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战争艺术

阿彻·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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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ID：d716-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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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西方战争艺术》并非传统的战争史，其目的是对史有所载的大多数西方战争中所存在的某些作战可变因素的变化，进行介绍性的和某种高层次的追溯和解释。这些构成了本着作的主题，因此它比一般叙事史更侧重解释。本书对大多数重要战役和会战都给予了应有的注意，只是所用文字较少，而只侧重于所做解释的论据方面。 　　本书是美国着名军事历史学家阿彻·琼斯所着。作者从2500年前古希腊长予、弓箭作战，一直写到现代的坦克、飞机、导弹战，记述、评析了有史以来西方陆战、海战和空战的所有主要事件，内容极为丰富。它不像一般军事历史着作那样仅重视史实的描述，而是更注重不同国家、地区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各类重大军事行动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的比较研究。作者重视对基本作战样式的研究，以其观点而论，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武器装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作战方法的某些方面则变化甚微，无非是选择“作战战略”或“后勤战略”而已。古代的长矛战与当今的担克战，古代的弓箭作战与今天的导弹战也毫无区别。作者兼容并蓄，不仅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约米尼、富勒等西方军事大师的思想，而且还吸收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本书是当今美国体系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理论性最强、最有代表性的军事历史巨着之一。 。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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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简介：

《西方战争艺术》并非传统的战争史，其目的是对史有所载的大多数西方战争中所存在的某些作战可变因素的变化，进行介绍性的和某种高层次的追溯和解释。这些构成了本着作的主题，因此它比一般叙事史更侧重解释。本书对大多数重要战役和会战都给予了应有的注意，只是所用文字较少，而只侧重于所做解释的论据方面。

本书是美国着名军事历史学家阿彻·琼斯所着。作者从2500年前古希腊长予、弓箭作战，一直写到现代的坦克、飞机、导弹战，记述、评析了有史以来西方陆战、海战和空战的所有主要事件，内容极为丰富。它不像一般军事历史着作那样仅重视史实的描述，而是更注重不同国家、地区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各类重大军事行动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的比较研究。作者重视对基本作战样式的研究，以其观点而论，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武器装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作战方法的某些方面则变化甚微，无非是选择“作战战略”或“后勤战略”而已。古代的长矛战与当今的担克战，古代的弓箭作战与今天的导弹战也毫无区别。作者兼容并蓄，不仅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约米尼、富勒等西方军事大师的思想，而且还吸收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本书是当今美国体系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理论性最强、最有代表性的军事历史巨着之一。

目录

· 序　言

· 第01章 古代战争

· 第02章 中世纪战争方式的变化（200-1200）

· 第03章 新的合成兵种战术的出现（1200-1600）

· 第04章 新战术体系的改革与发展（1600-1700）

· 第05章 刺刀的出现对线式战术发展的巨大影响（1700-1791）

· 第06章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战术和战略变化（1791-1815）

· 第07章 技术变革和条令的相对稳定（1815-1914）

· 第08章 防御的巅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 第09章 冲突再度发生之前的序幕（1919-1939）

· 第10章 现代战争的顶峰：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 第11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防力量的加强和技术变革（1945-1985）

· 第12章 连续性和变化

序言

《西方战争艺术》并非传统的战争史，其目的是对史有所载的大多数西方战争中所存在的某些作战可变因素的变化，进行介绍性的和某种高层次的追溯和解释。这些构成了本着作的主题，因此它比一般叙事史更侧重解释。本书对大多数重要战役和会战都给予了应有的注意，只是所用文字较少，而只侧重于所做解释的论据方面。本书虽然在主题上具有连贯性，但表述却更侧重于对变化的描述。这就必然导致本书与那些以叙事为主要目的的着作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比如，对罗马人战争艺术着墨较少，仅限于展示其与此前希腊人和亚历山大的战争艺术模式的区别，而对后两者的战争艺术则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本书视角有所侧重：只考虑所选择的作战可变因素，而省略了这类历史的所有非认识方面，并且不涉及战争的全部情感领域，比如精神和动机，乃至诸如约翰·吉甘（johnkeegan）和莫利斯·詹诺维茨（morrisjanowitz）等专家在历史学、社会学的观点。本书不仅省略了大多数政治因素，也省略了关于武装部队环境新的军事沿革记录。本书对战略作了较窄的界定，排除了大多数大战略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的结合，乃至海军的结局和手段。这就导致减缩了对海上力量的战略作用的阐述，排除了它的大多数零碎处置，从而达到类似于通常探讨陆战时的表述程度。没有包含过多的传统历史和新军事史的内容，并不意味着贬低它们。恰恰相反，对于其他的历史观点我都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不过，作战史在当今好像被过于轻视了，为了重申和尽量更加适应我们对此领域的了解，我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一本宣布新军事史也应复兴和改善分析式作战史的宣言书。

本书毫不动摇的观点之一是，军事因素足以解释大多数军事事件。对此观点的阐释并非有意轻视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也不是排除复杂的因果关系，而是希望对军事事件的内因理所当然地给予更多也更显着的注意。在此过程中，我在提出观点以及赋予我的主题以更多的特色和确定性方面，可能有些夸大其词。我这样做，有时是故意设计的，而我确信更经常的是因为对所阐述的观点倾注了太多的热忱。为使读者充分理解本人观点，本书可能存在故意过分强调、过分夸张和重复某一观点的现象，我请求你们予以谅解。

我在提出军事行为的理性和逻辑性时，并不排斥军事领导品质（无论好的还是坏的）影响的重要性；并且，我只是在偶然的场合才提到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如果无益于达成政治或其他目标，那么军事的效能就会受到削弱。但是，正如所有经济行为的聚合必然趋向需求的理性满足一样，大多数过去的军事方法和组织都趋向军事目标的实现。这种表述部分地强调了战争实施的合理性，因为有时依据现在的知识和条件对过去作出的草率判断并不完全适用于早先存在的条件和制约因素。

本书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vonclausewitz）和安东尼·亨利·约米尼（antoinehenrijomini）的着作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二人曾对拿破仑时代及其之前不久的时期的战争作出了有力的解释。我尊重他们，但是，本书与他们的着作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对历史的表述是基于自己的概括，而不是照搬《战争论》和《战争艺术概论》，我仅仅是参考了那些战役和会战，而且相信读者熟悉它们。虽然我确实不知道本书许多论题的具体渊源，但我还是把它们归功于这些大师及其以后的其他专家。比如，我对拿破仑之前战争中迫使对方交战的困难的理解，对新的战斗部署系统的认识，均得益于简·兰博特·阿尔芬斯·柯林（jeanlambertalphonsecolin）；关于后勤战略的观点，得益于j.f.c.富勒（fuller）；而防御的首要性则得益于b.h.利德尔。哈特（liddellhart），——虽然我首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出版的公共出版物上间接了解到这一观点时持怀疑态度。毛泽东对我的游击战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在军事作家的文化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除了约米尼关于内线和克劳塞维茨关于同时进军外线以及时集中兵力的观点以外，我很难再具体指出受到他们的哪些直接影响。

虽然为了便于那些对欧洲战争或作战基本知识知之不多甚至毫无所知的读者理解，而在书中引述了那么多人们熟悉的大师们的观点，但我还是希望本书读者对上述知识了解得更多一点。不过，为了适应如此广泛的读者，我还是详细阐述和概括了那些专家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思想。这些专家读者可能会想首先阅读最后一章，然后利用内容目录、图表目录和索引去阅读他们好像最需要的部分。然而请记住，叙事解释历史进而上升到对历史的概括，根据需要以例证的方法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应当使所有的读者都感兴趣。

本书关于西方战争的记录均非第一手资料，而全部来自标准的第二手着作。它除了参考引用语来源，没有注记；除了已经提到的大师们关于这类历史的着作，也没有参考书目。对于那些希望探索欧洲战争这个题目的人来说，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的《力量追踪》（thepursuitofpower）就此发表了最高层次的概括。理查德。a.普雷斯顿（richarda.preston）和悉尼。f.怀斯（sydneyf.wise）的《武装之人》（meninarms）使本书置于其续篇的地位，而迪奥多尔·罗普（theodoreropp）的《现代世界的战争》（warinthemodernworld）对现代时期的战争提出了高明而深刻的见解。所有这些着作以及诸如小约翰。e.杰萨普（johne.jessup，jr）和罗勃特。w.寇克雷（robertw.coakley）的《军事史研究与应用指南》（guidetothestudyanduseofmilitaryhistory）等有价值的书都是很好的参考书目。

我将此书献给我的母亲。她虽然对军事毫无爱好，却一直鼓励我发展自己的兴趣，并在我漫长的研究期间支持我。我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感谢她对我的鼓励以及在我写作上所给予的编辑和导师式的帮助。感谢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允许我在1982-1983年离开两年从事大量的写作；感谢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当我于1976-1977年作为该院莫利逊教授（morrisonprofessor）时，激励我抓住了难得的机遇。

当我逐步投入此书的着述时，我的朋友和同事安德鲁·克奥夫多年来一直给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批评和鼓励。我还要感谢那些阅读了原稿并提出批评建议的朋友：罗勃特。a.道蒂、杰弗里。a.冈斯勃格、马尔科姆·缪尔、迪奥多尔·罗普和t.r.杨。我非常感谢指挥与参谋学院历史委员会的全体教员，他们在1976-1977年期间教给我大量的战争和军事历史知识。在这些教员中，我特别要感谢道蒂上校、迪奥尔多·克拉克尔、l.d.f.弗拉斯奇和哈罗德。w.纳尔逊，他们都分别给予我具有特殊价值的帮助。苏珊。l.帕特森对我的着作做了极好的编辑，我对此深表谢意。我还得益于包括约翰。w.阿尔杰茨、d.k.克利夫、欧文。s.科奈利、e.w.盖尔、约翰·海尔兰德、盖尔·霍肯森和迈克尔·莱昂斯在内的其他人。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帮助，大大减少了本书论述和事实上的错误；至于依然存在的错误，那当然是我的责任。

第01章 古代战争

研究西方军事作战实施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从古希腊人开始，因为学者们对希腊人在2500年前是如何战斗的已经作了大量研究。而且，希腊人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似乎是他们创造的作战方法在地中海盆地占据了很长时间的统治地位。介绍战争艺术从希腊人开始，还因为他们的军事系统是逐步由简单趋向复杂的。最早，他们几乎完全依靠突击行动，以棍棒、宝剑和长矛与对手格斗。只有在渐渐地采用投射武器，比如弓箭之后，他们才慢慢地开始在乘马战斗时使用两种战斗方法：突击与投射。自此开始，他们的补给方法和战略也才逐渐从初级发展到高级。同样，在这些军事艺术的门类上，他们提供了推进这一问题研究的一种模式。

尽管分析式研究具有明显的不利条件，包括古代军事史自身存在着大量不够清楚的东西，但是这种类型的详细研究将促使人们对战争的基本可变要素倾注心血，从而阐明变化的过程；而且，通过使得战争中的因果关系更加容易理解，就为研究以后时期的战争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对军事行动进行分析式研究，使得我们能够根据战争艺术的三个重要内容来划分主题：战术、后勤和战略。战术用于战斗，包括武器、方法和战场机动。后勤考虑提供人员本身和对军事作战的支援，包括陆军和海军的运动以及士兵、水兵武器、食物、服装和防护器具的补给。战略综合考虑战术和后勤，以决定军事目标和达成目标的手段。海军作战最好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处理。

战术

徒步交手战斗

古希腊人的早期战术体现了最基本的战斗形式。希腊人徒步以矛和剑进行交手格斗，这种战斗形式叫做突击行动。被称为重装备步兵的希腊士兵，自然是以盾牌、头盔、护胸甲以及其他各种防护装备覆盖其全身各个部分。这些通常是由金属制作的防护装甲，再加上剑和矛，使士兵负载沉重，奔跑困难，同时也赋予了这些士兵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重型步兵。

希腊重型步兵完备的装备及其性质决定了他们是惟一具有专业属性的军队。民兵则由农夫、工匠、商人等组成。他们自备武器装备，参加一些训练，并努力保持良好的身体条件。虽然这些构成了战备的内容，但来自同一社区，参加集体训练，也使他们具有凝聚力、相互依存的感情和团队精神。尽管都装备了短剑，但重型步兵主要还是靠长约7英尺的长矛进行战斗。希腊人采用的战术队形使其在实际战斗中能够保持士气。长矛兵们肩并肩排成至少4排、通常8排乃至更多排的纵深队形。

这种队形被称为方阵，非常适合于民兵。民兵们虽然只经过很少的训练，但也能够在盾墙后面凭着勇气执矛战斗。参战的人们通常是平民生活中的朋友，这使所有的人信心大增，而纵深各排的人则使前排的人感到强有力的支持。这样，战士们由于拥有了数量上的安全感，就能鼓舞士气。他们的身体条件、武器训练以及某些人从以前战斗中所获得的经验，支持着他们勇敢战斗，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通常决定会战的胜负。但是，在战斗之前，重型步兵的指挥官通常要发表演说，以增强他们的信心和勇气。人们冲锋时也要大声叫喊，以此互相激励。

只有前排士兵战斗；第二排士兵则等待接替前排倒下和疲劳的士兵。由于队形具有纵深性，那些在后面的人很少参战，如果前排的人发出撤退信号，他们很少犹豫不决。虽然希腊民兵经常是凭技能和勇猛战斗，但他们对承认失败并没有愧疚感；只要第二天没有战斗，那么他们就试图重操平民职业过生活。

希腊小城邦之间的战争通常目标有限，因而让他们承认失败比较容易；尽管被征服者的伤亡通常大于胜利者，但战斗失利的后果并不十分严重。双方伤亡都很惨重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队形的深浅所具有的价值对比并不明显。对于老兵来说，4排可能就足够了，而对缺乏经验的民兵来说，8排似乎也已足够；但某些场合，部队会排成12、16、32甚至是50排的纵深队形。有一个学派认为，队形的纵深越大，具有的力量也就越大。后排额外的人所提供的动力，使纵深排列的一方能够压倒装备相似而队形较浅的敌人。对此持反对观点的人则坚持说，只有前排的人才战斗；第二排是前排的即时预备队，用于接替前排伤亡的或疲惫不堪的士兵；后面的各排只是第二排的预备队。支持浅纵深队形的人将多于4排的队形视为多余。纵深队形的反对者还认为，后面的人仅仅是站立等待，因为从后面推挤只会冲撞前面的人，对帮助前排几乎毫无益处。

支持大纵深队形的人坚持认为，后面有大量的人员可能会增强前排人的士气，恐吓敌人，并为补充前排战斗力提供了充足的替代力量；而且，如果有些排列较薄弱的话，那么较大纵深的队形也具有优势，比如，在前往战斗的过程中可以及时填补进军所造成的缺口。由于人们在战前和战斗期间很难保持始终如一的队列纵深，因此有更多的排列将更加保险，当某些位置太薄弱，或者连绵不断的前排损失惨重而可能出现缺口时，就可以及时地增强薄弱部位或堵塞缺口。纵深较大的队形还能够提供物质动力，特别是当最后一排由精心挑选的人员组成时更是如此。这些后排人员不仅能够防止掉队，使中间各排保持适当的位置，而且还能通过引起所有的人前推而将强大的动力传给前排。如果像希腊人作战时有发生的那样，双方前排面对面地持盾相向推挤，那么后面的推动就能使己方逼迫对方后退乃至促成对方的溃败。

不过，统帅兼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曾经问道：“当一个方队的纵深过大，以致人们所持的武器不能触及敌人时，那么你想，他们能对敌人造成什么伤害而对自己人又有什么益处呢？”虽然如此，希腊人发现至少在某些场合，位于纵深的后面各排还是有用处的。也许仅仅是因为存在着推挤竞赛的可能性，所以才有理由不计代价地根据战线宽度摆成大纵深队形。[注：j.k.安德森，《色诺芬时代的军事理论与实践》（博克利出版社1970年版），第174页。]

在多山的希腊，双方长矛兵一般寻找平地进行战斗。比如，防御一方通常希望能够选择斜坡区域，以使进攻者不得不上坡进军和战斗，从而获得重要的有利条件。但是，坡上位置的优势太大，以至于进攻者拒绝正面交战，而是避开敌人的军队，去毁坏其庄稼。这样，防御者也就得不到多大的好处，战斗只好在双方都同意的开阔平地上进行。

纵深密集的队形实际上没有机动能力，只能前进或者后退。早期的重型步兵方阵没有细分，因此只能实施简单的运动，比如，允许位于翼侧的人根据命令面向不同的方向。这种协同缺陷是由队形的性质以及民兵是业余战士的特点所决定的。要对方阵细分并进行战斗中有用的训练，就需要编组，以便在下级军官领导下经常一起训练。但是希腊民兵缺乏这种实践。

斯巴达城邦的重型步兵部队在对其方队细分的基础上，确实具有了机动的能力。作为希腊惟一的职业军队，斯巴达人按音乐行进，并根据所有方阵在前进时都向右偏移的倾向，进行了战场训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向右偏移的倾向，是因为士兵都是左手举着巨大的盾牌，掩护其邻兵的右侧，因此，每一个士兵都会不自觉地向右运动。这就意味着，每个方阵的右翼通常与对方的左翼相遇，并在此一侧赢得战斗。斯巴达人利用了这一倾向，将其方阵右侧向左转，攻击对方方阵没有防护的翼侧，从而击败敌人。

这样，斯巴达人就运用其有限却高人一筹的灵活性，在战争中实施了最基本的战术运动，利用了翼侧的弱点。斯巴达人经常利用这种方式，攻击敌人士兵薄弱的翼侧，或者绕过翼侧到达并攻击敌人的后方，这种运动被称作包围。任何一种机动形式，都给进攻者以巨大的优势；因为尽管他不能指望防御者将翼侧和后方完全暴露给攻击者，但防御者的翼侧和后方受到围攻，显然会使其在战斗中遇到严重麻烦；其原因在于，防御者所排列的队形本来是面向一个方向战斗，而现在却突然必须面向另一个方向战斗。这一不利条件或许还不是面对进攻者的迂回包围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更严重的是，士兵们的信心和士气可能受到更严重的打击，从而可能不会继续待在新的位置上进行战斗。当然，纪律严明和训练有素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或许会做得好一些；同样，区分较细的部队也具有及时转向面对来自翼侧和后方威胁的灵活性。

但是两翼队形对付翼侧攻击的能力有限，也没有机动到敌人后方的能力。这样，昼间作战战术留给将军的机会很少，因为会战一旦开始，领导者便失去了作用，将军通常在排列内战斗，以便鼓舞自己的士兵。战术创新包括增强通常与敌相遇的左侧，隐蔽比较薄弱的右侧。但是这种改革不需要很强的机动能力，因为战术创新仅仅停留在进军中制定战斗计划上，而它不过是反映军队最初列队的方案。方阵，这种防御正面攻击的优良队形，除了在正面战斗中交战以外，缺乏任何实施进攻行动的能力。

当战争艺术变得更加复杂，专业士兵开始取代民兵时，方阵也变得训练更好，机动能力更强了。斯巴达人系统利用右倾趋势打击敌人左侧的技术日趋成熟。战斗开始之前，战士列队之后，右侧部分训练有素的斯巴达人行列将面向右方并向前行进，这样，这些行列就从主力分离出去，但与战斗行列保持一定的距离。作为一个纵队向右短距离行进之后，此部分将向左转朝向敌人，并继续前进，直至他们到达与敌军阵列的平行之处。然后，这部分斯巴达人分遣队停止前进，尔后保持战斗队列向左前进，去攻击敌人的翼侧。（图解1.1）

图解1.1斯巴达人的翼侧机动

然后，该部从这种几何学意义上正确的翼侧位置向前运动，并击败纪律性稍逊一筹的敌人方阵，从而完全弥补了自己因左翼重叠而形成的缺陷。与此同时，经常被击败的底比斯人也在改进自己的战术，通过增大纵深而增强其左翼。斯巴达人的这种队形在两次重要的会战中打败了纪律性较差和经验较少的底比斯人，而底比斯人也为其一次小胜而高兴。在此期间，底比斯人通过建立“神圣分队”（sacredband）改善战术，这支精选部队由300名人员组成，能够离开自己的方阵实施机动。

底比斯人和斯巴达人的系统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会战中相遇。双方都了解对方的作战方法，斯巴达人知道会遇到底比斯人的大纵深队形，而底比斯人也知道斯巴达人会使用翼侧攻击的队形。斯巴达人坚信他们标准的机动，但底比斯人聪明的指挥官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已制定了反击这种机动的计划和方法。他将大多数重型步兵排成50排，纵深等于正面的一半，形成了坚固的集群。他以这样的队形面对斯巴达人的右翼，致使他自己的右翼和斯巴达人的左翼都犹豫不前，在战斗中很少参战。在预备力量方面，他将“神圣分队”置于重型步兵主力之后，准备执行与令人生畏的斯巴达人作战的任务。伊巴密浓达早已展示了历史学家色诺芬对其后期战役所概括的特点：“精明与大胆的独特结合。”[注：色诺芬，《希腊史》，第7卷，第4、8页，转引自弗朗西斯。r.b.戈多尔芬编辑，亨利。g.戴金斯翻译的两卷本《希腊历史学家》（纽约出版社1942年版）第二卷第216页中。下文所有希腊历史学家均引自戈多尔芬编辑的两卷本。所以不再重复他的名字，仅列出有关翻译者的名字。]

当斯巴达人开始实施其向右进军，并对底比斯人行列形成直角队形时，伊巴密浓达就已知道他们正在干什么了。于是他带领自己纵深排列的重型步兵沿对角线横过战场，攻击斯巴达人行列的最右翼，同时，他让位于方阵之后“神圣分队”的精兵强将由其位置开始，在战场上实施独立机动。“神圣分队”执行其预先计划好的独立机动，进攻列队准备攻击底比斯重型步兵翼侧的斯巴达人分遣队。这两种机动结合运用，其效能大大超过了斯巴达人的右翼进攻能力，使斯巴达人遭受了极大的伤亡，从而赢得了此次会战，斯巴达国王也在此役中丧生。

这两支重型步兵部队之间的竞争表明，希腊人已经认识到集中兵力的价值，底比斯人正是通过加大其队形的纵深寻找集中兵力之道的。同样，希腊人也认识到攻击弱点的价值，斯巴达人正是运用他们的机动，将其方阵的一部分部署到右角，去攻击敌人薄弱翼侧的。但是，战场上的运动也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在底比斯人与斯巴达人作战的无树平原上，机动中的步兵确实困难重重。

如果不列阵，步兵就变成了既不能进行有组织的运动，也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战斗的散兵游勇。但如果组织起来，特别是列阵之后，实施机动的困难则是巨大的。即使是一列士兵在平原上前进，保持队形和防止出现间隙都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斯巴达人如果能够使他们的行列比底比斯人向右运动更远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将其行列的末端向左旋转，直至与底比斯人的行列形成“t”形，从而实现其包围企图——但前提是一个步兵行列能够实施旋转运动。然而，这种运动要求位于旋转外圈的士兵比靠近轴心的士兵运动得更远、更快。要实施旋转，使部队成行成列地到达指定位置并且形成战斗队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长矛兵行列之间一旦出现间隙就可能意味着失败，因为这就把士兵脆弱的一边暴露给了敌人整齐的战斗队列。即使是在战场上进行对角线横向运动，也很艰难。底比斯人之所以能够毫无困难地实施这种机动，是因为他们巨大的纵深意味着其正面很窄。底比斯人的“神圣分队”能够实施离队机动，也是由于他们只有300人，而且都是训练有素的精选士兵，执行的是预先周密计划或许还经过预演的任务。

斯巴达人这种预先计划好的，以呆板为特点的包围运动，也戏剧性地表现出机动步兵在战场上的困难。指挥官希望能够包围，或许还希望会战中能够改变部署或实施机动，但方阵中的步兵缺乏执行所需机动的能力。哪怕是在行列中战斗以鼓舞士气的伊巴密浓达也不能更好地完成其任务，因为会战开始后，他就再也不能影响会战的过程了。

使用投射武器的徒步战斗

排列成密集队形的重型步兵非常适合在希腊的地形上作战。希腊是个多山国家，没有多少大块平地，而使用投射武器战斗却需要更大的空间。不过，希腊人确实启用了装备投射武器的人员，只是最通常的用法是为其重型步兵助战。

希腊人编组了3种投射步兵，其中最有效的是弓箭手。他们能够在80-100码的距离上射出15-20枝箭。对重型步兵的盾牌和胸甲来说，这些箭缺乏穿透力，但是箭的数量众多，且能在重型步兵未加防护的部位造成重伤，使得弓箭手成为一种潜在的可怕的武器系统。

尽管一把好弓和手工制造的箭代表了一笔重要的投资，但弓箭手的装备与重型步兵的盔甲、长矛和短剑相比，其花费还是少得多。可是，仅仅因为弓箭手需要经过长期训练才能获得迅速而准确射箭的技能，其本身就要珍贵得多了。另外，由于弓箭手必须作为个体而不是集体中的一员进行战斗，所以要求他们比那些与战友并肩战斗的重型步兵具有更熟练的技能、更大的主动性和更高的士气。

公元前6世纪希腊的经济处于几乎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水平，因而时间成为难得的资源。同样是由于经济原因，他们只能供养很少的正规士兵，而希腊又没有很多的公民拥有空闲时间进行成为合格弓箭手所必须的连续训练。因此，除了相对昂贵的武器以外，这些有生力量在希腊被当作相当珍贵的资源保留着。只有海战例外，因为在海战中，弓箭的射程赋予其极端重要性。

由于弓箭手不能运用重型步兵所采用的战术队形，所以大多以个体作战为主。如果弓箭手全副武装地排成密集队形，那么重型步兵就可以通过与之靠近的方法使弓箭置于无用武之地，从而逐个地屠杀弓箭手。弓箭手不穿盔甲，就能很容易地跑离负担沉重的重型步兵；由于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可以避开重型步兵的突击行动，并发挥其投射武器的效能。由于单个行动比在队形之中更便于奔跑和射箭，所以希腊弓箭手通常不作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编组协同战斗。因为没有重型盔甲，所以他们被称为轻型步兵，无论在行进还是战术行动中，他们的行动速度都比较快。他们依靠弓箭，并比编组行动更多地依靠个体作战的方法，一直被称为轻型步兵战术。

插图1.1轻型步兵

轻型步兵的另一种武器是投石器。虽然投石器花费很小，而且经常是以石头作为弹药，但由于精确发射非常困难，所以能够胜任的投石手非常缺乏。要在准确的时机射出石头，并确保将投射到正确的方向，毫不夸张地说，需要终生的训练。大多数投石手来自罗得岛。那里的居民一直以投石器作为武器，甚至对儿童也进行使用投石器的训练。投石器还有另一个弊病：投石手之间需要较大的间隔，这样，在一个地方就很难配置较多的投石手以形成较强的投射力。投石器在射程上比弓箭略占优势，如果投石手以铅丸代替石头，那么他们能够携带50枚铅丸，其数量是弓箭手所带箭枝的2-3倍。

第三种轻型步兵由装备标枪的人员组成。投掷标枪所需技能比使用弓箭或投石器要简单得多，而且几枝标枪也比一张弓和一袋箭的费用少。不过，标枪的缺陷是投射距离近，很少能大于20码，而且一个人只能携带很少的标枪。但是，士兵可以重复使用其标枪。因为这种耐用的大型武器远比那些小且易折的羽箭或微小的投射弹丸要容易回收得多。由于标枪费用低廉，较易学习和使用，适合在狭小地域作战，因此装备标枪的步兵成为希腊强有力的轻型步兵武器系统。

尽管重型步兵方阵缺乏灵活性且翼侧脆弱，但由于适合于希腊地形和社会组织，实践证明了它是一种有效的武器系统。费用昂贵的盔甲在近战中保护着士兵，其基本要求是能够抵挡长矛、短剑的刺击和砍击。费用昂贵但经久耐用、投资有效期长的装备与战术系统相结合，使得使用费用低廉的民兵成为可能。装备良好的业余士兵能够在排成8-16排纵深的方阵中卓有成效地战斗，这适应了当时的武器，支撑着士兵的士气，而且只需要最少的技能。

乘马战斗

希腊人也乘马作战，但最初的乘马战斗与步兵战斗的特点并无明显区别——都是突击和投射行动。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由于骑兵必须骑在没有马镫的光背马上作战，因此非常困难。那时，所有的古代文明，无论是中国人、印度人、埃及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希腊人，还是罗马人，均尚未发明马镫；而没有马镫，骑手就不得不依靠两膝夹马以使自己保持在马背上。这种坐法对士兵特别是未经训练的骑手来说，乘马战斗就太笨拙了。投掷标枪，非常费劲；而以短剑砍击敌人，如果未能砍中，就可能导致骑手从马上跌落下来。尽管如此，希腊骑兵还是以各种方法战斗：在较远距离上投掷标枪；在近距离上以长矛刺击；乃至下马徒步战斗等。骑手通常身着盔甲，有时战马也有防护。

以这种方式乘马战斗的人与步兵相比，显然是较差的武器系统，不能指望他们向重型步兵进行成功的冲锋，因为徒步战斗的步兵拥有较好的武器用于突击行动，并且其作战平台——大地——更加安全。乘马战斗的人在与使用投射武器的轻型步兵交战时也同样存在不利条件。徒步战斗的人员由于其优越的作战平台而具有显着优势。徒步战斗人员只有一项任务，那就是战斗；而乘马战斗的人除了战斗之外，还必须控制他们的战马。所以，徒步战斗人员能够打败乘马战斗的人。

但是，骑兵因其优越的机动能力而使其比步兵拥有一个强大的优势。虽然一队骑兵可能缺乏具体编组和任何协同，但是它能够运用其机动能力攻击步兵方阵的翼侧和后方。在战斗中，无镫骑兵的弱点意味着，这种带有突击行动的攻击对重型步兵还真是一个小小的威胁，迫使徒步作战的步兵不得不面向进攻者。重型步兵不能反击来自马背上的标枪攻击，因此他们极力设法在后方遭到标枪攻击之前结束战斗。因为，这种攻击为影响战斗结果提供了太多的机会。

不过，这种考虑对于那些冒着可能遭到骑兵标枪攻击风险的士兵来说，并不能获得多少安慰。这类翼侧或后方攻击具有极大的心理影响，特别是当这种攻击来自意料之外的方向，对尚未列阵准备迎敌的部队来说，更是如此。战马也是影响士气的另一个因素，因为它们看上去巨大而有威胁。一位希腊将军曾寻找克服对骑兵恐惧的方法，他对他的步兵说：“谁也不会因为被马咬着或踢着而死亡。步兵可以更努力地作战，并拥有比骑兵更可靠的帮助。骑兵在战马上不能保持平衡，因此就像害怕敌人一样害怕从马上跌下来。”[注：弗兰克·埃德考克爵士，《希腊和马其顿战争艺术》（博克利出版社1957年版），第49页。]

由于骑兵拥有优越的机动和不必下马即可投入行动的能力，以及攻击敌人薄弱翼侧和后方的能力，因此，与运动缓慢的步兵相比，将其称为进攻型部队可能更为合适。但是，由于战马费用高，使得骑兵成为昂贵的武器系统；又由于骑术需要大量训练，因此希腊人的骑兵很少。再说，希腊牧场不多，骑兵在希腊崎岖起伏的地形上作战也确有困难。

要塞与攻城技巧

希腊人以城墙、构筑工事的小山和隘路保护他们的城市。这些要塞通常以石头建造，并充分利用各种地形的有利因素，因而非常难以攻破。此外，民兵武装常常既缺乏攻击要塞所需要的技能，又不能长期离开他们民间的职业去实施坚守防御。但是，亚洲帝国却拥有职业军队，能够在长期的作战中发展围攻城墙和塔楼的方法。这些筑垒经常是在平坦地形上以泥砖建造的，比较脆弱。

要塞在防御中有效地取代了许多士兵，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替换下来许多重要的劳动力，从效益上来讲，这是一种很好的置换。不像它们所替代下来的士兵那样，它们既不需要食物，也不需要饲料，因而极大地缓解了防御者的补给问题。此外，它们有效地将轻型和重型步兵的优点结合了起来。城墙与沟渠提供了比盾墙强大得多的障碍，位于城墙上的防御者通常在交手战斗中比进攻者具有优势。并且，防御者能够像轻型步兵那样直接向进攻者投射武器，同时还能依靠城墙提供的防护，使自己免受进攻者投射武器的伤害，更有甚者，位于高墙之上的防御者由于居高临下，其投射武器无论在射程还是速度上，都占有很大的优势。

但是，要塞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具有机动性，如果以较少的力量用于防御，那么以同等的投资用于士兵，就能够提供更多的变化。当然，要塞有助于节约防御所需兵力从而集中强大的兵力用于进攻。由于高墙便于防御，因此以城墙保护城市是明智之举，在当时非常普遍；而且，城中的居民能够为防御提供即时的预备队，这些人尽管没有战斗技能，却也管用。

要塞从原始年代即已存在，而且由于其早就具有的两个基本特点而一直保持到现在：（1）它们通常都要设置阻碍进攻者的障碍，最简单的是荆棘障碍。（2）要塞还要能为防御者提供保护，比如位于沟渠之后的土质堤坝或壁垒。设置于沟内或堤上的木栅增强了障碍作用。由于从沟渠中挖取的泥土为筑堤提供了原料，士兵或劳工便能很快地建成要塞；又因为士兵们能够很快地将要塞建立起来，所以它们又被称为野战要塞，以区别于那些精心设计、建造的永久性要塞。永久性要塞通常用砖石建筑。

古代即已建造了以砖石城墙为主要形式的要塞。城墙除了高度以外，还需要足够的厚度，以保证不易被攻破，并能为防御者在城墙上作战提供战斗平台。为了降低造价，建筑者一般以砖石建造内外层，而以土石填充其间；通常还要铺设墙顶，作为战斗平台。他们通常把外墙建得高出平台，并将其建成雉堞型，为那些与进攻者格斗和向进攻者射箭或投射其他武器的防御者提供保护。

军事工程师们一般以沟渠作为城墙的补充。这样，从沟渠中挖出的泥土可用作城墙的填充物。同时，构筑沟渠等于加大了城墙的高度，有助于形成阻止摧毁城墙行动的障碍。不久，建筑者们又开始在城墙上按一定间隔建造塔楼，用以增强城墙的防御。这是增大防御者力量的重要措施：由于塔楼突出于墙面，那么防御者从塔楼这个作战平台上就可以向进攻者实施侧射；同样，进攻塔楼者也要面临城墙防御者的侧射。由于向士兵的翼侧射击效果较好，向攻击邻近塔楼或城墙的敌人投射武器比直接向当面之敌投射容易得多也安全得多，所以这种相互支援的原则从古代就一直作为设计和防守要塞的基本原则保留了下来。

亚洲人在希腊人之前很久就能建设复杂的要塞。据说（可能有很大的夸张），早在公元前2000年，住在底格里斯河畔上的尼尼微人（nineveh）就已经据守在周长50英里、高120英尺、厚30英尺，有1500座塔楼支持的城墙内了。这样坚固的要塞必然促使进攻系统走向成熟，亚洲军队在此方面也发展到了一个完美的高水平。

在其攻城方法中，亚洲人运用两种方式去克服城墙。第一种是越过城墙，包括用梯子或机动塔楼越墙而过。这在平坦地形上比较有效。比梯子要好用得多的机动塔楼必须高于要攻击的城墙。

插图1.2攻城塔楼

这种塔楼中最大的木质轮子直径12英尺、厚4英尺。为了防止被对方火攻，塔楼的外面覆盖着生皮，塔楼内甚至存储着救火用的水。首先，位于塔楼顶上的弓箭手由上向下射箭，清除城墙上的敌人；尔后，放下塔楼内的吊桥，进攻的士兵冲上城墙，占领城头。实际上，进攻者成功的时候并不多：他们只能控制相邻两个城墙塔楼之间的墙顶，而位于塔楼上的防御者利用雉堞的掩护，用弓箭射击攻上城头的进攻者，从而控制被占领的城墙。并且，进攻者没有下城的楼梯，因为只有在防御者的塔楼内才有楼梯。机动塔楼用于瞰制城上的防御者更实用一些，这样就可以为更从容地采取其他手段攻城创造条件。

克服城墙的第二种方法是在城墙下面开挖隧道，或者从下面破坏城墙。这是摧毁城墙的两种基本方法之一。这一技术包括从城墙下面开挖通道，进攻者通常要用支柱支撑。当通道或深井达到相当的深度之后，进攻者便烧毁支柱，从而由通道坍塌引起城墙的坍塌。防御者也要进行反挖掘，要么挖洞进入进攻者尚未完成的地下通道，要么进入进攻者的隧道，将挖掘工们驱赶出去。

破城槌为摧毁城墙提供了另一种方法。进攻者将破城槌配置在一个坚固的机动篷车下，待填平护城壕沟后，将破城槌运上去。然后，使用吊物机或辊轴推动破城槌，把城墙撞塌。这种方法对付砖墙要比对付石墙有效。这种行动就像在靠近城墙处开掘坑道入口一样，需要壕沟、壁垒以及头顶保护物的掩护。以机动塔楼瞰制威胁墙段，有利于槌城或开挖坑道工作的进展。还有一种效果不太好而要求很高的攻城形式是直接挖墙，挖掉墙上的石头或砖头，而不是以槌城的方法破坏城墙的整体结构使其倒塌。

进攻者和防御者都有炮兵。这些炮是依靠动物筋腱张力、平衡力，或绳索、动物筋腱的扭力所提供的抛射力投射弹药。由于其射程和威力，炮兵在攻城中有许多用处。一些机械的投射距离达600码，而且真能以重达600磅的抛射物摧毁墙壁。进攻者和防御者均使用炮兵抛射一些燃烧物质或者有害物体，比如动物或人员的死尸。

以上只是在筑垒地域作战中所使用的众多进攻与防御装备和方法的一部分。很明显，在攻城战中，防御者即使面对装备精良且具有经验的进攻者，也占有优势。但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人力和物资上的巨大优势，并采取恰当的手段，围攻者的进攻也是能够获得胜利的。

插图1.3攻城炮

围攻者有时也建造自己的城墙，通常是围绕所攻城市而建的土质野战要塞。这些被称为对垒线的城墙有助于抵御被围攻者的突围，或用于彻底切断城内与城外的通信联络。攻城者常常不得不与被攻城市的解围部队作战，有时还要利用筑垒营地保护自己甚至是整个围城战线，因此，攻城者还要修第二圈向外的野战要塞，以对付解围敌军。

如果攻城者能够完全封锁城市，而且足够长的时间内保障自己军队的补给，就能把城内守军逐渐困死。即使攻城方法运用老练的军队，要取得攻城的胜利，也需要拥有足以克服守军巨大的优势，足够且能确保的补给流，并能够击败或抵抗住任何救援之敌。

希腊重型步兵对抗波斯轻型步兵和骑兵

当希腊人与巨大的波斯帝国相遇时，所面对的不仅是要塞方面的专家，而且是经过数千年发展，高度发达的军事系统的大师。最初，由于缺乏含铁金属制造优良的短剑，而主要依靠矛、斧和钉头锤，所以埃及和西亚军队与希腊军队的发展不同。比如，他们创造了合成材料制作的弓，其有效发射距离达数百码，成为支配其战争的主要武器。这充分说明，他们拥有制造这些弓的技术知识、大量制造的资源，并能提供具有射箭技能和力气的弓箭手。

由于有很多平坦地形，特别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亚洲人强调机动。因为，他们能够使驴驾驭两轮战车，并将它们作为作战平台。战车上先是配备一名标枪手，后是配备一名弓箭手。两轮战车载一名驭手和至少一名弓箭手。由于驭手通常装备一枝长矛，所以两轮战车上至少有一名长矛手再加上那名弓箭手。战车在战斗中还可以进行近距离交战，车上的长矛手既能乘车战斗，也能下车战斗。

当驭马执行长时间战斗任务时，亚洲人不仅以两匹马拉两轮战车，而且开始直接乘马战斗。终于，随着马鞍的发明，具有技能的骑手学习了比较困难的课程，那就是在控制战马的同时，以两手射箭。由于一名骑手比一辆战车便宜，而且骑兵还能通过战车无法通行的地形，所以骑兵逐渐取代了车兵。骑兵也进行近距离交战，通常是使用长矛。尽管重型步兵在攻城战斗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弓箭手在步兵中继续居于主导地位。

由于要在几乎连年不断的战争中进行长期的作战，所以亚洲君主国都拥有常备军。这些军队与民众联系很少，由具有专业分工的人员组成，他们均能熟练掌握一部分武器系统，经过长期的训练，并且能很好地综合运用作战方法。这些全时士兵构成了具有该地区特色的巨大帝国的基础。

为了建立这些最新、最大的无边君主国，波斯人曾将他们的统治扩大到从印度到地中海的所有地区，包括埃及和小亚细亚。他们还保持着一支由大量徒步弓箭手、骑兵组成的职业军队。在战斗中，他们合成使用这些部队，将轻型步兵配置在战线的中央，而将骑兵配置在两翼。由于射箭不需要其他人帮助，所以波斯人的战术不像希腊人那样依赖编组内的协同。在与其他轻型步兵交战时，这些技能熟练的波斯正规弓箭手排成几排纵深的队形，依靠其快速而准确的密集箭雨将进攻者阻止于弓箭射程之外。这里，队形的纵深不像突击行动那样有利。当方阵与方阵作战时，后面各排不能直接参战；他们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给前排提供精神支持和代替倒下的人。但是，波斯人的第二排却能够在一定距离上有效地实施超越射箭：只要抬高射角，后面各排的箭就能越过前排的头顶，将箭超越敌人前排直接射中其后排的人员。因此，波斯人将其轻型步兵编成纵深较浅的队形，这些人装备有大号柳条盾，用以抵挡对方射来的箭，有时，由助手携带和举盾。他们都不穿盔甲，常常只装备匕首而没有真正用于近战的武器。

波斯步兵站在射箭距离上，以箭打乱敌人的队形。装备着短矛、匕首、弓箭或标枪的波斯骑兵则离开其阵地，在两翼准备并向敌人的翼侧发起冲击，击败敌人。希腊人的作战方式正好与之相反。波斯人的战术依靠两种武器系统的结合，而希腊人则仅依靠一种武器系统。波斯人依靠骑兵和轻型步兵，而希腊人的这两个兵种都不过是辅助系统，对其主力——重型步兵起不到多大作用。

在与重型步兵作战中，波斯人的战术并不是依靠与敌保持距离，以轻型步兵弓箭手射杀敌人，同时利用速度优势躲避重型步兵的冲击；而是依靠其职业骑兵进攻敌人的翼侧，迫使敌重型步兵停止前进。面对骑兵的冲击，重型步兵队形的翼侧势必停下来抗击进攻，从而使整个冲锋滞留在波斯人弓箭的射程之内。波斯步兵阵线的投射武器如冰雹一般射出，而位于翼侧的骑兵将击败停滞不前的重型步兵。

这两种风格迥异的战术系统的第一次冲突于公元前490年发生在马拉松。当时，波斯人所处的条件相当不利。他们渡海来到希腊，缺少许多决定性的进攻部队——骑兵。交战发生在海边的一块平原上，事实上是处于无助状态的波斯轻型步兵与希腊的重型步兵对抗。希腊民兵有小山掩护其翼侧，并以人工障碍将波斯人的少量骑兵阻止于附近地区。

当两条步兵线进至弓箭射程之内时，波斯人开始万箭齐发，而希腊人则以慢跑冲锋。他们的盔甲并不妨碍短距离奔跑，反而能够防护身体，免遭波斯人的箭伤。他们跑过落箭地带，与停止间的波斯弓箭手展开肉搏战。

由于加强了方阵的翼侧，希腊人战线两端的士兵与波斯人首先接触并交手；而中间较薄弱各排的冲锋却经不住箭雨的射击，未能抵达波斯人的战线。但是，一旦翼侧进入近战，全副武装手持长矛、短剑的希腊人就击败了没有突击行动装备和训练的波斯人。波斯人逃跑了，希腊人追击了1英里。此时，希腊人重整自己的组织，然后又前进了2英里，逼近波斯人的船队。大多数波斯人上了船，希腊人只俘获了7条船。马拉松会战充分暴露了抢先占领阵地的轻型步兵与重型步兵作战时的无能。对弓箭手来说，在有骑兵制止重型步兵冲锋的情况下，打了就跑似乎才有效。

后来的希波战争提供了这两种系统的较好实验。马拉松会战之后10年，波斯人强大的步、骑兵部队又来到希腊，这是一支能够准确反映巨大帝国正规军队军事能力的部队。除了骑兵和大量徒步弓箭手以外，波斯人还有一些希腊盟友的重型步兵。但是，波斯人没有暴露其装备着弓箭、标枪和长矛的大量的出色骑兵。希腊人缺乏任何骑兵，只是依靠其重型步兵和一些轻型步兵。

地图1.1希腊

在普拉蒂亚，两支军队以几乎相等的兵力相遇。从这两支指挥卓越的军队的最初部署看，希腊典型的起伏地形保护着希腊人的翼侧，使其免遭波斯骑兵的攻击。但是，当双方军队都在等待对方首先进攻时，一支暴露的重型步兵分遣队遭到波斯骑兵投射武器的打击。这种骑兵就像轻型步兵一样，在一定的距离上以弓箭、标枪射击对方。由于希腊长矛兵无法对骑兵发起成功的冲击，因此只能在没有防御的情况下挨打。于是，希腊人便在暴露的位置配置了300名雅典重型步兵，并以一些弓箭手给予支援。这些弓箭手是以航海为业的雅典人所喜欢的一种轻型步兵。为与希腊人两种武器系统的合同作战对抗，波斯骑兵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他们成群跑过来，射箭或投掷标枪；然后，一组撤走，另一组接替，如此轮番作战，不断以投射武器攻击希腊人。重型步兵则坚守阵地抗击波斯骑兵，而没有发起冲击；与此同时，希腊人的弓箭手重创波斯人。徒步弓箭手与乘马弓箭手相比占有优势，因为他们能够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拉弓射箭，所以无论射箭的准确性和发射羽箭的数量均占上风。

经验丰富的波斯骑兵指挥官也暴露出了驭马的窘迫。据当时历史学家描写，指挥官冲在其他骑兵的前面，他的马“侧面中箭，因剧痛而暴跳起来，将他甩下马”[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第22页，转引自乔治·罗林森翻译的《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526页。]。希腊重型步兵蜂拥而至，杀死了波斯指挥官。波斯人“狂呼乱叫”，以突击行动发起冲锋，掩护其指挥官的尸体。但是，尽管徒步士兵的人数较少，却展示了与乘马波斯正规军进行决定性肉搏战时所具有的优势。随着增援重型步兵的挺进，波斯骑兵终于败下阵来。

然后，希腊人继续前进，直至与波斯人隔一条小溪对峙。两军步兵隔河列阵，但都不冒险进攻，担心小溪会打乱自己的队形。指挥希腊军队的斯巴达国王、聪明而谨慎的保萨尼阿斯很难束缚其迫不及待发起进攻的盟军。而波斯正规军精明而老练的指挥官马多尼奥斯在等待更有利于发起进攻的时机方面，困难却要少得多。

甚至在向前运动之后，大部分希腊重型步兵仍有地形保护其免遭波斯骑兵投射武器的直接进攻。不过，在某些位置上，波斯骑兵“用他们的标枪和弓箭——对骑兵用弓箭——使希腊部队因为不能将其拖入近距离交战而不胜其烦”。[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第49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537页。]

在开始向前运动之后不久，希腊人决定撤至一个有接近小溪通路的位置，从那里可以更有效地掩护其交通线。他们在夜间开始后撤行动，以免遭到敌人骑兵的骚扰。但是，一位希腊指挥官延误了时间，因为他认为撤退有损其名誉；而且一些部队迷了路。其结果是，早晨希腊人发现其军队部署一片混乱。波斯骑兵迅速利用这种有利态势，骚扰正在后撤的斯巴达人分遣队，使得希腊人不得不停下来实施防御。取得成功的波斯骑兵指挥官确信，希腊人正在溃退，于是派遣其步兵向前越过小溪，伺机利用敌人混乱。但是，斯巴达人既非撤退，亦非混乱，而波斯人却以自己的轻型步兵去面对希腊人的重型步兵。

来到射箭距离之内，波斯人在跨骑白马之上的马多尼奥斯的带领下，“用他们的柳条盾围成一个防卫圈，由后面发出如雨箭矢，使斯巴达人不胜其扰”。当波斯人靠得更近时，斯巴达人开始冲锋。就像在马拉松一样，希腊重型步兵有地形掩护其翼侧，使其免受波斯骑兵的进攻。由于没有骑兵迫使斯巴达人停止冲锋，他们便迅速地贴近波斯人。轻型步兵拥有机动性优势，但波斯人过于集中，尽管火力较强，却不能很快后撤：因为后面的部队不断涌来，他们被自己的众多的兵力包围了。除了与斯巴达人交战，他们别无选择。“战斗首先在柳条盾圈开始，接着当这些柳条盾被扫光后”，继之而来的就是“交手搏斗”。在搏斗中，波斯人“很多时间是抓住希腊人的长矛，将其弄断，由于其勇敢和好战精神，波斯人比希腊人一点也不差；但是他们毕竟缺乏防护和训练，并且在突击行动的技能上比希腊人确实差得太远”。在突击行动方面，希腊人训练有素，拥有相应的武器装备和盔甲。英勇善战的马多尼奥斯在战斗中丧生，波斯步兵撤退了。这次在普拉蒂亚的失败结束了他们对希腊的入侵。[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第61、62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541、542页。]

虽然希腊人赢得了战争，而且后来波斯人也在其军队中组建了自己的重型步兵，但希腊人的战术系统并没有显示其任何真正的优越性。尽管波斯弓箭手失败了，但很明显，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避开突击战斗，注意保持距离，充分运用投射武器的话，轻型步兵是能够打败重型步兵的。不过，马拉松和普拉蒂亚两次使用轻型步兵与重型步兵进行正面战斗的尝试说明，当轻型步兵缺乏骑兵帮助，不能利用其机动优势避开重型步兵冲锋时，他们是很脆弱的。

波斯骑兵展现了利用较大机动性避开重型步兵和有效使用投射武器的能力。但当骑兵试图以突击行动对抗重型步兵时，步兵则显示出它的优越性。队形中的徒步士兵在交手搏斗中比无蹬骑兵占据优势，因为地面提供了更好的作战平台，他可以集中精力战斗而不必分心。希腊徒步弓箭手与波斯骑马弓箭手作战的成功也有力地说明，在运用相同战术方面，轻型步兵同样比骑兵拥有明显的优越性。

与希腊重型步兵战斗的希腊轻型步兵

在与波斯人的战争结束1个世纪之后，希腊的战争系统一直持续未变。重型步兵仍是希腊人有力的武器系统，虽然在一些场合轻型和重型步兵各自显示了他们的相对价值。一个例子是，雅典人的重型步兵入侵埃托利亚人（aetolian）起伏不平的国家。埃托利亚民兵通常装备标枪。这些标枪兵被称为皮尔塔斯特（peltast）。由于他们不穿盔甲，便可以利用其快速机动避免直接交战，摆脱雅典人的重型步兵。埃托利亚人与波斯弓箭手不同，他们不进行交战，而是以标枪攻击敌人，尔后迅速撤退，以避免与向标枪投手冲锋的重型步兵交战。

一开始，有弓箭手分遣队伴随的雅典人很容易在海湾抓住埃托利亚人。但是，脆弱而没有盔甲的埃托利亚标枪兵在对方弓箭手羽箭耗尽之前，始终与其保持弓箭的最大射程距离。一位希腊历史学家描写了埃托利亚接着是怎样实施他们的标枪攻击的：“当雅典军队前进时，他们就后撤，而雅典人后撤时，他们又跟上去。持续很长时间的战斗除了一系列的追击和撤退以外，什么都没干；而在这两种行动中，雅典人均处于劣势。”最后，雅典人“对这种漫长而沉闷的战斗厌倦了。埃托利亚人则越来越靠近，同时一刻不停地向他们投掷飞镖。最后，他们转身溃逃……埃托利亚人轻装徒步，紧随其后，投掷飞镖，雅典人很多被飞镖投中、杀死”。[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第3卷第97、98页，转引自本杰明·周伊特翻译的《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728页。]

另一位历史学家阐释了轻型步兵与重型步兵作战的效能，他说：“阿卡迪亚人（arcadian）的重型步兵绝对拒绝在战场上面对轻型步兵，这是他们从这些轻型步兵部队那里所得到的极深的恐惧。可以作为补偿的是，轻型部队本身对雷斯戴芒人（lacedaemonian）也怀有深深的恐惧，从不敢冒险进至他们重型步兵标枪的射程之内。这一教训来自于他们曾在此距离内遭到一些年轻重型步兵的冲撞，被抓住并死于短剑之下。”雷斯戴芒人对其对付轻型步兵皮尔塔斯特的能力充满自信，对那些害怕轻型步兵的人充满蔑视，认为他们“对这些皮尔塔斯特的敬畏，就像那些将其保姆视为怪物的孩子”。[注：色诺芬，《希腊史》，第4卷，第4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100-101页。]

这些自信的雷斯戴芒人很快就与装备标枪的皮尔塔斯特相遇了。皮尔塔斯特打算在雷斯戴芒人开进的路上抓住他们，在那里，“他们将被如雨的标枪歼灭”；并且，如果雷斯戴芒人“冒险发起攻击的话，那么所有轻型步兵中最灵敏的皮尔塔斯特将很容易溜走，避免被抓住”。当皮尔塔斯特实施攻击时，“这里一个人受伤，那里一个被杀”。接着，斯巴达人指挥官吹起了冲锋的号角，“命令年轻人发起冲锋，赶走进攻者。但是，冲锋除了得到痛苦以外，毫无所获——在标枪射程之内，他们一个人也追不到。当重型步兵面对轻型部队时，在其接近敌人之前，就听到敌人指挥官一声令下，“后撤！”抓不到任何皮尔塔斯特，雷斯戴芒人的重型步兵便开始“以各人所能的速度”撤退，此时队形因刚才的全速冲锋而陷入分散状态。于是，皮尔塔斯特便“立即返回来，重新开始标枪攻击”。在首次攻击中，皮尔塔斯特“已经射倒了9或10个人，而这一胜利鼓舞了士气，激起了勇气。据说，这些进攻是如此猛烈，以致重型步兵不得不再次命令（这次用的年轻人更多）冲锋。此命令被迅速执行，但在后撤时，他们损失了比第一次更多的人……一次又一次，除了他们的队列越来越单薄，士气越来越低落以外，这种单调的过程一再重复着，而进攻者的士气却越来越高涨，人数也越来越多。”[注：色诺芬，《希腊史》，第4卷，第5页第9-17行，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二卷第104-105页。]

如果能够不在道路上交战，轻型步兵比重型步兵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在广阔无垠台球桌似的地形上，如果拥有足够的投射武器和耐心，并坚持其避开突击行动（重型步兵的特长）的战术，轻型步兵是能够击败重型步兵的。大多数希腊小国继续主要依靠重型步兵，但是，如上所述轻型步兵的胜利，使得重型步兵承认了轻型步兵的存在，并开始以皮革或硬布取代金属盔甲，有时还使用毛毡代替金属做头盔。这样，重型步兵既削弱了轻型步兵在速度上的优势，又保持了相当充分的与其他重型步兵作战所必需的盔甲，当然，在与轻型步兵进行近战时也拥有足够的防护。

希腊人也发展了一些骑兵部队，虽然这种武器系统昂贵而又受到地形的限制，但是，骑兵从来也没有成为作战主力，一直处于辅助系统的地位。在会战中，主要重型步兵倾向于与其他重型步兵交战，而辅助的轻型步兵和骑兵则在分离的战场上相互作战。不过，当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会战中击败斯巴达人时，就是把较好骑兵部队的行动与其纵深排列的步兵以及“神圣分队”的翼侧攻击结合起来运用的。骑兵虽未证明其是决定性因素，但在击败处于次等地位的斯巴达人骑兵之后，它的攻击对破坏斯巴达人的翼侧机动起到了作用；并且，骑兵的行动也有助于“神圣分队”对斯巴达人实施翼侧攻击分队的翼侧攻击。

亚历山大以完全合成的军队所进行的征服

希腊人既没有进一步发展步兵机动，也没有继续发挥在留克特拉被证明了的骑兵的作用。其他国家却有了发展，创造了合成军队的作战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超过了老希腊人，也超过了最初波斯人的战争方式。马其顿人北希腊王国的菲利普国王喜好这种系统，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则运用这种系统征服了希腊和波斯帝国。抽象地说，马其顿人的战术方法综合了希腊人和波斯人的系统，非常依靠骑兵，但以希腊人的重型步兵代替了波斯人的轻型步兵。马其顿人信赖骑兵，不仅是因为有波斯人的实践，而且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更适合养马的国家，具有看重骑兵的传统。

菲利普给亚历山大留下了一支重型骑兵部队。与希腊和波斯人骑兵使用标枪、弓箭和随时准备投掷标枪或轻矛的做法相反，一些马其顿骑兵主要依靠突击行动。就像重型步兵一样，这些骑兵也穿着盔甲，携带盾牌和短矛（一种骑兵用的矛）。这种短矛长约9英尺，重约4磅，两头都有利刃。虽然骑兵没有马镫，但由于训练有素，使他们能够在近战中相当稳固地骑在马背上。当骑兵用短矛刺击时，在刺中敌人之时或之前即放手，以避开刺中敌人所产生的冲力影响自己。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被摔下马来的危险。

插图1.4重型骑兵

与希腊骑兵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马其顿骑兵纪律严明，经过在编组内协同作战的训练，并且服从指挥。因此，除了主要依靠突击行动之外，他们具有更好的协同、训练和技能。骑兵依靠标枪，很少靠近敌人，这一原则使得他们在突击战斗中，具有与希腊重型步兵在与轻型步兵作战时所拥有的相同优势。骑兵不准备进行决定性突击行动，因此不能抵抗冲锋；而重型骑兵却同样拥有重型步兵与轻型步兵作战时所具有的压倒优势，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那就是轻型步兵难以逃脱。只有身着盔甲、手持长矛的重型步兵队形，才能抵御重型骑兵的冲锋，并在交手战斗中击败他们。

马其顿重型骑兵是一支规模较小的精锐之师，被称为禁卫军。马其顿军队还有人数更多的传统的混合或普通骑兵。他们主要依靠投射行动作战，主要是投掷标枪。而马其顿军队的大多数仍然是步兵。其中轻型步兵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战斗中，他们部署于重型步兵的前面，运用其投掷石头、射箭和投掷标枪等传统战术打击敌人，同时防范他们的重型步兵对手。在重型步兵交战之前，这些轻型步兵便撤至危险距离之外，至此，其作用就结束了。这种战术是最早发挥了以轻型步兵掩护重型步兵作战时所具有的内在优势的战术。

马其顿人也改变了重型步兵。他们把所用长矛加长了两倍，即后排的长矛至少是前排所用长矛的两倍。较长的长矛使后面若干排的矛能够超过前排，从而使后面更多排的人发挥了作用，这样使其方阵的进军确实更强有力了。如果前排使用短矛，而后排人的矛逐次加长，那么若干排的长矛就能同时刺击敌人，因此几乎总是能够逼迫对手后退。加长的长矛还使护身盔甲的重要性减小，后排则可以完全不需要，从而节省了装备的费用。更多地依靠编组战斗，也降低了对士兵个人技能的要求。由于马其顿人进行了加长长矛、将方阵训练成职业士兵等战术改革，所以他们的方阵就具有了部队的功能。此外，他们将军队细分，使原本笨拙的队形具有了一定的协同和机动能力。不过，较长的长矛反映出一种精巧的变化，战斗中更多的是依靠“矛墙”的进军，而较少地依靠前排士兵的个人努力。

这支军队的缔造者，机敏的菲利普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把四种武器系统结合起来，组成了一支相互支持的战斗部队。重型和轻型步兵、重型和轻型骑兵各有其自己的作用，禁卫军的突击行动用于实施决定性的打击。没有一种武器系统独占鳌头，也没有一种武器系统仅仅充当配角；所有武器系统都在这支军队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亚历山大统治下的希腊人，以这样一支按照马其顿模式组织起来的职业军队入侵亚洲。他们拥有先进的战术理论和亚历山大这样无可比拟的天才领导人。除了这位年轻国王具有与生具来的高超能力以外，通过训练，士兵们也具有智慧和丰富的经验，其中许多老兵都是在年轻国王的父亲麾下战斗过的。在他的组织下，合成军队与波斯人对阵了。但亚历山大所面对的波斯战术系统也已经过改进。波斯人不仅有骑兵和轻型步兵合成的军队，也有了重型步兵，而且大多数都是希腊雇佣兵。虽然他们惯用将轻型步兵配置于坚固的重型步兵战线之前的方法，但他们对这支较强步兵基础的运用并没有改变依靠骑兵攻击实施决定性战斗的传统。

但是，波斯人没有能与亚历山大禁卫军相匹敌的重型骑兵。虽然波斯骑兵也穿了盔甲内衣，携带短剑，但他们仍主要依靠弓箭、标枪战斗，并没有与亚历山大挥舞长矛实施突击行动的禁卫军交战的准备。第一次会战发生在格拉尼卡斯河。作为决策者的年轻国王并没有畏惧波斯人强大的阵容，命令其禁卫军越河向波斯人实施防御的骑兵发起冲锋，迎接他们的是“可怕的如蝗飞镖；但马其顿人以长矛战斗……尽管他们是在马背上作战，却更像步兵战斗；由于他们为征服而战，马与马贴在一起，人与人打得难解难分……最后，由于力量占有优势，军队纪律严明，亚历山大军队开始占据了上风。之所以如此，还因为希腊人使用山茱萸木制造的长矛战斗，而波斯人仅仅使用标枪作短矛。[注：阿利安，《亚历山大的远征》，第1卷，第15页，转引自爱德华。j.钦诺克译《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20-421页。]

波斯骑兵由于装备落后，缺乏突击行动的训练，在马其顿人的冲击面前，终于难以坚守其阵地。“投掷标枪或熟练地驾驭马匹”，一直是波斯“骑兵战斗中的共同技能”，以它对付突击战术没有优势。由于亚历山大的重型骑兵打垮了敌人，他就可以把他们用于决定性的战斗。在格拉尼卡斯河会战中，亚历山大迅速带领取胜的重型骑兵去支援正在进攻波斯重型步兵的步兵方阵。他命令“重型骑兵从四面八方掩杀过去”。他满意地看到骑兵们“不久就完成了包围，开始砍杀敌人。最后，除了藏匿于尸体之中的人以外，竟无一人逃脱被杀的下场”。重型步兵虽然能够抵御重型骑兵从正面发起的直接冲击，但当身披盔甲的骑兵对其毫无防护的翼侧和后方发起冲锋，以长矛进行近距离交手战斗时，只能导致任其宰杀的结果。[注：阿利安，《远征》，第3卷，第15页；第1卷，第16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80页，421-422页。]

这次辉煌的胜利显示了亚历山大及其父亲为王位和战争所做的充分准备。亚历山大自幼年时代便得到了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悉心教诲，从而磨砺了君主的智慧，培养了对科学和文学的兴趣。除了良好的精神素质和王者风范以外，这位风度翩翩、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在格拉尼卡斯河会战中还表现出敏锐的判断力以及身体和精神上的勇气。同样重要的是，他的合成军队和重型骑兵禁卫军也表明，它们确实为其实现雄心勃勃的征服计划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

在伊苏斯，亚历山大面对的是波斯人能干的国王大流士三世指挥的军队。波斯人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实施防御，该地位于一条浅河入海口之后。马其顿人将其骑兵用于两翼，步兵方阵“排成紧密的队形，迈着谨慎的步伐”缓慢地向敌人靠近，“以免轻率的进军导致方阵的任何部分偏离战线，与方阵的其余部分分离”。[注：阿利安，《远征》，第2卷，第10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88页。]当到达波斯人的战线时，以方阵越过浅河，向波斯人雇佣的希腊重型步兵占据的对岸攻击。由于大家都希望以相似武器系统对抗，因此，占据精心选择阵地的防御者获胜。“马其顿人发现，河岸的许多部分水深岸陡”，或者有波斯人的栅栏防护，因此“在同样的战线上，马其顿人根本无法对自己方阵的前方进行保护。于是，这里的战斗陷入绝望”，而无组织的进攻只能归于失败。但在内地，也就是波斯军队的左翼，亚历山大已经率领其重型骑兵跨过了同一条河，发起冲锋并打垮了据守河岸的轻型步兵，“并转向大流士的雇佣兵”。被称为“西帕斯皮斯特”的马其顿重型步兵可能身穿盔甲，手执传统长度的长矛，紧随骑兵前进，不久就加入到向大流士一直成功地坚守河岸的重型步兵翼侧和后方进攻的行列之中。波斯人的重型步兵开始动摇后退，看到战斗失败不可避免，波斯国王也不得不撤退了。[注：阿利安，《远征》，第2卷，第10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89页。]

精锐骑兵部队的机动能力和密切协同，以及“西帕斯皮斯特”的良好训练和协同，使亚历山大在伊苏斯可以不必依靠预先计划的列队机动（像斯巴达人所做的那样），就能实施包围行动。包围，需要压倒优势的兵力，或者能够绕过敌人的翼侧，并在翼侧和后方攻击其战线的其余部分。由于实施比较困难，所以要求要么能够实施成功的正面进攻，突破对方的战线，要么能够迂回绕过敌人的翼侧。在突破波斯人左翼薄弱的延伸阵地时，亚历山大在包围行动中同时运用了这两种手段。迂回敌人翼侧的行动耗时颇多，除非骑兵能够按时完成包围行动，否则决定性战斗难以取胜。骑兵优越的机动速度，使之成为实施这种运动的理想部队。

包围行动，还需要由行军队形快速转为战斗队形的能力。骑兵能够很容易地完成这种转换，因为无论组织得如何好，骑兵仍然是依靠个体战斗，而不像队形中的步兵那样依赖战友的行动。骑兵依靠其较快的机动速度，可以很快地由行军纵队展开成战斗队形，而且其战斗队形没有步兵那样紧密、整体性那样强，使得队形转换更加简便。骑兵依靠其较高的机动和快速展开能力，可以在行军至很近的距离时投入战斗，而且是如此具有进攻性的部队，因此人们发现，骑兵用于实施包围行动是最佳部队。

亚历山大的“西帕斯皮斯特”是使重型步兵适应执行包围任务的成功代表。较轻的装备提高了他们行军的速度，而高水平的个人技能训练，使得这些正规军能够较少地依赖队形。同样无疑的是，他们进行了更细的兵力区分和战斗编组，因而执行命令更灵便，展开部署更容易。通过减少精心整理队形的必要性，改进了协同和机动能力，马其顿人拥有了一支适于战场机动和执行包围任务的新型重型步兵。亚历山大的“西帕斯皮斯特”能够包围希腊方阵，并能进行近距离突击行动，帮助骑兵确保击败敌人，说明战争艺术自希腊人的方阵和伊巴密浓达笨拙的一翼排成50排的阵列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艾贝拉，亚历山大进行了他与波斯人的第三次主要会战。此次，又是与大流士相遇。大流士这次集中了一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庞大军队，甚至包括战车和几头大象。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帝国，大流士在会战中迎战希腊入侵者。他聪明地选择了平坦的地形，以便于其骑兵和战车作战。由于其军队虽然力量强大，但缺少较多的重型步兵，所以他把乘车马的部队部署在步兵阵列的前面。亚历山大在右翼的先头，指挥其军队向前运动，攻击波斯军队。他可以清楚地看见大流士位于中央，“引人瞩目地站在卫队中间一辆高耸的战车上。他是一个高大而漂亮的人，由很多最好的骑兵保护。这些骑兵排成密集有序的队形，做好了迎敌的准备”。[注：普鲁塔克，a.h.克劳编辑的《杰出人物普鲁塔克的人生》（波士顿1901年版），第488页。][投笔从戎注：此处注解翻译有误，应该是普鲁塔克《古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上卷）。下文中的《人生》亦应为此书的简称《名人传》。]

当两军开始近距离交战时，亚历山大率领他的禁卫军和重型步兵方阵直逼敌人的中央，禁卫军“直扑波斯骑兵，以长矛刺击波斯人的脸面”，终于击败了波斯骑兵，打垮了波斯军队的中央。大流士看到“一切全完了，那些部署在前面保卫他的部队崩溃了，向后直向他退过来。他的战车既不能转弯，也不能轻易摆脱，因为在成堆的尸体中战车的车轮受到羁绊。这些死人堆积成山，不仅难以移动，而且几乎覆盖了马匹，因而使战马暴跳起来，越来越难以控制，以致惊恐万状的驭手再也无法驾驭它们了”。被打败的波斯统治者骑马逃跑了。亚历山大率领他的人转向去支援受到很大压力的左翼，赢得了这场决定性的胜利。[注：阿利安，《远征》，第3卷，第14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80页；普鲁塔克，《人生》，第488页。]

没有亚历山大的天才，希腊人就不可能征服波斯帝国；但是，亚历山大对突击骑兵的出色运用，对征服行动所依靠的战术成功做出了重要乃至决定性的贡献。通过出色运用四种基本武器系统，亚历山大击败了强大的波斯人，而波斯人久经考验的战术系统所欠缺的就是重型骑兵。马其顿人这一重要的创新，完成了对持续许多世纪的基本战术系统的发展。亚历山大还以他的灵活性发展了战争艺术：他既不依赖单一的军队战斗部署，也不依赖精心制定的计划，而是使计划和部署适应条件。此外，在破城槌、机动塔楼和对攻城技术的掌握及有效运用等方面，他也使希腊人的战争艺术达到了亚洲人的水平。

但在战斗中，亚历山大依然遵循亲自参与的陈规，带领他的骑兵战斗，在关键性的地点实施指挥。事实上，战斗一旦开始后，这种做法妨碍了他对部队的控制。虽然在艾贝拉会战中，亚历山大指挥其骑兵实施了由右至左的运动，但实际上，会战的初始部署通常决定了会战的整个战法。因此，在亚历山大的各次会战中，对变化做出反应主要是依靠其下级的主动性，而不是依靠亚历山大的全局指导。因此，能够在作战过程中指导会战，并重新部署军队的指挥官还没有出现。甚至在拥有了四种武器系统的灵活性并大大减少了战斗的刻板性之后，控制上的困难仍然使像亚历山大这样技能娴熟的指挥官也不能驾驭整个会战。

指挥官们还缺乏等待战机或保留部分军队用于应付紧急情况或利用战机的观念。部队并没有全部投入交战，完全可以将他们在战斗中重新部署或者组成预备队。但是，当时的指挥官既不知道何时、何地，也不知道是否将有足够的未交战部队去应付紧急情况或利用战机。不过，战前建立一支预备队，用于在战斗中执行非预定任务，将为指挥官影响战斗结果提供一种确有保障的资源。亚历山大大帝既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部队的价值，也没有能够实行之；同时，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产生过指挥官不要亲自参加战斗的想法。

罗马人的战争艺术

在马其顿人正以他们的方式完善战争艺术的同时，罗马（意大利的一个城邦小国）军队则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自己的战争艺术。像希腊人一样，罗马人以重型步兵方阵在轻型步兵和多用途骑兵的辅助下作战。但是，罗马人早就不以长矛作为他们的主要武器，而采用了多用途进攻性装备。为了防御，他们极为倚重一种宽2.5英尺，高4英尺的大型凸盾。这种木制盾牌先是用布，后又用小牛皮覆盖，并在盾的中央以铁加固，可以“挡开所有较有威胁的石块、长矛和重型羽箭的打击”。当时的人解释说：“它的上部和下部边沿以铁边加固，当放在地上时，可以防止由下方袭来的打击和伤害。”由于罗马人进行了许多攻城战，需面临希腊人的长矛或短矛的袭击，并要与善于使用双手砍剑的凯尔特人作战，因此最终设计出一种能够有效抵御所有对手的盾牌。他们的全套防护装备包括头盔、铜制胸甲，或者大多数人所穿戴的锁子甲。[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6卷，第23页第2-16行，转引自w.r.巴顿译6卷本《历史》（剑桥，麦斯出版社1966年版）第3卷，第319、312页。]

为了进攻，罗马人依靠短剑实施突击战斗，“由于剑刃非常坚硬，这种短剑用于刺击相当优异，而且剑的两面均可有效砍击”。这种短剑在与双手砍剑或长矛能被盾牌挡开的对手进行近战时，证明了它的价值所在。多数步兵还携带两支叫做“皮留姆”的标枪。这种标枪的尖在碰到坚硬物体时会弯曲或破碎，因此“敌人不能将其再投回来。如果这种武器不能奏效，还可以从两边射箭”。这与罗马人的战术相适应。其战术是，首先向敌人投掷标枪，尔后快速接近敌人，以短剑和盾牌与敌人近战。[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6卷，第22页第4-23页第11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3卷，第319-321页。]

实践证明，罗马人使其独特的组织走向成熟，要比他们使用短剑更具基础性。他们把军队分为三条战线，每条战线有6排纵深；他们还把这些战线细分为支队，每个支队有两个由60人组成的百人团。这种较细的区分编组提供了基本的协同，并保证了一定的机动性。罗马人通过在每条战线各支队之间保持间隙的方法来运用这种组织；第二条战线的支队错开位置，从而弥补了第一条战线的间隙。第三条战线与前两条不同，因为它的支队只有前面两条战线的一半，只有60人而不是120人。第三条战线的士兵都是比较老的公民，仍然使用长矛作为其主要武器。第三条战线的支队配置在第二条战线的间隙后面，使得整个队形有些像一个棋盘。这是基本队形。罗马人就是以这种队形前进并投入战斗。由于每条战线在进军中几乎必然产生间隙，所以罗马人索性有系统地安排其间隔。战斗中，在罗马人的战线靠近敌人之前，第二条战线以百人团或整个支队为单位，补进第一条战线的空隙。第三条战线则靠上前去，填补第二条战线的空白，与第二条战线剩余人员一起，如果不必去帮助补充第一条战线的大缺口的话，就作为预备队。这种组织赋予罗马人战线一种方阵所缺乏的灵活性和反应性。

行政组织是罗马人系统得以增强的另一个要素。10个第一和第二战线的120人的支队、和10个第三战线60人的支队组成一个称为军团的行政组织。加上一定比例的传令兵、支援、搬运工等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兼作轻型步兵，也有一小部分骑兵），军团总人数超过4000人。当罗马人扩充其军队时，就增设军团，这样就为任何大型野战军队提供了良好的管理和组织。

罗马人军事实践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们构筑堑壕的狂热。没有一支罗马野战部队在行军宿营时不按标准计划的规定首先构筑堑壕。每天夜晚，部队都要掘壕筑堤，并以栅栏防护。由于其正规部队已经习惯于这种作业，所以罗马军队把这件对其他任何军事组织来说都是令人沮丧的负担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掘壕筑堤的行为意味着，罗马军队随时准备应付意外，并准备在战斗中一旦失利，能有一个筑垒地域作为避难所。

罗马人从马其顿人那里学到了关于挖掘堑壕的知识；马其顿人则是从希腊人那里衍生出自己的掘壕实践，但希腊人只有在一地驻扎一段时间时才构筑筑垒地域；而亚洲人则更是一贯地在营地挖掘堑壕。比如，波斯人在普拉塔亚失败后，就是退居一个精心构筑的筑垒营地的。罗马人对挖掘堑壕的革新包括以正规军挖掘他们的营地，以及按标准计划构筑，以确保每个士兵和分队在营地中总是有相同的关系位置。

罗马士兵必须是有经验的行军者，因为，除了盔甲、短剑和标枪以外，他们还要携带铲子、斧子和架设营地栅栏的木桩。但是，每天都要很早停止行军，以便有时间在营地挖壕。

像他们的行军宿营一样，罗马人实践了一种缓慢但可靠的战略，罗马人逐步统治了意大利的大部分。由于政治上的精明再加上军事上的技巧，所以他们与其控制地区结成了坚定而又心甘情愿的盟友，并将罗马人的组织和作战方式扩展到了这些盟友之中。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罗马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做好了与其他地中海国家进行军事接触的准备。

罗马人面对皮洛士和汉尼拔的亚历山大系统

马其顿系统被亚历山大运用后，成为东地中海地区和古老波斯帝国大部分地区的标准。马其顿系统与罗马系统之间的不同之处主要的不是在于罗马人用剑，而马其顿人用矛；其区别是更加微妙的。罗马军队依靠他们的剑术，以及重型步兵与充当配角的轻型步兵和骑兵之间的部分协同。在由方阵向步兵中队阵列变革的过程中，他们改善了步兵，但没有沿着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系统的方向发展。马其顿系统依靠的是所有兵种的合同作战，包括受过实施真正突击战斗训练的骑兵部队。

在罗马人与马其顿或亚历山大系统的第一次主要作战中，合成军队取得了胜利。这些关于与伊庇鲁斯希腊王国的皮洛士国王战斗的描述晦涩难懂，但有一点是明白的，罗马人所面对的皮洛士，绝非仅是亚历山大大帝的亲戚和弟子，而且是一位在很多会战中赢得最尊贵声誉的将军。罗马人把皮洛士的胜利大部分归因于使用了大象。这位亚历山大的继任者在亚历山大在印度迎战大象之后，就把大象引进了马其顿系统。其实，大象经常不可靠，当遭到标枪和其他投射武器攻击时，它们会突然在自己的步兵队形中惊跑起来；实践证明，大象对付骑兵最有效，因为它们可以吓唬敌人的战马。其实，皮洛士战胜罗马人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大象之上的，他是依靠骑兵（大象可能起到了辅助作用）打败了罗马人的骑兵，并由翼侧和后方攻击了罗马人的步兵。不过，在击败罗马人的战斗中，皮洛士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伤亡代价，以至于他评论说，如果再多几个这样的胜利，他就不得不只身返回希腊了。

在与罗马人的第一次作战中，非洲强国迦太基照搬了马其顿人的战争系统，甚至还保留了一位希腊将军在会战中指挥其军队，将入侵非洲的罗马人赶了回去。像通常那样，迦太基人将比较强有力的重型骑兵配置在翼侧，击败了位于翼侧的罗马骑兵，并向罗马步兵的后方攻击。罗马人三线系统所固有的协同意味着，他们后面的支队可以转身挡开对方的进攻，但这种有效的防御战术并没有挽救罗马人：迦太基人赢得了突尼斯会战，并俘虏了罗马指挥官。

在与迦太基的第二次战争中，罗马人面对的是汉尼拔（hannibal）。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一。在入侵意大利的战争中，年轻的汉尼拔仅有30岁，所依赖的也是马其顿系统。防御中的罗马人继续将其步兵作为合成军队的主角。在公元前218年特雷比亚的第一次会战中，汉尼拔使罗马人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在数量上，两支军队旗鼓相当，但汉尼拔在骑兵兵力上占有5比2的优势。一支胜利之师席卷了罗马军队的两翼，并在轻型步兵的辅助下，攻击罗马人步兵的后方。虽然后面的支队转身迎击进攻，但汉尼拔仍然打败了被包围而且不能机动的罗马军队。

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不仅是一个着名的军事战例，而且展示了马其顿战争艺术在一位大师手中的最后发展。出于对汉尼拔的恐惧，罗马人以超过80000人与汉尼拔的50000人作战。但是，汉尼拔有10000骑兵，而罗马人只有6000。迦太基人还有另外一个优势：罗马指挥官太伦提乌斯·瓦罗不仅缺乏军事经验和技巧，而且刚愎自用和好斗成性。瓦罗计划采取加大队形纵深的方法，利用其人数上的巨大优势。他虽然仍保持三线部署，但让每个支队缩小正面，直至每条战线的纵深达到通常纵深的3-4倍，企图以此压倒迦太基人的步兵。

同样出于对会战的担心，汉尼拔运用其所精通的久经考验的马其顿合成军战术系统，并对该系统作了重要改进，以保障其战斗必胜和进攻性。除了像通常那样将重型步兵排列在中央，骑兵配置在两翼之外，他留下了部分重型步兵，然后将其成纵队部署在重型步兵战线的翼侧。这样，这些面对罗马人纵深队形的重型步兵浅薄战线中抽调出来的部队，就可以用于增强中央部分的稳定性。

这样，汉尼拔就拥有了一支能够支配的真正预备队。但是，如果步兵坚持住了，他打算将这两支由最好的步兵组成的纵队用于实施包围。汉尼拔自己与面对罗马人纵深队形、可能首当其冲的浅薄步兵战线的士兵们站在一起，以此来增强该防线。然而，与亚历山大大帝不同的是，悟性极高的汉尼拔在战斗中并不是带领部队作战，而是以自己的存在增强其薄弱步兵战线的信心。而且由他所在的位置，仍可以观察整个战斗，并控制其预备队。

正像在他先前的会战中一样，他的轻型步兵在双方战线相遇之前，在重型步兵的前面起到了前哨战的作用。汉尼拔计划将其轻型步兵后撤至两翼，以便能够用于他计划之中的包围行动。他可以肯定，通过集中全部重型骑兵于一翼的方法，一定能够取胜。

交战开始后，一切均按汉尼拔的计划发展。虽然罗马重型步兵迫使纵深较浅的迦太基人持剑步兵的阵列后退，但汉尼拔的重型骑兵却立即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迅速绕过罗马军队，在相对的一侧向罗马骑兵的后方发起了冲锋。接着，轻型步兵也从两翼发起冲击，迦太基人的轻型和重型骑兵则向罗马人步兵的后方攻击。与此同时，按照计划，汉尼拔使用他的预备队步兵完成了对罗马军队的包围。预备队成纵队，在其战线的两端通过罗马人的翼侧，然后，面向敌人，向罗马人的两翼进攻。他的这种方法很像斯巴达人，使纵队与敌人的战线垂直，然后面向敌人发起攻击。

遭到全方位围攻的罗马军队被挤压在一起，其巨大的数量此时除了使迦太基人的投射武器随便一射便能射中一个目标以外，任何用处也没有。罗马人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灾难——3/4的兵力被杀或被俘；同时，也有40%的迦太基人伤亡：要想使罗马军队遭到永远难以翻身的失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此后14年，罗马人一直避免与汉尼拔作战。当他们再一次与他对阵时，他们拥有了自己的统帅——西庇阿。西庇阿是一位精明的将军，虽然刚刚三十出头，但已经是久经沙场。在参加了特雷比亚会战和坎尼会战之后，他又在西班牙指挥军队作战，通过4年的战斗，他从迦太基人手中征服了西班牙。战斗的胜利使他赢得了许多西班牙首领的效忠。后来，西庇阿在西西里指挥军队，并在那里建立起一支精锐的军队。尽管生活奢华并具有希腊文化背景，但西庇阿很容易地逐步在其部队中树立起威信。接着，他率军进入非洲，而稳如泰山的汉尼拔此时尚在意大利南部。这次，罗马人不再使用民兵。西庇阿所指挥的是一支斗志旺盛、训练良好、沉着镇定、纪律严明，由参加过许多会战的老兵组成的军队。公元前202年，西庇阿与汉尼拔在非洲的扎马会战中相遇，在那里，他们各自展示了自己的天才。这两位大师之间的竞争促进了战争艺术的发展。

加上盟军努米底亚人的兵力，罗马军队在骑兵兵力上占有决定性优势，而这一优势通常是在汉尼拔一边的。但是，西庇阿并不把骑兵作为胜利的惟一依靠。他以在西班牙发展起来的一种方式运用步兵。他不再让第二、第三战线的支队靠前并掩护第一战线的间隙，而是把他们往后靠，与前一战线保持大约数百英尺的距离。他正确地相信，当六排纵深的第一战线与敌人步兵交战时，那些老兵们后面即使没有更多的排，他们也能措置裕如。一线队形之后各排组成了西庇阿的预备队，在西班牙时，他曾用预备队包围敌人步兵的两翼。

但是，西庇阿还不得不对付迦太基军队的80头大象。因此，他放弃了罗马人通常一开始所要排列的棋盘队形，而是将第二、第三战线的支队直接排列在第一战线支队后面。他以轻型步兵填充第一战线的间隙，“命令他们放开行动，如果被大象的冲锋迫使后撤，那么那些来得及后撤的人就直接后撤至整个军队的后方，而位于两翼的部队则在战线间隙的右翼或左翼打击敌人”。[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5卷，第9页第7-9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4卷，第485、487页。]

汉尼拔意识到不能依靠骑兵取胜，于是也在步兵战线的后方部署了一支能够使用的预备队。与在坎尼一样，这支预备队仍由最好的部队组成，但是他改变了预备队的配置位置。在坎尼，他把预备队成纵队配置在步兵战线的两翼，随时准备前进，从翼侧攻击罗马人。但是，要与西庇阿对阵，这样做就太明显了；因此他把预备队配置在战线之内，主要步兵战线之后并与之平行的位置。由于步兵占据优势，所以汉尼拔打算通过使用预备队包围罗马步兵战线的方法获胜。

战斗开始后，当两军战线之间的轻型步兵前哨战打响时，“汉尼拔命令大象驭手向敌人发起冲锋。就在刺耳的喇叭和号角在四面八方响起之际，一些大象受惊，并立即转动尾巴拍打”迦太基人的后背。但也有一些不知所措和不知危险的牲畜确实直抵罗马人的战线，面对勇敢的罗马轻型步兵所投掷的标枪，“最终，在恐惧的驱使下，从西庇阿深谋远虑设置的罗马人战线的间隙逃了过去。”其他大象则逃往两翼，从而腾出战场，使两军步兵和骑兵进行惨烈的交战。[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5卷，第12页第1-5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4卷，第491、493页。]

接着，罗马人和迦太基人的重型步兵被迫参加战斗。与此同时，正如汉尼拔准确预见的那样，罗马人和努米底亚人的骑兵已经将汉尼拔的骑兵从战场上赶走了。他们不是转而与步兵交战，而是远离战场去追赶敌人的骑兵。这种情况在战斗中经常发生，指挥官不能控制他们的骑兵，骑兵们则自然而然地去追赶被打的敌人。在坎尼，汉尼拔纪律严明、领导坚强的职业骑兵立即转回来攻击罗马步兵的后方，但在扎马，罗马人及其盟军的骑兵则缺乏纪律、约束和领导，因而不能实施这种关键性的机动。

所有骑兵全部离开了战场，汉尼拔开始进行纯步兵的战斗。他迅速运动，以利用其步兵数量上的优势和预备队老兵所提供的良好协同条件。他将后方步兵队形运动出来，伸展其战线，准备包围罗马步兵的两翼。但西庇阿及时发现了这一机动，并使用其后方战线的预备队，同样伸展其战线。这样，两军的步兵只得交织在一起，进行结果不可预测的正面交战。后来，当步兵战斗进入决定性阶段之前，罗马人及其盟军的骑兵返回战场，并开始攻击迦太基人步兵相对薄弱并正全力进行战斗的战线的后方。这一行动决定了战斗的胜负，罗马人和努米底亚人事实上全歼了迦太基人的军队，战场上覆盖着“仍然浸泡在鲜血之中的散落尸体和尸体堆成的小山”。[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5卷，第14页第2-3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4卷，第497页。]

扎马会战中罗马人骑兵在夺取胜利中的作用，显示出罗马人已经接受了马其顿系统。但是，双方都运用了预备队，并以卓越的协同使之得以实现，表明此时的战争艺术已经超过了亚历山大时期。无论汉尼拔还是西庇阿都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两人都位于能够指挥整个作战和在关键地点、时间使用预备队的位置。这是超过亚历山大预先计划性战斗的主要进步的标志。同样，专门而不预先赋予任务的预备队的概念，以及改进了的步兵协同，使预备队能够在战场上机动等，也是亚历山大之后的进步。罗马军队优异的协同非常重要。它使西庇阿能够指挥战场上的全部军队，而不是像亚历山大那样只能指挥部分军队。

数年以后，当西庇阿在一个亚洲帝王的皇宫拜访流亡在那里的汉尼拔时，他请汉尼拔给大将军们排个序。汉尼拔把亚历山大排第一，皮洛士排第二，自己排第三。对于西庇阿所问，如果汉尼拔在扎马会战中获胜该怎么排序，这位迦太基人的回答是，那么他就应排在亚历山大之前。汉尼拔和西庇阿的伟大以及他们对协同的改进、对专门预备队的使用以及将自己位于能够调度整个战斗的位置等，使他们两人均无愧于汉尼拔所排列的位置。这种排序无论是明确表述的也好，暗示的也好，确应如此。

罗马人以亚历山大系统取得的胜利

当罗马人在希腊和亚洲作战时，他们与马其顿战争系统对抗。虽然罗马人也使用合成军队方法，但是他们仍然倚重重型步兵，从未将其骑兵提升到像亚历山大所认为的那样的质量或重要性。但是，他们也从未像亚历山大那样，利用被分割帝国的联军从事战争；他们几乎总是在当地盟友的帮助下作战。在他们与最难忘的对手安条克大帝（antiochusthegreat）（叙利亚及其以东的大部分亚洲地区的统治者）所进行的主要作战中，他们就得到了来自盟军的关键性帮助。公元前190年，在小亚细亚的马格内西亚所发生的冲突中，他们面对的是安条克大帝亲自率领、汉尼拔作顾问的令人生畏的军队。这次会战的详情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罗马人的盟友——帕加马（pergamum）的国王——的强大骑兵，在罗马人的胜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罗马人越来越依靠其盟友提供骑兵。

对罗马人战术系统主宰地位的明显挑战并非来自于对手或许会拥有优势骑兵的可能性，而是来自于马其顿方阵的进一步发展。当公元前197年罗马人面对一支马其顿王国的军队时，他们发现方阵所使用的是长度至少为21英尺的长矛。很显然，前几排所使用的是较短的矛，大约有9英尺，士兵用一只手拿着；第五排的人所使用的则是需两只手持的长21英尺、能够伸过前几排刺击的矛。前几排的士兵持盾；而后排的士兵则用双手持长矛，没有盾，而是将一些非常小的盾片吊在横过胸前的一条皮带上。在方阵前5排的后面，还有另外的11排，这些人始终举着长矛，直至需要使用的时候。

这种队形肩并肩地前进，其作战效能依靠各种长矛的综合作用；个人在队形中除了持矛和保持队形之外，毫无作用。由于罗马人以短剑战斗，兵与兵之间所需要的空间要比位于方阵之中的士兵大，因此，每个罗马人要面对方阵中的两个士兵、10支长矛。据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polylius）描述：“单个人员接近方阵根本无法杀入敌阵，也毫无办法拨开对方的长矛”，因此，这种新的方阵好像能够击败所有对手，因其强大的步兵而给予马其顿人以胜利。[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8卷，第30页第9-10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5卷，第153页。]

但是，协同良好的罗马步兵轻而易举地就击败了看似无敌的战术改革。联系到罗马人在扎马会战中的胜利，波利比奥斯曾经指出，详细区分的罗马战术组织使得“每个人都能以个体为单位行动，也能与其同伴共同形成对任何方向的正面，距离威胁最近的支队只要采取一个运动便能转过身去面对敌人。由于他们装备的盾牌尺寸宽大，短剑坚韧，经受得住连续的砍击，因此使其既得到了防护，也增强了信心”。这样，罗马人可以实施机动，而且如果他们绕开重型步兵的长矛的话，那么他们在近战中就拥有了绝对优势，特别是对付双手持矛的无盾步兵时，更是如此。[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5卷，第15页第7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四卷，第499页。]

在第一次冲突中，罗马人赢得了步兵战斗的胜利。因为他们在对方方阵尚未排好，一些兵力正在向战场开进途中时，便发起了攻击。但即使在有利条件下，方阵也过于依靠队形的保持，因此他们与罗马步兵对阵从未取胜过。波利比奥斯指出：“方阵需要平坦的地形，不能有诸如沟渠、树丛、山脊和水道等障碍；所有这些均能有效阻碍和割裂这种队形。”当然，方阵中的间隙将使罗马的短剑兵能够靠近前来，这对方阵中的重型步兵来说，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8卷，第31页第5-6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5卷，第153页。]

即便是在平坦地形上，实践证明方阵也具有脆弱性。因为，波利比奥斯写道，“罗马人绝不将自己的战线展开成与敌同等规模，从而使自己的所有军团暴露在敌人方阵的正面进攻面前，而是以一部分部队作为预备队，其余部队与敌人交战。之后，无论方阵是击败了对手，还是被其对手所击退”，“在乘胜追击逃敌，或当面之敌快速撤退时，方阵都会将自己的混乱队形暴露在敌人面前”。当此种情况发生时，方阵就会位于“他们自己军队的其他部分之后，在此态势下，”罗马人的“预备队在方阵原来据守的位置也就有了足够的空间，不再实施正面进攻”，而是“通过在翼侧和后方的侧向运动，出现在方阵的翼侧和后方”，在翼侧用短剑和盾牌以近距离格斗对重型步兵实施屠杀；而此时，重型步兵的队形和武器使他们处于近乎毫无防护的状态。[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8卷，第32页第2-5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5卷，第153-157页。]

这样，罗马人改进后的步兵帮助其在地中海盆地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罗马人吸收了马其顿系统的所有优点，并从汉尼拔那里学到了步兵预备队的使用以及将军指挥作战的方法。将军应置身于战斗之外，这样他就能控制预备队，并对会战进行指挥。

罗马军团的完善

不久，罗马人就完善了他们的步兵。其方法是，废除老式“指骨”（phalangeal）组织的残余，并建立了一种十分合理的协同计划。他们消除了传统三条战线之间的区别，剔除了长矛和较小的第三战线队形。他们可以根据条件允许，将军团内同类重型步兵编成或多或少的战线。他们将军团区分为10个各由600人组成的重型步兵大队；每个步兵大队由3个各含200人的支队组成；每个支队包括两个百人团。每支部队都设一名对其下级拥有全权的指挥官。这种安排与现代师的组织大体相似，步兵大队相当于营，支队相当于连。指挥序列也大体相仿，一支军队由独立的军团组成，而每个下级部队直至百人团的指挥官都置于其上级指挥官的权力之下。

这样，罗马人就创建了一支完全协调的军队，有能力实施机动，并能对其指挥官的命令做出迅速反应。所遗留的指挥官的最大难题是了解战场上的情况，更困难的是向下级传递信息。信使、号角和战鼓，只提供了不太可靠的通信手段。尽管如此，罗马人对此还是作了深思熟虑的改进。他们不仅细分了军队的编制体制，而且给各支部队发放了军旗。这就使士兵能够了解他们的位置，并给指挥官提供了了解部队位置的较好机会。直至20世纪便携式电台出现，战术指挥的困难一直与当时罗马人所发现的困难基本相同，并因此而削弱了协同。

罗马人细分部队并建立隶属关系确实还带来另一个优点：它给了部属在战斗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真正机会。这种对职业军队的改变，使这种组织的功能在实践上达到了与理论上所能的程度，而严明的纪律、良好的训练以及经常性的战争实践，确保罗马军队总是能够心想事成。

军团还拥有一些轻型步兵、弓箭手、投石手以及比例较小的骑兵。但是，步兵的技能和结构增强了对抗骑兵的能力。因为优异的协同能力使军队的一部分，军团或步兵大队，能够以机动保护翼侧，而且良好的细分建制允许指挥官分配一支或若干部队保卫两翼。由于列阵重型步兵能够制止列阵重型骑兵的冲锋，所以罗马指挥官对翼侧的顾虑很小。

罗马军队在每次停留时间较长时都要有掘壕的正规程序，为部队的供应和补给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颇有章法而又持续不断的作战，使罗马人能够完全支持这种以职业军队和彻底、稳重的战争方法所进行的战争。

罗马人对抗骑马的安息人

改进了的罗马军队做好了战胜高卢人，即当今法国居民的准备。罗马人把高卢人称为野蛮人。高卢人像罗马人一样，以重型步兵和骑兵作战，但缺少罗马人纪律严明、协同周密的步兵。此外，他们还更缺少罗马人的筑垒术和攻城器具；进一步说，高卢人还缺少像罗马人那样高度发展的政府所提供的财政和补给组织。尽管高卢人具有坚持的决心和抵抗的能力，但罗马人在伟大统帅尤利乌斯·恺撒（juliuscaesar）的指挥下，在7年内征服了高卢人。

但是，罗马人在与安息人（parthians）的对抗中，却戏剧性地失败了。安息人统治着美索不达米亚，而宗教倾向于东方的印度。安息人只乘马进行战斗。这是一种适合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坦、无树地形的方法。他们的重型骑兵与轻型骑兵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贵族在训练中提供了榜样，并把他们的仆人训练成骑马弓箭手。重型骑兵及其战马身披盔甲，装备的矛枪又长又重，以致罗马人送给它一个外号，叫做“舢板撑篙”。由于盔甲和沉重的矛枪成为在无镫战马上作战的严重负担，安息贵族好像几乎不能承担什么任务。但实际上，他们精通此道，而且实践证明安息人的重型骑兵确实令人生畏。沉重矛枪的惯性不仅使刺击非常有力，而且还能减小对持矛骑手的震动。虽然弯弓射箭需要非常高的技巧，甚至在无镫战马上更是困难，但轻型骑兵在战斗中却担负相对容易的任务，他们的战术就是与敌人保持射箭距离，并发射羽箭。

在恺撒征服高卢人的同时，其财大气粗而又野心勃勃的同伴克拉苏（crassus）以一支强大的罗马军队入侵了安息。罗马军队大约有36000人，其中包括4000名骑兵和4000名轻型步兵。尽管自信的克拉苏已经对安息人的战争艺术略有所知，但他认为，他要解决的军事难题“仅仅是沉闷乏味的行军以及英勇追击的士兵不能及时返回参加突击所造成的麻烦”。他忽视了报告中所说的安息人“在战斗中不可能逃跑”，“而其退却时则不可能追上”，而是像对待诸如他们的盔甲坚不可摧，他们的箭“是一种奇怪的新式飞镖，快若流星”之类的情报一样，半信半疑。据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描写，刚愎自用甚至缺乏智慧的克拉苏拒绝了亚美尼亚国王（他对安息人的战争方式有第一手的资料）建议罗马人经他的王国进军的邀请。因为他的王国群山连绵，“马匹几乎无法通过”。[注：普鲁塔克，《人生》，第391页。]

当克拉苏劳顿远征来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坦沙质的地形上时，安息人已经在等待与罗马人交战了。当罗马人在卡雷与安息人的军队相遇时，他们排列成正方形队形，充满信心，其原因仅仅是因为排列在他们面前的安息人队形比他们预期的要小些。在人数上，他们确实比安息人多1/3[newavatar注：这里“他们确实比安息人多1/3”是翻译错误，原文为“outnumberthreetoone”，就是说罗马人拥有三倍的优势。]，但实际上，安息指挥官将他的一些兵力隐藏在一个小山之后，罗马人首先看到的只是安息人身着盔甲部队的一部分。但是接着，安息人为了挫伤罗马人的士气，开始制造“一种可怕的噪声和巨大的喧闹声。安息人不是用短号和喇叭，而是用半球形铜鼓激励自己的军队作战。他们在各种不同的时刻敲击铜鼓。以这些手段，他们制造了一种完全虚幻的噪声，好象野兽的嚎叫与雷声混合在一起……当他们以这种噪声对罗马人起到有效的恐吓作用时”，他们就把自己的全部军队展现出来，并“脱掉盔甲的覆盖物。立刻，好像阳光点亮了他们用马吉安人磨光钢铁制造的胸甲和头盔，及其战马身上披挂的铜、铁制造的饰物”。

罗马人所面对的不仅是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而且还有一个可怕而又充分准备的对手苏雷纳斯（surenas）——安息指挥官。“他本人是一位高大英俊的人，但其柔美的长相和脂粉气的衣着确实不像其实际所具有的那种男子汉气概；他的脸化了妆，头发分开……而其他的安息人却扮相可怕，蓬松头发在前额梳成一团。”

看到罗马重型步兵纵深而又强大的方阵，精明的苏雷纳斯没有命令其重型骑兵发起冲锋。相反，他展开轻型骑兵，“开始从四面八方射箭，并不需瞄准任何特定的目标（因为，实际上罗马人的序列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只要想射中，就会箭无虚发），只是简单地大力弯弓射箭。这种打击非常猛烈。罗马人的形势一开始就十分不利；如果他们要保持队形，那么他们就会受伤，而如果他们冲锋，那么他们对敌伤害不大，而自己却会伤亡不少。因为安息人会边撤边射箭”。

由于克拉苏的轻型步兵缺少弓箭手或投石手，对敌人的轻型骑兵不会发挥多大作用，因此，他想等待敌人箭矢耗尽。但是，当了解到敌人拥有“无数骆驼驮载箭矢”时，克拉苏就派他的儿子帕利乌斯（publius）率一支由将近5000重型步兵、1300骑兵和500弓箭手组成的部队攻击敌人。安息人在这支部队面前且战且退，直至这支部队远离主力。虽然总人数占有优势，帕利乌斯率领的罗马部队的弓箭手应当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为徒步弓箭手射箭的速度和准确性都比乘马弓箭手要好；但是，面对使用无疑更强劲的弓箭、数量也更多的乘马弓箭手，他们好像对作战结果丝毫产生不了什么影响。[注：普鲁塔克，《人生》，第393页。]

帕利乌斯的轻型骑兵大部分是在高卢新补充的。他们又遭到了将近200年前波斯通用骑兵与亚历山大禁卫军的重型骑兵作战时的同样命运。安息人以重型骑兵迎战高卢骑兵。安息人的骑兵身穿盔甲，手持“坚硬生皮和铁制做的”盾牌，迎击“虚弱而缺少标枪”的帕利乌斯高卢骑兵，“相反，高卢骑兵仅穿单薄衣物，其身体暴露在敌人强有力的长矛之前”。但是，高卢骑兵也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他们“抓住敌人沉重的长矛，靠近敌人，将其拖下马来，以便利用对方盔甲沉重，不便行动的弱点；许多高卢人放弃自己的马匹，潜行到敌人的马下，刺穿敌人的马腹”。[注：普鲁塔克，《人生》，第394页。]

失去马匹的高卢骑兵幸存者加入罗马重型步兵的队伍，遭到了敌人轻型骑兵的四面围攻。这些轻型骑兵将如雨之箭射向拥挤在一起的罗马人。罗马人“遭到打击和杀害死去。并不是快速轻易死去，而是在剧痛和痉挛中死去。被射中的罗马人由于带着箭矢在地上翻滚，箭折断在伤口中，当他们用力将带倒钩的断箭拔出时，倒钩则拉断了神经和血管。因此，这样做等于是撕裂和折磨他们自己。许多罗马人都是这样死去的，而那些活着的人也不能再执行任何任务。当帕利乌斯命令他们向装甲骑兵冲锋时，他们让他看到的是，双手固定在盾牌上，双脚插入地里”。在以弓箭击败帕利乌斯的分遣队之后，安息人靠近其残部，“用矛枪屠杀他们，俘虏的人不超过500人。在砍下帕利乌斯的头颅之后，他们直接向克拉苏疾驰而去”。[注：普鲁塔克，《人生》，第394页。]

克拉苏的处境与其儿子相差无几，因为“箭矢有如急风暴雨一般从四面八方射来，立即就有许多人像被割的麦子一样倒下一片，许多人再也不能进行战斗，而所有的人都受到了精神上的打击。飞来的箭矢戳进他们的眼睛，刺穿他们的双手”。至此，克拉苏的士兵发现“动弹不得也停留不得”。[注：迪奥，《罗马史》，第40卷，第22页第4行，转引自厄尼斯特·凯利译九卷本《迪奥的罗马史》（剑桥，麦斯出版社，1914年版），第3卷，第439页。]

虽然轻型骑兵的弓箭为安息人的胜利立了大功，但重型骑兵也为其胜利做出了贡献，“他们以长矛驱赶罗马人紧凑在一起，除了那些冲向他们的人……罗马人紧凑在一起和冲向敌人均不奏效，那就只求速死。因为安息人强有力的长矛能造成巨大而致命的创伤，而且经常一击穿透两人。”不仅是因为安息人的重型骑兵使罗马人拥挤在一起，以致安息人箭无虚发；而且也是由于罗马人自己必须一个紧靠一个，以便使用武器并把盾牌连在一起的互相掩护。因此，是罗马人使得自己在重型骑兵面前不堪一击。这些重型骑兵“冲向他们，刺倒一个人就能带倒一大片；而如果他们展开队列避开重型骑兵的冲击，那么就会遭到弓箭的射杀”。[注：普鲁塔克，《人生》，第395页；迪奥，《罗马史》，第40卷，第20页第2-3行，转引自凯利译本，第3卷，第437页。]

在卡雷附近的开阔平原上，克拉苏的军队在一天多的时间里就灰飞烟灭。第一天结束时，安息人的长矛一些“弯曲了，一些折断了，弓弦因连续射击而拉断，箭矢耗尽，短剑卷刃，大多数人也因不停的杀戮而疲惫不堪”。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最后，克拉苏及其大量将士被安息人杀死，大部被俘。[注：迪奥，《罗马史》，第40卷，第24页第1行，转引自凯利译本，第3卷，第441页。]

安息人打算乘胜入侵叙利亚。但是，虽然“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或其他与之具有相似特点的地方，几乎是战无不胜的”，然而他们缺少攻城的手段，甚至连接近城市的手段都没有。因为“城市邻近地区长满了大片的树林”。由于“他们不敢，甚至也不能使用骑兵突破这种障碍，因此制定了一个砍倒树木，使空间暴露的计划，这样他们或许能够自信而安全地接近城市。但是，他们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做这件事，因为这项任务太艰巨了”。于是，他们改变目标，转向另一个城镇。与此同时，罗马人则“不断袭击安息人广泛分散的部队”。不久，在丛林中损失了一些兵力之后，安息人终于放弃了在叙利亚这个与他们国家特点不同的国度所进行的战役。[注：迪奥，《罗马史》，第40卷，第15页第4-5行，转引自凯利译本，第3卷，第427、429页。]

克拉苏悲惨的遭遇清楚地说明了，在适于马匹运动的地形上作战时，轻型骑兵武器系统具有压倒重型步兵的优势。重型骑兵对安息人的胜利起到了辅助作用；但如果指挥官能够精心组织箭矢保障，使之数量充足的话，那么轻型骑兵没有帮助也能赢得胜利。希腊重型步兵曾经发现波斯乘马弓箭手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希腊起伏不平的地形使希腊人幸免于难。可是，在安息人自己的国家，罗马重型步兵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关于四种武器系统性能的总结

图解1.2总结了古代的四种基本武器系统。这四种系统都有其特殊的性能和相对的优势。安息人戏剧性地展示了在适于骑兵作战的地形上，轻型骑兵对重型步兵的威力。他们还展示了亚历山大曾经展示过的，无论轻型骑兵还是通用骑兵，不经过特殊训练，没有特殊装备，在突击行动中都不能抵抗重型骑兵。但是，安息人的重型骑兵在罗马人列成方形队形迎战时，没有向罗马步兵发起冲击。同样，亚历山大从不使用其重型骑兵由正面与步兵方阵对抗，因为列成恰当队形的重型步兵能够抗击重型骑兵的冲击。

图解1.2武器系统使用表

在与徒步人员的近距离交战中，乘马人员占有几方面的优势，其中包括位置较高，居高临下打击对手所必然具有的势能等。战马通常是骑兵有价值的盟友。这些优点，再加上骑兵先天具有较大机动性，使其成为一种优秀的突击武器系统；当然，前提是他经过充分训练，能够克服乘马的不稳定性。

为了抵抗骑兵的突击，重型步兵不得不形成集群。与列成6排纵深的方阵、身穿全副盔甲、有巨大而坚硬的盾牌保护的技能熟练的罗马士兵作战，即使是全副盔甲、手持长矛的安息重型骑兵也不能战胜他们。成纵深部署，拥有地面这种较好的作战平台，具有不必分心而集中精力于战斗的能力，聚集成无懈可击的方形队形，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骑兵不能与这种徒步士兵组成的协同行动集群相抗衡。骑兵虽然也形成集群，并在一个指挥官的指挥下一起行动，但他们仍然必须作为个体战斗。这种属性决定了他们很容易快速投入行动（因为他们可以不必保持队形而全力实施战斗），但这种个体战斗的特点也降低了他们与列阵步兵进行正面战斗的效能。不过，骑兵是用于执行进攻任务的理想武器系统，它可以抵近并快速攻击步兵薄弱的翼侧和后方。

乘马弓箭手与徒步弓箭手相比，具有更多的显着不利条件。徒步弓箭手不必分神而集中精力于射箭，这使得他们拥有更快的发射速度，并且，即使排除稳定平台所带来的好处不说，其射箭的精度也更高。像波斯弓箭手面对希腊人那样，徒步弓箭手还可以使用重量较轻的盾牌保护自己。骑兵无法以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因为他们仍然要使用弓箭和驭马。此外，就像波斯人在普拉蒂亚攻击希腊弓箭手时所看到的那样，马匹成了一个巨大而脆弱的目标。但是，徒步弓箭手没有机会对抗重型骑兵。正像希腊重型步兵在马拉松和普拉蒂亚击败波斯徒步弓箭手一样，重型骑兵也能快速穿过落箭地带抵近敌人，并以盔甲保护自己，使用矛枪和短剑打败轻型步兵。即使弓箭手装备的分量轻也不能使其获得逃跑的机会，因为骑兵可以很容易地追上他们。

因此很清楚，如果克拉苏的军队由一半重型步兵和一半老式波斯弓箭手组成，他就能够抵抗住安息人的进攻。重型步兵可以保护弓箭手免受安息人矛枪兵的伤害，而弓箭手可以牵制安息人的乘马弓箭手。不过，这样一支罗马军队也只是具有防御能力：它只能控制其所占的地盘。

但是，地形严重限制了乘马作战方式的明显优越性。骑兵在森林中难以发挥功能，若在密林中，甚至徒步弓箭手也处于劣势，因为其视界和机动均受到限制。这种可怕的限制激发了安息人想要砍倒森林的灵感。多山国家对骑兵限制小一些，但其行动通常局限在山谷之中。正因为如此，安息人在其自己的国家是无敌的，但他们从未征服过罗马人在叙利亚或亚细亚米诺的领地。

地理学关于地域性或民族性战争模式的研究大有可为，比如希腊人、波斯人、安息人的战争模式等。亚历山大、迦太基人和罗马人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但安息的地形使得安息人重新创造了能够成功对抗罗马人的本民族系统。

骑兵的另一个缺点是它的费用高。在古代，一匹马的费用相当于一个人；用保护性覆盖物装备马匹，更增加了花费；而要负载盔甲再加上全副武装的人，则要求健壮的战马。要饲养强壮得足以担负这种任务的战马，更提高了战马的价格。甚至是轻型骑兵使用的较轻、较快牲畜也要求是特殊的品种。此外，乘马作战的人自身也需要更大的投入，因为他们需要比徒步弓箭手更多的训练，以掌握从马背上射箭的技巧；在马上进行近距离战斗也比在地面上需要更强的技能。这样，虽然克拉苏的军队在数量上是他的安息人对手的3倍，但其费用多不了多少。虽然会战的结果充分证明安息部队每一人的价格确实与罗马步兵不一样，但是价值上的差别也强有力地说明，在政府或指挥官决定以2-3个徒步士兵的代价换取1个乘马士兵之前，必须清楚地形和战术态势对骑兵部队的使用所具有的巨大影响。

乘马作战方式对攻城来说无多大关系。因为马匹对克服沟渠和城墙毫无用处。实施攻城战斗只能用步兵。当然，骑兵可以下马战斗，但作为步兵战斗不仅浪费了他们所受到的训练，而且他们还可能缺乏徒步战斗所必备的某些技能。他们的骑兵背景或许会使其具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反对攻城所必不可少的掘壕和工匠工作。

所以，在地形开阔的国家，由重型和轻型步兵的合成的军队，可以抵抗由轻型和重型骑兵合成的军队；而在多山、多林、断裂地形较多的国家，骑兵则不能很好发挥效能。在这些地形上，步兵占据支配地位，必须以步兵同步兵作战。装备相似的步兵作战，防御的步兵比对方占有优势。停止间的人员射箭或投石精度更高，并能利用自然遮蔽物或类似波斯人盾牌那样的人工措施保护自己。居高临下的阵地将使防御者的投射武器在速度和射程上占据优势。

插图1.5重型骑兵击败轻型步兵

另一方面，重型步兵在与其他重型步兵作战时，从防御中却得不到特别的好处；实际上，古代人认为迎击冲锋是差劲的战术，而在接触之前就向敌人发起冲击比较得利。但是，他们比较看重居高临下阵地在近战中的价值。因为能够增强防御力量，所以防御者大多提前仓促构筑野战筑垒阵地。大流土三世在伊苏斯曾使用了这种阵地，而胜利者亚历山大也运用了这些阵地；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当罗马人每夜都在营地周围构筑壕沟时，他们的任何作战几乎都是从防御行动开始的。如果第二天他们从事战斗，那么一旦战斗失利，便已经有了事先准备好的退避之所。无论何时，只要时间允许，他们在占领阵地后就要挖壕。虽然重型步兵承担了大部分挖壕任务，但轻型步兵也能从这些野战筑垒阵地中受益。

骑兵在防御中与步兵相比就没有什么优势。虽然轻型骑兵或许发现，原地不动有利于发射弓箭，但是他们没有防护。对重型骑兵来说，防御则明显不利，他们在防御中只能要么后撤，要么冲锋。

这种不同的行为是必然的，因为骑兵虽然是以个体战斗员为单位发挥作用的，但他们是两个脑袋而不是一个脑袋，而其最得力的伙伴——战马的脑袋通常受训极少。当战马的脑袋感到的威胁比骑手更大时，它会说：“跑，和马群在一起”，于是便不停地跑下去，直至感到威胁消除为止。受惊吓的马匹不管骑手如何控制它们，都会骚动不止，从而使骑手无法使用所携带的任何武器，直至战马又能跑起来。一旦奔跑起来，战马可以提供一个相当平稳的短程武器平台，增大手持武器的速度，变成一个转瞬即逝的目标，并且，在进攻中战马本身也能变为武器，践踏它所碰到的任何防御者。[注：我得益于e.w.盖尔中校解释马匹不适于防御的段落。]

希腊人之间的战争展示了两类步兵之间战斗的控制因素。投掷标枪的皮尔塔斯特对重型步兵的胜利，预示了安息人乘马弓箭手对克拉苏军团的胜利。但是，由于轻型和重型步兵机动性之间的差别很小，所以皮尔塔斯特在使用其投了就跑的战术时，要冒很大的风险。波斯徒步弓箭手在马拉松和普拉蒂亚的失败，显示了在战斗中使用轻型步兵对付重型步兵的困难；大量波斯弓箭手形成聚集成静止不动的集群，抵消了轻型步兵与重型步兵相比所具有的微弱优势。但是，减轻重型步兵盔甲的重量，必然提高其机动性，对阻止标枪投掷轻型步兵基于优越机动性而建立的“飞行”战术的成功大有作用。

在留克特拉会战重型步兵与重型步兵的战斗中，伊巴密浓达应用了集中和包围的思想。汉尼拔在坎尼以重型步兵组成两支预备队，以及西庇阿在扎马对其步兵的使用，都发展了这一思想。步兵应用协同的关键在于使用预备队以及集中和包围的思想。罗马人将其纪律严明的职业步兵区分为军团、大队、支队和百人团，从而为建立具有协同和反应能力的预备队提供了条件。指挥官可以在战场上机动这样的预备队，运用它攻击敌人翼侧的弱点，从而实现对敌人的包围。

亚历山大创造了合成军队，使重型步兵对重型步兵战斗时的这种协同方式的实用性黯然失色。他灵活使用四种武器系统的每一种：在以轻型步兵与敌人进行前哨战的同时，依靠重型骑兵击败敌人的骑兵，并攻击敌人步兵的后方，然后运用重型步兵与敌人的步兵进行正面交战，并以轻型骑兵与敌人的某些骑兵作战。即使亚历山大没有创造重型骑兵，毫无麻烦地驱赶了波斯人的通用骑兵，他也拥有优势，因为在突击行动中，防御对骑兵没有什么好处。在对付敌人没有协同的重型步兵时，以骑兵攻击敌人的翼侧和后方，通常能够决定战斗的胜负。一个的例外发生在阿贝拉会战，在那次会战中，亚历山大的骑兵突破了波斯人薄弱的中央。但是，实践证明，希腊军队重型步兵的中央通常是难以突破的。

在无障碍、无筑垒地形上，亚历山大系统的胜利好像属于骑兵数量较多、或质量较好、或同时具有这些因素的军队。坎尼和扎马两次会战支持这一结论，尽管汉尼拔的步兵在坎尼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双方步兵的密切协同在扎马也起到了作用。罗马人从未完全采用亚历山大依靠骑兵的战术，但他们之所以赢得对亚历山大军队的关键性胜利，是因为其盟友在骑兵方面提供了决定性的优势。在与高卢人作战时，他们自己的骑兵以及运用其步兵掩护翼侧的协同能力，证明足以对付敌人的骑兵。但是他们战胜高卢人，所依靠的基础是其卓越的步兵以及掘壕防御的力量。

在传统的亚历山大式会战中，一个主要的例外战例是一支骑兵占优势的军队反而丧失了确保的胜利。这次偶然事件发生在两个着名对手之间的内战中。其中之一是罗马的统治继承者，军事和政治天才尤利乌斯·恺撒，而另一位则是曾在三大洲取得许多着名的胜利，但缺少政治才能的斗士庞培（pompey）。这两位超一流统帅于公元前48年在法萨卢斯会战中相遇。当他们相互对阵时，双方各有一翼紧靠河岸。庞培理所当然地将其较强的骑兵并配属所有的投石手和弓箭手配置在暴露的翼侧。看到这种情况，经验丰富而机智过人的指挥官恺撒不仅将所有的骑兵部署在那里，而且以大约百分之十的重型步兵组成了预备的第四条战线。他把这支预备队部署在暴露翼侧的后方，与其战线成直角面朝外配置。

正像恺撒和庞培所预期的那样，庞培的骑兵驱赶走了恺撒的骑兵，并表现出良好的纪律性，接着转回来攻击恺撒的翼侧。接着，恺撒命令其担任预备队的步兵大队向前机动，他们“彩旗飞扬地快速前进”并“攻击庞培的骑兵。攻击是如此狂暴，以至于那些骑兵都难以站稳脚跟”。赶走庞培的骑兵之后，恺撒由重型步兵大队组成的预备队与庞培的弓箭手和投石手相遇。这些弓箭手和投石手“毫无防御，孤立无援，被残杀殆尽”。恺撒的预备队在已经返回战场的骑兵支援下继续推进，攻击庞培军团的翼侧。尽管庞培这位杰出将军拥有优秀的骑兵，但由于既没有预备队，又不能及时组建，所以只能导致失败。但是，如果不是对付像罗马军团这样协同良好的步兵的话，骑兵只要能到达恺撒军队的翼侧和后方，几乎可以肯定，庞培是会取得胜利的。[注：恺撒，《内战》，第3卷，第93页，转引自a.c.皮斯克特翻译的恺撒的《内战》（伦敦，1914年版），第329页。]

虽然亚历山大式会战是轻型步兵前卫与轻型步兵前卫对抗，重型步兵战线与对方的重型步兵战线对抗，而骑兵则在翼侧与敌人的骑兵交战，但最理想的方式仍然是以一个较强的武器系统对付敌人一个较弱的武器系统。希腊重型步兵对毫无机动能力的波斯轻型步兵的胜利，投掷标枪的皮尔塔斯特对机动较慢的重型步兵的胜利，以及安息人对罗马人的胜利等等，都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战术优势的典型战例。但是，当对方将其轻型步兵放在前面作为前卫，以投射武器对付重型步兵时，那么就必须以相同的武器系统与之战斗；同样，必须以骑兵对付骑兵，因为每一位将军都将其骑兵部署在两翼，以便能够到达对方重型步兵薄弱的翼侧和后方。在法萨卢斯，当恺撒的重型步兵首先击败庞培的骑兵，接着又击败了他的轻型步兵，为其自己的轻型步兵、轻型骑兵以及配置在翼侧的重型步兵部队打开了道路，使之能够攻击敌人的翼侧和后方，从而创造了鲜有的以一个较好的武器系统战胜另一个武器系统的范例。以较强的武器系统对付较弱的武器系统是双方指挥官追求的一个目标，但当双方军队均由相同的武器系统组成时，要达到这个目标确实是一个困难。

就像在坎尼和扎马的胜利一样，恺撒在法萨卢斯的快速取胜，表明以突击行动进行的战斗结束较快；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皮尔塔斯特以投掷标枪，或安息人在卡雷用弓箭对付克拉苏，见效就要慢得多。但是，与恺撒在法萨卢斯的胜利不同，安息人的胜利是必然的，是建立在战术和武器系统的运用优越，并拥有在该种地形上战斗先天优势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优势武器系统的胜利必然性，使得古代人无论何时都有选择的机会。希望大象成为一种优越的武器系统，对古代人寻求优越武器系统的执着无疑是一个有力的解释，可惜大象在战斗中的使用通常都是毫无效用的。最重要的武器系统消除了进攻与防御的任何区别。亚历山大的重型骑兵为他赢得了进攻，但安息人的骑兵，以及击败重型步兵的皮尔塔斯特，都是以攻击来发挥其无上威力的，哪怕他们仅仅是为了达到防御目的。

筑垒几乎总是为防御者提供一个保障资源。在深沟高墙面前，骑兵毫无用武之地，而据有筑垒的防御者在对付步兵时，则能获得轻型和重型步兵的双重好处。长期持续的攻城战虽然发挥重要作用，但仍不足以剥夺防御者所拥有的优势。

实施进攻的指挥官面对优势武器系统时，如果他已从克拉苏的灾难中接受了一点教训的话，那么就应当放弃他的进攻计划。如果攻防双方所拥有的基本武器系统相同，而防御者也没有筑垒作为依托，那么古代人则寻找攻击其对手弱点的其他手段。事实证明，虽然重型步兵在对付同类步兵正面攻击时是强大的，而对付重型骑兵的正面冲锋时则几乎是无敌的，但他们的翼侧和后方是弱点，哪怕是对较弱的重型骑兵武器系统来说也是如此。实施包围进攻，是古代人找到的另一种打击对手弱点的手段。由于方阵容易向右偏移，所以这种包围行动实施起来比较自然，而斯巴达人所具有的较高协同水平，则使其利用这种包围的能力比其对手要更有效。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实施了一种不是建立在首先与敌人战线重叠基础上的包围行动。他还有骑兵的支援，用于掩护其行动，并防止斯巴达人看到他的“神圣分队”，以便使包围实施起来更容易一些。

方阵缺乏协同性，用于包围行动很困难；而亚历山大则显示出，骑兵具有机动能力，将其根据要求精心排列成阵，最适于实施包围运动的进攻战术。这种比步兵机动得更快，以及以与行军队形基本相同的队形直接进入战斗的能力，使骑兵成为理想的进攻部队，用于执行攻击敌人翼侧和后方这一最具决定性的任务。虽然在正面战斗中与重型步兵相比较弱一些，但当骑兵攻击敌人非预期翼侧和后方时却具有可怕的威力。

无论是使用一种或多种武器系统，两支成分基本相同的军队交战，都是以旋转的方式实施包围。在这种基本战术的基础上，发展了预备队理论和将军实施指挥而不是参加战斗的实践。罗马人改进了协同，使其更容易创建预备队和提供对翼侧及后方的保护，从而能够运用步兵实施包围。

后勤

士兵和补给品的准备

后勤包括对军队补给以及将补给品从一地运往另一地的方法；从广义上说，甚至可以包括这些补给品的制造。经常的做法是通过战争支持战争，胜利的军队可以依靠敌人的费用维持自己。在没有这种机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民族）武装部队的规模则依其人口和生产力的规模而定。在古代，大多数人口都是从事农业生产，以供养他们自己，并生产一些剩余供给只占人口很少一部分的商人、工匠、僧侣和官员。这样一个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只能保持一支占人口很小比例的武装。即使当国家已经有了长足发展的货币经济时，原始的税收、财政和银行系统仍难以使货币快速增长。只是到了相对现代化的时代，政府才有了税收、微小的储备银行和货币铸造，才能够转移占国家产值较大比例的财力支持战争。在古代，甚至这些机构也不能筹措多少财力，因为那么多的人仅能维持生存水平，所以没有什么剩余用于战争。即使是政治、经济比较发达的罗马帝国，也只能保持少于其人口数量1%的武装部队。

由于既缺乏现实资源也缺乏财政资源，所以民兵成为普遍的兵员系统。在民兵系统下，部分或全部自由男性都有到武装部队服役一定时间的义务。通常，他们必须以自己的费用武装自己，考虑到这点，政府可能会免除其一定的税负。一些民兵经过训练，也通常是用大部分时间训练基本技能；而其他的民兵，则缺少战斗技能乃至专门的武器，比如，一些民兵就是将农业工具作为武器。虽然有时民兵是对职业士兵的补充，但经常的是由他们构成政府的整个武装部队。

民兵具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在和平时期费用非常低廉；但低效能则抵消了它的低消耗。希腊人长期依靠民兵，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拥有与其强大对手波斯人所拥有的职业军队同样数量的军队。罗马人一开始也依靠民兵，但同希腊人一样，他们发现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专业军队不仅更有效能，而且也更重要。再者，民兵不能从事长时间的战争，甚至是一次较长时间的战役，因为他们必须返回民间职业。换句话说，政府可以提供庞大的民兵，但只能提供一段很短的时期。当战争持续时间较长时，一支能够在较长时期内始终保持武装的职业军队，就具有明显的优点了。即使是不进行连绵不断战争的政府，也可能比较喜欢职业军队，因为这样可以使其公民只承担税收，而不必承担军事服务的费用、不便和潜在危险。一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军队虽然规模小，但其优点是士兵们的战斗技能水平比民兵这种业余士兵更高。

在和平时期供养一支军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由民兵组成的军队通过其民间的农业、商业或工业等正常职业供养自己。政府也能比较容易地满足职业士兵的需要，因为他们通常能够对全国做出贡献，并可通过建立起来的民间市场组织稳定地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基本食物。

无论是民兵军队还是职业军队，只要集中起来，就会带来食物供给的问题。一支集中起来进行一次战役的军队，就相当于一个城市：人口密集，又不生产自己所用的粮食。但是，军队又不同于城市，既没有原已存在的运输网，也没有任何已有的在当地供给各种需要的模式。

一支军队在特定地区获得食物供给的能力，部分地依赖于一年中的季节。如果一个地区在食物上能够自给自足，可以通过购买或强迫的方法从当地储存的食物中获得供给。收获刚结束，军队就拥有当年收成的使用权；如果处在即将收获之前，军队就会发现粮仓都是空的；而在冬季，处于两次收获之间，粮仓内将只有6个月的供给。

军队规模与其集中地域人口的比例也影响对军队的供养能力。假定士兵剥夺居民的所有东西，如果士兵与居民的比例是1：1，那么士兵能够生存一个居民能生存的时间。如果士兵与居民的比例达到10：1，那么士兵们的生存时间只能是居民生存时间的1/10。例如，如果军队在收获之前180天到达一个地区，而其数量是当地居民的10倍，假定它找到了所有的食物，并且一点不给当地居民，在其离开之后让当地居民毫无生存的依赖，那么它也只能在当地驻扎18天就必须离开。当然，军队可以在一个较大的地域展开，从而有效地降低士兵与居民的比例，这样它就能在当地驻扎较长的时间。

一支强大的军队要在一地驻扎较长的时间，就必须拥有水路运输通道。在罗马帝国时代，航船通常很小，船的长度达到180英尺就是非常不一般了；其宽度是全长的1/4到1/3；较大的船上设有覆盖着甲板的深船舱。由于这些船采取短粗设计，并且只用单个桅杆，所以航速非常慢。原始的帆具使其不能顶风航行，而导航用具的缺少，则意味着水手更喜欢在能看到岸边的水域航行，而且晚上还要在岸边找一个掩蔽之所过夜。同时，哪怕是一只小船，也能运载60000磅食物，是20000人一天的消耗量。水路运输的替代办法是陆路运输，这就意味着要么使用平均每小时只能走2英里的速度缓慢的牛车，要么使用只能驮载100磅的毛驴。缺乏合适道路也限制了牛车的使用，甚至在经过修整的交通干线上，最好的陆路运输工具的费用也至少是水路运输的30倍。

因此，军队发现，要从其直接集中地将补给品拉来，无论距离远近，都是一个巨大的困难。一支强大的军队要在一地停留较长的时间，通常必须有水路运输通道。一支与驻地居民和资源之比很大的军队，除非拥有方便的水上运输，并有可供船运的丰富补给，否则只能经常向新的地区机动。这种因后勤需求而实施的机动，可能正好适应抵抗或进攻敌人的需要。

骑兵带来了另一个主要的补给难题，在战斗中，一匹马一天的消耗限额是20磅。如果军队马匹数量与集中地马匹数量的比例，与士兵与当地居民的比例相同的话，那么当地供养马匹的时间与供养士兵的时间相同。但是，如果军队马匹的比例较大，那么饲料的数量将决定军队在一地能停留多长时间。一支完全由骑兵组成的军队，比一支仅由步兵组成的军队所进行的机动要更加经常得多。如果军队的集结地区距离敌人较远，那么它可以疏散军队，从更大的地区筹集给养。如果有骑兵，可以将他们疏开得更远，因为骑兵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在相同的疏开程度下，骑兵可以比步兵更快地再次集中起来。这样，依靠骑兵较强的机动能力来满足对饲料的需求，才不致迫使步兵在消耗完当地的食物资源之前离开该地。

军队的其他大多数需要都是不必在战役当年必须补充的。虽然鞋（假如有的话）可能需要补充，但衣服至少可以穿着一季。由于会战并非经常发生，所以最初的携带的投射武器可能够用了。军中工匠可以修理甚至制造所需要的物件。

气候对军队作战也有影响。寒冷的天气和随之而来的牧草短缺，严重影响（尽管很少阻止）冬季战役。

道路的质量制约军队的运动。它限制军队的行军速度以及驮载牲畜和轮式运输车辆的使用。多山地形意味着道路稀少，只有山谷才有。道路的数量是重要的，特别是如果军队通过地区的军民比例较大时，尤其如此。这样的军队会发现，他们需要疏开，沿数条道路行军，以便找到足够人员和马匹消耗的食物。

因此，军队的运动取决于几个因素。规模小、马匹少的军队会发现他们受后勤因素的制约较小，能够集中行动，在一地停留较长的时间；而规模较大、马匹较多的军队则不得不尽可能疏散和更经常地运动。

希腊民兵像雇佣兵一样，自己武装自己。在希腊城邦间战争的典型战役中，士兵们背负用于磨面和烤面包所需的小麦以及其他的日常用品。他们带着小麦和磨面的手磨，因为小麦比面粉便于保存。重型步兵有许多仆人、奴隶随伴，帮助他们携带东西，研磨面粉和烘烤面包。士兵们就着肉、乳酪和蔬菜（比如洋葱）吃面包。

持续时间短的战役开始之前，政府给士兵们发钱去买给养，并明确战役将要延续多少天。但另一方面，政府则很少给士兵补充给养。在持续时间长的战役中，士兵只能指望用自己的薪水购买食物和饮料。士兵的薪水与熟练的工匠差不多，因此一般能够满足需要，除非供应不足迫使价格上涨。即使在长期战役中，政府也不提供给养仓库，而是使用军队原有的仓库。

在盟友领地上发生战役时，军队要求士兵购买补给品，但这一习惯使得他们在敌方领地也常常照此办理；而在那里，入侵者本来是可以利用敌人的资源生活，并以抢劫来代替付款的。无论购买还是抢劫，军队都依赖商人。这些商人随军行动，提供他们的物品供士兵购买。因此，希腊人信任私人企业，让他们作为自己的物资供应所，甚至在敌人的领地上也是如此。在敌对国家，由于士兵们寻找给养的能力较弱，在寻找过程中也有必要疏散，从而使得指挥官们依靠本地商人，因为他们可能知道敌方领地可以提供的给养的位置。

虽然依赖私人业主的活动，但希腊军队还真正拥有一种原始而又集中的物资供应系统。比如，当一位希腊指挥官俘获了一批装满食物给养的敌人船只，他就将食物出卖，并用这些收益支付那些从商人那里购买他们食品的人的工资。这一系统还确保了在敌国生成利润，因而为政府或将军们所惯用。

亚历山大在波斯战役中的后勤保障

亚历山大大帝的波斯战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古代组织有效补给的范例。与希腊人不同，亚历山大及其父亲不信任私人企业主为军队提供必需品补给的主动性，而是拥有一个为集结起来用于波斯战役的庞大军队提供补给的军队组织。此外，亚历山大的父亲还通过减少保障士兵的随从数量的方法，使军队的后勤需求实现了最小化。由于马其顿人不像希腊重型步兵那样，必须自己背负盔甲和武器，所以亚历山大的军队每4名士兵才有1名随从。因为一名士兵可以负重80磅进行长途行军，所以军队携行了许多自己的包裹，但是，由于随从较少，能够携带的自身食品也较少。

需要运输的其他军队物资，主要依靠驮马和驮骡，每匹可驮载200磅左右。尽管“牲畜拉的比驮的多”是至理名言，但比起四轮马车和牛车来马其顿人还是更喜欢驮载牲畜。这不仅是因为这些牲畜能够更容易地随军通过复杂地形，而且是因为古代低劣的马具使牛车和四轮马车比驮载牲畜的效能高不了多少。牛轭更适合公牛，而马或骡要拉车的话便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能，因为马具会挤压它们的气管。公牛比马更强壮，并能用脖子有效地拉车，但是牛的性情不可靠，它比马的耐力差，并且每小时只能走2英里，而马却能走4英里。公牛甚至跟不上步兵每小时2.5英里的平均行军速度。

军队还需要驮载牲畜运输诸如帐篷、攻城器具、组合工具、医药物品以及其他物件，军中每50人至少需要1头驮载牲口。这样，当亚历山大跨入亚洲时，其军队、随从以及其他人员总共可能有65000人；他需要1300头驮载牲口运载不能由人背负的装备。

亚历山大计划的战役开始时间正好是在收获之前。过早开始战役，他将把自己置于一个粮仓罄尽的国度，该国的部分人口正在饥饿中挣扎，等待着谷物的成熟。此时开始，他还能保护自己的补给船队免遭更强大的波斯海军的打击。波斯海军拥有数千名划手和水手，在收获新的谷物补充其舰队所必需的库存之前，他们不可能出海。进入亚洲时，亚历山大拥有10天的谷物储存，每人每天3磅，每头牲口每天10磅。他把大多数谷物储存在船上，因为军队多携带1天的谷物，就需要另外增加1100多头驮载牲口，为65000名人员、6100匹战马、1300头驮载牲口运送269000磅的谷物。但就是这些最初的储备，使他在格拉尼卡斯与波斯军队相遇和在安纳托利亚建立起自己的控制时，不必四处掠夺。

击败波斯军队之后，部分是出于后勤原因，亚历山大沿海岸路线推进。在那里，他找到了高产的农业和拥有便于收集食物的发达运输网的城市。这样，他通过征集或从在收获季节食物丰富的城市购买的方式补给了他的军队。沿海路线还提供了便于行军的密集而良好的道路，这样，军队每天就可以行进15英里，而且每周可以休息一天。这既使士兵得到了休息，又使驮载牲口可以卸载，有时间放牧去补充它们的食物。这条路线上还有主要河流，满足了军队每天90000多加仑饮用水的供给（每人每天半加仑、每头牲口每天8加仑）。亚历山大可以依靠船沿海岸从一地向另一地运输补给品，甚至在围攻一个缺水半岛的城市时用于运水。一条大型商船每天能够运输400吨物资，相当于4000头驮载牲口的运输量。

波斯人控制着海洋，但亚历山大却能依靠他的货船沿安纳托利亚海岸保持交通线，因为古代战船在海上只能停留有限的时间。一条小的轻型战船载有200名水手和划手，用于提供战斗力和无风时的推动力。但是，200人每天需要600磅食物和100加仑（800磅）水。那时船的设计是尽量使船上的每一样东西达到最轻，以便提高船速，因此只能携载有限的食物和饮水。船队缺乏远航的能力，只能在距岸较近的水域，以便经常靠岸补给。一次，马其顿部队通过在一条河流的入海口沿岸巡逻的方法，赶走了波斯人的船队，使其不能靠岸补充饮水。一支如此受后勤制约的船队要实施严密的封锁确实很困难。

亚历山大在将近秋天时到达安纳托利亚的西南部，并在进军途中征服了这个国家。冬天，他把庞大的军队分开疏散，这样既有利于补给，也能够将此国家更多的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第二年，他在7月底开始进军，这与安纳托利亚中部海拔较高的地区稍后的收获季节基本一致。但是，他不得不在通过这个极其缺水的荒凉地区之前预做准备。由于仅每头驮载牲口每天就要饮用8加仑水，所以他不能指望它们运水。

在首先确保该地区的人民臣服，并可能掌握一些人质，以使其继续保持忠诚之后，他派出先遣部队沿着预定路线出发了。这些部队携带着自己的给养，并携带或在当地征集更多的补给品，以建立起储藏所。此外，还在小溪上建起了堤坝，从而使溪水增加到3倍的水量。因为，在流动的小溪中，2/3的水在士兵能够解渴之前就流走了。由于在当地政府的合作下做了这些准备，所以亚历山大能够顺利通过这一原先既无食物又无饮水的82英里的地区。

地图1.2波斯帝国（虚线为亚历山大进军路线）

在这次沿地中海东海岸向埃及的进军中，证明海运是不可或缺的。在对筑垒港口城市提尔（tyle）长达7个月的围攻期间，城市附近的一条河流为亚历山大的军队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但是附近农业地区的收成却比军队谷物需求的1/10还要少。虽然驮载牲口能够从方圆60英里的范围内运输谷物，但即使在此范围也无法满足攻城者的需要。水运使攻城成为可能。在收获季节，由提尔向南进军埃及的途中，军队找到了充足的军粮补给，但又不得不依靠水运给部队运输饮水。在深秋时节开始的征服埃及的过程中，亚历山大在尼罗河谷度过了整个冬季。

在征服庞大波斯帝国和入侵印度的漫长战争中，亚历山大所遇到的后勤困难比从海利斯庞特到埃及的行军中所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但即使战役的这一部分也显示出供给的重要性，并充分说明窘迫的后勤不仅制约军队的运动，而且制约其在一地的驻扎。

