为将纯粹的“物理”方法应用于心灵现象，这导致了非常极端的僵化，以至于为了理解它们，我不得不从“意志因果性”中派生出心灵现象。[7]我认为因果原则不是“错误的”，但对于我们现阶段的意识来说是不充分的，因为心理角度的理解已经削弱了因果原则的启发性价值。

这种类似并非偶然。我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对于物理学和心理学均有影响的精神发展新阶段。或多或少，现代物理学家探讨自然就像现代心理学家看待人一样。到目前为止，他们都陷入了一种科学观念之中。我注意到这种观念在心灵领域是失败的，物理学家也一样开始质疑它在自然界严格意义上的适用性。这种观念已经使弗洛伊德犯了同物理学一样的致命错误：他从心理现象中寻求“脱离了意识”的现实，坚信他已在他的“无意识”中找到了。正如物理学家把他们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当作现实本身那样，弗洛伊德把对灵魂的解释当作事实，即现实的影像。但是，无论我们去观察自己还是别人，对灵魂的客观理解只能通过意识来进行。由于心理学研究的主体和客体在很大程度上重叠，这使得我们对这一主观影响的理解更加困难。

个体因果性

在《出生创伤》（1924）中，我通过将弗洛伊德的决定论的应用从客体扩展至主体——从精神分析角度而言是从患者到治疗师——探讨了在分析情境中被观察者与观察者之间的关系。我的这一研究路径动摇了他的“物理”立场。这样的相对变化使我最近的研究趋向于建立基于相对性的心理学，不再有固定角度的观察者或意识，双方的关系是随时变化的。也就是说，“直接”因果性取代了“历史”因果性，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因果性不复存在。

伯格曼认为：“在科学上，因果原则有两个功能：（1）确定事件发生的时间；（2）指导感知的科学过程，从而使预测未来成为可能。”（1929，11）我的“直接因果性”在任何时候都满足第一个条件，但不满足第二个条件，因为“原因”存在于动态的现在，而不是静态的过去。[8]“预测未来”的第二个要求是科学心理学的首要任务，因为治疗、预防和教学都建立在预期结果的这种关系之上。然而，与量子理论在物理学中给出的原因类似，这些结果都是无法预测的。

海森堡从量子力学中得出的结论意义深远，他论述道：

因果原则的确切表述，即“如果我们完全理解现在，我们就能预测出未来”，包含一个错误的前提。由于事物的不同本质，我们无法在各个层面理解现在。……因为所有的实验都受制于量子力学的定律，所以是量子力学明确了因果原则是无效的。[9]

就像我的基于相对性的心理学一样，量子力学诞生于对观察者的影响的考量，引发了对原子过程中“不确定性”的认识。而这一原子过程，就相当于心灵中不可否认的意志自由。

平均统计定律

很早以前，伊壁鸠鲁认为下落原子的运动轨迹与垂直方向“略微不同”（完全出于偶然）。在《自由意志的问题》（The Prob-lem of FreeWill）一书中，海因里希·冈帕斯（Heinrich Gomperz 1907，153）提出了与此相似的“自发性”理论，认为物质实体表现出个体和瞬间的行为特性。因此，在物理学和心理学中，自由度随着从群体到个人而增加，而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个体时，自由度就增加得更多。从心理学上来说，这意味着我们越接近个体，越分析他的组成部分，严格的因果决定论就越站不住脚，我们就应该给予决定性的个人因素更多的自由。

在物理学的相关领域，平均统计定律在时间定位、预测和重建方面发挥同样的作用。从前这些都是用严格的因果原则来解释的，但区别在于以前我们可在时间上定位，预测或者重建个案，而现在我们使用平均数。（Bergmann 1929，52）

类似于将量子力学应用于物理学，用以取代个体因果原则的平均统计定律，行为科学也有“常态心理学”。它源于观察中的平均数定律，但无法解释单一特定案例或者情境中的个体行为。为了实现个体心理分析，精神分析及其各个学派也面临着“平均统计”的挑战。在弗洛伊德的普通心理学、阿德勒的社会心理学和荣格的集体心理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个体挑战了合乎某一规则的可预测性，从科学的或者人本主义的因果性（合目的性，finality）角度无法理解和解释。对我来说，唯一解决的方法在于意志的心理学。它包括两种观察模式，但并不试图只通过观察去掌握现象，或者完全理解现象。在心理学中也是这样，对问题的正确描述比谋求解决方法更重要。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努力是必要甚至是可能的，虽然出于不同的实践和理论视角对问题的描述存在错误或偏颇。相较于以纯粹知识为目的的哲学，科学的目标不是认识本身，而是掌控或统治世界（通过自然科学）和人类（通过人文科学，尤其是心理学）。

正如几年前我所提到的[10]，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试图克服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对立，但失败于混淆了这两种世界观。他的做法在方法论上是不合理的。弗洛伊德的心灵因果论是纯历史的，也就是说，用过去来解释现在。这种因果理解将会成为治疗因子——改变当前（和未来）的行为反应。不过正如我在对“分析情境”的分析中所示的那样，尽管“治疗”意味着某些冲动会从现在的经验中发生移置，但有效的治疗因子是现在的经验，而不是对过去的理解。换言之，弗洛伊德所认为的因果性，即向过去移置，在治疗上是实用主义的，并没有给出真正的原因。

我们通常把过去看作原因，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之所以持有这种观念，首先是因为我们相信通过过去能更好地理解现在；其次，我们相信用这种方式能更好地证实现在。把“因果”解释作为证据可能是治疗性的，例如，把所有的神经质反应都理解为源于婴儿时期。对于这个理论，阿德勒、荣格和其他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精神分析试图通过将现在理解成因果元素来重建过去，没有考虑到最终状态，因此这样做要么是不可行的，要么是不充分的。

合目的性作为非固定的因果性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动因：因果式的和合目的式的。量子理论认为因果解释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得以补充：“除了用过去决定未来，［有必要］允许甚至要求用未来决定过去。”（Bergmann 1929，58）许多物理学家甚至假设后来的事件对先前的事件有因果影响，因为某些普通力学定律表明“把过程设想成不仅依赖于初始状态而且依赖于最终状态”（普朗克）是可能的。那么在物理学中，我们也可以以目的而不是以因果为出发点，想象有这样的理论：“用未来的拉力代替过去的推力”（库尔特·里兹勒）。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苏黎世精神分析学派［荣格学派］从一开始就强调的那样，心理事件中“未来的拉力”似乎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对未来影响所做的目的论解释可以与事件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结合起来。

个体事件在一定范围内受制于偶然性，因此只有事实发生后才能被理解。由于自然法则考虑了偶然性并允许不同可能性之间的悬浮状态存在，所做出的选择只能参考最终状态来解释。（Bergmann 1929，66；Whitehead 1925，134）

尽管合目的性只代表另一类因果性，但这为因果原则增加了灵活性。目的论将梅迪卡斯（Friz Medicus）在他的《自由意志及其局限性》（1926，88ff）一书中所阐述的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带入了物理学：“原子寻求他们的目标。”许多物理学家，如爱丁顿，都倾向于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谢林、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家倡导的泛心灵（pan-psychic）世界观，这也是印度哲学和泛灵论原始世界观的基础。

泛灵论世界观是基于灵魂现象对现实的原始投射，而不是基于对自然及其规律的认识。对我们来说，它的价值恰恰在于此。它不像我们的科学解释那样，声称它的观点源于自然。当然，它还没有意识到它的观点是内心活动、灵魂的投射。因此，从泛灵论角度来看，赋予原始宇宙以力量的是超自然的神力，因为人们看到它的效果而不知道它们的原因。就像性生物学那样，给我们和原始人同样带来这些难题的不是这种无知，而是合乎逻辑的结局，即所谓相关的启示之后这种无知依然存在。这是通过意志行为来实现的，我称之为否认。它的作用是维护、保护、捍卫和证明自己，或者自我。

如果是基于对意志的无知才认为它的效力是超自然的，那么一旦认识到自己有邪恶意志，就会将其投射给他者，例如巫师、恶魔、神等来维护自己。人们发现或发明了伪因（pseudo-cau-ses）——最初是为了自然的生命过程，如出生和死亡——来满足原始人“对原因的渴望”，因为从实用的角度，原因能起到一定效果，能进行安慰，并“有治疗作用”。

人类依靠理智早已发现了许多真正的原因，尤其是自然事件的真正原因，但是在过去和现在都致力于解释灵魂的心理学仍然固着于错误的（即证明某种）治疗性联系。声称已经揭开灵魂现象背后的“心灵现实”的精神分析无疑是治疗性的，它的心灵因果理论将个人责任从个体身体转移出去，因而它又是慰藉性的。这种尝试不逊色于灵魂信仰或宗教安慰：精神分析从因果原则中获得的安慰，这与灵魂信仰从否认中、宗教从说教中获得的是一1样的。

因果原则作为一种理智化的意志原则

在哲学中，由黑森提出的因果原则为：

这不过是把第一原则的逻辑法则应用于现实，更具体地说，应用于世界上的事件。然而，第一原则的法则只是思想服从法则这一事实的一种表述。因果原则现在主张存在的结构与思维的这一特点相对应。思考的需要同时应该也是存在的需要，思考和存在应该是一致的。这仅仅意味着这个世界应该具有可理解性。（Hessen 1928，153）

这一哲学阐述与我们的心理理解是一致的。我们可以逐字逐句地把它翻译成意志心理学的阐述，即：在实践中科学地“理解”世界意味着控制世界，思考和存在的原始同一性提醒我们思考的需要和存在的需要都是意志现象。从这些方面来看，因果原则是意志的一种理智形式：这在它的伪因果联系中是能够成立的，而且由于证实了意志因果性，这在科学上也是能够成立的。

这就是为什么从过去到现在对因果原则一直存在争议，在所有经验都提供相反证据时，依然有人想要维护它。自相矛盾的是，因果原则的支持者可以允许存在自由意志，即它的理智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物理学开始怀疑严格的因果关系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体系出现了。这个体系将因果原则置于心灵领域，但在此领域自由意志的抑制性障碍总是对抗着因果原则。当精神分析用决定论的约束和因果原则的命运束缚自由意志时，它将因果原则牵强地应用于意志，而因果原则正是自由意志的理智表达。

这里我们涉及两个方面的核心：因果原则作为一种理智化的意志原则，以及意志问题本身。正如我在意志心理学中指出的，这是一个二元论问题。能引起恶的意志也是恶本身，这样一来意志原则成为道德原则，而道德原则成为因果原则。意志原则发挥积极作用时创造了作为意志本身投射的泛灵论，发挥消极作用时创造了作为道德正当性的宗教，最后，发挥理智作用时创造了因果原则，因果原则又创造了科学，而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将意志强加于自然，并在这一过程中论证意志。

因果的、宿命的和说教的意志

我们在这纷繁的心理学思潮中探讨因果概念演变过程中的三个阶段：意志、负罪感和意识。正如最近学者阐述的那样，在原始人对意志的单纯强调中不存在因果性。[11]在那一阶段，不寻常事件的原因就是“哲学上的”奇迹，即任何事情都可以独立于个人意志而发生，任何原因都是“意志的原因”。例如，死亡的原因可以是巫师或者恶灵的法力，或者自己所犯的错误。无论这里涉及的是单纯的意志投射还是道德上的自我谴责，意志总是其中的因果力量。

陈述这个问题具有实用价值，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科学意识形态：知道原因让我们能在未来产生同样的或者另一种效果，而且原因一定是“意志原因”，否则的话我们无法对此施加影响。魔幻感或神幻感（magic mentality）的前提是思想与现实的同一性。即意志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也是理解与行为的基础，但理解与行为并非因果关系，而是某种“重大的”（fatal）关系。当有人以任何方式表达意志时，这种重大的影响就会随之而来。重大的影响不是基于因果原则，而是基于反过来依赖意志原则的同一性原则。“用列维-布留尔的话说，在雨和降雨的符咒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统一体，而不是因果联系。这不是引导或者激活原因，而是萌发或者再生祈愿者和雨之间的正常关系。”（Beth 1927，170）

这种重大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下一个阶段的开始。在其中，思想和行为受道德的影响，而不是宿命论。这就是道德因果论统治的宗教阶段。[12]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我的意志心理学所示，宗教阶段的神既是被人格化的意志原则，又体现了道德意识形态阶段的因果原则。上帝是世界的起因，因此必须从因果角度理解。严格的因果关系具有宗教性质，因为宗教和因果关系是意志原则分别在道德和理智（科学）层面的明确表达。按照耶稣的教诲，没有上帝的旨意，就没有麻雀会掉到地上。根据牛顿的发现，苹果不会掉下来，除非遵循普遍原则。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或者说同一个意志意识形态。因此，尤其是对于新经院学派，因果原则被用于证明上帝存在于宇宙。[13]科学和宗教之间无休止的争论是不会有结论的，因为因果原则和意志原则本来就是同一的。

为了理解这种同一性，我们需要回到我在前两本书中阐述的意志心理学（1929a，1929c）。认识到意志之恶一方面会让人们普遍否认和摈弃意志，对个人意志进行内在和外在的抑制。这些抑制是消极意志的表现——反意志。我们经常发现，尤其是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这种意志冲突充分地反映了存在于神圣的自由和因果约束之间的冲突。

不仅是我们的科学发展史，我们的整个发展历史都显示了个人为了使自由意志合法化，逐渐地拒绝和否认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或者如果不能实现合法化，就根除自由意志。因果原则只是自发地限制和合法化意志的诸多形式之一。就像上帝代表宗教的世界观那样，它标志着我们的科学世界观。因果原则是科学家的宗教。科学家在此帮助下努力解释和控制这个世界，而信徒在上帝的帮助下做同样的事。

科学的因果原则

在宗教阶段，上帝将意志限制在道德的范畴里。除此之外，由于无法在意志和道德的领域建立意志原则，科学的因果原则努力使它处于理智的范围里。在意志被否认，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原罪（负罪感）取代之后，意志在哲学的因果原则中通过理智得到了复活。曾应用于物理现实的哲学因果原则现在受到了来自物理学家的哲学和来自心理学家的认识论的双重威胁。

以前，因果物理学理论（比如牛顿的理论）需要证明世界的神圣规律性和重要性。现在，这些理论揭示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是不完善的。这一领悟让我们认识到偶然性或者说任意性的主导作用。但我们并没有后退回到全能的意志中，只是用理智的洞察力来弥补不可改变的损失。在上文提到的著作中，我将这种损失描述为“上帝的减除”（Subtraction of God）或者说对世界和人的去神化。这一点明确表现在事物感知上的自我意识和理解上的自我贬低。信奉宗教的人将自己投射到神身上，在神面前放低自己及其意志力和他对意志力的道德意识立场，但在其他方面依然保持骄傲和强大。我们现代人认为上帝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内心，与之相比，我们感到渺小和微不足道。我们能控制自然，但无法了解它：我们能“从因果角度”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它，但这样的意志是不可知的、深不可测的——说到底，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如此。

并非巧合的是，心理学和物理学都沉湎于自卑的自我认知中。我们遭受的这种“自卑感”不只是一种“神经质情结”，需要阿德勒的教学方法来“治愈”；它更是一种消极发展过程，在其中宗教人无法掩饰他所丧失的重要地位。

我们在这里站在心理学的分水岭，这个学科从灵魂信仰发展而来，从对自然的投射性认识到道德上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只要心理学是投射——泛灵论的、宗教的，抑或是科学的——它就是治疗性的，即一种有用的幻觉。随着自我意识和洞察力的增强，它变得具有破坏性，直到知道关于它自己的真相，它在自己无能为力的后果中死去。科学的胜利不能被冠以自我认知的胜利，而是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如果说用科学知识控制自然是我们的最大胜利，那么来自自我意识的自我认知就是我们的最大失败。尼采正确地认识到，只有把负罪感重新评价为意志，即回到对意志的积极肯定中，我们才能得救。但这似乎不可能，所以尼采的著作从理智的角度打破旧的价值观，揭露它的起源，而他的积极意志哲学只是拼凑之作。

精神分析的治疗意识形态

精神分析在治疗方面比较符合逻辑，但自相矛盾的是，当它深入道德问题时，它就面临着无法克服的负罪感。精神分析试图用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进行“因果”解释，这两种情结一方面从生物性欲（俄狄浦斯）角度对应着意志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从叔本华铲除“意志中心”的意义上对应着对意志的谴责（阉割）。在这两方面，通过性的正当性和对意志的谴责来起到治疗效果，弗洛伊德所做的已经超出心理学的领域，而且都是以科学因果原则的名义进行的。

从性欲角度对意志所做的因果解释旨在证明其正当性；从焦虑角度对抑制意志所做的因果解释符合对意志的道德谴责。但是，把因果原则应用于灵魂只不过是做最后的、隐蔽的尝试，试图把旧的意志原则保留在它原来的范围内。弗洛伊德必然会失败：将因果原则应用于意志原则的悖论最终导致人们认识到它们是相同的。但这并不是抹杀他那宏伟的尝试，而是说我们要正确地看待它。虽然通常来说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他的努力是无价的，我们从中收获了很多。

从最广泛的幻觉角度来看，精神分析应该被理解一种治疗。心理学的基础是“我”和“你”的关系，无论我们是从宗教角度（如荣格）、社会角度（如阿德勒），还是从婴儿时期角度（如弗洛伊德）来理解这种关系。心理学既不了解也不承认个体，由此个体的意志被从“因果角度”解释为力比多／性欲，个体的意识最终由“无意识”决定。弗洛伊德的理论试图用因果和个体本身的方式解释作为整体的人，但是个体意味着超越因果关系的元因果关系。

在治疗过程中，意志在神经症患者和治疗师二者身上都悄然地发挥着作用。对于似乎是意志薄弱的神经症患者，分析师认为他无法清楚地做事，把他所表达的意志解释为“阻抗”，而治疗师常被认为具有神一般坚强的意志力。尽管一个人会影响另一个人的情境几乎不符合因果原则，但意志还是被理解成因果性的。奇怪的是，弗洛伊德的理论越发展越变得更加强调因果关系。在我看来，这是他的理论走到尽头的原因。在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Freud 1911）中，人们还能看到个人的自由，但这似乎是从生物学角度由快乐的性本质决定的。

面对人们并不总是按照快乐原则去行事这个事实，弗洛伊德越来越深陷在因果原则中不能自拔。如果他没有在更广泛的因果关系中寻求庇护的话，即他所描述的“重复强迫”，他的《超越快乐原则》（1920）也许可以“超越因果原则”。就其优点而言，这种重复强迫是由意志原则控制的。在1881年提出“同一物的永恒轮回”（eternal return of the same）之后，尼采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声称“快乐要永恒”（pleasure wants enternity）——意志导致重复强迫。此外，尼采的永恒轮回说并不完全是“因果性的”。通过诉诸力学的物理概念，他领悟到自然法则的不确切性“是存在的条件，是行为的条件；没有它我们就会饿死；怀疑论和谨慎性只是后来才出现的；而且通常来说，几乎不允许这样做”（引自写作《欢愉的知识》［The Gay Science 1881］期间未发表的材料）。

因果确定性的庇护所

正如在任何地方一样，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类对宇宙的同化（这是神话、宗教、占星术和科学的基础）反映了一种愿望：通过利用自然规律，来否认自己命运的不可估量性。时间概念也是如此，伯格曼（1929）曾这样说道：“我们确定，实际上是‘指定’一个可见的媒介来表示绝对时间顺序。比如，把围绕地球的恒星的运动当作我们的‘时钟’（不是为了计时而是为了规定出一个时间顺序）。据此，我们读出所有事件的时间顺序，以及由此而来的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从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到伪客观确定性的一个常见例子是日历，日历本是（在埃及、巴比伦、中国、墨西哥等国家）对命运的记载——“是一个把日期按适宜和不适宜做事进行评价的列表”[14]。

在《真理与现实》中，我表达了关于心灵机制的思考，这个思想类似于尼采关于自然法则作为存在条件的不确定性学说。在那里我提到（1929c，49ff），正是我们灵魂中虚假的“非因果”联系使我们有可能适应现实世界并在其中行动。我们采用否认、移置和合理化作用使现实变得能够忍受，而不是认识到具有破坏性的心理真相。看似矛盾的是，我们灵魂中的错误联系才是真正的因果关系，因为它们是我们在心理学中观察和研究的所有人类反应的“根源”。这就使作为自我认知的心理学失去了地位，伦理学和认识论重新建立取而代之。

正如心理学不能替代宗教和道德一样，它也不能替代通过思想获得的知识。然而精神分析似乎提出了这样的主张，至少人们愿意相信它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内在的倾向，弗洛伊德学说不可能被称赞为一种新的宗教和道德体系。事实上，宗教、道德和心理学都反复尝试过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意志问题：宗教做了投射的尝试，道德是通过内省的方式，哲学是通过合理化作用，而心理学则采用了解释的方式。宗教和道德起源于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分别起源于宿命论观念和道德观念；哲学和心理学则起源于对终极状态的思考。也就是说，它们分别是理性主义的和解释性的。但因果原则本身符合意志原则的道德形式，因此不能应用于对个体人格的纯心理学研究。这一观点虽然没有被清晰地表达出来，但却构成了最近心理学的两大趋势——构造理论和格式塔理论的基础。在这两种理论中，客体和主体都是不可测量的，不受严格的因果关系的制约。客体和主体的存在方式是整体而不是部分，是理解而不是解释，是描述而不是概括。这种“适度的”（moderate）倾向类似于近代物理学，但两者都过于消极、胆怯，甚至惶恐。在这里，我看到像物理学家那样，心理学家有一种自我贬低的倾向。这当然是时代的特点，但展现出的却是科学家的心理学，而不是普通人的心理学。

我把心理学本身描述为精神意义上自由意志的创造性表达：我已阐明源于灵魂信仰的心理学是如何依然像它的起源那样努力去维护永生意识形态的。然而，心理学不再相信使它得以存在的灵魂。首先，人们曾相信肉体本身可以永生，然后是集体的灵魂；接着是负责生育的性；最后是个体和集体的成果（科学）。但在这一演化过程中，灵魂概念已经改变了，尤其是灵魂的处所：从最初位于有活力的物质（血液、呼吸），然后到重要器官（肝脏、心脏等），再是转移至生殖——到了女性的性器和男性的精液，最后到了意识。这些不同的处所分别对应着泛灵论、性和心理时代。直到意识概念完全建立起来的时期，灵魂得以归于意识，才使心理学成为可能——意识作为一种观察工具，其特征是指向内心的意识：自我意识。

如上所述，心理学重点关注消极的意志现象，即那些已经从道德角度解释过的现象。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在心理时代意识所遭遇和解释的心灵现象；然后我们聚焦意识本身及其心理意义。原始时代的积极意识的自由行动就在这里成为心理时代的反应——不仅仅是对通常所说的外部刺激，也包括内在的、自我建构的抑制和抗拒，这些就像外部刺激一样起到了“原因”的作用。意志的自由现在看来只是对强迫的否认；所残存的自由，即积极意志在道德上被合理化为因果强迫或不可避免的命运，或以其他方式被正当化。因此，正是心灵现象这一心理学的焦点构成了灵魂的绝对消极面。积极的投射，即自由意志在那里独断独行，没有负罪感。

意识作为灵魂的最后处所

与这些现象相对立的意识，即灵魂的处所，除了作为自然事件和生命过程的知识载体外，还有另一层意义。它还带给我们关于性和死亡的知识。就算这一点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它也还是以两种方式消除了我们在面对死亡时的疑虑。首先，像在做梦时那样，它时常让我们觉察到自己，自己的存在。这一点总在活着的时候受到威胁，或者受到生命的威胁。其次，从更高更大的意义上来说，作为灵魂的处所，它稳固地象征着灵魂的存在。这里我们得出最后一个悖论：尽管我们相信肉体是脆弱短暂的，而原始人曾认为肉体能够永生，但被死亡消灭的、转瞬即逝的意识让我们感到了不朽。我们经由意识而知道的死亡受到了来自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否认，这种自我意识用它自己的方式解释心灵的意志现象。难怪心理学，包括从未分析过观察到的意识的精神分析，都是产生于自我欺骗。这种自我欺骗就像作为心理学起源的原始灵魂信仰一样，尽管被证明是相反的，但心理学试图保留、保护这种信仰。

这就是困扰现实科学心理学的根本错误。灵魂也许不存在，就像永生的信仰一样，它也许是人类最大的幻觉。但它既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内容，因为正如包括科学心理学在内的我们全部人类现实那样，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事实，而是由灵魂信仰创造的思想。心理学只涉及对灵魂现象的解释——无论是具体化的现象，还是存在于自身（self）并涉及自我（ego）的主观现象。但是，解释本身只不过是理智化的意志现象。无论我们解释的是这个世界、其他人还是我们自己，在这样的理解中，通常都存在着字面意义上的“掌握”——从自我的角度、以自身的形象进行的征服、违背、创造。创造性的人格以其那有意识的意志自我（will-self）来形成这个世界；神经症患者在心理上用负罪自我（guilt-self）来解释它；精神病患者对世界的认同来自一个虚幻的灵魂自我（soul-self）。

心理学：现代世界的意识形态

泛灵论是原始时代的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带有古代的特征，中世纪是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心理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这只能通过我们的讨论来理解，因为今天的心理学既是解释灵魂（和其他）现象的科学，又是心理现象的延续和补充性的替代。心理学形成了我们看待和改变世界的当代意识形态。然而，逐渐取代宗教和道德意识形态的心理学却无法完全取代它们，因为这是消极、破坏性的意识形态——尼采意义上的怨恨意识形态。它摧毁了无法抵抗发展中的意识的各种错觉和意识形态，直到达到并摧毁作为最后一种意识形态的自己。

心理学不能取代道德，这是因为用自然的因果法则代替人类意志所创造的戒律通常是行不通的——物理学和生物学亦是如此。就像康德最先质疑的那样，所谓的自然法则是个人意志向外投射的法则。“头顶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这一著名说法之所以是正确的，不是因为道德具有宇宙的合法性，而是因为对宇宙的解释来自道德，即更高的（神圣的）意志。

生物学和物理学中的科学因果原则都受到了挑战。由于精神分析强调的是生物因素而非道德因素，对于心理意识形态的瓦解，生物学的影响更为明显。我们不仅是生物体更是道德存在，这一矛盾揭示了所有的人类问题。意志在生物领域表现为行为，在道德领域表现为反应。所有教育和治疗的目的都是将这些反应再转变成行为，换言之，将强迫意志变成自由意志。

在生物系统中，这种“自由”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现在，物理学家不得不承认它存在于无机的“细胞”——原子中。可以还原为化学的生物学不能“在因果意义上”产生由有机细胞组成的生命。根据魏斯曼的观点，即使是死亡似乎也是一种“偶然的”事情，而非必然。[15]根据他的观点，“在单细胞的生物体中，根本不存在源于内在原因而发生的‘自然死亡’”（1892，17）。自然死亡首先出现在不是依靠分裂而是依靠“生殖”的多细胞生物体中。然而，这只涉及体细胞，而不是生殖细胞。因此，现代生物学承认了永生，而且也发现，就像在原始信仰中，“死亡的直接原因实际上是生殖”（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根据生育期的长度和成就对生命力的校准”；Weismann 1892，65）。

在本章之前的讨论中，我把心理学称为最后的科学意识形态，因为所有的解释都涉及解释工具本身，即人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为什么用人类意识解释这一自然特定元素比用随着时间和人可以改变的自我意识解释其他现象更具有确定和持久的真理性，目前尚不清楚。在心理学中也许比在其他学科中更是这样，最关键的不是把目前最受欢迎的当作解释，当然也不能把它当作每一个解释背后的现实。在心灵领域，唯一的现实是现在（Now），就是被物理学家认为无法理解、毫无用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同一个现在（Now）。

我（I）和现在（Now）

科学心理学和它的方法论模型——物理学——之间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此。如前所述，“物理学的任务是构建一个物体的世界，意识被完全排除在外”（Bergmann 1929，25）；与之相对，心理学探讨完全由意识构建的世界。在他的学术专著《世界的因果结构和过去与未来的区分》（The Caus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1925）中，物理学家汉斯·赖欣巴哈采用拓扑方式解释因果关系，试图将现时点（now-point）确立为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界限，不再依靠心理因素。伯格曼对赖欣巴哈这样做是否能成功表示怀疑，因为“现在（Now）这个概念与自我（self）这个概念紧密相连”（1929，28）。类似于物理学的做法，弗洛伊德想给心灵现象一个基于过去的因果解释，从而使其在预防和治疗方面的可预测性成为可能。但他这样做却忽略了真正的心灵元素——当前活跃的自我（self），以及与之对应的现在（Now）。即使在物理学中，这些因素也都是必需的。无视这些不符合心理学的要求，因为心理学的确研究当前的意识现象。

心理学与事实的关系不如物理学那样紧密。心理学绝不能不包括意识，因此无法像物理学或者生物学那样成为自然科学，但它是关于关系的科学——一种观察关系和相关性的路径。因此，心理学甚至不解释事实（像物理学和生物学那样）而是解释自我的态度。在所谓的客观心理学中，我们把自我投射给他人。就像物理学通过自然进行自我解释那样，心理学通过他人进行自我解释。这样一来，作为对他者的认知，心理学的作用在于自我确证（self-affirmation）或自我主张（self-assertion）。作为对自我的认知，心理学的作用在于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即扮演信仰的角色，因为永生一直是人类的心理信条。

注释

[1]参见伯格曼著作（Bergmann 1929）的前言。

[2]在《梦的解析》（1900）一书中，弗洛伊德试图在灵魂领域建立严格的决定论。在《性学三论》（1905）中，他竭力证明心灵现象和生物学之间的因果关系。

[3]参见伯格曼的深入研究（Bergmann 1929）。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在他的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发布于1927年，1928年以《物理世界的本质》出版）中很好地发展了哲学的不同方面。本章开头的格言就来自这本书。在我写作本书时，我不知道上述著作的存在。事实上，我一直到写本章的时候才开始阅读它。

[4]参见Rank 1929a，1929c。

[5]参见Hessen 1928。

[6]丁吉尔（Dingier 1926）将“科学的崩溃”归因于缺乏对意志的首要性及其心理后果的考虑。

[7]尤其是在《出生创伤》（Rank 1924b）中，我也发现了神经症不可量化的诸多方面。后来，我进一步讨论了这些问题（Rank 1927，31ff）。

[8]同样，爱因斯坦没有放弃旧的因果概念，而是用一个更加“个人的”因果概念取而代之。相对论集合了这样的思想：每一个观察者都从他自己的视角看见和观察事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有他自己的“真相”。然而，这样的真相同时是由时空决定的，是动态的，与事件（而非物体）及其间隔（而非分离）有关，与结构（而非物质）有关，因此更关注直接的环境（在解释引力时也如此），而不是牛顿的因果意义上的“远距离作用”。对“局部作用”原理的一贯坚持（或多或少与我在本书中所称的“实际［直接］因果性”相对应）使量子理论认识到“不连续性”，这确实动摇了因果原则本身。因此，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因果原则。相对论考虑到更强的但却是个人的因果性，这最终意味着个体自由无法用与宏观物质行为相关的统计因果性来解释。

[9]参见Heisenberg 1927。玻尔（Bohr 1928）将海森堡的（测量的）不确定性原理发展成一种互补性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测量过程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排除了对两个互补量的同时测定。在这个理论中，因果和时空的观点被认为是描述经验内容的互补而又互斥的方面。这是量子力学的基本定律，即对一个过程的时空和动能描述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排斥的。波尔用它来阐述光的两种理论：波动理论需要一个时空概念，而量子（发射）理论需要基于因果概念的计算。因此，不可能有统一的光理论，就像（出于同样的原因）不可能有统一的心理学一样。

[10]Rank＆Ferenczi 1924.

[11]尤其参见Hans Beth，“Die Psychologische Grundlage der Magie”[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magic]，1927，168ff。

[12]在戈德伯格（Goldberg 1925）非常有趣的论著中，我注意到有人试图将“错误”和“灾难”的非道德延续，作为《摩西五经》因果道德（原罪和惩罚）背后的基本哲学（尤其参见Goldberg，“Die amoralische Auffassung”[The amoral view]，1925，127ff）。

[13]对此的精彩论述，尤其参见Sawicki 1926。

[14]参见Danzel 1928，65。

[15]参见Weismann 1892。

参考文献

索　引[1]

黑体数字表示该索引项为所在章节的主题。

Abel，亚伯103-4

Aborigines，Australian澳大利亚原住民：and mana，～和神力96；and to-temism，～和图腾崇拜14，17，65，99-101

Abstinence，sexual禁欲／性节制：and Gilgamesh，～和吉尔伽美什73-74；and Hamlet，～和《哈姆雷特》46；and mana，～和神力107；and Mer-chant of Venice，～和《威尼斯商人》42；and primitive culture，～和原始文化29；and sexual era，～和性时代32，and Tobit legend，～和多比传说14，33；and Turandot legend，～和图兰朵传说36

Achilles，legend of，阿喀琉斯传说46，82，105

Adam，亚当73-74，82，103-104

Adler，Alfred，阿尔弗雷德·阿德勒6，61，109

Ahasueruswandering Jew，legend of，亚哈随鲁传说流浪的犹太人54

Ahriman，阿里曼106.另见Devil

Alfurtribe，阿尔弗尔人部落33

Amon，cultof，阿蒙崇拜29

Amphytrion，legend of，安菲特里翁传说38

Ancestors，significance of，祖先的重要性14，32，65，67，101

Animal动物：soul-，and sexual symbol，灵魂～和性象征17-18；and soul-belief，～和灵魂信仰16-17，19，29，34-35，37，39

Animation of unborn，将灵魂赋予未出生者14-19，32，38-39

Animism泛灵论：and dreams，～和梦64，67-68，78，92；and fasting，～和斋戒76；and psychoanalysis，～和精神分析60；and spiritual collective，～和精神集体52，57；and Talion，～和以牙还牙13；and totemism，～和图腾崇拜21；and will，～和意志98；and woman，～和女性11，19

Animistic era，泛灵论时代52，71，108

Anxiety焦虑：and causality，～和因果性27；and death，～和死亡11-12，101-2，108；and dreams，～和梦65，78-81，84-85，90，92-94；and mo-rality，～和道德62；and projection，～和投射42-43；and sex，～和性27-28，29，33-34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1-2，58-59，98；on dreams，～论梦80-81，85，92

Artemidorus，on dreams，阿特米多鲁斯论梦80-81

Aunking，legend of，阿尼国王传说45

Averages，statistical law of，平均统计定律115-16

Bachofen，Johann，onmatriarchy，约翰·巴霍芬论母系氏族／社会16，103

Bad girl，theme of，坏女孩主题32

Bataktribe，巴塔克人部落33

Bergmann，Hugo雨果·伯格曼：on physics，～论物理学111-13，115-17，127；on time，～论时间123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Freud，“超越快乐原则”弗洛伊德122

Bird，and soul-belief，鸟和灵魂信仰12，17，19，21，37，85．另见Animal；Stork；Swan

Bleuler，Eugen，厄根·布洛伊勒3

Breuer，Josef，约瑟夫·布洛伊尔86-89，91，94；Freud's denial of，弗洛伊德对～的否认89-90

Brünhilde，legend of，布伦希尔德传说33

Cain，该隐103

Cannibalism，食人29

Castration threat，阉割威胁27

Causality，因果性111-28；and anxiety，～和焦虑27；and death，～和死亡13，79，82，95-96，110；Einstein and，爱因斯坦和～111-12；and finality，～和合目的性116-18；and Freud，～和弗洛伊德90-92，111，113，116，122，127；individual，个体～113-15； and psychology，～和心理学6，8，22，84；and sexuality，～和性25-26；therapeuticFreud，治疗的～弗洛伊德90-92；and will，～和意志97-98，108-10，118-20

Causal principle，因果原则118-19；scientific，科学的～120-21，126

Caus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TheReichenbach，《世界的因果结构和过去与未来的区分》赖欣巴哈127

Chance，偶然性111，117，120，126；Ep-icurus on，伊壁鸠鲁论～115

Child孩子／子女：era of，and son-prin-ciple，～时代和儿子原则55；and Freudian psychology，～和弗洛伊德心理学81-82；and soul-belief，～和灵魂信仰30，37，40-41，45-46，48，65．另见Son

Christ，基督21-22，29，58，104

Christianity基督教：and immorality，～和永生／不朽21，26，39，54，59，98，106-7；and sexuality，～和性21，25-26，37-40，43，65；as son-religion，～作为儿子宗教22-23；and soul-be-lief，～和灵魂信仰16，31-32，52， 57，104，109

Consciousness意识：era of，～时代124；as last seatof soul，～作为灵魂的最后处所125

Couvade，产翁风俗45

Cronos，legend of，克洛诺斯传说45

Daughter，女儿33，35-36，48

Death，死／死亡20-21，73-74，92-93，98-99，101；and anxiety，～和焦虑11-12，101-2，108；as arch-evil，～作为首恶102-4；and causality，～和因果性13，79，82，95-96，110；dream as denial of，梦作为对～的否认78-79；of father，父亲之～87-88，89-91；natural，riddle of，～的自然之谜12-13；as penalty for immortality wish，～作为对永生愿望的惩罚71-72；and symbolism，～和象征论79，85

Demons，恶魔12-13，98，101-2，107

Denial，and soul-belief，否认和灵魂信仰16-17

Descartes，René，勒内·笛卡儿2，60

Devil，魔鬼22，41，48，56，58-59，61；sexual role of，～的性角色39-40；and Shylock，～和夏洛克42-43．另见Ahriman

Displacement，移置116，88-90，123

Don Juan唐璜：legend of，～传说43，55；as type，～的形象37-39

Double，双重性／双重之躯21-22，46，73-74，103-4

“Dream Divination，On”Aristotle，《论梦的预言》亚里士多德85

Dreams，梦1，12，64-95，125；and ani-mism，～和泛灵论64，67-68，78，92；in antiquity，远古时代的～79-81；anxiety，焦虑～65，78-79，81，84，90，92-94；Aristotle on，亚里士多德论～80-81，85，92；Artemi-dorus on，阿特米多鲁斯论～80-81；of conception，受孕之～45，72；as denial of death，～作为对死亡的否认78-79；divination of，～的预言79-81；and Egypt，～和埃及80；as evidence of soul，～作为灵魂存在的证据64-65；Freud and，弗洛伊德和～78-79，81-82，84-91，94；and Greek culture，～和希腊文化79-81；Hippocrates on，希波克拉底论～80；Homer on，荷马论～79-80；Lévy-Bruhl on，列维-布留尔论～66；nature of，～的本质92-93；Plu-tarch on，普鲁塔克论～80；and psy-choanalysis，～和精神分析84-85，94；and reality，～和现实65-69；and sexuality，～和性83，93；and soul，～和灵魂81-84

Dualism，psychological，心理学的二元性2-3

Eating，吃29，74-76

Eddington，Arthur，on physics，亚瑟爛艾丁顿论物理学112，117

Eden，Garden of，伊甸园18，76

Egypt，埃及26，29，32；and dreams，～和梦80

Einstein，Albert，on causality and rela-tivity，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论因果性和相对性111-12

Elohistic literature，伊罗兴底本104

Emanism，神力崇拜96-97．另见Mana

Emotion，Goethe on，歌德论情感58

Epic，structure of，史诗的结构78

Epicurus，on chance，伊壁鸠鲁论偶然性116

Eve，夏娃34，74，103

Evil，problem of，罪恶的问题101-2

Exogamy，异族通婚14，51

Exposing of children，婴儿暴露45

Fable，and myth，寓言和神话74-75

Fall，pre-biblical，《圣经》前的堕落75-76

Family，家庭15，19-20，22-23；versus state，～还是国家52-53

“Faster，The”Winnebago tale，“斋戒者”温内巴戈故事70

Fasting，theme of，斋戒主题69-70，75-76

Father，父亲14，33，49，82，104；death of，～之死87-88，89-91

Father-god，父神104-5

Father-right，父权21，36-37，47，53-54，103

Faust浮士德：legend of，浮士德传说39；as symbol of creativity，～作为创造力的象征56-57

FaustGoethe，《浮士德》歌德55-56

Fertility，and generativity，授孕和生殖28-29

Fertilization，授孕15-16，18，21，26

Filial era，子女时代46-47，56-57

Finality，as flexible causality，合目的性作为非固定的因果性116-18

Flood，legend of，大洪水传说77-78

Folktale，structure of，民间故事的结构77-78

Food，theme of，食物主题29，74-76

Fool，theme of，装傻主题35；and Ham-let，～和《哈姆雷特》44-46

FratricideCain and Abel，杀兄弟的行为该隐和亚伯103

Free association，自由联想4，84-85，90

FreeWilland Its LimitationsMedicus，《自由意志及其局限性》梅迪卡斯117

Freud，Sigmund，西格蒙德·弗洛伊德：“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超越快乐原则”122；and Breuer，～和布洛伊尔89-90；and causality，～和因果性90-92，111，113，116，122，127；and dreams，～和梦78-79，81-82，84-91，94；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梦的解析》82，84，86-91；and libido，～和力比多／性欲107；on neurosis，～论神经症27；and Oedipus complex，～和俄狄浦斯情结43-44，87；and pleasure principle，～和快乐原则122；on sexual perversion，～论性反常行为29；and therapeutic causali-ty，～治疗中的因果原则90-92；and therapeutic ideology，～和治疗意识形态121-23；on unconscious，～论无意识2-3，61，84-85，113；and will，～和意志95，109，122；on wish fulfillment，～论愿望实现78-79，81，91；on“wronged third party，”～论“受损的第三者”38

Garden of Eden，伊甸园18，76

Ghosts幽灵．参见Spirits

Gilgamesh，legend of吉尔伽美什传说71-77，81-82

Gnosticism，诺斯替教派29-30

God神／上帝：Father-god，父神104-5；notion of，～的概念23，39，58-59，73，98-100，119-21；as symbol of im-mortality，～作为不朽的象征21-22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on emotion，～论情感58；Faust，《浮士德》39

Gomperz，Heinrich，The Problem of Free Will，海因里希·冈帕斯，《自由意志的问题》115

Greek culture，希腊文化26，29，37，41；and dream divination，～和梦的预言79-81；homosexuality in，～中的同性恋31；pedophilia in，～中的恋童癖31；women in，～中的女性31

HamletShakespeare，《哈姆雷特》莎士比亚43-49；and fool，theme of，～和装傻主题44-46；and neu-rosis，～和神经症43-44，46，55

Hamlet type，哈姆雷特的形象44-46

Heisenberg，Werner，on quantum theo-ry，沃纳·海森堡论量子理论114

Helen，legend of，海伦传说36-37，44，48，56-57

Henotheism，Israelites'，以色列人的一神教103

Hercules，legend of，赫拉克勒斯传说37

Hero英雄：myth of，英雄神话26，37，55，58，104-5；myth of birth of，英雄诞生的神话16，45；of sexual era，性时代的英雄72-73；smart and stu-pid，聪明而又愚蠢的～35-36；of soul era，灵魂时代的～69-70

Hessen，Johannes，on causality，约翰尼斯·黑森论因果性112，118

Hippocrates，on dreams，希波克拉底论梦80

Homer，荷马18，37，106；on dreams，～论梦79-80

Homosexuality，Greek，希腊同性恋，31

Hume，David，on causality，大卫·休谟论因果性111

Hurons，休伦人66．另见Indians，North American

Ideology，effectof，意识形态的影响31-32

Iliad，《伊利亚特》78-80

Immortality，永生／不朽8，12，45-47，52，102，107-8；and Christianity，～和基督教21，26，39，54，59，98，106-7；collective，集体～13，58，61-63，71，78，99；generative，生殖～25-29，53，56，101，105；individual，个体～22，25-28，30，51，56，100-101

Incest，乱伦／近亲通婚15，19，26，33，47-48，82-83；and soul，～和灵魂15-16

Indians，North American，北美印第安人46，51，56，66，68，69-71，96

Inhibitions，and will，抑制和意志120，122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TheFreud，《梦的解析》弗洛伊德82，84，86-91

Iroquois，易洛魁人66，96．另见Indi-ans，North American

Isis，cult of，伊希斯崇拜26

Israelites，以色列人103．另见Judaism

Jehovah，耶和华102-3

Jesus Christ，耶稣基督21-22，29，58，104

Jews犹太人．参见Judaism

Judaism，犹太教22，43，53-54，102-3

Jung，Carl，卡尔·荣格6，61，85，109，115，122

Jus primae noctis，初夜仪式14

Jus talionis，以牙还牙13，62

Kant，Immanuel，on causality，伊曼努尔·康德论因果性112

Law of averages，statistical，平均统计定律115-16

Leibniz，Gottfried Wilhelm von，戈特弗里德·威廉·冯·莱布尼茨98，117

Lévy-Bruhl，Lucien，吕西安·列维-布留尔119；on dreams，～论梦66

Libido，力比多／性欲65，122

Lohengrin，legend of，罗恩格林传说35

Love，romantic，浪漫的爱情7，35，57，62-63；soul-love，灵魂之爱40-41

Magic，巫术／魔法27，97-98，119；black，黑～50，56，106

Mana，神力29，96，102，117，119；and abstinence，～和禁欲107；as per-sonal will force，～作为个人意志力97-99

Marriage，婚姻14-15，28，41，53；group，群婚19，36，83

Mary，cult of，玛利亚崇拜32

Matriarchy，母系氏族／社会16-17，20，22，36，46，103．另见Mother-right

Medicus，Fritz，FreeWill and Its Limita-tions，弗里茨·梅迪卡斯，《自由意志及其局限性》117

Merchantof Venice，TheShakespeare，《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42-43

Metempsychosis，转世／轮回16，20，55

Minotaur，myth of，人身牛头怪神话29

Monotheism，一神教100，102-3

Morality，道德41，52，79，118-20；and anxiety，～和焦虑62；and communal soul，～和共同的灵魂62-63

Mother，as soul-bearer，母亲作为灵魂载体18-20．另见Woman

Mother-right，母权18-19，21，37，45，48，103．另见Matriarchy

Myth神话：of birth of hero，英雄诞生的～16，45；and fable，～和寓言74-75；of hero英雄～26，37，55，58，104-5

Narcissism，自恋12，20，31

Neurosis，神经症79，121-22；Freud on，弗洛伊德论～27；Hamlet and，《哈姆雷特》和～43-44，46，55；as soul conflict，～作为灵魂冲突63

Newton，Issac，伊萨克·牛顿120

Nietzsche，Friedrich，弗里德里希·尼采107，109，121-23，126；Thus Spoke Zarathustra，《查拉图斯特如是说》122

Odysseus，legend of，奥德修斯传说77，81-82

Oedipus，legend of，俄狄浦斯传说77，82-84

Oedipus complex，Freud and，弗洛伊德和俄狄浦斯情结43-44，87

Oedipus RexSophocles，《俄狄浦斯王》索福克勒斯83-84

Osiris，legend of，奥西里斯传说26

Paradise，天堂18，76

Paris，legend of，帕里斯传说36-37

Parsifal，legend of，帕西法尔传说35

Patriarchy，父系社会103．另见Father-right

Pedophilia，Greek，希腊恋童癖31

Peronnik，legend of，佩罗尼克传说35

Perversion，sexual，性反常行为30-31；Freud on，弗洛伊德论～29

Phallic symbols，男性生殖器的象征17

Physics，物理学111，114-17，120，127；crisis in，～的危机112-13

Planck，Max，and quantum theory，马克斯·普朗克和量子理论111

Plato，柏拉图2，54，58，62

Pleasure principle，Freud on，弗洛伊德论快乐原则122

Plutarch，on dreams，普鲁塔克论梦80

Preanimistic era，and soul-belief，前泛灵论时代和灵魂信仰50，67，69，77，96，102

Problem of Free Will，TheGomperz，《自由意志的问题》冈帕斯115

Projection，投射5，7，9，100，106，117-19；and anxiety，～和焦虑42-43；psychology as，心理学作为～3-4

Psyche，myth of，普赛克神话19，35，57，106

Psychoanalysis，精神分析1-2，4-8，59-61，105，115-18，122-23，125-26；and animism，～和泛灵论60；and dreams，～和梦84-85，94；posture of，～的立场23；therapeutic ideology ofFreud，～的治疗意识形态弗洛伊德121-23

Psychological type，心理学的类型7-9

Psychologist type，心理学家的类型5-6

Psychology心理学：applied，应用～2；and causality，～和因果性6，8，22，84；and characterology，～和性格学42；as conceptual doctrine，～作为概念性原则61-62；of ego，自我～20-21；era of，～时代57，77，92，109-10；Freudian，and child，弗洛伊德～和儿童81-82；as ideology ofmodern world，～作为现代世界的意识形态126-27；individualizing of，个体化的～58-59；asmoralwill interpreta-tion，～作为道德的意志解释105-6；normal，常态～7，105，115；objec-tive，客观～9；perceptual，感知～2-3；as projection，～作为投射3-4；and relationships，～和关系2，4，41，113，128；and romanticism，～和浪漫主义57-58；and self-knowledge，～和自我认知2，91，109，121，123；sexual，and ego psychology，性～和自我心理学20-21；and soul-belief，～和灵魂信仰46-47；and will，～和意志59，66，95，115，118-20

Psychosis，精神病63

Quantum theory，量子理论111，115-16；Heisenberg on，海森堡论～114．另见Physics

Rank，Otto奥托·兰克：The Trauma of Birth，《出生创伤》79，113；Truth and Reality，《真理与现实》109-10，123

Regression，回归90-91

Reichenbach，Hans，The Causal Struc-ture of theWorld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汉斯·赖欣巴哈，《世界的因果结构和过去与未来的区分》127

Relativity相对性：in physics，物理学中的～111；in psychology，心理学中的～113

Religion，宗教21-22，25-26，53-54，97，99，109；subordination ofwill in，宗教中意志的从属地位100-101．另见Father-god；God，notion of

Religious era，宗教时代8，50，100

Restrictions，sexual，性限制14-15，24-25

Revenge，复仇／报仇／报复43-44；51-52，62

Roman culture，罗马文化21-22，26，53

Romanticism，浪漫主义62，98；and psychology，～和心理学57-58

Sacrifice，祭礼29；human，人祭13

Satan撒旦．参见Devil

Schelling，Friedrich Wilhelm，弗里德里希·威廉·谢林98，117

Schopenhauer，Arthur，亚瑟·叔本华117，on will，～论意志109，121

Self，era of，自我时代28，32

Self-knowledge自我认知：psychology and，心理学和～2，91，109，121，123；resistance to，对～的抗拒4-5；as threat to soul-belief，～作为对灵魂信仰的威胁23

Semangtribe，赛芒人部落17，19

Semen，cult of，精液崇拜30

Serpent，and Garden of Eden，蛇和伊甸园17，34．另见Animal；Snake

Sexual era，性时代24-44，54-57，68，77，103-4，108

Sexuality，性14-16，62-63，108，121-22；and anxiety，～和焦虑27-28，29，33-34；and causality，～和因果性25-26；and Christianity，～和基督教21，25-26，37-40，43，65；and dreams，～和梦83，93；infantile the-ories of，初期的～理论30；and prim itive world-view，～和原始的世界观24，27-28；and psychology，～和心理学20-21；restrictions on，对～的限制14-15，24-25；role of，～的角色25-27；and soul，～和灵魂29-31；and woman，～和女性36-37．另见Abstinence，sexual

Shakespeare，William威廉·莎士比亚：Hamlet，《哈姆雷特》43-49；The Merchant of Venice，《威尼斯商人》42-43；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 art，～和心理刻画艺术42；and Shylock's pact with devil，～与夏洛克和魔鬼的约定42-43；The Tempest，《暴风雨》48

Shylock，and pact with devil，夏洛克和魔鬼的约定42-43

Sin，notion of，原罪观21，101，110

Sioux，苏族人96．另见Indians，North A-merican

Sleep，spiritual meaning of，睡眠的精神意义94

Snake，and soul-belief，12，17，85蛇和灵魂信仰．另见Animal；Serpent

Son儿子：era of，儿子时代46-47，56-77；as soul-bearer，儿子作为灵魂载体22，31，52，54-55．另见Child

Son-principle，and era of child，儿子原则和子女时代55

Sophocles，Oedipus Rex，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83-84

Soul灵魂：collective，集体～51-52；communal，and morality，共同的～和道德62-63；in dreams，梦中的～81-84；era of，～时代33，35，45，76，103-4；and incest，～和近亲通婚15-16；and sexuality，～和性29-31；transmigration of，～的轮回16，20，55；and will，～和意志95-106，107-8

Soul-animal灵魂动物．参见Animal，soul-

Soul-bearer灵魂载体／承载者：animal as，动物作为～17；mother as，母亲作为～18-20；son as，儿子作为～22，31，52，54-55

Soul-belief灵魂信仰：and animal，～和动物16-17，19，29，34-35，39；and bird，～和鸟12，17，19，21，37，85；and child，～和孩子30，37，40-41，45-46，48，65；and Christianity，～和基督教16，31-32，52，57，104，109；and denial，～和否认16-17；and preanimistic period，～和前泛灵论时代50，67，69，77，96，102；and psychology，～和心理学46-57；and stork，～和鹳鸟19；and swan，～和天鹅37；and totemism，～和图腾崇拜13-15

Soul-god，and will-god，灵魂之神和意志之神99-100

Soul-love，灵魂之爱40-41

Spinoza，Baruch，巴鲁赫·斯宾诺莎117

Spirits，灵／神灵／幽灵12-14，16，19，26，44，65-66

State，国家22-23；versus family，～还是家庭52-53

Stekel，Wilhelm，on“death symbolism，”威廉·斯特克论“死亡象征论”79，85

Stork，and soul-belief，鹳鸟和灵魂信仰19．另见Animal；Bird；Swan

Sustenance，natural and artistic，自然及艺术食粮76

Swan，and soul-belief，天鹅和灵魂信仰37．另见Animal；Bird；Stork

Symbol象征：essence of，～的本质84-85；sexual，and soul-animal，性～和灵魂动物17-18．另见Death，and symbolism；God，as symbol of immor-tality；Phallic symbols；Womb，sym-bols of

Taboo禁忌，13，27，34，52，96；and sex-ual restrictions，～和性限制14-15，24-25

Talion，以牙还牙13，62

Tempes t，TheShakespeare，《暴风雨》莎士比亚48

Therapy，治疗5，7，60，88，116-17，126-27；Freud and，弗洛伊德和～90-92，121-23

Thus Spoke ZarathustraNietzsche，《查拉图斯特如是说》尼采122

Tobit多比：legend of，～传说32-33；nights，～之夜14

Totem ism图腾崇拜，16-21，46，51，54；and Australian aborigines，～与澳大利亚原住民14，17，65，99-101；as soul-belief，～作为灵魂信仰13-15

Trauma of Birth，TheRank，《出生创伤》兰克79，113

“Traveler，The”Winnebago tale，“旅行者”温内巴戈故事69-70

Trinity，Christian，基督教的三位一体22，55，104

Truth，belief in，对真理的信仰60-61

Truth and RealityRank，《真理与现实》兰克109-10，123

Tsonnontou，措恩诺托人66．另见Indi-ans，North American

Turandot，legend of，图兰朵传说35-36

Unconscious，无意识81，90，122；Freud on，弗洛伊德论～2-3，61，84-85，113

Vengeance，复仇／报复／报仇43-44，51-52，62

Whore，theme of，坏女人主题32

Will，意志111-28；and animism，～和泛灵论98；causal，fatalistic，and mo-ralistic，因果的、宿命的和说教的～119-20；and causality，～和因果性97-98，108-10；118-20；free，自由～95，109，111-19，124-26；and Freud，～和弗洛伊德95，109，122；and inhibitions，～和抑制120，122；and psychology，～和心理学59，66，95，115，118-20；and soul，～和灵魂95-106，107-8；subordination of， in religion，宗教中～的从属地位100-101

Will-god，and soul-god，意志之神和灵魂之神99-100

Winnebagos，温内巴戈人69-71．另见Indians，North American

Wish fulfillment，愿望实现66，94；Freud on，弗洛伊德论～78-79，81，91

Witches，女巫32，41-42，57

Woman，女性40-41，101；and ani-mism，～和泛灵论17，19；character-ologic demeaning of，性格学对～的贬低48-49；in Greek culture，希腊文化中的～31；in literature and legend，文学和传说中的～33，35，46；role of，～的角色32-33；and sexual freedom，～和性自由36-37．另见Mother；Mother-right

Womb子宫：symbols of，～的象征18；wish to return to，回归～的愿望18

Yahweh，耶和华102-3

Yahwistic literature，耶和华底本103

Zeus，myth of，宙斯神话16，29

注释

[1]索引中的页码为外文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

001 自卑与超越［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002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美］卡伦·霍妮

003 动机与人格（第三版）［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004 当事人中心治疗：实践、运用和理论［美］卡尔·罗杰斯等

005 人的自我寻求［美］罗洛·梅

006 社会学习理论［美］阿尔伯特·班杜拉

007 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美］哈里·沙利文

008 追求意义的意志［奥］维克多·弗兰克尔

009 心理物理学纲要［德］古斯塔夫·费希纳

010 教育心理学简编［美］爱德华·桑代克

011 寻找灵魂的现代人［瑞士］卡尔·荣格

012 理解人性［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013 动力心理学［美］罗伯特·伍德沃斯

014 性学三论与爱情心理学［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015 人类的遗产：“文明社会”的演化与未来［美］利昂·费斯汀格

016 挫折与攻击［美］约翰·多拉德等

017 实现自我：神经症与人的成长［美］卡伦·霍妮

018 压力：评价与应对［美］理查德·拉扎勒斯等

019 心理学与灵魂［奥］奥托·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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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版权页

总译序

译者前言

导 言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内涵与心理内涵

第二章 为何谈及“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第三章 焦 虑

第四章 焦虑与敌意

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第六章 对爱的神经性需要

第七章 更多对爱的神经性需要的特征

第八章 获得爱的方式与对拒绝的敏感性

第九章 性欲在对爱的神经性需要中的作用

第十章 对权力、声望以及财富的追求

第十一章 神经性竞争

第十二章 逃避竞争

第十三章 神经性罪恶感

第十四章 神经性受苦的意义(受虐问题)

第十五章 文化与神经症

索 引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美)霍妮著；郭本禹，方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7

(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

ISBN 978-7-300-17774-8

Ⅰ.①我…Ⅱ.①霍…②郭…③方…Ⅲ.①病态人格-研究Ⅳ.①B8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9855号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 价 45.00元

总译序

感悟大师无穷魅力 品味经典隽永意蕴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与克拉威克在其名著《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科学的历史是男女科学家及其思想、贡献的故事和留给后世的记录。”这句话明确地指出了推动科学发展的两大动力源头：大师与经典。

一

何谓“大师”？大师乃是“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注1。大师能够担当大师范、大导师的角色，大师总是导时代之潮流、开风气之先河、奠学科之始基、创一派之学说，大师必须具有伟大的创造、伟大的主张、伟大的思想乃至伟大的情怀。同时，作为卓越的大家，他们的成就和命运通常都与其时代相互激荡。

作为心理学大师还须具备两个特质。首先，心理学大师是“心理世界”的立法者。心理学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在于他们对心理现象背后规律的系统思考与科学论证。诚然，人类是理性的存在，是具有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千百年来无论是习以为常的简单生理心理现象，还是诡谲多变的复杂社会心理现象，都会引发一般大众的思考。但心理学大师与一般人不同，他们的思考关涉到心理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普遍性的与高度抽象的规律。这些思考成果或试图揭示出寓于自然与社会情境中的心理现象的本质内涵与发生方式；或企图诠释某一心理现象对人类自身发展与未来命运的意义和影响；抑或旨在剥离出心理现象背后的特殊运作机制，并将其有意识地推广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把普通人对心理现象的认识与反思进行提炼和升华，形成高度凝练且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的真知灼见和理论观点，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心理科学发展的命运，而且更是影响到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当然，心理学大师的思考又是具有独特性与创造性的。大师在面对各种复杂心理现象时，他们的脑海里肯定存在“某种东西”。他们显然不能在心智“白板”状态下去观察或发现心理现象背后蕴藏的规律。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心理学规律其实就是心理学大师作为观察主体而“建构”的结果。比如，对于同一种心理现象，心理学大师们往往会做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与论证。这绝不是纯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分歧，而是对心灵本体论的承诺与信仰的不同，是他们所理解的心理世界本质的不同。我们在此借用康德的名言“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同样，心理学大师是用理性为心理世界立法。

其次，心理学大师是“在世之在”的思想家。在许多人看来，心理学大师可能是冷傲、孤僻、神秘、不合流俗、远离尘世的代名词，他们仿佛背负着真理的十字架，与现实格格不入，不食人间烟火。的确，大师们志趣不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日常柴米油盐的束缚，远离俗世功名利禄的诱惑，在以宏伟博大的人文情怀与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投身于实现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认识你自己”之伟大箴言的同时，也凸显出其不拘一格的真性情、真风骨与真人格。大凡心理学大师，其身心往往有过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使之处于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之中，由此而产生的灵感和顿悟，往往成为其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源头活水。然而，心理学大师毕竟不是超人，也不是神人。他们无不成长于特定历史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生活在人群之中，并感受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体验着人间的世态炎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就像牛顿描绘的那般：“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怎样评价。我却这样认为：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尽管如此，那真理的海洋还神秘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心理学大师虽然是一群在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但套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他们依旧都是“活生生”的“在世之在”。

二

那么，又何谓“经典”呢？ 经典乃指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注2。经典是具有原创性和典范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经过历史筛选出来的最有价值性、最具代表性和最富完美性的作品。经典通常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超越了时代的界限，具有永恒的魅力，其价值历久而弥新。对经典的传承，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长盛不衰、继往开来之根本，是其推陈出新、开拓创新之源头。只有在经典的引领下，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才能焕发出无限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心理学经典在学术性与思想性上还应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从本体特征上看，心理学经典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经典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显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理论内涵，提出一些心理与行为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意识交融在一起，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心理学经典是心理学大师与他们所阐释的文本之间互动的产物。其次，从存在形态上看，心理学经典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经典作为心理学大师的精神个体和学术原创世界的结晶，诉诸心理学大师主体性的发挥，是公众话语与个人言说、理性与感性、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最后，从价值定位上看，心理学经典一定是某个心理学流派、分支学科或研究取向的象征符号。诸如冯特之于实验心理学，布伦塔诺之于意动心理学，弗洛伊德之于精神分析，杜威之于机能主义，华生之于行为主义，苛勒之于格式塔心理学，马斯洛之于人本主义，桑代克之于教育心理学，乔姆斯基之于语言心理学，奥尔波特之于人格心理学，吉布森之于生态心理学，等等，他们的经典作品都远远超越了其个人意义，上升成为一个学派、分支或取向，甚至是整个心理科学的共同经典。

三

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遵循如下选书原则：第一，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原创之作；第二，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奠基、成熟或最具代表性之作；第三，选择在心理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派、一说、一家之作；第四，兼顾选择心理学大师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作。我们策划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旨在推动学科自身发展和促进个人成长。

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此后的130多年中，心理学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我国心理学从西方移植而来，这种移植过程延续已达百年之久注3，至今仍未结束。尽管我国心理学近年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心理学在总体上还是西方取向的，尚未取得突破性的创新成果，还不能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还未形成系统化的中国本土心理学体系。我国心理学在这个方面远没有赶上苏联心理学，苏联心理学家曾创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体系，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我国心理学的发展究竟何去何从？如何结合中国文化推进心理学本土化的进程？又该如何进行具体研究？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但我们可以重读西方心理学大师们的经典作品，以强化我国心理学研究的理论自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师们的经典作品都是对一个时代学科成果的系统总结，是创立思想学派或提出理论学说的扛鼎之作，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大师们的学术智慧和创新精神，做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在“照着讲”的基础上“接着讲”。

心理学是研究人自身的科学，可以提供帮助人们合理调节身心的科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心理问题。用存在主义的话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存在本体论焦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这一哈姆雷特式的命题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人们。特别是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不断涌现，各种压力和冲突持续而严重地撞击着人们脆弱的心灵，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心理学知识。可幸的是，心理学大师们在其经典著作中直接或间接地给出了对这些生存困境的回答。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对话大师与解读经典，我们可以参悟大师们的人生智慧，激扬自己的思绪，逐步找寻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可以让我们获得两方面的心理成长：一是调适性成长，即学会如何正确看待周围世界，悦纳自己，化解情绪冲突，减轻沉重的心理负荷，实现内心世界的和谐；二是发展性成长，即能够客观认识自己的能力和特长，确立明确的生活目标，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快乐而有效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我们相信，通过阅读大师经典，广大读者能够与心理学大师进行亲密接触和直接对话，体验大师的心路历程，领会大师的创新精神，与大师的成长并肩同行！

郭本禹

2013年7月30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

译者前言

一、霍妮的主要生平

卡伦·霍妮(Karen Horney)是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于1885年9月16日出生在德国汉堡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她的祖先为犹太人，家庭是中上阶层的基督教新教家庭。霍妮的父亲是挪威人，是一位船长，后加入德国籍，再后来担任了北部德国劳埃德船运公司的船队长。霍妮小时候常随父亲远海航行，因此她毕生都爱好旅游，并向往陌生和遥远的地方。母亲是荷兰人，与前夫生有四个孩子，同霍妮的父亲结婚后，又生下了霍妮的哥哥和霍妮。父亲笃信宗教，沉默寡言；母亲美丽聪明，热情豪放。在她的回忆中，父亲是一个可怕的人物，他看不起她，认为她外貌丑陋，天资愚笨。同样，她感到母亲偏爱哥哥，对她十分冷落，因而其童年生活颇不快乐。但她自幼聪颖非凡，学业超群，深受师长和同学的好评。

13岁时，霍妮因自己得病并遇上了一位好心的乡村医生，从此立志要当一名医生。1901年，霍妮经过与父母斗争，进入中学学习——因为在那时女孩很少接受学校教育。毕业后，在母亲的鼓励下，霍妮从1906年起先后进入弗莱堡大学、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医学，1915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在那里继续接受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训练。求学期间，她结识了奥斯卡·霍妮(Oskar Horney)，两人于1909年结婚。婚后育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布莉吉特(Brigitte Horney)是一名演员，二女儿玛丽安娜(Marianne Eckardt)是一名精神分析师，三女儿瑞娜特(Renate Patterson)结婚后随丈夫前往墨西哥居住。在三个女儿当中，霍妮一直与长女关系最为亲密。后来因为霍妮与丈夫性格和兴趣不合，也因为她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精神分析活动之中，她最终与丈夫分手，于1937年离婚。

从1910年起，霍妮开始师从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亚伯拉罕(Karl Abraham)和萨克斯(Hanns Sachs)接受正统的精神分析训练，并参加柏林精神分析协会，1915年担任该协会秘书。1917年，霍妮发表了第一篇精神分析论文《精神分析治疗的技术》。1920年，她与亚伯拉罕等六人创建了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并在此从事培训工作。1932年，她接受美国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所长、她以前的一个学生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的邀请赴美担任该所副所长。1943年，霍妮迁居纽约，在那里创办一家私人诊所，并为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培训精神分析医生，同时加盟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1941年，因为学术观点的分歧，霍妮被迫离开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同年，霍妮以自己为首成立“美国精神分析促进会”，并设立“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作为教学机构，同时创办《美国精神分析杂志》并担任主编。霍妮晚年对佛教禅宗十分感兴趣，与日本道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有过交往，她最后的几本著作中都涉及了禅宗思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她曾到日本访问五周，参观了日本东京附近的禅院。1952年12月4日，霍妮因肝癌晚期医治无效，病逝于美国纽约，享年68岁。

二、霍妮的思想发展

霍妮的精神分析思想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也就是她在德国和初到美国期间，其研究主要关注女性心理学问题。她的第一篇讨论女性心理学的论文《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1923)发表后不久，弗洛伊德便在《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一文中对该文作出批评性回应，这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弗洛伊德对霍妮观点的重视。在这一期间，霍妮在固守传统精神分析理论框架的同时，开始尝试修正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学的观点。她反对弗洛伊德视女性为有缺陷、永远具有局限性的女性模式，而在她提出的女性模式中，女性具有积极的原始性气质及自我评价。女性羡妒的并非男性的阳具，而是男性的特权。她们需要更多机会发展作为“人”的能力。霍妮摒弃了从男性视角说明女性、以男性标准衡量女性心理发展的做法。她对弗洛伊德的女性心理学的批判，是与对男性主宰的社会与文化之认识联系在一起的。霍妮的女性心理学观点脱离了弗洛伊德“解剖构造决定命运”的信条，强调文化因素是女性问题及其性别定位的重要诱因。在这一阶段，霍妮发表了一系列才华横溢的论文，这些论文远远走在其时代的前面，但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直到她去世后由凯尔曼(Harold Kelman)将之汇编成《女性心理学》(Feminine Psychology, 1967)一书以后，女性主义者才重新发现了霍妮，因为她预示了女性主义者的许多观点。

第二阶段是30年代后期，也是她在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和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任职期间。移居美国以后，霍妮诊治了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这有助于开阔其思路。同时，她受到阿德勒(Alfred Adler)等精神分析家和美国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影响，其思想朝着更为激进的方向转变。她以非凡的勇气和深邃的洞察力，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化神经症理论，迅速从正统精神分析走向社会文化学派方向，并成为该学派的领袖人物。当时美国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并非为性问题，而是为失业、生活失去保障等问题忧心忡忡，霍妮发现弗洛伊德的理论越来越不适应临床实践，这促使她开始进一步以批判的眼光考察整个精神分析理论，彻底摒弃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前提，强调以文化和人际关系取向来代替前者的生物决定论取向，主张文化在神经症的冲突与防御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这一新思想在其《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1937)一书中达到顶峰。随后在另一本著作《精神分析新法》(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1939)中，她又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点进行了全面清算，建立了自己的精神分析新方法。特别是后一本著作，被认为是“在‘新方法’(霍妮)与‘老方法’(弗洛伊德)之间打了14个战斗性电话”。不像其早期女性心理学论文，霍妮的这两本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她的离经叛道为正统精神分析家所不容，整个纽约精神分析学界宣布与她决裂，她被迫离开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

第三阶段是40年代以后，也是霍妮创立了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以后。她在此宽松的环境下发展出其成熟理论，即神经症人格理论，具体反映在其《自我分析》(Self-Analysis，1942)、《我们的内心冲突：一种神经症结构理论》(Our Inner Conflicts: A Constructive Theory of Neurosis，1945)和《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追求自我实现》(Neurosis and Human Growth: The Struggle Toward Self-Realization，1950)等著作中。注4霍妮认为，神经症源自人际关系的失调，人际关系失调使人失去安全感而产生焦虑，为对抗焦虑，就会形成一些防御性策略，这些策略是一些潜意识的驱动力量，霍妮称之为神经症需要或者神经症倾向。她在《自我分析》一书中，列举了10种常见的神经症需要。接着在《我们的内心冲突：一种神经症结构理论》一书中，她又进一步把它们概括为三大类型——趋向他人、反对他人和逃避他人，每种倾向都代表着对待他人及对待自己的一种基本态度和一种独特的生活哲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种神经症的人格类型。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追求自我实现》一书中，霍妮把人格看成完整的动态的自我意象(self-image)，它不同于弗洛伊德的自我 (ego)，而是人自身，代表他对自己的看法。由于个人生活经验不同而有三种不同的自我意象，即人的自我具有潜在、理想化和实在三种基本的存在形态，由此她把自我分为真实自我(real self)、理想自我(idealized self)和现实自我(actual self)三种形式。她的成熟理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本书的主要观点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是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的彻底批判和修正，标志着其思想的形成，也标志着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开始形成。该书的初版重印了多次，后又以平装本反复再版，最新版重印于2000年，至今销售总量已经超过50万册。该书如同霍妮的其他著作一样，以语言平实、清晰明了著称。她尽可能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也很少引用诗歌和神话，她在书中大量涉及我们可以通过自我观察得知的东西和常识性的例子。她的著作貌似简单易懂却又含义深刻，她的观察力透彻入微，让读者读到书中描述的神经症性格段落时感到惊奇，甚至感到局促不安。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在出版之初就受到学界的好评和重视。在当时的《变态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精神分析评论》、《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心理学通报》、《社会研究》、《社会动力》等刊物上，发表了包括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学院派心理学家多拉德(John Dollard)注5等人撰写的书评。本尼迪克特指出：“霍妮博士的方法是非生物学和非本能的。现在研究人类行为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正在转向这一方向，并且霍妮博士正在修正经典精神分析对这方面的需要许多修改和业已过时的解释。”注6

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其文化神经症理论的基本主张，详细论证了文化因素与神经症形成之间的关系，提出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她“集中讨论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神经症患者身上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复出现的性格结构”，并“把重点放在了实际生活中现存的冲突，以及神经症患者为解决这些冲突而做的尝试之上，放在了神经症患者实际存在的焦虑，以及他们为对抗这些焦虑而建立的防御机制上”注7。霍妮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除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她指出：“神经症不仅由偶然的个体经验所造成，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文化环境也会导致神经症的出现。事实上，文化环境不仅会为个体经验增添分量与色彩，而且归根结底会决定它们的特定形式。” 例如，一个人拥有一位专断的或“自我牺牲的”母亲，这是个人的命运，但是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我们才能找到专断的或自我牺牲的母亲，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些现存的文化环境，这样一种经验才会对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她接着指出：“当我们认识到文化环境对于神经症而言的重要意义时，生物条件与生理条件(弗洛伊德认为这些生物条件与生理条件是神经症产生的根源)就退居二线了。”

那么，个体的神经症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霍妮认为：“深入探讨有效地导致神经症的各种动力，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所共有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以及被建立起来对抗这些焦虑的各种防御机制。无论神经症的结构多么复杂，这种焦虑始终都是引发神经症过程，并维持其运转的动力。”在她看来，儿童本身是无能力的，必须依赖父母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如果儿童获得父母真正的温暖和爱，就能正常地发展。如果父母没有给予儿童足够的温暖和爱或给予的是虚伪的温暖和爱，就会唤起儿童心中的敌意，她称之为“基本敌意”。基本敌意对于儿童的心理成长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儿童的无助、恐惧、爱或罪恶感会压抑儿童的敌意。而对基本敌意的压抑则会导致儿童的焦虑，她称之为“基本焦虑”。儿童一旦产生基本焦虑，就会觉得整个世界充满危险和敌对，而自己又深感软弱无助。也就是说，由父母不当的教养方式所造成的敌意会泛化和投射到周围的世界和所有的其他人身上，儿童会认为身边的一切人和一切事都是不可信赖的，都存在着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势必会体验到这种基本焦虑。霍妮指出：“这种态度本身不会构成一种神经症，但它却是一块肥沃的土壤，某种特定的神经症随时可能从这块土壤中生长出来。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我给了它一个特别的称谓：基本焦虑。它与基本敌意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总之，父母与儿童不当的关系引起儿童的敌意，敌意又被投射到身边的一切人和一切事上，从而引起基本焦虑，恰是这种焦虑，为神经症的产生打下了基础，最终导致神经症倾向。

可见，霍妮是从社会文化因素特别是人际关系冲突的视角解释了神经症形成的机理，从而颠覆了弗洛伊德的“神经症起源乃是文明与本能之冲突”的观点，以她的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妮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可以称为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开山之作，开辟了精神分析运动的新方向。

四、霍妮的思想传播

霍妮既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精神分析理论家，也是一位优秀的精神分析师导师和一位天才的临床实践家，她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在她逝世后，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同事以及在此受过教育和培训的学生们继续传播、研究和发展她的思想，并促进其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霍妮的论文和著作手稿、演讲稿、谈话稿以及一些传记作者的采访稿都被保存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的手稿和档案分部。1950年，她生前出版的5部著作被编辑为两卷本《卡伦·霍妮文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Karen Horney)出版。第1卷包括《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精神分析新法》和《我们的内心冲突：一种神经症结构理论》，第2卷包括《自我分析》和《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追求自我实现》。霍妮的后继者们继续整理出版她生前未曾出版的作品，这些作品除了上文提到的《女性心理学》，陆续出版的还有《霍妮精神分析的发展》(Developments in Horney Psychoanalysis, 1950—1970，1972)、《卡伦·霍妮的青春期日记》(The Adolescent Diaries of Karen Horney，1980)、《最后演讲》(Final Lectures，1987)、《治疗过程：系列论文和演讲》(The Therapeutic Process: Essays and Lectures，1999)和《不为人所知的卡伦·霍妮：论性别、文化和精神分析的系列论文》(The Unknown Karen Horney: Essays on Gender, Culture, and Psychoanalysis，2000)。鉴于这些作品国内尚无译本，在此稍作介绍。《霍妮精神分析的发展》由鲁宾斯(Jack L. Rubins)编辑，除选编了霍妮在《美国精神分析杂志》上发表的25篇论文，还包括一个内容丰富的卡伦·霍妮长篇自传梗概。《卡伦·霍妮的青春期日记》由其次女玛丽安娜编辑，是从霍妮在1899—1912年所写的日记中选编出来的。这些日记揭示了她毕生与之搏斗的种种困难，以及她最初如何致力于解决这些困难，最终它们伴随她与亚伯拉罕一起进行精神分析。《最后演讲》由美国精神分析学院前院长英格拉姆(Douglas Ingram)编辑。该书是霍妮于1950—1952年为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讲授的精神分析技术的讲稿。《治疗过程：系列论文和演讲》由派里斯(Bernard J. Paris)编辑，该书精选霍妮在职业生涯中就临床问题所撰写的论文和发表的演讲，提供了她关于治疗过程思想最全面的编年体记录。《不为人所知的卡伦·霍妮：论性别、文化和精神分析的系列论文》也由派里斯编辑，它包括霍妮以前未曾发表过和未曾收录过的18篇短文、4篇未译成英文的论文和其他难以定位的文本。第一部分是对霍妮的《女性心理学》提供的重要补充，收录了她早期关于女性心理学和两性关系的一些论文；第二部分收录反映了她后两个阶段思想的论文。该文集也是读者了解霍妮工作的重要文献。

凯尔曼是霍妮团体的领导者，也是霍妮思想学派的重要发展者，他出版的《助人：卡伦·霍妮的精神分析方法》(Helping People: Karen Horney's Psychoanalytic Approach，1971)一书提出了一种整体焦虑理论，发展了霍妮的基本焦虑学说。该理论假设，紧张与忧郁、分裂与整合是全部人格整合过程的主要和不可缺少的方面。就像人的每个系统都存在波动的成分一样，心理事件也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人的紧张水平总是在一个平均值的上下波动。当个体主动压抑敌意时，他必然限制自己参与整合过程。当他陷入霍妮所谓的基本焦虑时，他的紧张水平就会增加。因此，其紧张水平的变化是有限的。个体不能整合其情感和行为成为限制，以避免其敌意所代表的不确定性。而且，正如波动过程不是整合的过程，个体会阻止发展他需要用以处理未来问题的能力。在凯尔曼看来，“一旦任何经验过程超出机体的限度或能力，机体就不会胜任应对其处境”注8。

鲁宾斯是霍妮学派的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他不仅编辑出版了《霍妮精神分析的发展》一书，还在采访了100多人的基础上，撰写了霍妮的第一本传记《卡伦·霍妮：优雅的精神分析的反叛者》(Karen Horney：Gentle Rebel of Psychoanalysis，1978)。派里斯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也是一位霍妮思想研究专家。他除编辑了霍妮的两本文集外，还撰写了《卡伦·霍妮：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的自我探索》(Karen Horney：A Psychoanalyst's Search for Self-Understanding，1994)。这本传记把霍妮的生平与其理论形成联系起来，认为霍妮的思想是其终生努力解决其本人所理解的问题的产物，该书比传统的传记具有更多的人物描写。霍妮的另两本传记是昆恩(Susan Quinn)写的《她自己的心灵：卡伦·霍妮的生活》(A Mind of Her Own: the Life of Karen Horney，1987)和希区柯克(Susan Tyler Hitchcock)写的《卡伦·霍妮：女性心理学的先驱》(Karen Horney：Pioneer of Feminine Psychology，2005)。前一本传记很好地描述了霍妮的思想形成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及其生活事件，但没有很好地分析霍妮的内心生活与其思想特别是其成熟理论的关系。后一本传记重点考察了霍妮对女性心理学的贡献。此外，乔迪(Losias Jody)还主编了一本《卡伦·霍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新弗洛伊德学派、权威主义》(Karen Horney：Sigmund Freud，New-Freudian，Authoritarianism，2011)。

霍妮的思想也通过一些学术组织机构得以传播。1955年，美国精神分析促进会设立的卡伦·霍妮诊所(The Karen Horney Clinic)，至今仍在正常运行。后来，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设立了卡伦·霍妮精神分析中心(the Karen Horney Psychoanalytic Center)。英国早期成立的卡伦·霍妮精神分析咨询师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Karen Horney Psychoanalytic Counsellors)，其出版物为《赤脚精神分析》(The Barefoot Psychoanalyst)。1987年，该协会改名为自我分析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elf-Analysis)。1995年，巴西成立了卡伦·霍妮精神分析思想协会(Karen Horney Society of Psychoanalytical Concepts)。1991年，派里斯建立了“国际霍妮协会”(The International Karen Horney Society)，其成员遍及美国、加拿大、奥地利、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希腊、爱尔兰、意大利、瑞典、以色列、保加利亚、俄罗斯、中国、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印度、巴西、哥伦比亚、日本、墨西哥、南非等国家和地区。国际霍妮协会定期举行霍妮思想研讨会，还创办了《国际霍妮协会通报》刊物。

五、霍妮的学术影响

霍妮的思想在心理学内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她的思想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为推动了精神分析的发展，还表现为推动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产生。即使在今天，几乎所有的《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女性心理学》和《心理学史》等著作和教科书也都会提及霍妮的名字及其理论。

第一，霍妮开创了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她把精神分析的解释重心从个体之内转向了个体之外，从生物本能转向了社会文化。这使得其学说的基本内容远远超出了弗洛伊德限定的范围，把精神分析引向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发展道路。弗洛伊德认为，人先天具有的本能驱力的性质已经确定，社会文化仅能对本能进行压抑和限制，以及改变本能满足的渠道或途径，社会文化本身是本能升华的结果和产物。神经症则是受压抑的本能驱力的一种变态的满足。而霍妮认为人的发展变化取决于文化环境的影响，而文化是复杂的社会过程的产物。神经症则是文化环境中的个体与他人关系的失调和与自我关系的失调。霍妮把人的内在心理放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清晰地阐明了人的内心的神经症驱力的来源、强迫性的神经症驱力所导致的内心冲突、为消除冲突而采取的内心应对方式、这些应对方式所导致的自我演变。显然，霍妮对神经症人格的解释抛开了内在的和本能的因素而引进了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这些基本观点最早奠定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基础，勇敢地开辟了精神分析的新道路。

第二，霍妮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概念术语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其同时代或其后的其他精神分析学家，尽管这些人都不完全承认自己受其思想的启发。英国精神分析独立学派的费尔贝恩(W. R. D. Fairbairn)、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冈特里普(Harry Guntrip)等人，提出了神经症是儿童期失调的客体关系的产物的观点，这个观点与霍妮的神经症学说十分接近。英国存在精神分析学家莱因(R. D. Laing)的“本体论不安”(ontological insecurity)学说是对霍妮的基本焦虑学说的一种回应。正如凯尔曼指出，在早期的论文中，“霍妮就表现出她是一位现象主义和存在主义者，存在、拥有和行动的本体论区别在《害怕女人》中得到了表述……在这本书以及霍妮后来的作品中，存在主义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发展”注9。瑞士心理学家米勒(Alice Miller)对儿童真实自我(true self)的丢失和寻找的讨论非常类似于霍妮的观点。霍妮的“real self”概念与美国自体心理学家科胡特(Heinz Kohut)的“nuclear self”存在某些相似性，而与温尼科特的“true self”更加相似。

第三，霍妮对精神分析临床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霍妮的成熟理论提供了一种关注当前情境的治疗模式，激励了精神分析人际关系学派的发展。凡是强调现在定向的治疗(present-oriented therapies)都得益于她的学说。受到她的《自我分析》一书的启发，在伦敦建立的自我分析研究所最充分地讨论了成功自我探索的可能性和技术。霍妮的神经症理论还影响了美国精神病学会从1952年起制定的《心理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IV，1995)中对人格障碍的某些描述。此外，早在柏林期间，霍妮就是一位优秀的精神分析师导师，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教育和训练的许多人创立了随后50年精神分析遵循的基本信条。注10到了美国以后，她仍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培训精神分析师工作上，直到逝世前仍在开设精神分析技术讲座。有关霍妮的临床技术思想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卡伦·霍妮和性格障碍：现代实践者的指南》注11和《卡伦·霍妮的三种性格风格(神经症风格)作为对早期母亲剥夺和难以处理愤怒的反应：三个解释性案例研究》注12。

第四，霍妮的思想为新精神分析通向后来兴起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开辟了道路。霍妮主张治疗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放弃其防御，脱离他们真实的喜欢与不喜欢、希望、恐惧和愿望，从而达到她所谓的真实自我。她强调自我实现是心理健康和生活目标的来源，坚信人生来具有自我实现的建设性力量，对人的发展抱有乐观主义的态度，驱散了弗洛伊德造成的悲观主义氛围，指出了人具有向善发展的可能。霍妮生前最后一本书《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追求自我实现》的副标题就是“追求自我实现”，马斯洛和罗杰斯的“self-actualization”概念都来自霍妮的“self-realization”，罗杰斯的“real self”、“ideal self”、“self-esteem”也都来自霍妮的“real self”、“idealized self” 和“self-esteem”，尽管马斯洛和罗杰斯使用的这些术语与霍妮的含义不尽相同，但毕竟都受到她的启发。所以，霍妮被马斯洛认为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先驱者之一。

霍妮的思想在心理学之外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文学、文化、传记、性别、哲学、宗教等研究领域的影响。一些学者积极运用霍妮的理论和方法在这些领域进行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注13

第一，霍妮思想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派里斯认为，霍妮理论特别适合对文学人物进行分析，对文学人物的精神分析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依赖其婴幼儿经历来说明成人的行为，因为这种经历是很少的，而在文学作品中表现这种经验的则更少。运用霍妮理论可以分析文学作品通常提供的各种成人的防御和内心冲突，可以研究人物性格，同时还可分析文学作品主题的矛盾、主题与人物刻画之间的张力、作者及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有关读者反应和释义过程的信息。学者们运用霍妮理论分析古希腊、古罗马、法国、英国、西班牙、挪威、瑞典、俄国、美国几个世纪的文学，还有学者运用其理论分析中国、日本、印度的文学。美国的派里斯自1964年开始，一直运用霍妮理论和方法研究分析欧美文学主要时期的作家和作品，如乔叟、莎士比亚、简·奥斯汀、萨克雷、康拉德、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乔治·艾略特等作家及其作品,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第二，霍妮理论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影响。有学者运用霍妮理论分析了美国文化。例如，波特(David M. Potter)在《富足的人们：经济富裕与美国性格》(People of Plenty: Economic Abundance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1954)一书中指出，美国人以安全换取机会，随后又体验到缺乏安全所带来的焦虑。他们被驱使着以变得神经质为代价去参与竞争，“因为社会本身认为回报不可抗拒，所以它注定要迫使每个人为之奋斗”。这显然是深受霍妮对美国文化中的竞争性所导致的性格特征、内心冲突和恶性循环的分析之影响。瓦奇特(Paul Wachtel)在《富裕的贫困：美国生活方式的心理学描述》(The Poverty of Affluence: A Psychological Portrait of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1989)一书中也运用了霍妮的理论来加以分析。他指出，在美国人追求不断增加财富的方式中存在着某种强迫性、非理性、自我拆台的东西。尽管他并不认为所有美国人都神经质地积极进取，但他仍然认为，霍妮的理论描述抓住了美国公众生活和经济体系运行所特有的行为表现方式。美国人崇尚的竞争远胜过互相支持，他们为征服和统治“自然与环境”而不懈努力，他们害怕被当作“可怜、无帮助的巨人”而采取不合理的攻击行为。美国人受困于恶性循环，为了获得安全感而急切地“依赖生产与财富的积累”，但又无视这将让他们感到更加不安全的现实，继续如此下去。派里斯认为，运用霍妮的方法对任何社会进行研究都将是富有成效的。

第三，霍妮理论在心理传记研究领域的影响。霍妮理论强调当下人格结构的观点对心理传记学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就像文学批评家试图接近一位作者或一位文学人物一样，传记作家通常了解传主的许多青年和成年的信息，但很少或几乎不知道其早年的经历。霍妮理论可以解释成年人的性格结构和行为，无须依赖婴儿期的起源。已有对以下人物的传记研究在运用霍妮理论分析方面富有成果：美国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约翰逊(Lyndon Johnson)、卡特(Jimmy Carter)，美国政治家和法学家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以及斯大林等。在派里斯看来，更多的公众人物也可以通过霍妮的方法来进行分析。

第四，霍妮在性别研究领域的影响。霍妮开创了20世纪女性主义心理学的先河，为身后的许多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如米勒(Jean Baker Miller)、乔德洛(Nancy Chodorow)、吉利根(Carol Gilligan)的理论奠定了基础，被公认为“第一位伟大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者”。尽管大多数学者都关注她早期研究女性心理或广义上的两性问题的论文，但她的成熟理论对理解性别身份以及女性心理和男性心理也具有深远的意义。霍妮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西蒙兹(Alexandra Symonds)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主要讨论了霍妮的早期女性心理学思想。西蒙兹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女性患者有人饱受其女性角色之痛苦；有人试图逃避女性角色，但发现困难重重；有人看似已经逃避了，但处理其后果又遇到了麻烦。在每个病案中，其起点都是文化的问题：我们的文化把女孩培养成自谦而具有依赖性的人，而鼓励男孩具有自主性和攻击性。社会心理学家威斯科特(Marcia Westkott)在《霍妮的女性主义遗产》(The Feminist Legacy of Karen Horney，1986)一书中探讨了霍妮的成熟理论对女性心理学的潜在意义，认为其成熟理论是女性心理学的基石。其中有几章论及女性的性别特征与贬值，以及她们由此感到的依赖性、愤怒和逃避。她还运用霍妮理论对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批评。米勒、乔德洛、吉利根和斯通中心(the Stone Center)团队联合研究了女性特有的人格特质，它们包括依附的需要、养儿育女的天性、对他人的责任感和身份的关系意识。威斯科特认为，尽管这些特质被看作积极的方面，但它们却源自“一种对女性的评价总是低于男性的历史背景”。这些特质是对从属、贬值和无能力的防御性反应。无论这些特质从社会视角看多么令人神往，但无益于女性的自我实现。因此，威斯科特打破了赞美女性的关系特征的神话，她认为这种神话是用“当代的理论为传统理想化的女性特征作辩护”。此外，德·罗西斯(Helen De Rosis)、多林(Claudette Dowling)等人则在通俗作品中运用了霍妮的成熟理论阐述两性问题。

第五，霍妮理论在哲学研究领域的影响。派里斯认为，哲学体系也表述了人类的需要与防御，因此同样是精神分析的合适对象。例如，从霍妮理论的视角来看，叔本华具有逃避倾向，克尔凯郭尔是自我谦避的，而尼采则充满进攻性。我们能够看到在天才的苦心研究下每一种防御有了怎样的结果。理解哲学体系的心理学取向，不仅可以让我们看到它的来源，而且让我们可能领会其影响力、号召力的本质。有时还可以解释哲学体系中的前后不一之处，因为这可能表达了哲学家的内心冲突。

第六，霍妮理论在宗教研究领域的影响。霍妮把神经症描绘为个人的宗教，虽然她甚少提到有组织的宗教，但她的理论却可以用来分析宗教，因为大多数宗教都包含对荣耀的追寻及与之相伴的“必须”、要求、自尊和自我憎恨。用霍妮的方法分析宗教可以促进我们理解不同的教义和仪式所代表的心理需要与防御，从而使它们更具有人道意义。她的方法帮助我们理解宗教做了一些什么，以及人的信仰受到威胁时的巨大痛苦。随着宗教的式微，许多现代人丧失了原先公众具有的错觉体系，他们必须形成几乎没有双向检测的个人的神经质解决方法。

郭本禹

2013年8月1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

导 言

在撰写本书时，我内心一直都有这个目的，即准确地刻画出生活在我们周围的神经症患者，刻画出那些在实际生活中驱动他们的冲突、焦虑、痛苦，以及他们在与他人及自己发生关联的过程中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在这里，我并不关注于任何一种特定类型的神经症或几种类型的神经症，而只想集中讨论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神经症患者身上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复出现的性格结构。

我把重点放在了实际生活中现存的冲突，以及神经症患者为解决这些冲突而做的尝试之上，放在了神经症患者实际存在的焦虑，以及他们为对抗这些焦虑而建立的防御机制上。这种对于实际情境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从本质上看，神经症的产生源自儿童早期的经验。但是，我与许多精神分析学家不同，因为我认为片面地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神经症患者的儿童期，并认为他们后来的反应从本质上看仅仅是早期反应的重复，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我想表明的是，儿童期经验与后来冲突之间的关系，比那些精神分析学家所宣称的一种简单因果关系要复杂得多。尽管儿童期经验为神经症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但是它们却不是后来出现种种困难的唯一原因。

在集中注意力于实际的神经症困难时，我们认识到，神经症不仅由偶然的个体经验所造成，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文化环境也会导致神经症的出现。事实上，文化环境不仅会为个体经验增添分量与色彩，而且归根结底会决定它们的特定形式。例如，一个人拥有一位专断的或“自我牺牲的”母亲，这是个人的命运，但是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我们才能找到专断的或自我牺牲的母亲，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些现存的文化环境，这样一种经验才会对这个人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

当我们认识到了文化环境对于神经症而言的重要意义，生物条件与生理条件(弗洛伊德认为这些生物条件与生理条件是神经症产生的根源)就退居二线了。只有在相当确切的证据的基础之上，我们才应该对后面这些因素的影响加以考虑。

我的这种理论取向，使得我对神经症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了某种新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涉及迥然不同的问题，例如受虐问题、情感的神经性需要的内涵、神经性罪恶感的意义等，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焦虑在神经症性格倾向产生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我的许多解释偏离了弗洛伊德的那些解释，一些读者可能会问，这是否还是精神分析。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认为什么是精神分析中最为本质的东西。如果你认为精神分析完全是由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整套理论所构成的，那么这里所呈现的就不是精神分析。不过，如果你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某些基本的思想倾向，这些思想倾向涉及的是无意识过程的作用、无意识过程得以表现的方式，以及将这些过程带入意识的治疗形式，那么，我在这里所呈现的就是精神分析。我认为，严格地拘泥于弗洛伊德的所有理论解释，会带来这样一种危险，即倾向于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弗洛伊德的理论希望我们发现的那些东西。这是一种停滞不前的危险。我认为，对弗洛伊德伟大成就的尊重，应该表现为继续巩固他所奠定的基础，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实现精神分析(既作为一种理论，同时也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在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上面这些话同时也回答了另一个有可能会被提出的问题：我的解释是不是阿德勒式的理论。在某些观点上，我的解释与阿德勒所强调的观点有些相似，但是，从根本上说，我的解释依赖于弗洛伊德式的基础。事实上，阿德勒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说明，如果只进行片面的探索，并且不在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那么即使是一种对于心理过程的富有创造性的洞见，也可能会变得枯燥无味。

由于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界定我在哪些方面同意或不同意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的见解，因此，大体而言，我将对于引起争论的观点的讨论局限于我与弗洛伊德的观点有明显分歧的那些问题上。

我在这里所要呈现的是我在对神经症进行长期精神分析研究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种种印象。要呈现我的解释所基于的那些材料，我应该将许多详细的个案史都包括于其中，但是在一本旨在概括性地描述神经症问题的书中，这样一种程序无疑会显得冗长累赘。不过，即使没有这些材料，专家乃至门外汉依然可以验证我的观点的正确性。如果他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那么他就可以将我的假设与他自己的观察和经验作一比较，并且在此基础上，对我所说的一切予以拒绝或接受、修正或强调。

本书用平实的语言写成，为了清晰起见，我已避免过多地讨论枝节问题。同时我还尽可能避免使用专业性的术语，因为有这样一种危险一直存在，即术语取代了清晰的思考。因此，在许多读者，尤其是门外汉看来，关于神经症人格的问题似乎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危险的结论。我们无法逃避这一事实，即所有的心理问题都必然是极其复杂、微妙的。如果有谁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那么我提醒他最好不要阅读本书，以免他在寻求现成的公式时感到迷惘和失望。

本书既是写给对此感兴趣的门外汉看的，同时也是写给那些专门治疗神经症患者并熟悉相关问题的人看的。这些人当中，不仅包括精神病医生，而且包括社会工作者和教师，同时还包括那些在研究文化差异时意识到了心理因素的重要意义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最后，我希望本书对神经症患者本身也有所助益。如果他原则上不把心理学思想作为一种对个人的侵犯、一种强加在个体之上的东西而加以拒斥的话，那么，他就往往能够在自己切身痛苦的基础之上，比起他那些健康的兄弟来，对心理的复杂性有着更为敏锐和精细的理解。不幸的是，通过阅读而知道他自己的处境并不会治愈他的疾病；在他所阅读的书中，他可能更容易辨认出他人的影子，而不是自己的影子。

借此机会，我要表达对伊丽莎白·托德(Elizabeth Todd)女士的谢意，是她编辑了此书。还有那些让我受益的学者，我在本书正文中都已分别提到。另外，我还要向弗洛伊德表达我最大的感谢，因为他为我们提供了工作的基础和工具。我还要感谢我的患者，因为我的一切见解，都来自我与他们一起进行的工作。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内涵与心理内涵

今天，我们可以非常随意地使用“神经症”这个词，但是，却从不曾对这个词所意指的含义有一个清楚的概念。通常情况下，“神经症”这个词只不过是一种稍微有点修养地表示不赞同的方法——过去我们爱说某人懒散、敏感、贪婪或多疑，而现在则可能会说某人“有神经症”。在使用“神经症”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是意有所指的，尽管并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但我们还是运用了一些标准来确定对这个词的选择。

首先，神经症患者的反应不同于一般个体的反应。例如，有一个女孩安于现状，拒绝接受加薪，并且也不希望与她的上司保持协调一致；或者有一个艺术家，一个星期只能赚30美元，如果他花更多的时间来工作，他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但他宁愿以这笔微薄的收入尽情地享受人生，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一帮女人身上，要不然就是沉溺于专门的嗜好之中：那么我们就会倾向于认为他们患有神经症。我们之所以会称这些人为神经症患者，其原因在于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而且只熟悉一种行为模式，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超越他人，赚比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多得多的钱。

这些例子表明，我们用来指称一个人是否为神经症患者所依据的一个标准是，他的生活方式是否与我们时代所公认的行为模式相一致。如果上面提到那个没有竞争欲(或者至少没有明显的竞争欲)的女孩生活在某种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文化中，那么她就会被视为完全正常的人；或者如果上面提到的那位艺术家生活在意大利南部或墨西哥的一个小村庄里，那么他也同样会被视为一个正常人。因为在这些环境中，如果有人在满足绝对必需的直接需要之外还去赚更多的金钱或者付出更大的努力，那将是不可理解的。回溯得更远一些，在古希腊，那种在超出自己需要之外还拼命工作的态度，被认为是极其下贱的。

因此，神经症这个词，尽管最初是一个医学术语，但是现在在使用时却不能不考虑到它的文化内涵。我们可以对患者的腿部骨折作出诊断，而无需知道他的文化背景，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一个印第安男孩注14 告诉我们他拥有种种幻觉并对此深信不疑，就说他是一位精神病患者，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在这些印第安人的特殊文化中，幻觉与幻象的体验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禀赋，是一种来自圣灵的福祉，拥有这些幻觉与幻象的人，会被郑重其事地认为享受某种特殊的威望。在我们这里，如果有人按钟点与其已经去世的祖父交谈，那么一定会被视为神经症患者或精神病患者；而在一些印第安部落中，这种与祖先的交流是一种公认的模式。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有人因为别人提到了他已故亲人的名字而大为恼怒，那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人确实是一位神经症患者；但是在基卡里拉·阿巴切(Jicarilla Apache)文化中，他就是完全正常的。注15 如果一个男人非常害怕靠近一个月经来潮的妇女，那我们就会认为他患有神经症；而在很多原始部落中，这种对于月经的恐惧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态度。

关于“正常”的概念，不仅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在同一种文化中，也会因世异时移而发生改变。例如，在今天，如果一位成熟且独立的女性因为自己曾经有过性关系，而认为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不值得正派的男人去爱”，那我们就会怀疑她是一位神经症患者，至少在许多社会圈子中是如此；但是在大约40年前，这样一种罪恶感被认为是非常正常的。关于“正常”的概念也因社会阶层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在封建社会中，一个男人成天游手好闲，只痴迷于游猎和征战，人们会认为他是很正常的；而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若表现出同样的态度，则会被认为是明显不正常的。这种观念还因性别差异而不同(只要这些差异存在于社会中)，就像在西方文化中表现出来的差异一样，在其中，男人和女人被认为具有不同的气质。当一个女人临近40岁时，成天忧心于衰老是“正常的”；而一个男人在这个年纪的时候老是由于年龄而紧张不安，就会被认为患有神经症。

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知道，对于何为正常，存在着很多的变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吃的食物与西方人吃的大不相同，爱斯基摩人关于干净的概念与我们相去甚远，巫医治疗病患的方法与现代医生治疗患者所采用的那些方法完全两样。然而，那些不仅存在于风俗习惯上，而且也存在于动机与情感之中的种种不同，通常却很少为人所理解，尽管一些人类学家曾含蓄地或明确地阐述过这一点。注16 正如萨丕尔(Sapir)注17 所说的那样，现代人类学的功绩之一，就在于不断地重新发现正常之人。

每一种文化都有充分的理由来执着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唯有它自己的情感与动机才是“人性”的正常表现。注18 心理学也不例外。例如，弗洛伊德就曾通过观察得出结论说，女人比男人更善于妒忌；接着他就试图在生物学的基础上解释这种推测而来的一般现象。注19 同时，弗洛伊德似乎还假定，所有的人都体验过与谋杀有关的罪恶感。注20然而，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最大的差异存在于对待杀戮的态度上。正如彼得·弗洛伊琴(Peter Freuchen)所表明的那样，爱斯基摩人并不觉得杀人者必须受到惩罚。注21在很多原始部落中，当某一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被外来人杀害，这个家庭所受到的伤害可以通过提供某种替代物而加以抵偿。在一些文化中，儿子被人杀死后，母亲的丧子之痛可以通过收养凶手为子来获得缓解。注22

如果更进一步地利用这些人类学上的发现，我们就必定会认识到，我们关于人性的一些概念是相对天真的。例如，我们认为竞争、兄弟姐妹之间的对立，以及情感与性欲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人性中固有的倾向，这种观点就是相对天真的。我们关于“正常”的概念，就是通过认可某一特定团体内的行为与情感标准而获得的，这个团体会将这些标准强加在其成员身上。不过，这些标准因文化、时代、阶级以及性别的不同而不同。

以上这些思考对心理学的启示，远比乍看之下要深远得多。直接的结果就是，使得人们感到心理学的全知全能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绝不能根据对于我们文化的发现与对于其他文化的发现之间的相似性，就得出结论认为，两者乃基于同样的动机。认为一种新的心理学发现将会揭示出人性之中固有的普遍倾向，这种观点已不再真实可靠。所有这一切的结果，都是为了进一步证实一些社会心理学的反复断言：并不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类的正常心理学。

不过，这些局限由于开启了新的认识可能性而获得了补偿。这些人类学思考的基本启示在于，情感与态度在极大的程度上是由我们的生活环境塑造的，这些环境既包括文化环境，也包括个体环境，它们不可分割地相互交织在一起。这反过来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了解了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我们就拥有了很好的机会来获得一种关于正常情感与态度的特殊性质的深刻得多的理解。而且，由于神经症是对正常行为模式的偏离，因此对神经症患者而言，同样也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理解。

从某种程度上讲，采取这种方式意味着继续弗洛伊德走过的路，这条路曾引导着他最终向世界展现了一种迄今尚未被认真思考的对于神经症的理解。尽管从理论上讲，弗洛伊德将我们的特质追溯到了生物性驱力上，但是他也从理论上，并更多地从实践上强调过这样的观点，即如果我们未能详细地了解个体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儿童早期情感所受到的形成性影响，我们就无法理解一个神经症患者。同样的原理运用于一种既定文化中正常结构与神经症结构的问题，就意味着，如果未能详细地了解特定文化对于个体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些结构。注23

此外，这还意味着我们必须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超越弗洛伊德。尽管只有在弗洛伊德具有启迪作用的发现的基础上才能迈出这样的一步，但是迈出这一步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尽管一方面，他已经远远地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的前列；但是另一方面——表现为他对心理特征的生物学起源的过分强调——他却深陷于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取向之中。他曾假定，我们文化中常见的那些本能驱力或客体关系，乃是由生物性所确定的“人性”，或者产生于不可改变的情境(如生物学方面所给定的“前生殖器”阶段、俄狄浦斯情结等)。

弗洛伊德对于文化因素的忽视，不仅导致了错误的概括，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对于那些真正激发我们的态度与行为的力量的理解。我认为，这种对于文化因素的忽视，就是为什么精神分析(由于它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弗洛伊德所开辟的理论路线)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具有无穷的潜力，实际上却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表现为一大堆晦涩难懂的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含混不清的术语的使用的原因所在。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神经症患者乃是对正常人的偏离。尽管这一标准并不十分充分，但是它非常重要。一方面人们可能会偏离一般的模式，但并不患有神经症。前面提到过的那位艺术家，他拒绝花更多的时间(超过必需的时间)去赚更多的钱，可能是因为他患有神经症，也可能只是因为他非常明智，不想让自己卷入争名夺利的竞争潮流之中而已。另一方面，还有许多人，虽然从表面看来非常适应现存的生活模式，但是却可能患有严重的神经症。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学或医学的观点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要根据这种观点来分辨是哪些东西构成了神经症，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仅仅研究表面的现象，我们就很难发现一切神经症所共有的特征。我们显然不能用各种症状——如恐惧症、抑郁症、机能性生理障碍——来作为标准，因为这些症状也许并不会出现。某种类型的抑制(inhibition)一直都存在(其原因我将在后面予以讨论)，不过这些症状可能非常难以捉摸，或者被伪装得非常好，以致很难从表面上被观察到。如果我们仅仅根据表面现象来判断人际关系中的那些障碍，包括性关系中的障碍，同样的困难就会出现。这些现象绝不会消失，但是却可能很难被辨认出来。然而，不需要熟悉地了解人格结构，人们也可以从所有神经症患者身上辨别出两种特征：反应的僵化，以及潜能与实际成就之间的差距。

这两种特征都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释。我所说的反应的僵化，指的是缺乏一种灵活性，这样一种灵活性使得我们可以对不同的情境作出不同的反应。例如，正常人在感到事有可疑，或者觉得有理由怀疑的时候，就会感到怀疑；而神经症患者可能随时随地，不管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状态，都会疑虑重重。正常人能够分辨出他人的赞美是出于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而神经症患者则分不出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他可能会在所有场合下对所有赞美都一概怀疑。一个正常人如果觉得自己受到了不正当的欺骗，就会怀恨在心；而一个神经症患者则可能对所有的讨好献媚都怀有恶意，即使他认识到这些讨好献媚对他有利时也是如此。一个正常人有时候在一件重要的以及难以决定的事情上，可能会举棋不定；但是一个神经症患者则可能一直都表现得优柔寡断。

不过，僵化也只有在偏离了文化模式时，才会成为神经症的表现。在西方文明中，大部分农民对任何新异的或陌生的事物都持一种僵化怀疑的态度，这是一种正常的僵化；而小资产阶级对于节俭的僵化强调，也是一种正常的僵化。

同样，一个人的潜能与他在生活中的实际成就之间的差距，可能完全是由外在的因素造成的。但是如果他极具天赋，外在条件又十分有利于他的发展，却仍无建树；或者如果他拥有所有让自己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却不能享受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或者一个女人尽管非常漂亮，却仍觉得自己不能吸引男人的注意：那么这些就是神经症的表现了。换句话说，神经症患者往往觉得他自己就是自己的绊脚石。

如果我们撇开这些表面现象，而深入探讨有效地导致神经症的各种动力，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所共有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以及被建立起来对抗这些焦虑的各种防御机制。无论神经症的结构多么复杂，这种焦虑始终都是引发神经症过程，并维持其运转的动力。在后面的章节中，这种论述的意义会变得更为明确，因此我在这里就不举例说明了。但是，即使我们只是暂时性地将其接受为一条基本的原理，也还需要对它作进一步的详细阐述。

事实上，这种论述显然太过于宽泛了。焦虑或恐惧——让我们暂时可互换地使用这两个词语——无处不在，而对抗它们的防御机制也是如此。这些反应并不仅仅局限于人类。一只动物如果受到某种危险的威胁，就会做出反击或者逃之夭夭，我们人类同样也拥有这种关于恐惧和防御的情境。如果我们害怕遭到雷击，就会在屋顶装上避雷针；如果我们害怕意外事故的后果，就会购买保险以备不测：这里同样也存在恐惧和防御的因素。恐惧与防御以各种不同的特定形式存在于每一种文化之中，而且可能会被加以制度化，如为了防御对于中邪的恐惧而佩戴护身符，为了防御对于死者的恐惧而举行各种隆重的仪式，为了防御对于月经带来的邪恶的恐惧而制定种种禁忌来回避经期中的女人。

这些相似性，使得我们禁不住要作出一种错误的逻辑推论。如果恐惧和防御是神经症的基本因素，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说这些对抗恐惧的业已制度化了的防御机制是“文化”神经症的证据呢？如此推论的谬误在于这一事实，即虽然这两种现象有一个共同的元素，但它们并不一定是完全同一的。我们不会仅仅因为一所房子是由石头建造的，就把这所房子叫做石头。那么，神经性恐惧和防御的哪种特征使得它们为神经症所特有呢？是否神经性恐惧可能只是想象性的恐惧？不是的，因为我们可能也倾向于称对于死者的恐惧为想象性的恐惧；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会产生一种基于理解之缺乏的印象。有没有可能神经症患者根本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害怕呢？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原始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死者产生恐惧。其间的差别与意识或理性的发展层次全然无关，而在于以下这两个因素。

第一，每一种文化中的生活环境都导致了一些恐惧的产生。不管这些恐惧是如何产生的，它们都可能由外在的危险(自然、敌人)引起，也可能由社会关系的各种形式(由于压抑、不公平、强迫性依赖以及挫折而产生敌意)引起，或者可能由各种文化传统(传统上对于鬼魂以及触犯禁忌的恐惧)引起。每一个个体都会或多或少地屈服于这些恐惧，不过从总体上说，我们提出下面这个假设是很安全的，即这些恐惧会强加给每一个生活在某种既定文化中的个体，而且无人能够避免。但是，神经症患者不仅具有一种文化中所有个体都具有的那些恐惧，而且由于他个人的生活状况——不过，他个人的生活状况是与一般的状况交织在一起的——他还具有那些在量或质上偏离了文化模式的恐惧。

第二，存在于某一既定文化中的恐惧，一般都会由于一些保护性机制(如禁忌、仪式、风俗等)而得以避开。一般说来，这些防御措施与神经症患者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防御措施相比，代表了一种更为经济的应对恐惧的方式。因此，正常人尽管必须经受自身文化的恐惧与防御，但一般而言，仍完全能够发挥他们自身的潜能，并享受生活提供给他们的一切。正常人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文化赋予的一切可能性。消极地说，他所遭受的仅仅是在他自身的文化中所不可避免的。而神经症患者总是遭受比一般人更多的痛苦。他总是要为他的防御付出过高的代价，从而导致他的生机与活力受到损害，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导致他获得成就以及享受生活的能力受到损害，最终导致我在上文中提到过的差距。事实上，神经症患者一直都是正遭受着痛苦的人。在我讨论所有神经症的特征时(这些特征是通过表面的观察就可以推断出来的)，我之所以没有提及这一事实，唯一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并不一定能通过外部观察就推断出它的存在。甚至神经症患者自己，也并不一定可以意识到他自己正在遭受痛苦这一事实。

谈到恐惧与防御，我深怕许多读者此时已经因为我对神经症的构成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居然也作如此广泛的讨论，而感到极不耐烦了。为了替自己辩解，我可以说明的是，心理现象向来都是非常复杂的，即使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简单的问题，答案也绝不简单。我们在这里一开始就碰到的这个困境也不例外。在整本书中，不管我们处理什么问题，这个困境都会伴随着我们。在描述神经症时所遇到的特定困难就在于这一事实，即我们既不能单用心理学工具，也不能单用社会学工具来获得一个满意的答案，而是要交替地使用这两种工具，先用这一种，然后用另一种，就像我们事实上所做的那样。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其动力学和心理结构的观点来看待神经症，那么我们就应该将一个正常人实体化：他并不存在。一旦我们跨越我们的国界，或者是那些与我们具有相同文化之国家的国界，我们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而如果我们只根据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待神经症，将其仅仅视为对某一特定社会所共有之行为模式的偏离，那我们就严重忽略了所有已知的关于神经症之心理特征的内容，而且，没有哪个流派或国家的精神病医生会承认这些结果就是他们平常鉴别神经症患者时所使用的。这两种取向的整合，就在于这样一种观察的方法，即既要考虑到神经症患者外在表现的偏离，又要考虑到心理过程之动力的偏离，但同时又不把其中任何一种偏离视为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偏离。这两种取向必须结合起来。总的来说，在我们指出恐惧与防御是神经症患者的动力中心之一，但是只有当它在量或质上偏离了同一文化中模式化了的恐惧和防御时才够得上一种神经症的过程中，就采用了这种观察方法。

我们还要沿着这同一个方向再前进一步。神经症还有另外一种基本特征，就是各种冲突倾向的存在。对于这各种冲突倾向的存在，或者至少是对它们的确切内容，神经症患者本身并没有察觉到，而且会自发地对这些冲突的倾向加以调节、解决。正是这后一个特征，曾被弗洛伊德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强调为构成神经症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将神经症冲突与某一文化中存在的共同冲突区别开来的，既不是这些冲突的内容，也不是这些冲突从本质上说是无意识的这一事实——在这两个方面，共同的文化冲突都可能是完全一样的——而是以下事实，即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冲突更为尖锐，更为突出。神经症患者会作出尝试，并获得一些折衷的解决方式——我们不妨称这些解决方式为神经性解决方式——但与一般人的解决方式相比，这些解决方式往往更不能让人满意，并且这些解决方式是以损害整个人格为代价而获得的。

在回顾了所有这些思考之后，我们仍然不能给神经症下一个适当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对其作出这样的描述：神经症是一种由恐惧和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以及为了找到解决那些冲突倾向的折衷方式而作出的尝试所引起的心理障碍。基于实际的原因，我们应该只有在这种心理障碍偏离了特定文化所共有的模式时，才称之为神经症。

第二章　为何谈及“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由于我们的兴趣主要集中于神经症影响人格的方式上，因此我们的研究范围也局限于两个方向。首先，神经症可能发生在这样的一些个体身上，他们的人格没有受到损害和扭曲，却仅仅由于充满了冲突的外在情境而形成了一种神经症的反应。在讨论完一些基本心理过程的本质之后，我们将回过头来简要地探讨一下这些简单的情境神经症(situation neuroses)注24 的结构。在这里，我们的兴趣主要不在这些情境神经症之上，因为它们并不能揭示出神经症人格，而仅仅表明一种暂时性的对于特定困难情境的适应缺乏。当说到神经症时，我所指的乃是性格神经症(character neuroses)，也就是这样的状况，在其中——尽管该症状表现与情境神经症的症状表现完全一样——主要的障碍在于性格的畸形。注25 它们乃是一个潜在的慢性过程的结果，通常开始于孩提时代，并且或强或弱地影响到人格之或多或少的部分。从表面上看，性格神经症也可能由一种实际的情境冲突所致，但是如果仔细地收集一下这类患者的历史，就会发现，那些难弄的性格特征在任何混乱的情境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很久了，而眼前这种暂时性的困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先前存在的那些个人障碍所导致的，而且，这类患者会神经性地对某一种生活情境作出反应，而这种情境对于一般的健康人来说根本就不意味着有什么冲突。这种情境只不过是表明了一种可能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的神经症的存在而已。

其次，我们对于神经症的症状表现并不太感兴趣。我们的兴趣主要在于性格障碍本身，因为人格的畸形是神经症中常见的现象，而临床意义上的症状可能会变动不居或完全缺乏。同样，从一种文化的视角看，性格形成比症状更为重要，因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是性格，而不是症状。由于精神分析学家对神经症的结构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已经认识到，治愈症状并不一定意味着神经症的痊愈，因此，总的来说，他们的兴趣已经发生了转变，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性格畸形，而不是症状之上。形象地说，我们可以说神经症症状并不是火山本身，而仅仅是火山的爆发，而病原性冲突就像火山一样，深藏在个体内心深处，甚至不为患者本人所知。

在认可了上述限制之后，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天的神经症患者是否具有非常本质的共同特征，以至于我们可以谈及一种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至于那些与不同类型的神经症相伴随的性格畸形，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它们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它们的相同之处。例如，癔症型性格就与强迫型性格完全不同。不过，吸引我们注意的差异是机制上的差异，或者用更为一般的话来说，是两种障碍的表现方式以及解决方式的差异。例如在癔症型性格中，投射(projection)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在强迫型性格中，冲突的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外，我所留意到的相似性并不是它们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它们得以产生的方式，而是冲突本身的内容。更确切地说，这些相似性主要并不在于从遗传方面导致障碍的那些经验，而在于实际导致个体发生障碍的那些冲突。 要阐明这些动力及其分支，就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弗洛伊德和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都主要强调这样一个原则，即分析的任务在于发现一种冲动的性欲根源(如特殊的性感区)，或者是发现一再重复出现的婴儿期模式。尽管我坚持认为，如果不追溯至其婴儿期的状况，我们就不可能对神经症患者有一种完整的理解，但是我也认为，如果片面地运用发生学取向，就会混淆而不是澄清这个问题，因为它会导致人们忽视实际存在的无意识倾向及其机能，以及它们与同时存在的其他倾向(如各种冲动、恐惧，以及保护性措施)的相互作用。发生学上的理解，只有在它有助于机能性理解时才是有用的。

基于这种信念，在对不同年龄、不同气质类型、拥有不同兴趣，以及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属于不同类型之神经症患者的最富于变化的人格类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所有这些神经症患者身上，那些动力性中心冲突的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本质上看是相似的。注26 我在精神分析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通过对正常人以及当代文献中人物形象的观察，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如果剔除神经症患者一再出现的问题通常所具有的虚幻、深奥的性质，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它们与我们文化中那些困扰正常人的问题，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而已。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得不与竞争、害怕失败、情感孤独、对他人和我们自己的不信任等问题(这里仅列举一些可能存在于神经症患者身上的问题)作斗争。

一般而言，某一文化中的绝大多数个体都必须面对同样的问题，这一事实表明了这样一个结论，即这些问题是由那种文化中存在的特殊生活环境所造成的。它们并不代表“人性”所共有的问题，这一点得到了下述事实的确证，即其他文化中的动力和冲突与我们文化中的不同。

因此，在谈及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时，我不仅指存在着具有基本共同特性的神经症患者，而且还指，这些基本的相似性从本质上说是由我们时代和文化中所存在的种种困境造成的。随后，我将尽我的社会学知识向读者说明，我们文化中的哪些困境应该为我们所具有的心理冲突负责。

我关于文化与神经症之间关系假设的正确性，应该用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医生的共同努力来加以验证。精神病医生不仅应该研究特定文化中所出现的神经症，就像人们根据诸如发病率、发病严重性或者神经症类型这些正规标准一直所做的那样，而且他们尤其应该从潜在于神经症之下的是哪些基本冲突这个视角来开展研究。人类学家则应该从其结构给个人造成了什么样的心理障碍这种观点出发，对这同一种文化进行研究。这种相似性在基本冲突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是一种通过表面观察就可以看出的态度相似性。我所说的表面观察，指的是一个好的观察者不需要借助精神分析技术这些工具，就可以从他非常熟悉的人(例如，他自己，他的朋友、家人或者同事)身上观察到。现在，我将对这些可能经常观察到的现象作一简短的剖析。

因此，这些可观察到的态度可以粗略地分类如下：第一，对于付出和获得爱的态度；第二，对于自我评价的态度；第三，对于自我肯定的态度；第四，对于攻击性的态度；第五，对于性欲的态度。

关于第一种态度，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的主要倾向之一就是，对于他人之赞同或爱的过分依赖。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获得他人的喜爱，并赢得他人的称赞，但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种对于爱或赞同的依赖，与爱或赞同在他人生活中所具有的真实意义极不相称。尽管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被自己中意的人所喜欢，但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却存在着一种对于赞赏或爱的不加分辨的渴求，以致他们完全不管自己是否在乎那个当事人，或者那个当事人的判断对自己是否有任何意义。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这种无休止的渴望，但是当他们想要得到的关注没有出现时，他们的敏感就会暴露出这种渴望的存在。例如，如果有人不接受他们的邀请，一段时间不打电话给他们，或者甚至只是不同意他们的某种意见，他们就可能会感到深受伤害。这种敏感也可以通过一种“不在乎”的态度而得以隐藏起来。

而且，在他们对爱的渴望以及他们自己感受或付出爱的能力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矛盾。与他们对于考虑自身愿望的过分要求相伴随的，正是他们对于他人需求的漠不关心。这种矛盾并不总能表现出来。例如，神经症患者可能会过于体谅他人，并热切地渴望帮助他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行为是强迫性的，并非出自一种自发的热情。

在这种对他人之依赖中表现出来的内在不安全感，是在对神经症患者进行表面观察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第二个特征。自卑感和不足感是绝对无误的特征。它们可能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例如一种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愚笨、缺乏魅力的信念——而且它们的存在可能在现实中没有任何基础。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绝顶聪明的人会认为自己愚不可及，或者一些美艳绝伦的女子却认为自己毫无吸引力。一方面，这些自卑感可能会公然地以抱怨或担忧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这些莫须有的缺陷会被视为理所当然，没有必要在其之上浪费任何心思。另一方面，这些自卑感可能会被那些自我夸大的补偿性需要，被一种强迫性的炫耀癖好所掩盖，以我们文化中各种沽名钓誉的象征(如金钱、古画收藏、老式家具收藏、女人、与社会名流的社会交往、旅游或者优越的知识等)来给他人和自己留下深刻印象。这两种倾向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会完全地突显出来，不过更为通常的是，人们将能够区别性地感觉到这两种倾向的存在。

第三种态度，即对于自我肯定的态度，往往涉及明确的抑制作用。我所说的自我肯定，指的是一种肯定自我或自己主张的行为；我对这个词的使用并不含有任何过分出风头的含义。在这个方面，神经症患者表现出了大量的抑制作用。在表达自己的愿望或要求、做某件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表达一种意见或有根据的批评、命令某人、选择希望与之交往的人、与人打交道等方面，他们身上都存在着很多的抑制作用。同时，在我们所说的坚持个人立场方面，也存在着抑制作用：神经症患者通常无法保护自己不受他人的攻击，或者在他们不愿意顺从他人的意愿时无力说出“不”。例如对一位向他们大肆兜售一些他们并不想买的东西的推销员，或者一个邀请他们参加舞会的人，或者一个想要与他们做爱的女人或男人，他们都无法表示拒绝。最后，在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方面，也存在着种种抑制作用：他们在作出决定、形成意见、勇于表达只符合自己利益的愿望方面存在很大的困难。这样的愿望必须隐藏起来：我的一个朋友在她的私人记录中将“电影”放在“教育”的名下，而将“酒类”记在“健康”名下。 在后一种抑制倾向中，尤其重要的是对于作出计划的无能为力。注27 无论是一次旅行，还是一个生活计划，他们都无力作出计划——神经症患者总是让自己随波逐流，甚至在诸如职业或婚姻这样的重要决定上，也是如此。对于自己在生活中想要什么，他们完全没有清晰的概念。他们完全被一些神经性恐惧驱使着，就像我们在一些人身上看到的，他们由于害怕贫穷而拼命地聚敛钱财，或者由于害怕从事建设性的工作而无休止地卷入一些风流韵事。

第四种障碍，即关于攻击性的障碍，我指的是与自我肯定态度，以及反对他人、攻击他人、贬损他人、侵犯他人的行为或者任何形式的敌意行为截然不同的障碍。这种类型的障碍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方式是，倾向于攻击、支配、挑剔他人，倾向于指挥、欺骗他人或者对他人吹毛求疵。具有这些态度的人偶尔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攻击性；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丝毫意识不到这一点，并且还主观上确信自己是非常诚实的，或者仅仅是表达一种意见，或者甚至认为自己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尽管在现实中，他们一直都十分蛮横、咄咄逼人。不过，在另外一些人身上，这些障碍却以一种相反的方式表现出来。通过表面观察，人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态度，即这些人很容易就感到自己受了骗，被人辖制，遭人责备，被人利用或蒙受耻辱。同样，这些人往往也意识不到这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态度，相反会悲伤地认为，整个世界都在歧视他们、利用他们。

第五种特性，是表现在性欲方面的态度，可以粗略地将其归为一种对于性行为的强迫性需要，或者是对于这些行为的抑制作用。在通向性满足的任何一步中，抑制作用都有可能会出现。它们可能会出现在个体与异性的接触、对异性的追求、性机能本身以及性欢娱等的过程中。前面所描述过的那些特性，也都将会出现在关于性欲的态度中。

或许我们还可以对上面提到的这些态度作更为详细的描述。不过，我在后面将回过头来对它们一一加以讨论，而现在若继续对它们作巨细无遗的描述，则不会对我们的理解有多大的帮助。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态度，我们必须考察产生这些态度的动力过程。了解这些潜在的动力过程之后，我们就会看到，所有这些态度，尽管表面上看缺乏条理性，但是它们在结构上都是相互关联的。

第三章　焦　虑

在详细地讨论现今的神经症之前，我必须重新拾起我在第一章中撇下的话头，并澄清我所说的焦虑的确切含义。这样做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焦虑是神经症的动力中心，因此，我们将不得不一直与它打交道。

在前面，我曾把焦虑作为恐惧的同义词来加以使用，由此就表明了这两个词之间的密切关系。事实上，它们都是对危险作出的情绪反应，而且它们都可能伴随着生理上的感觉，如颤抖、出冷汗、剧烈心跳等，这些生理反应可能会非常强烈，以致一种突然的、强烈的恐惧可能会导致死亡。不过，焦虑与恐惧之间仍有一些不同之处。

如果一个母亲只因为自己的孩子出了一点丘疹，或是患了轻微的感冒，就害怕孩子会死，我们就称这种反应为焦虑；但如果孩子确实患上了严重的疾病，母亲因此而害怕孩子会死，我们就称这种反应为恐惧。如果有人一站在高处就害怕，或者在讨论一个他非常熟悉的主题时感到害怕，我们就称这种反应为焦虑；而如果一个人在风雨交加之际在一座深山中迷路时感到害怕，我们就称这种反应为恐惧。至此，我们应该可以作出简单而明晰的区分了：恐惧乃是对一个人不得不面对之危险作出的一种恰当反应，而焦虑则是对危险作出的不恰当的反应，甚至是对于想象出来的危险作出的反应。注28

不过，这种区分有一点缺陷，那就是，关于反应是否恰当的决定，得取决于特定文化中所存在的一般常识。但是，即使这种常识表明某种特定态度没有事实根据，神经症患者也会毫无困难地给他的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基础。事实上，如果有人告诉一个神经症患者，说他对于遭到某个疯子的攻击的担忧乃是一种神经性焦虑，他们就会陷入无望的争论之中。他将会指出，他的恐惧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会指出他所害怕的那种东西确实会出现。如果有人认为原始人的一些恐惧反应与实际的危险并不相称，那么这些原始人也会同样固执地坚持己见。例如，如果一个部落的禁忌是不准食用某种动物的肉，而生活在这个部落中的某个原始人万一食用了这种被视为禁忌的肉，那么他一定会害怕得要命。作为一个外在的观察者，你可能会称这种恐惧为不恰当的反应，认为这事实上是一种完全没有根据的恐惧。但是，一旦你了解了该部落关于这种禁忌肉食的信念，你就会认识到，这种情境对于那个误食者来说代表着一种真实的危险，这是一种狩猎或捕鱼之地会遭到掠夺的危险，或者是一种会罹患疾病的危险。

不过，在我们于原始人身上发现的焦虑，与我们所认为的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患者身上的焦虑之间，有一个不同之处。与原始人的焦虑不同，神经性焦虑的内容并不符合大家共同持有的看法。对于这两种焦虑，一旦理解了焦虑的含义，认为其是不恰当反应的印象就会消失。例如，有这样一些人，一方面，他们对死亡有着一种恒久的焦虑；而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他们对死亡又有着一种隐秘的渴望。他们对于死亡的种种恐惧，加上他们对于死亡所打的如意算盘，就会产生一种对于迫近之危险的强烈恐惧。如果了解了所有这些因素，那我们就不得不称他们的这种死亡焦虑为恰当反应了。我们还可以从这样一些人身上看到另一个简化的例子：他们一发现自己正置身悬崖边缘，或者是一个很高的窗户边，或者是站在高高的大桥上，就会感到非常恐惧。这里也是一样，从表面看，这种恐惧反应似乎也是不恰当的。但是，这样一种情境可能会让他们面对，或者在他们内心激起一种在生存愿望和出于某种原因而从高处往下跳的诱惑之间的冲突。导致焦虑的可能正是这种冲突。

所有这些考虑都表明，我们的定义需要作一些修改。恐惧与焦虑都是对危险作出的恰当反应，但是在恐惧的情况下，危险是显而易见、客观存在的，而在焦虑的情况下，危险则是隐藏的、主观性的。这就是说，焦虑的强度与情境对于所涉及之个体而言的意义是成正比的，而至于他如此焦虑的原因，他本人根本就不知道。

对恐惧与焦虑作出区分的实际意义在于，试图说服一个神经症患者摆脱焦虑——说服的方法——是没有用的。他的焦虑涉及的不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情境，而是他内心所感受到的情境。因此，治疗的任务只能是找出某些情境对于神经症患者而言的意义。

在描述了焦虑的含义之后，我们还必须弄清楚焦虑所起到的作用。我们文化中的一般人极少会意识到焦虑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通常情况下，他们能记住的只是他在儿童时期曾有过一些焦虑、他曾做过一次或多次让他感到焦虑的梦，以及他在某一超出其常规的情境中(例如，在与一位非常有影响的人作一次重要谈话之前，或者考试之前)感到极为恐惧。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神经症患者身上获得的信息一点也不一致。一些神经症患者能够充分意识到自己正深受焦虑之苦。焦虑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它可能表现为弥漫性的焦虑，以焦虑—攻击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能与特定的情境或活动联系在一起，如恐高、恐上街、恐公开表演；还可能具有明确的内容，例如担心自己精神错乱、患上癌症、吞咽针头等。其他一些神经症患者则认识到，他们不时地会产生焦虑，有时候知道导致焦虑产生的外在条件，而有时候并不知道导致焦虑产生的外在条件，不过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外在条件有什么重要性可言。最后，还有一些这样的神经症患者，他们仅仅意识到自己有抑郁感、不适当感、性生活紊乱，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他们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正经受焦虑的困扰，或者曾经经受过焦虑的困扰。然而，进一步的研究通常会证明他们最初的陈述并不正确。在对这些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发现，在其表面之下，他们与第一组患者有着一样多的焦虑(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精神分析使得这些神经症患者意识到了他们先前的焦虑，而且他们可能会回忆起那些曾经让他们感到忧心忡忡的梦或情境。然而，他们所承认之焦虑的程度，通常不会超过正常人的程度。这表明，我们可能具有焦虑，而自己却一无所知。

若以这种方式呈现，这里所涉及问题的重要性就显示不出来。它还只是一个更综合问题的一部分。我们都产生过爱、愤怒、怀疑这些感受。它们是如此的短暂，以至于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它们；而且它们是如此的昙花一现，以至于我们很快就将其忘诸脑后。这些感受可能真的无关紧要而又短暂易逝，但也可能是隐藏在神经症患者背后的一种巨大动力。对某一种感受的觉察程度，并不能说明这种感受的强度或重要性。注29 应用到焦虑上，这表明，我们不仅有可能有焦虑而不自知，而且焦虑也有可能是我们生活中的决定因素，而我们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事实上，我们似乎都在极力地逃避焦虑，或者避免感受到焦虑。这样做的原因有很多，而最为常见的原因在于，强烈的焦虑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为折磨人的情感之一。那些曾经历过强烈焦虑的患者会告诉你，他们宁死也不愿意再经历一次那样的折磨。除此以外，焦虑这种情感之中所包含的一些因素，对于个体来说也尤为难以忍受。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无助。在面对巨大的危险时，人们可能会变得积极而勇敢。但是在焦虑状态中，人们会感觉到——事实上也的确是——无助。对于那些视权力、地位以及对所有情境的控制感为最高理想的人来说，要承认这种无助是特别不能容忍的。由于感觉到了自己的反应明显不恰当，他们就开始憎恨这种焦虑的感受，就好像它证明了他们的软弱与怯懦一样。

焦虑中的另一个因素是其明显的非理性。对于有些人来说，让一些非理性因素来控制他们，是更为无法忍受的事情。而对于那些在内心隐秘地感觉到被自己身上那些非理性异己力量吞没之危险，以及那些自动地把自己训练成严格地服从理智支配的人来说，这种非理性尤其难以忍受。因此，他们决不会有意识地容忍任何非理性的因素。除了包含个体的种种动机之外，后一种反应还涉及了一种文化的因素，因为我们的文化一直着重强调理性的思维与行为，而将非理性，或者那些看起来似乎非理性的东西视为低劣的。

在某种程度上与此联系在一起的，是焦虑中的最后一个因素：正是通过这种非理性，焦虑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含蓄的告诫，即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已经出了问题；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鞭策，鞭策着我们对自己进行彻底的检查。这倒不是说我们有意识地将其作为一种鞭策，而是说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它实际上都无疑是一种鞭策。我们当中没有谁会喜欢这样一种鞭策；人们可能会说，我们最为反感的就是意识到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某种态度。然而，一个人越是无助地感到自己正陷身于恐惧与防御机制错综复杂的网络之中，就越是紧紧抱住自己的幻想不放，坚信自己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正确且完美无缺的，越是会本能地拒绝任何——即使只是间接地或含蓄地——关于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的暗示，以及任何改变的需要。 在我们的文化中，逃避焦虑有四种主要的方法：把焦虑合理化；否认焦虑；麻痹焦虑；避免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思想、情感、冲动以及情境。

第一种方法——合理化——乃是逃避责任的最佳解释。它指的是将焦虑转化为一种合理的恐惧。如果忽略了这种转化的心理价值，那么我们或许会想当然地认为，这种转化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变化。不管她是否承认自己焦虑，或者是否将她的焦虑解释为一种合理的恐惧，那位过分操心的母亲实际上都只是在关心自己的孩子而已。然而，我们可以无数次地做这样一个实验，即告诉一位这样的母亲，说她的反应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恐惧，而是一种焦虑；这就表明，她的反应与现存的危险是不相称的，并且卷入了个人的因素。作为对这种告诫的反应，她会反驳这种暗示，并且会不遗余力地证明你完全弄错了。玛丽不是在托儿所感染上了这种传染病吗？约翰尼不是在爬树的时候摔断过腿吗？最近不是有人用糖果来诱骗孩子吗？她的行为难道不是完全出于对孩子的爱和责任心吗？注30

无论何时，只要碰到这样一种对于非理性态度的强力辩护，我们就可以确定，这种辩护态度对于该个体来说具有重要的功能。这样一位母亲不仅不会因为自己的情绪而产生一种无助感，而且相反，她感觉自己有能力积极主动地对这种情境采取点措施。她不仅不会承认自己的软弱，而且相反，她会为自己的高标准而感到骄傲。她不仅不会承认她的态度中充满了非理性的因素，而且相反，她感觉自己是非常理性、合理的。她不仅不会正视和接受挑战，以改变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而且相反，她会继续把自己的责任转嫁给外部世界，并因此逃避面对她自己的动机。当然，她必须为这些暂时的优势付出永远都无法消除内心忧虑的代价。尤其是她的孩子们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但是，她认识不到这一点，而且归根结底，她也不想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她在内心深处始终抱有这样一种幻想，即她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内心的东西，而又能设法得到这种改变所带来的一切利益。

对于所有认为焦虑是一种合理恐惧的倾向来说，这条原理也是正确的——无论焦虑的内容是什么：对于分娩、疾病、饮食失当、灾难、贫困等的恐惧。

第二种逃避焦虑的方法是，否认焦虑的存在。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否认它，也就是将它完全排除在意识在外，我们并不能对焦虑做什么。这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一切都是恐惧或焦虑的生理伴生现象，如颤抖、出汗、心跳加速、窒息感、尿频、呕吐、腹泻，以及心理方面的烦躁不安、无端冲动或无能为力的感觉。当我们害怕，以及意识到自己害怕时，可能会出现所有这些感受以及生理感觉；它们也可能是一种现存的受到压抑之焦虑的唯一表现。在后一种情况下，对于自己的情形，个体能够了解到的只是这样一些外在的事实证据，例如他在一些情形下不得不频繁地去小便，他在火车上总是要呕吐，有时候他夜里会盗汗，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生理上的原因。

但是，我们同样也可能有意识地否认焦虑，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克服焦虑的尝试。这类似于正常水平上发生的情况，即通过全然不考虑恐惧来消除恐惧。关于这种正常的水平，最为人所熟悉的例子是士兵，他们受到克服恐惧之冲动的驱使，表现出英勇的行为。

同样，神经症患者也可能有意识地作出克服焦虑的决定。例如，有一个女孩，她一直到临近青春期都深受焦虑的折磨，特别是那些与窃贼有关的焦虑。不过她有意识地决定无视这种焦虑，夜晚独自一人睡在阁楼上，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行走。她被拿来作精神分析的第一个梦显示了这种态度的一些变式。这个梦中所包含的一些情境事实上都是十分可怕的，但是她每次都能够勇敢地面对。其中一个情境是，她在夜里听到花园里有脚步声，她走到阳台上，厉声问道：“谁在那儿？”她成功地摆脱了对于窃贼的恐惧，但是由于那些导致她产生焦虑的因素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因此这种依然存在的焦虑的其他后果并没有消除。她仍然孤僻内向，羞怯胆小，老是觉得自己是个无用的人，并且不能安下心来做任何有建设性的工作。

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往往并没有这种有意识的决定。通常情况下，这个过程是自动进行的。不过，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意识地作出决定的程度，而在于它所导致的结果。神经症患者“竭尽全力”所能得到的全部结果，不过是消除了焦虑的某一特别表现形式，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个女孩只是摆脱了对于窃贼的恐惧一样。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低估这一结果的价值。它不仅可能具有实际的价值，同时也可能具有一种加强自尊的心理价值。但是，由于人们对这些结果通常作了过高的估计，因此我们有必要指出其消极的方面。注31 不仅人格的基本动力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而且当神经症患者失去了在他身上所存在的障碍的一种显著表现时，他同时也就丧失了应对这些障碍的一个关键刺激。

这种不顾一切地想要摆脱焦虑的过程，在许多神经症患者身上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并且往往不易被识别出来。例如，许多神经症患者在特定的情境中表现出来的攻击性，常常被视为是真实敌意的一种直接表现，而其实际上却可能主要是在感觉受到攻击的压力之下，不顾一切地想要征服一种现存的胆怯。尽管某种敌意通常也确实存在，但神经症患者却可能极大地夸张了他实际感受到的攻击性，他所感受到的焦虑促使着他去战胜他的胆怯。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会出现将这种不顾一切的鲁莽错当成真实侵略性的危险。

第三种缓解焦虑的方法是麻痹焦虑。这可以有意识地、不加掩饰地通过酒精或药物来达到麻痹的目的。不过，还有很多其他方法可以达到这一点，而它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联系。其中之一就是由于害怕孤独而让自己投身于社会活动之中。不管这种恐惧本身已经被认识到，还是表现为隐约的不安，它都不可能改变这种情境。另一种麻痹焦虑的方式是沉溺于工作之中，我们可以从工作的强迫性质中辨认出这个过程，也可以从在周末与节假日所表现出来的不安中辨认出这个过程。同样的目的也可以通过一种对睡眠的过度需要来达成，尽管这种过量的睡眠并不能使人在很大程度上恢复精力。最后，性行为也可以作为安全的阀门，焦虑可以由此而得到缓解。人们早就认识到，强迫性的手淫可能由于焦虑而产生；但却没有认识到，所有的性关系都可能是由焦虑导致的。那些主要通过性行为来缓解焦虑的人，一旦没有机会获得性满足，即使是非常短的时间，也会极为不安、烦躁易怒。

逃避焦虑的第四种方式是最为彻底的，即避免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情境、思想或情感。这可能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就像害怕开车的人回避开车，害怕爬山的人回避爬山一样。更准确地说，一个人可能会意识到焦虑的存在，并能意识到对焦虑的回避。不过，他也有可能只是模糊地意识到，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焦虑，而且也可能只是模糊地意识到，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回避焦虑的行为。例如，他可能完全无意识地在那些与焦虑有关的事情上拖延时间，如作决定、去看医生或者写信等。或者，他可能会“假装”，也就是主观上认为他所期待的一些活动——如参加一次讨论、对员工发号施令、与另一个人断绝关系——并不重要。或者，他可能“假装”并不喜欢这样一些事情，并以此为理由躲避这些事情。因此，一个害怕在舞会上被人忽视的女孩，可能会通过让自己相信她根本就不喜欢社交活动，而干脆避免参加这种舞会。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地深入这一点，即这种回避是自发地起作用的，那么我们就会接触到一种抑制现象。所谓抑制，指的是不能去做、去感受、去思考一些事情，其功能在于回避个体在试图去做、去感受或者去思考那些事情时所产生的焦虑。在人们的意识中往往并不存在焦虑，而且他们也没有能力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来克服这种抑制。抑制最为引人注目的形式通常存在于癔症性机能丧失中：癔症性的失明、失语或者四肢瘫痪。在性领域，性冷淡和性无能就是这种抑制的代表，尽管这些性抑制的结构可能非常复杂。在心理领域，注意力不能集中、不能形成和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能与他人交往等，都是人们所熟知的抑制现象。

如果我们用几页纸的篇幅来专门罗列各种抑制现象，以便读者对抑制的形式、种类以及发生频率有一个全面的印象，这也许是很有价值的。不过，我认为，我不妨把这个留给读者，让他自己去回顾他在这方面所观察到的现象，因为抑制在今天已是众所周知的现象，而且发展充分的话，是很容易被辨认出来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简单地考察一下要意识到抑制存在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否则，我们就会低估抑制的发生频率，因为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身上究竟有多少抑制存在。

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做某件事情，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有做这件事情的欲望。例如，在能够认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着某个方面的抑制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拥有着那个方面的野心。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我们是否不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确不常知道。例如，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人，他正在听一篇论文的宣读，并同时对这篇论文有了一些批判性的想法。这时，一个小小的抑制会导致他羞于或怯于表达这样的批评，而一个更为强大的抑制会阻止他对自己的想法进行组织。结果就是，只有在讨论结束之后，或者第二天的早上，这些想法才会又回到他的脑海中。但是，抑制也可能非常强大，以至于根本不让他产生任何批评性想法。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事实上不同意别人的意见，也会倾向于盲目地接受别人所说的一切，甚至会十分赞赏别人的意见；而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有任何抑制。换句话说，如果一种抑制强大到足以阻碍我们的愿望与冲动，那我们也就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种抑制的存在。

如果一种抑制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以致他乐于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阻碍意识的第二个因素就会出现。例如，如果某个人身上存在着一种与任一竞争性工作相关的巨大焦虑，这种焦虑使他在经过种种工作尝试之后变得疲惫不堪，那么这个人可能就会坚持认为自己不够强健，不能胜任任何工作，这种信念保护了他；但是如果他承认这样一种抑制，他就不得不重新回去工作，从而把自己置于可怕的焦虑之中。

第三种可能性将我们带回到了文化因素上。如果个人的抑制与文化方面所认同的抑制形式相一致，或者与现存的意识形态相一致，那么个人就不可能意识到这些抑制的存在。一位患者身上存在着严重的对于接近女人的抑制，但是他意识不到自己受到了抑制，这是因为他是根据一个广为接受的观念——认为女人是神圣的——来看待自己行为的。在认为谦虚是一种美德的教条基础之上，我们很容易形成一种不敢有所要求的抑制；我们可能注意不到一种不敢对政治、宗教或者任何特定利益领域中居支配地位的各种教条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抑制，因此我们可能也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身上所存在的一种与惩罚、批评或隔离有关的焦虑。但是，为了对这样的情境作出判断，我们当然必须详细地弄清楚个人的因素。批判性思维的缺乏并不一定意味着抑制的存在，也可能是由于一般的思想懒惰、愚昧，或者是由于一种确实与占统治地位的教条相一致的信念。

这三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解释不能辨认出存在的抑制的原因，同时也可以解释下面这一事实的原因，即甚至是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学家也可能很难察觉这些抑制。但是，即使假定我们能够辨认出所有的抑制，我们对于抑制发生频率的估计也依然会过低。我们将不得不把所有这些反应都考虑在内，尽管这些反应还不是完全成熟的抑制，但却处于臻于成熟的途中。在我们心里虽有一些这样的态度，不过我们依然能够做一些事情，然而，与这些事情有关的焦虑却对活动本身施加了一些影响。

首先，从事某种我们会感到焦虑的活动，会产生一种紧张、疲劳或者衰竭的感受。例如，我有一位患者，她正逐渐摆脱不敢在大街上行走的恐惧，但是对此依然怀有相当的恐惧，每当星期天上街散步的时候，都会感到非常的精疲力竭。这种衰竭并不是任何身体虚弱所致，这一点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加以证明，即她可以做繁重的家务活，却一点也不会觉得累。正是这种与户外散步相关的焦虑，导致了这种衰竭；虽然这种焦虑已经较少，使她能够到户外散步，但是它还是能够有效地使她感到衰竭。许多通常被归咎为工作过度的障碍，事实上不都是由工作本身引起的，而是由与工作有关的焦虑，或者与同事之间关系有关的焦虑引起的。

其次，与某一特定活动有关的焦虑，会导致那一活动的机能受到损害。例如，如果有一种与下命令有关的焦虑，那么，这些命令将会以一种带有歉意的、徒劳无益的方式下达下来。而关于骑马的焦虑将会导致个体不能驾驭马匹。人们对于这些焦虑的意识程度是不尽相同的。某一个体可能会意识到，焦虑使得他不能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完成任务，或者，他也可能只有这样的感觉，即他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再次，与某一活动有关的焦虑，会破坏这种活动本来应该具有的欢愉。这种说法并不适用于较小的焦虑；相反，较小的焦虑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激情。怀着某种轻微的恐惧乘坐游乐场里的过山车，可能会使得这项活动更为刺激；但如果怀着强烈的焦虑，就会使其成为一项苦刑。一种与性关系相关的强烈焦虑，会使得性关系变得索然无味，而且如果个体意识不到这种焦虑，他就会觉得性关系本来就毫无意义。

最后这一点可能容易让人混淆，因为我在前面说过，厌恶感可以被用来作为回避焦虑的一种手段，而现在，我又说，厌恶感可能是焦虑的一种结果。事实上，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厌恶可能是回避焦虑的手段，也可能是焦虑的结果。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它说明要理解心理现象是多么的困难。心理现象错综复杂、难以理解，除非我们下定决心去考察无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相互作用，否则，我们就不能在心理学知识上取得任何进步。

讨论如何保护自己、防止焦虑的目的，并不是给出一幅关于所有可能防御的详尽无遗的画面。事实上，我们很快就会了解到防止焦虑产生的更为彻底的方法。我现在主要关注的是证明这样一种论断，即我们实际具有的焦虑可能会比自己意识到的更多，或者我们可能具有焦虑，而自己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同时，我还关注于指出一些可以从中发现焦虑的共同点。

因此，简而言之，焦虑可能隐藏在诸如心跳过速、疲劳这样的生理不适感背后；它可能会被一些看似合理或有根据的恐惧所掩盖；它也可能是驱使我们去酗酒，或者沉溺于各种娱乐消遣之中的潜在动力。我们经常发现，它是无力去做某些事情，或者无力享受一些事情的原因所在。而且我们还老是发现，它是隐藏在抑制背后的动力因素。

由于某些我们将在后文讨论的原因，我们的文化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个体产生了大量的焦虑。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建立了一种或两种我所提到过的防御机制。一个人所患有的神经症越严重，他的人格就越多地被这些防御机制所渗透和决定，他不能做或者不能考虑去做的事情就越多——尽管根据他的活力、心理能力或者教育背景，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去做这些事情。神经症越严重，存在的抑制就越多。这些抑制不仅微妙，而且严重。注32

第四章　焦虑与敌意

在讨论恐惧与焦虑之间的区别时，我们作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焦虑是一种从本质上包含主观因素的恐惧。那么，这种主观因素的性质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先来描述一下一个人在感到焦虑时所经历的体验吧。他有时候会感到一种强大的、无法逃避的危险，对这种危险，他本人感到彻底的无助。不管焦虑的表现形式是什么，不管是一种对于癌症的疑病性恐惧、对暴风雨的恐惧、恐高，还是任何与之相似的恐惧，这两种因素，即强大无比的危险以及对这种危险的无力抵抗，都始终存在。有时候，他可能觉得，那种让他感到无助的危险力量来自外部——暴风雨、癌症、事故等；有时候，他感觉这种对他产生威胁的危险来自他自身无法控制的冲动——害怕自己会忍不住从高处往下跳，或者害怕自己会忍不住拿刀子杀死某人；而有时候，这种危险则是完全模糊不清、不可捉摸的，就像是焦虑发作时经常发生的那样。

但是，这些感觉本身并不是焦虑所特有的特征。在任何涉及一种事实性的强大危险，以及一种事实性的对该危险的无助感这样的情境中，这些感觉都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我可以想象得到，处于地震之中的人们，或者一个正在遭受残忍折磨的不到两岁的婴儿的主观体验，与一个由于暴风雨而产生焦虑的人的主观体验，并没有任何不同之处。在恐惧的情况下，危险是真实存在的，那种对于危险的无助感也由现实所决定；而在焦虑的情况下，危险是由内心因素所激发或夸大的，那种对危险的无助感也是由个人自身的态度所决定的。

因此，那个关于焦虑中的主观因素的问题，就被还原为了一种更为具体的探究：究竟是哪些心理条件导致了这种迫近的强大危险感，以及一种对于该危险的无助态度？这无论如何都是心理学家必须提出来的问题。身体内的化学条件也可以导致这种情感以及焦虑的生理伴生现象，但是就像化学条件能够让人欢欣鼓舞或沉睡这一事实一样，它们都根本不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

就像在处理其他问题时那样，在处理这个关于焦虑的问题时，弗洛伊德也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是通过他最为重要的发现而做到这一点的，即焦虑中所涉及的主观因素在于我们自身的本能驱力；换句话说，焦虑所预期的危险，以及对该危险所产生的无助感，都是由我们自身冲动的爆炸性力量所引起的。在这一章的末尾，我将更为详细地讨论弗洛伊德的观点，同时我还将指出在哪些方面我的结论与他的不同。

一般来说，任何冲动都有激发焦虑的潜在力量，只要对这种冲动的发现或执着意味着对其他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利益或需要的侵犯，只要这种冲动是非常迫切或充满激情的，情况都会如此。在有着明确且严厉的性禁忌的时代，例如维多利亚时代，屈服于性冲动往往意味着招来实际的危险。例如，一个未婚少女，如果屈服于性冲动，就必须面对良心谴责和社会耻辱的现实危险；而那些屈服于手淫欲望的人，则必须面对阉割的威胁、致命身体伤害或心理疾病的警告这样的现实危险。在今天，对于一些反常的性冲动，如暴露癖和恋童癖等，这一点也是同样适用的。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正常的”性冲动而言，我们的态度是非常宽容的，以至于可以在内心承认这些性冲动，或者将其付诸实践，其间所涉及的严重危险通常比以往要小得多；因此，在这个方面，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为之担心的实际理由。

关于性的文化态度的改变，可能要为这一事实负较大的责任，即根据我的经验，这些性冲动本身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是隐藏在焦虑背后的动力。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有些夸张，因为毫无疑问，从表面上看，焦虑确实是与性欲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经常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与性交相关的焦虑，或者由于焦虑的结果而在这方面有种种抑制。然而，进一步的分析却表明，焦虑的基础通常并不在于性冲动本身，而在于与性冲动相伴随的敌意冲动，例如，通过性行为来伤害或侮辱对方的冲动。

事实上，正是这各种各样的敌意冲动，构成了神经性焦虑所由产生的主要来源。我担心这种新的说法，听起来又会显得好像是仅仅适用于某些案例的不太合理的概括。但是，这些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敌意与它所产生的焦虑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联系)并不是我这种说法的唯一基础。众所周知，强烈的敌意冲动可以成为焦虑的直接原因，如果对于这种冲动的追求意味着是对自我目的的挫败的话。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许多诸如此类的情况。F先生与玛丽姑娘一起徒步爬山。F先生对玛丽姑娘心仪已久，但是，由于那种莫名其妙发作的醋意，他突然对她有一种强烈的恼怒。在与她一起走在一条陡峭的山路上时，他突然产生了一种严重的焦虑，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有一种想要把玛丽姑娘推下山崖的冲动。像此种焦虑的结构，与源自性的焦虑中所体现出来的结构完全相同：这是一种强迫性冲动，如果屈服于这种冲动，对自我而言就意味着是一次灾难。

然而，在绝大多数人身上，敌意与神经性焦虑之间直接的因果联系一点都不明显。因此，为了阐明我为什么要宣称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中，敌意冲动乃是导致焦虑的主要心理因素，现在，有必要详细地考察一下由于压抑敌意而导致的心理后果了。

压抑敌意，指的是“假装”一切事情都是正确的，从而在我们应该提出异议，或者至少当我们想要提出异议时，避免提出异议。因此，这样一种压抑所产生的第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它产生了一种没有防御的感觉，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强化了一种早已存在的无防御感。当一个人的利益在事实上遭到了侵犯时，如果压抑敌意，就有可能让他人占他的便宜。

化学家C先生的经历，代表了日常生活中的这种现象。C由于工作过度，患上了所谓的神经衰弱。他天赋过人，雄心勃勃，而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由于某些姑且撇开不论的原因，他压抑了自己富有雄心的努力，因此一直看起来很谦和。当他进入一家大化学公司的实验室时，一位年岁比他稍大、职位比他略高的同事G，将他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并一直对他表示了极度的友好。由于一系列个人的因素——对于他人关爱的依赖，早就存在的对于批判性观察的胆怯心理，未能认识到自己的雄心，因此也未能看到他人的野心——C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份友情，而且没有注意到，事实上G除了对他自己的职业外，对其他任何事情都毫不关心。有一次，让他隐隐感到震惊的是，G将一个与可以付诸实施的发明相关的想法说成他自己的，而事实上这是C的想法，是C以前在一次友好交谈中透露给G的。有那么一瞬间，C对G产生了怀疑，但是由于他自身的雄心事实上激起了他内心的强烈敌意，所以，他不仅立即将这种敌意压抑了下去，而且同时还将由此产生的合理批评与怀疑也一起压抑了下去。因此，他仍然相信，G是他最好的朋友。结果，当G劝他不要继续某一工作路线时，他只是从表面的价值来接受了这一劝告。当G作出了那项本可以由C来作出的发明时，C也只是感觉G的天赋与才能远远超过了他自己。他还为自己拥有这样一个值得钦佩的朋友而感到高兴。因此，由于压抑了自己的怀疑和愤怒，C无法注意到，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与其说G是他的朋友，倒不如说是他的敌人。由于执着于自己被他人喜欢这种幻觉，C放弃了为自己的利益而战的准备。他甚至认识不到自己一项至关重要的利益正受到侵犯，因此他也就不能为之而战，而让他人利用了自己的弱点。

那些借由压抑来克服的恐惧，也可以通过把敌意置于有意识的控制之下来加以克服。但是，一个人是控制还是压抑敌意并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因为压抑是一个类似于反射的过程。如果在某一特定的情境中，个体无法忍受地意识到自己身处敌意之中，压抑就会发生。当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个体不可能通过有意识的控制来克服敌意。意识到敌意有可能会让人无法忍受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所敌视的人，同时也可能是我们所深爱或者需要的人；原因还在于，人们可能不想正视导致敌意的那些原因，如嫉妒或者占有欲等；或者在于，从内心承认对某人的敌意，可能是一件让人害怕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境下，压抑就成了即时消除疑虑最为便捷、最为快速的方式。通过压抑，那种让人感到害怕的敌意就会从意识中消失，或者被阻挡在意识之外。我想换一种说法来重复这句话，因为尽管十分简单，但是它却是精神分析中较少为人所理解的论断之一：如果敌意受到了压抑，那么个体就丝毫都想不到他心中怀有敌意。

不过，从长远来看，这种最为快速的消除疑虑的方式，却并不一定就是最为安全的方式。通过压抑过程，敌意——或者为了表明其动力特征，我们在这里最好使用“愤怒”(rage)一词——被驱逐出了意识，但是它却并没有消失。它从个体的人格背景中分离了出来，因而失去了控制。它作为一种具有高度爆炸性和爆发性的情感，在个体的内心翻滚，并因此倾向于发泄出来。这种被压抑的情感的爆炸性更为强大。这是因为，正是它与人格其他部分的相隔离，使它具有了更为广泛，并且往往更为令人惊奇的维度。

只要个体意识到了仇恨(animosity)，这种仇恨的扩展就会从三个方面受到限制。首先，在某一特定的情境中，对于周围环境的考虑使他知道，对于一个敌人或者一个假想的敌人，他能够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其次，如果他所愤怒的乃是他所钦佩、喜欢或者需要的人，那么这种愤怒早晚都会被整合进他的整个情感之中。最后，由于人类已经对于什么是适宜做的、什么是不适宜做的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意识，因此，不管他的人格如何，这都会限制他的敌意冲动。

如果愤怒受到了压抑，那么，通向这些限制性可能性的通路就会被切断。其结果就是，敌意冲动会从内外两方面突破这些限制，尽管只出现在幻想中。如果我上面提到的那位化学家C遵从于他的那些冲动，那么他就会告诉别人G先生如何滥用了他的友谊，或者向他的上级透露G剽窃了他的思想，或者阻止G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由于他的愤怒受到了压抑，这种愤怒也就分化、扩散开来，很可能就像他的梦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在梦中，他以某种象征性的方式成为一个杀人犯，或者成为一个令人钦佩的天才，而其他人都很不光彩地败下阵来。

通过这种分化作用(dissociation)，受到压抑的敌意通常会随着时间的进程，由于外部因素而逐渐强化。例如，如果一个高级雇员由于他的上司没有跟他商量就作出了一些安排，而对这位上司心怀愤怒，而如果这个雇员压抑了他的愤怒，从不对这位上司的安排提出反对的意见，那么，这位上司当然就会一直骑在他的头上。因此，新的愤怒就会不断地产生。注33

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后果产生自这一事实，即一个人通常会把那些难以控制的具有高度爆发性的情感记录在自己的心中。在讨论这一事实的后果之前，我们得先考虑一下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从定义上看，压抑一种情感或冲动的结果是，个体再也意识不到这种情感或冲动的存在，因此在他意识中，他并不知道他有任何针对另一个人的敌意情感。那么，我怎么能够说他会在自己心中“记录”(register)这种受到压抑的情感呢？答案就在于这一事实，即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取舍，而正如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在一次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意识水平。不仅受到压抑的冲动仍在发挥作用——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之一——而且在意识的一个较深水平上，个体通常都知道这种冲动的存在。如果将其还原为尽可能简单的说法，就意味着，从根本上说，我们无法欺骗自己。而且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观察比我们自己所意识到的更好，就像我们对他人的观察，往往比我们所意识到的更好一样——例如，就像我们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通常比较正确这一事实中所体现的那样——不过，我们可能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注意我们的观察。为了避免重复啰唆的解释，当我意指我们知道自己内心的活动而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就用“记录”这一词来表示。

只要敌意及其对其他利益的潜在危险总是非常强大，压抑敌意的这些后果本身可能就足以产生焦虑。模糊的焦虑状态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不过，在更为通常的情况下，这一过程并不会到此为止，因为人有一种强制性的需要，需要消除这种从内部威胁自身利益与安全的危险情感。于是第二种类似反射的过程就产生了：个体将他的敌意冲动“投射”(project)到外部世界之中。第一种“假装”，即压抑，需要第二种“假装”：他“假装”那些破坏性冲动不是来自自己的内心，而是来自外界的某人或某物。从逻辑上讲，他自身的敌意冲动所投射的对象，恰恰就是这些敌意冲动所针对的对象。结果，这个人现在就拥有了投射者大部分的心理，其部分原因在于这个人被赋予了与投射者本人自身受到压抑的冲动所具有的相同的残酷无情的性质；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在任何危险中，这种效力的程度不仅取决于真实的条件，而且取决于对于这些条件所采取的态度。一个人越是缺乏防御，危险看起来就越大。注34

作为一种附带的功能，投射也可以用来满足自我辩护的需要，即并不是个体自身想要去欺骗、偷窃、剥削、侮辱他人，而是他人想要对他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一个妻子忽视了自己想要毁灭丈夫的冲动，并且主观上确信自己是非常爱丈夫的，那么由于这种投射机制，她很可能会认为自己的丈夫是一头想要伤害她的野兽。

投射的过程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得到另一个为达到同一目的的过程的支持：一种对报复的恐惧可能会控制住这种受到压抑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想要伤害、欺骗、欺诈他人，会同时产生一种害怕他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恐惧。这种对报复的恐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普遍特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罪与罚的原始经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个人的报复预先假定了一种动机，这些都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毫无疑问，这种报复恐惧对神经症患者的心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些由受到压抑的敌意所产生的过程，导致了焦虑的情感。事实上，压抑所产生的状态，正是作为焦虑的特征的状态：由于感到来自外界的强大危险而萌生的一种缺乏防御能力的感觉。

尽管焦虑产生的步骤一般而言十分简单，但是在实际中，导致焦虑产生的条件通常却难以理解。其中的一个复杂因素就是，被压抑的敌意冲动往往并不投射到事实上与之相关的那个个体身上，而是投射到其他的事物上。例如，在弗洛伊德的一个案例中，小汉斯就没有形成对自己父母的焦虑，而是形成了对白马的焦虑。注35 而我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患者，在压抑了对她丈夫的敌意之后，突然产生了一种与游泳池中的水爬虫有关的焦虑。似乎任何东西，从微生物到暴风雨，都可以成为焦虑附着的对象。之所以出现这种将焦虑从与之相关的人身上分离开来的倾向，原因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这种焦虑事实上所指向的对象是父母、丈夫、朋友或者是某个关系亲密的人，那么，拥有这种敌意就会使人感到不符合对权威尊重、对爱情忠贞、对朋友赞赏的现存关系。在这些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完全否认敌意的存在。通过压抑他自己的敌意，这个人就否认了自己身上存在任何敌意；而通过将自己受到压抑的敌意投射给暴风雨，他也就否认了他人身上存在任何敌意。许多幸福婚姻的幻觉就是建立在这种鸵鸟政策之上的。

说一种对于敌意的压抑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焦虑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每次发生这个过程，焦虑就一定会显现出来。焦虑可能会借助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或者将要讨论到的种种保护性机制中的一种，而得以即时地转移开来。例如，置身于这样一个情境之中的人可能会通过这样一些手段来保护自己：发展出一种对于睡眠和饮酒越来越强烈的需求。

从压抑敌意的过程中，可以产生出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焦虑。为了更好地理解由此产生的种种结果，我将以下述形式呈现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A.感到危险来自某人自身的冲动。

B.感到危险来自外界。

从压抑敌意所导致的结果看，A组似乎是压抑的一个直接后果，而B组则以投射为前提。无论A组还是B组都可以再进一步分为两个亚组。

(1)感觉危险是指向自我的。

(2)感觉危险是指向他人的。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四种主要的焦虑类型：

A(1)：感到危险来自某人自身的冲动，并且指向自我。在这一类型中，敌意会继发性地转而针对自我，对于这一过程，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讨论。

例证：因自己控制不住想要从高处往下跳而感到恐惧。

A(2)：感觉危险来自某人自身的冲动，并且指向他人。

例证：因控制不住想要拿刀伤害他人而感到恐惧。

B(1)：感到危险来自外界，并且指向自我。

例证：对于暴风雨感到恐惧。

B(2)：感到危险来自外界，并且指向他人。在这一类型中，敌意被投射到了外部世界，而敌意所针对的最初对象依然存在。

例证：过分操心的母亲，对于一些威胁其子女的危险产生焦虑。

不用说，这样一种分类的价值是有限的。在提供一种快速的定位方面，它或许有一些用处，但是它并不能揭示一切可能情况。例如，我们不可由此推断，具有A型焦虑的人绝不会把他们受到压抑的敌意投射出去；我们只能据此推论，在这种特定形式的焦虑中，投射并不存在。

敌意能够导致焦虑，但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限于此。这一过程还会对周围的其他方式发生作用：当焦虑基于一种受到威胁的感觉时，它也可以很容易地反过来在自卫中产生一种反应性敌意。在这个方面，焦虑与恐惧并没有任何区别，恐惧同样也可以引发攻击性。如果反应性敌意受到压抑，它也会产生焦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敌意与焦虑之间的这种交互作用(其中一个总能激发并强化另一个)，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如此大量残忍无情的敌意。注36 这种交互影响，同时也是严重的神经症患者虽没有任何明显的外界不良条件，病情却常常会日趋恶化的基本原因所在。焦虑与敌意究竟哪个是首要的因素，这一点并不重要；对于一种神经症的动力学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这一点，即焦虑与敌意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总的来说，我所提出的焦虑概念，是用本质上属精神分析的方法来提出的。它要根据无意识力量、压抑过程、投射等诸如此类的动力才能发挥作用。不过，如果我们进行更为详细的探究，就会发现，它在若干方面与弗洛伊德所采取的立场有所不同。

弗洛伊德曾相继提出两个关于焦虑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简而言之，焦虑来源于一种对于冲动的压抑。这种冲动专指性欲冲动，因而是一种纯粹的生理学解释，因为它是以这样一种信念为基础的，即如果性能量受到阻碍不能发泄出来，它就会在体内产生一种生理紧张，并从而转变为焦虑。根据他的第二个观点，焦虑——或者他所谓的神经性焦虑——来源于对那些冲动的恐惧，而对那些冲动的发现和追求将会招致一种外来的危险。注37 这第二种解释是心理学上的解释，它不仅指性冲动，同时也指攻击冲动。在这种对于焦虑的解释中，弗洛伊德根本就没有关注到冲动的压抑或者不压抑，而只是关心对这些冲动的恐惧，因为对这些冲动的追求将会导致一种外在的危险。

我的焦虑概念则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弗洛伊德关于焦虑的两个观点必须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理解焦虑的全貌。因此，我让他的第一个概念摆脱了它纯粹生理学的基础，并将其与第二个概念结合了起来。总的来说，焦虑并非主要来源于一种对我们冲动的恐惧，而主要来源于一种对我们受到压抑的冲动的恐惧。在我看来，弗洛伊德之所以未能很好地利用他的第一个概念——尽管这一概念是以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心理学观察为基础的——其原因在于，他只是为其提供了一种生理学阐释，而不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心理学问题，即如果一个人压抑了一种冲动，那么他在心理方面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我与弗洛伊德有分歧的第二点，从理论上看不太重要，但是在实践方面却十分重要。我完全同意他的这一观点，焦虑可能由任何一种其表达会招致外来危险的冲动所导致。性冲动当然就是这样一种冲动，但是只有关于它们的严厉个人禁忌和社会禁忌，才会使其成为危险的冲动。注38 根据这种观点，性冲动引发焦虑的频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存文化对于性欲的态度。我并不认为性欲是焦虑的一个特殊来源。不过，我的确相信，在敌意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受到压抑的敌意冲动中，确实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来源。把我在这一章中所呈现的概念用简单、实用的话总结一下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发现了焦虑或焦虑的迹象，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敏感点受到了伤害，并因此激发了敌意，以及是什么东西使得压抑成为必要？我的经验是，朝着这些方向进行探索，通常就能获得一种关于焦虑的令人满意的理解。

我与弗洛伊德有分歧的第三点在于他的假设。他假设，焦虑仅仅产生于儿童时期，开始于所谓的出生焦虑，并继之以阉割恐惧，而后来生活中所产生的焦虑乃是以那些依然停留于婴儿期的反应为基础的。“毫无疑问，我们称之为神经症患者的人，他们对待危险的态度依然停留于婴儿时期，并且没有脱离已经废弃的焦虑处境而成熟起来。”注39

让我们分别考察一下这一解释中所包含的各种因素。弗洛伊德断言，在儿童时期，我们特别容易产生焦虑的反应。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它有充分的、容易理解的理由，因为儿童对于种种不利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无助。事实上，在性格神经症患者身上，我们总是发现，焦虑的形成开始于儿童早期，或者至少我所说的基本焦虑，其基础在儿童早期就已经埋下了。不过，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认为，成年神经症患者身上的焦虑，仍与最初引发焦虑的那些条件有关联。举例来说，这就意味着，一个成年男子也仍然会像小男孩那样因为阉割恐惧而烦恼，尽管形式略有不同。无疑，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罕见的病例，在这些病例中，一种婴儿期的焦虑反应可能会伴随着适当的刺激，以未加改变的形式，重新出现在后来的生活中。注40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所发现的，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不是重复，而是发展。在有些案例中，精神分析使得我们可以对一种神经症的形成，获得相当完整的理解，在这样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从早期的焦虑到成年的怪癖之间，存在着一条没有间断的反应链。因此，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后期的焦虑也包含那些受到存在于儿童期的特定冲突制约的因素。但是，焦虑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一种婴儿期反应。如果把焦虑视为一种婴儿期反应，就会混淆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将一种婴儿期态度误认为一种只产生于儿童期的态度。如果我们有正当的理由把焦虑说成一种婴儿期反应，那么我们至少也有同样正当的理由，把它说成儿童身上的一种早熟的成人态度。

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焦虑可以通过实际的冲突情境来获得完整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在一种性格神经症中发现了一个产生焦虑的情境，我们就必须一直考虑先前存在的焦虑，以便解释敌意为什么会在那个特定的场合产生，并受到压抑。那么，我们将会发现，这种先前的焦虑，反过来又是一种早先即已存在之敌意的结果，如此等等。而为了理解这整个发展是如何开始的，我们则不得不追溯到儿童时期。注41

这将是我讨论儿童期经验问题的少数几个场合之一。与精神分析文献中的惯常做法相比，我较少涉及儿童期，其原因并不是我认为儿童期经验不像其他精神分析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重要，而是因为在这本书中，我所要讨论的是神经症人格的实际结构，而不是导致神经症人格的个体经验。

在考察了大量神经症患者的童年史之后，我发现，在他们所有人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这样一种环境，这种环境以不同的组合显示出了下面这些特征。

最为基本的不幸都是缺乏真正的温暖和爱。一个儿童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忍受通常被视为创伤的东西——例如突然的断奶、偶尔的打骂、性体验等——只要他在内心感到自己被人需要、被人爱。不用说，儿童能够敏锐地感觉出爱是否真诚，而且也不会被任何虚假的情感表示所欺骗。一个儿童之所以不能获得足够的温暖和爱，主要原因在于，其父母由于自身患有神经症而不能给予他以温暖和爱。根据我的经验，尤其常见的是，这种温暖的根本缺乏被掩盖了起来，而父母往往宣称他们一心想的都是孩子的最佳利益。教育理论告诉我们，一位“理想”母亲过分操心的态度或自我牺牲的态度，乃是造成这样一种氛围的基本因素，这样一种氛围比任何东西都更能够为孩子将来强烈的不安全感奠定基础。

而且，我们还在父母身上发现了各种必然会引起敌意的行为或态度，如对其他孩子的偏爱，不公平的责备，令人捉摸不定地时而过分溺爱、时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不守诺言；而最为重要的是一种对待孩子需要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很多个等级(从暂时性地不闻不问，到一贯地干涉孩子最为合理的愿望)，例如，干涉子女的交友，嘲笑孩子的独立思考，破坏孩子所追求的兴趣，不管这些兴趣爱好是艺术上的、体育上的，还是机械方面的——总之，父母的这样一种态度，即便不是有意为之，在实际中也意味着会破坏孩子的意志。

在有关导致儿童产生敌意之因素的精神分析文献中，主要的重点往往放在了儿童愿望所遭受的挫折之上，尤其是性领域以及妒忌方面的愿望。情况有可能是这样的，婴儿期敌意之所以产生，部分是因为总体上对于快乐的禁止性文化态度，尤其是对婴儿期性欲的禁止性文化态度，不管后者涉及的是性好奇、手淫，还是与其他儿童之间的性游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挫折并不是反叛性敌意的唯一根源。观察表明，毫无疑问，和成人一样，如果儿童觉得剥夺是公正的、公平的、必要的或者有目的的，那么他们也能够接受大量的剥夺。例如，只要父母不对此施加过分的压力，并且不以完美和严厉来苛求他们，儿童是不会介意有关清洁卫生的教育的。同样，儿童也不会在意偶尔的惩罚，只要他从总体上能够确信自己是被爱着的，只要他觉得这种惩罚是公平的，只要这种惩罚不是有意要伤害他或者侮辱他的，他就不会在意。挫折本身是否会导致敌意，这个问题很难判断，因为在给儿童强加了许多剥夺的环境中，通常也存在着许多其他刺激因素。重要的是强加在挫折之上的精神，而不是挫折本身。

我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在于，人们通常强调挫折本身的危险，这已经导致许多父母抱着这样一种观念，甚至比弗洛伊德本人走得更远；而且他们根本不敢对子女有任何干涉，深恐子女因此而受到伤害。

显然，无论在儿童还是在成人身上，妒忌都可能是可怕仇恨的来源之一。毫无疑问，兄弟姐妹之间的妒忌注42，以及父母中某一方的妒忌，都会在神经症儿童身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或者毫无疑问，这种态度可能会对往后的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不过，关于产生这种妒忌的条件这个问题的确会出现。我们在兄弟竞争以及俄狄浦斯情结中所观察到的妒忌反应，是否必定会发生在每一个儿童身上，抑或它们只是由某些特定的条件所激发？

弗洛伊德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观察，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进行的。他从这些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与父母中的一方有关的强烈妒忌反应是极具破坏性的，这种破坏性足以引起恐惧，并且可能会对性格形成与个人关系产生持久的干扰性影响。由于经常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身上观察到这种现象，因此他假定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不仅把俄狄浦斯情结设想为神经症的核心所在，而且试图在此基础上理解其他文化中的复杂现象。注43 正是这样一种泛化，让人觉得怀疑。在我们的文化中，某些妒忌反应确实很容易出现在兄弟姐妹以及父母子女的关系中，正如这些反应也很容易出现在每一个密切地生活在一起的群体中一样。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具有破坏性与持久性的妒忌反应——在谈到俄狄浦斯情结或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时，我们所想到的正是这些——在我们的文化中如弗洛伊德所设想的那样常见，更不用说在其他文化中了。总的来说，它们是人类的反应，但是，这些反应却是经由儿童成长于其中的氛围而人为地得以产生的。

具体来说，究竟哪些因素得为妒忌的产生负责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讨论神经性妒忌的一般内涵时有所讲解。在这里，我们只要提一下缺乏温暖和竞争精神会促成这样的结果，就已足够。除此之外，患有神经症的父母制造了我们上文讨论过的那种氛围，他们通常都不满意于自己的生活，通常都没有满意的情感关系和性关系，因此他们往往倾向于将自己的子女作为爱的对象。他们把自己对于爱的需要释放到了子女身上。这种爱的表达并不总是带有性的色彩，但是无论如何，它具有高度的情感内涵。我非常怀疑，潜在于子女与父母关系之中的性欲，会强大到足以引起一种潜在的障碍。不管怎样，我所知道的所有病例，都是患有神经症的父母通过恐吓和温柔，迫使子女沉浸于这些充满热情的依恋之中，从而带上了弗洛伊德曾描述过的占有欲和妒忌的所有内涵。注44

我们通常习惯于认为，对家庭或某位家庭成员的敌意性反抗，对儿童的发展来说是不幸的。当然，如果儿童不得不反抗患有神经症之父母的种种行为，这的确是不幸的。但是，这种反抗如果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的话，那么对儿童性格形成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在于感受或表达了一种反抗，而在于对这种反抗的压抑。压抑批评、反抗或谴责，会导致很多危险，其中之一就是，儿童可能会将所有的责备都揽到自己身上，并感觉自己不值得人爱。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种情境的种种内涵。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危险是，受到压抑的敌意可能会导致焦虑，并开始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种发展。

为什么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儿童会压抑敌意？其原因有很多，这些原因以不同的程度、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发挥其作用，它们包括：无助、恐惧、爱或罪恶感。

儿童的无助，通常仅仅被视为一种生物学事实。尽管儿童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要依赖于其环境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因为与成年人相比，他们的体格不够强健、经验不够丰富——但是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生物学方面的强调还是过头了。在两三岁之后，儿童就会发生一种决定性的改变，从占优势的生物性依赖，转变为一种包括该儿童的心理、智力以及精神生活的依赖。这个过程将会一直持续到儿童成长至青春早期，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为止。尽管在儿童继续依赖其父母的程度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但这一切都取决于父母在其后代的教育上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倾向于让孩子强壮、勇敢、独立、能够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境，还是主要倾向于保护孩子，使他顺从听话，让他对实际生活一无所知，或者简而言之，直到孩子20岁或者更晚，都把他当成幼儿对待。在不利环境条件下成长的儿童，他们的无助通常由于恐吓、溺爱，或者一直处于情感依赖的状态，而被人为地强化了。一个儿童越是无助，就越不敢感受和表现出反抗，而这种反抗也就会被延迟得越长久。在这种情况下，那种潜在的情感——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格言——就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需要你。

威胁、禁令、惩罚，以及儿童亲眼目睹的突发脾气或暴力场面，都可以直接地引起恐惧；恐惧还可以由间接的恐吓引起，例如让孩子记住生活中的种种巨大危险——细菌、大街上的车辆、陌生人、野孩子、爬树等。孩子越感到恐惧，就越不敢表现出敌意，甚至不敢去感觉敌意。在这种情形下，格言就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怕你。

爱可能是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原因。当父母缺乏对孩子的真诚之爱时，他们往往会在口头上大肆强调自己是如何的爱孩子，如何的为孩子牺牲，直至耗尽心血。一个儿童，尤其是一个同时又不断受到恐吓的儿童，可能会紧紧地抓住这种爱的替代品，不敢作出任何反抗，唯恐失去做一个乖孩子所得到的奖赏。在这样的情境下，格言是：我必须压抑敌意，因为我怕失去爱。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种种儿童在其中会压抑自己对父母之敌意的情境，因为他害怕任何敌意的表示都会破坏他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他受到了一种明显恐惧的驱使，即这些强大的巨人会遗弃他，收回他们那种让人安心的慈爱，或者转而反对他。此外，在我们的文化中，儿童通常都被教育成因为自己感觉或表达了某种敌意或反抗，而感到内疚；也就是说，儿童通常都被教育成这个样子，即如果他表达出或感觉到对父母的愤怒，或者如果他违背了父母所设定的规则，那么，他在自己的眼中就会变得一文不值或可耻。产生罪恶感的这两个原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儿童越被教育得因为越过禁区而感到内疚，就越不敢对父母有任何怨恨或责难。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领域就是这样一个最常激发罪恶感的领域。不管这些禁令是以感觉得到的沉默的形式、还是以公开的威胁和惩罚的形式表现出来，儿童都经常能感觉到，不仅性好奇和性行为是被禁止的，而且如果他沉溺于这些性好奇和性行为，那么他就是肮脏、卑劣的。如果出现任何有关父亲或母亲的性幻想和性愿望，那么，即使它们由于一般的性禁忌态度而未能公开表现出来，也有可能使儿童感到内疚。在这种情形下，格言就是：我必须压抑敌意，因为如果感觉到敌意的话，我就成坏孩子了。

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组合，都可能使一个儿童压抑他的敌意，并最终导致焦虑。

但是，任何一种婴儿期焦虑最终都必定会导致一种神经症吗？我们目前的认知尚未进步到可以恰当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个人的信念是，婴儿期焦虑是神经症形成的一个必要因素，但不是其充分的原因。一些有利的环境，如及早地改变不利环境，或者通过各种形式抵消不利因素的影响，似乎都可以预防某种特定神经症的形成。不过，正如现实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生活环境并不能减少焦虑，那么，不仅这种焦虑可能会持续下去——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的那样——而且，它还必定会逐渐地增强，并推动构成一种神经症的所有过程。

在那些有可能影响婴儿期焦虑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中，有一种是我们要特别加以考虑的。敌意与焦虑的反应是局限于那些迫使儿童产生这种反应的环境，还是会发展为一种针对所有人的敌意与焦虑态度，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

例如，如果一个孩子非常幸运，有一位慈爱的祖母，有一位善解人意的老师，有一些好朋友，那么，他与这些人交往的体验就可能会避免让他感到所有人都是坏人。不过，一个孩子在家庭中的处境越困难，就越容易不仅形成针对父母和其他儿童的仇恨反应，而且形成一种针对所有人的不信任感或仇恨态度。一个儿童越是与他人隔绝，不能使他人的经验成为自己的经验，就越有可能促成这样一种发展。最后，一个儿童越是掩盖他对自己家庭的怨恨(例如，通过顺从父母的态度来加以掩盖)，就越会将自己的焦虑投射到外部世界中，并因此认定整个“世界”都是危险的、可怕的。

有关“世界”的一般焦虑，也有可能是逐渐地形成或增加的。一个在上述氛围中长大的儿童，在与其他儿童的交往中，将不敢像他们一样有胆量或好斗。他将会失去被人需要这种最让人感到幸福的自信，甚至将会把一个无害的玩笑也当成一次残忍的拒绝。他将会比其他儿童更容易受到伤害，而且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由我上面提到的那些因素或者相类的因素所促成的状态，乃是一种在内心逐渐增加的、无所不在的孤独感，以及置身于一个敌意世界的无助感。对单个刺激所作出的种种单个的敏锐反应，会固化成一种性格态度。这种态度本身不会构成一种神经症，但是它却是一块肥沃的土壤，某种特定的神经症随时可能从这块土壤中生长出来。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我给了它一个特别的称谓：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它与基本敌意(basic hostility)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在精神分析中，疏通(working through)焦虑所有不同的单个形式之后，我们逐渐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即基本焦虑是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尽管个体的焦虑可能由实际原因所引发，但是即使在实际情境中没有任何特定刺激的情况下，基本焦虑也依然存在。如果拿神经症的整个情形与一个国家不安定的政治状态相比较，那么基本焦虑与基本敌意就类似于对政治体制的潜在不满与反抗。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能完全看不出任何表面现象，或者它们可能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国家中，它们可能表现为骚乱、罢工、集会、游行；而在心理学领域也是一样的，焦虑的形式可能会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症状。不管特定的刺激如何，焦虑所有的表现形式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背景。

在单纯的情境神经症中，基本焦虑是不存在的。情境神经症是个体对实际冲突情境所作出的神经性反应，而这些个体的个人关系并未受到干扰。下述情况也许可以用作这些病例中的一个典范，因为这些病例经常会在心理治疗实践中出现。

一位45岁的妇女抱怨说自己在晚上老是心跳加速、焦虑不安，且伴有大量盗汗现象。在她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器质性病变，而且所有证据都表明，她是一个健康的人。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古道热肠、心直口快的女人。20年前，由于一些环境而非她本人的原因，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25岁的男人。她和他一直过着非常快乐的生活，性生活也很令人满意，他们共同生育了三个孩子，这些孩子都发展得很好。她一直都很勤劳，并且善于料理家务。最近五六年来，她的丈夫开始变得有些脾气暴躁，性能力也大不如前，但是她忍受了这一切，没出现任何神经性反应。麻烦开始于七个月之前，当时，一个年龄与她相当、可以托付终身、值得喜欢的男人开始对她大献殷勤。结果，她开始对她年老的丈夫感到怨恨，但是考虑到她整个心理与社会背景，以及基本美满的婚姻关系，她完全压抑了这种情感。在几次访谈的帮助之下，她已经能够正视这种冲突情境，并因此摆脱了焦虑。

没有什么比拿性格神经症案例中个体的反应与纯粹情境神经症案例(就像上文刚刚引用的案例)中个体的反应作一比较，能够更好地表明基本焦虑之重要性了。后者也出现在健康个体身上，这些健康人由于某些可以理解的原因而不能有意识地解决一种冲突情境，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正视冲突的存在以及这种冲突的性质，因此也就无法作出明确的决定。这两种类型的神经症之间存在的一个明显差别在于，对情境神经症的治疗往往非常容易取得效果。对性格神经症的治疗则往往必须在极大困难下进行，并因此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有时候治疗的时间实在太长，以至于患者等不及治愈就退出了治疗；而情境神经症则相对比较容易治疗一些。一次关于情境的理解性讨论，通常不仅是对症状的治疗，而且也是对病因的治疗。而在其他一些病例中，对病因的治疗乃是通过改变环境来消除困难。注45

因此，在情境神经症中，我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在冲突情境与神经性反应之间存在着一种适当的关系；而在性格神经症中，这种关系似乎并不存在。由于基本焦虑的存在，即使最轻微的刺激也有可能引发最强烈的反应，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

尽管焦虑外显形式的范围，或者说为对抗焦虑而采取的防御措施的范围是无限的，在每一个个体身上也是迥然不同的，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焦虑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与强度有所不同而已。我们或许可以大致地把它描述为一种自觉渺小、无足轻重、无助、被遗弃、受到威胁的感觉，一种仿佛置身于一个谩骂、欺骗、攻击、侮辱、背叛、妒忌自己的世界之中的感觉。我的一个患者在她自发画出的一幅画中就表达了这种感觉，在这幅画中，她是一个瘦小、无助、赤身裸体的婴儿，坐在画面的中央，周围是各种各样张牙舞爪的妖魔鬼怪、人和动物，随时准备攻击她。

在各种精神病患者身上，我们通常发现，患者对于这样一种焦虑的存在有着相当高程度的意识。在偏执狂患者身上，这种焦虑被限制在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人身上；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则往往对周围世界中的潜在敌意有着一种敏锐的觉察，这种觉察非常敏锐，以至于他们甚至很容易将他人对自己作出的善意表示，也当作包含着潜在的敌意。

然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他们对于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的存在却很少有所知觉，至少他们意识不到这种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的存在对他整个一生会有怎样的重要性和意义。我有一位患者，她曾在梦中看到自己成了一只小老鼠，为了不被别人踩到而不得不成天躲在洞中——这对她在生活中的实际表现作了最为真实的写照——她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事实上害怕所有人，而且她还告诉我她不知道什么是焦虑。一种针对所有人的基本不信任，被一种表面的信念(这种表面的信念就是，总的来说，人都是非常值得喜欢的)掩盖了起来，而且这种基本不信任还可能和与他人之间表面的、敷衍的友好关系同时存在；所存在的一种对于所有人的极度轻蔑，也可以借随时称赞别人来加以伪装。

尽管基本焦虑所涉及的对象是人，但是它也可以完全摆脱某个人的特征，转变为一种受到暴风雨、政治事件、细菌、意外事故、罐装食品威胁的感觉，或转变为一种受命运摆布的感觉。对于受过训练的观察者来说，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态度的基础并不难；但是，要让神经症患者本人认识这一点，即他的焦虑所针对的实际上并不是细菌之类，而是人，则往往需要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精神分析工作。而且神经症患者对人的恼怒并不是，或者说并不只是因为某些实际刺激而作出的适当而又合理的反应，而是因为他已变得从根本上对他人有敌意，不信任他们。

在描述基本焦虑对神经症患者而言的意蕴之前，我们必须先讨论一个很可能早已在许多读者心中产生了的疑问。难道这种针对他人的基本焦虑和敌意的态度(被描述为神经症的基本构成因素)，不是一种我们大家都隐秘具有(尽管很可能程度相对较轻一些)的“正常”态度吗？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区分两种观点。

如果“正常”这个词是从一种普遍的人类态度这个意义上来加以使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德国哲学与宗教语言所谓的生之苦恼(Angst der Kreatur)中，基本焦虑确实有一种正常的推论结果。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是，在一些比我们自身更为强大的力量，如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灾害、政治事件、意外事故等面前，我们所有人事实上都是很无助的。我们在儿童期的无助中第一次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这种认知会在整个一生中都伴随着我们。这种关于生(Kreatur)的焦虑与基本焦虑一样，也包含着面对更大力量时的无助因素，但是它并不认为这些力量中包含着敌意。

不过，如果“正常”一词是从对我们文化而言为正常这个意义上来加以使用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这么说：一般而言，在我们的文化中，只要其生活不是过于闭塞的，经验通常能使一个人在成熟的时候变得更为保守，更善于提防他人，更为熟悉这样的事实，即通常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并不是直接的，而是为懦弱和便利心理所决定。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就会把自己也包括在内；而如果他不诚实，他就会在他人身上更为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简言之，他会形成一种与基本焦虑非常相似的态度。不过，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区别：健康、成熟的人不会对这些人类的弱点感到无助，在他身上也不会存在不分青红皂白的倾向(而在基本的神经性态度中，我们发现了这种倾向)。而且，他依然能够给一些人以许多真诚的友谊和信任。或许，这样一种事实就可以解释它们之间的区别，即健康人是在他能够整合那些不幸经验的年岁里遭遇着大量的不幸经验的；而神经症患者是在他无法掌握的年岁里遭遇了那些不幸经验的，而且由于无助，他对这些不幸经验作出了焦虑的反应。

基本焦虑对于个体对自己以及他人的态度而言，有着特定的意蕴。它意味着，情感隔离如果同时伴随着自我的内在软弱感，那么这种隔离就会更让人难以忍受。它意味着对自信心之基础的一种削弱。它播下了一种潜在的冲突的种子，因为一方面神经症患者想要依赖他人，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可能这么做，因为他对他人有着深深的不信任和敌意。它意味着，由于内在的软弱感，个体感觉到了一种想要把所有责任都放到他人肩上的愿望，感觉到了一种想要受到保护、受到照顾的愿望，但是由于基本敌意的缘故，他有着太多的不信任，以至于无法实现这一愿望。因此，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寻求安全保障上。

焦虑越是难以忍受，保护手段就越是必须彻底。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试图用来保护自己免受这种基本焦虑的方式主要有四种：爱、顺从、权力和退缩。

第一，获得任何形式的爱，都可以作为一种对抗焦虑的强有力的保护手段。格言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

第二，顺从可以根据是否涉及特定的人或制度而粗略地作进一步划分。例如，在对标准传统观念的顺从中，在对某些宗教仪式的顺从中，在对某个权威人物之要求的顺从中，就存在着这样一种特定的顺从焦点。遵从这些规则，或者顺从这些要求，乃是一切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这些态度可能会以不得不“听命”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听命”的内容会随着所要顺从之要求或规则的不同而不同。

当这种顺从的态度并不附着于任何制度或个人，它就会呈现出更为一般化的形式，表现为顺从所有人的潜在愿望，并且避免任何有可能引起愤怒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压抑了自己的所有要求，压抑了对他人的批评，心甘情愿地让自己受到虐待而不自卫，并且随时准备不加区分地帮助他人。偶尔人们也会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焦虑是上述行为的基础，但在通常情况下他们都完全意识不到这一事实，并且还坚定地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大公无私或自我牺牲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如此的崇高，以至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愿望。无论是顺从的特定形式，还是顺从的一般形式，其格言都是：如果我屈服，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这种顺从态度同样也可以服务于借爱来获得安全的目的。如果爱对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以至于他在生活中的安全感都依赖于此，那么，他就会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而且这大体上还意味着对于他人愿望的顺从。不过，通常情况下，个体都无法相信任何爱，因此他的顺从态度就不是旨在赢得爱，而是为了赢得保护。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有通过刻板的顺从，才能获得安全感。在他们身上，焦虑非常强烈，对爱的不信任非常彻底，以至于爱的可能性完全被他们拒于门外。

第三种保护自己对抗焦虑的尝试是通过权力实现的——试图通过获得实际的权力、成功、获得他人钦佩、智力优势或占有某物，来获得安全感。在这种为获得保护而作出的尝试中，格言是：如果我拥有权力，就没有人能够伤害我。

第四种保护手段是退缩。上面所说的三种保护措施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愿意与世界角逐，愿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与之周旋。不过，通过从世界中退缩出来也同样可以实现这种保护。这并不是说遁入沙漠或过着完全隔离的生活，而是说当他人对自己的内在需要或外在需要产生影响时，不去依赖他人。外在需要方面的独立可以通过诸如聚敛财物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占有的动机完全不同于为了获得权力或影响而占有的动机，而且对占有物的使用同样也是不同的。只要囤积占有物的目的是为了独立，那么通常情况下，占有者都会感到非常焦虑，以至于他们无法享用这些占有物；而且他们通常都具有一种吝啬节俭的态度，因为占有的唯一目的是预防所有万一发生的不测事件。另一种服务于同一个目的的、使自己在外在需要方面独立于他人的手段是，将个人的需要缩减到最低限度。

内在需要方面的独立，可以表现为试图使自己脱离与他人的情感联系，这样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伤害到自己或者使自己失望了。它意味着压抑个人的情感需要。这种独立的表现之一就是一种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的态度，包括对个人自己也满不在乎，这样一种态度通常见于知识分子圈中。对自己满不在乎并不意味着认为自己无足轻重。事实上，这两种态度可能是相互矛盾的。

这些退缩手段，与屈从或顺从的手段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两者都涉及了对个人愿望的放弃。但是，在后一种类型中，放弃个人愿望是为了“听命”或顺从他人的愿望，以便能获得安全感；而在前一种类型中，“听命”的想法根本就不存在，放弃个人愿望的目的，乃是为了获得独立，不依赖于他人。这里的格言是：如果我退缩，就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我了。

为了评价各种为保护自己免受基本焦虑而作出的尝试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它们的潜在强度。它们不是由一种想要满足快乐或幸福欲望的愿望所促成，而是由一种安全需要所促成的。不过，这并不是说它们无论如何都不如本能驱力那样强大，那样不可抗拒。经验表明，诸如对某种野心的追求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与性冲动一样强大，甚至更为强大。

只要生活情境允许这样做而不会招致任何冲突，那么排外地或片面地追求这四种手段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会有效地带来个体所想要的安全感——即使这样一种片面的追求通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导致整个人格的贫瘠。例如，在一种要求妇女服从家庭或丈夫、顺从各种传统形式的文化中，一个遵循顺从路线的妇女，可能就会获得安宁和许多次级性满足。一个一心只想攫取权力和财富的君主，其结果同样也可能是获得安全感和功成名就的人生。但是，事实上，对于某一目标一往无前的追求，通常并不能成功地实现其目的，因为他所设定的要求非常过分，考虑非常不周，以致卷入了与周围环境的冲突之中。更为常见的是，人们往往并非仅仅通过一种方式，而是通过几种方式(而且这几种方式是互不相容的)，来从一种巨大的潜在焦虑中获得安全感。因此，神经症患者同时也可能被强迫性地驱使着去控制所有人而又希望被所有人爱，去顺从他人而又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们身上，去疏远他人而又渴望得到他们的爱。正是这些完全不能解决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最为常见的动力中心。

最经常发生冲突的两种尝试，乃是对爱的追求和对权力的追求。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我将更为详细地讨论这两种尝试。

从原则上说，我所描述的神经症结构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矛盾。弗洛伊德认为，大体而言，神经症是本能驱力和社会需要(或者社会要求在“超我”中的表现)之间冲突的结果。然而，尽管我也同意这一点，即个体努力与社会压力之间的冲突是每一种神经症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充分条件。个体愿望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神经症，但可能会导致生活中的事实性限制，也就是说，导致对种种欲望的简单压制或压抑，或者用更为一般的话说，导致事实性的痛苦。只有当这种冲突产生了焦虑，而且试图缓解焦虑的努力反过来又导致了种种防御倾向(这些防御倾向尽管同样是不可抗拒的，但它们却是彼此互不相容的)时，神经症才会产生。

第六章　对爱的神经性需要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四种保护自己免受焦虑的方式，它们在许多人的生活中都可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有那样一些人，他们最主要的努力就是得到爱或得到承认，而且为了满足这一愿望，他们会全力以赴；有些人的行为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倾向于顺从，屈服，不采取任何自我肯定；有些人的全部努力就是希望获得成功、权力或者占有财物；还有一些人则倾向于将自己封闭起来，不依赖于他人。不过，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我宣称这些努力体现了一种对抗某种基本焦虑的保护作用，这一宣称是否正确。难道它们不是既定人类可能性之正常范围内的各种内驱力的一种表现吗？以这种方式来进行争辩，错就错在它采取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形式来提出问题。在现实中，这两种观点既不相互矛盾，也不相互排斥。爱的愿望、顺从的倾向、为产生影响或取得成功而付出的努力，以及退缩的倾向，都以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存在于我们所有人身上，而没有任何神经症的征象。

而且，这些倾向中的这种或另一种，在某些特定的文化中，可能是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态度。这一事实再一次表明，这些倾向很可能是人类身上的正常潜能。正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描述的，在阿拉佩希文化(Arapesh culture)中，对于爱、母爱的态度，以及对于他人愿望的顺从，乃是占据支配地位的；正如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指出的那样，在夸基乌特尔人(Kwakiutl)中，以相当残忍的方式来追求声望的做法，是一种得到公认的模式；至于出世(to withdraw from the world)的倾向，在佛教中，乃是一个主要的趋势。

我的概念并非旨在否认这些内驱力的正常特性，而是为了坚持这一点，即所有这些内驱力都可以用来对抗焦虑，提供安心；而且，通过获得这种保护性机能，它们的特性就会发生改变，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可以借用一个类比来很好地解释这种差异。我们可能会因为想要测试一下自己的体力和技能，以及想要从高处鸟瞰风景，而爬上一棵树；我们也可能因为被一只野兽追赶而爬上这棵树。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是爬树，但爬树的动机却完全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爬树是为了娱乐；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则是受到恐惧的驱使，出于安全的需要而不得不这样做。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要不要爬树完全是自己的自由；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却因为一种紧迫的需要而被迫这样做。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寻找一棵最符合我们意图的树；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爬上离自己最近的那棵树，而且它甚至可以不必是一棵树——它也可以是一根旗杆或一栋房屋，只要它能够服务于我们保护自己这个目的即可。

驱动力的不同也会导致感觉与行为方面的一种差异。如果我们受到一种想要获得任一满足的直接愿望的驱使，那么我们的态度将会具有一种自发性、区别性。而如果我们受到焦虑的驱使，那么我们的感觉和行为则会是强迫性的、不加区别的。当然，其间存在着许多过渡阶段。在诸如饥饿和性这样的本能驱力中(这些本能驱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源自匮乏的生理紧张所决定)，生理紧张可能会堆积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获得满足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强迫性和不加区别性，而这两种特性是由焦虑所决定的内驱力的特征。

而且，在所获得的满足中也存在着一种差异——用一般的话来说，这种差异就是快乐和安全感之间的差异。注46 不过，这种差异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鲜明。对于诸如饥饿或性这些本能驱力的满足是快乐，但是，如果生理紧张一直受到抑制，所获得的满足就会非常类似于焦虑缓解所获得的满足。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一种从难以忍受的紧张中摆脱出来的宽慰。在强度上，快乐和安全感可能会同样强烈。性的满足，尽管种类不同，却可能与一个人突然从一种强烈的焦虑中解脱出来所产生的感受同样强烈；而且，一般说来，对于安全感的追求不仅可能与本能驱力一样强烈，而且可能会产生同样强烈的满足。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讨论过的那样，对安全感的追求，同样也包含着其他次要的满足来源。例如，除了安全感的获得之外，被爱的感觉、被欣赏的感觉，以及获得成功或产生影响的感觉，也可能是具有高度满足感的。此外，正如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获得安全感的各种不同途径，可以使受到压抑的敌意得到发泄，从而提供了另一种摆脱紧张的宽慰感。

我们已经看到，焦虑可能是某些内驱力背后的驱动力，而且我们已经概观了以这种方式产生的一些最为重要的内驱力。现在，我将更为详细地进一步讨论其中的两种内驱力，事实上，这两种内驱力在神经症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对爱的渴望，对权力和控制的渴望。

对爱的渴望在神经症患者身上非常常见，非常容易被受过训练的观察者辨认出来，以至于可以将它视为标志一种现存的焦虑及其大致强度的最为可靠的指征之一。事实上，如果有人对一个总是具有威胁、怀有敌意的世界从根本上感到无助的话，那么，对爱的寻求就似乎是最合乎逻辑的、最直接的寻找任何种类的仁爱、帮助或欣赏的方式。

如果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状况就是他心中经常所想的那样，那么，对他来说，要获得爱应该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如果要我用言语表达出他经常只是模糊地感觉到的东西，那么，他的印象就有点像这样的情况：他所想要的是如此的微乎其微，只不过是希望人们对他友善，给他建议，赏识他这样一个可怜的、无害的、孤寂的灵魂；只不过是急切地想要给他人以快乐，急切地希望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情感。这就是他所见或所感的一切。他并没有认识到他的敏感、他潜在的敌意以及他苛刻的要求，对他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干扰；他也无法正确地判断自己给他人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印象，或者他人对自己作出的是什么样的反应。因此，他自己也很困惑，不理解为什么他的友谊、婚姻、爱情、工作关系总是不能令人感到满意。他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一切都是他人的错，认为他们不体谅他、不忠贞、恶习缠身；或者由于某个深不可测的原因，他缺乏那种受人欢迎的天赋。因此，他总是不断地去追逐爱的幻象。

如果读者还记得我们前面关于一种受到压抑的敌意如何导致焦虑，以及焦虑反过来如何又导致敌意(换句话说就是，焦虑与敌意是如何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讨论，那么，他就能够认识到神经症患者思维中的自我欺骗，以及他之所以会遭遇失败的原因。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神经症患者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之中，即他无力去爱，但对他人的爱却又有极大的渴求。在这里，我们必须停下来讨论一个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实际上却很难回答的问题：什么是爱？在我们的文化中，爱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样一个随手给爱下的定义，即爱是一种给予和获得情感的能力。尽管这一定义中也包含着某些真理，但它却过于笼统，不能帮助我们澄清所遇到的困难。我们大多数人都可能在某些时候富有爱心，但是，一种完善的爱的能力却是一种特质。因此，最为重要的考虑应该是流露出的态度：它是对他人表现出来的一种基本的肯定态度，还是出于，例如害怕失去他人或者希望将他人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产生的一种态度？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任何一种表现出来的态度都作为标准。

尽管要说出爱是什么的确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却可以明确地说出爱不是什么，或者说哪些因素是与爱不相容的。我们可能会非常喜欢一个人，但有时候会对他非常生气，不答应他的某些要求，或者是不希望他打扰自己。但是，这样一种有外界原因的愤怒或退缩反应，与一位神经症患者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神经症患者总是提防着他人，认为他们对于第三者所表现出的任何兴趣都是对自己的忽视，并且将任何要求都解释为一种强迫，或者将任何批评都解释为一种羞辱。这并不是爱。因此，它也不能同那些用爱来对某些特质或态度提出建设性批评，以便(如果有可能的话)帮助矫正这些特质或态度的行为同日而语。但是——正如神经症患者经常做的那样——对他人提出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要做到尽善尽美的要求，也并不是爱，这样一种要求中暗含着一种敌意：“如果你不完美，就见鬼去吧！”

如果我们发现一个人将另一个人仅仅当作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说，仅仅或主要是因为对方能够满足自己的某些需要而加以利用，那么，我们也会认为这与我们关于爱的观念完全不相容。在诸如仅仅为了性的满足而需要对方，或者婚姻中仅仅为了获得声望而需要对方这样的情境中，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清楚。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很容易把这个问题弄得模糊不清，尤其是当所涉及的需要具有一种心理的性质时就更是如此。一个人可以欺骗自己，相信他深爱着另一个人，即使他仅仅是出于一种盲目崇拜而需要对方。不过，在这样的情形下，对方很可能会遭到突然的抛弃，甚至很可能会转而遭到敌对：一旦这个人开始感到不满，并因此失去崇拜的功能(对方之所以被爱，正是由于这种崇拜)。

在探讨爱是什么，以及爱不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过，切不可矫枉过正。尽管爱与利用被爱之人以获得某种满足完全不相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爱必须是完全利他的、富于牺牲精神的。同样，仅仅是那种不需要对方为自己付出任何东西的情感，也不配叫爱。那些表现出任一此类信念的人，实际上暴露出的是他不愿意给他人以情感，而不是表现出一种经过彻底思考的信念。当然，我们希望能从所爱的人那里得到某些东西——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满足、忠贞、帮助；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甚至想要得到一种牺牲。一般来说，能够表达出这些愿望，甚至为了这些愿望而奋斗，乃是心理健康的一个象征。爱与对爱的神经性需求之间的差异就在于这一事实，即在爱中，爱的情感是首要的，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首要的情感是对于安全的需求，而对爱的幻觉仅仅是次要的情感。当然，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中间状态。

如果一个人为了获得对抗焦虑的安全感而需要另一个人的爱，那么，在他有意识的内心里，问题通常会被弄得完全模糊不清。因为总的来说，他并不知道自己内心充满了焦虑，而且他也不知道自己之所以不顾一切地伸出手去抓住任何一种爱，目的是为了获得安全感。他所能感觉到的仅仅是，有这么一个人是他所喜欢或信任的，或者是他为之着迷的。但是，这种他自认为发自内心的爱，却很可能只是一种因为他人向他表示和善而作出的感激反应，或者是由某个人或某种情境引起的一种希望或爱的反应。那个或明或暗地唤起他身上这种预期的人，将会不知不觉地被赋予某种重要性，而他的情感则会表现为爱的幻觉。这样的预期可以由这一简单的事实唤起，即一个很有权力、很有影响的人非常友善地对他，或者一个让人一看就知道很有安全感、非常自立的人待他很友善。这种预期也可以由爱欲的或性欲的高涨唤起，尽管这些可能与爱全然无关。这种预期可能以某种现存的关系为根源，这种现存的关系暗含着一种给予帮助的承诺或情感支持：与家庭、朋友、医生的关系。许多这样的关系都在爱的幌子下继续维持着，也就是说，在一种对于依恋的主观信念下维持着，但实际上，这种爱不过是一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紧紧地抓着对方不放。这并不是真正的、可靠的爱的情感，这一点表现在自己一旦有任何愿望得不到满足，就会随时将爱抽回的行为之中。对于我们的爱情观来说，一个基本的因素——情感的可靠性和坚定性——在这些情形下根本就不存在。

我已经暗示过无力去爱(incapacity for love)的最后一个特征，不过我还是想特别地强调一下：对他人人格、特质、局限、需要、愿望以及发展的忽视。这种忽视部分是焦虑的结果，正是这种焦虑，促使神经症患者紧紧地依附于另一个人。一个溺水的人，一旦抓住一个游泳者，通常不会考虑对方是否愿意、有无能力带他上岸。这种忽视部分则是一种对他人的基本敌意的表达，这种基本敌意最为常见的内容乃是轻视和妒忌。它可能会被一些不顾一切地想要体贴对方，甚至想要为对方牺牲的努力所掩盖，但是，通常情况下，这些努力并不能阻止某些异常反应的出现。例如，一位妻子可能会在主观上相信她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但是当她的丈夫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兴趣或者与朋友在一起时，她就会非常不满，抱怨个不停，或者感到闷闷不乐。一位过于保护孩子的母亲可能会深信，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幸福着想，但是她却从根本上忽视了孩子独立发展的需要。

那些将对爱的追求作为保护手段的神经症患者，几乎从未意识到自己没有爱的能力。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将自己对于他人的需要，误当成一种爱的倾向，不管是对单个个体，还是对全人类，都是如此。他们有一种迫切的理由要坚持并捍卫这样一种错觉。放弃这一错觉就意味着揭开了这样一个困境，即自己一方面对他人怀有基本的敌意，而另一方面又想要得到他人的爱。我们不可能一方面看不起一个人，不信任他，想要破坏他的幸福或独立性，而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的爱、帮助和支持。为了实现这两个事实上互不相容的目的，个体就必须严格地将这种敌意的倾向从意识当中驱逐出去。换句话说，这种对于爱的幻觉，虽然是出于真正的喜爱与需要之间一种可理解的混淆，但是在使对爱的追求成为可能方面却具有特定的作用。

神经症患者在满足自己对于爱的饥渴时，还会遭遇另一个基本的困难。尽管他也许能成功地(至少是短暂的成功)获得他想要的爱，但他却不能真正地接受这种爱。人们应该可以预期到他会像久渴思饮的人那样，急不可耐地、欢欢喜喜地接受任何给予他的爱。事实上，这种情形确实会发生，但却非常短暂。每一位医生都知道，和善和体谅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即使没有进行任何治疗，而只对患者进行了医疗看护和彻底的检查，所有生理的和心理的困扰也都可能会突然消失。一位情境神经症患者，甚至是一位非常严重的情境神经症患者，当他感到自己被人爱着的时候，所有症状可能会完全消失。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就是这种情形的一个著名例子。甚至在性格神经症患者身上，这种关注(不管是爱、兴趣，还是医疗保健)都可能足以缓解焦虑，并因此改善患者的状况。

任何一种爱，都可能给神经症患者一种表面的安全感，甚至是一种幸福感，然而，在其内心深处，他却并不相信这种爱，或者会激起某种不信任或恐惧。他之所以不相信这种爱，是因为他坚信任何人都不可能爱他。而且这种不被人爱的感觉通常是一种有意识的信念，不会因任何相反的事实经验而动摇。事实上，神经症患者有可能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它从未有意识地干扰这个个体。但是，即使未经表达，它也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就好像它一直都存在于意识中一样。而且，它也可能隐藏在一种“不在乎”(don't care)的态度之下(通常受到骄傲的支配)，这样就很可能为我们进一步地挖掘它设置了困难。这种不被人爱的信念，与无力去爱是非常相似的；事实上，前者是后者的一种有意识的反映。一个能够真正爱他人的人，绝不会怀疑他人是否爱自己。

如果这种焦虑真的根深蒂固，那么，任何给予神经症患者的爱都会遭到怀疑，而且他立刻就会认为给予他这种爱是别有用心的。例如，在精神分析中，这样的患者会认为，分析者之所以想要帮助他们，仅仅出于他们自己的野心，或者分析者之所以会欣赏性或鼓励性的评论，仅仅出于治疗的目的。我的一个患者，就把我在她情绪极不稳定的一段时期里提出周末为她治疗的建议，视作一种明确的羞辱。公开表示的爱，很容易被看作一种奚落。如果一个很有魅力的女孩公开向一位神经症患者示爱，那么，这位神经症患者很可能将其看作取笑，甚至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挑衅，因为他难以想象，这个女孩会真的爱他。

给予这样一个人的爱，不仅可能会遭到怀疑，而且可能会激起实际的焦虑。就好像屈服于这样一种爱就意味着陷入了一张蜘蛛网中，或者就好像相信了这样一种爱就意味着生活在食人族中却被解除了武装。一位神经症患者在开始意识到有人正给他以真正的爱时，很可能会产生一种恐惧的感觉。

最后，爱的证实可能会产生一种对依赖的恐惧。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对于任何一个没有他人的爱便无法生活的人来说，情感依赖(emotional dependency)是一种真实的危险，而且任何与它有一点相似的东西，都会激发他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这样一个人必定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自己作出任何积极的情感反应，因为这样一种反应很快会招致依赖于他人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他就必须蒙蔽自己，不让自己产生这样的意识，即他人是友善的或乐于助人的。无论如何，他都会想方设法地抛弃一切爱的证据，并且在自己的情感世界中，坚持认为他人是不友善的、不关心人的，甚至是心肠歹毒的。以这种方式创设出来的情境，与这样一个人的情境非常相似：他急需食物，却由于害怕食物有毒而不敢吃。

因此，简言之，对于一个受到自身基本焦虑驱使，并因此(作为一种保护的手段)寻求爱的人来说，获得如此多的所欲求之爱的机会，绝不是什么好事。正是这种产生需要的情境，干扰了这种需要的满足。

第七章　更多对爱的神经性需要的特征

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被人喜欢，都愉快地享受着被人喜欢的感觉，如果不被他人喜欢，我们就会产生怨恨的感觉。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对儿童而言，这种被人需要的感觉，对他的和谐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是什么样的特定特征，使得一种对爱的需要被看作神经性需要呢？

我认为，武断地把这种需要称为婴儿期需要，不仅冤枉了儿童，而且也忘记了这一点，即构成对爱的神经性需要的基本元素，与幼稚行为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婴儿期需要与神经性需要只有一个共同的元素，即无助——尽管在这两种情形下，无助也有着不同的基础。除了这一点以外，神经性需求是在完全不同的先决条件下形成的。再说一遍，这些先决条件是：焦虑、不被人爱的感觉、不能相信任何爱，以及针对其他所有人的敌意。

因此，在对爱的神经性需要中，第一个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特征是其强迫性。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个人受到强烈焦虑的驱使，其结果都必然是丧失自发性和灵活性。用简单的话说，这意味着对于一位神经症患者而言，爱的获得并不是一种奢侈，也不是额外力量或额外快乐的主要来源，而是一种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东西。其间的差别是“我希望被人爱，我享受被人爱的感觉”与“我必须被人爱，为此我不惜任何代价”之间的差别，或者是这两种人之间的区别：一种人之所以吃东西，是因为他有很好的胃口，能够享受食物带来的快乐，并且在选择食物上极其讲究；而另一种人之所以吃东西，是因为他快饿死了，必须不加选择地胡乱充饥，而且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这一态度必然会导致一种对于被人喜欢之实际意义的过高评价。实际上，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这并不非常重要。事实上，只让某些人喜欢我们，才是十分重要的——这些人是我们关心的人，是我们必须与其一起生活或一起工作的人，或者是那些我们希望给其留下好印象的人。除了这些人以外，我们是否受其他人喜欢，通常是无关紧要的。注47 然而，神经症患者的感觉与行为就好像他们的存在、幸福以及安全，都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被人喜欢似的。

出于这些愿望，他们可能会不加区别地依附于任何一个人，从理发师、舞会上遇到的一个陌生人，到他们的同事、朋友，或者到所有的女人或所有的男人，无一例外。因此，一声问候、一个电话或一次邀请，不论友好与否，都可能会改变他们的心情，改变他们对生活的整个看法。在这一点上，我必须提出一个说法：即不能独处(incapacity to be alone)，程度从略感不安到由于一种对于孤独的特定恐惧而产生的烦躁不等。我所说的独立的人，并不是那些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感到无趣的人，也不是那些很容易就会对自己的伙伴感到厌烦的人，而是那些聪明能干、足智多谋、能够独立享受其他许多事情的人。例如，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有在身边有人时，才能够工作，而如果他们必须一个人独自工作，就会感到心神不安，也会感到不快乐。在这种对于同伴的需要中，也许还存在着其他的因素，但是总的来说，这是一幅关于一种模糊焦虑的画面。这是一种对于爱的需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对于某种人际接触的需要。这些人有一种在人世间漂泊无依的感觉，任何人际接触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安慰。我们有时候可以观察到(如在一次试验中)，这种对于独处的无能为力是怎样随着焦虑的增加而加剧的。有一些患者，只要他们感觉到自己置身于保护墙(正是他们自己将这些保护墙设置在了自己的周围)的后面，他们就能够独处。但一旦他们的保护机制通过分析而被有效地攻破，某种焦虑就会随之而被激起，他们就会突然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忍受独处的状态了。这是患者状况中的一种过渡性损伤，这种损伤在分析的过程中是无法避免的。

对爱的神经性需要可能会集中于某一单个个体身上——丈夫、妻子、医生、朋友。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个人的忠诚、友谊以及在场都会具有无比的重要性。不过，这种重要性具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性质。一方面，神经症患者会寻求他人的兴趣与在场，如果对方不在身边，他就会害怕对方不喜欢自己了，或者感觉受到了忽视；而另一方面，当他与自己的偶像在一起时，却丝毫感觉不到快乐。如果他意识到了这一矛盾，通常就会为此而茫然不知所措。但是，根据我上面所说的内容，很显然，这种希望他人在场的愿望，并不是真正的爱的表现，而仅仅是表现出了一种对于安全感的需要，而这种安全感是通过他人触手可及这一事实而获得的。(当然，一种真正的爱和一种对于可靠情感的需要或许是相辅相成的，但它们却并不一定互相吻合。)

对爱的渴求可能会局限于某些特定的人群，这些人群可能是有着共同的兴趣或利益的人群，如政治团体或宗教团体；或者，它也可能局限于某一性别的人身上。如果这种对于安全感的需要局限于异性身上，那么，这种情况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正常的”，而且那些与此相关的人也通常会辩护说这是“正常的”。例如，有这样一些女人，如果她们身边没有男人，就会感到痛苦、焦虑；她们会开始一段新的恋情，但过不了多久就会中断这次恋情，然后又开始感到痛苦、焦虑，于是又开始另一段恋情，如此循环不止。这并不是对恋爱关系的真正渴望，这一点表现在这一事实中，即这些关系充满了冲突，不能令人感到满意。而且，这些女人会不加区别地选择任何男人；她们只需要有一个男人在身边就行，而并不喜欢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通常情况下，她们甚至不能获得生理上的满足。当然，在现实中，整个情形要复杂得多，我所强调的只不过是焦虑和对爱的需要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注48

我们在男人身上可以发现一种相似的模式；他们都有着一种想要被所有女人喜欢的强迫心理，而且当与其他男人在一起时，他们会感到心神不安。

如果这种对爱的需要集中在同性的人身上，那么这很可能就是潜在的或外显的同性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如果通往异性的道路由于过多的焦虑而受到阻止，那么，这种对爱的需要就可能会指向同性。不用说，这种焦虑不一定会表现出来，而可能隐藏在一种对于异性的厌恶感或冷淡感背后。

由于获得爱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极为重要，因此自然而然地，他就会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而且大多数时候他都意识不到自己正这样做。最为常见的付出代价的方式是，一种顺从的态度以及一种情感上的依赖。这种顺从的态度可能会表现为不敢反对他人的意见或者批评他人，只会对他人表现出忠诚、钦佩以及温顺。这种类型的个体一旦允许自己说出批评性或贬抑性的话语，即使他的话语是无害的，他也会感到焦虑。这种顺从的态度有可能会走向极端，以致神经症患者不仅压制了自己的攻击性冲动，而且扼杀了所有自我肯定的倾向。他会任由他人欺凌自己，而且会作出任何牺牲，而不管这种牺牲会对自己造成多大的伤害。例如，他的自我牺牲(self-abnegation)可能会表现为一种想要患上糖尿病的愿望，因为他想要获得其爱的那个人对于糖尿病研究非常感兴趣，那么，患上这种病就意味着他很可能会赢得那个人的兴趣。

与这种顺从态度非常相似，而且与这种态度交织在一起的是情感上的依赖，这种情感上的依赖来源于神经症患者的一种需要，即想要紧紧地依附于某个能够提供保护承诺的人。这种依赖不仅可能导致无休止的痛苦，而且甚至可能具有全面的破坏性。例如，在有些人际关系中，一个人会无助地依赖于另一个人，即使他充分地意识到了这种关系是维持不了多久的。他的感觉就好像是，如果得不到一句亲切的话或一个微笑，他的世界就会分崩离析。在期待一个电话的时候，他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焦虑。而且如果他人不来看他，他就会感到非常凄凉。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能放弃这种关系。

通常情况下，一种情感依赖的结构要更为复杂一些。在那些一个人会依赖于另一个人的关系中，总是会存在着大量的怨恨。那个依赖于他人的人会由于自己受到奴役而感到怨恨；他怨恨自己不得不顺从于他人，但是却由于害怕失去他人而继续这样做。由于不知道正是他自己的焦虑导致了这种情境，因此他很容易就认为，他这种被征服的状态是他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他必须将产生自这样一种基础的怨恨压抑下去，因为他迫切地需要得到他人的爱；而这种压抑反过来又会产生新的焦虑，随之又产生一种对安全的需要，从而强化了这种依附于他人的冲动。因此，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情感依赖会导致一种现实的，甚至是合理的恐惧，即害怕自己的生活会毁于一旦。当这种恐惧变得非常强烈时，他们可能就会通过不让自己依附于任何人来保护自己，以对抗这种情感上的依赖。

有时候，同一个人对于依赖的态度也会发生改变。在经历一次或几次这样的痛苦经验之后，他可能会盲目地反抗任何甚至只与这种依赖稍微有点相似的东西。例如，一个经历了多次恋爱的女孩(每一次都以她不顾一切地想要依赖于所涉及的那个特定男人而告结束)，会对所有男人形成一种分离的态度，只想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而不付出任何感情。

在某一患者于分析期间的态度中，这些过程也非常明显。利用分析的时间来获得对于自己的理解，乃是符合患者自身利益的事情，但患者往往忽视了自己的利益，而试图取悦分析师，以引起分析师的兴趣或赢得分析师的赞赏。尽管他有充分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想要尽快地结束治疗——因为他为了分析而遭受了很多痛苦或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或者因为他时间非常有限——但是，这些因素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是完全无关的。患者有时候会花大量的时间来讲述冗长的故事，其目的只是为了从分析师那里得到一个赞许的反应；或者他会设法使每次治疗都让分析师感到非常有趣，让分析师感到很愉快，并对他表示赞赏。这种情形有时候会走向极端，以至于患者的联想甚至他的梦境都受到想要引起分析师注意这种欲望的支配。或者，他可能会迷恋于这位分析师，认为自己除了这位分析师的爱，对其他的所有一切都不在乎，并试图用真挚的情感来打动这位分析师。在这里，不加区别这个因素也非常明显，除非我们假定每一位分析师都是人类价值观的楷模，或者都完全符合每一位患者的个人预期。当然，分析师很可能是患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爱上的人，但即使是这样，也无法说明分析师对于患者而言之情感重要性的程度。

人们在谈到“移情”(transference)时通常所想到的，正是这样一种现象。不过，这一术语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移情指的是患者对分析师所作出的所有非理性反应的总和，而不仅仅是情感上的依赖。在这里，问题主要并不在于为什么在分析的过程中会发生这种依赖，因为需要这样一种保护的人都将会紧紧地依附于任何一个医生、社会工作者、朋友或家庭成员；而在于为什么这种依赖会特别地强烈，而且为什么它会如此频繁地发生。答案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除了别的以外，分析还意味着攻破患者建立起来用以对抗焦虑的防御机制，并因此激发潜伏在保护墙背后的焦虑。正是这种焦虑的增强，导致患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紧紧地依附于分析师。

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与儿童对爱的需要不同之处：与成人相比，儿童需要更多的爱或帮助，这是因为他们更为无助，但是在他们态度中并不涉及任何强迫性的因素。只有那些已经忧心忡忡的儿童，才会寸步不离地依附于自己的母亲。

对爱的神经性需要的第二个特征(也完全不同于儿童的需要)是永不知足(insatiability)。诚然，一个儿童有可能会纠缠不休，要求获得过多的关注，并无休止地证明自己是被爱着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一个患有神经症的儿童。一个在一种温暖、可靠氛围中长大的健康儿童，会确信自己是被需要的。他并不需要不断地去证明这一事实，而且当他得到所需要的帮助时，会感到很满足。

神经症患者的永不知足，可能从总体上体现出一种贪婪的性格特征，表现在吃、购物、浏览橱窗以及缺乏耐心等方面。这种贪婪在大多数时候都受到了压抑，但可能会突然地爆发出来，例如，一个通常买衣服很有节制的人，在处于焦虑状态时，却一口气买了四件新外套。它可能会表现为海绵吸水似的较为温和的方式，也可能会表现为像章鱼行为一样更具攻击性的方式。

这种贪婪态度，及其所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还有随之而来的抑制，通常被称为“口唇”态度(“oral”attitude)注49 ，而且这种态度本身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已有很好的描述。尽管构成这一术语之基础的理论预想很有价值(因为这些理论预想使得迄今孤立的倾向得以整合成综合的症候群)，但是，认为所有这些倾向都发源于口唇感觉和欲望这一预想，却是值得怀疑的。这种说法是基于可靠观察的，即贪婪经常表现在对食物的需求以及进食的方式上，同时也表现在梦中(这些梦可能以一种更为原始的方式表现了同样的倾向，例如吃人的梦)。但是，这些现象并不能证明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从本质上说本来就与口唇欲望有关。因此，一种更为站得住脚的假设应该是，一般说来，吃只不过是满足贪婪感的一种最为便捷的方式，不管这种贪婪感的来源是什么，正如在梦中一样，吃乃是表达不满足之欲望的最为具体、最为原始的象征。

认为“口唇”欲望或态度具有力比多的性质这一假设，也还有待于证明。毫无疑问，一种贪婪的态度可能会出现在性领域内，就像在梦中一样，在实际生活中，在性方面的不满足，也会将性交与吞咽或咀嚼相等同。但是，它也会出现在对于金钱或衣物的渴求中，或者出现在对于野心或声望的追求中。唯一能够用来支持这种力比多假设的说法乃是，贪婪的激情强度与性驱力的激情强度相似。然而，除非我们假定每一种充满激情的驱力都具有力比多性质，否则的话，我们依然有必要证明这种贪婪本身是一种性欲的—前生殖器的—驱力。

关于贪婪的问题非常复杂，而且至今尚未解决。像强迫行为一样，它也明确地由焦虑所引发。贪婪受焦虑制约这一事实，就像我们经常从诸如过度手淫或暴饮暴食等例子中看到的那样，是非常明显的。贪婪与焦虑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还可能表现在这一事实中，即一方面，一旦个体在某一方面获得了安全感——感到被爱、取得一项成功、从事建设性的工作等——贪婪就有可能会减少或消失。例如，一种被爱的感觉有可能会突然降低强迫性购物愿望的强度；一个总是垂涎欲滴地期待着一日三餐的女孩，一旦开始从事服装设计(这是她非常喜欢的一份工作)，就会完全忘记饥饿，忘记进餐的时间。另一方面，一旦敌意或焦虑增强，贪婪就有可能看起来加剧，或者真的加剧。例如，一个人在观看一场恐怖表演之前，有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想去购物；或者在遭到拒绝之后，有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想去大吃一顿。

不过，有许多人虽然内心感到十分焦虑，却没有形成贪婪的习性，这一事实表明其中所涉及的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我们唯一可以相当确切地指出的是，贪婪的人不相信自己具有创造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的能力，因此他们不得不依赖于外部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他们同时又认为没有人会愿意给他们任何帮助。那些在对爱的需要方面永不知足的神经症患者，通常在物质方面也表现出同样的贪婪，例如在时间或金钱的牺牲、在具体情境中的实际建议、在困难中的实际帮助、礼物、信息、性满足等方面，都是如此。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欲望明确地揭示了一种想要获得爱的证明的愿望；不过在其他情况下，这种解释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神经症患者只不过想要得到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是爱，也可能不是爱)，而且这种对于爱的渴望(如果存在的话)也只不过是为了索取某些有形的好处或利益而披上的一层伪装而已。

这些观察使我们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对于一般物质的贪婪是否可能是最基本的现象，而对爱的需要仅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对于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获得普遍认可的答案。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对占有的渴望，乃是对抗焦虑的一种基本防御机制。但是，经验也表明，在某些案例中，对爱的需要(尽管它是一种主要的保护机制)可能会被压抑得非常深，以至于它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于是，对物质的贪婪就可能会永久地或短暂地取代它的位置。

根据爱的作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大致地区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神经症患者。在第一种类型中，神经症患者所渴望的无疑是爱，不管这种爱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也不管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获得这种爱。

属于第二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也会寻求爱，但是如果他们在某种关系中没有获得爱——而且通常情况下，他们是注定不能获得爱的——那么，他们并不会立即转向另一个人，而是退缩，远离所有人。他们不再试图让自己依附于某个人，而是强迫性地让自己依附于某些事物，不得不去进食、购物、阅读，或者一般而言，不得不去获得某种东西。这样一种变化有时候可能会呈现出稀奇古怪的形式，就像有些人在恋爱失败以后，就会开始强迫性地吃东西，以致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的体重竟会增加二十至三十磅；如果他们重新开始一段恋情，那么他们的体重就会降下来；而如果这段恋情又以失败告终，则他们的体重又会再次增加。有时候，我们在患者的身上也能观察到同样的行为：在对分析师产生一种巨大的失望之后，他们会开始强迫性地进食，体重迅速增加，以致他们的样子都几乎让人辨认不出来；但是一旦关系捋顺，他们的体重就会恢复。这样一种对于食物的贪婪也可能受到压抑，那么这个时候它就可能表现为食欲减退，或者某种机能性的肠胃不适。在这种类型的患者中，个人关系比第一种类型的患者受到更为严重的干扰。他们仍然想要获得爱，也仍然敢于寻求爱，但任何的失望都可能会破坏将他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那条线。

第三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在很早的时候就曾受过非常严重的打击，以致他们有意识的态度已经变得对任何爱都深感怀疑。他们的焦虑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只要不受到正面的伤害，就会心满意足。他们可能会对爱采取一种玩世不恭、藐视嘲弄的态度，并宁可实现他们那些与物质上的帮助、建议、性欲等有关的有形的愿望。只有当他们的大部分焦虑得到缓解，他们才有可能追求并欣赏爱。

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神经症患者的不同态度可以总结如下：对爱永不知足；对爱的需要与一般的贪婪交替出现；对爱没有明显的需要，而只有一般性的贪婪。每一种类型都表现出了焦虑与敌意的增加。

现在，回到我们讨论的主要趋向上来，我们必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即对爱的永不知足借以表现其自身的特殊方式。其主要的表现在于妒忌，以及对无条件之爱的需求。

神经性妒忌与正常人的妒忌不一样(正常人的妒忌可能是在面临丧失某人之爱这种危险时所作出的一种恰当的反应)，它与所面临的危险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它表现为总是害怕失去对某人的占有，或者总是害怕失去某人的爱；因此，对方可能拥有的任何其他兴趣，对神经症患者来说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这种类型的妒忌可能会出现在任何一种人际关系中——就父母而言，他们会妒忌想要交友或结婚的孩子；就孩子而言，他们会妒忌父母之间的关系；这种妒忌还会出现在婚姻伴侣之间，也会出现在任何一种恋爱关系之中。患者与分析师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在患者与分析师的关系中，它表现为一旦分析师去看另一个患者，甚至只是提到另一个患者，患者就会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其格言是：“你必须只爱我一个人。”患者可能会说：“我承认你对我很好，但是，你对他人也可能同样好；因此，你对我的好根本就不能说明什么。”任何必须与他人共同分享的爱或者兴趣，都会立刻因此而完全失去其价值。

这种不相称的妒忌，通常被认为是由儿童期对兄弟姐妹或者父母中一方的妒忌经验所决定的。就像在健康儿童中间经常看到的那样(例如，对于新生儿的妒忌)，一旦儿童确信他不会因此而失去任何他迄今所获得的爱与关注，兄弟姐妹竞争(sibling rivalry)就会不留任何伤疤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据我的经验，发生在儿童期并且从未得以克服的过分妒忌，乃是由于儿童身处与成人所处的相似的神经性环境，对于这种环境，我们在上文中已作描述。在儿童心里，早已存在着一种对爱的永不知足的需要，这种需要源自一种基本的焦虑。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婴儿期妒忌反应与成人妒忌反应之间的关系通常被表达得含混不清，因为成人的妒忌常被称作婴儿期妒忌的一种“重复”。如果这一术语意味着，一位成年妇女妒忌她的丈夫是因为她曾同样地妒忌过她的母亲，那么这种说法就似乎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在一个儿童对其父母或兄弟姐妹所作反应中所发现的强烈妒忌，并不是后来出现的成人妒忌的最终原因，这两种妒忌都源自同一个根源。

对爱的永不知足的需要比妒忌还要强烈，这一说法很可能就是对无条件之爱的追求。这种需要最经常出现在意识心理中的形式是：“我希望你因为我这个人而爱我，而不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迄今为止，我们都可能会认为这种愿望没有任何不平常之处。当然，这种想要他人仅仅因为我们本身而爱我们的愿望，与我们任何人的愿望都无不同。然而，神经症患者对于无条件之爱的愿望，与正常人的愿望相比，要复杂得多，而且在其极端的形式中，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一种对爱的需求，确切地说，是一种对于没有任何条件或没有任何保留之爱的需求。

首先，这种需求包括一种爱他而不计较任何挑衅行为的愿望。对于一种安全感而言，这一愿望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神经症患者在内心隐秘地知道这一事实，即他的内心充满了敌意和过分的要求，因此他害怕(这种害怕是可以理解的、相称的)，如果这种敌意变得非常明显的话，对方就有可能会收回对他的爱，或者是变得非常愤怒、对他怀恨在心。属于这一类型的患者将会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即爱一个可爱之人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它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真正的爱应该证明其有忍受任何不适当行为的能力。任何批评都被认为是爱的收回。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患者可能会由于分析师暗示他应该改变其人格中的某些方面而激起怨恨(即使这种改变是精神分析的目的)，因为任何这样的暗示，在他看来都是他对爱之需要所遭遇的一种挫折。

其次，对无条件之爱的神经性需要包括一种爱他而不需要任何回报的愿望。这种愿望是必需的，因为神经症患者深知自己无力感受任何温暖或付出任何爱，而且他也不愿意去这么做。

再次，他的需求包括一种爱他而不会获得任何好处的愿望。这种愿望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对方如果从这种情境中获得任何好处或满足，都会立刻使神经症患者产生这样的怀疑，即对方仅仅是为了得到这些好处或满足而喜欢他。在性关系中，这种类型的人总是吝惜他人从这种关系中所获得的满足感，因为他们会觉得对方仅仅是因为所涉及的这种满足感而爱自己。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这些患者会吝惜精神分析师从帮助他们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满足感。他们要么会贬损分析师给他们提供的帮助，要么一方面从理智上承认所得到的帮助，另一方面却不能产生任何感激之情。或者，他们会倾向于将病情的任何好转归因于某个其他的根源，归因于他所服用的药物或者是一个朋友所说的话。当然，他们还会吝惜必须付给分析师的费用。尽管他们可能理智上承认，这些费用是对分析师所付出的时间、精力以及知识的一种酬报，但是情感上他们却将付费这种行为视作分析师对他们不感兴趣的一种证明。而且，这种类型的人也可能怯于赠送礼物，因为赠送礼物使他们不能确信对方是爱自己还是爱礼物。

最后，对无条件之爱的需求还包括一种爱他并且为他牺牲的愿望。只有当对方为自己牺牲了一切时，神经症患者才有可能真正地确信自己是被对方爱着的。这些牺牲可能涉及时间或金钱，但也可能涉及信念以及个人的完善。例如，这种需求包括这样的预期，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使甚至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对方也应该站在自己一边。有这样一些母亲，她们相当天真地认为，期望从子女那里获得各种各样的盲目忠诚和牺牲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她们“在痛苦中生了他们”。其他一些母亲则压抑了想要获得无条件之爱的愿望，所以，她们能够为其子女提供大量积极的帮助和支持；但是这样的母亲却无法从她与子女的关系中获得任何满足，因为就像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些例子一样，她会觉得孩子们之所以爱她，仅仅是因为他们从她那里得到了如此多的爱，因此，她会吝惜自己给予他们的一切。

这种对于无条件之爱的追求，从其对其他所有人都持一种冷酷无情的态度这个意义上看，最为明确地表明了隐藏在对爱的神经性需求背后的敌意。

与正常的吸血鬼类型的人不同(这种类型的人可能会有意识地决定剥削他人，直至极限)，神经症患者通常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正是这样一种人。出于一些很有说服力的策略原因，他不得不将对于自身需求的认识阻止在意识之外。很可能没有人会坦白地说：“我想要你为了我牺牲自己，而不需要得到任何回报。”他被迫将自己的需求放在某个合理的基础之上，例如他正在生病，因此需要他人为他作出一切牺牲。另一个不承认自己这些需求的强有力的原因在于，一旦它们得以建立，就很难将它们放弃，而认识到它们是不合理的，正是放弃它们的第一步。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些基础外，它们还植根于神经症患者的深刻信念，即他无法依靠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来生活，他所需要的一切都必须由他人来给予，他生活的一切责任都依赖于他人，而不是他自己。因此，要他放弃对于无条件之爱的需求，前提是改变他对于生活的整个态度。

对爱的神经性需求的所有特征都共同地表明了一个事实，即神经症患者自身冲突着的各种倾向，挡住了他获得所需要的爱的道路。那么，如果他的这些需求只能部分实现，或者完全不能实现，他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第八章　获得爱的方式与对拒绝的敏感性

在思考这些神经症患者是如何迫切地需要爱，而同时对他们来说，要接受这种爱又是何等的困难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假定，在一种适度的情感氛围中，这些人或许可以成长得最好。但是，这样一来，就又出现了另一种复杂的情况：他们同时又会痛苦地对任何拒绝或冷落都极为敏感，不论这种拒绝或冷落是多么的轻微。一种适度的氛围，尽管一方面让人感到安全，但另一方面又让人感觉受了冷落。

我们很难描述他们对于拒绝的敏感程度。一次约会的改变、不得不等待、没有得到即时的反应、对他们观点的不赞同、任何不顺心的事情，简而言之，在根据他们自己的主张实现自身需求的过程中所遭遇的任何失败，都被视为一种冷落。而且，一种冷落不仅会将他们抛回他们的基本焦虑，而且他们还会认为这种冷落就相当于一种侮辱。因为一种冷落中确实具有这种侮辱的内涵，因此它往往会激起极大的愤怒，而这种愤怒很可能会公开地表现出来。例如，一个女孩会由于她的猫没有对她的爱抚作出反应，而感到非常愤怒，并且将猫扔到墙上。如果有人让他们等待，他们对此的解释将是，因为自己在对方的心中无足轻重，因此没有必要对他们准时；而这样的解释很可能会导致敌意的迸发，或者导致他们完全收回所有的情感，以致他们会变得冷酷无情、麻木不仁，尽管几分钟以前，他们还可能急切地期待着这次约会。

在更多的时候，受冷落感与恼怒感之间的关系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这种情况之所以非常容易发生，是因为这种冷落有时候非常轻微，以至于完全逃过了意识的察觉。于是，一个人会感到非常恼怒，或者变得怀恨在心以及心怀恶意，或者感觉很疲惫或抑郁，或者感到头疼，而丝毫都不怀疑其原因所在。而且，这种敌意反应不仅在遭到拒绝，或者自认为遭到拒绝时产生，而且当他预期会遭到拒绝时，也会产生这种敌意反应。例如，一个人很可能会怒气冲冲地提出一个问题，仅仅因为在他的心里，他已经预期到这个问题会遭到拒绝。他也可能不送花给他的女朋友，因为他预期她会在这礼物中察觉到他的别有用心。他也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而非常害怕表达任何积极的情感(如喜爱之情、感激之情、赞赏之情)，因此在自己及他人的眼中，他比真实的自己要更为冷漠、更为无情一些。或者，他也可能会藐视女性，并因此对一种预期的受冷落采取报复的手段。

对于遭到拒绝的恐惧，如果发展得非常严重的话，就可能导致一个人避免让自己暴露在任何有可能遭到拒绝的情境中。这种回避的范围非常广，从买香烟不要火柴，一直到不找工作。那些害怕遭到任何可能之拒绝的人，只要他们没有绝对把握不会遭到拒绝，他们就不会接近自己所喜欢的男人或女人。这种类型的男人常常会因为自己必须主动邀请姑娘们跳舞而感到愤恨，因为他们担心姑娘们仅仅是出于礼貌而接受他们的邀请；而且他们认为女人在这个方面要好得多，因为她们不需要采取主动。

换句话说，对受冷落的恐惧可能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抑制，这些抑制形成了胆怯这个范畴。胆怯是一种不让自己暴露在任何有可能受冷落的情境中的防御机制。认为自己不可爱这种信念也被用作同样的防御机制。这就好像是这种类型的人对自己说：“无论如何，人们都不会喜欢我，所以我最好还是待在角落里，这样我就能保护自己，不会遭到任何可能的拒绝。”因此，对于受冷落的恐惧就成了想要获得爱的愿望的严重障碍，因为它使得一个人不让他人感到或知道他想要得到他人的一些关注。而且，由一种受冷落感激起的敌意，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个体一直处于焦虑之中，甚至会使得焦虑感更加强烈。这在一个很难逃避的“恶性循环”的形成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由对爱的神经性需要的各种不同内涵所形成的恶性循环，可以大致表达如下：焦虑；对爱的过分需求，包括对于唯一之爱以及无条件之爱的需求；如果这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就会产生的一种受冷落感；用强烈的敌意来对这种受冷落感作出反应；由于害怕失去爱而必须将敌意压抑下去；一种弥漫性愤怒所导致的紧张；焦虑增加；对安全感之需要的增强……因此，正是这种用来缓解焦虑的手段，反过来导致了新的敌意与新的焦虑。

一个恶性循环的形成，不仅在我们于这里所讨论的上下文中是典型的；而且一般来说，它也是神经症中最为重要的过程之一。除了给人以安全感这种特性外，任何保护性措施都还具有导致新焦虑这种特性。一个人可能会借喝酒来减轻他的焦虑，但接着他又会害怕饮酒会对他有害。或者，他可能会借手淫来缓解他的焦虑，但接着又会害怕手淫会使他生病。或者，他可能会接受某种对于焦虑的治疗，但很快他又会担心这种治疗会伤害他。恶性循环的形成，是严重神经症为什么注定会恶化(即使外界条件没有发生丝毫改变)的主要原因所在。揭开这些恶性循环及其全部内涵，乃是精神分析的重要任务之一。神经症患者自身是无法把握住它们的。他只会注意到它们所导致的结果，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无助的情境。这种陷入无助情境的感觉，乃是他对于自己无法突破的各种困境所作出的一种反应。任何似乎可以引导他走出困境的道路，都只会让他再一次陷入新的危险之中。

人们可能会问，尽管神经症患者存在着很多的内心障碍，但是是否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他获得他决心要获得的爱。事实上，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首先，如何获得必需的爱；其次，如何使这种对爱的需求在自己及他人看来都是合理的。我们可以大致地将获得爱的各种可能方式描述如下：贿赂，乞求怜悯，诉诸公正，最后是威胁。当然，这样一种分类，就像心理因素的所有此类列举一样，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类，而只是一般趋势的指征而已。这些不同的方式并不互相排斥。这些方法中的一些可以同时使用或者交替使用，这取决于情境以及整个性格结构，同时还取决于敌意的程度。事实上，上面所引用的这四种获得爱的方式的排列次序，表明了敌意程度的逐渐增加。

当一位神经症患者试图通过贿赂来获得爱时，他的格言可以描述为：“我深深地爱着你；因此，你应该以爱我作为回报，并且为了我的爱而放弃一切。”在我们的文化中，女性比男性更为频繁地采用这样的策略，这一事实是由女性一直生活在其中的环境所造成的。几个世纪以来，爱不仅一直是女性生活中的特殊领域，而且事实上，它也一直是女性能够获得她们想要的东西的唯一或主要途径。男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这样的信念，即如果他们想要出人头地，就必须在生活中取得一些成就；而女人们则认识到，通过爱，并且只有通过爱，她们才能获得幸福、安全以及声望。这种文化地位上的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要在这里讨论这种影响恐怕不太合适，但是这种影响的结果之一乃是，在神经症患者中，女性比男性更为频繁地将爱当作一种策略。而且与此同时，她们关于爱的主观信念，又使得她们的要求成为合理的要求。

这种类型的人在其恋爱关系中，会陷入一种对对方的痛苦依赖这一特殊的危险之中。例如，假设有一个对爱有着一种神经性需要的女人，紧紧地依附于一个相似类型的男人，她只要向他靠近一步，他就会往后退缩；这个女人对这种拒绝的反应是强烈的敌意，但却由于害怕失去他而不得不压抑这种敌意。而如果这个女人试图往后退，那个男人又会再次追求她。于是，她不仅压抑了自己的敌意，并且用一种强烈的忠贞来掩盖这种敌意。她会又一次地遭到拒绝，并且会作出同样的反应，最终爱会愈加强烈。这样，她会逐渐地形成这样的信念，即她被一种不可压制的“高度激情”所支配着。

另一种可以被视为贿赂形式的方法，乃是通过理解对方、帮助他在心理或事业上获得发展、为他解决各种困难等方式来赢得爱。男人和女人都会用到这种方法。

第二种获得爱的方式是乞求怜悯。神经症患者会让他人注意到自己的痛苦和无助，这里的格言是：“你应该爱我，因为我正遭受着痛苦，而且我无依无靠。”同时，这种痛苦使得他向他人提出过分要求成为合理的权利。

有时候，这样一种乞求会以相当公开的方式表现出来。一位患者可能会指出，他是患病最为严重的患者，因此他有最大的权利来获得精神分析师的注意。对于其他那些表面看起来健康状况较好的患者，他可能会持一种藐视的态度。而且他还会怨恨其他那些比他更为成功地使用这种策略的人。

乞求怜悯的过程，可能会或多或少地混合着敌意的心理。神经症患者可以单纯地乞求我们善良的本性，也可以通过某些极端的手段来强迫我们给予其恩惠，例如通过使自己陷于一种灾难性情境来迫使我们给他提供帮助。所有在社会工作或医疗工作中不得不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的人，都深知这种策略的重要性。一个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释自身困境的神经症患者，与一个以戏剧性的方式展现自身痛苦以唤起他人怜悯的神经症患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在不同年龄的儿童身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倾向，以及同样的变化形式：儿童可能会由于一些痛苦而想要获得安慰，或者通过无意识地制造一种让父母害怕的情境，如不能进食或小便不通等，来引起父母的关注。

使用乞求怜悯这一方式是以这样一种信念为先决条件的，即患者确信自己无力以其他任何方式获得爱。这种信念可能会被合理化为一种对爱的普遍不信任，或者它也可能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形式，即相信在特定的情境下，除了乞求怜悯这种方式，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来获得爱。

在第三种获得爱的方式——诉诸公正——中，其格言可以描述为：“这是我为你做的，你将为我做些什么呢？”在我们的文化中，母亲们常常会指出，她们已经为其子女付出了那么多，因此她们有权利让子女永远对她们忠诚孝顺。在恋爱关系中，答应对方的追求这一事实，也可以用作向对方提出要求的基础。这种类型的人往往过于热心地准备随时为他人效劳，而在内心却有这样一种隐秘的期待，即他们将会得到所希望的一切回报，但如果对方不能同样情愿地为他们做某件事情，那么他们就会非常失望。在这里，我所指的并不是那些有意识地对此进行盘算的人，而是那些完全不知道自己有任何想要获得可能的回报这样的有意识预期的人。他们这种强迫性的慷慨，或许可以更为精确地描述为一种变戏法的姿态。他们为他人所做的一切，正是希望他人为自己做的。正是这种极度强烈的失望刺激表明，希望得到回报的预期事实上确实在起作用。有时候，他们会在心里记着一本账，在这本账上，他们记下了自己为他人所作的不同寻常的牺牲(这些牺牲事实上毫无用处，如为他人而彻夜不眠等)，但却最小化，甚至忽视他人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因此，他们完全歪曲了情境，以至于他们感觉自己有权利要求获得特殊的关注。这种态度又会对神经症患者自身产生影响，因为他可能会极度害怕欠别人的情。由于他本能地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所以他害怕如果他接受了他人的恩惠，他人就会利用他。

这种诉诸公正的方式，也可以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即神经症患者只要有机会，就会愿意为他人做事。他会指出，如果他处在他人的位置上，他将会如何仁爱或者如何为他人作出自我牺牲。而且他觉得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事实上他对别人的要求并不比他自己所做的多。事实上，神经症患者的这种合理化的心理，比他自己所认识到的要错综复杂一些。他对于自身特质的这一描述，主要是他无意识地将他要求他人做的事情放在了自己的头上。不过，这并不完全是一种欺骗，因为他确实具有一些自我牺牲的倾向，而这些倾向来源于他缺乏自我肯定，来源于他常以失败者自居，来源于他希望他人对自己就像他自己对他人那般纵容的冲动。

在诉诸公正这种方式中可能存在的敌意，在要求为一种所谓的伤害作出赔偿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其格言是：“你使我遭受痛苦，或者你伤害了我，因此，你有义务帮助我、照顾我，或者支持我。”这一策略类似于创伤性神经症患者所采用的策略。我个人没有关于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经验，不过我猜想那些创伤性神经症患者或许并不属于这一范畴，并且以伤害作为基础，去要求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倾向于去要求的那些东西。

我将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位神经症患者是如何通过唤起他人的内疚感或责任感，来使自己的需要看起来正当合理的。一位妻子因为丈夫对她不忠而生病。她没有对他表示任何指责，甚至没有有意识地感到他应该受到指责，但是她的生病却含蓄地表达了一种活生生的指责，目的在于使她的丈夫产生内疚感，并且心甘情愿地将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她的身上。

还有一个属于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她是一位女性，表现出强迫症状和歇斯底里的症状，有时候，她会坚持要帮助姐妹们做一些家务活。一两天之后，她就会无意识地因为她们居然接受了她的帮助这一事实而感到非常怨恨，并且随着症状的加重，她不得不躺倒在床，结果迫使她的姐妹们不仅要自己料理家务，还要承担更多的照顾她的工作。同样，她的健康状况的受损也表明了一种谴责，并使得他人为此作出赔偿。这个人还有一次在她的一个姐妹批评她时当场昏倒，以此来表示她的怨恨，并迫使她们给她以同情。

我的一位患者，在她接受精神分析后的一段时期内，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产生了一种幻想，认为精神分析师除了要夺走她的一切财产之外，还要使她精神崩溃，因此，她认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有义务照顾她的全部生活。在每一种医疗过程中，这种反应都很常见，并且常常伴随着对医生的公开威胁。在病情较轻的病患中，以下这种情形是十分常见的：当精神分析师休假时，患者的病情会明显加重；而且他明确或含蓄地断定，他病情的恶化乃是精神分析师的过错，因此他有特殊的权利要求获得分析师的关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这个例子转换成日常生活中的经验。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愿意付出痛苦的代价——甚至是巨大的痛苦——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表达对他人的谴责，并提出要求，而自己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从而能够保持自己的公正感。

当一个人使用威胁这种方式来作为获得爱的策略时，他可能威胁伤害他自己或者伤害他人。他将会做出某种极端的行为来进行威胁，如败坏自己或他人的声誉，或者对自己或他人做出暴力行为。以自杀相威胁，甚至以自杀企图相威胁，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我有一位患者曾用这种威胁手段相继获得了两任丈夫。当第一个男人暗示准备要退却时，她跑到城市最拥挤、最显眼的地方去跳河；而当第二个男人似乎不太愿意结婚时，她在确信别人能够发现的时候打开了煤气。她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表明，没有这个男人，她就活不下去。

由于神经症患者希望通过威胁这种方式来获得他人对其需求的默许，因此只要他有希望达成这个目的，他就不会将这种威胁付诸实施。如果他没有了这种希望，他就会在绝望和报复的压力之下实施这种威胁。

第九章　性欲在对爱的神经性需要中的作用

对爱的神经性需要，常常会表现为一种性迷恋，或者一种对于性的永不满足的饥渴。鉴于这一事实，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对爱的神经性需要这整个现象。是不是由性生活的不满足促成的。是不是所有对于爱、接触、赞赏、支持的这种渴望，主要是由没有获得满足的力比多，而不是由一种对于安全感的需要激发的呢？

弗洛伊德倾向于以这种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他已经看到，许多神经症患者都渴望依恋于他人，并倾向于依附他人；而且他已经将这种态度描述为源于没有获得满足的力比多。不过，这个概念是以一些前提为基础的。它预先假定，所有那些本身并不具有性色彩的外在表现(如想要得到建议、赞同或支持的愿望等)，都是经过稀释或得到“升华”的性需要的表现。而且，它还预先假定，温柔(tenderness)也是一种受到抑制或者得到“升华”的性驱力的表现。

这些预先假定是没有确切根据的。爱的情感、温柔的表现以及性欲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有时候所认为的那样密切。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个体的爱，乃是文化发展的一种产物。布利弗奥特(Briffault)注50 指出，与温柔相比，性欲与残忍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尽管他的这种说法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根据在我们的文化中所作的观察，我们知道，没有爱或温柔，性欲能够存在，而没有性欲，爱或温柔也能存在。例如，没有证据表明，母亲与子女之间的温柔具有一种性欲的本质。我们所能够观察到的一切——由于弗洛伊德的发现的结果——表明，性欲的成分也许存在。我们可以观察到温柔与性欲之间的许多联系：温柔可能是性欲的先兆；人们只有在意识到温柔情感的时候，才有可能产生性欲；性欲可以激起或者转化为温柔的情感。尽管温柔与性欲之间的这种转化明确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是谨慎一些为好，并且最好假定它们是两种不同范畴的感觉，它们可能相互一致，也可能相互转化或相互取代。

而且，如果我们接受弗洛伊德的假设，认为没有获得满足的力比多是追求爱的驱动力，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那些从生理学的角度看，其性生活完全满足的人身上，会发现同样的对于爱的渴求，以及前文所描述的所有复杂现象——占有欲、无条件之爱、感觉自己不被人需要，等等。然而，毫无疑问，这些案例确实存在，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没有获得满足的力比多并不能解释这些案例中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原因存在于性领域之外。注51

最后，如果对爱的神经性需求只不过是一种性欲现象，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如占有欲、无条件之爱、遭到拒绝的感觉，等等。的确，这诸多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认识，并获得过详细的描述：例如，将妒忌追溯到了兄弟姐妹竞争或俄狄浦斯情结，将无条件之爱追溯到了口唇欲，将占有欲解释为肛欲，等等。但是，人们一直没有认识到，我们在前面章节描述过的全部范围的态度和反应，事实上是同一的，是一个整体结构的不同组成部分。如果认识不到焦虑乃是隐藏在对爱之需要背后的驱动力，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导致这种需要增强或减少的确切条件。