亚历山大由印度返回的旅途展示了行军会冒着多么大的风险。他计划沿阿拉伯海北海岸，穿过盖得罗西安沙漠行进，以便从船队获得补给。军队应当控制海岸，并从该地区的季节河向船队提供饮水补给，这些河流在夏天的雨季将被雨水充满。但是强大的季风卷走了雨云，使船队无法出航。亚历山大不能折返，因为为了迫使当地统治者屈服，所过之处已被劫掠毁坏一空。所以，亚历山大被迫在只有一点食物，而且河流之间距离也很大的情况下，穿越150英里的沙漠地带。并且，据亚历山大征服史的历史学家记载，在行军中，军队“遇到了由很厚的砂子堆积而成的高大山脊，沙地稀松瘫软，人走上去就像走进泥沼或是走在未经践踏的雪地上”。只是由于非凡的领导，才使其军队经受住了如此残酷的考验。[注：阿利安，《远征》，第6卷，第24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83页。]

士兵们“宰杀了大多数马匹和骡子”以为食用，意味着军队已经没有多少手段保持其战斗力了。“这样，许多人被沿路丢在了后面，一些是由于疾病，而其他人则要么因为疲劳，要么因为炎热，要么因为不能忍受干旱饥渴。”为了避免炎热，军队“基本上是夜间行军，一些人因为困倦而倒在路上；醒来后，那些仍有力量的人跟踪军队而去，但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安全地追上主力，其中的大多数都死亡在沙漠中，就像海上偏离了航线的人”。[注：阿利安，《远征》，第6卷，第25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83、584页。]

即使是下雨，虽然使河流充满了流水，使幸存者免于渴死，但事实证明，它也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一次，因为水的缘故，军队露营在一条冬季会发洪水的小溪附近。大约在夜晚的第二班哨时，因为山区下了大雨，山洪暴发，溪水猛涨，在士兵们尚未感觉之时，洪水顺河而下。山洪迅猛异常，以致卷走了随军行动的大多数士兵的妻子和孩子，扫荡了皇家所有的行李以及没有卸载的牲畜。士兵们在经过艰苦的努力之后，才得以保全了他们自己。”在这次行军中，亚历山大能将其1/4的军队带回来，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壮举。[注：阿利安，《远征》，第6卷，第25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84页。]

这次经验最生动地说明了古代军队为什么在计划行军路线时必须选择食物和水源充足的地区，以及为什么必须避开在收获之前的时期行动。他们需要当地居民的好感，但可以依靠高压政治；不过强迫比合作获得的食物更少。将军队分散成小组，沿多条路线不同的路线行进，对保障庞大军队的食物供给能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而在冬季分散军队则使其能够在农产品更富足的地域筹集食物。

要靠后方的仓库实施补给，就要依赖海运或河运，因为驮载牲口只能在半径60英里的范围内携运有用的东西。当然，远距离水运的运用也意味着，对于实施远距离机动的军队来说，后勤组织以及用于获取水运的补给品的经费或权力是非常必要的。亚历山大的波斯战役充分说明，其严密组织起来的王国拥有所有这些后勤保障必需的条件。除了一次在沙漠中近乎灾难的经历以外，亚历山大及其军队在漫长的波斯战役整个过程中，均保持了充足的供应。

亚历山大卓有成效的保障系统，是罗马政府赖以维持其军队后勤组织和方法的鲜明例证。罗马严密的后勤保障系统，使其与敌人在这方面相比，总是处于同等而且通常是优势的地位，并由此形成了支持其征服战略成功和保护帝国生存的基础。

战略

持久战略与袭击战略的区别

军事战略把战术与后勤结合在一起，以计划作战的实施。按照传统的定义，战略有三个部分。大战略，把政治目标与军事手段结合起来，决定战争实施计划的广泛轮廓。严格意义上的战略，必须解决陆军和海军的集中与机动问题。战略最低的分支是大战术，考虑军队机动及为会战创造条件的通常行动等问题。本书使用战略这个术语，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战略和大战术。这一直是战略这个术语传统上所表述的领域。在本书所有运用这一术语的地方，均仅指其军事内涵，将不涉及政治、经济或其他这类影响力量之间关系的因素，这类因素最好限制在大战略的概念之内。如果从总体上说，这一界定与当前美军称为战役的概念略有区别。

正像古代战争所展现的那样，当代战术家已经考虑到的大多数可变因素，在战略的几乎所有方面都有先例。古代战争艺术大师们在他们的战略中所表现出的洞察力和复杂性，其后很少有人能够超过他们。

古代的战争经常使用袭击。袭击是一种对敌国短暂的侵扰，而入侵则是暂时或永久地占领被入侵的领土。虽然袭击是军事行动的一种形式，但它的目标常常并非纯军事目标。比如，袭击者尽量避免发生军事冲突，入侵外国领土可能仅仅是为了达到获取战利品的纯经济目的。这种袭击还可能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袭击者造成破坏但不能获得额外的效益；这种袭击（或这种袭击的威胁）是为了从被侵入国获得政治特权。如果袭击者拥有骑兵而对手没有，那么他们的袭击可能不必冒严重的战斗风险。如果袭击者与防御者拥有相似的武器系统，那么袭击者就要冒较大的冲突危险，但仍能把撤退放在首位，摆脱追击。

不管是为了达到什么目标（经济的、政治的或军事的），袭击给袭击者和防御者提出了相似的问题。袭击的短暂性并非意味着一定要避免冲突：一支优势的军队可能确实要在敌人的领地内寻机会战，但并没有要留在那里控制被入侵国的打算。

这样，人们就可以区别袭击性与持久性入侵战略了。前者只是在敌人领土上短暂存在，而持久性进攻战略的目的则是要长期乃至永久地占领敌人或盟友的领土。持久性防御战略就是要设法防止这种占领。防御者和进攻者的持久性战略，都设想两支主要敌对军队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而与此不同，袭击者经常能在不发生重大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达到其目标，而且他们常常设法做到这一点。

古希腊人经常运用袭击战略。他们只有有限的政治目的，很少设法彻底打倒敌人。他们常用的方法是，在即将收获之际侵入邻近的城邦，毁坏对方的庄稼。他们还可能以烧毁建筑物、砍倒橄榄树和葡萄树的方式进行更严重的破坏。被入侵的城邦有一个选择：要么屈服，失去农业资源；要么召集起民兵组成的重型步兵进行战斗。

如果被入侵的城邦抵抗，战斗通常在双方同意的平地上进行。若防御者已经在山上占领了有利的阵地，袭击者会“拒绝在这种地形上与之作战，而是绕过去”，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解释道，“去摧毁其领地”。这不仅迫使防御者离开有利阵地，而且诱使他们去攻击分散实施破坏的入侵者。若入侵者占据有利阵地等待对方来攻击，防御者就会在等待入侵者出来，因为他们很容易获得补给，而深入敌国的入侵者则不行，不得不离开阵地寻找食物。即使入侵者有办法在有利阵地上等待，他也就大大丧失了袭击的作用，因为防御者就能收获自己的庄稼了。[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8卷，第31页第8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5卷，第155页。]

较强的一方不得不依靠这些破坏性袭击，因为他不能迫使弱者在敌强己弱的条件下与之作战。较弱的军队可以躲避在城墙之后，以便在战斗中居于有利位置，或者干脆利用比强军追击更快的速度撤退。实际上，简单的办法是，弱方可以实施无规律的机动，在其机动的乡下获得补给，并相当容易地躲避强方。古代战争的指挥官们常常无法诱使不愿作战的对手与其交战，因此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摆脱这种窘境。破坏性袭击既提供了一种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替代物，又提供了一种迫使弱军交战的手段。

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袭击战略迫使敌人要么拱手让出袭击者所期望的政治特权，要么进行交战以保护自己的庄稼。如果防御者感到被打败的风险大于负担政治特权的风险，那么他就会屈服；如果相反，他就将进行战斗。但是也有第三种选择：如果防御者认为袭击者的政治要求太让人难以接受而通过会战获胜的机会又太渺茫，那么他可以忍受袭击代价，将军队始终保持在有利阵地上或者城墙之内。

希腊人运用袭击同时追求军事和政治目标。如果破坏敌人的庄稼能获得政治特权，那么袭击就直接达到了它的政治目的。如果由此引发了与弱敌军队的作战，那么袭击也就达到了军事目标，会战的胜利也能导致预期的政治结果。这种双重目的的袭击仅代表了一种袭击类型，并且在把军事与政治目标结合在一起方面是相当有特色的。

在重型步兵会战中获胜的一方通常也就赢得了这场短暂的战争，尽管会战可能既不血腥，失败者的损失也不惨重。但是，由于其政治目标非常有限，比如吞并一小块领土，所以一次军事行动的胜负也就足以影响战争目的的达成与否了。通常，战争消耗与政治目标的大小成正比，适度的目的只需要较小的付出，而大的目标则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如果战争后果的重要性意味着一方比另一方更大，那么看到战争赌注更大的一方将成比例增大其努力。最好的古代统帅和政治家都看得很清楚，没有必要为有限的目标付出无限制的努力。

希腊人的袭击战略是其依赖民兵部队的直接结果。常备军或许会拥有筑垒战略要点，并可在边界抵抗袭击者。使用民兵是导致战争短暂的重要原因。在一个仅能维持生存的社会里，双方都不可能动员军队很长时间，使士兵长期离开民间职业。袭击战略的另一个原因是斗争双方地理幅员较小，而且相对于要防御的空间和庄稼来说民兵部队的规模过大。在与波斯人进行的战争中，一位斯巴达国王曾以袭击破坏了小亚细亚的一部分，这一地区比希腊的总面积还大。他运用这一战略只是打击了波斯偏远省份的一小部分，结果，想迫使波斯国王远远移居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目的彻底失败了。

亚历山大的战役：一个作战、后勤和持久战略的例子

亚历山大大帝对大流士三世所统治的波斯帝国的入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以占领敌人国土为目的的，持久战略的例子。亚历山大的政治目标太野心勃勃，以致即使运用其庞大的军队在波斯领土实施非常广泛而具有破坏性的袭击，也是很困难的。

亚历山大率领着大约35000也可能将近50000步兵和骑兵，比波斯人驻安纳托利亚的军队庞大多了，而且他还有敌人完全不了解的武器系统——禁卫军重型骑兵。虽然波斯人拥有强大的雇佣希腊重型步兵，但他们认为亚历山大在步兵方面占有优势。在国王未出席的情况下，关于是以战斗与亚历山大对抗，还是主要破坏亚历山大的后勤基地从而击败其军队的问题，在波斯将军们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希腊步兵的指挥官向将军和官员会议提出建议：“不要冒与马其顿人冲突的危险，因为他们的步兵与自己相比占有绝对优势，而且是亚历山大亲自带领；相反，大流士却未在这里。这位指挥官建议，前去以马匹践踏牧草，毁坏饲料，烧掉乡下的庄稼，甚至连靠近城市的地区的庄稼也烧掉。‘这样’，他说，‘亚历山大由于缺乏给养就不能在国土上停留’。”如果切实运用这样一种后勤战略，肯定能够在一块仅有少数集中耕作的国土上击败亚历山大的入侵。而且，波斯人控制着海洋，将能阻止亚历山大横跨爱琴海从希腊运来食物补给其军队。

此外，在早先的普拉蒂亚战役中，波斯人曾经运用过这种后勤战略。精明的波斯指挥官没有用进攻去打败希腊人的进军，而是运用其精良的骑兵袭击希腊军队的补给线，从而迫使希腊人从普拉蒂亚的有利阵地撤退。波斯骑兵本已截获了一些补给品，但接着被派往希腊人后方的一支骑兵分遣队，“与正向希腊人营地运送物资的、刚刚进入平原的由500匹驮载牲口组成的运输队遭遇……看到这个囊中之物，波斯人立即发起了攻击和屠杀，连人带牲口杀得一个不剩，直到屠杀够了，才带着剩下的东西”返回波斯营地。这增大了波斯人本已充裕的补给，因为在底比斯附近波斯人拥有“自己充足的粮食储备，也有足够的牲畜饲料”。[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第39、41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533、534页。]由于切断了处于驻扎状态的希腊人的补给线，而且波斯骑兵还暂时控制了向希腊大部分军队提供饮水的泉眼，所以希腊军队只能“坐以待毙”。希腊军队发现他们的补给态势十分严峻，饮水缺乏，“所携带的补给品坐吃山空；派出去寻取给养的随从由于遭到波斯骑兵的阻击，通道被封锁而无法返回营地”。[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第50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537页。]

虽然具有这种经验，而且希腊步兵的指挥官提出了建议，但是波斯人的会议仍然拒绝采取后勤战略，距亚历山大军队最近地区的官员主张，“他将不允许其统治下的一所民房被烧毁”。[注：阿利安，《远征》，第1卷，第12页，第7行，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18页。]

于是，波斯人的会议选择了战斗战略，他们的军队在亚历山大军队进入亚洲或不久即与其进行了交战。格拉尼卡斯河会战中，亚历山大的禁卫军骑兵击败了波斯人的通用骑兵，接着又从翼侧和后方攻击了他们雇佣的希腊重型步兵，从而使波斯人输了他们的防御会战。这次会战中，波斯人损失惨重，他们的步兵死的死，被俘的被俘。此次失败及其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决定了在亚历山大军队通过安纳托利亚的整个进军中，再无波斯野战部队与其作战。与此同时，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流士开始组建新的军队。

在实施入侵的过程中，亚历山大除了采用战斗战略别无选择，因为他没有攻击波斯军队后勤的手段。但是，他确实可以选择对付强大的波斯舰队。这支舰队有效地制止了马其顿人大部分跨爱琴海的运输。“虽然他们处于优势”，亚历山大的干将，聪明而又经验丰富的帕尔梅尼奥（parmenio）还是“建议亚历山大进行一次海战，以期希腊人能够以自己的舰队战胜波斯舰队……他还极力解释说，如果他们赢得了海战，就能为达成这次战争的主要目标创造了重要的有利条件；而如果他们被击败，也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因为即便如此，只不过是波斯人继续保持制海权而已”。亚历山大却坚持，他不想因如此“不可靠的一个因素”而放弃制海权，因为在海上“马其顿人拥有技能和勇气上的优势”。但是，他强调了海战一旦失败的政治后果，那将会对“他们天下无敌的战争声望造成不小的影响，还有其他原因，特别是希腊人因受其海战失败消息的鼓舞，可能会产生勇气，企图发动革命”，反对马其顿人对希腊的统治。[注：阿利安，《远征》，第1卷，第18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25页。]

但是，亚历山大可以不采取战斗方法而采取后勤方法，即“通过在陆上击败波斯军队的方法击败波斯舰队”。亚历山大解释说，“如果他攻占了沿海城市，就能使波斯舰队化为乌有。因为那样的话，波斯舰队不仅找不到征募水手的港口，而且在亚洲的所有海港都无法得到船只”。一开始，这一战略也适应其后勤需求：沿着肥沃的安纳托利亚海岸进军，并保持与其沿岸运动的补给船队的接触。[注：阿利安，《远征》，第1卷，第20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27页。]

这条进军路线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上的有利条件，沿岸地区的人口希腊族人占大多数，经常起义反抗波斯当局。由于亚历山大代表着希腊城邦联盟，所以他发现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城市容易向他屈服。亚历山大打算寻找这样一个坚实的政治基地，以利于对波斯的征服，因为他明白这是成功的基础。面对这样一群由波斯国王臣民组成的联合起来的政治反对派，亚历山大在格拉尼卡斯的胜利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尽管拥有强大的军队，他也不可能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敌对国家。在亚历山大的进军过程中，希腊人的城市纷纷臣服，他扮演了一个把他们从波斯统治者手下解放出来的角色，并从这些臣服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的人员中指定政治上可以接受的官员。

亚历山大的这次入侵，显示了实施以征服国土为目的的持久战略的两个可变因素的重要性。如果亚历山大率领其庞大的军队进入一个像希腊那些城邦一样的小国家，那么他的军队与地域空间的比例就会使该国的人民大众不可能进行抵抗。但是他所进入的安纳托利亚虽然仅是波斯帝国的一个地区，如果面对真正的政治反对派，要使这样一个大国臣服，并使之保持下去，那么他也会深感人手缺乏。亚历山大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在那里找到并精心而又精明地培养了政治上的支持者。

亚历山大的成就说明了政治态度和培育政治态度的重要作用，而叙利亚的安条克七世的经验则更生动地展现了这一点。公元前130年，安条克七世由伊斯特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以收复其当时被入侵的安息人所占领的领土。安条克在战场上打败了安息人，受到希腊文化城市和许多其他不满安息人统治的城市的欢迎，他仅经过一次战役便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并把安息人赶回了自己的老家。为了确保他的征服，安条克在被征服的领土上过冬，将其军队分散驻扎在几个城市里。但是，军队的消费，以及他们令人讨厌的行为，使这些城市疏远了安条克。这些城市渴望恢复安息人的统治。与此同时，安条克国王显然更热衷于以饮酒作乐打发冬天，而忽视了作为指挥官的职责。安息间谍设法安排安条克驻军城市的人民同时攻击其士兵，与此同时，安息人早已占领了战场，在当时欢迎安条克的地区找到了补给和支持。安息人杀了安条克，并与驻军城市的居民一起俘虏了大部分惊惶失措的军队。

波斯帝国的大多数非希腊人地区也向坚定而宽宏大量的亚历山大屈服了。但是，由于亚历山大的统治既宽松又精明，所以他们没有像安条克的支持者那样转过来反对他。马其顿人国王在波斯帝国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平稳政治形势，已经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向心趋势，当然也伴随着经常的叛乱。这些叛乱通常是由称为总督的当地统治者领导的。这些王侯要保持他们对整个波斯帝国的权威，确实困难重重，而且冲突不断。大流士三世只统治了两年，既没有建立起权威，也没有树立起威望，其原因只是由于他出身于皇族的一个远支，而且是通过暗杀两个前任爬上王位的。

亚历山大利用这种政治形势，而且通常能够确保大多数总督辖地的服从，叛乱的地区甚至在他跨越边界之前就屈服了。然后，他聪明而又小心翼翼地保全既得利益，常常给那些服从于他的总督赋予权力。

即使中央政府没有这些政治弱点，地方当局也会发现，在亚历山大打败波斯军队之后，要想组织起强有力的抵抗也是困难重重。与希腊不同，波斯城市和省份没有民兵。帝国的大多数非希腊公民没有服兵役的传统，也从未经过军事训练，长期以来，一直是依靠国王和总督的职业军队。如果地方当局要对亚历山大进行强有力的抵抗，那么由于没有民兵防守其围有城墙的城市，他们只能放弃将亚历山大拒之于国门之外的持久防御战略，而代之以采取防御性袭击战略，袭扰亚历山大的军队。在此后长期的征服过程中，亚历山大都面临这种反抗。

亚历山大征服了安纳托利亚的西部和中部之后，沿着海岸向叙利亚进军。早秋时节，颇有才能的统帅大流士三世率领他的军队从巴比仑到达这里，占领了叙利亚西北部的阵地，准备迎击敌军。该阵地位于亚历山大向叙利亚海岸推进方向地点的翼侧。波斯军队在一个肥沃的平原占领了水源充足的地区，在那里，国王能够很容易地补给军队，并且，如果战斗打响的话，他将有足够的空间运用数量上占优势的骑兵。大流士的军队占领了一处翼侧阵地，如果亚历山大通过该地前往叙利亚海岸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攻击敌人军队的后方。

但是，亚历山大没有进攻，而是等待。他前后机动他的军队，寻找食物以及依靠船只获得补给。亚历山大预计，大流士的庞大军队会很快消耗尽附近地区的给养，从而被迫要么前进，要么撤退。但正当亚历山大的迟滞已经消耗了大流士的给养时，这位国王却令其军队向海岸运动。亚历山大还不知道大流士军队的运动。他召集了一个战争会议，决定挥师南下海岸。这样，尽管亚历山大实施了机智的迟滞，但事出意外，大流士军队从亚历山大的后方来到了海岸。在那里，波斯人拥有一条撤往叙利亚的路线，同时也切断了马其顿人的退路。

大流士的军队已经占领了翼侧阵地。占领了这种阵地的军队，具有运动至由其阵地前通过的敌军后方的能力；运用这一有利态势，可以阻止敌军的前进。亚历山大没有攻击位于翼侧阵地的波斯军队，因为那里是平原，提供了便于数量众多、技能优异的波斯骑兵行动的良好地形；而是采取了拖延的后勤战略，这样，补给的短缺就会迫使大流士撤离其翼侧阵地。虽然亚历山大没有感觉到，但其后勤战略确实起了作用，大流士不得不将军队向前机动。很显然，亚历山大更喜欢在海岸而不是在平原与大流士作战，于是他指挥军队通过敌人阵地前，而恰在此时，大流士也指挥军队向前运动，进至亚历山大的后方，封锁了他返回安纳托利亚的路线，实现了在翼侧阵地上所能起到的威胁。

由于亚历山大的军队住在乡下，而且依靠沿岸航行的船只进行补给，所以大流士进至后方并未切断他的交通线。但是，这一位置确实打通了安纳托利亚通往波斯的道路，威胁到马其顿人已经征服了的土地，并有可能将亚历山大的入侵变为袭击，即通过了一个国家却未控制它。因此，亚历山大不能置这种态势于不顾，而继续向南方进军，而且，设法进入安纳托利亚绕到波斯人的后方也于事无补。这样，亚历山大就必须面对大流士的军队，与其进行并不畏惧的面对面的战斗。但是，波斯人进至亚历山大的后方已经使大流士具有了在会战中实施战术防御的优势。他必须进行这场战斗，以挽救其行将灭亡的帝国。

要想以后勤战略对付敌人，这对位于狭窄谷地之中的亚历山大的庞大军队和波斯人的军队都不利。于是，亚历山大立即下定决心战斗，向北进军，去攻击位于狭窄地形上的大流士军队。这种地形不便于波斯人强大的骑兵部队行动。但是，大流士由于将军队从翼侧阵地运动到了亚历山大的后方而占据了进行战术防御的最大优势。波斯国王将军队部署在一条溪流的后方，以一些野战筑垒工事增强了正面，并将其骑兵集中于靠近海岸仅有的一块开阔地上。但是，亚历山大重型骑兵的战术优越性及其对四种武器系统熟练的综合运用，决定了这次作战的胜负。马其顿人在这次伊苏斯会战的胜利，使波斯人在人力和声望上遭受了沉重损失，并为亚历山大敞开了通往帝国地中海其余地区，包括埃及的大门。这些地区在亚历山大后续的征服中被占领。

亚历山大后勤战略的真正意图是要通过剥夺其基地的方式打败波斯人的舰队，因此他选择了征服波斯领土，而不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对大流士实施战略追击。出于这一原因，他在当年冬季和第二年的春季，用了7个月的时间围攻并最终占领了重要的城市和海军基地提尔，从而成功地打击了腓尼基海岸和波斯海上力量的心脏。一直延迟到第二年夏季入侵美索不达米亚之前，亚历山大已经完全征服并组织好了自己的后方，之后，他便在最佳战役季节开始其征服的第二阶段行动。这次战役，亚历山大采取以前的模式，在艾贝拉会战中赢得了另一个主要的战术胜利，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将大流士赶到了他的帝国最东部。

艾贝拉会战的前夜，自信的亚历山大睡得非常之好，以至于对第二天将军们叫醒他感到不耐烦。一位将军“问他，这怎么可能呢？当他就要去进行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会战时，他还能睡得这样熟，就好像他已经是胜利者了。‘我们还没有取胜吗？’亚历山大微笑着回答，‘我们至少可以免受在广阔而荒芜的荒野上四处追击大流士之苦，终于使他与我们作战了。这还不是胜利？’”当然，国王对大流士的政治实力和打开波斯大门的评价过高了，但也不难看出，他的相对较小的军队在波斯帝国剩余的广大空间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迫使一个不情愿的对手与之作战所必然遇到的困难。[注：普鲁塔克，《人生》，第487页。]

在艾贝拉击败大流士之后，亚历山大再次向东推进，接受波斯大多数地区总督的臣服。打败大流士之时他便宣布，波斯帝国的皇冠非他莫属，但要以仁慈宽恕和尊重之心对待被打败的波斯人，甚至开始穿着波斯式样的衣服。这些措施有助于波斯人官员归顺其统治，而大流士却被自己的一个部属贝苏斯谋杀篡位。亚历山大的进军把这个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通常让投降的总督留在原来的职位上。他的征服补偿了他的战争，缴获了波斯国库的7290吨黄金和白银，为其继续进行征服提供了充足的资源。

亚历山大与袭击战略的较量

总督臣服的模式不适用位于山区的大夏或沙漠附近的粟特（现阿富汗北部及其邻近的苏俄地区）。在当地领导人的带领下，这两个地区的尚武居民坚持抵抗亚历山大的统治。亚历山大率军穿过两个地区，占领了主要城市，俘虏了认为国家已经置于其统治之下的贝苏斯。但是，几乎是立刻，叛乱者们占领了他的8个位于粟特的筑垒哨所。亚历山大派出一支救援部队，奔赴距离最远的位于马拉坎达的一个哨所，并亲自指挥部队围攻并占领了其他的7个哨所。他屠杀了要塞内的全部居民，但是，这并没有吓住叛乱者，这种对恐怖的运用反而激化了对其统治的反抗。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只有在受害者相信恐怖主义会无限制地持续下去时，实施恐怖才能起作用。[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迈克尔·霍华德、彼得·帕里特翻译并编辑（普林斯顿，n.j出版社，1976年版），第77页。]

显然，叛乱者不相信亚历山大能够获胜，被派往马拉坎达的救援部队的命运肯定支持了这种想法。在由800名轻型骑兵和1500名中型步兵组成的马其顿部队进攻之下，坚守马拉坎达的叛乱者撤退了。救援队对其实施追击，而拥有许多装备弓箭的轻型骑兵的叛乱者在沙漠附近的平地上停止了下来。历史学家阿利安（arrian）描述道：当马其顿步兵发起进攻时，叛乱者的骑兵“在步兵方阵的周围驰骋，向其放箭”，而马其顿人的骑兵“被连续不断的行军搞得疲惫不堪，而且也缺乏饲料”，因此对演变成防御的战斗毫无贡献。骑兵弓箭手对马其顿人始终保持压力，“无论其停止还是撤退。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被箭所伤，还有一些人死于弓箭之下。于是，其指挥官将部队列成方队，向河退去”。经过一阵犹豫之后，终于撤到这条浅河的一个岛上。在这里，骑兵“完全包围了他们。除少数人被俘，沦为奴隶之外，其他人全部被杀”。这种结果显示了轻型骑兵的战术威力，预示了后来克拉苏败在安息人手中的厄运。叛乱者从这一胜利中受到了鼓舞，促使亚历山大镇压政治对手的恐怖主义失效。[注：阿利安，《远征》，第4卷，第5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05页。]

当然，亚历山大要以牙还牙，但是，即使是使用新生的轻型骑兵也赶不上乘马的叛乱者。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态势，是古代战略家必须依此制定其战略的基础。在两种相似的武器系统之间，退却的总是比追击的快。退却的重型步兵比追击的重型步兵快；后撤的轻型步兵可以比追赶的轻型步兵快；此法则同样适用于乘马、乘车的武器系统。这是一条战略真谛，虽然在战术上可能与此不同，并且在战略上也可因诸如河流等地形障碍而改变这一规律。但是，退却的军队可以通过砍倒树木、烧毁桥梁、凿沉渡船等方法阻断道路，也可以留下后卫迟滞追击者，保障主力继续退却。退却比追击在战术和战略上所占有的优势，意味着亚历山大以轻型骑兵追击叛乱者的轻型骑兵注定要失败。

亚历山大面临着这样一种形势，若干部分武装和乘马的叛乱者向其统治提出挑战，并控制了他的军队没有占领的地点。他的对手主要采取一种袭击战略，攻击他的前哨部队（强点除外），避免与其大部队接触。亚历山大的对策是，将其军队区分为五部分，走遍整个叛乱国家，镇压敌人的大本营。他毫不畏惧敌人的轻型骑兵，因为他在军队数量和质量上拥有巨大的优势，并有充足的轻型骑兵、徒步弓箭手和投石手兵力。他还通过在当地招募的办法增大了自己轻型骑兵的数量。

亚历山大的对手以袭击迎击他的持久战略。依靠撤退比追击速度快的优势，他们设法避开马其顿人的强大军队，集中攻击较弱的分遣队，然后在亚历山大的军队迫使其战斗之前便撤走了。这些由较弱的一方实施的袭击，与希腊人所使用的着名袭击不同。希腊人是作为较强的一方实施的袭击，其目的是破坏谷物，以获得政治特权或强迫较弱的一方与之战斗。希腊城邦无法与难以捕捉的敌人战斗，只能攻击他们的资源；而大夏人和粟特人则与此不同，在追求战斗战略的同时避开主要的敌方军队。这种类型的袭击在战术上与皮尔塔斯特接近重型步兵投掷标枪尔后撤走以避开突击战斗的行动相似。这种对袭击的用法，所依靠的是袭击目标不确定和逃开追击者的能力，而此正是构成游击战争的基础。

攻克敌人的大本营之后，亚历山大开始剥夺游击队进行袭击所必备的一个要素，即避开追击者所必需的无拘束机动能力。他在这个国家的已平定地区建立了大量筑垒军事哨所，并分别派兵驻守。这些哨所降低了他的军队在袭击者攻击面前的脆弱性，并抑制了袭击者的运动。这些哨所控制了交通线，因此像阿利安所描述的，叛乱领导人在一点上“看去，就像所有的地方都被马其顿的驻军占领了，他们连逃走的道路都没有”。地理因素也促进了制止叛乱者运动目的的实现，从而使他们的袭击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因为，大夏的群山限制了通往亚历山大占领区的山谷的道路，而粟特的干燥则限制了聚居于河流附近潮湿地区的村落。[注：阿利安，《远征》，第4卷，第17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18页。]

亚历山大的每一个筑垒哨所都配置有骑兵部队，以便追击袭击者。阿利安描述了叛乱领导人斯比塔门尼斯及其来自斯太皮斯的西徐亚人是如何袭击的情况。他们占领了大夏的一个要塞，但发现另一个要塞太强，于是，叛乱者在“收缴了大量的战利品之后就走了”。第二个要塞的驻军包括60名刚刚从疾病中恢复过来的禁卫军骑兵，“这些大病初愈的骑兵听到西徐亚人的袭击之后，立即披挂上马。然后，从驻地召集了80名雇佣希腊人骑兵”，“其中一些是皇家的仆从，向外冲去”。他们“向西徐亚人进攻，西徐亚人大感意外，措手不及。第一次攻击就缴获了他们的全部战利品，并杀了运载这些战利品的大部分人。但由于骑兵之中没有人指挥，因此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返回，结果中了斯比塔门尼斯和其他西徐亚人的埋伏，损失了7名禁卫军骑兵和60个雇佣骑兵”。[注：阿利安，《远征》，第4卷，第16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17页。]

这类双重意外在游击战争中当然肯定具有典型性，一直困扰了亚历山大两年。虽然马其顿人所采取的措施增强了对攻击的防御，而且抑制了敌人的运动，但他们想去除游击队袭击的企图却失败了。要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内，制止在人民之中得到政治支持的游击队的袭击，入侵者的士兵显得太少了。

于是，亚历山大采取了一个新的政治措施：他放弃了恐怖统治，转而实施怀柔政策。安抚对手的关键一招是与大夏主要巨头之一奥克夏尔特（oxyades）的女儿罗克桑娜（roxana）结婚。亚历山大会发现，他的政治姿态并不太痛苦，因为据说他爱罗克桑娜，而亚历山大军队中的人们则认为，“罗克桑娜是他们所见过的亚洲女人中，除大流士妻子之外最美丽的一个”。这使得奥克夏尔特顺从了亚历山大的统治，而且这种“方式可以减少胜利者的征服和傲慢给其带来的羞辱”。通过其他相应的政治行动，亚历山大建立了一个政治基地，这对其有效的军事措施是一个补充。最终，他克服了人民对他的统治的反抗。[注：阿利安，《远征》，第4卷，第19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20页；柯蒂乌斯，《亚历山大史》，第8卷，第4页，第25行，转引自约翰。c.罗尔夫翻译的柯蒂乌斯着《亚历山大史》两卷本（剑桥，麦斯出版社，1956年版），第2卷，第271页。]

就像在波斯帝国剩余地区的征服一样，在大夏和粟特，亚历山大需要一个适当的政治基地支持他的军事胜利；若非如此，以这样一支小的军队，在相对广大的大流士领地上，必败无疑，就像后来安条克军事胜利的影响在面对人民的政治对立之时烟消云散一样。

没有政治支持的军事胜利：汉尼拔与费边战略斗争的经验

汉尼拔及其马其顿战斗系统与罗马人相比，具有亚历山大与波斯人相比相同的优势。就像亚历山大一样，迦太基领导人也热衷于取得连续的战术胜利。但是，汉尼拔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与亚历山大完全不同。虽然意大利与庞大的波斯帝国相比是渺小的，但对于汉尼拔一开始只有不超过50000人的军队来说，要征服它还是显得地域太大、人口太多。即使汉尼拔在坎尼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意大利的大多数城市仍然保持着对罗马的忠诚，“这是一种盟友对罗马政府的畏惧和尊敬之情”。此外，罗马人自己及其盟友均拥有民兵。这就意味着每个城市都能保卫自己，而军队如果被消灭，罗马人可以创建和替换比波斯国王所能创建和替换的更大的军队。虽然动员的民兵步兵与汉尼拔的正规军队相比缺乏战斗力，而且也无法模仿马其顿人的合成军队战术，但是他们具有构筑和防御筑垒要塞的能力。这样，汉尼拔所面对的是一种在20世纪被称为民族抗战的战争。这种战争所发生的国家国土广大、人口众多，足以防止其军队的大部分不被敌人同时控制。[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90页，转引自巴顿译本第2卷，第223页。]

甚至在坎尼会战之前，汉尼拔胜利进入意大利，就已导致费边领导下的罗马人采取更加慎重的战略。敏锐而又精明的、掌握指挥权的费边率军迎敌。当时，汉尼拔“拥有如此之多的战利品，以致其军队无论是拉还是背都无法将其全部带走”。他们在“亚德里亚附近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里”安营扎寨，在那里，他“付出巨大的精力用于恢复其人员和马匹的元气”。费边在距汉尼拔6英里处安营扎寨。汉尼拔“希望一鼓作气发起攻击，对敌人造成有效的威胁。于是他率军出战，想在距罗马人营地不远的地方与其交战，但等待了一些时间之后，无人出来迎战，只好又返回自己的营地休息。狡猾的费边早已决定，绝不冒任何风险，或者冒险与敌人战斗，而把保障部队安全和自己对部队的控制作为其第一位和主要的目标。他坚定地坚持自己的目的”。[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86页第9-10行、第87页第1行、第89页第1-2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2卷，第213页、第217-219页。]

汉尼拔是其时代的伟大斗士，当然不会贸然进攻驻扎在筑垒营地内费边的罗马军队。因为在那里，罗马人的防御力量将会轻易地压倒迦太基老兵的战术技能。但是，费边战略的内涵绝非仅仅是避免失败。无论何时，只要迦太基人运动他们的军队，“罗马人就继续向后方运动，始终与敌人保持1-2天行程的距离，绝不接近敌人或与敌交战”。有时，费边会“与敌人平行机动，并总是在敌人的前方占领阵地。这些阵地都是他根据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所选择的最有利的阵地”。采取这种跟踪汉尼拔军队的做法，诡计多端的费边使敌人的后勤补给困难起来，并赢得了一些小冲突。因为，当时汉尼拔不得不分散其军队寻找食物，而一些人就会“远离其驻地进行掠夺”，此时，罗马人就能“抓住或杀掉一些敌人”。采取这种方法，费边就能“始终持续不断地削弱敌人有限的兵力”，并且，通过袭击掠夺者，还能“以这种部分的胜利恢复自己部队的士气”。[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90页第9行、第90页第1行、第90页第2-4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2卷，第221、219页。]

费边战略的基础是拒绝会战的能力、实施防御的战术力量、对有城墙城市的控制能力和优异的后勤供应。从对掠夺者和散兵游勇实施突袭方面来说，他运用的是集中兵力以强击弱的小规模袭击战术；从控制国家和接受在深壕后面战斗方面来说，他运用的是持久防御战略；而从他常常依靠后退方面来说，他也依赖袭击战略。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两支编制结构相同的军队之间，追击者难以赶上撤退者。只要能够避免被诸如河流等障碍物阻碍，费边总是能够摆脱汉尼拔；而他对地形的熟悉，则使他总能避免失策。当然，费边也乐于按自己的规则打仗，也就是在深壕高垒的营地内作战；但是，汉尼拔从未被敌人的费边战略所激怒，犯下在费边希望的地方作战的错误。

地图1.3迦太基势力范围

汉尼拔确实破坏了一个特别肥沃的地区，希望“迫使敌人战斗”，但是费边太聪明了，绝不按敌人的规则战斗。他认为，在那里他将面临的肯定是败在运用优越的亚历山大战术系统的伟大将军手中的厄运。取而代之的是，费边要么利用防御的战略力量撤退，要么利用其战术能力防守坚固的筑垒营地抗击敌人的正面进攻，并占据了以逸待劳的有利条件；采取这些办法，他可以从自己的国家获得充足的补给。由于能够从城市的谷仓中轻而易举地获得资源，所以费边“从不允许他的士兵以任何借口从事掠夺或从营地分散出去，而是让他们始终集中在一起，寻找时间和地点上的有利战机”，抓住迦太基人的抢掠者和散兵游勇袭击之，尔后迅速逃走，以避免与迦太基人的大部队发生冲突。虽然费边战略具有某些后勤战略的成分，但其主要进攻因素却由集中兵力和以强击弱组成，所执行的是一种谨慎的袭击战斗战略。[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90页第11行、第90页第2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2卷，第223、221页。]

就像在进攻战术中，伊巴密浓达那样的指挥官寻找并攻击敌人薄弱的翼侧或后方，或集中较大兵力攻击敌人战线的一部分一样，在费边战略中，当他集中较大兵力对付迦太基人的抢掠部队时，其做法与进攻战术是同样的。实践证明，集中兵力攻敌弱点的袭击效能在战略中与战术中是一样的，而且，在战术中，防御者的弱点只是与集中了较多兵力的进攻者的能力相比较而言的。但与战术不同的是，在敌人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时，兵力已经占优势的战略进攻的一方仍然必须找弱敌打。费边是通过达成突然性和切断迦太基人抢掠者的退路来做到这一点的。

汉尼拔的战略渐渐取得了成功。毁坏乡村没能迫使费边与其会战，但最终迫使罗马人的指挥官和战略发生了变化。这导致了他们在坎尼的灾难，但这场灾难反过来又促使罗马人返回费边战略，并再也没有背离这个战略。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基地地区，仍能随心所欲地在意大利半岛上纵横驰骋。他的战略的基础是：罗马人改变他们的战争目的，并通过谈判实现迦太基人能够接受的和平。但是，罗马人有时有些冥顽不化，总是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甚至在坎尼会战之后，汉尼拔及其军队不得不在意大利又停留了13年。

除了那些费边所利用的因素以外，罗马人的军事力量蕴藏于以各个城市训练有素的民兵为基础的庞大军队之中。罗马人的力量还在于对中心都市的控制以及这些城市筑垒所提供的防御能力。由于道路总是穿过人口中心，这些障碍妨碍了汉尼拔的运动，并确保了罗马人对从属乡村的控制和补给。依靠骑兵作战是汉尼拔的擅长，而对付筑垒城市，与罗马人相比则没有什么优势。罗马人在攻城技巧上同样擅长。在所有对筑垒城市的持久进攻中，汉尼拔几乎都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后勤问题。而且，他还不能依靠水路进行这类长期补给，因为强大的罗马海军统治着海洋。除了依靠驮骡补给庞大军队通常所遇到的困难以外，汉尼拔还不得不对付罗马军队对其补给地域的蚕食，捕杀其搜寻粮草人员的行动。因此，汉尼拔不愿意攻城。

坎尼会战的失败对罗马人的政治力量形成了严重冲击：罗马的一些盟友背叛了，而另一些也变得不那么热情了。于是，罗马人开始集中精力对付这些不忠诚的的城市。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凡没有汉尼拔军队的地方均由罗马人的军队控制着。汉尼拔无法解救那些被围攻的城市，因为罗马人建立了一条环绕防御者的对垒战线，并为其军队建立了补给充足的筑垒营地。有时，在围攻诸如卡普阿这类非常重要的城市时，还建立了第二条筑垒战线，在攻城设施周围构筑城墙，以防止来自汉尼拔军队的围攻。一个接一个，罗马人制服了那些背叛的盟友，并逐步缩小了意大利亲汉尼拔的地区。迦太基人的将军从未比袭击者取得更多的成功，而罗马人则以持久战略作为惟一的抵抗战略，从而使迦太基人能够自由活动的地区逐步受到限制。汉尼拔消耗罗马人的企图失败了；而罗马人不屈不挠的坚持却破坏了他的战略，因为罗马人的军队不仅在意大利取得了成功，而且慢慢地但却稳步地征服了迦太基人的西班牙。

汉尼拔成功地在一个敌对国家坚持了那么久，不仅反映了他的战术天才，而且反映了他的组织才能。比如，他必须征召当地部队，并以他的战斗方法去训练他们。但是他做到了，并且在他的领导下，使这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军队为他和他的事业而战斗。

但是，最终证明汉尼拔永远只是一个袭击者，既缺乏控制意大利所必需的足够的军队，又缺少像亚历山大在波斯帝国所寻求和培育起来的有力的政治支持。主要根据罗马人所运用的反抗战略，迦太基人漫长的战役可划分为5个阶段。初期，罗马人采取挑战性的持久防御战略，正中汉尼拔下怀。他对自己的战术优势充满信心，很乐意接受这种战略。

费边采取的持久防御战略使迦太基人的战役进入第二阶段。费边战略的基础是其国家的筑垒特长及其拒绝会战的能力；除非战斗是在他自己选择的掘壕阵地进行，否则绝不应战。此外，当费边跟踪迦太基人的军队，并突袭其搜寻粮草的散兵游勇时，其战略中还包含有袭击成分。但是，因为费边始终处于野外，只按自己的规则作战，所以罗马人没有像大夏人和粟特人那样开展游击战争。他们丧失了对国家的控制，无法在作战中正面对抗亚历山大。

在第三阶段，当罗马人短暂地恢复了基于战斗的持久战略时，坎尼会战的失败使盟友背叛的问题严重恶化了。他们不得不在第四阶段采取持久进攻战略，以攻城的方式制服背叛的城市。与此同时，他们又恢复了费边的持久防御战略，以对付迦太基人。在最后一个阶段，汉尼拔被罗马人的筑垒防御战略严重困扰，只能依靠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基地地区。同时，罗马人仍无力在进攻战斗中迎战汉尼拔，不能有效地采取进攻性持久战略对付迦太基人的基地地区。相反，他们在意大利之外的战役却取得了成功，征服了西班牙，最后还侵入了非洲。

汉尼拔在对付政治对手方面的失败与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的成功恰成鲜明对照。这两种情况都是伟大的统帅面对强大的政治对手，但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不过，亚历山大控制了对现存政权的支配权，并拥有征服大流士的合法身份。与此相反，罗马人始终保持了强有力的政府机器，这架机器是他们花费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而且，罗马人控制着城市和交通枢纽，而在大夏和粟特，这些都是由亚历山大控制的。最后一点，亚历山大能够维持其本已强有力的组织形势，而汉尼拔的政治能量仅仅是建立在最初的军事胜利之上的，因此无可奈何花落去。由于没有获得当地的支持，而其战场上的战术优势又被城墙和罗马人战场筑垒的优势所限制，所以汉尼拔失败了。他胜利的机会是建立在罗马愿意通过实现妥协的和平以摆脱汉尼拔军队的基础之上的，但实践证明，罗马人太热衷于实现其完全摧毁迦太基人力量的目标了。汉尼拔失败的例子充分说明了政治因素对军事胜利的限制。

古代少有的内线作战战例

罗马人对汉尼拔军队的一次胜利会战展示了战略上集中兵力的价值。罗马人的胜利并非对汉尼拔本人，而是对他的兄弟哈斯德鲁巴（hasdrubal）。哈斯德鲁巴于公元前207年由西班牙出发，进军意大利与汉尼拔会合。罗马人已经在意大利北部配置了一支部队，以对付此举，同时另一支部队在执政官尼禄（nero）的率领下，在坎尼旧战场附近与汉尼拔的军队对峙。哈斯德鲁巴派出信使，要求汉尼拔向北机动，与其会合。罗马人抓住了的这名信使，了解到哈斯德鲁巴对他们的威胁，而汉尼拔对其增援兵力的到达却一无所知。

尼禄迅速作出反应，秘密率领7000名精选士兵向北行军250英里，同与哈斯德鲁巴对峙的部队会合。哈斯德鲁巴知道对手已经获得了增援，并且不希望在没有汉尼拔的情况下与敌人作战，于是他决定拒战。但是，他的部队在夜间后撤时迷失了方向，找不到梅陶鲁斯河上的渡口，于是不得不在第二天与敌人战斗。罗马人取得了战斗的彻底胜利。他们杀了哈斯德鲁巴，给其部队以严重杀伤，并驱散了剩余的人员。紧接着，尼禄又率其分遣队再次南下，重新同其监视汉尼拔的部队会合。直至罗马人将哈斯德鲁巴的人头从城墙上扔进汉尼拔的营地之前，他仍然不知道哈斯德鲁巴已经到达意大利，也不知道尼禄曾经暂时离开其面前。

作战略图1.1罗马人在内线的作战行动

尼禄的进军提供了一个战略集中的极好例子。这种集中只有利用位于两支迦太基人部队之间才能做到。在这种内线作战的形势下，罗马军团同时面对相距250英里的哈斯德鲁巴和汉尼拔，两支部队背靠背，位于两支迦太基人部队之间。每个罗马人分遣队各有一条战线，各条战线要么向敌要么背敌，而两支迦太基人部队也各有其与罗马敌人相对的战线。罗马人处于内线作战，迦太基人则处于外线作战。这就意味着，一支罗马人的分遣队可以直接向另一支分遣队派遣增援部队，而两支迦太基人的部队则实际上只有在能够绕过其当面罗马军团的情况下，才能互派增援。

这种对内线的运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集中击弱的重要战略手段。处于内线地位的军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外线军队的弱点是由于内线军队能够集中兵力而自己却难以集中兵力导致的。对这种态势的潜力要有全面认识，那就是这种潜力能否发挥，依赖于能否将敌人拖入会战。假如哈斯德鲁巴没有迷失方向，也没有被河流所阻，那么罗马人就不能将其拖入会战，罗马人集中兵力可能也因此而徒然空忙。在强者不能迫使弱者战斗的情况下，在内线集中兵力的做法很少使用。

由于居于内线的军队有机会集中兵力各个破敌，所以内线作战通常能给处于内线的军队提供一种优势。这与战术中位于两个对手之间的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战术中的这种态势叫做被包围，是一种严重的不利态势。战术中的被围军队不仅不能集中兵力，各个破敌，反而不得不同时与所有当面的敌人部队战斗。包围者从正面、翼侧和后方攻击敌人，其对敌攻击行动相互支援，从而剥夺了被围者的机动能力。被围者很少能够在各个方向上都打得很好。战术条件与战略形势下内外线作战的区别主要在于距离，即外线军队是否相互靠近得足以相互支援。

恺撒在征服高卢战争中的战略

罗马政治家和统帅尤利乌斯·恺撒为征服高卢耗费了7年的时间。高卢大致相当于当今的法国地区。他之所以能够迅速征服这样一个广大的领土，是由于完美地掌握了罗马人的战争艺术。他把准备、耐心、聪明的战略、高标准的工程和后勤与无比的战术技巧紧密结合、融为一体。而且，他没有忽视对对手采取政治安抚政策。尽管他患有不雅观的癫痫症，但是，他临危不惧，与手下共患难，从而增强了他的精明领导，使其士兵坚强无比；而他的士兵们则以勇敢和技能熟练的行动回报他对士兵的宽宏大量和近乎多余的重视。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注意到，他以“有区别的热情”激励士兵；而他们也必须以罗马人自己掘壕的技能和实施的正规化来增强自己。[注：普鲁塔克，《人生》，第511页。]

恺撒对高卢的征服是高卢人与罗马人若干世纪冲突的继续。这些冲突导致了罗马人对意大利北部高卢人的征服，并一直扩展到对罗讷河的控制。虽然恺撒面临着全民族的抵抗，但无论是高卢各部族之间还是贵族与农民之间都缺乏团结一致。正如恺撒所说，在贵族眼里，农民实际上与奴隶相同。此外，一些高卢人部族与罗马人关系友好，恺撒的骑兵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卢人。这样，恺撒在政治形势中就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力量要素。

虽然一开始恺撒能够在同一时间只与一个部族作战，但最终，在一个冬季，他不得不面对所有的部族作战了。追求后勤战略的、具有洞察力的韦辛格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是这些部族首领。根据恺撒的情况，高卢人将“制止罗马人搜寻粮草和获得补给”作为“首要目标”。对于高卢人的骑兵力量和当年的季节来说，这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因为“在冬季没有牧草可割”，罗马人“必须分散为小群，到各地的谷仓中去寻找粮草。这样，他们就会被高卢人的骑兵一天一天消耗掉”。高卢人不仅采用了费边战略的袭击方式，而且还采用了波斯人曾经拒绝用于对付亚历山大的方法。果断的韦辛格托里克斯声言：“个人利益必须为共同的事业而牺牲。道路两旁的小农场、谷仓等必须烧掉，一直烧到掠夺者难以到达的地方。而他们自己由于能从战区的人民那里得到资源，所以将会获得足够的补给。必须把罗马人要么饿死，要么从其营地赶到远远的野外去冒极大的风险；不管是杀死他们还是抢到他们的物资都行，因为没有物资，他们就不能进行战争。”他严酷无情地运用了他的后勤战略，甚至计划烧掉那些他无法防守的城市，以便消除“备用库存”粮食“被罗马人抢走”的后顾之忧。[注：恺撒，《高卢战争与其他着作》，摩西·哈德斯译本（纽约，1957年版），第159-160页。]

韦辛格托里克斯并非高卢战争中运用后勤战略的第一人。在此之前就曾有一位部族首领运用这种战略对付过恺撒，而恺撒也曾从运用此战略中获益。当时，高卢的一个部族比利其人曾经集中其所有军队与恺撒作战，除非依托自己营地的城墙作战，恺撒一律拒战。正如他所预料的，事实证明比利其人足够聪明，绝不进攻居于如此坚固阵地内的他，而是等待他从供给充足的营地出来；反过来，他则等待比利其人耗尽自己的补给品，就像在伊苏斯战役期间，亚历山大等待大流士在其翼侧阵地耗尽粮草一样。恺撒比亚历山大更加成功：正如恺撒自己所说的，比利其人“自己的物资供应所开始枯竭了”，决定将其集中起来的庞大军队分散，以便能够返回他们的“自给自足”的家园。接着，恺撒离开他的筑垒营地，发起了对分散小群的比利其人的战役。[注：恺撒，《高卢战争与其他着作》，摩西·哈德斯译本（纽约，1957年版），第45页。]

敏感、机智的韦辛格托里克斯严格而有效地运用其战略。当恺撒向其进军时，他尽力避免会战。他始终保持距离，并防止受到战斗的诱惑，坚持后勤战略，不“在激战中碰运气，而是使敌人不能获得谷物和进行掠夺”。恺撒的反击战略是“要么将韦辛格托里克斯从丛林中引出来，要么将其封锁，迫其屈服”。他最初的措施是同时围攻两座城市。在高卢人就在附近的情况下，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据恺撒描述，在围攻布尔日时，韦辛格托里克斯埋伏在附近，“监视着我们实施抢掠和收集谷物的部队。当这些部队分散到足够远的野外时，他就攻击这些部队，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种情形“造成了供给严重缺乏，以致若干天部队没有一粒粮食，只能靠从偏远乡村赶来的一些家畜充饥，才免于饿死”。[注：恺撒，《高卢战争与其他着作》，摩西·哈德斯译本（纽约，1957年版），第189、161页。]

虽然恺撒设法保持了军队的供应，但他感到无法让其军队长期驻扎在高卢中部。不仅因为他无法继续补给自己的军队，而且因为韦辛格托里克斯在高卢东部实施了对亲罗马人部族的袭击。恺撒向东进军，并以一支大部队跟踪韦辛格托里克斯。但是，韦辛格托里克斯认识到，“罗马人在扩大了自己的军队之后还会返回来，那样将永远无法结束战争”。也许是出于过分自信，也许是受到了追随者的压力，绝望的韦辛格托里克斯转而采取了持久战斗战略，并冒险出战。失败后，高卢首领退回阿莱西亚城，在那里遭到了恺撒的围攻，一支增援的大部队也被恺撒阻回去了。

罗马军队的补给存在着通常会遇到的困难，但罗马人的后勤供应还是克服了这些障碍，并保障了军队的供给，这或许是因为由45英里之外的一条可通航的河流获得了食物和饲料补给。对城市的围攻展示了罗马人工程保障的彻底性和有效性。为了实现攻城部队的合围，恺撒构筑了一条长10英里的战壕线。这些工程措施由部队挖掘的距主要塞600步远的壕沟组成。恺撒解释道，这条主要防御线包括“两条宽、深各15英尺的壕沟”，沟内注满了水，水是“穿过平原或洼地从河中引来的”。壕沟的后面筑起了“12英尺高的城墙和木栅”，并且在此“整个一圈”，工程人员“每隔80英尺就建一座塔楼”。[注：恺撒，《高卢战争与其他着作》，摩西·哈德斯译本（纽约，1957年版），第194页。]

为了充分实现要塞“只有少数士兵便能防守”，恺撒砍倒树木，将树干和树枝“剥皮削尖”，在土墙和壕沟前面埋入5英尺的地里，使其“牢牢立住，不能被拉松，大树枝凸出”地面。“这些障碍组合并交织成5排，任何人踏进去都会被非常锐利的木桩刺穿。因此，这些尖桩被人们称为‘墓碑’。在这些尖桩的前面，又挖了一些口阔底小深3英尺的坑。”坑内“植入大腿粗细、顶部被烧成尖硬的光滑圆木，露出地面不超过4英寸。为了使圆木能够在坑内立稳，都填土并用脚将底部踩实；坑的其余部分则用细树枝和灌木等覆盖，以伪装陷阱”。这些被人们称为“百合花”的陷阱“共有8排，每排间隔3英尺”。在这些陷阱的前面，人们安置了“一英尺长的砧板，板上嵌有铁钩”。这些铁棘“全部埋入地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整个战场”。[注：恺撒，《高卢战争与其他着作》，摩西·哈德斯译本（纽约，1957年版），第195页。]

接着，恺撒的军队又建了这样一整条战线作为抵抗增援部队的防线。在攻城部队进攻的协同下，高卢人的增援部队在这样一条充分准备的强大阵地面前失败了，英勇的韦辛格托里克斯最终不得不投降。这次失败使得高卢的军事控制权交到了恺撒手中，而聪明的罗马人的管理最终不仅使高卢人顺从了罗马人的统治，而且使高卢人的语言、文化和情感也逐渐地罗马化了。

但在阿莱西亚失败之前，韦辛格托里克斯的战略曾将恺撒从高卢中部驱逐出去。除了采取焦土政策的防御性后勤战略之外，高卢人曾依靠袭击而不是迎战将罗马人拒之于国门之外。他们以这种方式实践了游击战争，与大夏人和粟特人不相上下。

在以袭击方式实施游击战争时，他们之所以能够避免战斗，是因为他们军队的基本武器系统与罗马人相似，因而能够利用其能力撤退和避免会战。如果韦辛格托里克斯试图在平原展开战役，而罗马人以安息人的方式武装自己，那么他早已失败了。像费边曾经对汉尼拔所做的那样，高卢人集中兵力对付罗马人的弱点，寻找和歼灭其搜寻粮草的小部队，从而取得了许多小的胜利。虽然攻击掠夺者和谷物收集者也是其战役的后勤有机组成部分，但他们以骑兵为主的力量构成有助于快速集中，促进了他们战略中战斗因素的发挥。恺撒总结了对付这种战略的问题：“如果恺撒选择结束这种状况，并消灭所有卑鄙的刁民，那么他就不得不将其建制的军队打散，派出许多小的分遣队；如果他选择保持集中的队形，就像建立罗马军队的实践所要求的那样，那么本地人将拥有地形上的优势，他们具有足够的勇气伏击这些分散的小分队，并将其逐个歼灭。在这种困难的态势下，每一种可能都要考虑再三，处理的原则是，如果要杀伤敌人而又必然导致我们部分损失的话，那么还是牺牲这样的机会为宜。”[注：恺撒，《高卢战争与其他着作》，摩西·哈德斯译本（纽约，1957年版），第145页。]

与应用这种游击战争和防御性后勤战略相伴而来的另一个要求是：需要有足够的政治能量动员人民参加战争，并采取消耗巨大、缓慢见效的方法。高卢人的抵抗可能缺乏坚持实施这种战略的动机；当然，高卢人也缺少打败罗马人所需要的高度政治团结和支持。高卢人在自己的领土上作战，却破坏自己的突击，焚烧自己的农场；而罗马人却是以正规部队在异国他乡作战。曾经在与罗马邻近的高卢地区所展现的罗马人统治的宽容和才能，也使相当多的高卢人认为为建立独立的政府而付出代价不值得。

恺撒的伊莱尔达战役：一次不寻常的迂回作战

继恺撒征服高卢之后在恺撒与庞培之间进行的罗马内战，可以看作是一场政治家与杰出将军之间的竞争。恺撒拥有一支较强的陆军，驻扎在当今太平洋[正版松鼠妖注：原文如此，疑为大西洋]沿岸的高卢。但庞培控制着海洋以及除高卢以外的其他所有陆地。恺撒位于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进行内线作战。他首先突击实际上毫无防御的意大利半岛，在那里深受欢迎，不久就控制了那里，接着又进军西班牙。庞培逃到希腊，开始在那里以及罗马东部的地中海省份组织并集中部队。

当恺撒又返回西班牙时，他发现一支忠于庞培的军队驻守在那个地区。该地区是罗马人一个半世纪以前从迦太基人手里征服过来的。恺撒的副手率军向西，沿法国的地中海海岸进军，并于早春时节穿过比利牛斯而未受到庞培所属部队的抵抗。在西班牙境内，恺撒部队的数量占有优势，约35000人，对手的兵力约25000人；并且在骑兵方面力量远远胜于对方；此外，不像庞培的西班牙支持者的驻军，他的士兵都具有新鲜的战斗经验。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利乌斯是庞培驻西班牙的两员能干而又忠诚的战将，他们聪明地取守势，在西班牙北部塞格雷河上的伊莱尔达占领了阵地。此处位于塞格雷河流入埃布罗河的地点以北25英里处。在伊莱尔达和河西面的小山上，庞培的军队建筑了一个筑垒营地，用以保护他们的军队，并掩护一座连接河两岸的石桥。虽然他们占领了强有力的阵地，但他们把它只看作一个前哨阵地，因为他们计划在埃布罗河上进行主要抵抗。当准备好时，他们能够利用计划在塞格雷河口建造的一座舟桥轻而易举地撤过埃布罗河。

由于对立的两支罗马军队都是主要依靠重型步兵军团作战，所以战役是说明两支构成相似的军队交战中防御所具有的力量的最好例子。精明的西班牙防御者精心构筑他们的阵地，接着又构筑其下级部队的阵地。阵地是如此坚固，以至于恺撒的军队难以攻击，甚至在恺撒亲自指挥之后也是如此。可是，恺撒的入侵军队也不能绕过阵地，因为绕过虽然将打开入侵西班牙的大门，但庞培的军队接着就能进入意大利，而在那里所能给恺撒造成的破坏，要比恺撒在西班牙随心所欲运动所能给庞培造成的破坏要大。

庞培阵地的力量关键在于伊莱尔达有充足的补给品，以及控制着石桥，这使他们有了安全的保障和通过塞格雷河的可靠通道。这是一条恺撒入侵西班牙的春季随时可能河水暴涨的河流。这座桥可以使恺撒的对手很容易在河的任何一边集中他们的军队，并给了他们到东岸地区进行掠夺的通道。

恺撒在庞培军队阵地的附近也建了一个筑垒营地，并试图通过在上游建造两座桥梁的方法建立通往河东岸的通道，以便向塞格雷河的东岸派出部队和搜寻粮草的分队。但是，洪水很快冲走了其中的一座。待其重建之后不久，出人意料的下了一场大雨，恺撒说：大雨“冲下山上的积雪，河水泛过河岸，一天之内就将两座桥全部冲走了”。这场洪水还阻滞了恺撒由高卢来的补给队，使其军队在晚春时供应困难。从后勤供应角度讲，“这是一年中最困难的季节，庄稼成熟的季节才刚刚过去不久，冬季储备的谷物就没有了，全社会都在缺粮”，因为在庞培军队已经将所有剩余的粮食都用于建立他们的储备去了。最终，恺撒在距伊莱尔达很远的塞格雷河上游建了桥，接到了他的补给队，缓解了后勤危机。但是，在驱赶其对手方面，仍然是无所作为。[注：恺撒，《内战》，第1卷，第43页，转引自皮斯克特译本，第71页。]

即使有恺撒精明而果断的领导，而且军队数量占优势，但面对这种补给上的困难，再加上居于劣势但指挥老练的敌军拥有横跨关键性连接通道占领筑垒阵地所具有的防御能力，同样也是一筹莫展。不过，6月中旬，随着春季洪水的结束，恺撒在上游18英里处建起了一座桥，并成功地在城市附近的河里创造了一段浅滩。这些都为他提供了通往东岸的更加安全的交通线，使其较强的骑兵能够控制敌人所依赖的筹集粮草的地带。这种威胁，以及恺撒现在可能攻城的顾虑，使得庞培的将军们打算撤到埃布罗河，即他们的第二条防线。得知他们后方的一些西班牙本地人已经归顺恺撒的消息后，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决心。利用撤至埃布罗河的塞格雷河东岸尚在控制之中，且距离只有25英里的有利条件，他们顺利地在黎明之前撤出阵地，比恺撒的机动有了一个更好的开端。此时，恺撒的军队由于要经由浅滩通过塞格雷河非常困难，因而行动迟缓，所以比他的撤退中的对手落后了数个小时。

但是，正如恺撒所说，他运用他的战斗经验丰富的轻型骑兵“骚扰并反复袭击敌人的行军队形”，迫使庞培的军队撤退十分缓慢。因为，“在行军队形的两侧有大量的骑兵蜂拥而至，妨碍了他们的行军”。有时，“庞培军队的行军纵队的尾部被拦截乃至与其他部分分隔，有时他们的旗帜推向前进”，而恺撒的骑兵“被庞培军队的步兵大队的集团冲锋赶了回来，接着恺撤的骑兵又将庞培的军队团团围住，将其压缩成一团”。[注：恺撒，《内战》，第1卷，第63、64页，转引自皮斯克特译本，第87、89页。]

敌人撤退速度的减缓，使得恺撤的老兵们能够通过急行军赶到撤退的庞培军队的后方，而庞培的军队则迅速在高地上展开成作战队形。庞培军队的位置对防御非常有利，致使恺撒认为不能以自己疲惫的部队对其发起进攻。但是，庞培的军队希望尽快到达和越过埃布罗河，因为在撤退中所到达的这个起伏不平的多山地区，他们无法长时间地为其军队寻找食物，为其马匹搜寻饲料。然而，“由于被整天的战斗和跋涉弄得疲惫不堪，他们”在第二天没有继续行军，而是将时间用于侦察其后方以及距横跨埃布罗河桥梁的9英里内的情况。他们的观察发现，他们的后面有“5英里的平路，接着就是崎岖不平、山峰陡峭的山地，无论谁占领了峡谷，要想阻住对方都是轻而易举之事”。于是，他们计划“第二天黎明前出发”。[注：恺撒，《内战》，第1卷，第65、66页，转引自皮斯克特译本，第91、93页。]

恺撒也侦察了路线，并在第二天黎明开始行军。此次行军，他采取了迂回运动。这是一种在战争中最困难但也可能是最具决定性的机动。当恺撒“在黎明前”开始他的机动时，其路线一开始是向后，朝向伊莱尔达方向。敌人的“士兵们兴高采烈地从其营地走出来，看着这种场面”。他们认为恺撒的军队“在缺少必要粮食的压力下逃窜，正在返回伊莱尔达”。但是不久他们就看出，恺撒企图让其军队穿越“巨大而难以通行的山谷，翻过险峻陡峭的山石”，沿着一条既没有大道也没有小路的路线，绕一个“大圈”，绕到他们的后面去。

当看透恺撒的目的时，已经迟了，敌人迅速出发，开始走他们后方的5英里路程。此时，“整个竞争转变为速度的竞赛——看两支军队谁能首先夺占隘路和山头”。如果没有骑兵在平地上作战，迟滞敌人的行军，那么恺撒肯定会输掉这场比赛。但是“恺撒首先走完了这段路程”，并将其军队在平地上列阵，封锁了敌人的退路。[注：恺撒，《内战》，第1卷，第69、70页，转引自皮斯克特译本，第95、97页。]

当发现实施战术防御的优势现在已经属于恺撒后，机敏的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利乌斯没有企图对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恺撒发动正面进攻。庞培的军队试图沿另一条路线南下，但恺撒要封锁其逃跑的所有路线并没有多大困难，因为在起伏不平的地形上，可供敌人行军的路线数量很少。此外，从地形学的角度看，恺撒更乐于利用幅员相对狭小的地域的优势与敌进行即将展开的交战，因为他拥有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巨大的兵力空间比，恺撒就能够从容地部署他的部队控制所有可能的路线，并保持主力与这些分遣队足够近的距离，以便整个军队能够迅速支援其中任何一支遭到运动之敌全力进攻的分遣队。而在一个更大的平坦空间内，庞培的军队会有更好的机会绕过恺撒的军队。

作战略图1.2迂回运动

受到有效的封锁，而又不愿意与恺撒的军队正面交战，所以庞培的军队只能运用后勤战略，试图饿死恺撒的军队，迫使其因寻找食物而离开封锁阵地。但是，恺撒在这一点上也有优势，因为他不仅让他的士兵携带了数日定额的食物，而且其优秀的骑兵控制了整个平坦地带，这是敌人粮草搜寻者惟一能够找到食物或饲料的地方。恺撒的骑兵是如此有效，以致其对手连确保饮水都有困难，于是，他们的士兵开始逃到恺撒的军队中去。

由于遭到封锁和饥饿难耐，庞培的军队开始向北撤往伊莱尔达，恺撒的军队及其骑兵则紧随其后。在向伊莱尔达行进途中，庞培的军队发现他们已经寸步难行，因为他们的驮载牲口“由于已经4天没喂饲料”而饿倒了。军队没有“水、柴火，也不能搜寻粮草”，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利乌斯不得不召集会议，决定其军队向恺撒投降。老练的政治家恺撒则提出，遣散其所有的人员，而没有用这支军队去对付庞培。[注：恺撒，《内战》，第1卷，第84页，转引自皮斯克特译本，第115页。]

恺撒不经过会战便消灭了敌人的整个一支军队。他的战略进攻性迂回运动赋予了他战术防御的优势。恺撒完成了大流士在伊苏斯会战前占领翼侧阵地所想完成的事情。大流士的翼侧阵地是一次防御性机动的结果，使亚历山大面临三种选择：停止进军，攻击大流士将其驱赶出翼侧阵地，或者冒着大流士进至其后方的危险向前运动。在运用后勤战略试图将大流士赶出阵地未果之后，亚历山大选择了第三方案，结果不久便发现大流士果真进入到他的后方。于是，亚历山大转而采取战斗战略，攻击波斯人的军队。恺撒所实施的是一种进攻性迂回运动，使其同样获得了将自己的军队机动到敌人后方的优势，如果敌人向其进攻，那么他就拥有了战术防御的有利条件。

战术防御对恺撒比对大流士的价值更大，因为两支罗马军队的编成基本相同，而且都把重型步兵军团作为其主要的武器系统。防御提供了主要的战术优势，而迂回使恺撒获得了这种优势。地形以及较高的兵力空间比使得恺撒能够阻止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利乌斯绕过他继续撤退以获得补给，使他们不能包围他们的桥梁，也不能利用埃布罗河作为障碍。恺撒精良的骑兵保证了他可以搜寻粮草而使敌人不能筹集补给。他的骑兵还封锁了庞培军队的退路，切断了他们的补给，并迫使他们往北撤向仍在其骑兵控制之下的地区。最后，恺撒以政治上的精明作出释放俘虏的决策。这样，就使敌人的指挥官在尚有一点食物和饲料补给的情况下，更容易作出投降的决定，而不是继续撤往仍在他们控制之下的伊莱尔达，从而结束了这次战役。

恺撒成功地抵达敌人后方，从而避免了一次会战。与此相似的成功，也曾使大流土三世的波斯军队在对付亚历山大的过程中获得了实施防御会战的条件，但兵力占优势的马其顿人及其领导赢得了会战。在普拉蒂亚会战之前，波斯指挥官曾经避免了一次与此类似的形势，当他发现斯巴达军队向可能封锁其由阿提卡半岛撤退路线的地点运动时，就主动撤退了。波斯指挥官不想战斗，因为他知道“阿提卡不是一个便于骑兵发挥行动优势的地区；而且，一旦他在战斗中失败”，由于敌人切断了退路，那么“除非穿过隘路，他将无路可逃，而在隘路，只要少量兵力便可能将其全军阻住”。[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第13页，转引自乔治，罗林森翻译的《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522页。]

恺撒的战役还显示了对轻型骑兵的战略运用的重要性。作为四种武器系统中机动能力最强的系统，如果在坡度适当、没有树林的适于骑兵作战的地形上，轻型骑兵拥有极强的脱离战场的能力。轻型骑兵所具有的优越的战术机动能力，使它可以避开任何其他类型的武器系统；而且它比步兵机动快两倍的速度，使其能够脱离主力一定距离作战。指挥官可以利用轻型骑兵较强的战略机动能力攻击敌人的交通线，像恺撒那样将它用于控制两军都要从中获取补给的地区。在普拉蒂亚战役中，波斯人就曾对其骑兵采取这种战略运用方法，切断希腊人的补给，从而发挥了类似的效能。

虽然在战术上，轻型骑兵难以攻击由轻型和重型步兵编成的部队，但它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开徒步士兵，并控制除步兵站立地点之外的所有地区。它较强的机动能力使它能比敌人更好地实施侦察，并可快速集中，对付诸如粮草搜寻队或驮载辎重队之类的目标。甚至当有轻型步兵保护粮草搜寻队或辎重队时，轻型骑兵也能利用其机动能力集中成一支比少量轻型步兵警卫队更强的部队攻击之。

要成功地发挥轻型骑兵这种重要的战略作用，必须依赖于地形：林区或山地将使其丧失这种能力。但是，在不适于骑兵行动的地形上，轻型步兵可以利用其相对较强的机动能力发挥这种功能，控制粮草搜寻地区，攻击敌人的补给辎重队。当然，任何类型的士兵都能执行这类任务，只是机动能力较强的骑兵特别适于担当此任。如果交战双方都缺少骑兵，那么可使用轻型步兵非常有限、但又确有一定优势的战略机动能力去发挥轻型骑兵的功能，作为削弱敌人后勤的一种战略辅助手段。

恺撒对庞培的战役

征服西班牙之后，恺撒向东进军进入意大利南部，计划从那里攻击在希腊的庞培。他之所以敢于面对可怕对手的比其更强大的舰队横渡亚得里亚海，是因为重型人力战舰不能在海上长时间停留。尽管如此，仍然要冒很大的风险。恺撒以自己能找到的舰船运送尽可能多的人，在希腊的亚得里亚海海岸登陆。在那里，由于既要面对庞培，又要等待后续部队渡海过来，从而导致僵持局面。庞培的封锁舰队从靠近恺撒等待航渡部队所在的意大利港口的一个小岛获得补给，即便如此，岛上的水源也难以满足船上人员的饮水供应。由于等待渡海的恺撒部队的巡逻，使庞培的封锁舰队不能停靠意大利海岸寻找水源，所以最终恺撒的船队还是溜过去了，使其全部兵力都运过海去。

接着发生的战役属于是非决定性阵地战，与伊莱尔达附近发生的战役有共同之处，双方经验丰富且谨慎精明的将军都不会去攻击占据坚固阵地的另一方。庞培是一位着名将领，其能力与恺撒不相上下，等待着后勤的困难迫使恺撤退去；与此同时，恺撒将庞培更强大的军队压迫在背靠海岸的位置，看上去好像占了上风，并使庞培数量较多的骑兵不能干扰其补给。由于庞培控制着海洋，所以恺撒也无法使背靠海岸的庞培军队陷入补给的困境。

最后，资源丰富的庞培集中兵力对付恺撒周长达15英里的筑垒阵地的一端，并以其舰队在该点登陆了一支部队，从而迫使恺撒撤退。于是，恺撒向内陆进军，精明的庞培则紧随其后。但是，“由于庞培非常担心冒战斗的风险，而且他不用担心长时间的必需品供给，所以他想疲惫恺撒的军队，消耗其精力。这样恺撒就不会坚持很久”。庞培相信，恺撒的军队除了因许多战役所造成的疲乏之外，还出现了传染病，加之是在对庞培友好的国土上，所以恺撒最终会由于“既无钱又无粮”而投降。[注：普鲁塔克，《人生》，第520页。]

最后，经过双方同意，他们二人在法萨卢斯会战中相遇了。虽然恺撒在步兵和骑兵数量上均处劣势，但他还是同意出战，因为他已看出，除了与庞培交战别无选择。而庞培控制着海洋，除了实施后勤战略之外，还可有多种战略选择，但在其同僚的压力下，他终于屈服于以战斗方式解决战争的诱惑。在法萨卢斯，恺撒以重型步兵分遣队弥补了骑兵力量较弱的不足。他派出重型步兵分遣队，配置在庞培的翼侧，击败了庞培获胜的骑兵和轻型步兵，从而从打败了庞培。庞培的惨重损失使恺撒获得了东部的统治权，而这些地区立即就从效忠庞培转而效忠恺撒了。

陆地战争总结

这些概括都是从古代战争中得来的。它们更多的是从最佳典型人物（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等）而不是他们所做的典型事例中概括出来的。最佳人物的作用更大些，是因为他们一直吸引着古代和现代的历史学家，而且对于理解关于战争艺术的辩论更有价值。而同时，战术系统则是适应地理、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等条件的产物，很少是某一个人天才的反映。

在战术方面，古代人极力寻求攻击敌人的弱点。如果他们能够以更强有力的武器系统，比如使用投掷标枪的轻型步兵对付重型步兵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们将会获得更大的获胜机会。但是，通常他们必须依靠运动来打击敌人的翼侧或后方，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依靠敌人部署的不当之处，而不是依靠拥有较好的武器系统。重型步兵机动上的困难，使其几乎无法胜任攻击敌人翼侧或后方的任务。古代人发展哪怕是非常简单的协同队形的缓慢进程，并非说明他们缺乏智力，而是说明了提出这类简单却极其重要的思想是何其困难。比如亚历山大，驾驭战术、战略和后勤可以说驾轻就熟，但他既不能将其军队提高到协调一致的水平，也无法与其军队的各个组成部分保持有效通信，因而无法成为一个发挥总体驾驭功能的指挥官。正是部分地由于这种原因，他也仅是朦胧地看到了节省部分兵力作为预备队，既可赋予其战斗中集中兵力的机会，又可利用敌人的弱点或降低敌人的作战能力。

事实证明，不擅长突击行动的骑兵，作为一种攻击敌人翼侧或后方的进攻性力量却是很有价值的。它较强的机动能力和列队战斗的适度要求，使其成为完成这种任务的理想武器系统。当然，与步兵比起来，其费用要高得多。

较强的机动能力对大多数会战具有决定作用。但是，恺撒在法萨卢斯将其重型步兵投入与敌人骑兵和轻型步兵进行的非预期正面交战，击败了对手机动能力较强的兵种。这是一个在会战中以优势武器系统战胜劣势混合型武器系统的例子。

在战略上也适用同样的原则。统帅兼历史学家色诺芬简明扼要地阐述道：“聪明的将军坚持攻击敌人最弱的部位，哪怕这个部位距离较远。”关于这一论述所隐含的假定（以最小的代价获胜），色诺芬似乎仅仅是作了限定的。因为他写道：“如果你希望以进攻获胜，那么就倾其全力去进攻，因为过度的胜利并不会引起征服者良心自责的痛苦。”在战略上，所有对后勤战略和战斗战略的选择，都可以发现对这种最小代价原则的运用。恺撒说他更喜欢后勤战略（“通过饥饿而不是钢铁征服敌人”）就含蓄地假定了两种战略选择中的有用性，并断定以饥饿战胜敌人的代价最小。其实，这两种假定并非总是绝对的。[注：埃德考克，《希腊与马其顿战争艺术》第76-77页；弗朗提努斯，《谋略》，第4卷，第7页，第1行，转引自查尔斯。e.贝内特翻译的埃德考克着《希腊与马其顿战争艺术》（剑桥，麦斯出版社1925年版），第309页。]

例如，在伊苏斯会战之前，亚历山大所面对的大流士军队已经在平原地带占领了翼侧阵地。他选择了后勤战略，企图以饥饿迫使大流士离开阵地。之所以选择这种方法，是因为与战斗战略相比，这样做的代价最小而成功的机会最大。如果进行战斗，那么他就不得不在便于占优势的波斯骑兵行动的地形上与敌交战。后来，当在海边面对大流士时，他采用了战斗战略而没有采用后勤战略，因为那里的地形不太便于波斯骑兵行动。

此外，军事战略是为政治目标服务的。安息人可以运用后勤战略，通过剥夺克拉苏军队的食物和水源的方法将其赶回去，这种不流血的胜利无疑代价较小，也就是少损失人员、马匹和武器。他们还可以像恺撒在伊莱尔达战役中那样，战略性地运用其骑兵，切断罗马人获得食物和饮水的渠道。但是，安息人战术性地运用他们的骑兵，追求以战斗战略去夺取胜利。以饥饿取得胜利的政治影响比运用乘马武器系统事实上歼灭罗马军队的政治影响要小得多。通过选择政治效果最大的战略，安息人发现自己处于两种军事战略中失败风险相对较小的情况。

政治因素对军事胜利的影响巨大。最好的例子就是亚历山大对大流士与汉尼拔对罗马人这两场战争胜利结果之间的巨大反差。安条克七世以迅速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但紧接着，几乎是立刻就遭到了灾难性的惨败。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了，即使在没有正式政治组织的情况下，民众的情感也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因素。安条克七世的经验还说明，士兵的行为对民众的态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此事例中，民众的疏远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

安息人的战斗战略是基于拥有适应地形的优势武器系统基础之上的，若无此资源，那么采用战斗战略就必须对付防御第一的战术问题。当两支由相同的基本武器系统或相同的合成武器系统组成的军队对垒时，防御者通常占领地形上有利的阵地，甚至还要像罗马人几乎始终如一所做的那样，以壕沟予以加强。防御者还拥有另一种同样有效的选择，就是撤退，并相信成分相似的军队无法追上他们。虽然以轻型骑兵迟滞敌人行军的战略运用修正了这一概括，但是恺撒在伊莱尔达旷日持久的战役及其与庞培的对抗，都说明了防御的力量。防御者无论是依托有利阵地抗击敌人正面攻击，还是撤退而不被敌人追上，都具有优势。会战只有在对抗双方都认为有利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恺撒通过使自己获得战术防御优势的方式，显示了迂回在克服战略防御力量中的功效。但是，成功的迂回确实很少见，因为它需要较高的兵力空间比，而这通常是古代人所缺少的；并且，地形或补给上对迂回部队的制约，也限制了迂回的运用。

编成成分相似军队的避战能力，严重制约了利用内线作战集中较大兵力的功效。而这一点，执政官尼禄却曾经实现过。当时，他率领从与汉尼拔对峙的军队中抽调的7000人，北上250英里去进攻刚刚进入意大利的哈斯德鲁巴的迦太基人部队。“这样”，历史学家李维说道，“一位执政官就在意大利的两个地区防御，同时对付两支军队和两位将军，只是在这里是他的战略，而在那里则是他本人。”但是，如果哈斯德鲁巴不错误地将其军队背水列阵并进行会战，而是像一开始他所聪明地设想那样撤退，那么尼禄集中的兵力可能劳而无功。[注：利维乌斯，《罗马历史》，第28卷，第9页，第13行，转引自f.g.摩尔翻译的14卷本《利维》（剑桥，麦斯出版社1919-1959年版），第8卷，第41页。]

要产生重大影响还依赖于胜利与实现政治目标的关系。在伊苏斯失败之后，大流士提出将帝国的西部割让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无情地决定要继续实施征服作战，并将目标定在控制整个波斯帝国，但他最终失败了。胜利的重要性也依赖于胜利者的兵力与潜在战区的规模之比。一支与空间之比相对较小的胜利之军，通常只能控制相应较小的地域，即使没有敌对军队与其运动对抗亦是如此。

防御者可能像大流士那样，使用持久战略在会战中迎敌。如果防御者感到迎击敌军自己太弱，那么他可以像希腊人那样，以撤退或者撤入有城墙的城市和要塞之中的方法，避免战斗。但是，要运用这种防御战略对付能够实施以占领土地为目标的持久战略的对手，将不会成功。对付像亚历山大这种能够在被入侵领土上获得政治支持的侵略者，除非是为了追求后勤战略，采取避战战略是必然要失败的。

但是，如果实施防御的政权拥有足够的政治能量，那么人民以及空间都会成为障碍。面对一个像罗马人那样有着军事传统的民族，对于一支相对于当地人口数量、障碍和地域来说较小的胜利之师，城墙环绕的城市和起伏的地形将是可怕的阵地。罗马人在其国内的政治和军事能量，使得采取费边战略的他们能够避开也追求后勤战略成功的、相对较小的迦太基人军队，从而迫使汉尼拔采取袭击而不是持久进攻战略。最终，汉尼拔发现自己几乎是被封闭在意大利南部一个狭小的被包围的土地上。

对于那些缺少罗马人所具有的筑垒、空间和人民条件的防御者，如果仍要坚持避战，他们就不得不采取袭击而不是持久战略，并且不得不接受其国家被占领的现实。那么，他们就要像大夏人、粟特人和高卢人那样实施袭击，打击侵略军比较孤立的分遣队和后勤补给。他们集中兵力打击弱点，抓住并歼灭敌人的小股部队。当他们攻击敌人的补给队或粮草搜寻队时，他们追求的是袭击和战斗战略。这类对袭击战略的运用，是以战术进攻实现战略防御，并通常被称为游击战。

运用持久战略实施防御的过于脆弱的防御者会发现，袭击战略非常有效，因为袭击式进攻比防御性持久战略更有力。不过，持久性防御优于持久性进攻，但劣于袭击性进攻，因为袭击者可以运用撤退这一通常属于防御者的战略资源。由于袭击者既不必展开战线，也没有掠地目标，所以他们几乎能够随意地选择目标；并且，由于撤退总是比追击快，所以他们通常能够避开持久性防御者的强大军队，并运用他们所特有的目标不确定性，突然攻击防御者较弱的战斗或后勤目标。这样，袭击者拥有集中兵力、击敌弱点的良好战机，而且，虽然具有进攻性，但他们几乎可以独占防御者所拥有的主要资源——撤退。如果没有这种袭击性进攻对于持久性防御的所固有的优势，那么大夏人和粟特人对亚历山大大帝、韦辛格托里克斯对恺撒，就不可能取得那么多的胜利。

这样，战略可以如图解1.3所示矩阵那样划分为4类。这个矩阵应当是三维的，以便进一步区分为进攻和防御，因为标准常常因目标而异。

图解1.3战略矩阵

亚历山大的入侵和大流士的防御，是持久性战斗战略的例子。像亚历山大剥夺波斯海军的基地所做的那样，以征服领土为目标，要剥夺防御者的收入、补给品，属于进攻性持久后勤战略。韦辛格托里克斯破坏庄稼甚至村庄，波斯指挥官企图采取同样的焦土政策（但被否决了），属于防御性后勤战略。普拉蒂亚会战期间，波斯骑兵以袭击杀伤或俘虏希腊人的驮骡，是袭击性后勤战略的例子，既可用于防御也可用于进攻。罗马人对付汉尼拔以及韦辛格托里克斯对付恺撒都是运用了这类后勤性袭击。希腊人破坏庄稼以引诱防御者出战，汉尼拔采取同样的方法对付罗马人，都是执行的袭击性战斗战略。大夏人、粟特人和高卢人在他们的游击抵抗中，也都运用了袭击。

虽然这些游击性袭击战斗运用了战术进攻，但他们同样依赖撤退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一个袭击者的目标只是暂时出现于被袭击的地区，所以撤退是一种基本的因素。实践证明，这种袭击战略是防御的一种有效手段，当防御者具有足够的政治支持时，它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罗马人扩张其帝国的经验显示了克服这种游击性抵抗的困难。当他们于公元43年入侵英国时，发现东南部低地地区已经由于接近高卢而罗马化了。然而，罗马人在最初依靠该国王子们建立起统治之后，仍用了4年时间才制服了这个善于接受新思想、地势平坦、人口稀少的国家。向北扩张到苏格兰边界并进入威尔士，又用了30年的时间。在占领英格兰东南部200年后，才使贵族在语言和文化上罗马化，也才获得了平民对他们统治的默认。而在北部边缘地带和威尔士西部，由于人口分布不均并位于山区，所以那里仍部分地处于敌对状态。在这些地区，罗马人保持了大约70个要塞哨所，控制着他们修筑的道路。这些要塞威慑着当地的居民，对袭击者起到了抑制作用。但是，由于继续处于对立状态，而且地形对袭击有利，可为游击队提供退避之所，所以罗马军团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防止来自要塞尚不能控制的地区的袭击者。罗马人正规军拥有战术上的绝对优势，而他们四种武器系统的合成力量、建造要塞和道路的实践、所具有的耐心和毅力，及其文化、政治技巧和机构，都使他们征服了这里以及这个欧洲帝国的其他周边地区。

海战

海战主要依靠两种形式的突击行动：（1）当双方舰船相互接触时，一方士兵登上另一方的舰船，以长矛、短剑和盾牌格斗。在此行动之前和之中，都可以运用弓箭、标枪和投石机作为补充，但近距离格斗是这类突击行动的主体。（2）继主要依赖于双方部队的争斗之后，就是运用双方舰船本身的突击行动。这是那时舰船设计的主要出发点。由于撞沉敌人的舰船既可以快速取胜，代价又小，所以舰船设计的主要目标是有利于在水线以下撞击敌人船只，以便撞出一个大口子，使被撞舰船进水。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军舰与商船有着明显的区别。商船短粗、坚固，主要依赖风帆航行，军舰狭长、轻巧，主要依赖划手航行。由于军舰划手多、重量轻、长宽比大，所以速度相对较快。与商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军舰的长宽比达到10：1，其他方面则差不多。狭长的船只在水中运动较快，在水面骤然产生的阻力面前能够获得较高的速度。这种速度使得船头的撞击更具威胁性。

在希腊与波斯战争时代，战舰的发展几乎达到了顶峰。具有代表性的船只长度达80英尺，宽度8-10英尺。划手分开坐在上面，一个在一个后面，船的两侧各能坐25名划手。这样多的划手使船可以达到很高的速度，而船的设计已考虑了提供抵御船头撞击的强度；但是，由于船体重量较轻，妨碍了增强船的结构强度的其他因素。这种舰船的建造方法是在附着于龙骨的肋骨上钉上厚木板，与自那以后的木质战船的设计没有多大区别。

尽管商船可能装载较多的士兵，但一艘由划手推进的战舰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一艘商船。战舰的动力由遵守纪律的划手在统一指挥下划水所提供，可以不依靠风力以较高的速度航行，因而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能够追上并撞沉商船。由于设计时考虑了战舰抵御冲撞的能力，所以它能够以猛烈的撞击在水下刺穿商船，在其船身撞开一个大洞，使其很快沉没。

但是，当战舰之间交战时，双方都不占优势。海战战术包括战舰并排列阵前进，这样双方战舰就会头对头，互相冲撞。尽管战舰列阵与长矛兵方阵很相像，但划手们保持各船之间的间隔，并允许有一定的机动性，可以设法到达对方战舰的翼侧，撞击敌舰的一侧。这种努力能否成功，单舰舰长的技巧和划手们的素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双方战舰交织在一起时，他们经常用钩子保持其位置，这时，通常就是双方战舰上的士兵来解决战斗了。

海上会战包含的要素与陆战相似，包括集中兵力、翼侧或包围攻击、使用预备队等。例如，公元前480年，波斯人入侵希腊时，首先遇到的就是位于海岸阿提密西安角附近的希腊舰队。紧靠那里，波斯陆军正在向南进军，寻找通过温泉关进入希腊的通道。希腊人在大陆与埃维亚大岛之间的狭窄海峡占领了阵地，这样，其指挥官就能保护他的舰队的翼侧，对抗舰船数量较多的波斯舰队。

一开始，波斯人试图派遣一些舰船绕过埃维亚岛，到达希腊舰队的后方。但是，这些舰船在短暂的航程之中遭到突起风暴的袭击，其脆弱的舰船遭到损坏，于是波斯人发起了一场正面进攻，两支舰队迎头相遇了。波斯人的一些舰船突破希腊舰队的战线，准备利用其兵力上的优势，从后方抓住希腊舰队，用两只舰船对付希腊人的一只舰船。但是，刚从希腊舰队战线的间隙通过，暂时获胜的波斯人就遭到了希腊人预备队舰船组成的第二战线的反攻。当波斯人由希腊人一线舰船之间通过时，希腊预备队立即从两侧攻击敌方舰船，击沉了一些。遭受挫折、遇到风暴、希腊较小舰队的熟练技能，使波斯舰队沮丧，只得撤退。

后来，当希腊舰队又在海岸和一个岛屿之间占领阵位时，波斯人封锁了撒拉米斯岛与海岸之间狭窄海峡的两端出口，并攻击据守海峡东端的希腊船只。波斯人希望能够轻而易举地夺取胜利，因为他们知道希腊人因战斗还是撤退问题而分裂。海峡中的一个小岛将波斯人前进中的战斗阵列割裂，而且狭窄的通道迫使其一些舰船不是并排，而是鱼贯而入海峡。

希腊人利用波斯舰队接踵而至的混乱，包围了波斯舰队的右翼。由于希腊舰队能够撞击敌人舰船薄弱的翼侧，将其右翼的舰船向中央压迫，从而引起波斯舰队的更大混乱；此种混乱局面又被希腊人所利用，所以波斯人舰队在遭受惨重损失之后被赶了回去。遭到精神与物质上双重失败的波斯舰队撤往小亚细亚，保护其陆军在那里的交通线。波斯国王将其在希腊的军队削减成一支只够在已经征服的希腊地域生活的小部队。这样，希腊舰队的战术胜利制止了波斯人的进军，并使波斯陆军无法通过水路交通确保其所有部队的必要补给。第二年，希腊陆军在普拉蒂亚击败了规模缩小了的波斯军队。

海战明显地表现出与陆战的共同之处。翼侧与正面相比的脆弱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翼侧攻击的当然重要性，凸显了预备队的价值。由于舰船战线不像重型步兵的纵深战线，很单薄，所以数量上的优势和集中兵力于战线的一点就具有更大的意义，甚至在舰队翼侧有陆地保护的情况亦是如此。

舰船在海上作战，表现出许多与陆上乘马作战相同的性质。像骑兵那样，舰船可以迅速地投入行动；而且，由于与陆军的骑兵相比常常数量更少，所以使它们比骑兵更容易保持阵形。这一点，对舰船来说比骑兵更具决定性。但是，由于它们依靠良好的战斗队形，这一点使舰队与步兵而不是骑兵队形更有共同之处。然而，这一与步兵的相似之处并不能支配舰船之间的交战，因为舰船数量较少，舰长的纪律性也比单个骑兵更强；而划手们提供的机动能力，有效地抵消了对保持队形的需要，从而使得舰队的战术属性更像骑兵而不是步兵。

尽管舰队很少或不依靠猛烈的冲锋克敌制胜，但是海战与陆上乘马突击行动却具有另一个共同之处，即防御与进攻相比没有优势，甚至当舰船双方均具有同样的作战条件时也是如此。除了天气，地形对双方无所谓有利或不利。由于不会拥有地形上的任何有利因素，所以在海战中，交战双方都不会从静止不动中获得好处，无论进攻或防御也都不是首选的作战样式。当然，从海岸上确实能够获得好处，就像技能熟练的希腊舰队在阿提密西安会战保护他们翼侧时所展示的那样，但是，对正面进攻没有任何好处。虽然靠岸的舰队确实在他们的停泊地域筑垒挖壕，但海上防御者却不能仿效罗马人挖壕保护自己。因此，从战术上说，船上水手的作战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乘马士兵的突击行动，而不像以投射武器进行的战斗。

不过，海军后勤与陆军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海军不可能以陆军的方式住在乡下。然而，在海上他们拥有最有效的交通手段，因而能够也有必要依靠基地进行补给。这在脱离水上交通线的陆军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商船由于其运载能力享有在远程航行中自给自足的优势，但军舰却不行。军舰重量轻、船体窄，缺乏商船的运载能力，而其所拥有的大量划手和士兵则需要大量的食物和饮水。

战舰的脆弱性使得它们甚至比商船更有必要靠近海岸以保障安全；而吃水浅、船底平则使它们更易于靠岸过夜。沿岸航行有利于寻找食物和饮水。但是，与机动中的陆军不同，舰船缺少备选路线，甚至当它们找到有望筹集粮草的地域时，水兵的活动圆周也仅相当于陆军的一半，而且缺少驮运补给品的驮载牲畜或牛车。此外，尽管舰队有水手和那么多的划手，但它缺乏搜寻食品所必需的军事能力。仅仅是因为舰队没有牲口，才使它比陆军的生存问题简单一些。因此，海军不能长久地依靠沿岸搜寻粮草，只能依靠基地提供充足的饮水和食物补给。

从根本上讲，海军战略具有后勤目标。它寻求制海权，以保障自己商业的安全，阻止敌人利用海洋进行商贸活动；保障己方军队的机动和供应，制止敌人的机动和获得支援。希腊人阻断波斯军队补给线的成功，以及由此造成波斯军队兵力的减少，就是海军后勤战略发挥关键作用的例证。

但是，为了获得制海权，敌对双方的舰队必须互以对方为目标。撒拉米斯的胜利是一次对战斗战略的应用，使希腊人获得了运用海军后勤战略对付波斯军队交通线所必需的控制权。亚历山大占领波斯舰队的基地所展示的是，运用后勤战略击败敌人的舰队。

但是，多数海战都是在双方均无决定性控制权的情况下发生的。较弱的舰队以停留在基地港口确保安全的方法避免会战。将较弱的舰队封锁在其港口的持久性战略，可以达成同获得胜利一样的目标，不过事实证明，这对于古代舰船来说特别困难。由于不能在海上滞留很长时间，所以舰船不能进行持续封锁。甚至连在敌方海岸搜寻粮秣也有危险，因为陆军发现靠岸的舰船是一种既脆弱又重要的目标。亚历山大大帝的补给船成功地沿小亚细亚海岸运送补给品，充分说明了战舰在制止敌方商业活动方面的困难，特别是当这种活动沿着己方海岸进行时，更是如此。但即使是亚历山大，也不过是把商业活动作为一种补充而已。庞培舰队甚至在有海岛提供如此之多所需饮水的情况下，也无力切断恺撒军队横越亚得里亚海的航线，说明了以划手驱动的战舰实施封锁所遇到的障碍。但是，较强的舰队在封锁中利用战斗行动的威胁，可获得与夺取战斗胜利同样的结果，只是其战略的基本部分仍然以敌方舰队为目标。封锁的功能还可作为制止敌方商业活动、部队机动或者舰队行动的手段。但与陆上围攻不同，间歇性的封锁要想先机制敌确有困难，而且封锁者也存在陆上围攻者所遇到的一切补给问题。

由于封锁不力，敌方海军能够为其运兵船甚至商船护航。由于缺少护航，单个或小群袭击船只可以掠夺运载人员或货物的敌人船只。这种袭击战略，在陆战中是重要的，在海战中同样有用。在针对补给船、商船或运兵船的袭击中，袭击者不是依靠作战的战斗行动或其封锁的威胁，而是运用直接攻击敌人补给线的海军后勤战略。

在马拉松战役中，波斯人对海洋的控制显示了海军对陆军可以作出比运送和补给部队这种最有效的手段更大的贡献。通过运送和护送入侵陆军，海军的合作使得波斯指挥官能够追求战斗战略。波斯舰队不仅保护乘船士兵在前往马拉松的航程中免受希腊战舰的袭击，同时也使希腊陆军感到冒险横跨爱琴海攻击波斯领土是非常危险的。再进一步说，由于古代水手具有不依靠港口而靠岸的能力，从而增强了波斯陆军在希腊许多不同地方的任何一个地点登陆的能力。

这样，对于波斯人来说，海洋既是保护他们自己国家的护城河，又是一条前往进攻希腊的大马路。这种态势赋予波斯人一种无与伦比的主动行动的力量。这种主动权使他们获得了达成战略突然性的机会。若无这种突然性，波斯人就会发现，他们一旦在对方防御的海岸登陆，就将处于一种明显不利的战术态势。因此，海洋控制权确保了入侵者达成突然性的能力，这意味着他们能够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

总之，较强的波斯军队是进攻的发起者，这就使他们能够选择进军的目标和路线。但是，海洋控制权扩大了他们的有利因素：因为指挥官不必担心希腊人进攻他的领土，所以没有必要对其部队进行战略性疏散。

波斯人利用他们的主动权（像突然性，这不是本着作的主题）分散希腊人。波斯指挥官的目标是雅典，他希望能在那里找到政治上的支持，但是他并没有在半岛的西海岸，也就是雅典附近登陆；而是在半岛的东海岸离马拉松26英里远的地点登陆。这一转移诱使雅典人的军队向马拉松机动，而同时，波斯人的另一半军队乘船绕过半岛，企图在雅典附近登陆，并利用雅典人的重型步兵与先期登陆点的敌人作战时夺占该城。

希腊人在马拉松战胜波斯人之后，立即派了一个信使，带着这一消息，以现在着名的长跑到雅典，同时其军队回师西向，在波斯军队由船上登陆开始进攻之前到达了雅典。雅典人在两支敌方军队之间运用内线作战击败了波斯人，波斯舰队和陆军撤走了。不过，如果希腊人在进攻马拉松时拖延，那么当其胜利之师返回时，可能就会发现雅典已经被波斯人占领了。制海权曾经给了波斯将军分散其对手的机会，并在雅典制造了一个他非常有机会利用的弱点。海军对陆军作战的贡献及其海上作战，表现出许多与陆战相似之处。以其通过后勤对战略的影响，海战对陆战具有巨大的作用。因为海洋提供了陆地两点之间最有效而且常常是仅有的适当交通线。在此前发生的普拉蒂亚会战中，希腊人掌握制海权有效地削弱了波斯人的军队，就提供了一个海军对陆战的战略意义最典型的例证，就像马拉松战役，显示了海上力量所能给予一支侵略军队的战略好处。

第02章 中世纪战争方式的变化（200-1200）

罗马帝国的解体

当罗马军队一面在罗马的欧洲边界上对付蛮族人的猛攻，一面在东方与老对手作战时，古代战争逐步演变为中世纪战争。罗马军队逐渐改为主要集中加强了的骑兵作战。这些部队很多是从德意志[markgraf注：文中大量出现的“德意志蛮族”和“德意志部落”应译为“日尔曼蛮族”和“日尔曼部落”更合适，德意志族群是一个包含条顿系日尔曼人和德意志化的斯拉夫人的族群，而条顿是不包括后者的。]蛮族人中招募的。这既反映出在为罗马军队提供了如此之多士兵的德意志部族中骑兵的作用日益重要，也反映出骑兵在防御边界，对付袭击者战斗中的效用。此外，在蛮族人的重型步兵获得充足的盔甲和较好的武器后，罗马步兵的优势大为丧失，需要以骑兵对敌人翼侧和后方的攻击加以辅助。到公元300年，由于在与蛮族人军队（其中一些军队依靠重型步兵和重型骑兵两种武器系统）战斗中所需要的改变，罗马人的战争艺术已经几乎演变为马其顿（亚历山大）系统的精确复制品。

在公元357年的斯特拉斯堡会战中，罗马军队发现了一支正在横渡莱茵河的蛮族人军队，并迫使其交战。虽然蛮族人的军队在数量和纪律性上居于劣势，但是他们具有惊人的勇气甚至可以称为凶悍，并且战术娴熟。两支军队都以一翼依托地形障碍，而集中各自的骑兵于暴露的另一翼。按照同时代历史学家的描述，步兵交战的同时，蛮族人的骑兵发起了冲锋。“他们右手执着武器，怪模怪样地咬牙切齿”，同时“这些离奇的疯子头发飘舞，毛发倒立，他们的眼神中透出疯狂”。如果说并非仅是由于蛮族人骑兵这种吓人的样子的话，他们的冲锋击败了罗马人的骑兵。蛮族人的骑兵表现出良好的领导和纪律性，没有追击罗马人骑兵，而是像亚历山大方式那样，返回战场攻击罗马步兵的翼侧和后方。[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2卷，《德国》，小沃尔特。j.雷弗罗译（韦斯特波特，科恩出版社1980年版），第263页。]

但是，罗马人出色的协同救了他们。罗马指挥官是后来当了皇帝的朱利安，一个改变信仰的异教徒，被人称为“背教者朱利安”。他迅速以一支由重型步兵组成的预备队掩护翼侧。由于有教养的朱利安肯定读过恺撒的书，并知道正像这种冲突开始方式的法萨卢斯会战是如何进展的，因此早已部署了这样一支分遣队，用于实施这类机动。虽然未能像法萨卢斯会战那样，实施下一步的包围敌人的行动，但罗马人指挥官果断运用其数量上的优势，赢得了这场会战。罗马人俘虏了蛮族人的指挥官，其军队的主体在企图逃跑时大多淹死在莱茵河里。

21年之后，罗马人在阿德里安堡会战中遭到了近似坎尼会战的灾难。当为数众多的蛮族人骑兵击败罗马人骑兵，并包围了罗马军队的一翼之后，将罗马步兵压缩成密集的一团。在这里，他们屠杀了罗马人的大部分军队，其中包括指挥作战的皇帝。甚至是罗马军团也未能保护他们的翼侧免受蛮族人骑兵凶猛而坚决的冲锋。缺乏训练和纪律性并没有影响蛮族人骑兵效能的发挥，因为重型骑兵总体上说是作为个体作战的，就像重型步兵那样，依靠整体凝聚力和相互协同作战。

但是，这又更真切地回归到马其顿人发挥骑兵作用和亚历山大、汉尼拔短暂发展了的会战特点上去了。在公元5世纪期间，虽然从理论上说帝国的大多数部分仍得以保存，但实际上西部都屈服于德意志蛮族人了。尽管导致罗马人在西部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有两个因素是大家熟悉的。一是罗马人依靠他们的职业军队，不再拥有任何当地军事传统或民兵；二是他们没有得到当地人的爱戴，遥远的皇帝和帝国的概念也没有得到大多数人民的忠诚。由于大多数蛮族人入侵者承认皇帝，并经常从他那里得到土地和权力，所以他们的征服就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这一过程一直持续了一个世纪。

帝国的这种分裂逐步变为实际上的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和北非蛮族人王国。这种状况有助于形成战术多样性，特别是当帝国在东部延续时。古代世界从以斯特拉斯堡和阿德里安堡会战为特征的马其顿-罗马方式的共同性质，再次发展成为反映当地地理、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宗教或民族战争系统。

军事组织和战术重点的变化

西方战争反映了罗马职业军队的消亡。这种军队一直是集中在营地里，受到纪律的约束，按操典和武器教范交战。蛮族人占优势的军事系统依靠民兵，他们具有许多，但不是全部职业军队的属性。人员都是猎人和牧人。他们一直把自己看作勇士，并且曾经乐于进入罗马军队服役，把全部时间贡献于被认为是他们主要的职业。在步兵战斗中，他们只依靠重型步兵，常常排列成由许多排组成的队形。他们向敌人冲锋，依靠他们的凶猛，然后是他们的勇气和奉献精神，以此压倒他们的对手。他们缺乏共同战斗和服从纪律的训练，他们长期以来都是作为一个家族联系在一起，在一位领导者的领导下作战。

当蛮族人在罗马西部省份定居时，他们经常是分散成小群，散布在罗马人口之中。这种定居方式常常削弱了他们古老族群所提供的凝聚力，而他们人数稀少意味着他们无法实践罗马人的编队和操练方法。由于他们自己无法找到足够的勇士，因而也不能建立起群组，像希腊和罗马民兵那样进行部队训练。虽然这一概括失之简单，就像说罗马帝国没有民兵一样，但最初蛮族人的王国确实如此。他们依靠专业人员，但不是集中起来，而是零散地分布于广大乡村，只是依靠税收和偶然机会学习在纪律的约束下，在具有一定凝聚力的组织中一起工作。逐渐地，蛮族人的专业人员演变为农村民兵，其中一些人拥有良好的武器和训练，而许多人则两者都没有。最后，这演变为一种基于占有土地多少的封建的军事责任系统。在这种系统中，等级模式发展成为较小的土地持有者对高一级的地主负有军事服务的责任；而这一金字塔的最上层是国王。

这种变化提高了个人的素质的重要性。单个步兵的力量、技能和勇气比整个组织及其所在群组的训练水平更重要。但是，重型步兵的力量蕴藏于组织之中，而蛮族人典型地依靠重型步兵。这种对专业人员新的、分散的安排，极大地减少了西方蛮族人王国中重型步兵的价值。

重型步兵质量的下降，相对提高了重型骑兵的地位。重型和轻型骑兵共占罗马军队的总数的不到20%，亚历山大大帝所使用的骑兵比例也没有超过此数。骑兵的成本——至少是步兵的两倍——不仅仅是马匹的花费，也包括通过训练以获得乘马战斗所需技能的花费。重型骑兵向重型步兵实施正面攻击的无能，限制了它在马其顿系统中的价值，而与罗马步兵较好的协同相比，其弊端就显得更加突出。罗马步兵常常能够防御自己的翼侧，并包围对方的翼侧。

在西方，罗马人协同良好的步兵和经过训练在方阵中协同作战的重型步兵的衰落，使骑兵在不提高成本的前提下效能相对提高了。此外，专业士兵的分散以及集体训练的丧失，对骑兵的影响较小，因为重型骑兵战斗从来都不依赖重型步兵那样的群组行动。再者，对个体素质的新的强调和分散的专业人员进行个体训练的机会，更增强了重型骑兵所需要的素质。

骑兵人员也具有像乘马战斗一样好的徒步战斗的技能和意愿。比如，在山地或围攻筑垒地域时，主要依靠步兵，西方职业士兵随时准备而且也愿意以熟练的技能进行步战，但其作战方式同样是作为个体而不是队形中的一部分战斗。之所以要对骑兵进行重新评价，是因为在罗马帝国的西部王国中，骑兵的比例上升了。不过，这种上升只是代表了平均数；至于个别王国则各不相同：比如，汪达尔人征服非洲几乎完全依靠乘马战斗，而法兰克人在高卢则在大部分战斗中喜欢徒步作战。

这样，在西方，继续保持小规模的职业军队，并以缺乏训练、装备较差的民兵作补充。他们强调突击行动，其中既不是轻型骑兵，也不是轻型步兵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蛮族人是继承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传统。在罗马或拜占庭帝国的东部，战争艺术也在发生着变化，但其动因不同。

最小代价的例证：拜占庭的战术和战略

拜占庭帝国的军队与古罗马军队和先前欧洲、近东军队的模式都有很大的区别。罗马军队的特点是擅长运用工程和后勤组织，而拜占庭军队则依靠骑兵和轻型步兵，以致达到了非罗马化的最高程度。这部分地反映在骑兵在阿德里安堡会战的胜利中（达到了后来用于防御边界的罗马系统的水平），同时也反映出拜占庭的敌人，其中包括安息人后代的变化。在最初的依靠缓冲国家和外交手段之后，罗马人逐渐采用了以自己的军队组建边界警备队的方法防守边界。莱茵河和多瑙河成为这些边界的标识，就像在没有河流的地方以土石墙标示边界一样。当然，在这样长的边界上不可能处处派兵把守，也不可能防止袭击者或入侵者从这些边界突破。

但是，防御确实提供了一条哨所线，用于当敌人跨越屏障时发出警报，从而使防御者迅速集中兵力击退入侵者，如果可能的话，就俘虏那些掠夺者。这条防御线还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障碍，阻止袭击之敌撤退。罗马人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持久性防御，用于对付出于经济目的而实施袭击战略的较强的蛮族人进攻者，抵抗或驱逐那些坚持侵占罗马人领土企图的进攻者。

尽管边界的实际障碍常常迫使袭击者将马匹留在后面，但罗马人所集中的部队要对付这类袭击仍然需要行军速度超过重型步兵的行军能力。罗马骑兵恰好适应这种要求，轻型步兵也可以，因为他们毕竟比负重的徒步袭击者的行军速度要快。由于大多数袭击者都希望避免战斗，而防御者的目标一般是将撤退的入侵者逼迫于边界上的障碍之前歼灭之，所以骑兵和轻型步兵的速度就比战斗中占有优势但运动缓慢的军团更具优越性。只有在抵抗持久性入侵时，罗马军团才投入使用。因此，轻型步兵和骑兵在罗马军队中的比例逐步上升。防御边界的部队逐步变为一种民兵，政府分配给他们一定的农田作为报酬。

在公元4世纪，罗马人放弃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做法，而代之以纵深防御，抵御沿边界持续入侵的主要敌人。这一战略所依靠的是，在帝国边界后面依托从农舍到有围墙城市的广大筑垒地域实施防御。这些筑垒要点也作为补给基地，可以封锁进入帝国的主要路线，阻滞入侵者运动，制止其撤退，并成为入侵者企图坚持进军的严重障碍。此外，这些要点还为防御者和该地域居民及其牲畜、随身财产提供了避难所。任何企图绕过这些要点的军队都会面临遭到要点守备部队后方攻击的威胁。不过，筑垒阵地只是构成了一部分防线，防御者还需要一支具有机动性的野战部队，以克服暴露在敌人面前的要塞和设置了障碍的交通线所面临的困难。这些部队要能快速到达敌人入侵的地域，要能便捷地集中起来或者避开战斗，都需要较快的速度。这一要求使得以骑兵和轻型步兵为主的部队成为理想的机动野战部队。

但是，对帝国东部最可怕的威胁来自于安息人的后代，即波斯人。他们像前辈一样，几乎完全以轻型和重型骑兵作战。克拉苏在卡雷的灾难，戏剧性地显示了罗马战术系统在安息人自己的地形上对付安息人骑兵时所具有的不适应性。正出于这一原因，拜占庭的重型骑兵都携带弓箭。虽然训练和装备一个士兵运用两种武器系统作战既困难又昂贵，而且拜占庭骑兵运用自己原有的重型装备就已经具有了最强的实施突击行动的能力，但是弓箭及其使用知识赋予拜占庭骑兵以极有价值的多种功能。为了进行突击战斗和保护自己免遭敌箭的伤害，他们身着钢盔、长及大腿的铠甲和铁鞋。有些战马也身披盔甲。除了弓箭以外，骑兵还携带短剑、匕首和一支长矛，尽管在使用弓箭时必须将长枪置于一边。虽然拜占庭军队也有一些轻型骑兵，然而这种具有双重功能但以重型骑兵功能为主的部队构成了骑兵部队的主体，并且占了军队数量的一半。

拜占庭轻型步兵携带一张弓和一个能盛40枝箭的箭袋，同时携带一面盾牌和一个斧头之类的武器，用于近战。其中少数缺乏射箭技能的士兵则用标枪武装自己。一些士兵身着轻型铠甲。这些徒步弓箭手的作战经验比敌人的马上弓箭手占有明显的优势。据当时的一位权威描述，拜占庭人面对波斯人和其他乘马弓箭手，知道这些敌人对徒步弓箭手有一种“特殊的恐惧”，因而其轻型步兵成为徒步士兵中数量最多的兵种。拜占庭重型步兵除盾牌和盔甲以外，还携带一枝长矛、一把短剑和一把斧头。长矛与后来罗马人的训练一致。当时他们的训练和纪律性下降，敌人骑兵冲锋的力量迫使罗马军团加强他们的标枪分量，以便与敌人骑兵作战时当作长矛使用。重型步兵在军队中的比例相对较小，其作用与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军队中的重型步兵相同。[注：查尔斯·奥曼爵士，《中世纪战争艺术史》，两卷本（纽约，1924年版），第2卷，第206页。]

拜占庭如此之多的乘马士兵费用高昂，使得它的军队只能保持较小规模，但是，在对付环绕帝国的各国的各种战术系统时，却发挥了巨大的效能。拜占庭的军队非常适于与波斯乘马弓箭手作战，同时实践证明，在公元6世纪拜占庭重新征服意大利的战役中，与哥特人和法兰克人等蛮族人军队战斗也同样有效。

使蛮族人得以占领罗马帝国西部省份的同样因素，使得他们在拜占庭的再征服面前不堪一击。意大利的哥特王国的军队规模很小，必须集中起来才能成为一支野战部队，用于抵抗拜占庭的入侵，因此它不得不放弃对城市的守备。哥特人认为这些城市居民并不忠于他们，因此他们摧毁城墙，以剥夺城市居民抵抗重新占领的力量。迫于采用持久性战略的政治需要，他们冒着风险将全部赌注押在了与入侵的拜占庭人决一死战上。双方军队中均有雇佣兵。拜占庭军队雇佣了匈奴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以及许多德意志蛮族人。哥特军队中包括许多原来在拜占庭皇帝军队中服役过的人，而哥特人并不认为将其选举的王权拱手让给贝利萨利乌斯[投笔从戎注：另译贝利撒留。]，这位在早先的战役中击败他们的聪明的拜占庭将军有什么荒谬之处。

公元552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大帝派遣一支精锐部队重新征服意大利。他指定纳尔塞斯，而不是常胜将军贝利萨利乌斯担任指挥官。矮小瘦弱的纳尔塞斯是一位年届70，服现役仅两年多一点的宦官。很显然，除了查士丁尼信任他之外，没有任何值得推荐出任指挥官的理由。然而，曾经把他带到宫廷高位的才能，以及他在历次危机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心计，证明了他的军事才能。

两支军队在意大利中部的塔基尼相遇。纳尔塞斯的拜占庭军队拥兵15000人，比颇有能力的托提拉国王指挥的哥特军队数量略多。双方指挥官都渴望会战，并各自将其军队列阵于一条狭窄平坦的谷地等待对方的进攻。纳尔塞斯急于保护自己的翼侧，派出50名精选的重型步兵占领了战线左翼的一座小山。在那里，他们占据了小路上的一处阵地，“比肩而立，列成方阵队形”。当托提拉派出一队重型骑兵攻占小山时，50名拜占庭重型步兵封锁了道路，“以他们的盾牌构成屏障，并向前投掷标枪”。进攻者们极力驾驭他们激动不已的马匹，但战马“一点也不服从他们的驱策”。这些进攻者在“那些紧紧地挤在一起，不露一寸空地的人们”面前，终于失败了。[注：普罗考皮乌斯，《高卢战争》，第8卷，第24页，第15-17行、第19-20行，转引自h.b.丢英翻译的7卷本《普罗考皮乌斯》（剑桥，麦斯出版社，1961-1962年版），第5卷，第357、359页。]

这场前哨战证明了关于会战结果的精确预测。哥特人依靠他们的重型骑兵，而纳尔塞斯则将其军队根据他的设想排列成阵，也就是要力争徒步士兵对骑兵实施防御的主要优势。为了加强其重型步兵，这位没有经验的拜占庭将军表现出了对各种武器系统优劣长短的清醒理解力。他命令很多骑兵下马加入步兵，并徒步穿过山谷，手持长矛和长枪列成方阵。在两翼，纳尔塞斯部署了4000名弓箭手，并将重型骑兵配置其后。他焦急地等待着迎击敌人的进攻。

第二天早晨，哥特人的重型骑兵在其步兵前面列成队形，距离拜占庭队伍仅两箭射程。延迟一阵之后，哥特骑兵发起了它着名的凶猛冲锋。但在方阵面前，他们失败了，并在步兵面前停了下来，因此，哥特骑兵的两翼不得不承受来自拜占庭弓箭手的如雨箭矢。看到哥特骑兵不能打垮自己的步兵，停了下来，而自己的弓箭则射伤了敌人的战马和士兵，于是纳尔塞斯命令其重型骑兵进攻敌人翼侧，同时步兵也向前运动。哥特骑兵逃跑了，并在逃跑过程中与自己的步兵纠缠在一起。托提拉国王在逃走途中受到了致命伤。

这次会战推翻了哥特人在意大利的统治，将意大利收回帝国版图。不清楚托提拉为什么要让其骑兵冲击拜占庭部队的中央，而不是冲击两翼比较薄弱的弓箭手。因为这种愚蠢之举不符合他通常的特点，也许是由于地形障碍，或者是壕沟（拜占庭人曾在早先的战斗中使用过这些障碍）迫使其实施正面进攻。这次会战再次显示了重型步兵抗击重型骑兵冲锋的能力。哪怕雇佣的徒步士兵缺乏共同训练，但他们的长矛和长枪，他们的纵深配置以及他们作为职业士兵的技能，足以击败可怕的哥特骑兵的正面冲锋。

从哥特人手中征服了意大利之后，纳尔塞斯又面临来自北方的法兰克军队的袭击。法兰克人可怕的重型步兵虽然没有盔甲，但装备有盾牌和头盔。他们都配备一把短剑、一把18英寸长的匕首，还携带着一把斧头和至少一支轻矛。在近距离战斗中，他们的斧头和轻矛都可以用于投掷，据说，法兰克人将轻矛投出，“如果命中敌人，矛的倒刺就会牢固地固定在敌人的身体里，根本不可能将其拔出来。如果刺中盾牌，那么敌人也不可能以折断矛头的方法将其去除，因为铁制的矛头刺得太深。此时，法兰克人就会冲将上来，用脚踩在尾部触地的矛柄上，将盾牌拽倒，劈开失去遮蔽的敌人的头颅，或用第二支矛刺穿敌人的胸膛”。法兰克人从任何可以战斗的方向，以庞大的纵队或方队投入战斗。他们虽然缺少训练或协同，但具有巨大的勇气和凝聚力。[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52页。]

公元554年，在卡西林纳姆，精明的纳尔塞斯首先封锁了敌人撤退的路线，尔后又采取部分重型骑兵徒步战斗以加强其自己重型步兵的方法，迎战这支可怕的重型步兵的主力。他可能具有某种自信，相信其实施防御的全身披挂的职业士兵能够抵御法兰克人。他可能还拥有一些自然或人工的条件，增强了他的防御阵地。他在两翼部署了部分骑兵，主要的盔甲长枪手也配备了弓箭。法兰克人的冲锋突破了拜占庭步兵的第一、第二战线，与其第三和最后一条战线交战。此时，纳尔塞斯命令位于翼侧的配备了弓箭的重型骑兵前进。由于受到了双重威胁，所以成密集队形的法兰克步兵不得不停下来，准备抵抗对方骑兵的冲击。但是，纳尔塞斯的骑兵并没有发起冲锋，而是开始向法兰克人发射密集的弓箭。如果法兰克人疏开自己的队形，就不会成为乘马弓箭手如此容易射中的目标了；但是，他们仍保持着密集的方队，因为他们认为队形一旦疏开，就必然在身着盔甲的拜占庭骑兵的冲锋面前不堪一击；这些骑兵会立即放下弓箭，使用其长枪和短剑。片刻之后，在羽箭射击之下不能机动的法兰克人开始向后方撤退。在撤退的过程中，他们的队形失去了严整性，而纳尔塞斯的骑兵最终发起了冲锋，冲入法兰克人的队形，给其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这两次会战显示了拜占庭军队的多功能性。其武器系统的多样性使得指挥熟练的将军能够打击敌人的弱点。在塔基尼，纳尔塞斯使用重型步兵阻住了重型骑兵；而两年之后，在卡西林纳姆，他又用重型步兵抵抗了重型步兵，直至将投射武器投入使用，用于对付对方脆弱的重型步兵，使其不能逃跑。

尽管几次失败使拜占庭帝国失去了除小亚细亚以外的所有亚洲领土，但是在数个世纪的时间内，它仍然始终是一个可怕的东方强国。其生存依赖于拥有一支优秀的军队，这是一支由职业化和宗教狂热支撑的军队。拜占庭将其战术和战略写入今天人们称之为条令的书中，其中强调防御和以最小的代价获胜。他们将装备昂贵和训练有素的职业士兵视为首要资源，更乐意不战而胜，并总是精心计算胜利的收益与失败的代价。这样，在如何对付退却之敌的争论中，着名将军贝利萨利乌斯说道：“因此，如果我们迫使他们违反其意志，放弃后撤的目的并来与我们战斗的话，那么我们的胜利将什么优势也没有：假如我们胜利了——挫败一场逃亡有何意义？——如果我们不走运（这是可能发生的），我们将既失去已经获得的胜利，……还会将皇上的土地在没有防御部队的情况下对敌人的进攻敞开。”[注：普罗考皮乌斯，《波斯战争》，第1卷，第18页第18-21行，转引自丢英译本第1卷，第165、167页。]

这种战略假定状态仅是恰当的政治和军事目标的结果，其中隐含的假设是拜占庭所占领的阵地比敌人更脆弱。这种军事目标有限的、保守而又谨慎小心的战略在维护帝国完整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拜占庭像罗马人一样，面临保护疆土免受袭击者袭击的困难，所以他们一直坚持继承罗马人纵深防御系统的理论。比如，运用这一系统对付来自叙利亚的阿拉伯人袭击时，该系统首先提供关于越境乘马人员运动的早期报警。然后，当地骑兵部队跟踪袭击者，并使当地军事行政区指挥部始终了解自己的路线和位置，同时不断骚扰袭击者，消灭其散兵游勇，迟滞其行动。与此同时，当地民兵和正规军的步兵机动至山间通道；城市和要塞在其居民进入城墙之内的避难所之后关闭大门。当袭击者向前运动时，如其规模较大，当地军事行政区的指挥官可以由邻近地区得到增援，这些出击的部队都是纯骑兵部队。他以发起一场战斗为目标，要么在袭击者返回的道路上伏击之，要么，也是最好的，将袭击之敌诱至一个通道，以早已占领阵地的步兵封闭通路的出口。这样，拜占庭人就可以瓮中捉鳖，使其不能撤退，从而消灭袭击者。

也许1071年发生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曼奇刻尔特会战提供了拜占庭保守主义战略的教训。这次失败的代价是拜占庭失去了对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的控制，而此地区是他们征集军队和许多资源的地区。历史上的会战很少有像拜占庭职业军队遭受的巨大损失及其产生的重大后果。帝国皇帝罗曼努斯四世决定惩罚塞尔柱土耳其人，他们一直袭击他的领土，并占领了几座重要的城市。罗曼努斯是一位有能力的将军，他是通过与皇后结婚登上王位的。他曾经与土耳其人进行过战斗，并取得了胜利。这次，罗曼努斯想要实施一次决定性会战，因而集中了庞大的军队。土耳其军队由来自草原的乘马弓箭手组成，已经征服了曾经是波斯和安息帝国的穆斯林，并继续继承其传统，袭击或与拜占庭帝国进行战争。

拜占庭人曾经长期对付熟练的草原轻型骑兵。土耳其骑兵没有护身盔甲，仅携带一把短剑，有时是携带标枪。他们主要依靠弓箭。每人携带一个装有30-50枝箭的箭袋，乘马机动。在战役中，每名骑兵至少配备一匹备用马。据一位欧洲观察家描述，他们战斗中运用的战术是，骑兵弓箭手“从不与敌人胶着在一起，但始终在其四周盘旋，一会儿从这里一会儿从那里施放弓箭；有时假装逃跑，在逃跑过程中向后发射弓箭射击追击者，杀死其人员和马匹，就像他们进行面对面战斗似的”。为了对付这种与安息人极其相象的战术，拜占庭条令中规定，始终是在骑兵附近配有徒步弓箭手，绝不在翼侧或后方没有掩护的情况作战，绝不允许分散部队。在曼奇刻尔特会战中，罗曼努斯皇帝将其所有步兵用于围攻另一个地方；此外，他还违反了来自于与轻型骑兵长期作战经验的规范中的其他条款。[注：阿尔弗雷德·弗伦德利，《恐怖之日：曼奇刻尔特会战，1071》（伦敦，1981年版），第125页。]

拜占庭人所面对的土耳其苏丹是一位聪明而果断的对手，他名叫艾勒卜-艾尔斯兰，意思是“英勇雄狮”。但是，他曾三次败在拜占庭人手下，其中两次是败在罗曼努斯手下，对拜占庭的军事威力出名地尊重，同时也表现出他狐狸一样的狡猾。

在两位统治者进行了一次谈判之后，具有攻击性的罗曼努斯向土耳其人开战。他把全副盔甲的骑兵军队排列成一条宽大的战线，并以强大的后卫作支持。土耳其人后撤，其负载较轻的马匹可以轻易地保持与敌人的距离。但是，他们攻击拜占庭人的翼侧，以如雨之箭射击拜占庭骑兵。弓箭对身着盔甲的骑兵的杀伤无疑较小，但战马却损失较大，许多骑兵失去了他们的坐骑。一些拜占庭骑兵也有弓箭，但这些士兵不再像前几个世纪的骑兵那样具有射箭的技能。因此，土耳其人击败他们并没有什么困难。拜占庭的部队集团是良好的目标；运动中的土耳其人却不易捕捉。位于翼侧的士兵们“被土耳其人反复袭击，被迫追击敌人的弓箭手，因为若不如此，敌人的弓箭手就会从远处射箭，射杀他们的马匹。但是轻率的追击使他们陷入敌人的埋伏”。与此同时，皇帝还继续向前机动其部队，抵近持续后撤的敌人，直至“黎明之际，使他大吃一惊”。[注：阿尔弗雷德·弗伦德利，《恐怖之日：曼奇刻尔特会战，1071》，第190页。]

当皇帝想要其军队利用夜暗撤回营地时，两翼的部队没有理解返回的信号，于是军队陷入混乱。罗曼努斯位于中央，与两翼分割开来。当他再次向前运动时，其后卫却继续向营地返回，这使他困惑不解。土耳其人以乘马飞驰的弓箭手返转回来，攻击并包围了分裂的军队，向毫无组织的盔甲骑兵射箭。“人叫马嘶、汗如雨下、惊恐不堪、烟尘遮天，就像是一场地震。不少土耳其人成群地在我们四周驰骋。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速度、决心和力量，在逃跑中寻找安全。敌人追逐他们，一些人被杀死，一些人被俘虏，而其他人则被践踏在马蹄之下。其景象悲惨可怕，超过了任何哀痛和悲伤。”除了后卫，其余部队实际上全部被土耳其人杀死或俘虏。拜占庭职业军队之花被摧残了。[注：阿尔弗雷德·弗伦德利，《恐怖之日：曼奇刻尔特会战，1071》，第191页。]

这次会战显示了拜占庭人早已熟知的东西，重型骑兵无力对付轻型骑兵。这一认识是其条令规定必须使轻型步兵与骑兵在一起的基础。轻型骑兵在机动能力上并不具有很大的优势，但这种适当的优势就使其能够避免战斗而又同时使用弓箭。就像使用标枪的希腊轻型步兵皮尔塔斯特曾经避免与重型步兵进行突击战斗，而又以投射武器杀伤他们一样，土耳其人的乘马弓箭手击败了拜占庭的重型骑兵。

皇帝在曼奇刻尔特被俘，对拜占庭的内战起了重要作用。内战立即爆发了，从而加剧了帝国军事力量的衰落。于是，土耳其人突然从小亚细亚的袭击者变为征服者。但是，穆斯林土耳其人怎能占领一个人口稠密、组织严密、国土为意大利两倍，而且具有抵抗异教徒统治本性的基督教徒的领土呢？

土耳其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已经使出了确保小亚细亚的基督教徒默认的手段。一位目击者描述了拜占庭城市落入土耳其袭击者手中的情景：“军队进入城市，屠杀当地居民，掠夺和焚烧城市，留下一片废墟，那些幸免于难的人则沦为囚徒。”这位目击者继续写道：“我想进入城市亲眼看一看。我试图找到一条不是遍布尸体的街道，但那是不可能的。”另一位基督教徒，如此描述了另一座落入土耳其人之手的城市：“就像饥饿的狗，异教徒成群地扑向我们的城市，包围了它，突入进来，屠杀人民，像田野中割草者一样将一切割倒，使城市变为荒漠。他们毫无怜悯之心地焚烧那些隐藏在房屋和教堂中的人们。”同一作者写道：“抬眼望去，你可以看到你们的儿子们沦为奴隶，你们的儿童被毫无怜悯之情地摔死在石头上，你们的年轻人在烈焰中烧死，你们尊贵的古物被抛弃在大庭广众之下，你们那些亭亭玉立、娇生惯养的姑娘们被玷污，光脚走进奴隶的队伍。”如果土耳其人真的是聪明地想要恐吓小亚细亚剩下的居民的话，那么这位作者的描述可真是一份绝好的宣传材料。[注：阿尔弗雷德·弗伦德利，《恐怖之日：曼奇刻尔特会战，1071》，第128、134页。]

如果这种无情而又彻底的恐怖统治毫无希望地继续下去，那么这种统治可以代替政治纲领。实践证明，破坏和灭绝的代价是巨大的，但是土耳其人在此后的10年里获得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利用恐怖手段压倒了所有的普通抵抗者。虽然拜占庭帝国又继续存在了将近4个世纪，但它的军事力量衰落了，而且也停止了对希腊和罗马战争艺术的发展。与此同时，西欧在其战术前景和战略要求方面经历了重要的变化。

马镫增强了骑兵的效能

公元8世纪初期，来自非洲的穆斯林人推翻了虚弱的西班牙人的哥特王朝，开始了穆斯林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时期。在跨越比利牛斯山脉向法兰克人王国推进的过程中，穆斯林扩展其疆土的企图失败了。公元732年，在图尔，穆斯林的突击骑兵在与法兰克人由步兵和下马骑兵组成的合成部队的交战中失利，从而使其企图失败。这次会战是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一系列袭击中的一个主要事件。基督教的西班牙黯然失色，法兰克王国的力量和规模同步增长，使得法兰克人在基督教的西部罗马居于支配力量的地位。到公元800年，教皇册封他们的国王查理大帝为西部的皇帝，而其疆土除了包括法兰西，还包括当今德意志的大部、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奥地利和南斯拉夫。因此，法兰克这一时期的军事发展对西欧产生了深远而长期的影响。

法兰克人认识到，地方分权的职业士兵体系是基于封建主义的新型军队。封建制度分散了政治权力，基本把握在那些世袭的领主手中。这些领主统治各地，并负责国王的军事部队。在实践中，这种军队体系中包含了很高比例的基本没有训练和装备极差的民兵，以及一定数量的装备较好并在许多情况下是技能熟练的步兵和骑兵。在进行远距离战役时，国王仅召唤那些装备较好并能胜任的兵员，也就是那些职业军人，民兵仅仅用于抵抗入侵。

无论是徒步还是乘马的法兰克人以钢盔和铠甲保护自己。徒步士兵携带一枝6英尺长的长矛和一把短剑。国王的规定要求所有步兵和所有的盔甲骑兵都要有弓和12枝箭矢，特别是，甚至那些装备极差的大多数士兵，即使没有盾牌和短剑，也都有弓箭（弓箭对于法兰克人来说历来属于外来武器）。这反映在国王与阿瓦尔人的战役中。阿瓦尔人居住在当今匈牙利一带，主要依靠乘马弓箭手作战。国王的规定是想在法兰克人中培养大批弓箭手，这种意图实际上是失败的，但它显示了面对与拜占庭人所面临的相同的战术问题所作出的相同反应。

与此相反，历代法兰克统治者把重点放在骑兵上却有效得多。由于来自多林国家，所以法兰克人传统上以步兵为主，但是他们开始乘马，尽管最初是下马战斗。然而，与来自东方的乘马的阿瓦尔人和来自西班牙的穆斯林战斗，使骑兵变为基本战斗力量。就像罗马人增强骑兵，而拜占庭人曾经侧重以骑兵对付袭击者一样，法兰克人步其后尘，在他们的混合武器系统中也偏重骑兵。所不同的是，一项重大革新使得法兰克人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成为一个拥有杰出重型骑兵的民族。

8世纪初期，马镫在西欧变为可用之物。虽然马镫不知起源于何处，但很快就在西方世界普及。它显而易见的实用性，使其迅速为人们所接受：有了马镫，骑手可以免除最大的伤害——从马上跌下来。在战斗中，由于马鞍和马镫确保骑手与其战马结合为一个整体，他可以用手擎矛枪去冲锋，把马的全部动能施加在目标身上；他可以用短剑去砍劈，而不必担心一旦砍空从马上跌下来；以在马镫上站立的方法，他甚至可以提高自己的高度，凌驾于对手之上。此外，这一革新使得普通的骑手也能有上乘表现，并大大增强了最佳重型骑兵的效能。

马镫，这样一个在理论上如此简单的技术，对陆战产生了自四种基本武器系统和筑垒、攻城器械出现以来最重要的革新作用。骑马取代了两轮战车，大象最终被证明是无用的。钢代替了铁，就像当初铁取代了青铜一样，这两者都曾为其拥有者提供了改进武器的优势。这些变化就像改进弓箭一样，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如果不说是基本方式的话）对战争产生影响。马镫使重型骑兵的效能提高，其影响比上述任何一种变化的影响都重要，因为它打破了四种武器系统之间的平衡。实践证明，这一变化特别显着，因为正是它的到来，使西欧不再拥有任何职业重型步兵，甚至任何像希腊和罗马那类城市民兵。突击骑兵在对付未经训练的重型步兵时胜算较大，而马镫则明显地增大了获胜的把握。

法兰克人因其拥有马镫的重型骑兵而使其冲锋不可抵挡，一时名声大噪，其方法扩散到整个基督教西欧。在遇到这类骑兵之后，拜占庭人的结论是：“法兰克人的携带阔刀、矛枪和盾牌之骑兵的冲锋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最好的方法是拒绝与其进行胶着近战，直至你拥有了一切机会。”但是，拜占庭条令继续写道，最好的战略应是“延长战役，将他们引至山区和不毛之地，因为他们忽视军需供应；当他们的储备耗尽之日，也就是他们的活力失去之时。他们会因饥饿和干渴而失去耐心，而饥渴交迫几天之后，他们就会大失水准，设法偷逃回家。”在对比了法兰克军队后勤方面的弱点与其可怕的骑兵的战术强点之后，拜占庭人得出结论，后勤战略是比战斗战略更容易达成胜利的路线。“所以，总而言之，通过小规模冲突、在荒芜之地延长作战时间、切断其补给线的方法消耗法兰克人，要比通过一次冲锋将其歼灭的企图更容易实现，而且代价也小。”[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204-205页。]

法兰克人对骑兵的改进，主要是在9世纪初完成的。实践证明其确实幸运，因为这个帝国及其后继者所面对的，是一个比阿瓦尔人和穆斯林严峻得多的挑战。

西欧与袭击者的斗争

正当罗马人不得不对付蛮族人时，法兰克王朝也在做同样的事，并且不久它就土崩瓦解了。公元9世纪，由当今丹麦和挪威乘船而来的维京人（viking）袭击欧洲海岸，也包括英国海岸。就像罗马人和拜占庭人所面对的许多袭击者那样，这些袭击者都有基本的经济动机。公元10世纪，相似的动机推动居住在现在匈牙利的马扎尔人袭击了德意志和意大利。

维京人都是天生的航海家，他们乘船来到被袭击的国家。这种船是没有甲板的小船，通常只有一张大帆，不过这些船只主要依靠其50-100名战斗士兵担当划手推进。袭击的收益巨大，以致袭击成为维京人社会的主要职业。对海洋的控制及其驾驶小船靠岸的能力，使得维京人对登陆点有着广阔的选择范围。因此，他们没必要采取措施避开对手的力量，因而能够集中力量对付敌人的弱点，轻而易举地实施袭击战略，寻找对方防守薄弱的战利品。而且，实践证明，当他们离开船只在内地进军时并不脆弱。

虽然一开始没有盔甲，但维京人却创造了凶猛的重型步兵。其着名之处在于他们用双手使用柄长6英尺的重斧，只要一击便可砍透对手的盾牌和头盔。他们每人还都携带一面盾牌、一把短剑、一支标枪，尽管通常进行近战，但都携带一张硬弓，而且全是使用弓箭的行家里手。作为士兵，他们是可怕的；作为水手，他们是熟练的。因此他们在沿岸城市进行抢劫，不久就沿河而上，深入内地进行劫掠。这些抢劫团伙利用战利品中的装备，不久就用其中的头盔、铠甲武装了自己，完成了他们重型步兵的配备和全套装备，以此去对付仍然进行软弱抵抗的当地政权，削弱并与西欧君主国家进行战争。

袭击是如此成功，以致一些团伙在离岸的岛屿上一直待到冬天，不久就离开他们的船只，开始从海岸或河流向内地进军，实施袭击。当他们外出时，要烧毁其船只非常容易，因此，他们在船只靠岸处修建围栅，并派兵防守。为了实施内地袭击，他们在登陆点附近寻找并占用马匹，这样就能够乘马实施抢劫袭击了。但是，在遇到抵抗时，他们则下马战斗。于是，他们变成了乘马的步兵，并具有骑兵的战略机动能力，然而在战斗中却具有重型步兵的优势，当然也包括劣势。到公元9世纪中叶，维京人的袭击已经摧毁了德意志和法国海岸的许多地方。当地政府征募的未经训练、装备极差并且常常没有盔甲的突击步兵在对付维京人时很少有获胜的机会，因为他们那时已经变成装备精良、技能熟练的职业士兵和袭击者了。

与袭击者战斗成为非常困难的战略问题。由于他们没必要事先确定任何特定的目标，因此可以利用防御者的撤退能力，并在他们发现的任何方便时机实施入侵。目标的不明确性赋予袭击者无可匹敌的机会，用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弱点，并将防御者实施战术防御的能力降至最小。此外，由于袭击者依靠撤退，所以他们相反却拥有了通常防御者的属性，并可利用这种防御者才具有的战略能力。因此，进攻性的袭击战略在对付持久性防御战略时要更强一些。

由于在遇到如此强有力的威胁时，毫无疑问要保护每一个可能的登陆点，所以纵深防御成为惟一合理的战略。法兰克人业已存在的重型骑兵经过培训并由于有了马镫而得到了增强。虽然乘马的维京人具有与重型骑兵相同的战略机动能力，但他们偷抢来的乡下驽马不具备法兰克骑兵精选马匹的速度和耐力，而且他们的战利品常常大大降低了维京人的运动速度。不过，防御者面对的战术问题与战略问题一样多，因为当骑兵抓住袭击者时，维京人就下马了。