借助弗洛伊德那种具有创新性的自由联想方法，尤其是通过注意患者对爱的需要的波动起伏，我们就可以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准确地观察到焦虑与对爱的需要之间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合作进行的建设性工作之后，患者可能会突然改变他的行为，要求占用分析师的时间，或者渴望获得分析师的友谊，或者盲目地钦佩分析师，或者变得嫉妒心、占有欲极强，或者对于分析师将他“只当作一个患者”极为敏感。与此同时，患者的焦虑也会增加，这种焦虑的增加或者表现在梦中，或者表现在忙碌感中，或者表现在诸如腹泻、尿频等生理症状中。患者并不知道焦虑的存在，也不知道他对分析师日益增强的依恋是由这种焦虑所决定的。如果分析师认识到了这种关系，并向患者指出这种关系，那么，患者与分析师就会共同发现，在分析师触及患者突然产生的迷恋这个问题之前，就已经激起了患者的焦虑。例如，患者可能会觉得分析师的解释是一种不公平的指责，或者是一种侮辱。

这一系列的反应看起来像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使患者对分析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敌意；患者开始仇恨分析师，在梦中梦到分析师死了；他立即压抑自己的敌意冲动，开始感到恐惧，并出于安全的需要而紧紧地依附于分析师；当这些反应都依次经历过后，敌意、焦虑，以及随之而增加的对爱的需要，便退居幕后，不再重要。对爱的需要的增强，作为焦虑的结果，非常有规律地出现，以至于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将它看做一个预警信号，它表明，某种焦虑正慢慢地浮出表面，因此患者需要寻求安全感。这里所描述的过程并不仅仅局限于精神分析的过程。同样，这些反应也发生在个人关系中。例如，在婚姻中，丈夫可能会强迫性地依附于自己的妻子，嫉妒心和占有欲极强，并把她理想化，赞美她，尽管他在内心深处憎恨她、害怕她。

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一术语仅仅对这一过程作了粗略的描述，而不涉及其动力机制，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种附加在潜藏的憎恨之上的过分夸张的忠诚，说成一种“过度代偿”(overcompensation)。

如果我们由于上面所提到的所有这些原因，而拒绝接受关于对爱的需要的性欲病因学解释的话，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即对爱的神经性需要有时候与一种性欲同时出现，或者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性欲，这会不会只是一种偶然；而且对爱的神经性需要以性欲的方式被人感觉到，或者以性欲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否存在着某些特定的条件。

对爱的需要是否以性欲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外在环境是否有利于这种表现。此外，它还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差异、生命活力的差异，以及性气质的差异。最后，它还取决于个体的性生活是否获得满足，因为如果性生活不满足，他就比那些性生活获得满足的人，更可能以一种性欲的方式来作出反应。

尽管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不言而喻的，并且对个体的反应都具有确切的影响，但它们还不足以解释基本的个体差异。在表现出一种对爱的神经性需要的特定数量的人身上，这些反应往往因人而异。因此，我们发现有一些人在与他人的接触中，总是几乎强迫性地立刻带上一种或强或弱的性色彩；而在其他一些人身上，这种性兴奋或性活动总是保持在正常的情感和行为范围之内。

属于前一类型的是那些不知不觉地从一种性关系滑到另一种性关系的男女。对他们的反应作更深一层的认识表明，一旦他们没有这种性关系，或者当他们看到不能马上就有机会获得这种性关系，他们就会感到不安全、没有保护，或者表现得相当古怪。属于这一类型，但具有更多抑制的是这样一些男女，他们事实上拥有非常少的性关系，但是他们总是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创造一种爱欲氛围，而不管对方是否特别吸引自己。最后，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第三种人，他们在性方面具有更多的抑制，但是他们却很容易进入性兴奋的状态，并且强迫性地将任何男性或女性看做一个潜在的性伴侣。在这最后一种人当中，强迫性手淫有可能会——但也并不必然如此——取代性关系。

至于所获得的生理满足的程度，在这一类型的人当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除了其性需要所具有的强迫性本质以外，这一类型的人还具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他们在性伴侣的选择上明显地缺乏辨别力。他们还具有我们在从整体上考虑那些对爱具有一种神经症需要的人时已经讨论过的特征。此外，他们对于拥有性关系的准备(不管是实际上的还是想象中的)，与他们和他人之间情感关系中所存在的深刻障碍(这是一种比受到某一基本焦虑困扰的普通人身上所存在的障碍更为深刻的障碍)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对于这一点，人们可能会感到非常震惊。这些人不仅无法相信爱，而且事实上，如果给他们提供爱的话，他们也会变得非常的不安——或者，如果是男人的话，他们可能会患上阳痿。他们有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防御态度，也有可能倾向于责怪自己的性伴侣。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确信自己从未遇到过一个称心如意的姑娘或男子。

对他们来说，性关系不仅是对特定性紧张的缓和，而且也是获得人际接触的唯一途径。如果一个人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对他来说，获得爱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么身体接触就可能被当作情感关系的一种替代品。在这种情况下，性是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架起与他人之接触的桥梁，并因而获得了一种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在有些人身上，这种辨别力的缺乏，可以在某一潜在性伴侣的性别方面表现出来。他们要么会积极主动地寻求与同性或异性之间的关系，要么就会被动地屈服于他人的性需求，而不管提出性需求的那个人是异性还是同性。在此，我们对第一种类型的人并不感兴趣，因为尽管在他们那里，性也是用来服务于建立人际联系这个目的的(否则的话，他们就很难获得人际联系)，但是，其内在的动机并不是出于一种对爱的需要，而是出于一种征服的冲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出于一种制服他人的冲动。这种冲动可能会非常强烈，以至于对性别的区分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无论是在性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对男人和女人都必须加以制服。但是，第二种类型的人，即那些倾向于屈服于异性或同性的性爱追求的人，他们受到一种无止境的对爱的需要的驱使，尤其是受到害怕失去对方这样一种恐惧的驱使——他们害怕如果拒绝对方的性要求，或者如果敢于反抗加诸他们身上的任何要求(不管这些要求是否合理)，他们就会失去对方。他们之所以不想失去对方，是因为他们非常迫切地需要这种与对方的联系。

根据一种天生具有的“双性恋”(bisexuality)来解释这种不加区分地与异性和同性发生关系的现象，在我看来，是一种误解。在这些情形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是真正地倾心于同性。一旦一种健全的自我肯定取代了焦虑，这些表面上的同性恋倾向就会立刻消失，同样，他们不加区分地选择异性性伴侣的倾向也会立刻消失。

我们关于双性恋态度所陈述的内容，同样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使同性恋问题清楚明白地显现出来。事实上，在上文所描述的“双性恋”类型与明确的同性恋类型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中间阶段。在后者的生活史中存在着一些确定的因素，这些因素足以说明他不让任何异性作为自己的性伴侣这一事实的原因。当然，同性恋问题极为复杂，我们不可能从一个单一的观点来理解它。在这里，我只要这么说就够了，即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同性恋者，在他的身上，不存在我们曾提到过的“双性恋”类型中所存在的那些因素。

最近几年，一些精神分析学者已经指出，性欲之所以会增强，有可能是因为性兴奋和性满足被用来作为缓解焦虑以及被压抑的心理紧张的一个出口。这种机械的解释有可能是正确的。不过，我相信，导致从焦虑到性需要增强的，还有其他一些心理过程，而且，要认识这些过程，也是有可能的。我的这种信念，不仅建立在精神分析观察的基础之上，而且也建立在一项关于这些患者的生活史及其在性领域之外的性格特征的研究基础之上。

这种类型的患者有可能一开始就充满热情地迷恋于分析师，急不可耐地要求得到某种爱的回报。或者，他们也有可能在分析期间一直保持着一种相当冷淡的态度，把他们对于性亲密的需要转移到某个局外人身上，而且正如以下这一事实所证明的那样，那个局外人被当成了分析师的替身，即那个局外人与分析师非常相像，或者这两个人在梦中被等同了起来。或者，这些患者希望同分析师建立性关系的需要，最后也可能只出现在梦中，或者只出现在会谈期间的性兴奋中。患者通常会对这些毫无疑义的性欲信号感到十分吃惊，因为他们既没有感到被分析师所吸引，也根本没有喜欢上他。事实上，源自分析师的性吸引并没有发挥可以察觉的作用，这些患者的性气质也并不比其他人的更为迫切或不可控制，而且他们的焦虑也并不比其他患者更多或更少。他们的特征在于，对于任何一种真正的爱，都持有一种深深的怀疑。他们完全相信，分析师之所以对他们感兴趣，仅仅是出于隐秘的动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分析师的内心深处，他是非常看不起他们的，而且他还将很可能伤害他们，而不是给他们带来好处。

由于神经症患者对于轻视通常会有高度敏感的反应，因此，在每一次精神分析中都会出现愤怒和怀疑。但是，在这些具有特别强烈的性需要的患者身上，这些反应形成了一种持久且刻板的态度。他们的反应使得在分析师和患者之间，看起来好像存在着一面无形但却难以穿透的墙。当他们面临自己的困难问题，他们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想放弃，想中断精神分析。他们在分析中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正是他们整个生活中所有表现的精确缩影。唯一的区别在于，在进行精神分析之前，他们可以不去了解自己的人际关系事实上是多么脆弱和错综复杂；而他们很容易卷入性关系这一事实，却有助于他们混淆实际的情境，并导致他们误认为自己很容易建立性关系就意味着他们普遍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我提到的这些态度，人们可以非常有规律地同时发现它们，以至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位患者在精神分析伊始就表现出对于分析师的性欲望、性幻想，或者是做与分析师有关的性梦，我就准备在他的人际关系中寻找某些特殊的深层障碍。这与这个方面的所有观察结果是相一致的，即分析师的性别相对来说不怎么重要。那些曾成功地接受一位男分析师和一位女分析师治疗的患者，有可能对两者都作出完全一样的反应。因此，在这些情形下，如果我们将这些表面现象看做患者在梦中以及其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同性恋愿望，那就有可能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因此，总的来说，就像“并不是所有发光的都是金子”一样，“所有看起来像性欲的东西也并不一定都是性欲”。有很大一部分看起来像性欲的东西，实际上与性欲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仅仅是对安全感的欲求的一种表现。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必定会过高估计性欲的作用。

那些性需要增加的人(这种性需要的增加是焦虑所激起的未被发现的紧张所导致的)倾向于天真地将自己性需要的强度，归因于自己先天的气质，或者归因于他不受习俗禁忌约束这一事实。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与那些过高估计自己睡眠需要的人犯了同样的错误，那些过高估计自己睡眠需要的人想象自己的体质需要十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睡眠，而事实上他们过高的睡眠需要有可能是由各种受到压抑的情感决定的；睡眠可能被他们当作一种逃避所有冲突的手段。那些强迫性进食、强迫性饮酒的道理也是一样的。进食、饮酒、睡眠、性欲，所有这些都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需要；它们的强度不仅随个体体质的不同而不同，而且随许多其他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如气候、其他需要获得满足与否、外在刺激是否存在、工作紧张的程度，以及现存的生理状况等。但是，所有这些需要都可能由于无意识的因素而得以增强。

性欲与对爱的需要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得节欲(sexual abstinence)问题清楚明白地显现了出来。人们忍受节欲的程度，随文化与个体的不同而不同。在个体方面，它可能取决于一些不同的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不过，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一个需要用性来作为缓解焦虑的出口的个体，将尤其不能够忍受任何节欲，甚至短时间的节欲也不行。

这些考虑，使得我们对于性欲在我们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反思。我们倾向于带着某种骄傲和满足的心情来看待我们在性问题上的自由主义态度。当然，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这种情况已经有了较好的改善。我们在性关系上已经拥有了更大的自由，而且有更大的能力来获得性满足。后一点对于女性来说尤是如此。性冷淡也不再被认为是女性的一种正常状态，而普遍地被认为是一种缺陷。不过，尽管出现了这些改变，但是这方面的进展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深远，因为在今天，很多性行为都更多地被当作发泄心理紧张的出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性驱力，因此，它更应被视作一种镇静剂，而不是真正的性享受或性幸福。

这种文化情境也同样反映在精神分析的概念之中。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之一在于，他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赋予性以应有的重要性。不过，详细说来，许多被公认为性表现的现象，实际上却是种种复杂神经性状态的表现，而且主要是对爱的神经性需要的表现。例如，针对分析师的性欲望，通常被解释为对父亲或母亲的性固着(sexual fixation)的一种重演，但事实上它们往往根本不是真正的性愿望，而是为了缓解焦虑而寻求某种安全接触。诚然，这位患者会讲述这样的联想或梦——例如，表达一种想要躺在母亲怀里，或者想要回到母亲子宫中的愿望——这些联想或梦表明了一种对于父亲或母亲的移情。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这样一种明显的移情有可能只是当前一种想要获得爱或庇护的愿望得以表现的形式。

即使把这些针对分析师的欲望理解成针对父亲或母亲的相似欲望的一种直接重演，也没有证据表明，婴儿期与父母的联系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性联系。有大量证据表明，在成年神经症患者身上，所有爱与妒忌的特征(弗洛伊德曾将这些特征描述为俄狄浦斯情结的特征)都可能存在于儿童期，只不过没有弗洛伊德所设想的情形那样频繁。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相信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一个初始过程，而是许多不同过程的结果。一方面，它可能是一种相当简单的儿童反应，由于父母带有性色彩的爱抚、儿童亲眼目睹性爱场面，或者父母中的一方将孩子当作盲目忠诚的对象而产生。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一个复杂得多的过程的结果。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在那些为俄狄浦斯情结的成长提供肥沃土壤的家庭情境中，儿童的心里通常有很多恐惧和敌意，而他们对于恐惧和敌意的压抑会导致焦虑的产生。在我看来，情况很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即在这些案例中，俄狄浦斯情结也是由于儿童出于安全的目的而依附于父母中的一方而产生的。事实上，正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样，获得充分发展的俄狄浦斯情结，表现出了对爱的神经性需要之特征的所有倾向——如对无条件之爱的过分需求、妒忌、占有欲、由于遭到拒绝而产生的仇恨等。因此，在这些案例中，俄狄浦斯情结本身只不过是神经症的一种形式，而并不是神经症的根源。

第十章　对权力、声望以及财富的追求

在我们的文化中，对爱的追求是频繁地被用来对抗焦虑以获得安全感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则是对权力、声望以及财富的追求。

可能我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将权力、声望以及财富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来加以讨论。详细说来，一个人的主要倾向是追求其中的这个目标还是那个目标，必定会对人格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神经症患者对于安全感的追求中，究竟哪一个目标是主要的目标，这一点不仅取决于个体在天赋以及心理结构方面的差异，同时还取决于外部的环境。我将它们作为一个统一体来加以讨论，那是因为它们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而正是这些共同的东西将它们与对爱的需要区别了开来。赢得爱意味着通过加强与他人的接触来获得安全感，而对权力、声望以及财富的追求则意味着通过减少与他人的接触，并通过加强自己的地位来获得安全感。

当然，就像想要获得爱这种愿望本身不是一种神经性倾向一样，想要支配他人、赢得声望以及获得财富的愿望本身也并不是一种神经性的倾向。要理解这个方面的神经性追求的特征，我们应该将其与正常的追求作一比较。例如，在正常人身上，权力感的产生可能是由于意识到了自身优越的力量，而不管这种优越的力量是身体的力量或能力、心理的力量，还是成熟或智慧。或者，他对于权力的追求也可能与某一特定的原因有关：家庭、政治团体或职业团体、祖国、某种宗教理念或科学理念。不过，对于权力的神经性追求却来源于焦虑、仇恨以及自卑感。严格说来，对于权力的正常追求来源于力量，而对权力的神经性追求则来源于软弱。

这里还涉及一个文化的因素。个人的权力、声望以及财富并非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发挥作用。例如，在普韦布洛印第安人(Pueblo Indians)中，对于名望的追求是绝对不提倡的，而且在个人财产方面也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对于财产的追求也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在那种文化中，追求任何种类的支配，并将其作为获得安全感的一种手段，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患者之所以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是由于下述事实，即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权力、声望以及财富能够给人更大的安全感。

在探究是什么样的条件导致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时，我们清楚地发现，通常情况下，只有当事实已经证明不可能通过爱来缓解潜在的焦虑以获得安全感时，这样一种追求才会产生。下面我将引用一个例子来表明当对爱的需要受阻时，这样一种追求是怎样以野心的形式发展起来的。

有一个女孩子非常强烈地依恋于比她大四岁的哥哥。他们曾经沉溺于或多或少带有性特征的温情中。但是当这女孩八岁的时候，她的哥哥突然拒绝了她，指出他们现在都大了，不能再玩那种游戏了。在这次经历之后不久，这个女孩突然在学校里表现出强烈的野心。显然，这是由她在寻求爱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失望导致的，而这种失望又由于她没有很多人可以依附而变得更加痛苦。这个女孩的父亲对子女一直都非常冷淡，而她的母亲则明显地偏爱哥哥。但是，她所感受到的不仅是失望，而且是对她的自尊心的一次沉重打击。她并不知道，哥哥态度的变化仅仅是由于他已经进入了青春期。因此，她感到羞耻、屈辱，而且由于她的自信心一直都建立在不安全的基础之上，所以这种羞耻感、屈辱感就更为强烈。首先，她的母亲不要她，这使得她感觉自己无足轻重，因为她的母亲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所有人都非常赞赏她；此外，她的哥哥不仅受到母亲的偏爱，而且得到母亲的信任。父母的婚姻一直都不幸福，母亲有什么烦恼总是与哥哥商量。因此，这个女孩感觉自己被完全排除在外。她作出了更多的尝试来获得她所需要的爱：在和她哥哥的那次痛苦经历之后不久，她爱上了一个在旅途中遇到的男孩，她变得非常兴奋，并开始编织关于这个男孩的美丽幻想。而当那个男孩从她的视野中消失后，她又由于抑郁而表现出新的失望。

正像在这类情境中经常发生的那样，父母和家庭医生通常将她的状况归咎于她在学校上的年级太高了。他们把她从学校接了回来，送到一个避暑胜地休养，然后再把她送进比原来低一年的班级上学。就是在那个时候(当时她九岁)，她开始表现出了一种不顾一切的野心。在班上，她无法忍受屈居第二。与此同时，她与其他女孩子(她曾与这些女孩子关系十分友好)的关系也明显恶化了。

这个例子表明有一些典型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一种神经性野心：一开始，她由于感到自己不被人需要而缺乏安全感，由此产生了相当大的对抗心理，而这种对抗心理又因为母亲(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人)需要盲目的赞美，而不能表现出来；这种受到压抑的仇恨产生了大量的焦虑；她的自尊心一直没有机会获得发展，在很多场合她都感到受了屈辱，而且她因为与哥哥的那次经历而明确地感觉受到了污辱；于是，她试图寻求爱，以此作为获得安全感的一种手段，但这种尝试也宣告失败。

对于权力、声望以及财富的神经性追求，不仅被用来作为对抗焦虑的保护措施，而且也是受到压抑之敌意得以发泄的渠道。首先，我想讨论一下这些追求中的每一种是如何提供一种对抗焦虑的特殊保护措施的，然后再讨论释放敌意的特定方式。

首先，对权力的追求可以作为一种对抗无助的保护措施(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看到的，无助是焦虑的基本要素之一)。神经症患者对于自身任何一点无助或软弱的表现都非常反感，以至于他总是避开那些在正常人看来完全平常的情境，如接受他人的指导、建议或帮助，依赖他人或环境，让步或同意他人的观点，等等。这种对于无助的反抗，并不是以其全部强度突然爆发，而是强度逐渐增加；神经症患者越是感觉到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受到这些抑制的阻碍，他在实际生活中就越不能肯定自己。他在实际生活中越软弱，就越焦虑地想要逃避一切看起来与软弱有一丁点儿相似的东西。

其次，对权力的神经性追求，可以用作一种保护措施，以对抗认为自己无足轻重的感觉或者被他人视为无足轻重这一危险。神经症患者会形成一种关于力量的刻板的、非理性的观念，这种观念使得他相信他应该能够驾驭任何情境，而且他应该立刻就能够驾驭这些情境，不管这种情境是多么的困难。这种观念与自尊心联系在一起，结果，神经症患者认为软弱不仅是一种危险，而且是一种耻辱。他把人分成“强者”和“弱者”，钦佩前者而鄙视后者。他对软弱的看法也往往非常极端。他总是或多或少地看不起那些同意他的意见或屈服于他的愿望的人，也看不起那些内心有各种抑制或者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总是显得面无表情的人。对于自己身上所具有的相同特质，他也感到鄙视。如果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焦虑或抑制，他就会感到耻辱，因此，他也因为自己患上了一种神经症而看不起自己，并急切地想把这一事实隐藏起来。他还因自己不能独自应对这个问题而看不起自己。

这样一种对权力的追求将会采取的特殊形式，取决于缺乏哪种权力是神经症患者最为恐惧、最为鄙视的。下面，我将提到这种追求特别常见的一些表现。

这种追求的表现之一是，神经症患者不仅想要控制自己，还想控制他人。凡不是由他发起或他所支持的事情，他都不希望发生。这种对于控制的追求可以采取一种淡化的形式，即有意识地允许他人享有充分的自由，但却坚持要知道对方所做的一切事情，如果对方对他有所隐瞒，他就会勃然大怒。这些控制他人的倾向，也可能会受到程度如此之深的压抑，以至于不仅他自己，甚至他周围的那些人都有可能相信，他在给予他人自由方面非常慷慨大度。但是，如果一个人非常完全地压抑自己想要控制他人的欲望，那么，每当对方与其他朋友有约会，或者意外地回家晚了，他就有可能变得非常抑郁，或者出现头痛或胃部不适。由于不知道出现这些障碍的原因所在，因此，他有可能将其归咎于天气状况，归咎于饮食不当或者其他一些无关的相似状况。许多表面看起来像是好奇心的心理，其实都是由想要控制情境的隐秘愿望决定的。

而且，这种类型的人倾向于希望自己永远正确。一旦被证明出了错，即使是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出了错，他也会变得极为恼怒。他们必须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了解一切事情，这种态度有时候会使他们很尴尬地引起他人的注意。那些在其他方面都严肃而可靠的人，一旦碰到一个他们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就有可能会不懂装懂，或者有可能会凭空编造一个答案，尽管不知道这个特殊问题的答案并不会有损他们的声誉。有时候，他们会强调预先知道将会发生的事情，以及预测每一种可能性的必要性。这种态度有可能与一种对于任何涉及无法控制之因素的情境的厌恶态度一起出现。任何风险都不应该去冒。对于自我控制的强调表现为不愿意让任何情感摆布自己。一个患有神经症的女性受到了某个男人的吸引，如果这个男人爱上了她，她就会突然转而看不起他。这种类型的患者发现很难让自己在自由联想中驰骋，因为那意味着失去了控制，并让自己被带入了一个未知的领域之中。

还有一种态度也可能是神经症患者对于权力的追求的特征，那就是，他们希望可以随心所欲。如果他人没有严格按照他所期望的那样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没有在他所期望的确切时间来做这些事情，那么，他就可能经常因此而感到恼怒异常。这种缺乏耐心的态度与对权力的追求的这个方面紧密相关。任何耽搁、任何被迫的等待，甚至只是等红绿灯，都可能导致他烦躁、恼怒。通常情况下，神经症患者本人并不知道自己有一种想要指挥一切的态度，或者至少他并不知道这种态度的程度。事实上，不承认这种态度，不改变这种态度，显然是更符合他的利益的，因为这种态度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同样，他也不应该让他人辨认出这种态度，因为如果他人发现了这种态度，他就会有丧失他人之爱的危险。

对于恋爱关系来说，这种意识的缺乏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情人或丈夫不能严格按照她的预期来做一些事情，例如，他迟到了，他没有打电话，他出城了，这个患有神经症的女人就会感觉他不爱她了。她把这种情境解释为她不被人需要的证据，而没有认识到她的这种感觉乃是由于对方不顺从于她自身的愿望(通常情况下，她都不会说出自己的这些愿望)而表现出的一种明显的愤怒反应。事实上，这一谬误在我们的文化中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那种不被人需要的感觉，而这种感觉通常又是神经症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一般说来，这一谬误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一位专断的母亲对于子女的不顺从感到非常愤恨，她将会相信并宣称子女不爱她。从这一基础出发，通常会产生出一种奇怪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有可能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碍一切恋爱关系。患有神经症的女孩不可能爱一个“软弱的”男人，因为她鄙视任何软弱；但是，她也不可能与一个“坚强的”男人交往，因为她希望她的伴侣能够一直顺从自己。因此，她们内心深处所寻求的是一个英雄、一个超人，而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软弱，以至于可以毫不犹豫地屈服于她们的一切欲望的人。

在对权力的追求中，另一种态度是绝不屈服的态度。赞同他人的意见或接受他人的建议(即使他们认为这些意见或建议是正确的)，在神经症患者看来都是一种软弱，而且仅仅是想到要这么做，都会激发反抗的心理。那些认为这种态度非常重要的人，通常完全出于害怕对他人的屈服，而倾向于矫枉过正，强迫性地采取相反的立场。这种态度最为普遍的表现乃是，神经症患者通常在内心深处坚持认为，世界应该来适应他，而不是他应该去适应这个世界。精神分析治疗中的基本困难之一就来源于此。对某一位患者进行精神分析，其最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知识或洞见，而是要利用这种洞见来改变他的态度。尽管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认识到作出某种改变对自己有好处，但是他十分憎恨这种改变的前景，因为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他最终还是屈服了。这种对于改变的无能为力，对于恋爱关系来说同样也具有很大的启示。爱(不管它还意味着什么)，始终意味着屈服，既屈服于自己的情感，也屈服于自己的爱人。一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越是不能作出这种屈服，其恋爱关系就越不能令人满意。这一因素可能也是性冷淡的原因之一，因为性高潮正是以这样一种完全放开的能力为前提的。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对权力的追求会对恋爱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使得我们能够更为完整地理解对爱的神经性需要的许多内涵。如果不考虑对权力的追求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在对爱的追求中所包含的许多态度。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对权力的追求是一种对抗无助和无足轻重感的保护措施。同样，对声望的追求也具有后一种作用。

属于这一类型的神经症患者，有一种想要给他人留下印象、受到他人赞赏和尊重的迫切需要。他会产生一些用美貌、聪明才智或者某种杰出的成就来给他人留下印象的幻想。他会极为奢侈、引人注目地挥霍金钱。他将必须能够讨论最新的书籍和戏剧，而且必须认识一些显要人物。他将不可能让不赞赏他的人做他的朋友、丈夫、妻子、雇员。他的整个自尊心都建立在他人对自己的赞赏之上，而如果他得不到赞赏，他的自尊心就会慢慢消失殆尽。由于他过分敏感，再加上他老是感到耻辱，因此，生活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永远的折磨。通常情况下，他自己意识不到这种耻辱感，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对他来说太痛苦了；但是，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总是以愤怒(这种愤怒是与他所感受到的痛苦成比例的)来对这样的感受作出反应。因此，他的态度总是不断地导致新敌意与新焦虑的产生。

出于进行纯粹描述的目的，我们可以称这种人为自恋者(narcissistic)。但是，如果从动力学的角度对他进行考察，这个术语就可能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尽管他总是沉溺于自我膨胀，但是他这样做并不主要是出于自恋，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无足轻重感和耻辱感之扰，或者用正面的话来说，是为了修补被粉碎了的自尊。

他与他人的关系越疏远，他对于声望的追求就越有可能被内化；因此，对声望的追求在他自己的眼里看起来就好像是一种一贯正确的、非常好的需要。而每一个缺点(不管是清楚地认识到，还是隐约地感觉到)都被认为是一种耻辱。

在我们的文化中，保护自己，不让自己产生无助感、无足轻重感或耻辱感，也可以通过对财富的追求来实现，因为财富不仅给人带来权力，而且给人带来声望。对于财富的非理性追求在我们的文化中非常普遍，以至于只有通过与其他文化作一比较，我们才能认识到这并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本能，无论它是表现为一种获得本能，还是表现为一种生物驱力的升华，都是如此。甚至在我们的文化中，一旦决定它的焦虑得以缓解或消除，对财富的强迫性追求也会消失。

用财富作为保护措施来加以对抗的特殊恐惧，乃是对贫穷、困苦、对他人之依赖的恐惧。对贫穷的恐惧，可能就是一条鞭子，驱使着人们不停地工作，并且绝不错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这种追求所具有的防御性特征，表现在他对于使用金钱来获得更大享受的无能为力中。对财产的追求并不必定仅仅指向金钱或物质，它也同样可以表现为一种对他人的占有态度，并被当作一种用来防止丧失爱的保护措施。由于占有现象是众所周知的(这种现象尤其表现在婚姻中，在婚姻中，法律为这样的占有要求提供了法律的基础)，而且，由于占有的特征与我们在讨论对权力的追求时所描述的那些特征基本一样，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给出专门的例子了。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所描述的这三种追求，不仅可以用来对抗焦虑以获得安全感，而且可以作为释放敌意的手段。这种敌意是表现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倾向、一种侮辱他人的倾向，还是一种剥夺他人的倾向，取决于哪一种追求占了上风。

对于权力的神经性追求的支配他人的特征，并不必然地公开表现为针对他人的敌意。它也可以伪装成有社会价值或人本主义的形式，表现为诸如给予建议的态度、爱管闲事的态度、喜欢带头或领导的态度。但是，如果确实有敌意隐藏在这些态度中，其他人——子女、婚姻伴侣、雇员——都会感觉出来，并对其作出要么顺从要么反抗的反应。神经症患者本人往往意识不到其中所包含的敌意。即使当事情没有按照他的意愿进行而使他万分激怒时，他也依然坚信，自己从本质上看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他之所以会生气，是因为人们竟然如此愚蠢以至于反对他。但是，实际发生的情形却是，神经症患者的敌意已经被压抑成了文明的形式，一旦不能成功地让事情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这种敌意就会爆发出来。那些使得他发怒的理由，很可能在其他人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对他的反对，而只不过是在意见上稍有不同，或者没有按照他的意见去做事情而已。但是，就是这样的小事，也有可能使得他发相当大的火。我们可以将这种支配他人的态度看做一个安全阀，通过这个安全阀，一定量的敌意就可以以一种非破坏性的方式被释放出来。由于这种态度本身就是敌意的一种淡化了的表现，因此，它也就为控制纯粹破坏性的冲动提供了一种手段。

由于他人反对而导致的愤怒，有可能会受到压抑，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被压抑的敌意又有可能导致新的焦虑。这表现为抑郁或疲劳。由于引起这些反应的事件非常微不足道，以至于人们几乎完全注意不到它们，而且，由于神经症患者意识不到自己的这些反应，因此，这些抑郁或焦虑状态可能看起来没有任何外在刺激。只有通过精确的观察，才能逐渐地揭示刺激事件与后续反应之间的关系。

由强迫性支配所产生的另一个更进一步的特性在于，个体缺乏与人平等相处的能力。他要么必须领导他人，要么感觉自己完全无望，依赖性很强，而且感到很无助。他非常专制，以至于任何不能完全由他支配的事情，都会让他感觉自己处在了被征服的状态。如果他的愤怒受到压抑，这种压抑就有可能导致他产生抑郁感、沮丧感和疲劳感。不过，那些让他感觉无助的东西，可能仅仅是一种确保自己的支配地位或者表达由于不能够领导他人而产生的敌意的迂回方式。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女人与丈夫一起在国外的一座城市中散步。她事先曾在某种程度上研究过地图，因此，她一直在前面带路。但是，当他们走到她没有事先在地图上研究过的地方和街道时，她自然而然地感到不安全，于是，就把充当向导的任务完全推给了丈夫。而且，尽管她在此之前一直兴高采烈、积极主动，但是，这个时候她却突然感到疲惫不堪，甚至一步都走不动了。我们大多数人都熟知婚姻伴侣、兄弟姐妹、朋友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神经症患者的行为就好像是一个监督奴隶的工作者，用他的无助作为鞭子，抽打着他人，驱使他们服务于他的意志，向他们索取无尽的关注与帮助。这些情境的典型特征在于，神经症患者从未从他人为他作出的种种努力中获得任何好处，而仅仅报之以不断的抱怨和不断的要求；更有甚者，他会报之以谴责，谴责他人忽略了自己、虐待了自己。

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行为。这种类型的患者有可能会拼命地要求获得帮助，但是，他们不仅不听从分析师的任何建议，而且如果没有得到帮助，就会表现出不满的情绪。如果他们确实获得了帮助，对自己的某些特性有了某种了解，他们就会立刻退回先前的苦恼之中，就好像分析师什么都没有做一样，他们会想方设法消除通过分析师的艰苦劳动所得来的这种洞见。然后，这位患者又会迫使精神分析师作出新的努力，而这些新的努力注定又得失败。

从这样一种情境中，患者可以获得双重的满足：一方面，他通过呈现自己的无助状态，在迫使分析师像奴隶般地为他服务方面，取得了某种胜利。另一方面，这种策略还倾向于使得分析师产生无助感，这样，患者自身的障碍使得他不能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来支配他人，因此，他找到了一种以破坏性的方式来支配他人的可能性。不用说，以这种方式所获得的满足是完全无意识的，就像是为获得这种满足而使用的技巧也是无意识加以运用的一样。患者自身所能意识到的仅仅是，他非常需要帮助，而他又得不到帮助。因此，在患者自身的眼里，不仅他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合理的，而且他还觉得自己有充分的权利生分析师的气。与此同时，他又不得不记住这一事实，即他正在玩一种暗中为害的游戏，所以他害怕被人发现并受到报复。因此，出于自卫，他觉得有必要加强自己的地位，于是他通过扭转局面来做到这一点。这并不是说他暗中进行某种具有破坏性的攻击，而是认为分析师在忽视他、欺骗他、虐待他。不过，只有在他真正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时，他才能占据并维持这一地位。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人不仅对于承认自己并没有受到虐待这一点毫无兴趣，而且恰恰相反，他有强烈的兴趣来坚持他的这一信念。他坚持认为他受到了伤害，这种坚持往往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他希望受到虐待。实际上，他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不希望受到虐待，但是，他那种认为自己被人虐待的信念已经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以致他无法轻易地将其放弃。

在这种支配他人的态度中，可能包含着太多的敌意，以致产生了新的焦虑。而这又可能导致诸如不能下命令、不能做决定、不能表达确切的意见等这样的抑制，其结果则是，神经症患者往往过分顺从。而这反过来又导致他将自己的抑制误认为一种天生的软弱。

在那些把追求声望作为头等大事的人身上，敌意通常表现为一种想要侮辱他人的欲望。对于那些自尊心曾由于遭受侮辱而受过伤害，并因此而产生报复心理的人来说，这种欲望是至高无上的。通常情况下，他们在儿童期都曾有过种种遭受侮辱的经历，这些经历可能与他们成长的社会情境有关，比如说，属于少数群体，或者自己家很穷而有些亲戚却很富有；也可能与他们的个人情境有关，比如，因为其他孩子的缘故而受到歧视，被他人唾弃，被父母当作一件玩物，时而受到溺爱，时而又被羞辱、责骂。这种经历由于具有让人痛苦的性质而往往被遗忘，但是如果所阐述的是涉及侮辱的问题，那么，它们就会再次出现在意识之中。但是，在成年神经症患者身上，我们从来都观察不到这些儿童期情境所产生的直接结果，而只能观察到其间接结果。这些结果由于经历了一个“恶性循环”而得到了强化，这个“恶性循环”是这样的：一种被侮辱感；一种想要侮辱他人的欲望；由于害怕受到报复，而导致对侮辱的敏感性提高；侮辱他人的欲望增强。

这些想要侮辱他人的倾向之所以受到深深的压抑，通常是因为神经症患者从自己的敏感性中知道，当他遭到侮辱时，自己是如何痛苦和如何想要报复，因此，他本能地害怕他人对他作出同样的反应。然而，这些倾向中的一些有可能会表现出来，而他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表现为对他人的漫不经心的忽视，比如让他人长时间等待等；也可能表现为漫不经心地使他人陷入尴尬的境地，比如让他人产生很强的依赖性。即使神经症患者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想要侮辱他人的愿望，或者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经侮辱了他人，他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弥漫着焦虑，表现为不断地预期自己会遭到责难或侮辱。在后面讨论失败恐惧时，我将回过头来讨论这种恐惧。由于这种对于侮辱的敏感性而产生的抑制，通常会表现为一种想要避免任何似乎有可能侮辱他人的事情的需要。例如，这样的一个神经症患者可能没有能力批评他人、拒绝他人的要求，或者开除一位雇员，结果，他往往显得过于考虑周全或过于有礼貌。

最后，一种想要侮辱他人的倾向，可能会隐藏在一种崇拜他人的倾向背后。由于侮辱他人和崇拜他人是两件截然相反的事情，因此，后者就提供了最佳的方式来根除或隐藏前者那些倾向。这也是我们经常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现这两种极端的原因所在。这两种态度分布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种，而分布的不同则取决于个体的差异。它们可能会单独地出现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即一个人在某个时期可能会轻视所有人，而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可能会陷入英雄崇拜；他也可能崇拜男人而轻视女人，或者恰恰相反；或者，他也可能盲目地崇拜一两个人，而同样盲目地轻视世界上其他所有人。正是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两种态度实际上是同时存在的。一位患者可能会同时既盲目地崇拜分析师又轻视分析师，他要么压抑其中的一种情感，要么在这两种情感之间摇摆不定。

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敌意通常表现为一种剥夺他人的倾向。想要欺骗、偷盗、剥削或挫败他人的愿望本身并不是神经性的愿望。它可能是由文化模式化的，也可能是由实际情境认可的，或者它也可以被正常地看做一个权术问题。然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倾向却带上了高度的情绪色彩。即使他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实际利益微乎其微或无关紧要，但如果取得成功，他就会兴高采烈、得意洋洋。例如，为了讨价还价，他有可能会付出与他所省下的那点钱完全不成比例的时间和精力。他从这种成功中所获得满足感有两个来源：其一，他感觉自己凭智力胜过了他人；其二，他感觉自己伤害了他人。

这种想要剥夺他人的倾向会表现为许多不同的形式。如果医生不能免费地治疗他，或者要求他支付的费用超过了他的支付能力，那么，这位神经症患者就会对医生充满怨恨。如果他的雇员不愿意无偿加班，他就会对他们非常愤怒。在与朋友和孩子的关系上，这种剥夺的倾向常常通过宣称他们对自己有义务而得以合理化。事实上，父母根据这一基础来要求子女为其作出牺牲，有可能会摧毁子女的生活，即使这种剥夺倾向并不以这样的破坏性形式表现出来；而任何一位认为子女的存在就是为了给自己以满足，并按照这种信念来行事的母亲，都必然会在情感上剥削自己的孩子。一个属于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也可能会倾向于拒绝给他人某些东西，比如他可能拒给应该付给他人的钱、应该告诉他人的消息，以及他让别人期望获得的性满足等。这些掠夺倾向的存在，可以表现为不断地做偷盗之梦，或者他可能会产生一种想要偷盗的有意识冲动，只不过他把这种冲动压抑了下去；在某一个时期，他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实际的偷窃狂。

属于这种一般类型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故意剥夺他人。一旦有人期望他做点什么或者拿出点什么的时候，与他这种想要剥夺他人的愿望有关的焦虑，就有可能导致一种抑制，这样一来，举例来说，他就会忘记去买他人希望他能够购买的生日礼物，或者如果一个女人愿意对他以身相许，他就会突然变得阳痿。不过，这种焦虑并不一定总会导致一种实际的抑制，但是却有可能在这样一种潜在的恐惧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即他害怕自己正在剥削或剥夺他人，虽然事实就是如此，但是他在意识上却愤怒地否认自己有这样的意图。一位神经症患者甚至可能在某些事实上并不存在这些倾向的活动中，也会产生这种恐惧，而同时，他却又始终意识不到，他自己在其他的活动中，确实在剥削或剥夺着他人。

这些剥夺他人的倾向，往往伴随着一种妒忌他人的情感态度。如果他人拥有一些我们自己想要拥有的好处，那么，我们大多数人都会产生某种妒忌的情感。不过，在正常人身上，侧重点在于他希望自己也能拥有这些好处这一事实；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侧重点却在于他不愿意别人得到这些好处这一事实，即使他自己一点都不想得到这些好处。这种类型的母亲常常会妒忌孩子的快乐，她会告诉他们：“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those who sing before breakfast will cry before supper)。”

神经症患者通常会通过将其置于一种合理妒忌的基础之上，来掩盖他的妒忌态度的残忍性。他人的任何好事，不管是一个洋娃娃、一个女孩、一份悠闲，还是一份工作，在他看来都非常荣耀，非常值得弄到手，以至于他觉得自己的妒忌是完全合理的。只有借助于对事实进行某种出于无心的歪曲，这种使妒忌合理化的做法才是有可能的：低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并产生这样一种幻觉，即认为他人所拥有的好事确实就是自己想要得到的。这种自我欺骗的程度可能会非常深，以至于他竟然相信自己之所以处于一种悲惨的境地，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他人已经拥有的某一件好事，他觉得他人已经超过了他；而他完全忘了这一点，即在其他所有方面，他都不愿意同对方交换。为了这样一种歪曲，他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即他没有能力来享受和欣赏任何可以获得的幸福。不过，这种能力的缺乏却也起到了保护的作用，保护他以免遭到他人的妒忌(他人的妒忌是他最为害怕的)。就像许多正常人有很充分的理由来保护自己免遭某些人的妒忌一样，他也并不是故意地不让自己对所拥有的一切感到满足，并因此歪曲了自己的真实处境；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以至于他实际上剥夺了自己的一切享受。因此，他挫败了自己的目的：他本想拥有一切，但是，由于他的破坏性动机和焦虑，最终却落得个两手空空。

显然，就像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所有其他敌意倾向一样，这种剥夺或剥削的倾向，也不仅来源于受损的人际关系，而且会导致更进一步的人际关系损伤。尤其是如果这种倾向或多或少地处于无意识状态(通常情况下，实际情形就是如此)，那么，它就必然会导致个体感到不自然，甚至使个体在他人面前感到怯懦。在那些他并没有期望从其身上获得任何东西的人面前，他的行为举止和感受都很自由自在、泰然自若；而一旦出现他可以从他人那里获得某种好处的可能性时，他就会变得很不自然。这种好处可能是有形的东西，如某条信息或某种劝告；也可能是某种不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仅仅是一种将来获益的可能性。不仅在性关系中，而且在其他所有关系中，这一点都是适用的。一位属于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在自己并不在意的男人面前，可能会表现得很坦率、自然；而在一个她希望对方能够喜欢自己的男人面前，她就会感到十分尴尬、拘束，因为在她看来，获得他的爱就等于是从他那里得到某种东西。

这种类型的人可能具有一种非凡的挣钱能力，并因此将他们的冲动引导到了有益的渠道上来。更为常见的是，他们会在挣钱问题上形成种种抑制，因此，他们会犹豫要不要向他人索取报酬，或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却没有索要恰当的报酬，这样看起来，他们的行为就比实际情形要慷慨很多。然后，他们又很可能因为没有获得恰当的报酬而心怀不满，但是他们常常并不知道这种不满的原因。如果神经症患者的抑制变得分布很广，以致遍布于他的整个人格，那么，他往往会缺乏自立的能力，而必须依靠他人的支持来生活。于是，他就会过着一种寄生虫式的生活，并以此来满足他那些剥削他人的倾向。这种寄生虫式的态度并不一定表现为“全世界都欠我”这样一种粗略的形式，而可能会表现为更为微妙的方式，例如希望他人帮助自己，希望他人采取主动，希望他人为自己的工作出谋策划，简言之，就是希望他人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一般说来，其结果是对生活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态度：他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这是他自己的生活，而且他必须自己来决定是要在这种生活中有所建树，还是虚度一生；他的生活态度就好像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与他自己无关，就好像一切善与恶都来自外部世界，而与他的所作所为全然无关，就好像他有权利从他人那里获得好处，而将所有的坏事都归咎于他人一样。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通常坏事比好事更容易发生，因此，神经症患者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对这整个世界产生怨恨。我们还可以在对爱的神经性需要中发现这种寄生虫式的态度，尤其是当这种对爱的需要表现为一种对物质利益的渴望时更是如此。

神经症患者这种剥削或剥夺他人的倾向所产生的另一个更为常见的结果是，对于自己可能被他人欺骗或剥削而感到焦虑。他有可能会生活在一种永无止境的恐惧中，深怕他人会利用他，会偷走他的钱财或思想，于是对于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作出这样的恐惧反应，即深怕这个人会打他什么主意。如果他真的受到欺骗，例如，如果一位出租车司机没有走最近的路，或者一位服务员多收了他的钱，那么，他所发泄的愤怒会大大超过应有的限度。这种将自己的欺骗倾向投射到他人身上的做法所具有的心理价值，是非常明显的。对他来说，感觉自己有正当的权利去声讨他人，比面对自己的问题，要愉快得多。而且，癔症患者通常将谴责作为一种声讨的手段，或者威胁对方，使其产生罪恶感，并因此任他虐待。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在多兹沃尔斯夫人(Mrs. Dodsworth)这个人物形象上，精妙绝伦地描述了这种策略。

对权力、声望以及财富的神经性追求的目标和功能，可以非常粗略地罗列如下：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的成就之一在于，看到并强调了这些追求所具有的重要性，这些追求在神经症患者的表现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这些追求借以表现出来的伪装。不过，阿德勒认为这些追求是人性中最为重要的倾向，其本身不需要任何解释。注52 他将神经症患者身上的这些强化，追溯为自卑感以及生理上的不适。

弗洛伊德也看到了这些追求的许多内涵，但是他并不认为它们是属于同一类的。他认为，对声望的追求是自恋倾向的一种表现。他最初将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以及其间所涉及的敌意，看做“肛门—施虐阶段”(anal-sadistic stage)的一种派生物。不过后来，他认识到，这些敌意不可能还原到一种性的基础之上，并认为它们是“死亡本能”的一种表现，这样，他就保持了对自己那种生物取向的忠诚信念。无论是阿德勒还是弗洛伊德，都没有认识到焦虑在产生这些驱力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都没有看到在它们得以表现的形式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第十一章　神经性竞争

获取权力、声望以及财富的方式，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它们可能凭借继承权而得来，也可能由个体所拥有的，并且为他所处的文化群体所赞赏的某些特质，如勇气、机智、治疗疾病的能力、与超自然力量交流的能力、头脑的灵活多变等而得来。它们还可能通过非凡的或成功的活动而获得，在某些既定特质的基础上，或借助于偶然的环境机遇而获得。在我们的文化中，地位和财富的继承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权力、声望和财富这些东西必须通过个体自身的努力去获得，那么他就不得不与他人进行竞争性的斗争。这种竞争以经济为中心，辐射到其他所有活动之中，并且渗透进爱情、社会关系以及游戏之中。因此，在我们的文化中，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竞争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它在神经性冲突中始终占据着核心的地位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我们的文化中，神经性竞争在三个方面与正常竞争不同。首先，神经症患者总是不断地拿自己与他人进行对比衡量，甚至在根本无须如此的情境中也是如此。尽管在所有的竞争情境中，努力超过他人都是最为根本的，但是，神经症患者却总是拿自己与那些根本不可能成为自己潜在竞争对手的人，以及那些和自己没有共同竞争目标的人进行对比衡量。他会不加分辨地把诸如谁更聪明、谁更有吸引力、谁更受公众欢迎这样的问题应用到每一个人身上。他对于人生的感受，可以与赛马中一个骑手的感受相比较，对于骑手来说，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这就是能否超过其他人。这种态度必然会使他对任何事业都丧失真正的兴趣，或者兴趣受到损害。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他所做事情的内容，而是通过这件事他可以获得多大的成功、效果和声望。神经症患者可能可以意识到自己老爱拿自己与他人进行对比衡量的态度，也可能只是机械地这样做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几乎从未充分地意识到这种态度在他身上所起的作用。

神经性竞争与正常竞争的第二点不同在于，神经症患者的野心不仅是要比他人取得更大的成就，或者比他人取得更大的成功，而且是要使自己显得独一无二、卓尔不群。尽管他可能会以比较级的方式来进行思考，但是他的目标却始终是最高级的。他可能完全意识到了自己正受到这种不屈不挠的野心的驱使。不过，更为常见的是，他要么完全压抑了自己的这种野心，要么部分地掩盖了这一野心。举例来说，在后一种情形下，他可能相信，自己所关心的并不是成功，而只是他正为之奋斗的事业；或者，他可能相信，自己并不想成为舞台上的焦点，而只想在幕后做些打杂的工作；或者，他也可能承认自己曾经在人生中某一个时期确实很有野心——那个时候，如果他是一个小男孩，就会幻想有朝一日成为基督或第二个拿破仑，或者幻想着把整个世界从战争中拯救出来；如果是一个小女孩，就会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嫁给威尔士亲王——但是他会宣布说，从那以后，他的野心就完全消逝了。他甚至可能会抱怨说自己现在非常缺乏野心，以至于他希望能够再有一点过去的野心。如果他完全压抑了自己的野心，就很可能会坚信，自己从来就与野心完全无缘。只有当某些保护性的岩层在精神分析师的发掘下发生松动以后，他才会回想起自己曾经有过一些宏伟夸张的幻想，或者有过一些在头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例如，希望自己是所属领域中最出类拔萃的人，或者认为自己特别聪明、特别英俊)，或者曾经因为任何一个女人居然会爱上他周围的其他男人而感到十分惊奇，甚至回想起来还十分怨恨。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意识不到野心在自己的反应中所发挥的强大作用，因此他并不认为这些念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有时候，这样一种野心会集中于一个特定的目标上：智力、魅力、某些成就或某种德性。但是，也有一些时候，这种野心并不集中于某一个明确的目标，而是蔓延至该个体的所有活动中。他不得不在他所涉足的所有领域中都成为顶尖高手。他可能同时想要自己既成为一个了伟大发明家，又成为一个杰出的医生，还成为一个无与伦比的音乐家。而一个女人可能不仅希望自己在特定的工作领域中出类拔萃，同时还希望自己是一个完美的家庭主妇、一个衣着最入时的女人。这种类型的青少年则可能发现自己很难选择或投身于任何一种职业生涯，因为选择一种就意味着放弃另一种，或至少要放弃部分最喜爱的兴趣和活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同时精通建筑学、外科学和小提琴演奏的确可谓困难重重。这些青少年还可能会抱着许多过分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开始自己的工作：他们希望自己绘画像伦勃朗(Rembrandt)，写剧本像莎士比亚(Shakespeare)，刚开始在实验室工作就能够准确无误地计算血球的数目。由于他们过分的野心导致他们产生过大的期望，而他们根本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很容易灰心失望，并很快就放弃自己原来的努力，开始另起炉灶。许多很有天赋的人在其整个一生中就是这样分散了自己的精力。他们的确具有巨大的潜能，本可以在各个领域中取得某种成就，但是由于对所有领域都感兴趣，并最终对所有领域都产生野心，因此，他们不可能始终如一地追求任何一个目标；最终，他们一事无成，让大好的才能付诸东流。

无论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野心，他们对于野心所遭到的任何挫折都十分敏感。他们甚至将一次成功，感受成一种失望，因为这次成功没有达到自己很高的期望。例如，一篇科学论文或一本专著所取得的成功，如果不能一鸣惊人，取得非凡成就，而仅仅是引起了有限的兴趣，就仍然会使他感到失望。这种类型的人在通过了一场很难的考试后，可能会因为他人也同样通过了这一场考试而认为这算不上什么成功。这种总是感到失望的倾向，是这种类型的人不能享受成功喜悦的原因之一。至于其他的原因，我将在后面加以讨论。自然，他们对任何批评也都极为敏感。许多人在写了第一本书或画了第一幅画以后，就再也写不出书或画不出画了，因为即使是受到温和的批评也会使他们深感沮丧。许多潜在的神经症患者，往往都是在遭到上司批评或遭到失败的时候，显现出最初的症状来的，尽管这些批评或失败本身微不足道，或者无论如何也不足以造成精神方面的障碍。

神经性竞争与正常竞争的第三点不同在于神经症患者这些野心中所隐含的敌意，即他那种“只有我才是最美丽、最能干、最成功的人”的态度。敌意是每一种强烈竞争中所固有的，因为一个竞争者的胜利即意味着另一个竞争者的失败。事实上，在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中，存在着非常多具有破坏性的竞争，以至作为一种独立的特征，我们不愿意说它是一种神经症的特征。它几乎是一种文化的模式。但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竞争的破坏性影响比建设性影响更为强大：对他来说，看到他人失败比自己取得成功要更为重要一些。更确切地说，具有神经性野心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好像是这样的——对他来说，击败他人比自己取得成功更为重要。实际上，对他来说，他自己的成功乃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但是，由于他对成功有着强烈的抑制——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看到——所以唯一对他开放的路径乃是成为优胜者，或至少感觉比他人优越：拉下他人，使他人降低到自己的水平，或干脆将他人踩在自己的脚下。

在我们文化的竞争性斗争中，试图损害竞争者，以提高自己的地位、荣誉，或减少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往往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然而，神经症患者却为一种盲目的、不加区分的、强迫性的冲动所驱使，拼命地去诋毁他人。即使他知道他人不会对自己有任何实际的伤害，或者甚至他人的失败明显与自己的利益相左，他也仍然有可能这么做。他的这种感觉可以用语言清晰地描述为这样一种信念，即“只有一个人能够成功”，而这不过是“只有我才会成功”这一观念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在他的这些破坏性冲动背后，可能存在着很大的情绪强度。例如，一个正在写剧本的人，当听说他的一个朋友也正在写剧本时，竟突然陷入一种盲目的愤怒中。

我们在许多关系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想要击败或挫败他人努力的冲动。一个具有过分野心的儿童，可能会受到一种想要挫败父母为他所做的一切努力的愿望的驱使。如果父母硬要他注重行为举止，在社会上取得成功，他就会使自己的行为在社会上臭名远扬。如果父母的所有努力都集中在他的智力发展上，他就可能发展出对学习的非常强烈的抑制，以致使自己看起来就像一个白痴。我记得曾经有两个小患者，他们的父母怀疑他们智力发育不全而将他们带到我这里来，但后来却证明这两个孩子非常有能力，极为聪明。他们想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对付分析师的企图，也就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受到一种想要挫败父母的愿望的驱使这一事实。这两个孩子中有一个孩子长时间假装听不懂我所说的一切，这样我便不能很有把握地对她的智力状况下判断，直到最后我发现，她一直在对我玩她用来对付父母和老师的同一种把戏。这两个孩子都有极强烈的野心，但是在治疗的最初阶段，这种野心完全被淹没在了破坏性的冲动之中。

同样一种态度也可能会出现在课堂上或接受任何一种治疗的过程中。在上课或接受治疗的过程中，从中获得好处乃是个人的利益所在。但是，对于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来说，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他内心的竞争性心理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挫败教师或医生的努力，或者是阻碍他们，不让他们取得可能取得的成功。如果他仅仅通过证明他人不可能在他自己身上取得任何成功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那么，他就会宁愿付出甚至像继续生病或永远无知这样的代价，并因此向他人证明，他们也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我们无需补充这一点，即这一过程是无意识进行的。在这个人的意识中，他会确信，事实上这个教师或医生非常无能，或者不是教他学习或给他治病的合适人选。

因此，这种类型的患者可能会不同寻常地害怕医生成功地治愈他的病。他会不遗余力地想要挫败分析师的努力，即使这样会明显地挫败他自己的目的，他也在所不惜。他不仅会误导分析师或者不给他提供某些重要的信息，而且，只要他有可能做到，他甚至会始终保持原状或戏剧性地使病情加重。他不会告诉分析师他的病情有任何好转；或者，即使他告诉了分析师，也显得非常勉强，或者以一种抱怨的方式来告诉分析师；又或者，他会把自己病情的好转或洞见方面的任何收获，归因于某个外在因素，如气温的变化、服用阿司匹林这一事实、读了某一本书等。他绝不会遵照分析师的任何指示，并因此试图证明分析师是明显错误的。或者，他会把原先曾粗暴地加以拒绝的分析师的建议，说成他自己的一个发现。后面这种行为，我们也经常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观察到；它构成了无意识剽窃的心理动力，许多关于优先权的战争，都有着这样一个心理学基础。这样一种人无法忍受这样的想法，即不是他，而是别人具有一种新思想。对于任何不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建议，他都会坚决地加以诋毁。例如，他会讨厌或拒绝一部电影或一本书，如果推荐这部电影或这本书的人是他当时正与之竞争的人的话。

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当所有这些反应经分析师的精辟阐释而接近意识水平的时候，神经症患者就可能会爆发出公开的愤怒：他可能会产生想要砸烂办公室里的某样东西，或对分析师恶语中伤的冲动。或者，在某些问题得以澄清以后，他就会立刻指出，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即使他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好转，而且理智上也承认这一事实，但是他仍然不让自己产生任何感激之情。在这种不知感激的现象中还包含着其他的因素，例如害怕承担偿还别人恩惠的义务；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则往往是由于不得不把某件事件归功于某人而在神经症患者心中产生的屈辱感。

与这种想要挫败他人的冲动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极大的焦虑，因为事实上神经症患者会下意识地假定他人在遭到挫败后也会像自己一样，感觉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并怀恨在心。因此，他总是对伤害他人焦虑不安，并且通过始终相信和坚持这一切事实上都是合情合理的，而尽力不让自己意识到这种想要挫败他人的倾向。

如果神经症患者持有一种强烈的诋毁他人的态度，就难以形成任何积极的意见，就很难采取任何积极的立场，或者作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决定。一种关于某人或某事的积极意见，也许会由于任何人提出的最为微不足道的评论而消散，因为一点点的小事就会激发起他的诋毁冲动。

对于权力、声望和财富的神经性追求中所包含的所有这些破坏性冲动，都会加入到竞争性斗争中来。在我们的文化中所发生的普遍竞争性斗争中，甚至正常人也有可能表现出这些倾向；但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冲动本身却变得非常重要，即使它们有可能会给他带来不利和痛苦。对他来说，这种侮辱他人、剥削他人或欺骗他人的能力，已经成为一种优越的胜利，而如果他失败了，那就是一种失败。神经症患者因不能捉弄他人而产生的大多数愤怒，都来源于这样一种失败感。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如果弥漫着一种个人主义的竞争精神，它就必然会损害两性之间的关系，除非严格地将男人的生活领域与女人的生活领域分离开来。但是，神经性竞争，由于其所具有的破坏性，甚至可能会比一般的竞争造成更大的破坏。

在恋爱关系中，神经症患者想要挫败、征服、侮辱对方的神经性倾向起了重大的作用。性关系成了一种征服、贬低对方或被对方征服、贬低的手段，而这一性质显然与性关系的本性完全相悖。通常情况下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形，弗洛伊德曾经将这种情形描述为男人恋爱关系中的分裂：一个男人在性方面可能只受到那些低于其标准的女人吸引，而对于他所深爱、钦佩的女人却既没有任何性欲，也没有任何能力。对这样一种人来说，性交不可分割地必然与侮辱倾向联系在一起，因此，一旦面对他所爱慕的女人或他可能爱慕的女人，他就会立刻压抑住自己的性欲。这种态度通常可以追溯到他母亲身上，他曾感到受到母亲的侮辱，而且他也希望以侮辱她作为回报，但是，由于恐惧，他将这种冲动隐藏到了一种夸张的忠诚背后——这种情形通常被描述成一种固着(fixation)。在往后的生活中，他发现可以通过把女人分成两种类型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对自己所爱的女性残留的敌意，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会以挫败她们的形式表现出来。

如果这种类型的男人与一位地位与他平等或地位比他高的女人，或者人格魅力与他一样或比他更有魅力的女人建立关系，那么，通常情况下他不是为她感到骄傲，而是隐隐地替她感到羞耻。他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这种反应而感到极为困惑，因为在他的意识思维里，他并不认为女人一旦与男人发生性关系就会失去其价值。他并不知道的是，他想要通过性交来贬低女性的冲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在情感上认为，女性在发生性关系后就变成了一种可鄙的尤物。因此，他为她感到羞耻，乃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反应。同样，女性也可能会非理性地为自己的情人感到羞耻，表现为不想被人看见他俩在一起，或对他的良好品质熟视无睹，因此，她对他的欣赏远不如他实际应得的欣赏。精神分析表明，女性也具有同样的贬低对方的无意识倾向。注53 通常情况下，她对女性也有这些倾向，但由于某些个人的原因，这些倾向更多地集中在她与男性的关系中。造成这一情形的个人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对某个受偏爱的兄弟的仇恨，对软弱父亲的蔑视，确信自己缺乏魅力并因而预期自己会受到男人的拒绝。同时，她也可能会对其他女性感到极为恐惧，以致不敢表现出自己对她们的侮辱倾向。

女性和男性都可能会充分地意识到自己想要征服和侮辱异性的意图。一个女孩可能会抱着这样一种坦率的动机——要置那个男人于她的股掌之中——而开始谈恋爱。或者，她也有可能故意诱惑男性，而一旦对方回之以感情，就立刻将其抛弃。不过，通常情况下，这种想要侮辱他人的欲望也不是有意识的。在这样的情形下，这种欲望可能会以各种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它可能表现为强迫性地嘲笑男人的求爱。或者，它也有可能表现为性冷淡，她以此来向男人表明，他不可能使她满足，从而成功地侮辱了他，尤其是如果他本身就对女性的侮辱怀有一种神经性恐惧，就更是如此。与这种现象相反的——往往见之于同一个人身上——是一种认为性关系让自己受到虐待、贬低以及侮辱的感觉。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感到性关系对自己而言是一种侮辱乃是一种文化模式；只有当这种关系被合法化和合乎性冷淡的礼节时，这种感觉才会被冲淡。最近三十年来，这种文化影响已经日益削弱，但它依然相当强大，足以用来解释这一事实，即女性比男性更经常地感到性关系伤害了自己的尊严。这也可能导致性冷淡，或者导致完全避免与男性接触，而不管她内心是多么渴望与男性接触。这种女性可能通过受虐幻想或反常，而从这种态度中获得一种继发性满足，但她依然会由于对侮辱的预期，而对男性产生一种巨大的敌意。

一个对于自己的男性气概极不确信的男子，通常很容易怀疑自己之所以被女性接受，仅仅是因为这个女人需要获得性满足，即使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她是真的喜欢他也是枉然。因此，他会由于这种被虐待的感觉而产生一种怨恨。或者，一个男人也可能把女性的缺乏反应，视为一种不可忍受的侮辱，因而过于渴望她能够获得满足。在他自己看来，这种极大的关注似乎是一种体贴。但是，在其他方面，他却可能十分粗鲁，丝毫也不懂得体贴。因此，这就表明，他对于女性是否获得满足的关注，仅仅是他为避免自己感觉受到侮辱而采取的一种保护手段。

有两种主要的方式可以用来掩盖这种想要贬低或挫败他人的冲动：一种是通过钦佩的态度来将其掩盖，另一种则是通过怀疑的态度来使其理智化。当然，怀疑态度可能是理智上所存在的不同意见的真正表现。只有明确地将这些真正的怀疑排除出去，我们才有理由去寻找那些隐藏着的动机。这些动机可能隐藏得一点儿也不深，以至于只要简单地质问这些怀疑的合理性，就可能会导致焦虑的发作。我有一位患者，每次交谈都要粗鲁地将我贬低一番，尽管他自己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来，当我只不过是问他是否真的相信他对于我在某些问题上的能力的怀疑时，他的反应是，立刻陷入了一种严重焦虑的状态。

当这些想要贬低或挫败他人的冲动被一种钦佩态度掩盖起来时，其过程就会变得更加复杂。那些在内心深处隐秘地想要伤害和藐视女性的男人，可能在他们的意识思维中把女性当成地位很高的崇拜偶像。而那些总是无意识地想要挫败和侮辱男性的女人，则可能喜欢英雄崇拜。与正常人的英雄崇拜一样，在神经症患者的英雄崇拜中，也可能存在着一种真正的价值感和伟大感，但神经症患者的态度的特征在于，它乃是两种倾向的妥协：一种是对于成功的盲目崇拜，而不管其价值何在，因为他自己就有这方面的愿望；另一种则是他针对成功者的破坏性愿望的伪装。

一些典型的婚姻冲突，就可以以此为基础来进行理解。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些冲突往往更多地涉及女性，因为男人有更多获得成功的外界刺激，而且，他也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假定有这样一个属于该英雄崇拜类型的女人，她因为一个男人已经取得的或者可能取得的成功吸引了她，而嫁给了他。由于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个妻子通常会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丈夫所取得的成功，因此，只要这种成功继续下去，就会给她带来某种满足。但她却陷入了一种冲突的情境中：她因为丈夫的成功而爱他，同时，她又因为他的成功而恨他；她想破坏他的成功，但却又不能这样做，因为她想要通过分享而替代性地享受这种成功。这样一位妻子，可能会通过铺张浪费来威胁丈夫的财产安全，可能会用削弱性的争吵来破坏丈夫的平静，也可能会以一种暗中为害的贬低态度来破坏丈夫的自信心，从而泄漏出她想要破坏丈夫所取得的成功的愿望。或者，她可能会通过无情地驱使他努力向前，以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而丝毫不考虑他自身的幸福，来表现她的那些破坏性愿望。一旦出现任何失败的迹象，这种怨恨就有可能变得更加明显。而且，尽管当丈夫成功的时候，她可能在各方面都表现为一个挚爱丈夫的妻子；现在，她则会转而反对她的丈夫，而不是帮助他、鼓励他，因为那种只要她能够分享丈夫的成功就会被掩盖起来的复仇心理，一旦丈夫表现出任何失败的迹象，就会公开表现出来。所有这些破坏性活动，都可能在爱和钦佩的伪装下进行。

我们可以用另一个常见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即爱是怎样被用来补偿源于野心的挫败性动机的。有一个女人素来独断独行，精明能干，事业成功。结婚之后，她不仅放弃了她的工作，而且形成了一种依赖的态度，似乎完全放弃了她过去的野心——我们可以更为恰当地将所有这一切描述为“成为真正的女人”。通常情况下，她的丈夫会感到失望，因为他原本指望找一个出色的伴侣，结果却发现妻子并不与他合作，而只是把她自己放在他的羽翼之下。一个经历此种变化的女人，往往对自己的潜能产生了神经性的担忧。她隐约地觉得，嫁给一个成功的男人，或至少是她觉得具有成功才能的男人，对于实现自己的野心——或仅仅是获得安全感——来说，要比个人奋斗更为可靠。到此为止，这种情境还并不一定会引起障碍，反而可能会令人满意地将其解决。但是，这个患有神经症的女人却往往在内心深处拒绝放弃自己的野心，对丈夫充满了敌意，而且常常会根据非好即坏(all-or-nothing)的神经性原则，陷入虚无感之中，最终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如我前面所说，这样一种类型的反应更常见于女性而不是男性的原因，可以在我们的文化情境中找到，这种文化情境把成功标志为男人的领域。下面这一事实可以证明为什么说这种类型的反应并非一种固有的女性特质，即如果情形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如果女人碰巧比自己的丈夫更为聪明、更为强大、更为成功，那么，男人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作出反应。由于我们的文化坚信除了爱情以外，男人在一切方面都比女人优越，因此，这样一种态度在男人身上就较少用钦佩来加以伪装；它通常比较公开地表现出来，并对女人的兴趣和工作造成一种直接的破坏。

这种竞争精神不仅会影响男女之间现有的关系，甚至还会影响到伴侣的选择。在这方面，我们从神经症患者身上所看到的，不过是一幅放大了的画面而已，这个画面在一种竞争性文化中通常被认为是正常现象。正常情况下，对伴侣的选择通常是由对声望或财富的追求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性欲领域之外的动机决定的。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种决定作用有可能是压倒一切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于优势、声望、支持的追求，比一般人更具强迫性，更不屈不挠；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与他人的个人关系(包括与异性的关系)，已经过于恶化，以至于他无法作出恰当的选择。

破坏性竞争可以通过下列两种方式来加剧同性恋倾向：第一，它提供了一种动力，使人完全不与异性接触，为的是避免与匹敌者进行性竞争；第二，它所引起的焦虑需要释放出来，而且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过的那样，对安全感的需要，通常是紧紧抓住同性伴侣不放的原因所在。在分析的过程中，如果患者和分析师是同一性别，那么，我们通常可以观察到破坏性竞争、焦虑以及同性恋动机之间的联系。这样的患者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一味地夸耀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并且会贬低分析师。一开始，他采取了伪装得很好的形式来这样做，以致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接着，他会认识到自己的这种态度，但这依然与他的情感相分离，他仍然意识不到是一种多么强大的情感在后面推动它。之后，当他逐渐地开始感觉到他针对分析师的敌意所产生的影响，并与此同时开始越来越感到不安——同时伴随着焦虑梦、心悸和烦躁不安——的时候，他突然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分析师拥抱了他，同时，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想要与分析师有某种亲密接触的幻想和愿望，从而表明了他想要缓解焦虑的需要。在患者最终能够如实地正视他自己的竞争性问题之前，这一连串的反应可能会多次反复出现。

因此，简而言之，钦佩或爱可以通过下列方式，来补偿那些想要挫败他人的动机：不让自己意识到那些破坏性冲动；通过在自己与竞争对手之间制造一种无法超越的距离，从而完全消除竞争；替代性地享受成功，或分享成功；谋求竞争对手的好感，并以此避开他的报复。

尽管这些关于神经性竞争对两性关系之影响的论述还远远达不到详尽无疑，但也足以表明，它是如何导致两性之间的关系受到损害的。在我们的文化中，由于这种竞争(这种竞争削弱了获得和谐两性关系的可能性)同时又正是焦虑的来源，并因而使人更加渴望获得和谐的两性关系，因此，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第十二章　逃避竞争

由于其所具有的破坏性质，神经症患者身上的竞争性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焦虑，从而导致逃避竞争。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焦虑来源于何处？

不难理解，其中的一个来源，乃是害怕对野心进行冷酷无情的追求会遭到报复。一个人如果在他人取得成功或想要取得成功时，就将他们踩在脚下，对他们加以侮辱和打压，那么，他肯定会害怕他人会同样强烈地想要打败自己。但是，这样一种对报复的恐惧，尽管在每一个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获得成功的人身上都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却不是致使神经症患者的焦虑日益加剧，并从而使其对竞争产生抑制的全部原因。

经验表明，仅仅是对报复的恐惧，并不一定会导致抑制。相反，它只可能使人怀着想象性的或真实的妒忌、竞争和恶意，对他人加以冷酷的算计，或者试图扩张自己的权力，为的是保护自己不被任何人打败。某一特定类型的成功者通常只有一个目标，即获得权力和财富。但是，如果将此种人格的结构与被确定为神经症患者之人的人格结构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差别。那些冷酷无情地追求成功的人，并不在乎他人的爱。他既不想要，也不指望从他人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不管是帮助还是慷慨，都是如此。他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和努力，他就可以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一切。当然，他会利用他人，但是他之所以在乎他人的忠告，仅仅是因为这有益于他实现自己的目标。在他看来，为爱而爱是毫无意义的。他的欲望和他的各种防御都沿着一条笔直的路线前进：权力、声望、财富。甚至一个由于内在冲突而被迫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如果他内心没有什么东西干扰他的追求，那么他也不会形成常见的神经症特征。恐惧只会促使他更加努力，以获得更大的成功，变得更无敌。

然而，神经症患者却会追求两条互不相容的道路：极具攻击性地追求“唯我”独尊；同时，又极其渴望被一切人所爱。这种被夹在野心与爱之间的处境，乃是神经症患者的主要冲突之一。神经症患者之所以会害怕自己的野心和需要，之所以甚至不想承认这些野心和需要，之所以会完全地制止或逃避这些野心和需要，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害怕失去爱。换句话说，神经症患者之所以会制止自己的竞争心，原因并不在于他有特别严厉的“超我”要求(这些“超我”要求不允许出现过于强大的攻击性)，而在于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两种同样迫切的需要之间：一种是他的野心，另一种则是他对爱的需要。

这种困境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一个人不可能既把他人踩在脚下，同时又得到他们的爱。然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种压力实在太大了，以至于他确实企图解决这一困境。一般而言，他试图以两种方式来解决这个困境：一种是合理化自己的支配动机和因支配动机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不满，另一种则是制止自己的野心。关于他为合理化自己的攻击需要而作出的努力，我们可以谈得简略一些，因为它们所具有的特征与我们在前面论及获得爱的方式及其合理化时已经讨论过的特征完全一样。与前面一样，在这里，合理化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策略：它试图使这些需要变得无可非议，这样就不会阻碍他被人所爱。如果在一场竞争中，他为了侮辱他人或打击他人，而贬低了他们，那么，他会深信自己是完全客观的。而如果他想剥削他人，他就会相信，而且会试图使他人也相信，他此刻正非常需要得到他们的帮助。

正是这种对合理化的需要，在让一种微妙而隐秘的不真诚遍及一个人的人格方面，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即使这个人从根本上说还算诚实。而且，它还解释了那种顽固的一贯正确心理(self-righteousness)，这是神经症患者身上常见的一种性格倾向，有时候很明显，有时候则隐藏在一种顺从乃至自咎(self-recriminating)的态度后面。这种一贯正确的态度常被混同于“自恋”态度。事实上，它与任何种类的自我爱怜(self-love)都毫不相干；它甚至根本就不包含任何自满或自负的成分，因为与表面现象相反，他从来没有真正地确信自己是一贯正确的，而只存在着一种不断地想要使其看起来合理的迫切需要。换句话说，它乃是一种防御性态度，解决某些特定问题的驱力使其成为必需；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由焦虑产生的。

对这种合理化需要的观察，很可能是启发弗洛伊德提出其特别严厉的“超我”要求这一概念的因素之一。神经症患者在其反应中，通常放弃其破坏性驱力而屈服于这一特别严厉的“超我”要求。这种合理化需要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对于这样一种解释尤其具有启发性。合理化不仅是一种与他人交往的不可或缺的策略手段，而且，在许多神经症患者身上，它也是一种满足那些在自己眼中似乎无可指责的需要的手段。后面讨论到罪恶感在神经症中所发挥的作用时，我还要回过头来探讨这一问题。

神经性竞争中所包含的焦虑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乃是一种对失败的恐惧，以及一种对成功的恐惧。对失败的恐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对于遭受他人侮辱的恐惧的表现形式。任何失败都可能成为一场灾难。一个女孩子倘若在学校里没有学好自己期望学到的某种知识，那么，她不仅会感到非常羞愧，而且会觉得班上的其他女孩子都会看不起她，并且都会反对她。这种反应会给她带来更大的压力，因为她经常把偶然发生的一些事件都看做失败，而事实上这些事件根本就不意味着失败，或者最多只能算是无关紧要的失败——例如没有考得全班最高分，在某场考试中有一部分题目没有做出来，举办了一次并不非常成功的舞会，在谈话中未能做到谈吐惊人：简言之，任何没有达到其过高期望的事情都被看做失败。而任何形式的冷落(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神经症患者对此的反应通常是带着强烈敌意的)也同样会被视为一种失败，并因而被看做一种侮辱。

神经症患者的这种恐惧，可能会因为担心他人在知道了他冷酷无情的野心后，对他的失败幸灾乐祸而大大加剧。比失败本身更让他感到害怕的，乃是他以某种方式表明自己正在与他人竞争，而且他确实想要获得成功并为此付出了努力之后，却遭到了失败。他觉得，一次单纯的失败还有可能被原谅，甚至还有可能唤起他人的同情而不是敌意；但一旦他表现出对成功有兴趣，就会被一大群想要迫害他的敌人所包围，这些敌人埋伏在那里，一看到他有任何虚弱或失败的迹象，就会猛扑上来。

由此而产生的态度，随恐惧内容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恐惧内容偏重于对失败本身的恐惧，他就会加倍努力，甚至会不顾一切地试图避免失败。在对他的力量或能力的关键性考验，例如考试或公开亮相之前，他就会产生严重的焦虑。但如果恐惧的内容偏重于害怕他人看出自己的野心，其结果就会完全相反。他所感受到的焦虑将会使他看起来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并且会导致他不作出任何努力。这两种情形的对比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表明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恐惧(归根结底仍属于同一类别)何以产生出两组完全不同的特征。一个符合第一种模式的人，将会疯狂地拼命苦读以迎接考试；但一个符合第二种模式的人，则会几乎什么都不干，而且很可能会故意引人注目地沉溺于社会活动或其他嗜好，以此向世人表明他对此项任务完全不感兴趣。

通常情况下，神经症患者都意识不到他自己的焦虑，而只能意识到由此产生的后果。例如，他可能无法全神贯注于工作。或者，他可能会产生疑病症恐惧，例如害怕体力劳动会导致心脏问题，或者害怕过度脑力劳动会导致神经崩溃。或者，他也可能在任何劳动之后变得精疲力竭——当某一活动中包含了焦虑，它就很可能会使人精疲力竭——并以此种精疲力竭来证明，努力对他的健康有害，因而必须加以避免。

在他不作出任何努力的过程中，神经症患者很可能会让自己沉迷于各种各样的有趣活动(从玩单人纸牌一直到举办舞会)。或者，他也可能采取一种姿态，使自己显得十分懒惰或懒散。一个患有神经症的妇女有可能会不修边幅，宁可给人不讲究衣着的印象，也不愿给人以企图讲究打扮的印象，因为她觉得这种企图只会使她遭到他人的嘲笑。一个十分漂亮但却自认为很平常的姑娘，往往不敢在大庭广众下涂脂抹粉，因为她总认为别人会这样想：“多么可笑的丑小鸭，居然企图让自己看起来有魅力！”

因此，一般而言，在神经症患者看来，不去做那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比较安全一些。他的格言是：“安分守己，谦虚谨慎，最为重要的是不要引人注目。”正像凡勃伦(Veblen)曾强调过的那样，引人注目——例如，引人注目的悠闲安逸，引人注目的消费——在竞争中往往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应的，逃避竞争也必然会把重点放在其反面，即放在避免引人注目之上。这就意味着坚持传统的标准，不要使自己成为众人注目的中心，不要显得与众不同。

如果这种逃避倾向成了一种主要的特征，就会使人不敢冒任何风险。不用说，这样一种态度必然导致生活的极其贫乏以及潜能的扭曲。因为，除非环境十分有利，否则，幸福或者任何成就的获得，都必然以冒险和努力为先决条件。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对于可能遭到的失败的恐惧。但是，这仅仅是神经性竞争中所包含的焦虑的一种表现。这种焦虑也可能表现为一种对于成功的恐惧。在许多神经症患者身上，涉及对他人的敌意的焦虑非常巨大，以至于他们竟害怕成功，即使他们对获得成功有充分的把握也是如此。

这种对成功的恐惧，来源于害怕遭到他人的嫉妒并因此而失去他们的爱。有时候，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恐惧。我的患者中有一位很有天赋的作家，由于她母亲也开始写作并被证明很成功，因此她自己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写作。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她又犹犹豫豫地、忧心忡忡地重新开始写作，但此时，她害怕的不是写得不好，而是写得太好。这个女患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完全不能做任何事情，其主要原因在于她过度恐惧他人会对她做的每一件事产生嫉妒；相反，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让他人喜欢她这项任务上。这种恐惧也可能仅仅表现为一种隐隐约约的担心，担心如果自己取得了某种成功，就会失去朋友。

但是，就像许多其他恐惧一样，神经症患者在产生这种恐惧时，更常意识到的却往往不是他的恐惧，而仅仅是由此而导致的种种抑制。例如，这种人在打网球的时候，每当接近胜利就会感到有什么东西在阻止他，使他不可能赢得胜利。或者，他可能会忘记去赴一个对他的未来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约会。如果在一次讨论或会谈中，他有十分中肯的意见，那么，他可能会用非常低的声音，或者用非常简略的方式表达他的意见，以致竟没能给人们留下任何印象。或者，他会让人代替他去接受由于他在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而赢得的喝彩。他也许会观察到，当和有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侃侃而谈，思路敏捷，而和另一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却非常笨拙；当和有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以一种大师的风格来演奏某种乐器，而和另一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却宛如初出茅庐。尽管他对这样一种不稳定状态感到非常困惑，但他却无力改变这一状态。只有当获得关于自己这种逃避倾向的洞见时，他才会发现，当同一个不如他本人聪明的人交谈时，他就会强迫性地表现得比对方更为笨拙；或者当与一个水平不高的音乐家一起演奏时，他就会被迫演奏得更糟糕：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这样一种恐惧导致的，即害怕一旦优越于他人，自己就会伤害和侮辱他人。

最后，如果他确实取得了成功，那么他不仅无力享受这种成功，甚至还会觉得这似乎并不是他自己的经历。或者，他可能会通过把这种成功归功于某种偶然情境，或归功于某些无足轻重的外来刺激和外来帮助，来贬低这种成功。不过，在取得成功之后，他之所以很可能会感到抑郁，部分是因为这种恐惧，部分则是由于一种未获得承认的失望，这种失望是由这一事实导致的，即实际的成功离他内心深处的过度期望还远得很呢。

因此，神经症患者的冲突情境，一方面来自想要在比赛中得第一这样一种狂热而又具有强迫性的愿望，另一方面则来自一种同样巨大的、一旦开端良好或取得任何进展就必然起而阻止自己的强迫冲动。如果他成功地做成了一件事情，那么下一次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必会做得一塌糊涂。一堂课上好了，之后必定紧随着一堂上得一塌糊涂的课；治疗取得进展了，之后紧接着的必然是故态复萌；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之后，下一次则必定给人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这一连串事件反复发生，使他觉得自己是在向强大的怪癖发起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他就像珀涅罗珀(Penelope)一样，每天晚上把自己白天织的锦缎拆散。

因此，在这条路上的每一步，抑制都可能出现：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完全地压抑住自己野心勃勃的愿望，以致任何一种工作都不去尝试；他可能试着去做某件事情，但却无法集中精神或将这件事情做完；他也可能工作非常出色，但却回避任何成功的迹象；最后，他可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但却无力欣赏这一成就，甚至感觉不到这一成就。

在众多如此逃避竞争的方式之中，或许最为重要的一种是，神经症患者在自己的想象中，创造出一种同真实的或所谓的竞争对手之间不可超越的距离，使得任何竞争都显得荒谬可笑，从而在意识中彻底消除竞争的心理。要造成这一距离，可以通过把他人放在一个高不可攀的位置上，也可以通过把自己放在一个无比低下的位置上，使得一切关于竞争的想法和尝试都显得不可能和荒唐可笑。后一过程，正是我将要加以讨论的“贬低”(belittling)。

自我贬低可以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仅仅出于权宜之计而加以运用。如果一位大画家的徒弟画出了一幅非常出色的画，但又有理由害怕他老师的妒忌态度，那么，他可能会贬低自己的作品以缓和他老师的妒忌心理。不过，神经症患者对于这样一种自己低估自己的倾向，却只有一点点模糊的概念。如果他完成了一项出色的工作，就会认真地相信，别人会比他做得更好，或者他的成功只不过是一种偶然，而且他很可能再也无法做得那么好。或者，即使已经做得很好，他也有可能鸡蛋里挑骨头，例如认为自己做得太慢等，以此来贬低自己所取得的全部成就。一位科学家有可能会对有关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感到茫然无知，以至于他的朋友们不得不提醒他，他本人曾对这些问题撰写过一些论文。当有人向他提出一个愚不可及或无法解答的问题时，他的反应往往倾向于感到这是他自己的愚蠢；当阅读一本他隐约觉得不能同意其中观点的著作时，他不是通过批判性的思考来得出结论，而是倾向于据此推论，自己太愚蠢了，以至于竟读不懂这本书。他可能抱着这样一种信念，即相信自己已设法对自己保持一种批判的、客观的态度。

但是，这种人不仅会接受自己这些自卑感的表面价值，而且会坚持其正确性。尽管他会抱怨这些自卑感，而且这些自卑感也会给他带来痛苦，但他还远不能接受任何证明这些自卑感有误的证据。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完全能够胜任工作的人，他就会坚持说，他们高估了他，或者他成功地欺骗了其他人。我在此之前曾提到过的那个女孩，她在体验到哥哥对她的侮辱之后，在学业上产生了一种过度的野心。她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并被公认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学生，但是她在内心却依然坚信自己十分愚蠢。尽管照一照镜子，或男人对她表现出的注意，就可能足以使她相信自己是富有魅力的，但她却可能死死抱住这样一种信念，即自己没有任何吸引力。有些人一直到四十岁都可能一直坚信自己太年轻了，还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或担任领导工作；而过了四十岁，他又可能转而感觉自己太老了。有位著名的学者经常由于别人向他表示崇敬而感到惊奇，因为在他自己的感觉中，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平凡人。他将别人的称赞和恭维看做空洞的奉承，或者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甚至还可能为此感到非常愤怒。

这种现象(我们几乎可以无止境地观察到这种现象)表明，自卑感(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常见的邪恶)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而且正因为如此，才被人们顽固地加以坚持和保护。这些自卑感的价值在于这一事实，即通过在自己心中贬低自我，并因此将自我置于他人之下，来阻止自己的野心，与竞争有关的焦虑就得到了缓解。注54

顺便提一下，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点，即自卑感有可能事实上会削弱一个人的地位，因为自我贬低往往会导致自信心的受损。一定程度的自信心，乃是取得任何成就的先决条件，不管这成就是指不按标准食谱放色拉调味汁，是指推销商品，是指捍卫自己的观点，还是指给有可能成为亲戚的人留下好印象，都是如此。

具有强烈自我贬低倾向的人，有可能在梦中梦见他的竞争对手超过了自己，或者自己处于不利的位置上。由于毫无疑问，他在下意识中是希望自己战胜对手的，所以这些梦看起来可能与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愿望之满足的见解相矛盾。但是，我们不应该太过狭隘地理解弗洛伊德的见解。如果直接的愿望满足会带来太多的焦虑，那么，焦虑的缓解就会比直接的愿望满足更为重要一些。因此，当一个害怕自己野心的人梦见自己被人打败，这并不表示他希望失败，而只表示他宁可失败，因为相对来说，失败对他的危害更小。我有一个患者计划在接受治疗期间作一次演讲，那个时候，她正不顾一切地想要打败我。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正在作一次非常成功的演讲，而她却坐在听众席上，谦卑地对我怀着崇拜之情。同样，一个野心勃勃的教师会梦见他的学生成了老师，而自己却不会做他所布置的作业。

下面这一事实也表明了自我贬低被用来控制野心的程度，即遭到贬低的能力通常情况下正是个人最希望超越他人的能力。如果他的野心具有一种智力的性质，那么，智力便是他实现这种野心的工具，因而受到贬低。如果他的野心具有一种爱欲的性质，那么，容貌和魅力便是实现这一野心的工具，因而会遭到贬低。这种联系非常常见，以至于我们根据自我贬低倾向的焦点，就可以猜出个体最大的野心是什么。

迄今为止，这种自卑感与实际的自卑并无任何关系，我们仅仅是将其作为逃避竞争的倾向所产生的结果来加以讨论的。那么，它们真的与实际存在的缺点，以及对实际缺陷的认识毫无关系吗？事实上，这些自卑感是实际的不适当和想象的不适当两者共同导致的结果：自卑感是由焦虑所激发的贬低倾向与对于实际存在的缺陷的认识这两种因素的结合。正如我多次强调过的那样，我们最终是无法欺骗我们自己的，尽管我们可以成功地将某些冲动关闭在意识的大门之外。因此，一个具有我们所讨论过的这种性格特征的神经症患者，在内心深处知道，他具有必须加以隐藏的反社会倾向，他的态度一点都不真诚，他的伪装与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暗流完全不是一回事。他对于所有这些差异的认识，乃是他产生自卑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他从未明确地认识到这些差异产生的根源，因为它们来源于受到压抑的驱力。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些自卑感的根源，因此他给自己的关于为什么会感觉自卑的解释，就不会是真实的原因，而只是一种合理化。

他之所以感觉自己的自卑感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缺陷的直接表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野心的基础上，他已经建构起了关于自身价值和重要性的种种幻想。他情不自禁地拿自己的实际成就，与那些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才或一个完人的幻想作比较；而在这种比较中，他的实际行动和实际潜能显得低劣许多。

所有这些逃避倾向所导致的全部结果在于，神经症患者会遭到真正的失败，或者至少不能发展到按他的机遇、天赋所应该达到的高度。那些与他同时起步的人已经走到了他的前面，拥有了更好的职业，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种落后的局面并不仅仅指外在的成功。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会越来越感觉到在自己的潜能和实际成就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天赋(不管是什么样的天赋)都将被白白地浪费掉，他感到自己的人格发展受到了阻碍，而且他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变得成熟。注55 而他在认识到这种差异之后，所作出的反应是一种模糊不清的不满，这种不满并不具有受虐的性质，而是一种真实、恰当的不满。

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潜能和实际成就之间存在的差异，有可能是由外部环境导致的。但是，神经症患者身上所产生的这种差异(这是神经症的一种永恒特征)却是由他的内在冲突所致。他在现实中所遭受的失败，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潜能和实际成就之间越来越大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强化他已有的自卑感。因此，他不仅相信自己不如他可能成为的样子，而且事实上也的确比他可能成为的样子差。由于将自卑感放在了一种现实的基础之上，这种发展所遭受的影响就更大了。

同时，我所提到过的另一差异——高涨的野心与相对贫乏的现实之间的差异——已经变得让人非常难以忍受，以至于需要一种补救措施。于是，作为一种这样的补救措施，幻想应运而生了。神经症患者越来越多地用夸张的想法来代替实际可获得的目标。对他而言，这些夸张的想法所具有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掩盖了他那些难以忍受的虚无感；它们使他感受到了自己的重要性而又不需要进入任何竞争，因而也就不会招致任何失败或成功的危险；它们使他远离了任何可以实现的目标，建立起一种夸张的虚构物。正是夸张幻想这种毫无出路的价值，使其成了危险的幻想，因为与笔直大道相比，这种毫无出路的死胡同，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具有某些明确的好处。

我们应该将神经症患者的这些夸张想法，与正常人的夸张想法以及精神病患者的夸张想法区分开来。有时候，甚至正常人也会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并赋予自己的所作所为以不适当的重要性，或者沉浸在关于自己将如何干一番事业的幻想中。但是，这些幻想都只不过是点缀的花饰，他并不会把它们太当回事。具有夸张想法的精神病患者，则是另一个极端。他深信自己是一位天才，是日本天皇，是拿破仑，是耶稣，并且拒绝一切倾向于证明他的信念不成立的现实证据；他完全不能领会任何人的提醒，说他事实上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看门人，是收容所里的患者，或者是他人不尊重或嘲笑的对象。如果他最终意识到了这种差异，他也会决定赞同自己的夸张想法，并且会认为，他人绝不比他更有头脑，或者认为他们是为了伤害他而故意不尊重他。

神经症患者则介乎这两个极端之间。如果他最终意识到了自己这种夸张了的自我评价，那么，他对此作出的有意识反应，就会与健康人的反应相似。如果在梦中，他把自己乔装成皇亲贵族的面目出现，就会认为这些梦十分滑稽。但是，尽管他在意识上会把这些夸张的幻想视为不真实的幻想而加以抛弃，但这些幻想对于他却具有一种情感上的真实价值，这种价值与其对精神病患者而言的价值相类似。在这两种情况下，原因是一样的：它们具有一种重要的功能。尽管很脆弱、不稳定，但它们却是其自尊心所依赖的支柱，因此，他不得不紧紧抓住它们不放。

在自尊心遭到某种打击的情境中，这种功能中所存在的危险就会显露出来。于是，支柱倒塌，他倒下了，并从此一蹶不振。例如，一个本来有充分理由相信对方深爱自己的姑娘，突然认识到，那个男人还在犹豫要不要同她结婚。在一次谈话中，他告诉她，他觉得自己太年轻，太缺乏经验，还不能结婚；他认为在让自己明确地被婚姻束缚住之前，多接触一些其他姑娘是比较明智的做法。她无法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变得抑郁，开始感觉自己的工作不安全，对失败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恐惧，随之而来的是想要逃离一切，既不愿见人，也不愿工作。这种恐惧非常强烈，以致即使是令人振奋的事件(例如，那个男人后来又决定跟她结婚，以及出于对她能力的高度赞赏而提供给她一份更好的工作)也不足以使她感到安心。

与精神病患者不同，神经症患者总是情不自禁地要精确记住现实生活中成千上万不符合他有意识的错觉的琐事，尽管这种精确性会让他感到痛苦。因此，他的自我评价总是摇摆不定，一会儿觉得自己很伟大，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毫无价值。他随时都可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他完全确信自己具有超常价值的同时，可能又会惊奇于别人竟会如此认真地对待他。或者，在他觉得痛苦、感觉自己遭到了蹂躏的同时，可能又会因为别人认为他需要帮助而大发雷霆。他的敏感性可以与一个周身疼痛的人相比拟，任何一点最为轻微的触碰都会使他立即退缩。他很容易感觉自己受了伤害、轻视、忽视、怠慢，并以相称的报复性愤恨来作出反应。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一个“恶性循环”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尽管这些夸张的想法具有一种确定的安慰价值，并能给人们提供某种支持(即使只能以一种想象的方式)，但是，它们却不仅强化了逃避倾向，而且以敏感性为中介，导致了更大的愤怒，并因而导致了更大的焦虑。诚然，这里所说的是严重神经症的状况，但是在较小的程度上，这种状况也同样见之于不那么严重的病例——在这些病例中，甚至患者本人也有可能察觉不到这种情形。不过，一旦神经症患者能够从事某种建设性的工作，一种良性循环就可以建立起来。通过这种方式，他的自信心得以增强，因此他那些夸张的想法也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

神经症患者往往缺乏成就——在任何方面，不管是事业还是婚姻、安全感还是幸福感，他都落后于他人——这使得他嫉妒他人，并因而强化了嫉妒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从其他根源中产生出来的。有许多因素都可以导致他压抑自己的嫉妒态度，例如性格中所固有的高贵感，一种认为自己没有权力为自己争取任何东西的深刻信念，或仅仅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现有的不幸福。但是，这种嫉妒态度越受到压抑，就越可能被投射到他人身上，有时候会导致一种近乎偏执狂似的恐惧，害怕他人会在任何事情上都嫉妒自己。这种焦虑可能会非常强大，以致如果他碰到什么好事(找到新的工作、获得他人对自己的恭维赏识、有幸运的收获、交桃花运等)，就会感到非常不安。因此，这种焦虑很可能极大地强化了他的逃避倾向，使他避免拥有任何事物或取得任何成功。

撇开一切细节不谈，由于对权力、声望以及财富的神经性追求而导致的“恶性循环”，其主要轮廓可大致表示如下：焦虑，敌意，受损的自尊心；对权力等的追求；增强了的敌意和焦虑；逃避竞争的倾向(伴随着自我贬低的倾向)；失败和在潜能与实际成就之间出现的差异；增强了的优越感(伴随着嫉妒心理)；增多了的夸张想法(伴随着对嫉妒的恐惧)；增强了的敏感性(伴随着新产生的逃避倾向)；增强了的敌意和焦虑，由此而重新开始下一轮循环。

不过，为了充分理解嫉妒在神经症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还必须从更为综合的角度来对其加以考察。神经症患者(不管他是否有意识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不仅是一个真的非常不幸的人，而且他自己还看不到任何可以逃避这种痛苦的机会。他为了获得安全感而作出的种种尝试，被局外观察者说成恶性循环，而神经症患者本人却感觉自己无望地陷入了一个天罗地网之中。就像我的一位患者所描述的那样，他感觉自己被困在了一个有许多门的地下室里，不管他打开哪一扇门，都只会被引入新的黑暗。而他自始至终都知道的是，他人正在外面的阳光下散步。我认为，不认识到神经症中所包含着的这种让人无力的绝望感，就不可能理解任何严重的神经症。一些神经症患者以毫不含糊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的恼怒，但另一些神经症患者却通过屈从或一种表面上的乐观来深深地掩盖了这种恼怒。于是，我们可能难以发现，在所有那些古怪的自负、要求和敌意背后，还有一个正在受苦的人，他感觉自己永远地被排除在了一切使生活合乎心意的欢乐和享受之外，他知道即使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无力享受它。如果我们意识到这种绝望感的存在，就应该不难理解那些表面上的过度攻击性，甚至卑鄙下贱，这是特定的情境无法解释的。一个像这样完全被关闭在一切可能实现的幸福的大门之外的人，他要是不对那不属于他的世界充满仇恨，那他倒真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天使了。

现在回到有关嫉妒的问题上。这种逐渐形成的绝望感，乃是嫉妒借以不断产生的基础。它主要并不是一种对某一具体事物的嫉妒，而是尼采所描述的生存嫉妒(Lebensneid)，即每一个感到更为安全、更为平衡、更为幸福、更为坦率、更为自信的人都具有的一种非常普遍的嫉妒。

如果一个人心中已经产生了这种绝望感，那么，无论这种绝望感是接近于意识还是远离于意识，他都会试图对它加以解释。他并不认为它——就像分析观察者所做的那样——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过程的结果。相反，他将其视为是由他人或自己引起的。他常常会同时责备自己与别人，尽管通常情况下，这两种根源中只有一种处在突出的位置。当他把这种责备加诸他人，结果就会产生一种控诉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可能会一般地指向命运，也可能指向环境，或者指向某些具体的人——父母、老师、丈夫、医生。正像我常常指出的那样，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要根据这种观点来理解患者对他人的神经性要求。神经症患者的思想好像遵循着这样的路线：“既然你们所有人都对我所遭受的痛苦负有责任，那么，你们就有义务帮助我，而我也有权利期待你们的帮助。”一旦他开始在自己的内心寻找邪恶的根源，就会感觉自己的痛苦是罪有应得的。

说到神经症患者有把责备加诸他人的倾向，可能会引起一种误解。这听起来好像是说他的控诉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他完全有充分的理由来提出控诉，因为他确实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尤其是在儿童时期。但是，在他的控诉中同样也存在着神经性的因素：它们往往取代了朝向积极目标而作出的建设性努力，而且通常情况下是盲目的、不分青红皂白的。例如，这些控诉可能指向那些想要帮助他的人；而同时，对于那些真正伤害他的人，他又可能完全无法感觉到并表达他的控诉。

第十三章　神经性罪恶感

在神经症的外在表现中，罪恶感似乎扮演着一个首要的角色。在某些神经症中，这些罪恶感大量公开地表现出来；而在其他神经症中，它们披上了更多的伪装，不过其存在仍可以通过行为、态度、思维方式和反应方式表现出来。我将首先以一种概括描述的方式讨论各种标志罪恶感存在的外在表现。

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提到过的那样，神经症患者往往倾向于觉得自己不配拥有更好的东西，并以此来解释自己的痛苦。这种感觉可能十分模糊、极不确定，或者可能附着于某些为社会所禁忌的思想或行为，例如手淫、乱伦的愿望，希望自己亲人死去的愿望等。通常情况下，稍有风吹草动，这种人就倾向于产生罪恶感。如果有人要求见他，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对方是因为他所做的某件事而来找他算账的。如果朋友有一段时间不来看他或没有写信给他，他就会反躬自问，是不是自己得罪了朋友。如果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他就总认定那是自己的过错。即使明显是他人的过错，明显是他人虐待了他，他也仍然会设法为此而责怪自己。如果发生任何利益冲突或争论，他总倾向于盲目地认定他人是正确的。

在这些潜伏的、在任何场合都随时准备爬上心头的罪恶感，与那些在抑郁症状中非常明显的、被解释为无意识罪恶感的罪恶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不过这种区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后者常表现为自责，而这些自责又往往是幻想性的，或至少具有显著的夸张性质。同时，神经症患者为使其在自己以及他人眼中显得正当合理而付出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当这些努力的巨大策略价值尚未被清楚认识到的时候)也表明了这些必须被搁置起来的、自由飘浮的罪恶感的存在。

神经症患者萦绕于心头的对于被看穿或遭到反对的恐惧，进一步表明了这种弥漫性罪恶感的存在。在他同分析师进行讨论的过程中，他的表现可能就好像他们之间是罪犯和法官的关系，这使得他在分析过程中很难与分析师合作。他会把分析师所作的每一种解释，都视为对他的指责。例如，如果分析师向他表示，在某种特定的防御态度背后存在着一种潜伏的焦虑，他就会回答说：“我知道我是一个胆小鬼。”如果分析师解释说，他不敢接近他人是因为害怕遭到他人的拒绝，那么，他就会接受这一指责，并且正如他所解释的，他这样做是为了设法使生活对他来说更为轻松一些。对于完美的强迫性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种希望避免任何非难的需要。

最后，如果发生某件不利的事件，例如失去一次好运或遭遇某种意外，那么，神经症患者可能明显地感到更为轻松自在，甚至他的某些神经症症状还会因此而消失。对于这种反应的观察，以及他有时候似乎故意安排或激发不利事件发生这一事实(只要不是出于无心就好)可能会导致我们作出这样一种假设，即神经症患者的罪恶感非常强烈，以至于他为了消除这些罪恶感而产生了一种想要使自己受罚的需要。

因此，似乎有大量的证据，不仅证明了神经症患者心中存在着特别强烈的罪恶感，而且证明了这些罪恶感对其人格会产生巨大影响。不过，尽管有这些明显的证据，但我们仍必须追问，神经症患者那些有意识的罪恶感是否确实是真的，而且那些表明无意识罪恶感的存在的症状性态度，会不会还可以作另一种解释。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怀疑，是有一些原因的。

就像自卑感一样，罪恶感也根本不是什么不受欢迎的东西，神经症患者根本不想摆脱它们。事实上，他会一直坚持自己有罪过，并且强有力地抵制任何想要把他解脱出来的尝试。单是这种态度，就足以表明在他对于其罪恶感的坚持背后，必定存在着某种具有重要功能的倾向(就像在自卑感中一样)。

我们还应该将另一个原因谨记于心。真正地对某件事感到后悔或羞耻，乃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而要向他人表达这种感受则更加痛苦。事实上，与他人相比，神经症患者更不会让自己这么做，因为他害怕遭到别人的非难。但是，对于我们所说的罪恶感，他却非常乐意表达。

而且，自责(我们常常将其解释为标志着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存在着潜在的罪恶感)的特征在于其明显地具有非理性的成分。不仅在他那些具体的自我谴责中，而且在他那些认为自己不配得到任何仁慈、赞扬和成功的弥漫性感觉中，他都很可能走向非理性的极端，从巨大的夸张一直到纯粹的幻想。

另一个表明自责并不一定是真正罪恶感之表现的原因是这一事实，即神经症患者自己在无意识中根本就不相信自己是毫无价值的。甚至就在他似乎沉浸于罪恶感的时候，如果他人表现出一种对他这种自责信以为真的倾向，他就可能变得怒不可遏。

后一种观察到的现象构成了最后一个原因，弗洛伊德在讨论抑郁症患者的自责时，曾指出过这一点注56：表现出来的罪恶感，与本应随之而来的谦卑感的缺乏之间的矛盾。神经症患者在宣称自己毫无价值的同时，可能会强烈地要求获得他人的关心体谅和崇拜赞赏，而且还会明显地表现出不愿意接受任何一点批评。这一矛盾有可能表现得非常明显，如有这样一个案例，有一个女人对报纸上所报道的每一桩罪行，都会产生一种模糊的罪恶感，甚至会因为任何一个家庭成员的死亡而责备自己，但当她姐姐只不过相当温和地责备她不应该要求太多的关心体谅时，她却突然大发雷霆，以致竟当场昏倒在地。但这种矛盾并非总是如此明显；更多时候，它都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下。神经症患者可能会把自己这种自我谴责的态度，误认为一种合理的自我批评态度。他对于批评的敏感，可能会被这样一种信念所掩盖，即只要批评以一种友好的、建设性的方式提出，他就能很好地接受它；但这一信念只不过是一种掩护，而且与事实相矛盾。即使明显是友好的建议，也可能引起他极大的愤怒，因为任何形式的建议，都意味着是对他不够完美的批评。

因此，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罪恶感，并检验其真实性，就会明显地发现，大多数看似罪恶感的东西，其实不过是焦虑的表现，或对抗焦虑之防御机制的表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正常人。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认为，畏惧神比畏惧人要更为高尚一些，或者，用非宗教的话来说，出于良心而不做某件事，比害怕被逮到而不做某件事，要更为高尚一些。许多丈夫自称对妻子忠诚是因为自己有良心，而实际上不过是害怕自己的妻子罢了。由于神经症中存在着大量焦虑，因此，与正常人相比，神经症患者倾向于更常用罪恶感来掩盖自己的焦虑。与正常人不同的是，他不仅害怕那些可能发生的后果，而且预期那些与现实完全不相称的后果。这些预期所具有的性质，取决于当时的情境。他可能会对即将发生的惩罚、报复或抛弃产生一种夸张的想法，或者，他的恐惧也可能是完全模糊的。但是不管性质如何，他的恐惧都会在同一点上点燃。对此，我们可以大致地将其描述为对于遭到非难的恐惧；或者，如果这种对于遭到非难的恐惧已构成一种信念，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它描述为一种怕人看穿的恐惧。

对于遭到非难的恐惧，在神经症中十分常见。几乎每一个神经症患者(即使他在表面上表现得非常自信，而且对他人的意见漠不关心)都非常害怕遭人非难、批评、指责和被人看穿，或者对于遭人非难、批评、指责和被人看穿高度敏感。正如我已提到过的那样，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将这种对于遭人非难的恐惧，理解为标志着潜在的罪恶感。换句话说，它往往被认为是这种罪恶感所导致的结果。批判性的观察却使得这一结论变得十分可疑。在分析的过程中，患者常常发现很难谈论经历或想法——例如，那些有关死亡愿望、手淫、乱伦愿望的经历和想法——因为他们对这些经历和想法产生了极大的罪恶感，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为此而产生了罪恶感。当他获得了充分的信心来谈论这些经历和想法，并认识到这些经历和想法并没有遭到医生的非难，这些“罪恶感”也就消失了。他们之所以产生罪恶感是因为，由于焦虑，他甚至比他人更依赖于舆论，并因此天真地把其错当成他自己的判断。而且，在他下定决心说出导致这些罪恶感的种种经历后，他这些具体的罪恶感消失了，但他对于遭人非难的一般敏感性却没有从根本上发生任何改变。所观察到的这一现象，使我们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即罪恶感并不是对于遭人非难的恐惧的原因，而是其结果。

由于对遭人非难的恐惧在罪恶感的发展以及对罪恶感的理解上，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将在此处插入一段关于其某些内涵的讨论。

对于遭人非难的过度恐惧，有可能会盲目地延伸至所有人，也有可能仅仅针对朋友——尽管神经症患者通常并不能明确地区分朋友和敌人。一开始，这种恐惧仅涉及外部世界，而且，它在某种程度上仍始终关涉着他人的非难，但是它也可能内化。而越是发生这种情况，来自外界的非难与自我的非难相比，就越显得不重要。

对于遭人非难的恐惧可以表现为各种形式。有时候，它表现为不断地害怕惹恼他人。例如，神经症患者可能害怕拒绝别人的邀请，害怕提出不同的意见，害怕表达任何愿望，害怕不符合既定的标准，害怕以任何方式惹人注目等。它也可以表现为不断地害怕他人了解自己；甚至当他感觉到他人喜欢自己的时候，也总倾向于向后退缩，为的是避免对方一旦了解了自己就会将自己遗弃。它还可能表现为非常不情愿让他人知道任何关于自己的私事，或对于别人提出的任何有关自己的无伤大雅的问题，都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因为他觉得别人提出这些问题，是在企图刺探他的私事。

对于遭人非难的恐惧是重要因素之一，它使得分析过程对于分析师来说十分困难，而对于患者来说则十分痛苦。尽管每一次分析都有所不同，但所有分析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患者一方面渴望得到分析师的帮助，希望得到分析师的理解，但另一方面，他又必然要反抗分析师，把他视为最危险的入侵者。正是这种恐惧，使得患者的行为表现就好像他是一个站在法官面前的罪犯，而且，就像罪犯一样，他也暗暗下定决心，要否认自己的一切真实想法，并设法把医生引入歧途。

这种态度也可能出现在梦中，可以在梦中表现为被迫供认，而他自己对这种供认却感到十分苦恼。我有一位患者，在我们快要揭开其某些压抑倾向的时候，做了一个在这方面极有意义的白日梦。他想象自己看见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有一种不时地在一个梦一般的小岛上寻求庇护的习惯。这个孩子成了岛上某个团体的成员，而这个团体是由一条这样的法律来统治的，即禁止让任何外人知道这座小岛的存在，而且任何可能的入侵者都将被处以死刑。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这个小男孩所深爱着的，并且以某种经过伪装的形式代表了分析师)碰巧发现了通向这座小岛的道路。按照法律，他应该被处死。不过，这个孩子可以救他，只要他发誓永不再回到这座岛上。这是在整个分析中自始至终都以某种形式存在的冲突的艺术表现形式，这是一种既爱又恨分析师的冲突(因为分析师想侵入那些隐藏着的思想和情感中)，一种反映了患者既想保护自己的秘密又必须将其放弃的冲突。

如果这种对于遭到非难的恐惧并非来源于罪恶感，那么，有人可能会问，神经症患者为什么会如此担心被人察觉和遭到非难呢？

引起对遭人非难的恐惧的主要因素在于，神经症患者展示给世界和自己的“面孔”(faade)注57 与隐藏在这面孔背后的所有受压抑倾向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尽管神经症患者因为不能始终保持一致，因为必须继续所有的伪装而感到痛苦(他所遭受的痛苦甚至比他自己所意识到的还要大)，但他仍然不得不全力保护这些伪装，因为它们是保护自己免受潜在焦虑袭击的堡垒。如果我们认识到，正是这些他不得不加以隐藏的东西，构成了他对于遭人非难的恐惧的基础，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某些“罪恶感”的消失，并不能使他摆脱恐惧了。事实上，需要改变的东西还有更多。坦白说来，正是他人格中的不真诚，或者更精确地说，正是他人格之神经性部分中的不真诚，造成了他对于遭人非难的恐惧，而他害怕被人察觉的，也正是这种不真诚。

说到其秘密的具体内容，他首先想要隐藏的，乃是通常用攻击性这一术语来加以涵盖的一切总和。人们所使用的这一术语，不仅包括他的反应性敌意——愤怒、报仇、嫉妒、侮辱他人的欲望等——而且还包括他施加在他人身上的一切隐秘要求。鉴于我已经详细地讨论过这些要求，在这里我们只要简单地说一下就够了：他不想自食其力，不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相反，他在内心深处始终坚持要依赖他人而生活，不管是通过支配、剥削他人，还是通过感情、“爱”或顺从的方式。一旦有人触及他的敌意性反应或要求，焦虑就产生了，这不是因为他产生了罪恶感，而是因为他发现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支持的机会遭到了威胁。

其次，他想隐藏自己的软弱感、不安全感和无助感。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几乎不能坚持自己的权利，想隐藏自己是多么的焦虑。鉴于这一原因，他摆出了一副强有力的面孔。但是，他对于安全的特定追求越是集中在支配他人上，他的骄傲也就因此越与力量概念相关联，那么，他越彻底地瞧不起自己。他不仅感觉到软弱中所存在的危险，而且认为软弱是可鄙的(不管这种软弱是自己身上的，还是别人身上的，都是如此)，同时，他还把任何不足都归为软弱，不管这种不足所涉及的是不能做一家之主，不能战胜自己内心的障碍，还是不得不接受他人的帮助，甚至是不能摆脱焦虑。由于他从本质上瞧不起自己内心的任何“软弱”，而且无法自禁地认为他人一旦发现了他的软弱，也同样会瞧不起他，因此他不顾一切地努力隐藏这些软弱。但与此同时他又总是害怕自己迟早会被人看穿，于是焦虑持续不断。

因此，罪恶感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自咎，不仅是对于遭人非难的恐惧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而且是对抗这种恐惧的防御措施。它们同时致力于获得安全感和掩盖真实问题这双重目标。而要实现后一目标，要么靠把注意力从应该隐藏的东西上转移开，要么就靠极大的夸张来使其显得不真实。

我将引用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或许可以用作许多情形的例证。有一天，一位患者严厉地谴责自己忘恩负义，谴责自己成了分析师的负担，谴责自己没有充分认识到分析师只收了他很少一点费用就为他治疗的事实。但是在会谈结束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忘了带本来打算在那天付给分析师的治疗费。这只不过是他希望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获得一切东西的众多证据之一。在这里(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他那种过甚其词、大而无当的自咎，具有模糊具体问题的功能。

一个成熟而聪明的女人，因为自己像一个小孩一样地大发脾气而深感内疚。尽管她理智上知道，自己之所以发脾气是因为父母的行为太不近人情了，尽管期间她已经不再相信父母不应该受到指责这种信念，但是，她在这个方面的罪恶感依然非常强烈，以致竟把她与男人发生性关系的失败，也看做由于她对父母怀有敌意而遭受的惩罚。通过谴责一种婴儿期冒犯，并以此来解释为什么她当前不能与男人发生正常性关系，她掩盖了那些实际发挥作用的因素，例如，她自己对男人所怀有的敌意，她由于害怕遭到拒绝而让自己缩在一个壳子里。

这种自咎不仅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对于遭人非难的恐惧，而且可以通过说反话的方式来获得正面的安全感。即使不涉及任何局外人，这些自咎也可以通过提高神经症患者的自尊心而使他获得安全感，因为这些自咎意味着他有一种非常敏锐的道德判断，以至于他能够谴责自己身上那些为他人所忽略的过错，因此，这些自咎最终使他感觉自己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而且，这些自咎还能给他带来宽慰，因为它们几乎不涉及他对自己不满的真实问题，从而事实上为这样一种信念留下了一扇暗门，即他毕竟还不算太坏。

在进一步讨论自咎倾向所具有的机能之前，我们必须先思考一下避免遭人非难的其他方式。一种与自咎截然相反，但仍然能达到同一目的的防御措施，是通过使自己永远正确或十全十美来防止任何批评，从而不给别人留下任何批评的把柄和理由。在这种类型的防御措施盛行的地方，任何行为(即使是明显错误的行为)都会被机智的诡辩说成正当合理的，这种机智的诡辩是聪明的、经验丰富的律师所应具有的。这种态度有可能会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致使他必须在最为无足轻重、最为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上也要保持一贯正确——例如，在天气问题上要始终保持一贯正确——因为对这种人来说，任何细节上的错误，都可能招来全盘皆输的危险。通常情况下，这种类型的人不能容忍最为细微的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容忍情感方面的不同强调，因为在他的思维中，甚至是最为细微的不同意见，也等同于一种批评。这种类型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所谓的虚假适应(pseudo-adaptation)。在那些尽管患有严重的神经症，但仍然设法在自己眼中，有时也在周围的人眼中，看起来“正常”和适应良好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所谓的虚假适应。在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身上，我们几乎可以毫不出错地预言，他对于被人看穿或遭人非难有着一种极大的恐惧。

神经症患者用来保护自己以免遭人非难的第三种方式，是借无知、疾病或无助来寻求庇护。关于这一点，我曾遇到过一个非常明显的病例，那是我在德国治疗过的一个法国女孩。我在前面曾提到过有两个女孩子，因为她们的父母怀疑她们低能而将其送到我这里来，而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最初几周的分析中，我自己也曾对她的心理能力表示过怀疑：她似乎根本就听不懂我所说的一切，尽管她可以很好地听懂德语。我曾试图用更为简单的语言来重复同样的事情，但依然没有任何进展。最后，有两个因素使这一局面豁然开朗了起来。她做了这样一些梦，在梦中，我的办公室看起来就像一所监狱，要么就像一个正在对她进行体格检查的医生的办公室。这两个梦暴露了她害怕被人看穿而产生的焦虑，她做后一个梦，是因为她对任何体格检查都怕得要死。另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因素是她有意识生活中的一次偶然事件。有一次，她忘了按法律的要求出示护照。最后，当她被带去见政府官员的时候，她假装听不懂德语，希望以这种方式逃过惩罚——她大笑着向我叙述了这件事情。突然，她认识到自己一直以来对我用的也是同一种策略，而且动机也是一样的。自此以后，她被证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姑娘。她一直用无知和愚蠢来作为挡箭牌，为的是逃避被指责、被惩罚的危险。

一般情况下，任何感觉自己是(或者表现得像是)一个不负责任、不被重视、游手好闲的顽童的人，都会采取同样的策略。有些神经症患者始终不变地采取这种态度。或者，即使他们的行为举止不那么孩子气，他们也会拒绝在自己的感觉中认真严肃地对待自己。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态度所具有的机能。那些马上就必须承认自己有攻击性倾向的患者，可能突然就感到很无助，突然表现得像一个小孩子，除了保护和爱以外，什么都不想要。或者，他们会做这样一些梦，在梦中，他们发现自己又小又无助，不是缩在母亲的子宫里，就是躺在母亲的怀抱里。

在某一既定的情境中，如果无助不能产生效果，或者无法加以运用，那么，疾病就有可能被用来达成同样的目的。疾病可以被用来当作一种逃避困难的手段，这是众所周知的。不过，与此同时，它还可以被神经症患者用来作为一道屏障，为的是不让自己认识到：恐惧正使他逃避着不去解决他应该解决的困境。例如，一个与自己上司处得不好的神经症患者，可能会通过发作严重的消化不良来寻求保护。在这样的时刻，这种能力丧失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这一事实，即它使得自己完全没有任何行动的可能，可以说，它也因此使他不用去认识到自己的怯懦。注58

避免他人任何非难的最后一种防御措施，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防御措施，是一种受害的感觉。通过感觉受人虐待，神经症患者就可以避免谴责自己那些想要利用他人的倾向；通过感觉自己可怜地被人忽视，他就可以避免谴责自己那些想要占有的倾向；通过感觉他人对自己毫无帮助，他就可以使他们看不出自己想要打败他们的倾向。神经症患者之所以如此频繁地使用并顽强地坚持这种感觉受害的策略，是因为这实际上是最为有效的防御方法。它使得神经症患者不仅可以免于自责，而且同时可以反过来谴责他人。

现在回到自咎态度上来，除了保护自己以避免遭人非难的恐惧，以及获得正面的安全感之外，这种自咎态度所具有的另一种机能在于，使得神经症患者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必要性，而且事实上它们成了改变的代替品。对于任何人来说，对已经形成了的人格作任何改变，都是极其困难的。但对神经症患者来说，这一任务却双倍的艰难，这不仅因为神经症患者更难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而且因为焦虑使得他的许多态度都成了必需。因此，对于不得不改变这一前景，他是极度害怕的，而且会退缩不前，不让自己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逃避这种认识的方式之一是暗自相信，通过自咎，他就可以“蒙混过关”。这个过程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观察到。如果有人后悔自己做了某件事情，或者后悔自己没有做成某件事，并因而想要补偿或改变导致这一情形的态度，那么，他就不会让自己沉浸在罪恶感之中。而如果他确实让自己沉浸在了罪恶感之中，就表明他在逃避改变这一困难的任务。悔恨自责确实比作出改变要容易得多。

顺便提一句，神经症患者蒙蔽自己，不让自己看到改变之必要性的另一种方式，是把自己现有的问题理智化(intellectualize)。那些倾向于这样做的患者，从获得心理学知识(包括关于他们自身的知识)中获得极大的理智上的满足，但仅限于此。这样，这种理智化的态度就被他们用来作为一种保护手段，以免让自己体验到任何情感上的东西，并因此避免让自己认识到他们将不得不作出改变。这就好像他们一边注视着自己，一边说：“多有趣啊！”

自咎还可以用来避免谴责他人的危险，因为把罪过放在自己肩上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更为安全的方式。对于批评和指责他人并因此强化自我谴责之倾向的种种抑制，在神经症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以至于我们应该予以其更大的篇幅来加以讨论。

这些抑制通常都有一段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如果一个孩子在一种导致恐惧、憎恨并抑制其自发自尊心的氛围中长大，那么，这孩子就会对周围的一切产生深深的谴责感。不过，他不仅不能表现出这些谴责感，而且如果他受到相当大的威胁，他甚至不敢在自己的意识情感中察觉到这些谴责感。这部分是由于一种对于惩罚的单纯恐惧，部分则是由于他害怕失去他所需要的情感。这些婴儿期反应，在现实中有着坚实的基础，因为那些创造此种氛围的父母，由于其自身的神经性敏感而几乎不能接受任何批评。然而，认为父母不会犯错这样一种态度的普遍存在，却可以归因于一种文化因素。注59 在我们的文化中，父母的地位是以权威性力量为基础的，为了强迫子女服从，父母可能要一直依赖于这种权威性的力量。在许多案例中，仁爱之心(benevolence)支配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而且父母也没有必要强调他们的权威性力量。但是，只要这种文化态度依然存在，它就会以某种方式给这些关系蒙上一层阴影，甚至当它隐入幕后时也是如此。

当一种关系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之上，批评就倾向于受到禁止，因为它会削弱权威的基础。它有可能会公开地遭到禁止，并通过惩罚来实施这一禁令；或者更为有效的是，这种禁止也可以变得更为默许，并以道德为基础来加以来推行。这样，子女对父母的批评，就不仅会受到父母的个人敏感性的阻止，而且会受到这一事实的阻碍，也就是，后者，即受到认为子女批评父母是一种罪过这种文化态度熏陶的父母，会试图或明或暗地对子女施加影响，使其产生同样的感受。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不那么容易受到恐吓的孩子可能会表现出某种反抗，但这种反抗反过来又会使他产生罪恶感。而一个更为容易受到恐吓的孩子则不敢表现出任何不满，逐渐地，他甚至不敢想象父母也有可能犯错。不过，他感觉到肯定有人错了，并由此得出结论，既然父母始终都是对的，那么错的肯定就是他自己了。不用说，这通常并不是一个理性的过程，而是一个情感的过程。决定这个过程的并非思维，而是恐惧。

通过这种方式，儿童开始产生罪恶感，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形成了一种在自己身上寻找、发现过错的倾向，而不是冷静地权衡正反两方面，客观地思考整个情形。他对自己的指责可能会使他产生自卑感，而不是罪恶感。不过在自卑感与罪恶感之间，只存在着波动起伏的区别，这完全取决于对在他周围环境中已经成为惯例的道德的或明或暗的强调。一个女孩子若一直都屈居于她的姐姐之下，由于恐惧而屈服于不公平的待遇，并且压抑着自己真正感受到的谴责，那么，她就可能对自己说，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是有根据的，因为她本来就不如自己的姐姐(不如她漂亮，不如她有才气)；或者，她可能认为，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是合理的，因为她确实是一个坏女孩。不过，在这两种情形下，她都把责备加诸自己身上，而没有认识到自己受到了虐待。

这种类型的反应并不一定会持续存在。如果它没有过于根深蒂固地铭刻在头脑中，如果儿童周围的环境发生了改变，或者，如果他的生活中出现了欣赏他并在情感上支持他的人，那么，这种反应就有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如果这种变化并未发生，那么，这种把谴责他人转化为自我谴责的倾向，就会与日俱增，变得越来越强烈，而不是越来越弱。同时，对世界的不满也会从各种不同的来源迸发，逐渐累积；而对于表现出不满的恐惧也会与日俱增，因为他会越来越害怕被人看穿，而且还会假定他人也像自己一样敏感。

但是，认识到一种态度的历史根源，并不足以解释这种态度。无论从实际的角度还是从动力学的角度考虑，更为重要的问题都是，此时此刻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态度。在神经症患者在批评和指责他人方面所遇到的超乎寻常的困难中，存在着一些决定性的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他成年后的人格。

首先，这种无能是他不能自发地坚持自己权力的表现之一。为了理解这一缺陷，我们只需要将这种态度与我们文化中的健康人在指责他人和表达对他人之指责方面的感受方式和行为方式作一比较，或者更一般地说，与攻击和防御方面的感受方式和行为方式作一比较就可以了。正常人在争论中能够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能够反驳他人没有根据的指责、冷嘲热讽或过分要求，能够内在地或外在地抗议他人的忽视或欺骗。如果他不喜欢，且当时的情境允许他这么做的话，他就能够拒绝他人的要求和施舍。如果需要的话，他能够感受到并表达出对他人的批评，能够感受到并表达出对他人的指责。只要他想要这么做，他就可以故意地疏远某个人或者让某个人离开。而且，他能够捍卫自己或主动出击，而不会产生不相称的情绪紧张。同时他还能够在过分的自咎与过分的攻击性(这种过分的攻击性会使他对整个世界都产生毫无根据的、强烈的谴责)之间，坚持一条中间路线。因此，只有在这样一些或多或少为神经症患者所缺乏的条件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采取这样一条幸福的中庸之道，这些条件是：相对地摆脱了弥漫性的无意识敌意，以及一种相对安全的自尊心。

当缺乏这种自发坚持自身权利的能力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产生一种软弱感和无防御感。一个人若知道——或许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只要形势需要，自己就能够主动出击，或者能够自卫，那么，他就是坚强的，同时也能感觉到自己是坚强的。而一个人若记住了这一事实，即自己很可能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就是软弱的，而且也能感觉到自己是软弱的。我们每个人都像电子钟一样准确地记录着我们是由于恐惧还是由于明智而压抑了一场争论，是由于软弱还是由于正义感而接受了他人的指责，即使我们可以成功地欺骗自己有意识的自我。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这种对于软弱的记录，是产生恼怒的隐秘而不竭的源泉。许多抑郁都是在一个人不能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或者不能表达一种批判性意见后开始的。

阻碍对他人提出批评和谴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直接与基本焦虑相关。如果一个人感觉外部世界充满了敌意，如果他对这个世界完全无能为力，那么，任何惹恼他人的冒险行为，都似乎是十足的轻举妄动。对神经症患者来说，这种危险似乎更大，而且，他的安全感越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之上，他就越害怕失去那种情感。对他来说，惹恼他人的含义与正常人的理解完全不同。由于他自己与他人的关系非常脆弱、易碎，所以，他无法相信他人与他的关系能好到哪里去。因此，他觉得，惹恼他们包含有最后决裂的危险；他预感到自己将被他人彻底抛弃，肯定会遭到他人的唾弃和憎恨。此外，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假定他人也像他一样非常害怕被人看穿或遭到批评，因此他总倾向于非常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们，就像他希望他们也这样对待他一样。他对于谴责他人，甚至是感觉到谴责的极度恐惧，使他陷入了一个特殊的困境之中，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内心充满了被压抑的怨恨。事实上，正如每一个熟悉神经症患者行为的人所知道的，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大量谴责确实会表现出来，有时以隐藏的形式，有时则以公开的、非常具有攻击性的形式。不过，由于我坚信神经症患者对于批评和指责他人有一种本质的怯懦，因此我们有必要简略地讨论一下这些谴责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表现出来的。

它们可能会在绝望的压力下表现出来，更为明确地说，是在神经症患者感到他再没有什么东西会因此而失去的时候，是在他觉得不管自己的行为举止如何，都终究会遭到他人拒绝的时候。例如，如果他想要表现得友好和善、体贴细微的特定努力，没有立刻得到回报，或者遭到了拒绝，那么，这种情形就会出现。他的谴责是在一个场景中爆炸性地发泄出来，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取决于他的绝望所持续的时间长短。他有可能在某一次危机中把自己一直以来对他人的怨恨和不满都倾注在他们身上，或者，他的谴责也有可能会持续较长的一个时期。他说的确实是真心话，而且希望他人能够认真地考虑他所说的话——不过，他在内心深处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他是多么的绝望，并因此而宽恕他。甚至在没有绝望的情况下，如果这些谴责所涉及的人，是神经症患者有意识去憎恨的，并且也不指望从其身上得到任何好处的人，那么，相似的情形也仍然存在。而在我们马上就要讨论的另一种情形下，真诚这种因素已经不存在了。

如果神经症患者感觉自己正被人看透和遭人指责，或正处于即将被人看透和遭人指责的危险之中，那么，他也可能以多少有些猛烈的方式对他人加以谴责。此时，与遭人非难的危险相比，惹恼他人的危险也许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他感到自己正处在危急关头，并起而反攻，就像一只天性胆小的动物在面临危险时拼死突出重围一样。患者在非常害怕某件事情被揭开，或者，在他们做了某件会遭到非难的事情时，很可能会把猛烈的谴责都发泄到分析师身上。

与在绝望的压力下对他人的指责不同，这种攻击是盲目的。在表达这些攻击的时候，神经症患者并不确信自己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进行这些攻击纯粹出于一种需要避开近在眼前的危险的感觉，而不管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尽管这些攻击偶尔也可能包含有某些感觉为真实的谴责，但它们大体上都是夸张的、幻想性的。在内心深处，神经症患者自己都并不相信这些攻击，也并不指望他人把这些攻击当真；而且如果他人信以为真，例如，如果他人就此与他展开一场严肃的争论或表现出受到伤害的迹象，他反倒会感到十分惊讶。

当我们认识到神经症结构中所固有的对谴责的恐惧，此外，当我们认识到应对这种恐惧的方式，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方面的表面现象往往是自相矛盾的。神经症患者通常不能表达有正当理由的批评，即便他内心充满了对他人的强烈指责。每一次他丢了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坚信是自己的女佣人偷的，但是，对于她不能按时把饭做好，他却无法谴责她或提出抗议。他表达出的谴责通常都具有一种不现实的性质，不能说到点子上，带有一层虚假的色彩，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或者完全是虚构的。作为患者，他可能会对分析师加以粗野的指责，说分析师毁了他，但是，他却不能对分析师的抽烟嗜好提出真诚的抗议。

谴责的这些公开表现形式，通常不足以释放所有郁积在他心中的怨恨。而要释放这些怨恨，则需要一些间接的方式，这些间接的方式可以让神经症患者表现出他的怨恨，而又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表现怨恨。其中有一些是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还有一些则往往从他真正想要谴责的人转移到相对无关的人身上——例如，当一个女人在对丈夫产生怨恨的时候，可能会责骂她的女佣——或者转移到环境或一般的命运上去。这些间接的方式是安全阀门，从本质上说这些间接的方式并不是神经症患者所特有的。神经症患者所特有的用来间接地、无意识地表现其谴责的方式，是以受苦作为其媒介的。通过受苦，神经症患者可以把自己作为一种活生生的谴责对象。一位妻子因为丈夫常常很晚回家而生病，这不仅比大吵大闹更有效地表达了她的怨恨，而且还能收获在自己心目中是一个无辜受害者的好处。

受苦如何才能有效地表达对他人的谴责，这要取决于对提出谴责的种种抑制。如果恐惧不是太强烈，受苦就可能会戏剧性地表现出来，并伴随着内容笼统的公开谴责：“看你把我搞得多么痛苦。”事实上，这是谴责能够得以表现的第三种条件，因为受苦使得谴责看起来很正当合理。这种方式与用来获得爱的种种方式(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些获得爱的方式)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谴责性的受苦同时也被用作一种想要获得怜悯的托词，以及为了补偿所造成的伤害而想要得到某些好处的敲诈。提出谴责方面所受到的抑制越大，这种受苦就越不会表现出来。这种情形可能会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神经症患者甚至不愿让他人注意到他正在受苦这一事实。总而言之，在神经症患者表现他正在受苦的种种方式中，我们发现了非常多的变化形式。

从各个方面向他袭来的恐惧，使神经症患者总是在谴责他人和自咎之间摇摆不定。由此而产生的一个结果，是神经症患者产生了一种持久的、无望的不确定感，老是搞不清自己批评他人，或者认为自己受到了虐待对不对。他根据经验记得或知道，通常情况下，他对他人的指责都是没有现实根据的，而是由他自己的种种非理性反应所引起的。这一认识也使他难以辨认出他自己是否真的受到了虐待，从而使他不能在需要的时候采取一种坚定的立场。

观察者往往倾向于把所有这些表现，都接受为或解释为特别强烈的罪恶感的表现。这并不是说观察者是一位神经症患者，不过，它确实意味着他与神经症患者的思维和情感都受到了文化的影响。为了理解决定我们对待罪恶感的态度的文化影响，我们不得不考察各种历史的、文化的和哲学的问题，而这将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但即使完全忽略这些问题，我们也至少需要提一下基督教思想对道德问题所产生的影响。

关于罪恶感的讨论，可以非常简略地总结如下。当一位神经症患者谴责自己或表现出某种罪恶感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出的问题不应该是“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产生了罪恶感”，而应该是“这种自咎态度可能具有什么样的机能”。我们已发现的主要功能有：表现其对于遭人非难的恐惧，防御这种恐惧，以及避免谴责他人。

当弗洛伊德和大多数追随他的分析师都倾向于把罪恶感视为一种终极的动机时，他们反映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弗洛伊德承认罪恶感来源于恐惧，因为他假定，恐惧促成了“超我”的产生，而超我又导致了罪恶感；不过他倾向于认为，良心的要求与罪恶感一旦建立起来，就会作为最后的动因而发挥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即使在我们学会了用罪恶感来对良心的压力作出反应，并接受了道德标准之后，隐藏在这些罪恶感背后的动机——尽管它有可能仅以微妙、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却仍然是对后果的直接恐惧。如果我们承认，罪恶感本身并不是最终的动机力量，那么，就有必要修正某些精神分析理论了，这些理论是以这一假定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即罪恶感——特别是那些具有一种弥漫性特征的罪恶感，弗洛伊德曾尝试性地称之为无意识罪恶感——在神经症产生的过程中具有首要的重要性。我将只提一下这些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三种：关于“消极治疗反应”的理论，该理论主张，患者由于其无意识罪恶感而宁可继续生病注60；关于超我是一种内部建构的理论，它将惩罚施加在自我之上；以及关于道德受虐欲的理论，该理论将自我施加的痛苦解释为一种想要获得惩罚的需要所导致的结果。

第十四章　神经性受苦的意义(受虐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神经症患者在与自己的冲突作斗争时会经受大量的痛苦，而且，他常常把受苦作为一种达到某些目标的手段，这些目标由于现存的一些困境而难以用其他方式达到。尽管在每一个单独的情境中，我们都可以辨认出将受苦作为一种手段的原因所在，以及通过这种手段想要达到的目的，但对于人们为什么会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仍然存在着一些困惑。这就好像对痛苦慷慨滥用，以及随时准备逃避积极主动地驾驭人生，系来源于一种潜在的驱力，我们可以大致地将这种驱力描述为一种使自己更加软弱而不是更加坚强、更加不幸而不是更加幸福的倾向。

由于这种倾向与人们关于人性的一般观念相矛盾，因此，它成了一个巨大的谜，而且事实上成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绊脚石。这的确是受虐(masochism)的一个基本问题。受虐这个术语，最初指的是性反常和性幻想，在其中，性满足要通过受苦，即通过挨打、受折磨、遭强奸、被奴役、受凌辱来获得。弗洛伊德认识到，这些性反常和性幻想类似于一些一般的受苦倾向，也就是说，那些没有明显性基础的受苦倾向；后面这些受苦倾向被归入了“道德性受虐”(moral masochism)范畴。由于在性反常和性幻想中，受苦的目的在于获得一种积极的满足，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所有的神经性受苦都是由一种想要获得满足的愿望来决定的，或者，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神经症患者都想要受苦。性反常与所谓道德性受虐的差别，被假定为一种是否有意识的差别。在性反常中，对满足的追求以及满足本身都是有意识的；而在道德性受虐中，则都是无意识的。

通过受苦来获得满足这种现象，即使在性反常中也是一个大问题，而在一般的受苦倾向中，则更是令人大惑不解。

许多人都曾尝试对这种受虐现象作出解释。其中最为精彩的则是弗洛伊德关于死亡本能的假说。注61 简单地说，这种假说主张，在人类身上，有两大生物性力量在发挥作用：生的本能和死亡本能。后一种本能旨在自我毁灭，它一旦与力比多驱力相结合，就会导致受虐现象。

在这里，261我想要提出一个很吸引人的问题，即这种受苦倾向能否从心理学角度来理解，而不必求助于一种生物学假说。

一开始，我就必须澄清一种误解，该误解在于把实际的痛苦与受苦倾向混为一谈。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贸然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认为既然痛苦存在，就肯定存在招致痛苦，或者甚至是享受痛苦的倾向。我们不可能像H.多伊奇(H. Deutsch)注62 那样，把在我们文化中女人有分娩的痛苦这一事实，解释为用来证明女人在内心深处有享受这些痛苦的受虐倾向的证据，即使在一些例外的情况下确有这种情形发生。神经症患者所遭受的大量痛苦与受苦的愿望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而仅仅是现存的冲突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痛苦的产生，与一个人摔断了腿后会感到痛苦并没有什么两样。在这两种情况下，不管个体愿不愿意，痛苦都会出现，而且他从这种招来的痛苦中也得不到任何好处。由现存冲突所导致的外显焦虑，乃是神经症中这种痛苦的一个显著例子，但是并非唯一的例子。其他类型的神经性痛苦同样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如由于认识到潜能和现实成就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差距而产生的痛苦，由于身陷某些困境而产生的绝望感，对于最为微不足道的冒犯也会高度敏感，以及由于患上了神经症而自轻自贱。神经性痛苦的这个部分，由于极不明显，所以一旦根据这个假设——神经症患者渴望受苦——来处理这个问题，它就往往会被人们完全忽略。而一旦这种情形发生，人们有时候就会想知道，门外汉，甚至一些精神病医生，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也无意识地持有这样一种轻蔑态度，就像神经症患者对自己的疾病抱有轻蔑态度一样。

排除了那些并非由受苦倾向所导致的神经性受苦之后，现在，我们要开始转而讨论那些确实由受苦倾向导致的，并因而应划入受虐驱力范畴的神经性受苦。在这些神经性受苦中，人们得到的表面印象是，神经症患者所遭受的痛苦，超过了有现实根据的痛苦。详细说来，他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即在他身上有某种东西贪婪地想要抓住每一个受苦的机会，他能够设法把一些事件，甚至是那些幸运的事件，也转变成痛苦的东西，他很不情愿放弃受苦。不过，在这里，神经性受苦对神经症患者所具有的功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造成这种印象的行为。

至于神经性受苦所具有的这些功能，我可以对我们在前面章节所讨论的内容作一总结。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受苦可能具有一种直接的防御价值，而且事实上，也可能往往是他保护自己以避免迫在眉睫的危险的唯一方式。通过自我谴责，他避免了遭人谴责和谴责他人；通过看似生病或无知，他避免了遭他人指责；通过贬低自己，他避免了竞争的危险——不过，他因此而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也同样是一种防御机制。

受苦同时也是他获得自己想要获得的东西的一种手段，是他有效地实现自己的要求并将这些要求置于一合理基础之上的一种手段。在他的人生愿望方面，神经症患者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困境。一方面，他的这些愿望都是(或者都已变成)强迫性的和无条件的愿望，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它们是由焦虑所促成的，部分则是由于它们不受任何对他人的现实考虑的限制。但另一方面，他坚持自己这些要求的能力却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因为他不能自发地坚持自己的要求，或者，用更一般的话说，因为他产生了一种无助的基本感觉。这一困境所导致的结果是，他期待他人来照顾自己的愿望。他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在他的行为背后似乎隐藏着一种信念，认为他人应该对他的生活负责，而如果事情出了差错，遭到谴责的应该是他人。这与他的另一种信念，即深信任何人都不能给他任何东西相抵触，其结果是他感到自己必须强迫他人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正是在这一点上，受苦跑出来成了他的帮手。受苦和无助成了他获得爱、帮助，以及对他人之控制的高招，而且同时使他避免了他人可能对他提出的一切要求。

最后，受苦还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即以一种经过伪装但却有效的方式，表达对他人的谴责。这一点，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作过比较详细的讨论。

一旦我们认识到了神经性受苦所具有的这些功能，我们就剥去了这一问题所具有的一些神秘特征，但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尽管受苦具有策略上的价值，但仍然有一个因素支持这种认为神经症患者渴望受苦的观点：通常情况下，神经症患者所受的痛苦往往超过了根据其策略目的而应承受的痛苦。他倾向于夸大自己的痛苦，沉浸在无助、不幸和无价值的感觉之中。即使我们知道他的情绪很可能是夸大了的，而且我们不能接受其表面价值，我们也仍然为这样一个事实而大吃一惊，即由于冲突着的倾向而产生的失望，会将他抛入痛苦的深渊，而这种痛苦与情境对他而言的意义是极不相称的。当他只不过取得了一点点成就，他就会戏剧性地把自己的失败夸大为一种不可挽回的耻辱。当他只不过不能坚持自己的权利，他的自尊就会一落千丈，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当在接受分析期间他不得不面对解决一个新问题这一不愉快的前景，就会陷入完全绝望的境地。因此，我们仍然必须考察这个问题，即为什么他从表面上看会如此心甘情愿地增加自己的痛苦，以至于超出了策略需要的范围。

在此种受苦中，没有什么明显的利益可以获得，没有什么观众有可能被打动，不会赢得任何同情，在坚持自己的意志而反对他人意志的过程中也不会取得任何隐秘的胜利。不过，对神经症患者来说，他还是会有一种收获的，只是种类不同而已。恋爱中招致失败、竞争中失利、不得不认识到自己确实有某种弱点或缺点，这一切对于任何充分意识到自己独特性的人来说，都是不能忍受的。因此，当他在自我评价时将自己缩小为零，成功与失败、优越与低劣的区别便不再存在；通过夸大自己的痛苦，通过使自己迷失在一种普遍的痛苦感或无价值感中，这种恼人的体验便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其现实性，这种特定的痛苦所产生的剧痛也就被麻痹、麻醉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原理，是一条辩证的原理，其中包含着这样一个哲学真理，即在某一个特定的点上，量可以转化为质。具体来说，它指的是，尽管受苦是痛苦的，但放任自己沉浸在过度的受苦中，却有可能像鸦片一样，起着避免痛苦的作用。

有一本丹麦小说对这一过程作了精彩的描述。注63 这故事讲的是一位作家，他的爱妻在两年前被人强奸后杀害了。两年来，他一直只能通过模模糊糊地体验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来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为了逃避意识到自己的悲痛，他一直埋头于工作，不分日夜地写完了一本书。故事开始于这本书完成的那一天，也就是说，开始于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痛苦的那一心理瞬间。我们看到他的第一个场景是在墓地，他的脚步不知不觉地就把他引到了那里。我们看见他正沉浸于最为可怕的幻想性沉思中，例如，他想象着正被蛆虫咬噬着的尸体、被活埋的人们。他筋疲力尽，回到了家中，但痛苦却继续折磨着他。他被迫详细地回想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如果那天晚上妻子去拜访朋友时他也跟着一起去，如果她打了电话让他去接她，如果她留在朋友家中，如果他出去散步并碰巧在车站看见她，谋杀很可能就不会发生。由于被驱使着详细想象谋杀是怎样发生的，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直到最后完全丧失了意识。到此为止，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这个故事特别吸引人的兴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他从巨大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后，仍必须解决复仇的问题，最后，他终于能够现实地面对自己的痛苦。故事中所呈现的这一过程同样也见于某些丧葬风俗，这些风俗通过强烈地加剧痛苦并使人完全沉湎于痛苦之中，来促进减轻失去亲人的痛苦。

一旦认识到夸大了的痛苦所具有的这种麻醉效果，我们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帮助，去寻找受虐驱力中可以为人们所理解的动机。不过，依然还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此种受苦能够产生满足，就像在受虐性反常和幻想中非常明显，而且我们也怀疑它确实存在于一般的神经性受苦倾向中一样。

为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辨认出一切受虐倾向所共有的那些元素，或者更确切地说，辨认出隐藏在这些倾向之下的基本人生态度。当从这一角度去考察时，我们明确地发现，其共同的特性，乃是一种内在的软弱感。这种软弱感出现于对待自我、对待他人，以及对待整个命运的态度上。简单地说，我们可以将这种感觉描述为：一种深刻的无意义感，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一种虚无感；一种像芦苇一样很容易随风摇摆的感觉；一种受他人控制、不得不唯命是从的感觉(这种感觉表现为一种过分顺从的倾向，或防御性地过分强调控制他人、绝不退让)；一种对于他人之爱和判断的依赖(前者表现为对爱的过度需要，后者则表现为对于非难的过分恐惧)；一种对于自己的生活没有发言权，而不得不让他人来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以及作决定的感觉；一种善恶都来自外界，而个体对于命运完全无能为力的感觉(从消极方面看，这种感觉表现为预感到大难临头，从积极方面看，则表现为期待自己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就会有某种奇迹发生)；一种如果没有他人提供刺激、手段和目标，个体就无法呼吸、工作以及享受任何事物的对于人生的总体感觉；一种被控制在主人手中任人摆布的感觉。我们将如何来理解这种内在的软弱感呢？它归根结底是缺乏生命力量的表现吗？在某些情形下有可能是这样，但总的来说，神经症患者之间生命力的差异并不比其他人之间的差异大。它是基本焦虑所导致的一种简明后果吗？当然，焦虑与其有某种关系，但如果仅仅是焦虑，则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即迫使个体为了获得安全感而去追求和获得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和权力。

答案是，从根本上说这种内在软弱感根本就不是事实；人们所感觉到的软弱，以及看起来像是软弱的东西，仅仅是一种软弱倾向的结果。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些特征中，大家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事实：神经症患者在自身的感觉中无意识地夸大了自己的软弱，并且顽固地坚持着这种软弱。不过，不仅通过逻辑推论，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软弱倾向，而且在工作中我们也常常能够看到这种倾向。患者有可能会想象性地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来相信自己患了一种器质性疾病。有一个患者，一遇到任何困难，就会相当自觉地希望自己患上了肺结核，躺在一所疗养院中，完全受他人的照料。无论对他提出什么样的要求，这种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有可能是屈服，接着，他将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不惜任何代价来拒绝屈服。在分析的过程中，患者表现出自我谴责，往往是由于他把一种预期批评接纳为他自己的看法，因而表明他随时都准备预先屈服于任何判断。一种盲目地接受权威的论断、依赖于他人、总是抱着“我不能”的无助态度逃避困难而不是把困难看做一次挑战的倾向，进一步地证明了这种软弱倾向的存在。

通常情况下，这些软弱倾向所带来的痛苦并不能产生有意识的满足，相反，不管其目的何在，都必定是神经症患者对于痛苦的总体意识的一个部分。不过，这些倾向始终都旨在获得满足，即使它们有时候并没有实现，或至少从表面上看并没有实现这一目的。偶尔，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一目的，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明显地看到，获得满足这一目的已经达到。有一个患者去拜访一些住在乡下的朋友，当她到达的时候，先是因为没有人到车站接她，后来又因为发现有些朋友不在家，而感到很失望。她说，到此为止，这完全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但紧接着她又感到自己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种非常凄凉、悲惨的感觉中，而对于这种感觉，她很快就认识到，这与诱发它的原因是完全不相称的。这种沉湎于痛苦的做法，不仅麻痹了痛苦，而且在她感觉来无疑是十分愉快的。

在具有一种受虐性质的性幻想和性反常，如被强奸、被毒打、被侮辱、被奴役或者其真实实施的幻想中，满足的实现要更为常见、更加明显得多。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这同一种普遍软弱倾向的另一表现罢了。

通过沉浸于痛苦来获得满足，体现了这样一种普遍原则，即通过让自己迷失在某种更巨大的东西中，通过消解自己的个性，通过放弃自我以及它所拥有的一切怀疑、冲突、痛苦、局限和孤独，来获得满足。注64 这正是尼采所谓的从个体性原则(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中解放出来。这也正是他所谓的“酒神”倾向的含义，他把这种倾向视为人类的基本追求之一。这种倾向与他所谓的“日神”倾向恰恰相反，后者致力于积极地塑造和掌握人生。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谈到为引发出神体验(ecstatic experience)而作出的各种尝试时，说到了“酒神”倾向，而且，她指出了这些倾向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是何等普遍，其表现形式又是何等多样。

“酒神”(dionysian)这个术语来源于希腊的酒神崇拜仪式。这些仪式以及更早的色雷西安斯(Thracians)崇拜仪式注65，都旨在强烈地刺激各种感觉，直到产生幻觉状态为止。用来引发出神状态的手段有音乐、长笛的统一韵律、夜间疯狂的舞蹈、狂饮滥醉、性放纵，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达到一种疯狂的兴奋与出神［ecstasy，“出神”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指处于自我之外或身旁的状态(being outside or beside oneself)］。全世界都有遵循这同一种原则的风俗和仪式：集体方面，是节日里的放纵和宗教入迷；个人方面，则是让自己沉沦在毒品与药物中。在引发这种“酒神”状态方面，痛苦也发挥了某种作用。在某些平原印第安部落中，人们通过禁食、割去身上的一块肉、以一种痛苦的姿势把人捆绑起来等方式，来获得幻象。在太阳舞(这是平原印第安人最为重要的仪式之一)中，肉体折磨乃是一种刺激出神体验的非常常见的手段。注66 中世纪的鞭笞教徒(the Flagellantes)就是用鞭打来引发出神状态的。新墨西哥州的赎罪教徒(the Penitentes)则用荆刺、鞭打和负载重物来刺激出神状态。

尽管在我们的文化中，“酒神”倾向的这些文化表现还远不是什么已经模式化了的经验，但它们对于我们而言却并不完全相异。我们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知道这种由于“丧失自我”而获得的满足。从经过一种肉体或精神的紧张后进入梦乡的过程中，或者从进入一种麻醉状态的过程中，我们都能够感觉到这种满足。酒精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在使用酒精的过程中，解除抑制无疑是所涉及的一个因素，缓解悲伤与焦虑无疑是另一个因素，但是，在这里，最终的满足同样也旨在湮没与放纵。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并不知道那种通过让自己迷失在某种巨大感觉中而产生的满足，不管这种感觉是爱，是大自然，是音乐，是对于某一事业的热情，还是性放纵，都是如此。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解释这些追求所明显具有的普遍性呢？

尽管生活可以给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快乐，但同时它也充满着不可避免的悲剧。即使没有特定的痛苦，也仍存在着老、病、死这些事实；用更一般的话来说，个体是有限的、孤独的这一事实是人类生命所固有的——他所能理解、完成或享受的东西是有限的；说他是孤独的，是因为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实体，他与自己的同胞以及周围的自然都是相分离的。事实上，大多数寻求湮没与放纵的文化趋势，倾向于要克服的正是这种个体的有限和孤独。我们可以在《奥义书》(Upanishad)中，也可以从百川东流、消逝于大海、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和形状这一画面中，看到对于这种追求的最为恰当、最为优美的表达。通过让自我消解于某种更大的东西之中，通过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大实体的一部分，个体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己的有限性。就像《奥义书》中所说：“通过化为虚无，我们成了宇宙之创造本原的一部分。”这似乎是宗教不得不提供给人类的最大安慰和满足：通过失去自我，他们就可以与上帝或自然合一。通过献身于一项伟大的事业，也同样能够获得这种满足；通过把自己交给某一项事业，我们便感觉自己与一个更大的整体融为一体了。

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一种针对自我的相反态度，即一种强调并高度评价个体之独特性与唯一性的态度。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强烈地感觉到，他自己的自我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有别于外部世界，甚至与外部世界相对立。他不仅坚持这种个性，而且还从中获得很大的满足。他在发展自己特殊潜能的过程中，在通过积极主动的征服来掌握自己以及世界的过程中，在成为建设性的人以及从事创造性工作的过程中，找到了快乐。对于这种个人发展的理想，歌德曾说过：“人最大的幸福就在于发展个性。”

但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种与此相反的倾向——打破个性的外壳、消除其有限性和孤独的倾向——同样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类态度，而且同样也孕育着潜在的满足。这两种倾向本身都不是病理性的；无论是保持和发展个性，还是牺牲个性，都是解决人类问题的合理目标。

在几乎所有的神经症中，消除自我的倾向都以一种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可能表现为幻想离家出走，成为一个弃儿，或者幻想着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可能表现为以所阅读之书中的主人公自居；也可能如一个患者所说的那样，表现为一种感到自己被遗弃在黑暗和波涛之中并与黑暗和波涛融为一体的感觉。这种倾向存在于想要被人催眠的各种愿望中，存在于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中，存在于各种非现实的感觉中，存在于对睡眠的过度需求中，存在于对生病、精神病以及死亡的渴望中。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在各种不同的受虐幻想中，共同的特征乃是一种受他人主宰、受他人摆布的感觉，一种被剥夺了一切意志、一切力量的感觉，一种绝对屈服于他人统治与支配的感觉。当然，每一种不同的表现形式都是由其特定的方式决定的，并且都具有其自身的内涵。例如，一种被奴役的感觉，可能只是感觉受害这种一般倾向的一部分，因此是一种用来避免奴役他人之冲动的防御手段；同时，它也是对于他人不被自己支配的一种谴责。但是，尽管它具有这种表现防御和敌意的价值，但它同时还暗含着一种自我屈从的积极价值。

无论神经症患者是使自己屈服于某个人还是屈服于命运，无论他让何种类型的痛苦来压倒他，他所寻求的满足，都似乎是削弱或消除他自己的个人自我。于是，他不再是行动的积极承载者，而成了一个没有自身意志的客体(object)。

当受虐追求像这样被整合进一种追求放弃个人自我的一般现象中，其所追求，或者通过软弱和受苦来获得的满足，便不再那么令人感到奇怪了；它被放进了一个为大家所熟悉的参考框架之中。注67 因此，神经症患者身上所存在的受虐追求的顽固性，就可以用这一事实来加以解释，即这些受虐追求同时可以作为一种保护手段，以对抗焦虑，并提供潜在的或现实的满足。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除了在性幻想或性反常中，这种满足很少会成为现实的满足，尽管对它的追求在一般的软弱倾向和被动倾向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样，最后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即神经症患者何以如此难以获得湮没和放纵，获得他所追求的满足呢？

使神经症患者无法获得一种明确满足的一个重要情形是，受虐倾向受到了神经症患者对于其个人性的过分强调的阻止。大部分受虐现象都与神经症症状有着共同的特征，即在各种互不相容的追求间达成一种妥协。神经症患者往往倾向于感觉自己是所有人之意志的牺牲品；但与此同时，他又坚持认为世界应该适应他。他常倾向于感觉自己受到了奴役；但与此同时，他又坚持认为自己支配他人的权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他希望自己很无助，希望受到他人的照顾；但与此同时，他又坚持认为自己不仅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而且事实上是无所不能的。他倾向于感觉自己很微不足道；但如果别人不把他当天才看待，他又会勃然大怒。事实上，一种可以调和这两个极端的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是绝对没有的，特别是在这两种追求都非常强烈的时候。

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种寻求湮没的驱力，远比在正常人身上更不可抗拒得多，因为神经症患者不仅想要摆脱人类身上普遍存在的恐惧、局限和孤独，而且还想要摆脱这样一种感觉，即自己陷入了不可解决的冲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痛苦中。他那种与此对立的、追求权力和自我扩张的驱力也同样是不可抗拒的，而且超过了正常的强度。当然，他确实试图做到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试图同时既无所不是又一无所是。例如，他可能生活在一种无助的依赖状态中，而与此同时，他又借自己的软弱来对他人专横无理。他自己都可能会把这种妥协误认为一种放弃的能力。事实上，有时候甚至心理学家似乎也倾向于混淆这两种情形，并假定放弃本身就是一种受虐态度。实际情形恰恰相反，有受虐倾向的人完全不可能让自己沉湎于任何事情或任何人。例如，他不能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一项事业中，或者在恋爱中不能把自己完全交给对方。他能够放弃自我而沉湎于痛苦之中，但是对于这种放弃，他完全是被动的。他把导致自己痛苦的情感、兴趣或他人，都仅仅当作自己为了失去自我而采用的一种手段。在他自己与他人之间，并不存在积极的相互作用，而只有对其自身目的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专注。真正把自己交给他人或交给一项事业，是内在力量的一种表现；而受虐者对自我的放弃最终是软弱的表现。

神经症患者所追求的满足之所以很难获得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我在前面曾描述过的神经症结构中所固有的破坏性因素。在文化的“酒神”驱力中，这些破坏性因素是不存在的。在后者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神经性破坏相比，这种神经性破坏构成了神经症患者的人格，以及获得成就和幸福的潜能。我们且拿希腊人的酒神崇拜仪式与诸如神经症患者成了疯子的幻想作一比较。在前者身上，他的欲望在于追求一种短暂的出神体验，以增加人生的欢乐；而在后者身上，同样的驱力则指向自我的沉沦与放纵，既不是为了再生而暂时性地没入，也不是为了使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充实。它的目的在于消除整个痛苦的自我，而不管其价值如何，因此，人格中未受损的部分会对其作出恐惧的反应。事实上，对于可能发生的灾难的恐惧(这是部分人格迫使整个人格作出此种反应的)，通常情况下是撞击意识这一过程中的唯一因素。神经症患者对此所知道的一切，乃是他有一种害怕变成疯子的恐惧。只有当把这一过程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一种自我放弃的驱力，以及一种反应性恐惧——人们才能理解，他是在追求一种明确的满足，但他对于获得这种满足的恐惧，却阻止了他这样去做。

我们的文化所特有的一个因素，强化了这种与湮没驱力相关联的焦虑。在西方文明中，很少有(如果有的话)能够让这些驱力(甚至不考虑其神经性特征)在其中获得满足的文化模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宗教(它曾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已经丧失了其力量和吸引力。在那里，不仅没有用来获得这种满足的有效文化手段，而且它们的发展还往往遭到挫败，因为在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中，社会对个人的期望是能够自立自强，能够坚持自己的权利，而且如果必要的话，还要能够自己闯出一条路来。在我们的文化中，现实地屈服于自我放弃的倾向，会招来被排斥的危险。

考虑到那些常常阻止神经症患者获得其所追求的特殊满足的恐惧，我们就能理解受虐幻想和受虐性反常对他而言的价值了。如果他自我放弃的驱力存在于幻想或性行为中，他或许就能够逃避完全自我湮灭的危险。就像酒神崇拜仪式一样，这些受虐行为也提供了一种短暂的沉沦和放纵，而且相对来说对自我的伤害较小。通常情况下，这些受虐倾向遍及整个人格结构；有时候，它们则仅仅集中于性行为，而人格的其他部分相对来说则不受其制约。有这样一些男人，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积极主动，富于进取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却不时地被迫沉溺于受虐性反常中，例如，穿戴得像女人一样，或者表现得像一个淘气的男孩而使自己挨一顿痛打。另外，使神经症患者找不到一种解决自己困境的满意方法的恐惧，也可能遍及他的受虐驱力。如果这些驱力具有一种性欲性质，那么，他就会完全远离性方面的事情(尽管他有着强烈的关于性关系的受虐幻想)，表现出一种对于异性的反感，或者至少表现出严重的性抑制。

弗洛伊德认为，受虐驱力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性现象。他为了解释它们而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最初，他认为，受虐倾向是一个明确的、生物决定的阶段，即所谓的肛门—施虐阶段的一个方面。后来，他又补充了这个假说，认为受虐驱力与女性本质有着一种固有的血缘关系，并且隐含着某种想要成为女人的愿望。注68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他最后的假定认为，受虐驱力是自我破坏驱力与性驱力的一种结合，其功能在于使自我破坏驱力无害于个体。

我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从本质上说，受虐驱力既不是一种性现象，也不是由生物决定的过程所导致的结果，而是根源于人格冲突。其目的不在于受苦；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神经症患者也不希望受苦。由于其服务于某些机能，因此，神经性受苦并不是个体想要获得的东西，而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神经症患者所追求的满足并不是受苦本身，而是一种对自我的放弃。

第十五章　文化与神经症

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分析师，在每一次单独的分析中也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在每一个患者身上，他都会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以前从未遇到过的困难，正面临着种种难以辨认并且更难以解释的态度，以及那些一眼难以看透的反应。回顾我们在前面章节所描述过的神经症性格结构的复杂性，回顾其中所包含的许多因素，这种多样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人在遗传方面的种种差异，以及他在一生中所经历的体验方面的差异，尤其是儿童期的体验，使得这些所涉及因素的建构表现出似乎无限的多样性。

但是，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指出过的那样，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个体差异，但导致一种神经症形成的那些关键性冲突，实际上却始终是相同的。一般来说，这些冲突乃是我们文化中的那些健康人也同样要遭遇的。我们不可能在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这种观点可以说是陈词滥调，但再重复一遍也许仍然有用。许多读者在面对他们从自己经验中辨认出来的种种冲突和态度时候，可能会自问：我是不是神经症患者？最有效的判断标准是，个体是否感到这些冲突已成为他的障碍，是否能够正视这些冲突并直接地加以应对。

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患者受到正常人也同样遭受的(程度轻微一些)潜在冲突的驱使，就不得不再次面对我们一开始就曾提出的那个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哪些条件导致了这一事实，即神经症围绕的恰好是我已描述过的这些特定的冲突，而不是别的冲突？

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仅作了有限的思考。他所坚持的生物学取向的反面，就是社会学取向的缺乏，因此他倾向于把社会现象都主要归结为心理因素，同时又把这些心理因素主要归结为生物因素(力比多理论)。这种倾向已经使得许多精神分析研究者相信，如战争是由死亡本能的作用所导致，我们当前的经济体系根源于肛门—性欲驱力(anal-erotic drives)，而机器时代之所以没有在两千年前出现，其原因可以从那个时期的自恋倾向中去寻找。

弗洛伊德认为，一种文化并非复杂社会过程的产物，而主要是生物驱力的产物，这些生物驱力或受到压抑，或得以升华，其结果就是反应形成(reaction formations)在此基础之上得以建立。对这些驱力的压抑越完全，文化的发展程度就越高。由于升华的能力有限，再加上对原始驱力的强烈压抑(没有升华)有可能会导致神经症，所以，文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必然暗示着神经症的产生。神经症是人类为了文化的发展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潜藏于这一思想链条之下的含蓄的理论预想是，相信存在着由生物性决定的人性，或者更确切地说，相信口唇、肛门、生殖器和攻击性驱力以大致相等的量存在于所有人类身上。因此，就像文化之间的差异一样，个体之间在性格形成方面的差异，也是由于所需压抑的不同强度，以及额外的限制条件，即这种压抑会以不同的程度对不同种类的驱力产生影响。

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发现，并没有证实文化发展的高度与性驱力或攻击驱力的压抑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直接的关系。这一错误主要在于，它假设的是一种量的关系，而不是一种质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压抑的量和文化的量之间的关系，而是个体冲突的质和文化困境的质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不能忽视量的因素，但是，只有在整个结构的背景中才能对其加以评价。

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一些固有的典型困境，这些困境反映在每一个个体生活的那些冲突之中，日积月累，就可能导致神经症的形成。由于我不是社会学家，因此，我将仅仅简略地指出那些与神经症和文化问题有关的主要倾向。

从经济学方面看，现代文化是建立在个人竞争原则基础之上的。孤立的个体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体进行斗争，不得不超越他们，而且通常情况下，还不得不将其排挤到一边。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这种情境所造成的心理后果，乃是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弥漫性的敌意张力。每一个人都是其他人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形在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间非常明显，不管他们多么努力地追求公平合理，或者多么努力地试图用彬彬有礼的体贴周到来加以掩饰。不过，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竞争，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潜在敌意，已经渗透进了所有人类关系中。竞争已经成为社会关系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它渗透进了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关系、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中，而且，不管竞争的焦点是声望、才能、魅力，还是其他任何社会价值，它都会极大地降低建立可靠友谊的可能性。同样，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它还会干扰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不仅表现在伴侣的选择上，而且也表现在与伴侣争夺优越地位的整个斗争中。它渗透进了学校生活。而且，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它渗透进了家庭情境，因此，儿童通常从一开始就被注射了这种“病菌”。父亲与儿子、母亲与女儿，以及子女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而是人类对受文化制约的刺激所作出的反应。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他看到了竞争在家庭中所发挥的作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概念以及其他假说都表现了这一点。不过，我们必须补充一下，这种竞争本身并不是由生物性决定的，而是特定文化条件的产物；而且，家庭情境并不是激起竞争的唯一情境，从摇篮到坟墓(即从生到死)，竞争性刺激都在积极地发挥其作用。

人与人之间这种潜在的敌意张力，会导致人不断地产生恐惧——对他人潜在敌意的恐惧，这种恐惧又因为害怕自己的敌意会遭到他人的报复而加强。在正常人身上，恐惧的另一个重要根源是对于失败的预期。对失败的恐惧是一种现实的恐惧，因为一般说来，失败的可能性要比成功的可能性大得多，而且，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里，失败即意味着要遭受一种实际的挫折。失败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不安全，而且意味着声望的丧失，以及情绪方面所遭到的各种挫折。

成功如此令人神往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对我们的自尊心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他人会根据我们所取得的成功程度来评价我们，而且，不管愿不愿意，我们自己也会遵循同一种模式来进行自我评价。按照现存的意识形态，成功来源于我们自身内在的功劳，或者，用宗教的话来说，是上帝恩赐的一个明显迹象；实际上，成功要取决于一些不受我们控制的因素——偶然发生的事件、狂妄，等等。尽管如此，在现存意识形态的压力下，甚至最为正常的人也被迫觉得，成功的时候，他就有一定的价值，而如果失败，他就一钱不值。不用说，这为自尊搭建了一个摇摇欲坠的基础。

从心理学方面看，所有这些因素一起——竞争及其所导致的同胞之间的潜在敌意、恐惧、降低了的自尊——导致个体感觉他是孤独的。即使他与他人有很多的接触，即使他的婚姻美满，他在情感上也仍然是孤独的。对于任何人来说，情感孤独都是很难忍受的；而如果这种孤独与忧虑，以及对自我的不确定相一致，就会成为一场灾难。

在我们时代的正常人身上，正是这种情形，激发了一种用爱来作为补偿的强烈需要。爱的获得使他感到不那么孤独、不那么受到敌意的威胁，对自我也不那么不确定。由于爱相当于一种生命攸关的需要，因此，它在我们的文化中受到过高的评价。它成了一种幻象——像成功一样——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即它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爱本身并不是一种错觉——尽管在我们的文化中，它往往是一种掩饰，用来满足各种与爱全然无关的愿望——但是，由于我们对爱的期望比它可能实现的要高得多，因此，爱被弄成了一种错觉。我们的意识形态对爱的强调，掩盖了那些导致我们对爱产生过分夸大的需要的种种因素。因此，个体——我所指的依然是正常的个体——陷入了需要大量的爱但又发现很难获得爱这样一种困境之中。

到此为止，这种情形体现了神经症得以发展的肥沃土壤。影响正常人的文化因素——它们导致他产生摇摇欲坠的自尊心、潜在的敌意张力、忧虑、含有恐惧和敌意的竞争、增强的对于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的需要——同样也对神经症患者产生影响，只不过程度更高一些而已，而且在他身上，同样的结果也不过是更加严重了而已——自尊的崩溃、破坏性、焦虑、带有焦虑和破坏性冲动的越来越强烈的竞争，以及对爱的过度需要。

如果我们还记得，每一种神经症中都存在着神经症患者无法调和的矛盾倾向，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文化中难道就不存在一些同样的明确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典型神经症冲突的基础？研究和描述这些文化矛盾，是社会学家的任务。对我来说，只要简单概要地指出一些主要的矛盾倾向，就够了。

我们要提到的第一个矛盾，是竞争和成功与兄弟之爱和谦卑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鞭策我们走向成功，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必须要武断自信，而且还必须富有攻击性，能够把他人推到一边，不挡自己的道。另一方面，我们又被基督教理想深深浸透了，基督教理想宣称，为自己索求任何东西都是自私的，我们应该谦卑、忍让、屈服。对于这一矛盾，在正常范围内只有两种解决方式：一是认真对待其中一种追求，而放弃另一种；二是同时认真对待这两种追求，其结果是个体在这两个方向上都产生严重的抑制。

第二个矛盾是，我们各种需要所受到的刺激与在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实际挫折之间的矛盾。在我们的文化中，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我们的需要不断地受到诸如广告、“炫耀性消费”，以及“向他人看齐”的理想等手段的刺激。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需要的实际满足会受到严密的限制。对个体来说，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后果，乃是他的欲望与其实现之间不断拉大的差距。

第三个矛盾存在于所谓的个体自由与他实际所受到的所有限制之间。社会告诉个体，他是自由的、独立的，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决定自己的生活；“生活的伟大竞技”(the great game of life)正向他敞开，如果他有能力，精力充沛，他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是有限的。人们一直开玩笑说的不可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句话，就可以很合理地将其推广到整个生活领域——选择和成就一项职业，选择娱乐消遣的方式，选择伴侣。对个体来说，由此产生的结果，乃是在以下这两个方面之间摇摆不定，他一方面感到自己在决定自身命运方面拥有无限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又感到完全的无助。

这些植根于我们文化的矛盾，正是神经症患者拼命想要调和的冲突：他的攻击倾向与屈服倾向之间的冲突，他过多的要求与对于一无所获的恐惧之间的冲突，他为自我扩张而付出的努力与他的个人无助感之间的冲突。这些与正常人的差异仅仅是量的差别。正常人能够应对这些困境，而不会损害自己的人格；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所有这些冲突都非常强烈，以至于不可能找到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方式。

那些可能成为神经症患者的人，似乎以一种着重强调的方式体验到了这些由文化决定的困境(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儿童期经历为中介的)，而且他最终要么不能解决这些困境，要么只能以自己的人格为巨大代价来解决这些困境。我们可以称他为我们文化的继子。

索 引

(所注页码为英文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ABRAHAM，KARL，124，234 卡尔·亚伯拉罕

Accusations，inhibitions raising，247 ff. 谴责，抑制增加；and authority of parents，247 ff. 与父母的权威；and basic anxiety，252 ff. 与基本焦虑；and neurotic suffering，255 ff. ，264 与神经性受苦

ADLER，A.，186，187 A. 阿德勒

Admiration，and tendencies to humiliate，179 ff. 钦佩，与侮辱他人的倾向；as disguise of tendencies to defeat，201 作为挫败倾向的伪装；and hero worship， 201 ff. 与英雄崇拜

Affection，craving for，indicator of neurosis，105 对情感的渴望，神经症的指征；need for，and homosexuality，119 对情感的需要，与同性恋；child's need for versus neurotic，123 ff. 儿童对情感的需要对神经症患者对情感的需要；insatiability in neurotic need for，123 ff. 对情感之神经性需要中的永不知足；difficulties of getting，134 获得爱所遭遇的困难；and fear of rejection，137 对于遭到拒绝的恐惧；means of getting，139 ff. 获得爱的手段；need for and sexuality need for，and anxiety，151 对情感的需要与对情感的性欲需要，与焦虑；neurotic need for and compulsory masturbation，153 对于情感的神经性需要与强迫性手淫；and compulsory sexual relations，152 与强迫性性关系

Aggression，feeling of being imposed，38 攻击，被强加的感觉

ALEXANDER，FRANZ，20，30，245 弗朗兹·亚历山大

Ambition，neurotic，165 神经性野心；in adolescence，191 ff. 在青春期；excessive，in neurotics，208 ff. 神经症患者的过分野心；versus affection， 208 ff. 对情感；and self-belittling tendencies，202 ff. 与自我贬低的倾向

Anal-eroticism，discussion of，149，187，280 关于肛门—性欲的讨论；and economics，282 与经济学

Anatomical sexual differences，and jealousy，17 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与嫉妒

Angst der Kreatur，94 生之苦恼

Anthropology，16 人类学；rediscovering the normal，16 重新发现正常人；emphasis on differences in culture，16 对于文化差异的强调；modifying our attitude on human nature，18 改变我们关于人性的态度

Anxiety，its central role in neuroses，23 焦虑，其在神经症中的重要作用；versus fear，41 对恐惧；in primitives，43 原始人的焦虑；cure of，44 焦虑的治愈；rationalization of，48 焦虑的合理化；denial of，49 对焦虑的否认；and compulsive masturbation，52 与强迫性手淫；and sexual activities，52 与性行为；and impairment of functions，57 与机能的受损；and dislikes，58 与厌恶；ultimate cause of inhibitions，59 抑制的根本原因；characteristics of，60 焦虑的特征；and social taboos，62 与社会禁忌；its causes，63 其原因；and repression of hostility，69 与敌意的压抑；and helplessness，70，96 与无助；displacement of，72 焦虑的转移；and hostility，mutual reinforcement，74 与敌意，相互强化；Freud's concept of，75 ff.，77，78，88 弗洛伊德的焦虑概念；therapeutically important questions，77 治疗方面重要的问题；in childhood，88 在儿童期；and compulsiveness，104 与强迫性；and greediness，125 ff. 与贪婪；and need for affection，151 与对情感的需要；and neurotic competitiveness，196 与神经性竞争；as outcome of neurotic competitiveness，207，210 作为神经性竞争的结果；and fear of failure，210 与对失败的恐惧；and fear of success，210 与对成功的恐惧；and fear of disapproval，240 与对于遭到非难的恐惧

Attitudes，concerning murder，18 态度，关于谋杀；among primitives，18 原始人中

Basic anxiety，77，89，90，92，93，96 基本焦虑；and emotional isolation，96 与情感孤独；and reassurance，96 与放心；cause of inhibitions，252 抑制的原因

Basic factors making for insecurity in childhood，80 导致儿童期不安全感的基本因素

Basic hostility，explained，89 基本敌意，已解释的；discussion of，111 关于基本敌意的讨论；and envy，111 与妒忌

BENEDICT，RUTH，16，17，103，270 露丝·本尼迪克特

Biological basis of mental characteristics，20 心理特征的生物学基础

Biological basis of peculiarities，19 特质的生物学基础

Biological foundation of jealousy，17 嫉妒的生物学基础

Bisexuality，discussion of，154 ff. 关于雌雄同体的讨论

BOEHM，FELIX，84 菲利克斯·波姆

BRIFFAULT，ROBERT，18，148 罗伯特·布利弗奥特

BUTLER，SAMUEL，76 塞缪尔·巴特勒

Character deformation，31 性格畸形；differences versus similarities of，32 差异对相同点

Character neurosis，30，92 性格神经症

Character structure，and culture，20 性格结构，与文化

Characteristics of neurosis，unawareness of conflicting tendencies，28 神经症的特征，意识不到冲突着的倾向；compromise solutions，28 折衷的解决方式

Childhood，influence of love，19，80 儿童期，爱的影响；repression of hostility，84-85 对敌意的压抑；origin of neurosis，80 神经症的起源；and insecurity，80 与不安全感；and isolation，significance of，89 与孤独，的重要性；and neurosis，290 与神经症

Competition，in modern culture，289 竞争，在现代文化中

Competitiveness，as a general human trend，18 竞争性，作为一种一般的人类趋势；and culture，188 ff. 与文化；characteristics of neurotic，188 ff. 神经症的特征；and sensitivity to criticism，192 ff. 与对批评的敏感性；and hostility，192 ff. 与敌意；and tendencies to disparage，192 ff. 与贬低他人的倾向；and ingratitude，196 与忘恩负义；and love life，197 与爱生活；and choice of love partner，198 与对所爱伴侣的选择；and marriage，203 ff. 与婚姻；and homosexuality，204 ff. 与同性恋；and retaliation between sexes，206 ff. 与两性之间的报复；and recoiling from，207 ff.，213 与逃避竞争；and relation fear，207 ff. 与对于遭到报复的恐惧

Compromise solutions，a neurotic characteristic，28 折衷的解决方式，一种神经症特征

Compulsive masturbation，52，152 ff. 强迫性手淫

Compulsive need for sexual activities，39 对于性行为的强迫性需要；inhibitions toward sexual activities，39 对于性行为的抑制

Compulsiveness，and anxiety，104，116，119 强迫性，与焦虑

Consciousness，levels of，69 意识的水平

Cultural factors，disregarded by Freud，201 文化因素，弗洛伊德所忽视的

Culture，and character structure，20 文化，与性格结构；and neurosis，14，281 ff. 与神经症；discussion of Freud's theory，282 关于弗洛伊德理论的讨论；fear of failure in culture，285 文化中对于失败的恐惧；overvaluation of love in modern culture，287 对于现代文化中爱的过高估计；and competition，289 与竞争

Death instinct，74，187，260 死亡本能

Defense-mechanism of timidity，137 胆怯的防御机制

Denial of anxiety，49 对焦虑的否认

DEUTSCH，H.，261 H. 多伊奇

Difficulties，in changing attitudes，246 改变态度方面所遇到的困难

Dionysian trends，270，271 ff. 酒神趋势

Discrepancy，between potentialities and accomplishments，characteristic of neurotics，22 潜能与成就之间的差异，神经症的特征； recoiling from competition，222 逃避竞争

Dislikes，and anxiety，58 厌恶，与焦虑

DOLLARD，JOHN，20 约翰·多拉德

Dynamics of neurosis，75 神经症的动力学

Envy，and basic hostility，111 妒忌，与基本敌意；and tendencies to deprive，225 与剥夺的倾向；repression of，226 妒忌的压抑；projection of，226 妒忌的投射；role in neuroses，227 妒忌在神经症中的作用

Excessive demands of neurotics，35 ff. 神经症患者的过分要求

Exploitation and striving for possession，185 对于财富的剥削与追求

Fear of disapproval，and striving for perfection，232 ff. 对于遭人非难的恐惧，与对完美的追求；and self-recriminations，233 与自咎；and guilt feelings，235 ff. 与罪恶感；and insincerity，239 与不安全感；and pseudo-adaptation，243 与虚假适应；and pretense of ignorance，243 与假装无知；and pretense of helplessness，244 与假装无助；and illness，245 与疾病；and feeling victimized，245 与感觉受害

Fear of failure，and anxiety，210 ff. 对失败的恐惧，与焦虑；different forms of，212 的不同形式；and avoiding conspicuousness，213 与避免惹人注目

Fear of success，and anxiety，210 对成功的恐惧，与焦虑；and inhibitions，214 ff. 与抑制；and compulsive self-abasement，215 与自我菲薄；depression after，215 ff. 之后的抑郁；and self-belittling，217 与自我贬低；and dreams of self-belittling character，219 ff. 与具有自我贬低特征的梦

FEIGENBAUM，DORIAN，199 多里安·菲根鲍姆

Feminine psychology，139，140 女性心理学

FENICHEL，OTTO，20 奥托·芬尼切尔

Free associations，150 自由联想

FREUCHEN，PETER，18 彼得·弗洛伊琴

FREUD，17，18，19，20，21，28，33，42，46，50，61，62，71，74，75，76，77，78，82，83，84，101，147，148，150，159 ff.，186，187，198，209，210，219，220，233，234，257，258，260，280，282，285 弗洛伊德

Frigidity，159 ff. 性冷淡；and humiliation，199 与侮辱；and culture，200 与文化；and masochistic fantasies，200 与受虐幻想

FROMM，ERICH，20，70，84，248，270 埃里希·弗洛姆

GOETHE，JOHANN W.，273 约翰·歌德

Grandiose ideas，as substitute for real achievements，223，225 夸张的想法，作为实际成就的替代物

Greediness，neurotic need for affection，129 贪婪，对情感的神经性需要

Guilt feelings，in children，87 罪恶感，在儿童身上；arousal of，144 罪恶感的唤起；manifestation of，230 ff. 罪恶感的表现；manifestations of，and lack of humility，234 罪恶感的表现，与谦卑的缺乏；and anxiety，235 与焦虑

HALLOWELL，A. S.，16 A. S. 霍洛韦尔

HEALY，WILLIAM A.，and A. BRONNER，20 威廉·A·希利与A. 布朗纳

Helplessness，and anxiety，70，96 无助，与焦虑；of children，discussion of，85-86 儿童的无助，关于儿童无助的讨论；overemphasis on，85 对于无助的过分强调；and intimidation，86 与威胁；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urotic，115 与神经症的特征；as means of expression of hostility，175 作为表现敌意的手段；as means of control，176 作为控制的手段

Homosexuality，need for affection，119 同性恋，对情感的需要；discussion of，154 ff. 关于同性恋的讨论；mistaken notion of，157 关于同性恋的错误观念；and destructive competitiveness，204 ff. 与破坏性竞争

Hopelessness，role in neuroses，227 绝望，在神经症中的作用；and resignation，228 与屈从；and aggression，228 与攻击

HORNEY，KAREN，119，258，280 卡伦·霍妮

Hostile impulses，main source of anxiety，63 敌意冲动，焦虑的主要根源

Hostility，aroused in child by parents，80，81，82 敌意，儿童身上由父母唤起的敌意；and frustration of wishes，81 与愿望的受挫；and sexuality，81 与性欲

Humiliation，and wounded self-esteem，178 侮辱，与受伤的自尊；and love life，198 与爱生活；and frigidity，199 与性冷淡；and overconsiderateness，201 与过分体贴周到

Impairment of pleasure as a result of anxiety，58 作为焦虑之结果的快乐受损

Incapacity for love，107，110，111 无力去爱

Incompatibility of contrasting desires，72，100，111 不同欲望之间的不相容

Indiscriminateness，neurotic，95，97，116，119，122，153，154 神经症患者的不加区别

Infantilism，mistaken notion of，115 关于幼稚行为的错误概念

Inferiority feelings，218 ff. 自卑感；functions of，219 自卑感的机能；as result of self-belittling，217 ff. 作为自我贬低的结果；and real shortcomings，220 ff. 与实际的缺点；causes of，218 ff. 自卑感的起因；consequences of，222 ff. 自卑感所产生的后果；and grandiose ideas，223 ff. 与夸张的想法

Inhibitions，defined，53 抑制，界定；their functions，53 其机能；difficulties of overcoming them，53 克服抑制所遇到的困难；unawareness of，54 意识不到抑制的存在；and fear of rejection，137 与对遭人拒绝的恐惧；of domineering tendencies，178 支配他人倾向的；against tendencies to humiliate，179 侮辱他人倾向的；and striving for possessions，181 ff. 与对于财富的追求

Insatiability in neurotic need for affection，123 ff. 对情感之神经性需要的永不知足

Insecurity，neurotic，36 不安全感，神经症患者的

Intellectualization，as protective device，247 理智化，作为保护手段

Isolation，significance in childhood，89 孤独，在儿童期的重要性；emotional isolation，96情感孤独；in modern culture，287 ff. 在现代文化中

Jealousy，interpreted by anthropologist，17 嫉妒， 人类学家所解释的；its biological foundation，17 其生物学基础；a source of hatred in children，82 儿童身上之憎恨的一个根源；and Oedipus complex，82，83 与俄狄浦斯情结；and insatiability concerning affection，129 ff. 与对情感的永不知足；excessive，129 ff. 过分的；and unconditional love，129 ff.，133 与无条件之爱

JUNG，C. G.，222，239 C. G. 荣格

Justice，appeal to，142 ff. 诉诸公正

KARDINER，A.，20 A. 卡丁纳

KUENKEL，F.，68 F. 昆克尔

LASSWELL，H. D.，20 H. D. 拉斯威尔

LAWRENCE，D. H.，219 D. H. 劳伦斯

LEVY，DAVID，82 戴维·利维

LEWIS，SINCLAIR，186 辛克莱·刘易斯

Libidinal character of drives， 125 驱力的力比多性质

Libido theory，and emotional disturbances，149 ff. 力比多理论，与情绪障碍；and need for affection，151 与对情感的需要

Love，and childhood，19-20 爱，与儿童期；incapacity for，107，110，111 无力去爱；versus neurotic need for affection，107 ff. 对情感的神经性需要；distrust in，112 不信任；danger of dependency，114 依赖的危险；fear of dependency，119，120 ff. 对于依赖的恐惧；neurotic overvaluation of，119 神经性过高评价；as a compensation for defeating drives，205 ff. 作为挫败性驱力的一种补偿；overvaluation of，287 对爱的过高评价

MALINOWSKI，BRONISLAW，84 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

Masochism，259 ff. 受虐；discussion of theories of，259 ff.，280 关于受虐理论的讨论；and tendencies toward weakness and misery，267 ff. 与软弱倾向和痛苦倾向；and tendency to get rid of individual self，274 ff.，278 与消除个体自我的倾向；and emphasis on individuality，276 与对个体性的强调；and surrender，277，278 与放弃；and sexual sphere，279 ff. 与性领域

Masturbation，compulsive，52 强迫性手淫

MEAD，MARGARET，16，103 玛格丽特·米德

MEYER，ADOLF，20 阿道夫·梅耶

Narcissism，discussion of，187，210 关于自恋的讨论

Narcotization，of anxiety，52 对焦虑的麻痹；of pains，its effect，267 对痛苦麻痹，其效果

Need for punishment，discussion of，232 关于惩罚需要的讨论

Neurosis，and culture，14-15 神经症，与文化；and time，14-15 与时间；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eviation from normal，28 与正常人的量的偏离和质的偏离；of parents，significance，84 父母的神经症，重要性；unawareness，93 意识不到；origin of，101 神经症的起源；severe，226 严重的

Neurotic difficulties created by cultural conditions，34 由于文化条件而导致的神经性困难

Neurotic suffering，141，145，177 神经性受苦；and inhibitions to accuse，255 ff. 与谴责他人方面所遭到的抑制；functions of，256，263 ff. 神经症受苦的机能；and narcotizing effect of pain，267 ff. 与痛苦的麻痹效果

Neurotic need for affection，107 ff. 对情感的神经性需要

Neurotic versus normal，13-14，95，102，287 神经症患者对正常人

Neurotics and self-deception，106 神经症患者与自我欺骗

NIETZSCHE，FRIEDRICH，186，228，270 弗里德里希·尼采

Normal versus neurotic，13-14，95，102，287 正常人对神经症患者

Oedipus complex，20 俄狄浦斯情结；discussion of，82，83，84，149，159 ff.，161，198，285 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讨论

OPLER，M. E.，15 M. E. 奥普勒

Oral-eroticism，discussion of，124 ff. 关于口唇—性欲的讨论；and unconditional love，149 与无条件之爱

Overconsiderateness of neurotics，36 神经症患者的过分体贴周到

Overprotection，111 过度保护

Pity，appeal to，141 ff. 诉诸怜悯

Plagiarism，195 剽窃

Possession，striving for，162 ff.，172 ff. 对财富的追求；and culture，173 与文化；and anxiety，173 与焦虑；and fear of dependency，173 与对依赖的恐惧；and hostility，174 ff. 与敌意；and tendency to deprive others，180 ff. 与剥夺他人的倾向；and inhibitions，181 与抑制；and envy，182 与妒忌；and self-deprivation，183 与自我剥夺；and parasitic tendencies，185 与寄生倾向；and tendencies to exploit，185 与剥削他人的倾向

Power，striving for，as a means of reassurance，98，163 ff.，166 对权力的追求，作为一种获得安心的方式；normal versus neurotic striving for，163 对权力的正常追求和神经性追求；and culture，163 与文化；and self-assertion，163 ff.，166 与坚持自己权利的能力；rigid ideal of strength and its consequences，167 关于力量及其结果的刻版理想；expressions of，167 ff. 其表现形式；and impatience，169 ff. 与不耐烦；and love relationships，171 ff. 与恋爱关系；and self-esteem，172 与自尊；and sensitivity，172 与敏感性；and feeling of humiliation，172 与羞辱感；and hostility，173 ff. 与敌意；and repression of hostility，175 与对敌意的压抑；and compulsive striving for，175 与对权力的强迫性追求；striving for，and feeling victimized，177 追求，与感觉受害

Pregenital stages as causes of mental characteristics，20 作为心理特征之原因的前生殖器阶段

Prestige，striving for，162，163，166，171 对声望的追求；and culture，163 与文化；and helplessness，166 与无助；and self-esteem， 172 与自尊；and hostility，172 ff. 与敌意；and anxiety，172 与焦虑；and fear of humiliation，172 与对侮辱他人的恐惧；and reassurance against anxiety，174 与安心以避免焦虑；and tendencies to humiliate，174，178 ff. 与侮辱他人的倾向；and vindictiveness for humiliation,178 与由于侮辱而产生的报复性；and inhibitions，179 与抑制；and envy，182 ff. 与妒忌；and projection，186 与投射；and narcissism，187 与自恋

Projection，of hostile impulses，70 敌意冲动的投射；and self-justification，70 与自我辩护；and retaliation fear，71 与对报复的恐惧；of repressed hostility and displacement，71 受到压抑之敌意的投射和置换

Psychoanalysis，disregard of cultural factors，21 精神分析，对文化因素的忽视；over-emphasis on infantile factors，33 对于婴儿期因素的过分强调

Psychoanalytic situation，observations in，90，145，150 ff.，156 ff.，169，170，176，177，196，231，237 在精神分析情境中所作的观察

Psychology，no normal psychology，19 心理学，没有正常心理学

RADO，SANDOR，48 山多尔·拉多

Rationalization of anxiety，48 对焦虑的合理化

Reassurance，66 安心；ways of getting，96，242 获得的方式；and withdrawal，98 与退缩

REICH，WILHELM，20，84，275 威廉·赖希

Rejection，sensitivity to，135 对于拒绝的敏感性；fear of，136 对于遭人拒绝的恐惧；results of fear of，136 由于对遭人拒绝的恐惧而导致的结果； fear of，and affection，137 对于遭人拒绝的恐惧，与情感

Repression of hostility，consequences of，64 ff.，67，179 对敌意的压抑，所产生的结果；motives for，66 动机；as a means of reassurance，66 作为一种获得安心的手段；and anxiety，69，71，72 与焦虑；in childhood，84-85 儿童期；reasons，85 原因

Rigidity，a neurotic characteristic，22 刻板，一种神经症特征；explained，22 已解释的

ROHDE，ERWIN，271 欧文·罗德

SAPIR，EDWARD，16 爱德华·萨丕尔

SCHULTZ，J. H.，30，78 J. H. 舒尔茨

SCHULTZ-HENCKE，38，59 舒尔茨-亨克

SCUDDER，MEKEEL H.，14 梅克尔·斯卡德

Self-abnegation，120 自我牺牲

Self-assertion，defined，37 坚持自己权利的能力，界定；neurotic，37 神经症患者的；lack of，144 缺乏；lack of and defenselessness，251 缺乏与防御

Self-confidence，lack of，96 自信的缺乏；and reassurance，96 与安心；and tendencies to humiliate because of wounded self-esteem，178 与由于受伤的自尊而侮辱他人的倾向；vacillation of，225 自信的动摇

Self-contempt of neurotic，167 神经症患者的自我轻蔑

Self-deception of neurotic，106 神经症患者的自我欺骗

Self-esteem，lack of，178 自尊的缺乏；and humiliation，178 与侮辱；dependence on success，286 对成功的依赖

Self-observation，subconscious，69 下意识的自我观察

Self-recriminations，84 自咎；and repression of hostility，84 与对敌意的压抑；and fear of disapproval，233 与对遭人非难的恐惧；functions of，242 ff.，246 自咎的机能；reassurance against，242 安心

Self-righteousness of neurotics，210 神经症患者的一贯正确心理

Sensitivity of child，89 儿童的敏感性

Sexual abstinence，and anxiety，158 ff. 节欲，与焦虑

Sexual activities，compulsive need，39 性行为，强迫性需要；inhibitions toward，39 抑制；as a release of anxiety，52 作为一种缓解焦虑的手段；compulsory，152 ff. 强迫性的

Sexual relations，153 性关系；as substitute for emotional relationships，157 作为情感关系的替代品；and anxiety，155 ff. 与焦虑

Sexuality，change of general attitude toward，62 性欲，对其整体态度的改变；and anxiety，158 与焦虑；and culture，159 ff. 与文化

Sibling rivalry，a general human trend，18 兄弟姐妹竞争，一种一般的人类趋势；and Oedipus complex，149 与俄狄浦斯情结

Situation neurosis，30，90，112 情境神经症

Soc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approach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neuroses，27 理解神经症所必需的社会学取向和心理学取向

Sociology，normal psychology，19 社会学，正常心理学

SPIER，LESLIE，271 莱斯利·施皮尔

Standards，normal，18 正常的标准；varying with circumstances，18-19 随情境而不同

Submissive attitude，97 顺从的态度

Suffering，neurotic，141，145，177 神经性受苦

SULLIVAN，HARRY STACK，20，69，104 哈里·斯塔克·沙利文

Surrender，masochistic and normal，277 放弃，受虐性的与正常的

Suspicion，normal，22 怀疑，正常的；neurotic，22 神经性的

Teufelskreis，68 魔鬼之圈

Threats，as means of obtaining affection，146 威胁，作为获得情感的手段

Transference，discussion of，123，160 关于移情的讨论

Unawareness of anxiety in neurosis，45 ff. 意识不到神经症中的焦虑；reasons for，46 其原因

Unawareness of conflicting tendencies，a neurotic characteristic，28 意识不到冲突的倾向，一种神经症特征

Unawareness of incapacity for love，111 意识不到无力去爱

Unconditional love and oral eroticism，149 无条件之爱与口唇性欲

Universal trends of human nature，none，19 人性的一般趋势，无

VEBLEN，THORSTEIN，213 托斯丹·凡勃伦

Vicious circle，138，179，225，227 恶性循环

Vindictiveness，in suicide，146 报复性，自杀中

WHITE，WILLIAM A.，20 威廉·A·怀特

Withdrawal，as a means of reassurance，98 退缩，作为一种获得安心的手段；Buddhist religion，103 佛教

注1  《辞海(缩印本)》，275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注2  《辞海(缩印本)》，852页。

注3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心理学曾一度移植苏联心理学。

注4  在此期间，霍妮还主编了一本专门用于培训的教材《你正在考虑精神分析吗？》(Are You Considering Psychoanalysis?，1946)，供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讲习班所用和向公众普及精神分析知识之用。

注5  由新行为主义者赫尔及其弟子尼尔·米勒、约翰·多拉德等人组成的“耶鲁小组”，在1936—1943年组织了一系列讨论班，沙利文和艾里克森等精神分析学家也参加了这一讨论班。他们试图将精神分析的活力、自然科学实验室的严谨和文化事实结合在一起，将精神分析的理论整合到儿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理论体系中。

注6  Ruth Benedict (1938)，“Review of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in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3(1)，Jan，pp. 133-134.

注7  本“译者前言”中引用未加注释的霍妮的话均出自本书。

注8  Wolman，B.B.，Contemporary Theories and Systems in Psychology，New York，Plenum Press，1981，p.401.

注9  霍妮：《女性心理学》，窦卫霖译，前言，2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注10  参见上书，前言，6页。

注11  Irving Solomon，Karen Horney and Character Disorder：A Guide for the Modern Practitioner，Springer，Publishing Co. Inc.，2005.

注12  Diana Cuello，Karen Horney's Three Character Styles [Neurotic Styles] as Responses to Early Maternal Deprivation and Unmanageable Rage: Three Illustrative Case Studies，Umi Dissertation Publishing，2011.

注13  以下内容主要参考J. Paris Bernard为霍妮的《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追求自我实现》(张承谟、贾海虹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所写的“中文版前言”，以及J. Paris Bernard，ed. Special issue of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49 (3)，1989，On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of Horney。

注14  Cf.H. Scudder Mekeel，“Clinic and Culture” in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 30 (1935)，pp.292-300.

注15  M. E. Opler，“An Interpretation of Ambivalence to two American Indian Tribes” i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vol. 7 (1936)，pp.82-116.

注16  参见人类学资料中的精彩阐述：Margaret Mead，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Ruth Benedict，Patterns of Culture；A. S. Hallowell即将出版的著作，Handbook of Psychological Leads for Ethnological Field Workers。

注17  Edward Sapir，“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Psychiatry” in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 27 (1932)，pp.229-242.

注18  Cf. Ruth Benedict，Patterns of Culture.

注19  在他的论文《两性生理解剖之不同所造成的一些心理后果》(Som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中，弗洛伊德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即生理解剖上的性别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每一个女孩妒忌男孩拥有一具阴茎。到后来，她想要拥有一具阴茎的欲望，就转化成了想要拥有一个拥有阴茎的男人。然后，她就会妒忌其他女人，妒忌她们与男人所发生的两性关系——更确切地说，是妒忌这些女人对男人的拥有——就像她最初妒忌男孩拥有阴茎一样。在作出像这样的陈述时，弗洛伊德屈服于了他那个时代的诱惑：对所有人类的人性进行了概括。尽管他的概括仅来自他对一个文化区域所作的观察。人类学家不会质疑弗洛伊德所作观察的正确性。他会把这些观察当作适合于某一特定时代的某种特定文化中某一部分特定人群而加以接受。不过，他会质疑弗洛伊德之概括的正确性。他会指出，人与人之间在对待妒忌的态度上存在着无尽的差异，而且在一些民族中，男人比女人更善于妒忌；在另一些民族中，则男人和女人都缺乏个人的妒忌；还有一些民族，男人和女人都不同寻常地善于妒忌。考虑到这些现存的差异，他会反驳弗洛伊德——或者事实上会反驳任何人——在两性生理解剖上之差异的基础上解释自身所观察到的东西的努力。相反，他会强调，有必要对生活环境之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男女两性之妒忌心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例如，对于我们的文化而言，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即弗洛伊德的观察对于我们文化中患有神经症的女性来说是正确的，但是这些观察是否也适用于我们文化中那些正常的女性呢。之所以必须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那些日复一日地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的精神分析学家们经常看不到这一事实，即在我们的文化中同样也存在着正常的人们。同时，我们还必须追问，导致妒忌心增加，以及对异性之占有欲的心理条件是什么，在我们的文化中，男女生活环境中的哪些不同导致了妒忌心发展的性别差异。

注20  Sigmund Freud，Totem and Taboo.

注21  Peter Freuchen，Arctic Adventure and Eskimo.

注22  Robert Briffault，The Mothers.

注23  很多学者都认识到了文化因素对于心理状况之决定性影响的重要性。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论文“Zur Entstehung des Christusdogmas”in Imago，vol. 16 (1930)，pp.307-373，是德语中最早提出并详细阐述这种方法的精神分析文献。后来，这种方法又被其他人所采用，如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和奥托·芬尼切尔(Otto Fenichel)。在美国，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是第一个认识到对精神病学而言，需考虑到文化内涵之必要性的人。以这种方式考虑这个问题的其他美国精神病学家还包括阿道夫·梅耶(Adolf Meyer)、威廉·A·怀特［William A.White，《20世纪的精神病学》(Twentieth Century Psychiatry)］、威廉·A·希利和奥古斯塔·布朗纳［William A. Healy and Augusta Bronner，《关于失职的最新启示》(New Light on Delinquency)］。最近，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如弗朗兹·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A.卡丁纳(A. Kardiner)等，已经开始对心理问题的文化内涵感兴趣。在社会科学家中，持有这种观点的尤其可参见H. D.拉斯威尔［H. D. Lasswell，《世界政治学与个人的不安全感》(Worl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和约翰·多拉德［John Dollard，《生活历史的标准》(Criteria for the Life History)］。

注24  这种情境神经症与J. H. 舒尔茨(J. H. Schultz)所说的外源性神经症(Exogene Fremdneurosen)大致相似。

注25  弗朗兹·亚历山大曾建议用性格神经症这一术语来指称那些缺乏临床症状的神经症。我认为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因为症状的有无通常与神经症的性质全然无关。

注26  强调相似性，并不意味着无视为阐释神经症的特殊类型而作出的科学努力。相反，我深信，精神病理学在描述心理障碍的整个状况、它们的起源、它们的特殊结构以及特殊表现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注27  在《命运与神经症》(Schicksal und Neurose)一书中，舒尔茨-亨克(Schultz-Hencke)是少数充分关注到了这一重要观点的精神分析研究者之一。

注28  弗洛伊德在他《精神分析引论新讲》(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一书的“焦虑与本能生活”(Anxiety and Instinctual Life)一章中，也在“客观性”焦虑与“神经性”焦虑之间作了相似的区分，将前者描述为一种“对危险作出的明智反应”。

注29  这仅仅是对弗洛伊德之基本发现(即无意识因素的重要性)的一个方面的一种释义。

注30  Cf. Sandor Rado，An Over-Solicitous Mother.

注31  在着重提出症状的消失并不是治愈的一个充分指征时，弗洛伊德总是强调这一点。

注32  舒尔茨-亨克在《精神分析导论讲演》(Einfue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缺口(luecken)的至关重要性，这就是我们在神经症患者生活与人格中所发现的那些缺口(gaps)。

注33  F. 昆克尔(F. Kuenkel)在《性格学引论》(Einfuehrung in die Charakterkunde)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即神经症患者的态度会导致环境作出一种反应，通过这种反应，神经症患者的态度本身就会受到强化，结果，神经症患者就会越陷越深，越来越难以自拔。昆克尔称这种现象为魔鬼之圈(Teufelskreis)。

注34  埃里希·弗洛姆在《权威与家庭》［Autoritaet und Familie，该书由国际社会研究所的马克斯·霍克海默尔(Max Horkheimer)编辑而成］中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对某一危险作出的焦虑反应并非机械地取决于这一危险在现实中的大小程度。“一个持有无助、消极被动态度的个体，对相对较小的危险，也会作出十分焦虑的反应。”

注35  Sigmund Freud，Collected Papers，vol. 3.

注36  一旦我们认识到敌意是经由焦虑而得到强化的，我们似乎就没有必要像弗洛伊德在他关于死亡本能的理论中所做的那样，去为这些破坏性驱力寻找一个特定的生物学根源了。

注37  Freud，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chapter on “Anxiety and Instinctual Life，” p.120.

注38  在一个如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所撰《乌有乡》(Erewhon)中描述过的那样的社会中，任何生理疾病都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因而一种患病的冲动也会是被禁止的焦虑。

注39  Freud，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chapter on “Anxiety and Instinctual Life，” p.123.

注40  J. H. 舒尔茨在《神经症、生命需要和医生的责任》(Neurose，Lebensnot，Aerztliche Pflicht)一书中，记录了一个这样的病例。有一个职员老是不断地更换工作，因为一些上司总会使他感到愤怒和焦虑。精神分析表明，只有那些留有某种特定样子的胡须的上司才会激怒他。这个患者的反应被证明是他三岁时对父亲的反应的精确重演，当时，他父亲曾以一种威胁的方式攻击过他的母亲。

注41  在这里，我并不打算触及这一问题，即对于心理治疗来说，有必要在多大程度上追溯儿童期。

注42  David Levy，“Hostility Patterns in Sibling Rivalry Experiments” in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vol. 6 (1936).

注43  Freud，Totem and Taboo.

注44  总的来说，我所说的这些话与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并不一致，我假定，它不是一种生物学的特定现象，而是受文化制约的。由于许多研究者都已经讨论过这个观点——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波姆(Boehm)、弗洛姆、赖希——因此我在这里只限于指出我们文化中那些有可能产生俄狄浦斯情结的因素：由于两性之间的冲突关系而导致的婚姻不和谐；父母的无限权威力量；对儿童任何一种性发泄的禁忌；总把子女当婴孩，使其在情感上依赖于父母，否则就把他孤立起来的倾向。

注45  在这些病例中，精神分析既不必要，也不可取。

注46  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在《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精神病学内涵的札记：人际关系研究》［“A Note on the Implications of Psychiatry，the Stud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for Investig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3(1937)］一文中已经指出，对满足和安全的追求体现了一条调节生活的基本原理。

注47  这样一种说法在美国也许会遭到反对，因为在美国，文化因素已经渗透进了实际生活之中，受公众喜爱已经成为具有竞争性的目标之一，并因而具有一种在其他国家中所不具有的意义。

注48  Karen Horney，“The Overvaluation of Love，A Study of a Common Present-Day Feminine Type” in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vol. 3 (1934)，pp.605-638.

注49  Karl Abraham，“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Libido” in Neue Arbeiten zur aerztlichen Psychoanalyse，Heft 2 (1934).

注50  Robert Briffault，The Mothers，London and New York，1927.

注51  像这样的案例(这些案例中的患者往往在情绪领域存在着明确的障碍，而同时又具备获得充分性满足的能力)对于某些精神分析师来说，一直是一个难题，但是它们不符合力比多理论这一事实，并不能阻止它们的存在。

注52  尼采在的《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一书中，对这种权力欲望作了同样片面的评价。

注53  多里安·菲根鲍姆(Dorian Feigenbaum)在一篇论文中曾记录过这样一种病例，该论文以“神经性羞耻”(Morbid Shame)为题，发表在《精神分析季刊》(Psychoanalytic Quarterly)上。但是，他对这一病例所作的解释却与我的分析不同，因为他最后的结论，是把这种羞耻追溯到阴茎妒忌(penis envy)。而在我看来，精神分析文献都将之看做女性的阉割倾向，并将其追溯至阴茎妒忌，其实大多数都一种想要侮辱男性的愿望的结果。

注54  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在他的小说《虹》(The Rainbow，p.254)中，对这一反应作了动人的描写。“这种奇怪的残酷感和丑陋感总是近在眼前，随时准备跳出来抓住她；一群乌合之众怀着强烈的嫉妒心埋伏在一边等候着她，因为她与众不同[斜体字是我加的]，这种感觉对她的生活造成了最为深刻的影响。无论她在哪里，不管是在学校，在朋友中间，在大街上，还是在火车上，她都本能地贬低自己，使自己变得渺小，假装不如自己的实际状况，因为她害怕自己未被发现的小我(self)会被人看出来，会遭到平凡、普通的大我(Self)的粗暴愤恨的猛烈攻击。”

注55  C. G. 荣格(C. G. Jung)曾明确地阐述过人的发展在其四十岁左右受到阻碍这个问题。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导致这样一种情形的种种条件，因此未能找到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注56  Sigmund Freud，“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in Collected Papers，vol. 4，pp.152-170，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 Karl Abraham，Versuch eine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Libido.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

注57  相当于C. G. 荣格所说的“人格面具”(persona)。

注58  如果将这样一种愿望解释为——就像弗朗兹·亚历山大在《对整个人格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of the Total Personality)中所做的那样——一种由于对上司产生了攻击性冲动而必须受到惩罚的需要，那么，患者将会非常乐意接受这样一种解释，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分析师帮助他有效地避免了面对这样的事实，即他有必要坚持自己的权利，但他害怕这么做，而且他对于自己的害怕感到非常愤怒。分析师使得患者在自我描画中感觉自己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以至于他竟为任何反对上司的邪恶愿望产生了强烈的困扰，并因此通过赋予其高道德标准的荣耀而强化了业已存在的受虐驱力。

注59  参见埃里希·弗洛姆在《权威与家庭》(Autoritaet und Familie，ed. by Max Horkheimer，1936)中所描述的研究的这一段落和其他段落。

注60   Cf. K. Horney，“The Problem of the 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 in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vol.5(1936)，pp. 29-45.

注61  Sigmund Freud，“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in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Library No. 4.

注62  H. Deutsch，“Motherhood and Sexuality” in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vol. 2 (1933)，pp. 476-488.

注63  Aage von Kohl，Der Weg durch die Nacht (translated from Danish into German).

注64  对于从受虐中所获得的这种满足的解释，从根本上说与弗洛姆的解释(op. cit.，ed. by Max Horkheimer，1936)是一样的。

注65  Erwin Rohde，Psyche，the cult of souls and belief in immortality among the Greeks (1925).

注66  Leslie Spier，“The Sun Dance of the Plains Indians: Its Development and Diffusion” in Anthrop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vol. 16，part 7 (New York，1921).

注67  威廉·赖希在《精神关联与植物循环》(Psychisches Korrelat und Vegetative Stroemung)和《性格分析》(Ueber Charakteranalyse)两篇文章中，曾作过相似的努力，企图解决关于受虐的问题。他也坚持认为，受虐倾向与快乐原则并不相悖。不过，他将这些倾向置于性的基础之上，而我所描述的神经症患者为个体边界之瓦解所作出的努力，在他看来则是一种为获得性高潮而作出的努力。

注68  S. Freud，“The Economic Principle of Masochism” in Collected Papers，vol. 2，pp. 255-268，and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See also Karen Horney，“The Problem of Feminine Masochism” in Psychoanalytic Review，vol. 22 (1935).

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

主编郭本禹

自卑与超越

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

［奥］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著

吴杰郭本禹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卑与超越/(奥)阿德勒(Adler,A.)著；吴杰、郭本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8

（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郭本禹主编）

ISBN 978-7-300-17807-3

Ⅰ.①自…Ⅱ.①阿…②吴…③郭…Ⅲ.①个性心理学Ⅳ.①B8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5732号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网址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规 格 155mm×230mm 16开本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张 16.25 插页3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05 000 定 价 48.00元

目录

CONTENTS

封面

扉页

版权页

总译序

译者前言

第一章 生活的意义

第二章 心理与身体

第三章 自卑感与优越感

第四章 早期记忆

第五章 梦

第六章 家庭影响

第七章 学校影响

第八章 青春期

第九章 犯罪及其预防

第十章 职业

第十一章 人类与同伴

第十二章 爱情与婚姻

索引

总译序

感悟大师无穷魅力 品味经典隽永意蕴

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与克拉威克在其名著《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科学的历史是男女科学家及其思想、贡献的故事和留给后世的记录。”这句话明确地指出了推动科学发展的两大动力源头：大师与经典。

一

何谓“大师”？大师乃是“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辞海（缩印本）》，275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大师能够担当大师范、大导师的角色，大师总是导时代之潮流、开风气之先河、奠学科之始基、创一派之学说，大师必须具有伟大的创造、伟大的主张、伟大的思想乃至伟大的情怀。同时，作为卓越的大家，他们的成就和命运通常都与其时代相互激荡。

作为心理学大师还须具备两个特质。首先，心理学大师是“心理世界”的立法者。心理学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在于他们对心理现象背后规律的系统思考与科学论证。诚然，人类是理性的存在，是具有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千百年来无论是习以为常的简单生理心理现象，还是诡谲多变的复杂社会心理现象，都会引发一般大众的思考。但心理学大师与一般人不同，他们的思考关涉到心理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普遍性的与高度抽象的规律。这些思考成果或试图揭示出寓于自然与社会情境中的心理现象的本质内涵与发生方式；或企图诠释某一心理现象对人类自身发展与未来命运的意义和影响；抑或旨在剥离出心理现象背后的特殊运作机制，并将其有意识地推广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把普通人对心理现象的认识与反思进行提炼和升华，形成高度凝练且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的真知灼见和理论观点，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心理科学发展的命运，而且更是影响到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当然，心理学大师的思考又是具有独特性与创造性的。大师在面对各种复杂心理现象时，他们的脑海里肯定存在“某种东西”。他们显然不能在心智“白板”状态下去观察或发现心理现象背后蕴藏的规律。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心理学规律其实就是心理学大师作为观察主体而“建构”的结果。比如，对于同一种心理现象，心理学大师们往往会做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与论证。这绝不是纯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分歧，而是对心灵本体论的承诺与信仰的不同，是他们所理解的心理世界本质的不同。我们在此借用康德的名言“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同样，心理学大师是用理性为心理世界立法。

其次，心理学大师是“在世之在”的思想家。在许多人看来，心理学大师可能是冷傲、孤僻、神秘、不合流俗、远离尘世的代名词，他们仿佛背负着真理的十字架，与现实格格不入，不食人间烟火。的确，大师们志趣不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日常柴米油盐的束缚，远离俗世功名利禄的诱惑，在以宏伟博大的人文情怀与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投身于实现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认识你自己”之伟大箴言的同时，也凸显出其不拘一格的真性情、真风骨与真人格。大凡心理学大师，其身心往往有过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使之处于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之中，由此而产生的灵感和顿悟，往往成为其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源头活水。然而，心理学大师毕竟不是超人，也不是神人。他们无不成长于特定历史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生活在人群之中，并感受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体验着人间的世态炎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就像牛顿描绘的那般：“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怎样评价。我却这样认为：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尽管如此，那真理的海洋还神秘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心理学大师虽然是一群在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但套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他们依旧都是“活生生”的“在世之在”。

二

那么，又何谓“经典”呢？ 经典乃指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辞海（缩印本）》，852页。）。经典是具有原创性和典范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经过历史筛选出来的最有价值性、最具代表性和最富完美性的作品。经典通常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超越了时代的界限，具有永恒的魅力，其价值历久而弥新。对经典的传承，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长盛不衰、继往开来之根本，是其推陈出新、开拓创新之源头。只有在经典的引领下，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才能焕发出无限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心理学经典在学术性与思想性上还应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从本体特征上看，心理学经典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经典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显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理论内涵，提出一些心理与行为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意识交融在一起，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心理学经典是心理学大师与他们所阐释的文本之间互动的产物。其次，从存在形态上看，心理学经典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经典作为心理学大师的精神个体和学术原创世界的结晶，诉诸心理学大师主体性的发挥，是公众话语与个人言说、理性与感性、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最后，从价值定位上看，心理学经典一定是某个心理学流派、分支学科或研究取向的象征符号。诸如冯特之于实验心理学，布伦塔诺之于意动心理学，弗洛伊德之于精神分析，杜威之于机能主义，华生之于行为主义，苛勒之于格式塔心理学，马斯洛之于人本主义，桑代克之于教育心理学，乔姆斯基之于语言心理学，奥尔波特之于人格心理学，吉布森之于生态心理学，等等，他们的经典作品都远远超越了其个人意义，上升成为一个学派、分支或取向，甚至是整个心理科学的共同经典。

三

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遵循如下选书原则：第一，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原创之作；第二，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奠基、成熟或最具代表性之作；第三，选择在心理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派、一说、一家之作；第四，兼顾选择心理学大师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作。我们策划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旨在推动学科自身发展和促进个人成长。

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此后的130多年中，心理学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我国心理学从西方移植而来，这种移植过程延续已达百年之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心理学曾一度移植苏联心理学。），至今仍未结束。尽管我国心理学近年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心理学在总体上还是西方取向的，尚未取得突破性的创新成果，还不能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还未形成系统化的中国本土心理学体系。我国心理学在这个方面远没有赶上苏联心理学，苏联心理学家曾创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体系，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我国心理学的发展究竟何去何从？如何结合中国文化推进心理学本土化的进程？又该如何进行具体研究？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但我们可以重读西方心理学大师们的经典作品，以强化我国心理学研究的理论自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师们的经典作品都是对一个时代学科成果的系统总结，是创立思想学派或提出理论学说的扛鼎之作，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大师们的学术智慧和创新精神，做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在“照着讲”的基础上“接着讲”。

心理学是研究人自身的科学，可以提供帮助人们合理调节身心的科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心理问题。用存在主义的话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存在本体论焦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这一哈姆雷特式的命题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人们。特别是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不断涌现，各种压力和冲突持续而严重地撞击着人们脆弱的心灵，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心理学知识。可幸的是，心理学大师们在其经典著作中直接或间接地给出了对这些生存困境的回答。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对话大师与解读经典，我们可以参悟大师们的人生智慧，激扬自己的思绪，逐步找寻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可以让我们获得两方面的心理成长：一是调适性成长，即学会如何正确看待周围世界，悦纳自己，化解情绪冲突，减轻沉重的心理负荷，实现内心世界的和谐；二是发展性成长，即能够客观认识自己的能力和特长，确立明确的生活目标，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快乐而有效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我们相信，通过阅读大师经典，广大读者能够与心理学大师进行亲密接触和直接对话，体验大师的心路历程，领会大师的创新精神，与大师的成长并肩同行！

郭本禹

2013年7月30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

译者前言

一、阿德勒的主要生平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是与弗洛伊德同时代的精神分析学家、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他与弗洛伊德和荣格一起被人们并称为深蕴心理学的三大奠基人。阿德勒于1870年2月17日出生在维也纳近郊的一个谷物商人犹太家庭，从小生活安逸，物质条件相对富裕，但优越的家庭环境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的童年。阿德勒的童年生活多灾多难，他从小患有软骨病，身体活动不便，直到4岁时才学会走路。4岁时遭遇躺在自己身边的弟弟死亡，5岁时又因患上严重肺炎而差点丧命，后来在街上玩耍时又被车撞伤过两次。这些不幸经历使得年幼的阿德勒在心理上始终笼罩着对死亡的恐惧和对自己软弱无力的愤怒。因此，他从小便立志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以更好地抵御死亡的危险。

阿德勒在家庭六兄妹中排行第二，有一个表现很出色的哥哥，这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他总是觉得自己生活在哥哥的影子之下。由于幼年患病，阿德勒有点驼背，而且身材矮小，相貌平平，这使他在健壮英俊的哥哥面前总感到深深的自卑。1879年，9岁的阿德勒进入弗洛伊德14年前就读过的一所相当好的高级文科中学。他最初在学校时成绩平平，后来在父亲的不断鼓励下，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终于成为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这些童年时代的经历对他日后心理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后来提出克服自卑感和追求优越是人格发展的动力，与他本人的早年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1888年，阿德勒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维也纳医学院，实现了他童年时的抱负。1895年，他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次年4月，他被派往一所军队医院继续服完他剩下的半年义务兵役。然后回到维也纳医院工作，先后做过眼科、全科和神经科医生。1897年，阿德勒迎娶俄国富家姑娘罗莎(Raissa Epstein)。婚后育有四个孩子，长女瓦伦丁（Valentine）成为一名社会和政治活动家，次女亚历山大（Alexandra）和儿子库尔特（Kurt）继承了他的个体心理学事业，小女儿科妮莉亚（Cornelia）是一名画家。

阿德勒早年就对哲学和政治学特别是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的思想感兴趣，他确实支持过社会主义的观点，比如需要改善穷人的生活环境。1898年，他撰写了一本题为《裁缝行业的健康手册》（Health Manual for the Tailoring Trade）的小册子，抨击了裁缝行业的劳动条件以及工人和其家人的生活条件。他还提出了改善措施，要求改善住房供给，并限制每周的工作时间。1899年，他针对中下层社会人群，在维也纳布雷特公园附近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他发现，这些富有创造力的人们尽管身体上带有缺陷，但却不断地寻求超越。这给他的思想以极大的启发。阿德勒来自俄国的夫人罗莎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1909年，她引介阿德勒结识了流亡在维也纳的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和斯柯别列夫(Matvey Ivanovich Skobelev)，并与他们建立亲密关系。他们一起加强了阿德勒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以至于他在1909年向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提交了一篇题为《论马克思的心理学》的论文。此后，阿德勒一直积极参加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1918年在瑞士的《国际评论》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与心理学》。1923年，他在社会民主党刊物《劳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个体心理学进行整合。显然，这一努力是不成功的。阿德勒终究没有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但可以算是一位人道主义者。

1900年，维也纳的《新自由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抨击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一书。阿德勒细读该书后发觉很有价值，并写信给该报公开声援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深为感激，邀请他参加“星期三精神分析讨论会”，阿德勒便成为弗洛伊德最早的同事之一，与弗洛伊德度过十年的合作时期（阿德勒一直拒绝人们认为他是弗洛伊德的门生，因为他从来没有正式做过弗洛伊德的学生，也没有上过他的课，更没有接受过他的任何分析，而这些都是一个人想要成为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学家所必须经历的。）。1907年，阿德勒出版《器官缺陷及其心理补偿的研究》一书，受到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协会同事的赞誉。由于他的杰出表现，弗洛伊德对其赞赏有加。1910年，在弗洛伊德的推荐下，阿德勒担任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第一任主席，并负责该协会刊物《精神分析杂志》的编辑工作。但到1911年，阿德勒因公开反对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强调社会因素的作用，走向与弗洛伊德决裂，率领他的追随者退出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另行组建了“自由精神分析研究会”。由于“精神分析”一词已被弗洛伊德使用，1912年，他又更名为“个体心理学协会”。从此，阿德勒致力于发展和实践其个体心理学思想，两人再没有见过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德勒曾在奥地利军队服役。在这期间，他孕育了新的思想，提出“社会兴趣”这一重要概念，并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探索发展人类的“社会兴趣”的途径上，希望通过培养人类的社会兴趣来避免战争悲剧的重演。同时，他还将工作重心转向实际应用，力图通过实践来发展其个体心理学。战后的维也纳已由社会民主党掌权。在市政府的要求下，阿德勒和他的同事在维也纳建立起多个儿童指导诊所，指导问题儿童解决学习和生活问题，同时还对教师和家长进行培训。20世纪20年代，阿德勒已经吸引了众多追随者，许多人到维也纳学习个体心理学。从1922年到1930年，他主持召开了五次国际个体心理学大会，个体心理学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与此同时，阿德勒受到欧洲各国邀请，频繁地在各地演讲。1926年，阿德勒应邀访美并受到了热烈欢迎。1927年，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1932年，他出任纽约长岛医学院教授。1935年，由于纳粹的迫害，阿德勒决定永久定居美国。同年，他创办了《国际个体心理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1937年5月28日，阿德勒应邀去欧洲讲学，终因过度劳累，心脏病突发，猝死于苏格兰的阿伯丁，享年67岁。在他逝世的时候，阿德勒已成为人们获得实际帮助的非常受欢迎的源泉。他的著作曾跻身于畅销书排行榜，他的演讲稿在欧洲和美国销售一空。他一生对积累财富或创立学派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二、阿德勒的基本著作

阿德勒一生精力充沛，努力工作，勤于著述，发表论文、出版著作300余种。除了早期的《器官缺陷及其心理补偿的研究：对临床医学的贡献》(Study of Organ Inferiority and Its Psychical compensation：A Contribution to Clinical Medicine)一书专业性较强外，阿德勒的作品大都通俗易懂，简明生动。他的主要著作有：《神经症性格：个体心理学与心理治疗基础》（Neurotic Character: Fundamentals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1912）（该书早期英译本为The Neurotic Constitution: Outline of A Comparative Individualist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神经症形成：一种比较的个体心理学与心理治疗》)。）、《治疗与教育》(德文版，1914)、《另一面：集体内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德文版，1919)、《个体心理学的实践与理论》（德文版，1920；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1925）、《理解人性》（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1927）（Colin Brett的英译本副标题为“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W.Beran Wolfe的英译本的副标题为“A Key to Self-Knowledge”。）、《R小姐的案例：生活故事的解读》(The Case of Miss R：The Interpretation of a Life Story，1928)、《生活的科学》（The Science of Living，1929）、《神经症问题：病例史手册》（Problems of Neurosis：A Book of Case Histories，1929）、《学校中的个体心理学：对教师和教育家的演讲》(德文版，1929)、《生活的类型》（The Pattern of Life，1930）、《指导儿童：论个体心理学原理》(Guiding the Child：On The Principles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1930)、《问题儿童》(德文版，1930)、《儿童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1930）（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的中译本《儿童教育》；1940年，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另一中译本《儿童之教育》。）、《自卑与超越》 （国内又译《超越自卑》或《挑战自卑》。）（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1931）、《社会兴趣》(德文版，1933) 、《生活的意义》(德文版，1933）、《宗教与个体心理学》(德文版，1933）等。

在阿德勒逝世后，其后继者们将他生前未发表的讲稿、手稿以及发表过的文章编辑成册，陆续出版。以英文出版的阿德勒单行本著作主要有：《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从其著作中选辑的系统表述》(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of Alfred Adler: A Systematic Presentation in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1956)、《个体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the Individual，1958)《问题儿童：作为在特殊案例中分析的困难儿童的生活风格》(The Problem Child: The Life Style of the Difficult Child as Analyzed in Specific Cases, 1963)、《社会兴趣：人类的挑战》(Social Interest: A Challenge to Mankind，1964)、《优越与社会兴趣：后期著作选辑》(Superiority and Social Interest:A Collection of Later Writings，1964)、《两性之间的合作：关于妇女、爱情、婚姻及其障碍的著作》(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exes: Writings on Women, Love, Marriage & Its Disorders，1978)、《阿德勒演说：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讲稿》(Adler Speaks: The Lectures of Alfred Adler，2004)、《理解生活风格：阿德勒心理学导论》( Understanding Lif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sychology of Alfred Adler，2009)、《社会兴趣：阿德勒对生活意义的答案》(Social Interest: Adlers Key to the Meaning of Life，2009)、《关于合作与捐献的儿童教育》（Educating Children for Cooperation & Contribution,volumeⅠ,Ⅱ,2009）。

当然，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斯特恩（Henry T.Stein）领导的“经典阿德勒翻译项目”(Classical Adlerian Translation Project)，该项目历时15年时间，将阿德勒的论著进行重新翻译、整理并编辑为12卷《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临床著作选集》（The Collected Clinical Works of Alfred Adler，2002—2006），这套选集包括了阿德勒自1898年到1937年的所有临床心理学著作、小册子、200多篇杂志文章以及未公开出版的手稿。选集按照编年体编排，以便于读者了解阿德勒是如何将他的人格模型、心理病理学理论、干预原则、心理治疗技术和生活的哲学逐渐整合成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的。

阿德勒的著作在其生前就以德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出版，后来又被翻译成法语、西班牙语、荷兰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俄语、土耳其语、塞尔维亚语、汉语、日语、韩语等多种文字出版。

三、本书的主要观点

《自卑与超越》与《理解人性》和《生活的科学》两本书一样，都是阿德勒最为畅销的作品。《自卑与超越》多年来不断再版，最新版重印于2010年。它一出版就受到好评，例如刊登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指出：“这本书和《理解人性》一样浅显易懂，笔法通俗，语言简洁。人类生活在意义的国度里，生活的意义是对同伴发生兴趣。个人作为团体的一分子，对人类幸福做出贡献。生活是富于创造性的过程，假使我们每个人都以合作的方式面对生活，人类社会的进步必然永无止境。生活真正的意义在于，接纳并分享他人的活动，善于合作、甘于奉献，恰当使用‘追求优越’的心理动力以补偿与生俱来的自卑感。虽然阿德勒已是我们熟知的最优秀的心理学家，但是他没有用学术的语言描写一本晦涩难懂的书，和之前的作品一样依旧朗朗上口。”（转引自Hoffman,E,The Drive for Self: Alfred Adler and the Fundamentals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Addison Wesley,1994，p.275。）

《自卑与超越》作为阿德勒的后期作品，比较系统地体现了其个体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尽管这是一本从个体心理学观点出发来阐明人生意义的通俗性读物，但却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和极大的实践价值。全书共分十二章，分别论述了十二个主题，即生活的意义、心灵与肉体、自卑感与优越感、早期记忆、梦、家庭影响、学校影响、青春期、犯罪及其预防、职业、人类与同伴以及爱情与婚姻等主题。他围绕这些主题着重阐述了自卑感的形成及其对个人成长的影响，个人如何超越自卑感，如何将自卑感转变为对优越感的恰当追求以取得成就。

阿德勒在书中指出，生活的意义在于奉献，在于对他人产生兴趣和相互合作。只有那些对他人产生兴趣而又决心要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才能使自己鼓起勇气向前迈进，从而超越自卑。在所有心理现象中，最能显示生活奥秘的是个体的早期记忆。早期记忆之所以特别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是一个人的生活目标和对生活的基本态度，还为其以后的生活和选择提供了追溯线索。梦是人类心灵创造活动的一部分，梦的功用在于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每个人都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生活在社会的“意义场”之中。职业选择、社会交往和爱情婚姻是每个人在生活中必须要面对的三大基本问题。生活的意义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优越，而是在于渴望建立美好生活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人类和谐友好的生活。

与弗洛伊德强调性本能是人类行为的动力观迥然不同，阿德勒运用自卑感、优越性、虚构目标和社会兴趣来描述人类行为的动力特征。他认为人类天生就具有自卑情结，这种普遍存在的自卑感是个体行为的产生与发展的最原始的决定力量。个体在自卑感推动下不断弥补不足、不断寻求优越和完善。虽然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不断克服自卑和追求优越。个体在追求优越的同时形成了自身的生活风格。生活风格是个体存在的独特方式，是统一的自我在社会生活中寻求表现的独特方式。一个心理健康的个体会形成正确的生活风格，表现出对社会的关注，发展自身的社会兴趣。社会兴趣作为一种潜能根植于每个人身上，它不仅只是对亲人、友人的情感，还可以扩展到社会乃至整个宇宙。个体能否完满地解决生活中的职业、社交、爱情婚姻三大基本问题，反映了他的社会兴趣是否得到充分发展。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超越自卑，其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理解生活的意义，如何正确地处理人生的三个基本问题。那些自幼就患有器官缺陷或者被娇纵、受忽视的儿童，在以后的生活中很容易形成错误的生活风格，走上错误的道路；家长和教师应该培养儿童对他人和社会的兴趣，使他们真正认识到“奉献乃是生活的真正意义”。这样，他们才能够从自卑走向超越，对社会有所奉献，实现人生的价值。

在一定意义上说，阿德勒本人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个体心理学的发展史，他的人生是其个体心理学思想的最完美诠释。他终生都在战胜自卑，追求优越，创造自我，奉献社会。他不单纯是在建立一种个体心理学的理论体系或一个学派，他的工作目标更是要塑造一个独特完整的人，引导人们克服自卑与困难，追求至善至美，寻找人生和生活的真谛。阿德勒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态度，他坚持乐观向上的人性观，指导人们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活风格，帮助人们铸就一种有创造力的自我，努力激发人们关爱他人和关心社会。他的宏伟蓝图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了解“生活中的心理学”，希望所有的父母都以民主和鼓励的方式教育孩子，希望所有的教师都积极地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希望所有的儿童都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四、阿德勒的思想传播

阿德勒创立的个体心理学在其身后不仅没有湮没在历史红尘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发出夺目的光彩。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一场声势浩大的阿德勒运动(The Adlerian Movement)早已形成，安斯巴切（Heinz Ansbacher)在30多年前就描述过这一运动的盛况：“当今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各国尤其是在德国，阿德勒运动的成员已达数千人。组成这一运动的主要是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教育者以及接受这种理论并把阿德勒心理学方法应用于家庭和个人发展的普通民众。”（转引自Corsoni,R.J.(Ed.),Current Personality Theories,Peacock Publishers,1972,p.49。）

阿德勒在美国的个体心理学事业一方面由女儿亚历山大和儿子库尔特继承发展，另一方面也由德雷克斯(Rudolf Dreikurs)和安斯巴切等人继续发扬光大。德雷克斯成为自阿德勒之后著名的个体心理学领导者，他在美国帮助创办阿德勒学派的组织和杂志，在芝加哥建立儿童指导中心，在多国从事个体心理学的培训工作。此外，还有很多个体心理学家在世界各地传播和发展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思想，他们通过创办刊物、出版著作、建立儿童指导中心、培训学员、举办讲座等形式，使阿德勒的思想在世界各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和发展。现在人们通常将阿德勒逝世之后的个体心理学家称为“后阿德勒学派”。安斯巴切不赞成像称呼“新弗洛伊德学派”那样称后阿德勒学派为“新阿德勒学派”，因为新弗洛伊德学派主要是在反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后阿德勒学派不反对阿德勒学说，只是进一步发展和推广他的个体心理学（参见Ansbacher,H.L.,& Ansbacher,R.,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of Alfred Adler: A Systematic Presentation in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Basic Books,New York,1956,p.17。）。

后阿德勒学派的学者对阿德勒个体心理学中的自卑感、生活风格、社会兴趣、创造性自我、出生顺序等学说做了不同程度的完善和发展，并进行了很多实证研究，以验证其科学性。

莫萨克（H.Mosak）和马尼亚奇（M.Maniacci）认为，自卑是客观的，并且是可以测量的；自卑感具有整体性和主观性，与实际的自卑并不相关。当个体对自我的认知达不到自我理想、世界观以及伦理信念的要求时，就会产生自卑感。自卑情结是自卑感的行为表现。自卑情结有正常和精神病理两种类型。正常的自卑不会在生活的任务中起干涉作用，精神病理的自卑情结则限制了功能器官发挥作用，干涉了生活的任务。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会遇到自卑的情况，如何处理这种自卑感就变成了问题的关键。莫萨克认为生活风格包括四个部分：自我概念，或者视自我“如斯”；自我理想，或者个人想要成为的自我；世界的图景，即关于在自我之外事情为何如此进展的个人模式；个人的伦理信念。兰伯蒂（D.Lombardi）认为，生活风格普遍存在于统一自我的所有方面，其外部表征明显存在于人格特质中。生活风格是人们用来获得成就感或者体会在世感的策略，也是人们看待自己和他人以及适应生活的一种有组织的一贯方式。格兰德尔(J.Crandall)曾编过一个信度和效度都较高的社会兴趣测验来验证阿德勒的观点。他得出的结论认为，高社会兴趣的个体与低社会兴趣的个体相比，很少以自我为中心，较少敌视和挑衅他人，有更强的合作和互助意识。里克（G.Leak）等人运用社会兴趣多项测量方法进行研究，发现具有较高社会兴趣的人认为生活的目标不是赚很多钱，而是拥有一个快乐的家庭、成为社会领袖、为消除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而努力等。赫尔(C.S.Hall)和林德基(G.Lindzey)把阿德勒的创造性自我看作是阿德勒“作为人格理论家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他们认为，创造性自我可以使个人的人格和谐、统一，形成个体的独特性，它是人类生活的积极原则。査琼克（R.Zajonc）以阿德勒的出生顺序学说点为基础提出了家庭影响的聚集模式（confluence model）来解释长子比后来的孩子智力更高的原因。该模式认为，家庭环境既可以促进也可能阻碍孩子的智力发展。在其他孩子出生之前，长子主要与成人交往，处在一个成人化的语言环境中。之后出生的孩子主要与兄弟姐妹们交往，很少接触到这些成人化的语言，很少目睹成人交往中抽象思维的形成过程。与此同时，掌握了语言的长子会延伸出教师的角色，家长期望他们在各种活动中能教导技能较少的弟弟妹妹们，这样他们必须懂得更多，由此促进了其智力的发展。年龄小的孩子通常没有资历来教导哥哥姐姐，缺少教育别人的机会，因此智力发展不快。

后阿德勒学派成员对阿德勒的心理治疗技术进行了更大的改进。后阿德勒学派的心理治疗是一种成长模式，形成了短程治疗、团体治疗、游戏治疗、婚姻和家庭治疗等多种治疗形式。早在20世纪20年代，德雷克斯就引入了团体治疗，并且开辟了配偶共存治疗的先河，家庭治疗是纳粹占领前维也纳学派提出的公共家庭咨询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40时代，德雷克斯提出了心理治疗的“两次谈话”方法，50年代又提出了音乐治疗方法，并在治疗中把“心理剧”和阿德勒的个体治疗方法结合起来。斯特恩就阿德勒心理治疗的四步法进行了完善和补充，提出了十二步法。当代的阿德勒治疗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整合了认知、系统化、存在主义和心理动力学的观点，并且将认知、认知—行为、理性—情绪、建构主义、焦点解决及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联系在一起，从而既可以在多种环境，如私人诊所、住院和门诊环境、学校中，也可以在多种模式，如一对一、群体、家庭中发挥作用。尽管今天明确声称属于“阿德勒学派”的治疗师的人数并不多，但阿德勒的观点和技术已经微妙而又悄无声息地渗入当今许多咨询取向中，以至于我们“不应问某人是否属于阿德勒学派，而应说某人隶属阿德勒学派的程度”。

后阿德勒学派成员还通过成立学会、建立研究所、发行刊物、举办会议等形式，在世界各地进一步传播和发展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思想。自阿德勒创立个体心理学协会以后，其分支机构迅速发展到欧洲各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阿德勒到美国定居，个体心理学发展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经过几代个体心理学家的努力，现在个体心理学的组织机构和培训机构得到蓬勃发展，多达数百个，遍布世界各地。

目前，个体心理学的国际组织主要是阿德勒于1922年成立的国际个体心理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IAIP），其会员组织遍布北美洲、欧洲、南美洲和亚洲等。国际个体心理学协会旨在将全世界的个体心理学组织机构联合起来，通过国际团体促进各地的组织机构开展国际对话、合作和共同研究，进一步促进和推动个体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的发展。国际个体心理学协会主要通过国际个体心理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ICIP）开展活动。国际个体心理学大会是阿德勒的追随者开展交流和研究的国际性组织，现在每3年举行一次大会。第25届ICIP于2011年7月在维也纳举办，正值个体心理学建立100周年，大会主题定为“分离、创伤和发展”，这似乎代表着个体心理学的百年发展历程。

个体心理学的分支组织机构遍布世界各国，欧洲的奥地利、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士、希腊、匈牙利、立陶宛、罗马尼亚、卢森堡、马耳他等国均建有个体心理学的分支组织机构，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南美的巴西和乌拉圭、亚洲的日本等也都建有分支组织机构。当前美国仍是个体心理学发展的重镇，拥有个体心理学发展的最强大阵营。美国的个体心理学分支组织机构和培训机构有上百个，其中北美阿德勒心理学协会（North American Society of Adlerian Psychology）、纽约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研究所(Alfred Adler Institute of New York)、阿德勒职业心理学院(Adler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这是一所经过认证的研究生院，颁发咨询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的影响力最大。）

目前，个体心理学期刊有几十种，如国际个体心理学大会会刊《国际个体心理学和比较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and Comparative Studies)，美国的《个体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个体心理学：阿德勒学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Individual Psychology：Journal of Adlerian Theory，Research and Practice)，英国的《个体心理学时事通讯》（Individual Psychology News Letter）、《ASIIP年鉴》（The ASIIP Year Book），法国的《法国阿德勒心理学协会通报》(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aise de Psychologie Adlérienne)，意大利的《个体心理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Individuapsychologie)等。

五、阿德勒的历史影响

阿德勒一直努力表明：“个体心理学是所有旨在促进人类福祉的伟大运动的嗣子。尽管它的科学基础有义务使它具有一定的不妥协性，但是它也渴望接受所有知识和经验领域的启发，并反过来启发它们。”（转引自Ansbacher,H.L.,& Ansbacher,R.,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of Alfred Adler: A Systematic Presentation in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p.463。）他还希望，“每个个体心理学的学者都要尽可能充分地获得其他心理学体系的知识……任何没有偏见的批评者都必须承认，内省主义、精神分析、机能主义、行为主义、目的论、反射学和格式塔心理学都曾经做出过有价值的贡献。但对个体心理学也必须要说同样的话”（转引自Corsoni,R.J.(Ed.),Current Personality Theories,p.72。）。这表明阿德勒对自己的理论并不闭关自守，而是坚持一种宽泛的折中主义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绝不倡导弱折中主义”。可以说，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体系具有开放性，这样它所探讨的人类心理现象就更具有广泛性，也与后来出现的各种心理学理论和方法更具有关联性或相通性。索恩(F.Theorne)指出：“阿德勒比弗洛伊德关注的行为更为广泛，同时比荣格的神秘主义更为实用……从历史意义上说，保持这样的记录是重要的，即直接将阿德勒奉为创建各种心理学理论的先驱。”（同上。）艾伦伯格（Ellenberger）说得更为直接：“像阿德勒这样四处被抄袭却从未为得到他人的致意的人并不多见。他的学说已变成一句法国方言所形容的‘公共广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进入并取走任何东西却都不会感到羞愧。某位作者可能害怕而谨慎地表明自己由他处所引用的任何文字。但是，一旦来源是个体心理学，他的做法就绝非如此；情况变得似乎是，阿德勒从来未贡献过任何独创性的东西。”（Henri F.Ellenberger,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Psychiatry，Basic Books,New York,1970,p.646.）阿德勒创立的个体心理学思想一个世纪以来，在心理学界、临床治疗界和教育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开辟了心理学的新天地

阿德勒把人看作由统一目标所指引、克服自卑、追求优越、有着无限社会兴趣潜能的人，有意识主动地面向现实与社会而积极参与的人。正因为他把人从总体上看作一个社会的人，他的个体心理学也就是一种社会心理学，把人的一切行为放在社会含义上加以理解。他在其心理学体系中强调并引入被主流心理学极力回避的“意义”、“价值”、“责任”、“自由选择”与“生活理想”等概念，这就使他很自然地走上了一条沿着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方向发展的心理学道路，成为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先驱（参见沈德灿：《精神分析心理学》，223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梅森（Matson）指出：“阿德勒的影响……似乎并不比弗洛伊德少多少……阿德勒在1911年所独立从事的工作，预期并鼓舞了新弗洛伊德学派、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来访者中心疗法、存在心理学与当代人格理论的兴盛发展。”（Matson,F.W,The Broke Image: Man,Science and Society,Anchor,New York,1964,p.194）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推动了精神分析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存在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的重要思想来源。

第一，对精神分析的影响。个体心理学理论中的一些思想观点为古典精神分析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最有价值的种子，影响了精神分析运动内外两个方向的发展。首先，个体心理学提高了自我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使自我成为精神分析研究的重要内容，为哈特曼(Heinz Hartman)、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等人进一步系统地提出自我心理学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法恩(R.Fine)指出：“阿德勒的一些看法代表了一种萌芽时期的自我心理学。”（Fine,R,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1979,p.81.）其次，个体心理学扭转了精神分析的方向，使精神分析不再依赖于自然的生物因素，而是强调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因素的作用，开创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取向的先河。正如舒尔茨(D.Schults)所指出的：“阿德勒提出了关于人的一种更令人满意和乐观的概念。他强调了社会因素的重要性……这种态度加强了已经增长着的对社会科学的兴趣，也加强了更为传统的精神分析开始重新确定研究方向，以便使它的原则更能应用于不同文化条件下的不同的行为方面。”（［美］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37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社会文化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霍妮(Karen Horney)在谈及“追求优越”时承认自己得益于阿德勒，认为阿德勒在精神分析学家中最先把“追求优越”看作一种综合现象，并且指出了它在神经症中的重大意义。

第二，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影响。阿德勒提出“创造性自我”概念，强调个人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造人格，通过创造性选择使人确立某种生活态度，并坚持未来目标比过去事件更为重要。这一思想对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马斯洛(Abraham Maslow)、罗杰斯（Carl Rogers）等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朗格(L.M.K.Long)认为阿德勒的理论和奥尔波特的理论具有许多相似性，并指出，它们“都可以称为整体论和机体论……都反对泛性论和快乐原则……都可以大体上划为目的论者……在它们对人的描述中都明显充满希望和乐观主义”（转引自Corsoni,R.J.(Ed.)，Current Personality Theories,p.50。）。马斯洛在青年时代曾与阿德勒一起共过事，非常熟悉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思想。他的自我实现理论正是以阿德勒的创造性自我的概念为新的起点的，他在《存在心理学探索》(1968)一书中把阿德勒列为“第三势力”心理学家的首位。后他又在《动机与人格》第二版(1970)中指出，阿德勒提出的“社会兴趣”这个词，很好地表达了由自我实现的人所表达的人类情感之特点。他在去世前还撰文说：“对我来说，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年复一年地变得越来越正确。正如这些事实表明，越来越强烈地维护着他这个人的形象。我必须指出，尤其在他对整体性的强调这一点上，这个时代仍然还没有赶上他。”（Maslow,A.,“Tribute to Alfred Adler,”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1970，26,p.13.）阿德勒在治疗理论中强调自尊、同情和平等的重要性，这种观点影响了罗杰斯，罗杰斯在治疗中也强调同情、尊重患者，以患者为中心。罗杰斯早年曾聆听过阿德勒的教诲，他在逝世前不久曾说过：“我特别荣幸遇见、聆听、留意过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博士……在研究所里我已十分习惯严格的弗洛伊德方法——75页的个案史以及甚至在考虑如何对一名儿童进行‘治疗’之前就要做多种详尽的评估。但我被阿德勒博士迅速与孩子和父母建立关系的方式震撼了，这种方式非常直接又看似短程。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我已从他那儿学到了多少东西。”（转引自Ansbacher,H.,“Alfred Adler's Influence on the Three Leading Cofounders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1990，30(4),p.47。）

第三，对存在心理学的影响。存在心理学早期代表人物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早年参加过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协会活动，他对阿德勒评价极高，把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的对立表述为：“……与哥白尼给世界带来的骤变相比并不逊色。人类不再被看作是驱力与本能的产物、奴隶和牺牲品；相反，驱力和本能只是构成了那种为人类的表现和行动服务的物质基础。除此之外，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也许更能称得上是一位存在主义思想家和一位存在主义的精神病学运动的先驱者。”（Frankl,V.,“Tribute to Alfred Adler,”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1970,26,p.12.）弗兰克尔吸收了阿德勒有关自由与责任的观点，认为自由选择在人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美国存在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 May)在欧洲游历时曾与阿德勒有段交往，对阿德勒怀有深深的感激和钦佩之情。他在其第一本著作《咨询的艺术》(The Art of Counseling，1939)的前言中就承认：“这个讨论特别感谢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谦逊而洞彻的智慧。”（转引自Ansbacher,H.,“Alfred Adler's Influence on the Three Leading Cofounders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p.50。）阿德勒重视意识本身的作用，认为人是自己生活方向的创造者，个体从童年早期的经验中就形成了为自我而奋斗的基本模式。罗洛·梅也相信意识本身的力量，只是表述和阿德勒不同而已。他把勇气看作是成熟的道德，它能使人避免陷入对创造性工作和爱的依赖，通过人的自由选择、责任性和社会存在而获得一种替代的价值感。

第四，对积极心理学的影响。积极心理学的倡导者塞利格曼（M.Seligman）在《积极心理学手册》中提出：“应将积极心理学的目标从病理学转向一种更加平衡的视角，注重把积聚力量作为治疗武器库中最有效的武器的可能性，拥有一个实现自己抱负的个体和一个繁荣的团体这样的观念。”（转引自［美］乔恩·卡尔森、理查德·E· 沃茨、迈克尔·马尼亚奇：《阿德勒的治疗：理论与实践》，30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他认为，积极心理学并不是一种全新的观念，拥有着许多杰出的先驱。积极心理学就其发展过程而言，其本身即是一种阿德勒学派的观点。积极心理学的许多方面与个体心理学都具有一致性。积极心理学和个体心理学不仅仅关注精神病理学和来访者的无能，还共同强调正常人的成长和发展、防御与教育，关注心理健康，挖掘来访者的力量、资源和能力以及多元文化和社会公正这样的大主题。

(二)引领了心理治疗的先河

艾利斯（Albert Ellis）指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甚至比弗洛伊德更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心理治疗之父……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当代著名的心理治疗家取得的成就都应归功于阿德勒创立的个体心理学。”（Ellis, A.,“Tribute to Alfred Adler,”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1970，26,p.11.）埃文斯(T.D.Evens)也指出：“阿德勒对心理学的贡献继续影响着今天的咨询师们。在某种意义上说，阿德勒的理论仍然领先于他的时代。”（Evens,T.D.,“How Far Can You Go and Still Be Adlerian?”Individual Psychology：Journal of Adlerian Theory，Research and Practice,1991,47,p.541.）阿德勒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提供了一个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综合理论，并为当代许多心理治疗模式奠定了基础。个体心理学引领了心理治疗的先河，不管后来提出的新心理治疗方法的学者是否提及自己受惠于阿德勒的观点，但我们都可以看到许多心理治疗方法与阿德勒的观点和方法之间具有相似或相通之处。

第一，对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影响。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创始人艾利斯(1970)将阿德勒视为对理性—情绪行为疗法具有奠基意义的现代先驱，并指出：“如果没有（阿德勒）的开创性工作，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主要元素可能永远不会形成，这种可能性很高。”（Ellis,A,Humanistic Psychotherapy,McGraw Hill,New York,1973,p.112.）他认为，阿德勒的工作对于理性—情绪行为疗法在几个方面的发展都很重要。他是第一位真正强调自卑感的伟大治疗师，同样强调自我评定和自卑感所导致的自我焦虑。如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理性—情绪行为疗法也重视人们的目标、目的、价值观以及意义。在运用主动—直接的教育，强调社会兴趣，采用整体的、人本主义的观点以及运用心理治疗的高级认知—说服形式等方面，理性—情绪行为疗法也都追随阿德勒。

第二，对认知或认知—行为疗法的影响。认知疗法的创始人贝克（A.Beck）称阿德勒为最早的态度治疗师，“关注个人观念——他的内省、对自己的观察、解决问题的计划”。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强调在患者自己的意识经验框架内理解患者的重要性。对阿德勒而言，治疗是尝试去阐明个体如何知觉和体验世界。弗雷曼(A.Freeman)也认为，阿德勒是“最早的认知治疗师”（转引自［美］乔恩·卡尔森、理查德·E·沃茨、迈克尔·马尼亚奇：《阿德勒的治疗：理论与实践》，18页。）。在认知治疗中至少有三个阿德勒心理治疗的基本要素得到了普遍承认：（1）一种关注生活风格信念的治疗焦点，或者认知治疗师所称的潜在图式；（2）一种强调合作和协作的治疗关系；（3）治疗的改变，或者重新教育和重新定向的过程。

第三，对建构主义疗法的影响。建构主义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创立者凯利(G.Kelly)认为，他的“高级结构”与阿德勒的“生活风格”之间存在着相似性，当代两位著名的建构主义治疗家马奥尼（Michael Mahoney）和内梅伊尔（Robert Neimeyer）也承认阿德勒心理学和心理治疗是一种建构主义理论和治疗方法。马奥尼指出，阿德勒和凯利都明显受到法兴格（Hans Vaihinger）的《虚构哲学》的影响。法兴格强调人类的认知过程对其在世界的生存和活动具有目的性、工具性和功能性的意义。阿德勒和凯利都利用了法兴格著作中的虚构概念、主体的观念建构，虽然不一定和现实相符，但它可以作为有用的工具来处理生活中的任务和难题。卡尔森(J.Carlson)和斯佩里 (L.Sperry)认为，个体合作建构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并且他们也能够自己质疑、解构或重构现实，这种认识不仅是阿德勒心理治疗的根本原则，而且也是其他建构主义心理治疗的根本原则（参见［美］乔恩·卡尔森、理查德·E·沃茨、迈克尔·马尼亚奇：《阿德勒的治疗：理论与实践》，22~23页。）。

第四，对叙事疗法的影响。叙事心理学和和叙事疗法提出者辛格（J.A.Singer）和萨洛维里 (P.Salovery）指出，阿德勒是探讨自我定义或叙事记忆在心理治疗中的核心作用和使用的最早的人格理论家和心理治疗学家，许多当代学者所阐述的有关意义记忆内容的本质，阿德勒在20世纪最初的30年里就已经提到过。《个体心理学杂志》在1998年第4期发表了“叙事治疗和阿德勒心理学”专辑，证实了这两种方法间存在着大量的共同基础。叙事方法和阿德勒学派的方法对社会建构主义的问题作出了回应，并且它们拥有共同的治疗方法，尽管使用了不同的术语。

第五，对家庭治疗的影响。舍曼（R.Sherman）和丁克迈耶（D.Dinkmeyer）认为，阿德勒极可能发展了第一个专业的夫妻、家庭咨询和家庭教育模式，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们就立即被用于欧洲的儿童指导中心，直到1934年纳粹德国的官员们迫使他们关闭中心为止。在他们看来，“阿德勒的主题，思想和方法超越了今天所称的结构性的、策略的、沟通的、实验的、行为的、认知的、多代的以及自我心理学的家庭研究取向”（转引自［美］乔恩·卡尔森、理查德·E·沃茨、迈克尔·马尼亚奇：《阿德勒的治疗：理论与实践》，20页。）。戈尔德贝格(Goldenberg)夫妇也认为，阿德勒治疗和家庭治疗模式在概念上具有相似性和相容性。阿德勒治疗强调行为的社会内容、个体在他或她的关系中的嵌入性，以及当前环境和未来目标而非童年期未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阿德勒心理治疗和家庭治疗都对人持有整体性观点，强调有目的、有意识的选择。阿德勒在关注发展家庭实践的同时，努力开创了一种儿童指导运动，同时关注改进养育实践，这表明他的兴趣超越了个人而转向了家庭功能。

(三)开创了教育的新理念

艾利斯指出：“阿德勒不仅是一位在其全盛时期杰出的治疗师，还是一位世界范围内杰出的社会教育者。”（同上书，“序言”，1页。）阿德勒终生都关注教育问题，他早在1904年就在医学报刊上撰写一系列文章，倡导医生就是教育者的理念。他于1914年出版了关于教育问题的第一本著作《治疗与教育》，此后又出版了三本专门的教育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他就在在维也纳创办儿童指导中心，不断地与公立学校相联系，积极地将个体心理学观点运用于教育实践上。可以说，阿德勒是最早也是最为关注教育问题的精神分析学家。他非常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总有一天人们将只知道一个思想——教育”（转引自Orgler,H.，Alfred Adler,The Man and His Work，New American Library, New York，1963，p.256。）。他积极地提倡儿童教育、成人自我教育和生活中失败者的再教育。他认为，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培养儿童的合作能力，训练他们成为社会的合格成员，并积极主动参与社会生活。阿德勒曾说过，“儿童的可教育性得自于他先天的、分化了的和成长着的社会兴趣的广度”（转引自Ansbacher,H.L., & Ansbacher,R.,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of Alfred Adler: A Systematic Presentation in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p.138。），而社会兴趣正是一种必须加以发展的潜能。

阿德勒十分重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个体自出生起就必须接受家庭教育。一个人的最早影响来自母亲，母亲不仅是孩子生存的依靠，也是孩子合作能力的启发者，是母亲搭起了孩子通往外界的桥梁。母亲通过言传身教，教育孩子如何发挥潜能，与别人建立良好关系，促进人格健康发展。父亲的教育不只是鼓励孩子如何适应环境，而且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这往往影响子女的一生。许多孩子在一生中都把父亲当作偶像，孩子的责任感在很大程度上与父亲的教育分不开。阿德勒认为，一个人的生活风格在4岁或5岁就形成并固定下来。父母只有从早期就开始训练儿童，才能使他们形成对职业、友谊和爱情的正确态度，形成自信、乐观、勇于探索等良好的个性特征以及善于与人合作的能力。阿德勒也十分重视学校教育，认为学校是每个儿童体验精神发展历程的场所，是家庭的延伸。关注儿童的困难、纠正父母教育儿童方式的错误是学校教育工作的重心。在学校教育之始，大多数儿童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以应付广阔的社会生活。但也有少数儿童依然没有准备，他们进入新环境时，会举棋不定、畏缩不前，表现出对生活缺乏信心。这些儿童并非心智低下，只是在社会生活的适应方面犹豫不决。教师的作用就是帮助他们做好各种准备，应对各种情境。他认为教师要做的事情和母亲一样，那就是和学生联系在一起，并对学生产生兴趣，而绝不能只用严厉的惩罚。如果想要引起学生的注意，就必须先了解这个学生以前的兴趣，并使该学生相信能获得成功。从学校教育一开始，教师就应该发现孩子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孩子的特长等，以便结合多种手段培养孩子。当然，只有教师自身健康、平衡，懂得学生心理，才会像朋友一样接近孩子，传给他们自身已唤醒的社会情感。阿德勒进一步认为，个体心理学可以帮助人们真正了解遗传的缺陷对心理发展的影响。在教育中引起最大问题的不是儿童本身的各种限制，而是外部给予的各种限制。教师和家长应该全力设法增强儿童的勇气和信心，帮助儿童消除因自己能力有限而设定的各种限制。

阿德勒的教育思想得到了广泛推广和应用，在此仅列举两例。斯皮尔（Oskar Spiel）最早根据阿德勒的思想在维也纳建立个体心理学的实验学校，他的《没有惩罚的纪律》(Discipline Without Punishment，1947)一书是对阿德勒教育思想的最先补充和发展。德雷克斯到达美国以后，与其合作者积极将阿德勒的教育思想推广到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实践中，他们在芝加哥建立儿童指导中心，撰写多部教育著作，如《父母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Parenthood，1958)、《鼓励孩子学习》（Encouraging Children to Learn，1963）、《儿童：挑战》(Children：The Challenge，合著，1964)、《课堂心理学：教师手册》（Psychology in the Classroom：A Manual for Teachers，1968）、《训练的新方法》(New Approach to Discipline，合著，1968)、《处理儿童的错误行为：父母指南》(Coping with Children's Misbehavior：A Parent's Guide，合著，1970)、《维持课堂中的心理健康：课程管理技术》（Maintaining Sanity in the Classroom：Classroom Management Techniques，合著，1971）、《没有眼泪的纪律》（Discipline Without Tears，1972）、《儿童指导与教育》(Child Guidance and Education，2009)等。德雷克斯等人的目标是把儿童培养成具有正确的社会兴趣、良好的生活风格的现代人。在他们看来，所有学生的行为都有其特定的基本目的，学生总想获得认可，其行为也倾向于达到这一目的。学生出现行为不当，主要是为了追求某种目的，或者是因为某种错误的目的。学生表现出这些违反常规的行为，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做出必要的个人调节，以适应在个人间结构平等的团体中共存的需要。这种无能表现是由于学生早期家庭生活中出现的自尊问题而造成的。而教师的主要作用在于分析一个特定学生的不良品行，然后以个人谈话的方式让学生明确并帮助学生理解他自身行为背后的目的，而且还应该告诉学生并让学生体验其不良品行的自然后果。通过自然后果，教会学生学会评估情境、作出负责的选择和从经验中学习。教师亦应该鼓励学生，并帮助其建立期望行为的规则及列出不良行为的后果，鼓励学生做出良好行为的承诺。群体控制就在于，那些自然的令人不愉快的后果总是不良行为的结果，因而教师不应处理惩罚本身。教师应能分析学生的团体行为以及确定促成如此行为的目标。

此外，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在社会政策、犯罪、宗教、战争、贫困、社会工作、性别平等、文学批评、心理传记学和心理历史学等领域也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限于篇幅，在此不再一一展开讨论。

郭本禹

2013年8月10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

第一章 生活的意义

人类生活在意义的国度里。我们并非体验纯粹的环境，我们总是体验环境对人们的重要意义。即便在这些环境中，我们的经验也受目的限制。“树木”是指与人类有关联的树木，“石头”是指作为人类生活因素之一的石头。如果一个人试图逃避意义，只将自己沉溺于环境里，那么他将非常不幸。他将自己和别人孤立开来，他的行为对自己或者任何人都没有用。简而言之，这些行为会毫无意义。但是，没有人能脱离开意义。我们总是通过自身赋予现实的意义来体验现实。我们所体验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经过解释的现实。因此，推断起来便很自然，这种意义或多或少未经修饰、不完整，甚至永远不正确。意义的国度就是错误的天地。

如果我们询问一个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他也许回答不出来。绝大多数人通常不是用这个问题困扰自己，就是设法老生常谈似的回答。诚然，这个问题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在我们这个时代，年轻人——和年长者一样——常常会突然发问:“但是，生活所为何求？生活所为何事？”然而，我们可以说，他们只在遭受挫败时才会发问。只要一切顺利，且没有困难阻碍他们，这种问题就永远不会诉诸言辞。每个人在行动中都会不可避免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做出回答。如果我们充耳不闻他的言语，而观察他的行动，那么我们会发现他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的意义”。他所有的姿势、态度、行为、表达、习性、抱负、习惯以及性格特质都与这个意义有关。他表现得好像自己可以依赖对某种生活的解释。在其所有行动中有一种对世界和自己的模糊期望，一种“我就是这样，世界即是那样”的结论，一种赋予自己和生活的意义。

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赋予生活的意义。正如我们已指出的，也许每一种意义或多或少都包含了一个错误。没有人拥有绝对正确的生活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从根本上而言任何有用的意义都不能认为是绝对错误的。所有的意义都是这两极间的变体。然而在这些变体中，我们能区分出一些回答得更美好，一些回答得更糟糕，一些错误较小，一些错误较大。我们可以发现，共同享有的更好的意义是什么，缺失的错误的意义是什么。这样，我们便能获得一种科学的“生活的意义”，一种真正意义的共同尺度，一种能使我们面对与人类有关的现实的意义。再次重申，我们必须记住，“正确”指的是对人类正确，对人类的目的和目标正确。除此之外，别无真理。如果存在另一种真理，那么与我们也绝不相关；我们不会了解它，它也不会有任何意义。

每个人都有三种主要的联结，他必须考虑这三种联结。这三种联结构成了他的现实。他面对的所有问题都在这些联结的方向上。他之所以必须一直回答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总是困扰着他。问题的答案会告诉我们，他对生活意义的独特设想。第一种联结是我们生活在这个贫瘠的行星、地球以及其他地方的外壳上。我们必须在种种限制下，利用居住地提供的种种可能性来成长。为了能够在地球上延续生命，保证人类的繁衍，我们必须同等程度地发展身体和心理。这是激励每个人寻求答案的问题，没有哪个人可以逃避。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行动都是我们自身对人类生活情境的回答。它们透露了，哪些行为是我们认为必需、适合、可能以及值得的。每个答案都必须受到这个事实的限制，即我们都属于人类以及人类都是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物种。

现在，如果考虑到人类身体的脆弱性以及居住地的不安全性，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全人类的幸福，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去确定我们的答案，我们要使这些答案具有远见且前后一致。正如面对一道数学难题时，我们必须努力寻找答案一样。我们不能恣意而为或者靠猜测工作，而必须使用为我所用的各种方法，不停地工作。我们虽然找不到绝对完美的答案，找不到一劳永逸的答案，却必须竭尽全力找到合适的答案。我们必须努力寻找更好的答案，这个答案必须直接适用于我们与这个贫瘠的行星、地球的外壳发生着关联这个事实，以及我们居住的环境带来的所有有利和不利上。

在此我们讨论第二种联结。我们不是人类的唯一成员，周围还有许多其他成员。我们生活着，与他们发生关联。个体的缺点和种种限制使得他不可能独立完成自己的目标。如果他独自生活，自己想方设法处理问题，那么他只会自取灭亡。他无法继续自己的生活，也不能延续人类的生活。他总要与别人发生关联。他之所以被关联着，是由于他自身的弱点、不足以及局限。他对自己的幸福以及对人类的幸福所采取的最重要步骤就是发生关联。因此，生活问题的每个答案都必须考虑到这种联结。它必须解释“我们生活在关联之中，如果孤立无援，就会灭亡”这个事实。假如我们要生存下去，那么我们的情感就必须要和这个最大的问题、目的和目标相互协调，即在我们居住的这个行星上，与我们的同伴合作，继续我们的生活以及人类的生活。

我们还受到第三种联结的束缚。人类生活在两性之中。个人生活和共同生活的保持都必须考虑这一事实。爱情和婚姻问题隶属于这个联结。任何男女都不能避而不答。一个人面对此问题的所作所为就是他的答案。人们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行为总是表明了他们设想的唯一解决方式。因此，这三种联结便构成了三大问题。如何寻找一种职业，以使我们在地球自然设置的种种限制下得以生存；如何在我们的同伴中找到一个位置，以便我们可以展开合作并分享合作的好处；如何使自己适应“我们生活在两性之中，以及人类的延续和发展取决于我们的爱情和生活”这个事实。

个体心理学发现，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这三个主要问题：职业、社会和性。每个人对这三个问题的反应，都准确可靠地表明了自己对生活意义的深层感受。试想一下，比如我们认为一个人的爱情和生活不完美，工作不努力，没有什么朋友，发觉和朋友相处很痛苦。我们可从其生活的种种限制和局限中得出结论：他觉得活着是件困难而且危险的事，机会寥寥，挫折连连。他活动的狭窄区域可被理解为一种判断：“生活意味着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困守自己，避免接触。”再设想下，另一方面，假如我们认为一个人的爱情和生活甜蜜，他的工作成绩喜人，朋友很多，交友甚广，成就颇丰。那么就他而言，我们可以断言，他会觉得生活是项创造性的任务，充满机遇，没有不能克服的障碍。他处理生活中所有问题时产生的勇气可被理解为一种判断：“生活意味着对同伴感兴趣，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对整个人类的幸福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在此找到了所有错误的“生活意义”和正确的“生活意义”的共同尺度。所有失败者——神经症患者、精神病患者、罪犯、酗酒者、问题儿童、自杀者、堕落者以及妓女——之所以都是失败者，是因为他们缺乏同伴感和社会兴趣。他们在处理职业、友谊和性等问题时都缺少通过合作加以解决的自信，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一种个人的意义：没有哪个人可以从实现自己的目标中获益，他们的兴趣也只停留在自己身上。他们成功的目标对自己而言，只是一种虚构的个人优越感目标，他们的胜利只对自己有意义。当杀人犯手握一瓶毒药时，他已承认了一种权力感。但很明显，他们只对自己证实了他们的重要性。对其他人而言，拥有一瓶毒药似乎并不能给予他们优越感的价值。事实上，个人的意义根本毫无意义。意义只在交流中才有存在的可能：只对某个人有所指的字实在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目标和行动一样，唯一的意义就是对别人的意义。每个人都努力寻求意义。如果人们不能明白，他们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对别人的生活有所奉献，那么他们会一直犯错。

曾有一则轶事，讲述了一个小型宗教派别的领导者。一天，她将追随者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世界末日将在下周三来临。她的追随者非常震惊，变卖了财产，放弃了世俗的杂念，紧张地等待所预言的灾难的到来。星期三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异常。星期四他们聚集在一起，讨个说法。“知道我们如临深渊吗？”他们说，“我们放弃了所有的保障。我们告诉遇到的每个人，世界末日将在星期三到来。他们嘲笑我们时，我们没有沮丧，而是重申，我们从绝对权威那儿得知这个消息。星期三已经过去了，世界仍旧如此。”“但是，”这位“先知”却说，“我的星期三并不是你的星期三。”她就这样凭借个人的意义，保护自己免受挑战。这种个人的意义绝对经受不起考验。

所有真正的“生活意义”的标志是，它们具有共同的意义——它们是别人可以分享的意义，也是别人认为有效的意义。生活问题的良好解决常常会为别人扫清障碍，因为我们将在其中看清成功路上遇到的共同问题。即使天才也只被定义为拥有至高无上的效用。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被别人认为对他们有意义时，我们才称他为天才。这种生活所表达的意义是：“生活意味着对整体有所奉献。”在此，我们不谈职业动机。我们对职业充耳不闻，只寻找成就。成功处理生活问题的人表现得就像他立即并且完全认识到，生活的意义就是对别人产生兴趣以及与他合作。他所做的每件事似乎都会受到同伴兴趣的引导。他遇到困难，就力图以和人类幸福一致的方式来克服困难。

也许对很多人而言，这是一种新观点。他们可能会怀疑我们所赋予生活的意义是否就是奉献、对别人产生兴趣以及合作。他们也许会问：“但是对于个人，该怎么办呢？假如他一直为别人着想，为别人的兴趣奉献自己，那么他自己岂不是会感到痛苦？”至少对一些人而言，假如他们要适当地发展，他们该为自己想想，这没有必要吗？我们之中难道没有人首先应该学会保护我们自己的兴趣或者增强我们的人格？我认为，这种观念是个巨大的错误，它提出的问题是个虚假的问题。假如一个人在他赋予生活的意义中希望有所奉献，假如他的情感都指向了这个目标，那么他自然会把自己变成奉献的最佳形象。他会为自己的目标调整自己，他会在社会情感方面训练自己，也会从实践中获得技能。设定了目标后，训练就紧随其后。慢慢地，他开始武装自己以解决生活中的三大问题，培养自己的能力。让我们举爱情和婚姻为例。假如我们对伴侣感兴趣，假如我们轻松地工作并且丰富了伴侣的生活，那么我们当然会以己所能做到最好的自己。假如我们认为没有任何奉献的目标，就凭空发展人格，那么我们只会使自己盛气凌人并且郁郁寡欢。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条线索中断定，奉献是真正的生活意义。假如我们环顾从祖先那得到的遗产，那么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如今所存留的仅是我们对人类生活做出的奉献。我们看看开垦的土地，我们看看马路和建筑物。在传统上、在哲学中、在科学和艺术里，以及在应对人类环境的种种技术中，我们看看他们生活经验交流的结果。这些结果都是对人类幸福有所贡献的人所留下的。其他人又会如何呢？那些从不合作的人、那些赋予生活不同意义的人、那些只问“我能从生活中得到什么”的人又如何呢？他们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们不仅已经死亡，而且即使活着，整个人生也碌碌无为。就仿佛地球对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你，你不适合生活，你的目标和努力、你所持有的价值观、你的思想和灵魂没有任何未来。滚蛋吧！不需要你，灭亡吧，消失吧！”对那些赋予生活任何其他意义而不是合作的人而言，最后的判断是：“你没有用，没有人需要你，滚吧！”在当今的文化里，我们当然会发现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发现了不足，我们就必须加以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必须始终进一步增加人类的幸福。

总是存在这样的人，他们明白这个事实：知道生活的意义就是对整个人类感兴趣，尽力发展社会兴趣和关爱。在所有的宗教里，我们都发现了这种悬壶济世的关怀。在所有大型的运动中，人们都一直努力增加社会兴趣。宗教便是这样最伟大的努力之一。然而，人们常常误解宗教，除非更直接地致力于这项共同任务，否则在现已做到的之外，我们便很难看到它们如何做更多的事情。个体心理学以科学的方式获得了同样的结论，并提出了一种科学技术。我认为它还可再前进一步。也许随着人们对同伴和人类幸福的兴趣的增加，科学将比其他活动，比如政治或者宗教，更加接近目标。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处理问题，但是目标却一样——增加对别人的兴趣。

因为赋予生活的意义就像我们职业的守护神或者追随的魔鬼一样，所以我们就应该了解这些意义如何形成，它们与其他如何不同，如果包含了重大错误又如何纠正，很明显这是极其重要的。这就是心理学的领域，与物理学或者生物学有所区别——它运用对意义的理解和影响人们行为和财富的方式来增加人类的幸福。从出生那天起，我们便能看到这种生活意义背后的模糊探索。甚至连一个婴儿都在努力评估自己的能量以及在周围环境中的分量。到第五年年末，儿童已形成一种整体的、固定的行为模式，形成自我处理问题和任务的风格，并且已经固定了他对这个世界和自我有何期待的最深刻且最持久的概念。从现在开始，儿童通过一种稳定的统觉图式看待世界：经验在他们获得之前得到解释，这种解释与最初生活赋予的意义一致。即便这种意义错得非常严重，即便解决问题和任务的方法带给我们持续的不幸和苦恼，他们也不会轻易被放弃。只有重新考虑造成错误解释的情境，认识错误之所在，并修正统觉图式，生活意义中的错误才能得到纠正。也许在极少数情境下，个体可能被迫通过错误方法的结果来纠正他赋予生活的意义，并独自成功地实现改变。然而，如果没有社会压力，如果他不发觉，假如他沿袭旧有的方法，他就命悬一线，那么他绝不会这样做。这种方法要得到最佳修正，大部分情况下要借助受过训练而理解这些意义的人的协助，这些人参与发现最初的错误，并帮助提出更恰当的意义。

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童年情境可由不同方法解释。童年时期的不幸经验可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拥有不幸经验的人不会沉湎于这些不幸，除非这些经验向他展示了某些未来可补偿的东西。他会认为：“我们必须努力去改变这些不幸的情境，并确保我们的孩子得到更好的安置。”另一个人可能会认为：“生活本不公平，别人一直拥有最好的那一部分。如果世界这样对我，我为何要对世界更好呢？”一些父母这样对孩子说：“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就吃了很多苦，我都克服了，他们为什么不能呢？”第三个人则会认为：“由于我不幸的童年，我做的每件事都应该得到原谅。”这三个人的解释明显地体现在他们的行为中，他们绝不会改变他们的行为，除非他们改变他们的解释。个体心理学在此突破了决定论。没有哪种经验是成功或者失败的理由。我们没有经历过自己经验的打击——所谓的创伤，但我们要制造出适合我们的目标之物。我们通过我们赋予经验的意义进行自我决定。当我们把特殊的经验当作未来生活的基础时，就有可能存在某种错误。意义不是由情境决定的，但我们却由赋予情境的意义来决定自己。

然而，童年时期的某些情境却常常会造成严重的错误意义。大部分失败者都来自这些情境里的儿童。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婴儿期带有器官缺陷、患有疾病或者体弱的儿童。这种儿童负担过重；他们很难体会到生活的意义就是奉献。除非有人接近他，将他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开来，对别人产生兴趣，否则他们很容易主要关注自己的感觉。慢慢地，由于和周边人的比较，他们渐渐沮丧。在如今的文化里，他们的自卑感由于同伴的可怜、嘲弄或者忽视而被强化。在所有这些情境里，他们转而依赖自己，失去在共同生活中起到有效作用的希望，并认为自己受到这个世界的羞辱。

我想我是第一个描述器官有缺陷或者腺体分泌异常儿童所面临的困扰的人。虽然这门科学分支已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步，但是它却很难沿着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一开始，我就在寻找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而不是寻找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遗传或者身体条件的证据。没有哪种器官缺陷能强迫出一种错误的生活风格。我们从未发现两个儿童的腺体对他们产生同样的效果。我们常常看到克服这些困难的儿童，他们在克服这些困难时还发展出不同寻常的、有用的机能。在这一方面，个体心理学不是优生选择计划的好广告。许多对我们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士，都有器官缺陷，他们的健康状况不佳，有时甚至英年早逝。进步和新贡献主要来自那些与身体以及外部环境中的困难努力抗争的人。这种抗争使他们坚强，更加促使他们奋发。我们无法从身体上判断心理的发展是好还是坏。然而，迄今为止，大部分有器官缺陷和腺体缺陷的儿童没有在正确的方向上得到训练，他们的困难没有得到理解，他们主要对自己感兴趣。因此，在那些早年受到器官缺陷困扰的儿童中，我们发现了许多这种失败者。

第二种常常为赋予生活意义中的错误提供场所的情境，是受宠儿童所处的情境。受宠儿童得到训练，期望自己的愿望被当作法律来对待。他无须努力就出类拔萃，通常还会认为这种突出是种天赋的权利。结果是，当他进入自己不是注意中心的环境，别人不以考虑他的感觉为主要目标时，他就会非常失落，他会觉得整个世界抛弃了他。他已受过训练去期待而不是给予。他从不学习面对问题的其他方法。别人奉承他，以致他失去了独立性，都不知道他能为自己做点事。他的兴趣在于全身心关注自己，从不学习合作的运用和必要性。当他面对困难时，只有一种处理方法——向别人求助。他似乎认为：如果他能重新获得突出的地位，能迫使别人认为他是个特殊人物且理所当然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他的处境就会得到改善。

那些受宠的儿童长大了也许就是我们团体中最危险的一群人。其中有些人可能会对良好意志做出严正声明。他们甚至变得“非常可爱”，以获得机会压制别人，但他们仍然像常人一样在日常任务中反对合作。还有其他一些人更加公开地反叛：当他们不再容易找到往昔的温暖和顺从时，他们就会觉得被出卖了；他们认为社会对自己充满了敌意，并试图报复他们的同伴。假如社会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了敌意（几乎毫不怀疑），他们就把这种敌意作为个人受到虐待的新证据。这就是为何惩罚无效的原因，他们无所事事却坚信：“别人和他对着干。”但是不管受宠的儿童是否继续攻击或者公开反叛，不管他是否试图由软弱支配或用暴力报复，事实上他犯了同一个错误。实际上，我们察觉到人们在不同时期都尝试着这两种方法。他们的目标始终不变。他们认为：“生活意味着要做第一，意味着成为最重要的人物，意味着得到想要的一切。”一旦他赋予了生活这样的意义，那么他们所使用的每种方法都将是错误的。

容易发生错误的第三种情境是被忽视的儿童所处的情境。这种儿童从不知道爱与合作为何物：他编造了一通不包含这些友好力量的生活解释。我们可以理解，当他面对生活困难时，他会高估困难，低估自己借助别人的帮助和善意来面对困难的能力。他发现社会对他很冷酷，他会认为社会总是冷酷的。他尤其无法明白，他可以通过对别人的有益行为来获得感情和尊重。因此，他怀疑别人，无法相信自己。事实上，没有哪种经验可以取代缺乏兴趣的情感。母亲的第一要务就是给予孩子值得别人信任的经验：之后她必须扩大并提高这种信任感，直到它包含了孩子环境中的其余成分。如果她未能完成这个任务——获得孩子的兴趣、感情和合作，这个孩子就很难形成社会兴趣，很难产生对同伴同仁般的感觉。每个人都有能力对别人产生兴趣，但是这种能力必须得到训练和练习，否则其发展便会受到挫折。

假如有一种纯粹被忽视、令人讨厌或者被遗弃的儿童，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他无视合作的存在，被孤立了，无法与人交流，完全漠视有助于他和人们一起生活的一切事情。但是，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些环境中的个体终将消失。儿童度过了婴儿期这个事实证明了，他已得到某些照顾和注意。因此，我们从不讨论纯粹被忽视的这类儿童：我们讨论那些比正常关照少的儿童，或者在某些方面被忽视的儿童，虽然其他方面不缺少。总而言之，我们只想说，被忽视的儿童从未发现值得他信赖的人。生活中的许多失败者都是那些孤儿或者私生子，这是对我们文明的悲观看法。一般而言，我们都把这种儿童归类到被忽视的儿童中。

这三种情境——有缺陷的器官、受宠爱和被忽视——是对赋予生活错误意义的巨大挑战。这些情境中的儿童几乎总是需要帮助他们改正处理问题的方法。他们必须得到帮助以获得更好的意义。假如我们关注这类事——实际上意味着，假如我们对他们拥有真正的兴趣，并在这个方向上训练自己，我们就能明白他们做任何事的意义。梦和联想已被证明很有用：睡梦中和清醒时的人格是一样的，但是社会要求带来的压力在梦中没那么激烈，人格会通过较少的保护和隐藏显示出来。然而，在快速理解个体赋予自己和生活的意义的过程中，最大的帮助是来自他的记忆。每段记忆，不管他认为多么零碎，都代表了他值得回忆的某些东西。之所以值得回忆是因为影响生活的就是他所描绘的。它对他说：“这就是你应当期望的。”“这就是你应当避免的。”“这就是生活！”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经验本身并不比记忆中用于凝结成生活意义的经验重要。每段记忆都是纪念品。

在表明个体保持自我特殊的生活方式有多久，以及指出他最先固定生活态度的环境等方面，童年早期的记忆尤其有用。最早的记忆有其显著的地位，有两个理由可供解释。第一，个体对自身和所处环境的基本评价都包含在内。它是个人对自己的外表，最初对自己或多或少的完整印象，以及别人对他的要求，第一次综合的结果。第二，它是他的主观出发点，也是他为自己编织自传的开始。因此我们常常在其中发现，他将自我感觉到的不足和懦弱的地位，与他理想中的长处和安全的目标进行对比。至于个体认为的最初记忆，实际上是否就是他记得的最初事实，或者对真实事件的记忆，对心理学的目的而言无关紧要。记忆的重要意义，只在于它们被当作为何物，个人对它们的解释，以及它们对现在和未来生活的影响。

在此我们可举几个最初记忆的例子，来看清它们所固定的生活意义。“咖啡壶倒在桌上，烫着我了。”这就是生活！以这种方式开始自述的女孩被无助感缠绕，低估了生活的困难和危险，我们发现这一点并不惊讶。假设她在心里责怪别人没有给她足够的照顾，我们也不应该奇怪。有人粗心大意致使这么小的孩子面对这种危险。另一段最初记忆也体现了类似的世间情境：“我记得三岁时从摇篮里摔下来。”这段最初记忆重复出现在梦里：“世界即将灭亡，我在深夜醒来，发现夜空有亮红的火光。星星都坠落了，我们和另一个星球碰撞在一起。但在碰撞之前我就醒了。”当问到这名学生是否害怕什么时，他回答说：“我害怕我获得不了成功的人生。”很明显，他的最初记忆和重复的梦境使他灰心丧气，并证实了他对失败和灾难的恐惧。

由于尿床以及与母亲的不停争斗，一名十二岁的男孩被带到诊所来，留给他的最初记忆是：“母亲以为我丢了，跑到大街上大声呼叫我，非常担心。我一直藏在家中的碗柜里。”我们从这段记忆里可以看到：“生活意味着通过找麻烦来获得注意。获得安全的方法是欺骗。我被忽略了，但是我能戏弄别人。”他的尿床行为也是使自己成为担心和注意中心的一种方法，他的母亲通过担忧以及对他的紧张不安，证实了他对生活的解释。在之前的例子中，这个男孩很早便获得了这个印象：外界的生活充满了危险。他断定，假如别人担忧他的行为，他才会安全。只有这样，他才使自己安心，假使他有需要，他们就会保护他。

一位三十五岁妇女的最初记忆是：“当我三岁时，我走进了地窖里。我走在乌黑的楼道里，比我稍大点的堂兄打开门，跟着我。我很怕他。”我们从这段记忆里可以看到，她不习惯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和异性在一起让她尤其不自在。对她是独生女的猜测，被证实是完全正确的。她到三十五岁时仍然没有结婚。

社会情感的更高发展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体现出来：“我记得母亲让我摇动摇篮车里的小妹妹。”然而在这个例子里，我们也能找到种种迹象：她只和比自己弱小的人在一起才轻松自在，以及她依赖母亲。新生儿出生后，在照顾他这一方面，最好要得到大一点孩子的帮助，让他们对他感兴趣，并允许他们为他的幸福分担责任。假如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便不会让他们觉得，对婴儿的关注就是减少他们的重要性。

渴望和别人在一起并不表明他对别人真正感兴趣。有个女孩，当问到她的最初记忆时，她回答说：“我正和姐姐以及两个女孩一起玩耍。”在此我们当然可以看出，一名儿童正在学习社交。但是当她提及其最大担心时，我们对她的努力获得了一种新认识：“我害怕被独自丢在家里。”因此我们找到了她缺乏独立性的迹象。

假使一旦发现和理解了赋予生活的意义，我们就拥有了整个人格的关键。时常有种说法认为，人们的性格不会改变，但是只有那些从未发现处境之关键所在的人才会持有这种观点。然而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假使未能发现最初的错误，那么讨论或者治疗便不会成功；改善的唯一可能性就在于，训练他们拥有更具勇气和合作性的生活方法。合作是我们反对神经症倾向发展的唯一保护机制。因此，儿童应该在合作中得到训练和鼓励；应该允许他们在共同任务和共同游戏中，在自己这个年龄层的孩子中，找到自己的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任何对合作的阻碍都会产生最严重的后果。以被宠爱的孩子为例，他学会了只对自己感兴趣，把对别人缺乏兴趣的态度带进了学校。他对功课感兴趣只因为他认为能获得老师的赞誉，他只想听他觉得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当他接近成年时，他在社会情感上的失败显然会变得越来越具有灾难性。第一次发生错误时，他就停止训练自己的责任感和独立性，直到现在他也不足以应对任何生活考验。

我们不能因为其缺点而责备他：当他开始感觉到这种结果时，我们只能帮助他改正。我们不期望一个没有学过地理的儿童，就能正确地回答试卷上的问题；也不期望一个没有受过合作训练的儿童，在面临的任务要求合作训练时，就能顺利地完成。但是，每种生活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合作的能力；每项任务都必须在人类社会框架内，以增进人类幸福的方式熟练掌握。只有理解了生活意味着奉献的个体，才能以勇气和良好的成功机会来应对困难。

如果教师、父母以及心理学家理解了赋予生活的某种意义所犯的错误，如果他们不犯同一种错误，我们就能确信，缺少社会兴趣的儿童对自己的能力和生活的机遇更有把握。当他们遇到问题时，他们不会停止努力，寻找便捷之道，尽力逃避或者扔掉别人肩上的重负，要求温和的对待以及特别的同情，或者感到羞辱，试图报复他们，或许会问：“生活有什么用呢？我能从中得到什么？”他们会说：“我们必须创造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自己的任务，我们有能力应付。我们是自我行为的主宰者。如果必须除旧布新，那么除了你自己，没有人需要这么做。”假如生活是以独立者参与合作的形式开始，那我们就可看到人类社会的进步没有界限。

第二章 心理与身体

人们一直在争论究竟是心理决定身体还是身体决定心理。哲学家已参与进争论中，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他们称自己为唯心主义或者唯物主义者，他们带来了数以千计的论据，但是问题似乎依然困扰着他们，并没有得到解决。也许个体心理学家可以给解决这个问题带来一些帮助，因为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事实上面对着身体和心理的相互动态影响。一些人在身体和心理上需要进行治疗，假如我们的治疗以错误的理论为基础，我们就无法帮助他们。我们的理论必须要来自经验，经验必须要经受得起实际应用的考验。我们生活在这些相互关系中，我们得面对最大的挑战以寻找正确的观点。

个体心理学的发现消除了这个问题所带来的大部分紧张关系。它不再是简单的“要么……要么……”的问题。我们看到心理和身体都是生活的表达：它们是生活整体的一部分。我们开始理解它们在整体中的相互关系。人们的生活是四处移动的生活。对他而言，独自发展身体是不够的。植物是生了根的：它依附于某个地段，不能挪动。因此，发现植物有心理或者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是令人十分惊讶的。如果植物可预见或者设想结果，其机能则会一无所用。植物会想：“有人正走过来。他马上就会踩踏我，我会死于其脚下。”这有什么用呢？植物依旧不能逃脱此灾。

然而，所有移动的生物可以预见并推断出移动的方向，这一事实使人不得不假定它们拥有心理或者心灵。

“确信，你有感觉，除非你没有动。”（《哈姆雷特》，第三幕，第四场。）

预见移动的方向是心理的基本原则。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可以理解心理如何决定身体——它为行动设定了目标。只在不同的时间发起一种随机的运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得有努力的目标。如果心理的功能自然决定了移动的方向，那么它在生活中便拥有了支配的位置。同时，身体也影响着心理，身体必须可以移动。心理只有按照身体拥有的、通过训练可能发展出来的能力，才能使身体移动。例如，假使心理有意使身体移向月球，除非发明了一种克服身体局限的技术，否则它便无法完成。

人类比其他生物更多地参与活动。他们不仅以多种方式活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手中复杂的活动，而且更能依靠他们的活动改变周遭的环境。因此，我们应该认为，预见未来的能力是人类心理发展的最高阶段。人们最清楚地表明，他们正做出有目的的努力，以提高他们在整个环境中的地位。

此外，我在每个人身上还可以发现，局部目标背后的所有局部活动都包含一个单独的活动。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指向获得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就是所有生活中的困难都被克服，我们最终在周围整个环境中表现出安全和胜利的姿态。鉴于这种目的，所有活动和表达都必须相互协调，融入到一个整体中：心理似乎是为了达到一个最终理想目标而迫不得已发展的。这与身体一致，身体也努力成为一个整体。它也朝着一个胚胎中预先存在的理想目标发展。例如，假使皮肤损伤了，那么整个身体都会忙着使它再次成为一个整体。然而，身体不是独自展现其潜能的，心理也在其发展过程中给以帮助。锻炼、训练以及一般保健的价值已得到证实。这些价值都是心理在努力追求最终目标时，身体提供的所有帮助。

从生命伊始，不间断地直到结束，生长和发展的这种合作关系一直持续着。身体和心理作为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互合作。心理就像一个发动机，驱动身体里发现的所有潜能，将身体带到应对所有困难时都保持安全和优越的地方。在身体的每一次活动中，我们可以从每一种表达和症状里看到心理意图的传达。某个人活动了，在他的活动中就有意义。他转了转眼睛，变了下声调，收缩了面部肌肉。他的面部表情就是一种表达、一种意义。在此表达意义的正是心理。如今我们逐渐明白心理学真正处理什么问题，或者心灵的科学真正应对什么问题。心理学的领域在于探索个体所有表达中包含的意义，寻找了解其目标的方法，并将其与别人的目标进行比较。

在努力寻找安全的最终目标时，心理必须得使目标具体化，并计算“安全处位于哪一特殊点，通过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来达到目标”。当然，也有发生错误的可能性，但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设定的方向，身体就根本不会活动。当我举起手时，在我的心中必然已存在这种动作的目标。心理选择的方向事实上可能是灾难性的；但它之所以被选定，是因为心理早已错误地认为其是最有利的。因此，所有心理学的错误就是活动方向选择的错误。安全的目标是所有人共有的，但是有些人搞错了安全的方向，他们的具体活动误入迷途了。

如果我们看到一种表达或者症状，却无法识别背后的意义，那么首先要明白它的最佳方法是大致上把它还原为不加掩饰的活动。以偷窃为例，偷窃就是将财物从别人那儿转移到自己这边来。现在我们考察这个活动的目标：他的目的就是使自己富有，拥有更多以感到更安全。因此，活动的出发点便是贫穷和缺乏。接下来就是个体身处的环境以及他觉得缺乏的情境。最后我们可看到：他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措施来改变这些环境，克服缺乏感；活动是不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或者他是否误解了自己所渴望得到安全感的方法。我们无需指责其最终目标，但是可以指出他在具体操作时选择了错误的方法。

人类对其环境所做的改变，我们称之为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人们的心理对身体开展的所有活动的结果。我们的工作受心理的激发。身体的发展得到心理的指引和帮助。我们终归找不到一种没有心理目标的单独表达。然而我们绝不期望心理过分压制身体的作用。如果我们要克服困难，身体健康就很有必要。因此，心理以身体得到保护的方式参与控制环境，以免遭病痛、死亡、损害、事故以及功能的损伤。我们感到快乐和痛苦、造成幻想、识别好坏环境的能力，都有助于目标的实现。这些感觉塑造了身体，以一定的反应类型来适应环境。幻想和识别是预测未来的方法；不仅如此，它们还激发许多感觉，与身体行动保持一致。个体的感觉以这种方式承受其赋予生活的意义，以及为其努力所设定目标的印象。虽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身体，但是却依赖着身体：它们始终都主要取决于个体的目标以及随之产生的生活风格。

很明显，支配个体的不仅仅是个体的生活风格。没有进一步的帮助，他的态度就不会引发症状。他们必须受到感觉强化后，才会产生行为。个体心理学中的新观点就是，我们观察到这些感觉从来都不会和生活风格相矛盾。目标一经确定，感觉就总要适应自己以获得目标。因此，我们不再处于生理学或者生物学领域了；感觉的出现无法用化学理论解释，也不能用化学测验来预测。虽然我们必须在个体心理学中预先假定生理过程的存在，但是我们却对心理目标更感兴趣。我们并不那么关注焦虑影响了交感和副交感神经，而是要寻找焦虑的目的和结果。

焦虑不能以这种方法被认为是由性压抑所引起的，或者是由灾难性出生经验的后果所留下的。这种解释偏离了中心。我们知道习惯有母亲陪伴、帮助和支持的儿童，可能会认为焦虑——无论其来源——是控制母亲的一种有效武器。我们并不满足于对愤怒的身体描述，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愤怒是主导一个人或者一种情境的策略。我们理所当然认为，身体和心理的表达必须以遗传物质为基础，但是我们的注意却指向运用这种工具努力达到明确的目标。似乎这才是唯一真正的心理学方法。

我们在每个个体身上看到，情感在他获得目标所必要的方向和程度上得以形成并得到发展。他的焦虑或者勇气、愉快或者悲伤，总与他的生活风格一致：它们适当的强度和表现正是我们所期望的。用悲伤实现优越感目标的人并不会快乐，也不会满足于自己的成绩。当他痛苦时，才会幸福。我们也会注意到，情感在需要时会出现或者消失。患有广场恐怖症的父母，当他在家里或者支配另一个人时，就失去了恐惧感。所有神经症病人都选择避开生活中不能使他们强大到做征服者的每一方面。

情感的格调如同生活风格一样被固定下来。例如，懦夫始终是懦夫，虽然他对弱者强悍，或者在受到别人保护时看似勇敢。他可能会给门配上三把锁，用警犬和防盗器保护自己，坚信自己勇气十足。没有人能证明他的焦虑，但是，他用来保护自己的方式就足以表明他懦弱的性格。

性和爱情的领域给出了相似的证明。个体渴望达到他的性目标时，属于性的感觉就出现了。他集中注意，有意排除相冲突的任务和不一致的兴趣，因此他唤起了恰当的感觉和功能。这些感觉和功能的缺失——比如性无能、早泄、性倒错和性冷淡——都是由于拒绝不恰当的任务和兴趣造成的。这些异常总是受到错误的优越感目标和错误的生活风格的诱导。我们通常在这些案例中发现：期望关心而不是给予别人关心，社会兴趣的缺失，以及在勇敢、乐观活动中遭遇失败等倾向。

我的一位患者，家中排行第二，经受了非常严重的无法逃避的内疚感。他的父亲和哥哥极其重视诚实。七岁时，他告诉学校的老师独自做完了一份作业，然而事实上是哥哥帮他做完了作业。男孩隐藏其内疚感长达三年，最终还是跑去见老师，承认了可怕的谎言。老师只对他笑了笑。接下来，他噙泪见父，二度认错。这次他更加成功。父亲自豪于孩子热爱真相，他赞许并安慰了孩子。尽管父亲原谅了孩子，但孩子还是持续情绪低落。我们不得不得出如下结论：因为这件小事，男孩残酷地责备自己，忙于证明他为人诚实且审慎小心。他家里高尚的道德氛围给了他在诚实方面超越别人的动力。在学业和社会吸引力方面，他觉得比哥哥卑微，他就试图通过其他途径来达到优越。

在后来的生活中，他也遭遇了其他类型的自我责备。他出现了手淫行为，未能在学习中完全戒除撒谎行径。他的内疚感在考试前日益增多。因为敏感的良心，他比哥哥负担更重。因此他找借口为失败做准备来平衡自己。离开大学后，他计划从事技术工作，但是强迫性的内疚感如此深刻，以至于他整天祈祷上帝会原谅他。因此，他就无暇工作了。

直到如今，他的情况如此之糟糕，以致他被送进了收容所。他被认为是无法治愈了。然而，一些时日以后，他得到了改善，离开了收容所。如果他旧病复发的话，就要被再次送进收容所。他变换了工种，并学习起艺术史。考试的日子临近。他在一个公共假日去了教堂。他跪倒在众人面前，大吼道：“我是天底下最坏的人。”他再次以这种方式成功吸引人们关注他那敏感的良心。

在收容所过了一些时日后，他回家了。一天，他竟然赤身裸体去吃午饭。他体格健美，在这一方面他与哥哥以及别人不相上下。

他的内疚感是使他比别人显得诚实的一种方法，他以这种方式努力获得优越。然而，他的努力指向了生活无用的一面。他对考试和职业工作的逃避，给了他一种怯懦的信号以及高度的不胜任感，他的所有神经症是对他害怕失败的每种活动的有目的的逃离。他在教堂的跪倒行为和他冲动地进入餐厅，显然是以卑劣的手段寻求优越的同一种努力。他的生活风格需要这些行为，他诱发的这些感觉完全恰当。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生命的最初四五年里，个体正在建立心理的整体，建构身体和心理之间的关系。他使用了遗传的物质和从环境中接收到的印象，并用来寻求优越。到第五年年末，他的人格已得到固定。他赋予生活的意义、所追求的目标、使用方法的风格，以及性情都得到了固定。这些在以后都可以改变，但是他只有在不受到童年时期固定成形所包含的错误的影响时，它们才能改变。他以前所有的表达都和生活的解释一致，因此现在，假如他能纠正错误，他的新表达就会和新解释一致。

个体正是凭借其器官才接触到环境，并从中接受印象。因此，我们可从他训练自己身体的方式中看出，他准备从环境中接收的某种印象以及尽力使用的经验。假如我们注意到他观察、聆听的方式以及吸引他注意的事物，那么我们会对他了解更多。这就是情境如此重要的缘由；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器官的训练方式以及如何运用器官来遴选印象。情境通常受到意义的限制。

现在我们对心理学的定义做一些补充。心理学就是个体对身体印象的态度的理解。我们也开始看到，人类的心理是如何逐渐出现巨大差异的。对环境适应不良以及满足环境的要求困难重重的身体，通常都被心理认为是种负担。鉴于这个原因，有器官缺陷的儿童在心理发展过程中比正常儿童会遇到更大的阻碍。对他们的心理而言，影响、移动以及控制他们的身体向优越方向前进会更难。假如他们要获得同一个目标，其心理就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心理集中度比别人也更高。因此心理变成了负担，他们变得以自我为中心且自私自利。当一名儿童受到器官缺陷和行动困难的困扰时，他就无暇注意身体之外是什么。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自由对别人感兴趣，结果是长大了缺乏更高的社会情感和合作能力。

器官缺陷带来了许多阻碍，但这些阻碍绝不是逃脱不了的命运。如果心理本身积极主动，又努力训练去克服困难，那么个体能和起初负担较轻的人一样成功。事实上，有器官缺陷的儿童，尽管有障碍，却可以比那些正常儿童取得更大的成就。阻碍是对进一步前进的一种激励。比如，一个男孩因为眼睛缺陷而可能遭受非同寻常的压力。他要花费更多精力去努力看清，他对可见的世界给予了更多的注意，他更喜欢分辨颜色和形状。结果，他比从不需要努力或者花心思分辨细小差异的儿童，对可见的世界渐渐拥有更多的经验。因此，只有心理找到了克服困难的正确方法，器官缺陷才会变成拥有巨大优势的源泉。据知，大部分画家和诗人都曾患有视力缺陷。这些缺陷已得到训练良好的心理的控制，最终他们会比其他更近常人者运用眼睛于更多的目的中。也许在那些不被认为是左利手的左撇子儿童中，人们更容易看到这种补偿。在家里，或者在学校开始的那些时日，他们受到运用有缺陷的右手的训练。他们因此真正擅长写作、绘画或者技艺。我们可能会期望，假如心理可用来克服这种困难，这种有缺陷的右手就会发展出高度的艺术感。事实就是这样。左利手儿童比别人更善于书写，在绘画方面更有天分，或者技艺更精湛。找到了正确的技术，加上兴趣、训练以及练习，他们将劣势转化为优势。

只有渴望对整体有所贡献而兴趣又不在于自身的儿童，才会成功地训练以补偿不足，如果儿童只渴望自身摆脱困难，他们就会继续发展迟缓。只有当他们当前有为之努力的目标，且目标的实现比阻碍的障碍对他们更重要时，他们才会保持勇气。这是他们的兴趣和关注指向何处的问题。假使他们正努力获得自身外部的某个物体，那么他们会很自然地训练并且武装自己以获得此物。困难只代表成功路上要克服的方向。另一方面，假如他们的兴趣在于强调其弱点或者没有目的地与弱点搏斗，期望摆脱弱点，那么他们将不会取得实质性进步。笨拙的右手不会因为担忧、期望不再笨拙或者避免笨拙而被训练成为熟练的右手，它只有在练习出实际成绩后才会熟练，对成绩的激励比至今存在于笨拙中的挫折给人更深的感受。如果一名儿童聚集力量、克服困难，那么在他身外会存在行动的目标。这个目标以对现实、别人以及合作的兴趣作为基础。

我对患有肾脏缺陷家庭的研究，是遗传性缺陷被转变运用的好例子。这些家中的孩子常常尿床。器官缺陷是真实的，它在肾脏、膀胱或者脊柱裂中都有所显示。腰椎区域皮肤上的胎记或者青痕，常常被怀疑是类似的缺陷。然而，器官缺陷无论如何都不足以解释尿床。儿童不受其器官的强制，他以自己的方式运用它们。比如，一些儿童夜里弄湿了床，白天却不会弄湿自己。有时环境或者父母态度一旦改变，习惯就会突然消失。假如儿童停止将器官缺陷应用于错误的目的上，尿床就可以被克服，但是心理脆弱的儿童却做不到。

然而，尿床的儿童大部分都没有被激励去克服它，而是继续下去。经验丰富的母亲会给予正确的训练，但是假使母亲经验不足，不必要的弱点就会持续下去。在患有肾脏问题或者膀胱问题的家庭中，与小便有关的事常常被过分强调。然后母亲就会错误地努力尝试各种方法以消除尿床行为。如果儿童注意到这方面的价值，他就很有可能抗拒。这会提供他宣称反对这种教育的良好机会。假使儿童抵抗父母对他进行的治疗，那么他会一直寻找自己的方法，去攻击父母最大的弱点。德国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发现：罪犯中令人惊讶的比例是来自从事压制犯罪职业的家庭，以及来自法官、警察或者狱警这样的家庭。教师的子女常常顽固不化。我在个人的经验中常常发现这些都是真的。我也发现：医生子女中患有神经症儿童的数目，以及宗教管理者子女中不良少年的数目都很令人惊讶。同样地，父母过分重视排尿行为，子女就会用一种很明确的方式来表明他们有自己的意志。

尿床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来说明：梦如何唤起恰当的情绪来配合我们打算采取的行动。尿床的儿童常梦到：他们已离开床，去了卫生间。他们以这种方式为自己开脱，现在他们完全有权尿床。尿床的所图一般而言就是吸引别人的注意，使别人顺从他，要别人白天和夜晚一样注意他。有时这种习惯也是对抗方法，它是种敌意的声明。我们从各个角度都可看到：尿床其实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表达。儿童用膀胱代替嘴讲话。器官缺陷给他们提供了自我观点表达的方法。

以此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儿童总是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中。他们通常属于受宠儿童这个群体，这些儿童失去了唯一注意中心的位置。也许另一名儿童出生后，他们发现确保母亲不分散注意将更加困难。所以尿床代表了与母亲密切联系的行动，即便是通过不愉快的方式。它有效地说明了：“我并非你想象的长得那么快，还需要被人照应。”在不同环境下或者在不同的器官缺陷下，他们会选择其他方法。比如，他们可能会使用声音来建立联系，他们会在这种情况下彻夜不休地哭闹。一些儿童会夜游，做噩梦，跌下床或者口渴要水喝。这些表述的心理内涵都是相似的。症状的选择部分取决于器官情境，部分取决于对环境的态度。

这些情境都很好地表明了心理对身体施加的影响。心理很有可能不只是影响身体特殊症状的选择，还支配和影响着整个身体的结构。我们对此假设并没有直接证据，也很难看出如何来获取一份证据。然而证据似乎已足够清楚。假如一个男孩胆小害羞，那么他的害羞会反映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他不关心身体上的成就，或者他也不认为自己有可能实现。结果是，他不会以有效的方式训练肌肉，他会排除通常刺激肌肉发展的所有外部印象。其他对肌肉训练感兴趣且受到影响的儿童在身体适应性方面遥遥领先，因为他的兴趣被阻止了，所以他仍然落后。

我们可以从这些思考中直接得出结论：身体的整个形状及其发展受到心理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心理的错误或者缺陷。我们常常观察到，身体的表达主要是心理找不到补偿其困难的正确方法所造成的最终结果。比如，我们会认为，内分泌腺可能会受到最初四五年生活的影响。有缺陷的腺体不会对行为产生强制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们反而会不断受到整个环境、儿童找寻接受印象的方向，以及在感兴趣的情境中心理的创造性活动等这些因素的影响。

另外一个证据也许更易理解和接受，因为它更为熟悉且指向一个暂时的表述，而不是身体的固定位置。就某种程度而言，每种情绪在身体上都能找到一些表达。个体以一些可见的形式将他的情绪表达出来，也许是表现在他的姿势和态度上，也许是在面部表情上，也许是在腿和膝盖的颤抖中。器官可能会发现类似的变化。例如，假使他脸色羞红或者变得苍白，他的血液循环就会受到影响。在愤怒、焦虑、悲伤或者其他情绪中，身体就会一直说话。每个人的身体都以自己的语言说话。当一个人处在他害怕的情境中，他就会颤抖，另一个人的头发会一直竖着，第三个人则会心跳加快，还有其他人会出汗或者窒息，说话嘶哑或者身体痉挛，畏缩不前，有时身体肌肉也会受到影响，比如食之无味或者引起呕吐。对于有些人，他们的膀胱主要受到这些情绪的刺激，其他人则会是性器官受到刺激。许多儿童接受测验时会觉得在性器官上受到刺激。众所周知，罪犯犯罪后会频繁地去卖淫场所，或者找他们的心上人。我们在科学里发现，有心理学家宣称性和焦虑相互关联，还有心理学家主张二者没有关系。他们的观点都取决于个人的经验，对于一些人而言是种关联，对另一些人则是毫无关系。

所有这些反应都属于不同类型的个体。它们可能被发现是某种程度上的遗传，这种身体表达常常给我们提供家族的弱点和特点的线索。家庭的其他成员可能做出类似的身体反应。然而，此处最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心理如何借助各种情绪激活身体状况。各种情绪及其身体表达告诉我们，心理在它解释为有利或者不利的情境下，如何做出行为和反应。例如，个体发脾气时希望尽可能快速地克服他的不足。看似最好的方法便是指责或者攻击另一个人。愤怒转而影响器官：动员它们行动起来或者对它们增加额外的压力。一些人在愤怒的同时会犯胃病，或者面色通红。在偏头疼或者习惯性头痛背后，我们通常发现未被承认的愤怒或者羞辱，对一些人而言，愤怒导致了三叉神经痛或者癫痫性的痉挛。

身体受心理影响的方法还未曾被完全探讨清楚，我们也不可能对它们做出详尽的解释。心理紧张对自主神经系统和非自主神经系统都会产生影响。只要一紧张，自主神经系统就会有所行动。比如个体猛敲桌子、拉嘴唇或者撕碎纸片。假如他一紧张，他就会以这些方式行动。咬铅笔或者雪茄也可以让他发泄紧张。这些动作告诉我们，他认为自己面对这些情境时力不从心。他在陌生人群中无论是面色通红，还是开始颤抖或者抽搐痉挛，同样都是紧张导致的结果。紧张通过自主神经系统传遍全身。因此，对每种情绪而言，整个身体都处在紧张之中。然而，这种紧张的表现并不是在每一点上都一样的清晰，我们所说的症状只在那些发现结果的地方。假如我们更细致地检查就会发现，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包含在一种情绪表达中。这些身体表达是心理和身体行动的结果。因此有必要在身体上找到心理或者在心理上找到身体的这些相互反应，因为二者都是我们所关注的整体的一部分。

我们从这些证据中合理地推断出：一种生活风格和相应的情绪倾向对身体发展会产生持续的影响。假如儿童很早就固定了生活风格，我们经验又足够丰富，我们就会发现后来生活中产生的身体表达。勇敢的人会将他对态度的结果表现在体格中。他的身体被塑造得与众不同，肌肉更强壮，身体的姿势也更加坚定。态度可能对身体的发展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也可以对肌肉较发达的原因做出部分解释。面部表达在勇敢个体身上有不同的体现，结果是他的整个容貌都与众不同，甚至骨骼的构造也会受到影响。

如今我们很难否认心理也会影响大脑。病理学的许多个案表明：个体由于左半脑的损坏丧失了阅读或者写作的能力，但是却有可能通过训练大脑的其他部分来恢复这种能力。常常有这种情形发生：个体患有中风，不存在修复大脑损坏部分的可能性，然而大脑其他部分却可以补偿，并恢复器官的功能，因此再度完善大脑的功能。这一事实对帮助我们展现个体心理学教育应用的可能性尤其重要。假如心理可以对大脑施加这种影响，且大脑不过是心理的工具——虽然是最重要的工具，但仍然是工具——我们就会找到发展和改善这种工具的方法。生来大脑就不符合一定标准的人，并非一定不可避免受其束缚地生活，他可以找到使其大脑更适合生活的方法。

将目标固定在错误方向上的心理——比如，没有形成合作的能力——无法对大脑发展产生有利的影响。鉴于这种原因，我们发现许多缺乏合作的儿童在后来的生活中显示出，他们没有发展出智力以及理解能力。因为成人的整个举止揭示了他在生命最初四五年所建立起来的生活风格，而且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统觉图式和他赋予生活的意义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他所遭遇的合作障碍，并帮助他纠正其中的错误。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已向科学迈出了第一步。

许多学者已指出心理表达和身体表达之间的恒定关系。但是好像没有哪个人尝试着发现二者之间的联系。例如，克雷奇默（Kretschmer）描述了，我们如何在身体构造中发现与某种心理类型相对应的个体。因此他有能力将大部分的人区分成许多类型。比如有肥胖型的人，脸圆而又鼻短，以及有肥胖倾向的个体，其中之一——恺撒大帝——曾说：

“我愿四周的胖子围我左右，头颅光滑，彻夜长睡。”（《尤里乌斯·恺撒》，第一幕，第二场。）

克雷奇默认为这种体格与特殊的心理特质有关，但是他的工作并没有弄清楚这种联系的原因。在我们的情境中，这种体格的个体不会显示出患有器官缺陷，他们的身体很好地适应了我们的文化。他们认为在身体上和别人平等。他们对自己的优点也很自信。他们不紧张，假如他们希望竞争，那么他们会觉得有能力争斗。然而，他们也无需把别人视为敌人，或者与看似充满敌意的生活斗争。一种心理学流派称他们为“外向者”，但却没有提供任何解释。我们期望他们是外向者，因为他们在身体上没有遭受到任何困难。

克雷奇默区分的一种相反类型是精神分裂症，或者瘦小，或者异同寻常地高大，长鼻，蛋形脸。他们认为这些人保守而且内向，假使他们遭受心理困惑，就会得精神分裂症。他们就是恺撒所称的另一种类型：

“卡修斯面黄肌瘦，他颇有心计，这种人很危险。”（同上。）

也许因为这些个体有器官缺陷，所以长大了更自私、更悲观、更内省。也许他们比别人有更多要求，当发现自己被关照得不够时，他们就会变得怨恨而且多疑。然而，我们可以发现，正如克雷奇默所承认的，许多混合的类型，甚至肥胖型的人也能形成属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理特质。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点，假如他们的环境以另一种方式使他们背负重担，他们就会变得胆小而且气馁。我们可以利用系统的挫折，使任何一名儿童的行为举止变成精神分裂者那样。

如果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就可以从个体的部分表达中，识别出其合作能力的程度。不明白这一点，人们就会一直寻找这种信号。合作的必要性一直给我们施压，而我们也一直凭直觉而非科学发现暗示，来告诉我们如何在混乱的生活中更好地指引自己。我们以同样方法可看到，在所有历史大变革之前，人们的心理已经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努力实现变革。如果努力只是本能的话，就很容易犯错。人们通常不喜欢有非常显著身体特征的人，比如身体畸形或者驼背。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就会断定他们不适合合作。这是极大的错误，但他们的判断有可能以经验为基础。目前还尚未发现有哪种方法来增加患有身体畸形个体的合作程度，然而他们的缺陷被过分强调了，他们成为了大众迷信的牺牲者。

现在让我总结一下自己的观点。在生命的最初四五年里，儿童统一其心理的努力，并在心理和身体之间建立根本的关系。他会采用固定的生活风格，以及相应的情绪和身体习惯。他的发展包括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的合作，这来自我们学习判断和理解个体合作的程度。在所有的失败者中，最多的共同点是合作能力非常差。我们现在可以对心理学做进一步的界定：心理学就是对合作中缺陷的理解。因为心理是一个整体，且同一生活风格贯穿其所有表达，所以个体的所有情绪和思维都必须与其生活风格保持一致。如果我们看到情绪明显地引起困难，且与个人福祉相违背，那么仅仅尽力改变这些情绪完全没用。这些情绪都是个体生活风格的正常表达，只有个体改变了生活风格，这些情绪才会根除。

个体心理学在此处对我们的教育和治疗前景给予了特别的提醒。我们绝不能只治疗一种症状或者单一的表现：我们必须在整个生活风格中，在心理解释其经验的方式中，在它赋予生活的意义中，以及它为回应从身体和环境接收到的印象而做出的行动中，找到它所犯的错误。这才是心理学的真正工作。如果我们拿针刺小孩，看他跳多高，或者搔他痒，看他笑声多大，这些实在不适合称为心理学。这些做法普遍存在于现代心理学家中，虽然它们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个体心理学的某些东西，但只给我们一种固定的、特殊的生活风格的证据。生活风格才是心理学最合适的研究内容和对象，很多学派采用的其他内容的主要部分都是生理学或者生物学。对那些研究刺激和反应的人、尝试追踪创伤影响或者令人震惊的经验的人，以及考察遗传能力并指望明白它们如何展现自己的人而言，这种说法都是正确的。然而，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正思考心理本身以及整体的心理。我们考察个体赋予世界和自己的意义、目标、努力的方向以及他们处理生活问题的方法。迄今为止，我们拥有的理解心理差异的最佳途径便是考察合作能力的水平。

第三章 自卑感与优越感

“自卑情结”，个体心理学最重大的发现之一，似乎已举世闻名。许多流派的心理学家采用了这一术语，并在自己的实践中使用这个词。然而，我并不确信，他们的确理解了或者使用着它的正确意义。例如，告诉患者他有自卑情结，对我们并没有帮助，因为这样做只会压制自卑感，而不是向他展示如何战胜自卑。我们必须识别出他在生活风格中显示的特殊气馁，我们必须在他缺乏勇气之处鼓励他。每个神经症患者都带有自卑情结。由于他有自卑情结，而别人没有，所以没有哪个神经症患者能将自己从其他神经症患者中区分开来。我们通过了解使他感到无力延续有用生活的情境的种类，以及他加在其努力和活动上的局限，将他和别人区分开来。假如我们对他说：“你有自卑情结。”这不能给他更多信心，这等于告诉一个头疼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你得的就是头疼！”

许多神经症患者，当被问到是否感到自卑时，他们会说：“一点也不。”一些人甚至回答：“恰恰相反。我很清楚自己比周围人优越。”我们无需去问，我们只需要观察个体的行为。我们要注意他使用何种戏法保证自己的重要性。例如，假使我们看到某个人很傲慢，我们便可猜测他会认为：“别人容易忽视我。我必须表明我是某人。”假使我们看到有人说话时手势很多，我们可猜他会认为：“如果我不强调的话，我的话就没有什么分量。”对于举止上似乎优越于别人的人，我们会怀疑他是否需要做出非常特殊的努力来隐藏自卑感。这就像一个人担心他太矮小，就会踮起脚尖使自己看起来更高大。有时我们也会看到这种特殊的行为，当两个孩子比较身高时，其中一个担心他更矮，于是就会伸直腰，并紧张地保持这种姿势，努力使自己看起来更高大。假如我们问这种孩子：“你认为你太矮吗？”我们几乎不期望他承认这一事实。

但是，这不意味着，有强烈自卑感的个体就显得顺从、安静、克制且不惹人讨厌。自卑感以千万种方式表达自身。也许我可以用三个孩子第一次被带进动物园的故事来说明。当他们站在狮子笼前面时，其中一人畏缩在他妈妈后面，颤抖地说道：“我想回家。”第二个孩子站在那儿，脸色苍白，瑟瑟发抖地说：“我一点也不怕。”第三个孩子狠狠地盯着狮子，问他妈妈：“我可以向他吐唾沫吗？”这三个孩子确实感到了自卑，但每个人都以与其生活风格一致的方式表达他的感觉。

自卑感就某种程度而言普遍存在于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发现自己希望改善自身。如果我们抱有勇气，我们就会以直接、务实和满意的方式——通过改善环境——着手摆脱自卑感。没有人可以永远承受自卑感，如果需要一些行动的话，他就会进入紧张的状态。但是假想一个人缺乏勇气，假如他不认为如果他做出了实质性的努力，环境就会改善，那么他依然无法承受自卑感。虽然他会努力摆脱自卑感，但是他竭尽所能却未让自己更进一步。他的目标依然是“不屈服于困难”，但他不是在克服阻碍，而是尽力沉醉或者陶醉于优越感中。同时，他的自卑感会与日俱增，因为产生自卑感的环境并未得到改变。这种挑战仍然存在。他采取的每一步都在进一步欺骗自己，所有问题也会越来越急切地压迫自己。假使我们不理解这些行为，那么我们会认为他们毫无目标。他们不会留给我们有意要改善环境的印象。然而，一旦我们明白了，他像别人一样一直努力寻求一种胜任感，而不是放弃改变客观环境的希望，他所有的行动就开始连贯起来。如果他感到软弱无力，他就会搬到他感觉强大的地方。他不会练就得更强大、更胜任；他只为了在自己眼里显现得更强大而锻炼。他努力欺骗自己会获得部分成功。假如他感到不能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他就会尝试着做暴君来重新保护自己的重要性。他会以这种方式麻醉自己，但是真正的自卑感依旧存在。它们是受同样旧有环境激起的同样旧有的自卑感。它们会变成心理生活持续的暗流。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才可以真正地谈论自卑情结。

现在是时候对自卑情结做个界定了。当个体对面临的问题没有做好恰当的准备或者应对，且他认为自己无法解决时，自卑情结就出现了。我们可以从这个定义中看到，愤怒与泪水或者道歉一样都是自卑情结的表达。因为自卑感常常引起紧张，所以就有种朝向优越感的强制性行动，但却不再指向解决问题。因此朝向优越感的行动指向了生活无用的部分。真正的问题被掩盖或者排除了。个体尽力限制行动的范围，更专心于避开失败，而不是追求成功。他会在困难面前犹豫、停滞，甚至是后退。

这种态度很容易在广场恐怖症案例中看到。这种症状表达了这种观点：“我不可以走远，我必须待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充满了危险，我必须避免遭遇危险。”当这种态度得到一贯执行时，个体就会待在房间里，或者回到床上，躺在那儿。面对困难，最彻底的退缩表现便是自杀。个体向面对的所有生活困难屈服了，并表达了这种观点：他无法使环境更好。当我们意识到自杀常常是责备或者报复时，我们就能理解自杀是对优越的追求。对于每一种自杀，我们总是发现：死者将死亡的责任归咎于某人。就像自杀者在说：“我是所有人中最温柔、最敏感的，而你却用最残忍的手段对待我。”

在某种程度上，每个神经症患者都会限制自己行动的范围，以及他与整个环境的接触。他尽力与要真正面对的三种生活问题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将自己限制在能够主宰的环境中。他以这种方式为自己建造一个狭窄的陋室，关上门，远离风雨、阳光和新鲜的空气，过自己的生活。不管他是用欺负还是用抱怨来主宰环境都取决于他的训练：他会选择已测验过的最好的、找到对其目的最有效的策略。有时，如果他对一种方法不满意，他就会试试其他方法。无论如何，目标都一样——获得优越感，而非致力于改善情境。缺乏勇气的孩子发现泪水是驾驭别人的最好武器，他们会变成爱哭的小孩，其成长的直接路线便是从爱哭的小孩到成人忧郁症患者。泪水和抱怨——我称之为“水的力量”的方法——是阻碍合作以及将别人贬低为奴役者的极佳武器。对于这类人而言，和有过害羞、尴尬以及内疚感的人一样，我们会在其外表上发现自卑情结，他们会轻易地承认自己的不足，以及无力照顾别人。他们隐藏起来而不为人所见的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超越别人的渴望。另一方面，自吹自擂的儿童初看来就显现出他的优越感，假如我们观察他的行为，而不是言语，我们不久就会发现不被承认的自卑感。

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实际上只是神经症的“勉强稳固”的特殊例子。假使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通常都害怕面对爱情问题，那么他就无法成功解决这个问题。假如他限制家庭圈子的行动范围，那么他会发现自己对性欲的追求也只能在其限制范围内得以实现，这并不令人奇怪。由于他的不安全感，他从不将自己的兴趣扩大到少数熟悉的人之外。他担心与别人相处时不能以自己习惯的方式主宰。俄狄浦斯情结的牺牲品是受母亲娇惯的儿童，她们受过教育使他们认为，他们的愿望天生就是可实现的，而他们从不明白，由于自己的努力，他们在家庭之外会赢得情感和爱情。他们在成年生活中仍然维系于与母亲的关联中。他们在爱情中不去寻找平等的同伴，而是奴仆。他们确信，他们的母亲是支持他们的仆人。在任何孩子身上，我们都可能诱发出俄狄浦斯情结。我们所需要的是让他的母亲娇惯他，不准他把兴趣延展到别人身上，让父亲对他冷漠或者不关心。

受限行动的情境是所有神经症症状表现出来的。在口吃者的语言中，我们看到他犹豫的态度。残存的社会情感驱使他与同伴交流，但是他对自己的低信念，对即将而来测验的恐惧，与他的社会情感争执不下，他在言语中犹豫不决。学校的后进生，到了三十岁或者更大都没找到工作，或者掩盖婚姻问题的人们，必须反复做出同一种行动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因日常任务而厌倦自己的失眠症患者——所有这些人在解决生活问题时都隐藏了阻碍他们取得进步的自卑情结。手淫、早泄、阳痿和性欲倒错都显示出一种犹豫不决的生活风格，随之而来的是和异性接触时出现了对不胜任感的恐惧。假如我们问：“为何害怕不胜任？”至高无上的伴随目标就会显现出来，回答只会是：“因为个体为自己设立了如此高的成功目标。”

我们已经讲过，自卑感并不是变态本身。它是人类地位提升的缘由。例如，科学出现在当人们感到他们的无知和他们需要预见未来时：它是人们改善整个环境，对宇宙做更进一步的了解，试图更好控制情境时努力的结果。实际上，在我看来，我们所有的文化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的。假如我们想象一个不感兴趣的观察者造访我们的星球，那么他会坚定地得出结论：“这些人类呀，看他们所有的协会和机构，看他们对安全的所有努力，如挡雨的所有屋顶、保暖的衣服、使交通更便捷的街道，他们明显感到自己是地球上所有居住者中最弱小的。”人类在某种程度上是最脆弱的生物。我们没有狮子或者大猩猩的力量，许多动物更适合于单独面对问题。一些动物通过联盟来补偿自己的不足——他们成群结队地群居在一起，但是人类比我们在世界上发现的其他任何生物都需要更多的、更深层的合作。儿童尤其脆弱，他需要多年的照顾和保护。因为每个人都曾一度最年轻、最脆弱，因为人们不合作就会完全受环境支配，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没有受过合作训练的儿童如何不可避免地陷入悲观以及固定的自卑情结。我们也能理解：生活会继续给最善于合作的个体提出问题。没有哪个人会发现自己已经达到了优越的最终目标，完全控制了环境。生命短暂，身体脆弱，生活的三个问题总是要求更丰富、更完善的答案。我们不停地接近答案，我们不会满足于既有的成绩而止步不前。无论如何，努力都会继续，但是对于合作的个体，这会是充满希望且贡献良多的努力，它指向了对我们共同环境的真正改善。

我想，没有人会担心，我们最终不会达到生活的最高目标。假如我们想象一个人或者人类整体，已达到了没有任何困难的情境，那么我们会认为生活在那些情境中一定很无聊。此外一切都可以预见，一切都可以事先计算。第二天不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机会，对未来没有任何可以期望的。我们在生活中的兴趣主要源于缺乏确定感。如果我们都很确信，如果我们知道一切，就不再有讨论和发现。科学也已走向终点。我们周围的世界将只是老生常谈的故事。以对不曾获得目标的想象来愉悦我们的艺术和宗教，将不再有任何意义。生活不会被轻易耗竭，这就是我们丰富的财产。人们的努力是持续的，我们会一直发现或者产生新问题，并为合作和贡献创造新机会。神经症患者起初受到阻碍，他的解决方法停留在低水平上，他的困难相对很大。更多正常个体将日益完善的问题解决之道置于身后，他会碰到新问题，获得新方法。这样，他就有能力帮助别人：他不会拖后腿，成为同伴的负担；他不需要，也不要求特殊的照顾；但是他会依照社会情感继续勇敢又独立地解决问题。

对每个人而言，优越感目标是属于个人的且独特的。它取决于他赋予生活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是言语的问题。它建立在生活风格基础之上，就像自我谱写的独特旋律一样贯穿生活始终。他没有在生活风格中表达他的目标，以致我们不能一劳永逸地进行规划。他表达得如此含混不清，使得我们必须从他给出的暗示中猜测。对生活风格的理解就类似于对诗人作品的理解。诗人必须运用辞藻，但是他的含义更甚于其运用的语词。他大部分的意义必须要猜测，我们必须在字里行间阅读。因此，个人的生活风格是最深刻、最复杂的创作。心理学家必须学会在字里行间阅读，必须学会欣赏生活意义的艺术。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生活的意义出现在生命最初的四五年。它的出现不是通过一种数学运算过程，而是经过暗暗摸索，借助没有完全理解的感觉，抓住线索并摸索其原因。优越感目标以类似的方式通过摸索和猜测被固定下来，它是一种生活的努力和动态的倾向，而不是在地图上绘制的确定点。没有人对自己的优越感目标清楚得能够完全描述出来。也许他知道自己的职业目标，但是这些目标只不过是他努力追求的一小部分。即使目标已被具体化，也会有成千上万种努力朝向这个目标。例如，一个人想成为医生，但是做医生却意味着许多不同的事情。他不仅希望成为内科专家或者病理学家，而且在自己的活动中，还表现出对自己和别人的特殊程度的兴趣。我们可以看到，他训练自己帮助同伴到何种程度，以及限制自己的帮助到何种程度。他把这作为自己的目标，以补偿特殊的自卑感。我们必须能够从他在职业以及其他方面的表达中猜测出补偿的特殊自卑感。例如，我们常常发现，医生在其童年时期就早已熟悉了死亡这一事实，死亡是给他印象最深的人类不安全的一方面。也许兄弟或者父母逝去了，他们以后的锻炼发展就在于为自己和别人找到面对死亡更安全的方式。另一个人可能把教师作为他的具体目标，但是我们很清楚教师之间的差异有多么大。假使教师拥有低社会情感，那么他做教师的优越感目标可能是控制比他地位低下的人。他只有与比自己更弱小、更没经验的人相处时，才感到安全。拥有高社会情感的教师平等地对待学生，他实际上希望对人类幸福有所贡献。我们在此无需多提教师的能力和兴趣可能会有多大差异，所有这些表述会发现他们的目标有多么重要。当作出具体目标时，必须要减少和限制个体的潜力，以适应这个目标；但是整个目标和原型都会在这些限制下徘徊前进，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会找到方法来表达生活赋予的意义，以及争取优越感的最终理想。

因此对于每个人，我们必须深入其里。一个人可能会改变使目标具体化的方式，就像他改变对自己具体目标和职业的表述一样。我们必须坚持寻找潜在的一致性以及人格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在所有表达中都是固定的。假如我们拿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将其放置于不同的位置，每个位置似乎都给了我们不同三角形的印象，但是假如我们努力寻找，我们就会发现三角形一直都一样。因此，对于原型也一样，其内容绝不会由于任何一种表述而表露无遗，但是我们却可以在所有表述中识别出来。我们从不会对一个人说：“假如你这样做或者那样做，你对优越感的追求就会得到满足……”对优越感的追求仍然灵活多变，实际上，一个人越健康、越正常，当他在某个特定方向受到阻碍时，他就越会发现努力的新机会。只有神经症患者才会认为他对目标的具体表述是：“我必须拥有这个，否则什么都没有。”

我们不应尝试去轻易刻画对任何特殊优越感的追求；但是我们可以在所有目标中发现一个共同的因素——成为神的努力。我们有时会发现，儿童以这种方式相当坦率地表达自己，并说道：“我想成为上帝。”许多哲学家也有同样的看法，教育家希望训练并教育儿童成为如上帝那样的人。在古老的宗教条例中，可看到同样的目标；条例会以他们变成上帝似的方式教育他们。成为上帝的理想以更温和的方式在超人的理想中表现出来，它是这样揭示的——尼采精神错乱后，在写给斯特林堡的一封信中，署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精神错乱者常常毫不掩饰地表达他们的优越感目标。他们会宣称：“我就是拿破仑。”或者：“我就是中国的皇帝。”他们希望成为整个世界注意的中心，成为各方的关注，用无线电与整个世界联系，聆听所有谈话，预测未来，成为超自然力量的主宰。也许，成为神的目标会以一种更合理的方式出现，渴望知道一切，拥有普世的智慧，或者希望生命长存。无论是我们渴望地球生命长存，还是我们想象自己通过化身一次又一次来到地球，还是我们预见在另一个世界里永恒，这些希望都是以渴望成为上帝作为基础的。在宗教的教导里，上帝就是永恒，可以世世代代永存。在此我不探讨这些观念对错与否：它们都是对生活的解释，都具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获得了这种意义——上帝或者上帝般的人。甚至无神论者都希望战胜上帝，比上帝更高一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特别强大的优越感目标。

优越感目标一旦被具体化，在生活风格中就不会发生什么错误。个体的习惯和症状是非常适合达到其具体目标的，他们这样做无可非议。每一个问题儿童，每一个神经症患者，每一个酒鬼、罪犯或者性变态者都正采取合适的行动，来达到他们想要的优越位置。他们不可能攻击自身的症状，它们就是为拥有这种目标而应有的症状。某个学校的男孩，班里最懒的男孩，被老师问道：“你为什么功课如此之差？”他回答说：“如果我是这儿最懒的男孩的话，那么你会一直关注我。你绝不会注意好男孩，因为他们绝不会扰乱班级，而且功课优良。”一旦这成了他获取注意、支配老师的目的，他就会寻找最好的方法实施。尝试着摆脱懒惰毫无用处；他因为目标而需要它。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改变了行为，他就会是个笨蛋。另一个男孩在家里很听话，却看起来傻乎乎的；他是学校的后进生，在家里一点也不机灵。他有个哥哥大他两岁，生活风格与其完全不同。他很聪明，也很活跃，由于鲁莽总是麻烦不断。一天，有人听到弟弟跟哥哥说：“我宁可愚笨，也不愿莽撞。”假如我们承认了他的目标是逃避困难，那么他的愚笨根本就是装傻。因为愚笨，别人对他要求很少。如果他承认了错误，就不会受到指责。从他的目标来看，他是装傻，而不是愚笨。

直到如今，通常的治疗都是针对症状的。个体心理学在医学和教育领域都完全反对这种态度。如果一名儿童算术差，或者学校表现糟糕，那么将我们的注意集中在这些方面，尽力在这些特殊的表达中改善他，会毫无用处。也许他想使老师烦恼，或者甚至通过开除来完全逃避学校。我们在这一点上考察他，他就会寻找新的方法实现目标。对成年神经症患者同样如此。比如，假使他患有偏头痛，这些头痛对他就极其有用，当他最需要它们时，它们就会恰逢其时地出现。他可以通过头痛逃避解决社会问题；当他必须面对陌生人或者做出新决定时，这些头痛就会出现。同时，它们可能会帮助他驾驭同事，或者妻子以及家庭成员。我们为什么会期望他放弃这种检测完好的设施呢？从他现在的观点来看，他给自己的痛苦只不过是一种明智的投资，这会带给他想要的所有回报。毫不怀疑，我们完全能以使他震惊的解释“吓走”他的这种病症，正如有时会以电击或者假装手术来吓跑战争神经症患者的症状。医学治疗也许会在这一方面救治他，使他更难去延续所选择的特殊症状。但是，只要他的目标不变，那么，当他放弃了一种症状时，就会发现另一种。例如，“治好”他的头痛，他会形成失眠症，或者其他一些新症状。只要他的目标不变，他就必须继续寻找它。神经症患者以令人惊讶的速度丢掉症状，毫不犹疑地接受新症状。他们变成神经症的收藏家，不断地扩充仓库。阅读一本有关心理治疗的书籍，只是向他们提供还没有机会尝试的更深层神经症困扰而已。我们必须寻找的就是这些症状被采纳的目的，以及这种目的与一般优越感目标一致的联系。

设想一下，有人给我上课的教室送来一把梯子，我爬上去了，坐在黑板顶端。任何人看到也许会想：“阿德勒博士太疯狂了。”他们不清楚梯子有何用，我为何爬上去，或者我为何会坐在这么尴尬的位置。但是如果他们明白，“他想坐在黑板上，因为他感到自卑，除非他在体格上比别人高大，所以他只有能俯视同学时，才觉得安全”，那么他们就不会认为我很疯狂了。我想以一种优异的方式来达到我的具体目标。梯子看起来像是一个可感觉到的装置，爬上梯子的努力也似乎准备周详，实施有效。只有在一点上，我会疯狂——对优越感的解释。假如我能被说服，我的具体目标是种错误的选择，那么我会改变行为。但是假如目标一直不变，梯子被移走了，我就会用椅子再试试；如果椅子再被拿走，我则会以跳跃、攀登、用力攀爬等方式来看看我能做什么。每个神经症患者都一样：他对意义的选择没有任何错误，并且这样做无可非议。这就是我们所能改进的他的具体目标。正因为目标可以改变，所以心理的习惯和态度也会改变。他不再需要原来的习惯和态度，适合他新目标的习惯和态度会取代它们的位置。

让我举一位三十岁妇女因为遭受焦虑和无力交友之苦，而到我这里来为例。她面对职业问题无法取得进展，结果她依然是家庭的负担。她不时地从事速记员和秘书之类的小工作，但是由于悲惨的命运，她的老板总是向她示爱，这让她非常惊恐，于是她只好离开公司。然而，有一次她找到了一个职位，老板对她并不太感兴趣，她就感到万分受辱，进而放弃了这份工作。她已接受心理治疗多年——我认为有八年之久，但是对她的治疗没能使她更容易与人相处，或让她找到可以谋生的职位。

我从她童年的最初几年里寻找其生活风格的踪迹。不学着了解儿童的人是不会理解成人的。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娇小可爱，受宠之极。那时，她的父母条件很好，她只要表达出希望，就会如愿以偿。“为什么？”当我听到这些时，我说道，“你被宠得像个公主。”“莫名其妙。”她回答说，“每个人以前都喊我公主。”我问起她最早的记忆。“当我四岁时，”她说，“我记得离开了家，发现了一些正在玩游戏的孩子。每个人都跳啊叫啊：‘巫婆来了。’我很害怕。回家后，我问起一位和我们住在一块儿的年长妇女，是否真的有女巫存在。她回答说，‘是的，有女巫、盗贼和强盗，他们都会跟着你。’”从此处我们可以看到，她害怕被独自留在家里：她在整个生活风格中表达了她的恐惧。她觉得自己还不够强大足以离开家，家里的人必须在各方面支持她、照顾她。另一段早期回忆是：“我有一位男钢琴教师，有一天他想要亲我。我停止了弹琴，跑去告诉母亲。”我们在此也看到，她训练自己与男性保持距离；她在性方面的发展与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目标一致。她认为沉醉于爱情是一种软弱。我在此必须要讲，如果许多人沉醉爱河，就会感到软弱；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恋爱了，我们就必须温和，我们对另一个人的兴趣会给我们带来困扰。只有优越感目标是“我绝不能软弱，我绝不能暴露底细”的人，才会避免对爱情关系的互相依赖。这种人从爱情里脱离出来，对爱情准备不足。你常常会发现，如果他们觉得身处坠入爱河的险境，他们就会将情形弄糟。他们嘲笑、讥讽并揶揄那个让他们觉得身处险境的人。他们以这种方式尝试摆脱软弱感。

这个女孩当她考虑爱情和婚姻时，也会感到无力。当有男人在工作中向她示爱时，结果她留下的印象比她需要的强烈得多。她找不到任何出路，只有逃跑。当她依然要面对这些问题时，她的父母相继离世，她的路走到了尽头。她打算找亲戚来照顾她；但是她的状况又不令人满意。一段时日后，亲戚变得非常厌烦，不再给她所要的照顾。她指责他们，告诉他们将她独自留在家中是多么的危险；她以这种方式延缓孤苦伶仃的悲剧。我认为，如果她的家庭成员完全不再为她操心，她就会发疯。实现她优越感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促使家庭成员支持她，让她不面对任何生活问题。她心中怀有这样的想象：“我不属于这个星球，但属于另一个。我在那儿是个公主。这个贫瘠的地球不了解我，不承认我的重要性。”再往前发展一步，她就会精神错乱；但是只要她自己有一些小策略，依然能得到亲戚或者家中朋友的照顾，就不需要最后一步。

在此有另外一个例子，可以清晰地辨明自卑情结和优越情结。一位十六岁的女孩被带到我这里，她从六七岁时，就开始偷窃，从十二岁开始就和男孩一起彻夜不归。当她两岁时，父母经过长期、痛苦的争吵后离婚了。她被母亲带走，一起住在外祖母家；外祖母非常宠爱这个孩子。她是在父母争吵得最激烈时出生的，她的母亲并不欢迎她的到来。她一点也不喜欢她的女儿，两人间的关系很紧张。女孩来找我时，我以友好的方式和她谈话，她告诉我：“我并不喜欢做那些事，也不喜欢和男孩混在一起；但我想告诉母亲，她没有照顾我。”“你这样做是在报复吗？”我问她。“我想是的。”她回答道。她想证明自己比母亲更强大；但她有这个目标，只是因为她感到更无力。她认为母亲不喜欢她，她有自卑情结。她认为肯定她优越地位的唯一途径就是制造麻烦。儿童有偷窃或者其他不良行为时，通常都是为了报复。

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失踪了八天。当她发现被带到少年法庭时，她讲述了被一个男人拐骗的故事，这个人将她捆绑起来，把她锁在房里八天。没有人相信她的话。医生亲切地和她谈话，催促她说出真相。她对医生不领会她的故事大为愤怒，以致给了他一巴掌。当我看到她时，我问她想做什么工作，并给她留下我只对她自己的命运和我能给她什么帮助感兴趣的印象。当我问她做过的一个梦时，她笑了笑，告诉了我以下的梦：“我在一家地下酒吧里。当我出来时，我遇到了母亲。父亲一会儿也来了，我要母亲把我藏起来，这样父亲就不会看到我。”她害怕她的父亲，她和父亲对着干。父亲过去常常惩罚她，因为她害怕惩罚，所以就被迫撒谎。如果我们曾听过撒谎的例子，我们就务必要寻找一对严厉的父母。撒谎本无意义，除非认为真相很危险。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女孩与母亲有一些合作。她现在告诉我，有人唆使她去地下酒吧，她在那儿待了八天。因为父亲的缘故，所以她害怕承认。但同时整个过程已告诉我们，她渴望战胜父亲。她觉得被父亲压制着，她只有通过伤害父亲才会感觉到胜利者的滋味。

我们要怎样帮助用错误方法追求优越感的人呢？如果我们认识到，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所有人的共性，那么这件事做起来就一点也不困难了。然后，我们便能将自己置身其中，同情他们的斗争。他们所犯的唯一错误就是他们的努力方向都指向了生活中无用的一面。对优越感的追求隐藏在每个人的创造背后，它是对我们文化有所贡献的源泉。整个人类生活沿着这条伟大的路线行进下去——由下到上，由负到正，由失败到胜利。然而，只有真正面对并掌控生活问题的个体，才是在努力过程中表现出利人倾向的人，他们前进的方式也使别人受益。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对待别人，我们就不会发现他们很难被说服。人们对价值和成功的所有评判最终都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共同点。我们对行为、理想、目标、行动以及性格特质的要求，都应该有助于人类的合作。我们从未发现完全缺乏社会情感的人。神经症患者和罪犯也知道这一公开的秘密，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想努力从自己的生活风格中找到合理的理由，或者把责任推卸给别人中看出来。然而，他们丧失了朝有用生活一面行进的勇气。自卑情结告诉他们：“合作中的成功不属于你。”他们避开了生活中的真正问题，与阴影作战，来重新肯定自己的勇气。

在人类的劳动分工中，存在许多具体目标的空间。也许，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每一种目标都可能包含了一些不同程度的小错误，我们也总能发现一些有待批评的东西。对一名儿童而言，优越感似乎在于数学知识；对另一个人而言，似乎在于艺术；对第三个人而言，可能在于身体力量。消化不良的儿童可能会认为，他面对的问题主要是营养问题。他的兴趣可能会转向食物，因为他以这种方式认为他可以改善环境。结果是，他可能会成为专业厨师或者营养学家。我们在所有这些特殊的目标中可以看到，和真正的补偿在一起的还有对一些可能性的排除，以及对自我限制的一些训练。例如，我们会理解，一位哲学家必须真正时时离开社会，才可以思考和写作。但是，如果高度的社会情感和优越感目标息息相关，那么他所犯的错误不会很大。我们的合作需要许多不同的优点。

第四章 早期记忆

因为达到一种有利位置的努力是整个人格的关键，所以我们会在个体心理生活的方方面面碰到它。在理解个体生活风格的任务中，认识这一事实将给我们带来两种巨大的帮助。首先，我们从选择之处开始：每一种表达都会在同一方向指引我们——围绕着塑造的人格，朝着同一动机、同一旋律前进。其次，我们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材料。每一句话、每一个想法、每一种感觉或者姿势对我们的理解都有所贡献。在考虑表达是否过于仓促时，我们所犯的错误都用上千种其他表达来核查和纠正。除非我们把一种表达视为整体的一部分来加以理解，否则我们便无法最终确定其意义。但是每种表达都谈论同样的事情，这促使我们寻求解决之道。我们如同考古学家一般寻找陶器的碎片、工具、建筑的残垣断壁、破碎的纪念碑、纸莎草般的叶子。从这些支离破碎中，我们可推断出一座早已消失城池的生活状况。但我们并不是论述一些消失的东西，而是人类内部结构的方方面面，鲜活的人格将它本身的意义连续不断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理解人类并不是项简单的任务。也许个体心理学是所有心理学中最难以学习和实践的。我们总在为整体而倾听。我们必须心存怀疑，直到关键之处不证自明。我们必须从大量细小信号——从一个人进入房间的方式，欢迎我们以及握手的方式、微笑的样子、走路的姿势——中搜集线索。在这一方面，我们可能会误入歧途，但在其他方面我们总会纠正或者坚定信心。治疗本身就是一种合作中的练习，一种合作测验。我们只有真正对别人感兴趣，才会获得成功。我们应能以其眼观察，以其耳倾听。他必须将自己奉献于我们的共同理解中。我们必须同时明白他的态度和困难。虽然我们认为自己已理解了他，但是我们却无法证明自己是正确的，除非他也理解了自己。不完整的事实绝不会是全部事实，这说明了我们的理解还不够充分。也许正是因为误解了这一点，所以其他学派才会谈到个体心理学治疗中从不使用的“正移情和负移情”等概念。宠爱习惯于被宠爱的患者可能是获得其情感的一种简单方法，但他对控制的渴望显然一直潜藏着。如果我们轻视他、忽略他，我们就会很轻易招致憎恨；他可能中断治疗，或者寄希望于为自己辩护、让我们道歉而继续治疗。我们不能以宠爱或者轻视的方式帮助他：我们必须向他展示出一个人对其同伴的兴趣。没有哪一种兴趣会比这更真实或者更客观。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别人的幸福，我们在发现错误的过程中与他展开合作。看清了这一目标，我们绝不会冒令人激动的“移情”的危险，或摆出权威的姿态，或将他置于依赖和不负责任的位置。

在所有的心理表达中，最能暴露秘密的就是个体的记忆。他的记忆是自身携带，使自己想起自身局限和环境意义的事物。不存在“偶然记忆”之物：个体从他遇到的不计其数的印象中进行选择，他选择只记那些感到对他的环境有所影响的事物，无论多么模糊。因此，他的记忆代表了他的“生活故事”。他反复用这个故事来告诫自己或者安慰自己，使自己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目标，为自己做好准备，依靠过去的经验，用已测验过的行动风格来面对未来。运用记忆来稳定情绪主要体现在每个人的行为中。如果一个人遭受了失败，由此而沮丧，他就会想起以前失败的情境。假如他患有忧郁症，那么他所有的记忆也都是忧郁的。当他高兴、勇敢时，他就会选择其他记忆。他回想起的事情就是愉快的，它们坚定了他的乐观精神。同样地，如果他觉得自己面对问题了，那么他会唤起帮助他准备应对遇到问题的心境。因此记忆和梦一样达到同样的目的。许多人在他们做决定时，会梦到自己顺利通过考试。他们视这些决定为一种考验，试图重建使他们成功的心境。个体生活风格中的心境变化，和他通常心境的平衡和结构，都遵循同样的原则。假如忧郁症患者记得他的美好时刻和成功，他就不会仍然忧郁。他一定会跟自己说：“我的整个生活都很不幸。”并只选择解释那些作为不幸命运例子的事件。记忆绝不会与生活风格背道而驰。如果个体的优越感目标要求他应感到“别人总是侮辱我”，他就会选择回想被他解释为侮辱的事件。只要他的生活风格发生改变，他的记忆就会随之改变。他会记住不同的事件，或者他会将不同的解释加在他记住的事件中。

早期回忆有其特殊的重要性。首先，它们显示了生活风格的来源及其最简单的表现方式。我们可以从中判断：一个孩子是否被宠爱或者被忽视；他与人合作训练到何种程度；他更喜欢与谁合作；他会面对什么问题以及如何与之斗争。在患有视力困难和训练自己看得更真切的儿童的早期回忆中，我们会发现可见本质的种种印象。他的回忆会以“我环顾四周……”开始，或者他会描述颜色和形状。有行动困难，又想走、跑或者跳的儿童会在自己的回忆中显示出这些兴趣。童年记得的许多事件必定与个体的主要兴趣很相近，如果我们了解他的主要兴趣，就会知道他的生活目标和生活风格。正是这个事实使早期回忆在职业指导中如此有价值。我们进而可以看到儿童与母亲、父亲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记忆准确与否相对而言并不重要。早期回忆的最大价值在于其代表了个体的判断：“即使在童年，我也是这样的人。”或者：“即使在童年，我也发现世界是这个样子了。”

各种早期回忆中最富有启发的是他开始叙述自己故事的方式，他能回忆起的最早事件。最早记忆显示了个体的基本生活观、他态度的雏形。它给我们提供了机会，以便一目了然地看到他作为其发展起始点的东西。我绝不会不询问最初记忆就调查一个人的人格。有时人们回答不出来，或者声称他们不知道最初发生了什么事，而这本身就具有启示作用。我们可以推断，他们不希望讨论他们的基本意义，也没有准备好合作。一般而言，人们都非常愿意讨论他们的最初记忆。他们认为这些记忆只是事实，而并没有意识到隐藏在背后的意义。很少有人理解最初记忆。因此绝大多人有可能通过他们的最初记忆以完全中立和不使人为难的方式，承认他们的生活目的、他们对别人的关系以及对环境的看法。最初记忆中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他们的浓缩和简要使我们能运用它们做大量的研究。我们可以要求一个班级的学生写下他们的早期回忆。假如我们知道如何解释它们，我们对每个儿童就有了极其珍贵的描述。

为了便于说明，下面我将举几个最初记忆的例子，并试着进行解释。除了他们讲述的记忆之外，我对这些人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儿童或者成年人。我们在他们最早记忆中发现的意义必须在其人格的其他表述中进行核查，但是我们只使用它们作为我们训练、塑造我们猜测能力之物。我们应知道什么可能是正确的，也应能将一种记忆与其他记忆进行比较。我们尤其应能看出：一个人是否正训练与别人合作或者反对合作，他是否勇气十足或者灰心丧气，他是否希望得到支持和照顾，或者是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他是否准备给予或者急于接受。

1.“因为我的妹妹……”指出环境中哪个人出现在最初记忆里，这一点很重要。当妹妹出现后，我们完全相信这个人在妹妹的影响下感受很深。妹妹对其他儿童的成长带来了一层阴影。我们通常会在两个人之间发现一种对抗，正如他们在赛跑中竞争一样。我们能明白这种对抗会给成长带来其他困难。当一名儿童专心竞争时，他绝不会和以友谊的形式合作时一样，将兴趣扩大到别人身上。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立即得出结论：也许这两个孩子是好朋友。

“因为我和妹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所以直到她（年纪小一点的）大到去上学时，我才被允许入学。”现在竞争显而易见：“我的妹妹妨碍了我！她更小，而我被迫等待她。她减少了我的机会！”如果这正是记忆的意义，那么我们会期望这个女孩或者男孩觉得:“我生活中最大的危险是，有人限制我，阻止我的自由发展。”这个作者有可能是个女孩。男孩好像很少受到这种要等妹妹大到可以上学的限制。

“因此我们在同一天开始上学。”站在她的立场，我们不会认为这是对女孩的最好教育。这会给她这样的印象，因为她年长一点，就必须靠后站。在任何情境下，我们都看到了这个特别的女孩在这种意义上对此进行了解释。她觉得为了妹妹的利益自己被忽视了。她会将这种忽视指责于某个人身上，有可能这个人就是她的母亲。如果她对父亲更依赖，并试图使自己成为父亲的宠儿，那么我们对此就不应感到奇怪。

“我记得很清楚，入学第一天母亲就告诉每个人，她是多么孤独。她说：‘那天下午，我好几次跑到门口，盼望着女儿放学。我一直担心她们绝不会回来了。’”这是对母亲的描述。这种描述并没有显示出母亲的行为非常理智。“担心我们绝不会回来了”——母亲显然满含深情，女儿们了解母亲的情感，但同时她仍充满了担忧和紧张。假如我们跟女孩谈话，她就会告诉我们母亲偏爱妹妹的更多事情。这种偏爱不会让我们惊讶，对最小的孩子而言就是一直受到宠爱。我从整个最初记忆中得出结论，两姊妹中的姐姐由于妹妹的竞争而觉得受到妨碍。我们期望在后来的生活中找到嫉妒和恐惧竞争的踪迹。发现她不喜欢比自己年轻的妇女，我们对此并不奇怪。有些人纵观一生都感觉自己太老，许多生性嫉妒的妇女，对比自己年轻的同性总会自觉不如。

2.“我最早的记忆是祖父的葬礼，当时我只有三岁。”这是一个女孩的叙述。她对死亡这件事印象非常深刻。这意味着什么呢？她已把死亡看作生活的最大不安和最大危险。她从童年时发生在身上的事情中得出一条教训：“祖父会死。”我们可能会发现她是祖父的掌上明珠，祖父宠爱她。祖父母总是宠爱着儿孙们。与父母相比，他们对儿孙更缺乏责任，他们常常希望孩子们依附在自己身边，以显示出他们仍然能够获得温情。对老人而言，我们的文化并不会让他们轻易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有时他们会以简单的方法——例如爱发牢骚，来寻找自己的价值。我们在此倾向于认为，女孩出生时祖父就宠爱她了，正是祖父的宠爱使女孩对其记忆深刻。当祖父去世时，她感到这是个巨大的打击。

“我清晰地记得祖父躺在棺材里，如此苍白和僵硬。”我认为，让三岁的孩童看尸体并不是明智之举。至少让她事先有所准备更为妥善。孩子们常常告诉我，他们对有人去世的情景印象非常深刻，并永远无法忘记。这个女孩也不会忘记。这种孩子努力减少或者克服死亡的危险。他们的雄心壮志常常就是成为医生。他们认为，医生比别人受到更好的训练以与死亡抗争。如果我们询问医生的最初记忆，它常常包括一些对死亡的回忆：“躺在棺材里，如此苍白和僵硬”——一种对可见之物的记忆。这个女孩可能就是这种视觉型，对观看世界感兴趣。

“然后到了墓穴里，当放下棺材后，我记得人们从粗糙的棺材下面将那些绳子拉了出来。”她再次告诉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证实了她是视觉型的猜测。“一提到任何亲戚、朋友或者熟人去了另一个世界，这种经历似乎就使我颤抖害怕。”

我们再次注意到死亡留给她的深刻印象。如果我有机会和他谈话，我会问：“以后你想从事什么职业？”也许她会回答：“做医生。”假如她没有回答或者回避这个问题，我就暗示：“你不想当医生或者护士吗？”她提到“另一个世界”时，我们会看到这是对死亡恐惧的一种补偿。我们从她的整个记忆中得知，祖父对她亲切和善，她是视觉型的，死亡对她的心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她从生活中得到的意义是：“我们必定都会死去。”这毋庸置疑是正确的，但我们发现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主要的兴趣。还有其他事情吸引我们的注意。

3.“当我三岁时，父亲……”父亲在一开始时就出现了。我们假设，这个女孩对父亲比对母亲更感兴趣。对父亲的兴趣总是处于发展的第二阶段。起初，孩子对母亲更感兴趣，因为在第一或者第二年，与母亲的合作很密切。孩子需要母亲，并依附着她。所有儿童的心理努力都与母亲关联密切。如果儿童转向了父亲，母亲就会失败。儿童对其处境不满意，这通常是年幼儿童出生的结果。假如我们在这个回忆中看到有年幼的儿童出现，我们的猜测就得到了证实。

“父亲给我们买了一对矮种马。”孩子不止一个，我们有兴趣听说关于其他孩子的事。“他用缰绳牵着马进屋。姐姐比我大三岁……”我们必须修正我们的解释。我们原以为这个女孩是姐姐，然而她事实上是妹妹。也许姐姐才是母亲的掌上明珠，正因为这个原因，女孩才提到她的父亲以及一对矮种马的礼物。

“姐姐拿着一条缰绳，牵着她的马，得意洋洋地走在大街上。”这就是姐姐的胜利。“我自己的马紧跟着另一匹，跑得飞快。”当她的姐姐领先时，这就是结果！——“我脸朝地被它拖着走。对曾经极度渴望的经历而言，这是个不光彩的结局”。姐姐胜利了，她占了上风。我们非常确信，这个女孩的意思是：“假如我不小心，姐姐就总会赢。我就会失败，我会一直在地上。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做第一。”我们也能明白，姐姐已经赢得了母亲，这就是妹妹为何转向父亲的原因。

“事实是我后来作为女骑士超过了姐姐，但这丝毫没有挽回那个失败。”我们的所有假设都得到了证实。我们可以看到，两姐妹间存在一种怎样的竞争。妹妹觉得：“我一直落后，所以我必须迎头赶上。我必须超过别人。”这就是我所描述的在次子和幼子中普遍出现的类型，他们面前总有一个领跑者，并一直设法超过这个人。这个女孩的记忆强化了她的看法。它对她说：“如果任何人超过我，我就很危险。我必须总是第一。”

4.“我最早的记忆是被最大的姐姐带到各种宴会和社交场合中，当我出生时，她大约十八岁。”这个女孩记得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也许我们会在这段记忆中发现，她的合作程度比别人更高。对她而言，大她十八岁的姐姐扮演着母亲的角色。姐姐是家中最宠爱她的人，但姐姐似乎以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将这个孩子的兴趣扩展到别人身上。

“在我出生前，姐姐是家里五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她自然乐意到处炫耀我。”这绝不像我们认为得那般好。当一名儿童被拿来炫耀时，他感兴趣的是受到欣赏，而不是做出奉献。“因此，在我相对较小的时候，她带着我。我记得关于宴会唯一的一件事是，姐姐不断催促我说话，‘告诉那位女士你的名字’等诸如此类的。”这是一种错误的教育方法。这个女孩讲话结巴或者说话困难，发现这一点我们不应感到奇怪。儿童讲话结巴通常是因为对自己说话的表现显示出过分的关注。他被训练成过分关注自己，寻求赞赏，当然不能自然地与别人交流。

“我还记得，什么话都不说时，回到家总是会挨骂，因此我变得讨厌出去和别人交往。”我们的解释必须全部进行修正。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她最初记忆背后的意义是：“我被带去和别人交流，但是我发现很不愉快。因为那些经历，所以我从那时起就讨厌这样的合作。”因此，我们认为，即便如今她依然讨厌与人交往。我们希望发现她对这些事的尴尬之情和自我意识。我们认为对她而言有必要去露脸，但又觉得这种要求太过分。在同伴中，她已练就得不再平易近人。

5.“在我的童年早期，有件大事很显眼。大概四岁时，曾祖母来看望我们。”我们已看到，祖母通常都很溺爱子孙；但是曾祖母怎样对待他们，我们还不得而知。“当她来看望我们时，我们拍了一张四世同堂的照片。”这个女孩对家谱非常感兴趣。因为她对曾祖母看望和拍照片的记忆如此深刻，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她对家庭非常依恋。假使我们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她的合作能力不会超出家庭这个圈子的限制。

“我清楚地记得开车去了另一个小镇，到达照相馆后，我换了件白色的绣花裙。”也许这个女孩也是视觉型的。“在拍四世同堂照片之前，弟弟和我就合拍了张。”我们再次看到她对这个家庭的兴趣。弟弟是家中的一部分，我们可能会听到她与弟弟更多的关联。“他坐在我身旁椅子的扶手上，手持一只明亮的红球。”她在此又记起可见之物。“我站在椅子旁边，手上没拿任何东西。”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女孩的主要努力了。她自言自语道，弟弟比她更招人喜欢。我们可以猜到，弟弟出生后就夺走了她最小和最受宠爱的地位，她对此感到很不高兴。“他们要我们笑一笑。”她的意思是，“他们试图让我笑一笑，但是我有什么可笑的呢？他们把弟弟推上了王座，并给了他一个明亮的红球；而他们给我什么呢？”

“接下来是照四世同堂的相。每个人都尽力摆出最好的样子，只有我除外。我没有笑。”因为家人对她不够好，所以她对家人具有攻击性。她没有忘记在最初记忆中告诉我们，家人如何对待她。“当要弟弟笑时，他笑得很灿烂。他很可爱。至今我都很讨厌拍照。”这些回忆让我们领悟了绝大多人应对生活的方式。我们获得了一种印象后，就用它来证实整个一系列行为的正当性。我们从中得出结论，假装结论显然就是事实。很清楚，拍这张照片时她觉得很不高兴。她仍然讨厌拍照。我们通常会发现，任何讨厌某些事物的人，选择他讨厌的理由时，都会从经历中挑选出某种记忆以承担解释的责任。这个最初记忆给我们了解作者的人格提供了两条主要线索。第一，她是视觉型的。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她与家庭关联密切。她最初记忆的整个行为处于家庭圈子中，她可能还没适应社会生活。

6.“我最早的回忆之一是我大概三岁半时发生的一件事。给我父母打工的女孩把我和堂姐带到地窖里，让我们品尝苹果酒。我们非常喜欢它。”发现地窖里有苹果酒是种很有趣的经历。这是种探险的旅程。假如我们要得出结论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两件事情中猜测一个。也许这个女孩喜欢面对新环境，且有勇气面对生活。也许，另一方面，她的意思是：拥有更强大意志的人们会引诱我们，误入歧途。这段记忆的其余部分将帮助我们做出决定。“一会儿之后，我们决心品尝另一种口味，因此我们自食其力了。”这是个勇敢可嘉的女孩。她想独立自主。“过了不久，我的腿不听使唤，失去了走动的能力。地窖之所以非常潮湿，是因为我们把所有苹果酒都弄洒在地上了。”我们在此看到了一名禁酒主义者的形成。

“我不知道是否这件事使我不喜欢苹果酒和其他酒精饮料。”一件小事再次成为了整个生活态度的原因。假如以常识来思考，我们无法看出这件事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然而，这个女孩却私下认为这是她不喜欢酒精饮料的原因。我们也可能发现，她是一个知道如何从错误中学习的人。也许她完全独立，喜欢改善错误之处。这种特点可以描绘她的整个生活。犹如她所言:“我虽犯错，但明白它们是错误之后，我就会改正它们。”假如的确如此，她就是一个良好的典范：积极，奋斗中充满勇气，努力改变处境，并一直寻找最佳生活方式。

在所有这些情境中，我们只是在训练自己的猜测艺术。在确信我们的结论正确之前，我们必须看看人格的许多其他表现。现在让我们从实践中举几个例子，在其所有表现中可以看出人格的一致性。

一个患有焦虑性神经症的三十五岁男人前来找我。他只有离开家时，才感到焦虑。他不时地被迫去寻找工作，但是他一进办公室，就开始整日抱怨、哭泣，直到晚上回家与母亲坐在一起时才停止。当问到最初记忆时，他说：“我记得四岁时坐在家里，靠近窗边，看着街道，很愿意看在那儿工作的人们。”他想看别人工作；他自己只想坐在窗边，观察他们。如果要改变他的情形，我们就必须改变他不能和别人一起工作的想法。迄今为止，他一直以为，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获得别人的帮助。我们必须改变他的整个世界观。责备他，我们将一无所获。我们不能通过医学或者切除分泌腺来说服他。然而，他的最初记忆使我们更容易建议令他感兴趣的工作。他的主要兴趣在于观望。我们发现，他患有近视，因为这个毛病，他更注意可见的事物。一开始遇到职业问题时，他就想继续观望，而不是去工作。但二者并不相互矛盾。当视力恢复后，他发现有一种职业可以容纳他的主要兴趣。他开了一家艺术品店，他能够以这种方式在社会分工中有所贡献。

一个患有歇斯底里失语症的三十二岁男人前来咨询。除了咿呀耳语外，他说不出话来。这种情形持续了两年。病症始于一天他滑倒在香蕉皮上，接着撞到了出租车玻璃上。他呕吐了两天，后来就患有偏头痛。毋庸置疑，他有脑震荡。但是既然喉部没有任何机体性变化，脑震荡就不足以解释他为何不能讲话。他哑口无言有八天之久。他的事故如今成了法律问题，案子还没有结束。他把事故完全归咎于出租车司机，控诉公司要求赔偿。我们可以理解，假如他能展示某部分伤残的话，那么他将在法律诉讼中处于有利位置。我们无须说他不诚实，因为他没有必要大声讲话。也许在事故惊吓后，他确实发现讲话很困难，他也没有看到变化的理由。

这个患者曾找过喉科专家，但是专家未发现任何异常。当问到最初记忆时，他告诉我们：“我躺在摇篮里，来回摇晃。我记得看见挂钩滑脱，摇篮掉下来，我受了重伤。”没有人喜欢掉下来，但这个男人过分强调了掉下来。他集中注意于掉下来的危险。这是他的主要兴趣。“我掉下来时，门开了，母亲跑进来，被惊住了。”由于掉下来，他获得了母亲的注意，但是这段记忆也是一种指责——“她没有好好照顾我”。同样地，出租车司机和拥有出租车的公司犯了类似的错误。他们都对他照顾不周。这就是一名受宠儿童的生活风格：他试图使别人担负责任。他的另一段记忆告诉我们同样的故事。“五岁时，我头上顶着一块厚木板，从六米多高的地方摔下来。大约有五分钟，或者更多的时间，我说不出话来。”这个男人对不能说话非常在行。他为此进行训练，并将掉下来作为拒绝说话的理由。我们无法将此作为理由，但他似乎可以做到。他以这种方法进行体验，现在假如他掉下来，随之自然而然的就是他不能说话。要治愈他，就要让他明白这是个错误，即掉下来和不能说话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尤其要让他明白事故之后无须咿呀耳语两年。然而，他在这段记忆中告诉我们，他为何难以理解这些事的原因。“我的母亲跑了出来，”他继续说道，“看起来非常激动。”在两次事故中，他的摔倒都惊吓到了母亲，并吸引了母亲对他的注意。他是个想被宠爱、想成为注意中心的小孩。我们可以明白，他如何要别人为其不幸付出代价。假如发生同样的事故，其他受宠的孩子可能也会如此。然而，他们可能不会想到语言缺陷的策略。这就是我们病人的标志，这是他以自己的经验所建立的生活风格的一部分。

一个二十六岁的男人向我抱怨，他无法找到满意的职业。八年前，他被父亲安排到经纪人行业中，但他一点也不喜欢，最近他辞职了。他努力寻找其他工作，但都没有成功。他还抱怨失眠，曾有频繁自杀的念头。当他放弃经纪人工作后，他离家出走，并在另一个城镇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一封信捎来了母亲患病的消息，他又回到家，和家人住在一起。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已经怀疑，他是否曾受到母亲的宠爱，他的父亲是否曾努力对他滥施权威。我们可能会发现，他的生活就是对其父亲严厉的一种反抗。当问到他在家中的位置时，他回答说自己是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他有两个姐姐，大姐一直试图对其发号施令，二姐也不相上下。他的父亲不停地唠叨，他深深感觉到他被整个家庭支配着。他的母亲是他唯一的朋友。

直到十四岁，他才上学。之后，父亲把他送到一所农业学校，以便他能帮助父亲管理计划要购买的农场。这个男孩在学校表现很好，但却决定不做农场主。于是父亲将其安排在经纪人公司中。令人相当惊讶的是，他足足坚持了八年之久。而他给出的理由则是，他为了母亲尽可能这么做。

作为一个小孩，他衣衫不整，胆小羞怯，害怕黑暗和离家。当我们听到衣衫不整的孩子时，我们总是要找个人帮他整理衣衫。当我们听到小孩害怕黑暗，不喜欢被丢在家里时，我们总是要找个人关注他、安慰他。对于这个年轻人而言，这个人就是他的母亲。他发现交朋友并不容易，但他在陌生人中间却应付自如。他从未恋爱过，他对爱情不感兴趣，也不想结婚。他认为父母婚姻不幸福，这帮助我们理解了他为何将自己拒之于婚姻大门之外。

他的父亲仍然迫使他继续从事经纪人行业。而他自己则想进入广告行业，但他认为家庭不会给他钱，为这个职业做准备。我们在每一点上都可以看到，他行为的目的在于和父亲作对。当他在经纪人公司时，虽然能够自立，却没有想到用这笔钱来学习广告。他只有现在才想到以此作为对父亲的新要求。

他的最初记忆清楚地揭示了一个受宠的孩子对严父的反抗。他记得自己如何在父亲的饭店工作。他喜欢洗涤餐具，并把它们从一张桌子换到另一张桌子上。他乱动餐具的习惯激怒了他的父亲，父亲当着客人的面打了他一耳光。他使用其早期经验作为父亲是敌人的证明，他的整个生活已成为了反对父亲的一场抗争。他依然没有真正想去工作。如果他能伤害父亲，他就完全满意了。

他自杀的念头很容易解释。每种自杀都是一种自责。想到自杀，他说：“我的父亲对任何事都有负罪感。”他对工作的不满也直接针对其父。父亲提出的每一项计划，儿子都予以抵制，但是他娇生惯养，无法独立工作。他并不真想去工作，他只想玩，但他仍然与母亲保持一些合作。然而，他与父亲的斗争又如何帮助解释他的失眠症呢？

如果他难以入眠，他就不能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好准备。他的父亲在翘首以盼他去工作，他却疲惫不堪，无法工作。当然，他可能会说：“我不想工作，我也不想受到压迫。”然而他得关注他的母亲以及家庭糟糕的经济状况。如果他只想拒绝工作，家人则会认为他无药可救，并拒绝帮助他。他必须有个借口，他通过似乎不邀而至的不幸——失眠，来获得这一点。

最初，他说他从不做梦，但后来他记得常常出现的梦。他梦到有人往墙上扔球，而球总是弹开。这似乎是个微不足道的梦。我们在其生活风格和梦之间可以找到联系吗？我们问他：“然后发生了什么？球弹开来后，你有什么感受？”他告诉我们：“当球弹开来时，我醒了。”现在他已揭示了失眠的整个结构。他使用梦作为唤醒他的闹钟。他想象每个人都希望把他推向前，驱赶他，迫使他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他梦到有人往墙上扔球，这时他就醒了。结果是，第二天他疲惫乏力。他疲惫时就无法工作，而他的父亲迫不及待地要他去工作。因此他以这种强硬的方式打败了他的父亲。如果我们只看到他与其父争斗，我们就应该认为发明这种武器是非常聪明的。然而，他的生活风格，对他或者别人而言，并不令人满意；因此我们必须帮助他加以改变。

当我解释他的梦时，他停止了做梦，但他告诉我，他有时还会在夜里醒来。他不再有勇气继续做梦，因为他知道有人会发现梦的目的；但是第二天他仍旧疲惫不堪。我们该怎样帮助他呢？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让他与父亲和解。一旦他所有的兴趣都朝着激怒或者打败其父亲的方向发展，那么情况会无法好转。开始时，正如我常常开始的那样，我承认有理由赞同患者的态度。“你的父亲看起来完全错误。”我说，“他试图使用权威，自始至终指使你，这非常不明智。也许他患有疾病，需要治疗。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不能期望改变他。假设天要下雨，你该怎么办？你可以带把伞或者打车；试图和雨水斗争或者打败它都是无济于事的。现在，你花费很多时间和雨水争斗。你认为这就是力量。你认为你能压倒它。但是你的胜利毁灭自己的程度甚于别人。”我向他展示了他所有表现的一致性——对职业的犹豫不决、自杀的念头、离家出走、失眠；我还向他展示了，他如何在所有表现中用惩罚自己来惩罚父亲。

我还给了他一个建议：“你今晚入睡时，想象下你总是想叫醒自己，这样你明天就会很疲惫。想象一下，明天你疲惫至极而无法工作，而你父亲就会勃然大怒。”我要他面对事实。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惹恼、伤害其父亲。如果我们无法停止这种斗争，治疗就会毫无作用。他娇生惯养。我们都能看到，现在他也能明白。

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俄狄浦斯情结。这个年轻人一直忙着伤害父亲；他非常依恋母亲。然而这与性无关。他的母亲宠爱他，而他的父亲则冷漠无情。他经受了错误的训练以及对职业的错误解读。遗传在他的困扰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的困扰并不是从谋杀、毁灭部族首领的野蛮人的本能中衍生出来的。类似的态度可以在每个儿童心中再度激起。我们只需要给予儿童一位母亲去宠爱他，正如这位母亲所做的；给予一位严厉的父亲，正如这位父亲一样。如果这个男孩反抗父亲，却未能独自解决问题，我们就能理解他采取这种生活风格是多么容易。

第五章 梦

几乎每个人都做梦，然而了解梦的人却微乎其微。这种情形看起来很奇怪。梦是人类心理的一般活动。人们总是对梦感兴趣，但对梦意味着什么一直百思不解。许多人都认为，他们的梦有更深层的含义：他们觉得梦怪异而且重要。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兴趣从人类最远古的时代就已表现出来。然而，就总体而言，人们对做梦时他们做了什么，或者他们为何做梦，依旧毫无概念。据我所知，只有两种释梦的理论试图做得易于理解而且合乎科学。这两种声称理解和解释梦的派别是精神分析的弗洛伊德学派和个体心理学派。在这二者中，也许只有个体心理学才敢声称，他们的解释和常识完全一致。

当然，以前对理解梦的尝试是不科学的，但却值得注意。至少它们揭示了人们如何看待梦，以及他们对梦的态度。因为梦是心灵创造力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发现了人们对梦有什么期待，我们就会看清做梦的目的。研究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人们似乎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梦对未来有某种影响。人们常常认为，一些精神大师、鬼神或者祖先在梦中会控制住他们的心灵，左右他们。他们身处困境时就运用这些梦来获得指引。古代解梦的书籍对做某种梦的人，将来命运如何都做了解释。远古的人们在梦中寻找预兆或者预言。古希腊人和古埃及人想获得影响未来生活的圣梦时，就去寺庙祈祷。这种梦被看作医治良方，可移除身体或者心理的困扰。美国印第安人以净身、快速的汗水洗澡等仪式来煞费苦心地引梦，并将他们的行为建立在对梦进行解释的基础之上。在《圣经·旧约》中，梦一直用来解释某些未来之事。即便如今仍有很多人坚持，他们所做的梦后来都成了事实。他们认为，他们在梦里是千里眼，梦以某种方式到达未来并预示即将发生的事情。

从科学的角度而言，这种观点看起来荒诞不经。从一开始尝试解决梦的问题时，我就很清楚，做梦的人与清醒又完全有能力的人相比，在预测未来方面处于下风。很明显，我们会发现，梦不仅不比日常思维更理智和有预见性，而且更混乱，更令人困惑。然而，我们必须注意人类的这种传统观念，即梦以某种方式与未来发生联系。也许我们会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完全错误。如果我们以正确的认识来看待它，那么这也许会提供给我们曾经遗漏的重要部分。我们可能已经了解了，人们曾经认为梦为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方法。我们可以断定，个体做梦的目的在于寻找未来的指引，寻求问题解决之道。这与认为梦是预测的观点相去甚远。我们仍然得思考他寻找何种解决途径，以及他希望从何处得到。看似明显的是，人们面对整个情境时，梦所提供的解决之道比常识思维获得的方法更差。事实上，做梦时，个体希望在睡梦中解决问题，这样说并不过分。

以弗洛伊德学派的观点看来，我们发现了一种真正的努力，把梦看作可被科学理解的意义。然而，在几个方面，弗洛伊德学派的解释将梦带出了科学的范围。例如，它假设：白天和夜晚的心理活动之间存在一个缺口。“意识”和“无意识”彼此相互对立，而梦则遵循与日常思维规律不同的自身特殊规律。无论我们在哪看到这种对立，我们必定推断它为心理的一种非科学态度。在原始民族和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中，我们总是会遇到将概念置于强烈对比之中，以及视其为对立的这种渴望。在神经症患者中，这种对立的态度得到非常清楚的说明。人们常常认为，左和右是相互对立的，男和女、热和冷、轻和重、强大和弱小都是相互对立的。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们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变化的。他们是根据某种理想假设排列而成的量表的不同等级。同样地，好和坏、正常和异常都不是对立的，而是变化的。把睡眠和清醒、梦里的想法和白天的想法视为对立物的任何理论，都必定是非科学的。

原始弗洛伊德学派观点中的另一个问题是，梦涉及性的背景。这也将梦从人们的通常努力和活动中分离开来。假使这种观点正确，梦就不是整个人格的一种表达，而只是人格的一部分。弗洛伊德学派本身也发现，梦的性解释并不充分。弗洛伊德提出，我们也会在梦中看到求死的无意识欲望的表达。也许我们还会发现，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梦，正如我们已注意到的，是获得简单解决问题方法的一种尝试。梦揭示了个体勇气的丧失。然而，弗洛伊德学派的术语是高度隐喻的，它没有让我们发现整个人格在梦中如何反映。而且，梦里的生活看似与白天的生活泾渭分明。在弗洛伊德学派的尝试中，我们得到了许多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线索。例如，非常有用的线索是，并非梦本身很重要，而是梦中潜藏的思想重要。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获得了某种类似的结论。精神分析所缺失的正是科学心理学的第一个要求——认清个体的人格和整体在其表达中的一致性。

这种不足可以从弗洛伊德学派对释梦的关键问题的回答中观察到。“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做梦？”精神分析学家回答说：“为满足个体未实现的愿望。”但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一切。如果梦丢失了，如果个体忘了梦或者不能理解，那么哪里还有满足呢？所有人都会做梦，但鲜有人理解自己的梦。我们从梦里得到什么快乐呢？假如梦里的生活和日常生活相脱离的话，而梦给予的满足又发生在自己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理解梦对做梦者的用途。但现在，我们已失去了人格的一致性。梦对清醒者没有什么意义。从科学的角度而言，做梦者和清醒者是同一个人，梦的目的必须适用于这个人一贯的人格。这种类型的人是受宠的孩子，他们总是会问：“我怎样才能获得满足？生活又会给我什么？”这种个体正如他在所有其他表达中一样，可以在梦里找到满足。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弗洛伊德学派的理论是受宠孩子的心理学，这些孩子觉得他们的本能绝不能被否认，他们认为别人的存在是不公正的，他们一直追问：“我为什么要爱邻居呢？邻居爱我吗？”精神分析以受宠孩子的前提作为出发点，极尽详细地研究这些前提。但是，对满足的努力也仅是千万种对优越感的追求的一种。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人格所有表达的主要动力。而且，如果我们真正发现了梦的意图，它就能帮助我们看清遗忘梦和不了解梦能达到什么目的。

大约二十五年前，当我开始努力寻找梦的意义时，这是最令我烦恼的事情。我可以看出，梦与清醒的生活不相互对立。它必须始终和生活中的其他活动和表达保持一致。如果在白天我们专心追求优越感目标，那么我们在夜晚也会专心于同一个问题。每个人做梦，就好像他要在梦中完成某项任务，也得在梦中追求优越感。梦必定是生活风格的产品，它也有助于建立以及巩固生活风格。

有种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迅速弄清梦的目的。我们做梦，通常会在早晨忘了所做的梦。没有留下什么。但这是真的吗？根本没有留下什么？某些东西留下来了——梦醒时分会留下某种感觉。没有留下任何图画：没有留下对梦的任何理解，只留下许多感觉。梦的目的一定是其唤起的感觉。梦只是唤起感觉的方法和工具。梦的目标是其所遗留的感觉。

个体创造的感觉必须始终与其生活风格保持一致。梦里的思维和白天思维的差异并不绝对。两者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用只言片语来区分的话就是，做梦时，更多与现实相关的感觉被排除了。但却没有和现实中断。当我们熟睡时，我们仍然和现实联系着。如果我们受到问题困扰，那么我们的睡眠也会受到干扰。在睡眠期间，我们可以做出调整，阻止我们掉下床铺。这个事实显示了与现实的关联依旧存在。一位母亲可以在大街的熙熙攘攘中睡着，也会在孩子的风吹草动中醒来。甚至在睡觉时，我们都仍然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然而，睡觉时意识感觉虽然存在，却已减弱，我们与现实的联系也减少了。当我们做梦时，我们是孤独的。社会的要求对我们而言并没有急切地出现。在我们梦的思维中，我们没有受到刺激来真正考虑周围的环境。

我们只有不紧张，又确信了问题解决之道，我们的睡眠才不受干扰。对平静和安宁的一种干扰就是做梦。我们可以断定，只有我们不确定问题解决之道时，甚至只有在熟睡中现实压迫着我们，给我们提出种种难题时，我们才会做梦。这就是梦的任务：应对我们面临的难题，并提供解决之道。现在我们开始明白，我们的心理在熟睡时以何种方式处理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应对整个环境，问题就似乎更简单，提供的解决方法对适应我们本身的要求也是很小的。梦的目的就是支持或者反对生活风格，唤起适合生活风格的感觉。然而，生活风格为何需要支持呢？有什么会攻击它呢？只有现实和常识才会攻击它。因此，梦的目的就是支持生活风格，反对常识的要求。这给了我们一种有趣的理解。假如个体面对一个他不希望以常识的方式来解决的问题，他就会通过梦中唤起的感觉来坚定自己的态度。

起初这看似与清醒的生活相矛盾；然而并不矛盾。当我们清醒时，我们会以几乎同样的方式唤起感觉。如果有人遇到了难题，不希望以自己的常识去处理，但又延续自己原来的生活风格，那么他会尽一切努力来维护自己的生活风格并使其看似胜任。例如，他的目标是不劳而获地赚钱，不努力，不工作，不对别人有所贡献。赌博对他而言便是一种可能。他知道，许多人因为赌博，倾家荡产，遭受灾祸；但他依然希望轻松度日，侥幸致富。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满脑子充斥着金钱利益。他勾勒自己通过投机倒把来挣钱、买车、过奢侈的生活、为同伴所知而成为有钱人的景象。他通过这些景象唤起自己向前的感觉。他从常识中转移开，开始赌博。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更平常的环境中。假如我们正在工作，有人告诉我们他曾看过而且很喜欢的一出戏剧，我们就想开始停止工作，去剧院看戏。如果一个人正沉浸爱河，他就会为自己的未来描绘蓝图。如果他被真正吸引了，他就会把未来描绘得很愉快。有时，如果他感到悲观，他就会有幅灰暗的未来图景。但无论如何，他都会唤起自己的感觉，而我们也会从他所唤起的感觉的类型中，分辨出他是哪种人。

但如果梦没有留下什么，只剩感觉，那么对常识来说会怎样呢？梦是常识的对手。我们可能会发现，不想被感觉迷惑的人、偏爱以科学的方式做事的人，不常做梦，或者根本不做梦。其他远离常识的人，不想以正常而有用的方式解决他们的问题。常识是合作的一个方面，未受过良好训练的人们不喜爱常识。这种人频繁做梦。他们担心，他们的生活风格应该克服或者进行调整。他们希望逃避现实的挑战。我们一定会得出结论：梦是联结个体生活风格和当前生活风格，又不对生活风格做出新要求的一种尝试。生活风格是梦的主宰。它总会唤起个体需要的感觉。我们在梦里可能发现的任何东西，也会在个体的其他症状和特征中发现。无论我们是否做梦，我们都以同样的方式处理问题，但是梦却对生活风格提供了一种支持和保护。

假如这种看法正确，那么我们对于理解梦就迈出了崭新而又最重要的一步。在梦中，我们欺骗自己。每个梦都是自我陶醉、自我催眠。它的所有目的就是刺激我们准备应对环境的情绪。我们可能会在梦中看到与日常生活中所发现的几乎完全相同的人格。此外，我们还会看到，他似乎正准备着白天里要使用的种种感觉。假使我们正确的话，那么甚至在梦的结构里，或者在梦使用的方法中，我们就会看到自我欺骗。

我们会发现什么呢？首先，我们发现对梦中画面、事件和偶然事故的某种选择。之前我们已提到这些选择。当个体回顾他的过往时，他就对画面和时间做了选编。我们已发现，他的选择具有某种倾向性，他只从那些支持他优越感目标的事件中选择记忆。正是他的目标支配着他的记忆。同样地，在梦的构建中，我们只挑选与生活风格一致的事件；当面对现实问题时，我们又表达出生活风格所要求的事件。选择的意义只不过是与我们所发现的问题有关的生活风格的意义。在梦中，生活风格要求特立独行。去面对实际问题则需要常识，但生活风格却拒绝让步。

梦还借助其他什么手段？自古以来人们便已注意到（如今弗洛伊德也特别强调），梦主要由隐喻和象征构成。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言：“在梦里，我们都是诗人。”为何现在梦不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而代之以诗和隐喻来表达呢？假使我们讲话直白，没有隐喻和象征，那么我们不可能避开常识。隐喻和象征都被滥用了。它们结合了不同的意义；它们可以同时讲述两件事，也许其中一件相当虚假。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合逻辑的结论。它们可以用梦来唤起感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再度发现了它。我们想纠正某人时会说：“别孩子气了！”我们问他：“你为什么哭啊？难道你是个女的？”当我们使用隐喻时，不相关的东西、只会诉诸感觉的东西，都会不知不觉地出现。当一位魁梧大汉对一个弱小男人生气时，他会说：“他是条蠕虫，他就应该在地上爬。”他使用这个隐喻，轻而易举地支持了他的愤怒。

隐喻是极好的语言工具，而我们总会用隐喻欺骗自己。当荷马描述希腊军队如狮子般驰骋战场时，他给了我们一幅壮观的写照。难道我们认为，他其实想准确地表述这些瘦弱、肮脏的士兵如何在战场匍匐前进吗？不，他要我们把士兵想象成狮子一样。我们知道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狮子。但是，假如诗人描绘这些士兵如何气喘吁吁、挥汗如雨，他们如何停下来鼓起勇气或者躲避危险，他们的盔甲如何破旧等等这些鸡毛蒜皮的细节，我们就不会如此印象深刻。隐喻用于凸显美，并让人产生想象和幻想。然而，我们必须坚信，隐喻和象征的运用对拥有错误生活风格的个体而言总是危险的。

一名学生要面对考试。问题很明确，他要用勇气和常识应对考试。但是，如果他的生活风格想逃避，那么他可能梦到自己在一场战争中战斗。他用高度的隐喻来描绘这个确切的问题，现在他有更充分的理由害怕了。或者他会梦到，他站在万丈悬崖边，他必须往回跑以免掉下去。他必须产生种种感觉以帮助自己逃避考试，临阵脱逃；他用悬崖比作考试来欺骗自己。我们在此可以发现梦里频繁使用的其他方法。这就是拿一个问题来，精简它，浓缩它，直到剩下原始问题的一部分。然后，剩下的部分就表达在隐喻中，并把它作为原始问题一样处理。例如，另一名学生，更有勇气，更着眼未来，希望完成任务，通过考试。然而，他依旧希望得到支持，他也仍然希望使自己安心——他的生活风格要求他这样。他在开始前一晚梦到，自己站在山巅。他所处情境的画面非常简单。只有他所有生活情境的最小部分表现了出来。对他而言问题非常重大，但是在排除了问题的许多方面，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成功的预期上以后，他唤起感觉帮助自己。第二天早晨，他起来时觉得精神振奋，心情愉快，比从前更有勇气。他已成功减少了要面对的问题。尽管他使自己安心了，但他却真正欺骗了自己。他不是以常识的方式，专心面对整个问题，而是唤起了一种自信的情绪。

这种感觉的唤起很平常。一个想跳过小溪的人也许会在跳之前数三下。难道真的有那么重要，以至他要数三下吗？跳跃和数三下之间有必然联系吗？一点联系也没有。然而，他数三下以唤起自己的感觉，汇集全身的力量。我们已在心理预存了所有方法来精心设计生活风格，固定并强化它，其中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唤起感觉的能力。我们夜以继日地参与这项工作，但也许只在夜里才出现得更清楚。

让我以自己的梦来说明欺骗自己的方法。战争期间，我是一家收容神经症士兵医院的负责人。当我看到未准备好作战的士兵时，我就分派他们更容易的工作，尽可能让他们放松。过度的紧张远离了他们，这种练习相当成功。有一天，一个士兵前来找我，他是我曾看到的最有型、最强壮的人。他非常沮丧，我检查他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样对待他。当然，我很想把来找我的士兵都送回家，但我所有的推荐信都要得到一位高级军官的批准，我的善举也有限制。要对这个士兵的情境做个决定并不容易。但当时机来临时，我会说：“你虽患有神经症，但你却很强壮，也很健康。我会派给你更容易的工作，这样你就不必上前线了。”

这个士兵可怜地回答说：“我是个穷学生，我得靠上课来养活我年迈的父母。如果我无法上课，他们就会饿死。如果我无法帮助他们，他们就会双双死去。”我原以为，我会给他找到更容易的工作——把他送回家，到机关上班。但是我却担心，如果这就是我的推荐信，我的上级军官就会勃然大怒，而送他上前线。最终，我决定尽我所能实事求是。我会证明他只适合做警卫工作。当我深夜回家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噩梦。我梦到，我是个凶手，在黑暗又狭长的街道上奔跑，并努力想着我到底杀了谁。我已不记得是谁了，但我觉得：“因为我犯了谋杀罪，我的生活结束了。一切都完了。”因此，在梦里，我愣在那儿，直流汗。

睡醒后，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杀了谁？”然后我又想到：“如果我不让这位年轻的战士去机关工作，也许他就会被送到前线而阵亡，那么我就是凶手了。”你看到我如何唤起感觉去欺骗自己。我不是凶手；即使不幸真的发生了，我也没罪。但我的生活风格不允许我冒这个险。我是个医生，我得拯救生命，而不是去危害生命。我再次认为，如果我给了他一份轻松的工作，我的上级就会送他去前线，处境不会好转。我突然想到，如果我想帮他，唯一要做的就是遵循常识的规律，不去扰乱自己的生活风格。因此，我证明他适合警卫工作。后来事情证实了最好要遵循常识这个事实。我的上级阅读完我的推荐信，把它扔了出去。我心想：“现在，他要送这个士兵去前线了。原本我应该写要派他去机关上班。”我的上级写道：“机关上班，六个月。”结果证明，这位军官受人贿赂，轻易地放行了。这位年轻人在生活中从未上过一堂课，他说过的话也没有哪句属实。他讲述他的故事，只是要我派给他一份轻松的工作，以便受贿赂的军官批准我的推荐信。自从那天后，我就想最好不要做梦。

梦被设计来欺骗自我，陶醉自我，这个事实可以解释梦为何如此难以理解。如果我们理解了自己的梦，它们就不会欺骗我们。它们不再唤起我们的感觉和情绪。我们宁愿以常识的方式进行，我们应当拒绝跟随梦的提示。如果梦被了解了，它们就会失去意义。梦是联结当前真实问题和生活风格的桥梁，但是生活风格不需要再被加强。它应该与现实相联系。梦的变化有许多种。每一个梦都显示出，考虑到个体面对的特殊情境，在某一方面加强生活风格是很有必要的。因此，对梦的解释总是因人而异的。我们不可能以模式化的方式解释象征和隐喻。因为梦是生活风格的一种创造，源自个体对自己特殊情境的解释。即使我简单描述了梦的某几种特殊类型，我也并不是想提出梦的经验法则，而是要帮助我们理解梦及其意义。

许多人曾做过飞翔的梦。这些梦的关键之处，和其他梦一样，在于它们所唤起的感觉。它们留下了一种轻松和勇气十足的心境。它们由下至上引导人。它们把对困难的克服和对优越感目标的努力视为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它们允许我们推断一个勇敢的人，高瞻远瞩，雄心勃勃，即便熟睡时，他也不善罢甘休。它们涵盖了这个问题：“我是应该继续前进还是止步不前？”回答是：“前路无碍。”极少有人没有做过坠落的梦。这非常值得注意，它显示了人们的心理更专注于自我保护和害怕失败，而不是努力克服困难。当我们记起，我们的教育传统是警告孩子、保护他们时，这更容易理解。孩子们总是被劝告：“不要爬到椅子上，不要碰剪刀，不要玩火！”他们总是被这些假想的危险环绕。当然，也存在真正的危险。但是把一个人弄得很胆小则无益于他应对这些危险。

当人们不断地梦到他们瘫痪了，或者没能赶上火车时，其意义通常是：“如果这个问题不需要我的任何推断就能通过，我就很高兴。我必须绕道而行，我必须迟到，这样我就不会面对这个问题了。我必须让火车先走。”许多人梦到过考试。许多人惊讶地发现，自己这么大了还参加考试，或者很久以前就通过的科目，现在还要考试。对这些人而言，意义则是：“你还没有准备好面对即将而来的问题。”对别人而言，这意味着：“之前你通过了这项考试，现在你也会通过的。”一个人的象征绝不会和另一人一样。对于梦，我们必须首先考虑的是，它所残留的心境以及与整个生活风格的一致性。

一位三十二岁的神经症患者前来治疗。她在家中排行第二，像很多次子一样，踌躇满志。她总是想成为第一，以无可非议的方式解决所有问题。她过来时，精神快崩溃了。她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大的已婚男人，她的情人在事业中一败涂地。她曾想和他结婚，但他却无法和原配离婚。她梦到，当她住在乡下时，把一所公寓租给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搬进来后不久就结婚了，但却不挣钱。他不诚实，也不勤恳。因为他付不起房租，她就赶他走。乍一看，我们就能明白，这个梦与她现在的问题有着某种关联。她正考虑是否要嫁给一个事业失败的男人。她的情人贫穷，无力支持她。尤其加深这种对比的是，他带她去吃晚餐，却没有足够的钱付账。梦的作用是唤起她反对结婚的感觉。她是个有志向的人，她不希望和一个穷小子联系在一起。她使用了一个隐喻来问自己：“如果他租了我的公寓，却付不起钱，那么对这种房客，我该怎么办？”答案是：“他得离开。”

然而，这个已婚男人不是她的房客，他并不能恰如其分地等同于她的房客。无法供养家庭的丈夫和付不起房租的房客不一样。然而，为了解决她的问题，更保险地遵循她的生活风格，她给自己一种感觉——“我不能和他结婚”。通过这种方法，她避免以一种常识的方式处理整个问题，而只选择其中的一小部分。同时，她将爱情和婚姻的整个问题缩小到似乎足以用隐喻来表达：“一个男人租了我的公寓。如果他付不起房租，他就必须卷铺盖走人。”

因为个体心理学的治疗技术总是在个体面对生活问题时指向增加个体的勇气，所以人们就很容易理解，梦在治疗的过程中会得到改变，而且揭示了一种更自信的态度。一位忧郁症患者在治愈前所做的最后一个梦是：“我独自一人坐在长板凳上。突然暴风雪来临。幸运的是，我躲开了，我急忙冲向屋里找我的丈夫。然后我帮着他在报纸的广告栏里寻找合适的职位。”患者自己能够解释这个梦。梦清楚地显示了她与丈夫和睦的感觉。最初，她恨丈夫，极度抱怨他的懦弱和缺乏过好生活的进取心。这个梦的意义就是：“与丈夫待在一起，比独自面对危险更好。”虽然我们同意这个患者对她处境的看法，但是她使自己迁就丈夫和婚姻的方式依旧表明，焦虑的亲属习惯给出的某种意见太多余。独自一人的危险被过分强调了，她依然没有准备好与勇气和独立合作。

一个十岁大的男孩被带到我的诊所。他的学校老师抱怨，他以卑鄙和恶毒的手段对待其他孩子。他在学校里偷了东西，把它们放在其他男孩的桌子里，以使他们受到指责。这种行为只在一个孩子觉得有让别人低自己一等的需要时才会发生。他想羞辱他们，来证明他们卑鄙、恶毒，而不是他自己。假如这就是他的方法的话，我们就可以猜到，这种行为肯定是在家庭生活圈中训练出来的，家里一定有某个人是他想羞辱的。十岁时，他曾向街上的一个孕妇扔石头，并因此惹了麻烦。他在十岁时就有可能知道怀孕是怎么回事。我们可能怀疑，他讨厌怀孕，我们难免会想，是否有个弟弟或者妹妹的到来使他不悦。他在老师的报告中被称为“害群之马”。他跟同伴们捣蛋，给他们起外号，讲他们的糗事。他追赶小女孩，甚至还打她们。现在，我们可以认为，有个妹妹与他展开竞争。

我们了解到，他是两个孩子中的哥哥，妹妹四岁。他的母亲说，她很喜欢他的妹妹，一直对她很好。我们很难轻信这种话，这种男孩不可能喜欢他的妹妹。我们后面会看到，我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母亲也声称，她和丈夫的关系很理想。这对于孩子而言是种遗憾。很明显，他的父母对他的任何错误都不负责任。这些错误肯定源于他自己邪恶的本性，源于他的命运，或者源于某个远祖。我们常常听说这些理想的婚姻：这样优秀的父母以及这种讨厌的孩子。教师、心理学家、律师和法官都见证了这些不幸。事实上，理想的婚姻可能对一个男孩而言是种巨大的困难：假使他看到母亲全身心关注父亲，就有可能被激怒。他想独享母亲的关注，怨恨她对其他任何人的任何情感表示。如果幸福的婚姻对孩子不利，而不幸的婚姻对孩子更糟，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使孩子具有合作性，我们必须把他真正地带入婚姻关系中。我们得避免让他只依附于某一方。我们所提的这个男孩娇生惯养，他想吸引母亲的注意。每当他觉得未受到足够关注时，他就在制造麻烦的方向上得到锻炼。

我们在此直接得到确认。母亲从来不自己惩罚这个孩子，她等父亲回家惩罚他。她可能觉得手软，她觉得只有男人才会发号施令，只有男人才有力量处罚。也许她希望使男孩依附于她，并害怕失去他。无论如何，她都训练这个男孩对父亲失去兴趣，不与他合作。摩擦必然在两个人之间形成。我们听说，这位父亲对妻子和家庭付出很多，但由于这个男孩的缘故，他不愿意下班后回家。他惩罚孩子非常严厉，常常打这个男孩。我们被告知，这个男孩并没有不喜欢他的父亲。这是不可能的，男孩不是低能儿。他已学会了巧妙地隐藏自己的感觉。

他喜欢妹妹，但却不和她一块好好玩，他常常打她耳光或者踢她。他睡在餐厅的沙发上：他的妹妹睡在父母房间的小床上。现在，假使我们感同身受，假使我们同情他，父母房间的这张床就会令我们不快。我们正努力去想象、感受和看穿这个男孩的心理。他想独占母亲的注意。妹妹在夜里和母亲贴得很紧。他必须设法让母亲靠近自己。这个男孩的健康状况很好：出生时很正常，哺乳喂养七个月。第一次使用奶瓶时，他就呕吐了。他的呕吐断断续续发作，直到三岁。他的肠胃多半不太好。他现在吃得好，营养也很好，但他对肠胃的兴趣仍然不减。他把它视为一个弱点。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为何向一名孕妇扔石头。他对饮食过于挑剔。如果他不喜欢饭菜，他的母亲就会给他钱，他就出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而他还是会去邻居那儿走动，抱怨他的父母没有给他足够吃的东西。这就是他操作熟练的把戏。情形总是如此，他重新获得优越感的方法就是诽谤他人。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当他来到诊所时所说的梦了。“我是西部的小牛仔，”他说，“他们送我去墨西哥，我拼命寻找出路，回到美国。当一个墨西哥人想来阻止我时，我朝他的胃部踢了一脚。”这个梦的感觉是：“我被敌人困住。我必须努力战斗。”牛仔在美国被视为英雄；他认为，追逐小女孩和踢别人胃部具有英雄风范。我们已看到，胃在他生活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视之为最有价值的部分。他自己曾饱受胃不适之苦，他的父亲也患有神经性胃病，并一直抱怨。肠胃在这个家里被升到了最高的位置。男孩的目标就是去袭击人们最脆弱的地方。他的梦和行为都准确无误地显示了同一种生活风格。他活在梦里。如果我们无法从梦里叫醒他，那么他会以同样的方式生活。他不仅会与父亲、妹妹、小男孩，尤其还会和女孩发生争斗，而且还想试图和阻止他争斗的医生斗争。他的梦冲动会鼓舞他继续下去，做一个英雄，战胜别人。除非他能明白，他正如何欺骗自己，否则将没有什么治疗能帮助他。

我们在诊所里向他解释了他的梦。他觉得他生活在敌对的环境中，想惩罚并阻止他的每个人都是墨西哥人，他们都是他的敌人。下一次他再来诊所时，我们问他：“自从我们上次见面后，发生了什么？”“我做了坏男孩。”他回答。“你做了些什么？”“我追逐小女孩了。”现在这不仅仅是招认了；它还是种吹嘘和攻击。这里是人们努力改进他的一家诊所，而他却坚持他已是坏男孩了。他说：“不要寄希望于任何改进。我会踢你的肚子。”我们拿他如何是好呢？他依然做梦；他依旧与英雄为舞。我们必须减少他从这个角色中获得的满足。“你认为，”我们问他：“你的这个英雄会真正追逐小女孩吗？这难道不是对英雄主义的糟糕模仿？如果你想成为英雄，你就应该追求高大、健硕的女孩。或者也许你根本不应该追逐女孩。”这是治疗的一方面。我们必须让他明白，使他不再渴望延续其生活风格，就像谚语所说的“自讨苦吃”。另一方面就是要鼓励他合作，寻找对生活有用一面的意义。没有人会走向生活的无用一面；除非他担心，如果他仍然站在生活有用的一面，他就会被打败。

一个独自生活、以秘书为职的二十四岁女孩，抱怨她的老板恃强凌弱，这让她忍无可忍。她觉得，她无法交到朋友，并保持友谊。经验使我们相信，如果一个人无法交朋友，原因就在于他想支配别人，他实际上只对自己感兴趣，他的目标就是显示自己人格的优越。她的老板可能也是这种人。他们都想控制别人。当这两种人相遇时，势必会遇到问题。这个女孩是家里七个孩子中年纪最小的，也是家里的掌上明珠。她被昵称为“汤姆”，因为她总想做男孩。这增加了我们的怀疑，她将个人控制和优越感目标等同起来。她认为，成为男性就是去主宰、控制别人，而不是控制自己。她娇小玲珑，但她认为人们喜欢她，是因为她漂亮的脸蛋，她害怕形象受损或者受到伤害。如今，娇小玲珑的女孩发现，让别人印象深刻，控制别人会更容易。这个事实，她相当清楚。然而，她想做男孩，想以男性的方式支配：结果她没有因她的娇小玲珑而洋洋得意。

她的最早记忆是受到一个男人的恐吓。她承认，她仍然害怕窃贼和疯子的袭击。一个想做男性的女孩却害怕窃贼和疯子，这看起来很奇怪；但这实际上并不奇怪。这就是她支配自己目标的无力感。她想生活在她能控制和征服的环境中，她想排除其他所有环境。窃贼和疯子无法受到控制，她想让他们彻底消失。她希望轻而易举就成为男性，如果失败，那么她也想为自己寻找借口。因为对女性角色的广泛不满，正如我所称的“男性抗议”，所以总是存在紧张的气氛——“我是个与女性的种种不利作斗争的男人”。

让我们看看，在她的梦中，是否也能寻觅同样的感觉。她不断地梦到被单独留在家里。她是个被溺爱的孩子：她的梦意味着：“我必须有人照看。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很不安全。别人会袭击我，欺负我。”她不断做的另一个梦就是她丢了钱包。“注意，”她说，“你正身处失去某样东西的危险中。”她根本不想失去任何东西，她尤其不想失去控制别人的能力，但她却只选择了生活中的一件事情，丢失钱包，来代表整体。我们对梦如何通过建立感觉来强化生活风格还有另一种解释。她没有丢失钱包，但她却梦到丢失了，这种感觉就保留了下来。一个更长的梦能帮助我们看清她的态度。“我去一个游泳池游泳，那儿有很多人。”她说，“有人注意到，我站在他们的头顶上，我觉得有人向我尖叫，我身处掉下来的巨大危险之中。”如果我是个雕刻家，我就会以这种方式雕刻她，站在别人的头顶上，把别人作为她的基架。这就是她的生活风格，这里有她想唤起的种种感觉。然而，她认为自己的位置并不稳固，她认为别人也应该意识到她的危险。别人应该小心地照看她，这样她才能继续站在别人的头顶上。她在水里游泳并不安全。这就是她生活的整个故事。她固定了自己的目标：“尽管是个女孩，但仍旧要做男人。”作为最小的孩子，她很有抱负，但她还是想看起来优越，而不是要达到适当的位置。由于害怕失败，她一直追赶着。如果我们要帮助她，我们就必须找到使她接受女性角色的方法，消除她的恐惧和对异性的高估，使她在同伴中感觉到友好和平等。

一个女孩十三岁时，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失去了弟弟。她道出了她的最早回忆：“当时我的弟弟还是个婴儿，开始学习走路，他抓住一把椅子，想站起来，椅子却倒在他身上。”这是另一次意外事故，我们可以看到她深深感觉到世界上的种种危险。“我最常做的梦，”她说道，“非常奇怪。我常常沿着街道走，街上有一处我看不见的洞。走着走着，我掉进了洞里。洞里都是水，一碰到水，我便打个冷颤，醒过来，心跳得非常快。”我们发现，这个梦并不如她自己发现的那般奇怪；但是如果她继续用它来使自己担惊受怕，她就会认为它很神秘，无法理解。这个梦告诉她：“小心。有许多你所不了解的危险。”然而，它告诉我们的还不止于此。如果你在下面，你就不会掉下来。如果她身处坠落的危险之中，那么她必定会猜想，她在别人之上。因此，在最后一个例子中，她说：“我高人一等，但是我总小心翼翼，不至于掉下来。”

我们在另一个例子中会看到，我们是否可以发现同样的生活风格在最初记忆和梦中发挥作用。一个女孩告诉我们：“我记得自己非常喜欢看正在建造的房子。”我们猜测，她具有合作性。一个小女孩不会被期望去参加造房子，但是她能通过她的兴趣显示出她喜欢分担别人的工作。“我是个小孩，我站在很高的窗户边，窗户的玻璃格子靠我如此之近，仿佛就在昨日。”假使她注意到窗户很高，她一定在心里对高和低做了比较。她的意思是：“窗户很大，我很小。”听到她很小，我不会感到奇怪。正是由于此，才让她对比较大小如此感兴趣。她提到自己记得如此清楚，是一种吹嘘。现在，让我们讲述她的梦。“其他几个人和我一起坐在小汽车里。”正如我们所想，她很合作，她喜欢和别人在一起。“我们开着车，开到一棵树前才停下来。大家都下了车，向树林跑去。绝大多人都比我大。”她再次注意到大小的差异。“但是我却及时成功到达，进入了电梯。电梯进入了一个三米多深的矿井里。我们认为，假如我们走出去，我们就会瓦斯中毒。”现在，她描绘了一种危险。绝大多人都害怕某种危险。人类并不非常勇敢。“我们万无一失地走了出去。”你看到了这种乐观的看法。如果一个人很合作，他就总是勇气十足、乐观向上。“我们在那待了一会儿，然后再上来，就迅速跑向小汽车。”我认为，这个女孩总是乐于合作，但她仍然怀有自己一定更高更大的印象。我们在此会发现某种紧张，好像她正踮着脚走路。但是她对别人的喜好以及对共同成就的兴趣，足以使这些紧张销声匿迹了。

第六章 家庭影响

婴儿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开始寻求与母亲联系。这就是他行为的目的。在数月内，他的母亲在他的生活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几乎完全依赖母亲。合作的能力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最初形成。母亲让她的孩子第一次与另一个人联系，第一次对别人而不是对他自己感兴趣。她是他与社会生活联结的首座桥梁；一个根本不会与母亲（或者取代母亲的其他人）联系的婴儿必将死亡。

这种联系如此亲密，而且影响深远，以至往后的数年里，我们都无法指出作为遗传效果的任何特征。每种可能来自遗传的倾向都再次得到母亲的改造、训练、教育以及修正。她的技能或者技能的缺乏，都影响了孩子的所有潜能。我们所指的母亲的技能，只不过是她与自己孩子合作的能力，以及赢得孩子与自己合作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通过规矩就能教育出来的。每天都会出现新的情况。其中有数以千计的点，她都必须应用她的领悟和理解来满足孩子的需要。只有对孩子感兴趣，赢得他的感情，并保护他的利益，她才会游刃有余。

我们可以从她所有的活动中看到她的态度。每当她抱着孩子，四处走动，喃喃自语，给他洗澡，或者喂他，她都有机会使他和自己发生关联。如果她在任务中得不到训练，或者对他们不感兴趣，她就会笨手笨脚，孩子也会抗拒。如果她没有学会如何给孩子洗澡，孩子就会发现洗澡是种不愉快的经验。他试图摆脱她，而不是与她发生联系。她安顿孩子入睡的方式、她的所有活动，以及发出的各种声音都必须手法娴熟。她在照看孩子，留他独自一人时，都必须非常巧妙。她必须考虑整个环境——新鲜的空气、房间的温度、营养状况、睡眠时间、身体习惯以及整洁程度等等。在每种场合中，她都为孩子喜欢她或者讨厌她、愿意合作或者拒绝合作提供了机会。

在母爱的技巧中，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所有的技巧都是长期关注和训练的结果。母爱的准备始于生命的早期。从一个女孩对比她年幼孩子的态度，以及她对婴儿和未来工作的兴趣中，便可看到母爱的第一步。教育男孩和女孩，要让他们从事几乎完全一样的工作，这绝不可取。假使我们要培养出技巧娴熟的母亲，我们就必须用母爱教育女孩，以她们想当母亲并认为这是一种创造性活动的方式教育她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当面对要扮演的角色时，她们也不会失望。

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女性母爱这部分的价值却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假如重男轻女，假使男孩的角色较优越，很自然女孩就不会喜欢她们未来的工作。没人会满足于从属的地位。当这种女孩结婚了，面对自己要有孩子的情况后，她们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示她们的抗拒。她们不愿意，也不准备要孩子。她们不期望有孩子，她们不认为这是一种有趣的创造性活动。这也许就是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但却很少努力去解决它。整个人类社会都与女性对母爱的态度息息相关。几乎在每个地方，女性在生活中的地位都被低估了，并被认为是次要的。即便在童年时期，我们也发现，男孩认为家务活仿佛就是佣人的工作，仿佛他们的尊严要求他们绝不应插手家务活。人们通常不把家务活当作女性的一大贡献，而归之为一种苦差事。如果妇女真的把干家务活当作她感兴趣的一种艺术，她能从中使家属的生活轻松且丰富起来，她就能使之成为与世界上其他工作相平等的一项工作。反过来，如果人们认为这对男性而言是一种下贱的工作，那么当女性抗拒她们的工作，反抗它们，并设法证明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她们没有被赋予发展其能力的机会时，我们就要弄清楚什么从一开始就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的确，能力只有通过社会情感才会形成，但是社会情感要以正确的方式引导它们，而不是通过强加于它们发展的任何外部限制和约束。

只要女性的地位被低估，整个婚姻生活的和谐就会被摧毁。假如孩子在生活的一开始即被给予了一种有利的位置，那么认为对孩子有兴趣是种低下工作的妇女，就无法训练自己所需要的技巧、理解和同情。对自己的角色不满的女性，她的生活目标会阻止她与孩子建立亲密联系。她的目标和孩子们的目标并不一致，她常常忙于证明她个人的优越。为此，孩子自然就成了一种累赘。如果我们追溯生活失败的案例，那么我们几乎总能发现，母亲没有适当地尽到责任：她没有给予孩子一个良好的开始。如果母亲们都失败了，如果她们都不满意自己的工作，对孩子缺乏兴趣，那么整个人类就如临深渊了。

然而，我们不会因为失败而认为母亲有罪。她们没有罪过。也许母亲自身就没有为合作而受过训练。也许她在婚姻生活中很压抑而且不幸福。她对周围的环境感到困惑、焦虑；有时她还会突发无助和绝望的感受。对美满家庭生活的发展还存在种种干扰。如果母亲病了，那么她可能希望与孩子合作，但却感到有心无力。如果她去上班，那么下班回家时，她也许会筋疲力尽。如果经济条件不好，那么饮食、穿着和气氛都会对孩子不利。此外，决定孩子行为的不是孩子的经验，而是他从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当我们探究问题儿童的叙述时，我们看到了他自己与母亲关系中的困境；但是在以更好的方式应对这些问题的其他儿童中，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困境。在此，我们回到个体心理学的基本观点中。对性格的发展而言，并不存在任何理由，但是儿童却会为自己的目标，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并使之成为理由。例如，我们不能说，如果一名儿童营养不良，他就会成为罪犯。我们必须看到他得出了什么结论。

我们很容易理解：假如一位妇女对她的女性角色感到不满，她就会招来许多困难和紧张。我们知道母爱努力的力量。许多研究都清楚地表明，母亲保护孩子的倾向比任何其他倾向都强烈。例如，在动物之中，在老鼠和猿猴之中，母爱的驱力显示得比性或者饥饿驱力更强大；因此，如果必须在这中间选择一种或另一种，那么母爱的驱力会占优势。这种努力的基础并不是性，而是源于合作的目标。母亲常常认为孩子就是身上的一块肉。她通过孩子与整个生活发生联系，她认为自己就是生与死的主宰。从每位母亲身上，我们多多少少都发现了这种感觉，她通过孩子完成了一件创造性作品。我们几乎可以说，她认为自己像上帝一样在创造——从无到有，她创造了一个鲜活的生命。事实上，对母爱的追求只是人类追求优越感（成为像上帝那样的人类目标）的一方面。有一个最清楚的例子可以说明：为了人类的幸福，如何以最深刻的社会情感，将这个目标应用到对别人的兴趣上。

当然，母亲会夸大孩子是身上一块肉的感觉，也会逼迫他以达到自己的优越感目标。她会设法让孩子完全依赖着她，管制他的生活，使他总是依赖于自己。让我引用一个七十岁农妇的例子来做说明。她的儿子，四十五岁，仍然和她住在一起；两个人都同时感染了肺炎。母亲幸免于难，儿子则被送去医院，不幸去世。当母亲得知儿子的死讯时，她回应说：“我早就知道我无法将他抚养成人。”她对孩子的整个一生负有责任。她从未努力使他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渐渐明白，当母亲不去扩大她与孩子的联系，并引导他与其余的环境平等合作时，她犯了多大的错误！

母亲与孩子的关系并不简单，她与孩子的联系甚至不应被过分强调。对于母亲和孩子而言，情况都一样。过分强调一个问题，其他所有问题就会被忽视。即便我们遇到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它就不会得到很好的处理。母亲与孩子、丈夫，以及周围的整个社会生活都有关。这三种联系必须给予同等关注：母亲必须借助常识冷静面对它们。如果母亲只考虑她与孩子的联系，她就无法避免纵容、溺爱他们。她会使他们很难形成独立以及与别人合作的能力。在她成功地让孩子与自己取得联系后，她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将他的兴趣扩大到其父亲身上。假使她自己不对他的父亲感兴趣，那么这项任务会无法完成。她也应当将孩子的兴趣转移到他周围的社会生活中，转移到家中其他孩子、朋友、亲戚以及普通同伴身上。因此，她的任务是双重的。她必须给孩子一个可靠同伴的最初经验，然后她应当将这种信任和友谊扩展开来，直至包括整个人类社会。

假如母亲专注于使孩子对自己感兴趣，他以后就会讨厌使自己对别人感兴趣的所有尝试。他总是会从母亲那寻求支持，对他认为是获取母亲注意的竞争对手充满敌意。他认为母亲对她的丈夫或者家中其他孩子表现出的任何关注都是对自己权益的一种剥夺。这个孩子会形成这种观点：“我的母亲只属于我，不属于任何人。”如今绝大多心理学家都误解了这种情形。例如，在弗洛伊德学派的俄狄浦斯情结中，假设孩子有一种倾向：恋上母亲，就想和她结婚；讨厌父亲，就想杀死他。如果我们了解了孩子的发展趋势，这种错误就绝不会发生。俄狄浦斯情结只会出现在希望获取母亲所有注意并摆脱其他任何人的孩子身上。这是一种征服母亲、完全控制她并使她成为奴仆的渴望。这种情形只会发生在受到母亲溺爱的孩子身上，他们的同伴感绝不包含世界上的其他人。在极少数情况中会出现：始终只与母亲联系的男孩，会使她成为他尝试处理爱情和婚姻问题的中心。但是这种态度的意义是：他无法想象与其他任何人合作，除了母亲。他不相信有其他女人可以成为像母亲一样的臣仆。因此，俄狄浦斯情结始终只是错误训练的一件人造产品。我们无须假设遗传的乱伦本能，或者真正想象，这种畸恋在其起源上与性没有任何关系。

一个被母亲束缚在身上的孩子，当被置身于不再和母亲联系的环境时，麻烦就开始产生了。例如，他上学时，或者在公园里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时，他的目标始终和母亲联系在一起。每当他和母亲分开时，他就满腔愤怒。他总希望缠着母亲，占据她的思想，让她关注自己。有许多种方法，他都可以使用。他可能会变成母亲的心肝宝贝，总是软弱、任性，渴望同情。他可能动不动就会哭泣或者生病，来表明他多么需要人照顾。另一方面，他可能会勃然大怒；为了获得注意，他可能会不服从或者和母亲斗争。我们在问题孩子中发现了成百上千个各种被宠坏的孩子，他们为获得母亲的注意而争斗，抗拒每种来自环境的要求。

孩子很快就会找到他获取母亲注意最有效的方法。受宠的孩子常常害怕被单独留下，尤其害怕独自待在黑暗中。他们并不是害怕黑暗本身，而是用恐惧尝试着使母亲更靠近自己。有一个像这样被宠坏的孩子，他总是在黑暗中哭泣。一天晚上，当他的母亲因他的哭泣回来时，她问他：“你为什么害怕？”“因为很黑。”他回答说。但是他的母亲现在已看到了他行为的目的。“难道我回家后，”她说，“就不黑了吗？”黑暗本身并不重要，他对黑暗的恐惧只意味着他不喜欢与母亲分离。如果这种孩子与他的母亲分开了，他所有的情感、力量和心理能量都会参与到营造他的母亲必须接近他，与他再次联系起来的情境中。他会用尖叫、呼喊、无法入睡或者以其他某种方式惹是生非，来努力使她靠近自己。总是吸引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注意的一种方法是恐惧。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不再关注自己找到恐惧的原因，而是识别它的目的。所有受宠的孩子都经受过恐惧：正是借助他们的恐惧，他们可以吸引注意，将这种情感创建到生活风格中。他们使用它来获取与母亲联系的目标。胆小的孩子也是被宠坏的孩子，并想再度受宠。

有时这些受宠的孩子会做噩梦，并在熟睡时大喊大叫。这是一种众人皆知的症状：但是只要睡眠被认为和清醒相互对立，它就不可能被了解。然而，这是错误的；睡眠和清醒并不对立，而是一种变化。男孩在梦中表现得和白天大致相同。他想改变环境对自己有利的目标影响了他的整个身心。经过一些训练和体验后，他找到了达到目标的最有成效的方法。即使在梦的思维中，和他的目标一致的图像和记忆也进入了心理。一个受宠的男孩，在几次体验后发现，假如他再和母亲在一起，让他害怕的思维就会起很大作用。即使他们长大了，受宠的孩子也经常会做焦虑的梦。在梦中，受惊害怕是获得注意屡试不爽的策略，如今它已成为一种机械化的习惯。

焦虑的这种用法如此明显，以至我们听到一个受宠的孩子不会在夜里惹麻烦，都会非常惊讶。吸引注意的花招名目繁多。一些孩子会发现被褥不舒适，或者叫嚷喝水。另一些人则害怕窃贼或者野兽。一些人无法入睡，直到父母坐在床边。一些人做梦，一些人从床上掉下来，一些人尿床。我治疗过的一个受宠的孩子似乎夜里根本不惹麻烦。她的妈妈说，她睡得很香，不做梦，不半夜醒来，根本不惹麻烦。只有在白天她才会惹麻烦。这令人非常惊讶。我提出吸引母亲注意，使她更靠近的所有病症，这个女孩却没有表现出哪一种。最后，我茅塞顿开。“她睡在哪儿？”我问她的母亲。“睡在我的床上。”她回答说。

疾病常常是受宠孩子的避难所。当他们患病时，他们会比平常更受宠爱。这种孩子在生病后才开始显示出自己是个问题儿童，起初看来是疾病使他成为问题儿童，这是常有的事。然而，事实是，他在康复后想起了患病时他所受到的优待。母亲不再如那时般宠爱他。有时一个男孩会注意到，另一个男孩由于生病而成为注意的中心，他也希望自己生病，甚至会亲一亲生病的孩子，希望能感染上他的病。

一个女孩生病住院四年，非常受医生和护士宠爱。起初，她回到家，受到父母的宠爱。可是几周后，他们的关注减少了。要是她某种想要的东西没有得到时，她就会把手指放进嘴里说：“我一直住在医院里。”她提醒别人她病了，并试图延续让她随心所欲的大好形势。我们在成年人中也会发现同样的行为，他们常常喜欢谈到他们的疾病或者动过的手术。另一方面，曾让父母伤透脑筋的孩子会在一场疾病之后，恢复正常，不再打搅他们，这是常有的事。我们已经看到，器官缺陷是孩子的一种额外负担；但是我们也看到，它们不足以解释性格的不良特征。因此我们会问，器官缺陷的消失就其本身而言与改变有什么关系？一个男孩，家中的次子，因撒谎、偷窃、逃学、残忍以及不听话，给家里惹了很多麻烦。他的老师不知道拿他如何是好，要求把他送进少年管教所。这时男孩生病了。他的髋部患上了结核病，在巴黎的石膏床上躺了半年。当他康复后，他成了家里最乖的孩子。我们无法相信他的病对他起到了这种作用。很快我们就清楚了，改变源于他认识到了以前的错误。他一直以为父母偏爱哥哥，总觉得自己被忽视了。生病期间，他发现自己成了关注的中心，得到每个人的照顾和帮助；因此他非常聪明地放弃了他总被忽视的想法。

也许补救母亲常常犯错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让母亲照看孩子，并把他们送给护士或者有关机构，但这种想法很荒谬。当我们努力寻找母亲的代替者时，我们要寻找扮演母亲角色的人——她自己要像母亲那样对孩子感兴趣。这比训练孩子自己的母亲容易得多。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常常显示出对别人缺乏兴趣：没有人在孩子和他的同伴间架起人际关系的桥梁。有人曾对孤儿院里发育不良的儿童做过实验。他们找来护士和修女给予儿童个人关照；或者把他安置在家里，让家中的母亲如对自己孩子般照看他。只要养母选择适当，结果就显示出巨大的进步。培养这种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为父母和家庭寻找替代者。如果我们将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寻找完成父母任务的其他人。许多失败者都是孤儿、私生子、遗弃儿以及婚姻破裂家庭的孩子，由此可以看出母亲情感和兴趣的重要性。众所周知，继母非常难当，孩子常常和她对抗。问题并非无法解决，我曾看到对此问题的成功解决，但是大多妇女并不了解这种情况。也许在母亲去世后，孩子转向了父亲，并受到他的宠爱。现在他们觉得失去了父亲的关注，开始攻击继母。继母觉得她必须反击，孩子就真的受委屈了。她向他们挑战，他们比从前反抗得更厉害。与孩子的斗争总是一场失败的斗争：他绝不会被打败或者通过战争赢得合作。在这些斗争中，最软弱的方法才会获胜。向他要求某些东西，他会拒绝给予；有些东西无法通过这种方法获得。如果我们认识到合作和爱绝对不会由武力赢得，那么在这世界上，无法估计的紧张和无用努力就会节省下来。

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与母亲同样重要。起初他与孩子的关系不够亲密，他的影响稍晚才会产生。我们已经描述过，如果母亲无法将孩子的兴趣扩展到父亲身上可能造成的某些危险。孩子在他的社会情感发展过程中就可能遭到严重的阻碍。婚姻不美满，对孩子而言，处境就充满危险。他的母亲觉得自己无法把父亲留在家中；她想使孩子完全遵从自己。也许父母双方都会为个人利益而把孩子作为摆布。每个人都希望孩子依附于自己，比对方得到更多的爱。如果孩子发现了父母之间的分歧，他会手法娴熟地让他们相互争斗。结果，从竞争中可以看到谁更善于管理孩子，或者谁更宠爱他。这种氛围中的孩子，是不可能训练去展开合作的。他所体验的别人间的初次合作就是父母间的合作；如果父母间的合作不充分，那么他们也无法希望能教他们的孩子如何合作。孩子对婚姻和异性同伴的最初印象来自父母的婚姻生活。不美满婚姻中的儿童，除非他们的最初印象被纠正过来，否则就会在悲观的婚姻观念下成长。即便长大成人后，他们也会觉得婚姻注定要结局不幸。他们试图避开异性，或者他们确信在这条路上不会取得成功。如果他父母的婚姻不是和睦的社会生活，不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也不为社会生活做准备，那么孩子会受到严重的阻碍。婚姻的意义在于两个人共同谋求彼此、孩子以及社会的幸福；如果它在任何一方面都失败了，它就无法和生活的要求协调一致。

因为婚姻是一种伙伴关系，所以没有哪个人是至高无上的。这一点值得详加探讨，而非老生常谈。在家庭生活的所有行为中，并不需要运用权威。如果其中有个成员特别突出，或者受到更多关注，那会非常不幸。假使父亲脾气火爆，试图控制其他家庭成员，那么男孩们会从对男人的预期中得到一种错误的观念。女孩则更受其害。她们在后来的生活中把男人描述为暴君。婚姻对她们而言似乎是一种征服和奴役。有时她们寻求以反常的方式保护自己免受异性的伤害。假使母亲控制欲强，对其他成员絮叨，情形就会逆转过来。女孩们有可能会模仿她，变得尖酸刻薄。男孩们则总是自我防御，害怕批评，伺机征服她们。有时，不只有母亲专横，而且姑姑和阿姨都加入进来管制他。他变得保守，不想前进，也不参与社会生活。他担心所有的妇女都同样絮絮叨叨，吹毛求疵。他想对全体女性敬而远之。没人喜欢受批评，但是假如个人把它作为躲避批评的主要生活兴趣，那么他与社会的关系就会受到干扰。他看待每件事，只依照自己的统觉图式来判断：“我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那些把与别人的关系看作失败或者胜利机会的人，是不可能获得友谊的。

寥寥数语便可总结父亲的任务。他必须证明自己是妻子、孩子以及社会的好伴侣。他必须以良好的方式应对生活的三个问题——职业、友谊以及爱情。他必须以平等的立场与妻子展开合作，照顾并保护好家庭。他不应忘记，妇女在家庭生活的创造性方面所起的作用无人能比。父亲的作用不是赶走母亲，而是与其一道工作。尤其对于金钱事宜，我们应该强调，即便家庭的经济支持依赖于他，这依然是共同的事务。他绝不应让它看起来是他在给予，别人在接受。在美满的婚姻中，男人养家糊口只不过是家庭劳动分工的结果。许多父亲利用他们的经济地位作为管制家庭的一种方法。家中不应有管制者，每个场合都应避免不平等的感觉。每一位父亲都应该意识到，我们的文化过分强调男人的特权地位，结果在婚后，妻子在某种程度上就害怕被控制，害怕低人一等。他应该了解，不能因为妻子是女性，不会以他供给家庭的方式支持家庭，就认为妻子不如自己。如果家庭生活是真正的合作，不论妻子是否挣钱支持家庭，那么谁挣钱、钱归谁不是问题。

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如此重大，以至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关注他，要么视父亲为偶像，要么视其为最大的敌人。惩罚，尤其是体罚，对孩子总有伤害。不以友善的方式实行的任何教育都是错误的教育。非常不幸的是，惩罚孩子的任务经常落在父亲的身上。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何不幸。首先，它使母亲有这样一种信念，即女性无法真正教育孩子，她们实际上是需要强力支援的弱者。如果母亲告诉她们的孩子，“等你父亲回来处罚你”，她等于是在暗示他们，要把父亲作为最终权威和生活中的实权人物。其次，它破坏了孩子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使得孩子害怕父亲，而不觉得他是一位好朋友。如果一些女性自己惩罚孩子，也许她们就会害怕失去对孩子的情感控制，而解决的方法并不是把惩罚委托给父亲。孩子不会因为她召来了一位帮助她的执行者，就对她少点责备。许多女性依然运用“告诉父亲”的威胁作为迫使孩子顺从的手段。这些孩子对男性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会作何感想呢？

假使父亲有效地处理了生活中的三个问题，那么他会成为家庭整体的一部分，就是位好丈夫、好父亲。他必须与别人相处融洽，才会结交朋友。如果他交了朋友，他就已使家庭成为周围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他就不会孤单，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家庭之外的影响也会渗透进来，他向孩子展示社会情感和合作之道。然而，如果丈夫和妻子各有不同的朋友，就会存在真正的危险。他们应该生活在同一社会中，避免因友谊而分离。当然，我并不是指，他们应该长相厮守，互不分离；而是在共同生活的道路上，不存在什么困扰。例如，假使丈夫不想把妻子介绍给他圈子中的朋友，那么这种问题就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社会生活的中心便在家庭之外了。他们应该认识到，家庭是更大的社会中的一个单元，家庭之外还有值得信赖的人和同伴，这对孩子的发展非常有价值。

如果父亲与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相处融洽，那么这对于培养他的合作能力而言就是一个好兆头。当然，他必须离开家庭，独立自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应不喜欢亲朋好友，与他们决裂。有时两个人仍依赖父母的时候就结了婚，他们会过分重视与原来家庭的联系。当我们谈到“家”这个概念时，他们就会提到父母的家。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的父母依然是家庭的中心，他们就无法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庭。这就是与每个人有关的合作能力的问题。有时，男方的父母猜疑嫉妒，想知道有关儿子生活的所有情况，并给新家庭造成了很多困扰。他的妻子就会觉得，她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并对公公婆婆的横加干涉非常愤怒。当男方不顾父母的反对而结婚时，这种情况就特别容易发生。他的父母可能错了，也可能是对的。在儿子结婚前，如果他们对婚姻不满，可以表示反对；一旦儿子结了婚，他们面前就只有一条路——他们必须尽全力保障儿子婚姻的美满。如果家庭差异无法避免，丈夫就应该理解这些困难，而不用忧虑。他应当把父母的反对视为他们的错误，尽力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对丈夫和妻子而言，也无需屈从他们的父母的意愿；但是假如彼此相互合作，妻子也觉得公公婆婆为他们的幸福和利益着想，而不是为个人私利，事情显然就简单很多。

每个人最明确期望父亲要行使的职责就是解决职业问题。他必须受过职业训练，必须能够供养自己，支持家庭。在这方面，他可能得到妻子的帮助，也许以后还要得到子女的帮助。但是在我们现今的文化条件下，经济责任主要落在男人的肩上。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在于：他必须努力工作，勇气十足；他必须了解他的职业，明白其利弊；他必须能够与别人在职业上展开合作，得到他们的好评。他以自己的态度帮助孩子准备面对职业问题的方法。因此，他应该知道成功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条件——寻找有益于整个人类并且有所贡献的职业。然而，他是否认为自己的职业有用，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职业本身应当有用。我们不必听信他的只言片语。如果他认为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不免就是个遗憾。但是如果他所做的工作同时对人类共同幸福有所贡献，就不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了。

我们现在要谈论的是爱情问题的解决方法——缔结良缘，营造幸福、有帮助的家庭。对丈夫的主要要求就是，他应该对伴侣感兴趣。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是否感兴趣，这一点很容易看清。如果他感兴趣，他就会爱屋及乌，使另一个人的幸福成为自己自发的目标。不只是这种情感可以证明兴趣，其他许多情感也可被我们作为一切安好的充分证明。他必须和妻子志同道合；他必须努力使生活更轻松，使她更富有；他必须乐于取悦她。只有当两个人将共同的幸福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时，才会产生真正的合作。每一方理应都对另一方的兴趣更甚自己。

丈夫在孩子面前不应向妻子表露情感太露骨。的确，夫妻之间的爱和他们对孩子的爱不好相比。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感，任何一种情感都不会减少另一种。但是如果父母彼此过分亲昵，孩子有时就会觉得自己的地位降低了。他们开始嫉妒，希望制造纠纷。性伴侣关系应该予以严肃对待。因此，父亲对男孩，母亲对女孩解释性问题时，他们就应该只谨慎地解释孩子希望知道的，在其发展阶段可以理解的知识，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提供信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趋势，想对孩子解释更多他们无法适当掌握的信息，提起他们对未准备好东西的兴趣和感觉。性问题通过这种方式被弱化了，并被认为只是鸡毛蒜皮之事。这种趋势不比过去对孩子不诚实、隐瞒性知识来得高明。父母最好要明白孩子想知道什么，回答他正在思考的问题，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强迫他接受我们认为每个人应该了解的。我们必须要获取他的信任，让他觉得我们会与他合作，并愿意帮他找出问题解决之道。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不会错得太离谱。偶尔，有些父母也担心，他们的孩子会从同伴那听到有害的性解释，这一点道理也没有。在合作和独立性方面经过良好训练的儿童，绝不会听信朋友的片面之词。孩子在这些事情上比他们的长辈更加细致。“道听途说”也绝不会伤害到不准备接受错误观点的孩子。

在如今的社会中，男性有更多的机会去体验社会生活，了解社会制度的优劣，以及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道德关系。他们的活动区域仍然比女性大。因此在这些问题上，降临在父亲身上的重任就是担当妻子和孩子的顾问。他不应吹嘘自己丰富的经验，并趁机予以利用。他并不是家庭教师。他应该向朋友那样给出建议，即使别人赞同他，他也要避免得意忘形，引起反感。如果未受过良好合作训练的妻子有反抗，他就不应坚持自己的观点或者使用权威，而是要寻找减少抗拒的方法。他是无法通过争斗而获得成功的。

金钱不应被过分强调，或者成为争执的话题。不挣钱的女性通常比丈夫更敏感，如果指责她们浪费，她们就会感到深受伤害。经济事宜应在家庭能力的范围内，以合作的方式予以处理。妻子和孩子不应利用他们的影响力迫使父亲付出更多他所能提供的。从一开始，大家应该就开支问题取得一致，以免有人感到依赖或者受到虐待。父亲不应认为，他只靠金钱就能保证孩子的未来。我曾读过美国人写的一本小册子，书中描述了一个白手起家的富人，希望子孙后代免受贫穷和匮乏之苦。他去请教一位律师，问他如何做到这一点。律师问他，几代人富裕才能满足他。他回答说他认为可以成功延续到第十代。“是的，你能做到。”律师说，“但是你可知道，第十代子孙中的每个人都有超过五百个祖先。五百个其他家庭都可以宣称是他的祖先。那么，他还是你的后代吗？”我们在此可以看到另一个例子，无论我们为子孙做什么，其实我们都在为整个社会做贡献。我们无法逃避与同伴之间的联系。

如果家中没有权威，那么真正的合作必定会出现。父亲和母亲要齐心协力，就孩子教育有关的问题达成一致。至关重要的是，父亲或者母亲都不应该在孩子中间表现出某种偏爱。偏爱的危险绝非夸大其词。几乎童年时期的每一次沮丧都源自别人得到的偏爱。有时，这种感觉根本不正确，但是有真正的平等就不会让其有发展的机会。如果男孩比女孩更受偏爱，女孩心中的自卑情结就几乎不可避免。孩子们都非常敏感，即使一个很好的孩子也会由于怀疑别人得到宠爱，而在生活中采取完全错误的方向。有时，某个孩子成长更快，或者比别人更讨人喜欢，父母就很难不向这个孩子表示更多的喜爱。父母应该有足够的体验和技巧以避免显露任何这种偏爱。否则发展良好的孩子会使其他孩子相形见绌、灰心丧气。他们开始嫉妒、怀疑自己的能力，合作的能力也因此受挫。光说没有这种偏爱是不够的。父母还必须观察孩子的心中是否对这种偏爱存有怀疑。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家庭合作另一个同等重要的部分，即孩子之间的合作。如果孩子们感觉不到平等，他们就绝不会对社会兴趣有充分的准备。如果女孩和男孩都感觉不到平等，两性间的关系就会继续出现重大的困难。许多人会问：“同一个家庭的孩子为何差异如此之大？这是怎么回事？”一些科学家试图将其解释为不同遗传的结果；但我们却认为这是一种迷信。我们可以把孩子的成长比喻为幼苗的成长。如果一片树木种在一起，那么事实上每棵树都有不同的处境。如果一棵树由于得到阳光和土壤的更多滋养而长势迅速，它的壮大就会影响其他所有树木的生长。它遮蔽了其他树木的阳光，它的根四处延伸，吸走了它们的营养。其他树则营养不良，长得矮小。某个成员过于突出的家庭也存在类似情形。我们已经知道，父亲和母亲都不应占据家中的统治地位。如果父亲非常成功或者很有天赋，那么孩子常常会觉得，他们永远无法和他相提并论。他们变得灰心丧气：他们对生活的兴趣受到了阻碍。由于这个原因，名门之后时常让他们的父母和社会上的其他人大为失望。孩子没有看到超越他们父母的任何方式。如果父亲在职业上非常成功，那么他绝不应该在家中过分强调自己的成功，否则孩子的成长就会受到阻碍。

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孩子自身。如果有个孩子发展尤其突出，他就很可能获得绝大多注意和好感。对他而言，这是令其愉快的环境，但是其他的孩子却对这种差别待遇非常憎恨。没有人会不讨厌、不愤怒，就愿意忍受低人一等的地位。这样优秀的孩子会伤害其他所有人，其他人则会在饱受精神匮乏的状况下成长，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他们不会停止追求优越感，因为这种追求不会停息。然而，他们的追求会转向其他可能不现实或者对社会没有用的方向。

个体心理学在儿童的出生顺序的利弊上，为研究工作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假设父母二人合作良好，并尽全力培养子女。可是每个孩子在家中的地位差别仍然很大，每个孩子也因此在全新的环境中长大。我们必须再强调，家中两个孩子所处的环境绝不相同；每个孩子都会在自己的生活风格中，显示出自己尝试适应特殊环境的结果。

每一个长子都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独处时光，在第二个孩子出生时，他要突然迫使自己适应新环境。长子通常都受到大量的关注和宠爱。他已习惯了成为家庭的中心。突然，情形直转急下，未作任何准备，他就发现自己被赶离了中心的位置。另一个孩子出生了，他不再独一无二了。现在他必须与竞争对手分享父母的关注了。改变总是影响巨大。我们常常在问题儿童、神经症患者、罪犯、酒鬼以及堕落者等这些人中发现，他们的困难是在这种环境下开始的。他们是长子，对另一个孩子的到来感触很深；他们被剥夺的意识铸成了他们的整个生活风格。

其他孩子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丧失位置；但是他们可能不会感觉如此强烈。他们已与另一个孩子有过合作体验，他们不再是照顾和关心的唯一对象了。对于长子来说，这是一次彻底的改变。如果他确实在新孩子到来后受到忽略，那么我们无法期望他轻易接受环境。即使他心怀怨恨，我们也不能怪罪他。当然，如果他的父母使得他确信他们的情感，如果他了解了自己的处境很安全，最重要的是，如果他已准备好迎接弟弟或妹妹，并受到训练如何在照顾中进行合作，那么危机便会消失，而没有不良后果。通常，他都没有做好准备。新宝宝的确从他那儿夺走了关注、关爱以及赞赏。他开始设法把母亲拉回身边，并思考如何再次获得关注。有时我们会看到母亲在两个孩子间犹豫不决，每个人都努力比另一个人占有母亲更多的关注。长子更善于运用武力，并想出新伎俩。我们可以猜想他在这些环境中会怎么做。假如我们处在他的环境中，追求他的目标，我们就会做得像他一样。我们会设法使母亲发愁，与她争斗，形成她无法忽略我们的特性。他也会这么做。结果是，他使母亲失去了耐心。他以最粗野的方式，极尽所能地争斗。他的母亲对他惹来的麻烦精疲力竭；现在他才真正开始体验到不再被人爱的滋味了。他为了得到母亲的爱而争斗，结局却是失去了它。最初被冷落一旁只是他的感觉，而现在他的行为使他真的被冷落一旁。他觉得自己言之凿凿。“我明白，”他想，“别人都错了，我才是对的。”这就好像他深陷囹圄：他越挣扎，他的处境就越糟糕。他对自己处境的看法一直都得到证实。当一切事件都已表明他是有道理的时候，他又如何放弃争斗呢？

在这种争斗的每一个个案里，我们必须探究个体所处的环境。如果母亲反击他，这个孩子就会变得暴躁、粗野、挑剔而且不服从。当他反抗母亲时，父亲常常就会给他恢复原来讨人喜欢地位的机会。他开始对父亲感兴趣，设法赢得他的注意和情感。年长的孩子通常都偏爱父亲，站在他们这一边。我们可以肯定，孩子偏爱父亲属于第二阶段：最初他依附于母亲，但是现在她失去了孩子的情感，孩子转向了父亲，以此责备母亲。如果孩子偏爱父亲，我们便知道他曾遭遇悲剧。他觉得被忽视，不受重视。他无法忘怀，整个生活风格也建立在这种感觉之上。

这种争斗会持续很长时间，有时会历经一生。孩子一旦学会了争斗和抵抗，他就会在各种环境中继续争斗。也许他找不到兴趣相投的人。然后他变得绝望，料想他不可能赢得情感了。接着我们就发现这种特性：满腹牢骚，畏缩保守，无力与别人合作。这种孩子把自己训练得离群索居。他的所有行动和表达都指向了过去，即他是关注中心的那段业已消失的时光。由于这个缘故，最大的孩子通常以某种方式表现出对过去的兴趣。他们喜欢回顾过去，谈论过去。他们是过去的眷念者，对未来感到悲观。有时，失去权力、掌管自己小天地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懂得权力和权威的重要性。当他长大后，他喜欢搬弄权威，并夸大规则和法律的重要性:每件事都依照规则办事，任何规则都不能随意改变；权力应该掌握在授权者手上。我们可以理解，童年时期诸如此类的影响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如果这种人为自己谋划了好职位，他就总是怀疑别人会迎头赶上，意图把他赶下来，取代他。

长子的地位虽然会造成特殊问题，但是如果处理得当，也会转化为优势。如果在次子出生后，他已学会了合作，他就不会遭受伤害。在这些长子中间，我们发现有许多人形成了保护并帮助别人的品质。他们学会了模仿父亲或者母亲；他们常常对年幼的孩子扮演父母的角色，照顾他们，教育他们，让自己对他们的幸福负责。有时他们会形成善于组织的非凡才能。这都是有利的例子，尽管保护别人的品质可能被夸大为让别人依赖自己并控制他们的欲望。以我个人在欧洲和美国的经验看来，我发现绝大部分问题儿童都是长子，紧随其后的是幼子。有趣的是，这些极端的地位造成了极端的问题。我们的教育方法仍没有成功解决长子的这种困难。

次子则处于截然不同的位置，一种和其他孩子无法比较的位置。从出生开始，他就与另一个孩子分享关注；因此他比长子更易于合作。在他的环境中，有更多的人；如果长子不和他争斗，不排挤他，那么他的处境会很好。有关他处境的最重要的事实是一些不同之处。在整个童年时期，他都有个领跑者。总有个在年龄和成长方面都领先他的孩子。于是他受到激励施展浑身解数，迎头赶上。典型的次子是很容易辨认的。他表现得好像在参加一场比赛，有人领先一两步，他得赶紧超过前面的人。他始终要全力追赶。他不断地训练以超过并征服哥哥。《圣经》给了我们许多奇妙的心理学暗示，典型的次子在雅各布的故事中得到生动的描绘。他希望成为第一，取代以扫的位置，打败以扫并超过他。次子被落后的感觉激怒了，他努力奋斗超越别人。他常常获得成功。次子通常比长子更具才华，也更易成功。在此，我们无法猜测遗传对这种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如果他前进得更快，这就是他更努力的缘故。即便他长大了，离开了家庭圈子，他也会常常充分利用领跑者，将自己和他认为占据更有利位置的人进行比较，并设法超过他。

我们不仅在清醒的生活中看到这些特性，它们在人格的所有表达中也都留有印记，在梦中也很容易发现它们。例如，长子常常做坠落的梦。他们处于优势地位，但却不相信自己可以保持优越。另一方面，次子常常描绘自己在比赛。有时，梦中的这种追赶足以让我们猜测这个人就是次子。

然而，我们要说，在这一方面没有固定的规则。表现得像长子的不只是长子本人。我们要考虑的是整个环境，而不只是出生顺序。在一个大家庭中，较晚出生的孩子有时也会处在长子的位置中。例如，也许有两个孩子接连出生，一段时日以后第三个孩子也出生了，接着又生了两个孩子。第三个孩子可能表现出长子的所有特征。因此，次子也会如此。在第四个或第五个孩子出生后，典型次子也可能出现。两个孩子一起长大，而与其他孩子分开，他们就会显示出长子和次子的特征。

有时长子会在比赛中落败，那么你会发现长子出了问题。有时他可以保住自己的位置，排挤弟弟(妹妹)，那么次子会出现问题。当他是个男孩，第二个孩子是女孩时，他的处境会非常困难。在如今的情形下，他冒着被女孩打败的风险，他可能会觉得这是严重的耻辱。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之间的紧张程度，比两个男孩或者两个女孩之间的紧张程度更高。女孩在这种争斗中就其本性而言更受青睐；到了十六岁，她在心理和身体上都比男孩发展得快。年龄稍大的男孩就放弃了争斗，变得懒散，灰心丧气。他到处寻觅诡计，运用不正当的征服手段，例如吹嘘或者撒谎。我们几乎可以担保，女孩将会在这种情形下获胜。我们将会看到，男孩使用各种错误的方法，女孩则轻松地解决问题，并且进步惊人。这些困难都可以避免，但事先要知道危险所在，在危险到来之前采取各种措施。只有家庭成为平等的整体，成员之间合作，没有对抗意识，不让孩子毫无根据地认为他有敌人并花费时间争斗，这样才会避免严重的后果。

所有其他孩子都有弟弟（妹妹），所以也都可能被赶下来，但只有幼子不会被赶下来。他虽没有弟弟（妹妹），却有很多领跑者。他总是家里的宝贝，也可能最受宠爱。他面临受宠孩子的种种困难，但是由于受刺激太多，由于有众多的竞争机会，幼子常常以特殊的方式成长，跑得比其他孩子都快，并且战胜了他们所有人。幼子的处境在人类历史中并没有改变。在人类最古老的故事中，我们已记载了幼子如何超越年长者。在《圣经》中，征服者总是幼子。约瑟夫以幼子的身份长大成人。本杰明在约瑟夫出生后十七年降生了，但是本杰明对他的成长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约瑟夫的生活风格完全是典型幼子的生活风格。他总是宣称自己的优越，甚至在梦里也如此。别人必须向他鞠躬行礼，他使他们相形见绌。他的兄弟都很了解他的梦。这对他们而言并不困难，因为他们跟约瑟夫在一起，他的态度已足够清楚。约瑟夫在梦里唤起的感觉，他们也感受到了。他们害怕他，想避开他。然而，约瑟夫还是从最后成为了第一。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成了顶梁柱，支撑整个家庭。幼子常常是家中的顶梁柱，这并非偶然。人们都已知晓这一点，并讲述了许多幼子的故事。事实上，他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得到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帮助；有许多事可激起他的雄心壮志和努力，没有人在背后攻击他或者分散他的注意。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第二大比例的问题儿童来自幼子。这种现象的原因通常就在于，整个家庭都宠爱他们。受宠爱的儿童永远无法独立。他丧失了凭自身努力获得成功的勇气。幼子总是野心勃勃，但所有最富野心的孩子都是懒惰的孩子。懒惰加上丧失勇气便是野心勃勃的标志；野心太大以致个体看不到实现的希望。有时幼子不愿承认任何一种野心，但这是因为他想在各个方面都超越别人，他希望不受限制，独一无二。从幼子可能遭受了自卑感看来，这一点很容易理解。环境中的每一个人都比他年长、强壮而且经验丰富。

独生子也有自己的问题。他有一个竞争对手，但他的对手并不是哥哥或者姐姐。他竞争的感觉针对他的父亲。独生子受到母亲的宠爱。她害怕失去他，想让他保持在她的关注之下。他形成了所谓的“恋母情结”。他被系在母亲的围裙带上，想把父亲逐出家庭圈子之外。如果父亲和母亲协办合作，让孩子对他们两个人都感兴趣，那么这种情形或许可以得到阻止。但是，绝大部分父亲对孩子的关注都不及母亲。长子有时和独生子非常相像：他们都想征服父亲，都喜欢比自己年长的人。长子常常害怕得要命，唯恐继他之后还有弟弟（妹妹）。家庭的朋友常说：“你应该有个弟弟或者妹妹。”他非常讨厌这种期待。他始终想成为关注的中心。他真的觉得这就是他的权利，假使他的位置受到挑战，他便认为这是巨大的不公。在以后的生活中，只要他不再是关注的中心，就会遇到很多问题。他成长的另一种危险在于他生于一个胆小的环境。如果他的父母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生育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解决独生子的问题。但是在想多生孩子的家庭中，我们也会发现这样的独生子。父母们胆怯、悲观。他们觉得自己无法解决多个孩子的经济问题。家里充满了焦虑的气氛，孩子也叫苦连天。

如果孩子出生时间相距太大，每个孩子就都会有一些独生子的特征。这种情形并不十分有利。常常有人问我：“你认为家中孩子间最理想的年龄差距是多少？”“孩子们是应该一个接一个生，还是应该相隔很长时间？”以我的经验看来，我认为最理想的间隔是三年。如果在三岁时，较小的孩子出生了，他就可以展开合作了。他很聪明，足以明白家中不止一个小孩。如果他只有一岁半或者两岁，我们就无法和他讨论；他也无法理解我们的观点。因此，我们无法为他准备即将到来的事。

在全是女孩的家中长大的独生男孩要度过一段艰难的时光。他生活在全是女性的环境中。父亲绝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他只见到母亲、姐姐和仆人。他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孤独地成长。一旦女性们联合起来攻击他，情形更会如此。她们认为，她们必须一起教育他，或者她们想证明，他没有什么理由自以为是。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对立和竞争。如果他排行中间，他就可能处于最糟糕的位置——来自前后的攻击。如果他是长子，他便处于一个非常敏锐的女性竞争者紧随其后的危险之中。如果他是幼子，他就被当成了“宠物”。女孩群中的独生男孩并不是人人都非常喜欢的。如果有孩子们共同参与的社会生活，他在其中与其他孩子交往，那么问题便迎刃而解。否则，他被女孩围绕着，就会表现得像个女孩。清一色的女性环境和男女混合的环境截然不同。如果房间布置并不标准，而是根据人们的喜好装点，那么你可能认为，女性居住的房间会是整洁有序的，房间的色调也会精心选择，细枝末节也都格外注重。而男性和男孩居住的房间则不那么整洁，里面可能充满了更多的混乱、喧闹和破旧的家具。女孩群中的这种男孩成长中会带有女性口味以及女性化的生活观。

另一方面，他可能强烈地反对这种氛围，非常重视男子气。然后他就总是自我戒备，尽力不受女性的控制。他会觉得，他必须肯定自己的不同以及优越。因此，紧张总是存在着。他的成长朝极端方向发展，他训练自己要么非常强壮，要么非常软弱。这是一种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情形。它并不是每天都会遇到的。在我们详述之前，必须考察更多的案例。与此极为类似的是，男孩群中的独生女孩成长时则带有非常女性化或者非常男性化的气质。在生活中，她不断地受到不安全感和无助感的纠缠。

每当研究成年人时，我就会发现，童年早期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会持续一生。家庭中的位置在生活风格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长中的每个困难都源于家庭中的对抗以及缺乏合作。如果我们环视自己的社会生活，并问起对抗和竞争为何是最明显的一面——事实上，不仅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而且在整个世界中，那么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们都在四处追求成为征服者、战胜或者超越别人这个目标。这个目标是童年早期训练的结果，也是觉得自己不是家中平等一员的孩子努力对抗和竞争的结果。我们只有训练孩子更好地合作，才能摆脱这些不利。

第七章 学校影响

学校是家庭的延伸。如果父母能够训练他们的孩子，让他们适当地解决生活问题，也就无需学校教育了。在其他文化里，经常有孩子几乎完全在家里训练。手艺人手把手培养儿子，教他们从父辈传承下来的技术和实际经验。然而，我们当今的文化对我们提出了更复杂的要求，所以学校有必要来减轻父母的负担，继续他们已开始的工作。社会生活需要它的成员接受比我们在家中给予他们的更高程度的教育。

在美国，学校还没有经历欧洲已经经历过的许多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我们有时仍然会看到权威式传统的残垣断壁。在欧洲教育史里，最初只有王公贵族才能接受教育。他们曾被认为是社会中唯一有价值的一群人；别人则被期许安守本分，默默无闻。后来，社会限制扩大了。教育由教会机构掌管，只有少数经过挑选的人才会接受宗教、艺术、科学以及专业学科的教育。

当工业技术开始发展后，这些教育形式就相当不足了。争取更广泛的教育是场持久战。乡村和城镇的学校校长通常都由工匠和裁缝担任。他们手握棍棒教育孩子，教育的结果非常糟糕。只有教会学校和大学才讲授艺术和科学，有时甚至国王都不会阅读和写作。如今，连工人都有必要学会阅读和写作，做加减运算以及绘画。众所周知的公共学校也得以建立。

然而，这些学校总是根据政府的政策而建造的。当时政府的目的在于培养顺从的民众，训练他们维护上层阶级的利益，并能当兵作战。学校的课程都服从这个目标。我记得奥地利有段时间还部分保留这种情形：对平民阶层的训练就是使他们服从，让他们从事适合其地位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教育越来越多的弊端。自由的思想开始形成，工人阶级变得更强大，要求也更高。公共学校让他们适应这些要求。时下最流行的教育理念是，我们应该教会孩子为自己着想，给予他们熟识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机会，分享所有人类文明，并对其有所贡献。我们不再希望只教孩子挣钱或者在工业体系中获得一个职位。我们需要同伴。我们需要的是在文化的共同工作中平等、自立和负责任的合作者。

不管他们是否了解，所有建议学校改革的人，都在寻找一种方法以增加社会生活的合作程度。例如，性格教育所要求的目的即在于此；如果我们理解这一点，那么这显然是正确的要求。然而，就总体而言，教育的目的和技术还未被完全理解。我们必须寻找许多教师，他们不仅为赚钱而训练孩子，而且要以有益于人类的方式工作。他们必须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必须接受训练来完成它。性格教育仍旧处在尝试阶段。我们必须将教条置之度外——迄今为止，性格教育中还没有任何严格、制度化的尝试。然而，即使在学校里，结果也不甚理想。在家庭生活中有过失败的儿童来到学校，尽管得到了所有告诫和劝告，但他们的错误并没有减少。因此，除了训练教师去理解并帮助在校学生的成长以外，别无他法。

这就是我大部分的工作。我认为，维也纳许多学校已领先于其他地区。在别的地方，虽然也有精神病学家查看孩子，给他们建议，但是除非教师同意并且了解如何实施这些建议，否则优势又在哪儿呢？精神病学家每周查看孩子一次或者两次——也许甚至每天一次——但是他并非真正知道来自环境、家庭、家庭以外以及学校本身的影响。他写了一个便条，说孩子应该改善营养或者接受甲状腺治疗。也许他给了教师暗示，这个孩子需要个别指导。然而，教师却不知道这个处方的目的，对避免错误也没有经验。除非他自己了解孩子的个性，否则他无能为力。我们需要精神病学家和教师间进行最密切的合作。教师必须知道精神病学家所知道的一切，以便在讨论完孩子的问题后，他才可以独自进行工作，而无需进一步的帮助。如果出现任何始料不及的问题，他就应该明白要做什么，就如同精神病学家在场一样。最实用的方法可能就是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比如我们在维也纳所建立的。我将在本章的结束部分描述这种方法。

当孩子第一次上学时，他会面对社会生活的新考验。这种考验会揭示他成长中的各种错误。现在，我们必须在比从前更广阔的场合下合作，如果他在家里受到宠爱，也许他就不愿离开受到庇护的生活，加入其他孩子的行列。这样，我们就能看清受宠孩子上学第一天里社会情感的种种限制。他可能会哭泣，希望被带回家。他对学校的工作和教师都不感兴趣。他不听老师说的话，因为他总是想着自己。假如他继续自顾自己，他就仍然会在学校里名落孙山，这一点很容易看清。父母常常告诉我们，问题儿童在家里不惹是生非；但是一上学问题就出现了。我们怀疑，儿童觉得自己在家里处于一个特别有利的环境之中。家里对他没有任何考验，成长中的错误就体现不出来。然而，一上学，他就不再受到宠爱，他觉得这种情形是种挫败。

有个孩子，自上学第一天起，除了嘲笑教师的一举一动之外，就无所事事。他对任何学校工作都不感兴趣，有人认为他肯定是低能儿。当我看到他时，我对他说：“大家都想知道你为什么总是嘲笑学校。”他回答说：“学校就是父母编出来的一个笑话。他们把孩子送到学校，愚弄他们。”他在家中总是受到嘲弄，他认为每一处新环境都是针对他的新笑话。我向他指明，他过分强调保护自己尊严的必要性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来愚弄他的。结果，他使自己对学校的工作产生兴趣，并取得很大进步。

学校教师的工作就是注意孩子的困难，纠正父母的错误。他们发现一些孩子已准备好面对这种更广阔的生活。他们已在家中受过训练，使自己对别人感兴趣。有些人则未做好准备。当个体对问题未做好准备时，他就会犹豫不决或者畏缩不前。每个落后但又不是低能儿的孩子，面对社会生活的适应问题时都会犹豫不决，而教师则处在帮助他应对新环境最好的位置。

但是教师要如何帮助他呢？教师必须做母亲应该做的事——和孩子联系在一起，对他感兴趣。孩子对整个未来的适应取决于对孩子的兴趣。教师绝不能对严厉或者惩罚感兴趣。如果一个孩子来到学校，发现很难与教师和同伴沟通，那么成人所做的最糟的事就是批评、指责他。这种方法只是非常清晰地表明，他讨厌学校是对的。我必须承认，如果我自己是个在学校总受责骂和指责的孩子，我就会尽可能分散对教师的注意。我会寻找进入新环境、避开学校的方法。大多逃学、视学校为令人不快场所的学生，都是坏学生，装出很傻、很难对付的样子。他们其实并不笨。他们常常在找借口不去上学或者伪造父母的信件时，表现出极高的天分。然而，在校外，他们也发现了在他们之前就已逃学的其他学生。他们从这些同伴中获得了比在学校里得到的更多的理解。他们对自身感兴趣，证明自身有价值的圈子不是学校班级，而是帮派团伙。在这种情形中，我们可以看到，未成为班级整体一员的儿童如何受到激怒，使自己步上了犯罪的路途。

假使教师想要吸引孩子的注意，他就会了解孩子以前的兴趣在哪里，并让他相信他在这种兴趣上以及在其他兴趣上都能获得成功。当孩子在某一方面觉得有信心时，在其他方面激励他就更容易了。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应该发现孩子如何看待世界，哪种感觉器官吸引了绝大部分注意，并受到最高程度的训练。一些儿童对观看最感兴趣，一些则喜欢聆听，还有一些喜欢运动。视觉型的儿童更易于关注运用眼睛的学科，例如在地理或者绘画方面。如果教师上课，他们便不会听讲；他们对听觉注意并不太习惯。假如这种孩子没有机会通过眼睛学习，他们就会落于人后。也许有人会认为他们没有能力或者缺乏天分是理所当然的；而责任则被归结为遗传。如果没有人受到指责，教师和家长就难辞其咎，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使孩子感兴趣的正确方法。我不建议对孩子实行专门化教育；高度发展的某种兴趣应该用来鼓励孩子发展其他兴趣。当今，有些学校借用吸引所有感官的方法教育孩子各种课程。例如，将描摹或者绘画的练习与课程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应予以鼓励并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讲授课程的最好方法就是与生活的其他部分紧密相连，这样孩子就能看到教导的目的和他们学到的实际价值。常常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是教导孩子课程还是教他们自己思考？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中的对立太严重了。两种方法可以结合起来。例如，教孩子数学与建造房屋联系起来，让他计算需要多少木材，里面可以住多少人等等，对他就大有裨益。一些课程很容易放在一起教，我们经常发现专家把生活的一部分和另一部分联系起来。例如，一名教师可以和孩子一起散步，发现他对什么最感兴趣。他可以教他们同时去了解植物以及植物的构造、进化及其利用，气候的影响，国家的自然特征，人类历史以及几乎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我们必须假定，这位教师对他所教的学生真正感兴趣。但是一旦我们无法做出这种假设，教育孩子便无望了。

在现今的体制下，我们通常发现，孩子们开始上学时，他们都对竞争的准备胜过合作，对竞争的训练持续整个学校时光。对孩子而言，这是种不幸；如果他向前进，努力打败其他孩子，他的不幸并不比他落后于人进而放弃斗争要少。在这两种情境下，他在根本上都只对自己感兴趣。他的目标并不是奉献和帮助，而是弄到一切他可以弄到的。家庭就是一个整体，每个成员都是平等的一分子，班级也应该如此。只有以这种方式受训，孩子们才会对别人真正感兴趣，并享受合作。我曾见过许多困难儿童通过与同伴合作并对他们感兴趣之后，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这里，我特别提到一个孩子。他来自一个他认为对自己充满敌意的家庭，他预想在学校里每个人也会与他为敌。他在学校的功课很糟糕，父母听说了以后，就在家里惩罚他。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孩子在学校里拿了一张很差的成绩单，挨了骂；他拿回家后，又再次受罚。这种经验足以让人灰心丧气，因为双重惩罚非常可怕。这个孩子依然落后，在班里起到不良的影响，就不足为奇了。后来，他找到了一个理解他处境的老师。这位老师向其他孩子解释了这个男孩为什么认为每个人都是他的敌人。他号召他们帮助他，让他相信他们都是他的朋友。结果，这个男孩的整个行为和发展都得到了难以置信的改善。

有时人们会怀疑，孩子是否真正学会以这种方式理解并帮助别人。以我的经验来看，孩子常常比他们的长辈更能理解人。有位母亲曾经把她的两个孩子带到我的房间来，一个两岁的女孩和一个三岁的男孩。小女孩爬上了桌子，她的母亲吓了一大跳。她紧张地一动不动，只是大叫道：“下来！下来！”小女孩熟视无睹。三岁的男孩说：“不准动！”女孩迅速地爬了下来。他比他的母亲更了解妹妹，知道她要做什么。

常常有一种看法认为，要增加班集体的团结和合作，就得让孩子们自我管理。但我认为在这种尝试中，我们必须在老师的指导下谨慎行事，并且确保他们有所准备。否则，我们会发现孩子们对自我管理并不十分严肃：他们视其为一种游戏。结果，他们有可能比教师更严格、更苛刻；或者他们利用班会来获得个人利益，争权夺利，排斥异己或者获得优越地位。因此，一开始教师就应该关注和劝告孩子。

如果我们想找到孩子当前心理发展、性格以及社会行为的标准，那么我们无法避免运用这样或那样的测验。实际上有时，比如智力测验之类的测验可以成为儿童的救星。例如，一个男孩成绩很差，老师想让他留级。但是他做了智力测验后，却发现其实他可以得到提高。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无法预测孩子未来成长的潜力。智商应该只用来了解孩子的困难，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解决它们的方法。就我的经验来看，当智商没有显示是真正的低智能时，如果我们找到了正确的方法，智商就可以提高。我发现，只要让孩子们玩智力测验，熟悉它们，找到窍门，增加这些测验考试的经验，他们的智商就会得到提高。智商不应该被认为是由命运或者遗传决定的对孩子未来成就的一种限制。

孩子自身或者孩子父母都不应该知道他的智商。他们不知道测验的目的，他们认为这代表了最终判决。教育的最大困难，并不是由孩子的种种限制产生，而是由他认为他有什么不足产生。如果一个孩子知道了自己的智商低，那么他可能变得绝望，并认为成功遥不可及。我们应该设法增加孩子的兴趣和勇气，解除由于他对生活的解释而为自己的能力设定的种种限制。

学校成绩单也应如此处理。教师给了一个孩子很差的成绩单，他认为这是在激励学生更加努力。然而，如果这个孩子家教严格，他就害怕把成绩单带回家。他可能不回家或者涂改成绩单。有时孩子甚至会在这种情形下自杀。因此，教师们应该考虑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虽不对孩子的家庭生活以及它对孩子的影响负责，但是他们必须加以考虑。如果父母都望子成龙，当他带着很差的成绩单回家时，就有可能面对责骂的场景。如果教师稍稍温和，更加怜悯，孩子就可能受到鼓励，继而获得成功。当孩子总拿到差成绩单，从而每个人都认为他是班里最差的学生时，他就信以为真，认为这不可改变了。然而，即使最差的学生也会进步的，在许多著名人士之中，有足够的例子可以说明，学校的后进生可以恢复信心和兴趣，成就伟大的业绩。

非常有趣的是，孩子自己虽没有凭借成绩获得任何帮助，却通常对另一个人现有的能力有着相当良好的判断。他们知道谁的数学、拼写、绘画和体育最好，并把他们自己分出三六九等。他们最常犯的错误就是认为自己无法做得更好。他们看到别人领先于自己，就认为自己无法赶上了。如果一个孩子对这种看法非常坚定，他就会把它转移到以后的生活中去。即使在成年生活中，他也会计算他自己相对于别人的位置，并认为他肯定始终留在这一点之后。学校里大部分孩子在不同的班级差不多都占据同样的位置。他们总独占鳌头、位于中游或者排名垫底。我们不应该看到这个事实，就好像认为它表明了他们多多少少有着天赋的血统。它显示出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种种限制、他们的乐观程度以及活动范围。人们绝不会不知道，曾排名垫底的孩子会发生改变，甚至取得惊人的进步。孩子们应该知道包含在这种自我限制中的错误；教师和孩子都应该放弃智力正常儿童的进步可能与其遗传有关的迷信。

在教育所犯的错误中，遗传限制发展的观点最为糟糕。它给了教师和家长解释他们的错误并减少他们努力的机会。他们可以从自己对孩子的影响所担负的责任中解脱出来。逃避责任的每一种尝试都应予以反对。如果一名教育者真的将性格和智力的整个发展都归结于遗传，那么我不明白他在职业中还希望实现些什么。另一方面，如果他知道他自己的态度和努力影响了孩子，他就不会用遗传的观点逃避责任。

在此，我谈到的不是身体遗传。器官缺陷的遗传无可争辩。我认为，只有个体心理学才了解这种遗传缺陷在心理发展中的重要性。儿童在内心体验了器官发挥作用的程度。他根据对自身不利条件的判断来限制自己的发展。影响心理的并不是缺陷本身，而是儿童对待缺陷的态度。因此，假如一名儿童有器官缺陷，那么尤其有必要知道，他并没有理由认为，他在智力或者性格上受到限制。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看到，同样的器官缺陷被认为是对更大努力和成功的一种刺激，或者被当成是必定要妨害发展的一种障碍。

最初，当我提出这个结论时，许多人都批评我不科学，认为我提出了与事实相左的个人信念。然而，正是从个人经验中，我得出了这个结论，有利的证据也在逐步积累之中。现在，许多其他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已获得同样的观点，认为遗传中的性格成分可能是一种迷信。正是这种迷信存在了数千年。只要人们想逃避责任，对人类行为采取宿命论的观点，性格特质来自遗传的理论就必然会出现。这种观点最简单的形式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或者性本恶。它在这种形式中很容易被显示为荒谬之词，只有强烈渴望逃避责任才会允许它存在。“善”和“恶”，像性格的其他表现一样，只有在社会背景中才有意义；它们都是在社会背景中、在我们的同伴中训练的结果。它们隐含了一种判断：“有助于别人的幸福”或者“违背了别人的幸福”。孩子出生之前，他还没有这种意义上的社会环境。出生后，他就有了向任何方向发展的潜力。他所选择的道路取决于他从自身和环境中接受的印象和感觉，以及他对这些印象和感觉做出的解释。这尤其依赖于他的教育。

心理官能的遗传亦是如此，虽然证据也许并不明显。心理官能发展中的最大因素就是兴趣。我们已看到能否阻碍兴趣的不是遗传，而是丧失勇气以及对失败的恐惧。毫无疑问，大脑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遗传的，但是大脑只是工具，而不是心理的起源。而且，如果缺陷还没有严重到我们目前的知识无法修补的地步，大脑就可以通过训练来补偿其缺陷。在每一种非同一般的能力背后，我们所发现的，不是异乎寻常的遗传，而是持久的兴趣和训练。

即便我们发现很多家庭不止一代对社会贡献了许多才华横溢的成员，我们也无需假设任何起作用的遗传影响。我们宁可认为，家中一个成员的成功对别人都是一种激励，家庭传统使得孩子们追随他们的兴趣，通过练习和实践来训练他们。因此，例如，当我们听说伟大的化学家李比希（Leibig）是药店老板的儿子时，我们就无需想象他在化学方面的能力是遗传得来的。如果我们知道，他所处的环境允许他追求他的兴趣，这就足够了。在绝大多数孩子对化学还一无所知的年龄时，他就已经对这门学科的大部分内容相当熟悉了。莫扎特的父母对音乐很感兴趣，但是莫扎特的天分并不是遗传得来的。他的父母希望他对音乐感兴趣，并给予他每一个鼓励。从婴儿期开始，他的整个环境就围绕着音乐。我们通常在杰出人士中发现“早期开始”这个事实：他们在四岁时就弹奏钢琴，或者他们还很小时，就为家里的其他成员写故事。他们的兴趣长久而且持续。他们的训练自然而又广泛。他们保持自己的勇气，既不犹豫，也不后退。

假使教师自身认为发展有种种固定的限制，那么他就不能成功移除儿童给自己发展设定的种种限制。如果他可以对孩子说，“你没有学数学的天赋”，那么这会使他的处境轻松多了；但是这样做除了使孩子灰心丧气之外，毫无作用。我自己在这方面有一些经验。我在上学时，有好几年都是数学差等生，我也相当确信我完全缺少数学才能。幸运的是，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令人吃惊地解决了一道难倒学校校长的题。这个成功改变了我对数学的整个态度。以前我对这门学科不感兴趣，现在我开始享受它了，利用每次机会来增加我的能力。结果，我成了学校里数学最好的学生之一。我想，这种经验帮助我看清了特殊才能或者天生能力理论之谬误所在。

即便在人多的班级里，我也能观察出孩子间的差异。假如我了解了他们的性格，要比他们仍是混乱的全体，更能掌握他们。然而，人多的班级当然也有不利。有些孩子的问题被隐藏了起来，教师很难适当地予以处理。教师应该确切了解所有的学生，否则他就无法培养兴趣和合作。如果孩子们在几年内都有同一个教师，我想这是巨大的帮助。在一些学校，每六个月就更换教师。没有哪个教师有大量的机会与孩子相处，看出他们的问题，跟随他们的发展。如果一位教师同一群孩子待在一起三四年，他就更容易发现并改正孩子生活风格中的错误，将班级打造成一个合作型的社会单位也会更容易。

对孩子而言，跳级并不常常有利；他通常背负上无法实现的期望。如果他在同学中年龄太大，或者他比班里的其他孩子发展更快，那么也许应该考虑促使孩子升级。然而，假使班级正如我们所提倡的那样，是一个单元，那么一个成员的成功就是对其他人有利的。只要班里有才华横溢的孩子，整个班级的进步就会加速提高。剥夺别人的这种激励，对他们就不公平。我宁愿建议，一个天资聪颖的学生除了完成班级的正常任务之外，还应该让他参与其他活动，培养其他兴趣——比如绘画等。他在这些活动中的成功也会扩大其他孩子的兴趣，并鼓励他们向前进。

如果孩子们留级重读，这就更加不幸。每一位老师都赞同，留级重读的孩子通常在学校和家里都有问题。但情形并非总是如此：少数人可能会留级重读，却不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然而，绝大部分留级重读的学生总是落后，而且惹是生非。他们不太受同伴欢迎，对自己的能力持有悲观的看法。在现今的学校规章中，我们无法轻易地摆脱让孩子留级重读的现状，这是个难题。有些教师利用假期训练落后的孩子，让他们认识到生活风格中的错误，使他们不必留级重读。当这些孩子认识到错误后，他们就可能在下一个班级里继续获得成功。事实上，这是我们可以真正帮助后进生的唯一途径；通过让他看到在评估自己能力时所犯的错误，我们才能任由他凭自己的努力取得进步。

只要一看到把孩子分为慢生和快生两个等级，并将他们分到不同的班级，我就注意到一个突出的事实。我的经验主要来自欧洲，我无法告诉他们，同样的观察也适用于美国。在慢生等级中，我发现了低智能孩子和贫穷家庭的孩子在一起。在快生等级中，我发现主要都是富有父母的孩子。这个事实似乎足够清楚了。在贫寒的家庭中，孩子的准备并不充分。父母面对太多困难，他们无法花费太多时间为孩子做准备，也许他们自身所受教育也不足以帮助他们。然而，我却不认为，未在学校得到良好训练的孩子应该被安排在慢生等级。得到良好训练的老师知道如何纠正他们所缺乏的准备，他们会从与准备充分孩子的相处中获益良多。如果他们被安排在慢生等级，那么他们通常会很快意识到这个事实。快生等级的孩子也知道这一点，并且看不起他们。这就成了丧失勇气和追求个人优越感的沃土。

在原则上，男女同校应该得到所有支持。对男孩和女孩而言，这是更好地了解彼此以及学会与异性合作的绝妙方法。然而，那些认为男女同校会解决所有问题的人，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男女同校提出了一个特殊之处，除非这个特殊之处得到认识，并被当作一个问题来处理，否则两性间的距离会因男女同校变得更大。例如，困难之一就是在十六岁之前，女孩要比男孩成长得快。如果男孩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就很难保持自己的自尊。他们看到自己被女孩超越，就会灰心丧气。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会害怕与异性竞争，因为他们记得自己的失败。支持男女同校并了解其问题所在的老师会凭借它取得很大成功，但是如果他完全不赞同，对它也不感兴趣，他就会失败。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孩子未得到适当训练和监督，就一定会出现性问题。学校中的性教育问题非常复杂。教室不是性教育的合适场所。如果一名教师对整个班级讲述这些东西，他就无从知晓每一个孩子是否以正确的方式理解了。他可能因此引起他们的兴趣，而不知道他们是否准备好接受它们，或者如何将它们纳入自己的生活风格中。当然，如果一名儿童想知道更多，私下里问问题，教师就应该给他真实、明确的答案。而教师也就有机会判断，这个孩子真正想知道什么，并将他引向正途。然而，如果班级总是讨论性问题，那么这肯定是不利的。一些孩子必定会产生误解，认为性无关紧要，这并不见得就有用。

对于理解儿童受过训练的任何人，都很容易区分出生活的不同类型和风格。孩子的合作程度可从他的姿态、观察和聆听的方式、与其他孩子保持的距离、是否易于交友、集中注意的能力等方面看出来。如果他忘了功课，或者丢了课本，我们就可推断他对学习不感兴趣。我们必须找到他讨厌学校的原因。如果他不参与其他孩子的游戏，我们就能看出他的孤独感和只对自己的兴趣。如果他总想在学习中得到帮助，我们就能看出他缺乏独立，渴望别人的支持。

一些孩子只在得到表扬和欣赏时才学习。许多受宠的孩子只要得到老师的关注，就会在学业中表现非常好。如果他们失去了特殊照顾，问题就会出现。除非有观众，否则他们就无法继续学习；如果没有人关注他们，他们的兴趣就会消失。数学通常给这些孩子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困难。当问他们记得几条定律或者几个公式时，他们表现得非常好，但是一旦自己解决问题就不知所措了。这也许看起来是个小错误。始终要求别人支持和关注的孩子给我们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危险。如果他的态度仍然不变，那么他会在成年生活中继续需要和要求别人的支持。当他面对问题时，他会以迫使别人帮他解决问题的行为做出反应。他终其一生都不会对别人的幸福有所奉献，而是尽可能成为同伴的永久负担。

另一种类型的孩子渴望成为关注的中心，如果位置不合心意，他就设法通过搬弄是非、扰乱班级、带坏其他孩子、成为众矢之的等手段来获得注意。责备和惩罚不会改变他，因为他深谙此道。他宁愿被打，也不愿被忽视。他的行为所产生的痛苦只不过是他为快乐所付出的代价而已。许多孩子只通过对惩罚的挑战来继续自己的生活风格。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比赛或者游戏，以便看清谁坚持最久。他们总是取得胜利，因为这个问题在他们掌握之中。与父母或者教师对抗的孩子受到惩罚时，会锻炼自己一笑了之，而不是哭天抢地。

懒惰的孩子，除了懒惰是对父母和老师的直接攻击之外，通常还是一个害怕失败的雄心壮志者。每个人对成功的理解都不尽相同。有时发现孩子把什么当作失败，也会令人惊奇。有许多人如果自己不领先别人，就会认为自己失败了。如若有人做得更好，即使他们成功了，他们也会认为失败了。懒惰的孩子绝不会体验到失败的真正感觉，因为他从不面对考验。他回避眼前的问题，推迟做是否与别人竞争的决定。别人多多少少都认为，如果少些懒惰，他就能应对种种问题。他在那个幸福的国度里避难：“只要我去尝试，我就能做任何事。”只要他失败了，他就会减少失败的重要性，保持自己的自尊。他会自言自语：“我只是懒，而不是缺乏能力。”

有时老师会对懒学生说：“如果你更努力学习，你就会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如果他不费力就获得了这种名誉，那么他为何要学习而冒失去它的危险呢？也许如果他不再懒惰，那么人们便不会以为他怀才不遇了。人们会以他的成就，而不是以他可能达到什么，来判断他。懒孩子的另一个个人优势就是，如果他做了一点点工作，他就会得到表扬。每个人从他的行为中看到改正的迹象，就渴望激励他更加进步。勤奋的孩子做了同样的工作绝不会受到关注。懒孩子以这种方式生活在别人的期望中。他也是个得宠的孩子，从婴儿期就开始训练自己盼望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另一种类型的孩子很常见，也容易辨认：他们是在同伴中起带头作用的孩子。人类确实需要领导者，但只需要顾全其他所有人利益的人；这种领袖并不常见。绝大多带头的孩子只对支配、控制别人的情形感兴趣，只有在这些情形中，他们才会加入同伴中。因此，这种类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类型。在以后的生活中，必定会出现许多困难；两个这样的领导者在婚礼、商业或者社交场合中碰面，不是成为悲剧就是闹剧。每个人都在寻找控制别人并建立自己优越地位的机会。有时，家中的长者以观看受宠的孩子指挥、欺负别人为乐。他们取笑他，并怂恿他。然而，老师不久就会看到，这不是对社会生活有利的性格发展。

孩子之中有各种类型，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把他们塑造成某种类型，或者把他们培育为成片的树林。我们希望阻止明显往失败和困难方向的发展：这些发展在童年时期相对容易纠正或者阻止。只要他们没有得到纠正，成年生活中产生的社会结果就会很严重而且有害。童年时期的错误和成年时的失败是直接相关的。没有学会合作的孩子以后会是神经症患者、酗酒者、罪犯或者自杀者。焦虑性神经症患者害怕黑暗、陌生人和新环境。忧郁症患者是爱哭的婴儿。在当今的社会中，我们无法期望接触到所有父母，并帮助他们避免错误。最需要建议的父母是从不接受建议的父母。然而，我们也希望接触到所有老师，通过他们接触到所有孩子，纠正他们犯过的错误，训练孩子过独立、勇敢和合作的生活。在我看来，这项工作中蕴藏了对人类未来幸福的最大承诺。

大约十五年之前，我就以此为目标，开始在个体心理学中发展咨询委员会，它在维也纳和欧洲许多城市都已被证实很有价值。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自然是好事，但如果没有方法空谈理想，那么一切都证明毫无价值。在这十五年经验之后，我想我可以说，这些咨询委员会已被证明是完全成功的，并给我们提供了处理童年时期问题以及教育孩子成为负责任的人的最有效工具。当然，我也会认为，如果咨询委员会以个体心理学为基础，那么它们将会获得更大成功；但是我也看不到它们有什么理由不和其他学派合作。事实上，我一直提议，咨询委员会应与心理学不同流派建立联系，再比较每个流派所得到的结果。

在咨询委员会的方法中，受到良好训练并对教师、父母和孩子的困难有着丰富经验的心理学家，与学校的老师一道讨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当他造访学校时，一个或者多个教师描述某个儿童的案例以及他提出的问题。也许这个孩子懒惰，或者爱争执、逃学、偷东西，或者在学业上落后。心理学家贡献自己的经验，并进行讨论。孩子的家庭生活、性格以及发展都予以描述。问题第一次发生的环境也应提到。教师和心理学家一起探究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处理它。由于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很快他们就达成共识。

心理学家造访之日，孩子和母亲都应到校参加。在他们决定了如何向母亲说、如何影响她以及让她明白孩子失败的原因之后，母亲就被请进来。在母亲透露更多的信息之后，心理学家和母亲之间开始讨论，他建议采取什么措施帮助这个孩子。通常母亲为有咨询的机会而感到高兴，并准备好合作。如果她对抗，那么心理学家或者老师可以举出类似的案例，并从中引出她可以运用到自己孩子身上的各种结论。

然后孩子进入房间，心理学家跟他谈当前的问题，而不是自身的错误。他寻找妨碍孩子良好发展的看法和判断，以及他所忽视而别人关注的信念等等。他不责备孩子，却与他进行友好交谈，带给他另一种观点。如果他提到实际的错误，他就把它当作假想的案例，征求孩子的看法。对没有这种工作经验的人而言，看到孩子的理解多么充分，他的整个态度改变得多么迅速，一定会感到惊讶。

在这项工作中受过我训练的所有教师都乐在其中，无论如何也决不放弃它。它使得他们与学校工作的整个接触更加有趣，并增加了他们努力获得成功的机会。没有人觉得这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因为他们经常在半小时内就处理完困扰、纠缠他们多年的困难。整个学校的合作精神得到提升，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再出现严重的问题，只有一些小错误需要处理。教师自身就是真正的心理学家。他们学会了理解人格的整体性及其所有表达的一致性。如果在白天出现了任何问题，他们就可以自行处理。实际上，这正是我们的期望：如果所有老师都能受到训练，心理学家也就无关紧要了。

因此，例如，班上有了懒孩子，老师就应建议孩子开展一场关于懒惰的讨论。他以提问引导讨论：“懒惰是怎么来的？”“它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懒孩子不改变？”孩子们会积极发言，并得出一个结论。懒孩子自己并不知道，他就是讨论的出发点，但是问题出自他自己，所以他会对此感兴趣，并从讨论中学到很多。如果他受到攻击，他就一无所获；但是如果他虚心倾听，他就会思考，从而也许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没有人像和孩子一起生活、一起学习的老师那样了解孩子的心理。他看过很多种类型的孩子，如果他技巧娴熟，他就会与每个人建立关系。孩子在家庭生活中所犯的错误是会继续还是得到纠正，都取决于他。他像母亲一样，是人类未来的守护神，他所提供的服务不可估量。

第八章 青春期

论述青春期的书籍浩如烟海，几乎所有著作都将此问题论述为个体性格发展可能转变的一个危险时期。青春期存在许多危险，但它能改变性格并不正确。它给成长中的孩子带来新环境和新考验。他觉得自己正接近生活的前方。生活风格中至今未被观察到的错误可能会显示出来。然而，它们出现时，明察秋毫的眼睛总会注意到它们。现在它们变得很重要，不能被忽视了。

几乎对每一个孩子而言，青春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必须证明自己不再乳臭未干。也许，我们可以说服他，他可以视之理所当然。如果我们能做到，大量的紧张就会从这个环境中消除掉。但是如果他觉得自己必须证明它，很自然他就会过分强调他的立场。青春期的许多表现都是渴望显示出独立、和成人平等、男子气概或者女子气质等的结果。这些表现的方向取决于孩子对“成长”所赋予的意义。如果成长意味着不受控制，那么孩子会抵抗各种限制。许多孩子在这个阶段开始抽烟、谩骂、彻夜不归。有些人对父母表示了出人意料的反抗。这么顺从的孩子突然间变得不听话了，他们的父母对此困惑不解。这并不是真正的态度改变。表面上顺从的孩子总是反对父母。但只有现在，当他有更多自由和力量时，他才觉得有能力宣布他的敌意。一个总受父亲威吓的男孩，表面上显得安静、顺从，但却等待报仇的机会。一旦他觉得自己足够强大，他就会向父亲挑战，鞭打他，然后离家出走。

绝大部分孩子在青春期都得到了更多的自由和独立。父母不再觉得他们一直有权监督、保护孩子。然而，如果父母想要继续监督，孩子就会做出更多避免控制的努力。他的父母越是努力证明他还是个孩子，他就越会反其道而行之。从这种斗争中会形成一种反抗的态度，然后我们就会得到“青春期叛逆”的典型图画。

我们无法对青春期进行严格的界定。它通常是从十四岁到二十岁；但有时孩子在十岁或者十一岁就已经进入了青春期。所有的身体器官都在这个时候发育生长，有时器官功能之间的合作不容易实现。孩子长得更高，手脚长得更大，也许它们还不够灵活。他们需要训练这种合作，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受到嘲笑和批评，他们就会逐渐认为自己笨手笨脚。如果孩子的行为受到嘲笑，他就会变得笨拙。内分泌腺对孩子成长也有贡献，它们可以增强其功能。这不是一次完全的改变。内分泌腺即使在产前阶段也很活跃，但是现在它们的分泌物更多，第二性征也更明显。男孩开始长胡须，声音变得沙哑。女孩的体型逐渐丰满，女性气质更明显了。这些都是未成年人可能会误解的事实。

有时，对成年生活准备不足的孩子，在职业、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爱情和婚姻等问题迫近时，就会觉得自己陷入恐慌之中。他失去了有能力应对它们的所有希望。对于社会，他腼腆、冷淡；他孤立自己，待在家里。对于职业，他找不到吸引他的任何工作，认为自己一事无成。对于爱情和婚姻，他感到害羞，害怕遇到异性。假使异性和他说话，他就面红耳赤，找不到回答的话语。每天他都处在深深的绝望中。最终，他会被所有生活问题完全堵塞，没有人能再了解他。他不注意别人，不和他们说话，也不听他们的话。他不工作，也不学习。他总是沉浸在幻想中，只剩下一些低劣的性活动。这就是被称为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的精神错乱。但是这种精神错乱却是个错误。如果有可能鼓励这种孩子，证明他不在正确的道路上，给他指出更好的路，他就会痊愈。这并不容易，因为整个生活及其训练都必须得到纠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意义都必须以科学的眼光审视，而非以个人的想法去理解。

青春期所有的危险都源于缺乏适当的训练和准备。如果孩子担心未来，他们很自然就会用毫不费力的方法试着处理它。然而，这些简单的方法都是没有用的方法。孩子越受到命令、劝告和批评，他就越觉得如临深渊。我们越把他往前推，他就越往后缩。除非我们真能帮助他，否则每一次努力都是个错误，都会伤他更厉害。然而，他是如此悲观和害怕，以致我们无法期望他会认为自己可以承担起额外的努力。

有些孩子希望在这个阶段仍然是孩子。他们甚至以婴儿的腔调说话，和比自己小的孩子玩，假装他们永远都很幼稚。绝大多数孩子都做出一些尝试，模仿成人的一举一动。如果他们没有真正的勇气，他们就会给出一副成人的怪样：他们模仿大人的姿态，喜欢自由自在地花钱，开始谈情说爱，并有种种风流韵事。在更多复杂的案例中，男孩还没有找到应对生活问题的方法，就保持某种程度的活动，于是他开始了犯罪生涯。这种情形尤其在如果他已犯过罪，而没有被发现，他就认为自己很聪明，从而得以逃脱时，最有可能发生。犯罪是逃避生活问题的捷径之一，特别是面对经济和生活问题时。因此，在十四岁到二十岁之间，少年罪犯的数目会大大增加。在此，我们并不是面对一种全新的发展，而是更大的压力把童年时期模式中业已存在的弊端揭示出来。

如果活动的程度较小，那么逃避的简单方法就是神经症。许多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开始患上官能症和神经衰弱症。每一种神经症的症状都为拒绝解决生活问题提供了合理的理由，而不用减少个人的优越感。当个体遇到社会问题，而不准备以社会方法应对时，神经症的症状就出现了。在青春期，身体状况对这种紧张尤其敏感，所有器官都受到刺激，整个神经系统也受到影响。这种对器官的刺激会被再度当作犹豫和失败的借口。这种情形下的个体由于患病，而开始在私下里或者在别人面前，认为自己可以不负责任。这样神经症结构就形成了。每一个神经症患者都坦诚了最良好的意愿。他很了解社会情感和应对生活问题的必要性。只有在他的案例中，这种不同寻常的要求才有例外。他寻找的借口就是神经症本身。他的整个态度是：“我急于解决所有问题，但遗憾的是我被阻止了。”在这一点上，他和罪犯不同，他对不良意图的承认通常很直接，他的社会情感也被隐藏和压制了。很难确定哪个人对人类幸福会造成更大的伤害，神经症患者的动机固然良好，但是与这些良好动机分离的行为似乎不怀好意、自高自大，有意要妨碍同伴的合作。而罪犯，他的敌意更加直接，费尽心机去抑制他剩余的社会情感。

青春期的许多失败者都是娇生惯养的孩子。对习惯于事事都由父母张罗的孩子而言，成人负责任的方法对他们就是一种特别的压力，这一点很容易看清楚。他们依然希望得到宠爱，但是当他们长大后，他们发现自己已不再是关注的中心了。他们指责生活欺骗并辜负了他们。他们在人工温室里成长，而外面的空气异常寒冷。这时，我们会发现他明显在前进的道路上开倒车。绝大多被寄予厚望的孩子在学习和工作中开始失败。以前看起来天分不高的孩子开始超过他们，显现出毋庸置疑的能力。这和以前的历史并不矛盾。前途无量的孩子现在开始担心辜负别人对他的期望。一旦他得到了帮助和欣赏，他就努力前进。但是当要独自做出努力时，他的勇气就丧失了，他后退了。别人受到新自由的激励。他们在自己面前清楚地看到了实现雄心壮志的道路。他们满怀新思想和新计划。他们的创新生活得到强化，他们对人类所有活动方面的兴趣变得更鲜明、更热切。这些都是怀抱勇气的孩子，对他们而言，独立并不是意味着困难和失败的危险，而是作出成绩和贡献的更广阔机会。

从前觉得受到忽视和怠慢的孩子，也许由于现在和同伴联系更广泛，而怀有能找到被人欣赏的希望。他们中的许多人着迷于被别人欣赏。对一个男孩而言，如果他只寻求赞誉，那么这会非常危险；而女孩则常常缺乏自信，把别人的欣赏视为证明自身价值的唯一途径。这种女孩很容易成为知道如何逢迎她们的男人的囊中之物。我常常发现，觉得自己在家里不被欣赏的女孩开始有性行为，不仅是为了证明她们长大了，而且还因为她们希望以这种方式最终获得被欣赏并成为关注中心的位置。

让我举个例子：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出身贫穷。她有个哥哥，在她童年时总是生病。母亲迫不得已花大量的精力关注他。女儿出生后，母亲无法给她太多照顾。此外，在她的童年早期，她的父亲也疾病缠身：他的疾病进一步减少了母亲照料她的时间。

因此这个女孩就会注意并知道什么是照料。她一直盼望着获得这种待遇，但是在家里并没有得到。妹妹出生了，这时父亲也病愈了，母亲得以抽身全心照料婴儿。结果，我们正谈到的这个女孩成了唯一一个没有得到关爱和感情的孩子。她继续奋斗，在家里表现出色，在学校是最好的学生。由于她的成功，有人建议她应该继续学习；她被送进一所教师都不了解她的高中。她的学习开始掉队，老师批评她，她逐渐失去勇气。她太急于渴望别人的欣赏了。当她在家里和学校都得不到欣赏时，还剩下什么呢？

她到处寻找欣赏她的男人。几次尝试之后，她终于离家出走了，和一个男人待了两周。家里非常担心她，到处找她，于是我们可以预料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不久之后，她发现自己仍然得不到欣赏，开始后悔所做的事。自杀成了她的下一步思考。这个女孩给家里送了个便条：“不要担心。我已经服毒了。我很幸福。”实际上，她并没有服毒，我们可以理解其目的。她的父母对她真的很关爱，她觉得自己可以引起他们的同情。结果是，她没有自杀，一直等到母亲来找她，把她带回家。如果这个女孩明白我们所知道的，她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朝着被人欣赏的方向发展，这些麻烦就不会出现了。如果高中的老师也了解到这一点，他就会阻止这些麻烦了。之前，女孩在学校的成绩一直都很出色。如果他观察到这个女孩在这一方面很敏感，需要更多精心关照，她的状况就不会令她灰心丧气了。

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个女孩出生在一个父母的个性都很柔弱的家庭中。母亲总想要男孩，对这个女孩的到来很失望。她看扁了女性的作用，她的女儿一定感受到了这一点。她不止一次听到母亲跟父亲说：“这个女孩一点都不引人注目。长大后，没人会喜欢她。”“她长大了，我们该拿她怎么办呢？”在这种不利氛围中生活了十年之后，她在母亲那儿发现了一位朋友的一封信，信中安慰母亲已有了一个女孩，并说她还很年轻，还会有个儿子的。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女孩会作何感想。几个月后，她去乡下拜访了一位叔叔。她在那儿遇到了一个智商较低的男孩，并成了他的心上人。他甩掉了她，但是她继续一往情深。当我看到她时，她身边已聚集了一大群情人，但是她在恋爱中没有感觉到被人欣赏。她来我这里是因为她现在患上了焦虑性神经症，无法单独出门。当她对获得欣赏的一种方法失望时，就去尝试另一种方法。她开始以自己的痛苦和遭遇让家庭担心。除非她放弃悲观，否则所有人都无能为力。她哭泣着，威胁要自杀，闹腾整个家庭。我们很难让这个女孩看清自己的位置，并让她相信，自己在青春期过分重视寻找逃避不被欣赏的感觉了。

女孩和男孩都常常在青春期看重并且夸大两性的关系。他们想证明自己长大了，然而却过犹不及。例如，假设一个女孩与母亲争斗，总认为自己受到压制，作为一种抗议，她就会不断和遇到的任何男人发生性关系。她不关心母亲知道与否；实际上，如果母亲担心她，她则非常高兴。因此我经常发现，一个女孩在和母亲或者与父亲争吵后，跑到街上，与她找到的第一个男人发生关系。这些女孩总被认为是很规矩，得到良好的培养，没有人希望她们会做出这种行为。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女孩并不真正有罪。她们做了不恰当的准备。她们觉得自己地位低下。这是她们认为可以获得更强大地位的唯一途径。

许多娇生惯养的女孩发现自己适应女性角色很难。我们的文化里总有男性优于女性的观念，结果是她们讨厌成为女性。现在，我们揭露了我所称的“男性抗议”。男性抗议可以在不同的行为变化中表现出来。有时我们只看到她们讨厌、逃避男性。有时她们虽然非常喜欢男性，却在他们面前害羞，无法和他们说话，不想参加他们在场的聚会，面对性问题时常常很不自在。她们常常强调，长大后渴望结婚，但却不与男性接触，不与他们建立友谊。有时我们发现对女性角色的讨厌在青春期表现得更积极。女孩的一举一动会比以前更加男孩子气。她们希望模仿男孩，并发现，在他们的恶习，比如抽烟、酗酒、咒骂、拉帮结派以及显示性自由等方面，模仿男孩更加容易。

她们常常解释说，如果她们以另一种方式表现，男孩们就不会对她们感兴趣。只要对女性角色的讨厌进一步加深，我们就会发现同性恋或者其他性倒错以及卖淫行为。妓女从早期生活开始就已确信没有人喜欢她们。她们认为自己出身低微，永远无法获得任何男人的真正感情或者兴趣。我们可以理解，她们在这些环境中会多么容易自暴自弃，贬低她们的性别角色，把它只当作挣钱的工具。这种对女性角色的讨厌不是在青春期才出现的。我们总会发现，女孩在童年伊始便讨厌做女孩，但是她在童年时期却没有表达讨厌的同样需求或者机会。

不仅有“男性抗议”的女孩，而且所有高估男性重要性的孩子，都把男性化视为一种理想，并怀疑她们是否强大得足以实现它。这样，我们的文化中对男性化的强调对男孩和女孩都可能产生困难，尤其是在他们不完全认同自己的性别角色时。许多孩子长到相当大的时候，仍将信将疑他们的性别迟早会发生改变。重要的是，从两岁开始，孩子就应确切知道他们是男孩还是女孩。外表娘娘腔的男孩常常会度过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陌生人有时会搞错了他的性别。甚至家里的朋友也会对他说：“你真应该做个女孩。”这种孩子有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外表有缺憾，并把爱情和婚姻看作对自己的一种严厉考验。认为对自身性别角色表现不充分的男孩，在青春期会有模仿女孩的倾向，变得柔声细语，染上娇生惯养女孩的不良习性，卖弄风情，搔首弄姿，大摆小姐脾气。

对异性态度的准备甚至在生命头四五年就已有其根源。性驱力在婴儿期的最初几周表现很明显；但是在它做出适当表现之前，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刺激它。如果它未得到刺激，它的表现就会很自然，我们也无须惊慌。例如，当我们看到婴儿头一年有局部刺激的某些迹象时，我们不应担心。但是我们应使用我们的影响力和孩子合作，使他少关注自身，多关注环境。如果这些对自身满足的尝试无法停止，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我们认为孩子有自己的用意：他并不是性驱力的牺牲品，而是使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小孩子的目标就是获得注意。他们觉得父母会害怕、恐惧，他们知道如何利用父母的感觉。如果他们的习惯再也达不到吸引注意的目的，他们就会放弃它们。

我曾经说过，孩子不应受到身体的刺激。父母通常很爱孩子，孩子也很爱父母。为了加深对孩子的爱，他们总是搂抱他们，亲吻他们。他们知道这并不是正确的方法。他们不应该如此残忍。他们不应该刺激孩子的情感。孩子在心灵上也不应该受到刺激。孩子们常常告诉我，成年人在回忆童年时期也告诉我，当他们在父亲书房中发现一些轻浮的图画或者看到这些电影时所唤起的感觉。对他们而言，看到这些书或者这些电影，并不妥当。如果我们避免刺激孩子，就不会产生任何问题了。

我们已提到的另一种形式的刺激是，坚持给孩子提供不必要而且是不适宜的性知识。许多成年人似乎有一种灌输性知识的狂热，极度担心成长中未知的任何危险。假使我们回顾自己的过去和别人的历史，我们不会找到他们期望的这种灾难。最好等到孩子自身开始好奇，想有所了解时再告诉他们。如果父母感兴趣，他们就会了解孩子的好奇心，即便他不说出来。如果他觉得他们是同仁，他就会问他们，他们应以他能理解并吸收这些信息的方式回答。

父母们最好也应该避免彼此在孩子面前表现亲密举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孩子们就不应该和父母睡同一房间，应该独自睡一张床。他们最好也不要与姐姐或者哥哥睡在一个房间里。父母们必须留意孩子的成长，不应掉以轻心。如果他们不知道孩子的追求和性格，他们就无法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或者以何种方式受到影响。

有一种几乎普遍的迷信看法认为，青春期是一个特别奇怪的时期。通常，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被赋予了一种夸大的个人意义，认为它们好像可以彻底改变。例如，绝大多人对待更年期的态度也是如此。然而，这些阶段并不会变化，它们只是生活的延续，它们的现象也不至关重要。至关重要的是个体在这一阶段的期待、他所赋予的意义以及他学会面对它的方法。人们常常惊异于青春期的到来，并表现得好像他们见到幽灵一般。如果我们正确了解这种情况，我们就会看到，除了社会情况要求他们的生活风格形成一种新的适应之外，孩子根本不会受到青春期这一事实的影响。然而，他们也常常认为，青春期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他们所有的价值和尊严都丢失了。他们不再拥有合作和奉献的权利：没有人再需要他们了。青春期所有问题正是从这些感觉中发展出来的。

如果孩子学会把自己当作社会平等一员，了解自己奉献的工作，尤其是学会把异性看作同仁，青春期就会给予他一次开始创造性独立解决成人生活问题的机会。如果他觉得自己低别人一等，如果他对环境持有错误的观点，他在青春期就好像没有准备好迎接自由。假如有人总是迫使他做必须做的工作，他就能完成它。假使他独自一人完成，他就担心害怕，进而失败。这种孩子将会充分适应奴隶身份，但在自由里他却迷失了。

第九章 犯罪及其预防

我们开始通过个体心理学了解人类的各种类型。毕竟，人类相互之间的差异并不那么明显。我们在问题儿童、神经症患者、精神病患者、自杀者、酗酒者以及性倒错者身上发现了罪犯表现出的同一种失败。他们在处理生活问题上都失败了。在一个非常确定并且明显的点上，他们几乎以同一种方式失败。其中每个人在社会兴趣上都失败了。他们不关心同伴。然而，即便在此，我们也不能分辨出他们似乎与别人有矛盾。没有人可以作为完全合作或者具有完全社会情感的例子，罪犯的失败只是程度更严重的普遍失败而已。

要了解罪犯，另一点也很必要，即他们和其他人也没什么两样。我们都希望克服困难。我们都要努力，在未来达成目标，获得了它，我们就会觉得自身强大、优越以及完善。杜威教授把这种倾向称为对安全的追求，这非常正确。别人则称之为对自我保护的追求。但是，无论我们怎么称呼，我们总会在人类身上找到这条伟大的行动路线——从自卑到优越、从失败到胜利、从下到上的努力。这开始于童年的最早时期，并延续至生命的结束。生活意味着继续生活在这个星球的表面上，越过障碍，克服困难。因此，当我们在罪犯中恰好发现同一种趋势时，我们不应奇怪。在罪犯所有的行为和态度中，都显示出他努力追求优越，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将他区别开来的不是他在这个方向上努力，而是他的努力采取的方向。一旦我们看到，它采取这个方向，是因为他不了解社会生活的需求，不关心同伴，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行为相当不明智。

我想着重强调这一点，因为有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罪犯是异常人，根本不像普通人。例如，一些科学家断言所有的罪犯都是低能儿。其他科学家则着重强调遗传，他们认为罪犯性本恶，不得不犯罪。然而，还有一些人坚持犯罪由环境决定，不可改变。如今，大量的证据反对所有这些观点。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些观点，我们就被夺走处理犯罪问题的希望。我们想在自己的生活中消除这种人类灾难。我们从整个历史中了解到，犯罪始终是个灾难，但是现在我们渴望处理它。我们绝不可能甘心搁置这个问题，而说：“这都是遗传的缘故，我们无能为力。”

无论是环境还是遗传都没有强制力。同一家庭以及同一环境中的孩子们以不同的方式成长。有时一个罪犯来自清白的家庭。有时在经常有人蹲监狱和进管教所的家庭中，我们也会发现品行良好的孩子。一些罪犯在后来的生活中痛改前非，这种情形也会发生；研究犯罪的心理学家常常不解一个窃贼在三十岁以后如何能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如果犯罪是先天的不足，或者如果由环境不可更改地铸成，那么这个事实便相当难以理解。然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它。也许，个体身处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它对他要求甚少，他生活风格中的错误不再出现在表面。也许，他已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也许，他最终长大、长胖了，不适合犯罪生涯了：关节僵硬，不能行动自如，盗窃行径对他已十分困难了。

在我进一步探讨之前，我想排除罪犯是精神病患者的观点。虽然有许多犯罪的精神病患者，但是他们的罪行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我们无法让他们承担责任：他们的罪行是完全不了解犯罪以及用错误方法对待犯罪的结果。我们同样排除了低能儿的罪犯，他们其实只是一种工具而已。真正的罪犯是那些蓄意谋划犯罪的人。他们描绘出五光十色的美景，他们激起低能儿的幻想或者野心。然后，他们就隐藏自己，让他们的牺牲品去犯罪，冒惩罚的危险。当然，年纪稍轻的人被年纪稍长、经验丰富的罪犯利用时，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正是经验丰富的罪犯谋划了犯罪行径，青少年被这些实施者引诱入道。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曾提及的伟大的行动路线：每个罪犯——以及其他每个人——正努力沿着这条路线获得胜利，到达最终位置。在这些目标中有许多差异和变化；我们发现罪犯的目标总是以个人的方式追求优越感。他所追求的对别人没有任何贡献。他不具有合作性。社会需要成员，我们都需要彼此，需要一种共同的有用性以及一种合作的能力。罪犯的目标不包括对社会的这种有用性，这就是每个罪犯生涯真正重要的方面。我们将会在后面看到这是怎么来的。如果我们想了解一名罪犯，那么要找到的关键之处便是他在合作中失败的程度和本质。罪犯们在合作能力上有所差异：其中有些人缺乏得稍微轻些，有些人则缺乏很严重。例如，一些人限制自己犯小罪，不超过这些限制。其他人则偏爱重罪。一些人是主谋，其他人是从犯。为了理解罪犯生涯的种种变化，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个体的生活风格。

个体典型的生活风格在很早便已建立；我们可以在四五岁时发现其主要特征。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要改变它是件容易的事。它是一个人自己的人格，只有了解他在建立它时所犯的错误，才能把它改变过来。因此，我们开始看到，虽然许多罪犯已多次受罚，常常受到侮辱和歧视，并被夺去了社会生活提供的每一项利益，但他们仍然不改邪归正，三番四次犯下同样的罪行。强迫他们犯罪的并不是经济困难。当然，时世维艰，人们负担加重，犯罪也会增加。有关统计表明，犯罪数量的增加有时与小麦价格的上涨有关。然而，这不表明经济形势导致犯罪。这更多表明：许多人在行为中受到限制。他们合作的能力有种种限制，当达到这些限制时，他们就不再奉献了。他们失去了最后残存的合作，进而依赖犯罪。我们从其他事实中也发现，许多身处有利位置的人都不是罪犯，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准备好应对出现的问题，他们就会走向犯罪。这最重要的就是生活风格，也就是处理问题的方法。

从个体心理学的所有这些经验中，我们最终可以把一个非常简单的要点解释清楚。一名罪犯对别人并不感兴趣。他只在一定程度上合作。当这个程度耗尽时，他就开始犯罪。当问题对他而言太复杂时，这种耗竭就出现了。思考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的生活问题，以及罪犯无法成功解决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结果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只有社会问题而没有其他问题的情况；这些问题只有在对别人感兴趣时才能解决。

个体心理学教导我们把生活问题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与别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友谊问题。罪犯有时也有朋友，但只是他们这一类型的。他们组成团伙，甚至互表忠心。但是我们在此也直接看到，他们是如何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的。他们不会和社会上的普通人交朋友。他们认为自己是流犯，不知道如何与同伴自然相处。

第二类问题包括与职业相关的所有问题。如果问罪犯这些问题，那么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会回答：“你不了解可怕的工作环境。”他们发觉工作很可怕；他们不愿像其他人一样，与这些困难作斗争。有用的职业暗含了对其他人的兴趣，以及对他们的幸福有所奉献；但这正是罪犯的人格中所缺少的东西。这种合作精神的缺乏很早就已出现，因此绝大多罪犯都未准备好应对职业问题。绝大多数罪犯都是未受过训练、没有技能的工人。如果你追溯他们的历史，你就会发现他们在上学时，甚至上学前就已出现了阻碍，也没有了兴趣。他们从不学习合作。现在必须教会、训练他们合作。因此，如果他们面对职业问题时失败了，我们就不能认为他们有罪。我们应该把他看作没有学过地理的人进行地理测试一样，他要么给出错误答案，要么交出白卷。

第三类问题包括所有爱情的问题。幸福美满的爱情生活同样需要对方的兴趣和合作。颇有启示意义的观察是，被送进管教所的罪犯有半数在入所之前都患有性病。这个现象表明，他们想轻而易举解决爱情问题。他们认为爱情伴侣只是一部分财产。我们也常发现他们认为爱情可以购买。对这种人而言，性生活只是征服和占有；它是他们应该占有的某些东西，而不是生活中的同伴关系。“如果我得不到想要的所有东西，”许多罪犯说，“那生活还有什么用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应该开始从哪里治疗罪犯。我们必须训练他们学会合作。如果我们只在管教所里鞭打他们，则无济于事。释放他们会危害社会，在现今的条件下这一点无法商讨。社会必须免遭罪犯的危害，但这根本不可能。我们也必定会认为：“他们未对社会生活做好准备；我们该怎么对待他们呢？”在所有生活问题中，对合作的这种缺乏不是小缺陷。在每一天里，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合作。我们合作能力的程度通过我们观看、讲话和聆听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我的观察正确，那么罪犯观看、讲话和聆听的方式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他们有不同的语言。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们的智力发展受到这种差异的阻碍。当我们讲话时，我们想要每个人都理解我们。理解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因素。我们赋予词语一种共同解释，我们以别人可能理解的同样方式来理解。罪犯在这方面很不同：他们有个人的逻辑、个人的智慧。在他们解释自己犯罪的方式中，我们可观察出这一点。他们不笨，也不是低能儿。如果我们承认了他们虚构的个人优越感目标，那么他们的结论多半非常正确。罪犯会说：“我看一个人穿着漂亮的裤子，但我却没有，因此我想杀死他们。”假如现在我们承认他的欲望很重要，不要求他以有用的方式谋生，他的结论就非常明智；但这不是常识。近来在匈牙利有过一则刑事案件。几个妇人用毒药犯了几宗谋杀案。其中一人被押送到监狱时说：“我的孩子游手好闲，他生病了，我只好毒死他。”如果她拒绝合作，那么她还能做什么呢？她很聪明，但是却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情，有不同寻常的统觉图式。于是我们就会明白：为何罪犯一看到吸引人的东西，并想轻易得到它们的时候，他们就决定自己必须从根本不感兴趣的敌对世界拿走它们。他们对这个世界抱有错误的看法，对自身的意义以及别人的意义持有错误的判断。

但在考虑他们所缺乏的合作时，这一点并不最值得注意。所有的罪犯都是懦夫。他们逃避自己觉得不足以解决的问题。除了犯罪之外，我们可以在他们面对生活的方式中看到他们的怯懦。我们也在他们所犯的罪行里看到他们的怯懦。他们以隐藏和隔绝来保护自己。他们惊吓某个人，在这个人保护自己之前亮出他们的武器。罪犯认为他们很勇敢；但是我们不应以同样的方式被愚弄。犯罪是对英雄主义的懦弱模仿。他们在追求个人优越的虚构目标，自认为是英雄；但这又是一个错误的统觉图式，一种失败的常识。我们知道他们是懦夫，如果他们认为我们知道这一点的话，他们就会非常吃惊。这会增加他们的虚荣心和骄傲感，并认为自己打败了警察。他们常常会认为：“我从未被察觉到。”遗憾的是，我认为对每个罪犯的职业进行仔细研究都会揭露出，他曾犯过罪而未被察觉；这个事实非常让人讨厌。当他们被发现时，他们会认为：“这次我不够聪明，下次我就会吃一堑长一智。”假如他们侥幸逃脱，他们就觉得自己实现了目标；他们感觉到了优越，得到同党的羡慕和欣赏。

我们必须打破这种对罪犯的勇气和聪明的通常判断。但是我们在什么地方打破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在学校里以及在管教所里实行。稍后，我会描述攻击的要点，现在我想进一步探讨可能造成合作失败的环境。有时我们必须把责任推卸给父母。也许母亲技巧不够，不会引导孩子与自己合作。她或许认为没有人帮得上她，或者她不会与自己合作。我们很容易在不幸或者破裂的婚姻中看到，合作精神未得到适当的培育。孩子最初与母亲联系，也许母亲不想将孩子的社会兴趣扩大到父亲、其他孩子或者成年人身上。此外，这个孩子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家里的小霸王。当他三四岁时，另一个孩子出生了，他遭受到了挫败，被驱逐出了自己的位置。他拒绝与母亲或者幼小的孩子合作。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种种因素。如果你追溯罪犯的生活，你通常会发现这种问题始于其家庭早期经验。这并不是可计算在内的环境本身的缘故，而是孩子误解了位置，没有人给他做出解释。

如果家中有个孩子特别聪明或者天赋异常，这对其他孩子来说就是件难堪的事。这种孩子得到了最多关照，而别人受到挫败，灰心丧气。他们不会合作，因为想竞争，但又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常常看到孩子们不快乐地成长，他们就这样被别人超越，没有机会展现自己如何运用自身的才能。在他们中间，我们会发现罪犯、神经症患者或者自杀者。