即使他们具有骑兵的能力，维京人可能也喜欢下马战斗。骑兵在防御方面是软弱的，而且只有在与进攻者的力量相当时才能实施反冲击。但是，下马战斗，重型骑兵就变为重型步兵。早先纳尔塞斯曾在两种场合以这种方法增强他的重型步兵，而且法兰克人也曾在图尔运用这种部署对付穆斯林。因此，维京人下马，使其乘马的步兵变为重型步兵，从而使其与重型骑兵相比，仍具有防御的优越性。为了保护自己，维京人实施防御总是要选择一个有利阵地，比如小山上或溪流后，甚至是村庄或教堂里。法兰克人无法使用弓箭术，因为他们在发展其弓箭手方面是失败的，而维京人从任何方面来说却都是优秀的弓箭手。当骑兵追赶上袭击者时，这种会战经常包括重型步兵抵御重型骑兵的冲锋。虽然维京人缺乏训练，但他们通常获胜，因为他们是职业战士，习惯于共同战斗。

当然，维京人偶尔也会受挫，就像公元891年在卢万那样。在卢万，维京人在一条河流的拐弯处建立了一座易守难攻的营地。他们在营地四周挖掘了壕沟，筑起了高堤，堤的顶部还布设了栅栏。但是当时的德意志国王阿努尔夫到达后，即令骑兵下马，徒步进攻。他率领部队抵近筑垒地域，这位勇敢的国王与其武士们一起用短剑砍断木栅，将维京人赶下河去，使其许多人淹死河中。

因此，徒步战斗常常能够比乘马具有更好的进攻能力。维京人仍来抢劫，但没有赢得会战。不仅是因为会战使其主要目标难以达成，而且是因为哪怕跟踪其行军的一支小骑兵部队，也会通过制止其抢劫，消灭散兵游勇，阻碍其通过诸如桥梁、浅滩等地点影响其前进的方法，对其构成严重威胁。

但是筑城计划以及实施纵深防御的一些其他因素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对筑垒城市的控制提供了一个类似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胜利的因素，而这一因素对罗马人来说，不仅是抵抗了汉尼拔，而且对他们巩固帝国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法国和德意志沿海地区，即使是一些小城市，也筑城成风，民兵虽然野战不行，但可以防御城市。此外，当地一些达官显贵在乡下筑起一些防御要点，垒起围墙，用于作为当地人民及其细软财物的避难所。虽然这些只是早期的城堡的一些例子，但它们就像新的城墙一样，由壕沟和设有栅栏的土堤组成，确实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维京人尽管在大多数事情上都很在行，但他们一开始对攻城器械一无所知，再说，他们也不是来攻城的。由于无法进城，所以他们在久经掠夺的乡下所获甚少，尤其是当人民携带牲口和其他值钱的东西都躲进城堡的避难所时，更是如此。

这样，袭击难以获得较好的收益了，而持续地与骑兵发生冲突则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危险。此外，在过冬以及后来在海岸建立定居点的过程中，维京人建立了基地，以对付敌人对其袭击的遏制。当定居的维京人实施袭击掠夺时，法兰克人则以反袭击进行报复。这种反袭击具有吓阻维京人未来袭击的政治目的。最后，在公元911年，一位维京人首领从国王手中接受了法兰西的一部分——诺曼底，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将以封建领主的身份效忠国王，并保证放弃袭击。这一政治解决方案产生了效果，诺曼底的维京人定居者逐渐在语言、文化等方面成为法国人，并为法兰西武器系统中增加了重型骑兵[投笔从戎注：疑为“增加了重型步兵”]。

在抵抗维京人袭击的过程中，英国人基本采取了同样的防御。为使筑垒达到同样好的效果，他们常常使用大量泥土和木材制做围墙，这样可以庇护许多人口和牲畜。作为维京人一个多重型步兵少重型骑兵的大陆对手，他们主要利用了维京人只是暂时让最好的士兵乘马追击，以提高袭击者的速度，但战斗时仍然徒步的特点。然而不久，英国人所面对的就不仅仅是袭击者了，因为由丹麦人统领的维京人不仅数量庞大，而且采取了持久征服战略。

英国人未能阻止丹麦人进军的大潮，直至丢掉了英格兰的半壁江山。入侵者控制了当地的政府，并在占领地区移居了大量人口。但是，英国人在国王阿尔弗烈德大帝领导下联合了起来。阿尔弗烈德大帝建立了一支海军，在海上对维京人形成了威胁，从而制止了丹麦人的进军。英国人立即在阿尔弗烈德的儿子、拥有耐性和洞察力的国王大爱德华的领导下转入了进攻。大爱德华在其同样具有能力的妹妹的帮助下，实施了一场长达20年的持久战，以对付其不团结的对手。

爱德华继续依靠其父亲留下的巨大的土木城墙围起来的筑垒地域（每个面积达20公顷或以上），利用其中较大的要塞为进攻服务，用于作为进攻部队的庇护所。这在某些方面像罗马人的方式。在执行持久性战略，并在所征服的国土上进行筑垒之后，他开始稳步地征服丹麦人占领的英格兰，直至确保所有的前征服者全部投降。爱德华国王采取了这样一种政治计划，也就是既不打扰丹麦移民已经占据的土地，也不从他们的领导人手中夺回当地的管辖权，从而使得让前征服者归顺的任务比较容易完成。这种持久的反攻使英国人比法兰西国王所采取的类似政治解决措施得到的更多，因为法国只是让诺曼底成为维京人定居者的封建领地，而英国人则使丹麦人可靠地置于相对集中的英国皇权统治之下。

对现今德意志境内的居民来说，马扎尔人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就像他们在匈牙利境内所取代的阿瓦尔人一样，他们都是来自草原的轻型骑兵。虽然早在公元910年他们就曾显示过击败德意志人重型骑兵的能力，但他们并没有致力于征服，而是广泛分散抢劫，依靠其速度优势避免与德意志人接触。一位当时的人曾这样描写他们：“他们不是以一个集群行动，而是分散为小的团伙，由于在该地域没有基督教徒的军队，所以他们破坏农田和村庄，破坏之后便付之一炬。他们总是迅速出现，抓住毫无准备的居民。经常是，他们以100人或更小的规模，突然从树林中疾驰而出，扑向牺牲品：只有烟雾和被烈火照红的夜空才显示出他们的部队位于何处。”公元954年发生的最大一次袭击展示了这种袭击的特点以及马扎尔人作战的规模。进入德意志南部的巴伐利亚之后，他们向西一路抢劫，直至穿过莱茵河的入海口。他们横穿法兰西进入意大利，又穿过意大利北部，返回匈牙利。由于没有任何基地，所以袭击者可以向任何方向机动，并且没有必要沿来路返回。这种目标和撤退路线的模糊性，以及主要以撤退对付追击的做法，使得袭击者比实施持久性防御具有进攻优势。[注：奥曼，《战争艺术》，第2卷，第118-119页。]

如果德意志重型骑兵能够追上马扎尔人骑马弓箭手的话，那么德意志人照样会面对拜占庭人后来在曼奇刻尔特迫使维京人[投笔从戎注：应为塞尔柱土耳其人]交战时所遇到的同样战术问题。因为重型骑兵与重型步兵或轻型骑兵作战时，是一种效能较低的武器系统。不过，尽管用驮载牲口而不是用车运载战利品降低了马扎尔人袭击者的速度，但是他们第一流的机动能力意味着战斗很少发生。

只有少数马扎尔人对他们的袭击采取防护措施，使其免受维京人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德意志人运用以重型骑兵追击和彻底的筑垒措施为手段的纵深防御战略，其中一位皇帝曾获得“建筑工”的雅号。以高墙围城，以筑垒和重兵把守避难之地，德意志人有效地减少了袭击者的收获，使得马扎尔人的袭击次数减少但规模增大。公元955年，一支庞大的马扎尔人袭击部队围攻巴伐利亚的奥格斯堡，当时的德意志皇帝奥托以8000重型骑兵从东方向他们接近。马扎尔人越过累赫河进行战斗，将自己的部队配置在帝国部队和河流之间。马扎尔人以一个世纪之后在曼奇刻尔特土耳其人的那种方式作战，他们在正面边撤退，边从翼侧和后方向皇帝的重型骑兵射出如蝗的箭雨。但是德意志人并没有分散，而是坚守，并以一些重型骑兵实施了一次突然的翼侧冲锋，将敌人的翼侧部队赶向奥托战线正面的敌军主力。接着，皇帝命令全线发起冲锋，把马扎尔人赶回河边。在那里，重型骑兵杀死了许多马扎尔人，而更多的人则在企图渡河逃走时淹死在河中。这次噩梦般的惨重失败，使马扎尔人结束了早已被筑垒地域限制的袭击。当背靠障碍地形时，轻型骑兵与重型骑兵对阵没有获胜的机会。在马拉松会战中，波斯人的轻型骑兵[投笔从戎注：应为轻型步兵]也曾在相似的条件下与希腊人的重型步兵对阵。

法兰克人、德意志人、英国人对付袭击者所运用的战略与罗马人、拜占庭人所用的战略大同小异；与费边和其他罗马人在对付汉尼拔的斗争中所运用的战略也没有重大区别。他们所用的方法都是在人口中心区筑垒，控制交通线，同时袭击袭击者，消灭其散兵游勇，限制其行动，无论是对付掠夺战利品的维京人，还是对付搜寻粮草的汉尼拔士兵，都是如此。此种战略与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对付叛乱者的斗争中，以及罗马人在巩固其欧洲新征服地区过程中所运用的战略，也没有根本区别，不列颠的大量城堡就是证明。袭击者或游击队主要依靠规避行动的能力，尽管如此，在马扎尔人和维京人的实践中，他们也可以指望有更多的机会赢得会战。这些袭击者虽然是由确保战利品的经济动机驱动，而不是追求政治或军事目标，但就像其所作所为表现出来的，所遵循的是一种后勤战略，即避免战斗，通过进攻敌人的后勤基地打击敌人的军队。

罗马人对付汉尼拔的战役虽然与对付维京人有所不同，但其战略却相像或基本相同。费边及运用其战略的人利用其避战能力，而某些西欧重型骑兵却常常败给维京人，可能会引起许多思索。但是，除了这种例外，罗马人击败汉尼拔的战略与用于对付维京人、马扎尔人、蛮族人、阿拉伯人的袭击者以及大夏和粟特游击队的战略，都是相同的。对于基本相同的战略问题，古代和中世纪统帅也都是运用几乎相同的办法去解决。

威廉征服英格兰的合成军队

虽然地方分权的中世纪军队既缺乏马其顿和罗马军队的后勤组织，也缺乏军队集中保持在一地而带来的训练和协同上的好处，但是，黑斯廷斯战役和会战展示了技能熟练的中世纪战役把战略与战术融合为一体的很高水平。在没有古代世界现成的军事经验和方法可资借鉴的情况下，中世纪的统帅们仍展示出，他们能够紧紧抓住那些使古代最佳指挥官们充满生机活力的相同的基本因素。

在摆脱了丹麦人统治（自阿尔弗烈德大帝和大爱德华击败最初的侵略者算起，这一时期共延续了一个世纪）之后仅数年，英格兰又迎来了征服时期。公元1066年初，国王爱德华之死引起了继承人危机：两位外国人都想夺取王位，一位是挪威国王，宣称丹麦人要求王位；另一位则是最后一任国王的堂兄弟，诺曼底的威廉公爵。英国人自己则没有选择国王“忏悔者”爱德华最近的亲属——一个孩子——而选择了他的小舅子，强有力的厄尔·哈罗德。他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一直控制着虔诚的国王，实际上对国家行使统治权。果断而能干的哈罗德似乎是对付那些对王位提出要求的外国人的最佳人选。在两位外国人中，威廉公爵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好像更具威胁性。哈罗德国王的军事和政治经验是其智慧和勇气的很好补充，但是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却是他所要面对的一个可怕对手。这位一表人材却非常粗野的公爵不到40岁，已经在几次战役中获得了勇士的威名，其中包括两次对付法兰西国王的战役。

雄心勃勃而又坚决的威廉迅速准备好了一次支持其王位要求的战役。他集中了强大的军队。但集中这些军队并非因为他对领地内军事资源的控制，或雇佣了大量的雇佣兵，而主要是因为他向诸侯王以及其他许多人许诺，一旦他对英格兰王位的要求如愿以偿，将给他们以巨大奖赏。许多人之所以带兵加入他的军队，就是出于对可能得到奖赏的孤注一掷。为了达成目标，威廉在建立成功酬金的基础上，成为一些雇佣兵的雇主；而其他许多随他而来的，是那些企图投机的人。威廉把春天和初夏全部用于集中他的军队，在靠近英格兰的法国海岸准备运输船队。

哈罗德国王于6月向海上派出其强大的英国舰队，并在英格兰南部集中了他的2000名皇家卫队或正规军。他已经做好全国动员的准备。就像希腊人在马拉松战役中面对波斯人海上入侵时一样，哈罗德不知道威廉将在何处登陆。但是，由于他的舰队位于海上，所以使威廉公爵的运输船队将冒着暴露在英国军舰攻击面前的风险。

然而，恶劣天气使得威廉的军队无法在8月初航渡。此时，恰好在哈罗德的军舰必须进港补充、维修之时，他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威胁——北方挪威国王的入侵。由于对此威胁早已了然于心，所以果断的哈罗德立即决定，冒着诺曼人可能登陆的威胁，利用内线作战的优势，率皇家卫队北上，抵抗挪威人的入侵。哈罗德表现出超凡的能力。他于公元1066年9月16日离开伦敦，行军200英里北上约克，于24日抵达那里。即使对于乘马部队在罗马人修建的古旧道路上行军来说，这也是一次非常卓越的进军。第二天，他将他的皇家卫队与动员的北方部队会合一处，发起了一场突然进攻，在斯坦福桥击败了挪威军队，在战斗中杀死了他们的国王，并迫使他们返回挪威。

当哈罗德在北方进行战役时，天气放晴了。在没有英国舰队的情况下，威廉于9月28日，也就是哈罗德北方大捷之后3天，毫无困难地率其军队在英格兰东南海岸登陆；而此时，国王正在约克休整他的军队，欢庆所取得的胜利。由于同时进军是对付内线作战战略优势的“解药”，而挪威人入侵与天气放晴的偶然巧合，恰好使威廉获得了掌握主动权的时机。

但是，威廉既没有试图进军，去夺取50英里之外的伦敦；也没有利用哈罗德不在的机会采取其他行动。毫无疑问，聪明的公爵感到在海岸附近作战会使他更舒服一些，因为他曾经希望在那里进行会战，当然也希望停留在他的船队附近，可以不必冒严重损失的危险，而且他已经建立起筑垒地域，保护他的登陆场。他可能已经精确地算计过，伤亡大和被俘多的可能性要大于立即进军以获得王位的可能性。而在海岸附近，更有利于确保其领地，虽然成为国王的可能性或许要小些。

当哈罗德得知威廉登陆的消息后，便命令全国总动员，并迅速南下，于9天之内到达了伦敦。他当然希望从北方和西方赶来的军队全部到达并与其会合之后再去对付威廉，但是，威廉在英格兰东南部乡下的系统性破坏迫使他立即行动。由于当前登基和登基资格受到了威胁，所以哈罗德一旦行动迟缓，就难以保护他自己和臣民。迫使对方战斗的战略在中世纪的英格兰与在古希腊同样有效，因此，哈罗德仅率其皇家卫队和南方过来的重型步兵向威廉的登陆地点进军。10月13日傍晚，他将自己的军队集中在距离威廉的登陆点约8英里的一座小山上。

哈罗德将其重型步兵部队在沿小山的一处有利阵地列阵，以山势的陡峭掩护翼侧。他的军队的数量大约在5000-11000人。其一开始人数在2000人的皇家卫队在与挪威人的战斗中已经有了一些伤亡，但是仍然是哈罗德军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其他部队由“大乡绅”[译者注：指因服兵役等而受赐封地的贵族]组成，是最近动员的职业军事人员，他们负有对国王的军事义务。除装备了头盔和铠甲的“大乡绅”以外，哈罗德还有一些未经训练的民兵。这些民兵的装备五花八门，其中一些人没有任何盔甲，少数人仅有农业工具作武器。毫无疑问，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的士兵站在前列；国王位于小山的制高点，在那里他可以通览其战线全局。

威廉公爵必须迅速发起进攻，因为哈罗德的部队每天都会增加，而且增加的不仅是民兵，还有更多的可怕的“大乡绅”。他们骑马加入哈罗德的部队，却徒步进行战斗。威廉于早晨向敌人的阵地进军，分为三个相似的师[glight注：本章中那些“师”翻译成“分队”或“分遣队”可能更加准确一些]，每个师由三线队形组成，一线位于另一线的后方。公爵在第一线部署的是弓箭手；第二线是装备长矛和短剑，全副武装的重型步兵；第三线则是重型骑兵，以其冲锋的力量而着名。公爵计划以轻型和重型步兵在英国人的步兵队形中打开缺口，为骑兵突破创造条件。威廉部队的所有人员均是职业武士。不过，公爵的军队不得不以正面进攻攻击对敌人非常有利的阵地。

威廉以弓箭手前进开始会战。由于哈罗德部队中的弓箭手很少，所以这些弓箭手可以在受威胁相对较小的条件下发射弓箭。面对密如冰雹的弓箭射击，英国人的战线始终毫不动摇。而在与此相似的条件下，斯巴达人就会向那些向他们投掷标枪的皮尔塔斯特发起冲锋。但是，威廉将强大的重型骑兵紧紧地掌握在手中，哈罗德的部队感到他们不应打乱阵形。接着，当威廉的弓箭手接近英国人一动不动的盾墙时，哈罗德的部队以混合投射武器向其射击，投射的包括标枪、斧子和锤子。这种锤子用石头制作，并安装有柄。公爵的弓箭手们退了回来。尽管他们不得不仰角向手持盾牌的敌人射击，但还是给英国人造成了一些伤亡。威廉以重型步兵发起了第二次进攻，但是正如可以预见到的，他们并没有造成占据有利态势和削弱英国人战线的印象。接着，重型骑兵又实施冲锋，当骑兵试图在对方的步兵中打开缺口时，发生了激烈的交战。诺曼人发现，英国人仍然使用维京人老式的长柄重斧（柄长达6英尺）。这种重斧一次砍击就能将马匹砍倒，因而使诺曼人的骑兵大受震动。当英国人的步兵击败威廉的骑兵之后，诺曼人左翼师的骑兵和重型步兵锐气顿挫、一片混乱地败退下去，在众目睽睽之下逃出战场。也许是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英国步兵如汹涌的潮水一般冲下山来，追击诺曼人。机警的威廉公爵则立即从他中央的位置率领中央师的骑兵攻击离开小山的英国人。厉害的诺曼骑兵迅速而容易地切断了离开阵地、没有队形的英国步兵。只有少数英国步兵逃回山上的阵地。虽然哈罗德已因箭伤损失了一些人，因为追击未受创伤的敌军而造成了更大的伤亡，但国王的军队仍是停留在黑斯廷斯附近山顶上的一个不动目标。

要么是出于偶然，要么就是公爵希望模拟战斗，威廉的骑兵再次进攻又再次撤退；而英国步兵则再次犯下了追击撤退之敌的错误，而威廉也再次指挥其骑兵向敌人的翼侧发起进攻，并切断了一块。英国军队伤亡惨重，但哈罗德的军队仍然留在山上。威廉派出弓箭手射击英国人，接着指挥全军发动了进攻。他不断转换采用弓箭射击和突击进攻两种方式，给英国人这支被动接受两种形式打击的军队既造成了重大伤亡，又挫伤了士气。一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描述了这一段战斗：“一边是以连续的运动和不停的冲锋来达到目的，另一边则除了站在草地上一动不动地被动忍受之外什么也不做。诺曼人的弓箭和短剑发挥了作用；而英国人队伍中仅有的动作就是倒下去死亡；活着的人仍然纹丝不动。”最后，一支箭射中了哈罗德的眼睛，造成致命伤，于是英国军队所有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全部耗尽，在对方的下一次冲锋来临之际彻底垮掉了，利用黄昏撤进了森林。[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164页。]

威廉公爵开始收获一系列胜利的果实了。首先，他沿海岸南下，夺取了重要的港口多佛尔，更好地确保了与诺曼底交通线的安全。接着，由于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得到王国领导人的屈服，他便向伦敦进军，将其军队分散为2-3条路线，到人烟稀少的中世纪乡村搜寻充足的补给。但是，伦敦仍然拒绝归顺哈罗德的征服者。

威廉并没有进攻或试图围攻这个庞大的筑垒城市，而是实施了一场夸示性袭击。他将军队分散开来，在首都周围广泛机动，破坏城市补给，同时补充自己的人员和马匹。这样，他再次施加了政治压力，并展示了他的控制权。其中，他占领了王国的教会中心坎特伯雷，接受了拥有传统政治重要性的城市温切斯特的屈服。

各个城市和城堡的有条件投降以及黑斯廷斯胜利者的破坏性进军，向集中于伦敦的英国领导人昭示，在英国南部进行抵抗是无用的，特别是哈罗德之死使他们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者。当威廉公爵横扫了2/3在这个国家居于领先地位的经济中心时，伦敦终于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表示城市屈服，并拥护他登基。

作为一位统帅，威廉登上王位当之无愧。在战斗中，三匹马在他的胯下倒下。他成功地将轻型步兵和重型骑兵的性质合成起来。他运用弓箭手进攻英国人的重型步兵，而毫不畏惧英国人会向其冲锋，将他们赶出战场。当英国人确实打乱队伍时，其结果展示了有镫稳定的重型骑兵对非列队步兵的决定性优势。通过巧妙运用这些能力不同的武器系统，公爵彻底赢得了理所当然的战术胜利。这一胜利是在他对指挥和后勤、精明的战略以及对夺取王位的政治宣言等因素的卓越组织能力的支持下取得的。他完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征服，有效地统治英格兰，这是对其军事冒险活动的慷慨回报。他表现出一位战略大师的战术技能水准，就像亚历山大对付大流士一样，成功地运用了持久性战斗战略。

尽管已经接管了国家中央政权，具有继任爱德华国王出任国王的合法性，而且得到了教皇的支持，但为了实施对英格兰的基本军事占领，征服者威廉仍不得不与一些反对其统治的行为作斗争。不过，对说法语的外国人的反对因其士兵的抢掠行为而加剧了，从而引起了此后三年的叛乱。

威廉镇压了每一次叛乱，并持续不断地在全国各地建筑要塞。这一点与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以及罗马人在不列颠等地所做的一样。他引进了法兰西城堡。这种城堡与阿尔弗烈德和大爱德华那种以泥土、木材所建的围栏城堡相似，只是要小得多。这些城堡由一个小土包围以壕沟组成（挖沟取土堆包），通常建在能够控制城市、道路交叉口、河流汇合点的地方。在这样一个比较低的土包上，建筑者通常竖起木栅或建起塔楼，这种建筑物一般附有椭圆形的木制围栏，而且通常不是围绕土包，而是在壕沟后面的低岸形成一个附属的环。木栅围绕的地域为驻军及其马匹提供了一个生活区，但是整个结构只需要相对较少的驻军。由于能够利用大量非熟练劳动力快速建成许多这种建筑，所以它提供了对付进攻者的有力防御，因为这些进攻者在攻城器械方面通常没有多少经验。这样，此种简陋的城堡提供了一个作战基地，控制其附近的乡村，并为征服者们提供了一个遇到麻烦时的避难所。

虽然威廉保留了英国人的机构，总体上试图以这种统治安抚被征服者，但是在1069年镇压第三次叛乱时，他破坏了北部数千平方英里的地区。这种后勤战略与政治恐怖计划两手同时使用的方法，使得许多人饿死，而更多的人则逃亡他乡。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减少得是如此之多，以致15年之后这一地区仍有许多荒地。

这种持续的叛乱结束了威廉试图依靠国家贵族的努力，他将英国土地和管辖权交给外国人，其中大多数是诺曼底人，作为交换条件，这些人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战斗人员随时听从召唤。这支军队的骨干包括至少4000名全副武装的武士。他们通常作为重型骑兵乘马战斗，但也可以像在黑斯廷斯战斗的英国皇家卫队和“大乡绅”那样卓有成效地进行徒步战斗。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城堡防御了入侵者入侵国家，并使得威廉能够控制土地，使英国人逐渐顺从他的统治。这样，新国王综合运用了以往各种成功的措施：政治安抚、控制交通线、筑垒和在乡下驻军以及忍耐和果断。

进攻和防御要塞

威廉的法国式城堡与曾经风行欧洲的城堡模式大同小异。因为进攻者必须首先攻击比较薄弱的木栅，而木栅的倒塌将不会影响土包上建筑的防御强度，所以，这种达到一定水平的城堡雏形使连续防线的原则具体化了。但是，这种简单的设计不便于发挥翼侧火力。于11世纪开始取代木制城堡的石制城堡，使这两项基本原则都得到了运用，同时也坚持了木制城堡所发展起来的那些基本模式。这种模式是中间一个坚固的石制塔楼，周围以石头围墙环绕，围墙上建有一些较小的塔楼，用于发挥翼侧火力；而在一些更精致的城堡中，会建筑两道完全同心的围墙，这就意味着建构了三道抵抗防线——外墙、内墙和主塔楼。城市要塞也开始逐步由木制向石制发展，混合运用了与古代城墙建造的相同原则。城镇通常有一座城堡或要塞，以此作为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并作为一个要点，统治者从这里可以控制全城。

但是早期的诺曼人城堡将几乎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一个被称为“主楼”或“高楼”的巨大塔楼内。一道外墙围成一个院子，但用于发挥翼侧火力的只有一些比岗亭大不了多少的小角楼，而且它们仅具有附属性质。

诺曼人军事工程师喜好将它们的大部分钱用于建设独个的塔楼。这种塔楼很高，内部空间很大，但仅有一条很窄的防御圈。防御者仅需要足够的人力把守城垛，将重物投向任何试图在塔楼墙壁基础上打洞的人即可。增加塔楼的高度，使得不管投下去的是什么东西，打洞的人都难以承受，而且也能使防御者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

有时，城堡建有贝壳形“高楼”——一种中央空间敞口的圆形建筑。这种建筑自然是从早先土包上围着的环形木栅发展而来的，而且常常以此来取代土包，特别是当人造土包的坚固程度可能不足以承受坚固塔楼的重量时，更是如此。典型的诺曼人“高楼”非常坚固，呈正方形，四角上各有一个小塔，并常以长条状拱璧支持每边墙壁的中央。设计者通常将入口放在地面上的一层，上一段楼梯进去，在靠近主建筑的一边建有一处地势稍低的长方形休息处。那时的石匠工艺非常原始，石头很小而灰缝很宽。征服者威廉时代的“高楼”——伦敦塔中的白塔——灰缝是如此之宽，以致保留下来的灰泥比石头还多。城堡的墙在地面上的宽度也不到15英尺，顶部则只有10英尺。当建筑者要把“高楼”扩展为塔楼时，“高楼”只保留最坚固的部分，作为城堡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

中世纪的统帅运用了除罗马人“艾格”以外的古代所有攻城设施。“艾格”是一种攻城者在弓箭有效射程以外建立的庞大土堆，其高度可瞰制防御者，并逐渐向城墙延伸。一旦完成了这项工程，那么防御者就不得不抵抗具有相当正面的进攻纵队从水平位置甚至是居高临下的猛攻。没有一支中世纪军队能够控制或补充这样一个浩大工程所需要的劳动力。

直至12世纪初，今人所知的惟一一种炮是利用扭力和张力原理制造的投射机。扭力投石机利用重质木材做框，在靠近前面的地方紧缚一股扭紧的绳索。制造者将一根活动木杠的一端固定在扭紧的绳索之中，而木杠的另一端则吊着一个抛射袋。操作者将吊有抛射袋的一端拉向木框的后部，以增强绳索的扭力，用拉钩固定之后，将石头放置在抛射袋之内。然后，他们解脱拉钩，使活动木杠放石头的一端解脱。扭紧绳索的扭力使木杠成上前曲线运动，其运动速度之快足以将石头按一个很高的射角抛射出去。这种投石机被称为掷石机、射石器或投石器。当然，其抛射的石头重量不一，而且天气也会影响绳索的力度。因此，这种投石机抛射石头的精确度不高，一般只能用于轰击诸如城镇或城堡这类较大的目标。

插图2.1投石机

张力型投射机通常被称为弩炮，由一张可用绞盘拉开的大弓构成。它发射弩箭或巨大的羽箭，力量巨大，弹道低伸，精度较好。虽然它不能射穿城墙，但是攻城者和守城者均可用它射击距离较远的小型目标，比如步兵武器有效距离之外的人员等。

为了更好地接近敌人，攻城者必须保护自己，免受防御者在遮蔽物后面发射的抛射物的伤害。屏蔽物既要足够坚固，能够抵御弓箭；又要比较轻便，以便于运动。攻城者可能会推上一座与防御者等高或者高于防御者的塔楼，将其推进至能够在敌人的城墙上放下吊桥的距离。然后，进攻者便可爬上塔楼，经过吊桥发起攻击。同时，弓箭手或弩箭手则守卫在塔楼顶部，射击防御者。

移动塔楼的缺陷是明显的。它不仅沉重，而且头重脚轻，因此只能在平坦、水平，尤其要坚硬的地面上向前运动。它必须防火，因此通常以生皮覆盖前部，有时也覆盖两侧。防御者以携带着燃烧麻绳团的箭向其射击。对付它最有效的武器是由张力型投石机发射的大箭。

向前运动某种较低的遮蔽物要稍微容易一些。这类遮蔽物能够保护那些对防御者城墙基础实施破坏的人。这些遮蔽物相当长，这样使用者才能比较自由地从它们的后部（不能太靠近城墙）进出。与其长度相比，其宽度很窄，顶部陡峭，这样它们就能抵抗由上面投下来的石头和其他重物。为了具有较大的抗力，其顶非常尖，并有生皮保护，以防止对方的火攻。

要么将遮蔽物运动至距城墙几英尺的地方，工兵以破城槌或钻孔器攻击城墙；要么将遮蔽物的头部紧贴城墙，掩护人员以镐头、锤子和橇棍破坏城墙。破城槌和钻孔机都有一根攻城者所能找到的最大的木杠，利用铁链将其吊在遮蔽物的横梁上前后摇摆。破城槌有一个宽大而坚固的头（就像真正公羊的前额和羝角），用其撞击城墙；钻孔机则有一个尖头，试图用其将对方城墙的石头一块接一块地搞掉。如果城墙不是太厚，或建造得不是太结实，那么破城槌就可通过反复撞击同一点而将城墙撞动、撞裂，最终撞塌。钻孔机与破城槌相比作业速度较慢，但定位却更加有效。

插图2.2破城槌

要搞清哪种破城槌能够完成对像威廉伦敦塔那样厚达15英尺的城墙的破击是困难的；要估计钻孔机（比破城槌用得少）在这类城墙上留下痕迹需要多长时间，也同样难以办到。同时，即使防御者不能从上方砸坏或烧毁攻城者的遮蔽物，那么他也可以用一把巨大的钳子抓住破城槌或钻孔机的头，使其不能将撞槌向后拉，因而也就难以再次向前撞击；防御者还可以用绳子吊下一个填满柔软填料的厚垫或袋子，将其覆盖在破城槌或钻孔机撞击点的城墙上，以减轻其破坏力。如果钳子或垫子生效，那么进攻者除了将遮蔽物靠近城墙，以手工工具对城墙的基础进行破坏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

挖地道是进攻者的又一种手段。攻城者在靠近城墙的遮蔽物的位置开始向下挖，然后向城墙下面挖。当地道挖至城墙下面时，挖掘者用木料支撑坑道。当他们判断地道已经挖得足够长、足够大时，他们便烧毁支撑木，使地道垮掉。如果他们的地道空间挖得足够大，那么这一部分城墙便会倒塌，出现缺口。

由于无人能够承受攻城所需要的人力，所以城堡很少受到正规的围攻。仅仅从军事工程学优点的角度讲，进攻者最终都会取得胜利，即使防御者能够保持食物和饮水的供应。城堡防御仍然受到军事规律的支配：无论城堡如何坚固，如果受到有效封锁同时又遭到正规的围攻，那么它必然陷落。守军受到持续攻击，其战斗力必然会因伤亡和疲劳而衰减。但是，在实际上，中世纪的城堡很少以此种方式陷落。[注：前述内容已经美国陆军协会的奥利佛。l.斯波尔丁、霍夫曼·尼克松和约翰。w.莱特所着的《战争》（华盛顿特区，1937年版）第312-317页。]

公元885-886年，维京人长期围攻巴黎，使其称为一座孤城，从这次围攻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中世纪早期各种已知的攻城器械运用的例子。在运用梯子攀登一个筑垒桥头堡的城墙失败之后，维京人试图运用重量较轻的鹤嘴锄打开石头城墙。但是，从城头倒下的滚油和燃烧的树脂烧毁了遮蔽物，烧伤了作业人员，使得这些人不得不跳入河中。接着，被围攻者又面临地道造成的缺口，他们用投射武器成功地保护了缺口，使维京人无法占领。在防御者强大“火力”的压制下，维京人只得暂时撤退，直至3台破城槌准备好。显然是由于两名维京人工程师被防御者弩炮发射的标枪射穿，所以他们不得不延迟了进攻。恢复进攻之后，他们填平了护城河，将破城槌推上去，开始破坏城墙。但是巴黎人从城上放下横梁，紧紧卡住了巨大的破城槌，使维京人不能把破城槌向后拉，去撞击城墙。防御者最后用扭力投石机发射重磅石头，砸毁了安装破城槌的遮蔽物，从而彻底粉碎了维京人的进攻。

维京人除了没用“艾格”和机动塔楼之外，实际上运用了当时的一切攻城器械。他们的失败展示了，即使是中世纪的原始要塞，也具有巨大的防御力量。对攻城者来说，制造饥饿是最有把握的方法，但是维京人却让对方救援部队把补给品运进巴黎。不过，补给问题同样困扰攻城者。实践证明，要持久保障一支攻城部队的补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经常的情况是，由于封建领主部队的服务期是有限的，因此军队集中的时间不足以使防御者耗尽他们的食物储备。在中世纪战争中，城堡和筑垒城镇的力量成为战术和战略中的一个基本因素。

中世纪战术

在11-12世纪，紧随增强要塞之后的是改进重型骑兵的盔甲。改进后的重型骑兵拥有长及膝盖的铠甲，并与圆锥形头盔锁子甲相连，保护头部的侧面和后面以及颈项。头盔与铠甲加在一起，成为一套重达至少30磅的盔甲。在铠甲的下面，骑兵还穿有防护垫，以减轻遭到打击时的冲力。其他的改变包括头盔上安了一个鼻片，只能砍击的长剑，以及一个由木头和皮革制作的风筝形长盾，无论乘马还是步战都能给人员以较好的保护。这全套用具价值相当于一个小型农场。

就像12世纪的军队都有基本相同的装备一样，骑兵也都拥有相同的武器系统。全副武装的重型骑兵（骑士）都有一匹强健的战马，用以驮载武器装备重量增加了的人。缺少全副装备，比如仅有铠甲和头盔的重型骑兵，被称为军士。军士在战斗中发挥与骑士相同的作用，只是其效能要比骑士稍差，但其费用也较低。

12世纪的西欧实际上没有任何轻型骑兵。弓箭手也许会有马匹，但徒步战斗。轻型骑兵在欧洲的边缘地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他们更多地是发挥战略作用，通常不像在卡雷和曼奇刻尔特会战中所戏剧性展现的那样，利用其潜在的战术能力。

大多数轻型步兵使用弓箭，只有少数使用标枪。许多军队以弩箭取代了传统的弓箭。弩由罗马人发明，却被拜占庭人忘却，只在高卢人中幸存了下来，但在11和12世纪终于又时兴起来。弩真正是一门纤小的弩炮，它有一把短小但有力的弓，安装在一个刻有放箭凹槽的弩身上，弩身上装有扣住弓弦的抓钩以及释放抓钩的扳机。弓弩手将弩竖在地上，用脚踏住弓身，以双手回拉弓弦；然后，他插入一支短而重的箭或弩箭，瞄准并扣动扳机。与普通的弓箭相比，弩箭射速较低，造价较高。导致其广泛应用的原因是其力量强大，而对弩箭手的技能要求较低。这是一个以机械代替人力的例子，弩在瞄准技能和开弓力量的要求上都比较低。要熟练掌握普通弓箭，需要通过训练获得必要的瞄准技能和反复、连续拉满弓弦所需要的臂力。

12世纪的重型步兵不像轻型步兵和重型骑兵那样拥有统一的装备。最好的重型步兵（通常是雇佣兵和民兵）装备有头盔、铠甲、短剑和长矛（比长枪更长）。这些重型步兵像弓箭手一样，作为城堡守军以及在进攻或防御城镇、城堡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出于这个原因，他们通常都由雇佣兵组成，为报酬而进行全时职业服务。这使得他们不需召唤就能够随时为封建领主履行军事责任。除雇佣兵之外，封建或地方分权体制造就的武器装备精良的重型步兵就很少了。此外，军事系统能够召唤大量装备不全的人员，许多人来时没有铠甲，也没有多少使用武器的技能。实施总动员时，还可以产生一支全部未经训练且缺乏组织的民兵部队，这些部队仅有农具作为武器。

与拜占庭的军队相比，相似性要大于差异性。重视重型骑兵反映了对相同战略问题的相同反应。拜占庭军队中更突出弓箭手，是由于他们总是不断地与可怕的轻型骑兵发生冲突。像拜占庭军队一样，西欧重型骑兵在防御作战中效能较差，因此他们采取下马战斗的方法，转化为重型步兵。重型骑兵虽然没有受过徒步共同战斗的训练和教练，但是由于其全副武装且具备熟练的武器使用技能，因此他们在抵御配备鞍镫的重型骑兵的冲锋时还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像中世纪的重型步兵一样，他们毫无机动能力，并且没有像希腊或罗马步兵那样的系统和训练，因此除了在战场上迅速站好以外，很难再做其他的动作。在公元1214年的布汶会战（battleofbouvines）中，奥托皇帝优秀的长矛步兵前进实施正面战斗，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质量差得多的法国步兵。在法国的步兵逃离之后，法国骑兵向获胜的长矛兵发起冲锋。由于运动中步兵队形出现混乱，使法国骑兵得以突入其队形，给其造成巨大伤亡，并将其赶出战场。步兵以简单的行动击败了对方的步兵，而向前运动时却在没有协同的长矛兵集团中造成了足够大的间隙，因而使得骑兵能够突入其队形，以重剑打击他们。

拜占庭军队与西欧军队之间的巨大差别并非表现在合成武器系统上，而是表现在军队的组织和作战理论中。其中一些差别源于拜占庭人不得不与之斗争的国家战争系统的不同，但更重要的是源于中世纪军事组织更加地方分权，且不全时服役的性质。由于缺乏类似拜占庭的正规常备军，所以大多数西方军队只能进行特定的战役。一位西方指挥官通常对其将要拥有的军队毫不知情，尽管军队中的许多人是他曾经安排使用过的雇佣兵。他不知道总数，不知道轻重步兵和轻重骑兵的比例，或者其重型步兵的质量。当指挥官集中了他的军队时，他很少有时间训练部队，但马上就要着手组织战役。要是补给困难迫使其迅速机动，以及中世纪封建领主服役时间受限，或者付给雇佣兵的合约资金有限，那么就意味着他必须在可用的时间内使用他们。

指挥官确实知道军队的总体规模会很小。一名配备了昂贵武器装备和精良战马的骑士，其花费相当于好几个希腊重型步兵或波斯弓箭手。在中世纪军队中，费用昂贵的骑兵占有较高比例，说明那时在质量和数量两者中，人们更重视质量。此外，西欧那时的人口比罗马时代少，贸易、地区经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也可能因此而衰落下去。这些因素与效能低下的政府系统综合作用，意味着中世纪较大规模的军队也不过5000-10000人。在公元1214年，法国国王经过最大的努力，投入战场的兵力也没有超过30000人。

公元1264年的刘易斯会战提供了这一系统效果的例证。当时，经验丰富的指挥官西蒙·德·蒙特弗特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整编他的军队。他必须将军队编制规模不等、编成和性质不同的编组，并将其配置在战线和向战场开进的序列之中。虽然他无法增强各战斗编组之间的协同性，但最起码可以将军队按一定的顺序排列成阵。他发现，在没有已经建立起的指挥链的军队中，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支军队没有统一编制的单位，没有任何训练，也没有共同战斗的经验。由于很少参加战斗，无论指挥官还是士兵均缺少经验，使得条件更加恶化。这将意味着，中世纪的会战在军队编成和列阵方面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变化无常。有时，军队中没有一点步兵；有时骑兵下马；有时军队成线式部署，而有时又分成三个师，一个师位于另一个师的后方。因此，指挥官从未有过将军队区分为三个师以上的作战理论。

在公元1213年的斯太皮斯会战中，当洛斯伯爵和英勇而好战的列日主教将工于心计的布拉班特公爵引至海湾时，双方都有全副武装、手持长矛的重型步兵，并均将其部署在队形的中央，翼侧均配置重型骑兵。双方的步兵和骑兵各自交织在一起。当主教和伯爵一翼的骑兵成功地击溃公爵的骑兵之后，便转而攻击敌人毫无协同的重型步兵的翼侧和后方。这一攻击对击败公爵的步兵和赢得会战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在这场交战中，军队的部署以及步兵、骑兵的作用，与亚历山大时期的模式非常相近。

但这一会战并没有代表性。常常是，指挥官将其骑兵配置在重型步兵的前方，就像1176年在莱尼亚诺一样。当时，腓特烈一世皇帝这位勇敢而又经验丰富的统帅率军快速前进，以其骑兵发起冲锋，驱散了他当面的骑兵，尔后攻击意大利的长矛兵。正当他徒劳无益地与“盾牌紧靠、手持长矛”的步兵纠缠在一起之时，意大利骑兵又集结起来，向皇帝骑兵的翼侧发起冲锋，并赢得了会战。不应攻击优势之敌的腓特烈居然在整个会战中根本没有动用其步兵。[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448页。]

在后来于意大利南部发生的会战（1266年的贝内文托和泰利阿克佐会战）中，双方军队都只有骑兵，并分为三个师，一个师配置在另一个师之后。那不勒斯的查理一世国王，一位能力卓越但残酷无情的统帅和君主，赢得了这两次会战。在每一次会战中，他都是最后投入第三个师。但是在泰利阿克佐会战中，查理将其第三师隐蔽起来，等待时机。无论交战按其预计发展，还是由于战斗出乎其预料，敌人将其前面的两个师赶出战场，他都没有动用第三师，直至敌人分散追赶其他两个师，并劫掠其营地时，他才运用第三师向敌人发起了突然攻击。

中世纪的指挥官不是位于能够控制整个会战的位置，而通常是在行列中战斗，因此他们对自己所在部分以外的部队影响十分有限。在布汶会战中，法兰西国王和皇帝两人都在战斗中被打下马来，勉强得以逃生。由于军队指挥序列不完善，协同性也很差，所以中世纪指挥官缺少汉尼拔和西庇阿所拥有的那种能够影响会战的机会。甚至在拥有那么多重型骑兵但缺少协同的情况下，也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指挥官的作用和预备队理论。由于骑士注重个人技能和运用长枪、短剑格斗的表现，擅长乘马持枪比武竞技，因此这些学校的指挥官们常常认为会战只不过是这一系列格斗的组合，并往往使骑兵战斗转化为更像竞技比武的格斗。这样一种文化意味着中世纪指挥官们置色诺芬关于“聪明的将军向敌人的弱点连续攻击”的理论于不顾。这类指挥官都非常刚强勇敢，但好像他们的头脑都是用同一种物质构成的。两次小行动显示了中世纪指挥官的特性，并进一步展示了中世纪战术的变化。

公元1119年，法国肥胖的国王路易六世率400名骑士入侵诺曼底。他首先劫掠乡村，而不是围攻城镇或城堡。当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率500名骑士出而迎战时，路易国王这位有能力而且经验丰富的统帅却极不聪明地决定进攻。亨利无愧于是征服者威廉的儿子，具有军事天才。他令400名骑士下马，另100名配置在已经转变为重型步兵的部队的前面。法国3个师的第一师驱散了亨利的骑兵，并突入了比其数量多得多的下马骑士之中。这些下马骑士成功地将法国骑兵一个个拖下马，将他们俘虏。在法国第二师发起冲锋并遭到同样下场之后，路易国王便率领第三师在亨利重新上马的骑兵追赶之下逃走了。

沃利兰伯爵是一位亨利国王的背叛者。当他的部队被国王拦截，并被封锁了道路之后，他也上演了一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为将之道。国王的一部分重型骑兵下马，并跨越道路列成防御阵形。国王的指挥官还有40名乘马弓箭手。他命令弓箭手下马，沿路配置他的左侧。在此位置，他们可以向沿路进攻的没有盾牌、手握短剑的任何敌人射击。沃利兰伯爵如果仅仅采取袭击战法，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返回去，但他却决定向这些鲁莽地封锁了他的道路的“雇佣兵和乡野村夫”们发起冲锋。他的骑兵发起冲锋后，国王的下马骑士的战线阻止了他们，而弓箭手则向他们的战马射箭。接着，国王的士兵俘虏了沃利兰伯爵和跌下马来的80名骑士，这是莽撞地发起冲锋的部队的大部分。[注：奥曼，《战争艺术》，第390页。]

与沃利兰伯爵的小规模冲突中，失败一方的伤亡惨重，这一特性与古代会战相同。但是，骑士中的伤亡大部分表现为被俘的形式。虽然擦伤主要是由于受到打击或从马上跌下造成的，并且常常造成重伤，但是由于全身都穿着锁子甲，所以中世纪骑士很少在战斗中死亡。失败的重型步兵失去凝聚力之后，由于胜利的骑兵大肆残酷屠杀，使得他们大部分被杀。全副武装的骑兵常常在逃避被俘命运而逃跑时遭受惨重伤亡：在许多情况下，逃跑的骑兵在横渡河流时被淹死。比如，在刘易斯会战中，西蒙·德·蒙特弗特击败了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之后，国王的一些士兵试图在高潮时乘马渡过一条泥沼遍地的河流。第二天低潮时，河岸上满目皆是那些仍然骑在马上，深陷泥沼之中而淹死的骑兵。

但是，失败者惨重的损失并没有阻止那些无能指挥官继续实施鲁莽交战，或在失败后毫不抵抗便试图夺路而逃。相反，他们常常受到尽早作出决策的强制性压力，因为他们必须在其士兵服役期满或付给雇佣兵的佣金花完之前作出决定。许多中世纪的指挥官如果谨慎从事而不是勇敢地发起正面进攻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被人看作无能，被认为是过高估计了困难、夸大了敌人力量或是为迟缓甚至不采取行动寻找借口。虽然长期以来一直有可供模仿的良好榜样，但大多数中世纪将军们缺少关于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等人会战的记录，而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去重新发现。而且，在那个战争不断但会战很少的时期，他们具有较多的战略实践，并发展了根据古代理论而形成的僵化实践。

中世纪战略：伊夫舍姆和布汶战役

12世纪战略家注意利用围有宏伟石制高墙的城市和城堡防御所提供的绝对优势。虽然摧毁乡村有时可以迫使敌人走出要塞，但进攻者通常不能对防御者造成严重伤害，因为防御拥有对付进攻可用手段的条件。入侵者可以袭击一个地区，但若未夺取要塞便难以控制这个地区。围攻要塞将会消耗攻城军队整个会战季节，尽管攻城者可以在一地获得足够的补给，但也常常受到防御者解救部队的干扰。这种战略形势和方法与对付袭击者的防御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并非因为对付袭击者的经验使这些方法渗入了中世纪战略思想之中，而是因为在野战部队的支持下，要塞提供了最好的防御手段和防止地域征服最有效的途径。小型部队在广阔的空间内活动，又面临可怕的要塞，要运用持久性战略几乎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困难。

战役的焦点经常是对交通线的控制权。1265年的伊夫舍姆战役，就是说明交通线在中世纪作战的战略中的重要性的最好例证。这是英格兰内战中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是在国王的儿子，具有天才的王子爱德华殿下与岁数比他大得多的政治家和前十字军战士西蒙·德·蒙特弗特伯爵之间进行的。在威尔士边界上，机敏而绝顶聪明的德·蒙特弗特发现魁梧健壮的爱德华王子已经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配置在他的东方，阻断了他与伦敦的交通线及其与控制地盘内的主力的联系。在伯爵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之前，爱德华王子的部队便已夺取了塞文河上的城镇，破坏了桥梁，掠去了河上的所有船只，挖深了浅滩河段。不过，德·蒙特弗特甚至连抵达塞文河也存在着困难，因为他难以渡过怀河。他虽然已经夺占了城堡，但发现敌人的部队面向河上的桥梁掘壕防守。伯爵并没有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作战，而是向南进军，夺取纽波特，并准备运送其部队渡过布里斯托尔运河向东进军。但是，王子的部队分为三个舰队由格洛斯特沿塞文河顺流而下，一举攻占了布里斯托尔，并进入纽波特港口。他在那里击沉或俘获了伯爵的运输船队。

地图2.1伊夫舍姆地区

接着，伯爵向北进军。他的士兵们在人口稀少的威尔士乡村行军，吃尽了缺吃少喝的苦头。此外，他们习惯吃面包，而当时却按威尔士以羊肉和牛奶为主的饮食习惯供应饭菜，使他们感到味道极差。但是，伯爵激励他的士兵，并且让部队休整，准备再次向东方进军。此时，他得知他的儿子正从伦敦地区向西进军，并集中了庞大的军队迎接他的到来。当德·蒙特弗特向塞文河上游运动时，他发现爱德华王子已经在那里了，并再次阻止其渡过塞文河。但是西蒙已经获得了一些相当大的船只，准备在一处未设防的河段渡河。与此同时，他儿子的军队在经过一端非常轻松的行军之后，已经到达了凯尼尔沃思，距其父亲仅30英里。但是，具有洞察力的爱德华王子利用其内线作战的条件迅速机动，抵近小西蒙。这位年轻的公子举止高雅，对他的部属很有吸引力，能够像伯爵一样激励他的士兵。因此，爱德华连夜行军，并于黎明时分突进凯尼尔沃思城中。城里的敌人军队认为敌军尚远，非常安全，还在睡大觉。除杀死了少数企图抵抗的睡眼惺忪的士兵之外，爱德华王子俘虏了小西蒙的大多数部队，只有那些位于城中城堡内的人幸免。

王子置城堡于不顾，只顾确保被俘人员的安全，体现了与其战略上先见之明相匹配的能力。他立即转向伯爵，伯爵此时已终于渡过了塞文河，正向其儿子靠拢。伯爵并不知道凯尼尔沃思遭突然袭击的情况，便令其饥饿的部队在一个叫做伊夫舍姆的小城中休息。伊夫舍姆位于一条河流的弯曲部，三面环水。爱德华得知西蒙到达伊夫舍姆的消息后，又实施了一次夜间行军，并再一次达成了突然性。清晨，伯爵发现该城惟一的桥梁被敌军一支强大的部队封锁，感到自己已经陷入陷阱之中了。他说：“现在上帝已经宽恕了我们的灵魂，因为我们的肉体已经置于敌人的掌握之中了。”接着，他采取了听天由命的惟一选择，率领自己的小部队出城，与王子的大多数军队交战，因为王子的军队封锁了该城通往陆地的惟一出路。敌我兵力对比超过3：1，伯爵与其大多数士兵一样，徒步持剑在敌人的重围中战斗，最后战死，还有许多人在企图渡河逃走的过程中淹死在河里。[注：奥曼，《战争艺术》，第438页。]

年轻的爱德华王子取得了与恺撒在伊莱尔达会战中几乎完全一样的胜利，只是会战的名称不同，敌人的结果不是投降而是战死。这种陷阱式态势以及王子聪明而充满活力地提出实施再一次夜间机动，是中世纪将军抓住敌人军队的惟一途径。而恺撒由于拥有有利地形、能够削弱敌人后勤的优势骑兵、较大的兵力空间比、庞大军队以及能够快速行军、机动和便于占领有利防御阵地的协同良好的重型步兵，所以能够实施通常比较困难的迂回运动。特别是，中世纪军队的数量绝达不到在没有类似伊夫舍姆河湾那样障碍物情况下，封锁敌人退路所要求的兵力空间比。

实际上，中世纪在实施迂回运动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与古代相比区别不大。在大多数条件下，无论古代或中世纪的军队，没有一支能够封锁住成分与自己相似、机动能力与自己相同的敌军。桥梁、浅滩或其他狭窄地域均不能长期迟滞那些与障碍物和会战空间相比相对较小的军队。由于进军有许多可用的选择路线以及与此相当的补给能力，因此一支军队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开另一支军队，就像在象棋中，如果对阵的两个国王在一个扩大许多的棋盘上都拥有独占的领地一样。两支在一特定地域内对垒的军队，将会遇到与对付维京人袭击相同的问题：处于广大空间的一支小部队难以阻止另一支小部队忽东忽西的无序机动，并最终到达他们的目的地。

爱德华王子通过巧妙利用河势，兜住了狡猾的伯爵，就像庞培军队在伊莱尔达利用他们的阵地长期困住恺撒一样[投笔从戎注：应为恺撒困住了庞培军队]。爱德华王子成功地阻止了伯爵与其儿子会合，也成功地防止了伯爵对英格兰不确定的政治形势产生影响。成功地封锁了伯爵，还为爱德华王子提供了内线作战的机会，他极其巧妙地利用这一态势，分别对被其分割的敌手发起了两次作战。不过，如果兜住一个对手的行动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那么实践证明，要迫使一个不愿意战斗的敌人进行战斗将是不可能的。处于内线的态势对于王子来说，有利之处并不在便于实施夜间突然进军，而是他先抓住一个正在熟睡的敌人，又陷另一个背水之敌于灭顶之灾。

在伊夫舍姆战役中，双方都表现出对战略的透彻理解，而实践的整个过程则显示出控制交通要道的重要性。这类作战还表现出在意大利北部城镇密集、人口稠密地区作战的特点。英格兰的约翰国王是一位着名的个性复杂的天才。在一场精心策划的对付法兰西的较大规模作战中，他也同样表现出对战略的透彻理解。在这次作战中，他和他的侄子，年轻的奥托皇帝，故意采取外线作战。在约翰国王这一方面，他于1214年2月在法兰西的西南海岸登陆，尔后向北进军，以控制其宣称拥有权力的领地。法兰西的腓力二世国王奥古斯特是一位果断的组织者和天才的政治家，已经实施了动员，并率军向南机动，以切断约翰国王的退路。但是约翰已经巩固了在西南部的阵地，并引诱法兰西国王向南，向其城堡基地退去。此时，谨慎而狡猾的法兰西国王判断来自北方奥托的威胁更严重，因此派遣其儿子路易，这位勇士和未来的国王率领一部分部队抵抗约翰，同时，自己率领主力向北方的巴黎进军，抵抗奥托。

奥托领导着一个低地国家[译者注：指西欧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王子联盟。在战役期间，由于面对该联盟的习惯性麻烦，比如与一位结盟王子的女儿结婚，以致耽搁了如此之多的时间。这样，腓力国王在奥托向巴黎进军之前返回了北方。在腓力国王向北进军的过程中，约翰又再次向北进发，但是，阻止法兰西国王集中兵力对付奥托的企图失败了，并遇到了路易的抵抗，就在1214年7月的布汶会战腓力与奥托交手并将其击败之前，约翰撤退了。

约翰的战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奥托皇帝没有利用对手分兵南方之机进军巴黎，接着又因为腓力在南方仍然留有一部分部队，而没有把全部兵力带向布汶战场。约翰之所以计划一次外线战役，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散腓力国王的兵力，使其将兵力集中于与主攻方向相反的方向。约翰国王在外线作战，可以不必顾虑必须与较强的敌人交战，因为他知道怎样运用其军队的后撤和避战能力。在战役过程中，约翰国王把很大的注意力集中于不让法国国王出其不意地抓住他，或迫使其背靠障碍地形。

以持久性进攻战略对付袭击者的战例

中世纪统帅曾经运用精心设计、结构合理的要塞，成功地对付了维京人和马扎尔人的袭击。要塞赋予防御者对进攻者的绝对优势。中世纪的战略家们还运用要塞征服了敌对或好战民族占据的地区。英格兰对爱尔兰的入侵展示了应用持久性战略的途径。未被罗马人征服的爱尔兰人利用其人口稀少的国家沼泽、森林密布的防御特性保护自己，抵御维京人。在沼泽中，他们横跨道路挖掘壕沟，并被覆起来。虽然爱尔兰人没有护身盔甲，也缺乏使用弓箭的技能，但他们依托这种正面筑有壕沟，且进攻者无法避开的狭窄阵地，以逸待劳地坚守。在茂密的森林中，他们以树枝设置鹿砦，既可划分界线又可封锁道路，这给装备不充分的防御者又增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防御限制了维京人的入侵，但当1169年英格兰人的重型骑兵到达时，爱尔兰人犯下了在开阔地迎战的错误。爱尔兰人既没有盔甲长矛，也毫无排成密集队形的概念，因此其步兵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不久，爱尔兰人就被英格兰骑士赶到沼泽和森林中去了，而入侵者则建设城堡，控制地形开阔的乡村。这样，双方各以要塞控制了自己的乡村，谁也压倒不了谁。这种僵持状态一直持续了400年。

在威尔士，盎格鲁诺曼人在对付坚决抵抗的人民时却经历了完全不同的过程。这些人民已经投降了罗马人，却成功地抵抗了撒克逊蛮族人。群山连绵、崎岖不平、密林四布的地形保护了威尔士；而且威尔士气候潮湿，年降雨量经常超过80英寸，也使入侵者陷入困境。威尔士庞大的田园牧歌式经济也没有给入侵者提供多少后勤支持，因为威尔士人撤退时连人带畜群一起撤走，使敌人军队能够得到的食物很少。

地图2.2威尔士

威尔士人很少依靠骑兵作战，主要依赖装备盾牌、头盔和铠甲的步兵。在南方，步兵使用一种很长的强弓，而在北方，大多数则只有长矛。这种几乎全部依赖步兵的做法，是因为步兵比重型骑兵更适应当地的地形，而重型骑兵在威廉的诺曼征服之后的英格兰作战系统中，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在对付狂放不羁和好战的威尔士人时，英格兰人经验丰富的合成军队却占有优势。这支军队拥有轻型和重型步兵以及相当数量的重型骑兵与威尔士步兵对抗。此外，英格兰人可利用威尔士人政治分裂的缺陷。这种政治上的分裂不仅阻止了他们联合起来共御外侵的努力，而且在其东部边境还见到威尔士人相互之间而不是与入侵之敌战斗的情况。

英格兰新的诺曼政府的第一项任务是保护边境，使其不被寻机虏获战利品的威尔士人入侵。英格兰人不仅在边境上修筑了星罗棋布的城堡，而且像罗马人抵御蛮族人那样，修筑了相当数量的较小的筑垒要点，有时各要点之间的距离不过几百码。这样，英格兰人就封闭了他们的边界，可以对付小规模的侵袭；当对付规模较大的袭击时，防御者则通常能够拥有足够的预警时间集中起一支较大的军队对付敌人的进军，因为英格兰人对道路交叉点和河流汇合点的筑垒控制措施，对入侵者的行动起到了一种必要的迟滞作用。

威廉征服之后不久，在威尔士南部边境上，有能力的威廉（赫里福德伯爵）有效地运用这种方法防御进攻。威廉利用其对手政治上的不和，以及当地首脑权威过小，无力与其对抗的有利条件，在其短暂的统治期间获得了对大约400平方英里地区的控制。伯爵建设城堡控制这一地区及其交通要道。这些城堡对控制被征服乡村的作用，与在保护英格兰人边界，使其免受威尔士人袭击方面所起的作用一样大。英格兰人的战术有时使他们能够控制低地，这迫使威尔士人进入不太肥沃的地区，从而给入侵者的持久战斗战略中加进了后勤因素。

英格兰人一旦控制了一个地区，并建立起他们的城堡，这些城堡反过来常常变为城镇区域和扩展英格兰人经济、文化以及军事和政治影响——即综合影响的工具，因为威尔士人感到这些城镇的市场非常具有吸引力。

由于建设和守卫城堡需要的劳动力和额外士兵较少，所以城堡的重要性超过了要塞。这些城堡以最有效的方式——将滚石、擂木、箭矢投掷到威尔士人的头上——发挥其防御效能，而在战略防御中，当需要夺回被敌人夺走的原来已为伯爵占领和驻守的领地，以免永久丧失时，这些城堡还要承担战术进攻的任务。以这些城堡为基础的有效的持久性进攻战略，使得威廉利用对手政治分裂和指定其领导人的政策的效能成倍增加，并使其能够在3年之内完成对这一小范围地区的征服，扩大了盎格鲁诺曼人统治的地区。

赫里福德伯爵的成功，例证了英格兰人应当用以征服威尔士人的方法。经过局部而不是全国性的努力，威廉的继承人在南部逐步向前推进，扩大版图，什鲁斯伯里伯爵在边境中段也采取了相似的政策。在北部边境，腰围粗大到难以乘马，精力充沛却含而不露的切斯特伯爵“胖子于格”将其领地扩展到威尔士北部。在黑斯廷斯会战后长达20年的时间中，英格兰人在威尔士中部、北部扩展的领土与赫尔福德伯爵在南部拓展的领土一样大。在这些地区中，什鲁斯伯里和切斯特的伯爵采取与南部的赫里福德伯爵同样的方式，在其领地建筑了城堡，以巩固他们的统治。

但接着，英格兰人快速向前推进。到1094年，他们已经到达爱尔兰海，比他们统治的地区面积的三倍还要大。威尔士人对此作出反应，多次对分布广泛的英格兰城堡发动成功的攻击，甚至进入英格兰本土进行袭击。看到其广大的领域受到如此威胁，继承了其征服者父亲某些军事天才的红脸国王威廉二世进行了反击，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侵入威尔士。英格兰军队知道威尔士人避免与英格兰人战斗，但善于伏击，便缓慢地实施机动，以伐木人作先导，深入那些可能有敌人埋伏的茂密丛林。但是据其同时代的人说，他们的敌人早已驱赶着畜群“进入深山和荒野，根本不可能来迎击他们”，结果使国王进行了无谓的进军，直至他由于“这个国家难以驯服和天气恶劣”而极不愉快地放弃进行一次战役的企图。[注：约翰·比勒，《英格兰战争，1066-1189》（纽约州，伊萨卡，1966年版），第314页。]

威尔士人阻止英格兰人在最后夺取的地区内获胜的企图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由于诺曼征服后20年来英格兰人的精心巩固和这些地区的逐渐屈服，终于归于彻底失败。暴动难以夺取在较长时间建立起来的城堡。而且，在威廉二世失败之后，英格兰人逐渐开始并坚持不懈地重建城堡，在南方尤其如此。在此后的40年间，入侵者在威尔士南部的爱尔兰海沿岸严密部署，以致新获得地区内达到了平均每100平方英里就有1个主要城堡，大体相当于他们早先控制地区的比例，而相当于英格兰本土平均数的两倍。

英格兰边境上的伯爵们是如此执拗，而威尔士人政治上的不和则使得南部的征服趋势不断推进。英格兰人的征服模式是，控制一小片地区后，便立即建筑城堡，接着便不断提高该地区的兵力空间比，从而使其获得了执行持久战略的能力。英格兰人一旦组织起对新地区的控制，便充分利用当地的税收和军事人力资源执行扩张任务。在这种系统性推进的压力下，敌人的数量迅速减少。这样，他们的持久性战斗战略在其他后勤因素的支持下，大大增强了自身，削弱了对手。

发生在1134年的威尔士人另一次大规模反击，阻止了英格兰人这种渐进性的征服。威尔士人除了政治团结有所加强之外，还有了一些重型骑兵，军事方法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此次会战中，他们迎战人数为3000的英格兰部队。当英格兰人逃跑时踩塌了一座桥，淹死许多人之后，威尔士人的胜利演变为一场歼灭战。此后，威尔士人又烧毁了一座城镇，藏身其中的许多幸存者被烧死，至此，这支英格兰军队实际上被全歼了。城堡纷纷落入威尔士人手中，因为他们那时已经装备了攻城器械。至少一次英格兰人的救援部队被迫返回。救援部队面对的是被伐倒树木阻拦的道路和进军沿途的不断伏击。威尔士人在最新征服的地区取得了巨大胜利。比如，在一个地区，9座英格兰人的城堡只有一座未被夺取。

就在威尔士人的政治团结不断增强之际，英格兰人则陷入了为期10年的为争夺王位继承权而进行的内战之中。1154年，英格兰又在勇猛而精力旺盛的政治家亨利二世国王的统治下联合起来。亨利二世国王是一位有能力的统帅，发动了几次突入威尔士的重要战役，但在军事上均无功而返。一次，其部队穿过森林，越过荒野之后，发现威尔士人占据了牢不可破的阵地；另一次，亨利亲征，而且不仅从英格兰本土发兵，还从王属法国境内发兵。他的大军运动缓慢，进军中不断清除灌木和树木，以免遭敌伏击，并击退威尔士进行袭击和抢掠的小股部队。当登上海拔2000英尺的高原，来到比较开阔的乡下时，英格兰人除了遭遇连绵阴雨之外，未遇到敌人的任何反击。连绵阴雨冲毁了道路，将国王的军队陷入泥沼之中。道路泥泞，无法机动，有着过多骑兵的大军难以获得足够的补给，不久便被迫撤退，再次重蹈了初期战役失败的覆辙。

边境地区的伯爵们缺乏缓慢夺取胜利的耐心和时间，便采取其他办法。造诣颇深的外交家亨利表示出准备妥协的意向。在英格兰人强大力量和陈兵于盎格鲁诺曼帝国广大范围内庞大军队的威胁下，广为人知并深受尊重的南威尔士首领里斯勋爵也持相同观点。里斯了解亨利的权威，曾帮助他镇压过叛乱，甚至在他与法国国王的战争中派人援助过他。亨利国王在他控制的威尔士南部地区任命勋爵，但英格兰人的勋爵和城堡控制的地区更大。不过在北部，威尔士领导人欧文（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政治上他都是一把好手）拥有对国王来说十分强大的力量，足以对那些尚未完全征服的部分产生重大影响。于是，欧文给予国王名义上的效忠，而实际上却保持着独立。

英格兰人持续达百年的战争证明，由赫里福德和切斯特伯爵倡导的渐进方法是有效的。这种方法建立在耐心、坚韧之上，依靠建筑城堡和英格兰中世纪经济文化的影响，与罗马人征服不列颠和其他蛮族人地区所运用的原则大同小异。亨利国王的入侵与以前威廉二世的入侵一样失败了，至少是部分地失败了。其原因既是由于威尔士人熟练地运用了防御战略的后撤能力，也是由于英格兰人缺少足够的兵力空间比，难以执行快速持久性战略，以对付那种虽然缺乏政治统一却坚决抵抗外敌控制的敌人。只有执行缓慢征服，逐步加强的持久性战略，通过不断集中兵力，然后修筑城堡的方法，才能达到征服所必需的兵力空间比和政治力量，以克服威尔士人的抵抗。

接下来的将近一个世纪相对比较稳定，尽管其间曾有断断续续的战争，但英格兰人的影响控制着南部，与此同时，一位威尔士王子（理论上说是英格兰国王的诸侯）统治着北部。当英格兰人巩固他们在南部的统治时，北部威尔士发展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诸侯国政府，它致力于获得与君主国和欧洲公国相同的权力。

英格兰人征服部分威尔士尽管进程比较缓慢，但相对于西部欧洲对维京人和其他以后勤为目标的袭击者的防御来说还是顺利的。这两场持久战争的比较说明，进攻性袭击战略比与之对抗的防御更强，而实际上以防御对付持久性战略却要更优越一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袭击战略使防御的两个主要性能无效——防御对付武器系统相当或较弱的正面进攻具有优势，以及防御者撤退比追击具有优势的战略能力。由于袭击者避免与强敌作战，并依靠撤退行动，所以防御的两个主要优势无法发挥。

防御者要对付袭击者，就必须努力在各个地方加强自己，因此他们要运用筑垒和民兵，并通过构筑桥头堡和在道路交叉点驻守等方法，切断袭击者的交通线，以便实施战斗战略去追击袭击者。罗马人和拜占庭人也曾努力将劫掠后满载而归的袭击者诱至背靠河流、城墙或山隘的地方，以便消灭他们。但是，即使使用了庞大的兵力，数量较少的袭击者在攻势上仍然是胜利者。

但是，英格兰人以攻势行动对付采用游击战的袭击者，使袭击者的特性无从发挥。袭击者避免战斗和依靠退却的做法，对付进攻性持久战略毫无用处。实际上，这种做法反而有利于英格兰人按部就班的进军。在将领土放弃给敌人时，威尔士人将其劣等地域[投笔从戎注：译者理解有误，“劣等地域”应为“低地区域”。下同。]让给了英格兰人，而英格兰人迅速将这些地区转化为自己的领土，甚至征募当地的威尔士人参加武装部队。这样，进攻性后勤持久战略就比防御性袭击战略占了上风。偶尔发生的英格兰人进军，很少使用超过边境地区的兵力去实施实质性的征服。这一事实起码表明了实施持久性进攻的英格兰人与依靠游击战的威尔士人相当。英格兰人还把他们对威尔士的胜利归功于在其征服的小块地区集中兵力。当然，威尔士曾采用游击战，因为他们缺少执行持久性战斗防御战略和在战斗中迎击英格兰人的军事实力。

在以防御对付维京人以及其他袭击者和以进攻突入威尔士的这两个战例中，所采用的筑垒和瞰制交通要道的方法都是一样的。但是，英格兰人突入威尔士劣等地区的进攻战役与其早先作为防御者对付维京人和其他袭击者的入侵却是有区别的。对付这类袭击者，以战斗战略实施防御使维京人能够运用撤退方法，甚至能够抵抗正面攻击；而作为威尔士的征服者，运用持久性后勤战略，表明比对付袭击的防御更为有利。然而，侵入特定地区寻找战利品的袭击者所追求的是一种后勤战略，它可以增强进攻者的力量，削弱防御者的力量；而作为威尔士持久征服者，所采用的后勤战略则能够削弱对手的力量，增强自己的力量，而且比战利品所给袭击者的力量增强得更大。

这种执行持久性战略渐进方法的作用，在西班牙本国基督教教徒逐步压缩穆斯林教徒控制地区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证明。在那里，基督徒控制地区的每一次扩张，都明显地增强了基督徒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同时削弱了其对手的力量基础。虽然在征服居住同情基督教人口的国家时，西班牙人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加进了精神因素，夸大了征服的好处；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地区征服的持久战略与后勤战略相结合的有力例证。

这种筑垒方法的效能及其后勤重要性，在另一场不太重要的冲突中得到了生动体现。杰弗里·德·曼德维尔反叛斯蒂芬国王，藏身于英格兰东部的广大沼泽地区。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以此为基地，掠夺和恐吓邻近的乡村。照一位编年史学家的话说，杰弗里致力于“对人群和畜群贪得无厌的抢掠；凡属于保皇党人的所有东西，他都要抢走、用光、破坏掉”。他甚至袭击了剑桥城，烧杀掳掠。凭借难以通行的地形条件，杰弗里轻而易举地避开了亲率大军出征的斯蒂芬国王的庞大军队。[注：约翰·比勒，《英格兰战争，1066-1189》，第138页。]

但是，当国王转变为后勤战略时，他的阴险狡诈便无计可施了。被斯蒂芬建立起来的筑垒哨所线封闭在沼泽地形之内不久，杰弗里便无法供养他的追随者们了。他的袭击在给国王造成烦恼，并使他和他的追随者富足的同时，也枯竭了曾是他后勤基地内的资源。于是杰弗里及其追随者们不得不转而对付他们的支持者们。“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同时代的人记载道，“他们继续增加城镇的赋税”，而“当这些可怜的人们再拿不出什么的时候，他们便掠夺和烧毁城镇。……接着是谷物、奶酪、黄油的价格暴涨，因为田地已成为不毛之地了。可怜的人们饥饿而死；一些人到那些曾经富裕的人那里请求施舍”。不仅其军队的后勤需求远远超过了当地的产出，而且由于杰弗里抢走了拉犁的耕牛，生产力也遭到了破坏。不久，杰弗里迫于饥饿，逃出了被他抢掠一空的地区，并在一次对斯蒂芬城堡不成功的进攻中受了致命伤。杰弗里的追随者们由于失去了他的领导，很快就向国王的军队投降了。[注：约翰·比勒，《英格兰战争，1066-1189》，第139-140页。]

斯蒂芬国王的成功战役展示了当时的战略的复杂性，同时也展示了筑垒在中世纪战争中的显赫作用。战略和筑垒攻防中的实践，使得中世纪的统帅们在战场上常常不需要什么技巧。尽管中世纪的统帅可能拥有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好的重型骑兵、足够的轻型步兵，以及虽然协同不好但状态甚佳而且坚定的重型步兵，可是，他们在战术上却经常表现出笨拙，而且缺少机会制定类似马其顿人、罗马人和安息人那样的，用于战场的成熟条令。如果他们的战略陷于僵化的话，那么既是由于防御者的战略智慧，也是由于筑垒比攻城器械占优势。中世纪的军事家在将城堡运用于进攻目的方面，也表现出他们的天才。必要的耐心和彻底的工作，在西班牙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而在威尔士和爱尔兰，相似的方法则为后来的迅速征服奠定了基础。部分是由于宗教狂热而激发起的十字军东征巴勒斯坦的战役，清楚地展示了中世纪战争艺术中真正优秀的因素。

十字军的合成军队作战

最初，当十字军向巴勒斯坦前进，由君士坦丁堡经安纳托利亚向叙利亚行军时，表现十分笨拙。这些国土中的许多地方自曼奇刻尔特会战之后，就一直被穆斯林土耳其人占据着。那次会战发生在基督教徒开始其第一次进军之前26年。十字军不仅对土耳其轻型骑兵的作战方式缺乏了解，而且对自己的重型骑兵极端自信，认为他们能够击败任何对手。第一次出乎他们意料的事情发生在1097年，当时第一支基督教军队正从君士坦丁堡进入土耳其苏丹的领地。他们分为两路纵队行进，纵队之间大约相距6-7英里，以便更容易找到补给品。土耳其人集中兵力对付其左路，于一天清晨突然出现在十字军的面前。十字军停止前进，安营扎寨，并将步兵大部队留下防守营地，而把重型骑兵列成阵形，对付土耳其人乘马的骑兵弓箭手。

当然，土耳其人并不靠近，而是沿着十字军的阵形驰骋，发射弓箭，并注意不形成值得十字军骑士冲击的集团。十字军发起小群冲锋，土耳其人就立即后撤，并继续发射弓箭。十字军的盔甲足以保护人员免受箭伤，但战马却被射死不少，而当冲锋的小群脱离主力时，土耳其人就将其完全包围，因而人员也伤亡惨重。数小时后，十字军收拢在一起，向营地退去，而毫无组织的步兵已被土耳其人突破。一位同时代的人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骑士们被“挤得一个紧靠一个，就像关入羊栏的羊群，毫无希望又惊惶失措，我们四面八方都遭到土耳其人的进攻”。[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275页。]

好像又要发生一次曼奇刻尔特会战。就在这时，十字军右路的骑兵突然出现，并向土耳其人的翼侧和后方发起冲锋。看到这种情况，原先精神沮丧、被围攻的左路骑士们也发起了冲锋。土耳其人惊恐万分，夺路而逃，其中一些人从战场上一直逃到战马跑死，尽管并没有十字军追击他们。不过，由于土耳其人机动能力强，伤亡相对来说并不大；实际上，全副武装的十字军损失的人更多。十字军之所以能够避免曼奇刻尔特会战的再次发生，是由于他们的右路纵队接到了战斗开始时左路所派出的信使的通知，因此能够在战斗开始后将近5个小时的时候从战场南方7英里外的阵地赶来；相反，土耳其苏丹既不知道十字军右路纵队的位置，在其成功的战斗正酣之时又忘记了该纵队的存在。突然性以及重型骑兵的两翼攻击，打垮了土耳其人的轻型骑兵。

此次失败对土耳其人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以至于此后数个星期都未再骚扰基督徒的纵队，而且在剩下来的进军途中，也再未给其造成严重的伤害。但是，土耳其人的暂停攻击并没有缓解十字军的其他问题——补给问题。十字军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乘船到达圣地，因为拜占庭海军和意大利沿海城市的舰队控制着海洋。然而，海洋使十字军的领导人感到不舒服，因而他们选择了陆路，穿过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开始其对付波斯帝国战役的国家。不幸的是，十字军的领导人不仅没有亚历山大的天才，而且缺少其计划能力和后勤组织。除了土耳其人的对抗之外，他们还面临着马其顿征服者所没有的其他困难。不像亚历山大，十字军背负着沉重的非战斗人员的负担，其中许多人是去圣地朝圣的。更有甚者，他们缺少地理知识，因为十字军总是忽视拜占庭人的劝告，常常断言他们的消息时过境迁。正如一位当时的人解释的：“在这块土地上，一旦大地硕果累累，就会立即遭到土耳其人野蛮的掠夺，以致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见到一小片被开垦的土地。”[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272页。]

十字军在行军沿线发现的补给资源很少，而且土耳其人在防御中把后勤战略与战斗战略结合起来运用，以对付胜利了的基督教军队的进军。他们破坏十字军行军道路沿线的城堡，烧毁野草、农作物甚至村庄。这是波斯人曾用于削弱亚历山大军队的有效战略。

实践证明，土耳其人结合运用这两种战略，给十字军造成惨重伤亡。土耳其人消灭了由君士坦丁堡向东运动的一路纵队，其中只有极少数人在黑海边上的一个拜占庭人的港口找到了避难所，得以生存下来。另一路纵队有700名幸存者，这些徒步的骑士是因为隐藏在一座土耳其人轻型骑兵难以追击的大山里才得以生存的。第三路纵队由于返回，才得以保存。只有一路纵队徒步到达了目的地，因为土耳其人已经把他们的马匹全部射死了。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也成为后勤困难的受害者。该军在到达一条河流时，大多数人几乎渴死。于是看到水后，其队形大乱，所有的人都扑向河流痛饮，但此时土耳其人发起了进攻，结果只有很少的幸存者到达附近的山里。还有一路纵队把马吃掉而免于饿死，徒步到达了目的地。

包含有轻型步兵的十字军与土耳其人作战，在战术上困难并不大，但是这一武器系统对于解决补给上的困难却毫无用处。由于土耳其人更喜欢避开行军纵队先头的骑兵，因此他们总是集中兵力攻击纵队的后方。十字军纵队的后部一般是弓箭手、弩箭手和徒步的骑士。徒步弓箭手以土耳其人及其马匹为目标射箭，具有优势，因此可以压倒土耳其人的骑兵弓箭手，而徒步骑士可以保护弓弩手免受土耳其乘马弓箭手的持剑冲锋。那些听取了已经进军部队劝告的部队，就发现这些优势武器系统的有机结合，足以对付穆斯林轻型骑兵。

幸运的是，在叙利亚的十字军很快接受了这一战术上的经验教训，并将其应用于与那些前拜占庭省份的穆斯林主人的战斗。但是，在他们与乘马弓箭手的第一次交战中，基督徒缺乏弓箭手，不过以勇敢弥补了缺陷。在得知敌人已经集中了庞大军队，准备发起对安条克的围攻之后，十字军决定迎战。由于在进军叙利亚途中损失了过多的马匹，因此只好仅以700名骑士攻击至少有12000名士兵组成的穆斯林部队。不过，十字军占据了安条克以东7英里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这支小部队可以得到起伏地形的遮蔽，而穆斯林军队要通过那里，则必须穿过一条河流和一个湖泊之间宽仅1英里的间隙地。当敌军在黎明时分通过这个间隙地时，十字军突然发起了冲锋。将其掩护部队赶入了同样感到突然的主力部队之中。敌军仍处于行军队形，于是十字军对没有盔甲的轻型骑兵大肆砍杀，给其造成了巨大伤亡。这些敌人两面临水，拥挤在一起，根本无法逃跑。在穆斯林军队撤出由于其军队数量众多而无法运用其骑兵弓箭手战术的狭窄地域之前，已有2000余人被剑砍死或淹死。又出乎意料的是，由于十字军重型骑兵的后方有障碍屏蔽，因而使其能够压倒潜在战斗力更强的穆斯林轻型骑兵。

在下一次交战中，十字军将其数量较大且编成得当的部队排列在新夺取的安条克附近。由于害怕在城外迎击敌人，但因缺少食物而又不得不这样做，所以基督徒便采取有利的方式组织其步兵，并以徒步骑士增强其力量。从将重型骑兵配置在步兵之后这一点来看，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以轻型步兵对付轻型骑兵的重要性。他们展开战线，一端临河、一端靠山，以保护翼侧，并迫使土耳其骑兵弓箭手采取正面攻击的战法。在正面，十字军排列着长长的步兵战线，正面配置了弓箭手，缓慢地逼近土耳其人，并在向前运动的过程中不停地发射弓箭。虽然乘马的土耳其人作为弓箭手的技能无疑更为熟练，但步兵毕竟是站在地面上射箭，而且弩箭手强有力的机械武器大大弥补了技能上的不足。

土耳其骑兵被连续不断的如雹箭雨压迫得渐渐后退，最后终于溃逃，与另外一队骑兵会合到一处。另一队骑兵此前曾深入基督徒部队的后方，击败了十字军的预备队。土耳其人之所以得意忘形，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穆斯林的胜利使他们没有认识到徒步弓箭手对乘马弓箭手所具有的优势。为了与此优势相对抗，穆斯林曾改为突击战术：他们轻型骑兵发起冲锋，以短剑攻击步兵。然而，尽管此种行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当部队看到主力已经离开战场之后，他们还是撤退了。

在此次战役的两个阶段，穆斯林骑兵的损失微不足道，但当主力放弃营地而不与基督徒交战时，徒步人员便无法逃跑或抵御重型骑兵的攻击。十字军的徒步弓箭手赢得了主要的正面战斗；骑兵只是在此后的行动发展中才处于主导地位。

在到达叙利亚的一年内，西欧统帅们已经发现了击败土耳其人的最佳方法，那就是运用徒步弓箭手的固有优势对付骑马弓箭手。其间，他们还曾运用恰当的合成方法对付所用战术系统完全不同的，来自埃及的穆斯林阿拉伯人。

在1099年进军巴勒斯坦和围攻并夺取耶路撒冷的过程中，十字军曾侵入属于埃及的地区，这里的穆斯林政权控制着巴勒斯坦，并常常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穆斯林政府发生战争。埃及人的军队组织与其北方和东方的轻型骑兵对手完全不同：他们继续依靠早期阿拉伯重型骑兵的传统，并在与拜占庭人的冲突中进行了改进。现在，为使他们的战术系统适应与其乘马弓箭手对手作战的需要，他们首先使用大量轻型和重型步兵，其中一些装备弓箭，一些装备钉头锤；在这些步兵之后，部署拜占庭式的装甲重型骑兵，两翼则部署少量非装甲长矛骑兵。埃及人采用这种均衡的武器系统，并以弓箭手部署在重型步兵的前方以保护他们，将骑兵作为预备队，显然拥有了非常适于对付乘马弓箭手的队形。但是，就在土耳其人的轻型骑兵战术使得十字军不知所措之时，十字军的战术也使埃及人大吃一惊。

当1099年十字军在阿斯卡隆与埃及人相遇时，双方都有一翼靠海岸。基督徒还是按照与轻型骑兵战术系统战斗的方式组织自己的军队，在前面部署了9个轻型与重型步兵合成的师，并在每个步兵师后面部署了1个重型骑兵师。会战是以没有盔甲的埃及骑兵企图迂回十字军暴露翼侧的行动开始的，但是，位于翼侧的十字军重型骑兵师轻而易举地就将其驱散了。与此同时，双方的步兵也以互相射箭的方式开始接触，并开始转变火力。此时，十字军的重型骑兵通过步兵师的间隙发起了冲锋，践踏埃及人的弓箭手及其重型步兵。装备钉头锤而不是长矛的穆斯林重型步兵对十字军的冲锋毫无准备，因此根本无力进行有效的抵抗。接着，冲锋的十字军重型骑兵抵近埃及人的重型骑兵，其中许多人在静止中就被抓住了。但是，即使埃及人发起反击，恐怕也难逃最坏的结果，难以抵挡比他们盔甲更重、技能更熟练的法兰西骑士。由于步兵和骑兵遭受了惨重的伤亡，埃及军队彻底崩溃了。一翼靠海使许多人淹死，也有一些逃亡者成功地游到海岸外面的战舰上得以逃生。后方的城镇提供了避难所，但是狭窄的城门意味着许多人在等待入城时被杀死，还有许多人在城门附近惊惶失措的人群的拥挤中丧生。

十字军的能力并不总是像这些早期会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高。有两次，同样的指挥官表现出荒谬可笑的过分自信，竟以几百人冲进一支完整的穆斯林军队，在第二次尝试中损失了绝大多数人。一个世纪之后，十字军与骑兵弓箭手相遇，并在一座有着不吉利的名字“卡雷”的城市附近将其击败，尔后仅以重型骑兵追击了12英里。但是，穆斯林并没有真正失败，而是要吸引十字军过来。十字军的轻型骑兵对手消失在地平线上，于是他们决定宿营过夜，而不是令人困马乏的部队返回卡雷。当他们下马，许多人已经解掉盔甲之际，穆斯林手持短剑和弓箭发起了冲锋。在基督徒在一座小山上找到避难所之前，穆斯林攻击者杀掉了他们大约1/3的部队。十字军的大多数之所以能够逃脱，一方面是由于利用了夜暗，但更主要的是由于穆斯林在瓜分从十字军营地获得的战利品时发生内讧。这次由于不顾后果的追击而引起的灾难，正好发生在安息人骑兵杀死克拉苏的儿子及其部队，包括高卢骑兵的几乎相同的地方。

在1119年的海布会战中，基督徒按照他们新近制定的原则对付骑兵弓箭手，将步兵和骑兵配置在一起，“两支部队之间可以进行有效的支援，徒步弓箭手保护骑士，而徒步弓箭手则受到骑士长矛的保护”。但是，穆斯林也掌握了基督徒的要领，他们的轻型骑兵也以短剑和长矛冲锋。虽然这些没有盔甲的弓箭手对重型骑兵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与基督徒的弓箭手相比，他们的人数太多了，既没有组织，而且装备也不适于突击行动。只有在十字军指挥官有效使用重型骑兵预备队的情况下，才能避免失败，并安全撤出双方都宣称获得胜利的会战。[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329页。]

将近12世纪末，建在巴勒斯坦的小小的基督教政府面临着复活了的埃及帝国强大的力量。当时，埃及在精明的统帅和政治家萨拉丁的领导之下。他已经征服了叙利亚，正向巴勒斯坦进军。他统帅着军队中，除了传统的埃及重型骑兵和步兵之外，还有更加强大了的轻型骑兵。他轻而易举地攻陷了位于加利利海边的太巴列，但基督徒的大本营仍然坚持着。为了抵抗如此强大的入侵之敌，基督徒们集中了王国内的所有军队，实际上，连坚守散布在国土内的城镇和城堡的驻军也集中起来了。他们将军队集中在太巴列以西16英里的一个叫做萨发里亚的村庄，但其领导人却对如何作战发生了争论。在他们的军队与萨拉丁占据的太巴列之间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地区，而且萨拉丁的军队已经掠光了该地区内的补给品，并破坏了水井。在炎热的夏季，在无水条件下行军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争论的一方主张采取后勤战略。他们认为，补给品的缺乏势必迫使萨拉丁很快撤走。如果穆斯林统治者希望战斗，那么就让他们向西进军，来找十字军好了，只要他们能够在炎热和缺水的条件下穿过荒凉的乡村就行。如果基督徒必须冒险投入王国的全部军事部队来进行战斗，那么他们应当尽可能地保留一些部队驻守。但是主张战斗战略的一方赢得了争论，他们认为荣誉要求他们减少大本营的驻守力量，而且一定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因为萨拉丁的背后是加利利海。

在十字军进军太巴列的途中，穆斯林的骑兵弓箭手不断袭扰，降低了十字军行军的速度。下午，在距太巴列6英里的一座小山上，他们看到了萨拉丁的主力部队。敌人轻型骑兵的攻击已经迫使后方警戒部队停止下来与其战斗，而疲惫不堪的主力部队已经在炎热的行军中耗光了饮用水。于是，指挥官决定宿营过夜。这一夜是在无水条件和对方持续不断的弓箭射击下度过的。萨拉丁的人还在上风处的草原放火，使烟雾遮蔽了十字军的营地，这更增强了他们对水的需求。第二天清晨，疲惫不堪、饥渴难耐的士兵和又饥又渴的马匹不得不与萨拉丁的整个大军作战。但是，就在两军接近时，基督徒的步兵却逃到了一座小山顶上，他们说他们要渴死了，而且疲劳得无法作战。穆斯林骑兵弓箭手进攻十字军的骑兵，其余兵力则向毫无锐气的基督徒步兵发起了冲锋，步兵很快就被消灭了。在如雹箭矢的打击下，十字军骑兵不久也投降了。穆斯林的弓箭伤了许多人，但只有一小部分受重伤，被射死的更少，因为他们的盔甲提供了良好的保护。

由于忽视后勤而导致失败。但是，十字军还缺乏一起战斗的经验——这也是中世纪军队的特点。特别是，驻守城堡的步兵缺乏编组、指挥链、团队精神或凝聚力，也缺少能够使他们实施机动的任何协同。缺乏饮水和食物对精神崩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没有任何组织，则使步兵变得与乌合之众差不多。没有了徒步弓箭手，重型骑兵就无法对付对方的骑兵弓箭手。萨拉丁的精明管理使他获得了大多数优势，在弓箭射程之外避免了战斗，而让饥渴严重削弱了敌人人员、马匹的体力和精神；而且，萨拉丁这位经验丰富的帝王和统帅对其部队的补给也组织得很好。

消灭了基督徒军队的大部和要塞、城镇的守军之后，萨拉丁迅速夺占了耶路撒冷以及巴勒斯坦内地的大多数要塞。基督徒们仅剩下了几个港口，那里的坚固筑垒和意大利舰队的支持，使他们保留了这些不稳定的立足点。但是，萨拉丁又面临一个严重的威胁。1191年夏天，一支新的力量强大的十字军渡海而来，并在海岸站稳了脚跟。在法兰西腓力二世国王奥古斯特和英格兰理查一世国王的统率下，基督徒军队计划在进攻内地之前，先沿海岸向南进军，企图夺取耶路撒冷。萨拉丁则打算再次在敌人进军途中打击他们。他计划仍采用早先获胜的模式，使用骑兵弓箭手在途中袭扰和疲惫敌军，尔后再以主力进攻被削弱的敌人。

但是，果断的萨拉丁所面对的理查国王是一位可怕的对手。此点，从理查所拥有的“狮心”绰号即可感觉到。他在军事方面所表现出的才能和热情比民事方面更胜一筹，实践证明他是一位精明而又谨慎的指挥官。这位年轻的国王在巴勒斯坦时，曾组织过一支小部队抵御骑兵弓箭手的攻击，从这次战斗中可以看出其对战术真谛的把握。在战线的前方，他配置了长矛兵，让他们单膝跪地，矛柄插入沙地，矛尖与对方的马胸平齐。在两个长矛兵之间，配置1名弩箭手，并在其后方配置另一名弩箭手，拉弦安箭；尔后，后面的弩箭手再站到前面，将原来站在前面的弩箭手换到后面拉弦安箭，如此不断轮换。几乎所有的战斗，敌人的骑兵弓箭手都在如雹弩箭面前后退，而且由于畏惧长矛战线，也不愿意靠近以短剑攻击。理查也以少量骑兵出击，但是他富有想像力地结合运用两种武器系统的战术，解决了白天的战斗。

理查国王在准备他的战役时，不仅充分运用了他的战术经验，而且汲取了向太巴列进军灾难的教训。在他自己的军队向南机动时，他将骑兵和步兵各分成12个战斗群，将两个兵种的部队成对使用。接着，为了使两个兵种的部队达到较高的协同水平，他将12对战斗群编成5个大小不等的师。由于他的军队早在6月初就登陆了，而直至8月下旬也没有开始作战，所以有时间相互熟悉，并适应这种组织形式。他计划紧靠海岸行军，以便由意大利海军控制的海上可靠地获得补给。萨拉丁的部队早已将理查国王军队行军道路沿线的食物和饲料横扫一空。理查国王打算部队以比较宽松的时间机动，每天行军不超过12英里，以便有较多的时间休息。萨拉丁所要面对的将是一支补给充足、休息充分、组织合理的军队。理查国王命令补给纵队紧靠海岸机动，其外侧是12个骑兵战斗群，再外侧是步兵战斗群，如此形成一个绵延不断的行军纵队。弓箭手都穿着轻便、便宜的防护服，就像骑士平常穿在盔甲下面的衬垫服。

行军刚一开始，敌人就开始了攻击。当时的一位人士描述道：他们“不像我们的骑士那样装备有重型盔甲，但在速度上总占优势”。国王的表现就像一位指挥官一样，不停地沿着行军纵队前后巡视，禁止任何冲锋。据当时的人解释，这是因为“当你冲锋时，他们就逃跑，而他们的马匹比世界上的任何其他马匹更加敏捷；人们把它们比作灵巧飞行的燕子。当他们看到你停止追击时，他们便不再逃跑，而是返回来打击你；他们就像令人讨厌的苍蝇，你只能把它们赶走一会儿，而只要你一停止拍打，它们便立刻飞回来了”。[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308页。]

由于后部是军队最薄弱的部位，像翼侧一样暴露在对方的进攻面前，因此萨拉丁将那里作为主要攻击方向，希望以此方法造成受攻击部队停止，从而形成这些部队与主力之间的间隙，逐步分割理查的军队。但是，这位经验丰富的统帅在队形的后部不断巡视，以保持行军队形。当然，他也派了一些弓箭手朝后走，以便在运动中向敌人射箭。当时的一位穆斯林人解释道：“敌人按照战斗序列机动；他们的步兵在我们与其骑兵之间行进，就像一道平行的坚固的城墙。每一名徒步士兵都穿着厚厚的毡袍”，就是那种垫在盔甲下面的衬垫。这种东西“如此坚硬，以致我们的弓箭在上面连个印记也留不下来”。这位穆斯林观察者还看到“许多人背上插着1-10根箭杆，但他们仍然按照正常的速度行进，没有一个人掉队”。于是，骑兵弓箭手瞄准远处的骑兵，“企图激怒骑兵，引逗他们脱离步兵壁垒。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那些骑兵毫不为其所动”。[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309-310页。]

然而，这种无休无止的攻击开始使越来越多的马匹失去战斗力，而十字军骑兵也由于其被动和出于从属地位而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萨拉丁的部队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来自对方弩箭手的箭矢“射倒了穆斯林军队的战马和人员”。最后，当理查的军队接近行军的终点时，要通过距海边仅3英里的一片森林。正如他所预料的，萨拉丁在此隐蔽了部队。但是理查国王早已做好了在这类地点战斗的准备。当萨拉丁的所有部队，包括步兵和骑兵弓箭手以及位于他们前面的重型骑兵突然从森林中出现时，理查国王把自己组织良好、充满活力的军队紧紧地掌握在手中。萨拉丁打算沿整个战线作战，但把主攻方向放在敌人的后方；理查国王则计划在萨拉丁集合了他们的全部部队之后再以重型骑兵发起冲锋。虽然担任后方警戒的骑兵穿过了步兵队形，并在国王发出命令之前就发起了冲锋，但总体来讲，会战的进展基本还是按理查国王的计划进行的。在经过3次连续不断的冲锋之后，基督徒的骑兵把萨拉丁的军队赶进了森林。由于战场上的穆斯林步兵与骑兵互相挡道，致使骑兵与步兵的损失一样惨重。在意识到理查对战术非常精通之后，勇敢但又非常聪明的萨拉丁在基督徒军队恢复行军之后，未再进行新的战斗。[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309页。]

但是，理查的胜利并没有使他得到耶路撒冷。在向位于内陆的耶路撒冷进军途中，他发现萨拉丁已经破坏了沿途的所有庄稼，烧掉了牧草，水井被下了毒或被填死。虽然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无法克服萨拉丁后勤战略所造成的困难，理查国王只好撤回其饥渴难耐的军队，打消了夺取耶路撒冷的念头。

由于中世纪的所有军事领导人均来自骑士阶层，所以指挥官均不重视步兵，不了解除攻城以外的步兵用法。不过，十字军时期把轻型步兵与重型骑兵成功结合的做法说明，这些指挥官能够克服他们的偏见，并解决了夺取胜利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由于他们受自身训练和骑兵行动重个体轻群体这种性质的束缚，中世纪指挥官们使他们的步兵处于相对无组织状态。不管怎么说，步兵总是分散配置作为城堡驻军，或作为乡村民兵，也妨碍了他们进行成建制的训练；而且，中世纪的军事领导人对训练重要性的认识远不及希腊市民民兵，比罗马的职业军队就差得更远。然而，对西欧来说，十字军对结合运用武器系统的理解，比与蒙古骑兵的短暂交战所取得的经验要重要得多。

成吉思汗和蒙古人的战争

蒙古人拥有一支非常类似安息人的骑兵部队，其中大约3/5是轻型骑兵，2/5是重型骑兵。他们的轻型骑兵带有备用弓和3袋箭，并且至少有1匹备用马。大多数重型骑兵以皮质盔甲防护，能够跟上轻型骑兵。蒙古人按照十进制将他们的军队组织成具有严格纪律和周密协同的系统。最基层的组织有9名士兵和1名领导，其上级单位共100人，10个这种单位组成一个1000人的单位，再由10个这种单位组成一支10000人的单位。他们的将军不直接参加战斗，而是位于预备队的位置指挥战斗。他们拥有组织严密的军粮供应部门，并从其已经征服的中华帝国那里学到了久经实战检验的攻城器械。在一位年轻王子成吉思汗（他凭自己的能力已经统治了亚洲西伯利亚部分的乘马牧民）的领导下，蒙古人已经冲出了他们位于亚洲平原东北部的祖国的所有疆界。

他们对花刺子模帝国的征服充分表现了他们作战方法的特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就推翻了这个由美索不达米亚一直延伸到印度，并且包括了曾给亚历山大大帝造成很大麻烦的大夏和粟特的君主国。而且，蒙古人在完成他们的占领，建立起他们的统治之后，就立即有了与亚历山大相同的经历。虔诚的穆斯林人民奋起反抗他们的征服者，而占领部队的行为则强化了这种敌意。城镇人民起义，本地人暗杀蒙古官员，屠杀小哨站的驻军。

蒙古人以派遣大军进行灭绝战役来报复。军队连续不断地对这个国家进行系统的再征服，他们神速围攻并占领了每一个城市。蒙古人拥有运用攻城器械的丰富经验和相应的装备，一次攻城就可以使用4000架云梯和4000部攻城机械，其中包括一些适于向被围攻城市的城墙之内投掷燃烧油罐的机械。

蒙古人克服了兵力与控制庞大国家的空间和人口不成比例的困难，因为他们从不在被夺取的城市留下驻军：他们将所有人口全部杀掉或驱逐，甚至连“猫狗都不留下”。他们把囚犯、工匠和达到从军年龄的人随军携带，从而增强了蒙古军队下一次攻城的力量。他们让这些人从事必需的挖掘、建造以及辅助进攻的工作。尽管在攻击中面临严重危险，但这些非自愿被征入伍的人们仍比较配合，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战斗失败，他们就必死无疑。这些囚犯在战斗中伤亡极大，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幸存。[注：米切尔·普罗丁，《蒙古帝国的兴起和遗产》，埃登和塞达·波译本（伦敦，1967年版），第191页。]

蒙古人曾经饶恕了赫拉特这座大城市的居民。但是军队离开不久，当地居民就发动了起义，杀掉了蒙古官员。宽恕的错误危险地在这座城市中蔓延。成吉思汗质问军队的指挥官道：“起义为什么会发生？怎么会发生直至赫拉特人民集中起来，屠刀都没有发挥作用的情况？”接着，他指示指挥官返回去：“由于死人又活过来了，所以我命令你必须把他们的脑袋从身体上砍下来。”指挥官确实如此做了，他再次夺取了城市，杀掉了城中的几十万人。最终查明，幸存者仅有40人。[注：米切尔·普罗丁，《蒙古帝国的兴起和遗产》，第192页。]

在与被俘的花刺子模王子谈话时，成吉思汗希望了解他的恐怖战役是否能够永久征服花刺子模帝国的人民。他问道：“你认为这种血流成河的场面能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吗？”王子答道：“如果成吉思汗继续这种屠杀战役，那么将不会有一个活着的人保留这种血腥的记忆。”[注：米切尔·普罗丁，《蒙古帝国的兴起和遗产》，第195页。]

这种交谈清楚地展示了蒙古人方法的两个因素：恐怖的政治战略和屠杀平民的极端的后勤战略，而平民则是潜在的支持他们的士兵和生产者。政治战略发生了作用，人民受到了震慑，即使是单个蒙古士兵驰入村庄，也能够将老百姓吓住，可以拿他任何想要的东西，或杀掉他想杀死的人，而不会受到哪怕是轻微的抵抗。就是这样，成吉思汗很快地制服了一个庞大伊斯兰民族对异教徒统治的联合抵抗。

东欧缺少兵力面对如此无敌的军事机器。俄罗斯依靠重型骑兵和重型步兵，波兰人仅依靠重型骑兵，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徒步弓箭手抵御蒙古人的轻型骑兵。在1238年毁灭俄罗斯，烧掉他们木制城墙围挡的城市和城堡之后，蒙古人置位于森林和沼泽之间的城市诺夫哥罗德于不顾，掉头开走了。就像安息人一样，蒙古人在茂密的森林中难以施展。击败波兰人之后，蒙古人集中兵力对付匈牙利。匈牙利人有伟大的统帅，并有许多骑兵弓箭手。蒙古人虽然缺乏占优势的武器系统，但还是击败了匈牙利人，因为他们的将领出色，并且拥有协同密切、经验丰富的正规军队。接着，蒙古人分兵向南、向西突进，直至到达亚得里亚海。实践证明，这项任务完成得并不轻松，因为当地人在山里伏击他们，切断他们的补给。骑兵部队在山区就像在林区一样，面临许多困难。

由于罗马教皇和皇帝极力动员欧洲抵抗异教徒蛮族人的入侵，蒙古人比他们来时更快地消失了。远在亚洲的成吉思汗之死，为结束这场为期4年的战役提供了契机。前面征途上的高山、森林以及石砌城墙环绕的城市和城堡，也必然提供了额外的撤离理由；而且多林国家牧场和谷物很少，与全部是骑兵部队组成的蒙古军队的巨大需求相比，差距太大，因而这种明显的后勤障碍，也是他们撤离欧洲的原因之一。于是满载战利品的侵略者返回了他们的家乡大草原，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一片废墟。但是，这次撤退或许并没有使全部西欧摆脱像俄国一样的命运（它仍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但毕竟使他们免除了更多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中世纪战术和战略总结

中世纪战争既强调四种武器系统的不同功能，又注重它们之间各自的优势。马镫增强了突击骑兵的作战能力，其专业化倾向也更加明显，虽然拜占庭骑兵携带长矛和弓箭，但双重或全般功能的骑兵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尽管下马的骑士能够像在马背上一样熟练地进行徒步战斗，抵抗重型骑兵的攻击，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需要步兵迅速站成密集的静止队形用长矛抵抗骑兵的冲锋。虽然较强骑兵的威胁彻底排除了士兵间隔较大、挥舞短剑的罗马队形，然而中世纪军队的权力分散使形势更加恶化。未经训练、毫无协同可言的步兵排成盾挨盾的队形，除了防御什么事也干不了。中世纪重型步兵的机动能力甚至比不上马其顿人的方阵。此外，士兵们常常缺乏经过训练和一起生活而形成的士气和凝聚力，而且通常没有长期在熟悉的领导人手下战斗所产生的那种默契。

由于骑兵和投射武器部队作战时更多的是作为个体而不是集体战斗，所以中世纪军队武器系统的质量很少（如果有的话）受到影响。事实上，他们的重型骑兵可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好的。在射箭术方面，以弩箭替代弓箭，补偿了欧洲许多地方射箭传统的不足。尽管有少量的骑兵弩箭手具有相当的作战能力，但欧洲人对轻型骑兵所表现出的兴趣不大。

由于重型步兵专门用于对付重型骑兵，轻型步兵在攻城作战中的作用无可替代，并且是在战场上对付轻型骑兵是最有效的兵种，所以1200年代的战争艺术具有如下区别鲜明的性能：（用“>”代表优越于）重型步兵>重型骑兵，重型骑兵>轻型步兵，轻型步兵>轻型骑兵，轻型骑兵>重型步兵和重型骑兵。这些关系清楚地概括在在图解2.1中。图中，a表示攻击能力胜于箭头所指的兵种，d表示防御能力胜于箭头所指的兵种。攻击包括迫使被攻击对象战斗的能力；防御仅指成功抵御进攻的能力，而不包括部队行动的能力。本图所概括的情况是指在平坦地形上。

图解2.1武器系统的战术能力

骑兵下马后的能力将有所不同。当重型骑兵下马作战时，它就变成了重型步兵。徒步作战士兵的总体能力肯定优于乘马作战的士兵，相同武器系统对抗时，防御一方的能力较强。轻型骑兵下马作战，也可以获得相对优势。在任何情况下，下马作战的骑兵在防御中更便于利用地形或人工障碍等有利条件，而乘马作战就不太容易做到。中世纪统帅掌握并经常利用下马重型骑兵的这种价值，但是，由于缺少轻型骑兵，所以总是不能很好地运用这种变换。他们确实偶尔让弓箭手乘马，使其拥有轻型骑兵的战略机动能力；但他们更少采取相似措施，让重型步兵乘马，这大概是因为重型骑兵后备力量充分的缘故。然而，让重型步兵乘驽马或许比骑士习惯于徒步战斗更要合算得多，因为这将节约培养健壮战马，训练昂贵但无用的乘马战斗技能所需要的可观费用。

中世纪战争及其战术安排的不同成分对战术学的贡献比这种对各种成分作用的严格区分本身还要小。在战略方面，尽管重型骑兵的进攻能力有所改善，但防御仍占据主导地位。木制及石制的城堡和城墙压倒了进攻。中世纪战略再次表明，如果两军构成基本相同，要迫使敌人在对已有利或对等的条件下作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战略问题。如果两军在适宜地形上的机动能力都比较好，那么是否进行战斗的决定权在机动能力更强的一方。正因为如此，蒙古人可以迫使或拒绝与任何欧洲军队作战。但是在欧洲，一位指挥官不能迫使一个具有相当警觉的敌人作战，除非他能像腓特烈皇帝在莱尼亚诺那样做。那次，他把自己的步兵留在后面，以骑兵实施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不能攻克意大利人的步兵时，就只能遭到失败。不过，中世纪的防御者不是运用撤退，而是经常运用防御的另一资源——防守坚固阵地，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们高墙围绕的城市和城堡提供了最好的依托。进攻者所面临的选择要么是实施袭击，要么是实施通常难以成功的攻城，所以他们很少能实施持久的决定性会战。

玛格雅人[正版松鼠妖注：马扎尔人，下同。]和维京人的袭击者们主要是交替运用袭击和撤退战术，因此对付他们主要采用纵深防御的持久战略，结合运用追击和在城市、交通枢纽筑城的方法。这些筑城城市和城堡还可作为平民的避难所和阻止敌人机动的障碍。实践证明，对付袭击者，这种要点系统比追击更为有效，特别是当玛格雅人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维京人具有战术优势的重型步兵面对赶上来的重型骑兵时更是如此。中世纪的征服者也把筑城系统应用于进攻性持久战略中，法兰克人的统治者查理大帝就曾建设要塞控制被他打败的撒克逊人。通过在他们的新臣民中间建立要塞，控制了交通要道，法兰克人就有了影响全国的可靠措施，特别是这些要塞不仅具有强大的防御力，而且其驻军还可以实施进攻。在西班牙和威尔士，入侵者把敌人的地区分割成一个个小块，通过在每个小块地区建立城堡的方法巩固其统治。无论在进攻性还是防御性持久战略中，筑城方法都是所要应用的重要措施。

筑城还意味着采用战斗战略，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占领有利阵地，利用防御力量抵抗敌人的正面进攻。此外，由于筑城体现了重型和轻型步兵的双重属性，因此这些筑城构成了防御中具有优势的武器系统，并确保了战略防御的优势地位。一位中世纪后期的军事作家强调把依靠筑城抵抗入侵作为在战斗中迎击敌人的一种替代方式，当时他建议统治者“向边境上最重要的地方集中和补给粮食、火炮和人员”，并“对那些未实施防御的地方进行破坏”。许多地区的城堡数量使得此种战略相当可怕。在当今法国东部的一个地区，不足3000平方英里的地域内就有70座城堡，平均每50平方英里一个城堡。

这种强有力的防御常常能够降低入侵者通过破坏增大战争代价的袭击来获得政治让步的筹码。此类袭击的破坏性激励防御者增强其在城堡纵深实施可怕的防御战斗，采取防御性后勤战略。因此，同一作者竭力主张防御者“从国家边境及其以内的一个宽阔地带撤出所有的家畜，并将乡村所有的食物补给品放置在隐蔽安全的地方，致使敌人进来实施攻城和四处窜扰时找不到任何东西”。毫无疑问，中世纪战略防御以此作为要旨。[注：菲力普·康塔曼，《中世纪战争》，米切尔·琼斯译本（伦敦，1984年版），第220页。]

为了进攻目的而运用筑城（使逐步侵入敌方领土成为可能）也能够实施进攻性后勤战略。持续达数世纪之久的基督教征服和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连续不断的筑城，就具有这种后勤效用。每一块新的基督教属领土，都使基督教政府的军事人力得以增强，同时相应减少了穆斯林帝王军事资源的数量。由于战略中几乎所有的后勤方法都需要战斗去实现，所以，如果不是为了即时目的，那么基督教徒在西班牙的战略可以体现基本后勤效能的特点。因此，持久性战略可以逐渐取胜，并作为后勤战略而获得胜利。当然，为了确保迅速获胜，如果侵略者的目标非常有限，或者防御者的抵抗意志非常薄弱，那么也可以采用战斗战略。

通过在边境上抗击英格兰凯尔特人、西班牙摩尔人以及东部的斯拉夫人，中世纪统帅和政府对如何征服敌方人民的方法都了解得非常透彻。当然，土耳其和蒙古系统达成这一目标更为快速。杀掉凯尔特和斯拉夫民族的人员，以恐怖和剥夺其用于抵抗的人力资源而制服其抵抗。在一个场合，一时恢复使用这种措施的罗马人曾实施杀光政策，以达成其后勤目的。当时，非洲的一个叫做纳萨莫尼斯的小部落反叛，于是罗马指挥官“攻击并消灭了他们，甚至连所有未参加战斗的人也都杀掉了”。皇帝“图密善对此胜利得意洋洋，对元老院说道：‘我已经禁止纳萨莫尼斯存在下去。’”但是，欧洲的基督教统治者们通常采用比较人道的方法（如果说这种方法比较慢的话），也就是通过筑城以渐进征服和绥靖的方式来达到征服敌方人民的目的。[注：迪奥，《罗马史》，第62卷，第5页，第6行，转引自厄尼斯特·凯利译9卷本《迪奥的罗马史》（剑桥，麦斯出版社，1914年版），第8卷，第327-329页。]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中世纪结束也没有改变，无论在哪种地形对何种敌人所进行的特殊战争都是如此。这对于地域性和国家性战术系统的再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03章 新的合成兵种战术的出现（1200-1600）

法兰西中世纪的作战思想

在法兰克人苦心经营的重骑兵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兰西武装力量，成为了中世纪战争观念与方法的最好样板。在陆上有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等国包围着，北面穿过英吉利海峡还有英国，法兰西在中世纪欧洲占据着极其中心的位置，因而，中世纪欧洲的边境战争对当时的法兰西战争模式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中世纪重视重骑兵和在战斗中强调进攻的思想在法兰西发展到了顶点。由于骑兵不便于实施防御作战，因而，基本上出生于骑兵贵族的法兰西军官所想到的自然是进攻，而不可能是防御。由于没有好的弓箭手，十字弓弩又不便在马上使用，再加上军队本身也没有轻骑兵的传统，因此，重骑兵的冲击在法兰西军事思想中占据了其骑兵作战思想的主导地位。

尽管法兰西人极大地忽视步兵在会战中所能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然而，他们有充足的战术理由轻视对战斗中轻步兵的部署使用。轻步兵虽在围攻中有用，但又免不了要对付土耳其人的马上弓箭手，因而，在当时披甲骑兵盛行的战场上，轻步兵很难找到其相应的位置。重步兵虽然也在围攻中有较大的作用，但也难以在法兰西人的作战思想中找到其相应的位置。由于以往既没有使用重步兵的传统观念，也没有好的编组方式可使重步兵发挥作用，因此，可辅助要塞防护和用于攻击城堡的这些雇佣兵，没能抵制住重视重骑兵的思想盛行。平民步兵虽可将自己排列成密集的队形，但由于缺乏训练，也没有较好的装备，因而，他们也难以抵制重视重骑兵思想的发展。法兰西的统帅们相信进攻是最强的作战样式，认为骑兵是主要的武装力量，因此，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发展能抵御骑兵的重步兵。他们的战术训练集中于骑士比武，所进行的会战则也像是在马上比武一样，他们尤为喜好战斗中的马技。

贵族阶层对徒步作战的、社会地位低微的平民的蔑视，也是轻视步兵的思想根源之一。偶尔有这么一次，法兰西的步兵在没有骑兵的协助下几乎都快要赢得战斗胜利了，而这却引起了法兰西贵族的妒忌。一位历史学家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为此他记录了一位法兰西统帅的话：“前方的大小贵族们，瞧，我们是多么的荣幸！我们打赢得了这场战斗。”一方面，社会的偏见增强了法兰西头领们轻视步兵的思想；另一方面，装备合适重步兵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也促使了法兰西指挥官们不去改变他们主要依赖重骑兵的做法。[注：奥利弗·斯帕尔丁，霍夫曼·尼克森，约翰·赖特，《战争》（华盛顿，1937年版）第371页。]

上述这些因素与战斗中正面攻击思想有很大的关系。骑士文化和英雄主义思想使得法兰西人乐于接受挑战，实施正面战斗。这样，促使了骑士比武中的正面战斗思想固定了下来。再加上有限的战斗经历，就更阻止了机动包围战术这种在骑兵对骑兵作战中难以实施的机动样式的产生与发展。骑兵与步兵不同，骑兵战斗很少依赖战斗队形和技术，更多涉及的是个人而不是集体行动。认为进攻是更优越的战斗样式的思想也有助于正面攻击思想的形成。当然，当重骑兵对重骑兵、轻步兵以及装备不良或准备不足的重步兵作战时，认为进攻更占优势的理论也是成立的。比如在1229年，年轻的亚拉冈国王，率领他仅有的400名骑兵在与2000名穆斯林长矛兵相遇时，竟与之交战。正如他自己所预料，他竟然赢得了战斗的胜利。因为，长矛兵在向前推进过程中战斗队形暴露出了间隙，亚拉冈骑兵就顺着这些间隙冲进了长矛兵战斗队形，大获全胜。

作为中世纪军事模式的样板，法兰西人就没有更多地认识到古代战争中士兵的作用。他们很少有、甚至是几乎没有诸如机动包围、集中兵力攻敌弱点、以较少的努力赢得战斗的胜利等作战思想。他们只有保持少量预备队的思想，甚至指挥官也不是在组织指挥战斗，而是在率领其部队冲锋陷阵。由于战斗的不频繁以及具有大多数封建军队所固有的特点，法兰西的军队缺少相应的组织和多兵种联合体制，也没有任何指挥机构。事实上，由许多有财富，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人组成的法兰西军队，就相当于一群乌和之众，而不像是按马其顿或罗马风格组建的军队。上述这些因素大多也同样影响着法兰西军队组建起合适的后勤保障体制。当时只有拜占庭和蒙古军队可与古代的军队相比。

当然，法兰西士兵们对筑城设防的重要意义确有一定的理解。他们构筑起越来越坚固和复杂的城堡与城墙，并以永久性筑城防御为基础，巧妙设计他们的战略。中世纪的将领们在战略上能展示出他们的聪明才智，就像国王约翰在各次作战中所表现的那样。当然，不包括他与奥托皇帝联手对付法兰西腓力国王的那次战役。法兰西军队在十字军东征作战中也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军队缺乏连古人都十分清楚的严明纪律。他们使用弓弩兵击败马上弓箭兵，以及英国狮心王理查一世将弓弩兵与长矛兵混合使用的思想，都表明他们能够理解不同武装力量之间的优劣。十字军中的法兰西士兵在战斗中也使用过突然性和侧翼攻击战术。然而，在欧洲，除了他们的筑城技术外，他们几乎没有从东方学到多少东西以改进他们自己的战术。这需要有比叙利亚与巴勒斯坦更邻近的边境战争才影响了后来中世纪战争方式，而这发生在军事技术与后勤保障方式转变中的背景下。

后勤保障的变革

商业的发展、地区的相对稳定、劳动大军的扩大带来了社会产品的丰富，再加上货币的使用，使得中世纪后期战争中的后勤保障有了巨大的变化。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就使得统治者们能够支撑起庞大的军队。越来越多的统治者们开始依赖职业军队，而民兵只用于防护城堡和抵御外敌袭击与入侵。然而，此时的职业军人已不像当年罗马时期的职业军人，是由君主征募和组织，并能保持常备状态和经常性的训练，他们是雇佣兵。士兵们只是短期内出租自己，很少有超过一年的。比如，征服者威廉就极大地依赖他的征服地（英格兰）的雇佣兵。通常，统治者们通过军事契约者从事战争。这些契约者们向统治者们为某一次战役提供所需的部队种类与数量。随着货币流通额的增大和国家税收的增加，这就使得君主及公爵们使用雇佣兵不再依赖强制性的军事税收。

职业军人取代了民兵，这意味着军队成份的增多，战役可在统治者财政所维持的限度内长时间地持续下去。但是，无论是单个士兵，或是成群的士兵，即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年复一年地跟随同一军事契约者作战，但是，这样的军队也缺少像罗马军队和后来拜占庭常备军队拥有的那种职业精神。雇佣军人员的不稳定就意味着缺少固定的编制，没有一定的建制单位规模，缺少相应的指挥体制，也缺乏一起共同训练的经历。没有了这些，这些军队就缺少整体联合性和部队凝聚力，或者说团结精神。因而，由这样的雇佣兵组成的重步兵，虽然他们擅长城堡作战，但缺乏野外战场的机动能力。士兵的个人创造精神不足，军队的作战行动不如罗马时期国家拥有的军队那样有效。

农业产品的极大丰富，以及14世纪中期瘟疫流行之前欧洲人口的增长，都增强了军队的供给能力。军队也因此能实施长时间的持久性战役。由于钱币的极大丰富，军队在战役过程中就能方便地购买到军队所需的食物、营房住所和饲料，这也促使了个人承包商供给军队所需用品的现象出现。当然，技术的进步也极大地影响着军队的后勤保障方式：随着马蹄铁技术的引进、马颈圈技术的完善，人们不再利用马脖子而是利用马的肩膀来牵引，这样马可以拉更重的东西。双马挽具的推广使用，使得设计精巧的运货车可以根据运货重量使用多对马。马不仅跑得快，而且也有较好的耐力，这样马就逐渐取代了牛。在道路状况较好的地方，马拉的运货车就取代了牛车或其他驮载牲畜车。这些技术的革新使运输效率得到了成倍的增长，道路运费下降了2/3。在罗马时代，每100英里谷物的运费就相当于所运谷物自身的价值，而到13世纪，每百英里的谷物运费下降为所运谷物自身价值的30%。这一显着的变化极大地影响着军队的供给方式，使得驻军可以有一个较大的作战半径，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军队在征战中自身可以携带大量的食物。

在中世纪的后期，舰船也处于显着的变革之中，到1600年完成了一次巨大的变革。商船的外观尺寸增大了，航运能力也有了提高。单桅杆船变成了双桅杆、三桅杆甚至四桅杆船。桅杆上的帆也增加到了三页，这样，舰船行驶起来就可以更快，而且行驶方向更贴近风吹来的方向。刚开始时，船的吃水深度较深，船舷较高，船外形呈宽而短，其宽度相当于船龙骨长度的一半，相当于船全长的1/3。实践证明，这样的船具有较好的抗恶劣天气能力，但航速较慢，机动起来不灵活。到16世纪，出现了较低而狭长的船，船的最大宽度只相当于船龙骨长的1/3。这样的船航速快，航驶性能好，机动起来极为灵活。

然而，水上运输更大的进步来自于导航技术的进步。罗盘的引进，使得轮船更为方便地航行至陆上视野之外的地方。水手通过测算船经过某一物体所需的时间就可以估算出航行的速度以及船已经航行的距离。尽管在海上测定纬度还有一定的困难，也不可能知道经度，导航只能是大概的而不是精确的，但是，导航技术的这些进步已极大地增强了舰船的航行能力。水手们不仅能够，而且可以很自信地航行到陆上视野之外的地方。

武器装备的变化

在13世纪，穿铠甲的士兵开始在自己身上的薄弱部位使用厚铠甲以加强铠甲的防护。重骑兵逐渐地在自己铠甲上增加厚铠甲，直至后来普遍出现了整套的锁子甲服。它可以使穿此锁子甲的士兵不怕打击，对方的手持武器和弓弩箭也奈何不得。可以完全防护士兵面部的头盔也早已使用。这样，一套新的锁子甲服重达70磅[markgraf注：70磅约30多公斤，锁子甲不可能这么重，从上下文看是指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早期的plate-on-mail，译者勉强译为“锁子甲服”，容易造成误解，插图中用的“铠甲服”也许更为准确。]，再加上战马自身披带护甲的重量，一匹马要扛100磅的金属铠甲。由于，马为免遭长矛刺伤胸膛而披上铠甲，骑手为防伤害也严实地裹着铠甲，这样，骑士就变得更加令人生畏。然而，这一改动既增加了骑士的花费，也严重地降低了其机动能力。负担沉重的战马再也不能在战场上疾驰，骑士也难以灵活地机动，只能直走攻击。骑士下马后只能艰难地行走，且难以再上马；一旦倒下，甚至难以起来。

插图3.1铠甲服

黑火药的发明并没有很快影响到陆上作战。它的重大应用并不是火箭，也不是城堡围攻机械所抛射的炸药，而是用于从管内抛射物体。到14世纪中期，加农炮已经相当普遍了。然而，加农炮经过了100年的时间才有足够的威力轻易地摧毁城墙，从而才真正引起战争艺术的变革。于是，一旦城堡和城墙已经过时，军事工程专家们就会寻求新的筑城方法，防御者们也就会建构起新筑城工事。

以黑火药为动力的攻城炮的效果较好，因此，它取代了当时使用的机械攻城装置。一些新的加农炮威力较大，可以发射重达400磅甚至更重的加农石弹，但是，大多数这样的炮都是很难挪动的，并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放置到位，因此，这样的炮都被认为是固定不动的。正如当年罗马人，先是将弩炮安放在轮式车辆上推到战场使用，尔后才演化为弓弩似的手提抛石机一样，具有机动能力的可移动炮的发展也经历了这一类似过程。15世纪既有轮车上推的小加农炮，也有单个士兵携带的小加农炮。安装在原始车架上的可移动野炮，移动起来也不方便，瞄准起来也困难，因而，其长时间内并没有对战斗产生太大的影响。轻步兵和轻骑兵的可移动抛射装置缺乏机动性，野炮也同样缺乏这种机动能力，因而，它们都不能抵抗重武器系统的攻击。不像轻步兵和轻骑兵，炮就连逃避重步兵攻击的机动能力都没有。

炮主要运用于机动不十分广泛的攻城作战中。当然，后来也制成了可携带的手“炮”，即手枪。早期的手枪不便瞄准与射击，因而，并没有对作战产生太大的影响。它实际上就是将发射管安装在一根木托上罢了。要想用它实施射击，得携带一件点燃的物体，设法使之接触前装枪管后部的火门，引起点火，得以发射。通常用于点火的是一根点燃但不着的细绳，也叫火绳。枪手要一手持枪，另一只手持火绳去凑近火门，这样想瞄准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手枪由于其威力并不太大，发射速度又慢，因而，它还不如精度较好的十字弓弩，即使是操作熟练，也不敌发射速度较快的弓箭。

在15世纪中期，火绳扳机的采用提高了手枪的瞄准射击性能。将火绳点燃的那一头夹在触发扳机的前钩上，操作者使用扳机移动火绳接触火门提供点火，而两手可同时持枪实施瞄准。但是，此火绳枪的发射速度仍然较慢。为装填射击，枪手要先量出一定量的火药，放入枪管，塞入铅球，再塞一些棉花、碎布以固定住弹丸和火药。在火门旁边有一个火药池，当里面装入火药时，用火绳点着它就可以引发枪管内的火药。枪手在射击前，装填弹药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用一个小盖封住火药池，以防火药漏出。在装填过程中，枪手既要保证火绳不灭，又得防止火绳靠近火药。装填完毕后，枪手就可以用手握住火绳已点着的那头，或把它在空中卷起来，用嘴不停地吹着以防止熄灭。准备射击时，他要将火绳固定到扳机钩上，打开火药池，进行瞄准，尔后扣动扳机。此枪的射击结果是，有一半机会是把铅球抛射到3/4英尺远的地方，还有一半的时间就是要么火绳灭了，要么火药倒出来了，再要么火药池中的火药没能引爆枪管中的火药，或者因其他意外事故而不能射击。如果射击了，枪手有50%的概率击中前面100码距离上的肩并肩挨着的士兵。

尽管火绳枪的威力增大了，如果不是它的花费降低的话，它还抵不上十字弓弩。将一根简单的铁管或黄铜管装置在木架上，再配上并不复杂的钩子和扳机，一枝火绳枪就算做成了。它的制作花费比弓弩的制作花费少多了。因为，弓弩还要用卷扬机或其他机械装置将弓弯曲，以增大其张力。光制作一把十字弓弩就需要技术工一周的时间，再用卷扬机使之弯曲，又得一周的时间。而制作一把枪却只需一个劳工一天的时间。制作一支弩箭需要一个技术工半个小时的时间，而制作手枪的铅球却可以成批地铸造。到15世纪末，随着火绳枪的威力赶上甚至超过弓弩，发射速度也与弓弩基本相当，火绳枪便开始取代弓弩了。

插图3.2火绳枪机

当火绳枪的发射速度与弓弩基本相当时，它的精度还不高，还不是十分可靠的。问题出在武器本身，因为其弹丸只是松垮地放在枪管中。尽管一名有经验的射手，由于熟悉自己弹药的药性和武器的特性，射击使用起来要比一名新手好多了，但是，射击瞄准还不是手枪训练中的一个内容。士兵重视的不是射击的精度，而是持枪运动的速度和运动中过程的可靠性（保证火药池中的装药不倒出来），以提高发射速度。战斗力的可变因素是火绳枪的发射速度，而不是射击的精度。由于火绳枪的造价低，到16世纪，它就很快取代了弓弩。但是，火绳枪只是简单取代了弓弩，它并没有给使用发射武器系统的士兵的战斗效率带来多大的提高。尽管攻城炮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直到15世纪，攻城炮才真正使筑城变为过时。因此，黑火药并没有对中世纪后期出现的、在13世纪前后风格各异的欧洲战术产生什么影响。

持久战略和英格兰完成对威尔士的征服

威尔士人与英格兰人之间断断续续的战争又过了一百年，到1276年，它们之间又爆发了一场重大的冲突。北威尔士在卢埃林王子时期，不仅有着卢埃林亲王这样一位精明且富有经验的领导，而且有延伸到南部纵深的疆土作为有力的基地。卢埃林在耗费英格兰人物力财力的同时，使自己的领土得以扩大。然而，到了新英格兰国王时期，他的对手却是一位善战的优秀战略家——爱德华一世。早在王子时代的爱德华，在反对德·蒙特福特的伊甫斯罕战役中就展示了其才华。在1276年，爱德华国王召集了一支雇佣大军来到威尔士。这支大军只有少量的骑兵，大多是弓箭兵、长矛兵、木匠和矿工。这次，爱德华不像他父辈那样进行轰轰烈烈的，却短暂而无效的入侵。他计划在占领地实施持久战略。他使用极少的骑兵，避免了严重的后勤保障问题。他雇用的是一支能按他们自己的方式在荒野、山区和森林中与威尔士人作战的军队。

爱德华国王的首次战役很快就攻克了卢埃林的一些防备不紧的边缘目标。紧接着进入了冬天，爱德华所面临的是威尔士西北部一片充满敌意的崎岖山区。爱德华继续进行作战，实施前两个世纪就沿用的快速战略追击。当然，他并没有忽视后勤战略。他封锁了任何通往卢埃林领地的供给活动。实践证明，他的这一冬季战役是相当有效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威尔士王子就不得不求和，丧失大片领土及影响范围。在确定求和时，卢埃林肯定考虑到了爱德华国王进一步实施后勤战略的结果。在1277年9月，他卢埃林虽然占领了威尔士北部海滨的安格尔西岛上大片肥沃的土地，但爱德华国王手下的人却收割了本来可以送回威尔土本土，供给爱德华对手的庄稼。

爱德华国王不愧为是一个彻底的建设者，他接着就开始了旧城堡的修理和新城堡的修建工程。威尔士人为他们自己统治而修建的城堡，反成了英格兰人为了控制他们的新占领地所作的准备。5年以后，在另一次持续一年的战争中，爱德华的军队占领了北威尔士的剩余领土，夺走了全部城堡。

这一持久战略，跨了整个冬季，完成了对威尔士的征服。在完成征服威尔士的过程中，英国人并没有遇到像他们所想像的那么多困难。因为，卢埃林早早地加入到他的先遣队中，被一名英国士兵碰到了，而这个士兵并没有认出他就是卢埃林，很快用矛将其刺死了。爱德华那宽松的领导艺术和他部队的高昂士气，使得爱德华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他对威尔士的征服。爱德华很快就转入修建城堡，巩固他的统治。在7年的时间内，爱德华就按照改进的设计方案修复或新建了9座城堡。

在接下来的11年中，英格兰人遇到了两次反抗，但都被迅速而有效地平定了。在爱德华的整个征服战役中，威尔士人成了他的军队的主力。一个世纪后，尽管威尔士人有过一次短暂而强烈的反抗，但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威尔士也就逐渐地成为更英化的、爱德华国王领地的组成部分。爱德华做了许多威尔士人的安抚工作，终于让自己那出生于威尔士的儿子，威尔士亲王，继承了当地统治者的位置。对威尔士人约两个世纪的不断渗透是其政治征服的重要内容。

征服威尔士的军事手段是持久战略，基本上是作战，同时重视长期的后勤斗争。如果英格兰人能更充分地调动本国的资源，一鼓作气，乘胜追击，而不是采取时断时续的方式，那么，英格兰人用不了两个世纪就可完成对威尔士的征服任务。然而，这种方法需要耐心。对一个地区，比如某一流域的征服，并建立起能支配该地域、控制这一地域交通的要塞，需要花费时间。英格兰人在自己的不懈征服努力中，一旦控制了被征服地区，并运用这一地区的资源时，他们就应该果断地转入对下一地区的入侵，通过修筑要塞达到控制的目的。

要塞以最有效的形式增强了防御的威力，但也给了防御者背上了难以实施战术进攻的包袱。一开始就集中精力占领并平定一小块地区，这可以使入侵者增大其在空间上对敌兵力的对比率。其要塞就不仅能防止威尔土人重新夺回所占领地区，也能阻止威尔士人对所占领地区的袭击活动。这样，英格兰人就可以逐渐地让战败者顺从他们的统治，并逐渐在文化上同化他们，直到用较少的兵力就控制这一地区，腾出更多的兵力去入侵并控制另一地区的领土。城镇的增长和土地的开垦加速了英格兰人的观点、制度以及语言在威尔士的逐渐传播。

英格兰人在苏格兰的合成兵种战术体系

尽管英格兰人在威尔士的战役作战中有大量的城堡围攻作战，但是，两军却很少进行野战。因为，威尔士大量采取的是游击性的袭击和伏击战术。当北部威尔士人真正在野外与英格兰人交战时，他们采用的是典型的长矛兵密集方阵。像威尔士这样的小国，商业不发达，农业产品也不丰富，养不起昂贵的护甲骑士。它使用廉价的步兵，像马其顿那样，使用长矛将敌人挡在一定距离之外，这样就使昂贵的铠甲骑士没有太大作用。在对付这一强固的防御型队形时，英格兰人采用的是征服者威廉在黑斯庭斯会战中使用的战术。英格兰人不是用骑兵去冲击威尔士人密集的长矛兵方阵，而首先派出弓箭兵和弓弩兵，发射箭雨，极大地削弱威尔士人的消极防御，然后，骑兵一次冲击即可获得成功。

在威尔士南部，英格兰面对的是手持长弓的威尔士人。这种长弓比普通弓要可怕得多。它和人一般高，很结实，其威力可以与十字弓弩或者合成弓相比。有一次，一枝箭射在4英寸厚的木板上，在板的另一侧面还露出一点头来。当然，长弓的本质特征不在弓本身，而在使用长弓的人。它要求使用者经过多年的训练以培养足够的力量才能拉开它，掌握准确射击的技能。十字弓弩为人们提供了一件既便利使用，又能增长自身力量的机械；而长弓却是依赖经最好训练的人的使用，才能发挥出威力。人作战技能的提高增加了武器系统的花费，而在像威尔士这样的落后国家，情况就未必如此。威尔士人依靠民兵先后抵抗过萨克森、维京人，最后是英格兰的入侵。由于长弓的廉价，威尔士的牧羊人甚至可以将掌握长弓的射击技术作为自己的一门副业。一名技术娴熟的长弓射手可以利用自己武器的多种用途以及参加射击比赛为自己挣回食物。威尔士人对这种费力的长弓的专业化，形成一种比弓弩更有威力的武装力量体系。因为长弓的发射速度是十字弓弩的3-4倍，一名技术娴熟的射手对远距离目标快速地射击，足以保证有两枝箭同时在空中飞行。英格兰人也让威尔士的长弓射手加入他们的军队，并成功地在英格兰推广普及长弓，致使长弓实际上取代了十字弓弩。

然而，长弓主要还只是威尔士和英格兰人的武器，并没有在法兰西得以推广，因为掌握长弓的使用需要长时间的训练。由于火绳枪的射击速度不快，射击精度也不高，从而延迟了它在英格兰的推广使用。但是，火绳枪最终还是取代了长弓和十字弓弩。因为，射手使用长弓需要较大的力量和一定的技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这就使军队装备长弓武器系统的费用高于火绳枪的费用。这一因素最终保证了人们采用火绳枪。

大约两个世纪以来，长弓实际上成了威尔士人和英格兰人惟一的主要武器系统，因而，他们拥有了西方世界最好的轻步兵。当英格兰人将精力从威尔士转移到苏格兰时，英格兰人学会了如何运用他们上乘的轻步兵武器系统。在1298年的福尔柯克会战中，爱德华一世遇到了苏格兰人。苏格兰与威尔士相似，是一个农业产品不丰富的山区小国。苏格兰人也像威尔士人一样，注重较为廉价、且比重骑兵更适宜在他们大多数地形上作战的重步兵。他们也确实有一些重骑兵，但是他们的弓箭手不如威尔士和英格兰的长弓手有战斗力。

在福尔柯克会战中，苏格兰人知道自己的重步兵更适合于防御作战，因而他们就等着对方来进攻。苏格兰军队指挥官，威廉·华莱士是位称职的指挥官，在早些时候的一次会战中，苏格兰人在一片沼泽地后面组织防御，等待英格兰人的进攻，并因此击败了英格兰的攻击。华莱士从此学会了重步兵要以防御对付英格兰人进攻的道理。在这次会战中，苏格兰人也像上次作战那样，在一片松软土地后选择自己的防御阵地。

然而，爱德华国王也不愧为一位优秀的战术家，下决心要进攻。苏格兰的重步兵装备了12英尺长的长矛，使用纵深很大的战斗队形。在防御时，前面一列跪着，手持长矛，将长矛柄触地，后面其余各列则平拿着他们的长矛。苏格兰将重步兵排成四个很大的战斗队形，以形成全方位的防御，而将弓箭兵放在战斗队形之间或重步兵队形的翼侧，并将少量的重骑兵放在步兵队形的后侧。英格兰人的重骑兵分散通过松软的地面，从两个翼侧接近苏格兰人。不等下令，英格兰重骑兵向静等不动的苏格兰军队发起了猛烈地攻击。这一冲击，冲散了苏格兰的轻步兵，但对四个纵深的长矛兵方阵却没有什么影响。正当英格兰的骑兵准备向重步兵再一次发起冲击时，爱德华国王赶到了。他发现，第一次自发冲击的效果来自于马对轻步兵的冲撞和践踏。这位经验丰富又十分精明的国王，很快意识到骑兵对长矛兵再次发起冲击也会无效的。因而，他阻止了骑兵的再一次冲击，而采用当时曾有效对付威尔士长矛兵的战术。他调来了长弓兵，命令他们对苏格兰阵线的几个地点集中射击。当密集箭雨重创苏格兰重步兵，并在其队形中打开缺口时，爱德华国王命令骑兵从打开的缺口处发起冲击。骑兵很快就突破且击败了对手，接着便向苏格兰的步兵发起追击。尽管苏格兰的步兵伤亡惨重，但是由于步兵已接近森林，伤亡得到了控制。苏格兰指挥官选择这一靠近森林的地点作战，就是防止一旦失败，这片森林可以作为步兵逃避骑兵伤害的避护场所。

英格兰人在此次会战中的胜利，在战术上类似于当年威廉一世在黑斯廷斯的胜利，它再一次显示了，作为古代时期的轻步兵，尽管在重骑兵面前显得很可怜，但却可以抵挡重步兵的攻击，并给之以重创。该会战还显示了骑在马背上、穿着精心设计的铠甲的贵族，并不能胜过手持长矛的密集步兵。这后一条经验，也正是纳尔塞斯在塔基尼会战胜利的根本，可英格兰骑士们却很难学到这一点。

爱德华国王在福尔柯克会战的胜利，转变了英格兰人在对付苏格兰人中的好运。1297年，在爱德华国王不在的情况下，尽管知道苏格兰军队就驻扎在不远处，英格兰军队仍信心十足地通过一座很窄的桥。这种过于自信自然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当部分英格兰部队已通过桥之后，苏格兰的重步兵发起了冲击。在对岸的大部分英格兰士兵或被歼灭，或被俘虏，还有一些在逃跑时掉进水里而淹死。