当一名缺乏合作的孩子第一天上学时，我们就可以在其行为中发现这一点。他不和其他孩子交朋友。他不喜欢老师，注意力分散，上课不听讲。如果老师不了解他，他就会遇到新挫折。他受到冷嘲热讽，而不是给予鼓励和教会合作。难怪他发觉课程更不合口味。如果他在勇气和自信方面总遇到新挫折，他对学校生活就不会感兴趣。你常常会在罪犯的生涯中发现，他十三岁时还在读四年级，因为愚笨而受到指责。因此，他以后的整个生活也将遭受危险。他对别人越来越多的兴趣逐渐丧失，他的目标越来越没有用。

贫穷也提供了误解生活的机会。贫穷家庭的孩子可能会在外面遇到社会偏见。他的家庭遭受了许多损失，有许多艰难困苦。也许他自己很早就得挣钱，帮助父母摆脱困难。后来，他碰到过着生活安逸的富人，他们可以买任何想要的东西。他觉得，他们不比自己有更多放纵的权利。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大城市里罪犯的数目为何如此之大，贫富两极分化为何如此明显。无用的目标一度源于嫉妒，但是这些环境中的孩子可能会容易产生误解，认为追求优越感的方式就是不劳而获地到得到金钱。

自卑感也会被一种器官缺陷所围绕，这是我的发现之一。我在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中遗传理论的开辟工作方面有点遗憾，但是，当我最初开始写器官自卑及其心理补偿机制时，我就意识到了这个危险。要受指责的不是身体，而是我们的教育方法。如果我们运用了正确的方法，有身体缺陷的孩子对自己和别人就都会有兴趣。如果没有人帮助因缺陷器官而烦恼的孩子发展对别人的兴趣，他就只能对自己感兴趣。有许多人患有内分泌缺陷，但我想澄清，我们永远无法彻底说清内分泌腺的正常作用应该是什么。我们内分泌腺的作用多种多样，且不损及人格。因此，这个因素必须排除在外，尤其是如果我们想寻找方法，使这些孩子成为好同伴，对别人产生合作的兴趣，那么更应如此。

在罪犯当中，有一大部分是孤儿。在我看来，我们没有在这些孤儿之间建立起合作精神，这对我们的文化是一种耻辱。有许多私生子与此类似——没有人站出来，赢得他们的情感，将它转移到他们的同伴中。被遗弃的儿童常常走上犯罪之路，尤其是当他们知道并觉得没有人需要他们时。在这些罪犯中，我们也经常发现其貌不扬之人，这个事实已被用来作为遗传重要性的证据。但是想一想：其貌不扬之人会有什么感受！他处在非常不利的情形下。也许他是混血儿，没有吸引人的外表，或者遭受社会偏见。如果这种孩子相貌丑陋，他的整个生活就会背负重担：他没有我们所喜欢的东西——童年的魅力和新奇。但是，如果这些儿童得到正确对待，他们就会形成社会兴趣。

此外，颇有趣味的观察是，我们有时也会在罪犯中发现长相俊俏的男孩和男人。第一种类型可能被认为是不良遗传特质的牺牲品，天生患有身体缺陷，比如畸形手或者兔唇等，但对这些英俊的罪犯，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事实上，他们也是在很难形成社会兴趣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是受宠的孩子。你会发现，罪犯可以分为两类。有一类罪犯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同伴感，也从没体验过。这种罪犯对别人怀有敌意；他的外表充满敌意，他把每个人都视为敌人。另一种类型是受宠的孩子。我常常在罪犯的抱怨中注意到他们声称：“我犯罪的理由是母亲太宠爱我了。”我们应该在这一方面多探讨一点；但是我在此谈及，只是想从不同角度强调，罪犯未得到训练，也未学会合作的正确程度。父母们可能想使孩子成为良好的同伴，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做。如果父母既专制又严厉，孩子们就不会有成功的机会。如果父母宠爱孩子，让他成为舞台的中心，那么他就会只因自身的存在，考虑自己的重要性，而不做出任何创造性的努力，来赢得同伴的良好评价。因此，这种孩子失去了奋斗的能力，他们总想获得父母的注意，期待些什么。如果他们没有找到使其满意的简单方法，他们就会借此指责环境。

现在让我们转到几个案例上面来，看看是否能发现这些方面，尽管这些案例不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我要举出的第一个案例来源于谢尔顿·格鲁克（Sheldon Glueck）和埃莉诺·格鲁克（Eleanor T.Glueck）合著的《五百种犯罪生涯》（500 Criminals Careers）一书中“毒手神探约翰”（Hard-boiled John）的个案。这个男孩解释了其犯罪生涯的起源：

“我从没想过我会自甘堕落。一直到十五或者十六岁时，我和其他孩子都别无二致。我喜欢运动，也参加活动。我也阅读图书馆的书籍，保持良好的生活节奏等等。父母带我离开学校，要我工作，拿走所有工资，每周只给五角钱。”

他在此提出控诉。如果我们就他与父母的关系怀疑他，如果我们能看到他的整个家庭环境，我们就会发现他所真正体验到的。现在，我们只能断定，他的父母不会合作。

“我工作了近一年，开始和一个女孩相处，她喜欢玩乐。”

我们常常在罪犯的生涯中发现这一点：他们将自己依附在想玩乐的女孩身上。回想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这是个问题，它测验了合作的程度。他与想玩乐的女孩相处，而每周只有五角钱。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是爱情问题的正确解决之道。比如，还有其他女孩。他没有找对人。在这些情形下，我会说：“如果她生性喜欢玩乐，她就不适合我。”这些就是对生活中最重要事物的不同评估。

“我在那些日子里无法给予一个女孩快乐的时光，甚至一周只有五角钱。老头子不会给我更多钱。我很难过，心里想着：我怎样才能多挣钱呢？”

常识会说：“也许你可以四处寻找，多挣钱。”但是他却想不劳而获，他想找个女孩子，就是为了自己快乐，而没有别的。

“某天来了个家伙，我跟他混熟了。”

一个陌生人出现了，这对他又是一个考验。有真正合作能力的男孩是不会受到引诱的。但这个男孩正处在有可能受到引诱的道路上。

“他是个可靠的人（也就是说，是个老手，聪明能干，与你分享，且不会害你）。我们干了几宗，就脱手了。自此之后，我就精于此道了。”

我们听说他的父母有自己的房子。父亲是一家工厂里的领班，只有周末家里才能聚会。这个男孩是三个孩子中的一个；在他行为不轨之前，家里没有哪个人行为不良。我很想知道主张遗传的科学家如何解释这个案例。他承认在十五岁时初尝鱼水之欢。我相信有些人会说他纵情声色。但是这个男孩对别人没有兴趣，只想快活。任何人都能纵情声色。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困难。他正在这方面寻求欣赏——他想成为性英雄。他在十六岁时和一个同伙因为闯入民宅盗窃而被捕。其他方面的兴趣也随之证实了我们所说的。他想成为外貌上的征服者，吸引女孩的注意，通过为她们付钱来赢得她们的芳心。他头上戴着一顶宽边沿的帽子，脖子上系着红色班丹纳印花手帕（bandanna handkerchief），皮带上插着一支左轮手枪。他还取了个“西部歹徒”的名字。他是个虚荣心很强的孩子：他想表现出英雄的风采，但又没有其他方法。他承认被控诉的所有行径，还说“还有其他更多”。他毫不顾忌别人的财产权利。

“我不知道生活还有什么价值。通常就人性而言，除了极度蔑视之外，我一无所有。”

所有这些意识思维其实都是潜意识。他不了解它们，他不知道它们前后连贯起来的意义。他觉得生活就是个负担，但是他不知道他为何失去信心。

“我已学会不信任别人。人们认为小偷不会相互信任，但是他们会这样做。我曾经有个同伙，待他真诚，但他却伤害了我。”

“如果我有了想要的所有钱，我就会和任何人一样诚实。也就是说，如果我有足够的钱，我就会做我想做的，而不工作。我一点也不喜欢工作。我讨厌它，绝不会工作。”

我们可以把最后一点解释为：“压抑该对我的生涯负责。我被迫压制自己的希望，因此我成了罪犯。”这一点，值得深思。

“我从没有为了犯罪而犯罪。当然，有时突然兴起，开车到某个地方，干完后，逃之夭夭。”

他认为这是英雄主义，而不是胆小怯懦。

“有次我被逮住了，之前我就拥有价值14 000美元的珠宝了，但是我不知道有任何比去见女友更快乐的事，于是就换了够我用的现金去见她，他们抓住了我。”

这些人为他们的女友花钱，获得轻而易举的胜利。但是他们认为这是真正的胜利。

“监狱里有各种学校。我将要接受能得到的各种教育，不是改过自新，而是让自己对社会更具危险。”

这是对人类非常仇恨的态度的表达。但是他不需要人类。他说：

“如果我有了儿子，那么我会扭断他的脖子。你认为我会犯这种罪，把一个人带到这个世界吗？”

现在我们该如何改造这个人呢？除了提高他的合作能力，向他表明他对生活评价的错误所在之外，别无他法。我们只有在追溯到他童年最早的误解时，才能说服他。我不清楚这个案例情形如何。这里所描述的不是我认为的重点。童年时期所发生的一些事使他成为了人类的敌人。如果我不得不猜想的话，那么我会认为他是长子。起初非常受宠，作为长子通常都如此。后来，他认为被赶离了王座，是因为另一个孩子出生了。如果我的猜想正确，你就会发现和这种情形一般大小的事情都会阻碍合作的发展。

约翰后来又提到，他被送到职业学校（industrial school）后受到粗暴对待，他带着对社会的强烈憎恨，离开了学校。我必须就这一点说几句。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监狱里的所有粗暴对待都是一种挑衅。这是对力量的考验。同样，当罪犯不断听到：“我们必须对这波犯罪潮流做个了结。”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挑战。他们想成为英雄，他们乐于接受这种挑战。他们认为这是种竞赛：他们觉得社会在向他们发出挑战，要继续坚持下去。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正与整个世界斗争，那么什么事比受到挑战更能激起他反击呢？在问题儿童的教育中，挑战他们也是最大错误之一：“我们会看到谁更强大！我们会看到谁能坚持最久！”这些孩子像罪犯一样，沉迷于要成为强者的想法里；他们知道，如果自己足够聪明，就会侥幸成功。在管教所里，他们有时也挑战罪犯；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政策。

现在让我给你看看一名谋杀犯的日记，他因为这项罪名被处以绞刑。他残忍地杀害了两个人，在他行动之前就已写下了企图。这给了我机会来描述罪犯心中实行的这种计划。没有人不计划一下就去犯罪；在计划实行中，总有付诸行动的合理理由。在所有这种自白的作品中，我没有在哪个案例中发现犯罪被描述得完全简单明了，也没有发现罪犯不努力为自己辩护。我们在此看到社会情感的重要性。甚至是罪犯都必须尽力使自己与社会情感相符。同时他必须在犯罪之前，准备好扼杀自己的社会情感，突破社会情感这道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拉斯柯尔尼科夫躺在床上两个月，考虑着他是否会犯罪。他用这个想法鼓动自己：“我是拿破仑，还是寄生虫？”罪犯欺骗自己，用这种想法刺激自己。事实上，每个罪犯都知道他不处于生活有用的一面。他很清楚生活有用的一面是什么。然而，由于胆小懦弱，他拒绝了它。他之所以懦弱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变得有用：问题是需要合作的，而他在合作方面未受过训练。在以后的生活中，罪犯想从负担中解放自己。正如我们所知，他们想为自己辩护，并寻找借口——“他生病了，游手好闲”诸如此类的。

下面是这篇日记的部分摘录：

“家人与我脱离关系，我讨人厌，惹人烦（他显然很爱面子），我的巨大不幸几乎要毁灭我。没有什么让我念念不忘。我觉得我不能再忍受了。我可能甘心于被抛弃的环境；但是我的胃，我的胃不会言听计从。”

他编造了解脱之辞。

“有人预言我会死在绞刑架上；但是话又说回来，饿死和绞死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一个案例中，有个孩子的母亲预言说：“我认为你有一天会勒死我。”他十七岁时勒死了他的阿姨。预言和挑战以同样的方式起作用。

“我不关心结果。我无论如何都会死。我什么都不是，没有人与我有关。我想要的女孩回避我。”

他想吸引这个女孩，但是他没有像样的衣服，也没有钱。他把女孩视为一部分财产。这是他对爱情和婚姻问题的解决方法。

“事实都是一样的。我将自我拯救或者自取灭亡。”

我会在此处说明，虽然我想有更多解释的空间，但是这些人都喜欢激烈的矛盾或者对立。他们就像儿童，非此即彼：“饥饿或者绞刑架”，“拯救或者灭亡”。

“一切都为周四计划着。牺牲品已选好。我在等待机会。当机会到来时，它将是没人能做的了的事。”

他就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让人胆战心惊，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他带着一把刀，无意中杀死了一个男人。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正如牧羊人驱赶羊群一样，胃也驱使人们做最黑暗的勾当。可能我看不到明天了，但是我不在乎。最糟糕的事便是受到饥饿的折磨。我已受尽不治之症的痛苦。当他们审判我时，最后的烦恼就来了。一个人必须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但是死亡比挨饿更好。如果我饿死了，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但是现在有多少人会在那儿！也许有些人会为我感到难过。我已下定决心，我将会这么做。没有人曾像我今晚这样担惊受怕过。”

因此，他终究不是自己要成为的那种英雄。在审问时，他说：“虽然我没有击中要害，但我还是犯了谋杀罪。我知道我注定是个刽子手。人们都有如此华美的衣裳，而我永远不会有像他们那样的衣服。”他不再认为胃是其理由了；现在衣服成了固定的想法。“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他辩护道。不管怎样你总会发现这一点。有时罪犯在犯罪前饮酒是为了不承担责任。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他们要如何努力才能突破社会兴趣这面墙。在对罪犯生涯的每种描述中，我认为我都能指出我曾说过的所有方面。

现在我们要面临真正的问题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我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总会在罪犯的生涯中发现，缺乏社会兴趣、未受过合作训练的个体追求虚构的个人优越感。我们又该怎么做呢？对待罪犯就如同神经症患者一样，除了成功赢得他的合作之外，我们别无他法。我不能过分强调这一点：如果我们能使罪犯对人类的幸福产生兴趣，如果我们能使他对别人产生兴趣，如果我们能训练他合作，如果我们能使他以合作的方式走上解决问题的道路的话，那么一切都有保障了。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这项任务并非看起来那么简单。我们不能通过使事情简单化的方式来争取他，更不能使事情复杂化。我们不能通过指出他的错误以及和他争论来争取他。他的心理已构建好。他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许多年。如果我们要改变他，我们就必须找到他的模式的根源。我们必须找到失败最初发生在哪里，以及导致失败的环境。他人格的主要特征在四五岁时就已经确定了：他在这时犯了对自我和世界评估的错误，我们看到这些错误出现在他的犯罪生涯中。我们必须了解并纠正这些原始的错误。我们必须寻找他态度最初形成的情形。

之后，他把经历过的一切都转变为对态度的辩护。如果他的经历不适合他的计划，他就会冥思苦想，塑造它们，直到经受得起检验。如果有个人持有这样的态度，“别人虐待我，羞辱我”，他就会寻找大量证实自己的证据。他会寻找这种证据，其他方面的证据则不会被注意到。罪犯只对自己和自己的观点感兴趣。他有自己观看和聆听的方式，我们常常看到，他对与自己生活解释不一致的事不予关注。因此，除了我们能识破他所有的解释，以及对自身观点的各种训练，并发现他的态度最初开始的方式之外，我们无法说服他。

这是身体惩罚无效的原因之一。罪犯视之为社会具有敌意且无法合作的一种证明。也许，他可能会在学校遇到类似的事情。他未受过合作的训练，因此他成绩很差，或者在班上品行不端。他受到责骂和惩罚。现在要鼓励他合作吗？他只觉得环境更令人失望。他觉得人们都在和他对着干。有什么人会在我们期望受到责骂和惩罚的地方培养爱好呢？这个孩子失去了他剩下的信心。他对学校的功课、对老师、对同学都不感兴趣。他开始逃学，把自己藏到不被发现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他发现了其他有着同样经验、走同样道路的孩子。他们理解他，他们不责骂他。相反，他们奉承他，点燃他的志向，让他把希望寄托在生活无用的一面。当然，因为他对生活的社会要求没有兴趣，他把他们视为朋友，通常把社会当作敌人。这些人喜欢他，他在他们中间感觉更好。成百上千的孩子正是以这种方式加入了犯罪团伙。如果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他们就会找到新的证据，以证明我们是他们的敌人，只有罪犯才是他们的朋友。

这种孩子为何被生活的任务打败，这其实毫无原因可言。我们绝不应让他失去希望，如果我们管理好学校，这样这种孩子就会得到信心和勇气，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地阻止这一点。后面，我们将更充分地讨论这个建议：我们现在运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一个罪犯如何把惩罚只解释为社会反对他的一种象征，因为他总是这么认为。

由于其他原因，身体惩罚也不起作用。许多罪犯不珍惜他们的生命。其中一些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徘徊在自杀边缘。身体惩罚吓不住他们。他们沉迷于战胜警察的渴望里，以至于这伤害不了他们。这是对他们视作挑战之物的部分反映。如果狱吏严苛，或者如果他们受到严厉对待，他们就被激起勇气负隅顽抗。这再次增加了他们想比警察更聪明的感觉。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他们以这种方式解释每件事。他把与社会的联系视为一种持续的冲突，努力在其中获得胜利。如果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接受它，那么我们只会正中其下怀。甚至电椅在这个意义上都可以作为一种挑战。罪犯认为自己在赌博，罚金越高，他渴望表现过人之处就越强烈。我们很容易证实，许多罪犯只以这种方式考虑他们的犯罪行径。被判处电刑的罪犯常常会花时间思考他如何逃避侦查：“要是我背后有双眼睛该多好啊！”

我们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寻找罪犯在儿童时期所遭受的对合作的阻碍。个体心理学在此为我们开辟了整片黑暗之地。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到五岁时，孩子的心理就是一个整体：其人格的路线已汇聚在一起。遗传和环境对他的发展起到了某种作用，但是我们不太关心孩子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或者他经受了什么体验，我们关注他使用它们的方式，他如何充分利用它们，他获得了什么。因为我们对遗传的能力和无能一无所知，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更有必要。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他所处环境的各种可能性，以及他充分利用它们的程度。

对所有罪犯而言，可使罪行减轻的情况就是，他们具有某种程度的合作，但是这却不足以满足社会生活的要求。在这一点上，最初的责任就取决于母亲。她必须了解如何扩大这种兴趣，如何扩大她自身的兴趣，直至变成对别人的兴趣。她必须以这种方式表现，即孩子要对整个人类以及他整个未来的生活感兴趣。但是，也许母亲不想让孩子对其他任何人感兴趣。也许她的婚姻不幸福，双方父母不同意，他们正在考虑离婚，或者他们相互猜疑。因此，也许母亲希望孩子守在自己身旁，宠着他，惯着他，让他依赖自己。很明显，合作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是多么有限。

对其他孩子的兴趣，对于社会兴趣的发展也很重要。有时，如果一个孩子是母亲的宠儿，其他孩子就不十分愿意和他交朋友。当这种情形被误解时，它就可以作为罪犯生涯的开端。如果家中有个孩子天赋异常，他前后的孩子就经常是问题儿童。例如，次子更亲切、更可爱，他的哥哥觉得爱被夺走了。对这种孩子而言，他会很容易用自己受忽略的感觉来欺骗、麻醉自己。他寻找证据来证实他的指责是正确的。他的行为变得更差；他受到更为严厉的对待；他为自己的信念找到了证据，他受到阻碍，被安排在后座。因为他觉得受到剥削，他开始偷窃，但被发现了，并受到惩罚。现在他更加证实了，他没有得到关爱，别人都是他的敌人。

当父母在孩子面前抱怨糟糕的时代和环境时，他们可能阻碍了孩子对社会兴趣的发展。如果他总是控诉他的家人和邻居，总是批评别人，表现出反感和偏见，就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如果孩子长大了，对他们的同伴是什么样的人持有歪曲的看法，我们就不应感到奇怪；如果他们最后也和父母作对，那么我们也不要惊讶。不论社会兴趣在哪里受到阻碍，都只剩下自私的态度。孩子觉得：“为什么我就要为别人做事呢？”因为他不能在心里解决生活问题，他犹豫不决，寻找借口和脱身之法。他发现与它斗争太困难了，如果他伤害了别人，他就毫不关心。这就是冲突，在战争中一切都很公平。

让我举几个例子，你从中可以追溯罪犯类型的发展。在一个家庭中，次子是个问题儿童。就我们可以看到的范围，他非常健康，没有任何遗传的缺陷。长子是宠儿，年幼的弟弟总是努力在成就方面追赶他，就如同他在竞赛，努力打败领跑者一样。他的社会兴趣没有得到发展——他非常依赖母亲，他想得到所能从她那得到的一切。努力与哥哥竞争是项艰巨的任务，他的哥哥在班上名列前茅，他自己则名落孙山。他对控制和支配的渴望得到非常清晰的体现。他习惯向家里的老佣人发号施令，让她围着房间团团转，像士兵一样训练她。佣人喜欢他，即使在他二十岁时，佣人也让他扮演将军。他总为要完成的事过分担忧，但同时他又从未完成任何事。当他身处困境时，总向母亲要钱，虽然他为自己的行为受到责骂和批评。突然他结婚了，增添了各种困难。然而，他所关心的是要在他哥哥之前结婚。他认为这是巨大的胜利。这是他对自身评价实际上非常低的证据——他想在这种荒谬的事情中成为征服者。他根本没有准备好结婚，他和妻子总是争吵。当母亲不再像以前一样给他提供帮助时，他订购了钢琴，卖掉了它们，却没有付款。这就是将他关进监狱的事因。在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他以后的生涯在童年早期的根源。他在哥哥的阴影中长大，像一棵小树被大树遮住阳光一样。他得到这种印象，与和善的哥哥相比，他受到忽视和怠慢。

我要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雄心勃勃、受到父母宠爱的十二岁女孩。她有个自己非常嫉妒的妹妹，她的竞争表现在家中和学校里。她总是努力寻找妹妹得宠、得到更多糖果或者钱的例子。一天，她偷了同学口袋里的钱，被发现了，受到了处罚。幸运的是，我可以向她解释整个情况，让她从无法与妹妹竞争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同时，我给她家里人解释这些情况，他们帮助阻止竞争，避免留下妹妹更受宠爱的印象。这些事都发生在二十年之前。如今，这个女孩结婚了，非常正直，并有了自己的孩子。自从那时起，她就没有在生活中犯过大错。

我们已考虑了孩子的成长尤其存在危险的处境，但是我想就这一点简单地做些回忆。我们必须强调它们，因为如果个体心理学正确的话，那么只有在罪犯的看法中认识到这种处境的影响，我们才能真正帮助他拥有合作能力。有特殊困难的三种孩子的主要类型是：第一种，有器官缺陷的孩子；第二种，娇生惯养的孩子；第三种，被忽视的孩子。有器官缺陷的孩子觉得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天生被剥夺了，除非他们对别人的兴趣得到特别的训练，他们比普通人更关注自己。他们寻找控制别人的机会，我曾看到过一个例子，有个男孩因为一个女孩拒绝了他的求爱，而觉得丢脸，竟怂恿年纪小的、更傻的男孩杀死她。娇生惯养的孩子仍然依偎在宠爱他们的父母身旁——他们没有将兴趣扩大到世界的其余部分。没有哪个孩子完全被忽略，否则他连婴儿期的最初几个月都存活不下来。但是在孤儿、私生子、弃子、丑陋和畸形儿童之中，我们也发现了我们可称之为被忽略的儿童。因此，我们在这些罪犯中发现了两种主要类型——丑陋、被忽视的和俊俏、受宠的罪犯，这就很容易理解了。

我曾努力在我接触过的罪犯中，以及在我阅读过的书籍和文章对犯罪的描述中，寻找罪犯人格的结构。我发现，个体心理学的要点让我们对这些情形有所了解。让我从安东·冯·费尔巴哈（Anton von Feuerbach）所著的一本古老的德国书中挑选出几个例子，来做进一步的说明。我已经发现了对罪犯心理学的最佳描述。

1.康拉德（K.Conrad）的例子。他在临时工的帮助下谋杀了他的父亲。这位父亲常忽视这个男孩，残忍地对待他，并粗暴地对待整个家庭。有一次，这个男孩还手打他，他的父亲把他带上了法庭。法官说：“你有个不道德的、好争论的父亲，我也无能为力。”我们注意到法官怎样给这个孩子一个借口。这个家庭妄图为他们的困难寻找治疗之法。但他们所面对的这样一个难题使他们绝望了。他的父亲把一个声名狼藉的妇女带回家，并把儿子赶出家。这个男孩认识了一个对他处境深表同情的临时工，临时工建议这个男孩杀死父亲。他由于母亲的缘故犹豫不决，但是这种处境每况愈下。在长时间考虑后，他同意了，在临时工的帮助下杀死了父亲。我们在此处看到这个儿子甚至无法将他的兴趣扩大到其父亲身上。他依然深深依恋着母亲，且非常尊敬她。在他毁灭残余社会兴趣之前，他需要寻找可使罪行减轻的情境。只有当他从临时工那获得支持时，凭着一股残忍，他才麻醉自己，犯下罪行。

2.玛格丽特·茨旺奇格（Margaret Zwanziger），被称为“臭名昭著的毒药女神”。她是个在福利院长大的孩子，外表瘦小丑陋；因此，个体心理学家会认为，这刺激她变得虚荣，渴望吸引注意。她卑躬屈膝。在几次令她几乎绝望的尝试之后，她试图三次毒死别的女人，希望占有她们的丈夫。她觉得受到剥夺，想不出任何其他方法“夺回自己的东西”。她假装怀孕，企图自杀，以束缚这些男人。她在自传中写道（许多罪犯都乐于写自传）：“每当我做了恶事，我都会想：‘没有人曾为我悲伤过，如果我使别人悲伤，那么我又为什么要担忧呢？’”这无意中证明了个体心理学的观点，但却无法理解她的陈述。

我们在这些话语中看到她如何鼓动自己，一步步走向犯罪，准备使罪行减轻的情形。当我提倡合作、对别人感兴趣时，我常听到这种说法：“但是别人并没有显示出对我的兴趣！”我的回答是：“总要开始吧。如果别人都不合作，这不是你的事。我的建议是，你应该开始，不要在乎别人是否合作。”

3.N.L.，长子，教养不好，一只脚跛，取代了父亲的位置，教育弟弟。我们可以认识到，这种关系作为一种优越感目标，到如今可能仍处于生活的有用一面。然而，这也许是一种自豪和炫耀的欲望。后来，他鼓动他的母亲外出乞讨，并说：“滚蛋，你这个畜生。”我们为这个男孩感到可惜：他甚至对他的母亲都没有兴趣。如果我们把他当作一个孩子，我们就会明白他是怎样走向犯罪生涯的。他已失业很长时间了。他没有钱，染上了性病。一天，在寻找工作未果后回家的路上，他为了控制弟弟的微薄收入而杀死了弟弟。我们在此处看到了他合作的局限——没有工作，没有钱，有性病。每个人总有这些限制，超过了限制，个体就觉得无法继续。

4.早年是孤儿的孩子被一位养母收养了，她宠惯他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这样，他就成了受宠的孩子。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发展糟糕。他善于经商，不断尝试给每个人留下印象，总想位居前列。他的养母鼓励他，并和他坠入爱河。他变成了骗子，不择手段地骗钱。他的养父母是地位低下的贵族：他装出贵族的派头，挥霍掉了所有钱财，把他们赶出了家。不良的训练和溺爱宠坏了他，而无法使他诚实工作。他把生活中的工作看作是，他好像必须以撒谎和欺骗来征服。这使得每个人都成了要欺骗的敌人。他的养母宁可喜欢他，也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和丈夫。这种对待使他觉得，他有权利得到一切，但是他对自己过低的评价表明，他认为无法通过正常手段获得成功。

我们已经指出，没有哪个孩子应该遭受这种挫折，以及这种对合作无用的深深自卑感。面对生活问题，没有人一定会失败。罪犯选择了错误的方法。我们必须向他指出他在哪里采用了错误的方法，以及为什么选择了它们。我们必须训练他有勇气对别人感兴趣，和别人合作。如果我们完全认识到犯罪是懦弱的、没有勇气的，那么我会认为最强有力的自我辩白会远离罪犯，没有哪个孩子会在未来去选择训练自己犯罪。在所有罪犯的案例中，不管他们是否正确描述，我们都能看到童年时期错误生活风格的影响，这种风格显示出缺乏合作的能力。我想说这种合作能力必须受到训练，它是否来自遗传根本不是问题。人们有一种寻求合作的潜力，这种潜力应当被视为是天生的。每个人都具有这种潜力，要发展它，就必须进行训练和练习。在我看来，有关犯罪的其他所有观点都是多余的，除非我们能造出受过合作训练又是罪犯的人。我从未遇到过这种人，我也从没有听说有人见过这种人。要是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期望避免犯罪的灾难。教孩子合作就如同教地理的方式一样。因为它是一种真理，我们总能传授真理。如果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成年人，进行地理测试，而他没有做好准备，他就会失败。如果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成年人，在需要合作的知识背景下测试，他没有做好准备，那么他也会失败。我们所有的问题都需要合作的知识。

我们对犯罪问题的科学探究已近尾声，现在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真理。人类已过了上万年，却还是没有找到处理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已经使用的方法似乎都没有用，这种不幸我们仍然跟随着。我们的探究已告诉了我们缘由：还没有采取正确的步骤来改变罪犯的生活风格，阻止错误生活风格的发展。缺少这一点，没有哪种方法能真正发挥作用。

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的结果。我们已发现罪犯不是人类的异类，他和其他人别无二致，他的行为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人类行为的变衍。这是个很重要的结论：如果我们明白了犯罪本身不是一件孤立的事，而是一种态度的症状，如果我们能看到这种态度如何出现，而不是面前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会以自信开始工作，我们可以实现改变。我们发现，罪犯已用不合作的思维和行动训练自己有一段时间了。这种缺乏合作的根源可以回溯到他的童年早期，即生命最初四五年。在那些年里，他对别人兴趣的发展出现了阻碍。我们已经描述过这种阻碍与他的母亲、父亲、同伴、周遭的社会偏见、环境中的困难以及其他因素的关联。我们已经发现，在形形色色的罪犯中、在所有各种失败者中，最大的共同特征就是缺乏合作、缺乏对别人以及人类幸福的兴趣；如果我们要做点什么，这种合作能力就必须要学会并得到训练。然而，并没有实现这种结果的其他方法。一切都取决于这个因素，合作的能力。

罪犯在一个点上与其他失败者有所不同。经过长期地、不断地反对合作训练，他已像别人一样在生活的正常任务中失去了获得成功的机会；然而，他保持了一定的活动，他把活动的剩余部分都投向了生活的无用一面。他在无用的一面表现非常积极，在某种程度上，他能与那些他认为很像自己的人、与同一类型的人，以及与其他罪犯一起合作。在此，他与神经症患者、自杀者和酗酒者都不相同。然而，他的活动范围非常有制，有时只剩下犯罪的可能。他反复承认的，不是整个犯罪领域，而只是一种犯罪。这就是他的活动范围，他把自己限制在这个狭小的区域。我们在这种情境中看到他是多么缺乏勇气。他一定会失去勇气，因为勇气只是合作能力的一部分。

罪犯总是在为他的犯罪生涯做着思想和情感的准备：他白天做着计划，夜里做梦试图毁掉其最后残留的社会兴趣。他总在为减轻罪行和逼迫他当罪犯的原因寻找借口和托词。要刺穿这堵社会情感之墙并不容易，因为它显示出巨大的阻力。但是如果他要犯罪，他就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也许是冥思苦想他的委屈，也许是通过麻醉自己——来摆脱这种阻碍。这帮助我们了解了他如何不断地对证实他态度的环境作出解释，同时也帮助我们了解了我们与他争辩为何一无所获。他以自己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他已为此生的争辩做好了准备。除非我们发现他的态度如何形成，否则我们就无法期望改变它。然而，我们有一个他无法对抗的优点：这就是我们对别人的兴趣，它使我们找出帮助他的正确方法。

当罪犯身处困境，没有勇气以合作的方式面对它，找不到容易的解决方法时，他就开始策划并准备犯罪。比如，当他需要挣钱时，这种情况尤其会发生。他和所有人一样寻求安全感和优越感目标。他希望解决问题，克服阻碍。然而，他的努力却在社会框架之外：他的目标是虚构的个人优越感目标，他试图通过设想自己是警察、法律以及社会组织的征服者来获得这个目标。这就是他自娱自乐的一种游戏——违法、躲避侦查，狡猾奸诈以至没有人找到他。比如，他认为使用一瓶毒药就是一种巨大的个人胜利。他总是自欺欺人，自我沉醉。在第一次判罪前，他通常都有几次成功。当被发现时，他只想到：“如果我更聪明，我就可以逃之夭夭了。”

我们可以在所有这些情境中看到他的自卑情结。他从工作环境以及与生活有关的任务中逃离出来。他觉得自己无法获得正常的成功。他逃避合作的训练已真正增加了他的困难——大多罪犯都是没有技术的工人。他通过发展一种低级的优越感来隐藏自己的不足。他认为自己是多么勇敢、多么特别，但是当他作为生活前线的逃兵时，我们能称他为英雄吗？罪犯实际上在梦里实现了他的生活：他不了解现实，他必须与了解的事实斗争，或者他将被迫放弃自己的职业。因此，我们发现他在想：“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因为我能杀死每个人。”或者：“我比任何人都聪明，因为我能犯罪，而不被发现。”

我们已认识到罪犯是如何从生命第一年负担过重的孩子中，或者从被宠爱和娇惯的孩子中产生的。有器官缺陷的孩子需要特殊的照顾，以指导他们对别人的兴趣，否则他们无法以正确的方式成长。被忽略、被遗弃、得不到欣赏或者令人讨厌的孩子都处于相似的情境之中：他们从未体验过与别人的合作；他们没有学会，合作有可能赢得情感，解决问题。得宠的孩子没有学过以自己的努力来获得东西。他们认为自己要什么，这个世界就会迫不及待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如果他们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他们就觉得受到不公对待，并拒绝合作。在每个罪犯背后，我们都能追溯这种历史。他们没有受过合作训练，他们也没有合作的能力。一旦他们遇到问题，他们就不知道如何处理。因此，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必须要做什么。我们必须训练他们进行合作。

我们有了这方面的知识，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有了足够的经验。我认为，个体心理学告诉了我们如何改变每个罪犯。但是，想一想，要找出每一个罪犯，对其进行治疗，以便我们改变他的生活风格，这是多么艰难的工作啊！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大部分的困难超过一定程度，他们的合作能力就会耗尽。我们发现罪犯的数量在艰难岁月里总会增加。我认为，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消除犯罪，我们就要治疗大部分人。我认为，把每个罪犯或者潜在罪犯改造成规矩之人的短期目标不太可行。

然而，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假使我们无法改变每个罪犯，我们就可以做些事情，以减轻那些不足以处理生活问题的人的负担。例如，关于失业、缺乏职业训练和技能，我们就可以使每个想工作的人获得一份工作。这是降低社会生活要求以使大部分人不会失去最后合作能力的唯一方法。毋庸置疑，如果做到了这一点，罪犯的数目将会减少。我不清楚我们的时代在我们的经济条件下是否准备好这种救济；但是我们应该为这种改变做出努力。我们也应该为孩子们的未来职业更好地训练他们，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面对生活，并拥有更大的活动范围。这种训练在监狱里也可以进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在某个方向采取了一些步骤，也许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加倍努力。虽然我认为，我们不太可能给每个人进行单独治疗，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集体治疗提供更多帮助。比如，我应该假设我们已和许多罪犯讨论过社会问题，就像我们在此考虑他们一样。我们应该询问他们，让他们回答；我们应该启迪他们的心灵，把他们从沉睡的梦中唤醒；我们应该让他们从对世界的个人解释的沉醉中，以及对自身潜力的过低评价中脱离开；我们应该教会他们不要限制自己，减少对要面对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担忧。我确信我们能从这种集体治疗中获得巨大的成果。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也应该避开被罪犯和穷人当作挑战的每件事。如果贫富分化悬殊，穷人必然愤怒，并受到许多挑战。因此，我们应该减少浮躁的风气：个体也没有必要挥霍拥有的大量财富。在治疗落后儿童和问题儿童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学到，让他们挑战力量的试验完全没有用。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与环境作战时，他们仍能坚持自己的态度。罪犯也是如此。纵观整个世界，我们可以观察到：警察、法官甚至我们制定的法律都在挑战罪犯，勾起他们的斗志。然而，绝不应该存在威胁。如果我们更加冷静，不提到罪犯的名字，或者不对他们做那么多宣传，那么情形可能会好很多。这种态度需要改变。我们认为，不论是严厉还是温和都不能改变一个罪犯。只有他更好地了解自身的处境，他才会改变。当然，我们应该仁慈点。我们不应该猜想，罪犯会因身体惩罚的想法而害怕：正如我们看到的，身体惩罚有时只是增加了游戏的刺激性，甚至在罪犯被电击时，他们都会认为只是他们出了纰漏，才会被抓住。

假如我们加倍努力，找到那些对犯罪负责的人，那么这就会很有帮助。在我看来，至少有40%的罪犯，也许更多，都逃过了侦查。这个事实总在助长罪犯的错误观点。几乎每个罪犯当他承认犯罪，而没有被发现时，都有过这种状态。关于这些方面的其中一些部分，我们已经有了改进，我们正在往正确的方向发展。罪犯不论在监狱还是离开监狱后，都不应受到侮辱或者挑战，这也很重要。如果选出适当的人选，那么增加感化官的数量就会很有用，通过这些感化官自身对社会问题和合作的重要性也应该有所领悟。

我们可以借助这些方法完成许多事情。然而，我们仍然不能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减少犯罪的数目。幸运的是，我们有了其他方法，这是一种非常实用、非常成功的方法。如果我们训练孩子具有适当程度的合作能力，如果我们发展了他们的社会兴趣，罪犯的数量就会大幅度减少，效果在不远的将来就会体现出来。这些孩子也就不会受到引诱或者煽动。无论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或者麻烦，他们对别人的兴趣都不会完全消失。他们的合作能力以及完满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都比我们这一代高。大部分罪犯很早就已开始职业生涯，他们通常在青春期开始，也许在十五到二十八岁之间，犯罪就非常频繁。因此，不久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成功。不仅如此，我确信，如果孩子得到正确的教育，他们将会影响整个家庭生活。独立、有远见、乐观、发展良好的孩子会是父母的帮手和宽慰。合作的精神会迅速传播到整个世界；人类整个社会风气也会提升到一个更高水平。我们影响孩子的同时，也影响了父母和教师。

遗留的唯一问题是我们如何选择最佳突破点，我们寻找什么方法发展孩子，便于他们能够处理以后生活中的任务和问题。也许我们可以训练所有的父母，但是这绝不可能。这个建议不会给我们太多希望。父母们是很难把握住的，绝大多需要训练的父母都是我们从未见过的穷人。我们无法接触到他们，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另一种方法。也许我们能够集中所有孩子，把他们关起来，感化他们，自始至终密切关注他们。这似乎不是一个好的建议。然而，有一种方法切实可行，可以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可以使教师成为社会进步的工具：我们可以训练教师去纠正孩子在家庭中犯下的错误，发展并扩大孩子对别人的兴趣。这是学校完全自然的发展方向。因为家庭无法为以后生活的所有任务教育孩子，所以人们才会建设作为家庭延伸的学校。我们为何不运用学校来使人们更合群、更合作，并对人类幸福更感兴趣呢？

你将会看到我们的能力必须建立在以下观点之上。简而言之：人们贡献的结果使我们在现今文化中享有的所有有利条件成为可能。如果个体不会合作，不对别人感兴趣，不对整个人类作出贡献，他们的整个生活就没有任何价值，他们已经消失了，身后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只有那些作出贡献的人们的成果才会存留下来，他们的精神将延续下去，并将永垂不朽。如果我们使之成为我们教导孩子的基础，他们就会在自然而然喜欢的合作性工作中成长。如果他们正面对困难，他们就不会示弱。他们会坚强面对甚至最困难的问题，并会为了人们的共同利益解决它们。

第十章 职业

束缚人们的三种联结构成了三个生活问题，但没有哪一个问题可以单独解决，每一个问题都需要其他两个的成功处理。第一种联结构成职业问题。我们生活这个星球的表面上，只拥有这个星球的资源：肥沃的土地、丰富的矿产、气候以及空气。寻找这些条件给我们提出的问题的正确答案，一直是人们的任务。甚至今天我也不能认为，我们已找到了满意的答案。在每个时代，人们都达到了解决问题的一定水准，但追求进步和更多成绩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源自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束缚人们的第二种联结是他们属于人类，并生活在和别人的联系中。如果一个人独自生活在地球上，那么他的态度和行为会完全不同。我们总要依赖别人，适应他们，对他们感兴趣。这个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法是友谊、社会情感以及合作。借助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在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上取得了不可估量的进步。

因为人们学会了合作，所以我们才能在人类分工中获得重大发现，这种发现是人类幸福的主要保障。如果每个人都凭自己谋生，而不合作，不依赖过去的合作成果，保存人们的生活就不太可能实现。借助劳动分工，我们可以运用不同训练类型的成果，将许多不同的能力组织起来，这样所有人对人类幸福都有所贡献，保证安全，为社会所有成员增加机会。当然，我们不能吹嘘已经实现了可以做到的一切；我们不能假装劳动分工已经达到了其最富有成效的发展程度。但是解决职业问题的每种尝试都必须在劳动分工的框架和合作努力下进行，且通过我们的工作对别人的利益有所贡献。

一些人尝试着逃避职业这个问题，他们不去工作，使自己关注人类共同兴趣之外的东西。然而，我们总是会发现，如果他们回避这个问题，他们实际上就在要求同伴给予支持。不管怎样，他们依靠别人的劳动而生活，而不去对他们有所贡献。这就是受宠儿童的生活风格：当面对问题时，总是要求通过同伴的努力为他解决问题；把不公正的负担扔到积极参与解决生活问题的人身上，并阻止人们的合作。

人们的第三种联结是，他是两种性别其中之一，而不是其他哪一种。他在延续人类生命中的作用，依赖于其接近异性以及履行性别角色的行为。两性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问题。要成功解决爱情和婚姻问题，对劳动分工有所贡献的职业是必不可少的，与别人的友善接触也是必要的。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法，也是最符合社会要求和劳动分工的解决方法，即一夫一妻制。在个体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中，总可以看到他的合作程度。这三个问题是绝不应分开的，它们相互纠缠在一起，一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其他问题的解决。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它们是同一种情境、同一个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人们有必要在他发现自己的环境中保全生命、延续生命。

我们在此重复一次，尽母亲之职又对人类生活有所贡献的妇女，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在劳动分工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如果她对孩子的生命感兴趣，那么她会为他们做准备，使之成为健全的公民。如果她扩大他们的兴趣，训练他们合作，她的工作就价值连城，但从来都没有得到恰当的回报。在我们如今的文化中，母亲的工作被低估了，经常被认为不是很有吸引力或者值得尊敬。它只能获得间接的补偿，把它作为主要职业的妇女通常在经济上也依赖别人。然而，家庭的成功同样依赖于母亲和父亲的工作。不论母亲是料理家事还是独立工作，她作为母亲的工作所发挥的作用不比她的丈夫的工作来得低。

母亲是第一个影响孩子职业兴趣发展的人。生命最初四五年的努力和训练，对孩子在成年生活中的主要活动范围有决定性影响。如果有人要求我做职业指导，我会问这个人如何开始，在生命最初几年他对什么感兴趣。这个阶段的记忆最终显示出他一直用什么来训练自己：它们显示出他的原型，以及潜在的统觉图式。对于最初记忆的重要性，我在后面还将会讨论。

训练的第二步由学校执行。我相信我们的学校如今更加关注孩子的未来职业，训练他们的手、眼和耳，及其官能和功用。这种训练和特殊课程的传授一样重要。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课程的传授对孩子的职业发展也很重要。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说，他们已经忘了曾在学校学过的拉丁语和法语。但是，讲授这些课程也许仍然不是错误的。在所有这些课程的学习中，通过过去的综合体验，我们已经发现训练所有心理功能的极佳场合。有许多现代化学校很看重技能和手工艺；我们也以这种方式增加孩子的经验，培养他们的自信。

如果一个孩子从童年时期就知道，在以后的生活中想从事什么职业，他的成长就简单很多。如果我们问他们以后想做什么，绝大多数人会给出答复。他们的回答明显没有经过思考；当他们说他们想做飞行员或者火车司机时，他们不知道为何选择这个职业。我们的任务就是识别潜在的动机，看清他们努力的方式，是什么在推动他们前进，他们身处的位置，他们的优越感目标，以及具体实施时他们有何感受。他们给出的回答只向我们表明，哪种职业在他们看来似乎代表着优越；但是从这种职业中，我们也看到帮助他们实现目标的其他机会。

十二岁或者十四岁的儿童应该已经更清楚他们要从事的职业。一听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知道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要做什么，我就总感到很难过。他表面上所缺的雄心壮志并不意味着他根本没有兴趣。他可能雄心勃勃，却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他的雄心是什么。在这种案例中，我们必须花点心思找出他的主要兴趣和训练。一些孩子，当他们在十六岁读完高中时，仍然没有确定未来职业。他们常常是优秀的学生，却不知道如何继续以后的生活。我们认识到，这些孩子都很有野心，实际上却不真正合作。他们在劳动分工中没有找到自己的出路，也没有适时找到实现他们雄心的具体方法。因此，早一点询问孩子他们要从事什么职业是很有好处的。我常常在学校提出这个问题，以便引导孩子们思考这一点，以免忘了这个问题或者想隐藏答案。我也问他们为何选择这个职业，他们常常告诉我非常启示人的细节。我们在孩子对职业的选择中看到他的整个生活风格。他展示给我们他努力的主要方向，以及他在生活中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必须让他选择认为有价值的职业。因为我们自身无法说出哪种职业高级、哪种低下。如果他真正从事自己的工作，致力于奉献别人，那么他和别人一样是有用的。他唯一的工作就是训练自己，努力支持自己，在劳动分工的框架下安排自己的兴趣。

有些人无论选择什么职业都不会满意。他们所要的不是一种职业，而是对优越感的轻易保障。他们不想面对生活问题，因为他们觉得生活给他们带来问题这根本就不公平。这些人都是受宠的孩子，想得到别人的支持。也许绝大部分的男人和女人确实对自己在最初四五年里摸索出来的方向感兴趣，并无法忘记这些兴趣，但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或者父母施加的压力，他们被迫采取不同的方向，从事自己不感兴趣的职业。这是童年时期训练重要性的另一种标志。如果我们在儿童的最初记忆中看到对可见事物的兴趣，我们就可以认为他更能适应运用眼睛的职业。在职业指导中，最初记忆应该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某个孩子会提起有人和他谈话的印象，提起风吹或者铃响的声音。我们知道他是听觉型的，我们可以猜测他也许适合与音乐相关的一些职业。在其他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活动的印象。有一些人要求更多的活动，也许他们会对要求户外作业或者旅游的职业感兴趣。

最常见的努力之一就是尝试超越家中的其他成员，尤其是比父亲或者母亲更进一步。这会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努力。我们很高兴看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一个孩子想在自己的职业中超过他父亲的成绩，那么他父亲的经验会提供给他一个良好的开端。父亲是警察的孩子常常怀有当律师或者法官的雄心。如果他的父亲受雇于诊所，他就想成为医生。如果他的父亲是教师，他就想在一所大学担任教授。

通过观察孩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成年生活中的职业训练自己。比如，有时一个孩子想做教师，我们会注意到他如何召集更小的孩子，在学校和他们一起玩耍。孩子的游戏向我们暗示了他们的兴趣。期望做母亲的女孩会和玩具一起玩，训练自己对婴儿产生更大的兴趣。训练扮演母亲角色的兴趣应该得到鼓励，我们不必担心给小女孩玩具去玩耍。一些人觉得，如果我们给她们玩具，我们会使她们脱离现实，但事实上她们训练自己认同并完成一位母亲的任务。她们在生活的早期便开始训练，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一旦她们训练得太迟，她们的兴趣就已固定不变。许多孩子表现出浓厚的机械和技术兴趣。如果他们能实现自己所希望的，那么这也是对以后生活中良好职业的一种承诺。

仍然有其他的孩子一点都不想被安排在领导的位置上。他们的主要兴趣是找到一位受人尊敬的领导，他是他们可以服从的另一个孩子或者成年人。这不是一种非常有利的发展，如果我们能减少这种服从的倾向，我一定会感到高兴。如果我们无法阻止他们，这种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就不能占据领导地位，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小职员的职位，他们的工作是日常工作，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

无意中遇到疾病或者死亡问题的孩子，总对这些事实留有巨大的兴趣。他们想成为医生、护士或者药剂师。我认为，他们的努力应该得到鼓励。因为我总是发现，拥有这种兴趣而成为医生的孩子很早便已开始他们的训练，并且非常喜欢他们的职业。有时，对死亡的一种体验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得到补偿。孩子会怀有通过艺术或者文学创作来保存生命的雄心，或者他可能会成为虔诚的宗教徒。

逃避职业的错误训练，比如心猿意马或者懒惰怠慢，在生活的早期便已开始。当这种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面对困难时，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方式找到他错误的原因，并试着以科学的方法纠正他。如果我们生活在可以给我们提供所需一切的地球上，并不需工作，也许懒惰就会成为美德，勤劳就会成为恶习。就我们与自己居住的行星和地球的关系而言，我们理解了，对职业问题的逻辑解答，唯一与常识相一致的就是，我们应该工作、合作和奉献。人们以往通过直觉感觉到这一点，现在我们可以从科学的角度看到它的必要性。

儿童早期的训练在天才中已很明显。我认为天才的问题可以说明整个话题。人们只称那些对人类幸福贡献良多的人为天才。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天才身后没有对人类留下任何益处。艺术是所有人最富于合作的结晶，人类伟大的天才已提升了我们的文化水平。荷马在他的史诗中只提到三种颜色，并用这三种颜色来做所有的区分。毋庸置疑，人们在那时可能已经注意到更多的不同；但没有必要给它们起名字，因为这些不同似乎很微不足道。谁教会了我们区分所有颜色？我们现在又怎么命名呢？我们必须说这是艺术家和画家的工作。作曲家已将我们的听觉提炼到非同一般的程度。如果我们现在以和谐的声调而不是原始人粗糙的音调说话，那么这就是音乐家所教给我们的。他们丰富了我们的心灵，教会我们训练自己的功能。谁增加了我们的感受深度？谁教我们讲得更好、理解更到位？这些人就是诗人。正是他们丰富了我们的语言，使之更灵活，适用于各种生活目的。天才是最富于合作的人，这毋庸置疑。在他们行为和态度的某些方面，也许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合作能力，但是我们可以在整个生命画卷中看到它。他们并不像别人一样易于合作。他们走在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上，要面对许多阻碍。他们常以严重的器官缺陷为出发点。在几乎所有杰出人士中，我们都发现了一些器官缺陷。我们得到这个印象，即在生命之初他们便要痛苦地面对困难，可是他们却努力克服了它们。我们尤其能注意到他们是多么早就已固定下其兴趣，他们在童年训练自己多么艰难。他们使自己的感觉更加敏锐，以至他们能够接触世界上的难题，并理解它们。我们可以从这种早期训练中断定，他们的技术和天赋是自己的创造，而不是天生的或者遗传的、不应得到的礼物。他们努力，我们享福。

这种早期努力是以后成功的最佳基础。假设我们让一个三四岁的女孩独自待着。她开始为她的玩具缝制一顶帽子。当我们看到她在工作，我们告诉她帽子多么漂亮，并建议她如何可以缝得更好。这个小女孩受到鼓励和激励。她加倍努力，增强技能。但是假设我们说：“把针放下！你会伤到自己。你根本没有必要做这顶帽子。我们要出去给你买顶更漂亮的。”她就会放弃自己的努力。如果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比较这两个女孩，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女孩已经形成了艺术的品位，对工作感兴趣：第二个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她认为自己买的东西比做得更好。

如果在家庭生活中过分强调金钱的价值，孩子就会只想根据他们挣钱的多少来看待职业问题。这是个巨大的错误，这种孩子不会遵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兴趣。每个人都应该自谋生路，这是个事实。的确，我们也发现忽视这一点的人使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但是如果一个孩子只对挣钱感兴趣，那么他会很容易失去合作之道，只寻求自己的利益。如果挣钱是他唯一的目标，又没有哪种社会兴趣与之息息相关，那么他没有理由不以抢劫或者欺骗别人的方式来挣钱。即使情形不那么极端，而只有少许社会兴趣与这个目标结合，那么这个人可能挣了很多钱，但他的活动对同伴并没有多少益处。在我们这个复杂的时代，沿着这些路途很有可能获得成功，变得富有。甚至错误的方式有时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会成功。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必惊讶，因为我们无法坚持某种承诺，即认为以正确态度经历生活的人会取得迅速的成功。然而，我们可以断言，他会鼓起勇气，不会失去自尊。

一种职业有时可用来逃避，用来作为逃避社会和爱情问题的借口。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经常用忙碌的活动作为摆脱爱情和婚姻问题的方法。我们有时会发现它被当作失败的借口。一个人疯狂地致力于他的事业，并认为：“我没有时间花在婚姻上，因此我不应对它的不美满负责。”尤其是在神经症患者中，社会和爱情这两种问题是他们试图要回避的问题。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异性，或者用错误的方法。他们没有朋友，对别人没有兴趣。但是他们日夜忙着自己的事业。他们想着它，在床上梦到它。他们使自己处于紧张之中，并在这些紧张中出现了神经症症状，比如胃刺激或者类似这些烦恼。他们现在觉得，他们的胃病可以使自己不再面对社会和爱情问题。在其他情形下，这个人总变换职业。他总考虑更适合他的职业。最终他根本没有职业：他总是在一件事到另一件事之间摇摆不定。

面对问题儿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找到他们的主要兴趣。通过这一点，我们就更容易从整体上鼓励他们。如果有未能确定职业的年轻人，或者有过职业失败的年长的人，我们就应找到他们的真正兴趣，并运用它们：一方面给予他们职业指导，另一方面努力帮助他们就业。这并非易事。在我们这个时代，大量失业是值得警惕的问题。但在一个人们都致力于合作的时代，这并不是对它的正确表述。因此我认为，每个了解合作重要性的人都应该努力看到：没有人会失业，工作面向每个想寻求的人。我们可以用增加训练学校、技术学校以及成人教育的方式来援助。许多失业者没有受过训练、没有技术。也许，其中一些人对社会生活不感兴趣。对人类而言，未受过训练的社会成员以及对人类幸福不感兴趣的人群，是种巨大的负担。这些人总觉得自己落后，处于不利位置。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未受训练、没有技术的人构成了大部分的罪犯、神经症患者以及自杀者。由于他们缺乏训练，所以他们落在人们后面。所有父母和教师以及对人类的未来发展和进步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努力让所有孩子得到更好的训练，以使其中大部分人进入成年生活时，不至于在劳动分工中没有特殊的位置。

第十一章 人类与同伴

对人类而言，最早的努力就是与同伴一起合作。正是由于对我们的同伴产生兴趣，我们的种族才会取得所有这些进步。家庭是一个对别人产生兴趣必不可少的组织；我们追溯历史时会发现，人类在家庭中共同成长的趋势。原始部落以共同符号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符号的目的在于将人们和同伴团结起来合作。最简单的原始宗教是图腾崇拜。一个部落会崇拜蜥蜴，另一个可能崇拜公牛或者巨蟒。那些崇拜相同图腾的人一起居住合作，部落里的人们情同手足。这些原始习俗是人类稳固合作的重大步骤之一。在这些原始宗教的节日中，每个崇拜蜥蜴的人都加入同伴行列，他们一起讨论收获的问题，如何保护自己，以及免受动物和天灾的侵害。这就是节日的意义。

婚姻被认为是涉及整个团体利益的事情。每个崇拜相同图腾的弟兄都得按照社会的约束，在自己团体之外寻找搭档。我们应该认识到，爱情和婚姻不是个人的事务，而是整个人类在心灵和精神上都应该参加的共同任务。结婚就意味着一定的责任，因为这是整个社会都期望的任务，社会期望生育健康的孩子，并以合作的精神抚育他们。因此，所有人在婚姻中都应乐于合作。原始社会用他们的图腾以及复杂的制度控制婚姻的方法，如今在我们而看来似乎很可笑。但是在他们那个时代，不容忽视它们的重要性。它们确实增加了人们的合作。

宗教的最重要教诲是“爱邻居”。在此，我们以另一种形式同样努力地增加对同伴的兴趣。有趣的是，我们现在可以从科学角度证实这种努力的价值。得宠的孩子问我们：“我为何要爱我的邻居？我的邻居爱我吗？”因此这揭示了他缺乏对合作的训练和对自己的兴趣。对生活中遭遇巨大困难的同伴不感兴趣的人，会给别人带来巨大伤害。正是在这些人中间出现了人类所有的失败。许多宗教和忏悔以它们的方式设法增加合作；就我自己而言，我赞成以合作为最终目标的人类的每种努力。争斗、批评以及低估都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并不拥有绝对真理，有好几条道路都通往合作的最终目标。

我们知道在政治上可能会滥用最好的方法。但是如果缺少合作，那么没有人能够凭借政治完成任何事。每位政治家都必须拥有自己改善人类的最终目标，改善人类意味着更高程度的合作。对于判断哪位政治家或者政党真正能够引导改善，我们常常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生活风格进行判断。但是如果一个政党在自己的圈子中发展同伙，我们就没有理由反感这些活动。因此，在国家动向上，如果那些政治家参与这些活动的目标是把孩子培养为真正的同伴，增加他们的社会兴趣，那么他们可能会继续遵循自己的传统，崇拜自己的国家，尝试以最理想的方式去影响并改变法律：我们应该赞同他们的努力。班级活动也是团体活动和合作，如果其目标是改善人类，我们就应该避免偏见。因此，所有活动都应根据他们加深对同伴兴趣的能力来判断，我们将会发现帮助增加合作的方法有许多种。也许有更好的或更糟的方法，但是如果获得了合作的目标，攻击某种方法就没有用，因为它可能不是最好的。

我们不赞同的是只寻求索取和个人利益的人生观。这就是对个人进步和共同进步构成的可以想象的最大阻碍。只有对我们的同伴感兴趣，才会形成人类的各种能力。读、说和写都以与别人的联系为先决条件。语言本身就是人类的共同创造，是社会兴趣的结果。理解是一种共同事务，而不是个人功能。理解就如我们期望彼此应该知道别人心中的想法那样。它是以共同意义将自身和别人发生联系，并受到人类共识的主导。

有些人主要寻找自己的兴趣和个人的优越感。他们赋予生活个人的意义，生活应该只为他们存在。然而，这里没有任何理解；这是这整个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可以分享的观念。因此，我们发现这种人无法与同伴发生联系。当我们看到一个经过训练对自己感兴趣的孩子时，我们会发现他的脸上有种悲哀或者茫然的表情，我们在罪犯或者精神错乱者脸上也看到同样的表情。他们不用眼睛和别人联系。他们不以同样的方式观看。这种孩子和成年人有时甚至都不看一眼他们的同伴。他们转移视线，看看其他地方。同样的联系失败体现在许多神经症症状中，比如，强迫性脸红、口吃、阳痿或者早泄等等都非常明显。这些病症都揭示了无力与别人联系，这源于对他们缺乏兴趣。

分离的最高程度可以用疯狂来代表。如若可以唤起对别人的兴趣，那么即便是疯狂也不是不可医治的；但它代表了他与同伴的距离比其他任何表达，除了自杀之外，都更远。治疗这种病例是种艺术，一种非常困难的艺术。我们必须赢得患者的支持合作，我们只有借助耐心以及最仁慈、最友善的方式才能做到。曾经有人请求我尽力治疗一位患有早发性痴呆症的女孩。她患此病已长达八年，最后这两年住在一家救济院。她像狗一般咆哮，吐口水，撕扯自己的衣服，试图吃掉自己的手帕。我们可以看到她对人类有多么厌恶。她想扮演狗的角色，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点。她觉得她的母亲对待她像狗一样。也许她会说：“我越看人类，我就越想做只狗。”我跟她连续说了八天话，她都没有回一句。我继续跟她说，三十天之后，她开始以含混不清、莫名其妙的方式谈话。在她心中，我是她的一个朋友，因此她受到了鼓舞。

即便这种类型的患者受到鼓励，他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他的勇气。他对同伴的抵抗非常强烈。当他的勇气恢复到一定程度，但又不想合作时，我们就能预测他要尝试的行为。他就像一个问题儿童。他试图做一个令人讨嫌的人：他会弄坏任何能够得到的东西，或者攻击侍从。当我第二次和这个女孩谈话时，她打了我。我不得不思考该怎么办。使她惊讶的唯一答案就是置之不理。你可以想象这个女孩，她不是一个体格健壮的女孩。我让她打我，却仍然看似和善。她的期望不是这样的；它从她身上拿走了每一个挑战。她仍然不知道如何处理再度觉醒的勇气。她打破了我的窗子，手被玻璃划伤了。我没有责备她，反而帮她包扎手。处理这种暴力行为的通常方法，比如禁闭、把她关在房间里，都是错误的方法。我们想赢得这个女孩，就必须另寻他法。期望疯子像正常人一样行事是个巨大的错误。几乎每个人都会恼怒，因为疯子不会像常人那样做出反应。他们不吃东西，撕扯自己的衣服，等等。随他们去吧！没有帮助他们的其他可能性了。

自此之后，这个女孩康复了。一年过去了，她的健康状况依然稳定。一天，当我要去拜访她曾被禁闭的救济院时，在路上遇到了她。“你要做什么？”她问我。“跟我来。”我回答说，“我要去你住了两年的救济院。”我们一起到了救济院，我找到了曾在那儿医治过她的医生。我建议他，当我治疗另一个患者时，和她说说话。当我回来时，这位医生非常愤怒。“她完全健康，”他说，“但是她有件事让我很生气。她不喜欢我。”我依然时不时地看看这个女孩，她良好的健康状况保持了十年。她自谋生路，与同伴和谐相处，见过她的人没人相信她曾经发过疯。

偏执狂和忧郁症这两种症状特别清楚地揭示了他与别人的距离。偏执狂患者指责所有人，他认为他的同伴有阴谋地组织在一起，陷害他。忧郁症患者指责自己，比如，他会说：“我毁掉了整个家庭。”或者：“我失去了所有钱财，我的孩子肯定挨饿。”然而，如果一个人指责自己，那么这只是他外在的表现；他事实上在指责别人。例如，一位非常优秀又影响甚大的妇女遭遇了意外，再也无法继续社会生活了。她有三个女儿都已结婚，她感到非常孤独。几乎同时她失去了丈夫。之前她备受关照，她努力恢复她所失去的。她开始周游欧洲。然而，她不再觉得自己如以前那么重要了，当她在欧洲时，她开始患上了忧郁症。她的朋友离开了她。忧郁症是一种障碍，对身处这种环境中的人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她发电报要求女儿们回来，但每个人都有借口，没有人回来看她。当她回家后，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我的女儿们都很善良。”她的女儿们把她独自留下，她们让一个护士照看她，既然她回来了，她们就隔三岔五地看看她。我们不能从表面上看她的话。它们是一种指责，了解这些情况的每个人都知道它们是指责。忧郁症就像是对别人长期持续的愤怒和指责，虽然想要获得照顾、同情以及支持，但是患者好像只对自己的罪过沮丧。忧郁症患者的最初记忆通常都像这样：“我记得我想躺在长椅上，但是我的哥哥已躺在那儿了。我哭得很凶，他只好离开。”

忧郁症患者常常有以自杀作为报复手段的倾向，医生的最初照料是要避免给他们为自杀寻找借口。我建议他们把“永远不要做你不喜欢的事”作为治疗的第一原则，来努力缓解整个紧张气氛。这看起来非常恰当，但是我却认为它已深入到整个问题的根源。如果一位忧郁症患者能做他想做的事，那么他在指责谁呢？他会做出什么事报复呢？“如果你想去剧院，”我告诉他，“或是想去度假，那就去吧。如果你在路上发现你不想去，那就不去好了。”这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最好情形。这使他追求优越时得到了一种满足感。他就像上帝一样，能够做他乐意做的事。另一方面，它很难适合他的生活风格。他想控制、指使别人。如果大家赞成他，就没有指使他人。这条规则是种巨大的解脱，在我的患者中从未有过自杀事件。当然，我们知道，最好的方法是找人照看这种患者，但是我的有些患者没有得到如我期望的密切关注。只要有了观察者，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患者通常会回答：“但是我不想做任何事。”我已准备好这个答案，因为我常常听到。“那么就不要做你不喜欢的事。”我说。然而，有时他会回答：“我喜欢整天待在床上。”我知道，如果我准许了，他就不再想做了。我也知道，如果我阻止他，他就会发起一场战争。我总是赞同他。

这是一种规则。另一种对他们生活风格的攻击更加直接。我告诉他们：“如果你服了这个处方，你就能在十四天内治愈。努力想想每天你都如何取悦某个人。”看看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专心思考：“我怎样才能使某个人烦恼呢？”答案非常有意思。有些人说：“这对我非常容易。我一辈子都这么干的。”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做。我要求他们仔细考虑下。他们没有考虑。我告诉他们：“当你无法入睡时，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想一下你怎么才能取悦某个人。这样，你的健康就会前进一大步。”当我第二天见到他们时，我问他们：“你们想过我的建议吗？”他们回答说：“昨晚我一上床就睡着了。”当然，所有这些对话都在友好、恰当的方式下进行，没有一点优越感的迹象。

别人会回答：“我绝不会这么做，我很担心。”我告诉他们：“不要停止担心，同时你现在也要想想别人。”我想引导他们的兴趣指向他们的同伴。许多人说：“我为什么要取悦别人呢？别人都不想让我高兴。”“你必须要考虑你的健康。”我回答，“别人以后也会遇到。”我发现一个患者说：“我已考虑过你的建议。”这种情况非常少见。我所有的努力都在致力于增加患者的社会兴趣。我知道他患病的真正原因在于缺乏合作，我想让他也明白这一点。一旦他在平等和合作的基础上将自己和同伴发生关联，他就痊愈了。

另一种明显缺乏社会兴趣的例子是所谓的“过失犯罪”。有个人扔掉一只点燃的火柴，引起一场森林大火。又如，在最近的一个案例中，有个工人下班回家时，把一条电缆横放在路上，结果一辆机动车撞上了电缆，乘客都死了。不论在哪个案例中，个人都无任何害意。在道德层面上，他似乎对实际灾难并没有罪恶感。但是他没有受过为别人着想的训练，他自然不会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安全。在衣衫不整的孩子身上，以及在站在别人脚上，摔破餐具，或者撞倒壁炉架上装饰品的人身上，我们都看到同一种对更高程度的合作的缺乏。

对同伴的兴趣可以在家中和学校里得到训练。我们已看到哪些障碍会妨碍孩子的成长。也许，社会情感不是一种遗传的本能，但是社会情感的潜能是遗传得来的。这种潜能根据母亲的技能、她对孩子的兴趣，以及孩子自身对环境的判断而形成。如果他觉得别人有敌意，如果他受到敌人的包围，使他四面受困，我们就无法期望他交到朋友，做别人的好朋友。如果他觉得别人应该做他的奴隶，他就不希望对别人有所贡献，而去控制他们。如果他对自己的感觉、身体刺激以及身体不适有兴趣，他就会切断自己与社会的联系。

我们已经清楚，怎样才能让孩子最能觉得自己是家中平等一员，并对其他成员产生兴趣。我们也已看到：父母自身应该成为彼此的好朋友，在外面世界也应拥有友好亲密的友谊。这样，他们的孩子才会觉得在家庭之外也有值得信任的人。我们也看到，在学校里，孩子应该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一分子，是其他孩子的朋友，能够依赖他们的友谊。家庭和学校中的生活都为更大的整体目标做着准备。它们的目标是教育孩子成为健全的公民，成为全人类的平等一员。只有在这些情形下，他才能保存自己的勇气，处理生活问题也不紧张，并为它们找到增加别人幸福的方法。

如果他能成为所有人的好朋友，以有用的工作和幸福的婚姻对他们有所贡献，他就不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或被他们打败。他会觉得个世界是一个友善的地方，而他会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并能应对所有困难。他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世界。我必须行动起来，组织起来，而不能等待和期盼。”他完全相信现在只是人类历史中的一段时光，他属于整个人类历程——过去、现在和未来。但是他也觉得这是一个他可以完成创造性任务，对人类发展有所贡献的时代。诚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幸、困难、偏见以及灾难，但是这是我们的世界，它的优点和缺点都是我们自己的。这是我们要在其中工作和改善的世界，我们也希望如果有人以正确的方式从事他的工作，他就能尽自己的力量改善它。

担负起他的工作就意味着以一种合作的方式，担负起解决三个生活问题的责任。我们对一个人的所有要求，以及给予他的最高赞扬，就是他应该成为一个良好的工作者、别人的朋友、爱情和婚姻中的真正伴侣。如果我们要简要说明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他应该证明自己是人们的同胞。

第十二章 爱情与婚姻

在德国的某个地区有种古老的习俗，测试一对订婚的情侣是否能一起适应婚姻生活。在结婚典礼之前，新郎和新娘被带到一块空地上，那儿有棵被砍倒的树。他们拿到了一把两端都有把手的锯子，开始行动把树锯为两段。从这个测试中可以看到他们愿意相互合作的程度。这是两个人的任务。如果两人之间没有信任，他们就会相互拖后腿，什么也完不成。如果其中有一人想独领风头，独自做每件事，那么即使另一个不放弃，他们的工作也将会事倍功半。他们必须都要主动，而且他们的主动还要结合在一起。这些德国村民已经认识到合作是婚姻的主要先决条件。

如果有人问我爱情和婚姻是什么，我会给出如下定义，虽然它可能不完整：

“爱情，及其结果，婚姻，是对异性伴侣最亲密的奉献，它表现在身体的吸引、同仁般的友谊，以及决定拥有孩子等方面。它很容易体现出爱情和婚姻是合作的一面——不仅是为了两个人幸福的合作，而且是为了人类的幸福。”

爱情和婚姻是为人类幸福而合作的这种观点，阐明了问题的方方面面。即使人类所有努力中最重要的身体吸引，也已成为人类最必要的一种发展。正如我常常解释的，有器官缺陷的人没有完全准备好生活在这个贫瘠的地球表面上。保存人类生命的主要方法就是繁衍，因此这也就是我们的生殖能力以及对身体吸引的持续努力。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发现爱情问题中出现了种种困难和纠纷。结了婚的夫妻面临着这些问题，父母们要关心他们，整个社会也牵涉进来。因此，如果我们正设法达成一个正确的结论，我们的方法就必须完全没有偏见。我们必须忘记我们已学到的，努力进行研究，应该尽我们所能不让其他思考干扰完全自由的讨论。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能够把爱情和婚姻问题当作一个完全孤立的问题来判断。人类绝不会以这种方式获得完全自由：他绝不能凭着个人想法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每个人都受到固定联结的约束。他的成长在一个固定的框架中进行，他必须使自己的决定符合这个框架的要求。这三种主要联结由以下事实设定：首先，我们生活在宇宙中一个特殊的地方，我们必须在环境给我们设置的种种限制和可能性下发展；其次，我们生活在同类之中，我们必须学会使自己适应他们；最后，我们生活在两性之间，我们种族未来的发展取决于两性之间的关系。

我们很容易理解，如果一个人对同伴以及人类的幸福感兴趣，那么他做的每件事就会受到同伴兴趣的指引，如若别人的利益牵涉进来，他就要设法解决爱情和婚姻问题。如果你问他，那么他也许无法对他的目标给出一个科学的解释。但是他会自发地寻求人类的改善和幸福，这种兴趣在他的所有活动中都可以见到。

还有许多人不那么关心人类的幸福。他们不把“我对同伴有什么贡献”，“我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如何适应”作为他潜在的生活观，反而会问：“生活有什么用？我能得到什么？我要为它付出什么？别人为我想过吗？我得到过适当的欣赏吗？”如果这种态度隐含在个人处理生活方法之中，他就会以同样的方式解决爱情和婚姻问题。他总会问：“我能从中得到什么？”

爱情不像一些心理学家所认为的是一种纯粹自然的事情。性是一种驱力或者一种本能，但是爱情和婚姻问题并不是我们如何满足这种驱力那么简单。不论我们怎么看，我们都会发现我们的驱力和本能得到发展、培养和改善。我们已经压制了我们的一些欲望和倾向。就我们的同伴而言，我们已学会如何不去惹恼他们。我们已学会如何装扮自己，如何整洁干净。即便是饥饿，也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发泄。我们在饮食这一方面已培养出一定的品味和方式。我们的驱力已完全适应我们的共同文化。它们都反映了我们已学会的，为人类的幸福以及为社会生活所作出的努力。

如若我们把这种理解应用到爱情和婚姻问题中，我们就会再次看到，对整体的兴趣以及对人类的兴趣总会牵涉进来。这种兴趣是最基本的。在我们明白这些问题只有在把人类的幸福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才能得到解决之前，讨论爱情和婚姻的任何一方面，提出补救措施、改变方法、制定新规则等，都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也许我们会改进，也许我们会找到问题的完整答案，但是如果我们找到了更好的答案，那么它们之所以更好，是因为它们更周全地考虑了，我们生活两性之中，在这个地球的表面上必须和别人联系。直到我们的答案已经考虑了这些情况，其中的真理才会永远屹立不倒。

当我们使用这种方法时，我们在爱情问题中的最初发现是，这是两个人的任务，对许多人而言，这一定是全新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已受到独自工作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受到在团队中或者在团体中工作的教育。我们通常很少有成双成对工作的经验。因此，这些情形增加了困难。但是如果这两个人都对同伴感兴趣，那么解决困难会更加容易，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更容易学会对彼此感兴趣。

我们甚至可以说，为了完全解决这种两个人的合作，每一个伴侣对另一方的兴趣一定要胜过自己。这就是爱情和婚姻可以成功的唯一基础。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有关婚姻的许多看法和改良它的建议是多么的错误。如果每一个伴侣对另一方的兴趣都胜过自己，那么他们之间肯定有平等存在。如果之间有种亲密的奉献存在，那么双方都不会觉得屈从别人或者相形见绌。如果双方都怀有这种态度，那么平等才有可能存在。每个人都要努力让另一个人的生活轻松并丰富起来。这样，每个人才会有安全感，才会觉得自己有价值，才会觉得自己被需要。我们在此发现婚姻的基本保证，以及在这种关系中幸福的基本含义。这种感觉就是：你有价值，你不能被取代；你的伴侣需要你，你表现得很好；你是同胞，是真正的朋友。

在一项合作任务中，是不太可能让一个伴侣接受从属地位的。如果一个人想控制并迫使另一个服从，两个人就无法富有成效地生活在一起。实际上，在我们现今的情况下，许多男人和女人都认为，男人的作用是支配、控制、扮演领导的角色、做主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幸婚姻的原因。没有人能够不愤怒、不厌恶，就忍受卑微的地位。人们必须相互平等，当人们相互平等的时候，他们才会找到解决他们困难的方法。比如，他们会在生儿育女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他们清楚，不生育的决定包含了自己对人类未来的承诺。他们会对教育问题达成一致。当他们遇到问题，他们就会受到激励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清楚，不幸婚姻中的孩子会吃苦，无法良好地成长。

在我们现今的文化中，人们通常都没有准备好合作。我们的训练大多指向个人的成功，注重考虑我们从生活中得到了什么，而不去想我们给予了多少。我们很容易理解，当两个人以婚姻要求的亲密方式住在一起时，合作中的失败以及无法对别人感兴趣，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绝大多人都是第一次体验这种亲密的关系。他们不习惯考虑另一个人的兴趣、目标、愿望、希望以及理想。他们没有为共同任务的问题做好准备。我们不必对在我们周围看到的诸多错误感到惊讶，但是我们可以检查这些事实，学会在将来避免这些错误。

没有以前的训练，就不会处理成年人生活中的危机。我们总是按照我们的生活风格作出种种反应。婚姻的准备并非一日之功。在一个孩子典型的行为中，在其态度、想法和动作中，我们都能看到他如何为成年人的情境训练自己。在这些主要特征中，他处理爱情的方法在五六岁时就已确立。

我们可以从孩子的早期发展中看到，他已经对爱情和婚姻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不应设想，孩子会表现出成年人意义上的性冲动。他只对平常社会生活中的某一方面作出决定，他觉得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爱情和婚姻都是他环境中的种种因素：他进入了自己对未来的想法中。他必须对它们有所了解，对这些问题采取一定的立场。当孩子很早就已显现出对异性的兴趣，并选择他们自身喜欢的同伴时，我们绝不应把它当作一种错误、一种无知，或者一种性早熟的影响。我们更不要嘲弄它或者取笑它。我们应把它作为迈向为爱情和婚姻做好准备的一个步骤。我们不仅不要嘲笑它，而且要赞成孩子的看法。爱情是一项不同寻常的任务、一项他们应该准备好的任务、一项代表整个人类的任务。因此，我们才能在孩子心中灌输一种理想。在以后的生活中，孩子们能够把彼此作为准备就绪的同仁以及亲密奉献的朋友。孩子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一夫一妻制的忠实拥护者。观察到这一点很有启示意义，尽管他们父母的婚姻并不总是和谐、幸福，但这种情况却经常发生。

我从来都不鼓励父母们在生活中太早解释身体上的性关系，或者解释比孩子们想了解得更多的知识。你能够了解，一个孩子看待婚姻问题的方式非常重要。如果他以错误的方式接受教育，他就会把它们视为一种危险或者某些完全不能及的事。根据我的经验，在四岁、五岁或者六岁的早期生活中便已了解成人关系的孩子，以及早熟的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更害怕爱情。身体上的吸引对他们而言也暗示了危险的想法。如果一个孩子更加成熟了，当他有了初次解释和经验后，他就不那么害怕了：理解了正确关系之后，他犯错的机会就会少很多。帮助的关键绝不是对孩子撒谎，回避问题，要了解问题背后是什么，而是向他解释他想了解的、我们确信他理解的事情。非正式的、有干扰的知识会造成巨大的伤害。这个生活问题和其他问题一样，最好让孩子自己独立，以自己的努力学到他想要了解的事情。如若他和父母之间相互信任，他就不会受到伤害。他总会问他需要了解什么。有种普遍的迷信说法认为，孩子受到同伴的唆使而被误导。我还没见过一个孩子在其他方面都很健康，但在这一方面却受到伤害。孩子们不会轻信同伴告诉他的每件事：他们大多都很有鉴别力，如果他们不确定所听到的是真实的，他们就会问他们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我也必须承认，我经常发现孩子们对这些事比他们的长辈更敏感、更机智。

甚至是成年生活中的身体吸引也已在童年时期受到训练，包括孩子得到的关于同情和吸引的印象，以及当时环境中异性给他的印象——这些都是身体吸引的开始。当一个男孩从他的母亲、姐姐或者身边女孩获得这些印象时，他在以后生活中选择身体吸引的类型就会受到早期环境中这些成员的相似性的影响。有时他也受到艺术创造的影响：每个人在这方面都受到个人审美观的驱使。因此，广义上而言，个人在以后的生活中不再有自由的选择，而只有一种沿着自己训练路线的选择。这种对美的追求并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追求。我们的审美情绪总是以对人类的健康和进步的感觉为基础的。我们所有的功能、所有的能力都在这个方向上形成。我们无法逃避它。我们把那些看起来永恒不朽的事物。以及对人类未来和人类利益有用的事物，都称为美丽的事物。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此方向上成长。这就是不断驱使我们前进的美。

有时如果一个男孩与母亲在一起体验到困难，女孩与父亲在一起也体验到困难（如果婚姻中的合作不牢固，这种情况就会经常发生），那么他们会寻找相反的类型。例如，假如男孩的母亲对他絮絮叨叨，威吓他，他又很软弱，害怕被支配，那么他会寻找那些看起来不支配人的、有性吸引力的女性。他会很容易犯错：他会寻找顺从他的伴侣，但幸福的婚姻是需要平等相待的。有时，如果他想证明自己强大有力，他就会寻找看起来强大的伴侣，也许是因为他喜欢强壮，也许是因为他发现在更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上面才能证明自己强大。假如他与母亲的意见很不一致，他对爱情和婚姻的准备就会受到阻碍，甚至对异性的身体吸引也会受到限制。这种阻碍的程度有许多种，最厉害的是他完全排斥异性，变成性变态。

如果父母的婚姻和谐美满，那么我们准备得更好。孩子们从父母的生活中获得了婚姻是什么样的最早印象。无须惊讶，生活中的大量失败者都是来自婚姻破裂以及生活不幸福的家庭中的孩子。如果父母自身无法合作，那么他们不可能教育他们的孩子合作。我们常常通过了解一个人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中是否受过训练，以及观察他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态度，来考虑他是不是适合结婚。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在何处得到他为爱情和婚姻所做的准备。然而，我们必须在这一点上谨慎小心。我们知道，决定一个人的并不是他的环境，而是他对环境的评估。他的评估是很有用的。有可能他在父母家中有过非常不幸福的家庭生活经历，但这也许会激励他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做得更好。他可能会为婚姻努力做好准备。我们绝不能因为他有过一段不幸的家庭生活，而对他作出评判，或者拒绝他。

最糟糕的准备是，一个人总在寻求个人的兴趣。如果他在这方面受过训练，那么他会一直思考他能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快乐或者兴奋。他总在要求自由和解脱，从来不考虑如何使伴侣的生活轻松并且丰富起来。这是一种不幸的方法。他把自己比喻为缘木求鱼的人。这不是一种罪过，但却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因此，在准备对爱情的态度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总是寻找逃避责任的动机和方法。如果爱情里含有犹豫和怀疑，那么爱情就不会牢固。合作需要有永恒的决心。我们只把那些含有固定不变的决心的结合，作为爱情和婚姻的真正例子。在这个决定中，还包含了我们生儿育女，教育他们，训练他们合作，尽我们所能让他们成为健全的公民，以及真正平等、负责任的人类一分子。良好的婚姻是我们培养人类未来一代的最佳途径，婚姻都应该遵照这一点。婚姻其实是一项任务，它有自身的规则和法则。我们不能选择其中一部分，逃避其他部分，而又不破坏地球表面的永恒法则——合作。

如果我们把责任限制在五年内，或者认为婚姻是一段试验期，就不可能拥有真正亲密的爱情奉献。如果男人或者女人都在冥思苦想这种逃避，他们就不会为这项任务聚集自己所有的能量。在任何一项严肃而又重要的任务中，我们都不能安排这样一种“逃避”。我们无法去爱，而且要受到限制。所有试图从婚姻中寻找解脱的善良好心的人们，都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他们预想的解脱会限制并且伤害夫妻双方的努力。他们会更容易找到方法，放弃他们已决定在这项任务中要进行的工作。我知道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许多困难，它们妨碍了人们以正确的方式解决爱情和婚姻问题，即便他们想解决，也是无可奈何。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舍弃爱情和婚姻，我们要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困难。我们知道情侣关系需要哪些特征——忠诚、真实、可靠、不保留、不自私等等。你可以理解，如果一个人整天疑神疑鬼，他就不适合结婚。如果伴侣双方都同意保持自己的自由，那么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友谊。这不是友谊。在友谊里，我们在任何方面上都不自由。我们受到合作的约束。

下面，让我举个例子加以说明：私人协定如何无益于婚姻的成功或者人类的幸福，并且还会伤害伴侣双方。

我记得一个案例，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和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结了婚。他们都是教养良好、很聪明的人，都非常希望新的婚姻会比上次更好。然而，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初次婚姻是怎样走向破灭的。他们在寻找一种正确的方式，而没有看到所缺乏的社会兴趣。他们声称自己是自由思想者，他们希望有一个简单的婚姻，绝不再冒互相厌烦的风险。因此，他们建议，每个人在任何方面都有完全的自由。他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但是却要彼此足够信任，告诉对方发生的任何事。在这一点上，丈夫似乎更加勇敢。每当他回家时，他都有许多风流韵事告诉妻子，她也似乎极大地沉浸在其中，对丈夫的成功非常自豪。她也一直想开始一段艳遇或者一段爱慕关系，但是在她跨出第一步之前，她就患上了广场恐怖症。她不再能独自外出，她的神经症使得她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如果她跨出房门一步，就会担惊受怕，不得不退回去。这种广场恐怖症是对她所做决定的一种保护，但是还不仅如此。最终，因为她无法独自出去，所以她的丈夫只好待在她的身边。你会看到婚姻的逻辑如何打破了他们的决定。丈夫不再是个自由思想者，因为他必须陪伴他的妻子。她自身不会运用自己的自由，因为她害怕独自出去。如果这个妇女想治愈自己，那么她要对婚姻有更好的理解，她的丈夫也要把它当作一项合作任务。

其他的错误在婚姻的一开始就会造成。在家里得宠的孩子常常觉得自己在婚姻中受到忽视。他没有受过使自己适应社会生活的训练。得宠的孩子在婚后可能成为暴君；而他的伴侣则会感受到伤害，觉得自己在笼子里，开始反抗。当两个受宠的孩子结婚在一起，观察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一定很有趣。每个人都需要兴趣和关注，但是没有人满意。下一步就是寻求逃避，其中一人开始与别人勾勾搭搭，希望获得更多注意。有些人无法只和一个人谈恋爱，他们必须同时和两个人坠入爱河。这样他们才觉得自由。他们可以从一个人逃到另一个人那儿，且绝不会对爱情负完全责任。但脚踏两只船意味着一无所有。

还有人虚构了一种浪漫的、理想的又难以达到的爱情。他们因此就沉醉在自己的感觉里，而无需在现实中接近伴侣。崇高的爱情理想可能会排除所有可能性，因为我们发现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许多人，特别是女性，由于成长中的错误，已经训练自己去讨厌并且排斥自己的性别角色。她们妨碍了自己的自然功能。不经过治疗，她们在身体上就无法实现美满的婚姻。这就是我所称的“男性抗议”。在我们现今的文化中，由于对男性作用的过分强调，人们才会轻易地产生这种认识。如果孩子们被遗弃，怀疑自己的性别角色，那么他们很容易感到不安全。一旦男性角色被认为是主要角色，不管他们是男孩还是女孩，很自然就会觉得男性角色令人羡慕。他们会怀疑自己扮演这种角色的能力，过分强调男性的重要性，并设法避免受到考验。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对性别角色的不满非常普遍。在所有女性性冷淡和男性心因性性无能的案例中，我们都怀疑它的存在。这些案例都是对爱情和婚姻的抵抗，这种抵抗都处于正确的位置。除非我们真正有男女平等的感觉，否则就不可能避免这些问题。只要有一半的人类有理由对其相应的地位不满，那么婚姻的成功会依然拥有巨大的障碍。治疗的方法在此就是对平等的训练。我们绝不能允许孩子对自己未来的角色模糊不清。

我认为，在婚前没有发生性关系，爱情和婚姻的亲密奉献就会得到最佳保证。我已经发现，绝大多男人认为，如果情人在婚前献出了自己，他们私底下就不会真正喜欢这些情人。有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放荡的信号，并会感到震惊。而且，在我们文化的现状中，如果婚前有了亲密关系，女孩的负担就会沉重很多。如果缔结婚姻是出于恐惧，而不是勇气，那也是一种巨大的错误。我们可以理解，勇气是合作的一个方面。如果男性和女性出于恐惧而选择伴侣，那么这会是他们不希望真正合作的一个信号。当他们选择酒鬼或者社会地位和教育程度都较低的人作为伴侣时，情形也会如此。他们害怕爱情和婚姻，并希望建立一种伴侣尊重他们的情境。

训练社会兴趣的方法之一便是友谊。我们从友谊中学会以另一个人的经验观看，以另一人的耳朵聆听，以另一人的心灵感受。如果一个孩子受到挫折，如果他总受到监视和保护，如果他孤孤单单地长大，没有同伴和朋友，他就不会发展出将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的能力。他总认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总急于保护自己的利益。对友谊的训练是为婚姻做的一种准备。如果游戏被认为是一种合作训练，那么它会很有用。但是在儿童的游戏中，我们也常常发现竞争和对超越的渴望。营造两个孩子一起学习、读书和工作的情境非常有用。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低估舞蹈的价值。舞蹈是一种两个人一起完成一项共同任务的活动。我认为，舞蹈训练对孩子很有好处。我并不是指当表演多于共同任务的舞蹈。然而，假如我们有为孩子准备简单、容易的舞蹈，对他们的发展则会有巨大的帮助。

另一个有助于向我们说明为婚姻做好准备的问题是职业问题。如今，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置于爱情和婚姻问题解决之前。伴侣一方，或者双方都必须有职业，这样他们才能挣钱养家。我们可以理解，对婚姻的正确准备也包括对工作的正确准备。

一个人和异性接触时，我们总能发现其勇敢的程度，以及合作能力的程度。每个人都有其特有的方法、特有的策略以及示爱的气质。这都与他的生活风格相一致。在这种恋爱气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否对人类的未来点头称是，是否有信心，是否会合作，或是否只对自己有兴趣，是否有些怯场，并用如下的问题责问自己：“我将扮演什么角色？他们怎么看待我？”一个男人在求爱的时候可能会谨慎小心，也可能冲动鲁莽。无论如何，他的恋爱气质总要适合他的目标和生活风格，而且只是它的一种表达而已。我们不能完全由一个人的求爱表现来判断他是否适合结婚，因为此时他面前有个直接目标，但他在其他方面可能会优柔寡断。然而，我们仍可以从中得到其人格的确切迹象。

在我们自身的文化条件下（也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人们通常都期望一个男人应该最先表达爱慕之意，应该走出第一步。因此，只要这种文化要求存在，就有必要在男性态度上训练男孩子——主动、不犹豫、不寻求逃避。然而，只有他们觉得自己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并接受其利弊为己所有的时候，他们才会得到训练。当然，女孩和妇女也参与求爱，她们也积极主动。但是在我们流行的文化条件下，她们不得不更加保守，她们的求爱体现在她们整个的容貌姿态，穿着的方式，以及观看、讲述和聆听的方式中。因此，一个男人对异性的接触可以说是更简单、更肤浅，而女人的则更深沉、更复杂。

现在，我们可以做更进一步的探讨了。对另一半的性吸引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它应该沿着为人类造福的方向来塑造。如果父母真正对彼此感兴趣，就绝不会有性吸引终结的困难。这种终结意味着缺乏兴趣。它告诉我们，这个人不再觉得他的伴侣友好和合作，不再希望丰富伴侣的生活。人们有时会认为，兴趣持续下去了，但是吸引力却终止了。然而，这绝对不正确。有时嘴巴会撒谎，大脑也会不理解，但是身体的功能却会讲出真话。如果功能有缺陷，就会出现两个人之间没有真正意见一致的情况。他们失去了对彼此的兴趣，至少其中有一个人不想解决生活和爱情的问题，而只寻求借口逃避。

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类的性驱力与其他物种的性驱力有差别。它是持续不断的。这是人类幸福和延续性得到保证的另一种方式。这是人类繁衍，绵延，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以巨大的数量生存的一种方式。其他的生物都采用其他方法保全它们的生命：例如，我们在许多物种中都发现雌性动物孵化了很多蛋，其中有许多消失了或者毁坏了，但是有很多仍安然无恙，并一直生存着。对于人类而言，生儿育女也是一种生存的方法。因此在爱情和婚姻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那些最能够自发地关心人类幸福的人，都是最想要孩子的人。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对同伴不感兴趣的人，都会拒绝生儿育女的负担。如果他们总是索取和期待，而不给予，他们就不喜欢孩子。他们只关心自己，他们认为孩子是一种麻烦、一种妨碍、一种阻止他们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因此，我们可以说，为了完满解决爱情和婚姻问题，做生儿育女的决定是很有必要的。美满的婚姻是我们所知的养育人类未来一代的最佳方法，婚姻应该永远持有这种观点。

在我们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爱情和婚姻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一夫一妻制。这种关系要求亲密奉献以及对另一个人感兴趣，要开始这种关系的任何人都不能动摇其基础，而寻求逃避。我们也知道这种关系存在破裂的可能性。遗憾的是，我们不能总躲开它：如果我们认为婚姻和爱情是一种我们要面对的社会任务、一种我们期望解决的任务，它就最容易避免。我们要尝试每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破裂通常会发生，是因为伴侣双方都没有聚集他们所有的能量：他们不会经营婚姻，只等着收取某些东西。如果他们以这种方式面对问题，那么他们当然会在其面前失败。把爱情和婚姻视为天堂是一种错误，把婚姻看作故事的结束也是一种错误。当两个人结婚时，他们的关系就正式开始了。在婚姻里他们要面对真正的生活任务，为社会利益创造真正的机会。另一种观点，即把婚姻视为一种结束或者一种最终目标的观点，在我们的文化中非常流行。比如，在许多小说中，我们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结婚，就一切都圆满了。然而，这种情形常常被认为是好像婚姻本身已圆满解决了一切问题：好像他们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另一个要意识到的重要观点是：爱情本身不会解决一切问题。爱情有许多种，最好是依靠工作、兴趣和合作来解决婚姻问题。

在这整个关系中，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每个人对待婚姻的态度都是其生活风格的一种表述：如果我们了解了整个人，那么我们才能理解它。它与他所有的努力和目标都一致。因此，我们应该能够发现，为什么如此多的人总在寻找解脱和逃避。我可以准确地说出有多少人抱有这种态度：所有这些人依然都是受宠的孩子。这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一种危险的类型——那些长大了的受宠孩子的生活风格，在生命的最初四五年已经固定下来，并总是持有这种统觉图式：“我能得到我想要的吗？”如果他们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他们就认为生活毫无意义。“如果我不能拥有我想要的，”他们会问，“那么生活有什么用呢？”他们变得悲观：他们构想出死的愿望。他们使自己得病，成了神经症患者，并从自己的生活风格中构建出一套哲学。他们觉得自己的错误想法独一无二且非常重要：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必须要抑制自己的驱力和情感的话，那么就宇宙而言这只是一点点愤怒。他们以这种方式经受训练。他们曾经体验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时他们得到了所有想要的东西。也许其中有些人仍然觉得，如果他们哭得够久，如果他们抗议足够，如果他们拒绝合作，他们就会如己所愿。他们不顾及生活的前后相连，只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结果便是他们不想有所奉献，他们总想轻易得到，他们不想拒绝任何东西。因此，对婚姻本身，他们只想试一试或者能够随意离婚：在结婚之前，他们就要求自由和不忠的权利。现在，如果一个人真正对另一个人感兴趣，他就必须拥有属于那种兴趣的所有特征。他必须是真实的好朋友；他必须负责；他必须使自己忠实可靠。我相信，没有成功实现这种爱情生活或者这种婚姻的人至少应该明白，他的生活在这一方面已经犯了错。

对孩子们的幸福感兴趣也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婚姻不是以我所主张的观点为基础，那么在养育孩子的问题上会产生很多矛盾。如果父母相互争执，视婚姻为儿戏，如果他们不认为婚姻中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他们的关系也能成功持续下去，那么这不是一种帮助孩子与人交往的有利情境。

人们不应该生活在一起，可能有许多理由。有可能在许多情形下，他们最好应该分开。谁能决定这种情形呢？我们要把它交给没有受到适当教育，不了解婚姻是项任务，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吗？他们应该以看待婚姻的方式看待离婚：“我从中能得到什么呢？”很明显这些人不是做决定的人。你常常会看到，有人离了婚，一次又一次地再婚，总是犯同样的错误。那么谁应该来做决定呢？也许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婚姻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精神病学家就应该决定它是否可以破裂。这一点在这儿有些困难。我不清楚美国人的想法是否如此，但是在欧洲我却发现大部分精神病学家都认为个人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因此，通常当他们就这种案例给别人咨询时，他们会建议找个心上人或者情人，并认为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相信：他们会适时改变他们的想法，不再给出这样的建议。在这个问题的整体连贯性上，以及它与这个地球上我们生活中其他任务的结合方式上，如果他们没有受过正确的训练，他们就只能提出这种解决方法。这种连贯性是我一直希望提供给你的，以便引起你的思考。

当人们视婚姻为个人问题的解决方法时，就会犯类似的错误。我在此无法讲述美国的情形，但是我知道在欧洲，如果一个男孩或者女孩得了神经症，精神病学家通常会建议他们找个心上人，或开始发生性关系。他们对成年人也同样如此建议。这实际上使爱情和婚姻变成了纯粹的药，这些人必定会失去很多。婚姻和爱情问题的正确解决方法属于整个人格的最高实现。没有哪个问题比它跟幸福的关系更密切，它是生活中真实又有用的表达。我们不能视之为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也不能把它当作对犯罪、酗酒或者神经症的治疗方法。神经症患者在开始爱情和结婚之前需要接受正确的治疗。如果在他还没有能力正确应对它们之前就接触它们，他就必定会遇到新危险和不幸。婚姻是种崇高的理想，这项任务的解决方法要求我们做太多的努力和创造活动，以便能承受起这些额外的负担。

婚姻在其他方面也指向了不适当的目标。一些人为了经济安全而结婚，或为了可怜别人，或为了得到一个奴仆。婚姻中没有这种玩笑的置身之地。我们甚至还知道，有些人结婚是为了增加自身的困难。也许一个年轻人在他的考试或者未来职业上问题重重，他觉得自己很容易失败，如果他失败了，他希望能原谅自己。因此，他为获得借口，扛起了婚姻这项额外任务。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试图轻视或者忽略这个问题，而是要将之置于更高的层次。在我听说的所有提出的救助中，实际上总是妇女承受不利。毫无疑问，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所受的约束比较少。这是我们共同方法中的一种错误。个人的反抗无法克服它。尤其在婚姻中，个人的反抗会打乱社会关系以及对伴侣的兴趣。只有认识并改变我们文化的整个态度才能克服这种错误。我的一个学生，底特律的莱塞教授做了一项调查，发现42%的女孩希望自己成为男孩。这意味着她们对自己的性别很失望。当有一半的人失望、沮丧，不满意自己的地位，反对另一半人有更多自由时，爱情和婚姻问题能轻易解决吗？如果妇女们总是期望被忽视，认为自己只是男人的性对象，或者认为男性自然会不忠，那么爱情和婚姻问题还能轻易解决吗？

从以上的说明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明了又有帮助的结论。一夫多妻制或一夫一妻制不是人类生来就有的。然而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被分为两种性别，必须和我们平等的人们交往的事实，以及必须解决环境以适当的方式给我们设置的三个生活问题的事实，都帮助我们看到，个人在爱情和婚姻中最完美、最高级的发展只有通过一夫一妻制才能得到最佳保障。

索引

（所注页码为英文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dolescence 青春期

character not changed by,182~性格未受到改变

what it means to the child,182~对儿童意味着什么

expressions of,182~的表达

child given mor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during,183~给予儿童更多的自由和独立

no strict limits to time of,183对~的时间没有严格限制

child sometimes put into panic by problems of,184由于~的问题，儿童有时进入恐慌状态

dangers of,185-187~的危险

conduct of children at,185~儿童的表现

failures in,187~的失败

carving for appreciation at,188-190~对欣赏的渴望

sexual relations often exaggerated at,191~常夸大男女关系

the“masculine protest”at,191-193~的“男性抗议”

superstition regarding,195,196与~有关的迷信

Adolescent negativism,183青春期叛逆

Advisory Councils,159,178-181咨询委员会

Agoraphobia,31,275 广场恐怖症

an expression of inferiority complex,52~是自卑情结的一种表达

American Indians 美国印第安人

their view of dreams,94~的梦观念

Anger,30,42 愤怒

may be expression of inferiority complex,52~可能是自卑情结的表达

Antithetic attitude,95 对立的态度

Anxiety,30 焦虑

and sex,41~和性

as device for occupying attention,129~作为获得注意的策略

Anxiety dreams,129 焦虑的梦

Anxiety neurosis,85,178,190 焦虑神经症性

Apperception,12,13,204,205,242,282 统觉

Appreciation 欣赏

carving for,at adolescence,188-190 青春期对~的渴望

Association 联想

a condition of life,6~是一种生活状态

See also Ties 亦见联结

Associations,19 各种联想

Atheist,the,61 无神论者

Austria 奥地利

schools in,157~的学校

See also Vienna 亦见维也纳

Beauty 美丽

the search for,271追求~

Birth,order of,144-154 出生顺序

Blushing,compulsive,255 强迫性脸红

Body 身体

and mind,interactions of,25-48~和心理的交互作用

Kretschmer's types of,44-46~的克雷奇默模式

Brain 大脑

and mind,43,44~和心理

improvement of,44~的改善

structure of,in some degree inherited,169 在某种程度上遗传的~的结构

Character 性格

no reasons for development of,124 没有理由解释~的发展

imperfect organs not sufficient to explain bad traits of,130 器官缺陷不足以解释~的不良特质

the belief in inherited components of,168~遗传成分中的信念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on,168,169 环境和教育对~的影响

not changed by adolescence,158~在青春期未受到改变

Charactereducation,158 性格—教育

Childhood 童年时期

interpretation of situations of,13 对~环境的解释

situations of,leading to mistaken meanings,14-19 产生错误意义的~的环境

memories of early,1922,74-92,~的早期记忆

the meaning of life fixed at end of fifth year of,34,37 固着在~第五年末的生活意义

mistakes of,and adult failures,the connection between,177,178 ~的错误和成年失败之间的联系

physical attraction of adult life trained in,170 成年生活的身体吸引在~受过训练

See also Children,Failures in life 亦见儿童、失败

Children 儿童

problem,8 问题~

with imperfect organs,14-16,35,36,207 带有器官缺陷的~

suffering from infirmities during infancy,14-16,207,224232 婴儿时期遭受疾病的~

with abnormal glandular secretions,15 内腺分泌不正常的~

pampered,16,22,39,54,65,87-92,97,98,127-130,151,152,159,175,177,187,191,209,224,232,240,244,275 受宠的~

neglected,17-19,222,232 被忽略的~

illegitimate,18,208,224 私生子

orphan,18,208,224 孤儿

suffering from enuresis,20,21,37-39 尿床的~

left-handed,36 左利手~

can train successfully to compensate for defects,36,37 ~可成功地训练以补偿缺陷

neurotic,38 神经症~

delinquent,38 行为不良的~

“backward”,55,172 发育迟缓的~

if without cooperation,are driven to inferiority complex,56 如果没有合作，~就会趋向自卑

mother's cooperation with,120,121 母亲与~的合作

relationship with mother,124-127 ~与母亲的关系

devices of,for occupying attention,127-130,175,193 ~获得注意的策略

relationship with father,132 ~与父亲的关系

their first idea of marriage gained from marriage of parents,133 ~从父母婚姻那获得的有关婚姻的最初观念

affection of husband for wife not to be shown too strikingly before,139,194 丈夫在~面前不应向妻子表露情感太露骨

explanation of sexual matters to,139,140,174,194,269,270 两性问题对~的解释

favoritism among,to be avoided,142 在~之间避免偏爱

education of,142 ~的教育

intercooperation of,142,143 ~间的合作

as to order of birth of,144-152 关于~的出生顺序

an only child,152 独生的孩子

best space of years between birth of,153 ~出生之间的最佳年限

only boy in family of girls,153,154 全是女孩的家庭中的独生子

only girl among boys,154 男孩群中的独生女

on first going to school,159,160 第一次上学的~

must be interested by teacher,160-163 ~必须对教师感兴趣

should be trained in cooperation rather than in competition,163,164 ~在合作中而非竞争中得到训练

as to making them selfgoverning,164 关于让~自我管理

as to tests for,165 关于~的测验

effect of school reports on,166 关于~学校成绩的结果

self-limitation of,166,167,170 ~的自我限制

and heredity,167-170 ~和遗传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on,168,169 环境和教育对~的影响

lazy,175-177 懒惰的~

between ages of fourteen and twenty,185-187 十四至二十岁之间的~

should not be stimulated physically or mentally,193,194 ~不应受到身体或者心理的刺激

should not sleep in same room as parents or as brothers or sisters,194 ~不应和父母或者兄弟或者姐妹同寝一室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becoming criminals,205-209,221-224 要为~变成罪犯负责

unwanted,208,224,232 被遗弃的~

ugly,208,224 丑陋的~

should be better trained for future occupation,234,251 ~应为未来职业受到更好的训练

should be developed in social interest,236-238 ~应发展社会兴趣

early interest in other sex,269 ~对异性的早期兴趣

their preparation for family life,271,272 ~对家庭生活的准备

on the having of,280 拥有~

grown-up pampered,282 长大受宠的~

necessary for parents to be interested in welfare of,283 父母必须关心~的幸福

See also Adolescence,Childhood,Occupation,Problem children,Pupils 亦见青春期、儿童期、职业、问题儿童、小学生

Circumstances 环境

always experienced through interpretation,3 ~总是通过解释来体验

Class movement,254 班级活动

Classes 班级

See School-classes 参见学校—班级

Climacteric,195 更年期

Coeducation,in schools,173 男女同校

Common sense 常识

dreams antagonistic to,100,102 与~相抵触的梦

an aspect of cooperation,101 ~是合作的一个方面

always better to follow,106 总是更好地跟随~

Competition 竞争

training in,to be discouraged,163对 ~的训练会产生沮丧感

Complaints 抱怨

a capable weapon for disturbing cooperation,53 ~是干扰合作的一种有力量的武器

“Conscious”and “unconscious”,95 “意识”和“无意识”

Conservatism,147 保守主义

Contradictions and variations,95,96,128 矛盾和变化

Contribution 奉献

is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8,10,11,237 ~是生活的真正意义

See also Cooperation 亦见合作

Cooperation,6,8,23,24,44,46-48 合作

the meaning of life,9,10 生活的意义

not learned by pampered or neglected child,16-18 受宠爱或者被忽视的儿童未学会~

safeguard against development of neurotic tendencies,22 ~预防神经症倾向的发展

safeguard against inferiority complex,56 ~预防自卑情结

new opportunities,constantly made,57 ~时常制造新机遇

concrete goals should have to do with,68-70 具体目标应该与~有关

treatment an exercise in,and a test of,72 治疗是~中的一种练习，一种~测验

common sense an aspect of,101 共识，~的一方面

between mother and baby,120 母亲和婴儿间的~

the striving of motherhood related to,124 与~有关的母爱奋斗

can never be won by force,132 ~绝不会由武力赢得

of the family,139-155 家庭中的~

in school,159,163,164 学校里的~

results of lack of,in childhood,177,178 童年期缺少~的后果

the criminal's failure in,200-209,228-230 罪犯失败的~

the cure for crime,236 ~治疗犯罪

led to division of labor,240 ~产生劳动分工

in geniuses,247,248 天才的~

fixing and stabilizing of,252 固定化和稳定化的~

marriage an affair of,252,253,263,266,267 婚姻一种~的事件

imposed by religion,253 宗教强加的~

created by politics,253,254 政治创造的~

movements should be judged by,254 活动应由~评判

human capacities developed through,254,255 经由~发展的能力

in solving the three problems of life,262 解决三个生活问题过程中的~

testing,263 ~测验

preparation for generally lacking,268 为普遍缺少的~做准备

Craftsmanship 技艺

training in,243 训练~

Crime 犯罪

summary of result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229-233 科学研究~结果的总结

See also Criminals 亦见罪犯

Criminal negligence,260 犯罪的疏忽

Criminal psychology 犯罪心理学

illustrations of,225-227 ~的例证

Criminals,8,38,144,178,185 罪犯

fail in social interest and cooperation,197,200-204,228-230 ~缺少社会兴趣和合作

their goal,198,200 ~的目标

not made by heredity or environment,198,199 ~未由遗传或者环境导致

are not insane,199 ~非精神错乱

feebleminded,199 愚笨低能的~

style of life of,200,201 ~的生活风格

problems which they cannot solve,201-203 不能解决~的问题

are mostly untrained and unskilled workers,202 ~绝大多数是未受训练和没有技能的工人

are cowards,204,205,228 ~是懦夫

responsibility for,205-209,221-224,232,233 ~为……负责

ugly and handsome,208,209 相貌丑陋和英俊的~

cases of,209-217,225-227 ~的案例

the planning done by,214,215 ~实施的计划

the cure of,217-220,228-234 ~的治疗

corporal punishment ineffective with,218-220 身体惩罚对~没有效果

two main types of (ugly-neglected and handsome-pampered),225 ~的两种主要类型（丑陋—被忽视的~和英俊—受宠的~）

summary of result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229-233 科学研究~结果的总结报告

have inferiority complex,232 有自卑情结的~

social problems should be discussed with,234 社会问题应该与~讨论

should be given less publicity,235 ~应该给予更少的公众注意

increase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discover,235 应该做出更多的努力发现~

should not be humiliated or challenged,235 ~不应被羞辱或者挑衅

Cry-babies,53,178 爱哭的小孩

Culture 文化

is the changes made in environment,29 ~是对环境做出的改变

based upon feelings of inferiority,55 以自卑感为基础的~

Dancing,277 跳舞

“Death wish,”282 死的愿望

Delinquents 少年犯

increase of 越来越多的~

between ages of fourteen and twenty,185,186 十四岁至二十岁之间的~

See also Criminals 亦见罪犯

Dementia praecox,184,256 早发性痴呆

Determinism 决定论

the theory of,14 ~作为理论

Dewey，Prof.John,197 约翰·杜威教授

Disinterested affection,17 冷漠的情感

Division of labor,240 劳动分工

Divorce,282,283 离婚

Dolls,245,246 玩偶

Dostoievsky,Fyodor M.,214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Dreams books,94 关于梦的著作

Dreams,19,73 梦

recurrent,20,90,91 反复做的~

used to stir up emotions,38 ~常常激起情绪

two theories of interpretation of,93 两种释~的理论

considered as bearing on the future,94,95 ~被认为对未来有影响

sacred,94 神圣的~

induced,among American Indians,94 美国印第安人诱发的~

in the Old Testament,94 《圣经·旧约》中的~

considered as offering solution to problems,95,96 ~被认为是提供了问题解决的方法

referred to sexual background,96 ~涉及性别背景

considered as expressing unconscious desire to die,96 ~被认为是表达渴望死亡的无意识

life of,relation to day life,96-99 和日常生活相关的~的生活

feelings aroused by,98 由~唤起的感受

are a disturbance of calm and tranquil sleep,99 ~扰乱了平静和安宁的睡眠

the purpose of,99-100 ~的目的

are adversaries of common sense,101 ~是常识的对手

rare and frequent,explanation of,101 ~的解释，罕见又频繁

are a form of self-deception,101,102,105-107, ~是一种自我欺骗的形式

choice of pictures,incidences,and occurrences in,102 ~中对图画、突发事件和偶发事件的选择

use metaphors and symbols,102-104 ~使用的隐喻和象征

some typical forms of,107-119,149 ~的一些典型形式

anxiety,129 焦虑

of first and second children,149 长子和次子的~

of Joseph,151 约瑟夫的~

Drives,265 驱力

Drunkards,8,61,144,178,197 酒鬼

Economic responsibility,138 经济责任

Education 教育

European,156 欧洲~

taken over by religion institutions,156 宗教机构掌管~

founding of public schools,157 公共学校的建立

changes in public schools,157 公共学校中的变化

influence of, on character,169 ~对性格的影响

See also Schools 亦见学校

Egyptians 古埃及人

their view of dreams,94 ~的梦观

Ejaculation 射精

premature,55,255 早泄

Emotion 情绪

bodily expression of,40-43 ~的身体表达

Emotional tone,31 情绪语调

Endocrine glands,40,184,208 内分泌腺

Enuresis,20,21,37-39 尿床

Environment,26 环境

changes in,29 ~中的变化

influence of,169 ~的影响

and criminals,198,199,220 ~和罪犯

Eugenic selection 优生学选择

schemes of,15 ~的方案

Examinations 检查

dreams of,108 梦的~

Experience 经验

qualified by human purpose,3 受人生目标限制的~

shock of,14,48 对~的震惊

Extroverts,45 外向者

Failture in life,8,18 生活中的失败

mother's part in causing,123,124 母亲这一方面导致~

whence they in great part come,132,253,272 ~绝大部分来自哪里

the line between childhood mistakes and,is direct,177,178 童年时期的错误和~是直接相关的

in adolescence,187 青春期~

Falling 坠落

dreams of,108,149 ~的梦

Family 家庭

the mother's part in,120-132 母亲在~中的作用

the father's part in,132-141 父亲在~中的作用

financial affairs of,141 ~的经济状况

favoritism among children of,to be avoided,142 避免~里孩子之间的偏爱

intercooperation of children of,142,143 ~中孩子间的合作

order of birth among children of,144-145 ~中孩子的出生顺序

experiences in,as source of crime,205-209,221-224,229,232,233 作为犯罪根源的~经验

as in institution,252 作为公共机构的~

Family differences,137 家庭差异

Father 父亲

his part in family life,132-135 ~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

his influence on children,135-136 ~对孩子的影响

should b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amily,136,137 ~应该被作为家庭整体的一部分

his parents,137,138 ~的父母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of,138 ~的经济责任

must be interested in wife,138,139 ~必须对妻子感兴趣

should advise wife and children on systems of society,140 ~应该就社会制度给妻子和孩子提出建议

his success should not be stressed in family,143 ~的成功不应在家中感受到压力

Favoritism among children 孩子之间的偏爱

to be avoided,142 避免~

Fear 恐惧

of pampered children,128,129 受宠孩子的~

Feelings 情感

stirred by phantasies and identifications,29 由幻想和认同激起的~

never in contradiction to the style of life,30 ~绝不和生活风格相对立

as related to the attainment of goal,31 作为和目标的达到有关的~

appear and disappear at need,31 ~在必要时出现和消失

belong to sex,31 ~隶属于性

of guilt,32,33 内疚的~

aroused by dreams to support style of life,98-101,103,104,107 梦唤醒的~以支持生活风格

aroused voluntarily,104,105 自动唤醒的~

See also Dreams 亦见梦

Feuerbach,Anton von,225 安东·冯·费尔巴哈

Flying 飞翔

dreams about,107 与~有关的梦

Foresight 预测

most highly developed in the human mind,27 ~在人们的心里得到极大发展

by phantasies and identifications,29 通过幻想和认同~

Foster-mothers,131 养母

French 法语

the study of,242 学习~

Freudian theory 弗洛伊德的理论

of dreams,93,95-97,102 梦的~

of the Oedipus Complex,126 俄狄浦斯情结的~

Friendship 友谊

problem of,8 ~的问题

training in,as a preparation for marriage,277 对~的训练作为婚姻的一种准备

See also Cooperation 亦见合作

Friendships,136,137,261,262 友谊

Games,277 游戏

Gang,the,161,202,219 帮派团伙

Genius,defined,9 对天才的界定

Geniuses,247,248 天才

Glands 腺

endocrine,40,184,208 内分泌~

Glandular secretions 腺体分泌

abnormal,in childhood,15 童年时期~异常

Glueck,Sheldon and Eleanor T.,“500 Criminal Careers,”209 谢尔顿·格鲁克和埃莉诺·格鲁克的《五百种犯罪生涯》

Goal 目标

of security,27-29 安全感~

necessary for overcoming of difficulties,37 ~必须克服困难

of superiority,55-61 优越感~

of godlikeness,60,61 成为神的~

and style of life,61,62 ~和生活风格

should be changed rather than symptoms,62-64 ~应该得到改变，而不应该成为症状

should have to do with cooperation,68-70 ~应该与合作有关

of the criminal,198,200 罪犯的~

See also Superiority 亦见优越感

God 上帝

See Godlikeness 参见成为神

Godlikeness 成为神

the goal of,60,61,124 ~的目标

Grades 等级

quicker and slower,172,173 快生~和慢生~

Greeks 古希腊人

their view of dreams,94 ~的梦观

Guilt 内疚

feelings of,32,33 ~感

Handiwork 手工艺

training in,243 ~的训练

“Hard-boiled John” “毒手神探约翰”

the case of,209-214 ~的例子

Headaches,42 头痛

Heredity 遗传

influence on character,mistaken belief in,120,162,167-170,198,199,207,208,220,228 影响性格的错误~观

physical,167 身体~

mental,169 心理~

Home-making,122 家庭组成

Homosexuality,192 同性恋

Housekeeping,122 家务

Hungary 匈牙利

recent court case in,204 ~近来的刑事案件

Hysterical aphasia,86 歇斯底里失语症

Idealists,25 理想主义者

Identifications,29 认同

Immortality,61 不朽

Importance,55,255 重要性

Individual Psychology,7,12,15,123,197,201,220,224-226,233 个体心理学

and determinism,14 ~和决定论

on relation of mind and body,25 ~论心理与身体的关系

on feelings and style of life,30 ~论情感与生活风格

possibilities of the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of,44,47,48 ~教育应用的可能性

“inferiority complex”a discovery of,49 ~对“自卑情结”的发现

opposed to treatment of symptoms,62 ~反对症状的治疗

a difficult psychology to learn and practice,71,72 ~是一种学习和实践起来困难的心理学

negative and positive transferences never met with in,72,73 负向移情和正向移情绝不会在~中发现

its method of dream interpretation,93,96 ~释梦的方法

technique of,110 ~的技术

tries to identify purpose,not cause,of fear,128 ~设法确定目的不是源于恐惧

inquiries into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order of birth,144 ~弄清出生顺序的利弊

importance of inherited organ deficiencies understood in,167,168 ~理解遗传的器官缺陷的重要性

Advisory Councils in,178 ~的咨询委员会

Inferiority 自卑

feelings of,14 ~感

combined with movement toward superiority,50-54 ~朝向优越感的活动

common to all,51 所有人共有的~

the cause of improvements in the position of mankind,55 人们改善~的原因

Inferiority complex 自卑情结

important discovery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49 ~是个体心理学的重大发现

use of the term,49 使用~这个术语

possessed by every neurotic,49 每个神经症患者都拥有~

definition of,52 对~的界定

expressed by agoraphobia,52,53 广场恐怖症所表达的~

children without cooperation driven to,56 不合作的儿童会陷入~

causes of,67,68 ~的原因

caused by favoritism,142 由于偏爱而产生的~

of the criminal,232 罪犯的~

Insanity,60,184,255-258 精神错乱

Insomniacs,55 失眠症患者

Intelligence Tests,165 智力测验

Interest 兴趣

in others,9,10,12,18,261 对别人的~

of the child,to be aroused,160-163,170 被唤醒的对儿童的~

is the greatest factor in development of mental faculties,169 ~是智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See also Cooperation,Social interest 亦见合作、社会兴趣

Interpretation 解释

of experience,3,4,13 对经验的~

of childhood situations,13 对童年情境的~

of memories,75-92 对记忆的~

of dreams,93,107 对梦的~

Isolation 孤立

symptoms of,255 ~的症状

the highest degree of,represented by insanity,255 精神错乱所表现出的~的最大程度

Kidney tract 肾脏缺陷

inferiority of,37 ~的自卑

Kretschmer 克雷奇默

his types of mind,44,45,46 ~的心理类型

Language,254 语言

Latin,242 拉丁语

Liebig,Justus Von,169 尤斯图斯·冯·李比希

Life 生活

the meaning of,gained through interpretation of experienced circumstances,3,4 通过解释体验的环境获得~的意义

conditioned by three ties,57 受三种联结限制的~

problems of,57,201-203,262 ~的问题

failures in,8 ~中的失败

is contribution,interest in others,and cooperation,9,10 ~是奉献、对别人感兴趣，以及合作

the highest goal of,55-61 ~的最高目标

interest in,comes mainly from lack of certainty,57 ~的兴趣主要来自缺少确定性

the desire to perpetuate,61 ~渴望永存

See also Failure in life,Meaning of life,Meanings of life 亦见生活中的失败、生活的意义、生活的各种意义

Love 爱情

problem of,6,10,138,203,241,264-266 ~的问题

and social interest,11 ~和社会兴趣

feelings belonging to,31 隶属于~的情感

of husband and wife and of parents and children,139 丈夫和妻子的~以及父母和孩子的爱

defined,263 对~的界定

a task for two,266,267 ~是两个人的任务

preparation for,271-274 为~做准备

does not of itself settle everything,281 ~本身不解决一切问题

See also Marriage,Wooing 亦见婚姻、求爱

Lying,68 撒谎

Marriage 婚姻

problem of,6,10,241,264-266 ~的问题

the meaning of,133,134 ~的意义

a community affair,252,253 ~是一种共同事务

a test for fitness for,263 ~是适合度的一种测试

cooperation the chief prerequisite for,263 合作是~的主要先决条件

defined,263 对~的界定

a task for two,266,267 ~是两个人的任务

selection of partner in,270,271 ~中伴侣的选择

preparation for,271-274,277 为~做准备

should have in view the bringing up of future generation,273,280 ~应该以培养下一代为目标

trial,273,274,282 ~试验

mistakes of,274,275,281-284 ~中的错误

case of,with private agreement,274,275 私人协定的~例子

of those who had been pampered children,275 受宠孩子的~

resistance to,276 对~的抵抗

without preceding sexual relations,276,277 结婚之前没有发生性关系

through fear,277 经受恐惧的~

and occupation,278 ~和职业

not to be regarded as the end of a story,281 不认为~是一段故事的终结

companionate,282 同居

not to be considered a personal problem,284 不认为~是一个人的问题

entered into with inappropriate aims,284,285 ~指向不合适的目标

See also love 亦见爱情

“Masculine Protest,”116,191-193,276 “男性抗议”

Masculinity 男性

the stress on,192 对~的压力

Masturbation,55 手淫

Meaning of life 生活的意义

is interest in others and cooperation,9 ~是对别人产生兴趣和进行合作

fixed at end of fifth year,12,34 ~固着在第五年年末

the correcting of,13,34 纠正~

goal of superiority for the individual depends upon,57-59 个体寻求的优越感目标取决于~

See also Meanings of life,Style of life 亦见生活的各种意义、生活风格

Meanings of life 生活的各种意义

gained through interpretation of experienced circumstances,3,4 ~通过解释体验的环境获得

true and mistaken,4 正确和错误的~

conditioned by three ties,58 受三种联结限制的~

true,the common measure of,8 ~的正确共同尺度

mistaken,the common measure of,8 ~的错误共同尺度

true,the mark of,9 ~的正确标志

and psychology,12 ~和心理学

the correction of,12,13 纠正~

not determined by situations,14 ~不由环境决定

mistaken,situations of childhood leading to,14-19 童年时期的环境所产生的错误的~

key to personality in,22 ~中关键的人物

religious idea as,61 作为~的宗教观念

See also Life，Style of life 亦见生活、生活风格

Melancholia,53,178,257-260 忧郁症

Memories 记忆

of early childhood,19,22,74-92 童年早期的~

one of the most revealing of psychic expressions,73 ~是心理表达最重要的暴露方式之一

used to stabilize a mood,73 ~经常稳定情绪

can never run counter to style of life,74 ~绝不与生活风格背道而驰

first,their value in vocational guidance,74,242,245 最初~在职业指导中的价值

Mental faculties 心理官能

the greatest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is interest,169 ~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兴趣

Metaphors,102-104 隐喻

Migraine,42,62 偏头痛

Mind 心理

and body,the interactions of,25-48 ~和身体的相互作用

the central principle of (the foreseeing of the direction of movement),26 ~的主要原则（预知活动的方向）

the idea goal of,27-29 ~的理想目标

and brain,43,44 ~与大脑

Kretschmer's types of,44-46 克雷奇默的~类型

Money 金钱

must not be overstressed in choice of profession,249 ~在选择职业时不应被过分强调

Monogamy,241,269,280,286 一夫一妻制

Mood 心境

variations of,73 ~变化

structure and balance of,73 ~的平衡和结构

Mother 母亲

her cooperation with children,120,121 ~与孩子的合作

her part in the family life,122,123,134,135 家庭中~的作用

relationships of,124 ~的关系

may overstress relationship with child,124-127 ~可能过分强调与孩子的关系

importance of her affection and interest,131,132 ~的情感和兴趣的重要性

the first influence in development of child's occupational interests,242 ~在儿童职业兴趣发展中的最初影响

Mother complex,152 恋母情结

Motherhood 母爱

skill of,121 ~的技巧

preparation for,121 为~做准备

woman's part in,often under-valued,121,122,241,242 妇女的~作用通常被低估

attitude of women toward,122 妇女对~的态度

the striving for,124 寻求~

Movement 活动

direction of,foreseen by the mind,26 心理预见~的方向

partial and inclusive,27 部分和包含的~

the goal of,27,28 ~的目标

mistakes in choosing the direction of,28 选择~方向时的错误

and culture,29 ~和文化

Movements 各种活动

should be judged by ability to further interest in fellow men,254 ~应根据加强对同伴兴趣的能力来判断

Mozart,Wolfgang A.,170 沃尔夫冈·A·莫扎特

“Narrow stable” 勉强稳固

of the neurotic,53,54 神经症的~

National movements,254 全国性运动

Neuralgia 神经痛

trigeminal,42 三叉~

Neurosis,54,63,186 神经症

Neurotic patients,31 神经症病人

Neurotic tendencies 神经症倾向

cooperation the safeguard against,22 合作预防~

Neurotics,8,197,250 神经症患者

have inferiority complex,49,53 ~带有自卑情结

“narrow stable”of,53,54 ~的“勉强稳固”

compulsion,55 强迫性~

his difficulties,57 ~的困难

inflexible in regard to concrete expressions of goal,60 与目标的具体表达有关的顽固的~

become virtuosos of neurosis,63,64 ~变成神经症艺术家

antithetic attitude illustrated among,95 在~中说明对立的态度

care of oldest child,144 ~照顾长子

case of childhood mistakes,177,178 童年犯错的~个案

sometimes advised to begin sex relations,284 有时向~建议开始发生性关系

Niezsche,Friedrich,Wilhelm,60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Nightmares,128 噩梦

Occupation 职业

mother's influence in determining,242 母亲对~决定的影响

training in school for,242 学校里对~的训练

the choosing of,243-245 ~的选择

the wish to excel other members of family in,245 在~上超过家庭其他成员的希望

early training for,245,246 ~的早期训练

early training for avoidance of,247 ~逃避的早期训练

the question of money in the choice of,249 ~选择中的金钱问题

is sometimes used to evade problems of society and love,250 ~有时用来逃避社会和爱情问题

real interest to be found in,250,251 在~中发现真正的兴趣

children should be trained for,251 儿童应受到~的训练

and marriage,278 ~和婚姻

See also Vocational guidance 亦见职业指导

Occupation problem,7,8,138,202,239,240 职业问题

See also Occupation 亦见职业

Oedipus Complex,54,92,126,127 俄狄浦斯情结

Organs 器官

imperfection,14-16,35,36,207 ~缺陷

the training of,34 ~训练

Orphan asylums,131 孤儿院

Orphans,18,208,224 孤儿

Pain and pleasure,29 痛苦和快乐

Paranoia,257 偏执狂

Parents 父母

should not show strong expressions of affection for each other before children,139,194 ~不应该在孩子面前显示出对彼此强烈的情感表达

actions of,which block social interest of children,222 ~的行为阻碍儿童的社会兴趣

See also Father,Mother 亦见父亲、母亲

Personal advantage 个人优势

opposed to cooperation,254,255 ~反对合作

Personality 人格

the key to,22,71 ~的关键

unity of the,59 ~的统一

the investigation,71,72 对~的研究

importance of memories in investigation of,73-92 在~研究中记忆的重要性

coherence of,96,97 ~的一致性

in dreams,102 梦中的~

Perverts,8,55,61,144,197 堕落者

Pessimism,56 悲观主义

Phantasies,29 幻想

Pleasure and pain,29 快乐和痛苦

Politics 政治

cooperation created by,253,254 由~产生的合作

Postures,34,43 姿势

Poverty,207 贫穷

Premature ejaculation,55,255 早泄

Probation officers,235,236 感化官

Problem children,8,123,127,129,130,144,148,149,151,159,172,197,214,221,222,235,250 问题儿童

Problems of life 生活问题

the three main(occupational,social,sexual),7,8,201-203,239-241,262 三种主要的~（职业、社会、性）

Prostitutes,8,192 妓女

Psychiatrist 精神病学家

and teacher,158,159 ~和教师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

See Freudian theory 参见弗洛伊德的理论

Psychology 心理学

the province of,12,28 ~的领域

definition of,34,47 对~的界定

the task of,47,48 ~的任务

See also Individual Psychology 亦见个体心理学

Psychotics,8,197,199 精神病患者

Punishment 惩罚

ineffectiveness of,17,218-220,235 无效的~

of children,135,136,175 对儿童的~

of criminals,218-220,235 对罪犯的~

corporal,218-220,235 身体~

Pupils 学生

unusually quick,other activities given to,171 天资聪颖的~参加其他活动

the repeating of classes by,172 通过留级重读

divided into grades,172,173 把~分成年级

styles of life of,174 ~的生活风格

pampered,175 受宠的~

desiring to b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175 ~渴望成为注意的中心

lazy,175-177 懒惰的~

leadership among,177 ~中的领导

See also Children,School-classes,School 亦见儿童、学校—班级、学校

Purposive striving,27 有目的的努力

Pyknoids,44-46 肥胖

Raskey,Prof 莱塞教授

of Detroit,285 底特律的~

Recollections 回忆

See Memories 参见记忆

Reformatories,203,205,214 少管所

Relationship 关系

problems of,202 ~问题

Religion 宗教

concerned with the salvation of man,11 ~关注人类救赎

often misinterpreted,12 ~常被曲解

the simplest primitive,252 最原始的~

a striving to increase interest in fellow men in,253 ~中增加对同伴兴趣的一种努力

Schizoids,45,46 精神分裂症患者

School-classes 学校—班级

crowded,171 拥挤的~

skipping,171 跳级

promoting to higher,171 升为更高的~

repeating,172 重读

quicker and slower pupils put into different,171,173 把学得快和学得慢的学生分到不同的~

School reform,158 学校改革

School reports,166 学生成绩报告单

Schools 学校

supplement and carry on the work of the family,156 ~补充并继续开展家庭工作

in American,156 美国的~

religious,157 宗教~

the public,157 公立~

in Vienna,158 维也纳的~

cooperation in,163,164,237 ~里的合作

as to tests in,165 关于~的测验

classes,171 ~班级

coeducation in,174 男女同校

should be organized to inspire child with confidence and courage,219 ~应被组织为以自信和鼓励来激发儿童

training for future occupation in,242 在~中为未来职业做训练

See also Children,Teacher 亦见儿童、教师

Science,12 科学

arises when people feel their ignorance,55 当人们感到无知时，产生~

security the striving for,27-29,197 保障~的努力

Self-deception 自我欺骗

dreams a form of,101-107 梦是~的一种形式

See also Dreams,Style of life 亦见梦、生活风格

Self-determination,14 自我决定

Self-limitation,70 自我限制

Self-preservation 自我保护

the striving for,197 ~的努力

Sex 性

a condition of life,6,7 ~是生活的一种情形

feelings belonging to,31 隶属于~的感情

and anxiety,41 ~和焦虑

and dreams,96 ~和梦

the explaining of matters of,to children,139,140,174,194,269,270 向儿童解释~的问题

See also Problems of life 亦见生活问题

Sex drive,193,265,279,280 性驱力

Sexual attraction,279 性吸引

Sexual education 性教育

in school,174 学校中的~

Sexual problem,7,8 性问题

See also Problems of life 亦见生活问题

Sexual relations 性关系

often exaggerated at adolescence,191 ~经常在青春期被夸大

sometimes advised to neurotics,284 有时建议神经症患者发生~

Sickness 疾病

as device for occupying attention,129,130 ~作为职业关注的手段

Sleep 睡眠

the dream a disturbance of,99 梦是对~的一种干扰

Social feeling,10,11,70,261 社会情感

See also Social interest 亦见社会兴趣

Social interest,197,205,221,222,225,230,236,237,249,260,277 社会兴趣

See also Cooperation 亦见合作

Social problem,7,8 社会问题

See also Problems of life 亦见生活问题

Stammering,54,255 口吃

Stealing 偷窃

the expression of,28,29 ~的表现

Stepmothers,132 继母

Stimulation 刺激

of children 儿童的~

to be avoided,193,194 避免~

Striving 努力

purposive,27 有目的的~

early,245-249 早期~

the oldest,252 最早的~

Style of life 生活风格

feelings never in contradiction to,30,31,33 情感从不和~对立

abnormalities induced by mistaken,32 异常情形由错误的~诱发

crystallized by child very early,43,44,47 ~很早即被儿童固定下来

proper subjectmatter of psychology,48 ~是心理学的合适内容

of one suffering from inferiority complex,49 一个患有自卑情结的人的~

the understanding of,57,58,71 对~的理解

and goal of superiority,61,62 ~和优越感目标

variations of mood within,73 ~里的心境变化

memories can never run counter to,74 记忆从不与~背道而驰

of pampered child,87,88 受宠儿童的~

supported by dreams against the demands of common sense,99-102,107 得到梦支持的~反对常识的要求

supported by feelings around in waking hours,100,104,105 得到梦支持的~在清醒时的情感

position in family leaves stamp upon,154 家庭中的地位在~上留下印记

of children in school,174 学校儿童的~

of the criminal,200,201 罪犯的~

attitude toward marriage an expression of,281 对待婚姻的态度是~的一种表达

Suicide 自杀

an expression of failure,8,197 ~是失败的一种表达

an expression of retreat before difficulties,52,53 ~是面对困难退缩的一种表现

the child who has not learned to cooperate,178 没有学会合作的儿童

represents isolation,255 代表孤立

Superiority 优越感

pursuit of,30-35,55-61,197 追求~

movement toward,by those having feeling of inferiority,50-54,67 有自卑感的那些人朝向~行动

the goal of,55-61 ~的目标

the striving for motherhood one aspect of the striving for,124 寻求母爱是寻求~的一方面

See also Goal 亦见目标

Superiority complex,232 优越情结

See also Superiority 亦见优越感

“Superman,”60 超人

Symbols,102-104,252 象征

Teacher 教师

and psychiatrist,158,159 ~和精神病学家

should notice difficulties of child and correct mistakes of parents,160 ~应注意儿童的困难，并纠正父母的错误

must interest child,160-163 ~必须对儿童感兴趣

should know all his pupils intimately,171 ~应熟悉所有的学生

frequent change of,should be avoided,171 应该避免频繁更换~

cooperate with psychologist,179-181 ~与心理学家合作

the guardian of the future of mankind,181 ~是人类未来的守护神

Teachers 教师们

children of,38 ~的孩子

Teaching 教育

the best method of,162,163 ~的最佳方法

Tears 眼泪

a capable weapon for disturbing cooperation,53 ~是干扰合作的一种有力武器

Tension,42 紧张

Tests,165 测验

Ties 联结

conditioning human life,57,239-241,264 ~调整人们的生活

problems corrected with,57 问题纠正与~有关

Totem,252,253 图腾

Training 训练

of first four or five years of life,242 生命最初四五年的~

in school,242,243 学校里的~

for future occupation,245,246 对未来职业的~

for avoidance of occupation,247 对逃避职业的~

in geniuses,247,248 对天才的~

Transferences 移情

negative and positive,72,73 正~和负~

Trauma,14,48 创伤

“Unconscious,”and“conscious,”95 “潜意识”和“意识”

Understanding,255 理解

Unemployment,233,251 失业

Universities,157 大学

Variations and contradictions,95,96,128 变化和矛盾

Vegetative system,42 自主神经系统

Vienna 维也纳

schools in,158 ~的学校

Advisory Council,159,178 ~咨询委员会

Vocational guidance 职业指导

value of early recollections in,74,242,245 ~中早期回忆的价值

real interest of person should be found,250 ~应发现个人的真正兴趣

See also Occupation 亦见职业

Voluntary system,42 自主神经系统

“Water power,”53 “水的力量”

Welfare of mankind,11,264,265,266,274,279,280 人类的幸福

See also Cooperation,Social interest 亦见合作、社会兴趣

Wisdom 智慧

universal,the desire for,61 对~的普遍渴望

Woman 妇女

See Mother,Motherhood 参见母亲、母爱

Wooing 求受

one's manner in,278,279 ~的一种方式

Zwanziger,Margaret 玛格丽特·茨旺奇格

“the famous poison murderess,”226 ~是一名“臭名昭著的毒药女神”

版权信息

书名：动力心理学

作者：[美]罗伯特·伍德沃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9

ISBN：978-7-300-23941-5

价格：45.00元

目录

CONTENTS

版权信息

总译序

译者前言

序　言

第一章 心理学的现代化运动

第二章 心理学的问题与方法

第三章 人类的天生能力

第四章 人类的习得能力

第五章 选择和控制的因素

第六章 独创性因素

第七章 异常行为的驱力和机制

第八章 社会行为的驱力和机制

索　引

总译序

感悟大师无穷魅力　品味经典隽永意蕴

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与克拉威克在其名著《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科学的历史是男女科学家及其思想、贡献的故事和留给后世的记录。”这句话明确地指出了推动科学发展的两大动力源头：大师与经典。

一

何谓“大师”？大师乃是“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1]。大师能够担当大师范、大导师的角色，大师总是导时代之潮流、开风气之先河、奠学科之始基、创一派之学说，大师必须具有伟大的创造、伟大的主张、伟大的思想乃至伟大的情怀。同时，作为卓越的大家，他们的成就和命运通常都与其时代相互激荡。

作为心理学大师还须具备两个特质。首先，心理学大师是“心理世界”的立法者。心理学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在于他们对心理现象背后规律的系统思考与科学论证。诚然，人类是理性的存在，是具有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千百年来无论是习以为常的简单生理心理现象，还是诡谲多变的复杂社会心理现象，都会引发一般大众的思考。但心理学大师与一般人不同，他们的思考关涉到心理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普遍性的与高度抽象的规律。这些思考成果或试图揭示出寓于自然与社会情境中的心理现象的本质内涵与发生方式；或企图诠释某一心理现象对人类自身发展与未来命运的意义和影响；抑或旨在剥离出心理现象背后的特殊运作机制，并将其有意识地推广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把普通人对心理现象的认识与反思进行提炼和升华，形成高度凝练且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的真知灼见和理论观点，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心理科学发展的命运，而且更是影响到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当然，心理学大师的思考又是具有独特性与创造性的。大师在面对各种复杂心理现象时，他们的脑海里肯定存在“某种东西”。他们显然不能在心智“白板”状态下去观察或发现心理现象背后蕴藏的规律。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心理学规律其实就是心理学大师作为观察主体而“建构”的结果。比如，对于同一种心理现象，心理学大师们往往会做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与论证。这绝不是纯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分歧，而是对心灵本体论的承诺与信仰的不同，是他们所理解的心理世界本质的不同。我们在此借用康德的名言“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同样，心理学大师是用理性为心理世界立法。

其次，心理学大师是“在世之在”的思想家。在许多人看来，心理学大师可能是冷傲、孤僻、神秘、不合流俗、远离尘世的代名词，他们仿佛背负着真理的十字架，与现实格格不入，不食人间烟火。的确，大师们志趣不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日常柴米油盐的束缚，远离俗世功名利禄的诱惑，在以宏伟博大的人文情怀与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投身于实现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认识你自己”之伟大箴言的同时，也凸显出其不拘一格的真性情、真风骨与真人格。大凡心理学大师，其身心往往有过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使之处于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之中，由此而产生的灵感和顿悟，往往成为其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源头活水。然而，心理学大师毕竟不是超人，也不是神人。他们无不成长于特定历史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生活在人群之中，并感受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体验着人间的世态炎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就像牛顿描绘的那般：“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怎样评价。我却这样认为：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尽管如此，那真理的海洋还神秘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心理学大师虽然是一群在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但套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他们依旧都是“活生生”的“在世之在”。

二

那么，又何谓“经典”呢？经典乃指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2]。经典是具有原创性和典范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经过历史筛选出来的最有价值性、最具代表性和最富完美性的作品。经典通常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超越了时代的界限，具有永恒的魅力，其价值历久而弥新。对经典的传承，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长盛不衰、继往开来之根本，是其推陈出新、开拓创新之源头。只有在经典的引领下，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才能焕发出无限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心理学经典在学术性与思想性上还应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从本体特征上看，心理学经典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经典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显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理论内涵，提出一些心理与行为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意识交融在一起，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心理学经典是心理学大师与他们所阐释的文本之间互动的产物。其次，从存在形态上看，心理学经典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经典作为心理学大师的精神个体和学术原创世界的结晶，诉诸心理学大师主体性的发挥，是公众话语与个人言说、理性与感性、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最后，从价值定位上看，心理学经典一定是某个心理学流派、分支学科或研究取向的象征符号。诸如冯特之于实验心理学，布伦塔诺之于意动心理学，弗洛伊德之于精神分析，杜威之于机能主义，华生之于行为主义，苛勒之于格式塔心理学，马斯洛之于人本主义，桑代克之于教育心理学，乔姆斯基之于语言心理学，奥尔波特之于人格心理学，吉布森之于生态心理学，等等，他们的经典作品都远远超越了其个人意义，上升成为一个学派、分支或取向，甚至是整个心理科学的共同经典。

三

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遵循如下选书原则：第一，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原创之作；第二，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奠基、成熟或最具代表性之作；第三，选择在心理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派、一说、一家之作；第四，兼顾选择心理学大师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作。我们策划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旨在推动学科自身发展和促进个人成长。

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此后的130多年中，心理学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我国心理学从西方移植而来，这种移植过程延续已达百年之久[3]，至今仍未结束。尽管我国心理学近年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心理学在总体上还是西方取向的，尚未取得突破性的创新成果，还不能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还未形成系统化的中国本土心理学体系。我国心理学在这个方面远没有赶上苏联心理学，苏联心理学家曾创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体系，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我国心理学的发展究竟何去何从？如何结合中国文化推进心理学本土化的进程？又该如何进行具体研究？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但我们可以重读西方心理学大师们的经典作品，以强化我国心理学研究的理论自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师们的经典作品都是对一个时代学科成果的系统总结，是创立思想学派或提出理论学说的扛鼎之作，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大师们的学术智慧和创新精神，做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在“照着讲”的基础上“接着讲”。

心理学是研究人自身的科学，可以提供帮助人们合理调节身心的科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心理问题。用存在主义的话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存在本体论焦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这一哈姆雷特式的命题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人们。特别是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不断涌现，各种压力和冲突持续而严重地撞击着人们脆弱的心灵，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心理学知识。可幸的是，心理学大师们在其经典著作中直接或间接地给出了对这些生存困境的回答。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对话大师与解读经典，我们可以参悟大师们的人生智慧，激扬自己的思绪，逐步找寻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可以让我们获得两方面的心理成长：一是调适性成长，即学会如何正确看待周围世界，悦纳自己，化解情绪冲突，减轻沉重的心理负荷，实现内心世界的和谐；二是发展性成长，即能够客观认识自己的能力和特长，确立明确的生活目标，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快乐而有效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我们相信，通过阅读大师经典，广大读者能够与心理学大师进行亲密接触和直接对话，体验大师的心路历程，领会大师的创新精神，与大师的成长并肩同行！

郭本禹

2013年7月30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

注释

[1]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75．

[2]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852．

[3]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心理学曾一度移植苏联心理学。

译者前言

伍德沃斯（又译吴伟士，Robert Sessions Woodworth，1869—1962）是美国心理学早期历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不仅与卡特尔（James Mc Keen Cattell，1860—1944）及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1874—1949）等人共同组成机能主义的哥伦比亚学派，而且对心理学作为专业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他出生于一个开明的普通牧师的家庭，像多数孩子一样有一个欢乐的童年。少年时对未来充满幻想，曾立志要成为天文学家，又幻想回归自然做一个农场主，到中学毕业时想以音乐为职业。1887年入读马萨诸塞州的安默斯特学院，深受一位叫加曼（Charles Edward Garman，1850—1907）的哲学教授的影响。那时的哲学和心理学之间的界限很模糊，很多哲学教授的研究工作都包含着心理学，或者经由这种作为哲学的心理学走向后来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心理学。从伍德沃斯此前的教育背景来看，他主要阅读和学习了古典文学和数学，少许涉及历史和现代文学，但几乎没有接触过现代科学。于是，加曼教授引导他广泛补习科学知识，以作为研习哲学或心理学的预备；伍德沃斯由此进入科学领域而有所收获，乃至于在1891年大学毕业后，他去中学教了两年数学和其他门类科学的课程，又去堪萨斯州的一个小规模的学院教授数学两年。

在这些年间，伍德沃斯通过自学式的阅读而了解到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和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1844—1924）以及他们的新心理学，特别是深受詹姆斯《心理学原理》的吸引和启发。于是，在1895年，他追随詹姆斯，来到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并与桑代克同学。其间，他不仅跟随詹姆斯学习普通心理学和病理心理学，并对心理学实验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跟随罗伊斯（Josiah Royce，1855—1916）钻研逻辑学，又受桑塔耶纳（George Santayana，1863—1952）的影响而对伦理学发生兴趣。两年后硕士毕业时，伍德沃斯不能决定是往哲学的方向还是往心理学的方向发展。这时，詹姆斯正准备安排他到医学院的生理学研究所做一年的助理工作，以接受系统的生理学训练，并建议伍德沃斯，如果他想以心理学为专业，接受生理学训练乃是必要的。就此，伍德沃斯向罗伊斯咨询，并接受罗伊斯的意见，决定通过生理学的道路钻研心理学。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伍德沃斯以鲍迪奇（Henry Pickering Bowditch，1940—1911）为师，与坎农（Walter Bradford Cannon，1871—1945）同学，并对坎农关于内脏活动与情绪之间关系的研究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98年，卡特尔给伍德沃斯提供了一份为期一年的研究生奖学金。于是，伍德沃斯又来到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卡特尔攻读博士学位。在此之前，他当然已经知道并熟悉卡特尔的工作；在卡特尔的工作中，对他尤其具有吸引力的，是关于客观的定量测量以及用心理测验来研究个别差异的科学理念。所以，伍德沃斯成名后承认，卡特尔是塑造他的心理学思想的最重要的影响力量之一。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伍德沃斯还深受人类学家鲍亚士（Franz Boas，1858—1942）的人类测量学及统计方法的影响，并深切地体会到人类学对于心理学的重要性。1899年，伍德沃斯完成博士论文《随意运动的精确性》，主要讨论在不同感觉机制的控制下运动反应的精确性问题，并特别强调要将反射弧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加以研究，必须完整地从感觉刺激到肌肉反应的全过程来追踪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他是以詹姆斯以来所形成的机能的观点，来理解意识作为整体及其与它的输入过程即感觉方面和它的输出过程即运动或行为方面之间的关系的，这也是伍德沃斯后来形成他关于心理学的系统理解的出发点。同时，从伍德沃斯博士论文的主题和内容上，也可以看出他对生理学作为心理学基础之重要性的信仰和态度。就其一般性质而言，他的博士论文属于生理心理学的范畴。

博士毕业后，伍德沃斯继续对生理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研究主题涉及心脏、胃的运动、糖类的代谢作用、神经的电传导、脑皮质的功能定位、反射活动等。至1902年，他在纽约市的哥伦比亚-贝卢伏医学院任生理学讲师三年，其间于1900年夏天短期访问英国爱丁堡大学，与英国生理学家沙弗（Edward Schafer，1850—1935）进行合作研究。1902年，伍德沃斯受英国著名生理学家谢灵顿（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1857—1952）的邀请赴利物浦大学生理学实验室共事，并成为谢灵顿的研究助手。受到谢灵顿的邀请，这本身就是一项殊荣，因为谢灵顿可以说是当时全世界最著名的生理学家，这也反映了伍德沃斯在生理学方面的成就及其被认可的程度。一年后，谢灵顿甚至邀请伍德沃斯永久地留在他的实验室，从实验心理学和脑生理学相结合的角度开展研究工作，从而使伍德沃斯又一次面临职业选择的关口：接受谢灵顿的邀请，意味着伍德沃斯将成为一个生理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恰在这时，卡特尔邀请伍德沃斯回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任讲师。权衡之后，伍德沃斯还是决定回哥伦比亚大学，并在这里度过他充实而同样富有成效的心理学家的一生。

至此，可以说伍德沃斯完成了他早年的求学生涯，而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职业心理学家。从他的求学过程，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个心理学家若想在专业上取得成功所必须具备的宽广的知识背景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也可以看出伍德沃斯人格中凡事必认真的个人魅力。我们已经知道，除去青少年时期的职业幻想不说，伍德沃斯最初是为了实现他哲学的或心理学的职业追求，并作为实现这一职业追求之预备条件而钻研科学的，却在钻研科学的过程中迷恋上数学，甚至一度想转而以数学为专攻的领域；当他完成在哈佛大学的学业时，作为他深入研究哲学的结果，他又迷茫于究竟是以哲学还是以心理学为专攻的领域；他研究生理学，原本是要接受詹姆斯的意见作为专攻心理学之预备的，却在生理学研究中钻研得如此之深，乃至于就要成为一个著名的生理学家了。伍德沃斯人格中的这种魅力，足以成为一个典范：对一个心理学家来说，若没有对知识或真理的执着追求的精神，是难以对心理学做出实质而真正有历史意义的贡献的。

伍德沃斯是一个兴趣广泛而又精力充沛的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是紧张的。那时，心理学尚不发达，师资亦有限，所以，伍德沃斯的教学任务是繁重的。就1930年以前的情况来说，除普通心理学是他每年必上的课程外，他还经常教授变态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心理测量与统计、心理学史以及心理学的问题与方法等课程，此外还有各种专题研讨课，如运动、视觉、记忆、思维、动机等。只是到晚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及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师资力量的壮大，他才得以将自己的教学内容相对集中于实验心理学、心理学流派及心理学进展等高级课程。除教学以外，他还必须协助卡特尔完成系务管理工作及指导学生的论文研究工作。也只有到晚年之后，随着他自己学生的成长和成熟，他逐渐将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转交给他的学生波芬伯格尔（Albert T．Poffenberger，1885—1977）而脱身。伍德沃斯坦承，这种繁重的教学和管理工作，是制约他自己在科学方面进行开创性研究工作的主要原因；他在科学方面的创造性主要是通过由他所指导的学生的研究工作体现出来的。确实，伍德沃斯作为心理学家在事业上的成就，主要是在教学及与教学密切相关的教材编写方面，他编写的多种教材不仅在哥伦比亚大学内部，而且在整个心理学界影响了几代人。

由于伍德沃斯在生理心理学方面的造诣，耶鲁大学的赖德（George Trumbull Ladd，1842—1921）邀请他合作修订自己于1887年初版的《生理心理学》教科书，由伍德沃斯负责修订有关生理学及生理心理学方面的内容，赖德自己负责修订其中更富哲学味道的内容，并于1911年出版修订版，改为赖德和伍德沃斯合著。按波林（Edwin G．Boring，1866—1968）的记述，这本书至1934年还是心理学内的标准教科书，足见其影响之广泛和深远。

1921年，作为讲授普通心理学课程的结果之一，伍德沃斯出版普通心理学教科书《心理学》，至1947年出到第五版。同样，作为讲授心理学流派课程以及作为他自己关于心理学史研究和思考的结果，伍德沃斯又于1931年出版《现代心理学流派》一书，并于1948年全面修订，出版第二版。在去世前不久，伍德沃斯还与他人合作，对这本书进行修订，并在他去世后出版新的修订版。

如果说上述这些著作都足够成功，并给伍德沃斯带来声望和名誉的话，那么，他在1938年出版的《实验心理学》更是他的“伟大著作”。作为教科书，《实验心理学》不只是一部实验指导手册，同时也是塑造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里程碑，在心理学界被普遍地称为“哥伦比亚的《圣经》”。虽然这本书正式出版于1938年，但它的雏形在1909年就已经存在，就是供学生作为教材使用的油印本，而且，这个油印本的内容还不断地得到更新和充实。所以，从准备到正式出版，这本书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造成这种状况的最主要的原因，同样是伍德沃斯凡事必认真的人格品质。他力求完美，尽可能涵盖实验心理学到“目前”为止所已经取得的全部进展和成就。但是，伍德沃斯客观地指出：“同时实验的文献飞跃式地在增加，因此当我有一些进展时，我又总是落在后面更远处。”[1]当然，仅仅是内容的广泛尚不足以决定一本书的成功和影响力，通过这些内容所体现的观念甚至是更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伍德沃斯《实验心理学》的成功及其拥有的影响力，主要不在于它的内容的广泛，而在于它明确了“实验”的观念，提供了实验心理学的基本术语，并为实验心理学树立了一个典范。在这本书中，伍德沃斯将“实验”界定为：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系统地操纵某一个条件，并观察由对这一个条件的操纵而引起的整个研究过程的效果。他将被操纵的条件称为自变量，将要对其效果加以观察的变量称为因变量，这两个术语遂成为实验心理学的标准术语而被一直保留下来。此后，实验心理学基本上就是按照伍德沃斯所提供的范型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至1954年时，伍德沃斯与他的学生施洛斯贝格（Harold H．Schlosberg，1904—1964）合作修订这本书，并发行第二版，使之继续在实验心理学中起着领航的作用。

像伍德沃斯这样一个对心理学及其历史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影响的人，自然会在心理学界及整个科学界受到广泛的认可和普遍的赞誉。他在1914年当选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24年，他又当选为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中人类学和心理学分会（Division of Anthropology and Psychology）的主席。1931年当选为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主席。此外，伍德沃斯一生还接受了包括他的母校安默斯特学院以及由他母亲创立的伊利湖学院等多所院校的荣誉博士学位。他一生有过两次退休的经历，第一次是在1945年，但退休后，他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直到1958年89岁时第二次退休为止。

伍德沃斯于1962年7月4日在93岁高龄时去世。由于长寿的缘故，他的去世还带有一层附加的历史意义。我们知道，伍德沃斯是詹姆斯和卡特尔的学生。不仅如此，他还与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霍尔、闵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1863—1916）、屈尔佩（Oswald Külpe，1862—1915）、让内（Pi-erre Marie Felix Janet，1859—1947）、皮尔逊（Karl Pearson，1857—1936）、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1850—1909）等这些心理学初创时期的先辈人物有直接的联系。至20世纪60年代时，不仅这些先辈人物都早已仙逝，而且，与这些先辈人物有过直接联系的其他人也都已不在人世。所以，随着伍德沃斯的逝世，心理学的新世界与旧世界在人事意义上的联系彻底断裂了。

这里翻译的这本《动力心理学》，与上述著作相比，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和特别的重要性。这本书的内容，以伍德沃斯1916－1917年度应邀在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面向公众的讲座为基础，而不是以大学教科书的形式完成的，因此不受教科书形式的束缚而有更大的思想自由的空间。伍德沃斯利用这个机会整理并表达了他自己关于心理学的系统的观点。为了整体理解伍德沃斯的系统的心理学观点以及作为这个观点的表达形式的《动力心理学》一书，就必须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关于这个背景，应该主要指出以下两个方面。

关于第一个方面，为了方便起见，可以简化为关于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众所周知，在体系心理学的历史背景中，伍德沃斯拒绝承认自己属于任何一个学派而自称为一个折中主义者。表面上看，他的折中主义态度表现为兼容并蓄地吸收各学派中他认为合理的成分，并试图调和各学派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所以他“坚信心理学家彼此同意的论点超出了争论的论点，他要寻求所有的人都能赞同的体系”[2]。但是，在实质上，他的折中主义态度，是他适应他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这个历史时代的占绝对优势的动向，就是以华生（John B．Watson，1878—1958）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的迅速发展，这个发展势头几乎是任何个人的力量所难以遏制的。从这个背景来看，伍德沃斯的折中主义态度的理论动机之一，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纠正心理学普遍地趋向于以华生为代表的极端行为主义的历史趋势，而主张在心理学作为行为科学中保持意识研究的合法性，从而与桑代克关于“行为”作为心理学基本范畴的理解是一致的。[3]如前面在讨论他的博士论文的主题时所指出的那样，他是从机能心理学与构造心理学相对立的角度，主张心理学应该开展对“行为”的研究，并在“意识”与“行为”相统一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和“行为”及其相互关系。不仅如此，至1916年时，心理学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除传统意识心理学内继续存在机能心理学与构造心理学的争论外，精神分析已经在美国心理学界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作为主流心理学发展趋势的行为主义已经诞生并正在盛行。正是在这个背景中，伍德沃斯不仅从传统意识心理学的方向出发，强调“行为”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必要成分，而且还从行为主义的方向出发，强调“意识”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合法性地位。这一切取决于伍德沃斯实事求是的思想品质。正是这种思想品质，决定了伍德沃斯对构造心理学、精神分析、行为主义等的批判态度，也是他追求“自由”的学术氛围的内在根据。例如，他在自传中指出：“我最讨厌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装腔作势地发号施令，预先规定一个心理学家应该发现何种类型的研究结果，应该将自己圈定在何种限度之内——这些人最让我恼恨，也是我最希望摆脱［其束缚］的。闵斯特伯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断言，科学的心理学永远不能正视实际生活；铁钦纳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坚持认为，心理学的所有真实的发现，只能是感觉要素；华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声明，必须放弃内省［方法］，同时必须发现运动系统（及腺体）的活动［规律］。”[4]这个自述，颇能反映伍德沃斯诚实的品性和他在真理问题上爱憎分明的立场。按伍德沃斯的学生波芬伯格尔的记述，伍德沃斯在1914年当选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时的反应，也说明了他在真理问题上爱憎分明的立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不仅是一个荣誉的象征，同时也是引导心理学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之一。所以，伍德沃斯在当选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后说：“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比华生至少早一年当选了！”[5]双眼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并放射出希望的光芒。《动力心理学》一书的基本主题，就是针对并批判以铁钦纳（Edward Bradford Titchener，1867—1927）为代表的纯粹主观的内省心理学和以华生为代表的纯粹客观的行为心理学，而主张关于意识和行为相统一的机能的观点，同时引进动机的概念，来阐释意识与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

关于这个背景的第二个方面，正涉及动机或动力的概念。在西方心理学史中，动力心理学（dynamic psychology）这一名称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广义上指20世纪或更早时期以来在西方心理学史上长盛不衰的一种理论思潮或思想倾向，即试图从动力或动机的角度来理解心理活动或行为表现的因果关系。这种含义的动力心理学，实质上与动机心理学同义，包括历史上多种涉及动机问题研究的心理学体系，如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1871—1938）的策动心理学、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精神分析理论、勒温（Kurt Lewin，1890—1947）的场论、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以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等，当然也包括伍德沃斯的动力心理学。二是专指伍德沃斯的动力心理学思想，因为伍德沃斯明确地用“动力心理学”这个名称来表达他的体系心理学思想。实际上，伍德沃斯对动机或动力问题的思考始于学生时代。在他与桑代克同学于哥伦比亚大学时，二人常在一起讨论，其中主题之一就是动机问题，并立志要建立一种“动机学”（motivology）。从这个背景看，《动力心理学》可算是对他的这个早期志向的一个实现。

概而言之，这本书在关于行为的上述一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行为的两个基本变量，即机制（mechanism）和驱力（drive），并认为，有了这两个变量，就可以完满地解释全部行为现象。其中，机制是联结的结构，亦即从刺激到反应的具体构造关系，它回答的是关于行为之“如何”的描述性问题；驱力是激活或推动机制的原动力，它回答的是关于行为之“为什么”的机能性问题。机制是驱力得以满足的外在行为方式，驱力则是激发机制的内在条件。在这里，伍德沃斯指出：刺激并不是引起某一特殊反应的全部原因；有机体及其变化着的能量、有机体现在和过去的经验等，也对行为反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对这种决定作用的理解，构成伍德沃斯心理学思想的核心。

关于伍德沃斯对行为的机制与驱力及其关系的理解，他的学生海德布莱德（Edna Heidbreder，1890—1985）曾给出的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法，非常有助于说明伍德沃斯的思想，引述如下：“甚至象［像］装有弹药的炮这样的机械，其动作也不是仅由刺激（启动触发器）决定的；炮的结构和它储存的能量（药粉），也必须考虑进去。人类有机体象［像］装上弹药的炮一样，与启动触发器相应的刺激在引起动作时是必需的；但是动作的性质既决定于引起这种动作的刺激，也同样决定于有机体本身的结构和条件。”[6]

此外，伍德沃斯还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机制和驱力之间的关系，认为机制在被多次发动之后，也可以转化为驱力。例如，一个优秀的工匠即使不再依赖于他的手艺来谋生，仍会继续从事他的精彩作业；一个儿童练钢琴，起初可能会由于害怕完不成作业受父母训斥而产生心理紧张，并以此为动机，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他练钢琴的唯一理由，可能就是演奏本身已成为他的一种享受。伍德沃斯指出，在人类日常生活的很多领域内，习惯逐渐发展成为兴趣，就是机制逐渐变成驱力的例证。正因为如此，即使在今天，无论是关于心理学的理论思考，还是对于我们的自我理解，本书依然值得我们认真钻研，而不因时代的变迁失去经典价值。

全书共八章。第一章通论心理学思想史，并在这个线索中说明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作为一门实验的经验科学诞生的背景、条件、趋势等。第二章在学理的意义上讨论心理学的问题和方法，并在这个背景中引出作者自己系统的主张，即“动力心理学”体系，及其基本问题，即“机制”和“驱力”。第三、四两章分别考察人类先天遗传的能力和后天习得的能力，并以此为动力心理学提供一个关于人性存在的本体论基础。第五、六两章主要从发展的视角讨论机制和驱力的形成及其关系。其中，第六章专门考察作为发展的特殊形式的创新性问题。第七、八两章具体应用动力心理学的原理分别考察异常（或变态）行为和社会行为，并由此体现动力心理学作为体系的逻辑完备性和作为理论的实践解释力。

本书的翻译，初稿是由当时在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的高冰莲女士完成的；其后，由我的博士生邢雷雷参照原文做了系统的校订和修改；最后，由我润色定稿。在此，对他们的付出和辛苦表示感谢。当然，文责须我来负。译文中不当或错误处，敬请读者赐教。

高申春

2016年10月30日

注释

[1]武［伍］德沃斯，施洛斯贝格．实验心理学．曹日昌，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xiv．

[2]波林．实验心理学史：下册．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43．

[3]高申春．心灵的适应——机能心理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4]Woodworth R S．Autobiography of Robert S．Woodworth／／Murchison C．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Vol．2．Worcester，MA：Clark University Press，1930：376．

[5]Poffenberger A T．Robert Sessions Woodworth：1869-1962．American Psycholo-gist，1962，75（4）：684．

[6]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杨力能，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183．

序　言

1916至1917年间，受惠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协作，我在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举办了该年度的杰瑟普讲座（The Jesup Lectures for 1916-1917）。本书以原讲座内容为基础，适当地进行了部分的扩充和修改。

第一章 心理学的现代化运动

像其他的古老学科一样，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心理学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与发展。在这一领域，不仅仅有知识的快速增长以及为知识的增长而投入其时间和智慧的人数的激增，而且，关于这一学科的态度、方法和标准等，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总而言之，这一变化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其特征：心理学已成为一门实证性科学。它不再是基础哲学中的一个章节，而是成为一门“专门科学”。继其前辈学科——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之后，心理学亦与基础哲学分离，自成一家。心理学的转型是基础科学运动的一个阶段，这个科学运动可以恰当地称为19世纪历史上非常耀眼的事实。由于过去一个世纪的社会运动是工业发展的结果，而工业发展又依赖于科学进步，所以，科学进步可以正确地称为19世纪真正基础的运动。正是将科学的兴趣和方法从无机世界扩展到生物世界，又从一般而言的生物世界扩展到那种我们称为心理活动的生命活动的特殊形式，使得旧时的心理哲学（mental philosophy）结出硕果，并为我们提供了今天的心理学。

在19世纪伊始，尽管我们今天称为“心理学”的这一概念很少被使用，但是这个概念已经有了很悠久的历史。要说早期的哲学家们未曾对人类的心理表现进行过观察，那绝对是骗人的。苏格拉底就曾教导我们说，“认识你自己”乃是智慧的主要因素；亚里士多德在其众多著作中整理了古希腊人的思想，完成了注定千古流传而无可比拟的心理学论著《论灵魂》。在近代的早期阶段，当“自然哲学”发展了一技之长而从当时的知识体系分离出来形成物理学的时候，“心理哲学”仍然紧紧依附于基础哲学，以至于今天在阅读那时的哲学家们关于逻辑、伦理以及知识批判等的学说时，几乎不可能把心理学的部分从中区分开来。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流派的创建者洛克（Locke），著有《人类理解论》，从标题来看，人们会猜测这是关于心理学的。但是，洛克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心理学，他更关注知识的有效性而不是认识的实际过程，所以，洛克对于认识过程的处理相当粗略。他拒绝接受当时盛行的观点，即认为人类最基本的知识或观念是与生俱来的；相反，他认为，所有的观念归根结底都是从个人经验中来的，因而也就没有比作为它们的基础的经验更有效的其他依据。诸如颜色、形状、硬度以及数量等的简单观念（simple ideas），是由外界的客观事物作用于感觉器官而形成的，而像记忆、思维以及其他心理活动的简单观念，则是由人类内部操作而形成的。对于这些简单观念，我们加以复合、对比、抽象等，从而形成数量巨大的、不同种类的复杂观念（complex ideas）。所谓知识，就是对两个不同观念之间同一性或差异性的洞察。因此知识局限于观念，正如这些观念局限于人类的经验。知识还进一步因为我们不能揭示所获得的各种观念之间的同一性或差异性而受到限制。不仅如此，而且，经验中的观念的偶然结合，还可能使人们无法看清本来存在的差异性和同一性；而“激情”可能导致人们在没有真实知觉作为基础的地方妄加断言。上述对洛克不同观点的摘录，很好地阐明了他的兴趣倾向。他急切地越过实际的思维过程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评估思维的结果。尽管如此，洛克仍无疑是向心理学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种对于知识有效性的专注，同样也深刻影响了休谟（Hume）以及来自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其他那些洛克的继承者，而且，这种影响持续很长时间，一直延续到19世纪。他们还对人类行为感兴趣，但这种兴趣更多是道德上的而不是心理学上的，它关注的是人类应该做什么，而不是人类实际做了什么；或者毋宁说，他们关于人类实际做了什么的兴趣，只构成他们关于人类应该做什么的兴趣的基础而已。然而，真正的心理学知识是慢慢积累的，这个时机——从基础哲学中分离出来，撇开所获信息的哲学意蕴，全身心地投入检测人类心理活动的工作中，成为研究的一个分支——似乎已经成熟了。在这一分离足以发生之前，对于急需更多的事实和获得事实的富有成果和值得信赖的方法的认知是必不可少的。蒙昧时代的很多心理学家或者说是哲学家们，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倾向，要说他们的理论是靠思考和演绎推理而得出的有失公允。他们努力利用所知事实，根据自身经验得出结论；只是他们对于更多事实和经验的需求没能实现。他们遵循自然趋势，从过去的经验中推断结论，而按照现代科学的标准，从过去的经验中推断出的只能是假说，而不是结论，结论应该是以新的事实对假说进行检验之后得出的。换句话说，一个科学的结论是被证明了能成功预测未知事实的一种假说。在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之前，心理学必须接受过去经验的指导，以及对检验特定问题的新的事实的热忱。然而，这种新的态度并不是在哲学心理学家中产生的，而是从外界引入的。

改变心理学历史进程的外界推力来自生理学。生理学本身是医学的一个古老分支，在19世纪初经历了一场革命并从母体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特和活跃的实验科学。身体器官的功能必须通过实验才能了解，这一观念早在这个世纪之初就已经确立，很多实验是对肌肉、腺体、心脏、神经和大脑的研究。在众多身体器官中，研究得最多的，是眼、耳及其他感觉器官。事实上，生理学家们早就开始了对这些器官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可以在人类受试者中广泛实施而不需要进行外科手术操作，而对其他多数种类的器官的检测中，手术都是必要的。例如，为了检验某一特定的视觉问题，就只需要找到一个值得信任的观察者，在视觉的物理条件以确定的方式被安排好之后，要求他报告看到了什么。牛顿利用棱镜对白光进行分解的方法，一直被自然哲学的学者们所遵循，大约在1800年，托马斯·杨（Thomas Young）描述了一些关于眼睛机理的非常重要的实验并提出了色觉理论，这一理论到现在仍拥有为数众多的拥护者。其他很多物理学家，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伦福德伯爵（Count Rumford），都曾偶然地对眼及其感觉做出过重要的观察。19世纪早期，关于眼的研究工作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加，在原有知识储备的基础上增添了很多新的事实，同时，很多新的问题开始浮现。作为生理学实验的成果，惠斯通（Wheatstone）在1833年发明的立体镜，以及普拉托（Plateau）在1832年发明的电影放映机的原始形式，可以说明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们在这一时期为心理学铺路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因为很明显，由这些仪器的成功运行引出的那些问题——比如第一种情况，两张精选的平面图片或图表，分别放在每只眼睛前，如何能够使我们产生如此强烈的立体印象；再比如第二种情况，在不同位置的一个物体的一连串图片如何能让我们看到它在运动——显然都是心理学问题。

对于听觉的研究工作虽然不如视觉研究那么多，但其研究工作的性质与上述视觉研究相类似。而在1825年前后，韦伯（Weber）还针对皮肤的触觉、距离觉、温觉和压觉得到了大量重要发现。由于其关于感知差异的实验以及从中得出的公式，韦伯算得上心理学历史上一位特别杰出的人物。他发现，当两个物体很轻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容易察觉，而当物体变得更重，为了察觉两者之间的差异，它们之间的差别也要相应增加。从类似实验中，他总结出差异感觉量不是取决于两者差异的绝对值，而是取决于这一绝对值与标准重量值的比例。这一公式后来被称为“韦伯定律”（Weber's law），成为实验心理学这座大厦的主要奠基石之一。

一方面鉴于生理学家们所已经掌握的、事实上属于心理学性质的那些知识的大量增长，另一方面又鉴于一些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专门从事心理哲学的研究，我们或可以期望在19世纪中叶之前，这两种倾向可以结合成为一门现代模式的科学。但事实上，或许是因为实验的方法还没有成熟到足以解决心理哲学家们感兴趣的那些问题，所以，这一结合直到下一代人时才发生，尽管当时的心理哲学家们变得更加经验主义，这一点从贝恩（Bain）的作品中可见一斑，而一部分生理学家变得更加心理学化，赫尔姆霍茨（Helmholtz）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赫尔姆霍茨是位列第一流的科学家，他研究了有关视觉和听觉的全部现有知识，又对所有这些知识亲自加以检验，从而加入了很多新的发现，并将所有发现总结成两本著作，一本关于视觉，另一本关于听觉，大约出版于1860年。他还在神经传递速率的研究过程中，给出了“反应时”（reaction time）的第一次测量，这一研究主题立即被荷兰生理学家唐德斯（Donders）采纳。

与赫尔姆霍茨一起常被提及的另一个人是费希纳（Fechner），他是物理学教授，兴趣广泛，并具有对哲学的某种神秘主义气质。当他思考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关系的问题时，他无意中发现了前面提到的韦伯关于物体重量及其他刺激物的感觉差异的研究工作，并由此想到，这类实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以建立刺激物与由此产生的感觉之间明确的定量关系，其中刺激物代表物理世界，由刺激产生的感觉代表心理世界。沿着这一思路，他做了大量实验，设计出了适当的方法来开展这些实验并处理实验结果，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1860年出版了《心理物理学纲要》。作者撰写这部著作是怀有其哲学的意图的，而且，著作的题名也表明了具有哲学意义，但事实证明，这部著作的哲学意蕴并没有被普遍接受；相反，从心理学方面看，这部著作却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指明了针对某些心理学问题如何进行精确实验的方法。十至十五年之后，费希纳将相似的实验方法运用到美学问题上，提出美学作为科学应该是“自下而上”发展的：开始于对颜色、形状和其他简单物体的偏好的实验测定，然后逐步向上发展到对艺术的复杂对象之偏好的实验测定。

1870年前后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的了。我们拥有这样一批心理哲学家，其最著名的代表有贝恩和德国的赫尔巴特派学者（the Herbartians in Germany），他们愿意致力于研究感觉和理智、情感和意志等这类问题，并且是因为这类问题本身值得研究而研究它们，而不是出于更高的哲学的考虑才研究它们。与此同时，在有关感觉和感官知觉、简单心理活动的速率以及其他相关主题上，我们拥有了数量庞大的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知识储备，同时还拥有许多充分发展了的且实用性强的实验程序。这两条发展线索最终在一个人身上最明确地汇合为一体，这个人就是冯特（Wundt）。冯特最初是一个生理学家，主要是在赫尔姆霍茨和费希纳的影响下，同时也受到哲学家赫尔巴特的影响，他很快转向了他称为“生理心理学”（physiological psychology）的研究上。这个称谓意味着这样一种心理学，它应该运用生理学的方法，也就是实验的方法，并充分利用来自生理学的相关知识。1874年，他以此为题名出版了《生理心理学》一书。之后不久，他升任莱比锡大学哲学教授，于1879年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公认的心理学实验室，并开始派遣在实验心理学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学生去其他各大学纷纷建立实验室。在接下来十五年的时间内，特别是1890年前后，很多实验室陆续建成。然而，如果我们据此就断定冯特是实验心理学唯一的创始人，那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几乎与他建立实验室的同时，相似的情形就已经在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哈佛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始，是由一些受费希纳、赫尔姆霍茨和其他生理学家直接影响的人——而不是冯特的学生——完成的。

在1880年的时候，实验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远不及心理哲学研究范围那么广大。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们已经说明了如何研究感觉及某些特殊种类的感官知觉、如何测量简单心理操作的时间；此外，还有费希纳研究审美偏好的方法等。但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实验可以被富有成效地运用于记忆、思维、意志、情绪以及其他一些具有重大心理学意义的主题上。因此，实验心理学最初看起来似乎只是作为整个心理学学科整体中一个相当有限的专门部分出现的。然而，此后不久，艾宾浩斯（Ebbinghaus）就提出了他的记忆实验，并引导出数量巨大的后续研究工作。稍晚些，美国心理学家就发现，实践和习惯形成是实验研究富有成果的领域；而且，就其总体情况而言，学习过程显然已经进入了实验心理学的范围。心理意象（mental imagery）和观念的联想（association of ideas）也已经被发现经得起实验的检测；而且，情感和情绪，甚至思维和意愿，尽管难以捉摸，也已被实验主义者克服了，还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总之，现今的实验心理学家是不会在敌人面前放下武器的；实验心理学从成为一门科学的特殊分支开始，作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已经在整个领域内赢得认同。的确，实验不是研究心理现象的唯一的好办法，但可能是所有可用方法中最有效的。现代化的标准所要求的，未必是实验的运用，而是一些特定的、值得信任的观察现象的方法的运用，以及通过特定的观察对任何假说的检验。

上述关于心理学现代化运动的起源与发展的概要说明，如果就以这个形式加以呈现而不给出必要的补充，那么，它或许代表了对于这场运动的普遍接受的一般观点，但是在一些重要方面，它又是相当具有误导性的。遗漏某些重要的贡献是错误的。新心理学并不是完全从心理哲学与生理学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起源要复杂得多。

几乎在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纲要》问世的同时，一部更伟大的著作，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于1859年）问世了。由这本书所引起的关于生物进化的巨大兴趣，不可能不延伸到有关心理发展的研究领域中。达尔文自己就著有《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而罗马尼斯（Romanes）以及其他人很早就进行过有关心理进化的专门研究。起初，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赖以进行的事实，大多是逸事性的（anecdotal），直到1899年，桑代克（Thorndike）指出了这类证据的谬误性质，并提出对动物智慧的实验研究，由此标志着实验心理学与心理发展的生物兴趣二者的结合。

进化关系着个人以及整个种族的发展；达尔文自己就曾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地研究过一个孩子的心理发展。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早年特别钟情于这一研究领域，并积累了大量的观察资料，虽然他的这些观察研究与实验心理学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受支配于对进化的生物学兴趣。但是，近年来，实验方法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之中。

进化的主题与遗传和变异紧密相关。与达尔文关系密切的高尔顿（Galton），完全有资格与冯特相提并论而成为现代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研究过意象及其他各种心理特征的个别差异，收集过有关心理能力之遗传的资料，并力图发现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各自对个体的性格和心理特征的影响程度。他为研究变异和各种特质之间关系引进了重要的方法。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等很多人都继承了他的这一点。为了研究心理差异，高尔顿提出了心理测验（mental tests）的概念，由此在实验心理学与有关的生物学兴趣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他的这一思想动向立即赢得卡特尔（Cattell）的追随，之后又赢得一大批心理学家的追随，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十分显著。综观当前心理学研究的整个领域，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印象：虽然如前所述，心理学中经验观察的主导方法是来自物理学的，但是，就心理学所关心的主题兴趣而言，其中很大一部分要回溯到生物学特别是进化论的研究中。

对心理学而言，与其生物学来源的研究兴趣紧密相关的，是其人类学来源的研究兴趣，这两个学科都关心种族的心理发展。显然，正是得益于语言知识的急速增长以及关于印度语和欧洲语言之间密切关系的发现，这方面的心理学研究才得以开始。既然语言被普遍认为是思想的表达，那么就可以根据语言的历史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追溯人类思想的历史。大约在19世纪中期，盖格尔（Geiger）、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格拉德斯通（Gladstone）等人就尝试根据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的资料，来撰写人类心灵历史的不同章节。19世纪60年代，在德国甚至还出版并连续刊行过数年的一本含有“民族心理学”（folk psychology）一词的杂志，这或许是第一本带有“心理学”这一名称的科学期刊。老一辈的民族心理学家们，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预设都没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因为现在已经得到公认，语言绝不是思想和意识的清晰明确的表达，而且，语言在种族间极易传播，这也使得通过语言史来追溯种族史变得不可能。当然，尽管如此，民族心理学对于心理学的普遍的现代化运动的贡献仍不容忽视。至少就下面这一点而言，即民族心理学也是以在经验上得到确定的事实作为它的研究的出发点的，它和整个心理学现代化运动中的其他因素是类似的。它掌握了大量资料，只要能设计出好的方法对这些资料进行开发利用，就必定能极大地丰富心理学这门科学。

另一个对心理学的现代化运动做出的重要贡献仍需一提。异常心理学（abnormal psychology）或病理心理学（pathological psy-chology）的起源，基本独立于上文已经提到的那些影响因素。在这里，我们拥有的，是促进心理学之现代化的来自医学的一系列影响。

1791年之前，精神病人很少能引起科学研究的兴趣。他们总是被忽略或者被限定为危险的人群，总而言之，他们处于凄惨的境地。也就在这一年，在巴黎的萨尔帕特里哀（Salpétrière）医院，皮内尔（Pinel）迈出了伟大改革的第一步：正如一幅著名的油画中所描绘的那样，他解除了被监禁的精神病人身上的铁链。换句话说，他减少限制，寻找一种人性的、合理的治疗方法，他认为精神病人是病人，他们需要的是医疗照顾而不是惩罚。由此，诞生了一个新的医学专业，即精神病学（psychiatry），或者说心理疾病的治疗。这项改革很快传到其他国家，连续几十年不断得到支持，尽管时至今日这项改革工作仍未完成，因为在有些地区，甚至是在我们美国的一些地区，在对精神病人的治疗上仍然不比18世纪时的标准先进多少。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项改革工作的重要性在于，伴随新的治疗方法而兴起的，是对精神错乱现象的新的关注、对作为病理现象而存在的不同的心理类型的认识、对疾病进程的探查、对发病根源的探究等。我们发现，在19世纪中叶，莫罗（Moreau de Tours）和莫兹利（Maudsley）等人都著书立说，这些著作从本质上说都是关于变态心理学的，而且近年来对于这方面的关注度大幅增加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一运动也同实验心理学建立了联系，乃至于现在我们发现，很多心理学家们成了隶属于一些先进的精神病医院的专职人员。

1800年左右，才有了对心理缺陷者的第一波科学研究的兴趣，在此之前，他们完全被社会忽略。伊塔（Itard）认为，只要教学方法选择得当，傻子也能教好；他的尝试尽管不是非常成功，但却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并引导着医生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至18世纪中叶后不久，沈干（Seguin）认真努力并成功地设计出一些方法，用来教授心理缺陷者们有能力学习的东西。结果，社会对这类人群变得更加理解和人性化，虽然我们对待心理缺陷者的方式要想达到对待精神病人那样，仍有许多事要做。在这个发展方向的较近的历史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当比奈（Binet）为确定智力水平和诊断心理缺陷而设计了非常有用的系列测量工具之后，他就又一次建立了实验心理学与变态心理学在现代心理学运动中的联系。第二，近来在优生学方面兴趣的发展，虽说主要是生物学问题，但也在向心理学方面延伸，特别是心理缺陷及其遗传性问题，这就将三者结合到一起并有望成为一项重要的运动。

催眠术（hypnotism）的历史一般被归入心理治疗的历史，它与现代心理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不管有多少人以多少种名义进行过多少种实践，我们暂且不考虑其差异性，所有这些实践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被统称为催眠术。关于催眠术，我们要从麦斯麦（Mesmer）的“动物磁力说”（animal magnetism）开始说起。麦斯麦是一位有着科学兴趣的维也纳医生，尽管他性格中的神秘元素表现得更加明显，1770年左右，他提出人与人之间传递的磁性影响能产生治疗效果的理念（某种程度上说，这其实是个很古老的理念）。他发现这种磁性在他自己身上特别强烈，并声称要利用这种方法进行治疗。1778年，他移民去巴黎，他的疗法引起极大的震撼，治疗过程很像魔术师的表演，他让一些易受影响的受治者产生精神恍惚和惊厥，似乎还治愈了一些如今被称为神经症的疾病。一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包括拉瓦锡（Lavoisier）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调查他的疗法是否属实，结果对他的动物磁力学说提出反对意见，但是他治愈病人的事实问题却悬而未决。催眠术的治疗实践一直得不到科学的认同，直到1830年左右，这次由巴黎医学院指定了第二个委员会调查催眠术，并报告部分治愈情况是真实的，但没有对动物磁力理论做出判断。然而，事件中一些悬而未决的现象确实引起了注意，如易受暗示性的恍惚状态，以及之后频繁的记忆缺失。晚些时候，英国外科医生布雷德（Braid）第一次对催眠现象做了科学的解释，给出了比动物磁力说更加合理的解释。从此以后，催眠术被一些神经科专家采用；但是，直到沙可（Charcot）和李厄保（Liébault）登上历史舞台时，即在19世纪70年代，催眠术才得到彻底的探讨，它的心理学意义也才得到强调。有一群年轻人追随沙可，利用催眠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试图以此获得对有关现象进行心理学解释的线索。

沙可的名字在神经症，尤其是歇斯底里症的历史上也是很著名的。他的学生们，其中特别是让内（Janet）和弗洛伊德（Freud）尤其值得注意，他们试图彻底了解这些令人困惑的现象的心理学原理，并从中推演出据以理解常态心理的有关信息或线索。因为那时人们已经感觉到，这些异常的心理状态，无非是正常的心理功能以一种夸张的和不平衡的方式得到表现而已。

近年来，心理学正在经历着一种新的影响。前面提到的那些影响，都来自古老的学科，而现在这些新的影响则来自生活实践的领域，并包含对心理学提出的要求，要求它抓住机会提供实际应用。心理学在历史上最长久和最广泛的应用领域是教育实践。教育心理学从一开始仅仅是尝试利用已有的一般心理学结论来指导教育实践，现在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即利用它自己的实验来解决它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从而有助于增加而不是仅仅利用心理学的知识储备。目前看来，工业心理学、商业心理学、法律与犯罪心理学等，都还没登上独立发展的舞台，但是，鉴于这些领域都急需心理学家们的加入，我们可以期待，在这些分支领域很快就会涌现出专业的心理学家，而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开展的工作，也必将有助于普通心理学的发展。由此可以预期，将来构成心理学作为整体之主流的那些支流，与目前构成心理学的支流相比，将在数量上更多，在性质上更加多元化。

由如此众多的支流汇合而成的现代心理学，它本身必然是错综复杂的。当然，尽管有其复杂性，仍然有一个强大的趋势引导这些不同的支流汇集成一个主流。它们趋向于统一，主要表现在方法上的统一，因为实验的方法正被越来越广泛地采用，虽然它本身因为要适应各种不同的要求而变得多样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心理学的不同的研究兴趣也显示出一种统一的趋势，这个统一的趋势就是普遍地把遗传问题的解决作为所有分支领域的研究工作的共同目标。关于起源和发展的问题，显然是儿童心理学和心理遗传研究的主要兴趣，同时也是关于学习过程的多种多样的研究工作的主要兴趣；现在，这些问题也已经成为病理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兴趣所在。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时常可以碰到那些固执到自欺欺人程度的人，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不仅希望检查他当下的心理状态，并探明他的固执是不是因为在错误的前提下进行正确推理的结果，而且，我们还希望能够超出他的当下状态，进一步探究他是如何接受那些错误的前提并根深蒂固地将这些错误的前提当作他的世界观的。即使是在传统的实验心理学领域，也表现出这样一个越来越强劲的趋势，即对于一个行为表现，更加强调从其发展的历史来理解它，而不仅仅是简单地从其表现的实际情况来理解它。

或许可以说，没有其他任何人能比已故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更好地阐释了现代心理学的全貌和趋势。他将古老的心理哲学，特别是英国的联想主义学派作为其研究背景，却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不足，并同样敏锐地意识到要从德国心理哲学中找到必要的补充来弥补这种不足。詹姆斯是经由生理学实验室的道路进入心理学的，在改行专治心理学之后，他依然保留着对心理学的生理学观点，对新的实验心理学抱持完全友好的态度，而且很早就亲自进行实验。费希纳、冯特及其学生们早期的实验工作并没有给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那些工作在他看来都相当形式化、迂腐，甚至缺乏真正的心理学洞察。他经常蔑视地称之为“铜管乐器心理学”。尽管如此，他还是留意了他们的研究并从中汲取有用的信息。从他的《心理学原理》整部著作的大意以及关于本能和习惯的特别值得称道的章节中，都可以看到他对遗传学问题的兴趣。他强烈赞同法国的变态心理学派，并能从这一学派成员的著作中找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一言以蔽之，他在他的科学事业中显然一直都保持着国际主义视野。事实上，每个优秀的心理学家都应该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的伟大著作《心理学原理》，比其他任何心理学著作都要出色很多，可以同时被看作对古老心理学的总结和对现代心理学观点的导引。

第二章 心理学的问题与方法

当今的心理学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关于它的正当的研究路线是什么并不确定，或显得不确定。我们可以发现，在近期的有关讨论背景中，关于心理学的真实的目标是什么以及这门科学的定义是什么、关于这门科学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等，都广泛存在着意见的不一致。方法问题当然是与目标问题紧密相关的。有些人认为，对心理学而言，唯一正当的目标，就是追求实现对意识的科学的分析与描述，与此相应，所采用的方法就必须是自我观察（self-observation）或内省（introspection）。但另有一些人则否认对意识可以进行科学的研究，或是否认内省是构成科学研究的一种有效方法。他们主张，心理学的目标应该是描述人类行为，其研究方法则是对行为的客观检测。对于局外人来说，心理学问题的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乃是其先天不足之自然而然的表现；一些视野开阔的心理学家也是这么认为的。或许我们应该承认，这是心理学还不成熟的表现；但是，问题倒也没有像它初看起来那么严重。在讨论这些理论问题的时候，心理学家们并不是在混时间，而是采取合适的方法去解决他们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尽管努力地去尝试定义一门科学的范围自有其价值，但这毕竟不是这门科学的最基础的工作。一门科学不是从关于它的定义开始的，仿佛它的任务是由一些上级权威指派给它的似的；相反，科学的进程乃是从一个问题过渡到另一个问题，而在它的进程中，当已经获得的知识打开了通往未知知识领域的突破口时，它经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转变。无论何时，一门科学的最好定义，都应该是通过归纳来源于已经完成的研究结果，同时考虑到那些有一定解决可能性的问题而获得的。按照这种方式，鉴于对意识和行为的研究都富有成果且充满希望，关于当代心理学的定义，应该同时涉及意识和行为这两者。

我们先来看看，关于意识的研究在付诸实施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很明显，意识领域不仅包括情绪和观念，而且也包括感觉经验。事实上，在心理学中，很多进展都是在有关感觉经验的研究中取得的，因为感觉经验可以通过适当的物理刺激来任意激发，因而很容易就可以被选定为实验研究的对象。描述感觉的第一步就是分类，即根据其相似性和差异性，对各种各样的感觉经验进行分组归类。比如说，在光感领域，我们可以把彩色或颜色感觉划归一组，把无色的黑-白-灰感觉划归一组，又将这两组相区别；在声音的感觉领域，我们可以区分出音调和噪声。又比如说，对皮肤的探究能揭示出压力、暖、冷以及痛等感觉；对嗅觉的探究使我们能区分大约八至十种气味。

描述感觉的第二步只能在某些特殊的感觉情况中进行，关键在于根据相似度对一组感觉按特定顺序进行排列。音调可以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颜色按照从红色、橙色、黄色、青黄色、绿色、蓝绿、蓝色、紫罗兰色、紫色，再回到红色的顺序排列。任何种类的感觉都可以按照它们的强度排序，就像颜色从浅到深，音调从大到小，气味从强到弱。很明显，作为一种描述，这种可实施的排序比简单分成不相关的种类的实施效果更令人满意。

描述感觉经验的第三步是分析，味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常，每品尝一种食品，我们会使用一种独特的味觉，但是，尝味时捏住鼻子的简单实验却证明了，大多数独特的味道，其实是嗅觉添加给味觉的。捏住鼻子时无法区分咖啡和奎宁溶液、苹果酱和洋葱酱，它们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在于气味而不是其本身的味道。因此，这样的味道其实都是复合物。但是甜味、酸味、苦味和咸味都是真正的味道，没有嗅觉也不会消失。此外，任何尝试分析这些味道的努力都失败了，所以，这些味道就被当作基本的味道。特别是在音调领域，也成功地进行过类似的分析。描述心理学（descriptive psychology）致力于发现所有的基本感觉，并揭示其中哪一个基本感觉进入了哪一个复合感觉。换句话说，它试图在心理学中完成类似分析化学在化学中所完成的那种任务。

关于感觉的描述心理学的第四个步骤，是检测各种元素结合的模式（modes of combination）。我们或可以区分出两种这样的模式：复合模式（blends）和组合模式（patterns）。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感觉复合在一起时，由此形成的复合体，是一个在种类上与组成它的各感觉元素同样性质的感觉，而且，这个复合体作为一个感觉，在被初步感受时，确实像是其中的一个元素，虽然集中的注意也还能够分辨出其中每一个组成成分。柠檬水的味道是甜味、酸味、柠檬味和冷感的混合；但是对于喝它的人来说，经常感觉到的只有柠檬水的味道，不多不少。组合模式是其中各成分仍保留各自特质的一种结合，因为这些成分的存在方式是在空间上一个挨一个，或在时间上一个接一个；尽管如此，这种组合有它自己的统一性，有不同于其中各个组成成分的它自身的特性。多条有色光束一个挨一个地排列构成一种组合，这种组合有它自身的某种特殊性质，但我们却不能像称多种味道的混合为一种味道那样，称这个组合为一种颜色。同样，一段旋律构成一种组合；更好的例子是听到的一个词，它是由元音和辅音以一定的顺序构成的，但听起来是一个整体。

从上述有关感觉经验的已完成的描述研究的概况可以看出，在这一具体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与感觉经验的描述问题相类似的另一个问题，是有关记忆、想象、思维、情绪等的意识过程的描述问题，而这些方面的相关研究则困难得多，部分原因在于个体在这些方面比在感觉方面差异更大，部分原因在于这些过程不能引起与预期相同的确定性，并因而难以进行实验控制。在这些方面，虽然对心理意象的研究工作完成得比较好，在描述思维的意识过程方面也有了建设性的开端，但是总体而言，进步相对较小，而且对迄今所获成果的正确解释存在很多异议。

综合考虑关于心理学作为意识研究的结论和前景，不禁让人怀疑，这是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心理学。确实，对意识的描述无论如何完美，都不可能完全满足对心理学的兴趣与好奇心。它不能自负地断言，它能告诉我们所有那些关于心理生活和行为表现的我们所希望知道的。意识描述的最明显的缺陷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心理过程并不完全是有意识的，所以，意识所能给出的，只是知觉、记忆、思维和行动等的真实过程的零星片段。具体的例子有助于说明这个情况。一个未经学习、尚未掌握的行为，在开始学习的时候当然是不熟悉的，在学习的过程中，对构成这一行为的动作系列的每一环节的练习，都必然伴随着对它的意识，但随着练习的不断重复，行为的动作系列变得越来越流利、越来越自动化，因而也越来越少有意识的参与、伴随。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否该让心理学家专门研究对不熟悉行为的练习操作过程，而把对那些熟练地掌握了的行为的研究转交给其他科学比如生理学呢？但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劳动分工，使得那些被熟练掌握的行为的发生过程永远得不到研究，并因而不能被理解。再者，任何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尽管有一部分处于清晰的意识之中，但也有一部分只是模糊地被意识到，另有一部分则是根本意识不到的；然而，这样的心理活动无论如何都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对心理学而言，将注意力局限于意识，就好比描述万花筒中不断变幻的视野而根本不考虑万花筒的机械功能。这样的描述或研究虽然因为五彩缤纷而有趣，但总体而言，却因为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肤浅，所以是微不足道的。

把心理学构想成是意识的科学还有另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已经被动物心理学家敏锐地察觉到了。任何一门科学，都应该尽可能建立在直接观察的基础上，但对动物心理学而言，动物心理学家们却处于一个极为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完全不可能直接地观察动物的意识。如果动物心理学家有方法，能从动物的行为中准确地推断出动物意识，那么情况还不至于如此糟糕；但是，这种推断完全基于类比而不是基于逻辑上合理的前提。试想，我们正观察一个动物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在执行某一行为，并推想，如果我们处于类似的条件下执行这同样的行为，那么，我们的意识经验应该是如此这般的，所以，这个动物在执行这个行为时，它的意识经验必然也是如此这般的。但是，这个推理过程不是可靠的，因为所要求的大前提其实意味着：如此这般的行为表现必然伴随着如此这般的意识经验，但这个大前提是否为真，我们是无法知晓的，除非我们能直接观察到动物伴随其行为的意识。除了这个逻辑上的困难以外，当动物的行为被拟人化地加以解释时，在这个解释的每一个细节处，都有很大的犯错的可能性。因此，动物心理学家在此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困境：如果他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是心理学的，那么，他就被要求必须描述动物的意识；但是，如果他尝试去描述动物的意识的话，他的工作就不再是科学的了。但与此同时，动物心理学家自己却完全清醒地意识到，他正在对动物的行为做科学的观察，而他所研究的动物的行为，与人类的心理活动乃是同一类的科学事实，尽管其解释还不如后者那么详尽。

让我们来审视一下动物心理学家们所做工作的性质。近年来，这些工作几乎全部都是通过实验方法进行的。

有一个研究传统是针对不同动物物种的本能的或先天的能力的。斯帕尔丁（Spalding）试图探明，飞行是不是鸟类的本能。他的做法是，将刚刚孵化的幼鸟关进狭窄的箱子，让它们难以伸展翅膀，而且，箱子的构造也使得它们不可能看到箱子外面，并因而也就不可能通过观看成年的鸟飞行来学习飞行。他一直将这些幼鸟关在这样的箱子里精心加以饲养照料，直到这个种类的鸟在正常情况下开始飞行的年龄，然后将它们放出来，结果发现，它们飞得很敏捷、很好，飞行中能聪明地避开障碍物。很明显，飞行是本能而不是后天学习的。

桑代克曾以雏鸡做实验。他将一只新孵出的小鸡放在距离地面的高度不同的平台上，结果发现，在高度很小的时候，小鸡毫不犹豫地跳下，高度适中的时候，小鸡犹豫地伸展翅膀，而当高度很大的时候，小鸡在平台上就不动了，因此这就显示出了一种先天的距离感，显示出了对三维空间中的第三个维度的一种反应。

斯科特（Scott）为了研究的目的养育了一些幼年的巴尔的摩黄鹂，他的饲养条件是不让这些幼鸟听到同类成年鸟的鸣叫声，结果发现，这些幼鸟虽然能够发出它们自己的鸣叫声，但它们的鸣叫声与这个种类中经常听到的那种鸣叫声是不同的。斯科特因此推断，这个种类的鸟特有的鸣叫声，并不是由本能倾向决定的，而是幼鸟从成年鸟那里学习来的，并一代代传下去。

动物心理学领域的另一个研究传统，是关于不同动物物种的智力的，也就是关于它们的学习能力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桑代克关于猫和狗的迷笼实验。他将一只饥饿的猫放进一只笼子里，透过笼子的板条，猫可以看见或者闻到放在外面的一些食物。笼子的门可以从里面按按钮或通过其他简单操作打开。饥饿的猫一进笼就立即费尽力气想出去获得食物。它尝试从板条缝中挤出去，东抓西咬，在这些努力的过程中，偶然碰到了开关，打开门获得了食物。在一个新设计的迷笼实验中，饥饿的猫都要经历上述同样的行为过程才能逃出迷笼。但是在重复的实验中所需的时间逐渐减少，它逐渐省去越来越多无用的活动，直到最后它一被关进笼子就直接按下开关打开笼子。在进一步的实验中，猫的反应还是这样，这表明它掌握了逃出迷笼的诀窍。关于猫的学习发生的方式，我们可以从它的行为上推断出来。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饥饿的猫是通过内部心理过程来完成这整个行为过程的，因为它在不断地运动，急切地从笼子的一个装置转到另一个装置，对其中每一个能激起它的行为反应的装置做出反应。此外，学习的过程是渐进的，正如逐次实验的时间所示，而且学习的过程似乎在于逐渐减少和消除那些以失败告终的行动趋势，同时逐渐加强成功的行动趋势，没有从盲目的“尝试与错误”（trial and error）到正确道路的突然转变。转变是有的，但不是像人处在同样情况下因为洞察到问题情境的实质而突然发生的。

在动物心理学中，已经完成了很多类似的迷笼实验、迷津实验等等，而且是以很多种不同的动物物种为被试的。总体而言，这些实验的目的是要发现是否所有物种的动物都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其学习发生的速度如何，每种动物能解决的问题其困难程度如何，年龄对于学习速度有什么影响，教会动物某种行为的最好方法是什么，除了尝试与错误之外模仿是否也是一种学习方法，一项行为技能在学会之后能保持多长时间，大脑的哪些结构单元与已习得之行为的表现有关。

还有一个研究传统是关于动物的感觉和它们的感觉分辨能力的。针对这一问题所完成的实验，通常也都属于学习方面的实验，其中的问题情境可简化为动物是否能够学会针对两种不同的刺激条件比如说两种不同的颜色做出不同的反应。设想这样一个实验，其目的是要测验一只猫区分蓝色和灰色的能力。将猫放在两扇门前，其中一扇门带有蓝色斑点，另一扇门带有灰色斑点。当它打开蓝色门的时候它找到了食物，而打开灰色门则什么都没有，甚至可能有某种惩罚。蓝色和灰色的标志经常互换，所以猫不能通过位置来判断。在一系列实验中，猫常常选择带有蓝色标志的门，这表明它能在两个用过的刺激物之间做出区别反应。但是，如果它要应对的是亮度差异而不是颜色差异，结果会怎样呢？为了验证这个问题，当猫对蓝色的反应确立以后，逐渐将灰色变得更浅或者更深，结果发现，事实上［由科尔（Cole）做的实验］，猫能够发现灰色的亮度变化，所以不再总是选择蓝色，而是随机选择蓝色或灰色的门。从这类研究中可以看出，猫和狗以及很大一部分动物可能不具备辨别颜色的能力，也就是说，它们不具有根据其波长对光做出区别反应的能力。但是，母鸡对波长的差异具有敏锐的感知，而且很可能所有的鸟类也都是这样的。猴子似乎也能分辨不同的颜色。

很显然，动物心理学家的观察都是客观的，他们的结论都直接来自动物在对刺激做出反应时的行为事实。而且，从这样的观察中总结出行为方面的一般结论，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事实上，动物心理学家们已经总结出了大量的这样的一般结论。因此，动物心理学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科学的。那么，它能称得上是心理学吗？它致力于研究的本能、学习、辨别力等，也是研究人类心理的学者所必须考虑的。要说其中的差别，只在于动物心理学不研究意识。就目前的形势看，我们或可以预期，当动物心理学家把他的注意力从动物行为回转到人类或普通心理学时，他定会问：难道科学的真正目的不是要研究行为吗，无论这行为是动物的行为还是人类的行为？在动物心理学家中，最激进者的观点[1]是要完全排除意识研究，而且，按照他们的构想，要抛弃几乎所有的既得的关于人类心理学的知识，另起炉灶。他们将动物心理学作为一种模式，将客观方法作为观察的唯一方法，将科学地描述对刺激的反应作为所有心理学的目标。

这个主张听起来颇具革命的意味，但实际上却并不真的像它听起来那么具有革命的性质。心理学绝不是直到现在才开始研究人类行为的，意识心理学家也从来没能一统天下地把心理学控制在他们所理解那种模式之内。1904年，卡特尔在总结二十多年来指导他从事研究和教学的基本信念时[2]，他是这样说的：

我不相信心理学应该局限于意识本身的研究……内省的分析和客观的实验之间没有冲突，相反，它们应该继续而且事实上也一直保持着合作。那样一个流传甚广的观点，即没有内省就没有心理学，已经被已获得的事实强有力地驳倒了。我认为，我自己已经完成的研究工作或是在我的实验室里已经完成的工作，就其绝大部分而言，几乎与内省无关，就像物理学或动物学的工作与内省无关一样。

尽管在试图给心理学下定义时几乎没有人表达出类似卡特尔这样的观点，但是，事实上，自从费希纳时期以来所已完成的全部实验工作，其绝大部分是关于人类行为的，而且，如果有哪个实验涉及意识，那也只是附带地涉及意识的。在实验研究中，一个典型的实验形式是给被试分配任务，再测量被试执行任务所获得的成就，实验过程也包括实验条件的变化和对任务执行中产生的变化的观察。费希纳自己关于微小差异知觉（perception of small differences）的研究工作就属于这种类型，虽然他对此的解释多少有些牵强。而且，很大一部分心理物理学的后续研究工作，也可以说是这样的。有关反应时的研究工作亦属此类，因而经常受到那些更加热心的内省主义者们批评，他们的批评的根据是这种研究没能对意识加以描述。大部分关于记忆和实践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最后，关于个体差异、遗传性、心理发展和异常情况的研究，基本都是通过客观方法完成的，而且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研究工作所获得的，是有关行为的而不是有关意识的成果。确实，内省有时候能与客观的研究程序相结合，近年来还达到了与日俱增的程度。而且，客观的研究程序的结果，还经常以意识经验的术语加以陈述，而不是以纯粹的客观条件和动作反应的术语来陈述，这也是事实。但是，清除所有这些内省的、解释性的材料，并以客观研究程序所获得的成果为基础写成一部心理学，从而使之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行为科学，这其实并不难。如果真有人能写成这样的心理学，那么，这个心理学也绝不会蜕变为一个思想贫乏的知识体系。

现在的问题仍在于是否有必要这样做——极端的行为主义者们要求清除所有内省以及描述意识过程的所有努力，他们的这种要求究竟是不是正确的。他们的反对意见，主要是针对内省的方法，这种方法在他们看来是不值得信任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花些时间对内省这种观察方法加以检验，也许是值得的。

内省可以定义为个体对自身心理过程或对外界事物产生的印象的直接观察。这是一种只有个体自身可以做出的观察方式。实际上，内省有两种很不同的形式。其中，比较简单的一种情况，就是让被试观察并报告外界事物对他产生的印象。例如，你让他看两种颜色，问他哪一种颜色看起来更明亮，或问他哪一种颜色是他更喜欢的。被试只需要完成一个任务，而且，这个任务在本质上与客观观察中的任务是一样的。你问被试“这两种颜色哪一个更明亮？”或者你问他“哪一个给你的印象是更明亮的？”，这两个提问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一种情况，你被要求识别客观事实，另一种情况，你被要求观察你对客观事实的感觉反应，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只有当观察者利用客观事实的“第二标准”（sec-ondary criteria）来判断，从而没有考虑对明亮度的印象时，困难才会出现。但是，这种困难应该通过排除第二标准的可能性加以避免，因为，如果第二标准出现的话，几乎不可能防止被试不受影响。只要避免了这种困难，事实上内省的简单形式和一般的客观观察之间就没有区别了，因而也就没有理由使用“内省”这一专门术语来指称这类观察。

内省的更加复杂的形式，是指观察内部心理过程（inner mental processes）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被试要完成双重任务：在执行某种心理操作的同时对这个过程加以观察。在执行第一项主导任务的过程中同时执行第二项观察任务，这其实是很困难的，而且通常是不可能的，所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先执行第一项主导任务，然后毫无耽搁地立即回转心意，对刚刚发生的心理过程加以观察。具体地举例来说，如果作为主导任务的那个心理过程是一个问题解决过程，那么，被试首先要全身心地投入问题解决中，之后回顾问题解决的整个过程，并注意在这个过程中内心发生了些什么。如果整个过程只持续几秒钟，那么在结束时的回顾，通常能还原这个过程的大部分——或者说在被试看来是这样的。但是，即便做最乐观的估计，这种观察方式还是比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已经普遍得到承认的其他观察方式更加困难。

由此我们可以预期，行为主义者也许不那么严格地苛求摒弃内省的上述简单形式，虽然他们表面上仍会这么说。如果摒弃了内省的形式，视觉后像（visual after-images）、音差（difference tones）以及很多其他所谓的“主观”感觉将会不复存在，因为它们至今都只有通过内省才为我们所知。至于内省的复杂形式，或可以更加公正地加以排除。然而，就算是通过这种方法，也已经获得了一些很有规律的成果，以至于它们需要得到普遍的赞同，而且，即使是极端的行为主义者，对于这些成果，他们从内心来说也是相信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习惯性行为逐渐变得自动化和相对无意识，因而不需要内省。然而，在有关学习过程和简单类型的思维过程的实验研究中，却也存在大量相反的证据，这些证据是由不同的观察者提供的，而且彼此一致、相互契合，乃至于任何人，只要他费神详细钻研这些证据，这些证据几乎就是不可否认的。

如果说极端的行为主义者意欲拒绝内省和意识作为心理学的正当方法和研究对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那么，极端的内省主义者想要将通过客观方法进行的行为研究被排除出心理学，那同样也是错误的。目前看来，大部分心理学家倾向于同时祝福两派的热心倡导者，并希望他们都能在各自所选择的研究领域内取得成功。然而，就这两派而言，其中任何一方似乎都没有能够正确地构想心理学的真正问题应该是什么。

对于一个初学心理学的人来说，他只能以对常识的兴趣为基础步入心理学，也还不受专业心理学家的争论所困扰，因此，他会倾向于认为心理学这门科学的目标应该是相当明确的，并将这个目标表达为努力理解“心灵的工作原理”（the workings of the mind）。他寄希望于心理学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如何学习、如何思考的，导致我们像我们实际发生的那样去感觉和行动的又是什么。换句话说，他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因果关系感兴趣，这个关系体系又可以称作心理动力学。

这不仅是一个常识性的观点，而且也是心理学史上最具主导性的观点。洛克作为心理学研究的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将他自己的工作表达为计划“对我们的知性如何获得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事物的观念的途径给出解释”[3]。贝克莱（Berkeley）在其《视觉新论》的开篇就说：“我的宗旨在于揭示，我们是由何种方式借视觉来知觉事物的距离、大小和位置的。”休谟在其著作《人类理解研究》中说，他希望，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去发现人类心灵运作的秘密源泉和原理，恰如牛顿已经“确定了支配并引导行星运转方向的那些定律和力”一样。即使最近几年，心理学通常也在形式上被定义为关于意识的描述性科学，然而所研究的问题还是反映了心理学家的真实兴趣其实集中在因果关系上。

既然我们无望于找到终极原因（ultimate causes），我们便转向因果关系的研究（a study of cause and effect）。因果关系的研究，究其实质，意味着尝试对所研究的系统中的运动和过程获得一个清晰的观点，其中的运动和过程，既包括微观元素上的，又包括宏观趋势上的，同时注意观察记录其中所发生的任何一致性，以及那些使我们能够以一种有序的方式对该系统作为整体加以构思的规律。由此来看心理学，那么，无论是意识还是行为，都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能够对之进行因果关系研究的具有内部统一性的诸过程的系统。意识不是一个连贯统一的系统，因为在意识中，有很多只能部分地得到揭示的过程，是发生在意识阈限之下的；而行为作为对外界刺激物的一系列动作反应，也不是一个内在地连贯统一的系统，因为它不考虑介于刺激物和反应之间的过程。即使是意识和行为结合在一起，也不能提供一个连贯的系统，因为大部分介于刺激物和反应之间的内部过程都是无意识的。毫无疑问，我们不得不依赖脑生理学对这些内部过程进行详细的分析。但直到脑生理学能够给出这些分析之前——甚至是在给出这些分析之后，我们也应该从通过内省的和行为的心理学方法获得的粗略分析中得到一些满足。但是，无论如何，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要保持动力学的观点，同时努力获得关于生命活动之心理层面的更加清晰的理解，而不是满足于单一地关注意识或行为的学者提供的零碎观点。我们要努力利用这两派的成果以及脑生理学的成果，来理解心理活动和心理发展的整个过程。

一旦我们获得了动力心理学的观点，两个基本问题就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分别称为“机制”（mechanism）问题和“驱力”（drive）问题。其中，机制问题涉及我们如何做一件事情，而驱力问题涉及诱导我们做这件事的是什么。试以棒球运动中的投球手为例。在这个情况中，所谓机制问题，就是他如何瞄准、如何估计距离和路线、如何协调他的各个动作以产生希望得到的结果。而所谓驱力问题，则包括诸如此类的这样一些问题：他为什么要参加这项运动，为什么他有时投得好、有时投得不好，为什么他在面对有些击球手时更振奋，等等。我们由此可以注意到，机制问题都是用“如何”（How）来提问，而驱力问题则是用“为什么”（Why）来提问。现在，科学开始怀疑地看待“为什么”的问题，而代之以“如何”的问题，因为科学终于发现，“为什么”的问题的答案总是需要进一步的“为什么”，而朝这个方向的追问，永远也无法达到稳定和终点；反之，“如何”的问题的答案就其准确性来说总是很好，尽管这种答案甚少有完整的。在我们举例的这个情况中，驱力问题确也可以转化为机制问题，但我们将机制问题和驱力问题区分开，同样也是确有显而易见的理由的。无疑，人类生命活动的动因和源泉都如此重要，都应该特别予以关注。

如果我们以一部机器为例来考虑问题，那么，驱力与机制之间的这种区别会变得更清晰。在这里，驱力就是运用于机器，并使得机器得以运转起来的那个能量；机器则是被推动而运转，因而相对来说是被动的。诚然，它的被动只是相对的，因为机器的材料和结构决定了运用于它的能量的传递方向。机制可以说是对所施加能量的反应并依此产出成果。但是，假如没有这一能量，机制就是不起作用的和僵死的。

在某些形式的机制中，如一支子弹上膛的枪，已储蓄好了的能量存在于其中，在这种情况下，驱力的作用就是释放这已经储蓄的能量，剩下的工作就由这释放后的能量来完成。这种机制和生物的机制非常相似。肌肉中就含有储蓄能量，有待于碰触到肌肉的刺激物来加以释放，对肌肉而言，通常碰触到它的刺激物，就是伴随运动神经而来的“神经冲动”（nerve impulse）。在神经-肌肉关系中，神经驱动肌肉。伴随某一运动神经而来的神经冲动，产生于控制这个神经的神经细胞中所储蓄能量的释放；而这些中枢神经细胞，它们自身也都储蓄着能量，这些能量受到比如说来自感觉神经的神经冲动的刺激就会得到释放。感觉神经驱动着运动中枢，而它自己则受到来自外界又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刺激物所驱动。整个反射机制包括感觉器官、感觉神经、中枢神经、运动神经和肌肉，这个整体可以看作一个单元，它的驱力就是来自外界的刺激物。

如果所有的行为都是这种简单的反射模式，由针对现存刺激物的直接反应组成，那么，驱力与机制之间的区别就不那么重要了。如果那样的话，驱力就只能是外界刺激物，机制也就只能是整个的有机体。而且，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由于我们所说的“动机”（mo-tive）乃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因此这样一个问题就会产生：我们能否成功地在驱力作为外界刺激物与内在动机作为驱力之间达成一致的理解？

为此，第一个步骤是，我们要注意“强化”（reinforcement）或“促进”（facilitation）和“抑制”（inhibition）这些生理学的事实。这些术语或事实，用神经生理学的话来说，意指不同的神经冲动的结合，其结果是，在某些情况下，一个神经冲动增强另一个神经冲动，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一个神经冲动减弱或抑制另一个神经冲动。以大家熟悉的“膝跳反射”为例。这种由大腿肌肉引起的小腿的不随意运动，只能由击打膝盖前的肌腱引起（或换句话说，由严格定位在膝盖的局部刺激引起）。但是，膝跳反射的力度可以被来自身体其他部位的影响大大改变。在击打膝盖之前的那一片刻突然发出的噪声，会明显加强膝跳反射，而轻音乐则会减弱膝跳反射。紧握拳头，或咬紧牙齿，会加强膝跳反射。在这些情况下，引起膝跳反射的驱力，不完全是来自击打膝盖的局部刺激，大脑和脊髓中的其他神经中枢，它们自身受到外部刺激的唤醒，最终（与来自击打膝盖的局部刺激一起）决定了直接导致膝跳反射的那种运动中枢的驱力。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神经中枢可以构成另一个神经中枢的驱力，那么驱力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如果任何神经中枢引起的活动都属于这一简单的反射类型，并只能由对当前的刺激物的直接反应所构成，那么，“驱力”这个概念就没多大意义了。因为，总的来说，有机体仍然是被动的，只是简单地对任何时候作用于它的复杂的外界刺激物做出反应。因此，对于我们的论证宗旨而言，以下事实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一个被激活的神经中枢，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经过短暂的释放后都立即回归到静息状态。它的活动状态的持续时间，比起激起它活动的刺激物的持续时间，要更加长久。一个神经中枢的这种残余活度（residual activity），可以作为另一个神经中枢的驱力。或者也还存在其他的情况：一个神经中枢可能被一个无法引起它彻底释放的外界刺激物“部分激活”（sub-excited）；被部分激活后，它可能影响到其他的神经中枢，或者是加强，或者是抑制。所以，尽管神经活动的驱力从根本上是来自外界的，但在任何时候也都可能有内部来源的影响为整个系统的其他部分提供驱力。

两个机制之间的这种关系，即其中一个机制被部分地激活而成为另一个机制的驱力，在我们称为“准备和完成反应”（preparatory and consummatory reactions）的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谢林顿（Sher-rington）］。所谓完成反应，是指对动物来说具有一种直接价值或者说是一种给动物带来直接满足的反应，比如说进食或逃离危险等。一个完成反应的客观标志，就是它终止了某一系列的行为动作，紧随其后的就是休息，或者也可能是转移到某个新的行为动作的系列。这种类型的反应，我们知道它们是存在的，而且是在内省的意义上通过它们所带来的满足感和终结感而知道它们的。所谓准备反应，只能间接地给机体带来益处，它们的价值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只有通过它们，才能导向完成反应，并使完成反应的执行成为可能。一个反应之所以是准备反应，其客观标志在于，它是在最终导向某一完成反应的动作系列的某个阶段作为预备而发生的。从意识体验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准备反应都以伴有某种紧张状态为特征。

准备反应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诸如看和听这样的反应，这种反应在动物处于被动或休息状态时随时都很容易被唤起，其作用在于引起注意，并为有可能会引起动物进一步反应的某种不确定的刺激物创造一种准备就绪的状态。第二种类型是指这样的准备反应，即只有当某一完成反应的机制被激活并正处于活跃状态时，这些反应才被唤起。一个典型的行为事件的系列是这样发生的：一个声音或一束光线引起相应的感觉器官的兴奋，并唤起恰当的注意反应；这就使得某一对动物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刺激物凸显出来。比如说，看见猎物，这个看见就激起了这个动物吞食这个猎物这一完成反应的趋势。但是，这个完成反应是不可能立即就发生的；立即发生的，乃是围捕或追赶猎物的准备反应。构成准备反应的动作系列可能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很显然，这个动作系列是由接近完成反应的趋势推动的。在动物行为中，存在着一个接近完成反应的支配性的内在趋势，这可以在比如说当一只猎狗失去追猎踪迹时的情况中看到。如果它只是沿着捕猎过程中能唤起简单反射的一连串刺激物，从一个细节到另一个细节地搜寻，那么，一旦追猎踪迹断绝了，它就应该停止搜寻，或是转身沿着追猎踪迹返回。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实际所做的，我们或可以比喻地说，乃是四处探索，努力地搜寻追猎踪迹。这种搜寻，正因为不是被任何外界刺激物唤起的（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外界刺激物恰恰是缺少了的），所以一定是被某种内在的力量驱动的。对于这里举例说明的这种情况而言，猎狗的这个搜寻活动当时所处的环境表明，它的搜寻活动的内在驱力，是指向对猎物的捕获反应的。

我们可以对这只猎狗的行为做如下解释：执行某一完成反应的机制，在受到某一适当刺激物的触发而活跃起来之后，就构成触发其他机制的一个驱力，而这些其他机制，则是引导其中各个准备反应的那些机制。每一个准备反应，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某个外界刺激物的一种回应，但从根本上说，它是由朝向完成反应的那个驱力促成的。在这里，不仅是一些（导向完成反应的准备）反应因此被促成，而且，一些在其他情况下会被唤起的（与完成反应无关的其他）反应则被抑制了。上面例子中那只正在追踪追猎踪迹的猎狗，不会停下来和在路上遇到的另一只狗相互问好浪费时间，它太忙于追寻踪迹了。一只动物或是一个人，如果太过忙于某个事情，乃至于不能回应通常能从它或他那里得到回应的刺激物，那就证明，它或他正在被某种内部趋势所驱动着。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构思的，都是在各种比较简单的情况中的“驱力”，这些简单情况中的“驱力”与“机制”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在这些情况中，一个驱力就是一个已经被激起的机制，并因转变功能而构成其他机制的刺激物。任何机制都可以转而成为驱力，但只有那些指向于完成反应的机制才最有可能充当驱力，无论是在动物中看到的简单形式还是人类诸如欲望和动机等更加复杂的形式，都是如此。有些机制立即而直接地起作用，然后完成任务而归于平息；但也有一些机制，它们必须首先唤起其他机制的作用，并通过这些机制的作用，才能完成它们自己的活动。当然，在这里并不存在绝对的区别，我们最好牢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特定情况下，任何机制都可能转而成为激起其他机制活动的刺激来源。

总而言之，无论是意识心理学还是行为心理学，至少就其狭义而言，它们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它们没能考虑到我们这里讨论的这些问题。相对于动力心理学，它们的优势在于它们更接近可观察的现象。行为，我们能观察，意识，我们也能观察，虽然更加困难一些，但关于心理过程的内部动力系统，我们必须经过推理而知，而不能直接加以观察。尽管如此，这也并不意味着心理学处于与其他科学相比更加糟糕的处境中。所有其他的科学，也都要努力理解事情的表面之下所发生的那些过程，也都要针对事物的内部工作原理形成概念，这些概念既要与已知事实一致，又要使得关于在一定条件下将会发生什么的预测成为可能。动力心理学必须利用有关意识和行为的观察资料，作为理解“心灵的工作原理”的线索，而且，正是这个目标才是心理学家们从一开始就努力实现的，虽然关于心理学的形式化定义似乎与此恰恰相反。

注释

[1]参见Watson，Behavior：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sychology，New York，1914。

[2]这是卡特尔在圣路易斯召开的艺术与科学世界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rts and Science）上的发言，后刊载于本次大会的报告中，并发表于《通俗科学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1904年第12期上。

[3]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BookⅠ，Chap．Ⅰ，Sect．2．

第三章 人类的天生能力

任何一个成年人个体，比如说一个站在我们面前准备接受测验的人，他自身内部必然包含着各种活动的巨大可能性。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给他看一些熟悉的物体，那他会认出这些物体并叫出它们的名称；如果我们问他一些适当的问题，他会理解这些问题并做出回答；如果我们对他提出一些适当的任务，他会执行并完成这些任务；而且，通过适当的方式，我们还可以让他气愤、尴尬或是高兴；他能够走动、跳跃、转动眼睛、呼吸、吃饭、消化等。总而言之，他能够给我们展示出很多很多的技能。他像是拥有了各种机制的一个完整的加工车间似的，随时加工出这些机制，以产生上述种类繁多的结果。当然，我们也知道，他的行为绝不会是以纯粹机械的方式来表现的。他可能会拒绝回答一些问题；他可能会以需要处理自己的事情为理由而反对被留下做进一步的测验；如果我们一整天都跟着他，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在某一个时间要出去弄点吃的，在另一些时间需要找到朋友聊天说事，又在另一些时间会找机会歇一歇。我们将注意到，他会在一些表面看来了无生趣的事物上投入数小时时间的关注和努力，比如说一些图表、几笼马铃薯藤等等。很明显，他自身内部包含着大量不同类型的驱动的力量和有待被驱动的机制。

既然我们发现一个成年人拥有如此众多的能力，那么我们当然就希望知道，他的这些能力是如何得到的，其中有多少是天生或遗传的，又有多少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和经验后天追加给他的。我们想对这些能力做出区分，类似于我们说一个人眼的颜色或鼻的形状是天生的，而脸颊被晒后的棕褐色和手掌上的老茧则是后天形成的时所做的那种区分。要判断某一特定的能力究竟是天生遗传的还是后天形成的，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如果一个技能是从一出生就开始运行的，比如说呼吸，那它当然是天生的。如果这个技能是在出生后某一特定的时期开始运行的，尽管在出生后的生长条件被控制，乃至于机体没有任何机会通过经验而获得它，比如在斯帕尔丁的实验中鸟类的飞翔，那么，这种技能也是天生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要判断一个技能或能力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获得的，上述两个标准都不可用，所以我们不得不选用第三种不那么直接的标准。某一物种或是按不同分类方案形成的其他某种自然类群，其成员在任何的某一方面的相似或不同的程度，如果远比通过其个体成员的经验所能解释的更大，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种特征上的相似或不同，乃是由于先天因素造成的。比如说，猫在它们捕食老鼠的嗜好方面的相似性，其程度远比我们通过它们的个别经验所能解释的它们的相似性程度更高；同时，从另一方面来说，有些猫在较大程度上比别的猫更善于捕捉老鼠，这种擅长的程度远超过了我们通过它们的养育过程上的区别能做出的解释。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猫是天生的捕鼠动物，但其中有一些猫天生就比其他的猫更善于捕捉老鼠。当然，经验会影响到一只猫对待老鼠的行为，但这种影响，还远没有达到能够足以解释我们所发现的这些相似和不同的程度。

语言在此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很好的例证。人类作为一个种族与其他各种动物相比是非常不同的，乃至于我们有理由假定，有一个天生的语言能力是全人类共有的。但是，人类在语言功能上的这种相同性又不是绝对的，因为不同地区的人说不同的语言，而且，即使是在同一个地区，有些人又比其他人能更好地使用语言。人类不同族群所使用的不同的语言，都是一代一代传递下来的，于是，在这个传递过程的任何一代中，这种差异都是用不同的训练和传统来解释的。但是，任何族群，其成员在掌握他们自己族群语言方面的能力都是不同的，这个事实不能完全通过训练的不同来解释，而只能意味着，个体成员就其天生的语言能力而言在程度上是不同的。我们所采用的关于天生能力的第三标准，其不确定性是明显的：它需要对训练和经验可能带来的影响做出评估，而这样的评估又需要相应的知识和合理的判断，最终给我们提供的，至多也只能是一些概率而已。当然，我们可以肯定，人与人之间在天生的能力上是有区别的。因为，无论何时，当我们让一些人作为被试长时间以一种特定的方法进行特殊训练，比如说练习打字，我们都将发现，尽管他们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他们最终的表现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在经验必然尽其所能地使不同的人趋向于相似的任何情况中，他们各自之间的差异仍然是抹不去的。对此，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在经验尽其所能地使人们相互不同的任何情况中，他们经常在一些基础方面仍然保持着惊人的相似。所以，我们可以总结说，人类一定有共同的和各自不同的天生能力。

一个新生的婴儿尚未经历任何种类的学习，却能使用他的心脏、肺、胃、肠、肝脏、肾脏等等，一句话，能使用他所有的内部器官。他也能使用他所有的肌肉系统：弯曲和伸展胳膊，从各个方向移动身躯、头和眼，他的唇、腭、舌、喉、咽等，都能做出各种复杂灵巧的动作。作为其天生能力的一部分，他不只是有肌肉运动的能力，还有肌肉运动的基本协调能力。这些协调能力来自脊髓和脑干中的那些被称为“皮下”中枢的神经结构。而这些皮下神经中枢的组织结构，目前看来，应该是自然赋予人类的天赋。天生的能力还包括感觉器官的使用。我们不能说一个儿童学习看和听，也不能说他通过训练和经验获得识别颜色的能力或者听到声音的能力。如果在视觉器官自然发展的适当阶段，有适当的外界刺激物，孩子就很容易识别出红色，因为他天生就是这样的；如果他碰巧属于男孩中少数先天色盲者，那么，他就不能识别红色，也因为他天生就是那样。

因此，感觉、运动和器官功能的基本原理，都应归入“天生能力”之列。但是，“天生能力”远不限于此。

自然不仅提供了对来自外界的刺激的接受能力和产生运动的能力，而且还提供了特定运动与特定刺激之间的连接关系。支配一组肌肉共同活动而产生一种协调运动（a coordinated movement）的神经机制，它本身与来自某个特定感觉器官的传入神经相连，其连接的结构关系的效果是，这个神经机制能够被作用于那个感觉器官的外部刺激所唤起。感觉机制（sensory mechanisms）和运动机制（motor mechanisms）彼此协调地连接在一起成为感觉-运动机制（sensory-motor mechanisms），其中很多这样的机制都归入天生能力之下。吞咽活动从一出生就存在，它是特定的肌肉群组对嘴里液体或软物质刺激物的一种反应；打喷嚏则是另外一个特定的肌肉群组对鼻子里出现的刺激性物质的一种反应。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先天反应能力，这些反应能力可以根据它们的功能和用处加以分类。

有一组这样的反应能力，可以把它们统称为觅食反应（food-getting reactions）：吮吸，咀嚼，吞咽，吐出苦味的东西，头部左顾右盼地寻找乳头的运动，饥饿时的哭闹，等等。在很多动物物种中——即使不说是全部动物物种，它们的觅食活动基本都是天生的，并经常被称为“狩猎本能”（hunting instinct）。在人类的婴儿当中，这种类型的反应似乎并不那么清晰可见，但这更可能是因为人类育婴行为的高度文明化造成的。

第二组这样的反应，包括各种避险反应（danger-avoiding reac-tions）。其中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当手或脚被烧、被刺、被夹的时候抽出手或脚的反应。新生婴儿遭遇类似刺激时，会以扭动身体的方式来加以回应。咳嗽、打喷嚏，以及当外来物碰触或接近眼睛时的眨眼，都是人类和其他动物共有的类似反应。更普遍的保护性反应（protective reactions）包括闪躲、蜷伏、蜷缩，尤其是逃跑。在面临危险时，如果简单的避险反应失败了，它就会被逃跑反应所替代；逃跑乃是这一组反应中最激烈、最有效的反应。

从功能上说与这些避险反应多少有些类似的，是防止跌倒或应对各种身体失衡情况的反应，负责这些反应的，是位于内耳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器官。对来自外部强加的运动或来自外部的约束的抵抗反应，也就是说，在自身的运动中被推搡或被拖拉、被裹挟或受阻碍等的抵抗反应，也是一种先天类型的反应。在这些反应方式方面，即使是婴幼儿也表现出了初步的独立性。

游泳、爬行、跳跃、行走、慢跑、飞跑、攀登、飞行，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运动，是除了人类之外的其他各种不同动物的天生能力的一部分。而且，就人类而言，即使像爬行、行走、奔跑等，或许还包括攀登，实际上也都不是习得的，而是在其自然生长的过程中，当支配这些反应的先天机制随着生长过程而达到必要的成熟阶段时，其功能自然地表现出来而已。

新生儿为我们提供了证据，他拥有操控他的声带的天生能力。他一出生就能发声，而且在出生后不久，在他表现出从别人那里学习的任何迹象之前，他很快就开始发出很多不同的元音音节和辅音音节。甚至在他真正开始模仿别人的言语之前，他就已经在对元音和辅音进行简单的组合，比如说“ma-ma”及“da-da”等。所以，对新生儿来说，言语的运动要素是其天生能力的一部分。哭闹、流泪、啜泣、皱眉和愁眉不展、微笑和大笑等等，所有这些，基本都属于先天性质的反应。

很多探索性反应（exploratory reactions）都是天生的。最简单的探索性反应形式包括：把目光转向外围视野中间接看到的物体；动物在听到声音时竖起耳朵，包括动物和人类在内在听到声音时将头和眼转向声源的方向；用手的感觉来探知一个物体，并将它运送到嘴里。对一个引起好奇心的事物的接近，也属于这种探索性反应。和探索性反应紧密相关的，是控制（manipulation）的反应，以及为了看清事物如何表现而针对它们进行实验（experimenting with things）的反应。在这一组反应中，我们有了通向知识的那些活动的萌芽。

当一个幼儿或幼小的动物安详地处于静卧状态时，他或它并不是不发生肌肉运动（muscular activity）；相反，他或它身上也正积极主动地发生各种不同的运动，只是这些运动并不针对明确的刺激物或某个看得见的物体而已。在这些运动中，或许也存在某种轻微的刺激，但至少可以说，任何天生能力，作为它的组成部分，都包含积极主动性的特征，无论在运动性的活动中还是在探索性活动中都一样。运动一段时间会导致疲惫，所以休息和睡眠也可以恰当地归入先天反应的类型之中。

还有若干种类的更加复杂的反应，这些反应都是因为其他人的存在而被诱导出来的。在两个性别之间，特别是对于青春期的年轻人而言，异性个体的存在就构成刺激物，会诱导出求偶夸耀行为和求婚行为，若就其他物种而言，依物种之不同，还会诱导出大量与此相类似的不同的反应来。因为无论对动物而言还是对人类而言，在达到性成熟之前，都不敏感于这种刺激，所以，在其达到性成熟之后的行为，一定包含着很多在趋向于性成熟过程中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成分。尽管如此，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行为就其基本性质而言，一定是自然带来的天赋。年轻妈妈对她的宝宝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出现在两性中对幼者和无助者的保护性反应中最强有力的例子。

在一起被抚养和在一起游戏玩耍，这是另外一种反应类型的典型情况，这种反应类型被归类为群居本能（gregarious instinct）。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我们总能看到一种倾向，就是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只要有可能，都想成为这个群体的领导者，或者，如果在这个群体中统治地位已经确立，则每个人都想成为领导者的追随者。这些倾向很可能是本能性的，而不是完全来自个人的经验。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对社会群体或它的个别成员的消极反应，如尴尬、羞怯、争斗等。

与上述这些先天的或本能的行为反应密切相关的，是被称为情绪（emotions）的身体状态和意识状态，这些也必须归入天生能力之下。因为很明显，像害怕、愤怒、悲伤、欢笑、性欲等等，都不是作为训练的结果而产生于个人的生活。人可以学会害怕某些事物，但是他不能学习如何害怕。要让一个人害怕，只要让他接触到某个适当的刺激物即可，一接触到这个刺激物，他自然就害怕了。

情绪既与某些外显的行为反应有紧密的联系，如逃跑、搏斗、大笑、大哭等等，也与某些内部的身体变化紧密联系，如心跳和呼吸的加快、皮肤因充血涨红或失血苍白等。虽然这些联系长期以来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但这种联系的确切性质，却远不是显而易见的。外显行为经常被认为是情绪影响的结果，而内部的身体变化，连同面部的肌肉活动，则被认为是情绪的“表达”。大约三十年前，詹姆斯和朗格（Langer）提出假设认为，相对于身体反应，特别是内部的身体反应来说，情绪的意识状态是第二位的。比如说，害怕的情绪无非是由内部身体变化建立的诸感觉的混合，而内部的身体变化则直接由对危险的感知所引起。换句话说，对危险的感知引起了内部的身体变化，由这些身体变化各自引起的感觉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害怕的意识状态。关于情绪的这个观点被称为詹姆斯-朗格理论（James-Langer theory）。它已经引起了大量的讨论，而且，就是到现在，也还应该被视为值得仔细考虑的假说，而不是一个普遍得到公认的结论。但是，我相信，身体的变化引起的感觉，至少构成了有意识的情绪的组成部分，这是毫无疑问的。

经过最近的生理学研究，身体变化和情绪的关系变得更加清晰。大家都知道，看见食物会让一个饥饿的人流口水；实验还证明，他也开始分泌胃液。因此，伴随着进食欲望的兴起，为消化食物做好准备的内部条件也同时被唤起了。更为惊人的是坎农（Cannon）[1]利用X射线发现的如下事实，即恐惧和愤怒情绪出现时，胃肠运动就突然停止，同时，胃液也停止分泌。事实上，在这些情绪出现期间，整个消化活动是半中断的，血液从消化器官流进心脏、大脑和肌肉。因此，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一种在身体上准备就绪的状态形成了，以适合于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由于愤怒或恐惧而被迫要执行的肌肉运动。

适合于逃跑或搏斗的身体准备，要远较此复杂得多。此时，不仅是消化活动停止，而且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呼吸也变得更深更急促——所有这些变化，对于即将发生的剧烈的肌肉运动而言，都属于合适的准备状态。皮肤会大量出汗，这就提早开始了必然伴随肌肉活动的身体热量的消散。有意思的是，所有这些身体上的变化，都是通过交感神经系统作用于相应器官而产生的，因而，虽然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不属于随意控制，但这里揭示的情绪与身体变化之间的关系却表明，它们是由脑的活动引起的。但是，生理学家们最近为我们有关情绪状态的知识所增加的最有趣的事实，涉及属于交感神经系统附属物的两个小腺体的参与——肾上腺，它们的位置靠近两侧肾脏，故而如此命名，尽管它们在功能上与肾脏并不直接相关。它们是产生“内分泌”的腺体，也就是说，它们释放一种液体进入血液循环，又通过血液循环流传到身体的所有器官，其中许多器官因此受到影响，而不同的器官受到影响的程度也不同。它刺激心脏，使心脏的活动性更强；它引起内部器官中的血管收缩；它抑制胃肠运动；它刺激肝脏将储存的糖分倾注进血液，而糖分是肌肉快速燃烧的最好燃料；它以某种其机理尚不明了但却很有效的方式免除疲劳；最后，它还使得血液本身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当受伤时血液在伤口处快速凝结。至此，坎农通过完整的系列实验证明了，在疼痛、恐惧和愤怒时，肾上腺被激活向血液注入其分泌物以产生上述那些变化。通过这种方式，加上交感神经系统的直接活动，整个身体就被动员进入一种紧急准备状态，为逃跑、自卫或进攻做好准备。

这些研究发现对于情绪心理学的重要性显然是巨大的。现在认为，伴随情绪而发生的身体变化，远不是偶然的事件。至少在恐惧和愤怒的情况下，它们作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外化行为的准备是极其重要的；在有食欲的愉快状态下也是如此。关于有意识的情绪是否完全由这些内部变化的感觉所构成，目前还没有定论。但这看起来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机体感觉（organic sensations）一定产生自上面所描述的那些内部变化。坎农就曾提到准备发力的身体状态会引发巨大力量的感觉，这种感觉很有可能就是机体感觉的复合体。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情绪很有可能正是身体准备做出某种反应时的感觉方式。

情绪也是冲动性的，它是身体准备做出特定反应的原动力。恐惧是逃跑的推动力，同时，从机体功能方面说，它也是执行逃跑反应的准备状态。愤怒是破坏或损害行为的推动力，同时也是执行战斗的身体上的准备状态。食欲是进食行为的推动力，同时也是摄入食物的身体上的准备状态。其他各种情绪，即使不说是全部的话，其中绝大多数也都是如此。情绪和与之相伴随的身体状态一起，构成一种类型的准备反应，导向这整个过程最终要实现的完成反应。一个危险的对象引起逃跑的冲动，这个逃跑的冲动作为指向逃离危险对象的完成反应，它同时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和肾上腺，并通过它们抑制消化，加速心跳，增加可用于肌肉活动的燃料供应。

这些新近的研究发现和概念发展，是否支持詹姆斯-朗格情绪理论，现在还不完全清楚。坎农提醒我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即无论在恐惧中还是在愤怒中，身体方面的变化都是相同的。他还因此推论说，情绪不可能完全是对身体状态的反映。确实，他所发现的身体状态，或许与更加抽象、更加一般化的意识状态之兴奋度（ex-citement）具有更好的对应关联关系，冯特曾把这种兴奋度归为基本感觉（elementary feelings）之一种。这种身体状态很可能出现在情绪既不完全是恐惧也不完全是愤怒的时候。坎农发现了这方面的证据，他是以比赛前和比赛中的运动员以及考试中的学生为被试的，虽然在运动员比赛和学生考试这些情况中，他们的意识状态不完全是恐惧或愤怒，或许称为热情、决心或兴奋更恰当。相对于这些情绪状态上的不同，身体条件上的微小差异不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恐惧时和愤怒时的身体不完全一样。因而，詹姆斯-朗格理论还不应该完全被抛弃。

看来，詹姆斯-朗格理论所欠缺的，乃是对情绪之冲动性方面的充分强调，这个冲动性表现为一种追求完成的倾向。詹姆斯以一种或多或少带有调侃意味的话说：“我们是因为伸手打人，所以才愤怒。”他这样说，便把伸手打人这个完成反应，与准备性的身体变化包括在一起，共同形成最终构成愤怒情绪的感觉复合体。实际上，伸手打人这个行为可以分离出来单独加以考虑，因为，打人，或换句话说想伤害对手的冲动，乃是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代表着整个机体的倾向。詹姆斯的理论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只有麦独孤（McDougall）[2]才给了它应得的重视。麦独孤指出，情绪乃是本能的核心成分。本能包括三个方面的成分：认知的或感知的、情绪的、意动的或冲动的方面。其中，意动的或冲动的方面导致运动动作。以恐惧的情况为例来说，认知的方面是对危险的感知，情绪的方面是恐惧的内部状态，意动的方面是逃跑的冲动，它会导致真实的逃跑行为。现在，我们不把第二个方面，亦即情绪的方面视为纯粹主观的，而是利用坎农的研究成果，把情绪理解为身体的准备状态的表征。危险唤起了神经系统的趋向于逃跑的“定势”，与此同时，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又为逃跑行为的执行提供了机体上的准备状态。

必须承认，对于伴随着情绪的身体状态，或者说与情绪相伴而生的身体状态，我们知道的还很少，除了像恐惧、愤怒、饥饿及性欲等少数几种情况。在后面这些情况中，趋向于完成反应的定势以及同时相伴而生的身体的准备状态都是明确存在的，而其中的情绪作为一种主观状态，可以被合理地看作这种定势和这种准备的表征。还有很多其他的身体状态，也是如此，比如口渴、窒息、冷或热引起的不适、困顿、疲惫等等。每一种情况都包含一个驱力以追求实现完成反应，具体说如饮水、呼吸空气、温暖、凉爽、睡觉、休息等，而且每一种情况也都涉及相应的内部身体变化，这些身体变化的方向，则分别为相应的完成反应做好准备。此外，还应该指出，伴随着这些身体条件的那些主观状态，与情绪有相当大的可比性，尽管它们经常不归入情绪一类。从詹姆斯-朗格理论的观点来看，它们完全可以被视为情绪。有一种主要是在儿童身上看到的对一般活动的冲动，它的普遍特征是具有快乐心态，这种对一般活动的冲动，往往都伴有精神饱满或精神过剩的身体状态，它的主观方面是幸福的感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欣快感”。

当我们考察欢乐（mirth）或娱乐（amusement）时，我们不难确认其中包含的冲动，那仅仅只是想要微笑和狂笑的冲动——然而，这些特殊反应的最终生理功用是什么还不清楚。虽然我们也知道，伴随欢乐的主观状态的，还有内部的身体变化，特别是循环系统的变化，但极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尚未被发现的和这种状态有关的内部变化。所以，主观状态、内部身体条件、外显的行为活动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在恐惧和愤怒的情况下是一样的。悲痛（grief），就其如我们在年幼儿童中看到的它的原始形式而言，就是哭泣的冲动，并同样伴随内部的身体变化。这种反应的生物学意义是很清楚的：哭泣将母亲的注意吸引过来。这是一种无助的反应，不能直接完成任何事，但却足以引起别人来帮助这个痛苦的人。婴儿起初并没有有意考虑到这种有用的结果；因为，在悲痛这种情绪中，就像性本能和饥饿本能一样，婴儿哭泣行为最终达到的目的，并不是由本能带来的。他的冲动是指向哭泣这个直接结果的，而由此带来的生物学效用则是他所看不到的。悲痛总是一种典型的消极情绪而与恐惧和愤怒不同，因为在恐惧和愤怒中，个体自己要完成一些事情，比如说逃跑或动手打人。悲痛典型地是与下列事态对应的那种心理状态，在这种事态中，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更别说正处于悲痛中的那个人了。对处于悲痛中的人提供帮助的人，其对应的心理状态被称为“温情”（tender emotion），这种温情在母亲对待孩子的方式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这种温情的冲动就是喂养、保护或爱抚孩子；而且，对这种温情作为一种情绪而言，类似于在恐惧和愤怒中发生的内部身体变化同样也会发生，尽管这一过程存在差异。

总而言之，由我们关于恐惧和愤怒的相当确切的知识而发展出来的那个公式，看来也适用于许多其他的情绪，甚至是所有的各种情绪。所以，情绪作为一种意识状态，代表着以下两点，或是与以下两点紧密相关乃是一个合理的理论：（1）趋向于某个完成反应的驱力；（2）为这个完成反应做好准备的身体状态。此外，无论是内部的身体准备状态，还是外显的行为反应，都是由天生能力自然提供的，这也是明白无误的。

除了感觉、情绪和反应之外，人类的天生能力还包括从事某些活动或处理某类事情的天性或“天赋”。当我们说有人对音乐有自然的天赋、有人擅长数学、有人擅长力学、有人擅长推销的时候，我们就分辨出了这类天生能力。无疑，很多这样的天性都很复杂，需要心理学家的分析。但同样确定的是，其中许多天生能力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譬如说，在一个方向有天赋的人并不是必定在另一个方向也有天赋。这不只是在一般能力上天赋差异的问题——尽管心理缺陷个体的存在似乎表明在一般能力上存在天赋差异，主要还是特殊形式的天性问题。我们观察到这种天性“运转于家族之中”（running in families），又在拥有这种天性的家族的某些成员身上“突然出现”（cropping out），而这些成员，与这些家族的先辈中已经表现出相同天性的成员，已相隔一代甚至是好几代。同一个家族的不同成员，当我们对他们进行某种特殊类型的，同时需要某些特殊能力才能完成的测验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似性。总之，在所有这种测验中，我们都不可能不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天性是遗传的并构成天生能力的一部分。这些天性同时被称为“先天能力”（native capacities）。

先天能力的存在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家族内部个体成员之间以及不同家族之间的比较上，而且还出现在人类与动物的比较上。语言是典型的人类能力，而找到回家的路则显然是一种更强的天性，特别是在鸟类中。计算和处理数量关系当然是人类能力，就像将物体作为工具是人类能力一样。

天性能力与本能的区别在于，前者不像后者那样已经包含对刺激物的现成的反应形式。对于一个拥有音乐天赋的儿童，我们并不是这样来理解他的音乐天赋的，即他必须是一碰到某些特殊的刺激就唱出某些特殊的歌声，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表现出他的音乐天赋。相反，我们期待于他的，是他表现出对音乐的兴趣、乐意学习并牢记音乐，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以为自己创作一段乐谱的方式表现出一定的独创性。他的天赋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兴趣，或是学习特殊事物的能力。有天赋的人并不是不学习就能做好某些事情的人，而是学习事情很容易的人。

如果从这个方面就人类的天生能力列出一个清单，这种努力不会有多大的用处。那样的话，我们就只需要详细列举出人类各种各样的职业、他感兴趣的各类事物，以及处理何种事务时表现出天赋。毫无疑问，对人类的活动进行心理学分析是可能的，但迄今为止，这种分析工作所取得的进步太小，乃至于我们可以忽略不计。传统意义上的心理活动分析，是根据心理活动的抽象形式，而不是根据心理活动所处理的主题进行的；换句话说，是根据知觉、记忆、推理、想象等“官能”（faculties）来进行的。显然，人在其感知、记忆、推理等先天能力方面的差别，远不像他们各自擅长的主题领域在种类上的差别那么大。关于伟大天赋的那些惊人的事例，当然都是些在处理特殊领域的事情上表现出惊人能力的事例，而不是表现为什么抽象的特殊官能。每一个人从一出生就都表现出某种特殊的适应性（adaptability）：一个人可能在世界的这一个方面表现出特殊的适应性，另一个人可能在世界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出特殊的适应性。

我们可以把天生能力理解为是由各种机制构成的，这些机制，既可以是业已完善地形成了的，如呼吸作为机制那样，也可以是尚处于发育成长之中乃至逐步达到功能上完全成熟的状态，如那些在出生后某一特定阶段才表现出来的本能，还可以是需要经验的塑造作用才能达到一定的功能水平，并因为个人经验的特殊性而获得其精确形式的，如能力作为机制那样。在这些不同机制中，有一些机制，就其操作过程而言是极简单而顺畅的，所以，一遇到适当刺激就立即做出反应而不与其他机制发生纠葛；也有一些机制，当它们被激活之后，不可能独自而直接地达到其目的，而必须继续保持活跃的状态，并激起其他机制的活动而达到其目的。就后一种情况换句话来说，旨在执行某一完成反应的机制，当它被激活后，它就转而成为相关的准备反应之机制的驱力。这样，天生能力既提供机制，也提供驱力——尽管每个驱力本身就是一个机制。

那些充当驱力的天生机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或动物生命中的原初动力，或者说是其行动力的最终源泉。成年人的动机是由来自其本性中固有的原初动力通过连续遗传过程演化而来的。演化而来的或者说是获得性的动机，其发展过程属于一般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说明。现在我们集中关注的，是关于人类行为原初动力的分类列举问题。

这是麦独孤在他的《社会心理学》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这本书的导论中，他说：

在心理学中，对社会科学至关重要的分支学科，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原初动力的学科。所谓人类行为的原初动力，就是维持人类身心活动，并调节其行为的那些冲动和动机。然而，在心理学的所有分支学科中，这门学科却是最落后的，其中仍然充斥着大量的晦涩、模糊和混乱。……心理的力量（mental forces）作为能量的源泉，不仅为所有的各种人类活动确立目标，而且也维持着这些活动的进程——在这个背景中，智力过程（intellectual processes）只构成心理力量赖以施展自己的仆人、工具和手段而已。但心理的力量究竟是什么，这不仅必须明确地加以界定，而且，它们在种族和个体生命中的发展史，也必须加以澄清。只有这样，诸社会科学才有可能被奠定在一个坚实的心理学基础之上。[3]

以下从本书中援引的几个段落，揭示了本书写作的指导思想。

人类心理拥有一定的先天的或遗传的倾向性，无论对于个体而言还是对于群体而言，这些倾向性构成了其思想和行动的根本源泉或推动力量。而且，个体和民族的性格和意志在其理智官能的引导下赖以形成的基础，也是这些先天的倾向性。（p．19）

那么，人类心理的这些本能冲动，究竟是不是人类思想和行动的唯一推动力量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指出，在已经得到发展的人类心理中，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行为动力，即思想和行动的获得性的习惯。一个习得性的行动模式，是通过重复而变得习惯化的，而且，重复得越频繁，作为冲动或动机之源泉的习惯就变得越有力量。然而，就力量方面来说，习惯永远不可能与基本的本能相比拟。在某种意义上，习惯源自并从属于本能。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本能，思想和行动就无法实现，也不能重复，因而思想和行动的习惯也就不可能形成。习惯只有依靠本能才能形成。

于是我们可以说，本能或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所有人类活动的原初推动力。决定于某些本能（或由某一本能演化而来的某些习惯）的意动性的或冲动性的力量，每一个思想的过程，无论表面看起来多么冷静、多么理性，都必然是先天地指向其目标的。每一个身体活动，也是由这种意动性或冲动性的力量激起并加以维持的。所有的活动的目的，都是由本能冲动决定的，而且，所有心理活动得以维持的推动力量，也是由本能冲动提供的。高度发展了的心理的全部复杂的智力结构（in-tellectual apparatus），都只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只是这些本能获取满足的工具，其中的快乐和痛苦，也只构成这些本能冲动如何选择其手段的指导而已。

如果没有这些本能的倾向性及其强有力的冲动力量，那么，有机体就不可能进行任何种类的活动。它就会像一个被取走了发条的时钟、像一台熄了火的蒸汽机一样停滞不动。（pp．42-44）

如果麦独孤的“本能”一词意指任何先天的反应倾向，那我们当然会完全同意他的意思。因为，如果没有一些这样的先天的倾向性，那就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刺激物能够引起任何一种反应，整个有机体也就只能保持惰性状态，并因而不可能学习或获得不同的反应。但是，他对上文提到的本能倾向的“强有力的冲动力量”的强调却让我们在这个理解方向上非常踌躇。因为，那似乎意味着，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冲动力量就不会发生任何活动。这实际上暗示了有机体本身的高度的自然惰性（natural inertia）。事实上，麦独孤所说的似乎正是这个意思，就像很多心理病理学家也坚持这个观点一样，他们近年来对活动的源泉问题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至于他们的结论，我们稍后再议。然而，这种关于机体本身之惰性的假设，虽然在运用于成年人时可能还拥有某种真理的表面价值，但是当应用于儿童时就非常可笑了——而且，这个假设其实应该是首先应用于儿童的，因为只有年幼的儿童才完全局限于先天的倾向性，随着儿童渐渐长大，他们也就发展了各种派生的冲动，就像上文引述麦独孤的一个段落中所暗示的那样。如果说儿童有什么独有的特征的话，那就是他们很容易接受刺激而活跃地活动起来。如果我们观察一个营养充足、休息充分的婴儿——他躺在那里随意地踢脚伸腿、比划着手臂，又喃喃自语，还左顾右盼，一有响动就竖起耳朵（姑且比喻地说），那么，我们不会不疑惑，引起并维持婴儿的这些活动的那“强有力的冲动力量”，其本质究竟会是什么。实际情况是，婴儿对为数众多的刺激物都拥有反应性，而且，他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外界作用于他的刺激所“驱动”的，虽然在他饿了的时候，我们通过一系列朝向喂食这个完成反应的准备反应，能看到他被一种内在的“强有力的冲动力量”所驱动。在稍大一点的儿童的游戏活动中，我们也很难发现有什么强大的诱因（incentive）是他们玩游戏所必需的；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拿来玩游戏，然后它本身就变得有吸引力了。确实，依常理，一个人长大之后，他的行为越来越受内在驱力的控制，而不是受直接存在的刺激的控制。但是，即使是成年人，也不像麦独孤假定的似乎那么没有活动性：与麦独孤所假设的相比，成年人的活动性更容易被唤醒，他们的活动所要求的内在动机或驱力，也并没有那么强烈。

然而，现在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既然在麦独孤看来，只有“强有力的冲动力量”或“本能”，才构成了无论对个体行为还是对社会行为都具有重要性的唯一的动机力量，那么，所谓“强有力的冲动力量”或“本能”究竟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他有很详细的论证，他发现了相当“有限的基本的或简单的本能倾向”（p．45）这些基本的或简单的本能倾向之所以能够被辨识出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下事实，即每一个这样的倾向，都包含作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一种明确的情绪。他的清单如下所示：

●恐惧及逃跑（或更一般地说是逃脱）的冲动

●厌恶及排斥的冲动

●好奇

●愤怒及搏斗的冲动

●自我肯定

●顺从

●养育本能及温情和保护的冲动等

●生殖本能

●饥饿

●群居本能

●收集或获得本能

●建造本能

“还有很多次要的本能，如爬行和行走的本能。”

“还有一些一般的或非特异性的先天倾向”，比如说：模仿的倾向；看到他人的情绪表现而想亲身感受这种情绪的倾向；接受暗示的倾向（此即可暗示性）；游戏的倾向；形成习惯以及更喜欢熟悉事物，而不喜欢陌生事物的习惯。

对于这个清单，如果有人因为它遗漏了一些重要倾向而批评它——比如说，有人可能会因为以下各种理由而强烈要求将放声大笑的冲动（laughter impulse）纳入这个清单中：鉴于该行为的显而易见的本能性；鉴于该行为伴生的强烈的快乐或欢愉的情绪；鉴于由这个冲动可以衍生出很多不同的活动；等等——那么，麦独孤完全可以答复说，他的清单无疑需要详细的修订，但这样的批评根本未触及要害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探问，麦独孤会不会接受我们的劝说而将我们上文所说的天生能力也列入他的本能清单，那么，我们可以确信他是不会的。将这些能力列入其中，会大大突破他的框架。这些能力属于他所说的智力过程，而他又断定智力过程乃本能冲动的仆人，或简而言之，它们属于需要驱力加以激活的机制，而它们本身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构成驱力。这是当前反对麦独孤的有关讨论的要点——确实，在这一点上不同意麦独孤的观点，正是本书作为整体之辩论的核心要点。换句话说，本书的远大目标正在于试图证明，任何机制——或许，一些只做出简单反射的最原始的机制除外——一旦被激活，就能够成为自己的驱力，并且也能够成为其他与之相关联的机制的驱力。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对于人类个体有能力做的那一千零一个事情而言，是否做每一件事情的机制，就它们整体而言，都完全是被动的，而需要麦独孤所提出的那少数几个本能作为驱力才能激活？或者说：是否每一个这样的机制都能直接被激活，并持续保持活跃，而不需要像麦独孤所说的如饥饿、性、自我肯定、好奇等等本能的帮助？当然，必须承认，在有些时候，本能确实对其他机制构成驱力。对于那些更加富有理智性质的活动而言，驱力特别来自诸如自我肯定、好奇、建造等本能。儿童可以通过唤醒他的自我感觉而受到激励去努力学习，就像通过使一个孩子与另一个孩子竞争，或是通过鼓励他显示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去完成某项任务。同样，他的好奇心，抑或他操控和制作物件的自然冲动，可以被用来使他完成某项任务。但是，这样的动机却不能让这个孩子在一个他找不到对他来说真正有趣的东西的方向上走得太远，这也是事实。例如，一个孩子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被诱导开始学习唱歌，但是，除非他有音乐天赋，不然他很快就会放弃，并通过嘲笑歌唱、嘲笑那些比他优秀的孩子，以此回避负面的自我感觉。这样的孩子会找到不同的理由，使音乐练习显得不值得努力，而有音乐天赋的孩子，一旦通过利用他的自我感觉而开始了练习，就会被对音乐本身的热忱所引导全身心地投入，而不再需要诸如此类的外在刺激的诱导。

好奇心作为一种动机也是这种情况。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在孩子身上唤起他对很多不熟悉的事物的好奇心。所有正常的孩子，也都因为这个原因而可以被引导开始学习植物、数字、单词等等。但是在开始之后，一个孩子表现出对某个特定科目的兴趣，而另一个孩子却对其中任何一个科目都没有兴趣，虽然他可能表现出了对另外的某种事情的兴趣。有的孩子只要很少的激励就能在一个特定科目上很成功，而有的孩子通过来自老师或家长的不断注意才能进步一点。然而，这第二个孩子后来可能被证明在其他某个领域很有能力，并在这个领域做出很多独创性的事情来。当我们对个体的特殊能力进行细致而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可以发现，能力的专门化（specialization of capacity）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确实，在某一个方面表现出特殊才能的孩子，很容易在你挑选出来对他进行测试的其他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能力。尽管如此，但几乎可以肯定，他只是在某一个方面拥有特长，而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具有相同的天赋。我们当然有可能发现这种情况，即一个在某一事情上做得很好的孩子，在其他事情上也能做得很好，这种情况可能是出于诸如好奇心或自我肯定的一般因素，也可能是出于一般的好记性或一般的气质性因素。但是，天赋的同样不可否认的专门化，可不能由这样的一般因素来解释。这种专门化要求我们至少要推断出专门能力的存在。在此，唯一可以对之提出的疑问是：这些能力是不是不同的机制，抑或是超出机制以外的什么？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诸如好奇心等一般因素构成了所有的全部驱力，但是，这个驱力只有在找到完善地发展了的机制，并与之结合，才能达到它的最大效果。根据这个观点，一个特定的孩子在算数上表现出的勤奋努力，可能来自好奇心、自我肯定或其他某种被激活的一般动机，但他的成功却是由于他拥有额外的处理数字的良好机制；而另一个孩子在音乐方面的勤奋努力，可能是出于自我肯定、建造本能等一般动机，但这个孩子由此产生的行动所表现出来的特殊的方向性，则可能是因为欣赏和演奏音乐的良好机制。关于这个问题的这种思考方式，会有人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吗？

还有一个事实仍然没有得到解释，那就是儿童在他特别具有天赋的学科上的专注（absorption）。这种专注状态，无论是在儿童身上，还是在成人身上，都值得我们从其与驱力的关系的角度加以关注。因为，专注于其任务的人，似乎肯定是出于他对他所从事的任务的兴趣，才如此专注的。专注意味着将注意力完全并持续地指向正在做的事情。表面看来，当然没有什么外在的动机维持着专注的行动继续下去。在一个活动中，如果外在的动机是必需的，那我们就不能说它涉及专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总是表现出要从正在从事的事情中摆脱出来的倾向，以及只有靠外部动机才能将他带回到正在从事的事情中。这就是那个常见的“有意注意”（voluntary attention）的过程。有意注意意味着，个体必须强迫自己注意某物，要么因为某物本身很无趣，要么因为一些其他更有趣的事物诱惑着他，因而需要意志的努力加以抵制。我们都知道这种有意注意的状态，也知道这种状态与真正的专注是非常不同的。我们还知道，在诸如阅读或学习之类的任务中，只要对它的注意仍然还停留在有意注意的水平上，那么，在这个任务上就不可能有多大收获。在类似这样的任务中，要想有所收获，我们就必须真正进入任务所涉及的事情之中，专注于它，发现它的趣味性，并接受对于它的兴趣的支配而坚持下去。对于一项新的任务来说，为了使它得以开始，通常需要有意的努力，来克服对它的抵触、自己的惰性，以及其他分心物影响。马可以通过外部动机被牵到水边，但它未必会产生饮水的行为，除非这只马真的渴了，也就是说，除非它对于通过饮水这个行为所获得的具体结果有着欲望。作为一个一般命题，我们可以说，对于驱动任何活动的驱力而言，如果这个活动是自由顺畅而有效地进行的，那么，这个驱力就内在于那个活动之中。一个活动，只有当它是由它自己的驱力所驱动的时，它才能如此自由顺畅而有效地运行。这是因为，只要它是被外部动机所驱动的，它就会受这个外部动机的影响而分心。比如说，尽管自我肯定、竞争等，无疑是激起活动的强烈动机，但是，如果执行活动的人在执行过程中一直保持着自我意识，那么，这个人在这个活动中就不可能有多大的收获。而且，如果这个人在活动中一直保持着竞争的态度，那他肯定不能在活动中获得名次，除非这个活动属于那些最简单类型的活动。我们都知道这种行为，在这种行为中，执行者的兴趣在其自身而不是在工作上。一个为某种形式的公开表演做好万全准备的人，可能在表演过程中由于无法摆脱要在所有观众面前做到最好的欲望而失败，这种自我意识让他无法直接将精力集中于表演活动本身。最初引起他进行这个表演的动机，完全可以是使自己扬名的欲望。但是，在表演的过程中，这个动机必须消失，否则，它所引起的分心，会毁了整个表演。因此，要说发起特定活动的动机为整个活动提供动力，这个说法就不是正确的了。它只是使表演者行动起来，而表演者的行为的动机本身，则必然是内在固有的。简而言之，你必须将眼前的特定行为所获得的成就作为直接目标。如果你想要获得一个特定的结果，你就必须以这个结果为目标，而且必须暂时就这个结果本身对这个结果发生兴趣。凭借一般倾向，你将不会在特定的活动中取得任何成就。对于那些持续而复杂的活动体系而言，尤其如此，比如大部分的人类活动都这样。除非你对一个活动体系感兴趣，否则你不可能从中有所收获。外部动机可以将你带到活动体系的门前，但是，一旦进去了，你就必须放弃所有外部的东西。

因此，麦独孤的原理，即“原始冲动或意动为所有那些仅仅作为达到理想结果的手段的活动提供动力”在教育或任何试图控制和影响人类行为方面都将是一个糟糕的指南。它会导致教师在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引入外部动机，却从不考虑在教学科目中可能开发出的兴趣。它会导致企业经理推断，既然雇员们受雇于此的主要目的显然是赚钱，那么，要想让他们对企业发展的目标及其经营过程的技术要素之兴趣产生忠诚和热情，那是毫无指望的。这个原理在理解人类动机方面也是一个糟糕的指南，因为，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只需找到最初引导一个人开始一系列活动的动机，我们似乎也就知道了那一系列中所包含的每一个活动的动机。例如，假设他选择教学作为生计，那么，他的所有行为都是由经济动机推动的；他对学生和学科表面的兴趣，都是假象。麦独孤在他的著作的若干段落中的一些说法似乎表明，他自己认识到了上述指导原则的不足，因为他说（p．349），一个行动，起初只是作为达到某个更进一步的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却转而成为行动者的目的本身。“赚钱起初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却变成了目的本身，这事再平常不过了。”这当然没错，但更真实的情况是，会计师变得对他的核算感兴趣了，设计师变得对他的设计感兴趣了，任何拥有体面的工作的人，变得对他的职业所从事的工作感兴趣了，而并不总是关心他的薪资。麦独孤或许会回应说，他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所有这些事情的作用，因为他承认习惯作为一种驱动力量的重要性——会计师已经变得习惯于核算，而且，习惯的势头使他一直在这一行做下去。然而，这不足以解释职业学习。对于任何一种职业而言，如果不对职业本身直接发生兴趣，那么，这种职业是学不会的。所以，在学习打字的过程中，实践证明，虽然在一定的低水平范围内，进步是可能的，但超过这个水平之后，进步就不会是自动发生的，也不是仅仅凭借单纯的意志努力就能发生的，而必须通过全神贯注于打字工作本身才能获得进步。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所有的事物就它们本身而言都毫无趣味，如果所有的事物都仅仅通过与某个原始本能或本能的派生物的联系才获得某种次生的趣味，那这个世界该多么无聊啊！如果说，尽管拥有处理各种事情的全部那些能力，但从兴趣的角度说，我们人类仍然还停留在动物的水平，就算比动物稍微多了那么一点游移不定的好奇心、多了那么一点控制和建造的倾向、多了那么一点自我肯定感，那我们这个世界该多么无趣啊！如果世间每一件事本身都不对我们产生吸引力，而只是被我们用来当作追求少数几个遥不可及的目的的手段，而我们却还要花费如此大量的时间来从事由这些事情所构成的种类繁多的职业，那当然是无法忍受的。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的全部工作日，都必定要忙于各种无趣的事情。确实，在一些制造行业中，现代劳动分工的发展，已经将工人的工作分解到如此单调的流水线上一个点，乃至于他几乎不可能对他的工作发生兴趣；但这已被公认是现代工业体系的一大缺陷。如果按照麦独孤的原理来理解，这就不该是一个缺陷，因为现代工业体系丝毫没有消除最初引导人们进入工业的经济动机。如果说，随着人类能力作为行动机制的巨大发展，不发生兴趣的相应的增长，那人类的生活必然是单调乏味的。二者之间如此地不相称，其结果只能是，我们只是将直接吸引我们的薪资作为目的而偶尔工作一番。而且，几乎我们所从事的所有的工作活动，本质上都将是苦工，需要外来的驱力加以维持。

事实上，人类的兴趣与人类的能力是同步发展的。通常，一个孩子表现出天赋的同时，也总是表现出兴趣来。如果我们把麦独孤关于本能和情绪相关联的概念延伸一下，并因此说，先天的兴趣是天生的能力的情感方面，这么说应该是不会错的。与音乐能力同步发展的，是音乐兴趣；与处理数字关系的能力同步发展的，是对数字的兴趣；与机械设计能力同步发展的，是对机械的兴趣；与语言能力同步发展的，是对学习说话的兴趣；如此等等，任何一种能力，无论是那些为所有的人普遍地共同拥有的能力，还是那些只有特别优秀的个人才独特拥有的能力，都有一个相应的兴趣与之同步发展。从内省的方面来说，兴趣可以约略等同于情绪；从行为的方面来说，兴趣就是驱力，其作用的方向，是使与之相关联的先天能力的活动机制得到执行。

本能作为适应性，是对环境的高度一般化的特征的反应；而能力作为适应性，则是对环境的更加特异化的特征的反应。例如，好奇心是对不断变化又持续呈现新事物的环境的先天适应，它的行为表现就在于对新事物的探索。感知数字关系的能力，是对环境的一个更加特殊的特征的适应，其行为表现在于计数、相加、相减以及执行更复杂的算术运算等。这种数字行为很少出现在动物身上，它代表了一种人类特有的特殊适应。现在看来，就其本质而言，我们没有任何明确的理由来理解，为什么更加一般化的适应就一定拥有驱力的特性，而更加特异化的适应就只能作为被动的机制而存在。没有任何确实的理由可以设想事情一定会是这样的，也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表明事情在事实上是这样的，已有的证据倒恰好与此相反，这些证据来自人类各种特殊的专业化的活动以及使他们可以变得专注于这些活动的能力。所以，我们有理由总结说，就它们各自与驱力的关系而言，先天的能力与本能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先天的能力作为机制，首先，它们很容易被激活而产生活动，并因而只需要很少的刺激就足以使它们运作起来；其次，一旦它们被激活，它们就会像本能一样保持着活跃状态，并充当其他那些当时未被激活的相关机制的驱力。

因此，与麦独孤的本能概念所允许我们设想的相比，人类的各种先天动机作为一个系统，其空间要大得多，与麦独孤的本能概念相比，这个系统也能够更充分地说明人类行为的专业分化。特别是因专业分化而兴起的各种对象性的兴趣（objective interest），如对颜色、形状、音调、数字、空间排列、机械效应，以及对植物、动物和人类等等的兴趣，更是如此。真正引起我们兴趣的，并不是那些抽象的智力活动，如推理、想象、记忆等，而是不同种类的对象，正是这些对象，需要我们的自然能力来把握它们。这个世界是有趣的，不仅仅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食物、庇护以及我们所有原始本能的刺激，更因为我们内在地拥有对它的很多对象性特征的适应性，并在应对这些特征时很容易兴起而进行各种趣味横生、令人满意的活动。人类动机的领域，与人类所能应对并理解的世界，一样地宽广。

注释

[1]关于这些研究结果以及坎农的其他研究的简洁而可读的说明，可参见他的Bodi-ly Changes in Pain，Hunger，Fear and Rage，New York，1915。

[2]参见他的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3]Eighth edition，1914，pp．2-3．

第四章 人类的习得能力

人类的天生能力很广泛，包括各种各样的感觉和情绪、活动和兴趣，但是，如果我们将成年人所拥有的全部能力加以分类排列形成一个清单的话，那么相对于这个清单来说，人类的天生能力在数目上还是显得相对较少。除了身体的内部生理运动，人很少执行单纯的本能行为。先前的学习经验总是要渗透进来，并因而决定了行为必然以相对于本能而言改变了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以我们已经学会的行动方式来行动，看到我们已经学会看的东西，我们对通过学习而对之发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喜欢我们已经学会喜欢的东西，讨厌那些我们已经通过学习而讨厌的人或物。然而，如果我们因此就假定，人到成年就“废弃”了自己的天生能力——这不包括那些与消化等内在的生理过程有关的能力，同时为他自己重新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能力，以此作为他成年后执行他的理性的成人活动的手段，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些天生的能力，或者是其中绝大部分，仍然保留了下来、仍然在起作用，并被吸收组建到习得活动（learned activity）的各种更加复杂、更加专门分化的机制之中。

举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来说，笑当然是一种无须学习的活动。尽管新生儿在出生后几个月之内不会笑，但当他成长到一定程度时，他自然就会笑。他开始时是微笑，稍后却因为大声地笑而使母亲感到惊喜、感到高兴。这样的大声笑，出现在在他表现出模仿他人行为的任何迹象之前，所以很显然，他不是学会了笑，而是天生就会笑。在整个人生中，笑都是不随意的（involuntary）。除非由衷地感到好笑，否则，没有人能真的笑得出来。因此，笑作为一种活动，其运动的方面乃是由天生能力提供的，并在这个意义上仍然是一种本能的活动，只是由于成熟的过程而笑得更加协调，以及因为礼节的作用而笑得有所节制，或是憋着不笑。

但是，当我们问起到底是什么引人发笑的时，那么我们立即就明白，引人发笑的东西，并不完全是天生的。一个在成人世界中引起发笑的场景，对儿童而言就失去了这种引人发笑的力量，而引起幼儿发笑的那些场景，在孩子长大后也会失去这样的力量。一个玩笑可以令一个人开怀大笑，对另一个人却没这样的作用。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引起巨大欢喜的东西，在其他社会群体中可能只是平淡无奇的或俗不可耐的或令人窒息的或令人丧气的。在某种程度上，每个民族都形成了一组特有的欢笑刺激物（laughter-stimuli），而当发现其他民族对它特有的智慧形式反应迟钝时，就判定它们缺乏幽默感。英格兰人说“苏格兰人只能听懂简单的笑话”；美国人坚持认为英国人没有幽默感；在马克·吐温的故事中，德国人抱怨说，他所看到的美国智慧精选读本“不是幽默而是谎言”。未经训练的人无法欣赏夸张和双关语，它们本身不具备引人发笑的力量，而是通过很多人的经验的影响才获得这种力量的。所以，虽然笑的运动活动（motor act of laughing）是由天生能力提供的，但是，它与那些在成人世界中能引人发笑的刺激物之间的连接关系，却是习得的。

引人发笑的场景太过于多样化，乃至于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为所有这些场景共有的特征，并得以把它指定为基本的欢笑诱发因素（mirth-arousing factor）。但是，确曾有过努力寻找这样一种共同因素的尝试，这些尝试是以幽默理论之名义进行的。其中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尝试，早就由霍布斯（Hobbes，《利维坦》，第六章）在以下论述中完成了：

“突发的光荣”（sudden glory，霍布斯意指的是突然间生发的自我荣光的感觉）是造成“笑”这种“面相”的激情。这种现象要么是由使自身感到高兴的某种突发的动作造成的，要么是由知道别人有什么缺陷，相比之下自己骤然给自己喝彩而造成的。最容易产生这种情形的人，是那些最不了解自己能力的人。这种人不得不强迫自己注意别人的缺陷，以此来提升自我感觉。

很明显，关于笑，霍布斯显得相当愤世嫉俗。他的理论是大多数幽默理论的典型，因为这些理论看来都是那些他们自己不善幽默的作者提出来的。这些理论给人的印象是，它们是那些没有幽默感的人试图解释别人在笑什么。当然，必须承认，霍布斯所强调的骤然因素（element of suddenness），一般情况下都构成欢笑刺激物（mirth-provoker）的本质性的要素。他的概念中的另外一个要素，即与他人相比的优越感，事实上也存在于绝大部分智慧和幽默的情况中。日常生活中的揶揄，大概是针对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的嘲笑的最有效刺激物，它将被嘲笑者暂时放在劣势位置，而且被嘲笑者通常还领会不到其中的嘲弄。很多更加智慧型的玩笑，也同样有类似的恶意因素。与此同时，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实，即别人的劣势所唤起的，可能是我们对他的同情或厌恶，而不是嘲笑。在已有的其他理论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有类似的例外。比如说，有的理论认为，笑的诱发因素在于同一个情境中的两个因素之间的矛盾或是期待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等。

然而，对所有现存的各种幽默理论的最大的反对意见是，所有这些理论都不是发生论的（genetic），或至少说不是以关于个体幽默感的发生史知识为基础的。我们首先应该要发现，自然地引起婴儿微笑、引起他大声地笑的刺激物究竟是什么——几乎可以肯定，这种刺激物不可能是他自己的优越感；然后还有跟踪他一天天长大的过程，以探查出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能够逗他欢愉的那些刺激物所构成的渐进的系列。通过这个方法，我们或许就能发现所有这些刺激物的某一共同的要素，并得以证明这个要素就是引人发笑的根本要素。当然，这个发现也不可能是完全确定的，因为某一给定类型的情境与欢愉之间的联合，可能取决于个人生活史中的各种偶然事件，而不是取决于该情境与引起笑的自然刺激物之间的某种内在固有的相似性。我们还不充分了解自然的笑的历史，因而还不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相当肯定地确信，既然我们天生就会笑，我们也就学习而知笑什么。

悲痛、恐惧、愤怒等等，也可以如此加以理解。其中每一项，就其运动的方面而言，都是由天生能力提供的。但是，激起这些运动反应的刺激物，却因经验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不同的刺激物与不同的运动反应之间的连接关系，是由个人习得的。一般而言，不同的情绪与它们各自适当的行为表现之间的关系，皆属此类。

一个自然的反应与一个不是其自然刺激的刺激物之间的连接，在相当简单的情绪中，比在上述这些更加复杂的情绪的情况中，更能被观察到。我们可以在动物中观察到很多这样的实例，如斯波尔丁（Spaulding）[1]提供的如下观察。将一只寄居蟹放进一个长方形的玻璃缸内，保持玻璃缸一端光线黯淡，另一端明亮。寄居蟹出于本能是不会进入光线黯淡的那一端的，但是，如果把食物放在光线黯淡的那一端，由于受到食物浸于水后形成的食物流的味道的吸引，它就会进到那一端去。以这种方式反复喂养之后，即使在没有放置食物的时候，寄居蟹也会到玻璃缸中光线黯淡的一端。由此，觅食的反应就变得依附于光线之黯淡作为刺激物了。通过在蟹与食物中间放置一个金属丝网筛，并在这个网筛上设置一个足够寄居蟹通过的孔洞，以此进行进一步的实验，结果发现，寄居蟹不仅学会了穿过网筛，而且不久之后还将网筛作为刺激物并针对网筛做出反应：只要在玻璃缸内放置了网筛，它就要游到网筛后面，即使那里没有放置食物。网筛本身不是觅食反应的原初的唤醒刺激，但却通过由此形成的“联结”关系变得具有唤起觅食反应的力量。

同样，看到食物并不具有刺激唾液分泌的原初力量，但通过与具有这种原初力量的食物味道的频繁联结，它本身就变得具有这种力量了，从而产生望梅止渴的效果。甚至一种食物的名称也能产生相同的效果。显然，“牛排”这个词的发音和牛排的味道之间没有任何内在固有的相似性，但这个词的发音确能让我们味蕾大开。这个例子从一个不同的领域，即唾液分泌这个领域，证明了我们上文在另一个领域，即笑的领域所说明的同一个道理：各种引发笑的因素（与这里说的各种刺激唾液分泌的因素类似），之所以获得了引发笑的力量，无非是由于这些因素与笑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偶然的或个人生活史的联结关系而已。

唾液分泌的问题，已经被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Pavlov）解决了，而且他的解决方案完全具有实验的精确性。将一块可以自然地引起唾液分泌反射的物质放进一只狗的嘴里，同时摇出一种铃声。这样重复很多次之后，在无需有味道的食物的情况下，铃声就能引起唾液分泌的反应活动。巴甫洛夫将由此建立起来的反射，即不是由其自然的刺激物所引起的反射，称为“条件反射”（condi-tioned reflex）。其他的反射活动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发生“条件化”，也就是与不同的刺激物发生联结关系，而这些刺激物，如果不经过与这些反射活动的自然的刺激物反复多次的结合，是不可能引起这些反射活动的。在个体的生活中，这种第二性的或者说是人为的联结关系，既可能是暂时的存在，也可能成为永久的习惯。无疑，很多恐惧、厌恶、喜欢和不喜欢等，都是条件反射，这种类型的学习过程，解释了我们大部分的习得能力。正是这种类型的学习，使得我们能够根据生活的特殊条件来利用我们天生固有的运动潜能，从而达到生存和成长的目的。条件反射的概念还不能解释习得的行为反应如何与天生的运动潜能相连接，但解释了自然的行为活动与新刺激之间的联结关系。

在有关学习问题的讨论背景中，条件反射这一现代概念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有鉴于此，如果我们回想起，洛克在他的著作的题名为“观念的联想”一章中所表达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条件反射概念是相同的，那是饶有趣味的。他不像其联想主义学派的继承者那样广泛地运用“联想”（association）这个词，而只是专门用它来解释观念之间不合理的联系。他说（《人类理解论》，第二卷，第33章）：

在我们的全部观念中，有一些观念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对应关系和彼此的联合。我们的理性的职务和特长，就是要追溯这些观念，并将它们聚集于这些联合和对应之中，而这些联合和对应，则各自基于它们的特有存在。除了这种联合以外，还有另一种完全出于偶然或习惯的观念联合：一些本来毫无关系的观念，却在有些人的心中如此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乃至于很难再把它们分开……很多人表现出的各种同情和厌恶，大多可以合理地归属于此（第二种观念联合）。这些情感反应，其作用非常强大，也产生必然的有规律的效果，就好像它们是自然的，并因而被称为是自然的（观念联合）。尽管它们起初只是两个观念之间的偶然联合而不是原始联合，但或者是由于印象的力量，或者是由于后来放纵这些情感的习惯，两个观念之间的联合变得如此紧密，乃至于经常在人心中相伴出现，好像它们就是一个观念。我只是说大部分的厌恶情感是如此，而不是说所有的厌恶情感都如此，因为有些厌恶情感确实是自然的联合关系，它们基于我们生命的原初的组织结构，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其中绝大多数的厌恶情感，虽然被认为是自然的，却是来自未经注意的而且更可能是早年的印象，或是来自某个偶然的、任意的幻想。如果对这些印象或幻想进行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承认，这些印象或幻想才是它们的起源。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人，因为过去食用蜂蜜过度至倒胃口，现在一听到蜂蜜这个名称，他的想象就会立刻使他的胃产生病情症状、恶心想吐，而且，他根本就不能想到蜂蜜这个观念。只要他想起蜂蜜这个观念，其他各种厌恶观念、疾病观念、呕吐观念等等便随之而来，让他苦不堪言，但他是知道这一切症状是从何而来的，也知道他的这种体质特征是如何产生的。如果这一切症状是在很早以前、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因为食用蜂蜜过度而引起的，那么，现在也会产生这同样的结果，但其原因却可能（因为时间久远而）被误解，并因而以为他的厌恶情感是自然的……

具体实例：幽灵和鬼怪这些观念，其实与黑暗并无真正的联系，就像它们与光亮没有联系一样。但是，如果一个愚蠢的女仆反复向一个孩子的心灵灌输这些观念，并使得这些观念同时在他的心里升起，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一生都不能将它们分开。久而久之，黑暗将形影不离地带来幽灵和鬼怪这些令人恐怖的观念，它们如此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以至于其结果是，他不仅害怕神灵和鬼怪，而且也害怕黑暗。

一个人受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明显可察的伤害，又反反复复地想着那个人和他的行为。因为他心中念念不忘那个人和那个事，他就会把那人和那事作为两个观念紧密联合在一起，使二者几乎成为一体；一想到那个人，就会想起曾经受到的痛苦和不悦，因此，他几乎不能区分他的痛苦和不悦的情感和那人那事，其结果就是，他不仅厌恶那种痛苦的情感，也厌恶那个人。正因此，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常因一些本可以谅解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产生怨恨，而相互的争执却愈演愈烈、连续不断。

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曾遭受过伤痛或疾病……尽管这些伤痛或疾病与这个地方之间不存在任何自然的关联，可是，只要他在心里一想到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的观念就会将伤痛不悦一起带到他的心中来（假定先前已经形成了这个印象）。他在心中把二者混淆了，所以不仅不能承受那伤痛的观念，也不能承受那个地方的观念……

很多儿童把在学校因读书犯错受到责备的痛苦，归咎于他们因犯错而受到责备的那些书本，并因此把痛苦的观念和书本的观念联合在一起，乃至于书本成了他们厌恶的对象。……有些房间作为读书学习的屋子是足够舒适的，但有些人就是不能在里面学习。虽然房间里还有些干净便利的时尚器皿，但他们就是不能用这些器皿来喝水。这一切就是因为一些偶然的观念同那些房屋、器皿等发生了联结，从而使它们变得让人厌恶……

我们可以发现，正是观念之间诸如此类的错误的和不自然的联结，导致了不同的哲学和宗教派别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正是观念之间的这种联结，使得行话有了意义、谬论得到自证、胡言得以自符。而且，我还不得不说，也正是观念之间的这种联结关系，构成了世界上所有错误乃至最大错误的基础。

洛克陈述他的思想的方式，对现代学者来说有些难以接受，特别是由于他对“观念”这个术语的广泛而含糊的使用，以及在按照我们的理解应该说是刺激和反应的联结的时候，他总说是观念之间的联结。以非常简单的行为方式来实验地证明这种联合很有优势，正如近年来动物心理学家们所做的那样。但是，当我们继续将条件反射的概念运用到更高层次的行为上时，我们就是在紧密遵循洛克的步骤。他关于很多厌恶和恐惧的情感都追溯到儿童期发生的各种偶然的联结关系，这个说法尤其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除了这种旧有的反应与新异的刺激之间的联结之外，从非常低级的动物行为往上一直到人类行为，我们也能看到各种反应与它们各自的自然刺激物的分离。甚至原生动物或单细胞动物，也表现出这种分离的短暂效果。假设一只这样的动物在其生活的水中，被一股突然的水流妨碍（如将一股水流喷向它），它会以收缩或者其他的躲避反应来加以回应。如果这种刺激经常重复，这种反应会减小力量然后停止发生。动物由此变得适应于，具体说是“消极地适应于”（negatively adapted）无害的刺激了。在原生动物的情况中，这种适应只是短暂的，因为经过休息，这种回应会像最初一样再次发生。固有的结构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在更高级一点的动物中，经过一段休息之后，这种适应可能还会持续。佩克汉姆（Peckham）夫妇[2]观察到，一只蜘蛛会因为很大的音叉声而从它的网上坠落下来——这是它的一种防御反应。等它爬回去，重复音叉的声音刺激，它会做出同样的防御反应。这样经过大约六次之后，音叉的声音刺激，就不会再引起它的坠落反应了。到了第二天，它又有了坠落反应，但经过若干次重复之后，又像之前一样停止。然而，经过十五天同样的训练，音叉的声音就再也不能引起蜘蛛的坠落反应了。至此，对音叉声音刺激的适应已定型，并构成蜘蛛天生能力的补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消极补充，但从能量节约的角度说，它也是一种对动物而言具有积极优势的补充。

能自然地引起特定反应的刺激，不再具有引起这一反应的力量，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很多。防御反应或躲避反应是在特定情况下对无害刺激的应对中自然地产生的。但是，如果这种刺激在这些情况下反复发生，它就有可能和反应分离，就像一匹马习惯了马具或被驾驭一样。同样，搏斗反应也可能与其自然刺激相分离，就像狗和猫学会和平地一起生活那样。分离也可能发生在获取食物反应和一些自然地引起这种反应的刺激物之间。

但是，这种分离的最常见情况，是发生在探索和注意的反应与最初引起这些反应的刺激物之间。本质上讲，任何强烈的或骤然发生的感觉印象，都会吸引注意力。但经过频繁的重复之后，这些感觉印象都会失去这种力量，除非这种感觉印象在受到注意的过程中，已经导致了某种更进一步的反应。也正因此，所以，我们逐步变得消极地适应了闹钟的响声、消极地适应了任何一个不需我们对之采取行动的物体的存在、消极地适应了经常出现的风景或美丽的图片，也消极地适应了我们的丈夫或妻子的一切可亲的特性，以及任何可以忽视而不受惩罚的对我们注意力和努力的要求。

消极适应是节省精力的一个来源，也提供了节省原则在生物身上起作用的证据。自然反应和引起这个自然反应的自然刺激物之间，还有另一类分离，这种分离是由在应对特定刺激时反应的不良后果带来的。小鸡啄起一只毛虫，就像它会啄起其他一些大小相似的物体一样，但是小鸡啄起毛虫之后会立即放下它，经过一些这样的经历之后，小鸡就不会再去啄毛虫。特里普利特（Triplett）关于鲈鱼和小鱼的有趣实验[3]在这里值得一提。将两只鲈鱼放进一个长方形的玻璃缸内，其中一端用一块玻璃隔板隔开。它们以前都是用小鱼喂养的，但是在实验的时候，它们的食物换成了蚯蚓。实验者定时地将一些小鱼放进玻璃缸内由玻璃隔板隔开的那一端，又定时地将小鱼取出，实验进行一定时间后，就一直将小鱼放在里面而不取出来。对小鱼的出现，鲈鱼的第一反应就是冲向它们，但是经过它们的鼻子多次撞击玻璃隔板之后，它们当天放弃了。而到了第二天，当小鱼又被放进去的时候，鲈鱼虽然也冲向它们，但却不像第一天那么用力了。经过一个月这样的训练之后，鲈鱼已经不再撞击玻璃了。这时，实验者将隔板移走，但是鲈鱼表现得好像隔板还在那里，当游到隔板以前所在的那条线时，它们就沿着这条线游动，却不越过这条线。然而小鱼却越过这条线而游到鲈鱼身边，但它们却是完全安全的，即不会被鲈鱼吃掉。至少在那个玻璃缸里，鲈鱼已经停止猎捕小鱼了。

关于哺乳动物，也有一个类似的实验[4]。将一只老鼠放进一个小盒子里，盒子有两个外出的通道。老鼠迟早要做出反应，就是进入并探测其中一个通道。当它进入其中一个通道时，它踩上地板上的一些电线，并受到足以令它不快但不至受伤的强烈的电击。于是，它从那个通道退回来，待在盒子里，不会立即再次进入这个通道。实际上，它倾向于在盒子里停留一段时间，不做任何进一步的探测反应。一段时间之后，它变得不安并开始再次探测。如果它进入上一次进入的那条相同的通道，它就会再次受到电击。但如果它进入另一个通道，它就不会受到电击，并得以从盒子狭窄的拘禁中逃出来，回到它的窝。试验重复很多次之后，老鼠总是选择没有电击的那个通道。电击既可能设置在右侧通道，也可能设置在左侧通道，在这种情况下，老鼠很快就可以形成左、右通道的分别。事实上，在这个实验中，对老鼠而言，如果只是简单地选择左右，那么，一次电击的经历就足够了。当一个通道是白色拱门、另一个通道是黑色拱门，并且这些标志频繁更换的时候，假定老鼠每次进入带有白色标志的通道时受到电击，那么，可能需要经过一百次的试验，老鼠才能学会完全地躲避白色拱门。如果标志是两个不同色调的灰色，二者区别不是很大，那么，老鼠需要更多次的试验，才能完全地形成对二者的区别。对于我们这里正在讨论的主题而言，这个实验说明了以下两点：第一，能自然地引起某一积极反应（在本实验中就是老鼠的探测反应）的那个刺激物，由于伴随积极反应而产生的痛苦刺激，却与这一积极反应相分离，同时联结于一个消极反应，也就是躲避反应；第二，受到逃脱拘禁和避免痛苦的需要的推动，动物开始注意情境的某些特征（在这个实验中就是黑色、白色或灰色等标志），而这些特征，却是它在自然条件下很少加以注意的。躲避那条会带来痛苦的通道，这可以理解为条件反射之一例：看到通道很快就想起电击，而电击必然唤起躲避反应，于是，看到通道本身就激起了躲避反应，而与躲避反应恰相矛盾的探测反应也就被抑制了。对那些在正常情况下会被忽视的特性的关注和反应，或许可以做如下理解：老鼠一方面受到逃离盒子的需要的驱动，但另一方面，穿越通道时经历过的电击的痛苦刺激，又使老鼠陷入了迟疑不决的状态，就在这个迟疑不决的阶段，那些原本对于引起老鼠反应活动只具有微弱的潜在力量的刺激，于是获得了发挥其全部可能力量的机会。

就像其他形式的由于适应而产生的分离一样，一个反应由于惩罚而与其自然刺激产生的分离，在为了其未来的行为而模塑人类和动物的天生能力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惩罚若要达到实际的效果，就必须直接地运用于那要被惩罚的行为，而且必须是有规律地而非间歇性地被使用，其严重程度必须足以产生躲避反应，同时又不至于引起恐惧而阻止行为主体对情境的进一步注意。一个能诱导出某种该受惩罚的行为反应的情境，可以比喻地理解为一个谜，对这个谜的解答，取决于对这个情境中就其自然本性而言不足以引起动物或人的注意的那些因素的注意。但是，如果在这个情境中的那原本自然地控制着这个行为反应的因素，却因为这个行为反应带来了惩罚，同时又不至于完全抑制了任何进一步的活动，那么，这个情境中的其他因素就有可能被注意到，并因而引导出某一与这个因素相适宜的反应来。

惩罚并不意味着痛苦的情绪。如果一个人或一只动物对某个结果（或“成就”）怀有“誓死必得的心理定势”，那么，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所遭受的挫败，从主观上讲，与真实的痛苦体验一样是很不愉快的，并构成一个有效的惩罚，其结果不是阻止对最终目的的追求，而是阻止对那导致坏结果的行为方式的使用。对此，我们可以再次用动物实验加以说明。[5]将一只老鼠放进一个迷津，迷津的中央放有食物。在实验刚开始的时候，老鼠因为没有意识到附近有食物，所以只是随意探索着。但是，在它第一次偶然地碰到食物之后，就将它再次放回到起点，这时，它的行为就显示出了急切地要搜寻食物的特点。经过多次试验之后，它就回避迷津中所有的盲路，并全速地穿过迷津直奔食物所在的位置。它对待盲路的行为反应方式，倒是非常有趣的。开始时，迷津中的任何一条通道，都会唤起它的探索反应，但是在搜寻食物的时候，如果它进入的是一条盲路，那它会以极快的速度搜寻一遍后就从中退出来；下一次，它可能只是将头探进一条盲路后就撤回来；而到最后，它就完全不顾所有的那些盲路了。总之，它对盲路形成了一种消极反应，或者说是躲避反应，就像那里隐藏了电击一样。

与迷津稍有不同的另外一种实验形式，就是“迷笼”实验，这种实验在有关动物学习的研究中被广泛使用。所谓迷笼，就是一个里面包含一些机械装置的笼子，实验时将动物放置其中，动物则通过操作其中的机械装置如门闩等，从中逃离出来。在桑代克的实验中[6]，一只饥饿的猫被放进一只笼子，在笼外放一些食物，透过笼子的栅栏可以看到这些食物。饥饿的猫尝试从栅栏的缝隙中挤出来获取食物。但迷笼的设计当然不会让猫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出来，所以在由此遭到失败后，它又尝试其他一些看似可能的出口，或是笼子里一些足够突出以吸引其注意的部分。它东抓西咬，晃动迷笼内任何可以活动的部件，并在这个过程中偶然踩动了门闩，最终得以逃脱出来获得了食物。在第二次试验中，当猫被再次放进笼子里时，它的行为大致和第一次是一样的。但从总体上看，它的行为却表现出一个趋势，即倾向于减少无用的动作，并比上一次用更少的时间就得以逃脱出来。在经历若干次试验的过程中——试验的次数依所要求的行为的难度而不同，猫逐渐排除了所有那些不成功的反应，而变得能够一被放进迷笼就立即逃脱出来。这个过程现已被称为“尝试与错误”的学习。这一过程的突出的特征是：（1）逃出迷笼的定势或驱力；（2）猫针对所面对的复杂情境的各种不同的特征，做出各种不同的反应；（3）不成功的反应逐渐被消除；（4）最终做出直接、快速的成功反应。

通过尝试与错误而发生的学习，其过程的内在本质尚不明了。但无论如何，桑代克的“效果律”（law of effect）就是以这种学习现象为基础的。所谓效果律是说，行为反应的结果或可以是满意的，或可以是不满意的，并分别加强或削弱引起该行为反应的刺激与这个行为反应之间的联结关系，其结果是，带来满意结果的行为反应逐渐胜过了那些带来不满意结果的行为反应。华生（Watson）与其他人都竭尽全力地要排除这一效果律，并坚持以条件反射和长久以来一直广为接受的“频因律”（law of frequency）来解释一切学习现象，其中所谓频因律是指，一个反应与一个刺激之间的联结关系的强度，与这个反应针对这个刺激做出的次数成正比例关系。但是，华生等人的分析还远远不能完成。毫无疑问，一个不成功的行为反应具有惩罚的意义，并导致对这个行为的回避。当然，针对同一个刺激条件，可以有多种不同的预备反应。因此，在这些预备反应中，很有可能就有一个反应直接导致了完成反应，这个预备反应也就因此而获得优势，以与那积蓄起来的、追求完成反应的能量相结合，又由此与完成反应整合在一起而构成一个单一的复合行为。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学习案例中获得了一个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一直没能揭示出来的一种新的学习现象，即不仅存在刺激与先天反应之间建立新的联结关系的学习现象，也存在通过两个自然反应整合为一个单一的复合行为而建构新的联结关系的学习现象。就桑代克的实验来说，猫并不是逐个消除针对实验情境而做出的那些不成功的反应，最后将那成功的反应保留下来作为唯一的反应，而是学会了“推开门闩—逃出迷笼—吃食物”这样一个复合的行为反应。

人类的习得能力包括数量巨大的复合行为，这些复合行为是通过学习的过程而被整合起来，并作为整体得到使用的。对此，语言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例子。出声和发音这些基本的声带运动，都是天生的，而且，婴儿在开始学习说话之前就已经广泛地执行这些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婴儿学习说活，就在于以这些基本的声带运动为基础形成不同声带运动的固定组合，如单词、音节、短语等，都属于这样的固定组合，这些固定组合随后就将成为他的语言单位。说一个单词或术语的机制，是作为整体由一个单一的言语活动加以执行的，而不是由与该单词或术语的语音要素相对应的那一系列有意识的活动来执行的。书写也是这样的。基本的手指运动也是自然天赋，书写训练将这些基本的手指运动组合为不同水平的复合运动，如写环形笔画和字母、写完整的单词、作为签名而写自己的名字等的复合运动。经过训练之后，这些复合运动各自都是作为整体单元而被执行为某一活动的。在学习阅读时，儿童或可以从字母开始，或可以从单词开始，甚至也可以从短句开始。但是，无论以何种方式开始，他最后都是对复合的印刷形式作为整体单元加以反应的。关于如何处理这类语言复合体的学习方法问题，以成年人为对象进行的学习打字和学习发电报的实验，已经获得了很多精确的知识。在所有这些实验中，学习的过程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在开始打字时[7]（通过“接触”的方法，假定被试看不到键盘，但可能在他面前放置一个键盘的图示，以指导他的打字动作），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单个字母的位置，以及从手的初始摆放位置到达每个字母位置的必需的手指运动。经过大量的练习之后，当被试每当随意地想到任何一个字母，就能通过正确的手指的一次直接的运动敲出那个字母时，他就能够以较慢的速度打字书写了，并可以认为他已经学会了打字。其后，他的进步就只在于提高打字速度，使打字过程更加顺畅而已。但是，如果他继续努力提高速度，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会发现他的写作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是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拼写，不再是以每一个分离的手指动作来写出每一个字母，而是将熟悉的单词作为一个整体单位，并将构成每一个单词的那些字母的手指运动结合为一个整体，进而形成一个单一的复合行为。通过进一步的训练，他甚至开始将熟悉的短语作为一个整体来写。很明显，他已经形成了产生固定系列的手指运动的机制，并使用这些较大的机制来进行打字写作的工作，代替了起初形成的每想到一个单个字母就做出单一手指运动的较小机制。这些单个手指的单个运动的最简单的单位，已经被整合在一起而构成更高级的运动单位。通过学习而形成的整个打字机制作为一个系统，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因为无论是单个字母，还是其无数的组合，都能根据不同的情况而被顺利地打出来。

学习发电报的过程[8]，与学习打字的过程经历相同的阶段，也是开始于字母单位，之后加上单词和短语单位。此外，电报发报员不仅要学习以字母、单词和短语作为单位来写或“发送”，而且还要学习以相同的方式“接收”。首先，当他从接收器听到一则报文的密码时，他必须从一系列的咔哒声中确认每个字母，从而费力地拼出单词。要是他还处于这个阶段，那么，他的接收速度就太慢了，完全不能满足常规的工作流程的需要。通过持续的练习，无须挑选出单词中单独的字母，他就能够识别出代表一个单词的长串的咔哒声。对于熟悉的词组而言，也是这样。他形成了识别单词和词组的各种“高级单位”的机制，并习惯了使用这些高级单位，同时他也使用识别单个字母的那些较简单的机制，以备电报信息中包含不常用单词时的需要。

在从说话到发电报的各种语言活动中都清晰可见的“高级单位机制”（higher unit mechanisms），也出现在所有各种技能活动（skilled action）中。实际上，从很大程度上说，所谓技能，正在于对这些节省劳动的机制的运用。至于这些高级单位的形成过程，这里想给出如下重要提示。

如果需要学习的复合活动是运动型的活动，比如说在打字或发报中所包含的那些复合活动，那么，学习过程的一个基本要素，似乎就是其中包含的预期（anticipation）。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简单的运动正在被执行时，注意就已经指向了紧接着就要执行的下一个运动。当学习者的进步已经很大，能够进行这样的预期时，他在此前的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生涩趋于消失，因为此时，他并不是在第一个运动结束之后开始第二个运动，而是在执行第一个运动的同时就已经做好了执行第二个运动的准备，所以，能够从一个运动到另一个运动顺利通过。当这种执行一系列运动的方式变得习惯化、变得容易了的时候，那个运动的系列就转变成了一个单个的连续活动。

如果需要学习的复合活动属于感知类型的活动，比如说接收电文所包含的那种复合活动，那么，由于对将要接收到的内容的预期是不确定的，所以，学习过程所采用的程序，就是将注意向后指向已经接收的内容，而不是向前指向发送作为不可控的外部过程的结束端。也就是说，在接收电报电文时，一个开始学习并发展他的收报技能的人，只能被动地收听电报接收器的咔哒声，然后才能明确地确定其中每一个咔哒声是什么。为了解读电文，他只能在后跟随接续而来的咔哒声，并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集中注意于与一个单词或词组相对应的整个咔哒声系列。他这样调整他的注意的结果是，他对咔哒声的反应，只能由多个咔哒声构成的完整系列来决定，而不是由其中一两个咔哒声来决定。

虽然说关于感知和辨认复杂物体的学习过程的研究，并不像关于做复合运动的研究那样容易，但上述关于电报话务员的观察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类似情况中所发生的过程：对一个复杂的物体作为复合体的感知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这样一种注意的态度（attitude of attention），即允许复杂的刺激物作为复合体共同决定感知的活动。对此，有关一长串数字或无意义音节的记忆的实验研究[9]，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证据。在这类实验作业中，被试自发地对数字或音节进行分组，而这种分组活动，是先于对这些数字或无意义音节项的单个项目的仔细学习的。由此划分出来的项目群组，首先被理解为一个完整的单元，然后再被析成各个部分，这些部分在其与群组的关系背景中被感知。

如果我们将有关“高级单位”的讨论局限于上文对打字和发电报的实验研究的检验，这很容易造成一个错误的印象。对这两种活动的学习，即使不说是必然地，也一定是通常地从掌握较低级的单位开始的——在这两例中就是字母。只有当这些低级单位已经被很熟练地掌握，乃至于达到自动化的程度以后，高级单位才会从中出现。有关阅读教学的现代经验表明，在阅读学习中，在将单词作为单位进行认知处理之前，掌握字母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印刷出来的单词作为一个整体，有一种特征性的外观，儿童在知道这个单词是由这些字母组合在一起而形成之前，就已经能够辨识单词的这种特征性外观。他对单词的知觉在一开始时是相当模糊、未经分析的，虽然这个知觉也有一定的确定性，并足以被认定为一个单词。儿童学习阅读的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就在于将单词作为整体单位分析为构成单词的字母单位。“首先是掌握高级单位，其后的分析或多或少地要将高级单位分解为较小单位”，这对于阅读学习而言大概是规律而不是例外。儿童首先将物体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感知，随后，他可能会观察这个物体是如何组成的。成人的感知过程也是从对一个复杂物体的总体印象开始的，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才进展到其细节之中。我们能识别出很多人的面孔，但却说不出其细节。通常情况下，当我们说起一个相当著名的面孔时，我们所能说出来的，也只是说那是一张人的面孔。我们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特征来认识，却不了解其部分。一个艺术家，由于他需要将一个面孔再现出来，所以必须注意其细节，但即便是他，也不能将他对这个面孔的分析推行到底。他的绘画并不是要将面孔的每一个细节特征原原本本地描绘出来，所以他会忽略对其目的不重要的部分。观察始于未经分析的整体，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再根据需要开始察觉细节。开始时的整体不一定是能被理解的最大的整体；相应地，与此相反的过程，即把那些通过观察而分析出来的较小单位结合为较大的单位，也同时在进行着。但无论如何，从整体到部分的运动才是知觉活动的更加根本的特征。这也是一切运动活动的根本特征。学习使用一种工具，通常都是从作为整体的运动的大致模拟开始的，学习过程的进展，主要在于注意那些能够逐步完善的操作细节。一个复杂的运动动作，在一开始时是作为一个粗略的整体笨手笨脚地被执行的，当随着练习而熟练之后，可以被分析成一系列的基本动作，而这些基本动作又分别地单独被掌握，然后再重新结合成一个流畅、连续的过程，如我们前面已经说明过的那样。所以，整个运动动作最后又变成了一个整体，但却是比在一开始时的粗略的整体更加熟练、更富有技巧性的整体。

除了本能运动组合为习得的复合运动外，有迹象表明，天生的复合运动也有可能被打破成构成它的那些基本成分，所以，一个习得的运动就可能由本能运动的一个部分为基础而构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儿童喜欢玩的各种运动游戏，如只眨一只眼睛、在某一特定的指关节处弯曲手指等等。在钢琴演奏中移动单指的能力更具有实际意义，这种能力只能通过大量努力才能习得，因为手指的自然趋势是一起移动（除了食指）。这一切因为下面这个事实而受到质疑：有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婴儿可以做出诸如眨一只眼或单独移动某一根手指的动作，即使这些动作或许做得不完整。对此，我们或许应该做出如下推论：婴儿在日后学习这些分离的单独运动的过程，不是打破那自然的协调的过程，而是获得对那些简单的、很少被使用但仍然属于先天性质的运动的控制能力的过程。因此，从运动方面进行的分析，是否能超出由天生能力提供的最简单协调的范围，仍然是值得怀疑的。但无疑的是，对作为特定刺激条件之自然反应的复合运动进行分析，乃是一个普遍的学习过程。从知觉方面来说，分析的活动就显得更加明显了，因为对于一个复杂的物体或情境，我们学习注意其要素和特征，并学习对这些要素和特征的反应，但那复杂的物体或情境，我们最初只能把它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加以知觉。因此，我们才会细心观察事物的大小、形状、颜色、数量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特性和关系。

分析过程的最简单的例子，可能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关于老鼠的例子。其中，老鼠针对某一情境作为整体的自然反应，由于遭受电击的痛苦而被阻断了，于是它便转而对其他的一些特殊的特征做出反应，如位于门上黑色或白色的拱形，而这些特征从本性上说它是很少加以注意的。在自然的、非分析的行为反应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阻碍，为行为反应的分析提供了偶然的机会，这或许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事实。

习得能力的获得，除了以条件反射为典型代表的简单过程以外，还包括分析（analysis）与综合（synthesis）这两个一般途径，其中分析和综合这两个术语，当然不是在其传统意义上说的，而是在行为的意义上说的。分析过程在知觉反应中得到了更好的理解。如前所述，在知觉的反应活动中，分析过程主要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知觉活动作为对某一整体情境的非分析的反应活动，在进行的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而被阻断；就在这种被阻断的暂停状态中，它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情境中先前对它没有明显影响的一些要素，并因而受到这些要素的影响。综合过程在知觉反应和运动反应中都是明显的。无论是知觉反应还是运动反应，一旦它们通过练习而变得容易，就可能结合成“高级单位”。促进结合过程的驱力，无非是那些为了速度、效率、经济等的种种努力——简言之，为了正在进行中的任务能取得成功。实现结合的方式是扩大活动的流程范围，这在运动反应中表现为对下一步即将要执行的运动的预期，而在知觉反应中，则表现为抑制对单个刺激做出反应，直到后续的其他刺激逐个呈现出来并各自产生了影响之后，最后实现总的反应。无论在哪种情况中，都要在两个或更多的基本反应之间建立起某种协调，并由此实现某种更高级的反应单位，而这些更高级的反应单位又通过反复不断的练习而成为个人所拥有的熟练而固定的习得能力。

由此可见，所谓习得能力，就是由新“机制”所构成的。与此相对应，我们以下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个体是否会经历类似的发展过程来建立起新的“机制”？条件反射类的学习过程的发生，当然有相应的驱力与之相伴，如上文对笑的例子的分析所已阐明了的那样。在上文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愉快想笑的趋势一旦被激起，就有了驱力的性质。在建立条件反射的经验的过程中，它转而与它自己的自然刺激以外的其他刺激发生了联结。实际上，所有的本能趋势都是这样的：它们都可以被原本没有能力激起它们的其他刺激所激起。

先天的驱力也可以彼此结合而构成混合动机（mixed motives）或复合动机（compound motives）。某一给定的事物可以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自然趋势（natural tendencies）的有效刺激。如果这个事物在个体的经验中反复再现，那么，这些趋势就可能会以这个事物为中心而相互结合构成一个驱力的“高级单位”，它与上文所说的机制的高级单位是完全类似的。这在本质上就是香德（Shand）和麦独孤[10]所倡导的关于爱、尊重等等“情操”（sentiments）得以发展的那个过程。这种复合驱力，既可以围绕某一单个的事物结合而形成，也可以围绕某一类事物结合而形成。儿童在成年人的心中既唤起了要保护他们的冲动，也引起了想以他们逗乐的趋势；而成年人对待儿童的态度，或多或少正是这两种冲动或趋势彼此混合而构成的复合体。除了这种一般而言的儿童与成年人的关系而外，一个人自己的儿女，还会唤起他的拥有感和自豪感。因此，促进一个父亲发展与儿女的关系的动机，主要是一个混合动机，是一个在他的生活经历中逐渐发展出来的动机。同样，一个人对异性的态度，有可能由性吸引、好奇心、恐惧和不确定性组成，缺乏完整的同情和审美性。这种态度不是静态的，而是有助于决定一个人如何对待异性的行为的驱动力量。类似的态度在对待服务员、专家和其他各类人群的经验过程中逐渐形成。如果认为对待任何诸如此类的人群的行为，是纯粹自动化的习得反应，那就错了。虽然在这种关系中，行为反应的方式确有一些固有习惯，但个体对待特定人群中不同个人的行为，却因为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有无限的可变性，同时又在这无限的可变性中保持某种共同性。某一特定人群中的某一个人，他在我们身上所引起的，绝不仅仅是纯粹的运动反应；相反，他首先引起的，是我们对这一人群的全部习惯态度，正是这个态度（在这里称之为“驱力”更恰当），决定了我们对最终导致表现于外的行为反应的那些具体机制的选择。

分析过程将自然的复合驱力分解成不同的驱力要素，并因而在实际上增加了动机力量的种类，那么，是否这其中每一个动机力量都具有某种机制与之配合从而达到结合的平衡，这是很值得怀疑的，恰如我们在机制的获得过程中所看到的情况一样。关于这个问题，至少是没有明确的说法的。作为其训练的结果，个体驱力的部分消除——这个过程类似于上文有关机制的讨论中提到的消极适应或分离的说法——无疑是事实。我们不仅仅学习避免公开表达愤怒，而且还学习避免发怒、避免轻易被“冒犯”。这当然并不是说，愤怒作为一种动机力量，由此就会从任何人身上都完全被消除了，而是说在很多人的生活中，它的影响减弱了。对于一个儿童来说，他因为发怒而攻击。但是，由于他的这种行为带来的结果是他自己不愿意要的，所以，他便学会在生气的时候要控制自己的行为。然而，怒气没有发泄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愉快的状态，所以，他后来还进一步学会了控制愤怒的情绪；而且，因为同时受到其他动机的驱使，又不因发怒而乖张，所以他也学会了一直保持着心平气和的心态。

除了驱力的消除、驱力与新刺激的连接和结合外，习得的动机还有另一个来源。对于人类的活动而言，一个基本的一般原则是，我们一方面有志于克服困难，另一方面又对能取得成功的事情怀有兴趣。简而言之，我有志于成功地克服困难。所谓困难，既可能在于某一活动的运动执行方面，也可能在于对事态的感知和理解方面，还可能同时在于这两个方面。如果一个行动所面临的困难，或者因为早已被解决，或者因为有良好的习惯而被克制，因而变得很容易，那么，这个行动就成了自动化的而失去了趣味；如果一个行动，它的执行面临着无论如何都无法克服的障碍，那么，这个行动无疑是很恼人的；但是，如果一个行动确实面临着种种阻碍，但可以通过一定的努力加以克服，并且这种努力却又不是那种死磕到底乃至于让人崩溃的类型，那么，这个行动当然是最能引起人的兴趣的。如此看来，随着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我们学习感知和理解世界中的不同事物，从而产生新的兴趣。对于任何一个这样的事物，如果它足够新奇，并因而引起我们理解的困难，但其困难的程度却仍然在我们训练有素的感知能力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事物对我们而言一定是饶有趣味的，我们也会受到要克服它给我们带来的困难的冲动的驱使，努力地去理解它。同样，一个运动活动，如果我们已经相当熟练地掌握了执行它的机制，但它本身又足够新异乃至于需要我们付出相当的努力，那么，这个运动活动就是一个我们有兴趣去执行的活动，我们也会受到要克服它带来的困难的冲动的驱使去执行它。有些人跟麦独孤一样，试图将所有的动机力量追溯还原为本能，他们会将上述这类行为活动解释为是受好奇心和操纵欲等先天冲动驱使的结果。但是，他们这样的解释，没有抓住这类行为的实质。我们不能说存在着这样一个尚未分化的动机力量的库存（undifferentiated reservoir of motive force），并可以整体地把它叫作好奇心，好像它能够被分流引入这个或那个知觉活动。相反，好奇心只是对一类数量不定的冲动的总称，其中对每一个冲动的确认，都依赖于一定程度的感知和理解某一特定事物的能力的存在。儿童首先对明亮的光线和强烈对比表现出好奇心，像这些光线和对比等等，都属于眼睛运动的自然刺激物。后来，当他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理解人和事物之后，他的好奇心就被引到这些人和事物上。当他开始感知事物之间的关系时，他就对这些关系表现出好奇心。他能够获得处理各类事物的机制，这种获得能力的确是天生的。但是，只有在这种能力通过训练得到发展的过程中，好奇心才得以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好奇心作为任何感知活动的驱动力量，最好被理解为是对特定感知活动的兴趣，或者更简单地说，是对特定事物的兴趣。其后，当儿童经由经验的作用而能够理解事物的时候，他就有了新的兴趣，有了引导他去感知的新的驱动力量。关于对各种技能型运动的兴趣的形成，可以给出与此相类似的说明。

技巧性的游戏活动很好地把我们这里讨论的要点凸显了出来。驱动一个棋手下棋的那个动机，或是驱动一个高尔夫球手打高尔夫球的那个动机，都不可能通过援引一个尚未分化的好奇心或操纵欲的库存而得到充分合理的解释。棋手之所以要下棋，正是受到对象棋的兴趣的驱使，高尔夫球手之所以要打高尔夫球，正是受到对高尔夫球的兴趣的驱使。在所有这些具体的情况中，驱动力量都是特定而具体的，并且是在学习这些游戏的过程中获得的。同样，虽然一个人完全可能是出于纯粹的外部经济动机而进入某一特定的商业行当，但是，随着他对这一行业的问题和流程的熟悉，他也发展出了对这个行业本身的兴趣。其后，只要他的工作不退化为机械化的例行公事，那么，推动他进行他的日常工作的驱动力量，就只能是他对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他能够据以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的兴趣。目标提供了探求方法的动力，但是，方法一旦被找到，这些方法本身就会成为感兴趣的对象。

总之，人心所具有的获得新机制的能力，同时也是获得新驱力的能力。因为每一个机制，在其形成的早期阶段，在它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有效性，但还没有成熟到完全变得自动化的时候，它本身就构成一个驱力，并能够驱动执行那些超出它自己直接控制的范围以外的其他活动。饥饿、恐惧、性欲等等，所有这些原始力量继续保有它们的效力，但是，它们本身，甚至包括它们彼此之间的结合，无论如何也构不成真实的、有经验的个人的全部驱力。

注释

[1]Journ．of Comp．Neurol．and Psychol．，1904，XIV，49．

[2]Journ．of Morphol．，1887，Ⅰ，383．

[3]Amer．Journ．of Psychol．，1901，Ⅻ，354．

[4]参见Yerkes，The Dancing Mouse，1907，pp．95ff。

[5]参见Hicks and Carr，Journal of Animal Behavior，1912，Ⅱ，98。

[6]Animal Intelligence，1898．

[7]参见W．F．Book，The Psychology of Skill，1908。

[8]Bryan and Harter，Psychological Review，1897，Ⅳ，27 and 1899，Ⅵ，345．

[9]G．E．Müller，Zur Analyse der Gedachtnistatigkeit，1911，1913．

[10]关于他们的这个观点的一个方便可得的参考是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第五、六两章。

第五章 选择和控制的因素

在一个人和一个处理各种原材料并生产出大量成品的巨大而复杂的制造工厂之间，有一定的可类比的相似性。这个工厂以一整套基本的机械设备作为机制为基础，发展并安装了大量的特殊联动装置，以适合于它被建立起来要做的那些工作。对这个工厂来说，只要将来对它的要求与它现在已经接受的要求依然是一样的，那么，它的设备就足以能够满足所有这些要求。如果在工厂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要求，那么，工厂就必须相应地发展新的设备。如果其中一些旧设备因为没有新的任务要求而闲置不用，那么，这些旧设备并不是被拆卸出厂——因为作为工厂一开始设置时的组成部分，是不能如此拆除出厂的——而是闲置在那里，并因为不使用而失灵、生锈等，甚至有可能完全被忽视，直到有一天，因为需要这个旧设备加工一些部件而重新派上用场。此时，旧机器虽然费力，但毕竟还是运转了起来，而且随着不断被使用，最后被证明其功能还是完好的，或者被证明需要做大规模的修复。任何时候，工厂一直保持记录的设备清单，都可以显示哪些设备一直在被连续使用、哪些设备被频繁使用并完全处于功能完好的状态等等，以及所有其他各种设备，由于年久失修等等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处于可用或不可用的各种状态。综观该工厂的所有设备，有些设备部件因为长期不用而脱落，有些部件还从未完全建好，甚至有些部件到现在也还没派上用场，并因而一直都停留在建厂初期就设计装配，但由于不急用而没有完工的状态。任何时候，所有设备中，只有一小部分在运转，其余的处于休息状态，直到有一天——换用更适合于描写人和动物的术语来说——由一些对它们起作用的刺激将它们从休息的状态中唤醒。

一个人拥有数量巨大的不同类型的行为的可能性。对于这个“行为的可能性”，理解它的最好的方式，无疑是把它当作一个神经机制，这个神经机制又会与其他神经机制、感觉器官及肌肉相连接，从而当被唤醒时就能引起相应的行为活动。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在某一给定的时间，是什么决定了在那很多可能的行为中究竟是哪一个行为实际表现出来了；换句话说，在这些可能的行为中，究竟是什么过程使得其中有些行为被激活，而另一些行为不受刺激而仍处于潜伏状态；或者说，使得某一驱力在某一特定时间作用于某些机制而不作用于另一些机制的，究竟是什么。这就是选择、管理及控制的问题。

在选择中，最基本的事实无疑就是各种连接关系，其中有些连接关系是天生的，而除此之外的其他的连接关系，则是通过先前的训练在行为活动与引发该行为活动的刺激物之间建立的。活动（actions）实际上就是反应（reactions），是或通过自然或通过训练而与一定的刺激物之间形成的联结；而且，除非刺激发生了，否则反应就不会发生，但反应不发生不意味着其机制不存在，而只意味着其机制仍处于休眠隐伏的状态。举例来说，逃跑的机制以其良好的功能状态存在于动物身上，但除非动物面临的情境中包含某种动物天生就害怕或是已经学会害怕它的什么东西，否则，逃跑机制就不被激起。因此，选择动因（the selective agency）主要地应该在动物或人所面临的情境之中。

如果下面这些说法都是真的，那么，关于选择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每一个刺激都只能与某一个反应发生连接，每一个反应都只能与某一单个的刺激发生连接，所有的刺激在每一个确定的时间只能出现其中一个刺激。但实际上，所有这些说法，其中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同一个刺激可能会与两个或更多的不同反应相连接，而同一个行为活动也可能会与两个或更多的刺激相连接。而且，呈现的情境通常都很复杂，其中包含很多能够作为不同反应的刺激的因素。在这种条件下，选择问题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难进行全面回答的问题。

我们先回过头来再看看桑代克实验迷笼中的那只猫。实验情境其实是很复杂的：拘禁、外面的食物、栅栏、不同的空间，以及其他各种能被猫攻击的细节特征。猫也拥有大量不同的反应方式，可以用来应对这个情境。它连续而相继地做出不同的反应，首先是攻击笼子里的一个部分，然后是另一部分，或者，我们也可以用更加专业化的语言来说，它首先对情境中的一个特征做出反应，然后又对情境中的另一个特征做出反应。情境中的这些特征，其中某一个特征可能相对于其他特征更具有某种优越性，因而首先引来猫对它的反应。但是，如果对这个特征的反应没有带来猫想要达到的成就，那么它就失去这种优势，同时其他的某个特征就取而代之而构成刺激物，并引起下一个反应。从选择问题的角度来说，猫的行为显示出：（1）对同一情境的多种可能反应；（2）它的多种不同的反应，在每一个时间点只能发生其中一个，而不能同时发生；（3）某些特征有胜过其他特征的优势；（4）当在某一个攻击路线上失败而归时，猫就开始对其他的某一特征加以反应，而这个特征在一开始时是不引起它的反应的；（5）所有这些反应本质上都属于准备反应，这些准备反应指向的是逃脱和吃食物的完成反应，如果没有指向这种完成反应的驱力，所有这些特定的准备反应都不会被引起，但是仍可能发生其他的反应，如躺下和打呼噜等。由这个例子可见，简单的动物行为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关于选择和控制的心理学概要。下面要做的，无非是把这五个要点的含义详细加以阐述，并指出它们对行为的不同层次的运用，其中包括人类的理智生活和道德生活。

反应的多种可能性

显然，针对同一个事物或情境，如果说行为主体不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以对之加以反应的机制，那也就无所谓选择了。詹宁斯（Jennings）[1]已经证明了最低级形式的动物的各种反应。通常，原生动物有两种形式的躲避反应：其中的一种不那么消耗能量，具体表现为简单收缩或蜷曲于一旁；另一种形式精力更充沛，也更有效，相当于逃跑。当面对某一给定的刺激时，这两种反应中，究竟哪一种反应实际上将被唤起，不仅取决于刺激物，也取决于动物的内部条件，而这种内部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反过来由此前刚刚发生的刺激所决定的。一个微弱但有几分危害的刺激首先引起微弱的躲避反应，但是，这种刺激如果经常以很短的时间间隔重复出现，就会累积起来而导致产生逃跑反应。一个无害刺激，尽管很像有害刺激，起先很可能引起微弱的躲避反应，之后，经过多次重复，没有反应，动物就适应了这种刺激。因此，动物具有三种可能反应：微弱躲避、强烈躲避和休息。对于给定的刺激将会做出哪种反应，不单取决于刺激物，也要取决于动物本身的内部条件。所以，在决定将要做出哪种反应上，内部条件就扮演了选择动因的角色。

动物行为的其他例子也是如此。同一个第一次见到的陌生的物体，既可能引起好奇心，也可能引起恐惧感。事实上，你有时或许可以看到，有些动物在这二者之间几乎保持平衡：一会儿接近陌生的物体，一会儿又突然逃走，一会儿之后却又跑回来进一步探索。与此相类似，在搏斗和忍耐，或获取食物和作呕等等之间，也可能存在彼此相互平衡的关系。

一个陌生的情境总是包含一些需要关注和探索的不同的物体。一个人处在不熟悉的环境中，首先注意一个物体，然后是另一个，再到另一个，从而经历着各种感知类型的反应。在任何时候，都有大量的刺激通过眼睛、耳朵、皮肤等作用于我们。但是，在任一给定的时刻，这些刺激中只能有一个被注意到，其他的则不被注意到；或者也可能是，所有的外部刺激都不被注意到，个体正全神贯注于他自己的思考。

在思考或沉思中，一个观念通过我们所说的联想引出另一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成为引起作为反应的第二个观念的刺激。实际上，任何一个观念，通过过去经验的作用，都已经与许多其他的观念发生联结，并因而能够引出这许多观念中的任何一个观念。这是由称作“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的实验成功地提出来的。在这种实验中，实验者要求被试对将要听到的一个词做出反应：用与听到的词不同的另外一个词来对这个词加以反应，并将由听到这个词之后所想到的第一个词报告出来。如果给出的刺激词是“窗户”，那么很可能，一个人给出的反应是“窗格”，另一个人给出的反应是“框架”，一个人给出的反应是“窗帘”，另一个人给出的反应是“房子”，一个人给出的反应是“视野”，另一个人给出的反应是“哥特式”，如此等等。其中，任何一个反应词，都因为刺激词的暗示作用而同样容易地被想到，但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只有其中一个或很少几个词是立即被想到的。事实上，与其他的思维类型相比，在联想思维（associative thinking）中，不同的反应表现得更加明显。但是，在全部动物和人类的行为中，这样一个原则是普遍有效的：针对任何一个情境，都有可能产生不止一种的反应方式，而且，只有考虑到行为主体的内部条件，才能解释为什么是这一种反应方式而不是另一种反应方式实际发生了。

交替反应的互斥现象

虽然对某一个刺激或刺激的复合体，有可能产生的反应不止一个，但从原则上讲，在任一给定的时刻，实际发生的反应只能有一个。这一原则最不明朗的情况，就是上文提到的自由联想。在自由联想中，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不止一个反应词在同一时刻被想到；或者说是这样的情况，即不止一个反应词以极短的瞬间相隔，乃至于从内省上看几乎就是同时出现的。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中，很显然，对个体来说完全可能的许多反应实际上在给定的时刻并没有被引起。与此相反的原则，若是从物理类比的角度看，我们或可以指望它是有效的。根据这个原则，所有与刺激词相连接的反应词都应该被激起，其中有些连接强一些，有些连接弱一些，依反应词与刺激词之间的连接的紧密程度的不同而不同。这个原则其实是根本无效的，但如此理解至少与这个原则最初被提出来时具有某种近似性。在原生动物中，在任何时候，或者是强烈的躲避反应，或者是微弱的躲避反应，又或者是没有反应，总而言之，总有其中一个反应要被引起；在迷笼中的猫的例子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反应，一次出现一个；在恐惧感和好奇心之间平衡的动物的例子中，在任何的某一时刻，总有一种趋势胜过另外一种趋势，其中被胜过的那另外一种趋势则同时被抑制。

交替反应的互斥现象在反射动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通过切断狗的脊髓，将狗的脊髓的后端与大脑的影响分开，这样，狗的后半身就成为一个纯粹的反射机器。这样的“脊髓动物”（spinal ani-mal），在相对单纯、相对简单的条件下表现出反射活动，而不受大脑的干扰和支配。现在，如果轧其中一只后腿，那只腿就会收曲，而另一只腿会伸直，但是，如果同时轧两只腿，那么，不会两只腿都收曲，而是其中一只收曲，另一只伸直。换句话说，同时激起的两个复合反射中，实际上只有一个被唤起，另一个则被阻抑了。在这样的狗的身上，更加复杂一点的反射，是刺激其胁腹部时产生的抓挠反射。如果刺激右胁腹，右后腿就会抬起抓挠，而在抓挠过程中左后腿就会伸展以支撑躯干。如果同时刺激两侧的胁腹，不可能左右两边同时执行抓挠运动，因为无论哪边的抓挠运动，都要求不在抓挠的那条腿进行伸展和支撑。我们说狗不可能左右两边同时抓挠；但是，从身体方面看，我们说它不可能，只是在以下意义上说的，即它的左右两边的抓挠运动不能同时被有效地加以执行，并且，我们或许会因此而设想，两侧胁腹同时接受刺激的结果，应该是某种性质的妥协，类似于力的平行四边形，每只腿让出一半的位置和运动。但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妥协发生——这是动物机制的一种基本特性，实际发生的只是右腿或左腿抬起抓挠，而另一只腿伸展。然而，如果两侧的刺激一直持续着，那么，最先引起的反应比如说右腿抬起抓挠，在坚持一段时间后，便突然让位给对侧比如说左腿抬起抓挠。换句话说，对同一情境的两种可能反应，每一次只有其中的一种反应得到执行，而另一种反应则被取消或抑制了。但是，如果刺激条件持续不变，就会发生一次转换，轮到刚才被抑制的反应出现，而这时，另一种反应就被抑制了。

彼此拮抗的反应之间交互抑制（reciprocal inhibition）的原理，是谢林顿[2]对反射动作知识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但这并不是他发现的唯一有效的原理。有时候，两种反射被同时激起，但那是它们在一起合作得十分和谐的时候，而且事实上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复合反射。这两个原理，即拮抗反应的交互抑制与和谐反应的联合，不仅在反射动作中能观察到，在心理活动中同样也能观察到。

与反射层次相去不远的一种情况，可以在对视野中不同物体的眼睛运动中看到。视野中处于视觉焦点外围的物体，可以起着一个刺激物的作用，使得眼睛转到那个方向，通过这个动作，这个物体得以进入清晰的视觉。这经常发生在视野中有两个物体的时候，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它们同时吸引眼球。如果眼睛遵循力的平行四边形规律，那它就会一直盯着吸引它的两个物体中间的某一点。然而，眼睛实际做的，是暂时忽视其中一个物体，至少是暂时地忽视，然后转向另一个物体。当它检查完一个物体之后，就轮到了起初被忽视的另一个物体。眼睛的这些运动，是探索反应的一种类型。而且，眼睛的这种运动所表现出来的规律，对于对复杂情境的探索，或者说对于对复杂情境的注意而言，都是普遍有效的。在所有那些同时倾向于吸引注意力的刺激中，在任何具体的时刻，只有其中一个刺激得到注意，而所有这些刺激的全部，则是一个一个地相继得到注意的。当然，在注意的领域，另外的那个原理，即和谐反应的联合，确实也在起作用，因为只要两个物体被知觉为是一个统一的，虽然同时也是复合的物体的两个部分，那么，两个物体就可以被同时地加以注意。

这两个原理在双眼视觉（binocular vision）的情况中表现得更清晰。两只眼睛之间因为有少许的间隔，所以各自对任何处于不远处的固体物体获得不同的视觉，但是，我们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是分别注意这两个视觉表象，而是将它们融合为一体，从而知觉到一个单一的物体，虽然这个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给了两只眼睛以两个视觉表象。然而，如果影响两只眼睛的刺激物不属于这种能够联合起来，从而给出单一物体知觉的那种类型，那么交互抑制就会发生，或如这里把它叫作竞争（rivalry）的现象。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实验：将一块红色的玻璃透镜放在一只眼睛前，将一块绿色的玻璃透镜放在另一只眼睛前，并将双眼目光投向一面白色的墙壁。那么，根据影响我们眼睛的刺激物，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面墙，它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既是红的也是绿的。但是，类似这样的联合，我们是不可能做得出来的。我们实际看到的，先是一面红色的墙，而绿色完全消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看到一面绿色的墙，红色完全消失，如此交替进行。在此例中，我们的视觉器官的表现特征，与前例中左右两边同时受刺激而抓挠的脊髓动物的表现特征，是完全相同的。

楼梯图

同样情况的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由我们所说的“两可图”（ambiguous figures）提供的。所谓两可图，大多是很容易让人看到固体物体的图画，但是这些图画的绘制没有透视，并因而能够同等有效地代表两个不同固体物体中的任何一个。当你看这样一幅图画时，你首先把它看成是其中一个固体物体，然后是另一个固体物体，二者交替出现，就像在双眼竞争中的情况一样。最简单的两可图可能就是点状图了，其中的点或可以是有规则的排列，或可以是无规则的排列。无论是有规则排列还是无规则排列，当你看这些点时，这些点就会自动归入某种模式，而这些模式又随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地变化。换句话说，你对同一个持续存在的情境做出了多种不同的知觉反应，但每一次只能做出一种反应。这些相互交替而又互相排斥的知觉情况目前都还是引起我们好奇的谜，但一般来说，它们是所有知觉活动的典型特征，因为观察者所面对的情境总是能够引起不同的知觉结果，而在任何的某一时刻，只有其中某一种知觉结果发生，虽然这些不同的知觉结果可以相继地逐个发生。

点状图

一种交替反应胜过其他反应的优势

各种交替反应中，首先被激起的那个反应，显然具有胜过其他反应的一定的优势，因此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是什么给了它这种优势。当许多刺激同时作用于一个人或一个动物时，其中最强烈的刺激有胜过其他刺激的优势，并且很有可能是第一个被注意到，并对之做出反应的刺激。一个移动的物体有胜过静止物体的优势；一个突发的刺激有胜过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没有变化或只有平缓变化的刺激；某些颜色有胜过其他不够“突出”的颜色的优势；某些物体，特别是对人类儿童来说人脸，有胜过其他物体的优势。所有这些优势，都是靠本性的力量而拥有的。

一种反应之所以拥有胜过其他反应的优势，其原因不仅在于刺激方面，也包括反应的方面。某些反应比其他反应更具有急迫性、必要性、强制性等，并拥有通过神经中枢的“先行权”。躲避反应，或者说是自我保护反应，拥有超过其他反应的优势，所以，一个令人痛苦的或是招致危险的物体，相对于同时出现的其他刺激而言，通常会优先得到反应。比如说，在夜深人静的夜晚，轻轻的沙沙声一定优先于明亮的或其他任何有趣的物体而首先得到我们的反应。节省的原则在这里也有所表现，正如一个刺激通常在能引起剧烈反应之前，先引起一个中等强度的反应的事实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情况可以在原生动物被有害刺激影响时的行为中看到：唤起的第一反应是微弱的躲避反应，强烈的反应只有在微弱反应无效的时候才会发生。通常说来，一个反应的强度与刺激强度或多或少是成正比的，所以，对于任何强度的刺激而言，一个在力度上与之相当的反应，就具有得以表现出来的优势。

一个刺激或反应，除了自然地拥有的胜过其他刺激或反应的上述这些优势外，还有其他因训练而产生的优势。当两个反应都已经通过学习而与同一刺激发生了连接的时候，其中一个反应可能比另一个反应与刺激连接得更加紧密。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连接关系的强度，会因为对这个关系的奋力练习、频繁练习、新近练习而加强。这些练习因素中的每一个因素，都与刺激与反应之间连接的强度有关，其中每一个因素所带来的加强效应的总和，决定了对同一个刺激的一个或另一个反应所具有的总优势，只要这一优势是由“练习律”（law of exercise）决定的。除此之外，还必须考虑到“效果律”（law of effect）。对于一个给定的刺激，假如两种可能反应中的一种反应在过去曾导致惩罚，那么，相比于未曾带来惩罚的那另一种反应而言，它就处于劣势。针对某一刺激而做出的反应——且不管这个反应在过去被如何频繁地做出过，如果因为导致了消极适应的结果现在已经不再做了，那么，相比于另一个没有在过去导致消极适应的刺激，这个刺激就处于劣势的地位。如果对某一情境中的某一刺激特征所做出的反应，其结果导致了抑制或失败，那么，这个刺激特征便被置于劣势的地位；如果针对某一特殊的刺激特征的反应带来了成功和满足，那么，这个反应就拥有了胜过其他任何可能反应的优势，虽然所有这些其他的可能反应，都能够被该行为情境所激起。所以，一个可能反应胜过另一个可能反应的优势，虽然就其实际表现而言取决于情境条件与反应之间连接关系的强度的当前状况，但综合地看，则是由个体的原始天性和他的过去历史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共同决定的。

优势从一种反应到另一种反应的转移

一个反应最初所具有的优势，可能会因为情境条件一直保持不变而很快地消失，由此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即不同的反应不断地产生出来。

这种情况的最简单例子，可以在经常提到的对持续的或频繁重复的刺激的消极适应中看到。一个噪声，在它刚开始出现时，可能会引起我们吃惊，也就是引起我们那种被称为反射开始（reflex start）的特殊形式的注意或探索反应。但是，如果这个噪声在一开始时引起我们吃惊后，立即就重复地出现，那么，它就不再引起我们这种吃惊的反应了，不久之后还会被完全地忽略掉。这个噪声，虽然在一开始时具有胜过其他刺激的优势，但很快就失去了这种优势。一个一出现就优先于视野中任何其他物体而吸引眼球的物体，不可能长久地吸引注意，除非它是一个复杂的或是移动的物体，能够引起许多不同的知觉反应。换句话说，一个简单而又不变的物体不能长久地吸引注意。我们会适应它，之后，其他的某些东西就会取而代之而轮流获得优势，并吸引着我们的注意。

这一事实在两个鲜明对比的视野之间的竞争中，或是在对一幅两可图的两种解释之间的拮抗中，表现得极为精确。在双眼视觉的竞争中，更加明亮或更加突出的那个颜色在开始时拥有优势，并把另外一个颜色排除到意识知觉之外。但是，后者不久就获得了优势并排斥前者。在这个情况中，第一个反应逐渐变得疲劳，或者不如说，其中消极适应逐步形成从而对抗它。在两可图的情况中，练习律首先发挥作用，所以，那两可之图，就被知觉为在过去最经常地呈现为这个两可图的外观的那个物体。但是，在两可图的知觉中，同样也会产生疲劳或消极适应，因此，那最常见的解释就失去了优势，暂且让步于不那么常见的解释，这种解释只出现在疲劳或消极适应对常见解释起作用的时候。在这个例子中，用消极适应概念来解释，可能比用疲劳概念来解释要更好一些。至少在有些情况下，将最初知觉到的对象排除出意识之外，这很难被解释为是疲劳的结果。比如说，在我适应了闹钟的声音之后，如果它突然停止，我会一下子“惊醒”，并预感发生了我不知道的什么事情。如果我只是对反复出现的噪声感到疲劳了，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因为疲劳意味着我的处理噪声的机制失去作用了——就像保险丝烧坏了。然后，刺激的作用就停止了，因而也就不会产生突发的反应，而只是给疲劳的机制一个逐渐恢复的机会。但是，对噪声的消极适应的概念，可以很合理地意味着以下情况：一定有某个机制在处理噪声刺激，它处理噪声的方式又不干涉其他那些更加有意识的过程，而只是随着其周期性的循环而有节奏地处理噪声。因而，一旦噪声停止，这个机制因为接收不到它“起而应付”（rising to meet）的刺激，就会给其他活跃的机制以震动，从而在它们的活动中产生一种突发的干扰。无论如何，对于优势从一个刺激转移到另一个刺激、从一种反应转移到另一种反应的很多情况，疲劳或适应似乎是一种很好的解释。

关于优势从一种反应到另一种反应的转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在上文有关学习问题的讨论中已经提到了。当第一的反应的结果是痛苦的或是被抑制了，那么，它至少会暂时地失去其优势，并让位于其他的反应。

驱力作为选择动因

当我们认真地考虑驱力作为选择的动因这最后一项时，我们将直指选择的最典型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中，抑制作用剥夺了一种反应趋势最初具有的优势，并将这一优势转移给另一种反应趋势。一个抑制，就意味着一种朝着特定方向的倾向性。举例来说，失败意味着一个目标没有达到。所以，当猫想从笼子的栅栏间钻出来却遇阻时，它便转向其他的攻击点。它之所以这么做，总的来说，就是因为它想逃出去。正是想逃出迷笼并获得放在迷笼外的食物的这个倾向——且不管这种倾向在猫的意识里会以何种形式而存在——控制了它对实验情境中的各种刺激特征的反应方式。没有这种倾向，它就不会像它在实验中实际表现的那样针对迷笼的不同部分采取不同的攻击行为，也不会不知疲倦地从一种反应转移到另一种反应，直到最后碰到某种反应而成功逃脱。这种逃脱的趋势实际上构成一个机制，并受到在笼内的拘禁和在笼外的食物作为刺激的唤起，从而表现为不同的反应行为。这个机制一旦被唤起，但又不能立即得到满足时，它就成为猫在面对迷笼的不同结构部位时产生各种特定反应的机制的一种驱力。它构成一些特定反应的强化（reinforce-ment），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些反应加以选择；同时它还构成对其他反应的抑制，例如，阻止猫在迷笼内任何它感觉舒适的地方躺下。总之，对反应而言，驱力构成一种选择动因、一种控制动因。

在前面提到过的另一个动物实验中，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一只老鼠，在最初被放进一个陌生的迷津时，会以探索的方式对迷津情境进行反应。但是，一旦它找到食物，它的行为就很不相同了，它不再随意地探索，而是急切而匆忙地直奔食物。它已经有了食物作为驱力，正是这个驱力，既排除了其他那些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驱力就应该优先得到执行的反应，又极大地增加了直奔食物的行为的力度。

驱力作为一种选择力量，在人类行为的每一个阶段都清晰可见，而且在对情境的观察和心理加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我们身处一个呈现出复杂面貌的情境中时，我们应该观察什么，这不仅取决于以下两类因素，即一方面是某一刺激物的强度、其出现的突然程度以及它的运动等等，另一方面是过去已经形成的注意习惯，而且更主要地还取决于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兴趣。当前的兴趣构成一个驱力，正是这个驱力将情境中的某些事物选定为观察的对象。兴趣有时候表现为一个确定的问题形式，而这个问题所涉及的那些对象，虽然在此前曾上百次地被忽略过，现在却一下子进入我们的注意。举例来说，对于一个初学植物学的人来说，各种问题，不管是别人向他提出的问题，还是他自己想到的问题，使得他注意观察各种植物及其组成部分，而这些植物及其组成部分，虽然在他此前的全部生活中都一直出现在他面前，但却从未引起他的注意而被忽视了。在科学中，关于问题意识作为准确的观察的促进因素的重要性，早已得到充分认识。为了确保你所要的事实的可靠性，你就必须早有准备，并努力地去寻找这些事实。观察要是没有准备，一般来说总是不可靠的。我们若要成为科学的观察者，那么，只是带有泛泛的观察意向走出去置身自然中，那是远远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首先在心中形成问题，然后带着这些问题去观察自然，才能获得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一个事物的泛泛而谈的一般熟悉，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不同事物的熟悉那样，这不能使一个人具有作为关于那个事物的科学家的资格。一个人关于一个熟悉的事物所具有的知识，最后将证明不是关于这个事物的确切的知识。这是因为，他仅仅满足于对那个事物的浮于表面的非常粗略的观察，从此以后又认为他所观察到的就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确定无疑地把问题称为一种驱力，它引起某些不能单靠外部物体引起的活动。它强化着某些物体的影响力，同时又顺便抑制其他物体的影响力，因为受某一问题驱使的观察，只是相对于获得那个问题的答案，同时忽视与那个问题的答案无关的其他因素而言，才是敏锐的。

其实，在上例中，与其说是问题构成了敏锐观察的驱力，不如说好奇心才是敏锐观察的驱力。当然，当我们这么说时，并不是指作为一般动机的好奇心，而是指对一些特定事物的好奇心。“好奇心”听起来更像是推动对一切事物之观察的一般动机。确实也存在着一种一般的探索倾向，正是这种倾向特别引导儿童去探寻新奇的事物。但是，就兴趣和问题而言，其本质在于其特殊的指向性。正是对特定种类的事物，以及关于这类事物的特定问题感兴趣的能力，才能引起系统的和艰苦的观察。引导科学家从事他那伟大的观察活动的动力，并不是幕后的一些模糊的力量，而是与对事物的实际的感知和理解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对某一类事物的兴趣，总是内在于处理那一类事物的机制之中，并为之所固有。所以，不是一般好奇心，而是对特定种类的事物的兴趣，提供了观察活动的驱力。

在心理活动中，选择的因素非常重要。关于更原始的思维活动，留待下一章中讨论，这里我们将考虑的，是那些平常的和顺畅进行的心理活动。习惯和先已形成的联想在这里很重要，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样的结论，即这些形式的心理活动完全是对所呈现的情境的无意识反应，而不需要内在驱力和选择动因。然而，这是完全不正确的。举例来说，乘法表和加法表中的计算对训练有素者来说几乎是自动化的。但是问题在于，任何两个数字，如5和8，都与它们的总和和它们的乘积有关联。这是交替反应的情况，问题是计算者如何做到运用正确的关联来完成手边的工作。设想在你面前有按加法或按乘法的例子中的形式排列的几组一位数，假如你对自己说，“把这些数相加”，那么你会发现，一看到这些数字就立即想到了它们的和。但是，如果你对自己说“把这些相乘”，相同的数字则会使人想起它们的积。显然，相加或相乘的意向在接入一组关联的同时也断开另一组关联。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动因通常被称作“心理定势”（mental set）或是适应。计算者的算术机制可以比喻为一个可以调节的机器，可以被设定为几种算法操作中的任何一种。当一种调节经过训练变得很熟练时，它本身就几乎是自动化的了，因而无需太多意识的参与，但它的工作却是有效的。心理定势，或者说是执行特定操作或解决特定问题的意向，乃是一种驱力，它通过加强特定的关联连接并抑制其他的关联连接，从而施加选择影响。

在阅读中，读者已经领会了的上下文就构成一种选择动因，它决定着具有若干不同的常见意思的某一个单词在这个上下文中应该暗示出哪一个意思，而且，它还做得相当完美，以至于读者在阅读到这个单词时只能想到这个词的正确的意思。假设有这么一个单词，共有六种常见的意思。若孤立地看这个单词，那么，它所暗示出来的，既可以是其中的这个意思，也可以是其中的另一个意思，依过去的练习等因素所决定的每一个意义联想的相对强度而定。但是，若在上下文中看这个单词，那么，无须求助于每一个意义联想的相对强度，它就能使人联想起一个特定的意思（即这个单词在这个上下文中所蕴含的那个意思）。当然，这种情况需要一个前提，即这个单词的六个意义联想都足够牢固而容易被想起。在这里，决定性的因素不是联想的过去历史，而是当前的上下文背景。这种意义上的选择因素，没有比在读小说或看戏剧中更明显的了。在阅读或看戏的过程中，读者或观众心里逐渐成形的故事情节的背景，对于阅读中的单词或表演中的动作给出正确的解释。若没有上下文或背景，这些单词或动作就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意思而导致读者或观众难以确定。对故事情节作为整体的理解，构成了阅读或看戏的驱力。正是这个驱力，不仅在读者或观众身上引导出相对于这些单词或动作单独出现而言的更大的兴趣和更多的心理活动，而且也选择着读者或观众对这些单词或动作的意义联想反应。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驱力在这里具有两种作用：对活动的一般刺激；对那实际活跃起来的特定活动的选择。

在运动行为（motor behavior）及一般而言的生活活动中，驱力的这两种作用都有明显的表现。在某一项运动活动中，某种类似于“上下文”的东西，从活动的巨大的库存中选择适合于活动情境的行为活动。比如说，一个球员可以对传向他的球做几乎无数可能的事情，但是，除非他“昏了头”，他只会做出一件适合于整个运动情境要求他做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礼仪意味着同样性质的对行为活动的控制，即只能做那些被认为是相关的生活情境要求做的事情。对某一事态的理解意味着某一特定的“心理框架”（frame of mind），这个框架喜欢将特定的行为活动执行起来，同时又排除另外一些行为活动。无疑，选择的因素在广泛的生活活动中也起着作用，其作用的方式，与它在相对狭隘的活动比如说计算活动中起作用的方式，几乎是相同的，虽然它在前一类活动中起作用的效果，不如在后一类活动中起作用的效果那么明确可辨。

回顾以上关于选择因素的讨论，读者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即以上讨论主要是针对选择及其作用方式的，而关于究竟是什么在进行选择，则几乎没有讨论。那么，选择动因究竟是什么呢？实际上，上文全部讨论的要点在于说明，并不存在一个专门进行选择的动因，没有任何一个选择因素是专门进行选择的。一个指向某一完成反应的趋势，就起到了选择动因的作用，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指向某种确定的结果的趋势。一个兴趣就起到了选择动因的作用，但它同时也是对某一个或某一类特定事物的兴趣。一个问题就起到了选择动因的作用，但是，任何一个问题总有它自己特殊的内容。一个上下文背景起到了选择动因的作用，但这个上下文背景意味着一个具体的故事情节，这个故事情节本身又有其特殊的特征。选择动因有很多，其中每一个动因都是一个趋势或兴趣。选择性是任何一个趋势或兴趣都具有的特征，而不是某个抽象的、与特殊趋势并存的一般动因所具有的特征。这个回顾的总结，无非是对上文讨论内容的概要的复述，目的就是想说明，每一个驱力同时也是一个机制，而每一个机制也完全可以是一个驱力。

当然，这个学说并不像它表面看起来那样似乎意味着，人格仅仅是各种不同趋势的单纯的聚集，而没有任何组织，不受任何控制。在个体的生命中，有些趋势和兴趣要比其他的趋势和兴趣更加强烈，一个完好地整合的人格围绕其主导动机（master motives）而被组织起来，而这些主导动机在与其他动机或趋势的关系中起着选择动因的作用。很少有如此彻底地完整的人格，以至于通常从属的趋势不能哪怕是偶尔脱离控制，暂时以自己的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事物，并与通常的主导动机相对立。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悔恨和失败感就会接踵而至，同时伴生一种保卫主导动机的努力，以免将来与主导动机相对立的其他动机再次脱离主导动机而独立行事。或许可以说，永远也没有通向人格之彻底整合的皇家大道。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以下事实中汲取智慧：主导动机绝不单纯是抽象的选择动因和控制动因，而是一些拥有确定内容的兴趣。因此，要强化某一动机，就需要对这个动机所指向的那个事物变得更加感兴趣。举个例子：要控制好那经常妨碍家庭生活的容易激怒的趋势，最好的建议就是变得对事件的另一面感兴趣，从对方的角度来看一看那有可能引起争执的事情。当你尝试这样做的时候，你可能会经历一定的内心抵抗。当我们尝试采取别人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在内心往往伴生一种卑微感和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的感觉。这些感觉缘起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人的人格很大程度上是在与其他人的对立关系中被塑造成型的。我们“感谢上帝，把我们塑造得不是其他族人那样”。然而，对另一个人的兴趣发生兴趣，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一个人自己人格的拓展，同时也意味着获得了那些适合于在一个群体的生活中充当选择动因的主导动机。

注释

[1]Behavior of the Lower Organisms，New York，1906．

[2]参见他的Integrative Action of the Nervous System，New York，1906。

第六章 独创性因素

如果动力心理学将它的关注点局限于本能的过程和习惯的过程，甚至也适当地强调选择因素，那么，它就超不出平常的行为和心理活动的范围，并因而引起这样的疑惑，即这样一种心理学似乎太过于片面化了。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真要理解人类心理的工作原理，我们就必须理解那些确实有智慧的人的工作方式，如莎士比亚、牛顿、贝多芬、拿破仑等等，他们都属于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中的原创天才。发明、发现、艺术创作、独立的思考和行动等等，这些都被认为是智力的特殊标志。因此，我们就必须努力地去理解它们。

天才的伟大成就，只能间接地从远处加以检验，因为伟大的创造性活动不可能直接摆在心理学家的眼前供他观察。即使一个天才人物转而成为一个心理学家，他也将发现很难抓住他那创造性的伟大时刻，因为在那样的时刻，他被他的思想的脉动带向远方，不可能停下来对他的思想的脉动进行心理学的观察。真正天才的活动，同样也是很难进行内省的。所以，我们至多只能从高度入迷的投入来想象创造性的思维，这个高度入迷的投入状态似乎就是真正创造性的活动的典型特征。牛顿将他自己的手表，而不是别人给他带来的鸡蛋放入锅中蒸煮准备做午餐，高斯连续很多个小时一头扎进他的数学演算之中，乃至于有关家人的悲痛消息也不能吸引他的注意——且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在事实上是真的——都可以被看作高度原创性的思想状态的典型特征。原创性思想状态的另一个典型特征，经常在作家和作曲家的创作活动中被证实，那就是在他们创作作品的某些特殊的时间，其创作的惊人速度。他们的创作活动可能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开始，但是一旦开始了，其作品就行云流水般快速生成。伟大天才们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其成果的数量：几乎所有真正伟大的画家，或是作曲家、小说家、科学发现者、技术发明者等等，都创作了数量惊人的作品。他们的如此的勤勉，正指明了在他们内心存在的强大的驱力。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每一个天才都有他自己特殊的创作领域。其中有些人在两个相关的领域中都表现出创造性，如绘画和雕塑，甚至是军事和政治、物理学和数学等等。有些时候，一个在某一领域中拥有创造性的天才，还在另外一个完全无关的领域中做出有趣的虽然未必真正重要的贡献来，如歌德的颜色理论、恺撒关于语法的作品等等。有史以来的伟人们，都是因一种或者至多两种相关类型的成就而闻名，这一点真的非常值得注意。这个事实可能意味着天赋的专业化。或许我们应该相信，天赋真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专业分化的。或许，莎士比亚永远也写不出培根的作品，培根也永远写不出莎士比亚的作品，因为他们的天赋存在于不同的方向上。然而，独创性天才经常在不止一个领域内表现出独创性，而他没能在不止一个领域有高水平的成果，主要是因为缺乏时间。一名初学者可能在态度上有独创性，但在成就上却未必有独创性。一个人在能够为一门科学或艺术做出重要贡献之前，必须先占有该领域已经存在的材料。这一点可以很容易从任何一门科学或艺术的历史中得到说明。伟大的艺术家从来不是偶然地出现的。从艺术的历史如希腊戏剧史、哥特式建筑史、现代音乐史等等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即从开端时的粗糙、简单，到程度越来越高的复杂性、丰富性、精致性的发展，其中每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都将自己的工作奠基于他的直接前辈的作品之上，直到最后似乎达到了一个限度，于是兴趣便开始转向该门艺术的某一新的风格或形式之上。在科学和发明中，这种情况甚至更加明显：不管一个人的心灵如何具有原创性，他也必须以他的前辈积累下来的成就为基础，才能有所创造。

在伟大天才的传记中凸显出来的另一个事实是，他们的独创性的高峰都出现在他们生命的早期年龄段。亚历山大在他33岁时完成了其惊人的伟业。恺撒在经历了一段作为政治家的成功生涯之后，在相对少见的40岁这样高的年龄时另辟蹊径成为一名军事天才。拿破仑在27岁时成为法国军队的首领，而且，他的一生中最成功的战役都是在随后10年内完成的。牛顿在30岁时出版了他最具独创性的作品之一《光与颜色的新理论》。赫尔姆霍茨最伟大的作品在他35岁时出版。贝多芬在他34岁时创作了《第三交响曲》，36岁时创作了《第五交响曲》。莎士比亚在大概27岁时开始创作剧本，30岁时完成了《罗密欧与朱丽叶》，35岁时完成了《尤里乌斯·恺撒》，37岁时完成了《哈姆雷特》，并在40岁时完成了他几乎所有的作品。达尔文的伟大想法在他大约25岁时就已经在他的脑海中成型，虽然他此后花费了20年的时间将这个想法发展成理论并公开发表。在他们伟大思想的早期阶段，这些例子并不是例外。我们倾向于认为伟大的人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因为他们的画像大多是在他们的名声确立之后塑造的。但是，他们最具独创性时的画像应该显示他们为年轻人，他们的年龄成熟到足以吸收前辈的成果，但还没有成熟到显老乃至于失去青年的热情和灵活性。

在远观天才们的过程中，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值得注意的事实，那可能就是每一个天才在其特定领域内的非凡敏锐的感知能力。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不管那个苹果落地的传说是否曾真的发生过——根本上在于他对月球围绕地球的运动中的一个因素，即下落这个因素的敏锐感知。一方面，月球看起来并不是在向地球下落，因为它总是与地球保持相同的距离。另一方面，它的运动惯性应该使它按照直线的方向向前运动，而它的运动从这个直线方向发生的朝向地球方向的偏离则是一种下落，并被牛顿正确地认识为下落的一种特殊情况。所有的独创性的发现，大概都能与此相似地被解说为是敏锐的感知活动。如果你带着这样一个目的去重读恺撒的《恺撒战记》，即试图通过阅读获得对恺撒的天才的洞察，那么，你定会被书中频繁使用的“恺撒注意到了”这个或那个的叙述所触动——确实，他所注意到的，都是有关情境中的关键因素，从而使他能够掌控局面。根据拿破仑自己的说法，他习惯于在没有制订计划之前就投入战斗，因为他相信，战事发生的过程会呈现某种战局，而这个战局，他能够立即知觉得到并被他利用，从而获得胜利。一个画家或一个诗人的优点就在于，或至少可以说通常都在于，他对于形式或颜色，或是某一情境的感伤特质和戏剧性的敏锐的观察力。

有很多人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去发现天才的根本的标志性特征，例如叔本华从“艰苦努力的无限能力”及与自我追求相对立的“完全的客观性”出发，歌德从“对真理的热爱”出发，威廉·詹姆斯从“以异常的方式进行感知的能力”出发，等等。他们的这些努力似乎假定了一个前提，即天才具有某种普遍性的特征。然而，他们关于天才的普遍性假设却是错误的。所谓天才就在于或至少是在于：感知和处理某一特定种类事物的非常高级的先天能力，而这些事物的种类应该与个人天赋所包含的特定爱好不属于同一类。天才人物对这类事物的自发的兴趣、他对这类事物的快速而透彻的理解、他对这类事物的熟练的处理、他对这类事物的专心致志的投入乃至于完全忽视生活中更常见的那些兴趣、他处理这类事物的非凡的毅力和勤勉，以及他因此而获得的多产的成果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表达同一个特质，只是其说法不同而已。对一个事物的持续关注意味着从中发现了什么，对一个事物的兴趣意味着理解它的能力，对一个事物的掌握意味着对它的理解，专心致志的投入意味着兴趣、意味着正在取得进展，见于天才人物的那种类型的勤勉意味着对一个事物本身的兴趣、意味着对一个事物的理解和掌握。天才人物的勤勉，其背后的驱力，并不是如饥饿、性欲、竞争等这一类的驱力——虽然这一类驱力或许也为他的勤勉提供了诱因；相反，这种驱力应该在他的创造活动本身中寻找。简而言之，所谓天才就是这样的个人，他对现实世界的某些特定的方面特别地适应、特别地敏感。与现实世界的这些方面的接触，唤起了他的敏感的反应活动。他对这些方面的反应是完全自然的，就像狮子一看到猎物就扑向它一样地自然。换句话说，在这里，我们关于天才的讨论，无非是前面在有关先天能力的讨论中所坚持的那个原则的一个清晰的具体实例而已。这个原则就是：感知的趋势不需要外在于它们自身的某种驱力，每一个感知的趋势自己构成了自己的驱力，就像本能的猎捕趋势自己构成自己的驱力一样。儿童对各种事物感兴趣，主要不是因为这些事物的实用价值，比如说把这些事物作为获得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而在于这些事物本身。儿童总是充满好奇、喜欢游戏。他对一个事物感兴趣是因为他对该事物有所反应。天才在处理某些种类的事物方面，在他的内心亦具有类似儿童的这种能力，并达到了不同寻常的程度，因而能够以与常人相比长久得多的时间保持着对这类事物的好奇心和游戏式的探索性。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天才们的创造活动，尽管费力艰辛，但他们的活动，与其说是在工作，还不如说是在游戏。这个说法意味着，他们的创造活动是由这种活动自身的内在兴趣推进的，而不是由来自这种活动之外的某种驱力推进的。

关于天才和他们的伟大的独创性，就说这么多。现在，我们转向普通人，甚至是转向动物，并探问，在他们的行为中，独创性因素是否也存在并起着作用。回顾前面关于学习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任何动物，但凡能学习的，都不缺乏独创性，因为学习过程产生新的机制，产生那种既不是由天性提供的，也不是由先前的学习经验提供的全新的机制。所以，在学习一种新的反应时，其中就包含独创性因素，通过这个学习过程，学习主体也就获得了一些新的东西。习得反应的新颖性，可以表现为一个旧的反应活动与一个新的刺激之间建立起连接关系，这里所谓新的刺激，是指在学习之前不能引起这种反应活动的那些刺激。因此，甚至是条件反射和消极适应，其中也含有独创性因素。习得反应的新颖性，也可以表现为多个反应活动联合成一个新的复合活动，如我们前面特别在打字和发电报等运动技能的习得中所看到的那样。最后，习得反应的新颖性还可以表现为对某一情境中的某些特征的某种特殊的反应敏感性。这些情境特征在学习之前是不能单独引起反应的，而必须相互联合构成复合刺激才能引起反应。在这些情况中，独创性表现为分析的形式，与在前面讨论的情况中独创性表现为综合的形式相对应。

这里讨论的这些情况中揭示出来的独创性，具有一定的限度。在这里，独创性虽然构成对天生能力的补充并带来新的东西，但它不是绝对超出天性的，因为很显然，正是天性提供了建立新反应的可能性。天生能力是由天性现成地提供的，而习得能力则是以学习能力的形式提供的。再者，独创性也不可能引导我们绝对地超出实际呈现给我们的世界的范围。我们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乃是对世界的新的适应性调整，是对现实世界的某些特殊方面的知觉能力，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操作现实世界的能力。我们知道，甚至像发电机、电话机等等这些由人生产创造出来的机械产品，它们也要利用自然的材料和力量。而且，尽管有其人为性，它们毕竟是自然的存在物，它们的活动毕竟是自然的过程。与此相一致，人类生产创造这些机械产品的那种发明活动，也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是对自然世界的一种适应性调整。你所拥有的执行某一技能性活动的能力，可以追溯到你学习这种活动的时候，而你对这一活动的学习，可以很恰当地被认为就是你所拥有的这种能力的起源。但是，这个起源却不是绝对的起源，因为，一方面，它是你的自然趋势和能力的演变，另一方面，它也是对环境条件的一种反应。简言之，它是你与环境之间的一种交互作用，并给予你的天性以一种对外在自然的新的适应性调整。在这个意义上说，甚至天才的独创性也不是绝对的。

如果说学习是完全被动性的或接受性的过程，如通常被人们认为的那样，那么，虽然新奇的事物仍然会在个人的经验中出现，但是，他却很少能关注他自己在引起这些新奇事物的过程中的作用，乃至于我们也就几乎不能说在他的学习中有什么独创性的因素。然而，事实是，学习乃是一个反应的过程，而且，在学习中所学会的东西，乃是学习者自己产生出来的反应。这在运动活动的学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我们所学习的活动并不是从外部接受过来的，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我们自己的，而是在面对作用于我们的刺激时以做出这种活动的方式来回应刺激，并通过做出这种活动而学会这种活动的。相比之下，在对事实的感知和学习中，学习者的积极作用不那么明显。实际上，正是对这种情况的考虑，以及对运动活动的学习的排斥，才导致哲学家们将学习设想为一个纯粹接受性的被动过程。但事实上，知觉同样也是一种反应活动，就像运动活动是反应活动一样。这在上一章提到的有关两可图的情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两个相互交替的知觉结果，是由同一个刺激引起的。两可图以一种特别惊人的形式将知觉反应的这种多变性表现出来了，但是，对任何一个不是完全熟悉或不是完全清晰的对象的知觉，都会表现出这同样的多变反应的现象。而且，注意力从一个复杂呈现的情境中的一个特征向另一个特征上转移，也是多变反应的一例。因此，知觉完全可以被称为反应。而且，在任何时候，当一个新的知觉结果形成、一个新的观念获得时，独创性便进入其中，就像当一个新的运动活动添加到我们的天生能力之上时独创性也就随之进入其中一样。思想观念不是老师传达给我们的现成的东西，而是我们必须自己去形成的反应模式。牛顿作为原创性的天才，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条件下独立地领会到月球的公转是朝向地球的一种下落。随后，他向他同时代人指出了情境中的引发他以这种方式进行知觉的那些因素。他的同时代人由此受到指引也以同样的方式来知觉月球的公转。这就像一个人在船上看到了远处的一片船帆并指给他的同行旅伴看，而他的同行旅伴因为受到帮助也能自己看到那片船帆。独创性因素在发现者的表现中占有更大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存在于所有那些能够——或者哪怕是在接受外界帮助的条件下能够——打破既定的反应模式，并采用新的反应模式的人当中。

普通人按部就班地执行他的日常工作，很少能显示出独创性。由于周围环绕的事物绝大多数都是早已熟悉的，所以他以一成不变的旧有的方式来感知它们，或像他习惯的那样干脆忽视它们。他以他已经学会了的常规行为去满足对他的常规要求。即使他面对的事物有几分新颖，他也会把它们当作熟悉的那种类型的事物，而对它们的新奇之处毫无反应；即使因为某种原因而导致他要面对的情境是新的，他也会尽最大努力以旧有的反应方式度过。对他而言，生活是由惯性引导着的，而且，随着他逐渐变得相当好地适应了环境之后，惯性也就能够引导他的生活顺利地进行。然而，即使是对于这样一个人而言，仍然有一些独创性的余烬潜伏在他身上，时机成熟时便能够死灰复燃。如果我们要问，有利于唤醒独创性因素的条件是什么，那我们在如下格言中就能找到一个广为接受的答案：“需要乃是发明之母。”广义上讲，“发明”包括所有形式的独创性行为。这个格言的要义在于，按部就班的工作程式是没有任何阻力的，只有在需要的刺激下才有可能偏离这个程式。为了回复到为我们所偏爱的那惯常的表达模式，需要就构成了独创性活动的驱力。这个格言可以被当作动力心理学的定律之一，以下就从这个角度来检验一下这个格言。

任何格言都只具有部分的真理性，所以我们不应该期望从一个格言中找到全部真理。这里的情况也是一样。需要一定不能太极端、太严格，这是因为，如果需要太极端、太严格，那就只能采用按部就班的旧的程式化反应，而不允许自由发挥。在极端严格的需要之下，一个人宁可回归本能也不愿进行发明。通常说来，发明都要求有一定程度的闲暇、一定程度的免于直接危险的自由。

使发明得以诞生的需要，通常也不是纯粹外在的需要。或许我们应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纯粹外在的需要。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除非他拥有生活下去的意愿，除非他在自己生命的内部拥有各种不同的需要和趋势，否则，外在的要求和剥夺对他来说也就都是无关的了。能够驱动一个人去行动的，主要是他自身的需要或趋势。而需要中涉及的外在因素，则表现为内在趋势追求实现的过程中的障碍因素。无论对于一个人而言还是对于一只动物而言，只有当指向于某个完成反应的驱力已被唤醒，但通向这个完成反应的进路又被阻断时——当然这里必须对探索反应和尝试与错误的过程留有余地，实现独创性行为的条件才会出现。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独创性的行为尤其需要有它的驱力，因为独创性的行为与按部就班的程式化行为是恰恰相反的。而为独创性行为提供驱力的趋势，在一些作者看来，必须由人类和动物共有的某种强烈的原始本能来提供。在他们的观点中，危险、作为节省型需要（economic need）的饥饿、竞争以及性冲动等等，最常被认定为这种原始的动机力量，其中的任何一个当然都可以给趋势提供驱力。然而，如此限定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理由的。给趋势提供驱力的动机力量，可以是个人经验中添加到原始本能力量之上而形成的任何动机力量之一。而且，正如天才向我们显示的那样，这种动机力量也可以是对于对象的兴趣。高斯如此专注于他的数学发现以至于忘了饥饿，又对朋友的请求置若罔闻，对此，我们不可能相信他是被饥饿、竞争或性欲冲动等驱动而如此的，或者说，他不可能是因为受到除了对他正在做的事情的兴趣之外的任何东西所驱使而如此的。普通人以卑微的方式投入劳动，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一点已经受到充分的支持。驱力可以是任何导致行为活动的趋势，这个趋势，一旦被激起但又不能立刻得到满足，那么，它就会持续处于觉醒的状态以为其他机制提供动力。任何遭受阻碍的驱力，都可能会引起独创性的活动。

因此，引起独创性活动的条件，就包括一个指向某种结果的被唤醒的趋势和这个趋势所遇到的阻碍。如果我们知道了克服障碍的活动形式和在活动中显示的独创性因素，那么，我们就应该对相对卑微的、简单的独创性活动用实验加以检验——因为只有这样相对简单的活动可以接受实验的控制，而复杂的创造性行为，如前所述，只能远距离地加以间接的检验——并希望经受如此检验的结论，同样可以适用于更高级的独创性的表现。之所以应该这么做，是因为卑微的例子和高贵的例子，就其过程的形式而言，很可能是一样的，其不同之处在于运用的领域，而不是活动的形式。

这样的实验已经做过不止一次了。实验以解决问题的形式进行设计，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足够困难，从而形成真实的问题，但问题又不能太难，乃至于问题的解决需要太长的时间。实验问题的选择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是对问题解决之成功的客观测量的渴望，另一方面是对成功解决问题之过程的值得信赖的内省。问题最好是那种需要一些直接的运动活动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与那种需要单纯的观念活动才能解决的问题相比，无论是对过程的内省还是对成功的客观测量，都相对较容易。当然，针对后一类问题设计的实验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鲁格（Ruger）[1]的实验选择机械迷宫（mechanical puzzles）作为问题来解决。将一个对被试来说很陌生的迷宫放在他手里，同时提供给他关于如何解决迷宫问题的指导语，但不再有其他的任何帮助，除了可以向他保证说迷宫一定是有解的。在这个实验中，人类被试面临的问题情境与迷笼中的动物所面临的情境是相类似的。只是为人类被试设计的迷宫更加困难而已，从而与人类相对于动物而言的更高级的能力相匹配。实验证明，在很多例子中，人类被试的反应都与动物的反应惊人地相似。他立即进行操作，这样或那样转动迷宫，检查迷宫的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遵循检查过的部分给出的提示。当第一反应最终遇到盲端而受阻时，被试就会转而追踪另外一条路径。由此，被试经历了从一个尝试到另一个尝试，并同样展示了动物在实验中所展示的多变反应和尝试与错误的原则。在这一系列尝试的过程中，迷宫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而解决方案通常都出人意料、令被试感到惊讶，他甚至根本就没搞明白自己到底是如何从迷宫中出来的。第二次试验时，他的行为很可能同第一次试验时几乎一样。但是，随着实验的进行，就像在动物实验中一样，经过一系列的试验，无用的反应倾向于被逐渐消除，而带来成功的运动则被保留，其结果就是正确的反应越来越快速地得到执行。

实验的实施通常都含有较此更多的智力过程。被试在第一次偶然解决问题之后，至少会留意他成功地走出迷宫时处于什么位置，并将随后的努力限制于这个位置，从而极大地缩短了后续尝试的时间。当他通过尝试发现一些看似有希望的线索最终被证明会导向盲路时，他也会因为这个发现而满足，并有意地将这些线索消除。他可能对整个迷宫的机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洞察。确实，在有些情况下，被试对迷宫的工作原理获得了相当透彻的了解，并因而达到对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一个清晰的概观。他对迷宫的实验模式了解得越多，就越能够利用他的经验来处理随后参加的、具有部分相同原理的其他迷宫。他参与实验的程序越是盲目的和经验主义的，之后他就越有可能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而且，虽然他已明显掌握了迷宫问题，但每次参加一个新的迷宫实验，他都不得不从头开始。

偶尔也会碰到这样的被试，他很少借助于运动活动来解决问题，而是更多地倾向于通过看透迷宫的奥秘来解决它，并倾向于运用源自过去经验的已知原理。尽管这种解决问题的模式有其优越性，但通常情况下不太适用于快速的进程，不如那些通过借助于运动操作解决问题的程序。在这种类型的迷宫实验中，为了快速达到问题的解决，最好的程序是借助于运动活动的操作，同时注意留意各种线索和原理。绝大多数情况下，被试对迷宫情境的掌握会有确切的进展，如有关解决问题的速度突然加快的客观证据所显示的那样，而且，从内省的角度说，这种确切的进展，总是伴有对迷宫的原理或工作方式的新的洞察。

在这种实验情境中，被试几乎总是立即形成关于问题性质的某种试探性的概观理解，也就是形成关于这个迷宫的某种假定，并以此假定为基础进行实验操作。比如说，被试第一眼看到一个迷宫，他立即就以其直觉为基础形成假定，这个迷宫应该可以通过这样那样的办法加以解决，并将他的实验操作完全局限于这个假定的范围内，而不会想到他的初步假定范围以外的其他可能性。在这样的被试完成实验的过程中，很多有趣的事情会发生。比如说，因为他的假定是一个错误的假定，所以，即使摆脱困难的方法非常明显，他也会对这些方法视而不见，好像他根本就看不到这些方法似的。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实验者提示被试说，他可以先形成一个假定，然后再自问，除了这个假定以外，还可能形成其他哪些假定，那么，来自实验者的这个提示，有时就能消除被试的这种盲目性，被试也因而能够在长时间无效努力之后快速找到解决方案。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被试莫名其妙地顽固坚持自己的假定，即使这些假定只会反复不断地导致失败，他也拒绝改变他的假定。显然，这种顽固和缺乏灵活性是独创性的对立面。它会导致被试陷入陈规，只遵循一开始形成的习惯，封闭思维，拒绝进一步的洞察。尽管这种顽固一开始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尽管结果失败了，但它显然可以给被试以一定的安慰，这种安慰无疑就是熟悉事物的舒适和习惯的安逸和顺当。这正如老年人通常都不喜欢新方法一样：即使他们认识到新方法相对于旧方法的优越性，他们依然不喜欢新方法，因为旧方法简易舒适，冒险采用超出旧方法之外的任何新方法，都会带来不舒服和不安全的感觉。顽固性以与此相类似的方式存在于被试身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所有人身上，只是在某些人身上比在其他人身上更加明显而已。这些实验表明，独创性行为的条件之一，在于我们愿意放弃现存的观念，愿意对那些尚未试探过的更多的可能性进行冒险性的探索。

当然，我们不可能给出这样的一些规律，似乎任何一个人，只要遵循这些规律，就一定会表现出创新性。但是，这些实验确也暗示了一些指导性的原理，这些原理对于提高独创性因素的作用效力而言应该是有帮助的。其中之一就是上文刚刚指出的那个原理：努力对那些还没有想到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心态。要达到这样的开放心态，有时可以采用如下策略，即首先明确一个人赖以行动的那些假定具体是什么，然后再询问除了这些假定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存在。独创性必然要求，对问题的任何一个反应，都不应该在尚未成熟时过早地变成习惯。

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原理，是要对你已经形成的假定逐个地加以检验，并在确认之前将其中无效的假定明确地排除掉，从而限定具体操作的范围。如果说有些人是因为缺乏灵活性而失败，那么，应该说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又太过于灵活，对所有的线索和暗示都完全开放，却也只取得很少的进展，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坚持将其中任何一条线索追踪到底。换句话说，坚持（persistence）这个因素，既可能表现过度而成为顽固（stubbornness），也可能表现不足而成为缺乏控制力（lack of control）。

对已经被发现的规律或事实加以扩展而形成的一般化（gener-alization）和精确的公式化（precise formulation），在这些实验中也有所体现，特别是在从一个迷宫问题到另一个迷宫问题的过渡中表现得更明显。一个一般化和公式化的观察，可以适用于超出这个观察最初得以形成的范围以外的更广大的领域，而其他的观察结果则可能只局限于它们的范围之内。

因此，总的来说，独创性活动所经历的过程，有多变反应和尝试与错误的形式，其中带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和一般化。这个过程也可以这样来说：个体面临一个问题情境，他努力地对这一情境做出反应，但反应却遭遇阻碍。这个阻碍刺激他进行探索，并尝试各种不同的努力以逃脱阻碍。由于问题情境很复杂，因此就有很多攻击点，其中被看到了的很多特征，就引起或激发了行为主体依据过去的经验对它们做出反应。困难在于找到正确的特征加以反应，换句话说，困难就在于以正确的方式感知问题情境，从而使我们已有的能力得到成功的运用。一个人，如果他的过去经验特别地赋予了他适合于解决这类问题情境的反应方式，如果他拥有很好的灵活性并结合应有的坚持和控制力，如果他天生对这类问题情境有很敏感的反应性，那么，他在解决这类问题情境时就会表现出最大的独创性。

另一个稍有不同的实验，也可以用来阐明独创性问题。如前面在有关学习过程的讨论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打字技能的学习中，布克发现，在学习者掌握了对单个字母的反应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他开始对经常重现的单词或字母组合做出综合反应。他是在无意中偶然发现这一新的、更有效的反应模式的，似乎没有预先考虑练习这种综合反应。确实，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他是在头脑清醒、身体状况良好时练习打字，并充满希望地尽最大努力提高自己的打字速度时，突然间发现并掌握这种综合反应模式的。随后，他就发现自己是通过一连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整体的手指运动，把一个单词作为一个独立单位来写，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逐个字母地拼出单词。在这里，最具关键意义的活动步骤，似乎就在于一次领会几个字母及其顺序和相互关系的心理掌握的拓展。比如说某一个单词，第一个字母用左手写，第二个字母用右手写，第三个字母又用左手写。在字母-反应阶段，被试还没有注意到两手之间的这种交替。但现在，他的理解范围拓展了，通过两手的交替作为一个协调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一次性领会作为整体的三个字母。的确，在很多情况下，独创性就在于对事物之间的关系的感知或反应，而在此之前，事物是在不考虑它们之间关系的前提下被感知的。

当我们从这些运动表现转向观念性的思维和推理时，我们或许会想，观念性的思维和推理作为活动，应该是与运动活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活动形式。特别是尝试与错误，通常都被认为是一种只适合于动物的低级的反应，而与人类的理性的思维形成鲜明对照。比如说，由三段论及其大前提、小前提、结论所体现的推理过程，似乎确实表现为一个一直向前的直线运动，与尝试与错误的试探性探索过程很不相同。然而，现在已公认，形式三段论（formal syl-logism）绝不是一个关于真实心理过程的心理学画面（psychologi-cal picture）。它是一个可以应用于完整的推理活动过程的检验，以侦测其中可能的错误。如果推理过程是无矛盾地首尾一致的，那么，它就应该可以表达为三段论的形式或是其他确定的形式。但是，推理的实际发生的过程，并不具有三段论的那种有序的形式。推理不是从大前提开始的，而是从问题开始的。在实际发生的推理中，前提不是给定的，而是需要去寻找的。寻找前提的过程就是一个试探性的尝试与错误的过程。虽然在这里或许可以说，这个尝试与错误的过程是发生在观念的领域内，而不是发生在运动的领域内。

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几何学教学中所谓“原点”问题的解决方法而得到证明。的确，几何学课本中的常规命题，都是以三段论的形式写下来的，有着从已知到未知的有序过程。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同样的这些命题，并不是起源于这一秩序井然的形式。这可以通过观察一个“原点”问题如何被解决的过程来证明，或至少是很有可能得到证明的。一个人不可能以有序的方式直线式地向前推进——如果他可以这样推进的话，那么，在他的推进中起作用的，就不是独创性而是习惯了。一个人是从问题出发，然后对问题进行广泛探索的，就像迷宫中的老鼠和笼子里的猫一样，因为看到问题情境中的这个特征或那个特征，于是对这些特征做出这个反应或那个反应，直到最后得到一个好的线索，发现问题的关键因素，从而回想起恰当的前提——确实，正是在经过这个尝试与错误的过程之后，一个人得以将他的推理重新整理为三段论的形式，并以此对其正确性进行把关。因此，推理其实是从未知进展到所知。毫无疑问，推理若是从已知出发，当然会很简单，但对于这样的推理而言，问题是，它要往哪里进展呢。我们若进行推理，就需要有一个目标。推理的目标乃是未知之物，这个未知之物在推理的过程中首先出现，并引起这个推理过程，而且它当然是作为目标而首先出现的。推理首先是指向未知的一种趋势，其次是找到某种已知之物作为趋向未知的推理的出发点。那未知的、陌生的、令人困惑的问题情境，必须通过某种方法使它生出某种已知的东西，并以此为基础通过推理而达到对作为目标的未知之物的掌握。

一个好的思想者应具备的素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过去的经验应该使他具备处理现在呈现的材料的能力。换句话说，他应该具备可应用于手边问题的知识。第二，他应该对所面临的问题或情境的特征有敏锐的观察，在选择或发现重要特征方面有一定的“远见”[2]。这一特质使有效的思想者区别于可能学识渊博，但长时间无效地在无关紧要的东西上费力的人。第三，他应该具备我们可称为灵活性的心灵品质，和改变因循守旧的习惯并看到起初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的东西的能力。第四，他需要有控制力，以确保当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线索诱惑他时，他的思想不至于游移不定，而是坚定不移地集中于手头正在解决的问题，同时不失上面第三点提到的注意的灵活性。这些素质中，最能接受经验的影响、通过努力和训练不断得到完善的，显然是第一项，而其中唯一属于天赋的，可能就是远见因素。能找到线索是优点，能够放弃一条线索而找到其他线索则更胜一筹。但是，在任何既定领域中，具有集中于正确线索的“侦探本能”（detective instinct），则是在那个领域内真正具有独创性思维天赋的人的标志。

引发推理活动的条件——当某一趋势已经被唤起而要表现为活动时遭遇的障碍因素——同时也引起另一个重要现象。障碍的存在为被阻断的趋势内含的能量提供了一个出口。将这个能量发泄于障碍物看来是本能活动，实际上应该说是所有的行为活动的一个基本特征。一个动物开始活动却受到某种约束，那它会拼命反抗这个约束力。一个小孩要哭的时候，你用手捂住他的嘴会使他哭得更大声。道路上坡或负荷增加，马会拉得更用力——这当然也有一定的限度。这种趋势可以在成人中进行实验来证明。一个动作，它的肌肉力量大约与所遇到的阻力成正比，如果阻力突然增加，肌肉能量就会反射性地增加来克服这种阻力。即使是那种并非明确地表现为肌肉运动的活动，也是如此。[3]实验中，被试会振作他自己，以克服所面临的任务中的某一分心物或是某一困难。而且，在有困难的情况下比一切都“一帆风顺”时，被试能做得更好。即使当遇到的阻力不直接属于物理性质的力量，因而肌肉力量无法克服它时，遭遇阻力的一个几乎具有普遍性的结果，是运动张力和活动的增强。当一个人在打字时，分心的事物会引起他更用力地敲击键盘、更大声地说出词语。初学者在遇到其他那些由于对工作不熟悉而带来的困难时，也是如此。这种灌注到运动通道中的能量，揭示了脑内作为遭遇困难之结果而发生的能量的宣泄出口。

作为这些条件的结果，也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愉悦，特别是愤怒的迹象。如被试的脸涨得通红、他的声音带有苛责的味道等；他可能会发出一些表达苦恼的感叹词。我们如果查看他的内省报告，就会发现，他在心中确实有过不愉悦、苦恼等体验，也有克服障碍达到理想结果的决心。如阿赫所描述的那样，他很可能会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纵有困难，我也定能做得好。”[4]被试此时的心理状态是狂热的，甚至是猛烈的；而且，他的内部身体状况，很可能与坎农所已经证明的在愤怒时存在的身体状况相类似。[5]愤怒、狂热、决心、意愿等情绪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完全相同的。它们当然是由同一个刺激，即在追求某一结果时遇到的障碍引起的。

推理、意愿和愤怒，它们竟然都是由同一类型的条件引起的，这颇有趣味。意愿和愤怒的确是有几分相似的不同状态，虽然意愿同样可能是强烈的，但与愤怒比较而言要相对平静。愤怒和推理不大可能同时被引起，但在推理时，一定程度的意志努力却与之相伴而起。因意志的努力而来的愤怒或意愿的趋势，是要通过正面的进攻以克服障碍，而推理的趋势则是要探索通向理想目标的其他路径。强烈的意愿不屈服于任何对手，它表现为高贵的特质。例如，阿基里斯就是比诡计多端的尤利西斯更伟大的英雄，尽管更经常占领城市的人是尤利西斯。然而，在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因为需要一定量的意志力量来推动推理的进程。

推理就是新机制的开发，而意愿则是新动力的发展。关于意愿，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新鲜的动机力量从何而来？对某一趋势的阻碍，如何能增强这个趋势的驱力？显然，对外部驱力的产生而言，有多种不同的方式。在最简单的情况中，并没有新的趋势被唤起，只有已经活跃的趋势被障碍更完全地唤起。例如，躲避本能或自我保护本能，会因为危险的出现而被唤起。但是，如果逃跑不受阻碍，那么，这种本能就只是适度地被唤起；要是逃跑反应遭遇障碍而被阻断，那么，恐惧的冲动就会被更完全地唤醒，以便为逃跑的运动提供更大的能量。

稍微复杂一点的情况是，当基本趋势在开启了一系列活动，使它们运转起来之后，它自己却部分地休寂下来，因为一旦这种活动——指向某一完成反应的诸准备反应——运转起来，对这些活动的兴趣就足以推进这些活动的执行了。所以，这些活动以它们的兴趣为它们自身提供了驱力。但是，假定现在出现了一个障碍，那么，基本趋势会再次被唤醒，并为正在执行的活动提供它固有的驱力。举个例子来说，假定我出发去乘坐一趟火车，我当然会预留充足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赶火车这一基本动机足够清醒以保证我走在去火车站的路上，但我走向火车站的步伐，却一会儿由我走路的习惯决定，一会儿由我对走路的兴趣决定，一会儿由我沿途看到的东西决定。但是，假定在任何一个方面出现了障碍，那么，赶火车这一基本趋势就会重新被完全唤醒，因为我在这时想起，我必须要赶上火车。

更加复杂的情况是，与活动直到遭遇障碍之前的过程无关的其他动机，却在活动遭遇障碍时被唤起，并将自身的力量补加到已在运行的动机的力量上去。继续援引前面的例子来说，也许我出发去火车站并没有什么更深一层的动机，只是我每天都坐火车去上班而已。但是，当有障碍出现，使我有可能赶不上火车时，我可能突然想起，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我有一个重要的活动要参加，我如果不能赶上火车，就会错过这个活动。这一附加的动机为我赶火车的努力，额外添加了更多的力量。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自尊心受到了触动，因为错过火车会很丢脸。又或者，我关于我自己的理想，即我是一个值得信赖、不会爽约的人的理想，可能会因此而觉醒。我人格中一些最深层的力量，可能因此而卷入这样的活动之中。这种活动，就其起初的动机而言是相当表面化的，因而与我人格中这些深层的力量无关。

到目前为止所说的障碍，相对于个体来说都属于外在的障碍。但这还不是障碍的全部，事实上，一些最严重的意志问题起因于内在阻碍，起因于两种趋势之间的冲突。如果两种趋势势均力敌，那么，只要两种趋势一直持续存在，冲突就会令人烦恼。而且，这样的冲突一般都将以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方式结束，即其中一种趋势获得优势，但另一种趋势不是完全平息下来，而是继续存在着，并不时地打破这种均衡。有些时候，这种冲突可以通过一个理性的过程来解决。这一理性的过程能在对立的两种趋势间产生一种协调，并有可能通过引入一个包容两个趋势的活动而同时满足二者。还有些时候，一个趋势从属于另一个趋势，或者它因为得到这样一个承诺而暂时地平息下来，即等另一个趋势满足之后，就轮到它获得满足了。举例来说，一个早起有困难的人，可以通过承诺自己吃过早饭后再回到床上睡一会而成功起床——当然，他可能起床之后完全清醒了，也就忘记了这个承诺。但有时候一个趋势拒绝被阻止、从属或调和，它必须要么获胜，要么被抑制。即使是这样的冲突，有时也得到解决，不调和的两个趋势中的一个被迫屈服于另一个。这种解决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即通过相互冲突的两个趋势之外的某个驱力的介入，而这个趋势将它自己的力量加到其中的这一个趋势或那一个趋势之中。因此，在生活中，长期的计划或是个人的理想可能被引入冲突中来，并对其中暂时强力坚持的某个不明智或不值得的趋势加以检验和阻止。

意志自由现在是一个被普遍归入哲学的话题。就其意味着没有原因、没有条件这一层意义来说，自由对动力心理学当然是一个不相宜的概念，因为动力心理学的目标是寻找原因。或许，我们可以在类似于说推理是一个独创性活动的意义上，说意志是自由的。在意志自由中也有障碍要被克服，就像在推理中有障碍要被克服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中，都需要挖掘内在的能量资源，而且，在克服外在障碍时，个体表现出他的独立性，同样，在解决内部冲突中，个体也表现出更高级或更具包容性的自我的独立性。正是这种更高级或更具包容性的自我的独立性，对那些与自我结合不够紧密的趋势加以检验和排斥。正如推理以一种新的方式运用内部资源，意志以一种新的方式把握个体的内部驱力。正如推理的独创性是有限的，因为它既不能超出个体内在能力的范围，也不能超出现实世界的范围，同样，意志的自由似乎也受到个体天性中固有力量的限制，恰如其有效性要受到个体作为其一部分的自然的一般力量的限制一样。

注释

[1]The Psychology of Efficiency，1910．

[2]参见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中有关“推理”的那一章。

[3]Morgan，The Overcoming of Distraction and Other Resistances，1916．

[4]参见Ach，ber das Willensakt und das Temperament，1910。

[5]参见以上pp．52-55。

第七章 异常行为的驱力和机制

在第一章中，我们追溯了心理学的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在追溯这个历史进程时，我们曾提到，有关异常心理状况（abnormal mental conditions）的研究兴趣，是促成心理学走向现代化这一总趋势的思想潮流之一，并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趋势，就是要摆脱对心理事件的思辨性的考察，同时接受其他科学的引导，以观察到的和记录下来的事实为基础，从而形成科学的结论。异常心理状况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以观察的事实，而要开展任何有效的心理治疗，就需要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这是推动心理学走向科学的力量之一。当大量这样的事实最初开始呈现在心理学家面前时，心理学家们倾向于拒绝这些事实，认为这些事实不属于作为他们的专业领域的心理学。他们主张，心理学所要关注的，乃是心灵的正常的运作原理，而且，心理学最好还是与异常的或变态的心理活动明确划清界限，以免被那些必然是极度令人困惑的现象所扰乱，也避免这样一种情况，即为了把变态的心理现象纳入自己的视域内，结果却导致无论是对正常心理活动还是对异常心理现象都不能获得清晰的洞察。但是，面对着因内科医生对异常心理越来越深入的研究而累积的数量巨大的资料，心理学家们对待异常心理现象的这种排斥态度，就很难再坚持下去了。

对各种心理失常（mental disorders）现象的基本兴趣，出于想要改善患者状况的实践的愿望，因此，这一领域里的观察，是由医学中专门投身于有关神经的和心理的疾病（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s）的那一部分人完成的。在早期阶段，情况确实是这样的，到了今天，基本上也还是这样，但我们发现，有一定数量的自称为心理学家的人，也开始介入对异常心理状况的直接研究的工作中来。总体上看，病理心理学的发展，一直都相当地独立于普通心理学，而且也很少利用普通心理学。精神病学家已经采用了普通心理学的一些术语，并努力地以心理学名义对异常心理状况进行分类，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却出人意料地仍然不了解通常意义上的心理学家们关于正常心理现象正在进行的研究。或者换一句话说也许更加公平一些：他们在正常心理学的课本里很少能找到合他们意的东西，所以，他们绕道而行，以自己的方式着手做自己的事情。从他们那边来看，那些自称是心理学家的人，通常感到自己对心理病理学（psychopathology）毫无了解。关于心理异常者所积累起来的大量事实，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对于这些事实，他们自己又没有直接的、足够的知识。所以，如果他们想要对这些事实进行系统化的整理，那也是没有保障的。同时，对于内科医生从关于异常心理状态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abnormal conditions）的角度形成的概括和理论，他们又持有怀疑的态度。无疑，是时候让心理学研究的这两条路线更完整地相互接触、互相融合了。目前的困难在于，双方都需要花时间对对方所掌握的材料做第一手的了解——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他要花时间对精神不健康的和患神经症的个体做认真的研究，而对于精神病学家来说，他要花时间对心理学实验室内完成的工作做认真的研究。同时，心理学家不能一直心理病理学家所提供的事实漠不关心，其中有很多事实有助于理解正常的心理生活。特别是，在精神病学家提供的事实中，很多事实与驱力或动机力量有着重要的关系，而这些驱力或动机力量在所有的心理生活中都发挥着作用，不管是对正常的心理生活而言还是对异常的心理生活而言。迄今为止，实验心理学对机制的研究要比对驱力的研究多得多，而心理病理学最重要的发现都是关于驱力的，而不是关于机制的。所以，二者应该互为补充才是。

目前研究的心理异常（mental abnormality），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最简单的情况是心理缺陷（mental defect），而最复杂的情况可能要算精神错乱（insanity）。除了这两种情况以外，还有被称为神经症（neuroses）的状态，以及被称为“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的状态，所谓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意指在正常人身上出现的轻微的异常。

在心理缺陷中，恰如这个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所谓异常，就在于某一种特殊的心理功能几乎完全缺失，或者说是某一心理功能完全缺失却不影响其他的心理功能。所缺失的心理功能，是属于智力性质的，或至少是以智力缺失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根据智力缺损（deficiency of intelligence）的程度，心理缺陷者可以分为白痴（id-iot）、低能者（imbecile）或是童样痴呆患者（moron），其中，最后一类人，其智力并不比那些或可以称为弱智（low normal）的人的智力低出很多。童样痴呆或是心智迟钝（feeble-minded）类型的人，他们作为分散的个体，其能力的差异连续过渡，直至不可察觉地与正常人群中占比最多的、相对更加愚笨的那一类人连成一体，就像正常人中天赋略显不足的人群连续过渡到数量更多的具有平均智力的人群，进而又连续过渡到人数占比较小的具有优越天赋的少数人群一样。确实，对整体人群的上述分组，都是人为的，任何分组之间都没有确切的界限。心理缺陷者与正常人的智力差异，只是在量的方面，而不在质的方面。然而，从实践的目的出发，还是必须划出一条界线的，而划界的方案必须参照这样一个区分，即把那些能够独立生活的人，与那些仅靠自己不能在社会环境中生存，因而既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也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需要对他们进行监护的人，相互区分开来。在这里要考虑社会，是因为心理缺陷是产生贫困、犯罪和卖淫、工业事故、疾病传播以及其他形式的人类苦难的一个重要因素。之所以这么说，又是因为心理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遗传的结果，而心理缺陷者又更倾向于生育得更多，并因而在总体出生率呈下降趋势的现时代，作为逐代累积的结果，倾向于增加总人口中心智迟钝者的人口比例，进而增加犯罪和苦难的数量。基于这些原因，显而易见的是，社会就该义不容辞地为所有的心理缺陷者提供公共服务机构和监护，既达到尽可能让他们生活得幸福的目的，又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即阻止他们因为无能、因为生育增加他们的人口比重等等方式而危害社会的趋势。

心理缺陷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mental defect）似乎是相当简单的，虽然关于它无疑还有很多东西有待发现。从驱力和机制的角度来说，心智迟钝的人在这两方面都有欠缺。大家也许还记得，在前面，我们一直坚持说，驱力和机制二者并无根本的区别，相反，驱力本身也是一种机制，一旦被唤起，它就会以活动的形式持续一段时间，并且能够进而唤起其他的机制。心智迟钝的人在机制方面是有缺陷的，因为他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学会不同的机制。所以，相对于他的年龄而言，他的心理储备是不足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心理储备会显得越来越不足。就其心理储备而言，他还停留在儿童的水平上，或者，如果情况稍好一点的话，他的心理储备则依缺陷的程度而处在儿童时期的不同水平上。所以，当他面对任何任务时，不管他的动机多么强烈，也不管他的动机是来自外部环境还是来自他自己内部，正因为他缺乏执行这个任务的那些机制，他都不可能在这个任务上取得多大进展。不仅如此，他同样也缺乏动机的力量。事实上，他尤其缺乏诸如生活计划、社会兴趣或家庭兴趣等，而这些因素作为驱力在正常人的生活中无疑是极度重要的。由于缺乏这种内部驱力，他很容易受狡猾的人的引导而误入歧途，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只活在当下的生物。

其他类型的心理异常就不是如此简单、如此好理解了。这些类型的心理异常与正常的心理生活相比而言的差异，乃是性质上的，而不是数量上的。它们是变态（distortions），而不仅仅是心理缺陷。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人，他相信自己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又把他的敌人作为对立面组合到一起，从而使他不能接受自己在生活中的真实地位。毫无疑问，这样的妄想意味着，在这个人的心理结构的某处存在着弱点。但是，这样的弱点还不能单独解释为什么这种妄想采取了一定的形式。关于这种妄想，有一些积极的因素，这种积极因素取决于患者的活动的积极方面，而不仅取决于他不活动的消极方面。当我们试图在患者生活史中追溯这种妄想的发展时，我们很可能会发现，他一直是一个性格很独特的人，他自命不凡而又怀疑别人，怎么说都不是一个“会交际的人”。他无法与他人相处，这是他的心理结构中存在某种弱点的第一个迹象。他的社会知觉很差；他不能容易而正确地理解他人的行为。他会通过下面这种对别人行为的解释方式来自我取悦，即认为别人的行为都是自相矛盾的，却反倒支持着他的自命清高的观点。比如说，他以为别人轻视他，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他的那些胜过他们的优秀品质。因此，他为自己树立了一种关于所处社会环境的错误概念，并且越来越脱离真实的社会环境。从他的自我封闭的怀疑和误解出发，他逐渐形成了一个对别人和社会的怀疑和错误理解的心理组织体系。别人的最不经意的行为，都会被他理解为是针对他的严重的敌意态度的体现。在餐馆里，坐相邻桌子的陌生人的咳嗽，都可能引起他的愤怒质问：“你怎么敢对我咳嗽？我得换个桌子，免受此等侮辱。”如果一个熟人提出一个很小的批评，那显然是不友好的行为；如果他表现得很合人意，那也只不过是想转移怀疑、隐藏自己的不友好而已。这种怀疑体系，是以一种自大狂式的过分自负为核心而被组织起来的。其中还含有对自己的能力和重要性的极度夸大，但却依然没有关于其身份的任何妄想感。现在，假定那个人无意中听到有人提到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字。与他的心理组织体系相一致，他会倾向于相信，那人说的那话一定跟他有关；又与他关于他自己的重要性的感觉相一致，他很容易会陷入这样的猜想，即别人提到亚历山大，实际上是在说他或者是在长相上，或者是在能力上，或者是在其他的什么方面与亚历山大大帝很像。在他反复回味这句重要的话的过程中，这样一个念头突然闪过他的脑海，即他就是亚历山大大帝，而这一浮夸的念头又如此地满足了他、如此地澄清了他的全部怀疑，乃至于他竟把这个念头当真了，此后就忽略一切证明这个念头不真实的信息，而沉湎于任何使这个念头看似真实的信息。最后，他现在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被轻视被迫害。他是这样的大人物，他的伙伴多多少少也清楚这一点，而他们当然不愿意把自己提升得比他们高出很多，所以试图压制他。按照这一新的理解回想他过去生活中的事件，他发现有上千件事指向这一伟大的事实，并围绕他是伟人的这一妄想组织了他的整个社会经历。他可能还没准备好将这个妄想付诸行动或公开表达，在少数情况下，他可能一连好几年将这个妄想隐藏起来，但最终，他的行为会受此影响以至于被认为是精神病的表现。这就是那种被称为“偏执狂”（paranoia）的精神病，是一种相当不常见的类型，尽管类似的、很少完全实现的妄想在其他形式的精神病中也经常存在。

如果我们尝试以动力心理学的术语重述偏执狂患者的行为，那么，我们首先会看到，妄想一旦完全形成，就成了一个人习得能力的一部分。他是通过一个很长的学习过程而获得这个妄想的。一旦形成，它就起着一种驱力的作用，促进这样的一些行为和知觉的发生，这些行为和知觉，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妄想，它们的发生即使是可能的，也不一定会发生；同时又抑制其他一些行为和知觉，这些行为和知觉，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妄想，就应该会发生。这个妄想还在解释他人行为方面构成一个永恒的偏见。但无论如何，一定有某种驱力激起了妄想赖以获得的那个过程。这种驱力毫无疑问就是对社会认可的需求（demand for social recognition），而这种对社会认可的需求就它本身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追溯到自我肯定和控制的本能。我们由此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患者正是因为对社会认可的需求比其他人更迫切，所以才产生了妄想。但是，这一结论却忽视了偏执狂患者的全部特质中的能力弱这一因素。这样的患者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在理解他人和适应他人方面的能力的欠缺。这种欠缺产生了诸多障碍，致使他对社会认可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而怀疑、过度的自负以及迫害妄想、自大妄想等等，都正是为了尝试克服这些阻碍才产生的。实际上，获得妄想的过程不是别的什么，就是我们早已熟悉的尝试与错误的学习过程。偏执狂患者在他走向偏执狂的初期，遭遇到一种令他受挫的情境，就像迷笼中的猫一样。他有着对我们一般而言的社会认可的需求，却受到各种障碍物的阻挠而不能达到他的目的。这些障碍物原本存在于他自身，但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因此，他自然要进行各种探索反应，其中的一种，就是将别人对他的漠视解释为是他们对他自己的优越性的嫉妒。只要进行这样的解释，那么，别人漠视他的各种行为，就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对他的认可。因此，他对社会认可的需求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如果他由此进一步产生自大妄想，那么，他对社会认可的需求就会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再没有什么比确信他自己是一个百年难遇的伟大人物能更好地满足他的自负了。既如此确信，他便认为，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暂时地阻止了他取得在现实世界中的合法地位。但即使如此，他毫无疑问也将注定要摆脱这阴谋之网，并使得世界不得不承认他的伟大。因此，偏执狂患者通过妄想而逃脱了他的迷笼，而他这样的逃脱方式，虽然是不真实的，却能如此地使他感到满足，乃至于他在此终止了进一步的尝试与错误的过程，并将这种妄想保持为他对社会环境的一种固定形式的反应。

在妄想中所发生的这些过程，同样也发生在各种其他类型的异常行为中。我们不得不怀疑，在异常行为的每一种情况中，在异常的反应方式得以发展的背后，都存在着某种驱力。从根本上讲，这种驱力应该是一种对所有的人起作用的正常驱力。我们也不得不怀疑，在通往这个驱力所指向的目标的道路上，存在着某种阻塞了这条道路的障碍，而这种障碍，是内在于患者自身、源自于其能力的欠缺的。对于这样一个患者来说，由于他置身于一种令人困惑的情境中，他就需要采用一个尝试与错误的过程以解决这个困境，但因为其自身能力的欠缺，他又不能找到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正合适的方法，于是就采用了产生虚幻成功的替代方法，从而满足其驱力，并使其驱力的张力得以释放。

除了这一复杂的尝试与错误的过程以外，还存在一些导致异常行为的更加简单的过程。有些异常行为的产生是属于条件反射类型的，如麦肯齐（Mac Kensie）对一个花粉病患者所进行的实验清楚地证明了的那样。[1]虽然花粉病是因为玫瑰的化学成分的影响而产生的，但当患者突然看到纸做的玫瑰时，却会立即表现出典型的发作症状。很显然，对这个患者而言，看到玫瑰总是与玫瑰的化学影响联结在一起，玫瑰从而获得了引发他的症状反应的力量。这种经由条件反射而形成的异常行为的一般类型，包括很多具体的情况。另一个相当简单的类型是习惯性神经症（habit neurosis）。所谓习惯性神经症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即由于某种原因，异常的反应方式发生多次，从而获得了作为一种习惯的力量。一个习惯就是一种驱力，就像我们在下面的情况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即当我们想做某一习惯性的行为反应，但却受到阻止而不能真的把它做出来时，我们就会经历紧张和不安。执行某一习惯性的行为活动能带来满足感；或至少可以说，放弃执行这个行为活动会带来不满足和不安。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诸如戒除吸烟这样的习惯的情形中看到。对于一个吸烟的人而言，或许他对烟的需要并不强烈，但对吸的习惯性动作却有很强烈的需要。所以，当他的吸的动作受阻而不能表现出来时，他便会有一种焦躁不安的感觉。这种现象在不同类型的神经症中也时有发生。当然，一个充分发展的顽固的神经症，要远比一个条件反射或是一个习惯复杂得多。这样的神经症的发展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种驱力的形成、因为其内在能力的欠缺而构成的某种障碍，以及导致作为对问题情境的真实掌握之替代的尝试与错误的过程。

这种类型的替代反应（substitute reaction）之所以能够发生，首先取决于用一种不真实的情境（unreal situation）来代替实际的情境（actual situation）。最伟大的心理病理学家之一皮埃尔·让内就强烈地坚持认为神经症患者具有这样的倾向：他们否认他们周围的现实世界，特别是由人和日常的责任所构成的现实世界，同时却以一个“模塑得与他们内心深处的欲望相一致”的世界来代替现实世界，这个世界当然比现实世界容易得多、简单得多。让内之后的其他许多人，也都追随他而强调这个倾向。对于神经症患者而言，由于他们不具备处理他们的实际工作的能力，或者不具备与他们周围的真人打交道的能力，他们就通过错误的解释来重塑事物，或者是将真实的事物弃之不顾而沉迷于自己的想象的情境中，由此得以摆脱由他们内在能力之欠缺而带来的各种障碍，并以这种方式使他们的欲望得到实现。在自己为自己构造的白日梦中成为英雄，这当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求助于这种满足，以代替在现实世界中真实采取的行动，这本身就是内心软弱的一个标志。这种替代行为当走向极端时，就确定无疑地构成变态和神经症。

神经症患者不算是精神错乱者，因为他并不是完全地沉迷于妄想，或失去判断力，或不能理性地处事。但无论如何，他终究有可能丧失了工作的能力，或是丧失了过正常的幸福生活、维持正常的社会关系的能力。他太过分地生活在自己建构的虚幻世界中。他对于在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他的某些趋势，但总而言之是不能令他满意的，因为这些解决方案没有考虑现实情境中的那些根本的因素。

在各种各样的神经症中，有两种定义明确的神经症形式很突出，并经常被看作神经症的典型形式，而其他的各种神经症，则被看作这两种典型形式的近似情况，尽管这很可能是理解神经症的一种错误的方式，因为在有关个体差异及其独特性的研究中，我们总是发现，那些定义明确的“典型”，其实是实际类型的极端化变异类型，其中所谓实际类型，乃是那些并不那么特别、更加一般化的个体。神经症的这两种“典型”，就是所谓歇斯底里（hysteria）和精神衰弱（psychasthenia）。二者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在心理能量上有某种缺陷，或者我们可以更直接地说，它们都缺乏驱力或动机力量。这种缺陷通常被称为“丧志症”（abulia），也就是缺乏意志力（lack of will）。

神经症患者的第一种类型，即歇斯底里患者，为了适应他自己动机力量的缺乏，便收窄他的活动领域的范围，从而只在较小的活动领域内保持着活力，同时与他的生活的其余部分发生了分离，并对之漠不关心。某种由一些特殊的思维、记忆、情绪和倾向等所构成的心理体系，不时地以极其生动的幻觉性内容支配着他，致使他无视周围的环境，而当他生活在这种体系中时，他可能会以惊人的戏剧性力量将这个心理体系付诸行动。当他走出这种恍惚状态或狂躁不安时，他就忘记所有这一切及其心理体系。他的“意识领域”的收窄致使他极易受到暗示，并很容易进入特殊的麻痹（paraly-ses）和感觉丧失（losses of sensation）的状态。

与歇斯底里患者相反，精神衰弱患者不是收窄而是弥散他的意识领域。精神衰弱患者努力地想掌控每一件事情，但却不具有足够的力量使任何一件事情正常地运行。他怀疑、犹豫、重复、强迫性地反复地想、感觉自己不真实、没有自信。基于这种意志力丧失和不安全感，他发展出程度不同的、含义明确的非理性的恐惧、观念、行为方式等等。这些恐惧、观念、行为方式等，或可以被解释为是他没有能力执行的那些重要活动的代替，或可以被解释为是他对自己身处其中的困难的理解方式。处理一个确定的麻烦，要比处理一个不确定的陌生感和不安全感更能令人满足。因此，这些人的奇怪的恐惧和固定的想法，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满足，并构成他们走出困境的一种方式。逃离模糊的不确定性，而进入关于事物的某种确定的概念，这种倾向乃是在生活的很多情况中的一种真实的驱动力量。在精神衰弱的情况中，替代反应或可以做如下理解：指向某一确定的活动比如说日常的工作任务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被唤起，但其唤起的程度又不足以引起对行动的实际执行，而由此产生的那种紧张状态，却通过从事一些其他更简单的活动得到释放，如无休止地来回踱步，反复不断地洗手而不是去清理房间，对一些事情忧心忡忡而不是去做这些事情，发誓不完成任务就惩罚自己然后反复思虑发这样的誓是不是一种罪过，如此等等。正是根据这个普遍的理解线索，让内针对精神衰弱患者行为的很多稀奇古怪的特征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解释。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替代反应也是一种“摆脱困难的方法”，是一种通过尝试与错误的过程，但却不考虑所有那些根本事实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同样类型但相对较轻的症状发生在很多人身上，这些人应该被归类为正常人，而不是神经症患者。当面临一个困难的任务需要执行，或是当面临一个使人不快的事实需要澄清时，替代反应就很常见。一个要完成某一令人讨厌的任务的人，总是倾向于寻找拖延的好理由。比如说，一个作家，除非他迫于强烈的外部刺激，或是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否则他会经常发现写作是一种令人厌恶的任务。这样一个人，当他在桌子旁或打字机前坐下时，却会想起其他那些他应该先处理的各种事情。或者，他可能在心中琢磨要写什么，并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筹划了两页或三页。但是，当他动手写的时候，将思考的内容落实到纸上的那种严谨性，却又阻止了他的书写的动作。他于是便继续将刚才思考的内容再仔细地思考一遍，不久之后发现自己又一次提前筹划好了两页或三页。对他来说，先把一会儿之后要写的东西想好，似乎比“立即着手”去写要更加容易得多。另一种形式的替代反应经常出现在解决诸如“量入为出”的问题中。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不是紧紧抓住那些无可动摇的事实来想问题，却想象着有某种好事突然“出现”以缓解整个困境。这种代替现实情境的想象的情境，可以给人带来一种喜悦的满足感。譬如说，一个人想买一栋房子却没那么多钱，所以买不起，此时，他便想象着买彩票中大奖而获得一时之快。

在两个正常人之间的关系中，也经常出现几乎属于变态性质的特质。暗中想象自己受到轻视和蒙受冤情，就是一个让人好奇的特例。从想象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中获得满足，这似乎确实是有违常情的。然而，这却是一种常见的满足形式。其中，当事人想象自己是受难的主人公，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联想到迫害妄想。正常人的这种想象，其机理很可能与迫害妄想的机理是相同的。在这里存在着一种能力缺陷的因素，即对自己作为朋友或爱人的能力的怀疑；也存在着一种替代反应，因为当事人是要在想象的冤情中获得某种慰藉，而不是真诚地、直接地做一些友好的或情人般的行为。

弗洛伊德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心理病理学家之一，他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正常人身上发生的很不相同的另外一种类型的异常。这种类型的异常，是通过口误（the slip of the tongue）、记忆错乱（the lapse of memory）或总而言之各种“症状动作”（symptomatic act）而表现出来的。所有这些作为症状的活动，都是“无意地”（unintentionally）做出来的，它们泄露了一些隐藏的或是无意识的动机。弗洛伊德将诸如口误这样的小事归因于心理异常，其理由在于：第一，口误毕竟是一种失误；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他把口误理解为是由“无意识”产生的干扰，而无意识，根据他的思维方式来看，也是所有的神经症行为的根源。

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大致如下。假定你压抑某一趋势，不让它直接表现出来，那么，你就把这个趋势从你的意识中驱逐出去，但却不能从你的心理系统中将它消除。它仍然是你的“无意识”的组成部分；它还不时地受到适当刺激的影响而被部分地唤起，但却被你占支配地位的意识自我严厉地加以压制——这个压制的过程，当然也给意识自我的活动带来短暂的干扰。在睡眠期间，无意识有了更好的表现机会，但即使是在睡眠中，它也不能直白地走出来，而不得不以梦的象征来掩饰其不正当的趋势。神经症症状就类似于这些干扰，但更加严重、更加顽固。通过“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的过程——被试在分析师的引导下放松他的压制的力量从而允许无意识的趋势公开显示自己，经过大量耐心的努力，无意识的趋势得以被发现、被理解。其结果是令人愉快的：这些无意识的趋势不再折磨患者了。由此被揭示出来的那些被压抑的趋势，就其性质而言，都是有关性欲的，并可以追溯到童年早期。当然，那些基本的童年性质的趋势（infantile tendencies），只构成众多特殊的性欲冲动的内核。而这些特殊的性欲冲动，由于一直都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也就构成了无意识世界的主体内容。一旦这些无意识的趋势被人认识到之后，对于这些趋势，人所能做的，就是对它们加以“升华”，将它们的动机力量导入其他渠道，从而给它们一个令意识自我满意的出口，并消除它们在此前为了寻找出口而引起的各种干扰。

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主要论点，如童年样经验（infantilism）、性欲冲动的重要性、将原始欲望压抑到“无意识”之中等，都包含真理的成分，但却都被过分地加以强调，以致忽视了其他那些为了描绘真实的心理画面应该被包括进来的因素。比如说童年样经验：虽然个体从出生到成人生活，其经验和趋势无疑具有连续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新的动机力量的形成，如我们在前面的一章中曾努力说明过的那样，而且，新的动机力量拥有它们自己的力量，而不仅仅是源自本能的力量。年幼儿童的性欲趋势显然是被弗洛伊德过分地加以强调了，这实际上是从成年人的观点出发，将成年人的性欲趋势代入儿童的行为，而不是公正地从儿童行为本身出发推论出来的。弗洛伊德肯定也是过分地夸大了“无意识”。口误、记忆错乱以及梦等等，更主要是决定于其他的原因，而不是决定于弗洛伊德给出的那些原因。至于性欲冲动，虽然这一趋势在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是很有影响力的，但它只是许多驱使人类活动的趋势之一。弗洛伊德的确正式承认两种动机力量，即性和“自我保存本能”（instinct of self-preservation）。但是，我们在前面对本能的考察已经揭示了，在人类的天生能力中，有比这两种趋势多得多的其他趋势，而且，习得的驱力也必须同样地加以强调。成年个体拥有很多不同的驱力，其中有一些驱力比其他的驱力更重要，有一些驱力起源于天生能力，有一些驱力则以天生能力为基础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但是都拥有它们自己的力量，一旦形成就不需要求助于先天趋势的动力。因此，弗洛伊德关于驱力的理论解释是远不够完整的。

此外，在实践上，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们总是强调性欲趋势。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他们能够从某一活动觉察到其中隐藏的性欲趋势，那么，对他们而言，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在他们看来，性欲趋势乃是唯一真实的趋势，其他一切显而易见的动机，都只是性欲趋势的伪装。他们没有认识到“混合动机”的事实。只要性欲趋势在任何活动中呈现出来，那么整个活动就会被认为是由性欲趋势驱动完成的。

围绕这一切有一种神秘的氛围，这种氛围使弗洛伊德心理学既相当吸引人，又难以在严格科学的基础上被对待。将整个精神分析事业当作非科学的而“嘘”走它，那当然很容易，而那些提供出来支持它的证据，通过上文概要的交代也就够了。然而，要严肃地对待弗洛伊德主义者很有见地地提出的那些问题，要从他们的学说中抽取出真理的同时去除其糟粕，却绝非易事。比如说，就“混合动机”的情况而言，我们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了心理学的进步，我们该如何与这样一个人进行辩论，他因为在一个复杂的活动中看到了性欲的冲动，就直接坚持说，正是这个性欲冲动构成了全部复杂活动的驱动力量，而其他一切显而易见的动机，都不过是性欲冲动的伪装。或许应对这样的争论的一个合适方法，就是观察一个主要而且无疑由性欲动机驱动的行为，看看除了性欲动机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动机影响并改变该行为，并赋予该行为以更多的样式和兴趣。

人类的性行为表明，除了真正的性欲冲动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动机存在于其中。

在青年人初次涉足性行为时，他的性欲冲动总是混合着好奇心，而在成熟期，性刺激中的新奇因素也会提供额外的力量。事实上，若没有新奇性，这一冲动通常是不被唤起的。正因为如此，很多婚外情和性行为的怪癖才会出现。独立精神和对权威的反抗精神，也与性欲冲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在青年人当中尤其如此。与好奇心的情况一样，这种精神作为性行为的辅助驱力，不可能是起源于性欲冲动的，因为它还以很多其他的方式出现，并不只是与性相关。偷偷摸摸的恋爱特别对年轻人具有吸引力，显然是因为有独立动机的混合；在那些会反对的人的眼皮底下做爱别有一番趣味。年轻人的性行为，其中相当多的部分，只有考虑到那些新奇的和被禁止的事情对他们的吸引力，才能得到解释。如果说在性行为中，只有性欲冲动单独在起作用，那么，由此决定的性行为，就应该比实际的性行为要更加直接得多。性行为的根本的规定性之一，是它的违禁性。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的伪善要求，甚至夫妻之间为了追求更大的激情也会严守这个伪善要求；甚至还有一些作家也严守这个伪善要求，这些作家，从理论上来说，都最大限度地从社会对性行为的限制中解放了他们自己，但是在他们的艺术创作的实践中，因为需要使有关性的事情更加有趣，他们便尽可能地对这些有关性的事情制造一种违禁的氛围，以便为他们的故事增加风味。

正如麦独孤曾指出的那样，保护性的冲动（protective impul-ses）虽然确定无疑主要是由婴儿唤起的，并因而又被等同于父母的养育本能（parental instinct），但也可以由儿童以外的其他人唤起，只要我们对他们采取保护性的态度。显然，一个男人喜欢认为自己是他所爱的那个女人的保护者。他对她的这种保护，绝不是出于性欲冲动，因为他的性欲可以在很少或根本没有保护冲动的前提下表现出来，而且这种性欲往往确实是兽性地不顾其对象的福祉的。但是，在更高尚类型的爱中，保护因素确实在起着作用。男人喜欢保护女人，女人也喜欢“像母亲般照顾”男人。对女人而言，在她的爱的早期阶段，母性本能（maternal or mothering instinct）经常发挥着主要作用；而在一对幸福的夫妻中，保护性动机存在于双方，并在他们相互的兴趣和喜爱背后的动机中，构成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支配（domination）和从属（submission）的本能趋势，也都与性欲冲动相连接，从而产生我们称为“爱”的那种复杂的动机力量。二者的动力分别是拥有的满足和被拥有的满足。在这里和其他情况中一样，因为拥有或不拥有的不确定性，欲望得到了激起。毫无争议的拥有导致对拥有感的“消极适应”，也导致对随之产生的欲望的减弱的“消极适应”，而这个欲望则常常因为对拥有的再次不确定而被重新唤起。在最低的水平上，支配的本能趋势被野性的身体强制所满足；在较高的阶段，自愿的服从是根本的；而在更高的阶段，所爱的人对自己的优点的认可则是主要的，这一点，从爱人之间对任何想象的轻视或批评都非常敏感可以得到证明。

审美冲动（esthetic impulses）也与性欲冲动密切相关，这一点尤其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到，即我们都对所爱之人的长相很在意。在某种程度上讲，性欲冲动无疑是审美背后的驱力，正如男人更欣赏阴柔之美，而女人更欣赏阳刚之美一样。但是，对身体美的感觉不可能完全源自性欲冲动，因为在性欲冲动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决定就身体的大多数部位而言，特别是就脸而言，究竟什么样的算是美的、什么样的算是不够美的。此外，审美在一定程度上也延伸到一个人自己所属的性别。

艺术一直被一些自诩为心理学家的人断定为完全是由性的兴趣所驱动的；性欲动机的影响确实也在绘画、雕塑和文学中很明显。但是，就个人的美感而言，性欲冲动似乎并不能决定什么是美的，而且，进一步说来，也不是艺术的所有主题都与性欲冲动有关，比如说风景画。

音乐同样也一直被归因于性的动机，而且，它在早期与舞蹈之间的联系还被当作这一解释的充分根据。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舞蹈都与性有关，特别是原始人的舞蹈，其中有些舞蹈是与战争或其他令人兴奋的事情有关——这与儿童因为兴奋或高兴而跳舞是一致的。此外，在对音乐表演和音乐从其粗糙的开始到高度精美的艺术现状的发展过程的解释方面，性欲冲动在其中的解释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这里和在其他情况中一样，事实的真相是，审美冲动并不是源自性欲冲动，而是独立存在的，只是在特定情况下间接地与性欲冲动相连接。而且，这种连接并不完全是性欲驱力向审美范围的延伸，而是同样也包含审美动机向性兴趣范围的延伸。艺术确实利用性欲动机为它自己服务，但同样，性欲也利用艺术动机为自己服务。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美丽的少女，他不仅仅被性欲冲动所驱使，同样也被对少女身体美的兴趣所驱使。在最低阶段，欲望与任何身体特征无关：假如只存在性的因素，那么，即使是优美的身段也是多余的。但是，在更高的阶段，审美冲动也必须得到满足，因而在身体美之外，可能还要求良好的性情和高雅的思想。

为什么年轻人喜欢跳舞？究竟是什么样的动机驱使他们放弃简单而舒服的生活，却喜欢跳舞这种如此费力的活动？毫无疑问，性为跳舞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的动力。但是，如果性是唯一的动机，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自找麻烦地掌握确切的舞步，并与乐队的节奏合拍，又为什么要有乐队，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是好的乐队？无疑，部分的动力是对节奏、旋律和协调的喜爱，部分是对有序的运动活动的喜爱。跳舞是游戏，其驱动力量的一部分与儿童喜欢跑和跳的驱动力量是一样的。性欲动机，就它本身单独来说，显然不是游戏的动机。当它被强烈地唤起又不受控制时，它就会抛弃游戏的成分，而这种游戏成分在性欲动机相对较温和的表现中是与性欲冲动联系在一起的。舞蹈也像很多其他形式的社会娱乐一样，将性欲动机纳入自身为自己服务，从而为舞蹈作为游戏增添另一番趣味。但是，假如没有除性欲动机以外的其他动机存在的话，那么，所有这些娱乐形式就都根本不会存在。

以上关于性行为已经说得足够多了，这些讨论是为了说明，性行为在人类生活中所呈现的形式，乃是多种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性欲动机通常都是最重要的动机，而其他的动机则是赋予性行为以多样性和兴趣所必需的。如果说对于显然属于性欲性质的行为来说，情况是如此，那么，对于那些主要是由其他动机驱使的行为来说，情况也不大可能不是如此。对很多这种类型的行为活动来说，即使性欲动机也可能会以某种尚不明了的方式进入这些行为中来。但如果像弗洛伊德主义者那样主张说，所有其他的动机都只是伪装，而且，只要我们在任何行为中发现了性欲动机的蛛丝马迹就断言说，正是这个性欲动机为整个行为提供了全部动力，如果我们这么说，那是毫无意义的。在人类活动的各种复杂形式中，忽视混合动机的重要性无疑是错误的。

弗洛伊德的两个概念，即压抑（suppression）和升华（subli-mation），如果不考虑它们在精神分析背景中的含义而能够按照它们的表面价值将之纳入动力心理学的话，那么，它们将成为动力心理学中具有根本性的概念。压抑这个概念就要说明，那些不能直接表现出来的动机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些动机将转变成为无意识的，但却仍然保有它们自己的力量，并干扰其他动机力量的有序运行。按照这种方式理解的压抑，无疑倒也是一个事实，不仅就性欲冲动而言如此，而且就好奇、愤怒以及其他动机而言亦如此。被压抑的愤怒将来某个时候会“积郁成疾”而干扰其他活动，并最终以行动爆发出来。但是，这并不是动机受挫后的唯一的表现方式。在前面考察“选择的因素”时，我们已经看到，选择因素经常在发挥作用，也看到了这样一种普遍性，即某一趋势遭受抑制构成了对另一趋势之选择过程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在日常生活的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选择和抑制。遭受抑制的那些冲动，大部分只是自生自灭式地消亡了，但其中也有一些依旧存在，只是遭到打压而不那么强烈，而不是被压抑到无意识之中，并因而对事情的进一步的发展过程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这才是压抑的普遍规则，而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压抑，则只是其中的一个特例。

弗洛伊德的“升华”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概念。他相信，那些不可能被允许依其自然的途径加以宣泄的原欲动机，能够被疏导到其他的活动之中。因此，就性欲冲动而言，那力比多式的性欲迷恋，当被导出它的自然渠道后，就能够被用来驱动某种艺术嗜好或人道主义嗜好的历史车轮，这当然是“很好”的。然而，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表明，他的这个设想是可以实现的。真实发生的事情有时是这样的，即当兴起某种强烈但却不受欢迎的冲动时，为了摆脱这个冲动或是从中分心出来，我们便转而从事其他的某种能引起我们兴趣的活动。而且，那个不受欢迎的冲动正因为是强烈的，并不容易被抵抗，所以我们又不得不尽可能地潜心于我们转入的其他活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一其他活动的兴趣可能会逐步发展为一种强烈的动机力量，并有效地取代那不受欢迎的冲动。当然，这显然不能使那不受欢迎的冲动去做与自身趋势无关的工作。这一冲动并不是被利用来服务于我们转而从事的其他的活动，而是被抵抗、被拒绝了。如果没有其他与之对立的动机力量来中和、抵消它，那么，它将会以一种依然故我的方式继续存在着。我们在前面确实已经看到，指向一个“完成反应”的趋势可以转而成为其他机制的驱力，但这些机制是一些服务于作为主导趋势的完成反应的。而“升华”则意味着，指向一个特定的完成反应的趋势，可以被用来为那些与自己无关，甚至与自己相对立的机制提供驱力。这一点似乎真的不能得到证明，而且它很可能是对动机事实的一个明显错误的理解。

对于动力心理学家来说，虽然一方面，他应该仔细检查那些致力于研究精神错乱和神经症的复杂而令人困惑的现象的人所提出的概念，另一方面，他不可能接受有些人有些时候提出的如下主张，即只有研究这些现象的学者，才有可能对有关人类动机的心理学做出实质贡献，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出自这一来源的那些思想观念，既引起了巨大的兴趣，又极富有启发价值。而且，他还应该充分地意识到，要促进心理学的发展，不但要掌握动机的正常运行，还要掌握动机的异常运行。

注释

[1]转引自Morton Prince，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1908，Ⅲ，270。

第八章 社会行为的驱力和机制

从常识的角度看，在人类的全部行为中，没有哪个部分比由数量不等的个人所组成的或大或小的群体的行为更有趣、更重要的了。但是，若从科学的角度看，则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的概念，特别是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ousness）的概念，多少有些令人困惑，因为一旦我们提到这些概念，下面这个问题就立即凸显出来：在一个由若干个人所组成的群体中，除了这些个体成员所具有的意识和行为之外，究竟还有什么样的意识、什么样的行为呢？一切有关社会心理（social mind）的神秘概念，都不会受到当代心理学家的重视，他们几乎全都属于头脑冷静型的。同样，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自始至终明确地表态说，不存在那样一种与群体相对应的所谓超意识（over-consciousness），也不存在所谓的群体的活动（activity of the group），所谓群体活动最后都只能还原为群体成员作为个体的活动。既如此，自然就有人要问：我们为什么还要论及社会行为，并在我们的心理学中单独列出一个分支叫社会心理学呢？

这个难题或许可以通过仔细考虑没有心理或意识问题使事情复杂化的类似情况来解决。假定黑板上有三个点，以特定的形式排列，比如说是三角形。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三个点的确就在那里，除了点与点中间的均匀空间。那么，我们就要问：三角形的形式究竟在哪里呢？因为三角形的形式肯定不存在于三个点当中的任何一个单独的点之中，而且，如果我们将这三个点看作彼此分离的三个点，那么，三角形的形式也不存在于这三个点之中。实际上，三角形的形式存在于这三个点的排列方式以及各点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这些都是完全静态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考虑物体的运动，我们就会发现动态关系和模式的类似情况。一个被抛向空中的球，受到原始动力的作用以惯性持续运动，并倾向于在同一条直线上一直运动下去，但又受到重力的恒定作用而下落，同时还受到空气的阻力。所以，这个球的实际运动路线是一条抛物线。现在必须指出，这条抛物线轨迹不代表上述三种力量之中的任何一种力量单独作用的效果。它所代表的，只能是上述三种基本力量的组合效果。但是在实际意义上，在整个运动中除了三种力量的单独作用之外，还有它们的联合作用。

同样，当两个或更多的人类个体在一起时，他们之间相互的关系以及他们构成群体的安排，都是我们如果单独关注每一个个体就不可能揭示出来的事实。而且，当他们一起朝某个共同目标行动时——这些目标既可能是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人，也可能是他们之外的其他人，或者也可以是非人类的其他对象，他们的行动在总体上的集合也是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如果我们单独考虑一个一个的个体，那是无法观察到的。

就人类而言，群体行为的重要性因下列事实而极大地凸显出来：个体的某些行动趋势直接地与其他人相关，而他的这些行动趋势，如果不以其他人的行动作为刺激因素，则是不会被唤起的。一个在完全孤立的环境中被抚养长大的人，就不会显示出竞争的趋势、对异性的趋势、对儿童的保护趋势等等。很显然，关于妇女的天性，除非我们曾观察过母亲和她的孩子在一起的情况，否则，我们就无法形成一个关于妇女天性的完整而充分的形象。这是如下一般规律的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证，这个一般规律就是：人类本性的诸特质，直到个人被卷入与其他个人的关系中之前，是不可能得到完全充分展现的。

所以，社会心理学必须要同时考虑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个体的这样一类行为，这些行为是由其他个体的存在作为刺激而引起，并接受其他个体的存在作为刺激的引导的；其二是不同个体的活动相互结合而构成的群体活动。就上述第二个方面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把社会心理学的领域与社会学的领域明确区分开来的话，那一定是很困难的。

从动机或驱力的方面看，社会行为对心理学家来说一直都是个谜，因为在个体身上表现出来的那些动机——这里要排除父母的养育本能——都是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的。在社会中，个体的利己主义趋势屈服于一些限制，而这一屈服的动机，一直以来也是一个难解之谜。

霍布斯是最早努力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的人之一，他是查理一世和克伦威尔时期的英国皇家哲学家。在人的全部天性的各种趋势中，他怎么也发现不了究竟是什么限制了利己主义，他并因此教导说，人类的自然状态应该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这是一种毫无约束的相互攻击的状态。但是这样一种战争的状态最终也会打败自己，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幸存。因此，人类应该限制其个人利己主义，多少与他人达成相互理解，并通过这种相互理解达到最低限度的个人安全和幸福，这是事物天性的基本要求。从天性的趋势的角度来说，正如沃拉斯（Wallas）在其对旧时社会心理学的批评[1]中指出的，这意味着社会行为是由恐惧激起的——害怕失去自己的生命和幸福，因为别人同样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和幸福而会产生侵犯行为。

我们确实没必要假定，这种恐惧作为一种活跃的情绪普遍地存在于人与他的同类的相互关系中。起初是由于估算恐惧而产生的对利己主义的限制，会逐渐变成习惯和自动的。由于实际的攻击行为被权威人物压制住了——权威人物的权威，是由群体成员赋予他的，因为他具有压制住攻击行为的力量，所以一种对他人的存在的“消极适应”就会形成，就像小猫习惯了屋子里小狗的存在，不再害怕它一样。

关于社会行为的这样一种解释，无论霍布斯如何坚持不懈地要把它阐释出来，也不管这种解释在特定的社会无序状态中显得如何恰当，任何一个怀有强烈的社会趋势的人，都几乎是出自本能地要拒绝它。这种解释没有给社会交往对人的任何积极的吸引力留下任何余地，而只会使人的同类成为一种危险，或往好里说成为一种中性的危险，因而彼此只能冷漠地相处。然而，毫无疑问，人类生活的事实是，社会有条件给予大部分人以积极的满足。人都喜欢相互结伴，这是一个事实，对于任何试图分析并推导出社会动机的努力来说，都必须认真对待这个事实。

18世纪是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昌盛的世纪，因此得以提供一种更加温和的社会心理学，以代替上述17世纪的那种铁石心肠的社会心理学。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等人教导说，人在追寻自己的福利的过程中发现，通过为其同胞的福利效力可以更好地获得自己的福利。一个人不是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品，而是生产其邻居所需要的物品，然后可以拿自己的产品交换邻居的产品，从而达到互惠互利。对社会所拥有的经济优势的感知，乃是社会的基础。这种解释，虽然没有认识到社会行为的先天驱力，而只是认识到了作为经验的结果而获得的一种动机，但至少为社会的积极的吸引力留有余地。我的邻居现在已不再是或多或少受到权威控制的潜在危险，而是我的利益的来源，并在我的心中与那种利益联系在一起，从而在我心中引起一种积极反应而不仅仅是躲避或冷漠。当然，这种对社会动机从经济方面进行的推演，仍不能令人满意。它留下的问题大概是这样的：我为了我的个人消费而想要得到某些商品，而且我又发现，我可以从邻居那里获得这些商品，只要我愿意反过来为他的个人消费提供一些他想要得到的商品，因此，我愿意成为社会的一员，并保持着这种身份，并且正是社会使得这种互助成为可能。“你帮助我得到我想要的，我就会帮助你得到你想要的。”但是，当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我们想要得到的究竟是什么，又在通过相互交换获得的商品的使用中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发现，这种消费并不像“互助”这个概念所要求的那样完全属于私人性质的。在维持生计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之外，绝大部分消费带有社会性特征。凡勃伦（Veblen）[2]曾经以相当愤世嫉俗的方式强调过这种消费的社会特征，称之为“铺张浪费”；而陶西格（Taussig）[3]则提醒我们注意以下事实，即典型的“会挣钱的人”并不是囤积商品并私密地享用这些商品，而是花费其商品的大部分去胜过对手，并以其他方式赢得声誉和社会认可。他的社会行为并不局限于为那些可能为他效力的人效力，他的社会动机也不仅仅是渴望获得私人消费，因为他在消费和产品中都显现出了一种社会兴趣，而这种社会兴趣却是边沁未曾加以解释的。他的满足是社会性的，同样，他达到满足的方式也是社会性的。他努力要加以满足的那些自私的需求（the selfish needs），原来是对社会交往和认可的需求。社会对他来说不只是一种手段，同时也是目的。

19世纪下半叶，关于社会力量的另一个概念被提出，白芝浩（Bagehot）可能是提出这一概念的第一人，塔尔德（Tarde）关于这一概念的解释最为精致，鲍德温（Baldwin）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最具有心理学的味道。他们相信，他们已经在模仿（imitation）中找到了社会化的力量（socializing force）。使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特征，是该群体共有的风俗、礼仪、信仰、情感、目的等等。群体中个体之间的这种一致性，远远超过了本能行为的范围，也一定可以归因于一个个体对其他个体的影响、上一代人对年轻一代的影响，以及群体作为整体对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体成员的影响等等。一个个体效仿另一个个体的行为、信仰和情操，或是效仿群体中正在流行的行为、信仰和情操等等。通过对群体中正在流行的东西的模仿，习惯和传统得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模仿充当了一个保守的角色。通过对由于在某些方面取得卓越成就而具有声望的个体的模仿，新的方式和信仰可能得以传播至整个群体，或者是从一个群体传播到另一个群体，模仿也因此而可能带来进步。通过引进模仿概念，很多社会行为的事实得以归入一个单一的普遍规律。

模仿的机制是以反射动作作为类比的基础来理解的。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执行一个特定的动作，这实际上构成对那另外的一个人的刺激，并激起他做出同样的动作。之所以如此，部分地决定于脑的结构，正是脑的结构特征决定了这样的刺激必然地引导出这样的反应，或至少是使这样的反应更易于被引导出来。模仿机制不仅为人所拥有，也同样为动物所拥有。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节点上，亦即在动物行为中，模仿心理学才第一次受到质疑和检验。

动物能通过模仿而发生学习吗？这就是针对模仿心理学提出来的问题。桑代克在关于猫、狗和猴子学习的实验中，安排一只已经受过特定技巧训练的动物在另一只没有受过训练的动物面前执行这一动作技巧。他的实验安排是，将一只受过如何逃出迷笼训练的猫和一只没有受过训练的猫一起放在一个迷笼里——或者也可以是将两只猫分别放在并排放置的相似的迷笼里。受过训练的猫迅速完成适当的动作而逃出迷笼。这个实验要针对未受训练的猫重复做很多遍，以了解它是否通过这种方式学会了逃脱的技巧，或是看看它是否比没有这个实验经历的猫学习得更快。实验的结果是否定的；没有证据表明通过模仿能够发生学习。以猴子这种通常被认为是非常具有模仿力的动物做被试进行的实验，结果也是这样——猴子之所以被认为是非常具有模仿力的动物，或许是因为猴子的行为与人类的行为非常相似。后来由其他研究者做出的实验在很多重要方面也没能更改这一否定的结论，尽管有证据表明，类人猿偶尔会从观看其同伴表演技能中获得好处。鸟的歌声在某些方面是个例外。总体而言，模仿似乎不构成动物学习的方式。

至于儿童，尽管很明显他们从大人那里毫不费力地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他们是否只是单纯地通过模仿而发生学习，这还不是很清楚。换句话说，我们还不清楚，儿童自然表现出来的模仿趋势，是否使他们免除了通过尝试与错误来学习的必然性。学习说话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天生能力提供了元音和辅音发音要素，这些本能运动的选择和结合成了一种语言的词语或短语，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模仿过程。尽管如此，儿童早期模仿说话的努力依然是非常不完美的，他必须经历很长时间的尝试与错误的过程才能说得像他周围人一样。他虽然可以模仿榜样，但必须学着去做。他没有能够确保他正确模仿的反射机制，但显然具有尝试去模仿的自然趋势，同时还具有对要精确进行模仿的行动的感知能力，这个感知能力还扮演着对其尝试进行的模仿的正确性加以检验的角色。

这里的“感知能力”究竟是什么，还需要做一点说明。通过参考两个有些特殊的模仿的实例，或许可以把它说清楚。

我们每个人都怀有对人类行为的兴趣，因此，在橄榄球比赛现场，当我们将注意力从运动员身上转移到观众身上时，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观众在他们自己的看台上执行着运动员的某些动作，特别是在关键的时刻。当全卫正在做一次相当精心的踢球动作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观众的脚也做出类似踢球的动作。观众的这个动作似乎是一个特别好的纯粹的反射性模仿（reflex imitation）的特例，因为他们的这个动作是完全无意地做出的，也不具有真实的目的，而且经常是无意识的。但是，对这个情形的进一步的细察，却给我们带来了困难。因为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运动员的动作可能会因赛场形势而延搁，如果延搁超出了观众预期的时间，则观众的脚会在运动员踢球之前就已经踢出去了。在这一情况中，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观众的动作显然不是模仿性的，因为他的反应在预期的刺激出现之前就完成了。观众的动作显然是基于对球场形势的理解和对特定时刻做出特定动作的要求的感知，同时也同样基于对应该被完成的动作的兴趣，因为观众踢出的那一脚，当然是想帮助他所支持的那一方队员执行踢球动作。

另一种情况就是鲍德温所谓的“延迟模仿”（delayed imita-tion）。所谓延迟模仿是指，模仿反应并不是在被模仿的动作之后立即发生的，而是在经历一定时间间隔之后才发生的，其时间间隔或可以是一个小时，或可以是一天。下面就是我自己观察到的一个实例，它可以说明延迟模仿。有一个3岁的小男孩跟他的父亲一起去一个朋友家，在他们刚进门时，小男孩听到父亲的朋友向父亲打招呼说：“你好啊，耗子！”（Hello，Dodger！）——这个称谓是朋友称呼小男孩父亲的绰号，在此之前从未在这个小孩子面前使用过。这个小男孩当时并没有模仿这一问候，但是第二天，当父亲进屋时，这个小男孩大声叫唤：“你好啊，耗子！”虽然从广义上说，这是一种模仿反应，但不符合反射类型。显然，当父亲的朋友说出这个绰号时，这个小男孩肯定是饶有兴趣地注意到了这个绰号，并且也感知到了使用这一绰号的社会情境，即父亲进屋并得到一种特定方式的问候。一旦类似的社会情境重现，这个小男孩就结合这个情境做出了他之前注意到的反应，这个问候作为单纯的运动活动已经很好地存在于这个小男孩的能力中了。儿童的模仿可能总是依赖于对所模仿行为的感知，包括一定程度的理解以及先前已获得的执行这一活动的能力。换句话说，儿童的模仿远不是简单的反射类型，其中包含一定程度的智力活动。而且，他的模仿也不能免除他通过尝试与错误的过程来学习新的动作的必要。但是，在这里，我想特别加以强调的是模仿动机。在儿童身上，从较早的某一年龄开始，而且从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后来，存在着一种模仿的趋势、一种容易被引起的驱力，即趋向于去执行那些在别人身上感知到的行动，特别是那些对儿童来说具有一定威望的人。拥有模仿能力的儿童、青年或是成人并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机制，而是包含一种指向模仿的驱力，而且这个驱力还非常易于被唤起而表现为模仿的活动。儿童都喜欢模仿，而他对模仿的喜欢恰恰是他的一般社会取向的组成部分。对课堂上教授的模仿心理学的反对意见正在于，它把模仿说成是一种现成的反射机制，却未能认识到指向模仿的驱力，或一般而言未能认识到指向社会感知和社会行为的驱力。

除了对动作的模仿之外，模仿心理学还承认对信念、情感和目的的模仿。

信念的模仿是以暗示（suggestion）的名义进行的，而暗示概念的主要因素是接受者的被动性。在接受社会媒介的信念中，他被假定处于一种非常类似于被催眠者的状态中。在催眠过程中，被催眠者悉数接受催眠者告知他的任何东西，而没有正常程度的抵抗和批评，并因而易于接受诱发的幻想（induced hallucinations）及其他类似的荒谬暗示的影响。在我看来，缺乏正常的抵抗乃是发生在诸如催眠中那种典型的暗示的根本标志。虽然信念确乎经常是未加抵抗或检验地从别人那里被接受过来的，但是要说接受者是完全被动的，那也不是事实，因为在这里，我相信，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社会动机的存在。我们喜欢赞同别人提出来的观点，特别是由一群人表达出来的观点。这样的赞同态度中，含有某种舒适感和满足感，而保持独立或提出反对意见，却是一种更加费力的态度，虽然关于独立或反对，当然也存在着一种自然的趋势。设想有这样两个人，他们刚刚认识，又相互吸引并正在成为朋友。对于这样两个人，我们发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相互交换观点。如果他们发现彼此意见一致，他们就会感受到一种相当愉快的满足。观点一致的人彼此吸引而走到一起。一个由思想相近的人构成的群体，对于它的成员来说当然是非常令人满意的，直到他们彼此之间逐步变得消极地相互适应为止。在这之后，群体成员就会兴起一种易于被唤起的驱力，这个驱力指向的乃是接受成员自己的朋友或伙伴所持有的信念，而这个过程也绝不是像通常所表达的那样是一个被动的过程。

关于当前流行的有关情绪的交感诱导（sympathetic induction）概念，特别是如麦独孤所倡导的那样，我们也可以给出同样的批判性的讨论。按照这个概念来说，一个人的情绪表达对另外一个人来说构成一种刺激，并在他那里引起同样的情绪。在这一过程中，这第二个人一直被认为是完全接受性的或者说是被动的。倡导者们为此援引的例子都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当一个孩子哭的时候，另一个孩子听到哭声也开始哭；当我们听到或看见某人大笑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感到想笑；同样，愤怒和恐惧等情绪，也具有类似的感染性。当我们仔细审查这些例子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例子似乎都有些令人生疑。很显然，在这些例子就它们的表面价值被接受之前，还需要对它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两个孩子几乎在同一时间感到累了或饿了，并同时开始哭起来，这是因为两个孩子同样受到了累或饿这些共同的刺激因素的影响，而不是因为一个孩子的哭诱导出另一个孩子的哭。或者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当一个孩子因为受到惩罚而哭起来时，另一个孩子从过去的经验知道，马上要轮到他自己受到惩罚了，于是，作为对这个受罚的预感也哭了起来。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一个孩子绝不会因为看到另一个孩子在哭而受到了感动，于是跟着哭起来；相反，他会很有兴趣地去看这个孩子哭，甚至会高兴地起哄。所以，任何表面看来似乎是由悲伤或灾难而引起的情绪的交感诱导，都很有可能如上文所述属于以下两种情况之一：要么是一个共同的原因同时作用于两个个体，要么，第二个个体之所以被影响，不是因为另一个人表达的情绪刺激他的感官的结果，而是因为在先前的经验中已经形成的联想。在任何诱导的笑、愤怒或恐惧等的情况中，都一定要认真考虑到同样的或其他非常类似的可能性。

所以，在我们的天生能力中，是否现成地存在着这样一种机制，这个机制能被看到的情绪直接地唤起并在看到这个情绪的人身上引起同样的情绪，这个问题还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就像在模仿和暗示的类似情况中一样，我们喜欢别人对我们感同身受，也喜欢对别人感同身受，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显然，这比两个同伴中一个人高兴而另一个人伤心，或者一个人因某事生气而另一个人却对此无动于衷要“更加具有社会的意义”。当情绪“共享”时，友伴关系会更和谐、更成功。对友伴关系的欲望，同时就包含一个同感的欲望和一个交感的欲望。换句话说，一个情绪被诱发的个体，他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机制，而且是自身就包含一种指向交感情绪的驱力。而且，通常说来，正是通过这一驱力，而不是通过一种直接的机械诱导，某种情绪状态才得以被一群朋友共享。

与行为诱导（模仿）、信念诱导（暗示）及情绪诱导（同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类似性的，是目的诱导（induction of purposes）。这种诱导形式通常是在“大众心理”（mob mind）这个主题下加以讨论的。模仿心理学家指出，一个个体经常会受到他所在的大众群体（a crowd）的影响，而这个大众群体却有着与他自己的习惯和偏好相矛盾的目的。这种现象被认为是因为一大群人的压倒性力量。受到这种大众群体的影响，个体成为一个纯粹被动的机制。对于这种观点或解释，我们可以提出如上文所述的同样的反对意见：个体并不是被动的，因为他本身有一种驱力被引起了。他喜欢与大众群体中的其他人拥有同样的目的。远非一个被剥夺了目的而变得被动的机器，他在这种场合是极具目的性的。除了有时被唤起的原始的恐惧和愤怒等驱力之外，实现确定的目标也经常存在于“大众心理”之中，比如说，灭火、移动一个重物、捕捉一只逃跑的奶牛或是让一匹停蹄不前的马移步、起锚、起帆或诸如此类需要一大群人一起才能做的事情。确实，将所有这些个人的集合体都称为“乌合之众”（mobs），那是在扩展这个词的使用范围。但是，如果把这样的聚众作为所有群体活动的最好形式，那是更加不合适的。惊慌失措的暴民是个人聚合体这一类型中所选的糟糕案例，因为在恐慌中，“人人为己”，实际上也就是取消了群体的活动。压倒性的愤怒也有可能导致群体活动简化成一个“人人参与的争吵”，其中每个个体都忙于应付某个敌对的个体。同样，尽管性吸引的确为各种社会活动提供了部分动机，但是，性动机的强化会导致群体分解为很多对情侣。总之，只有当所有这些基本的驱力都不占绝对优势时，群体的活动才能最好地得到实现。当然，最根本的一点是，群体的活动必须有其自身的吸引力，从而对参与其中的个体而言构成一种满足。从人类的本性来看，与其他人一起朝着共同的目标行动，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会变成合作关系中被动地起作用的一个齿轮，而是包含朝着共同目标的一种驱力以及对联合行动的兴趣的觉醒。

因此，社会心理学的模仿学派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将个体描述为是相对于其同伴或他所属的群体而言完全被动的，又未能认识到个体喜欢与其同伴在信念、情绪、目的、行动等方面保持一致意见。它未能注意到个体中存在的指向社交活动的驱力，虽然只要我们将注意力从部落和民族等宏观群体转移到像个人友谊和小范围的友好群体上，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趋势是足够明显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还将回过头来进一步讨论，但在此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注意麦独孤在一个更充分的心理学基础上为发展社会心理学付出的巨大努力。

麦独孤是以一个关于人类本能趋势的清单开始的[4]，这个清单，我们在前面“人类的天生能力”一章中已经引述过了。在他看来，引起人类活动的全部动机，都是在经验发展的过程中从这些本能清单中衍生出来的。

在拟定这样一个本能清单之后，他便进而追踪在将这些先天趋势彼此组合，并将这些趋势分别联结于特定的事物或对象的过程中经验所起的作用。最后，他要努力阐明社会行为是如何起源于这些先天趋势及其复合物的。关于父母的养育本能和搏斗本能，他讨论得很多，但他特别强调的是自我肯定本能和顺从本能，他努力想从这两种本能中追溯道德行为的几乎整个发展过程。在最初的和未受教导的条件下，个体只听从他自身的本能。这种本能行为的第一次改变，起因于该本能行为所带来的愉快或痛苦的结果；但是如此改变的行为仍不具有社会性质。本能行为逐步获得的社会性质，起因于由他人操控的奖赏或惩罚的影响效果，这导致个体改变他的行为以便获得奖赏、避免惩罚。当个体对他人的赞扬和责备开始敏感时，他就达到了社会行为的更高阶段。在意赞扬或责备，这意味着个体的一种顺从态度。对个体产生影响的，正是来自拥有优越地位的人或来自社会群体的赞扬和责备。然而，他的自我肯定趋势绝不是静止的。随着他逐渐长大，他摆脱了那些最初对他来说拥有优越地位的人的支配，并在更广阔的社会世界中寻找到新的拥有优越地位的人。社会群体几乎总是保持着超出个体的优势，但也有一些拥有很强烈的自我肯定或自我尊重趋势的人，在经历过流行于不同群体中的不同的行为准则之后，就会形成自己的准则并根据这些准则行事，即使他们自己的准则是与其社会环境的赞扬或责备相对抗的。根据麦独孤的解释，这种自我管理的行为就是最高尚的，也是唯一真实类型的道德。

麦独孤的研究工作代表了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发展，而且，他所获得的一般结论，即行为依赖于先天的趋势，但这些先天趋势又彼此结合，所以由此构成的复合动机才是成年人的行为的根本规律，这个一般结论几乎肯定能成立。但是，到目前为止，麦独孤给我们提供的，只是关于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大纲、一个草图。无论是将他的社会心理学接受为一个完成了的体系，还是对它的遗漏不加质疑，都是个严重的错误。

在阅读麦独孤的著作的过程中，有一点让人印象深刻，就是比起他经常用来讨论的支配本能和顺从本能，同事关系以及地位相同的人之间其他各种关系，他却很少讨论。的确，他谈到了地位相同的人之间的同情及其在发展友谊和相互关心中的作用。但是很显然，在由地位大体上彼此对等的个体组成的群体的活动中，他很少能看到道德、正义以及行为准则的起源。下面引述的两段文字很有趣，既把作者最好的一面展现了出来，同时也揭示了他的不足。

对儿童来说，周围的所有的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包含的是那些在他的印象中都拥有超强力量的人，他们引起了他的消极自我感受（negative self-feeling），而他对他们的态度则是驯服和被动接受性的；另一类包含的则是那些其存在引起了他的积极自我感受（positive self-feeling）的人，而他对他们的态度则是自作主张或傲慢专横，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没能给他造成比他更加优越的印象。随着儿童的成长，他的能力不断发展，他的知识日渐增长，以前归入第一类的人，现在被重新归入了第二类。他认识到了，或者说他自以为他认识到了那些人的能力的限度。在与他们的争论中，他不再退缩，而且，每一次当他在诸如此类的争论中取得优势时，他们引起他消极自我感受的力量都会减弱，直到最后完全消失。当达到这样的阶段时，他对他们的态度就发生了倒转而变成自信。因为此时，他们的存在引起了他的积极自我感受。这样，能力强的儿童（这样的儿童，他们的自我肯定本能也是很强烈的），就得以成功地沿着社会阶梯往上爬。他相继进入的每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圈子，比如说游戏伙伴的圈子、中小学同学的圈子、大学同学的圈子、职业圈子等等，最初给他留下的印象都是超强力量感。这不仅是因为在每个圈子里都有比他大的人和很有威望的人，而且还因为每个圈子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并施展某种集体的力量，而这个集体力量的性质和限度，则是新加入该圈子的成员所不知道的。但是，在每一个这样的圈子里，他都能很快确定自己在其中所处的水平，明确他必须服从哪些人、在哪些人面前可以自作主张……当他进入大学时，又开始了同样的过程。大四的学生以其头衔和学业成就成了他的上帝，甚至指导老师也可能支配着他的想象。但是，到大四末尾，在经过一段成功的学习和运动经历之后，他对他的大学作为社会圈子的态度又一次大大改变了！他以善良的容忍态度对待老师，而对于大一新生，他则毫不掩饰他的蔑视，很少有人能引起他的消极自我感受——除非是国际橄榄球队员或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老师。对其余的人，他已经了解他们，掌握了他们的不足之处，给他们贴上标签，把他们降低为使他产生积极自我感受的那一类。等他毕业后，他以同样的方式进入更加广阔的世界，重复这一过程，并尽可能完成这过程。

但是，假如执掌惩罚和奖赏大权的权威曾一度引起过儿童消极的自我感受，而这个消极自我感受又被儿童整合进他的自我情操（self-regarding sentiment）之中，那么，这种情绪就构成他的人格的素质而随时可能被唤起。广而言之，在所有的个人背后，总是存在着一种隐隐呈现的模糊而巨大的力量——社会作为整体的力量。由于其难以确定的巨大，这一力量比其他任何力量都更能引起这种情绪和这种态度。儿童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位置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比任何他所熟悉的圈子更大、更有威力，以集体的意见和不可抗拒的力量分配奖赏和惩罚、赞扬和责备，并以普遍接受的准则规划赞同和反对意见。这一集体的意见影响着我们的自我情操，令我们自卑或得意，唤起我们的羞愧或自我满足，其影响远大于童年早期的个人权威，并逐渐地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取代个人权威。[5]

尽管麦独孤所说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也是很妥帖的，但他关于儿童或成人对其同伴的社会态度的解释却非常不完善。如果说自我肯定的本能和顺从的本能是唯一起作用的两种本能，那我们就应该期望看到，一个儿童或者为了满足其顺从趋势而努力加入一群比他年龄大的孩子中去，或者为了任意发挥其自我肯定而加入一群年龄比他小的孩子中去。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观察到，儿童寻求与年龄较大孩子的交往，并对他们采取顺从的态度——这一事实是顺从趋势客观存在的很好证明。但是，就一般情况来说，男孩总是寻求与自己在年龄及能力上相当的其他男孩交往。很显然，他们从与对等的人一起玩耍游戏中获得最大的满足感。同样，说大四学生将他大学生活中的大部分成员“降低为使他产生积极自我感受的那一类”，这个说法远不能完整地表达大四学生的社会态度，因为这一说法没有包含对大四学生他们自己之间同学情谊的解释。观察一个班级的男毕业生在毕业五年或十年之后回到他们的大学重聚是有趣的。每个人非但不基于毕业后的成就确定自己新的水平，他们回母校重聚的目标反而是搁置所有这些区分回到以前平等的状态。在同一个职业中无疑存在很多竞争，但同时也会形成一种共同精神或目标和世界观的团体感，从而在与其他群体的关系中让这一职业团结一致。

麦独孤并没有完全忽视这些事实，只是很显然，这些事实与他的论证要旨相去甚远。在他的著作中，社会表现为一种权威，以其巨大给个体留下印象，并唤起个体的顺从态度。它对个体而言并不表现为是有趣的和有吸引力的，除非在以下意义上讲，即它的单纯的人数之众因为人的群居本能而将个体吸引进来。其中的群居本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聚居在一起的冲动，而它作为一种冲动，又是因为众多其他人的单纯在场而得到满足的。这样的解释很可能是对“群居本能”这个词的用法的适当限制，但是，社会冲动却绝不会因此而同样地被如此限制。人不仅有一种聚居在一起的冲动，而且还有一种一起行动的冲动。设想一下让一群孩子待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需要不可能因为他们单纯地待在一起而完全得到满足，他们还想做一些什么事情；他们也不会是因为其他孩子的单纯在场而各自做自己的事情，并因此而获得满足。他们的要求是要一起玩，是要参与到一些群体活动之中。他们参与其中的群体活动，也并不是出于什么外在的动机，比如说恐惧动机、经济动机等等，而是因为群体活动本身就对孩子而言是有趣的。儿童的这种行为是一般而言的社会的典型特征。我们不要忘记，所谓社会，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活动或行为。社会是一种活动，而不是一种状态。而所谓社会动机，就是参与群体活动的趋势，群体活动对于像人这样的社会性动物而言是有趣的和令人满意的。

作为社会行为的典型样例，我们所能发现的就是游戏，无论是儿童的游戏还是成人的游戏。游戏本身就是很有趣的，它不需要什么外在的动机。虽然游戏当然可以由个体单独地进行，但是群体游戏更受欢迎，很可能是因为在群体活动中活动的可能性更多样、更复杂，因而提供了更大的兴趣，同时，在群体游戏中，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还给参与者增添了一些特别的兴趣。除了在最简单的游戏中，游戏者之间都有一些“劳动分工”，他们的活动被调整指向某个共同的目标。如果游戏是在两个相互对立的组别之间进行的，那么，竞争和对自己所在组别的忠诚因素，也会增加趣味性；并且依“团队合作”的实现的程度，趣味性亦随之增强。因此，在纸牌游戏中，分组搭档的玩法通常都比每个游戏者各自为政的玩法更受喜欢。仪式（ceremonies）与游戏非常类似，普遍被认为构成仪式活动背后的那个意义，虽然也为仪式活动增加了一种新的趣味成分，但却并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仪式活动的主要兴趣，依然在于作为群体活动的仪式本身之中。在某一给定的仪式是若干部落共有的仪式的情况下，我们经常可以发现，每个部落赋予该仪式的意义各不相同——对仪式的真正兴趣，在于仪式本身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而仪式活动背后的概念或意义，虽然无疑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并不那么重要。甚至是关于人类群体的各种“实用性”的活动，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虽然经济动机或其他动机是某一实用性活动得以启动的必要条件，但在活动的实际执行中，这些动机并不是自始至终清晰可见的。当活动开始之后，占支配地位的主导兴趣，就是这样的实用性活动作为群体活动本身的兴趣，就和游戏活动中的情况一样。

游戏的特点之一就是，参与游戏的人在某些重要方面是相互对等的。这并不意味着玩这种游戏的能力差异与游戏本身无关，也不意味着从游戏者的劳动分工的角度说，没有人可以作为分组的领头人或是被委派以主要的角色。这个特点意味着，与游戏活动无关的各种外在的不平等不能被带入游戏中来。年长的或能力强的儿童一定不能“不按顺序玩”，每个人都必须要和他有同样的机会。儿童往往试图显示自己的权威并以自己的方式独占一切。但是，他会受到其他儿童以这种行为破坏了游戏、是“不公平的”为理由的抵抗。在游戏的过程中，“游戏规则”被逐步订立起来，其目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强化游戏者之间的平等性，但更主要的是保证该游戏是一个好的游戏。

若是从与道德问题的关系的角度看，这些“游戏规则”是很值得关注的。麦独孤已经通过对自我肯定本能与顺从本能的相互作用的分析，为我们概述了道德行为的发展，并认为，道德行为的发展的最高结果，是独立个体的养成：他不再顺从于来自社会环境的赞扬或责备，因为他已经采取了自己的准则，认为这一准则优胜于群体强加给他的任何其他的准则。这样的人格，虽然就它自身的整合性而言是值得赞赏的，但在其他方面则可能是令人讨厌的。所以，还必须对他的道德准则的内容加以检验，才能确定这样的个体是否达到了道德的顶峰。麦独孤没有讨论公平竞争或正义问题，因为这些概念只存在于彼此对等的个人之间，或者说是存在于在某些方面必须被平等对待的个人之间。正义并不是通过支配或顺从，而是通过对支配的反抗和对平等的要求得以实现的。游戏活动中的公平竞争，只是处理更大规模的事务时的正义的一种特殊类型。正如儿童在他们的游戏中抵抗专横跋扈的个体从而达到公平竞争一样，我相信，大规模社会事务的历史也表明，正义是通过以下两种渠道得以实现的，其一是对支配性统治的反抗，其二是威胁性的条件，即除非遵循特定的规则，否则就结束游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应该说，赋予行为以社会准则的，乃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优越和卑贱的关系。

针对麦独孤的主要的批评意见，应集中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未能明确地认识到一个社会动机（social motive）。他虽然认识到了若干动机，这些动机通过使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感兴趣从而有助于社会生活的建立，但是，他没有认识到能使群体活动变得有趣的任何动机。在他的著作中，社会表现为对个体施加控制的权威，而不是对个体有吸引力的活动。他之所以没能注意到这样一个相当明显的事实，即群体活动，不管是小规模的群体活动还是大规模的群体活动，都肯定是有趣的和有吸引力的，很可能是源于他的这样一个一般信念，即所有的人类动机，都是从他所已经列出的本能清单中生发出来的。他把本能定义为有确定的刺激、确定的反应和确定的情绪状态。如果针对某一活动他不能找到这三项，他就不愿意承认存在一种能够为该活动提供驱力的先天趋势。在这里，他所忽视的乃是天生能力的事实，或更确切地说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种天生能力同时也是指向相应活动的一种驱力。天生的算术能力同时也是一种对数学性质的事物，以及处理这类事物的兴趣。从那些天生富有伟大的数学才能的人来看，事实显然是这样的。高斯如此专注于他的原创性数学研究，以至于忘了饥饿、疲惫和朋友的请求，在他专注于数学研究的当时，他的这种专注肯定不是受经济动机、性欲动机或某种自我追求的趋势所驱使的。他不可能是受到世界上任何其他东西的驱使，而只能是受到他对正在研究的数学问题的兴趣的驱使。作曲家尽管有时需要经济需求的刺激才能开始作曲，但是，一旦他融入作曲的活动之中，他的作曲活动就会被音乐兴趣，而非经济动机推动向前。任何创造性艺术家都是如此。陶西格在其《发明家与会赚钱的人》（Inventor and Money-Makers）中所展开的极有价值的研究明确表明，发明通常都是一项因为发明本身的缘故进行的活动，而与可能的回报无关。凡勃伦在其著作《劳作本能和工业技艺的本能》（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and the State of the Industrial Arts）中，对手工艺，或一般而言对于手段成功地适应目的的问题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指向某一特定目的的基本驱力，可能是饥饿、好斗、性欲等诸如此类的驱力，但是，一旦活动开始了，达成目的的手段本身就转变成感兴趣的对象。手艺“本身就是注意和情绪的对象。为了生活目的，对可用手段的有效运用、对可用资源的充分管理，这本身就是我们的各种努力的目的之一，而这种努力所获得的成就，乃是我们的满足感的来源之一”。[6]实际上，我们不仅对活动的最终目的发展出兴趣，而且也会对达成目的的手段发展出兴趣，这个事实从哪怕是搬运大块石头这种简单的事情中也可以明白看出来。一个人要搬运沉重的大块石头，其中当然存在某种实用性的动机。但是，一旦这种搬运工作开始之后，搬运工作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游戏，或者说是与石头之间的较量，这种游戏或较量对搬运者来说是有趣的，无论是就其过程而言还是就其搬运成功的结果而言——而这一切都与整个搬运活动的最终的外在结果比如说获得报酬无关。其他各种活动，比如划船、骑马或驾车、砍伐树木等等，都只是上述真理的突出实例而已。这个真理，换句话来说就是：任何活动，无论是不是“有利可图的”，只要它不是绝对地让人讨厌的，都可以作为一项运动或娱乐活动开始，或者说是它自己给它自己提供驱力。总而言之、任何事物、任何行动，特别是能通过某人自己的活动指向确定目的的事物的几乎任何过程或变化，都因为它自身而变得对这个人来说是有趣的，而且，只要它们已经开始，它们就能自己为自己提供驱力。任何过程，若要成为有趣的，那它一定既包含困难，又包含克服困难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若要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某种特殊的操控本能（instinct of manipula-tion），那必定是错误的，尽管幼儿的操纵趋势无疑是兴趣的这种一般形式的第一次表现，只是在幼儿那里，这种一般类型的兴趣受到他的操控本能的支配而指向多种不同的事实而已。事实的真相是，因为我们具有执行一定的活动和处理一定种类的材料的天生能力，所以我们对执行这些活动和处理这些材料感兴趣。而且，一旦这些活动被引起，它们就构成了它们自己的驱力。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严格意义上的天生能力，也适用于通过训练形成的能力。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游戏一样的活动，并构成它自己的动机。

社会动机必然内在于社会活动之中——这实际上构成了本章全部讨论的主要论点。人类正因为独一无二地拥有从事群体活动的能力，所以对这种类型的活动感兴趣。他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动机将他吸引到群体活动中来。参与群体活动对他来说就是他的游戏，就是他的生活。他对于群体活动的兴趣，部分地来自人格（对于人格，他又拥有天生的理解能力）的相互影响，部分地来自不同参与者各自执行的活动之间相互配合，从而构成的一个协调的和被有序引导的整体活动，部分地来自可能产生于群体之间的竞争精神，尤其是来自通过联合行动可以完成的进取心。一言以蔽之，社会兴趣乃是人类一般地拥有的客观兴趣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社会动机的性质和重要性，与音乐动机或算术动机属于同一层级。正如一个有音乐天赋的人自然地开始从事音乐活动并发现音乐本身是有趣的一样，有社交天赋的人，他能理解别人，看到群体活动的可能性以及协调群体活动的方式，并满怀热情地参与其中。或许我们不应该倡导去讨论在群体活动背后有所谓社会本能在起作用，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似乎天性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特殊的现成的运动潜能，只要有他人存在，这种运动潜能就会直接表现出来。社会天赋（social gift）乃是学习社会行为的一种能力。不同个体的社会天赋在程度上各不相同，正如其他各种能力在程度上不同一样。有些人在历史的进程中有能力成为创造性的艺术家或发明家；大部分人虽然在任何方面都只能是追随者，但仍然拥有足够的能力参与群体活动。

婴儿的社会动机的第一次显露，就是他对别人的注意。就6个月大的婴儿来说，与其他任何对象相比，他更愿意注视人的面孔。在很早的时候，婴儿就会用声音和其他动作来回应别人的动作。稍后，他就进入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所谓模仿阶段。他在这个阶段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是在感知和领会他人的动作以及这些动作实现的结果方面的不断成长的能力，以及他尝试地去做相同的动作，并想达到相同结果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讲，儿童是驯服的（docile）。他喜欢别人教他，喜欢别人向他演示。因此，他对于不同事物的好奇心，总有社会动机与之混合相伴。他之所以易被他人吸引，部分的原因在于他们满足了他对于各种事物的好奇心。等他长大以后，他的好奇心即使转向了科学，也仍然与社会动机密不可分。一门科学无疑就是一项合作的事业，同时也是一项有很多竞争的事业。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与同事保持联系，向他们报告自己的发现，反过来学习他们的发现，比单独工作更令人满意。所以说，科学的兴趣会因为社会动机而得到加强。其他各种兴趣如审美兴趣，同样也会因为社会动机而得到加强。毫无疑问，普遍存在着一种对于美的事物自身的兴趣，这种兴趣与美的事物之外的社会因素无关。但是，和科学一样，一门艺术也是一项社会事业，正如我们从以下事实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即艺术创造者都是自学派或运动中培养出来的，而不是偶然地零星地出现的。学徒总是依附于某一学派，学习该学派的观点和技术，而且，如果他自己是一个富有独创性的人，那么，他在日后会对这些观点和技术加以发展，并有可能终身保持为该学派的一个忠实的追随者，又对该学派的成就和进步还有热诚的兴趣。

多种不同的驱力相互结合，共同产生社会活动。在面临危险的时刻，是恐惧的动机驱使人们聚集到一起；搏斗的动机将他们团结起来，为群体而战；经济的动机带来工业合作和产业组织；自我肯定的趋势和顺从的趋势带来竞争和服从；将自我的内涵扩展到涵盖一个人的家庭、党派、阶层和国家等，有助于形成一个人的忠诚；而父母的本能，当扩展其范围达到除了无助的儿童之外的其他人时，则会导致自我牺牲和利他主义。但是，除了所有这些动机之外，还独立地存在着社会动机本身，也就是指向群体活动的趋势。这一趋势不仅被经验发现是有益的，而且，从心理学上讲，更重要的是，对于天生就具有从事这种活动的能力的生物来说，它本身就是有趣的。

对社会动机的认识，为社会伦理提供了比以往的心理学所能提供的更加充分的基础。以往的这种心理学，试图从自我追求的趋势，甚至也包括从利他主义的父母养育本能来推演群体行为的生成，这些尝试都不可能为社会伦理提供坚实的基础。一个奠基于自我追求趋势的伦理学，它所能建立的最高的伦理理想，无非是一个超人（superman）而已，这样一个超人，既卓尔不群，又不屈从于社会。麦独孤理想中的人的形象，就属于这一种类型：一个拥有自我选择的道德准则的自我独立的个体。至于这样一个道德准则的内容，他却什么也没有说，实际上也不可能说什么。利他主义趋势虽然能产生具有可敬品质的行为，但它仍然是不充分的。这是因为，它至多只能使其他人同样成为一个自我独立的个体，就像自我追求的趋势可以使一个人自己成为一个自我独立的个体一样。利他主义只是附带地具有社会性，它只是把“我的邻居”当作一个个体来关心，而不关心群体行为。从社会的角度说，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与其说是一个以其利他的仁慈冲动而著名的人，不如说是一个有合群性格和公益精神的人。宜人性（sociability）似乎还没有被伦理学家当作一项美德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够为宜人性建立一个心理学的基础。但是，一旦我们承认群体活动本身是有趣的，我们就将为伦理学奠定一个真实的社会基础——事实上，这个基础就是我们为游戏规则所发现的那同一个基础。对游戏的兴趣，实际上就是对高度协调而成功的群体活动的兴趣，而游戏规则的目的正在于要保证实现那样的结果。游戏规则并不是为了个体的利益，而是为了游戏作为一种群体活动的成功。公平竞争和正义拥有同样的基础，它们主要不是服务于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确保实现协调的群体活动。

因此，在我看来，那个古老的难题，即究竟是社会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存在，还是个人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存在，并不是一个合理地提出来的困境。如果社会本质上就是群体活动，那么，社会组织就应该将推动群体活动作为其目标。社会对个人而言的价值，并不是其他价值的衍生物，而是直接起源于个人的社会行为能力以及他的趋向社会行为的强烈动机。社会改良当然不应该忽视社会组织所能够实现的对纯个人价值的贡献，但也不应该树立起关于社会的这样一个假象，即社会作为实体高高在上于组成社会的个人。社会改良的最好的方案，应该特别强调对群体活动的条件的改善，并着眼于使之更值得个人为之付出努力、使之对个人而言更加有趣和更令人满意。

注释

[1]参见The Great Society。

[2]参见他的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及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3]参见Inventors and Money-makers。

[4]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5]Social Psychology，8th ed．，1914，pp．194-196．

[6]Veblen，pp．31-32．

索　引

（注：本索引中所附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其中，“f”表示“以及下一页”，“ff”表示“以及以下数页”。）

Abnormal psychology　异常（变态）心理学，13，153ff

Abulia　丧志症，164

Acquired abilities　习得能力，77ff，134

Ach　阿赫，148

Activity and rest　活动与休息，50，64

Adaptation　适应，85f，118f，134，180

Adrenal glands　肾上腺，53f

Altruism　利他主义，205

Ambiguous figures　两可图，114，118f，135

Analysis　分析，96ff

Anger　愤怒，52ff，65，80，101f，148，174

Animal magnetism　动物磁力说，15

Animal psychology　动物心理学，11，25ff，81f，84ff，107ff，111f，120f，133，183f

Applied psychology　应用心理学，16f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2

Art　艺术，172f

Association　联想（联结），81ff，109ff；controlled　控制性联想，123f

Assumptions　假定，141f

Attention　注意，49f，69ff，86，88，95，103，109，113ff，116，118f，121ff，125f，128，132，135f，141f，144，203

Avoiding reactions　躲避反应，48f，85f，108

Bagehot　白芝浩，182

Bain　贝恩，7f

Baldwin　鲍德温，182

Beethoven　贝多芬，128，130

Behaviorism　行为主义，33f，42

Bentham　边沁，181

Berkeley　贝克莱，35

Binet　比奈，15

Binocular vision　双眼视觉，113f

Book　布克，93，144

Braid　布雷德，16

Bryan　布莱恩，94

Caesar　恺撒，129ff

Cannon　坎农，52ff，149

Capacity，native　先天能力，59ff，69，74ff

Carr　卡尔，89

Cattell　卡特尔，12，30

Ceremonies　仪式，198

Charcot　沙可，16

Child psychology　儿童心理学，11，47ff，58，64，67ff，77，80，92，96，98，103，133，168，184，186，188，193ff，203

Conation　意动，56

Conditioned reflex　条件反射，82，88，100，134，161

Conflict　冲突，151，160f，167

Consciousness　意识，20ff，35f，42

Control　控制，105ff，147

Coordination　合作，47，92f，99，144

Curiosity　好奇心，49f，65，67ff，74，103，109，122，170，204

Dancing　舞蹈，173

Darwin　达尔文，11，131

Defect，mental　心理缺陷，14f，155ff

Delayed imitation　延迟模仿，186

Delusions　妄想，157ff

Dissociation　分离，84ff，98

Distraction　分心，70f，148，175

Domination，instinct of　支配本能，51，65，171

Donders　唐德斯，7

Dot figure　点状图，115

Dreams　梦，167f

Drive　驱力，36ff，44，58，67ff，100ff，120ff，132f，149ff，157，160f，164，168ff，179，185，186ff，196f，199ff，204ff

Dynamic psychology　动力心理学，34，36，43，152，176

Ebbinghaus　艾宾浩斯，10

Educational psychology　教育心理学，17

Elimination　消除，84ff，101f

Emotion　情绪，51ff，188

Esthetics　美学，8，79f，171ff，204

Evolution　进化，11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实验心理学，6ff

Exploration　探索，49，87ff，109，113，121，143

Facilitation　促进，38ff，160

Faculties　官能，60

Fatigue　疲劳，50，119

Fear　恐惧，48，51ff，56，65，80，109，164，180，190

Fechner　费希纳，7ff，31

Feeble-mindedness　心智迟钝，155ff

Fixed ideas　固定的想法，164

Flexibility　灵活性，141ff，147

Folk psychology　民族心理学，12f

Food-getting　觅食，48

Franklin　富兰克林，5，16

Free association　自由联想，110

Free will　自由意志，152

Freud　弗洛伊德，16，166ff

Galton　高尔顿，11f

Gauss　高斯，138，200

Geiger　盖格尔，12

Generalization　一般化，143

Genius　天才，128ff

Gladstone　格拉德斯通，12

Goethe　歌德，129，132

Gregarious instinct　群居本能，50，66，196

Grief　悲痛，58，80

Habit　习惯，63，66，73，123，137，142，162；habit neurosis习惯性神经症，162

Hall，Stanley　霍尔，11

Harter　哈特尔，94

Helmholtz　赫尔姆霍茨，7，9，130

Herbart　赫尔巴特，8f

Heredity　遗传，11，45，59

Hicks　希克斯，89

“Higher unit mechanisms”　高级单位机制，92ff，99，144

History of psychology　心理学的历史，1ff

Hobbes　霍布斯，79f，179f

Hume　休谟，3，35

Humor　幽默，78ff

Hypnotism　催眠术，15

Hypotheses　假设（假说），4，141ff

Hysteria　歇斯底里，163f

Imitation　模仿，66，182ff

Impulse　冲动，54ff，57f，63ff，169，171

Individual differences　个体差异，11

Infantilism　童年样经验，167f

“Inhibition”　抑制，38ff，112，160，174f

Instinct　本能，45，56，64ff，200

Interests　兴趣，74ff，102ff，132f，200ff

Introspection　内省，30ff

Invention　发明，137

Itard　伊塔，14

James，William　詹姆斯，18f，51f，56，132，146

James-Lange theory　詹姆斯-朗格理论，55f

Janet　让内，16，162

Jennings　詹宁斯，108

Justice　正义，199，206

Lange　朗格，51f

Language　语言，46，49，92，184

Lapses　记忆错乱，166ff

Laughter　笑，57，66，77ff

Law of effect　效果律，91，117

Law of exercise　练习律，91，117

Learning　学习，73，77ff，133，135

Liébault　李厄保，16

Locke　洛克，2，35，82ff

Locomotion　运动，49

Love　爱，170ff

Mark Twain　马克·吐温，78

Maudsley　莫兹利，14

Maze experiments　迷津实验，121

McDougall　麦独孤，56，62ff，67，71ff，100，103，188，191ff，199，205

“Mechanism”　机制，36ff，44，61，67ff，93，100，106，120，124，149，185

Memory　记忆，10，96

“Mental philosophy”　心理哲学，2，7，10

Mental defect　心理缺陷，14f，155ff

“Mental set”　心理定势，124

Mesmer　麦斯麦，15

Mixed motives　混合动机，100，169ff

Mob mind　大众心理，190f

Morality　道德，199f

Moreau de Tours　莫罗，14

Morgan　摩尔根，148

Motives　动机，37f，61ff，100ff，126f，138，149ff，168ff，179ff，190，199，202ff

Movement　运动，47

Müller，G．E．　G．E．缪勒，96；Müller，Max　麦克斯·缪勒，12

Music　音乐，60，67f，172f，200

Napoleon　拿破仑，130，132

“Native capacities”　天生能力，59，74f，129，132，200，202f

Native equipment of man　人类的天生能力，44ff，61，77，134

Native reactions　先天反应，48ff

Negative adaptation　消极适应，85f，118f，134，180

Neuroses　神经症，162ff

Newton　牛顿，5，128，130，131，136

Observation　观察，97，121，131

Obstruction　障碍，102，137ff，147ff，160f

Originality　独创性，133ff

Paranoia　偏执狂，157ff

Parental instinct　父母（养育）本能，50，58，66，100，170f

Pathological psychology　病理心理学，13，64，153ff

Pavlov　巴甫洛夫，82

Pearson，Karl　皮尔逊，12

Peckham　佩克汉姆，85

Perception　知觉（感知），6，95ff，103，109，113，120ff，131，135f，185f

Personality　人格，126f，202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生理心理学，9

Physiology　生理学，4ff

Pinel　皮内尔，13

Plateau　普拉托，5

Play　游戏，66，104，133，197ff，206

Practice　实践，92ff

Problem solution　问题解决，139ff

Protozoa　原生动物，84，111，116

Psychasthenia　精神衰弱，163ff

Psychiatry　精神病学，13，154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167

Psychopathology　心理病理学，13，64，153ff

Punishment　惩罚，89，91

Puzzle-box experiments　迷笼实验，27f，90f，107f

Reaction time　反应时，7，31

Reading　阅读，124

Reaction　反应，106；compound　复合的，92；learned　习得的，77ff；native　先天的，47ff；organic　机体的，51ff；preferred优先的，115ff；preparatory and consummatory　准备的和完成的，40ff，55ff，91，138，175；varied　各种的，108ff，118，140，143

Reasoning　推理，145f，149

Reciprocal inhibition　交互抑制，110ff

Reflex　反射，111f，183；compound　复合的，112；conditioned条件的，82，88，134，161

Reinforcement　强化，38ff，121f

Rivalry，binocular　双眼竞争，114，118f

Romanes　罗马尼斯，11

Ruger　鲁格，139

Sagacity　远见，146f

Scott　斯科特，26

Seguin　沈干，14

Selection　选择，123ff

Sensation　感觉，5ff，21ff，28f，47

Sentiments　情操，100

Sexual impulse　性欲冲动，168ff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128，129，130f

Sherrington　谢灵顿，40，112

Sociability　宜人性，180，182，186ff，196ff，205

Social betterment　社会改良，206

Social motive　社会动机，202ff

Social psychology　社会心理学，62ff，177ff

Spalding　斯帕尔丁，26；Spaulding　斯波尔丁，81

Specialization　专业化（专门化），45，59，68f，74f，129f，203

Staircase figure　楼梯图，114

Sublimation　升华，167，175f

Submission，instinct of　顺从本能，51，65，171，204

Substitute reaction　替代反应，161ff

Suggestibility　暗示性，66，187f

Suppression　压抑，167f，174f

Syllogism　三段论，145

Sympathy　交感（同感），66，188f；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交感神经系统，53，56

Synthesis　综合，99

Tarde　塔尔德，182

Taussig　陶西格，182，201

Tendencies　趋势，62ff，100，120，125ff，137f，149ff，168ff

Thinking　思维（思想），109f，139，145f

Thorndike　桑代克，11，26，27，90f，183f

“Trial and error”　尝试与错误，90f，140，143，145，160f，165，184，186

Triplett　特里普利特，86f

“Type”（神经症的）典型，163

Typewriting　打字书写，93，144，148

Unconscious，the　无意识，167f

Veblen　凡勃伦，182，201

“Voluntary attention”　有意注意，70

Wallas　沃拉斯，180

Watson　华生，29，91

Weber　韦伯，6；Weber's Law　韦伯定律，6

Wheatstone　惠斯通，5

Will　意志，147ff

Wundt　冯特，8f，55

Yerkes　耶克斯，87f

Young　杨，5

Youth　青年（人），130f，170，173，194

目录

CONTENTS

总译序

译者前言

编者前言

引 言

第一部分 介绍性概念

第一章 发展取向的意义

第二章 定 义

第三章 公 设

第二部分 发展的新纪元

第四章 婴儿期：人之初

第五章 婴儿期：动力机制的概念———第一部分

第六章 婴儿期：动力机制的概念———第二部分

第七章 婴儿期：人际情境

第八章 作为一个人的婴儿

第九章 学习：经验的组织

第十章 自我系统的起始

第十一章 从婴儿期向童年期过渡：言语获得

第十二章 童年期

第十三章 恶意、憎恨和隔离技术

第十四章 从童年期进入少年时代

第十五章 少年时代

第十六章 前青年期

第十七章 青年早期

第十八章 青年晚期

第三部分 不适当的与不合宜的人际关系模式

第十九章 精神疾病的早期表现：精神分裂性和精神分裂症

第二十章 睡眠、梦和神话

第二十一章 精神疾病的后期表现：类偏执狂和偏执狂

第四部分 走向一种大众精神病学

第二十二章 走向一种大众精神病学

索 引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美)沙利文著；方红,郭本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2

(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郭本禹主编)

ISBN 978-7-300-18539-2

Ⅰ.①精…Ⅱ.①沙…②方…③郭…Ⅲ.①精神病学-人际关系学-研究Ⅳ.①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0317号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 价 45.00元

总译序

感悟大师无穷魅力 品味经典隽永意蕴

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与克拉威克在其名著《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科学的历史是男女科学家及其思想、贡献的故事和留给后世的记录。”这句话明确地指出了推动科学发展的两大动力源头：大师与经典。

一

何谓“大师”？大师乃是“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注1。大师能够担当大师范、大导师的角色，大师总是导时代之潮流、开风气之先河、奠学科之始基、创一派之学说，大师必须具有伟大的创造、伟大的主张、伟大的思想乃至伟大的情怀。同时，作为卓越的大家，他们的成就和命运通常都与其时代相互激荡。

作为心理学大师还须具备两个特质。首先，心理学大师是“心理世界”的立法者。心理学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在于他们对心理现象背后规律的系统思考与科学论证。诚然，人类是理性的存在，是具有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千百年来无论是习以为常的简单生理心理现象，还是诡谲多变的复杂社会心理现象，都会引发一般大众的思考。但心理学大师与一般人不同，他们的思考关涉到心理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普遍性的与高度抽象的规律。这些思考成果或试图揭示出寓于自然与社会情境中的心理现象的本质内涵与发生方式；或企图诠释某一心理现象对人类自身发展与未来命运的意义和影响；抑或旨在剥离出心理现象背后的特殊运作机制，并将其有意识地推广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把普通人对心理现象的认识与反思进行提炼和升华，形成高度凝练且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的真知灼见和理论观点，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心理科学发展的命运，而且更是影响到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当然，心理学大师的思考又是具有独特性与创造性的。大师在面对各种复杂心理现象时，他们的脑海里肯定存在“某种东西”。他们显然不能在心智“白板”状态下去观察或发现心理现象背后蕴藏的规律。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心理学规律其实就是心理学大师作为观察主体而“建构”的结果。比如，对于同一种心理现象，心理学大师们往往会做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与论证。这绝不是纯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分歧，而是对心灵本体论的承诺与信仰的不同，是他们所理解的心理世界本质的不同。我们在此借用康德的名言“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同样，心理学大师是用理性为心理世界立法。

其次，心理学大师是“在世之在”的思想家。在许多人看来，心理学大师可能是冷傲、孤僻、神秘、不合流俗、远离尘世的代名词，他们仿佛背负着真理的十字架，与现实格格不入，不食人间烟火。的确，大师们志趣不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日常柴米油盐的束缚，远离俗世功名利禄的诱惑，在以宏伟博大的人文情怀与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投身于实现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认识你自己”之伟大箴言的同时，也凸显出其不拘一格的真性情、真风骨与真人格。大凡心理学大师，其身心往往有过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使之处于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之中，由此而产生的灵感和顿悟，往往成为其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源头活水。然而，心理学大师毕竟不是超人，也不是神人。他们无不成长于特定历史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生活在人群之中，并感受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体验着人间的世态炎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就像牛顿描绘的那般：“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怎样评价。我却这样认为：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尽管如此，那真理的海洋还神秘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心理学大师虽然是一群在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但套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他们依旧都是“活生生”的“在世之在”。

二

那么，又何谓“经典”呢？ 经典乃指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注2。经典是具有原创性和典范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经过历史筛选出来的最有价值性、最具代表性和最富完美性的作品。经典通常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超越了时代的界限，具有永恒的魅力，其价值历久而弥新。对经典的传承，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长盛不衰、继往开来之根本，是其推陈出新、开拓创新之源头。只有在经典的引领下，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才能焕发出无限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心理学经典在学术性与思想性上还应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从本体特征上看，心理学经典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经典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显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理论内涵，提出一些心理与行为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意识交融在一起，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心理学经典是心理学大师与他们所阐释的文本之间互动的产物。其次，从存在形态上看，心理学经典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经典作为心理学大师的精神个体和学术原创世界的结晶，诉诸心理学大师主体性的发挥，是公众话语与个人言说、理性与感性、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最后，从价值定位上看，心理学经典一定是某个心理学流派、分支学科或研究取向的象征符号。诸如冯特之于实验心理学，布伦塔诺之于意动心理学，弗洛伊德之于精神分析，杜威之于机能主义，华生之于行为主义，苛勒之于格式塔心理学，马斯洛之于人本主义，桑代克之于教育心理学，乔姆斯基之于语言心理学，奥尔波特之于人格心理学，吉布森之于生态心理学，等等，他们的经典作品都远远超越了其个人意义，上升成为一个学派、分支或取向，甚至是整个心理科学的共同经典。

三

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遵循如下选书原则：第一，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原创之作；第二，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奠基、成熟或最具代表性之作；第三，选择在心理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派、一说、一家之作；第四，兼顾选择心理学大师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作。我们策划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旨在推动学科自身发展和促进个人成长。

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此后的130多年中，心理学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我国心理学从西方移植而来，这种移植过程延续已达百年之久注3，至今仍未结束。尽管我国心理学近年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心理学在总体上还是西方取向的，尚未取得突破性的创新成果，还不能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还未形成系统化的中国本土心理学体系。我国心理学在这个方面远没有赶上苏联心理学，苏联心理学家曾创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体系，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我国心理学的发展究竟何去何从？如何结合中国文化推进心理学本土化的进程？又该如何进行具体研究？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但我们可以重读西方心理学大师们的经典作品，以强化我国心理学研究的理论自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师们的经典作品都是对一个时代学科成果的系统总结，是创立思想学派或提出理论学说的扛鼎之作，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大师们的学术智慧和创新精神，做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在“照着讲”的基础上“接着讲”。

心理学是研究人自身的科学，可以提供帮助人们合理调节身心的科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心理问题。用存在主义的话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存在本体论焦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这一哈姆雷特式的命题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人们。特别是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不断涌现，各种压力和冲突持续而严重地撞击着人们脆弱的心灵，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心理学知识。可幸的是，心理学大师们在其经典著作中直接或间接地给出了对这些生存困境的回答。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对话大师与解读经典，我们可以参悟大师们的人生智慧，激扬自己的思绪，逐步找寻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可以让我们获得两方面的心理成长：一是调适性成长，即学会如何正确看待周围世界，悦纳自己，化解情绪冲突，减轻沉重的心理负荷，实现内心世界的和谐；二是发展性成长，即能够客观认识自己的能力和特长，确立明确的生活目标，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快乐而有效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我们相信，通过阅读大师经典，广大读者能够与心理学大师进行亲密接触和直接对话，体验大师的心路历程，领会大师的创新精神，与大师的成长并肩同行！

郭本禹

2013年7月30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

译者前言

一、沙利文的主要学术生平

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1892—1949)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于1892年2月21日出生在纽约市几百公里之外的诺威奇(Norwich)，其父母祖籍均为爱尔兰。父亲蒂莫西·沙利文(Timonthy Sullivan)家境贫穷，曾做过农场的工人。母亲埃拉·斯塔克·沙利文(Ella Stack Sullivan)家庭相对富裕。埃拉在33岁时嫁给28岁的蒂莫西，婚后生育的两个儿子，均不到1岁便夭折了。埃拉39岁时又生了沙利文，她非常娇惯和溺爱这个唯一幸存的儿子。在沙利文两岁半时，其外祖母提议，全家迁居到母亲家位于纽约州斯米尔纳(Smyrna)的农场。约在此时，沙利文的母亲神秘地离开了家一年，极有可能是在精神病医院住院。他便先后由外祖母、姨妈分别照顾成长。

幼年的沙利文生活在闭塞的农场里，周围是空旷的田野和牲畜，十分孤独，没有同龄玩伴，也没与父母建立亲密的关系。他的父亲是一个害羞、内向、沉默寡言的人，在沙利文的母亲去世和他成为一名著名的医生以后才与父亲建立起令人满意的交流。他的母亲只向他倾诉无助的愤怒、其家庭以前优越性的传说和对未来不切实际的美好梦想。最能吸引小沙利文的一个家族传说是，母亲的祖先有一匹叫西风的马，跑向太阳升起的地方以迎接未来。注4当沙利文8岁半的时候，他与相邻农场的一个13岁男孩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尽管这两个男孩不是同龄伙伴，但他们在社交和智力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在社会交往方面均是滞后的，但在智力方面却又是超前的，两人后来均成为精神病学家并终身未婚。他们两人的关系对沙利文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其成熟理论中，他特别看重青春期以前的亲密关系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认为它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他的许多其他假设也一样似乎都是从他个人的童年经历中得来的。

大约在1897年或1898年，沙利文进入斯米尔纳联合中学(Smyrna Union School)学习。因从小养成的孤僻性格，他上学后不知道如何成为集体的一员，仍然没有朋友，整日以书本为伴，学习成绩优异，1908年毕业时作为优秀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发言。同年，他带着做一名物理学家的梦想，进入康奈尔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学习，但一年后便退学了。据说，他在康奈尔大学被扯进了法律纠纷，或许是涉嫌邮件欺诈。一些年龄较大更成熟的学生利用他去领取邮寄过来的非法订购的化学药品。在随后的两年里，他从人们的视线中神秘地消失了。1911年，沙利文又进入芝加哥大学内外科学院学习，1915年完成全部课程，两年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16—1917年，他接受了75个小时的精神分析职业培训。1918—1920年间，沙利文曾在陆军的预备医疗队(Medical Reserve Corps)担任负责人，还在残疾军人康复部门(The Division of Rehabilitation Disabled Soldiers)、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Federal Boar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等机构工作。

从30岁起，沙利文开始了其持续终生的精神病学家的工作。1921—1922年，他进入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St. Elizabeth's Hospital)，担任该院退伍军人办事处(The Veterans Bureau)的联络官。圣伊丽莎白医院在当时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和神经病学家威廉·阿兰森·怀特(William Alanson White)注5领导下，倡导用动力性精神病学取向治疗精神病患者。沙利文将怀特视为其专业上和思想上的父亲。

从1922年到20世纪30年代初，沙利文转入马里兰州的夏普德·普拉特医院(Sheppard Pratt Hospital)，并担任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开始了其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8年临床工作。在院长罗斯·查普曼(Ross Chapman)注6的支持下，沙利文开设了精神分裂症实验性治疗病房，病房不使用镇静剂，只要求非专业的、极具同情心的护理人员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对待精神分裂症病人，给予他们尊重和关爱。这个实验达到大约86%的治愈率。这个具有创新性的实验使沙利文成为出色的临床医生，使他声名鹊起。在这一时期，沙利文于1923年结识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克莱拉·汤普逊(Clara Thompson)，她也是对其思想最有影响的人之一。后来，沙利文接受了汤普逊300多小时精神分析的培训分析，这是他加入美国精神分析学会的重要前提。1926年，沙利文又结识了芝加哥大学的文化人类学教授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开始了他与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乔治·米德(George Mead)、约翰·杜威(John Dewey)、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伦纳德·考特里尔(Leonard Cottrell)等人的广泛合作，即精神病学与社会科学的多学科合作。这使得他的人际相互作用以及环境与社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一信念获得有力支持。1928年和1929年，他非常成功地组织了以怀特为主席的美国精神病学会与社会科学关系委员会所举行的人格研究第一届和第二届年会。

1930年，沙利文离开夏普德·普拉特医院，到纽约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期望通过研究轻于精神分裂症的前驱状态(prodromal state)尤其是强迫症患者来扩充他对人际关系的理解。然而这一时期非常艰难，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没有多少有钱的顾客光临他的诊所，以至难以维持必要的开销。这一时期，他还参加了已赴耶鲁大学任教的萨丕尔开办的文化与人格讲习班，并与汤普逊、卡伦·霍妮(Karen Horney)、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等人创建著名的圆桌团体(Zodiac Group)。1933年，沙利文与萨丕尔等人成立威廉·阿兰森·怀特基金会(William Alanson White Foundation)，并担任主席。这个基金会主要支持他与萨丕尔等人从事精神病学与社会科学的多学科研究。

1936年，沙利文前往华盛顿，担任华盛顿精神病院(The Washington School of Psychiatry)院长。他逐渐放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集中精力进行创新性工作。1938年，他创办了《精神医学》杂志，以推广他的人际关系理论。1939年，沙利文接受德克斯特·布拉德(Dexter Bullard)的邀请，加盟华盛顿附近的切斯纳特·洛奇医院(Chestnut Lodge Hospital)，他在此度过了最具创造性和最有成就的10年职业生涯。借助切斯纳特·洛奇医院，在沙利文周围汇聚了一大批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如弗里达·弗洛姆-赖希曼(Frieda Fromm-Reichmann)、玛格丽特·里奥奇(Margaret Rioch)、玛贝尔·布莱克·科恩(Mabel Blake Cohen)等人，他们都是华盛顿精神病院的核心成员。在沙利文领导下，华盛顿精神病院逐渐形成以人际精神病学为主要特色的精神分析培训课程。1940年，他与同事温弗雷德·奥弗霍尔泽(Winfred Overholser)为美国精神病学会的征兵委员会(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Society's Committee on Military Mobilization)工作，合作制订了美国军队应征入伍者的心理学筛查指南。同年12月，还担任义务兵役(Selective Service)主管克拉伦斯·A·戴克斯特拉(Clarence A. Dykstra)的精神病学顾问。次年11月，对精神病学持批评态度的刘易斯·B·赫西(Lewis B.Hersey)成为主管后，他辞去这一职务。1943年，沙利文与汤普逊、弗洛姆、弗里达·弗洛姆-赖希曼等人建立著名的威廉·阿兰森·怀特研究所(The William Alanson White Institute)，这是一个主要采用人际精神分析取向的教学和研究机构。沙利文还运用其理论解决诸如种族歧视、战争等社会问题。1945年，他应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主席布罗克·奇泽姆(Brock Chisholm)的邀请，担任战后国际精神卫生大会的顾问。从1948年起，他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紧张计划(the UNESCO Tension Project)。1949年1月14日，沙利文前往阿姆斯特丹出席世界精神卫生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的执行委员会会议，返程经过巴黎时，突然死于脑出血，年仅57岁。

二、沙利文的著作和研究沙利文的著作

沙利文生前只私人出版过《现代精神病学的概念：纪念威廉·阿兰森·怀特第一演讲》(Conceptions of Modern Psychiatry: The First William Alanson White Memorial Lecture，1947)这一部著作。在他去世后，其养子詹姆斯·I·沙利文(James I.Sullivan)将沙利文的论文、笔记和录音记录全部移交给了威廉·阿兰森·怀特基金会。为了给最初阶段的论文分类和编辑工作筹措资金，沙利文的93名学生与同事成立了一个拥有15 000美元的特别基金管理机构。沙利文的同事玛贝尔·布莱克·科恩、大卫·里奥奇(David Rioch)、珍妮特·里奥奇(Janet Rioch)、克莱拉·汤普逊，以及后来加入的德克斯特·布拉德、小奥托·艾伦·威尔(Otto Allen Will, Jr.)、唐纳德·伯纳姆(Donald Burnham)与海伦·斯威克·佩里(Helen Swick Perry)一起作为顾问，成立了沙利文著作出版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of Sullivan's Writings)，佩里担任沙利文著作出版的执行人。从1953年起，出版委员会与诺顿出版公司(W. W. Norton & Company Inc.)合作，根据沙利文的笔记和录音记录先后整理出版了其三本遗作。其中《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1953)注7是关于人际关系理论内容的；《精神病学的咨谈：个人询问的技术；关于精神病医生、社会工作者、人事管理者和咨询者的有价值指南》(The Psychiatric Interview: The Technique of the Personal Inquiry; A Valuable Guide for the Psychiatrist, Social Worker, Personnel Manager and Counsellor，1954)注8是关于人际心理治疗内容的；《精神病学的临床研究》(Clinical Studies in Psychiatry，1956)注9是关于精神病理学内容的。1953年，《现代精神病学的概念》纳入诺顿出版公司出版的沙利文著作系列的一本再版。《作为人的过程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as a Human Process，1962)注10和《精神医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The Fusion of Psychiatry and Social Science，1964)注11是沙利文两本最重要的论文选集，前者是关于精神分裂症内容的，后者是关于精神病学与社会科学内容的。沙利文的另两本著作《沙利文个案研讨班：对一例年轻男性精神分裂病患者的治疗》(A Harry Stack Sullivan Case Seminar:Treatment of a Young Male Schizophrenic，1967)注12和《个体的心理病理学》(Personal Psychopathology，1972)注13 也由诺顿出版公司出版，后者是他早在1937年就构思好的作品。此外，还出版过两种沙利文作品集，即《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五卷本原创性合集》(Harry Stack Sullivan Original 5 Volume Set，1953)注14和《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博士选集》(两卷本，The Collected Works of Harry Stack Sullivan，M. D.，2 Volumes，1964)注15。

自沙利文逝世以后，陆续出版了不少研究其生平及其思想的著作。沙利文的亲密朋友帕特里克·默拉希(Patrick Mullahy)除了主编出版了一本关于沙利文思想的文集《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贡献：精神病学和社会科学的人际关系理论专题论文集》(Contributions of Harry Stack Sullivan: A Symposium on Interpersonal Theory in Psychiatry and Social Science，1952)，还出版了两本研究沙利文思想的著作，它们分别是《精神分析与人际精神病学：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贡献》(Psychoanalysis and Interpersonal Psychiatry: The Contributions of Harry Stack Sullivan，1970)、《美国现代精神病学的开端：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思想》(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American Psychiatry：The Ideas of Harry Stack Sullivan，1973)。1953年，多萝西·R·布利斯腾(Dorothy R. Blitsten)主编出版了另一本关于沙利文思想的文集《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社会理论：他的社会化和文化适应概念的意义，整理自其各种论文并整合为社会科学家选集》(The Social Theories of Harry Stack Sullivan: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Concepts of Socialization and Acculturation, Digested from His Various Papers and Integrated as a Selection for Social Scientists)。关于研究沙利文生平和思想的著作还有十余种。例如，拉尔夫·M·克劳利(Ralph M. Crowley)的《哈里·斯塔克·沙利文：他对当前精神病学思想与实践的贡献》(Harry Stack Sullivan: His Contributions to Current Psychiatric Thought and Practice，1971)，杰拉尔德·赫扎诺夫斯基(Gerard Chrzanowski)的《精神分析的人际取向：关于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当代观点》(Interpersonal Approach to Psychoanalysis: Contemporary View of Harry Stack Sullivan，1977)，亚瑟·哈里·查普曼(Arthur Harry Chapman)的《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其人及其工作》(Harry Stack Sullivan：The Man and His Work，1976)和《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治疗技术》(The Treatment Techniques of Harry Stack Sullivan，1978)，肯尼思·L·查特莱纳(Kenneth L. Chatelaine)的《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形成的年代》(Harry Stack Sullivan: The Formative Years，1980)、《好我与坏母亲和坏爸爸：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关于人的发展、焦虑和心理疾病过程的观点》(Good Me and Bad of Mother and Dad: The Ideas of Harry Stack Sullivan on Human Development, Anxiety, and the Process of Mental Illness，1982)、《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其思想导论》(Harry Stack Sullivan: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1982)和《好我、坏我、非我：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关于人的发展、焦虑和心理疾病过程的观点》(Good Me, Bad Me, Not Me: Harry Stack Sullivan :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1992)，海伦·斯威克·佩里的《美国的精神病学家：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生平》(Psychiatrist of America: The Life of Harry Stack Sullivan，1987)，F·巴顿·伊文思(F. Barton Evans Ⅲ)的《哈里·斯塔克·沙利文：人际关系理论与心理治疗》(Harry Stack Sullivan: Interpersonal Theory and Psychotherapy ，1996)，和气直子(Naoko Wake)的《私人实践：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同性恋科学和美国自由主义》(Private Practices: Harry Stack Sullivan, the Science of Homosexuality, and American Liberalism，2011)。

三、人际精神分析的主要理论观点

尽管沙利文的《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一书是其人际精神分析(interpersonal psychoanalysis)理论的最重要反映，但该书毕竟是在其逝世后由他人根据他的演讲录音记录稿和笔记整理出版的，并不是他本人精心构思的完善体系性著作。虽然沙利文在这本著作中提出了许多新的术语，但又没有构成一个整体性的体系，所以该书不是太好理解。美国沙利文研究专家查特莱纳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在为《心理学的先驱者群像》(Portraits of Pioneers in Psychology)一书所写的《哈里·斯塔克·沙利文：临床医生及其人》(Harry Stack Sullivan：The Clinician and the Man)一文的后面，专门附了一个“作者注”来说明他最初遭遇沙利文的困难。他说：“我第一次接触哈里·斯塔克·沙利文是在1970年。那是我在马里兰大学读博士生课程时做的第一篇重要研究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是《新弗洛伊德学派对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界定的贡献》，我打算讨论卡伦·霍妮、埃里希·弗洛姆和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著作。我读了前两个人的著作并轻松进行了报告。然后我开始读被认为是沙利文最重要的著作即《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1953)，我读了第一章，但什么也没有理解。我又读了一遍，仍然什么也没有理解。经过三次尝试，我决定在我的论文中放弃他。我希望我的导师不会注意到这件事。他确实没有注意到，但却给我打了低分。直到我被要求考虑做关于沙利文的博士学位论文之前，我都没有再读他的著作。”注16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也深切体会到《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一书的难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语言上都不容易把握。所以，我们在此稍加详细地介绍沙利文的人际精神分析理论的主要观点，为读者提供一些背景性知识，以便更好地阅读这本著作。我们尽量以《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的内容为主，但又不囿于该书的内容。

(一)人际关系的人格理论

和弗洛伊德一样，沙利文也是从精神疾病的治疗实践中提出一般理论的。沙利文早年信奉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后来在临床实践中他逐渐放弃了弗洛伊德强调个体的内部心理机制即由本能驱力决定的内部心灵(intrapsychic)的观点，转而强调人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人际(interpersonal)关系或相互作用(interactional)关系的观点。正如他所指出的，我们不是以独特的个体的我(individual me)为基础，而是以个体的共同人性(common humanity)为基础，来理解有机体如何从出生时的动物状态变成一个人，如何从生命的早期起，一步一步地在他人的影响下，而且仅仅是为了与他人以某种社会组织的形式生活在一起的目的而产生这种转化。注17沙利文的成熟理论正是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人格理论。

1.基本观点：人际关系

沙利文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表现为人际关系。也就是说，人是人际关系的存在，人只有在人际情境中才能生存和发展。沙利文认为，不能像弗洛伊德那样孤立地研究人的心灵，而应该研究个体与必需的生存环境的关系，即研究人际关系。沙利文的人际关系既指个体与现实中他人的关系，也指与想象中的人物、古代的英雄、小说中的人物、祖先或者尚未出生的子孙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幻想中他人的关系。后一种关系对个人生活具有同样甚至更大的有效性和重要性。个人的心理过程，如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都具有人际性。即使做梦也具有人际性，因为梦往往反映了做梦者与他人的关系。当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人际关系脱离了现实，当这种虚幻的想象支配了人的生活，使正常的现实的人际关系遭到破坏，就导致了精神疾病。

沙利文的私人图章

两个马头包含在一个圆内，其中一个朝上，另一个朝下。这个图案反映他小时候母亲所讲的家族中关于马的传说，更反映了他对人际关系观点的强调。

2.人格含义：人际情景的持久模式

沙利文将人格放在人际关系中加以研究，在他看来，人格是一种假设的实体，只能在人际关系行为中才能观察到，只有在人际关系中才能获得其意义。除了人与人之间所传达的内容，便无法了解个人的人格。他认为：“每个人有多少种人际关系，他就有多少种人格。”注18沙利文将人格定义为使人类生活具有特征的周期性人际情景的相对持久的模式。注19为了更好地说明人格概念，他进一步提出了相互作用区模式。相互作用区是指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环境，指生化的环境、生物环境和由他人构成的环境(人际情境)，人的生存除需要自然环境外，还需要社会文化环境，人际情景是人相互作用区的主要模式。人际情境是从母亲哺育婴儿开始的，直到不断变动的、复杂的人际社会情境。可以说，人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就是人际关系，在人与人的交往互动中，文化的某些成分内涵于人格之中。人格的差异也是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的不同，这是文化移入的前提和结果。

3.人格动态过程：紧张与能量转化

沙利文认为人类具有趋于心理健康的动力，同时每个人都有减少内心紧张的动机。他还认为人类经历着欣快(euphoria)与紧张(tension)的更替，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欣快水平和紧张水平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反关系，这是生命的特性；也就是说，欣快水平朝着紧张水平的相反方向变化。”注20所谓的欣快是健康状态的经验，这种经验产生于人对生存的生物需求和心理社会需求的减少或消除。沙利文的欣快状态完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它不是满足心理性欲需要的结果。沙利文区分了两种紧张，即需要紧张(tension of need)和焦虑紧张(tension of anxiety)。需要紧张是对各种特定生物需求成分的经验，它比较接近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中的心理性欲的需要，但沙利文则更加深入地探讨了这个概念。需要的紧张既包括诸如饥、渴、温度、皮肤的生化调节和氧气的需求，也包括诸如睡眠、触觉、人的接触等一般生理需求。除了强调特定生理需要的满足外，沙利文还观察到所有婴儿对人际合作的需要，因为人类婴儿依赖于交谈。焦虑紧张是个人的人际安全受到实际或想象的威胁而产生的。由于人类寻求特定生理需要的满足的方式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因而对满足的追求就不是一种生物学的过程，这种追求离不开人际关系。焦虑紧张最初可能来自焦虑的母亲，如母亲焦虑的面孔、不安的声音、慌乱的动作等等都可能使儿童感到生活的焦虑。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领域的扩大，个人会感受到更多的焦虑。焦虑紧张得以消除即欣快得到恢复，人就会获得人际安全(interpersonal security)的体验，这种体验并不是满足的体验。沙利文的焦虑紧张是其人际关系理论及其实践中最独特和最核心的动机力量，这个概念是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中所没有的，标志着精神分析的关系模式之开始。

沙利文主张紧张和能量转化(energy transformation)是人的两种基本经验。他把人看成一种能量系统，能量的积累导致紧张，而能量转化的功能在于消除紧张。但他拒绝弗洛伊德所谓的“力比多”心理能量概念，而借助物理学的能量概念。能量转化是旨在满足需要或减少焦虑的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有些能量转化变成相对持久的行为模式，被他称为动力机制(dynamism)。更进一步说，动力机制是可以用来研究行为或习惯的最小的经常出现之行为的单位。动力机制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包括外显的行动或谈话、隐蔽的幻想以及部分或完全的无意识过程。

4.人格结构：人格化与自我系统

沙利文用人格化(personification)来表示人的社会化和人格的形成，意指个体在追求生理需要和减少焦虑的经验中对自己、他人及各种事物所形成的具有态度倾向性的形象(image)。人格化可以完全是假想的或幻想的，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1)对自己的人格化。将“好我”与“坏我”综合起来形成关于自己的整体形象。(2)对他人的人格化。能带来满足或安全的他人在我们头脑中的形象就是好的，那些造成痛苦或焦虑的他人在我们头脑中的形象就是坏的。对同一个人，可能既有好的形象也有坏的形象。同一个母亲，在带来满足和安全时是好母亲，在引起焦虑时是坏母亲。(3)对事物的人格化。如对自然现象，对所有物的人格化，使它们具有某种人的特性，对待它们像对待人一样。人也可能将社会组织或国家制度人格化，如将其视为母亲。(4)对某种观念的人格化。如人们头脑中的上帝或神的观念往往是人格化的形象。

沙利文的自我系统概念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个人形成的一种具有防御功能的自我获得系统或一套衡量自己行为的标准。自我系统是人格化的产物，其主要活动是减轻焦虑，获得满足，产生欣快感，认识外界环境中的种种人际关系，并加以对付和适应。自我系统的形成与“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是分不开的。所谓重要他人是指父母、教师、警察等对个体生活起指导作用的人。自我系统由好我(good-me)、坏我(bad-me)和非我(not-me)三部分构成，是儿童在与重要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有关“我”是什么的人格化。其最初形成可以追溯到儿童与母亲(或其他抚养者)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由于儿童满足需要必须依赖母亲的帮助，因此他格外关注母亲的赞许或责难。受赞许的行为就自我接受而形成“好我”，被反对的行为就自我禁止而形成“坏我”，既不能使需要得到满足又受到重要他人强烈反对的行为和经验就构成“非我”。由此可以看出，自我系统的主要目标是减少焦虑，使儿童与父母相处融洽并满足他的需要。沙利文认为个体试图通过安全操作(security operation)的方式否认或歪曲与其自我系统相违背的人际经验。安全操作主要有两种：分裂(dissociation)和选择性忽视(selective inattention)。分裂是指个体拒绝把某些冲动、欲望和需要纳入意识。选择性忽视是指拒绝看那些自己不希望看到的事。它与分裂的差别表现在程度和起源上。选择性忽视的经验比较容易被意识接受。