然而，爱德华国王在福尔柯克会战的典型战例，并没有很快促使英格兰人战术条令的改进。几年后，一位明知爱德华在福尔柯克会战中所采用的战术的英格兰指挥官，有一次，遇上了罗伯特一世时代的一支苏格兰重步兵部队。这支部队正封锁着两块沼泽地之间的狭窄通道。这位指挥官没有使用他的长弓兵，而是用骑兵冲击长矛兵。在连续冲击彻底失败后，这位指挥官只得撤退。任何徒步步兵都不能抵挡住重骑兵的冲击，这一错误的思想在中世纪时期的许多将帅头脑中很难得以纠正。贵族对徒步作战的平民的蔑视，加深了他们傲慢地认为重骑兵是至高无上的兵种。

苏格兰人成功地迫使英格兰人离开他们原先的征服地。爱德华一世的无能儿子和继位者，爱德华二世最后被激怒而不得不采取行动。在1314年，爱德华二世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入侵苏格兰，以解除在罗伯特一世领导下的苏格兰军队对一个重要城堡的围困。罗伯特国王是苏格兰人独立运动的领袖，在政治活动和军事事务中都表现出了其杰出才华。他从威廉·华莱士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也从他自己与爱德华一世对阵的会战中汲取了不少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对付英格兰军队向前推进，罗伯特将自己的部队部署在一片沼泽地后面的一个小山上。此山离被苏格兰围困的城堡不远。英格兰要想解除对城堡的包围必须首先攻取此山。罗伯特将自己的指挥所设在一个能瞰视整个会战的制高点上。苏格兰人缺少弓箭兵，主要依靠他们的长矛兵，并以部分下马的重骑兵来加强力量。罗伯特留500名重骑兵作预备队，将步兵摆成四个分开的、有一定纵深的队形。

为进攻苏格兰人，英格兰的庞大军队不得不通过这片小水池星罗棋布的沼泽地。黎明时分，英格兰人才全部通过这片沼泽地，重骑兵还没有完全展开成战斗队形，而跟在后面的步兵几乎都没来得及展开。罗伯特一世改变了原先等待英格兰人攻击的计划，决心乘英格兰人未形成战斗队形前对其发起攻击。他命令他的步兵向前，实施罕见的以步兵攻击骑兵的战斗。

正像当年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战役中轻松地将其重甲步兵凝聚成一个整体而不是成一条线地向前推进一样，苏格兰庞大而密集的长矛兵方阵有序而从容地走近英格兰骑兵，前面各列没有任何间隙，始终保持着战斗队形。一股英格兰骑兵很快就以一次反冲击与苏格兰长矛兵方阵相遇。正如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这两支部队碰到一起，英格兰骑士高头大马撞到了苏格兰士兵的长矛上，就像撞到了一棵大树，爆发了巨大而可怕的碰撞，队形割裂了，马也撞死了，它们紧紧地堆在一起。”停在长矛线之外的骑兵也无能为力去改变这一惨况。[注：查尔斯·奥曼爵士，《中世纪战争艺术史》第2卷，（纽约，1924年版）第95页。]

在苏格兰的其他方阵赶来交战的同时，英格兰总算在一侧部署了部分长弓兵。长弓兵们快速地射箭。如果长弓兵们能持续地射箭的话，那么苏格兰的处境就会相当困难。然而，经历过福尔柯克会战的罗伯特国王，“很清楚长弓箭手们是危险的，他们的射击是可怕的。”于是，他动用了500人的重骑兵预备队。预备队的这次冲击轻松地冲散了对方的弓箭手。国王使用了他的惟一能攻击并击败轻步兵的武装力量。苏格兰的长矛兵在没有弓箭兵的威胁情况下加入了战斗，将英格兰的重骑兵挤压到一块，退回到没有机动能力的步兵跟前。而这些步兵们正被围困在攻击前自己刚刚经过的沼泽地中。英格兰的后续部队都没有派上用场，就只得带着爱德华国王派遣的长蛇阵从战场上撤退。庞大的英格兰军队伤亡惨重，许多士兵在过后面的水障时被淹死。在班诺克本，英格兰军队败在了使自己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处境中。而在这以前，苏格兰人往往是站着等待实施防御战的。在以后的几次主要会战中，苏格兰人却由于自己的过于自信，再加上英格兰人改进了其战术而吃尽苦头。

1332年，一小股英格兰军队入侵了苏格兰，在杜普林山上取防御态势。全部由重步兵组成的苏格兰军队向山上推进，主力集中在中间，两侧各有一个小方阵。英格兰人明智地让骑兵下马，转而对付重步兵，并将他们众多的长弓兵分散在骑兵的侧翼。苏格兰人未能重视英军弓箭兵的作用，其中央集团向静止的下马骑兵发起了冲击，未能获得绝对优势的效果。正当双方徒步士兵们相互厮杀之时，英格兰的弓箭手们运动到前面，从左右两侧快速地向苏格兰两个翼侧小方阵发射弓箭，迫使它们退回，与中央集团主力挤在一起。由于前面的士兵不能向前挪动，而同时两翼的部队赶在对方箭雨到来之前向内退缩，当时的场景正如中世纪一位历史学家所描绘的那样：苏格兰的军队“由于过于拥挤而互相践踏至死，其因挤压至死的人数多于被箭射死的人数。”苏格兰军队同时受到了三方面的攻击，所处的态势类似于当年罗马军队在坎尼战争中的处境，而且“那令人惊叹的场面是以往所见到过的战役战斗中所未曾真正看到或听说过的，尸体堆起的高度甚至高于长矛的长度。”当苏格兰军队最后开始撤退时，许多英格兰的骑兵们则上马追击，又给苏格兰人造成了更多的伤亡。相反，英格兰人的伤亡甚微，苏格兰人根本就没有伤着他们的弓箭手。[注：查尔斯·奥曼爵士，《中世纪战争艺术史》第2卷，（纽约，1924年版），第105页。]

第二年，在哈利敦西尔，苏格兰又去攻击英格兰人的队形。聪慧且精力旺盛的年轻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在一个险峻的山上占领阵地，采用新的战术，即让骑兵下马作战，将弓箭兵分散部署在下马骑兵的两侧及队形间隙。当苏格兰军队向前推进时，弓箭手从山上往下射击，长弓兵在没有重骑兵协助的情况下转向攻击重步兵，来到停止不前的长矛兵跟前。苏格兰军队不久就后撤了，而将会战的胜利留给了爱德华三世。这位当时只有20岁的国王从此便开始了他几乎不败的军事生涯。

从与威尔士和苏格兰人的战争中，英格兰人发展起了一套优秀的战术体系。在部队处于防御状态的基础上，让骑兵下马成为重步兵，让厉害的轻步兵在攻击的重步兵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以成功的防御杀伤对方。以轻、重步兵混合编成，可以胜过任何武装力量系统协同进行的正面攻击。当然，全部由轻步兵实施的攻击除外。对付全部由轻步兵实施的攻击，英格兰的骑兵则又将上马作战，以马撞击弓箭手。对付同样由轻、重步兵实施的协同攻击，防御者则拥有进攻者不具有的防御作战的优势。这样，英格兰人就由原来的主张以重骑兵进攻，转而创造出这种完美的防御战术体系。运用这一战术体系，英格兰人不仅制服了苏格兰人，也能击败帕提亚人。

自杜普林会战和哈利敦西尔会战失败之后，苏格兰人就又回到了罗伯特国王制定的理智而有效的战略上来了。罗伯特国王曾强调指出：要避免会战，依赖山丘、沼泽地、森林提供防护，而不是依托要塞；进攻行动要局限于达成突然性或实施伏击战。他还提出了一种后勤战略思想，即当入侵者来时就破坏庄稼，因为“当入侵者看不到有任何可索取的东西，到处一片荒凉，他们也就匆匆经过而不久留”。这种后勤战略比起战争带来的破坏要小得多。因为，英格兰侵略者来时也将破坏他们所未能消耗掉的东西。而苏格兰人可以经常性地掠夺邻近英格兰的领地以作为一种补偿。在250年断断续续的战争中，双方的战术、战略，以及总体态势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苏格兰人始终没有培养出能与盎格鲁-威尔士的长弓射手相当的弓箭手，而英格兰人也从没有制服过苏格兰人，也没有遏制住苏格兰人的袭击。在哈利敦西尔会战胜利后不久，爱德华三世就将主要精力转到与法兰西人战争上来了。[注：查尔斯·奥曼爵士，《中世纪战争艺术史》第2卷，（纽约，1924年版），第99页。]

百年战争的开始与克雷西战役

在1339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开始了他对法兰西的第一次战役。他计划采用他在1333年哈利敦西尔会战中成功运用的战术体系，在防御会战中依赖下马重骑兵和长弓兵打击对方。爱德华三世在友好的荷兰省领地登陆（即现在的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兰西境内的邻近地方），与盟军的一支部队会师后，入侵法兰西。那是一个到处建有砖砌的坚固城堡的国家。为创造一个便于实施防御的条件，以便采用他的防御战术，他对法兰西的农村进行了一次破坏性袭击，希望能迫使菲利普六世发起进攻。

菲利普国王是一个残忍的人，可以说是一位很合格的军人。当他率领他的庞大军队进行远距离行军时，爱德华国王就将自己的军队摆成三线，徒步的重骑兵在第一线，两翼是他的弓箭兵。然而，菲利普国王也并不进攻，而是将自己的部队驻扎在离对方一定距离远的地方，等待英军的攻击。尽管英格兰的战术中也规定了可以实施进攻，但爱德华国王还是犹豫不决。他解释道：因为，菲利普国王“在他的周围挖掘了许多堑壕，并砍下大树挡在路上，以阻止我们接近。”一段时间后，双方军队的粮草耗尽了，各自撤离了战场。尽管菲利普国王并不完全知道英格兰徒步重骑兵的威力，也不清楚长弓兵所能带来的致命性威胁，但是，他的谨慎防止了他向一支经严密组织的大规模部队发起攻击。[注：阿尔弗雷德·伯恩斯，《克雷西战争：百年战争前期军事史（1337-1360年）》（西港，1955年版）第50页。]

在1340年，爱德华三世又回到了同一战场。在这次战役中，他围困了特耐城堡近2个月，利用一条河阻止救援部队靠近城堡。由于财力不支，英格兰国王不得不同意他的盟友的休战要求。这个战役最终未能占领特耐城堡，也没能进行一次会战。

在1341年，爱德华国王掌握了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遂将战场转移至布列塔尼的达奇。布列塔尼是位于法兰西最西部的一个省。在此，爱德华国王支持一位亲英的人[译者注：蒙特弗侯爵约翰]继承布列塔尼的侯爵地位。于是英法之间展开了多年的中世纪典型的拉锯战。与此同时，法兰西军队正稳步地向吉耶纳公国推进。这是英格兰在法兰西东南部的长期占领地。在长达6年的战役中，法军已经推进到了距波尔多25英里的地方。同时，在1345年，爱德华国王能干的侄子亨利（兰开斯特伯爵），也率领一支规模较小的部队到达此地。亨利的才能使他扭转了英格兰的命运。

兰开斯特伯爵向占领倍尔拉镇的法兰西军队主力开进，并很快就发起了实际上短暂的围攻。在停泊在河上的轮船的支援下，在弓箭手们迅速的箭雨打击下，兰开斯特伯爵很快拿下了这个城镇，法军则逃跑了。接着，他继续向前推进，避开皮里格这个坚固的要塞，占领了距波得克斯约100英里的城镇奥柏劳齐。然而，当英格兰指挥官再回到海滨时，法军又采取攻势行动，围攻了奥柏劳齐。兰开斯特伯爵则率领一支由重骑兵和弓箭手组成的小部队，迅速赶来解救。在一天下午的晚些时候，他突然袭击了围攻奥柏劳齐的法军，击败了围攻者。随后，兰开斯特伯爵又占领了三个城镇，包括拉里奥。在此，他一方面运用移动堡垒接近城堡，另一方面，他告诉守军，他已经在城墙下面挖了一条坑道，并放火烧掉支撑木，以此劝说法军投降。兰开斯特不仅夺回了丢失的领地，而且威胁到了法军长期占领的地方。这些行动的成功引来了庞大的法军部队。这支部队由法兰西国王的儿子指挥，首先围攻艾吉龙，而英军只有一支非常小的部队，采取有限的救援活动，为城堡提供补给。

布列塔尼战役也体现了中世纪围绕城堡围攻与解围的作战特点。经过7年的战事，几乎都没有什么会战值得记载的。在1346年夏天，正当法军围攻艾吉龙时，爱德华三世国王在英格兰准备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并公开宣布自己的战略目标是吉耶纳。爱德华国王打算以此声明欺骗法军，所以，当他的舰队启航后，他就利用自己掌握的制海权在诺曼底登陆，在法兰西的东北部进行一次战役。

爱德华的战略思维能力赶不上他在战术上的造诣。看起来似乎他要和从荷兰来的盟军联合行动，但是他却在与盟军相距200英里的地方登陆。两支军队不得不对位于他们之间的法军外围线采取行动。他确实解除了在吉耶纳公国领地上英国人的压力，因为，菲利普国王下令法军离开，但是没有按时到达他指定的地方与爱德华军队会战。如果，爱德华国王希望挑起会战，并能够使用他在哈利敦西尔会战中的防御战术，那么，他或许会成功，但要冒很大的风险。

在靠近诺曼底的西头附近上陆后，爱德华国王为自己的步兵配备了马车，使之具有与他的骑兵相匹配的战略机动能力。他先向东行军，尔后折向北，以便在现在的法兰西边境附近与他的盟军会合。当爱德华过了诺曼底，转向东，向靠近大城市鲁昂的塞纳河接近时，他发现法军已将所有的桥摧毁，并守卫着所有的徒涉场。他的对手，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六世，早已率大军到达鲁昂城。爱德华在河的对岸有法军追赶的情况下，向东朝着巴黎方向行进。爱德华已经到很靠近法兰西首都的地方了，也没发现一座他可以夺取并很快修复的桥梁。过于靠近巴黎这本是不利的因素，但爱德华却变不利因素为有利条件，派一支小部队去威胁巴黎城，同时让工兵花了3天的时间修复桥梁。菲利普国王被巴黎城的威胁所迷惑，掉头来保护巴黎，而不去阻止爱德华过河了。于是，爱德华率部队过了河。之后，爱德华便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以一天行军15英里的速度向着阻隔他和他的盟军的最后一道障碍——索姆河方向开进。从荷兰方面来的盟军根据承诺已向前推进。他们过了索姆河之后，这两支军队要么联合起来与法军交战，要么到己方领地寻找一块安全地带。

但是，当盟军过了索姆河后，他们又面临另一个威胁。因为，菲利普国王也在快速地向这边移动，再一次在爱德华后面的一条很宽的河上封锁了通道。菲利普防守了河上所有的徒涉场。现在，菲利普国王很快就要达到目的了，他将一支很小的英格兰军队逼到了河岸边，迫使其交战。一方面，菲利普国王通过动员民兵加入他的军队，使得本来已经够庞大的军队更加壮大，与此相反，英格兰的军队经过长途跋涉，损耗了许多马匹，士兵也难以找到食物。当法军过河到达南岸准备与英军交战时，爱德华还正被索姆河困住而无所适从。他率领人马到了索姆河的一个潮汐形成的港湾处，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个低潮时，水深不满膝盖的徒涉场。尽管有法军的弓弩兵和骑兵封锁，英军还是从这个徒涉场过了河。爱德华从法兰西的眼皮底下逃走了。他的马车刚过，河水开始涨潮，潮水挡住了法军的追击。

当爱德华国王过了挡在他与他的盟军之间的最后一道障碍时，他发现盟军因为遇到了坚决的抵抗而已经后撤了。然而，爱德华国王不愧为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战术家，考虑到前面还有一道撤退的安全线，又对自己的战术体系很有信心，便决定与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法军进行一次会战。因此，他将自己的部队部署在克雷西村庄附近的一个低矮的小山上。此山前面正对着一条路，法军将经过此处。爱德华将部队分编为3个大队，有两个部署在前，一个作为预备队配置在后。每个大队都由下马的重骑兵及配置在两侧的长弓兵组成。这样，在整个阵形的前面一列不仅中间有弓箭手，两头还是弓箭手。弓箭兵占了这10000名英军的2/3。下马的重步兵有少量的威尔士长矛兵相助。英军阵形的两翼都有村庄作屏护，右边是克雷西村庄，左边是华地考特村。

在重新开始追击之前，菲利普国王决定向莱格兰入侵者发起攻击。他将他的部队分编为若干个梯队，并指定好它们各自在下一步战斗阵形中的位置，又从他的大队人马中抽出6000名弓弩兵，让他们先靠近追击主力的前面，以便战斗中派到阵形的前面一列。在长距离的追赶中，法军没遇到什么情况。到了黄昏时分，他们来到了英军部署好的战斗阵形前。由于天色已晚，谨慎的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命令推迟攻击行动，到第二天早晨再说。然而，在大部分骑兵仍在抵达过程中，除了弓弩兵外，步兵们都还没有来的情况下，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的法军长矛兵却坚持要打。因为局势已不好控制，菲利普国王只得同意发起攻击。

惟一符合国王预定计划的攻击行动是走在前面的轻步兵，他们使用弓弩射击徒步的英格兰骑兵。弓弩兵的首领，一位已习惯于在大部队服役的职业军人，将他的弓弩兵排成数列沿山坡向上推进，而山上的英军则早已严阵以待。由于轻步兵的队形松弛，弓弩兵们不得不两次停下来重整队形。他们在一个较远的距离上停下来，开始发射弩箭，而这些弩箭却射不到英国的长弓兵。这样，英格兰的长弓兵开始快速地向山下发射他们的长弓箭。长弓箭落在法军弓弩兵中间，造成了法军弓弩兵的严重伤亡，最后不得不撤下来。此时，先头的长矛兵开始冲击，嘴里喊着，“赶走这些胆小的强盗，别让他们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这一冲击正好与撤下来的弓弩兵撞到一块，形成一片混乱，双双在英军的箭雨中停了下来。第二组骑兵也发起了冲击，越过了第一线残缺不全的队形，但是许多战马中箭而倒，他们也遭惨败而未能到达英军的阵线前。从黄昏一直战到天黑，当不同的编队到达已乱成一团的骑兵前面时，法军先后发起了十多次的猛冲。他们避开长弓兵，直接冲向前后排成6-8列的英格兰下马骑兵队形。尽管有的冲击到达了下马骑兵跟前，但是，这些骑在马上的骑兵陷入了与徒步的骑兵的残酷交战中。其结果又一次验证了过去以重骑兵正面冲击具有良好素质、精心编队的重步兵的失败教训。尽管法军占有3：1的数量优势，但是，爱德华国王还是像汉尼拔、西庇阿一样，高高站在风车顶上从容指挥会战，始终没有用他的预备队。[注：查尔斯·奥曼爵士，《中世纪战争艺术史》第2卷，第142页。]

尽管有护甲的保护，法军仍然伤亡惨重。实践证明，马身上的护甲是完全没有用的，弓箭还是射伤或射死许多战马，倒下的马伤了不少骑手。然而，英格兰的战斗队形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如果菲利普国王能够控制住他那特定的封建军队，也能够像爱德华那样做一名精明的战术家，那么，他应该等到第二天再发起攻击，而且应该像马其顿指挥官那样，用自己的骑兵来调动英军，派一支大部队绕过村庄到英军的左侧，从侧面后攻击没有机动能力的敌人。在攻击时，无论是从正面、翼侧还是后面实施攻击，都应该首先冲散长弓兵。法军的骑兵冒着箭雨冲击英军徒步重骑兵的勇气应该用来冲击英军长弓兵，用马撞倒英军的弓箭兵，就像当年英格兰的骑兵在福尔柯克会战中撞倒苏格兰的弓箭兵，或苏格兰的骑兵在班诺克本会战中撞倒英格兰长弓兵一样。然后，菲利普国王应该派十字弓弩兵射击徒步骑兵，直到对方很脆弱时才发起冲击。

由于在福尔柯克会战中，轻步兵就已经暴露出了弱点，因此，英格兰军队的阵地肯定为长弓兵提供了地形避护场所，但在记述这次作战的记录材料中却没有提及。在巴赖斯丁·理查时代，狮心王理查就已经变换了弓箭手与长矛兵的战场地位，因而，挡住了土耳其没有护甲只带弓箭的轻骑兵的冲击。然而，正因为少量的长矛兵不能挡住法军重装甲防护且持重装备的骑兵的冲击，因此，英军的弓箭兵尽管不具备严密的屏障，但肯定有一定的地形作为蔽护。因为，法兰西人更喜欢俘获富有的骑士，以索取赎金。毫无疑问，骑士精神和在会战中以重骑兵一次冲击决胜负的思想，导致了纪律涣散的法兰西封建军队实施这一次灾难性的攻击，而不是发挥自己数量及机动优势，去攻击英军的侧翼和后方。

当然，法兰西人应该避免决战，而利用自己对领土的控制和机动优势，去对付英格兰人的弱点和初期的后勤补给困难。比如，在英格兰军队的前面领地上实施坚壁清野政策，破坏他们通行的道路，杀掉他们的粮秣征收人员，在他们的后头追赶，这样，即使未能打一次有利的战斗，而让英格兰人从海上逃回去或进入其他友好邻国，其所能给英军带来的伤亡也要比在一次击败它的会战中多得多。然而，这种费边式的战略对于法军领导人来说是太遥远了，以至于难以学来用于这一阶段的战争中。

爱德华国王接着开始摘取胜利的果实。他首先开始围攻海滨港口城市加莱。他对海上和地面的控制保证了他一年后夺取了该城市。在这一年中，他在外围修筑城墙，挫败了法兰西人解救加莱的企图。如果说，占领加莱这一重大的胜利还算不上伟大的话，那么对于一个小小的英格兰来说，就再也不可能对像法兰西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稠密、防范严密的国家产生别的更大影响了。要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英格兰军队相对于如此广阔的空间与众多的人口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

百年战争：英格兰人的袭击与法兰西的持久战略

随着加莱的沦陷，后面的8年战争就在布列坦尼和吉耶纳公国进行，期间穿插着休战与和平谈判。在1355年的秋季，英格兰人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行动，爱德华国王从加莱出发，实施了一次短暂的远征，旨在诱惑法兰西新国王——约翰二世去攻击他。然而，约翰二世尽管也比较轻率、贪婪，并且固执，但是在这次战争中却表现得比较明智。他呆在艾米斯这个坚固的城堡不出去，集中精力破坏英军行军路线前方的城镇、村庄。实施这一后勤战略并没有给法兰西人造成太大的破坏，因为英格兰人自己也习惯性地沿路进行破坏和浪费。

与此同时，爱德华国王的儿子，威尔士王子爱德华从吉耶纳出发向东举行一次规模巨大的袭击行动。这位年轻的王子在9年前就陪伴他的父亲爱德华参加了克雷西战役，开始学习战争。他当时年仅16岁，就在战役中指挥了一支英格兰的部队。尽管他希望吸引法兰西人与之交战，但他也对这个国家进行了彻底的破坏性掠夺。推行这一后勤战略，旨在消耗法兰西国王的战争资源。这次袭击的政治意图就是造成对法兰西的巨大破坏与消耗，以迫使其同意和平。王子也没有忘记以法兰西人的资源来供养他自己军队这一经济目标，在袭击中带回大量实物战利品。年轻的王子从大西洋一直打到地中海，尔后又返回，前后用了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走了675英里。一路上，法军总是避开他，但是，他沿路掠夺破坏，也算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第二年夏季，能干的兰开斯特伯爵晋升为公爵，率领一支规模较小的部队经诺曼底实施了一次袭击，为被围困在城堡中的英格兰军队提供补给。这支小部队在22天内行军330英里。这着实苦了法兰西国王的大规模军队，他们也不得不携带着大量的掠夺财物返回来，其中包括2000匹马。在兰开斯特公爵袭击返回不久，威尔士王子从吉耶纳公国出发实施第二次袭击。这次他们向北直取巴黎。法兰西国王约翰只得自南方赶来，决心赶上威尔士王子，并与之决战。

法军已经在克雷西会战中领教过英格兰军队的战术，并且他们也至少不止一次采取了补救措施，即让他们的重骑兵下马徒步攻击英格兰军队。尽管同样是攻击防御中的重步兵，重步兵并不比重骑兵占多大优势，但是，这样做也确实保护了法军的战马免遭英格兰的长弓的射击。由于骑士的铠甲通常能使发射过来的箭滑到一边去，这样，他们就能顺利地靠近英格兰的徒步步兵。法军战术的另一新特点是依赖重骑兵，保留部分骑士仍骑在马上去攻击英格兰的弓箭手。

法军已在若干次小的会战中尝试了这一新的战术思想，但是结果有好有坏。在1352年的莫洛会战中，骑兵分队已经将弓箭手驱赶到翼侧的一片树林中，但是由于骑兵分队的攻击行动很有限，仅仅是将弓箭手们赶到了翼侧而已，法军的中央部队和另一翼的部队却被英格兰部队击败了，因而，还是输掉了整个会战。在另一次与威尔士王子的交战中，由于法军仍然指望从正面攻击英军，因而，这一新的战术还将受到一次考验。虽然法兰西人知道了轻步兵不敌重骑兵，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理解重骑兵在古代人的作战中所发挥的地位与作用；他们能够理解各武器系统之间的相互优长，但是却不能有效地在自己头脑中去掉实施正面攻击的思想，以发挥骑兵的机动性和便于快速部署的优点，去攻击对方的薄弱部位、翼侧和后方。他们让大部分骑兵下马实施徒步攻击，而保留部分骑兵骑在马上攻击英军的长弓兵，这样只是减弱了骑兵相对于弓箭手的弱点，而没有像前面所说的去发挥骑兵的长处。

当威尔士王子向北对罗亚尔河畔的图尔城实施一次远途袭击时，法兰西约翰国王也已集结了一支大规模的军队。当袭击部队朝吉耶纳公国往回赶时，法军在普瓦提赶上了满载货物而缓慢运动的英格兰袭击部队。愚笨的国王带着这么一支庞大的军队，未曾考虑英军已占领了坚固的阵地这一客观现实，决定攻击英军。威尔士王子按照英军新确立的战斗理论，让其骑兵下马防御，将弓箭手部署在徒步骑兵的两翼及其防御阵线的间隙。左翼有一片洼地作屏护，右翼有一条水沟和一些马车作掩护。阵地正面有一道坚固的障碍物。有两条通道经过这一障碍物，其中的一条已被英军兵力封锁。弓箭手们利用这一道障碍作为屏护，以此射击攻击者。

约翰国王将其部队编为四个梯队，一个紧跟着一个。第一梯队乘马冲击，并有300名骑兵组成的前卫，攻击英军长弓兵。后面跟着的梯队是下马的骑兵，攻击英军徒步重骑兵。

会战中，法军遭到惨败。第一批乘马攻击的部队将他们的战马丢在英军的箭雨之中，因为他们没能通过以一排排箭手组成的障碍。第一批徒步攻击的骑兵梯队，在步兵和十字弓弩兵的支援下，尽管也给英军造成了较大伤亡，但还是没能击败英军。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这次攻击之后，这样写道：“一些英军将受伤的士兵抬到后面的树林和灌木林，另一些士兵则将损坏的短剑、长矛从死者身上取下放回原处；弓箭手们则忙于补充自己的箭，甚至从死者和受伤者身上拔出仍可用的箭。没有一个人是完好的，要么受伤，要么被会战折腾得精疲力尽。只有预备队的400名将士未伤一根毫毛，这是爱德华王子保留的杀手锏。”[注：查尔斯·奥曼爵士，《中世纪战争艺术史》第2卷，第173页。]

法军的下一个徒步骑兵梯队未曾攻击就退下去了，至此，爱德华王子决定对法军的最后一个由约翰国王亲自指挥的梯队发起攻击。弓箭兵也加入到重步兵的行列进行格斗。两军经过一阵面对面的厮杀，法军发现爱德华派出了一支小规模的部队，远距离迂回攻击法军的翼侧和后方，法军只得撤退。法军丢下了2000具重骑兵的尸首，约翰国王也成了阶下囚。实践证明，徒步攻击比骑马攻击要有效得多，但是，防护射箭的盔甲却使得士兵们行走不便，更不可能跑了。笨重的盔甲使得在马上就已被拖累的士兵丧失了任何行动上的灵敏性。

会战胜利后，爱德华王子又开始了向吉耶纳的行军，带回了许多袭击得来的战利品。尽管这次会战对整个战争的进程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俘获国王约翰就是最大的奖赏。它带来了两年的休战，其间，英格兰人在同俘虏的法兰西国王进行谈判。

以约翰聪明的儿子，即后来的查理五世国王为首的政府，作为摄政者，不同意约翰国王与英格兰达成的条约，于是，爱德华国王组织了最后一次袭击。在1359年秋季，他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行军到法兰西，并制止了对所到之处的掠夺与破坏，以赢得法兰西人的拥戴，接受他为法兰西的国王。法军根据查理五世的战略方针，据守城堡，爱德华又没有实施长时间围攻的计划。当时，雷姆斯拒绝向英军投降，爱德华便放弃了原先打算赢得法兰西民心的思想，又开始了一次冬季掠夺破坏性袭击。他离开巴黎向东，尔后又回到巴黎，只在外面呆了短暂的一会儿，可能因为果断的查理先于英格兰军队实施了焦土政策。但不久以后，爱德华与查理同意停战，将加莱以及附近法兰西西北部的领土给英格兰，同时扩大了英格兰在吉耶纳地区的控制范围。然而，不久战争又开始了。法兰西换了一位新国王，即那位沉稳、精明的查理。爱德华则仍继续指挥着英格兰人的战争。

英格兰人在与像法兰西这样一个大国进行战争时，其战略基本上依赖袭击迫使法兰西人在政治上妥协。另一可供选择的方法是采取持久战略，占领法兰西的领地，但是，这需要花费多年的时间去围攻城堡。法兰西人对英格兰袭击部队的追击和攻击，带来了英格兰人在克雷西、普瓦提会战的胜利。这些会战的胜利，尽管给法兰西人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但是并没有占领要塞、城堡，也没有阻止法兰西人纠集新的军队。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数百万的法兰西人口淹没了英格兰10000人甚至20000人的军队。相对于法兰西的广袤的地理空间和众多的人口，英格兰却没有相应的足够兵力去控制它，另外，他们对法兰西坚固的堡垒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重新开始的战争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这一新近的英格兰人占领地，其所有人口，包括贵族在内都对英格兰人充满敌意。查理国王采取了当年费边抵抗汉尼拔的战略。像罗马人对付汉尼拔一样，查理的法军司令官杜·盖克兰避免与英格兰人交战。由于英格兰人作战理论中的战术思想是完全依赖敌人正面攻击自己的严密防御部署，因而，法军很容易达到了避开与英格兰人交战之目的。盖克兰的外表并不给人以好感，但却是一位有经验的勇敢司令官，很能为其精明而倔强的国王推行这一高明的战略。盖克兰并不寻求与英格兰人决战，而是不断加强自己的城镇和城堡，依托这些堡垒发起攻势行动，去围攻那些虽然被英格兰人占领着，但当地的老百姓已倾向于法兰西人的英军要塞和占领的城堡。然而，由于法兰西人并不像罗马人那样精于筑城和围攻城堡，在许多次围攻中，当英格兰人赶来时又不得不撤除包围了。当然，更多的法兰西人在围攻城堡时还是坚持下去的，并赶着英军到处逃窜，就这样逐渐地蚕食在吉耶纳公国的英格兰人占领地。

也像汉尼拔一样，英格兰人需要更多的会战胜利，因此，他们又回到了袭击战略上来，以挑起法兰西人实施交战，削弱他们的资源，迫使他们在政治上妥协。最大的一次袭击是从北部海滨城加莱去袭击南部波尔多的港口。英格兰人在5个月内行军1000英里。所到之处留下一片废墟，他们自己的人马也减员过半。尽管蒙受羞辱，但是法兰西人还是避免会战。在这次袭击以及其他四次袭击中，法兰西人像罗马人尾随汉尼拔一样，也跟在英格兰的袭击部队后面，抓获粮草征收人员和掉队人马，夺回战利品。经过10年的重新战争，法兰西人重新夺回了制海权。他们的战略不仅收复了南部失去的领地，也蚕食了英格兰占领长达两个世纪的吉耶纳公国的领土。最后，两个国家终因战争和黑死病导致人口锐减，财力不支，以言和告终。

英格兰在百年战争最后阶段的持久战略

战争于1415年重新开始，最初的态势对英格兰较为有利。此时的法兰西在一位精神失常的国王统治下，正值内部宗派斗争而搞得人心涣散。而与此同时，英格兰却拥有了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亨利五世，其能力超过了他伟大的祖父爱德华三世和兰开斯特公爵。这位学识渊博、诚恳务实、作风稳健的军事家和国务活动家，积极加强海军建设，使英格兰重新夺回了制海权。他制订了一个征服法兰西的综合战略方针，并于1415年8月付诸实施。他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塞纳河河口登陆，开始围攻坚固的港口城市哈夫勒。他受益于他的炮兵威力，因而，在5个星期内就攻取了该城。此次围攻是他征服法兰西一系列行动计划的第一步，他还率领了一支小部队从法兰西的西北部出发，实施一次袭击行动，然后又从加来港回到了英格兰。作为他新战略的一部分，他指示他的部下不要沿路劫掠，以免偏离他的潜在政治目标。这次袭击行动的主要目的肯定是为了羞辱法兰西人，为自己的战役结局增添些光彩。亨利国王只带了1000名重骑兵、5000名轻步兵，一路上显得很不安，似乎总在设法避开与较大规模的法军部队交战。他的这次行动再一次重演了当年爱德华三世在克雷西战役前的情景。在那次战役中，法军企图将英军赶到河边，迫其背水一战。

为有意再现爱德华国王的克雷西行军的成功之处，亨利国王计划在落潮时在索姆河的河口湾处徒涉过河。当他发现河口湾处有法军防守时，他沿着河溪向上寻找徒涉场。这种情景正像他的祖父当年行军到克雷西附近，寻求渡过塞纳河一样。军队自己携带的粮草已经用尽，在当地也找不到任何可充饥的东西，他的官兵不得不用未曾磨过的小麦充饥。他的军队每天在雨水中浸泡，都得了痢疾。法军肯定抢走了乡间的粮草供给，而且，如果杜·盖克兰的战略思想还能支配法军的行动的话，那么，亨利的人马将只有极少部分能到达加莱。英军为了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渡河点，不得不沿索姆河上游走得很远。几天以后，在阿金库尔村庄，法军封锁了英军去往加莱的道路。

亨利让少量骑兵下马，将部队部署成防御态势，以弓箭兵形成长达700码的正面。部署的两侧各有一片树林作为屏护，并在弓箭手的前面设置了一排长木桩，头朝向敌人。尽管他的重骑兵比较弱小，但是他占据着坚固的防御阵地。这倒是给法军提供了一次应用后勤战略的机会，他们让英军在阵地上干坐着，迫使饥饿的英军自己下来掠夺粮草，攻击法军，或重新恢复行军。

但是，法军的指挥官，作为本国精神失常的国王的代表，缺少相应的能控制住为数众多有权势的封建贵族的权力。这些贵族们坚持认为，他们不能被大多由社会下层的弓箭手组成的弱小的英格兰军队所蔑视。因而，法军开始部署自己军队以实施攻击。部队阵形的前面两列是下马的骑兵，后面的第三列是留在马上的骑兵。法军指挥官在部队阵形的前部两翼，各部署了1个小的骑兵集群，以冲击英军两侧的弓箭兵。尽管亨利国王将其部队朝法军方向挪了一点，以迎战法军的攻击，但是，有两个因素使得法军向前推进变得几乎不可能：一是由于重骑兵的盔甲太重，因此下马的重骑兵行动起来不如重步兵方便；二是天下大雨，在通往英军阵地的道路上形成了齐膝深的泥浆。

当法军的下马重骑兵终于能向前推进时，法军骑兵首先对弓箭兵的冲击却是完全失败了。一方面人数太少，每翼可能只有150人；另一方面，由于泥浆路减缓了他们冲击的速度，这样弓箭兵就阻止了骑兵。对此，当代的一位历史学家是这样描述的：“（法军的）战马身受重伤，不能自主。”在骑兵攻击失败后，法军的第一线徒步重骑兵才靠近英军的第一列士兵，这一方面是由于自身重盔甲的限制，再加上较深的泥浆和英军的箭雨，因而，行动迟缓。尽管长弓兵也是英军第一列兵力的一部分，但是法军的骑士们却集中兵力突击与之社会地位相当的，且可索取赎金的英军下马骑兵。然而，亨利国王却命令自己健壮而敏捷的弓箭手们投入会战。这些弓箭手们“离开树桩，丢下弓和箭，操起刺刀、斧子和其他短兵器，开始向披带盔甲的法军士兵出击，”突入对方阵线，“杀死或刺伤法军，而这些法军却几乎没作太多的抵抗，甚至根本就未作反抗，”因为这些被过重的盔甲拖累的骑士们正陷于泥泞之中。[注：阿尔弗雷德·伯恩斯，《阿让库尔战争：百年战争后期军事史（1369-1453年）》（伦敦，1956年版）第82页。]

英军轻步兵在这次突击行动中的成功，并不只是依赖于法军骑兵作为重步兵的欠佳表现。尽管他们没有盾作防护，也缺乏使用刺刀和斧子的训练，但是，英军的弓箭手们每人有一顶铁盔，有一副胸铠或者有一件厚实的衣服可以保护身体。这样他们就成了法军徒步重骑兵的对手，而那些徒步重骑兵即使不被对方杀伤，就是跌倒了，如果没有人帮助都站不起来。英军击败了前面两列法军的攻击，杀死了不少，并且也俘虏了许多在地面上丧失机动能力的骑兵。由于法军的徒步重骑兵在敏捷的英军弓箭兵面前跑不动，法军遭受了重大的伤亡。第三列留在马背上的骑兵就没打算攻击。当英军在辨认倒在地下的法军，并将死的与活着的区分开时，这些骑兵中大多只在一定距离外徘徊而未采取行动。由于法兰西当地的民兵袭击了英军的驻地，再加上第三列骑兵像是要发起攻击了，英军就将许多法军俘虏杀了。命令是国王下达的，因为他担心法军要发起攻击，救回倒下的骑士，这样，那些俯卧在泥泞中装死而到得休息的骑士们又会重返战场。然而，并没有真正的攻击行动付诸实施，第二天，年仅28岁的英格兰国王就带着2000名俘虏，又向加莱方向进军了。

会战的胜利除了助长英军官兵的士气，提高他们的战争热情外，并没有立即给亨利国王征服法兰西领土的综合战略带来更多的有利条件。第二年，亨利国王在诺曼底又开始了征服战争行动，这次他一个要塞、一座城堡地夺取。而此时的法兰西，在王位上坐着的是一位精神失常的国王，内部各宗派争权夺势，因而，甚至当英军在围攻诺曼底的省会——鲁昂时，法兰西人都没理会英军对法兰西领土的这种夺占行动。鲁昂这座大城市，周围有5英里长的坚固城墙防护着，终因忍不住饥饿而投降。亨利国王将自己的军队据守在阵地长达5个月之久，英格兰人通过水路向军队提供补给，同时制止他们自己去掠夺。到1419年，亨利完全征服了诺曼底，并从像鲁昂这样曾经抵抗过他的各城市中收集了大量的钱财，另外，国王还通过保留当地的制度以缓解矛盾，使诺曼底人能接受他的统治。由于得到了部分法兰西人的政治支持，英格兰人很快就控制了包括巴黎在内的大片领土。后来，英格兰人想尽一切办法，在法兰西人有限反抗的情况下，将自己控制的领土扩大了许多。不列颠的资源相对于法兰西广阔的地理空间而言就显得非常有限，再加上许多法兰西人强烈地反对英国国王占有法兰西王位，因而，阻止了英国扩大征服范围。

然而，在圣女贞德的鼓舞下，法兰西人开始了向英国人的反攻，逐渐地夺回了法兰西北部领土。新国王查理七世，尽管天赋不高，体魄不壮，但最终在顾问团的扶持下，在圣女贞德的影响下，为法兰西的持久性反攻行动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反攻作战包括一系列围攻行动。由于炮兵性能的改进，此时的围攻速度已大为加快了。法兰西人学会了避免正面攻击作战，等待在英军行军过程中再实施攻击，或者攻击英军的驻地、未能防护的翼侧等。作为围攻者，法兰西人因而有机会发挥防御作战的威力，迫使英军实施进攻作战。

英军在与法兰西人长时间的战争中的胜利，应归功于他们那支事实上的职业军队。英军尽管不是一支常备军队，但是，由于人员的连续性和进行经常性的战役行动，使得这支军队具备了常备军队的许多特征。另外，为军队提供足够的资金，透彻理解后勤保障的作用，再加上能通过水路从大本营向军队提供补给，这些都是促成英军胜利不可缺少的因素。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冲突中，英国人有着自己能干而富有经验的领导人。他们能理解在作战中保留预备队的重要意义，能懂得防御作战的威力，能依据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作战胜利的原则行事，而且在大多数时候，能明白指挥官应该是去指导战斗，而不只是领着部队行动。

尽管长弓具有发射速度快、威力大、射击精度高等特点而几乎成为英军的一种秘密武器，然而，英军的成功不只是依赖这一特别有效的轻步兵武器系统。综合使用轻、重步兵为防御作战提供了最佳组合，以重步兵抗住重骑兵的冲击，以轻步兵射击对方的轻骑兵。在抗击与己方部队相类似的、由轻重步兵混合编组的部队攻击时，防御部队则享有防御作战的优势，比如有优先选择阵地的权力，有充足的准备时间，有野战筑城工事等。在与法军的三次大的会战中，英军将阵地选在山坡上，两侧有自然屏障，并以自然或人工的障碍物保护弓箭手。除了克雷西战役外，徒步骑兵如果能充分发挥防御作战的优势，足够数量的徒步骑兵应该也能抵挡住法军的攻击。而在克雷西战役中，长弓兵击败了法军的十字弓弩兵似乎是成功的关键。然而，即使是在这次会战中，如果他们没有厉害的轻步兵（长弓兵），而以少量的重骑兵实施骑马冲击，也能冲散射速较慢的十字弓弩兵。

亨利六世向阿金库尔那次冒险性的行军，表明了英军的战略和战术都是利用法兰西人那支无组织的封建军队和他们头脑中的中世纪作战思想观念的缺陷。阿金库尔战役明显地展示了英军的战术体系是利用了法军实施极为错误的正面攻击的。假如法军不这样去做，那么，在英军的作战理论中就连进攻的程序都没有。在他们自己的国内战争中，英国人除了让弓箭手们相互射击、让骑兵下马靠在一起实施正面冲击等做法外，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很清楚，他们的战法连古代的战争艺术家都打不赢。尽管英国人强调轻步兵，但是，他们也还是中世纪重骑兵老大思想的奴隶。他们让长矛兵骑在马上以提高战略机动能力，并准备好了以之取代徒步重骑兵。由于给长矛兵装备一匹马所需的花费不足重骑兵的一半，也不到一名贵族骑士的1/4，英国人应该很容易将重骑兵的一半以骑马的长矛兵来代替。但是，尽管至少有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他们还是没有将长矛兵使用在战斗队形的第一线。

英国人根据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确立了以袭击迫使对方退让，然后坚持慢慢地全面征服战略。他们在法兰西人长时间效忠于他们自己的君主与制度的情况下执行上述战略，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英国人口较少，军队规模不大，而且也像中世纪其他国家的经济一样，没有足够的剩余产品可投入到战争中。在法兰西那广阔的地域空间和数百万的人口当中，英国人的军队相对于空间的兵力密度明显不足。如果他们发挥自身战术上的长处，利用岛国的位置提供的自然屏护优势，全面采取土耳其人-蒙古人的破坏性、屠杀性和恐怖主义的战略，他们可能会赢得战争的胜利。当然，这种战略对于基督教徒们来说也是不可想像的。

在中世纪筑垒城堡战术与战略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百年战争显示了防御作战的优势。英格兰人袭击只是争取了对方在领土上的退让，当英格兰人推行领地占领的持久战略时，却难以有足够的兵力去把守如此广阔的法兰西土地，这些都反映了法兰西广袤的空间是一个有力的战略防御要素。法兰西人在吉耶纳公国使用费边战略成功地反抗英国人的占领，以及他们之所以能在没有进行进攻性会战的情况下就吸引英国人从北面退出，这些都展示了建立在民众支持下的战略防御力量。英格兰人的重大会战胜利在战略上所带来的却是微不足道的结果，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有要塞、城堡的支撑，有辽阔的地域、有相应坚决的政治抵抗组成的战略防御，其威力是巨大的。克雷西、普瓦提、阿金库尔等战役只具有战术上的重要意义，其结果是消耗了敌军。除非英格兰人修正其政治目标，否则它们不会有更大的价值。指望一次会战有更多的结果，那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可能：要么是失败者肯定犯了像大流士三世被亚历山大击败时的那种政治上失误；要么是胜利者消灭了一个国家军队的大部分兵力，就像拜占庭在曼奇克尔特会战中被击败那样。当然，一次比曼奇克尔特会战更小的胜利也可能会导致一次重大的撤退，因而有助于实施持久战略。像这样一次小的胜利给敌方所造成的消耗可能会改变双方的兵力对比，有利于胜利者成功地征服敌国。

没有决定性的会战、筑城防御战术的威力、费边战略的有效性，这些方面都是防御战略力量的组成部分，而这些并没有让中世纪的战争与古代战争体现出多大的区别。汉尼拔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征服罗马人，反映了当防御者有宽阔的空间和政治统一的措施时，征服者就得要有持久的努力去征服防御的力量。即使是后来罗马皇帝对疆土的收复，也显示了防御战略的威力。这种力量显露在罗马人在汉尼拔势不可挡的战术胜利和消耗之后的成功防御上；也从蛮族的入侵者要用长的时间，才能从那些不好战的居民手中夺取领地这一点上得以体现，其职业军队通常只是用于国内战争。

英格兰战术在西班牙战场上的应用

英格兰人在与威尔士、苏格兰人的边境战争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战术，与后来这些基督教徒们在逐渐驱逐西班牙穆斯林信徒们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战术，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尽管中世纪的重骑兵在西班牙的军事体制中也占主导地位，但是，西班牙的复杂地形却使其步兵在作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多数西班牙步兵以长矛为武器，其余则以短剑和盾武装自己。他们没有罗马时代军队所具有的那种严密组织体制，不是排成密集的队形作战，而是单个独立行动。袭击战略和不规则的战斗也在影响着骑兵的作战方法，从而带来了轻骑兵的发展。这些轻骑兵们往往头戴钢盔，身披锁子甲，手持两支标枪和短剑作战。在战场上，他们虽然具有多方面的作战能力，可以进行近距离格斗，但是，他们往往要与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依赖标枪去打击对方。

1367年，经验丰富的战役家爱德华国王，威尔士王子，从法兰西的南部入侵西班牙，介入西班牙战争，以支持一位西班牙王位的要求者。西班牙国王亨利二世封锁了英军入侵道路，但威尔士王子又找到了另一条道路。他率领军队快速行进，迫使西班牙军队退了回去。就这样，威尔士王子的军队得以进入西班牙。英军的介入对亨利国王的王位构成了威胁，迫使亨利国王与英军作战。由于自己的骑兵较强大，亨利国王在与英军对阵时，通常以骑兵为主实施进攻作战。

一次在纳瓦雷特附近，为使西班牙人实施攻击，以适应自己的战术，威尔士王子采用英格兰人的战术，将徒步作战的骑兵部署成三线，而将长弓兵部署在三个徒步骑兵战线之间。亨利国王在法兰西人的支持下，沿用法兰西人的战术，以徒步的重骑兵和少量的十字弓弩兵组成第一梯队，后面跟着骑在马上的轻、重骑兵，配以少量的十字弓弩兵。第三梯队则是民兵的步兵。亨利国王首先以其徒步的骑兵向前开进，实施攻击。这些骑兵很快与威尔士王子的第一线部队交织战斗在一起。然后，亨利国王利用爱德华王子军队的翼侧暴露的弱点，指挥他的轻骑兵突击爱德华王子军队的后方阵线。然而，英格兰的长弓兵轻而易举地将以标枪为武器的西班牙轻骑兵击落马下。这比十字军的弓弩兵击落阿拉伯人的马上弓箭手要容易多了。紧接着，爱德华国王指挥他的第二、三批的部队前进，包围了亨利国王军队的第一线部队。亨利国王军队的剩余骑兵对爱德华的徒步长矛兵发起了一次冲击，但是未能冲散这些长矛兵，没有救出自己的第一线被围部队，也未能阻止西班牙军队的溃败。亨利国王军队中骑在马上的部队伤亡较小，但是，其步兵伤亡很大，许多步兵掉到战场后方的河里去了。

另有一次更简单的轻步兵战胜轻骑兵的战例，是发生于1385年的阿尔茹巴罗塔会战。当时，在英格兰人的支持和劝说下，荷兰人抵抗西班牙人的入侵。荷兰人让其重骑兵下马作战，将十字弓弩兵和英格兰长弓兵部署在骑兵队形的两侧，并在弓弩兵和长弓兵的前面仓促设置了拦障。这一部署既顶住了西班牙骑兵的骑马攻击，又抗住了西班牙军队的徒步冲击。西班牙的轻骑兵遭到了对方轻步兵弓箭手们的沉重打击。那些被派往翼侧实施攻击的骑兵，掉到了崎岖山地的深沟里，根本不能完成其任务。就像法兰西人抵抗英格兰人那样，如果将作战的重点放在翼侧攻击上，以正面攻击为辅，那么，强大的西班牙军队还可能会赢得战斗的胜利。

车堡

15世纪初期，俄罗斯的一项战术革新在欧洲曾有过短暂的辉煌。为在大草原上抗击蒙古轻骑兵的攻击，俄罗斯人将许多运货车连成一圈形成小堡垒，设置在敌人接近的道路上，以抵挡对方的骑兵冲击，同时，也以此作为己方弓箭兵射击蒙古兵的掩蔽物。在15世纪初期，捷克人也用这样的车环堡垒反抗他们的国王，并称之为车堡。实践证明，这是抵抗重骑兵冲击的绝妙装置，也是放置小加农炮的绝好平台。当然，由于它的使用受地形的限制，而且只能用于防御性目的，车堡技术只使用了20多年时间就被淘汰了。但是，它的出现确实促使了德意志人对使用手枪发生了兴趣。

瑞士人的重步兵

虽然欧洲人也曾考虑过轻骑兵的重要战略价值，但是，无论是轻骑兵，还是后来的车堡，都没有真正在欧洲产生过持久性的影响。在发展长弓方面，法兰西国王的成就不如苏格兰人。长时间的战争实践，迫使苏格兰去获得这方面的实力和技能，以阻止长弓在南部威尔士和英格兰的扩散。然而，只有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让重骑兵实施徒步作战的做法受到了广泛关注，并被其他地方的人们效仿。而瑞士人发展起来的一种重步兵，却成为古代战争中一支最优秀的力量，对欧洲的作战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实施徒步作战的士兵自然是来自于贫困山区的人们，因为，这样既适合山区地形特点，又符合贫穷的资源供应实际。高大耸立的山脉将瑞士人分割成相对孤立的谷地部落，因而，瑞士人有着与希腊、意大利等较小城市国家相似的乡村民兵。这些民兵没有铠甲和盾防护身体，戟是他们的主要武器。这种戟是一把带有8英尺长木柄的斧头。木柄的一头是斧子，另一头有短矛和倒钩，以钩住骑兵的缰绳，或将骑士拉下马。

早在1315年，瑞土人在莫尔加滕会战中就展示了，其民兵具有抗住邻国奥地利人重骑兵入侵的能力。瑞士指挥官在有树林覆盖的山坡路上设一垛墙，路的另一边是一片湖水，令其大部分士兵藏在山坡的树林之中，等待敌人的到来。当利奥波德公爵率领他的骑兵纵队到达此地时，被阻在墙前徘徊，瑞士士兵则从树林中跃出，拿着他们的戟向敌人发起了攻击，迫使奥地利重骑兵背对着一片湖水实施防御作战。奥地利重骑兵在抗击瑞士重步兵的攻击中，很快就失利了。后面未受到攻击的奥地利骑兵纵队看到先头部队被瑞士人击败，也就逃之夭夭了。

瑞士人占据着有利的地形条件，再加上达成了战术上的突然性，以及居于优势的重步兵武器系统，因而，可以不必要求有太好的军队编制便可战胜对方。然而，他们也像希腊和罗马人一样，修订了一版简单而有特色的重步兵战斗条令，并训练部队能熟练地按条令精神作战。瑞士军队采用的是密集方阵式队形，而不像是古代的线式战术体系。假如作战阵形是由50行和50列组成，那么，它的正面是纵深的两倍。这是因为，士兵与士兵之间的间隔为3英尺，而前后距离仅为一英尺半。这样，一个50×50的阵形有士兵2500名，其正面50码，纵深为25码。要想形成一个方阵，其行数就得是列数的两倍。一个正面为35人，而纵深为70人的阵形，也是2450名士兵，就可形成35×35码的方阵。瑞士人在战斗中的队形基本没有偏离上述基本阵形。

一个由2500名士兵组成的庞大瑞士重步兵方阵，能做到在战斗中保持阵形不变，且能完全根据指令行事。这是因为，瑞士人将重步兵方阵分成许多纵列，每一列的列长排在前面，组成方阵的第一行，该行不超过50人，列长们通常肩并肩地一个挨着一个，这样，就可以保持方阵的正面成一直线，防止在他们之间出现间隙，而在队列中的士兵只需跟着前面士兵行动。这样，瑞士重步兵方阵就容易在战斗中保持好自己的阵形。正像当年古罗马军团中的支队能避免相互间出现间隙一样，经严格训练的瑞士方阵也能保持一个完好的战斗整体。

与罗马军团不同的是，瑞士人在战斗中不将自己的军队成一线展开，而通常部署成三个方阵。他们对翼侧防护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方阵停止前进，方阵里的士兵将长矛平放指向各个不同的方向，以抵抗敌人对方阵翼侧和后方的攻击。由于他们不是将部队成一线展开，因此，整个部队不存在翼侧防护问题。这些方阵一停下来就具有全方位的防御能力。瑞士重步兵与中世纪普通的那种缺乏机动能力的重步兵不同，他们也强调进攻。瑞士的各部落在训练各自方阵时，都要求做到能在战场上快速地移动还要保持队形不变。部队在战场上以这么大的阵形快速移动，就要有严明的纪律约束，要经过良好的训练。当然，在战场上以方阵的形式行进要比以线式阵形行进更易完成战斗任务。因为，以线式阵形行进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间隙，容易出现参差不齐现象。

1339年劳庇会战的实践证明，瑞士的民兵能在开阔地形上赢得战斗的胜利。在此次会战中，瑞士人将自己的部队编成两个方阵，在山上占领阵地，抗击在采邑制民兵支援下的重骑兵的进攻。重骑兵选择沿坡度较缓的山坡实施攻击，而指派步兵在较陡的一面实施攻击。在两支攻击部队分别向山上抵进过程中，瑞士的两个方阵分别向各自的对手发起了冲击。这一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攻击击溃了步兵，而富有作战经验的正规骑兵很快撤了回来，尔后兵分多路，分别从正面、翼侧和后方四个方向向瑞士方阵实施攻击。对此早有准备的瑞士方阵便停止了冲击，使自己方阵能面对四个方向的攻击。正当骑兵从四个方向对静止不动的瑞士方阵攻击时，另一个瑞士方阵已经击败了对方步兵的攻击，保持着完好的方阵阵形赶过来营救被骑兵围攻的瑞士方阵，很快就击败了敌人。这一会战行动清楚地展示了瑞士方阵的战场机动能力和全方位的防御能力。当然，全方位的防御要求步兵方阵停下来不动。波斯人很清楚这点，他们在条令中要求骑兵从翼侧攻击希腊的重步兵方阵，以不让重步兵与轻步兵靠近。

尽管没有铠甲防护的瑞士重步兵曾成功地用戟战胜过重骑兵，但是，他们在后面的斗争还是遇到了麻烦，只勉强地击败有部分士兵实施徒步攻击的奥地利重骑兵。后来，瑞士人在面对由十字弓弩兵，以及所有重骑兵都下马实施徒步作战的意大利军队时，很自觉地撤退了。瑞士军队尽管纪律严明，士兵作战很勇敢，士气很高，但是，由于没有铠甲的防护，只有戟作为武器，他们在有铠甲防护的对手面前还是遇到了麻烦。

为了满足在开阔地对付重骑兵的需要，瑞士兵逐渐地采用了一顶钢盔和一件胸铠对自身进行防护。但是，更为重要、也更迅速被采用的是一杆具有很长钢头的长矛作为武器。即使是一杆短的长矛，也是一件不容易操作的武器。因为，当长矛兵将自己的长矛放平拿着时，他们就不便于再变换长矛的方向。他们得用两只手举到与肩同高持着长矛，并让长矛头稍稍朝下。然而，就是使用这种不便操作的长矛，瑞士人还是设法保持了他们以前以戟为武器时的步兵方阵具有的较好机动性的传统。瑞士人后来的成功，其中有部分原因就得归功于他们将长矛作为自己的民族武器，就连瑞士的小孩也在练习使用小型的长矛武器。但是，他们还是在方阵中保留了部分使用戟为武器的士兵。他们将这部分多才多艺的戟兵放在阵形的中间，以对付那些已突入己方长矛抗击墙的骑兵或步兵，而且他们也可以从阵形的中间向外出击，对敌人的翼侧或后方实施攻击。

良好的训练给瑞士步兵方阵带来了机动性。但是，除此之外，瑞士人还具有一种凝聚力，这是当时大多数其他军队所不具备的。瑞士兵的每一大队成员都来自同一部落、村镇或行会，他们相互之间很熟悉，而且也经常在一起训练。尽管瑞士军队还只是民兵，但是，他们却具有古代职业军队所具有的那种凝聚力。这种部队凝聚力和训练程度，是分散的封建采邑制军事体制所没有的，也是许多雇佣军队所不具备的。在一次大的战役开始时，瑞士人以同一指令指挥其部队进行行军和实施会战。这样，所有部队能快速行进，并迅速投入战斗。在会战中，他们通常将部队部署成三个方阵，中间方阵在前，两个翼侧方阵在后，成一种梯次部署。这样做，尽管使整个部队不能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这种部署方法至少能使最初阵形的一侧得到保护，同时还能实施连续攻击。与大多数中世纪长矛兵不同的是，瑞士长矛兵相信进攻。一旦真正实施进攻，他们喜欢快速地向敌方推进，而且总是以看起来笨拙而庞大的队形开始向前推进的。

随着归属瑞士联邦的部落数目增多，瑞士人开始向山区领地以外迈出了重要一步。1444年的一次会战中，瑞士人的少量部队去进攻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法兰西军队，双方兵力对比为1：15。此次会战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军骑兵从翼侧攻击瑞士步兵方阵，迫使其停止前进。其情景与554年的卡萨利那姆会战中，纳尔塞斯的骑兵冲击曾阻止了法兰克军队一样。然后，法兰西派他们的十字弓弩兵攻击停止不动的瑞士方阵集团。然而，纪律严明、信心十足的瑞士长矛兵就在原地抗击法兰西军队的多次轮番攻击以及十字弓弩兵的箭雨射击，最终，法军以极大的代价，才将瑞士长矛兵全部歼灭。

后来，瑞士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曾在三次会战中击败勃艮第公爵，鲁莽的查理，并在第三次会战中以戟击破了公爵的脑袋，了结了他的性命。瑞士人也因此又名声大震。瑞士人在军事上挫败了公爵扩大其领地的野心。鲁莽的查理是一位有一定文化教养的人，而且也不缺乏能力。至1476年，他已纠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迫使格拉松城投降，但是，他在占领城镇后，便把守军将士要么吊死，要么淹死，从而，也反映出了他那残酷的本性。

占领格拉松城数天后，鲁莽的公爵在一次会战中遇上了瑞士军队。公爵率领的是一支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素质参差不齐，又缺乏在一起合练的雇佣兵部队。这支军队不仅纪律性比瑞士军队差，而且也缺乏瑞士军队具有的那种在攻击时表现出的旺盛斗志。瑞士人在击败对方骑兵的两次冲击后，开始向前推进，此时，查理的军队已不再听从他的命令去包围敌人，而是惊慌失措，各自逃窜。3个月后，查理将自己的军队扩编成了8个师，并在一起组织训练，其后，又与瑞士兵在莫拉特相遇。在会战中，查理构筑了较好的防御工事。然而，瑞士人组织了周密协调的迅猛攻击。当查理认为，瑞士人不会发起攻击，并允许自己大部分士兵返回营地时，瑞士兵突破了查理的防御。瑞士人打败了小股小股加入战斗的查理部队，俘获了查理的炮兵，并缴获了不少战利品。紧接着到了冬季，在南锡，瑞士人以两支部队在正面实施攻击，而另一支部队穿过一片树林，迂回到查理部队的翼侧实施攻击，一举击溃了查理的军队。

瑞士人因此得到了“不可战胜”的名声。这就使得瑞士人更自信、更坚定，也更令人生畏。然而，与英格兰的长弓兵不同的是，瑞士人的重步兵战术体系并没有被其创立者所垄断。因为，瑞士人乐于将自己作为雇佣兵出租，在法兰西及其他欧洲军队服役。当然，尽管瑞士重步兵有部分时间是作为雇佣兵在外服役，但这并没有因此使瑞士兵丢失自己的传统特色。他们仍然代表同一部落，在他们自己指挥官的指挥下以自己的方式服役。因此，他们军队特有的高昂士气、较好的凝聚力和坚持在一起训练的做法等重要内容都没有丧失。

瑞士人创建的重步兵，不只是用于城堡围攻作战，或者是形成没有机动能力的队形，消极地抵抗重骑兵的攻击。相反，他们有严明的纪律约束，有经常在一起联合训练作保证，因此，可以从事各种进攻性的战术机动，从而使重步兵得以重返战场。当然，不只是瑞士才有重步兵，后来其他国家也在效仿瑞士人而发展它们自己的长矛兵。在这方面最为成功的是德意志人。德意志人有令人生畏的长矛兵。他们也经常在国外充当雇佣兵打仗。但是，其他国家的长矛兵，甚至包括德国的雇佣步兵，由于缺乏部落民兵的社会背景，只是因为在军队服役而长时间地在一起，因而，他们决不可能具备瑞士军队所拥有的那种高昂士气、良好凝聚力、严格训练和战场机动力等重要素质。

插图3.3重型步兵

意大利雇佣兵的消极战

意大利人尽管与瑞士人有一些偶尔的冲突，但是，意大利并没有与自己军事体制不同的其他陆上国家交界，因而，意大利人经常是自己打自己。比如，意大利北部的主要城市，或者在相互斗争，或者与以罗马为中心的罗马教皇帝国作斗争，或者与南部的以那不勒斯为首都的意大利王国作斗争。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货币经济较为繁荣，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认识到，花钱雇佣士兵比养义务兵更容易。正像希腊和罗马人为从事难以避免的连续性战争而放弃民兵一样，意大利人也开始几乎全部雇佣职业军队了。但是，与罗马国家拥有的军队模式不同的是，意大利人使用的是雇佣兵自己的指挥官。他们与这些雇佣兵首领签订合同，让其提供并指挥一定数量的军队替自己打仗。刚开始时，这些职业的雇佣兵只签一年或不到一年时间的合同，因此，他们经常会在不同的年份里为不同的军队打仗。由于希望能依赖这些雇佣兵去打仗，一些国家与雇佣兵签订的合同时间就相应地延长了。到15世纪中期，主要的雇佣兵部队就已成为长久受雇于某一个国家的雇佣军队了。

但是，仍然有一些军队继续按照雇佣兵的模式，招募雇佣兵队长及其雇佣兵连队。当然，雇兵连不是一种战术编制单位，一个连队的人数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队长既是一位战术指挥官，同时也是商业承包商。他依据自己作为指挥官的名声好坏、管理部队的能力大小和拥有资本的多少，召集兵源和对外担保签约。雇佣兵队长也和其他商人一样，可以从他的父亲或岳父那里继承雇佣兵连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雇佣兵队长们也在进行着市场竞争，以出卖自己的指挥才能和自己部队的质量。自然地，雇佣兵的雇主们，经常在怀疑自己所雇的雇佣兵队长，是否会在有意地避免会战和伤亡，是否在有意延长战争时间以保证自己继续被雇。当然，这些怀疑有时也是对的。有些城市甚至经常设法聘用敌方部队的指挥官为自己部队的领导，有时，这种想法还会真正实现。

要求自己的雇佣兵对自己更加忠诚，这一愿望导致了国家持续地供养着军队。因此，在和平时期也有部队的存在。到15世纪中期，一些意大利公国已不再是等到战争爆发才去雇军队。它们不仅有常备的指挥官，而且也有一支基本的部队，战时以此为基础，再雇更多的雇佣兵连队以扩大成一支大规模的军队。同样是出于对雇佣兵忠诚的需要，各城市开始延长合同的有效时间，雇佣兵部队实际上已成为各公国的常备力量。这也导致意大利逐渐建立起各公国自己独立的军队，由它们自己的指挥官领导，其士兵是单个雇的，而不再是以雇佣兵连的形式被雇。到15世纪后期，有一半左右的和平时期部队已成为国家的雇员。另外，政府部门设立了地方性军事管理部门，以签订合同，发放钱币，为军队提供给养，负责武装部队的其他非战斗事务。在国家拥有和官办军队方面，意大利人算不上是发明者，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所采用的方式，以及相应的成熟程度，可以说是欧洲人从中世纪封建雇佣式军队模式中走出的一个典型。

在战术上，意大利人仍然基本上停留在中世纪依赖重骑兵的思想。到15世纪中期，意大利杰出的铠甲制作者，已制造出了重量仅为50磅的铠甲套服，因此，意大利人将重骑兵武器系统发展到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程度。尽管意大利的雇佣兵中也加了一些轻骑兵以实施侦察和掠夺行动，但是，这些轻骑兵绝没有到发挥战术功能的地步。他们的步兵由十字弓弩兵、长矛兵和持盾兵组成，三者所占的比例大致相当。持盾兵是手上持着很大的一个盾牌，将其立在地面上为其他步兵人员提供防护的士兵。意大利人将步兵适当地编组在一起，步兵躲在由盾组成的防护墙后面，抵抗各种攻击。当然，这样编成的步兵，其机动能力就比中世纪其他步兵弱，而且意大利的职业士兵也不去攻击这种步兵阵形。一支步兵部队如果缺乏机动性，那么，它在战场上所起的作用就很小，除非实施攻城作战。在战场上，像这样的步兵阵形通常只是形成一个阵地，掩护骑兵在后面重组，作好下一步行动的准备。

到15世纪中期，后勤保障得到了发展，军队不必隔几天就转移至一个新的有供给资源的地区。这一变化使得指挥官采用野外筑城工事，从而降低了持盾兵的作用，这就引起一些重步兵也偶尔使用剑和盾。

意大利的战事较为复杂。意大利人的战略还是典型的中世纪时的战略，依赖筑城防御的威力，实施城堡围攻行动，对敌国领地进行掠夺破坏。尽管相对于空间上的兵力密度不小，但是，意大利还是没有发生什么决定性的会战。持续时间较长的作战清楚地表明，当两支军队的武器系统相同时，防御作战就占有优势。指挥官潜意识地掌握了这一道理，因而，在战斗中避免正面攻击，集中精力实施突然性攻击、伏击，或者是快速行进，攻击处于不利地位的部队，以及攻击背后有自然障碍阻挡的部队。这样，导致了大批战争间谍和情报侦察人员的使用，从而使得将军们依赖坚固阵地和野战筑城，精心设计后勤战略。比如，在对方水井中投毒。军队有了全面的系统编制，75-150名骑兵组成一个骑兵中队，8-10个这样的中队组成骑兵大队。指挥官很重视骑兵的机动性，战中通常还留有预备队。

意大利人对战争的精通和成熟表现在会战次数的减少。军队通常要在精心计算获胜的可能性和失败的代价之后才进行会战。这方面典型的事例，如，既野心勃勃、又老奸巨猾的弗兰切斯科·斯福尔扎，在1448年率领米兰公国军队围攻威尼斯的卡拉瓦杰罗城。他的对手是一位能力与之相当的着名雇佣军首领米切里·亚太德罗。当亚太德罗率领威尼斯军队赶来解救被围城时，他先在卡拉瓦杰罗镇附近停下来，分析当时的态势。斯福尔扎的军队从一个坚固的筑垒营地控制着围攻行动，而被围之城本身并不太重要，解救行动难以保证不至于失败，且还会因此带来较大的伤亡。另外，亚太德罗的失败会极大地伤害他的雇佣兵部队，使自己的生意遭到损失。这很可能不仅使亚太德罗本人被解除合同，而且影响到以后再被别人雇用。

然而，亚太德罗还意识到，整个战役季节已接近尾声，他手下的雇佣兵们都期盼着作战。这次行动如果获得决定性胜利的话，其政治意义巨大，会因此推翻米兰共和政府。因此，当他的两名得力干将报告说，经周密侦察得知，骑兵可以通过斯福尔扎用以屏护他营地一侧的一片湿软的森林地带时，他立即意识到，这将增加自己获胜的可能性，成为决定他实施此次会战的关键因素。亚太德罗军队穿越森林实施的攻击行动进展很顺利，但是，斯福尔扎的军队也作了坚决的抵抗，同时，斯福尔扎还派一支骑兵袭击了威尼斯的后方。最终，会战以亚太德罗的大部人马被俘而结束，亚太德罗自己也因此被威尼斯人解雇。然而，不管怎样说，意大利人能对会战作如此仔细的战术分析，并反复权衡会战结果的利弊，这就使意大利人的战争活动明显地区别于欧洲其他地方的战争活动。这正是意大利雇佣兵的特点，当他们发现战场态势无望时就会投降。

会战中的获胜者往往在收缴了战俘们的武器和马匹之后，就会将他们成批地释放。这样做，可以节省这些被俘士兵的吃住和看押的费用，而被放回的俘虏兵在他们再次拿到武器之前也没什么用处。雇佣士兵在战场上，面对极为不利的环境，不是去拚命战斗而是选择投降。战胜者释放俘虏兵的态度，引起了人们对整个雇佣兵体制的批评。受到批评的还包括本是具有科学性的战场机动战术、行军策略、掘壕设营做法等。另外，对于一些会战，其结果是失败方被俘者数量多于伤亡者数量时，人们也予以指责。然而，当战争的双方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并采用相似的战争规则时，战争僵局的出现实际上并不在于战斗者是否见过有多少血腥程度的战争。战斗者见过多少有血腥味的战争，这一点对冲突的结局影响并不大。例如，在当时的战争评论家眼里，不管战争的双方是释放战俘，还是关押战俘，亦还是杀了这些战俘，他们都认为意大利的战争方式是没有战争味的。有的评论家宣称，采用意大利的战争方式，那么会发生这样的会战：其中只有一人丧生，这一人还不是因为被敌方所杀，而是自己掉进了沼泽地里了。

也许，意大利战争活动最有影响的方面是：军队领导人的职业化、透彻地理解迂回包围思想、集中兵力击敌弱点、以最少的代价夺取会战的胜利，以及他们能认识到正面攻击经常是失败的，保留预备队有着重要的作用，指挥官应该是去指挥整个会战，而不是亲自参与到战斗中，等等。

冲突中的地区战术体系：法兰西入侵意大利

至15世纪末，欧洲各国的战术体系各不相同，形式多样。有些文化的因素阻碍了一些国家采用在别国盛行的武器。比如，法兰西国王就没能说服他的部下采用英国的长弓，其中就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兰西的贵族们不愿意使用出自社会下层人士手中的这一令人生畏的东西。因此，一些国家对一些武器的采用是因为雇用了外国士兵，比如，瑞士的重步兵和巴尔干的轻骑兵就是如此。

然而，各种地区性的武器系统还是被普遍使用的。披铠甲的重骑兵，尽管在战术上经常被当作重步兵使用，但它仍然居于主导地位。虽然，只有英国人拥有有效的长弓，而其他所有的军队却拥有一般弓箭或者是十字弓弩，但英国人却在战场上层示了其轻步兵的作用。经常站着不动的重步兵中的长矛兵们，能抵抗优于这一武器系统的骑兵对自己的冲击。但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又让重步兵拿起了剑和盾。具有可怕机动性的瑞士长矛兵方阵，随着他们被其他国家军队所雇用而走出了瑞土山区。一些效仿者们开始模仿瑞士模式来组建步兵。甚至既可用于战略目的，又可用于战术目的的轻骑兵也在西班牙军队出现，他们配备有十字弓弩和可在马背上笨拙地射击的火绳枪。就是在这样一个多种战术形态并存的时期，出现并发展起来了职业军队和职业军官。他们冲破了中世纪一些战争观念的束缚，设法寻求战争艺术中的科学成份。后来，法兰西人在意大利挑起了一次时间较长的国际性战争。一些地区性武器系统和战术风格就都汇集在这次战争中了。到16世纪末，一种新的多兵种联合战术体系便应运而生。

法意战争的缘由是因为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的勃勃野心。与狡猾的父王路易十一不同——他的父亲在鲁莽查理的废墟上已将其领地扩大许多——这位年轻的国王却缺乏足够的能力和判断力。他在设想一个巨大的规划，比如，要夺取君士坦丁堡，而征服意大利就将成为自己实现上述目标的一块踏板。1494年，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率军入侵意大利。这支军队完全不同于本世纪初败于英国人手下的封建军队。其部分力量是法兰西的常备军，始建于百年战争的最后几年。侵意大军的其余大部分部队是雇佣军队。法军在保留自己上乘的传统重骑兵的基础上，又添加了欧洲最好的炮兵。法军的炮兵也是百年战争最后几年的成就。它有高素质的炮手，有安装在四轮货车上的最好的青铜炮。因而，法兰西炮兵有着较强的机动力，能与部队的行进保持同步，既能用于野战行动中，也可用于围城作战中。法军的步兵除了有大量的法兰西十字弓弩兵外，查理八世国王还征用了许多瑞士重步兵的雇佣兵部队。这样，法兰西国王率领一支有25000人的庞大军队入侵意大利。这一数目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巨大的了。这支组建于百年战争后期的军队，不仅反映了法兰西人从战争中汲取的经验教训，也体现了法兰西人针对15世纪的变化而对军队建设作出的一些改革。

由于法军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有着较好的质量，意大利人未作太多的抵抗，法兰西国王就轻易地向着意大利南部目标——那不勒斯挺进。由于威尼斯公国保持中立，米兰公国则成为法兰西的盟友，查理国王就一直向前挺进。这一势头也吓住了佛罗伦萨和教皇，他们也为查理国王提供了经由本国领地入侵意大利南部，进入那不勒斯国王的西西里领地的自由通道。由于那不勒斯国王的战略目标不得人心，再加上他的许多贵族本身是前法兰西人，这样，那不勒斯国王也只是对法军的入侵作了象征性的抵抗。就这样，查理国王几乎没发起一次攻击就征服了那不勒斯。查理国王的成功不仅震住了威尼斯公国、米兰公国和教皇，也吓着了斐迪南国王、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当然，此时的罗马帝国的松散统治实际上仅局限于德意志、奥地利和及其邻近陆地。1495年，查理国王留下一半人马驻守那不勒斯，其余的准备撤回法兰西。此时，他发现米兰公国和威尼斯公国的军队已封锁了他经阿尔卑斯山脉回国之路。这样，优秀的法军，在一位没有战争经验的国王的率领下，不得不去面对另一支由久经沙场的职业军官指挥的、在战争中得到很好锻炼的意大利士兵组成的庞大军队。

意大利联军由蒙特尔侯爵指挥。蒙特尔侯爵没有去阻止法军行进，甚至没有封锁法军通过阿尔卑斯山脉，而是决心利用自己军队的数量优势，在法军从山上下来时，进到适于意大利骑兵行动的地形上，再攻击法军。蒙特尔侯爵希望能多次击败法军，从中获得征服法军的美名，而联军则可从中取得军事和政治的双重效应。由于，法军北上不得不依赖一条夹在一条河和一片山脉之间的道路，因而，蒙特尔侯爵就选择在法军的行军途中攻击法军。因为，他认为，法军会指望这条河和这片山脉来屏护自己的翼侧，而只准备在正面作战。然而，侯爵自己却很清楚，这条河很浅，他的士兵可以轻易实施徒河攻击。因而，他计划以部分兵力攻击法军的前卫，迫使法军行军纵队停止前进，而以主力攻击法军行军纵队的中部和后部。蒙特尔侯爵率有20000人马，对法军占有2：1的数量优势。

然而，会战进程却未能按意大利人的计划发展。查理国王虽然算不上是一位称职的指挥官，但是，在他的行军部署中却也反映出了他的战争预见性。他知道，自己在行军路上难免一战，因而，以善战的瑞士重步兵担任前卫，并在行军队形两侧排成两线。这样，一旦受到左、右两翼的攻击，瑞士兵就可以形成一道防线，保护行军队伍。由于天下大雨，意军被迫在一个不好徒涉的地方渡河，渡河攻击行动因而推迟。这样，法军就有充足的时间准备自己的战斗阵地。担任前卫的瑞士兵驱除了攻击法军纵队前头的意军。本来应该攻击瑞士兵的意大利轻骑兵却去抢劫了法军的兵营。由于，意军会战的总预备队未能发挥作用，因渡河延迟了的主力攻击也因此遭到失败。根据意军的计划，有一半兵力担任预备队，其指挥权仅限于侯爵叔叔一人，而他又在会战中牺牲了。这样，预备队在会战中就未能发挥作用。然而，此次会战极其短暂，只持续了一刻钟，这对预备队的使用也带来了一些影响。尽管整个会战的时间不长，但意大利联军的伤亡却不小。法军士兵杀死了掉下马的意大利重骑兵。经这次短暂的福尔诺沃会战后，法军又继续他们的行军。

这次会战指挥的失利，一方面是因为河水的上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蒙特尔侯爵缺乏指挥大规模军队作战的经验。他不是致力于指挥整个会战，而是亲自率领部队去实施一次攻击行动；另外，对于这种规模的军队，作战计划过于复杂也是一方面原因。此次会战增长了法军的声望，而同时却削弱了意大利雇佣军队的声誉。然而，此次会战只是进一步证实，瑞士步兵能较好实施进攻，除此之外，对16世纪初期，指挥官如何有效地发挥诸多武器系统的作用，或者说，实施多兵种联合作战方面，却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然而，福尔诺沃会战并没有保证法兰西人对那不勒斯的拥有。在一次与贡萨洛率领的西班牙远征军的复杂战役中，法军就丢失了那不勒斯城。贡萨洛，来自科尔多瓦，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他率领的西班牙远征军由100名重骑兵、500名以标枪为武器的轻骑兵和1500名步兵组成，在意大利靴形半岛的脚趾部登陆。在1500名步兵中，只有少量的火绳枪兵和十字弓弩兵，主要的则是手持剑和盾牌的步兵。在第一次会战中，法军重骑兵冲散了贡萨洛手持标枪的轻骑兵和一些持剑步兵，法军中的瑞士长矛兵则冲击其余的西班牙持剑步兵和持标枪轻骑兵。

英俊潇洒、衣着华贵的贡萨洛，在西班牙人征服穆斯林人的后期战役作战中，已有着10年的军旅生涯。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女王发现了他的杰出才华，并施加自己的影响，为这位年轻、聪明，但表面上又显得很平庸的军官在意大利军队谋得统帅职位。事实证明，女王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贡萨洛后来不仅成为了一位着名的勇士，而且还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优秀统帅。

第一次会战受挫后，贡萨洛就尽量避免会战，而派他的轻骑兵去袭击敌人的护送队和粮草征收人员，并在围攻法军的作战中重视发挥筑垒工事的作用。在西班牙强大海军的支援下，又得到了被法兰西统治者疏远了的群众的同情，贡萨洛重新夺回了那不勒斯，迫使法军于1498年撤回。尽管在战术上应用费边后勤战略没有太大必要，但是，贡萨洛的努力却改进了西班牙陆军的作战方法。为帮助持剑手们守住筑垒地域，他很快增加了军队火绳枪兵的数量，并训练士兵按照瑞士人的方式使用长矛，以便在开阔地带的战斗中，能将剑手和长矛兵合成起来使用。

1503年，法意战争再次爆发。贡萨洛占数量优势的军队，在有壕沟防卫、且背靠大海的营地抵抗法军进攻。同时，贡萨洛派他的轻骑兵去攻击法军的后勤补给队。当法军将自己军队分成小股去寻求补给时，贡萨洛向法军发起了进攻，夺取了法军察里诺拉基地，并准备在一片开阔地再度遭遇重新集结起来的法军。他在开阔地挖掘壕沟，堆起胸墙。一方面，由于意军轻骑兵对法军侦察行动的阻碍，法军未能察觉壕沟的存在；另一方面，法军也急迫想在开阔地抓获贡萨洛，因而，法军匆忙地发起了正面攻击。实施攻击的法军骑兵未能通过对方的壕沟，而躲在胸墙后面的西班牙火绳枪手们，则以火力阻止了法军步兵的攻击，杀死了坐在马车里的法军指挥官。当实施进攻的法军在一片混乱之中停了下来时，贡萨洛实施了全线反击，小部分重骑兵从他的翼侧也加入到反突击行动中。当敌方部队撤退时，贡萨洛的轻骑兵再度给瑞士步兵造成一定的伤亡。

当法军的一支大规模部队南下，准备前来挽回被动局势时，贡萨洛派人袭击了法军的货物运输车，封锁了所有陆上通道。法军在原地耗尽了粮草，最后不得不通过一条海滨道路，从他们自己的舰上汲取补给。然而，贡萨洛在加里利亚诺河的渡口也部署了防御，将这条海滨通道也封锁了。在连续6个多星期的多雨天气里，法军住在到处积水的地面上，既缺少粮食，又遭到了冻雨的袭击，损失巨大。困在索罗路侯爵领地的法军，虽然有一位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且很有声望的指挥官，但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他也难以保持军队高昂的士气。

经几个星期的紧张僵持阶段，贡萨洛一反往常小心谨慎的作风，乘着自己军队士气极度高昂之时，对同样处于寒冷和潮湿环境中，但士气极度低落的法军发起了突然袭击。由于预先准备好了架桥的物资，在圣诞节后的第三天，贡萨洛很快在法军的翼侧架起了一座桥梁，并使自己的军队通过，击溃并重创处于惊讶之中的敌人，很快就迫使法军指挥官同意撤军。

贡萨洛能运用罗马的费边后勤战略，保持足够的耐心，依赖筑城工事，利用自己的轻骑兵完成后勤袭击任务，致力于以最小的代价夺取作战的胜利。这一切表明，上述战略风格不只是英格兰人和意大利人所独有。贡萨洛能设法维持自己军队的士气，正确地估价形势，乘敌士气低落时实施攻击，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指挥才干。

贡萨洛为西班牙陆军战术体系的发展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为西班牙军队走向强盛奠定了基础。他在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会战失败后，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将其轻骑兵用于战略侦察、掩护和袭击对方交通运输线的任务。当然，他确实也在战术范围内使用过轻骑兵，如在察里诺拉会战之后的追击行动中，轻骑兵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对重步兵的优势。由于认识到以长矛兵抵抗骑兵的必要性，他在自己的军队中创建了部分长矛兵，同时也雇用了一些瑞士长矛兵。他还将剑手和长矛兵联合起来使用，这样，西班牙步兵后来再遇到长矛兵时，剑手们经常以盾托起对方的长矛，带着剑和盾接近对方长矛兵，赢得会战的胜利。贡萨洛还不断增加军队中火绳枪兵的数量，同时辅之以筑城工事，创造了一种有效的轻步兵战术体系。西班牙军队的强盛就建立在以往的长矛和火绳枪这两件传统兵器之上。

贡萨洛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各种武器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走在了他同时代人的前面。在法军入侵意大利的30多年战争中，发生了无数次的会战。指挥官们在这些会战中，艰难地摸索着在自己的兵力部署中如何最好地使用多种不同的武器系统，形成军队整体合力。

探索合成兵种战术体系

——1512-1525年间发生在意大利的会战

在意大利战场上，法兰西对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结成的联盟展开了斗争。意大利自身的力量也因此分成了两派。在战场上的雇佣兵有来自希腊、阿尔巴尼亚、非洲、瑞士、德意志、意大利和法兰西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意大利人在其中扮演着主要角色。战争中所采用的战略，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使用雇佣兵军队的战争实践，以及科尔多瓦的贡萨洛的战略典范作用。意大利战争使得欧洲人能因此学习、消化意大利人的高深战略。英格兰人尽管认识到了防御作战在战术上具有一定优势，但是，他们除了占据坚固的阵地，指望敌人能盲目地从正面实施攻击外，没能更多地发挥出防御作战的优势。然而，在15世纪，意大利的将军们也认识到了防御作战所蕴藏的威力，尤其是有了野战筑城工事的加强后，他们不是依赖同样理智的敌人去盲目地实施正面进攻，而是采取一定的策略迫使对方实施攻击。这主要有断敌退路、围城打援等，即围攻敌重要城市，迫使对方前来发起攻击以解围。在1512-1525年间所发生的5次主要会战中，有4次就是属于对方为解被围之城而发起进攻的。其中有两次，法兰西人围城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躲避战斗的敌军前来作战。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御者是为了发挥堑壕设施的战术优势，否则，这些防御会战在战术方面与其他会战没有什么不同了。因为，在当时这场为争夺意大利的国际性战争中，指挥官们寻求的是如何发挥出多种武器系统的最佳效能。

在1512年的拉韦纳会战中，西班牙军队的目的是要解除法军对一座城市的围困，但是，他们却是在被围城市附近掘壕以阻碍法军的围城行动，而不是冒险进攻。法军年轻的指挥官加斯东·德富弗瓦很清楚，要直接对付西班牙人，他就得向有壕沟和胸墙防护的西班牙人发起正面攻击。因此，他依赖自己先进的炮兵火力，迫使对方离开堑壕后再发起攻击。双方炮兵对射了近两个小时，西班牙人让自己的步兵卧倒在堑壕中，躲避对方炮火打击，而将炮兵集中在野战工事的正面，给法军步兵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法军炮兵的纵深火力最终迫使西班牙未作防护的骑兵，沿着他们的堑壕和胸墙的左翼间隙发起了冲击。战场上，法军的机动炮兵能像轻步兵一样行动，而且，加农炮的射程和威力甚至比长弓大多了。加农炮弹有效地击破了对方的骑兵队形，一发炮弹就能击倒33名骑手或马匹。

西班牙重骑兵遭受了法军炮火的打击，战斗力已经削弱。他们越过一片崎岖的地形，沿一狭窄的通道向法军发起了冲击。然而，他们所遇到的不是静止不动的法军炮兵，而是一支新投入战斗的法军重骑兵。这支欧洲最优秀的部队正向西班牙军队实施反冲击。当法军骑手们赶跑西班牙骑兵后，加斯东调其弓弩兵在长矛兵的掩护前来作战，命令他们以高射角发射弓箭，让弓箭越过胸墙打击卧倒的西班牙步兵。然而，西班牙军队很快又在其胸墙上部署了士兵，以火绳枪火力将法军击退。法军中的德意志雇佣长矛步兵发起的一次攻击，甚至都已经越过了火绳枪的火力线，尔后平均分布在西班牙人的胸墙正面上。这样，西班牙的剑手们就能充分地发挥近距离格斗的优势。他们以盾牌挡住对方18英尺长的长矛，以剑刺杀对手。结果，德意志长矛兵的这次攻击也告失败。此次会战，筑城工事防御显示出了它的巨大优势。但是，得胜的法军骑兵穿过西班牙军队堑壕的间隙，从后方攻击防御中的步兵，最终赢得了会战的胜利。法军的骑兵在此扮演了当年亚历山大和汉尼拔时期会战中骑兵所扮演的角色。然而，许多训练有素的西班牙重步兵组织了良好的撤退，采用了从瑞士步兵那学来的紧缩队形，使对方重骑兵的追击未能达到目的。

在西班牙重步兵撤退过程中，加斯东，这位天赋很高、但性情急躁的法军指挥官，截住了一股沿河边堤岸小路行进的西班牙长矛兵。他率领部队匆忙地向这些长矛兵发起了一次冲击，结果法军在会战中全军覆没。受伤的加斯东和他的几位同伴，身着铠甲掉进水中而被淹死。当这股西班牙步兵后来与另一支法军骑兵分队相遇时，西班牙步兵首领冲他们喊道：“你们为什么要阻拦我们？要知道，凭你们的力量也拦不住我们！你们已经赢得了会战的胜利，也杀了我们许多人。请你们行行好，放我们走吧！”法军指挥官觉得他讲得也有道理，于是，两支军队未曾交战便各走各的道。看来，西班牙步兵首领比利萨瑞士的劝告还挺有说服力的。[注：查尔斯·奥曼爵士，《16世纪战争艺术史》（纽约，1937年版），第146页。]

在1513年的诺瓦拉会战中，法军与瑞士兵对阵，结果瑞士兵以其传统的战法赢得了会战的胜利。法军指挥官预计到瑞士兵肯定会来解救被围在诺瓦拉的部队，于是，在城市外围选择了一个较好的位置以等待瑞士兵前来攻击。然而，瑞士兵在黎明时分就赶来了，其速度之快使法军连移动式木栅都来不及架起，更不用说挖掘壕沟了。法军先让其炮兵投入了会战，以火力打击6000名实施主要攻击的瑞士兵方阵。在3分钟的时间内，法军的加农炮弹就给密集排列的瑞士方阵造成了700名伤亡。然而，当步兵抵达炮兵一线时，炮兵就无所作为了了。瑞士兵很快就战胜了队形混乱，且准备不充分的法军长矛兵。有些法军长矛兵在撤退时。甚至攻击他们自己的炮兵。未等法军骑兵介入会战，瑞士兵就击败了法军步兵。这样，法军骑兵只好撤退了，因为，他们很清楚，攻击瑞士长矛兵将会是什么样结局。在此次会战中，法军的炮兵所发挥的作用，相当于当年波斯军队在马拉松和普拉蒂亚会战中，弓箭兵所扮演的角色。在步兵靠近加入会战之前，火炮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作为一种抛射武器系统，炮兵发挥的作用相当于一种更有效的轻步兵。然而，即使是在战场上可移动的火炮，它们也不具有步兵的其他关键性特征，比如机动性。

1515年，在马里尼亚诺会战中，法军顽固地按照波斯的作战理论行事，主要防止对方的重步兵冲击自己的轻步兵。为了能用静止不动的弓箭手阵形抵挡对方的重步兵攻击，波斯人曾派骑兵从翼侧突击对方重步兵的攻击阵形，迫使其停下来进行防守，因而，弓箭手们就可以向原地不动的敌人重步兵发射弓箭。在这次长达两天的会战中，瑞士兵贸然地向有堑壕防护的部队实施冲击，遭到了法兰西骑兵的翼侧突击，被迫停了下来，形成全方位防御阵形。这就给法军的炮兵提供了延长火力打击的机会。这样，法军的骑兵和炮兵轮番攻击瑞士步兵，最后击败了瑞士步兵。但是，这一原则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因为，在此次会战中，瑞士兵单独实施攻击，没有得到骑兵，或者一支有影响的轻步兵部队的配合。以如此简单的解决问题方法，去对付一支多兵种的联合军队恐怕就不行了。

由于同行专家们的阻止，再加上精明的西班牙帝国军队雇佣兵指挥官帕劳斯帕·科隆纳的费边式机动战术的拖延，法军攻打西班牙军队的战役计划推迟了一年实施。法军于1522年才开始围攻帕维亚城。科隆纳率军抵近离城不到十英里的一个名叫比克卡（bicocca）的地方，让自己军队掘壕据守。法军很有权威的指挥官劳特克打算切断科隆纳的后方补给线，以迫使他离开阵地，在其机动过程中再攻击之。然而，在法兰西军队中，那些好战且自信的瑞士兵向劳特克发出了最后通牒：他们要求立即向科隆纳部队发起攻击，否则，他们就要离开法军打道回府。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薪金，因此，他们想从会战中得到自认为肯定属于自己的战利品。劳特克，这位名不符实的指挥官，在自己可能丧大部分重步兵，将不得不因此放弃此次战役的情况下，竟同意向有堑壕阵地作依托的西班牙部队发起了正面攻击。

瑞士兵担负主要攻击任务，分两个方阵，每个方阵4000名士兵。西班牙军队在一条低洼的道路后构筑了一道胸墙，在路上垒起了一些土木工事，其中包括炮兵阵地，这样炮兵火力可以控制整个防御正面和前面的道路。科隆纳在胸墙后面布置了四排火绳枪兵，再往后是长矛兵。尽管因雨天，阵地前方道路泥泞，劳特克还是带上自己的炮兵参战，想看看能否用炮兵火力打烂对方的防御体系。但是，过于自信的瑞士兵，急不可耐地要发起攻击，以两个方阵朝着对方的胸墙和炮兵阵地前进。瑞士方阵在对方加农炮火力打击下，丧失了1000条性命，刚到达路上，立即又遭到了四排火绳枪火力的打击。瑞士方阵在路上停了下来，在对方加农炮和火绳枪的火力打击下，继续设法攀登对方胸墙。

实施防御的西班牙长矛兵将越过胸墙的瑞士兵挡了回去。瑞士兵退回时又丢下了3000尸首，余下的瑞士兵仓皇逃跑，为法军指挥官留下了会战失败的结局。当然，瑞士兵自己也遭惨重伤亡。野战筑城的倡导者们，对野战筑城工事能打破瑞士兵不可战胜的神话感到满意。此次会战也展示了当野战炮兵和火绳枪与堑壕相结合时，具有的巨大战斗效能。

在年轻的法兰西斯一世国王的领导下，法军再次入侵意大利。法兰西斯一世外表华丽、端庄，是一位诙谐幽默、和蔼可亲的文学和艺术卫士，但却欠沉稳，缺乏智慧和持久恒心，热衷于打猎和打网球，对朝政并无太大兴趣。

在1525年冬天，法兰西人又一次围攻帕维亚城，西班牙人则再一次前来企图解救被围之城。法兰西人不仅已经构筑了围城工事，还在西班牙人接近路的一侧掘壕防守。西班牙人则在法兰西人堑壕40码以外处也挖了堑壕。因此，两军以堑壕相对。法军中部分雇佣兵的离去削弱了法军的实力，而西班牙军队也财力耗尽，决定发起攻击。西班牙人穿过了对方未部署警戒的防护墙，大部人马在拂晓前行军，绕过法军堑壕的远端。在黎明时分，西班牙人部队由原来的行军队形变为一种战斗纵队，与法军部队成直角对着法军部队。西班牙人的这次行军，使人联想起当年的贡萨洛率军渡过加里利亚诺河时的行军场景。至此，西班牙部队停下来组织防御，因为，他们知道，法军肯定会向他们发起攻击，以阻止西班牙人通过此地，切断法军与米兰基地的交通运输线。法军则担心，西班牙人会突然攻击自己尚未形成战斗队形的分散部队。于是，法兰西斯国王明智地以重骑兵立即发起攻击，以掩护其他部队的集结和形成战斗队形。这一决定带来了法军多个部队的连续攻击会战。

西班牙人将火绳枪兵部署在队形的两翼，重骑兵和德意志雇佣长矛兵在中间。法兰西斯一世自己率领一支法军重骑兵，成功地冲击了西班牙重骑兵，但在冲击西班牙纵深两个重步兵集团时，由密集的长矛兵组成的防护墙挡住了法军重骑兵的冲击。法军中的瑞士长矛兵紧接着又实施了一次冲击，指向火绳枪兵队形的翼侧。瑞士长矛兵并未越过西班牙轻步兵阵形，而是在火绳枪兵连绵火力面前停了下来。西班牙轻步兵在少量长矛兵的协助下，击败了瑞士长矛兵的攻击。在比克卡会战中，火器兵和胸墙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致使瑞士兵的攻击无力。一位当时的历史学家写道，自比克卡会战后，“瑞士长矛兵一方面因为数量上的减少，但是更主要的是不再大胆鲁莽了。他们回到了瑞士山区。可以肯定，瑞士兵在比克卡会战中的伤亡，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在以后几年里的作战。他们再也没有了以往的那种气势了。”[注：查尔斯·奥曼爵士，《16世纪战争艺术史》（纽约，1937年版），第184页。]

法军的最后一次行动是由他们的德意志雇佣步兵攻击西班牙军队中的德意志雇佣步兵。正当这两支雇佣兵集团冲撞在一起时，西班牙的轻步兵开始向法军长矛兵射击。同时，第二个德意志雇佣步兵方阵从翼侧攻击法军部队。西班牙重步兵击败了法军中的德意志雇佣步兵部队后，接下来又驱散了法军其余步兵在当天发起的最后一次冲击。西班牙军队包围了勇敢的法兰西国王和他的一群骑兵，最后打败了法军，俘虏了法兰西国王。

此次会战，使火绳枪兵的声望大增。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顶住了瑞士兵的冲击。如果瑞士兵能有他们往日那样的行动坚决性，或者，在火绳枪兵两侧的德意志雇佣步兵长矛手们战斗中能体现出坚定决心的话，重步兵还是可以冲散轻步兵阵形的。然而，西班牙的火绳枪兵运用轻步兵传统的小分队战术，利用树丛或树林作掩护，躲避法军骑兵，以速度虽然不快，却保持连绵不断的火力打击法军骑兵和重步兵。战斗中，轻步兵展示了其在开阔地上与在堑壕阵地上同等的作战效能。当时的一位人士证实，“经常有一些最着名的指挥官和骑士们，……不是在这儿，就是在那儿，被地位低下的普通轻步兵所杀害。”此话说明了轻步兵所具有的战斗效能，甚至能有效地对付骑兵。[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小沃尔特·雷弗罗译着（西港，1985年版）第43页。]

炮兵在这次非刻意安排的会战中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法军就没打算使用炮兵，而西班牙人将自己的大部分火炮留在了阵地上，以实施骚扰性火力打击。战斗中，重步兵显示了其能抵抗重骑兵冲击的传统作战能力。法军重骑兵击败了西班牙重骑兵，再一次展示了其在当时欧洲骑兵中的领先地位。但是，法军骑兵虽然击败了西班牙人的骑兵，法军却并没有真正打败西班牙军队。西班牙轻步兵和静止不动的重步兵稳住了战场。长矛兵集团的全方位防御阵形，使得西班牙人能挡住法军骑兵的冲击。同时，这一阵形也显示了较大的战场机动性，能从翼侧攻击法军重步兵。

在帕维亚的后期争夺中，爆发了一系列的会战。指挥官们在会战中尝试了重步兵、重骑兵和轻步兵的多种混合编组方法。由于从福诺沃会战到帕维亚会战的一系列会战，法军都遭到了失败，且伤亡惨重，因此，法兰西在后来进行的对西班牙人和德意志人的战争中，指挥官们明显地在减少会战的次数。但是，将士们已经消化吸收了意大利战争中的经验，并相应地发展了自己的战术理论，调整了军队组织。在实现多种武器系统的结合方面，西班牙人最为成功。他们的结合方法极大地影响着欧洲的战术。这一方面应归功于他们的查理国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控制着意大利，统治着尼德兰和德意志的哈布斯堡领地。他经常调用西班牙、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军队，交替使用当时走红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指挥官，因而，西班牙战术实际上支配着当时的西欧战场。

西班牙人的合成兵种战术

意大利战争使西班牙人对自己认为步兵重要的传统观念深信不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对步兵的武器作了彻底的改进。由于在意大利南部战争中使用过长矛，因此，西班牙人不久就用长矛全面取代剑和盾。他们效仿瑞士长矛方阵模式，将长矛兵编组为1000-3000人不等的矩形阵形。虽然，西班牙长矛方阵还可能缺少瑞士方阵具有的机动性和活力等众多特色，但他们的训练与组织方式却都是照搬瑞士人的。西班牙陆军经常让其长矛兵形成防御阵形，抵挡对方重骑兵的冲击，为自己的骑兵进行重组提供掩护，而不是让长矛兵方阵连续不断实施进攻性行动。当然，这并不是说西班牙长矛兵就不实施进攻性行动了，正像瑞士长矛兵和德意志的雇佣长矛兵一样，他们也能在战场上行进，并向其他步兵阵形实施冲击。

西班牙人较早放弃使用弓弩而偏爱火绳枪，并在他们的轻步兵部队中增加火绳枪兵的比例。火绳枪兵在帕维亚会战中可实施散兵作战，这一点给西班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次会战中，树木、灌木丛、高低不平的地形，以及平坦的地形，轻步兵都显示了古代轻步兵常有的、进行单个作战的主动灵活性特点。他们利用地形逃避法军重骑兵的追赶，并保持以不间断的火力打击对方的重骑兵和重步兵。西班牙人认识到，大量的这样一些细小的战斗行动，其结果加起来就可以极大影响整个会战的结局。因此，他们让自己的众多火绳枪兵扮演这一重要的角色。正当英国人在他们的线式战术中使用长弓兵时，西班牙人却对自己的长矛兵方阵的防御力量充满信心，分派自己的轻步兵在会战中扮演独立行动的角色。

当然，火绳枪兵与长矛兵仍编组在同一部队，并没有完全独立作战。西班牙人知道它们谁也离不开谁。在没有自然屏障的地形上，长矛兵方阵可为轻步兵提供惟一的安全庇护场所。轻步兵可以在长矛兵方阵的一侧或后方选择自己阵地，许多轻步兵就可以躲在前几列长矛组成的防御墙后面。火绳枪兵轮流射击，可以增强长矛兵的防御。对方的重步兵集团、重骑兵众多的骑手和马匹，正好是火绳枪弹打击的目标。西班牙人逐渐地加大了步兵部队中的火绳枪兵对长矛兵的比例。到16世纪末，西班牙步兵团中的轻、重步兵人数已经相等。

军事统帅和军事作家们，开始较多地考虑一支军队的最佳部署方案。从理论上说，在一次会战之前，指挥官应首先勘察地形，并标注出能使己方部队与地形最相匹配的步兵阵形的位置，而后再编组军队，最后，由大家所知的总军士长，利用公式和一些表格计算出步兵方阵的规模及其组成。例如，在行军时，如果知道长矛兵中穿戴铠甲和不穿戴铠甲士兵的人数、戟兵的人数，指挥官就可以计划部署这样一个方阵，外面四列长矛兵是穿戴铠甲的，里头是八列没有护甲的长矛兵（这种长矛兵的雇用与装备费用要低些），戟兵位于方阵的正中心。对于这个方阵，他还可以分派一些火绳枪兵在前面作为散兵，再在阵形两侧部署一些火绳枪兵，形成一个由四列火绳枪兵组成的长长的松散纵队，每列有12名火绳枪兵。在战斗中，两侧的四列火绳枪兵的前几排首先开始射击，尔后退回到后面装弹，下一排前进接着射击。这种技术叫反方向运动射击技术。军队在采用这种技术时，火绳枪兵可以保持虽然是有限的，但却是不间断的火力，打击射程内的任何目标。

到16世纪后期，上述的这种关于步兵部署的思想已在欧洲传开了。这一精心设计的战斗次序可能在实践中只偶尔出现。因为，一个国家、军队的自身特点，将决定适合特定环境的步兵阵形的规模和人数。然而，恰当地部署军队的思想却展示了战术家们面临的问题，也反映出了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

在步兵阵形中，骑兵应该配置在哪？这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但是，骑兵在西班牙陆军中的地位已经下降。因为，西班牙人扩大了军队中的步兵编制，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步兵花费较低。装备一名有适当铠甲防护的重骑兵所需的费用，相当于一名长矛兵或火绳枪兵的4倍，因此，稍微削减重骑兵的数量规模，其节省下来的经费就可以用来装备一支庞大的步兵部队。这样，就能引起了军队中步兵与骑兵比例的显着变化。虽然，西班牙人的骑兵极大部分是传统的、全身铠甲防护的持长矛重骑兵，但是，在作战中，他们也让自己的重骑兵像轻骑兵一样去实施战略侦察，攻击对方军队中的掉队人员、粮草征集人员、运输人员和后勤设施等。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任务是由骑马的火绳枪兵来担负。由于骑在马上使用火绳枪比较困难，因此，实实在在地说，这些骑马的火绳枪兵只是马背上的步兵。他们通常要下马才能使用武器。然而，至少有这么一次，在1544年的塞莱索里会战后，骑马的火绳枪兵追击了退却中的重步兵。他们追一段路，便下马射击，尔后又上马接着追。这倒也像传统的帕提亚人（安息人）、土耳其人的轻骑兵战术那样有效。

新的战术体系雏形在塞莱索里会战中得到了检验。此次会战中，法军由来自瑞士、意大利、法兰西的雇佣兵组成，由年轻且富有朝气的恩格伊将军指挥。对手是由西班牙、德意志、意大利军队组成的帝国联军，由迪尔·瓦斯特指挥。瓦斯特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军事指挥官。双方都有4个步兵集团，由长矛兵和火绳枪兵联合组成。这四个步兵集团成一线展开，有少量骑兵位于这四个步兵集团中间，其余的骑兵则部署在两翼。经过4个小时的火绳枪兵散兵交火，战场态势成了各支部队分别在与对方相对应的部队展开交战，即骑兵对骑兵，步兵对步兵。

作战略图3.1塞莱索里会战

位于南翼的法军骑兵首先开始向对方南翼骑兵集团发起了冲击，击败了与之相对的帝国骑兵部队，接着又向北冲击帝国军队中相邻的步兵集团。虽未能取胜，但也迫使帝国军队步兵集团迅速停止前进，未能加入其相邻的德意志雇佣兵的攻击行动中。因此，帝国军队中由7000名德意志长矛兵组成的步兵集团在前进时，遇到了法军的两个步兵集团的冲击，其中的一个法军步兵集团从翼侧攻击德意志长矛兵集团。帝国联军的德意志雇佣兵在此则展示了其训练有素和良好的战斗技能。他们兵分两路，分别与对方的两个步兵集团交战。德意志长矛步兵在翼侧遭到冲击时，与对方刚接触，法军就让藏在第一列长矛兵后面的第二列火绳枪兵开始射击，击倒了德意志雇佣兵的第一排长矛兵，失去掩护的德意志火绳枪手们便迅速向法军第一列长矛兵开枪射击。经双方长矛兵集团的残酷交战后，德意志雇佣兵屈服了。当法军部分从南翼和中央集团过来的骑兵再一次突击其两翼时，便开始撤退了。

北侧的法军骑兵也击败了对面的帝国联军的骑兵集团，而位于部署中间的帝国联军骑兵集团，甚至都没有参加交战就撤离了战场，这时，帝国联军中的其他步兵阵形，在交战中原地不动，后来也开始撤退了。然而，北面的两个帝国联军步兵方阵去攻击与之相对的法军步兵方阵。法军北部步兵逃跑了，撇下南部获胜的步兵和帝国北部得胜的步兵在战场上。但是，法军三个骑兵集团的攻击都取得了胜利，决定了整个一天的战局。获胜的帝国步兵后来也撤退了，而不是去面对敌方步兵和骑兵的攻击。帝国联军中的德意志雇佣步兵损失惨重，伤亡率占全军的25%-30%，是法军损失率的两倍。

可以说，此次会战计划不周，且指挥不力。受伤的帝国联军指挥官离开了战场，而年轻的法军指挥官在会战中只是指挥骑兵冲击了一会儿。法军骑兵不仅数量多，而且素质好，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法军骑兵在会战中能快速机动，攻击帝国联军中德意志雇佣步兵的翼侧。这再一次表明，骑兵对重步兵的冲击，即使不能成功，也能迫使步兵停止向前攻击。双方的炮兵在战斗中没发挥太大的作用。因为，交战前，部队都保持在火炮射程之外，士兵们都卧倒以防护炮火；或者，部队在火炮射程外的小山顶上进行编组。如果能将炮兵用于攻击位于堑壕内的士兵，那么，炮兵还可以发挥其作为弹道火力的最佳效果。即使是安装在轮式车辆上的火炮，其机动力还是比较弱的。这就限制了炮兵在战场上作用的发挥。其在围攻城堡行动中的暂时优势，也很快随着筑城技术的改进而告结束。

新的筑城工事

从15世纪中期开始，随着炮火对城市和城堡护城墙摧毁能力的不断增强，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就致力于解决城防中的这一难题。不久，他们就研究出了一种新的城防体系理论，并以此改进旧的城防工事，构筑新的城防工事。为实现他们提出的使城墙免于炮火摧毁的基本设想，他们加宽、加深了护城渠，渠内砌有砖石内墙，以防两侧渠壁倒塌而填满护城渠。护城渠的砖石内墙成为进攻者攻击中的一道新的障碍，能很好地防御炮火的打击。这一新的构筑方案的断面图显示了渠内砖墙所能提供的防护作用。胸墙上的火炮照样能打击敌人，而胸墙和渠内砖墙还可以得到渠外土坎的防护。

插图3.4新的城防工事断面图

插图3.5沟渠中的侧射火力

防御依然依赖于侧射火力的打击，低矮而宽大的火炮阵地工事取代了原来的塔楼。阵地工事不高于胸墙，向渠外突出，这样，阵地工事上的火炮既能控制沟渠，又打击围城者和他们的火炮。

插图3.6新的城防工事平面概貌

新的城防工事保留了城堡防御设施的各方面优点，同时，由于砌有内石墙，还能防止围城者的炮兵火力摧毁。要说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由于使用了火药弹道武器，从而增强自身防御能力。因为，防御者的炮兵可以打击更远距离上的围攻者，所提供的侧射火力也可以打得更远且更有效。在16世纪，一些重要城镇的防御设施进行了重建，将阵地工事体系结合到整个城防体系之中。攻城又一次出现了像中世纪那样成为一种无望的行动。攻城者设法困住城市，以饥饿逼出防御者是夺城的惟一办法。例如，西班牙人围困荷兰海港城市澳斯坦特，时间长达3年之久。虽然荷兰人可以通过海上提供一些补给，但最终还是被西班牙人夺占了该城。当然，在这次围城战役中，西班牙人的伤亡达60000人之多，而荷兰人的伤亡却只有30000人。

技术对战术的另一方面影响

虽然炮兵并没有有效地增强攻城者的攻击力量，但是，它应该对战术还有其他一些较小的影响，只是这些小的影响还没有在增强野外筑城防御中体现出来。由于西班牙人成功地使火炮具有了野战机动能力（这本是弹道武器应有传统特征），火炮也对野外作战带来了另外一些影响。在16世纪初，西班牙人制造了滑膛枪。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大的火绳枪，它重达20磅，相当于一支火绳枪的两倍，枪膛口径为20毫米，发射重达2盎司的枪弹，是火绳枪弹的两倍重。将枪管架在一个独立的支架上，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发射这种滑膛枪。尽管它的火力精度还不高，但由于它便于携带、威力大、有400码的射程，因而，还是很管用的。尽管滑膛枪精度不高，在西班牙的步兵部队中，滑膛枪手替换了一半火绳枪手。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军队也开始使用这种滑膛枪了。滑膛枪的成功运用，却影响了野战火炮机动能力的提高。因此，火炮只能是在预先准备好的阵地展示其巨大的威力。

同时，在16世纪初，枪的另一项技术改进，即轮式枪机的出现，带来了战术上的变革。轮式枪机有一个带弹簧的钢轮，枪手可以用板手上紧弹簧。然后，轮式枪机的工作原理类似于点烟用的打火机，枪手松开弹簧，转动的轮子撞击黄铁矿石或燧石，向火药池发射出火花，点燃火药，从而将枪弹发射出去。由于轮式枪机花费较高，相当于1980年的600美元，而相比之下，火绳枪机却只要225美元。另外，轮式枪机机械装置很精密，经常需要有高薪军械工人来维修，而简单、粗糙的火绳枪机却几乎不需要太注意保养。因此，尽管轮式枪机更安全、可靠，也没能取代军用火绳枪或滑膛枪。

然而，轮式枪机既不需要点燃着的火绳，也不需要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以保持火绳不灭，因而，有其明显的优点。单手操作的火绳手枪，如使用者不时刻关注火绳，它几乎都无法使用。但是，有了轮式枪机，使用者就可以先将枪机上紧发条，放在手枪皮套里待用。使用装上轮式枪机手枪的骑手就可以腾出一只手来握着缰绳，这就大大简化了马背上射击的难度。

随着轻骑兵行动技能的简化，到16世纪中期，大多数骑手就都给自己装备二至三支手枪，并相应地改进了他们的战术。骑兵们扔掉了需要一只手始终持着的长矛，换成了马刀，即一种骑兵用的剑；在他们使用手枪时可以将其插入刀鞘，这种骑兵也叫手枪骑兵。手枪骑兵们发明了一种战术，即旋转战术。他们排成较大纵深的战斗队形，前面几列骑手先用手枪射击，尔后退到队形后面进行再装填；此时，紧跟后面的几列骑手则用手枪射击，射击完成后也退到后面再次装弹，以备再射击。这样，骑兵间的战斗就成了双方的对射，直到一方失去信心而退出战斗。

不过，手枪骑兵的旋转战术并没有在山地作战中起决定作用。在1574年的穆克海德会战中，荷兰的手枪骑兵打完了他们的手枪弹后，遇到了一群手持长矛的老式西班牙骑兵。西班牙骑兵趁荷兰手枪骑兵正在再装填中，向他们发起了冲击，很快就击溃了对方手枪骑兵队，就像以往的重骑兵冲散轻骑兵一样容易。在1590年法兰西内战期间的艾夫累会战中，亨利四世国王的许多精神抖擞的手枪骑兵，没有使用手枪进行对射，直接向企图应用旋转战术进行手枪对射、而不想使用马刀进行近距离格斗的对方骑兵发起了冲击，赢得了胜利。这再一次展示了在近距离格斗中，冲击震撼效果是最重要的。因而，骑兵对骑兵的战术就有了一种折衷战术，即通常是既有手枪对射，又有冲击行动。同时，面对厉害的滑膛枪，手枪骑兵还减少了护甲重量。骑手们保留了防手枪弹的胸铠，省去了腿上的护甲，而穿着能挡手枪弹的重靴子。这一改进，降低了装备骑手的开支。这样，军队中这种多能骑手数量上的增多，大大地抵消了其质量水准下降的不足。

插图3.7轮式枪机手枪

掌握骑兵旋转战术需要平时的操练。要想熟练运用这种战术，部队要有严格纪律、较好的凝聚力，士兵必须听从指挥。因此，部队在战场上的整体战斗效能发挥就远大于旧式骑士单个行动效能的聚合。在战场上，骑兵部队经常会发现旋转战术并不好使，骑兵部队间的战斗经常是既用手枪又用马刀的混战。因此，训练有素的手枪骑兵继续与训练不多的长矛骑手一起参加战斗。这样，他们就具有一定的优势。然而，由于新武器的使用并不需要掌握太多的技能，因此，供养使用马刀和手枪的骑手比长矛骑兵更省钱。在16世纪末的几年中，装备有手枪与马刀、更易控制的新骑手们就逐渐取代了长矛骑兵。

手枪的使用并没有因此剥夺骑兵实施冲击行动的能力。骑兵们还可以自由地穿戴铠甲，使用马刀，这样，骑兵还可以保留重骑兵的各种特点，丝毫不丢失其可贵的冲击震撼行动的能力。在1600年的尼帕特会战中，荷兰手枪骑兵充分展示了这方面的能力。他们十分成功地冲击并击败了一直很厉害的西班牙步兵。此次会战经历了长时间的步兵间混战，西班牙长矛兵离开了他们的队形，加入到火绳枪兵一起，虽然很艰难，但最终还是击退了荷兰步兵的进攻。此时，荷兰手枪骑兵便实施了重骑兵式的冲击，手持马刀向着未经统一组织的西班牙轻重步兵混合队形冲去，几乎不费力就击败了敌方的步兵。

但是，手枪骑兵与带有弓箭的老式拜占庭重骑兵有很多相似之处，有着可靠的双重战术效能。在1597年图尔诺特会战中，能干的荷兰手枪骑兵使用他们的手枪向西班牙长矛兵阵形射击，直至对方阵形出现裂口，然后持马刀从裂口处突入，打败了西班牙重步兵。到16世纪末，只有西班牙人还保留了一些长矛骑兵，大多数西欧国家的重骑兵，无论是在武器装备、战术技能、平时训练，还是在多能性方面都已表现为真正的手枪骑兵了。

在十字军东征作战中，尽管只有埃及人全部使用过轻、重骑兵，轻、重步兵四种武器系统，但这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却充分展示了各自的性能特点，也显示了各自相对的强弱，如图解3.1所示（转引自第二章）。图中字母a表示箭尾的武器系统能击败箭头所指的武器系统，字母d表示箭尾的武器系统能成功地防御箭头所指武器系统。

图解3.1没有手枪骑兵时各种武器系统的战术能力关系

但是，轮式枪机手枪的发明，身着铠甲，既佩带马刀又持有手枪，具有双重战术效能的手枪骑兵，改变了武器系统间的相互关系，

图解3.2有手枪骑兵时各武器系统间的战术能力关系

就像帕提亚人的骑马弓箭手进攻罗马重步兵一样，手枪骑兵也可以进攻重步兵。他们在一定的距离上持枪射击重步兵，一直到对方长矛兵队形出现混乱，才持马刀进行冲击。手枪骑兵也能进攻轻步兵，但是，此时他们不能再用手枪去与对方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火绳枪和滑膛枪交战了，因为，轻步兵比轻骑兵更厉害。相反，骑兵应该实施冲击，利用马快速捷跑的特点，利用对方枪射速较慢的弱点迅速通过火力危险区，使穿有护甲的剑手立即出现于历来非常惧怕冲击作战的轻步兵队列的中间。

手枪和马刀的使用，给了轻、重骑兵以进攻能力，但也较多地剥夺了他们实施防御的价值。手枪骑兵由于没有了长矛，在他们下马时不能作为长矛兵使用。如果将他们作为剑手，却又没有了传统上与剑相匹配的盾。这样，不像中世纪的重骑兵，可以下马增强自身的防御力量，以对付重骑兵和步兵的冲击。具有双重战术功效的手枪骑兵，面对对方进攻时，其下马后的防御力量远不如留在马上，以与进攻者相同的方式实施反冲击，或者以自己的机动性能避开对方的步兵进攻。手枪骑兵的手枪不如轻步兵的火绳枪和滑膛枪，因此，一旦徒步行动，手枪骑兵就成为一种最差的轻步兵。英格兰人在克雷西会战中，很好的展示了重骑兵下马实施防御作战的能力，有效地抵抗了对方的进攻，而手枪骑兵以失去重骑兵的这一战斗效能为代价，换来了更强的进攻能力和其他多种战斗功效。

具有双重战斗效能的手枪骑兵给步兵带来的挑战，促使了轻、重步兵间的作战配合。在长矛兵方阵的两侧部署几列火绳枪兵，以保持连续不断的火力，这是当时主要的战法。指挥官们在此基础上作了改进，在长矛兵方阵的四周部署上四列轻步兵，第一列先射击，尔后脆下装填，后面两列接着射击，射击完毕脆下装填，最后一列再接着射击，射击完毕再接着脆下装弹。由于这种队形妨碍了长矛兵的动作，指挥官们又发明了一种操作办法，让长矛兵方阵打开，以便火绳枪兵们发射完了后可以进到方阵里面，尔后再重新形成密集的长矛方阵。然而，这一方法虽然为轻步兵提供了掩护，但实施起来非常不便，同时也使长矛方阵变得稀疏了。当轻步兵向方阵里头运动时，一旦被对方骑兵赶上了，那么，这种阵形就会遭至厄运。因此，这种战法在实践中并未带来多大的好处。轻步兵经常可以利用自己的主动灵活性，以树木、灌木、建筑物以及不平的地形作掩护，逃避骑兵的马刀，但是，他们又不能丢下长矛兵不管，让他们去承受对方骑兵手枪的火力打击。指挥官们始终没有想出有效的办法以对付已熟练掌握双重战斗效能的手枪骑兵。

到1600年，欧洲的战术也基本上像古代战术那样复杂和成熟。手枪的出现改变了骑兵的战术，也改变了古代和中世纪的战争模式。尽管西欧人使用的重步兵方阵不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线式阵形，但最终的战术在外形上基本上是相同的。

1600年的兵员体制

到16世纪末，军队后勤补给方面还停留于古代水平，没有太大的发展。道路交通的改进已提高了马匹运输的效率，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军队补给的状况。船体更大、有罗盘导航的更好风帆船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水上运输的特点及其相对的优势。缺乏良好的道路交通，限制了四轮马车运输潜能的挖掘。虽然人口稠密的地区有较密集的道路交通网，但没有几条道路的路面状况是好的，大多只是比乡间小路稍好些，到了雨天几乎就不能通行了。

大多数西欧国家军队，雇佣由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发展起来的兵员体制，保持一支数量较小的常备正规军，战时则利用雇佣兵扩大其军队规模。由于缺乏资金储备，也没有大的政府机构，统治者在扩充军队时，经常是求助于一些单个的协约商。他们或者是招幕有250-300名士兵的上尉连长，或者是召集有10-12个连队的上校团长。当然，这样的上校团长通常又将自己的团队承包给若干上尉连长。这些雇佣兵部队的承包商通常在政府提供任何东西之前，自己出钱装备部队。有时，他们也由雇用他们部队的王子提供一定的预付贷款来养活部队。为准备作战，政府经常向这些雇佣兵承包商提供一定的雇用费。这样，就使得这些承包商保持其部队的完好，并承诺效忠于出钱的王子，而不去替王子的敌人卖命。这些雇佣兵承包商通过向王子们提供士兵挣取钱财，并作为上尉连长或上校团长，指挥自己经营的雇佣兵部队作战。王子们也经常从这些军人承包商中选用军队的指挥官。

在尼德兰的革命运动之初，西班牙人就向人们展示了，采用雇佣兵兵役体制能保证在极短的时间内扩建一支庞大的军队。西班牙人在尼德兰只保留了一支13000人的常备军队。当然，这个数目在当时已是相当大了。1572年4月1日，西班牙人召集了自己的雇佣兵承包商，到8月31日，他们就组建了一支有67000士兵的军队，其中包括原先的13000名常备军部队。在短时间内能如此迅速地征集这么多的士兵，就使得不少政府挡不住诱惑，雇用超出自己支付能力的雇佣兵部队。因为，一方面担心敌人会有更多的部队，再加上当时人们相信，只要作战胜利了，怎么也能支付雇佣兵的工资，而一旦失败了，就会有许多士兵不会来领取自己工资的，因而，政府们往往雇用过多的士兵。由于政府不能支付士兵用来换取自己食物的薪金，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所雇佣的西班牙人和其他未领到薪金士兵的兵变。士兵们为挣回自己薪金的斗争，削弱了西班牙军队的力量。士兵代表在与贫穷的执政者谈判时，坚持自己的立场，不给薪金就不再参加战役。在1576年，曾出现过几次，士兵们以武力强迫要回自己报酬的事件。那一年，未领到酬金的西班牙士兵们洗劫了繁荣的商业城市安特卫普，杀死了6000名老百姓，烧死了800匹马。在这次西班牙人的暴行中，士兵们所摧毁东西的价值远大于他们应得的薪金。

由于长期无力支付士兵薪金，经常导致西班牙人只给他们士兵部分酬金，如通过分发士兵们一些食品而相应地降低他们的薪金。这一措施倒是防止了士兵们铤而走险而干出不当的事情，因为，士兵们没有钱购食品。西班牙人习惯性地欠他们的士兵部分现金工资，后来甚至发现这一做法还具有防止士兵开小差的功效。一位西班牙指挥官评论说：“要想让士兵们不会散开，最好的办法就是拖欠他们一些东西。”同期的一位人士也赞同说：“不时地让士兵们缺钱花是件好事，这样可以让他们更听话，使他们总有盼头。”这样，钱就成为了惟一的战争支柱，它决定着其他一切东西。当时的另一位人士说得好，“谁有钱，谁就是胜利者。”当时，不止一位指挥官都认同这么一个观点：战争需要三样东西，那就是：钱，钱，还是钱。[注：杰弗里·帕克，《弗兰德军队和西班牙道路：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的战争后勤》（剑桥，1972年版），第173页。]

雇佣兵部队承包商既可在己方友好国家征集士兵，也可在中立国征集士兵。所征集的人既有常年作战的职业军人，也可以是一些无业人员和其他希望通过抢劫发财的人，以及想尝试当兵生活的人。有时，雇佣兵队长们设置骗局，骗人参军。比如，让一名贵妇人以答应给穷困的讨饭食物为由，将他们骗至地窖里，尔后，她“突然将地窖门关上，让他们在里面挨饿，直到他们答应参军，领取津贴”。[注：杰弗里·帕克，《弗兰德军队和西班牙道路：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的战争后勤》（剑桥，1972年版），第46页。]

征兵没有固定的时间。然而，大多数政府坚持在每年的秋季战役结束后，解散部队，来年春季再重新招募士兵。但是，由于西班牙和荷兰之间的战役年复一年，持续不断，这就使得他们让士兵们常年保持武装，在被解雇前都有参战的职责。当雇佣兵承包商招募职业军人时，他们要求步兵要自带火绳枪、滑膛枪或长矛，骑兵要自带马匹及相应的武器。士兵的津贴数目取决于士兵的武器装备情况，通常骑兵可以领取两倍于步兵的酬金额，带有铠甲的徒步兵可以因为带有昂贵的装备而得到一定的奖赏。承包商或政府也可以为不带武器的士兵提供武器装备，但要降低其酬金份额。

雇佣兵士兵很少有正规的训练，也没有更多的武器操练经验。即使是西班牙的常备军也忽视操练。着名的西班牙指挥官，阿尔巴坚持认为，一名士兵需要有一至两年的军队服役经历，才能适合作战。在行军途中，士兵们呆在城镇里，带着家属在营外过夜。到了敌人的领地，部队就抢人家的食物，住人家的房舍，就像是在自己国家一样随便。即使在自己国家，老百姓也担心部队到来。即使是很有节制，他们通常也干些破坏性的事，如恶意地烧老百姓的粮仓。在主人不情愿的哀求下，他们才控制自己不去破坏财产。

在西班牙人的军队中，士兵通常是外国人。因为，西班牙人有这么一个政策，部队要远离士兵的家乡，以免开小差，防止士兵有不忠的行为。一位西班牙军官曾强调，从一个地方征召的士兵应该放到另一个地方去打仗，他指出：“由来自作战地区本地士兵组成的部队很快就会解散，只有外国士兵组成的部队更为稳定。”西班牙人还大量地从自己大片领地征集士兵，或从他们的哈布斯堡亲属领地征集士兵。当然，外籍兵员的部队对其他国家还是重要的，如同他们在中世纪以及16世纪一样。一位法军指挥官后来在总结外籍兵员的优点时指出：“一个德意志人到我们军队参军，相当于3个士兵的作用，首先他省去了我们一个法兰西人的名额，同时他还相当于从敌人部队争取了一个人，最后他还是我们实实在在的一名士兵。”[注：杰弗里·帕克，《弗兰德军队和西班牙道路：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的战争后勤》（剑桥，1972年版），第30页，第27页。]

一支军队，如果没有良好的训练或操练，缺乏对自己民族的忠心和对事业的忠诚，那么，它在作战中就缺乏能形成凝聚力的多方面基础。然而，年复一年保留下来的团队，士兵们的家眷倒是给部队带来了一种团结精神，成为战时维持他们作战的士气源泉。这一社会群体包括一些非正式的、但却是军队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军官的佣人、随军小贩、军官妻子、女佣人、娼妓等。有一次，一支只有步兵8646名、骑兵965名的西班牙军队，其行军队伍人员总数达16000人，马匹3000匹。当时一位人士稍有夸大地评说另一支西班牙队伍，“你从没见过一个小小的身体，会有一根如此长尾巴的东西。”它是“一支相当小规模的队伍，却有如此众多的运货车、驮行李的马、小马驹、随军小贩、男仆人、女人、小孩，还有一群总数远超过军队自身数量的乱民。”然而，负担如此沉重的军队，却竟然一天行走12英里。这个距离相当于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一支受到较好训练的部队在得到沿路补给情况下所能走的路程。军队的这些额外人员也是重要的，因为，他们帮助士兵们安置家眷，但是，这却增加了补给上的困难，也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因为，在行军途中，老百姓得为他们提供住处。[注：杰弗里·帕克，《弗兰德军队和西班牙道路：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的战争后勤》（剑桥，1972年版），第176页。]

16世纪的战略、战役和会战

由于军队的后勤保障与古代相比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战术体系对组织不严、训练不多的雇佣重步兵要求不高，因而，战略指挥官应考虑的内容与以往没有太大的变化。在早些时候，指挥官主要关注创造一个良好的作战环境，避免在可能导致失败的不利条件下作战。他们尤其关注战场态势，尽量不造成让军队背水一战的局面。另外，16世纪的指挥官还有另外两种危险要注意避免，或者说另外有两种机会需要把握。一是军队从行军纵队展开为战斗队形，这是相当困难的。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其战斗队形与在一条道路上并肩行进的四路纵队都相差较大。一支部队要部署成战斗队形需要有一套计划。重步兵要形成方阵，在方阵侧翼要配上一些轻步兵作为散兵，以提供火力支援，还要将重骑兵部署成六至八列纵深的阵形，根据计划，还要部署一些骑马的火绳枪手或无铠甲骑兵。军队可以在将要进行交战的地域，或在敌人阵地的附近地区完成战斗队形的部署。进攻的部队然后以这一展开的战斗阵形在战场上接敌，去攻击早已部署准备好的对手。军队即使是从行军队形转换为一种简单的、由几个大的步兵群和骑兵群组成的战斗阵形，其转换过程也通常是缓慢且麻烦的。

当两军相对峙时，队形的转换更是危险。两支军队通常会在一个时间内呈对峙状态达数天之久，首先撤离的部队往往是迫于粮食的缺乏，这样，它们不得不在摆开阵势的敌人眼皮底下将部队阵形转换成行军队形。希腊军队在普拉蒂亚会战中就遇到了这么一种情况。波斯骑兵捕获了希腊人运有粮食的辎重队，毁坏了他们的水源。希腊军队经一晚上的撤退行动，呈现了无序状态，陷入了波斯军队的攻击之中。还有一次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发生在1553年的意大利战争中，法军赶上了帝国军队，见他们正在前面挖掘壕沟，法军也在与之相距150码的地方构筑工事。双方都未实施攻击。一个星期后，法军的情况变得很糟糕。因为，敌方炮兵轰击了法军的水源，法军部队开始减员，最终不得不撤退。由于担心晚上撤退引起的队形混乱，法军指挥官斯特齐企图在中午撤出其部队。然而，对方察觉到了法军行动意图，立即发起了攻击，并给总共有1.2万人的法军造成了4000-5000人的伤亡。用当时一位人士的话说，“法军的骑兵与辎重队混杂在一起，步兵被歼灭在路上，”这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法军未能做它惟一能做的事，即牺牲它的后卫，这大约有300-400名火绳枪兵，而让骑兵带本队逃脱。”虽然在部队队形转换的运动过程中，惨重的失败不会经常发生，但战场机动还是危险的，指挥官应该周密计划，尽快实施，以避免灾祸的发生。[注：查尔斯·奥曼爵士，《16世纪战争艺术史》（纽约，1937年版）第219页。]

骑兵的机动性以及能从行军队形快速地转换为战斗队形的能力，给行军部队带来了其他的麻烦。尽管实施追击的部队未必比撤退的部队机动得更快，但是，骑兵可以单独赶上一支有步兵的军队。这一情景出现在1578年的杰布路斯会战中。荷兰人在骑兵的掩护下，退回到一个新的阵地。而西班牙骑兵发觉了对方这一企图后，迅速发起了攻击，但被荷兰人的骑兵顶住了。后来，帕尔马公爵的儿子，后来成名的将军，率领另一支西班牙骑兵迂回到荷兰人骑兵的后面，从侧后和翼侧发起了攻击。击败荷兰人骑兵之后，西班牙骑兵接着向正行进在路上的荷兰步兵发起了攻击。在对方步兵未能展开成战斗队形前，西班牙人赶上了他们。擅长攻击的西班牙长矛骑兵们，一个接一个地将荷兰人步兵团击败。西班牙骑兵利用骑兵的良好机动性能以及由行军队形向战斗队形快速转换的能力，以很小的代价给荷兰军队造成了5000-6000名的人员伤亡。

20多年之后，在图尔诺特，800名荷兰骑兵追上并袭击了有5000名步兵和500名骑兵组成的西班牙行军纵队。西班牙骑兵未作有效的抵抗，就被对方驱散了，荷兰骑兵接着突击西班牙步兵纵队的两头，击败了堪称一流的西班牙步兵行军编队。800名荷兰骑兵在少量火绳枪兵的帮助下（他们协助攻击西班牙行军纵队的侧后），共消灭2000名西班牙步兵，并俘虏了500名战俘。

骑兵在追击行动中的成功，不仅得益于它的高速机动能力，也包括它能快速地从行军队形向战斗队形转换。骑兵之所以具有队形转换的熟练性，是因为骑兵部队行动的单一性。骑兵们主要依赖单独行动，相应地很少需要步兵部队的配合。骑兵的上述进攻性特征，不仅使骑兵成为在行军过程中最理想的突击力量，也给骑兵以从敌人队伍侧后和翼侧攻击的能力。因此，尽管野战筑城具有的战场优势，自然地使骑兵作战陷入了困境，而且步兵阵形又综合了轻重步兵的防御作战能力，但是，骑兵仍然占有一定的战术地位。骑兵虽然失去了往常战场上的战术威力，然而，荷兰骑兵在图尔诺特会战中成功地战胜了西班牙行军纵队，显示出了骑兵较好的行军机动能力。正是这种机动能力，使骑兵具有追击步兵的战略性进攻能力。在追击中，骑兵可以发挥它的战术进攻特长，去攻击未有准备的敌军步兵。

因此，指挥官在战略上追求的是避免发生会战，除非态势对自己特别有利。到16世纪后期，将军们对两军从战斗相对峙状态下的撤退所带来的机会和危险特别敏感。由于骑兵的战略机动能力，减少了已方部队与敌军在距离上的安全感，因此，指挥官们在率军行军途中普遍面临着一种危机感。尽管会战的可能性和可能的结果仍然是决定军事行动的主要因素，但是，战场两军会战的次数却明显减少。这是因为，将军们还没有一种有效的办法能迫使既不想会战、又很警惕的对手投入交战。

从1495年至1600年，在西欧发生的众多着名的会战中，有11次是建立在两军自愿的前提下的。双方要么相信自己能赢得正面交战的胜利，要么选择从战斗中撤退。其中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军队后勤保障上的困难，尤其是军队吃的东西没了，进攻者不得不选择实施正面作战或者组织撤退。有7次会战主要是由于围城作战的结果，两次就是因为后勤保障问题及其他原因，有3次是因为围攻者偷渡城河成功而达成包围或者使防御部队崩溃，还有另外两次是因为骑兵在行军途中追上了对方部队，很大程度上是骑兵部队独立赢得了会战的胜利。在11次双方都同意的正面交战中，其中有5次是发生在法兰西内战中的非职业军队之间，有4次是由毫无作战经验的英格兰、苏格兰和荷兰军队进行的。对于有较丰富战场经验的将土们来说，他们的行动表现为非常地谨慎，有时甚至是有点悲观。他们倾向于双方在战斗输赢的可能性方面达成一定的共识，且寻求避免正面的进攻作战。

军队的伤亡损耗数据不如会战前的军队总数那么可信。因为，这些数据往往局限于会战中死亡的人数和抓获战俘的人数，而忽略了伤亡人数。在1495年至1600年20次会战中，失败的一方减员率为38%，而胜利的一方减员率仅为6%。这一极大的反差反映了失败一方的军队缺乏组织。如果一支军队只是简单地组合在一起，各自特色明显，缺少部队间的整体凝聚力和团结协作精神，那么情况会更糟糕。没有详细的行动编组，没有指挥层次的分工，军队在会战失利后就难以进行重组，难以组织后卫行动，因此，就不能有效地组织部队撤退和转移。士兵们平时很少在一起，相互间缺乏信赖，处于危难中就会感到绝望。通常情况下，部队的主力要么很快就投降，要么很容易就出现惊惶失措。这样，就使得本来不利的态势雪上加霜。另外，如果有一道水障挡住他们的退路时，步兵经常会有比铠甲重骑兵更多的生还机会。但是，步兵在一般隋况下还是要承受不应有的重大伤亡，因为，步兵不仅不如骑兵跑得快，而且在撤退中，没有了固定的战场，这就为本来厉害的骑兵提供了战胜比自己弱小的步兵的更多机会。例如，次序混乱的重步兵，在撤退中就使自己在重骑兵面前表现为更脆弱。同样，由于重步兵对轻步兵、骑马火绳枪兵和手枪骑兵等兵种部队本来就没有多少防护能力，次序的混乱就使重步兵处境更危险。逃跑途中的轻步兵也为追击中的重骑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打击目标。

会战获胜的部队也会出现次序混乱现象。这也是部队在会战胜利后不可避免的现象。如果部队间本来缺乏必要的联系，次序混乱现象就会加重。其实，部队间原本缺乏必要的联系，也正是困扰着会战失利者的一个重大问题。尽管如此，军队伤亡人数不相称的情况也会出现。获胜的军队即使没有完全耗尽人力物力，也经常会出现与失败部队同样的巨大消耗和混乱局面，缺少自我保存力量的意识，经常在追击中表现出不如撤退者更精神。获胜部队经常会因为会战的胜利而得意洋洋，放松对敌反败为胜的警惕，也不会好好地组织部队去追击在会战中失利的部队。

一次普通的会战胜利会产生较大的战术效果。一次强有力的追击行动毫无疑问将提高双方损耗的对比。会战也会产生战略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开始于会战失利一方的撤退行动。胜利一方通过战略追击可以扩大战果，或者是迫使对方延长撤退时间，或者迫使对方再次交战。战斗的损耗将打破双方力量上的平衡，使之更有利于胜利一方，胜者将占有会战前所没有的数量优势。假定16世纪的一次普通会战前，双方军队的人数皆为10000名。会战后，胜利一方将还有9400人，而失利一方将只有6200人，双方都包括一些受伤人员在内。这样，双方的力量对比率就成了3：2。

会战也会带来心理上的影响。失利一方部队的士气低落，可能会造成过激的反应，导致与新的力量对比不相称的更惨重的失败。心理影响还可能左右政治环境，引起对改变战略态势的过高反应。