5.人格认知水平：经验模式

沙利文强调语言、表情和姿势的作用，认为语言是人际交往的动力机制。是否具有这一动力机制或动力机制发挥从不成熟到成熟，儿童要经历三种经验模式：(1)未分化的(prototaxic)经验模式。它发生在前言语阶段，在此阶段婴儿的感觉经验是笼统的，不能将自己与外界区分开来，不会使用语言，不能知觉时间。(2)不完善的(parataxic)经验模式。以八九个月儿童开始讲儿语为标志，这一时期儿童的语词具有不确定性和我向性。随着儿童的成长，他开始能够区分自己与外界并能知觉事件之间的关系，但他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知缺乏逻辑根据；虽然能使用语言但难以用语言符号进行交往。有些成人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这一水平。(3)综合(syntaxic)的经验模式。在两岁的某个时候，儿童会进入综合的经验方式。所谓综合是指对话词的有序安排和对经验出现交互确证(consensual validation)，即一定的分辨事实和表达能力。个人发展进入这一阶段就能运用共同有效的语言符号进行思考和交往，能够认识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可见，沙利文十分重视语言符号和逻辑规则对人格发展的重要意义。沙利文认为早期人类以及现代精神病患者的经验就属于不完善的模式。

6.人格发展：从婴儿到成人

沙利文认为，人格的发展过程是人际关系的不断扩展过程。他在《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一书中，将人格的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并从人际关系特点上对每个阶段的内容作了详细说明。他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发展的观点，将社会关系置于比生物因素更重要的地位。同时他也认为，不受弗洛伊德重视的潜伏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因为学会在社会情境中做出恰当的行为，或者不能做出恰当的行为，对于个体未来的人际关系而言非常重要。

(1)婴儿期(出生至18个月)：从出生到语言能力的成熟。这个时期喂奶为婴儿提供了人际关系中最初的原始经验。口部区(oral zone)在这个阶段最为重要，它与呼吸、喂奶、哭、吮吸手指等功能密切联系，是婴儿与环境之间的人际关系区域。这一时期的人际交往经验使婴儿学会对“好乳头”和“坏乳头”这样的外部线索进行区分。婴儿通过哭来表现饥饿和焦虑。哭通常能够带来婴儿期望的安慰，这有助于婴儿发展预见力以及对原因和结果的理解。在婴儿中期，自我系统开始发展。这主要有两个因素：吮吸拇指对身体的探索，以及无条件的母亲的温柔、体贴和奖罚训练。此外，婴儿开始学习怎样通过语言进行交流。早期的交流靠面部表情和各种音素的发声，不能与他人产生共鸣。最后，手势和语言对婴儿和别人具有了相同的含义。这种交流标志着句法语言的开端和婴儿期的结束。

(2)童年期(18到24个月～5到6岁)：从有能力发出清晰的声音到学会寻求玩伴。在该阶段，父母的惩罚促进自我系统的“坏我”方面的成长。只要父母通过足够的奖赏和温柔体贴，即可帮助“好我”人格化的发展，就不会产生大的伤害，有助于安全感的形成。但如果儿童对温柔体贴的需要不断地被父母的焦虑、烦躁或敌意所拒绝，坏我成分将最终支配自我系统，儿童就会发展出恶意的转化。它是人格发展中的一种扭曲，儿童会怀疑他人均是有敌意的，形成不可爱的非理性信念。有这种恶意的儿童可能是调皮的，行为像一个恶霸，或者更消极地表达愤恨。这种转化也损害了儿童与其他人的关系，它是由于父母不能加入儿童的游戏造成的。孤独的儿童求助于过多的白日梦，这抑制了儿童区分幻想与现实的能力。除了父母之外，这一时期儿童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关系，也就是与假想的玩伴的关系。例如儿童有时和想象中的朋友说话，在床上给他想象的玩伴留个位置。

(3)少年期(6～8或9岁)：从步入学校生活起到亲近同性同伴。少年须学习适应教师等新的权威人物的要求、奖赏和惩罚。少年观察到权威人物是如何对待其他少年的，继续发展能够减少焦虑和保持自尊的心理机能。少年开始学习与同辈相处，并且介入竞争与合作的社会化过程。此时，学校这个社会在个体的少年时代纠正或改变了人格演化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的不幸倾向，而作为一种社会化影响的家庭的局限性开始得到补救。父母在少年心中开始失去上帝似的地位，形成更具有人性的、难免有错误的人格化。综合的经验方式在这时居支配地位。理想的情况是，在少年末期，少年获得与其他人相处的足够知识，包括精确了解人际关系及恰当的相处之道。

(4)前青年期(9～12岁)：从同性亲近到异性朋友的需要。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征是发展爱的能力。先前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建立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基础上，但是到了前青年期，亲密和爱成为友谊最重要的内容。事实上，密友的影响可能足以改变个体从前一阶段带来的人格扭曲和可能变得坚固的自我系统。因此，一个有效的密友关系可以帮助个体改变一些错误的观点，例如骄傲自大、过分依赖、一个人应当被每个人喜欢的观念，甚至可以纠正一个恶意的转化。反之，与同性交往的困难常常是由于在前青年期不能发展这种重要的密友关系。

(5)青年早期(13～17或18岁)：从生殖欲到情欲行为的模式化。前青年期所产生的亲密关系的需要在青年前期仍然继续，同时又产生了一种独立的需要——性爱。沙利文认为，因为文化往往使个体在寻求情欲活动中面临障碍，青年早期充满严重失调的可能性。在这个重要的时候，个体可能完全没有必要的知识和引导，且父母给予的是嘲笑和讽刺而不是情感的支持，都可能增添困扰。青年人在异性恋上缺乏经验的尝试可能会导致麻烦的后果，诸如阳痿、性冷淡或早泄，从而严重降低了自尊。习惯性的低自尊使人难以表现对另一个人好的情感。因此，青年早期是人格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顺利渡过这一阶段的人能够获得亲密关系和控制性爱的能量转化。而不幸的青年人很可能发展出对异性的强烈的厌恶和恐惧，而导致独身、过多的幻想或同性恋。

(6)青年晚期(19或20岁到成熟)：从生殖活动到完全成熟而丰富的人际关系。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亲密和性爱的融合。个体不再只把异性当作性爱对象来追求，而且能够给予对方无私的爱。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前一阶段表现的是生物学上的变化，而青年晚期却完全是由人际关系决定的。这一时期青年必须与日益增加的社会责任，诸如工作和纳税等竞争。复杂的人际关系逐渐成熟，综合的经验方式不断增加，自我系统更加稳定。由于教育和工作经验，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有了进一步认识，各方面的知识大增而趋于成熟，经验的积累会在以后的成熟人格中显露，成熟的人格基本上反映了与他人亲近、合作的需要。社会经济地位也影响了这个阶段的人格发展。经过以上六个阶段，个人便进入成年期，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二)人际关系的心理治疗

沙利文从人际关系理论出发批评以克雷佩林 (Emil Kraepelin)和弗洛伊德为代表的两大传统的精神病理学模式，认为精神疾病的原因主要是人际关系困境造成的。沙利文并不轻易使用精神病理学或精神障碍的术语，他通常把即使最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都作为他所认为的“正常”人来对待。注21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提出了一套独特的心理治疗方法。

1.精神病理学：人际关系困境

克雷佩林是现代精神病学的先驱，他的精神病学体系强调从临床症候群上对疾病症状进行详细的描述，找出各种症状的异同点。他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精神疾病主要是由纯粹的生物和遗传因素造成的，精神疾病严格地区别于正常状态。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理论强调用早期发展的经验、假设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原型冲突和性行为说明精神疾病的发生。沙利文提出了不同于克雷佩林和弗洛伊德的精神病理学模式，他认为“不适当的与不合宜的人际关系模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精神疾病，它既包括较轻的精神疾病，也包括较为严重的精神疾病”注22。在他看来，精神疾病主要是人际关系困境造成的，他很少从遗传的、机体的或生物的方向去解释精神病。所以，他批评克雷佩林只强调障碍的标志作为一种疾病的客观指标，而不去考察患者的特殊人际经验在引起和维持这种症状上的作用。他也批评弗洛伊德从特殊的精神障碍出发，回溯至发展中的固着和退行模式用以解释这种障碍。因而他挑战弗洛伊德强调人生的前五年重要性的观点，他观察到在许多案例中，少年期和前青年期(它们相当于弗洛伊德的潜伏期)较早期阶段更能说明精神障碍的原因。沙利文同样不重视俄狄浦斯情结，事实上他质疑弗洛伊德这一假设的普遍性以及把所有的精神障碍分类为前俄狄浦斯的和俄狄浦斯的。沙利文认为精神障碍不是由性欲发展本身的扭曲导致的，而是由情欲、亲密和安全综合决定的。

沙利文最初主要研究精神分裂症，他将精神分裂症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由器质性原因引起的所有症状，第二类包括所有基于环境原因的精神分裂障碍。后者是沙利文所关心的，因为只有后者才能通过人际精神病学加以改变。他反对当时医学界关于精神分裂症是遗传决定的、不能彻底治愈的观点，主张精神分裂症是由不良的人际关系造成的，可能是早年与一个坏母亲的关系，也可能是以后生活中的其他人际关系，使个体产生严重焦虑，导致自我系统的防御功能失灵，将幻觉人格化为某种实体，不能将幻想或梦与现实区分开来，人格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经验模式倒退到并列的甚至原始的水平，现实的人际关系和个人的自信、自尊遭到严重的破坏。拥有分裂人格的人与正常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试图建立一种自我系统，将威胁他们安全的经验屏蔽掉，把焦虑降低到最小程度。只是正常个体觉得人际关系是相对安全的，不需要总是依赖分裂反应作为维护自尊的手段，而对于心理障碍的个体来说，他们会把自己的很多经验分裂出自我系统。

沙利文也研究强迫症等神经症，他认为这类患者的问题主要是自我系统的局限与歪曲。由于过去的不幸经历，个体很容易产生偏离正常的观点、态度和信念；对自己人格的不正确看法，会导致对他人人格看法上的局限和歪曲，进而影响正常的人际关系。那些歪曲的观点、态度和信念，总是纠缠着个体，使其陷入一种不适当的自相矛盾的情景中，于是不可避免地带来紧张与焦虑。而紧张与焦虑，又将妨碍个体清醒的思考、正确的认识和适当的行为。严重的焦虑将导致精神分裂性。

2.心理治疗：咨谈态度和咨谈过程

沙利文的心理治疗观与其精神病理论是分不开的，既然精神疾病是由失败的人际关系造成的，治疗措施首先就要创设良好的人际关系。沙利文将精神病院视为人格成长的学校，而不是人格缺陷的收留所。在这所学校里，精神病学家是人际关系的专家。他曾说过：“我们看到，心理治疗的成就与其他教育形式的成就没有本质的差别……它们存在的一些差别在于所要求的技术上，但这些差别是表面的而非根本的。”注23沙利文认为，精神病医生不仅仅是一名观察者，更应该是一名参与性观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他在治疗过程中参与观察，尊重患者，通过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通过一系列咨谈等治疗技术，引导患者正确认识自己，从人际关系中树立起对前途的信心，使患者恢复健康的人格。

沙利文认为，对于心理治疗来说，咨谈态度比治疗技术重要。咨谈的基本态度包括三个方面：(1)治疗关系：维持人际安全。在沙利文看来，治疗专家就是具有专门人际关系知识的专家，治疗师运用人类发展和人际过程的知识，通过尊重地、共情地倾听患者的详细内容，就可以达到治疗中的人际安全。患者体验到治疗师的尊重以及对自己人际问题的了解提供了一种核心安全，使他能够详尽阐述和评价其日益充分焦虑的人际混乱和缺陷，并揭示和修正这些此时此地的关系困惑。人际交流和交互确证是沟通患者体验和治疗师体验的桥梁。(2)治疗目标：促进人际学习。沙利文认为，治疗过程就是一种社会学习和模仿过程，治疗师可以通过恰当地示范温暖性和支持性的人际行为，用来反投射和修正患者以前不幸的人际学习。他所强调的理解患者的真实人际经验和巧妙有效地教授人际关系模式，具有典型的认知行为治疗取向的特点。(3)度身订制适合问题的干预技术。沙利文的人际心理治疗是基于问题的治疗模式，而是不是基于技术的治疗模式。所以，他不像其他精神分析治疗家过多地谈论具体的治疗技术，主张治疗态度必须保证维护患者的人际安全和促进其人际关系学习，咨谈行为是“用于服务患者”(use in the service of the client)之目的的，要针对不同的问题选择有效的治疗操作。

沙利文指出：“咨谈是或多或少自愿组成的两人组(two-group)内以口头语言交流为主要情景，逐步展开专家—患者基于解释患者独特的生活模式，这种模式是他所经历的特殊困境或特别有价值的东西，他期望从解释中获益。”注24沙利文并不特别主张将咨谈过程划分为固定而僵硬的步骤，但同时认为一种方法程序也要既展示专门技能，又要提供相对规则的和系统的人际事件，由于不同的人之间的差异，不能不拉直或者斩断躺在刻板技术的普洛克斯泰斯之床(Procrustean bed)注25上的患者。注26所以，沙利文将咨谈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正式开始(the formal inception)。在这个阶段，患者第一次会见治疗师，提供一些要求治疗的解释。沙利文会告诫治疗师，在此阶段的基本任务是营造融洽的气氛，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应后期治疗所需。他提倡一种宁静观察的态度，其中之一是治疗师不能有太多问题。治疗师要聆听患者的口语性内容，也要注意患者自我表现的态度。在他看来，患者会将他们生活的习惯模式、偏见与期望以及对现实的曲解带进治疗情境中，治疗之技巧在于注意人际关系中的敏感部分以唤起患者的敏锐知觉。(2)探索(reconnaissance)。这个阶段通常需要7.5到15个小时，包括一些非结构性的询问，如询问的年龄、出生地、出生顺序、婚姻状况、教育背景、职业经历、父母的职业及婴儿期和童年期家庭中的其他重要成员情况。在此阶段中，治疗师需要建立患者的个案史，并根据这些信息对患者问题的性质与起源作某些假设。探索阶段结束时，治疗师简要叙述他所了解的患者情况，通常被患者赞同的一些重要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3)细节探究(detailed inquiry)。治疗师在这一阶段需要患者提供更重要的资料以核查前面所得到的印象。于是，治疗师需要不断地倾听与发问以探索患者重要的发展历史，包括排泄训练、语言学习、对竞争与合作的态度、学校经验、前青年期的密友、身体发育出现的特征、对有色情内容的谈话和性的态度以及职业和婚姻历史，等等。患者在与治疗师的关系中所表现的焦虑和防御策略也是重要的信息。(4)终结或中断(termination or interruption)。治疗的最后阶段包括以下四个步骤：治疗师将治疗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作简要说明，建议患者应采取或避免做某些课业，对患者可能的未来生活进行评估，患者正式离去。

四、沙利文的主要贡献、局限与影响

沙利文是在美国本土成长起来的第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是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主将。他在融合精神病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人际精神分析思想，推动了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他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人际关系的精神病理论与心理治疗思想，开拓了精神病学研究的新方向。他的人际精神分析思想本身也存在某些局限，同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主要贡献

第一，沙利文的人际精神分析是对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的重大变革。他主张人是人际关系的存在，人只有在人际情境中才能生存和发展。这就使正统精神分析的重心由个体内部转向个体之间，由专注于个体内部的冲突转向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流、个体与环境(人际情境)的相互作用。他从理论上突破了弗洛伊德学说的束缚，把人的本质看作是社会性的而非生物性的，赋予人更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他把精神分析引向社会领域，开创了不同于传统精神分析之驱力模式的关系模式。

第二，沙利文的人际关系的人格理论独具特色。他把人格放在人际关系中加以研究，认为一个人的人格是其人际关系的反映。与弗洛伊德不同，他认为与他人发生关联的需要是最为根本的人类动机，消解了性欲作用的特殊地位。他强调人格的自我系统突破了弗洛伊德所重视的潜意识和伊底(本我)在人格中的根本作用。他提出经验模式作为人格的认知水平，强调语言符号和逻辑规则在人际交往和人格发展中的作用。他将人格发展阶段延伸到成年期，他强调相当于弗洛伊德的潜伏期的少年期和前青年期的重要性，他的这一观点超越了古典精神分析学派、客体关系学派和自我心理学派(除埃里克森)对幼儿时期的内部心理冲突的强调。

第三，沙利文的精神病理学理论开创了精神病学研究的社会文化方向。他反对克雷佩林和弗洛伊德从遗传或生物方向去解释精神疾病，转而从人际关系出发看待精神疾病，认为精神疾病主要是不良人际关系造成的。他反对用传统的精神疾病分类方法给患者贴标签，甚至不轻易使用精神病理学或精神障碍的术语，而把精神疾病患者都看作是“正常”人，人性化地对待患者。他早年对精神分裂症做过系统研究，后来专门研究强迫症。他的工作开辟了精神病学研究的新方向。

第四，沙利文的人际关系的心理治疗思想独具匠心。他在心理治疗方面提出了许多颇具创造性的思想。例如，他将精神病院视为人格成长的学校，将精神病学家视为人际关系的专家，将心理治疗视为教育。他强调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的参与观察作用，并尊重患者。他从人际关系观点看待心理治疗，认为咨谈态度比治疗技术更重要。他认为治疗关系就是维持人际安全，治疗目标就是促进人际学习，心理治疗应针对不同患者度身订制适合问题的干预技术。他还强调咨谈中两人组构成的人际互动作用，认为正是这种基本的人际关系构成了人际群体，构成了社会。他还提出四个阶段的咨谈过程。

(二)主要局限

第一，沙利文未能揭示出人际关系的丰富内涵。他提出的人际关系只是比较狭隘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关系，他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动力场或人际情境，以及个体在这种人际情境中的心理与行为反应，而没有看到更深层的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致使人际关系心理化、抽象化、表面化。所以，他的人际关系学说在理论上缺乏更广大的社会现实作为研究背景与基础，不免显得单薄与不足。

第二，沙利文未能明晰表述他的概念体系。一方面，他的文风晦涩，语言风格难懂，他最好读的一本书是《精神病学的咨谈》。另一方面，他写作时相对较少与其他伟大的思想家作比较，但却创造了许多自己特有的概念和术语，如能量转化、动力机制、自我系统、人格化等，对它们并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更没有交代清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他的概念体系十分令人费解。缺少清晰的概念体系，既影响到了其理论建构的科学性，也使得其理论的实际效用大打折扣。

第三，沙利文未能完全解释人格的内在机制。他的人格学说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人际互动形成的动力场，认为个人只是这个动力场中的构成部分。他认为人格只是个解释性的概念，随着人际情景的变动而发生着改变。他还认为人的个体性、目的、意志、自由都是个人的幻觉或错觉，是个人给自己臆造出来的。这样一来，人格就成为个体在人际情景中的各种反应的集合，而失去了构成个体的独特性和个体性之意义。

(三)主要影响

沙利文的人际精神分析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两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正如约翰逊在《精神医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一书的“引言”中所称赞的，沙利文“将对精神病学的丰富理解体现于实际的人际关系的能力，因而能开拓对精神病学和社会科学两者都有益的一个广阔的新领域”注27 。但沙利文的思想往往被他人吸收却得不到认可。美国著名的存在心理学家亚隆(I.D.Yalom)就说过：“沙利文的职业命运类似于许多其他的创新者，保守社团对其思想的反应首先是忽略它们，然后是攻击它们，最后是通过吸收它们，而它们的创新性则被遗忘掉。”注28

第一，对心理学领域的影响。沙利文对人格心理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现代人格心理理论，大多可以从他的工作中找到源头。沙利文影响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Carl Rogers)，正如查特莱纳所指出的：“沙利文的人格理论是罗杰斯工作的前驱，罗杰斯思想中的‘现象场’概念在沙利文的工作中得到预期，罗杰斯在沙利文观点上建构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社会的产物之学说。”注29自我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是同代人，他的自我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非常类似于沙利文的人格发展时期，但他首次提出其社会心理发展理论时，尽管提及沙利文的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却只是说到沙利文的自我思想，并未提及余下的人际发展时期。注30而自体心理学的创立者科胡特(Heinz Kohut)则比埃里克森走得更远，他甚至连沙利文的作品都不承认。但伊文思却指出：“从我的观点看，科胡特的自体(self)注31概念与沙利文的核心贡献，即自我系统及其在生活困境中的作用没有根本的不同。”注32例如，科胡特对自体如是解释：所谓自体是“影响的接受者”，是指自体直接同外界发生联系，直接接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它本身就是经验的主体。他的观点与沙利文的观点几乎同出一辙。沙利文在心理学领域影响最大的是当前盛行的关系精神分析。人际精神分析思想是关系精神分析最直接的思想来源。关系精神分析的学术阵营纽约大学与威廉·阿兰森·怀特研究所早先就是人际精神分析的大本营，许多关系精神分析理论家最初接受的就是人际关系学精神分析派的训练，之后才逐渐转变成关系精神分析师。关系精神分析学创立者米切尔(Stephen A. Mitchell)甚至称自己既是一名人际精神分析师，又是一名关系精神分析师。他在纽约大学攻读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时就开始表现出对人际精神分析理论的兴趣，他说：“尽管弗洛伊德学派的自我心理学在纽约大学比较盛行，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人际精神分析的教师和督导。在此期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沙利文、弗洛姆、费尔贝恩和冈特里普的文献，同时也发现了莱斯利·法布尔(Leslie Farber)的一些存在主义和人际关系的论文，并受到了法布尔思想的持续影响。”注33后来，他转入人际精神分析学派的大本营威廉·阿兰森·怀特研究所继续接受更加结构化的培训，并最终成为怀特研究所的精神分析培训与督导师。可见，最初属于人际精神分析学派的米切尔深受沙利文思想的影响。例如沙利文所提出的“共情联系”(the empathic linkage)直接构成了米切尔所谓的“互动等级”(interactional hierarchy)中的第二层次——情感渗透性(affective permeability)的主要内容。

第二，对精神病学的影响。黑文斯(L.L.Havens)指出：“哈里·斯塔克·沙利文是美国精神病学家中最具创造性的人物。”注34佩里也指出：“哈里·斯塔克·沙利文是伟人中大家最不熟悉的。但在他那个专业领域内，他的名字却是一个传奇……沙利文并不是一位擅长写作的精神病学家，确切地说，他是一位属于吟游传统的精神病学家。他的思想观点比他的声名传播得更快。通过对自己内心过程［用艾略特(T.S.Eliot)的话说，是‘受伤的外科医生挥舞着手术刀’］的训练有素的觉察，这位精神病学家能够正确地识别患者由于过去未解决的情境而导致的行为歪曲。”注35我在前文也提到，沙利文反对克雷佩林和弗洛伊德从遗传或生物方向去解释精神疾病，认为精神疾病主要是不良人际关系造成的，开创了精神病学研究的社会文化方向。大约在他从事精神分裂症研究四分之一世纪后，英国精神病学家和存在心理学家莱恩(Ronald David Laing)受其激发也开始该领域的研究。莱恩认为，精神分裂症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导致的。一方面，由于个体处于不适宜生存的环境之中，因此，他不得不使用假自我来进行生活，割断真实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这导致个体自我的内部分裂。一旦假自我在某个时候突然揭去，即通常认为的精神病就爆发了。另一方面，个体内化了家庭的分裂的关系结构，陷入双重约束、神秘化和无效之中，最后不得不以反常的行为来缓解焦虑，这通常又被看作是精神分裂症的表现。他在《分裂的自我》一书中转述了一段沙利文的原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正如沙利文指出，无论怎样，精神病患者最终仍是‘地地道道的人’。医生与患者的人格，并非互相对立，并不像两件不相关的事情。相反，两者能够对话，能够比较，这与破译者与原著作者的关系并无区别。跟破译者一样，医生也必须善于改变自己，以便进入另一个陌生的甚至是错乱的世界。此时，他将用精神病患者的方式去感受事物，同时又需要保持清醒。只有如此，才有可能达到对患者的生存状态的理解。”注36莱恩后来又与英国精神病学家大卫·库珀(D. Cooper)一起倡导“反精神病学”(anti-psychiatry)运动。反精神病学术语是大卫·库珀于1967年首次提出的。库珀用它来描述他和莱恩所共同持有的一种批判精神病学的理论取向，即批判地修订已建立的精神病学治疗实践和理论，质疑用医学的方法来处理精神疾病问题。不久这个术语便流行起来，在英国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精神病学运动，然后在欧洲大陆尤其是拉丁语系各国(特别是意大利)广泛传播，并且传播到了当时的联邦德国和美国等国家。

第三，对中国精神分析的影响。沙利文主要通过他的中国学生、后来成为他在美国的学术传人之一的戴秉衡(Bingham Dai，1899—1996)，影响了中国早期的精神分析实践。注37戴秉衡祖籍福建古田，1923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在那里学习了基督教神学、新儒学、道教和佛教。后赴天津担任中学教师，教授现代欧洲史、逻辑学与心理学导论，在校内创立“新生会”，强调人格教育的重要性，1927年返回上海从事反烟毒的社会事业工作。1929年考取福建省公费留学生，赴芝加哥大学修习教育学。听过(Robert E.Park)讲授之“犯罪与人格”课程，并被赞为心思具“分析性”后，转学社会学。在帕克的指导下，戴秉衡于1932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说方言》(“Speaking with Tongues or Glossolalia”)。他在论文中讨论了宗教狂热分子、灵媒等人不自主地语无伦次，甚至新创出一套语言的现象。在分析过若干说方言者的“生命史”与“文化模式”之后，戴秉衡提出一套“社会心理学”的解释：“个体为社会不可分割之部分，而人格是文化影响的产物。”1932年，戴秉衡在申请攻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同时，参加耶鲁大学的文化与人格讲习班一年。这个讲习班由沙利文的研究合作者萨丕尔和社会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多拉德(John Dollard)主持。正是多拉德向戴秉衡介绍的精神分析方法影响了他，使他决定接受精神分析。多拉德建议戴秉衡向沙利文学习咨谈技术。一次，沙利文作为特邀嘉宾到讲习班演讲之后，他结识沙利文。沙利文邀请他到其在纽约的办公室，学习更多精神分析的咨谈技术。沙利文还安排他到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萨尔(Leon Saul)的分析，并由霍妮督导。戴秉衡是第一位接受精神分析培训的中国心理治疗师。沙利文和霍妮反对弗洛伊德的正统精神分析，提出了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观点，对戴秉衡形成自己的心理治疗理念具有重要的影响。像他的导师们一样，戴秉衡不仅仅根据内心紧张看待人格问题，而是从社会文化背景理解人格问题。沙利文的影响是戴秉衡早期众多思想来源之一。注38学习精神分析的咨谈技术帮助他因博士学位论文硏究而需要与成瘾者进行系统性咨谈。1935年，他在“符号互动论”的领军人布鲁默 (Herbert Blumer)的指导下，完成了其博士论文《芝加哥的鸦片成瘾症》(“Opium Addiction in Chicago”)。

1936年至1939年，戴秉衡在莱曼(Richard S. Lyman)任科主任的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身)神经精神科工作。他的主要工作包括出门诊，负责协和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北平精神病疗养院的精神治疗，为同事与住院医师开设心理治疗课程，并为其中少数成员进行短期“培训治疗”。戴秉衡的同事有许烺光注39，他教过后来成名的学生有凌敏猷注40、丁瓒注41 等人。戴秉衡还从事研究工作，他在协和医学院社会事业部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收集与环境及社会因素相关的资料，同时也对特定个案进行深入研究，评估中国人对精神分析的反应，以及精神分析理论在中国文化环境下的适用性。拉斯威尔在1939年的文章也指出，受过社会学和精神分析训练的戴秉衡在协和医学院的工作为分析“神经与精神症人格”，藉以发现“特定文化模式整合入人格结构中之深度”。据我国医学史专家王吉民(1889—1972)引述的说法，戴秉衡在协和医学院开设的“心理分析”课程为中国首次，他也是在国际学术界发表中国精神分析个案的首位华人。1944年，戴秉衡在沙利文主编的《精神医学》杂志上发表了《战时分裂的忠诚：一例通敌硏究》注42一文，患者本是爱国知识青年，因参加抗日活动而被日军逮捕，被拷打三日后变节，并在华北伪政府工作。这名李姓青年患有被熊爪与不可名状之人背后逼迫的强迫症一年，戴秉衡在长达10个月、总共71次的面谈中，使用联想、释梦等古典精神分析技术对其进行治疗。他在该文中提到疾病来自于社会现实与自我的冲突，适应是双向而非单向的过程，也提到选择使用“原初群体环境”(primary group environment)概念取代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戴秉衡重点关注文化模式与人格结构之间的互相作用，并不重视弗洛伊德主张童年经验影响个体以后心理性欲发展的观点，他更加关注的是“当下”。他不赞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和驱力理论，始终从意识、社会意识、集体意识出发，思考精神疾病的起因及中国人格结构的生成。此外，他的人格研究还特别运用儒家和道教的思想，尤其是“无为”的概念。在1941年发表的《中国文化中的人格问题》注43一文中，他搜集北平精神病疗养院1 135位患者的资料，经统计列出中国患者必须面对的经济与工作、家庭、学业、社会、婚外情等社会问题。总之，尽管戴秉衡只在国内工作了四年，但他启动了我国最早的精神分析临床实践，通过他让沙利文的人际精神分析思想在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9年，戴秉衡返回美国，先后在费斯克大学、杜克大学任教。他对中国精神分析的影响似乎并未完全结束。回到美国以后，他以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期间搜集到的资料继续沿着沙利文的思想进行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成为美国代表沙利文学说的权威之一。他还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被称为“戴分析”(Daianalysis)。接受过他分析的学生都认为，这种分析程序帮助他们学会了解自己，对他们在患者身上的运用也具有颇有价值的启示。此外，1955年我国台湾叶英堃教授到美国杜克大学担任住院医师，曾接受过戴秉衡的分析。叶英堃教授后来回忆道：“在门诊部进修时，笔者被安排接受 Bingham Dai教授的‘了解自己’的分析会谈，每周一小时共12次，每次费用30美元(特价)由科公费支出，Dai(戴)教授是中国人，系中国大陆北京协和医院的心理学教授……他不是医师，但曾在著名的Washington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受Harry Stuck Sullivan 的指导，为当时在美国南部为数还少的Sullivan学说权威学者之一。这经验对笔者回国后的心理治疗及其教学督导有很大的助益。”注44 叶教授后来担任台北市立疗养院院长约20年，近十年来，也就是叶英堃教授被分析的四五十年后的今天，该院能发展成为我国台湾当今精神分析的重镇，不能不说也有戴秉衡的一份贡献。1945年夏天，戴秉衡和莱曼回到中国，为中国卫生部门提供神经精神病学评估服务，并参与美国战略服务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在昆明帮助中国选拔伞兵的工作。1982年，戴秉衡应中国官方邀请再次回到中国讲演心理治疗。

郭本禹

2014年11月27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

编者前言

在准备根据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 )尚未发表的演讲稿编撰这第一本著作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如何从沙利文留下的极其丰富的材料中进行选择。在他尚未发表的五个系列演讲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其后来的概念框架的最为详尽的陈述，这五个系列的演讲是他在华盛顿精神病学院，以及纽约威廉·阿兰森·怀特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研究所里所发表的演讲；第六个系列的演讲由于其1949年的去世而中断。幸好，这些演讲都作了录音，而且他还留下了两本笔记，描述了这些演讲的轮廓，第一本是在1944—1945年撰写的，还有一个修订版写于1946—1947年。在沙利文的一位朋友以及同事大卫·麦肯齐·里奥奇(David McKenzie Rioch)博士的建议下，本书主要限于沙利文于1946—1947年冬季在华盛顿精神病学院所作的一个系列的演讲，因为这个系列的演讲代表了沙利文针对其精神病学概念所作的最后一个完整的陈述。

沙利文的概念并非静止不变的；随着他的思想与系统阐述的显露与发展，他的演讲每年都在发生变化。不过，他所作的每一个系列的演讲都呈现了一个经由发展路线的精心组织的取向——也就是说，他从最早的婴儿期开始追溯个体的发展，一直到成年期，并从这项研究中得出了某些关于后来生活中所出现之精神障碍的结论。所以说，尽管他的思想的整体框架没有变化，不过在每个系列中，有些思想遭到了扬弃，而一些新的思想又增加了进去，并且这种扬弃与增加通常都是错综复杂的。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用他最后一个完整陈述作为本书的基础，这样的编撰思想似乎是合乎需要的。

不过，也有一些例外。我们发现，可以将他始于1948年未发表的演讲系列中所出现的大多数新材料也汲取进本书中(主要是通过脚注的形式)。此外，我们偶尔也会依赖于早年的一些演讲，来澄清一些含糊不清的段落，或者是充实一些章节，在这种场合中，由于演讲时间的限制，沙利文只能匆匆地将他在其他某个地方详细讨论过的思想一带而过。我们还不得不依赖于早年的演讲来提供由于录音设备的机械障碍而导致的一些章节的缺失。不过，尽管我们从其他的系列中汲取了一些材料，但我们的总体构思一直都是以他最后一本笔记为指导的，因为我们既不想把他在1946—1947年的笔记中作了修订或扬弃的系统阐释包括其中，也不希望改变对于他自身的呈现计划的强调。所有这种类型的汲取都是在脚注中加以说明的。

本书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在风格上略有差异。那些论及婴儿期的章节主要呈现的不是对人类婴儿的观察，而是鉴于婴儿特定的心理生物特征、能力成熟的顺序、文化不可避免的影响，以及后来生活中的一些事实，主要呈现了关于每一个人在出生后最初这几个月的生活中必定发生了何事的假设。对于这些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通常呈现的是推论，而不是观察)，沙利文作了充分、详细的笔记，并以精确的措辞表达了许多他所希望提出的假设；在演讲时，他常常从他的笔记上读一段话，对其进行扩展，并作一番解释。但是，在后来的演讲中，每当讲到那些可能受到观察支持的材料，以及可能在听众回忆范围之内的材料时，沙利文就会根据只列出了大概的笔记，即席地发表演讲。因此，开头几章的许多材料反映了沙利文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有时候是颇为复杂的；而在后来的演讲中，沙利文则以一种更为轻松、口语化的风格来发表演讲。在编辑本书时，对于沙利文在写作中已经充分表达了的那些陈述，我们不作任何的改变。不过，对于沙利文临场发挥的那些部分，我们则不得不作一些严谨的编辑以及重新组织的工作，因为他的一些口头陈述的含义与强调，并非总能以书面的形式表达出来。

许多学生已经对沙利文之笔记的重要性作了评论。在这个系列的演讲中，沙利文将他最后一本笔记中所出现的大多数陈述也包括了进去(通常以同样的措辞)。倘若这本笔记中的某一系统阐述没有出现在相应的演讲中，那么我们通常会在恰当的地方把它补充进去，只要这种疏漏看起来不是出于故意就好。本书一些部分与章节的题目也与沙利文笔记的标题相一致，极少有改变。在那些摘自他笔记的段落中，他对于引号的使用也通常未作改变；他对于单引号的使用(用来表明他赋予一些字词或短语之意义的特殊修饰)尤其是他所有作品所特有的。

在准备本书时，我们省略了一个部分：在第二部分之后，沙利文作了三次演讲，对精神病医生的工作进行了讨论——尤其是精神病学访谈。由于这些演讲与另一个关于这一特定主题的独立演讲系列有所重复，而这个演讲系列将会在另一本书中出版，因此我们在这里就把它们省略了。

本书的准备过程体现了沙利文所谓之综合模式的合作，因为有许多人都慷慨地贡献出了他们的时间、金钱以及思想。詹姆斯·I·沙利文(James I. Sullivan)将沙利文的论文移交给了基金会(沙利文曾在这个基金会工作过，是由他的学生和同事组建的)，在汇编论文以供出版的工作中，他也一直给予了源源不断的帮助。为了给最初阶段的论文分类和编辑工作筹措资金，沙利文的93名学生与同事成立了一个拥有15 000美元的特别基金管理机构。如果没有那些最为了解沙利文工作、感兴趣于看到这本书到达读者手中的人这种非常切于实际的行动，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玛贝尔·布莱克·科恩(Mabel Blake Cohen)博士一直担任着精神病学顾问，而且在这项工作所有阶段中，她也一直都是我们的主要顾问。沙利文作品出版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of Sullivan's Writings)的所有成员都阅读了手稿，认可了其内容，并提出了批评意见。

在基金会拿到沙利文的论文时，是帕特里克·默拉希(Patrick Mullahy)和小奥托·艾伦·威尔(Otto Allen Will, Jr.)博士最先通读了大多数的材料，并向基金会传达了这些材料的丰富性，以及出版这些材料的重要性。默拉希先生还阅读了本书的定稿，并就此提出了许多极好的建议。沙利文的许多其他学生和同事也在最初的论文出版计划中助了一臂之力，提供了鼓励与力量，尤其是阿尔弗雷德·H·斯坦顿(Alfred H. Stanton)博士。在沙利文还在发表演讲的那些日子里，玛丽·朱丽安·怀特(Mary Julian White)博士一个人负责录音以及誊写演讲系列的工作，这些是本书的基础；由于她的规划，这成了基金会可以随时使用的最为精练、最为完整的演讲系列之一。

以下这些人也阅读了本书的全部或部分，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他们是罗伯特·A·科恩(Robert A. Cohen)博士、菲利浦·A·霍尔曼(Philip A. Holman)，以及斯图亚特·E·佩里(Stewart E. Perry)。最后，我们对诺顿出版公司的编辑凯瑟琳·巴纳德(Katherine Barnard)深表谢意，她很有技巧地为本书作了最后的润色。

非常感谢获得允许从下列业已出版或发表的作品中引用了一些有关的材料：美国心理学会P. W. 布里奇曼(P. W. Brideman)的《操作性分析的一些一般原理》(“Some General Principles of Operational Analysis，”Psychological Review，1945，52：246-249)、灯塔出版社出版的伦纳德·考特里尔(Leonard Cottrell)和露丝·加拉弗(Ruth Gallagher)的《社会心理学的发展：1930—1940》(Developments in Social Psychology, 1930-1940, 1941)、托马斯·Y·克罗韦尔出版公司出版的塞巴·埃尔德里奇(Seba Eldridge)的《生命的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Life，1925)、哈考特·布莱斯出版公司出版的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的《语言：言语研究导论》(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1921)、希尔米塔吉出版公司出版的帕特里克·默拉希的《俄狄浦斯：神话与情结》(Oedipus: Myth and Complex，1948)、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的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1934)、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出版的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的《人格动力理论》(A Dynamic Theory of Personality，1935)、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伦敦)出版的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的《“智力”的本质与认知的原理》(The Nature of ‘Intelligence’ and the Principles of Cognition，1923)、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出版的布隆尼斯劳·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文化”(Culture)及T. V.史密斯 (T. V. Smith)的“乔治·赫伯特·米德”(Mead, George Herbert)词条(参见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人际和国际的张力》(“Tensions Interpersonal and International，”in Tensions that Cause Wars，edited by Hadley Cantril；1950)。

海伦·斯威克·佩里(Helen Swick Perry)

玛丽·拉德·加威尔(Mary Ladd Gawel)

引 言

今天的理论精神病学(theoretical psychiatry)领域之所以会处于一种健康波动的状态，主要是由于沙利文思想的影响。而他的思想，从很大程度上看，是他能够看到各种社会科学之相关性的能力的一种产物。他对一种操作方法(operational approach)和场论概念(field-theory concepts)的使用，他认识到精神病医生不仅仅是一名观察者，相当明确地说，应该是一名参与性观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他运用人类学家对于其他分化之分析而导出的概念——所有这些都给精神病学实践和理论注入了一种更具动力的特征。而反过来，沙利文的思想为社会心理学家的参考框架所作的贡献，已经对后者产生了影响，使得其改变了关于“正常”行为的概念，以便考虑到来自过去的某些力量与影响，而这迄今一直都只属于异常行为的领域。

本书体现了沙利文的最新概念。对其最为恰当的介绍应该是，试图鉴别那些代表他为精神病学领域所作出的最为独特、有价值之贡献的概念，并可以以某种方式将其置于历史的视角中。

在回顾沙利文理论的发展时，我发现，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沙利文最早关注的是交往(communication)问题。他与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主要对语言学和交往感兴趣)的联系，进一步促进并丰富了沙利文自己在该领域的研究。他在本书中关于语言、符号以及交往的论述，是我曾见到过的对精神病医生而言最为有用的论述之一。从思考两个人或少数一些人之间的交往开始，沙利文的兴趣逐渐地扩展开来，将较大人群之间的交往问题也纳入了思考范围之中，并因此将一般社会场景中的失调行为问题也包括了进去。而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紧张计划(the UNESCO Tensions Project)也为沙利文对于将他的人格理论用于国家之间问题的兴趣作了证。

这种对于交往的兴趣，并不是沙利文研究的一个分支，而是与沙利文研究的核心有着根本的联系。我们可以将这个核心描述为人际关系的精神病学(the psychiatr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或者是关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研究(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rsons)，或者是精神病医生在其中扮演着参与性观察者这一角色的精神病学操作方法。其依赖于下列命题：(1)大部分精神障碍都源自于不适当的交往，并不断重复着不适当的交往，而且交往的过程为焦虑所困；(2)在任何一种二人关系中，每个人都作为人际场(interpersonal field)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影响到该场，并处于受该场之影响的过程之中。

沙利文并非孤身一人表达他对于相互作用的精神病学(interactional psychiatry)的兴趣，以及根据场论对行为进行研究。他对时代亦步亦趋。现代社会科学不逊于现代物理学，现在也思考场过程，而不是分离出单一的、独立的单位进行研究。诸如乔治·米德、约翰·杜威(John Dewey)、露丝·本尼迪克特、爱德华·萨丕尔、伦纳德·考特里尔、库尔特·勒温、卡伦·霍妮(Karen Horney)等这些科学家也都意识到了文化环境对于个人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并承认他们所研究的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场(a field of interaction)。

沙利文接受的主要训练是精神病学的，而不是社会心理学的，而且他还将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思想与临床经验用来研究场心理学的问题。他的主要工作由临床研究构成，对他而言，这种临床研究不可分割地与治疗患者的方法联系在一起。只有在花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来进行这种临床研究之后，他主要的理论结构才开始成型。大约头10年临床工作的时间都花在了对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的深入研究上；他第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论文发表于1924年，大量其他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论文的发表，反映了他的继后研究。从1931年开始(当时，创办了私人诊所)，他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对神经症过程(neurotic processes)进行了同样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那现在广为人知的理论结构开始显现。与此同时，他开始逐渐地将他的兴趣转向向其他人传播他的概念，华盛顿精神病学院在他的领导之下开始提供教学。1938年，《精神医学》(Psychiatry)杂志开始创办，沙利文是共编者，1939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并于次年以《现代精神病学概念》(Conceptions of Modern Psychiatry)为题出版。本书反映了对他从那之后的理论的进一步阐释与精炼。

沙利文属于哪个精神病学思想流派呢？那个古老的关于沙利文的精神病学理论是否属于精神分析(psychoanalytic)的争论，在我看来，是无效的。沙利文是在精神分析流派中接受训练的。他提出了一些与弗洛伊德(Freud)某些最初假设有着严重分歧的理论；他接受了其他一些理论，将其纳入自己的系统阐述之中，如意识过程与无意识过程这些概念等。在这个方面，他与自弗洛伊德以来理论精神病学领域(而且，我将精神分析也包括在了这个一般术语之下)中其他主要研究者没有什么不同。任何科学的不断发展都需要根据新的发现对以前的概念和假设进行精炼与改动。在弗洛伊德一些学生以及沙利文的一些学生身上出现了一种不幸的崇拜倾向，从而导致出现了一幅关于两种水火不容、相互竞争的人格理论的画面。对沙利文的研究进行仔细分析会发现：第一，他本人对于弗洛伊德所研究的一些现象并不感兴趣，如婴儿期性行为或癔症过程的详细现象等；第二，沙利文对某些被弗洛伊德相对忽略了的现象进行了观察，并使之理论化。在被弗洛伊德相对忽略了的这些领域中，最为重要的领域与特定的人们之间所发生之相互作用的特定模式有关。沙利文的系统阐述与弗洛伊德早期的阐释形成了对照，后者把个体置于一种一般的环境之中，个体在该环境中表现出一般的、预先决定的生物需要，而不是特定的相互作用模式。因此，沙利文的精神病学为整个精神病学理论领域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观点，以及一套观察资料，这些可以，而且也应该与之前所知道的内容整合起来，然后以真正的科学精神来使用这些观点与资料，以推动精神病学进一步发展，而不是以门徒的身份故步自封。

在试图阐述沙利文对精神病学理论的主要贡献时，人们可能首先会提到的是他关于婴儿期经验与童年期经验的系统阐述。为了成功地发展成为一门具有预言性的科学，精神病学必须知道一种来自于父母的力量以及其他作用于某一特定儿童之身体基质的力量的特定集合将会产生的影响。对于相互作用的动力模式(dynamic patterns of interaction)，必须根据模式的类型或范畴，即予以专门的了解，又予以一般化的了解。沙利文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促进了这一方向的发展。第一，他已试图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来对经验的性质进行概念化。尽管在婴儿出生后的几个月里可以对亲子关系作出直接的观察，但婴儿在语言发展之前所体验到的许多事情都必须由受过专门训练的研究者在特定的机会下推断而获知。沙利文的结论部分以推断为基础，部分以他的临床观察，尤其是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观察为基础，因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体验具有与婴儿早期体验相同的性质。诸如玛格丽特·里布尔(Margaret Ribble)、大卫·利维(David Levy)以及其他人所进行的对于婴儿的观察，进一步证实了沙利文得出的结论。在沙利文的概念中，经验以三种模式发生，他把这三种模式称为未分化的(prototaxic)经验模式、不完善的(parataxic)经验模式，以及综合的(syntaxic)经验模式。这三种模式之间的分界线突出了语言在人类经验中的关键作用：未分化的经验模式指的是使用符号之前的经验；不完善反应的经验模式指的是以通过一种私下的或我向的(autistic)方式加以使用之符号为特征的经验；而综合的经验模式则用于一个人能与另一个人交流的经验，因为这种经验是以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加以界定的符号来进行概念化的。这三种经验模式中的每一种，在本书中都用相当的篇幅进行了讨论与详尽阐释。

沙利文为一种儿童发展理论所作出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在于他的动力机制(dynamism)概念。他将动力机制界定为“相对持久的能量转化(energy transformation)模式，它们周期性地成为人际关系的特征……它们构成了人类所特有的存在形式”。在上面这句话中，模式被界定为无足轻重之特定差异的外壳。每一个有机体都发展出了各种相互交织、相互重叠的模式，这些模式涉及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重要区域(如口部区和肛区)，同时也与重要的需要(如饥饿和情欲)有关。这些动力机制发展于早期的人际经验，并形成模式，然后由该个体带入他后来的人际经验之中。

因此，人际场(interpersonal field)是由两个或者更多有机体之各种动力机制的相互作用构成的。这些动力机制中，有一些是合取的(conjunctive)(例如，对于亲密关系的需要)，并会导致一种情境与张力之消除或缓解的整合(integration)，其他一些涉及焦虑的动力机制是析取的(disjunctive)，并会导致情境的瓦解(disintegration)；有时候一种动力机制是非操作性的，因为没有相应的动力机制被他人带到该情境中来。相互作用的模式是那些在早期生活中建立起来的模式；而且只要焦虑过程加入了这些模式的形成过程，那它们就将是不适宜的(inappropriate)、不恰当的(inadequate)。在由于焦虑而变得复杂的动力机制中，有一种是“恶意的转化”(malevolent transformation)，在其中，在焦虑的影响之下，对温柔的需要已经为恶意的行为所取代。沙利文做了许多的概括，这些概括都是以定理的形式加以陈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概括具有预言性的价值。举例说明一下：关于温柔(tenderness)的定理声称，观察到的源自于需要张力的婴儿活动，会引发育儿者的张力，这种张力被体验为温柔，是促成满足婴儿需要之活动的推动力。运用这种类型的概括，可以避免本能理论(instinct theory)易犯的错误，更是具有这种优势，即，将大量的个体反应放到一起，形成一个有益的范畴。不过，沙利文绝没有完成对于对相互作用之动力模式的完整分类与系统化，而且，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如果被证明充分有用的话)将需要进一步的扩展。

我迄今所说的很多内容中都含蓄地包含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沙利文将焦虑这个概念视为人际关系中主要的破坏性力量，视为导致生活中出现严重困难的主要因素。焦虑同样也获得了操作性的界定。沙利文并没有意图说明焦虑是什么——他是根据其结果来描述焦虑的。当然，焦虑的根源在于人类在婴儿期长期而又完全的依赖状况，即生物需要的紧迫性，以及这一事实，即育儿者的努力对于其需要的满足来说是必需的。

“现在，在讨论焦虑时，我已经认识到了某种与活着的年轻人那些物理化学需要(physicochemical needs)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这种被称为焦虑的紧张主要与婴儿和个体环境的共存有关，也与母亲和个体环境的共存有关，这种个体环境与物理化学环境完全不同。”缓解焦虑的需要通常被称为对人际安全的需要(need for interpersonal security)。在早期经验中，这些被称为焦虑的紧张就由于缺乏某种特定的东西，结果使得婴儿没有能力去从事缓解焦虑的活动，从而欣快(euphoria)中的其他所有紧张的减弱发生了分化。“因此，从最早的共情联系(empathic linkage)证据就可以看出，有这样一种特定的区别，即焦虑是不可控制的。焦虑是一种紧张，这种紧张与需要的紧张相反，也与适于减弱这种紧张的活动相反……在当下所有的经验中，焦虑的经验最难与过去和将来的要素相互渗透，也最难对其进行解释，它所能产生的预见(foresight)也最少。”

对于母亲是以何种方式将焦虑传递给了婴儿这个问题，沙利文基本上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他将此种交流经验归入了“共情”(empathy)的类别之下；但是，他所说的共情，并不是指任何与超感官知觉(extrasensory perception)相类似的东西。确切地说，他所指的是从母亲到儿童的感觉交流通道，但由于没有对其进行探究，所以无法给出恰当的描述。

如果人们忽略了沙利文的临床工作本身，那么，对于他在精神病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所做的总结就不会完整。他的理论是在对患者的实际治疗中发展起来的，而且，他还不时地回到治疗情境之中，以求得对其理论的证实和进一步的发展。事实上，了解沙利文并和他一起工作的人自然会认为他首先是一名临床医生，因为把心理治疗作为一门艺术和科学来进行教学是他最为高超的技能之一。在指导实习的精神病医生时，他往往要先花一小时左右的时间耐心地听取有关患者情况的汇报，然后把患者作为一个人来做完整的把握，这种做法在当时是令人惊讶且让人耳目一新的。我们只需援引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他是怎样将他的理论用于心理治疗实践的。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沙利文总是一边听着病情，一边在心里想着这样一个问题：“交流渠道的哪个位置因为焦虑的威胁而受到了干扰？”我们可以通过下述方法来确定这个受到干扰的位置：注意一下患者在哪个地方转移了一个可能非常重要的话题，患者的安全操作在哪个地方开始得到了强化，或者，焦虑的各种躯体表现在哪个地方开始显现。在确定了这样一个转折点之后，治疗师便可以开始回想或探究一下在这个转折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技术，一旦掌握并正确运用后，便为确定和研究生活中的困难模式提供了一种精确而又可靠的方法。

在本书中，精神障碍问题本身仅略有涉及，治疗的原则也只是简单提了一下。由于在沙利文死后出版的一些著作专门论及了这些问题，所以本书主要关注的是理解人性的发展取向。不过，本书第三部分有三章关于精神障碍的内容应该要细细思量，因为这些内容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展现了沙利文关于精神病和强迫状态的思想。我们几乎没有必要去提及他对心理治疗以及对这些障碍的治疗所做出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在本书的讨论中，他在提到精神病时使用了分裂(dissociation)这个中心主题。因此，在急性精神分裂症中，“非我”(not-me)过程实际上存在于意识之中；其他一些问题，如偏执狂状态等，则反映了处理分裂系统的各种方式(这些分裂系统发生在意识之中)，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为重新整合而付出之努力的不幸结果。沙利文尝试性地提出，我们可以认为严重强迫的个体表现出了严重分裂的症状：“构成了[患有严重强迫的人的生活中]这些显而易见的、让人感到麻烦的方面的强迫性替代，只不过是接触的减少，其目的是保护这些强迫者免受焦虑的损害。”

最后，还要指出的一点是，沙利文的精神病学理论和他的心理治疗技术所基于的假设是一样的，即人的行为应该被积极地引向合作、相互满足和安全的目标，除非受到焦虑的干扰。他从未停止过对人类非凡能力的赞赏，并明确或含蓄地将这样一种观点用作他的参照框架：“我们所有人都不仅仅只是纯粹的人，因为我们是幸福的、成功的、满足的，也可能是孤立的、悲哀的和精神失常的，等等。”

玛贝尔·布莱克·科恩(医学博士)

Mabel Blake Cohen, M. D.

第一部分　介绍性概念

第一章　发展取向的意义

在付出了多年从事精神分析教学的努力之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即我还完全不能称自己是一名从事精神病学教学的好教师，或者说精神病学教学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我认为，这两种说法很可能都是实情。正如我这么多年来已经看到的那样，教授精神病学的巨大困难在于，虽然学习精神病学中的某些东西相当容易，也就是说，了解某些东西，这样你就能谈论这些东西了——但是，当两个人谈论那些假定他们已经学过的东西时，要让他们意指同一件事情，那就十分困难了。

这种困难是由下列这一事实造成的，即精神病学处理的是生活问题，而每个人都有大量不同的生活经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以艺术的最高风格来生活；而且，如果疲劳和其他不适与一个人最为重要的人际交往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说，当他看到自己的生活非常糟糕时，他会感到十分惶恐不安。因此，要使精神病学的主题像钟表的运作或物理的原理，甚至是法律中的按劳计酬(quantum meruit)现象那样，发展出那种人人都能够遵循的客观性，并非一件易事。

我们通常在双重基础上解释自己在这个精神病学领域所听到的每件事情，然而，不幸的是，这两个基础均无帮助：一个基础是，人们根据业已了解的或大致了解的情况假设数据的意义；另一个基础是，如何对此作出解释，这样它才不会增加一个人在生活中的不舒适感和不适当感——一个人的焦虑，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术语，我们将在后面加以界定。

有些精神病学家在那些非常容易教授精神病学的领域里受过大量的训练；也就是说，在描述那些在生活中遭遇巨大困难，以至于其情况对大家来说十分清楚之人的领域里受过大量的训练(这样的描述就好像这些人犹如博物馆里的展品一样)。这就是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s)的精神病学；人们通过描述性精神病学而习得的关于精神障碍的知识不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它为精神病学家提供了谋生的正当性；而精神病学家之所以感到很有价值，是因为他知道这些尚未了解的存在在继后的日子里将会倾向于成为什么样子。如果患者确实努力向好的方向转变，那么每个人都会非常高兴，以至于没有人会花时间去谴责精神病医生在预后时所犯的错误。

但是，我正在谈论的这种精神病学试图解释严重的精神障碍；而且，总的说来，它还在生活中具有某种用处。如何传达这种特定的精神病学理论，多年来一直令我困扰和迷惑，最终，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即唯一的方法是采取发展的路线。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非常仔细地考虑每一个人在实足年龄上到了成年期时会变成什么模样，那么，我们很可能就可以了解大量关于生活很可能是什么样子，以及生活中的困难这些方面的东西。这种教学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它需要一批颇具天赋的研究人员进行合作研究，包括我在华盛顿地区和纽约地区的一些非常杰出的同事，他们在我试图教授的那种精神病学的一个核心理论阐释方面，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在理解我正试图说的东西时，你们必须放弃这样的观念，即这是你们一直以来都知道的某种东西，只不过碰巧由我给予了妥善的阐释或特别的阐释而已。我们实际上遇到了人类表现中最为困难的一个问题——不是以独特的个体的我(individual me)为基础(这种个体的我也许是一个人最有价值的财产)，而是以个体的共同人性(common humanity)为基础，来组织有关自己和他人的思想。

简言之，我将通过检验一个接一个的假设来继续我的论述，选择那些目前可得到的最好的理论阐释，来解释有机体如何从出生时的动物状态变成一个人——与动物迥然不同的某种东西；并解释一种非常具有天赋的动物——这种具有天赋的动物始终存在着，但无法对其加以界定，因为它一直处于不断的转化之中——是如何从生命的早期起，一步一步地在他人的影响下，而且仅仅是为了与他人以某种社会组织的形式生活在一起的目的而产生这种转化的。

不管存在着何种社会组织，出生在这种社会组织中的每个人都将以某些方式适应于，或者适合于在该社会组织中生活。如果此人非常幸运，那么他将非常充分地适应于在那个社会组织中生活。如果此人极其幸运，那么他几乎可以凭直觉就知道——你们也许会说，这完全意味着他所知道的这些东西没有经过清晰的阐释——很多有关生活本身的东西，以至于他能够生活于一个迥然不同的社会组织中；而且，他可以相当迅速地——但绝不是即时地——学会如何成功地生活于这一新的社会组织之中。这种迁移对于许多人(精神病医生将这些人视作患者)来说，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他们无法像普通人那样适当地生活于那个社会组织之中，而那个社会组织是他们一直以来被训练生活于其中的。

重复说一下，没有哪种非常简单的解释，可以很恰当地用来传达一些可能有助于改善个人自身生活以及他人生活的策略。我所能想到的能够提供更为有用的东西的唯一方式是，仔细地追踪出生后可能发生以及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当人们以这种方式探究精神病学时，它就会变得不简单——甚至是很不简单。由于我们有六个、七个，甚至更多非常精练的渠道来与我们周围的事件发生接触，因此，我们关于这些渠道功能之各种不同结合的经验也会变得相当复杂。而且，由于大部分的人类生活绝不仅仅涉及物理化学(physicochemical)世界中的事件，而且也涉及文化领域内的东西——价值观、偏见、信仰，等等——因此，从数学角度看，这个领域的实际复杂性具有压倒一切的态势。我所能希望呈现的最佳方案是可靠的参考框架，以此作为探索这一复杂领域的指南，以及多年来我个人一直坚守的这个信念，即人类这种动物所具有的巨大能力，在遇到适当机会时，就会产生意义。

我想说的是——我并不担心言过其实——我认为，许多精神病学家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论框架来思考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包括它们的根源、它们的可靠表现，或者它们一些相当确定的改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大多数精神病学家对人们毫无帮助。相反，我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需要，既需要一种真正的科学方法来应对生活中急剧增长的无能、不适当、不幸以及失败，而这些已经开始引起了精神病学家的注意。当我谈到一种科学的方法时，我所指的绝不是经验主义(empiricism)那样的东西——而是某种精确的东西，某种能够阐释并具有一个不断变化的可能性范围的东西。据我所知，人们在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所从事的大多数方式，可能完全不同于我们曾经听到过的任何东西。换句话说，人类有机体具有如此非凡的适应能力，以至于不仅最为稀奇古怪的社会规则和规章都能为人们所践行(只要将它们以恰当的方式反复地灌输给青年一代)，而且它们也能够成为看起来非常自然、恰当的生活方式，并几乎超越了研究的范围。换句话说，在习得言语之前，每一个人，甚至是那些低能的人，都已经习得了与父亲或母亲的一些显著的关系模式，或者与某个抚育他的人的一些显著关系模式。那些显著模式会成为深藏但却坚实的基础，后来生活中的大量东西会添加在其之上，或是以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

有时候，这些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于我所描述的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生活的良好基础，以至于个体后来的发展明显地偏离于常规的发展——也就是，从纯粹的统计学意义上说，偏离了平均水平，偏离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在那些情境下，我们会把那些结果认作精神性神经症(psychoneuroses)或精神病。但是，为了使关于这些精神性神经症或精神病的思考方式中有一些有用的东西，同时为了发展任何确实有用的技术来治疗这些“失常”(warped)的人，你的思维必须不能仅停留于所呈现的情境，而要深入情境的背后。巨大的困难在于，在这个深入背后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某一个体的绝大部分生活与你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而你的生活与他的生活之间这种同一性混淆了下列事实，即尽管这种生活表面看起来相同，但对你和他来说，其意义根本不同。因此，你不能忽视他的生活中那些在你看来似乎相当自然和正常的方面。

在这么多年来试图为精神病学阐释并教授一种理论框架的过程中，我认为，尽可能地避免随意编造新词似乎是很有必要的。当然，每一门科学都必须有它自己的专门术语。但是，由于这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研究，同时还由于它具有我已经强调过的那些困难，所以，为什么还要通过提出许多不可靠的词语来增加混乱的确定性以及巴别塔现象呢？就我所能发现的而言，这些不可靠的词语，只不过使一个人成为某个多少有些局限于小圈子的联盟中的一员，这个联盟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当然不能与联盟外的任何人进行交流，而且他们还仅仅具有这种幻觉，即他们彼此之间正在进行交流。对于已经进入精神病学的大多数专业术语的定义所进行的任何实验表明，含义之间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鉴于这一原因，我认为，我们应该从谈论生活的常用词语中选出一个词语，并且澄清我们用这个词所指的意思，而不是着手于通过截出希腊文和梵文的词根来孜孜不倦地创造新词。

因此，如果我成功地传达了我的观点——而且从我成功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精神病学家在运用相当一般的术语来阐释他们的职业，以及处理与人交往之关系时，可以获得某种利益；我认为，这些一般的术语将会允许沿着获得高度可能之陈述的方向作进一步的探索。有些人需要确定性；他们希望能够在正确的命题和不正确的命题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那是精神病学中一个完美注定的目标。你看，我们是很不简单的。我们拥有如此众多的备用调节装置(adjustive equipment)，以至于我们事实上在大部分的生活中，仅仅承受非常少的近似于那些可能为正确，也可能为错误的东西。

我们所有人都常受到这一事实的折磨，即在我们能够记忆之前很长时间，当然也是在我们有能力作出卓越的智力阐释之前很长时间，我们就可以首先通过抚育我们的人，然后通过其他人(在我们完全依赖于他人的整个时期，他们与我们的生存密切相关)来理解大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除了在最为异常的环境下之外，在任何人尚能记忆之前，每一个人身上似乎都有一种忍受某一非常不悦之体验的能力。这种体验被所有文化用来(有的文化少量利用，有的文化则大量利用，或多或少遵循着特定的文化规定)对人性动物(human animal)进行训练，使其成为一个人。我所指的这种不悦体验被我称为焦虑(anxiety)。这里，我所谓的焦虑只是一系列可供参照的基本焦虑概念中的一种，顺便提一下，关于焦虑的基本概念，我在《精神病学和生活中焦虑的含义》一文中已作过简要描述。注45

在讨论焦虑的概念时，我没有试图为你们提供最后的结论；十年之内，就有人可以证明这个概念是相当不合适的，而且会有一个更好的概念将取代它。但是，这个焦虑的概念，对于你们理解我将呈现的东西，倒是绝对基本的。由于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依靠言词来真正地传达我正尽力说明的那些东西的重要性，因此，我想重复一下：如果你们掌握了我正在设法向你们呈现的焦虑的概念，那么，我相信你们将能够成功地追随这个精神病学体系的其他部分。如果我不向你们传达焦虑的含义，如果你们认为我所指的焦虑就是你们现在理解的焦虑，那么，我就无法传达我的观念了。

由于整个生物学领域内的大量现象，如果你从它们的开端追踪至它们最为复杂的表现为止的话，则更为容易理解，因此，我想描述在我看来焦虑是如何从婴儿期开始的。我不知道第一次表现出焦虑是在生命的多早的时刻。确切地说，这不是你让母亲和儿童合作就可以开展探索的领域。我对下列情况毫不怀疑，即由于人与人之间在大量的其他事情上都有所不同，因此，与焦虑有关的精确数据在不同婴儿的身上也会不同。人类幼儿在生命的头几个月中——而且，我认为，在其他动物幼体身上也有类似情况，只不过在人类幼儿身上，这种表现十分显著——当养育者产生“情绪紊乱”(emotional disturbance，我相当宽泛地使用“情绪紊乱”这个术语来指你们认为它所意指的东西)时，会表现出紊乱的行为，这是可以证明的。那个时候，婴儿无论做什么都将会受到干预和阻碍，也就是说，他将停滞不前，或者他不会像在焦虑出现之前那样取得有效的进步。

所以说，焦虑是由这个重要个体身上某种类型的情绪紊乱引发的——这个重要个体便是婴儿与之一起做某件事情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喂奶的紊乱；不过，婴儿的所有行为都同样容易受到阻止和妨碍，而且与那个重要他人的情绪紊乱有着直接的按照年月顺序的关系，以及其他特定的关系。我无法告诉你们婴儿感受到的焦虑是怎样的，但是我可以进行推测(对此推测，我认为具有非常高的准确度)——就婴儿模糊的心理状态而言，在焦虑与恐惧之间是不存在差别的。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说：“婴儿会产生恐惧吗？”当然，这个疑问会变成这样一个问题，即：“你指的恐惧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如果一个婴儿听到突如其来的巨大噪声，他就会感到非常心烦意乱；那些和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区域(zones)紧密相连的属于那一种类的其他一些经验，也会造成同样的心烦意乱。无论是谁，只要他看一眼那个正感到心烦意乱的婴儿，几乎都会认为这似乎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婴儿并不喜欢它。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无论你给予其何种称谓——会不间断地发展成为我们自身称之为恐惧的表现，而且其他人也能认出这些表现就是恐惧。因此，我有理由假定，有两种情况下可以引发婴儿表现出一种像恐惧一样的状态：一种情况是，他与周围现实进行接触的区域出现了相当严重紊乱，从而引起恐惧；另一种情况是，养育者身上的某些类型的情绪紊乱引起了婴儿的恐惧。从后一种情况中产生出了整个非常重要的焦虑结构，而且，只有通过参考焦虑的概念，才能理解这些表现。

在这个方面，我敢说，婴儿身上这种作为原始焦虑或原始恐惧的经验，在后来的生活中，在特定的环境下，会重新出现——很可能在每个人身上出现，但肯定会在有些人身上出现。这些情形在我们所谓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c)生活障碍的早期阶段是十分常见的。有许多人，在生活的扰乱时期，会经常在所谓的梦境中出现这些情形，很可能在青少年时期就更是这样。在这些情形下，任何一种来自于很可能出现最为原始之焦虑类型的全面复苏这样一种暗示的事物，都可能引起不可思议的情绪(uncanny emotion)。

所谓不可思议的情绪——这个术语带有一点开玩笑的性质，因为没有任何表明其存在的神圣根据——我指的是一组尚不确定的感觉，其中最常体验到的是敬畏(awe)。也许，你们当中有些人在第一次听到一架巨大的管风琴弹奏时就曾产生过这种体验。许多人在第一次看见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时，会体验到强烈的敬畏之情。每一个人都有过某种敬畏的体验。我无法列举大多数在其中都会体验敬畏的所有各种不同的情形。其他一些不可思议的情绪较少为人所知晓。我将称其为畏惧(dread)——绝不是纯粹会谈意义上的畏惧——以及恐怖(horror)和厌恶(loathing)。所有这些不可思议的情绪都具有一种震颤的、不属于这个地球的成分，对于这种成分，我认为，是从非常早期的情绪体验中让人难以理解地残存下来的，这种成分的所有一切都可以这样来加以描述。如果回忆一下你自己早年生活的一个场合，当你真正体验到这些不可思议的情绪中的一种时(正如我经常说的那样，敬畏是最为常见的不可思议的情绪)，那么你将会意识到世界好像以某种方式发生了变化。如果你试图去分析这种体验，你可能就会说你的皮肤起了疙瘩，或者这样，或者那样；无论如何，你知道这种体验非常奇异。我认为，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只要回想起某个激发敬畏之情的事件，都会认识到它很容易成为极其不愉快的事情。诚然，你们中间有许多人很可能还从未将敬畏之情体验到那种程度；敬畏无疑是不可思议的情绪中最为温和的一种。但是，如果这种情绪过浓，你就会远离你正在关注的事物(只要你拥有这种所关注的事物的话)。这种情况最接近于当婴儿产生严重焦虑时我猜测他们会经受的体验。

在试图概括精神病学这整个体系时，我想从一开始就强调焦虑的麻痹性力量。我认为，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任何人，以及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都要将许多时间和大量精力——宽泛地说——以及大部分的努力用于处理人际交往的事情，以避免产生比他业已拥有的更多的焦虑，而且，若有可能，消除这些焦虑。根据焦虑理论来看，许多看起来好像是独立实体、过程等的事物，实际上可被看做是各种用来减弱或避免生活焦虑的技术。

精神病学家年复一年地为治愈患者身上出现的各种生活歪曲而奋斗。在这些歪曲中，有些被证明是极具抗拒性的。我的意思是说，当我感到许多患者不听我的劝导时，这样的一些治疗很可能只会导致双方都感到精疲力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在于，目前的迹象十分强烈地指向了我们正着手解决的错误的事情。声称治愈一种疾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对。相反，它是对人类在生活中之聪明伶俐的极好证明。

那么，毛病究竟出在何处呢？是不是对焦虑的敏感性和易感染性引发了这种所谓的症状呢？当你开始寻找焦虑或对焦虑的易感染性时——根据这种理论，这解释了症状的发生——情况就变得迥然不同了。根据这种理论，可以实现的要比我们所想的多得多——已经实现的也比我们所想的多得多。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我不敢仅仅以我自己的体验为基础来这样说。精神病学中一些在其他人看来难以捉摸的事情，对我来说也是难以捉摸的；很容易就会受骗上当。但是，当人们寻求人际关系中焦虑的基本易感染性，而不是去应对焦虑所引起的症状或回避焦虑时，一种实际得多的心理治疗似乎就是有可能的。如果没有我的许多同事这么多年来在工作中一直对其加以验证的话，我是不会如此肯定地作出这番陈述的。虽然结果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精神病学正变得非常容易，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娱乐活动来对待。在精神病学还远没有成为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时，我很可能就已经成一个完全被遗忘的神话式人物了。但是，我认为，对一名治疗者来说，把握住焦虑的概念——并弄清这个概念在哪些地方符合一个个体生活的发展——就可以省去大量的精神病学努力，而且，如果一个人选择用其他的方式来运用精神病学的话，那么还可防止许多陈腐愚行的出现。

第二章 定　义

作为人际关系理论的精神病学

我认为，没有一个领域会像精神病学领域那样，其研究人员的先入之见竟然那般令人感到麻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提供精神病学的三种定义。第一种定义(也是最广泛的定义)是这样的：精神病学是精神病学家的先入之见(preoccupation)；它完全由观念、印象、魔法、玄想、信息、幻想、奇想、概念、误解，以及空洞的文字汇集而成。这是最为广义的精神病学定义，而且，就我所知，有很多人都是该领域中非常资深的学者。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定义，这种定义是我多年前提出的，当时我正在试图找出我对精神病学的想法(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而且它也是对前科学时期精神病学的一种优雅的界定。第二种定义将精神病学视为一门艺术，即一门观察的艺术，一门很可能会影响精神障碍之进程的艺术。

精神病学的第三种定义，也是与本书相关的一种定义，把精神病学看做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科学，这种科学涉及各种各样的事件或过程，而精神病学家作为一名观察人员(observant psychiatrist)参与这些事件或过程。精神病学中那些被组织为一门科学的知识，并非源自于精神病学家所处理资料中任何特殊的东西。它并非来源于一种特殊的资料，而是来源于精神病学家参与其中的独特活动或操作。这些活动或操作(精神病学信息就来源于这些活动或操作)就是人际领域中的一些事件，这些人际领域包括精神病学家本身。这些为精神病学之发展和精神病学理论提供信息的事件，是精神病学家参与其中的一些事件；它们并不是精神病学家在象牙塔顶上俯瞰的一些事件。但是，在精神病学家作为一位精神病学家参与其中的所有活动或操作中，那些从科学上讲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或操作，是伴随着概念图式化或智力阐释的，而这些概念图式化或智力阐释是可以传达的。反过来，这些东西又是那些相对精确和明确的活动或操作——其重要方面绝非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的。

随着操作观点(operational view)的出现，至少在物理学领域，人们开始对操作方法能否用于心理学领域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我们可以在1945年9月的《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中找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专题讨论，其中包括一场关于心理学中的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的讨论。注46 杰出的哲学家和物理学家P.W.布里奇曼(P.W.Bridgman)为这次专题讨论做出了非常有限的贡献。布里奇曼说：“当我使用一个术语的各种条件得到陈述，而且当我从我邻居对该术语的使用中推断出这些条件已经很普遍时，这个术语便得到了界定。”我发现自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种非常精确的论断了。你们看，我准备给一些术语下定义，但是，根据布里奇曼的观点，我不会取得成功。当然，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用一个术语来陈述出我意欲陈述的东西，但是，长期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你使用这个术语的意图也许并不一定相同。这表明(如果有所说明的话)精神病学离成为一门科学还很远。在我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所听到的许多谈话中，说话人都并没有界定他的术语，我也没有为他提供任何用于推测条件的基础，这些条件也涵盖了我对那些术语的使用。因此，当我使用某一特定的词语，并赋予其可用性以相当多的条件时，我希望你们至少听完我要讲的话，并看看你们是否能以一种相似的方式来使用该词语，这样你们才会逐渐相当充分地理解我要说的话。如果你们不去注意我采用一个词语的方式，而对于这个词语，你们完全习惯性地赋予它一种特定的含义——而不是词典上所有的含义——那么，我们很快就要为了迥然不同的目标而分道扬镳了。

让我再摘引一段布里奇曼的话：“用于某一科学背景的术语必须服从于科学事业的先决条件。在这些先决条件中，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是检验或者证明任何一种陈述正确的可能性……[而且]为了一切基本的目的，可以根据检验操作来说明定义[通过检验操作，人们便可确定这一条件得到了满足]。”换句话说，重要的是，所运用的陈述可以根据它们的效度来加以检验，这种检验，不用说，不仅由运用这些陈述的人来进行，而且还由听到这些陈述的人来进行。精神病学作为一项科学事业，理应包括大量的陈述，而这些陈述的正确性可以这样来加以检验。但是，迄今为止，它还尚未达到这样的理想状态。在这种系统阐释的过程中所作出的许多陈述，根据布里奇曼所阐述的这种精确的观点，肯定会给人们留下很多想要知道的东西。然而，如果一个人不仅仅全神贯注于表示异议，还有那些错误的理解，等等，而且还专注于研究这些陈述的真实基础，那么，他就会发现，虽然他们所作的很多陈述都无法超过布里奇曼这一定义的所有必要条件，但是，他们只需相当简单的操作和推论，就可以得到一个与其非常近似的定义。换句话说，虽然它们还不是令人满意的陈述，但也离令人满意的陈述不远了；而且，在这个特定的领域中，要想作出完全令人满意的科学陈述，也还存在着一些非常实际的困难。实际上，所有关于例如内隐操作(covert operations)的陈述，正巧就是这种情况；关于人格发展很早阶段的一些陈述，也是这种情况。在这些例子中，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经历来考虑一些与这一陈述相结合之推论的可能正确性。

这一领域的历史包括两个分支，我想在这里提及这一点，目的是为了试图尽可能精确地为人际取向找到理由所在。不用说，作为精神病学这一阶段之基础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发现。

第一个分支是阿道夫·迈耶(Adolf Meyer)的心理生物学(psychobiology)。弗洛伊德的发现和迈耶的阐释，都明显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个的个体身上，将其作为研究的核心单位。你们中间有些人也许非常熟悉阿道夫·迈耶所发展的精神病学体系，而且他还把心理生物学这个术语运用于了这个体系。在我看来，通过这一思想组织，迈耶为对生活的理解做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贡献。在迈耶做出这项贡献之前，知识的主要分支包括——其上限超越了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心理学虽然是某个关于心理的学科，但其含意却清楚地表明心理依赖于伴生的生理基质。所以说，心理学是一门纯科学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依赖于其他事物的东西。

心理生物学——我将抽取关于迈耶所提供的这个领域的定义，或者没有定义——是关于人的研究，认为人是具有心理整合性之生命(mentally integrated life)的最高体现。换句话说，它或多或少是一种意识的整合(conscious integration)，能够利用符号和意义。这种具有心理整合性之生命的具体体现，包括主体组织(subject organization)这种特殊现象，通过这一组织，人们能够客观地思考自己。虽然心理生物学的某些陈述看起来似乎并不确定，但迈耶已经非常明确、简洁地表明，心理生物学关注于单个的人类有机体，将其视为一个基本的实体。他说，尽管他也喜欢谈论多个个体和群体，但个体是接触的动因(agent of contact)。个体必须作出有关自己人际问题的选择，个体是一个拥有主体能力(subject capacity)的客体。

当心理生物学开始成为知识层级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成员时——在我看来，这是心理学中的一个巨大进步——另一门学科诞生了，它被称为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是人际取向的第二个分支。在查尔斯·H·库利(Charles H.Cooley)一些非常具有独创性的思想的启发下，芝加哥大学的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提出了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公式，其中包括自我的发展——与我所讨论的自我系统(self-system)较为接近——以他人的反映性评价以及角色的学习为基础，这些角色是一个人为了生活而承担的角色，或“是一个人得以生存的角色”(which live one)——使用了一个与乔治·格罗德克(Georg Groddeck)之陈述并不十分相关的陈述。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并没有这样鲜明、彻底地以独特的单个个体为中心。它非常清楚地表明，独特的单个个体是其他许多人的一种复杂的派生物。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服务于这里所界定的精神病学的目标，因为(也许你会说)并不存在用来说明角色转换(shifts in roles)的能量源，也即在扮演角色等过程中所消耗的能量。

现在，我想谈一个就米德在创立社会心理学过程中所做的有意义工作而发表的非常简练的评论：

虽然米德的兴趣颇为广泛，并且富有成效地涉足了科学的历史和意义、宗教的作用、政治的基础和形而上学的主张，但是他主要关注的还是自我的发生和心理的本质。米德要比大多数哲学家更为认真地承担起了由达尔文遗留给思辨思想家的任务：详尽地阐述精神(psyche)的纯自然史。他很早就阐述过这一主题……即精神是有机体和环境之间以经验为根据的相互作用，以及相伴生的对这种相互作用之阻断的短暂性特征。

因此，他为自己设定了这样的任务，即对一个连续过程(即连续不断地发展出一种功能性心理或自我的过程)的这种不连续特征的发展作出解释。有机体从本质上看主动的性质为这种成就提供了基础。人类有机体扮演他人角色的能力(在他看来，如果作一种不恰当的描述，就是模仿)，是自我得以发生的基本条件。在扮演他人角色的过程中，我们也对自己的扮演作出反应。当有机体开始对他自己的角色假设作出像对他人一样的反应时，自我就出现了。从同时成功承担的角色中，逐渐产生出一种“被类化的他人”(generalized other)，个体可能同时也承担了这个被类化他人的角色。一个人对这种被类化角色的反应便是他的个体自我。注47

因此，人们可以在迈耶的心理生物学思想和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思想中看到某种非常惊人的共同之处，后者关注的是自我的演化。

对于这一理论的发展来说，还有一个领域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分支，那就是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它关注的是关于人之社会传统的研究。在这一点上，我想提一下马林诺夫斯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上有关于他极具启发性的观点的最为简短的陈述。由于关于这个主题我想说的内容非常多，因此我限制自己只从马林诺夫斯基那里摘引了一小段话注48：“在每一项有组织的活动中……人类都通过与环境某个特定部分的联系，通过他们与一个共同庇护所的联系，以及通过他们通常会共同承担某些任务这一事实，而联系在一起。他们行为的一致性特征是社会规则的结果(也就是说，习俗的结果)，这些社会规则已经通过明确的措施，或者通过以一种明显的自动方式来运作，而成为约定俗成的。”后一种类型的习俗指的就是道德价值观，“通过这种道德价值观，人类受到内在强制力的驱使，而做出某一特定的行为”(再引用一句马林诺夫斯基的话)。如果在如此众多的问题上(例如，语言问题)没有文化人类学学者所提供的大量帮助，我认为根本不可能这样容易就从所界定的心理生物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过渡到了这里所界定的精神病学领域。

最后，我认为，在作为关于人际相互作用(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之研究的社会心理学和作为关于人际相互作用之研究的精神病学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绝对必要的共同点——我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重复地使用“人际相互作用”这个词。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多年来我一直感到迫切地需要这样一门学科，它不研究单个的人类有机体或社会传统，而是研究人际情境(interpersonal situations)，正是通过这些人际情境，人们才会表现出心理健康或是精神障碍。伦纳德·考特里尔(Leonard Cottrell)注49根据另一种观点对此进行了探讨，我认为，他把社会心理学往前推进了很长一段距离，得出结论认为，社会心理学中的研究必须置于人际情境的参考框架之内。

在我试图勾勒这样一个领域时，我发现，这似乎是一个这样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可以赋予一位精神病学家的活动——也就是活动和操作——以可传达的概念图式化，从而也可以赋予其可寻求的科学意义。

我相信，布里奇曼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我以两种方式来做出行动……我的公开方式……和我的私下方式，[以后一种方式行事时]我感到自己不可侵犯地与伙伴们相分离……”注50 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精神病学既研究以公开方式进行的活动，也研究以私下方式进行的那部分活动(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这部分活动都是处于不可侵犯的分离状态的)。我可以这么说，只要你对自己的独特个性感兴趣(这与你或他人可以观察到的人际活动截然不同)，那么，你就会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真正的私下方式感兴趣——不过，对此方式，我是没有任何兴趣的。事实上，对任何科学研究而言(从精神病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的意义上说)，我们都无法涉足那种不可侵犯的私下方式。如果要使精神病学成为一门科学的话，那么，把它设定为是一种关于人际关系的研究，无疑是很有必要的；而且，通过如此界定精神病学这一简单的权宜之计，我们就可以从严重的精神病学问题中剔除大量的伪问题(pseudo-problems)——由于它们是伪问题，所以对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会很敏感，事实上，它们试图解决问题的方式，仅仅是愉快地度过一生的方式。让我重复一遍，精神病学作为一门科学，无法涉足任何不可改变的私下内容；它必须只关注于以公开方式进行的人类生活，或者以可转化为公开的方式进行的人类生活。

因此，由于心理生物学试图研究单个的人类个体，而文化人类学(它已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强大分支)试图研究社会传统(这种传统表现在那些组成群体的人们的一致行为之中)，所以，精神病学——以及与它会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以受到生物和文化方面制约但却独特的(sui generis)人际过程，这些人际过程发生在作为观察者的精神病学家从事其工作的人际情境之中。

人这种动物与人类的经验

人生来是一种动物。只有通过新生儿才能了解人类这种动物。将人这种动物转化为其他某种东西的过程，在个体出生后很短时间内便开始生效了。作出这样的推断是很有根据的，即人这种动物如果照这样继续存在下去，他们就会被发现是生物系列中非常具有天赋的成员，尤其在其中心整合装置(central integrative apparatus)的演化过程中极具天赋，这种中心整合装置提供了下述三种独特的能力：(1)视觉与用于握物的双手之间的相互关联——这是除了嘴巴之外最为重要的相互关联工具；(2)听觉与发音器官之间的相互关联，这种发音器官已经达到了非常精炼的程度，以至于产生了让人难以相信的进化发展结果——语言；(3)上述这些东西与一个非常复杂的大脑中(这个复杂的大脑使得可以用多种经验的抽象物来进行操作)所有其他接收器—效应器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

有大量证据表明，人这种动物在出生后有很长一段时期间不能照顾自己；证据还表明，作为人类之特征的能力，要经过不少于10至20年的时间才能逐渐地成熟。人这种动物在出生时完全依赖于他人，之后这种依赖性会逐渐减少，但仍旧很强，在出生后的五六年时间里，都需依赖于人类环境中的温柔合作。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在这期间，各种生物能力会依次成熟)，人性动物会进一步地形成特征。

同样清楚的是，天生的潜力(inborn potentialities，这些潜力经过几年的时间已经变得成熟)是非常容易改变的，它们容易受到由经验产生的相对持久变化的影响，从而与比较稳定的模式形成对照［我们通常用本能(instinct)这一生物学概念来指这些稳定的模式］。认为不管任何方面的“人类本能”(human instincts)都如同一成不变的成熟行为模式固有的刻板含义一样这种说法，是完全荒谬的。因此，所有关于“人类本能”的讨论都非常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并且还会阻碍形成正确的思想，除非“本能”(instinct)这个术语［用形容词“人类的”(human)来加以修饰］的含义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以便在使用该术语时不存在任何特别的意义。

除了遗传结果或成长中的灾难之外［白痴(idiot)这个术语可以正确地用于这种遗传结果或成长中的灾难］，人性动物天生具有的个体差异，与人性动物与其他任何物种之间的差异相比，便有如小巫见大巫了——不管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多么的惊人，它们都是以某一特定文化时期的生活史为背景的。人与人之间差异的问题，对于一种纯粹出于幻想的对于人格以及人格独特性的兴趣来说是根本的；由于这个问题非常麻烦，并且对于那些研究所谓人性的学者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不管是什么样的个体差异，我都想大肆强调一下。与此同时，我想告诫你们，在精神病学中，作为一个研究人际关系的学者，没有差异(诸如艺术中的相似性)以及无论在何处发现的人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相似性，要比所有这些个体差异重要得多。

如果排除孪生子的例子，我们就可以假定，每一个人性动物之间多少都有些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作为一个生物的组织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生活(即在生物学上必要的环境中的生活)有关的机能活动方面。我几乎没有必要提醒你们去注意这些差异，例如头发的颜色、质地及它们在体表上的分布，虹膜的颜色，皮肤的色素，血液的类型，以及手指、鼻子和耳朵等各个器官的大小和形状。我几乎可以无限地列举这些差异，这些差异可以被描述为是一个特定的生物组织与另一个生物组织之间从外显到隐秘的各种不同。

对于研究人际关系的学者来说，印象更为深刻的要数机能方面的遗传差异，或至少是先天的差异，这些机能包括：(1)与光频(light frequencies)有关的视觉感受器；(2)与声频(sound frequencies)有关的听觉感受器；(3)表现在各种灵活可能性上的解剖学差异，包括言语差异；(4)作为由比内(Binet)“智力测验”所测得的活动之基础的各种因素之复杂性的差异。

那些并不真正精通该领域的人往往提出常见但却错误的假设，认为，人类在所谓的可见光谱范围内对频率光波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反应。尽管从统计学上看，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即人们可以把一千个人的视觉敏感性或颜色敏感性曲线应用于十万个人身上，但是，当以极大的耐心去绘制一个特定视网膜颜色敏感性的曲线时，人们会发现，这条曲线并不精确地近似于统计上的曲线。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而且，就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而言，可能存在着相当显著的差异，尤其是在一些中国人身上。我不知道他们枕部增加了的肌肉痉挛是否会影响视觉，但我推测是有影响的。很可能它并不影响颜色敏感性区域的视觉；不过甚至是那儿，它也有可能产生影响——对此，我们并不十分确定。

除此以外，在对光的强度作出反应方面——例如，当视网膜杆接收暗淡照明条件的特殊时刻——也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而且，由于这些差异随着健康状况、营养和所涉及个体的其他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这一点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这些差异在某些影响所涉及个体之生存的特定环境里颇具意义，例如，晚间飞行，甚至是晚间驾车。

对光的距离感受器(distance receptor)方面所存在的这些差异，与对空气波的听觉感受器(auditory receptor)方面的差异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里，我们也有一条通过统计方法而得出的相当典型的感受性曲线，而且这条曲线可以应用于有关个体听觉的大量数据。与色彩视觉领域中的个体差异相比，从这些统计曲线中得出的个体差异要大得多。事实上，听觉是一种相当简单的年龄机能(function of age)：在大多数人身上，直到某一特定的年龄，这条曲线都可能以一种无法察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接着，听觉敏感性会随着时间而出现一种或多或少的持续递减。这里的差异可以更加容易地被察觉到，这样我们才会知道，对于某一个词语，有些人听到的与另一些人所听到的显著不同。而且，由于早年的疾病或创伤，还存在着一些病理性差异，这种情况要比视觉感受器领域的情况常见得多，并且会对所经验的外部世界产生隐秘得多的影响。在不同的人身上，灵巧程度也显著不同；例如，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想要成为钢琴家的人来说，修长的手指是非常有用的，或者对于一个想要成为演说家的人来说，裂腭将会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

但是，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人们谈论(有时以巨大的热情来进行谈论)得最多的差异是大范围的智力因素、智力禀赋，等等，正如你们都非常熟悉的那样，这个范围包括从低能儿到天才，如果可以将天才视作智力的一种机能的话；所谓天才，我指的是那些拥有能够看出事件之间的相关性这种真正杰出的能力的人，这种能力似乎是可测量之智力因素的终极。我们都知道，向有些人解释问题要比向另一些人解释问题容易得多；而且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完全不受约束地根据一群人是聪明还是愚钝而将他们进行分类。人们已经发现了大量尚未确定的先天因素，用以证明一个人的感觉，即他自身的动物基质无疑是独特的个性。而且，我们也已经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持久效应的信息，即这些效应可能产生自与最佳物理化学环境之互换所造成的缺陷，如在营养缺乏症中那样。

另一个差异领域是精神病学家甚至更为感兴趣的，那就是个体能力在成熟速度方面的差异(有可能是先天的差异)。所以说，有些差异来自健康体格、事故伤害以及疾病等因素(这已经在听觉情形中加以说明)，但是，无须赘言，这些差异也适用于许多其他领域。

迄今为止，我所提到的所有这些差异都是先天潜能的差异，以及作为潜在人类之人性动物的个体发展史的差异。现在，我想考虑的是非遗传因素、成分、环境或各种影响因素方面的差异，这些影响因素根据需要是得到满足还是遭遇挫折、自尊是得到增强还是减弱，决定着人们的生涯路线。这些因素中的一个就是语言(language)。尽管我此刻不会把语言作为人类生涯路线中的决定性差异来进行讨论，但我还是想从爱德华·萨丕尔的《语言》中注51 摘引一段话，以便为后面的考虑提供某种背景：

[语言是一种]通过一个自发产生符号的系统来交流思想、情感和欲望的纯人类、非本能的方法……[这些符号]首先是听觉的，而且……是由所谓的“发音器官”产生的……语言的本质在于，将常规的、自发发出的声音，或者其对等物分配至各种经验的要素……语言的要素，也即为经验贴上了标签的符号，必须……与所有划定了种类的经验相联系，而不是与单一的经验本身相联系。唯有这样，交流才有可能，因为单一的经验存在于个体的意识之中。而且严格说来，是无法进行交流的。若要进行交流，它就必须参照为群体所默认的某一个类别，将其作为一个认同的对象……

[这个语言领域所包括的东西比基本的言语循环(cycle of speech)所包括的东西要多得多]就我们把它看做是纯粹的外部工具而言，[言语循环]开始于声音领域，也结束于声音领域……这一过程的典型路线很可能会经历无尽的修正，或迁移至对等的系统，而不因此丧失其基本的形式特征。

在这些修正中，最重要的是思维中所涉及之言语过程的节略现象。毫无疑问，它有许多的形式……众所周知，聋哑人能够熟练地将“唇读”(reading from the lips)作为理解言语的一种辅助方法。在所有的视觉言语符号中，最重要的当然要数书面文字或印刷文字了……[在其中]该系统中的每一个要素(字母或书写的文字)对应于原始系统中某个特定的要素［声音、声群(sound-group)或口头的文字］。

此外，还有更为复杂的迁移，关于这一点，萨丕尔提到了莫尔斯电码(Morse telegraphic code)，以及不同的手语，例如那些“为聋哑人使用而创制的手语、为天主教西多会特拉普派(Trappist)创制的手语，或者为可见距离之内，但却听不清对方声音的人们之间的彼此通信而创制的手语”，例如，通信兵所使用的旗语。萨丕尔继续写道：

关于语言，最为显著的一般事实在于它的普遍性……我们了解到，所有人都拥有一种充分发展的语言……语言的根本基础——一个清晰语音系统的发展，言语要素与概念的特定联结，以及精细地提供一切关系的形式表达——所有这些，在我们所了解的每一种语言中，非常完美、系统地满足了我们的需要……

与言语的普遍性几乎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难以置信的多样性……[言语的这种普遍性和多样性迫使我们]相信，语言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人类传统……如果人类任何其他的文化资产(不管是钻木取火的艺术，还是琢石的艺术)宣称自己的年代更为久远，那么，它就可疑了。我倾向于认为，它甚至比有形文化最低等的发展都要早，而且事实上，一直到语言这种重要表达的工具成形，这些发展从严格意义上说才成为可能。

因此，存在着一个源于人类传递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是生物学意义赋予的，也并非生物学意义上所赋予之装备身上所发生的事件的结果。这种传递来自他人，既非由生物遗传过程而发生，也非由构成这种基本生命过程的物理化学迁移的干扰而发生。正如萨丕尔所说，这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无限多样的领域，是一种涉及人类在各种环境中所接触到之一切经验和一切关系的象征性方法。

还有一些差异存在于语言涉及不到的一般文化领域中，语言很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文化领域，但绝不是唯一的文化领域。我曾提到过马林诺夫斯基极具启发性的著作。我还想提一下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她曾就文化的本质及其在生活中的地位说了下面的话：

……对于我们自己大脑的内部运作，我们感觉非常值得研究，但是，我们有一种思维方式，认为习俗只是最为平常的行为。事实上，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世人所继承的传统习俗实际上是大量详尽的行为，比之任何一个人在其个体行动中所能演化出来的东西来更为令人惊讶，而不管其是如何的异常。不过，那是问题的一个相当微不足道的方面。最为重要的事实是，习俗在经验中和信念中起着支配的作用，而且它还可以表现出巨大的多样性。

没有人会用原始的眼光看待世界。在他的眼里，世界由一组明确的习俗、制度以及思维方式组成……约翰·杜威曾经非常郑重地说过，习俗在塑造个体行为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他所能影响传统习俗的任何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就像他母语的全部词汇所占的比例，与他自己的孩子交谈时所使用的词汇占据家庭用语的比例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样……个体的生活史首先是对他社区中传统地继承下来的模式和标准的顺应(accommodation)。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他所处的习俗就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他能够说话的时候，他成了他的文化的小奴隶，而到了他长大并能参加文化活动的时候，文化的习惯就成了他的习惯，文化的信念就成了他的信念，文化的不可能性就成了他的不可能性。每一个与他身处同一群体的儿童都将和他共享上述这些东西，而生于地球另一端的儿童，没有一个能够获得上述东西中哪怕是千分之一的部分。没有哪一个社会问题像习俗作用这个问题这样让我们感觉义不容辞。在我们理解它的规律和多样性之前，人类生活主要的复杂事实必定还仍处于不可理解的状态。注52

根据我对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人类差异因素的讨论，人们乍一看也许会认为，这些差异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的主题。但是，我们将试图研究人类的相似性。而且，我们不会研究人本身，而是研究他们做什么，以及就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而相当可靠地推断出的东西。

最具包容性的生物学、心理生物学术语是经验(experience)，我们对这个词已经有过多次接触，对于这个词，我将提供下面这段界定性陈述：

经验指的是所有生活过的、经历过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经验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凭其自身而参与之事件的内在成分，也就是说，作为有组织的实体参与其中。经验的有限特征取决于有机体的种类，同时还取决于所经验之事件的种类。

经验与有机体所参与的事件并不是一回事；当我看并看到一只蛙时，我关于这只蛙的经验——我关于这只蛙的知觉——并不是这只蛙。这只蛙(如果它是一只“真正的”蛙的话)——这绝不是必要的——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一种特殊光线模式；我的双眼经受了这种特殊光线模式的冲击；紧接着发生了各种不同的“内部变化”，包括“内部”资料对蛙这个概念的识别。

换句话说，有一个相对“外部的”客体，引起了我们所谓的“使我与之接触”的某些东西；同时，还存在着一组发生在这里或那里十分复杂的、相对私下或“内部的”状态变化，对此，我可以称其为知觉活动，而其结果便导致了知觉对象(percept)。在我们认识世界的当前状态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明，在对事件进程所知觉到的特征(诸如把蛙知觉为蛙)和这一事件进程最终的“真实”特征之间，存在任何必然的对应性。

如果不去考虑知觉的内推活动(interpolated act)，就会导致许多的伪事实和伪问题。有以下这一事实为证，即甚至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哲学家——我认为，这里说的是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在提出一种信号理论(theory of signs)时，对下列事实进行了评论，即有某个物件正在趋近于我们，在它触及角膜之前，我们就开始眨眼睛，把眼睛闭上。这是日常言语中大量相似现象的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不论这种日常言语声称自己有多么科学——它实际上相当严重地误导了一个人。事实无疑是这样的，即一种减弱的照明模式正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触及角膜，而先前的经验已经对这种特定的方式作出了解释。

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用原始感觉(sentience)这个词来意指一些我们从中获得信息的原始数据。注53 我想在这里提供一种关于原始感觉和任何其他关于经验之原始数据——以及关于记忆现象学——的理论，将其作为与事件之冲击有关的有机体之意义重大状态的整体。

在我关于蛙的例子中，我曾试图强调知觉活动的重要性。这种知觉活动介于外部现实和我们内心所拥有的东西之间。我们内心所拥有的东西开始于经验 ，而且人们也坚持认为，为了这种理论的经验都必定以我将提出的以下三种模式发生，其中之一通常是(但绝不是必然是)限于人类的。这三种模式是：未分化的、不完善的和综合的。注54 我将提供这样一种论点，即这三种模式主要是关于对事件进行“内部”阐述的问题。最容易讨论的模式也是相对不常见的模式——那就是以综合的模式发生的经验；人们对其有所了解但却较难进行讨论的，是以不完善的模式发生的经验；而通常无法进行任何系统阐述，并从而也无法进行任何讨论的，是以未分化的或原始的模式发生的经验。这些模式之间的区别在于人们接触事件时所作阐述的程度和特征。

未分化的模式(似乎是记忆的大致基础)是最为粗糙——我还可以说——最为简单、最早，而且很可能是最为丰富的经验模式。原始感觉(从实验的意义上说)与我所说的未分化的模式有着许多相关之处。至少在生命的头几个月，未分化的模式可以被视为敏感有机体分离的瞬间状态系列，尤其涉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区。我之所以用“敏感的”这个术语，是试图把所有那些感知有意义事件的渠道都带入你们的概念之中——从譬如说我臀部的触觉器官(它告知我，这是一把椅子，而且我在上面坐的时间够长了)，到各种传递信号的感受性(它们已经得到发展，以满足我在生活过程中的需要)。这就好像是所有敏感的、主要表征的东西都是不确定但却极其丰富的照明配电盘；如果你遵循我的说法的话， 则在任何分离的经验中，在该配电盘上显示出来的光线模式就是基本的未分化的经验本身。这条线索可能会向你表明，我认为，从生命的开始到结束，我们经历了一系列有机体瞬间状态的分离模式，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有机体正对它发生作用，而无疑意味着其他有机体的事件正朝着这种瞬间状态的变化发展，或者实际上对这种变化产生影响。

直到我勾画出人类新生儿所经历的一系列的阶段，这些术语以及其他许多术语的完整涵义才会显示出来——用我的话说，人类新生儿是一个潜在的成熟个体。因此，我会马上开始追踪人格的发展史，正如你们将会看到的，人格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人际关系各种可能性的发展史。

第三章 公　设

借自生物学的三个原理

我想在这里提及三个原理，这三个原理是我的逻辑哲学或理论的组成部分，并且与我的思想体系交织在一起。这三个原理是我从塞巴·埃尔德里奇(Seba Eldridge)的生物学中借用过来的注55，它们是：共存原理(principle of communal existence)、功能活动原理(principle of functional activity)和组织原理(principle of organization)。正是通过处理对这些原理的运用，一切基本的生命现象学才能够在生物学的水平上被置于有意义的参考框架之中。共存原理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活着的生命与它所必需的环境分离时，便无法生存。尽管这种情况在某些较高的生命水平上不像在较低水平上那么明显，因为在较高水平的有机体身上，储存能力多少掩饰了对于交换的完全依赖，但事实上，活着的生命通过自己的临界隔膜，与周围物理化学世界中某些元素保持经常的交换；一旦这种交换被中断，有机体就会死亡。因此，所谓共存原理，我指的是一切有机体与其必需的环境持续、共同存在，共同生活。我不想展开来谈组织原理，因为它几乎不需要任何特别的强调。而功能活动原理，当然是实际上构成生命之过程的最为一般的术语。注56

通过对这三个原理的思考，我们有可能根据这一事实而认为人类是有别于植物和动物的，即人类的生命——从一种非常实际的意义上说，而不仅仅是从纯文学或想象的意义上说——需要与环境进行交流，这里的环境包括文化。当我说人类与生物世界的其他成员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人类需要与一个文化世界进行交流)，事实上，这意味着既然文化是人类的一种抽象物，人类就需要人际关系，或者需要与他人进行交流。尽管存在明显的例外情况(对此，我在后面将会提到)，但很少有人能长时间中断自己与他人间接和直接的关系，而不经受人格上的恶化。换句话说，这样的中断很可能不会像动物断氧那样造成致命的结果；但是，其危害方面肯定会出现在正确的参照言语领域，而且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喻或一个寓言。

人种公设

现在，我想介绍我习惯上所称的人种假设或人种公设(one-genus hypothesis or postulate)。关于这种假设，我措辞如下：我们假设，每个人之间的相似性要比他们之间的相异性大得多，反常的人际情境(由于它们并非出自语言或习俗的差异)是有关人等相对成熟度之差异的一个功能。换句话说，任何两种人格之间的差异——从最低级的低能儿到最高级的天才——都不如缺乏天赋之人与最为接近其他生物种类之人之间的差异那么显著。一个人——不论其在生理上如何普通——只要他被冠上了这样一个名称，即人格，那么，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东西相比，他将与其他任何人的人格相像得多。正如我在前面曾试图暗示的那样，正是在某种程度上以此为基础，我才一直专注于一门关于人类同一性的科学(或者你也可以说是关于人类相似性的科学)，而不是关于个体差异的科学。换句话说，我试图研究的事物的程度和模式是我认为人类所共有的。

发展的启发性阶段

我想在这里提出一种对人格发展的启发性分类(heuristic classification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这种分类对于思维组织来说非常方便。这些启发性阶段是：婴儿期、童年期、少年时代、前青年期、青年早期、青年晚期、成年期或成熟期。

婴儿期(infancy)的时间跨度为：从出生后的几分钟到出现发音清晰的言语，不论这种言语是否能够交流或者是否具有意义。童年期(childhood)的时间跨度为：从能够发出清晰的声音(或者属于言语的声音)到游戏伙伴需要的出现——游戏伙伴就是同伴，也即在各个方面与自己相似的合作伙伴。接着就进入了少年时代(juvenile era)，这个时期包括小学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到由于成熟而产生了与另一个与自己状况相似的人建立亲密关系的需要为止。紧接着，就进入了我们所谓的前青年期(preadolescence)，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不过时间上相当短暂，它通常以生殖器性欲和发身的出现而告结束，不过，从心理学或精神病学上说，从对同性感兴趣转变为对异性有强烈的兴趣，就宣告了这个时期的结束。这些现象标志着青年期(adolescence)的开始，它在我们的文化中(不过，它随文化不同而不同)一直持续到个体模式化了某种行为来满足自己的情欲(lust)，即个体的性驱力。这样的模式化便引出了青年晚期(late adolescence)，它作为一个人格时期，一直持续到人格中任何没有完全发展的方面与其时间分割形成恰当的关系为止；这样，一个人便能在成年期(adulthood)建立起对某个他人的爱情关系，在那种关系中，那个人与个体自身一样重要，或者几乎一样重要。这种与另一个人真正高度发展的亲密关系并非生活的主要任务，但是它很可能是生活中产生满足感的主要源泉；从那个时候起，一个人的兴趣在深度或广度上继续发展，或者既在深度上又在广度上继续发展，直到有机体内令人不悦的退行性变化导致老年阶段的开始为止。注57

我试图通过详尽地阐述这些发展阶段中每一个阶段容易想到的可能性来勾勒我的理论，表明事件的开端，不论它们在开始的时候能否被观察到，或能否相当有把握地进行推论，它们都始于个体的出生，并至少朝着实龄的成年期前进。

欣快和紧张

在我们看来，除了生物的或人类的公设以外，我们还需要从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借用一些概念，包括从数学领域借用一些概念。在这里，我特别想提到的概念是极限思想(idea of limits)和绝对概念(notion of absolute)。我在思考人际关系时，会不时地用到绝对的构想。也就是说，我试图根据某些确实存在的极端事例来进行推断，以界定一些我知道并不存在的东西。这些理想的构想或极性的构想有助于清楚地讨论一些或多或少接近于这些极性绝对(polar absolutes)的现象。

在此，我想提及的两种绝对现象是绝对的欣快(absolute euphoria)和绝对的紧张(absolute tension)。我们可以将绝对的欣快界定为一种完全健康的状态。在一个非常幼小的婴儿的深睡状态中，可能会发生最接近于这种状态的，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可以观察到的欣快现象。而绝对的紧张，我们可以将其界定为对绝对欣快的最大可能的背离。人们可以观察到的最接近于绝对紧张的现象相当罕见，且一向是相当短暂的恐怖状态(state of terror)。

欣快水平和紧张水平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反关系，这是生命的特性；也就是说，欣快水平朝着紧张水平的相反方向变化。现在，我准备坦诚、全心地参照数学中的一些原理——我想，部分原因在于我的兴趣。欣快水平与紧张水平之间的互反关系可以借y是x的函数来表示，其关系是y=1/x。

你们中间那些还记得用数字表达换算公式y=1/x的人，也许会想起，当x等于0时，y是无限的，而不管x的值增加到多大，y都不可能为0。也就是说，其限度——当一个为0，而另一个为无穷大时——实际上永远都观察不到。换种方式来说，绝对的欣快和绝对的紧张是一种在思维中有用的构想，但它们实际上不会出现。这些绝对现象有时候会有近似的表现，但几乎所有的人可能都不会单纯地处于一极，而是居中者较多；也就是说，他们身上具有某种水平的紧张，同时欣快的水平也不那么高。

虽然欣快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但紧张却是我们思维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注58 关于这个紧张的问题，我想在这里摘引我的一篇论文中的一段话：

在任何把人格视作一种实体的讨论中，我们都必须使用经验(experience)这个术语。不论对经验还可以说些什么，归根结底，它都是紧张的经验和能量转化(energy transformations)的经验。我是在与谈论物理学完全相同的意义上运用这两个术语的，因此，无需加上诸如“心理的”之类的形容词——不管人们可能如何地构想“心理的”经验本身。

在人格和文化领域，紧张被认为有两个重要的方面：紧张是活动的一种潜在可能性(potentiality)，是能量转化的一种潜在可能性；紧张是一种感觉到的或有意注意到的存在状态。前者是内在的，后者却不是。换句话说，紧张通常是活动的潜在可能性，同时，紧张可能具有一种感觉到的或表象的成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种可能发生的、非内在的因素是经验的一种功能，而不是紧张本身的一种功能，因为它以同样的方式应用于能量转化。它们同样也可能具有感觉到的或表象的成分，或者在人们没有有意觉察的情况下出现。注59

不过，经受紧张和能量转化(不管这些事件有可能是怎样的不带任何表象的成分)从来都不会外在于整个机体，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都不会超越某种回忆(recall)的可能性——这种回忆是动力性幸存、真实过往的指征，对预见的性格和在动力方面有重大意义的临近未来具有可察觉的影响。注60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关于人性动物成为一个人的发展过程的描述，我曾说过，欣快可能就相当于有机体的整体平衡，我们知道，尽管这种情况不可能存在，但是在紧张处于最低限度的那些时间间隔或瞬间，就会接近于这种状况。在十分年幼的婴儿身上，当呼吸循环开始其终身的进程，当体温没有什么不正常，当水的供应和食物的供应(通常在胃中)充足，当没有任何有害的事件对后来所谓的“意识”的外周进行冲击时，这些间隔就会出现。

需要的紧张

短暂地或周期性地降低婴儿欣快水平并影响其存在之生物失衡的紧张，是主要和与物理化学世界共存有关的需要(needs)。在生命的早期，我们只需假定与物理化学世界的共存，但是，当我们作了那个假定时，我们就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婴儿本身并未充分地准备好维持那种绝对必要的共存。因此，婴儿还必须有一位照料者；虽然我知道，就像历史神话所描述的，由狼或猿来照料婴儿也没有什么固有的困难，但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我们尚无可靠的或可证实的证据表明有哪个人是由狼、猿或其他动物抚养长大的——如果我们确有这样的人，那么，我们对人性动物便可以了解更多一些了。

这些扰乱了婴儿存在之平衡状态的短暂的或周期性的紧张的缓解，无疑就是不平衡状态之特定根源的平衡，不管这种不平衡是由于缺氧、缺糖、缺水，还是缺乏适当的体温，都是如此。由于这些缺乏而引起的紧张缓解，我称之为有关特定需要的满足(satisfaction)。

在此，我想提一下——这一点的直接相关性将会逐渐地显现出来——我们可以这样来界定满足：婴儿以其活动(也就是，能量转化)来弥补那种生物上的不平衡。换句话说，当一种需要从广义的生物学意义上说不平衡时，这种需要便从活动或能量转化中获得其意义，而这会导致这种需要获得满足。

当我谈到婴儿用活动或能量转化来弥补生物上的不平衡或满足需要时，人们可以很容易就看到，婴儿的呼吸运动是如何用来弥补他对氧气的需要，吮吸动作是如何用来弥补他对糖和水的需要的。但也有一点不那么明显，譬如说，婴儿的任一活动是如何用来满足其维持体温的需要的。不过，那些与新生儿打交道的人们都知道，一旦婴儿有什么需要，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是可以察觉的。如果没有给他们盖上被子而导致热量散失，啼哭便会成为婴儿最初的活动，它指向于减少热量散失的需要；而热量散失的减少，即适当内在体温的体验，便是对那种需要的满足。

需要与满足的交替产生了经验，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这种交替就是经验——不用说，当然是以未分化的方式。需要——由于不平衡而感觉到的不适、欣快中特定紧张的减弱——开始朝着减弱的方向分化，这相当于通过适当的活动而清晰地预见到紧张的减弱。不用说，这种预见是对临近未来的体验——而且，这种体验也必定以未分化的方式出现在婴儿早期，因为这种经验没有其他的基础了。我实质上要说的是，婴儿第一项成功的活动——例如，用呼吸来缓解缺氧状况——就开始确定了对氧气之需要的本质(在此之前，这种需要尚未分化)，同时也开始确定了极度紧张(或欣快几乎完全的缺失)的本质。因此，随着婴儿最初活动的开始，最初与需要之减弱及其暂时的完全消退相关的能量转化的开始，人格便发展出了后来可以明确地将其确定为预见功能(foresight function)的东西。大量的真理(它们将逐渐显现)都隐藏在这一陈述之中，不过，我现在想指出的是，这确实意味着某些有关临近未来的东西。

大体说来，任何可以进行讨论的经验——也就是，以综合的方式或不完善的方式获得的经验——始终与近期过往的要素(有时甚至是与遥远过去的要素)、近期未来的要素(预期、期望，等等)相互渗透。这些要素在决定紧张转化为活动的方式方面有着强有力的影响，也就是说，对紧张的潜在可能性转化为活动的方式有着强有力的影响。

与其他一切生物不同，预见所具有的相对强大的影响是人类的显著特征之一。关于表象(representation)的整个哲学教义，也可能(如果你愿意的话)隐藏在这一陈述中，即成功的活动创造了或者等同于——我可以用很多含糊的措辞来表达，但这些措辞都不能完全传达我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预见到的减弱。

下面，我想摘引一段库尔特·勒温论环境结构和需要的文字：

婴儿的生活空间特别小，而且尚未分化。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他的知觉空间。随着儿童生活空间的逐渐延伸和分化，一个较大的环境和迥然不同的事实便会使心理现象得以存在，而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动力因素。儿童以不断增长的程度学会了控制环境。同时——而且，这一点依然很重要——他开始在心理上依赖于不断增多的环境事件……为了探究动力问题，我们必须从儿童真实的心理环境开始。从“客观的”意义上说，社会联系的存在是一个尚未能够自己满足其重要的生物需要的婴儿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这种社会联系通常表现为婴儿与母亲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从功能上讲，婴儿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注61

根据对非常年幼的人类婴儿与其必要环境之间关系的相似考虑，我们有可能提取出一条一般原理，对此，我过去常称之为定理(theorem)。这一原理或定理被设计成以一种特别简洁紧凑、富有意义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方法的基本派生物。

我的定理是这样的：婴儿可以观察到的源自需要紧张的活动引发了照料者的紧张，这种紧张被体验为温柔(tenderness)，体验为一种想要进行旨在减弱婴儿需要之活动的冲动。换句话说，不管婴儿身上日益增强的需要紧张表现如何——我们将研究在婴儿啼哭的能量转化中紧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表现——观察到这些紧张，或者观察到表明这些紧张存在的活动，都会在照料者身上引发某种紧张，这种紧张可以被描述为温柔的紧张，它是一种适合于——或者或多或少适合于——减弱婴儿需要的潜在可能性，或者是一种想要做出适合于——或者或多或少适合于——减弱婴儿需要之活动的冲动。从某个方面看，这是对温柔的一种界定——温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与那个混杂的、通常没有什么意义的术语“爱”(love)完全不同，后者在我们当前这个时代混淆了很多问题。

照料者为减弱婴儿需要而表现出来的活动，立刻就会被婴儿体验为温柔的行为；这些需要(这些需要的缓解要求另一个人的合作)随即就会呈现出对温柔的一般需要的特征。

现在，让我们来小结一下：由于婴儿表现出来的需要而在照料者身上引发的紧张，我们称之为温柔，而婴儿身上一组一般的紧张(这组紧张的减弱需要那些扮演照料者角色之人的合作)，我们称之为对温柔的需要(need for tenderness)。正如我曾说过的，我认为，属于这种对温柔之需要的基本需要，是从婴儿与物理化学世界的必要共存中产生的需要。注62

尽管我在谈到对温柔的一般需要时所涵盖的需要是由于婴儿物理化学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也就是，婴儿和必要环境的构成物——的不平衡而直接派生出来的，但是，这些一般需要都需有与另一个人的合作；因此，对温柔的需要作为一种人际需要，一开始就是根深蒂固的。此外，照料者的互补需要是一种表现适当活动的需要，我们可以称其为一种给予温柔或表现温柔的一般需要；不论紧张和能量转化可能如何地混合于其中，它都属于人际需要的范畴，即使并非在所有的细节上都如此。

迄今为止，我所说的是——似乎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由于婴儿实际上完全依赖于他人或某个特定他人的干预来生存并维持必要的交流，因此，母亲必须温柔地行事，帮助婴儿缓解各种反复发生的不平衡。只要强调这件事情绝不仅仅就像用一个好的孵卵器来抚育婴儿那样，那么，这种解释的复杂性就有原因了。

焦虑的紧张

不过，现在我想跳到另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在这个话题上，我们混淆事情是人际的还是非个人的机会要小得多。同样，我也称此为定理：当照料者身上出现焦虑的紧张(tension of anxiety)时，它会在婴儿身上引发焦虑。这种引发的理论基础——母亲的焦虑是如何在婴儿身上引发焦虑的——我们一点也不清楚。这条鸿沟(即我们在理解现实方面的失败)已经引出了一些似乎有理而且很可能是正确的解释，用来说明母亲的焦虑如何在婴儿身上引发了焦虑。我仅通过下列方法就在这条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我认为，这是不确定的——尚未界定的——人际过程的一种表现，对此，我用共情(empathy)一词来表示。有时，我与某些拥有特定类型教育史的人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由于他们不认为共情起源于视觉、听觉或者其他某种特定的感受器，由于他们不知道共情是通过以太波(ether waves)、空气波还是其他什么波来传递的，所以，他们觉得难以接受共情这个概念。但是，不管人们是否接受共情学说，这一事实都存在，即当照料者身上出现焦虑的紧张时，会在婴儿身上引发焦虑；我相信，这条定理可以得到证明，那些拥有儿科经验或育儿经验的人实际上掌握了一些数据，如果没有其他同样简单的假设基础，这些数据便可以得到解释。因此，尽管共情听起来有些神秘，但请记住，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听起来都是颇为神秘的，只要你习惯就好了；对于共情，或许你也会习惯的。

我在焦虑这个话题之前所讨论的一切，除了我曾暗示过的与有机体接触的需要之外，都是婴儿在生物学方面所必需之共存的一种机能。现在，在讨论焦虑时，我开始涉及某种与年幼儿童的物理化学需要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焦虑的紧张基本上属于婴儿(也属于母亲)与个人环境的共存，它们与物理化学环境截然不同。鉴于目前提出的这些原因，我把这种紧张与已被人们称为需要的其他各种紧张作了区分，我认为，焦虑紧张的减轻，即某个特定方面的重获平衡，是人际安全(interpersonal security)的体验，而不是满足的体验。

被称为焦虑的紧张(正如早先时候以未分化的方式经验到一样)是由于缺乏任何特定的东西而从欣快的其他一切减弱中分化出来的——你们也许还记得，在说到需要的紧张时，我提到过不平衡的特定来源，例如缺氧、缺水或缺糖等。由于焦虑中缺乏这些特定的东西，因此，在通过适当的活动来减弱焦虑方面也就缺乏分化。婴儿没有能力从事减轻焦虑的活动。虽然正如我们已经提出过的那样，需要好像开始得到承认，或者根据婴儿最初与减弱需要有关的活动而从经验上得到描述，但是，焦虑的减弱却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婴儿没有哪个活动总是频繁地与焦虑的减轻相联系；因此，对安全的需要或对摆脱焦虑的需要，与从其第一次假想显现中产生的所有其他需要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

或许，我应当稍微扩展一下这个观念，这样它的含义就不会那么模糊了。在不确定的婴儿早期，婴儿身上所出现的与他和物理化学环境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紧张，倾向于相对局部化，并具有原型(prototype)的标志，也即我们后来所谓的情绪体验(emotional experience)的东西。因此，与对水的需要相联系的经验，或者与这种需要相联系的紧张，开始呈现出特定的特征。这也同样适用于对热的需要、对糖的需要，以及对氧的需要(我马上就会以相当的篇幅来对此展开讨论)。联系的经验所具有的这种多少有点特定的特征(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这个标志，它是经验的特征)，允许活动的分化，以适应或合乎这些需要的缓减。经过多年的发展，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产生了饥饿感；也就是说，由于你产生了对食物的需要，或者由于肝脏拒绝放弃食物，直到它有希望得到新的供给为止，你便能够将与紧张相联系的经验分化出来。你通过这种特定经验的标志，认为“我饿了”，进而去找一家饭馆，或者考虑从哪个人那里骗一顿饭吃。这就是在你目前正具有之经验的特定特征的基础上为减轻紧张而从事的适当活动的分化。

现在，我的观点是，与其他这些紧张截然不同的焦虑，没有什么特别的；焦虑不会自己逐渐地与假定的但可能合理的胃部收缩、喉咙干燥等相联系。它并不具有那种特定的特征，结果，在早期的焦虑体验中，便没有任何基础来给适合于避开或减轻焦虑的活动作出分化或分类。所以，我说，婴儿没有能力做出减轻焦虑的活动。

正如我曾说过的，人类为了各种或多或少有些特定的满足而表现出需要。由此推论，我们可以说对人际安全的需要就是摆脱焦虑的需要。但是，焦虑是无法驾驭的，它由于另一个人的诱导而产生。婴儿操控另一个人的能力很有限，一开始，他只能通过表现出需要来唤起温柔；而在婴儿感到焦虑的情境中对其所表现出的需要作出反应的那个人，相对来说没有能力作出此反应，这是因为引发婴儿焦虑的正是父母的焦虑——正如我马上就会解释的那样，焦虑总是会干预任何与它恰好重合的其他紧张。因此，关于共情联系(empathic linkage)的早期证据，表明了这样一个特点，即焦虑是无法驾驭的。

焦虑是一种与需要紧张相反的紧张，它也与适合于紧张缓解的活动相反。它与照料者身上的温柔紧张也相反。它干扰了婴儿期行为的顺序，也就是说，干扰了婴儿在与物理化学环境的共存中不断增长的有效性。例如，它干扰了婴儿的吮吸活动，并且无疑也干扰了他的吞咽活动。事实上，我们可以直接说，焦虑与需要的满足相反。在当前所有的经验中，焦虑的经验最不会被过去和将来的要素明显渗透；它是最不可解释的，也最难产生预见。换句话说，由于我一直在讨论的这些因素以及其他各种因素，过去的解释性识别要素和对将来焦虑减轻的预见(在任何特定的情境中，它们对于说明各种活动或能量转化非常重要)，在焦虑这一领域最容易被忽视，且最难发现。

在其他所有领域，需要的分化(不管多么荒谬)和为了减缓这些需要而对适当活动的选择——或者，甚至是非常不适当，但却声称旨在缓减这些需要的活动——表明了过去的影响，甚至表明在很早阶段，对不久将来之预期要素所产生的影响。不过，在焦虑中，由于没有开始这种分化的途径，因此也就难以获得过去的焦虑经验来解释解释当前的情况，而且，我们几乎可以说，焦虑与预见无缘。现在这种表达非常不确切。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一个人越焦虑，在选择适合于当时正在体验之紧张的活动方面，他所具有的人类独特的预见功能便越不能自由发挥有效作用。

体验焦虑的能力并非人类所特有的能力，但是，在人际关系中，焦虑的作用非常重要，以至于将它从其他所有紧张中分化出来至关重要。因此，接下来我将回顾一下婴儿紧张史方面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包括最早的焦虑经验的发生。在这个过程中，我将特别提及恐惧和焦虑之间似乎真实(很可能是非常真实的)的关系。但是，我真诚地希望，大家不会因此而认为我把焦虑等同于恐惧。相反，我想要说的是，在以特定标志为基础而分化的所有经验中，唯一在原始焦虑的经验射程内出现的经验是恐怖(对此我已作过暗示)，它是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最为接近于绝对紧张的东西。

第二部分　发展的新纪元

第四章 婴儿期：人之初

应对恐惧紧张的方法

新生儿所面临的首要的最大危险是缺氧，即剥夺氧气与细胞组织的接触。当新生儿离开母体时，这种危险就会变得急剧，之后这种危险迅速加剧，并一直持续到呼吸循环成功建立(之后，空气的流通均由此循环来完成)。在生命中的任何时刻，缺氧这种危险的重现，都伴随着一种异常的害怕，我们称之为恐惧。除了缺氧之外，其他一些危险也可能会引起恐惧，但是，子宫外生活伊始，任何对与肺部正负压力之循环交替有关的身体自由活动的干扰，都会引起婴儿或年龄稍大儿童的一般活动，这暗示了我们在今后生活中无可非议地称其为狂怒(rage)的行为的出现。不过，在我说到婴儿的活动可以暗示日后我们在狂怒的成人身上可以看到的行为时，我并不像老的行为主义者那样，要求你们把狂怒描绘成一种原始情绪。我想说的是，在任何人生活中的任何时刻，使另一个人感到恐惧的最为确定的方式，就是快速使其缺氧。窒息、被二氧化碳或无氧气体包围，等等，都是非常可怕的体验。缺氧危险的独特性，不仅在于阻碍呼吸的一切会引出强烈的害怕，这种害怕很快就会变为恐惧，我们在婴儿身上可以看到这种行为，譬如尖叫、乱踢等，而且，若缺氧情况继续发展，在死亡真实发生之前，有机体就会全身痉挛，就好像摩托车发动时产生的震颤一样。

从最轻微形式的害怕到最强烈形式的恐怖，都被人们看做是由于危险而产生之紧张的感觉到的方面，这些危险是对于有机体之生物性整合或存在而言的危险。这些危险通常包括缺氧的危险，即我刚刚讨论过的氧气缺乏，口渴的危险，即水的缺乏，缺乏碳水化合物或其他化学食粮的危险，过冷的危险，身体摩尔损伤(molar injury)的危险，即身体大规模损伤的危险，以及各种维持生命所必需之因素的削弱或故障而带来的危险。循环性故障很可能是一种与缺氧同样久远的危险，而且，如果迅速加深的话，也极易引起恐惧。

如果从成年人的立场来思考恐惧，你就会发现，有四种一般的模式可以用来应对或缓解恐惧紧张。如果你此时完全忘却了童年，同时想象自己正处在一种引发恐惧的情境里(譬如在一个战争情境中，一个不断逼近的敌人让你感觉受到了威胁)，那么，你将会认识到，应对恐惧的模式之一就是移除或破坏引发恐惧的情境。另一种模式是逃开引发恐惧的情境。第三种模式(这种模式不会立马就不证自明)是中立化引发恐惧的情境。要描述第四种一般的模式，我得用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词：第四种模式便是忽视(ignore)那些引发恐惧的情境。如果你考虑一下一些常见的对我们身体组织的危险，如交通事故及其他一些交通危险，就会马上认识到，我在说忽视这些危险时，所指的是相当复杂的过程。例如，虽然一个人知道穿越繁忙街道时所遭遇的危险与乘坐飞机时遭遇的危险一样大，但很显然，他在去处理日常事务时必须忽视穿越街道所固有的危险；但事实上，正如我说的那样，忽视这些危险暗含了一些相当复杂的东西。

至于应对恐惧的其他模式，移除或破坏危险之源是理所当然的。处理恐惧的传统方式，便是离开令人感到恐惧的东西，或者说逃避危险之源。在有些情境中，人们可以中立化恐惧。因而，举例来说，假定你正面对一个曾经遭受暴力的人，如果你能使他深信，你同样也可以成功地运用暴力，那么，你就可以中立化他做出暴力行为的危险；当然，另一种方式是忽视他。

由婴儿的自由呼吸行为受到限制而引起的强烈运动性活动，可以有效地移除或避开那种受限制的情境。这种效果也许是直接的，也可能以引出母亲的活动为中介。现在，有些人对于使用所谓的目的论(teleological arguments)的合理性表示怀疑，在目的论者看来，目的以某种让人难以理解的方式引出了我们所讨论的现象。因此，我将尽可能不使用所谓的目的论解释。在很多方面，人性动物特征的许多细节都可以很容易地用目的论的观点来解释，但是，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由生存价值(survival value)控制的进化改变的结果。因此，即使你想的不是人类婴儿，而是小猫或小狗，你也会认识到，对这只小猫或小狗来说，它们所面临的危险之一，就是当它们为了减少热量散失而藏身于母体之下时，很可能会因此而缺氧。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么，由于氧气缺乏一开始就产生的这种剧烈动作，会告知猫母亲或狗妈妈其幼崽所面临的危险。无独有偶，一旦人类婴儿由于毛毯阻隔了氧气的供应而受到缺氧威胁时，会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剧烈的动作(这种动作最终可能会转为惊厥)，这种动作将很可能引发母亲的活动，移除障碍物，或者把婴儿转移到能够重新接触空气的地方。由于我们不能像储存水或糖那样来储存大量的氧气，因此，对人性动物以及所有的高等动物来说，为保证实际上能够与周围的空气不断接触而预备大量的保险措施具有重大的生存价值。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因氧气缺乏而引起的剧烈动作(类似于年长儿童发怒时的表现)对于避开限制性影响或供氧受到限制的环境来说，非常有效，这种效果可能是直接的——在我刚才说到的例子中，通过踢开床单——或者，可能是间接的，通过引起母亲的活动。与呼吸循环之建立相伴随的听得见的空气振动——出生哭泣——是能够唤起母亲一般性温柔紧张之婴儿活动的第一个实例。有一段时间，哭泣一直是最适合于缓解恐惧的最为有效的婴儿行为。只要母亲的温柔行为能够恰当地致力于移除让人烦扰的环境，这种哭泣(婴儿自己能听到这种哭泣)就会被体验为恰当的、适当的行为。在许多其他情况下，尽管哭泣也许不能立即消除导致恐惧紧张的危险，但它至少能带来母亲的温柔(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随意的努力)，而我们可以近乎合理地将这种温柔等同于摆脱了引起恐惧的危险。

由于我想尽可能地预防任何对这些思想的保留，因此，我将在这里谈一谈婴儿听到自己的哭声这个问题。对许多婴儿来说，刚出生时，中耳和耳咽管道充满了羊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证实一个婴儿能否听得见约3米之外的钢琴声。但是，尽管空气是一种能够很好传递声波的相对灵敏的媒介，而水、含盐溶液等虽然也能很好地传递振动，但却是相对不灵敏的媒介。由于哭泣时喉部附近会发生振动，并在咽喉的咽鼓管口周围得到反射和精炼，因此，有关婴儿能否听到自己哭声的唯一问题在于：听觉神经在出生时是否具备足够的功能。既然我们可以证实婴儿的听觉神经在出生之前便已具备足够的功能，那么，在我看来，我们完全可以说，婴儿能够听到自己出生时的哭声；在呼吸循环建立之后，婴儿当然能够听到他自己的哭声。因此，你将会认识到，既然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经验形式，那么，谈论初生婴儿的体验就如同谈论阿米巴(amoeba，变形虫)的体验那样真实可信——我们可以安全可靠地将阿米巴的体验用作一种假设，用来说明一些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从婴儿未分化经验的视角看，就其引发母亲恰当的温柔行为而言，这种哭泣是婴儿为移除或逃离引发恐惧的危险而采取的适宜、恰当的行为。哭泣也因此被分化为一种适宜于消除恐惧的行为。

焦虑是对有机体的一种威胁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焦虑婴儿的案例——由于母亲焦虑而引发婴儿的焦虑。对共同的物理化学交替(physicochemical interchange)，或对婴儿身体组织的威胁，并不引起焦虑。焦虑产生于对母亲焦虑的感应。它是人际团结所必需的功能，这种人际团结指的是婴儿在从事为满足其物理化学需要而必需的复杂活动时，要与某个足够成熟的人合作。我想再说一遍，导致恐惧的危险，可以通过四种方式来应对，至少对成人而言，情况是如此。但是，如果你仔细地考虑一下最初由母亲的焦虑所引发的焦虑，就会立即发现，不仅仅在婴儿期，甚至在生命的其他时期，我们都无法移除、破坏或逃避引发焦虑的情境。有人也许会认为，成人通过杀死那个使他产生焦虑的人，或者离开那个地方，来移除或破坏焦虑之源；但是，我后面的讨论将会清楚地表明，焦虑之源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婴儿当然不可能采取什么措施来移除或破坏婴儿期焦虑之源，也无法逃避这种焦虑。

对婴儿期焦虑来说，哭泣通常是无效的，甚至有害。哭泣常常会增加母亲的焦虑，并因而加剧婴儿的焦虑。其部分原因在于，母亲焦虑的上升会让婴儿直接感应到更多的焦虑，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母亲的焦虑会影响她表现温柔的能力，尤其是会妨碍她采取正确措施的能力，例如帮助婴儿逃避危险，等等。除非母亲停止焦虑，不然没有任何正确的措施可以用来缓解婴儿期焦虑。焦虑不仅干扰母亲的合作行为，而且还干扰婴儿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行为，这种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引起恐惧；因此，如果婴儿在焦虑的同时，产生了某种需要，那么，在这个婴儿身上就会出现双重不利，这是因为他不仅焦虑，而且他的需要因为尚未满足而可能会增强。哭泣行为本身——也就是，构成哭泣的听得见的震动——会减弱呼吸的自由度，而且事实上，当哭泣变得剧烈时，还可能会出现呼吸障碍。因此，就像当哭泣既反映了需要导致的危险，又反映了由于母亲的焦虑而引起的婴儿期焦虑时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哭泣的加剧有可能会导致缺氧的危险。而这会使害怕迅速恶化为恐惧。现在，就像我在前面曾说到过的，婴儿共存中这些特殊的制约形式——以呼吸受到干扰为特征——引发婴儿做出一种剧烈的摩尔活动(molar activity)，这种活动表明了后来可以恰当地称其为狂怒的行为。在儿科，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有时候，婴儿得不到满足的需求、焦虑，以及相继而来的对呼吸自由的威胁结合到一起，会令婴儿身体发青变紫(这意味着血液循环中供氧不足)，还会使其出现大多数人称其为痉挛的一般性抽搐。现在，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幅画面，我相信，这幅画面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婴儿期行为在缓解焦虑方面的不适当性和不充分性。在这个发展阶段，焦虑的唯一来源是母亲的焦虑——也就是，那个重要的、人格相对成熟的、婴儿必须与其合作才能生存的人。

这种画面似乎表明，当需要和焦虑同时产生，会迅速发展为威胁婴儿生存的极度危险。从某种程度看，这种说法并非夸大之词。但是，如果说这就是问题的全部，那么现在可能就不会有我们人类这种特殊的物种了。通过描述身体装置(the apparatus)以减缓和调节——平缓——心律的方式保护心脏免遭任何危险、致命活动的方式，我或许就可以最佳地向大家展现所发生的一切。这种所谓的迷走神经影响(vagus influence)，不仅会减缓心跳，而且实际上可以让心跳停止——如果停止时间延长，就会致命。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身体的某种装置表现出来，这种装置可以让心脏避免被抑制。因此，尽管迷走神经的影响会使心跳短时间停止，但心脏会恢复跳动，并迅速将氧气循环和营养供给方面丧失的时间补上。同样，在与婴儿期焦虑相联系之恐惧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有动力机制(dynamisms，我用该词来取代装置一词)来保护婴儿免遭我刚描述过的需要和焦虑同时产生的极其危险的情况。至于动力机制的确切含义，我将在后面更为详细地加以例证。

情感淡漠与嗜睡分离的动力机制

在生命的早期以及在后来的生活中，都存在着一些由于这些紧急情境而出现的动力机制。在婴儿身上，一个这样的动力机制显著地表现为保护婴儿免遭这种几何级，即免遭由于那些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焦虑以及由此引发的呼吸障碍(呼吸障碍会导致恐惧这种最大限度的紧张状态)的灾难。动力机制会干预我曾描述过的那种情境——它通常会由于母亲不断增多的焦虑持续恶化——它是人类(或至少是一些高等动物)所具备之适应能力的一部分。在一些环境中，一个人有可能会变得反应漠然，表现出我们所谓的情感淡漠(apathy)。如果处于情感淡漠的状态，所有的需要紧张(tensions of needs)就会显著减弱。你也许还记得，我在前面对两种紧张作出了区分：需要的紧张(它可以获得满足，我们可以将其体验为由于需要所导致之危险而产生的恐惧)与焦虑的紧张(它由人际关系情境所引发)。我们可以说，后者是对人际安全的需要，完全不同于与物理化学环境的交换——为了保存身体组织的完整性和维持生命所必需之过程的顺利进行。所以，我说，在所谓情感淡漠的状态下，所有需要的紧张都会显著减弱。我并不太确定情感淡漠与焦虑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比较深奥的问题，不过我可以马上告诉你，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至少暂时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过，我想先让你想象一个既焦虑又吓坏了的婴儿(我们或许可以把他描述为一个正在尖叫、乱踢的婴儿)，同时设想情感淡漠如何干预了婴儿，使其紧张显著减弱，也就是说，并未实际上消除了紧张，而是使其大为降低。我们可以说，在这一特定的例子中，紧张首先是一种对食物的需要，然后，由于母亲的焦虑损害了孩子的进食，最终导致一种既对食物又对氧气的需要。情感淡漠会降低这些需要的紧张；不过，在情感淡漠的状态下，需要并没有完全消失，而仅仅只是明显减弱了而已，通常情况下，这样的需要紧张足以维持有机体的生命。这就是说，情感淡漠通常并不会使需要变得非常弱，以至于个体会冷静地或漠然地饿死、渴死、忍受毁灭性的伤害，等等。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生理—化学—生物(physico-chemico-biological)范围内不出现任何异常危险时才是这样；只要情感淡漠普遍存在，个体就不可能对严重或极度的危险做出适当的紧张反应。我之所以补充这一点，不是因为它与我们有关婴儿的讨论直接相关，而是因为我希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即情感淡漠作为逃避这种金字塔式紧张(这种紧张在恐惧状态——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状态——中达到顶点)的方式，它并不像为避免心脏停搏的装置那样让人愉悦、有效、安全。对后者来说，如果一个人足以承受心脏的停跳(事实几乎一直都是这样)，装置就会一直工作下去；但是，对婴儿来说，当恐惧和焦虑混合在一起，则很容易导致死亡。因此，婴儿成长过程中的脆弱性甚于我所引证的例子中心脏的脆弱性。

在我们回头讨论如何解决情感淡漠和焦虑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时，我想暂时性地用嗜睡分离(somnolent detachment)这个术语来指由于长时间的严重焦虑而引起的保护性动力机制，以区别由于需要未得满足而引起的保护性动力机制，即情感淡漠。我不知道嗜睡分离的动力机制是否早在婴儿期就已显露出来——就我所能发现的而言，想要设计出解决该问题的任何程序都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个体后来的生活中，如果焦虑严重且长时间存在的话，一些与情感淡漠相似的东西就会出来干扰焦虑。处于情感淡漠之中的孩子和处于嗜睡分离之中的孩子，其实际表现是没有区别的。二者之间不存在客观上的不同。但是，由于我们关于生命早期阶段的臆测和推断，有很多都是从后来的生活逆向地寻找它们与初始表现形式的区别，因此，我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这么说，即从出生伊始，这些逃避方法或安全装置就已经存在，只是被冠上了不同的名称而已。情感淡漠是由于需要得不到满足或需要极度加剧而引起，嗜睡分离则由于无法避免且长时间存在的焦虑而引起。也就是说，既然焦虑是由于人际情境而导致，那么，嗜睡分离便是一种安全装置，它可以减弱由于人际关系而引起之焦虑紧张的敏感性。在思考发展历程的这一阶段时，我们只要观察到这一点就够了，即这些安全动力机制的干预似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婴儿的紊乱状态，直至他的意识状态发生某个重要的改变，于是，婴儿便入睡了。

睡眠需要的紧张

我曾多次提到意识，但没有给它下个定义。我认为，意识状态必定是从婴儿身上推断出来的；我们马上就会有资料表明，意识不仅仅只是一个“假定的事实”(given)。不过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生命从出生后的第一小时开始，就有两种存在状态：一种是意识，这种状态是所有人都应该能够暂时接受的，另一种是睡眠状态。

睡眠作为一种生命状态非常重要，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它同清醒(waking)一样复杂难懂。至少对于人类和高等动物来说，清醒和睡眠之间的生命状态(phasic)变化是生命延续所必不可少的。从这个视角看，情感淡漠和嗜睡分离可被视作动力机制，尽管它们对入睡能力有严重的干扰，但能够给生命以保障。婴儿的大部分生命都处于睡眠状态中。睡眠和清醒之间的粗略划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反向的变化。但是，这种交互关系[记住，反向变化(inverse variation)就是一种交互关系(reciprocal relationship)]是一种复杂的机能，绝不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有关紧张和欣快之间反向关系的例子那样简单。不过，我们可以说，在不涉及其他显著因素的情况下，婴儿花在睡眠上的那部分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反向的变化。我们应该指出这一点，即从子宫外生活伊始，发展年龄(developmental age)和实足年龄(chronological age)是相当的，或者几乎相当。但是，这种一对一的关系在生命的早期就已消失；事实上，在婴儿生活的每一天，发展年龄和实足年龄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不像日历或时钟所测得的那样一一对应。

随着讨论的继续，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整个有关需要、焦虑和睡眠的话题，而且，讨论将不断深入。但是，由于我依然试图阐释有关婴儿期发展新纪元的思考，所以，我在稍作评论之后，将推迟对睡眠这一主题的进一步阐释。

我已说过，生命有两种状态变化：睡眠和清醒。但是，处于睡眠状态的生命并不是一种无紧张的欣快状态。一个人越“需要睡眠”(needs sleep)，特定的紧张状态(即存在状态的失衡，这种状态可以通过睡眠来缓解或矫正)就会变得越强烈；因此，睡眠和这种特定的紧张状态有关，我们可以说，对糖的需要的满足与对糖的需要有关。通过这种我自以为非常充分的陈述，我就可以将你们带入与人类生活有关的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紧张领域：除了需要引发的紧张，以及由于人际关系出现障碍而引发的紧张(我们称之为焦虑)外，我们在这里还有与睡眠这种生命状态有关的紧张。我们马上就会发现，需要的紧张和焦虑的紧张与睡眠的紧张是相对立的。这些紧张都不属于同一种类；它们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

我已经花了相当长的篇幅讨论了在婴儿早期就显露出来的需要紧张与焦虑紧张之间的差异。由于语言表达上的欠缺，我想回顾一下我说过的内容。我使用需要一词来意指主要与生命的生化需要、对伤害的避免有关的紧张状态，如果你愿意的话，它还指与维持机体内部各种机能有关的紧张状态。我已经标出了所有这些需要的紧张，并将它们与焦虑的紧张相区别，后者并不直接属于生化世界，而是与婴儿和相对年长的人之间的关系有关，与这个年长之人的合作是婴儿能够存活下来的必要条件。最后，我想说明的是，还有一种与睡眠有关的紧张(tensions which pertain to sleeping)，睡眠是一种与清醒相对的状态。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虽然在某个生命时期，一定量的睡眠对于人类以及(至少)一些高等动物的生存来说是必要的，但这种必要性显然不同于对氧气、糖、水、热量等的需要，当然也不同于令人非常不安的焦虑紧张。所以，当我使用满足的需要(need for satisfaction)这一措辞时，我把需要用作了一个技术性术语，因为只有一种技术意义上的需要才能够得到满足。当我讲到人际安全的需要(need for interpersonal security)时，我主要指的是焦虑。而当我讲到睡眠需要(need for sleep)时，我指的是与其他两种紧张状态无关的第三种紧张。我之所以回顾这几个要点，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在使用语言方面更有把握。

对于发展历程第一年，即婴儿期的思考，我相信我已表明，婴儿有各种反复出现的受生化制约的需要，而这些需要——除呼吸之外——的满足需要人际合作，我们可以称这种合作为温柔。这种用来满足婴儿需要的温柔合作的表现，会由于母亲的焦虑而被打乱、干扰。母亲的焦虑不仅干扰了她与婴儿的温柔合作，而且还会引发婴儿的焦虑。而婴儿的焦虑反过来会干扰他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合作，如吮吸、吞咽等。这些未满足的需要所引起的持续紧张，与焦虑的紧张一起，进而干扰了婴儿生理上所必需的睡眠，因此，婴儿不得不用大量额外的时间去睡眠，否则就可能死亡。但是，从清醒到睡眠的状态变化通过婴儿自身变得情感淡漠而得到了保护，这样需求和焦虑便不会堆积。

显然，迄今为止，我尚未完全解决焦虑这个问题，不过，在我有关婴儿焦虑的讨论中，你们可以看到，恐惧的出现，或者恐惧的即将出现，会使得情况严重恶化。情感淡漠的动力机制会将恐惧降低到不会干扰入睡的程度。我知道，我在这里对焦虑问题的讨论有些松散。不过，我们通常可以这样说：一位母亲在经历过婴儿的狂怒行为——很可能会身体发青、尖叫，也很可能会痉挛——后，一旦婴儿开始逐渐平静下来并入睡，母亲的焦虑也会大大缓解。既然母亲的焦虑已经减弱，我们也就很难具体地说出有关婴儿焦虑缓解的情况。例如，有可能甚至是一位在收到一份带来坏消息(这个坏消息预示着未来可能发生令人非常不快的结果)的电报后而变得非常焦虑的母亲，也会因为婴儿类似于狂怒的行为而不去想纯粹的未来麻烦所带来的威胁，不过，当情感淡漠在婴儿身上蔓延，并使他渐渐安静下来并入睡时，由于婴儿所谓的狂怒行为而引发的母亲焦虑也就自然而然地快速消失了。

这里，还有一点我想简要地提一下。生化发展的速度——组织生理—化学—生物结构的速度——在子宫外生活的初期是非常快的，如婴儿体重相对快速的增加，这意味着生化物质通过外部世界而成为婴儿的一部分。既然这一速度在子宫外生活的早期非常迅速，那么一生中任何用于情感淡漠的时间都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一点，我希望你们注意一下玛格丽特·里布尔(Margaret Ribble)的著作注63，她对没有享受适当权益的婴儿做了卓有成效的观察研究，而且她的数据资料是我高度评价的。她曾描述过婴儿期情感淡漠综合征(the syndrome of infantile apathy)，这种症状一经形成，便会对婴儿的生存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保证婴儿能够活着的人际协作或合作环境受到了严重干扰，致使婴儿在清醒时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不得不处于情感淡漠的状态，那么，这个婴儿就会死去。注64 因此，正如我希望自己已经表达清楚的那样，情感淡漠虽然可以挽救生命，但是，如果它被过分使用，实际上就会令婴儿在各方面严重匮乏，最终会导致婴儿死亡。

第五章 婴儿期：动力机制的概念———第一部分

相互活作用区

现在，我想直接开始讨论动力机制这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尽管我暂时不会达到该目标。在此期间，我们将会了解到焦虑概念的一些内容以及这个概念的所有内涵，因为这是思考精神病学的基础，此外，我们还会了解到未分化的、不完善的和综合的经验模式。

我们已经看到，从呼吸循环开始，婴儿便具有一系列的需要、活动和满足，对满足的延迟便是婴儿早期生存所面临的危险，其本身就是我们称之为恐惧的增大了的紧张的源泉。在这一系列的需要、活动和满足中，啼哭是可以减轻恐惧的适当、恰当的活动，因为它带来了满足特定需要所必需的情境。就婴儿而言，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啼哭可以达到以下目的：(1)通过开始呼吸循环而减轻缺氧症状；(2)啼哭从某种意义上说使婴儿“获得”了乳头，他可以吮吸所需的物质，从而满足饥和渴的需要；(3)通过防止过度的热量散失，以避免体温过低；(4)排除有害的生理环境，例如对身体自由活动的限制、引起疼痛的局部压力，等等。啼哭是婴儿的功能性活动，主要位于消化道的首端(除了呼吸循环以外)。婴儿借吮吸和吞咽来缓解饥渴的活动也主要集中在这里。

这里涉及了复杂的感受器—效应器(receptor-effector)器官——听得见的、制造声音的和听觉的器官，寻找乳头、抓到乳头和吮吸的器官，以及涉及呼吸、啼哭和食物输送过程的神经—腺体—肌肉的复杂器官——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对婴儿生存来说必需的共存中相互作用区(zone of interaction)的例子。我们都很清楚，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实际交换发生在肺部的上皮(epithelium)内，而水和食物的发生实际交换的地方根本不在口腔内；换句话说，与物理化学环境的共存中实际涉及的组织只能开始于我们所谓的口部区(oral zone)——或者，在氧气的例子中，只能开始并结束于口部区。但是，从生理学上考虑，口部区是一个了不起的结构，为便于讨论，我们将该区分为三类器官：(1)感受器，对此，我在前面已经略微谈到——它是具有特定感觉器官的组织，例如视觉、特殊的触觉、味觉和嗅觉；(2)推断器(eductor)，对此我尚未提及过；(3)效应器，通常指的是肌肉和腺体。那么，什么是推断器呢？该术语为斯皮尔曼所创注65，指的是非常精致的器官，它主要位于脑部，属于中枢和其他神经系统，而且——似乎以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连接着感受器所接触的东西和效应器的活动。

现在，在我将讨论的这些相互作用区中间，我可以从生理学的观点——也就是从有机体的有效机能活动——来观察感受器的机能、推断器的机能和效应器的机能，以及推断器所产生的对生命有用的东西。

口部区便是具有这三类不同器官中的非凡组织；这些器官涉及呼吸循环的维持、流体和固体摄取或排泄，以及发出那些可以听到的声音(它们在人际关系领域的相互作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将相互作用区理解为是与物理化学世界共存中所必需之变化的一个终点站，也是与动物世界和人类世界共存所必需之变化的终点站。

这些相互作用区的活动过程与经验的发生必定有很大的关系，换句话说，与有机体的持续经验有关。只要经验在有机体机能活动有用、持久的变化中存在或发挥着作用，那么它必然与相互作用区的回顾和前瞻有关——也就是与回忆和预见有关——虽然其关系实际上可能会变得广泛得多，但它依然是相互作用区的回顾和前瞻最为相关的。这里，我们可以从可能性(may)中分辨出必然性(must)。

正如我多次提到的，大量的证据表明，即使是阿米巴(变形虫)，实际上也存在着经验的有利的——也就是，有用的——持久变化。这必定是因为经验与我们和必要环境的共存及机能活动的特定部分有关，而经验正是产生于这种必要的环境。如果经验没有这种必然的联系，那么，无需多说，它就不会使得特定的机能活动产生持久的有利变化。因此，我认为，经验要么是一种有用的持久变化，要么会导致有机体的机能活动产生有用的持久变化。

根据后来的生活资料，我坚持认为，经验借助相互作用区或者主要根据相互作用区(相互作用区主要与经验的发生有关)而形成其特色；而且我认为，当一个婴儿被认为与成人截然不同时，也没有必要对这种一般性的说法作任何特定的改变。换句话说，事件某一特定进程中所涉及的相互作用区为有机体经历的经验提供了特定的标志或色彩。例如，如果我把盐放入口中，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氯化钠在恰当的位置上作用于我——置于我的口中——那么我便会感觉到咸味，有关盐的以往经验就会被回忆起来，使我把这种味道确定为咸味；如果有大量的咸味感觉，那么，我便能预见到我很快就会感到口渴，从而采取措施找水，用以冲淡咸味，使它在我体内变得有用而不是有害。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将盐用于伤口也是一种经验，但是它并不标志任何与口部区相联系的感觉。因此，尽管氯化钠仍是同一种作用于我的东西，但是，由于它触及的相互作用区不同，从而产生的经验也完全不同；我没有摄入一种必需食品这样的经验，但是，我却由于流体分布、高渗溶液等特殊问题而感觉到伤口有剧烈的疼痛。

我之所以说这番明显离题的话，是为了说明：我所说的作为经验的经验(无论它是什么)总能追溯至相互作用区，或者你可以说具有相互作用区的某种特殊的标志，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至于氯化钠和我的机体之间真正发生相互作用的位置，与氯化钠有效作用于我的机体的位置相距甚远。因此，即便是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你也可以看到，与氯化钠、普通食盐相联系的口部区对我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氯化钠对我的继续生存来说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它存在于人体的一切组织之中，盐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复杂的物理化学安排而言极为必要。因此，相互作用区，即特定类型共存的终点站，具有重要的精神病学意义，也就是说，在很大意义上对人类有机体具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经验是有机体的生活经验，而且，就其特征而言是完整的而不是局部或部分的，但它主要是作用于一个或多个相互作用区(即有机体的终点站)的特定事件的经验。请注意，相互作用区并不等于任何一种固定的组织结构；它并不像解剖学意义上的人的口、鼻、咽、喉那样处于静止状态。因此，不仅在人类身上，而且在整个生物系列中，如果由于遗传素质的不幸，或者个体发展的创伤或不幸，某一生物在出生时就带有异常的缺陷，或致使一部分与必需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区的器官受到损害，那么，通常就会导致其他器官发生改变——主要是推断器的改变，也就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改变。这样一来，从作用在其之上的东西这个视角来加以界定的相互作用区，会再次发挥功能，尽管生物器官(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组织学器官)迥然不同。一个国际上非常著名的例子是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的表现，尽管她的器官受到了严重、广泛的破坏，但她还是发展出了与个人环境相适应的相互作用区，如果你按照器官来考虑相互作用区的话，你可能就会预期，器官的严重而又广泛的破坏将彻底摧毁这种相互作用的可能性。

焦虑在经验开始分化中的作用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啼哭是饥饿的婴儿所采取的适当而又合宜的行动，因为它经常会“带来”乳头—嘴唇的经验，以及吮吸、吞咽等带来满足的结果。此时，啼哭是缓解婴儿饥饿的适当而又合宜的行动，这样说，不是因为啼哭总能让婴儿得到喂食，而是因为就他而言，啼哭常常会导致他嘴唇之间所含的乳头发生变化，这是吮吸和吞咽过程的最早步骤，最终会缓解或至少减轻饥饿。这种嘴唇—乳头的经验(我们相信婴儿通常都有这样的经验)，通常会带来可以吮吸和吞咽的液体，这种液体的获得与对水和食物之需要紧张的缓解或减轻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最为反感的一种做法是，德语中经常用连字符把几个词串起来，从而创造出一些新词。遗憾的是，为了清晰地阐明婴儿那种基本上可以推论的生活，我也得不求助于连字符来创造复合词。此时，让我感到苦恼的一个词是饥饿时啼哭(crying-when-hungry)。在婴儿的经验中，饥饿时啼哭与寒冷时啼哭、疼痛时啼哭或在其他情况下啼哭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说饥饿时啼哭通常会召来缓解饥饿和口渴的必要环境，那么，它就会以一种原始的、未分化的方式意味着我可以用下列词语表示的意思：“来吧，乳头，进我的嘴里吧。”这是一种用声音来表达的姿势，具有相当可靠的力量，婴儿可以非常熟练地操纵这种姿势，这种姿势后来被称做乳头遵循的现实。换句话说，就婴儿期的经验所及，饥饿时啼哭有力量操纵某些事情不可掌握的方面，这到后来会变成现实，于是乳头就顺从地显现了。

例如，人们对构成饥饿时啼哭之需要的声波进行过精确的研究，结果表明，它与构成寒冷时啼哭的声波没有任何“客观的差异”(objective difference)。这两种哭声不仅听起来很相似，而且在物理声学意义上也可能是相同的，从每一个可测量的角度说，它们之间可能具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以适当的方式将其录在阴极射线示波器上的话，就会发现通过这样一种仪器测量出来的两种声波的进行模式在所有特征上都是完全一致的。然而，从婴儿的视角看，饥饿时啼哭与寒冷时啼哭，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当有人说whole(整体)和hole(空洞)这两个词时(这两个词的英语发音相同，但词义完全不同)，从物理声学上听好像是完全一样的。所谓的客观事实(两个词发音相同，但实际含义不同)，对于词义并不具有任何意义，对于讲话者来说也不具有任何意义。讲话者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两个词是同形同音异义词或同音异义词。我们可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没有对这两个词的同音异义特征进行分化。只要他对于这两个同音异义词中任何一个的使用，总体上证明符合他的需要，那么，发现这两个词尽管发音相似但在词典含义上不同——在听者听来这两个词完全一样——对他的生活来说就没有太大的意义。除非有某些事情引起了这种分化，否则，这个人还很可能会以为他自己在说“whole”和“hole”时的“发音是不一样的”呢。一般情况下，这个问题永远不会在他身上发生，永远不会成为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主题，即对两个不同但发音相同的言语活动进行观察、确认和有效阐释(observation,identifying,and valid formulation)。我相信，通过对两个同形同音异义词或同音异义词的讨论，不管是从物理声学观点，还是根据实际操作中语言过程的研究，我都已证明两个迥然不同的词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当用书面词语来代替它们时，它们之间的差异便暴露无遗了(请记住，书写词语是口头语言的符号)，这种差异乃是使用上的差异——也就是，它们作为工具的用途、它们对使用者而言的含义，以及它们对什么有用。

同样，婴儿饥饿时的啼哭，不论从外部看与寒冷时的啼哭多么难以区分，就婴儿和婴儿的经验而言，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行为。因此，一个人的行动，不论它们给观察者留下了何种印象，最为重要的是，它们都受制于行为者的“意图”，也就是说，它们都受制于所涉及的一般动机模式(general pattern of motivation)，受制于对当事人而言非常重要的东西，而与观察者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无关。

由于忽视了这一事实，因此，精神病学中出现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中有一些在实际中产生了很大的破坏性，例如，古老的迷信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行为从本质上说是非心理的。我们还可以滔滔不绝地说出很多这样让人感到悲伤的事情。而事实上，不论在华尔街某金融机构的职员眼里一个爪哇猎头(Javanese head-hunter)的表现如何，这个职员的看法仅仅具有娱乐或谈资的价值；它们对爪哇猎头来说几乎没有任何的重要性。

婴儿饥饿时啼哭的经验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往前往后，也就是将回忆和预见与期望吮吸和吞咽的嘴唇—乳头经验的“出现”联系起来。我曾说过，饥饿时啼哭常常会唤来乳头，从而有可能获得慰藉。现在，我想讨论两个特例，在这两个例子中，言语行为的神奇力量在很早的时候就出了问题。在我开始讨论之前，希望你们对神奇力量不要有任何的先入之见。我想提醒大家，当我们说神奇力量时，很可能是指——我觉得这样说可能比较恰当——我们对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把握非常不适当。当你做某件能够胜任的事情时，它也许就像用手指轻轻按压开关打开电灯一样。电灯神奇地亮了，因为你按压了开关——如果你对电和电路一窍不通，那么一按开关灯就亮这件事情就似乎有点神奇了；但是，如果电灯不亮，那么，这种异常就表明肯定是某个地方出了问题。不过，如果你很了解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那么，你就相当熟悉现实了。我还想补充一点——很可能与婴儿饥饿时啼哭和获得食物之间的关系有点相似——有时候即使按压了开关，但电灯也不亮，但即便如此，今后当你需要灯光时，你通常还是会去按压开关；而且，你依然深信，当你需要灯光时，按压开关会产生很神奇的力量，尽管这并不一定总行得通。在生活中，诸如此类的例子有很多。

现在，我想特别讨论一下这种罕见(infrequent)事件的早期经验。第一种经验是饥饿时啼哭的失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原因在于必不可少的成人(在我们看来，实际上是乳头的提供者)不在场。让我们稍稍离题一下，大家都记得，幼小的婴儿无法把握我们称之为独立者(independent persons，不管这些独立者有没有乳头，也不管那些乳头是否会流出乳汁)的那些现实方面；这完全不属于幼小婴儿合理命题的范围。现在，让我们假设一下，婴儿凑巧被一群男性围着——很可能婴儿的母亲正好外出购物或做别的什么事情去了。因此，这时的饥饿时啼哭便不会以其惯常的神奇方式产生有乳头塞入婴儿嘴里的情况(这是婴儿期满足饥渴的活动的最初表现)。在这种情况下，饥饿时啼哭就会一直持续到乳头出现为止，或者直到恐惧的累积导致情感淡漠，致使婴儿最终入睡。一旦婴儿醒过来，饥饿时啼哭就会重新开始。现在，这是一系列重要事件的开始，而这一系列重要的事件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处理的。

我想讨论的另一个特例是，焦虑在其中是一个复杂因素的特例。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饥饿时啼哭已经让婴儿获得乳头，但是这种成功(它对于吮吸和饥渴的满足来说还是初步的)却由于现实中携带乳头的那个人的焦虑而在婴儿身上引发了焦虑，从而使情况变得复杂了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随着乳头的出现而产生满足的结果并不会出现。将乳头含在唇间、吮吸、吞咽或者这样或那样的哺育附属行为，都可能由于婴儿在饥饿时啼哭的同时产生了焦虑而被打乱，而婴儿的这种焦虑是由于抚育者的焦虑引起的。婴儿可以经常用神奇的方式赢得乳头，以至于这成了一种正常的期望(你可能会这样描述——这是饥饿时啼哭所具有的力量的证据)，但是这次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我所提到的第一个特例——饥饿时啼哭的时候，没有人温柔地围在他身边——便是偶发的不适当或无能为力的早期经验，这种不适当或无能为力是与操纵我们后来称之为现实的适当行为相比较而言的。婴儿在饥饿时啼哭，但结果除了他继续啼哭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于是他慢慢地变得情感淡漠并且入睡，而且醒来之后仍会重新啼哭。正如我曾说过的，这是整个一生中或多或少会经常反复发生的情境的一个早期例子，在此情境中，通常适当、合宜的一系列的活动，也就是行为被证明是不适当的，而且已证明这个行为没有力量产生通常完全足以产生的东西。这种经验(如我们所说，这是一种意料之外的无能为力的经验)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罕见事件；换句话说，它是我们已经习惯的某事的一个例外，是我们多次做了某事就会获得正确结果的一个例外。

伴随这些无能为力经验的东西有很多。这种无能为力经验的意义在出生之后不久便增加了，直到个体发展出了适当的方式来处理这类经验为止，我用适当(adequate)一词，主要是从避免不悦情绪的意义上说的。这种早期的经验如果长时持续的话，毫无疑问会对婴儿正在发展的人格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不过，在这里，情感淡漠机制的干预在某种程度上调和了无能为力的情况，这有点儿像是古老的幻灯片——你们一定都还记得，有些东西会逐渐地淡出，之后有些东西会逐渐地出现。因此，情感淡漠过程的干预(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会防止婴儿无能为力的相对罕见的事例对他用啼哭来呼唤乳头所产生的严重影响。

我希望我已清楚地表明：即使在生命的早期，经常的成功也会在决定预见的特征方面产生非常有力的影响。我相信，即使我相当轻率地说出下面这番话时，也不会误导你们，即，如果有一种迫切的需要正在增长，那么非常幼小的婴儿不会累积负面例子也是不足为奇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负面例子的累积都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情感淡漠对事件具有淡化的影响，而醒后继续啼哭的成功几率又相当高。因此，相对常见、相当一致的成功为啼哭的神奇力量打下了烙印；而偶尔的失败(由于母亲不在而导致的失败等)并不会严重损害这种不断增强的信念，即我们后来称之为因果关系的东西，这可以表达为——用很小的婴儿的话来说——“当我遭遇某种悲伤时，我就会哭，哭会带来某种不同的东西，这种东西与悲伤的缓解相关联”。

这种缓解的需要绝对不会一直发生，因为对于世界上关系的这种信念在婴儿身上是根深蒂固的。如果这让人觉得怀疑的话，那么我可以说，在关于人格的广泛研究中，我们所看到的最为引人注目的情况乃是奇妙的轻松(ease)，正是由于这种轻松，许多年来，数不清的负面例子在更为严重的个人问题领域中就被忽视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尽管不是在婴儿早期，但一次纯属偶然的成功——它非常复杂，以至于人们认为它纯粹出于偶然——也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坚定信念，即肯定存在某种重要的因果关系，要是他重复此事，他就会得到想要的结果(这种结果最初仅仅是靠最为纯粹、极其复杂的偶然性才获得的)。因此，排除消极经验(negative experience)的效应并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从生命的早期起也是如此。注66

我到目前为止所说的内容涉及的是第一个特例，在这个例子中，婴儿的饥饿时啼哭失败了——原因是乳头的提供者不在场。而第二个特例(即乳头的出现在婴儿身上引发了焦虑的情况)对婴儿来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验。适当、合宜的饥饿时啼哭唤来了乳头，但在此过程中也引发了焦虑；我在这里完全是从婴儿的角度来讲的，他无法分辨出由于母亲的焦虑而引发的焦虑——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超出了婴儿的理解范围。但是，随着母亲将乳头靠向婴儿，换句话说，当从婴儿的角度看，饥饿时啼哭的强大力量快要产生结果时，瞧，欣快，即大体的幸福感严重下降，这就是焦虑。由此可见，在这个例子中，虽然饥饿时啼哭获得了第一步的成功，即乳头含在了口中，但它同时也引发了焦虑——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紧张，它干扰了为满足对水和食物的需要而做出的行为。如果要问在婴儿期经验中，这种情况必定像什么的话，那么，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饥饿时啼哭唤出了一个不同的(a different)乳头；就婴儿而言，这时出现的乳头不是原先的乳头。嘴唇—乳头结构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新的东西，而绝不是通常产生的让人满足的嘴唇—乳头结构；事实上，它成了一种不能发挥作用的结构，一种不能起到缓解作用的结构。用非常广泛的术语来说，它是一种让人讨厌的不测事件(evil eventuality)，其产生与口部相互作用区有关，尽管我们(与婴儿截然不同)知道这种焦虑与口部区没有根本的关系，也没有必要的关系。相反，当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时，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引发婴儿焦虑的母亲的焦虑，与婴儿摄取营养没有任何的关系。在此之后，母亲的焦虑可能会与喂食的困难发生某种关联，这种喂食行为具有她第一次和婴儿在一起感到焦虑时的特征。但是，不论我们怎样思考婴儿的经验，这都是完全超出婴儿经验范围的，因为婴儿还没有能力区分焦虑的根源。焦虑就在那里，而且令人非常不悦；一般说来，过去适当的事情并非总是适当，由此而无意产生的经验——也就是，乳头和嘴唇的联结——实际上可能会变得明显不同，以至婴儿拒绝这个特定的乳头，拒绝把它含在口中，因而也不会吮吸它。

焦虑与人际互动的整个领域有关；也就是说，在母亲身上，无论关于何种事情的焦虑，都会引发婴儿的焦虑。它无需与婴儿或哺育情境有任何关系。例如，正如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如果一份电报宣告了某件对母亲的声望有严重影响的事情，或者搅动了母亲的平静心境，这份电报就会使母亲处于焦虑的状态，而母亲的焦虑又会引发婴儿的焦虑；就她而言，婴儿的焦虑表现为他难以得到哺育，而这种困难是出乎意料且令人非常不满意的。现在，从婴儿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断定，只有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饥饿时通常适当且合宜的行为——也就是饥饿时啼哭——的结果，导致了错误的乳头，也即一种让人讨厌的情境，结果让人十分不悦，不能令人满意。

口部的拒绝(oral rejection，即婴儿不去寻找乳头，也不去紧紧地抓着乳头)并不是应对这种特定的让人讨厌的情境或坏乳头的适当且合宜的方法。因为它无论如何都不会减弱由于母亲的焦虑而引发的婴儿焦虑，或者对这种焦虑产生有利的影响。事实上，如果母亲注意到了正在发生的情况，观察到婴儿正在拒绝乳头(即回避它，不去抓着它，也不吮吸它)，那么，这很可能会加剧母亲的焦虑，也即增加新的焦虑，而这将会加剧婴儿的焦虑。因此，仅仅拒绝坏乳头或带有焦虑色彩的乳头(你们也许还记得，我在第一次说到口部区的时候，我曾说过，它会接受某些东西，也会拒绝某些东西)是不适当，也不合宜的：它并不会缓解焦虑，它肯定也不会满足对食物的需要，因此，它是焦虑与生活之间关系的一种持久的情况。

现在，请你们注意一下我后面将更清楚表达的内容。尽管焦虑是一种经验(而且是一种完整的经验)，而且，尽管它与任何特定的相互作用区都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仍可能会错误地与某个特定的相互作用区联系在一起。例如，它可能与母亲的乳头错误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与口部区错误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在生命的早期，对婴儿来说乳头只有与口部区发生联系才有意义——除非婴儿把乳头含在口中，或者乳头离婴儿的嘴巴很近，不然的话，婴儿对乳头不会产生什么兴趣。如果情况就像我刚才讨论的那样，即母亲由于一份电报而感到焦虑，婴儿就不可能分辨他口部相互作用区拒绝乳头的行为与和相互作用区恰当地联系在一起的有利经验——也就是，回忆和预见——之间的枝节问题。现在，如果你们掌握了充满焦虑或带有焦虑色彩的行为细节的这个方面，那么，你们便开始得到一条线索，即频繁的焦虑体验有可能会发展出具有破坏性的并发症。

在这里，我们已经推断出我认为完美逻辑必然性所需要的东西：婴儿开始把一个实际的乳头区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乳头，一个是常见的、想要得到的乳头，而另一个则是邪恶的乳头，你甚至可以说这个邪恶的乳头总是会带来无休止的麻烦。关于焦虑我谈论得越多，你们就越能清楚地看到，我所讨论的最早出现的焦虑，与人类生活中引发诸多麻烦的焦虑没有什么不同。

早期经验中的符号、信号和象征

随着我们进一步积累数据以支持有关动力机制概念的论述，我们将会发现，婴儿开始走出未分化的经验方式并进入不完善的经验方式，从而这些经验模式的意义将很可能会变得更为清楚。

我们已经看到，婴儿共存中反复出现的物理化学需要引起了紧张，感觉到的紧张到后来被称为饥与渴的经验。饥饿的经验包括通过一个或多个相互作用区的适当且合宜的行为，对饥饿得到满足的经验进行回忆和预见。这种令人满意的、提供满足的、适当而又合宜的行为可以被说成是(can be said)注67达到了一个预见的目标(foreseen goal)。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预见的目标是通过饥饿时啼哭和哺育行为次序(这里的哺育行为是在饥饿时啼哭唤来乳头后发生的)等手段来达到满足饥饿的目的的。感觉到的饥饿紧张引发了饥饿时啼哭。于是，经常被唤出的乳头开始分化出来，作为满足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乳头开始意味着预见的满足(foreseen satisfaction)。口部相互作用区产生的触觉和温度觉，以及此刻关于乳头的视觉的组织，都逐渐成为饥饿得到满足的符号(sign)。我在这里引入的新术语是目标(goal，这是目前暂时无法展开的观点)、意义(meaning)和符号(sign)。除非啼哭招来了具有焦虑预兆的坏的或邪恶的乳头，否则，乳头便是饥饿即将得到满足的符号；至于前一种可能性(我们知道，这是母亲焦虑时所发生的情况)则意味着可以预见到的不断增加的悲伤。

在这一点上，我想提一下领会(prehension)这个术语，这个术语我已经用了很多年。所谓领会，我指的是最为基本的知觉形式；换句话说，婴儿在把乳头感知为某种存在的东西，以及持久的、相对独立于嘴唇之外的某种东西之前，他已经领会了乳头在双唇之间(nipple-in-lips)的经验。从这一最为基本的知觉种类的意义上讲，领会是一个我总想用来提醒你们这一点的词语，即，领会的东西对领会者而言非常重要，但是，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它都不指我们在谈论感知(perceiving)某事时通常所指的那种充分发展的经验。知觉来源于领会，而且，就我所知，人们可能会说，这一基本的过程总是出现在知觉之后；但是，随着我进一步地对这一观点展开论述，你们将会看到，为什么我要用一个在意义上不如知觉那般丰富的术语。

因此，口部触觉的领会、口部温度觉的领会、视觉的领会，以及与坏乳头的出现相联系或相一致的不断增加的普遍紧张状态等，都是预示坏结果即将来临的符号。这种经验的符号和意义方面非常重要；根据对早期经验这一方面的研究，我们马上就将到达非常重要的语言行为领域。一个符号是事件经验中的一种特定模式，它通常从总的经验洪流中分化出来(在生命的这个阶段，指的是从未分化的经验模式中分化出来)；这种分化是根据对某一特定的时常发生的满足序列或不断增加之悲伤的序列进行回忆和预见来实现的。符号作为一种经验模式，是对一再出现之需要和满足的未分化经验中往往一致的要素的分化，也是对焦虑和恐惧中未分化经验中往往一致的要素的分化。在婴儿的哺育行为中，有一个不太常见的不测事件，那就是乳头从嘴唇间滑出——这种情况往往在婴儿“把持不住乳头”时发生。突然停止口部触觉的经验源于乳头脱离唇间，这种经验从很早起就成为吮吸行为停止的信号；这也是我们称之为寻找乳头的行为即将出现的信号(不管有没有再度引发饥饿时啼哭)。在这里，我已说过某种“感觉材料”输入的突然中止，这是行为改变的一种信号。在这一点上，我要说的是，信号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符号。我们到后面将会发现，符号的类型主要有两种，其中第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讨论过的信号。

在我看来，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就你们心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多说些离题的话，以免混淆我试图交流的东西。因此，此时，我想提请你们注意的是，我们正在讨论的是未分化的经验，而不是作为婴儿神经—肌肉—腺体组织(neuro-muscular-glandular organization)未体现出来的方面的行为。当我谈到传入通道中输入的突然中止是改变肌肉腺体活动的信号时，我所谈论的并不是哺育生物学或神经生理学。当然，神经—肌肉—腺体组织，以及它在某个特定时间的功能性成熟程度，为经验的可能性设定了范围。这些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在内的过程是构成有机体生活的原料，即有机体的瞬间状态(momentary states)和有机体瞬间状态的接连发生(它们是有机体的未分化经验)；而未分化的经验包括所有与过去和即将来临之未来有关的终极元素。当然，有一些传入冲动(afferent impulses)借助感觉神经传递，也借助中枢整合性神经系统，以及运动神经和分泌神经向口部的传出等；但是，如果你认识到除去所有这一切以外，还有经验在起作用，而且，我们正在论述的也是经验，也许你就会理解我为什么要说这些离题的话了。

生存价值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可以用来说明婴儿的生物装置。不过，这种思考并非我们的兴趣所在。我们所关注的是从精神病学角度系统阐释人类生活的重要方面，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在此考察了从新生儿成长为一个人的过程。我们关注的不是中枢神经系统中兴奋的模式，以及这些模式的突然变化或逐渐变化；相反，我们关注的是动态的有机体—环境复合体的所有方面——有机体生活中的紧张史对其当前生活和不久的未来生活所产生的持久影响，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多少有些复杂的经验。有机体—环境复合体的一系列重要状态，除了既包括过去因素又包括未来因素的第一要素之外，即构成记忆系列的历史因素和潜在因素，也包括次级要素(secondary elements)，它们是对经验的组织或阐述。符号便是这样一种对经验的组织或阐述；但是，它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符号以及以符号为条件的行为都是经验。它们以同样的方式得到阐述，得到演化，而且，我们可以说，它们是更为原始、较不复杂的经验。经验始终是有机体的经验。符号存在于经验“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客观的‘现实’之外”。

我曾作过这样的评论——符号存在于经验“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其他什么地方——这个评论似乎是说，符号是主观的，而不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在这一评论以及迄今为止我所说的许多话中，我似乎都在表达一种与“现实主义哲学”(philosophy of realism)相对照或相对立的“唯心主义哲学”(philosophy of idealism)(不管这种表达是多么的含混不清)。我建议把所有这些离题的问题都暂时搁置一边，你们只要观察到这一点就可以了，即“符号”这个术语所传达的意思，才是直接相关的问题。我相信，你们最终将会发现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的本质区分，而所有这些与理解我在这里试图建立的理论无关。

现在，让我们回到哺育婴儿的话题上来，我们可以想一想另一个经常发生的不测事件，即“无法从某个特定的乳头中得到乳汁”，也就是说，无法获得或者继续通过吮吸某个特定的乳头或与乳头相类似的物体来吞咽乳汁的经验。这种不测事件预示着婴儿很快就会放弃“咬住”这个乳头并寻找另一只乳头，这个过程很可能还伴随着饥饿时啼哭。如果婴儿“找到”的是这同一只此时已不再流乳汁的乳头，婴儿也会咬住它、吮吸它，但他很快就会放弃它。这一不测事件中此种的经验会导致第三类乳头的分化。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说过好乳头和坏乳头，其中，坏乳头指的是焦虑的母亲的乳头。第三类乳头是既不好又不坏的乳头，从相对于正确的意义上说，或者，更进一步地从无助于满足饥饿这一意义上说，它是错误的(wrong)乳头。

有些哺乳动物有一对以上的乳头，如狗、猫、牛、马等，在它们对幼仔的哺乳行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另外一组事实，这些事实有时候也表现在人类的哺乳行为中，而且偶尔还可以非常清楚地观察到——那就是，所偏爱的乳头从一般的乳头中分化出来，毫无疑问，这种分化有赖于经验因素(它们与“咬住”乳头的难易程度有关)，或者有赖于用力吮吸后乳汁的流出量等因素。这些偏爱的乳头都是好的、正确的乳头，但是，根据饥渴满足过程中的口部经验，它们又可以分为更好的乳头和较差的乳头。这种情况在有些例子中非常明显，尽管多只乳头的哺乳动物通常多胎，而且母体乳头有多少，一般幼仔也有多少，或者接近这个数目，有些乳头大而生硬，它们经常会被忽视，甚至会有结块的实际危险。它们显然能够产生乳汁——事实上，它们通常比其他乳头产生更多的乳汁；但是，用成人的客观语言来说，它们很难咬住，非常容易滑出幼仔的口外，而且，很可能是因为它们在口中占用了太多的空间，因此，相比于只用很少的嘴唇表面就可以咬住乳头，它们更难吮吸。

关于乳头的这些经验可以列举如下：

(A—1)好的和带来满足的唇间乳头(nipple-in-lips)是哺乳的信号——是一种简单的信号。

(A—2)好的但不能令人满足的唇间乳头是拒绝的信号，除非饥饿的需求大到足以使这种好的但不能令人满足的乳头被接受为止。

(B)错误的唇间乳头——也就是，不再提供乳汁的乳头——是拒绝的信号，也是寻找另一只乳头的信号。

(C)坏的乳头，即焦虑母亲的乳头，对婴儿而言，它预示着会出现极其不悦的紧张——焦虑——是回避的信号，通常情况下，甚至回避将乳头插入嘴唇之间。因而，将这样的信号转化为成人语言，即是：那不是我嘴唇中间的乳头(not-that-nipple-in-my-lips)。

A组和B组——好的、令人满足的乳头和好的但不能令人满足的或错误的乳头主要属于口部相互作用区的经验；而C组——带有焦虑色彩的乳头——则是将乳头视为恶乳头的焦虑体验，由饥饿时啼哭的口部区行为所致。如果人们牢牢记住人类视觉器官的延迟功能和哺乳类幼体“出生时什么都看不见”(born blind)的状况——出生时眼睑闭合——那么，很明显，A组和B组的经验是建立在下述感觉类型基础之上的：产生自饥饿时啼哭的振动觉和听觉，产生自口唇区域的触觉、温度觉和动觉，产生自吮吸和吞咽动作的动觉，产生自乳汁经过舌头流经咽部的触觉和味觉。这是冲突事件的一种汇集，唇间乳头便是对这些事件的理解。随着视觉参与到这些经验中，并使得清晰的视觉经验超出了光和阴影的移动模式，婴儿通常能够在一段距离之外便可以将好的、令人满足的乳头与好的但不能令人满足的乳头区分开来。但是，坏的带有焦虑色彩的乳头和在另一个场合下是好乳头的客观上相同乳头之间，不存在视觉上可以分辨的差异。

对于好而令人满足的、好而不令人满足的，以及错误的——无用的——乳头的分辨性分化(discriminating differentiation)，是对行为进行有益补充的第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行为是指缓解饥渴的行为。与最初出现的如魔法般适当而又合宜的饥饿时啼哭相比，这种对更为适当而又合宜之行为的阐释方面具有特别的意义。这里需要把握的重要观点是，婴儿开始获得对其行为的有益补充，这些有益的补充是一些更为适当的东西，因为它们不那么“神奇”，比先前出现的饥饿时啼哭的行为更加合宜。对这种更为有用之行为的精心阐述产生自对我们所谓的知觉到的物体(perceived objects)的差异的鉴别(identifying of difference)。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哺乳行为来说，非常有用的改进在于把分辨出来的这些乳头作为它们的原料，其中包括很难鉴别为同一个的，也即就视觉所能及的好乳头和焦虑的乳头。在我们看来(我们的观点与婴儿没有任何的关系)，其实这两种情况下是同一个乳头，只不过在一种情境里，乳头的主人是一位体贴温存的母亲，而在另一种情境里则是一位焦虑的母亲。让我们重复一遍，对婴儿行为的有益补充，产生自对我们所谓的知觉到的物体——婴儿—环境复合体中重要的、或多或少有些独立的方面——的差异的鉴别，不管这些知觉到的物体对婴儿来说是客观的，还是环境中客观的。在思考人类发展的这个阶段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婴儿能够区分出脚趾、手指等，甚至能够把一个手指与另一个手指区分开来——实际上，拇指是尤其能够吸引婴儿注意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对婴儿来说依然是独立的知觉物体。即使从我们成人的角度来看，它们也是“属于”婴儿的，不过也有这种可能性，即脚趾(尤其是大脚趾)之独立于婴儿，就像有一段时间母亲和乳头之独立于婴儿一样，尽管这时婴儿的视觉感受器已经将乳头的活动和与口部区相关的其他感受器结合起来。

请允许我再离题一会儿，我想评论一下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中枢神经系统的构成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令人吃惊的巧合(coincidences)，尽管我认为生物学和神经生理学术语完全不适合于研究生命中的每样东西。我不假思索便能想到的最令人惊奇的例子，是传入神经的感受器区域之巧合，这些传入神经是指位于嘴唇中部的传入神经，它们与来自拇指的传入神经末梢直接并列，还与食指的邻近一侧直接并列。无疑会有这么一天(很久以后，我们将会被载入史册)，我们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将神经解剖学领域中这些有趣且令人激动的巧合，翻译成我们在一个迥然不同的话语世界中所学到的东西，也就是心理学，即所谓的心理生物学和精神病学。虽然记住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即结构中“被赋予”的东西为行为中(甚至可以更为广泛地说，是经验中)可能发生的东西设了限制，但我们实际上极少讨论结构上被赋予的东西。当我们进行这样的讨论时，我将特别努力地让大家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在这里，“躯体”组织与精神病学上的重要现象之间似乎确实存在着相关性。我希望你们不会在思维中试图建立起纯想象的相关性，或相对来说未被证实的相关性，因为它们可能会让你产生这样的想法，即你正处于一个基础稳固、可靠的领域(与令人好奇、难以捉摸的领域形成了对照)；这样一种可靠的感觉，在我看来，其实是一种幻觉，而这种幻觉的产生是由于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所知道的东西是经由我们所经验的事件而为我们所知晓的，因而总是与实际形成的东西或通过有限的渠道而被直觉地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借助这些有限的渠道，我们与所假定的永久的未知宇宙相接触)相分离。因此，如果有人认为他关于神经、突触(synapses)及其他的想法，比他关于符号、象征的想法更为高等的话，那么，我只能说：愿上帝帮帮他。

现在，我将回过头来讨论婴儿—环境复合体的一些独立方面，这种婴儿—环境复合体常常被人们视作与知觉到的客体相似，但是，在其中，人们也开始确定了一些差异。这个确定知觉到之客体间差异的过程，从两种意义上说是任何一种再认(recognition)的先驱：从它总是先于再认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先驱；而且，它是所有再认行为的先驱，因为差异引发了对过去的参照，而在这一过程中，相似差异的经验有效地引出了我们可以将其归于我认识到(I recognize)这一术语之下的东西。

婴儿的认同行为最终会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他能把具有若干相互作用区特征的经验概括为来自距离感受器某一重复发生的感觉模式的经验(该模式常由婴儿的啼哭所引起，不论是这种啼哭是饥饿时啼哭、寒冷时啼哭，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而啼哭)。当他发展到这种程度时，他便开始以超越未分化方式的精心方式来体验生活。我们可以说，他正在以不完善的方式体验好母亲的角色。因此，概括(generalizing)是差异鉴别中的一种特殊发展；我们可以说，它是差异被鉴别后所保留下来的相似的东西。换句话说，经验的形式被概括化了，这样，它们中具有共性的东西，以及它们之间各式各样的差异，都被当做有用的经验保存于知觉之中。这些经验的注入会体现在相互作用区的任何一个中。或许，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对此作更为清楚的表述。我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了解到了这一点，即在婴儿饥饿时为其提供乳头的、在婴儿寒冷时为其提供毯子的、在婴儿身上的安全别针开了时用灵巧的双手为其扣上的，是同一个抚育者，同一个母亲，而且，无需多说的是，在适当时间，最及时地给婴儿换尿布的，也是她。尽管我们凭借自己客观的优越性，知道做这一切的就是这同一个母亲，但是，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可以确定地推断出婴儿身上发生了哪些事情：最初，所有这些必须和母亲合作才能满足的需要，以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区域为标志或特色，而与需要及其满足相关之感觉的根源就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于是，对于饥饿时啼哭或寒冷时啼哭等之间，我们便有了客观上不可见和不可察觉的差异。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婴儿的概括能力，即发现那个“合作”之人身上的共同因素(对于这个人，无需多说，用那种精心的方式是感知不到的)；所有这些均是产生于不止一个相互作用区的概括经验，且这些经验由于这不止一个的相互作用区而被区分开来。此外，这种经验还被概括为反复发生的眼和耳，即距离感受器的感觉模式，它们常由饥饿时啼哭或寒冷时啼哭引起，而这又会被进一步地概括为啼哭(crying)。所以说，婴儿也在对啼哭进行概括，从种类不同但或许发声相同的啼哭，到啼哭的各种不同发声中一致或没有差别的东西，婴儿都对其进行概括。我们可以把这一现象说成是一种解析综合(analytic synthesis)，因为它消除了差异，并找到了婴儿—环境复合体中十分重要的共性方面(这些是生命所必需的)。当我们在生活中达到这一程度，即这种综合正在发生时，我们便遇到了对经验的某种精心阐述，这种阐释不同于我迄今为止所讨论的经验，也就是，未分化的或最早模式的经验(在这种经验中，个体可以说是“过着他自己的生活”)。

对差异的鉴别，能为满足需要的行为作出十分有益的贡献；而对经验的概括，使得那些混于差异之中重要的共同因素得以鉴别，或者主要以距离感受器为中介而与某一反复出现的经验模式联系起来，提升经验的复杂性或精细程度，把经验从未分化的模式提升到不完善的模式。我希望，你们现在能够开始清楚地了解我为什么要建立起这三种经验模式，即未分化的、不完善的和综合的经验模式。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未分化的模式是作为有生命之存在的有机体生活的早期模式，也是当前一种让人觉得非常奇特的模式。

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场合，视觉经验一般会在与触觉、温度觉、动觉、味觉或嗅觉等终端器官接触之前发生；听觉经验常以同样的方式发生，一旦婴儿听到了除自己哭声之外的声音，听觉经验就发生了。焦虑经验也以同样的方式(像通过距离感受器的经验一样)在与任何接触感受器(contact receptor)发生接触之前便已开始，也就是说，在焦虑的母亲出现、她的乳头到达婴儿口中之前便已开始——但是，你们必须记住，不是在来自母亲的光波到达婴儿眼中之前或来自母亲的声波到达婴儿耳朵之前。由于焦虑具有与这些距离感受器相同的功能，即它事实上在与乳头接触之前便已经开始，因此，任何由于焦虑乳头之经验而获得的“益处”，都必定是通过波的分辨而获得的，它主要与听觉和视觉距离感受器的功能活动有关，这一过程比看到乳头以及随之而来的附属物更具包容性。一个焦虑母亲的乳头、乳房以及衣饰着装等，从身体上可分辨的意义上说，与一位温柔、不焦虑的母亲的乳头、乳房和衣着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如果对焦虑行为有任何有益补充的话，那它肯定产生自对这个阶段某些不太重要的事物，即乳头、哺乳等的分辨。然而，距离感受器(听觉和视觉)的功能活动不能从总体上预示饥饿时啼哭能否成功地招来好乳头的携带者，即好母亲，它与最为不悦的经验(产生这种经验，是因为饥饿时啼哭招来的是焦虑乳头的携带者，即坏母亲及其焦虑的先兆)恰成对照。

坏母亲“外表”(appearance)与好母亲“外表”的分化，也就是说，距离感受器数据分化是视觉和听觉的复杂精炼(refinement)，它通常在我们所谓的避免焦虑之欲望的驱使下产生，本质上是对相对欣快的“偏爱”。为了给大家提示一下我在这里所谈论的内容，我认为，参考一下我的那条母狗和它的幼仔，可能比较有用。尽管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实，即这些狗在成长的过程中饱受了焦虑之苦(它们的焦虑是由周围焦虑、紧张的人们引起的)，但总体而言，小狗遭遇坏乳头或焦虑乳头的经验还是很少的。但是，在小狗的生活中有一段时间(从很多方面看，我都认为这与小狗长出了牙齿有重要的联系)，当哺乳似乎不再是得到鼓励的恰当事情时，母狗引发了小狗的焦虑；我推测，这种焦虑包括了十分真实的恐惧成分，因为母狗对于拒斥哺乳行为给小狗带来的痛苦，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我之所以提及上述情况，是想强调我之前作过的论述，现在，我想重复一下该论述。坏母亲“外表”与好母亲“外表”的分化(我希望你们能够注意到，“外表”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确切的字眼，因为它还包括由耳朵来实施的距离感受器)是一种复杂的精炼过程——所谓复杂的精炼过程，是指一种视觉和听觉过程，它的产生是为了竭尽所能地保护一个人的欣快(也即一个人的幸福感)，使其免受焦虑。由于不存在大体上可以觉察的差异，因此这种分化只能通过精炼来完成。因此，这里便形成了另一类符号的第一个实例，当前这个例子是分辨出我们所谓的禁止姿势(forbidding gestures)，它们目前涉及的是知觉到的抚育者，这个抚育者已经通过概括的过程而将早先分离的感知到的客体，即好母亲和坏母亲，融合到了一起。对于我们所说的禁止姿势，婴儿的精炼性分辨最先用于母亲，之后又在其一生中运用于所有重要的人，也就是，开始在他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那些人，换句话说，在他的人际关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人。婴儿从母亲的发声中分辨出听到的差异，从母亲的表情中分辨出看到的差异注68，而且也很可能从母亲走向他时身体整体运动的速度和节奏、出示奶瓶、更换尿布等动作中分辨出后一种差异——所有这些由视觉和听觉距离感受器所作出的相当精炼的分辨，都被组织成各种索引(indices)，这些索引常常地与不悦的焦虑经验(包括焦虑的乳头，而不是好乳头)有关。就像这些索引一样，这些分辨，以及对这些分辨数据的组织，变成了符号的符号(signs of signs)，即标志其他回避符号的符号，如母亲焦虑时的乳头。因此，这些由距离感受器做出的分辨变成了符号类别的符号(signs of categories of signs)，我们可以说，它们之间经常彼此相伴随，从而使它们足以建立起这种关系。而对于符号的符号，我们称之为象征(symbols)。由此可见，符号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相当简单，而象征与行为之前的关系要更为复杂一些，因为它们涉及影响行为的各种符号。我们称之为禁止姿势的那些象征，指的是在满足需求的过程中干扰行为的焦虑。

对哺育者来说，听到婴儿的啼哭是一种符号，表明婴儿正在体验到一种需要，或婴儿正处于焦虑状态之中。它突出了婴儿想要得到温柔的一般需要，也突出了在满足婴儿需要或缓解其焦虑的过程中所需的一个或多个不同的程序(即合作)。婴儿一系列不同的神奇活动中让人听得见的部分，比如他的饥饿时啼哭、寒冷时啼哭，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会激起哺育者的温柔行为，而且，对她来说，婴儿的这些行为意味着他需要某种温柔。

更确切地说，婴儿的啼哭到底是什么且有什么用？有人可能会说，婴儿发出的能够让人听见的啼哭声，从物理学上说是一种特定模式的声波，它由婴儿的口发出，并为母亲的耳所接收，而且这种啼哭声传递了婴儿的需要，我们可以说，母亲要对哭声进行诠释才会知晓这种需要。这种单一的一般意义(可以将其解释为“婴儿需要温柔”)并不存在于婴儿“身上”，而存在于母亲“身上”。这说明了一个符号与其解释者之间的关系。用查尔斯·莫里斯的话来说：“当有机体把某种事物视作一种符号时，这样的有机体便可以称之为解释者(interpreter)。”注69 在我看来，“对其而言的有机体”(organism for which)这种表达，可以更为恰当地用“在其内部”(in)的有机体来表达。由经验符号所引起的符号解释，是由经验着的有机体在与符号的当前会心或真实会心的过程中推断出来的，这种推断的基础是过去的经验和预见的经验。由于人们在生活中已经对交通标记、红绿灯、电话铃声等习以为常，因此容易忽略对符号的绝对依赖，可是对符号的绝对依赖是人类经验的重要细节，而人们也会这样来解释他们与相应的非签约物理事件之间的会心。

因此，我想让你们抛弃下述这种轻率的想法，即凡是有机体均可能存在符号。如果你试图在一张图表上安排汽车交通，或者通过法律和法规的手段来保证道路交通，那么，这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发展一种人格理论时，你们必须记住一点：只有当解释者将意义附属于其他物理现象时，符号才是符号。

婴儿会通过一些活动来缓解自己的某种特定需要，而他的母亲则会将他行为中听得见的部分体验为一种符号，表明婴儿需要温柔的合作，以满足某种需要或减轻焦虑。现在，随着婴儿理解环境中可见部分的能力的增强，他开始区分出这个方面的两种符号：即将满足的符号(好母亲的出现和接近)和令人烦恼的符号(坏母亲的出现和接近)。随着婴儿经验结构的发展，他开始预见到，他的哭声，一般情况下，会促使好母亲的出现、接近和令人满意的合作，或者会导致坏母亲的出现和令人苦恼的接近；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会啼哭，目的是为了赶走这个坏母亲，以及她所带来的焦虑。

现在，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婴儿的任何一种啼哭，对母亲来说(如果被她听到的话)是一种符号，表明婴儿需要温柔了。从婴儿的角度看，随着身体结构的发展，他的视觉和听觉感受器已经具备了良好的运作秩序，他也开始分化出了关于即将发生之事的两种信号，也就是成功或灾难；随着这种能力的进一步发展，他能成功地——从简单的实例频率，或常见负面实例的缺乏这个角度来说——注意到他所发出的啼哭声究竟是即将到来之满足或缓解的符号，还是焦虑灾难的符号。因此，现在他的啼哭可以用某种方式来体现符号的一些方面，因为他正以他所观察到的某种适当的行为模式，或某种适合于这种行为模式的方式运用符号。他自己发出的被人听得到的啼哭声，意味着他正在体验着某种需要，并采取行动以引出表明需要即将得到满足的符号，或者可能会引出一种不受欢迎的表明焦虑和不断增长之烦恼的符号，后者需要的是一种不同的啼哭行为——通过啼哭来赶走坏母亲。对于婴儿来说，他所理解的，也就是说，以原始的方式感知到的好母亲是即将到来之满足的象征；而他所理解的坏母亲则是焦虑和不断增长之烦恼的象征。一般而言，好母亲就意味着温柔的合作，而坏母亲和禁止姿势(这些姿势会逐渐地分化为所感知到的母亲所特有的特征)就意味着迫切增加的对温柔的需要。

我已经试图表明，母亲胸前的好的、令人满意的乳头与母亲焦虑时所拥有的相同的乳头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视觉的差异。但是，就婴儿的经验而言，这些乳头是完全不同的，需要完全不同的对待或行为；由于它们不容易通过视觉来加以区分(就像在有关其他一些事物的情形一样)，鉴于人性动物的特定进化史，因而产生了一种独特的需要，即去寻找一些可以为我们指引方向的线索。此刻，我所运用的是十分成人化的语言。说说我的那些小狗，如果它们的母亲有一个乳头特别大，上面还有大块的黑色，而另外一些唾手可得的乳头很漂亮，是粉红色的，那么对于小狗来说，由于大乳头难以咬住，因此就很快就会确定这个大乳头具有令人不满的特性，尽管它也有其他方面的优点。我们有非常强烈的通过视觉来定向的倾向，当我们运用视觉时，毫无疑问，它就成了人性动物的一个特征。人的视觉大致相同——但是其中所涉及的客体却完全不同，有的客体是好的、能够带来满足的东西，而有的客体则是不太重要的灾难，是需要避免的东西——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就需要寻找其他的线索。正如我在前面曾说过的，所有关于乳头的讨论，到后来无疑会用于乳头的携带者，即好母亲和坏母亲，尽管她们在视觉上也是完全相同的。除了视觉因素外，我们还需要其他精炼的分辨(而且，这些分辨是可能实现的)，包括对好母亲和坏母亲在听觉方面的差异分辨，以及对好母亲和坏母亲的面部表情的分辨，也就是，面部姿势紧张的结果。现在，从客观的角度(这个角度简单而令人愉悦，但非常容易使人误解)，我们可以说，在婴儿的眼里，母亲焦虑时听起来和看起来的方式与她不焦虑时听起来和看起来的方式不同。这些差异就是可能的距离线索，我们可以说，这些差异就是一个人是否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或者一个人是否已经得到了错误的东西，也就是坏母亲。这种对好母亲和坏母亲的分辨，就像在好坏乳头之间进行的分辨一样，在这个特定的发展时期，就像你对坐在自己身旁的一个人进行分辨一样真实。注70

在这里，我特别想指出的一点是，可以这么说，坏母亲身上的禁止姿势会被逐渐削弱或去除，而且，在以后的发展阶段中，这些姿势会成为某个非特指母亲的不经常出现的特征；到了那个时候，这些禁止的姿势，即母亲身上这些听得见和看得见的差异，本身就会成为焦虑即将出现的符号。这就说明了何以对婴儿来说最初的母亲实体会如此不同的原因——之所以会不同，是因为它们的功能意义十分不同，尽管我们从客观上可以说，它们是同一件事——在婴儿的知觉中，它们会逐渐地融合成同样的或相似的东西。但是，只有当分化得到了精炼，婴儿因此能够把不同乳头之非常重要的功能差异与从他关于常见乳头携带者的经验中分离出来时，上述情况才有可能发生。

在此，我试图以必然会出现的情况为基础，为你们设置一条发展的道路，用来说明婴儿所做的一些有用且必要的事情。即使我们许多成人花了自己大部分的时间干了一些看似完全无用的事情(至少在我们的朋友看来是完全无用的)，但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认为，若想就此推论说婴儿会做大量无用且麻烦的事情，那么这样的推论是完全不合理的。

第六章　婴儿期：动力机制的概念———第二部分

情境的整合、分解和瓦解

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婴儿在引出与需要满足相关的好母亲的出现、靠近和合作方面的成功与不幸。让我们再次从受紧张干扰之欣快的概念开始，显然，一种物理化学需要——比如，所感觉到的对食物的需要——一再引起的紧张，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将好的、令人满足的乳头与婴儿嘴唇相联结的倾向，而这种联结又是哺乳行为和满足饥饿所必不可少的一种情境(situation)。由于乳头只是偶尔出现的一种东西，因此，我将把这一论述倒过来说：最初由于饥饿时啼哭而引起的“唇间乳头”情境，是一连串的事件，它要求开始或继续哺乳行为，直到饥渴得到满足为止。

功(work)——从物理用语的角度，而不是从通俗的或个人的意义上讲——的作用表现在影响“唇间乳头”情境，维持这种情境，以及矫正“唇间乳头”情境所受到的多少有些意外的干扰，直到饥饿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及随之而来的构成这种功的能量转化停止为止。现在，功(或者说能量转化)实际上是一种功能活动(functional activity)，它是一切生命的三个基本的重要方面之一。我们可以说，被感觉为饥饿的紧张倾向于整合(integrate)“唇间乳头”的情境，而且，只要紧张本身继续，乳头和嘴巴之间的这种整合就会持续下去。现在，考虑一下婴儿的饥饿和其他一些需要，如对温柔的一般需要，只要这些需要的满足需要某位年长之人的合作，我们就可以说，潜在于这种温柔需要之下的各种紧张，通常情况下会倾向于整合各种人际的母婴情境(这些情境显然是婴儿的生存所必需的)，并维持这种整合。从这一观点出发，对某种需要的满足，乃是某种用“功”来表现其自身的整合倾向的中止。

现在，我将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回顾一下我已触及过的所有要素、观念和事实——需要及其满足、符号及其意义，以及婴儿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的早期行为的整个经历，也就是说，从婴儿的角度看，通过饥饿时啼哭所产生的“唇间乳头”的情境——目的是为了使我正在呈现的论点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所以我说，根据这种人际情境的视角，我们必须考虑一种紧张，它包括感受到的某种需要紧张，即觉得这种需要紧张是将某一必需的、适当的情境整合进需要之满足的倾向；而且，由于婴儿在刚出生的头几个月，如果没有一个抚育者，那他几乎完全不能生活，因此，甚至在他刚出生时的活动中，他的需要也会表现为将特定类型的必需情境与抚育者整合起来的倾向。根据这种有关需要满足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潜在于某种需要可以感觉到的方面之下的紧张的缓解，代表了一种整合倾向的中止、结束和暂停(这种整合倾向是用维持人际情境的“功”来表现的)。整合倾向所形成的情境，会随着维持过程中功的终止而消逝；由于该情境对于需要的满足来说是必要且合适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对这种潜在需要的满足已经分解了相关的人际情境。现在，你们马上就会看到，为什么我会说当维持这些情境的整合倾向不再存在时，就意味着情境被分解了。

我已经根据其整合倾向(integrating tendencies)的观点讨论了需要的紧张，而所谓整合倾向，指的是整合适当且必要的人际情境。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一位焦虑或正变得焦虑的母亲的情形，她的焦虑会在婴儿“身上”引发相应的焦虑。显然，焦虑常常倾向于干扰人际情境的整合(这种整合对某种需要的满足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如果焦虑在情境走向分解的过程中出现，它就会瓦解这样的情境。现在，我将对人际情境的分解(resolution)这个术语作仔细的区分。它确实与该情境的瓦解(disintegrating)迥然不同。当某个情境分解时，它便暂时地中止——实际上，它便不再存在，因为当同样的需要再度整合与此十分相似的东西时，它就成了一种新的情境。人际情境的这种分解或结束，是由于需要紧张的减弱，即需要的满足得以实现而引起的，反之，情境的整合可能会被阻止，或者可能会瓦解——原因在于焦虑的出现。如果焦虑出现，它就会使得整合某种合适的情境(而不是某个合适的整合对象)成为“不可能的”的事情。

例如，我们可以假设，当有什么事情使得母亲变得十分焦虑时，她马上就不能愉快地照顾婴儿。正如我一直以来所提到的，这种焦虑很快就会以某种方式引发婴儿的焦虑。接着，各种困难就会随之发生，例如，婴儿会放开乳头，不再寻找乳头，如果将乳头放到婴儿嘴边，他竟然会排斥乳头，婴儿甚至会出现吐奶现象，而不是咽下乳汁。这时，婴儿身上会出现一种与哺育相联系的重要行为，这种行为是我以前从未提及的；我将以下列说法来阐释这种行为，即在某些情境里，当婴儿处于焦虑的不测事件之中时，如果把他抱到乳房附近让他可以吸到乳头，他的行为表现反倒好像他收到了约束一样。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混杂的活动(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活动是以某种模糊的方式而在种系发生上得到发展的)，婴儿凭借这种活动而避开缺氧的危险情境。

现在，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母亲在哺乳时发生的焦虑，那么，我们便可以更好地了解某一人际情境的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没有任何可能的理由让其继续时，该情境便会分解)与该情境的瓦解(尽管还有很多理由让该情境继续)之间的差异了。事实上，焦虑的母亲的乳头仍然可以提供乳汁，即使焦虑出现在哺乳的过程中，婴儿对食物的需要也依然存在；换句话说，尽管有大量的紧张使哺乳行为继续下去，但人际情境已经被摧毁了——它被瓦解了。这就是人际情境瓦解与分解(暂时没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和理由)之间的区别。

我已经把需要作为整合倾向进行了讨论。现在，我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焦虑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分离倾向(disjunctive tendency)或分裂倾向，它与创造及维持人际情境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整合倾向相反；焦虑改变了构成婴儿功能活动的能量转化，致使婴儿不得不做功(work is done)以逃避或回避与重要需要相对应的人际情境。焦虑所对抗的便是那种反应整合倾向之活动的功；焦虑所对抗的是那些能量转化，这些能量转化表现在寻找和紧紧含住乳头、吮吸活动、吞咽动作，以及我马上就要探讨的各种附属活动中。所有这些东西，在我看来，都是与分离倾向相对立的(其中，焦虑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显著例子)。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就人际关系而言，焦虑几乎一直是(但并非一直是)瓦解人际情境的一个重要成分，在满足当事人需要的过程中，这种人际情境非常有用。显然，焦虑的不测事件丝毫不能减弱需要的紧张，反而只会加剧这种紧张。

如果我们把某种特定需要视作整合某一情境(在此情境中，活动指向分解情境这个令人满意的目标)的倾向，那么，我们所考虑的便是整合倾向概念中的一个矢量特质(vector quality)。因此，我们可以把焦虑描绘成与满足任何需要之指向性成分完全相反。我想提醒你们注意矢量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它界定为数量加方向(magnitude plus direction)。方向这一要素在矢量概念中非常重要。我之所以要在此时谈论矢量的概念，是因为人际情境不能被视为某种静止的东西，例如，视作我面前那张桌子上的物体。静力学与生活没有多大的关系。

把婴儿的饥饿与母亲想要表现温柔的需要整合起来的人际情境，有如下特征：其方向朝着满足婴儿饥饿的目标，而情境也通过这样一个事实而表现出了这个朝向目标的方向，即活动显然朝着实现目标的方向继续进行。现在，这个方向要素适用于关于需要的思考，这意味着把需要描述成一种整合倾向——也就是说，一种产生并维持某一情境的倾向，而这进而又意味着朝向该情境的分解改变，从另一个视角看，这又碰巧与需要的满足(它是所有一切的起点)相一致。

如果你还记得这个朝着某一目标的活动方向(这是需要的紧张中所蕴含的)，你或许就能想起，焦虑与需要的矢量特性完全相反，也就是相距180度。如果你根据矢量加法(vector addition)来思考，就像物理理论中常用的那样，那么，你将会记得，在力的平行四边形中，一个矢量朝着一个方向出发，而另一个矢量又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由此而导致的矢量便可以被确切地描绘成这个完整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如果你从这些方面来思考，那么，你将会认识到，焦虑——它在某个特定的方向上表现为与整合倾向完全相反，并因而变得复杂——可能仅仅意味着该情境中与活动有关的能量转化的减弱(reduction)或逆转(reversal)；也就是说，焦虑会导致朝向满足这一目标的活动减少，或者导致活动偏离该目标的实现。当比如说，在哺育情境中，焦虑与饥饿结合在一起，并不意味着因此会产生某种新的东西，只不过在这两个事物中间会产生一条对角线而已。最后结果要么是尽管哺育继续进行，但活动会明显减少，要么是发生了某些与哺育(即对饥饿需要的满足)完全相反的事情。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日后的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许多情境，在这些情境中，两种相反的矢量确实会结合到一起，产生第三种矢量——只要存在着与某种特定活动相反的活动，存在着与力之平行四边形的物理模式相一致的某种东西，该活动便会导致一种新的活动方向。从物理学的角度看，这种新矢量象征了两种整合倾向的解除，不过，这种解除是由于一种不同情境(在此情境中，朝向分解和某一目标之实现的活动，也非常明显)的整合而发生的。但是，在非常早期的情境里，至少就我们讨论的目的内，婴儿的活动是由单一的需要而激发的——如对食物的需要——焦虑的出现并不会导致新的活动方向，而是导致哺乳活动的减弱，或适合于哺乳之情境的完全瓦解以及对该情境的回避。而且，正如我前面曾说过的，我们可以通过画出两个相距180度的矢量特质，而从物理学上表现上述情况，其结果要么是先前呈现之动作的逆转，要么是该动作加速的显著减弱。从这一视角看，尽管一种需要(可以将其看做是一种整合倾向)与焦虑的冲突，有可能产生两种结果——速度的快速下降，或者你可以说是方向的逆转——同时，此时所涉及的紧张比仅有需要时所涉及的紧张要多一些。换句话说，用关于矢量的考虑来解释活动，是完全可取的；但是，另一个复杂得多的领域，即有关张量(tensor)的考虑，也适用于欣快失调(不用说，相比于只有一种紧张存在，当两种相反的紧张发生冲突时，失调要大得多)。

我现在开始用物理学家所熟悉的术语来进行讨论——在讨论功和能这些术语时，我将更进一步地追随这条思路。你们也许还记得“能”(energy)有时候会被界定为做功的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做功时，能量会减弱，其减弱的量与做功的量相等。你们也许正在纳闷：我是否马上就会考虑某种类似特殊“心理”能量的东西？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样的：当我提到能量时，指的是物理学中所构想的能量，而且它有两种基本的形式——势能和动能(potential and kinetic)。至于功，正如我一直以来对这个术语的使用那样，是以物理学的含义来构想的，它不是你所憎恶的某种东西，而是生活中必须做的事情。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提及一下物理学领域中区分势能和动能的最为简单的例证也许很有益，因为我在这里的所有这些讨论中，对势能这一术语的使用，与该术语的物理学含义相当接近。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简单的钟摆，比如，你可以把一把铅锤、一块手表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系在一根绳上，然后将绳子的另一端固定在钉子上，这样手表、铅锤或其他什么东西便处在了自由空间之中。接下来，如果你使之呈钟摆摆动形式，就会发现：在钟摆向一侧运动到极限时，它是停止的；在那瞬间，它处于静止的状态。它朝一个方向摆动，瞬间停止，然后开始摆回来。在它向一侧方向运动到极限的那一刻，钟摆的能量是潜在的，此时它处于静止状态；但是，如果你愿意让这样一个钟摆击中你的头，那么，你会认识到，此时的钟摆里存在着大量的势能。所以，势能并不意味着虚构，也不意味着某种超越电力势能(electrical potential)——这是同一个词的另一种用法——的想象之物，当你将手指放在33 000伏的线路上时，其结果将会清楚地让你知道你想了解的某些东西。

概念本身：精神病学的背景与含义

对附属概念的回顾

综合我至此业已讨论过的各种考虑，我已能够构建——我希望可以清楚地构建——精神病学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动力机制的概念，我认为它对于古老的心理机制(mental mechanisms)等观念来说是一大改进。

首先，我想回顾一下我已讨论过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在我的动力机制概念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一直以来，我们都坚持认为，任何有机体都可以根据以下三个终极因素来考虑：有机体与必要环境的共存(communal existence)、有机体的结构(organization)，以及有机体的功能活动。我们已经说过，人可以被视为一种有机体，他在其必要环境中需要他人的合作(功能活动便是在这种与他人的合作中产生的)，他还需要文化世界的某个部分(这种文化是人格中所固有的，它会被组织进这个有机体的内心)。

迄今为止，我们在分析中已经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术语，如经验、欣快、两种反复出现的紧张(即需要的紧张和焦虑的紧张)等概念，此外，我们稍微提到了第三种紧张(我们将在后面对此作详细的讨论)——睡眠的紧张(tensions of sleep)。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这些反复出现的紧张，它们在意识中表现为可以感觉到的成分，而且，在与环境的关系中，它们则表现为关于情境的整合倾向或分离倾向(在这些情境中，致力于满足需要的活动，也就是行为有可能出现)。我们已经指出，在婴儿出生后的早期生活阶段，紧张的减弱，及其感觉到之成分的缓解——需要的缓解——需要温柔的合作，它是对婴儿饥饿时啼哭、寒冷时啼哭等行为的补充。我们把婴儿的需要概括为对氧、水、食物、体温等的需要；而且，可以更为笼统地概括为对身体完整与自由，以及适当生理过程的需要，后面这些说法很可能容易被人们表述为避免痛苦的需要、摆脱对身体运动之限制的需要。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离题一会儿，先来考虑一下这个事实，即自然增强之紧张(它会危及生命)的延迟缓解，会伴随着可以感觉到之恐惧紧张的出现，它具有特定类型的啼哭，即害怕时啼哭(crying-when-afraid)；这种恐惧的紧张最高可以发展到所谓的恐怖(terror)，以及后来生活中可以恰当地称之为狂怒行为的那种活动。

我们已经指出，由于婴儿需要的满足需要另一个人的温柔合作，因此，所有的需要都可以被视作人际水平上的对一种温柔的需要。但是，这种对温柔之需要的满足，以及对当前主要涉及之特定紧张的满足，显然都受到了焦虑的干扰。我们已经相当详尽地考察了婴儿的啼哭与出现温柔合作(这种温柔合作对满足婴儿的需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之间的关系，我们还考察了婴儿啼哭随后出现的呼吸和哺乳活动(我们可以说，这些活动也出现在口部以及口部周围)之间的关系。于是，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婴儿在与周围环境(既包括物理化学环境，也包括人际环境)共存中的相互作用区概念(其中，特别强调了口部区)，包括婴儿倾听他听得见的东西。我们已经提到过婴儿从“客观上”看很可能完全相同的饥饿时啼哭、寒冷时啼哭等的意义；婴儿的所有啼哭都向母亲传达了他对温柔的需要，但是，对婴儿来说，正如他所经历的各种不同啼哭那样，它们最初并不具有一般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婴儿的经验中，他的各种啼哭最初并不具有需要温柔的一般意义，尽管它们在母亲听来都是需要温柔的含义。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最为简单、最不复杂的经验，也就是有机体某种瞬间状态的未分化的经验带有相互作用区(在这个相互作用区内，不管经验到什么，都会发生冲突)的指征，它是经验本身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特征；因此，来自于嘴唇的经验显然被标上了表明它起源于该区域的标志，而且，它生来就与来自指尖的经验完全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未分化的经验是对有机体整体状态的一种持久记录，包括相互冲突的事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们对所撞击之相互作用区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对婴儿早期哺乳行为中一些几乎不可避免的不测事件作了思考，并从中推断出了它们在婴儿生活经验发展中的含义。由此，我们思考了符号(signs)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有两种基本类型：信号(signal)和象征(symbol)，后者指的是其他符号的符号，或者是整个符号类别(categories of signs)的符号。除了前面提到过的饥饿时啼哭、寒冷时啼哭等的信号特征之外，根据婴儿听到和经验到的东西，我们推断出了四种不同信号的发生，这四种信号必定是从乳头与嘴唇相联结的经验中演化而来的——或者，就第四种信号而言，是从乳头与嘴唇相分离的经验中演化而来的；这四种信号分别是：好且令人满足的唇间乳头、好而不能令人满足的唇间乳头、错误的唇间乳头，以及坏的唇间乳头。对其他符号或符号类别之符号，也就是象征的区分，参考早期对好母亲和引起焦虑的坏母亲(包括继后对那些构成坏母亲显著特征的禁止姿势的分化)的理解，而得到了说明。

我们在这一点上强调符号与符号拥有者或解释者之间的基本关系，警告大家不要犯将可以观察到的特征客观化的错误，不要把这些特征客观化为与他的符号现实相一致，或与他的符号现实有着必然的联系，这种符号现实是婴儿(或其他有机体)经验事件的一种特殊模式。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回想一下我对交通标志的评论，从客观上看，它们只是桩杆上的铁皮而已，但却代表了一种反射的模式，也就是说，被眼睛视作附有意义的模式，尤其是如果你们以往的经验包括了学习开车和避开交警的话，就更是如此。置于路旁的桩杆上的那块铁皮，从警方的意义上说是一种符号，但是桩杆上的那块铁皮以及铁皮上的字，只有当它在看到它的人心中激起适当的意义时，从我们的意义上说，才能算是一种符号。这个看到它的人拥有了这个符号。

关于符号和符号解释者之间关系的这种观点，通过回顾母婴之间的交流，即婴儿通过几种不同行动中可以让人听见的成分向母亲传达对温柔的需要而得到了发展，这些行动在他自己看来是满足几种需要及缓解焦虑过程中的行为——而且，他很快就会将其概括为唤出好母亲或驱逐坏母亲(当时，啼哭或其他活动很不幸地把她“召来”了)。接下来，我们从它构成哺乳行为以及满足饥渴所必要之情境的角度，思考了唇间乳头，而饥渴的紧张构成了需要的基础，我们可以将其概念化为反复发生的力量，这些力量整合了必要的、真实的人际情境，而且，这些力量还能做功，以维持这种人际情境，使其反复、持久地发挥效用。然后，我们从这种动力的观点审视了焦虑，我们看到，它并不是一种整合的倾向，而是一种分离的倾向，从矢量的意义上说，当它与任何一种整合需要的力量同时出现时，它们之间便是完全相反的。

这样，我们便在物理能量(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种能量)转换的领域中获得了一种有用的论述，以及三种基本紧张中两种基本紧张的矢量特征(我们尚未涉及睡眠)，现在，我将接着论述动力机制的概念。

有关动力机制概念的论述

一开始，我就想说，目前关于宇宙的观点(就像绝大多数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所持的宇宙观那样)使得这个可以去发现的世界成了一种动力机制。有一个基本假设暗含了这种观点，这个基本假设就是：宇宙中的终极现实是能量，所有物质客体都是能量的表现，一切活动都代表了能量的动力或动能方面。一种把力和能量概念——它是力概念的基础——视作终极概念或假设的学说，自然是一种动力机制的概念，即一种宇宙的动力机制(dynamism of the universe)。在哲学家中间，怀特海德(Whitehead)把宇宙想象成一个有机体注71，当然，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把生物有机体视作一种特定的动力机制。生物有机体通常是多细胞的组织，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有机体的各种活细胞，本身就可以被我们构想成是动力机制［或者，我们也可以称其为亚动力机制(subdynamism)］，从动力学上看，这些动力机制或亚动力机制在其生活中受到了控制，要与整个有机体的生活保持一致。当恶性肿瘤、肉瘤或癌降临到某些有机体身上时，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有机体的某些细胞摆脱此种动力控制的例子，因为它们摆脱了这种控制，因此就变成了具有破坏性的独立活细胞。可以说，它们成了具有破坏性的独立的动力机制，会侵犯那些受到控制的细胞结构和寄助物［host organism，或者说是寄助动力机制(host dynamism)］的组织。无数的亚动力机制，即单个的细胞，被组织成了无数的动力机制系统，如肾脏、肠的排泄分泌结构、肺、心脏、血液，等等；这些细胞动力机制的系统又进而被整合进了有机体的整个动力机制，这样，从不再生生物学(unregenerated biology)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单一系统。不过，若想一直作为生物有机体而存在，有机体的整个动力机制就不可能与其必要的环境相分离。

这种把有机体视作一种动力机制，以及构建亚动力机制的考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下列事实的证实，即眼睛角膜，甚至心脏和其他器官，能够在许多情况下继续表现其生命，能够完美地移植于他处而不会死亡，即使原先的有机体已经死亡也没有关系。因此，主要的动力机制或整个动力机制可能结束，但是某些附属的动力机制却能继续发挥作用，从一种非常动态的意义上说，其整体性并不一定立即消失。

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从有关生物有机体之形态或结构的研究中有效抽取出来的终极实体，就是这种有生命的动力机制，即细胞。同样，可以用于有关生物有机体功能活动之研究的终极实体(即最小的有效抽象)，便是动力机制本身，即相对持久的能量转化模式，它一次又一次地将持久存在之有机体的特征描述为是一个生物有机体。这很可能是我所能做出的有关动力机制概念的最为一般的论断；它远远超越了精神病学的领域，而必定贯穿于整个生物学领域，或许，在有些人的思想中，它所涉及的范围还要广泛得多。令生物学家感兴趣的各种动力机制，都与能量转化有关，这些能量转化在有机体与其必要环境的共存中，通过有机体的组织因素，构成了功能活动。而令精神病学家感兴趣的动力机制，则是相对持久的能量转化模式(这些模式一次又一次地成了人际关系领域的特征)——人和人格化、个人符号、个人抽象、个人属性等的功能性相互作用——它们构成了独特的人类存在。

模式的界定

我在前面刚刚说到过相对持久的模式(relatively enduring patterns)，由于本书中会反复提到这个词语，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要就模式(pattern)这个词本身简短说几句即可。我将给你们提供模式的定义，对此定义我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权威，这一处境总是唤起他人对我的极大怀疑。模式指的是无意义的特定差异的外壳(envelope)。分类学(taxonomy，即分类的科学，该科学在生物学领域尤其重要)主要针对的就是模式。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一个特定的水果为橘子，如果所考虑的这个样品特征的差异(在与确定的理想橘子相比较时)与确定的特征没有明显的差异的话。而所谓确定的特征，主要指大小、形状、果皮的光滑程度、光波的表面反射等，甚至包括一些形状学上的细节，如分隔——根据果肉的隔壁可以将它分成多少份——果皮的厚度、内含种子的数量与生活力等。尽管这些特征在一定的范围内会发生变化，但是，它们的变化，或者说任何一种变化的组合，都没有明显地超越确定的模式，即橘子。作为这种水果的味道、气味之基础的物理化学特征，在其特征模式中有一定的位置；这些特征也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不过，你所拥有的依然是一个橘子。但是，这些特征中如果某些特征发生显著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超越了这种模式，即橘子——那就会使得所考虑的这个样品成了植物世界中的某个其他成员，如柠檬或金橘。

无关紧要之特定差异的另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在听觉领域中找到，这个领域在模式方面极其丰富。例如，莫扎特(Mozart)的F大调四重奏被体验为音乐的特定模式，尽管在某次特定的演奏中可能会犯许多错误，尽管乐器实际上可能没有很好地调音，或者事实上甚至可能出现了严重的走调。F大调四重奏是音乐经验的一种模式，尽管在某次特定的演奏中会出现很多不太显眼的变化，但这种模式依然存在。但是，这些变化的经验也可能由于对人类计谋的独特误用(即所谓的“动摇”古典的乐曲)，而变得更为明显；在这里，我们有时候甚至可以分辨出一首特别喜欢的名曲的音乐模式，尽管当时一些令人不快的东西可能会使该模式偏离，从而不能在任何具有音乐重要性的意义上称其为一首名曲，而成了一种与其多少有些相关的粗俗的东西。有这样一个例子，在我看来，作品改编者故意做的改变，以十分显著的方式破坏了先前存在的东西，所以也改变了它的模式，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再像先前的作曲者那样称呼这部作品，就会显得十分滑稽。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名曲中的次级模式(subpatterns)通常也会非常鲜明地显现出来，以至于会唤起我们关于整个模式的回忆，它会让我们突然醒悟(如果我们事先未得到告诫的话)：我们正经历的那种模糊不清的美学愉快，乃是有人历尽艰辛对某个特定作品进行修改的结果。

听到的语言完全是一个有关声音模式(sound patterns)的问题。构成或复合成话语的音素(phonemes)，是与一种文化界定的平均数(mean)没有太大差异的声音模式。例如，构成英语话语的声音，在可能的声音变化连续体(continuum)中，属于某组特定的文化所界定的领域，我们可以设想它有一个特定的平均数，该平均数可以通过研究来确定，我认为，从统计学上看，它是使用英语中那个特定音素的人最为常见的声音领域。但是，在这个声音连续体中，你可以偏离这个平均数相当远的距离，而不会导致一般的听者难以辨认出你正使用的音素。文化决定着这个可以听到之声音的连续体中哪些领域将成为某一特定语言的音素，如果我知道所有语言中的一切音素，包括现在使用的或过去发掘的，那么，在我面对这样一个发现时便不会过于吃惊，即无数发音清晰的声音都已被用来建构这样的模式，而这些模式构成了一种语言的音素。

不仅音素是近似于一种文化上所确定之标准的声音模式，而且词语本身也是音素模式，它们也近似于一种文化上所确定的模式。例如，我猜想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对“精神病学”(psychiatry)这个词有一定程度的欣赏(如果不是尊重的话)，但我怀疑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够理解“ps-heeatrea”一词。 我很尊敬的同事阿道夫·迈耶在拜访一位欧洲同事期间，理解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这个英语讲得极好的人说到“ps-heeatrea”时，他所指的是他们共同的先入之见。这位老人在一个源于希腊文的词语的正确发音中所享受到的快乐，符合我心中关于词语模式之变化的例子。

我喋喋不休地说了这么多，目的是想让你们注意到音素序列模式的重大性，以及对这种模式某个部分的强调(它们共同构成了词语)。顺便提一下，词语(与其朴素纯然的印象相反)并不存在于词典中，至多就像是路两旁的交通标志。一个词语——一个词本身，而不是这个词的象征——就像一种符号，存在于拥有它的人们的头脑之中。由于这些词语是为人们所听到而习得，人们发现自己可以模仿它们，等等，因此，它们已被证明在产生幻觉方面非常有用，至少在产生关于沟通的幻觉方面特别有用；在有些情况下——我希望尤其是在当前的情况下——用词语来进行沟通不会太糟。但是，它就是构成话语的声音模式、重音模式等。

录音设备很可能会显示出，你在早上(这时，你刚从一夜美梦中醒来，感到精神非常饱满、精力非常充沛)对相对常用之话语的发音，与晚上(这时，你很想睡觉，感到非常疲惫，如果喝醉酒的话)对相同字词的发音是完全不同的。这些录音设备所记录下来的声音是你在平常的讲话中发出的，它们在细节上有惊人的不同，这些不同可以用物理设备记录下来。不过，除非你疲劳到了极点，或是喝醉了酒，以至于干扰了你喉咙和口腔的精细运动，否则，尽管发音确实有些不同，但在你听来，你的发音却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对于听者来说，也同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即过度的疲劳严重妨碍了词的发音，因此其清晰度被认为有所欠缺，对它们的理解程度也被削弱；当词、音节或音素(尤其在一个人原先学了其他某种语言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不再属于无意义变化的范围时，上述情况便会发生。

从上述关于分类学、音乐和词的冗长讨论中，我相信，你们至少已经了解了我的定义中的某种东西：模式是无意义的特定差异的外壳——其限定的范围是从三维或多维的意义上说的。只要这些特定差异的一致性是无意义的，那么，不管讨论的内容是什么，都否符合该模式，你可以说，这个模式为它提供了意义(meaning)、真实性(authenticity)或同一性(identity)。

精神病学中的动力机制

有机体都是通过繁殖而开始其生命的；然后，生长、成熟、抵制或修复伤害(这种伤害是由有机体所遇到的某些有害影响所导致)、繁殖下一代；之后，至少在生命的高级表现形式中衰退，并以死亡来宣告生命的结束。这些能量转化的模式构成了整个生命的特征，但它们只是相对持久的。这些模式(至少在生命的高级形式中)通过成熟来显现；它们随着生长和有利或不利的影响而产生各种变化；而且，在一切可见的细节中，很可能没有哪两种表现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感兴趣的动力机制是相对持久的模式，这些模式至少在某些情况下通过成熟来表现其后天的起源，而且这些模式在所有情况下，都通过在一些事件(在其中，这些模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中的经验而发生改变。以非常粗略的方式，我们可以说，动力机制的生长或衰亡是其经常出现之表现形式所导致的一种结果，但是，这样的说法真的相当神秘。但是，当我们说动力机制是通过经验来发生改变时(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是由于其表现形式而引起改变)，我们便可以更加确信我们正在谈论的内容了。

在这里，有关动力机制的问题，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在有机体的生活中，它们的表现形式是有机体的经验(experience，从我们最初使用该术语的意义上说)。而且，从稍后会变得清楚一点的某种意义上说，有机体的这种经验与正在发挥作用的特定动力机制的表现形式有关，且非常显著，尽管从一个模式的视角看，动力机制的变化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我们很快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虽然就模式而言，这些变化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就生活而言，它们却十分重要。我之所以重申模式的概念，是为了强调这样一种观点，即模式这样的概念可以保持有效，但客观上观察到的表现形式却可能迥然不同。

我们曾稍稍评论过婴儿的经验通过分化而获得增长的情况，这种分化是从未分化的一般经验中分化出特定的、有用的感觉模式，它们是未加工的知觉原料。我把这些模式称为符号(signs)，它们很快会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概括各种经验项目(items of experience)，并由各种相互作用区来加以标记。让我们来做更进一步的解释：虽然婴儿早期某一特定经验往往并不是由一个以上的相互作用区来标记的——尽管有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符号在通常情况下却可以概括各种由各个区域分别标记的经验。这种由各个区域标记的对经验的概括(通常包括视觉和听觉)，于是就变成了以不完善模式的经验。例如，当视觉和听觉在某种意义上与产生自嘴唇周围的触觉、温度觉或动觉器官的经验相结合时，那么我们所得到的一种关于经验的详细阐释便超越了未分化经验的范畴——未分化经验是最早的经验类型——而且事实上，已成为一种不完善模式的经验。最早时期的符号的“有效性”在于它们促进了需要的满足，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回忆和预见的功能实现的。这些符号改变了整合的倾向，后者关系到对继后发生的特定人际情境的整合和维持；这些情境包括为获得满足而进行的活动，意味着由一种整合倾向来整合的情境的概念。

对精神病学特别有益的动力机制有两种：一种是主要涉及各种一再发生之紧张的动力机制，它们表现为整合的、分离的和孤立的倾向；第二种是主要涉及特定相互作用区所特有的能量转化的动力机制。第一种动力机制将在后面关于害怕的思考中得到论证，也会在关于自我系统这个反焦虑系统(anti-anxiety system)中得到论证——自我系统是一个有关感觉到的人际安全的维持系统，还会在有关情欲(lust)的思考中得到论证，情欲是我用来谈及特定的生殖器紧张或与生殖器有关之紧张的特定术语，它有一段极好的历史背景。第二种动力机制可在我们有关口部动力机制的讨论中得到例证。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种可以观察到的行为，都体现了这两种动力机制的相伴活动，就像睡眠中所涉及的意识的时相变化那样。

我已经强调了动力机制的模式要素，而且，我也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动力机制是一种相对持久的能量转化模式。我曾试图暗示，尽管这样一种模式相对持久，但它不存在任何静止不变的东西，而且，生活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模式中，每一种反复出现的表现形式都会带来变化(不管这种变化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我试图弄懂，动力机制中的这种变化——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包括它的成长或衰退——是如何被概念化的。我还谈到了婴儿在接触生活的过程中所推断出的早期符号，并表明这些符号是“有用的”，它们在回忆和预见中的作用表现为促进、加速(取决于重要标准是什么)情境(在这些情境中，有某种潜在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的整合，并使得这种整合变得更为容易。因此，我已经提示了这样一点，即动力机制可能也确实“包括”(对于使用地理学上的这个词，我有点犹豫不决)符号和象征，而且，我还试图让你们了解，符号的累积、有关经验如何变成符号的详细阐释是如何促进生活并同时影响有关动力机制的。

我已经向你们呈现了动力机制的两大部分，即两种动力机制，它们都是有用的概念。人们认为，动力机制主要与反复干扰生物欣快的紧张有关，而且，它们在人际关系中表现为某种特定类型的整合、分离或孤立倾向。动力机制的第二种概念同样重要，它以某个特定相互作用区所特有的能量转化为基础。随着讨论的展开，我们将会对这些动力机制做更深一层的思考。

第七章　婴儿期：人际情境

人格的概念

现在，我们要稍稍扩展有关人类与其环境共存的思考——这些必要环境包括：物理化学环境，似人动物(infrahuman)的生活环境，以及他人的环境。我们在开始思考动力机制这一概念时，就已经说明了这个作为相互作用或相互渗透终点站的相互作用区概念，现在，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谈谈这些相互作用区，它们可以部分地被视为摩尔(molar)生理结构，在这些结构中，会发生与有机体在维持其必要共存时所做出之功能活动有关的能量转化。不过，这些生理结构是这样的：在其功能活动中，有机体会产生特定的体验，这些体验虽然有时会像信号出现(occurrence of signs)时那样详尽复杂，却始终处于未分化模式。这一体验进而会影响特定功能活动中所涉及的整合倾向的继后表现形式，从而也就引入了回忆和预见、功能历史(functional history)和对某一预见目标的适应(通常指的是预期)等因素。这些因素(回忆和预见、功能历史和对某一预见目标的适应)虽然不能算是生理结构的细节，但肯定是有机体继续生存的重要细节，当我们所说的有机体是人类时，我们便称它们是人格的细节(details of personality)。从当前排他主义(particularist)的意义上说，当我们所谈论的内容就好像婴儿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时，人格就成了一种经常出现的人际情境(这些情境是人类生活的特征)的相对持久的模式。

在精神病学理论中，人际情境(它是满足某一需要而进行的活动所必需的)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唇间乳头便是此种人际情境的第一个例子，它由婴儿对水和食物的需要，以及母亲在这个方面给予温柔的需要而得以整合和维持。通常情况下，婴儿的口部相互作用区和母亲的乳房相互作用区，便是两种人格的细节，它们主要涉及这种唇间乳头的整合。婴儿关于相关口部行为的体验和母亲关于给婴儿喂奶的体验，就像所涉及的生理结构一样，也是特定喂奶情境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婴儿不断扩展的世界里，这个结构是乳头(它是可以辨别的好母亲的特征)，他会在口部将其整合起来。在母亲的世界里，该结构便是她的乳头放入其中的这个或多或少人格化了的特定婴儿的嘴唇。婴儿对好母亲的人格化(personifaction of the good mother)便是他所理解的母亲重复参与喂奶情境以及由于这种满足而得到解决的其他各种需要相整合的模式。她——婴儿对好母亲的人格化——象征着各种需要即将得到满足，也就是说，她进而象征着各种情境(其中包括她自己)通过婴儿适当、合宜的活动而得到整合、维持和解决。

人格化的组织

在上述内容里，我已经引入了人格化的观念，根据人际情境在理解精神病学所处理之现象方面所具有的根本重要性，我们可以推断，这种观念也很重要。在这里，我们在讨论对好母亲的人格化(它在婴儿早期就已形成)时，便开始踏上了一条漫漫长路，试图去理解人格化及其能动性。正如我前面所说，婴儿对好母亲的人格化是他以一种原始的方式所感知到的母亲重复参与喂奶情境以及由于他的需要而形成的其他各种整合(其情境由于这种满足而得到了解决)的模式。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预见属于已经发生的范畴，而对于好母亲的预见则属于一直都很顺利的事情。因此，婴儿对好母亲的人格化象征着各种需要即将得到满足，或者，换句话说，它象征着婴儿在满足其需要的过程中，对其所做出之恰当、合宜的行为而言所必需的情境的整合、维持和解决。

此时，这种人格化并非“真实的”母亲——一个被视作实体的活生生的特定个体。它只是婴儿体验的一种复杂组织。母亲对婴儿的人格化也并非“真实的”婴儿，而是母亲“心中”体验的不断增长组织，它包含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与这个特定的“真实的”婴儿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理解，婴儿对母亲的人格化由亲子关系中所发生的事情组成，或由此形成，或由此组织而成，或由此精心制作而成，而这里所谓的亲子关系，是指婴儿与你们所谓的“真实”母亲之间的关系，后者提供了婴儿与她自己之间提供满足的整合。而母亲对婴儿的人格化——有人认为，在怀孕7个月左右，当灵魂进入婴儿体内时，母亲对婴儿的人格化有时候还尚未成熟，因此，我认为，在此之前，我们可以把胎儿称作它(it)，而不是他(he)或她(she)——并不是婴儿本身，也不仅仅是对母亲在与婴儿相整合时所遭遇事件的抽象概括，它还包括很多与这个特定婴儿仅有微弱关系的东西。如果一个婴儿是他母亲的第七胎，那么，相比于对第一二胎的体验，他母亲对他的人格化与她对这个婴儿的体验之间的关联要少得多。无论如何，她以前的体验都会影响她对自己与这个特定婴儿之间各种关系的体验。母亲对婴儿的人格化，既包括她对婴儿焦虑时的体验，也包括她对婴儿不焦虑时的体验，既包括对婴儿睡着时的体验，也包括对婴儿醒着时的体验。此外，它还包括对婴儿成长变化的观察，以及一种对尚未来临之变化的很可能予以了充分阐释的预期。在母亲“心中”，人格化了的婴儿意味着或象征着的东西，显然不仅仅是对即将获得的对于给予温柔之需要的满足，也显然不仅仅是即将获得的对于参与由婴儿的即时需要所整合的情境整合、维持和解除之需要的满足。

正如我们所说，母亲在照料子女方面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载体(carrier)。子女对她来说，部分地象征了她对这些责任的认可。在任何特定社区或任何特定文化区域的每个家庭中，这些社会责任都有所不同。同一个母亲对不同的子女，或者同一个母亲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个子女，有效承担这些社会责任的程度也可能会大相径庭。认为这些责任对养育子女没有什么影响的观点，如果不是令人难以置信，至少也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当我说到那些与特定的“真实”婴儿只有很微弱的关系，但却是母亲对婴儿的人格化的一部分的因素时，我已将母亲对社会秩序(她是其中一员，或者说是其中一部分)的责任这一非常广泛、非常重要的元素包括在内。人格化了的婴儿所象征的母亲所认可的社会责任，与婴儿理解坏母亲的情境有一些关系——通常有很大的关系，而且，正是根据在这种情境中的体验，他组织起了关于坏母亲的人格化。

我们通常可以把焦虑(相对而言，是成年成活中的一种现象)解释为像是一种预期的对某人当前活动的不利评价(这种评价是根据某个人的重要意见而做出的)。当某个正与我们交谈的人显得很焦虑时，我们可能就会问：“我所说的内容是你心里所想的吗？”通常情况下，对方可能会说“你很少想到我”、“你让我很震惊”，或者诸如此类的话。这便是一种典型的对焦虑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我所说的合理化，意思是说我们会给出一个貌似有理但常常极其微不足道的解释。所以，我认为，在相对成年的人们身上，焦虑通常可以貌似合理地被解释成预期的对个体当前活动的不利评价。一位负有这些社会责任的母亲(从她是社会群体一员的意义上说，这些社会责任是她固有的)可能预期自己在育儿活动方面会遭到丈夫、丈夫的母亲或姐妹、她自己的母亲或姐妹、护士或者其他所有观察她对待婴儿之方式的人的批评。在许多情况下，一些已知的或推测而知的异议，即对于她照料子女的现实的或想象出来的吹毛求疵，会让她焦虑不安。例如，除非我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有非常大的、有据可依的敬重，否则，他人对我所做事情的批评，或者甚至是怀疑他人会批评我所做的事情，都会让我感到焦虑。因此，除非母亲非常明了自己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确定自己所做的工作至少是在平均水平上履行责任，而且清楚他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看法并因此批评她，否则，任何对她对待婴儿之方式的批评，她所怀疑的任何对她对待婴儿之方式的批评态度，都会让她感到焦虑。如果你还记得母亲的焦虑会引起婴儿的焦虑，你就会明白，引起婴儿焦虑，会让他更难照料，照料起来更麻烦，因此，婴儿的行为似乎证明了对母亲照料他的工作的贬低。

这种恶性循环所蕴含的深意，成了精神病学家对家庭动力结构(dynamic composition，患者的婴儿期是在这个家庭中度过的)产生兴趣的基础。当我年轻的时候参加精神病学家大会时，就曾听到诸多关于精神病患者的叙述，这些叙述有时候会追溯到患者的曾祖一辈。这些叙述包括很多细节：谁的祖辈曾进过精神病医院，谁的祖辈曾坐过牢，谁的祖辈是大学教师，等等。其结论都相当严密谨慎：一个女人嫁给了一个男人，生下了这位患者，并饱受了其间的甘苦。而且，这个婴儿还表现出了喂养困难(在我还是一位年轻的精神病学家时，这种偏见尚未出现，但不久之后就出现了)，不久之后，这个婴儿就学会了走路和说话，并不再尿床。很快，所有这些奇异的传闻和资料就会让他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出现在我们面前。在随后的岁月里，对于我们能为这个精神病患者做些什么，好让他不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而成为社会中的一员(这可能会让他懊恼，也可能会让他高兴)，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可以省去大量有关神秘复杂的遗传因素的研究——在遗传方面，患者充其量很可能只有非常少的有用观点——因为在所有的传闻和资料中，能够有助于我们找出他为什么对周围许多人都持奇怪、歪曲见解的原因的东西，寥寥无几。最终，我抓住了重点，猜想：焦虑与患者的问题有很大的关系。但接下来，问题就成了如何解释焦虑的特殊性。由于医疗工作中所经历的苦难——更为令人满意的做法是给予病人更多的关怀，而不是仅仅记录患者的家族史——我们终于回过头来对人类人格中抗焦虑系统的发展进行研究。在当前这个部分，我试图提出焦虑是如何开始的，也就是，在某一既定个体的自然史中，有哪些因素对焦虑的开始产生了影响。这种做法虽然回溯得非常非常远，但是，它正是我们需要知道婴儿在其中度过最初数月的家庭构成这一点很重要的原因所在。

对家庭结构的考虑可以表明，除母亲以外的其他人，在与婴儿建立重要、直接的人际关系之前很长时间，已经对最早时期的发展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大量的例子中，除母亲之外的某个人确实经常会与幼小的婴儿建立重要的、直接的人际关系。有时候，这个人是所谓的奶妈，通常情况下，这个人是保姆或姐姐，她们在一些情境中从事照料婴儿的部分工作。这些在功能上代替母亲的人，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使婴儿人格化，而且婴儿的这些人格化包括代替母亲之人关于婴儿的体验和对婴儿(这里的婴儿既指这一类婴儿，也特指这个特定的婴儿)的期望这些重要因素。

情况有可能是这样的：这些在功能上代替母亲的人中有一个人会逐渐地表现出对他人的特定期望，在此处，我将把这种特定期望称作恶意行为(malevolence)。有这种恶意行为的人，在满足婴儿的明显需要的过程中，除了给以温柔的合作之外，还可能会以其他方式对婴儿做出行为；她可能不会伤害这个婴儿，但会让这个婴儿感到害怕。由于恶意行为也容易伴有焦虑，并引发婴儿的焦虑，因此，婴儿对这样一位替代母亲的理解，慢慢地就会被组织成有关坏母亲的体验。让我们以上面提到的那个有七个孩子而我们刚刚讨论过其中第七个孩子的母亲为例。我们不妨假设：第一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孩，按照惯例，长女一般都很难抚养，且不管家里的事情。而排行第二的这个女孩是母亲的帮手，一直要做大量的事情，但她却感到自己多年来遭受了很大的冷落和忽视，并渐渐地变得如她姑妈所说的那般顽皮、喜欢恶作剧。现在，随着第七个宝宝的降生，母亲的帮手承担着照料宝宝所必需的大量相对需要成人合作的工作。这些工作中虽然不包括给宝宝喂奶，但肯定包括给宝宝盖被子、给宝宝换尿布，等等。鉴于母亲的帮手怀着恶意——我们很快就能理解这一点——温柔的定理不能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运用于她与宝宝之间的关系。不论是经常的行为还是偶尔为之，在照顾婴儿的需要方面，母亲的帮手会有粗暴的举动，语气很不好，伤害婴儿，常常会使婴儿不安。但是，母亲的帮手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情一点儿也不愉快、轻松，因为她很清楚，如果她对婴儿的这些小恶作剧被母亲看到，或者被他人看到而告诉她的母亲，她就会挨耳光或受到其他的惩罚。现在，母亲的帮手已经预期到她很可能会由于这些小恶作剧行为而受罚，这种预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将很快会变得非常清楚，这相当于说她同时也处于焦虑和敌意之中。在这样的情形下，婴儿所获得的包括焦虑和恐惧在内的体验，(在婴儿初期)与婴儿在母亲焦虑时所产生的体验是一样的；因此，在婴儿期对坏母亲的初步人格化过程中，便组织起了这样的经验。当一些不可抗拒的情境使得必须将某个重要的育儿角色分派给某个恶意的替代者时，婴儿与母亲之间相当数量的接触也容易引发焦虑，因为她在照顾婴儿的过程中，几乎不可能“让自己保持心平气和”。于是，慢慢就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反复引起婴儿的焦虑，而婴儿对这些人的理解也会在一个早期的、单一的对坏母亲的人格化过程中组织起来。

还有一点也很明显，那就是：一位充当部分母亲角色的替代者也可能像有些母亲那样，既温柔，且相对来说不那么焦虑。在这种情况下，婴儿就会在其早期对好母亲的人格化过程中，组织起他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的理解。而且，在这种情形下，凡母亲有一个很好的帮手——这个“好”是从不严重干扰对婴儿的温柔表达这个意义上说的——母亲在给予婴儿照顾方面都将是相当舒服的，而且相对而言，母亲和她的帮手都不感到焦虑。因而，这两个人当中不管谁与婴儿在一起，婴儿都将在其需要得到满足的过程中体验到相当多的温柔合作(tender cooperation)，且相对而言较少产生焦虑的体验。在这样的情形下，在婴儿早期人格化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种对好母亲的人格化，在其中，这种体验(从我们的观点看)来自于与两个人的接触，不过，婴儿却难以区别开是谁让他产生了这种体验。

这两个常见的例子应该足以说明婴儿人格化开始时可能存在的复杂性，继后对重要人物(这些重要人物在他的经验范围内可以从视觉、听觉上加以区分)的人格化均源于此。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做过多次暗示：当来自视觉感受器和听觉感受器的资料在预见和整合带来满足之情境以及预见和回避引发焦虑之情境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效用时，所涉及个体的差异往往就会出现。我虽然没有这么说，但我推测，这些与焦虑相关的“真实”个体的差异通常会被婴儿注意到，之后，他往往也会注意到他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所涉及个体的差异；其原因在于焦虑极其令人讨厌的性质以及摆脱它的重要性。也许，到了婴儿中期或婴儿后期，随着婴儿发展到能够开始区分出远距离资料(distance data)——通过视觉和听觉获得的资料，他关于使其焦虑之人(母亲，或母亲与一位怀有恶意的母亲帮手)的分化，是以某种特征为基础的，这种特征在类别和功能意义上与我们后来所谓的禁止姿势相同。这些禁止姿势包括育儿者的音调、其他方面的语言特征以及面部表情的差异等。

现在，我已列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关于一位焦虑的母亲和一位恶意的母亲帮手，第二个例子关于一位镇定温柔的母亲和母亲帮手，在这两个例子中，我强调指出，由于客观上与两个人相关的经验可能在婴儿开始对坏母亲或好母亲的人格化方面结合到一起，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人格化称为复合(complex)。在我们看来，说这是一种复合，是因为它只有一种人格化，而我们客观上可以将这种人格化的特征归咎于两个人。这中复合性的含义还应该详加考虑。我们没有理由可以推测“无用的”符号会被组织进婴儿的经验中。把两个自以为完全不同的人组织进一个经验符号中，是早期一种极其重要的能力，且这种能力在生物系列上绝非仅限于人类。而且，这种将两个(自以为)不同的人组织进一个经验符号的情况，也绝不是有人称之为“混淆”(confusion)的这样一种不幸的状况。试想在初期的人格化过程中，婴儿“混淆”了他有关两个人(即母亲和代理母亲)的经验细节，这种“混淆”就真的会使得理解人格发展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相反，如果婴儿在组织两种初步人格化(即对好母亲的人格化和对坏母亲的人格化)的过程中，接触到的是一个(这是从我们的观点来说的)相同的人，婴儿就能够分化出从中产生的经验。

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换句话说，关于不到6个月的婴儿的经验，我拥有哪些较为高端的信息资料。我只希望你们能够耐心一点，并坚信我很可能最终会给你们一点提示，而这便是我现在打算要做的事情。

这一特定推理——婴儿将他与一位“真实”母亲的经验分化为两种人格化，即好母亲的人格化和坏母亲的人格化——所可能具有的正确性，会体现在我们从婴儿期开始便越来越确定地参与的一系列发展事件过程中。换句话说，根据后来的资料——这些资料的含意是相当确定的——我对在婴儿身上所观察到的现象进行了推论，这些现象看起来似乎与后来的资料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尽管这个早期阶段的实际事件超出了参与性观察的范围，从而也超出了业已掌握的知识范围。这样看起来，如此运用推理似乎很危险，或者甚至很糟糕，但是如果你不用推理，从相当确定的内容(既包括资料，也包括含意)延伸到新领域的未知边缘，那么，要想探究任何新领域都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在提出有关人格化最初事件的这种观点时，我不得不用我自己的思维方式，根据预计日后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往回做延伸性的推理，这样便可以合理地推导出它的起点。

婴儿将主要的未分化经验分化和组织成更为复杂的经验要素，我称这些要素为符号，它们源自于两种因素的结合。其中一种是组织经验的可能性(possibility)。在你们看来，它总是未成熟的；在对某件事情做十分理智的处理之前，必定存在一种可证实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个不到6个月的婴儿能够组织符号，而且我认为，只要对任何一个6个月大的婴儿进行仔细的观察，就可以证实这一点。所以，我相信，此种组织经验的可能性是可证实的。我可以这么说，它不只限于人类，就我所知，它可以延伸至小马驹和幼犬等。除了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肯定存在)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功能效用(functional utility)，即这些符号在整合满足需要以及避免或减少焦虑(这种情况在生命开始之后不久就会出现)所必需之情境方面的功能效用。这便是我所提到的“有用的”(useful)和“无用的”(useless)这两个词语的含义——这两个词很容易让人误解。不过，请记住，当我说一个符号“有用”，或者说那些“无用的”符号并不是在生命早期阶段组织起来的，我所说的是功能性方面的效用，这是从促进某种在满足需要或避免焦虑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功能性活动的意义上说的。仅仅是在这个方面，这两个不确定的词语——有用的和无用的——在此处进入了我们的思维中，而且我确信，其他许多可能的意思将不会偷偷溜进你的思想。关键在于，婴儿从其主要的未分化经验中分化和组织起来的东西，便是对他整合倾向的有用补充，正如我前面所说，这些有用的补充通常发挥着回忆和预见的作用。

我再重复一遍，我们没有理由推测无用的符号是在在婴儿的经验范围内组织起来的。因此，在婴儿自身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境里，不存在将温柔的真实母亲与温柔的母亲帮手加以分化的过程，原因在于，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这样一种分化对需要的满足毫无促进作用。同样的道理，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将焦虑的母亲与焦虑、恶意的母亲帮手加以分化，也无法促进对焦虑的避免和缓解(这一阶段主要是避免焦虑)。实际上，不管是否涉及母亲或母亲的帮手，婴儿身上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相同的；唯一有意义的“目标”就是避免焦虑，而既然引出了焦虑，这个引出焦虑的人看起来怎么样或者自认为怎么样就几乎一点都不重要了。注72

婴儿并不分化经验中无足轻重的细节，而仅仅分化模式，即超越有限区域的事件才会有显著的差异。随之而来的满足与焦虑有着最为显著的差异，而且，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不管婴儿怎样整合必需的人际情境与解决人际情境的活动，预示着即将出现之满足的特定人物的身份都无关紧要。

在此，我想提醒你们注意一下在一开始本讨论时说过的内容：我们关于人际情境的最早的例证(也就是，唇间乳头)是以一种双重形式(即婴儿对水和食物的需要，以及母亲为此而给予温柔的需要)而得到整合和维持的。而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婴儿在即将得到之满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在唇间乳头整合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他在维持这种整合，并通过确保有足够的水和食物来满足自身需要以将其分解的过程中所进行的活动——对于你们或我在考虑这一情境时可能觉得非常重要的资料内容来说，毫无用处可言，也不会因此而得到促进。如果母亲将乳头置于恰当的位置，即放在婴儿的嘴巴能够触及的范围内，假定这种情境不会引起任何焦虑，那么，这就等于是提供满足之情境的完满整合。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情形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阶段存在着人类婴儿生存所必需的人际合作。一开始，不会出现什么显著的差异，除非提供奶汁的人——相对年长的人——很焦虑。在这种情形下，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行为和满足都会受损或倒退，婴儿也会承受焦虑之苦。正因为如此，我相当确定地推断出婴儿经验中最初组织起来的两种复杂符号：好母亲和坏母亲或焦虑的母亲。

所以，我对这样一种观点做了一番思考，即婴儿注定具有两种关于育儿者的人格化(除非运气好得让人难以置信)，而且，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婴儿不管有多少人照顾，他都只需要两种人格化。至于婴儿未知世界里所涉及的成年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关于婴儿的人格化。至此，我相信，我已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从某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说，人格化并不是某个有机体，也不是或某个被人格化了的人。

喂奶，一种人际经验

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所涉及的经验是从第一次喂奶的功能开始的。与呼吸系统和体温维持相联系的未分化经验很可能先于喂奶的经验，但是，喂奶是与口部区频繁而又周期性发生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不久之后便形成原始人格化(primitive personifications)的原始感觉，即源于此。喂奶情境中超出生理之外的因素(extraphysiological factors)是婴儿对好母亲的一种不断发展的人格化，也是母亲对婴儿的一种或多种人格化。好母亲开始于对一个好的、令人满意的乳头的辨别或分化。也就是说，它被分化成一种经验模式，这种经验模式显然不同于焦虑的乳头。人格化随着辨别我曾谈到过的各种乳头(不同于充满了焦虑的乳头)而不断发展，而且，源自于距离感受器的原始感觉会被附加到这些最初的、更为纯粹的口部资料中。据此，我推断，口唇动力机制或多或少归属于嘴部区域，但在生命的最早期也包括听觉渠道，因为婴儿所能获得的信息便是他所听到的一切。在生命早期，听觉区域开始分离为一个独立的相互作用区。在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各种类型的乳头成了经验模式(即人格化、好母亲)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即使是人格化的这一部分也已经扩展到了口部之外的区域(extraoral zones)，将双手、臀部和双足等区域的原始感觉也包括了进来。喂奶情境还包括其最重要的细节，即唇间乳头，这是它最古老的核心，由辨别各种类型乳头等额外资料来加以详尽阐释；不过，此时它所展现的是由双手等来操作的活动模式。

我们所说的躺着喂奶(nursing-when-recumbent)和抱起来喂奶(nursing-when-erect)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可观察的附属运动表明，这两种情形之下存在有相对持久的差异。现在，我要说一说婴儿的人格发展，比如，不足6个月大的婴儿的人格发展。此时，婴儿在喂奶时已经出现用手臂、腿、脚等方式来与其母亲的身体、衣服等接触，我们称这些活动为附属运动(accessory movements)。在人类身上，就我所能推测的而言，这些运动与吸到乳汁并无多大关系，而是它们往往会成为模式(pattern)，也就是说，它们会成为喂奶的习惯性伴发运动(habitual accompaniments)(我们这样说可能有些鲁莽)。即使在生命的早期，这些附属运动——它们大概提供一些原始感觉，而这些原始感觉被组织成好母亲的人格化，并成为婴儿吮吸经验的一部分——在母亲碰巧躺着喂奶相比于坐着喂奶时，也会表现出某些差异。这些附属运动，尤其是手臂和手的运动，不仅仅只是与吃奶相一致的运动，实际上也是一些行为的细节，这些行为细节可能会一直持续，成为一个人不再吃奶数年之后的活动模式。它们中的有些运动会以疲劳、全神贯注等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个人所特有的奇妙运动。

此时，喂奶情境的整合中明显涉及的不仅仅是婴儿的口部区和母亲的哺乳区。不仅仅是乳汁、母亲的体温、某些嗅觉等——这些是早期喂奶过程中所涉及的——此时会进入周期性的喂奶经验。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感觉因素。例如，婴儿的双手这个因素；婴儿在喂奶情境中所整合的好母亲，此时就包括被抓、推、拉、摩擦以及被手掌和脚底敏感表面——手掌和脚底——碰触这些要素，以及所见到和听到的与喂奶情境相关的要素等。对婴儿来说，尽管所有这些要素都是与喂奶情境一次又一次相联系的原始感觉，但它们可被推定为若干项目，这些项目可被人格化为好母亲——请记住，婴儿不会像成年人那样，把母亲当成一个成年人来欣赏。