会战的实际影响是不完全相同的。在法兰西内战期间，勇敢而富有进取精神的国王亨利四世，在一次会战胜利后，即向巴黎挺进，而在另一次会战胜利后，他却放松斗志，利用战争的间隙去会他的情人。法兰西人在意大利的一次会战胜利后，占领了米兰公国，而在另一次会战胜利后，他们却撤退了。因为，对方得到了大量的增援部队。荷兰军队一次在击败了企图阻止围攻尼波特城的西班牙军队后，荷兰军队指挥官利用这次有影响的胜利得来的声誉却打道回府了，而不是开始他本不同意进行的围攻行动。然而，没有一次会战胜利能从根本上改变战略态势。在1513年，诺瓦拉会战失利后，法兰西人放弃了入侵意大利的企图。但是，对于法兰西人来说，要想征服意大利这么一个广大且又相对不容易进入的半岛，是不现实的。首先在政治上，这一要求就不是很有力，况且对方还有帝国联军以及西班牙舰队和陆军。会战即使是胜利了，这对于要占领如此广大的领土同样是无效的。一位16世纪法兰西小品文作者说道，一次会战的胜利“不是胜利，除非它结束了这场战争。”按这个标准，实际上，16世纪发生的所有会战，也包括其他时期的大多数会战都没有真正的胜利，因为，都没有因此结束战争。[注：杰弗里·帕克，《弗兰德军队和西班牙道路：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的战争后勤》（剑桥，1972年版）第20页。]

有一次，查理五世这位很有权威的皇帝，利用他军事上的优势，在庄稼成熟之季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入侵法兰西南部。但是，法兰西国王实施后勤封锁战略，赶走了所有的家畜，将所有的庄稼都烧毁在田野上，毁坏了面粉厂。查理五世皇帝一方面缺乏后勤补给，另一方面则面对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在防御，迫于无奈，不得不撤军。还有一次，帝国的军队与法兰西国王的军队相峙三周，双方都认为不需要花多大的代价就可以击败对方。结果，两位君主耗尽了所有可支付士兵的钱财后，不得不都撤退了。

因为，当时的社会在维系生存之外所剩产品不多，再加上低效率的税收体制和金融机制，使态势不断恶化，使得任何一个对手都不能征集足够的军队，去控制敌国的全部领地空间，征服反对他们的人民群众，夺占它国的筑城堡垒。在回顾英格兰人在15世纪对法兰西的征战时，法兰西的德·蒙吕克元帅写道：“如果法兰西团结起来，就不会因为十几次会战而被征服的。因为，法兰西绅士们都有着爱国精神，法兰西还有大量的堡垒。我始终坚信，那种认为失去巴黎就意味着失去法兰西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进一步补充道：对于一个筑有堡垒设防的国家，还有忠诚的绅士，除了巴黎以外，“在法兰西这片领土上，还有许多其他城市和堡垒，这将需要30支军队来占领并守卫它。要想守住所有已占领的城市，入侵者就得将征集其国内的所有人参军，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入侵者占领这片地方，他就得失去另一片地方，因为他不可能提供这么多的人来驻守占领地。”[注：查尔斯·奥曼爵士，《16世纪战争艺术史》（纽约，1937年版）第221页。]

德·蒙吕克元帅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英格兰人在百年战争初期要采用袭击战略，以及为什么在没有得到比亨利五世国王更多的政治支援情况下，他后来的持久战略也失败了。在意大利和荷兰北部的小片城市地区，入侵者因为有相对于地理空间而言足够的兵力，因而，能实施持久战略。然而，在荷兰情况就不一样了，入侵者遇到了自己难以战胜的更多的对方部队。除了要击败对方的将士们外，入侵者还得克服大量的筑垒城镇和强固支撑点。

被占国在自己国土空间上有更多的部队，可以在多个地区分片击败入侵者。他们有足够的资源以支持抵抗，有城镇民兵协助防御，有先进的筑城技术实施城市防护。正因为有了上述这些有利因素，荷兰人，现在的荷兰各省，顶住了不仅数量规模大而且素质较高的西班牙军队的入侵。在西班牙人取得了一次重大会战胜利后，一位英国观察家就指出，这些会战的胜利在荷兰这么一个具有良好筑城防护的国家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战略意义。要想利用会战胜利的优势，西班牙指挥官就得“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地占领，要占领够最起码数量的城堡，就得不少于半年的时间，而这必将造成其部队减员、名声丧失、前途暗淡，因为，只要一个防御严密的城堡就足以拖垮一支原本强大的部队。”在尼德兰，西班牙人最终调集的33000名士兵去驻守208个地方，一个地方少至10名士兵，多至1000名士兵，平均每个地方要用160名士兵驻守。荷兰人也在构筑城防设施，驻守其余城镇。用当时一位人士的话说，他们之间的绝大多数战事尽是一些“小规模战斗、遭遇战、小分队间冲突、伏击战、偶尔的一两次会战、小规模的攻城战、袭击战、用云梯登上对方城墙捕获俘虏、偷袭对方城镇等行动。”正如罗马人早期所做的那样，荷兰人也在不断地进行土工作业，以加固未被占领的领地。[注：杰弗里·帕克，《弗兰德军队和西班牙道路：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的战争后勤》（剑桥，1972年版）第10、12页。]

在有大量筑城设施的地区，会战对战略全局的影响不大。其重要程度也赶不上其他无筑城设防地区。由于失败者也会给战胜者带来较大的伤亡损耗，因此，越是有经验的职业军人越是要避免发生会战，除非自己有很大的胜利把握。这一点不足为奇。更进一步说，由于会战对战略全局的影响不大，因此，仅从战略的角度考虑，就不好要求部队不要一味地避免会战。在1568年和1572年，驻守尼德兰的西班牙指挥官阿尔巴公爵先后两次击败荷兰人的进犯，不是通过会战，而是设法避免会战，直到冬季降临，等他们的钱花光了，物资耗尽了，荷兰人自己也就撤退了。然而，尽管阿尔巴将军可以在战场上通过会战，或者甚至不通过会战就赢得荷兰人，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战胜荷兰人的大量堡垒要塞。他的天才继任者也没能超过他。因此，西欧的会战类似于汉尼拔在意大利时的会战，而不像亚历山大征战亚洲时的那些会战。面对坚固的要塞堡垒、强烈的政治反抗，另外，还有大片的领土需要控制，征服者即使在战场上给失败者以大量的消耗，最终也不能产生相应的战略结局。

发生在法兰西北部的自1590-1592年的大规模战役，清楚地展示了指挥官们的高超指挥艺术。这种指挥艺术产生于意大利战争时期的雇佣兵作战中，成熟于16世纪。查理五世皇帝的孙子帕尔马公爵，这位接受西班牙教育的意大利公爵，从尼德兰率领驻守在那里的西班牙军队，前去援助法兰西内战中的天主教徒。当时的情况是，在1590年，天主教徒占领了巴黎城，新教徒亨利四世国王前来镇压，双方于是摆开了战场。亨利四世国王有着鲁莽的性格，阻碍了他自己从法兰西内战中学到的战术才能的充分发挥，同样，他那娴熟的战术才能却又往往妨碍了他对战略全局的把握与理解。实践证明，他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他体贴普通百姓的故事被人们传为佳话，他通情达理、平易近人的作风更增添了他的威望。他不仅有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也有精明的治国才能，因而，他牢固地掌握着国家和军队的统治大权。而帕尔马公爵在20岁时，就已是一位勇敢的骑兵指挥官。他非常清楚有雇佣兵参加的作战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况，因而，被公认为是在他那个时代中最优秀的将军。亨利国王尽管从没亲自率领骑兵进行过冲击，但是，他有过成功的军队高层指挥经历，因此，他与帕尔马可谓是棋逢对手。

他们两个第一次相遇是在1590年夏季。亨利国王封锁了巴黎城，断绝了天主教徒们的粮食供应，终于迫使帕尔马公爵从尼德兰率西班牙军队前来解救。帕尔马公爵的作战目标就是使巴黎城能重新实现自我供给。亨利国王尽最大可能召集了更多的人马，在帕尔马军队正向巴黎东面挺进途中与之相遇。帕尔马军队于是停了下来，摆开阵势，邀请亨利国王首先发起攻击。法兰西内战应该说是一场专业水平不高的战争，正是在这种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亨利国王，在他勘察了帕尔马军队的堑壕之后便也明白自己遇到了一位新的对手。亨利国王并不真想去攻击有筑城工事的防御军队，他只是对帕尔马军队采取了一些威胁行动，帕尔马果然又占领了一道新阵地，并又开始工事构筑。正当亨利国王在寻找帕尔马军队的弱点而徒劳无获之时，西班牙军队的一支先遣队占领了一座桥，打开了通往巴黎的通道，这样，巴黎城很快地获得了重新补给。帕尔马公爵的确使巴黎城恢复了原样，而他自己的军队虽然就在大城市附近，却找不到任何可吃的食物。因为，亨利国王的军队已在此呆了4个月，几乎消耗尽了这附近所有的粮食。由于军队没吃的，钱也花完了，帕尔马公爵便率军返回尼德兰，其部队的一些掉队落伍者被当地敌对的老百姓杀了。这样，帕尔马公爵的这次小小的干预行动，以微小的代价救活了巴黎城，达成了他在这场几乎不流血战役中的预定目标。

1591年，亨利国王为了加强他在法兰西北部的统治，在秋季开始围攻塞纳河河口附近的城市鲁昂。西班牙国王又一次派帕尔马公爵率军前去解救。帕尔马公爵于1592年1月中旬率军出发。其实，他并不愿意离开尼德兰，因为，那里也即将开始新的一轮战事；再者，帕尔马也与其他将军们一样，不喜欢冬季战役，因为，寒冷的气候给部队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几乎相当于实际战斗减员。例如，在法兰西内战期间，发生在12月份的一次冬季战役中，因寒冷的天气和持续不断的雨雪，不少士兵因此生病，也有一些士兵开小差，部队的非战斗减员人数达1/3。

亨利国王已经清楚了帕尔马公爵的罗马式作战方式，因此，这次他不想再在战场上去面对西班牙军队的堑壕防御，而是率7000名骑兵去追击行军途中的西班牙军队。但是，亨利并不期望通过追击能达成多大战果，只想骚扰一下西班牙军队，抓获几名掉队者，拦截西班牙军队的先遣支队和辎重队，以此阻止帕尔马公爵率军向鲁昂开进。尽管亨利率领的大部分是重骑兵，但他也带了1000名骑马的火枪手。从国王采取的战略行动，以及他在追击中带上部分轻骑兵这点可以看出，亨利国王非常了解轻骑兵的战略地位与作用。类似于伊莱尔达战役中的恺撒和意大利南部战争中的贡萨洛，亨利国王也计划使用骑兵去实施当年费边对汉尼拔时采用的战略。

由于法兰西骑兵是一支较优秀的部队，而且，以往的战争实践又表明，行军途中的部队比较脆弱，因此，帕尔马公爵在率军行军途中采取了一种并不稀奇的预防措施，即他不是将部队部署成行军队形，而是采取了战斗阵形。他将步兵排成长方形阵形，重骑兵摆在阵形当中，让轻骑兵担任行军侦察任务。由于阵形较大，部队并不能完全沿路行进，这就影响了行军的速度。正像当时一位人士解释道：“部队始终处于临战状态，因此，只能在非常好的天气条件下才能行军，而且部队行军前方的地形必须经过严密的勘察，每天下午又得准时停止行军，以保证有时间在部队营地周围构筑好堑壕。”就这样，帕尔马的部队在行军中几乎没给法兰西骑兵留有任何打击的机会。帕尔马公爵以这种罗马时代的作战方式挫败了亨利国王的费边战略。[注：查尔斯·奥曼爵士，《16世纪战争艺术史》（纽约，1937年版）第517页。]

西班牙军队这种蜗牛式的不停行军始终也没能到达鲁昂城。正当亨利国王设法对付帕尔马公爵时，鲁昂城的天主教徒指挥官也成功地从城市中突围出来了，炸毁了围攻部队的弹药仓库，填平了他们的堑壕，打开了鲁昂城与外界的联系。由于不再需要继续向鲁昂城开进了，再加上天主教徒们也希望自己的事情不要有太多的外国军队参与，帕尔马公爵就停止了行军，并希望亨利国王也能像他一样停止行动。

而在4月中旬，亨利国王又调集自己所有的部队到鲁昂，在鲁昂城恢复相应的自我补给能力之前再次围攻该城。帕尔马公爵又迅速赶往鲁昂，亨利国王觉得自己实力不如对方，因此，自觉地解除了对鲁昂城的围攻。于是，帕尔马公爵便率军绕过鲁昂城，向西围攻起一个小镇来了。一向小心谨慎的帕尔马公爵，这次却低估了亨利国王的能力和智谋。亨利国王很快又从远处调集部队，并请回了因躲避冬季战役而离开部队的贵族绅士，在短时间内就又集中了一支较大规模的部队，切断了西班牙军队与鲁昂城之间的联系，将其逼到塞纳河边。这样，西班牙人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正面攻击法兰西人的构筑有堑壕的阵地防御，要么撤到勒阿弗尔港。该港早已被法兰西的盟友——英国人和荷兰人的舰船所封锁。

亨利国王通过自己的能力和战术技能，实现了16世纪任何一位指挥官都想达到的目标，即迫使敌人要么进行一次无望的会战，要么最终甘愿投降。然而，足智多谋的帕尔马公爵，撤到塞纳河边的一个筑垒阵地后，他利用夜晚时间架起了一条由许多小船连接起来的浮桥，并让其部队在法兰西人赶来之前全部渡过了河。然后，帕尔马公爵便展示了自己因在战役作战中总是小心谨慎行事而不易被人觉察的潜在指挥能力，以每天18英里的最快速度率军赶到巴黎附近，加强了那里的防守，尔后，回到荷兰，开始对付荷兰人新的攻势作战。

亨利国王和帕尔马公爵所具有的这种熟练驾驭战役的能力，展示了他们这些16世纪后期的将领们在战略上的成熟。他们不进行会战，因为，他们都清楚会战的可能结果。好战的亨利国王本可以很容易地向尚未到巴黎城的掘壕据守的西班牙军队发起攻击，或者在西班牙军队向鲁昂城开进途中实施攻击，以求对整个战役带来一些微不足道的可能影响；同样，多谋的帕尔马公爵在渡过塞纳河之前也可以正面攻击法军部队，当然，其选择会战的结果将没有别的，只能是一支受创的部队。然而，正像不轻易会战原则的创始人一样，无论是亨利国王，还是帕尔马公爵，在明显知道会战结局的情况下，谁都没有贸然实施会战。

在欧洲，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随着更多年轻人成为指挥官，并长时间地呆在军队指挥位置，许多经战争锤练的成熟老练的将军们将指挥着一支身经百战的老兵队伍，拉开三十年战争的序幕。他们将从战略的高度把握战争，采用西班牙陆军的战术方法，主宰着三十年战争的第一个10年的军事行动。

海军战术及其后勤保障的革命

在地中海，中世纪的海战与古代时期的海战没什么大的区别。海战舰队仍然是由单层甲板大帆船组成。然而，在大西洋和北欧地区，由于海上风暴较多，海浪较大，窄形的单层甲板大帆船容易损坏，因此，在此区域不便使用。这样，稳定性较好的风帆船成为海军的主要舰船。随着海上航行技术的提高，水手们学会了尽可能将船保持顺风的方向。这样，单层甲板大帆船可以不依赖海风进行航行的优势也就不明显了。逐渐地，在北欧地区，单层甲板大帆船的地位与作用就越来越小了，尤其是中世纪北欧各国政府也无力维持大规模专门用于作战的舰队。海上战船就越来越主要依赖于风帆航行，同时以船桨作为辅助的航行设施，越来越多的商船加入到了海军行列中。

这一变化意味着海军舰队不再是靠舰船相撞决胜负了。海战通常就是一场混战，士兵们先跳到对方的船上，尔后再是短兵相接以决胜负。海战战术不再是决定于舰队的航行阵形。当然，要保持一定的舰船阵形在当时这种原始的航行技术条件下也是有一定困难的。这样，海战实际上是由船队运载着步兵，尔后，步兵在弓箭手的支援下实施冲击。为了防止对方步兵上船，舰船的四周用绳子搭起了防护网。这使得敌方士兵得设法先割断绳子。这样，士兵在割绳子时就容易被对方的抛射武器及打击武器所杀伤。同时，在船头和船尾还建造了高层阁楼，也叫船楼，为船上弓箭手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防御位置，便于其射击对方船上士兵和那些企图跳船士兵。如果敌方士兵跳到己方船上，且控制了船上两头船楼之间的甲板时，船楼上的弓箭手们也可以很好地支援己方的轻重步兵与之战斗。船楼也可为跳到敌方船上的己方士兵提供抛射武器类的支援行动。

尽管使用笨拙的帆船不如单层甲板帆船方便，既不便海上机动，也不能实施有效的撞击，翼侧攻击战术已不再有效，舰队不能再指望在合适的时间、地点使用预备队了，但是，海风并不影响集中兵力这一战术要素。一支处于下风位置的舰队，要么回避战斗，要么设法航行到对方的上风位置。由于顶风航行比较困难，处于下风位置的舰队就没有战斗的主动权。因此，海军指挥官都设法寻求上风位置，率领自己的舰队去攻击对方舰队的一部分船只，在对方舰队的其他船只顶风艰难地赶来解救之前击败它们。总之，即使这样，舰队经常是一群没有很好组织的船队，作战时，它们航行到对方船只旁边，跳到对方船上进行格斗。

有一次，一支英国舰队在海上拦截了入侵的敌方舰队。英国海军舰长充分利用了上风位置的双重效果。在他顺风航行靠近对方满载人员的敌方旗舰时，他让手下的士兵向空中抛洒石灰。石灰顺风吹进了敌方船上，迷住了对方士兵和舵手的眼睛，这样，英国士兵就轻而易举地靠近对方的船边，跳上去俘虏了对方船上人员，缴获了船只。

因此，在中世纪，两种海战方式同时存在。一种是地中海地区的大型单层甲板帆船撞击战，另一种是在北欧和大西洋的帆船战。加农炮的出现，并没有给陆战带来长期的影响，但对海战的影响却意义深远。它使得普通帆船比单层甲板大帆船更有利。刚开始，海战将士们只是简单地以黑火药取代弓箭。在一些商船的船楼上以及一些专门建造用于作战的船只上，安装数门小型的加农炮作为杀伤人员的武器。这些加农炮为船上重步兵的作战提供了很有力的支援，因为，这里的加农炮不必是便携的，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它们的威力大于火绳枪和西班牙人的滑膛枪。

这些变化，类似于陆上发生的一切，其对海战方式的变革也没超过陆战场上的火绳枪取代十字弓弩时所带来陆战的变化。然而，将加农炮带到海战场上，就像当时将加农炮用于围城作战一样，其的确带来了海战方式的一场革命。这些大炮可用于攻击船体，并严重毁坏船体结构，就像它可以炸毁中世纪城堡的砖石城墙一样，为海军提供了一种具有类似于单层甲板大帆船撞击效果的武器系统。大炮不仅可以摧毁船体，降低其浮力，使船下沉，损坏船的帆缆，而且当加农炮弹穿透木制的船体，其裂片还会伤到船体内的人员，包括水手和船上运载的士兵。

在一艘船的每一侧可以携带20或30，甚至更多门加农炮。所有的火炮都可以发射重达9磅、甚至更重的炮弹。在海军战船上配置必要的加农炮，改变了船对船的交战方式。原来的单层甲板大帆船是船首对船首的对撞，现在则是船侧舷的火炮列阵对火炮列阵。尽管航速缓慢的帆船侧舷易遭单层甲板大帆船的撞击，但是，这种新的安装有加农炮的帆船却可以战胜地中海地区的单层甲板大帆船。20-30门火炮的一次齐射通常就可以对结构灵巧但容易损坏的单层甲板大帆船造成极大的损坏，因此，只要一侧火炮的打击就基本可以使大帆船丧失战斗力。

这种新的海战方式出现，不仅意味着单层甲板大帆船的末日已到，也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海战中将船锁定在一起，以进行士兵与士兵、水手与水手之间的步兵格斗方式。一次能很好地展示了海战已经开始向海上炮战转变的主要战役是，西班牙庞大舰队与英格兰舰队的一次海战。

在1588年的夏季，100多艘西班牙舰船来到了英吉利海峡。其目的是掩护由着名的帕尔马公爵率领的、驻守在荷兰的西班牙陆军入侵英格兰。由于一支与英格兰舰队协同作战的荷兰舰队封锁了公爵的陆军部队，西班牙舰队派出的一支分舰队前来救助，却未能起多大作用。一支规模更大的英格兰舰队早已等候着西班牙舰队的到来。

西班牙海军指挥官梅地纳·西道亚公爵与帕尔马公爵不同。他之所以成为西班牙舰队的指挥官，是因为他是当时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也就意味着他可以支付这次行动的花费。因此，尽管他明确地说过，自己对海战一无所知，还借口自己经常晕船，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还是任命他为舰队指挥。

英格兰海军舰队由贝朗·霍华德指挥。霍华德是一位能干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也是一位骑兵指挥官和训练有素的水手。他不打算与西班牙舰队展开一场列阵交战。霍华德有着作为一名海员的丰富经历，曾经在许多名人手下干过，比如，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一位精干的私掠船船长；马丁·弗罗比歇，一位探险者；约翰·霍金斯，曾经是一位私掠船船长，后来成为一位内行的海军行政长官等。

西班牙的舰队运载着18000名士兵，其船体较大，有一半船只的排水量在500吨以上；而英格兰舰队只运载了5000名士兵，船体较小，几乎所有的船只的排水量都不到500吨。从这些区别就可以看出，西班牙舰队仍然指望以传统的士兵跳船格斗战术取胜，而英格兰人却已经是强调依赖船上火炮的火力交战了。这就意味着英格兰的舰船比起高大的西班牙舰船，具有更好的机动灵活性。

英格兰的舰船上携带有1972门火炮，而相比之下，庞大的西班牙舰队却只有1124门火炮。几乎所有的英格兰船上的火炮都是卡尔维林炮。这是一种长炮身火炮，发射一种重为17磅的金属弹。西班牙人的炮更大，大多发射一种效果较差的重达25磅的石弹。西班牙人在火炮方面的优势是有163门重型加农炮，而英格兰却只有55门这种重型加农炮。这种重型加农炮能发射重达50磅的金属弹。这种金属弹可以在短距离上迅猛轰击船只，但射程不如卡尔维林炮远。然而，西班牙人的海军战术主要是依靠大量的优秀步兵实施跳船格斗，有1000余门主要安装在船头和船尾的船楼上的反步兵小炮支援步兵跳船格斗。

当两支舰队相遇时，英格兰舰队处于上风位置。他们利用这一位置优势，以一列纵队的编队形式接近西班牙舰队。当经过西班牙舰队时，他们以船侧舷的火炮炮击西班牙船只。而西班牙舰队的编队仍然是大甲板帆船作战时的并列纵队，因而，对此未能作出有效的反映。但是，英格兰人的舰队也并没有给西班牙舰船以多大的毁坏。因为，他们惧怕西班牙人的重型加农炮，因而，不敢过于靠近西班牙的船只，而与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卡尔维林炮的火力精度就较差，而且炮弹到达对方船体时的速度也很慢了。然而，英格兰人没有受到任何打击，相反，却给西班牙人一定的人员伤亡，削弱了其士气。

机动灵活的英格兰舰船很好地贯彻了霍华德关于不让对方舰船靠近的策略，这样，西班牙众多装备精良的步兵就不能登上英格兰人的舰船，实施其近距离格斗战术。这次交战很类似于灵活机动的标枪兵对重步兵的成功攻击行动，标枪兵也是不让对方靠近，使敌人无用武之地。

此次海战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直到西班牙人通过了英吉利海峡。双方舰队都已耗尽了各自的弹药。然而，英格兰舰队很快又回到港口补充了弹药，并且了解到，西班牙舰队的火炮已经没有50磅的重型炮弹了，这样，英格兰人就敢靠近西班牙舰船，也不再担心西班牙人登到自己机动灵活的舰船上来。随着英舰船靠近了西班牙舰船后，英舰船上的高速炮弹不断地穿透西班牙人的船体。在这次近距离战斗中，西班牙人死亡600人，伤800人，许多舰船丧失了航行能力。

为帕尔马公爵率领的西班牙陆军打开通道的计划遭到挫败后，梅地纳·西道亚公爵既不想逆风而上，也不想再冒与英格兰舰队交战的风险，他率领西班牙舰队以及那些已损坏了的船只，在一个有风暴的天气里，在缺乏补给的情况下，绕经英格兰和爱尔兰回西班牙去了。在航行中，西道亚公爵丢失了一半多船只。由于此次海军战役的紧张压力和返回西班牙航行途中的艰辛，使年仅38岁的西道亚公爵愁白了头。

英格兰人在此次海战中的成功，主要依赖其船载火炮的火力威力。这标志着一种新的海战方式的出现。这种海战方式在16世纪缓慢地得到了发展。船载火炮的火力战已取代了海战中以船相撞和以步兵格斗的交战方式。

海军舰船由船体较窄、吃水较浅的单层甲板大帆船过渡到船体较宽、吃水较深的帆船，对海军作战中的后勤保障也带来了较大影响。由于对海的控制依赖岸边基地，舰船必须在基地得到物资补充和修复船体，这样，采用更结实、运载力更大的帆船明显地对海军舰船的活动半径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新的具有较大运载能力的帆船极大地扩大了舰船距基地的活动半径。例如，当时一艘大型的帆船战舰可以在海上停留3-5个月，而不需要回到基地补充食物和淡水。这种舰船可以相对独立于港口行动，其续航时间的加长增大了海军部队对所控制海域范围的比率，即用较少的海军兵力就可以控制较大的海域面积。

然而，采用风力推动的帆船航行速度较慢，且速度不稳定，这就意味着这样的舰船还需要在作战地带的附近要有海军基地。这是因为，舰船要返回港口进行物资补充和维修，再回到原来的编队位置，这其间所需的时间较长，而且时间往往还不固定。由于供应基地距作战海域较远，这样，只有相对较少的舰船可以用来控制预定的海域。

因此，海军仍然需要在作战海域附近有能提供食物、补充淡水、维修船只的己方港口。在与力量规模不如自己、又不愿离开自己基地的舰队作战时，远离自己基地作战的大规模舰队可以放弃与之作战，或者迫使对方只能断断续续地控制那片海域。与单层甲板大帆船舰队相比，新的风帆船使海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战略控制范围也大为扩大。

第04章 新战术体系的改革与发展（1600-1700）

三十年战争中的军队后勤

从1618-1648年，发生于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为各种新的作战方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舞台，也为新的线式战术崭露头角提供了场所。三十年战争还鲜明地展示了，先前几个世纪中欧洲战争的特定军队后勤保障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说从最早时期开始，就一直程度不同地为战争提供基础。

此次战争中的政治因素与军事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不能不说几句。当然，只需简短的一段话，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与战争相关的几个主要政治因素。在德意志，新教徒与各天主教公国进行了一场国内战争，德意志因此分化为许多自治公国。加尔文派与路德派两派新教徒有思想分歧，难以达成统一意见，而所有天主教的红衣主教们在天主教权威领袖，神圣罗马帝国教皇的协调下，在各个方面都能形成统一的意见。最早介入德意志战争的外国势力是罗马帝国教皇在西班牙的哈布斯堡亲戚。他们前来援助教皇。后来，丹麦、瑞典、法国也逐渐地加入到战争中来，使德意志也像上个世纪的意大利一样，成为欧洲的战场。三十年战争的经验对后来的战略、战术和军队后勤都有着显着的影响。

战争于1618年爆发于波希米亚。在波希米亚，新教徒们反抗哈布斯堡天主教徒的统治，推选新教徒王子莱茵伯爵为自己的国王。天主教联盟的军队和西班牙军队因此进行干涉。这些军队采用西班牙的军事体制，拥有一批训练有素、能征善战的指挥官，如提利、斯皮诺拉、巴奎依、丹皮尔瑞等，充分展示了当时世界军事的水准。面对更高明的指挥官、更职业化的军队，波希米亚人很快就失败了。哈布斯堡帝国和天主教势力推翻了莱茵伯爵，蹂躏了他控制的领地。丹麦国王为了支持新教徒而介入战争，也被罗马帝国教皇和天主教徒的军队击败。罗马教皇和天主教公爵的军队因此劫掠了丹麦，将丹麦国王驱逐出了战争。经过10年的征战，交战各方于1629年暂时停止了敌对行动。这第一个10年的战争，充分展示了三十年战争中的军队后勤保障方式。这一时期也是雇佣兵军队承包商的军队体制发展到了其顶峰的历史时期。

相对于新教徒所控制的地域来说，天主教势力力量强大，因而，很容易就处理了新教徒们的反叛。然而，天主教势力的目标仅限于对付丹麦国王。在对付刚执政不久的新教徒势力的战役中，天主教势力在波希米亚领地得到了广泛的政治支持。

当时的军队习惯于将掠取敌人的财产作为战争的一个目标。他们即使不想专门进行会战、去削弱敌人的后勤补给或者迫使对方作出政治上的让步，他们也设法寻求在对方领地实施战役，以获得后勤资源补给，这样，他们就可以依赖花费敌人资源来维持自己军队的供给。在三十年战争中，各政府机构往往雇用超出自己经济支付能力的军队，这也就导致了军队将中立国，甚至是己方友好国家的领地作为掠夺的目标。

曼斯菲尔德伯爵的军事生涯，鲜明地展示了军队是如何依赖从自己作战地区的老百姓那里榨取钱物维持生存的。曼斯菲尔德是新教徒在波希米亚的指挥官，是一位军事经纪人，也是一位专业水平很高的、足智多谋的军事指挥官。当波希米亚的新教徒伯爵失败后，曼斯菲尔德率领他的军队离开了波希米亚公国，向莱茵公国开进，到其雇主——莱茵伯爵领地去了。由于军队没有自己的专门后勤基地，曼斯菲尔德出色地进行了临时补给。他通过各种渠道获取钱财、食物和饲料，为自己军队的士兵和马匹提供给养。黑柏、纽伦堡、威芬等城镇，有的是为避免曼斯菲尔德的军队经过他们的领地，有的则希望军队在通过他们国土时不要洗劫老百姓，因而，都为曼斯菲尔德军队提供钱物。然而，曼斯菲尔德还在其他4个城镇通过征收战争特别税的方式搜括了更多的钱财。各城镇所支付的钱物，有一部分是为了避免遭受像黑柏等其他城镇所承受的极大毁坏而交的保证金，还有一部分则是为维持战争而强行征收的特殊税收，即战争特别税。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军队指挥官们往往从己方友好国家、中立国，以及敌对国家的领地强行征收战争特别税，如果哪个国家不交，那它就可能遭受军队的抢劫与毁坏。所征收的战争特别税可以是部队吃的食物、支付士兵的薪金，还可以是其他供应物资。指挥官们捞走所搜括全部钱财的1/3左右份额。因此，有时军队承包商还向一些城市放发贷款，使之以此支付军队强行征收的战争特别税。

曼斯菲尔德公爵通过上述各种手段搜括到的钱财，再加上一个被其从西班牙军队围攻中解救出来的城市自愿赞助的钱，维持着其军队的供给以及支付士兵部分酬金，保证军队穿过德意志，并在莱茵河附近作战。在这期间，曼斯菲尔德曾答应转变自己的战争立场，条件是天主教派为其军队提供资金，并向他个人支付一笔奖金。但是，天主教公爵们的领袖——巴伐利亚公爵未能同意。这样，当新教徒解雇了他以后，曼斯菲尔德就成了一位没有雇主的军队指挥官。

后来，曼斯菲尔德除继续与自己原先的对手协商外，还与其他雇主协商，希望再次被雇用。这些人包括：法兰西国王，因为当时法兰西的一位公爵正在策划一次推翻他的战役；在尼德兰的西班牙统治者和正与西班牙人作战的荷兰人等。在与荷兰人签定了3个月的合同后，他就率军到荷兰，击败了正在行军途中的一支西班牙军队，解救了一座被西班牙军队围攻的城镇。当3个月的合同到期后，曼斯菲尔德率军队去了靠近荷兰边境附近的一个德意志海滨小国——奥斯特芬兰。曼斯菲尔德的军队洗劫了这个国家。在所抢掠的财物中，有18桶正准备装船运往维也纳的金子，这是一位富翁打算给其女儿的嫁妆。后来，奥斯特芬兰政府给了他很多钱，请其离开了该国。这样，曼斯菲尔德便付清了雇用士兵的工资，解散了军队，暂时离开了经营雇佣兵的职业。当他再次重操旧业时，支付士兵的工资已不成问题，因为，他的军队现在只有5000名士兵，比起他到奥斯特芬兰时有19000名士兵的大军要小多了。他的军队人数之所以大幅下跌，是因为军队的抢劫行为使得士兵不仅有了开小差的动机，也有了大量的开小差机会。比如，一名士兵拿走了一件值钱的金银器具后，他就不再会回来拿他的那份工资了，骑上一匹偷来的马，就可以跑回家去购买农场了。曼斯菲尔德自己不久便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再后来，曼斯菲尔德又征集了一支新的军队，以开始反对罗马帝国皇帝对奥地利统治的战役。他率军进入匈牙利。他的对手最后又迫使他再一次解散了自己军队。然后，他到了威尼斯公国，并于1626年死于达尔马提亚海滨。

曼斯菲尔德军队的短暂历史，充分展示了当时军队的后勤保障方法。这种方法成为三十年战争中军队后勤的显着特色。曼斯菲尔德本人没有任何官方的政治背景，也得不到官方的支持，却能够维持其军队，并实施后勤袭击，这也显示了军队承包商的能力和自身独立性。曼斯菲尔德军队的后勤保障方式，一方面是依赖他人的捐赠，另一方面则是依赖未领取报酬士兵的掠夺。军队所处的这种不理想条件，以及军队所做的对社会生产的破坏活动，一直是以往战争所具有的特色，只是表现程度不同而已。三十年战争就像一幅讽刺性漫画，将以往欧洲战争中士兵的这些令人讨厌的破坏性行为加以放大，形象地展现了出来。这次战争的实施，也以一种夸大的形式，将通过签约而招募雇佣兵军队的军事体制所固有的缺点暴露无遗。

士兵每到一个村庄，先是将能吃的都吃了，吃不完的东西，比如，鸡、猪、牛，还有马，则统统带走。他们也抢掠平民百姓的家，拿走床单做成口袋用来装掠夺来的物品。还有像铜壶之类的东西，则打成碎片以便携带（因为，士兵所感兴趣的是铜的价值，而不是成品的铜壶。）他们还经常拷问老百姓，迫使他们交出藏东西的地方。这样的暴力行为导致了对社会财产的挥霍浪费，如砸碎家庭用品、烧房子等。部队军官对未支付工资的士兵的这些破坏性行为几乎不加制止，而且还认为，放纵士兵的这些行为可以带来他们对军队的忠诚。

一位在三十年战争中服役的苏格兰军官，曾清楚记载了士兵对一个新到地方的抢掠行动。他写道：所有士兵“都没有空手而归的”。军队的掠夺行为富了部队官兵，却毁了军队的纪律。“一阵疯狂的抢掠过后，街上就会挤满装着各种财物的马车和运货车。这些财物包括：金银餐具、珠宝、金子、钱、衣物，骡子和马则用来拉马车和运货车。所有的士兵现在根本不去考虑自己的职责，而一心扑在抢掠财物上了。我从来没见过士兵还有比这个时候更不听指挥、不尊重自己军官的。我很清楚，在抢掠风暴结束之前，有些团已经没有士兵再佩带着他们徽章了。有些人则干脆整个晚上扔掉徽章，直到第二天才又捡回来戴上。在我们部队中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完全是由于贪婪的缘故。”[注：弗里兹·雷德利希，《掠夺与抢劫：德普雷达的军事史（1500-1815年）》（威斯巴登出版社，1956年版）第61页。]

士兵不断掉队，这一直在削弱着部队的实力，还因此形成了一批以抢掠为生的士兵群体。“如果一名骑兵的马丢了，或者一名滑膛枪手身体不行了，或者士兵的妻子或孩子病了，而必须呆在部队的后面，”他们就成为暂时的掉队者。这位苏格兰军官将他们比作吉普赛流浪者。他在书中写道：“有许多村庄就是被他们有意或无意烧掉的。”他还有些夸大地说：“他们抢掠军队行进途中前后左右所有能找到的东西，而且，还是能消费的就消费掉了，不能及时消费的就糟蹋掉，因此，当团队到达营地时，甚至连一口能喝的水也找不到。”[注：弗里兹·雷德利希，《德国军事经纪人及其劳动力：对欧洲经济和社会历史研究》，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版，第473页。]

在有行军部队经过或部队掉队者活动的地方，所征收的战争特别税只是他们花费的一部分。除了抢劫东西和进行一些无缘无故的、蓄意的破坏活动外，他们还经常干一些其他的犯罪行为。强奸妇女则是经常发生的事。一支人数不过250名士兵的西班牙部队，在一次算是比较平静、纪律还算好的行军途中，在某地呆了不到两天，就有被指控的犯罪人次达43次之多。单是军士长一人，就占了6次。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属于暴力行为。由于士兵和部队的到来所犯下的严重罪行，致使他们所到之处，无论是己方国家、中立国，还是敌对国，紧张的军民关系经常会导致持续不断的战争冲突，且经常是不分敌方部队还是己方部队。

在战争爆发的同一时间里，天主教统治下的奥地利新教徒村民也开始了一系列的反抗行动。然而，他们的天主教统治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先是烧了他们村庄，而后让士兵们将所有能发现的村民都杀了。天主教统治者用这种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残暴方式来对付反叛的异教徒，倒是很快就将反抗行动镇压下去了。然而，随着天主教统治者号召他的部下杀了所有反抗力量，他们与农民间的关系也因此更为紧张，以至出现敌对状态。例如，在1625年，村民们在自己的伯爵号召下，与提利率领的可怕的天主教部队展开了激战。村民们袭击了部队营区，将营地内所有的部队士兵，以及随队的妇女、小孩统统杀绝。士兵们自然地对村民进行残忍的报复，烧了他们的村庄，杀了所有能找到的村民。

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村民们一直对士兵所犯的抢掠以及其他暴力行为进行反击。他们零星地，但却是相当广泛地伏击部队的掉队者，袭击小股部队。前面提到的那位曾评述士兵抢掠行为的苏格兰军官也经历过与老百姓为敌的场面。他称这些村民为乡下土匪，村庄为匪窝。他写道，在一次行军途中，“鲍斯威尔上尉落在团队的后面，结果被一群经常与士兵为敌的乡下土匪给杀了。……部队对此没有什么报复行动。当然，那些乡下土匪跑了，匪窝也被烧了。”还有一次，他记载了村民们是如何残暴地对付士兵的。“这些乡下土匪残忍地对付我们那些出去抢劫的士兵。他们割了士兵的鼻子和耳朵，挖了他们的眼睛，剁了他们的手和脚。当然，我们的士兵以其他各种同样是残忍的手段，对村民们也进行了应有的报复。在行军途中，部队烧了许多村寨，杀了所有能发现的村民。”他甚至还描述了一段农民对驻守部队的屠杀行为。当驻守部队被围而投降时，士兵从驻守的镇中走出来，身上没带武器，“一贯残忍地对待士兵的这些乡下土匪，看到没带武器的士兵出来时，想起了这些士兵们在冬季曾残酷地对待他们的情景，便疯狂地对士兵施行了暴力，将士兵们一个一个地击倒在地。”“对这些可怜士兵们的屠杀行为”，一直持续到这位苏格兰军官的上司下令，让他派兵进行干预，“镇压这些村民”以保护自己士兵。他的士兵照此做了，“抢走了这些村民从敌人那里得到的各种财物，尔后，则统统将他们击倒在地。”[注：弗里兹·雷德利希，《德国军事经纪人及其劳动力：对欧洲经济和社会历史研究》，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版，第524-525页。]

在与那些经常处于分散状态的村民们的斗争中，士兵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然是赢家。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士兵们已经很难再找到足够的食物了。因为，一方面，士兵自己在抢掠，另一方面，当地政府还得向军队提供战争特别税，这已耗尽了德意志的资源。军队的破坏行动不仅耗尽了劳动产品，也严重阻碍许多地区发展生产。比如，在1618年战争刚开始时，某地区有1717间房子，到1649年只剩下627间，有316户家庭幸存下来。原来的4616头绵羊已经不见了，原来的1402头牛也只剩244头。像这种地区已不可能再养活军队以及数目庞大的军队其他随队人员了。例如，一支只有480名士兵的步兵部队，还带有74名佣人，3名随军小贩，314名妇女和儿童，160匹马。1635年，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将军，嘉拉斯伯爵率领他的部队准备到一块资源枯竭的地区过冬。虽然部队已尽全力进行抢掠，但是，这一带已确实没什么可抢的，士兵很快就不断地死去。部队每天得焚烧士兵的尸体，以免发臭。只有几匹奄奄一息的马和几头牛拉着部队在向前挪动。最终，随着冬季的到来，嘉拉斯伯爵只得带着他的部队到了另一块还能为部队提供给养的地方过冬。在这次雪天行军中，有1万到1.2万人死去，妇女们干脆将婴儿扔了，因为，不想看见自己的孩子被活活饿死。可见，有关在战争中存在人吃人的各种说法，现在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施战役也会拖垮一支部队。巴伐利亚伯爵在描述他的部队在一次秋季战役中的情景时说：“绝大部分骑兵只能是徒步行军了。那些不幸的士兵破衣烂衫，衣不遮体，饥肠辘辘，穷困潦倒，疲惫不堪，让人一看顿生同情之心。像这样的部队，如果明年春天还想再使用的话，必须有一段时间进行休整。”驻守部队的日子更不好过，因为，政府不能给他们发放津贴。一位曼斯菲尔德军队的上校，竟然将他驻守的城堡卖给了敌人，用换回来的钱发给士兵工资。后来，曼斯菲尔德还肯定了这位上校的做法，又重新给他安排了一个指挥职位。

当然，这只是一个个别的事件，许多指挥官还是守着他们的城堡，但是，他们通过向驻守地区人民征收特别税来维持生活。经常有一些资源匮乏的乡村，不能为部队士兵提供足够的食物。一位小说中的驻守士兵，在谈到他每天的口粮时说：“每天早上，当我拿到我那份口粮时，我就开始担心。因为我知道，我得用这份一餐都不够吃的口粮来维持一天肚子。一些‘精明善赌的士兵’则以赌博来弥补自己收入的不足，他们通过掷骰子从自己战友那骗取钱财。”会一点手艺的士兵就在镇里找点活干，其他大多数士兵则“让自己妻子找点所谓的妇女活干，比如缝纫、洗涤、纺纱，还有卖旧衣服、讨价还价，还有的甚至去偷东西。”一位与助产婆结婚的士兵，他的日子就过得好一些，而另一位士兵的妻子没有手艺，因而“只能在野外采集野生果菜来过日子，在冬天采集蜗牛，春天采集生菜，夏天掏鸟窝，秋天采集各种水果。”[注：弗里兹·雷德利希，《德国军事经纪人及其劳动力：对欧洲经济和社会历史研究》，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版，第475页，第507-508页。]

部队官兵与地方老百姓之间的敌对关系，大多是由于未领到工资的士兵从老百姓那掠取口粮和工资造成的。未领工资的官兵还干了许多破坏性的事，降低了农产品的产量。表面看起来，他们通过对老百姓的掠夺改善了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守军的供给，但实际上，这却是在毁灭嘉拉斯伯爵的军队。士兵之所以去抢或偷老百姓的粮食和日用品，根源还在于统治者雇用了总数超出自己经济承受能力的士兵。由于不能支付士兵酬金，这就带来了军队这种低效率而且往往是破坏生产的后勤保障体制。尽管统治者还欠着士兵的工资，但军队的抢掠行为带来了部队出现掉队和开小差现象。这些现象不断地使部队的规模在缩小。由于不能给士兵支付工资，部队就难以控制士兵的抢掠行为，也影响着部队的纪律。而军队的纪律，是指挥官们公认的决定战术成功的关键因素。

另外，士兵的抢掠行为还激起了老百姓的敌对情绪，阻碍了官兵的行动，导致了军队兵员的小规模持续外流，使得当地村民要么藏起来，要么与部队展开斗争，以保护他们自己本打算出卖的货物。统治者尽管自己难以抵挡招募过多士兵的诱惑，但是，还是想摆脱这种有害军队自身的后勤保障体制。这种后勤体制不仅降低自己领地的价值，同时也减低了自己希望得到的敌对领地的价值，相反却有益于增大对方军队的力量。这种后勤体制不仅不能用于维持军队作战，相反却暗中起着破坏性作用。

在战争初期，一位波希米亚军队承包商——阿尔伯特·冯·华伦斯坦看到了现有后勤保障方式对后勤和战术的不利影响，因而，引进了一种更有计划、管理更好的后勤体制。

华伦斯坦出生于波希米亚的小贵族家庭。由于与一位比自己年长但很有钱的寡妇结婚而成为富有人士。在三十年战争初期，他是罗马帝国皇帝的一位法定的军队承包商和财政家。当皇帝将从新教徒手中夺来的庄园作为回报送给华伦斯坦后，他便成了皇帝的总军事签约商。在1626年，他用自己的钱负责为罗马教皇招募整个军队，并答应提供全部财政支出。教皇则授予他任命自己手下的所有军官的权力，同时，准许他征集维持军队的战争特别税，以偿还他招募军队的初始费用。

华伦斯坦在自己领地内是一位有胆有识、有魄力的统治者。当筹建起他的军队后，他将作为自己军队后勤保障基础的战争特别税扩大使用范围，用来维持新招募的军队。在早些时候，曼德菲尔德就指出，“如果不支付士兵薪水，而光靠军队纪律是难以保证将士兵们留在军队的。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战马，都不是光喝西北风就可以生存的。他们使用的武器、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会不断磨损、消耗和破裂的。如果他们还想再购置一些，那就需要钱。如果他们想要这些东西，而又不能为之提供，那么，他们就会自己在哪看到，就从哪儿拿。这不光是他们个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供给他们。”[注：弗里兹·雷德利希，《德国军事经纪人及其劳动力：对欧洲经济和社会历史研究》，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版，第512页。]

华伦斯坦也认为，不支付士兵工资会坏了军队一切大事，士兵会因此不守纪律。他通过征收战争特别税来筹集钱财和粮食，以及时支付给他部队的士兵。他通过几乎近似残酷的强制方式征收到了一笔数量可观的税收。这种以战争税收养活军队的方式对于提高后勤保障效率是有益的。由于他定期地支付士兵工资，士兵的抢掠行为相对减少了许多。他的这种后勤保障体制减少了社会资源的浪费，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装备，加强了部队的纪律，提高了部队战斗效能。华伦斯坦既是一名出色的商人，又是一名军事指挥官。他强调，他的士兵不能去扰乱地方老百姓，相反要小心地保护当地的村庄和居民，以保证农业生产能正常进行。他也从地方购买食物以供应部队，但是，大多数这方面的生意是他与自己在做。他一般从自己波希利亚庄园购买谷物和烤面包，他还在自己庄园内为部队生产服装和加农炮弹。

华伦斯坦和提利的天主教联盟军队成功地击败了丹麦人，获得了一大半丹麦国领地，同时占领了德意志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领地。这一大片领地的资源很好地养活着他们的军队。因此，罗马皇帝几乎都未动用那本已是空虚的国库为华伦斯坦军队提供给养。华伦斯坦那兴旺的商业军事事业，收回了他招募军队时的投资。这也可以说是对他出色管理能力的有力回报。这巨大成就促使他萌发了要改组罗马帝国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华伦斯坦在生活上的铺张也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例如，他外出旅行时，光他自己和随身侍从就用了50辆6匹马拉的马车，他的其他私人服务人员又占了另外10辆6匹马拉的马车，他的厨房工作人员和保障人员又占了50辆4匹马拉的马车。另外，还有50名马夫赶着100匹马以供他个人使用。他成功地击败了丹麦军队，消灭了对手，这使得他的势力大增，连他的天主教雇主们都感到不安。最终，天主教皇削减了他的部队规模，并于1630年解雇了他。华伦斯坦因此回到了波希米亚，过着国王般的豪华生活。然而，实践证明，罗马教皇于1630年解雇华伦斯坦并不合适。

古斯塔夫·阿道夫对荷兰战术体系的改进

华伦斯坦自击败荷兰后，他的威望大长，行动更加独断，引起了帝国诸公国君主们的不满。他们向教皇施加压力，终于迫使教皇于1630年解雇了华伦斯坦。然而，战争远没有结束。教皇颁布法令，要求新教徒归还所有自1552年以来夺走的天主教徒的土地。此举利害关系重大，且牵涉到多方面因素，教皇先是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后来又运用武力以实现其更大的战略目标。许多德意志的新教徒们则早已做好了再战的准备。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瑞典的新教徒们介入了战争。即使不考虑其他潜在力量的支援，光是瑞典新教徒就将是教皇的一个强劲对手。因为，瑞典人有一支依据新的战术思想体系而组建起来的陆军，有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

古斯塔夫的新战术来自于对荷兰军队战术的改革，又经受了与波兰、俄罗斯人的战争实践的检验。荷兰军队战术形成于16世纪末的一场荷兰人与西班牙人的战争中。在荷兰新战术形成不久，一名荷兰军人到了瑞典，帮助瑞典人组建陆军，因此，将这一新的战术带到瑞典。荷兰人认真研究了古人关于古罗马军团的各种记载，对现行步兵部队的结构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荷兰新的军事体制。荷兰的开明领导莫里斯认识到，古罗马精巧设计的步兵队形，将所有部队成三线部署，每个部队成一线展开，这样，可以具体体现出预备队作战的思想。这种部署正好有利于击败成集团部署的西班牙步兵方阵。莫里斯取消了以3000人为一个集团的固定编制，取而代之为很小的战斗编组，并将它们部署成一线。刚开始时，每个线式队形编为10列的纵深，后来则变为由50人正面和5人纵深的长矛兵阵形。在一线部署的部队两侧，莫里斯各配置3个小组的火绳枪兵，他们4人为一排，前后共有10排。另外，他还留出60名火绳枪兵作为散兵火力队。他将这些有500人组成的步兵营部署成三线，这样，指挥官就可以根据战场态势的需要，将兵种搭配均衡的步兵部队作为预备队使用到相应的地点。这样一些规模较小的部队编组，也为下级指挥官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为更好地发挥这种部署的优势，满足指挥官对部队高度机动性的需要，莫里斯在部队中配置了较高比例的军官和专业军士，以控制部队的行进。

由于战斗队形的纵深较浅，更多的荷兰长矛兵可以同时面对敌人作战，不再有人呆在阵形的中央，像是战斗的局外人似的。火绳枪兵战斗编组的纵深较大，主要是为了保持连续的火力。前一排士兵射击后就退到队形的最后装填弹药，紧跟其后的一排士兵前进接着射击，而后又退到阵形的后面装填。这种新编制的营，其长矛兵队形的纵深较浅，在战场上要想保持这种浅纵深的队形部署，维持长矛兵与火绳兵之间的固定支援关系，发挥小编组部队应有的高度机动能力，就要求长矛兵进行反复的练习。因此，为解决线式队形的战场机动问题，莫里斯采用了罗马军团的训练方法，甚至连指挥官的训练口令也照搬使用。这就使得荷兰军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支训练有素的采用线式战斗队形的军队。为使士兵遵守必要的纪律，达到训练要求，要定期地给士兵发放军饷。因此，莫里斯不得不改变以往军队的不定期发放军饷的做法，而采用定期发放军饷的做法，这种做法是有支付军饷能力的荷兰政府所进行的一种革新。这样，莫里斯在其步兵部队实行定期发放军饷，士兵年复一年地服役。这支部队军事素质较强，纪律严明，凝聚力强，有较强的机动力，这些是西方军队自罗马时代以来所不曾有过的。

要发挥荷兰军队新的战斗部署方式的作战优势，需要的不仅仅是严格的训练和定期发饷。这种正面50人、纵深5人的长矛兵线式阵形，其侧翼和侧后较为脆弱，缺乏瑞士方阵所具有的抗冲击能力。以骑兵冲击一个瑞士步兵方阵的侧翼或侧后，步兵方阵就可以停止前进，形成全方位的防御，然而，如果以同样的骑兵冲击荷兰步兵线式部署的侧翼或侧后，荷兰军队就将遭到打击。另外，由于军队部署成许多小的战斗阵形，这样，便于在战场上灵活机动地集中兵力对付进攻者的强点，或者对敌人弱点实施打击。但是，这却不便于整个军队的战场机动。尽管500人的步兵营比3000人的部队更容易机动，但要使这些步兵营在前进中保持整个军队的线式部署则不太容易。指挥官的指挥控制跨度相当于以前的6倍。这不仅意味着同一命令要传送6遍，而且要认真制定机动计划，以保证各营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会在机动过程中被打乱。相比之下，指挥官要调动3000人的士兵集团部署成一个新的队形，往往要比将500人左右规模的线式队形调整为一个新的部署容易得多。非线式集团部署，可以采用瑞士方阵的有效做法在机动中保持队形不乱，而线式战斗部署，就像伊巴密农达在留克特拉会战中的纵深阵形，就很难在前进中始终保持其队形在一线，防止在其翼侧出现间隙。当然，士兵们如果都能及时地拿到自己的薪水，又能得到很好的训练，同时，指派更多的军官在前面引导，那么，军队就可以克服新的线式战斗阵形在战场机动不便等困难，其优势就可以得到发挥。

在尼德兰战争中，会战的次数不多，因而，莫里斯针对西班牙步兵方阵战术而提出的新战术体系，没有在战争中得到全面的检验。但是，年轻的古斯塔夫国王还是接受了荷兰人的战术思想。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国王，多才多艺，精通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等数国语言，熟读古典着作，认真研读了古罗马和荷兰作者关于军队训练和线式步兵部署的有关着作。然而，在实践中，他对荷兰步兵的线式部署也作了较大的改进。他将长矛兵部署为正面36人、纵深6排的长方形阵形，在长矛兵阵形的两侧各配置96名火绳枪兵，也是纵深为6行。这种浅纵深的部署反映了古斯塔夫想提高火力射速的愿望。由于采用了纸壳弹药筒，事先量好火药，这样，提高士兵在战场上的射速便成为可能。后来，他又以重量更轻、使用更方便的滑膛枪取代了火绳枪，并给士兵配发军服。总之，他组建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

为提高部队火力威力，古斯塔夫在滑膛枪兵中采用了并排齐射技术，缩小士兵之间的间隙，以若干排交替射击以保持连续火力。当所有的士兵装填完毕后，他将以往的纵深为6行阵形减少为3行，后面的士兵填补在前面士兵的间隙处。由于以往使用火绳枪时，士兵的手中都要拿着一根点着的火绳，同时，在装填火药时，还要避免另一名士兵手中的火绳靠近自己，因此，在战斗队形中，士兵间要保持一肘以上的间隙。这样，即使是原先安排最紧密的队形，士兵间也有足够的间隙空间保证后面的士兵可以前来填补士兵的间隙。由于使用了滑膛枪，士兵可以肩并肩挨着，原先的6行纵深变为了3行，第一行士兵跪着射击，第二行士兵弯下腰射击，第三行站着射击，这样，所有士兵就可以同时进行一次齐射了。按照古斯塔夫的战术思想，士兵的一次齐射就可以为经严格训练的长矛兵实施冲击作好充分的准备。用一位英国专家的话说，这样的一次齐射，不仅可以给敌人“更大的杀伤”，而且“还可以对敌人造成3倍于以往单排射击所带来的恐惧和震惊效果，可极大地挫伤敌人的勇气。道理很简单，对于一般人来说，一声持续时间长的惊雷所带来的震憾和可怕效果，会比10个间断的雷声的震憾和恐吓效果之和还要大。”[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261页。]

古斯塔夫的战术变革不只是引进了荷兰的战术体系并加以改进，而且，他在步兵营中编设了一门小的加农炮以加大火力。这种加农炮可以发射三磅重的炮弹，更多的时候是发射一种葡萄弹或者是霰弹。这些葡萄弹或霰弹与滑膛枪弹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是三磅重的加农炮弹一次发射就可以产生有两打多的子弹。一匹马就可以拉走这种加农炮，在战场上，两至三人就可以搬走一门炮。

古斯塔夫没有改进骑兵的武器，但是，修改了骑兵的战斗条令。古斯塔夫在17世纪20年代与波兰人的一次战争中，学到了不少有关骑兵作战的有益经验。在此次战争中，古斯塔夫尝试了他的新战术体系，而他的骑兵则是装配短手枪，作为轻骑兵使用。然而，他却发现，波兰的老式重骑兵，手持长矛实施冲击撞倒了他的轻骑兵，刺死他的长矛步兵，致使他的步兵营成为以轻步兵的火绳枪兵为主。古斯塔夫并没有因此让骑兵重新使用长矛，而是将骑兵部署成线式的冲击队形，指示他们以前面一排利用手中火枪进行一次射击，而后再持马刀实施骑马冲击。骑兵自有了火枪以来，变得过于依赖手中的火枪进行火力战，每射击一次后则退回装填。尤其在德意志，骑兵不再像以往那样，手持马刀向步兵或其他骑兵实施冲击行动了。然而，根据古斯塔夫的新一代骑兵战斗条令的精神，战场上的轻重骑兵又将在相互对冲战斗中决胜负了。这应该会使德意志的骑兵感到意外，就像当年波兰的长矛兵曾使瑞典人感到意外一样；还有当年的波斯骑兵，他们本来计划在前进中停下来投掷标枪，以避免被冲散，结果还是被亚历山大的部队打晕了。当然，古斯塔夫最后还是满足了他的骑兵们愿望，要求在战斗中有抛射武器的支援。他给骑兵部队编设了一些滑膛枪兵，以配合骑兵作战。

古斯塔夫的持久战略和机动诱敌战术的应用

古斯塔夫率领其按照新的体制组建的1.3万人的部队，于1630年7月4日在德意志北部海岸登陆。10年战争的经历，使得这位身材魁梧、年龄仅为33岁的瑞典国王成为一名老练的指挥官。虽然，他有时喜欢亲自率领侦察分队深入敌后，有时甚至亲自参加突击行动，但是，应该说，他还是一位很出色的指挥官。他不仅精通各种战争艺术，并能在实践中很好地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各种作战技能。就在他17岁生日前夕，他当上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自13岁起，他的父亲就让他参与一些国家的事务管理，因此，他对自己担任国王充满信心。古斯塔夫不仅善于指挥打仗，而且也善于治理国家，他在自己的臣民中有较大影响，在他不在的时候，他可以指使一位相当能干的大臣管理国家事务。

古斯塔夫率军队在德意志北部登陆后，就像当年征服者威廉初到英格兰一样，加紧在登陆地点构筑阵地工事。古斯塔夫的部队每到一处，就加紧构筑野战工事。在这方面，他实际上是继承了自200年前意大利雇佣兵军队就开始有的传统做法。几年前，古斯塔夫的对手，愚笨的波兰人曾这样抱怨过古斯塔夫：与他简直没法打仗，他“像个鼹鼠，总藏在地下。他的骑兵较弱，但他却总以堑壕和堡垒工事作为掩护。”[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200页。]

地图4.1德意志

初到德意志时，古斯塔夫的军队中没有骑兵，这限制了其行动。因此，古斯塔夫决定在部队向前推进之前，应首先建立一个牢固的前进基地。两年前，波兰军队曾打败过古斯塔夫，所采用的策略就是控制其后勤供应，避免与其进行决定性的会战，在古斯塔夫军队前进的道路前方进行破坏，实施焦土政策，致使其军队有1/3的减员率。因此，古斯塔夫这次作好了与敌打持久战的准备，一方面，确保自己军队的后勤供应，另一方面，设法剥夺敌人可能得到的后勤资源。

古斯塔夫刚开始占领的一片领地是被华伦斯坦彻底洗劫过的地方。古斯塔夫就从瑞典本土通过海上运送军队所需的后勤物资。后来，他逐渐地沿海岸线扩张，同时加大岸边桥头堡的纵深，这样，他就可以在这片较大面积的土地上搜集到足够的粮草，然后，才将自己的骑兵派到德意志。他的对手则显得软弱无力，眼看着古斯塔夫扩大所占的领地。波美拉尼亚的公爵，虽然还想保持中立，但还是将奥得河口北部附近的什切青让给了古斯塔夫。这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

古斯塔夫利用夏季和秋季时间加紧在波美拉尼亚公国巩固其所占地盘。这期间，他没得到其他新教徒领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对古斯塔夫还持有怀疑态度。马格德堡城的新教徒倒是对罗马帝国进行了反抗行动，但却陷入了非常窘迫的境地，对古斯塔夫没起到帮助作用。因为，古斯塔夫相信，自己此时还不能深入内地过深。由于他的介入所收到的是一种怀疑态度，因此，他既不敢冒险前进，也不能进入敌占区过深。

古斯塔夫即使真想前去救援马格德堡，也得穿过保持中立的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选帝侯的领地。古斯塔夫始终对政治较为敏感，他到德意志后也想多结交朋友，既不想冒犯天主教的选帝侯，也不想得罪其他新教徒公爵们。假如，他想将自己军队开赴去救援马格德堡，那就会对其他诸侯们构成威胁，因而疏远了相互间关系。再者，罗马教皇用于围困马格德堡的军队数量并不多，古斯塔夫想，马格德堡的新教徒们可以独立坚持下去，除非可怕的提利伯爵率领他那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天主教军队东行去加入围攻作战。随着1630年底冬季的来临，提利的部队行动迟缓，而在东西海岸线上，古斯塔夫的其他对手们也死气沉沉，包括驻守在奥得河上游、离什切青城不远处，已构筑了良好阵地工事的嘎知城敌人也一样。

后勤保障问题一直困扰着古斯塔夫，因为，他在波美拉尼亚所能征收的战争特别税，以及从瑞典带来的钱已不足以保证维持其部队的生活。结果是士兵们洗劫老百姓村庄，这又使情况更为“糟糕”。用他部队的一位士兵的话说，“部队处境还不如在敌对国领地。”这样不仅破坏了军队的纪律，也疏远了军队与波美拉尼亚新教徒们的关系。这位军人还沮丧地写道：“群众的情感已经有了极大的转变。”然而，古斯塔夫还是想尽办法为其部队提供吃的和穿的，同时采取行动削弱敌人的后勤保障能力。1630年12月24日，古斯塔夫调集了1.4万人的部队，通过步行和乘船沿未结冻的奥得河南下，去攻击驻守在嘎知的敌人。该敌是一支同样遭受饥饿、纪律涣散的罗马帝国部队。后来，古斯塔夫将部队规模减为4000名精干步兵和大部骑兵，南下搜集粮草，嘎知的守军只作了象征性的抵抗，守军指挥官就率领守军快速向南撤退。在撤退过程中，守军指挥官放慢速度，焚烧了沿途所有的村庄，给古斯塔夫军队的追击行动制造了困难。古斯塔夫并没有紧随尾追，而是依赖水路供应，向奥得河上游推进，直逼法兰克福，在奥得河边构筑了营地。[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446页。]

古斯塔夫的这一行动解除了罗马帝国军队对马格德堡的直接威胁。提利因为担心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可能进攻法兰克福，进入西里西亚帝国领地，于是，他率领帝国军队的主力向东进行一次冬季行军，绕过只有少数帝国部队围困的马格德堡进入法兰克福地区。提利军队的行动意图是阻止古斯塔夫军队入侵西里西亚。因为，一旦古斯塔夫军队进入西里西亚，就可以征收到战争特别税，这就富了瑞典军队而穷了帝国臣民们。古斯塔夫尽管也知道这次行动的巨大作用，知道进入西里西亚，或者甚至更远些延伸到波希米亚，再向维也纳挺进，这其中可能带来巨大的好处。但是，他不想通过这样一次远程奔袭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他想通过有条不紊的持久战去征服这个国家，占领并驻守各城市。这样，他就可以将新教徒们的领地稳稳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并修筑城防工事，派兵驻守。通过这种方式，他就可以开创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根据地，以供养他不断扩大的军队。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当年在阿金库尔会战胜利后，曾采取持久战略，一片一片地蚕食法兰西国土。古斯塔夫也效仿这一做法，其目的是要永久地占领土地和资源，为新教徒和瑞典人民提供可靠而有力的支持。事实上，被占领领土上的新教力量已对这位外国国王的入侵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

作战略图4.1古斯塔夫的第一次机动诱敌行动

嘎知城的沦陷果真促使提利定下了增强法兰克福防御的决策。他以特有的旺盛精力，率领部队在10天内行军200英里，根据态势的需要以最大速度去实现自己的决心。现在，古斯塔夫所面临的是一支由杰出将军指挥下的罗马帝国的一流军队。提利将军个子不高，身材偏瘦，长着个长鼻子，15岁就作为雇佣兵开始服役，至今，已有60年的现役兵龄，当了27年的将军。他曾在帕尔马公爵的指挥下打过土耳其人。多年来，他几乎成为一个常胜将军。然而，年轻的瑞典国王已经赢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因为，他举兵攻击嘎知城，牵制了提利将军的注意力，在别处造成了弱点。尽管提利本不打算举兵给马格德堡施加压力，但古斯塔夫的行动已吸引提利的部队进至他的环形防御阵地东侧，这样，古斯塔夫就可以改变原先的防御计划，而乘势发起进攻。而且，古斯塔夫正处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还可以再进一步吸引、分散提利的注意力，在内线进行西征，拓宽自己根据地的正面，扩大领地面积，以征收更多的战争特别税，供应自己的部队。

古斯塔夫向西朝着代明的梅克伦堡城进犯，开始了他与对手斗争中的第二回合较量。整个斗争持续时间长达一年半，古斯塔夫在此遇到了两位精通17世纪战争艺术的高手。他们所实施的那些漂亮战役，展示了军队在当时战场条件下作战应采取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筑城技术和地形障碍虽然重要，但还不足以降低作战中的兵力密度。当两支成份相似的军队处于这种环境中，往往谁也不能迫使不愿交战的对方实施会战。

1631年1月29日，古斯塔夫率军向代明方向开进，在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内，占领了6座城镇，包括防御工事坚固、有强大守军的代明城。该城守军指挥官是个无能之辈，很快就投降了。尽管提利迅速前去挽救这不利的态势，但是，瑞典军队控制了主要道路上的城镇，占领了奥得河渡口，提利不得不先西行，绕至柏林的南侧，而后再北上。等到提利赶上来时，古斯塔夫早已结束了战役，扩大了自己的基地。古斯塔夫又一次击败了提利。他安排好所占领地的安全防卫部署后，便回其冬季营地休整去了。

作战略图4.2古斯塔夫的内线扩张行动

然而，提利为挽回战役败局，想与古斯塔夫进行一次会战。他率领自己1.3万人的部队进攻附近的一座瑞典人占领的城市——新勃兰登堡。该城只有守军750人，没有野战火炮的支援，也没有现代的筑城工事。古斯塔夫相应调集了1.9万人的部队以解救该城，但是，考虑到可能会与厉害的提利发生会战，而他的骑兵大多是未支付薪金的德意志雇佣兵，在作战中很可能不可靠，因此，古斯塔夫再一次采取以前成功应用过的围魏救赵战略。他率军南下直逼法兰克福，包括触及到提利与马格德堡部队的交通线。然而，古斯塔夫的这次行动失败了。因为，提利在获悉古斯塔夫向法兰克福进军之前，就已经席卷了新勃兰登堡，杀了1/3的守军将士，洗劫了该城。

强占新勃兰登堡后，提利挥师南下，向马格德堡开进，想乘势加快围攻马格德堡城。在提利率部队到来之前，围攻马格德堡城的部队很弱小，不足以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只能对该城进行部分封锁。随着提利部队的到来，围城部队的力量得到了壮大，同时又起用精明的老兵亲自指挥作战，围城部队开始对该城采取更严密的封锁行动，并以炮兵攻击城防工事，在工事下挖坑道，运用了各种攻城设施进行攻城准备，以期在时机成熟时发起突击。

3月7日，为再一次调动提利离开马格德堡城，古斯塔夫率领1.4万名士兵，200门火炮，乘船沿奥得河南下，攻击法兰克福城。马格德堡城有6000名防御官兵，有着善战的指挥官，因此，天主教部队的围攻作战不可避免地要持续较长的时间。而古斯塔夫部队沿奥得河南下的航行却非常顺利。3月31日，提利获悉古斯塔夫的部队已经南下，便匆忙地率领部队离开马格德堡，前来解救法兰克福。然而，4月3日，古斯塔夫国王率部队到达法兰克福的第二天，便强行攻占了法兰克福城，屠杀了守军将士，洗劫了这座新教徒城镇。古斯塔夫成功地攻击法兰克福却又意味着整个诱敌计划的失败，因为，提利得知法兰克福城已经失去，便又打道回府去围攻马格德堡城了。

作战略图4.3古斯塔夫第二次诱敌计划的失败

古斯塔夫在法兰克福白等了提利一段时间后，便转而想直接率兵去解救马格德堡城。然而，要这样做，他还得与保持中立的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选帝侯协商，以让他们准许自己的部队通过他们的领地。4月20日，在古斯塔夫获得准许通过这些中立国领地前，提利就成功地对马格德堡城实施了突然袭击，得手后，他手下那些既没领到薪金，平时又吃不饱的士兵放火烧了该城，杀了2万市民，占该城居民总数的2/3。在马格德堡城被洗劫之后的两个星期内，流经马格德堡城的一条小河塞满了死者的尸首。

在这次战役中，无论是古斯塔夫，还是提利，实际上都实施防御战役。古斯塔夫是要保护马格德堡，而提利则是要限制古斯塔夫占领和扩大桥头堡，屏护教皇帝国的西里西亚领地。但是，他们也都有各自进攻作战的目标：提利是想夺取反抗罗马帝国的马格德堡城，而古斯塔夫则是要扩大他的根据地。他们俩的防御任务虽然都未完成，却都实现了进攻目标。

瑞典人的战略方针是机动战，依托半圆形桥头堡地域内的筑垒防守城市进行内线作战，以调动敌人作战。在夺取嘎知城后，吸引提利到了奥得河边，而古斯塔夫又调动兵力到战区的另一边，夺占了六七个城镇，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桥头堡地域。古斯塔夫较好地奉行了色诺芬的格言，“杰出的指挥艺术在于攻击敌人的最弱处，即使敌人的弱点在一定距离之外。”当然，敌人通常不会主动展示自己的弱点，让你去攻击。古斯塔夫对嘎知城的攻击作战吸引了提利的注意力，巧妙地在代明制造敌弱点，古斯塔夫便利用这个有利机会实施内线作战。这次行动较好地展示了古斯塔夫善于调动对方部队处于运动中，制造敌弱点，而后集中兵力攻击之的高超战争艺术。

在防御战役中，古斯塔夫也巧妙利用这种围魏救赵的办法以达成防御目的。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古斯塔夫不愿率部队穿过中立国的地盘进入敌占区去营救马格德堡城，另外，直接率军营救，在作战中还可能会失利。因此，古斯塔夫通过夺取嘎知城的行动，去证实提利事先对奥得河一线的担忧，因而，提利便被吸引而离开瑞典人的弱点——马格德堡城。然而，古斯塔夫再一次调动帝国将军——提利，以防其攻击新勃兰登堡的计划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提利在攻击发起前并不知道古斯塔夫已威胁其他地方。同样，进攻法兰克福城之所以不能算成功，也是因为整个攻击行动进程时间太短，未能吸引提利前来营救。很清楚，在进攻和防御中调动敌人的行动恰好是相对的。在进攻作战中，想调动敌人，制造敌人的弱点，其方法是吸引敌人离开自己预定的攻击地点。在防御作战中，则是调动敌人在不正确的地方集中兵力，以保护自己防御的弱点。

除了提利率兵进攻新勃兰登堡城之外，双方指挥官实际上是在斗智，真正的交战在这些机动行动中没起什么作用。既然任何一方军队都不可能迫使另一方进行会战，以会战为目标是不现实的，而且，当时的条件也为双方军队提供了各种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战争发展到现在，要像恺撒在伊莱尔达战役中那样通过会战击退敌人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德意志北部，地形相对开阔，没有太多的自然障碍，规模较小的部队很容易就相互避开。有利的地形障碍可以诱逼一支部队进行会战，或者投降，但是，无论是瑞典的古斯塔夫，还是罗马帝国的提利，都是经验丰富的精明指挥官，都能自己化解这种困境。围攻某一重要城市，也可以诱使对方前来会战，然而，古斯塔夫却没有因为马格德堡的被围而前去会战。

机动诱敌战法在古斯塔夫的作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这一时期战争的特征。古斯塔夫的引诱方式有两种。夺取嘎知城，而后直逼法兰克福，这是在扩大根据地，是与持久战略方针相符的。而威胁进入西里西亚，则是要袭击一片帝国控制的地盘。然而，事实上，这与古斯塔夫的持久战略并不矛盾。因为，自三十年战争以来，或者说这之前的几千年战争中，小规模军队战略的一个特点就是奔袭。

古斯塔夫和提利运用的实际上都是奔袭作战，而不是持久作战。这是机动诱敌行动的特征。它同时也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即反奔袭以迫使对方放弃他的奔袭目标。一位西班牙大臣曾形象地描述过这种战略：“如果我们投入战场的是40000人的部队，则它会带动对方同等规模甚至更大规模的军队。由于敌军的存在，我们难以做任何事情。假如我们想在一个地方渡河，另一支部队则也在另一个地方渡河；假如我们围攻一座城市，则另一支部队也在围攻另一座城市。因此，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我们需要两支军队才能在战争中得到我们所想的地区。”[注：杰弗里·帕克，《弗兰德军队和西班牙道路：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的战争后勤》（剑桥，1972年版）第19页。]

在整个战役中，古斯塔夫实际上采取的是攻势战略，而提利采取的则是防御型战略。尽管提利最终也成功地攻占了马格德堡城，但是，他的战略目标是抵御古斯塔夫对德意志的进攻。虽然，他们俩都没有将会战作为主要目标，但是，他们实际上所推行的都是作战战略，而不是在打后勤战，即主要精力是放在防守筑垒城市和攻取筑垒城市上，而不是设法限制对方的后勤补给活动。

在这两位优秀将军的斗争中，双方的弱点都带有政治和后勤两方面的特征。在进攻中，是机动诱敌制造弱点；在防御中，则是设法保护自己的弱点。因此，双方都在尽量利用对方在政治或后勤方面的弱点，同时保护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弱点。在麦克轮堡，古斯塔夫在扩大自己的根据地，是为剥夺敌人的粮草供应和战争特别税，同时，以同等数量的钱物补充自己的资源。提利在威胁马格德堡，则更多是为造成政治上的诱惑。因为，马格德堡城的沦陷，将主要在政治上给提利带来巨大影响，通过镇压马格德堡的反叛者以恐吓其他新教徒。古斯塔夫进击西里西亚，以及可能包括波希米亚，这也不光是奔袭作战的问题。他可以从中搜集到不少粮草，征收到大量战争特别税，壮大自己实力，同时也是在削弱罗马帝国军队的实力。这样的奔袭反过来也是对罗马帝国在政治上的打击。因此，军事行动中的政治目标与后勤目标往往是一致的。

当战争的政治目标不大时，进攻型的持久战战略是通过夺取大片领土，最终赢得战争。但是，当战争的政治目标过大，通过夺取大片领土难以实现时，持久战略则包含有后勤战略，如剥夺敌人的资源，如果政治条件许可，不断壮大入侵者的力量。就这样，古斯塔夫有条不紊地逐步蚕食新教徒的领地，同时构筑工事进行防御。通过这种方法，他逐渐稳步地建立起了自己的粮草供应和资金筹集基地。天主教部队则在抵御瑞典人的进攻，寻求夺回失去的领地。因为，领地的丢失意味着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势力，同时，夺回领地本身就是抵御瑞典人持久战略的行动。

换句话说，实施持久战略的一方，在占领敌人大量的陆地面积和城镇，获取足够的筹码以迫使敌人在战争目标上作出让步之前，夺占领地就可以看作是一种后勤战略。政治目标的大小决定了在军事上应夺取多大的胜利成果。如果政治目标有限，在军事上就只需夺取较小的胜利；反之，要想实现更大的政治目标，则要夺取更大军事行动的胜利。既然，古斯塔夫想扭转已进行了10多年战争的大潮流，那么，他在德意志北部所取得的这点辉煌成就还不足以保证实现自己和平的愿望。

古斯塔夫线式战术在布赖腾费尔德的成功应用

在马格德堡城沦陷不久，古斯塔夫与勃兰登堡选帝侯城达成协议，准许他在其领地征收战争特别税，并招募新兵。有了这些人力、物力方面的补充，古斯塔夫又开始了根据地的扩张行动，向西延伸至波罗的海岸，西南方向进至土地肥沃、目前战争尚未波及的哈威河以东地区。在这一带，他在各城镇构筑工事，沿河布设了一道防线。与此同时，提利也因为在这一片荒凉的土地上无法维持部队的生活，离开了马格德堡城。他在马格德堡城附近留下小部分兵力，率领大部人马南下寻求粮草供应，同时也为与意大利的援兵会合。然而，当他获悉，古斯塔夫已经渡过了哈威河，到达了易北河一带，占领了两河流域之间的丰产地，提利便在得到增援力量后折向北，准备与瑞典人的战争基地扩张行动再次抗争。

在1631年7月下旬，当提利率领强大的部队向北开进时，古斯塔夫则开始在易北河的月牙型弯曲处——沃奔构筑工事，修筑阵地。古斯塔夫利用三面环靠易北河的优势，在陆地颈脖处精心构筑了一道防线。这样，古斯塔夫的部队背靠易北河，有充足的水源保障，有河中鱼虾可食用，两翼有河水自然屏护。不过，在这一河段，只有一座桥横跨易北河。然而，古斯塔夫表现出很自信，就像17世纪将军们对筑垒阵地防御那样地自信。事实上，一旦敌人向防御正面的筑垒阵地发起攻击，并攻克了该阵地，那么，古斯塔夫的部队就只有一座桥可用于部队撤退，这将可能导致全军覆灭。古斯塔夫也和提利一样，对战斗有些担心，因此，他充分挖掘防御作战所拥有的优势，组织部队迅速进行土工作业，在提利部队到来之前完成了所有的堑壕修筑任务。正如一位当时在瑞典军队服役的英格兰人所记载的，提利率领部队“在白天匆忙行军，我们则挥动铁锨、铁铲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地里干活。在提利部队到来之前，敌人的加农炮已经打不着我们了。”聪明的提利率军到达沃奔之后，也被眼前可怕的筑垒工事所吓倒了。他只组织了小规模的战斗，用加农炮打了打，就将自己的部队向南撤了20英里。[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520页。]

8月下旬，提利占据了战场主动。他率军进至萨克森选帝侯的领地，在这里补给自己的部队，同时在这一领地内进行破坏，以迫使萨克森选帝侯放弃与瑞典人结成联盟。古斯塔夫快速赶来，率自己的军队前来与萨克森选帝侯军队联合，以迎战提利的部队，或者将提利的部队赶出萨克森的领地也行。得到了额外补给的提利军队，此时不再躲避因自己实施焦土政策而促成的会战了，他在莱比锡北部一个叫布赖腾费尔德的平原上占领阵地准备会战。古斯塔夫与萨克森选帝侯的军队也赶来迎战提利。

当时的瑞典军队是一些老兵，而萨克森军队则招募了一些新兵，另外从守军中补充了一些士兵，因此，这两支军队在外观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位苏格兰军官是这样描述当时萨克森军队的，“令人爽心悦目的是一支规模不大的齐装满员的部队。每个成员都是那么气度不凡，装备完好，穿戴整齐。我的视线被他们所吸引，我的军官们也都盯着他们看。似乎他们正穿着最好的服装，携带最好的装备，去请人画像似的。”然而，瑞典军队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前一晚上，他们睡在一块耕地里，穿着破旧的衣服，脏兮兮的，看起来，一个个像厨房里的雇工。”一位瑞典评论家也曾就瑞典军队与罗马帝国军队的外观作了比较性评述。他说，“我们的士兵们，身上穿的是又旧又脏的破衣烂衫（这是由于一年多来连续不断征战的缘故）；而旁边站的却是衣着华丽，胸前挂着勋章的罗马帝国军队。生长于我们瑞典以及芬兰的马是又矮又小，而德意志的战骑则是又高又大。我们那些出生于农村的小伙子，在战场上看起来不那么英勇、威武，而对面提利军队的士兵则一个个是长着挺拔的鹰勾鼻，留着蓬松的大胡子，看起来很是威风。”因此，这两方军队指挥官对会战的结局很是自信，认为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进行一次会战是再好不过了。[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534、537页。]

古斯塔夫在会战前的傍晚就已将自己的部队部署成战斗队形，晚上，战士们就按照事先部署好的队形原地休息。第二天，即9月17日早晨，部队仍保持着预先部署好的队形开赴布赖腾费尔德村庄附近的战场，准备会战。瑞典军队是每500人为一个步兵单位，古斯塔夫将军队作两个横队部署，在两个横队兵力之间有步兵和骑兵组成的预备队，在两个横队兵力之后还编设有一个骑兵预备队。古斯塔夫的线式体系中长矛兵的纵深为5列，滑膛枪兵纵深为6列。这样，古斯塔夫的兵力部署，其正面宽度与提利的部署一样，然而，他还留有较大的预备队兵力。瑞典人的兵力部署与罗马时代的兵力部署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提利，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则按照传统条令的精神，将自己的部队部署成3个长方形的阵形，正面50人、纵深30人。中间一个长方形阵形稍稍靠前，两侧两个则在其后，基本上成一线部署，除了有一些骑兵在步兵后面之外，没有专门建立预备队。提利的长方形方队纵深较大，其优点是具有全方位防御的能力，这是古斯塔夫的横队线式队形所不具备的。双方都在自己的部署两翼放了较大的骑兵部队。古斯塔夫的第一横队部署的两翼是骑兵与滑膛枪手组成的预备队。在瑞典部队的左侧是萨克森选帝侯的部队。其部署是：步兵在中间形成大型的传统方阵，方阵两翼是骑兵。这样，瑞典人与萨克森联军的部署就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队，隔在两支军队步兵战斗队形之间的是他们的骑兵。这样，这支合成的部队在其中间和两侧都有骑兵。

早上，瑞典军队以战斗队形行进，穿越旷野，朝着提利部署好的部队走去。这两支军队实际上都是很优秀的军队。古斯塔夫有训练有素的瑞典士兵，提利有历经多年征战的老兵。然而，这两支部队的整体水平都被一些不理想的部队所影响。古斯塔夫这边有未接受严格训练的萨克森新兵，提利这边有素质不高的增援部队。古斯塔夫，这位虽然年轻却富有作战经验的国王，遇上了一位旗鼓相当的对手——提利。提利是一位精通欧洲16世纪战术的代表者，而且，正是欧洲16世纪的战术，支配着德意志三十年战争前10年的战场。

作战略图4.4布赖腾费尔德会战双方兵力部署和战场机动

在战鼓喧天、号角齐鸣、炮火轰击的同时，提利部队的左翼骑兵发起了冲击。瑞典骑兵原地等待对方的攻击，以滑膛枪手的齐射火力迎战罗马帝国骑兵的手枪射击，骑兵则手持马刀实施短促突击。瑞典人以先进的滑膛枪火力压制了对方骑兵的火枪射击，而后手持马刀的骑兵则像以前的重骑兵一样实施冲击，造成震撼效果，击败了提利的军队中像轻骑兵那样依赖手枪射击的攻击行动。在长时间的交战中，罗马帝国骑兵，在英勇善战但性情鲁莽的巴本海姆伯爵率领下，共发起了7次冲击，但都被瑞典兵所击退。巴本海姆伯爵率领的骑兵是按照轻骑兵的战术，依赖手中火枪射击进行冲击，而瑞典人却以混编在骑兵中的轻步兵滑膛枪手实施抗击，同时让骑兵实施短促突击造成震撼效果，最后迫使罗马帝国的火枪骑兵退了回去。作为预备队的瑞典骑兵则乘势扩大作战正面，实施反冲击，迫使巴本海姆的部队调转头去。巴本海姆在第7次冲击被击败后，便率领骑兵从战场上撤了下来。

在提利的左翼骑兵实施冲击的同时，双方步兵却站着不动。因为，此时双方军队的炮兵正向对方的阵形发射加农炮弹。罗马帝国右翼的骑兵也发起了冲击，击溃了萨克森的骑兵。尽管瑞典人有骑兵保护着自己的步兵，但是，富有洞察力的提利将军还是看到了这一有利的战机，决心集中自己步兵主力，乘萨克森军队溃败之际攻击瑞典步兵。

虽然，提利的步兵缺少像瑞士步兵那样的严格训练，但是，这群长矛兵以及配属的火绳枪兵和滑膛枪兵在平地上还是很方便地右转去攻击早已溃散的萨克森步兵。萨克森步兵则迅速逃窜，在其逃离战场过程中，只在抢劫瑞典军营时稍停了片刻。随着萨克森人的溃逃，古斯塔夫的总兵力下降了40%，同时，瑞典部队的左翼暴露在对方的步兵攻击中。然而，在提利调整自己步兵部署，准备卷击瑞典部队左翼时，古斯塔夫和他的左翼部队指挥官，能征善战的霍恩将军，迅速调动部署在第二线的瑞典步兵右转，形成左翼正面的战斗队形。正是在这关键的时候，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内，古斯塔夫就完成了重新部署，使瑞典步兵又以线式的部署正对提利的步兵。

会战后期的详细过程不太清楚，但是，古斯塔夫国王左翼的骑兵冲击驱散了提利的骑兵。在骑兵冲击的支援下，瑞典步兵占据了上风。其优势的获取部分原因在于其6列纵深的滑膛枪手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发射更强的火力。而罗马帝国的火绳枪手和滑膛枪手，纵深为30列，作战中应用反向运动技术，前面的步兵不断运动到后面进行重新装填，以保证在一个较窄的正面上有连续不断的火力。瑞典人采用这种宽正面浅纵深的兵力部署办法，可以在某一时间集中己方火力威力。实践证明，它很好地为其骑兵和长矛兵实施冲击提供了火力支援。除此之外，瑞典轻步兵也与对方的轻步兵直接交战。瑞典军队中一位亲身参加会战的人是这样描述他的连队在战场上进击对方部队的，“首先，我让配置在我前面的三门小加农炮实施射击，然后，我令滑膛枪手们在敌人进至火枪火力射程之内才进行齐射。先是前面三列齐射，接着是后面三列。然后，我们冲进敌人队形，用滑膛枪和马刀击倒他们。”这位上尉同时也记录了罗马帝国骑兵成功地攻击了没有滑膛枪火力支援的瑞典长矛兵的过程。“他们（罗马帝国骑兵）走向长矛兵，以手枪进行一至两次齐射，杀了所有抬伤员的苏格兰担架手，一下子，许多伤员都同时倒在地上。”[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新时代》，小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175-176页。]

在会战的结束阶段，提利部队两翼的战败骑兵丢下了步兵逃离了战场。其步兵不得不面对优秀的瑞典炮兵，以及包括被瑞典人俘虏后而调转炮口的自己炮兵的火力射击。最后，提利自己也受了伤，部队损失巨大，丢下7600名尸体，不得不撤离战场。瑞典骑兵，也可能是当地的贫民，为寻求报复，在帝国军队撤退过程中杀了更多的士兵，同时，瑞典人还在战场上活捉了6000名战俘。后来，战俘人数又有所增加。这些战俘逐渐地又加入到瑞典军队的行列中。会战中，瑞典兵阵亡1500人，萨克森人阵亡3000人。

在这次会战，古斯塔夫的步兵线式战术，以及其骑兵不是依赖手枪进行射击而是持刀进行冲击的骑兵战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在会战中，古斯塔夫将瑞典军队部署成两线，以形成一个预备队用来保护军队的翼侧，这一点与古代的西庇阿和恺撒对自己军队部署中第二线部队的使用方法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也说明，传统的方法仍具有传统的功效。

提利在布赖腾费尔德战场上部署了3.4万名将士，最后只剩1.3万人。战后，他率领这些剩余人员向西撤退，渡过了威悉河（德意志北部一河名）。而古斯塔夫在会战中给对方造成了60%还多的伤亡，战后又招募了超过自己伤亡人数的俘虏兵入伍。可以说，他在战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战术上的成就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许多新教徒公爵们都愿与他结成联盟，这一方面是被古斯塔夫的成就所吸引，另一方面也可能慑于古斯塔夫的莫大威力。古斯塔夫将这些公爵们的军队改造成自己的军队，为己所用，同时，占领他们的领地，征收战争特别税，以养活他迅速膨胀的军队。为利用战术上的成功效果，古斯塔夫很快就又开始扩大自己的战争基地，即将这些地区变为由自己军队驻守，同时还可征收战争特别税的地区，以养活自己军队。通过这种方式，他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削弱罗马帝国可以征兵和维持军队给养的地盘。这种稳步占领领地的持久战略方针，既可保证实现政治目标，又可以在军事上起到与敌争夺后勤补给资源的战略效果。从这一点上看，古斯塔夫的战略与当年英格兰人征服威尔士的战略，以及英国国王亨利五世在英法百年战争最后一阶段推行的持久战略，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在规模上和实施的速度上稍有不同。

如果古斯塔夫能够坚持他在前12月中采用的保守型政策，那么，他就可以充分利用战术上的成功效果，沿威悉河西岸不断扩大自己领地，全面征服威悉河与荷兰边境线之间的这片领地。这一目标将是他在布赖腾费尔德战场上以较大的军队伤亡代价夺取的战术胜利的最好回报。这也是与他早期制定的不进占过多的领地，以免超出自己的征服、修筑工事并派兵驻守实际能力的战略方针相一致的。这种稳步的进展，可以充分保证所占领地的范围与自己能用于控制领地的兵力相匹配。

然而，古斯塔夫国王被布赖腾费尔德会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扩大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他将威悉河以西的这片领地留给自己的部下去征服，自己则向南进至美因河畔，沿路占领土地，征收战争特别税，征募新兵。与此同时，萨克森的军队进占西里西亚，并向波希米亚推进。古斯塔夫则又计划向西推进，沿美因河而下至莱茵河河畔。除了要控制这一大片领地外，古斯塔夫还想以此吸引提利离开他所撤至的威悉河西岸，以使瑞典军队能尽快征服那片国土。

提利通过争取了一些要塞守军加入自己军队，同时又征召了一些新兵，这样，又组建了一支有2.5万士兵的军队。他在古斯塔夫的吸引下，会同另一支罗马帝国军队到达美因河附近。此时，他的军队人数至少有4万人。一向谨慎的古斯塔夫被提利庞大的军队规模所吓，未敢靠近提利。而提利则考虑到自己军队的士气较低落，生活给养和武器装备供应不足，因而，也未再继续靠近瑞典军队，而向西去威胁纽伦堡，希望能迫使古斯塔夫不再沿美因河而下。纽伦堡是一座很坚固的城市，提利的部队是不可能夺占的。然而，提利率领的这支死而复生的、长生鸟似的军队对纽伦堡的威胁行动，反而清楚地显示出过于乐观的古斯塔夫，其此时的企图远超出了布赖腾费尔德战场上胜利所能带来的效果。他现在要去的不是威悉河西岸，而是向南到美因河畔。他已经偏离了他自己以前的政策，即军队每到一片地方，必须在巩固了以后再进占新的一片领地，部队所进占的地区不能超出自己可以修筑工事并派兵驻守以达到稳定控制的能力。古斯塔夫在战略上的这一变动，导致了其兵力相对于所占地域空间的比率低于他想保持的标准。因此，他新占的沿美因河以及河南岸的一大片领地，就很难以有效进行防卫。虽然古斯塔夫依然奉行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但是，由于他扩展得太快，大大降低了他对所占地盘实际的控制效果，因此，如果说他还没有超出持久战战略的界线的话，那他实际上也已经接近了袭击战的战略。

就在提利向东去威胁纽伦堡的同时，古斯塔夫国王又开始了他沿美因河而下计划，夺占了不少富裕的城市，从而，大大地补足了他的军队，“在这片富裕的土地上，可以说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和平。他们（瑞典军队）因此有了充足的谷物、美酒、水果、金子、银子、珠宝，以及其他可以想像得到的各种财富。”当部队到达莱茵河畔后，古斯塔夫就开始巩固他所占领的河岸这片富饶的地方，同时对部队进行冬季休整，并计划征召21万士兵，以准备1632年的战役，保证有足够的兵力进占巴伐利亚，而后再向维也纳推进，此外，还要保持有6个野战兵团。然而，古斯塔夫过高估计了他所占领地的资源，所征召的士兵人数没超过140000。不过，古斯塔夫成功地实现了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他的这支140000名士兵的大军中，瑞典人只占13000。对于这些非瑞典士兵的生活给养所需要的钱，极大部分来源于在德意志征收的战争特别税。尽管，古斯塔夫实际征召的人数还未达到预定计划人数，但这也远超出了古斯塔夫自己的供养能力。[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556页。]

古斯塔夫对付华伦斯坦：后勤战略和作战战略

在古斯塔夫搜集人力资源扩军的同时，华伦斯坦也在积极征兵。这就使得德意志的兵源趋于枯竭。瑞典人的突然到来，给罗马帝国带来了威胁，教皇于是召回许多以前有所成就的军事签约人，华伦斯坦便是其中之一。他于1632年初，在波希米亚筹建了一支军队。他尽量使自己的征兵工作范围不波及到布拉格城。萨克森的军队占领了这座城市，正在消耗着敌人的资源而过冬。华伦斯坦因为担心萨克森再一次变为中立，因此，尽量小心地避免与正占领着波希米亚首府布拉格城的萨克森军队发生冲突。古斯塔夫，尽管知道华伦斯坦已筹建起了一支新的军队，也清楚华伦斯坦对萨克森人可能带来的影响，但是，他还是发起了春季战役，旨在扩大自己在德意志南部的根据地，将根据地范围扩大至多瑙河甚至巴伐利亚附近。3月下旬，古斯塔夫国王进至多瑙河附近，很快就控制了多瑙河从乌尔姆到多纳维茨河段，将自己的控制范围推进至忠实的天主教国——巴伐利亚的边境线，即莱希河的附近。这条河在春天雪化时，河水较深，水流也较急。

古斯塔夫在布赖腾费尔德会战的胜利为自己招来了一些新的盟友，开辟了新的战场。古斯塔夫让萨克森军队向波希米亚地区扩张，进展较为顺利，已突入其首府布拉格城。然而，他自己的部下在将自己最初的根据地向西推进至荷兰边境线的努力却未获成功，遇到了罗马帝国的一位英勇善战的杰出指挥官巴本海姆伯爵的有效抵抗。古斯塔夫在美因河和多瑙河附近已占领了许多城市。他向德意志东部和南部的快步推进，本来也可以建立起类似于北部的那种稳固而可靠的战争基地，然而，古斯塔夫现在并不打算就地巩固阵地，还想侵占巴伐利亚。对巴伐利亚这样一个敌对国家的侵占行动只能是一种袭击，而且，华伦斯坦在巴伐利亚新组建的军队给此行动笼罩了一种不祥的阴影。但就是这样，古斯塔夫还是实施了侵占巴伐利亚的战役计划。在战役实施过程中，古斯塔夫展示了其综合的机动诱敌技术，以及集中兵力攻击敌之弱点的战法，顺利渡过了一条不容易渡涉且有敌严密防御的河流。

提利已经拆毁了莱希河上的所有桥梁，转移走了所有的船只，并在河对岸部署了与古斯塔夫部队实力相当的兵力防守，但是，古斯塔夫还是想横渡此河。他在河道的非真正渡涉地点进行炮火袭击以欺骗敌人，而在真正的渡涉点上以火药烟雾和焚烧稻草发出的烟雾做掩护，让部队通过一座预先搭好的浮桥渡过莱希河，并在己方炮兵火力的掩护下，建立起一个牢固的桥头堡。莱希河对岸有一片森林，加农炮弹打在树上，击落了许多树枝，砸伤了不少提利部队的士兵。这实际上增大了瑞典炮兵的火力威力。古斯塔夫应用战术欺骗，有效地保证了部队顺利渡过防范严密的河流，同时，在预先选定的敌防御弱点集中自己优势的兵力进行了成功的攻击。

在渡河战斗中，由于敌军统帅提利身负重伤，其部队撤离了战场。古斯塔夫率部队渡过莱希河后，便在巴伐利亚开始了军队有组织的抢劫行动。在政治上，古斯塔夫想以此相要挟，迫使对方妥协；在军事上，他想通过抢劫行动，与敌在这片至今战争尚未触及的、富饶的领地上争夺资源。巴伐利亚的选帝侯号召他的臣民与入侵者展开搏斗。然而，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却打开城门迎接瑞典军队进城。其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被围困，另一方面，则担心要承担巨额的战争特别税而带来的经济洗劫。古斯塔夫入侵巴伐利亚，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充实了自己军队，削弱了选帝侯的资源。然而，这些并没有影响华伦斯坦率军开赴萨克森领地以阻止萨克森选帝侯与瑞典人的联盟。

对政治较敏感的华伦斯坦，在萨克森领地内一直是小心行事。后来，自己筹建起军队后，仍然是将自己的作战目标定在重新夺回布拉格城，将萨克森的军队赶出波希米亚。然而，华伦斯坦是一位杰出的组织管理人才，自17世纪初起便开始服兵役，后来一直断断续续地在军队服役。他在与古斯塔夫作战中，也展示了自己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战术家，也是一位难得的战略家。华伦斯坦的个不高，身材微瘦，红头发，性情孤僻，作风专横。他那能支配周围一切的气度，能够很好地鼓舞部队士气，振奋官兵精神。罗马帝国军队的这位新指挥官，将被实践证明是伟大的古斯塔夫国王的强劲对手。

正当古斯塔夫为寻求保护萨克森军队，而率军袭击巴伐利亚，旨在吸引华伦斯坦南下保护巴伐利亚时，华伦斯坦也在想通过威胁萨克森以吸引古斯塔夫离开巴伐利亚。最后，华伦斯坦的诱敌计划得以实现，古斯塔夫率领他的一半人马前来与萨克森军队联合。然而，极其精明的华伦斯坦立即率军南下，企图阻止古斯塔夫与萨克森军队的会合。古斯塔夫赶到纽伦堡时，得知可怕的华伦斯坦正率军南下，可能寻求会战时，他便开始仿造自己以前曾用堑壕工事成功地阻挡了提利军队前进的做法，在纽伦堡外围挖掘堑壕、构筑工事，同时调威悉河以外的瑞典军队和驻在莱茵河、多瑙河的瑞典军队前来增援。在6月下旬，华伦斯坦联合了提利的老部队，共4.8万素质参差不齐的官兵，向纽伦堡接近，急切寻求会战。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古斯塔夫的2万名官兵，在城外已挖掘好了堑壕工事。

古斯塔夫，这位布赖腾费尔德会战的胜利者，突然发现只有他自己部队在纽伦堡组织防御，他的萨克森盟军已被赶出了波希米亚。他在威悉河以西的战役行动陷入了困境，遇到了巴本海姆部队的坚决抵抗。由于自己在纽伦堡对付华伦斯坦，在德意志南部和东部巩固所占领地的行动也迟滞不前。如果，华伦斯坦令其大规模的强大军队去进攻古斯塔夫在纽伦堡外围修筑的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阵地，那么，进攻不仅要失败，而且，瑞典军队的胜利又将使古斯塔夫夺回战场主动权。然而，正如提利在沃奔表现的那样，谨慎的华伦斯坦也不愿进攻瑞典军队的工事阵地。

华伦斯坦，这位足智多谋的罗马帝国指挥官，放弃了实施交战的机会，而改用剥夺其后勤资源的战略方针，以通过饥饿迫使古斯塔夫的军队投降。华伦斯坦凭借其众多的人马，依托自己所占的纽伦堡附近的一些小城镇，控制了纽伦堡城东面、南面和北面的大片领土。他在距古斯塔夫军队7英里外的一条小河边修筑工事，构筑阵地，坚信只要断绝瑞典军队的后勤供应，古斯塔夫就不得不面对两难的选择，要么向已构筑好工事的华伦斯坦防御军队发起进攻；要么乖乖地撤退，从此名声扫地。就在华伦斯坦精心准备战场的同时，古斯塔夫也在从其他地方调集自己的部队前来应战。在其他方向上的瑞典军队赶来之前的两个月的时间内，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两方的军队都在抢劫粮草，同时破坏对方的搜集粮草行动，等待着将对方饿出战场。然而，双方都没有达到目的。相比之下，华伦斯坦的大规模军队抢劫的范围更远些，生活也相对好些。当其他方向上的瑞典军队聚集到一定距离上时，古斯塔夫命令他们在向自己靠拢过程中沿路进行抢劫，大量毁坏华伦斯坦的后勤供应。8月中旬，古斯塔夫的增援部队都已赶到，有近3万人，这样，古斯塔夫的军队总数达到4.5万人。

然而，军队规模的扩大并没有明显地改善古斯塔夫的艰难处境。瑞典军队并没有主动从华伦斯坦军队的背后向其挑战，倒是华伦斯坦希望古斯塔夫的军队去攻击自己构筑有良好堑壕工事的阵地。当然，古斯塔夫国王应该放弃进攻对方，而仍然以饥饿困死对方。然而，当华伦斯坦主动将自己的部队从西侧的阵地撤回东侧，以引诱对方攻击自己强固的阵地时，一名愚蠢的瑞典侦察兵报告说，罗马帝国军队在组织撤退了。古斯塔夫信以为真，决心利用这一机会，向华伦斯坦的东北侧阵地发起攻击。华伦斯坦的部队撤退是假，将人员调回后面的阵地进行防御是真，因此，帝国军队仅以伤亡600人的代价就挡住了瑞典军队的攻击，而瑞典军队的伤亡则高达2400人。

8月底，瑞典军队的这次小小攻击行动的失败，标志着瑞典军队全面撤退时间的到来，当然，瑞典军队的撤退并不是由这次攻击行动的失败所造成的。瑞典军队的人数是罗马帝国军队人数的两倍，华伦斯坦的后勤资源掠夺战略最后发挥了作用，而且效果良好。到9月初，有1万名瑞典士兵离开了部队，6000匹战马被饿死。9月8日，古斯塔夫开始撤离战场，此时他的骑兵已从1.6万名下降到4000名，步兵连的平均人数由原来的150人下降到57人。华伦斯坦的后勤资源掠夺战略给瑞典军队造成的损失相当于一次重大的战斗失败带来的损失。这位既是商人，又是军人的帝国将军，却很好地安排了自己军队的后勤供应，因此，在整个战役中，其军队的损失较小。

当这两支大军相互撤离之后，双方指挥官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只知道离开纽伦堡这一资源匮乏的地区。古斯塔夫率军向南行进，最后决定回到多瑙河地区，以完成巩固这一地区，准备1633年的战役。同时，为保护萨克森，他向巴伐利亚又发起一次佯攻，并将攻击方向直指维也纳。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华伦斯坦最后决定向萨克森开进。他认为，萨克森是部队进行冬季休整的好地方。另外，他还想在与巴本海姆伯爵会合后，去威胁萨克森的领地和古斯塔夫的根据地。这是一个具有双重效果的诱骗计划，以吸引古斯塔夫离开巴伐利亚。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都想利用袭击的攻势效果，去袭击对方的战争基地，以迫使对方实施防守。双方都在比着使用诱骗战术，一方是在威胁德意志北部地区和萨克森领地，另一方是在威逼巴伐利亚。相比之下，华伦斯坦占据更有利的位置。瑞典古斯塔夫国王对自己在北部精心创建的根据地受到威胁而感到极大的焦虑。他知道，如果萨克森的领地遭到蹂躏，萨克森选帝侯就很可能退出战争，相反，巴伐利亚是天主教联盟的中坚力量，将会始终忠于自己的事业。

古斯塔夫以其特有的旺盛精力，率领自己军队向北行军，目标是保护萨克森领地，同时掩护自己整个北部地区的根据地，免遭华伦斯坦及其下级指挥官——巴本海姆军队的侵占。巴本海姆是一位相当能干且精力充沛的将军，是他，阻止了瑞典军队征服威悉河和荷兰边境线之间的大片领土。由于考虑到敌人会封锁通往萨克森领地的山间通道，古斯塔夫国王率领军队以平均每天22英里的速度，在17天内走完了380英里的路程，顺利穿过了通道。在这种高强度的急行军中，瑞典军队的非战斗减员很少。这不能不说明瑞典军队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官兵们士气高昂，能吃苦耐劳。

10月底，瑞典军队到达了萨勒河附近的纳姆堡，并夺取了这个防范不严的小城，赶在华伦斯坦的援军到来之前，渡过了萨勒河。此时，古斯塔夫既不知道华伦斯坦的军队在哪，也不清楚萨克森盟军的位置，就开始在纳姆堡外围挖壕修筑工事阵地了，就像自己在沃奔和纽伦堡所做的一样。当华伦斯坦侦察到古斯塔夫军队已构筑了坚固阵地后，他不仅不考虑向瑞典军队发起攻击，而且还错误地认为，眼下已经是11月初，天气寒冷，古斯塔夫是要在纳姆堡对部队进行冬季休整了。因此，华伦斯坦也计划将自己的军队放在萨克森领地进行冬季休整，同时考虑实施后勤资源抢夺战略，也像在纽伦堡那样控制大面积的国土，控制军队的后勤资源供应。于是，华伦斯坦将自己的军队分散到各地，以实施后勤资源争夺战，自己呆在莱比锡以南的一个叫吕岑的地方，派巴本海姆将军带大部人马去20英里以外的哈雷城。

然而，华伦斯坦错误判断了古斯塔夫的意图。当古斯塔夫国王得知华伦斯坦已将自己军队分散到各地后，他立即率领部队赶赴华伦斯坦所在的吕岑。此时，华伦斯坦意识到，如果自己不采取行动，瑞典军队就将与萨克森军队会合，而且自己也不想放弃目前正处于这两支敌人军队之间的中间阵地，不想失去与奥地利以及与巴本海姆军队间的联系，因此，他决定实施一次防御作战。因为，他相信，古斯塔夫的瑞典军队肯定会首先向自己发起进攻。

身患中风的华伦斯坦被用椅子抬到战场上，指挥部队尽最大可能利用这片平坦的地形。他使自己的部署左翼紧挨一个村庄，将炮兵配置在附近的一个高地上，保证炮兵火力能打到部队的整个正面。部队部署的右翼有一条几乎构不成障碍的小溪作屏护。骑兵配置在右翼。在部队的正面前方有一条道路，他令士兵在路两侧各挖一条壕沟。靠近瑞典军队一侧的壕沟，将挖出的松土堆在敌方，这样，他的滑膛枪手就可以站在渠里进行射击，前面有一垛胸墙挡着。在路内侧的壕沟挖得深些，挖出的松土堆在内侧，这样，又筑起了一道胸墙，胸墙的前面还有一壕沟作掩护，滑膛枪手们可以躲在胸墙后面，越过站在前面一条渠里士兵的头顶进行射击。除了进行这些常规性准备之外，华伦斯坦还灵活地采用小编组战斗队形，每个编组队形的纵深不超过10列，并将这些小型战斗编组作两线部署。骑兵队形的纵深更浅，华伦斯坦指示他们像瑞典骑兵那样实施冲击行动。另外，他还按照瑞典人的模式，让滑膛枪兵以火力支援骑兵的冲击行动，以几门轻便小炮支援步兵作战。经过这一番精心准备后，华伦斯坦就等着古斯塔夫军队的进攻。然而，他更焦急的是等待着名的巴本海姆将军率领3000名骑兵从哈雷赶来支援自己的战斗。

瑞典军队赶到华伦斯坦军队的阵地前面已是近黄昏，古斯塔夫便将自己的部队部署成战斗队形，准备在第二天一早就抵近华伦斯坦的部队，赶在巴本海姆将军的部队到来之前进行决战。在巴本海姆将军的部队到来之前，华伦斯坦的部队大约有1.6万人，有一半是骑兵；瑞典军队大约有1.9万人，1/3是骑兵。瑞典军队采用的是他们自己的传统阵形，骑兵部署在两翼，最好的骑兵部署在右翼。古斯塔夫国王准备让右翼优秀的骑兵先冲击华伦斯坦军队暴露的左翼，得手后再从翼侧和侧后攻击敌步兵。

作战略图4.5吕岑会战的作战部署与作战经过

然而，第二天早上有大雾，瑞典军队将攻击时间推迟到11点。正当其骑兵击败了帝国军队的骑兵，转而准备去攻击敌步兵时，巴本海姆将军的援兵赶到了，挡住了这一关键性的骑兵冲击势头。同时，瑞典步兵在古斯塔夫国王的率领下也发起了攻击，一发滑膛枪弹击中了古斯塔夫国王的胳膊，但他仍率众击败了守在渠里的敌滑膛枪兵，在左翼骑兵的协助下，与第一线的罗马帝国部队主力展开了拉锯战。在双方骑兵战斗中，一发加农炮弹将巴本海姆将军击成重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因此，瑞典军队右翼的骑兵部队再一次扭转了战场不利态势。正当瑞典骑兵乘胜攻击，开始向华伦斯坦的步兵发起攻击时，天又降大雾，战斗实际上又停了下来。华伦斯坦利用这一战斗间隙，将自己手头剩余的骑兵调遣到左翼，同时派遣了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官——奥塔沃·皮克勒米尼接替巴本海姆将军的指挥。当雾散了以后，华伦斯坦左翼的骑兵在古斯塔夫国王阵亡消息的鼓舞下，在皮克勒米尼强有力的指挥下，再一次改变了左翼的不利态势。皮克勒米尼将军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曾6次中弹受伤，曾有5匹马在他的胯下战死在战场上，后来成长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公爵和总司令官。

眼看华伦斯坦通过成功地组织防御，似乎要赢得此次会战胜利了。然而，瑞典士兵为了替死去的国王报仇雪恨，发起了一次猛烈的攻击行动，最终在左翼赢得了胜利，占领了吕岑村以及附近的一个小高地，缴获了帝国军队的火炮，同时还占领了帝国军队最坚固的一段阵地。尽管太阳已经落山，华伦斯坦的防线依然完好，但是，意志消沉的华伦斯坦决心组织部队撤退。在自己骑兵以及新到来的巴本海姆将军的步兵掩护下，华伦斯坦部队在撤退中没遇到什么麻烦。当然，如果此时有一个意志坚定的指挥官，那么，他很可能会坚守阵地，最后夺取吕岑会战的胜利。瑞典军队此时已丧失了1/3的战斗力，无力实施追击，即便帝国军队的战斗力损失也不下于这个比率。如果说，此次会战有什么战术影响的话，那就是它带来了重要的战略结局。华伦斯坦因此决定撤到波希米亚，将萨克森领地留给了瑞典人，撤走了对德意志北部瑞典人根据地的威胁。不久，华伦斯坦被刺杀，从而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古斯塔夫线式战术的影响

虽然，古斯塔夫战死在疆场，但是，他的战术改革并没有因此结束。相反，随着华伦斯坦吸收了古斯塔夫的战术改革基本原则的绝大部分内容，古斯塔夫的战术改革传遍了整个西欧。古斯塔夫对骑兵条令所进行的修改，强调骑兵与其他骑兵作战时的突击动作，成为了一种标准行动。虽然绝大多数欧洲骑兵在手枪的使用上比古斯塔夫所认可的程度要更广泛得多，但是，这种条令的修正只是使现有的骑兵恢复了其真正的多功能性。这种多功能性已经在16世纪后半叶的法兰西骑兵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例证。古斯塔夫变革中最长久的影响就是使步兵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步兵成为了战场上的主要力量。

瑞士人将长矛兵布设为密集方阵，使得瑞士步兵能够有效抵挡骑兵从任何方向的冲击。而且，瑞士军队训练有素，富有攻击性，因而，瑞士长矛方阵在战场上具有进攻能力。最初，轻步兵在瑞士步兵战术体系中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因为有了瑞士长矛方阵这种无懈可击的方阵出现，轻步兵才能够有机会在重骑兵主宰的战场上有所作为。最早的时候，轻步兵仅局限于在防御会战中担负防御任务。比如，在英军战术体系中，英国人就通常把他们的长弓兵配置在自然障碍物后面进行作战。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瑞士重步兵，它与下马作战的英军重骑兵不同，能够在战场上实施机动。这就使得轻步兵可在长矛兵的掩护下，参与各种作战行动，而不必过于依赖障碍物进行防御。

于是，瑞士步兵便成了一种通用的模式。然而，与此同时，以十字弓弩兵和火绳枪兵也就逐渐地变得更加重要了。因为，其他长矛兵通常不像瑞士兵那样训练有素，往往缺乏凝聚力和进取精神，因此，并不真正具备瑞士长矛方阵所具有的战场机动能力。轻步兵自身具有进攻性的要素，他们部署成散兵，向敌人的长矛兵进行射击，而且，如果轻步兵能够得到掩护，他们甚至能杀伤骑兵。火绳枪特别是滑膛枪的威力越来越大，就使得步兵对全副装甲的士兵和他们的马匹构成了威胁。新骑兵及其用手枪对长矛兵进行攻击的发展增强了滑膛枪手的重要性，当时，滑膛枪手已经被认为在保护重步兵免受骑兵的手枪攻击时是必不可少的。火绳枪手和滑膛枪手开始起到了长弓手在与土耳其轻骑兵进行的十字军东征战争中相同的作用。

16世纪的兵力系统也使轻步兵的进攻价值更显突出。在每次战役之后照例遣散雇佣军队常常使长矛兵无法得到训练，以及无法获得瑞士社团系统给予其部队的凝聚力。但是，同样这个兵力系统并没有对轻步兵的价值产生影响，轻步兵在传统上是作为单兵作战的，它们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每个火绳枪手和滑膛枪手的技能和进取心，除非它们为了寻求长矛队形的保护而加入长矛队形以及帮助抵抗骑兵的冲锋。不管怎样，当滑膛枪手射击时，他们完成的是一种单兵动作，要求最好有一个松散的队形。参加过几次战役之后，经验丰富的职业轻步兵将会获得散兵作战和射击的技能。但是，具有同样经历的长矛兵，由于他们常常与不熟悉的同胞一起服役，所以，它们并不能展示出与依靠协同的战术所具有的相同效能。

因而，各国军队中轻步兵的比例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兵力系统对其技能发展的阻力要比重步兵的小。与此同时，轻步兵也剥夺了训练不力的长矛兵的很多进攻潜能。德意志骑兵的出现提高了轻步兵的重要性，这不是仅仅因为轻步兵在保护长矛兵免受骑兵手枪攻击时的作用，而是因为德意志骑兵为了使用手枪，已经放弃了长矛而采用马刀作为其突击武器。由于长矛兵不再需要面对老式长矛轻骑兵的冲锋，长矛兵也就失去了一些重要性，因为德意志骑兵在对以长矛为武器的重步兵采取突击动作时缺乏同样的威力。骑兵之间相互作战的手枪战术的发展也降低了骑兵的能力，也减小了骑兵对一线长矛兵发动一次强有力和危险的冲锋的倾向。因而，这不仅使轻步兵变得在保护重步兵免受手枪射击时至关重要，而且当更弱小的骑兵进行攻击时，只需要比例更小的长矛兵来对骑兵进行抵抗。到17世纪时，这两种武器已经成为完全的合作伙伴，它们的作用有着相同的声望，而且在数量上也相当。古斯塔夫试图通过训练和条令使长矛兵重新恢复它们过去的进攻能力，但是，随着他的军队不久开始包含大量的德意志雇佣军，他的新会战条令中的这一部分未能坚持下去。

付给两种武器系统工资的变化也反映了轻步兵和重步兵相对的战术价值和表现质量上的变化。在三十年战争刚开始时，长矛兵的工资待遇要稍好于火绳枪手或滑膛枪手的待遇，但是，到战争结束时，枪手的工资已经接近长矛兵的两倍。华伦斯坦早就抱怨说，最差的新兵成为长矛兵，而工资和战术期望则反映了这种发展。

因而，莫里斯和古斯塔夫的变化与一个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相吻合。古斯塔夫的变化进一步地使轻步兵的作用更加突出，主要是通过使轻步兵在抵抗骑兵的攻击中担当主要的角色。通过给所有的手枪手装备更令人生畏的滑膛枪并且提供齐射火力，这使他们能将火力集中于关键的时刻，滑膛枪手并不是仅仅躲避在长矛之后，他们能够成为击退骑兵冲锋的伙伴。通过采用一种线式队形，莫里斯和古斯塔夫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引进瑞士方阵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如果长矛兵最初需要一个50行乘50列的方阵去抵抗装备有长矛、全铠甲的老式骑兵进行的坚决和熟练的攻击，那么，为了击败部分着铠甲的骑兵使用马刀进行攻击的冲锋，他们几乎不需要这样的纵深。只有5列或6列纵深的线式队形能够同样很好地抵抗这样的猛攻。甚至是长矛兵所使用的长矛也变得更短了，只是因为它不再需要比轻骑兵的长矛更长。浅纵深队形使节省人员成为可能，也使在会战中使用两个横队变得相当容易，因而也就在军队的会战队形中建立起了预备队。

绝大多数这些变化已经开始出现在西班牙系统里，包括队形更小以及提高了轻步兵与重步兵之间的协同性。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古斯塔夫的改革传播得很快，虽然古斯塔夫新的骑兵条令中强调骑兵实施强劲的冲锋提高了骑兵的突击力量，但是，这些改革的作用依然很好。纵深更浅的长矛队形在来自滑膛枪手齐射火力的支援下，不仅拥有足够的防御力量去抵抗以马刀为武器的重骑兵的坚决的冲锋，而且甚至能抵抗古斯塔夫的步兵已经成功地面对过的波兰长矛骑兵的冲锋。古斯塔夫已经建立起了一个与古罗马军队相同的战术系统，在新战术系统中，编有两个横队，并需要对滑膛枪手齐射进行训练，也需要对第二个横队执行预备队任务进行训练，保证有良好的运动秩序。但是，新的队形排列比古罗马的队形具有更大的多功能性，因为新队形中有50%的轻步兵，使新队形能抵抗由手枪兵进行的帕提亚式攻击以及由哥特骑兵进行的冲锋。

古斯塔夫的古罗马式组合有一个重要的缺陷：缺乏瑞士方阵所固有的由队形提供的全方位保护。一个只有5列纵深的横队只能面向一个方向，意味着这种横队有易于遭到攻击的翼侧和一个易遭到袭击的后方。在这方面，这样的队形与古罗马时的队形毫无区别，而且，这样的队形与古罗马的队形一样，编有第二个横队的力量去支援第一个横队。而新队形的纪律、训练和连贯性是完全比得上古罗马队形的，这提供了另一种用于保护翼侧和后方的资源。新的战术队形的第二个不足在于缺乏在采用古希腊和古罗马线式队形时所固有的机动能力。尽管瑞士方阵能够以一种彼此相互支援的关系向前机动而不必考虑将它们的正面保持成一条直线，因为它们各自掩护着自己的翼侧，而一个线式队形则不得不将各自的队形与其他队形保持在一条直线上。另外，每支部队只有6列纵深而却有由100或更多人组成的正面，这使自己队形的正面保持成一条线时有一些困难，而这样的问题在只有其一半正面的方阵中是从未遇到过的。而且，将队形的正面很好地保持成一条直线对滑膛枪手特别重要，当滑膛枪手进行齐射时，如果他们不是肩并肩地站着，他们将有可能造成误伤。

横队的机动能力不足已经在古代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当伊巴密农达在留克特拉通过在战场上进行对角线机动去攻击斯巴达人的横队时，已经展示了一个方阵所具有有优势机动能力。后来，苏格兰人和瑞士人经常向世人展示他们士兵队形的战场机动能力。但是，机动能力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理论上的损失，因为未经训练的三十年战争的长矛兵并不能利用密集队形所固有的机动能力。即使提利的老兵们在布赖腾费尔德笨重地机动，而训练有素的瑞士人在机动能力上只与他们相当。

古斯塔夫通过给每名轻步兵提供一枝滑膛枪而明显地提高了火力，但是，他试图增强火炮作用的努力却收效甚微。他的能够在会战中机动的轻型火炮仍然不足以在进攻中提供许多支援。火炮更多的机动能力使其更易于在行军中跟上陆军的行军步伐，也使其具有更大的保证去成为作战组成成份。然而，这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火炮的改进继续有利于防御，因为，进行防御的横队拥有火炮增加的火力，而实施进攻的横队却通常没有这种增加的火力。线式系统的采用确实降低了火炮对步兵的杀伤力，因为一枚炮弹只能穿过6列纵深。但是，这提高了横向射击火力的价值。指挥官们像华伦斯坦在吕岑会战中那样设法将他们的火炮配置在队形翼侧，火炮从翼侧能向敌人的横队射击或使炮弹经对角线穿过敌方的线式队形。骑兵排列成一种线式队形进行突击行作，而不是以一种纵深队形利用手枪进行半旋转动作，使骑兵获得了一些免受远程火炮火力毁伤的保护，但骑兵仍然易于遭到横向射击火力的杀伤。

火炮通过技术的提高而获得了更大的效能。在平坦地形上，一枚以小角度着地的炮弹将产生跳弹，以一种小石片在水面上跳跃的方式沿地面跳跃。跳弹火力增强了炮弹对部队的威胁，因为它们通常在人脑以下的高度上跳跃，而且，尽管由于炮弹与地面进行了接触而降低了速度，但跳弹对于人员和马匹来说仍然是十分危险的。在进攻中跳弹火力增加了火炮的效能，它提供了一种更强有力的手段以在猛攻之前对敌方的会战队形进行攻击。但是，一旦己方部队开始了突击行动，火炮除非能伴随攻击部队前进，否则，火炮通常将停止射击，因为它们害怕命中己方的突击士兵。

火炮使力量基本上很强大、但战术机动能力不足的轻步兵得以继续存在。火炮的机动能力足以进入战场和参加会战，但火炮仍然缺乏使用便携式投射武器的轻步兵的机动力特点。火炮在会战中的作用类似于仅仅局限于防御行动的英国长弓手。但是在围城作战中，火炮对进攻和防御方都起着主要的作用，火炮射程远，无论是炮弹还是霰弹，其威力都使火炮具有令人生畏的多种用途，并能造成不可逾越的界线。使用投射武器进行较微弱打击的传统已经随着滑膛枪的出现而消失了，但是，火炮的威力使滑膛枪、长矛和剑都相形见绌。

尽管古斯塔夫的变革在整个欧洲传播的过程中在文字上和精神上都遭到一些削弱，但是，所有国家的军队最终都采纳了牺牲全方位防御的两个横队会战队形和长矛兵横队。但是，线式队形使得两个横队能够在很大的宽度上形成一个基本上连续不断的正面，这个正面的宽度与以前由一排老式纵深队形掩护的宽度相当。在长矛队形中通过较大的纵深形成的全方位防御，或者是需要一个较短的横队，或者是需要一个部队之间留有间隙地的横队，短横队易于被敌人使用浅纵深线式队形包围和迂回翼侧，而部队之间留下的间隙地太大，以至于几乎无法拦截敌人骑兵或甚至是敌人步兵队形从中通过。因而，使用排列成两个横队的更小队形去提供一个预备队，也同样使其具备了线式部署思想。

随着该系统在17世纪剩下的时间里继续向前发展，其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滑膛枪手甚至占据了比长矛兵更有利的优势地位。更慢速燃烧火药的广泛使用，使爆炸装药能给弹丸提供更持久的推动力，并且大多数滑膛枪使用了长枪管，增加了枪弹速度。尽管火绳枪仍然是不可靠的，并且射速很少超过每分钟一发，但是，其强大的威力及其在250码距离上的杀伤力意味着滑膛枪手在保护他们自己免受骑兵的攻击时很少需要长矛兵的帮助。火力重要性的提高也要求采用一种每个滑膛枪手都能利用其滑膛枪进行射击的线式队形。

即使将军们趋向于继续同意长矛兵基本上具有防御的作用，而古斯塔夫的战术方法已经在需求上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就是要求轻步兵采取只有通过训练才能实现的统一和协调的行动。与他们通常作为散兵以及传统上依赖于个人技能和主动性所不同的是，使用轻步兵排成一列进行齐射，需要他们一同前进并保持他们相互之间的间隔和距离，而且他们要以同样的速度装弹和按命令射击。即使指挥官们已经使他们自己同意轻步兵具有防御的作用，在很多方面与他们的长矛兵一样，而依赖于齐射进行防御使轻步兵的训练极为重要。新的战术使一支未经训练的部队在面对一个经过充分训练的对手时，将会置于非常严重的战术不利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术越来越强调提高步兵的火力。各国军队在忽视古斯塔夫使长矛兵恢复进攻机动能力的思想的情况下，寻求通过数量更多和训练更有素的滑膛枪手来达成进攻以及防御力量。因而，长矛兵的比例下降了，比例一直降低至整个步兵的1／4。步兵之间的会战趋向于变成轻步兵使用投射武器但排列成横队的搏斗，很像波斯人弓箭手相互搏斗一样。

标准的步兵部队已经变成了营，通常约为600或700多人，营在排列队形时将长矛兵聚集在中央，滑膛枪手排列在两翼，都是5列纵深。如果敌人骑兵的冲锋很有威胁而使营的滑膛枪手处于危险之中，长矛兵就形成一个方阵，一些滑膛枪手就躲避在方阵中间，而剩余的滑膛枪手则配置在长矛兵之间以使用他们的火力去协助长矛兵对骑兵进行防御。队形的稳固和滑膛枪手的火力使得长矛兵的浅纵深横队能够击退装备有马刀的骑兵的冲锋。

但是，营常用的队形远不够紧凑，因为，给火绳枪安装正在燃烧的火绳要求火绳枪手之间至少有1码的间隔。为了与敌方的步兵交战，只有5列纵深和多达150人排成一列的营，慢慢地向前移动，仔细地保持其队形成一条直线，直至距敌人不到100码的距离。尔后，交战双方的滑膛枪手开始互相射击，或者是每列发射一次齐射并撤到后面去再装填，或者是所有的列从横队不同的部分向前机动，分散开进行射击，尔后撤退回他们原来的位置进行再装填，而同时另一组人机动出去进行射击。由于士兵只能在直立着时才能完成滑膛枪复杂的再装填程序，双方部队都成为精度不高但是威力很大的滑膛枪的绝好目标，除非像华伦斯坦在吕岑的做法那样，为滑膛枪手提供胸墙保护的一方将具有优势。当一方开始溃逃时，双方的交战就结束了，数量很小的长矛兵除了作为对付骑兵冲锋的保护之外没有任何作用。由于作战只限于轻步兵的投射武器，即使滑膛枪手携带着剑，会战在理论上从没有涉及到敌对双方步兵的突击动作，而在实践上也很少涉及到。

尽管线式系统拥有规模更小以及机动力可能更强的部队，但线式系统并没有向步兵提供更多的机动力。将军们对于缓慢地机动和仔细地保持很长的正面成一条直线的要求并无什么应对的良策。古希腊的密集方阵和古罗马的军团在前进时也有类似的问题，而且特别要注意防止在横队中有间隙。古罗马人最终还是留下了间隙，留下的间隙在第一个横队与敌人接触之前由第二个横队的步兵填补上。在一个持矛士兵或佩剑士兵横队中的间隙将产生会被敌人利用的翼侧，使敌人的重步兵利用间隙去进行穿插和攻击。17世纪末期的横队队形沿袭了古罗马人的做法，将营与营之间的间隔作为每个横队的组成部分。但是，与古罗马人重步兵横队的使用方法所不同的是，17世纪的将军们并没有设法去填补队形中留下的间隙。因为他们轻步兵占据优势的部队并没有打算距敌人很近，将军们并不害怕间隙地所产生的内部翼侧。滑膛枪手无论如何能够使用他们的火力来掩护这些翼侧。

但是，17世纪末期的轻步兵横队有其自己的问题。在向前行军时并不能过度地扩大任何两个营之间的间隔，因为一个巨大的间隙将会产生一个薄弱的部位，使敌人能够集中3个营的火力来对付在前进期间失去了恰当间隔的两个营。另一个困难是轻步兵所特有的一个困难，其根源在于横队的编组上。除了其5列纵深之外，这个纵深与纵深更大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队形相比是浅薄的，训练进行射击的横队，不仅仅依靠每个士兵保持其在横列和纵行中的恰当位置，而且还需要士兵之间保持恰当的空间和距离，因为火绳枪的再装填和发射动作相当复杂和危险。因而，火绳枪手需要精确地保持他们的队形去完成他们的射击和再装填动作，并且防止火绳点燃每个士兵携带的火药，以及防止滑膛枪手们在一个烟雾弥漫的战场上从一个紧凑的、变形的或紊乱的队形里射击时造成互相误伤的危险。

尽管指挥官们使他们的滑膛枪手们具有良好的纪律和很好的训练，但是军队除了营这种固定的组成成分之外缺乏许多的体系完整性。虽然营编制有约12个由上尉指挥的连，但这些连队从没有在战场上单独地机动过。射击纪律的要求、营自身成一条直线以及与其他营恰当地成一条直线，使连在会战中没有任何的战术价值，除非作为营的独立集团实施射击时。从某种意义上讲，营处于一种射击纪律要求的专制统治之下。尽管古罗马人需要独立的有机动能力的支队，并且几个世纪一直用第二个横队去填补第一个横队中的间隙地，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刺激因素去促使17世纪末期的横队形成这样的下级单位和有效的体系完整性，因为，连在战场上单独地机动将会打破正面的连续性，降低横队的火力，并且很容易会遮蔽横队的部分火力或者导致己方队形互相误伤。同样，虽然指挥官们经常组建特别旅，部队中也不存在比营级别更高的固定编制。将整个部队的正面作为一个整体对待的线式系统使营这种固定的下级单位没有任何的战术位置，也就不能更多地使用连这种编制的存在所固有的机动能力。由于营所辖连明显地不需要单独地行动或者由于不需要提供旅这种固定编制，新的陆军虽然像古罗马军队一样是线式的，但它却缺乏罗马军队的体系完整性，因而也就缺乏古罗马军队的机动力量以及在失去秩序时的适应力。

由于队形更加复杂和更易于被打乱以及需要协调更多数量的士兵，步兵缺乏瑞士方阵在两个世纪前就已经展示出来的进攻行动的力量。尽管欧洲军队基本上用轻步兵取代了重步兵，但是，它们最终所处的战术地位与亚历山大和古罗马军队曾经所经历的地位完全相同。骑兵将不得不起到与古代相同的决定性作用。线式系统和营缺乏全方位防御能力使步兵特别易于遭到骑兵对其翼侧进行的攻击。而且，与古罗马重步兵所不同的是，滑膛枪手并不能保护自己躲避以马刀为武器的骑兵的突击动作。与古罗马人相比，他们缺乏那种体系完整性，这种体系完整性常常使古罗马人的重步兵能够实施规避动作以向敌方的重骑兵呈现一个正面，以及甚至像在法萨卢斯一样，能向企图攻击步兵翼侧的重骑兵采取进攻行动。因而，考虑到骑兵比步兵所具有的固有的武器系统优势，因为骑兵可以使用手枪对付长矛兵以及用马刀对付滑膛枪手，骑兵通过其所具有的更好的机动能力，能够利用步兵在其线式队形中越来越大的脆弱性。随着步兵的弱点更暴露于骑兵，而且很少能对敌人的步兵采取进攻行动，因而，17世纪末期的陆军中骑兵与步兵的比例要远高于古罗马军队的比例也就毫不奇怪了。

新的系统使骑马作战的士兵具有与他们处于亚历山大指挥下完全相同的作用。通常像古代时那样部署在翼侧，骑兵以击败敌方的骑兵作为其首要的目标，这一任务完成后，骑兵就像汉尼拔的骑兵在坎尼会战一样，目标是攻击敌人步兵的翼侧和后方。对于完成这个任务而言，骑兵具有恰当的优势，因为其具有更大的机动力以及在实施攻击之前仔细排列队形的需求最小。如果进攻部队是指那些比他们马上就要作战的对手具有机动力优势和有能力毫不耽搁地投入作战行动的部队的话，那么，骑兵就完全满足这些条件，这些条件是由古斯塔夫的改革所带来的。以小跑速度进行机动的训练有素的骑手们能够将他们的队形保持为3个横队，并能够随时改变方向，这使骑兵在击败了敌方的骑兵之后，能够立即使用他们的马刀向敌方滑膛枪手横队的翼侧或后方发起冲锋。任何指挥官如果尝试使用运动速度很慢、难于部署的步兵去实施这样攻击，都将会有诸如前进速度缓慢、耗费时间和棘手的攻击偏离方向的问题，使敌人的步兵有充裕的时间来改变其正面去对付攻击。骑兵更大的机动力和易于投入作战行动使其成为理想的进攻力量，也就是实施机动去攻击敌人的翼侧或后方等薄弱部位。

在骑兵对骑兵的作战中，依靠使用马刀实施冲锋突击动作的瑞典战术虽然影响了所有的欧洲骑兵部队，但是，这一战术并没有完全地取消骑兵对手枪的依赖，许多骑兵在向敌人的骑兵冲锋之前都要进行一次手枪齐射。骑兵通常将突击动作专门用于对付敌方的滑膛枪手，因为，如果骑兵也花费时间对敌人的滑膛枪手进行一次手枪射击，将会使骑兵暴露于步兵更令人生畏的滑膛枪的齐射火力之下。因而，绝大多数骑兵采用了使突击动作变得很便利的3个横队的浅纵深队形，但是，在骑兵与骑兵的交战中骑兵继续使用手枪，并且在向不受滑膛枪手保护的长矛兵进行冲锋时也依靠手枪作准备。

将军们也认识到骑兵作为武器系统，拥有决定会战胜负所需的进攻能力。与古代作战一样，步兵与步兵通常进行非决定性的作战，防御方有选择地形、充分利用自然障碍物优势，以及防御方不需要前进去攻打敌人，也就免除了由此而产生队形紊乱的困扰；骑兵与骑兵作战，双方都承担进攻任务，因为马匹的自然特性使骑兵不适宜在停顿中接受敌方的冲锋。由于骑兵不再使用长矛，加上战场上有大量的步兵部队存在，除了使用滑膛枪的骑手外，没有骑兵部队再下马作战。

1643年的劳克劳依会战很好地证明了骑兵的决定性作用。当时法兰西人在孔代亲王天才的儿子的指挥下，前去救援被西班牙军队围困的劳克劳依要塞。西班牙的指挥官对他手下经验丰富的士兵在防御作战中的能力深信不疑，这位西班牙指挥官部署其部队保护其围攻的队形。急于去作战的法兰西人向前移动，当法兰西人在白天花费了许多时间把他们的部队组成会战横队时，西班牙人在远距离上对他们进行炮击。交战双方的部队都编有两个步兵横队，骑兵配置在步兵的两翼，但是，法兰西人在他们的第二个横队之后又有一个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预备队。作为一个有三次战役经验的老手，这位未来的孔代亲王当时只有21岁，在这次会战中展示出了所有的将使他成为当时杰出将领的特性。他的会战欲望、他的快速下定决心并且坚定执行决心的力量，以及他在逆境中的无所畏惧的行为都是他取得首次胜利的原因。亲自指挥着位于他右翼骑兵的孔代用一次技艺高超和猛烈的攻击揭开了这次会战的序幕，在这次会战行动中，传统上很优秀的法兰西骑兵打败了与他们对抗的西班牙骑兵部队。孔代使用部分骑兵去追赶被打败的敌方骑手，当他知道法军的左翼遭到失败之后，他将剩余的法兰西骑兵部队转而用于对付西班牙的步兵。

在法兰西人的左翼，法兰西的骑兵冲锋太快，遭到了敌人强劲的反冲锋，法兰西骑兵部队的马匹掉头就跑，使队形的行列发生了紊乱。西班牙的骑兵们打败了法兰西人左翼的骑兵之后，在西班牙右翼步兵部队的支援下，对法兰西的步兵发动攻击，并击败了法兰西的两个步兵横队。只是由于法兰西预备队的迅速行动才阻止了法军在左翼遭受全面失败，但是法兰西人的阵地仍然危急万分。孔代迅速看清了战场上的态势，立即率领他的骑兵绕过了西班牙步兵的后方，到达了法兰西横队的左翼，并从这里向获胜的西班牙骑兵的后方发起攻击，赶得西班牙骑兵在战场上仓皇溃逃。

在击败了所有的西班牙骑兵之后，孔代转而对付西班牙步兵，此时它们已经采取了用于抵抗骑兵的密集队形。孔代在首先派他的骑兵们向沉着的西班牙老兵们进行了徒劳的猛击之后，他接着使用他的火炮和滑膛枪在西班牙人的行列中打开了一个法兰西骑兵随后能够用冲锋的缺口。当法兰西人继续进行攻击，并没有意识到西班牙士兵正试图投降时，许多西班牙士兵被杀死了。西班牙的步兵遭受了巨大的死亡和被俘虏的损失。在会战结束之后，一位法兰西人问一位西班牙军官，“你们有多少人？”这位西班牙军官问答道：“把死去的和俘虏加起来的总数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马”。法兰西人的损失约占其部队总数的10%。在劳克劳依骑兵赢得了会战，步兵却伤亡惨重。这种说法夸大了事实，但是，这场会战确实证明了骑兵在陆军的进攻能力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骑兵的机动能力和易于部署的特点使其能攻击步兵薄弱的翼侧和后方。

但是，骑兵在劳克劳依并没有发挥新的作用，在17世纪末将军们的思想中也没有什么新的作用。骑兵在古代、拜占庭时代和中世纪的军队以及在16世纪通常拥有决定性的进攻任务。只是由于未能充分利用骑兵攻击敌方薄弱翼侧和后方的进攻能力，才使其在法兰西与英格兰人进行的作战中降低了价值，而且瑞士方阵的无懈可击再一次表明重骑兵并不能独自击败重步兵，就如同西班牙步兵在劳克劳依再一次所表明的，没有一支骑兵能够击败一个长矛兵与滑膛枪手有效地协同的作战集群。因而，骑兵在劳克劳依的决定性作用代表了在骑兵固有的进攻特性的传统运用上没有任何变化。

17世纪末期的军队后勤

三十年战争是军队后勤发展上的一个分水岭。在随后的数年间，由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所提倡的做法开始在绝大多数军队中盛行。各国军队都设法以战养战。其方法并不是通过士兵的掠夺，而是通过指挥官们征收战争特别税。华伦斯坦已经非常成功地使用了这种方法，但是，目标是招募20多万名士兵的古斯塔夫最终却陷入了招募士兵的数量超出支付能力的错误之中。1632年，当他所征收的战争特别税不到他工资总额的1/4时，瑞典军队发生了哗变。所招募士兵的数量超出一个企业家或政府的支付能力将会导致士兵在占领地进行掠夺，这是一个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都十分厌恶的后果，因为他们知道，掠夺的士兵所造成的破坏将多达他们掠夺走财物的两倍。这样的破坏以及低效率地使用资源不仅会降低一个地区能够立即补给的军队的规模，而且常常会彻底地毁灭该地区在未来支持军队的补充能力。

亲身经历过这种三十年战争后勤的军人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其缺点。一位作者评论道，如果一个地区“能够从士兵的恣意掠夺中被拯救出来”，该地区就能有效地支持一支军队。由于古斯塔夫未给部队支付薪水，导致了随后发生的罪恶：“几乎是无法限制骑手们……他们只是简单地以野蛮的劫掠为生。因此，所有的一切都被彻底地毁灭了，以至于士兵们在城镇或村庄里再也找不到任何的东西”。1632年，华伦斯坦在进入萨克森时发出了如下命令时也反映了这一观点，即：“不允许毁坏农民的任何东西，也不允许从农民那里拿走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在冬季期间必须保证能在这里找到维持我们生存的东西”。这些理解驱动了后勤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正是17世纪后半叶后勤的标志。

因而，政府开始将他们军队的规模保持在他们能够稳定支付的数量之下。由于他们因此能够养活和支付他们自己的士兵，他们也就能够强制执行禁止掠夺的禁令。通过从占领地区惟一地收取通常由当地政府征收的战争特别税，他们最有效地将一个国家的资源转化为对入侵军队的支援。这一程序还使当地政权的仇恨降到最低，并且避免了引起农民产生强烈的敌意，以及避免了农民随后可能会采取的极严厉的行动和对付士兵的游击战。军队还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那些向中立国或己方领土征收战争特别税的做法，这种做法在三十年战争中很普遍，它还增加了军队的敌人。

这个防止士兵掠夺的政策培养了一种尊重平民财产的态度，这在18世纪已经成为实施战争的一条原则。这种做法的结果使平民脱离了战争，因为它使平民除了税和政府债务之外，不再受战争绝大多数有害影响的伤害。这种新的途径既保护了统治者自己领地和他们渴望得到的地方的平民生产力，又降低了平民对军队的敌意。

这种新的补给方法及其常常严格认真地关注平民的财产确实降低了战争不必要的费用，就这一点而言它也限制了战争的费用。有时，军队对士兵的行为进行约束时显得极度的荒谬。例如，一小支法兰西部队在奥地利人追赶下逃跑时，乘坐一艘渡船渡过了一条河，并及时为渡船工人的服务支付了费用。当奥地利人到达渡口时，他们放弃了对法兰西人的追赶，因为奥地利人没有钱给渡船工人支付费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撤退的法兰西人不尊重平民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权，并沉没渡船，不管奥利地人是否愿意虏获渡船，他们也同样不能过河。

新的战术高度重视士兵相当稳定地被提供恰当的支持和薪水，因为只有这样的一支军队才会有恰当的纪律。富裕和管理有方的荷兰人长期以来一直及时地酬报他们的士兵，因而，也就拥有一支纪律严明、足以贯彻实施莫里斯的战术原则的军队。只有这种类型军队的训练水平，才能适应新的浅纵深队形和强调按命令进行齐射的要求。

部队更加训练有素的要求还改变了征招军队的方法。与每次战役之后遣散士兵所不同的是，政府在和平时期将部队保持在兵营里。许多节省工资的做法已经无论如何变成了不切实际的事情，雇主们节约冬季的工资，但是在战役进行期间不得不给他们季节性雇员支付更高的工资费用。全年保持士兵的费用要稍多一些，但在军队的效能上将会予以巨大的回报。冬季服役期间所完成的训练，虽然对于一支常备军来说收效不算太大，部队年复一年地继续存在形成了一个团结和有集体荣誉感的集体，使士兵习惯于在同一军官和专业军士的领导下继续服役，进一步增强了部队在面对战役困难时的纪律、士气和适应力。甚至是战场实践所需的训练也有助于增强部队的团结和士气，可在士兵之间产生一种团结和信任的感觉以及增强遵守纪律的习惯。

常备性团的存在使统一训练和使用统一的条件成为可能，它取代不同团各行其事的状态。法兰西的步兵监察长琼·马丁尼特在法兰西陆军中坚持这种统一性标准时非常严厉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他的名字从此在纪律和训练方面代表了一丝不苟。

在17世纪后半叶的战争继续存在意味着在有限的和平时期也要继续维持营存在的经费，这并没有构成一个非常巨大的额外负担，而且，即使是这项费用，政府也通过在和平期间减少营所辖连的数量来降低费用。当战争爆发时，统治者将连队的数量招募到满额，在一个长期建立、全面训练的部队中增加新兵，可以预见新兵在这种部队里能够迅速地了解他们的职责，并很容易就会从老兵那里获得丰富经验，提高部队的士气。

在和平时期保持军队的做法引发了在战争期间及时支付工资和补给的另一个争论。掠夺会鼓励士兵开小差，因为掠夺会给分散的士兵提供离开部队的机会，而且当士兵们认为，由于他们已经获得了一部分有价值的掠夺物，他们应当离开他们的部队和不要被拖欠的工资，这就会鼓励士兵开小差而离开部队。这样的兵员损失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军队的一种严重消耗，但是，一名在和平时期接受过训练和教育的士兵开小差则是一种更大的浪费。这样的士兵损失以及他们被未经训练的新兵替代，导致了部队效能的降低，其降低的程度比那些每次战役季节结束之后有可能被解散的部队中训练很差的雇佣兵连所导致的效能降低的程度还要大。各国军队都能够提高它们对付士兵开小差的预防措施，因为食物和工资允许他们设法使他们的士兵遵守纪律和集中置于军官和专业军士的监督之下。

在和平期间保持编制存在降低了军事承包商的许多作用。由于战争只需要很少新的团队或连队，以招收军队谋生的商人逐渐消失，产生了由政府拥有军队。尽管私有连和团继续存在，但国家控制和管理不久就成为了现实。

军队继续通过征召志愿者来招募新兵，其中常常包括诈骗和高压统治。公众越来越把军队看做是社会上不受欢迎的地方，市民们富有成效地忙于逃避兵役。外国人继续被欢迎作为新兵被招募，因为军队从当地的劳动力中招募不到人。这样的士兵有时表现出一种令人担心的要开小差的倾向，指挥官们不得不为防止士兵开小差而投入更多的注意力，甚至在部队机动时也避免经过有利于士兵开小差的地区。例如，普鲁士皇帝曾向他的军官作过这样的陈述“要使他们自己熟悉他们兵营周围的地形”，这并没有任何准备作战的意思，而是因为“所有军官最大的需要是要知道到哪里寻找开小差的士兵”。

这样的士兵受到如此全面和严厉的纪律约束，以至于这使得他们完全适应了不加思考地遵守纪律。普鲁士军队中有多达2/3的外国人，并且依靠高压统治来招募当地人。这支部队有着非常残忍的纪律，它不仅包括正常的肉体处罚，而且训练也非常艰苦。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指令“在训练中，任何人不应被殴打、或推搡、或责骂。要学会用耐心和方法进行训练，而不是殴打”。他还指出“所有的一切必须通过友好的解释去教会一名新招募的士兵，而不应有责骂和羞辱，因而，他不会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到沮丧和害怕，反而会对服役产生快乐和热爱感”。但是军官们继续依靠殴打、恫吓和威胁作为他们纪律的基础。甚至是皇帝也认为，士兵必须比害怕敌人更害怕他们的军官。

军官在所有欧洲陆军中越来越变成一个孤立的和孤傲的阶级。绝大多数军官来自于贵族，军官职位很少委任给平民。他们在社会分工以及在编制职责和特权上与士兵区分开。这使军官与招募的士兵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离，这种分离大于军事承包商豢养的部队中的分离程度。这种变化通过增加了建立在社会阶级基础之上的差别，从而增强了军队对统治阶级的从属，但却也增加了军队两个阶层之间的敌对情绪。

出身高贵的人专门地作为军官服役并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这些职位是这种军事体制惟一的封建时代或中世纪的特性。所有的其他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从私人拥有政府和军事力量开始，西欧已经开始了一种首先是政治制度最后到武装部队的社会所有化过程。其结果与古罗马人所使用的方法并无多大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讲，古罗马人的战术已经促成了一种固定设立的职业军队的古罗马编制，其属于国家，并且能集中进行部队的训练，促进团队精神的发展。在西欧王国和公国所发生的变化促进了这种转变。经济资源的发展，就是在征税和贷款这两方面的发展，使得统治者能够建立起足够大和有效的政府机构去管理他们扩大的资源能够恰当地资助的大小适当的永久性的军事集团。

后勤上的变化对战略需求作出了反应。随着三十年战争的发展，后勤越来越成为战略的羁绊。在资源枯竭的地区进行的战役不可避免地遇到无法补给的情况，而军队在此种区域作战甚至基本上是一种毁灭。当帝国的总司令嘉拉斯伯爵率领部队进入他们无法生存的荒芜地区后，因为失去了帝国的军队而变得臭名昭着。更聪明的将军允许后勤支配战略，但到战争结束时，战役行动中常常包括为了寻找到能够补给军队的地区而忽视敌人的行动。法兰西大臣黎塞留恰当地总结了三十年战争给后勤的教训：“历史知道，更多的军队并不是被他们敌人的行动毁灭的，而是被必需品和秩序混乱毁灭的，我已经目睹了我的时代进行的所有雄心勃勃的事业是如何只因缺少后勤而惨败的”。

用战争特别税和讲究实际的补给方法取代由不支薪水的部队进行的掠夺，增加了任何地区能够向一支军队提供的补给的产出量。但是，将军们需要其他的选择，以使军队变得不再需要将他们的机动被替士兵寻找食品和为马匹寻找草料的需要所支配。然而，与古代时一样，补给考虑将一直是战略的先决条件，罗马军队的后勤编制，比如亚历山大的后勤编制，已经向军队提供了最大限度地追求战略目标的自由。17世纪末期的军队追随了这一传统，当时他们修建仓库去收集和贮藏做面包用的小麦甚至为马匹收集和贮藏燕麦和干草。通过拥有初期的库存并以此来开始战役，加上拥有一定的储备可以在后来随意使用，军队获得了大量的战略自由。他们仍然主要依靠通过征收战争特别税维持部队，而一个主要的战略目标仍然保留着：试图入侵到敌人的土地上，以牺牲敌人为代价来支持自己的军队。但是，政府已经拥有金钱，而军队则拥有后勤编制在需要时去补给他们的士兵以及在很小的程度上补给他们的马匹。

但是，即使政府曾经期望由他们自己的仓库为他们军队提供所有的需求，并且假定他们的物质和经济资源也将允许它们这样做，运输的限制也通常将会使这种想法破灭。只有水路运输有能力为马匹运输足够的饲料，而糟糕的道路则使通过非常远的距离向士兵进行补给变得非常困难，并且常常是不可能的。尽管一匹马能拉动的重量是它能驮运的重量的两倍，以及道路已经进行了改善，马车运输依然不能满足部队在远距离上的必需品需求。无论如何，改善了的后勤使17世纪末期的陆军具备了以前的欧洲军队所缺乏的能力。但是，政府提高了税收意味着军队规模的增长，部队的巨大数量继续严重地耗费它们作战地区的资源，而且促使部队的军需部门和军需官们不停地寻找补给的办法。

17世纪末期具有代表性的战役和会战

随着对军队支持能力的扩大，军人们越来越追求一种以古斯塔夫占领德意志北部为榜样的持久战战略。而新的后勤也通过降低当地平民对入侵者的敌意态度而使这一战略很易实行。因而，军人们更少地从袭击的角度考虑，因为袭击只能暂时地保障他们的部队和取得政治支持，他们更多地从稳固的领土占有的角度来考虑，因为稳固地占有领土将能提供一种持续的补给来源以及一种统治者将以政治目标为交换代价的征服。然而，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要求通过许多次的围攻战，以及一次缓慢的战役才能实现和巩固战果。但是，17世纪下半叶更大规模的军队通过提高力量与空间比例而促进了这种变化。

然而，这种向持久战略的转变对作战行动的影响可能很小，比如，在德意志进行的一次着名战役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1673年，法兰西大元帅蒂雷纳在法兰西军队继续进行他们对付荷兰人的战役时，不得不防守莱茵河地区。蒂雷纳是好战的国王路易十四的主要将领，是这位国王部队的元帅将军，将近5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军人生涯。在能力很强的指挥官手下服役之后，蒂雷纳23岁已经成为一名将军，并在随后的时间里不断地得以提升。在一个战争不断的年代里，他曾在许多次战役中服役，参与了许许多多次的会战和围攻战。在这些作战中，有一次是于1640年进行的都灵围攻战，充分表明了他丰富的作战经历。当意大利人在都灵围困住了位于城堡里的一个法军兵营时，一支法兰西军队围困住了这座城市，但随后又不得不去对付被敌方军队形成的合围。从这些长期的服役中，蒂雷纳同时学到了很好的战略和战术技能，而且还学会了如何赢得他手下战士的喜爱。

蒂雷纳预料帝国天才的和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将进行一次进攻行动，因为，其军队已经出现在德意志西部。作为一名军事学者和一位布赖腾费尔德和吕岑会战的老手，这位帝国的陆军元帅早就经历过与蒂雷纳同样多的服役，而这些服役也同样使他赢得了作为当时主要将领应有的声望。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在对付蒂雷纳的进攻战役中拥有可以选择战略目标的优势。他或者可以向北前进去增援荷兰人，或者可以向最南端前进越过莱茵河并入侵阿尔萨斯。由于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拥有主动权和对目标的选择权，使他有机会去采取行动迷惑他的对手，他明显地瞄向一个目标把蒂雷纳的兵力吸引开，随后集中兵力去打击其他目标，也就是他的真正目标。

由于这位帝国指挥官的计划是去增援荷兰人，为了分散蒂雷纳的注意力，他制造了要越过莱茵河并向前进入阿尔萨斯的假像。因而，他把部队向西朝美因河的南侧运动而没有向波恩方向机动，他计划在波恩与荷兰人会合，占领这座城市，并将法兰西的盟友科隆选帝侯赶出战争。当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到达纽伦堡之后，蒂雷纳在了解到对手的行军方向之后，向美因河的南侧前进，并与美因茨选帝侯谈判以使用他在阿沙芬堡的桥梁。蒂雷纳越过桥之后，转向南去占领陶伯河的防线，计划将这条防线作为一道障碍，去阻止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到达莱茵河实现他明显的越过莱茵河并向前进入阿尔萨斯的任务。

当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接着从纽伦堡向西行军时，这位法兰西元帅向东推进去与他遭遇。一位在法兰西军队中服役的英国军人写道：如果蒂雷纳能够赶上“处于优势条件的帝国部队，我们将肯定会与他们作战，毫无疑问他们也有同样的企图，因而，现在两位最伟大的将军在基督教世界使用了他们长期的经验已经教会他们的所有一切……在知道了一场会战失败将会给双方带来什么样巨大后果的情况下”，蒂雷纳希望进行一场会战，但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并没有与蒂雷纳进行会战的意图，只是因为在这里进行一次会战将会耽搁德荷联盟在波恩完成集结。但是，当他开始部署他的部队准备在温德塞姆进行会战时，这位德意志指挥官利用作战可能性帮助他完成分散敌人注意力的行动，并帮助他实施向北朝波恩方向的机动。当蒂雷纳到温德塞姆并开始组织他的部队进入会战阵地进行缓慢的会战准备过程时，德意志的部队悄悄地避开了，它们的辎重和一条会战线将蒂雷纳引入了位于马克伯特的美因河上的桥梁。蒂雷纳匆忙地将他的人马恢复成行军队形，追赶德意志的部队，并在德意志部队过河之前到达了马克伯特，占领了附近的一个坚固阵地，准备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在渡河这个缓慢过程中不得不分割部队时对德意志部队发动攻击。双方的军队在那里相互对峙了一个星期。

尽管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未能在蒂雷纳赶上他之前过河，而且他接着没有办法立即使用桥梁，但是，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已经将他的部队配置在一个有利的阵地上。就如同一位德意志将军在德意志进行的战役一样，虽然该地区的一些统治者处于中立，但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基本上是在己方领土上作战。这意味着他控制了除阿沙芬堡之外美因河上的所有桥梁，蒂雷纳已经使用阿沙芬堡的桥过了河并在这里只留下了一个很少量的驻军。一旦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到了河上，这位帝国指挥官可以随意地过河和再过河，采用一条直的行军路线，在被迫于河南侧行军的蒂雷纳之前到达阿沙芬堡桥。而后，通过占领了阿沙芬堡桥在美因河南侧包围住法兰西军队之后，他可以向波恩地区前进。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已经精明地运用了他对河的控制权，使其成为防御者的一个障碍，而一般来说，防御者享有使用河流障碍物的有利条件。

后勤帮助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完成了过河行动。整个国家对法兰西的敌对态度使法兰西军队搜集补给非常困难。当蒂雷纳看到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的军队时，他写信给法兰西国防大臣说他需要更多的骑兵，因为“整个农村都反对我，将需要更多的部队去获得食品”。在经历了一个星期的补给困难之后，蒂雷纳向陶伯后撤，他精明地意识到，即使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随后过河到达美因河的北侧，德军对阿尔萨斯的威胁依然存在，因为这位帝国指挥官对桥梁的控制权使他能再过河，又一次威胁法兰西的这个省。由于这个理由，蒂雷纳并没有让部队向阿沙芬堡行军并企图在这里过河，他仍然对敌人的最终目标十分怀疑，并且有点被法兰西政府要求保护阿尔萨斯的严格的指令束缚住了。

在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渡过了美因河之后其他的调动敌人的行动中，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继续利用他的两个潜在目标所产生的假像。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在最终控制了美因河上的所有桥梁之后，向北朝波恩行军，而波恩不久就被他和他的盟友占领了，德荷联盟侵占了接壤的领土并将科隆选帝侯赶出了法兰西联盟。与此同时，蒂雷纳由于缺乏对桥梁的控制权，被迫向南行军在菲利普斯堡过河，在这里他又一次地耽搁了时间，因为他不得不为部队搜寻补给。在蒂雷纳的军队能够再一次参加作战行动之前，战役季度已经结束了。

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娴熟地利用了两个潜在目标赋予给他的主动权，使蒂雷纳不停地怀疑他的真正目标。他成功地将分散敌人注意力与他对美因河桥梁的控制权结合起来，使他不仅仅避开了敌方的军队，而且使敌方的军队不能及时地跟随他之后，对他与他的盟军的会合进行干扰。另外，他还迫使他的对手进行了许多急行军，相应地使敌人的部队出现了掉队、开小差和装备损失的现象。这次战役的实施过程和战役目标既与古斯塔夫的那些战役的实质没有什么不同，也与4个世纪前的战役基本上没有多大区别，当时爱德华王子和德·孟福尔机动去欺骗以及利用或克服一个河流障碍，腓力皇帝在爱德华三世向克雷西行军途中挫败了爱德华三世，都有着相类似的战役目标和战役实施过程。

大同盟战争（1689-1697）的开始阶段清楚地展示了17世纪末期的军事行动。1688年，法兰西军队在德意志的袭击几乎远到慕尼黑，但这次袭击并没有胁迫德意志屈服，相反，这次袭击导致了一个由西班牙、荷兰、联合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和包括勃兰登堡在内的许多德意志的州组成的大同盟的形成。法兰西军队的规模庞大、水平较高，又有统一的指挥，这些尽管抵消了联盟明显的优势，但是，法兰西还是处于防御地位，使用军队守卫其西班牙、意大利、莱茵河和荷兰边境。

由于沿莱茵河边境最薄弱，法兰西在该地区使用了一种后勤战略。当时他们的骑兵毁灭了巴拉丁领地，使该地区处于不能维持敌方军队的境地。这一方法确实封锁了那部分边境，但是，尽管蒂雷纳使用的是15年前在德意志曾使用过的方法，但法兰西骑兵在他们破坏工作中的彻底性使毁灭行动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毁灭行动在德意志引起的敌对情绪，增加了德意志人民对付法兰西人的战争推动力，与此同时，其对法兰西自己部队的影响也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他们对将军们放弃掠夺作为一种补给和给士兵发放工资及奖赏的来源的手段不满。尽管没有对抗行动，法兰西还是损失了4000名骑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开小差的原因。法兰西损失了更多的马匹，因为在没有节制的劫掠行为中，士兵忽视喂养他们的马匹，尔后让他们的马匹负担过多的劫掠物。当法兰西的战争大臣对“糟蹋掉的骑兵”感到惋惜时，他对一名指挥官的“对于士兵而言，没有什么比过度的掠夺更危险”的结论作出了回应。部队的严重伤亡和政治反抗的增强几乎使这种后勤战略的运用没有任何回报，特别是当盟军的部队向被毁灭地区的北侧前进，去围攻和占领位于美因茨和波恩、莱茵河边的城市时。1689年在其他地方进行的战役证明是正常的。

1690年，盟军在机动他们的力量去进行对付法兰西的决定性战役时又一次遇到了困难。但是，卢森堡公爵这位天才的和积极进取的法兰西元帅在荷兰的成功行动，很清楚地表明了在一个完全筑垒地区的许多战役具有的持久战战略特征。由于法兰西一方在这个完全筑垒地区就部署了10万人，所以该地区的作战人员在行动时具有非常高的兵力与空间比例。随后，驼背的卢森堡，这位路易斯十四皇帝最得力的元帅，从孔代亲王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位元帅的声望既建立在他高超的战场战术技巧上，又建立在他行军和宿营方面的技能上。

卢森堡元帅指挥着法兰西派往荷兰的三支部队的中间集团。战役开始时，他将部队向占据着根特的西班牙部队机动，占领了邻国一个月，利用敌人的资源为他的士兵和马匹提供补给。但是在6月12日，当他得知一支由一位帝国陆军元帅瓦尔德克亲王指挥的盟军部队正在前进，该部队前进的目的很显然是围攻迪南特时，卢森堡元帅开始向南机动，尔后向东机动去拦截瓦尔德克。他让部队在后半阶段行军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独特的行军方式，就是在行军过程中既计划了宿营又计划了作战。这种方式遵循了帕尔马公爵在法兰西的实践和蒙特库科利的格言：“成功的秘密就在于，拥有一个如此稳固和攻不破的坚固整体，以至于无论它在哪里或无论可能去哪里，它应当像一个机动的堡垒，并且能够自我保护”。为了做到这一点，部队通常至少以5个纵队越野行军，骑兵位于两翼，接着是步兵，而辎重和火炮则位于中央。部队就以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免受任何敌人骑兵的攻击，并且当其意外地遭遇到一支敌人的部队时，能迅速地各就各位到会战队形中。

当瓦尔德克了解到法兰西人的到来之后，瓦尔德克在弗勒侣斯停顿下来并配置了他的部队，他的翼侧位于村庄里，他的正面被一个沼泽的溪流阻碍着。盟军的指挥官乐意于在这样的环境下作战通常也意味着他的对手将不乐意在这样的环境下作战。但是，好战的卢森堡元帅已经从位于他右翼的法兰西部队中召集到增援力量，在现场勘察了阵地之后，将他的部队向前移动去攻打德意志人。当他的一部分部队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正面突击时，这位元帅率领其他人马包抄到瓦尔德克的翼侧。他的包抄行动并没有被德意志人侦察到，因为树林和庄稼隐蔽了行军的步兵和骑兵。在会战开始后三小时，卢森堡的迂回部队开始在盟军的后方列阵准备开战。尽管瓦尔德克使用他的预备队和第二个横队去建立一个正面去面对这位法兰西元帅并保护他的后方，但是，瓦尔德克发现他正进行着一场失败的会战。最后，步兵撤退到相邻的破碎地形上，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方阵，通过行军和停顿交替进行来抵抗法兰西骑兵直至躲避到一个不适合于骑兵作战的地形上。

作战略图4.6弗勒侣斯会战

这次在弗勒侣斯的会战生动地层示了那个时代军队的战术和战略局限性。卢森堡的行军队形提供了对付骑兵优于滑膛枪手的机动力和优势的保护。然而，这种行军队形使机动变得非常缓慢，尽管卢森堡以行军技能着名，但当他带领3万人越野行军时，每天只能设法前进11英里。他成功地进行了战术迂回机动，通过这次迂回机动到达了敌人的后方，但这次迂回行动却未能达成突然性，因为他花费了大量地时间将步兵转变成会战队形。步兵营通常以稳固的队形进行越野行军，其正面从8-20列不等。在到达作战地区时，营需要找到它们在横队中的位置，将他们自己改变成五列纵深，并将长矛兵集中于中央。当卢森堡的部队完成了会战队形部署时，瓦尔德克已经重新布置了他的第二个横队和预备队来形成一个对付他们的正面。尽管如此，卢森堡的机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取得胜利的原因，因为他的迂回部队击败了敌方的骑兵和步兵。如果他的步兵有能力能以他们行军时相同的队形作战的话，将有可能产生真正的惊人战果。但是，通过使用他的正面攻击去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并且对一个坚固阵地实施了一次没有被观察到的迂回行动，卢森堡赢得了这次会战，对盟军军队中最薄弱的部位进行了攻击。盟军遭到1.8万人的伤亡，接近他们部队的一半，法兰西损失了6000人，是他们部队的15%。瓦尔德克后撤到筑垒城市布鲁塞尔的周围地区。

尽管作战行动在荷兰又继续了几年的时间，而且卢森堡元帅又赢得两次重大的胜利，但是，对手势均力敌，以及这个国家拥有太多的严密筑垒地点阻断了其交通，使哪一方也不能向前前进得太远，卢森堡的胜利也只能使法兰西人通过围困和占领重要的城市来进占敌国领土。

这些作战行动与15年前的那些行动大不相同，当时蒂雷纳与蒙特库科利曾经用不到3万人的部队沿着美因河两岸相互对峙着。军队相对于空间来说是很小的，除了像美因河和莱茵河之类的主要河流的限制之外，这一地区也没有多少足以阻挡部队任意机动的筑垒地点。哪一方也不能指望驱除对方，一个入侵者所做的只能是袭击，除非像古斯塔夫在同一地区所做的那样，系统地围攻、占领城市并派兵驻守城市。在荷兰很高的力量与空间比例使作战双方形成了一个僵局，在美因河的农村，如果蒂雷纳试图用他的小规模军队去制服这样大的一个领土，他将有可能面对一种不同类型的僵局，他的部队将永远只能控制该地区的一点区域。

在其他战线上，由于盟军不能利用他们在莱茵河的优势，大同盟战争迟迟没有结果。一支法兰西军队确实进入了西班牙，这支部队逗留在西班牙并围攻巴塞罗那，它们在西班牙实施了一次理想的防御战役，使自己设法在敌方的领土上存在，通过向敌人征收战争特别税来为其提供必需品。在意大利的拉锯战导致盟军向法兰西南部进行了一次入侵。但是，由法兰西的贵族阶级领导的法兰西农民积极的抵抗，入侵的盟军部队非常难于获得补给，因而不得不很快地回撤到意大利境内。

17世纪给战术带来了线式部署方法的重大变化。在线式部署中，队形中轻步兵的火力取代了长矛兵的方阵作为步兵的主要武器系统。除了轻步兵在横队中的作用之外，编制中固有的第二个横队预备队与古罗马人的完全相似。但是，由于步兵的进攻力量比古罗马重步兵的要小，而且数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滑膛枪手难以对付骑兵进行的突击，骑兵在17世纪末期的会战中比古罗马军团最兴盛时期的骑兵更重要。

后勤与古罗马时期的不同就在于其依靠一个组织严密的军需部门补给部队、组织运输，并且在仓库里积累储备以确保补给以给军队提供更大的自由去追求它的战略目标。新的固定的和平时期军队的系统，由于其部队的连续性和人员的稳定性，因此，也效仿了古罗马将部队保持在一起进行训练和操练的做法。

因而，战略的变化很小。同样地，没有一个指挥官能将会战强加给一个不愿意作战的对手。在弗勒侣斯，卢森堡未能立即攻击瓦尔德克后方的根源就在于，步兵没有办法立即从其密集的行军队形迅速地形成组织周密的会战横队。步兵的这种相对的无能束缚了任何军队去迫使另一方作战的能力。当将采取进攻行动的部队组成会战横队时，不愿意交战的对手就撤走了。但是，这些不可克服的困难并不是在17世纪首次出现的，它们是步兵队形内在的固有本质。古希腊和古罗马步兵已经遇到过同样的局限性，而中世纪的重步兵则已经表现出了实际上的不可机动性。只有简单的瑞士队形通过其训练和士气已经有能力前进去按其预先安排会战的队形进行作战。但是，其未经训练的继承者失去了这种机动能力，而线式系统增加了步兵行军和会战队形之间的不同，并且给部署问题增加了困难。只有骑兵拥有更好的机动力的进攻特性，快速部署的能力使他们几乎具有行进作战的能力。但是即使如此，一支骑兵并不能将会战强加给一支骑兵，它能迫使一支有步兵的军队战斗，但此时只能面对步兵防御的绝对优势。徒步士兵在莱尼亚诺击败腓特烈帝国的骑兵表明了，为什么骑兵很少试图进行这种对付成熟步兵的会战。

18世纪将同时目睹在步兵能力上的变化和更加强调17世纪的一些趋向，就是军事思想家们寻求给予轻步兵新的线式队形以增强的进攻能力。

海上炮战的发展

16世纪海战中，以击败西班牙舰队为标志的大口径火炮革命在17世纪产生了结果。军舰设计师们设计让战舰的舷侧与舷侧作战，并且在战舰上只安装了重炮，将重炮配置在舰船低下部分的坚固甲板上。最大型的舰船是战列舰，有两层甚至是三层甲板安装有长身管重型火炮，这些炮发射重量从12磅到30磅以上的炮弹。这些战列舰安装了多达90门火炮，其设计意图是用于与敌方的战列舰作战，舰身逐渐地变得更低和更庞大。这种舰装有牢固的木壳板，特别是在水线的附近更坚固，它们的动力比那些仍然继续携带火炮的商船要大得多。这种设计携带最大数量重炮的战舰已经很明显地变成了大西洋和北部水域的一种不寻常级别的军舰，与它们曾经在地中海上一直所处的地位一样。

除了战列舰之外，各国海军的编制定额中都包括各种不同型号的体积更小和速度更快的战舰，这些小型战舰安装有数量较少和口径也较小的火炮。这些战舰与较大的商船相比速度很快、威力也很强大，但是它们比第一线作战军舰的建造和操纵费用更低，它们在商船航线上巡逻并且为舰队提供侦察。这些小型战舰中威力最强大的舰种是护卫舰，护卫舰上安装有30-40门体积与大型舰船上最小口径火炮相当的火炮。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士兵登船和搏斗仍然是17世纪海战的重要作战样式，但是，近距离上的快速射击通常决定着会战结果。遭到重创的战舰通常投降，或者在遭到严重的人员伤亡情况下，易于遭到敌方战舰的乘员和海军陆战队士兵的登船攻击。

随着海军战术在17世纪后半叶的进一步发展，海军战术包括战舰排成横队向前机动，舰与舰之间保持约100码的间隔。由于战舰用它们的舷侧作战而不是舰艏作战，横队的前部或尾部是潜在的薄弱部位，而不是像古代战舰和陆上作战中那样，翼侧是会战队形的薄弱部位。在海上，率领一个战舰横队通过敌人纵队的前部或后方类似于陆上的翼侧攻击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使整个战舰攻击序列能够将其所有的舷侧炮持续地向敌方战舰射击，而敌方被打击的战舰并不能予以还击，因为它们面对着敌人没有武器的一端。但是，横队形的后方实际上并不是很脆弱的，因为攻击的舰队通常会发现被攻击的舰队会驶离它们。

而对一个横队的前部进行攻击，则又使进行攻击的舰队面临自己的横队被敌人分割的危险。由于火炮一英里多一点的较近射程以及精度不高，火炮的这一缺点又因为波浪的运动而更加突出，所以，一艘打乱敌人横队的战舰只是有限地暴露于敌人的炮击之下。即使在近距离上，也只有很少的战舰能向那些打乱它们横队的战舰射击，因为火炮从船舷两侧的火炮发射窗里射击时，它们射击方向角的变化量很小，不能向斜对着船一侧的目标进行射击，火炮瞄准时转动的方向角如果过大则需要战舰调整方向。由于在两门舷侧炮之间有3—5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间隔，一艘以不超过5英里或6英里每小时的速度运动的战舰，在一段危险距离上有可能遭受不超过两门舷侧炮的射击。[松鼠注：此段译文混乱，要核对原文]

当一个战舰横队穿透另一个战舰横队时，在通过敌人船只之间时通过向各个方向发射单发、近距离的舷侧炮火力，其舰炮可以在接近的过程中对遭受的打击进行还击。而且，已经打乱了敌人横队的舰队还分割了敌人的舰队，并有机会集中火力去对付敌人舰队中的一部分。

因而，一支舰队通常没有在陆军中能发现的弱点。将队形的会战正面与其横队的前进方向成直角度的特性使舰队的机动非常困难。当双方舰队以平行航线航行时，舰队司令员可以通过降低它们舰船之间的间隔来实现力量集中，但是，敌人可以采取同样的做法作出反应。力量集中的另一种形式包括用一个中队的一部分去打乱敌人的横队，或者以另外的方式，就是在敌人的部分横队两侧都配置舰船。舰船每侧火炮数量相同，但只配备了够操纵舰船一侧全部火炮的炮手。为了同时使用舰船两侧的火炮而不仅仅使用一侧的火炮将会严重地降低火炮的射速，使所有火炮实际上都失去了优势。

这种机动证明是难于实施的，在一个地方的集中就会在另一个地方产生弱点，敌人能够侦察到这些弱点并通过攻击加以利用，或者是对舰队中面对着强敌的队形进行增援。例如，在1690年的比奇会战中，托尔顿伯爵在他上司的压力下，使用他的迎风阵地将他的英荷舰队与一支更强大的法兰西舰队并排列阵。当托尔顿的舰队开火时，他的舰艇分队之间存在着缺口，而且，当较弱的英荷横队中最前端和最后部分舰船在近距离上向法兰西的前部和后部开火时，中央的英国舰船仍然在远距离上。这使得法兰西最着名的海军上将之一图维尔海军上将，能指挥其舰船从他的中央插入在英荷舰队先头舰船的那一侧，而法兰西横队前部没有交火的舰船掉转船头采取同样的行动。由于遭到两侧的袭击，领头的英荷联盟的军舰船遭到了重创，在舰队撤退之前，其57艘舰船损失了10艘。

尽管海上的防御者在抵抗攻击时没有战术优势，但是它们保留了防御的其他传统优势，即撤退的能力。一般来说，具有同样速度的舰队并不能相互追赶，不过在实践中，由于风向的变化无常、航海技能的差别以及舰船底部的流线型确实使成功的追赶成为可能。然而，敌方的舰队司令总是拥有基本上同一兵种的部队，所有的舰船都有相同的武器系统。尽管更小的船只比战列舰拥有更大的速度，它们的弱点和弱小的火炮威力使它们在对付大型舰船时几乎是没有用的。即使在追赶中，更快的舰船也几乎没有多大的价值，除非在攻击由于失去了船桅而没有作战能力的战列舰时。因而，它们不能使用它们更好的机动力去起到骑兵在攻击或追赶中的作用。

因此，由于在海上没有有效的速度优势以及武器上没有差别，进攻行动享有非常小的优势。虽然正在撤退的舰队不能阻碍或迟滞追赶者的前进，但对抗双方在速度上的等同使进攻的舰队无法迫使处于劣势的舰队进行作战。海上作战者甚至缺乏迫使对方进行作战的包围战设施。与包围战相类似的海上包围战是将一支舰队封锁在一个筑垒港口里，但是，海上包围战既不能占据港口又不能断敌粮草而迫敌投降。然而，封锁能够起到陆上作战中毁灭农村迫敌会战的作用，因为封锁拦截了港口的贸易。如果被封锁的舰队通过反抗封锁能够击败和赶走进行封锁的敌方舰队，被封锁的舰队将有可能开放港口进行贸易。

附近的海岸常常使劣势舰队免于陷入困境，虽然被保护的锚地以及甚至周密筑垒的港口有时也不能阻挡敢于冒险之敌的进攻。但是，这样的胜利几乎无法与劣势舰队在筑垒锚地所享有的长期的安全期相比。无论在什么样的火炮战中，陆上筑垒阵地里的大口径火炮很容易就能击败舰船。

当然，舰队有时只为海上控制权而突然投入会战。但是，与在陆地上一样，只有交战双方都认为自己可能取胜，而且风险较小时，舰队司令和政府愿意冒险一搏，双方之间的会战才会发生。

但是，在战术和后勤上的革命对海军战略的基本后勤特征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运输和补给部队仍然是海上行动一个重要的目标，同时，随着战舰发展了进行封锁作战，贯彻海上持久战略的海上续航能力而使拦截商船变得更容易。战舰抗海上风浪性能的提高扩展了对商船进行袭击的战略的效能。

一支更强大的海上力量将另一支处于劣势的舰队控制在港口里的方法，或者是通过封锁，或者是后者害怕面对敌方的舰队或害怕自己远离基地。封锁为更强大的舰队的小型舰船提供了拦截弱小舰队商业运输的自由。尽管从未完全实现过商业封锁，但是商业封锁常常阻碍了海上力量处于劣势的国家的商业发展，并使海上力量处于优势的国家俘获了敌人许多的商用船只。但是，海上力量处于劣势的一方可以对敌人商船进行袭击。小型、快速的武装舰船比战舰速度更快，在海上能很容易地进行大范围的巡航，俘获海上强国的商船。他们可以在这些虏获的商船上安排船员，并试图悄悄地将虏获的商船驶回己方的港口。

这种战争对于私人企业有强大的吸引力，因为俘获一艘商船及其货物有着巨大的利益。许多拥有较弱小海军力量的国家的目标是进行这种类型的战争，这种战争变成了法兰西的一种专长，他们把对手英国和荷兰的大型商船作为目标进行袭击。在大同盟战争中，英国获取了海上控制权，并通过封锁法兰西的港口而彻底毁灭了法兰西的海外贸易。在另一方面，法兰西在战争期间袭击俘获了4000艘英国的商船，这对英国的商业来说是一个危险但并不是致命的打击。

因而，双方使用了一种后勤战略，这种后勤战略与古罗马拜占庭保护他们的边境以及西欧试图对付维京袭击者的战争中所使用的战略相类似。然而，海上后勤战略的不同就在于，海上力量强大的一方针对袭击者的防御，包括对敌人商业的持久封锁，一种比袭击更有效的后勤战略。

海上会战的次数有时超过了陆上会战的频率。保护贸易常常促成海上行动。英国、荷兰或法兰西舰队寻求防御或袭击商船运输。海上作战的赌注有时很大：曾有一次，法兰西舰队袭击了一支有140艘船的运输队并俘获了其中的80艘船。一次海上入侵也会导致一次会战，比如，处于劣势的荷兰舰队与法英联合舰队作战，以及后来一支法兰西舰队于1692年在拉荷攻击一支要大得多的英荷舰队，为一支法兰西陆军在英国登陆打开通路进行徒劳的努力。

脱漏的注释

[扫校者注：以下附在章节后的注释，由于中文版出版社的疏漏，没有在正文中标记出相应位置，需要核对原文]

14[注：西奥多·道奇，《古斯塔夫·阿道夫》（波斯顿，1896年版）第475页。]

15[注：马丁·冯·克莱尔德，《战争后勤：从华伦斯坦到巴顿》（剑桥，1977年版）第14页；雷德利希，《掠夺与抢劫：德普雷达的军事史（1500-1815年）》，第17页；j.米切尔，《华伦斯坦生平》（纽约，1968年）第240页。]

16[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新时代》，小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251-252页。]

17[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新时代》，小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253页。]

18[注：马丁·冯·克莱尔德，《战争后勤：从华伦斯坦到巴顿》（剑桥，1977年版）第17页。]

19[注：卡尔·爱克伯格，《伟大首领的最大错误：图仁元帅的德国之战（1673年）》，《军事论坛》，第41期，1977年10月，第116页。]

20[注：卡尔·爱克伯格，《伟大首领的最大错误：图仁元帅的德国之战（1673年）》，《军事论坛》，第41期，1977年10月，第115页。]

21[注：弗里兹·雷德利希，《掠夺与抢劫：德普雷达的军事史（1500-1815年）》（威斯巴登出版社，1956年版）第62页。]

22[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111页。]

第05章 刺刀的出现对线式战术发展的巨大影响（1700-1791）

刺刀、燧发枪的出现与战术的进一步变革

18世纪初，技术的革新极大地促进了战术发展。轻步兵开始排成线式战斗队形，依赖其火力进行作战，从而成为步兵中实施进攻和防御的主要力量。自从战争中四种基本武器系统形成以来，武器自身的任何改进都对战术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人们成功地将滑膛枪作些改进，以成为一杆短的长矛，这对陆地作战的战术发展产生极大影响。滑膛枪的第一步改进，是在枪管上加装一把1英尺长的短刀。早在17世纪中叶，这种被称为刺刀的短刀，最先在法国军队中出现，而后在其他国家军队中也相继出现。一位当时的学者曾将这种短刀描述为，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护手盘的宽刃短剑，只是将其一端简单地加工成圆锥形，以便插入滑膛枪枪口固定。这样，滑膛枪就可以取代长矛以对付骑兵的攻击。在装上刺刀前，士兵们首先可发挥滑膛枪射击的优长”，而装上刺刀后，滑膛枪手又都变成了长矛兵。[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82页。]

即使滑膛枪装上刺刀后，其总长度也只不过6-7英尺。可见，滑膛枪这一武器系统的不足不在于长矛的长短问题。事实上，在与骑兵的对抗中，步兵是把装有刺刀的滑膛枪当作类似于短矛和利剑那样的刺杀武器使用的，而不是像密集方阵中的长矛兵那样使用长矛的。但是，对付手持长枪的骑兵，带刺刀的滑膛枪就不那么有效了，因为，这时需要的是防御者用长矛构成的一道带刺的防护屏障。但对于只装备马刀而不是长枪的骑兵，只要所有步兵都装备上长矛型武器，哪怕性能不如长矛也行，骑兵就难以突破这种可以取代传统重步兵的步兵阵形。但是，对于滑膛枪兵来说，如果放弃成排齐射的优势，就容易受到骑兵的攻击，因为，他们往往还来不及装上刺刀，敌骑兵就已经到了。

直到17世纪90年代，卡座式刺刀替代了插入式短刀，长矛兵才彻底退出了战争舞台。卡座式刺刀是将刺刀的刀身插入固定在滑膛枪枪头一侧的金属套筒上，这样，滑膛枪就可以带刺刀射击了。这样，装备这种武器的步兵就可以同时担负以往由重步兵和轻步兵分别担负的任务。到1700年，当步兵中已普遍装备了卡座式刺刀后，骑兵就不可能从正面再对步兵队形实施有效的攻击了。如果骑兵仍想从正面接近步兵，它将首先遭到来自滑膛枪队形的排枪齐射，之后，还将遇到像长矛兵队形一样的有力抵抗。

手枪在与马刀结合使用后，使得骑兵成为同时具有了重骑兵和轻骑兵双重功效的武器系统。骑兵武器的这一发展，增强了骑兵对步兵的攻击能力，而成为在开阔地带最厉害的武器系统，除非轻步兵和重步兵能密切配合作战，可以对骑兵造成一定威胁。但是，步兵装备上卡座式刺刀以后，情况就倒过来了。由于骑兵手枪不敌滑膛枪，马刀更不能有效地对抗由刺刀构成的屏障，所以，装备马刀和手枪的骑兵，就很难对装备带刺刀滑膛枪的步兵形成有效攻击。

从下面的这段训词中可以看出，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带刺刀滑膛枪步兵此时已经优于骑兵。1730年，一名西班牙将军在给他的步兵训话时讲到：为了检验步兵的抗击能力，指挥官“应该骑上一匹健壮的战马”，用“战马去撞击站在地上、手里只握有一根棍子的士兵；士兵们则用棍子去戳战马的眼睛或击其头部，最终使战马因害怕而拒绝前进”。此时，指挥官抓住机会地向士兵们说明：“既然一匹强健的战马都不能撞倒手里只握有一根棍子的步兵，那么，在吼声震天的战场上，面对装备有带刺刀滑膛枪的步兵营，骑兵则更不可能取胜——战马更容易受到惊吓。”[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104页。]

但是，骑兵具有快速机动能力，并且不必进行长时间的部署和准备就能迅速投入战斗，因此，骑兵仍然拥有明确的进攻作战优势。再加上线式步兵队形的翼侧和后方完全暴露，也便于骑兵充分发挥它的这些进攻作战优势。由于3列纵深的步兵线式队形就可以抵挡住骑兵的突击，因此，步兵就形成一种每边由3列步兵线式队形组成的空心正方形全方位防御阵形。可是，形成这种全方位防御队形需要一定时间，而且，骑兵的攻击速度又很快，在烟尘滚滚的战场上，骑兵的出现往往很突然，因此，步兵总是来不及组成这种能够有效对付骑兵攻击的全方位防御队形。然而，不管怎么说，刺刀的出现还是大大动摇了骑兵在战场上的统治地位。在整个18世纪，骑兵在西欧各国军队中所占的比例也在逐渐下降。

刺刀的出现，使得军队成份趋于同一，从而，也使战术家们的任务变得更加简单。在古代，由于军队包括轻、重步兵和轻、重骑兵四种作战力量组成，因此，战术家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将这些不同的作战力量有效组合起来，寻求以占优势的武器系统去对付不占优势的武器系统。比如，拜占庭军队之所以多次战胜对手，就是因为他们能根据不同的对手，灵活使用不同的作战力量。在塔吉纳会战中，他们使用重型步兵和下马骑兵改装成的步兵攻击哥特军队的重型骑兵；在卡西里努姆会战中，他们则使用轻步兵来对付法兰克军队的重型步兵。十字军的战术也是在使用强大的武器系统去对付处于弱势的武器系统。

由于西欧各国从未重视过使用轻型骑兵，所以，装备马刀和手枪的轻骑兵的出现，也并没有使他们的战术问题简单化。他们仍然保留着骑兵和轻、重两种步兵，两种步兵如果没有密切配合，就极易遭受骑兵的攻击。然而，刺刀的出现，不仅使军队中只剩下了步兵和骑兵，而且步兵也已代替骑兵占据了主要地位。如果，用d表示抵御攻击的力量，那么，图解5.1清楚地反映了这两种武器系统间的相互关系。与早期战争中的4种作战力量相比，战术经历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

图解5.1带刺刀滑膛枪步兵与骑兵的相互关系

战术家们不再像以往的战争中那样，面临着如何去抵挡更先进武器系统的攻击问题，也没有机会利用一种先进武器系统的优势去对付另一种武器系统。战术家应考虑的是如何利用骑兵突击效果攻击队形散乱的步兵，或者去攻击成线式战斗队形的步兵的翼侧和后方。这对于聪明的指挥官来说，失去了一些发挥自己创造能力的机会，而对于平庸的指挥官来说，则少一些造成重大失误的机会。由于军队成份的趋于同一，会战不再具有较大的决定性，战败方的人员伤亡也大大减少了。

滑膛枪的重大改进也增大了其火力威力，从而使步兵更依赖火力的杀伤力。经过大约半个多世纪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到17世纪90年代，部队开始大量装备燧发枪。这种枪是靠燧石撞击钢片发出火花而点着火药池中的火药的。燧石夹在弹簧击锤上，扣动扳机时，弹簧突然松开击锤，撞击火药池上的金属盖片，撞击的同时打开火药池上的盖片，并产生火花，点燃火药池中的引火药，从而将弹丸射出（插图5.1）。显然，燧发枪的机械原理比火绳枪要可靠得多，最初，燧发枪的点火有效率为2/3，而火绳枪的有效率仅为50%。后来，随着技术进一步改进，滑膛枪的点火有效率提高到了85%。

插图5.1燧发枪点火装置

一种内装火药和弹丸的长椭圆形纸壳弹筒的问世，极大地提高了燧发枪的射击速度。对于旧式的火绳枪来说，枪手首先要用一个牛角制成的药筒，将火药池装满引火药；然后，将一个小木管内的火药装入枪管；再从随身携带的弹药袋里取出一粒弹丸，从帽子里取出一片布包上弹丸，一同装入枪管内；用送弹棍将弹丸和布条捅紧；最后，取出燃着的火绳，拴在枪机上，以备最后点火射击。而对于燧发枪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首先，枪手用牙咬掉纸壳弹筒的尾盖，用嘴含住弹丸；然后，将弹筒内的火药倒入火药池中一部分，剩下的火药则装入枪管内；将用嘴含着的弹丸和弹筒的纸壳一起，装入枪管内；用送弹棍将弹丸和纸壳往下捅到火药处，这就可以准备射击了。火绳枪每分钟只能射击一次，而使用纸壳弹筒的燧发枪每分钟可以射击2-3次，甚至更多。

滑膛枪的另一个改进，是枪管采用硬度更强的金属，以使其能承受更大的火药装填量，从而大大提高弹丸的初速。改装后的滑膛枪可以使1盎司重的弹丸在枪口的初速达到每秒1000英尺。军队装备的滑膛枪，尽管枪管既短又轻，口径也不超过0.75英寸，但是，这些滑膛枪在射程和杀伤力方面，却一点也不比枪管下侧装有一叉状的笨重支架的老式西班牙滑膛枪逊色。新滑膛枪的射速是老式滑膛枪的3倍，枪机的击发成功率也大有提高。

燧发枪的装弹程序简单了，同时，在装填过程中，枪手不需要专门注意防备点着的火绳所造成的意外事故，因此，燧发枪带来了步兵战斗队形的重大变化。火绳枪步兵，人与人之间的间隔至少要1码，以便装填弹药，燧发枪步兵却可以肩并肩挨着一起进行装填，每个人只要有22英寸的空间就足够了。这就是说，在每一列队形中，装备燧发枪步兵的人数要比装备火绳枪步兵的人数多一倍多。这种更密集的步兵战斗队形，不但大大增加了每码正面的火器密度，而且也使抵抗骑兵攻击的刺刀屏障更密集。由于燧发枪装弹速度快，步兵的战斗队形纵深可从以前的6列横队变为3列横队，同时还能保持1/3的人装填好弹药准备射击，因此，指挥官就可以在正面宽度不变的情况下，将步兵组成一个更加密集的战斗队形。

尽管燧发枪的出现，要求战术队形做出相应的变革，但在实际过程中，这一变革过程却是很缓慢的。直到18世纪中期，许多国家的军队在作战时还没有采用适应燧发枪射击特点的3列横队队形，而仍然采用4列横队队形。18世纪中期以后，各国军队才逐渐接受了这种可以同时射击的3列横队队形。射击时，第一列跪着，第二列弯腰半蹲着，第三列则完全站着。还有一种同时的射击的方法是，第一列仍跪着，第二列完全站立，第三列移动一下，从第二列士兵的间隙进行射击。然而，采用第一种同时射击的方法，第二列士兵的锁骨很容易被击伤，而采用第二种方法，第三列士兵射击时又很容易伤着第二列士兵的手和胳膊，因此，三列士兵同时射击很难完全令人满意。最终，各国军队放弃了这种3列横队同时射击的做法，当然，直到19世纪，这种做法才正式被取消。

由于此时的枪管是滑膛的，所以精度很差。再加上枪管内的黑火药燃烧后很容易弄脏枪管，为了避免在战斗中擦洗枪管，弹丸不得不做得小一些，其直径一般比枪管直径小1/20英寸还要多，因此装填得很松。这样做虽然影响了弹丸的初速和射击的精度，但却有利于装填火药，也不必擦洗枪管。也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各国军队都没有使用有膛线的来复枪。因为，为了使弹丸在膛线作用下旋转射出，弹丸必须紧紧与枪管贴在一起被送入枪管底部。少数来复枪手甚至带上木槌，敲打送弹棍才能将弹丸送到枪管底部。

由于所有步兵都使用滑膛枪，射击就更小心。当士兵们肩并肩站立着射击时，他们所穿的军服都必须改换，以免影响射击。17世纪后期的宽边帽子和全下摆的大衣，被换上了窄檐或无檐头盔以及紧身军服，以便士兵形成密集队形。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火力威力一直困惑着战术家们。他们从火绳枪的使用程序中去寻找更好的射击方法。法国人将火绳枪改换成燧发枪的进度最慢，一直坚持采用较大纵深的队形，通过增减队形纵深的列数控制火力密度。当编成5列横队队形时，一般首先是前4列先跪着，第5列站立着射击；第5列射击完毕后，第4列再站起射击，依此类推，一直到5列都射击完毕。由于只是一列一列地射击，这样他们就能够根据情况合理分配或保留火力。

然而，用这种方法来控制整营的兵力进行射击，则显得很困难。为了更有效控制射击，另外一些军队将一个营的兵力分编为18个排进行射击。他们从整个营队形的每个部位各抽出一个排编成3个组，每一组都可以独立指挥射击。由于每一组的各排来自于整个营正面，因此，在任何时候的射击火力都来自于整个营正面。同时，整个正面不仅任何时候都有1/3的火力射击，也都有1/3的火力预备着。让每排的3列士兵同时射击，可以使营指挥官较好地指挥控制部队，同时，也可以利用营下级指挥官控制部队以更好地行动。另外，以排为单位进行射击，不仅使士兵装填弹药方便了，因为，这样整个排的所有3列士兵同时在装填，而且，还保证了在任一时刻，营队形的任何一部位都有部分士兵在射击，而另一些士兵则装填好了弹药准备射击。

平时的训练有助于士兵在战斗中保持整齐的队形，但是，整齐划一的队列行进，或者其他平时多么“精彩的队列动作”，在实际的作战中实施起来都是困难的。“一块耕种过的庄稼地或者深翻过的牧场，就足以打乱整齐的队形。当一些士兵的步子走错时，为了和其他士兵步子保持一致，就得赶紧调整，而当他们调整步子时，就可能掉到后面。而当他们赶上步伐前进时，其他人则又很快走错了步子。这样，整个前进的队形就变得混乱，以致停下来。”平时的军事训练可以使士兵熟练掌握装弹的技能，提高射击的速度，但是，当两排士兵彼此相距100码开始对射时，本来有指挥的射击就会变成单个自由射击，因为，一旦射击开始后，指挥官就再也不能有效控制他的士兵了。“特别是在持续时间长，战斗又十分激烈时，当不少士兵被击毙时，指挥官们就控制不住士兵们的随意射击。”另一位当时的学者描述了这样一次使用滑膛枪的战斗情景：“各排刚开始射击时，或许只有二三个士兵没有参加齐射而独自射击。紧接着队形中就出现一片火海，各排与各列的士兵们混杂在一起，士兵们装好子弹后就自行立即开火射击，第一列的士兵也不再跪着射击了，虽然他们也想那么去做。此时，上至将军，下至排长，面对这混乱局面，谁也无能为力。只有等待部队自行进退了。”[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88-89页。]

指挥官们在平时除了训练士兵的射击技能外，还训练士兵形成用于对付骑兵冲击的方阵，以及形成线式战斗队形。通过训练，指挥官们使士兵们在硝烟弥漫、人喊马嘶、血流成河的残酷战场上，仍能做到纪律严明，熟练地进行射击、前进，尽可能快速地进行战术变化。总的看来，尽管这些贵族出身的指挥官们，不重视采用引导的方式，指导士兵们进行训练，而是更多地采用强制的手段迫使士兵训练，但是，他们的训练应该说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8世纪的后勤

自从马匹用于运输以来，陆上运输状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运输工具方面的一些小改进，使得运输效率也有一定的提高。比如，17世纪末18世纪初出现的四轮马车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四轮马车能载1吨多重的货物，可以很好地利用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快速发展起来的地面道路，从而提高运输效率。另外，内陆运河数量的增多也使陆上运输的效率大大提高。再者，地图精度的提高，使用起来更方便，这为战役筹划和战役实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样，望远镜的出现，也使人们计划和实施会战更加方便了。轮船质量的不断提高，航行性能更加稳定可靠，也使海上运输有了极大地发展。航行表的出现，使人们可以计算航行中的经度。这些较精密仪器的出现，提高了人们在海上航行中确定自己所处位置的经度和纬度的精度。

商业、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既刺激了经济的繁荣，也使人口得到了同步增长，当然，恶性流行性疾病的减少也是促使人口增长的因素之一。土豆的发现，不仅仅使人们增加了一种食物，更重要的是军队发现了一种能代替面包的口粮。它不需要精心地制作，士兵自己就可以从庄稼地里挖来煮着吃。

然而，以上这些变化并没改变自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所形成的军队后勤供应方式。利用仓库进行战争物资储备的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种后勤供应方式主要是用于保障战役初期，或者是供应围城作战。即使这样，仓储式后勤供应方式只能是勉强供应做面包用的面粉，根本不可能满足军队战马所需的大量饲料。一支典型的军队，其战马的数量相当于人员数量的2/3还要多。在一次战役中，一匹战马一天需要消耗20磅草料，而一名士兵只消耗可烤成2磅面包的1.5磅面粉、1磅肉、干酪和一些其他食物。即使是在围城作战中，弹药的消耗量与人员、马匹所需粮草的消耗量相比，也显得微不足道。

军队继续依靠国家通过有组织的合法渠道征收战争特别税来生存，但是，除此之外，军队还得靠自己去寻找当地的食物资源，特别是战马的草料资源。因此，即使当地有良好的道路条件，有足够数量的四轮马车可以保证从更远的地方将物资运送过来，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也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时间过长。驻守军队常常不得不亲自动手组织当地的物资资源，如建立面包加工厂、去牧场打干草为战马准备草料，甚至还要自己种小麦磨面粉。而这些活动常常会导致一场重大军事行动。因为，这些分散的生产性活动，不但给士兵们开小差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而且极容易遭到敌人的骑兵甚至步兵的袭击。特别是运送物资的四轮马车常常成为敌人小股骑兵偷袭的目标。因此，一般要派出数量众多的战斗部队来保护割草的士兵和运送物资的四轮马车。这样，整个大部队就常常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

虽然，这时国家的财政税收多了，借贷资源充足了，更高效的商业化军队后勤保障方式，使得军队不像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那样过于考虑后勤供应问题。但是，军队还是像在亚历山大时期一样，将后勤供应能力作为确定战略方针的一个基本条件。围城作战的频繁更显得后勤的重要。尤其对于一个占据地盘较大，且有坚固筑垒防御工事之敌的围攻，围攻者后勤供应能力的强弱就成了决定围攻作战成败的关键。因此，围攻者经常给先投降的敌人较充足的后勤物资供应，并威胁坚持抵抗者，如果坚持下去就会被困死在城内。当然，如果围攻部队在守城部队物资消耗完毕之前，就将周围地区的资源消耗尽了，那么困死守城部队的日子就将永远不会到来。

就像古希腊军队一样（但亚历山大军队除外），18世纪各国军队中仍然有许多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许多富有军官的行李也常常是形成18世纪军队庞大辎重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军队行军过程中，许多军官带有床、椅子、写字桌、移动厨房，甚至还带着铜制烛台，另外还有衣柜以及睡帽、拖鞋、衣服刷等等。以至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家军队对军官携带的行李不得不进行限制，普通军官只能有1辆私人四轮马车，上校只能有2辆，将官可以有2-4辆，元帅（皇家军队中有许多元帅）则可以拥有5辆。所有国家的军队中非常富有的军官们，都将他们平时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带到了战场上。这些军官们都带着贴身男仆、厨师以及昂贵的衣柜和银制的餐具，有的甚至还带着一个剧团。当法国国王出征时，元帅布夫莱尔公爵所提供的随军人员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布夫莱尔公爵“带着至少72名厨师、340名家人，其中120名身穿制服的仆人，另外，还带着400打餐巾纸、80打银制盘子、6打盛水果的瓷盘和银碗，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等等。平常的时候，他们一天要用掉50打瓶子，如果国王和王子过来就餐则要用掉80打瓶子。有一天他们一共用掉了2000磅咖啡和268升酒”。即使神圣罗马帝国统帅华伦斯坦在世，面对这种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也会望尘莫及，自叹不如的。[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107页。]

马尔伯勒将军的战略与战术

除围城行动外，当时的作战条件极大地限制了进攻战术的运用。因为，尽管指挥官们对自己的指挥才能和部队的作战能力都很自信，但他们却没有更有效的方法调动对手，再加上当时还没有一种有效的进攻型武器系统，面对由装备带刺刀滑膛枪士兵构成的防御队形，进攻战术往往很难奏效。所以，作战能力相当的两支部队遭遇时，采取防守的一方常常容易争得主动。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比如，古罗马的后勤保障、线式战术、战场个人作战技能以及坚固防御要塞等等，并不完全代表古罗马人作战方法的全部一样。庞培在伊莱尔达对恺撒的成功阻击，以及恺撒在法萨卢斯会战中，对占有兵力优势且采取防守的庞培的主动进攻，并大获全胜，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例子。

进攻的一方常常陷入被动的僵持局面。在这一点上，18世纪的战争和上一个世纪的战争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即使是重型骑兵成为战场主宰的时期，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城市要塞仍然在战略防御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战略家们仍然将作战目标瞄向对方的后勤供应，而且基本上放弃了运用袭击手段来切断对方的后勤供应，最终迫使对方在政治上做出让步的方法。战略家们主张通过占领敌方领土，以得到比偷袭更加可靠、更加有效、长久的物资供应，还可以彻底摧毁敌人的后勤资源，并在尽可能减少引起当地政府和居民反感情况下，在政治上给敌人以最大的压力。法国军队偷袭巴拉丁，并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极其被动地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清楚地反映了18世纪初军事行动的基本特征。当时的军事行动仍然或多或少地带有17世纪后期刺刀出现以前的作战模式。这场战争是在法国、西班牙联盟和英国、荷兰、神圣罗马帝国和大部分德意志小诸侯国联盟之间爆发的。但当时的巴伐利亚站在了法国一边。1704年，法国元帅马尔桑率领一支强大的法国军队与巴伐利亚军队组成联军。这支法巴联军前出直接威胁着帝国心脏地带——奥地利。

在莱茵河畔，由巴登侯爵率领的一支帝国军队与塔拉尔元帅率领的一支法国军队相遇。在西班牙属尼德兰，维勒鲁瓦元帅率领的法国军队则与马尔伯勒公爵率领的以英军为主的英荷联军相对峙。虽然，马尔桑和塔拉尔元帅得到的后勤供应比卢森堡等一些小国军队还要少，但作为指挥官，他们仍尽职尽责地指挥部队作战，并取得了较好的战绩。然而，仅仅由于和国王路易十四的私人关系才得以领兵出征的维勒鲁瓦元帅，却是一个只懂得溜须拍马的官场老手，实践证明，他根本不胜任他的指挥岗位。在英、荷、奥联军方面，由于与宫廷的关系已身居高位的马尔伯勒公爵，将成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之一。马尔伯勒公爵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具迷人魅力的言谈举止，使他在联盟国中具有很强的外交能力。另外，他长期关心士兵的疾苦，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战略上，善于详细计划，战术上讲究作战方法，在战场上总能保持冷静的头脑。

考虑到法巴联军对罗马帝国心脏地带的威胁，马尔伯勒公爵决定将尼德兰战区的一部分兵力调往奥地利方向。5月初，马尔伯勒公爵亲率一部分兵力首先沿莱茵河东岸向南挺进，给敌人造成要横跨莱茵河往西的假象。然后，马尔伯勒公爵突然离开莱茵河向东挺进，以支援多瑙河地区面临法巴联军威胁的帝国军队。果然，维勒鲁瓦元帅立即率军向南拦截。然而，法军的作战计划是，当塔拉尔元帅率军渡过莱茵河向东做试探性机动时，维勒鲁瓦元帅的部队必须拖住巴登侯爵的帝国军队。而这时，帝国最优秀的将军、萨瓦王室的欧根王子已接替了巴登侯爵的指挥位置，巴登侯爵则率一支小增援部队归于马尔伯勒公爵的麾下。当马尔伯勒公爵率军增援被法巴联军威胁的帝国军队时，欧根王子的任务是将法军拖在莱茵河地区。

马尔伯勒公爵率领大军向东行进了350英里，终于在一个较有利的时机到达了多瑙河地区。他只在上午行军，其他时间让部队休息，这样平均每天走9英里多。由于在部队出发前就已确定好了行军路线，马尔伯勒公爵在沿途准备了充足的后勤供应，甚至连士兵换的靴子都准备好了。另外，马尔伯勒公爵常常将部队集中在一起，并供应足够的粮食，士兵在部队行军过程中，开小差的很少。沿途友好的或中立的当地政府也给他们提供一些物资供应。对这些供应品，马尔伯勒公爵都答应要偿还，并且态度十分诚恳有礼貌。这一点可以从他给美因茨选帝侯的一封信中得到证明：“非常感谢阁下大人的慷慨资助！……我们在行军途中得到了很好的物资供应，我们会尽快偿还的。这样对我的部队和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都非常有利。”假如得不到供应，饥饿狂暴的军队肯定会疯狂掠夺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物资。[注：马丁·冯·克莱尔德，《战争后勤：从华伦斯坦到巴顿》（剑桥，1977年版）第30页。]

当马尔伯勒公爵率军赶到多瑙河北岸时，他发现河上所有的桥梁都已被法巴联军占领。马尔伯勒公爵只好率军沿河向东机动寻找机会，终于在多纳维茨夺取了一个由敌人把守的桥头堡。在这次对有着最坚固防御工事敌人的进攻中，马尔伯勒公爵采取各种方法使敌人分散了兵力，保证了主要攻击方向上的顺利突破。战斗结束，马尔伯勒公爵损失了5000人，而总数为1.4万名的守军却损失1万名。马尔伯勒公爵的部队在夺取了桥头堡、跨过多瑙河后，迅速向巴伐利亚突击，将法巴联军赶到了莱希以西地区。

在完全控制了跨越多瑙河的桥梁、并能自由往返多瑙河两岸之后，马尔伯勒公爵继续采用夺占敌方物资资源的后勤供应战略。由于他不能同时夺占敌人所有的资源，因此，正如欧根王子所建议的那样，他必须毁掉巴伐利亚。“经过最后分析，我认为，为了完全破坏敌人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必须全部毁坏巴伐利亚及其周围地区。”[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史中的战争艺术》，第4卷，《新时代》，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302页。]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马尔伯勒公爵对巴伐利亚进行了大肆毁坏，烧毁了300个可能成为敌人物资供应源的村庄。由于敌人在巴伐利亚找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为了寻找食物和马料，敌人不得不被迫转移到位于莱希和多瑙河之间的一块狭小地带，以等待马尔桑元帅从莱茵河地区赶来增援。为了能抓住时机，马尔伯勒公爵总是留有足够的力量。此时，欧根王子也已摆脱了维勒鲁瓦元帅的纠缠，并尾随着塔拉尔元帅向东机动，等待着与马尔伯勒公爵在多瑙河北岸会合。

然而，法巴联军也在霍彻斯特渡过了多瑙河，夺占了一个坚固要塞，并以此为屏障防守着他们的后勤供应区，同时也切断了帝国联盟军队从北部纽伦堡地区获取物资供应的通道。由于帝国联盟军队的南部只有已经被毁坏的巴伐利亚，所以，面对法巴联军刚刚抢占的这个要塞，马尔伯勒公爵和欧根王子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撤退，或者进攻夺占这个要塞。尽管是塔拉尔元帅挑起的这场战斗，但他却坚信，马尔伯勒公爵和欧根王子决不会冒险向他发起进攻。因为，他的翼侧有很好的屏护，正面又有一些村庄和一条河成为天然屏障，马尔伯勒公爵和欧根王子只有撤退。但是，恰恰相反，公爵和王子却最终做出了进攻的决定。

对于马尔伯勒公爵来说，欧根王子是一个很好的搭档。出生于法国和意大利交界的萨瓦公国的欧根王子，从外表上看丝毫没有什么惊人之处。王子从小就非常渴望成为一名着名的军事统帅，但由于得不到法国国王的器重，于是就投奔了罗马帝国皇帝，在奥土战争和意法战争中屡立战功，成为在他这个年龄中最优秀的将军。欧根王子不但能熟练运用战略战术，在作战中他还非常喜欢冒险。欧根王子和马尔伯勒公爵一样，在战略战术上也主张积极进攻。两人曾多次联手指挥过一些非常艰苦的战斗，并很快成了好朋友。

像古斯塔夫二世在赖滕费尔德会战中一样，法国的塔拉尔元帅也指挥着两支部队，一支是他自己亲率的部队，另一支则是马尔桑元帅和巴伐利亚选帝侯率领的法巴联军。他模仿古斯塔夫，将部队成线式排列，中央位置集中了大部分骑兵，左翼以一片树林为屏障，右翼则依托多瑙河边上一个叫布伦海姆的村庄。在这个村庄里，塔拉尔元帅布设了一支强大的步兵力量。中午刚过，马尔伯勒公爵从右翼、欧根王子从左翼，开始向法巴联军实施攻击。欧根王子负责吸引敌人注意力，马尔伯勒公爵则集中了20个营的步兵向布伦海姆村实施了猛烈进攻。第一批2400名英军刚刚逼近法军，立即就遭到了相距只有30步远的4000名法军士兵的集中射击，英军马上就伤亡了800人。然而，英军士兵毫不退缩，仍然顽强进攻。惊慌失措的法军将所有的步兵预备队都调到了布伦海姆村。立时，这个小小的村庄就塞满了1.8万名士兵，连人都难以挤下，更不能进行有效的作战行动了。一名目击者写道：“村子里的人非常拥挤，士兵们甚至都不能进行射击了，更不用说排成整齐的队形了。敌人的射击没有一发打不中，而我们只有站在最外面的人才能进行一下还击。”[注：戴维德·钱德勒，《军事家——马尔伯勒》（纽约，1973年版）第145页。]

马尔伯勒公爵在成功地将敌人的主要兵力吸引在两翼之后，立即集中步兵和骑兵，跨过那条小河猛攻法军的中央地带。虽然步兵和骑兵的兵力相当，马尔伯勒公爵还是决定使用一半多的骑兵和23个步兵营中的9个营实施攻击。这是因为，法军的步兵和步兵预备队几乎全部被牵制在右翼，中部只有5000名用于防守的步兵。虽然还有一定数量的骑兵，但骑兵的优势是进攻，在防守中也只是实施反击行动。不得已，法军只好使用不善于防守的骑兵来抗击英军的攻击。

在马尔伯勒公爵步、骑兵联合攻击下，法军的中部被突破，大部分骑兵沿多瑙河仓皇逃走。一名在那次惊慌逃跑中幸存下来的士兵回忆道：“我紧紧伏在马背上狂奔，突然冲到了一个深深的溪谷边上，我和战马一起跌进了一个20英尺宽的沼泽地里。紧接着被敌人紧紧追赶的一些骑兵，连人带马也跌进了池里，压在了我的身上。我费劲地从战马上抽出身子。”大概有3000多名法国骑兵在逃跑时跳入多瑙河中试图游过该河。英、奥、荷联军在拥挤的布伦海姆村子里抓获了大量的法军俘虏。在这次会战中，法军共损失了3.5万人，其中包括1.4万名俘虏，几乎占其总兵力的2/3，而英、奥、荷联军只损失了23%的兵力。[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54页。]

作战略图5.1布伦海姆会战：分散与集中

布伦海姆会战是整个18世纪西欧发生的一些主要战争中影响最为巨大的一次会战。它不但使帝国联军在战略上彻底解除了法巴联军对奥地利帝国的威胁，而且还占领了巴伐利亚，并迫使法军退回到了莱茵河地区。

马尔伯勒公爵的其他战役行动是在尼德兰展开的。当法国国王的孙子继承了西班牙王位时，法西两国结成了同盟，法军因此占领了西班牙属尼德兰省。英国和荷兰也都想插手尼德兰问题，将法军赶走，因此，马尔伯勒公爵率领英荷联军为达到这一目的和法军周旋了7年。他所面临的却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散布在尼德兰地区的城镇都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这些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城镇在16世纪曾让西班牙人头痛不已，现在又对马尔伯勒公爵这样的一个天才提出了挑战。像西班牙人遇到的一样，马尔伯勒公爵遇到的正如罗马人防守他们的国境线时一样的纵深很大的防御。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城镇，既有各种各样的物资仓库，还有士兵避弹所。另外，它还可以牢牢控制经过这个地区的主要道路和河流。因此，要想通过这样的城镇，不仅非常困难，而且很危险。因为，城镇里的守军随时都可以出来袭击运送物资的车队或其他的小股部队。

好在这时攻城技术和后勤供应体制都有了较大发展，而且尼德兰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可以维持城外部队1-2个月的生活，以使其有较充裕的时间对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城镇实施围攻。但是，进攻一方却需要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以对被围攻的要塞形成包围之势，有时需要10倍于防守之敌的兵力。另外，即使围城的一方还没有采取任何攻击行动，也要时时小心防守之敌的突然袭击。这意味着，单一的攻城行动要持续很长时间，有时要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份。

幸运的是，在1706年，马尔伯勒的对手是无能的法国元帅维勒鲁瓦。5月份，维勒鲁瓦元帅匆忙出发，急于寻找马尔伯勒公爵的联军主力决战。他对自己的能力很自负，梦想着能替路易十四国王报布伦海姆惨败的一箭之仇。法军将6万兵力全部摆在了一个低洼地带，这个地带的中部有一个叫拉米伊的村子。马尔伯勒公爵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以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打败维勒鲁瓦。中午一过，他立即将部队展开，前方部队已和法军接上了火。双方都采用传统的布阵方法，步兵位于中央，骑兵和少量的步兵位于两翼。一开始，马尔伯勒公爵对法军的两翼进行试探性攻击。在左翼，公爵的骑兵对法军没有骑马的骑兵给予了重创，步兵也夺占了两个村子；在右翼，公爵集中了英军12个步兵营，诱使维勒鲁瓦元帅急忙抽掉中央的步兵，以增援其薄弱的右翼。

当对法军中部的攻击没有奏效，而法国的骑兵已经撤回，步兵的翼侧完全暴露时，马尔伯勒公爵立即抓住这一时机开始行动。当发现到他的骑兵难以迅速通过右侧那条泥泞的小河，而法军的骑兵却容易利用地形实施反冲击时，公爵果断放弃了对右翼的攻击，悄悄将骑兵调往左翼，战场上的浓烟和不平坦的地形使维勒鲁瓦元帅没有发现公爵的兵力转移。公爵首先使用在数量上占有2比1优势的骑兵，击退了法军骑兵，然后猛攻法军中部的步兵，攻击行动很快奏效。当维勒鲁瓦元帅发现自己的右翼和中部都处于危险境地，急调左翼的骑兵增援右翼和中部时，为时已晚。此时，他的右翼和中部已全线溃败。这次交战，法军损失了1.3万人，占其总兵力的20%还多，而英、荷联军只损失了不到总兵力的5%。和布伦海姆会战一样，马尔伯勒公爵首先使用步兵进行佯攻，以分散敌人的兵力，当敌军阵形中出现暴露的翼侧时，然后再集中优势的骑兵实施突击。

与布伦海姆之战相比，此次会战在战术上没有太突出的战果，但在战略上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马尔伯勒公爵从心理上彻底摧毁了法军的抵抗斗志。正如有人评论：“有些被认为可以有效对付攻击的城镇，没有经过任何打击就拱手相让了”，因为维勒鲁瓦元帅彻底丧失了斗志，随着他的败退，他的下属们放弃了一个又一个有着坚固防御工事的城镇。[注：戴维德·钱德勒，《军事家——马尔伯勒》，（纽约，1973年版）第179页。]

当地的居民较友好，对英荷联军的继续推进没有产生妨碍。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对尼德兰地区统治的时间较长，因此新的波旁王朝的统治地位并不牢固，特别是随着包括原西班牙国王的堂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联军入侵之后，其统治地位更不牢固。马尔伯勒公爵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同时抓住罗马帝国皇帝的兄弟想取得西班牙国王的宝座而成为查理三世的心理，对查理三世许诺，保证不影响他对尼德兰的控制，“全部优良的动产、不动产及其他物品将原封呈上。我们特此公告，严格约束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尽量不使当地居民遭到侵扰”。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马尔伯勒公爵的军队没有遭受当地老百姓的抵抗，不久即攻占了尼德兰地区当时的首府布鲁塞尔，以及曾被西班牙军队控制、现由一部分法军防守的安特卫普。最后，在战役季节结束，以及精力充沛、接替维勒鲁瓦元帅指挥权的旺多姆元帅制止轻易放弃筑有坚固工事的要塞之前，英荷联军已控制了尼德兰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注：戴维德·钱德勒，《军事家——马尔伯勒》，（纽约，1973年版）第179页。]

马尔伯勒公爵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与维勒鲁瓦元帅有着天壤之别、指挥才能超众的对手。旺多姆元帅是法国亨利四世国王的孙子，他在18岁时就领兵打仗，当时已有30多年的指挥经历。旺多姆元帅不但有着非凡的指挥才能，而且在战场上还有着超常的胆识、丰富的想像力和独特的感召力。然而，由于在接下来的一年内，机敏的旺多姆元帅要对付一些潜在的威胁，而马尔伯勒公爵也要尽量减少开支，所以在双方之间没有发生大的战事，在战略上都采取了防御的态势。第二年，法军利用当地居民对联盟军队统治的不满，只用了一小部分兵力，就又重新夺占了两个重要的城市，重新控制了尼德兰的大部分地区。但是，此时法军的指挥权力分散了，国王的小孙子与旺多姆共同分享权力，这又给马尔伯勒公爵带来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当法军的一支小部队在收复一个反叛的城镇时，两支部队终于遭遇了。在两天半的时间内，马尔伯勒公爵率军机动了50英里，到达了奥德纳德附近的一条小河边，与向同一个方向渡河的法军只相隔6英里。当两军的骑兵小分队遭遇时，旺多姆元帅意识到英联军的大部队就在附近。此时，法军已全部渡过了这条河，元帅决定立即攻击。马尔伯勒公爵知道法军的指挥权分散，相信自己这次同样一定能取得会战的胜利。因为，指挥权分散在两个人手里，两个人必然要争功抢胜，绝不会相互配合形成有利的作战态势。果然，旺多姆元帅自恃重兵在握，认为很容易就可以将联军击败，但他的作战计划却瞒着国王的小孙子，以至于在他实施进攻时，其翼侧却失去了应有的防护。马尔伯勒公爵及时抓住了这一时机，集中骑兵和步兵猛攻法军薄弱的翼侧，从而取得了奥德纳德会战的胜利。法军在夜幕降临时，也成功地将部队撤离了战场。这次交战，联军只损失了总兵力的3%，而法军却损失了15%。从此，两支军队再次相遇时，一改过去既不主动交战，又不抢占地盘的做法，双方都既积极进攻，又注重防守。在法军撤退后，马尔伯勒公爵实施了一系列的迷惑行动，使对方搞不清他下一步的意图是围攻图尔内，还是伊普雷、蒙斯或者里尔。其实，公爵的下一个目标是里尔，8月初，他就率军出发了。

里尔是法国北部的一个主要城市，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实际的战略价值。法军派资格较老、又有才能的布夫莱尔元帅，率领1.6万名士兵在此驻守。英联军约10万大军参与了这次围城作战行动。罗马帝国皇帝的主要元帅——欧根王子，负责指挥攻城部队；英军名将——马尔伯勒公爵，负责指挥掩护部队。由于城墙隐藏在护城壕沟和土制斜堤的后面，当时炮兵的射程够不着。因此，实施攻击的士兵挖掘了一些锯齿状的工事，以接近护城壕沟。这样，炮兵就可以利用这些工事做掩护向前机动。密集的炮火开始对城墙四围的防御工事实施猛烈的轰击，炮弹也纷纷落入了城内。进行突击的士兵需要这样的炮火，同样，实施防守的法军也需要炮火支援。为了能抗住联军利用堑壕发起多次的突击，为对付这些堑壕，防御者也设置炮火以摧毁进攻部队挖掘的堑壕。

正当欧根王子运用这种规范的攻城方法，一点一点地动摇着固若金汤的里尔城堡防御时，马尔伯勒公爵也在与城外11万法军周旋，以免其对围城作战行动产生影响。围城作战引起了长时间的会战，但是，由于马尔伯勒公爵占据坚固的阵地，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的名声在外，法军先后两次放弃会战的念头，第一次是在9月初，第二次是10月，旺多姆元帅率增援部队赶来，也没敢贸然交战。

法军两千名骑兵，每人携带一个装有100磅火药的袋子，突然冲破联军的防御，给守城部队运送了一批弹药。然而，此次行动中，只有一半的骑兵冲了进去，其余的却倒了大霉。有人曾这样描述，随着联军围城士兵的枪响，“一些敌人的火药袋子被击中；在一阵阵可怕的爆炸声中，数以百计的敌人立即被抛向了天空”。幸免于难者仓皇逃跑，其中一些人的火药袋子“被颠破，火药漏了出来，在他们身后的路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火药尾巴。战马狂奔，马蹄铁掌踏出的火星点燃了火药尾巴，紧接着就又点燃了他们的火药袋子，大部分的士兵和战马都被炸死。没死的景象更惨，士兵和战马没有一个不是缺胳膊少腿的，甚至树上都挂着残肢断臂”。[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261-262页。]

法军成功地切断了联军从大本营布鲁塞尔至里尔的交通运输线，里尔要塞仍被法军牢牢控制着。这时，马尔伯勒公爵又重新开辟了一条从港口城市奥斯坦德至里尔的交通运输线，而且多次击退了法军的袭扰。当法军引海水冲毁这条运输线时，公爵又仍设法使用船只建立了一条自奥斯坦德至里尔的水上运输线。至此，法军为了解除联军对里尔的围攻，使用了最后的一招——围魏救赵的办法，即派兵威胁联军的大本营布鲁塞尔。然而，法军对布鲁塞尔的炮火轰击，既没有动摇联军对布鲁塞尔的防御，也没有达到使马尔伯勒公爵分散兵力的目的。相反，公爵却率军威胁法军的退路，并彻底解了布鲁塞尔之围。

4个月后，里尔城守军终于投降了。这次胜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英联军充分考虑到了围攻行动所需要的巨大物资消耗。另外，奥德纳德会战的胜利对联军夺取里尔城也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双方重视里尔城的争夺，其重要意义表明，面对有着坚周筑垒工事做支撑，有纵深防御部署的对手，进攻部队的快速推进是相当困难的。

1709年，法军起用了优秀的指挥官维拉尔元帅，但由于法军此时元气已伤，所以英联军在没有遭到严重阻击的情况下就包围了图尔纳。维拉尔元帅曾在法国着名将领孔代、图仁、卢森堡的麾下领兵作战，从他的上司们那里，富有理想的维拉尔学到了许多指挥作战的本领。当英联军攻破图尔纳，开始围攻蒙斯时，维拉尔元帅立即采取了行动。考虑到马尔伯勒公爵乐于进攻，元帅将部队机动到距蒙斯很近，几乎和围城的联军可能遭遇的位置，抢占了一个叫马尔普拉凯的村子，并利用树林对其翼侧进行了充分的防护。等到马尔伯勒公爵率军赶到并展开队形时，法军已经利用一天一夜的宝贵时间在其正面构筑了防御工事、设置了障碍物，而且还留出了一些可供其骑兵机动的通路。

正如狡猾的维拉尔元帅所预料的那样，马尔伯勒公爵和欧根王子，这对在战场上配合默契的黄金搭档，果然计划先以部分兵力攻击法军的翼侧，当法军中部的主力回援时，然后，就像他们在布伦海姆之战中那样，集中优势的骑兵猛烈攻击法军薄弱的后方，直至取得交战的胜利。然而，英联军对法军两翼的最初攻击，很快就惨遭失败。左翼，纵深为四列横队的法军步兵方阵，在50步远的距离上，以密集的齐射击退了联军的进攻；右翼，法军隐蔽配置的20门火炮，在步兵密切配合下，突然以猛烈的炮火轰击联军，使联军在半个小时内就伤亡了5000余人。维拉尔元帅指挥的法军左翼和布夫莱尔元帅指挥的法军右翼，相互支援，密切配合，牢牢连在一起，避免了再犯布伦海姆之战中的错误。

但是，联军却占领了法军做为左翼屏障的一片树林，迫使维拉尔元帅不得不从中部抽调一部分步兵来夺回这片树林。维拉尔元帅从中部抽调了1.5万名步兵以解除其左翼的威胁，这样一来，他的中部防御实际上就已经非常薄弱，只剩下了骑兵仍在对抗着联军步兵的攻击。马尔伯勒公爵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集中了3万名骑兵，利用法军前沿障碍物中的间隙，对维拉尔元帅的中部防御给予了致命的一击。当发现法军的左翼开始溃败后，布夫莱尔元帅指挥他的部队对联军的骑兵进行了一下象征性的抗击，然后也就从战场上撤退了。

法军虽然败退了，但是从士兵到指挥官，整个部队的士气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相反，由于英联军连续作战，元气大伤，已无力再对蒙斯进行有效的围攻了。马尔伯勒公爵原指望通过这次作战胜利就能进军法国本土，然而，在这次会战中，他却损失惨重，11万大军，阵亡了2.5万人，伤员也占了总兵力的22%。而法军只死了1.2万人，伤员和被俘的人员只占了8万总兵力的15%。就像古希腊的皮洛斯，虽然勉强取得了在古罗马作战的胜利，却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最后落了个孤身一人逃回希腊的下场。因此，在马尔普拉凯会战失利后，维拉尔元帅曾给路易十四国王写了一封信，“如果上帝开恩，再让我们的敌人取得这样的一次胜利，那他们离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如果能再这样拖下去，法国就将赢得这场战争。

在马尔普拉凯会战中，马尔伯勒采取分兵攻敌两翼的策略，其代价是昂贵的。因此，即使其取得了会战的胜利，但这仍不能弥补其所付出的代价。当然，此次会战也表明，马尔伯勒是一位高明的战术家，他在会战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么一种原则：先攻击敌部署的某一点，吸引敌人调动预备队救援，这样，敌必然会在其他部位露出破绽，然后，再集中兵力进行决定性的突击以赢得胜利。马尔伯勒公爵通常使用骑兵担任最后主攻的任务，因为，骑兵具有快速机动和灵活部署的优长。

意大利北部的持久战略

意大利北部战役主要发生在一片东西长150英里、南北相距约70英里的地区，其面积与尼德兰地区差不多。尽管这个地区内也散布着许多城镇，德法两国也经常将此作为实力较量的战场，但是，这个地区不像尼德兰地区那样，有着较多的具有筑垒工事的城镇。大部分的城市都集中建在波河及其支流的两岸。波河及其支流是影响这个地区东西交通的主要天然屏障。因此，一旦一支军队渡过一支河流，它就可以相当自由地在两条河流之间地带行动。此地区的作战持续时间往往不长，因为，在整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交战双方投入此地区的兵力数量不多，总兵力相对于空间面积上的兵力密度不大。相比之下，交战双方投入尼德兰的兵力数量要多些，因为，尼德兰距法国、英国和荷兰都比较近，其位置也相对更为重要。

法国与萨瓦公爵的联军位于法国边境，而与西班牙的联军仍然控制着意大利北部的大片领土。这就意味着，至1701年战争爆发时，法国的军队和萨瓦公爵的军队控制着意大利北部至中立国威尼斯边界及阿迪杰河的所有地区。法军指挥官卡蒂纳元帅，是一位能干的指挥官，从指挥意大利战争中获得了大量成功的经验。他指挥法军采取防御态势，派兵驻守了大部分城镇，并将主要兵力部署在瑞沃里地区，以控制和封锁介于阿迪杰河和加尔达湖之间的帝国军队入侵的通道。为避免和卡蒂纳元帅的军队发生直接冲突，帝国指挥官欧根王子决定，率军穿过中立的威尼斯领地，穿过阿迪杰河东部地形复杂的地区向南行军。为了迷惑和欺骗卡蒂纳元帅，欧根王子在北部虚张声势，实际上却率领大军利用阿迪杰河和河以东复杂地形做掩护南下，在法军真正发觉意图之前，到达了维罗纳。之后，聪明的欧根王子又摆出要在维罗纳以北渡过阿迪杰河的样子，选择了7个渡河地点，而实际上，他却在维罗纳以南很远的卡斯特巴多架起了一座桥，并于7月9日率军渡过了阿迪杰河。

帝国军队的大部人马还在河岸东侧，卡蒂纳元帅的部队已经溃散。卡蒂纳元帅不太清楚欧根王子下一步的目标，于是退回到明西奥河进行防守。但是，他所看到的只是欧根王子率军远远地向西北机动，并于7月28日越过法军驻地北部，在佩斯基拉南侧几英里处架桥渡过明西奥河。过河后，欧根王子继续快速向西朝基耶塞河方向行军。溃散的法军再次组织后撤，最后在奥廖河南岸占领了一个阵地。欧根王子通过不断地吸引法军，利用其分散兵力、层层防守各条河流的机会，率军连续突破三条河障，并抢占了意大利北部1/3的地区。

作战略图5.2欧根王子吸引卡蒂纳元帅分散兵力

欧根王子在向意大利北部进犯过程中，没有采取袭击的手段，而是每到一处，便派兵控制这一片地区，以作为自己的战争后勤供应基地。他实际上所采用的是古斯塔夫的不断蚕食敌方领土的持久战略。除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外，在意大利北部，交战双方都采用了这种战略，尽量抢占、控制领土，以掠夺肥沃的意大利北部地区的资源。

法国路易十四国王十分关注法军在意大利北部的战事，当得知卡蒂纳元帅初战失利后，他立即派毫无指挥才能的维勒鲁瓦元帅接替卡蒂纳的指挥，并不断派兵增援，最后法军的总兵力达到了4.5万人，而帝国军队在意大利的兵力只有3万人。8月底，维勒鲁瓦率军渡过了奥廖河，向欧根王子的重兵驻地赤阿瑞发动进攻。幸好维勒鲁瓦元帅并没有彻底贯彻自己的意图，法军损失仅为2500人，而帝国军队则几乎无一人伤亡。在秋季的后面一段日子里，双方部队在进入冬季营房休整前，都采取了各种行动以破坏对方的粮草征收。这期间，欧根王子率军包围了仍被法军占领的曼托瓦要塞。

在冬季的一次袭击行动中，王子的士兵偶然俘虏了法军维勒鲁瓦元帅。但这却对王子极为不利，因为路易十四国王马上另派了足智多谋、精力充沛的旺多姆元帅接替了他的指挥。旺多姆元帅很快就扭转了局势。1702年5月12日，他出人意料地率军从克雷莫纳向北机动，在篷特维克渡过了奥廖河，在马内尔比奥渡过了麦拉河，在梅多特渡过了基耶塞河，于5月23日出现在古爱多地区，并解除了帝国军队对曼托瓦的包围。通过这一行动，旺多姆元帅控制了曼托瓦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并抢占了位于欧根和奥地利之间的一块要地，迫使帝国元帅收缩兵力，在曼托瓦以南地区挖掘工事进行防御，并自己从波河南面原先建立的仓库里去提取军队的后勤供应。

在又得到一批增援部队之后，旺多姆元帅分出2.3万人继续驻守里瓦多和欧根对抗。他则亲率另一部分兵力向西朝着波河方向机动，在远离帝国军队的波河上游地段渡过波河，尔后迅速向东，夺占了波河以南欧根王子战争基地内的好几座城市。然后，旺多姆元帅向北进攻卢萨拉，计划夺占波河上的桥梁，以迫使欧根退到威尼斯境内，并进而退回奥地利。然而，在不了解法军里瓦多守军指挥官的情况下，欧根率领他的主力部队向南渡过波河，进军卢萨拉，试图以优势兵力消灭旺多姆元帅的另一部分兵力，从而扭转战局，夺取战场主动。

欧根王子率领军队利用卢萨拉周围的一些河沟、堤坝、树林做掩护，悄悄向法军接近，希望能在法军安营扎寨时打它个措手不及。然而，当他正率领其军队以5路具有正常防范措施的纵队行进时，旺多姆发现了帝国军队，因此，旺多姆元帅赶在敌人还没有展开成战斗队形之前，进行了伏击部署，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虽然被法军发现，欧根王子仍然在下午5点向法军发起了攻击。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午夜，帝国军队也没有能将法军驱逐出战场。第二天，两支军队继续对阵作战，只是交战的规模局限在相互炮击之上。

事实上，双方部队对阵相持又过了55天。期间，法军曾多次派兵袭击欧根王子军队的后勤供应基地，当然，欧根王子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以保护自己。最后，法军把欧根的帝国军队赶到了塞基亚河以东地区。帝国军队在此进行冬季休整。战术娴熟的旺多姆元帅，以其双倍于欧根王子军队数量的法国军队，将欧根王子赶出了去年所夺占的大部分地盘，使其所占地域范围仅限于波河以南地区。但是，他还没能将欧根王子赶出意大利。欧根王子，这位杰出的罗马帝国元帅，却通过消耗敌人的资源养活自己的军队，迫使法军及其盟友萨瓦公爵以双倍的兵力与自己进行战役作战。

像以往一样，会战只有在双方部队都自愿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旺多姆元帅采取了防守的态势，而欧根王子为了确保其后勤供应基地的安全，却冒险采取了进攻行动。通过5月份的突然性进攻行动，旺多姆元帅夺回了大部分丢失的领土。同时，他留一半兵力防守曼托瓦附近的里瓦多，自己率部分兵力向西挺进渡过波河，并入侵欧根王子的战争基地，这的确吸引了欧根王子南下。但是，旺多姆元帅的这一分兵行动，却为目光敏锐的欧根王子提供了一次内线作战的机会。于是，欧根王子便可以在卢萨拉以与法军相同规模的兵力进行交战。

1703年，萨瓦公爵改变了战争立场，站在了罗马帝国一边与法国人对抗。这样一来，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在曼托瓦以东和加尔达湖地区，是法军与帝国军队对阵；而在萨瓦首府——都灵周围地区，是萨瓦军队与法军交战。1703年，欧根王子离开了意大利，而战局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有一支帝国军队越过法军占领区，去支援萨瓦公爵的军队。1704年，欧根王子仍然没在意大利战场，法军在旺多姆元帅的指挥下，重创了萨瓦公爵的军队，夺占了他占领的一些重要城市。1705年，欧根王子受命率军重返意大利战场，以解救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的萨瓦公爵。

欧根王子率军机动至加尔达湖以西地区，在此与旺多姆元帅相持了一个月以等待援军的到来。这时，旺多姆元帅为了亲自指挥都灵附近与萨瓦公爵军队对阵的法军，暂时将这里的指挥权交给了自己那毫无作为的弟弟。欧根王子便利用这一机会，迅速越过了旺多姆之弟所率部队左翼的山区，并在旺多姆元帅返回之前渡过了奥廖河。欧根王子向北跃进，想在帕拉底斯沃渡过阿达河，旺多姆及时察觉到了他的企图，并提前阻止了他。欧根王子只好率领他的2.4万人南下，去夺占位于卡萨诺的桥头堡。王子发现，只有元帅自己指挥1万人在此防守。由于未能使狡猾的法军元帅上当，以避开法军去救援萨瓦公爵，最后，欧根王子决定攻击位于卡萨诺的法军坚固筑垒阵地。

作战略图5.3欧根王子的内线作战

法军背靠阿达河，前面有一条20英尺宽、4-5英尺深的小河沟作屏护。齐颈深的河水，浸湿了涉水过河攻击的帝国士兵的火药，欧根王子军队的第一次攻击很容易就被击退了。双方争夺的焦点是小河沟上的一座石桥。帝国军队的士兵曾两次夺占了它，但又被法军夺了回去。最后，信心十足的欧根王子亲自率领士兵冲击，终于第三次夺占了这座石桥，并已快到达河边，将要把法军拦腰截成二半，迫使法军下水了。但是，继承了其祖辈亨利四世勇敢顽强作战精神的旺多姆元帅，率领法军实施一次反击。最后，欧根王子的颈部和膝盖都被击伤，法军夺取了胜利，帝国军队退了回来。此次作战，帝国军队损失了4000人，伤亡人数约为总兵力的1/6。然而，法军也付出了较惨重的代价，损失了总兵力的一半还多。单从双方的战术损耗来看，欧根王子赢得了会战的胜利，但是，从战略的全局看，旺多姆元帅守住了阿达河，应该说，是他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虽然，帝国军队和法军在兵力对比上超过于2.5：1，但结果却是法军取胜了，这再次证明了防御作战的优势。另外，法军的胜利进一步说明了，这个时期的指挥官们为什么都不愿意去攻击表面上看来很脆弱的小分队，比如像旺多姆元帅率领的这样的先遣队，其背后还有一条河，也说明了指挥官为什么愿意去攻击表面上看来危险的阵地。

欧根王子再一次尝试了绕过法军，但也失败了，于是退回去占领曼托瓦附近的冬季营地。然而，当欧根王子向东行军准备夺占曼托瓦地区时，旺多姆元帅也尾追过来。接近曼托瓦地区时，法军向南抢占了曼托瓦北侧比较富饶的地区，迫使王子率军到加尔达湖西侧十分贫瘠的地区过冬。旺多姆元帅虽然成功地阻止了王子对萨瓦公爵的增援，但王子的种种增援努力也极大地消耗了元帅的精力，使其不能有更多的兵力去围攻都灵城。欧根王子曾恰当地描述意大利北部的战役行动：“这既不是一场领地征服战，也不是为建立冬季营地，而是一场相互牵制的战争。它使法军为此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因为，法军在意大利不得不始终保持一支8万人的兵力，而帝国军队却只有4万人。”欧根王子明白，法国在意大利有着传统的利益要求，只要法国仍控制着意大利北部，这个地区就永远不会有和平。[注：尼古拉斯·亨德森，《萨瓦公国的欧根王子》（纽约，1965年版）第119页。]

1705年秋天，意大利的战局对欧根王子极为不利。军队不能及时得到军饷，为此他曾给皇帝写信：“士兵们强忍着体罚，我不得不在严肃军纪和宽厚仁慈之间做出选择。”在冬季来临时，他又向皇帝报告说：“我们的部队已近崩溃，战马疲惫不堪，部队都快要没有立足之地了。敌人却正在我们的前面重新调集兵力。另外，威尼斯宣称，如果我们不马上从他们的领土上撤出去，他们就要向我们宣战了。”1706年4月，欧根王子自己离开了意大利战场，旺多姆元帅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袭击了帝国军队的冬季营地，并将帝国军队重新赶到了山区。在这次交战中，包括逃跑开小差的人员在内，帝国军队损失了近1万人。5月中旬，法军开始围攻都灵。为了保障大军安全渡过阿迪杰河，以及防备帝国军队对攻城行动的骚扰，旺多姆元帅指挥法军在都灵东侧150英里处修筑防御工事。如果法军攻占了都灵城，那么，它不仅可以迫使萨瓦公爵退出战争，而且还可以牢牢控制住意大利北部地区。[注：尼古拉斯·亨德森，《萨瓦公国的欧根王子》（纽约，1965年版）第119、121页。]

5月中旬，欧根王子率领3.8万人去迎击旺多姆元帅以及他用于防守阿迪杰河的4万法军。出发前，欧根王子在威尼斯境内等候着援军的到来，他尽最大努力以避免当地居民对他的驻扎产生反感。他给皇帝写道：“我在部队中发布了十分严厉的军纪，以防发生意外；没有一名士兵敢动果园里的果子，居民收割的庄稼没有一点丢失。相反，法军在此驻扎时，曾大肆掠夺居民的财物。”帝国军队的秋毫无犯和法军的疯狂掠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当地的威尼斯人对帝国军队的驻扎没有采取任何敌对行动。法军的这种坏名声，使其在对德战争中也尝到了苦头，由于当地居民不堪忍受过重的战争特别税，纷纷迁到了外地。[注：尼古拉斯·亨德森，《萨瓦公国的欧根王子》（纽约，1965年版）第129页。]

7月初，欧根王子留下部分兵力在维罗纳地区，成功地欺骗了法军，使其误认为王子要在阿迪杰河上游过河。事实上，欧根王子却率军秘密地沿河大踏步地向南并向东行进，在丝毫没有遭到法军抵抗的情况下安全渡过了阿迪杰河。过河后，欧根王子没有转而向西，而是率领他的2.7万人继续向南机动，渡过了波河。此时，为了挽救法军在拉米伊的败局，路易十四国王急调旺多姆元帅去尼德兰战场，意大利北部战区的法军交给国王年轻的堂弟，缺乏作战经验的奥尔良公爵指挥。公爵一上任，立即对欧根王子的秘密机动作出了反应，抽调围攻都灵城的部队前来增援，并回防明西奥河。他用3万兵力防守明西奥河，另派3万兵力拦阻波河南侧正向西挺进的帝国部队。然而，当欧根王子留在维罗纳的那部分兵力趁机向前机动时，奥尔良公爵担心失去明西奥河防线，将他所有的兵力全部集中在波河以北。欧根王子则趁机率军继续在波河以南迅速向前机动。结果，年轻的奥尔良公爵甚至连明西奥河防线也没保住。假如是足智多谋、老谋深算的旺多姆元帅，欧根王子绝不会如此容易得手。

奥尔良公爵意识到，拦阻欧根王子率军增援都灵城的最后希望只有寄托在斯特拉代拉。在这个地方，亚平宁山脉几乎延伸到了波河河岸。为阻止欧根王子的部队通过，公爵派出了一支7000人的步骑混合先遣部队，冒着意大利夏季炎热酷暑，快速行军以抢占有利阵地。为提高行军速度，让步兵乘坐四轮马车前进。欧根王子则采取中速前进，且由于天热，部队只在晚上行军。当得知公爵派出了一支先遣部队正急行军后，他也率领他的7000士兵飞速前进，同时也派出一支先遣部队，全由骑兵组成，由他亲自指挥。欧根王子的先遣部队在斯特拉代击败了法军，王子则率领主力迅速越过斯特拉代，并绕过法军防守的要塞，在都灵城附近与他的堂兄——萨瓦公爵会合。奥尔良公爵则率领大部法军尾随其后。

然而，欧根王子的这次机动，却与早些时候在意大利拉锯战中的机动有着明显不同。像是一次袭击行动，欧根王子率军只是穿过了整个意大利北部地区，并未去夺占法军防守的要塞和大部领土。他的这次战役行动是非常漂亮，也是相当精彩的，但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行军去增援被围困的都灵城守军。如果不能因此解救都灵城，那么，他所有的行动只能说是使法军惊慌失措，而并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欧根王子成功地吸引了法军的行动，率军快速地到达都灵城附近与法军对阵。法军共有8万兵力，而帝国联军方面，在要塞内防守的兵力有1.5万人，用于解都灵之围的兵力为4.2万人。联军此时也遇到了解救被围攻之城的同样问题，即围攻都灵城的法军在城市外围修筑了一道防御工事。围城者占据这道环形筑城工事阵地，有着防御作战的优势。正因如此，一支庞大的法军在两年后解救里尔城时遭到失败。要解救都灵城，欧根王子的兵力数量还不占优势，其难度就更大了。由于法军呆在环形防御工事内，所以，要想解都灵城之围，联军必须实施进攻。经过一番侦察之后，欧根王子发现，在都灵城西侧有一段法军没有很好修筑工事的地方，其防守较弱。法军认为这一段是敌人不可通过的。于是，欧根王子以一部分兵力在城东实施攻击，以吸引法军的注意力，并让守军派一些民兵从内威胁法军，自己则集中大部兵力对法军防御较弱的西侧实施猛烈攻击。

欧根王子集中了8万人马向法军8千至1万的防御部队发起了猛攻。他将步兵部署成两线，步兵后面跟着骑兵，也成两线部署。都灵城守军的正规部队从背后向法军进行了袭击，在此行动的牵制下，欧根王子迅速在城西侧法军未修好筑城工事的地段突破了法军防御。增援西线的法军援军赶来了，但在他们相继到达过程中均被欧根王子的部队逐一消灭了，法军全线崩溃。此次交战，法军损失了1万人，帝国联军只损失了3千多人。法军在溃退途中，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直接逃回了法国，而没有向米兰方向以及向意大利北部仍在法军的控制之下的大片地区。欧根则乘胜前进，俘获了法军在意大利的剩余守军。1707年3月，路易十四和罗马帝国皇帝达成协议，遣返了法军的被俘人员，大约有2万人。

欧根王子率军征战的彻底胜利，粉碎了旺多姆元帅的信念，认为法军有“多道防御阵地可以有效阻止欧根王子率军增援都灵城梦想的实现。”尽管机动途中，天气炎热，水源稀少，物资供应匮乏，欧根王子仍然率军以每天15英里的速度远程奔袭了240英里。但仅有成功的机动还不足以解都灵之围。因为，法军不但有足够的兵力控制着都灵城周围地区，以给他们提供充足的后勤供应，而且，也有足够的力量对付欧根王子的救援部队。另外，法军在都灵城的东部还有大片的战争基地，足以继续保证其控制意大利的大片领地。然而，都灵战役的胜利，没有远距离的行军是不可能的。都灵战役的胜利在解救被围之城的作战中写下了光辉的一笔。法军失败后不是向东退回到他们控制区，而是向西逃回了法国，帝国军队因此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地区，这是影响战役结局的决定性因素。法军在阻止欧根王子军队前来救援途中所犯的错误，以及在都灵城外围防御工事的构筑上出现的漏洞，都为欧根王子夺取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可能。当然，不管怎么说，欧根王子能够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击败强大的对手，确实展示了他非凡的指挥才能。他的战略风格是，机动诱敌，使敌出现防守上的漏洞，借此绕过敌人；在战术层次上也同样，他也像马尔伯勒公爵一样，以一部兵力在都灵的东侧牵制敌人，自己则集中主要兵力攻击敌人防御较弱的西侧。总之，卓越的指挥才能和独特的领导艺术，使欧根王子周密的计划得以实现。”[注：尼古拉斯·亨德森，《萨瓦公国的欧根王子》（纽约，1965年版）第131页。]

线式战术体系的演变与发展

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了。在此之后的几年里，军事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将军们和理论家都十分关注线式战术问题。随着刺刀的出现，线式战术可以说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但也还有一部分学者和将军们依然留恋方阵冲击战术，倡导回到冲击战术时代。1724年，法军的一位将军，曾参加过多次战役的一名老兵福拉尔建议，作战中以纵深相当于正面两倍的纵式队形实施冲击行动。他注意到，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战役中，曾以重型步兵大败斯巴达的线式部署。受此影响，福拉尔坚信，以纵式队形对纵深只有3列的滑膛兵线式队形实施集中猛烈冲击，肯定能轻而易举地突破其队形。突破后，纵式队形就可一分为二，分别向两个相反方向实施卷击。因此，他还建议，在这种纵式队形最外边的一列士兵要装备短的长矛。福拉尔的理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既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但是，福拉尔还是没能说服大多数人，在实际作战中，他的纵式队形能否真的敢冒着滑膛枪火力齐射的危险前去突破对方的线式队形；当然，他的这一想法却对18世纪后期的军事理论研究一直有着较大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军队，在其规则中要求部队部署成纵式队形。

另一位法国元帅萨克斯，虽然不赞成采用纵式队形，却也倾向于实施冲击战术。他提出，应该让一部分部队装备长矛和盾牌。更重要的是，当萨克斯的想法实施后，他确实发现纵深较大、正面较窄的纵式队形，要比为最大限度发挥火力威力而部署成纵深浅、正面宽的线式队形，更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

主张使用滑膛枪在一定距离外进行火力作战的人，仍然不能接受纵式队形的集团冲击战术思想。于是，在军事思想界另有一派人提出重新采用轻步兵战术。传统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轻步兵，无论是使用标枪、抛石器，还是弓箭，他们在作战中都是各自为战，而不是排成密集队形，这样，他们可以发挥投掷兵器的威力，对付敌人的重步兵；而避免与敌方的重步兵或重骑兵进行近距离搏斗。大多数16世纪的火绳枪兵们也采用传统轻步兵的散兵战术，当然，他们在战场上也以长矛兵方阵提供可靠的掩护。当古斯塔夫·阿道夫将所有的轻步兵都装备滑膛枪，并与长矛兵部署在一线，这样，这些滑膛枪手们就几乎完全抛弃了传统轻步兵的战术。刺刀的出现，轻、重步兵合二为一，步兵队形又回到了以前传统重步兵的队形上去了。

但是，步兵队形的这一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训练，要求所有的步兵在战斗中都要保持线式队形实施集团作战的战术技能，使得步兵完全丢失了传统轻步兵的独立散兵战术。在战场上，步兵如果采用传统轻步兵的独立散兵战术，士兵们就可以充分利用战场上的地形、建筑物作掩护，很好地向对方线式队形射击，却可以避免自己暴露于对方线式队形的齐射火力之下。另外，一些部队采用这种战术，还可以有效地侦察、袭击敌后勤运输队和供应基地。

随着人们对轻步兵的战场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在18世纪，步兵又进一步被区分为轻步兵和线式列阵步兵。两种步兵的区别不在于他们使用的武器有什么不一样，而在于他们的行动方式不同。这两种步兵都主要装备滑膛枪。线式列阵步兵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他们排成队形以抵挡敌方骑兵的冲击，最大限度地加快火力射击速度。轻步兵在战术上主要强调分散独立作战，称之为散兵作战。他们可以利用各种条件隐蔽自己，以避免敌人的骑兵或线式列阵步兵的火力齐射，同时集中自己的火力打击对方的列阵步兵目标。

训练轻步兵作为散兵作战，使得轻步兵在战场特别适合担负警戒、侦察以及袭击等小规模行动。骑兵也分化出一种类似轻步兵的轻骑兵。轻骑兵一般装备马刀和手枪，专门担负一些战略性任务。而那些装备差不多，但仍保留沉重护体盔甲、骑着体形高大战马的骑兵，仍然被训练为在战场上实施冲击行动。装备轻便滑膛枪的龙骑兵，在战场上可以作为步兵使用，也主要执行一些战略性的侦察或袭击任务。

插图5.2轻型骑兵

尽管技术上的进步使步兵和骑兵的射击武器和冲击武器合二为一，但是，轻步兵和轻骑兵具有较高的机动能力，轻步兵不再依赖相互制约的战斗队形，这就使得他们适合担负一些独立性的战斗功能。自此以后，轻步兵和轻骑兵区别于其他步兵和骑兵，不再是看他们身上的盔甲或者所使用的武器，而在于他们平时的训练及所担负的战略、战术任务不同。当然，士兵身着制服的不同以及武器装备的不同通常是区分不同种类部队的主要标志。一些轻步兵部队开始装备装填速度慢，但精度高的来复枪，而且，由于他们一般不用于对付骑兵的冲击，所以，轻步兵的来复枪上都不装刺刀。

18世纪上半叶，在战术思想上的第三种改进措施是，提高对同一类步兵的战斗队形控制使用。由于没有专门的长矛兵和滑膛枪手，部队形成战斗队形应该变得更简单。在实践中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是普鲁士军队，他们在反复、认真的训练中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18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鲁士军队与欧洲其他国家军队不同，它们所有的团都采用统一的训练体系。每个营包括8个排，每排是一个独立的火力单位。各个火力单位都要进行装填和射击训练，要求全营能达到每分钟进行5次齐射。由于木制的送弹棍不适应如此频繁的装填射击，很容易折断，于是普鲁士军队就用铁制送弹棍代替了木制送弹棍。另外，普鲁士军队还很注意训练的长期性，要求士兵在队形行进中保持很精确的步伐，这样，全营在行进中能保持排面整齐。当有许多部队在一起作战时，也要求它们能在行进中保持线式队形。为使各个营并列行进，保持一线，条令规定队列行进的速度较慢，每分钟75步。

普鲁士军队让每一列中的士兵肩并肩地挨着，各列之间的间距为5英尺。在战场上，一步一步地行进，反复使用这种技能以形成一个方阵，以抵挡骑兵冲击。但是，他们希望在战场上尽量不用这种愚笨的方法，因为当骑兵从后面冲击时，他们可以让后面几列的士兵向后转，快速地对来自后面的袭击作出反应。当然，普鲁士军队的严格训练，的确促使了部队在战场上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方法的改进。由于军队士兵成份相同，每个步兵团又都掌握了相同的技能，因此，在向战场开进途中，普鲁士军队将步兵编成二路纵队。每一纵队就是战斗中标准的两条战斗横队中的一列。在行进中，一个营接着一个营。这样，整个部队在前进时就已是保持着战斗队形，在战斗前，不需要再重新编成线式战斗队形。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他们的行进方向是朝向敌人部署的垂直方向时，各个营如何转动方向，才能形成营与营并列的、与敌方队形平行的线式战斗队形。

普鲁士军队的行军序列与作战时线式队形次序一致，每营以各排为单位，一个排紧跟着一个排前进，就像他们在横队中一样，成三列横队，每排有24名士兵组成并肩站立，两侧分别为一名军官和一名士官。这种三列纵深的队形正面不足20码，纵深为4码。每营的8个排一个跟一个行进，但保持一定距离，各排间距离为20码，这个距离正好是一个排队形的正面宽度。当营停止前进时，各排作一个90°转向，这样，整个营就可以成一线式战斗队形了。因为，在行进纵队中，每排前后距离正好是一个排的正面宽度（图解5.2）。

图解5.2普鲁士纵队行进队形

这样，一个营行进纵队之长约为150码，变为战斗队形时，其正面也为150码。如果是一支有40个步兵营的军队，行军时就编成两个平行的由营组成的纵队，每一个纵队的长度约为2英里。部队要转换为战斗队形时，部队必须停止前进，然后所有的排都转个90°角。

为了使部队转过来后能面对敌人，普鲁士军队可能以两列并列纵队在预定战场的左侧行进，当先头营到达预定交战线的左端时，行军纵队右转90°继续前进，在整个纵队向与敌人部署平行的方向行进过程中，各排依次右转90°角，填补预先留出的各排空隙，形成线式战斗队形。第二线部署也同样先右转行进，在前一线部署的后面几百码的距离上，与第一线部署平行行进。当先头营到达预定交战线的右端时，所有各营停止前进，所有各排再向左转90°。这样，整个部队就面向敌人展开成了战斗队形（图解5.3）。

图解5.3纵队变换成战斗队形

只要各排、各营熟练地掌握自己的行进技能，普鲁士军队就能采取这种行军方式，使军队在战场上形成像指挥官预先计划的战斗队形。迅速、准确地实施此种行进方式，普鲁士就能快速地进行部署，出人预料地、或在敌人还没准备好之前出现在敌人前面。当然，如果军队能够在与敌人线式战斗队形平行方向行进，那么部队展开的速度会更快。因为，指挥官如果能够很好地运用这种方法，当行进纵队行进到敌人前面时，所有各排只需转90°就行了。也就是说，部队不需要专门进行部署，部队只要停止前进，各排迅速转90°角就行了。因此，如果普鲁士的指挥官能够设计出这种与敌人线式队形平行的行进纵队，那么，训练有素的普鲁士军队就更容易实现在敌人准备好之前、或者预料之外展开成战斗队形。

腓特烈大帝在西里西亚战争中的战略战术

1740年，腓特烈当上了普鲁士国王。他很快着手使用这支从他父亲手里继承过来的强大军队。年轻、富有教养的腓特烈大帝，缺乏战争的实践经验，但是，以后的战争实践证明，他是一位驾驭战争和管理国家的天才。除了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外，腓特烈大帝继承了一个管理有序、经济节俭的国家。上任不久，腓特烈大帝就在臣民和官兵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在随后进行的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展示了他对不熟悉的使命的独特驾驭才能。普鲁士军队军事体制方式和成功经验，为整个欧洲的军事确立了一个新的标准，极大地推动了战争艺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腓特烈大帝首次动用军队是在1740年。当时，罗马皇帝死后，将哈布斯堡王室的王位传给了他23岁的女儿玛丽亚·特丽萨。当法国和巴伐利亚对玛丽亚·特丽萨的王位继承都表现有一定的兴趣时，腓特烈大帝于1740年秋天，率领一支2.7万人的部队抢先侵入了玛丽亚的领地西里西亚省。由于整个西里西亚省只有6000兵力，且缺乏坚固的筑城工事，玛丽亚的小部队不得不退到了摩拉维亚山区。腓特烈大帝因此又拥有了100万的统治人口，这几乎相当于这位年轻国王其他统治人口的一半。

但是，腓特烈大帝这次却惹了一个可怕的对手玛丽亚·特丽萨。其统治区包括尼德兰、摩拉维亚、意大利北部部分地区、奥地利公国、匈牙利王国以及波希米亚。玛丽亚·特丽萨不仅外表漂亮，有着热情、迷人的气质，也很能干，富有判断力和决策力，在许多方面不亚于腓特烈大帝。然而，目前，玛丽亚·特丽萨却受到多方面的威胁。当然，即使是奥地利军队只受到普鲁士单方面的威胁，腓特烈的9万训练有素的军队，再加上充实的国库，也足以与奥地利10.8万散兵游勇的军队相抗衡，而且奥地利还国库空虚。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奥地利军队就暴露出了长时间不打仗的军队所常有的各种弊病。军队缺乏统一的训练，各团都有自己的一套训练方式，军队训练不足。其将军们抱怨说，士兵们是在战场上学会作战的，而不是在操场上训练出来的。

1741年初春，奥地利军队实施反击。尼波格元帅率领1.8万人的部队进入西里西亚，试图夺回该省。尼波格元帅将部队驻扎在摩尔维特斯村庄附近的一个易受攻击的阵地上，他的步兵绝大多数都是刚征募来的新兵。虽然没有多少作战经验，但精力充沛的腓特烈大帝决定，前去攻击奥军。在以后的作战中，我们还将看到腓特烈大帝始终有着用不完的精力。由于，普军行军方向指向的是尼波格元帅仓促部署的线式队形的中间部位，普军步兵在展开成战斗队形时用了较长时间，致使本来准备不充分的奥军抓住了这一时机，部署好了战斗队形以待交战。正当普军步兵形成战斗队形时，尼波格元帅的骑兵发起了突击，击败了普军的骑兵。尼波格元帅在与土耳其人作战中学到的经验，有效地保证了在对付普军骑兵作战中的胜利，而骑兵正是普军建设中被忽视的一个兵种。但是，训练有素的普军步兵，完成部署后立即向前接敌，将奥军步兵营置于密集的火力射击之下。缺乏训练的奥军步兵仍然使用木制送弹棍，因此根本不能和普军步兵进行对抗。当时的一位目击者写道：“奥军各营马上陷入了混乱之中。可怜的新兵，只知道往彼此身后躲藏，一个营的纵深成了有三四十人之多，营的间隙变得非常大，整个骑兵团都可以从中间穿过。整个第二线队形都成了第一线了。”[注：克里斯托弗·达菲，《1740-1780年间奥地利帝国的武装力量》（纽约，1977年版）第149页。]

奥军步兵的溃败对骑兵的震动很大。他们不再去发挥自身特长，向普军步兵的翼侧和后方实施攻击。尼波格元帅战败了，但组织了有序的撤退。这次交战，奥军损失了1/4的人马，而部队人数与奥军相同的普军，虽然获胜了，但损失率也和奥军一样。之后，尼波格元帅率残部仍然留在西里西亚南部。然而，29岁的腓特烈大帝在奥军的骑兵初战胜利时，就悄悄离开了战场。在整个作战季节，奥军独自在西里西亚战场，而腓特烈大帝却回去训练其骑兵了。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根据第一次会战中学到的经验来训练自己的军队。腓特烈大帝在每天早上4点就开始巡视部队，以推行一个极为严格的训练计划。一位法国目击者曾看到国王在亲自训练一个营。他写道：“天气非常恶劣，空中飘着鹅毛大雪，但这一点也没有影响全营的训练，他们还好像在好天气一样照常训练。在我来之前，我对这支军队的严明纪律、士兵的服从意识、行动的准确性有所耳闻，但现在我不得不说，他们在这些方面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了。”[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61页。]

1742年2月，腓特烈大帝率军进入摩拉维亚，打算利用敌人国土的资源对军队进行冬季休整，但由于当地居民怀有敌对情绪，以及一些其他因素，迫使他后来转移到波希米亚过冬。5月份，一支奥地利部队对普军的乔图斯冬季营地达成了突然袭击，因为，普军的轻骑兵没有起到很好的警戒作用。乔图斯之战又一次再现了摩尔维特斯会战的情景，奥军的骑兵同样战胜了普军的骑兵，但未能发挥自身优势扩大战果，训练有素的普军步兵再一次迫使奥军撤退，双方的伤亡人数又相差不多。在这次非决定性会战之后，波希米亚出现了和平。奥地利人转移到其他前线去了，西里西亚则让给了腓特烈大帝。

由于担心奥地利对法战争的胜利，腓特烈大帝重新挑起了战争。1744年，他率军侵入波希米亚，并于9月16日，只经过短暂交战就攻占了布拉格，俘获了该城的一支小小的防守部队。奥地利军队迅速作出了反应，派洛林查理亲王率领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来与腓特烈对抗。查理亲王是一位不称职的指挥官，但由于他的妻子是玛丽亚的妹妹，而他的哥哥则是玛丽亚的丈夫，再加上他充满自信的态度，弄到了一些重要的职位。但是，实际掌握奥军指挥权的是帝国元帅奥恩。奥恩元帅有着近50年的军事生涯，是一位擅长防御的精明指挥官。他有意避开腓特烈军队，而发挥自己的轻步兵和轻骑兵优势袭击普军的后勤供应。奥军的这些轻型部队士兵大多来自于奥地利与土耳其边境地区。

这支拥有2-3万人的轻步兵部队是奥地利取胜的关键。在破坏、限制普军获得后勤供应的同时，他们自己征集了大量粮草，筹建了一个大的后勤供应基地。这支轻型部队常常靠近普军，迫使他们筑壕防守自己营地，并且经常袭击普军的粮草征收队，俘获普军粮草供应队，使得腓特烈国王难以为部队找到粮食。有一次，当一支普军小分队进入波希米亚的一个小村庄时，他们发现这个村庄的所有居民以及各种物资都已被奥军抢光。就像伊莱尔达战役中，恺撒骑兵部队通过控制后勤供应区从而削弱庞培的作战能力一样，尽管普军在战术上占有优势，但最后奥军还是迫使腓特烈率军撤退。然而，腓特烈始终没能迫使这狡猾的对手进行过正面会战。即使有时他已经很接近奥恩元帅了，但是，发现对方已经构筑了完好的堑壕工事，不好攻取。

最后，腓特烈大帝不得不率领剩余的4万人离开波希米亚，而在侵入波希米亚时，他的总兵力是8万人。另4万人，包括重炮兵以及大量的四轮马车，或者是饿死、病死，或者是开小差逃跑，还有一些是在与奥军的轻步兵、轻骑兵交战中伤亡。面对如此惨痛的失败，腓特烈对这位熟练运用费边战略的奥恩元帅评价说：“在实施作战指挥上，元帅是一个完善的典范。每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指挥官，都应该向他学习。”奥恩元帅采用这种切断后勤供应的战略，使腓特烈大帝蒙受了比前两次与奥军会战中的损失之和还要多的损失。这次惨痛的教训使腓特烈大帝强烈地意识到，深入敌人领土纵深是危险的。[注：杰伊·卢瓦斯，《腓特烈大帝的西里西亚之战（1744-1745年）》，见《军事历史文集》，第四卷，b·f·库林编着，（宾夕法尼亚州卡勒尔巴勒克，1976年版）第20页。]

年轻的查理亲王将奥恩元帅取得的巨大战绩都归到了自己头上，所以，在第二年的春天，他取得了独立指挥大规模奥地利军队的大权。1745年5月，他率领大军从西边进入了西里西亚。这时，腓特烈大帝将分散过冬的部队集中起来，准备趁奥军穿越山区进入西里西亚时，突然攻击他们。而查理亲王则认为，普军还没有从波希米亚退却失败的阵痛中恢复过来，因此，很是自信地、毫无戒备地慢慢开进。6月3日，当7万人的奥地利和萨克森联军在霍亨福德堡附近宿营时，腓特烈大帝率领全部6.5万人，成疏开纵队队形在夜间向奥萨联军接近，以便尽快展开战斗队形。腓特烈大帝对他的骑兵寄予了厚望，他命令他们：“必须手握利剑，对敌人实施突然攻击，在作战中不准有一人被俘；首先攻击敌人的先头；在击溃敌人的骑兵之后，根据态势需要，再从翼侧或者后方攻击敌人的步兵队形。”[注：杰伊·卢瓦斯，《腓特烈大帝的西里西亚之战（1744-1745年）》，见《军事历史文集》，第四卷，b·f·库林编着，（宾夕法尼亚州卡勒尔巴勒克，1976年版）第21页。]

整个霍亨福德堡会战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普军的右翼部队击败了在奥军左翼宿营的萨克森部队。早上7点战斗开始，普鲁士骑兵展示了他们平时严格训练的成果，很快击败了萨克森骑兵，而且，普军的步兵也克服了沼泽、村庄等障碍，迫使萨克森步兵全线撤退。与此同时，当查理亲王还在讨论来自战场的喧哗只是不重要的小冲突时，腓特烈大帝的左翼部署也已展开，他的骑兵彻底地击败了骄横的奥军骑兵，但步兵却遇到了麻烦。他们遭到了装备铁制送弹棍的奥军老兵的顽强抵抗，有些步兵营伤亡达到了40%。正当奥军步兵因为两翼骑兵和萨克森步兵的全线溃败而失去抵抗信心时，1500名普军骑兵冲入奥军步兵队形中，击溃了奥军20个步兵营，俘获了2500战俘。

腓特烈大帝对疏于防范的敌人达成了突然性，利用他训练有素而能迅速展开的军队，通过正面冲击就击败了奥军，仅以损失不到5000人的代价给敌人造成了近万人的伤亡。在自己的官兵通过夜行军，艰难地赢得会战胜利后，腓特烈大帝乘胜追击，毫不费力就又占领了波希米亚，并在这里呆了整个夏季。9月份，查理亲王也试图对驻在索尔营地、看起来防范不严的腓特烈大帝实施突然攻击。然而，当奥军完成了他们那错误的接敌行军后，从一片树林里走出时，腓特烈大帝已经知道了奥军的企图，很快调集部队展开，指挥步兵和骑兵对奥军实施了有效的打击。之后不久，波希米亚又出现了和平，再一次肯定了腓特烈大帝对西里西亚的占领。

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结束后，他们都致力加强军队建设。奥地利在全军所有各团统一了训练方法，并极大地提高了炮兵素质，而且进行年度军事演习，使指挥官和士兵都熟悉这种大规模编队的作战方法。腓特烈大帝则继续加强骑兵训练，并进一步提高步兵展开成战斗队形的速度。在以往战争中，一些不预期的会战充分证明了步兵快速展开的战术价值。他清楚地看到，在向敌人线式队形接近时，以疏开的行军纵队接敌，到位后，各排都转90°，整个部队就会立即由行军队形变成线式战斗队形。战争的实践，使腓特烈大帝成了一名有经验的将军，他的军队也成为一支有经验的部队。在和平时期，他仍加紧训练军队，以便在下一次战争中更好地的使用这支军队。因为，玛丽亚决定要收回西里西亚，普奥之间再一次爆发战争在所难免。然而，在这段和平时期内，奥地利军队也进行了较大改进，战斗力也大大提高，对此，腓特烈大帝并不十分清楚。

七年战争：对使用后勤资源掠夺战的持久战略的防御战略与战术

1756年，经过奥地利的一番外交努力，奥、法、俄即将达成联盟来共同对付普鲁士。为了破坏奥、法、俄结盟，七年战争一开始，腓特烈大帝就主动采取了进攻行动。1756年秋天，腓特烈大帝突然率军攻占了萨克森，之后又长驱直入率领大军进入波希米亚，结果在洛波斯特斯被奥军打得头破血流，而他还以为自己所遇到的只是奥军的一支警戒部队。然而，奥军却很快就撤退了。腓特烈大帝迫使数量不多的萨克森军队投降，完全占领了萨克森。这是一片富饶的国土，占领了萨克森，腓特烈大帝就又得到了一个可以为自己军队提供足够保障的战争基地。萨克森也像西里西亚一样，人口稠密，人口总数相当于尼德兰的2/3，农产品丰富，可以给军队提供很好的后勤供应。

1757年，腓特烈大帝将同时对付奥军和法军，因为，他预计法军在这一年的某一时间将从西向东朝萨克森方向开来。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法军到来时能有精力对付它，腓特烈大帝必须在法军到来之前，就把奥军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领地赶出去。于是在当年春天，他率领普军沿多路进入波希米亚，于5月初到达布拉格。腓特烈大帝让部队在布拉格北侧的一个高地上停下，在此他发现了查理亲王行动迟缓的部队。当腓特烈大帝指挥普军以纵队向南机动，以便各排向右转90°，整个战斗队形正好面对奥军的右翼时，查理亲王手下一名很有才干的指挥官，不仅率领奥军的第二线部队赶往右翼，而且在普军正通过一处复杂地形时，立即展开成战斗队形，向普军发起反冲击。普军快速机动，避开了奥军的第一线部队。普军发起全线攻击，奥军尽管停止了前进，但在右翼还是被突破了，奥军前后两线部队绞在了一起。最后，奥军大部分退回到布拉格城中。会战中，双方的战损率都在22%左右。

查理亲王的一小部分兵力，加入到了正从东面向布拉格方向开进的道恩元帅部队当中。道恩元帅是一位很有经验、很能干，又很谨慎的指挥官，可以说，奥军近几年军事建设的成就与他分不开。为了解救被围攻的查理亲王，道恩元帅率军逼近布拉格城，采取行动威胁普军的后勤供应。腓特烈大帝率普军前去迎战道恩元帅率领的奥军，在科林与其相遇。当发现奥军已在几个低矮的山丘上展开成战斗队形时，腓特烈大帝首先率军发起了攻击。腓特烈大帝本想越过奥军队形，攻击其右翼。但道恩元帅很快发现了普军的企图，立即将部队部署成面向右方。普军的正面攻击受到可怕的奥军轻步兵的顽强阻止，在奥军炮兵火力、高速度的滑膛枪齐射火力打击下，伤亡惨重。近黄昏时，普军全线败退。交战中，普军损失近1.4万人，占其总兵力的43%，而奥军只损失了9000人，占其总兵力的20%。

在像上面这类防御性的会战中，奥军的炮兵起到巨大的作用。正如一名参加过当时会战的普鲁士人证实：“炮弹像暴雨一样从我们头顶飞过，绝大多数都落在了我们的队列中，许多士兵纷纷倒下。……我向旁边看了一眼，看见一名军士的身体被附近的一发炮弹撕裂，其惨象是那么的可怕，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接着说道：“我们奔向一块齐颈高或许可以藏身的庄稼地，当快到达时，密集的霰弹像下雹子一样覆盖了我们整个的队形。我们仍然背着枪，我可以清楚地听到霰弹击中刺刀的声音。”[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72页。]

在前两次的会战中，腓特烈大帝的损失比奥军稍多一点，但是这一次会战，他的损失却非常惨重。由于奥军在兵力总数上占有优势，而且腓特烈大帝还得去对付其他的对手，这样，腓特烈大帝似乎已没有能力，再去攻击预先选择好阵地的敌人。腓特烈大帝采取与敌线式战斗队形平行前进，然后突然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战术，取得了布拉格会战的胜利，但是，紧接着在科林，再采用这种战术，只能是让自己的部队去正面攻击占据有坚固阵地的敌人，而这正是道恩元帅所希望的。战争实践证明，训练有素的奥军不但非常难以对付，而且战败后的恢复能力也很强。

另外，查理亲王的策略运用，也为奥军科林之战取胜提供了必要保证。在布拉格之战失败后，他没有像腓特烈所希望的那样撤到波希米亚南部，而是继续坚守在布拉格。他这样做，完全打乱了腓特烈大帝的预设方案，即首先将奥军逼出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然后再抽出主力对付法军。科林交战的失败，不仅完全打乱了腓特烈大帝的战略计划，而且也迫使他放弃了对布拉格的围困，并从波希米亚撒出，暂时不管查理亲王和道恩元帅，转而准备对付法军。

当腓特烈大帝率军退回萨克森，并在萨克森集中部队时，查理亲王又率领奥军不慌不忙地进入西里西亚，包围了施维德尼特斯要塞。如果攻破这个要塞，奥军主力将直接威胁西里西亚首府布雷斯劳。而此时，腓特烈大帝却正在向西机动，准备迎击法军。

腓特烈大帝在西线面对的是一支由苏比兹王子指挥的、纪律松散的法军。苏比兹王子很早就以在战场上生活奢侈而闻名，而且他手下的军官都效仿他的做法。这在会战结束后，普军从法军营地俘获的战利品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普军骑兵的战利品中不仅有仆人，而且还有演员，以及其他贵族化的生活用品，包括“成箱的香水，连火药都有香水味。数不清的礼服、帽子、遮阳伞和睡衣，甚至还有鹦鹉”。另外，由奥地利元帅希尔德伯格豪森率领的一支德意志军队，不久也加入了王子的法军队伍。这支军队是德意志诸侯国军队的一部分，纪律同样松散。按照合约，这支军队的大部分供应主要都由王子负责。这两支部队在三十年战争中，就采取疯狂掠夺占领区的方法来供养自己。当腓特烈大帝只率领其总兵力的一半，即2.2万人向法德联军冲击时，聪明的王子和希尔德伯格豪森立即就率军撤走了。然而，当腓特烈率军转而向东来威胁西里西亚时，他俩就马上返了回来，使腓特烈大帝不得不又一次率军赶回来。终于，在罗斯巴赫要塞附近，腓特烈大帝率军赶上了他们。此时法联军已面向东，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采取防守态势。[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74页。]

普军在联军对面展开后，亲王和元帅决定将部队在罗斯巴赫南侧摆开成战斗队形，以威胁普军的后勤供应线。然而，他俩的意见并不统一，元帅希望和普军决战，而亲王却不愿将兵力全部投入。看到联军向罗斯巴赫南侧机动，腓特烈大帝立即将部队调回，而联军的指挥官却错误判断普军要撤退，于是改防御为追击。利用两个小山丘做掩护，腓特烈大帝重新将部队埋伏在联军必经之地。在普军骑兵对惊慌失措的联军骑兵实施突然攻击，并击败他们后，普军一些步兵营以整齐的队形攻击缺乏严格训练的联军步兵。而此时，绝大多数的联军步兵还没来得及展开，队形毫无组织、混乱不堪。在普军骑兵和步兵的联合攻击下，联军全线溃败。罗斯巴赫之战，普军仅损失了不到600人，而联军却损失了1万多人。

这次交战胜利后，腓特烈大帝急忙转向了东线。因为查理亲王不仅攻下了施维德尼特斯要塞，而且还击败了布雷斯劳数量不多的守军，攻占了布雷斯劳，使腓特烈大帝失去了这个地区近1/3的领土。经过12天150英里的强行军，10月初，腓特烈大帝率军和布雷斯劳3300名守军会合，并在一个叫洛伊滕的村庄附近，与6.5万名已排成战斗队形的奥军相遇。

腓特烈大帝率军直接向奥军队形挺进，做出要威胁其右翼的样子。然后，普军的纵队突然向右转，改为与奥军队形平行前进，并消失在一片小山丘之中。虽然站在洛伊滕教堂的塔上，但查理亲王却什么也看不到，得知普军威胁其右翼后，就立即将预备队调向了他的右翼。此时，训练有素的普军两个纵队的先头部队继续前进，直到越过了奥军的一翼才停止前进。各排之间的距离与每排正面的宽度保持精确一致，在指挥官的统一指挥下，两个纵队的各排同时向左转90°，面对整个奥军队形，所有的普军突然展开成了战斗队形。像勇敢、刚毅的斯巴达人一样，普军士兵向奥军的翼侧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普军步兵摆成传统的二列战斗队形，采用交替射击方式猛烈冲击奥军的翼侧。查理亲王急匆匆地一会儿率军赶到右翼，一会儿又率军赶到左翼。但是，奥军队形的纵深太大，有100列之多，相互扎成了堆，彼此不能支援。只有奥军的骑兵从右翼冲出来实施反击，但很快就被普军经过严格训练的骑兵击退。最后，奥军全线溃败，损失了2.2万人，而普军只损失了不到1.2万人。普军乘胜追击，很快包围并夺回了布雷斯劳，俘虏了1.7万名守军。

作战略图5.4腓特烈大帝的内线作战

通过积极、灵活的机动，腓特烈大帝牢牢控制了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另外，通过与苏比兹王子、查理亲王和希尔德伯格豪森元帅的几次交战，他还缴获了大量的物资，这使得他在这两个地区的占领更加牢固。奥地利军队撤回到了波希米亚，玛丽亚从战争中惟一得到的，就是她的妹夫、查理亲王的辞呈。

腓特烈大帝运用灵活的机动战略，阻止了奥军想重新占领西里西亚的企图。其实，在和腓特烈大帝最初的对抗中，苏比兹王子和希尔德伯格豪森元帅，就成功地运用了这种进行战争的必需手段——机动。在腓特烈大帝率军到来之前，俩人立即率军撤走，而当腓特烈大帝离开之后，俩人就又率军赶了回来。这迫使腓特烈大帝不得不又急忙撤回来，使查理亲王得以使用绝对优势兵力，不慌不忙地从普军手里又夺回了西里西亚。只不过，腓特烈大帝利用战略机动是在空间上取了优势，而他的对手运用相同的战略是在时间上取得了优势。而且，苏比兹王子和查理亲王通过这样的密切配合，保证了对布雷斯劳的攻占。假如他俩能像那次一样，密切协作、共同对付腓特烈大帝的话，那他们一定会获得巨大的胜利。

古罗马的尼禄将军，在和汉尼拔的弟弟哈斯德鲁巴对抗时，曾运用灵活的机动战略制造了一个绝好机会，将毫无防备的迦太基将军逼到了一条大河边；英格兰的爱德华亲王，也曾运用灵活的机动战略，巧妙地周旋在蒙特福特父子之间，并以突然的行动分别击败了优势的敌人。然而，苏比兹王子和希尔德伯格豪森元帅却放弃了经过机动获得的优势，并由于俩人意见不统一，致使在罗斯巴赫遭到惨败。查理亲王也没能抓住机会，本来他可以坚守不出，却选择了在一个地形不利的地区和普军交战。不过，查理亲王还是迫使腓特烈大帝，为了抢收庄稼，并夺回他的重要军事基地西里西亚，不得不和两倍于他兵力的部队交战。然而，在这次交战中，查理亲王却犯了拜占庭将军贝利撒留所忌讳的错误，给了敌人第二次取胜的机会；他本来可以利用时间上的优势，打破腓特烈在空间上的优势，并取得交战的胜利。

灵活运用机动战略，强调积极进攻，对自己部队的战斗力很有信心，以及集中主要兵力攻敌一翼的战术，所有这些都是腓特烈大帝敢于多次与强敌作战的关键。另外，对手的不称职，也有助于腓特烈大帝在对手选择好的战场上交战，并取得胜利。再者，不像1757年上半年进行的交战，在罗斯巴赫和洛伊滕之战中，腓特烈大帝的后勤供应也很充足。