在一些有附属喂奶行为的哺乳动物中，这种行为与乳房有着非常明显的关系，但是，就人类而言，我认为对于一个正在吃奶的婴儿来说，玩弄母亲的头发就如同玩弄她身体的哺乳区域一样常见。然而，人类婴儿的附属运动可能与把奶水吸入嘴里的实际结构几乎没什么关联，这一事实就降低了这些附属运动为好母亲(奶源)不断发展之人格化所做出的实际贡献。

区域需要与一般需要

此时，为若干相互作用区之间的转化提供能量的生物学组织因素，在这些区域中表现为动力机制，并且表现出吮吸、感受、口部运动和双手操作等需要。前面我们已经讲到过两类对精神病学尤其有益的动力机制：其中，第二类包括那些主要涉及把特定相互作用区之间的能量转化特征概念化了的动力机制。直到此时——或者我们可以说，婴儿子宫外生活的第二个月或第三个月——我们已经考量了对水和食物的需要，它们作为以一种动力机制、一种整合倾向，在喂奶情境中得到满足，而就婴儿而言，这种动力机制或整合倾向会以适当而又合宜的行为表现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展到这一点，即我们正在说口部区本身就是一种动力机制，而作为一种动力机制，它表现除了一种吮吸的需要，就像双手通常会表现出感受和操作等需要一样；顺便说一下，口部区也会进行大量的操作。我们可以说口部区和手部区(manual zone)是为了另一种动力机制，也即需要(needs)而存在；然而，这些区域(它们本身被视为动力机制)会表现出区域需要(zonal needs)，吮吸的需要便是其中的一个特例。

确实，这些区域需要必须从量上满足对由一般需要所整合的情境的解决——这些一般需要指的是对氧气、水分、食物等的需要；但是，同样正确的是，这些区域需要通常(如果不是一直如此的话)超出了这种必要的量的要求。这里所说的量(quantity)指的是在相互作用区转化的过程中所提供的能量的量(这种转化表现为以区域为中心的交换活动)。换句话说，在发展相当早的时期，诸如口部区等所需转化的能量可能大于为满足对水和食物的需要而所需的能量；这种超额会表现为活动(这种活动不是满足对水和食物的需要所必需的)的维持，而是开始成为一种对特定相互作用区进行练习的需要(我们姑且可以这样称谓)。因此，在生命的早期，为吮吸动作中的转化所提供的能量可能大于为吮吸乳汁的转化所提供的能量，这种超额部分会表现为一种吮吸的需要，这种需要并不一定与乳头相联系，与从乳头里吸到乳汁也没有什么联系。

几年前，戴维·M·利维博士的研究工作为精神病学理论这一完整取向的可能性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对于这一点的研究，最早出现在他的这一研究中，即吮吸拇指与从富有营养的乳头里获得奶汁的容易程度之间的关系。注73 如果吮吸可以很容易地满足对食物的需要，婴儿就会大量吮吸别的东西；而且婴儿的嘴唇也可以碰触到上肢和下肢(upper and lower extremities，尤其是上肢)，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婴儿提供可吮吸的东西。利维博士的基本研究将这一方面做了进一步的发展，拓展到了小鸡的啄食行为。通过实验设置，他发现，如果这些小鸡极易获得足够的食物，它们就会啄自己或互相对啄，而且，事实上，在某些情形下，它们几乎会互相啄光羽毛，为的是释出这种区域需要，也就是，为了转化能量，为口部区的活动提供食物保障，而这超出了对食物的需要。注74

所以说，在生命早期，这些相互作用区开始明显成为独立的动力机制，并且在每一个区域转化的总能量中占有或多或少固定的部分；能量只有在做功时才会转化。因此，存在着一种吮吸之类的区域需要，你可能会说，这种需要与对食物的一般需要之间，即使未必相关，至少其附属性是极强的。如果食物的供给大于区域的需要，那事情就非常严重了。但是，如果区域需要超出了食物和水的保障所需的程度，释放口部区紧张的行为就会出现，而且这种释放超出了食物和水的保障所需的程度。顺便说一下，口部区很容易得到转化所需的能量，而且，与一般需要相比，口部需要对于理解人格的发展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这方面的思考，就讲这些。

人际经验中的肛尿区域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婴儿共存中另外两个重要的区域，即肛区(anal zone)和尿区(urethral zone)。这两个终点站位于食物残渣和多余水分的排泄之处。我们可以将这里所涉及的一般需要称为对于排除有机体共存和功能活动中所涉及之固态废物和液态废物的需要。潜在于这些需要之下的紧张，会被感觉为解大便和尿尿的周期性需要；在经验这些感觉到的需要的过程中，神经肌肉器官(neuromuscular organs)两个系统的紧张具有关键的重要作用。现在，你们会注意到，我在此处的思维发展方式稍有不同。我在讲到对食物和水的需要时，并没有详细地指明任何器官在感觉到的需要中具有关键的重要作用；但是，很可能是因为肛区和尿区属于排泄区域，废物在此处“被抛出”，而且也因为我们将要讨论的各个其他方面的考虑，所以这两个区域及其感受到的需要，实际上可分解为神经肌肉器官的有意义的参照。很可能主要由于改进了的生存价值，哺乳动物的躯体组织已经能够间歇地释放这些废物，尤其是在流体较少而黏稠物(粪便)较多的情况下，为这些废物分离空间，以与体壁隔离开来。

在这一点上，我想把自己从观察中推断出的一些内容引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据我所知，这些推断并不为其他任何人的观察、研究或实验所支持，当然也并未得到我自己的足够观察和实验的支持。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提供空间分离这个要素，空间分离即有机体与粪便在空间上的分离。如同婴儿对食物和水的需要那样，他们的尿尿、排便需要也需与一位相对成熟的母亲代理人合作才能实现，他们就需要这个成年人帮助把他抱离被尿弄湿了的被褥，并帮忙擦掉婴儿肛门及周围身体表面的粪便。拭去大便的过程，需要有人清洁弄脏了的区域，特别是肛区的黏膜与皮肤(mucocutaneous)的联结处。

我们通常认为，我们身体内部的覆盖组织(covering tissue)的特点，一般情况下，迥然不同于我们平常所认为的我们身体外部的覆盖组织。刚刚我讲到我“所认为的”体内的东西时，我所指的并不是超越任何可能性的真实内部组织。鼻腔、嘴和胃肠道就其实际的意义而言都属于体外；但是，它们出于特定的躯体目的而被划归在体内，将它们与不属于身体的东西分离开来的覆盖物或膈膜(membrane)，在特性上显然不同于皮肤、指甲和头发等，后者毫无疑问是在身体外部。我想提及的一些尤其重要的细节即是这些准内部覆盖物(quasi-inside coverings)的特征：它们分泌黏液，有着供移动东西物体等使用的毛状体器官(ciliary apparatus)。这些黏液膜联结着皮肤，其联结处始终是有机体共存中的一个相互作用区，尽管还存在有耳朵那样的区域(在这些区域，黏膜与皮肤之间的联结处并不暴露在外在世界中)。凡是黏膜与皮肤的联结之处，都会有真正对完整有机体整合来说的不同寻常的危险——由于联结血液供应的特定，以及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且几乎总是存在一个提供丰富血液供应的感受器官，就好像是为了保护这两种不同覆盖膜相对比较纤弱的结构。与消化道相连接的黏膜止于肛门，也就是说，它的末梢部位是肛口，或称肛门；而且，犹如双唇一样，在肛区也有一个膜和皮肤的联结之处。它与消化道的肛端相连，此处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感受器分隔区，当这些感受器并非严格技术意义上的距离感受器时，我们可以称其为绝缘感受器(anticontact receptors)。

正如我前面所说，通过与母亲替代者合作而将大便拭去的过程，包括清洗弄脏的区域，尤其是肛门的黏膜与皮肤联结之处。在肛门区内，传导智力或智力基础的传入(即感受器)神经通路的终端器官，提供了原始感觉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它被打上了肛门相互作用区的烙印，或者被涂抹上了肛门相互作用区的色彩。我在前面就已经提到过，肛门原始感觉的这一特殊部分具有一种准距离特质(quasi-distance quality)，因为它决定着有机体与真实粪便之间的分离——这里所说的决定，并不意味着大便是由它产生的，而是表明这种分离是否真的发生。在不排便期间，大便会积聚在消化道中的一段内，肌肉壁的紧张对三块肛括约肌(anal sphincters)的最深处施加压力，这种压力会让人产生想排便的需要。括约肌是多少有点像环形的肌肉器官，在需要闭合肛门时，它就会出现，此处的括约肌是由三块肛括约肌和两块尿括约肌(urinary sphincters)构成。顺便说一下，消化道的上端有一个很像括约肌的肌肉组织，叫口轮匝肌(orbicularis oris)。它也是一种环形的肌肉组织，虽然它的精确形状通常会由于嘴形(mouth form)的改进而被掩盖；相比于其他括约肌的机能活动，它的机能活动大为改进，而且它会与其他肌肉结构的机能活动结合起来，因为包括你在吹奏铜管乐器时，口腔尽头就会发生括约肌运动。

正如我前面所说，消化道直肠部分的肌肉壁对三块括约肌的内部施加压力，于是就产生了想排便的需要。现在，我们必须区分一下直肠与肛道，前者主要是一个贮存空间，后者始于内括约肌，穿过中间括约肌，经由外括约肌一直到肛门。这一肠道这样组织，就使得任何进入其中的粪便都必定会被排掉，而且，只要排便活动没有完成，就会产生强烈的原始感觉。这种强烈的原始感觉(源自于这一肠道的终端器官)是一种特定的不舒适感，当肠道中不再仅仅只有粪便穿过，而且还有其他一些必须排掉的东西穿过时，这种不舒适感就会出现。

在婴儿后期，粪便的排泄(而不是真实存在于肛道内的东西)只有在排出的粪便真的离开肛区中的那些准距离感受器时才告停止，而且，每团粪便与这些感受器的分离，只有在排便动作完成时，才会允许另一团粪便进入肛道。注意，这是一个有可能被研究证明为错误的资料领域，但是，我相信，我对此的陈述具有充分的基础。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一团粪便与肛门的分离，对于完成排便动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你们看来，这也许是一件极其微不足道的事，但是，相比于大量正式教授的东西，它对于理论的实际意义要大得多。

婴儿在满足排便需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恰当且合宜的活动包括：肛门括约肌装置的放松，以及在肛道放空自己时，直肠道肌肉壁紧张的协调增强。在生命很早的时候，很可能是在生命一开始时，与粪便相分离这个因素就开始变得很重要，而且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婴儿人格化好母亲过程中所组织的温柔经验。

尿区的操作也是通过一种相似的腔(cavity)与肌肉壁的结合而得以完成的，即对两块括约肌的最深处所施加的紧张的压力。像肛道一样，从第一块括约肌到第二块括约肌的尿道都必须排空，并产生强烈的原始感觉，直至排尿完毕，而实际尿流期间则为例外。现在，从第一块括约肌流至后一块括约肌的尿水，在实际转移期间，原始感觉暂停，并且，只有在那个正常的、功能上完好的有用过程中断或即将结束时，它才变得有意义。在中断或结束的时候，消化道的括约肌间的部分(intersphincter parts)会引起强烈的原始感觉，这种感觉具有下述模式，即它源自于括约肌间的非排空状态，并且在它们排空时就会消失。括约肌间部分具有丰富的肌肉组织，以便于排放，除非有某种实质性的干扰，不然，排放的过程就会自动发生。排尿器官和排便器官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少了一块括约肌。

就排尿的器官而言，男性和女性在形态学组织上存在重要的差异，这些差异源于外显的生殖器官的某些部分与尿道某个部分的结合。这些差异在发展史的较早阶段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而且在婴儿期阶段还可能会被人忽视。尿道(即从膀胱往体外排尿的通道)止于一个不太常见的黏膜与皮肤的联结处，男性位于能勃起的阴茎的尽头，女性则位于能勃起的阴蒂附近的外阴部。尿道的内衬(lining)与专门的上皮相连，该上皮由具有独特特性的感受器终端器官所组成，它的重要性只体现在生命的后来阶段，即情欲动力机制开始得到恰当的发展和成熟时。

有关间歇性排尿的原始感觉的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源于：第一，尿道较深的括约肌部分；第二，尿道的末梢部分；第三，与尿道口紧密相连的表皮。你们将会注意到，我到目前为止尚未提及任何对内括约肌施压的部分(内括约肌是另一个明显不同于肛门器官的区域)。就排便的需要而言，它是直肠壁对肛道内括约肌施以不断增强的粪便压力，而肛道的内括约肌通常被看做是排便的需要。然而，就排尿的需要而言，据我所知，它无一例外地涉及允许少量尿水通过内括约肌，因而触发了这个特别敏感的内括约肌区域，并产生一种急于排尿的强烈欲望。至于内括约肌受到何等程度的压力才可能成为这个特殊区域之经验的组成部分，我并不知道，但是，与肛道的情形相比，前者远不如后者明显。

这两种排泄功能的最初表现形式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排尿方面的合作需要——与排尿需要的满足相关的温柔——可能主要是体温保持状况的一个方面，这一点显然不同于排便时的情况。尿是水盐溶液，富有溶解了的含氮废物，其中尿素十分明显。尿通常是无毒的，不含细菌及其他低等的有机物；换句话说，诚如你们可能会说到的，它通常不会被细菌、酵母、真菌等所感染。它完全是一种排泄分泌物，其数量和内容取决于体液电解质的平衡(electrolyte balance)和氮代谢(nitrogen metabolism)等这些至关重要的因素。排便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由排泄分泌物和随食物进入的不能消化的东西所构成。它的构成物，甚至是它的稠度的变化幅度也很大。它对于各种低等有机体——如细菌、真菌和酵母等——来说是极好的养料，其中的代谢物，无论是对婴儿还是成人来说，可能都含有剧烈的毒性。随着食物(而非母乳)的引入以及以前排泄分泌物的相应稀释，这一点变得愈加正确。换句话说，当营养在婴儿体内得到正常加工时，排出物并不包括纤维素，而只是黏液和胃肠道的排泄成分；但是，一旦营养出了差错，未完全消化的奶液等就会被排泄出来；随后，当食物并不仅限于母奶，而且还包括一些不易消化的食物与易消化的食物混合在一起时，这些食物进而就会与排泄分泌物混到一起，构成粪便。

胃肠道是一个兼消化、吸收和排泄于一体的通道。分泌入胃肠道内的酶(enzymes)在若干方面会产生化学转化，转化成可在水溶液(aqueous solution)中吸收且变为有用的物质。在此处很重要的这种化学变化，就像吸收功能本身那样，是时间和温度的联合功能。食物从口部区转移至肛门区的速度，对于生存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而速度允许这些有益的消化产物被充分吸收到何等程度，则是一种关涉能动性、水分和渗透紧张(osmotic tensions)的复杂功能。一般情况下，婴儿在子宫外生活头几周之后，肠内的东西在准备排出之前，往往会形成团块，不过，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在某种情形下，也有可能会出现拉稀现象。

在排尿方面，婴儿生存所必需的保育作用要相对简单一些。除了应当注意婴儿的排尿次数外，主要还要注意不让婴儿长时间待在尿湿的地方，以免因浸泡或潮湿而干扰他体内温度的控制系统，或危及他的外皮以及周围的皮肤。而排便方面的保育工作，则是另一回事。它预示着要必须将其清除。肛口也需要清洗，还需要检查大便，以推断肠胃功能是否正常，这对于生存和成长来说确实是必不可少的。对排尿的抚育功能和排便的抚育功能加以区分，非常重要。排尿受阻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除了确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外，抚育的功能仅仅在于看着婴儿不尿湿——尿湿将会干扰体温的保持、热量的散发等，而且如果长时间不尿的话，就会导致不幸的皮肤变化。但是，大便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们极易导致细菌性坏死、真菌繁殖等。我已经提到过一些事实，这些事实表明，排便彻底，并将排出的粪便从肛口处完全拭去，显然是必须做的。而且，由于婴儿身体的快速成长主要取决于肠胃功能的成功运作，因此该功能所出现的任何障碍迹象都会及时地警告某个方面可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在这些迹象中，任何人都能观察到的便是粪便的特征。

所以说，肛门相互作用区必定关涉生命早期人际特征的诸多因素。以肛区为中心的功能活动通常涉及婴儿期焦虑的各种表现形式，尤其是当抚育功能的这些细节把抚育者弄得非常焦虑时，更是如此。我这么说，指的是一些觉得极难处理婴儿脏尿布等的抚育者。在这里，就像在前面已经考量过的其他需要的情形一样，焦虑的表现与排泄需要的满足之间呈完全对立的关系。焦虑的产生往往会导致大便的滞留，并伴有愈加强烈的需要排便的紧张感。此时，可以肯定的是，进化的变迁保护了我们，让我们免遭由于焦虑的存在而造成的完全压抑排便需要的可能性。但是，焦虑的产生往往会延长大便滞留的时间；同时，直肠内的东西越多，内括约肌所承受的正常压力就越大，排除直肠里这些东西的需要也就越强烈。在尿尿、拉屎这两项排除废物的活动过程中，焦虑到底如何干扰整个原始感觉领域的问题很快就会变得很明显。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刻，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点，即大便里的水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涉食物在肠胃道里逗留多长时间的问题，水分是决定大便稠度的主要因素。换句话说，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滞留的时间越长，大便的稠度就越高，到了一定程度后，大便就可能会变得极其坚硬，数量不断积累，直至合成一个团块，以至排便竟成了一件痛苦的事情——这样，粪便在通过肛道联结处时，可能真的让人非常痛苦。因此，就焦虑往往会引起便秘这一点而言，与周期性排便需要相关联的焦虑可能逐渐地——比如，在婴儿期生活的第四、五或第六个月——与正常满足排便需要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痛苦相联系。这时，这种痛苦并未消除排便的满足感，但是，这种痛苦绝不是有关施虐—受虐狂的引人注意的疯狂想法。因此，有关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这一特定区域，焦虑的显著影响之一在于，在满足清空肠道内粪便这一需要的过程中，它有可能会导致实际的肉体痛苦。

第八章　作为一个人的婴儿

婴儿对自己身体的分化

正如我已经提出的那样，从它虽然是满足婴儿对水和食物之需要的主要相互作用区，但它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过剩(excess)，超过了分派到该区域的能量需要这个意义上说，口部区是一种独立的动力机制；这种过剩表现为吮吸、舔嘴唇等需要，这些需要与对饥渴的需要或满足全然无关。在这种情况下，在各种以该区域为特征的活动中，会出现一些可以笼统地称之为“愉悦”(pleasure)的东西。

婴儿在6个月大时，就会表现出来许多区域需要，其中一些需要与符号过程(sign processes)相关。不断成熟的过程快速进行着，例如，两只眼睛以双眼视觉和对距离的视觉判断所必需的方式会聚(converge)。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婴儿在6个月大时就特别擅长判断距离。6个月大的婴儿，两只眼球的特定协调活动已经成熟，这样，中央凹(fovea centralis)——每一个视网膜上最为敏感的视觉中心——就能够瞄准正在注视的特定物体。此外，两个或多个相互作用区的协调活动也在这个时候频繁出现。有一段时间，婴儿的两只眼睛便已经能够转向声源，而到了6个月大时，婴儿的整个头就会经常朝着声音的方向转动。手和臂的运动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还能够把抓到的任何东西都塞到嘴里。手和嘴的协调活动是这两个相互作用区早期协调的一个重要方面。婴儿在早期数月期间，差不多就是以这种方式运动的，譬如，他会把用手所能拿到的任何东西放进嘴里，而且，他通常会用嘴巴笨拙地舔、吮吸、玩弄这些东西。所以，手指、脚趾，以及一切可以抓到的东西，都是用嘴巴来加以探索和利用的。

这种手—口协调的结果，便是开始了对一种极其重要的经验模式的辨别——将婴儿的身体从宇宙万物中分化了出来。如果我们把这一经验比作婴儿对乳头的分化(即把乳头分化为好且令人满足的乳头、好但不能令人满足的乳头、坏的乳头)，那么上述观点很可能就会变得更清楚明晰一些；婴儿对乳头的这种分化主要是一种区内辨别(intrazonal discrimination)，也就是说，主要是在口部区内产生的一种原始感觉组织；虽然双眼在一开始并未分化成一个重要的相互作用区，但却逐渐地在发挥作用。不过，在手—口协调方面，我们所讨论的是以一个以上区域的原始感觉为基础的分化。既然婴儿在吮吸拇指时不能吸出奶水，那么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该拇指因此而被婴儿归入坏的乳头一类——尽管它适合于满足吮吸这一区域需要；但是，该拇指是独特的，不用于任何乳头，因为它实质上是区域原始感觉的一个源头。拇指通常会感觉到被吮吸。

这里所涉及的周期性多区域原始感觉(recurrent multizonal sentience)在许多方面都显然不同于这样的周期性多区域原始感觉，即距离感受器与口部区、手指或肛区的接触感受器一起参与其中的周期性多区域原始感觉。正如我在前面较为详细解释的那样，后一组多区域原始感觉既为对好母亲的不断发展的人格化提供经验，同时也为一些促进对坏母亲之人格化的不适因素提供经验。婴儿的恰当活动——虽然这种活动通常适合于唤出好母亲、好且令人满足的乳头，以及好母亲确保会让其满足的合作——并非总是有效的。有时候(至少在短时间内)是全然无效的。有时候，它会严重受挫，而且坏母亲会出现并接近他，最终导致焦虑，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导致实际的痛苦。

但是，婴儿为了确保唇间拇指(thumb-in-lips)情境而做出的恰当活动一旦成了模式，便始终是适宜的，除非它受到焦虑的阻碍。当然，一定数量的试误学习(trial-and-error learning，我们在后面将会讨论这一点)对于婴儿合理地保证将拇指放入嘴里的活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随着神经肌肉器官的成熟，它就会逐渐变得相当可靠。只有在婴儿感到焦虑时，它才会失败。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失败并不在于它没有被组织，而在于它成了不断发展的伴有焦虑的经验体系，也就是说，焦虑经验体系的一部分。当婴儿焦虑时，这种焦虑要比由于焦虑而阻碍的事物明显得多，以至这种失败不会被组织成为创造唇间拇指情境而做出之活动的失败。在唇间拇指情境中，没有哪种失败会被组织进婴儿的经验中；婴儿这一操作(吮吸拇指)所取得的始终如一的成功，随着他不断地接近预期的目标，而在多区域经验中被明显地区分了出来。这不同于吸引母亲出现、获得食物、吸引母亲给他清洗和盖被子等活动，因为后者即使恰当且合宜，但偶尔也会失败。就婴儿而言，他们所预期的满足(foreseen satisfaction)会将其各种需要分化出来。对饥饿的预期满足有可能(至少会在短时间内)会相当严重地受挫。但是，当唇间拇指情境是适当的情境时，对吮吸这一区域需要的预期满足便总是会带来满足的实现。所以，这便是该情境与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情境(这些情境与婴儿明显相关，且对其很重要)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

婴儿到了6个月大时，抓取动作、通过动觉感受注75把手放进嘴里这一动作、吮吸，以及其他将任何东西放进嘴里的操作——所有这一切在许多情形里随着视觉和其他相伴的原始感觉而大大地进步了。但是，在婴儿的经验中，即在这般抓取、把东西送进嘴里并摆弄的经验中，他能放进自己嘴里的仅仅是他自己身体的一些部分(通常是他的拇指)，总能感觉到被吮吸，且被口腔摆弄。因此，在一切被放到嘴里的东西中(这些东西事实上就等于是一切能被移动的东西)，拇指是唯一感觉到被吮吸同时嘴又“感觉到在吮吸”的东西。

现在，手真的会感觉到一些与送入嘴里的各种东西的口部操作相关的事件，但是，这些手部经验和与之同时发生的口部经验相对来说是多种多样的。手会感觉到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一个球、一块积木或床栏。手可以感觉到这个球或这块积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同时，嘴也正在感觉这个球或这块积木，但是，就我们在此时刻所能推断的而言，手的感觉和嘴的感觉与这个物体都没有特殊的关联。手上会有一种原始感觉，随着时间的持续，这种感觉会大大增加我们对物体的熟悉程度；同样，唇上与嘴上也会有十分强烈的原始感觉，这种原始感觉也会大大增加我们对物体的熟悉程度。不过，我们并没有特殊的理由认为有必要或者很可能将它们组织进特定物体的任何单一概念中。这与唇间拇指经验完全相反。可以说，放进嘴里的物体(而不是拇指)让手产生的所有这些感觉会结合到一起，组织成关于在可用手提取之物体中生活的原始感觉；但是，在这些情形下，手部触觉与口部的各种感觉要素之间完全一致的情况并不会出现。

下面这样的情况也可能经常出现，即抓取奶瓶而产生的手部感觉与玩弄乳头而产生的口部感觉之间存在着相当持久的一致性，但是，感觉到的口部需要、手部需要与对满足的预见(这种预见是通过整合恰当情境的活动实现的)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成功的。而且，这种有关奶瓶和乳头的情境——到了6个月大或者再稍大点，婴儿便能够抓住奶瓶，并将奶嘴放到嘴边——实际上确实依赖于某人提供奶瓶，而如果奶瓶掉落的话(婴儿想要奶瓶时并非总会发生这种情况)，则有赖于婴儿能够够得着奶瓶。事实上，极为常见的情况是，婴儿要得到奶瓶和得到母亲可以为其提供乳汁的乳头往往需要付出同样的努力——他们必须哭叫——而婴儿到了6个月大时，他们常常无缘无故地大哭大叫。所以说，虽然唇间拇指与预期满足之间总是存在某种关系，但这绝不是与任何其中存在某种中介物(比如，手与嘴唇之间的中介物)之情境之间始终存在的关系。唇间拇指是可靠的，可以独立地唤出好母亲；婴儿不需要他人的合作，便能够使其产生，也就是说，独立于任何人格化的过程，不管是好母亲还是坏母亲，都是如此。尽管婴儿不能靠吮吸拇指来生活，也不能因此而满足他对食物和水的周期性需要，但是，通过在满足这一特定的口部区域需要方面(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这一特定的口部区域需要可获得的可转换能量通常超出了哺乳行为所必需的能量)，将自己的经验组织成自足的经验，婴儿已变得成熟，并获益颇多。

感觉到之需要的相对恒定的一致性，通过适当且合适的活动对满足做出的预期，以及在保证预期之满足方面依赖于一个至少隐约认得的他人的合作——所有这一切很快都会逐渐地成为一个主要经验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经验模式是用“我的”(my)这个词来标志的，更具体地说，是用“我的身体”(my body)来标志的，如果用专业的术语来说的话，则是用“我的心灵”(my mind)或者甚至“我的灵魂”(my soul)来标志的。请记住，我在这里暂时忽略了焦虑对抗——从阻碍的方面而言——恰当且合宜之活动的经验，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这种恰当且合宜的活动往往会带来焦虑经验(experience-with-being-anxious)、焦虑时的经验(experience-while-being-anxious)或带有焦虑色彩之经验(anxiety-colored experience)的组织，因此并不计入有关需要及其满足的资料的组织。唇间拇指的情境是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情境，在其中，两种区域需要都会通过一个恰当且合宜的活动而获得满足，这个活动是婴儿不需要与成人合作便能完成的，也就是说，在此活动中，不需要唤出好母亲，而且在这个特定的阶段，也没有唤出坏母亲的危险。这便是第一种这样的情境，即在其中，感觉到的需要与对其满足的预见通过某种活动(这种活动总是恰当且合宜的)以及两种区域需要的满足，而一直存在恒定的一致性。

这是一种经验模式，或者说，是一种将被组织成模式的经验。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将随着年复一年的进一步经验而发展成一种符号——一种非常复杂、富有意义且丰富的符号；这种符号是人们称之为“我的身体”的资料组织，从某种不甚确切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可能包括任何从严肃的意义上将“我的”一词用于其上的事物中。当然，我并不是说，婴儿吮吸拇指和感觉到拇指被吮吸的经验马上就会发展成为一个关于其身体的重要公式(considerable formulation)。但是，这是该公式的起点；它是经验的典型(type)，或者说是活动序列(activity sequence)的典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经验的范例(paradigmatic of experience)，据说其中包含“我的身体”。鉴于我们后面将要谈及的各种理由，正是这种模式，即“我的身体”［它与牢固确立的独立感(feelings of independence)，或者你也可以说是牢固确立的自主实体(autonomous entity)感之间有很大的关系］，已成为把握人际关系方面发展的一大障碍，但支持我多年来称之为独特个性的错觉(the delusion of unique individuality)注76的东西。这个不同寻常的、以“我的”为特征的经验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它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怎么会早在婴儿于子宫外生活6个月时就出现？试图弄懂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让我们知道了要从这一大类经验中分离出来是多么的困难，后一种情况在复杂化人际关系方面会产生恶意、误导的作用。任何出现得如此之早的经验，其主要的发展都有着很难从理性上加以理解或系统阐释的根源。

下面让我们简要归纳一下这种经验的起始，到了婴儿中期，婴儿的双手就会开始探索其生活空间中一切可接触的部分，而且，他还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物体，这些物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自我感知类(self-sentient)和非自我感知类(non-self-sentient)。拇指便是我所说的自我感知类的经典例子。婴儿不仅用手，而且用嘴，更确切地说，用手—嘴的合作来发现它。嘴巴会感觉到拇指，拇指也会感觉到嘴巴；这就是自我感觉。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这是一个重大发展的起点。但是，双手在不连同嘴巴的情况下，也会进一步增加这同个一般领域所能阐述的大量感觉，这种阐述的基础是，尽管双手触及的很多东西都会被手感觉到，但它们不会感觉到双手，不过有一些东西，不仅会被手感觉到，而且，它们也能感觉到双手。对于前者(自我感觉)的理解，通常会成为附加的前信息(pre-information)或信息，很快就会被组织为关于身体的概念；而对于后者(非自我感觉)的理解，将(不过，这显然是后来才发生的)成为有关外部现实——身体之外的东西——的复杂概念和错误概念的组成部分。

有人可能会随口就说，婴儿此时正在“学习”他自己的身体。这一说法虽然客观，因为人们可以据此用一般的措辞把婴儿正在做的事情描述为所观察到的事情，然而，就促进对人格发展的研究而言，这却是极大的误解。从婴儿的视角来看，不管用什么样的理由，大量对婴儿行为的解读都不可能是这么回事。

焦虑对婴儿认识其身体的影响

在婴儿对于哪些是属于婴儿的东西认识——哪些是自我感觉，哪些是既能去感觉也能被感觉到的东西——受到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由于构成婴儿可证实之客观世界的成年人越来越多了而导致的)之前，并不会朝多个方向快速发展。婴儿之所以甚至不能自由地获得对其身体的认识，原因有二，其中一个我们在前面已经稍有提及：首先是育儿者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即养育婴儿，并使其成为一个正派、为社会所接受的人；其次是育儿者所持的各种信念，其中一些信念可能是有效的，也就是说，接近于宇宙中所固有的东西，尤其是接近于养育婴儿的过程中所固有的东西。

这些社会责任和信念，很快就会开始干扰把拇指放入口中的情境。手部区域的倾向不仅在于抓取东西并将其送入嘴里，而且还在于拉扯、笨拙地玩弄东西，等等。由于手部区域对其所接触到的东西所产生的这种影响，也由于此时牙齿的萌生，因此，人们认为——对此，我也毫不怀疑，其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正确的——过多地将拇指或手放进嘴里，会导致美学方面的不幸，甚至还很可能会导致消化功能方面的不幸、牙齿畸形等，因此，如果不对这种行为做出干预，婴儿就可能会长出龅牙。于是，为了美观而需要做正牙干预，而这又需要一笔昂贵的开销，而且还不受孩子的欢迎。所以，对许多育儿者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采取措施干预婴儿最初的自足(self-sufficiency)冒险行为——吮吸拇指。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其在婴儿看来，等同于禁止姿势等)，这种焦虑会干扰婴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即从某种奇妙的意义上说，他自己的身体始终是可靠的。于是，婴儿以吮吸拇指来满足嘴部过剩区域需要的活动，被育儿者视作需严厉禁止的行为。据我所知，这种严厉禁止从来都不曾立马生效，而且即使生效了，婴儿也依然会在母亲不在身边时吮吸他的大拇指。因此，唇间拇指经验总是会发生；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不吮吸拇指的婴儿。为防止婴儿做出吮吸行为便让婴儿的手离开嘴巴的做法，无异于抑制器官(restraint apparatus)，而且，这般早期抑制的结果很可能会导致我们可以想到的不属于人类的行为。于是，婴儿总是会有这样的发现，现在对这种发现的称谓可能有多种，如自足(这种称谓让我更为担忧)或自主性欲完满(autoerotic perfection)。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即在这种发现之前，婴儿已屈从于照看者这个文化载体的强大压力，唯恐因此而带来坏的影响。

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通过对手的探索，婴儿会发现除了嘴巴之外的许多东西——其中包括脚、肚脐、肛门和外生殖器。就我在与育儿者的偶然接触中所发现的而言，大多数育儿者对于婴儿关于肚脐的感受不怎么当一回事；到了婴儿的双手能够灵活地玩弄肚脐时，肚脐很可能已经愈合得非常好了，因而不存在致命的感染危险。而且，由于身体呈蜷曲状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运动模式，例如，在很早的时候，婴儿的手与脚便可以互相接触；这一切在母亲看来都是完全正常的。

但是，从几何学的观点看——会阴区(the perineal region)、肛门和外生殖器的感受——还有一种同样便捷的探索，这种探索按照育儿者的判断，却是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诚如我在前面所提出的，我们有某个确定的理由可以认为(这个理由很可能是人类组织中根深蒂固的)，婴儿至少会与尿和粪保持一定距离。尤其是在西北欧文化中(如果可以这样来描述一个文化区域的话)，婴儿显然都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即大便有害，甚至肛门区域也是有害的。任何一个母亲都知道，婴儿会把摸过肛门的手直接放进嘴里；由于细菌学说的快速发展，以及对生理纯洁和性纯洁的怀疑——这些均被写进了所谓的西方文化的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中，而这进而又成了犹太教的基础——因此，许多母亲觉得，一根手指在摸过阴部之后便放进嘴里，将会带来很大的灾难。因此，对于婴儿用手碰触大便，或者用手摸弄肛门区的做法，育儿者通常会感到极其厌恶。而且，即使育儿者并不这般看待这些事情，她也知道，大多数他人都是这么看的。因此，育儿者越早制止她的孩子摆弄身体的那个部位，她在社区中的地位就越高。正因为如此，在许多情况下，母亲们在强行禁止婴儿吮吸拇指的同时，几乎总是强行禁止任何摸弄大便或肛门的行为。

尽管与情欲点相关的社会责任和信念稍微有别于适用于大便和肛道本身的社会责任和信念，尽管它们常常会被混淆，也就是说，它们事实上常被一起提及。这些信念和社会责任——在我们目前所谈及的这个社区中，摸弄自己的生殖器和他人的生殖器，会危及公共礼仪和个人地位——往往会导致育儿者必须强烈禁止婴儿用手探索外生殖器。

因此，文化方面对于粪便的强烈禁忌——甚至是对于泥土(因为它最终会含有一些粪便的成分)——以及有关玩弄外生殖器，甚至是看一下外生殖器的强烈禁忌，都有可能唤起育儿者的焦虑情绪以及各种与焦虑交织在一起的感受。育儿者的焦虑程度，以及焦虑在何种程度上构成某种混合情绪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与这两个活动领域联系到一起。一方面，育儿者的态度可能是这样的，用我的话说，婴儿只需要成为适合在他那个特定社区生活的人，也就是说，他会逐渐地失去对排出的粪便、有知觉的肛门和外生殖器(它们既可以去感觉，也可以被感觉到)的兴趣。母亲会从习俗、信念等方面非常明确的考虑来让婴儿失去这种兴趣，而且，她认定，只要婴儿参与其中，就会发展出为社区所接受的兴趣。另一方面，育儿者的态度也可能是这样的：由于婴儿玩弄阴茎，育儿者就会陷入一种持久而又非常严重的焦虑状态中，譬如说，当婴儿的手沾染上了大便，她就会陷入一种持久而又严重的焦虑状态。有时候，一个先前不了解这一行为的精神病医生就会说这是一种明显的严重心理障碍，也就是说，育儿者患有重性精神病。这种态度可以通过让婴儿产生难以承受的焦虑，从而成功地消除他拨弄生殖器的机会。因此，育儿者的社会责任和信念很容易就会干扰婴儿可依赖的、独立的、为满足纯粹的区域需要而做出的适当且合宜的行动，且这种干扰的程度是惊人的。而这有可能会导致育儿者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如果事实上没有疼痛的知识灌输，或使用可信的矫正干预(orthopedic interferences)，禁止姿势就会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快——这些努力将倾向于强化将这些具有“己有性”(ownness)的区域隔离成古怪的东西，对此，我们很快就会将其作为所谓非我(not-me)的人格区域来加以讨论。

因此，育儿者(她们很可能是文化、偏见、心理障碍等的化身)通常会给经验模式(这种经验模式很快就会表现为被称为“我的身体”这种非常广泛的符号组织)的发展带来很多补充和限制；因此，我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这么说，即没有哪个人能够成为只以成熟态度对待自己身体的人，换句话说，没有哪个人能够只获取通过使用成熟人类能力才获得的那种程度的信息。

面部表情的学习

为了更为全面地了解婴儿中期——6~8个月的婴儿——所发生的事情，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另一个业已发挥作用的极其重要的人际过程类型。面部表情学习(learning of facial expressions)中所涉及的人际过程与“我的身体”的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可以称其为一种己有性变化(vicissitudes of ownness)。

我们生来就有联结头部骨头和软骨的肌肉器官，这种肌肉器官能为婴儿这种潜在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的生存做大量有益而必要的事情。这些肌肉结构中有许多都位于相对较薄的覆盖物——皮肤、脂肪组织等之下。这些肌肉——神经中枢和肌肉组织本身——的效应器能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姿势的紧张度(postural tonicity)。许多骨骼肌也能够表现出这种姿势紧张度，只是方式不如前者那么精炼。这种姿势紧张度与最为简单的功能并无直接的关系。例如我手臂部位的这些肌肉，其最为简单的功能在于牵拉我的手臂，而且，通常情况下(除非我睡着了或身体失去了知觉)，这些肌肉可以保持一种姿势，这样，只要恰当地激活它们，它们立即便能够牵拉手臂；也就是说，当我把手放在大腿上时，这些肌肉并不是无力地垂在那里。相反，它们是以这样一种姿势放在腿上，即当我绷紧这些肌肉时，这个姿势让我可以立刻抬起我的前臂。我们通常称此为姿势紧张(postural tension)，而且，就手臂肌肉即许多其他肌肉而言，这种姿势紧张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休息状态，这样，如果有几何的变化(changes in geometry)，便可立刻生效。

由于面部有很多这种效应器结构，因此它的姿势紧张与臂部的情形大不一样。虽然一个人在咬一根约0.3米长的铁钉时，从其表情便可以看出，他的嚼肌和咬肌保持着一种非常高度的姿势紧张，但即使是我们称之为情绪表情或表情姿势(emotional expression or expressive postures)的这些极端例子中，这些肌肉也并非随时就能轻易地准备好行动。事实上，转换面部许多肌肉的姿势紧张模式，就会导致面部表情出现大量的变化。

到了婴儿中期，仅仅是因为与育儿者及其他重要他人的接触，婴儿便已经习得了一些正确和错误的面部紧张模式。在所有这些学习中，最为重要的是通常称之为微笑(smiling)的面部姿势的协调与姿势的变化，也就是表情的运动。有人可能认为(事实上，我确信多年来人们也是这样教孩子的)，人生来就有微笑或诸如此类的本能，而我认为，除此之外，人还有表达各种事情(从敬慕到厌恶等)的本能。但是，当我们将自己的目光移开自己的社区，去看一看那些迥然不同的文化区域(例如，在大战以前和西方文化传播时期的巴厘岛或密克罗西亚岛)的婴儿时，这一极其简单的观念受到了挑战。非常奇怪的是，在这些地方，有些人似乎并不具有我们所说的微笑本能，相反，他们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其微笑本能，这种方式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你在另一个相似的情境里注意到其他人也是以这种方式表示微笑时，才知道原来那就是微笑。问题在于，人类面部的静止表情无穷无尽，而且，这些所谓的表情肌肉之静止状态又有无数的变化。所以说，所谓表情之数目确实多得惊人，这些表情最初通过未分化经验的组织，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不同区域的感觉的结合，逐渐从大量面部活动中挑选出近似于文化载体视之为表情的东西。这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各种面部表情得以形成的方式。

面部表情始终是姿势紧张与运动的结合。也就是说，例如，一种固定的皱眉蹙额的方式，很快就会丧失其与任何人交流的能力，而且会被视为一种脸部特征。但是，对于彼此相识的人来说，即对于处在相同文化或几近相同文化的居民来说，从某种暂时固定的姿势到另一种暂时固定的姿势的规定性变化，有着重大而又可靠的交流功能。这些表情都是习得的——而且，这种学习是在焦虑影响之下(或没有焦虑的影响)通过试误进行的。在成功的情况下，没有什么禁止的东西，没有欣快所带来的令人不适的干扰。而在失败的情况下，欣快会产生干扰，而且还可能是因为社会责任、对智力发展的预期，以及育儿者对婴儿的影响等因素。因此，人们事实上是在焦虑的影响之下，通过试误学习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的。现在，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婴儿在其生命伊始哭叫时是什么样子的，而将讨论他在满12个月大哭叫时的样子，到了12个月大时，婴儿的哭叫通常会表现出育儿者的预期、较小禁忌姿势的使用、焦虑等的大量影响。

音素的学习

现在，我将简要介绍另一种类型的学习，它出现于婴儿中期，对此，我将较为详细地做一讨论。如果婴儿没有任何遗传上或病理学上的不幸，到了6~8个月就会出现一种学习形式，它是在以后生活中居于绝对重要地位的人类潜能的一种表现：它并非焦虑影响之下的试误学习，而是通过学习人类榜样或模仿人类而进行的试误学习。在这里，它不是指育儿者(她决定着成败)带有焦虑色彩或保护欣快的态度，而是指婴儿业已发展了的两个相互作用区之间的协调。我们在前面曾谈到过协调的发展，即婴儿将拇指放进嘴里。这似乎是由人类以及某些密切相关物种之中枢神经系统中的某个相当惊人的联结来安排的，对人类以及某些密切相关的物种来说，嘴巴是早期认识现实的主要工具。但是，我刚刚所说的两个区域之间的协调，是指当我们第一次提到它时，也即当我们谈到婴儿听见自己的哭声时，我们尚未把它分离成区域的那种协调一致。下面，我来谈一谈作为一个独立的相互作用区的听觉。声音产生与听觉区活动之间的微妙协调，随着成熟而不断发展，此时，婴儿正在对所听到的各种相近的声音“进行实验”(experimenting)注77，不用说，这些声音当然是他人发出的。婴儿无需模仿他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就在那里，而且一直都会在那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第一件事，便是出生时啼哭(birth cry)，我曾提出，这种啼哭是婴儿听得到的，但是，它也很可能是通过骨传导(bone conduction)或其他固体传导(solid conduction)才听到的。不过，我现在要谈论的是试误学习这个较长时间的过程，据此，婴儿开始使他自己发出的声音接近于他所听到的声音。这一发展(追本溯源，往往出自我们平常称之为咯咯声和咕咕声等颇为奇怪的噪声)在之后数月里继续发展，经过牙牙学语的阶段，真正到达声音连续体上的那些特定站点(particular stations)，这些站点就是音素(phonemes)，婴儿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就是凭借这些音素来建构其语言的。如果婴儿失聪，那么，这种发展就不可能出现；如果婴儿生活在一个完全寂然无声的环境里，那么，这种发展也不可能出现。但是，除了这些情形之外，早在婴儿出生后8个月，听觉感受器和发声器之间的协调便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事实上还获得了正确发音所需的初步能力，不久之后，语言的整个结构便由此形成。

第九章　学习：经验的组织

现在，我想开始讨论一个十分重要但我却从来都未能很好地加以控制的领域。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需要多学科思维的领域，但很遗憾的是，那些或许能够为这样一种多重取向增加最多贡献的人，就是觉得精神病学家与该领域无关的人——这是同行业对抗的一种形式，我相信，这种对抗形式将会逐渐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现在，我想开始讨论的主题是学习(learning)，也就是经验的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到目前为止，婴儿的成熟过程尚未包括任何或多或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对此，我们在后面将会论及)——例如，语言的习得(不同于极少数被他人认同为词语的声音)、与同伴交往的需要、其他一些标志人格发展阶段的成熟过程。不过，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系列真正会让人感到吃惊的潜在能力的成熟过程，婴儿到了9个月，就会表现出通常不会让人误解的过程迹象，这些过程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模式，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为人类生活方式所特有。成熟已在进行，从而形成由人性动物变成人的能力，经验也会在各种机会中得到组织，这些机会有的是由于与哺育者合作而获得，有的则在相当偶然的客体物理环境中获得。

因此，婴儿在9个月大时，便出现了经验的组织，这些经验组织表现为构成人类生活全部类型的许多行为范畴中的回忆和预见。不用说，我们都知道，这些组织的发展还不完善。但关键在于，它们表现出了各种模式，这些模式使得婴儿在9个月大时，很可能已经组织起了人类生活中一个大领域的各种雏形。这些组织表现为所涉及的各种动力机制的发展，既包括适宜情境中整合(integration)与维持(maintenance)的动力机制，也包括在解决各种情境时——在将获得满足作为目标时——行为的矢量特质(vector quality，即适当性与充分性)。稍微变换一种说法，我们可以说，对9个月大的婴儿所处各种情境的密切观察表明，在他们身上，已经存在一个相当大的经验组织，我们可以称这个组织为适当动力机制的发展，这些动力机制既用于整合和维持情境，也用于选择——我是在十分广泛的意义上使用选择这个词的——那些适当而又充分的能量转化或活动，以完成对情境的解决，也就是说，以满足所涉及的需要。

我们可以把这一发展视作各种学习过程(这些学习过程以婴儿各种能力的不断成熟以及表现这些能力的机会为必要基础)的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能力的机会还包括一个元素，即与哺育者的合作，也就是人际关系要素。首先，人的能力总会成熟；其次，人必须拥有适当而有用的经验，这样，能力(在致力于目标的活动中实际表现出的能量转化)才会出现；我们称之为学习过程的这种经验与后者有很大的关系。

通过焦虑的学习

现在，我打算对学习过程做一探索性的分类。我认为，所有学习中，第一种毫无疑问是与焦虑有直接联系的学习。我在前面已经试图提出，并且还将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严重焦虑对于信息的获得很可能没有任何帮助。严重焦虑的后果，通常会以某种方式让我们想起头部受到的一击，因为这样的一击简简单单地就消除了近似于焦虑出现的东西。如果你的头部遭到严重打击，那么日后你将极易患上不可医治的完全遗忘症，包括你可能连头部遭受打击之前几分钟发生的事也想不起来。焦虑也会产生与无用混乱相似的效应，而且，还可能会使焦虑发生之前的感觉因素出现无用的障碍，这是一种非常显著的现象，以至于在后来的生活中，心理治疗的主要问题经常得围绕着让患者看到何时需要对焦虑进行干预这个问题，因为那个区域已经出现严重障碍，就好像它已经不存在了一样。

通常情况下，不那么严重的焦虑确实会使得某种导致焦虑的情境逐渐成现实，而且，毋庸置疑的是，甚至从生命伊始，就存在某种具有抑制性质的学习；也就是说，存在着某种迁移(transfer)，即“我的身体”的属性向宇宙的“非我”方面迁移。不过，尽管存在所有这些因素，但生活中具有最大教育影响的无疑是焦虑，且是无限制的焦虑。

从广义方面看，更为重要的是下一个学习过程，即以焦虑梯度(anxiety gradient)为基础的学习，也就是说，学会辨别焦虑程度的不断增强，并学会在朝着降低焦虑的方向改变自己的活动(事实上，在我们在所处的特定社会中逐渐成为可以接受的人方面，这一点很可能也非常重要)。正如我在前面所说，梯度这一概念，或许可以用温泉附近变形虫(阿米巴)的分布来加以说明。水中的热传导将会导致出现一个温度梯度：从极高的完全超过变形虫生存温度极限的温度，一直到低于变形虫成功生活所需的温度。对变形虫的成长来说，有某个温度是最佳的，处于这个温度之下，变形虫的密集程度将很高。但是，由于变形虫的特性，或者是由于只能容纳一定数量变形虫之物理空间的特性，变形虫的密集度会朝两个方向变化。有些变形虫因进入了较热的水区而很快变成三角形状，还有些变形虫(很可能是较劣等的变形虫)则由于进入了较冷的水区而长出了尾巴。导致变形虫密集度降低的因素，尤其是从热水方向撤退出来的因素，是变形虫要回避其成长过程中所不能忍受的温度，这与任何生物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其他活动相比，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这些变形虫由于受到热能的影响，其密集度会在距离热水一定距离的某个地方骤增，并且朝着冷水的方向相当缓慢地降低密集度。

欣快何时开始减弱——人们何时变得焦虑，这个问题在人类生活的早期就开始有所区别，而且确实存在着一个梯度的区别。焦虑和欣快的全或无(all-or-nothing)特征，在生活早期就已经消失——事实上，我怀疑它是否存在过——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大量的人类行为都是在从焦虑到欣快这个梯度的基础上习得的。例如，用手指摩擦肛门区所带来的满足感，在某种情形下——哺育者这位社会监察员在场时——可能会使得焦虑骤增，以至于在生命早期就可能确实存在这种学习。首先，婴儿可能会习得当哺育者在身边时不该出现这种行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纯焦虑(pure anxiety)而习得的；其次，婴儿可能会习得，毯子摩擦肛区这一特殊情况——即使婴儿并不认识到毯子本身——似乎很少具有焦虑骤增的显著特征。所以，此时，对肛区的直接操作可能会被限制，从而进入睡眠期，或者，如果冲动甚强的话，可能会从事一些中介操作。

现在，如果说我已把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了的话，你们就会发现，我在这里为一类极其重要的过程提供了一个公式；我从未为这一过程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名称，因此，我依然采用最为传统的精神分析观点中的一个古老术语——升华(sublimation)，即解决情境问题(主要是关于区域需要的情境问题)的长线迂回方法——这是一种业已证明为社会所接受的长线迂回方法。然而，在考虑婴儿期这一阶段时，我们不应根据冲动、社会可接受性等术语来思考，而应认识到，实际上可以描述和可以理解的因素是焦虑梯度，而且，通过焦虑梯度进行的学习通常包括一些无理性可言的把戏(它们会使婴儿获得满足而不会导致其产生明显的焦虑)。不用说，它始于这样的时候，即母婴双方都认为有效的公式完全无法想象之时。

[因此，婴儿]学会了根据这个焦虑梯度画出一条路线。为了避免变得更为焦虑，一些简单的操作(它们可以缓解某些需要的紧张)不得不变得更加复杂。当儿童无意间便采用某种局部的、稍欠完整的但又回避焦虑的(这种焦虑通常出现在最为简单的让人充分满足的活动中)活动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数月之前便已表现出成熟的升华作用……升华作用究竟在两岁时复现还是在52岁时复现，不是一个可以沟通的意识思维问题，而是在避免焦虑或使焦虑降至最低限度的过程中，以不完善反应方式来实施的参照过程的结果……注78

这一无意间的发展(它是升华的模式)成了学习如何做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学习如何做人也就是，学习如何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表现出应有的行为。

其他学习过程

另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是为了缓解需要紧张而通过“尝试—成功”(trial and success)技术所进行的学习。例如，为了满足吮吸的区域需要，婴儿通常要学习如何把拇指塞入嘴里的适当位置。这事实上是通过手的尝试运动来完成的，辅之以一定数量的视觉和大量的动觉(kinesthetic sentience)。期间，难免会出现一些失手的情况，但也会有一些命中的情况，命中数便是将拇指成功塞入嘴里的次数；正是这些成功，被标注成了“习惯”(habits)——虽然“习惯”有许多不幸的内涵。换句话说，成功是感觉和效应器冲动发挥作用的模式。

因此，尽管婴儿的手所进行的操作性尝试中，有无数的尝试都失败了——这在婴儿期或许还不太让人吃惊——但其中一些取得了成功。而且，有关婴儿的研究表明，一次成功具有一种真正非凡的固着力量(fixing power)。换句话说，凡起作用的东西，不管设计多么有误，都很容易成为个体活动资源的一部分，这一点就连在成年期生活中也是说得通的。所以，仅次于通过焦虑梯度所进行之学习的，便是这种通过尝试—成功技术来做事情的学习。

在婴儿后期，并且从那个时候起直至整个一生，学习的一个重要过程都是通过奖惩(rewards and punishments)来实现的。这种学习很可能在婴儿早期就已存在，但是较难确定，因为在这个阶段，奖惩学习必须依赖于共情因素。

在生命早期，激励学习的奖赏很可能开始于爱抚(fondling)，即对孩子施以令其愉悦的操作。奖赏一般采取变化的模式，从对孩子相对冷淡到主动对他正在做的事情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兴趣和赞许。追求“观众反应”(audience response)的需要，在人类生活的早期就已非常明显。

惩罚通常包括体罚、拒不接触、不予关注，当然还包括诱发焦虑——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惩罚。我不明白，惩罚除了会引起焦虑外，为什么它不能作为一种教育的影响。痛苦在生活中具有十分有效的功能，孤独和对强行隔离的预期，即“对放逐的恐惧”(fear of ostracism)，早在发展的第三阶段便是一种重要的影响。

下一个极其重要的学习过程，是人类榜样的试误学习。在前面讨论面部表情时，我已提到过这一点；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微笑出现得相当早，不过这种学习的其他一些例子只能在婴儿后期观察到——在18个月的婴儿身上，肯定能观察到，在12个月的婴儿身上，很可能能够观察到。在这类学习中［与操作性学习(the manipulative learning)不同］，错误很重要。你们也许会说，成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成功一旦获得，问题即被解决。另一方面，操作的成功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即很快就会在行为模式上打上烙印。但是，在这种特定的学习方式中——向人类榜样学习——必须将错误牢记于心。这是人们在成熟个体(他们已成熟得足以清晰地交流其经验)的意识内容中所观察到的部分。

[这种学习不仅在面部表情的模仿中得到了例证，而且]它无疑是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主要动因。任何一种言语体系的音素都与文化需要有关。儿童会从其发出的大量难以确定的语音中，学会逐渐地接近他身边的重要他人所使用的特定音区。他还以同样的方式学会他们言语中的音律模式；通常情况下，他能够在“使用”任何词语之前模仿讲话的音调、音律和序列。

我所知道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学习过程是斯皮尔曼所说的关系推断(eduction of relations)注79，这是一个非常精炼的过程。这种学习会逐渐成为一种高度复杂、相当醒目的能力，但它又绝非仅限于人类。它是我们神经系统中的一种能力——具有无限的复杂性——这种能力使得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然界中持久存在的各种关系，这些关系也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信赖的。斯皮尔曼创制了高级智力测验，它们实际上完全取决于推断或理解的能力，众所周知，世界的特征在于越来越复杂的系列关系。

这种学习生活的第一批例证纯粹是推理问题，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些有关非常重要之前概念(preconceptual)“物体”(此时，被称为“我的身体”)各“部分”的基本的机械—几何关系(mechanical-geometric relations)，婴儿在出生后不久就能理解。

而且，在婴儿身上，在他尚未使用词语之前与育儿者之间的人际关系的某些基本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推理关系的过程。

至此，对于我所能阐释的每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我都已经做了说明，至少，它们是学习的雏形，发生在言语出现之前。我想再次强调一下这样一个事实，即通常情况下，早在婴儿10个月时(在许多情况下，不到10个月)，就出现了非常多的通过试误或模仿而进行的发声学习，这使得婴儿能够对一个离他很近的人发声，就好像他正在对自己说话一样。这确实是人类能力的一个令人惊叹的例证。我想提醒你们的是，在你们与友人、敌人、陌生人以及知己者相处时，你们讲话时音调模式方面的变化与重音，可以做到词语本身所不能做的事情。当你们发现这种形式的学习出现得有多早，这种形式的学习有多重要，所学到的东西具有多重要的根本作用，而且，这种学习早在人们能够交流思想之前就已存在时，你们也许就会对婴儿期这一阶段的重要性印象更深了。

第十章　自我系统的起始

人际合作的三个方面

在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到了婴儿后期，我们发现，这时的婴儿越来越屈从于父母的社会责任。当人们逐渐地认识到婴儿是可教育且有能力学习时，育儿者便越来越减少对婴儿表示温柔或给予其温柔的次数。早期认为要无条件(unqualified)与婴儿合作的感觉，现在则变成了这样一种感觉，即婴儿应该要学习一些东西，而这就意味着育儿者在某些情形下要限制其温柔的合作。

对肛门相互作用区的机能活动所进行的成功训练，则强调了温柔的一个新的方面——温柔(温柔是育儿者眼中的好行为所带来的结果)的附加作用。事实上——不管婴儿对此作何理解——这是一种奖赏(reward)。与排便相联系的被认可的社会仪式一旦发挥作用，奖赏就会增加肛门区的满足。这就是具有奖赏性质的温柔，而之所以获得奖赏，是因为学会了某些东西或表现出了某种正确的行为。

因此，母亲或负责同化或社会化儿童的双亲，此时以一种所谓奖赏的方式往她越来越中性的行为(neutral behavior)中增加了温柔的成分。我认为，最为通常的情况下，父母在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是在奖赏婴儿。非常常见的情况是，这种具有奖赏性质的温柔只会出现在育儿者对于婴儿习得了某种技能而感到非常愉悦时——比如，婴儿大胆地坐上了马桶，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既然温柔通常情况下会由于父母亲的训练需要而变得越来越受限，因此，这些直接表达温柔的偶发行为(通常伴随着诸如排便等需要的满足)，实际上就成了一种附加物——由于表现出好行为而得到了额外的东西——这就是一般模式的奖赏。当我们将训练程序妥善调节至适应婴儿的学习能力时，这种类型的学习就会发生。在婴儿期的最后几个月间，友好的反应(即母亲对婴儿很好地做出某件事情而产生的愉悦反应)越来越成为具有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婴儿早期，只要母亲是一位让人感觉舒适的育儿者，当她在婴儿身旁时，温柔就是普遍存在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将这类学习称作奖赏影响下的学习——奖赏其实就是肩负同化或社会化责任的育儿者所表现出来的温柔行为。

对口—手行为的机能活动所进行的训练——用手把东西送入嘴里等——开始强调获得认可之情境与带有焦虑色彩之情境之间的分化。在这一特殊领域里，训练很可能(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集中在这个方面，即焦虑梯度首次在学习中占有极大的重要性；正如我在前面已经强调过的那样，某种未得到满足的行为会使得焦虑不断增强，而婴儿通常能学会与不断增强之焦虑相伴的活动保持一定距离，或回避它们，就像变形虫回避高温那样。

通过焦虑梯度来学习，是婴儿期和童年后期主要的学习方式，这样，婴儿通过育儿者温柔的禁止姿势，或者通过育儿者适度的担心、关注或伴有某种程度之焦虑的不赞同，学会了描画他自己的路线。有人可能会说，婴儿选择不伴随不断增强之焦虑的行为单元时，其实在玩一个变得越来越热还是越来越冷(getting hotter or colder)这个老游戏。婴儿期之后，在人格发展的过程中，最为严重的焦虑是一种罕见的经验，而焦虑(在一个没有特定危机且高度文明的社区里，焦虑是成年生活的一种功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算不上非常严重的事情。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焦虑正是人们大部分不当、失效、过于刻板或其他不幸的表现的原因所在；就其基本意义而言，焦虑也是精神病学家所关注的大量事情的原因所在。唯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认识到，一个人是否变得焦虑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决定人际关系的基本影响，也就是说，焦虑不是原动力，它并不产生人际关系，但它或多或少指导着人际关系发展的进程。即使在婴儿后期，也存在大量通过焦虑梯度而进行的学习，尤其是在那些育儿者没有焦虑情绪但依然强烈地热衷于培养正常儿童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阻止婴儿把不该放入嘴里的东西放入嘴里时，往往就会第一次出现这种学习。这种学习适合于广泛的行为领域。不过，在这里，我试图要找到的是这些问题的起点。

手部—探索机能的训练——有关手部—探索机能，我在前面有关婴儿用手接近肛区，或插入大便，或者摆弄外生殖器等方面已经探讨过——几乎总是开始于对情境的辨别，这些情境的标志是不可思议的情绪，我们到后面将会讨论这一点。我们可以将这种不可思议的情绪描述为严重焦虑的突然发生，它既可能因为学习过程等受阻而引起，也可能因为对先于极不愉快事件之情境的信息记忆所引起。

在婴儿早期，当情境接近“全或无”的特征时，诱发的焦虑易于从适度的欣快状态突然转向极度的严重焦虑状态。正如我前面所说，这种严重焦虑具有当头棒喝般的效应，因为人们处于强烈焦虑状态之下时，就如同当头棒喝时，对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点也不清楚。这种教育效果绝不像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其他两种情境的教育效果那样简单而有效，因为严重焦虑的突然出现，事实上会阻碍对即时情境的任何明晰的领会或理解。不过，这并不妨碍回忆，并且，当回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时，人们便可以回想起在严重焦虑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当严重焦虑扰乱一切事情的时候，人们会产生一种表达其行动的感觉——然后就会逐渐成为我们所有人都“不可思议的禁忌”(uncanny taboo)的区域。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描述这样一些事情的方法，即人们一旦遇上这些事情，便会立刻停止。相比于其他两种训练，这种训练的直接效果要差一些，而且我还得说，它更可能会导致对现实的歪曲认识。

好我、坏我与非我

至此，我已提出了人际合作的三个方面，它们是婴儿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而且还对学习起着支配的作用。也就是说，人际合作的这三个方面需要对婴儿的同化或社会化。按照习俗，婴儿在婴儿期结束前会接触所有这些方面。从这三种经验——有关奖赏、焦虑梯度，以及实体发生的突然被严重焦虑淹没的经验——中，出现了我(me)的三个方面的最初人格化，我始终与我的身体(my body)的感觉联系在一起——你们应该还记得，我的身体是一个经验的组织，凭借其自我感觉特征而逐渐与其他一切区别开来。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最初人格化(它们有着理解身体的共同元素)大约在婴儿中期组织形成——我不能确切地说出其时间。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婴儿最早的双重人格化是把真实的育儿者分为好母亲和坏母亲。而现在这个时候，有关我的最初人格化是好我(good-me)、坏我(bad-me)和非我(not-me)。据我所知，在这样或那样的文化里，在几乎每一个为生活而接受训练的例子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人格化的这种三重分裂，这些人格化的核心——这个核心将其最终合而为一，而且，使其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于其与不断成长之“我的身体”概念之间的关联。

好我是这样一种最初的人格化：它组织着使得满足得以增强的经验，也即育儿者对事情的进展感到愉悦，由此更多地给予婴儿具有奖赏性的温柔，使得婴儿体验到满足感得到增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育儿者是自由的，她往往会逐步地向婴儿表示其温柔慈爱。好我的终极发展，便是通常所讨论的“我”(I)这个主题。

另一方面，坏我则是组织不断增长的焦虑经验的最初人格化，这种不断增长的焦虑在或多或少被明确理解的人际环境里，与育儿者的行为相联系。也就是说，坏我是以不断增长的焦虑梯度为基础的，而且在生命的这一阶段，进而有赖于能够诱发焦虑的某个人注80 对婴儿行为的观察(即使是误解)。婴儿的某种行为与母亲不断增强的紧张以及日益明显的禁忌常常同时出现，便是这种经验的根源，它通常会被组织成我们可用坏我来标志的尚未成熟的人格化。

至此，我所提及的两种人格化听起来好似一种关于现实的阐释。然而，这两种人格化是1岁或1岁以上儿童交际思维(communicated thinking)的组成部分，因而，假定它们在这个较早阶段就已经存在，并不是一种未经证实的推理。当我们进入这些最初人格化的第三方面，即非我时，就进入了一个不同的领域——一个只有通过某些特殊的情境才能知道的领域，这些特殊的情境并非位于我们的经验之外。我们大多数人明显遇到非我的人格化是在睡着时候偶然做的梦境里；不过，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的人会非常明显地遇到这种非我的人格化，在他们看来，这些情况是非常真实的。事实上，非我的人格化始终存在——尽管不是每一分钟，但是每一天，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存在——有时候以一些不被注意的现象，但应该有其他的现象出现；而且，在许多人身上——我不知道这些人占多大比例——它以间接的方式(分裂行为)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其中，人们会做出或说出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也即那些对别人来说非常有意义而他们自己却一无所知的事情。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在患有严重的心理障碍时所遇到的特殊情境，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但是它们绝非天方夜谭。正是有这些特殊的情境作为证据——既包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那些情境，也包括患有严重人格障碍者所遇到的那些情境，所有这些情境，我们后面都会谈及——我才选择提出这第三种最初的人格化(它与对“我的身体”的不断增长的认识是交织在一起的)，即非我的人格化。这是一种进展极其缓慢的人格化，具有一种始终相对原始的特征，也就是说，它是以不完善的经验方式，用通常非常简单的符号组织而成，且由片面理解的某些生活方面组成。这些方面在此时被看做是“可怕的”，稍后，就将会被分化为伴有敬畏、恐惧、讨厌或害怕的事件。

非我这一最初的人格化进展通常十分缓慢，因为它来自高度焦虑的体验——这是一种非常拙劣的教育方法。这样一种复杂而效果相对欠佳的认识现实的方法，自然会导致经验组织的进展相对缓慢；而且，这些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被斩头去尾，以至难以说清它们实际上是什么。因此，这些以不可思议的情绪为特征的经验——这意味着这种经验在被观察到时，会导致母亲表现出强烈的禁止姿势，同时还会导致婴儿出现强烈的焦虑——并不像其他两种组织那样对任何事情都有着清晰而又有用的指导作用。因为以不可思议的情绪为特征的经验(它们通常是以非我的人格化来组织的)不可能与因果有明确的联系——不可能用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经验，这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是我们在后来解释我们的参照过程时所用到的——这些参照过程作为相对原始、简单、不完善的象征，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一直存在。这并不是说成人身上的非我成分是婴儿期的，而是说，非我成分，就其基本方面而言，实际上超越了交往术语的讨论范围。非我是一种非常“私下的”(private)生活方式。不过，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非我通过我们称之为梦魇的这种令人极不愉悦的情绪的爆发，会在每个人——或者，近乎每个人，对于这个统计数字，我不敢保证——童年期之后的不同生活阶段表现出来。

我认为，这三种关于我的最初人格化，就像早先时候客观上相同的母亲的两种人格化一样区别明显。但是，随着我的人格化的不断发展，母亲的人格化也会出现某种变化。在婴儿后期，有证据表明，这种最初的人格似乎已经融合了先前好母亲和坏母亲这两种迥然不同的人格化；而且，我们发现，在婴儿期结束后的一年或半年内，只在睡梦等相对模糊的心理过程中，才清楚地显示出作为好母亲和坏母亲的育儿者的双重人格化。但是，诚如我在前面曾提出的，当我们考虑构成心理障碍问题的特别失效、不当的人际关系问题时，会再次发现，用这种双重事件开始组织经验的倾向，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没有完全消失。

自我系统的动力机制

根据成为好我的基本合意性，根据在涉及日益变得重要之他人的情境中焦虑稍微增加就会发出警告的日益增强的能力——焦虑稍微增加，也就是欣快稍微减少——一种极其重要的次级动力机制出现了，它完全是人际经验(这种人际经验产生于在追求一般需要和区域需要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焦虑)的产物。 我把这种次级动力机制称作自我系统。作为一种动力机制，它是次级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特定的相互作用区，在其背后也没有任何特定的生理装置；但是，它事实上可以使用所有的相互作用区，可以使用所有从人际视角看具有整合性且富有意义的生理装置。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它的触角遍及所有可能出现焦虑之领域中的人际关系。

成为好我的基本合意性(essential desirability)另一方面也正好说明了焦虑的基本不合意性。既然好我的最初人格化基于通过温柔而增强满足的经验，那么，自然就存在一种活生生的好我的基本合意性。而且，既然此时婴儿的感觉能力及其他一些能力已经成熟——甚至有一些证据表明此时空间知觉(这是出现最晚的知觉之一)也很可能出现了——随着这一基本合意性，自然就出现了不断增强的碰到细微禁止就发出警告的能力——细微的禁止也就是细微的焦虑。就当前讨论的目的而言，这两种情境都是涉及另一个人——育儿者，或多个育儿者——的情境，而且，这个人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是因为她的温柔合作的表现，由于她试图教导婴儿并使其社会化，而变得复杂起来；而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因此要求婴儿更加有效地分化禁止姿势等。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婴儿后期便逐渐形成了一种经验组织，这个组织最终将在人格方面具有惊人的重要性，而且完全来自婴儿此时所涉及的人际关系——而且，这些人际关系在婴儿的一般需要和区域需要满足方面，有其动机(或者用一个比较好懂的词来说，有其原动力)。但是，出于育儿者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涉及婴儿需要的满足)，便出现了婴儿的组织，我们可以说这个组织是一种指导如何与这个重要他人一起生活的动力机制。所以说，自我系统是一种教育经验组织，它由于回避焦虑事件或使焦虑事件降至最低限度的必要性而产生。注81 自我系统的功能活动——现在我是从动力机制的一般视角来谈论这个问题的——主要指向于回避和最小化这种断断续续的焦虑紧张，因而也间接地用来保护婴儿免遭有害的、与追求满足(缓解一般紧张或区域紧张)相关的不测事件。

因此，我们可以预期(至少在整个生命历程中)，自我系统的成分将一直存在，并且表现出与如下两种需要相关的功能活动：一种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一般需要，另一种则是为各种相互作用区提供过剩能量的区域需要。自我系统“部门”(sector)与任何特定的一般需要或区域需要之间的关系是多么明显，或者说，它的表现是多么频繁，都纯粹是当事人过去经验(past experience)的一种功能。

我曾说过，在经验的组织中，自我系统始于育儿者的禁止姿势，而且，这些禁止姿势是坏母亲人格化的提炼；这似乎表明了一点，即自我系统是通过坏母亲的并入(incorporation)或内投(introjection)，或者说只是通过母亲的内投而逐渐形成的。我们在谈到自我系统时，通常不用并入和内投这两个术语，而在谈及精神分析的超我(psychoanalytic superego)时经常会用到(超我与我谈到的自我系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但是，如果我至此的讨论恰当成分的话，那么，显然，在谈到自我系统的发展时用这两个术语是相当草率和过于简单化的(若是没有十分神奇的言语姿势，其意义就不可能很明晰)。我还说过，自我系统是逐渐形成的，其原因在于，追求一般需要和区域需要之满足的过程日益受到那些试图训练幼儿的育儿者的干涉。所以说，自我系统(绝非像育儿者的功能或同一性那样的东西)是为避免日益增强的焦虑程度(这些焦虑程度与教育过程有关)而出现的一种经验组织。但是，对婴儿来说，在婴儿后期(这种情境在人生任何时候的大多数情形下都是相似的)，这些焦虑程度并不意味着育儿者(使婴儿社会化的人)从她灌输给婴儿的文化视角看，相信她所意指的内容或她真实代表的意思。一个人以某种方式从另一个人身上汲取组成其人格的成分，这一观点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一个无疑真实的“外在物体”(external object)与一个无疑真实的“我的心灵”(my mind)之间，存在着一组过程——感知活动、理解等——这组过程是属于插入式的(intercalated)，高度从属于过去经验，且越来越从属于对不远将来的预见。因此，如果我们对另一个人在任何一个重要方面的知觉都是精确的或准确的，那么，这事实上将是自古以来的一大奇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竭尽全力地劝你们，不要把你们的思想禁锢在这样一种观念上，不要认为我论述的这些东西，就好像是接受他人的价值标准等。相反，我正在谈论的是经验的组织，这个组织与在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相对成功的教育相关，它会在婴儿后期开始显现。

我在谈论自我系统时，想让大家都清楚地知道一点，即我正在谈论的是一种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在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中会逐渐变得极其重要。这种动力机制是一个解释性的概念；它并非一种东西、一个领域，也不是诸如超我、自我、伊底(本我)等概念。注82 在这一概念所解释的东西中，有一种可以被描述为准实体(quasientity)的东西，即自我的人格化。这个自我的人格化便是当你说你自己是“我”(I)时所谈及的东西，也是当你谈论“我”(me)和“我的”(my)时通常(如果不是总是如此的话)所指的东西。不过，我想非常清楚地表明一点：人格化与被人格化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复杂的，有时候是多重的；人格化并不是对被人格化者的恰当描述。在我努力地想清楚表明这一点的过程中，我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在我的讲授中将个体发展史方面的起始内容向后推，以便从近便的观点看，关键性的偏离变得更加明显了。因此，我现在所讨论的极其重要的自我动力机制的起始是一个时间点，在这个时候——此时还远不存在自我的人格化——只有好我和坏我的初步人格化，以及更不成熟的非我的人格化。这些最初的人格化绝不构成你们在成年后彼此谈及你们自己时认为自己所表现出来(你们相信其服务于此目的)的自我的人格化。

自我系统的必要方面和不幸方面

可以说，自我系统的根源在于文化的非理性特征(irrational character)，或者更具体地说，在于社会的非理性特征。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即为了与同伴维持可行、有利且令人满意的关系，人们不得不延续许多规定的行事方式，或者，如果有关维持同伴关系之行为类型方面的规定是完全合理的，那么，就我所知而言，在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任何类似于我们经常遇到的自我系统这样的东西不可能有进展。如果作为任何特定社会之特征的文化规定更好地适应于人类生活，那么，有关合并或内投一个惩罚性的、批评性之人的观点就不会出现了。

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一个没有自我系统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极其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教育类型(甚至很可能还包括非我的人格化中所组织的某些不可思议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在人性动物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为人格之基础的人性动物的巨大能力必将导致极其复杂的特化(specializations)——生活、官能以及这样或那样的分化；为了让孩子在人群中(在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中，这是必定会涉及的)保持一种可行的、有利的、得体的、合适的关系，必须在他们开始有意义地参与家庭群体以外的社会之前教给他们大量的东西。因此，我认为，各种学习类型的次匠意作用(secondary elaboration)——我称之为自我系统——是人类在任何情形下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在一种理想的文化中(这种文化从来没有见到过，而且目前似乎也不可能存在)，自我系统的适当功能显然不同于其对于我们文明社会中的居民所具有的实际功能。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没有哪个家长群体真实地反映了在生活中训练孩子的社会组织的本质；童年期之后，当家庭在同化和社会化方面的影响开始由于其他一些影响而减弱或增强时，你们可以说，这些其他的影响是指，每个家庭在教育子女方面所摘选的文化成分与其他的文化成分产生了冲突——所有这些成分都或多或少属于同一文化系统，但是当它们混杂在一起时，就会有完全不同的重点和重要性。由此而产生的结果，在文明的社会里(诚如现存的社会)，在生活中实际起作用的自我系统常常是非常不幸的(unfortunate)。但是，我们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自我系统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也可以说是它的目标)在保证必要满足的同时没有再招致严重的焦虑。不管在许多情境里，自我系统的表现是多么的不幸，都请记住，如果个体不保护自己免遭严重的焦虑，他实际上就会一事无成，换句话说，如果个体必须做某件事情，他就得花费不堪忍受的长时间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你们看，尽管自我系统真的是人格有利改变的主要绊脚石——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展开——但我们也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即它也是阻止人格不利改变的主要影响。精神病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擅长系统阐释他人的自我系统，他还整合了这个他人的自我系统，并且，我得说，他“凭直觉知道”其患者自我系统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往往使得这位患者一直过着他正表现出来的那种病态生活，这种病态生活也依然绝不会把自我系统视作痛惜的东西。无论如何，不管我们是痛惜它还是赞扬它，它都一直在我们面前。自我系统这一概念在理解人际关系的变迁方面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我们知道了自我系统是如何开始的，我们很可能就能够遵循这个与其功能相关的、最为难懂的观念。

自我系统是教育经验的产物，其中一部分具有奖赏的特征，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具有我们在前面曾讲到过的梯度焦虑成分。但是，在生命的早期，焦虑也是自我动力机制功能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方面。自我系统也是回忆和预见这两种经验功能的代名词。既然在自我系统中组织起来的令人烦恼的经验是与日益增长的焦虑梯度相联系的经验，那么，广泛发挥作用的回忆成分，会干预生活中相当于对焦虑之警告或预见的自我动力机制，也就不足为奇了。对焦虑的警告意味着出现了明显的焦虑，它确实是一种认为焦虑会变严重的警告。

在这一点上，我想简要地提及两件事情。其一，婴儿对于“无法获得之物”(the unobtainable)，即他对所处的情境无能为力(而不管育儿者如何合作)的发现。婴儿哭着要月亮便是这种情境的例证。在婴儿期快结束时，我们可以观察到，婴儿对于这些无法获得之物的态度就好像它们不存在一样；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唤起区域需要。这可能是对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过程的最为简单的例证，这个过程便是我所说的选择性忽视(selective inattention)。

我想提及的另一件事情是：在父母的影响与婴儿的实际可能性及需要特别不一致的地方——在言语尚未成为家人间交流的主要工具之前，在言语尚未具有任何交流功能之前，在有指称的词语尚未含有任何意义之前——就可能在坏我和非我的人格化中灌输这些灾难性的曲解(这些曲解到后来会表现出来)，并因而在后来的整个人格发展中阻碍十分幸运的经验。后面，我将讨论一些典型的歪曲，其中最为恶意的歪曲发生在婴儿后期，它是育儿者深信这一点而导致的结果，即婴儿有意志(wills)，必须对婴儿的意志加以指导、控制、改变和塑造。最后当我们讨论心理障碍的概念时，我们将不得不选择一些特别典型的歪曲表现，这些歪曲表现自第一次发生起，在继后的每个阶段都会出现。

第十一章　从婴儿期向童年期过渡：言语获得

父母在教育方面之努力的一致性和明智

在婴儿后期，父母(尤其是母亲)越来越努力地完善婴儿的社会化或开始社会化。在这一社会化的过程中，我想强调一下婴儿经验中的频率(frequency)要素，无论是在发展相对不充分的人类对复杂实体的学习过程中，还是在获得复杂行为模式的过程中——这越来越成为婴儿实际所处的情境，频率要素都非常重要。除频率要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是一致性(consistency)；我们可以将一致性视作频率的一种功能，因为一致性意味着一种特定事件模式的重复，就好像不一致性(inconsistency)意味着某一事件模式的出现频率在减少，或者事件模式发生了较大改变。婴儿自出生第一年末起所表现出来的许多困难，都可以证明是业已适应文化习俗的父母在教婴儿认物认人等努力方面所出现的不一致所累积的结果。如果父母不能提供一成不变的事件模式，那么，到了儿童把言语作为其杰作时(比如在3岁时)，这种不一致性便会表现出极大的意义；但是，那时极不一致的父母影响，犹如1周岁末时完全一致的影响一样，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很难说清楚人际事件的一致性与频率的偏差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影响人格的发展的。

现在，除了婴儿所经历的人际事件中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频繁或不频繁等要素之外，还有一个要素必须加以考虑，在找不到更好的词语来描述的情况下，我姑且先称之为教育努力的明智(sanity)。所谓明智，我的意思是指父母为了与婴儿在某一既定时刻的观察、分析和经验表达等能力相一致而修改自己的教育努力。请允许我举几个反面的例子，它们将能论证我要说的问题。

第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意志论(the doctrine of the will)，这是父母给出错误信息而导致的结果，即在这个文明社会中，所有过于容易而无法习得、保持的东西。现在，我不能在此详尽地讨论意志的根源(从这些根源之中，我们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即我们或多或少有着某种强有力的，或者至少是神奇的潜力)。不过，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注意一下这种对待1岁婴儿的方式(好像他故意让大人烦恼一样)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不管我们当中有些人怎样看待这种意志，我始终认为，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会把这种强大的意志观点推而广之，以至把才12个月大的婴儿的表现也包括在内。不过，有些父母却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好奇地(如果不是亚精神病的话)进行着一切尝试：引导、指导、改变、控制这个倔强任性的婴儿。

我要说的第二个有关婴儿12个月以后在社会化影响过程中所遇到的不明智对待的例子，不那么明显地以有关人格发展之难以形容的误解为基础。不明智的对待会使婴儿受制于一个人，也即受制于养育者，她对于婴儿必将长大这一事实深感懊丧，并想方设法鼓励婴儿保持现状。于是，她以阻止其后代成熟过程的方式提供体验、奖赏和焦虑。除非他们的关系中发生了某种根本的改变，否则她将设法让孩子一直保持幼稚。

我想考察的另一个有关缺乏明智之教育努力的例子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婴儿满15个月大时必须保持整洁、干净，并将此视作一种不胜骄傲的成就。我就曾在许多患有严重——实际上是非常绝望——障碍的人身上，看到过有关这种早期训练的相当可靠的证据。我认为我这样说是对的，即能够使得15个月大的婴儿既整洁又干净的唯一办法，就是在“我的身体”(my body)这一概念及其与“我”(me)这一概念之所有关系的演化过程中，建立起严重的焦虑屏障，以阻止婴儿发展出任何有关会阴区的实用、有益、有助的感觉。

我在大量出现了障碍、失调的人格中发现了另一种早期训练所导致的后果，这种早期训练我们可以视之为不明智的——对此，我已做过讨论；它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原始的生殖器恐惧：父母被婴儿摆弄外生殖器的表现弄得焦头烂额。在婴儿期结束以前，即还没有出现任何言语行为的时候，所有让人难以置信的矫正手段——例如，在睡衣裤内放弹子、绑绷带，以及这样那样的东西——有时候都会被用来防止婴儿用手探索外生殖器这种让人非常讨厌的行为。因为这种训练往往发生在生殖器感觉被整合进经验之前，所以，它显然与那些对我们后来的生活有用的事情毫不相干。即使它发生在特殊的生殖器感觉出现之后——我们必须记住，这种感觉在情欲动力机制成熟之前还是十分有限的——它也似乎仅仅代表着在“我体内”凿好的一个洞，并且得为后来生活中所遭遇到的一些怪癖负责，如希望由他人来实施手淫，如果自行手淫的话，就会感觉很糟糕，等等。这些容易让人误解的有关后来所谓性生活的复杂观点，便是人格发展严重偏离(这种严重偏离发生于童年期之前)所导致的结果。

现在，我呈现在你们面前的这些“不明智”的例子可以归在一个标题之下(我在前面曾谈及过这个标题)，即父母对婴儿的期望，这些期望是存在于育儿者身上的婴儿人格化的一部分。即使在父母的纯粹期望这个领域里，在婴儿期快结束时(此时，婴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习得了面部的表情姿势，即所谓的愉悦和不愉悦等表情，并且已经丧失了出生时以及出生后几个月处于支配地位的很多特殊的面部轮廓特征)，一种特殊的恶意有可能会出现。在一些家庭中，以及在一些养育者身上，情况就是如此，关于婴儿的预期此时开始以以下两点为基础而呈现出特定的色彩：一是其他人断言婴儿看上去像谁；二是其他人此时已经察觉出婴儿所表现出的“性格像谁”的迹象。这个被假定与婴儿在外貌或性格方面很相像的人，可能是他的亲生父母，也可能是亲属，甚至可能是一位虚构的祖先。在某些情境里，这些设想的外貌或行为雏形方面的相似，在养育者对行为的系统阐释方面，要比科学公正的观察者可能观察到的婴儿外貌或行为要重要得多。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父母的预期导致了这种情境，一些偶然事件就真的会开始优先于某些已经开始的学习过程，并因而干扰这些学习过程，对此，我马上就会谈到。

外显过程和内隐过程

现在，我想进一步展开我在讲述过程中尚未充分展开的论点。就像我在前面讨论回忆和预见那样，这里的讨论也围绕着过去经验对生活的影响，如果过去经验出现得够频繁的话——或者其重要性得到充分证明的话——因为，这样它就会被组织成信号。在当前的行为中，这一组织经验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作回忆与预见方面的信号过程的表现。到第九或第十个月时，观察者对这种组织经验的重要性的认识，还只能靠推理来进行。这种重要性虽然没有得到明确、客观的论证，不过可以根据所观察到的东西来推导。

在这一点上，我想持久性地区分一下参与性观察者所观察到的东西与观察不到但通过所观察到的东西可以推断出来的结果——从婴儿期一直到生命结束，这一区分都非常重。这就是人际关系中的外显过程(overt processes)与内隐过程(covert processes)之间的区分。注83

我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内容中有很大部分都涉及内隐过程，并已经得出结论认为这是推断的结果。言语行为一出现，它便成为永久的东西，这对于正确推理的可能性来说，是一个极为理想的指标。此外，在婴儿期的后几个月里，由于延迟行为(delayed behavior)现象开始显现，关于内隐过程的某些推断就有了较为可靠的依据。我在前面曾讲到过焦虑的紧张是如何在与需要相对立的直接矢量(direct vector)中起作用的。现在，我们有可能在年幼的孩子身上观察到，需要本身会相当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特定的层级组织(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有时候，饥饿优先于其他正在发生的事情，行为就会旨在满足饥饿——或者干扰其他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当饥饿得到满足(而非伴发睡眠)时，这种受到干扰的活动会再次出现，并且显然以某种休眠的状态一直等候着，直至强大的动机自己得到解决或得到了满足。人们偶尔也会看到，当这种受到干扰的活动再次出现时，其情境模式真的会发生某种变化。从这一观察中我们可以推断，与延迟的或受到干扰的动机相联系的某件事情肯定正在进行，同时强大的动机正在趋向满足。这种推理活动，我称之为内隐活动，与明显表现出来的活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注84

因此，我认为，到了婴儿期结束和童年期开始时，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能够被解释为幕后的符号操作的继续，人们可能会说，幕帘就是正呈现出来的活动，即与一种更为强烈的需要的满足相联系的能量转化。这就好像是某些信号加工已经在进行，期间满足某种并发需要的行为处于运作状态，而且整个事情都已以内隐的方式进行。这类事情，人们在自己的身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最明显的例子很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现象了，即人们可能对下午或晚上的某个问题大惑不解，一夜醒来，对这同一个问题可能就全然明了。

现在，这些内隐过程可能会被视作极为私人的，也绝非完全直接地受制于社会模式或教育变化的影响，这种社会模式或教育变化无疑主要适用于1岁婴儿大量的外显行为。不过，归根结底，不管婴儿对他人的人格化是多么少，这些内隐过程都源于本质上具有人际性质的经验组织。也许，只有这个时候，即当不可能把内隐过程视作人际现象的时候，才是人际事件的综合得以发生的时候——就好像这些过程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这时，人们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把原有的经验加以结合，得出了诸多新的结论；这种现象发生时，似乎与特定的人际事件并无直接联系。

我相信，随着自我系统及其功能这一主题的进一步展开，有一点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即对于1岁婴儿来说完全恰当的内隐过程，主要借助焦虑指导下的学习，此时已经完全从成人的信息库里被驱赶了出来；而且，这些内隐过程出现的可能性会迅速引发某种程度的焦虑，这种焦虑足以干预内隐过程的显现。

姿势与语言的学习

在从1 岁末起进行的学习中，直接而又非常重要的累积是外显行为的习得，这种外显行为通常属于我们可以称之为人际交往行为的两大类，即姿势(gesture)的人际交往行为和语言(language)的人际交往行为。注85 为了表明言语之姿势操作(gestural performance of speech)的重大性，我想指出一点，将姿势成分从语言行为中剥离出来，只是生活中相当受限的领域——例如，当一位科学家正在成为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时。大多数人都会发现，这样刻板界定的语言行为比交往行为更令人昏昏欲睡。

婴儿所表现出来的姿势学习(包括对面部表情的学习)，当然发生在1岁以前，人们也许会称此为对言语姿势的最初学习。这种学习充其量是通过对人类榜样所进行的试误学习来进行的。前不久，我观察到了在我极其有限的阅历中最为令人惊异的例子。跟随我的一位全职护士大约在11个月以前生了一个强壮的婴儿，上个月，出于对婴儿的兴趣，我第一次见到了他。在这次拜访期间，我非常惊异地注意到，在我们对话时，这个婴儿一直在进行着一种非常有趣的、属于他自己的对话。我发现，引起我注意的是他那优美的语调模式。可以说，声音中很可能只有50%符合英语中的规则音位，但音调，即调型(the pattern of tone)，却是言语；在言语没有清楚表达出来的情况下所发出来的声音，便是我们的言语的真实样子。换句话说，婴儿在不到1岁时，就已经开始对所听到的东西进行试误学习——他是在一个充满语声的家庭里被抚养长大的——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在对言语音调的学习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以至于他在这方面毫无明显的婴儿气。它与言语是如此相像，以至于我只有仔细聆听，并且在听了一会儿之后才能区分开来，然后我才能说，这个婴儿的反应包括许多绝非英语词汇的东西。这便是对大量姿势言语之早期习得的一个例子。

我想提出一点，通过对人类榜样的试误学习来习得言谈举止，绝不仅限于生命早期。表现出模仿行为的成年人(尤其对言语之姿势方面的模仿)，数量大得惊人。精神病医生经常会看到，患者有时候会学医生那样发声；不过，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即使他们所用的音素完全不同，但他们的语调、音调等却与精神病医生的十分相像。举例来说，尽管过去我很轻易就能辨认出打电话给我的是两个人中哪个人的声音，但现在我却再也分辨不出来他俩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我有一位老朋友(由于某种原因，我从未有空对他进行调查研究)，他在其职业生涯中很早就习得了一个习惯，即他能够控制自己的微笑就像操作电钮一样，按一下就能打开，按一下就能关上。我观察过他的一些同事，他们在职业生活中都能在某种程度上习得这种让微笑瞬现即逝的技能。因此，我提出，婴儿期最后阶段开始的有些东西并不会终止在那个时候。

甚至在童年时代以前，对言语之姿势方面等的学习就已经显现；而且，越来越多涉及言语行为之非口头(nonverbal，不过具有沟通的效果)方面的学习，到此时已经牢固确立，且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是我们表现出来的能力之一(尽管这种能力可能并不太引人注意)。换句话说，在言语本身真正成为可能之前——我所考虑的婴儿期内——大量的学习不仅可以归入言语行为，而且实际上在那些并不特别受焦虑阻碍的婴儿身上能够清楚地显现出来。毋庸置疑，婴儿从母亲的言语表现中学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音调和缄默(silences)的连续交替——请记住，缄默如同声音一样也是言语的组成部分；这种连续交替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有节律的调型，所有家养的动物都会对其表现出相当明确的敏感性。我相信我已清楚表明，随着各种不同的成分最终加入语言行为——这是婴儿很早就表现出来的理解音律和更为总体之声音模式并使之日趋完善的能力——通过对周围他人的试误学习，那些构成家庭语言所需的语音小范型或亚范型就会变得更加精炼。

语言学习中奖赏和漠不关心的作用

现在，我想请你们注意一下母亲及其他重要他人的反应对这些能力所产生的影响。在相当早的时候(我假定是8个月或9个月大的时候)，婴儿就能把诸如“da”那样的声音间隔开来，以发出“da-da-da”这样的声音。这就意味着，婴儿已经掌握了音调重复的要素(即有节律的发声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婴儿于某个恰当的时刻碰巧发出了一些像“dada”这样的声音，结果，热情的父亲就会想这孩子是不是想喊“妈妈”(mama)或“爸爸”(papa)呀，并做出一定程度的反应。如果婴儿碰巧发出了一声“妈妈”的音，大人就会认为孩子已经学会叫妈妈了(我认为这几乎是不大可能的)，并且会给予其一种强烈的温柔反应。虽然我可以肯定这样的举动不会让我对那样的父母产生好感，但是我想我所能做的也许只能就是这样了。因此，通过重复音节实验，那些碰巧接近婴儿交谈时所应该发出之声音的实验，会让育儿者铭记于心，并因而会得到育儿者更多的反应、重复和注意。当学习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当婴儿说出了不同的音节形式、不同的音素结合以及一些模糊的、试图模仿所听到的声音时，事实上，声音、调型、节奏，以及构成各种形式的世界语言(包括宝宝的私下语言等)的极其丰富的发展也已经开始了。正是在婴儿不仅仅用dada、caca、mama这样的声音来指称事物时，学习的要素通过奖赏而进入，这样，孩子通过试误学习，对于自己所发出的声音以及发出所听到之声音而产生的满足感随着育儿者的温柔反应而增强。此外，还出现了另一种巨大的教学影响，这种影响我在前面尚未做过强调，即通过漠不关心(indifference)的手段来教学。它虽然一直都存在，但只有在额外温柔奖赏这一教学要素成为婴儿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时，它才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通过漠不关心来进行的教学是人在后来生活中受到的最强有力之影响的一个范例，对此，我将不惜离题，花时间和篇幅来阐释对排斥(ostracism)的害怕。

婴儿语言发展中非常重要的成分是，虽然他发出的许多声音会获得奖赏，但也有很多声音不会激发母亲任何的反应——不用说，她越忙，想象力就越少，不能激发其反应的声音的比例也就越大。后者只适用于在听到它们时早已存在的微小的区域满足，它们因此而经常会退出，因为它们实现不了任何目的——它们不能获得任何特殊的回报。因此，也许从某种程度上说，从12个月到18个月，育儿者在场时碰巧没有“击中”的那个区域的发声努力，会很难获得频繁的重复。随着人际关系的发展，漠不关心影响之下的这种社会化要素——这是一种既无温柔奖赏又无焦虑的情形，而是一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情形——会变得颇为有力。

我向语言

在学习已经正常进行的这个阶段，婴儿发展出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既不是母亲的语言，也不是英语(我假定这是一个讲英语的家庭)，而是婴儿自己的语言。在此，我们要特别恰当地指出爱德华·萨丕尔的论述：“……语言的诸要素，即标注经验的符号，必定……与有限经验类别的所有经验相联系，而不是与单一经验本身相联系。”注86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语言的解释——顺便提一句，这种解释是我听到的唯一有意义的解释——我们发现，孩子正在发展一种语言，在这种语言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consensus)，即某一特定的声音指向某类特定的事件，也就是说，指向某一类特定的经验。例如，我们假定，当母亲拿起用过一年的奶瓶或饭碗等东西时，孩子完全出于偶然地说了声“ha”。现在，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这些情形我不可能展开讨论)，有一种情境就很可能会被确立起来，致使下一次这种情境再度出现时，他便会又一次发出“ha”的声音，这样，“ha”指向食物的这种可能性会给母亲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很快，“ha”——一个发音完美的词——便会真的用来指食物。不过，这在与玛丽婶婶交谈时可能并不十分有用，因为她是这屋子的稀客，但可以告诉她这一点。关键在于，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完美的语言——而且，这样一种语言发展非常迅速——但它极少具有普遍的沟通力量。这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我向(autistic)的东西注87；把我向语言描述为婴儿的私下语言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它的发展根本就不是私下的。某些声音的组合，是通过母亲的影响而逐渐用来指某些事件的。不用说，如果保姆等人在这地方兜圈子，那么，孩子的这种语言将对她们中的任何人都几乎不具有沟通的力量。不管怎样，这种语言的沟通力量都是有限的，因为它完全是一种名词性的语言；顺便提一下，当它成了动词，从育儿者试图教授它们的用处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学习要蓄意得多。

我在前面就已讨论过孩子通过确立特定发音调型和特定事件或物体之间的联系来创造单词，也已经讨论过孩子学习育儿者所教的特定的单词。现在，这两类单词都构成了孩子的词汇，而且两者都是我向的，因为在一个词与该词在用于成人间交流目的时具有的真正有意义的含义之间，缺乏明确的关系。而且，在许多例子中，母亲已满足了某种我并不十分理解的需要，其方式是让婴儿长时间(甚至在我向语言出现以前)接触她所处社会之交际语言的各种奇腔怪调，这些奇腔怪调被称为“牙牙学语”(baby talk)。某种“牙牙学语”已教会婴儿对言语的音调模式表示有意义的赞同或禁止。有人认为有些“牙牙学语”具有教育的价值，因为人们通常假定这是婴儿能够自行操控的一种言语。不过，我担心，在婴儿听到的“牙牙学语”的数量与其学习单词的能力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相关。

作为综合经验的语言

就单词的词典含义与婴儿通过名词和动词对经验和活动的理解及组织之间碰巧存在一致性而言，婴儿的语言开始显现出我后面将要讨论的综合模式的经验。事实上，综合模式中第一种经验组织属于姿势和言语两大交际行为的范畴。正如我们到后面将要表明的，由于综合与诸如意愿假象这样的东西密切相关，因此，我应该强调指出，最好用那些业已得到一致证实的词语来说明综合的符号。当婴儿或幼儿习得了一个合乎情境的、完全正确的单词时，一致(consensus)就算达到了，也就是说，这个单词在育儿者看来的含义与在婴儿看来的含义是一致的。顺便提一句，在整个生活中所遇到的大量困难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单词本身并不载有意义，而是引发其他的意思，从而导致交流行为的失败。而且，当一个单词在听者看来的含义与它所预期激发的含义相差甚远时，交流也不会成功。

诚如我在前面曾提到过的，综合模式经验的首批例证出现在出生后12个月到18个月之间，此时，语言符号——单词、象征——得到了组织，它们事实上具有交际的性质。当然，在生命的这段时期内所进行的大量东西并非采取综合模式：还存在母亲的非交际行为，以及就所涉及的婴儿区域满足而言的全部非交际行为；婴儿甚至还开始回避一些禁止姿势，这是婴儿自我系统的最初表现。

沉思：非言语的指向过程

随着婴儿真正的我向语言的发展——我已尽力用“ha”意指食物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现象——我们开始观察到证据，表明它们与后来被称为沉思(reverie)的大量过程是一致的。在这个早期阶段，沉思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外显与内隐之间的关系，因为不管有没有人在倾听，孩子都会用他自己的语言进行某种程度的练习，这种语言最初是可以听到的，即外显的语言。逐渐地，这种语言变得越来越内隐(我这么说并不是指他变得越来越沉默)。但是，他的行为开始便显出延迟过程，甚至涉及发声，所以，我们能够假定存在着一种变化(事实也许就是如此)，即从可以听到的言语变为无声的言语。不过，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我的话转译成华生派的心理学(Watsonian psychology)，也不要认为我是在意指从外显喉部行为到内隐喉部行为的逐渐过渡。事实上，我在谈论内化(internalization)或外显过程变得内隐时，我认为，言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属于喉部的听觉功能，我绝对不是意指运动肌的紧张等。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逆转有可能是成立的，而且，通常情况下，那些长期内隐的过程可能会外显地表现出来。

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甚至在出生后18个月，就已有一些证据表明存在我们所谓的沉思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将会持续一生。这个时候，婴儿会得到一种婴儿语言——一种我向语言，因为这种语言来自婴儿的实际经验，并在极其有限的程度上属于精确的语言教学。在生命的第二年，这个沉思过程继续以此种纯粹的我向语言向前发展。就语言过程而言，沉思往往会持续一生，只是出现得不频繁而已，而且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它将表达出来，对听者来说意思十分清楚，且具有交际的功能。只有为表达、交流做准备的沉思过程，才具有我们希望自己所说所写的思想要表现的属性。相对而言，沉思过程的继续并不受制于语法规则及造完整句子所必需的东西等。

顺便提一下，当人们谈到非语言的参照过程，即无词思维(wordless thinking)时，他们似乎彻底不知所措了；这些人似乎完全没有能力掌握这样的观念，即大量内隐生活——难以客观观察，只能通过推理的生活——可以在不用词语的情形下进行。据我所知，严酷的事实是，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这样继续的。无论如何，这都并不降低词语和姿势这两大交际工具所具有的极大重要性。有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譬如说到了三四岁的时候，儿童对词语(大多数仍属儿童的特殊语言)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很可能就像书中对图片的使用；它们对参照过程起到修饰、集中或说明的作用，这些参照过程不是言语过程，而是诸如辨别好乳头和坏乳头等早年时期以不完善反应方式组织起来的经验的表现，这些我在前面已经谈论过。

象征的与非象征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谈一谈一种对事物的抽象分类，它有助于思考，这种分类在社会心理学理论领域已发展得相当牢固：也就是说，把一切活动，无论是外显的还是内隐的，分成象征的(symbolic)和非象征的(nonsymbolic)活动。我曾一度认为可把它用于精神病学理论的介绍，但现在我认为它与此无关。一旦做出外显和内隐的区分，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便是不言自明的；只要是涉及生命的头18个月或20个月，作出象征和非象征的次级抽象概括是十分容易的事，这种抽象概括能被投射到后来的生活中。这种观念大致是这样的：当婴儿从乳房汲取营养时，他是非象征地做出行为；当婴儿称一个无生命的玩具为“小猫”时，他便是象征地做出行为。现在，我尚无反驳下述事实的意向，即婴儿一生下来就是由中枢神经和肌肉组织等构造提供活动的，这就好像是实际上吮吸一个事实和吞食一个事实的精巧装置一样。任何一样东西，第一次发生时，它很可能是非象征的。但是，从出生伊始，与年长之人的合作对婴儿的生存来说是必要的；而且，从出生伊始，焦虑所产生的强有力的影响通常会允许经验组织产生，或防止经验组织产生，或逐渐把经验的方向引入为他人所赞许的渠道。因此，非常明显，在婴儿1岁时，甚至刚出生时，所从事的大量事情都是高度象征性的。我一开始就强调过，按詹宁斯(Jennings)的观点，回忆和预见即使在变形虫的水平上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任何地方，只要回忆和预见现象在人类身上得以清晰显现，并从而以交流的方式推断出某种东西，人们就能发现对某种与之相关的成就的明确预期。我担心，出于实践的目的，一切人类行为都会非常纯粹而又毫无疑义地把经验的组织表现为有效的标记——不论是信号还是符号——以至对人类行为方面什么是象征和什么是非象征的分辨会产生更大的误解。因此，在不否定人类中可能存在纯属非象征操作的前提下，我想说，出于精神病学理论的目的，我唯一关注的是外显的和内隐的象征活动，也就是说，在满足或者回避、减少焦虑方面，受先前经验的信号组织所影响的活动。

第十二章　童年期

语言在人格化融合中的作用

至此我们已经花了好几章的篇幅讨论婴儿期，现在我们要离开这一主题。在讨论语言行为时，我希望能够清楚地表明一点，即要想婴儿在语言行为方面取得成功，所涉及的重要成年人需要做出赞许、温柔等反应。这种言语行为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价值(尤其随着它在学龄期显现)是我们难以意识到沉思过程(沉思过程通常表现为一种相对简单的经验的不完善反应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有些高度发展的不完善反应形式使人甚至难以意识到某些沉思过程。就那些并非天生聋哑的人而言，言语行为具有近似魔力的性质；例如，我们中有许多人，尽管被恰当地授以了这样或那样的博士学位，但仍经常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某些言语行为有赖于这种真正的魔术般的潜力。在精神病学实践中，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过这样的成年人，他们特别依赖于言语行为的潜力，很清楚，这就是他们难以与别人相处的一个显著特征。

现在，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语言行为的特殊力量而在童年早期阶段表现出来的一个结果便是人格化的融合(fusion of personifications)。就觉知(awareness)而言，这种融合是最终的，也是绝对的；但是，就人格而言，它并不需要像任何这样完整的东西。现在，我想要提及的是到这一阶段已经出现的养育者或养育者集体的双重人格化——好母亲或坏母亲(或邪恶母亲)的人格化。若无言语行为在人际情境中起着不可思议的作用，若无年幼儿童周围的成年人赋予他巨大的能量，用人类最重要的工具(即语言)去武装儿童，儿童就不可能把两个母亲的最初印象保存下来——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给予温柔和合作的母亲，以及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伴有焦虑和干预的母亲。你们可能会说，虽然这种将一个现实的个体一分为二的做法能在较低的人格层面上继续，但却几乎不可能长期存活于高压的文化移入(high-pressure acculturation)之下，这种高压的文化移入会让我们称呼一个人为“妈妈”，而称另一个人为“姐姐”，等等。因此，不管好母亲和坏母亲这两个分离的人格化组织得多么彻底，它们的个体性都会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消失殆尽，或融入后来的人格化之中。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融合视为是综合的。换句话说，所有组织进婴儿期坏母亲人格化中的特性，并不必然出现在童年期明显开始的对母亲的人格化过程中；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婴儿期好母亲的一切属性也几乎不可能融入童年期对母亲的人格化过程中。在某些情形下，我们能看到证据表明这最后一句话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在后来的生活中，个体会寻求(而且可以十分清楚地证明他确实在寻求)某个符合好母亲人格化的人，而这种人格化在“现实”母亲的人格化中并不显示出来。某个人格阶段的人格化进入后一人格阶段人格化的特别复杂的方式——尽管很少有情况完全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有声言语行为的独特力量，而且只要他处于有组织的教育情境中，也可以归因于童年期及其继后的发展期对语言行为习得所提供的高度奖赏。

逃避的原理

现在，我想进一步论述自我系统的发展，对此，我一开始将概括一下背景，然后系统地阐述我所谓的逃避的原理(theorem of escape)。与假定组织人际关系知识的其他动力机制不同，自我系统尤其抵制凭经验而做出的改变。我们可以用一条原理来表述这一点：根据自我系统的本质——其共有的环境因素、组织和功能活动——自我系统往往能够逃避与现行的组织和功能活动不相宜的经验影响。如果你想根据精神病学的这一系统来理解人格，或者，如果你想从事该系统所蕴含的治疗的干预类型，你就得理解自我系统的这一特性。我在前面谈及自我系统时，曾说过它具有纯经验的根源，而且我说过，与需要的动力机制不一样，它并不依赖于那些构成人性动物之基础的物理化学共存的特性。这个自我系统完全导源于人类必要环境的人际方面；它因极不合意、极不舒服的焦虑体验而被组织起来；而且，组织的方式是为了避免或尽量减少现存的或预见的焦虑。

但是，我想重申一点，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引发焦虑的情境特征。很明显，由于母亲焦虑就会导致婴儿焦虑，因此我们不能指望婴儿能够充分理解产生焦虑的原因；有一点或许让人难以理解，即在成年人身上，同样也存在不能发现引起焦虑之情境的情况。随着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可能觉得自己能够对一些事物加以命名，或对其做出解释，而这导致我们(部分地)看不到引起焦虑之情境所具有的特征(人类从来都不曾能够完全理解、把握这个特征)。有一则古老的故事，说的是一个病人痛得十分厉害，他自觉病得很重，但是当医生说“哦，只不过是阑尾炎”时，他觉得舒适多了。这便是当有人在言语上给我们贴一个标签，我们便感觉好很多的一个小例子，这就好像是通过这个标签，个体就熟悉了一组新的事实——要是对别人也能这样就好了。我们经常做的很多无效而又不适当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能毫不费力地说出一套词语的话，就会感觉更舒适、更值得，通常情况下，这套词语就像传统妇女解释神秘事物时说“我这样做是因为……”一样有效。事实上，在漫长的精神病治疗生涯中，我会说，我已经对那种以“正是因为……”来结束的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越来越有感情；后面跟的词语越多，就越难猜出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个人的套话——诚如其名称所表明的，文饰作用——而且，也就越难猜出人们本该看到的重要线索。

因此，不管我们作为成年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谈论引起焦虑的情境，我们都几乎不能把握这种情境的特征——当然，儿童也不能把握它们。因此，对于自我的动力机制，我们所要补充的是：要么对引起焦虑的情境作不完善的观察(imperfect observations)，以及对为减少或避免这些情境重复出现而做出的成功干预作不完善的观察；要么是一些确定的创造(definite inventions)，通过这些创造，较为简单的操作会建立起更为复杂的操作，即通过重组旧事物——对这个概念，我在后面将作简要讨论——从而创造出新的事物。此外，文化本身的基础并不在于哪一条甚至能为天才所把握的一般原则，而是基于许多矛盾的原则。正是在我们这种文化的生活教育中，我们所有人都体验到了大量的焦虑情绪。

尽管任何一种反复出现的经验都会很快增加进来，并修正那些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任一动力机制的表现，但自我系统的特殊结构和功能活动在于，个体要经历一系列的失败——我们称之为安全操作(security operations)，当自我动力机制是活动的核心原动力时，它便是典型的表现——而无需凡事都去学习。事实上，机遇在于，在遭遇引起焦虑情境的微弱线索时，自我系统的活动会更容易发动，但依然没有表现出从那些与满足生物需要相关之失败中获益的类型。我们在研究对经验的这一让人觉得奇怪的迟钝反应时，可以看到，这些毫无益处之经验模式的特征在于，无法根据业已并入自我系统的倾向来进行理解或分析。

不用说，避免从经验中得益的自我系统的终生倾向并不是绝对的。但是，我想强调一下自我系统的这种一般倾向。为了强调我们非常不理性和完全不愉快(如果我们期望别人，只要涉及他的自我系统)——虽然这在自我系统并不涉及的所有领域里都是一个十分合理的预期——他便能从其经验中迅速得益，我已陷入一个阐释原理的困境。这并不会使自我系统完全无力改变自婴儿期起的主要特征；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对人格的一般性影响(这种影响会与每个发展时期的早期阶段新成熟的需要或能力相伴随)，自我系统的功能活动在方向和特征上总会有所改变；而且，正是在这些时期，自我系统特别容易发生幸运的变化。据我所知，这个自我系统能在任何人格系统中为经验所改变；但是，这种经验(更确切地说，这种可以期望变化的装置)通常必须十分周密，而且持续时间很长。这个自我系统对于作为经验之结果的变化的抵抗，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发现在治疗中根据复杂组织的、相当持久的治疗操作来思考相当有益的原因所在，而依据这样的治疗操作，我们逐渐建立起了一系列要求自我系统进行扩展——吸收先前已有的经验——的情境，因为在特定的人际情境里，选择性忽视对患者对焦虑的易感性没有实质性影响。

升 华

现在，让我们回到有关童年早期的讨论，请大家把注意力放到与幼儿追求需要的满足有关的活动上——到此时为止，这种活动既是外显的，又是内隐的。到此时，这些需要不仅明确涉及与生化世界的必要共性(communality)——对食物、水、氧气以及废物排泄等的需要——而且还包括一种不断增长的对区域需要的补充。这后一类需要包括表现每一种成熟能力的需要——我们所看到的是儿童在表现出任何一种已经获得之能力时的快乐。行为模式与外显过程——它们在早期只能通过推理得知，而现在变成可用客观方法加以证实了——的改进，源于新能力的成熟以及以往的经验；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改进，正如通常所速记的那样，会被归为关于“现实”的改进了的信息。所有这一切，不仅会导致从旧模式中创造出新模式，而且还会导致从与成年人(这些成年人正不断地适应文化)相处的人际情境中以某种方式(这些方式我在前面已做过描述)获得信息。

在这些创造中，存在一种行为改变的模式——一种对行为模式和外显过程的改进——根据我的定义，这种改变模式具有很广泛的意义。我像往常一样，懒得或无力为这种行为改变或参照过程改变的模式寻找一个术语；因而带着我至少体验了10年的同样的不满，我再说一遍，我现在正在讨论的是关于升华的变化。诚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我在谈论升华时，所讨论的东西并不是弗洛伊德在提出该术语时心里所想的东西；我关于升华的思考，使它成了比经典精神分析研究可能提出的内涵多得多的过程。由于缺乏一个更为恰当的术语，我将继续称这些表现为升华，它出现在婴儿后期，在童年期变得明显，并且在继后的时期变得非常明显。由于这是行为和参照模式中变化之重要表现的标志，因此，请允许我对此稍作详细的说明：

对于一个遭遇焦虑或与自我系统相悖的行为模式来说，升华作用是一种无意的替代(unwitting substitution)，它具有一种社会上更可接受的活动模式，这种活动模式部分地满足那个导致麻烦的动机系统。在更为幸运的情形里，睡梦中所发生的符号过程会处理那些尚未满足的需要。

注意，这是我第一次特别强调无意(unwitting)这个词。我希望，通过讨论我们所有人的外显生活，我已为其准备好了途径。在婴儿身上，那些可予推理的外显过程当然不能被认为处于婴儿的觉知范围之内，即不处于他清晰的认识或理解的范围之内。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出的，我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最后一步——或者除了最后几步——我们每个人，无论表现是多么不同或多么相同，通常都用十分外显的行为来表示所谓意识或觉知的内容。因此，我所谓的无意(unwitting)或没有注意(unnoted)，指的是那些确实已发生的大量外显的参照过程，但是，当事人对它们的出现却完全不知，只能根据他确知的或确实注意到的东西来进行推导，换句话说，根据其所谓的意识领域中出现的东西来进行推导。要在我所指的意义上使用升华这一术语，大家必须看清这样的事实，即它出现于意识内容领域之外；其原因虽然错综复杂，但颇为重要，而且，到我们讨论所谓心理障碍的特殊模式时，该原因很可能就会变得明晰起来。现在，我想描述一下这种升华作用中所发生的事情：升华中发生的事情是一种与社会监护人或适应文化者所施加的焦虑相悖的需要；一个显著的例子——当然，没有哪个例子是完美无缺的——便是年幼的儿童把沾有粪便的大拇指放入嘴里。当我们发现这个年幼的儿童在以这种特定的方式玷污手指时，总是或经常挑出某个特定的玩具并吮吸它，于是我们便可以确定存在一种对吮吸玩具之经验的“替代”，即以吮吸玩具来替代把沾有粪便的大拇指放进嘴里的经验，在婴儿后期，每当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几乎不可能假定这是婴儿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且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似乎成了一个特别好的例证，用来唤起人们注意一生中升华作用得以发生的方式。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永远不会明白升华虽然时而发生，并得以继续，但却是无意的。至于发生什么以及什么东西得以继续，是一种对需要的部分满足；这种部分满足替代了与焦虑相悖之需要的满足，即替代了被周围重要他人的禁止姿势所禁止之需要的满足。至于什么东西被替代，也就是说，在对这种特定的满足需要的行为的替代中所出现的东西，并不是那些得不到赞许的东西，或者说并不是非常不赞许的东西——并非作为自我系统活动之目标的东西，不管这种活动有多原始。

这种升华作用，或者对目标的特定替代，按其在满足需要方面所占比例而言，可以说(而且事实也是如此)几乎完全能够满足，因此，只有很小一部分剩余的需要未能满足。在我的例子中，手指沾染粪便并不意味着嘴边都是粪便，一个玩具的替代并不能满足有关的需要，因为这种需要包括吮吸满足和被吮吸满足的结合，而玩具却是没有感觉的。那么，未为这些长期被社会赞成的技术所满足的过剩的需要是什么呢？在许多例子中，这种过剩的需要可以通过外显操作来解除。对生活繁忙的成年人来说，从事这种外显操作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睡眠期间；尽管并非必定如此，但通常都是这样。在童年期，这种外显满足并不一定被推至睡眠状态，而到了童年后期，在需要满足的过程中，某个遭禁活动的未满足成分，可能会如实地反映在幻想的活动中。问题是，这个未被升华作用所满足的过剩需要，会由于那些外显的或内隐的符号操作而得以满足，而这些符号操作并不特别与社会审查相冲突，也就是说，它们与焦虑没有特别的关系。不用说，在追求那些很少隶属于外显过程的满足时，存在着某些行为或外显过程的模式。我们在讨论青年期时，会发现这是真正的欲望(lust)，至少我是这么看的。某些构成欲望模式的区域需要可以得到升华，但如果个体依赖于这些过程来解决整件事情，那么麻烦即使不在眼前，也会离他不远了。

大量所谓的学习，都是由行为的改进和外显参照过程的变化所构成的，而行为的改变和外显参照过程的变化则通过相对简单的升华过程来实现——通过将需要部分满足的活动与其他活动的模式相结合——很可能纯粹在于追求安全感，也可能有一部分在于追求其他的满足——这样就能成功地避免焦虑。但是，当这类事情构成学习的重要部分时，人们不能指望正在从事这种学习的人会知道自己是如何学会这些内容的。当所谓的替代明确在意识领域运作时，教育过程几乎不能有效地起作用(如果它确有作用的话)。我不时地听说，我们应该给幼儿机会去理解为什么需要某些事情的原因。如果这一点十分必要的话，那我们也许要到60~140岁才能成熟，我怀疑有多少人能受得了这种冗长而又乏味的等待。因此，正是在这类行为改进和发生在意识之外的外显过程中，人们才可以发现对一个生活在完全无理性之文化中的人实施教育的重要内容，这种外显过程虽然发生在意识之外，但它既具有放弃即时的、直接的和完全的、社会上赞许的模式，即在睡眠中或用某种其他方式解除任何过剩需要的模式。

行为模式的瓦解

在那些不太成功的儿童培养方案中——在那些难以评估技能、独创性和理解(父母试图借此来推卸他们的社会责任)的家庭里——在童年早期，我们就会看到儿童在焦虑压力之下出现行为模式和外显过程模式瓦解的第一批例证。与升华稍有不同的是，它近乎我在前面说过的非我的人格化。现在，我正在考虑一种情境，在此情境中，一种追求满足的行为模式，以及与这种满足相关之回忆和预见的练习都被育儿者中止(stopped)了；于是，依赖于需要的特征——这进而又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人格的进展阶段——要么会出现大量的麻烦(这是从这一行为事实上并未被儿童所抛弃，而且越来越多的焦虑堆积在人格之中的意义上来讲的)，以至人们可能会说整个生活(whole of living)都相当混乱，要么行为和外显过程的这一特定模式(particular pattern)会瓦解。不过，被瓦解的东西在那个过程中并不会中止；它不像魔术师手心里的一枚硬币，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那个已为焦虑的前期运用所瓦解的行为和外显过程的模式又变得怎样了呢——只要焦虑得到发展，它就会与自我系统发生完全冲突？据推测，由于在这个极其简单的升华模式中，活动的重新结合此时并不会发生，因此，在更为复杂的活动模式中——其大量的模式最好用我们即将考虑的心理障碍来揭示——却可能出现活动的重新结合，或者可能存在所谓的对早期模式的回归(regression)。

如今，回归这一概念常常被用作一种纯粹的套话；也就是说，精神病学家经常用这个术语来搪塞他们完全不理解的神秘现象。当我使用回归这一术语时，我并不希望大家将此视作某种晦涩难懂、听起来明智但又不可名状的东西。回归这个概念指的是一种十分罕见、高度病态的现象，可以根据一个极易观察的强度(strength)来加以消除：在任何一个儿童的生活过程中，实际上在24小时的间隔里，当儿童完全疲倦时，你们便能够观察到那些未被深深铭刻之行为模式的瓦解。十分常见的情况是，入睡之前，儿童会重视其早期的行为模式，而这些行为模式在其生活中较为清醒的时期是不会再出现的。不过，当动机系统的模式很好地确立之后，这些日常的瓦解要么变得很不显眼，要么完全不足为证。例如，一个完全不再吮吸拇指的儿童在入睡之前通常会再次吮吸自己的拇指。与吮吸拇指相关的区域需要在许多方面已有所改进、扩展等；但是，随着所谓疲劳状态的伴发，更为复杂、近期形成、提供满足的行为模式(偶尔还包括保护安全的行为模式)，会就此破裂，而直接满足这个特定区域需要的某个早期阶段就会再次出现。这才是真正的行为模式回归的例子，据此，我相信你们能推断出这个特定概念可被合理推导的限度。

交互情绪的原理

接下来，我要讨论的是各组人格化在童年早期的交替变化；这些人格化目前被融入自我的人格化中，也就是说，被称作好我和坏我的人格化，以及残留的、模糊的非我人格化。由于这个时期日益受到成人环境的社会化影响，能够并入坏我人格化的经验经过这些早期阶段得到了发展，而好我的“自然性”变得更容易遭到反对。

有关各种人格化的交替变化［目前，它们将以人格化的自我(personified self)而告终］，我想提一个促进并极大地修正了最初的温柔原理(initial theorem of tenderness)的理论阐释。我的最初原理大致认为，需要的迹象(诚如婴儿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使育儿者做出了温柔合作的行为。在婴儿尚且处于完全依赖育儿者的时期，这种说法是成立的，但是，到了童年期，育儿者的社会责任就会开始对其加以干预。因此，从童年早期开始，另外一种一般陈述可能适用于人际关系，由于缺乏一个更好的名称，我曾称之为交互情绪的原理(the theorem of reciprocal emotion)或交互动机模式：人际情境中的整合是一个交互过程，在其中：(1)互补的需要(complementary needs)得到了解决或得以加剧；(2)活动的交互模式得到了发展或得以瓦解；(3)对相似需要(similar needs)之满足或受挫的预见得到了促进。

我在此说互补需要得到了解决或得以加剧的时候，你们会察觉到这是相对于温柔原理的一种改变，在温柔原理中，互补的需要会明确得到解决。但是，就更为一般的目的而论——在童年早期起的人际情境中——我们发现，当存在互补的需要时，一个人需要温柔的事实可能会带来温柔，或者可能会带来对温柔的否定，或是加剧对温柔之需要的不加掩饰的焦虑。我的原理的第二部分是，活动的交互模式得到了发展或得以瓦解。在讨论婴儿时，我们看到，婴儿的吃奶行为有着某种稳定的成长，而在育儿者一方，则存在某种与这不断扩展之吃奶行为模式的合作。但是，从更为一般的观点看，情形或许正好相反；人际情境中合作活动的先前模式现在可能已被瓦解，因为在母亲看来，婴儿的成长已允许他摆脱她早期所容忍的事情而开始接受教育。我的原理的第三部分是，对相似需要之满足或受挫的预见得到了促进。对预见满足的促进是在追求满足的过程中行为继续改进的一个特定例证，它发生于人际情境鼓励这些改进之际。而且，对预见受挫的促进是引起自我系统过程进行干预的一个例子；预见的并不是需要的满足，而是禁止的姿势和焦虑(焦虑将随着需要的直接显现而发生)。

就这一原理本身显现出来的积极方面而言，互补的需要会在个体所经历的人际关系中得到解决，活动的交互模式得到发展、改进，变得更加完善，而且通过改善操作，便可以预见如何才能更快、更持久地获得满足。现在，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与好我的人格化全然相一致的经验，而且正如我们有时候能从幼儿的嗓音和其他表情中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他们在其能力运用方面的欢快与骄傲——这是传统上的一种误称。但是，随着幼儿社会化压力的不断增大，交互过程的消极方面自然会出现；由于需要受阻而得以加剧，活动的模式不得不升华或瓦解，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受挫——不利行为结果的可能性——显然被预见为摆脱那些模式的部分过程。

自我系统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产生自这些情境的所有经验，都自然地倾向于适应坏我的人格化。此外，由于此文化中训练的童年期一般模式，使得自我系统的某些特殊附加物得到了培养。你们也许还记得，自我系统的一切都出自人际关系，来自对人际关系经验的意匠作用(elaboration)。我所提及的特殊附加物，指的是一种我们称之为厌恶(disgust)的生物反应的发展——这种厌恶代表的是对某种一直存在之事物的意匠作用，反过来说即是将胃肠排空的能力——我在后面分析羞愧(shame)这种情绪时，将进一步阐释厌恶体验的组成部分。

随着后来成为人格化自我的三类人格化——好我、坏我和非我——的成长，我想讨论一下语言教学中的一些不同成分是如何干预人格化自我之更为令人满意的发展的。这种干预发生时，不断适应了文化的成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会教导幼儿，对于那些与焦虑密切相关的不良行为，育儿者的某些发音过程可能具有某种抚慰效果，也就是说，这些不良行为通常情况下是被严加禁止的，以至它们必须尽可能加以升华，否则就会被瓦解。

由于我们已经知道某种行为会危及我们的人际安全感——这种行为肯定是得不到赞许的——因此我认为，从某种程度说，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早年岁月里——很可能包括整个童年期，而且肯定包括少年时代的后期——都有机会知道某些词语和姿势的结合，可以将清楚预见之与某种行为相关的焦虑这种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不是将其彻底消除的话)。现在，为了让儿童拥有比其行为表现更为优越的现实品质，不断适应了文化的成人就会对儿童实施语言陈述，而儿童正被训练成不能应对自己生活的人。这便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然而，在许多家庭里，下列这样的陈述是家长在教育幼儿时经常说的：“威利，我告诉过你不要那样做。现在你该说对不起。”这就是我所说的劝解姿势(propitiatory gesture)的一个典型例子。如果威利顺从地说出了那个对不起，则就被假设为明显地缓和了情境，尽管这几乎可以说是威利肯定不能理解的东西——如果事实上确有人能够理解的话。这类事件的结果是，它干预并延缓了把好的、坏的、漠然的以及未知的方面融合进人格化自我，致使儿童继续保持有关“我的身体”的三类人格化(这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因此，你有时候会听到这些儿童后来对你说“哦，这不是我做的，是我的手做的”，或者说“哦，妈妈，我是个坏孩子”，或者其他诸如此来的话，所有这些并非证明教育特别幸运的证据。

在童年期，某种惊人的事情会慢慢发生，它表现为对温柔之一般需要的成分，对温柔的一般需要是婴儿早期的特征。这一成分，在关于后来出现的某些癖性(idiosyncrasies)的理论解释中，我把它当作对身体接触的需要来提及。在童年期，这种需要的意匠作用首先表现为一种对参与者的需要，而后表现为对观众的需要。后来，婴儿以及幼儿显然爱与母亲一起玩，喜欢与母亲一起从事某些能够满足特定区域肌肉需要的练习；在稍后阶段，他们会形成一种确定的偏好，喜欢在提供温柔、提供赞许的成人面前进行种种表演。但是，如果母亲对其他方面的要求太多，或者如果她养有几个孩子，或者如果她对于养育孩子一无所知，或者如果有许多其他五花八门的状况，包括母亲患有心理障碍，或者对于孩子的意志或精神等有着疯狂的想法，那么，十分常见的情况是，儿童所表现出来的对温柔的需要总是遭受挫折，以至他所表现出来的与温柔需要表达相联系的行为和外显过程不得不屈从于改变。当然，这些东西有很多可以融入升华的概念，因为这些儿童中有少数幸运儿发现，每当升华出现，温柔就会再次出现，而且，一切都会变得很好。但是，他们当中还有很多人并没有那种经验，以至被迫去瓦解那些表现为温柔需要的行为模式和外显操作，因为他们预见到——根据最有可能的理由，即发生的频率——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温柔需要会遭遇挫折。在这种情况下，一段时间之后，某种行为模式会得到发展，就好像坏我成了这幅图景的核心部分；当需要温柔时，憎恨行为的替代作用就会出现——“恶作剧”是母亲常常用来向阿加莎姨妈谈及此事的措辞。后面，我将进一步讨论这种发展，因为它对于我们在理解患者以及后来生活中的他人方面所遇到的许多困难来说十分重要。

第十三章　恶意、憎恨和隔离技术

应具行为与隐瞒、欺骗的必要性

现在，我想进一步讨论人变得怀有恶意(malevolent)这一非常有趣的现象，而且，我们将会看到我们能否趋向于达成共识。发生在童年期的许多事情的总体模式(相比于人格的婴儿阶段)包含两个显著要素。其一，诚如前面已经强调过的那样，即对不仅具有私人性且具有交际性之语言的习得，对这种极其重要之人类工具的学习总是会带来极大的回报。不过，第二个要素，就人际关系的实际发展而言，是介于两个时期之间更为显著的差别；我们本可以根据应具行为(required behavior)来对其加以陈述。婴儿呱呱坠地之时，几乎没有任何能力保障自身的存活。在婴儿期，他仅仅学会了有关区域需要和一般需要的最为粗糙的文化模式。但是，在整个童年时代，合作的需要越来越强烈。人们期望儿童去做那些引起他注意或给他留下印象的事情，这些事情通常是权威环境向其提出的行为要求——通常是母亲的要求，父亲的要求也会日益增加，很可能还包括同胞兄妹或仆人等的要求。

在童年期——至少与前三分之二的婴儿期相对，而且，人们希望是整个婴儿期——一种新的教育影响出现了，这种新的教育影响就是恐惧；这一点，我们虽在前面谈及过，但没有给以太多的关注，因为它对到此为止的人格发展还不具有显著的意义。恐惧与焦虑之间的区别极其重要。据我所知，非常严重的恐惧与非常严重的焦虑，让人产生的感觉是一样的——两种情况下所感觉到的成分是一致的——但是，生活中这两个强有力的分离过程之间的区别有时候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焦虑是一种通过与重要年长他人的共情联系而获得的东西，而恐惧则是当一般需要的满足被延迟到这些需要变得十分强而有力时才出现的东西。在这些一般的需要中，我们在这里特别想要讨论的需要是对于摆脱痛感(painful sensations)的需要。在这里，疼痛(pain)并非比喻性或象征性地被界定为痛楚(hurt)，而是根据其最为明显的核心意思被界定为痛楚——例如，对真实生理组织的压迫或切入，或者某个重要器官内部功能所出现的不测事件，都会造成疼痛。

在童年期，与婴儿相对的儿童，在某些时候应该或需要对其加以惩罚，这种情况在现今很可能并不普遍，但我认为，在几乎所有的文化中都依然常见；我所说的惩罚指的是施加痛苦。这样的惩罚可能并不导致任何的焦虑，也可能与焦虑密切地联结在一起。有些看到孩子违背规则的父母，会从方法学的角度觉得有必要以某种多少有些明确的方式，对其施以大量的痛楚，而不会使其有任何特定的焦虑。尽管他们在这样做之后，很可能会感到有些后悔，也可能会产生某种单一的中性感觉(人们在训练宠物时常常会有这种感觉)。然而，许多父母出于种种原因，常常让儿童既痛苦又焦虑。不过，就惩罚来说，导致疼痛(causing of pain)常常被用作一种教育影响，这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学习—— 被迫通过区别违背权威与接受疼痛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学习。

通常情况下，儿童会屈从于惩罚——这是一种有时伴有焦虑、有时不伴有焦虑的痛苦，但在这种情形下几乎总是伴有焦虑——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已经预见到了惩罚，除非区域需要或其他需要的压力使这种预见不能有效地防止该行为。在一组并不十分常见但重要得多的情境里，也即在儿童不可能预见这样一种行为结果的情况下，出现的惩罚几乎总是带有大量焦虑的痛苦。这种情形尤其可能出现在易怒、脾气暴躁的父母身上，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被许多焦虑的情境所折磨，往往相当明显地把这种情绪发泄在他们的爱犬或孩子等身上。

由此，我们看到，在童年期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影响，这种影响非常明确地表现为害怕权威人物对其施以痛苦的能力。这是焦虑和恐惧之间区别的独特之处。在焦虑的情况下，这些因素至多只是相对真实的，但是，在幸运的情况下，在个体遭受痛楚的情境里，这些因素则是能被观察、分析和识别的，并且可被并入对未来的预见之中；如果焦虑非常严重(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则这种焦虑具有近乎迎头一击的效应。因此，关于将来加工什么，个体拥有的资料非常少——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没有什么特定、具体的东西可以构成信息和预见。

在童年期，父母越来越努力地施教，履行其社会责任——我很抱歉地说——履行其人格中大量更为不幸之特质，在许多情况下，只会造就这样一个孩子：他要么“顺从”，要么“叛逆”，而且，这种结果可能出现得相当早。当然，这种模式可能会在同一个儿童身上交替出现，并与现存的好我人格化和坏我人格化有着一种非常明确的关系；在相当健康的环境里，好我往往相当确定地与顺从(obedience)相关——但依然拥有游戏等广泛的自由天地——叛逆(rebelliousness)则倾向于成为坏我人格化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发展阶段——此时，父母正日益努力地教导他们的孩子，孩子的能力正日渐成熟，而且他正在组织以往的体验并在游戏和虚构中实施他的幻想和内隐过程——儿童从很早就开始能够辨别有权威的人物，随后(但依然相当早)，开始能够分辨权威的情境。换句话说，对于何时能够冒犯权威是极不安全的，什么时候会出现“幸免受罚”的机会，几乎所有的儿童都会辨别某些对其有用的线索(indices)。我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辨别，它通常能够提供有益的资料，虽然在某些情境里，当然指的是当家长以不适当和不充分的生活方式对待孩子的这种辨别时，它可能会对后来的生活经验造成不幸。随着人们所假定的儿童完全依赖于母亲的关系处于中止状态，而父亲变得越来越重要时，儿童对不同权威人物和权威情境的辨别，就其成功性而论——提供预见事件过程方面的可靠资料——无疑会有助于对人际关系之预见的发展和重要性。但是，由于权威人物会令儿童感到困惑，而且权威情境常常不一致，因此，根据儿童的成熟能力和经验，他们常常不能理解——于是，甚至在刚满30个月的幼儿身上，我们也能看到高级预见发展方面开始表现出来的退化。在这样的情形下，完全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发展的稍候阶段，有意识的预见训练，即如何实现某个可认识之目标的有意学习，将难以得到高度的发展。

在几乎总是与儿童参与生活、与父母“合作”、执行指示、做家务等训练相伴随的事情中，非常常见的是将责任观念和义务观念强加给了儿童。这当然是在为遵循社会秩序的生活作充分准备；但是，在父母无知或患有不幸人格怪癖的情形下，这种责任观念和义务观念的训练，通常包括十分重要的大量附属(很可能是掺杂的)训练(也即经验，我认为，在许多病例中，这种经验都被错误地假定为教育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应该(ought)的观念非常明显。

当“应该”变成一个适当陈述文化传统的词语时(这些文化传统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所必需的)，人们真正面临的是一项需要最为惊人之天赋的任务。如果发展文化成为一个或一群极富天赋之人的工作，而这个人或这些人又对其同胞抱有极大的责任心，那么，非常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人们会建立起一个在各种情境里都起支配作用的原则的极大的陈述结构，而其结果将是一个一致的、从理性上可以理解的社会制度。不过，就我所知，迄今并没有哪个地方明显出现了这种状况；也许，在不同的时期，在以各种人群为特征的、严加管理的群体之中，可以找到走向这样一种社会秩序的最为便捷的途径。例如，至少在诸如军规之类的东西中，常常会出现想要体现稍微有些矛盾之要求的企图；但是真正遵守军规的勤奋学生通常会发现，只要付出极小的努力就可以发现权威方面的细小冲突，而这样一种冲突，根据冲突的权威性陈述，为解释某种情境提供了机会。但是，如我所说，这样的军规确实提供了一种近似于该理性文化的理想状态，因为有许多富有独创性的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对维持这种军事性的特殊社会组织颇感兴趣)都力求使应该(ought)和必须(must)的陈述变成能为相对缺乏这方面知识的人所理解的词汇。

但是，当它逐渐将文化规范强加给儿童时，这些规范常常明显自相矛盾地出现在不同的场合，因此他们需要对权威情境予以复杂的区分。而且，就这些规范可能具有的合理性而言，儿童往往好多年都不能理解这些规范。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大量接受由于焦虑、奖惩——温柔和恐惧——而引起的无理性的、冲动的教育类型的儿童，很早就发展出了隐瞒内心真实想法的能力，隐瞒他们实际上已在某人背后所做的事情，由此欺骗权威人物。在这种隐瞒和欺骗的能力中，有些实际上是权威人物教出来的，有些则代表着对人类榜样进行的试误学习，也就是说，通过观察和分析兄弟、姐妹、仆人等的表现、成功与失败进行学习。

言语化与“好像”的表现

现在，这些不断增强的隐瞒和欺骗的能力，往往很早就沦为——从广义上考虑——不合宜行为和不适当行为这两种重要模式，这两种重要模式在后来的生活中会变得很麻烦，由此称作心理障碍或心理障碍过程。我希望至此我已表达了一种非常坚定的信念，即没有哪种心理障碍模式如人们所说是纯功能性的(purely functional)——这种模式是一种与他人及他人的人格化不合宜、不适当的生活方式——包括所有对人类禀赋而言的全新的东西。我们在这些非器质性——没有缺陷——症状中所见到的一切，在我们每个人的发展史上都有其反映(尽管反映程度不一)。因此，我们会发现，儿童到了童年中期，就会非常熟练地隐瞒可能会带来焦虑或惩罚的东西——他们会根据权威人物或多或少认识到的其依从的程度或性质欺骗权威人物。

我们前面提到的两种模式的第一种——言语化(verbalisms)，通常被称为文饰作用，往往会提供一系列貌似有理的话(不管实际上是否相干)，并借此力量来免除焦虑或惩罚。言语化构成了我们称之为心理障碍(不管其程度是轻微还是严重)的不合宜、不适当生活的要素，其程度真的很显而易见。如果你认为它不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工具，你就低估了它在服务于自我系统方面的惊人意义。自我系统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它使得有益的变化十分困难，也就是说，自我系统倾向于逃避与其当前方向不协调的经验。

不过，第二种模式比之言语化甚至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从隐瞒和欺骗的意义上说，它是对好像(as if)表现的不幸学习。这些好像表现包括两大部分。其中之一(远非人格发展中的必然麻烦)是每个人在整个童年期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称作戏剧化(dramatizations)。儿童所完成的大量学习，都是以人类榜样为基础的，而这些榜样在这一阶段带有权威性(authority-invested)。儿童不可避免地以这样一种方式学习大量关于母亲的东西，而且，随着父亲的人格化变得越来越明显，儿童也以这种方式学习与父亲有关的东西；这种对人类榜样的试误学习，我们可在儿童假装动作像(acting-like)某个长辈和声音像(sounding-like)某个长辈的游戏过程中观察到，实际上，这是儿童在扮演成为自己。事实上，这个进程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首先试图让自己的动作像某个人，然后让这些动作就好像是他自己的(act as if one were)。

在童年期的前半部分，只有当这些戏剧化过程在隐瞒不合作方面和欺骗权威人物方面变得特别重要时，个体在学习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这个不可避免的部分才成为相当重大的问题——根据其在后来生活中所可能表现出来的东西。在欺骗权威人物的情形下，出于种种原因(其中有些原因我们将简要提及)，这些戏剧化过程往往会成为我所谓的亚人格化(sub-personifications)过程。以成功避免焦虑和惩罚的方式来扮演的角色，或以带来温柔的方式(此时，没有以之前获得温柔的经验为基础的表现)扮演的角色，会被组织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我认为我们可以将此称为角色面具(personae)；这些角色或角色面具通常是多重的，我们到后来会发现，其中每个角色都可以同样名之以我(I)。为了描述这种与理想的人格发展相偏离的现象，我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了我—你模式(me-you patterns)的概念。我所说的我—你模式，通常指的是个体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不一致的行为方式或角色。所有角色(或者说大多数角色)看起来似乎都是真实的——自我的人格化——虽然从它们代表之持久特质之不同方面的角度看，其匹配的真实性不会比你在懂得梵语之前去翻译梵语那样好到哪里去。当这些戏剧化过程与学习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时，它们很可能在这样早的时期就已经把一个显然不合理的因素引入了自我的人格化过程之中。

我想提及的另一种好像表现，也许可以放在先入之见的标题之下加以考虑。由于我养的一只长耳狗要比我现在所能想起的别的东西更能说明问题，所以我就以它为例说上几句。这只狗在同窝六只狗中是最小的，我一直将它与同窝的另外两只狗养在一起。另外两只狗，一只是相当大的公狗，另一只是十分机灵而又专横的母狗。我想说的是，毫无疑问，这只小狗既是那只健壮公狗的捉弄对象，也是那只机灵而又专横的母狗的捉弄对象。结果很可能是，这只小狗确实开始与它的大哥大姐保持距离，而且，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它在这种环境下十分勤快地挖掘大洞和大沟。其实，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表现，因为小狗对从其两条后腿间刨出来的每一爪子泥土都加以认真的检查，生怕泥中有什么可吃的或有趣的东西被漏掉了；它会在其中一个洞穴里猛挖，绕圈奔跑，检查抛出的泥土，跳下洞穴又弄出满满的一爪子土——有一次，它这样劳动的时间竟长达数小时。不知怎么的，似乎它们之间存在一种默契：只要小狗这般勤快地工作，两只大狗就基本上不去管它。但是，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现在，当小狗遇见两只大狗时，它不再害怕它们，而且对它们十分粗暴。而清洁工的出现却成了一种刺激物，引发了这些狗的恐惧——当清洁工出现时，它们全都十分不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惧怕那些巨大的载重汽车和汽车周围的嘈杂声等。而当清洁工在附近时，这只小狗脱离了它的家人，独自跑了出来，对着清洁工狂叫。但是，它每叫三声，就会停止狂吠，然后发狂似的挖起洞来，绕着洞穴奔跑，检查挖出的泥土，然后又跑回来对清洁工狂叫。我想，我们不能合理地由此就推断说这只小狗非常胆小，虽然我们有极好的理由可以说明它过去曾是害怕的，而只能说这意味着它已变得非常习惯于先入之见，即以为通过挖掘便可以幸免于难，以至在这种情境下，过分的恐惧导致它再次出现了挖掘这一先入之见。

在人类身上，先入之见作为一种对付引起恐惧之情境或惩罚之威胁的方法，作为一种规避焦虑或将其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方法，出现得相当早。而且，父母权威将一些东西强加给孩子所采用的那些失去理性而又情绪化的方法，也往往让孩子觉得，伴随某种特定的之前觉得有趣的并很可能证明能让他得益的活动的先入之见，继续下去会很有价值，其原因并不在于能力的成熟或新能力的满足而使其被长期需要，而是作为一种避免惩罚和焦虑的先入之见。现在，如果这些表现不仅让儿童成功地避免了不愉快，而且让他获得了被温柔对待、赞赏等积极的奖赏，那么，自然而然会使他在后来习得一种极其复杂的生活方式——我们称之为强迫性的(obsessional)生活方式。

愤怒与怨恨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通过在扮演像(like)母亲或像(like)父亲的过程中做一些事情而进行的学习，以及通过扮演成为(being)母亲和成为(being)父亲来进行的学习。在我们日常与同伴的接触中，以及在精神病医生与患者的接触中，存在一种学习的非常明显的一个特殊阶段。这是一种向权威人物的学习，是一种避免或抵消引起恐惧之情境的特殊方法。你们可能还记得，我们在前面曾讲到过通常可以称之为狂怒行为的活动是如何在年幼时出现的，当时幼儿被强加上了某些产生恐惧的生理抑制，尤其是干预呼吸运动的抑制。现在，在遭受痛苦的惩罚情境下，始终都存在一种抑制运动自由的因素——这是实施惩罚之人的一种非常蓄意的企图，以干预儿童逃避那种对其生理施加的痛苦。我认为，任何到此时为止都未曾经历过灾难性经验的十分年幼的孩子，通常都会产生对狂怒行为的恐惧。但是，狂怒行为在这种情境里并没有任何特定的价值。因此，鉴于分析和辨别的可能性，同时因为预见的运用至今已实施得相当不错，因而取代狂怒本身而发生的是一种经常性的不测事件，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一种可以感觉到的成分——愤怒——这种不测事件会逐渐变得非常重要。尤其在儿童遭到愤怒父母的惩罚的情境里——但是，在所有的情形里，或迟或早，要是都能够改进对权威人物禁止姿势的辨别就好了——每个人都能学会以特殊的方法运用愤怒。虽然有些人了解到，愤怒本身能产生大量惩罚性的治疗，但我却认为上述说法很可能完全正确。然而，儿童在游戏时，总是——或者近乎总是，因此，我们不需要将大量的注意力放在为数甚少的例外情况上——跟他们的玩具生气，到后来会跟他们想象的伙伴生气。儿童生气的模式、导致儿童生气的环境等，主要得益于儿童与权威人物一起生活的经验；一般而言，儿童倾向于这样表现，即他的玩具之类的东西已经背离了与他成为母亲或成为父亲的事情有关的权威。由此开始，几乎每一个人——至少包括我们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较为幸运的居民——都逐渐能够熟练、频繁地使用愤怒；而且当他们回避焦虑时，便会使用之。换句话说，在一定数量的人身上，愤怒逐渐成了一个由于轻微程度的焦虑而引发的过程。不过，当儿童长到约30个月大时，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也可能不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与权威人物一起时，儿童对愤怒的使用已经得到很好的训练。在较为不悦的父母环境中，儿童就得不到如此之多的鼓励，其部分结果很可能是，在某些不幸的家庭中，顺利进入学龄期的儿童会出现暴怒现象，这种暴怒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尚未矫正的狂怒行为。

在其他许多不幸的家庭里，儿童发展出了复杂的矫正手段(complex modification)来矫正这种相对简单地使用愤怒的做法。这种较为复杂的矫正手段是这样一种情境的典型产物，即在该情境里，儿童非常正确地矫正他的愤怒行为(就他所能理解的而言)，而几乎总是与焦虑相伴随的惩罚常常会强加在儿童身上，他们从事的活动中有一些被禁止的方面，而这些被禁止的方面是这个儿童到此时为止还无法预见的——当然，他也不可能理解受惩罚的原因。或者，尽管他预测到了受惩罚的可能性，但由于活动非常有吸引力，以至他竟忽视了受惩罚的可能性。在这些情形下，许多儿童都知道，发怒将会恶化情境，于是他们便发展出了我所谓的怨恨(resentment)。因此，怨恨指的是相当复杂之过程中个体感觉到的方面，这些相当复杂的过程，如果直接表达的话，会导致压抑性地运用权威的做法；于是，怨恨往往有着非常重要的外显表现。在处境最为困难的家庭中，这些外显过程因竭力隐瞒怨恨(唯恐遭到进一步惩罚)而变得复杂起来；而隐瞒怨恨的过程(其原因我现在还不能详尽涉及)是我们非常明显的最初群体过程之一，它起因于相当笼统地被称为“身心的领域”(psychosomatic field)。换句话说，在隐瞒怨恨的过程中，以及在阻碍人们认识其怨恨的自我系统发展过程中，事实上，人们不得不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迄今所谈及的方式，来利用紧张的分配。而这些过程(它们与诸如发脾气等活动毫不相干)被用来摆脱紧张，以避免一些一旦出现、被注意就会带来惩罚的活动。

恶意的转化

所有这些关于童年期文化适应的一般见解，都是儿童朝恶意方向(不是朝顺从的方向，也不是朝叛逆的方向)发展之情境的背景。现在，童年期表现出恶意的方式可能多种多样。因此，所谓的胆小儿童(timid children)，他们的恶意往往表现为害怕做任何事情，以至总是做不成自己最渴望做的事情。这个庞大的群体是一批不加掩饰的捣蛋鬼，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发现潜在的恃强凌弱者，他们常常将恶意发泄在家里弟弟妹妹或一些小动物等身上。

不过，诸如恶意这样的东西，作为童年期人际关系的一种主要模式，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得如此明显而又那么无所不在呢？多年来，研究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注的研究，最终得出了一种理论，该理论与人性本恶的观念相融。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重要的社会理论认为，社会仅仅只是用来防止人们之间彼此残害的东西；或者说，人类的品质中具有某种奇异的、被称作施虐狂(sadism)的东西。在研究某些令人费解的精神分裂症现象时，我尚未找到支持这些理论的证据，也即尚未找到证据来证明人性本恶，且人身上真实地存在着一种想要残害其同胞的需要。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于理解人类生活中为什么有那么多邪恶现象的兴趣，以这样的观察结果而告终：如果儿童拥有某种早期的经验，这种对其同伴的恶意态度就会看起来很明显；而如果儿童没有这些特定类型的经验，这种恶意态度就不是一种主要的成分。

这种模式大致是这样出现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儿童都有这样的经验，即当他们需要温柔时，当他们做一些曾经带来温柔合作的事情时，他们不仅得不到温柔，而且对方还会以一种引起焦虑(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会使其倍遭痛苦)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儿童可能会发现，表现出对周围权威人物的温柔需要，会导致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会被弄得很焦虑，还会被嘲笑，等等，所以，用特别的表达方式来说，他常常会受到伤害，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真的会受到伤害。在这些情境下，发展进程的方向变了，变成了：所感觉到的对温柔的需要常常会带来一种对焦虑或痛苦的预见。你们可以看到，这时候的儿童已经知道，对周围的权威人物表现出温柔合作的需要，对自己极其不利，于是，他就会表现出其他的什么东西；而这些其他的什么东西便是基本的恶意态度，就好像一个人生活在敌人中间所持的态度——这种比喻很形象。以此为基础，我们在后来的生活中可以见到这类态度的明显发展，这时的少年实际上不可能感到别人是在温柔地对待他或善意地对待他；可以说，他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就让他人受到了打击。这是早期这一发现的发展，即表现出任何对温柔等的需要，都会带来焦虑或痛苦。其他一些意匠作用——你们可能会说，表现基本生活态度的恶意，表现为一个意义深远的人际关系问题的恶意——也恰好是这种早期扭曲的意匠作用。

朝着恶意方向发展的起点，往往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这显然是家长为造就一个行为良好、社会化良好的个体而尽其社会责任的失败。因而，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往往按几何级数增长。通常情况下，家长为了减少社会化孩子的失败或为其失败找借口的方式，会更进一步促进儿童恶意生活态度的发展——这种情况很可能出现在母亲身上，因为如果母亲不在恶意转化(malevolent transformation)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就很难描绘恶意转化的出现。如果母亲对父亲持十分敌意的态度，并且极少同情他或对他满意，我们就会看到这种转化的一个特别丑陋的方面；从儿童很小的时候起，母亲就说孩子的行为越来越令人厌烦，并把孩子的那些若无其事、带有恶意的表现，说成像他的父亲或像他的叔叔，等等。虽然这种最初的参照物很少提供相关的信息，但持续时间一长，往往就会使儿童歪曲自己的人格化，朝着可憎的、让人回避的方向发展，从而对他这样一种信念起了极其重要的强化作用，即他确信自己将一直受到不好的对待。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更加微妙的破坏性的是这样一些情形：儿童的恶意是因母亲恶意对待儿童而发生，在此情形下(这种情形常常从儿童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常常会出现大量的语言参照，这些参照是母亲以古怪的形式向姨妈、姑妈、叔伯、邻居等人诉说“是的，他的坏脾气就像我”，或者“不错，他就像我一样叛逆”。我们应该记住，育儿者在一切人格演化过程中都必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她是不可缺少的；而当儿童认为生活是不安全的，因为他很像自己不得不与之一起生活的人，并因此而受到惩罚，那么，情况就变得至少有点难以理解了。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如果母亲这样做是对的，为什么我就不对了呢？

请允许我用下面的话来结束本章：恶意这个一般概念相当重要。这很可能是发生在童年期人格发展阶段的最大灾难，因为它所导致的这种“丑陋的”——人们通常都是这样说的——态度，对于个体在继后的发展阶段所能拥有的有益经验来说，是一大障碍。正是从人格发展的第二阶段起，个体便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对权威人物等的态度的基础。所以，从一个人从未觉得非常好或非常有价值这一意义上说，他是花费了一定的代价才学会规避引起焦虑和恐惧之情境的方法的；而规避这些情境的方法，并不能极大地促进他获得有用的信息以及对生活的预见。因此，就有可能会出现基本人际态度的严重扭曲；这种扭曲，即这种恶意，就像个体在生活中所遭遇到的那样，变成了这样的东西：曾经，万事皆如意，但那只不过是在我不得不与人打交道之前。

第十四章　从童年期进入少年时代

发展停顿的意义

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大量内容主要涉及发展的停顿(arrest of development)，发展的停顿这一术语，在精神病学讨论中是颇遭非议的，但是，为了使其内涵变得明确，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我称我们的讨论为关于“好像”操作的讨论、关于态度转化的讨论，以及关于恶意人际关系的讨论。这些作为发展停顿的内涵，也许并不一目了然。然而，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向恶意的转化可能很容易阻止从继后的发展经验中所获得的大量益处。为了避免焦虑和惩罚而使用戏剧化、强迫性先入之见等，事实上既十分严重地干预了对继后经验的经历，也十分严重地干预了分析和综合；如果成年人用各种影响鼓励儿童，去利用大量强迫性的替代和戏剧化，那么，在通常情况下能够有效展开的人际动机和行为模式方面，确实会降低健康的社会化。发展停顿并不意味着事情变得静止不变，也不意味着一个人因此而一直保持发展停顿时表现出来的样子。人格发展停顿与出现偏差的明显迹象，首先表现为作为统计学上常见之特征的变化的延缓，到后来表现为人际关系方面的怪癖，不言而喻，这二者往往都是发展经验失败或被不幸扭曲的信号。因此，发展的停顿，并不包含任何静止不变的意思；它只是说建设性变化的自由度和速率非常明显地降低了而已。有时候，从童年早期起，自我系统中一直存在的某些特征强有力地暗示着一种静止状态。但是，这种静止状态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真实；即使自我系统似乎年复一年都一成不变——或者，只是有非常小的变化——但是，经验确实会出现，并且会在人格中得到精心阐释。因此，所谓的人格停顿，实际上意味着发展机会的显著减少。随着我们讨论的进一步进行，我们会越来越清晰地注意到，在发展的继后阶段，即在一些特定的阶段，伴有不幸干预的结果会出现。

自我人格化中的性别因素

童年期的一些影响有助于人格化的自我(即宾格的“me”和主格的“we”)沿着我所选用的所谓性别(gender)路线的发展——我使用“性别”这一术语是为了避免与我即将讨论的性欲(sexuality)概念相混淆，性欲仅在后来的生活中才变得极有意义。在这一点上，我想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我自己在很久以前所观察到的结果，我认为，这一观察结果在某些相关领域已为人们广泛接受：儿童会受到这一事实的影响，即与儿童同性别的父母有一种熟悉孩子、理解孩子的情感；与儿童性别不同的父母对儿童有一种不同的、不确定的、情有可原的情感。因此，父亲与儿子在一起比与女儿在一起感觉更为舒坦、自在；他因此而深信自己对儿子的期望是正确的，并且在做出不赞同等判断时几乎不会思考两次。母亲的情况则与此相反。结果，每个权威人物在对待与自己不同性别的子女时，其教育子女的方式通常更为理性，更富洞见。这是普遍可能会被误解为与诸如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概念相关的因素之一，恋母情结这一概念在前不久的精神分析理论中颇为盛行。

那些以男孩或女孩为特定基础的人格化自我的附加因素，主要通过下列两种影响而得到显著提高：其一，儿童对与自己同性别的权威人物的角色扮演。另一种影响便是所谓的奖赏与惩罚——尤其是与冷漠和不赞同相对的兴趣和赞同——有时候是羞耻和内疚的影响，这些影响与我们前面在讨论儿童角色扮演问题时所讲过的“应该”事宜相对应，涉及儿童正在扮演的角色，既包括所观察到的儿童正在扮演的角色，也包括后来他说他正在扮演的角色。从性别的意义上说，这些影响往往通过对个体性别的特定社会期望，来教育儿童，并反复地给他们灌输许多文化规范。因此，当女孩子在游戏中关注那些看上去很女性化的事情时，这种游戏便会得到母亲的极大鼓励、关注和支持——如果碰巧母亲也赞同这样的女性化游戏，情形至少是如此。这样一来，由于权威人物对待特定游戏项目的态度，许多关于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应该如何做出行为的文化规范就传给了儿童。诚然，游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类榜样的试误学习。但是，赞同、不赞同、表扬、责备、引以为耻，以及引发内疚感等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值得一提的。

对外显行为之文化规范的学习

在向儿童传递某种文化规范时，还存在另一种强有力的影响，这一影响使得儿童的人格化比起简单地通过游戏和成熟，更能快速地实现过渡。它就是向儿童讲述、读故事这些广泛的实践。这些故事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社会所赞同的道德故事，这一类故事之所以能够在文化中根深蒂固，是因为它们能以一种儿童能理解的方式提出复杂的伦理理想。还有一类是权威人物的创作，它们实际上可能与社会所赞同的道德故事不相关，而是父母人格的非常特殊的功能；父母在创作中塑造了想象的主人公，让其夜复一夜地经历新的历程，借助这些长期不断的故事给儿童以特殊的印象。据我所知，对这两类故事的影响从未有人做过十分精确的研究。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对于幼儿(既包括处于童年早期的儿童，很可能也包括整个童年期的儿童)的影响，常常出现在很多年后所做的有关人格的研究之中。

由此，儿童获得了这样的印象，即他们应该受到我们称之为社会价值观、判断或某些行为类型之道德价值的影响的支配。由于这些概念主要表现为不完善的反应方式，所以它们并不一定与可观察到的父母行为或儿童有关父母的观念相关。通常情况下，这些价值观脱离了儿童本身的实际生活体验，而持续存在于明显的神秘体验中。但是，它们为言语化的产生提供了特别富饶的土壤；这些言语化，正是因为它们出自道德故事或文化遗产，因而能产生这样一种影响，即给他们留下相当神秘的印象。

儿童身上所出现的可表达、可论证、可展现、可述说的东西与事实上正在进行但却必须当做没有发生过的东西之间的区别，是一个非常重要之区别的一个特殊方面——这一方面，说到底，相当于是外显的行为，而且在权威人物面前必须保持内隐的行为。这一过程有一个特殊的例子，那便是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父母有时候导致了哪些祸根？而且，这个过程也是历史中哪些缺乏适当生活方式的人在其生活中通常会遇到的。当儿童能够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他需要了解的一些东西是禁忌而不能加以论证或讨论之时，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于是，儿童开始问：哪些东西并不以信息的方式表达出正在探索的东西？当然，在我现在所论及的阶段，言语本身并不特别具有沟通性，所以，假定一个儿童所说的东西就意味着那些词语平常所指的内容，绝不是太明智的做法。但是，我要说的是，在这样的情境里，孩子能更为清楚地表明对信息的需要，但他却因为害怕焦虑和惩罚的威胁而受到了阻止。因此，他便开始了另一种间接的行为，我们不可将这种行为与强迫性先入之见或戏剧化相混淆：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但往往也加上了一种我向成分，来取代那些不可能被探究的问题。儿童的年龄越大，这些我向成分就越接近实际所指事物的词语结合，因此，儿童可能会很合理地、费尽心机地探究：为什么父母早晨醒来总是忙这个忙那个而彼此不说一句话？换句话说，他真正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他们都闷闷不乐的，除了准备早餐、吃早餐这些事情外，好像彼此毫不相干？对于儿童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神秘的领域，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在于：首先，由于儿童几乎不具备闷闷不乐的能力，从而也就无力理解闷闷不乐是怎么回事；其次，由于他处于这样一个必须参与的游戏之中——以父母等为观众的游戏——以至于对他来说几乎不可能花大量时间去模仿闷闷不乐的行为。所以，这里存在着一些令儿童困惑不解和深感不安的事情；但是，对这一领域的任何一种探索，都会带来一种由于强烈的禁止态度而引起的焦虑或惩罚的实际威胁。因此，儿童在试图弄懂难以理解的事物时，便会开始提出一些不相关的问题。此时，这些问题对儿童来说并非不相关，但是，焦虑因素使得儿童必须用一些词语来掩盖(conceal)他正在探究的内容(如果你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的话)。因此，在儿童反复提出的显然不得要领的，有时甚至让人生厌的问题中，真正的问题实际上是词语(这些词语所指的是儿童想知道的东西)的我向结合，并非父母所设想的有关问题的内容。到童年期末，随着发展的继续，这一过程变得更为复杂了。为提问而提问的成分(可能是恶作剧的一种形式)可能真的会变得相当合理，也就是说，儿童可能会就他真正在探究的事情提出一大堆问题，但是，他可能依然还是会这么做，这是因为在他周围的人际关系中，存在某种令人困惑、令人不安的成分，这使得他停止了探究，或者觉得探究受到了禁止。

诚如我已暗示过的那样，在整个童年期，都存在着常常被称为十分活跃之想象的东西，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玩具被用作具有人格特质(即人性特质)的临时装饰物。慢慢地就出现了一种完全通过参照过程来进行想象的能力，换句话说，儿童无需任何具体的东西便能够拥有一种完美的“想象性”玩具。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大量的学习是伴随父母对这些想象性游戏、想象性对话等的兴趣而产生的。

在这个方面，儿童身上出现了一种元素，这种元素在数年的时间内都往往是一种极具扰乱性的经验。在这个阶段，虽然外显过程与必要的内隐过程之间的区别有时候可能已相当清晰，但有时候也会出现儿童假定为内隐的东西——儿童知道不应该暴露的东西——完全自显自露的情况，这是因为儿童理解许多事情的能力还十分有限。例如，儿童有时候可能会大声说话，而不是有意将某些事情告诉权威人物，而这仅仅是因为这是他发声能力练习和想象游戏的一部分；儿童的想法(或初步的想法)会被父母无意中听到，而后，奖励或惩罚(尤其是惩罚)便会施加在儿童身上，这一切会使儿童感到非常神秘。这有可能会让儿童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即他的内隐过程中有些东西暴露了，权威人物知道了他试图掩盖的、不想表露出来的东西，他知道一旦表露出来就会非常危险。在有些情形下，这种经验会在回忆和预见方面形成一组过程，事实上，这组过程在后来的生活中相当于一种感觉，即一个人的心理活动能被解读，或者至少可被奇妙而又精确地猜到。跟随着这种感觉——我认为完全是因为文化方面的人为现象——儿童很容易就会获得这样一种概念，即不知怎么的，这种能力与两只眼睛有关。就我所知道的而言，这种概念在后来的生活中会恶化为错误的想法，即人的双眼以某种令人惊诧的方式成为人类心灵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人们能够观察到一个人内心的邪恶，以及各种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这种假设在你们看来有些怪异的话，那么你们是相当幸运的，因为这是童年期经验的残留部分，当这些童年期的经验在后来生活中以精神失常的内容出现时，就会被看做一种明显的幻觉。顺便说一句，如果我一定要在此处的讨论中实现我的目标，那么，非常根本的一点是，你们已经认识到，你们所看到的非常明显属于精神失常内容的东西，恰恰正是你们没有放进自己发展史的东西。

区分现实与幻想的必要性

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父母非常有必要参与到儿童的游戏中，至少要充当一名聚精会神的观众，而且，若有可能，最好充当其中的一个角色(除非有兄弟姐妹陪他一起玩，起到了同样的效果)。在大量的情形下中，现实情境并不允许权威人物表现大量的观众行为，儿童实际上是孤单的。这一阶段的孤单，就是我们后面即将讨论的孤独的预兆。“孤单的”儿童，即无法获得年长他人在场和参与的儿童，虽然消极被动，但却必定拥有非常丰富多彩的幻想生活，也就是说，他通过夸大那个充满其心灵并影响其行为的所谓想象的人格化，来弥补现实的缺陷。

当然，我们必须记住一点，即幼儿很可能不是这样来认识幻想的。幼儿知道大量关于一杯一匙或某些实际体验过的物体的“现实”。但是，除了他实际体验过的一些物体之外，他区分幻想之物体与我们通常称之为现实的物体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大量没有“现实性”可言但根据权威人物的榜样或根据儿童自身不断成熟的需要，而在儿童心中构想而成的事物，具有与完全现实的事物几乎同样的真实性——至少这些东西在内隐过程和游戏中会持续有效。事实上，这些完全现实的事物——对成人来说是“现实”的东西——为那些具有[我向的]注88 参照过程的儿童所关注，所以，对他们来说，这种“现实”和他们的幻想是不可区分的。反过来说，当然，那些在我们成人看来必须非常严肃对待的事情——如警察、交通标志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对儿童来说，却不具有任何我们所认为的意义。对非常年幼的儿童来说，摆弄玩具的目的在于激发新成熟的能力：它们并不具有我们成人生活中关于汽车碰撞、损害保险等任何关系。换句话说，在凡是人们认可为现实的东西和凡是属于儿童自己的东西之间进行区分，并不是这一早期阶段的特定任务。唯一的例外是引起焦虑现象的领域。但是，一般而言，我认为，如果不足30个月大的儿童认为那个并不出现的育儿者的操作是有效的， 那么，这就不是他在后来生活中面临困难的特定证据。如果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的需要和安全操作碰巧导致了对实际发生之事件的明显“伪造”(falsifications)，那么我认为这仅仅只意味着儿童是活着的，而别无其他。

到了童年期末，社会化的压力几乎总是让儿童把注意力集中在认真分类，以确定哪些事情能够为权威人物所赞同的奖励上。这便是生活中交互确证(consensual validation)角色的首次亮相。我这么说的意思是，这是一种能够与其他人建立起来的一致性。一致有效的符号是几乎所有综合模式操作的基础。将综合模式操作与脑中所进行的其他所有东西区分开来的，便是它们在合适的情形下能十分精确地与别人一起工作。而它们能够十分精确地与别人一起工作的唯一原因，便是在与他人的实际接触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探索、分析，以及信息的获得。社会化儿童这件事(这样父母称之为纯属想象事件的东西便会被报告说不如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情那般真实)，作为引入下一个社会化阶段的开端，到了这般程度，就会非常重要，以至于就像我经常说的，到童年期末，它实际上已被强加于每个人身上。儿童越孤独，把注意力集中于对实际发生之事与幻想之事作出区分的需要——继续回忆和预见的需要——就越明显。

在下一个发展阶段，儿童可能会犯令人震惊的错误，可能会因为把生动的幻想当作真实的现象而遭到嘲笑、惩罚等。如果仅仅因为事情本身令人很不安，则一个“孤单的”孩子往往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变得与社会隔离，而这是下一个发展时期相对不幸的结果之一。这里还有一个循环过程，它近乎于一个恶性循环：儿童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极富幻想的生活，以弥补没有观众和没有权威人物参与的不足，由于这种不足，儿童在快速辨别什么东西属私人幻想、什么东西可以进行交互确证方面，相对未得到发展；而且，这种不足进而会使得儿童处于被嘲笑、受罚等处境之中，并让他产生一种活在世上很冒险的感觉。这种冒险感觉与我在前面谈论的人格向恶意转化时所提到的冒险完全不同。冒险表明存在着受伤与焦虑的危险；而恶意则是一种特殊的转化，它来自于对事情的深信不疑的预见。我现在所谈论的冒险，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社会化过程中起部分抑制作用的人格转化。它是这样的：在你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它会使你周围的人不再具有诸如耻辱、焦虑和惩罚等敌对态度；而这些不可预测的敌对之源自然会降低你与人交往的自由和热情。

少年时代游戏伙伴角色的改变

有一个例子，乍一看与本主题无关，但它却真的能在很大程度上支持我所说的内容。或许，我可以用这个例子详细阐明童年期的自我中心性质。当今社会，儿童在过完整个童年时代之前，就往往会被放进正规教育环境中。根据我的图式来看，我认为，幼儿园内的成员应该是儿童。在这些幼儿园情境中，我们通常可以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所谓的自我中心言语(egocentric speech)。大家都知道，到了童年后期，言语不仅会成为游戏的主要工具，而且也是儿童幻想生活的重要依靠。一个身处幼儿园环境之中的儿童，会像连珠炮似的对另一个儿童讲话，但是他的讲话一点儿也不受对方开始讲话或开始走开的影响。

随着童年期的继续，儿童会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此时幻想的特征会发生迅速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隐藏、遗忘或修正那些在童年早期就已经存在的、让人难以置信的、具有幻想性质的想象性游戏伙伴的东西，或对其丧失了兴趣；其二，试图使游戏伙伴的人格化与自己的相像。凡是在与这种可能性不相矛盾的情境中，儿童与同龄伙伴之间的真正合作活动便会开始。不过，即使在不可能有机会与别的儿童一起玩耍的条件下长大的儿童(他们出生在偏远的农场或其他远离都市的地方)，也会出现游戏方面的变化或想象方面的变化。儿童现在开始有了相当现实的想象性游戏伙伴，而在以前，他大量想象性的游戏伙伴及其想象性的玩偶等，都属于明显的幻想。现在，这些游戏伙伴开始尽可能地像他一样，而不像《绿野仙踪》(Wizard of Oz)中的图画那样。我引用这一切，意指对同伴之需要的成熟，这种成熟标志着儿童进入了所谓少年时代(juvenile era)的阶段，正如法律所要求的，这是特定的接受正规教育的时期，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

第十五章　少年时代

现在，我想概略地描述一下特别重要的少年时代(juvenile era)。实际上，对我们大家来说，我要谈论的许多内容都很容易理解——这些内容涉及一个人从上学开始到真正找到一位知心朋友这段时间内促进人格成长和发展方向的诸多因素——如果少年时代确有结束之时的话，那么，找到一位知心朋友，便标志着少年时代的结束。在接下来的前青年期(preadolescence)，个体会发现，在知心朋友的陪伴下，他越来越能够谈论他曾经了解到的事情，而这在少年时代是不可能做到的。前青年期这个相对短暂的时期，一旦经历，便会在使一个人摆脱遭遇过的不幸事件的影响方面，具有相当惊人的价值。

不过，我们不能随意夸大少年时代的重要性，因为这是社会化开始的实际时间。在少年时代陷入困境的人，显然难以与他们的伙伴友好相处。在少年时代，许多重要的事情会发生。这是人生中作为一种社会化影响之家庭的局限性和独特性开始得到补救和纠正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在少年时代必须矫正众多的文化癖性(cultural idiosyncrasies)、有价值的怪癖等，这些文化癖性和有价值的怪癖等是在童年期社会化过程中偶然习得的；如果在少年时代没有对其进行矫正，那么，它们便会存留下来，在继后的阶段阻碍发展的进程，或使发展的过程带上某种色彩。

一般说来，当一个人度过某个发展时期中多少具有决定性的若干阶段(thresholds)时，以前经历过的每件事情都无疑会产生影响；即使在自我系统的组织中，这种说法也是正确的，正如我认为我不能对此做过多的强调那样，自我系统明显倾向于维持它的方向。各个发展时期的不同阶段所出现的改变，如同这里所勾画的那样，是十分深远的；它们所触及的许多东西是业已习得为人格的东西，通常情况下，这些东西会使人格变得严重不合适，或者与个人领域突如其来的新扩展完全不相关。由此可见，一个发展时代的开端可能会对人格那些不适当的方面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而人格的不适当方面，一般说来产生自个体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个体在迈入少年时代后，在获得社会技能(social skill)方面往往处于不利境地。例如，父母一方面教导孩子去期盼每一样东西，另一方面又教导孩子说，他最小的愿望对父母来说也很重要，而且，孩子在表述他所追求的目标时所遇到的任何晦涩难懂的东西，都会使他在夜间惊醒，以试图期待和满足他所谓的需要。现在，让我们来描述一下当孩子去上学时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有这样一个“小皇帝”：父母完全听任孩子的摆布，而孩子则完全不顾父母的感受。而另一方面，有的孩子则被教育成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凡事唯唯诺诺。当然，这些例子仅仅是孩子在与权威打交道时所表现出来的许多非常不良之模式中的一些(这许多非常不良的模式是家长所允许或强加在孩子身上的)。所有这些孩子，如果他们在少年时代没有经历非常剧烈的变化，一旦他们长大成人，在任何特定团体中都会是让人无法容忍的成员。

在实施义务教育的文化中，正是学校这个社会在少年时代纠正或矫正了人格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大量不幸倾向(这些倾向是孩子的父母和家庭团体中其他一些成员强加在孩子身上的)。因此，促进少年时代成长的有大量因素，一是社会服从(social subordination)的经验，二是社会适应(social accommodation)的经验。

在考虑社会服从时，我们应该指出一点，即在少年时代，权威的类型以及对权威之服从的类型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秩序通过对正规教育的要求，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权威人物，这些权威人物在其非人格(impersonality)方面往往是幸运的。于是，孩子便开始与下列各色各样具有权威性的人物接触，这些权威人物包括教师、文体活动指导老师、交通警察等。在这些新的权威人物中，有些人在实施其权威时明显存在高度刻板的局限性；在任何情况下，他们几乎都明显地不同于家庭的权威，这不仅表现在实施权威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他们对少年的关心和兴趣方面。在孩子与老师以及其他各种成人权威的关系中，这些权威人物通常希望少年——他们的父母开始也是这样期待他的——按要求行事，并由此给予奖励或惩罚，也就是说，服从就可以获得奖励，不服从甚至反抗就施以惩罚。但是，对这些新的权威人物来说，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具有正式强加在其身上的限制。同时，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少年有可能会看到他的同伴之行为的成功或失败在与新权威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除了成人权威以外，几乎每所学校里都有一些恶少——恃强凌弱的学生。生活能力方面有一部分令人难以置信的收获，正是来自少年能够在这些同伴不定期地、破坏性地实施权威之下摆脱困境。

有时候，家中某个人会具有十分大的社会重要性，以至于这些新的权威人物受到了威胁，从而给孩子特殊的照顾。例如，当精神病医生发现他的某个患者原来是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家的儿子时，他可能就会发现这位政治家父亲的权威已经左右了他做出正确诊断的自由，而事实上，这位患者身上一直存在的异常情况，正是他孩提时代在家里获得的。但是，即便有出生和身份等异常的情况，一旦孩子离开家以后，他仍有可能矫正顺应权威方面的古怪行为。

然而，在几乎所有的情形下，对少年时代来说，更为值得强调的促进因素是社会适应性，也就是，在把握生活中许多细微差别方面有了惊人的发展。这些差别中有些被视作是恰当的，即使它们近期才出现；有些则被视作是不恰当的，但是，要是有人试图去纠正它们的话，将会是一种不明智的举动。这种情况产生自少年与同龄人(这些同龄人具有各种极不相同的个性)的交往，对少年来说，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交往或接触的对象是必要的。在这些少年中，有些人常常遭到其他少年的粗暴对待。在这个阶段——如果仅仅是因为以下原因就好了，即该少年刚刚脱离家庭情境走向社会，他以往的经验基本上来自兄弟姐妹以及想象的游戏伙伴——他对他人身上所具有的个人价值感就真的会表现出相当惊人的麻木性。因此，在学龄期，人际关系往往具有某种程度的天然性(在继后的生活中极少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这是一种规律。但是，尽管这样，少年仍有机会去理解权威人物是怎样看待其他人的，还有人们是如何看待彼此的，这已成为教育过程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人们通常都不会特别地注意这个部分。大量倾向于纠正以往社交所形成之特性的教育经验，至今从未有研究者对其进行过讨论。一个人在度过少年时代10年、15年或者20年以后，比如当他正在接受一项广泛的人格研究时，他会很难回忆起这些经验。

在整个早期阶段，人格发展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当我们开始分析大量微妙的判断时，会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微妙的判断是个体在不一致的文化中用来指导自己生活的，处于这些文化之中的人们具有许多特定的局限性以及独特的个体能力和责任。少年时代的生活教育非常重要。一个少年可以看看其他少年都在做什么——要么做了错事未被发觉，要么因为做了错事而受到责备——而且，他还能注意到他从未想过的人们之间的一些差异，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产生过任何与自身经验不同的想法。

权威人物

少年时代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最为惊人的方面，以及少年时代人格的基本形成，很可能是对童年期权威人物——父母及其同系长辈——分化的开始。未能把父母分化为普通人的现象，会显著地反映在后来的生活中。这种区分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通过在特定教师身上发现他们的优点，然后在其他教师身上发现他们的缺点，并将这些发现与家中的权威人物进行经验交流(有时候不进行这种经验交流)而获得的。不过，如果此时已经产生任何一种类似健康发展的东西，那么，在家中通常就会对这些经验或体会加以讨论。由此而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如果讨论顺利进行的话，少年便有机会逐渐将他的父母从神一般的人物降为普通的人。这种类型的学习还有一个附带的结果(在大多数少年身上，这个结果很可能会在他们读二年级时产生)，那就是他们从其他少年身上学习有关他们父母的情况。我们经常会听到低年级儿童说：“我爸爸比你爸爸厉害。”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指出这样一种情况，即少年会对自己父母相对的优缺点进行比较(比较的次数令人吃惊)，尤其是在这种优缺点对发展没有产生过任何重大影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为什么一个少年不该在度过这个阶段以后深信几乎没有人能像他的父母一样好——这种情况有可能存在，我们不知道其原因所在。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度过少年时代以后，仍未能把自己的父母与其他人的父母、老师等进行比较，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依然认为父母或老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人，那么，对少年时代的社会化来说最显著、最为重要的促进因素就惨遭了流产。

竞争和妥协

有一种传统的说法认为——我们对成年人不恰当且不合宜之生活所做观察的结果已经很好地证实了这种传统——就学龄初期的学校情境这一特定范围而言，实际上存在两种学习，即竞争(competition)和妥协(compromise)。之所以说这两种学习非常重要，是因为各种文化背景下的基础教育已为它们做好了准备，而且所有的文化都很珍视这些东西。不幸的是，人们对竞争强调过多，尽管它的重要性正在开始衰退。少年的社会鼓励各种各样的竞争性努力，而且，我认为，就少年本身而言，这样的竞争是很自然的。此外，权威人物也鼓励竞争，也就是说，在任何一种重视竞争的文化中，权威人物都在鼓励竞争的行为。不过，也有一些文化并不看重竞争；在这些文化中，尽管也出现少年竞争的种种倾向，但这些倾向都受权威人物禁止性影响的支配。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些竞争倾向得到了相当多的鼓励，实际上，如果一个人有躯体残疾，或者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而在实施竞争时表现很糟，那么，现实中就会有人告诉他，他实际上是很难适应生存的，也就是说，他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另一个要素是妥协，它也始终是由少年社会本身来实施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得到了学校权威人物或少年权威人物的鼓励。竞争和妥协这两个要素虽然是个体与同伴一起生活所必需的补充条件，但也可能发展成为人格的极其麻烦的特质(traits)。在我称之为少年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竞争的生活方式，其中，几乎所有真正具有重要性的东西都是“超越伙伴”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而且，如果同时还出现了人格的恶意转化，那么，打败同伴就会成为人际关系整合中的一个显著模式。另一个阻碍发展的例子，并不是说一个少年在许多方面会一直像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样，而仅仅只是意味着，他在自由发展人际关系方面有些不正常，而这种不正常与少年时代的发展(尤其是这段时期所发生的一些特别不幸的经验)有关。所以说，在某些情形下，妥协也成了一件坏事。于是，我们会发现，有些人过了少年时代，竟然能够毫无怨言地让出任何东西，只要得到安宁和太平，他们就会倾向于这样去做。这是少年社会化的另一种不幸结果。

中心意识的控制

综上可见，少年时代是世界由于其他人的存在而变得复杂起来的时期。充分的教育努力(这种教育努力通过学校课程、教学等而规范起来)致力于把少年把我向思维从他们所表达的思维和其他行为中排除出去。对成功表达方式和成功行为类型的学习，涵盖了众多的领域，并从各种教育影响那里得到了非常多的鼓励——从焦虑到谨慎地给予威望——以至于到了六年级、七年级或八年级时，一个资质正常的少年便已经放弃了许多的想法和行为方式，而这些想法和行为方式在童年期以及在家中曾被认为是恰当的。我认为，这便是进入所谓潜伏期(latency period)的主要因素，潜伏期这一术语是精神分析早期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实，少年时代的影响在于，它使得难以回忆童年期所发生的事情，除非事实已经证明童年期发生的事情是完全合适且容易改变的，从而满足社会的狂热尝试，即教导年轻一代如何学会交谈、阅读和“正确行动”(act right)。

放弃童年期的想法和行为方式这一做法，是通过自我系统对中心意识(focal awareness)不断增强的控制力量而实现的。而这之所以能够实现，则是因为其他少年所做的非常直接、原始和关键的反应，同时也因为成人权威各种相对来说可用公式表示、可预测的表现。换句话说，根据相比较而言可理解的约束(sanctions)以及对这些约束的违背来说，少年有着各种非凡的机会可以学习大量关于安全操作的东西，学习如何摆脱焦虑。这显然不同于我们迄今为止所讨论的任何内容。由于可以避免焦虑的道德约束和行为方式是有意义的，而且可以得到一致的证实，因此，自我系统能够有效地控制中心意识，这样，那些没有意义的东西便不会被特别注意到。也就是说，意识的有效表现一直受制于焦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以综合模式表现出来——这是一种经验模式，它提供了预言新异事物的某种可能性，并提供了真正的人际交流的某种可能性。

对中心意识的控制往往会导致对选择性忽视之明智使用和不明智使用的结合。明智的使用，指的是对于不重要的事情无需操心，因为这是一些无论如何都不会有问题的事情。但是，在许多情形下，存在着许多不明智地使用选择性忽视的做法：个体往往忽视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由于他找不到妥善处理这些事情的方法，于是便尽可能长期地把它们排除在意识之外。无论如何，从少年时代起，自我系统便控制了意识的内容——自我系统控制了我们知道自己正在考虑的事情——就如同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这种控制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升华的重组

当然，教育努力的一个部分，涉及获得死记硬背的资料和信息，从任何特定的意义上说，这些资料和信息都不是个人的；因此，少年常常会被灌输大量看似与他们无关的知识，但是，他们却不得不了解这些知识，以便得到老师的认可。然而，我在这里所关注的是少年的教育过程，这些过程主要是指那些从属于如何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教育过程。由于它是从属的，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理性分析或有效阐述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是行为模式和内隐过程之升华重组(sublimatory reformulations)的一种表现。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当一种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方式被一部分动机模式(这种动机模式对于权威人物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也是同伴所无法容忍的，或者出于尊重，表面上会加以考虑)无意地取代时，重组便发生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必定还存在某种尚未满足之需要的残余，它会在私下的白日梦过程(private reverie process)中得到满足，尤其是在睡梦中得到满足。

不幸的是，个体的大部分生活教育，都属于这种升华，也即显然无意于“理解”如何获得大量的满足(尽管不是完全的满足)。既然它是无意的，因此它并不特别地表现在对个体行为的有效理解上。不过，由于它并未超载，因此，这个过程也给了个体极大的保证，保证他去从事正在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的确定性(certainty)甚至不受下列事实的干扰，即其他某个人之所以获得不同的结果，是因为有更好的理由。因此，当一个少年获得了将自己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一种模式，且这种模式有效并得到了认可时，他便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这种确定性之所以产生，不只因为在少年时代自我系统控制意识内容的力量不断增长，而且还因为这种模式的获得本身是无意的。由于对任何人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把他如何实现这些行为重组的过程带入少年的意识之中，因此，我们大多数人在进入成年生活时都带有根深蒂固的与同伴交往的方式(对此，我们无法做出恰当的解释)。甚至在对成人的治疗中，精神病医生也很难将患者的注意力充分吸引到这些升华的重组中来，以便使他们认识到，关于这些升华的重组，有些东西是很难做出解释的。人们对这个领域中受到的诘问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因为到了他倾向于对它进行探究时，他们会用各种方法来解决棘手的问题。

正如我前面所说，少年时代进行的大量学习都属于个体为保存某种程度的自尊(这是一种个人价值感)而表现出的竞争和妥协的操作。随着少年时代的发展，也就是当少年进入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和八年级的时候，他们必须根据自我系统中所涉及的竞争和妥协操作的观点去注意其他有关的人。这里所谓的其他人，是指构成少年世界的下列三类重要人物——家庭内的权威、家庭外的权威以及其他少年。我们的社会体系的性质是这样的：少年往往会交替地与家人和学校群体进行直接的接触——没有哪个少年能够摆脱家庭的影响；而少年与学校群体的直接接触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与权威人物(authority carriers)的接触，另一个是与其他少年的接触。

排 斥

但是，随着少年时代的继续，一种强而有力的社会工具通常就会表现为将少年社会本身——学校中的其他学生——分成若干团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大社会弊病的一种反映，而少年就处在这个大社会之中。背景的差异、能力的差异、成熟速度的差异、健康状况的差异等，往往会导致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即某种程度上的内群体(in-groups)和外群体(out-groups)的建立。通常情况下，一些内群体与某组事物有关，还有一些内群体与另一组事物有关；而且，在这些不同的领域，常常还有相应的外群体。不过，在大多数少年社会里，往往也有一定数量的少年，他们常常遭到那些显然受到学校当局的器重，或者一般说来受到少年社会尊重的少年的排斥。这种隔离的影响(segregating influence)，使得有些少年彼此相处得很好，而且明显得到教师和交警的良好评价，或者，使得他们对其他少年来说非常重要，即使后者被学校当局评价较低——这种隔离的影响很明显，而且，对一些不幸的少年来说，这种隔离又是相当神秘的。个体与这些居于正确位置的人相处的经验——这些人在少年团体中拥有一定的威望，尽管这是一个十分松散的团体，但依然至少是由一定数量的人组成的团体——使得他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排斥(ostracism)。因此，一些少年可能感觉到被排斥(除非他们十分幸运)；如果他们相当不幸，那么，他们便可能接受一种如何保持被排斥的地位方面的自由教育。

在任何一个学龄儿童习惯于彼此接触的大型团体中，有些少年肯定会遭到相当数量的其他成员的排斥；不过，这些相对来说遭到排斥的外群体少年，彼此之间也存在人际关系。尽管这些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诅咒“排斥”，但它们通常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真诚(ingenuity)和神奇的力量使得这个不幸的团体成为一个内群体。由于不能与其他不幸少年建立联系，因此，这种经验对良好的自尊来说没有促进作用。换句话说，群体外的成员，即使他们在维持内部竞争和妥协方面相当成功，但通常会表现出相当持久的迹象表明，他们在与其他伙伴的关系中也总是处于劣势的地位，他们被迫对这些伙伴表示尊敬，而不论这对他们来说有多么痛苦和不情愿，而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社会偏爱。

定 型

在少年时代，要熟悉社会现实(这几乎随时都能遇到)，一个补充的因素乃是其他人所谓的人格模式的成长，在许多情况下，其他人所谓的人格模式的成长实际上就是定型(stereotypes)。显然，当我们说“他的行为像一个农夫”时，实际上就是正在运用定型。我们在这样说时，通常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农夫作了大量的观察，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所有这些观察中已经分离出只有在农夫身上才能找到的持久而又重要之特征的核心团体；更为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实际上所说的定型，可能完全没有任何一种可以证实的含义。在少年时代，定型的发展到后来会损害个人分辨他人的能力，或者干扰这种能力的发展，在有些情况下，定型会发展到令人痛惜的程度。这些是现实生活中从未遇到过的人的定型，或者——其麻烦程度很可能居于第二位——在个别例子中，是大型慈善团体的定型。举例来说，在我自己幼年时，由于一系列无关事件的发生，我听到了一些有关犹太人的评论，但我并不认识任何犹太人。后来，由于一次极其走运的意外事件(否则，我将经历一段非常不愉快的发展史)，我对这些模糊的流言蜚语不再感兴趣了，因为我从未见过任何能证明这些流言蜚语的例子，所以我并没有采纳这种定型。因此，我在进入成年世界后，一直对这些人抱有好奇心，我认为这些人很不同寻常，因为我自己对这些人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我所读过的《圣经》。我很高兴我对他人所说的犹太人特征没有抱固定的看法，我可能在某些少年身上发现过这些特征，这些特征是从其父母和其他权威人物那里继承而来的，而少年实际上对这些特征并无任何实际经验。否则，我肯定会采纳这些定型。而且，这样的定型在日后很难纠正，比我对于撰写《圣经·旧约》的人会是什么样子所怀有的好奇心还要难纠正。

定型有可能是一个人在后来生活中所遇到之实际麻烦的根源，尤其是如果他日后从事的是精神病学领域的工作，就更是如此，因为在精神病学领域，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是参与性地观察另一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如果你有一些内隐的假设(而且，20年或25年来，你从未对这些假设提出过任何的质疑)，即根据你心中的某种定型来看待你面前的那个人，那么，你便会发现你自己遇到了极大的阻碍，因为这些定型常常是错误的、不完整的、毫无意义的。

在这种定型中，有大量的东西在少年时代就已被铭刻。由于少年时代有许多事情要做，而且少年身上又有那么多为了把任何成功模式吸纳过来而产生的压力(至少在我们的学校社会中是这样)，因此便出现了这样一个明显的结果，即许多少年在前青年期就已经具有关于各种阶层和各种人类状况的定型。有一种这样的定型是关于异性的。除非有什么走运的事情介入进来，否则少年几乎都会采纳关于异性少年的定型。譬如，如果你回想一下自己上小学一年级时的经历，当时你有一个非常有吸引人的异性游戏伙伴，那么，你可能还记得，随着你步入少年社会，那种关系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而且，你还可能认识到，尽管这些经验与定型相反，但你在步入前青年期的时候依然不得不采纳可能被描绘成“女孩子”或“男孩子”的少年定型的东西，并且还相应地用这些定型支配你自己的行为，至少在公开场合如此。

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关于教师的定型，由于先前曾跟权威人物有过不愉快的体验，因此，很容易接受这些关于教师的定型。通常情况下，会出现一些有关少年与教师之间关系的定型；如果某个少年是教师的宠儿，或者说，由于某种原因，教师对他特别感兴趣，那么，这个人便必须在教师宠儿这一少年定型的庇护之下行事，并从而无法从其他幸运事件中得益。我认为，如果仅仅因为令人敬畏的各种人物及其行为快速地给少年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我们便真的难以避免对人的行为等进行粗略的分类了——进行这种粗略分类的组织工作是在意识层面进行的——尽管这种分类不合理，而且日后会变成麻烦的定型。

监督模式

就我们所涉及的自我人格化而言，定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少年自身之自我系统演化的特征。少年最为幸运的经验几乎都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即在已经非常复杂的过程及人格化(这些过程和人格化构成了自我系统)系统中出现了我所谓的监督模式(supervisory patterns)。在有些例子中，这些监督模式相当于亚人格，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一直与少年在一起的虚构的人。

或许，我可以提出三种这样的监督模式，借以确立我的论点，而这三种监督模式，我们每个人通过长期的个人经验都非常熟悉。当你从事教学、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就像我目前正在做的那样)时，或者当你在谈话时(在这种谈话中，重要的是其他人能从你那里学到些东西，或者认为你很了不起，即使这种感觉尚不明确)，你便拥有了一种人格的监督模式，对于这种人格，我可以称之为你的听者(hearer)。你的听者在判断你所说内容的相关性方面，能力非常强。这位听者通常会耐心地在公开场合听你高谈阔论，看到各种语法被混杂在一起，而且一些晦涩难懂的东西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换句话说，它实际上就像是一个补充的或附属的人格，将你的思想用英语的表达形式表现出来。我的听者——我的特殊的监督模式——有着相当广泛的组成成分，它以本质上孤独的、拥有过分特权的、被众多怀有妒忌之心的人们围绕着的少年身上产生的大量经验为基础而产生。所以说，我的监督模式便是这样的，我常常调整我讲的内容，以符合50%的听众的需要。有些人的听者比起我的听者有关他人的观点更加单一、一致，从而使原本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的内容，由于表达的恰当性和合适性，从而让所有听者都理解了。但是，在任何事件中，这就好像是有两个人——一个是实际上发表声明的人，而另一个则是试图去了解所说的话是否符合所指目的的人。

你们所有人(不管是否拥有一个勤勉的听者)，从很早起就都已经拥有一名观众(spectator)，它就是监督模式。这名观众一直勤勉地注意着你对他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当你的行为不怎么光明磊落时，当你的讲话肆无忌惮时，他会向你提出警告；而且，对于你不小心造成的破坏性行为，他还会匆匆地做些补救或伪装工作。如果你们中间有人正在认真地写作，或者甚至在写侦探小说，那么，你们便有了另一种监督模式，那就是你的读者(reader)。我一直对我的读者的性格十分感兴趣，但我的兴趣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即通过广泛的调查来了解这些读者的实际身世，但我知道，我的读者就好似一颗施展魔力的药丸，他们要为这样一个事实负全部责任，即我几乎从未出版过任何东西。他是一个痛苦的妄想狂，又是一名才智横溢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低能儿。因此，当我试图用书面语言来表达严肃的思想时，我非常不开心，因为我经常处于这样的折磨之中，即试图使我的著述滴水不漏，以使那些持最批判态度的人也不会对我的话产生误解，而且，同时，我还得设法使我的话变得清晰明白，以便让这个脑子有毛病的白痴也能理解我讲话的要领。结果，正如我经常说的，我什么都写不出来了。我经常改着改着就放弃了。

这些监督模式通常在少年时代形成，并从那时起不断地得以精炼。这些监督模式在自我系统中的存在，可从另一个视角得到充分的强调：它们只是这个精心阐释的组织中的一小部分，为了维持我们的个人价值感、我们的自尊，为了获得他人的尊敬，同时为了保证这种维护(它的威望和偏爱的地位是在我们这个特定的社会授予的)，我们都会拥有这个组织中的这一部分。

社会判断和社会障碍

在少年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该时代快结束时，每个少年都不可避免会面临判断和被怀疑的判断(suspected judgements)，它们可被称作少年的个人声誉。在许多情形下，还存在大量的不一致——它们在后来的人格研究过程中往往非常值得考察——这些不一致主要是少年与家庭外权威在一起时的声望、他与其他少年在一起时的声望，以及他在家庭生活中的声望之间的不一致。当一个少年与其他少年在一起时，他的声望主要由内群体决定，由那些以更加基本的形式表现出所谓领导身份的少年决定——随着少年社会的发展，这是少年社会的另一种现象。

我认为，如果浏览一下贯穿一生的可以比较的若干事件或特征，那么，便可以提出在社会的三个领域内构成一个人声望的那些东西了。一个人或为大众所喜爱，或者很普通，或是不受欢迎，这些都有可能。在少年社会，成为一个普通的人要具备特定的品质，例如，一个不能为大众所喜爱的人，成为一个普通人要比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开心得多。在这些可比较的事件或特征中，另一个例子是：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还是做一个歪门邪道的人，这一点对于我们文化中的男性来说，尤其重要。同样，人们中间，有的聪明，有的智力一般，有的则愚鲁迟钝，这也是没有异议的。还有，有的人自满自信，有的人一般，有的人则缺乏自信。在人际关系的发展方面——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格发展——有的人处于优越地位，有的人一般，有的人则不幸地处于劣势地位。换句话说，有的人在理解和创造新人际关系模式方面能力显著，而有的人则达不到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在人际关系发展方面实际上是落后的。对于一名少年来说，在人际关系发展领域落后于他人，可能有着非常实际的原因，例如，他在关键时期健康不佳，经常休学，或者有什么事情阻碍了他参加一些比赛，而这些比赛在那个特定的学校群体生活中享有较高的声望。这种情况也可能由于社会障碍(social handicaps)而发生；这种社会障碍可能包括某个人的父亲由于是街坊中的一名酒鬼而声名狼藉，诸如此类的情况还包括一个人十分不走运，莫名其妙便沾了社会障碍的边。在以往的年代里，也许没有什么事情比你母亲离婚、再嫁这个事实更致命的了。所有这些情况都可能实实在在地提供一大障碍，以至个体在社会适应方面发展得相当缓慢。这些社会障碍中有一些是十分真实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有一种情况在少年的成长史中是具有灾难性的，那就是父母的社会流动性，它使得孩子每隔一段时间就得从一所学校转到另外一所学校，这样，孩子常常就会作为一名陌生人被介绍给其他少年。如果一个人在少年社会中不论是生活还是学习都很幸运，加之其他情况都相当，那么，在整个少年时代能够一直待在某个少年团体之中便是一件十分好的事情了，或者，一直待在那个少年团体内直到少年时代的尾声，也肯定是件好事。不然的话，少年在获得人际交往的能力方面(这种人际交往的能力在少年时代处于最佳的状态)就会处于相当的劣势。当然，如果一个人在少年团体内处于十分不幸的境地，那么，摆脱这种处境便是十分幸运的事。但是，不断转学——对于从事服务行业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会在这个发展阶段以及随后的发展阶段造成很大的障碍。

学会轻视

除了上述所有情况之外，还存在一些较为含糊的因素，似乎可以这样说，这些较为含糊的因素有可能会使得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关于一个人的声誉，尤其是关于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得益的多少，始终存在着来自父母的相当重要的影响。我在这里所举的一个特殊例子只是父母可能施加的许多不幸影响中的一种而已，这种影响将倾向于损害少年时代的利益。这是父母关于安全操作的一种病态表现，也就是教导少年去轻视别人——这在美国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例如，它有可能是家里某个重要人物对待一名少年之“不幸”(譬如说该少年表现平平而不是出人头地)的方式。由于父母一直轻视所有让他或她感觉不舒服的人，因此便会发生这种情况。此外，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还可能是由于父亲、母亲或父母双方因少年交往的性质而感觉受到了威胁，从而在对教师和其他人进行比较后便对他们(教师和其他人)表示轻视。这种轻视实际上就像街道上的灰尘——它无处不在。也许，这种态度在少年时代并不像此后那样具有灾难性；但它在此后的任何时候都具有很大的灾难性。如果你为了维护自尊而把其他人拉下来的话，那么，你在很多方面都会特别不幸。既然你不得不通过指出周围所有人都一文不值来维护自己的个人价值感，那么，你反而得不到任何有说服力的资料来证明你具有个人价值感。于是，情况便逐渐演化成了“我不像其他猪猡那样糟糕”。如果说成为一个人是美好的事情，那么，做猪猡中一只最好的猪猡，就不是促进任何事情(除了安全操作外)的特别好的方法了。当一个人以上述方式获得安全感时，它摧毁的恰恰是人类中最根本的东西——人际关系所具有的充满活力的作用。

在少年时代，这种安全操作会干扰对个人价值的恰当分析，这是真实存在的，也很有意义。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男孩做得很好，小威利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妈妈，而妈妈却立即把这个男孩和他的家人说得一无是处，那么，这往往就表明，小威利关于他的伙伴如何行事的印象是毫无根据的，或者，那个伙伴的行为方式不应该得到老师的奖赏。换句话说，这种做法导致个体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正如我已多次强调过的，向人类榜样学习极其重要；但是，每一个看似值得仿效、能够从其身上学到东西的榜样，都被降至毫无重要性或价值可言。那么，究竟谁将成为学习的榜样呢？ 我认为，家长与少年相处的不适当、不合宜和无效的行为很可能是最成问题的——对任何表现突出的人都持普遍的诋毁和轻视态度，会妨碍对个人价值进行鉴别的健康发展。正是以这种方式，父母有可能会非常显著地阻碍其子女个人价值标准的“健全”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包括其随后人格发展时期拥有极其好运的情况——他们确实会使自己的孩子永远都超越不了别的儿童。

生活中的定向概念

到了少年时代末，如果运气好的话，少年便会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他可以恰当地用生活定向(orientation of living，这是我所运用的术语)的概念。一个少年在生活中往往会被定向到这样的程度，即他已能够系统地阐释或者很容易被导向系统地阐释以下类型的资料(或者对这些资料有自己的洞见)：整合倾向(或整合需要)，它们通常是个体人际关系的特征；适合于满足上述倾向或需要并相对没有焦虑的环境；多少有些长远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个人将走在间发性机会的前面，以满足或提高个人的威望。我认为，一个人在生活中恰当定向的程度，是我们在谈论一个人“整合得多么好”，或者他的“性格”是好、坏，还是无所谓好坏时，表明我们心中所想的最好方式。

实际上，相比于儿童(他们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大千世界里有任何的生活定向)，少年更有机会去体验大量的社会经验。只要少年知道(或者很容易被引导得知)，哪些需要会促进自己与他人之间关系，在何种情况下，这些需要——别管这些需要是对声望的需要，还是其他的需要——是合适的，而且相对来说既容易满足而又不伤害自尊，只有到了这样的程度，这个人才算是步入了社会化。如果这种情况确实成功地发生的话，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会确立起一些东西，事实上，我们可以称这些东西为他的价值观，通过追求这些东西，他便不会为其他随之出现且有可能获得的东西所左右；换句话说，生活中良好定向的一个显著方面在于，预见决定对间发性机会之把握的程度。

如果拒绝为少年提供生活中良好定向的机会，那么，他将由此表现出一种可悲的特征：他会急于得到认可，不考虑他人当时的想法，以至于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活着仅仅是为了被喜欢，或者仅仅是为了娱乐。有些时候，恐怕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少年时代走运的话，他在与他人相处时，其生活定向就会得到很好的组织。如果他的生活定向没有得到很好的组织，那么，他日后对人类未来的贡献将很可能会相对减少，甚至会引起麻烦，除非他在人格发展的下一个阶段非常幸运。

第十六章　前青年期

对人际亲密关系的需要

就像少年时代会发生显著变化一样——发展出了对同伴、与自己相似之游戏伙伴的需要——按照我的发展图式，前青年期(preadolescence)的开始同样具有显著的特征，即出现了一种新的对另一个人的兴趣。这些变化是成熟和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经验的结果。发生在前青年期的这种新的兴趣不像童年期对他人使用语言那样普遍，也不像少年时代需要相似之人来充当游戏伙伴那样普遍。相反，它是一种特殊的新型兴趣，即让某个特定的同性成员成为自己的挚友或知心好友。这种变化代表着某种东西的开始，非常类似于充分发展的、精神病学上界定为爱(love)的东西。换句话说，另一个同伴与这个当事人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在一切价值领域，他都几乎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你们大家如果有孩子的话，都会肯定地说你们的孩子爱你；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正表达的是一种愉快的幻觉(pleasant illusion)。但是，当你的孩子终于找到一名挚友——大约在他8岁半到10岁期间——这时，如果你仔细观察你的孩子的话，你一定会发现这种关系中存在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开始发展出了一种对另一个重要他人的真实的感受性。当然，这并不是从“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获得我想要的东西”这个意义上说的，而是从“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我的挚友的幸福做贡献，或者支持我的挚友所追求的声望和感情”这个意义上来讲的。就我所能够发现的而言，在8岁半以前，这类情况不会出现，有时候，这种情况的确出现得比较晚。

因此，前青年期的发展是以整合倾向的出现为标志的。当这些倾向充分发展时，我们称它为“爱”，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说，“表现出对人际亲密关系的需要”。现在，甚至在我系统阐述这些观点的后期阶段，我发现有些人依然把所谓亲密关系(intimacy)视作彼此之间生殖器的接触。因此，我相信，你们最终会明白，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实际上包括除生殖器接触之外的大量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亲密指的是“关系亲密”(closeness，这是它经常包含的意思)，而不是特指某种器官的接触。亲密关系指的是涉及两个人的情境，它可以证实个人价值的所有组成部分。对个人价值的证实需要一种关系，我把这种关系称为协作(collaboration)，而所谓协作，我指的是一个人的行为视另一个人表现出来的需要而进行系统的调整或适应，其目的是不断地追求同一的满足(identical satisfactions)——越来越接近共同的或相互的满足——以及不断地保持类似的安全操作。注89 现在，前青年期的这种协作明显不同于少年时代的竞争、合作、妥协等习惯的获得。在前青年期，我们不会像在少年时代那样致力于朝着一个共同的、或多或少非个人的目标前进(例如，“我们队”的成功，或者“我们老师”的失败)，而且他们还会不断地朝着为彼此提供满足的目标前进，并在保持尊严、地位中争取彼此的成功，在努力摆脱焦虑或减少焦虑方面争取彼此的成功。注90

前青年期心理治疗的可能性

基于对与另一个人相处的经验进行观察和分析的极大兴趣，个体修正另一个人人格化的能力快速发展，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情况，即人格发展的前青年期阶段可能具有(并且往往确实具有)十分巨大的内在的心理治疗可能性。我相信，我在早些时候曾说过，正是在发展的开始阶段，显著的有利变化机会往往会自我分离。尽管自我系统的结构是这样的，即一般说来，它的发展会相当有力地沿着它已经选择的路线前进，但它在每一个发展的开始阶段更易受新经验的影响，不论这些经验是幸运的经验，还是不幸的经验。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早期，自我系统都可能经历明显的变化——这一事实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因为正是这个自我系统——它是巨大的经验组织，关注于保护我们的自尊——涉及所有不合宜、不适当的生活，从而对整个人格障碍问题及其矫正至关重要。因此，正是自我系统中这种明显变化的能力，在前青年期开始显示出其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重要性。

在少年时代，一些错误家庭生活的影响可能会有所减弱或得到纠正。但是，在西方世界，大量的少年活动都是沿着我们的理想路线进行的，包括竞争和恶意中伤等社会倾向；只是在最近——而且，恐怕依然还是相当保守——才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社会压力，即要朝着同一件事情的其他方面发展，要有朝着妥协和合作的能力。由于竞争因素的存在，同时也由于少年相对来说对他人之重要性缺乏感受性，因此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整个少年时代，一个人可能始终保持关于他自己的异想天开的想法，而且，他可能具有严重失调的自我人格化，并使之内隐。具有异想天开或人格化，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明确的障碍。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发展的不幸。

由于个体会与另一个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且他还发展出了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看待自己的新能力，因此，人格发展的前青年期阶段在纠正关于自己和别人的我向思考、异想天开的想法等方面就显得特别重要。我想强调的是——用一些夸大的词语有些冒险，而且有时还显得冗长乏味——这一阶段的人格发展，在拯救大量处于不利条件之下的人们，使其免遭不可避免的严重心理障碍方面具有难以置信的重要性。

或许，我可以离题谈一谈下面这个问题，即多年来我对下列概括一直没有找到否定的例子：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和一名精神病学督导，我有机会听到很多关于男性患者的事情，许多男人在与其他男人相处时，其关系充满了相当严重的紧张和警觉，而且他们在一切事务中，在社交或与其他男人打交道时都感到极不舒服；对于这一群体，我无一例外地发现，他们都未能把握诸如前青年期社会化的大好机会。(在这里，我之所以把评论限于男性患者，是因为女性患者的情况更加复杂，而且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较少。)这些男性患者可能拥有他们所谓的十分亲密的同性朋友，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公开的乱七八糟的同性恋行为；但是，他们在与陌生男人相处时却总显得不自在，他们与其他男人做生意时制造的麻烦比生意本身的麻烦多得多，而且，他们尤其不确定其他男人对他们的看法。换句话说，事实上，我很确信，在与同性成员共同处理生活中常规业务的过程中，自由自在的能力、从经验中获得最大利益的能力，取决于一个人在其人格发展的前青年期阶段与一名挚友建立关系，并从这种关系中获益。

我认为，下述流行观点不言而喻，即在洗礼后的头七年里，一个人的幼年经历往往决定他今后的生活。对于一些试图将一些精神病学思想转化为人类学上有用之观点的人类学家来说，这种观点已经构成一大问题。人类学家已经从各个方面对这些观点作了讨论，尤其强调了婴儿期经验的重要性——这里所谓的婴儿期经验，当然是指8岁以下的经验。但是，作为一名人类学家，不论他在什么地方工作，他都能明显地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仆人带大的特权阶层的孩子，长大后并不会成为像仆人一样的人。对于人类学家来说，要想调和这种对早期经验的着重强调，恐怕就有点儿困难了。我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十分清楚地表明，尽管早期经验确实起着许多作用——正如我迄今为止一直试图表明的那样——但是，人际关系能力的发展绝非某个时期(譬如，在少年时代)可以完成的事情。绝对不是这样。甚至可以说，即使前青年期是人格发展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阶段，但它也不是最后的阶段。

前青年期的社会

除了某些农村社区之外，在前青年期的发展中至少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形成了社会学家长期以来所谓的“团伙”(the gang)。我在这里打算再次以前青年期的男青年为例，因为到此为止，文化方面的差异，使得我难以作出系列的陈述，即难以同时兼顾男青年和女青年。前青年期的人际关系主要是(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两人团体(two-groups)；但是这些两人团体往往是连锁的。换句话说，比如A和B两个人是好朋友。A同时发现C身上有许多值得仰慕的东西，而B在D身上发现了许多值得仰慕的东西。此外，C和D也各有自己的挚友，因此，这种两人团体的所有成员之间都存在着某种有趣的联结。通常情况下，某个特定的青年由于他在前面的阶段非常幸运，便逐渐被许多其他青年视作模范人物；于是，他将成为第三个成员，你可以说，他将成为许多三人团体(three-groups)中的第三个成员。这些所谓的三人团体，是由一个两人团体和这个幸运的青年组成。与此同时，这第三个成员也可能会拥有一名挚友，就像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一样。因此，这些关系密切的两人团体(它们在纠正早期偏差方面极其有用)往往同时也会倾向于通过某个人或某些人(这些人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是领袖)而联结起来。让我附带地说一句，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总是用政治术语来考虑“领袖”这个词，即根据“影响”和“有影响的人物”来考虑。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影响往往都是由有影响的人物在某些明显的领域内施加的，而不是要人们去做领袖想做的事。事实上，领袖现象(leadership phenomena)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这个领域在前青年期开始变得极其重要——乃是民意领袖(opinion leadership)；了解这一点，并发展出一些技术来对它进行整合，可能是一个人未来发展的希望之一。

由此可见，某些人在前青年期的社会中会凸显出来，坐上了领导的位子。其中，有些人能够让其他人为了共同的目标或共同的目的(有时候，这个共同的目标或目的也可能是犯罪等)而合作，以相互理解和相互赏识的方式一起工作。也有一些人，作为领袖人物，他们的观点逐渐成为团体中大多数成员的观点，它们可能就是所谓的民意领袖了。这种类型的领导，其某些方面是可以测量的，某些方面则不可测量。它的一个可以合理测量出来的方面是，他们的发展与其智力能力相结合，使得他们具有了将事实与民意相区分的能力，从而往往被其他人认为是消息灵通人士，他们在特定阶段对大家感兴趣的事物持有正确的想法，从而能为其他人所采纳，尤其是为那些不幸处于人格失常状态中的人所采纳。当这些民意领袖专注于思考时，便是团体成员面临严重问题的时候。在这个发展阶段，对于人类未来的普遍的不安全感达到很高水平，当严重问题产生时，不论它们是发生在前青年期团体中，还是发生在整个社会中，这种不安全感的水平都会增加。正是在那些时期里，或许有超过半数的统计人口——由于缺乏信息、缺乏训练，以及个人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些困难会导致大量的焦虑，它们进而会妨碍几乎所有有用的事情)——不得不向民意领袖寻求诸如使人放心的观点或颇具才华的远见卓识等。因此，前青年期人格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是领导—被领导关系(leadership-led relationships)模式的发展。在任何一个社会组织中，这些关系都至关重要，而且，这些领导—被领导的关系，相对来说，在社会的民主结构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至少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

我在前面已说过，对前青年期这个阶段来说，可以说是第一次出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个人对其价值的一致证实。有些儿童确实是幸运的，这是事实；因为通过在家里和学校里受到的一些影响，他们对自己在某些方面的价值是相当肯定的。但是，也有许多人却以悲哀的状态进入前青年期，对于这样一种悲哀的状态，成年人往往会把它描述成“逍遥法外”。换句话说，他们不得不发展出如此非凡的欺骗和误导他人的能力，以至他们没有机会去发现自己真正擅长的方面。但是，在前青年期这种亲密的交往过程中——有些青少年甚至还会一起做白日梦，他们可以两个人一起接连几个小时不断地进行一种自发的神话般的想象——在这种认为其他伙伴是正确的以及其他伙伴认为自己也是正确的新必然性中，有关人格之真正价值的一些不确定性，以及在少年时代存在的欺骗他人的自欺欺人的举动，都可以通过改进挚友之间的交流来得到纠正，当然也可以通过团体中发展起来的协作关系来得到纠正，尽管这两种方法程度不一，但都是有价值的。

反常的类型及其矫治

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有些心理反常的少年，他们可以从这种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的成熟，以及前青年期的社会化中获得非常显著的有益结果，而且，事实上，这些心理反常的少年可以在这个阶段被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朝着健康的人格方向发展。例如，有一些以自我为中心(egocentric)的人，他们从童年期到少年时代，一直保持着无限制的期望，即期望他人一直关注他并给他提供服务。在你所认识的这些人中，有些人一遇到不称心的事情就会发火，有些人则在某些情况下会大发脾气。如果这些少年的家庭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大，致使学校环境(school community)中的许多成年人在“破除”他们这些令人不满的“习惯”方面犹豫不决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说，进行有效转变的最后机会就只有建立在前青年期与一名挚友友好相处的需要基础之上了。有些少年已被其他少年划入彻头彻尾的坏少年一列；那么，其他少年来就会明显地倾向于回避他们，排斥他们，尽管有时候也需要顺应他们，但这种需要主要是由家庭影响强加给他们的。在前青年期，这种人将与其他一些坏少年(这些坏少年也或多或少地处于被排斥的地位，或者说他们已经处于少年社会群体之外)建立起挚友关系，这是很有可能的。这种情况看起来似乎不太好；而且，在有些情况下，情况肯定不好，对此，我将在后面加以说明。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总比以前的情况好得多。这种类型的人与其他人一样，也会度过相对短暂的前青年期；当他们从前青年期走出来，便已经很少倾向于期盼他人提供无限制的服务了，并且十分接近于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的理想；这个男人“应付得了前青年期”，且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处理。换句话说，如果有两名不幸的少年，由于不利的社会地位而相处在一起(这是少年间经常可能发生的事)，那么，在这种不断增长的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的影响下，确实给两人都会带来很多裨益。而且，随着他们表现出某种改进，他们将不那么反对占主流的前青年期社会文化，且实际上可能在团体中得到较多的尊重。不过，随之而产生的风险是，这些表现不好的家伙，以及这些将自我放在中心位置或以自我为中心的少年，现在形成了两人团体，这样一来，他们可能会把由于遭到排斥而产生的愤懑和痛苦带入这个阶段，并让自己认同于可能找到的反社会的领袖人物。

但是，如果认为前青年期容易导致一种犯罪的、反社会的生涯，那么，这恐怕是胡说八道中最令人吃惊的例子了，因为它忽略了几乎所有与此相反的例子。碰巧的是，关于反社会团伙方面的文献资料似乎比有关前青年期社会中有利方面的文献资料要多一些。我认为，在一项对环境很差的社区里的前青年期社会所进行的研究确有可能会反映出一些倾向，但这绝不是那些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倾向。在一些环境很差的社区里，尽管有一些反社会的青少年团伙存在，但是也有一些不具有反社会性质的团伙(如果该社区里没有构成一种反社会的建设性要素的话)。在任何事件中，社会化都必定会发生；如果环境很差的话，该组织就很有可能反对这个世界，而且，往往倾向于牢固地树立那种态度，将其作为社会行动的合理目标。

有些少年在进入前青年期时，带有明显的人格恶意转化的标记，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相当详细地讨论过。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由于这种恶意转化而去建立一种挚友关系，或者有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与这种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相关的内驱力非常强大，以至于常常与恶意之人建立了挚友关系。这些两人团体的建立(它们进而会被整合进前青年期团体之中)提供了经验，使得下述可能性得以实现，即一个人可能会被温柔地对待，从而使人格恶意转化有时候也会逆转过来，并实实在在地得到矫治。更为常见的情况是，这种人格恶意转化只能得到部分改善，原因在于，恶意的转化对于恶意两人团体形成更大的组织，产生阻碍的作用。

少年时代遗留下来的还有其他各种特征。例如，有的人在与他人相处时，如果他人不喜欢他，就会认为对方有毛病，换句话说，实际上他觉得自己完全有资格被所有人喜爱。这种人在少年时代绝不会认识到这不是合理的生活态度。在学校环境里，这种人常常通过自我贬低的文饰作用以及毁损他人，来处理自己的失望情绪。为此，他通常在家里被树立为一个好榜样。这些儿童在进入前青年期的社会化后，通常情况下能从挚友的亲密关系中获得足够的安全感，这使得他们能够真正地敞开自己的心扉，并讨论其他一些也同样令其不快的人(这些人似乎并不喜欢他们)，他们的讨论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的，也就是既启发了其他人的实际价值，又涉及了他们自己的一些品质特征(这些品质特征可能并不十分惹人喜爱)。由此可见，事实上，前青年期往往在某种显著的程度上有助于矫正我们的恶意的病态现象，也就是将别人拉下来的倾向，其原因在于这个人没有强大到足以与别人相处，并在这种相处中感到舒适。尽管在前青年期并非总能根治这种病态现象，但它往往能够使这种病态现象得以减轻，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一些孤立的少年，在别人看来，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精神分裂性”(schizoid)的生活方式，但是，有时候会由于十分幸运的前青年经验，他们会表现出特别善于把握自己也特别善于发展在少年时期并没有获得的社会适应能力；其原因在于前青年期所进行的特殊的、亲密的、一致的交流。另一方面，社会孤立(social isolation)也可能使得很难建立前青年期所需要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它往往有可能会延缓前青年期的发展，这样一来，青年期变化前的时间就会非常短暂，而我们知道，这段时间是用来巩固前青年期的收益的。

少年中更为反常的一种人是长不大的人。这种人有时候受人欢迎，但大多数时间是不受欢迎的。无论如何，随着少年时代的逐渐消逝，这种人往往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我们可以恰当地把这种人称为不负责任的人。他们不想承担任何事情，能避开则避开；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希望一直保持少年的状态。他们希望自己越小越好，这是因为他们实际上不愿意俯首帖耳地屈从于我们社会对他们的需要。在这里，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的成熟，会产生非常明显的良效；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少年却不会以那种方式成长起来，而很可能会陷入一个不负责任的团伙中。当然，我并不是想让你们认为任何反社会团伙都是由那些不负责任的少年组成的。不论团伙的活动与容纳它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都与其中所涉及的人格反常类型没有任何关系，它更多的是一种功能，一种作为领导(leadership)而可被接受的功能。

在总结这些不同的反常现象时，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反常现象不是十分严重，以至于排除了前青年期的任何经历，那么，这些新的亲密关系的形成将为所有的反常现象提供某种交互确证，也就是说，一个人通过挚友的眼睛去观察自己。只要实现了这一点，所涉及的自我系统就肯定会得到扩展，其更为麻烦的、不适当的和不合宜的功能会降低到毫无作用的程度。

我想再提及其他更多一些的情况，它们不一定属于反常现象，但是，如果不是前青年期影响的话，它们可能会成为不适当生活的基础。有些人带着十分有利的记录度过少年时代；他们在体育运动方面表现突出，还有娴熟的妥协技巧，或者他们十分聪明，能使少年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受益。现在，出现了前青年期对亲密关系的需要。这种人很容易与一个普通人结合成两人团体。而且，在前青年期的社会交往中，有些十分成功的少年首次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不打算躺在丝绸的靠垫上度过一生，而且他们学会了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发现，如果他们非常幸运地拥有一些天赋，则这些天赋也连带着责任；由于天赋被用来履行社会责任，因此，他们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妒忌这种邪恶及其附带的破坏性实践。

还有一些相似的少年，他们智商很高，教师对他们的评价也不错，但他们却不受欢迎，而且在与其他少年相处时也困难重重——对这一事实，教师很少注意到，因为教师只注意学生良好的学业成绩。在前青年期，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的内驱力可能把这种高智力转向良好的人际关系，为这样的少年提供一种机会，即运用他们的智力去学会如何与他人相处。

最后，或许我还应该谈一谈这样一些人，由于患病或者社会障碍等原因，他们在整个少年时代始终处于落后状态。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前青年期的亲密关系可能真的会给他们很大的帮助，以至于几乎可以弥补他们在少年时代所错过的东西，也就是弥补在竞争、妥协和社会化方面所失去的东西。

在前青年期的两人团体中，一些值得考虑的因素包括：由于对亲密关系的需要而使人们结合在一起并彼此加强联系的个人适宜性(suitability)、结合双方所达到的关系的强度(intensity)，以及关系的持久性(durability)，或者说，在整个前青年期关系尚未被证实为持久时关系变化的渐进方向。这最后一个因素可能源自于父母住所的变化；或者，两人团体本身内也可能有一些因素会导致分解，从而使其中的一种成分又与其他某个人相整合。

我特别想谈一谈关系强度的问题，因为它很容易让人们认为如果前青年期的挚友关系非常牢固，就有可能将这种挚友关系固定在前青年期阶段，或者，这种前青年期的挚友关系就可能以某种人格特征而告结束，即诸如我们通常所指的同性恋关系(homosexuality)——顺便说一下，尽管通常情况下，我们很难说出这个术语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所注意到的一些事实并不支持所有这些推测。事实上，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我倒希望前青年期的关系非常牢固，足以让双方都切实地认识到一种亲密关系中所能暴露出来的有关对方的所有事情，因为唯有这样，才能纠正大量的虚幻感觉、通常所说的病态感觉以及与众不同的感觉，这种感觉到后来的生活中会成为不安全感之文饰作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或许，我可以通过不同寻常的方式将许多事件联系起来说明这一点。有一次，我发现了关于成人生活的一些情况，这些成人曾一度同属于前青年期团体，他们曾经一起在堪萨斯一个小型社区里上过学。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消息是通过一个人，他也曾是那所学校里的青少年之一，后来，我继续追踪，从而获得了关于该团体的相当完整的资料。我上面提到的那个人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他在前青年期，曾经明显地被排斥在群体之外；他当时并未参与所谓的相互手淫，以及其他一些同性恋活动(这种手淫以及同性恋活动，在前青年期挚友组成的男孩团体中很常见)；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参与任何这类相互间进行的性行为，他参与这个团体的同性恋行为是在前青年期快结束时。据我了解，还有一名少年也没有参与过这类性活动，于是，我便对他进行了追踪了解。结果，我发现，他后来竟然也成了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那些参加过同性恋活动的人后来都先后结了婚，有了孩子，又离了婚，如此等等，这差不多是美国社会的最佳传统了。换句话说，在前青年期快结束时，那些可被描述为“不合法亲密关系”(illegitimate intimacy)的关系，并不导致青年期以及后来生活中紊乱的发展类型；这些事实所揭示的情况迥然不同。

前青年期的巨大补救作用不仅通过两人团体中亲密关系的直接效应而产生，而且也通过前青年期出现的真正社交而产生，因此，我们可以说，大千世界在前青年期的微观世界中得到了反映。前青年期的青少年开始拥有了社会评价和社会组织方面的有用经验。这种情况首先表现在两人团体与较大的社会组织，即团伙之间建立的关系之中。挚友之间会彼此认同，而且事实上也会被其他两人团体所评价——这种评价并不依据他们是谁，而是依据他们的行动，以及在社会组织中你可以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在这种社会评价中是一种具有教育性、争论性的有用经验。这个事实表明，一个人可以找到自己，可以被他人视为具有不可思议的个性，并且不再成为万物的中心；此外，一个人已经拥有特别幸运的经验。作为整体的团伙会发现，它与这个更大的社会组织(即社区)之间存在一种关系，它是由社区来进行评价的。社区对团伙的接纳与否，很可能取决于该团伙是不是反社会的，而且，它还可能取决于该团伙是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在团伙内部，社会组织的经验往往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即团伙结合的紧密程度如何、团伙领导的稳定性如何，以及针对不同的情况有多少领袖等。有时候，如果你仔细研究的话，你会发现，在一些前青年期的团伙中，不同的成员从属于不同的领导，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领导，因此可以说，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微观化了的社会组织。

发展阶段定时方面的棘手问题

随着前青年期向青春期(puberty)的转变，以往经验对成熟速度的影响变得特别显著。关于青春期转变的时间问题，每个人都相当不同，也就是说，它不同于诸如婴儿眼睛的会聚现象(convergence)，因为婴儿眼睛的会聚时间几乎可以确切地加以预测。青春期成熟之所以在时间方面有所差异，部分原因在于某种生物因素和遗传因素；但是，我从大量的数据中了解到，其中还涉及一些经验因素。早期训练的某些特征，在所谓的延迟青春期的情况中十分普遍，以至于人们怀疑，这种训练事实上延迟了情欲动力机制(lust dynamism)的成熟时间。

在前青年期社会中，在人格方面有可能发生的一个悲剧事件是，一个特定的个体可能不会立即变成前青年期的少年，换句话说，他实际上没有对亲密关系的需要，而此时大多数同龄人都有这种需要，因此，当前青年期的少年游行队伍经过的时候，他不会有机会成为游行队伍当中的一员。接着，这个人在大多数同龄人准备告别前青年期的时候，却产生了与某个同性伙伴建立亲密关系的需要，而且还可能会被驱使着与比他年龄小的人建立关系。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一种大灾难。但是，以下情况则更可能算得上是一种灾难了，那就是，他可能与现实中某个处于青年期的人形成一种前青年期关系，这种情况很可能在此情境中十分常见。这种情况肯定会使人格承担某种严重的风险，而且，我认为，在大量例子中，这种情况与同性恋生活方式的建立有相当大的关系，或者至少与一种“双性恋”(bisexual)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暗示过的那样，肯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不会比前青年期走得更远。一个人很可能会比某个特定青年团体中的其他人多保持两年的前青年期时间，这一事实现在已很常见，致使其本身足以成为一项研究课题。我有一位朋友突然陷入了精神分裂症的失常状态，但却顺利地进入了青年期，而另一位朋友却仍然保持前青年期的状态，按照我的经验，这很值得注意。

如果青年期被延迟，它就不会具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性，但是，它事实上仍有一些有利的因素，只要个体确信拥有一定数目的同样被延迟的人(而且，这些数目是合理的)，并与这些被延迟的人保持亲密的关系(这是前青年期的特征)。只有当挚友关系解体，以及前青年期社会随着几乎所有成员的进一步成熟而解体时，我们才有可能对那些不能在同个时间表上移动的人格进行特别的强调。有时候，这些青年期被延迟的人结交知心朋友的年龄会表现出一种渐进性，即从同龄人到较为年轻之人不等，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使双方在前青年期组织中的地位不那么容易被认可，而且双方常常被年轻人的社会所排斥。我猜可能发生的最好情况——仅次于拥有一些同伙，他们也在成熟方面表现迟缓——是能够在一个人实际进入青年期之前，抓住青年期的早期阶段，这种情况有时候是可能出现的；也就是说，青春期转变意味着兴趣转到了异性身上，但我们常常也能发现，异性中某个古怪的成员也没有经历过前青年期的变化，但却很高兴地步入了青年期。这样一来，便减弱了个人对其个人价值和安全感的压力，不然的话，被延迟的青年期很可能会带来个人价值和安全感的压力。我认为，人格之前青年期阶段的延迟完成，以及从前青年期团体向青年边缘团体的发展，对这个年轻人来说，往往相当困难；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青年边缘团体的受害者，这些边缘团体的青年自身实际上就有许多麻烦，很容易非常感兴趣于与这些青年期被推迟了的处于前青年期的少年搞性活动。至少可以这样说，在某些情况下，当青春期转变和青年阶段最终开始时，这些性活动将使人格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某个既定的个体身上，就所涉及的人格发展而言，其青年期的开始是在不确定的时间里发生的；也就是说，尽管青年期的开始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至少可以在几个月里观察到它的发生，而不需要几年的时间。在我的发展图式中，青年早期是通过一系列所谓青春期转变的事件而开始的，也即通过所谓的情欲动力机制的直接出现而开始的。这种情欲动力机制的直接出现，在许多情况下表现为进入与性高潮经验有关的幻想或者睡梦之中；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则表现为早期的生殖器游戏，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性游戏中，还可能表现为性高潮的发生。就重要的整合倾向或需要满足之需要而言，情欲是最后成熟的，它是潜在的人性动物现在已经充分发展成为一个人的特征。

我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青年早期出现的年龄范围为三或四年。这种可能出现在同一年龄段不同人身上的显著的发展差异——与前面讨论过的任何需要之成熟过程相比，这种差异要大得多——是使得青年期成为一个充满压力之时期的重要因素之一。顺便提一下，只有通过研究我们社会中不同的社会组织，我们才能发现青年期的压力是多么小。在其他一些社会中，由于那里的文化比我们社会的文化为少年提供了更多为青年期而做的实际准备工作，因此，青年期不同寻常的压力方面在那里便没有那样明显。不过，还有一些青春期转变及其与人格组织的青年期阶段相关的因素，在任何社会秩序中都不会被忽略；而且，这些东西与一些成长因素的明显加速有关(这里所谓的成长因素指的是使原本相当熟练和相当聪明的人变得笨拙和不熟练的因素)。因此，始终存在着(或者几乎总是存在)某些与躯体组织之快速成熟有关的压力，这种躯体组织是随着青春期转变而出现的。但是，就所涉及的心理压力而言，它们最可能由于定时方面的棘手问题而产生。

孤独的经验注91

在我进一步深入讨论之前，我想先讨论一下作为孤独经验(experience of loneliness)之基础的动机系统(motivational system)的发展历史。

现在，在人类的经验中，孤独可能最为独特，因为用来谈论孤独的事物都具有沉闷单调的性质。虽然我曾经试图就焦虑经验之极端性给你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我与说英语国家的所有居民共同的感觉)，但我觉得若要真正清楚明确地传递孤独经验的印象(尤其是以它最为完美的力量来进行这种传递)，却是不适当的。不过，我认为，我可以通过追踪孤独经验所经历的各个发展时期的各种动机系统，来说一说为什么孤独是人格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据我所知，在所有那些使真正的孤独经验得以告终的组成成分中，第一个成分早在婴儿期就已经出现了，那便是对接触的需要(need for contact)。毫无疑问，它构成了复杂的依赖性，这是婴儿期的特征，而且我们可以将它纳入对温柔的需要(need for tenderness)之中。这种类型的需要从婴儿期一直延伸至童年期。在童年期，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一些组成成分，它们最终将被体验为孤独，这种孤独在需要成年人参与的活动中表现出来。这些活动开始时也许以表达性游戏(expressive play)的形式出现，在表达性游戏中，年龄幼小的孩童不得不通过逃避焦虑或增加欣快方面的成功和失败来学习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在各种类型的互动游戏中，儿童学会了合作等；最终在言语游戏(verbal play)中——通过使用那些能提供愉快的言语组成成分，逐步发展到言语的交互确证。在少年时代，我们看到了最终将成为对同伴之需要中的孤独的若干组成成分；接着，到少年时代的后期阶段，我们也看到了孤独，尽管前面我并没有提到过这个名字，但是你们也许可以根据你们所经历过的对接纳之需要(need for acceptance) 来认识孤独。换一种表达方式，即你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少年时代都有过与同伴在一起的极其痛苦的体验，对于这种体验，我们可以合理地用一个术语来表示，这个术语便是“害怕排斥”(fear of ostracism)——害怕不被那些在学习如何做人的过程中被他视作楷模之人所接纳。

在前青年期，最后一个组成成分出现了，它实际上是具有威吓作用的孤独经验——与同伴亲密交流的需要(the need for intimate exchange)，我们可以把这名同伴描述成或认同为一位挚友、友人或者爱人，也就是说，需要最为亲密的交流，这种交流与满足和安全感有关。

孤独作为一种经验，一直以来都让人感到很畏惧，以至于它实际上往往会妨碍对此种经验的清晰回忆，这是一种通常只有在前青年期及其继后的时期才会遇到的现象。但是，通过对上述组成成分的简略分析(这些成分已经进入这种具有驱动作用的冲动之中)，我希望我已清楚地表明为什么在连续的匮乏中，这个系统的驱动力仍可以整合人际情境，而不管真实存在的严重焦虑。在概述人格理论的过程中，尽管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任何可以无视自我系统活动的东西，不过现在我们接触到了：在孤独的状态下，尽管个体在操作的过程中会感到严重的焦虑，但依然会寻求同伴关系。当一个人由于被剥夺了同伴关系，而不管或多或少存在的强烈焦虑去整合某种情境时，他在这种情境中往往会表现出一些迹象而表明个人定向(personal orientation)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请记住，我正在谈论的是生活方面的定向，而不是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定向，就像传统的精神病学家所讨论的那样。在讨论少年时代时，我已给出了关于生活定向的概念。现在，这种有缺陷的定向可能主要由于经验的缺乏，这种经验除了具有缓解孤独的重要意义之外，还是正确评价情境所需要的。当然，还有许多情境，在其中，孤独的人确实缺乏如何处理他们所面临之事物的任何经验。

孤独的重要性在前青年期达到其顶峰，而且，从那时起直至死亡，其发展相对没有变化。一个只要经历过孤独的人，都会很乐意谈论这种模糊、抽象的经验。但是，若要他清楚地回忆当他感到特别孤独时，他有怎样的感觉，以及他都做了什么，则是一种很难的治疗操作(therapeutic performance)。换句话说，孤独在面临严重焦虑时将会自动地导致整合，这一事实往往意味着孤独本身比焦虑更加可怕。虽然我们从很早的时候起就表现出了对害怕(这种害怕有可能会导致致命的伤害)的奇妙感受能力，而且，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便表现出了对重要他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敏感性，不过，只有当我们到达发展的前青年期阶段时，我们所追求与他人交往的深刻需要才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即恐惧和焦虑实际上没有力量阻止我们踉跄地走出不安，并进入一种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孤独的情境。在我们到达前青年期阶段之前，它并不表现在诸如内驱力等东西上。

第十七章　青年早期

作为人格发展的一个时期，青年早期阶段被界定为：始于对真实的生殖器产生兴趣(即情欲感受)，止于性行为的模式化(这是青年期最后阶段的开始)。在与青年期开端相关的生理基础方面，男女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但是，不论在哪种情况下，都会出现一种相当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相对来说是前所未有的，通过这种变化，原先与环境进行相互作用的区域，也即原先涉及排泄功能的区域，现在迅速发生了重大的新变化，变成了从肉体上实施亲密关系的相互作用区。换句话说，从躯体的视角看，以前更多属于排尿区的那些外部组织，现在则更多地成了生殖区域的外在部分。从心理学的视角看，这种变化属于新的需要，这些新的需要在性器官的体验中达到高潮；感受到的与这种需要相关联的紧张状态，传统上相当确切地将其确定为情欲。换句话说，情欲是指关于生殖相互作用区的整合倾向中可以感觉到的组成成分，它寻求逐渐增强的感觉，并以达到性高潮而获得满足。

据我所知，除了一点，即它们都是发展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人们的特征，情欲(作为一种整合的倾向)与对亲密关系的需要(对此，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讨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密切关系。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事实上，要非常清楚地弄懂青年期和随后的生命阶段中所体验到的复杂性和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区分三种需要的明晰程度，这三种需要通常非常错综复杂地混杂在一起，但同时又相互矛盾。这三种需要是：对个人安全的需要，也就是摆脱焦虑的需要；对亲密关系的需要，也就是与他人(至少一个人)合作的需要；获得情欲满足的需要，这种需要与追求性高潮过程中生殖器的活动有关。

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的转变

随着青年期的到来，在此种发展方面没有表现出太多反常的青年身上，通常会出现一种变化，也就是所谓的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的对象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从我现在正在讨论的同质选择(isophilic choice)向异质选择(heterophilic choice)的转变，也就是说，这种变化是从寻找某个与自己十分相似的人，转变为寻找某个与自己非常不同(这种不同是从某个十分重要的意义上说的)的人。这种选择的变化自然会受到生殖内驱力之伴生现象的影响。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且没有非常严重的反常或剥夺现象介入的情况下，从前青年期向青年期的变化就会表现为，越来越感兴趣于和某个异性建立某种程度的亲密关系，这种模式与一个人在前青年期与某个同性建立亲密关系的模式比较类似。

从异质选择这个意义上说，在今日的美国，对亲密关系之需要获得满足的程度，还远远不能让人满意。其原因并不在于把兴趣转向异性本身会使亲密关系的建立变得很困难，而是那些对每个人都会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几乎没有让不同性别的人准备好一起建立一种充满人性的、单纯的个人关系。异性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很大障碍，通常可以追溯到西方世界刚刚形成的时候。只要稍微暗示一下我正在谈论的内容，我就会提到所谓的道德的双重标准，以及围绕私生子的法律地位问题。通过研究一种在组织和风俗惯例方面与我们自身显著不同的文化，大家就能了解文化组织与文化风俗对青年期建立各种人际关系的可能性(这是很容易的，而且从人格发展来说，也是成功的)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多年来，在这个方面，我一直推荐霍顿斯·鲍德马克(Hortense Powdermaker)的著作《莱苏的生活》(Life in Lesu)。注92 在莱苏这个地方，关于两性之间区别的风俗惯例与我们的风俗惯例有明显的不同，我们的风俗惯例与那里的风俗惯例之间的对比，就其本身而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西方世界的某些不幸方面。

不过，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文化上来：对亲密关系之需要方面所出现的变化——男孩好奇心的觉醒，即他发现可以像原先与挚友的相处那样去和一个女孩子友好交往——通常会经过一个内因过程的改变而突然出现。幻想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差不多与躯体成长的突然加速一样突然和显著，躯体成长的突然加速往往开始于青春期的变化，而且通常会导致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窘迫(awkwardness)。此外，在公开的交往过程(既包括两人团体内的交往，也包括小团伙内的交往)中也可能存在交往内容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前青年期能够成功地朝着成熟的方向发展，而且一致地摆脱了人格的歪曲，那么，对一些异性的兴趣也会扩散到挚友之间交往的领域，即使有的挚友对异性不感兴趣，甚至还可能对这种新出现的被异性吸引的现象抱有反感的态度。在更加幸运的情形下，这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小团伙式的变化，那些差不多准备好做出此种变化的人，会从前青年期合作的最后一个大主题中得到相当大的收获——这最后一个大主题，就是在所谓的两性世界中关于“谁的谁”(who's who)和“什么的什么”(what's what)的问题。如果团体中包括一些发展滞后的成员，那么，团体内部(小团伙内部)的社会压力对他们的自尊极其有害，而且实际上有可能会导致人格出现非常严重的障碍。正如我在前面曾暗示过的那样，前青年期的阶段会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进入青年早期阶段，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小团伙式的生殖活动也会成为前青年期最后阶段或快进入青年期时的模式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这一点上常常可以发现，情欲动力机制事实上在大部分的团体活动中发挥作用，并操纵着大部分的团体活动，但是，其活动的方向明确指向异性成员。

在从前青年期到青年期的变化过程中，人类这个样本中必定存在大量的试误学习。青年期伊始，很多人会从这种试误学习中获益，他们能够从这种学习中获益主要凭借的是他们通过对异性兄弟姐妹(这些异性兄弟姐妹在发展年龄上与他们自身相差不是太多)的观察和体验而业已获得的资料；这些资料在以往并不重要，但此时却很快变得重要起来。

我认为，根据常规的统计学经验，女性经历青春期转变通常稍早于男性；在很多情况下，这往往会导致男孩和女孩之间发展过程出现不同步的现象，这样，到了大多数男孩开始对女孩产生兴趣的时候，大多数女孩已经不再纠缠于她们与男孩之间的问题。从人格发展的观点看，如果男女孩发展在时间上较为同步的话，异性之间的交往就方便多了；但是，我猜想，如果一开始一切都已被安排好的话——顺便说一下，关于这个主题，我从未获得任何私人的信息——生育(procreation)就会变得像在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里的自尊感一样重要。因此，女性很早就为生育做好了准备；事实上，青年期的重要问题之一，便是如何去避免意外的生育事件。

对情欲、安全和亲密之需要之间的各种冲突

情欲被激发后，它就变得特别有力。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忽略了他的孤独体验，他就很可能会认为情欲是人际关系中最为有力的动力机制。由于我们的文化设置了各种障碍来阻止情欲活动，而不是助长情欲活动，因此，情欲无疑会与人格中一系列强有力的动力机制发生冲突。这种无处不在的冲突自然是个体的情欲与个体的安全感之间的冲突；这里所谓的安全感，我所指的是一个人的自尊感和个人价值感。所以，很多人在青年早期会遭受极度焦虑之苦，这些焦虑与他们新出现的想要从事性活动或生殖活动的动机有关——我经常交替地使用性活动和生殖活动这两个词语。除了困惑、窘迫等(这些是我们的文化已经确定的)之外，很多人身上还存在着许多与躯体所涉及的一般区域有关的非常反常的情况。我把这种现象称作原始的生殖器恐惧症(primary genital phobia)，但是，这里所说的“恐惧症”并不能完全用通常的恐惧症概念来加以解释。所谓原始的生殖器恐惧症，我所指的是一种持久的人格歪曲现象，这种现象通常在婴儿后期和童年早期便已出现，而且，它事实上会将身体的那个区域转化成不属于身体的某种东西。在讨论排泄功能和手的探索能力时，我曾对一些父母所做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发表过评论，这些父母努力地不让自己的孩子玩弄生殖器，努力地不让孩子对生殖器进行任何探索并获得任何感觉。在父母的努力取得成功的一些情形下，身体的那个区域就会明显地与人格的那个区域(很早以前，我就称人格的这个领域为非我)联系起来。对于出现了这种人格歪曲的青少年来说，想要获得任何关于如何处理情欲的简单学习(我也可以说是常规类型的学习)，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当这个人变得情欲亢进时，他便会把生殖动力机制(genital dynamism)的能量添加到孤独和其他一些不安定的因素上；于是，他与其他人的活动就会变得相对无意义，因为从事这种活动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一种耻辱，也不利于他的自尊。或者，他事实上也可能由于情欲动力机制的显著力量和他不知道如何学会处理这种情况而产生的相当大的失望感，而在人格方面出现某种相当严重的障碍。由此可见，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可能知道大量关于他人如何做的信息，但如果他发现自己做不到这一点，便会觉得自己还不及同龄人的平均水平。

不仅情欲会与对安全的需要发生冲突，而且，对亲密之需要的转换也可能与对安全之需要发生冲突。在青年早期，对亲密关系的需要(即，与某个非常特定的他人合作的需要)会开始指向异性，并且倾向于落实到某个异性身上。这种情况可能与自尊发生冲突的方式有很多种，不过，我只想让大家注意其中一些比较特殊的例子。我们常常会发现，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总会让家中的年长者很不满意。在这样的情境里，我们往往会发现，家庭成员对于发展一种同性之间的挚友关系，甚至是对这个青少年加入某个小团伙，都没有什么必须认真对待的戒律；但此时，当这个少年将兴趣转向异性时，家庭成员就会对他施加强烈的压制性影响。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家庭成员所使用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便是奚落嘲弄；事实上，有许多青少年由于父母的奚落嘲弄而产生严重的焦虑，这些父母只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对性(sex)之类事情感兴趣的人(当然，这是为人父母者的想法)，父母的这种做法可能会使孩子生病，也可能会导致孩子草率结婚和离家出走。对于刚刚步入青春期的青少年来说，父母和其他年长者对他们的奚落嘲弄，是一种最为糟糕的做法。有时候，一些父母(这些父母要么比较有修养而并不采用奚落嘲弄的方式，要么还没有意识到奚落嘲弄这种方式的惊人力量)会采用一些修正过的奚落嘲弄方式；这些修正过的方式往往表现为：在看到孩子表现出任何靠近某个异性的举动时，父母便会干预、反对、批评，或者干脆加以阻止。这种情况可能会发展到病理性表现的程度，我们称之为猜疑(jealousy)，在出现这种猜疑表现时，父母确实会令人难以置信地插足于青少年试图与某个异性建立起的两人团体。我们在后面讨论生活中一组特定的困难，也就是所谓的偏执状态(paranoid states)时，会再次涉及猜疑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只要指出这一点应该就可以了，即猜疑是一个涉及两人以上的问题，而且通常情况下，猜疑所涉及的每个人都是相当爱幻想的，也就是说，有大量的不完善反应的过程混杂于其中。有时候，在猜疑者看来，所涉及的第三个人完全是一个情绪失调的妄想症患者。我在这里说了这么多只是为了突出个人价值感与朝着为满足对亲密之需要的方向而做出的改变之间的那种冲突。

此外，对亲密关系之需要与情欲之间也存在冲突。在与某人建立合作性亲密关系时，常见的笨拙(awkwardness)方法有四种，其中，前三种——窘迫、缺乏自信和过分小心谨慎——构成一组。第四种笨拙方法是我们的一种神奇魔法把戏，当我们想摆脱某种不起作用的东西时通常会走向另一极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否认(not)的技术。换句话说，大家当然都知道苹果为何物，但是如果你处在足够大的压力之下，你便可能产生一种想象出来的事实(imaginary truth)，即不是苹果(not apple)，这种想象出来的事实完全是由非苹果(absence-of-apple)的特征所构成。因此，在试图解决对亲密关系之需要与情欲之间的冲突时，一种方法是通过某种与缺乏自信(diffidence)相对立的东西来解决，也就是说，在追求生殖对象(genital objective)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种非常大胆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在处理对象的感受性和不安全感方面非常糟糕，以至于对象进而会变得窘迫和缺乏自信了；因此，这种方法有点过头了，从而导致不太可能整合真正的亲密关系。

有一个更为常见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两个强有力的动机系统之间的冲突，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证据，即对客体对象的划分，这种划分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极其不幸的成长方式。我这么说，主要指的是对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区分，对有的人可以运用情欲动机，而有的人是为了摆脱孤独，也就是说，为了合作性的亲密关系，为了友谊。妓女与正派女孩这个古老的例子也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在大家眼里，妓女是仅供生殖器接触的女人；对于正派女孩，人们绝不会从那个方面来想，而只会认为好女孩为了与别人建立友谊，只是为了一种有些朦胧的未来状态，即婚姻。当这种划分变得相当引人注目时，这种朦胧的状态就会表现出一种纯幻想的特征。现如今，有一种比上述区分流行得多的区分，是性感女孩(sexy girls)和正派女孩之间的区分，而不是好女孩和坏女孩这种粗略的划分。但是，不管怎样划分，异性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能够缓解个体的孤独，使他免受焦虑之苦，另一种则可以满足他的情欲——但麻烦的是，情欲乃是人格的一部分，没有谁能够用这种方法在完善其人格发展方面走得很远。所以说，满足情欲必须付出丧失自尊这样相当大的代价，因为坏女孩都是可恶卑劣的，而且，从正派女孩的意义上说，坏女孩不能算做真正的人。因此，不论在哪里，只要你发现有人明确将异性分为两种，一种是充满情欲的，另一种是没有情欲的，那么，你便可以假定这个人已经根据他的生殖行为来进行了区分，这样，他就无法真的能够简单而又不失自尊地将其整合进自己的生活中。

出现在这个阶段的这种种冲突，可能就是处于前青年期和青年早期的青少年涉足“同性恋”活动(这些同性恋活动有一些引人注意的变式)的主要动机。但是，这种种冲突——在发展适合自身需要的活动方面所存在的困难——会带来一个更为常见的结果，那就是出现大量的“自体性行为”(autosexual behavior)，在这种自体性行为中，一个人会尽自己最大可能来满足自己的情欲；这种行为之所会出现，原因有二，一是前青年期社会解体的方式，二是有关生殖器自由的主题而向青少年灌输的那些禁令。现在，这种自体性行为通常被称为手淫(masturbation)，一般而言，它在每一种文化中都会受到相当严厉的谴责，而这些文化通常都会给性发展自由强加上许多明显的限制。你看，非常清楚明了；它意味着不管你怎么做，青春总会过去，除非你充分地准备好了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因为与众不同而遇到其他的麻烦。

顺便提一下，甚至在智者中间，手淫问题也很常见，因此，我们必须再说一说健全的精神病学观点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有时候，有人会提出手淫究竟是好还是坏这样的问题。精神病学家不管在什么时候听到这样一个问题，都极有可能深思一番，看看自己是否能够把它重新表达为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他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可以解决的)；精神病学家通常不会给出“好”或“坏”的绝对结论。我们在探讨好、坏这些价值观时，最便捷的方法是，根据当前和不久将来的人际处境来确定一件事情的好坏。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我们的文化中，与青春期变化相关的发展进程受到两方面的阻碍，一方面是缺乏准备，另一方面是对某些自由的绝对禁止；但是，与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相结合的情欲通常会驱使受害者朝着矫正某些人格歪曲的方向发展，使其在人际关系中发展出某些技巧、某些能力。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让一个人完全依靠自己来满足对亲密的需要，并阻断孤独的驱动力(尽管个体可以处理孤独，或者将它减少到某种程度)。但是，通过自体性行为，个体可以防止情欲的充分紧张，防止它冲破自我的屏障。正是鉴于这一原因，所以我们说，完全只运用自体性程序，可能导致人格歪曲的延长，而这进而又会导致当事人的生活障碍延续。单单从这个观点出发，我就会想，手淫(解决情欲所引起之各种冲突的唯一方法)比几乎任何一种其他东西(这些东西确定不是恶意的)更为糟糕。因此，不用说，如果自体性行为并不固定、唯一，而是随意或偶尔为之的话(这种情况在生殖行为中很常见)，这样一种论点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如果有人反对手淫的论点是以其他任何原因(而不是上述这个特定的原因)为基础，那么，在我看来，这位辩论者似乎更多从未经分析的偏见出发，而不是更多以他的正确判断为出发点。

异性实验中的幸与不幸

我将要讨论的下一个主题相当重要，即刚刚步入青年期的青年在积累异性经验的实验中所遭遇的幸与不幸。以前(那时的我显然比现在鲁莽许多)，我认为，许多被我看做精神病患者的人，如果他们在青年期能够与一名品质较好的妓女实行具有预备性质的异性性行为实验，那么，这些人(现在成为精神病患者的人)应该会幸运得多，也就是说，要比他们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要幸运得多。我之所以这样想，倒不是因为我认为妓女是人格得到高度发展的异性，而是因为，如果她们碰巧从事的是生殖活动的行业，而且她们的态度又很友好，那么，她们将至少了解有关这个领域中的大量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青年会遇到的问题，这样的话，她们便将会以同情、理解和鼓励来对待这些青年；但是，不幸的是，大量此类实验是在其自身就有严重失常问题(尽管情况各有不同)的人身上实施的。与青年第一次性生活之尝试相关的不幸经验有很多，为了进一步使人格成熟，有时候这些经验需要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如果只有生动的情欲幻想，而没有或者极少有与生殖器有关的外显行为——顺便说一下，这种情况有时候会形成一个人十分强烈的特征，使之患上原始的生殖器恐惧症——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真正的生殖器接触之前，这个人身上将会发生早熟的性欲高潮；这种早熟的性欲高潮会突然彻底摧毁整合，使两个人处于实际上毫无意义的情境之中，尽管在此之前这两个人彼此之间是很有意义的。这种情况在男性自尊方面反映十分强烈，从而导致了一种更加不幸的过程，即阳痿(impotence)。对这种灾难性事件的回忆(从焦虑的角度看代价是十分昂贵的)，容易导致这样两种结果：一种是过于自负地深信，一个人缺乏“生殖能力”(virility)，一个人的男子气概明显不足，是无法改变的；另一种是试图证明存在着一些原因，如果这些原因长久保持的话，那么他也许能行。除非有过某种生殖活动，除非某个女人很擅长让男人减少焦虑，或者甚至是减少男人的性兴奋，不然的话，这种早熟的性欲高潮很容易让男人开始寻求异性生活。不用说，这种事情就如同喝一杯水那样具有非常真实的意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能够以完全平静、理性的态度接受它，就会发现，除了说它曾经发生过一次意外，它绝对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个体到后来会看到，它是否会成为典型的行为，或者它是否只是一次偶然事件而已。通常情况下，它都不是典型的，除非它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被铭刻在心，会被视为一种用来处理自己无力整合真实的情欲情境而采用的病态的方式，或者会被视为一种处理我将在下面加以讨论的其他各种事物的渠道。

在其他一些情况下，由于经验的缺乏和人格的反常，情欲可能将某些东西带入性欲高潮，通常情况下只是其中一人的性欲高潮；但是，一旦情欲的动力机制得到满足，以及情欲的情境发生解体，所涉及的人便可能成为内疚感、羞耻感、厌恶或者反感等的牺牲品，他们双方都会产生这种感觉，或者至少其中一人会有这种感觉。事实上，对于一个人了解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来说，这种经验并不是一种特别幸运的补充。在最初的生殖活动实验中，有一种很少发生但也相当不幸的事件是，如果最初的生殖活动进行得相当顺利的话，它可能会成为一种高级的先入之见。我们通常可以根据一般先入之见的理论来理解这种情况，而且它与其他的先入之见一样带有病态性质。由于情欲具有特别强烈的生物学基础，而且，在一些处于青年早期的人身上，可能还会成为一种反复发生的、具有强烈驱动性的力量，因此这种对情欲的先入之见可能会导致自尊的严重恶化，这是因为个体被驱使进入了不愉快的情境之中，他面临着不赞同和不准许的压力，而且这种先入之见确实阻碍或干扰了所有维护个人自尊的方式。许多人对自己的自尊不确定，他们仅仅依靠自己的学业成绩，但一旦他们专注于追求情欲对象，便会发现自己作为学生的地位迅速下降了。于是，他们便成了严重焦虑的牺牲品，因为他们唯一的荣誉已不复存在。

由于上述问题频繁发生，令人沮丧，因此，与青年早期相关的各种问题便会导致一些人转向酗酒。酗酒已成为我们文化中心理健康的主要问题，其结果是不幸的。有时候，我甚至这样想，酒精是西方世界得以延续和成长的基础，它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其他任何的人类发明。我相当确定的一点是，如果大量社会成员在其不愉快时，拒绝使用这种奇妙的化学化合物来解除由于焦虑而产生的种种难以忍受的问题的话，就没有哪个复杂的、奇妙的和引起麻烦的社会组织可以长久持续，从而成为一个惹人注目的社会组织了。但是，其对付那些问题的能力，自然也会使之在某种情况下成为具有危险性的东西，我想这几乎是无需争论的事情。酒精与其他许多刺激物一样，尽管也具有暂时的补救作用，但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它都不会对文化中不可能做到的事有任何有利的转变，而且，它的代价昂贵，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酒精的一个特性在于，它会立即妨碍复杂且精细的操作，尤其是那些近期出现但并不特别地扰乱人格中原有的、更为基本之动力机制的操作——尚未深刻且广泛地涉足整个生活事务之中的操作。它肯定会逐渐地损害自我系统，这种损害往往开始于自我系统的功能中最新近和最复杂的功能。因此，处于酒精影响之下的人格，很少有能力保护人格本身免遭焦虑之苦，实际上所有的焦虑都是在后来才被体验到的(也即具有回顾性)。由于自我功能(当然，它与焦虑的产生关系密切)被酒精所抑制和干扰，而个体后来的回忆却没有被酒精抑制和干扰，因此他仍可在回顾中体验到焦虑，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我认为，使个体过于依赖酒精的问题属于性欲调节问题，这些问题对青年早期的个体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情欲与亲密关系的分离