1758年，由于腓特烈大帝的盟友英国派出一支部队加入战争，并成功地牵制了法军，所以腓特烈不再担心法军的威胁。然而，俄军却又成了他的心腹大患。俄军在占领了东普鲁士之后，继续向西推进，直接威胁着普鲁士的心脏地带奥德地区。为了解除俄军的威胁，腓特烈大帝采取了和去年对付法军一样的战略：在对付俄军之前，首先将波希米亚的奥军赶走。为了避开把守进入波希米亚要道的奥军，1758年春天，腓特烈大帝率军侵入摩拉维亚，包围了有着坚固防御工事，且有重兵把守的奥姆特斯要塞。他希望奥军前来增援奥姆特斯，从而能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击败奥军。

然而，他面临的对手却是十分谨慎的道恩元帅。尽管道恩元帅已经和普军很接近了，他的轻骑兵甚至袭击了普军的草料队，但他却不从正面实施攻击，而坚持运用破坏普军后勤供应线的战略，使自己始终处于主动位置。当得知普军4000辆运送弹药的四轮马车队正从西里西亚赶来，道恩元帅马上派出一支骑兵部队，在训练有素的轻步兵协助下，袭击了这支运输队。结果不但破坏了所有的四轮马车，还使护送运输队的9000人损失了2000。曾经领教过道恩的后勤消耗战的厉害，腓特烈大帝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对奥姆特斯的围攻，退回了西里西亚，然后向北迎击正向奥德挺进的俄军。

虽然去年普军曾和俄军交过手，并领教了俄军步兵和炮兵的厉害，但腓特烈大帝仍对俄军有点蔑视。腓特烈大帝率领1.4万人赶到奥德附近，并和负责阻止俄军的另一支部队会合。由于缺乏应有的攻城训练，俄军只是对奥德城进行了毫无成效地封锁。腓特烈决定对俄军实施诱攻，以分散其兵力。

当俄军指挥官费莫尔将军，将他的部队布置在佐恩多夫附近一条小河后面的一块十分荒凉的地带时，腓特烈大帝立即率军从各个方向将俄军围住，然后从后面发起攻击。但俄军巧妙地倒转了一下队形，使腓特烈不得不从正面和俄军交战。俄军的一位目击者这样描述普军的攻击：“他们的武器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这情景是多么的令人害怕……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威武行进中的普军队形，”他接着回忆，“一个辉煌、令人害怕的时刻，行进中的普鲁士军队，突然展开成二个纵深很浅，令人吃惊的战斗队形……之后，普军震耳欲聋的战鼓声传进了我们的耳朵。”在这次交战中，俄军也同样非常顽强，另外一名目击者回忆：“俄军的这种顽强、勇敢的精神简直令人难以描述；人们心目中最勇敢的部队都赶不上它。尽管普军的炮弹炸倒了一排一排的士兵，但没有一个人乱，没有一个人有撤退的意思，第一列战斗队形出现空隙后，马上就会从第二列或者预备队中补上来。”[注：克里斯托弗·达菲，《俄罗斯军事大国的起源与特点（1700-1800年）》（纽约，1974年版）第87-89页。]

经过较长时间的血战，俄军只向后撤退了一段距离，但两天后，由于后勤供应困难，俄军开始全线败退。交战结束后，一名普鲁士军官在战场看到普军伤员“手脚并用向前爬，还有一些伤员将滑膛枪的枪托夹在腋下当拐杖蹒跚而行”。他还看到“运送弹药的四轮马车和手推车被烧得东倒西歪、破烂不堪，车子附近到处都是被烧焦的士兵的尸体，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战马也难逃厄运，他描述“战场上到处是俄军的二轮马车和被打死的战马，地上流满了战马的肠子”。这次交战，普军损失了总兵力的35%，俄军损失了总兵力的53%。[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83页。]

俄军撤退后，腓特烈大帝运用机动战略，以每天22英里的行军速度，急忙率领部分兵力向萨克森挺进。因为这时道恩元帅正率军威胁萨克森的首府德雷斯顿。当腓特烈大帝率军赶到时，道恩立即就撤退了，双方互不进攻相持了1个多月。当过于自负的腓特烈大帝，非常粗心地将部队布置在一个离奥军很近且又十分暴露，名叫豪斯克斯的地区时，不善于进攻的道恩元帅，却反其道而行之，率军经过一个晚上的行军，于黎明时突然向普军营地发起攻击，奥军从四面八方像潮水一样涌入普军阵地。经过严格训练的普军只损失了9千人就撤了出来，而奥军也损失了7千人。然而，当腓特烈得知另一支奥军正在威胁西里西亚时，立即率军赶了过去，并很快解了尼斯之围。然后，腓特烈又以最快的速度率军返回萨克森，以阻止道恩元帅对德雷斯顿的骚扰。总之，在1758年，奥联军依靠时间优势，也没有能打败精力充沛的腓特烈大帝，他依靠机动取得了空间优势。

腓特烈大帝又一次成功地运用了内线战略，但是在佐恩多夫和豪斯克斯，他却又损失了大量战前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虽然经过补充兵员，军队的数量没有减少，但质量却下降了。而奥地利军队经过战争的考验，将一些不称职的指挥官赶出了部队，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还学会了在防御中有效地使用炮兵。特别是奥军改革了指挥体制，在军队中设立了参谋部，可以高效率地帮助指挥官制定作战计划、指导部队机动、组织后勤供应，甚至有时还直接协助指挥官组织指挥作战。

1759年，俄军和奥军联合起来对付腓特烈大帝。这支俄奥联军计划以主力向西里西亚挺进，然后再联合驻守在罗斯巴赫的希尔德伯格豪森元帅，威胁萨克森。腓特烈大帝使用3万兵力对付投入战争的6万俄军，使用另外3万兵力防守萨克森。另外，他在西里西亚还有5万大军，随时准备以战略机动的方式增援萨克森的守军或与俄军作战的普军。他的盟友英军则继续在德意志的西部牵制法军。在这一年，腓特烈大帝不再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而是以防守的态势静候敌军的到来。

俄军在聪明过人的萨尔特科夫将军指挥下，向奥德河方向挺进，在凯伊遇到了一支普军的拦阻。经过一番激烈交战，俄军很快击败了这支由一名好战但头脑简单的指挥官指挥的普军。俄军重新向东挺进，不久就到达了奥德河。攻占了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并与一支2.4万人的奥军会合。这支奥军是道恩元帅派来的，由经验丰富的劳登将军指挥。8月初，腓特烈大帝率军从西里西亚撤走。而在豪斯克斯打过一次漂亮的攻击战后，道恩元帅又恢复了他以往小心谨慎的作战风格。

在与道恩的主力相距只有50英里时，腓特烈大帝指挥5万人，在库纳斯多夫对萨尔特科夫和劳登指挥的6万联军发起了攻击。下午2点，腓特烈大帝集中所有的兵力猛攻联军阵地的后方和一翼。然而，联军依托良好的防御工事，用密集的炮火实施了反击。普军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出战斗。此次交战，普军损失了总兵力的37%，联军损失了26%。在这次交战中，腓特烈大帝的快速机动战略，除了使他遭受了沉重打击之外，并没有给他带来其他的任何好处，当然，奥联军也没有占到多大便宜。与道恩元帅率领的大军会合后，奥联军开始在柏兰登堡地区疯狂掠夺过冬物资，并企图通过破坏当地的物资供应、税收以及兵员来源，来削弱普军的力量，尔后计划向柏林挺进。然而，由于俄军损失较多，再加上谨慎的道恩也开始怀疑仅靠从柏兰登堡掠夺的物资能供联军度过冬天的设想，于是，联军的指挥官们开始犹豫不决，计划在原地驻守，以静等另外一支奥军攻占萨克森，然后再在冬季占领西里西亚。

然而，俄军却不同意这个方案，最终还是像以往一样，向东机动，进入维斯图拉地区过冬。道恩元帅率领奥军进入萨克森，并攻占了德累斯顿。由于腓特烈大帝仍控制着萨克森的大部分地区，所以道恩也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就这样双方相持了近一年时间。最终普军冒险实施了一次突然进攻，才打破了僵局，并俘虏了1.3万名奥军。

虽然腓特烈大帝的这次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在库纳斯多夫的失利，但从此以后，普军却采取了防御战略，尽量避免交战。对此腓特烈大帝回忆道：“客观形势是，要想达到目的必须进行交战，而要想进行交战，通过一次决定性的打击来结束战争，必须要等到敌人毫无戒备地宿营或开进。”然而，当时道恩元帅却十分谨慎，参战的俄军又非常顽固，再加上奥联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所以要想等到那样有利的交战时机，可谓难上又难。回忆起好战的瑞典国王查理六世，他继续写道：“而且，确确实实，几乎所有的将军们又不善于考虑其他的因素，只知道作战。不是损害他们的名誉，我认为这是缺乏卓越指挥才能的表现。”[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新时代》，小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358-359页。]

1760年7月，萨尔特科夫和劳登分别指挥俄军和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击西里西亚。于是，在道恩元帅的尾随下，腓特烈大帝率军进入西里西亚。9万俄奥联军向只有3万人的腓特烈大帝发起攻击。然而，腓特烈大帝实施灵活的机动，不断变换位置，寻找战机。在里格尼斯，劳登在毫无支援的情况下，向腓特烈大帝的主力实施了一次徒劳的进攻，结果损失了其总兵力的1/3。而腓特烈大帝在他指挥的第一次防御作战中，只损失了总兵力的11%。

在对柏林进行了一次袭击，获取了一些急需物资之后，道恩元帅率军攻占了萨克森中部的托尔高，并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腓特烈大帝绝对不能失去萨克森这个重要的物资供应基地，于是决定对有275门大炮，并依托坚固工事实施防御的道恩进行冒险攻击。他派手下的齐腾将军率领1/3的兵力在正面牵制奥军，自己亲率主力攻击奥军的后方。然而，十分沉着冷静、警觉的道恩元帅发觉了腓特烈的企图，立即将主力调往了后部，挫败了腓特烈大帝发动的攻击。腓特烈大帝错误地认为才能平庸的齐腾将军已经率领他的部队开始行动，这使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当时有人对普军的最后一次进攻行动做了记述：“甚至普军还没有看到敌人的影子，被炮弹削掉的树盖就砸在了他们头上。震耳欲聋的炮声在整个树林里回响。”当树林里的普鲁士士兵冲到开阔地上时，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一个屠宰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最后，齐腾终于率军赶来，并发现了奥军一个薄弱的翼侧。腓特烈大帝重新收集兵力猛攻奥军的翼侧，迫使奥军撤向德雷斯顿。为了保住萨克森，腓特烈大帝付出了惨重代价，损失了其总兵力的33%，奥军也损失了29%。[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95页。]

1761年，当腓特烈大帝率军与奥俄联军在西里西亚交战时，他借鉴道恩元帅的做法，运用防御战略，构筑了有利的坚固阵地。三周中，双方多次交手，各方都无法解决补给困难。但是，腓特烈大帝有较充足的物资储备，可以和对手打消耗战。9月份，随着俄军开始撤退，这一年的战役就结束了。1762年，俄国不但退出了战争，而且还和普鲁士结盟。直到1763年他和奥地利停战议和前，腓特烈大帝再也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西里西亚仍归普鲁士所有。腓特烈大帝实施防御战略的政治目的达到了，而玛丽亚第三次与腓特烈大帝交战，想要重新收回西里西亚的梦想破灭了。

七年战争期间，普鲁士损失了18万人，国家财政也受到了极大损失。腓特烈大帝的战争负担一部分来自制造钱币，这和通货膨胀一样对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但这还不是主要的。表5.1显示了战争消耗的不同来源。由于腓特烈大帝对战争所需的物资都是采用现购现买的方式，因此，战争后期的国家借款要比初期多得多。[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99页。]

在七年战争期间进行的10次交战中，有7次腓特烈大帝采取的是进攻行动。而且，除了洛波斯特斯之战，其他的交战都是在敌人预先选好的地点实施进攻的。罗斯巴赫之战也是这样，但由于一开始敌人就实施了错误的追击，在这种情况下腓特烈大帝采取了守势。在这些交战中，普军损失了大约10.4万人，占其总兵力的27%，奥联军损失了12.3万人，占总兵力的24%。即使腓特烈大帝和他的对手一样，不能够承受住这样的战争损失，但面对多个对手，主动实施进攻作战，对于腓特烈大帝面临的严峻形势来说，仍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相对于传统的将敌人阻于国门之外防御战略，也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腓特烈大帝积极的进攻，使他的对手不得不十分谨慎。一位法国观察家曾如此评价道恩元帅，他曾和腓特烈大帝进行过三次交战，且两次取胜：“可以说元帅是一个胆小鬼，当然这只是瞎想。胆小与谨慎之间的差别很小，面对腓特烈大帝时，你必须要谨慎。”腓特烈的才能、好战精神，还有巨大伤亡造成的心理影响等等，都至少使敌人不敢贸然前进。在这些战术运用的基础上，腓特烈总是牢牢地把握着一个战略目标，那就是不能丢失他赖以进行战争的基地萨克森，以及决不让敌人威胁易受攻击的本国领土。[注：克里斯托弗·达菲，《1740-1780年间奥地利帝国的武装力量》（纽约，1977年版）第189页。]

与奥地利进行作战的战场，总是从波希米亚到萨克森再到西里西亚。因为萨克森是奥地利的同盟国，而西里西亚又曾长期属于哈布斯堡奥地利，所以腓特烈大帝在这里作战，不但缺少当地居民的支持，特别是还会遭到玛丽亚·特丽萨的丈夫、帝国皇帝率领的大多数德意志联邦小国军队的抗击。俄国的攻击轴线通常是从柏兰登堡至西普鲁士，包括了腓特烈大帝的主要领土。虽然俄军对普鲁士本土没有要求，但却一心想侵占东普鲁士。以上这些地区，既不像尼德兰地区有众多的防御要塞，也不像意大利北部有许多河流可以做天然屏障。所有的这些地区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奥俄联军则显得很小，敌军很容易侵占并控制它们。

无论是对意大利北部地区的争夺，还是在尼德兰地区的交战，双方都没有把这些有争议的地区当做维持其军队进行战争的源泉。但这种情况和腓特烈大帝有着根本不同。萨克森、西里西亚、柏兰登堡以及西普鲁士，是普鲁士军队物资和兵员补充的基地，一旦丢掉任何一个地区，不但会在以后的作战中大大削弱普军的作战能力，而且还会严重威胁到其他地区。相反对于奥联军来说，如果抢占了其中的一个地区，无疑也将会增加一个后勤供应基地。

在这样的战略部署指导下，为了保护好这些重要的后勤供应基地，腓特烈大帝很像古斯塔夫和蒙特库科利那样运用牵制战略。因为这些目标，不像奥军控制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对于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而且，不像意大利北部战争，有许多河流可以阻挡敌军的前进。在这些地区，他没有任何天然屏障可以利用。举一个例子来说，假如奥军攻占了西里西亚，他们不仅可以获得充足的资源来补充军队的消耗，同时还会迫使普军不得不到别的地方寻找资源，这样一来就几乎抢占了腓特烈大帝1/3的领土。所以，腓特烈大帝和奥军在波希米亚作战时，他就得首先将敌人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赶走。这个弱点，使得腓特烈大帝在战争中不得不经常受到敌人的摆布，疲于奔命。

腓特烈大帝的这个战略弱点，可以解释他之所以冒险对托尔高实施进攻的原因。当时，道恩元帅在托尔高不仅修筑了坚固完善的防御工事，而且拥有数量众多的火炮，每1000人就拥有5门。尽管取胜的希望很小，但道恩如果控制了托尔高，就等于控制了大部分的萨克森，于是腓特烈大帝不得不冒险进攻。如果重新占领了萨克森，他就可以征募兵员补充部队的损失；而如果失去了萨克森，他不但将失去近1/3的国家财政收入，而且很难再将战争维持下去。对道恩和其他对手实施的进攻行动，造就了腓特烈大帝杰出的指挥才能。因为即使是一个很普通的指挥官，也能打败只知道呆板、机械进行防守的对手。腓特烈大帝之所以能坚持将战争打完，是因为他没有遇到一个像旺多姆元帅这样足智多谋、又有着强烈进攻意识的对手。以他这样在后勤供应上的弱点，如果对手是马尔伯勒、欧根王子、卢森堡或者维拉尔，其结果也就不用说了。

在腓特烈大帝准备和奥地利进行另一场战争时，关于战略后勤供应基地，他曾直率地说：“首先我要攻占更多的地区，以获取充足的战争资源。在敌人的国土上作战，利用敌人的资源进行战争，对我来说是最合适不过了；在敌人赶到之前，我将迅速修筑防御工事来保护这些地区。”[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新时代》，小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313页。]

腓特烈大帝不但在战略运用上很成功，在战术运用上也很出色。洛伊滕之战的胜利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面对奥军，他将部队成斜形展开，这样不仅可以集中主力对抗敌人的一翼，而且总能对敌人最薄弱的翼侧实施攻击。这种斜形攻击战术，常常在敌人的一翼还没加入战斗时，另一翼已经被击溃了。斜形战术的关键之处很简单，就是强调集中使用兵力。腓特烈大帝总是集中主要兵力于交战的那一翼，这样不交战那一翼的兵力，与敌人相对应那一翼的兵力相比要处于明显的弱势。但是，这并不要紧，因为部队在前进时，成梯形布置，两个梯队之间的距离为50-100码，兵力较强与敌交战的那一翼的梯队行进速度快，而兵力较弱的那一翼行进速度慢，这样交战时，兵力较弱的那一翼就与敌人相距较远。腓特烈大帝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梯队队形，是因为步兵的火力足以弥补梯队之间的空隙。

运用这样的战术，腓特烈大帝总能将主要兵力集中使用在敌人薄弱的翼侧。在洛伊滕之战中，腓特烈大帝首先利用兵力调动，使查理亲王判断错了普军的主攻方向，从而将兵力分散。虽然在其他的进攻中，腓特烈大帝都没有像洛伊滕之战这样成功，但每一次交战他都想方设法寻找敌人的薄弱部位，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攻击。

然而，腓特烈大帝的战术和马尔伯勒公爵的战术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尔伯勒的战术是从正面发起攻击，一般首先使用步兵攻击吸引敌人的预备队，等到敌人分散兵力，暴露出薄弱部位时，再集中主要的骑兵实施决定性攻击。而腓特烈大帝的战术是集中主要兵力首先攻击敌人的薄弱部位。虽然腓特烈大帝精良的骑兵在战争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但斜形战术却主要是依靠步兵实施。腓特烈大帝的斜形战术，在某些方面，与古希腊统帅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大败训练有素的斯巴达军队时运用的密集楔形阵战术有相似之处。

军队构成所引起的伤亡变化

尽管由于近距离内的快速齐射对人员的杀伤力大大提高，但是，腓特烈大帝及其对手的军队在交战中，双方人员的伤亡比人们预想的要小。两个世纪以来，战争中的人员伤亡在不断减少。在三十年战争中，得胜一方的人员伤亡占其总兵力的12.5%，战败一方则为37.4%。这个数据与发生在100年以前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比例不同，但是，我们不能以此得出什么结论，因为，这一数据缺乏可比性。

然而，如果对1649-1701年间发生的战争伤亡数据进行比较，就会看出一个明显变化。得胜一方的伤亡比例没有多大变化，仍然是12.6%；而战败一方的伤亡比例则减少为27.6%。虽然这个时期线式战术得到了广泛运用，以及在这个时期的后期，许多国家的军队都装备了刺刀，但这些都不是使伤亡比例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部队的严格训练、编制固定的常备军队的出现是主要的原因。因为训练有素、编制固定的常备军队，肯定要比三十年战争中缺乏训练的雇佣军队，更能经得住战败的考验。

1702-1763年，部队广泛装备卡座式刺刀。这个时期，战争中得胜一方的伤亡比例还是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为12.5%；战败一方伤亡比例略有下降，为21.9%。由装备带刺刀滑膛枪手组成的步兵，成份单一，是一种优于骑兵的兵种。战斗中失利后，其受到的损失会比以前的长矛兵和不带刺刀的滑膛枪兵要小。武器装备的变化，似乎是这个时期战败一方伤亡率略有下降的主要原因。另外，这个时期的军队在作战中，不再成集团式集中部署，而是以横队方式展开，这或许也是导致伤亡比例下降的一个原因。因为，获胜的一方，要想发现仓皇败退的敌人，必须进行较大范围的搜索，而且所发现的、可以对之攻击的敌人往往规模很小。[注：加斯东·博达尔，《克列格列克西肯的军事历史（1618-1905年）》（维恩和莱比锡，1908年）。]

由训练有素、装备带刺刀滑膛枪步兵组成的常备军队，导致了在会战中战败一方伤亡比例明显减小。这个比例的减小，使得会战对双方军队的战术影响在变小，这应该会使军队会战的次数增多。道恩元帅对雇佣兵制度以来指挥官们对会战的态度，发表了简明的看法：“我认为，如果在一次会战取胜后所获得的优势，要比被打败后所遭受的损失，或者组织撤退所存在的危害要大的多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决定会战。”如果道恩元帅再考虑上对交战取胜可能性的估计，那他将会有更坚定实施会战的决心。[注：克里斯托弗·达菲，《1740-1780年间奥地利帝国的武装力量》（纽约，1977年版）第144页。]

如果战败一方的伤亡损失下降的话，那么一个指挥官将更愿意冒险实施会战。即使对于获胜的一方，虽然不会再像以前会战中那样取得巨大的战术胜利，那他也应该更愿意实施会战。因为，就像大多数的赌徒在赌博时一样，在赔率相同的情况下，宁愿多次下小的赌注，而不会一次性下大的赌注。

与三十年战争中的指挥官们相比，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期间，不像马尔伯勒那样很少作战，他积极作战，也承受了一些失败。但是，正是通过积极、主动的频繁会战，腓特烈大帝成功地打破了敌人的后勤封锁战略，保住了重要的后勤供应基地，获得了重大的战略利益。

法国军事思想的重大发展

在腓特烈大帝指挥有着超一流训练的普军，成功地应用斜形攻击战术，集中兵力攻敌弱点之时，法军从另一方面也对战术进行了改进。受福拉尔冲击战术思想的影响，法军在七年战争中运用了纵队战术。其实，腓特烈大帝也曾有过一段时间受过冲击战术思想的影响。这种纵队主要用于作为预备队队形，或者部队在向战场接近及在战场上移动时使用。另外，法军还在队形的先头有计划地部署一些散兵。这种做法最初被腓特烈大帝所忽视，但奥地利军队在作战中也常常使用。法军在作战中使用多路纵队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部队展开的速度，以能够和经过严格、正规训练的对手相抗衡。

这种战术改革，使得法国人将军队分编为由步兵和炮兵组成的常备师。每个步兵师最多16个营，人员不超过1万人。在即将交战时，法军以4个师向敌人接近，每个师再编成2个纵队，每个纵队的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都有4个营。运用这种方法，法军在展开成战斗队形时，比训练有素的对手一点也不慢。在1760年战役中，富有创新精神和理解能力的布罗格利元帅，运用这种多路纵队方法，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效率，在战争实践中显示了它的实用性。

将部队编成师后，其机动速度比以前的集团式编组大大提高了，因为，这样可以利用更多的道路实施机动。将军队集中起来以集群编队实施行军，是为了能对付敌人骑兵的攻击。可是法军认识到，现在的步兵都装备了带刺刀的滑膛枪，将它们分编成有较好训练的各营，军队在机动中也不必惧怕骑兵的攻击，因此，军队在行军中不必继续使用帕尔马元帅曾经熟练运用过的、蒙特库科利积极推崇的、具有自我保护能力的集团式行军编队方式。为防止与敌人不期遭遇，布罗格利元帅使用轻步兵及轻骑兵来掩护部队行军。在快要接近敌人时，布罗格利元帅就指挥部队分散行进，加快行进速度。当然，原则上只是按各编制单位分散行进，以保证能执行命令，准备随时再次快速集中。

战争结束后，法军继续坚持战术革新。1766年，法军引进了一种可由密集纵队展开为面向纵队行进方向的横队队形的方法。虽然，当时就有一些由纵队队形展开为横队队形的方法，但它们不仅展开速度慢，行动起来比较笨拙，而且通常要以疏开的纵队为基础进行转换。当时惟一的一种可以较快完成由纵队向线式横队转换的方法是腓特烈大帝采用的那种，但是，这种方法要求在疏开纵队中的所有各排同时进行方向变换，而且，转换过来的线式横队必须是与行军纵队轴线成90°角。法军引进的这种新的方法，却可以使部队方便且快速地由排列紧凑的纵队转换为面向原来行军方向的三列线式横队。实施时，只要纵队停止前进，纵队中各独立的小分队，采用斜方向行进，到达他们在线式队形中预定的位置。采用这种队形展开方法，甚至不需要先头部队停止前进，在先头分队继续前进的同时，纵队中其他分队则快速跑步到达他们在线式队形中预定的位置，即可形成线式战斗队形。

军队拥有的这种由纵队队形转换为线式横队的能力，蕴含着对战术的革命性影响。因为，线式队形为了保持队形整齐，在战场上行进的速度很慢。即使腓特烈大帝引入了营一级编队后，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多大改变。虽然战术家们也认识到，燧发枪的火力能够弥补各营之间的实际间隙，但各营自己却不得不保持整齐的队形，以便集中火力，不至于造成自伤。每列正面为200人，纵深为3列的线式队形，为了保持队形整齐，即使在平坦的地形上，也不得不缓慢行进。但是，如果将这支部队分成8个连，形成一个连挨着一个连的紧凑纵队，纵队正面为25列，宽度50英尺，纵深为24行，长约150英尺，形成一个长方形队形，这样，各营就可以相对容易地向战场开进，并很快展开为线式队形以集中火力。由于各营的间隙可用火力来控制，所以，各营之间彼此就不需要再保持非常整齐的队形。

法军在军队中实行了师的编制，并探索了以多路纵队向战场开进，但交战时又能迅速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方法，与此同时，法军还对炮兵进行了许多技术方面的重大改进。经研究表明，将火炮的身管减短，让炮弹与身管内膛更加密合，即使以更少的装药，也能使火炮的射程和原先一样。火炮铸造厂还在缩短炮管长度的同时，将火炮的身管造得更薄，使火炮的重量减轻了一半。拉炮的马车重量减轻了，马具改进了，炮兵的机动能力大大提高了。另外，升高观测装置使炮兵的观察瞄准效果更好了，火炮的射速也提高，这些都增强了炮兵的威力。炮兵机动能力的提高，使炮兵在各种行军中可以跟上步兵速度，这使法军官兵确信，炮兵不仅在防御作战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在进攻作战中也能发挥巨大作用。既然带许多小子弹的霰弹发射的距离比滑膛枪远，那么，只要将炮兵带到战场上并使用得当，炮兵将是步兵攻击中最有力的支援。

插图5.3发射12磅炮弹的火炮

法军在对步兵和炮兵进行诸多改进的同时，带来了许多军事理论的探讨和争论。许多军事思想家对法军的部队训练、军队队形，以及军事教育和军官思想等方面内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就像当年瑞士步兵方阵的突然出现，曾对欧洲战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样，法军在步兵方面的改革影响也很大。瑞士步兵的密集实心方阵，具有较强的战场机动能力，而且还可以以战斗队形向战场开进，并能够迅速投入交战。假如瑞士步兵方阵不只是经过严格的训练和士气高昂的话，假如瑞士步兵方阵不用停止前进就能对付向其翼侧实施攻击的骑兵，假如瑞士这种实心的步兵方阵能够克服易受敌人投掷兵器或火器杀伤的弱点，并可以向后转动的话，那么，瑞士步兵的这种便于机动的方阵队形将还会更长久地统治战场。

16世纪，由长矛兵和火绳枪兵混合编成的步兵成了战场的主角。但是，这样的步兵在战斗中必须进行很好的编组，以确保在与装备长矛和马刀的骑兵交战时，长矛兵与火绳枪兵能够相互支援，同时，有效地保护自己的长矛兵，免遭对方滑膛枪兵和装备手枪的轻骑兵的杀伤。由于这样的混合编队需要两种相互支援的步兵，并要使队形尽量与战场上地形相匹配，所以，它既不能以战斗队形向战场机动，也不可能在交战中有更多的战场机动能力。因此，这样的步兵混合编队，缺少了瑞士步兵单一兵种方阵的两种最基本的优点。

人们习惯于寻求进攻型军队的思想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装备有带刺刀滑膛枪的步兵已使骑兵降为不利的兵种后，骑兵为什么还具有重要的战术价值？还能帮助我们真正理解瑞士步兵与后来步兵之间差异的重要意义。瑞士军队能够以行军队形直接进行交战，也正是因为这点，瑞士军队才能够在摩拉特大胜有坚固防御阵地的勃艮第的军队。

由于骑兵具有快速机动能力，并且在行军队形的基础上，骑兵可以不需要专门展开就能实施攻击，使用马刀对付滑膛枪手，使用手枪对付长矛兵，所以，军队在敌人骑兵所攻击的范围内机动时，都应编成曾被蒙特库科利所建议的一种行进速度较慢、能够实施自我防御的准战斗队形。尽管瑞士军队能够快速机动至战场，并能迅速展开投入交战，从而使对方措手不及，而16世纪的其他不同类步兵组成的军队，不仅向战场机动的速度很慢，而且到达战场后，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时间也相当长。因此，除了诱骗敌人陷入障碍物之中，或迫使敌人进攻以解某地之围外，任何一个指挥官都不会想到去与不愿意会战的对手进行会战，这就不足为怪了。

古斯塔夫以线式战术代替了传统的方阵战术，但并没有改变这一状况。步兵仍由多个不同类兵种组成，需要编成彼此能够相互支援的战斗队形，而且，除了部队编得更细，各部队配合更加密切外，线式队形的战场机动能力甚至比滑膛枪配合下的长矛方阵还要差。

刺刀的出现，使得军队中的步兵成份趋于单一，这样，如何机动向敌人接近和展开等问题也就明显好转了。任何一支装备带刺刀滑膛枪的步兵，只要编成战斗队形，都能有效对付骑兵的攻击。行军纵队不仅易于形成方阵队形，而且更易于展开成线式战斗队形，以对付攻击的骑兵。在战场上展开时，只要每一个士兵以及他们的步伐能与其他的士兵较好协调，展开成战斗队形将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因此，在训练中，军队主要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线式队形，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火力威力，这样，指挥官们在战场上就能有多种方法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新型步兵的作战潜能。

但是，对于18世纪的军事家们来说，他们很难真正认识到这种同类型的步兵，能替代骑兵而主宰战场的可能性。由于当时的步兵必须编成线式队形，以发挥所有滑膛枪火力威力，但是采取线式队形，却又大大削弱了步兵在战场上的机动能力。这就使得当时的军事家们还是认为，骑兵是惟一能够真正实施进攻作战的力量。因为考虑军队的战场机动问题，人们提出了编组成纵队队形的想法，同样，上世纪的冲击战术思想也被重新提出。但是，这种思路实际上是限制滑膛枪火力、射击可靠性和燧发滑膛枪射击速度的发挥。装备燧发枪机的滑膛枪，是一种宣判集团冲击战术，以及其他一切不能充分发挥滑膛枪火力威力的战斗队形末日到来的武器。

军事家们很难找到理想的进攻型部队。这种部队应该具有在行进中与敌交战的能力，并具有较强的战场机动能力，能够快速机动到敌人的后方实施攻击。这样的行动通常只有骑兵才能担任。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开始，很久以来，编成结构差不多的两支军队进行交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几乎所有的军事家，除了实施双方互相同意的正面会战外，再也不会想到其他的交战方式。例如，当一名普鲁士将军偶然遭遇敌人的翼侧时，他还要费尽周折将部队调到敌人的正面，以便于使用传统的方法作战。

腓特烈大帝通过运用斜形攻击战术，基本上同时解决了部队战场机动、迅速展开以及翼侧攻击等问题。这种斜形攻击战术，不仅提高了部队的战场机动速度，而且还能够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薄弱翼侧。但是，他也只是对以前的战术进行了一些改进，并没有创造任何新的东西。

然而，法军采用了一种纵队队形。这种纵队队形，实际上仍然是正面宽，纵深浅。一个营纵队一般是纵深12列，而正面却至少是纵深列数的4倍。这种纵队其实就是一个实心的密集方阵，具有和中世纪瑞士步兵方阵一样的战场机动能力。但是，这种纵队具有迅速展开成纵深为3列的线式战斗队形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这种具有机动能力的纵队基本上可以在行进间进行交战了。虽然法军的条令中，还是要求部队以线式队形前进，以纵队实施集团冲击，但是，在实际的战场运用中，部队通常以多路纵队机动至战场，并接近敌人，而以线式队形用于与敌人进行实际交战。

法军采用这种纵队队形，使得其步兵的机动速度比对方线式队形部队更快，而且几乎能在行进中投入交战。骑兵正是具有这种特征，才长时间地被作为一种进攻型部队。利用这些优点，步兵既可迅速集中主要兵力于战场上的一点，也可利用线式队形所不具备的机动速度，攻击敌人步兵的翼侧和后方。由于不需要保持整齐的队列，所以这种纵队可以在复杂的地形上机动。再加上步兵的火力完全可以覆盖各营之间的间隙，因此，当机动至敌人薄弱的翼侧或后方时，纵队队形可迅速展开成甚至是不规则的3列线式战斗队形。另外，此时法军步兵实行的旅、团、营编制，也为这种纵队队形的战术运用和机动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法军将一个营进一步编成九个连，使法军步兵的编制体制更加完善。

就像马尔伯勒公爵集中使用骑兵一样，炮兵机动能力的提高，也使炮兵在步兵运用便于机动的纵队队形集中兵力的同时，集中火力于一点。法国炮兵专家泰尔勋爵曾写道“将炮兵集中使用在实施攻击的地方，对于会战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他确信集中使用炮兵可以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泰尔进一步详细解释了他的观点，“在预定实施攻击的地点，集中最大量的步兵、高质量的炮兵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通过在其他地点的牵制行动，确保这一点是敌人的薄弱部位，“比如，可以采取机动威胁其他的部位，或者实施诱骗攻击等行动。”[注：罗伯特·奎姆比，《18世纪法国战术理论》（纽约，1957年版）第296页。]

这种新的战术，使得部队在战场上能够实施战术包围和迂回行动，在作战中，还可以得到炮兵火力的集中支援。这与法军在军队中采取常备师的编制做法是分不开的。运用这种编制方法，法军在接近敌人时，不必再采取准战斗队形，因为装备刺刀的步兵可以不再担心遇到骑兵的攻击。部队即使来不及形成腹中空的对外防御队形，而只是在道路上以8-12路密集纵队机动的一个步兵营，就足以令敌人骑兵毫无办法。以营纵队为基础，充分利用道路实施多路机动，可以大大提高军队的战略机动能力。由于军队分成师，并且能快速由纵队转换成线式战斗队形，因此，步兵在与敌遭遇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接近敌人。从战略角度上说，这实现了步兵在机动中与敌交战的目的。也就是说，这样一来，步兵具备了以往只有骑兵才具备的战略进攻能力，尽管与骑兵的战略进攻能力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军队分成若干师，也有利于迫使对手进行会战。一旦和敌人遭遇，此类军队会让对方的撤退行动更危险。长期的战争实践证明，一旦双方军队摆好阵形交战，不想再战的一方很难从战场上撤出。现在，如果一方不想结束交战，那么另一方就更难从战场撤出了。

军队分成若干师，还提供了实施战略进攻的机会。16世纪骑兵手枪的出现，骑兵成份变得单一，战斗功效多样化，再加上刺刀的出现，步兵的种类也单一，整个军队的成份就简单化了。由于现在的步兵就是一种更好的兵种，军队不再需要有多种不同武器系统的力量组合在一起，并细心地处理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这一情况持续到18世纪，人们便容易设想将军队分为许多分开独立的、可自己控制、可相互代替的组成部分。

军队以师为单位进行分编，这一思想反映了人们观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以前，军队一般只是为了分担不同方向战役任务而将一支军队分为若干部分，或者派出分遣队去守卫城市、防守要塞、守桥，或者防守其他战略要点等等。但是，这种根据执行具体任务而将部队分派出去的做法，实际上是削弱了军队的整体实力。因为，一旦将他们派遣出去后，指挥官常常就不再把这些分遣支队看做是整个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军队分编成师，各个师仍然是整个军队的组成部分。这些师可以在一起作战，根据需要，还可以很快将这些师重新集中起来，构成一个整体。这样，法国军事家实际上引进了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军队建设思想。

依据每天所需的最快行军速度，确定分编师的数目。所分编师的数目越多，被军队用于行军的道路数目就越多，这样，不仅行军速度更快，而且行军队形覆盖的地盘范围更大，还便于获得更多的物资供应。

一支分编为数个师的军队，其行军正面宽度将超过25英里。这意味着它与敌人遭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采用师级编制的军队，具有快速机动接近敌人，并能迅速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战略性进攻能力，因此，一旦与敌人接触，这支军队就像马尔伯勒公爵和旺多姆元帅在奥德纳德之战那样，很容易迫使敌人实施一次遭遇战。当然，在遭遇战中，这支军队的四个师中，只有其中一个师与整个敌人军队遭遇，其后果肯定是很糟糕的。

然而，战败一方人员伤亡比例的下降，大大减轻了战败一方对失败结局的顾及。就平均水平而言，经过良好训练、纪律严明的军队，其战败后的人员伤亡率一般都不到战胜一方的两倍。具有相对严密组织的法国军队，大大减轻了军队在战败后的混乱局面，相应地减少了人员伤亡。而且，即使一个师独立作战时，也不必整个师完全地投入会战。如果这个师和敌人交战一天，而没有太大的伤亡，或者这个师可以用部分兵力与敌人作战，那么，它就可以将本不愿意交战的敌人拖住，以待己方军队的其他几个师赶来袭击敌人。其他各师可以从另外的方向实施攻击，使得正集中兵力与那一个师交战的敌人感到措手不及。比如，从敌人的侧翼实施攻击，并能迅速展开成战斗队形投入交战，那么，这些师在战场上汇集在一起，就可以占据极其有利的位置。运用这种方法进行会战，其结果肯定与以往彼此都同意的正面交战大不相同。

类似奥德纳德那样的遭遇战，虽然以前确实发生了，但它们并不具有代表性，大多是偶然发生的。军队除了在小心地回避这样遭遇战外，并没有对军事思想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当军队采用师一级编制后，遭遇战的发生就更加频繁了，而且开始成为一种能够达成战略目的作战样式。这种遭遇战不仅可以给预期遭遇的军队带来好处，也为采用师级编制的军队提供了优势。采用师级编制，使军队体制更加完善，事先就确定了明确的指挥关系，因此，在作战中指挥官可以实施更高效的指挥。

法军将军队分编为若干个师，在行军中就不必过于小心谨慎，其行军速度要比集团式军队快。在战场上，可以将这些师调集到一起，以师纵队迅速投入作战。在将所有的纵队展开成战斗队形之前，法军指挥官可以先利用纵队队形的快速机动能力，让步兵绕到敌人线式队形的翼侧或后方实施攻击，或者集中主要兵力攻击敌人的其他薄弱部位。这样，与采用七年战争中作战方法的对手相比，法军步兵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是一支进攻型力量。自瑞士步兵曾有过短暂的辉煌之后，其他各国军队的步兵还都不具有这种特性。

对于像法军这样的军队，作战就成为一个现实的战略目标。以往军队间的会战基本上都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急于进攻的一方，常常不得不对已精心选择了阵地、有时还修筑有堑壕的敌人发起攻击。军队采用师的编制后，只要敌人不是直接撤离到后方，指挥官就可以尽量迫使敌人进行会战，或在与敌人遭遇中进行会战，而不必再向精心选择好阵地的敌人发起攻击。法军由于实行较完备的编制体制，军队不仅具有较强的战场机动能力，还形成了从营指挥官到军队统帅的完善的指挥体系，因此，即使在敌方事先选择好的地点交战，情况也不同以往。因为，法军步兵在战场上可以非常迅速地集中起来，很容易地避开敌方的强点去攻击其翼侧和后方。

法军在体制编制上的这一变化，使得军队在战略上将更加注重作战。而在以前的战争中，军队的战略目标一直都是在与敌方争夺后勤资源。尽管法国的军事理论家们，并没有依据进攻型军队的想法，去分析研究战略、战术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有些人还是预见到了法军在战略战术上的潜在变化。布尔塞特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军队分编为若干个师，敌人军队的作战目标就变得模糊不清，从而，导致敌人的兵力分散，其效果与以往战争中集团式编组部队一次成功的佯攻行动差不多。布尔塞特还提议，指挥官在制定战役作战计划时，应拟制多个作战方案，以便抓住敌人因分散兵力而导致薄弱部位，集中力量攻击之。他还认识到，采用师编制的军队可以诱使敌人离开他们选择好的作战阵地，通过部队机动和反向机动，迷惑敌人，以便于集中兵力攻击敌人最薄弱的部位。

布尔塞特很欣赏色诺芬的一句名言“卓越的指挥才能在于能够攻击敌人的薄弱部位，即使这个薄弱部位距离较远。”他非常强调，要运用各种方法调动敌人，以便于使敌人暴露出薄弱部位，然后集中兵力攻击它。另外，他还提出了以师为单位编成的军队，如何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战略效益。

曾在布罗格利元帅手下服过役，且设计出军队如何由行进的纵队展开成面向行军方向的横队队形方法的吉贝尔，可谓少年老成。吉贝尔以他特有的观察能力，看到了他所设想的新型军队的战略、战术变革的可能性。他认识到，对于一支拥有坚固阵地的传统军队指挥官来说，这支新型军队是一支“能够自行机动，能够迅速在阵地薄弱部位突破，能够立刻由整齐的行军队形展开成战斗队形的军队，”同时，这样一支军队还随时可能“攻击防御阵地的翼侧或后方。”这支新型军队剥夺了传统军队的指挥官所拥有的“依赖地形优势，被迫实施会战。”这种新型军队的机动速度之快，“就像你刚看到火光，闪电就来了。当敌人刚刚发现先头部队的踪影，整个大部队立即就到达了预定位置，使敌人根本来不及作出反击。”[注：罗伯特·奎姆比，《18世纪法国战术理论》（纽约，1957年版）第159页。]

吉贝尔设想的新型军队模式，其组成部队“便于实施重大机动，能迅速展开，”并能够“在敌人发现攻击的企图之前，或者即使敌人发现了攻击企图，而在其调整部署之前，”对敌实施攻击。然而，如果一支吉贝尔模式的军队“到达了敌人附近，并发现敌人处于有利位置时，”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指挥部队在敌人对面机动，以欺骗敌人，利用各种地形条件和战术手段来迷惑敌人，使敌不能集中精力于自己的目标上。他还可以在敌左翼实施佯击，而真正要攻击的是右翼”，他还可以“抛出一个诱饵，使敌放弃或占领一个处于暴露位置的阵地，或者在某处变得薄弱，或者在某地留下极少的兵力，或者在某地的兵力不足以实施有效防御，或者将军队中战斗力最差的部队留下。通过这种办法诱敌行动，发现敌人弱点，一旦找到敌人的纰漏，有才干且善于机动部队的指挥官，就可以集中兵力于敌人的薄弱部位。”如果诱骗行动失败，“敌人既没有使自己的阵地暴露，也没有让自己的部署暴露，那么，指挥官就等于什么也没做，指挥部队撤退，换一个地方，等待更有利的机会到来”，避免实施损失大又不可能胜利的进攻性会战。[注：罗伯特·奎姆比，《18世纪法国战术理论》（纽约，1957年版）第159-160页。]

因此，吉贝尔将作战方法描述为：调动敌人，使其分散精力，以便于我方能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薄弱部位，从而以小的代价，取得作战的胜利。吉贝尔认为，其新型军队的作战行动，能产生战略性的影响。新型军队指挥官“将使敌人感到窘迫，使敌人措手不及，没地方躲藏，迫使敌作战，或者不断地撤退。”[注：罗伯特·奎姆比，《18世纪法国战术理论》（纽约，1957年版）第168页。]

1791年，法国军队制定一系列新的规章制度，预计要实行40年，在许多方面体现了吉贝尔的战术思想。军队的一些指挥官都读过布尔塞特和吉贝尔的有关着作。因此，即使他们缺乏远见，不胜任自己的职位，但至少他们和他们的部队对这些新的战术还是有些了解的。随着国家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道路交通更加发达，这更加有利于在军队中推行师的编制体制。通向同一方向的道路不再局限于少数几条，军队可以师为单位分开行军，纵向道路之间的一些横向道路可便于沿纵向道路行军的各师之间的通信联络。另外，绘图技术的发展，地图可以很方便地得到，这些都可以保证指挥官按照吉贝尔的设想，计划与协调军队分若干部分实施机动。

发生在西半球的战争

虽然，欧洲人将他们的武器和军事思想带到了西半球，但是，地理环境的差别带来了这一地区战争的自身特色。比如，在有着茂密森林的北美地区，骑兵在作战中起的作用很小。由于不存在骑兵的严重威胁，重步兵在此几乎也没有什么用途。因此，火绳枪手和滑膛枪手是步兵的主要成份。他们既能实施要塞防御，也便于在森林中作战。随着刺刀的引入，轻步兵战术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然而，在这森林型地形上，又没有重骑兵的防护，呆板、机械的线式战术在此几乎不能使用。

在美洲的南部和中部，欧洲人很容易就征服了大多数的国家。其中主要原因是，欧洲人把曾经在欧洲肆虐横行的流行疾病带了过来，造成了大批居民的死亡。在人口稀少的北美洲，大量的欧洲移民涌来，其数量渐渐地超过了当地居民，抢占了大片能耕种的土地。数量占优势，武器装备又先进的欧洲人，能够很容易对付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且又没有正规军队支援的对手。

在1775-1783年间的美国革命期间，在北美洲地区发生了类似于欧洲的会战。但是，英国以一支小规模的军队，要想控制面积巨大的殖民地，这是不可能的。英军数量比起在百年战争时与法军作战时多不了多少，但却要控制与当年差不多的地盘。

英军在会战或战役作战中取得的胜利，比汉尼拔远征意大利时还要少。事实上，英国人在控制美国时所遇到的困难要比汉尼拔征服意大利时遇到的困难大得多，因为，迦太基人追求的只是领土和物质利益，而英国人却想在政治上也彻底征服这一地区。政治上虽然野心勃勃，但在军事行动上却没有办法击败对手，特别是在美国人得到法国和西班牙强大的陆军和海军的支援后，英国更是毫无办法。

海上作战

18世纪的海战基本上是17世纪海战的延续。战舰逐渐地依据其装备火炮数量的多少而区分成不同的等级。每艘战舰上装备的火炮数量一般为70-100门，或者更多，分装在为重型火炮设计的2-3层甲板上。比如，英国的战舰“胜利”号，就有3层甲板，装备了100门火炮。最下面的一层甲板装备了30门发射32磅重炮弹的火炮；第二层甲板装备了28门发射24磅重炮弹的火炮；最上面的甲板和船头船尾共装备了42门发射12磅重炮弹的火炮。在战舰中，比较小的战舰吨位为2000吨，比较大一些达到了3000吨。护卫舰的吨位也增加到了700吨甚至更大。舰船上的火炮也像滑膛枪一样，用燧发装置取代了点燃火绳的点火发射装置。另外，还有舰船操作装置、火炮工作装置等都作了一些改进，这一系列变化标志着18世纪海军装备的逐步发展。

这时期的海军战术，仍然是敌我双方的舰队摆成平行的队形相互炮击。进攻者都尽量抢占上风位置。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力量较为强大，因此，他们之间的海上作战方式，基本代表了当时海战的模式。海上会战通常是非决定性的，会战中，法国的舰队通常较小。鉴于在会战中舰队处于劣势的客观现实，法军舰队并不想消灭英军舰队，其主要任务就是护航，或保证海外远征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相应地，法国海军的战术条令比较保守，在交战时，总是选择下风位置，以便于能够随时从会战中撤离。在会战中，他们主要的射击目标是英军战舰的航行操纵装置，使其不能再航行，而不是歼灭人员、毁坏火炮或者将敌舰击沉。这种战术可以确保法军安全撤离战场，甚至也能迫使英舰返回港口修理其操纵设备。一旦英舰返回港口修理舰船的操纵装置，法军舰队就可以获得短时间的制海权。

18世纪末，1782年的圣坦斯海战中，英军舰队司令乔治·罗德尼对战术进行了重要的革新。罗德尼是一位有着50多年军队生涯，经验非常丰富的指挥官。他的对手——德·格拉斯伯爵同样是一位经验丰富，而且很有才能的指挥官，其战舰船体大，且航行性能好。当英军由36艘舰船组成的舰队，在与法舰相对的航线上，经过法军由31艘舰船组成的舰队时，罗德尼利用其优势指挥舰船插入法军舰队队形的间隙。他和他的舰队后卫指挥官分别率领一部分兵力，冲入法军队形的两个空隙，这样，将法军舰队拦腰截成相互孤立的3截。法军舰队最后面的一段，有12艘战舰，面临着英军舰队中部和后部的攻击，同时，英舰队前部也转而围攻之。这样，英军舰队就集中了自己的兵力对付法军舰队后面的一段，使法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开始撤退。英军俘获了5艘战舰，其中包括法军的旗舰。在旗舰上，英军找到了舰队司令德·格拉斯伯爵和400名士兵的尸体。这次海战，展示了先冲破敌人舰队队形，然后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潜在威力。

海上力量使用战略与以往一样。英国人推行持久战略，经常靠近法国沿海港口进行商业贸易活动，法国海军经常袭击英国的商船。在1740-1748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双方都损失了3300艘商船。然而，法国遭受的损失更大，因为英军通过封锁和俘获船只等手段，大大削弱了法国的海上贸易往来。在七年战争中，英军封锁了法国所有的沿海城市，几乎使法国的商业贸易濒临崩溃。在战争期间，英军利用制海权大肆进行海外掠夺活动，收获巨大，尤其是将法国人从加拿大和印度赶了出去。英国人对法国商业的扼制，以及对法国经济的制约影响，间接支援了他的盟友——普鲁士人，使得他们在德意志能够维持一支陆上力量以对付法军。

第06章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战术和战略变化（1791-1815）

北部最初战役中的战术和战略

1789年，法国重新启用了弃之已久的君主制议会。通过这种方式，一场革命首先削弱了国王路易十六的权力，之后又终于将其赶下台并处以绞刑。接替的当选议会为一个革命政府提供了执政官和议会领导人，并使政治自由和平等的理想变为现实。在法国这一传统上由贵族统治的社会里发生如此重大的变革，不仅引起了君主制欧洲的敌视，而且当法国革命政府宣布要将其政治信仰传播到整个欧洲时，也将法国同其邻国分裂开来。当战争来临时，双方的目标远比酝酿以久的欧洲战争要宏大得多，也危险得多。尽管法国及其对手都以公开推翻敌对政权为目标，但传统的政治任务和更为有限的目标在指导军事行动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场大革命严重影响了法国军队，因为对贵族特权的敌视造成了军官和士兵的分裂。政权动摇使得法国军队的规模和作战效能受到了极大削弱。政府于1791年秋征召志愿军，11万人的军队被扩编了1/3。志愿军组成单独的部队，身着蓝色军服而不是国王军队的白色军装，并选举他们自己的军官，他们还开始用1791年的新条令进行训练。法国用这支部队于1792年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强大军队作战。

考虑到东欧的情况，奥地利和普鲁士没有将其全部兵力投入战役，法国流亡者向他们保证，帮助路易十六国王重返王位的外国干涉军队在战役中会得到普遍欢迎。盟军沿莱茵河和在荷兰部署了部队，在那里，法国军队使用由志愿军和十分混乱的正规军组成的军队发动了一次进攻。这些士兵面对军纪严明的奥地利职业军人时纷纷逃跑，还指责他们的军官，甚至还以叛国罪枪毙了一位将军。之后，普鲁士军队发起攻击，包围了里尔并向南推进与布伦瑞克公爵率领的奥地利-普鲁士联军会合。该部队一直在前进，于8月下旬攻占法国要塞隆维，并于9月初与从荷兰出发的、已经攻占了凡尔登的奥地利军队会合。布伦瑞克公爵（腓特烈大帝的亲戚、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姐夫）在七年战争期间所指挥的重大的作战行动中已经表现出了军事才能。他在指挥军队时的表现如同他统治其公国那样有能力和小心谨慎。

进入法国后，布伦瑞克公爵的部队没有受到法国民众的欢迎，反倒饱受痢疾和暴雨之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能力不凡的法国政治军事家迪穆里埃将军不从荷兰赶来迎击他们，也不将其部队与从梅斯出发的由凯勒曼将军（一位有经验的职业军官和这场革命的支持者）[投笔从戎注：克勒曼（1735-1820），1804年晋封荣誉元帅；瓦尔米公爵]率领的部队会合的话，他们长途跋涉到巴黎、在敌国的心脏里行动也是不大现实的。迪穆里埃将军早已向其志愿部队成功地传授了一些训练和纪律，而凯勒曼将军的部队中职业军人的比例要高一些。迪穆里埃将军指挥这支联合部队在瓦尔米这条布伦瑞克公爵通往巴黎的必经之路的翼侧构筑了工事，准备与敌会战。

布伦瑞克公爵前去与迪穆里埃和凯勒曼交战，他非常重视此次会战，虽然在大革命情况下军队很可能表现得作战不力。这场战役以奥普联军的连续炮击开始，但当法国步兵依然坚守阵地、其炮兵在失去了1/3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官的情况下依然保持良好状态时，布伦瑞克公爵没有向显然是很坚定的法军部队发起进攻。

两支军队面对面地僵持了10天后，联军开始向莱茵河方向撤退，结束由一支5万人的军队向一个拥有2千5百万人口的国家实施的所谓威胁。由于缺乏国王的党羽们实质上的和公开的政治支持，特别是考虑到革命政府的政治和军事活力时，这支军队不可能构成严重威胁。

迪穆里埃留下凯勒曼继续监视布伦瑞克的撤退，他率领自己的部队返回荷兰战区。到达荷兰后，他将6个师的部队兵分两路，于11月初对奥地利防守严密的冬季营地发起突然袭击，以至少2：1的优势兵力，在热马普会战中将奥军击败，迫使其撤退，并占领了布鲁塞尔。法军士兵在炮火下表现出高昂的士气和沉着镇定，也像他们的将军一样，学会了简单有效地使用1791年的新训练条令。在热马普作战中，大部分法军都以纵队方式前进，以两列横队的方式部署，以横队队形发起进攻。其他部队也按照新条令以进攻纵队成功地在一个村庄实施了攻击。

战争爆发后，法国政府采取强制性手段以加强军队，再一次用选举出来的军官来领导穿蓝色军服的独立部队。独立部队的士兵们希望推举有经验的士兵作他们的领导，其中有9位军官成为了后来的元帅，这充分表现出他们准确的判断力。但当一名前军士成为军官后，他在试图操练他一个营的部队时发现，部队的精神与纪律发生了冲突。他的手下谴责他们的新训练官对自由和平等抱有专制的敌意，经过审判将其绞死。尽管如此，志愿军和招募的士兵们对祖国和革命理想的巨大热情使之成为好学之兵，这为在与士兵有着相同社会背景的非贵族军官的领导下建立一种更为民主的纪律打下了基础。3个月的训练就能使步兵编入各营，并实施相应的新式训练。

为了执行纪律和监督高级军官，政府向各部队派遣了名为议员代表的文职政治代表，这些代表成功地向士兵们灌输了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同时也监视、偶尔也指挥那些他们有权解除其职务的军官们。但热情高涨却又缺乏纪律和训练的士兵并不能为实现新的战术条令的军事潜力以及布尔塞特和吉贝尔的理想提供最佳的人才基础。面对国内的叛军和与英国、荷兰、西班牙以及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革命政府虽然于1793年招募了成千上万的士兵，但仍然缺乏足够的军事资源。由于这些新部队几乎没什么军事价值，所以当令人敬畏的反法联盟忙于其他政治问题而没有实施全力以赴的军事行动或以更大的热情来实施其战役行动时，法国还是很幸运的。

2月，当迪穆里埃试图入侵荷兰时，皇家指挥官、正统的萨克森科堡的乔西赛亚王子在优秀的、富有创新精神的参谋班子的扶佐下迅速前出予以迎击。迪穆里埃以4.5万人的部队立即发起进攻，于1793年3月18日在内尔温顿遇到4万人的联军。但科堡已经部署了足够的兵力对其翼侧加以防护，以抵御迪穆里埃的8支散布于广阔空间的进攻部队，并在熟练的克勒法伊特这位在七年战争中就表现出色的下属和年轻的查尔斯大公协作下，这位奥地利指挥官顶住了法军的进攻。在大公强有力的反击下，科堡部队最终将迪穆里埃的部队赶出这一地区。这一失败，再加上随后的撤退，极大地削弱了法军的士气，以至于有一半的法军部队很快就逃跑了。迪穆里埃在没能说服其手下向巴黎进军、恢复君主制的情况下，转而投降了联盟军。科堡坚持占领重要地方为主的持久战略以便保持或用于在外交上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他们立即重新占领荷兰，并开始对法国城市孔代进行包围。

一位新的法国将军集合起法军，但在一次解救孔代的战斗中丧生。另外两位将军也由于没能解救了该城而被以叛国罪处决。巴黎的共和国领导人和议会代表无法理解为何他们庞大的但却缺乏训练的军队不能迎战规模小但却指挥得当的联盟各国的职业军队。

继孔代陷落之后，瓦朗谢讷也遭到围困并投降，英国的特遣舰队开始包围敦克尔刻这一法国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的基地。新任法军司令胡查德，一位无能的老骑兵，在一个能力颇强的参谋机构指导下，集结了庞大的军队，并指挥这支部队跌跌撞撞地在洪德库特向掩护对里尔的包围的奥地利军队发起了攻击。派出进攻的部队因损失惨重而退回。鉴于敌军纪律严明，胡查德想要撤退。德尔布莱尔这位议会代表说服他不要撤退，而且当胡查德去指挥右翼发起攻击时，他实际上接替了指挥权，命令位于中央的部队指挥官、年轻的儒尔当将军向敌军方向推进。

在发布了攻击命令之后，德尔布莱尔将指挥权交给儒尔当。在儒尔当执行攻击任务的过程中，他作为一个助手协助工作。德尔布莱尔和另外一个议会代表都系着红、白、蓝三色的围巾，头戴带有三色羽翎的帽子，身先士卒冲在前头。当时的报刊认为“这些代表的勇敢精神，那些飘动在他们头上的羽翎和三色围巾的标志，对士兵们始终产生着令人振奋的效果”。胡查德的成功反击对取得洪德库特的胜利至关重要。[注：拉姆齐·韦斯顿·菲普斯《法国第一共和国的军队和拿破仑一世的元帅们的崛起》，5卷本（牛津出版社，1926至1939年版），第1卷，第238页。]

胡查德及其4万法军部队在打退了不足其兵力一半的敌军并打通了与敦克尔刻的交通线之后，率部向东前进，在梅宁向敌发起攻击并将其击退。但他在继续向前推进时，被集中兵力对付他的联军打败，并向后撤退。

与此同时，在更远的东部地区，科堡又占领了一座城市并开始包围莫伯日。政府立即将胡查德召回巴黎，经过审判，将其送上了断头台。年轻有为的儒尔当毫无疑问地在惊恐之中接受了指挥权，并继续执行胡查德所沿用的战略，包括利用分散兵力在长达100多英里的战线上的做法。9月时胡查德已经攻击了敦克尔刻和梅宁的掩护部队；10月儒尔当率领10万部队解救莫伯日。在瓦提尼经过两天的激战，儒尔当凭借两倍于对手的数量优势，打退了科堡的部队并解除了包围。从某种程度上讲，当大批士兵以散兵形式进行有效作战时，他们中大部分人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热情已经被纪律和训练所取代。儒尔当将部队以纵队形式部署在战场之外，直至散兵扰乱了敌人时才率领编组好的部队快速投入战斗。成功地解除了莫伯日的包围后，政府便可以将部队派往东南方向的莱茵河，在那里于11月和12月打退了联军的部队。

1793年，虽然丢失了荷兰和一些重要的边界城镇，但法国毕竟得以生存，而他们在战场上的胜利又给其新军增加了一些信心和经验。尽管他们的胜利仅给敌人造成了很小的伤亡、而自身所受到的损失比敌人大得多，但他们解救了敦克尔刻和莫伯日。该战役显示出了集中兵力对缺乏统一指挥的敌人各要点实施连续攻击的战略优势，以及将这一战法用于进攻或运用同一方法对在防御中相应集中兵力的战略优势。尽管主要的边界交战只不过是将敌人的部队赶走，但这些战役显示了在年轻将领的指挥下部队实施分散作战所产生的战略潜能，他们受到了议会代表和被送上断头台的阴影的双重激励，所以敢于在战斗中冒险。

在莱茵河和其他战线上，联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革命军积累了经验，也部分由于1793年处决了17名将军，使一些有能力的年轻军官被提拔到更高的指挥岗位上。天才和机遇加快了对将军的提升速度，例如，儒尔当在革命刚开始的4年中便由一名上尉被提升至军团司令。但到1794年，当法国政府处决了67名将军后，人们发现军官们都不愿意得到提升，甚至是列兵，虽然在前线作战非常危险，但他们也说不希望成为将军。

法国使用了1793年征兵法征兵，补充老的正规部队各营的实力和1791年及1792年招募的志愿兵部队的实力。在增加了老的部队和利用老兵指导及训练新兵的情况下，为实施1794年战役，法国将不同的志愿军和招募部队混编在一起，并将两个这样的营级单位同一个老的正规军营合并成一个被称做“半旅”的作战单位。他们甚至将不同的新老部队以建制连为单位进行轮换，直至组成3个新的完整的营。一个旅由两个半旅组成，一个师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旅组成。这种编制把所有老兵都分派到了各军团，使营以上各部队能够进行的最佳组合。主要的步兵分队及各师都有自己的炮兵和骑兵。虽然还无法超过其对手，但1794年的法国各军团要比1793年保卫革命时的那支军队要强大得多。

法国的革命士兵有许多把士气和动机转变成遵守纪律和加强训练的动因。军队的环境增强了士兵们为了自由和平等的理想而战的信念和意愿，而这一理想也正是这场革命的根本。在消除了贵族军官之后，士兵们与军官的距离大为缩短，也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军官，而这些军官又将其下属看做是共和国平等的公民。士兵们的爱国主义、自尊和对理想的忠诚也大大激励了军官们。

部队的编制也对士气有很大影响。如许多招募士兵和志愿军都来自于同一个地区，而这正如一位士兵在申请中写道的，“公民们与他们的朋友和亲人在一起战斗”会产生出“更大的热情”。当军队打乱他们的小分队时，另一位士兵也委婉地提到了这同一个问题，他说“同以前从未见过面的人一起作战没有一点乐趣，许多同志返回了巴黎，有几位回到了我们单位。”[注：约翰·林恩《共和国的刺刀：革命法国军队中的动力和战术》（厄尔巴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将军队编为一些经常吃住在一起的小分队，可以使这些小单位得到改进，相互之间的接触也会不断增加，这将使士兵之间得到更好的合作，促进士兵统一思想和表现。这支军队在战斗中对失败的承受能力要比原来的军队大得多，因为后者将部队进一步分化成了一群单个士兵，是一支既缺乏较好的机动能力、又没有像新编分队所能提供的强大凝聚力的部队。

新组建的各军团具有许多士气和精神动力的源泉，有一些是长期形成的职业部队所具有的，另一些则是法军独自具有的特征。新条令的简化和减少对以精确的横队队形进行长途行军所必需的过于死板的训练的依赖，也有助于很快将公民转变成有战斗力的士兵。3个月的训练已使士兵们掌握了适当的机动技能，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运用新战术、发扬献身精神、发挥良好的作战能力的基础。

在战略方面，通过分散使用那些便于和愿意进攻的师，法国大革命后缺乏经验的各军团的将军们早已开始用新战法来对付他们的对手了。联军在掩护包围部队或是保护领土时总是以分散兵力形成警戒线，而缺少一个军团中各师之间的认识上的统一行动，而对这种统一行动，法国的将军们也是刚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在运用上还很不熟练。尽管如此，革命军将领们还是在1793年连续集中了很大的优势兵力打击其兵力分散的对手，并通过这一战略，使敌人陷入困境。

1794年4月，在荷兰境内向东推进的法国最北部的军团突然遭遇到一场冲突，而这场作战显示了战争中正在发生的变化。当法军到达里尔和库特赖（即科特赖克）时，它发现自己处在图尔奈的科堡和利斯河（即莱厄河）以北的克勒法伊特的部队之间。苏汉姆这位年轻的法军临时指挥官，原来是皇家军队里的一名二等兵，他立即计划用自己的内线兵力来牵制科堡，然后集中兵力对付克勒法伊特。但科堡已经抢先一步，他采纳了参谋军官麦克上校富有想象力的作战方案，准备同时集中兵力向苏汉姆发起向心攻击。该方案要求主力军团分兵3路由图尔奈向西北推进，攻击正面长达6英里；另外两支特遣部队将由南面推进，在里尔附近击败法军部队之后，与主力部队和克勒法伊特部队会合，克勒法伊特的部队在沃韦克渡过利斯河后便发起攻击。

如果科堡的部队能够迅速机动，如果苏汉姆没能及时做出反应，那么联军就可以完成对法军的包围，由可相互支援进攻的7万人的联军包围8万人的法军。但苏汉姆已经认清了敌人的企图，立即改变了作战计划，集中兵力打击科堡。5月17日三支联军纵队遇到了苏汉姆的部队，其中两支打退了法军；但克勒法伊特遇到了抵抗，在其浮桥部队赶到之前无法渡过利斯河。与此同时，在南部的两支部队行动迟缓，特别是在查理大公率领下的最南面的纵队出发时就晚了，且以传统的防御队形行进，所以没能到达里尔。联军协调进攻未能实现第一天的目标。

5月18日，苏汉姆集中兵力打击敌两支主要特遣支队——因为它们最突出冒进，同时派自己一支下属部队在克勒法伊特部队向前开进时攻击其翼侧，以阻止他投入交战。科堡南面的两支特遣支队行动缓慢，大公也没有根据科堡的紧急请求做出反应——因为当加急书信到达时，他的参谋人员拒绝打扰他的休息。在兵力达到2：1的数量优势时，法军在图尔宽对距离最近的敌人的正面和翼侧发起攻击，并将两支联军特遣支队几乎击退到斯海尔德附近。法军作战很出色，一个对手把他们的散兵描述为“眼光像雪貂一样锐利，行动像松鼠一样灵活”。法军完全掌握了新的部署，一个士兵证实道，当时他们的纵队冒着炮火，“以冲锋的步伐前进，甚至是飞跑，以尽早投入战斗。”[注：菲普斯《法国第一共和国的军队》第1卷，第303页；《共和国的士兵》，第276页。]

法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不仅打退了敌人，而且还在敌人的撤退道路上缴获了56门排列成一线的火炮。当法国的步兵赶上被炮火所阻的联军撤退的骑兵时，他们射杀了许多联军骑兵，而且正在冲锋的法军甚至还将自己携带的火炮投入了战斗。他们不仅向骑兵开炮，而且还向随军的平民射击，一名英国士兵报告说他“看见一名士兵的妻子从怀里抱出一个婴儿，吻了一下，然后将其扔进一个小溪或是阴沟里。当她惊慌地向前跑时，还没等跑出10码便被一发炮弹打进了她背部，那声音像是一袋煤被倒空一样。”但进攻一方也损失很大，他们发现敌人的火力在防御中也很强大。一名跑动当中的士兵处在第二排的位置上，他前面是一个叫勒布隆的士兵，当一枚霰弹飞来时，他说，“击中了在第一排挡住了我的不幸的勒布隆。我看见他双手交叉，跪在地上，然后极其痛苦地捂着肚子打滚。我真地想帮他，但被恐惧震慑住了……我随着连队往回撤，全连四散开来以寻找能躲避敌炮兵的掩蔽处。”[注：菲普斯《法国第一共和国的军队》第1卷，第306页；《共和国的士兵》，第276页。]

成功地打退了科堡的北方纵队之后，加之敌南方纵队行动迟缓，使得苏汉姆能够于5月19日集中兵力对付克勒法伊特，但他却发现克勒法伊特已经预料到了他的来攻，早已率兵撤回到利斯河之后。靠自己的能力和对中央阵地的充分利用，苏汉姆从一个计划周密、威胁极大的包围圈中挽救了自己的部队。但敌部队的部署，使法军处于包围与内线之间的边缘的态势，两翼集中之敌仅有十几英里的距离。假如联军各部队间的距离再小一点，他们早就包围并重创了法军；如果他们的距离再大一点，那么法军也会很容易地利用他们的内线阵地。但苏汉姆的能力和联军无法协调在外围的那些行动拖拉的部队，形成了内线的形势，结果把胜利送给了法军。

作战略图6.1科堡设想的包围行动

作战略图6.2苏汉姆在内线的行动

在新的战术条令中，法军设想以纵队队形实施机动，作战中用滑膛枪手迅速部署成横队队形，在运用中法军表现出了折衷性和随机性。他们将纵队队形既用于进攻又用于机动，当一支纵队的兵力超过一支没有准备的敌人部队时，他们将抓住机会，甚至用刺刀与对峙的敌人作战。纵队可有效地在敌人的横队队形上打开缺口，同时也容易对未做好准备的敌横队队形以统一、连续的火炮齐射进行攻击，而这种齐射通常能够阻止敌纵队的攻击。法国人还充分利用部署在前面的轻步兵和横队步兵实施散兵战术，采取保护和隐蔽行动，以便向敌人的队形持续地开火。散兵可为纵队的进攻创造机会，可在法军以横队队形进攻之前动摇敌人，或削弱敌人的进攻力量。

法国的散兵，主要是分散进行诸如掷石手、弓箭手和标枪手所实施的投掷作战，这些作战行动能够给敌人造成伤亡——虽然双方都有此类武器。法国的散兵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敌人的步兵在使用一种既能用刺刀实施突击行动又能充分发挥其滑膛枪的潜在火力的横队队形。散兵们利用沟堑、地面掩护物、房屋、树木、庄稼和篱笆，在不用受到多大伤害的情况下可以对敌人的重型步兵和火炮炮手造成重创。散兵作为法国步兵的一小部分，是受到了特别训练的人，或是熟知轻型步兵职责的横队步兵，以在该世纪早些时候以来很少运用过的程度被部署在各横队队形之间，并在双方的横队队形相遇之前投入交战。一位经历了七年战争的德国将军这样描述道，轻型步兵“总是像小偷和盗贼一样藏在树后，从不在开阔的地方露面”。法国士兵拥有作战的动力，不依赖机械的训练，在这种作战中的表现令人钦佩。散兵如果能在编队的步兵交战之前就将敌人的横队队形打乱和削弱，那么它的作用会更大。它们还在补充和取代缺乏主动性和技能低下的法国骑兵来执行侦察任务方面表现出色。[注：汉斯·德尔布鲁克《政治历史框架下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现代篇》，小沃尔特·j·仑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281页。]

因此，法国步兵在进攻和机动时不仅有散兵，还有横队队形和纵队。另外还由于法国陆军有一支火炮质量最好、机动性优越的炮兵部队，使得法军拥有了一个非常灵活和有效的战术系统，使之成为了一支能够适应各种自然或战术环境的、无论在防御、进攻、撤退还是前进中均能有出色表现的军队。

在战略上，这些行动因兵力分散的广度而有所区别。联军在防守城镇和交通要道时，习惯于将兵力分布成一个薄薄的警戒圈；而革命将领们却以师级为单位平均分布各军团。1793年，法军以整体一致的思想运用其部队，连续集中兵力，以攻击位于洪德库特、梅宁以及后来的瓦提尼的联军。但是科堡接受了麦克的建议，集中兵力实施了向心攻击，在此次攻击中，除了克勒法伊特的分兵前进之外，他将5万部队分布于18英里的正面上。因此，无论是联军还是法军都充分展示了步兵所固有的灵活性，其中配备了刺刀的滑膛枪成为了主要的武器系统。5月18日那一天，当法军在图尔宽取得了胜利之后，克勒法伊特进行了反击并打退了攻击他的法军时，军纪严明的联军所遭受的损失达8%；而缺乏训练但却配合密切的法军的伤亡人数的比例也大致相同。此次作战还有其他作战行动表明，指挥官在广泛分散这种富有弹性的作战队形上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这种分散兵力对加快战斗节奏和改变其特征均起到重要作用。以密集列队来实施集中指挥的双方军队在交战时，由防御一方来选择战场地点的情况不再发生。腓特烈认为，步兵在进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骑兵的重要性却进一步下降，步兵在进攻中则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分散兵力的战略与布尔塞特和吉贝尔所预想的完全一致，麦克以及苏汉姆也已经认识到了新的形势所表现出的一些潜在内容。但由于苏汉姆只是临时指挥部队，而麦克则仅仅是一名参谋军官，所以最终利用这些新情况潜在特点的使命留给了后来了解战争的将军。

波拿巴将军时代的到来

1796年初，良好的政治关系使得当时仅仅26岁的拿破仑·波拿巴将军接受了意大利方向的法国主要军团的指挥权。政府给他的任务是将撒丁王国和具有战略地位的萨伏依公国驱逐出战争，并打退奥地利军队。除了具有战争天才和对任何情况的驾驭欲望外，作为18世纪80年代的一名青年军官的波拿巴将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法国军队的作战条令。奥地利情报部门准确地将其描述为一位“深谋远虑的军事理论家”，因为他十分了解布尔塞特的思想，发起了一个堪称吉贝尔作品翻板的战役。他对如何发挥法国军队的潜能有着超凡的理解力。[注：《拿破仑战争的军事史和地图集》（纽约出版社，1964版），地图第3页。]

波拿巴指挥着一支经验丰富的、但纪律不大严明的军队。他没有什么骑兵力量，由于冬季的补给不足，绝大部分马匹没能生存下来，还致使士兵无法得到充足的食品和服装。由于船只尚能沿海岸自由航行，部队还能勉强得到补给，使他们能够防守一些防止敌人进攻的要点，不让英国海军利用其优势来封闭这些商业中心。在4月初开始的进攻行动中，极富吸引力的波拿巴早已激励了他的下属，并指出意大利北部的富裕土地可以为他们提供充足的补给。

面对联合作战但却缺乏统一指挥的联军，法军计划将其分割，并通过击败科利的撒丁部队，迫使撒丁王国脱离战争；他们希望奥地利的指挥官博利厄将注意力集中于保护奥地利的领地米兰上。战役开始后，当博利厄集中兵力猛攻暴露在沃尔垂的法军时，这位奥地利指挥官自己却为波拿巴提供了机会，他分散了兵力，致使拿破仑能够向北挺进德戈，分割了撒丁和奥地利的军队。4月12日，在博利厄成功地对沃尔垂实施攻击两天之后，法军开始从海岸向德戈实施夜行军，当位于蒙特诺脱附近一支7，500人的法军对4，500人的奥地利军队实施正面攻击时，另外3，500名法军已经完成了对其后方的迂回行动，从背后对奥军发起了攻击。奥军溃败，其主力部队再未投入交战。博利厄这位年逾70的老兵开始没能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后来又没有真正努力去重新集结自己的部队；撒丁王国的部队也由同他一样年迈、而且有些优柔寡断的科利指挥。

在经历很多困难后攻占的德戈随后又失于一位有冒险精神的奥地利指挥官之手。当时守军在熟睡，他们的将军正与一个女人在床上鬼混。波拿巴轻而易举地让毫无生气的博利厄陷入了困境，并通过要迂回其阵地的连续威胁，迫使科利后撤。强有力的正面攻击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一位法国未来的元帅塞律西埃[投笔从戎注：塞律里埃（1754-1818），1804年晋封为荣誉元帅；伯爵]参加了进攻行动，在这次行动中，这位年纪较长的将军和七年战争中的老兵在此次行动中发挥了表率作用。“他将部队分成三列纵队，自己则位于中路纵队的前方。他派出大量的散兵，自己手持宝剑，跑步前进，冲在他纵队前面十几步的地方。这就是他的做法。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一位老将军，坚决而果断，他的斗志由于敌人的出现而更加振奋。”冲过了敌人的枪林弹雨，他率领部队取得了胜利。由于这些激烈而有效的行动，再加上已攻占了科利的阵地，从而迫使在敌撤退至都灵附近时，撒丁国王要求停战。4月28日，在法军开始向前推进两个多星期之后，撒丁王国退出了战争。[注：戴维·c·钱德勒《拿破仑的战役》（纽约出版社，1966年版），第74页。]

万幸的是战役迅速结束，因为在战役的这一阶段法军在山区无法找到食物、缺少预备队并且从海边向部队运送补给的骡子数量也太少。对沿海可征集粮秣的地区进行控制导致了法军对沃尔垂的占领和博利厄对它的争夺。有一次由于缺少补给，士兵到农村去四处寻找食物，致使作战行动整整延误了一天。

各国军队在作战时都十分分散，法军的散布范围最多达30英里。但波拿巴可以把他的军团像一支小部队那样加以运用，并指挥其部队各部分的行动来完成他的战略目标。尽管交战双方没有典型的战例出现，但交战从未间断，因为双方部队始终都有接触。小型战斗和包围时断时续，使分割奥地利和撒丁军队的机动成为可能。

波拿巴不仅故意将他的部队部署在两支敌军之间，而且还尽力创造条件打开缺口以便于他的部队在里面行动。在一个与苏汉姆处于科堡和克勒法伊特之间的情况很相似的态势下，波拿巴利用对手之间的不统一，运用他的中央阵地打退了奥地利军队，然后又集中兵力对付撒丁国的军队。尽管在实力上是以4万兵力对5万兵力，但由于位于中央，使他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均能取得数量上的优势，在驱逐科利向都灵方向撤退的战斗中，这一比例最高，为2：1。他和他的下属知道如何将部队迅速投入战斗，利用数量优势，运用部队的机动和协同，连续地实施迂回和包围行动以打败或击退敌军。

法军的胜利使他们进入了萨伏依的富庶地区，可以为部队提供充足的食物。再加上令人振奋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意大利军团的士气，增强了他们对将军的信心。波拿巴迅速前进，企图越过波河，进入富饶且人口众多的米兰公国，在那里他可以找到一个为他的军队提供补给的富裕的基地，还可使他能与法国保持自由联络。在越过波河的问题上，他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撒丁国停战协议中包含允许法军在瓦朗西亚渡河的条款，这一事实博利厄也是知道的。在瓦朗西亚附近集结兵力之后，波拿巴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如果博利厄集中兵力在瓦朗西亚准备抵抗大张旗鼓的渡河，那么他将派部队向东前进并在皮亚琴察过河；另一方案是，如果博利厄破坏其在东部渡河的方案，他则在瓦朗西亚渡河。

博利厄在沿河防御上很有经验，他将主力部署在波河和提契诺河之间。5月4日他向东派遣一支部队去防守波河，防守范围最远到皮亚琴察。但到了次日，法军开始行动，经过挑选的士兵在大部队的前面快速行军，到达皮亚琴察后，渡过了波河，在奥地利军队前来阻止之前已经抢夺了船只。在奥军指挥官下令进行防御而不是发起进攻的时候，全部法军已经渡过了波河。博利厄眼看防守波河和提契诺无望，便撤回到阿达河对岸。运气和对机会的充分利用这两者相结合，使得法军一支部队在波拿巴亲自领导下，在洛迪夺占了一座通往阿达的桥梁。受挫的博利厄向明西奥河方向撤退。占领这座桥梁使波拿巴的士兵们对他们年轻的将军更加忠心耿耿，他那矮小的身材并未有损于他的个人魅力和指挥能力。

撒丁王国停战后两周之内，波拿巴便占领了米兰公国，并将敌人打退了100多英里。如同1702年旺多姆元帅利用兵力的数量优势来吸引欧根的注意力、同时派部分兵力迂回到亲王位于波河的阵地侧后一样，波拿巴也用同样的方法来运用他那数量占优势的部队。与欧根这位试图通过运用其全部力量来对付法军的一半兵力、以一仗来挽救局势的做法不同的是，博利厄采取了撤退的方式；而波拿巴也与旺多姆不同，他迅速集结了全部兵力，准备应付博利厄的可能攻击。博利厄在法军面前采实施退却很可能显示出了自己的明智，他率军快速向东撤退，并再次渡过波河；否则他那分散的部队无疑会在与聪明过人的波拿巴将军协调指挥的法军各师的冲突中，遭受惨重的损失。

奥地利军队的撤退使法军占领了米兰，并在该公国强行征收了大量的军税。法军虽然最初受到一些反抗，但还是得到了相当大的政治上的支持。波拿巴也试图维持他的士兵们的军纪，防止共和国军队通常都具有的掠夺事件发生，但没有取得完全成功。法国大革命中政治自由和平等的纲领对意大利的中产阶级来讲很有吸引力，形成了支持拿破仑的重要基础。米兰的民众对法军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但部分由于法军士兵的行为，该城8天后举行过反法起义。荷兰人也表现出相似的政治支持，加之史无前例的严冬将水上障碍全部封冻，使法军能够攻占该国，这一丰功伟绩一直以来就是西班牙和路易十四的最优秀的指挥官和士兵都梦寐以求的。

在他的部队被付给报酬和得到充分补给、部队得到休整以及农民的游击战之类的反叛被镇压之后，波拿巴于5月末挥师东进。他迅速把分兵三路的行军部队集中起来，在博格赫托强渡明西奥河，并分割了博利厄的部队。奥地利一半部队留下来继续守卫强大的城堡曼托瓦[投笔从戎注：另译曼图亚]，其余的部队跟随博利厄沿阿迪杰河北岸撤退。由于东部的威尼斯保持中立，波拿巴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便将奥军驱逐出意大利。

得到来自法国的支援之后，在随后的两个月里，波拿巴主要致力于组织实施他的征服活动、征收军税、镇压反对法国统治的反叛和派部队南下，在意大利的其他地区强制恢复和平和征收重税。波拿巴的胜利使他不仅能向法国送回金钱，而且还能运回各博物馆中珍贵的绘画精品。他将部队部署在曼托瓦附近，开始是包围1.2万兵力的守军，后来当其攻城炮兵部队到达时，于7月中旬开始挖掘堑壕，以便让围城部队能在隐蔽的情况下到达城堡的护城沟，为破城创造机会。为了支援这支部队，法国通过陆路从米兰经由布雷西亚沿一条固定的、有兵力防守的道路向其提供补给。

作战略图6.3拿破仑的分散部署

作战略图6.4在内线上集中兵力

奥地利军队对法军进攻的反击行动自然是为了打退围城的法军以解救曼托瓦的守军而调兵遣将，以便给守军提供补给和填平围城的堑壕。为到达曼托瓦，奥地利军队分兵两路实施进攻，认为只要有一支部队能够突破围困，就能为守军提供充足的补给和破坏敌人的围城工事。1.8万兵力在夸斯多诺维奇的率领下沿加尔达湖的西侧南下；在东面，总司令陆军元帅武尔姆泽尔率领2.4万兵力沿阿迪杰河南下。波拿巴几乎是平均分布兵力以保护围攻部队，两支部队用于防护从维罗纳到莱尼亚诺的阿迪杰河，一支部队在能力非凡的马塞纳将军的指挥下阻止武尔姆泽尔的部队，一支部队则实施攻城，只有大约4，500人的部队部署在夸斯多诺维奇通路上的萨洛周围。所以当奥军于7月28日经过快速行军突然在各点出现时，法军没有中央预备队。

陆军元帅武尔姆泽尔已年过七旬，还相当耳背，但实践却证明他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一位能够激励其部属的统帅。当他打退了马塞纳之后，夸斯多诺维奇也挥师南下，攻占了布雷西亚，切断了法军的交通线。7月30日晚上，当波拿巴完全了解了形势、意识到他正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时，他放弃了对曼托瓦的围困，集中绝大部分兵力攻击夸斯多诺维奇并将其击退。如果他能取得成功，那么法军指挥官便可以利用其内线来对付奥军元帅；如果他失败了，他将不得不通过布雷西亚或更南面的道路撤退。

但他迅速集结兵力用于对付夸斯多诺维奇并打败了该支奥军，重新占领了布雷西亚。与此同时在曼托瓦，法军已经向东撤退以保护其交通线和撤退线路，武尔姆泽尔进入了该城。之后奥军元帅计划渡过明西奥河，在他和夸斯多诺维奇的部队之间抓住法军。但在武尔姆泽尔采取行动之前，法军已经打退了夸斯多诺维奇，而这位奥军将领断定法军也已经打败了陆军元帅，于是开始向北撤退。这样，波拿巴便可以集中全部兵力对付武尔姆泽尔，而他此时已经渡过了明西奥河并在卡斯蒂利奥内这一片不利于使用他大量的骑兵的地形上部署了他的部队。

作战略图6.5利用内线

由于要集结所有的部队，法军司令推迟了他的主要攻击，直至最初围困曼托瓦的部队赶到并根据指令在奥军的左后翼占领了阵地。武尔姆泽尔调用其第二线部队应付这一威胁，但这一行动却打乱了自己的部队。法军从正面和翼侧发起攻击，很快将奥军赶出这一地域，并渡过明西奥河。奥军元帅差点被法国的骑兵部队俘虏，他命令部队沿阿迪杰河向北撤退。这被证实是一次有序而不受干扰的撤退，正如波拿巴在报告中所说的，因为“我们的部队已疲劳至极，追击行动仅进行了3个小时。”[注：戴维·c·钱德勒《拿破仑的战役》（纽约出版社，1966年版），第199页。]

腓特烈大帝在托尔高从两面和背后同时攻击道恩，但他在敌人的视野之内配置兵力使得奥军司令有充足的时间改变他的部队部署。波拿巴在他的部队到达作战地域之前没有进行兵力集结，所以就没有给武尔姆泽尔以同样的机会。

法军宣布它取得了卡斯蒂利奥内会战的胜利，并成功地从武尔姆泽尔和夸斯多诺维奇手中挽救了法军被击败的命运。但奥军元帅也完成了对曼托瓦守军的加强、补充给养和破坏了法军包围之企图，并缴获了法军179门攻城炮和400万磅的子弹。从此以后，法军由于缺少炮兵，只能对曼托瓦进行封锁。

当波拿巴的下属部队加入交战、从背后攻击敌人时，法军以师级为单位的体制在卡斯蒂利奥内会战中表现出强大的力量。法军虽然兵力分散但却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作战的这种能力，使法军在对敌人所有证明有威胁的向心攻击做出反应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与苏汉姆面临的形势很相似，当时他发现自己处于克勒法伊特和科堡的部队之间，波拿巴同样用自己的内线集中兵力，首先攻击一个方向的敌人，之后再攻击另一支敌军。同苏汉姆一样，波拿巴也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奥军也真的有机会从正面和侧后同时向法军发起进攻。

尽管卡斯蒂利奥内会战的获胜给法军作战行动罩上了一缕胜利的光环，但波拿巴很明显没能完成对围攻曼托瓦部队的掩护任务，而且奥军还差点将其打败或将其击退。尽管波拿巴的个人能力与避免这两种结果有很大关系，但法军取胜的主要原因是法军新的战争系统中两条固有的作战原则。波拿巴显然是按照传统的做法，用警戒部队来掩护每支行军部队的方式来进行兵力的分散，对受到威胁的地点也没有提供中央预备队的加强。他在战略配置上似乎没有运用古代人早就掌握的战术方法——始终抽出部分兵力作为预备队以便在进攻或防御的关键时刻投入交战。但波拿巴高效、迅速的行动以及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表明，分散的法军没有担任警戒的分队，也没有专门用于掩护某一路部队的分队。相反，法军各部队都保持相对的独立，只对自己的司令官负责。另外，这种负责制表明波拿巴也有预备队，他可以调动那些没有同敌人交战的任何部队，这些部队就像是从中央位置抽调出来的一样可以使用的预备队。从战术上讲，将军们发现要一支与敌交战的部队停止作战行动是很困难的，但从战略上讲这一问题就简单得多了。这样，他那分散的部队像一个整体一样行动，而不参与抵御敌人的主要突击的部队，则作为预备队置于指挥官的支配之下。布尔塞特和吉贝尔的思想为波拿巴的防御真正注入了活力，其军团与师及其下属各级单位得到有效的衔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编制体制来实现由对波拿巴影响极大的军事理论家所设想的战略。

所有这些特征在波拿巴的作战行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不过它们在大革命初期当胡查德和儒尔当在荷兰集中兵力打击联军警戒部队的一些要点时就已现端倪。但有鉴于苏汉姆在图尔宽战役开始之前就慌忙组成中央阵地，波拿巴刻意制造这种态势，他强行将自己的部队置于博利厄和撒丁王国的部队之间。正如内线是波拿巴的战役行动中的一种样式一样，运用法军的战略和战术机动对敌人阵地实施迂回或包围也同样是他的一贯做法。在波拿巴的首次传统会战——卡斯蒂利奥内会战中，一支远在20英里之外的法军被用来对敌实施突然的背后攻击成为该会战取胜的关键因素。作战行动自始至终都表明，当小规模部队用以迟滞大规模敌军部队的行动时分散兵力是很安全的，密切协调的各老兵分队在与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军作战时所遭受的伤亡相对来讲是很小的。

在抗击奥地利军队的另外三次解救曼托瓦的作战中，波拿巴继续依靠快速集中兵力的方法和法国步兵部队迅速从行军队形转换成作战队形的能力；他再次利用敌人的分散兵力，首先集中兵力打击一支敌军，之后再消灭另一支敌军部队；他同他的部属通常都是最大限度地对敌人翼侧实施迂回和包围。尽管奥地利军队也已开始适应这种新的战争方式，但基本的编制体制、战术条令和战略思想远远落后于法国。最后，曼托瓦陷落，波拿巴将军向奥地利的进军导致了停火。在此次停火协议中，法军除获得其他的利益之外，主要是得到了对意大利北部绝大部分地区控制权，这一胜利也是交战双方在执行的持久战略中所追求的。

尽管连续征战，波拿巴的取胜所付出的代价很小。在他与奥地利军队的几次成功的交战中，他所遭受的损失平均占其参战兵力的不到9%，而奥军则损失26%的兵力，这一比例比18世纪的所有会战都要好。

马伦戈战役中的战略迂回

到1800年，波拿巴将军在入侵埃及之后，便成为了一位独裁者。他后来直接指挥了重新夺回意大利的战役，该国在他离开时已经被奥地利占领。一支1万兵力的奥地利军队在经验丰富、能力很强的米拉斯率领下控制了意大利北部，在热那亚包围了马塞纳指挥的法军，并沿里维埃拉河向法国进军，迎击只有1.4万兵力的法国守军。奥地利军队驻守在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并把守着阿尔卑斯山的各关隘。波拿巴利用了一支新的部队对付强大的敌军，这支部队不足4万，大部分是未受训练的部队，另外还从德意志南部调集了1.2万兵力。

法军部队利用阿尔卑斯山的5条通路，于5月上旬开始进军意大利，其中大部分部队是从着名的圣贝尔纳关隘通过的。冰雪给炮兵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士兵们临时制作了雪橇，将火炮运过了关口。在下山的山坡上，法军遇到了巴德堡，“一个位于峡谷的最窄处、耸立于一块陡峭的巨石之上的小城堡。”该城堡控制着通路和一个村镇，成功地阻止了法军的攻击。后来法军发现了一条可以绕过它的小道，步兵可以通过，但炮兵无法通行。最后，他们携带少量火炮在夜晚绕过了该城堡，炮手们“在城堡敌人枪口之下，在黑暗中拖拽着大炮穿过小镇。为避免发出一点响声，他们在大街上撒上稻草和马粪，大炮的轮子也被包了起来。”[注：戴维·c·钱德勒《拿破仑的战役》（纽约出版社，1966年版），第279页，280页。]

因此，波拿巴的主力部队和一小部分火炮兵能于5月23日在伊夫雷亚集结。此时，波拿巴面临两种选择，或是率军南下与米拉斯交战，去解救被困于热那亚的意志坚定而又足智多谋的马塞纳，或是率兵东进米兰。他选择了米兰。波拿巴派出他的前进卫队向都灵进军，以欺骗敌人误认为那是他的目标，而自己则带领部队挺进米兰。他希望在那里可以与通过辛普朗和圣戈塔德两个关隘的来自德意志的部队会合。

米拉斯错误地判断了法军的行动。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热那亚的包围上和里维埃拉河战役上，另外通过塞尼山的一小股法军的行动也分散了他的精力。他认为他只要对付这股敌人就行了，因为波拿巴的前进卫队在完成佯动之后，已经向东运动，以参加在米兰的兵力集结。在米拉斯开始领悟法军的行动意图时，波拿巴已于6月2日攻下了米兰，占领了该公国，缴获了奥军大量的补给品，建立了一个为他的部队提供充足保障和供应的基地。他将圣戈塔德山口作为交通线和撤退的道路。

当米拉斯从里维埃拉召回自己的部队、集中兵力与法军交战时，波拿巴已南下波河以阻止奥军的东撤路线。在克服了奥地利守军的抵抗之后，他的部队渡过了波河，在奥地利军队的先遣部队赶到之前占领了斯特拉代拉的隘路。1706年，欧根王子领兵解救都灵时，曾抢先于法军占领了这一位于波河和亚平宁山脉之间的峡谷。现在法军封住它之后，不再是阻止敌人前进的问题，而是防止敌人逃跑。

波拿巴将军实施了一次比恺撒在西班牙与庞培的部队作战时在伊莱尔达所运用的迂回规模更大的迂回行动。当恺撒在庞培的撤退路线上部署了优势的兵力之后，他已经取得了战术防御上的主动权。恺撒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敌人的撤退，因为能够占据山区中的各个关隘；他用大约2.5万人的部队掩护长达10英里的前线，他的单位空间里的兵力比率是很高的。另外，他的对手缺少食品，恺撒却可以利用他占优势的骑兵部队来控制农村，使他的部队得到给养，而敌人却无法得到补给。

但波拿巴却面临着完全不同而又更加困难的问题。奥地利军队不仅拥有充足的弹药补给、很容易得到相对富饶的领土，而且马赛纳最终放弃了热那亚。奥军可以通过这一港口得到源源不断的补给，因为它的英国盟友已经控制了地中海。除此之外，法军对奥军在数量上并未形成多大优势，且奥军部署在波拿巴的迂回部队和位于里维埃拉的小规模部队之间。另外，如果波拿巴拥有与恺撒类似的单位空间里的兵力比率优势的话，那么他的战术防御上优势还是可以超过任何数量优势的。但是，法军司令官虽然拥有两倍于恺撒的兵力，但他的老问题是如何阻止敌人穿他而过。

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4年前也曾困扰过博利厄，当时他试图将波拿巴赶出米兰公国。在大山之间的缺口北边，有波河、提契诺河和阿达河三条河流提供了很好的屏障，但在波河的南侧却没有河流可以对波拿巴1796年用于打击博利厄的路线形成障碍。波河也对防守一方不利，因为它分割了两山之间的地域，为在北部或南部迅速集结兵力形成了障碍。与4年前博利厄不同的是，波拿巴冒险采取了分散兵力的方法，他率一半多的部队部署在河的南岸。另外，他还担心米拉斯会退兵到热那亚，因为在那里米拉斯有英国舰队的支持，既可以长期据守也可以从海上将部队撤走。

波拿巴认为米拉斯会向波河南岸逃走，但同时又担心他会向热那亚撤退，也对奥军在波河上的卡萨莱修建桥梁表示关注。于是他领兵东进亚历山德里亚，认为在那里米拉斯集结的奥军肯定比波河以南的2.8万人的法军要少。接近亚历山德里亚时波拿巴没有发现有奥军的任何迹象，便派5，000人南下进行侦察，阻止敌人向热那亚运动，并将其他兵力分散部署，一旦米拉斯率军向北运动，便立即采取行动。

这样一来，在6月4日早晨，当米拉斯突然领兵杀出亚历山德里亚城、用3.1万人的部队发起进攻，以期在波河南岸打开一个向东突破的缺口时，波拿巴在该城堡外的马伦戈村只有1.4万人的部队。奥军的主力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展开，与法军进行了长时间、激烈的交战，试图从法军手中夺下马伦戈村。法军发现众多的沟堑和农家房舍为防御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正当奥军顽强的进攻要将法军赶出马伦戈时，另一支奥军也从法军战线的北部翼侧杀了过来。法军开始撤退。而71岁的米拉斯忍受不了酷热，当他的两匹坐骑被敌人的炮火打死时他也受了点轻伤，于是返回亚历山德里亚城，留下自己的部属去继续完成胜利任务。

奥军在追击法军时行动迟缓，致使法军在下午的晚些时候在马伦戈东面3英里的地方组成了一条新的战线。奥军的先头部队下午5时展开后，向波拿巴派往南面但又被及时召回以便参加会战的第二阶段的那5，000人的部队发起攻击。这一短促而又孤注一掷的交战在法军几个旅发起攻击时达到了高潮，当时法军4门火炮被运到前面，在近距离上对奥军进行射击，引起一辆奥军弹药车爆炸，另外400名法国骑兵也向奥军侧翼发起攻击。奥军开始仓惶逃跑，其骑兵部队冲过已方在道路上以进军纵队前进的部队向后方逃窜，整个奥军都掉头向亚历山德里亚退却。

作战略图6.6拿破仑的战略迂回行动

在成功地完成了防御作战行动之后，法军遭受的损失不到6，000人，而奥军则伤亡9，000人。尽管马伦戈会战阻止了奥军的向东撤军，但其军队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其部队仍可得到充足的补给，因为在会战开始之前米拉斯向他的部队分发了额外的食品和新军装。于是双方通过谈判商定奥地利军队撤向曼托瓦地区，波拿巴和米拉斯同意不再进行下一步结果未卜的作战行动。与恺撒不同的是，波拿巴的迂回行动没能消灭敌人的军队，但却以不大的伤亡迅速将敌军击退200英里，夺回了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取得了法军持久战略的目标。

他在意大利的两次战役行动表现出了法军新的战术条令的巨大潜力和其中所蕴含的战略上的可能性。法军从纵队到线式队形的迅速展开能力大大增强了其作战能力，而奥地利军队则不得不一再撤退。但是，作战的增加主要不是交战双方的军队在适合于作战的地形上、以相同的正面展开、以传统的作战方式所进行的作战时发生的，而是在敌对双方的军队都分散兵力、有频繁的接触、法军急于采取进攻行动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法军纵队的战术机动使之能够更加容易地集中兵力、更易于包围和迂回其对手。在所发生的许多战术情况中，灵活机动而又协调密切的法军步兵部队都是主要采取进攻行动来对抗由军纪严明、训练有素的奥地利老兵以陈旧的作战方式所实施的防御行动。

对这些战术能力的战略应用以及在战略上采取分散兵力的做法，增加了交战双方部队的接触点，使像波拿巴这类经验不足但才智过人的指挥官能够利用分散但仍协调统一的部队，集中兵力首先打败一支敌军，之后再击败另一支敌军部队。波拿巴在卡斯蒂利奥内和马伦戈的战场上能够重新集结其部队的各部分，就充分证明了他对自己分散的部队的控制能力。在对付科利的撒丁王国的军队、博利厄的奥地利军队以及在对付武尔姆泽尔和夸斯多诺维奇时，他都在内线运用了比敌人强大的兵力，不用征得对手的同意、也不必在敌人认为适合的时间和地点就集中兵力，在比腓特烈大帝早些时候运用内线的战区小得多的地域里连续地实施内线作战。由于战斗常常在没有经过精心挑选以利于保护翼侧的地方实施，所以法军要利用其数量上的优势，对对手实施包围或迂回。

尽管波拿巴的方法有时也略有不同，但他在两次机智地攻取意大利北部的战役中所运用的战略却和他的前人没有多大区别。在每次战役中，各个指挥官都将以攻占能够为其提供政治、财力和后勤支援的领土为目标。波拿巴未采取阻止敌人通过河流的阻碍、之后再占领战术和战略要点控制已占领土这一必要的后勤战略，而是依靠大量的作战行动、较小规模的会战将敌击退；他取胜主要是靠他与敌交战的能力，而不是靠敌人耗尽粮草，主动结束战役。这种作战战略和法军步兵的进攻力量以及对步兵的新式运用，使法国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得作战的胜利。但攻克意大利北部以及由此而获得的理想的后勤和政治上的效果却是和旺多姆及欧根所实施的战役相一致的。

拿破仑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在乌尔姆的战略迂回行动和在奥斯特利茨分散敌兵力和集中己兵力行动

1805年的波拿巴，已成为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他在德意志运用了迂回、分散和集中的方法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战果。虽然在德意志南部他要面对奥地利和俄国的军队，在意大利北部与奥地利的军队对峙，但在德意志的其他地区和在荷兰却没有任何人与他为敌。有巴伐利亚作为自己的盟友，拿破仑此时拥有的军队的规模和质量与路易十四时期的军队相差无几，他手中掌握着16.5万人的部队，准备实施一场迫使奥地利媾和的战役。由于手中掌有与路易十四的军队规模相当的部队，也没有了众多的对手，拿破仑试图实施一次过去法国国王无论是在力量上还是在想像力方面都无法比拟的战役行动。一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也给予了拿破仑很大的帮助，如道路状况得到改善、人口增长和农业产量提高都能够向其庞大的军队提供各种供应和保障。另外，法国军队的辎重也比它的对手轻便得多。例如，它们不用携带富裕的贵族军官们的个人物品。在后来与普鲁士的一次战役中，法军的辎重只有其对手的1/8。这样一来，法军所喂养的马匹就比对手少得多，行动起来就更迅速，因为他们所占用的道路要少许多。从这一方面来讲，法军的补给同亚历山大大帝类似。

拿破仑将比他以前所统领的部队大3倍的野战军团分编成一些称做“军”的小型军团。他的作战区域从美因河到多瑙河南部，比意大利战区的宽度宽1倍。如果他率部行军400英里到达维也纳，战区纵深将比原来大2倍。除了计划开始在富饶而友好的德意志地区行军之外，拿破仑还精心准备了在他所不熟悉的地区对其庞大的军队进行保障的工作，虽然这一准备工作并不是很完美。在进入早秋时，他已经从最近的大丰收中得到了充足的物资贮存。拿一个人口在1.5-1.6万人的地区来说，它能够为他的军队提供12.75万磅的面包、2.4万磅的食盐、3，600磅的干草饲料、6，000袋燕麦、5，000品脱葡萄酒、8，000蒲式耳稻草和100辆四马马车。军需供应军官采用一种叫做征购单的收集军税的方法，在征集物资时打收据，在自己领土或是盟友地域内的征购单由法国政府负责兑付；在敌对的地区内，这些征购单的持有者则试图向其政府索要。在一个拥有大量的粮食和饲料的国家行军时，拿破仑拥有一套彻底检查的供应机构和一整套安排从法国运来弹药和衣物的运输马车的交通路线的计划，他在当时运输技术能力允许的情况下，给他的部队提供了各种尽可能多的支持。[注：来自马丁·冯·克里维尔德的资料《后勤补给战争：从华伦斯坦到巴顿的后勤》（剑桥出版社，1977年版），第54页。]

作战略图6.7拿破仑在乌尔姆的迂回行动

奥地利军队于9月上旬开始发起攻击，当斐迪南大公率7万人进入巴伐利亚后，巴伐利亚军队为避免与之交战，向北转移以与法军会合。当奥军到达乌尔姆后，他们停止进军，等待其俄国盟军库图佐夫及其部队的到来；与此同时他们用巴伐利亚的物资对其军队进行了补给。奥军的指挥权实际上没在大公手中，而是被麦克将军所掌握，他曾于10多年前指导过科堡王子的作战行动。麦克这位行伍出身、由寒微发迹的、能力非凡的军人，几乎被拿破仑一半的手下所低估；他也估计到法军会向乌尔姆进军。

拿破仑所率军队规模之庞大是德意志这一地区前所未见的，这一事实本身就改变了此次作战行动的特征。1673年，当蒂雷纳和蒙特库科利沿美因河机动时，每人所率领的部队不足3万人，在他们进行战役的广大地域中就像几何图形中的几个点差不多。尽管马尔伯勒和欧根统领的军队达6万人，其对手的部队数量也大致相当，他们的部队在对战役所进行的大部分地域进行控制上还是颇有困难的。9月25日，拿破仑的大军分成7个军，在宽达100英里的正面上向前推进，而每个军的规模都与蒂雷纳或蒙特库科利的整个军队规模相差无几。所有7个军均向乌尔姆北部进军。

法军各部在前进之中距离逐渐靠近，均以乌尔姆东侧的多瑙河为目标向前推进，使自己处于奥地利军队和其行动迟缓的俄国盟军之间，同时也处在位于乌尔姆的斐迪南和麦克的部队的后面。到10月6日法军抵达多瑙河时，麦克已经在乌尔姆加固的防御阵地上集中了自己的兵力。拿破仑完全可以宣布他的“出乎意料和新颖”的举动已经指导其军队“在敌人的后面行军数日，他们如想要避免一场灭顶之灾便不能再浪费一点时间。”当法军越过多瑙河到达其南岸和唐纳沃斯东侧时，麦克终于清楚地了解了其处境，计划通过从乌尔姆向东北移动来完成撤退行动。但拿破仑猜想麦克会去夺占米拉斯，之后直接或先向南再向东退却。因此这位法国皇帝准备在乌尔姆东面进行一场会战，并将其所有部队集中于多瑙河南岸，一是准备进行一次会战，一是防止奥军由南面撤退。[注：钱德勒《拿破仑的战役》，第396页。]

奥地利军队过于深思熟虑，行动又迟缓，加之道路被多瑙河的河水淹没，只有一支部队从北面的道路上逃脱，拿破仑了解情况后立即派部队前往多瑙河北岸以封堵缺口。10月20日，在斐迪南大公已经逃走之后，麦克2.7万兵力的奥军在乌尔姆向法军投降；法军手中已经关押了大量俘虏，此次奥军又丢弃了众多的人员。法军官方宣布，此役共俘获6万名敌人，并指出：“从没有任何胜利像这样完全彻底和代价如此之微小。”这位年轻的皇帝通过宏大的战略迂回行动、基本消灭了奥地利庞大的军队，从而顺利地以辉煌的成就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但拿破仑的执政能力却无法同他在面对敌人时非凡的想象力相比。麦克的表现太糟糕，例如，当他得知法军向西朝乌尔姆方向行进时，就匆匆错误地判定法军是在撤退，因为他们不可能在已经被奥军征集了大量粮秣和掠夺过的地区生存下来。但两人在战争中对情况的处理都显示出了超人的才能，能与此战役相提并论的是1800年拿破仑的马伦戈战役。[注：钱德勒《拿破仑的战役》，第402页。]

拿破仑在此役中的成功远比马伦戈战役辉煌得多，因为在这场战役中，他拥有2：1的数量优势，而且在单位空间上的兵力比率要大得多。这两个因素便可以确保他有能力阻止奥军除向西朝法国边界撤退外别无选择，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奥军的失败。

在组织了其后勤补给、派部队控制这一地区并解决了阿尔卑斯山区的奥军之后，拿破仑开始向东朝维也纳方向前进，但其前进道路被库图佐夫率领的4万俄国军队所阻挡。这位才能出众的将军从自己长达4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受益匪浅。俄军开始迅速撤退，于是法军很快占领了维也纳，在奥地利首都的各种仓库中找到了充足的弹药和食品。俄军继续朝北撤退，进入摩拉维亚地区，在那里得到了加强，并与另一支奥军会合。联军在摩拉维亚的奥尔慕茨集结了兵力，拿破仑也在距布鲁恩西南40英里的地方停止了前进，在那里同样也发现了奥军装满了弹药物资的仓库。

由于在奥尔慕茨无法长期支持8.5万兵力的军队，于是联军开始前进，向拿破仑发起攻击，企图迂回其右侧以切断他与维也纳的联系。拿破仑试图诱联军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攻击其右侧上。为了分散敌兵的兵力，他首先故意让其右翼显露出薄弱不足，使敌人没有意识到在才能卓着的达武元帅的军的后方是一个设计好的陷阱，之后元帅急速行军与其皇帝会合。这样，拿破仑就已经完成了兵力集中的工作，但其战线南部的兵力远不如北部多。拿破仑早就精心策划了他第一个经典的会战行动。首先采取防守态势，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对手的愚蠢行为和他们对其右翼实施的毁灭性地打击的明显意图。他计划对敌人的中央实施一次强大的、预先筹划好的反击行动，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他通过引诱敌人对其右翼发起攻击而分散敌人的兵力，而他自己的部队已经集中于他的中央和左翼，以攻击敌人薄弱的中央部位。所有这些都有赖于作战技巧高超的达武元帅坚守右翼的能力。

联军的联合部队在俄国沙皇的指挥下，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战效能。过于自信的俄国人对待最近刚被打败的奥地利军队时以救命恩人的身份自居，沙皇还对库图佐夫这位俄军高级将领的建议不予理睬。会战发起之前的高级军官会议的情形说明了联军的状况：当一名奥军军官说明沙皇的作战计划时，许多出席的军官对此置若罔闻，库图佐夫甚至熟睡了起来。这样联军司令部便为拿破仑发挥日臻成熟的军事才能提供了绝好的陪衬。即使是像拿破仑这样的将军要闪烁出耀眼的光芒，愚蠢无能的对手，如同罗马人在坎尼与汉尼拔作战时所表现的那种无能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

会战按照拿破仑的计划进行。达武率兵前进，抗击俄奥联军对法军右翼的攻击。当时由于要调动如此众多的部队前进，并将其部署在泥泞有时甚至是无法通行的道路上困难重重，联军的进攻已成停止状态。当法军完成自己的部署、达武开始进行成功的抵抗之后，拿破仑立即命令向敌人中央部队发起攻击。在打破了敌人的顽强抵抗之后，法军完成了突破并将敌分割为三部分：正在退却的中央部队；其右翼，当时正忙于与数量相当的法军进行着不分胜负的交战；攻击法军左翼的联军大部。当达武在敌人的正面发起强有力的穿插行动时，拿破仑指挥自己的中央部队的主力向联军的翼侧和其左翼部队的后方发起了攻击。两个巨大的结了冰的水塘阻碍了乱作一团的联军的逃跑，其中一个水塘上的冰面由于逃命的士兵过多和法军的炮火而坍塌。

作战略图6.8奥斯特利茨的作战行动

1805年12月2日的奥斯特利茨会战是在拿破仑当上皇帝一周年之后实施的，从战术角度来看既让人高兴，又令人失望。法军的7.3万人中损失约9000人，这是胜利者一方长期以来传统的12%的损失率。联军占有数量优势的部队中伤亡1.5万人，如加上1.1万被俘人员，这一数字占到了联军的30%。尽管惨败于在战术行动上占优势、且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和军官所占比例很高的法军手里，联军30%的损失率同1702-1763年这一时期失败一方的军队损失率占22%相比还是相当高的。但与布伦海姆的近60%的损失相比，联军在奥斯特利茨的损失还是微乎其微的。训练有素、讲求纪律和相互协同使得即使是守旧的奥地利和俄国军队，在失败后的恢复也比一个世纪以前的装备了刺刀的滑膛枪的部队要快得多。

尽管如此，奥斯特利茨会战的胜利取得了喜人的政治结果：奥地利皇帝迅速讲和。此役的战术结果已远远超出了消耗的范畴，因为俄军和奥地利军队当时已经是混乱至极、士气也是十分低落。这一严重失败由于发生在奥地利领地的心脏地区，因而对奥地利皇帝产生了深刻的心理影响，令他感到十分悲观，于是接受了失败的现实并在领土上做出让步，以满足拿破仑的议和条件。俄国沙皇由于是在国外且距自己的国土较远的地方遭受失败，且所处的境地与奥地利的统治者有很大不同，所以拒绝议和。

奥地利本可以继续抵抗。因为拿破仑已从莱茵河前进了约500英里，在奥斯特利茨的兵力还不到战役发起之前的一半。其余部队则用于驻守他业已攻占的领土和占据各阵地以抵御各地战场上仍存在着的奥地利军队。现在奥地利虽然不依赖于俄国了，但仅仅由于其广阔的领土这一点，奥地利仍然是一个可怕的对手。波希米亚、奥地利、波兰以及匈牙利王国的广阔领地远比法国所征服的土地要大得多。法军虽然在德意志西南部地区来讲数量巨大，但相对那些由于他们缺少对奥地利皇帝的臣民有吸引力的政治措施而无法控制的如此巨大的领地来讲，法军数量就显得极为渺小了。

与大流士三世不同的是，弗兰西斯皇帝获得了他的各个王国中很大的忠诚，法国那些政治自由和平等的纲领对于以农村为主的人口来讲是没什么吸引力的。另外，法国人反宗教的名声也给法国的统治带来了更多的敌意。奥地利皇帝在奥斯特利茨的政治势力太强大了，甚至超过了亚历山大在伊苏斯会战或阿伯拉会战胜利的意义。但拿破仑相对温和的政治目标也推进了和平的发展，奥地利持续不断的抵抗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远远超过了拿破仑所要求的让步。同过去一样，政治领导人以军事手段取得了政治目标。

拿破仑战役行动的特点

拿破仑对奥地利的三次胜利展示了许多不同的新旧战役特点。他在后勤保障上的做法同在18世纪已经完善了的后勤保障制度没有什么不同，通常通过向征服地区的人民征收军税来募集补给，并尽量避免在三十年战争和共和国早期所发生的抢劫现象再次出现。他不大依靠后方来提供弹药和补给，因为他很少实施包围行动。避免在荷兰进行交战使他省却了许多包围行动，而他情愿绕过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许多坚固的要点也使这些要塞变得无足轻重了。他留下足够的兵力来镇守已占领的地区也有助于达成这一结果，而他将作战强加于敌人头上的能力大大改变了包围所具有的传统的诱惑力——刺激敌方的援军按围困者一方的意愿进行交战。

这些战役中的战术行动是继续执行1791年的条令这一法国革命的传统，虽然已进行了多次修改。法军各营以纵深12行长、50-60列宽的纵队机动，可以迅速变换成排列整齐的一些3排战斗队形。各营并未形成延绵不断的一条线式队形，但滑膛枪的火力可以覆盖队列之间的间隔。通常情况下，有些营呈线式队形，而其他营则保持纵队，随时准备利用敌人的弱点或是仍以纵队队形利用敌人线式队形上的缺口实施突破。他的战术的显着特点是多样性，而且拿破仑很喜欢这一点，其精神通常能激励他下属进行多种多样的部署。

尽管奥地利人最终开始采取一些法国人的思想，但根据1791年的条令所产生的战术给了法国人以更好的战术机动和通过快速部署来利用这一机动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拥有一种更好的武器系统。正如亚历山大的突击骑兵使他掌握了战役主动一样，法军的战术体系使之拥有了稳固的优势。尽管奥地利军队优秀的骑兵部队占有很大优势，但法国人一直保持着战术上的优势，直到1800年之后拿破仑才像早期的腓特烈大帝那样改进了法军的骑兵部队。

拿破仑战役的最显着特点是会战的频率高。尽管在失败后所造成的损失减少使所有指挥官更愿意冒交战的风险，但这与18世纪的战役会战数量的大量增加没什么关系。在拿破仑刺激会战次数的不断增加的时代，战斗伤亡不再减少了。法军拥有较好的武器系统构成了一个新的制胜因素，它不仅让法军对交战结果感到十分自信，而且减少了补充士兵的花费：他们的战术减少了对训练的要求。虽然法军主要运用线式战术，只有营一级才需要适当地排成横队队形，由滑膛枪火力来覆盖线式队形间的间隙。这是对一个准确的线式列阵这一很小的要求，加之大部分行动是在纵队中发生的，这就意味着要使众多的人以线式队形的部署前进，并不需要士兵在平时操练中进行多少训练。另外，由于法军不以传统的双方在连绵的正面上进行交战这种方式作战，而是利用其机动，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弱点，或包围敌人的阵地，所以他们不大依靠与敌人部队在前线作战上的较快的火力射击速度。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滑膛枪手的射击训练。新补充的人员很快就会成为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士兵，特别是在那些新兵数量没有超过老兵太多的营里。虽然按人口和军队比例来讲，拿破仑时期的军队规模没有超过路易十四，但征兵制度保证了相对无需太多训练的人员的不间断供应。除此之外，法军比其绝大部分对手都更愿意利用这一人力资源，更加依靠这些招募人员的爱国主义和机动。

但这些因素只是很小一部分地解释了这些变化。最重要的是一个军团能分散成一些师级单位来迫使敌人进行交战。一个分散的军团能够绕过敌坚固的阵地，而这种机动对于过于集中兵力的、不得不作为一个部队进行交战的军团来讲是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法军步兵的进攻特点——快速行军、迅速投入战斗——迫使其对手或者进行抵抗或者向后方撤退。再想通过向两边撤退，或是像蒙特库科利对蒂雷纳那样绕过自己部队的一翼来撤退是不可能了。当时这样的撤退部队必定会遇到1个师的追击，而该师很快就会又得到军团其他部队的加强。

拿破仑根据诸多不同的原因实施了许多会战。他以自己的天才和激励下属、对胜利充满信心的能力不断寻求交战，因为他了解胜利给敌人所造成的消耗的价值，了解一场战役中戏剧性的胜利所带来的政治和心理影响。但他的所有战役行动都始终具有重要的战略内容。

在他与撒丁王国和奥地利军队的最初作战中，拿破仑没有进行重大的战役行动，而是通过交战将自己的部队置于对手的部队之间，先打退一支部队后再击败另一支。在其随后渡过波河和明西奥河时，他采用了分散敌人精力的传统方法，在出奇不意的地点渡河，这些方法是他在意大利沿河战线上所采用的典型作战行动。

他在防守曼托瓦时，没有采用包围一方的掩护部队、在选择好的地点做好准备以迎击对方救援部队的进攻的做法。相反，奥地利军队分为两支纵队前进，寄希望于其中一支能够完成突破，这威胁到了波拿巴的后方，但同时也给拿破仑提供了集中兵力分别对付两支纵队的机会和必要条件。这导致了武尔姆泽尔接受在卡斯特利奥内进行交战、波拿巴以一支迂回部队通过攻击奥地利左翼的后方取得了胜利的结果。在随后的3次奥地利解救曼托瓦的行动中，这一战法反复运用，分散兵力的奥地利军队总是给对方提供一个可以利用内线的机会，其中还有一次还曾试图采取包围行动。但在每次作战中波拿巴总能打败对手，并最终保证了曼托瓦城和得到武尔姆泽尔元帅加强的守城部队及部分第二支援军部队的投降。

在对其围城部队实施的战略防御行动中，波拿巴在战术上采用了进攻行动以对付奥地利的营救行动，并利用了他的师级编制。在长达6个多月的行动中，奥地利军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部队在战斗中和在曼托瓦的损失要远远超过法军的损失。那些以在内线集中兵力为目标的战役和小规模冲突并未算做是主要的战役行动。法军由纵队向线式队形转换的运用方法，及其军队的以师为单位的编制体制和相互间的协调，给内线作战赋予了新的、重要的内容，迫使敌人与之交战或是直接向自己的后方撤退。

拿破仑集中兵力的做法及其成功的作战行动，在战略上迫使敌救援部队撤兵，在战术上消耗了敌人，对削弱奥地利救援部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到1797年3月，曼托瓦城及其守军已落入法军之手后，波拿巴就拥有对奥地利领土发起进攻行动的足够的兵力了。

在马伦戈战役中，作战行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波拿巴再一次颠倒了战略和战术的一般对应关系。虽然战略防御一般会导致作战中在战术上的防御行动，但波拿巴却在其对曼托瓦包围部队的防御中采取了进攻作战行动。在意大利的战略进攻中，他却在马伦戈采取防御态势：奥地利军队不得不进行交战以返回其主要基地和与其祖国相连的交通线上。马伦戈战役对阻止奥地利军队的撤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虽没有导致奥地利军队的投降，但的确使其放弃了意大利北部的绝大部分领土。

在乌尔姆也出现了同样的结局，在那次会战中集结了兵力的奥地利的大部分军队没有进行交战便缴械投降了。拿破仑从1796年进入意大利开始，围绕在乌尔姆所进行一系列的小规模会战——像从卡斯蒂利奥内到马伦戈战役那样——均执行并完成了导致这种结果的战略机动。这些交战，不管规模大小，都使机动变得可能，而且机动又使这些作战行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中许多作战行动便是摘取了那些通过行军达成在内线集中兵力或迂回的胜利果实。利用内线同样也使战场取胜成为可能，随后的胜利会迫使敌人撤退。战略迂回行动由于切断了敌人的退路而迫使其投降；但当敌人试图撤退时则必须采取相应的防御行动，正如米拉斯在马伦戈所做的那样。如果没有战略迂回行动，作战行动便不会发生；没有作战行动，或是没有在切断敌人撤退路线的情况下进行交战，则迂回行动便失去了其重要意义。

迫使敌人与之交战的能力，加上良好的战术体制，都大大增强了法军取胜的可能性，而这些又使内线作战和战略迂回行动具备了先前所没有的重要性。执政官尼禄抗击哈斯德鲁巴和汉尼拔、恺撒抗击庞培、爱德华王子抗击蒙福尔、腓特烈抗击包围他的敌军时都曾运用过内线作战和战略迂回行动，但它们并未起到很大的作用，直到法军的散兵的出现及其在交战中所具有的与敌进行纠缠的能力才使其突然间具有了重要的作用。

但拿破仑并未改变从古斯塔夫运用持久战略中出现的基本的战略目标。他志在夺取敌人的领土以便支持其部队、削弱对手的力量并为获取战争的政治目标而取得必要的力量和影响。尽管在乌尔姆战役中他基本上消灭了奥地利的主力部队，但他不可能在此之前就已经制定了不断取得如此重大的作战胜利的战略。他已经用以机动和交战为基础的作战战略取代了先辈们的以后勤为基础的战略。他用新的作战战略取代了缓慢的包围行动。他用重要的后勤战略通过进入并占领敌人的基地区域来迫使敌人撤退的方法，取代了分散敌人兵力和绕过敌部队这些被旺多姆和欧根所贯用的典型战法。

这一早期的战略行动的确预示了马伦戈和乌尔姆战役中的战略迂回行动。旺多姆元帅在与欧根王子的对抗中完成了这一机动行动，而皇家指挥官也发起了进攻以夺回其基地地区。但乌尔姆战役却极具戏剧性地证明了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因为拿破仑已经阻止了奥军的撤退并将其缴械，而这又超出了旺多姆及其集中了兵力的部队的能力。旧的、绕过敌军部队的后勤战略只能通过剥夺敌人的后勤补给来迫使其撤退；而新的作战战略却可以俘获敌军部队，因为大量分散的部队可以阻止敌人的所有退却道路，而指挥官在此时也拥有有利于己方的单位空间里的兵力比率。

拿破仑通过一个全新的作战战略，充满智慧地展示了运用新型军队执行持久战略的潜能，在奥斯特利茨的传统战役中第三次击败了奥地利军队，从而证明了他在传统作战中的表现同他在战略中的表现一样，聪明过人。由乌尔姆战役的胜利所造成的向敌人领土长驱直入，使奥斯特利茨成为结束战争的关键性会战。

在某种程度上，拿破仑的作战行动代表了战争形态转变时期的一个特殊阶段。两支拥有相同武器系统的部队在对抗时，战术防御总是占有优势。结果是自从16世纪初期开始，将军们便不愿意采取进攻作战行动，都试图利用防御行动来诱使敌人向障碍发起攻击，就像亨利四世在帕尔马几乎得手那样，或是迫使敌人发起进攻以解除围困。在战略上，他们通常运用后勤战略而不是作战战略来攻取敌方领土，避免在不利的战术条件下与敌人进行交战。

拿破仑在马伦戈和乌尔姆所采取的战略性迂回行动，为迫使敌人采取战术进攻行动提供了一个新颖的方法。另外，他的进攻战略也运用战术防御行动，但却给会战赋予了战略性的重要意义，而这些是以往的交战所不具备的：敌人的退却路线已被阻断，就像塞纳河已经提前切断了帕尔马的撤退路线一样，在马伦戈的防御行动上的胜利于是便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其军队虽然以师为单位，但在行动上却能协调统一，使这一战略迂回行动成为可能。装有刺刀的滑膛枪手组成的战术力量使得指挥官能够自如分散兵力，以诱使敌人骑兵进攻，这些骑兵虽擅长机动但其武器系统却很弱。

而且，拿破仑在利用其内线，集中兵力，并向那些常常在自己选择的地形上部署部队、准备作战的对手（像武尔姆泽尔在卡斯蒂利奥内那样）发起进攻时也能有效地运用战术进攻行动。拿破仑之所以能采取战术进攻行动，是因为他的部队有更好的在战场上集中兵力的能力，具有更大的战术机动性，法国步兵能够快速机动和部署以攻击敌人的翼侧或后方，这些本来是骑兵的传统战法。

同腓特烈大帝一样，拿破仑也有能力采取战术上的进攻行动。腓特烈和拿破仑利用内线作战增加了他们用于交战的兵力数量；要利用内线，就需要采取进攻性作战行动，除非敌人对得到加强的对方的部队发起攻击。

数量优势的重要意义

军队的规模在作战中正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势均力敌的古希腊铠甲步兵间的交战中，作战技巧比部队数量更为重要，除非双方一直战斗到底时，部队数量多的一方才能说是占有优势。例如，一支1万人的部队在将一支5000人的部队全部消灭或击伤之后，还有至少5000人保留了下来。在整个16世纪及其随后的一个时期里，作战技巧始终比部队数量占有优势：双方的前线保持均等的力量，而将军们则小心谨慎地将其翼侧部署于障碍物边。

但随着滑膛枪和火炮的运用，参加作战兵力逐渐比单独正面作战所需的兵力要多得多，而且当迂回和包围行动延长了战线之后，部队的数量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一支更为庞大的部队不仅能够随时延长其前线，而且还能轻而易举地集中较多的兵力投入作战行动。因此，在一个并不连贯的前线上，针对敌人翼侧机动的结果，拥有数量优势的一方便可以用两个营的兵力来对付敌人一个营。

指挥官以这种方法来运用其数量优势便可以取得比其数量优势比率要大得多的优势。如果两支部队的作战技巧相同而数量却不一样，双方都向对方开火，那么交战双方所遭受的伤亡同其所受到的对方射击的子弹数量的比率是相一致的。因此，如果a方部队比b方部队的人员数量大一倍，那么b方部队所受到的子弹射击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伤亡将是a方部队的一倍。如果a方部队拥有2000人而b方部队仅有1000人，当在交战初期a方部队损失了1个人时，b方部队可能已损失了2个人。两支部队的比率再也不是2：1了：a方部队将拥有1，999人，而b方部队则剩下998人，双方的比率为2：0.9985。a方部队所拥有的兵力可能要比开战初期要大一些了。随着双方作战的进展，a方部队将取得消灭b方部队的力量。如果我们按照f·w·兰彻斯特理论，运用他的微分方程式来求人员伤亡这一数值，a方部队如同在常规突袭行动那样，可能不需要伤亡1，000人而是仅伤亡268人，便可以使b方部队的每一个士兵都挨上一颗子弹。

因此，当交战双方的士兵都会使用投掷武器时，如果双方指挥官都将其所有兵力投入交战，那么兵力的数量优势将产生不均衡的优势。事实上，在上述条件下交战双方的作战兵力将是其力量的平方：即一支2000人的部队所拥有的力量将是一支1000人部队的力量的4倍。这一规则的创造者f·w·兰彻斯特称之为n平方法则，前提是双方交战的士兵具有相同的作战能力。如果作战能力不同，那么只能通过将每一方士兵的作战力量平方以后的力量相乘来修改作战力量的数值。例如，如果b方部队士兵和作战效能是a方部队的2倍，它们之间的比率将是2：1，而不是4：1（2000×2000：1000×1000×2）。

这一条件也同样适用于不同的武器系统。例如，假设a方部队由穆斯林骑兵弓箭手组成，而b方部队由十字军弓弩手组成，双方都十分勇猛并都能熟练运用其手中的武器。但由于徒步的步兵没有骑马者的那种不稳定性，也不用分散精力去驾驭自己的坐骑，相对骑马者来讲他会占有优势。我们假定弓弩手的作战效能是骑兵弓箭手的2倍，那么a方部队的作战效能仅是b方部队的2倍而不是4倍（2000×2000：1000×1000×2）。

n平方法则还假定双方都采取进攻行动。但比如在滑膛枪手之间，防御一方便拥有了保持不间断的齐射而不用停止前进或是考虑队列问题的优势。另外，他们还可拥有堑壕和堤岸等掩蔽。同样我们还需要针对由于在特殊地形上实施防御作战而增强了作战效能这一情况来修改n平方法则的计算结果。[注：前面所述是根据f·w·兰彻斯特的《战争中的飞机：第四种武器的黎明》（伦敦出版社，1916年版），第39-53页。]

除了防御的好处之外，拥有占数量优势的部队在指挥官指挥作战中想将其他额外的兵力投入交战时则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能够集中占数量优势的兵力，不管如何集中兵力，都能取得巨大的优势。当将法国步兵的出色的战术作战能力与其以师为单位的分散兵力的好处相结合时，拿破仑便具有了他的对手所不具备的在战术上采取进攻行动的机会，虽然法军士兵缺乏奥地利军队的那种齐射技巧。但由于奥地利军队在战术进攻上没有这种得到增强的力量，法军则可以在马伦戈充分利用防御行动的传统优势，而在卡斯蒂利奥内和其他地方则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在进攻上的出色表现。法军在两个领域均占有绝对优势，拿破仑的战略又最大限度地将其加以利用。他所取得的胜利和所遭受的微小损失证明，他并未放过任何取胜的捷径。但他的对手也开始采用法军的做法。到1813年，法国在战术方法上、在协调行动上和以师为单位的分散兵力上不再拥有任何优势。

拿破仑后期的一些战役行动

拿破仑后来的作战行动同他早期的战役行动是相一致的。在1806年与普鲁士作战中，他率领领导有方的作战老兵们同一支有40多年没有重大作战经历的、其和平时期的训练只是强调腓特烈大帝所提出的方法的军队交战。他通过一次迂回行动将其部队置于普鲁士军队的翼侧和后方，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优势，并突然向敌人发起了进攻。尽管普鲁士军队顽强抵抗进攻者，但法军的战术优势很轻松地便打退了普军。拿破仑在耶拿和奥尔斯达特取得两次战役胜利之后，通过强大而不停顿的战略追击横扫了普鲁士的大部分领土，确保了对其绝大部分由士气低落的士兵防守的要点及其部队的俘获。强大的法军部队迅速占领了这一小国的大部分平原地区，包括其最重要的和物产最丰富的地区。只有西里西亚的一些要塞和位于波兰的一些偏远的省份及东普鲁士没被攻占。

拿破仑于是率军东进与俄国及残余的普鲁士军队交战。在人烟稀少、几乎无路可行的波兰和东普鲁士实施的一次冬季战役中，拿破仑有时被俄军飘忽不定的行动所迷惑，但还是将躲躲闪闪的敌军击退了150英里，此时其指挥官才决定在退却中实施一次防御作战行动，并在埃劳进行部署准备作战。在这里，拿破仑的部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他试图在战场上集中兵力以攻击俄军的翼侧和后方。他没能达到俄军的后方，但却在前沿与历来很顽强的俄军作战中赢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双方都损失了大约30%的兵力。在冬季营地经过了4个月的修整和补充给养之后，拿破仑又开始了他的战役行动。当俄军再次决定进行交战而非退却时，拿破仑在弗里德兰取得了更大的胜利，他那令人敬畏的军队给指挥不当、位置不利的俄国军队造成了30%多的损失，而法军自己的伤亡还不到14%。

这些胜利的结果使拿破仑占领了普鲁士的剩余领土，虽然已远离莱茵河1000多英里，但他也只是达到了俄罗斯的边境地区。而沙皇却提出议和，他所付出的很小的代价，只是被迫放弃了援助普鲁士。

1809年4月法军与一支可怕的奥地利军队开战，而后者强大力量的一部分是来自于具有深邃洞察力的指挥官查理大公。这位大公虽然有癫痫病，但却在37岁时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深谋远虑的专家，他战胜的许多法军将领威望极高。但他还未与拿破仑交过手。他的成就、他在高级司令部长达10多年的工作经历以及由他指导实施的、虽然尚未完成的奥地利军队的改革使他产生了自信心，可以从容面对这项令人畏惧的任务。

拿破仑虽然身在巴黎，但却始终警惕着奥地利军队随时可能采取的进攻行动，他与位于德意志的法军司令部通过一项重要的发明、在法国15年前就已安装了的沙佩信号机来保持联系。沙佩信号机包括一系列彼此在视野之内的信号站，在天气晴朗时，各信号站传递信息的最高速度为每小时600英里。当查理大公突然率20万奥地利大军向前推进时，拿破仑很快就得到了消息，这一信息从拉特斯堡传送到巴黎用了24小时。在他赶到战区，亲自接管指挥权之前，虽然由于风暴使人们的视线受到了影响，而且也的确延误了一项重要的信号命令，但他仍通过这种信号机来指挥其军队的部署。

当奥地利军队在多瑙河上以6个军的兵力沿河北岸、2个军的兵力沿河南岸前进时，查理大公在寻找机会，以便对分散在法军各冬季营地内17万的法军实施攻击。他发现了机会，并指挥1个军的兵力在河北岸、5个军的兵力在河南岸去打击能征善战的达武元帅，他的部队在拉特斯堡占领了一个前进阵地。查尔斯大公将2个军的兵力部署在西面，以迟滞法军沿多瑙河两岸的行动，并计划用5个军的兵力在河南岸迅速消灭达武的部队，而另外1个军则在河北岸阻止法军的撤退。但拿破仑率军快速前进，将奥地利军队一分为二，把一部分赶向了南面，另一部分赶过多瑙河使其退入波希米亚。拿破仑再一次分割了对手，迫使其两翼处于相反的方向。

当这一作战行动快要结束时，这位善于鼓动的皇帝在路过一个步兵团时停了下来，并问上校他能否见一下该团最勇敢的士兵。当上校将一名乐队队员引见给他时，这位皇帝对他说：“我听说你是这个团里最勇敢的士兵。我现在任命你为法国荣誉军团的骑士，帝国的男爵，并奖励你4000法郎退休金。”这一举动，包括将一名招募的列兵提升为贵族的故事很快在全法军中传遍开来，这对所有官兵士气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注：钱德勒《拿破仑的战役》第687页。]

拿破仑对撤退的奥地利军队进行追击，但当他抵达维也纳时，在他成功地将查尔斯大公从该河北岸击退之前，他不得不进行一场以两次会战为标志的持久作战。他再一次迫使奥地利议和，并从日益缩小的奥地利帝国中割去了3000平方英里的土地。

1812年拿破仑入侵了俄罗斯。他统率40万法国及其盟国的军队前进，并对后勤补给做了精心的安排，以适应其大部队在人烟稀少的国家作战的需要。在3个月的时间里他从波兰到莫斯科行进了600多英里，俄军在他的军队到来之前就先行撤退，并退到他的翼侧。俄军进行了两次作战，遭受了两次正面作战的失败。在9月中旬占领了俄罗斯传统的重要城市莫斯科之后，法国皇帝向俄国沙皇提出了议和建议。

沙皇对议和倡议并不感兴趣，如同法国国王在百年战争中对英国袭击骚扰不感兴趣一样。尽管拿破仑的法军对俄国的欧洲部分来讲其兵力比要比英国部队对法国领土的兵力要多一些，但法军在俄国所能做的也只不过是对其向前推进后的一些交通线上的要点进行防守罢了。庞大的法国军队在俄国的大部分地方的影响并不比英军在法国的影响大。法军及其无组织的掠夺行径使其士兵在俄国如同英国在法国抢劫一样不受欢迎。尽管拿破仑的袭击同英国的袭击一样激起了俄国在作战中的抵抗，沙皇却表现出了同样的坚定决心，不向任何袭击战略低头，正像14世纪时期的法兰西各个国王所做的那样。

拿破仑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袭击已经遭到了失败，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开始于10月的第三个星期率军向波兰撤退。正像1356年威尔士亲王的袭击者向普瓦捷方向撤退一样，拿破仑的部队也满载着战利品，加之俄罗斯军队对其行军不断进行骚扰，所以行动非常迟缓。与威尔士王子不同的是，拿破仑没有温和的9月份的气候和富饶、人口稠密的法国乡村以便进行粮秣的征集。另外，法军在向回撤退当中走的是他们原来前进时已经搜刮过的地区。他们回撤路线上的补给仓库的管理和库存的东西也令法军失望。正像法国国王在普瓦捷纠缠住了威尔士亲王一样，俄军也抓住了撤退的法军，使其差点过不了别列津纳河。

像拿破仑和百年战争中的许多袭击行动一样，袭击者一方通常都要出现许多掉队者。英军在法兰西实施的最大规模的袭击行动中，其部队在5个月的时间里长途行军达1000英里，损失了近一半的兵力；法军在俄国行军距离比它长一倍，面对着组织严密的对手，还不得不同寒冷的气候和贫瘠的俄国乡村做斗争。其损失，虽然有许多推算，但肯定会远远超过投入该战役兵力的一半，其中包括许多法国老兵。

这一失败使俄国和普鲁士于1813年开始了反法战争。拿破仑指挥着一支由新兵组成的新的军队，表现出了他的正常才能，将10多万人的部队分散机动到德累斯顿和马格德堡。他将俄军和普军从易北河驱逐到了西里西亚，并在此期间赢得了两场大规模会战的胜利。

在经历了1813年6月和7月的停战之后，联军又增添了奥地利军队，派遣了由3位天才的指挥官统领的3支大军。在北部的柏林地区，由能力非凡的前法国元帅和瑞典王储贝纳多特指挥着约10万人的部队。在东面的西里西亚地区普鲁士老元帅布吕歇尔统帅的兵力也是10万人左右。这位老骑兵的头脑已经老化了：他有时会踮起脚尖走路因为他认为法国的间谍已经把地板烧烫了，而且他还经常做梦，认为自己腹中怀了一头大象。但他具有许多无价的力量，包括坚韧不拔的毅力、身体和精神上的勇气、做出果敢决定的权力和与他的能力非凡的参谋长格奈泽瑙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南部的波希米亚，查理大公已经退休，奥地利军队的指挥权便交给了机敏、年轻的军人外交家，陆军元帅施瓦岑贝格王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施瓦岑贝格统帅着24万人的部队，而他的提升部分是由于在他出使巴黎时给拿破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位奥地利指挥官还拥有对所有联军部队实施指挥的权力。但是俄国沙皇、奥地利皇帝、普鲁士国王和两位着名的军事家都和施瓦岑贝格在一起，这些君主又都能决定他的所有决策。由于自己的参谋机构过于弱小，加之有一大群君王及其亲信，就连这位颇具外交能力的施瓦岑贝格也不得不哀叹道，“我所承担和忍受的的确是太不人道了。在我周围是一群低能的人、偏心的骗子、阴谋家、评论家、胡言乱语之人和麻烦的批评家们。”[注：冈瑟·e·罗林伯格《拿破仑时代的战争艺术》（印地安纳州布卢明斯顿出版社，1978年版）第210页。]