下面，我想讨论一下青年早期的发展不幸，青年早期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存在一种由情欲所激发之人际关系与那些基于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由孤独所激发——的人际关系之间的分离。与异性对象的分类——例如，将女人分成好女人和坏女人两种(这一点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相比，这种明显的分离是一种更为广泛和更为持续的人格偏离(deviation)。对亲密关系的需要从其最为古老的根源沿着它自己的路线逐渐地发展着，而情欲是直到最近才形象地出现的。这些发展的人际关系(这些人际关系很少相似，而且实际上是分叉的)的复杂结果是精神病医生所关注的问题的丰富源泉。有些人很不幸地要对其情欲(我们至今仍然这样称呼它)进行升华，也就是说，在将它与社会上可接受之目标联系起来的同时，部分地满足它。正如我想再次提醒向你们的，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超负荷运载，很容易会以一种可悲的方式瓦解。至于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我想晚一点再做这方面的讨论。但是，对亲密关系的需要有时候会这样表现出来：某个异性在许多方面与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很相似，他或她就可能会陷入完全成熟的“爱”与忠诚。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的例子便是“假兄弟姐妹”(pesudo-sibling)的关系。当然，在我们的文化中，你可能会听到很多关于某位姑娘愿意做你姐妹的笑话。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已经意识到，处于青年早期的不幸者，随着人格的发展，开始建立这种“假兄弟姐妹”的关系，这种假兄弟姐妹的关系，很可能会被别人误认为是朝着发展方向(即解决情欲问题和孤独问题)的一种令人满意的行动。我们可以说，这种类型的另一种变化是关于好姑娘和坏姑娘之分离的延续和精炼：所有的女人都是好的——简直太好了；她们是高尚的，任何人不能为了诸如生殖器满足这样的事情而去接近她们。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即所有的女人，除了令人可恨的纠缠不清之外(这种令人可恨的纠缠不清实际上是官方的事务)，都是没有吸引力的，都不适于任何事情。

在试图将个体对亲密的需要与对性交的需要进行分离的过程中，人格的某些特征出现了，这就是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分裂(dissociation)。在那些具有与对亲密之需要有关的人格特征的人中间，有种人往往会感到被异性所追求，而且事实上也确实花了许多时间来试图避免被异性所追逐。当然，也有一些真正的憎恶妇女者，也就是说，有这样一些男人，他们确实对任何女性都抱有强烈的厌恶感，仅仅与其维持最表面化的关系。当情欲分裂——事实上，情欲的组成成分经常会分裂——下面这些情况便发生了(甚至在青年早期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即独身的生活方式，有些情况下，有可以理解的情欲幻想，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却不带有任何一种有意识的情欲需要的表现。相比之下，后一种情况可能发展得更为离奇，以至于实际上回忆不起任何与睡眠中的情欲满足相关的内容；换句话说，这种人存在夜间遗精的情况，但对其内容却一点也回忆不起来。当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时，他立马就会认为自己人格方面出了某种十分严重的问题。这个领域中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我所说的对女性生殖器的恐惧(当然，我是从男性的角度来说的)；即使这样的男人认为女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很好地接近她们，但是，一旦试图有生殖器之间的接触，他们就会被这样一种感觉所压倒，这种感觉确实有点不可思议，同时伴随着让他们无能为力的体验。正如我前面已经暗示过的那样，所有这些不可思议的感觉涉及的往往是那个非我，而且到了人格的这个阶段，几乎总是标志着人格中有些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关于这种情况的另一种解决办法，是陷入同性恋方式，以消除情欲；这种同性恋方式也许伴随着喜爱，也许伴随着不在乎，也许伴随着对搭档的厌恶，或者甚至对整个情境抱有厌烦或想入非非的态度。

在这组特殊的发展障碍中，还有一些例子，在其中，生殖内驱力借助于低于人类的动物(infrahuman)来释放，或者差不多在低于人类的动物参与下释放，也就是说，某些低等动物被用做生殖活动的搭档，或者虽把人用做生殖活动的搭档，但是当事人却对那些搭档存有严重的偏见，以至并不把他们当人看待。偶尔，人类的聪明才智会引导那些患有原始生殖器恐惧症的人去创造出所谓的手淫器具。这是一种引起了广泛注意的现象，据推测，它与偏执狂状态之间有着有趣的关联。事实上，它确实与后来发生的偏执狂状态相一致(而不仅仅是偶然相一致)，但是，这种关系由于被广泛地强调而显得有点过头了。

孤独的青年

最后，我还想在这里提一下青年早期的孤独所导致的不幸，这种情况与我刚才讨论的发展障碍相当不同。青年期孤独所导致的不幸已对很多人产生过影响，你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这些人，或者精神病医生在其工作实践中也会接触到这类人。或许是由于社区的圈子较小，或者是由于特定的家庭环境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这些孤独的青年没有机会与其他青年进行亲密交往，而且也没有机会与处于同发展阶段的异性接触。从理论上说，这些人相当有趣，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幻想过程，随着他们从前青年期进入青年期，其长时持续的幻想的一些主要特征开始转向异性。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其幻想中增加情欲内隐过程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处于中介地位的教育影响在何种程度上为这些内隐过程提供了基础。有时候，人们会发现，有些人仅仅因为孤独而未能达到具有特殊情欲幻想过程的程度，结果，当情欲动力机制出现时，它在很大程度上就只能在睡眠中得到发泄，不过，这种情况本身并不表明人格的严重失调。如果我们有可能对这些孤独的人进行研究的话——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他们尽管缺乏经验，但善于交流的话(这种情况以前是闻所未闻的)——那么，了解一下夜间进行的内隐过程是如何与情欲之满足相联系的，应该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有些处于青年早期的人，之所以在用这种幻想活动去替代人际经验的过程中会遭遇特定的障碍，是因为他们发展出了相当固定的人格化想象伴侣；而且，理想化特征的个人根源在今后的生活中可能会成为严重的障碍，会妨碍他们找到真正适合与其建立持久人际关系的人。

未能改变前青年期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的方向

我曾经说过，随着情欲动力机制的成熟(不过，这绝不意味着时间上绝对的一致)，会出现一种幸运的转变，即从对亲密的需要转向寻求一名与自己不一样的异性朋友。不过，现在，我想考虑一下偶然的发展情况：情欲的动力机制成熟了，但前青年期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的方向却没有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会新增一种有助于培养和爱护某个异性朋友的冲动，而情欲动力机制的一切力量都带有想要与某个人或某样东西发生生殖器相互作用的内驱力。在这些例子中，人际关系方面短暂或持久的同性恋组织都很常见，生殖内驱力得以解决的方式有多种。第一种方式是通过已知的同性恋幻想过程，这些幻想过程通常被各种保护自尊的措施所围绕(至少部分是这样)。这种情况往往还伴随着情欲的自主性生殖释放，同时还伴随着对异性的回避或漠不关心，以及与同性保持社会距离。因此，虽然存在一种以同性(isophilic)或单性(monosexual)两人团体满足情欲的运动，但是，对于性交的满足却得不到任何鼓励，或者没有能力去承认这样一种鼓励——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还会出现对生殖部位的极度恐惧，以至不可能实现性交的满足。因此，情欲与继续前青年期方向之亲密需要的并存，往往会导致我们称之为同性恋特征的幻想，它伴随着各种防卫操作或安全操作，以防止这些具有同性恋特征的幻想被人发现或怀疑。但是，要使这种做法获得成功，就必定存在某种情欲的满足，而且，几乎所有的人为此而找到的方法都是自我操作(self-manipulation)。与这种情况一起发生的是，男孩子往往主动回避女孩子，或者对女孩子明确地抱漠不关心的态度，尽管这些延迟了的人所发明的最佳预防措施之一是寻找一个被接纳的女人，她可以提供正常发展的社会现象，但她对男人不抱任何期望。在这些解决办法中，我们看到这个人与某些男孩之间的社会距离在加大，而不是与作为梦幻过程对象的知心朋友之间的社会距离在加大，这种现象几乎总是如此。顺便说一句，虽然我在此主要从男孩的视角来讨论，但在女性身上也完全可能产生类似的情况。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已知的同性恋幻想——这里所谓“已知的”是指“有意识的”——使生殖内驱力在这种情境里得到处理，这种幻想与将它们隐蔽起来的不适当预防措施相关，也与作为拒绝之结果的严重焦虑相关(不管这种拒绝是想象性的还是真实存在的，都是如此)。这种情况往往导致憎恨的行为，或者导致“手淫的羞愧”(masturbation shame)，并且还会导致其他各种令当事人难以启齿的痛苦的事；但是，这个人很清楚，或者说他可能很容易就会了解到，这些痛苦的事情往往与他的同性恋幻想实践相关。

第三种方式，也即一个人在从前青年期向青年期过渡时所遭遇的第三种困难是这样一种情景，即内隐的过程不能进入意识领域——用一种旧式的术语表示，它属于无意识过程——这种无意识过程往往伴随着虚假的异性实践(pseudo-heterosexual practices)，有时还会伴随着与同性之间关系的疏远，当然有时候不会出现与同性之间的疏远。这种情况往往是一种预兆，它预示着当事人将终其一生寻找一个“理想”的女人——或者寻找一个“理想”的男人，如果当事人是女人的话——在寻找理想对象的过程中，他将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每位对象都存在严重的缺陷。这种情境是极其不悦之猜疑紧张出现的典型领域。我认为，在有些方面，猜疑甚至比焦虑还要不受人欢迎。我这样说，可以说有点夸张，因为焦虑如果严重的话，它确是完全不受欢迎的。但是，根据我与一些怀有猜疑之心的人相处的经验，猜疑似乎十分接近于现时的旧式基督教地狱的图景。

然而，由于亲密关系的强烈欲望未能将其目标转向异性，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便是转向同性恋的生活方式，这些同性恋生活方式要么使当事人深受焦虑之苦，以至于极少被认为达到了情欲的满足，要么肯定掺杂了可憎的邪恶动机，结果，虽然情欲有时候或多或少得到了满足，但当事人最为清晰地记得的还是与这件事情相联系的恶意伤害。最后，随着这种对同性亲密关系之需要的继续，可能会建立起一种令人满意的、相对安全的同性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有时候通过试误学习来建立，更多时候则是通过榜样学习来建立的。

我在上面列举的五种典型结果都可能包含不能令人满意但能够提供安全感的两性行为。最不易于用这种精心制作的伪装操作而告终的结果是满怀焦虑的和充满憎恨的同性恋实践。但是，也有许多例子表明，有些人最终还是会与一名女性同居，在未经婚约的条件下建立起家庭，或者最终找到一名女子结婚，生儿育女，但是，所有这些行为主要还是出于安全的原因。

漫长少年时期里情欲动力机制的成熟

在有些情境中，虽然情欲动力机制成熟了，但对亲密关系之前青年期需要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除了这些情境之外，还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境，即在那些尚未达到青年早期的少年身上，出现了情欲动力机制的成熟。换句话说，一个长期处于少年时期的人到了这样的时刻，这时，他的情欲动力机制成熟了，而且付诸了行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中，少年时期的受阻并不意味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发展失调。正如我们在后来的生活中所看到的那样，关于这方面的惊人例子，就是我所说的“少女的男人”(juvenile ladies' man)。你们大概都熟悉唐璜(Don Juan)的故事，而且也知道关于唐璜综合征(Don Juanism)的很多概念已经出现在一些精神病学文献中。我对这种人所做的研究业已证明，他们就是这些情欲冲动的少年。我可以描述一下这类人的另一种突出表现，我准备用俚语来描述——女人习惯上被称作“调戏者”，而男人，我则把他们称为“处女膜的猎手”。这些人一般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精心排练的自夸，通常情况下还会对色情文学有贪得无厌的兴趣，以及持有一种仅仅为他们的女人或男人被人羡慕的不合理需要。事实上，我知道他们中间有些人真的保持着某些非常像赛马那样的东西，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人，其中，有些人被认为非常适合于在公开场合露面。当一个人的情欲成熟时(这种人的前青年期人格扩展已被注定，因而不再发展)，这种事情便发生了。在我描述过的这类结果中，那个人已用情欲做过某事，而且没有患上严重毛病——顺便说一下，这种情况(即患上严重毛病)对青年期成熟来说并非罕见的结果，尤其对那些患有严重人格失常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作为心理生物学整合装置的情欲动力机制

我已经讨论了一些或多或少具有典型意义的结果，它们发生在一些处于青年期之初(因为增加了情欲动力机制)其发展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复杂之困难的人身上，尽管这些人还没有陷入人格严重失常的状态。现在，由于我将转而讨论生活中的困难，而不是发展中的困难，因此，我想回顾一下作为动力机制的情欲，希望你们还记得我在很早之前关于动力机制概念的讨论。情欲在很多方面是讨论动力机制的一个特别具有启发性的例子，部分原因在于，当情欲产生时，个体的参照装置中的许多内容，即个体思考能力和交流能力中的许多东西便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并得到了很好的完善。你们也许还记得，在讨论动力机制的概念时，我们曾说过，人类的动力机制是所表现出来的相对持久的模式，它们至少在有些情形中表现为后天成熟的结果，而且，在所有情形下，都是由于经验而发生改变的(当这些经验发生时，它们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接着，我们还说过，这些动力机制可以从两个视角来加以概念化：第一个主要涉及各种重新发生的紧张，表现为整合倾向、分离倾向和孤立倾向；第二个则主要涉及能量转化，从而使相互作用的特定区域具有一定的特征。

情欲的动力机制——所有动力机制中最后一种动力机制，也是最引人注目和最具有启发性的动力机制，但也可能是所有动力机制的模型——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由潜在的人类有机体提供的装置组织。尽管这是一种纯粹的心理生物学考虑，但很重要。我们发现，当仅仅将其视为有机体的一种特性时——从心理生物学的视角来考虑——情欲能被分解为三种整合装置(integrating apparatus)。所谓整合装置，我指的是组织和功能的结构，它们把心理生物学上的有机体容纳在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内。这三种整合装置是：自体有效物质系统(内分泌腺或无管腺系统)、植物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

第一种整合装置是自体有效物质系统，它通过简单的手段将有效的化学物质注入循环的体液中，将其结合成一个整体。在情欲的动力机制中，这种将有效的化学物质注入血液之中的过程，决定了你是否具有情欲兴奋的外在表现。所以说，自体有效物质的要素能够支配丙酸睾酮(这种丙酸睾酮是一种合成化学物质，与某种睾丸激素密切相关)，能在一个男性身上产生与情欲十分相似的东西；而且，我们还能从中分离出一种与之相应的天生的激素，如果将这种激素注入女性体内，也可以产生与情欲十分相似的东西。现在，如果有一个人(他对他的人际冲动尚未做过详细研究)，假定他是男性，他可能会向你报告说睾丸激素使他变得性欲亢奋。不过，自体有效物质的机制并不是决定情欲的唯一因素，血液和淋巴中循环流动的这些有效的化学物质并不是唯一促使情欲的物质。

情欲动力机制中所涉及的第二个重要整合装置是植物神经系统，它由两部分组成，即自主神经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在男性身上，当储精囊充分膨胀时，他就会躁动不安，如果这时其他条件都具备，情欲将会出现；在女性身上，相比较而言，在经期前后的日子里，情欲也常常会出现。如果在这个与情欲相关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整合装置中，植物神经部分出现困难的话，那么，个体虽然感受到情欲的亢奋，但却无法向自己的性伴侣表明释放情欲的预备性迹象，比如阴道湿润或阴茎勃起等。

情欲动力机制中所涉及的第三个重要整合装置是中枢神经整合装置。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即在某个时候，当凝视某件艺术品时，会感到情欲的亢奋。此外，借助一系列恰当的言语去激起情欲之火，也不是很难的事情，这种情况反映了中枢神经系统整合装置的干预作用，其中包括了大量的符号操作——我们可以说，这不同于睾丸激素所进行的控制和支配。假定没有这种中枢神经系统的参与，那么，一个人将永远都不会知道哪种情欲是适当的，除非有某种东西渗透进了生殖装置之中。如果在这个时候，另外两种整合装置(自体有效物质系统和植物神经系统)也很活跃的话，这个人就会以某种方式做出反应，但他却无法特别享受它。

作为相互作用区系统的情欲动力机制

现在，请允许我将话题转入一个更适合于精神病学的领域——它把情欲动力机制视作一个相互作用区系统。在前面讨论相互作用区时，我们曾提出，与环境发生关系的一切相互作用区都被人们看做是心理生物学和精神病学的交界领域，它们具有以下三组明显的特征：感受器方面、推断器方面和效应器方面。现在，我准备对情欲动力机制做些提示——在人的一生中，有许多动力机制参与了活动，而情欲动力机制出现得较晚——它符合与环境有关的相互作用区这个参照框架。

在情欲动力机制的感受器方面，有生殖器触觉、生殖器内脏感觉，以及属于“性感区”方面的感受活动。生殖器的触觉十分敏感，以至如果有什么东西触到了生殖器精细的黏膜——无论是性伴侣的手，还是一只苍蝇或毛滴虫等细小的有机体——都会引起一种特殊的感觉(都能被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感觉十分明确地与生殖区域相关。虽然这些感觉出现的时间很早，有些情况下几乎在婴儿后期便已经出现，但是只有到后来当其他两种感受器功能成熟时，它们才能成为情欲动力机制的一部分。

除了生殖器触觉以外，还有生殖器内脏(genital-visceral)感觉，后者虽然有自己完全独立的渠道，但是它与生殖器触觉一样容易挑起情欲。也就是说，根据人们的体验，情欲往往是非横纹肌中所产生之紧张的结果，就好像它是局部触觉单位的刺激结果一样。例如，一个男人可能会因为储精囊的紧张或者前列腺的紧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而兴奋起来，而情欲便是这种兴奋的结果；同样，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她也可能由于输卵管的紧张、子宫黏膜或阴道黏膜的紧张而激发起情欲。

上述两个领域的刺激向中枢神经系统汇集，但是，也有与上述两个领域相比属于相当外部的刺激，在情欲动力机制成熟以后，来自其他区域，即，所谓的躯体“性感区”(erogenous areas)的刺激构成了重要的刺激，其中有些性感区由有机体的构造所固定，而有些性感区则通过个体过去的生活经验而被固定了下来。在每个人身上，性感区通常相当分散地分布在会阴区。在女性身上，乳头通常情况下都是性感区。换句话说，只要有什么东西在乳头表面触摸或移动，就像对生殖器进行碰触或者内脏器官产生紧张一样，都很容易伴随激发情欲的动力机制。不过，对两性来说，身体上的任何部位都可能成为性感区，尽管存在“个体”差异，而且由于先前的经验不同，各人的性感区也有所不同。关于相互作用区的感受器，我们就讲这些内容。

接下来，我们将简要地讨论一下所谓的情欲动力机制相互作用区系统的推断器方面。斯皮尔曼注93 曾根据一些资料系统地阐述了关系的推断，这些资料在人们看来是认识(knowing)的基础——就精神病学家的需要而言，这是对人类智力的本质和表现所进行的最为深刻的观察之一。我在这里所谈论的相互作用区的“离析器”，所指的是认识——对目标的理解、解释、识别以及深思熟虑——根据相互作用区系统的观点，这里所谓的认识涉及的是情欲的动力机制。在我们称之为“心灵”(mind)的区域里所发生的事情可以分成三大类(我们所谓的“心灵”，通常指的是我们掌握情况的能力，以及我们应当根据这种情况采取何种行动)。这三类分别是促进的参照过程、预防的参照过程和阻抑的参照过程。第一种参照过程，即促进的参照过程，促进对情境的鉴别，即哪些情境可由情欲动力机制加以适当的整合。顺便说一下，大多数人都努力地寻求与实现情欲整合相关的促进性符号操作。预防的参照过程则主要是指当我们由于在处理温柔及其他动机方面遭遇困难(这里的其他动机意指他人出于好意的干预)，而被教导去采取预防措施。预防活动使得我们能够将自己被情欲所激发这一事实隐藏起来，而且，预防活动还倾向于保护我们，以免我们干蠢事。阻抑过程通常情况下使得感受器的各种活动统合起来，并形成一种不可能存在情欲的陈述，或感到实施情欲十分困难。西方世界的公民都拥有大量精心设计的装置，以阻抑为了情欲而进行的整合，当这种整合与自我系统发生冲突时，或者当这种整合与自我系统的特定方向发生冲突时，大量的阻抑情欲整合的装置便会产生。我认为，每一个人，只要仔细地回忆一下往事，就可能记起自己有些时候会觉得烦躁不安，浑身不自在，仔细回顾一下，他将会看到，这种情况意味着没有辨认出来的情欲的存在；这种情欲之所以没有被辨认出来，并不是因为认识情欲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而是因为存在着一些强有力的冲动，它们十分活跃，从而阻抑了对情欲的辨认。

最后，我们要讨论的内容是根据个人经验更为容易认识的——这便是情欲动力机制中所涉及的相互作用区的效应器方面。相互作用区中与情欲相关的效应器——我在这里只提供粗略的分析，略去了无数的有趣方面——从数量上说，它有五类。第一类是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尿道生殖器区域的收缩—勃起效应器(vasomotor-erectile)，它通常在个体出生时就已表现出来——但很可能不是有意识的——而且，自出生后会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复杂的行为，能够阻断静脉回流和增加血流供应的行为，它不仅表现在生殖器方面，而且还表现在鼻子和身体许多其他部位上——至少在这种情境里，生殖器和鼻子是最为麻烦的。除了收缩—勃起效应器之外——到了后来，大约进入青春期转变时期——在相互作用的尿道生殖器区域及其区域系统中还有纯粹促进分泌的效应器。在男性方面，它包括下列东西，如一种黏稠但却高度润滑的液体[这是由库珀氏腺(Cowper's glands)分泌的，也就是由男子的尿道球腺分泌的]、一种由前列腺分泌的黏稠蛋白似液体，以及一种由附睾和储精囊分泌的复杂且富有营养的蛋白似液体。在女性方面，则表现为分泌黏液，以及把氢离子集中起来以适合精子运动。

效应器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存在着大量骨骼行为的模式，我们把这些骨骼行为模式科学地归到了“性交的姿势和动作”的标题之下。性交姿势和动作十分复杂。它们是不太明显地支持下列观点的少数事实之一，即本能概念并不完全与人类无关，这是因为它们是不经召唤而产生的，所以，在我们受制于文化的生活里，这么一点儿本能依然存在。

在效应器装置中，还存在整合运动的情欲高潮情结(orgasmic complex)，它通常是随着青春期变化而成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情欲高潮情结以前曾部分地存在，但是现在，这些部分突然一下子整合起来了。在男性方面，性欲高潮动作的建立是以前列腺尿道中的痉挛能力为基础的，男性出生时，他便具有了这种能力，以便能够排出尿液。到了青春期转变时，这种能力就突然十分密切、有力地(这是从感觉或感受器的视角来说的)与储精囊壁的痉挛互相协调了，而这种情况在这之前没有出现过。我们在这里发现了非横纹肌的运动，这种运动在早些时候仅仅是用来排出最后几滴尿液的，而现在却突然之间与男性储精囊的排出活动整合到了一起——这是一种在青春期转变之前完全不存在的协调，它往往伴随着最为生动的中心表征，构成了标志极为明显的经验，这些经验表明情欲动力机制的满足。

除了上述各种效应器之外，构成情欲动力机制的还有其他更加进一步的相互作用区效应器。如果情欲动力机制成功地得到了满足，那么，我便可以说，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最终使生殖系统的各部分恢复到静止状态，传统上把这种状态称作“消肿”(detumescence)。但是，在女性方面，似乎有证据表明这种消肿过程是一个历时较长的过程，不过女人的性感区(包括乳房在内)也会收缩，并在性高潮后降低其敏感性，进入相对不敏感的状态。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生殖系统回复到静止状态后，情欲动力机制在外部因素或内部因素的促进下，都可以重新成为十分强有力的组织者，它是我们接触外部事件之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内隐和外显象征性事件模式的情欲动力机制

现在，我想对情欲动力机制作这样的考虑，既不把它作为整合装置，也不把它作为相互作用区的系统，而是把它作为内隐和外显的象征性事件模式——事件意味着某种既无法推断也无法观察的东西。内隐的和外显的象征性事件都包含在与情欲动力机制有关的经验表现之中，它们包括未分化的经验方式、不完善的反应方式，偶尔也包括综合的经验方式。事实上，任何情境中都存在未分化的经验方式(尤其在原始的生殖器恐惧中表现突出)。不完善的反应方式很可能更容易成为与情欲相关(而不是与任何其他动力机制相关)之象征性操作的主要成分，因为我们的文化对于情欲方面的两厢情愿和综合操作都十分苛刻。有关内隐的和外显的象征性事件的经验涉及六个主要标题。第一个标题是对下面这些方面的观察和确认(observation and identification)：(a)整合倾向之感觉到的方面——情欲本身；(b)包括一名“对象”在内的人际情境——在幻想中假设有一个人，和他一起可以整合一种情欲情境；(c)具有其他方面特征的人际情境——不仅仅涉及另外一个人，而且涉及对可能之满足而言的情境的适合性，一些附带的因素可能会使情欲的兴奋变得莫名其妙(例如，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法庭上，你可能由于对手而激起不明智的强烈性兴奋)；(d)人际情境具有与焦虑有关的特征，这一点对于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来讲确实很重要。

在幸运的情境里，这些观察和确认往往会由预见(foresight)来补充，预见是这六大标题中的第二个标题。也就是说，在观察和确认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预见，尽管有时它很不成熟，而且往往不会延伸或扩展。接着，在预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指称决定的一种方式)之后，出现的第三个标题是追求目标的活动或避开目标的活动——它实际上指的是情欲的释放。与此同时，在一切真实的情境里——这便是我关于经验的第四个标题——还存在着各种看似无关的情欲的内隐伴随物(covert accompaniments)，也就是说，一些只有通过推论才能察觉的过程，这些过程与追求或避开目标的活动相伴随。换句话说，我所指的乃是“内心”中所进行的大量东西。

不管通过情欲动力机制的整合是否受到影响或者是否需要加以回避，我们暂且都不去考虑情欲释放的程度，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到后来出现的对这种特定经验的回顾性和前瞻性的分析，以及有意和无意的分析，这便是我的第五个标题。也就是说，分析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同时想想可能再度发生的事情。顺便说一下，在清教徒时代，如果每个人的情欲经验的发展都得依靠有意的分析的话，那么，我认为，情欲就有可能消失，与此相伴随的是，人类也可能从地球上消失。我们这里所谓的有意和无意究竟有多少，取决于个体的文化背景，而不取决于其他任何东西。因此，不管个体追求的是情欲满足的目标，还是回避该目标，在与任何特定事件相关的经验中，都始终存在某种回顾性和前瞻性分析，同时往往还伴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为了在这个生活领域获得满足和成功，就必须提高这方面的能力。最后，也是我的第六个标题，在有些情况下——幸运的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经验中会存在一些更为复杂的过程，它们可能会取代回顾性分析和前瞻性分析，或者可能使这种分析复杂化。不过，不管它们如何含混不清，在情欲动力机制是整合倾向的主要系统这一情境里，上述情况至少反映了个体的人格歪曲。

作为整合倾向系统的情欲动力机制

这种情况把我引入了下一个更为重要的论点。在我们回顾了作为内隐和外显象征性事件系统的情欲动力机制之后，现在，我想把它作为一种整合倾向的系统来加以讨论——把它作为将与其他人的情境整合到一起的人类特征的整合。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精心阐释的动机系统，它要么使我们卷入与他人的关系，要么使我们回避他人。

情欲的动力机制是一个整合倾向的系统：

(1)属于这种整合倾向系统的、无法分析的成分在发展的较早阶段便已成熟，并由于满足的经验或焦虑的体验(或者两种情况兼而有之)而得到修改，而且，在有些情形中，具有分解变化或精密分裂的迹象。

(2)在这种整合倾向的系统中，以焦虑标志的成分因人而异，原因在于不适当的文化情结，以及家庭和学校对这些成分的强调。

(3)这种整合倾向系统的有些成分，在我们的文化中，几乎始终不能在中心意识(focal awareness)中被表征，不管这种表征的缺乏是由于选择性忽视、伪装过程、误解，还是由于自我中分离过程的表现，都是如此。

(4)这种整合倾向的系统往往与生活中持久的定向障碍有关，而且还与自尊的灾难性障碍有关。

(5)在残疾人身上，这种整合倾向的系统可能为部分满足各种其他的整合倾向提供了渠道——于是，可能会被视为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

(6)属于这种整合倾向系统的反复发生的部分满足，往往会以某种方式将残余的动机留下，以便在睡眠以及醒着的幻想过程中释放出来，这种方式可能会逐渐损害自尊，也可能会引起预防过程或保持社会距离——这种情况进而会严重减少生活中获得幸运经验的机会。

上述第(1)条是有关情欲动力机制的最为简单的观点。换句话说，在情欲的动力机制中被系统化的一些整合倾向经过个体过去的各个阶段已经成熟起来，而且，成熟以后，便屈从于我们迄今所考虑的经验以及经验的各种特征，如做出改变以避开焦虑，进行分解以避开焦虑，或者在分离中得到实际发展等。

上述第(2)条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文化在为个体如何应对性成熟时可能发生的各种事件所做的准备方面是极不合适的，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地球上最受情欲支配的物种。在第(4)条中，我指出，情欲动力机制是一种常常与生活中持久的定向障碍相联系的整合倾向系统。

我在第(5)条所提到的残疾人，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青年期之前的发展阶段中曾经历过一些灾祸。我可以通过举例来说明这一条，如果你曾对权威抱有怨恨和不满，并在情欲活动中找到一种发泄途径(这种发泄尽管是部分的，但是总比没有任何发泄好)，那么，只要你对权威抱有怨恨和不满，情欲和情欲活动便会在你的生活中具有不合理的、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因此，在那些人格严重失常的人们身上，情欲动力机制便是一个整合倾向的系统，这个系统可以为许多受阻之整合冲动(这种冲动与情欲没有直接的关联)的模糊的、尚未被认识到的满足提供渠道。一名滞留在少年状态的人，当他最终达到生殖器成熟阶段时，往往会向那些对他进行调查研究的人大肆宣扬这一事实。但是，精神病学家往往忽视了这个方面的十分丰富的资料来源，其原因之一在于这名滞留在少年状态的人常被看做是完全愚钝的，原因之二则是这个人与其他人相处的生活并不具有社会意义。

亲密需要与情欲之整合倾向的表现模式

至此，关于情欲的动力机制，我已经向你们提供了在理论上似乎合理(如果还不确定的话)的各种探讨，但是我在这样做的时候却怀着深深的歉意，因为我的介绍过于压缩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一点，即我们关于情欲动力机制的所有讨论都适用于每一种动力机制；但是，由于情欲动力机制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出现得较晚，因此，它总的来说是动力机制方面尤能提供信息的例子。目前，我将尝试着通过对那些由情欲动力机制引起的可能顺应模式做出客观的数学描绘，进而提出与每一种动力机制有关的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但是，由于这些东西不能单独存在，因此，我想回顾一下生活定向的观点，以及生活定向中的各种缺陷，因为它们与青年期特有的两种十分有力的整合倾向相关联——这两种整合倾向就是情欲和对亲密关系的需要。我们在讨论青年期及稍后阶段中受到干扰的或不适当的生活定向时，不能将人类生活中这两种有力的动机系统的表现截然分开，除非为了解释的方便。不过，尽管这两个系统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但它们绝非完全相同。

我曾试图提出一种具有广泛基础的东西，这是一种在每个人的发展史上都会出现的感觉，我们通常称之为孤独，也即一种极其不悦的经验，与人类对亲密之需要(即对人际亲密关系的需要)的不适当宣泄有关。由于在我看来，对于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因此，我准备再评论一下那些逐渐与孤独体验相联系的主要整合倾向。自婴儿期起，这种孤独体验便与一种整合倾向一起出现(对于这种整合倾向，我们只是到后来根据病理材料做出推论，才会有所了解，但我们都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推论)——这种整合倾向就是一种想要与活的东西接触的需要。接下来出现的是对温柔的需要——为了适应即时情境而产生的对保护性关怀的需要。这种需要会一直延续到童年期。但是，到了童年期，又会出现一种要求成人参与的需要——儿童在游戏中希望重要的成人对此表示兴趣并参与进来的需要。这种活动通常表现为表达性游戏，这种表达性游戏是为儿童提供玩具来表达他的感受所必需的，在手工游戏中，这种表达性游戏是对视觉和抓握之间极其精细的关系进行协调所必需的，而且在言语游戏中，它是人格重要构成因素的基础，这些因素往往由言语行为和抽象思维来反映。所有这些活动，由于成人的参与，儿童会感到更加快乐。到了少年时期，又增加了一种对同伴的需要，因为同伴是一个人通过试误来学习的必不可少的榜样；随后又产生了对接纳的需要，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可能非常熟悉它的对立面，即害怕被排斥，害怕自己从业已被接纳的重要团体中被排除出去。随着前青年期的到来，在所有这些重要的整合倾向中又增加了一种需要，即对亲密交流的需要，或者说建立友谊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对另一个人的爱的需要——这是其高度的精炼——它能极大地促进双方的默契、行为的模式以及有价值的判断等。到了青年早期，除了对亲密关系、友谊、接纳、交流的需要，以及与此相关的更加精炼的形式之外，还出现了对于与某个异性建立爱情关系的需要。现在，这就是最终得到巩固的一个大结构，它像对亲密关系之需要一样富有意义，因为后者是青年晚期以及余生的重要特征。

迄今，我已回顾了一种十分有力的整合倾向的历史——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的历史——而且，我也提出了自己对于情欲的看法，情欲是这些主要的整合倾向中的另一种。对此，我将尽力对这些倾向系统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模式所具有的多样性提一些看法。

对亲密需要和情欲这两种有力的整合倾向来说，其理论模式可以分类如下：

(1)以亲密需要以及与此相关之预防措施为基础的理论模式——自恋的(autophilic)、同性恋的(isophilic)和异性恋的(heterophilic)。

(2)以情欲整合中偏爱的性伴侣或者替代物为基础的理论模式——自主性行为(autosexual)、同性性行为(homosexual)、异性性行为(heterosexual)，以及与低于人类的动物实施性行为(katasexual)。

(3)以生殖器参与或替代物为基础的理论模式——正统生殖(orthogenital)、性欲倒错(paragenital)、变位生殖(metagenital)、两性生殖(amphigenital)、相互手淫和手淫。

在提出上述与亲密需要有关的第(1)条时，我创造了一些小标题，我从古希腊术语中借用了philos一词，它的意思是“爱”，因为亲密需要的最高表现形式毫无疑问是“爱”——而且，尽管“爱”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包含不同的含义，但是其共同的特性都是人际的亲密关系。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的表现形式(不论是病态的还是成功的)，可以大致分为三类，这三类可用下列小标题来表示：自恋的、同性恋的和异性恋的。我们将运用这三个小标题来描述一个“人”——在这里，我是从下列意义上使用“人”这个词的，即我们假设这个词能够说明我们所见到或所经历过的一切的原因。在自恋的人身上，不存在前青年期的发展；或者即便经历过这种发展，也由于意义重大的挫折而瓦解了，于是，他便回到了前青年期之前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爱的能力(如果有所表现的话)全部都集中在他的自我人格化之上。自恋始终是一种不幸，也是发展的一种偏离。同性恋的人，则无法通过前青年期阶段，一直以为自己只适合于与那些在重要的方面与自己尽可能相似的人建立亲密关系，也就是说，与自己的同性建立亲密关系。而异性恋的人，则已经通过前青年期阶段，并表现出了青年早期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他开始强烈地感兴趣于与我们文化中最具本质差异的成员建立亲密关系——与异性建立亲密关系。个体的同性恋表现若持续两年半至三年半的时间，则这段时期属正常阶段；但是，这个阶段也可能延续一生。异性恋代表了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有许多人即使不能离开青年晚期，但却能够达到这个最后的发展阶段。

现在，我请你们考虑一下第(2)和第(3)条，它们构成了我已谈论过的所有关于情欲动力机制的内容的基础。在这两条中，第(2)条指的是整合的总体特征，这些整合寻求情欲动力机制的释放(这种情欲动力机制与已被识别出的情欲及其满足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此，我使用了“性的”(sexual)这个术语——并没有把它与“性欲的”(erotic)这个术语混淆起来。在以偏爱的性伴侣为基础对性行为进行分类的时候，同性性行为和异性性行为显然与前青年期和青年早期这两个发展阶段相关联。而自主性性行为则代表了一个更早的发展阶段——尽管情欲已经成熟，但还没有达到前青年期和青年期。至于与低于人类的动物实施性行为，指的是超越了人类物种的界线——把死人或低于人类的动物当作偏爱的性伴侣——这种行为反映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替代，而这些东西是人类不可能想要得到的。

最后，我希望你们按照第(3)条考虑一下情欲动力机制，也就是说，在内隐或外显、有意或无意的情欲行为中，生殖器的参与问题；在这里，我所论述的只是人体的一个区域。主要由情欲来整合的情境通常是关于性的情境；但同时，这种行为的模式取决于生殖器扮演的角色，以及情境的情欲特征。基于一个人的生殖器作用于另一个人的生殖器(或一种替代物)，我列举出了六个小标题，其中大多数都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新名词。所谓正统生殖的情境，其特征在于一个人的生殖器与其天然的受体生殖器相结合，也就是与异性的生殖器结合。在性欲倒错的情境里，一个人在使用生殖器时，就好像它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异性生殖器，但是，即使行为上如此，其行为本身仍与生育没有任何关系。这种情况的一个常见例子是由别人来进行手淫，此时，别人的手成了生殖器性欲倒错的受体；还有其他例子，如在口交的过程中扮演被动角色，或者在鸡奸过程中扮演主动角色。在变位生殖的情境中，一个人的生殖器根本无须参与，倒是另一个人的生殖器参与了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是替别人实施手淫；其他的例子还包括在鸡奸中扮演被动角色，或者在口交中扮演所谓的主动角色。在两性生殖的情境中(法国人用“soixante-neuf”这个术语来表示)，不论是同性恋的两人团体还是异性恋的两人团体，都会与每个人的生殖器和每个人的替代物建立一种非常相似的关系(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关系的话)。除了上述这些以外，还有相互手淫和手淫，前者是一种相对较为原始的行为，后者则是十分原始的行为。

尽管我并不喜欢杜撰稀奇古怪的新术语，但这些新术语所代表的含义却非常有意义。这里所谓的非常有意义，主要是指：在我们的文化中，最终检验你是否过得好是看你是否能用你的生殖器做令人满意的事，或者与其他人的生殖器做令人满意的事，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不会感到过于焦虑，也不会丧失自尊。因此，精神病医生在对前来求诊的人进行诊治时，不得不考虑患者的生活问题，不得不以某种方式组织与人际适应(interpersonal adjustment)这个最后阶段有关的思想。据我所知，为了完成我所创造的独特的发明，就需要把对亲密关系之需要从情欲动力机制中分离出来，并将情欲动力机制的一般人际对象与生殖器的特定活动区分开来——我们可以这样说，生殖器是情欲动力机制的核心。

由于我已区分出了三种亲密关系，同时将情欲整合的一般人际对象分成了四种，并将生殖关系分成了六种，因此，在涉及两名真实性伴侣的情境中，便会出现72种有关性行为的理论模式。事实上，只有45种性行为模式是有可能的；有6种模式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其他的也不太可能。通过这段陈述，我希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你们认识不到其他东西的话)：根据一个人与其他人的性欲整合和友谊整合来对这个人进行分类，即把他列入“异性恋”、“同性恋”或“自恋”一族，是非常愚蠢的事情。这样的分类实在是太不够精练，完全称不上是智慧的思维；这样的分类实在太过粗糙，除了误导观察者和受害者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可言。例如，说同性恋是一个问题，实际就如同说人性是一个问题一样。

我之所以在这个领域中作出这样细致的分类，是因为：当精神病医生在对严重的发展障碍采取补救措施时，要重视情欲在病人所遇困难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点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要。我想澄清的一点是，根据我的理解，情欲并非某种巨大的漫无边际的力量，并非“力比多”等。所谓“情欲”，我仅仅是指可以感觉到的生殖内驱力。当我说精神病医生通常情况下必须注意这一点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首先或主要与生殖活动有关。相反，我的意思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一个人业已成年，那么，他在人际关系中的问题就显然会决定他对情欲情绪的处理，或者，我们可以用他对情欲情绪的处理情况来充分说明他的人际关系。我认为，尽管这种说法也显然适用于西北欧的文化，但是，我还要说的是，它对于其他文化就不一定适用了(尽管我还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随着一个人进入青年早期，如果他不能克服人格中所遇到的一切障碍，他在青年期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歪曲。由于从人格中排除情欲，就像去除饥饿一样，因此，看到个体性行为中人格失常的数据，对精神病医生来讲必然是有益的；我在这里所指的是性行为的广义概念，包括白日梦过程和分裂过程(我马上就会讨论这一点)的任何证据。但是，如果认为通过随随便便地矫正性生活便可以纠正人格失常的话，那就错了，即便这对于那些长期滞留在少年时期的精神病医生来说是十分便利实用的学说。该学说可以为精神病医生提供奖赏，让他们尽情享受对色情文学的兴趣；但是，如果他是一名严谨的精神病医生的话，这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最难以对付的问题。当一名患者提出，他的性生活困难正是他前来求助精神病医生的原因所在时，我的经验已经很有说服力地表明，患者正是通过挑选这一特殊问题来最佳地表现他在生活中的困难的。换句话说，人们去看精神病医生，并不都是为了解决他们的性困难问题；但是，人们有时候确实把它作为问题提出，当精神病医生正确地理解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便会表明这个人在与他人相处时真正让他备受折磨的是什么。只有很少的例外会把性生活作为主要的人际活动，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向精神病医生提出，他生活中最大的困难是性问题。因此，我想对我的精神病医生同行提出一些忠告：如果你想终生从事精神病学事业的话，你就应该在向你求助的陌生人中间看一看你是否除了性问题之外便什么都发现不了。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发现一些比性困难严重得多的问题，这绝不是耍小把戏；而且，我们在处理其他问题的过程中，常常就会把性问题纠正了。你也许会注意到，我的观点与历史上曾流传过的观点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第十八章　青年晚期

按照我的思维方法，将青年早期和青年晚期区分开来的标记并不是生物学上的成熟，而是一种成就(achievement)。在文化为实现适当的和令人满意的生殖活动提供动力和方向的社会组织中，我们没有必要对青年早期和青年晚期进行区分。但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同源文化中，所有禁令(从宗教戒律到政治禁令)都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我们发展中的这最后一项成就。

青年晚期通过无数的教育、推导步骤，从占主导地位的生殖活动模式朝人际关系之个人技能或成熟技能建立发展，这是由个人机会或文化机会所允许的。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发现了自己所喜欢的生殖行为方式，以及如何使之适合余生时，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已经进入了青年晚期。对于我们文化中的大多数居民来说，这是一项并非人人都能获得的成就。事实上，未能获得青年晚期的成就，对于大量失常的、不适当发展的人格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由于这种经验是一种让人着迷且全然无效的先入之见，因此常常构成了当前所表现出来的困难，在许多人身上，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严重的人格障碍出现之前。当然，它绝不意味着实际的困难。

机会的重要性

青年晚期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偶然事件：不管一个人从动力学上说是终其一生处于青年晚期，还是实际上获得了我们可以合理地称之为人的成熟(human maturity)的某种东西，这样的结果往往只反映在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而不反映在任何特定的其他东西之上。就像我在使用时所做的界定那样，机会(opportunity)指的是他人的事情和机构的事情，或者说是总体的社会促进和禁律的事情。精神病医生常常会看到，如果人们在教育经验方面获得机会(这是其他人在生活中的这个阶段正在经历的)的话，就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人原来具有极好的发展机会，但却困在了一些情境之中(很可能是由于文化的原因)，因为在这些情境中，存在着一些非常限制其进一步成长的机会。例如，假定有一个人是一个大家庭中的长子(该家庭的经济地位较低)，由于父亲的去世而突然间发现自己处在了必须赚钱养家的境地。如果说到此时为止，这个长子一直都有极好的发展机会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几乎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他将承担起大部分责任来为其弟妹们提供机会。随着他承担起先前一直由父亲所承担的那些责任，他在生活和学习方面的机会便会相应地显著减少。因此，毫无疑问存在着一些“现实的”因素，这些因素完全不是一个人的发展史所能预料的。

然而，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人，他们也像别人一样拥有很多受教育的机会，但就是没有能力去适当地观察、分析来到他们身边的各种机会，原因在于天生的缺陷或各种各样的心理失常，而对于这些缺陷或失常，他们却未能及时地加以矫正。这种人所拥有的唯一机会——除了上帝采取行动之外——便是求助于精神病学。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那种机会是多么的罕见。

经验以综合方式增长

只要一个人在青年晚期这段漫长的时期里是成功的，经验就会以综合的方式增长。例如，假定有一个人来自组织严密的社区，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家庭，而且他还幸运地获得了一种生殖行为的模式。如果接下来他上了大学，那么他便有几年的时间可以去观察他的同伴，可以听到有关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情况，可以与同伴一起讨论他所听到和观察到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找出他以往经验中形成的不适当的东西，同时探索一个自然的出发点来掌握新的东西，这真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换句话说，对于幸运者而言，大学生活会让他得到非常多的教育机会。

但是，人们也有不幸运的时候，或者说，也有一些人对进一步深造不感兴趣，他们试图建立某种谋生的方式，例如赚取薪资、剥削同伴，或者这样那样的事情。在一定范围内，借助这些方式获得的经验与大学里获得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除了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前者缺乏广泛的文化兴趣，而在我们看来，广泛的文化兴趣是所有正规高等教育的特征。但是，如何谋生的教育、如何在工作中与他人相处的教育，同样是大量观察素材的来源，它不仅为思想交流提供了可能性，而且也为拓展一个人的视野、证实一个人的预感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如果一个心理没有严重失常的人通过相当合理的方法已经解决了性问题，那么，无论他做什么，都必然会加深他对其他人生活态度的了解，提高他们在生活中相互依存的程度，丰富他们处理各种人际关系问题的方式——其中大多数都是通过对人类榜样的试误学习而习得的。换句话说，在青年晚期，个体通常会把相对限于个人的经验加以精炼，使之成为双方认同的、可以依赖的经验，这种经验的局限性要小得多。就像在前青年期，一种非常显著(但略显粗糙)的社会组织会在人们实际上可资利用之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因此，到了青年晚期，每个人事实上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整合进社会之中。那些拥有大量机会的人就有可能真正地与社会相整合，也就是去熟悉社会。而例如那些在机械车间里做学徒的人，不论是从地理还是从文化上说，机会就都很少，这一点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这些人(从社会的视角看)现在却依然从各个方面关心所要缴纳的所得税等——这是由公民权决定的。一般而言，从法律的角度看，到了青年晚期就已经是成人了，而且已经具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因此，他们必须承担大量的责任，这些责任是他们所处的文化所规定的；迄今为止，他们可能一直都在回避这些责任，但是，现在他们必须想出一些方法来至少承担其中的一些责任。如果他们走运的话，他们的成长会不断持续下去；他们会观察、阐释并证实越来越多的东西；同时，他们的预见能力也会不断地扩展，这样，他们便能够预见自己的职业生涯——这种职业生涯并不必定如此，而是根据期望和可能性来做出这种预见，当然也有可能会带来沮丧和失望。

自我和他人的不适当、不合宜的人格化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许多人在人格发展的这个阶段并不会走得很远，如果考虑一下他们生活中焦虑的作用，这一事实不难理解。究其原因，它们涉及人格范围内起作用的自我系统的一种方式。很久以前我就曾提到过自我系统具有支配“有意”(witting)经验的特定倾向，因此个体可以不顾所谓的观察和分析、学习和变化等客观机会，而倾向于不发生变化。当人们开始发现为什么有些人无法从经验中获益，为什么他们在向成熟前进的漫长过程中行程太短时，就不得不首先考虑这些人的自我系统的性质及功能。在很容易交流的水平上，焦虑的对立面、自我系统功能的对立面，往往会表现为不适当、不合宜的自我人格化。他们已经开始持有关于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还远远不是有效的系统阐述，以至这些观点最终会使他们驻足于一些不一致和不适当的情境之中，而个体却由此而忍受了焦虑的干扰之苦。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当焦虑非常严重时，它几乎会产生当头棒喝的效果。不过，个体对于焦虑产生的确切情境实际上还不甚了然。在人格发展的较晚阶段，有一个现象要重要得多，那就是人们对微妙的焦虑线索容易做出极其敏感的反应。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会告诫自己说“如果你不小心，你就会焦虑”——根本就不是这样。但是，只要出现一点点焦虑，就会使生活脱离这一情境，就像变形虫遇到热水便会转向一样，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由此可见，在许多处于青年晚期的青年身上，自我系统最容易理解的方面会表现出从表面上看无法理解的虚假，这主要反映在个体关于他自己的观点方面，致使他在这个领域不容易学到很多东西，除非有人不厌其烦地通过教育经验使他学到大量东西。这种经验充满了相对严重的焦虑——如同我希望你们现在已经理解的那样——人们只有在无法获得自我帮助时才会容忍这种严重的焦虑。当变化的必要性通过精神病学经验或类似的经验而被认识时，大多数人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忍受焦虑，尽管我认为这种情况会因个人的过往经验而各有不同。说一个人能够忍受某种程度的焦虑，其实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即这个人能够以一种使其有关自己及生活的系统阐释朝有利方向改变的方式，来观察以往疏忽的和误解的经验。由此，我们可以假设，任何一个相当焦虑的人，在他的发展中都应该已经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但是，这种猜测不过是一个笑话，因为在一些遭受大量焦虑之苦的人身上，变化的必要性是完全缺乏的(除非有特殊情况发生)。事实上，这些人期望糊里糊涂地生活(这是他们平常的表现)；他们对于变化无能为力；当你试图向他们表明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做些什么时，他们会变得更为焦虑不安，而且视你的建议为毒药，从而回避你。在这一点上，我试图表明的是，面对焦虑(不论这种焦虑是温和的还是严重的)和对付焦虑源(不论它是严重的还是温和的)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区别。

现在，我不得不离开关于“对付”焦虑和“面对”焦虑的表述扯上几句，以躲开唯意志论(voluntaristic)的阴影。看来，如果精神病学要想依赖诸如意志之神秘力量这样的观点，那么，其得益必将微乎其微。我认为，我在前面讨论有关发展的意志学说的不良影响时，已经谈及过这一点。在一个人们常常为其意志而感到自豪并为之吵吵闹闹的社会里，我想告诫一下精神病学家，他们语言中的唯意志论倾向越少，他们的思想就越不会受到意志信念的束缚，他们也就越能够理解他们的患者，并对他们的患者产生有利的影响。因此，当我谈到“面对”焦虑的问题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求患者振作起来，去发挥他的意志力，以免他轻易地屈服于焦虑的威胁。精神病医生所要做的事情(如果他想在这个特定的方面有所成就的话)，就是去培养患者对近期未来的正确预见，从而使他认识到，一个人无法逃避轻微的焦虑。焦虑的出现与任何虚构的或真实的意志并不相关；焦虑与已经并入自我系统并已成为自我系统一个组成部分的经验相关，而且这种经验能够预见与自我系统相关的不断增多的焦虑。精神病医生的问题是在某种程度上给患者展示一个更大的背景；只要这种方法获得成功，患者就会认识到，不论焦虑与否，目前的生活方式都不能令人满意，而且从它不能使事情向好的方面转化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无益的；因此，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尽管存在焦虑，但自我系统仍有可能被改变。

除了不适当、不合宜的自我人格化之外，还有与之相伴随并与之相一致的关于他人的不适当、不合宜的人格化。这些次级人格化的不适当和不合宜性——之所以说它是次级的(secondary)，是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种人格化似乎没有个人的自我人格化那么重要——可以广泛地适用于每一个人，或者专门适用于对某类人的定型。一个人不可能用任何特别精炼的东西去使他人人格化，而是根据他自己的人格化，根据与自我人格化的“否定”(not)技术相联系的或多或少具有想象性质的实体，对其他人进行人格化。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慷慨大方，你就会倾向于认为他人也慷慨大方；但是，由于你拥有大量与此相反的经验，因此，你就会把许多人人格化为吝啬的、不慷慨大方的。当然，这并不会为你提供关于他人的特别精彩的系统阐述；他人只不过与你较好的方面相比有所不同，甚至相反而已。因此，在对他人进行人格化时所出现的这种明显的局限性，是以个人不适当、不合宜的自我人格化为基础的。尤其麻烦的是用我所谓的定型来进行的不适当和不合宜的人格化，这再一次表明了自我人格化的局限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遭遇特定阶层的人们身上最容易理解的部分，如偏见、难忍、恐惧、憎恨、厌恶和反感等。这些定型可能涉及报童、犹太人、希腊人、共产主义者、中国人，以及你可以列举出的各种人等。不用说，这些定型不是以正确的观察、分析为基础，也不以关于当事人可以进行交互确证的资料为基础。

定型反映了个人自我系统中不适当、不合宜的部分；因此，所有特定的定型要么是人格化自我中组成部分的局限性，要么——从人生指导方面看，它甚至更不适当——是自我人格化中的否定成分。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爱尔兰人都是政客。持这种观点的可能是下列两种人：一种人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政治天赋，他们完全可能心安理得地持有这种观点；另外一种人则在政治上表现出明显的愚昧无知。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你可能把整个种族团体以这样的特征加以定型化，而如果你是一位平庸的政客，那么，你便可能干脆蔑视这个种族团体，而且用一种属于你自己的否定变式(not variant)来加以蔑视。

顺便说一下——请允许我再稍稍深入地谈一下有关偏见和定型的问题——我本人倾向于认为爱尔兰人是异教徒。现在，我毫不怀疑，若对当前的爱尔兰居民进行任何的探索性研究，都将会发现大量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异教徒这个术语都是不相干的。我常常思考的问题是，在许多种族团体或种族社区里(那里的人们声称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人们可以发现，一旦他们与该团体或该社区的成员进行宗教信念的信息交流，便有一种指向超验力量的态度表现出来，这些超验力量的态度与基督徒的习俗基本上没有关系。我的祖辈是爱尔兰人，而我对爱尔兰人的了解就比对中国人的了解稍微多一点点；所以，我觉得——遵循最佳的现代模式——我完全可以对我祖辈们潜在的宗教态度说说俏皮话。但是，谢天谢地，我知道它不一定具有任何意义；我不想对此问题说三道四。如果在与一些好朋友进行私人谈话时考虑使用爱尔兰语，这对我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经常用爱尔兰语与他人交谈，那么，我可能会十分不愉快地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确认一种未经证实的偏见，其方式就如同在背后议论别人一样。不论这些话是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逗乐俏皮话(正如我关于异教徒爱尔兰人的评论那样)，还是一种手段(用来避免关于人类的智力、信息和默契的增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那种偏见反映自我人格化中严重局限性的程度。

这些定型所服务的目标有很多，但是，任何一个不明世故的人，在适宜的情境下立即产生的那种目标，是对我们这个世界和我们这个时代中人格不幸的最为悲哀的评论；也就是说，这些定型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是十分有用的指南。很显然，它们不是什么指南。只要它们具有重要性，它们就处在了与陌生人打交道时所需之指南的对立面；它们实际上是在结识陌生人的过程中无法摆脱的障碍。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的主要效应在于，否认个体在与其自我人格化相应之局限性方面进行自发的有利改变的机会。

降低焦虑的不完善反应过程

在进一步评论与青年晚期之有利成长相对立的焦虑和自我系统时，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在避免和降低焦虑方面所涉及的不完善反应过程。这些过程从选择性忽视——它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顶帐篷覆盖着这个世界——通过其他所有经典的困难的动力机制，发展到一种或多种基本人类动力机制的严重分裂。顺便说一下，虽然我曾喜欢过困难的动力机制(dynamism of difficulty)这个标题，但多年来，它已经在我进行精神病学教学的尝试中丧失了其魅力，因为有些人在使用该术语时产生了这样的信念，即这些动力机制代表了由患者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特性，相反，我认为并不存在由患者所表现出来的特性，而仅仅只有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程度上的差异注94——强度和定时方面的差异。因此，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谈到动力机制，我所讨论的都是普遍的人类装置，它们有时候也会几乎完全反映在可怕的生活歪曲之中，但是，它们依然是普遍的。这些歪曲产生自发展中的不幸、机会的限制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因此，在青年晚期——年龄成熟的阶段——非常显著的自我系统干预，涵盖了我们所谈论的整个精神病学实体的领域——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整个心理障碍的领域。

生活自由的限制

探讨青年晚期有利变化之自我系统防御这一论题的另一种方法，就是考虑生活自由的限制，以及它们释放受限制之整合倾向的复杂过程。与我们业已讨论的内容相比，这是一种不同的方法，并试图着重强调我们之前尚未注意到的某些东西。

在这里，所谓生活自由的限制，我所指的是产生自“内部的”各种限制，或者说产生自一个人过去的障碍，而不是指广泛机会类别的限制(关于机会的问题，我在前面已经有所谈及)。生活自由的限制往往伴随着至少部分地满足个体的限制所防御之需要的复杂方式，以及为释放累积的危险紧张而以睡眠障碍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更进一步的复杂过程。这些限制可以根据与其他人有限接触来加以考虑，也可以根据兴趣的限制来考虑。我们这里所说的与其他人的有限接触，其范围涉及较广，从一种明显孤立之生活方式的早期发展到一个人的自我限制，前者指一个人的社会距离，也即一个人自我否认大量有用的、具有教育意义的人际经验，后者则以诸如偏见、等级和阶层等因素为基础，如果一个人碰巧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少数族群内的话。

但是，在大量的例子中，生活自由的限制通常以兴趣限制为主要形式；可以说，生活中有大量的方面都是禁忌——人们必须回避的东西。有时候，源自过往反常现象的强制性限制，往往以伪装的社会礼仪和兴趣的形式出现，使得人们乍一看似乎觉得它相当不同。这些社会礼仪似乎会把当事人提高到普通人群的水平之上，使之与他人有着很大的不同，至少对他和他的同族来讲是这样。我打算给大家提供的是关于认真游戏(devotion to games)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特指的是桥牌。由于我因这个桥牌的例子而与一位杰出的、极受人尊敬的人类学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因此我断定这个例子具有某种令人颇感兴趣的力量，因此，我想再次运用这个例子。现在，我已经不再擅长其他游戏；我想很可能是我的庸俗品位使我为纸牌所迷；当然，我说的纸牌绝非桥牌游戏。我的例子说的是纽约一群经过精选的妇女，她们有很多社会经济机会。但是，她们每天除了起床后就为去桥牌俱乐部做准备之外，几乎无事可干，她们经常去桥牌俱乐部，与自己的丈夫和车夫极少交谈，但却花上许多个小时的时间与其同伴进行高度礼仪化的交流，而正是这种礼仪化的交流，使她们对生活感到极为满足，从而晚上可以安然就寝。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所说的假礼仪(pseudosocial ritual)这个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忙着与他人打交道，但却没有任何特别个人的东西让对方知道。我认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如果让她们坐在有单向屏幕的小房间里玩纸牌——除了向他人展示她们的衣着外——也许更合她们的意。如果这样的话，周围人的咳嗽或打喷嚏等就不会让她们分心，这样她们便可以更舒适地实施其在生活中的任务。尽管这是假礼仪的一个极端例子，但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像疯了一样地投入社交，但却不知道该与他人在一起做些什么。他们凭借一些非常受限的规则生活着。

另一种这样的限制是礼仪式回避和礼仪式偏见。不管你的政治倾向如何，你都很可能在与同事谈论政治思想问题时有过礼仪式回避的经验。例如，假定你与银行家谈论关于进一步“新政立法”(New Deal legislation)的必要性，这种礼仪式回避就会出现。下面，我将给大家提供一个个人的例子。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去过一家理发店，为我修剪头发的是一位曾目睹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富有经验的理发师，对于这位理发师，我是十分尊重的，这不仅因为他是一名具有公益观念的公民，做了大量的福利工作，而且还因为作为一名理发师，他喜欢保持沉默。说实话，我十分讨厌理发，每当理发时总会打瞌睡，所以，我在理发时极不愿意交谈。但是，有一天，我在理发的时候，广播里正喋喋不休地说着关于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的新闻，这位理发师随即说了几句谴责华莱士的话。我说我知道这个人，而且非常喜欢他。像有些人一样，我也认为，虽然他并非一直是最具才华、最有远见的人，但他偶尔会有一些惊人的好点子，而这足以让人支持他。说完之后，我便把头靠在椅子上开始打瞌睡。五六个月之后，当亨利·华莱士被商业部吹捧出来以后，我又去理发师那儿理发时，这个话题再次被提起；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不过，现在这位理发师并不想与我在任何问题上发生争议，因为我关于华莱士的评论已经扰乱了他的一部分回避机制；这种扰乱是与我联系在一起的，对他来说，他可以凭借良好的回忆知道我如何扰乱了他。于是，这个话题仍在进一步发展。但是我们双方都因为上述原因而表现出了礼仪式回避。

所有这些礼仪式回避和礼仪式偏见都让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一个人正在某个重要的生活领域里从事某种有意义的事。事实上，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做任何有意义的事，因为他从中得不到任何信念。除了政治方面以外，还有“社会”方面；这里，大部分生活再次被假设的理性定义所阻隔，若对这些阻隔做仔细审视和研究的话，可以证明，所谓的理性定义也只不过是礼仪式回避而已。在艺术世界中，情况也一样；那些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也会在年会等场合发现同样的情况。而且，上帝也知道，在宗教名义下，我们的世界充满了礼仪式回避和偏见。

当然，我可能会因为某个人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或者对什么东西不感兴趣而对他表示尊敬。例如，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我为什么应当对金钱理论如此感兴趣，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我为什么应当努力发展对绘画或者其他无数我只有一丁点儿兴趣的东西的美学鉴赏能力。我无法想象自己怎么会对内科医学的整个领域感兴趣。但是，如果没有人向我谈论关于达达主义(Dadaism)、基督教浸礼会教徒(Baptists)或者金钱理论的事情，那么，这并不是因为我的生活主要集中于在某个领域获得满足和安全感，恰恰相反，是因为我的安全感有赖于回避某个特定的领域或某个特定的论题。我认为，生活之于任何人，绝非同样有趣，也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能及的。我可以相当确信的是，在史前时期的原始人群中，必定存在某种特殊化；当然在生育孩子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某种特殊化，而且，这种特殊化肯定会引起进一步的特殊化。礼仪式回避和偏见从表面上看可能与特殊化相同，但是，它们实际上意味着你不能进入某个领域；朝着该领域前进的任何兴趣都会立即引起焦虑，而这种焦虑在你追求信息的过程中会阻碍进一步的行动。

自尊与人的成熟

从我至今所提及的内容中，你们或许可以看到，假定自尊的必要前提是适当地尊重别人，如此推论不能说没有根据。当然，我们周围有很多人会对他们不认识的人表示尊重，但是这并不是我想谈论的内容。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那些只尊重不认识之人的人，通常也不会尊重他们自己。那些自尊心很强的人——他们的生活经验使得他们能够展现并证明其与他人一起生活或生活于群体之中的杰出能力，借以获得他们自身的满足——几乎找不到任何特别的精力和时间去尊重其他人任何值得称道的行为。对于不恰当的自我系统而言，最为脆弱的支柱之一是一种贬低他人的态度，对于这种贬低的态度，我曾把它概括为这样一种学说，即按上帝的说法，如果你是一座鼹鼠丘(molehill)，那么，在你的眼中，就不会有任何山脉。人们可以用许多方式通过一个人对别人的贬低来了解这个人的整个自尊状态。贬低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蔑视”自己，另一个部分是大量的否定(not)操作。因此，一个非常尊重自己的“慷慨大方”(这很可能一直是一种非常公开的性格)性格的人，常常会发现有些人不大方、吝啬、小气等。我认为，从有记录的思想开始，人们就已经知道，如果一个人对其他人十分苛刻或对同伴的某些过失十分严厉的话，那么，他对这些特定的缺点也会非常敏感，因为这些缺点正是他自己想要隐匿的缺点。只要一个人的自尊不受限制地增长，或者相对而言个人的发展不受阻碍或歪曲之苦，或者个人发展的偏差已经得到纠正，那么，一旦发现他人在某个特定领域比他强得多，他就不会产生枯竭的感觉，或者会表现出焦虑的迹象。在高度专门和复杂的社会组织中(就像在现存的所有文化中那样)，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能够在复杂运作中处于顶尖地位的人物实在太少，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但也是可悲的事实。大多数人并不会像少数顶尖人物那样杰出，甚至比普通人还差很多。但是，由于生活领域非常宽泛，以至于人们无需过分依赖于个体并不擅长的东西，也没有必要拿一本笔记本来记载自己和他人在并不擅长的领域内的表现。但是，有些人由于个体发展的某些偏差，使这种情况成了一项极好的操作，借此缓解在与其他人做会招致不满的比较时所产生的焦虑。

现在，我还想谈一谈有关人的成熟的问题——对于这个主题，我始终以非常随意的态度来加以对待，部分原因在于它并不是一个精神病学的问题，尽管我们可以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对它做出推导。但是，事实是，关于成熟的理解让许多精神病医生(精神病医生通常是研究人际关系的学者)都感到困惑，这是因为表现出高度成熟的人是最不容易进行研究的；朝着成熟目标前进的患者，在他们达到这一目标之前，便已经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这样一来，作为精神病医生，事实上得不到很多真实的数据。不过，我们可以作一些猜测。我猜想，我曾经讨论过之发展时期的每一种杰出成就，都将会在成熟的人格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在一系列发展中，最后一个发展是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的出现和成长——它表现为对与另外至少一个人进行合作的需要，更为常见的是与其他更多人进行合作；在这种合作中，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即对另一个人的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安全或者他人身上缺乏焦虑的情况都持有十分鲜明的敏感性。因此，我们当然可以从所了解到的情况中推知(只要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与之相冲突)，所谓成熟，指的是对令人们感到触动并与之打交道的局限性、兴趣、可能性和焦虑等持有共情性的理解。另一件可以明确从中推断出来的事情是，不管是向外扩展的兴趣还是向内扩展的兴趣，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兴趣，成熟的生活——绝对不是单调乏味或者令人厌烦的生活——其重要性总是在不断地增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抱有这样的想法(哪怕是瞬间的念头也不行)，即变得成熟是一件十分糟糕的事情，因为到了那时，人们会更加烦恼；而事实恰恰相反。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人，无论他是成熟还是患有严重疾病，都无法避免感到焦虑或恐惧的可能性，无法摆脱构成生活之特征的任何需要。但是，成熟程度越大，焦虑对生活的干扰就越小，因而个体对自己及他人的消极评价也就会越少。在我们当今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当一个人成熟时，与生活复杂性相似的任何东西都不应该使他感到厌烦。

第三部分　不适当的与不合宜的人际关系模式

第十九章　精神疾病的早期表现：精神分裂性和精神分裂症

现在，我将要开始讨论的是不适当的与不合宜的人际关系模式，也313就是通常所说的精神疾病，它既包括较轻的精神疾病，也包括较为严重的精神疾病。我之所以加上“轻或重”的字样，是想表明这一点，即精神疾病这一主题包括各种各样的事情，既包括很小的意外事件(例如，你在请求别人帮忙时，恰又懊恼地一时想不起这位重要人物的名字)，也包括长年住在精神病院里的精神病患者。因此——就我个人所能发现的而言——若要使“精神疾病”一词具有足够丰富的含义，则必须让它像一个帐篷，涵盖人际关系中一切不适当或不合宜的表现。

首先，我必须说明一点，我不打算讨论那些主要由于明显的生理缺陷而引起的障碍。对于这些障碍，我没有什么特殊的见解要发表，尽管我相信精神病学中的这种理论将会让我们更为清楚、深入地了解基本的生理缺陷是怎样对一个人的发展历程和生活中的必要准备产生影响的，但我依然不想在这里涉及这个主题。基本的生理缺陷有可能是先天的，出生伊始就会表现出来，例如，那些被称作白痴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可怜的模仿动作；也可能像生活中某个特定弱点那样让人难以理解，例如，它会表现为早老性痴呆或早发性老年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或动脉硬化和老年性精神314病。所有这些事情，绝大部分涉及的是构成人类躯体的遗传因素，而较少涉及后天的生活经历，尽管就像我在前面一再指出的，后天的生活经历可能会对生理缺陷的出现时间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大家都很清楚，有些人得天独厚，具有很好的遗传素质，他们可在生活中长年承受极其沉重而又紧张的精神压力，但不会出现显著的病理性高血压或诸如动脉硬化等血管壁病变的现象；这种人能活到80岁，甚至差不多90岁，而且他们的身体并不会出现器质性老年化病变(我们在老年性精神病患者身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病变)。由此可见，由于遗传而注定会出现的现象非常多，它们很可能在生命历程中起到根本性的重要作用。不过，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内容是各种生活障碍和困难，这些障碍和困难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发展历程中所遭遇的不幸，而非由于任何先天的遗传因素。

属于“非我”的发展事件

在开始有关“精神疾病”——或人际关系中不适当和不合宜的活动模式——这一主题的讨论前，我想先较为全面地介绍一下非我概念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对此，我只能以暗示的方式指出它与婴儿后期和童年早期的关系。按字面意思来说，非我可解释为与遭受此种强烈焦虑之重要他人的经验组织，而且这种焦虑是突然降临的，以至这个当时尚处于相对原始状态的个体不可能弄懂导致这种强烈焦虑经验的特定情境，也不可能对其有真正的理解。正如我在前面所说，重要环境中所做出的突然的、强烈的消极情绪反应所导致的严重焦虑，与头部受到当头一击的情况十分相似。严重的焦虑往往会使得个体完全不可能系统地阐释焦虑发生的确切情境，而且，这种焦虑状况会使得经受焦虑的人记忆力减弱，难以说清刚刚发生的事情。例如，如果父母患有亚精神病性恐惧(subpsychotic fear)，315生怕自己的婴儿会变成一个淫荡好色的怪物，那么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发现婴儿用手抚摸生殖器，他或她就会十分激动，甚至采取极端行动——据此，我们可以预期，该婴儿之人格的发展将多少有点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婴儿无论以某种方式触及生殖器，都将最终产生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与突如其来的、强烈的、无所不包的焦虑几乎同时产生。所有这些可以说尚未分化的、突如其来的、强烈的焦虑，都会让婴儿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情绪体验；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充分地理解了不可思议的这个词的含义，那么，他在试图描述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时，就会说他感到不可思议。随着这个人年龄的增长，这种焦虑情绪就会表现出一些彼此有所区别的具体细节，它们的内在含义可以用我们语言中的四个词来暗示——分别是敬畏(awe)、畏惧(dread)、厌恶(loathing)和恐怖(horror)。虽然这四个词表明我们有可能对这些不可思议之情绪进行区分，但事实上，有些体验却很难加以区分，这一点已在那些表达能力极强的人所提的描述中得到了证明。

虽然所有这些不可思议的情绪都与敬畏(awfulness)情绪相关，但敬畏本身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情绪。当然，从不可思议的情绪中，我们得到了“敬畏”(awful)这个词语，尽管在英语中“不可思议”一词与“敬畏”已经没有关系。敬畏很可能是这些不可思议之情绪中最不会因为突然发生而让人难以承受，也是最不会让人心理瘫痪的；事实上，在许多成年人身上，一些出乎意料的、惊人的自然现象或者人类的作品就足以引起敬畏情绪，并会激起某种更加富有幻想性质的对过往的自我修复。因此，人们一走进某些具有建筑美学的建筑物，一种敬畏之情便会油然而生，如果这座建筑物碰巧是一个教堂，那么，人们便可能会随之产生各种关于自然界和上帝是否真实存在等不成熟的奇怪想法。当许多人第一次登上山顶俯视科罗拉多大峡谷时，都会产生一种惊呆的感觉，这实际上仅仅只是一种引人入胜的体验，并不属于恐怖之列。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在这种情境之下，人们完全超脱了生活的现实，产生了敬畏的体验。

与不可思议之情绪相关的其他三个术语，涉及更多的是这种体验的畏惧特征；这三个术语是畏惧、厌恶和恐怖。厌恶是身体疾病与其他极其不悦之体验的特殊结合。对此，一些有过这种体验但却表达不清楚的人曾将其描述为一种强烈的想要呕吐的欲望，而没有能力感到恶心——这种情况，就其自身方式而言，是令人印象颇为深刻的。而恐怖是一种每个人都至少体验过一次的不可思议的情绪，这种体验很可能发生在睡眠中。恐怖316实际上仅仅只是我想称之为嫌恶(revulsion)的情绪——一种很想逃开所有一切去到另一个地方的感觉——与一种很想呕吐的欲望的结合，很可能还会与想腹泻的欲望以及诸如此类的欲望相结合；与此同时，事实上还存在一种对任何事物都麻木的情绪，以至除了敬畏之外——如果它能够回避的话——以及绝不会重复(never-to-be-repeated)的体验之外，再也体验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了。

上述这些东西似乎可以说是一切使人麻痹的焦虑突然发作的本质；这种焦虑可能会由于一个重要他人的极其不悦的情绪，而在生命早期就被引发。它是人格中某些经验结构(这些结构可用于实用的目的)的基础(如果你想用这个词的话)，其原因在于它们在后来生活中的表现，即我所说的非我——与好我和坏我形成对照。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好我和坏我是意识终身要素的基础,也就是说，在个体自身的内隐操作过程中，没有哪个人会不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即他身上存在着一些令人不满的、不合时宜的品质，而他自己则正忙于将这些品质隐藏起来、为这些品质找各种解耦，等等，同时，他也清楚自己身上也存在一些好的品质；所有这些便是产生好我和坏我的基础。但是，只有在一些例外的情况下，个体才会在意识中——在觉知状态中——反省他生活经验中我称之为非我的部分，即第三种基本的人格化。

分裂的证据

除了其他所有为避免焦虑、最大限度地减弱焦虑或将焦虑隐藏起来而在自我系统中精心构筑的形式或过程外，自我系统几乎在所有情境下都会表现出一些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说——用高度形象的语言——这些方面旨在使每一个人都安全地摆脱有可能导致极其不悦之生活状态的情况(这些不悦的生活状态可以称作不可思议的情绪)；除了灾难性情况之外，自我系统的这些方面只可臆测。这组自我过程可能很广泛，也可能很少。317这取决于个体遥远的过往。此类自我功能的表现(这些表现几乎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实际上会在睡眠中由于睡眠过程的渐进而被唤起，在睡眠中，人格中一些据说不可能出现的方面会变得非常清晰，以至于它们会驱使自我系统过程突然活动(在一般情况下，这些自我系统过程在夜间是停止活动的)。结果，一个人在睡眠中就会突然醒来，多少带点令人不寒而栗的感觉，这是因为处于某种恐怖情况之下的缘故。我们通常称之为梦魇的东西，可能代表了真正触及人格中非我成分的东西，当然，也可能不代表这些东西。但是，在许多方面，梦魇的内容越集中，情绪的力量就越惊人——越有可能彻底地破坏对情绪状态的回忆——于是，你便越有可能推测睡眠中的某个过程过于共情性地与人格中这一特定成分相联系(通常情况下，这种情况只有通过推论才能得悉，而且，它们往往是由于幼年时期突然遭遇严重焦虑而导致的结果)。

到了童年后期，由童年早期的非我经验所提供的基础既有可能增长，也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持静止状态，这要视当时的经验而定。在那个时期，大多数较为幸运者已经发展出与先前的坏我的表现有关的预防过程和抚慰过程，从而使那些给他们造成很大麻烦的动机系统发生瓦解，结果这个瓦解的动机系统不是进行重组——升华等——就是针对尚未获得重组的成分而回归到对早期行为模式的重新激活。但是，在命运较为不济者的童年后期，例如童年早期失去了父亲或母亲，而且遇到了一个非常差劲的后父或后母，或者被送到质量很差的机构里读书，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情况，那么，这个极其重要的过程系统就可能会清楚地开始表现出来，这个重要的过程系统便是我们所说的分裂(dissociation)。注95

在分裂中，有趣的是，个体是在意识过程中产生不可思议的情绪的，而这些不可思议的情绪是个体在清醒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的。你们318知道，人们很容易把分裂误解为相当神秘的东西，这种神秘表现为，你把某样东西扔向外界的黑暗之中，让它静静地躺在那里，经年累月地躺在那里。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过于简单化的想法。分裂一旦被启动，它就会游刃有余地运作着，而不会像一条睡着的狗那样安静。它以一种连续的警觉状态或清醒的觉知状态运作着，此外，它还有若干的补充过程，以防止个体发现他在没有意识参与的情况下所做的事情。事实上，我想说的是，自我系统过程之分裂成分的最为经典的表现是在对生活中的困难施以强迫性替代时。当然，以下两类人之间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关联：一类人就像其经常在无效的、不适当的和不合宜的人际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具有强迫类型的替代过程；而另一类人，在某些情况下，承受着精神分裂症发作的生活之苦。因此，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说，从美国文化中所发现的大量替代过程，就是严重分裂状态的有力证明，那将是不合理的，我认为，当我们的理论阐释在更为充分的研究数据的基础之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时，便会发现，情况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在任何事件中，与实际重要替代过程一起运作的困难和与精神分裂过程一起运作的困难之间，都存在着这样一种非常相似的现象，而由于这种相似性，两者之间的区分再次变得棘手起来。我所说的真正重要的替代过程，是指在非常重要的生活领域中对替代的运用。令人非常吃惊的是，在现今这个时代，几乎每个人都用替代过程用来隐藏焦虑的极端脆弱性。我们发现，在许多表现出较为严重之强迫症状的人身上(就像我们用方言喊他们那样)，存在着大量他们称之为憎恨(hatred)的东西，事实上，只要仔细观察，便可以发现，他们几乎对所接触的每个人都表现出惊人的脆弱性。这种强迫性替代(它们构成了其生活中一些引人注目、令人讨厌的方面)，仅仅只是意味着人际接触的全面减少，以保护自己免受焦虑的异常伤害。因此，我们应当319把强迫性替代看做是自我系统内发生的一种显著情况，其目的是想把某种东西完全排除在意识之外，让它没有机会涌进意识领域。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涉及动机的分裂系统，我们便会发现意识的相对中止，这是这些动机所具有的效应。这种意识的中止有可能就好像相对较小的、几乎无处不在的意识受到干扰的现象那样微不足道，这种意识受到干扰的现象，我们称之为选择性忽视。在这种选择性忽视中，个体完全注意不到生活中一系列多少有些意义的细节。但是，即使选择性忽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旦人们观察到它不可能如此平和地起作用，也不可能永远在恰当的时候起作用，他们就会不断地保持警觉，以免由于某些不明的原因而注意到原本不想注意的东西。选择性忽视不仅仅只是生活中不适当、不合宜的表现，它还是一种经典的手段，借此手段，我们便不会受益于属于我们特定的不利范围之内的经验。我们并不拥有可能使我们得益的经验——尽管这种经验确实会发生，但我们从来都不会注意到它所具有的意义；事实上，我们根本注意不到其实大量的经验已经发生了。我认为，这是心理治疗中真正麻烦的东西，即有些人以一种最为平凡无奇的方式去忽略他们行为中，或者对他人行为的反应中最具内涵的某些东西——他人的行为，也就是他们往往报告说是他人之行为的行为。更为可悲的是，他们可能会忽略这一事实，即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他们会故意忘记这些事实，即使这个人把这些事情十分不悦地印刻在了自己的脑海中，也不会去记起它。

下面，我将偏离一下主题，谈一个用选择性忽视来智胜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我曾表现出一种不友善的行为。有一家杂货店，我常去那里买这买那。在战争年代，那里有一个卖苏打水的售货员，如果用智力测验去测试他的话，我可以肯定，他一定是个低能儿。他不仅智力低下，而且——在这个方面，我对他表示同情，就像我对每个人都可能表现出来的那样——他对顾客还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敌视态度，无论你问他320要什么，他都会像完成任务似的递给你不需要的东西。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后。有一次，我很不高兴，就说：“喂，怎么回事？”他说：“水啊。你不是要水吗？”我说：“请把我要的东西给我！”于是，那个人不高兴地一晃一晃走了，然后递给我所要的东西。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我再次见到他时，他却对我笑容满面，并很快就递给了我所要的东西。这样一来，我倒有些窘迫了，因为他的选择性忽视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完全。他从一种不悦经验中获得了益处，他的表现远远超过了我们中间有些人的表现。如果他的行为像我所预期的那样，那这将成为选择性忽视的一个经典例子；他永远都不会注意到他几乎总是递给顾客他们不需要的东西。因此，诸如我所引发的任何这样的事件诚然都是全新的，而且令人费解——在我看来，就好像一个恶作剧的例子——但是，更为可笑的是，它似乎并非如此。我希望这则故事从相反的意义上给大家一个观念，即我们会多么随便地忽视大量的经验，只要对此例子做些清楚的分析，我们就能发现改变的真实必要性。

在证明分裂的其他一些证据中间——除了选择性忽视和诸如强迫性替代这样的分裂过程——还有一些相对来说不常规的边缘性观察结果，这类观察结果在不同寻常的人际情境里会出现在意识之中；这些观察结果还具有一点不可思议性。这种不可思议性从某种很适度的意义上说就是我所谓的嫌恶。嫌恶是一种果断离开某些事物而转向别处的现象，它与习惯性的厌恶(detestation)十分不同，比如，我对鸡蛋蛋黄就十分厌恶——这是一种不存在阴影的厌恶，而只有这样一种认识，即假如我再度吃到蛋黄，就会像往常一样产生不愉快的感觉。而嫌恶则与此不同：你会产生肚子有点不舒服这样的感觉，但你完全不会去想象如果你更进一步的话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在普通人的生活过程中，分裂也可能会表现为夜间出现的某些不适，而当个体醒来，却发现除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情绪之外并没有什么情况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情绪是他在做不愉快的梦时产生的，但在醒来的过程中，这种情绪却消失了。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回321想起梦中明确与恐怖、惧怕以及诸如此类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的片段。通常情况下，梦者在报告这些片段时，几乎都不能对其做出清楚的解释。只有当心理治疗得到相当有效确立后，一个人方才能够忍受梦中所反映的那种相当明确之分裂过程所引起的紧张情绪。

与这些可觉察之意识成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些行为项目，我们称之为自动症(automatisms)，不过，只有当主要动机出现分裂时，才会产生这种情况。我在说主要动机出现分裂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况时，已经假定这种情况适用于任何分裂的现象，尽管我们很难看出动机在什么时候是主要的、在什么时候不是主要的。自动症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大量的行为操作，尽管这些操作通常都是一些较小的运动；有时候，这些操作也会表现为诸如抽搐、肌肉群痉挛等极端的行为，这些操作似乎已经远远不能构成有意义的行为。我们在诸如纽约曼哈顿区人口稠密地段经常可以观察到这些自动症的一个生动的例子。男士们也许会发现，当你沿着街道行走时，其他很多男人都会看你裤子的前裆开口，然后又迅速地将目光转向别处。他们中有很多人会抬起目光注视着你——显然，就你可以理解的而言，他们是想看看你是否已经注意到了他们。但是，问题在于，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一旦遇到你的目光，却会变得麻木不仁、若无其事，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们中间也有一些人会脸红，明显感到十分不安。就后者而言，它并不是一种自动症；如果这个动作被人察觉就会感到很窘迫，那么，这个动作对他来说便具有了意义。但是，当这样一个动作成了自动的时候——表现出分裂动机的时候——那么，即使被人察觉也不会感到窘迫。即使这种情况被人注意到了，他自然表现出的倾向通常都是否认这种情况的发生。如果你能证明确实发生了这种情况(很可能用一张照片来证明)，那么，这个人也仍然会表现出一脸茫然的表情，好像全然不知这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意味着什么似的。因此，分裂中的主要系统——以及我所认为的所有的分裂经验——都是以某些行322为障碍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或者以某些明显的行为动作表现出来的，这二者的唯一区别在于这一事实，即这些行为的发生对于表现出这些行为的人来说，要么全然不知，要么至少毫无意义。

在一些更为主要的自动症中，一个人会“发现自己”处于相当严重的失调之中，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显然是闭着眼睛走进这种窘迫情境之中的；而且，这一发现还会导致不可思议的情绪产生。有时候，个体会认识到，当他陷入窘迫的局面时，他的心理状态实际上是很奇妙的；而这种心理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迷惑(fascination)。当一个人迷惑时，他实际上表现出的是摩尔行为，这种行为会使他进入这样一种情境，即在其中表现出分裂的冲动似乎是适当的。不过，这种情况极少发生；相反，一个人常常会“发现自己”产生了完全不合宜的恐怖、惧怕、嫌恶或者诸如此类的情绪，而且，通常还带着一种独特的感觉，即被那种经验深深震动的感觉，试图使自己脱身出来。

分裂系统重新整合的可能性

分裂系统始于幼年生活；它们最大的自动补救机会，同时也是对人格危险做出的最大贡献，均发生在发展的前青年期和青年期。许多人显然没遇到多大风险便走出了前青年期和青年早期，这是相对于他们的未来而言的，因为当他们遭遇青年期，情况就不同了。但与此同时，熟悉精神病院入院率的人都知道，严重人格障碍通常都发生在延迟了的前青年期或青年期。一般情况下，出现分裂之人格的重要方面不会得到重新整合、除非在极其幸运的情况下才会发生重新整合，这些幸运的情况，其中之一便出现在前青年期，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的发展，可能会导致人格之非我成分与其他成分之间能量分配的极大改善。同时，这种新的整合倾向随着成熟而出现，某些偶然事件也有可能发生，它们可能在重新整合分裂323的倾向系统方面产生有利的影响。在前青年期和青年期发生的这些偶然事件中，有一种我称之为“故意神游”(deliberate fugue)的重新整合、“好似通过睡眠时的不幸遭遇”而产生的重新整合，以及通过“对不可思议之情绪的调节”而产生的重新整合。

现在，我或许应该对神游一词的含义作些解释。所谓神游，从我运用这一术语的意义上说，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相对较长的醒着做梦的(dreaming-while-awake)的状态——一个人在做梦时确信自己是醒着的，而且在旁观者看来，他也确实是醒着的。有时候，神游很可能会发生在部分机体的癫痫状态之中(如果不是全部机体的话)，尽管从我目前正在讨论的意义上说，神游绝不限于癫痫患者。神游是某些十分严重的精神障碍的发作状态，尽管有时候出现神游状态不是避免某些十分严重的精神障碍发作所必不可少的。但是，无论如何，正如我试图描述的那样，当一个人处于神游状态时，他通常相信自己是醒着的。在许多重要的特例中，他的行为表现就好像是醒着的，而其他人也认为这个人是醒着的。不过，与周围现实的关系，以及与那些和个人过往相联系之事物的意义之间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处于完全、绝对的暂停状态，就像一个人睡着时那样。此外，要回忆的话，还存在一些绝对的障碍，这种情况只有在持久睡眠状态的微观指标基础上才可以理解。

在前青年期和青年期，有时候会出现我称之为故意神游的情况，也就是说，一个人用这样一种态度来让自己振作起来，即“妈的，我们不该错失任何一次机会”。于是，他便让自己陷入某种情境，在某种程度上对一切事情都严格要求，而且眼睛常常盯着某些无关的东西——满脑子想的都是与自己所追求之物完全无关的东西。这种情况与积极主动的神游状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与真正的神游表现相比，它还没有完全割断与往事的联系。在这种状态中，个体所产生的经验在其他情况下往往会被当作精神病。通过某种减弱的过程，整件事情慢慢地附加到了有意识的经验之中，个体也就挺过来了，并且觉得好受了一些。

324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分裂倾向的重新整合似乎可以从不幸的或灾难性的事件开始，尤其在与安全操作之相对中止相联系的情况下(就像一个人睡着时一样)开始重新整合。这就是说，个体进入该情境主要由分裂系统所激发，就好像一个人进入睡眠那样。这又是一件十分微妙的事情，如果因为一个人在这种情境中错误地声称自己睡着了而谴责他，也许是个错误。在这个颇具风险的领域里，我们密切研究各种人格的时间越长，便越能认识到我们还没有关于睡眠的绝对标准，而且，睡眠也毫无疑问存在若干水平。例如，真正的神游具有睡眠的本质，但是，没有一种我们通常使用的标准能表明它与我们所认为的睡眠相似。因此，人们可能听说过一个少年发现自己处于某种十分不安的体验中，因为虽然他知道所有的一切，但他却真的睡着了；人们可能认为这件事有点儿奇怪，并且倾向于对它持怀疑态度，但我们应该谨慎地做进一步的探索。这个人说的是不是真话，我没有把握。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睡着时(或者没有睡着时)，这些不幸的事件也许是介于“故意神游”( 所谓故意神游，指一个人费力地搜索，借此得到结果)和“真正神游”( 所谓“真正神游”，指一个人犹如深睡一般，无法澄清发生在他身上的任何事情)之间的一种现象。

分裂系统得以重新整合的最后一种方法——我很难用言语来表达这种方法——也就是我所说的“对不可思议之情绪的调节”。它在某些方面很可能是神话的一种功能，这种神话已经并入了个体的早期经验之中。换言之，从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在一部相对盛大的戏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他真的迈出了现实的世界，进入了某个神话系统的世界，并在其中暂时性地扮演了某个角色。一旦处于分裂失败后所产生的某些十分严重的障碍中，人们往往会在盛大的人生戏剧中耗费极大的能量，以搏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例如，我有一位患者，曾经在与修女和神父的纠缠中搞得筋疲力尽。所谓“对不可思议之情绪的调节”，主要是指带着这样一种感觉，即是你在做事，而不是先验力量把它强加到你的头上。有些人在他们的发展岁月中已经获得了经验，他们真正遭遇过一些具有极其令人不安和格外令325人难堪的不可思议之情绪特征的情境，他们一度的行为表现就好像他们是半人半神或半人半魔，经过了这种经历，他们从此就从另一个侧面对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注96

精神分裂症的生活方式和可能的结果

所有与分裂系统相关的事物都是要担风险的。分裂的活动很可能是人格中最为复杂的表现，它在处理生活中的主要动机方面显然是最具风险的方式。甚至在青年期和前青年期——这些时期具有很高的精神分裂症发病率——风险也绝不是有名无实的。而且，在个体经过了这些发展阶段之后，风险依然存在——如果存在分裂的主要系统的话——而且，这种风险实际上是不好的预兆。

现在，让我来讨论一下风险的显著表现——源自分裂中主要系统的灾难，或者说源自分裂中动机系统之主要成分的灾难。这些灾难性的失败最有可能发生在14~27岁的年龄段内。在可能发生的风险事物中间，灾难性最小的很可能是用与分裂模式有关的行为模式等去替代惯常的人格化自我，这种“替代”(displacement)会导致严重的意识障碍。这是真正的神游。人们可能会以一种非常悲伤的状态从神游中走出来；或者在一年半载后，神游可能会突然得到处理，个体随之看起来完全正常。在青年期发生的神游，通常不像某些所谓的癔症神游(hysterical fugues)那样成功，处于癔症神游状态中的个体，并非真的用欺诈手段盗用大额公款，一觉醒来之后，却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异乡。

我们可以把神游称作人格的巨大改变。另一种人格障碍(相比于前326者，改变没有那么大)便是我所说的意识中令人厌恶的渴望(abhorrent cravings)的爆发。在我看来，“渴望”这个词前面原本不需要加上“令人厌恶的”这个形容词，但我之所以加上这个形容词，是想表明不断增加的强烈的尚未满足的渴望进入个体的意识，以从事某种令人厌恶的事情——对从事这些事情的描绘伴随着诸如恐怖、惧怕、厌恶等不可思议的情绪。关于这种渴望之爆发的典型例子是“同性恋”欲望的激起——患者突然感觉到想要进行同性恋行为的欲望(这种感觉经典且明显)。我认为，我可以借我的一位患者来说明这一点，这样才可能不至于对你们产生严重的误导。我的这个患者是家里六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一直过着颇受庇护的生活。后来，二战期间，这个男孩穿上制服当了兵之后不久，又一次在华盛顿四处巡视时，遇到了一名穿着讲究且颇具魅力的牙科医生，那个医生把男孩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对这个男孩实施了“口交”的行为。我推测，这个男孩对这种神秘而又不可思议之情绪进行了适度的调节，他走出了医生的办公室，很可能还以某种方式感觉自己获得了奖赏。但到了第二天，他又心不在焉地走到了离牙科医生办公室很近的地方，你们看，这就是以某种不惹麻烦的神游方式来行事——他一发现自己已十分接近前一天发生事情的地方，便再也无法将这一事实排除出意识，即他想再次经历这些经验。这就是“令人厌恶的渴望”的一个经典例子，这种“令人厌恶的渴望”对他来说是完全无法忍受的。一天以前，它还是一种新的体验，但当它以这样一种方式发生在他身上时，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厌恶的情绪，还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觉得自己不是人，竟然有那样的兴趣。之后不久，他便以所谓的精神分裂障碍住进了医院。

“令人厌恶的渴望”的爆发有可能会使个体朝更坏的的方向发生变化，也可能不会使个体朝更坏的方向发生变化，但是，在许多例子中，青年期所发生的神游或“令人厌恶的渴望”的爆发，会导致个体陷于完全混乱的状态，对于这种状态，如果我们持某种保留态度的话，可以称之为恐慌(panic)。我认为，它与个体在极其信赖的某种东西突然坍塌时所产生的那种惊慌十分相似——后者是恐怖、极度不安以至手足无措等行为的混合表现，比如有时候人们在听到剧院起火等时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恐慌并不327会导致行动；它不会导致任何后果。恐慌只会使个体处于混乱不安的状态。恐慌之后常常会出现恐怖，而恐怖则往往包括盲目的狂乱行动，这种行动对自己和他人都有可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恐慌往往是神游或令人厌恶的渴望爆发的结果，它是一种十分短暂的完全混乱不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混乱状态下的事物中最为重要的是要算个人的信仰和信念结构了，即对保障、安全以及其所生活之世界上一切可依赖的特性的信仰和信念结构。恐慌的情况涉及的范围很广，从恐怖到宗教狂热都属于恐慌的范畴。无论如何，人格都已经部分地偏离了它的轨道，从实际的发展水平朝向了另一种状态，即我们所说的精神分裂症生活方式(schizophrenic way of life)的状态。

在精神分裂症状态下，参照过程的早期类型出现在清晰的意识之中，并与个体以往深刻的神秘体验有关。由于这些参照过程中，有许多过程从历史的角度看与人格的非我成分相一致，因此，它们的存在往往伴随着一些不可思议的情绪，有时候，这些不可思议的情绪强烈得令人可怕。这些参照过程在那些不曾具有这些过程的人看来非常异乎寻常，以至他们常常把精神分裂症的生活方式描绘成非心理的(unpsychological)、完全不可理解的。若要证明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么，我们所遇到的那些精神分裂的过程就必须代表患者企图交流的过程，这些过程也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两岁半岁时就已经不再出现在清晰的意识中的过程。这里，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以此种方式从内隐处冒出来的分裂系统，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以摆脱安全装置(即自我系统)的残余部分所带来的极大麻烦；这种可能性完整地勾画了这样一幅图景，即为什么精神分裂症会给人们这样一种感觉：用人类思维去理解精神分裂症过程是完全徒劳的。如果神游事件(或者“令人厌恶的渴望”爆发所引起的事件)伴随着这样的经验，即它能够结束特定动机系统之主要部分与这些不可思议之情绪间的联系，并把它与人格328发展的主要倾向联系起来，那么，我们便实现了先前分裂的动机系统与人格其余部分的整合；这样，人们就不会认为精神分裂症的生活方式很可怕，也不会认为它可能会带来不祥的结果了。事实上，人们有可能会遭受精神分裂症过程的复发——其复发的频率有时候可能高达一个小时数次——或者，人们也可能在持续保持精神分裂症过程达数年之后，人格突然得到重新整合，迅速康复，并以健康的心态度过余生。

但是，大多数患有精神分裂障碍的人都会经历这样两种不幸的结果。其中一种结果我们称之为偏执狂失调(paranoid maladjustment)，这种失调的特征在于，人格中各种谴责、内疚等因素会指向周围的其他人，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既无法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也无法与周围环境中的任何一个人建立一般的关系，且没有逆转的可能。另一种结果是，在这种精神分裂症的恐怖力量之下，人们真的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以至他们成了发展年月中极为少见的一种人——通过自行操弄而引起相互作用区的简单愉悦，并相对满足地全神贯注于这种简单的愉悦，这似乎就是我们所谓的青春型精神分裂症(hebephrenic)变化(或人格的青春型精神分裂症崩溃)的本质。在我看来，我们不应将这些疾病视作精神分裂症的组成部分，而应当将其视作精神分裂发作导致的十分不幸的后果；尽管它们并不十分成功，但在这些不幸结果产生后的许多年间，精神分裂症过程仍有可能发作。当然，情况并非始终如此；有些人患上了稳定的偏执狂失调，从而摆脱了精神分裂症过程，这实际上确保他们避免了产生精神分裂症过程的可能性。我确信，有些人虽然倍遭折磨，但他们却很少为精神分裂症过程所困扰。不过，也有很多人经历了这些不幸的发展，但始终没有解决好生活问题从而过上患有精神疾病但却幸福的生活。

第二十章　睡眠、梦和神话

作为从安全操作中329解脱出来的睡眠

在讨论为人们所相对忽视的睡眠(sleep)、梦(dreams)和神话(myths)这些主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失调时，我将只简要地提一下睡眠问题。睡眠真的是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因为——撇开所涉及的一切生物学因素不谈——它是生活的一部分，从定义上看，在生活中，我们几乎可以摆脱保持安全的必要性。换句话说，当睡着时，我们相对缺乏安全操作，因为进入睡眠状态的活动本身需要这样一种情境，即这种情境按常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个体远离对其自尊构成危险的那些因素。当个体严重焦虑时，尽管他感到非常疲劳，而且很难赶走睡眠的需要，但他实际上是不可能睡着的；在这些情况下，睡眠被分割成一些简短的时期，也就是深度睡眠(deep sleep)和相对来说为时较长的浅度睡眠(light sleep)，对于这种浅度睡眠，我们很难从客观上将其与醒着的状态相区分。在其他一些情境下，深度睡眠往往是在非常浅的睡眠阶段不知不觉发生的事件，以至患者通常会报告说他根本就没有睡着；尽管在此情境中似乎并不存在明显的对个体自尊的威胁，也不存在任何明显的焦虑之源，但通过更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在做梦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具有焦虑特征的某些东西，例如与某些难缠的人打交道，等等。过去，我常常对有些病人持批评的态度，因为他们报告说自己睡不着觉，而且感到精疲力竭，但不带偏见的观察者的报告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实际上整个330晚上大部分时间都是睡着的；我认为，这是某种类型的替代操作，其本身就应当加以处理。但是，有一次，当我在夜间有规律地每隔一段时间就被唤醒时，我发现，维持自己被唤醒的过程而耗费的时间，和试图去回避自己被唤醒的过程而耗费的时间(也就是使我回到睡眠过程而浪费的时间)加到一起，实际上，我的大部分睡眠时间都属浅度睡眠，以至我不能从安全操作中获得解脱，而这种解脱本身，与醒着时的紧张方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于是，我很快就开始理解了为什么人们在整个夜间都没有处于深度睡眠状态，未能保持自己所需要的睡眠状态——尽管他们可能断断续续睡着的时间加起来甚至达五个小时、六个小时或七个小时——就往往会认为自己整晚都没有睡着的原因了，而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没有从这样的睡眠中得到任何好处。

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根据精神病学的观点，睡眠的功能性重要作用在于使个体从安全操作中解脱出来，获得极大放松。这样一来，白天的许多未能满足的需要，以及白天业已满足之需要中未能满足的成分——它们之所以在白天不能得到满足，原因在于与其相联系的焦虑和安全操作——在睡眠中便可以尽可能地通过内隐操作和象征手段而得到满足。尽管这种情况难以直接证明，但却可以通过推断而得知，也就是基于人们在否认睡眠时的陈述来进行推断；在这样的情境里，个体对先前不受欢迎的、不被赞许的动机所作的处理，会相当迅速地恶化，而且心理健康方面会出现明显的严重损害。

虽然我在前面已经提出，安全操作在睡眠中是难以觉察的，而且睡眠情境事实上是根据放松自我系统功能的可能性来界定的，但我并没有说自我系统是绝对放松的，也没有说自我系统不起任何作用。关于自我系统之功能性活动的实际状态，我们在睡眠时频频发生的精神分裂症突然发作中很可能可以看到其最为生动、清晰的证据。有很多人在醒着时很紧张，感到极不舒服，有一天夜里，他们做了一个恐怖的噩梦，并且无331法从噩梦中醒来，即使他们从客观上看是“醒着的”；要不了多久，这种人毫无疑问会在其显然清醒的生活中变成精神分裂症患者。由此可见，把一个人从睡眠的某种内隐操作中唤醒过来的显然必定是自我系统的一种表现。换句话说，尽管存在周而复始的睡眠周期，但我们依然维持着分裂的状态，其方法是通过保持持续的警觉，也即对自我系统中的分裂装置保持持续的警惕。由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即我们可以说，人格分裂越严重，个体的睡眠便越不得安宁，麻烦也就越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睡眠深度实际上具有这样一种直接、简单的作用，它使自我系统的活动可在24小时的某个时间段内得以放弃；而当强大的动机系统被分裂时，充分地放弃自我系统的功能便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这样个体便可以进入深度睡眠。

心理治疗中梦的重要性

现在，我想呈现相对直接的证据来证明我的陈述，即睡眠是生命中的一个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内隐操作通常会处理一些尚未得到满足的需要，而在醒着的时候，个体是无法去满足这些需要的，尽管我所提供的证据与自然科学中使用卡钳或望远镜所获得的证据相比，相距甚远。最佳的证据要数人们对于所记得之梦的报告形式了。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赞同说我们会做梦，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还能记住梦中的一些内容。但是，我们所能回忆出来的梦通常不会十分确切，除非这个梦的时间很短，而且还带有强烈的情绪印记。我的观点是，在睡眠中的内隐操作与醒着时的内隐操作以及对这些操作的报告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要想逾越这种障碍，唯有依靠诸如催眠术这样的技术，但是，由于催眠术等技术非常复杂，以至与回忆起来的梦境相比，前者的数据并不会比后者更加可靠，因此，从本质上说，障碍是无法逾越的。换句话说，就我的理论而言，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直接地与梦打交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精332神病学中人们与之打交道的东西，以及在其他生活领域中人们与之打交道的东西，都属于对梦的回忆；至于这些回忆究竟与实际的梦有多接近，这些回忆有多恰当，仍然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原因在于，就我所知，还没有哪一种方法能够在对梦的回忆和梦本身之间建立起合理的一一对应的关系。

我们许多人也许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即头天夜里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一直缠绕在心头，以至于想把回忆出来的梦境告诉某个人。这种急需报告和讨论梦境的感受，标志着这些内隐操作对于我们一直作为人类社会中的社会存在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强型心理治疗(intensive psychotherapy)的一个重要部分通常包含这样一种认识：如果一位患者在没有得到任何鼓励的情况下，回忆起最近生活中做过的一个梦的内容，而且他迫切想要将这个梦境报告出来，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是他与精神病医生之间关系的一个合理的重要部分。在加强型心理治疗中，精神病医生根本没有必要质问梦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相反，他可以提一些更为合理的问题，如患者报告的完整性、所报告内容的交流价值等。我曾经听过关于梦境的种种描述，它们给我的印象是，梦境内容明显压缩了，因为患者根本不可能描述出梦中所发生的一切。在许多关于梦境的描述中，有些领域十分模糊，且无法进行交流，就像许多人利用替代过程来报告他们当前的生活一样。对于患者所报告的一个梦境，精神病医生明显有一种不可能的感觉或不该这样模糊的感觉，因此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为什么不应该做出同样的努力去获得报告的完整性，并对模糊的地方加以澄清，就像他对待患者醒着时所描述的生活内容那样。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意味着一个人能够清晰地追随另一个人的梦境；这样一种期盼顶多只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妄想而已。但是，当患者在报告某个梦境时，精神病医生听到了一种对生活的模糊描述——很可能模糊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医生不可能区分出其中的关键人物究竟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是一只狼还是一头熊——我认为，这个时候便没有理由不探究了，而且，如果能够澄清的话，受益肯定匪浅，因为借此可以弄清梦者是否真的无法区分这些相对没有关联的333可能性。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很重要，因为缺乏辨别能力会对一个人当前的生活产生影响，而且很可能是一种重要的影响。如果精神病医生的做法仅仅只是不加询问地接受患者关于梦境的模糊报告，那么，他的做法就好像是接受每一个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身上普遍存在的含糊陈述一样——它意味着精神病医生永远都不会发现正在讨论的东西，而仅仅只是处于一种相对有效的准社会关系(semisocial relationship)之中。

在广泛的人格研究中，精神病医生与这些从梦幻生活中奇异地幸存下来的人一起工作，这种梦幻生活始终与醒着时的生活相分离。在患者感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报告出来的大多数梦境中，他们经常会遇到大量关于安全操作的证据，这些安全操作在醒着时往往会化为行动。尽管患者所报告之梦的片断很有帮助(如果这些片断保存了有意义的细节的话)，但是它们却不知不觉地被编织进了戏剧性的活动之中，在这种戏剧性的活动中，梦境之真正有用的每样东西都已几乎毫无希望地陷入了弗洛伊德所谓的“次级意匠作用”的混乱状态中。这些意匠作用实际上是自我系统的干预，而正是这些干预，使得有意义地利用这些报告成为有可能实现的事情。精神病医生所听到的其他一些梦境，都具有这样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即事实上，它们是对戏剧性活动的相当简单的陈述；它们是对某事的十分简洁的陈述，这些陈述十分生动，具有非常强烈的色彩。在这些简洁的陈述中(发生在一个人生活中最为关键的时刻)，存在着某种强烈的感觉，尽管那种感觉可能像某种与梦有关的强迫感或重要感那样模糊不清。例如，一个人来找他的朋友或治疗师，头脑中或多或少都在想着必须要把自己做的梦报告出来。但是，当他报告梦境时，却陷入了对梦的感受之中，这种感受可能是恐怖，也可能是诸如畏惧等不可思议的情绪。我之所以提及那种特定的经验，不是因为它经常发生，而是因为它具有一种非常危险的重要性，以至于对一位精神病医生来说，倘若他意识不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突然出现了一种非常危急的情况，那将是十分可悲的。

334我们在一些特别不幸的人身上发现，他们从很小的时候起，生活中的某个部分就显然出了毛病，而这个部分往往属于睡眠领域，也就是说，这些人患了夜间恐怖症(night terrors)。夜间恐怖症有时候出现在童年期——出现在婴儿后期也是有可能的——据我所知，它可能会不受限制地继续出现，尽管随着一个人的成长，其能力不断增强，夜间恐怖症往往会变成梦魇。我在这里所使用的夜间恐怖症这个术语，通常用于这样一种情境：在其中，一个人怀着一种原始的恐怖从某种完全未知的事件中惊醒过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他处于人格完全瓦解的边缘，换句话说，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他还拥有某种特定的能力，他几乎陷入了完全混乱的状态，因为他实际上处在了一种恐慌的状态之中。此时，人格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任何与人际关系相像的事情都有可能通过它表现出来，幕帘已经降了下来——始终存在着一种与有关恐怖初发时所发生之事的意识的分离。由此可见，从关于夜间恐怖的回忆看，其内容实际上是空洞的。夜间恐怖与梦魇的区别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夜间恐怖的内容可以被完全遗忘，因为夜间恐怖出现的时间非常早，当时成为一个人的过程受到了严重威胁。但是，梦魇——恐怖的梦，它具有可回忆的内容——代表了人格中十分严重的紧急状态，而此时，人格已更有能力来处理这种紧急状态；也就是说，人格可以根据一种奇怪的企图来利用人际关系，以证明威胁的性质，或者说，以克服那些与威胁相关的可怕的隔离状态和孤独状态。

你们当中有些人也许可以回忆起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个很令人不悦的梦，它让你从梦中惊醒，但没有让你完全清醒过来；换句话说，它使你从深度睡眠转向了浅度睡眠。如何证明你仍然处于浅度睡眠呢？证据在于，虽然你有醒着的感觉，而且完全拥有随意运动(voluntary motion)的自由——而在深度睡眠中显然是不可能有这种随意运动的自由的——但你仍然无法获得你所了解的现实，以实施你的行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提一下我正好想起来的几个梦的片断。其中一个梦是我在研究精神分裂症时做的，它335可以证明我在实施上帝交给我的这项任务方面存在某些严重的障碍。为了提供这个梦的背景，我需要说一下，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十分厌恶蜘蛛，如果我看到楼梯顶上有一只死蜘蛛的话，就会一点儿爬楼梯的勇气都没有了，而且常常会让我从楼梯上滚下来。当然，如果有人认为，蜘蛛是母亲的象征，而上述情况又正好发生在大约2.5~4岁，那么，他便可能会认为我在压抑对母亲的敌意方面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更愿意说，我不喜欢蜘蛛，我非常讨厌蜘蛛，甚至不愿意从它身旁走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始终对蜘蛛没有任何好感。事实上，我对大多数生物都并不特别厌恶，但我从来都不喜欢蜘蛛以及与之同类的动物，而且恐怕今后我都不会欣赏这种动物。现在，我来谈谈我做过那个的梦。当时，我恰巧刚开始广泛研究精神分裂症，部分原因在于我的志向，但主要原因则是出于偶然；当时，我已经决定从事此项研究，而且所有安排也都令人满意。你们也许都能回想起蜘蛛在草丛里编织出来的几何图形，这种类似几何图形的蜘蛛网在乡村里随处可见。我的梦就是以一系列美丽的几何图形开始的，每股丝线正好位于前面一股丝线和后面一股丝线的中间——真是了不起的织物，顺便说一句，我显然对织物很感兴趣。随后，那个织物的形状变成了像隧道那样的东西，蜘蛛开始趋近它。随着蜘蛛的接近，蜘蛛网变得越来越巨大，越来越可怕。于是，我从梦中惊醒，不停地颤抖，怎么也忘不了那只蜘蛛，它好像变成了床单上的一个黑点，而对此，我完全清楚，如果我在这个时候试图入睡的话，那个黑点就会重新扩展成为一只蜘蛛。因此，我只好反其道而行之，我从床上爬起来，点了一支香烟，抬眼向窗外望去，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然后回过头来检查床单，那个黑点不见了。于是，我得出结论说，此时回去睡觉是安全的了。现在，我无法告诉你们，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只有上帝才知道我的梦境意味着什么；我刚刚告诉你们的只是我回忆起的内容。我正在试图强调一种遗留的感觉(hang-over)，它完全侵入我们的感336知(sensory perception)领域，为了阻止这件事情进一步发展，它意欲把睡眠过程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抹掉，意欲重新界定“我和我的”(me and mine)，意欲重新界定华盛顿(Washington)，等等。幸运的是，在一些人的帮助之下，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并在研究精神分裂症的过程中摆脱了某些障碍。我还可以补充一点，从此以后，蜘蛛消失了，永远地从我的睡眠中消失了——就我所知道的而言。

现在，我们来谈谈另一个梦：曾经有一度，我雇了一个很能干的助手——有些人虽然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正规教育，但他们的天赋和生活经历却使他们有能力去帮助那些心存恐惧之人消除疑虑，我的助手便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没有合适的手段可以让那些惊慌失措的年轻精神分裂症患者解除他们的恐惧，但他以各种方式自然地表现出自己的难能可贵的人格结构，而这种人格结构正是处理精神分裂症患者时所需要的。当时，我对于处理随人格问题而出现的各种风险了解得还不多，这位年轻人很快就成了我的左右手，不，可以说他是我的得力助手。他的座右铭是“只要他们不在年轻时死去就好”(the-good-if-they-do-not-die-young)，鉴于这一信念，他开始对一名由于患有偏执症而极度痛苦的女子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由于我们时刻保持着警觉性(尽管这种警觉性有些盲目)，随着治疗的进展，他开始担心这种关系，便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我。我与他谈了话，也与那名女子谈了话，建议他们把事情暂时搁一下，因为这名女子非常害怕我的助手会跟她分手，害怕他会离开她，而且，我也认为，如果让他们两人的关系合法化，这种担心将会进一步恶化。此外，我也不想让我的助手心烦意乱——他太宝贵了。嗣后，他做了一个梦。你们中间也许有人到过巴尔的摩，见到过罗奇·拉文(Loch Raven)。罗奇·拉文是用钢筋混凝土浇铸而成的大坝，造就了非常美丽的人工湖。这座整体式大坝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堤坝非常高，闸门非常宽。这个梦的地点就在罗奇·拉文大坝的脚下。那里有个岛，很小，遍地见绿——一个可爱的岛屿——这个岛离岸不远，这名助手和我正漫步在岸上，侃侃而谈。他的目光凝视着堤坝，看到他的未婚妻站在堤坝顶部，未婚妻的出现并没有特别分散他的注意力，我们继续交谈着。接着，他发现小岛和湖岸之间的水面一下子开阔337了许多(这个湖岸正是我们刚刚走过的)。我的助手从恐怖中醒来，发现自己已从床上跳下来，正站在照进卧室的月光之中。注97

上面列举的两个例子——我故意不做任何的解释——表明，大量醒着时的活动，也就是我们通常将其与醒着时的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活动实际上变成了睡眠时期的幸存的参照过程，这些过程位居于感知现实的能力之上。因此，当一位精神病医生听到一个患者报告一个梦，而且患者由于与梦相关的不可思议的情绪或恐怖的重现而感到极度不安时，精神病医生就必须假设，他在当时的情境下看到了严重的危险，也就是一个人名义上清醒而实际上不清醒的严重危险；换句话说，精神病医生实际上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了轻度精神分裂症的发作。同样，我们任何人，如果因为做了某种不愉快的梦境而难以断言对醒着时的现实的了解的话，那么，他们实际上已经至少有几分钟的时间生活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了几个小时的世界里。在精神病学实践中，精神病医生的任务是观察人格严重激变所导致的危险，除了聆听和准备在探索潜在内容的过程中听出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之外，还必须有所行动。在这里，除了提示在这种情境里应当做些什么之外，不可能再做更多的事了。不过，我还要说，当患者在报告梦境时，非常焦虑且完全无法控制，并构成对继续进行有益治疗的极大危险时，精神病医生应当立即加以干预。在这情境之下所进行的干预，是医生对患者体验到严重焦虑时所进行之干预的一个特例。因此，我认为，精神病医生应当用与处理其他极其重要之事件同样的方式去处理患者所报告的梦：精神病医生可以将那些看似对患者而言非常重要的陈述反馈给患者，排除那些微不足道的个人细节，澄清混乱、含糊不清的东西338(因为这样才能看出真正有意义的陈述)，然后看一下它是否会让患者产生任何的联想。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在报告生活中所遇到的非常重要的困难时，往往会将同一事情的不同例子都告诉精神病医生，时间可长达六个星期之久。综合这几个例子，精神病医生逐渐弄清楚了，也就是说，他最终可以推测出那个家伙真正想要报告的是什么了。开始时，他还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患者借助安全操作掩盖了有助于精神病医生理解这个议题的东西。尽管患者并没有撒谎，但是他却忽略了有助于精神病医生理解正在报告之内容的要点。精神病医生在确定了患者掩盖的要点并最终理解了他很可能要报告的内容后，便可以说：“你是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而其他人做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对吗？”于是，患者往往会相当焦虑地说“对啊”，这样，精神病医生就有事可干了。我认为，梦境的情况也是如此，只不过它花的时间没有那么长罢了。精神病医生应尽可能弄清楚在患者报告的那个梦里，哪些东西是无关的，哪些东西含糊不清，并呈现他从患者对某个重要问题的戏剧性描述中所听到的东西，然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让你想到了什么？”如果精神病医生善于处理这种问题的话，那么，这种问题往往能够从病人那里引出某种十分重要的东西。

例如，我在治疗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很多个月以后，终于听出了一些资料：患者的母亲在过去的好几年里总是莫名其妙地闷闷不乐，心情压抑。患者的父亲则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这是为了语气上温和一点才这样说的)，我们要理解他父亲的所作所为并不难。不过，他母亲的行为总是会让他感到压抑和烦闷，并以某种含糊不清的方式让他感到很沮丧。后来，这个患者梦见了一架荷兰风车。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画面，一片平整的草地无边无际，地平线上竖立着一架荷兰风车，微风轻轻吹着。突然，他到风车里面去了。在那里，只见四处破败不堪，铁锈就有好几寸厚；很显然，这339架风车已经有多年没有转动了。当患者报告完他的梦，我便成功地从他的报告中整理出了一些重要的细节——这是我所遇到过的为数不多的幸运例子之一。我说：“也就是说，外面看起来很漂亮，充满了生机——里面却是死气沉沉的，破败不堪。这让你想到了什么？”他说：“天哪！我的母亲。”你们看，这便是他的麻烦所在。患者的母亲成了伏都教中的丧尸(zombi)——已经彻底被强加在她头上的生活重担所压垮。她完全就像一台疲惫不堪的留声机，不停地播放着文化方面的陈词滥调，而完全不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他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尽管她还显示出生命的迹象，但其内心的一切都已枯萎。我们获得了相当迅速的进展，对这位母亲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当然，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一直没有讨论这个梦的潜在内容；不过，在心理治疗中，就像我已经开始考虑的那样，治疗师主要专注于让患者受益。

神话：满足很多人需要的梦

个体所回忆起来的梦中的操作类型，无论多么不完善，就其重要性而言，都不仅限于为报告之人的生活模式服务。在这些操作类型中，有些操作类型不仅服务于梦者的某种目的，而且也有助于对那些作为神话而并入文化之中的一般问题的处理。为了理解更高水平的参照过程(我们把这种参照过程称为不完善反应)，最有效的方法很可能是研究意义重大的梦境和神话，这些意义重大的梦境和神话，在好几个世纪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无疑跨越了几个不同的文化时期。正因为如此，我打算提几个这样的神话。我想提醒你们的是，你们将会发现，我在这里所陈述的内容，完全直接涉及事实描述的很少，这是因为我现在正在论述的这些素材都是根据生活中不完善反应过程推断出来的。

在这一点上，我脑子里能够想起来的最为古老的神话是《巴拉姆和他的驴》。最近，我开始接触幸存下来的西方文化史前资料——也就是犹太文化——我对它有所体会，认为值得花点时间去加以研究。我的挚友萨丕尔在长期患重病期间，阅读了用亚拉姆语(Aramaic)写成的《圣经》，从而读到了《巴拉姆和他的驴》这则神话。他向我340详细叙述了这则神话，而这惹恼了我，于是我就作了某种令人不快的评论，这是我平时被惹恼时常有的举动。这则神话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巴拉姆是一个大好人，在当地可以称得上是成功的商人和慷慨的捐助人，但是，他所居住的城市经常受到山上那些“野蛮人”的攻击。由于该城市的居民不想与“野蛮人”过不去，于是就派巴拉姆作为使者前往谈判——就巴拉姆一个人。巴拉姆骑上他的驴朝山里走去。走到一个地方，驴不走了，巴拉姆温和地让驴走，但驴就是不走。巴拉姆动手打了驴，结果，驴开口说话了——这便是梦中或神话中惹恼我的地方——它这样对巴拉姆说：“巴拉姆呀，巴拉姆，你为什么打我呢？一直以来我难道不都是你忠诚的奴仆吗？我什么时候没有满足你，哪怕是最小的要求？当你在我身上增加负担时，我难道还不够忍耐吗？”驴的话让巴拉姆很羞愧；正当他感到羞愧的时候，他眼中的翳障掉了下来，他发现一名天使手执利剑站在他的面前。而这正是驴畏缩不前的真正原因。就像我经常说的那样，这则神话惹恼了我；但是，当我那天傍晚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位犹太学者曾以同样的方式向我描述过他做的一个梦，这实际上是一种有关我们骄傲的自我意识和我们对生活的接触之间关系的陈述。巴拉姆和他的驴，代表的很可能是人类的人格，而人格中只有那个骄傲的追求自尊(self-respect-pursuing)的部分会忽视正在逼近的危险——整个人格不会忽视危险。精神病医生在其工作中会发现无数的例子，这些例子表明，人们总是以某种强烈的狂热去坚持某种对生活的认识，而这会让他们陷入很多麻烦；但是，他们坚持或依附的强度则表明了那头驴——人格中较为深层、古老的部分——知道，这一切并非事实，知道事情并非如此。被患者呈现这些理想的强度吸引的精神病医生，只不过是适应了患者的慢性病而已。如果精神病医生观察到了患者所选择的特定生活道路——注意，患者有时候只是口头上说得好听，他对理想给予了狂热的有意注意，并且通过其他一些人际操作而使它逐渐失效——那么，他341们将会发现，患者是依照一些标准来生活的，这些标准在童年期就被灌输给了他们，而他从其他一些经验中了解到，这些标准并非总是有效。但是，由于患者无法系统地阐述他所知道的内容，因此他只能继续以同样的方式生活。

下面，我想简要地提一下个人神话(personal myths)这个话题，我们中间许多人都拥有这样的神话，当我们感到十分紧张或者觉得足够友善时，便可能被引导着去讲这些神话。例如，我有时候就会讲史塔克家族(Stack family)的神话，它至少会让我感兴趣。注98

现在，我将提及一则神话，这则神话是伟大的音乐天才瓦格纳从欧洲西北部的文化中引进而来的，并把它编进了《尼伯龙根的指环》(Nibelung Ring)，这则神话无疑就是《莱茵黄金》(Rheingold)。“莱茵黄金”代表了可以为人们利用的先验力量。各种天神相当小心地保护着它，以免落入他人之手，因为“莱茵黄金”一旦被盗，它便会赋予盗窃者可怕的力量。此外，我们还应当指出，地母厄达(Erda)曾预言，盗取“莱茵黄金”将带来灭亡。这则神话论证了一种非常普遍的感觉，即在所有时代，在所有人中间，盗取先验力量都将是邪恶的。

由此，我想起了另一则故事，就其起源而言，它要比巴拉姆和他的驴或尼伯龙根的故事与我们更为接近。这则故事便是马克·吐温的《神秘的陌生人》。马克·吐温在完成这部小说以后，决定暂不发表，并明确要求在他生前不可以出版此书。我认为，这部小说的场景取材于一个非常美丽的瑞士村庄，那里的人们世代相处，彼此熟识。那里几乎没有邪恶的东西。在值得尊重的年轻人中间，有一个很好的小伙子，他深受社区居民的喜爱，而且他有许多朋友。有一次，故事的主人公外出散步，沉醉于清晨的自然美景之中，正在这时，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年342轻人——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与我们的主人公一样很有吸引力，他是瑞士美德的化身。我们的主人公请教他的尊姓大名，他说：“我的名字叫撒旦。”这让我们的主人公非常震惊，于是他说：“该不会是那魔鬼撒旦吧？”陌生人回答：“不，不，不是，他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很可能是我的表弟。”于是，他把这个陌生人带到了自己生活的社区。他擅长各项体育运动，同时也十分谦虚；实际上，他的到来，对社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补充。老老少少都钦佩他。

一天，有一个男孩掉进了山间的一条河流，而且被卷进了漩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救他是不可能的了。这时，我们的主人公正好和撒旦一起站在河岸上，他对正在逼近的灾难感到很痛苦，他大声地说道：“为了拯救约翰，我什么都愿意做，即使献出生命，我也在所不惜。”撒旦说：“什么！”我们的主人公回答说：“是的，是的，我将不惜一切代价救他。”撒旦却说：“你愿意去救他吗？”我们的主人公确实这样做了。河流突然间干枯了。当然，那个男孩回到了岸边。接下来，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可怕的难以避免的事情一件紧接一件地出现，得救的男孩接连遭遇一系列灾难，这让社区中的每个人都很紧张，其程度远比男孩跌进漩涡来得强烈。我们的主人公也处于焦虑、恐怖和悲伤之中，但是，他面对逼近的灾难，接二连三表现出他的精神状态，使得他的新朋友撒旦终于充分理解了他想要做的事情。每一次，撒旦都感到很震惊，但他每一次都出面阻止；这种对人类愿望的阻止，通过冗长乏味的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撒旦的行为)不断产生可怕的、恐怖的和无可名状的结果。就像马克·吐温在书中所写的那样，这则神话已经进入了某种衰退期，人们也许不难猜测其原因所在。因为在这则神话所涉及的生活和它所谈到的先验论力量的邪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而且，“莱茵黄金”这个尼伯龙根神话中所说的东西与流传于民间的其他许多神话所说的东西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区别。

让我简要地说一下，神话和梦都代表了相对有效的不完善操作，以便从不可解决的生活问题中解脱出来。在神话中，生活问题常常涉及许多人，而正是这一事实使得神话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了下来，并不断地得以精炼和润饰。而梦对于某个即时情境中的某个个体来说，具有这样一种功能343；但是，只要他记得这个梦，并且就这个梦进行交流，那么，他就是在寻求其他某个人的确认。精神分裂症(即以精神分裂的方式生活)所指的是个体所陷入的这样一种情况，即个体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患上了严重的生活障碍，致使他在大部分醒着的时间里必须用与处理梦—神话同样的方式来处理这种生活障碍。只要在叙述的过程中，叙述者剔除了精神分裂内容、所报告之梦境或者个人神话中某些装饰的成分，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交互确证，那么，梦者、精神分裂症患者或者神话创作者，都会对其生活问题(迄今为止，这些生活问题由于安全操作而一直完全不能被意识到)有某种程度的意识。有鉴于此，这些内容可以在治疗中加以处理；但是，要以下述条件为基础来处理这些内容，即，个体能够通过理智操作将梦或神话转化成具有一致性的有效陈述，那么，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它完全忽略了我们在达成具有一致性的有效陈述之前，是如何取得进展的——以至于我不知道该如何让大家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有人觉得他们应当将梦境或精神分裂内容分析为它所代表的东西，那么，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就好像那个说下面这句话的人的心态，他对一个两岁半的小孩说：“你应当尊敬你的母亲，因为西奈山神曾经对摩西说过：‘尊重你的父亲和母亲。’”实际的与可行的东西是有限制的。我相信，在加强型心理治疗中，报告梦境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要不鼓励患者浪费时间对他的夜间生活进行胡编乱造就行；不过，梦的重要性在于梦者对梦境的模糊处理，对于这些模糊的东西，精神病医生有可能能够将其引导出来，也有可能引导不出来。强迫性观念和精神分裂内容的重要性是一样的，虽然观念所导致的麻烦越少，其内容的重要性也就越小。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精神病医生所处理的是参照操作的类型，它并不是以综合反应模式出现的，而且，按照我的思维方式，如果精神病医生试图以综合反应的模式来呈现这种报告，那么，他只能是自相矛盾。事实上，不是综合反应的模式，也绝不会改变它对于研究工作而言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第二十一章　精神疾病的后期表现：类偏执狂和偏执狂

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未能达到青年后期是对许多失344常的、不适当发展的低自尊人格的最后打击。就时间方面的成熟而言，通常的解决办法是通过贬低他人来掩盖个人在自尊方面的缺陷——这种解决办法是我们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加以运用的。

附属的发展困难

在童年期，偏差就已开始，除非在继后的发展阶段这些偏差得到了矫正，否则便会导致在后来生活中出现灾难性的心理障碍。随着对合作之强调的开始，当儿童没有做到大人所要求的行为时，恐惧的体验就会出现，而且由于羞愧和内疚而引起的复杂焦虑会得到反复灌输。因此，在成人看来，有时候需要对儿童进行惩罚，而且这种惩罚往往采取施加痛苦的方式，还有可能伴随着焦虑。结果，儿童常常不得不对权威情境做出复杂的345区分，以便形成对权威人物隐瞒事实的能力和欺骗权威人物的能力。作为这种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了预防技术和抚慰活动的发展，如口头上的“原谅”，而为了维持“社会距离”，往往伴随技术的演化。

许多儿童都已经认识到，愤怒会使情况愈加恶化，于是，他们采取了怨恨(resentment)的态度来取而代之；怨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隐方面。有时候，怨恨的情绪甚至在童年期也不得不加以掩盖，于是就逐渐导致了一个自我系统过程，这个过程往往会让一个人认识不到自己的怨恨。我想再次讨论一下这样的事实，即向周围某个重要他人表现出对温柔的需要，往往会使这个人处于不利地位，感到焦虑，遭人取笑，等等。而这为对待生活的总体的恶意态度奠定了基础，一旦持有这种生活态度，便会视他人为敌人，可以说，这是童年期所发生的最大灾难，因为它很可能是继后发展阶段获取有益经验的巨大障碍。

在少年时代，对同伴的需要会带来遭排斥的威胁。少年之间在背景、能力、成熟速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这有助于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建立。在这种隔离影响之下，许多少年感到被排斥，并且遭受了自尊感的丧失。大多数人在少年时期都曾有过与同伴之间极为痛苦的经历，对于这种经历，用“害怕排斥”这个术语来形容，恐怕再恰当不过了——所谓“害怕排斥”，指害怕不被他人(这些人是他在学习如何做人的过程中将其当作榜样的人)接纳时所产生的一种恐惧。在这一时期，少年往往也会学习如何贬低他人，并且伴有自尊缺陷的可能性。这种贬低的开端大部分来源于父母所施加的影响，他们一直教育自己的孩子去注意别人的缺点。这种靠打击他人、抬高自己来维持自尊的做法，如果在继后的发展阶段得不到纠正的话，就会产生不幸的结果。在少年时代，这种类型346的安全操作显然会干预个体对个人价值做出正确的评价。由于一个人只能靠指出其他人毫无价值来保护自己的自尊感，而这无法给他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他自己的个人价值；于是，他就会开始想：“我并不像那个家伙那样糟糕。”

但是，每个人都憎恨自己的“弱点”——羞愧感、内疚感、孤独感——尤其是当他信奉超验意志学说时，更是如此。很明显，有许多人深受自主选择幻觉以及伴随这种幻觉而产生的结果，即先验条件内疚和自我谴责之苦；不管人们是否承认，这种超验的要素都是意志的超自然特征。

维持选择性忽视的安全操作

在有些情形下，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些困难往往可以在继后发展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得到矫正。但是，有时候并不能从经验中获益。即使存在着许多实际的机会，但由于各种安全操作干扰了观察和分析，从而也会阻碍个体从经验中获益。

我们已经讨论过选择性忽视这个单调沉闷的奇迹，它不限于任何不适当和不合宜的生活操作，它是一种典型的手段，借助这种手段，我们便不会从那些属于我们特定障碍范围的经验中获益。鉴于对选择性忽视领域的识别是治疗干预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我现在想对那些始于童年期并有助于保持选择性忽视的安全操作进行分类。选择性忽视的领域事实上属347于经验领域，就像巴拉姆的驴一样。因此，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出过的，这些生活困难开始于童年期。

维持选择性忽视的第一个安全操作体现在角色戏剧化之中，个体知道那是假的。换句话说，这些虚假的次级人格在某种程度上显然是假设的。也就是说，一个人表现出的行为模式就好像他是另外一个人，尽管他私下里知道自己并不是另外那个人。即便这种情况常常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也必须忽视自己的错误，以免“自己暴露无遗”。

第二个安全操作的表现是，个体可以采用不完善反应的我—你模式(me-you patterns)注99，这种模式与真实的人际情境相矛盾；在这种情形下，他既不能清楚地认识到其中所涉及的多重“人格”，也认识不到自身的不稳定性。为此，我们现在就来考虑一下这个受到普遍尊重的精神病学术语——“投射”(projection)。

第三个安全操作的表现是，个体可以采用替代过程，其范围从“有意地”谈论某件事(从转变话题的意义上说)到无意地转换非常微妙的“交流心向”(“交流心向”可能会对所谓的“兴奋”状态产生影响，处于“兴奋状态”之中，个体常常会表现出极度的分心，无法长时间将谈话内容集中在某一特定的论题上)，再到高度专注于内隐过程。这种满足愿望的幻想(这是我马上就要讨论的主题)是替代过程的一个例子。专注于内隐过程既可能伴有无法解释的行为，也可能不伴有这样的行为。但是，当用言语来表现这种高度的专注时，这种言语显然是无法交流的。为了说明这些替代过程，我将讨论一下疑病性专注(hypochondriacal preoccupations)和自怜(self-pity)。

最后，还有一些短暂或持久的“人格转化”——请记住，我们在这里把人格界定为个体独特人际关系方面的持久模式。我们已经讨论过童年期的恶意转化，当个体需要温柔时，他便会表现出不愉快的行为。我们在谈论“神游”时，也涉及更为短暂的转化。关于人格的转化，我们还有更多内容要讨论，譬如责备的转化，或者偏执型转化(paranoid transformation)。

猜疑和妒忌

在做进一步的讨论之前，让我们先来区分一下猜疑(jealousy)和妒忌(envy)这两个术语的含义，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随意地将其视为同义词。348但是，猜疑和妒忌所包含的感觉到的成分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而且，猜疑过程和妒忌过程所发生的人际情境也根本不同，这是因为妒忌通常发生在两人团体之中(很可能是一个附属的两人团体)，由一个深受妒忌之苦的人与另一位旁观者组成，而猜疑则往往出现在三人团体或三人以上组成的团体之中。我对妒忌(它在我们的社会中比猜疑更为普遍)的界定是：它属于个人的依恋或属性。妒忌是一种替代活动，在这种替代活动中，个体常常认为他人之所以出现了不幸的结果，是因为对方拥有了某种他所没有的东西，而当妒忌的对象从客体转向另一个人的属性时，它便不再是妒忌了，因为妒忌可以让当事人积极地认识到，与他人相比，自己还不够好。尽管妒忌主要涉及的是一个两人团体情境，但是这两人中间，有一个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神话般的人物。

另一方面，猜疑从不涉及两人团体的情境。它始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痛苦的过程，涉及三人团体或三人以上的团体，其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人可能完全陷入幻想之中。猜疑比妒忌更加强烈，更具破坏性；相反，与妒忌相比，它并不关注自身的某种属性或依恋，它涉及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际领域。有关猜疑的资料很难获得，但它显然常见于青年时期，而且往往与真实的或幻想的情欲事件有关。在这样的情形下，满脑子猜疑的人往往会确信自己在情欲事件中既不合宜，又毫无价值可言，同时，他还确信自己的伴侣和第三者在一起可能比他做得更好。

在恶意情境中，猜疑往往具有妄想的成分。个人往往多少有些暗自变得无法获得可矫正的经验，先是通过遮遮掩掩的过程来矫正，后又通过补充过程来矫正，但所有这些过程都会使得事实变得无效。当备受猜疑折磨之人在三人团体中“看到”另一个人——联系的纽带——正在做着使他妒忌(纯粹出于恶意)的事情时，我们可以恰当地把猜疑称为偏执狂(paranoid)。

“愿望实现的幻想”

现在，我想讨论一下“愿望实现的幻想”，我认为349这种说法迄今仍然十分流行。毫无疑问，人体内部存在着相当有意的内隐过程，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作为这些有意内隐过程的结果，人们在许多情境中，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可以从严重焦虑中派生出某种满足或自由。这与睡眠中所进行的那种过程类型完全不同，与那些醒着时的出神状态也截然不同，当个体处于所谓出神状态时，他不知道自己正在想什么——对此，我们可以用“沉思默想”(brown study)这个术语来形容。在有些情形下，这些持久的有意内隐过程或者沉思过程无疑代表着需要的部分满足。在这些有意内隐过程中，最为简单的过程具有补偿特性，同时伴随着能否意识到(这种意识的范围很广，从模糊到清楚)通过沉思过程来得到满足的感觉得到的需要。但是，这些相当有意的过程也包括一些不很有意的成分。例如，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男子在某次鸡尾酒会上被一个十分迷人的女士断然拒绝了，晚上他回到家里以后，独自喝着闷酒，幻想着一些与遭到迷人女子断然拒绝的冷遇正好相反的情景。甚至在这种简单的具有补偿性质的沉思中，也有证据表明，在沉思过程包含的实际内容中，它们并非主要通过幻想来满足的需要。此外，在许多的所谓“愿望实现的幻想”中，主要的动机力量并不在于满足某种需要，而在于某种与安全感或摆脱焦虑有关的东西。你们也许都经历过这种情况的经典例子，例如，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一次晚会上，有人兴高采烈地对你说了一些很可能会使你感到很为难的话；后来在你驾驶着汽车回家的路上，突然想起了完美的应答之词；遗憾的是，这些应答之词你也只能想想而已，因为晚会的情境已成为历史。由此可见，大量所谓的有意沉思过程的存在，是为了让个体释放敌意，以及其他某种分离的动机，或者说是为了缓解焦虑。当然，以下情况也很常见，在那种更为不悦的人身上，大量所谓的“愿望实现的幻想”，实际上具有非常复杂的补偿特性，它通过各种方式产生自个体较低的自尊和自责。

当患者向精神病医生报告这种“有意幻想”(witting-fantasy)的350沉思过程时，精神病医生应当对这些沉思过程进行仔细的研究，以确定它们在何种程度上“仅仅是”部分的满足，在何种程度上包括了“预见”的要素，换句话说，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属于预期的沉思，以改进个体下次遇到类似情境时的行为。此外，精神病医生还应当确定，沉思中有哪些要素实际上没有为沉思者所理解，以及这些要素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患者相对来说尚未意识到人格方面。注100

习惯性低自尊

现在，我想谈谈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在精神病学文献以及精神病医学家有关“自卑感”的话题中都曾被相当广泛地涉及。我认为，我们可以更为恰当地把这种现象描述为习惯性低自尊(customarily low self-esteem)的体验，也就是说，与重要他人的人格化相比，个人的自我人格化不值一提。所谓低自尊，我并不是指一个发展机会有限的人所表现的实际意义上的自尊，也不是指一个能力有限的人所表现的自尊；相反，低自尊是某些不幸经验所导致的结果。如果一个人习惯性地看低自己，我所谓的联合动机(conjunctive motivation)的表现方面就会被强加上一个很大351的障碍。所谓联合动机，我指的是这样一些冲动，它们往往会对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安全能够得到提高的情境进行整合。有关联合动机最为经典的例子是爱(love)，不论其本身如何罕见，它最为根本的倾向都在于构成对亲密之需要的许多冲动之中。不过，习惯性低自尊会使个体难以表现出联合动机——他会发现自己难以坦然地表现出对另一个人的良好感觉。

具有习惯性低自尊的人可能会通过隐蔽和社会孤立来最大限度地缓解自己的焦虑，也可能通过剥削性的态度和替代过程在人际关系中疏导自己的焦虑和分离动机，或者在分裂过程中将它们表现出来。

隐蔽和社会孤立

许多具有习惯性低自尊的人都会利用各种隐蔽手段来最大限度地缓解自己的焦虑，其中一个极端的手段便是社会孤立(social isolation)。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往往存在某种程度的社会孤立，这是因为这些人无法越出某些规定的领地。我们可以在这样一种人身上看到有关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例子，他通过精心虚构的情节来隐蔽自我，这些虚构的情节后来就真的成为真实的，也就是说，利用该虚构情节的人变得非常习惯于这些情节，对这些情节的表达也非常熟练，以至他本人不再对这些情节持任何的怀疑态度。因此，一般说来，具有习惯性低自尊的人身上往往都存在某种形式或程度的社会孤立，也就是说，他在与其他人接触时有某种程度的限制或规定。

剥削性态度

这些具有习惯性低自尊的人的另一个方面在于，焦虑及其他一些分离的动机——其中有许多，比如憎恨等，是从焦虑中派生出来的——往往通过各种并不非常明显的方式在人际关系中得到疏导。对这些人来说，由于与他人建立合作的，也就是温柔、友好等关系十分困难，因此，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便形成了一种直接的剥削态度(direct exploitative attitude)，这种态度用精神病学的行话来表示就是“被动性依赖”352(passive dependency)。在这里，我们同样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使用这几个词，而应当进一步思考一下，带着这样的东西来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可以肯定的是，自卑的人往往会采取一种相对比较温和的表现方式(如果不认为比重要人物差一点的话，至少给人这样一种感觉)，致使他或多或少会成为他人善意关心的目标。这表明其人际关系技能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有时甚至发展出了卓越的技能——尽管这些人际关系中所涉及的真实动机相对来说可能并不友好。由于低自尊的人长期涉足这些情境，因此这些情境对于所涉及的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有点令人不悦——尤其是当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这样的关系之中，即盛气凌人地对待自己的伙伴，或在伙伴面前表现得飞扬跋扈，已成了他们的安全之源时，更是如此。在那些情境中，被动依赖的人很容易进入其他人的轨道，彼此之间虽有合作，但却得不到任何特定的满足。

使精神病医生更感迷惑的是那种疏导分离性动机的间接的剥削态度(indirect exploitative attitude)，持这种态度的人表面上几乎从不承认自己比别人差。相反，他们会不断地表明自己是可以依赖的人。这让我想起了“来吧”(come-on)这词语：一个人总是表示自己愿意提供什么，但却始终看不到实际的行动。他们无法忍受别人认为他们依赖性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种态度是间接的原因所在；这些人必须采取某些复杂的手段来拯救自己的自尊。在这一点上，最近的文献中已经出现了一种人格与人际关系理论，该理论以受虐狂(masochism)的概念为基础，至少部分如此；现在，我并不想提出其他一些与此相竞争的理论，所谓的受虐狂理论早该进坟墓了——我总是这样希望。我认为，受虐狂这个概念除了有一点模糊的思想之外，很可能就没有别的任何东西了。但是，它却给精神病学思想带来了另一个与其关系十分密切的概念，叫做虐待狂(sadism)。在过去，这两个概念都很简单：既想参与情欲游戏又愿意接受伤害的人，被称为受虐狂；而既想参与情欲游戏又乐意去伤害其性伴侣的人，被称为施虐狂。但353是，细菌一旦滋生，便会到处都是。在我看来，受虐狂最终会还原到这样的程度：当某个人在讲话时，另一个人保持沉默，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受虐狂倾向的表现。不管怎样，生活中都有大量的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强迫，受到羞辱，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随着分析的深入，你会发现，这种事情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而人们所想要的东西就是满足感与摆脱焦虑的安全感。因此，那些所谓的受虐狂实际上是以间接的方式作为交换，为的是让他人做某些对他有用的事情。

间接剥削态度的另一方面可以称为“博取同情”(preying on sympathy)。实际上，这种引导分离动机的方法近似于替代活动，对此，我到后面将会加以讨论，而且事实上，我常常也会感到有些困惑不解。“博取同情”作为一种间接的剥削态度，表现为人际技术的发展，有时候，一个人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或者做了一件令人垂头丧气的事，通过上述人际技术，便会主要表现为不停唠叨，致使他在这样一种障碍之下所付出的努力只能使听众或观众甚感遗憾。这种人往往在打过招呼(例如说“早上好”)之后，便开始跟人喋喋不休地列举一大堆当前的小小不幸和担忧，抱怨这些不幸和担忧摧毁了他们的精神，期望你对他的苦恼表示同情和理解——接下来，他又会去找下一个对象申诉。我认为，这是高度象征水平上的间接剥削；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当然，这种“博取同情”的做法也可能服务于更为实用的目的，那就是捂住你的嘴，让你无法批评那些实际上危害到你利益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间接剥削的态度非常明显。

替代过程

但是，在考虑人际关系的困难时，把这种行为描绘成“博取同情”，并非始终富有意义。例如，行为是否含有任何间接剥削的东西，或者它是不是这一大堆复杂操作(我们称之为替代活动)的组成部分，可能并非不言而喻；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要做出这样的区分尤其困难。354相比于间接剥削的态度，替代活动主要不指向听众或观众；相反，它主要致力于回避与个体自身情境、自身动机等有关的某种意识。当情况确实如此时，明显“博取同情”的做法实际上更多涉及一种先入之见，为了用一个更好的术语来表示，我将它称为“自怜”。这种先入之见实际上属于替代过程的范畴。重要的是，在试图澄清一个人关于自己身上存在何种问题的想法时，要区分两种类型的自怜。它有可能是大量的先入之见——在幻想或谈话中不失为一种消磨时间的非凡技巧，它具有一系列思维，迂回曲折，并伴随着说话者的泪水，他一边流泪一边诉说命运对他的不公。或者，在某个相对有限的领域内，它有可能只是某些情境的一种伴随情况。具有大量先入之见的人——这是我在治疗中最易失败的一个领域——几乎遭遇了所有让他们感到自己比别人差的人际情境；他们通过寻找所有可以利用的东西，来建立某种内隐过程或会话过程，并利用这一过程来说明诉说者是一个总是愁眉苦脸、非常不愉快的人。但是，在另一个类型的自怜中，尽管从先入之见磨灭了某些对自尊而言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个意义上说，先入之见具有替代性，但是，它存在于某个特定的背景之中，而且并不代表某种十分不幸的生活方式。例如，我有时候会说，同时也深切地感觉到，我的讲课进展得并不理想，或者说并不清晰，原因在于我太累了。不管怎样，关于某人不幸的先入之见(它代表着对某些令人心烦意乱的东西的纯粹替代)都是非常多的。但是，精神病医生的工作在于：当一种先入之见出现时，他应该去确定它是剥削性的还是替代性的——要弄清楚他是否被置于要为对方做些什么的境地，并将其简要地表达出来，或者这是不是对方要摆脱他的过程。换句话说，替代过程主要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或回避焦虑，而剥削的技术则是用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同时，355他又觉得光靠自己的表面价值无法获得这些东西)的方法。

自怜的这个要素属于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替代活动的范畴，也就是怀着妒忌之心的处事行为。妒忌很可能并不是一种自怜，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是一种替代活动。妒忌产生于各种情境，在这些情境中，一个具有习惯性低自尊的人往往会受到干扰。不过，它也让个体避免了各种令人厌恶的比较(这些比较完全无益于提高他的自尊)。

现在，除了我已提到过的那些先入之见之外，还存在疑病性的先入之见，它是替代活动的一个领域，通常情况下，这个领域会引导焦虑和其他一些不友好的或分离的动机，这些动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低自尊的人所具有的特征——尽管它们有时候也有可能为联合冲动服务。疑病性先入之见是一个传统的术语，意指一个人极大地关注自己的健康或自身躯体器官某个部分的运作情况，它们不是博取同情的手段；奇怪的是，有些人只在他人表现出强烈的友好动机时才出现疑病性先入之见。这些先入之见是一组十分独特的替代活动，只有在一个人将自己人格化为习惯性地遭遇障碍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当然，也不能把这种先入之见理解成一个人只关心自己的健康，如担心自己是不是感冒了，等等；事实上，它们要特殊得多。例如，我认识一个非常杰出的人，他经常外出旅行，每次都会随身带着一只大小合适的箱子，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药品，如果哪位乡村医生看到他竟然能够对各种疾病的防备做到这种程度，一定会感到无地自容的。至于我，不用说，我也认为他这样做很浪费，因为我有时候也实在不理解我的那个朋友为了应对不测，竟会做如此充分的准备，他不仅带有治疗天花的药品，还有避孕药；而且，他还带了所有治疗他曾患过的各种大小疾病的药物。顺便说一句，他是一个十分讲究效率的人；我喜欢作这样的思考：如果他不去实施这些很危险的替代活动的话，那么，他会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是，一次又一次，每当我感到厌烦时，就会看到他突然变得很专注，356然后匆匆离我而去。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是想回家去对付某种所谓的“疾病”，因为他觉得，在我感到厌烦的情境里，他那些所谓“疾病”的征象就会开始活跃起来。不过，我的朋友是一个特例，因为一般情况下，患有疑病症的人不会表现出非凡的天赋、广泛的兴趣，或者诸如此类的现象。另一方面，他十分关注自己的脉搏和心率，把它看做自己心脏是否出现严重问题的证据。有时，他可能也会十分关注自己的消化情况，在我看来，这种关注要普遍得多。此外——我不确定这一点是否常见——他还非常关注自己泌尿生殖系统的感觉或感觉缺失。

因此，在这些深刻而又专注的先入之见中，个体实际上丧失了接触外界事物的机会，其意识的参照过程过分地集中于细小的征象(这里所谓的征象是指人体组织某个地方进行着的某种现象)。或许，我只要提供一个例子，便可以澄清我在这里所讨论的内容。例如，许多年轻人有着非常不幸的经历，他们在社交方面极度孤立，已迈入精神分裂的病程，他们对自己的生殖器十分敏感，常常表现出某种类型的疑病性先入之见。这种先入之见具有下列性质：当他紧张时，他的膀胱壁就会紧张，从而对尿道括约肌形成较强的压力。如果在那个时候分散他的注意力，按照一般的模式，他的括约肌就可能会松弛下来。尿液就会从膀胱里面排出，进入前列腺尿道，产生一种排尿的迫切感。但是，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具有特定类型的疑病症患者身上(他怀疑自己的生殖器有病)，上述一系列生理反应就不一定能完成。尽管尿液从膀胱进入前列腺尿道，但由于那个人处在了一种新的紧张状态之中，结果分散了需要排尿的注意力。过了一会儿，这个人开始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这种在他看来非常可怕的经验之中，他觉得有精液从尿道口泄出；事实上，他可能真的对阴茎进行过检查，可能会看到一些湿润的物质黏附在阴茎的尿道口上。在他看来，这就是他丧失活力的357证据——因为精液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太过分心、太多专注，以至于注意不到自己的排尿行为。现在，这种情形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它真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个人经常处于焦虑状态之中，担心由于精液的流失而丧失活力；无论何时，只要他在与别人接触时或思想上稍有分心，便可能散失活力，因为思想上的分心会导致内部括约肌的松弛；于是随着尿液进入前列腺尿道，又会引发那种深刻的先入之见，认为精液的流失将会丧失活力。这是疑病症的一个例子。我对它十分感兴趣，以至于不厌其烦地去计算它的发生频率。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与其他一些疑病症的例子相比，上述病例在结构上并不复杂，但它实际上却占据了那些垂头丧气的人们所有醒着的时间。

现在，我想讨论一个特例，在这个特例中，社会性孤立状态与疑病性先入之见结合到了一起(后者是自我系统中分裂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记住，除了分裂的动机系统以外——这里的所谓分裂，意指与意识内的表征完全割裂——还有一个包含分裂过程的复杂系统，它维持着这种分裂。换句话说，一个人的自我系统中如果不具备大量的预防装置，以避免任何突如其来的分裂的冲突，那么，他便会去维持分裂。通常情况下，这些疑病性兴趣是分裂系统的组成部分，个体总会预期这些兴趣会变得很极端且具有吸引力，此时，人际关系的现实会使得分裂中的某些东西变得活跃起来。这种情况在我刚才提到的那群年轻人中可以得到证实。对于这些经典的情况，漫不经心的精神病医生可能会说患者“受阻了”。换句话说，当精神病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谈话进入这样一个领域，即这个领域可能会由于某次偶发事件而引发了患者身上的358分裂倾向时，患者便深深地专注于这样的事实：他现在正在丧失一些活力。但是，由于这种想法始终与不可思议的情绪联系在一起，因此患者不可能向精神病医生说明这一情况。无论如何，患者都会觉得这与他正在谈论的事情完全无关。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一种不悦的情绪，而且具有一种先入之见的力量，致使他完全遗忘了正在谈论的东西。于是，精神病医生不得不从头开始，如果医生和患者再次到了第一次出现“受阻”的地方，受阻的情况很可能就会再次出现。当然，医生和患者要想到达这个受阻的地方是不大可能的，因为病人已经受到警告，只要一从头开始，病人就已受阻了。

“受人利用”

现在，我要讨论的问题乍一看与我刚才讨论的内容相距甚远，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我将要描述的这种经验通常被称为“受人利用”。这很可能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经验，而且，在有些人的经验里，它非常悲伤，而且经常发生。例如，有些关于这种经验的不那么重要的包括在房地产领域里上当受骗或受到欺诈。但是，我在这里所关注的是那些只有当某个人利用你时才会发生的情形，这个人所采取的方法是先引导你暴露弱点；一旦你暴露了弱点，他就会取笑你，或者幻想着你正遭人取笑，从而让你产生一种羞辱感。我确信，你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至少可以回忆起这样一个人，他曾在你过去的生活里，为某种恶意的预谋所驱使，时而诱使你做某事或说某事，然后因为你所说的或做的来取笑你。在成年人的生活中，你有时候也会发现自己陷入了这样的境地；但现在，你也许能够做到十分沉着冷静，谨慎行事，并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以至于你越是这样，便越可能遵循早期的模式，即越怀疑别人是否在捉弄你；至少那是常见的衰减。

有关真实或幻想的取笑的讨论似乎是讨论“投射”的一个好起点。当我们359不确定人们究竟是钦佩我们还是取笑我们时，我们可能会难以对这一情境和“投射”的通常含义之间做出区分。不过，我想先评论一下“投射”这个术语的广泛用法。一开始，我们在一切人际关系方面都有投射。我们试图预见活动，我们会把该活动预见为某个具体的人的活动，这种预见本身便是一种投射。由此可见，预见常常被用于这样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中，你会全身心地投入，并且认为把你引入这一情境的人此时会高兴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人。但是，“投射”这个术语(就像它在精神病学中的通常用法)似乎意味着——如果它确实意味着什么的话——我们投射了错误的东西。例如，当我对你抱有好感时，你却将恶意、憎恨和蔑视投射于我！正如我们好言劝诫酒鬼时所遭遇的情形那样。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预见的程度可以是良好的、适当的和合宜的，也可以是不良的、不适当的，这两种情况因人而异，也视情境的不同而不同，它取决于在个体身上起作用的动机情结、对方身上的动机情结、个体是否疲劳以及个体近期的状态等。我已经说过，长期低自尊的人总是预期别人不会给他有利的评价，而且，我认为，投射的机制并不能说明许多事件的原因。

分裂的失败

现在，我想考虑一种特别重要的情境，它在那些长期低自尊且一直被利用的人身上作为一种特例而产生。而且，它是一种情境，在该情境中所揭示出来的弱点实际上也包含了人格分裂系统的某些证据。在这些例子中，一个人被引导着暴露出弱点的经验——不论是短暂的还是长久的——往往伴随着某种程度的不可思议情绪，即敬畏、畏惧、厌恶和恐怖。这些情绪在许多方面都近似于个体人格中所表现出来的分裂成分，除非他陷入了某种精神分裂症的白日梦状态。因此，这些情形既可能是意识领域内人格之“非360我”方面的短暂表征，也可能是意识领域内人格之“非我”方面的持久表征，对此，我几乎很难说它通常是人格化的，但在某些不幸的情况下它有可能已成为人格化的。正如我在前面曾简要提出的，这些情境可能伴随着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出现强烈的迷恋，也就是说，个体尽管出现了一些可怕的感觉，但似乎依然无法回避那个曾经利用过他的让人不愉快的人；另一种情况则是出现厌恶的情绪，这是一种极端的回避态度，伴随着不可思议的感觉，而且这些感觉十分有力、强烈，以至个体处在了不悦的状态，并怀疑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这一特定事件变得如此令人反感——就其本身而言，它是对一个人自我知觉的不愉快的补充。不然，这些情境就有可能伴随着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怀疑(awful suspicion)，个体借此开始真正地建立起可能性——或者不大可能——的结构，从而变得越发不可思议了。

在这里，我们开始涉及猜疑这种体验。猜疑可能既不是特别地不可思议，也可能如传统的精神病医生所说，是一种“妄想性猜疑”。一般说来，它的表现形式由其发生时分裂系统参与的程度来决定。也就是说，根据我与患者相处的经验来看，不可思议的情绪对猜疑的影响，视分裂系统卷入的程度而定。一个人的情绪越是不可思议——越是带有病态性质——他的猜疑就越明显，所涉及三个人中的一个或两个的入迷程度也就会被证明越强烈。这种入迷的特征是自我系统用来对付分裂动机的一种防御所具有的复杂功能；只要这种防御强而有力，分裂的畸变就会非常明显。

除了幻想、明显的厌恶以及可怕的怀疑之外，下一个阶段便是我所谓的成熟的“土著”思想(full-fledged “autochthonous” ideas)——一个人带着不悦的心情暴露出自己那些与分裂系统有关的弱点。这个冗长乏味的旧时词组指的是一种思维内容(即心中的某件事)，它似乎来自外部，由外界的力量置于观念之中，也就是说，一个人没有归属感或父母身份的感觉。因此，当自我系统将分裂动机系统361的明显证据排除出意识——该动机系统的分裂，由某些外来的、不可思议的思想或想法在意识中反映出来——它们便与自我没有了任何关系。它们除了表现为一种妥协之外，确实与一个人自身没有任何关系。

这种不悦过程的下一步便是幻觉(hallucinations)的发生，其惊人的发生频率是可见的。幻觉的发生不仅意味着一个人心中存在某种东西(这种东西看似外来的，是从外部强加的)，而且还意味着一个人体验到了某些不可思议的事件——他听到了某些东西，这些东西通常带有强烈的敬畏、惧怕、恐怖或厌恶的情感色彩。据我所知，幻觉是各种有效经验的象征，除了它具有不可思议性之外，幻觉是否需要外部的来源都毫无关系——事实上，这是精神病学争论中最乏味的主题之一。

人格的偏执狂转化

尽管幻觉并不必然引发精神分裂症的发作，但它们确实常常会这样。现在，我想简要地讨论一下当精神分裂症发作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精神分裂症发作之后，往往就会出现——而且往往非常迅速——我所谓的“人格的偏执狂转化”。在这些情境中，要想维持个体人格中先前分裂倾向方面的合理分裂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从人格化自我方面看，这种人格现在仍然是分离的)。结果，那个分裂的东西，即那个在某种意义上与“非我”相关的东西，现在显然人格化为了“非我”，也就是说，人格化为了他者(others)。这个他者也带着谴责，谴责先前将个人潜能中不可容忍的方面保存在分裂之中的做法。

现在，在转化开始时，一个人所拥有的唯一印象是他处于恐怖以及那种使人感到威胁的不可思议之情绪的控制之下。不过，如果他没有完全被这个过程所压垮，那么，他便可以相当迅速地构建出“恶人”的人格化。而且，在人格化这个特定恶人的过程中，转化开始迅速启动，因为它在有一个方面特别362成功：它开始在他人身上——包括他周围的人和他的敌人——强加那些在他自己身上明确被说成缺陷、过失、缺点等的东西。因此，随着这个过程的继续，他开始洗手，意欲洗去自己人格中所有真实的和幻想的不幸方面(迄今为止，他为那些不幸方面伤透了脑筋)。在这些情况下，不用说，他已进入一种相当难以补救的状态——用分类学术语表示，就是一种偏执狂状态。如果说精神分裂症的序曲难以察觉——我要补充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可能以某些带有不祥之兆的方式进行——那么，偏执狂状态的最初表现便与我所谓的“突然开窍”(illumination)有着一种奇妙的关系。在极其不幸的情境中，这些所谓的“突然开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会发生在个体实际面临的真实情境中，而对于这种情境，他先前曾予以了选择性忽视，为的是能更好地获得定向。不过，比起幸运的定向来，更为常见的是来势凶猛的人格偏执狂转化——谴责的转化——在这种转化中，个体突然“明白了一切”。这个过程的开端，实际上是突然顿悟到某种怀疑，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恐怖。在突然的顿悟出现之前，怀疑可能已经萦绕在个体心头，并带有一点不可思议的特征；但是，随着这种顿悟的产生，个体开始生活在一个“非我”已经被人格化的世界中，并积极主动地关注自己的弱点。

那么，把所有这些联系在一起的是，在有些人身上存在着疑病性先入之见与偏执狂人际关系的相互交织和轮番替代的情况。强烈的疑病症通常会导致灾难，即从精神分裂症中出现了偏执狂转化。有时候，在以这种偏执的方式生活的过程中，也可能存在一种退缩(如害怕敌人、担心阴谋等)，这种退缩符合关于身体机能失调的先入之见——认为引起灾难的事件正在发生。注101 这种轮番交替——我们中有许多人都遇到过，363因为它不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在提出构成“非我”概念结构之基础的现实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想，通过提及我曾治疗过并且我觉得可能意味着最终康复了的唯一一个偏执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我可以对疑病症和偏执狂之间相互交织的过程作些说明。那个患者是一个男孩，他曾患上了十分严重的偏执狂精神分裂症，经过治疗后开始痊愈，但仍抱怨他的喉咙不舒服。他的喉咙让他感到非常痛苦。虽然没有发现任何表明喉咙病变的征象，但他还是十分关注自己的喉咙，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把这个男孩带到了一名喉科医生那里，这名医生不仅业务精湛，而且非常关注精神病学方面的问题。他对男孩的喉咙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并给了他一本精美的解剖学教科书看，让他知道自己的喉咙与彩色解剖图上的图画完全一致。离开时，这个男孩深为感动；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冒险。当我再次见到这个男孩时，他径直走进我的办公室，并且说：“医生，你看，我现在一点都不在乎是什么东西使我的喉咙疼痛了；我已经把某种东西分离出来了。”

第四部分　走向一种大众精神病学

第二十二章　走向一种大众精神病学

精神病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就我们的367目的而言，还必须给它下个定义。有一种关于精神病学的含义使它成了一种关于精神障碍治疗及预防的艺术，或经验实践的一部分。不过，关于精神病学的这种含义与我们在这里的主题毫不相干。正如这里将要讨论的一样，精神病学是一门科学及其相关的技术。精神病学这门科学在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得到了滋养，在医院和诊所的环境中得到了成长，但是，这种科学只不过是一种像西欧的地理科学一样的精神疾病科学。

精神病患者是生活在或多或少比较一致的文化中的特殊群体。精神病学这门科学是从关注有精神障碍之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自然而然会成为一种在既定社会制度中盛行之条件下的生活科学。我相信，虽然这种说法完全不言自明，但它并不意味着某一位特定的精神病科学家需要关注社会中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

一位物理学家可能会把他在科学方面的所有努力都集中于自古以来称之为“光”的特定方面，而且，他的这种做法还很有用。只要他所发现的结果是有效的物理现象，那么，他的结果在整个物理学领域都会很有意义。例如，他所发现的结果在波动领域可能比在引力领域具有更为丰富的意义；但是，人们在此处也许会想起对爱因斯坦预期的确证，即光在穿过引力场时会“弯曲”。

在我看来，精神病学这门普通科学所涵盖的领域与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必须将科学精神病学定368义为是关于人际关系的研究，并最终需要使用一种我们现在称之为场论(field theory)的概念框架。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人格被视为是有前提的。可以进行研究的是过程的模式，这些过程的模式是特定周期性情境或场中人格互动的特征，而这些情境或场中也“包括”观察者。由于任何一个参与观察的人只能研究一定数量的情境或场，而这有限的情境或场绝不能代表人类生活整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因此，他便无法揭示自己的所有人格，而且，“他对自己的了解”也将由于界定不清的因素或实际上没有注意到的因素而始终有点不完整，且带有各种偶然性。他对“他人”所作的概括也必然甚至更为不完整，更具偶然性。

观察者(即，收集精神病学数据过程中用到的一种装置)因此可以被视为仅仅是一种在理解上并不完善的工具，运用这种工具所得到的一些结果可能具有一定的误导性。这个结论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来禁止发展一种科学的精神病学， 更谈不上一种适用于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的精神病学了。它无疑会禁止对精神病学的当前状态产生任何自负的态度，但是，人们很可能已经注意到，每一门科学一直以来——而且，不那么明显的是，至今依然——都处于相同的境地。人们也可能注意到，即便对内燃机的原理一窍不通，也不会妨碍一个人很专业地驾驶汽车，尽管如果一个人匆忙之中误用易爆物来代替汽油，则他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

现在，我试图在一般精神病学的领域内确定一个位置，由此出发，我将着手对世界的图景作一临时性的合理概括。人们能够观察和分析的事物，最终都将变成一个关于紧张和能量转化的问题，后者中有很多都是明显的行动(actions)，但是，正如我们所说，也有不少是在内心进行的模糊的活动。

任何人只要审视一下自己的过去便可以发现，令人真正感到吃惊的是，构成其生活的紧张模式和能量转化模式，实际上是他在一个369具有特定期望的社会里接受生活教育的问题。如果他聪明的话，他也能注意到他的教育者的期望中所存在的一些不合宜的成分；他发现，对于在他业已介入的团体中生活，他还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

如果他具有哲学的倾向和历史的头脑，那么，他便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缺乏充分准备这一要素，正是处于每一个扩展世界联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加速社会变革的时期的人们的特征。

如果他对精神病学感兴趣，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将开始考虑预见在决定能量转化的适当性和合宜性，以及他相对于情境(在这些情境中，他发现自己已经与重要他人紧密联系到了一起)的真实需要而做出之外显活动和内隐活动方面的作用。

在这里，我想略微谈一谈我所认为的人类特征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也就是人们常常说到但阐释得有些模糊的抱负、预期和期望的重要性，这些抱负、预期、期望可以用一个词语来概括，这个词语就是预见，它的显著影响在于使得不久的将来成为解释人类事件中的一个完全真实的因素。我希望，你们不要认为我在这里所介绍的显然是一些目的论的东西：我要说的是，环境并不干预一个人带着他的过去、现在和不久的将来生活，所有这一切在解释他的思维和行动方面都显然是相关的；不久的将来(near future)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遥远的未来则就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请注意，我说过“环境并不干预”这样的话。这句话来自于对干预的研究，干预通常会减弱或者说改变预见的功能性活动，使得人性随着与他人的交往而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

我们假设，一切生物紧张都来自有机体整个空间范围“内部”以及/或者“外部”的事件进程。人类的紧张也不例外，但是，有一种人类紧张——一种非常重要的紧张——紧随某种特定的事件而来，对于这些事件的体验，几乎可以说是人类所特有的。

正因为这一个重要的例外，我们便可以认为，紧张是特定能量转化的需要(这些能量转化可以驱散紧张)，期间通常伴随着一种“心理状态”的改变(即，一种意识的改变)，对此，我们可以用满足370(satisfaction)这个综合的术语来加以概括。

因此，对于特殊的紧张来说，可以感觉到的成分[我们称之为饥饿(hunger)]，可以通过包括取食在内的活动而得到愉悦的满足。我们的饥饿并不是紧张，紧张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心理状态”或意识中的一种现象，从任何简单的时空意义上说，它也不完全是我们的“内部活动”。但是，出于实用的目的，我通常可以相信这种特定的“心理状态”，以完美地符合我对食物的需要，并“决定去吃东西”或者“决定去吃晚饭”，或者意识中会出现其他某种“想法”，这种想法听起来就好像是有一种被称之为“我”(I)的东西正指示某种其他东西[也就是“我自己”(myself)]为“我的饥饿”做点什么事情，同时我还相当肯定，当这一操作完成以后，我将感到更加舒适。

不论“一个人的头脑中”可能出现什么样的盛况或情形，对食物的需要总是会回溯至过去产生这种需要的情形，而且，在此基础上，其可以感觉到的成分就可以说是具有“意义的”，此外，它还会延伸至未来，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某个适当的环境中，它的紧张会通过某种恰当的行动而得以缓解。

我们像其他许多生物一样，也拥有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话)反复发生的需要——甚至还包括反复发生的想与他人接触的需要(这种需要常常被人感觉为是孤独)，这种需要在群居动物中也会出现。

对于其他大量单一的反复发生的紧张，把握其本质的话，对于理解人类生活来说十分基本，当然，这很可能仅限于人类以及人类驯养的动物。它不仅产生于与维持生存和繁殖物种有直接联系之物理化学事件和生物事件的影响， 而且也产生自人的影响。这种紧张可以感觉得到的组成成分包括焦虑的体验；回避或缓解这些紧张的活动，都会被体验为连续的或增强的自重或自尊，它显然不同于平常所说的“自我满足”的含义。所有促成自尊371变化的因素，除了人类生来就具有的焦虑能力外，完全是一个关于过去人际经验、既定人际情境以及对未来将发生之事的预见的问题。

根据人际活动的方式，我可以想到的是，个体的焦虑是被训练出来的，这样的话，只要个体预见这种活动会发生，他就会感到焦虑，而且，只要这种活动发生，他的自尊就会降低。这种紧张积聚的领域是个体在重要他人手中接受生活训练的领域，也是他能够某种程度上对这些训练经验进行综合的领域。

在某些生物事件发生之前，个体不可能接受其他人的训练；也就是说，在适当的能力成熟之前，个体是不可能接受其他人的训练的。在此之前施加的训练，显然不同于“有意的”训练，而且，如果它们真的具有效果的话，也只能是对受害者的未来发展施加非常不幸的影响而已。注102 这种生物学上规定的能力的成熟顺序构成了目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人类发展阶段(婴儿期、童年期、少年时代、前青年期、青年早期、青年晚期、成年期)……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发展阶段这一观念的含义。当能力成熟时(而且也只有当能力成熟时)，一种有价值的经验才会随之发生。如果能力没有成熟，如果这种经验显然不适于提供与他人一起生活的能力，那么，在这一特定的发展水平上，未来建立适当的、合宜的人际关系的可能性显然会降低，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可能性的降低与能力的形式有关，这些能力在这一特定阶段的有利环境条件下通常会发展起来。

从这一观点看，不仅较早的发展阶段，而且每个发展阶段，就其本身而言，都同样重要；也就是说，就人际关系发展的可能性而言，在完整意义的人类世界上从出生朝着生活的成熟能力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每个发展阶段都同样重要。通常情况下，这样一种说法是对的，即童年期所出现的372严重失常情况，会严重干扰随后少年时代的事件进程，使得与同伴一起生活，以及在学校及其他非家庭成员权威之下生活的建设性影响明显缺乏。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也经常发生，即始于童年期的严重失常，会在少年早期由于好运而获得了纠正，因此，这种失常所残留的痕迹只有在诸如“情绪紧张”、过度“疲劳”、缺氧血症、低血糖、酗酒以及相关的“去脑”(decerebration)等情况下才能观察到。注103

在密集的、有指导的心理治疗进程中，我们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观察到一种凝练的、相对具有替代性的对发展经验的不足所进行的补救，这似乎是一种巩固患者人际关系方面的有利变化的成功方法。

这样一来，在前青年期没有得到纠正的不幸，会使一个人一生中在与重要的同性打交道时，处于不利的境地。当通过与患者“一起”的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这种不适的模式变得非常清楚时，病人的前青年期往往就会来得晚，且很短暂。先前有所保留的接触将深入发展成非常友好的友谊；“交到好朋友”而产生的满足感和安全感，对患者来说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他当前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促进交到好朋友。与此同时，医患关系中的强烈动机处于中止的状态，就好像他对这一工作已经失去了任何特别的兴趣。很快，这种对“外部”的依附就会失去强度，一个朝着有利方向改变的患者会再次与精神病医生一起努力，去查找有关他目前正在慢慢恢复的无能的细枝末节。

这就说明了我所说的三种人中的同性恋者的含义：这三种人我们可以分别称其为自恋者、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对于他们在人际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场力量模式，我们可以恰当地分别称之为不爱人、爱上一个同性的人、爱上一个异性的人。爱的能力是生殖行为和性行为模式中的一个因素；不过它只是三个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中的一个因素(要想“弄清楚”这个方面所发生的事情，就必须考虑这三个因素)。在我们的文化中，许多人在青373春期来临之前就已经表现出爱的能力。但是，还有很多人在某种相对活跃的性生活确立之后很久才逐渐发展出爱的能力。

就我当前的目的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引入人际关系领域中一个“治疗”过程的例子来加以论证。它来自对心理治疗中“成功”和“失败”的长时间考虑——以及对增加“成功”比例、加速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的考虑——由此，我开始逐渐地确信，我们可以依赖每一个人朝着更加适当、更加合宜的生活方式前进的驱力；简言之，我们可以依赖每一个人朝着改善心理健康状况的方向前进的内驱力，如果预见未来能力的提高，能够提供一个令人满足的美好前景的话。当一个人因患精神障碍而住院，致使“脱离正常生活”好几年时，当一个人上了年纪，或者当一个人似乎面临着不得不放弃目前生活(不管这种生活有多混乱)所提供之声望和收入的前景时，上述如果便起了大作用。

在提高与重要他人相处之能力方面经常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这种困难并非源于倾向的缺乏，而是由于其他某种东西而引发；不管生活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这种东西都表现为生活中的一种平衡因素，也就是，人格内广泛的经验组织，我将这种东西称为自我系统。

我认为，如果说严重扰乱平衡状态的任何东西(即，倾向于给某个与人相处之确定模式带来根本改变的任何事件)会引起焦虑的紧张，并唤起缓解这种紧张的活动，那么，这种说法将满足我当前的目的。这种紧张以及减轻或缓解这种紧张所需的活动——我们称之为安全操作，之所以这样称谓，是因为可以这样说，它们致力于在一个人与他人相处时所表现出来的尊严中维持一种安全感——总是会干扰任何其他碰巧同时出现的紧张和能量转化。

我们这样说绝不是否认安全操作的效用。安全操作在保护个体的自尊方面通常十分成功。如果没有安全操作，那么，生活在这样一个越来越支离374破碎的社会组织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将会是非常困难或者不可能的。我们(尤其是美国的民众)在设计和传播适当的替代物来取代当前无处不在的安全过程之前，便很可能因为丧失安全操作而使自己难以生存下去。

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只要在年轻人为生活做准备的过程中，过去比合理预见的未来更为重要，焦虑和安全操作就会成为人类生活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今天，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运用这一不可或缺的工具时，安全操作成了一个阻止个体发展和人类进步的车闸——或许我可以用它们中比较特殊的一种来加以说明，它是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的。

在这个例子中，我将提及所谓的选择性忽视过程，它事实上与单纯的疏忽、忽略十分不同。通过选择性忽视，我们会对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所做的以及所说的大量真实存在的事物不予承认，这不是因为我们与他人相互作用的区域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推论分析的过程遭到了自我系统的抵制。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予以选择性忽视之事物的含义，将会使得一个业已确定的处理人际情境的模式发生根本的改变，将会使我们要么更有能力，要么能力更差，但是，不论何种情况，它肯定不同于现在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对于大量选择性忽视的事件进行仔细的观察和分析，将会扩展自我系统，自我系统通常控制着意识的内容和参照过程的范围(这种参照过程在与他人沟通的过程中十分有用)。选择性忽视这一经常重复发生的奇怪现象，就解释了我们在无数带有偏见的言语表达中所持有的信念(那就是关于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文饰作用”)，还部分地解释了波旁王朝家庭成员(the Bourbou)注104的人物特征，他从不忘记任何事情，也从不记住任何事情。

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奇的事物到了一定程度总会引发一种分离的力量，其可以感觉到的成分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害怕，但其他大量具有启发性的观察(它们并不具有威吓性质的新奇性和差异)，却完375全没有告诉我们关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情况，其原因就在于自我系统的平衡性影响——形状各异的树木往往能反映其枝丫在发展年月中弯曲的方式。

精神病学理论超出了我们熟悉的范围，它属于“外国人”的世界，“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相异，从而引起一种明显的区别，即害怕和焦虑的各种表现与自我系统的活动之间的区别，尤其是那些非理性的讨厌、厌恶和反感，以及当今普遍存在的对他人的不信任。

当前的理论使得憎恨成了人际情境的一种特征，在这种情境中，当事人一次又一次地经常“引发彼此的焦虑”，并且“无法离开这一情境”，因为有一些联结力量把它们结合到了一起。如果联结的力量完全在意识之外起作用，那么，不可思议的迷恋(有时候是厌恶或反感)就可能会出现。如果整合的力量不是十分强烈，如果情境“不是非常重要”，那么，“或多或少具有一些隐蔽性的”、“实际上并不合理的”讨厌和不信任的轻微表现形式就会显露出来。所谓“实际上并不合理的”指的是一种关于讨厌或不信任的有效陈述无法得到系统的阐述。不愉悦的“情绪”产生自某种事物，而不是产生自个体很容易就可以获得的对于情境的认识。

让我们根据一些完全未经加工的例子来说明这些术语的含义。一对恋人若显然是为了相互利用而结婚，那么，双方的朋友都会越来越不舒服地注意到，这两个人在朋友面前似乎越来越多地相互羞辱对方。这个例子就说明了一种日益增加的憎恨的整合。

另一个例子：一位母亲从护士手里接过了照料她第一个孩子的工作，她感到心烦意乱——头晕，脸色苍白，颤抖得厉害，而且全身淌汗——原因在于，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弄脏了的尿布。显然，她正在经历一种不可思议的厌恶情绪，这主要是她的生活训练问题。

还有一位母亲，她发现，她15个月大的孩子正抓着明显“勃起的”生殖器。为此，她内心充满了颤抖的“情绪”，这种情绪与许多人第一次想376到女巫安息日、 伏都教仪式或其他民间流传的人格化了的性罪恶(Sexual Evil)时产生的迷恋和恐惧有关。顺便说一句，上述那个婴儿由于共情而充满了最原始的焦虑，其惊呆的程度就像头上被榔头敲了一下一样；但是，如果那位母亲的“反应”由于习惯或“洞见”而没有改变的话，那么，随着孩子逐渐地进入少年时期，他将表现出原始的生殖器恐惧症——“触摸自己的生殖器”，或者想到“触摸自己的生殖器”，就会感到非常厌恶；并且常常会充满活力地(如果有点冷淡的话)希望，自己可以被别人“触摸”，进而很可能希望“触摸”他人；在经历了实际的经验之后，他便会开始“讨厌”和回避他们，或者更为不幸的是，在经历了一系列“冲突”反复之后，令人不安的厌恶感不断地加深。

或许，现在我可以进入本章的主题了；也就是说，虽然现在没有哪个人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对每个人在每一个地方的基本“生活事实”进行意义重大的探索，但在这方面还是有许多可供建设性努力的可能性——如果(只是如果)一个人通过参与观察来仔细检查自己的资产负债情况，而不是一味地陷入“希望得到最好”的领域。

今天，精神病学家的每一份建设性努力都是人际场操作的一种策略，人际场操作试图确定那些阻碍患者与其他人有效合作的分离力量的领域，力求拓展患者的意识，这样便可以排除使这种不必要的阻碍。

要建立一种面向大众的精神病学，我们必须遵循与用于重要群体完全一样的策略——重要群体包括：家庭、社区、政治实体、地区组织、世界性集团——确定那些阻碍团体之间为追求共同福利而进行整合的分离力量，找出每个团体的文化特征或亚文化特征，以及用来将其强加于年轻人身上的方法(正是这些方法长久地限制了年轻人建设性成长的自由)。

精377神病学家要治疗有缺陷的患者，必须掌握的策略有：(1)阐明目前反复出现不幸活动的实际情境，从而使得有障碍的模式清晰地显现出来；(2)发现这种波及当前和不久将来的不适当、不合宜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不那么明显的结果，包括医患关系，以及患者对于这种关系所抱的期望；(3)随着不适当发展的问题得到了清楚的系统阐释，便可利用他的能力去探索这个问题在他过去与重要他人相处时的经验中的起源。

我们必须指出，一种与医生和患者经常看到的完全一样的对生活的歪曲，会使这种探索变得十分困难。医生和患者不仅“看”不到令人烦恼的模式，而且都会倾向于把这些困难与他人在不那么幸运的人际关系中所产生的不悦特性联系到一起。每个人都会关注他人身上相似的局限性，且双方的努力容易集中在无关的或不重要的问题上，直到两人都丧失勇气，或者依然坚持误导生活。

要建立一种面向大众的精神病学，高水平治疗，同时也是高水平研究的这些策略要求必须进行如下扩展：初步发现紧张和能量转化的真实的主要模式，它们是该团体中更加适当、合宜的生活的特征；这是注意到以下这些例外情况——这些人中间心理障碍的事件——的背景，如果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对它进行研究，将会产生误导。在我们自己的发展背景中，也发展一种纠正局限的技能；这样，就有可能更好地观察实际上抵制拓展我们被试任何整合倾向的因素，以便可以将与他们相异的其他团体代表也包括在内——这是一个对我们自己整合程度的预备性试验；进而找出团体间生活之预见方面的真正问题所在，这些问题的根源常常可以追溯到我们被试所接受的生活教育。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上述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这些世界性的精神病学探究与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例子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所有这些都很常见，在这些例子中，医生和患者在生活中所承受的障碍差不多是一样的。让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样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缓解这样一种378情境中的障碍，与此同时，还可以为一个经常听到的问题，即“我可以为自己做些什么”提供答案。

我关于焦虑的概念在此处很恰当。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至少是暂时没有意识到)与生活相联系的、程度较为轻微的其他紧张，但我们从来都不会意识不到焦虑的出现。这种意识有可能是(而且常常都是)短暂的，尤其是当一种恰当的安全操作被唤起时，更是如此。这种意识可能会因不同的个体而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也可能会因不同的事件而具有不同的特征，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始终是令人不愉快的。在焦虑发生时，个体通常能够意识到某种令人不快的东西；但是，不论个体仅仅只是认识到事情进展得不太顺利，还是注意到活动中存在的某种困扰或相互作用区中的某种姿势紧张——例如，面部表情或音调的改变——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如某组骨骼肌的收缩、心跳加速、肚子不舒服或者意识到自己开始出汗等；正如我所说，不论出现何种症状，个体总会(至少会暂时性地)意识到自己有点不舒服，或者十分不舒服(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不管在意识到身体感觉状况变差之后会发生什么，意识始终都是存在着的。它在日常的人际关系中使人们“尽可能不去注意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并想方设法“忘掉它”。但是，如果一个人意欲对其做参与性观察，就需要付出极大的注意力了，或者至少回顾一下这些短暂的焦虑活动。它们是指示器，表明人际领域中的自我系统在那个时刻的活动增强了。

它们标志着事件进程中的一个点，在这个点上，某种分离的东西(倾向于脱离其他同伴的某种东西)已经首次出现，或者已经突然增强。它们标志着一种改变：从相对简单的朝向某一共同目标的运动变为保护个人自尊，并且伴随着明显复杂的人际活动。

一个人只要能够回溯性地观察到引发焦虑的确切情境，他便可以推断出379难以与人相处的相应模式。由于这些模式通常是过去训练或缺乏训练的问题，因此，察觉这些模式并非一件易事，但是，我想重复一遍，这绝不是不可能做到的——除非个体的人格系统中存在真实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回忆与引发焦虑的实际情境相关的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都会变得十分困难。

关于上述情况，有两点还需要说一下，我想要说的是，对人际关系的分离过程所做的自我观察。

焦虑不仅表现为对其自身的觉察，而且还表现为处于某些复杂的“情绪”体验之中(这些复杂的情绪体验通过特定的早期训练，已被精心加工)。尽管我无法详细地论述所有这些情绪，但我可以列出它们当中的一些名称，这些名称应该可以“体现”其本质：窘迫、羞愧、耻辱、内疚和悔恨。这些不愉快的“情绪”在其中出现的情境，尤其难以进行精确的观察，也难以进行最有价值的回顾性分析。

当经验融入这些复杂的不悦“情绪”的发展之中时，产生自经验的一组安全操作，对人们来说，同样是难以观察和分析的。这些安全操作都是思维和行动的活动，我们似乎经常把这些思维和行动的活动归因于他人的感受，或唤起他人的感受，如窘迫、羞愧、耻辱、内疚或悔恨等。对此真实的情境进行回溯性的观察和分析也特别困难，在这样的情境中，我们被驱使着做出这样的行动，就好像他人“应该为他自己而感到羞愧”，就好像他人“很愚蠢”或者应该为某些事情而内疚(这些事情可能是品位的缺失，也可能是致命的罪恶)。这些人际活动基于相对较低的个人价值，将他人置于不利地位，因而是生活中极其麻烦的要素，也是探究陌生人时的一个极大障碍。

贬抑和损毁的想法与行动会让一个人感觉比他人“好一些”，可以说，它以他自己的代价抬高了个人的自尊，我们一直怀疑这是由于焦虑而引起的。这些过程远离了对个体相对个人的生活技能所做的一种明智的探究。它们表明人们无法很好地运用观察和分析，确切地说，它们反映了正在运用观察和分析的那个人的一种低自尊。一个人越是迅速地对另一个人380产生贬抑的看法，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内心深处对自身在这贬抑的领域中的价值的看法也会越差。

在对他人做参与性观察时，纠正其中的干预(这种干预源自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真正优越感)是相当容易的。至于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怀疑和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有害结果，则是另一回事。当我们认为他人所表现出的正是我们深感羞愧且我们希望隐瞒的某种情况时，就会很容易对他们持十分严厉的批判态度。

对于参与性观察(对典型的、不太熟悉的背景所做的参与性观察)所做的更为普遍但通常不被注意的干预，上述情况必定足以成为一种标志。我几乎不需要讨论语言困难的作用或对文化模式的纯然无知(对此，无需加以评论)。后者实际上只是一些更加引人注目的情况，这与在跟陌生人打交道时的干预相似。

一种走向大众的精神病学若要取得进展，可以沿着两条路线展开探究：(1)增强对有意义模式的把握——以及对模式之模式的把握；(2)揭示人格发展各过程中的重要细节，通过这些人格发展过程，不同社会组织中的人们会逐渐地在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中表现出或多或少适当的和合宜的行为。

这两条探究路线对彼此而言都是必要的补充。第一条路线可能会被人们视为更多的是文化人类学家的兴趣和技术，但是，如果没有第二种探究所获得的数据，第一条路线就不能很有把握地被推进得很远。而第二条探究路线，倘若没有第一种探究所提供的临时性假设，则难以获得有意义的数据。这两条探究路线为彼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检验，如果没有这种检验，这两条探究路线都不可能取得确定无疑的显著进展。

人际关系理论非常强调参与性观察的方法，且不太看重通过其他方法所获得的数据，至多将其放在次要的位置。这种情况进而意味381着，面对面的技能或人对人的精神病学访谈(psychiatric interview)技能是最为基本的。

虽然运用媒介渠道——通信、出版物、无线电、有声电影等——进行的交流可能有着重大的价值，尤其是有关人员通过之前面对面的交流彼此已经十分熟悉时更是如此，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在精神病学访谈中，交流绝不意味着仅仅只是交换语境，而是场过程(这些场过程意味着有关人员的重要推论)的一种十分复杂的模式的发展。

在这里，我不打算讨论当前有关人们能够从精神病学访谈理论和实践中学到些什么的观点；我主要想强调从事访谈的精神病医生的工具性特征，以及他能够自由观察——以及后来的分析——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尽可能多地观察和分析他的表现，将其作为构成访谈的场模式的一个动力核心。

我们可以认为，有关良好精神病学访谈的一切都与朝着一种大众精神病学方向所做的任何工作的人际关系方面直接相关。当语言障碍和文化方面的其他不确定性成为拦路虎时，重要的是，应避免对“他人”做出错误的结论。

若要探究教育年轻人的不同方法，就必须密切关注生物时间(biological time)，因为它反映了年轻人一系列能力的成熟状况；同时，还必须密切关注社会时间(social time)，因为它反映了青年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知道自己如何做出行动”的一系列期望；此外，还必须密切关注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大事记(chronology)，因为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该年轻人所接受的各种教育努力。

上述三个领域均有各种变式，这些变式的普遍流行对于理解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们构成了社会)来说非常重要。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延迟的青春期对我们任何一个地区的许多年轻人的继后行为的适当性和合宜性所产生的影382响。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当一个来自小镇的非常聪明孩子进入大都市的一所大学时，对他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最后，我们还可考虑一下，在性病预防方面，相比于封锁该领域的信息，早期训练所产生的可能影响。

通过更好地把握这些系列事件中的重要模式，我们便能帮助患者让他们学会自助，与此同时，我们也能越来越好地了解到支配人际活动可能性的各种因素。只要我们能够理解(或者近似于理解)我们所咨询或治疗的人们继而表现出来的人格发展的实际过程，我们便能够“弄懂”正在进行的事情了。不管你是刚到马来亚的一个陌生人，还是当地人，情况都肯定是这样。

由此而得出的紧迫任务

在一个认为时间极其重要的世界上，在培养出新一代人来掌握政权之前，我们是无法推迟建设性的大变化的，因此，对人格中有利变化的动力机制做最为彻底的审查已成为十分紧迫之事。即便时间不是非常重要，这种紧迫性还是一样，因为我们不能“跳过一代”，使生活训练或按原生家庭的现状进行，或远远地脱离原生家庭的现状进行。对父母的工作矫正得越少，儿童的进步便越快。在为年轻一代的生活作准备时，我们给父母提供的帮助越确定，对大多数人来说，良好的结果将越以几何级数扩展。

我认为，对于那些从实际年龄来讲已届成年的大多数人(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其他地方)，如果认为他们好像对重要的生活内容已经了如指掌，那么，这种说法和想法便不再明智，也不再是权宜之计。

我认为，我们必须明确地承认，普遍的文化教育和完全的“信息自由”本身并没有给时代的紧迫问题提供任何解决的办法……除非把信息自由用于一种目的，即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幸福，否则，信息自由便毫无意义。

383在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人们是否会怀疑用一种偏见去取代另一种偏见要比产生有根据的判断更容易些呢？我们在向所谓的世俗之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时，难道没有把这一点真正放在心上吗？也许我们换成这样的提问方式更好些：难道我们不应该把这一点放在心上吗？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父母之间交流不良家教经验所产生的影响，这种现象甚至在一些精神病医生家里也会看到。现在，有相当数量的父母深受各种有关“挫折”、“固着”和“依赖”等的不确定性之苦，致使他们自己都需要精神病学的帮助，更不要说他们的子女了。看来，我们没有做好这个充满活力的领域的大众教育工作。或许，我们的信息不适当；不过，也有可能是，信息不差，但我们却把它用得很糟糕。

我坚持认为，实际年龄上已届成年的大多数人必定都是凭借信念来涉足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这一点不证自明。对未来的大希望并不在于改变这一事实，而是减弱当前信念中某些错误要素所产生的影响，使得那些在长辈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相比于他们的父母、老师和其他权威人物，拥有更大的自由来观察、理解并做出正确的预见，发展出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力。

要达到这一令人非常满意的目标，绝非易事。这需要我们想出建设性的、功能上一致的方法来修正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种主流文化，这样，从中——不管是模糊不清的、很早时候就灌输的良心(conscience)模式，还是后来习得的、不那么深奥难懂的社会上所公认的文饰作用和强有力措辞的模式——产生的个人必须履行的责任在理解方面将较不受限，且更能自由地促进社会的进步；实际上，这是一项无数有技能的人都可以很好地致力于其中的任务。

恫吓儿童的做法一旦被设计出来，大家就会更好地加以贯彻；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世界(通常让人非常不愉快)都认识到了其必要性，与此同时，行政机构也明确地承担起了责任。我以最为严肃认真的态度对384你们说，一旦你们欠下了社会秩序之债，别想用“无中生有”或“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样的话来搪塞，那绝不是逃避还债的理由。从现在开始吧，并且如果历史继续，就让后人说你们在20世纪科学的西方世界曾从事过衡量人的高尚劳动吧！

索 引

(索引页码为英文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dolescence:青年期

early，263~296 早期

beginning of，257~260 ~的开始

defined，33~34，263 界定

late，297~310 晚期

defined，34，297 界定

Adulthood:成年期

defined，34 界定

See also Maturity 也参见成熟

Alcohol，use of，273~274 酒精的使用

Amoebae，example of，152~153 阿米巴(变形虫)的例子

Anal zone of interaction，126~134，143~145，158~159 相互作用的肛区

See also Zones of interaction 也参见相互作用区

Anger，211~213 愤怒

Anoxia，49~51 缺氧

Anxiety，tension of，113~115，300~302，308，370，374 焦虑的紧张

anger called out by，212~213 由~引起的愤怒

associated with punishment，155，204~205 ~与惩罚相联系

awareness of，378~379 ~的觉知

in infancy，8~12，41~45，53~61，70，72~75，80，85~87，94~ 97，116~122，120n，133~134，141~145 婴儿期的~

theorem of，41 ~的定理

learning by gradient of，152~154，159~160 通过~梯度的学习

in lust dynamism，266~268，287~289，294 情欲动力机制中的~

in maturity，310 成熟中的~

minimizing and channeling of，165n，304~305，351~359 ~的最小化与缓解渠道

psychiatric handling of，301~302，337~338 ~的精神病学处理

relation of，to wish-fulfilling fantasies，349~350n ～与愿望实现的幻想的关系

severe，144~145，152，160~161，163，268，314~316 严重的~

in sleep，329~331 睡眠中的~

See also Disintegration，of interpersonal situation; Mother，good and bad; Not-me; Self-system 也参见人际情境的瓦解、好母亲与坏母亲、非我、自我系统

Apathy，55~57，61，61n，71，121n 情感淡漠

“As if” performances，170，208~211，346~347 “好像”操作

Audience，need for，155，201，223 对观众的需要

Auditory zone of interaction，22~23，52，88~91n，122~123，148~149 相互作用的听觉区

Autacoid system，281 自体有效物质系统

Authority: 权威

in childhood，204~208 童年期的~

in juvenile era，228~232 少年时代的~

resentment of，289 ~的愤恨

Autistic，the，181~183，221~225，232~234 我向的

Autochthonous ideas，360~361 土著观念

Automatisms，321~322 自动症

Autosexuality，270~271，278，292~293 自主性行为

Awareness，57，288，316，317~319，349~350，357，360 觉知

of anxiety，378~379 焦虑的~

focal，control of，232~235 ~的控制焦点

See also Selective inattention; Unwitting，the 也参见选择性忽视、无意的

Bad-me，161~162，164，168，170，198~202，205，316~317 坏我

Bad mother，See Mother，good and bad 坏母亲，参见好母亲与坏母亲

Balaam，Biblical story of，339~340，346 巴拉姆的圣经故事

Behavior: 行为 delayed，176~177n 延迟的~

required，203~208 应具的~

Benedict，R.，25~26 本尼迪克特

Blame，transfer of，328，347，361~362 责备的迁移

Blocking，358 受阻

Bridgman，P. W.，14，19 布里奇曼

Central nervous system，281~282 中枢神经系统

Chagrin，379 悔恨

Change，favorable (in personality)，see Self-system (人格中)有利的变化，参见自我系统

Childhood，172~216 童年期

defined，33 界定

transition from childhood to juvenile era，217~226 从童年期向少年时代的过渡

transition from infancy to，172~187 从婴儿期向童年期的过渡

Chum，preadolescent，227，245~262，264~265，268 前青年期的知心朋友

Collaboration，246，246n 协作

Communal existence with enviroment，37，98，103，190 与环境共存

principle of，31~32 ~的原则

Communication，239，374 交流

See also Syntaxic mode of experience 也参见经验的综合模式

Compeers，need for，226，245，261，291 对同伴的需要

Competition in juvenile era，231~232 少年时代的竞争

Compromise in juvenile era，231~232 少年时代的妥协

Concealment，207~209，213，221~222，345，351 隐瞒

Conjunctive motivation，350~351 联合动机

Consciousness，see Awareness 意识，参见觉知

Consensual validation,see Syntaxic mode of experience 交互确证，参见经验的综合模式

Contact，need for，40n，155，201，261，290，370 对接触的需要

Cooley，C. H.，16 库利

Cooperation: 合作

in juvenile era，226，246，246n 少年时代的~

by mother in infancy，59，92，115~116，127~134，158 婴儿期与母亲的~

See also Tenderness，need for 也参见对温柔的需要

Coordination，see Hands; Zones of interaction 协调，参见双手、相互作用区

Cottrell，L.，18~19n 考特里尔

Covert processes，175~180，184~187，195，197，224，234，276~278，286~288，330~331，349~350，354 内隐过程

Craving，abhorrent，326 令人憎恶的渴望

Crying as experience in infancy，38，52~54，62，66~74，76~77，80~81，83~85，87~89 作为婴儿期经验的哭叫

Cultural anthropology，17~18，25~26 文化人类学

Cultural enviroment，man's need for interchange with，31~32，98~99人与文化环境交流的需要

Cultural prescriptions，learning of，206~207，219~223 文化规范的学习

Culture，168~169，191，206~207，260，264~265，288~289，294~295，297~298 文化

Deception，207~209，251，345 欺骗

Delusional jealousy，360 妄想性妒忌

Dependency，351~353 依赖

passive，351~352 被动的~

Development，arrest of，217~218，232 发展的停顿

Developmental eras: 发展的时期

change at thresholds of，227~228，247 ~的临界变化

disaster in timing of，257~260 定时的灾难

heuristic stages，33~34，371~372 启发的阶段

Differences: 差异

inherent human，20~30，32~33 遗传的人与人见的差异

See also Pattern 也参见模式

Differentiation of experience，see Experience 经验的分化，参见经验

Disgust，200，375 厌恶

Disintegration:瓦解

of behavior patterns，196~199，317 行为模式的~

of interpersonal situation，92~97 人际情境的~

Disjunctive motivation，351~352，371n，376，379 分离的动机

See also Disintegration of interpersonal situation 也参见人际情境的瓦解

Disparagement，242~243，253，309，344~345，379~380 贬低

Dissociation，275~276，288~289，325，327~328，331，379 分裂

evidence of，316~322 ~的证据

failure of，359~363 ~的失败

maintenance of，357~358 ~的维持

reintegration of，322~325 ~的再整合

See also Not-me; Uncanny emotion 也参见非我、不可思议的情绪

Distance receptors in infancy，85~91，117~118，128，131 婴儿期的距离感受器

Distrust of others，375 对他人的不信任

Don Juanism，279~280 唐璜综合征

Dramatizations，209，346~347 戏剧化

Dreams，321，329 梦

incorporated in culture as myths，339~343 作为神话融合进文化中的~

Loch Raven dream，336~337 关于罗奇·拉文的~

significance of，in psychotherapy，331~339，342~343 ~在心理治疗中的意义

spider dream，334~336 关于蜘蛛的~

Dunham，A.，35n 邓纳姆

Dynamism: 动力机制

concept of，62~109 ~的概念

in psychiatry，107~109 精神病学中的~

statement of，102~103 ~的陈述

tributary concepts to，62~102 从属于~的概念

of difficulty，304~305 困难的~

of lust，266，280~290 情欲的~

of self-system，164~168 自我系统的~

Education by parents，172~175 由父母来实施的教育

See also Juvenile era; Learning 也参见少年时代、学习

Eduction of relationships，63n，156 关系的教育

Eductor，63n，63~64，282~284 推断器

See also Zones of interaction 也参见相互作用区

Effector，63~64，145~146，282，284~286 效应器

See also Zones of interaction 也参见相互作用区

Ego，167n 自我

Egocentricity: 自我中心

in childhood，226 童年期的~

in juvenile era，251~252 少年时代的~

Eldridge，S.，31，31n，32n 埃尔德里奇

Embarrassment，379 窘迫

Emotion，see Uncanny emotion 情绪，参见不可思议的情绪

Empathy，41 共情

Energy，97~98 能量

transformation of，35~36，36n，103，125~126，368 ~的转化

Envy，255，347~348，355 妒忌

Epilepsy，323 癫痫

Escape，theorem of，190~192，208 逃避的定理

Euphoria，34~37 欣快

See also Tension 也参见紧张

Evil in man，213~214 人的邪恶

Experience，26~30，35~36，38~39，52~53，64~65，107~109 经验

differentiation of，66~91，120~122，120n，136~141 ~的分化

See also Forbidding gestures; Mother，good and bad 也参见禁止姿势、好母亲与坏母亲

early，review of，98~102 ~的早期回顾

generalization of，83~91 ~的一般化

organization of,see Learning ~的组织，参见学习

role of，in self-system，190~192 ~在自我系统中的作用

signs，signals，and symbols in，75~91 ~中的符合、信号和象征

See also Parataxic，Prototaxic，and Syntaxic mode of experience;Zones of interaction 也参见经验的不完善模式、未分化模式和综合模式，相互作用区

Exploitative attitudes，351~354 开拓的态度

Eyes，delusion about，222~223 双眼的欺骗

Facial expression，145~148 面部表情

Family group，psychiatric relevancy of，114~115 家庭团体的精神病关联

Fantasy: 幻想

in childhood，195，223~226 童年期的~

wish-fulfilling，348~350n 愿望实现的~

Fascination，322，375 入迷

Fatigue，197 疲劳

Fear，tension of，9，108，310，374 恐惧的紧张

as educative influence，203~204 作为教育影响的~

patterns of dealing with，49~53 处理~的模式

Fellatio，293 口交

Field theory，367~368，376，381 场论

See also Operationalism 也参见操作主义

Fondling of infant，see Contact，need for 对婴儿的宠爱，参见对接触的需要

Forbidding gestures，86~91n，118，121n，166 禁止姿势

Foreigners，375 陌生人

Foresight and recall，38~39，69，71~72，75~76，206，211，287，369 预见与回忆

foresight as projection，358~359 作为投射的预见

lack of foresight in anxiety，42~44 焦虑中预见的缺乏

Freud，S.，16 弗洛伊德

Fugue，323，325~326 神游

deliberate，323 蓄意的~

Functional activity，92，98，119~121n 机能活动

principle of，31~32，32n ~的原则

of self-system，166，190~192 自我系统的~

Gallagher，R.，18n 加拉弗

Games，306~307 游戏

Gang，preadolescent，249~257，265 前青年期的团伙

antisocial，252~254 反社会的~

Gender in personification of self，218~219 自我人格化中的性别

Generalization of experience，see Experience 经验的一般化，参见经验

Genital zone of interaction，see Lust dynamism; Phobia，primary genital相互作用的生殖区，参见情欲动力机制、原始的生殖器恐惧症

Genius，definition of，23 天才的定义

Gesture，178~180 姿势

See also Forbidding gestures 也参见禁止姿势

Goal，75~76n，95~97 目标

Good-me，161~165，168，198~202，205，316 好我

Good mother，see Mother，good and bad 好母亲，参见好母亲与坏母亲

Guilt，219，344，379 内疚

Habits，154 习惯

Hallucinations，361 幻觉

Hands，20 双手

manual-exploratory training，141~145，160 用手探究的训练

manual-oral coordination，135~141 手—口协调

manual-oral training，159 手—口训练

Hate，375 憎恨

See also Malevolent transformation 也参见恶意的转化

Hearing，see Auditory zone of interaction 听，参见相互作用的听觉区

Hebephrenia，328，362n 青春型精神分裂症

Heredity，313~314 遗传

See also Differences，inherent human 也参见差异、遗传的人与人间的差异

Heterosexuality: 异性恋

adolescent experimentation in，271~274 青年期的异性实验

See also Lust dynamism，and intimacy need，patterns of manifestation of 也参见情欲动力机制与亲密需要的表现模式

Homosexuality，248，256~258，270，276~279，294，326 同性恋

See also Lust dynamism，and intimacy need，patterns of manifestation of 也参见情欲动力机制与亲密需要的表现模式

Huma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see One-genus postulate 人类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参见人种公设

Humiliation，225，358，379 羞辱

Hypochondriacal preoccupations，355~358，362~363，362n 疑病症的先入之见

Illumination，362 突然开窍

Imagination in childhood，222~225 童年期的想象

Incorporation，166，168 合并

Individuality，unique，delusion of，140 独特个性的错觉

Infancy: 婴儿期

anal and urethral zones in，126~134 婴儿期的肛区和尿区

anxiety in，8~10，41~51，53~55 ~的焦虑

apathy and somnolent detachment in，55~57 婴儿期情感淡漠与嗜睡分离

beginnings of self-system in，158~171 ~自我系统的开始

concept of dynamism in，98~110 ~的动力机制概念

concept of personality in，110~111 ~的人格概念

defined，33 界定

differentiation of body in，135~145 ~身体的分化

differentiation of experience in，66~75 ~经验的分化

euphoria and tension in，34~37 ~的欣快和紧张

fear in，49~53 ~的害怕

integration，resolution，and disintegration of situations in，92~98 ~的情境的整合、分解和瓦解

learning in，145~147 ~的学习

needs in，37~41 ~的需要

nursing as an interpersonal experience in，122~124 ~的作为一种人际经验的抚育

organization of personification in，111~122 ~的人格化组织

signs，signals，and symbols in，75~91 ~的符合、信号和象征

tension of need for sleep in，57~61 ~的睡眠需要的紧张

transition from infancy to childhood，172~187 从婴儿期向童年期的过渡

zonal needs and general needs in，124~126 ~的区域需要和一般需要

zones of interaction in，62~66 ~的相互作用区

Inference，use of，in study of personality，119，175~176 人格研究中推断的运用

In-groups，235~236，252 内群体

Instinct，21，146~147，285 本能

Integration of interpersonal situation，92~97，151 人际情境的整合

See also Intimacy，need for；Lust dynamism 也参见对亲密的需要、情欲动力机制

Interpersonal situation，integration，resolution，and disintegration of，92~98 人际情境的整合、分解和瓦解

Interpersonal theory，history of，16~20 人际关系理论的历史

Intimacy，need for: 对亲密的需要

in adolescence，264~266 青年期的~

collision of，with other needs，266~271 ~与他人需要的冲突

failure to change preadolescent direction of，277~279 改变前青年期~方向的失败

in preadolescence，245~246，258 前青年期的~

separation of，from lust，274~276 ~与情欲动力机制的分离

See also Loneliness; Lust dynamism，and intimacy need，patterns of manifestation of 也参见孤独、情欲动力机制与亲密需要的表现模式

Introjection，166，168 内投

Invention，191 发明

Irresponsibility，in juvenile era，254 少年时代的无责任感

Isolation，social，203，225，254，276~277，305~306，351，357~358 社会孤立

See also Cultural environment，man's need for interchange with；Malevolent transformation 也参见人与文化环境交流的需要、恶意的转化

Jealousy，268，279，347~348，360 猜疑

Juvenile，chronic，232 漫长的少年时期

lust dynamism in，279~280，289 ~的情欲动力机制

Juvenile era，227~244 少年时代

cooperation in，226，246，246n ~的合作

defined，33，226 界定

transition to，217~226 向~的过渡

types of warp emerging from，251~255 出现于~的失常类型

Keller，H.，66 凯勒

Language，105~106 语言

learning of，148~149，156~157，178~185 ~的学习

role of，in fusion of personification，188~189 人格化融合中~的作用

See also Autistic，the; Communication; Syntaxic mode of experience; Verbalisms 也参见我向的、交流、经验的综合模式、言语化

Latency period，233 潜伏期

Leadership，240，250~251，254，257 领导

Learning: 学习

by anxiety，151~154，159~160 通过焦虑的~

of cultural prescriptions，219~223 文化规范的~

of disparagement，242~243 贬低的~

eductive，156 推断~

of facial expression，145~148 面部表情的~

of gesture and language，148~149，156，178~185 姿势和语言的~

by indifference，180~181 通过漠不关心的~

as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150~151 作为经验的组织的~

by physical pain，155，204~205，211~213 通过身体疼痛的~

by reward and punishment，155，158~159，180~181 通过奖赏和惩罚的~

sublimatory，153~154，195~196，234~235 升华

by trial-and-error，137，147~148，155~157，178~180 通过试误的~

by trial-and-success，154~155 通过尝试与成功的~

Levy，D. M.，125~126 利维

Lewin，K.，35n，39 勒温

Libido，295 力比多

Loneliness，271，370 孤独

in childhood，223~225 童年期的~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260~262，290~291 ~的发展史

See also Intimacy，need for 也参见对亲密的需要

Love，245，291~292，351，372~373 爱

Lust dynamism，109 情欲动力机制

in adolescent experimentation，271~274 青年期实验中的~

in chronic juvenile，279~280 漫长的少年时期的~

collision of，with security and intimacy need，266~271 ~与安全需要和亲密需要的冲突

delay in maturation of，257~258 ~成熟的延迟

first appearance of，257~260，263，265~266 ~的最初表现

and intimacy need，patterns of manifestation of，290~296，372~373~与亲密需要的表现模式

amphigenital，292~293 两性生殖

autophilic，291~292，372 自恋的

autosexual，270~271，292~293 自主性行为

heterophilic，264，291~292，372 异性恋的

heterosexual，292~293 异性性行为

homosexual,292~293 同性性行为

isophilic，264，291~292，372 同性恋的

katasexual，292~293 与低于人类的动物实施性行为

metagenital，292~293 变位生殖

mutual masturbation，292~294 相互手淫

onanism，292~294 手淫

orthogenital，292~293 正统生殖

paragenital，292~293 性欲倒错

in isolated adolescent，276~277 孤独青年的~

as a pattern of covert and overt symbolic events，286~288 ~作为内隐和外显的象征性事件的一种模式

with preadolescent intimacy direction，277~279 ~与前青年期亲密关系的方向

as a psychobiological integrating apparatus，280~282 ~作为一种心理生物学的整合装置

separation of，from intimacy，274~276 ~与亲密关系的分离

sublimation of，195，274 ~的升华

as a system of integrating tendencies，288~289 ~作为一种整合倾向的系统

as a system of zones of interaction，282~286 ~作为一种相互作用区的系统

Magic，69~70，188，220 魔法

Malevolence，in mothering one，115~116 哺育者的恶意行为

Malevolent transformation，201~202，203~216，253，345，347 恶意的转化

Malinowski，B.，18 马林诺夫斯基

Masochism，352~353 受虐狂

Masturbation，See Autosexuality 手淫，参见自主性行为

Maturity，298，308~310 成熟

Mead，G. H.，16~17，18n 米德

Meaning，See Sign 意义，参见符号

Mental disorder，4，114~115，162~164，174，208，223，305，367，373 精神疾病

defined，313 界定

See also Dissociation; Not-me; Paranoid states; Schizophrenia; Substitutive processes; Warp，personality 也参见分裂、非我、偏执狂状态、精神分裂症、替代过程、人格失常

Meyer，A.，16，105~106 迈耶

Me-you patterns，209，347，347n 我—你模式

Mimicry，179 模仿

Morris，C.，87~88n 莫里斯

Mother，good and bad，85~91，111~124，139，188~189 好母亲与坏母亲

Mozart，104 莫扎特

Mullahy，P.，28n~29n，347n 默拉希

“My body,”139~141，156，161，163，201 “我的身体”

Mysterious Stranger，The，329n，341~342 《神秘的陌生人》

Myths: 神话

Balaam，Biblical story of，339~340 巴拉姆的圣经故事

as dreams，339~343 作为梦的~

The Mysterious Stranger，341~342 《神秘的陌生人》

personal，341，341n 个人~

the Rheingold，341~342 莱茵黄金

Need(s): 需要

for compeers，see Compeers，need for 对同伴的~，参见对同伴的需要

for contact，40n，155，201，262，290，370 对接触的~

general，124~126 一般的~

for intimacy,see Intimacy，need for 对亲密的~，参见对亲密的需要

for sleep，58~60 对睡眠的~

for tenderness，40，261 对温柔的~

tension of，37~45，369~370 ~的紧张

zonal，124~126，145 区域的~

Nightmare，164，317，334 梦魇

Nipple(good，bad，evil，wrong): 乳头(好的、坏的、恶的、错误的)

classification of，80 ~的分类

See also Experience，differentiation of 也参见经验的分化

Nonsymbolic，the，186~188 非象征的

Not-me，145，152，161~164，168，201，267，275，314~316，361~363，371n 非我

See also Dissociation; Uncanny emotion 也参见分裂、不可思议的情绪

“Not”technique，268~269，303，309 “不”的技术

Nursing: 抚育

accessory behavior in，123~124 ~的附属行为

as an interpersonal experience，122~124 ~作为一种人际经验

nipple-lips experience in infancy，66~75，79~81 婴儿期的唇间乳头

See also Nipple 也参见乳头

Obedience in childhood，205 童年期的服从

Observer，see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观察者，参见参与性观察

Obsessional substitution，see Substitutive processes 着迷的替代，参见替代过程

Oedipus complex，219 俄狄浦斯情结

One-genus postulate，32~33，305 人种公设

See also Differences，inherent human 也参见遗传的人与人间的差异

Operationalism，14~15 操作主义

See also Field theory 也参见场论

Opinion leadership，250 民意领导

Oral zone，63~75，125~126，135~141，159~166 口部区

See also　 Zones of interaction 也参见相互作用区

Organization，principle of，31~32，32n，98~99 组织的原则

in self-system，190 自我系统的~

Orientation in living，87 生活的定向

concept of，243~244 ~的概念

defective，262，288~290 不完全的~

Ostracism，155，181，235~236，252，261，291，345 排斥

“Ought,” training in concept of，206~208 “应该”概念的训练

Out-groups，235~236，252 外群体

Overt processes，175~180，184~187，286~288 外显过程

Pain，physical，see Learning by physical pain 身体的疼痛，参见通过身体疼痛的学习

Panic，326~327 恐慌

Paranoid states，276，328，344~363，348 偏执狂状态

paranoid transformation of personality，347，361~363 人格的偏执狂转化

Parataxic mode of experience，28~29，28n，36，36n，38~39，75，83~84，108，163，286，304~305，339，342~343 经验的不完善反应模式

Participant observation，13~14，175~176，368，372，376，378，380参与性观察

Pattern: 模式

defined，103~107 界定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368 人际关系的~

See also Fear，tension of，patterns of dealing with; Lust dynamism，and intimacy need，patterns of manifestation of 也参见处理恐惧的紧张的模式、情欲动力机制与亲密需要的表现模式

Pederasty，293 鸡奸

Perception，See Experience 知觉，参见经验

Personality，concept of，110~111 人格的概念

Personification(s): 人格化

complexity of，167~168 ~的复杂性

fusion of，in childhood，188~189 童年期的融合

of mother(in infancy)，118~122,139 (婴儿期)母亲的~

of not-me in paranoid states，361~363 偏执狂状态中非我的~

of others,See Stereotypes 他人的，参见定型

parents’，of infant，174~175 婴儿的父母~

of self: 自我的~

in childhood，198~202，205，215，218~219，317 童年期的~

in juvenile era，247~248 少年时代的~

in late adolescence，300~304 青年晚期的~

rudimentary，in infancy，161~171，314~316(See also “My body”) 婴儿期的最初~(也参见“我的身体”)

subpersonifications，209 亚人格化

Phobia，primary genital，143~145，160~161，174，267，272，276，286，314~315，376 原始的生殖器恐惧症

Phonemes，105~106，148~149，156，180 音素

Powdermaker，H.，265 鲍德马克

Powerlessness，experience of，70~72，72n 无力的体验

Preadolescence，227，245~262，265~266，372 前青年期

defined，33 界定

Prehension，28n，76~77 领会

Prejudice，See Stereotypes;Verbalisms 偏见，参见定型、言语化

Preoccupation，See Substitutive processes 先入之见，参见替代过程

Projection，358~359 投射

Propitiation，200~201，345 抚慰

See also Verbalisms 也参见言语化

Prototaxic mode of experience，28~29，28n，36，36n，38，77~78，84，286 经验的未分化模式

Psychiatric interview，381 精神病学访谈

Psychiatry: 精神病学

defined，13~14，367~368 界定

as a developing field，72n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领域

developmental approach in，3~12 ~的发展取向

of peoples，367~384 大众的~

Psychobiology，16 心理生物学

Psychosomatic processes，213 心身过程

See also Substitutive processes 也参见替代过程

Psychotherapy，114~115，192，295~296，349~350n，372~373，376~377 心理治疗

significance of dreams in，331~339，343 ~中梦的意义

Puberty change,see Lust dynamism，first appearance of 青春期转变，参见情欲动力机制的最初表现

Punishment，See Learning，by physical pain 惩罚，参见通过身体疼痛的学习

Rage behavior，54，211~213 狂怒行为

Rationalization，113 文饰作用

See also Verbalisms 也参见言语化

Reality，discrimination of，in childhood，223~225 童年期对现实的区分

Rebelliousness in childhood，205 童年期的反抗

Rebuff，198~202 受挫

See also Malevolent transformation 也参见恶意的转化

Recall，see Foresight and recall 回忆，参见预见和回忆

Receptor，63~64，282~283 感受器

See also Distance receptors in infancy; Zones of interaction 也参见婴儿期的距离感受器、相互作用区

Reciprocal emotion，theorem of，198~199 互惠的情绪的定理

Referential process: 参照过程

facilitory，284 有利的~

inhibitory，284 阻抑的~

nonverbal，184~185 非言语的~

precautionary，284 预防的~

Regression，197 回归

Reintegration of dissociated systems，322~325 分裂系统的再整合

Resentment，211~213，345 愤恨

Resolution of interpersonal situation，92~97，151 人际情境的分解

Restrictions in living，305~308 生活的限制

Reverie，184~185，249~350 沉思

Reward and punishment，see Learning，by reward and punishment 奖赏和惩罚，参见通过奖赏和惩罚的学习

Rheingold，the，341~342 莱茵黄金

Ribble，M.，61 里布尔

Ridicule，268，358~359 嘲笑

Ritual，social，306~307 社会仪式

Ritual avoidances and preoccupations，307~308 仪式的回避和先入之见

Sadism，213~214，352~353 施虐狂

Sapir，E.，24~25，339 萨丕尔

Satisfaction of needs，37~44，112，370 需要的满足

first invariant experience of，139~140 ~的最初的不变经验

Schizophrenia，68，258，313~328，330~331，337，343，356，359，361，262~363 精神分裂症

School society，see Juvenile era 学校社会，参见少年时代

Secondary elaboration，333 次级意匠作用

Security，interpersonal，see Self-system 人际安全，参见自我系统

Security operations，see self-system 安全操作，参见自我系统

Selective inattention，170，233~234，288，304，319~320，346~347，374 选择性忽视

See also Fear，tension of，patterns of dealing with 也参见处理恐惧的紧张的模式

Self-esteem，low，in interpersonal difficulties，350~359 人际困难中的低自尊

Self-pity，354~355 自怜

Self-respect，308~310，370 自尊

Self-sentience，136~142 自我感觉

Self-sufficiency，initial venture in，142 最初的自足冒险行为

Self-system，109，316~317，373~375 自我系统

beginning of，158~161 ~的开始

development of，in childhood，59~60 童年期~的发展

dynamism of，164~168 ~的动力机制

favorable change in，192，228，247~248，302 ~的有利变化

and loneliness，262 ~和孤独

necessary and unfortunate aspects of，168~171 ~的必要方面和不幸方面

security，interpersonal，42~43，267~268 人际安全

security operations，191，224，243，329~331，333，346~347，373~374，379 安全操作

in sleep，330~331 睡眠中的~

theorem of escape，190~192，208 逃避的定理

See also Personifications;Supervisory patterns 也参见人格化、监督模式

Sentience，27~29 原始感觉

See also Self-sentience 也参见自我感觉

Sex as a presenting problem in psychotherapy，295~296 性作为心理治疗中出现的一个问题

Sexual behavior，see Lust dynamism 性行为，参见情欲动力机制

Shame，200，219，344，379 羞愧

Sign，76~79，86~91，101，106，108~109，175，186~187 符号

Signal，see Sign 信号，参见符号

Situation，interpersonal，92~97，111 人际情境

See also Resolution of interpersonal situation 也参见人际情境的分解

Sleep，58~60，289，323~324，329~339 睡眠

Smith，T. V.，17n 史密斯

Social accommodation，229~230 社会适应

Social handicaps，240~242 社会障碍

Social judgments，240~242 社会判断

Social psychology，16~20 社会心理学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parents，113~114，142~145，165，215 父母的社会责任

Social ritual，306~307 社会仪式

Social subordination，228~229 社会服从

Socialization: 社会化

of child，224~225 儿童的~

of infant，172~175 婴儿的~

of juvenile，227~232，244 少年的~

of preadolescent，248~259 前青年期的~

Socioeconomic opportunity in late adolescence，298 青年晚期的社会经济机会

Somnambulism，337n 梦游

Somnolent detachment，57 嗜睡分离

Spearman，C.，27~28n，63，63n，156，283~284 斯皮尔曼

Stereotypes，236~238，302~304 定型

Story-telling by parents in childhood，219~220 在童年期父母讲故事

Strangers，304 陌生人

Sublimation，153~154，192~196，234~235，274 升华

Substitutive processes，318~319，347~348，353~358 替代过程

obessional，211，318~319，338，343 着迷的~

preoccupation，273，307~308，354~358，362~363 先入之见

example of，in cocker spaniel，210~211 长耳狗的例子

Sucking,see Needs，zonal 吮吸，参见区域需要

Sullivan，H. S.，8n，36n，154n，182n，367n 沙利文

Superego，166，167，167n 超我

Supervisory patterns，238~240 监督模式

Surrogates，mother，115~120 母亲的代理人

Suspicion，360n，362 怀疑

Symbol，87 象征

See also Sign 也参见符号

Symbolic，the，and the nonsymbolic，186~188 象征的和非象征的

Sympathy，preying on，353 博取同情

Syntaxic mode of experience，28~29n，36，36n，38~39，183~184，224~225，232~234，286，298~300，343 经验的综合模式

Taboo，uncanny，161 不可思议的禁忌

Tantrums，212~213 发脾气

Tenderness: 温柔

in late infancy，158~159 婴儿后期的~

and malevolence，214~215 ~和恶意

need for，40，52~53，59，130~134，201~202，261，290 ~的需要

theorem of，39 ~的定理

modification of，198~199 ~的修正

Tension，34~37，368~369 紧张

of anxiety，41~45，113~115，300~302，308，370，374 焦虑的~

of fear，9，49~53，108，203~204，310，374 害怕的~

of need for sleep，57~60 睡眠需要的~

of needs，37~45，369~370 需要的~

Terror，49 恐怖

night，334 夜间~

Theorems: 定理

of anxiety，41 焦虑的~

of escape，190~192，208 逃避的~

of reciprocal emotion，198~199 互惠情绪的~

of tenderness，39 温柔的~

Thumb-in-lips situation，136~141 唇间拇指的情境

Tic，321 痉挛

Toilet training，174 如厕训练

See also Anal zone of interaction; Urethral zone of interaction 也参见相互作用的肛区、相互作用的尿区

Training: 训练

in concept of“ought,” 206~207 “应该”概念的~

for life，371，382 生活的~

manual-exploratory，143~145，160 手部探究~

manual-oral，142~143，159~160 手—口~

See also Education by parents; Learning 也参见父母的教育、学习

Transformation of personality，347 人格的转化

See also Malevolent transformation; Paranoid states 也参见恶意的转化、偏执狂状态

Twain，Mark，329n，341~342 马克·吐温

Uncanny emotion，10，72n，160，163~164，315~316，320~322，326~327，333，337，359~362，371n，375 不可思议的情绪

adjustment to the uncanny，324~325n 对~的调节

See also Dissociation;Not-me 也参见分裂、非我

Unconscious，the，176~177，193~196，232~235，278~279，316无意识

See also Covert processes; Dissociation; Selective inattention 也参见内隐过程、分裂、选择性忽视

Unwitting，the，193~196，287 无意的

See also Sublimation 也参见升华

Urethral zone of interaction，126~127，130~134，285 相互作用的尿区

See also Zones of interaction 也参见相互作用区

Vector，concept of，95~97 矢量的概念

Vegetative nervous system，281~282 植物性神经系统

Verbalisms，191，208，220，374 言语化

See also Propitiation 也参见抚慰

Visual sentience，80~81，85~91 视觉

Wagner，R.，341 瓦格纳

Wallace，H.，307 华莱士

Warp，personality: 人格失常

in childhood，372 童年期的~

remedy of，in preadolescence，251~257 前青年期失常的矫正

Whitehead，A. N.，102，102n 怀特海德

Will，doctrine of，171，173，301~302，346 意志论

Wish-fulfilling fantasy，348~350n 愿望实现的幻想

Work，92~93，97~98 功

Zones of interaction，62~75，108~109，126~134，158，282~286 相互作用区

multizonal coordination，135~141，148~149 多区域的协调

zonal needs，124~126，145 区域需要

注1  《辞海(缩印本)》，275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注2  《辞海(缩印本)》，852页。

注3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心理学曾一度移植苏联心理学。

注4  See Chatelaine,K.L.,“Harry Stack Sullivan: The Clinican and the Man，” In Portraits of Pioneers in Psychology,ed. Gregory A.Kimble, Michael Wertheimer,& Charlotte L.White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1991),p.327.

注5  曾担任美国精神病学会主席，也是《精神分析评论》(Psychoanalytic Review)杂志创办人之一。

注6  他是怀特在圣伊丽莎白医院的第一个助手，也是一位临床工作的革新者。

注7  海伦·斯威克·佩里和玛丽·拉德·加威尔(Mary Ladd Gawel)编辑，由玛贝尔·布莱克·科恩撰写引言。

注8  玛丽·拉德·加威尔和海伦·斯威克·佩里编辑，由小奥托·艾伦·威尔撰写引言。

注9  海伦·斯威克·佩里编辑并撰写引言。

注10  海伦·斯威克·佩里撰写引言。

注11  海伦·斯威克·佩里撰写引言和概要。

注12  由罗伯特·G·克瓦尼斯(Robert G.Kvarnes)和格洛丽亚·H·帕洛夫(Gloria H. Parloff)编辑。

注13  由玛贝尔·布莱克·科恩编辑。

注14  包括《精神病学的咨谈》、《精神病学的临床研究》、《现代精神病学的概念》、《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和《作为人的过程的精神分裂症》。

注15  由海伦·斯威克·佩里、玛丽·拉德·加威尔和马莎·吉本(Martha Gibbon)主编，第1卷包括《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现代精神病学的概念》和《精神病学的咨谈》，第2卷包括《精神病学的临床研究》、《作为人的过程的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医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注16  Chatelaine,K.L.,“Harry Stack Sullivan: The Clinican and the Man，” In Portraits of Pioneers in Psychology,ed. Gregory A.Kimble, Michael Wertheimer,& Charlotte L.White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1991),pp.339-340.

注17  参见本书边码，第18页。

注18  Sullivan, H.S.，“The Illusion of Personal Individuality,” Psychiatry(1950)：329.

注19  参见本书边码，第111页。

注20  本书边码，第35页。

注21  See Chatelaine,K.L.,“Harry Stack Sullivan: The Clinican and the Man，” In Portraits of Pioneers in Psychology,ed. Gregory A.Kimble, Michael Wertheimer,& Charlotte L.White(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1991), p.336.

注22  本书边码，第313页。

注23  Sullivan, H. S.，Schizophrenia as a Human Process, W.W.Norton & Company, New York,1962,p.281.

注24  Sullivan, H. S. ,The Psychiatric Interview. W.W.Norton & Company, New York,1962,p.4.

注25  普洛克斯泰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强盗，住在埃莱夫西斯城。他热情地邀请旅行者到他家里过夜。但是，当旅行者住进他的房子里时，他便把客人绑在床上。如果他们比床短，他就把他们拉长，直到他们与床一样长。如果客人比床长，他就把他们的腿砍到与床一样长。不论哪种情况，受害者都会死去。他最终被希腊英雄提修斯所终结，提修斯以与这个强盗对待受害者相同的方法杀死了他。普洛克斯泰斯之床的引申意思是使用武断、暴力的手段制造一致的计划或标准。

注26  See Evans Ⅲ,F.B.,Harry Stack Sullivan: Interpersonal Theory and Psychotherapy, Routledge, New York，1996,p.181.

注27  转引自沈德灿：《精神分析心理学》，36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

注28  Yalom, I.D.，The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Group Psychotherapy, 2nd edn. Basic Books, New York,1975,p.22.

注29  Chatelaine,K.L.,“Harry Stack Sullivan: The Clinican and the Man，” In Portraits of Pioneers in Psychology,ed. Gregory A. Kimble, Michael Wertheimer,& Charlotte L. White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1991),p.325.

注30  See Evans Ⅲ,F.B.,Harry Stack Sullivan: Interpersonal Theory and Psychotherapy, Routledge, New York,1996, p.10.

注31  国内习惯将科胡特的“self”译为“自体”。

注32  Evans Ⅲ,F.B.,Harry Stack Sullivan: Interpersonal Theory and Psychotherapy, Routledge, New York,1996, p.10.

注33  Mitchell, S. A.，“My Psychoanalytic Journey，”Psychoanalytic Inquiry(2004) 24：532.

注34  Havens，L.L.,Approaches to the Mind， Little Brown,Boston,1973,p.183.

注35  Perry, H.S.,Psychiatrist of America: The Life of Harry Stack Sullivan, W.W.Norton & Company,New York,1982,p.402.

注36  R.D.莱恩：《分裂的自我》，林和生、侯东明译，22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注37  以下内容除注明出处的，主要资料来源参考了王文基:《“当下为人之大任”——戴秉衡的俗人精神分析》，载《新史学》，2006，17(1)。恕不一一注明。

注38  See Blowers，G.,“Bingham Dai，Adolf Storfer，and the Tentative Beginnings of Psychoanalytic Culture in China, 1935-1941，”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2004)6，1：95.

注39  许烺光(Francis L. K. Hsu, 1909—1999)，行为科学家，心理人类学创始人之一，曾任美国人类学会主席(1977—1978)。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西北大学和旧金山大学等任教。当时在协和医学院从事社会工作。

注40  凌敏猷(1902—1991)，神经精神病学家，参加过南昌起义，曾任湘雅医学院院长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1933年入协和医学院学习三年。

注41  丁瓒(1910—1968)，心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的创建人之一，后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硏究所副所长。1937年入协和医学院学习。

注42  Bingham Dai ，“Divided Loyalty in War: A Study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Enemy，” Psychiatry: Journal of the Biology and Pat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1944)7，4:327-340.

注43  Bingham Dai,“Personality Problems in Chinese Cultur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1)6，5： 688-696.

注44  转引自王浩威：《1945年以后精神分析在台湾的发展》，见施琪嘉、沃尔夫冈·森福主编：《中国心理治疗对话·第2辑·精神分析在中国》，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

注45  Harry Stack Sullivan,“The Meaning of Anxiety in Psychiatry and in Life,”Psychiatry (1948) 11:1-13；亦可参见 “Towards a Psychiatry of Peoples,” Psychiatry(1948) 11:105-116及“The Theory of Anxiety and the Nature of Psychotherapy,” Psychiatry (1949) 12:3-12。

注46  “Symposium on Operationism,” Psychological Review (1945) 52:241-294；尤可参见 P.W.Bridgman,“Some General Principles of Operational Analysis,” pp.246-249。

注47  T.V.Smith,“Mead,George Herbert,”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10:241-242.

注48  Bronislaw Malinowski,“Culture,”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4:621-645；p.622.

注49  Leonard Cottrell and Ruth Gallagher,Developments in Social Psychology,1930-1940；New York,Beacon House,Inc.,1941；亦可参见Cottrell,“The Analysis of Situational Fields in Social Psychology,” Armer.Sociological Rev. (1942) 7:370-387。在前一本书中，关于沙利文对米德之研究的修正，考特里尔和加拉弗是这样说的(参见pp.23-24)：“在一种充满才气地组织起来的人格发展理论中，沙利文试图说明在一种引导意识的既定文化内的各种影响、实际上会压抑儿童对于某些物体及活动之兴趣的戒律，以及通过阻止各种意识工具而导致他不能正确判断某些意义的文化遗漏(cultural omission)。儿童知觉(perception)的客体，而不是统觉(apperception)的客体，会出来使得儿童一直以来习得的言语反应模式变得复杂起来。当他的言语自我—他人模式(self-other patterns)与这些‘不完善的’或分离的成分之间的差异变得非常大，以至于导致了严重的焦虑时，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一种神经症的所有症状……”“如果我们接受米德以这种方式所作的分析(在这种分析中，意义产生于一个由权利和责任合并组成的语言结构)，那么，沙利文的研究就暗示了一个重要的修正。人际关系中言语交流所含有的意义，可以被一些分离的成分(这些分离的成分是在为情境设定音调和颜色方面发挥了作用的成分)完全歪曲。我们不可能充分地了解一个人的意图；但是，当你意识到自己行为中的亚言语(subverbal)反应倾向时(你会不明智地将这些反应倾向投射于情境之中)，与此同时，当你意识到某些紧张和无关运动的含义时(这些紧张和无关运动会使另一个人的言语反应变得复杂起来)，你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获得这种了解了。”

注50  Work cited.

注51  Languag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1921;see pp.7-23.

注52  Ruth Benedict,Patterns of Cultur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34；pp.2-3.

注53  例如，可以参阅查尔斯·斯皮尔曼关于原始感觉和经验的讨论，The Nature of ‘Intelligence’ and the Principles of Cognition (London:Macmillan and Co.,1923;in particular pp.36-47)：“……一切认识都必然开始于感官经验……在事物与知觉经验之间，横插着一条长长的、复杂的，而且往往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事件链条，它们既完全不同于在其近端的意识知觉，也完全不同于在其远端逐渐消失的事物……知觉对象，在它们听从于普通的内省(introspection)时，就已经远离了这里主要讨论的东西，也就是说，远离了感觉刺激对意识的最初效应；它们已经不知不觉地拥有了一段事件历史，不仅涉及个体生活中先前的场合，而且甚至还涉及这个场合本身……感觉刺激最初的(而且大部分是无法进行内省的)心理效应，将会在严格的状态意义上被我们理解为真正的感觉……对此，‘原始感觉’很可能是一个更适合的术语……”——编者注

注54  我们要感谢帕特里克·默拉希，感谢他允许我们引用他对沙利文三种经验模式的界定(Patrick Mullahy，Oedipus,Myth and Complex；New York:Hermitage Press,Inc.,1948;pp.286-291)：“一切经验都以这三种模式中的一种或几种发生——这三种模式是未分化的、不完善的和综合的。未分化的模式(正如这个可怕术语的希腊语词根所表明的那样)指的是婴儿所拥有的第一种经验，以及这种经验发生的顺序或排列……根据沙利文的假设，婴儿所‘知道’的一切都是瞬间的状态，之前与之后的区分是后来才习得的。婴儿模糊地感觉到或‘领悟到’早一些或晚一些的状态，但认识不到它们之间任何的系列联系……他意识不到自己是一个与世界的其余部分相分离的实体。换句话说，他所感觉到的经验完全是破碎的、未分化的，而且没有明确的范围。就好像他的经验是‘广阔无边’的……”“随着婴儿的成长和成熟，原始的未分化的经验整体被打碎了。不过，这多个‘部分’，这不同的方面，这各种不同的经验并不以一种逻辑的方式联系或联结在一起的。它们只是‘碰巧’联系在了一起，或者没有联系在一起，这要取决于环境。换言之，各种不同的经验被感觉为是伴生的，而并没有公认为是以一种有序的方式联结在一起。儿童还不能将它们互相联系起来，或者在它们之间作出逻辑的区分。他们所经验到的东西被假定为是此类事件发生的‘自然’方式，而没有任何的反省和比较。由于没有建立起联结或联系，因此就不存在从一个观念到另一个观念的逻辑‘思维’活动。不完善反应模式并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经验被体验为是一种瞬间即逝的、毫无联结的存在状态。”“……儿童逐渐学会了语言‘一致有效’(consensually validated)的意义——从语言最为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些意义是通过群体活动、人际活动和社会经验而获得的。一致有效的符号活动涉及一种对原则的诉求，这些原则被听者作为事实而加以接受。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青少年便获得或习得了综合的经验模式。”——编者注

注55  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些简明陈述的原理是在埃尔德里奇所撰写的一本名为《生命的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Life)的书中(New York:Thomas Y.Crowell Company，1925)，我正是从这个资料来源借用了这三个原理。尽管本书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一般性思考，但它或多或少继续激发了一种至少此时并不流行的特定生命学说。

注56  埃尔德里奇把其他两个原理描述如下：“在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每个阶段……一组复杂的反应开始起作用……有机体和环境之间这些相互作用的过程(包括有机体各个组成部分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所谓的功能活动或生理活动……有机体的第三个属性是组织本身的属性。这个术语不仅意指静态的有机体结构，而且还指这种结构的变异性(不仅指个体，而且指种族的变异性)……事实上，这种属性还可以被视作生理过程的组织，以及这种组织的变化倾向。或者，再改变一下我们的术语，它是生命活动的形态特征，即在过去以无数的生命形式来表现自己，而且在将来注定会采取无数其他形式这样一种属性。”(p.2)——编者注

注57  这里，有关这些启发性阶段的界定已合并了沙利文于1945年发表的关于精神病学访谈(The Psychiatric Interview)若干演讲中的另一种界定。——编者注

注58  有人也许会对从哲学角度证明紧张概念非常感兴趣，对此我想提及阿尔伯特·邓纳姆(Albert Dunham)的一篇论文[“The Concept of Tension in Philosophy,”Psychiatry(1938)1：79-120]，在这篇论文中，他讨论了紧张概念的哲学阐述，此外，我还想提及库尔特·勒温的著作，我认为，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勒温最早提出了对紧张概念的系统阐述(参见Kurt Lewin,A Dynamic Theory of Personality,translated by Donald K.Adams and Karl E. Zener;New York:McGraw-Hill，1935)。不过，库尔特·勒温的概念与我即将展开的概念绝非一致。

注59  当我提到紧张或能量转化感觉到的成分时，我实际上是以后两种方式谈论经验，即不完善的反应方式和综合的方式，这是因为正如我一再坚持认为的那样，要想用未分化的方式来讨论任何进入意识的经验，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据我所知，当一种紧张存在于一个人身上，并且完全没有被注意到时，那就只能意味着它是以未分化的方式被感觉到的。但是，这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没有哪种方法可以证明事实就是这样；我之所以作此注释，纯粹是为了理论上的完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提请你注意这一点。

注60  沙利文的话，可见Culture and Personality，edited by(S.Stansfeld Sargent)and Marian W.Smith(Proceedings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held under auspices of The Viking Fund,Nov.7 and 8,1947)；New York:The Viking Fund,Inc.，1947。

注61  Work cited;pp.74-75.

注62  唯一由非物理化学引起的需要(这种需要在婴儿早期很可能就可以证明，而且在此阶段之后不久就肯定会变得非常显眼)是对接触的需要(need for contact)，所谓接触的需要，我指的是该术语的通常含义。从获得操作技巧和与有机体的边缘性接触，如说谎等这个意义上说，非常年幼的孩子似乎已经真正地具有纯人类的或人际的需要。但是，当我像现在这样谈论婴儿出生后的最初几周和最初几个月时，这种说法可能只是一种猜测，人们无需彻夜不眠地担心它是否会得到证明。

注63  Margaret A.Ribble,“Clinical Studies of Instinctive Reactions in New Born Babies,” Amer.J.Psychiatry (1938) 95：149-158.

注64  后来的情感淡漠的结果有所不同；后来，情感淡漠会让人们难以逃避突发的或紧急的危险，致最终死亡。

注65  斯皮尔曼使用推断(eduction)一词，是为了把认知事件还原至一组最终的定律。沙利文用这个词来指感受器和效应器之间的中间过程。在斯皮尔曼看来，“思维或知觉中的一个项目据说是依据其他项目的性质，从其他项目中‘推断’出的”(Charles E.Spearman,Creative Mind;London:Nisbet and Co.Ltd.,Cambridge Univ.Press，1930， p.34)。斯皮尔曼区分了经验的推断和经验的理解；例如，“我看到了红色”，用斯皮尔曼的话来说，代表了经验的理解。但是，斯皮尔曼认为，虽然认识始于这样一种实际发生的经验，但它会进一步扩展，因为关系和相关是从现存的经验中推断出来的(The Nature of ‘Intelligence’and the Principles of Cognition；London:Macmillan and Co.,1923.See Chapters IV,V,VII,and XXI)。——编者注

注66  上述三段引自沙利文1948年的系列演讲，这些演讲由于他的去世而告中断。在此之前他讨论了这些无能为力的经验，认为这些经验通常属于不可思议的情绪领域——敬畏、畏惧、厌恶和恐怖。沙利文在1948年的演讲中这样评论道：“这一系列演讲是原先准备的，我现在已经改变了对不可思议情绪的看法，对此问题，我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进行过积极的思考……过去，当发现我自己每年都在不断地否定自己的观点时，我感到十分沮丧，但最终，我发现这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至少，它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可以再次向你们强调：精神病学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们不再拼命、刻板地为一种陈旧的思想进行辩护，也许这并不是一件让人丢脸的事情……”——编者注

注67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如果人们在陷入如指向目标之行为(goal-directed behavior)这样的问题之前，先用更加有效的术语进行思考的话，那么运用这些术语应该说是非常合适的。不管什么时候我用这些特殊的说法——例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或者可以被说成是——我实际上说的是，我先前试图交流的东西总体而言比接下来的特定术语更加有效。有很多事情都可以用“可以被说成是”这一提法，这种提法在其发生的特殊论域或亚论域中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试图凭借或多或少无可争辩的证据建立起一种特定的参照语言(referential language)，因此，我将试图表明什么时候我正在用参照语言来表示我无法确切表达的东西。

注68  当然，姿势的紧张是看不到的——外表是可以看到的——但是，我现在谈论的是脸部结构，脸部表情是由所谓的头部表情肌肉的姿势紧张所决定的。

注69  Charles Morris，Signs,Language and Behavior；New York:Prentice-Hall,Inc.，1946， p.17.演讲中，在这一点上，沙利文补充道：“顺便提一句，在我老年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参考来谨慎地对一些观点和思想做精心的阐释，这是我不幸的命运，因为我发现自己已经非常和谐了。我应当在摘引我非常受人尊敬的好友萨丕尔、考特里尔和本尼迪克特等学者的论述之前就提到这一点的。我相信，你们中间有很多人都将会发现，莫里斯的著作在澄清思想方面非常有价值，尽管我对它的开头部分表示了很不同的意见。”——编者注

注70  沙利文在其1948年的系列演讲中，稍有不同地发展了这一观点：“最初，尽管发展相当快速，但类似对母亲延伸的视觉把握的东西并不存在。就总的视觉数据而言，作为一个视觉认知对象，好母亲和坏母亲之间并没有特别的差异。不过，一些特定的精炼性差异是存在的，但甚至在这些差异还没有变得明显之前，与母亲进行距离接触的其他方面十有八九已经表现出相当的精炼。那些与好母亲相联系的东西无需广泛的注意，但是，任何向坏母亲提出警告或分化出坏母亲的东西——焦虑之源——都将由于焦虑令人极其不悦的本质，而获得尽可能多的关注。在这一领域，距离数据是听觉数据，包括声音的和音调的细节等。尤其是，对音调变化的限制很可能是第一种禁止的姿势，它已经成为坏母亲独立化身的一部分，与体型方面完全相同的对等物，即好母亲形成对照。这一点在人们对待家畜的方式上表现得很明显，而且在婴儿期之后的人类生活阶段中也无疑表现得非常明显；有许多我们可以称之为‘声嘶力竭的表达方式’是通过语调来传达的；它与言语内容没有特别的关系，而是一个如何表达言语内容的问题。因此，第一种禁止的姿势(在世界上最为可靠的禁止姿势中，在人类为了回避焦虑和痛苦而进行分化的禁止姿势中，它是第一种禁止的姿势)，毫无疑问是习惯性音调的改变。在婴儿看来，它十有八九不是一种音调改变的问题，而是两种不同的习惯性音调问题。不过，从那个时候起，与某些非常、非常自然地出现在我们身上的音调习惯相比，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更为有效地改变人际情境的即时整合，因为它们从某种非常真切的意义上说，是我们制造、听到以及解释声音的经验中，第二个出现的非常重要的古老事件。”——编者注

注71  参见Alfred North Whitehead，Process and Reality；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9。怀特海德声称：“这个有机体学说试图把世界描绘成单个实体世代交替的过程，每个实体均有其自身绝对的自我实现。”(p.94)他在早些时候，还说过：“一个实体便是一个过程，而且用‘物质’的形态学(the morphology of ‘stuff’)是无法描述的。”(p.65)——编者注

注72  沙利文在1948年的系列演讲中，以稍有不同的方式做了这样的表达：“就合理的可能性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婴儿所能做的事情主要取决于他做此事的生理能力，但实际上却取决于做此事的有用性。而且，在依赖性极强的生命阶段——婴儿早期——尤其有用的是，改进那些发挥作用的人际情境和那些因导致焦虑而让人极其受挫的人际情境的分化过程。在生命初期，所有的关系(不管是与谁的关系)，只要是满足婴儿需要的一部分，通常都会融合成一种单一的人格化，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好母亲’；而所有的经验(不管是与多少人的经验)，只要导致严重的焦虑，通常都会融合成一种单一的人格化。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坏母亲’。我认为，随着距离感受器变得更为有效，能够更好地彼此相连，能够更好地与有机体的其他部分相联系，分化过程的发展主要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你们可能会说这个目的就是，对那些导致焦虑的不当行为保持警觉，也就是说，在许多可以被感知和组织为经验的事情中，婴儿要对那些可以归为禁止姿势的东西保持警觉。他从周围移动着的模糊不清的东西中所挑选出来的东西(他还学会了将其视为焦虑的先兆)就是这样被合并到了一起的。婴儿做出此种分化，并不因为他有任何超高的机能，可以避开焦虑，而是因为焦虑让他极其不舒服，而且还代表了生活中的重大失误，而在婴儿生活的其他方面，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从需要出现到需要得到满足这个过程所需时间很长。不过，期间也会介入情感淡漠，权当休息，以便在休息结束时恢复精力，重新开始。不过，由于焦虑，所以不可能休息，也不可能做其他事情，只能是承受痛苦。因此，我认为，分化的发展——这是从改进学习这一意义上说的，虽然一开始可能看不到改进——很可能在于如何获得有关焦虑出现之可能性的第一手资料，就好像这对婴儿来说非常有益一样，因为焦虑是一种令人极不愉快的经验。”——编者注

注73  David M.Levy,“Fingersucking and Accessory Movements in Early Infancy:An Etiologic Study,” Amer.J.Psychiatry (1928) 7:881-918.

注74  David M.Levy,“A Note on Pecking in Chickens,” Psychoanalytic Quart. (1935) 4:612-613.“On Instinct-Satiation:An Experiment on the Pecking Behavior of Chickens,” J.General Psychol. (1937) 18:327-348.

注75  所谓“通过动觉感受”(kinesthetically sensed)，我是指那些感受过程的类型，这些过程使我们了解自己关节等的位置，或者更具体地说，了解关节表面的位置和关节表面的紧张等，并在我们拥有大量经验之后，据以知道我们的极限在何处。这些表面的运动使我们了解(或者感觉到)身体的构造。把拇指放进嘴里这个动作就包括学会肘、腕及其他关节是如何感觉的，或拥有未分化的经验(这些未分化的经验能够有效地引起肌肉运动的调节)等。

注76  参见沙利文的论文，该论文最初是1944年一场演讲的内容，后来在沙利文去世后发表，内容稍微做了一些修改，即“The Illusion of Personal Individuality,” Psychiatry (1950) 13:317-332。——编者注

注77  当我在谈及婴儿时使用诸如“进行实验”(experimenting)等词语，你们一定要记住，那全是不真实的语言，而且，我所说的意思不同于你们在词典里所查到的意思。

注78  本章所有引用内容，包括此处引用内容都引自沙利文的“Tensions Interpersonal and International:A Psychiatrist's View,”in Tensions That Cause Wars,edited by Hadley Cantril;Urbana,Ⅶ.:Univ.of Ill.Press,1950,pp.95-98。——编者注

注79  参见第五章，脚注1。——编者注

注80  顺便说一句，据我所知，任何人都能诱发婴儿的焦虑，但是满脑子考虑诱发也没什么用，因为事件发生的频率(frequency of events)在所有学习过程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在生命的这一阶段(当婴儿差不多9个月或10个月的时候)，婴儿的人际情境中经常出现的人很可能就是母亲。

注81  由于降至最低限度(minimize)一词可能有歧义，所以我应加以明确说明，所谓降至最低限度(minimizing)，我所指的是行为朝着缓解焦虑的方向而做出的活动。所以，降至最低限度并不是说“没有”，因为据我所知，人类的独创过程不可能没有焦虑。

注82  请不要拘泥于我的自我系统是应该叫超我还是应该叫自我这样一个问题。据我推测，在我称为自我之人格化的东西与常被认为是精神分析之自我的东西之间(也许存在于堂表兄弟姐妹的领域内，或者更亲近一些的关系之内)，必定存在着某种显著的关系。但是，如果你明智的话，你就会将此作为笑谈而不予考虑，因为我对此也一点没有把握；我曾尝试发现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相似之处，却一无所获，只感头疼不已，一晃这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这件事情就只能留待勤勉之人和学者去做了，而我既不是勤勉之人，也不是学者。

注83  我并不总是使用这些术语；以前，我谈论过隐含过程(implicit processes)，而不用内隐过程。现在，我放弃了“隐含”这个词，因为它有着许多细微的意义差别，而这些差别要么令人感到棘手，要么与正在试图表达的内涵不相干，因此“内隐”这个常用词似乎更为可取。内隐与外显正好相对应。

注84  事实上，我已获得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表明，从即使不到6个星期的婴儿所表现出来的延迟行为中，也可能推导出内隐的过程。如果这些资料是正确的，那么，它们便意味着与区域需要和一般需要相联系的内隐符号操作，在人类幼婴分娩后的生活中，以一种早得惊人的原始形式显现了出来。

注85  沙利文对“姿势”(gesture)一词的使用，比其常见含义要宽泛一些；在另一些演讲中，以及在本演讲的其他部分中，他所说的“姿势”之义将会变得越来越清晰，不仅指面部表情和躯体其他部位的示意动作，而且还包括音调、节奏和语调。换句话说，他所说的“姿势”是一个与言语的“指称”(denotative)方面相对的“表意”术语——这些术语是他在1948年的系列演讲中所用到的。——编者注

注86  Edward Sapir,Languag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1921;p.11.

注87  沙利文说过“我向的”(autistic)是“……一个形容词，我们通常用这个形容词来指一种原始的、未社会化的、不适应文化的符号活动状态，以及后来与这一原始状态(相比于更为成熟之人格做出的明显有效、一致确认的符号活动)更为相关的状态”(Conceptions of Modern Psychiatr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53,second edition;p.17)。帕特里克·默拉希(Patrick Mullahy)曾将沙利文的“我向的”这一概念描述为“不完善反应模式的亚种……是不完善反应模式的言语表现”(“A Theor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Personality,” the same reference,p.126)。——编者注

注88  此处插入了“我向的”(autistic)这一概念，因为沙利文似乎在此将儿童的我向参照过程与成人的参照过程，即对“现实”更有综合模式的成人参照过程进行对比。——编者注

注89  在阅读这一部分时，我们必须牢记沙利文对“协作”(collaboration)和“合作”(cooperation)这两个术语的使用。所谓合作，他指的是少年时代常常发生的“予与取”；所谓协作，他指的是前青年期出现的对另外一个人的敏感性。“协作……比合作，往前跨了一大步——我按照游戏规则来玩，以保持我的尊严、优越感和长处，这可以称为合作。但是，当我们协作时，这便是一个涉及我们的问题了。”(Conceptions of Modern Psychiatry,p.55.)——编者注

注90  在这一点上，本章取自1944—1945年的演讲，而不是取自本书主要依据的那些系列演讲，这个部分之所以在后面的系列中被遗漏，是因为录音设备出了毛病。不过，这些材料与沙利文的笔记的框架是一致的。——编者注。

注91  在这一系列讲座中(本书便以这些讲座为基础)，沙利文曾经多次提到要对孤独问题进行讨论。然而，这样的讨论并没有在该系列中出现，也许是由于疏忽的缘故吧。因此，我们便在这里补充一节内容，它选自沙利文1945年关于“孤独”问题的讨论。——编者注

注92  Hortense Powdermaker,Life in Lesu:The Study of a Melanesian Society in New Ireland;New York:W.W.Norton & Co.,Inc.,1933.

注93  参见第五章，脚注1。——编者注

注94  我在这些评论中始终排除有机体；换句话说，如果有人用枪射掉了一个人的半个脑袋，那么，他也不会因此而成为我的精神病学兴趣的中心领域——这并不是说精神病学不能通过研究一个人的行为来发展。

注95  遗憾的是，在《概念》 (Sullivan,Conceptions of Modern Psychiatry；op.cit.)一书中，我把分裂提高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在这本书中，我并未花太多的时间来强调分裂之外的所有其他东西。

注96  在1945年的另一篇演讲中，沙利文是这样描述“对不可思议之情绪的调节”的：“在产生不可思议的经验之后，随之产生的是人格的完整状态，有人可能会说，‘事情就是这样的：非善即恶，非好即坏，事情就是如此’。这种对某事的接受方式——即使人们无法想起它，也无法分析它——不论是否铭刻在心，都正是我这个特定术语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对不可思议之情绪的调节’。”——编者注

注97  我们在这里可以比较一下梦游的行为，在梦游的行为中，一个人具有完全的运动自由——他能够完全地控制自己的骨骼肌肉系统等——但是，当他在睡眠中到处游荡时，他无法发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因为梦游的行为与醒着时的行为是完全割裂开来的，而且，事实上，梦游者有时候回到床上的方式只有无意之中观察到的人才知道。

注98  沙利文在其业已发表和尚未发表的著述中多次提及其母亲家族的传说。例如，在一个脚注中，他这样写道：“……比如，一个生活在具有骄傲职业的母系家庭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孩子，尚未从社会地位下降的遭遇中恢复过来，这种社会地位的下降是伴随着祖父的移民而产生的——在这个神话里的祖辈中间，有一匹叫做‘西风’的马，它与地球一起奔向未来……”[“Towards a Psychiatry of Peoples，”Psychiatry(1948)11：p.109.]——编者注

注99  关于“我—你”模式的讨论，请参见Patrick Mullahy,“A Theor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Personality,” in Conceptions of Modern Psychiatry。——编者注

注100  因此，精神病医生在对患者所报告的某些内容(比如“仅仅是愿望实现的幻想”而已)下结论之前应当三思而行。这是因为人们不可能完全摆脱自我系统的干预——即便一个人以白日梦来自娱也是如此。部分地满足某些需要的基本要素(也是自我系统功能的基本要素，例如，使焦虑减少到最低程度，或者避免焦虑)、敌意的和分离的冲动的实际释放，以及为了维持分裂所需要的十分复杂的过程，所有这一切在幻想结构中都相当容易发现。但是，精神病医生常常把患者的幻想视作某种不端的行为，或者在与同事们讨论这些幻想时，把它们视作愚蠢的、不成熟的表现的证据。有时，某种幻想实际上是预见的一种表现，也即对情境的一种分析和规划，以及对今后遭遇相似情境时如何行动的研究。在这些案例中，由于某种并不值得尊重的例子而对患者进行有关幻想的谴责，对精神病医生来说也许是相当糟糕的。因此，我认为，向患者和同事讨论什么“愿望实现的幻想”，只是一种误导，而不是帮助，并且，可以这样说，它实际上限制了精神病医生思维的清晰度。

注101  指出这一点相当有趣，即疑病性先入之见所关注的并非健康的机能(如青春型分裂症的恶化)。

注102  这样的训练通常只会增强人格中的“非我”成分，在其他地方，人际关系领域中的紧张源泉被描述为是不可思议的情绪体验——例如敬畏、畏惧、厌恶和恐怖——它们是最为有力的分离力量中可以感觉到的成分，对此，我们已经有所认识。

注103  即使在这些“减弱的”状态下，人际关系的特性有时也可被视为一种运动，就好像是去弥补早期经验的不足似的。

注104  曾在法国、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建立王朝，以绝对的封建专制统治著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