联军也的确制定了一项对付拿破仑的内线作战的计划。如果拿破仑集中兵力对付三支部队中的任何一支，那么该部队将撤退并避免与之交战，而其余两支部队则向前推进。于是在腓特烈于1758年曾经出色地实施过内线作战的地方，联军将避免交战，让法军疲惫于不断的行军，而他们自己则将及时集中兵力并最终包围法军，直至三支部队达到能相互进行作战支援的距离上。尽管指挥官们都十分畏惧拿破仑的军事才能，但他们的许多军官和士兵的训练水平和作战经验都比拿破仑的毫无经验的部队要高得多、丰富得多，并且所有的联军都采用了法军的战术和战略条令，奥地利和普鲁士部队的战术作战能力长期以来就优于法军。拿破仑抗击联军45万人可怕大军的部队只有30万人。

当陆军元帅布吕歇尔发起战役、率军向西前进时，拿破仑看出波希米亚的敌军集中兵力可能很迟缓，于是决定在迂回打击施瓦岑贝格之前先前出击退布吕歇尔。布吕歇尔得到加强了的部队接近拿破仑时，遵守了联军的计划，避免与之交战，而是匆忙向东撤退，与此同时施瓦岑贝格从波希米亚出现并威胁到了德累斯顿。拿破仑率军迅速西进德累斯顿，其中一支部队在4天的时间里行军达120英里。他及时集中了10万人防守德累斯顿，击退了联军20万人的进攻，并在战斗中将其击败，造成联军的3万人的伤亡，而他的部队伤亡为1万人。但在追击撤退的联军时，他却损失了1.9万人，而联军在退往波希米亚行军中却仅伤亡1.1万人。在被令人敬畏的拿破仑打败之后取得这一微小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联军统帅们的士气，用俄国军官的话说，“弥漫整个波希米亚谷地的绝望情绪变成了阵阵欢呼”。[注：钱德勒《拿破仑的战役》第912页。]

与此同时，布吕歇尔再一次入侵了西里西亚，在交战中打败了由于连降暴雨致使许多火枪手都无法射击而受到削弱的法军部队。但由于贝纳多特在北部的前进行动踌躇不决而为拿破仑提供了一个机会，他计划集中兵力打击联军北部部队，将其击退后占领柏林。但布吕歇尔继续向前推进，于是拿破仑亲率得到加强的部队去迎击他，而派勇猛无比但常常十分愚蠢的内伊元帅率领部队北上抗击贝纳多特。在一次十分草率的战斗中，内伊被贝纳多特打败。而布吕歇尔在拿破仑面前却突然退却，与此同时波希米亚的联军再一次威胁到德累斯顿。当拿破仑返回德累斯顿时，联军又一次通过山区回到波希米亚。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往返，拿破仑决定向西撤退到莱比锡，那里可为他提供一个较好的中央阵地，除此之外它还远离为联军提供避难场地的波希米亚山区。此时，联军已经得到了俄国5万人的加强，该支部队进驻波希米亚，而布吕歇尔则向西北前进以增援贝纳多特。联军目前在外线只有两支部队，相互间分开180°。

拿破仑退到莱比锡之后，给内伊派去了部队，并指挥他们向贝纳多特和布吕歇尔的东部翼侧和后方前进。为消除这一威胁，贝纳多特和布吕歇尔率军向西撤退而不是向东退却。到10月初，布吕歇尔已开始沿一条通往莱比锡西侧的道路向南前进。由于法军在他们的后方，布吕歇尔和贝纳多特这样调动部队，是要将他们自己机动到法军的后方，对其造成威胁。尽管双方均运用了如此庞大的军队，最近的大丰收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给养，然而这一令人不可思议的积极的战役行动使得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收集食物或烤面包。

在拿破仑将注意力集中在北部时，施瓦岑贝格从波希米亚出现了，率部向北进军并从南面威胁到了莱比锡。但当拿破仑率军南下击退波希米亚的联军时，布吕歇尔和紧随其后的贝纳多特也向莱比锡推进。到10月16日，布吕歇尔和施瓦岑贝格虽然分别位于莱比锡的北面和南面，但却到达了可相互支援的距离上。在随后的莱比锡战役中，联军击败了拿破仑，32.5万人的部队伤亡8万人；而拿破仑的17.5万人的部队损失了6万人。

联军的计划之所以得以实现，是因为其北部和东部的部队有宽阔的地域可保障其直接向自己的后方撤退，而波希米亚山区为施瓦岑贝格的部队提供了良好的庇护场所。在这种情况下，联军可以避免交战并最终形成对拿破仑的包围圈。但在德累斯顿除外，在那里，联军虽然有2：1的数量优势，却仍采取防御行动。他们避免与拿破仑本人作战，但却以优势兵力与他的部属交战并取得了胜利。利用内线主要依靠迫使不愿意交战的敌人进行作战的能力，有时当不愿意作战的敌军拥有广阔的空间可直接向自己的后方撤退时、以及当处于外线的军队能够迅速而有效地采取行动以打击与之对抗的、已受到削弱的对手时，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通过协调其行动，联军得以及时集中兵力，并有效地抵消了拿破仑在空间上集中兵力做法，联军同时或协同实施的行动阻碍了对方在内线集中兵力的行动。

在西班牙的作战行动：法军遭遇游击战争的袭击战略

除了在俄国实施袭击行动之外，拿破仑一直采用持久战略，他的对手也采用同样的战略，但在西班牙除外。拿破仑1807年占领了葡萄牙，1808年废黜了西班牙国王，立其兄长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国王。但拿破仑没有估计到西班牙会对其采取敌对的态度，在那里只有很少的城市商人对自由和平等感兴趣，许多虔诚的天主教徒憎恨法国人的无神论思想，该民族对其君主的国家体制也是忠贞不二。缺乏军纪约束的法国的招募士兵的掠夺行径彻底破坏了两国的关系。

法军的处境尤如汉尼拔在意大利。法军对付西班牙的正规军如同对付由西班牙当地政府征募的缺乏训练和纪律涣散的部队一样容易。法军开始有10万军队，是汉尼拔当年兵力的4倍，但伊比里亚半岛的面积起码是汉尼拔在意大利所要控制的地区的4倍。尽管西班牙缺少坚固的要塞城市和训练有素的民兵，但其国家大部分是崎岖不平的山区，其农作物生长也很缓慢。法军在为其军队提供给养上有很多困难，他们没有遇到在城市里的反抗，却遭到了在农村地区的飘忽不定的抵抗，在这种抵抗中他们的对手实施了游击战中的袭击战。

西班牙人不管是徒步还是骑马，他们手中的武器系统基本上是和法军的相同，那么在双方作战人员的武器相差无几的情况下，他们便主要依靠在对方追击时的撤退中实施袭击来取胜。罗马人在抗击汉尼拔时尽管采用退却的方法来避免与之交战，但他们不得不大量运用防御的优势来抗击对方的正面进攻，特别是当得到要塞的帮助时。而西班牙人即使在采取防御时，法军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他们，所以只能采取退却行动。

法军在追击西班牙的袭扰部队时运用了作战战略，但发现他们极力规避会战。由于得到当地居民的同情，西班牙士兵能很好地掌握法军行动的情报，并能巧妙地躲避开被派来与之交战的法军部队。如有必要，西班牙的游击队员可以通过化整为零来实施退却，甚至改装成当地居民的模样。一位法国将军在描述对这些东躲西藏的对手的愤怒时说道：“在敌人被赶跑48小时之后，他们又会重新出现，并进行一场对我们来说毫无效果的小型交战，相反，这些小规模的交战对于他们增强那些莽撞的山区居民的希望却大有益处。”[注：唐·w·亚历山大《铁棒：半岛战争期间法国的反暴乱政策》（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西班牙人对法国统治的好处“视而不见”，但却能提供法军正在赶来的警报，所提供的情报使得游击队员们得以集中兵力打击法军的小股分队和哨所以及防护兵力弱小的运输队和仓库。而法军却遵循持久战略，驻守着城市和交通要道。但他们缺乏阻止西班牙袭击者行动的力量，并且其在单位空间内的兵力也太少，根本无法统治整个国家。

法国人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不仅是因为他们依靠这个国家而生活，而且法军还经常允许其下属自行征购粮秣，就像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士兵们所做的那样。一位法国将军抱怨道“志在根除”游击队员的行动失败了，使得游击队员反倒“得到被激怒的居民们的支持，因为法军部队的掠夺抢劫使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所以法军的毁坏房屋、各种破坏和残暴行径造成农民与法军间的进一步不和，却使游击队得到了更多的支援，因为他们也要靠农村来生存。由于游击队也采用法国人的那些不正当的手段，有时其残忍程度与法国人一样，要不是法国人首先采用这些方法来对付西班牙人民，那么西班牙游击队很可能会失去更多的民众支持。另外，法军用强奸、谋杀和焚烧村庄等暴行来报复那些为游击队提供支援的人的行径更加剧了他们与当地人的不和，其结果比游击队以更为有组织的、有理由的惩罚那些与法国人合作的人员更恶劣。作战双方之间的这些不愉快的情况使许多农民感到很失望，并以暴力形式反对两个压迫者。[注：唐·w·亚历山大《铁棒：半岛战争期间法国的反暴乱政策》（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由于交战双方都对对方实施报复，所以战争具有了一种野蛮性。法国人面对着不穿军装的对手，经常不按战争法的规定来对待游击队员，杀害俘虏。西班牙人也以牙还牙，例如有一位游击队首领，在审问法军的俘虏前通常先割下他一只耳朵。

经过在与法国人的小规模作战中失败的教训，游击队掌握了适合他们所进行的这种战争的方法。他们以小部队行动，袭击法军的信使、小分队、补给货车以及防守薄弱的城镇和补给运输队。他们充分利用熟知地形的优势，知道如何摆脱对方的追击部队。他们迫使入侵者在他们所占据的所有没有堡垒的要点上筑城设防，最后迫使他们为那些携带重要的急件或官方邮件的信使派出护送部队，包括步兵和骑兵在内多达300人。他们给法军造成了如此大的威胁，以至于有一个时期法军派出的用于防止袭击的部队多达9万人，而此时法军在该国的兵力总共大约才23万人。

西班牙人除了掌握了游击战争的袭击战略之外，他们还得到了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英国干涉部队的支持。装备精良、补给充足、领导有方的英国军队大大增强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军队的实力，迫使法军在西班牙增兵，保持有较多的部队，以便实施持久作战的战役行动，抗击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的联军。另外，英国还向游击队提供武器、给养和经费，这些对于提高他们的士气、支持他们的作战行动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英国与游击队共同实施的最初一次战役中，英国军官从他们的战略中学到了一课。他目睹了16个法国骑兵向400名骑马的西班牙游击队员发起冲击的情景，看到了西班牙人仓皇逃跑的样子。他们惊慌向后方奔跑，把一支英军小分队赶下了路。在英国骑兵把法军赶跑之后，西班牙指挥官向这位惊诧不已和十分愤怒的英国军官解释了他的战争方法。这位游击队指挥官解释道，西班牙战略并不打算对法国骑兵进行反冲锋，因为敌人是按这种作战进行训练和准备的；而他的手下人的任务是掠夺法军并打断他们的补给线。因此，虽然西班牙人掌握了适当的战略，但在交战中却十分可悲地却又十分聪明地注意避免与法军作战。总有一天他们的战术技巧也会同他们熟练掌握的战略一样熟练起来。[注：唐·w·亚历山大《铁棒：半岛战争期间法国的反暴乱政策》（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

英国人开始时很蔑视他们的盟军在服装和武器上的五花八门以及他们缺乏与英国的线式步兵和骑兵相适应的训练和纪律。但时间长了他们便看出，西班牙人也有自己的纪律和组织体制，很适合于他们频繁使用的轻步兵和轻骑兵战术，也适合于在袭击中需要快速前进、在撤退中迅速躲避的战略要求。

法军在西班牙东北省份阿拉贡取得了对付游击战抵抗的最大胜利。在那里，常规部队在持久围困战中的失利以及随后的一次战斗令该省人民如此失望，以至于使法军的指挥官、狡猾的絮歇将军在该统治地区得到当地许多贵族的合作。意志消沉的反对派和愚蠢的游击队数量有限，使得絮歇得以在1810年初平息了该地区的反抗，当然他还要面对怀有敌意的人民。

絮歇指挥部队用残酷的手段镇压了游击队。1809年6月他通过一系列行动，派遣2个团的兵力去攻击西班牙3000名游击队员的基地。在他们撤退之后，法国人烧毁了他们的给养，然后成扇形散开，以控制该地区。当一个团到达卡拉塔尤城时，发现游击队已经俘虏了法国人4月份才安排到那里的官员。但当法军刚一离开该城后，西班牙人又返回了这里，撤掉了新近任命的法国官员。8月初法国人又返回来，给游击队造成了100多人的伤亡，再一次占领了卡拉塔尤城。随后不久，絮歇的部队又一次离开了，而游击队的首领又返回，在占领了附近的一个小哨所之后，开始招集自己的部队。这促使法军从两个不同方向派出两支纵队，但由于游击队的逃跑，宣告了他们行动的失败。于是法军决定驻守该城。

由于这种连续不断的行军，有时是快速行军以便给敌方造成出其不意的效果，法军掉队者众多并由此而造成了严重伤亡，这种伤亡比与他们躲闪不定、战术上十分愚笨而且通常在数量上占劣势的对手作战时所造成的伤亡还要大得多。游击队也同样遭受到了伤亡，由于法军两支纵队的扫荡而失了安全的基地，绝大部分游击队员撤退到絮歇管辖范围之外的地区。

1809年12月，邻近的纳瓦拉地区的指挥官与絮歇协同实施了一次战役行动。他们派遣出三支向心攻击纵队，兵力达到3个营，试图围歼一支游击队。但由于其中一支纵队在途中打散了150人的游击队员，而让其主力躲过法军的向心攻击，致使法军指挥官之间相互指责。但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法军又进行了一次新的努力，派出的兵力为上一次的3倍，在一个地区内动用了6个营的兵力，以铲除游击队。在单位空间内投入这样多的兵力却没有俘虏多少西班牙游击队，但的确迫使游击队完全分散了。他们要重新组织起来并再次对法国的占领构成威胁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于是法国制服了绝大部分游击队的反抗。絮歇驻守在该地区，控制了各个城镇或在女修道院设防，通常每一地的留守兵力在100人左右。这一计划使得法军在阿拉贡地区每500平方英里便有一个哨所，而英军在新占领的威尔士地区每100平方英里就有一个哨所。尽管如此，这一制度虽然没有阻止游击队众多的交通线，但却效果良好；这些哨所控制了邻近的地区，并为法军纵队在该地区实施扫荡、搜索游击队或是收敛税金及给养提供了基地。但当絮歇离开阿拉贡去邻近的省参加战役行动时，他便不得不将自己的兵力一分为二，通常至少要留下1万人。

这些间隙为游击队重新开始他们的行动提供了机会。在1810年法军兵力减少的情况下，一位游击队首领实施了一次围城作战、虽然没有成功，但却打败了一支160多人的法军分队，并在打击另外一支法军小部队时俘虏了170多人。后来，虽然游击队在进攻一座城镇时和向只有80人护送的运输队发起攻击时失利，但却俘虏了一个据点中的54名法国守军，并在打败了一支由300多人组成的法军护送人员之后缴获了其运输队。之后游击队击败了一个营的新兵，他们当时正在行军去加入各个老兵团，并俘获了更多的运输队。另外一支游击队也打败了一支法军收税分队，缴获了8000只绵羊，使自己变得富足、使法军变得贫穷起来。这些游击队作战行动的例子都是发生在1810年法军兵力空虚之时，当时絮歇不得不减少自己的守军去支援其他地方的战役行动。

当法军返回之后，他们便开始采取进攻行动驱赶游击队，常常是将整个游击队赶走，有一次还俘虏了其首领，或是将他们全部赶出阿拉贡地区。当游击队有时与法军作战时，他们很少能取得胜利，一位有经验的游击队指挥官在防御作战中虽然拥有2：1的数量优势，但仍被打败了。不过游击队通常都表现出飘忽不定的特点；有两次，当法军的向心攻击部队似乎肯定能消灭由重要的游击队领导人米纳率领的一支游击队时，这位西班牙游击队首领将其部队分散成许多小组，躲过了密集的法军部队。

所以法国人在阿拉贡的统治还是相当好的，根据他们在该省的兵力数量交替使用进攻和防御战略。这一方法的不利之处在于，在有些地方他们只能实施零散的统治。在法军撤退之后，游击队便时常返回，重新建立他们的政权，对那些发誓效忠法国人的官员进行报复。有一次当游击队俘虏了一名他们认为是特别效忠于法国人的市长时，竟将其活活烧死。不过在该地区这类的扫荡的确破坏了游击队的基地，便利了法军的收税和征集给养以支持在阿拉贡地区的法军及其在邻近省份的作战行动。

1811年9月，絮歇将其在阿拉贡地区的兵力减少到7400人，以便为实施攻克瓦伦西亚的战役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此时，一支6000多人的游击队从南部进入阿拉贡地区，并包围了卡拉塔尤城，当时该城只有800名新兵和疗养的病人。3000名游击队员实施围城，将守军赶进一个女修道院，另外3000名游击队员则占领了一个隘口，并打退了试图打开通路并解救该城的一支900多人的法军。当用地雷炸开女修道院的城墙后，守军投降了。第二天第二支更大的救援部队赶到时，发现游击队和他们的俘虏早已离开了。

与此同时，游击队首领米纳从西面的纳瓦拉进攻阿拉贡北部，摧毁了一个100人的法军哨所，并包围了另一个哨所，袭击在行军途中的1000人的救援部队，击毙200人，伤271人，并接受了其投降。之后他又继续占领了阿拉贡的第二大城市。当地守军在他的部队到来之前就已经撤退了。他在该城征收了大量的钱物之后率军西返，在此期间摆脱了两支大的追击纵队的追击。这些事件，加之法军丢失越来越多的哨所以及法军主要的纵队在与游击队的两次并不重要的会战中失利，证明了游击队在经过三年的游击战争之后其战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这些事件促使拿破仑组建一支特种部队，开始计划为3.6万人，但实际上规模要小得多，以便通过一次迅速的战役行动来彻底根除西班牙东北部的游击队。法军在1811年冬季和1812年春季的作战中，遇到了面貌一新的游击队的进攻，他们得到了阿拉贡人民积极的支持；游击队的胜利给予了他们希望。法军打败了1811年占领了卡拉塔尤城的一支游击队，取得重大的胜利，俘虏了对方1100人。但在其他地方，法军却遭受到了一系列失败。米纳集中兵力对付追击他的两支法军纵队中的一支，并对其给予了决定性的打击，俘获了其所有火炮；一个月后，米纳又对法军3个营发起攻击并将其打败，迫使其撤退。法军以4个规模从105人到整个营不等的特遣队实施向心攻击，试图俘获游击队另一位重要首领，结果以法军各特遣队失败告终。这位首领采取了撤退行动，因为他有1000多名俘虏的沉重负担，再继续实施作战行动很困难。游击队还俘获了法军一个运输队，缴获了3000双鞋、2000件衬衫和8万法郎。有座城市的官员邀请驻军的指挥官去参加宴会，以便于游击队很容易地攻占该城并俘虏其指挥官和守军，从这些可以看出法军的政治形势衰弱到了何种程度。更有甚者，西班牙部队竟然还到法国境内进行袭扰，打败了一个法军营，向当地两座城市征收了税物，赶着2000头牛羊返回了西班牙。

1812年的失利使得法军在阿拉贡的控制能力呈下降趋势。随着俄国发起的战役行动的开始，拿破仑已经没有部队派往西班牙以增加那里的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游击队便灵活地利用了法军呈防御态势的弱点。游击队的一些袭击行动一方面加强了他们自己，另一方面也打击了法军。比如他们缴获了法军的运输队，或是攻入一座城市，那里有法军储存在斗牛场内的攻城炮，他们破坏了19门大炮，带着6门榴弹炮和一些马匹逃跑了。最后游击队的数量超过了法军数量的1倍多，并在战术运用上与法军不相上下，只是在作战中法军比他们更懂得如何运用骑兵和炮兵。法军在1812年前10个月就损失了3400人，这证明了西班牙人的战术水平，也说明了法军在许多小的和几次大的失败中的消耗。

法军在兵力占优势时所占据的那些要塞的确对他们起到了帮助作用，但当他们一旦采取守势时却发现它们已经成了一种负担。这些哨所以小规模的驻军形式占用了许多部队，这些驻军兵力太小，以致于不敢走出高墙去试图控制其周围的乡村。这样一来，法军就失去其机动性，而游击队则拥有了大量的行动自由去集中兵力攻击那些诱人的目标；在西班牙游击队掌握了利用爆破实施围城的技术或在拥有了火炮之后，那些小哨所所拥有的防御力量也消失殆尽了。尽管如此，堡垒防御仍具有其传统的威力。例如，一支700人的游击队没能攻克一座仅由22位坚强的守军把守的有高墙围绕的要塞。西班牙人被高墙所吓倒，他们用了3天时间挖开了一条穿过高墙的通道；但进攻者却无法通过，反倒造成了30多人的伤亡，于是他们放弃了对该堡垒的围攻。但并不是所有的法国守军都表现得如此勇敢。

通常法国人解救一座被困堡垒的方法，仅仅是利用机会从暴露的阵地上撤走守军并放弃该哨所。这就加快将拉阿贡转交到西班牙人手里的进程。西班牙人控制了法国薄弱守军地区的周围区域，并对法军已撤离的区域实施理所当然的控制。在那些法军仍很强大的地区，游击队便将农民的牲畜拉走，这样他们就无法向法国人的仓库运送以税收的名义征集来的谷物了。在那些法国人的控制较弱的地区，农民们便在法国收税分队到来之前携带着值钱的东西逃跑。游击队也向农民收税，只是收税率比法国人低罢了。

于是渐渐地，法国人的基地区域不断缩小，西班牙人的基地的区域不断扩大，游击队的数量也随着其基地的不断延伸而不断壮大起来。这种情况同百年战争后期的法国人采取的进攻行动有相似之处。当时法国人慢慢地占领了法国北部的城市和城堡，赶走了数量处于劣势但在防守上却很强大的英国人。到1813年春，西班牙人已经控制了阿拉贡地区一半以上的行政区域，法国人所能做的仅仅是保持其交通线的畅通。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命令实施另一次针对游击队的战役行动，所动用的部队是他计划将来用于对付英国军队的。法国皇帝将这一战役交给了克劳泽尔这位才能出众但却没有对付游击队经验的将军。这位将军把主要力量放在对付米纳上，因为他首先消灭了克劳泽尔的两个营，俘获了1000多名俘虏。面对克劳泽尔的进攻行动，米纳分散了其部队的兵力，而法国将军则将其兵力分为两支纵队去对付他其中一股力量。其中一支法军纵队追上了米纳，双方进行了伤亡巨大的交战，迫使米纳分散其兵力实施退却。尽管克劳泽尔认为这次交战“决定不了什么”，但他还是向其上司呈送了一个乐观的报告，称米纳已被他打败，这类报告也是絮歇的报告所具有的特性。于是就这样结束了打击游击队的最后一次战役行动；法军在英国军队将其击败并逼近法国边境之后迅速撤离了阿拉贡地区。

许多游击队首领都是原西班牙正规军官出身，他们从法国占领军和软弱的约瑟夫国王的政府手中夺占了大片土地的控制权。而米纳这位最着名的领导人就是他们的代表。当法国入侵时米纳还仅仅是一位年轻的农场主，后来成为了模范的组织者和战略家。他声称自己在两年的时间里共参加了143场战斗，攻占了14座城堡，俘虏了1.4万法国人。在随后对待其俘虏的行为上比其他的游击队领导人都要更人道一些。他在迅速集中兵力实施袭击和快速撤退方面有着非凡的才能，甚至在面对强大的敌人，分散他那些组织严密有序、纪律严明的部队并在安全的时候将其重新召集起来时，也都表现出这种天才。同其他西班牙领导人一样，他也充分利用了纳瓦拉和阿拉贡北部的崎岖山地来躲避其对手。

做事认真的米纳将其控制的地区组织得非常严密，他甚至有自己的火药厂。他对自己控制的西班牙北部地区的交通垄断得如此严格，以至于向那些想要通过该地区的商人和其他人出售通行证。这些收入不仅使他能够付给手下薪金，而且还能够使他仅仅局限于抢掠法国人。这一政策成为他的部队的严格纪律的补充，并且由于解除了战争给小农场主这些他最可信赖的支持者所带来的沉重负担而确保了他在人民之中的政治地位。后来他通过缴获法国军装来为自己的部队提供军服，并通过中间商与占领者进行贸易来解决自己的许多其他需要。最后他安排了几条从法国到西班牙的线路，他只没收战争物资，其他商品在给他上交关税之后均可放行。

因此，西班牙游击队的战术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打破法国人试图控制西班牙的企图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法国人也在其他地方遭到过此类的抵抗，但从未遇到过像这样的规模和这样不懈的抵抗。安东尼·亨利·约米尼这位与法国人一起在西班牙呆过的军官，作为拿破仑战争和腓特烈大帝战争的着名诠释者，曾对法军在西班牙遭遇到的困难做过如下描述：

入侵者只有一支部队：他的对手也有一支部队和一个武装起来的整个或几乎是整个民族，他们以一切形式实施抵抗，其民族的每一位成员都齐心协力地对付其共同的敌人；甚至连非战斗人员也都对他的毁灭感兴趣，并运用其力所能及的所有方式来加速这一结果到来。他除了宿营地之外几乎无立足之地；在他的营地之外，所有东西都对他充满敌意，他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成千上万的困难。

当该国很顽强抵抗时，这些障碍就变得几乎无法逾越了。每一个武装的当地居民都了解那些极狭窄的小道及其相互间的联系；他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为他提供帮助的亲戚和朋友；指挥官对该地区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对侵略者在途中的一举一动他都能立即了解到，并能采取适当的行动挫败敌人的计划；而后者对对方的行动一无所知，无法派出分队去收集情报，除了刺刀别无其他资源，只有在兵力集中时方能安全，同盲人无异：其配合总是失败；当进行了极其周密的行动计划并以最快的速度经过令人疲劳不堪的行军，他认为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并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时，却发现敌人踪影皆无，只剩下堆堆篝火；因此当他自己正像堂吉诃德那样大战风车时，他的对手已经占领了他的交通线，消灭了留下来守卫的分队，突然袭击了他的运输队、他的仓库，并发动了一场对入侵者来讲是灾难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将不可避免的遭到失败。

随后约米尼又描述了游击队的无处不在和其机敏灵巧。他曾与一个炮兵辎重队的一行人马一起住宿在“距营地2-3里格[译者注：长度名，约为3英里]的4座桥梁之间的地方，在50英里之内的地方还未发现过西班牙的部队……但是，”他继续描绘道，“在一个晴朗的夜晚，辎重队的一行人马——包括人员和马匹——都消失了，我们很可能会不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位被单独监禁的受伤下士逃回来报告说，农民们在僧侣和牧师的带领下把他们抢走了。”这场战争，他描述道，“提供了成千上万个和它一样的惊人故事。用墨西哥的所有黄金也无法买来法国人可值得信赖的情报；给他们的情报只不过是引他们进入早已设计好的陷阱的诱饵。”

他阐述了在这类战争中取胜所必需的适当的单位空间内的兵力比率和持久战略。“任何一支军队，不管纪律多么严明，都无法在与适用于一个伟大国家的体系的对抗中取胜，除非它极为强大，可能占领该国的所有要点地区、能够保护自己的交通线，同时还能提供充足的军队以便在敌人出没的任何地方将其打败。”

在如此描述了与亚历山大大帝在大夏和粟特所运用十分相似的军事行动之后，约米尼又对这场斗争进行了政治上的评论。亚历山大通过与当地的公主罗克桑娜结婚而成功地利用了政治手段，而拿破仑用其兄长来取代西班牙国王却没有了这些有利条件。约米尼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低层次的政治上面，“如果在这场战争中使取胜成为可能的话，那么下面的一系列方法可确保它的实现——具体讲：通过向可能遇到的障碍和抵抗分配兵力来展示强大的部队，采取一切手段来安抚民众的情绪，用时间和耐心来消磨他们，对其表现出热情、友好，并辅之以严厉，另外还特别重要的，是对人公平合理。”

绝大多数法国军官都依靠过于残忍的严厉甚至是恐怖的方法，这些方法有时能威吓住西班牙人，但却无法抑制他们的敌对情绪。从絮歇在阿拉贡的统治中，约米尼总结出了他对付游击队的政治方法。絮歇在运用军事手段对付游击队方面并不是什么典范，但在运用政治手段上却显示了自己的才能。很幸运的是，他在刚开始实施统治的7个月里，他手中掌握着2万人的军队，所对付只是一群愚蠢而又低级的游击队员，使他能够着手安抚西班牙人。他通过吸引重要人物参与他的政府管理的手段，机敏地安抚了大部分反对派，他还通过现有的低级官员来实施统治，并尽最大努力去安抚教堂，约束自己部队士兵的怪异和粗鲁行为。对那些上交了税赋和不积极从事反抗的农民，他便不再去打扰他们。这位将军很现实地采取默认的态度，只对那些与法军对抗的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例如，一般情况下对那些持有武器的牧师要处以绞刑。只要他拥有足够的兵力、不去支援邻近那些没有像他那样征服了当地人的省份进攻游击队的行动，那么他的政策还是很成功的。他建立的帮助法国军队的西班牙军队无法招募到400人便证明他的外国统治普及化的失败。絮歇如果没有向阿拉贡地区的人民征收沉重的税赋以支撑其部队及其在其他省份的作战行动，他还有可能在政治上取得巨大的成功。

随着英国人的介入，法国人面临着又一个困难，因为英国人向西班牙人提供了各种支援，并将自己指挥有方的部队也部署到了那里。约米尼看到了英国人通过提供“一支相当规模的正规军并以它为核心召集当地群众”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还特别注意到这些部队抵消了法军所拥有的在单位空间内的兵力优势，他问道：“什么样的部队才能够有充足的兵力以便在所有地方达成优势和确保面对无数敌人的漫长交通线的安全？”亚历山大不必面对这些问题，英国人在长期的、有条不紊的征服威尔士当中也没遇到这些问题。[注：约米尼《战争艺术概论》，由g·h·门德尔和w·p·克雷格希尔译（费城出版社1862年版，1971年重印），第31-33页。]

于是，英国军队及其支持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军队迫使法军士兵集中在一起，使法军缺少足够的兵力去实施军事征服的问题更加恶化，也更无法胜任政治绥靖的任务了。英国指挥官的指挥技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威灵顿公爵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也熟知撤退的优长并了解在自己的后方有一支舰队的价值。

法国人面临着与中世纪的征服者相似的问题。英国人在威尔士也面临着同样的障碍，他们通过一小片一小片地征服其领土并通过构筑城堡来稳固其统治的循序渐进的做法克服了这些障碍。但这一过程几乎持续了近两个世纪，所以它不是迅速巩固约瑟夫国王统治所需要的方法。土耳其人和蒙古人通过大肆杀戮当地居民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采用将消除敌人参战人员的后勤战略与政治恐怖相结合的方法。但法国人接受这种战略还有一定的困难，这也不仅仅由于他们还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尽管基督徒对屠杀非教徒或异教徒并不在乎，但西班牙人两者都不是，而且法国的文化传统也不允许全部采纳土耳其-蒙古人的战略。

所以法国人采用一种持久作战战略，并打输了这场战争，它表明袭击战略对持久防御战略的优势。法国人最初想占领其整个国家，后来却不断地产生动摇，他们果真对游击队的袭击采取了防御态势。而英国人在征服威尔士时，入侵者却通过集中兵力于一个小地区、将其平定之后再向前推进的做法，实施了持久进攻战略。在统治这些接连不断的地区时，英国人也采用了一种后勤战略方法，将一定数量的威尔士人赶出他们的基地地区并控制他们的所需资源。法国人只是表面上把西班牙游击队赶出了他们的基地；但法国人的表面上的控制实际上却把该国的大部分地区拱手让给了他们的对手。

如果在单位空间内有较多的兵力或是再多一些重要的政治基地，法国很可能取得胜利。通过法国士兵和当地招募的部队长时间的耐心工作和小心谨慎的举止，很有可能最终使约瑟夫国王的统治合法化。但是由于有指挥有方的英国军队和葡萄牙及西班牙军队，加之急于完成此项任务，法国人坚持实施了十分浅薄的持久战略。伊比利亚半岛的面积和如此众多的西班牙人的不可调和的敌对情绪注定了法国的失败。

法国征服的基础

由于几支大军进入法国实施了一次协调一致的战役作战行动，使战争于1814年结束。为对付这些军队，拿破仑调动了大批的军队，试图通过利用他的中央阵地来阻止联军的进攻，但没有成功。双方参战士兵的数量虽然很大，但却与以前的作战行动，特别是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军队与英国、荷兰和帝国皇帝的作战行动，没有什么区别。但法国各军团间和盟国的各支军队间的协同配合，以及双方军队在同一战场上所发挥的作用如同一支部队的各个分队一样，使得这些作战行动与以前那种相互分开的部队受领不同的任务并大部分依靠独立作战来实施的作战行动有了很大不同。

这些部队的分散兵力和迫使对方交战的能力与以前的战役行动有了明显区别。所有部队经常在不连贯的正面上和轻松地在战场上调动步兵分队所表现出的战术灵活性，也与过去的作战行动有了明显不同。但双方军队如果组织结构相似、都协调得很好，那么当法军不再垄断这些方法时，进攻就丧失了它所需要的力量。例如，在1813年5月的鲍岑战役后的第二天，拿破仑便在战场上集中了两个军的兵力，将其派遣到俄国-普鲁士军队的翼侧和后方。一个军与保护联军翼侧的部队进行了交战，而另一个军则到达了联军的后方。但被包抄的部队实施了反击，并实施了有效的自我保护，从而避免了重大损失。不过这次攻击尽管实施得很糟糕，但普鲁士人还是取得了像腓特烈在洛伊滕打败奥地利部队那样的胜利，这是因为普鲁士军队发挥出密切协调和战术机动这些长期以来法军所具有的特长。

作战双方如具有相同的战术和战略能力，那么在组织结构相似、都运用持久战略的时候，防御的传统优势便再次显示了出来。新的战略通过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利用将会战强加于敌的能力来迫使其撤退。于是单独的会战变得重要起来，其发生频率也是以往所闻所未闻的。但是会战在战术上并不能给对手造成严重杀伤，作战伤亡的比率也仅仅比胜利一方的12.5%、失败一方的21.9%上升了1%，而这些数据在刺刀时代的前60年中的作战中是具有代表意义的。甚至在法军拥有较优秀的指挥官和拥有具有明显优势的战术系统时，胜利者一方也无法对军纪严明、配合密切的常规军部队造成更大的伤亡。得到提高的法军密切协同方法的扩散传播也只能是对被击败者一方的恢复起到支持作用。因此指挥官不再拥有像汉尼拔在坎尼或是亚历山大在伊苏斯和阿伯拉那种取得胜利的机会——胜利一方的军队训练有素、协同密切，且交战双方均没有在亚历山大作战时的重型骑兵所提供的那种重要的武器系统。

不像一些古代交战那样要造成重大消耗，因此会战的频率加快了，但这并非由于战术重要性的结果，而是由于亚历山大和汉尼拔正确而成功地给予它们所发挥的作用。也并非由于某一场单独的作战政治意义有多么重要。会战的影响力增强，是因为它们在执行传统的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的夺取敌方领土并加强对其控制的战略中成为该战略的主要工具。通过加强配合而使失败的效应降低之后，将军们便更愿意冒会战的风险，而会战频率的加快也有助于给胜利者增光添彩，给失败者增加耻辱。

新战略的确依赖于敌对双方适当的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对比率。在一个较大的空间内，像欧洲的俄罗斯，即使像拿破仑在1812年那样集中庞大的重兵集团，也无法迫使敌人与之会战。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内，即使是庞大而分散的军队所占领的土地也不过比蒂雷纳和蒙特库科利于1673年沿美因河机动时所占领的地域仅仅多一点点，甚至连拿破仑的军队于1800年在意大利通过阻止米拉斯的撤退时，在摘取其迂回的胜利果实时也遇到了很大困难。在乌尔姆战役中由于拥有更高的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对比率，使拿破仑在阻止奥地利军队的撤退上更为容易。正如拿破仑1805年在奥地利的战役中所显示的，假如奥地利再稍微有一点不愿意求和或是拿破仑的要求再多一些，正如他在俄罗斯的行动所戏剧般证明地那样，占领土地如得不到政治上的支持，则需要更大的单位空间内的兵力比率。

在法国大革命初期的那些日子中，法军在荷兰的城市地区、德意志的莱茵河地区和意大利北部拥有政治基础，并为其征服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他们在荷兰的成功，包括对整个荷兰的侵略，与1706年英国皇家军队在拉米伊战役击败维勒鲁瓦元帅之后侵略西班牙属荷兰十分相似。众多筑有大量堡垒的地区向那些代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的胜利者投降。同样，18世纪90年代法国的政治自由和平等纲领的确对中产阶级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帮助法国克服了有史以来难以攻破的尼德兰和荷兰的坚固防御。这一政治因素同样也在意大利对他们起到了帮助作用，并帮助他们占领了德意志的更大面积的领土。

但由于法国人像三十年战争中那样放纵其部队去搜集粮秣和进行抢劫，他们丧失了这一优势。正如从前一样，西班牙属尼德兰人由于对其新的统治者大失所望，他们把法军作为西班牙新波旁国王的代表而予以欢迎，但被法国人占领的地区由于法国征服者的恶劣的举止而对其产生了憎恶情绪。

法国临时拼凑的部队由于军纪涣散和缺少军费来购买部队的给养，导致了士兵们只能靠掠夺来维持生计。经过一个世纪对个人财产抢掠的禁止，法军士兵的抢劫行径使公众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敌对反应，特别当盟国军队坚持遵守那些已经成为传统的政策时更是如此。例如，当在尼德兰爆发战争时，迪穆里埃将军就曾评论道：“我非常畏惧在一个由于我们的抢劫和纪律涣散而引起居民反抗的国家里进行撤退时的可怕后果。”[注：林恩《共和国的士兵》，第113-114页。]

当时甚至在法国国内，这些部队也将平民与新的自由与平等的政府对立起来了。在指出这一结果时，有位士兵报告了许多法国农民对他的诉说的情景，“他们眼中充满泪水，说他们对旧政府的喜爱程度要比对我们的政权多一千倍，因为那时至少没有人掠夺他们的财产。”政府曾试图控制部队，但面临着与三十年战争时期同样的困难。伟大的拉扎尔·卡诺曾负责共和国的战争事宜，他强调指出，他和“将军们发现根本无法阻止这种混乱现象；喝醉了的士兵什么都听不进去，犯罪人员数目太大，根本无法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执行惩罚。”当试图将这些部队调往前线与敌人作战时，卡诺发现“他们或多或少，几乎都是醉熏熏的……士兵的包裹里装满了偷来的东西，这些包裹重得他们都几乎背不动”。[注：林恩《共和国的士兵》，第113-114页。]

看到由于重蹈覆辙而导致的上述军事弊端，卡诺总结道：“如果一名士兵在偷盗一根针之后没有被立即枪决的话，那么你将一事无成。”但士兵们仍然继续浪费共和国的政治资本，并大大削弱了他们征服的重要基础。正如叙利亚的安条克七世将对美索不达尼亚的欢迎转变成厌恶一样，法军也同样疏远了他们的支持者。[注：林恩《共和国的士兵》，第115页。]

1796年拿破仑军队的举动在米兰引起一场起义，这便是法军具有代表性的行为。同一年一位法国将军从德意志报告说：“我在尽我的最大所能来控制这种抢掠行为，但部队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发放军饷了，食物供应支队跟不上部队的快速行军；农民们已经四处逃散，士兵们便毁坏掉他们空荡荡的房舍。”另一位将军也从德意志发回报告，称“士兵对该地区的肆虐达到最为恶劣的程度；我得知一支部队竟会采取如此卑劣的方式时羞愧地脸红。”[注：德尔布鲁克《现代篇》，第410页。]当普鲁士军队1814年入侵法国时，他们对这种法军早些时候的劫掠进行了报复。结果是：普鲁士军队开始时是面对颇为无动于衷的法国老百姓，但后来却使得他们转为进行积极地反抗。但这场战争结束的太快了，以至于这种敌视态度还未来得及影响到军事行动。由于军饷的匮乏、纪律的涣散、有效管理的不足而导致的法军纵容其士兵采取这种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低地国家[译者注：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和德意志对法国人的好感，浪费了宝贵的政治资本。

开始时，公众的支持是早期法军攻克那些公然反抗法国统治的地区而取得胜利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但在拥有广阔农村地区的奥地利帝国，法军将无法找到自己的盟友，还将在分派驻守部队和进行有效统治上面临着严重困难。在俄国，他们的战役行动也不过只相当于一次壮观的袭击。在西班牙，法国人看到，要对付全国性的敌对情绪，他们将需要更多的时间，如果他们想要迅速征服该国而又不对其大部分人口进行屠杀的话，那么将需要更充足的部队。

在单位空间内保持适当的兵力使得新的以会战为目标的战略能够迅速攻占敌方领土。但即使是在面积很小、可以运用这一战略的地区，如果入侵者面对着严重的政治反抗时，这仍然是要导致失败的大问题。那么入侵者或是需要一个政治纲领以赢得支持，或是增大单位空间内的兵力，以作为对政治需求而非军事需求的反应。在西班牙，法国军队遇到了太强大的政治反抗，他们所面对的形势与汉尼拔在意大利和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所遭遇到的颇为相似。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作战形式的转变，加之投入到相关地理区域的兵力对比率，对法国的胜利大有帮助。当再加上影响到战败者一方对征服者一方的统治的接受能力的政治因素在内时，这三个因素提供了一个便捷（即使是过于简单的）理解法国这种史无前例的（即使是暂时的）扩张其领土和影响的方法。法国成功地征服尼德兰、与德意志的相邻地区和意大利证明是这三个因素在发挥作用。在西班牙，他们用军事手段进行了征服并派兵力把守诺大的一个国家，但由于缺乏政治基础而导致了失败。在俄国，他们仅仅拥有军事优势，拿破仑的进攻只是变成了一次袭击行动，持久战略超出了军事手段本身。

人们在探索拿破仑及其革命前辈的成功因由时，发现有些理由颇为不妥。一些人认为拿破仑军队的行军速度比过去政府的军队要快许多。他的部队有时行军的确很敏捷，但并不比诸如蒂利和古斯塔夫的军队的行军速度快。拿破仑的正常行军速度与自古以来的军队每天行军12英里的特征并无相异之处。他的确比前几个世纪的将军们更为经常地以比这一速度更快的速度行军，因为新的分散兵力和集中兵力的战略创造了更多的快速行军的机会。他在长途行军中表现出的更大的机动性，如在乌尔姆和奥斯特利茨战役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使得观察家们相信，在行军途中进行粮秣的征集上他与前辈有所不同。他依赖当地生存，而他们则需要从后方运送补给。但古代的军队除了在进行包围行动时，也主要以同样的方式靠当地生存。土豆播种面积的扩大为士兵们在战役实施的地区寻找食物提供了很大帮助。土豆几乎与面包一样有营养，但却不需要磨成面粉或是在炉中进行烘烤便可以食用。

当然，大革命的军队，有时还有拿破仑的部队，获取食物和进行抢劫的方式让人联想起三十年战争中的士兵也是事实。但法国人为重复使用这一陈旧的补给方法付出了沉重政治代价，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面对着游击战，在其他地方也牺牲了真正的当地人的政治支持。

但对部队进行补给保障的方法却一点也没有改变；惟一的区别是征集补给品的方式。这一时期的军队与战争史上的所有军队一样，通常都依靠当地维持生活。由于拿破仑较少采取包围行动，所以对支援一支固定不动的部队的弹药和补给运输队的依赖性较小。他继续依靠军税，在他统治的前12年中，其他国家承担了他的战争费用，正如萨克森由于进行七年战争而支付腓特烈的费用一样。

观察家认为，拿破仑因为对其方法或目标没有限制，所以收获也颇丰。由于其无人可及的军事天才、由于18世纪法国改革家的努力而创造的新型军队以及布尔塞特和吉贝尔的思想，他的确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所创建的新型军队和首创的军事战略给他赋予了他的先辈们所无法掌握的军事方法。他拥有非常远大的政治抱负，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宏大目标扩大了其军事机器更高的工作效率。曾经一时，他统治了老神圣罗马帝国的非奥地利的那部分地区，并使奥地利成为不情愿的盟友。这一目标超出了路易十四的能力，其军队也缺乏拿破仑军队的作战能力；另外，该国王也没有能够使帝国内各州顺从其统治的政治基础。但拿破仑利用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成果，政治自由与平等的理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使他能够拥有一个脆弱的政治基础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后来证明是十分短命的欧洲帝国。如果没有亚历山大大帝所面临的软弱的政治反抗，拿破仑也不会再造马其顿一样的超级胜利。

拿破仑在对待奥地利的问题上采取了适当的和传统的做法。但当他提高了他的政治目标、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阶级并引进了法国的革命思想之后，他发现他所确立的政治目标，如同在俄国一样，超出了他的军事能力。也许他的政治目标比自查理十三以来的所有法国君王的都要宏大，都不切实际，而他的继承者们则将意大利作为征服目标，但他比他们拥有更多的军事手段，因为法国的战争艺术走在其他国家的前列。尽管如此，拿破仑没能利用他所支配的所有手段。虽然法国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征兵制度，但从军人数的比例很小，比如说小于英国，而且法国的盟国、附属国和卫星国承担了他的战争费用的大部分。

拿破仑时代的军事遗产

1792-1815年的战争变化并未影响到战术的本质。装备了投射武器的步兵仍然使用重型步兵所运用的传统的线式部署，火力上的优势仍然在军事较量中起决定性作用。刺刀仍然在阻挡骑兵冲击方面起到威胁作用，有时还被步兵用于战斗。在步兵队形中用一支纵队的冲击力量来恢复18世纪的突击思想已经少有踪迹，能够取得成功的更是寥寥无几。在粉碎使用刺刀对步兵实施突击行动中，防御者一方享有在停止状态进行火力齐射的优势，他们在选定的地形上进行弹药的装填而又不至于使士兵在行进中发起攻击时产生混乱。纵深队形证明并未对这些防御一方的优势有何化解作用，后方多余的士兵并未对前沿的部队产生任何推动力量，而前沿的士兵在到达敌人的火枪线和刺刀线之前则必须面对着敌方的齐射火力。

因此在拥有相同武器系统的军队间作战时，防御一方要占有优势。骑兵的手枪被滑膛枪所压制、其利用军刀发起攻击又被装有刺刀的滑膛枪手的作战线所压制，因而是一个低劣的武器系统。尽管炮兵更为灵活的机动使之能够更加经常地随伴进攻，但它在防御中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在进攻中所发挥的作用。用大口径弹丸打击远距离之敌，霰弹筒的小弹丸覆盖400码或更近的距离，这大大增强滑膛枪手的齐射火力。因此武器系统的相对火力并未有大的改变，如图解6.1所示，其中d代表成功防御的能力。

图解6.1步兵与骑兵的作战关系

但骑兵可以拒绝会战，如果说要退缩的话，其更大的机动性保证了它在陆军中一贯的战术地位，而且采取线式队形的步兵对骑兵向其翼侧和后方的攻击仍然显得很脆弱。就像训练有素并有高超射击技能的英国部队与那些试图替拿破仑的兄长攻占西班牙的法军相遇时一样，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会战证明了这些战术的多变性。例如在阿尔布埃拉战役中，大约有2.2万人的法国部队在能力非凡、经验丰富的战役指挥家苏尔特元帅的指挥下，与一支由英国独眼将军贝雷斯福德统领的由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军队组成的3.5万人的部队相遇，贝雷斯福德还是一位葡萄牙元帅，曾卓有成效地重组了葡萄牙军队。苏尔特元帅派出一支小部队攻击联军正面以吸引其注意力，而他自己则指挥主力于己方左侧包抄联军的阵地。但在法军攻击联军的翼侧和后方之前，警觉的贝雷斯福德对其大部分兵力重新进行了部署并形成了一条新的战线以抵御法军的攻击。

实施进攻的法军有4个营，一个营在另一个营之后，每个营都呈纵深50列、横队9排的队形。在这些营的两侧，法军师长以线式队形各部署了一个营，以150人成3列横队。为了保护其师免遭敌骑兵的攻击，他在已部署了的各营的两翼又各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每横排25人，共18列。师的两翼各有12门火炮用以支援进攻行动，向500码以外的西班牙部队进行射击；而西班牙一方拥有10门大炮。法军师保持其混合队形推进至西班牙队形前60码，之后停下来还击顽强的西班牙步兵的齐射。此时，一支由4个英国营组成的部队在西班牙部队的右侧进行集结、向前推进、向法军翼侧进行射击来对其提供支援。

在这个时刻，一阵突然的狂风暴雨遮蔽了整个战场上空。法军一支骑兵部队向仅仅有两列横队呈线式队形的英国各营的翼侧发起攻击并完全击败了其3个营，只有1个营由于采取方阵队形并保护了自己而没被击败。于是双方又对战场进行了增援，6个英国营接替了西班牙部队，法军也投入了第二个师的兵力。当该师与第一个师混合在一起时，形成了一个正面400人，纵深20行的密集队形，这并非法军的典型方阵。呈两条线式队形的3，000名英国士兵中，约有2，100名可以向法军射击，其射击范围从法军方阵正前方60码的距离到翼侧200码的距离不等。法军宽达400人的横队中只有前两排约800名滑膛枪手投入战斗，因为要使第三排兵力射击历来是困难的，拿破仑后来很快取消了这种队形，因为它通常情况下只是在作为前两列的预备队而并非在提供火力。法军的炮兵可以发射一些炮弹，但由于配置在步兵后面，射击距离增加，所以能够提供的支援也很少。英国则有7门火炮可用于向法军射击，它们对拥挤在一起的易受打击的步兵产生了巨大的杀伤效果。

这场会战持续了45分钟，以法军撤退告终。英军一方伤亡1500人，占其兵力的一半，而法军8000人的部队损失了3000人。英军的炮兵给法军造成的伤亡占其伤亡人数的1/3，法军炮兵也给英军造成了三四百人的伤亡。剩下的伤亡都是由滑膛枪造成的。如果英军由于其中央部分遭受损失而压缩其线式队形，那么在整个交战过程中他们平均有1850名滑膛枪手在一直射击；如果他们未收缩其翼侧部队补充被法军在中央造成的伤亡空隙的话，则只有1350名枪手在射击。如果法军的第三排士兵不射击，他们可能始终保持有800人在不停顿地射击，后排的士兵则对前两排士兵倒下后的空缺予以补充。射击的结果是，双方的老兵均射击50次，打死打伤敌人约一个或一个半士兵。[注：以b·p·休斯的《火力：1630年-1850年的战场上的武器效果》为基础，并做了适当修改，（纽约出版社，1974年版），第115-127页。]

这场会战的伤亡大致符合兰彻斯特的论断。假设英国军队始终保持其线式队形，不给法军的密集方阵提供空隙，他们便有1850人向法军的800人射击。那么由轻型武器所造成的英军1150人的伤亡，而法军则要伤亡2000多人。这一伤亡人数与火器的射击数量基本一致，但并不反映出英军部队在滑膛枪火力上的优势，而法军没有战斗经验的士兵分散使用滑膛枪，加之前面死亡士兵的尸体所提供的保护，很可能是造成数量不相符的原因。但是如果法军继续坚持战斗，即使是仍然采取其作战效能很差的方阵队形，他们也将会最终大大压缩英军的线式队形，拥有更多的士兵进行射击，因而他们可能会很快消灭其对手。但他们作战效能低下的滑膛枪方阵给法军造成的伤亡可能要比兰彻斯特法则所指出的大得多。法军妨碍了其众多士兵的射击可以解释这一问题。

这场会战在许多方面都具有代表性，以苏尔特的迂回行动为开端，这一行动至少在指挥其随后对敌阵地的正面攻击方面是成功的，在这些地方当时贝雷斯福德元帅没有做好迎击他们的准备。法军纵深方阵利用刺刀进行搏斗的失败说明了其对手的突击行动的正确性，同时也证明了对纵深队形能够增强进攻动力的怀疑的正确性。当面对敌人的齐射时，队形的前面几排会停下来进行还击，后面的各排士兵则停止不动，由前面的人为其遮挡敌火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战争中，当英国军队的火力阻止了法军纵队的前进之后进行冲锋时，密集的法军方队顿时变得一片混乱，士气也十分低落，其很大的纵深一点也起不到作用。

在西班牙的许多战斗中，法军都没有以线式队形而是以纵队向敌发起攻击。在有些情况下是指挥官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更经常的是被迫采取这一队形，因为他们错误判断了敌人的方位，常常也由于采取守势的英军将其部队以线式队形部署在远离法军的山坡上。在这种情况下，当法军机动纵队到达山顶的时候，他们便立即处于英军齐射火力之下。于是法军指挥官就会发现，他等待了太长时间，已无法将部队部署成线式队形，倒不如放弃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将机动队形转变成线式队形的作法，而以纵队队形投入战斗。

骑兵虽然是一个较弱的武器系统，但法军骑兵部队成功的攻击行动却清楚地表明了骑兵仍能在行军中利用其机动性和作战能力，攻击敌人步兵薄弱的翼侧。

人们目睹了许多会战重复了“阿尔布埃拉会战”，双方作战队形之间仅间隔40码并向对方射击，直至一方退却。在几乎所有情况下，纵队队形都没能与敌人进行搏斗，尽管它通常拥有更多的部队数量和在重要的接触地点上集中了更强大的力量。但这些战斗的确证明了使用射击武器的部队运用线式队形进行作战时，拥有数量上的优势的价值，它可使该方能将更多的人投入战斗。

随着延绵不断的线式队形的被抛弃，在法军当中最初在线式队形中使用射击武器的步兵所采用的训练和射击练习方法经常出现效率低下的现象，轻型和重型步兵的界线趋于模糊。轻型步兵学会了采用线式队形作战，而采取线式队形的步兵也学会了传统上由装备了射击武器的士兵所运用的散兵战术。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轻型和重型步兵可以相互替代了，并形成了可以运用两种不同战术的通用步兵。

拿破仑最初是一名炮兵军官，因此他不断给炮兵增强进攻性作用。炮兵们更好地学会了如何将其火炮运送到战场上并在距敌人步兵仅300码的距离上做好射击准备。在这一距离上敌滑膛枪火力对炮手们无能为力，但他们却能够向敌步兵有效地发射霰弹或更大一些的炮弹。运用这种作战方法，炮兵火力可对敌步兵造成极大的破坏作用，以至于步兵所能做的只是扩张炮兵的胜利战果。在一个地点集中大量的火炮方便了在进攻中对炮兵火力的利用，而且当将军们利用法国大革命之前制定的炮兵条令时，他们如同步兵指挥官指挥他们的步兵营纵队一样，集中利用了炮兵的力量。

这些坚韧不拔的炮兵通过将更多的火炮运到战场上，大大提高了机动投射武器的价值。这些由马拉着的火炮可以发射比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发明的小型步兵火器大得多的炮弹，与手持的滑膛枪相比更增强了重型、威力巨大的机动投射武器的优势。例如在1807年的弗里德兰会战中，法军有30门大炮与一个师一同前进，向俄军进攻。开始时，法军炮兵在霰弹射击的最大极限距离上有效地利用火力效果，之后分阶段向前推进，首先到达120码的距离，最后到达60码的距离，在俄军的步兵线中撕开一个个血肉模糊的缺口。这一会战的高潮，是在一个25分钟的战斗中法军炮兵给敌人造成了4000人的伤亡，迫使果敢勇猛的俄军士兵退却。当俄军骑兵从翼侧向法军炮兵发起攻击时，法军指挥官及时对其炮兵进行了重新部署，并利用两次齐射阻止了俄军骑兵。之后法军炮兵跟随步兵渡过了一条河流，进入一个村庄，给拥挤在狭窄的街道里的俄军步兵造成了极大的损伤。

尽管这些炮兵经典的运用，充分地显示了炮兵在进攻作战中所发挥的作用，但炮兵仍然在防御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因为在防御作战中炮兵能准确地找到更适当的目标。炮兵的威胁使得指挥官们，特别是精明的英军指挥官威灵顿，将其步兵部署在山顶的后面，在这里既可从远距离上防御炮兵火力，又可将山顶置于己方的滑膛枪的射程之内，以便当进攻的步兵出现时使其处于火力打击之下。除包围作战外，炮兵仍然是一种十分有效，但机动性不强的基本的投射武器系统。

各小型旅、旅和师之间的更多的协同行动以及营在机动中的灵活应用和部署仍然是这一时期永久的战术遗产。在这些发明创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战术机动基础之上的，是步兵能够在战场实施集中和分散对敌阵地实施迂回和包围的这一新的能力。这些变化也解释了防御者一方所具有的改变防御正面并将其延长以抵御来自翼侧和后方的攻击的能力、步兵得到增强的与骑兵协同的能力以及步兵在防御中所具有的更大弹性的原因。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对军队的供应补给方法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但向军队所提供的人员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英国外，义务兵役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军队也越来越国家化了。军事承包人，像国外招募的士兵，除在广大的法兰西帝国还有许多不同种类成分存在的军队外，已经逐渐减少，没有了实际意义。在法兰西帝国中，形形色色的领土和附属王国提供了国家的各种小分队。特别是在普鲁士和法国，民兵在投入作战的部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为军队提供了人力资源。在不同程度上，在所有的军队中，国家感情和对皇朝的忠诚对鼓舞士兵起到了一定作用，许多士兵作战勇猛是因为他们的团队和他们军官的领导才能所提供的凝聚力。法国革命的模式得到了实质性的传播，当然也有许多士兵是被迫入伍的，但更多的是受到国家事业的激励而参军的。

战略上的革命，更主要的是依靠战术上的变革，大大改变了战争的面貌。它是通过关注战斗的方法或这种方法给由相同的武器系统组成的双方军队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威胁程度实现的。分散兵力和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给战略环境增添了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执意会战而不是双方都愿意，会战一定会发生，除非不情愿的一方撤退。这为推动采取战略进攻行动的决策提供了资源和能力，而且会战的地位十分突出，使得许多成功的战役行动能够攻陷或占领敌人的大片领土。就传统意义上的领土战利品和作战地域而言，规模较大的军队与这些更大的征服密切相关，但新的作战战略对战略上取胜的速度和规模均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相应地减少了赢得战争所需的努力。

海上战争中的战术行动

英国与法国海军之间的海上争夺延续了上一个世纪所形成的模式。英国封锁了法国的商船和海军舰船，而法国海军同英军相比则继续处于劣势，这主要是由于法国海军的各个中队始终被围困在自己的港口内，军官和士兵缺少海上作战的经验。法国海军在完成其战略目标时，总是力求避免会战，或是使会战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大革命战争中第一次重要的海战发生在1794年5月下旬，法军英勇善战的海军舰队司令维拉雷德·德·乔约斯率领布雷斯特舰队的26艘军舰出海，为由130艘舰船组成的、装载着小麦、糖和咖啡的运输船队顺利到达法国去护航。当双方相遭遇时，法国海军占有上风的有利阵位，将英军舰队司令豪这位有着50多年航海经验的老水兵和他的26艘英国战舰困在港口整整两天。而当豪取得了上风的优势时，又遇上了暴风雨天气，将战斗拖延了两天。

6月1日，当天气好转后，英国舰队以惯用的方式投入了会战，将其呈线式队形的每艘军舰都转舵向着平行航行的法国舰队斜行进。富有创新精神的豪显然是试图将其军舰从法国军舰之间的间隙穿插过去，从下风的一侧与之交战，并阻止其逃跑。但只有8艘军舰完成了这一机动。而这些军舰大部分也遭到了法国军舰的打击，法军将一些军舰驶到英国军舰的下风一侧的位置上，对英国军舰进行夹击。尽管如此，英军还是取得了胜利，这主要归功于英国海军官兵的熟练技能和法国军官素质太差——由于大革命，法国失去了许多最优秀的军官。

法军舰队在1艘军舰被击沉、6艘被俘的情况下逃跑了。英军将这一会战称作“光荣的6月1日”，因为这一伟大的战术上的胜利给敌人造成了巨大损失。法国人也对他们在战略上取得的胜利进行庆贺，因为他们的运输船队完好无损地到达了。

1797年在西班牙沿岸的圣维森特角附近爆发了另一场海战。西班牙地中海分舰队的24艘军舰进入大西洋，为一支前去与法国的布雷斯特舰队会合的运输船队护航，布雷斯特舰队试图掩护法军运送兵力与大不列颠作战。这位西班牙海军舰队司令虽然拥有精良的军舰，但却没有足够的水兵员，具有丰富航海经验的水手寥寥无几。他也知道自己所率领的舰队不适合于作战。而英国舰队司令杰维斯虽然只有15艘军舰，但这位严格的清教徒却对西班牙海军的弱点了解得一清二楚，向敌舰发起攻击时，他发现对方的舰队分为了两部分，其中较小的一部分由8艘军舰组成，在后方组成了一个单独的舰队。英国军舰从西班牙舰队这一阵形的间隙穿行而过，并向西班牙分舰队前面部分中最后面的几艘军舰进行不间断的弦侧炮轰击，之后英国舰队没有转向西班牙舰队的那支小的部分，而是打击西班牙舰队前方的主力的后部。尽管西班牙后面的小舰队赶来支援，而且前面主力也调转了船头，但英国舰队仍然制服了4艘西班牙军舰并确保了其投降。获胜的英军舰队司令突然停止了战斗以保护这些被俘的军舰，因为数量占有很大优势的两部分西班牙舰队最后集中在了英国舰队的两侧。

为了穿过西班牙舰队两部分之间的极为重要的间隙，海军将领杰维斯对所攻击的西班牙军舰集中了2：1的数量优势的军舰。于是他运用了很像罗德尼的方法，所取得的胜利可与他在维森特角面对一支力量几乎比他大一倍的敌舰队的情况下所取得的胜利相媲美。英国海军一流的水兵对战胜西班牙舰队起到了很大作用，西班牙军舰近一个时期很少有航海经历。受过良好训练的英国炮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一艘装备有72门大炮的军舰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拥有4层甲板、装备有130门火炮的巨型军舰“圣蒂斯玛·特立尼达”号相遇，不仅得以生还，而且还给其造成创伤便是一个例证。

对敌舰队阵形进行成功地穿插为1797年在堪姆波唐取得胜利做出了贡献，当时富于进攻性的舰队司令邓肯所率领的16艘英国军舰与数量相同但却小一些的荷兰舰队相遇。由于担心荷兰人逃跑，英国舰队分成两部分，没等到布好阵形便急速地冲向荷兰舰队，一些英国军舰占据了下风的位置，阻止了荷兰人的撤退，并从两侧向荷兰一些舰队发起攻击，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战斗，在激烈的交战中英国海军俘虏了9艘荷兰军舰。

1798年，英国舰队司令霍雷肖·纳尔逊率领14艘军舰在埃及的阿伯克湾向毫无准备、所有13艘军舰都处在抛锚状态的法国舰队发起了攻击。英国舰队以2：1的方式打击法军阵形前面部分的军舰，另外还有额外的优势，因为法国军舰上的水兵上岸取水，人员奇缺，每艘军舰只有一侧弦侧炮能够开火。由于英军舰队司令纳尔逊用2艘军舰对付法军舰队前面部分的1艘军舰，但没有把一艘法军军舰包括在内，至使装备有74门火炮的英军“柏勒洛丰”号军舰不得不面对装备有120门火炮的法军旗舰“东方”号。尽管“东方”号上威力巨大的弦侧炮击倒了“柏勒洛丰”号上所有的桅杆并给其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但胜利还是倒向了英军一边。“东方”号起了火，并且当大火漫延到火药库时发生了爆炸。“柏勒洛丰”号仅用一张帆驶离危险地域。其他法国军舰虽然受到猛烈的攻击，但处境毕竟好一些，不过还是先后投降了。于是英国舰队集中兵力逐渐占领了法国军舰的锚地，只有2艘军舰逃脱了。这次会战的胜利既没有缴获运输船队也没有阻止法军的入侵企图，不过却通过消灭法国地中海舰队的重要部分而改变了海军力量的平衡态势。

这场战役显示了纳尔逊作为战术家和对其舰长及水兵的激励才能。他20岁时便被提升为舰长，靠的不是权势，而是个人魅力和才能。在为其祖国效力时，他早已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只胳膊，由于在圣维森特角会战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而获得了在地中海的指挥权，这为他率领舰队在阿伯克湾取胜提供了机会。也使他后来有可能在与维尔纳夫将军的会战中表现出自己对海军战术的熟练运用的才能。部分由于法国海军因为阵亡或移居国外而失去了太多的军官的缘故，维尔纳夫在33岁时便晋升为海军少将。他参加了阿伯克湾的战斗并率领2艘军舰逃脱了。

从圣维森特角战役开始的并在这些会战中所展示的战术趋势，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会战中达到了高潮。纳尔逊将军率领的舰队由于有6艘在补充淡水，所以在与维尔纳夫率领的34艘法国-西班牙军舰的联合舰队相遇时，只有27艘战舰。纳尔逊将舰队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军舰由他自己指挥，直指敌舰队阵形的中央；另一部分较多的军舰则攻击敌人舰队的后部。纳尔逊利用其上风的有利位置，不等两部分舰队各自列好队形，便试图在敌舰队队形的前方军舰调转船头投入战斗之前率其舰队冲入维尔纳夫舰队的阵形，集中优势兵力对其中央和后部军舰实施打击。于是纳尔逊投入了所有27艘军舰来对付敌人的23艘军舰。由于所有军舰都可以相互开火，按兰彻斯特的理论，英国军舰的火力优势为272：232，或者为729：529。由于经验丰富的英军具有优秀的水兵和炮手而具有的优势，使双方之间的优劣之差比兰彻斯特的增加法所表示的还要更多地朝着有利于英军一方倾斜。[注：兰彻斯特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详细地解释了他的思想。参见他的着作《战争中的飞机》第62-66页。]

所以，敏锐的纳尔逊能通过运用罗德尼在圣维森特角战役初期所采用的垂直攻击而不是试图从传统的平行作战线上实施突破的方法，完善了突破敌战线的理论。他对邓肯在堪姆波唐会战中即兴发挥的作战方法进行了精心设计。但与邓肯不同的是，他指挥其分舰队集中优势的军舰用于打击敌人的后方。通过放弃对其舰队的两部分进行横队排列并用的同样队形接近敌人，纳尔逊从舰队必须以弦侧面对敌舰的队形进行机动和作战的理论中解脱了出来。他还实施分散控制，给其下属执行作战计划的全部权力，并给其各军舰舰长完全的决定权，来执行其到达敌人作战线的上风一侧、并击沉或俘获尽可能多的敌舰的进攻计划。当到达维尔纳夫舰队队形的下风一侧的远处并阻止了法军传统的战术退却的线路时，纳尔逊完全成功地并系统化地发展了海上战术体系，它与陆上包围和迂回行动有共同之处。由于军舰在防御中无足轻重，因而只要集中较多的军舰便可以比陆上正面作战中集中兵力更能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所以海军将领们无需实施翼侧攻击——因为除了队形的先头部分和尾部过于暴露外、舰队确实没有易受打击的翼侧——也无法实施任何翼侧攻击。

在纳尔逊放弃以舰队航行的横队形来向敌发起攻击的这一作战阵形的同一个时期，陆上作战也存在着许多变化。通过向舰队分散后的分舰队指挥官和各军舰舰长下放指挥权，他保留了法国陆军颇具代表性的那种协调权。正如法国陆军以营纵队为单位实施机动但作战时则将其部署成横队队形一样，英国军舰也是分散且直接地向敌舰队前进，但在交战时它们将弦侧转向敌人。在穿过敌战线时，军舰利用了航行中的舰船的类似于翼侧攻击的战法，利用弦侧炮打击对它们掠过的敌军舰的船首、尤其是其易受到破坏的船尾进行攻击。

因此纳尔逊的作战计划代表了从很难造成决定性交战的僵硬的横队部署到以航行队形实施分散攻击的转变，这一计划有利于迫使敌人与之进行近距离交战。这一转变同陆上作战样式从单一的陆军以横队阵形这一无法迫使敌人进行交战的方阵，向法国陆军各师分散行动、其各营可以纵队队形机动但却以横队队形作战的队形转变十分相似。

敏锐的维尔纳夫将军意识到了英军的优势，预料到了纳尔逊的战法，试图通过将其舰队的33艘军舰中的12艘作为预备队的方法来对付英军，而他自己则位于处在主要作战队形下风的第二线作战队形上。当两支舰队在来自特拉法尔加角的微风中相遇时，悲观的维尔纳夫改变了其舰队的航行路线，要求舰队靠近西班牙港口加的斯，以作为被击败后的避难所。在执行这一命令的过程中，他的预备队结果成了其队形的后部，根本无法完成其使命了。

纳尔逊的作战是按他的意图进行的。他的军舰全部按计划准确到达并穿过法国-西班牙舰队的战线，在维尔纳夫的先头军舰调转船头并驶回以支援其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同胞时，他已经将敌人的后方和中央舰队击败。联军共有17艘军舰被俘，一艘爆炸，约有1.4万人被击毙、击伤和被俘，其中包括两名西班牙将军被打死，维尔纳夫将军也做了俘虏。虽然一场风暴将除4艘之外的所有被俘军舰卷入了海底，但损失如此众多的军舰和人员却彻底摧毁了法国-西班牙的海上力量，解除了未来可能入侵英国的威胁。维尔纳夫被俘后很快被释放，但当他回到法国时自杀身亡。

海上作战战略

战术上的变化，以特拉法尔加战役为顶点并以具有重要的消耗意义的会战代替了法国人长期以来能够进行出色防御的无关紧要的作战行动，但在战略上却没有出现相同的变化。不过在特拉法尔加会战之前，长期的封锁战和袭击战也包括着法国军队对英国进行入侵的断断续续的威胁。具体地说，第一次这种威胁发生在1796年12月，当时一支法国船队搭乘着1.4万名士兵溜出布雷斯特港，要不是法国舰队被长达3星期的剧烈的风暴所打散，士兵们很可能会在爱尔兰登陆。为了再次完成任务，法国盟友西班牙的地中海舰队从卡塔赫纳驶向加的斯，英军驻里斯本的分舰队在圣维森特角附近对其进行拦截，并在该战役中击败西班牙舰队。之后英国在加的斯对西班牙舰队的剩余军舰进行了封锁。

英国面对着三支可用于进攻英国的舰队，在加的斯的西班牙舰队、位于布雷斯特的法国舰队和法国的盟友荷兰的舰队。英军派出军舰对三支舰队分别进行着监视，但它也知道，一旦其中一支舰队逃脱了英国海军舰队的封锁并驶向另一个被封锁的港口，那么法军及其盟友将有两支舰队来对付英国的一支舰队，并有可能获得制海权。但是由于只有当敌人控制了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海峡时才能造成入侵的严重威胁，所以英军的战略条令规定，当敌人一支舰队逃脱封锁时，那么该封锁舰队应立即驶回英吉利海峡，与封锁布雷斯特的舰队会合并防守该海峡。

当西班牙加入法国一方参战并改变了海上力量的对比之后，英国不得不放弃其在科西嘉的基地并从地中海撤出，但1798年当波拿巴将军率军队从法国港口土伦出发远征埃及时，他们重新强行进入了地中海。虽然法国军队于1798年8月控制了埃及，但当纳尔逊将军在阿伯克湾摧毁了法军土伦舰队的大部分军舰时，英军重新控制了地中海，并在位于西地中海的梅诺卡岛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基地。但在法国迅速挽回局势的努力中，使英军将敌舰队封锁在相距甚远的各个港口的战略所始终存在的困难暴露无遗。

法军命令其位于布雷斯特的军舰驶往地中海。1799年4月，当一股吹向海面的强风将封锁舰队吹向大海深处时，布鲁因克斯将军乘风率领25艘军舰驶出布雷斯特并突破了英军的封锁舰队。由于遵循保卫英国防止入侵的条令和中了法国人的诡计，英国海军将领部署其舰队对爱尔兰进行保护。于是，法国将军根据命令，指挥着自大革命以来法国所派遣出海的配备了最优秀的水兵的舰队，驶向地中海，并躲避开了封锁加的斯的英国舰队和位于直布罗陀的一股小部队，率领该舰队到达土伦。

为了应付新土伦舰队的威胁，英国的加的斯封锁分舰队进入了地中海，使英军在那里的军舰达到37艘。但当西班牙加的斯舰队的17艘军舰尾随着这支封锁舰队一同进入地中海并到达卡塔赫纳时，英国的敌人共拥有了42艘军舰。考虑到其在梅诺卡的基地没有要塞防护，英国将军将其舰队部署在可以保护其基地的位置，同时又将其集中配置，部署于土伦和卡塔赫纳之间，以防止两支敌方舰队的汇合，并准备向首先出现的舰队发起攻击。但由于这种集中配置无法封锁土伦，因此另外一支16艘军舰的分舰队被用于防护东地中海的航线，以保护英国和土耳其击败波拿巴将军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的行动。

作为新的土伦舰队的第一项任务，法国派遣其随同运送部队和补给的船队行动，以解救被困于热那亚的一支法军陆军部队。当部署于卡塔赫纳和土伦之间的英国舰队司令离开其驻守海域跟随布鲁因克斯将军到达热那亚时，布鲁因克斯却驶离热那亚，避开了英国分舰队并向卡塔赫纳驶去，位于该地的西班牙舰队前来与其会合。法国将军在拥有40艘军舰的情况下，率领该舰队向大西洋前进，基思将军和英国的地中海分舰队尾随其后。当基思将军于布鲁因斯到达后的次日在布雷斯特外面与英军其他力量汇合时，他又重新恢复了海峡里双方海军兵力的平衡。假如他错误判断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动机，比如朝埃及方向航进的话，那么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很有可能会取得在海峡里的兵力优势。

于是，面对如此众多的法国和西班牙舰队被封锁于布雷斯特，英国人却面临着更为简单的战略问题。当被封锁的敌舰队中的一支逃走时，整个战役行动的形势便会变得十分复杂起来。从表面上看，由于法军不得不将其舰队分别部署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英军在两洋之间的直布罗陀和里斯本拥有基地，英国人好像处于内线。但是只要法军舰队停泊在港口，英国人便无法利用其内线集中兵力，并对被分割的法国海军实施攻击；而法国军舰根本无需进行任何防护措施，因为其精心设防的基地可使其军舰免受敌海军的攻击。所以内线对英国人采取防守没有任何裨益，对其采取攻势也无甚帮助，因为当一支被封锁舰队摆脱了封锁时，英国将军通常对法国军舰到底在何处一无所知，所以也就不可能知道应在何处集中兵力了。更有甚者，各舰队间的距离很遥远也就意味着通讯联络的缓慢，尽管沿海岸有一个护卫舰环链，可以大大提高对法军逃跑信息的传递速度。

因此，不但英国人无法对位于得到很好保护的港口内的敌舰队采取进攻行动，而且一旦其中一支法军舰队逃脱了封锁舰队的封锁，那么法军便拥有了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发现他们完全处于一种防御作战的战略环境之中。这种情况当然是和其实施封锁的强大后勤战略分不开的。法国各分舰队由于其设防的港口拥有强大的陆上防御能力，可承担保护军舰的全部负担，所以拥有采取进攻行动的优势，拥有在一旦风向或天气对其有利时实施突然而迅速地出击的能力。法国军舰突破封锁后可选择至少两个以上的港口作为航行方向，当到达该港口时他们将拥有联合其部队的机会，并实现集中兵力，形成有威胁的力量。因此法军所拥有的战略机遇，与拥有利用内线集中兵力、打击延绵相联的敌军部队能力的陆地作战的指挥官很相似。

当波拿巴将军取得了对所有法军的统率权后，他也着手利用这一战略契机将入侵英国变为可能。1805年春天，当其部队在英格兰对面做好准备后，拿破仑发起了一次海上战役，旨在在英吉利海峡取得足够的优势，以便使军队能够渡海到达英格兰。拿破仑战略的一个显着特点便是计划在西印度群岛集中兵力。他这样做不仅可以在集结舰队时减少与英军舰队相遇的危险，而且还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由于西印度群岛的财富是法国和英国远征的传统目的所在，那么英国人不可能无视法军在该地的兵力集结。这样拿破仑的战略便有可能将英军舰队吸引到西印度群岛，正如他在海峡中集中兵力以掩护其入侵行动一样。如同陆上作战中通过分散敌人通常会造成一些可集中兵力予以打击的弱点一样，拿破仑试图在海上也运用这一原则。

他精心构想的这一计划面临着严重困难，那就是克服对其取胜具有决定性意义结果的惟一可能的目标：英吉利海峡。谋图夺取一个极为明显的目标对集中兵力打击弱点极为不利。而且英国的条令长期以来便强调，封锁舰队一旦让其封锁的敌舰队逃跑便要驶向英吉利海峡。还有，反复无常的海风和天气也使得海上作战行动比陆上作战更无确定性。除此之外，在海上作战拿破仑不是依靠那些受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所统领的老兵们，而是依靠那些呆在港口里比在海上的时间长得多的水兵们和那些缺乏他的陆军将帅们所拥有的成功的作战经验的海军将领们。

拿破仑计划土伦舰队首先摆脱封锁，在卡塔赫纳与西班牙军舰会合，再与位于加的斯的舰队会合，之后一同驶往西印度群岛。布雷斯特舰队也可能逃脱出来，前去解救位于西班牙西北部的费罗尔的舰队，并前往西印度群岛的集合地点。整个舰队会驶向英吉利海峡并掩护入侵行动。如果布雷斯特舰队无法逃脱封锁前去西印度群岛，则土伦、卡塔赫纳和加的斯舰队则兵合一处驶向英吉利海峡，解救布雷斯特的舰队，并取得进攻所需的海上优势。

3月30日，维尔纳夫将军摆脱了纳尔逊将军的封锁舰队驶出土伦港，但当他到达卡塔赫纳时，他发现西班牙军舰尚未做好出海准备。出于对纳尔逊的惧怕和其军舰已做好战斗准备的实际情况，他没有等待而是驶入了大西洋，由于比英国监视加的斯的兵力强大得多，加的斯的8艘军舰加入了他的舰队，之后驶向西印度群岛。纳尔逊没有立即追击，而是停下来以阻断维尔纳夫驶往东地中海的航线。位于加的斯的英国小舰队按照条令，向北航行，驶往英吉利海峡，纳尔逊也很快起锚驶向直布罗陀海峡。

逆风航行使他直到5月6日才到达直布罗陀，维尔纳夫已经通过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由于没有得到维尔纳夫朝英吉利海峡方向航行的报告，并断定他已经去了西印度群岛，纳尔逊便出发前去追赶。拿破仑计划的这一部分实施得较顺利，但由于布雷斯特舰队没有逃脱，拿破仑于是改变了其战略，命令维尔纳夫再稍稍等待一点时间，如果它还不出现，便返回费罗尔去搭救那里的军舰，之后驶向英吉利海峡与布雷斯特舰队会合。

接到拿破仑的命令3天后，维尔纳夫得到了纳尔逊已到达了西印度群岛的消息。考虑到纳尔逊的出现并意识到皇帝的战略确实已经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维尔纳夫立即起航前去解救费罗尔舰队的16艘军舰并向布雷斯特驶去。3天之后，纳尔逊听说了维尔纳夫已驶往欧洲；他推断法军是以加的斯为目标，于是也朝那一方向前进。但从一名碰巧观察到了航行中的法国舰队的护卫舰舰长的报告中，英国海军部发现了维尔纳夫的真正航行方向，于是派出8艘军舰前去增援费罗尔的考尔德将军，并命令其向西巡逻100海里以拦截维尔纳夫。

除了命令考尔德在西面部署舰队以便在远离费罗尔的地方迎击法国-西班牙舰队外，英国海军部还采取了有效措施，防止维尔纳夫的舰队与费罗尔的西班牙分舰队会合。费罗尔的西班牙将军必然是对维尔纳夫已接近的消息得到得太迟了。事实上，他的位置使考尔德得到了处于两支部队之间的内线的有利位置，尽管多变的海风有可能会消除这种优势。例如，一阵由陆地吹向海面的风便可以将西班牙的费罗尔分舰队解救出来，但会使之处于上风的位置，使敌人无法向其发起攻击。但这同一种风向也会阻止维尔纳夫向前航行，却有利于考尔德集中兵力对付他。而从海面吹向海岸的风会阻止费罗尔分舰队驶出，但却能够阻止敌人对维尔纳夫的进攻。不管怎样，两支敌军间的距离在阻止他们集中兵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除非维尔纳夫能够摆脱考尔德进入费罗尔。

7月22日，在考尔德得到8艘军舰的加强使其分舰队军舰数量达到15艘的1周之后，他观察到了维尔纳夫的20艘军舰驶近菲尼斯特雷角。尽管风从西面刮来，考尔德这位令人满意的指挥官很显然抓住了战机，占领了下风的位置，堵住了维尔纳夫接近费罗尔的航线，类似于陆军在敌人的退却路线上部署了一支部队。虽然如此，考尔德还是采取了进攻行动，两支舰队均采用传统的队形来实施机动，他试图攻击法国分舰队的后部。但当维尔纳夫令其先头军舰带领其舰队队形朝相反方向航行时，两支舰队的最远部分的军舰在浓雾中发生了一次无足轻重的交战。尽管考尔德俘获了其对手2艘军舰，但他在接近敌人时过于保守，考虑到他的战利品和费罗尔舰队，在随后的两天中避免再次进行交战，而维尔纳夫也同样希望避免作战，最终穿过了考尔德并朝费罗尔驶去。

在考尔德与维尔纳夫相遇的3天之前，纳尔逊到达了直布罗陀并在8月3日，即维尔纳夫进入费罗尔3天之后，纳尔逊起锚驶向考尔德早已离开的海峡。拿破仑的计划已经分散了纳尔逊的注意力，但维尔纳夫却在不恰当的时机利用了它。当维尔纳夫的舰队扩大到29艘军舰时，按照皇帝的朝布雷斯特前进、之后绕过爱尔兰和苏格兰去与荷兰舰队会合的命令，他于8月13日驶离费罗尔港。拥有29艘战舰的他，本可以对付海峡中的27艘英国军舰，这支舰队处在他的舰队和布雷斯特舰队的21艘军舰之间的中央位置。纳尔逊率领12艘军舰驶向海峡，在海上航行5天之后，勇气不足和焦虑不安的维尔纳夫知道，他的舰队中的西班牙军舰比法国军舰还差，于是他放弃了这一计划并朝加的斯方向驶去，试图重返地中海。

假如布雷斯特舰队能够逃往西印度群岛或是维尔纳夫能够表现出法国陆军众多将帅所拥有的那种力量和信心特点的话，拿破仑的计划很有可能会奏效。但即使法军领导有能力并有分散纳尔逊的好办法，也会被英国的老水手和舰长的高超的作战技能所抵消。拿破仑没再重新实施海上战役，因为在8月底之前，他准备在陆上实施一次导致他后来实施乌尔姆和奥斯特利茨会战的战役行动。

随着进攻威胁的消除，英国又重新开始了它的封锁行动。在经历了土伦和加的斯舰队在西印度群岛会合的威胁之后，这一任务则似乎成了一种例行公事。但维尔纳夫重返地中海并再次显示法国海军的强大存在的努力使得英国以作战战略采取进攻行动。当维尔纳夫离开加的斯后，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角附近的战役中与之交战，在该处他摧毁了维尔纳夫舰队的一半军舰。在令人难忘的1805年之后，法国海军再也无法对英国军舰的封锁和对英国的进攻构成严重威胁。

于是拿破仑命令欧洲绝大部分重要港口对英国进行封锁，那些受他控制的港口要拒绝英国船只和英国货物。英国则禁止中立国的船只在这些港口进行贸易，除非中立国的船只首先抵达英国港口，花钱购买可与拿破仑的港口进行贸易的执照并对其运载的货物上关税。拿破仑则将那些遵守英国这一规定的中立国船只按英国船只来对待进行报复。

拿破仑的办法对英国的贸易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尽管走私活动日渐猖獗。但当英国从被封锁的法国和荷兰手中夺取了美洲和亚洲市场时，其贸易和出口得到增长，其兴盛的商业为对抗拿破仑的长期战争提供了资金，包括对其大陆盟友提供重要的财政援助。法国商业贸易的损失相应地起到了削弱对手的作用。拿破仑的后勤战略于是遭到了失败，而英国的战略则在当时的国际贸易状况下运用得十分成功。

英国海军在支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作战行动方面还发挥了其他重要作用，它运送和增援了英国陆军并向它及其葡萄牙和西班牙盟国提供后勤补给。由于拥有更好海上补给线并有机会从海上撤退使得法国的敌人在西班牙占有了重要优势。

第07章 技术变革和条令的相对稳定（1815-1914）

拉德茨基胜利中的拿破仑传统

尽管重大的技术进步改变了射击武器和后勤，但19世纪的战争仍然保留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主要特征。配备了装有刺刀的滑膛枪的步兵仍然是重要的武器系统。骑兵在作战中也继续发挥其作用，主要是用军刀实施突袭行动，并继续执行其侦察和袭击交通线等战略任务。从战法上看，在拿破仑的战役行动中所表现出的诸多新的能力，如战术系统的部署、相互协调、分散兵力和军团的强大战斗力仍反映了19世纪初的战争方法。

1848年和1849年的意大利战役便清晰地反映了这种一贯性。一大部分撒丁王国的正规军和一些仓促征集的意大利志愿兵所组成的军队试图利用奥地利的动乱趁机将奥地利军队赶出米兰和古老领地威尼斯。面对米兰和其他地方广大民众的反抗，奥地利军队退回明西奥并等待来自奥地利的增援部队。撒丁国的意大利公国国王查尔斯·阿尔贝特，一位优柔寡断且能力平平的人，指挥着意大利军队。除了年轻时在一次围困行动中表现出超人的英勇之外，这位国王几乎没有任何军事经历。但他的部队却训练有素，而且他所率领的所有部队都将对奥地利军队赶出意大利这一广受欢迎的使命抱有巨大的热情。由于得到了那不勒斯和教皇所提供的大部分未经训练的志愿人员和部队的支援，他在部队数量上超过了奥地利军队。

意大利人面对的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奥地利正规军队，这支军队由一位被其部属尊称为“拉德茨基老爹”的指挥官率领。拉德茨基参加了自1792年以来的所有战争，他于1813年和1814年曾出色地担任施瓦岑贝格的参谋长。1834年他担任了意大利部队的司令官，两年后在他70岁时，被晋升为陆军元帅。他曾经非常内行地对其司令部进行训练并培养了参谋人员的士气；当时他已经年满82岁，他也面临着其军事生涯的巨大机遇，并表现出他的智力并未受到任何削弱，他的体力仍然很充沛，以至于他的参谋人员要骑马赶上他都很困难。这位陆军元帅有一个出色的参谋部为其服务，将要向世人显示他未曾忘记拿破仑的战争传统。

当查尔斯·阿尔贝特国王率领大军在高托渡过明西奥并向维罗纳推进时，拉德茨基此时已经等到援军，阻止了他的前进。于是这位陆军元帅向西北的维琴察行进，在那里他利用两支敌军之间的内线，集中了3万人的部队将2万名天主教和那不勒斯人的部队打退了。拉德茨基此时就可以集中其得到加强的部队来对抗查尔斯·阿尔贝特了，他利用了撒丁王国军队长达45英里的战线，集中兵力打击其中央部分，在库斯托扎将其击败，并将撒丁军队赶回边界地区，重新占领了米兰，结束了当年的战役行动。施特劳斯为庆祝库斯托扎的胜利，创作了“拉德茨基进行曲”。

1849年3月，查尔斯·阿尔贝特在诺瓦拉附近集中了军队，准备渡过提契诺河，试图重新占领米兰。这位陆军元帅应在帕维亚以东集结兵力，给人一种他准备再次撤退的印象。拉德茨基拥有7万人的军队，而他的对手也有6.5万兵力。双方大规模的军队将在沿提契诺河35英里长的战线上展开行动。

由于撒丁国的军队集中在战场的北面，而奥地利的军队则集中于战场的南面，双方如果通过绕过对方的翼侧并在对方的后方占领阵地的话，则都有迂回对方的机会。双方都有大规模的部队，足以阻止其对手的撤退并迫使他采取战术进攻行动，以便恢复其交通线和基地地域。虽然对于双方来讲，谁抢先采取行动、行动更迅速，谁就更有可能迂回对方，但拉德茨基却占有更为有利的位置，因为即使是不包括他在波河南侧的撤退路线，他在撒丁军队和他的交通线及撤退路线之间的距离，比查尔斯·阿尔贝特的后方同奥地利军队之间的距离要更大一些。这位陆军元帅计划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机会，一直将其军队强大的兵力隐藏在提契诺河以东的左翼，以免引起那位国王的担忧。

撒丁王国军队第一个师渡过提契诺河后向米兰进军，未遇到抵抗。拉德茨基率部队快速向帕维亚前进，并用浮舟架起两座浮桥，迅速渡过了该河。撒丁王国的一个师被留下来，一旦奥地利军队在帕维亚渡河，就对其进行迟滞作战。该师师长拉莫里纳将军却突然违背命令退往波河以南。（战争结束后，撒丁王国的军队对其进行了军事审判并将其枪决。）由于奥地利军队的向南推进给撒丁军队造成的威胁远远大于查尔斯·阿尔贝特在北部给拉德茨基所造成的威胁，于是撒丁军队迅速向南移动，组成对抗奥地利军队的战线。双方军队在维杰瓦诺和莫尔塔拉之间的8英里的战线上展开了时断时续的接触；查尔斯·阿尔贝特的军队一直不出战，直到奥地利一个军的兵力占领了莫尔塔拉。撒丁军队的阵地被包抄，于是它向诺瓦拉撤退，在该城南面主动会战。

尽管向北朝诺瓦拉推进，拉德茨基还命令一个军向韦尔切利前进，以切断撒丁军队的退路。在诺瓦拉，奥地利军队4个军中的3个在一次与撒丁军队的主要的正面作战中相遇，当战役结束之时，指向韦尔切利推进的那个奥地利军还未到达指定地点完成对撒丁军队的包抄。胜利属于奥地利军队的官兵们，因为到那时为止，他们已是久经战斗考验并经受过了全面的训练。胜利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士气——也大大增强了他们对自己的陆军元帅的信任。

作战略图7.1拉德茨基的迂回行动

而查尔斯·阿尔贝特的军队则被打败，被赶出撤退路线并被赶到阿尔卑斯山山脚下，他也退位，将王位让给自己的儿子。新国王为准备议和而停止了作战，而为意大利的自由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的老国王却在3个月后死于一个葡萄牙的修道院。取得胜利的拉德茨基9年之后才去世，当时虽然年老体衰但却仍在服现役。

拉德茨基的战役行动与拿破仑时代的战役行动并无区别。1848年他就曾利用内线击败与他交战的两支敌军中的一支。之后对另一支采取了迂回行动时，他利用了对方兵力的过于分散，将其打败并将其向西赶过了意大利北部。1849年他实施了一次迂回行动，在该行动中当他取得了将敌人赶出其交通线会战的胜利后，他将自己的部队横向部署到撒丁王国军队的退却路线之上。这一决定性的胜利和在一个小小的王国里所占据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位置，确保了奥地利在和平条约中所提出的诸多条件的实现。

19世纪中叶的新式步兵武器

拉德茨基的会战行动所造成的伤亡很小，胜利者一方的损失只有4%，失败者一方的损失也只有6.5%。主要的武器系统仍然是可靠性得到了提高的、由发火帽代替了燧石的滑膛枪。但各国陆军均已拥有了适用于军事用途的线膛枪。线膛枪使用一种比枪筒略小一些的椭圆形子弹，装填子弹相当容易，因为弹丸的直径比枪筒小。这种简单的“米尼埃”子弹后部是空心的，以便于当火药爆炸所产生的压力能够进入这一空心时，子弹的后部得以膨胀，使得子弹从枪筒中运行时能够紧扣膛线。这将产生一种密不透气的配合，使膛线得以向子弹传送一种稳定的旋转力。与传统的滑膛武器相比，密闭和旋转所产生的射程和射击精度比滑膛枪有成倍的提高。但由于子弹很容易从枪筒中滑落，所以线膛枪的射击速度与非线膛枪相同。

1859年当法国与奥地利作战时，法军对奥地利的线膛枪部队采取了进攻行动。而法军在这场基本上属于正面作战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因为双方指挥官都没有表现出拉德茨基的那种能力和敏锐。法国的正规部队受过良好的训练并拥有十足的信心，按照其作战条令，通过尽可能迅速地接近奥地利部队以弥补其武器上的不足并将奥军打败。

1859年的法军条令与拿破仑战争后各国陆军所形成的制度化的战术实际上并没有太大改变。由于认识到线式步兵和轻型步兵之间的可以相互替代，经过修改的战术条令大大提高了散兵的重要作用。以前散兵只是略优于线式步兵；到该世纪中叶，散兵在其后方梯队予以支援的情况下，承担了进攻的重任。单个士兵和小分队指挥官的主动性便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而经过专门训练并信心十足的法军执行起此项任务来可谓轻而易举。

虽然经过激烈的会战而且奥地利军队还拥有致命的杀伤武器，但作为胜利者一方的法军只损失了10%的兵力，而被打败的奥地利一方也仅损失了不到17%的兵力。考虑到法军采取的是战术攻击行动，其伤亡人员与奥地利军队相差无几，只是在战俘的数量上才能看出双方损失的差别。在这些职业军队的作战中，伤亡率已降至18世纪和拿破仑时期战争的水平以下。良好的训练和严格的军纪，加之协调和战术的提高，无疑是伤亡或被俘数量继续下降的原因。随着后膛线膛枪的采用，步兵的射击速度提高了一倍。士兵们始终把一个战士的射击速度看得比其射击精度要更重要。由于缺乏适当的制造工艺使枪管不能容纳爆炸后所产生的气体，所以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普鲁士才生产出了一种令人满意的后膛装填的线膛枪，并于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装备了其部队。除了更大的射击速度之外，后膛线膛枪可使士兵以卧倒姿势进行射击，因为他再也不需要使用送弹棍，也不需要用身体的重力来帮助装填火药了。他可以将整个定装药筒放入枪筒，击铁和撞针将引爆发火帽并点燃一体化的装药。可以以卧姿射击使防御者自动取得了对进攻者的巨大优势，因为他们不再需要野战堡垒以防护来自进攻者一方的火力了。

呈卧姿的部队无法利用其刺刀来对付骑兵。但由于后膛线膛枪比前膛滑膛枪的射击速度、射击精度以及射程都至少提高了一倍，所以线膛枪手仅仅利用其火力便可以自我防护了。骑兵的突袭行动对这一步兵火力上的革命束手无策。长期以来相对于装备了刺刀的滑膛枪手来讲便是一种较弱的武器系统的骑兵，在士兵们装备了后膛线膛枪后便失去了其绝大部分战术价值。

这一新式线膛枪还降低了炮兵的作用。炮兵再也不可能在距敌步兵300码的距离上，在不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从牵引车上卸下火炮、准备射击了。不仅线膛枪可在1，000码的距离上瞄准炮手射击，而且士兵们呈卧倒姿势也使对方的霰弹射击失去目标。但榴霰弹却为炮兵提供了一种恢复类似于霰弹在拿破仑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的手段。这些炮弹里面装满了小弹丸，包含一个由定时引信引爆的装药。爆炸将炮弹炸开，使小弹丸向四下散射；炮弹的向前飞行带着小弹丸一同前进，使小弹丸从天空向下面的地面上一个相当大的地域散射。但19世纪榴霰弹的引信缺少精确度，不能保证榴霰弹在炮手瞄准的敌部队的上空爆炸，即使是炮手已经准确地测量出了距离。

法国发明了一种新式武器——后膛机关枪，它加强了进攻火力，弥补了炮兵及其霰弹无法提供、而榴霰弹的误差又造成很不可靠的缺陷。这种后膛机关枪是在拿破仑三世的指导下制造出来的。作为火炮的另一种发明创造，它由一捆25支线膛枪枪管安装在火炮托架上组成。该机枪以机械方式快速而连续不断地进行射击，并由一个班组的士兵同时快速装弹，其枪筒每分钟可发射125发子弹，所射出的经过瞄准的火力可到达2英里的距离。1870年该机枪被用于为步兵冲击开辟通路，但它对卧倒的部队没太大作用，而且拿破仑三世一直对它严格保密，没有给陆军配备此武器。炮兵对这种武器的运用方法也不熟悉，而敌人的炮兵则将其作为特殊目标。另外一种类似的武器，格特林机枪[译者注：由一组枪管组成的转管机枪]也曾被使用，但其作用仅仅是对步兵早已令人生畏的火力的加强。

到1860年，技术的变化已经增强了那些随着燧发枪和刺刀的引入而产生的变革。新的武器系统巩固了射击步兵的最重要地位，并进一步降低了作为一种武器系统的突袭骑兵的作用。炮兵需要有膛线的后膛炮筒，但这些改进只是抵消了使用后膛枪的卧姿步兵的新的防御力量，使炮兵仍然是一种强大的但却相对来讲不大灵活的投射武器系统。虽然在围攻行动中它必不可少，但其在防御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在进攻中更为令人可畏。

普鲁士的参谋机构和兵役制度

正如1791年法军的条令对战术和战略上所产生的意义深远的变化做出了贡献一样，在人力资源的利用上有两项根本性的变革对19世纪的作战规模和军队管理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指挥官的参谋部得到完善，大大提高了对军事行动的指挥效率。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参谋部的质量和重要性在拿破仑的军队得到了很大的改进。这一改革的又一个飞跃发生在普鲁士军队。到18世纪时，军需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谋军官，负责军队的补给和调动。在普鲁士军队，这一职责使得军需官实际上完全承担了行动指挥的重担。

双方大规模的军队在相当大的地域分散展开，需要对军队进行比以往旧的编制体制所能提供的更好的管理。一个集中了4万兵力的军队指挥官对参谋部的需求，与对20万人的军队散布在一个广阔的地域里的需求是有很大不同的。普鲁士军队发展了更大规模的参谋部，由一些受过军事训练的人组成，以便于他们使用相同的条令和词汇。服务于集团军司令和野战军军长的参谋部的这些参谋军官，可以很容易地彼此间相互理解，并向其指挥官不断提出建议。参谋部由一位代表他们向指挥官报告他们的观点的参谋长进行协调，负责提出建议和执行指挥官的命令。作为顾问和执行者，参谋部便代表指挥官并以他的名义发布命令。由于各个不同级别的司令部间的参谋部可以协调一致并保持联络，所以协调和管理能力得到了提高。

到19世纪中叶，普鲁士军队参谋部全面运用了这些原则，一些经过专门训练的、轮流担任过参谋和部队指挥官的军人，很出色地完成着参谋部的职责。参谋部负责制订作战计划、发布命令、监督其执行情况，并管理集团军及其下属各分队的所有方面的事宜，包括作战、情报、人事、补给和机动。普鲁士军队的参谋部的卓越不凡，虽然并不完全是以其军需官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体制，但却成为世界范围内各国军队竞相仿效的榜样。到20世纪，欧洲所有国家的军队都拥有了一个由经过训练的、能够胜任的参谋人员组成的管理小组，以协助作战指挥官完成其传统的拟制作战计划、作战、行军和管理人员及马匹的工作。

正如普鲁士的参谋部代表了一个巨大的进步一样，普鲁士创建的兵役制度也是一个重要创举。普鲁士的体制有如此独特之处，以至于它与许多国家所采用的民兵或类似的体制有着本质上的而并非程度上的不同。

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军队中包括许多外国人，这样可以避免将从事生产工作的普鲁士人抽调走，但它也从其农村人口中选拔一些公民，他们在经过训练之后便回到自己的村庄上去休假。这些士兵被定期地召回以进行额外训练，并使他们的连队齐装满员以参加各种军事演习，他们虽然缺少长期服役的正规军的训练和机智，但却以实实在在的方式为国家节约了资源：他们在休假时不拿军饷，而他们的村庄也没有失去其所有的劳动力。

当拿破仑打败普鲁士国王并迫使其求和之后，他将普鲁士的军队限制在4.2万人之内，还不允许拥有预备役。但普鲁士却偷偷地每月让每一个连的一部分士兵回家休假，同时用一些未受过训练的人员来填补这些位置。在1808年和1813年间，有3.6万人的未服现役的人员得到了军事训练。当战争再次来临时，这些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重新回到其连队，给普鲁士带来了战争的实力。这些士兵与民兵及那些由为与拿破仑作战而招募的大量新兵所组成的普鲁士的大部分军队有着明显的不同。这3.6万名受过训练的人员被召回后，就在他们曾经接受过训练的正规分队服役，并在那些早就属于该分队一部分的、与士兵并肩作战的职业军官和军土领导之下。另外，这些预备役人员由于曾在这些分队受过训练，并熟悉其绝大部分军官、军士以及许多曾与其共同服役的列兵，所以他们能够充分共享这些部队的文化。因此，这些平民士兵在不必明显降低普鲁士军队质量的情况下，使其正规军的规模几乎增加了一倍。

在拿破仑战争的后期，普鲁士从根本上改变了其陈旧的长期服役的职业军队的体制，只保留军官和军士作为终生职业。取而代之的是，军队每年征招4万人，步兵服役3年，骑兵和炮兵的服役期要更长一些。每年军队都要同时征招新的士兵，与此同时那些已经完成其服役期的人员立即退役。

应征士兵退役之后，将进入预备役部队2年。他们每年夏天要被召集在一起参加军事演习，使其分队保持战斗力，与1808年至1813年间受训的预备役人员所具有的特征一样，他们也同样具有熟悉其指挥官和战友们的优势。普鲁士还通过给每个团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的办法来进行征兵，以便于这些士兵拥有共同的凝聚力以保障其士气和作战动力，进一步加强团队精神。普鲁士为与拿破仑作战而有条不紊、广泛运用的这一计划，最早起源于给普鲁士本国的士兵休假的古老体制。

普鲁士也有一种民兵组织，称作“后备军”，需要那些已经服满2年预备役的预备役人员再在后备军中呆7年。后备军和现役部队以及预备役部队便构成了普鲁士的陆军。除了职业军官和军士为现役部队、预备役部队提供干部并领导后备军外，如果所有人员均服役3年而且不计士兵死亡、移民或残废的话，那么普鲁士军队的实力如下（见表7.1）：

普鲁士还有另外一种编制组织，吸收从后备军中退役的人员再服役8年。他们并不指望这些年龄较大的人员去上战场，而是希望他们防守要塞、协助抵御入侵并为长期战争提供一个可用于补充部队的、受过训练的、可集中待命的人力资源。

这一预备役体制为现役军队增加了40%的士兵，由于这些预备人员回到了他们曾经服过现役的部队，所以并不会太大削弱部队的质量。因此，这支陆军保留了一支长期服役的力量，因为职业军人担当了所有的领导职务。从另一方面来讲，这支陆军也颇具民兵或平民部队的特征，是由正规干部领导的、由受过全面的训练人员组成的部队。

除了现役军队和预备役部队的职业化领导的优势之外，普鲁士兵役制还有许多长期、不间断的优势。尽管并非所有的人员都曾在一起服过役，但有许多是这样的，加之在本地征招士兵，使许多士兵在未参军之前就彼此间相互认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普鲁士各部队拥有长期服役的职业士兵所具有的士气、集体主义精神和凝聚力等绝大部分特征。虽然普鲁士军队运用预备役人员失去了一些部队的灵敏和反应能力，但它却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在数量上的大大增加。这种方法还节省了财政预算，因为政府不必向征招的新兵支付工资来将其从地方工作岗位上竞争过来。当然，经济与抽调现役士兵是有关系的，不过由于预备役人员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从事平民的职业，从而使经济和预算均未受到严重的损失。

后备军提供了另外一半野战军，它还有在和平时期花费很少的优势。作为一种军事组织，后备军由于其成员都曾经受过很长时间的现役军队的训练，所有拥有很强的战斗力。后备军军官是从受教育的阶层中选择出来的，作为民兵军官在上任之前都要进行为期1年的训练。尽管在实际运作中可能与这一模式有些出入，但普鲁士的确以较小的代价为自己提供了一支近50万人的经过训练的军队。虽然与欧洲大陆其他军事强国相比它面积小、人口少，但普鲁士依靠其体制拥有了一支可与其强大的邻国相媲美的军队。

但到19世纪中叶，当普鲁士动员军队以面对国内和国外的危机时，其后备军却表现得极其令人失望。由于缺少和平时期的继续存在，后备军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军官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士兵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于是普鲁士得出结论，只有在和平时期继续存在、并以职业军官为骨干的部队才能在战时有效地投入作战。1861年他们对军队进行了改革，根据人口的增长率将每年的征招新兵的数量增加到6.3万人，更为重要的是，将预备役服役期延长到5年。他们只赋予了在后备军中服役的人员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普鲁士军队的新模式几乎全部是以骨干为基础的部队（见表7.2）。

这一改革的结果是，现役部队及其预备役部队在数量上持平，而质量上则远远超过过去现役部队和后备军两者之和。另外，普鲁士通过向后备军派遣正规军军官并用被动员到了现役部队中的职务较低的预备役军官来替换他们的方法，改进后备军。在其现役和预备役部队中，普鲁士成功地以较小的代价将职业化军队的特征和民兵的庞大数量相结合并保留了两种体制的大部分优点。通过给其现役部队发展一支高效的预备役部队，普鲁士广泛地影响了其自身人力资源的后勤，在如此庞大的规模上，以如此高的效能，独自地运用了这一体制。

但所有国家都立即感受到了电报和蒸汽铁路的影响。由于比沙佩的可视信号杆通信造价更低廉、速度更快和可靠性更高，到19世纪60年代，电报已经将欧洲各国的所有主要地点连接在了一起。这一结果意味着军队和指挥官及其司令部之间可以达到几乎是即时的联络。如果预备役或民兵团体一旦拥有这种通信方式的话，电报也能加快动员速度。到19世纪60年代，蒸汽铁路为西欧所有主要城市之间提供了便捷的交通。它不仅方便了军队的动员和集结，而且得以从基地向军队提供后勤补给，这在长期以来一直是由水运来单独承担的。

插图7.1蒸汽铁路与电报线路

1850年奥地利人用铁路将7.5万兵力运往了波希米亚，也许再加上陆军元帅拉德茨基紧急赶来实施指挥，使得普鲁士放弃了让其军队和不能较好地发挥作用的后备军与奥地利经验丰富的正规军和其令人生畏的陆军元帅的对抗。几年之后，在一场法国与奥地利的短促战争中，在3个月的时间内用火车运送了60多万人的军队和12.9万匹马。但同电报一样，铁路也有很大的脆弱性，对于一支入侵到敌对国家的军队来讲，当对方军队撤退时破坏了铁路和电报系统后，它们便无法立即为其利用了。

普鲁士新军与奥地利的对抗

当1866年普鲁士在波希米亚与奥地利作战时，其兵役体制得到了全面的考验。认真筹划的普鲁士预备役部队的动员工作实施得很顺利，军队利用铁路得到了迅速而高效的集结。出色的普鲁士参谋部精心地计划和监督了其战略的执行情况。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很明智地选择了他儿子的副官赫尔穆斯·冯·毛奇为总参谋长。这位出色的军人是在和平时期的普鲁士军队里一步步提升起来的。他任少尉12年反映出他仍未对自己失去信心，他的上司送他去军事学院学习3年，并将其分派到了总参谋部。颇具学者气的毛奇出版了好几部历史着作和一部小说，曾在土耳其军队中服役的经历也拓宽了他的阅历。他沉默寡言的举止和近似完美的社交风度掩蔽了他对军事行动的深刻理解，这些理解是他通过良好的教育和坚持不懈的自学来获取的。威廉国王作为拿破仑战争后期的一位老兵，如同他在政治和外交上依靠其最优秀的首相俾斯麦一样，他将大部分军事行动交给了其参谋长去完成。

毛奇所面对的奥地利军队基本上是一支比普鲁士军队服役时间要长的职业部队，其和平时期的作战能力也要高一些，而且不太需要通过动员来加强其力量。由于强调动员速度，普鲁士参谋部集结了3个军团的兵力掩护从西里西亚到奥地利的协约国萨克森的边界地区200英里的正面。所以普鲁士军队只得从外线进入波希米亚，而奥地利军队正为后勤补给的困难和拙劣的参谋工作所困扰，根本没有努力去对这一形势加以利用。奥军指挥官贝尼德克虽然在1859年奥地利与法军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此时却表现得缺乏活力，并对此次战役表现得有些心灰意冷。

普鲁士最西部的2个军团会合很快，在两个星期内两支部队便到达可以相互进行支援的距离。之后它们分别采取行动打击奥地利，又在克尼格雷茨的战场上共同作战，在那里一支部队从正面阻止了奥地利军队，而另一支部队则进攻其翼侧。但奥地利这支军队由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老兵组成，相互配合十分默契，它很有秩序地、成功地实施了撤退，最终撤向了维也纳，在那里与来自意大利的援军汇合。如果不是国内政治危机和最初的失败促使奥地利国王接受由普鲁士及其盟国意大利所提出的十分有限的政治让步的话，那么战争还会继续下去。敌对状态仅仅持续了7个星期。

这场战争证明了由正规军军官作为骨干所领导的由应征新兵组成的普鲁士军队的作战效能。尽管在作战中没有经验，并面对着最少也已经服役7年的奥地利有作战经验的老兵，但普鲁士军队的作战还是很出色的。其参谋部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动员行动并恰当地指挥了各军团及其各军和师的行动。虽然普鲁士军队的后膛枪还不如奥地利军队的前装填枪，但也证明了其价值。尽管只有奥地利前膛枪射程的一半，加上其枪尾部的密封性很差，所释放出的火光可能会致盲射击士兵的一只眼睛，但其射击速度快，加上又能进行卧倒姿势射击可以隐蔽自己，实战证明它对前装填枪和不得不站立着进行装弹的奥地利士兵拥有决定性的压倒优势。

在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早期会战中，散兵线成为进攻部署的主流，并最终为成建制的部队所采用。普鲁士军队采用以连为单位来代替以营为单位的纵队进行机动，他们发现自己做出了一项明智的选择。但即使是这些很小的、相对来讲散布很广的队形，他们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士兵都对向前行进并与可以找到掩蔽物并向敌人还击散兵线会合表现出很大担心。后膛枪使这一发展简单化了，因为它使普鲁士军队的散兵在无法找到掩蔽物时可以卧倒在地。

炮兵在防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克尼格雷茨会战的后期，当奥地利的炮兵摆脱了其困难境地时，熟练的炮兵为其军队提供了极好的防护。

普法战争中的决定性迂回行动

在1870年的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同法国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双方军队都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普鲁士军队拥有后膛炮，对使用前膛炮的法军占有优势。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法国人将普鲁士战胜奥地利的原因归功于使用后膛枪，于是也给其士兵装备了更为先进的后膛线膛枪。法军的线膛枪由于具有更大的射程、枪后膛部分密封也要好得多，所以法军士兵并不想仿效普鲁士士兵扭头射击以保护其眼睛。法军虽然也有一些预备役，但同奥地利一样，仍然保留着一支服役时间较长的职业军队。

除双方的武器系统和兵役体制外，两国军队间还有无形的差别。普鲁士军队不仅拥有一个无比优秀的参谋部，而且其成员均得到了能够对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实施给予足够重视的教育。法国军队不像前一个世纪那样机智多谋和积极灵活，而是强调勇气和小分队的领导艺术。军事教育的质量有所下降，进入各种军校学习的军官更少了。法军从士兵中提拔了许多军官，而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是文盲且提升后仍是文盲。由于长期以来在殖民地战争中取得胜利，法军十分强调那些在殖民地作战行动中所需要的战法，而忽视了对实施重要的战役行动所必需的后勤和战略的掌握。法军在克里米亚对俄国作战和在意大利对奥地利作战的胜利，是在其参谋工作十分拙劣、其战役行动也没有什么创造力的情况下取得的，这却使得其绝大部分领导人都坚信这样一种观点，即法军还是一支有效的部队。加之拥有更为优良的线膛枪和高昂的士气，法军和法国都确信训练有素的法国职业士兵会赢得未来的胜利。

当普法战争真的来临时，法军对突然发起战役行动缺少相应的组织机构和计划。它已将其各个团分散到了全国各地，与本来就很少的预备役分离开来，并将其补给品集中在了很少几个主要的军供补给站。为了采取进攻行动，法国平庸的参谋部同时集结了现役和预备役部队，将它们混合编入各师、军和军团，向其分配补给，并将这些士兵集中起来实施此次战役行动。即便有一个完美的计划，这种做法也将证明是实际上不可能成功的，而且法军参谋部又缺少适当的计划。

在普鲁士，每个军的司令部都控制着一个地区，并在该区域内动员其部队，同时该军就近招收其预备役人员。由于人员、物资和补给品都在同一个地区并受该军控制，动员迅速得到实施，每个军都根据陆军总参谋部制定和指导的计划进驻到自己的地域进行集结。铁路和电报保证了这一过程在普鲁士及其德意志盟国各地的同时和相对顺利地进行。

普鲁士军队与4年前同奥地利军队作战时相比规模扩大了许多。在这4年里，普鲁士有额外的4个年度的6.3万人退出现役转为预备役的兵力，使新兵役体制于1861年得以全面实施。因此，在莱茵河和卢森堡之间的战线上，普鲁士国王威廉和毛奇将军集中了超过45万人的兵力；而法军在拿破仑三世的率领下，只有这一数量的一半的兵力可用于阻止普军向没有受到莱茵河或者孚日山区保护的法国边界的部分地区推进。虽然对军事事务很感兴趣，但病魔缠身的法国皇帝对军队指挥丝毫不感兴趣，也没有指挥才能，还缺少高效的参谋部和一位聪明的参谋长来指挥战役行动。法国皇帝虽然是位聪明的政治家，也具备许多优秀的品质，但却不具备领导军队的气质和体魄。不过由于拿破仑的地位使其必须与军队在一起，所以他仍然亲自上战场，为其工作的下属无能，效率低。

在沿梅斯河以东的边界地区集结了大部分兵力之后，拿破仑三世发现他的后勤补给一片混乱，他的部队也没有做好进攻的准备，于是等待普鲁士军队首先采取行动。而毛奇的部队相互间距离较近，而且部署得同4年前在波希米亚战役中一样，希望以自己的中央军团抵挡住法军的进攻，而另外两个军团则用于包围法军。

由于法军没有能力进攻和不得不首先采取行动都没有使毛奇改变他的基本思想，他试图通过将其较大规模的部队进行分散配置来促进这一思想的实现。但8月6日，位于普军右翼的兵力较少的第1军团司令、过分富于进攻精神且不太听从命令的施泰因梅茨将军，在斯皮彻雷向法军发起攻击。在该地法军不仅有坚固的工事，而且在战场周围也拥有数量更多的部队。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鲁士的进攻惨遭失败，法军指挥官弗罗萨德将军都没有请求紧急增援。但最后当一支迂回的普军纵队出现时，弗罗萨德已用完了手中所掌握的预备队，被迫撤退。

德意志人虽然遭受了严重伤亡，仍然对这次胜利进行了庆贺，尽管它与冯·毛奇的战略目标没有关系。法军的士气也相应受到了影响，因为虽然他们成功地抗击了敌人的正面进攻，但他们还是撤退了。在边境小镇维斯曼堡的一次小规模行动中，普鲁士3个军的兵力总共5万人对法军进行了突然袭击并将6，000名法军打败，此次行动也对双方的士气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两次作战行动都证明了在防御行动中后膛装填武器的战术效能，也证明了普鲁士线膛炮及其撞击后爆炸的炮弹在进攻中的价值。

但在8月6日的斯皮彻雷会战进行的同时，普鲁士的王储所率领的普军左翼第3军团由于各军军长违背王储的意愿，在弗拉斯切维勒实施了一次会战行动，强行突破了孚日山山区。在这崎岖的边境地带的山区中，法军元帅麦克马洪率领的法军占领了十分有利的位置，因他深信普鲁士人不会对其发动进攻，因而没有指挥其部队进行掘壕作业。麦克马洪作为参加过阿尔及利亚、克里米亚和意大利战争的老兵，是法军一位坚韧不拔但并不聪明的元帅。但在违背双方指挥官意愿的情况下，一场会战行动开始了。普鲁士军队一个军接一个军地向法军发起攻击，王储不得不介入，去组织一场由下属擅自决定的会战。

由于数量上的优势，最终使得普军在连续实施没有成功的正面攻击、与法军的中央部队进行作战的同时，还以2个巴伐利亚军的兵力与普鲁士右翼的法军师进行交战并对其实施了翼侧迂回。普军在其左翼集中了整整1个军的兵力，渡河向占领了很不便于防御的地形的法军发起攻击。很快法国人就看见“黑压压一大片普军冒出来，乱哄哄地从冈斯泰特大桥跑过来。好像变魔术一般，这尤如蚁群的密集人群迅速组成了一个个连纵队，并毫不迟疑地形成了一个正规军作战队形”。很快，法军的右翼为避免包围而采取了撤退行动。[注：米切尔·霍华德《普法战争：1870-1871年德国对法国的入侵》（纽约出版社，1962年），第111页。]

麦克马洪元帅费了很大力气才将其受到威胁的部队解救了出来并向东南方向撤退。在他4.2万人的步兵当中，死伤1.1万人，9，000人被俘。而普军的8.9万人的步兵当中，只有1.05万人的伤亡。按照兰彻斯特的理论，占数量优势的普鲁士军队给其弱小的对手造成了很高的伤亡率，尽管防御给法军一方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

这一场重要会战行动显示了法国职业军队的许多优点。例如，法军有一个最初兵力为2，200人的团，它一直坚守到有1，775人伤亡之后才开始撤退。普军步兵虽然由于其低劣的步枪而处于不利地位，但却在机动和以连纵队实施攻击方面表现出了很高的训练水平。但普军的攻击纵队很快就分散成了散兵线，士兵们卧倒在地或是寻找到掩蔽位置进行还击。在拥有了后膛装填的线膛枪之后，士兵们不再需要以站立的姿势在100码的距离内相互进行射击，直至一方撤退。但由于无法使士兵保持作战队形，军官们也无法在攻击中实施队形控制。为了发展与奥地利军队的膛线枪部队作战的战术，法军改变了其战术，更加依靠士兵个人的主动性，越来越少地依靠由上级指挥官控制的作战队形，这样就要求下级军官和军士要在战术行动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普军在其作战队形变为散兵线之后也得到了这同一个经验，将主动权和领导权交给了下属。

防御力量的增强使得炮兵在进攻中的作用进一步提高。普鲁士由于其炮兵在4年前同奥地利军队作战中表现很差而对其火炮加以了改进，并完成了对其炮兵用钢质、后膛线膛炮进行重新装备的工作。普军炮兵的炮弹在着地后爆炸，证明比法军的铜质、前膛膛线加农炮在射程和射击速度上都要强一些。不过法军炮兵的主要缺陷是因其选择弹药不当造成的。他们开始只用榴霰弹炮弹，而这种炮弹使用的是定时引信，除了不稳定的性能外，它在1，700-3，300码的距离上还不会爆炸。虽然后来法军改用了使用撞击引信的炮弹，但这些缺陷已使普军炮兵得以压制法军炮兵，并给未挖堑壕便进行防御的法国步兵造成了严重伤亡。

双方的骑兵都没发挥什么作用，普军的骑兵绝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由步枪控制的战场之外。法军的骑兵实施了两次攻击行动，都是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作为掩护撤退的最后手段来实施的。第一次攻击在开始时看上去似乎锐不可挡，但普军的步兵早已隐藏在篱笆、墙和树后，对骑兵实施了快速而准确的射击。这次试图穿过一个村庄的街道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尝试，所处的地形比第一次还差，至少不比那次好，普军步兵也是从掩蔽物后向法军骑兵射击。马刀也许没有砍到一个步兵，步兵也没有机会用刺刀来进行自我防卫。传统观念上的突袭行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骑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目标，而且还无法进行掩蔽，所以已经失去其战术价值。

随着后膛线膛枪得到采用，只有一种武器系统在战场上得到生存，即轻型（射击）步兵，他们甚至不再需要刺刀，也不需要站立着组成方队以抗击骑兵。步兵的战术越来越像长期以来轻型步兵所采取的战术。士兵们像散兵一样离开他们的队形，在不削弱其火力的情况下增强了他们的安全性。

在战争爆发之前毛奇就曾写道：“毫无疑问，那些在射击时不晃动的士兵要优于在前进中射击的士兵。如果一方在地上找到一个防护之所，那么对于另一方来讲也就是发现了一个障碍。如果最富有锐气的一方发起猛攻遇到了沉着而坚定的抵抗，那么将由当今变得如此强大的火力来决定战斗的结局。”最初的交战证实了他的判断，因为使用相同武器系统的双方的战术的结果，展示了防御一方在交战中的传统优势。虽然炮兵与步兵在战场的上作用相似，但却不如步兵那么灵活机动，经过改进的炮兵仍然证明在防御中比在进攻中的作用更为强大。我们没有用作战图解来展示步兵对骑兵的优势，而图解7.1则最有代表性地展示了19世纪70年代的战术现实。[注：j·柯林《战争的转变》l·h·r·波普-亨尼西译（伦敦出版社，1912年），第33页。]

图解7.1轻型步兵的优势和防御

但战术现实并不能决定战役行动。卓越的才能与全面的无能之间的对抗的胜负取决于战略。8月6日当拿破仑三世得知了其部队失败的消息之后，他完全失去了勇气。他原来就被肾结石所困扰，现在又面对可能导致他原本就摇摇欲坠的统治垮台的事件，他表现得十分软弱，不堪重负，在这一个时期与他接触的军官们将他描述成一个“十分苍老、极其虚弱的人，不具备作为一支军队统帅的任何素质”。他首先指挥部队向西撤退到沙隆，后在他认识到这种撤退的政治影响时又中止了命令。因为他对放弃对巴黎的掩护感到不安，所以这位皇帝反对向南运动与撤退下来的麦克马洪的部队以及位于贝尔福的部队会合，如果法军在这一翼侧的位置上集中了兵力之后，便可以对任何向筑有防御工事的巴黎城进军的军队构成威胁。于是从边境上退下来的部队便撤往了梅斯要塞。[注：霍华德《普法战争》，第133页。]

拿破仑也的确决定将作战指挥权交与他的一位元帅，并选择了曾在克里米亚担当过指挥官的康罗贝尔元帅。但当康罗贝尔考虑到自身的不足而婉言拒绝时，这位皇帝便选择了巴赞元帅。巴赞是在海外军团中从士兵提升起来的，作为初级军官他表现出了自己的才能和巨大的勇气。他曾经参加过克里米亚和意大利战争，并在墨西哥的一次重要的殖民地战争中首次独自担当了指挥官的重任。他不适合于领导一支大规模的军队，这一提拔对巴赞来说是在实际上进一步扩大了“彼得原则”[译者注：一种普遍的结论：在等级制度中，每一个雇员都有可能晋升到他所不能胜任的职务为止]：他被提升到大大超过他所能胜任的水平的岗位。他还将形势进一步恶化，因为他对皇帝为他配备的参谋长不满，所以对自己的参谋部置之不理，而是试图通过自己的副官来指挥部队。除此之外，由于皇帝就在身边并提出建议，他在行动上也有困难，好像被人控制着一般。

法军因为遵循在非洲与叛乱军队作战时的安全警戒措施，每天晚上都要将纵队集中靠拢，而不是沿道路宿营以便于次日的行军，所以很缓慢地向梅斯方向撤退。甚至连骑兵也遵循其在阿尔及利亚的经验，集中起来与步兵部队紧紧靠拢在一起，没有采取侦察行动以确定普军的位置。与此同时，麦克马洪元帅在弗拉斯切维勒遭受失败之后，很想远离普鲁士军队，于是不顾与前往梅斯集中的各部队要紧密靠拢在一起的命令，率军向东前进。到8月10日，他已到达铁路沿线，并利用它将自己的部队运送到了沙隆。

到8月9日普军已经得知了法军撤退的方向，毛奇命令所有3个军团沿50英里的正面向前推进。毛奇没有具体的方案，但他如此广泛地分布兵力可以保证他在与法军相遇时对其进行迂回，于是他的出色的参谋部便会迅速集中兵力打击法军的一个薄弱环节。他的指令是将1个军团派往梅斯，另外2个军团，即第二和第三军团派往通向该要塞和小城以南的道路上。实际上普鲁士所有的部队都在一个宽大的正面上。法军通过铁路向梅斯增援后兵力达到18万人，而普军的兵力是法军的2.5倍。

到8月13日，普鲁士第二军团的步兵已经渡过了梅斯以南的摩泽尔河，3天后第三军团的步兵也渡过了该河。毛奇广泛地分散兵力为实施迂回包围行动提供了机会。拿破仑三世很早就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早在13日催促部队立即从要塞撤军之前，便命令在梅斯架设穿越摩泽尔河的浮桥。尽管有3座永久性的桥梁，但由于河水水位很高损坏了浮桥，巴赞拖到14日才开始撤退；而此时他自行决断，忘记了利用其中一座桥梁。如此庞大的军队要穿过一个小镇的各条街道并通过6座桥梁花了一天多的时间，普军还发起了攻击以阻止法军撤退。普军的各个下属指挥官再次自行决定，没有等待命令便实施了进攻。虽然法军的后方警戒部队轻易地将其击退，巴赞的撤退还是被拖延了12个小时。

当法军最终通过了梅斯城之后，其撤退行动仍然很缓慢。巴赞仍然对其参谋部置之不理，他指挥部队仅仅利用一条道路向西撤退，甚至禁止使用第二条道路。尽管前进十分缓慢并有少量普鲁士骑兵出现，但通往西面的道路在8月16日仍然是畅通的。但毫无主动精神的巴赞直到16日下午才命令继续撤退。将所有部队集中在一起使他感到很安慰，而且在离十分强大的要塞梅斯不远时他也感到很安全，所以巴赞元帅丝毫没有紧迫感或是采取最基本的措施将其军队从最为危险的境地中解救出来。

8月15日，毛奇开始抓住敌人的弱点，命令第二军团迅速向西面和北面进军，对撤退的法军发起攻击。但第二军团的司令官推断法军肯定已经到达了凡尔登地区，于是将其绝大部分部队派往了西面。不过，法军事实上还毫无反应地呆在梅斯之外，这刚好证明了需要完成一次诸如拿破仑一世在乌尔姆所实施的那种迂回行动。但是如同拉德茨基在诺瓦拉所实施的迂回行动一样，普鲁士军队也需要一次重要的作战行动来巩固其决定性的战略位置。

巴赞的军队再也没有进行下午的向西行军行动，因为2个普鲁士师在他们沿凡尔登的道路上等待时向其发起了攻击。这位富于进攻性和能力不凡的普军指挥官不相信法军的行动会如此缓慢，试图切断他所认为的法军后卫部队。下午在得到2个师的增援之后，他整整一天都在沿雷佐维尔至马斯拉托的道路上实施攻击。巴赞元帅拥有数量上占优势的部队，2个军投入了交战，另外2个军用作预备队，本可以将其右翼向西发展并击败普军，并打通通往凡尔登的道路。但这位元帅却将大部分部队集中在未受到威胁的左翼，以保护其与梅斯之间的联络。他不想失去撤往这一要塞的安全路线。经过一整天的浴血奋战，法军损失近1.4万人，普军伤亡近1.6万人。法军仍然坚守着其阵地，但普军却堵住了向西通往两个地方的道路。

不过在2-3英里的北面还有一条可用于向西面撤退的道路。但巴赞不想失去对梅斯的安全依赖，仍然决定利用8月17日这一天退至一条面向西的战线上。从这里他在得到了来自梅斯的军需仓库的弹药和补给的补充之后，他计划了随后继续实施的撤退行动。在法军利用17日缓慢向梅斯撤退之时，毛奇发布命令，以便充分利用这一形势。由于没有认识到法军正向东撤退、好像是在加速他们自投罗网的步伐，因此毛奇只是希望将法军赶向北面的卢森堡边界，所以他令第一军团在梅斯城以南渡过了摩泽尔河，而指挥整个第二军团向北朝着前一天曾经交战过的地方前进。

第二军团的司令官不顾巴赞的下落所在，命令其部队于17日向北进军，认为“向北或是向南实施旋转运动到底是否有必要现在还无法决定”。在确信法军已经向西逃跑之后，该司令官寄希望于与敌人的后卫部队相遇，于是命令其部属“明天早晨向北前进，发现敌人并与作战”。但巴赞的胆怯与迟钝再一次给普军造成了混乱。普鲁士军队是如此想打一仗以便不让巴赞离开梅斯，以至于16日在雷佐维尔和马斯拉托之间进行了一次交战。不过他们又毫无章法地开始了另一次作战，就好像他们期望进行作战以取得巴赞无偿赠予他们的令其部队朝梅斯方向撤退的结果一样。[注：霍华德《普法战争》，168页，167页。]

在切断了法军的撤退路线并已经拥有了一旦敌人试图逃跑便实施战术防御的优势之后，18.8万名德意志士兵向战壕内的11.2万名法军发起攻击，当法军还击时战役便开始了。一名德意志军官报告说：“在整个战场范围之内，火炮在到处闪烁着火光并喷冒出团团烟雾。冰雹般的炮弹和榴霰弹，特别是后者还有一些小小的白烟，看上去很像一个个汽球，它们爆炸后还会在空中持续一段时间，算是对我方战争式问候的回应。从一片混乱声中能听到刺耳的机枪声，它淹过了作战的所有喧哗。”该日普鲁士及其德意志盟友实施了数次攻击。其中一次进攻，从普鲁士一方来观察，披露指出：“成群结队的步兵、骑兵和炮兵拥挤在深谷之中，其中一些在拥挤着向前线前进，其他人则随着枪炮射程的缩短、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之下向后撤退，受伤的和没有受伤的人员，有秩序的步兵和没有秩序的步兵在朝相反的方向涌动，搅乱在一起，炮弹在森林或树梢上爆炸后的回声和双方子弹从头顶飞过的呼啸声交织在一起，团团尘埃使太阳黯然失色。”[注：霍华德《普法战争》，170页，172页。]

数量上占优势的普鲁士军队通过延长其战线并对法军右翼进行迂回，将巴赞赶至了梅斯的安全地域，这也是他所一直向往的地方。格拉沃拉特-圣普里瓦特会战再一次证明了防御的战术力量。当普鲁士禁卫军这支由近3万名步兵组成的精英部队排成战斗队形实施进攻时，在这支贵族禁卫军的士兵们以卧倒姿势向敌人还击之前的短短20多分钟里，便死伤了8，000多人，他们拒绝再向法军前线前进。法军打退这次进攻所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对普鲁士卫队所造成的伤亡的大部分，是由于法军对其完美的后膛枪炮的运用所至。

此次会战从战略上看内容很丰富，它使普鲁士损失了2万人，使法军损失了1.2万人，双方人员的损失率都占其参战人员的10%多一点。巴赞立即退往了梅斯的安全地域之内。普鲁士军队的绝大部分都部署在摩泽尔以东地区，巴赞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撤出梅斯城向东南方向前进；但是到那时，他没有一个撤退方案，于是他给皇帝发电报，称他的部队休息几天时间之后，将向西北方向前进，该方向有普鲁士军队的主力。但实际上巴赞并不想从梅斯向任何方向撤退。

因此，巴赞损失了一半的法军部队。这除了进一步说明“彼得原则”外，它也说明了巴赞在担任指挥重任时所表现出的完全的畏缩。他已经变成了法国人所称的“软蛋”。由于被责任和逆境所征服，他失去了采取决断的能力，仅仅想依赖熟悉的梅斯要塞以及它所能提供的临时避难场所。

毛奇立即组织对梅斯的封锁，向西派出一支部队。它与南面的第三军团军并肩行动，该军团在弗拉斯切维勒击败了麦克马洪之后，一直留在梅斯以南，没有参加围困巴赞的行动。毛奇指挥这两支部队向沙隆进军。

作战略图7.2毛奇的迂回行动

经过一阵犹豫不决之后，位于沙隆的法军决定，由麦克马洪元帅率领的法军应该向梅斯西北方向推进，以解救不情愿离开的巴赞。麦克马洪所选择的是使他能够从铁路线上得到补给的路线，这导致他不得不绕道去梅斯，以便接应巴赞声称的但又不想真正实施的向西北方向的突围。认识到这一行动的危险性之后，麦克马洪希望率兵返回，但又不得不继续前进，因为他收到了来自巴黎的语气强硬的电报，警告说如果法军放弃巴赞就会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危险。麦克马洪于是继续前进，病魔缠身、十分疲惫的拿破仑三世也一同前往，但麦克马洪对这次行动表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

当毛奇查明麦克马洪的部队的行动方向之后，他利用了他位于原地不动的巴赞和正在推进的麦克马洪之间的内线，将其2个军团向右转向，令其向北推进以迂回敌人，将麦克马洪压迫至比利时边境。这一点取得了成功，由于法军三个方向的撤退路线均被敌人的军团所切断，另外一个方向的路线被比利时边境所切断，从而迫使法国皇帝和在色当的10万部队投降。2：1的数量优势，以及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很高，使这一任务简单化了，而这一任务对拿破仑一世在马伦戈战役中来说，由于兵力较少而倍感形势严峻。

作战略图7.3内线作战和迂回行动

麦克马洪很清楚他向色当进军的危险性，但在巴黎的领导人认识到了政治上的危险性，却没能理解军事现实，命令其军队走向了毁灭。普鲁士军队再一次取得了可与乌尔姆战役相媲美的战略胜利。法国皇帝和法军的投降导致了帝国被推翻和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共和国以巨大的活力继续进行这场战争，征招了成千上万的人参军，给他们配备了最新生产和进口的武器。

随后的作战行动主要集中在普鲁士军队对巴黎的围困和法军解除围困的努力上。普军在封锁一个人口密集、层层筑垒和拥有强大守军的城市面临着重重的困难。与此同时，他们还得要打退大规模的、虽然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法军的解围部队。由于巴赞在梅斯的17.3万人于10月底投降，普鲁士增强了对巴黎实施包围的部队的掩护部队；并增加了对付法军非正规部队对普鲁士交通线的攻击部队。1871年1月底，在食品补给消耗殆尽之后，巴黎陷落，以法国割让2个省给新德意志帝国并给予巨额赔款而换来和平。

法军为解除巴黎的包围所做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普军不仅拥有战术防御上的优势以抗击巴黎守军和救援部队，而且在训练和通过战役及战斗实践来提高军事技能方面，普军也占有优势。与这些训练有素、又有作战经验的士兵和指挥官以及在实施战役指挥中已经完善了其方法的参谋部相对抗的，是一些法国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由于绝大部分正规军都在梅斯和色当投降，法军极为缺少赖以组建新的部队的正规军骨干。除了使用水兵和退役军官之外，他们无法在一夜之间创建一支可以与训练有素并得到精确指挥的普鲁士有实践经验的老兵组成的部队相抗衡的军队。

正因为如此，在梅斯和色当的胜利便决定了战争的结局。早在2，000多年以前，一位无能的指挥官给了汉尼拔在坎尼消灭罗马军队的机会。但这场会战并未决定战争的结局，因为罗马又集结了新的部队，而且意大利的大部分居民都在继续反抗迦太基人。法国人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在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普鲁士试图控制法国1/3的土地，它所应付的地域是汉尼拔所希望控制的意大利部分领土的一半。普鲁士军队拥有足够的兵力来实施持久作战战略，因为它有几乎一百万军队。普军所拥有的部队足可以控制法国大片的领土以便取得其政治目标。同迦太基人一样，普鲁士所追求的目标也很有限；如果普鲁士人像拿破仑在西班牙那样，试图完全控制一个诺大的国家，并将一个普鲁士国王强加于法国人民的头上，那么他们所遇到的困难也会与拿破仑所遇到的相同，其中可能包括从根本上转变兵力对比的反抗外国干涉的行动。

普法战争中的战术、后勤和战略概述

在训练有素的普鲁士军队和法军之间的那些会战中，胜利者一方损失了其参战兵力的9.4%，而失败者一方损失的兵力超过了16%。这两个百分数与18世纪和拿破仑战争相比双方损失的数量显着减少。尽管所使用的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得到很大提高，普军大量的正面进攻以及对后膛枪的运用证明了战术防御力量有了很大增强，但人员伤亡呈下降趋势。良好的作战条令和训练，加之对战术的运用，是这些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

普鲁士一方几乎始终在采取进攻行动，运用连级的小规模纵队以充分利用地形，并通常将其部署在相当远的距离上。进攻者很快就变成了散兵，前进是在其散兵线上的各部分散兵的一系列突击中进行的。这些进攻战术也被法军所运用，减少了部队在杀伤力更强的新式武器面前的暴露程度。进攻者一方也像防御者一样，由于后膛枪的运用使采取卧倒姿势以寻求防护成为可能。由于新式武器的采用以及它们为部队所提供的进行防护的更大的机会，导致了进攻和防御双方伤亡人数的减少。大量的训练、得到提高的协调、各分队间的密切配合使失败者一方的伤亡率也很低。

在普法战争中后勤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普军以及法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以传统方式依赖农村。铁路虽然加快了普军的动员和集中速度，但却对后勤补给贡献很小。法国的各要塞对铁路线产生了阻滞作用，直到1871年1月在战争接近尾声时，普鲁士才在德意志和对巴黎实施包围的部队之间开通了第二条铁路线。第一条铁路线于1870年9月下旬开始投入使用，的确对围困巴黎的部队起到了很大帮助作用，为其运送了攻城大炮，为轰击法国首都积蓄了弹药。

但对普鲁士及其德意志盟友庞大军队的补给，则主要依靠法国稠密的人口和其巨大的农业生产能力。在庄稼收获的季节开始实施战役行动对毛奇的军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但当时他们也面临给围城部队提供给养这一进退两难的困境，普军士兵利用其农村生活的背景，自己挖土豆，收割庄稼并用小麦磨面。征用、采购和一些强行征敛的军税使法国的产品处于普鲁士人的支配之下。即使是当军队离铁路不远时，后勤补给部门也没能解决好在铁路所能运送到的铁路运输终点储存大量的补给品的问题，以及未能解决好如何向部队分发这些补给品的问题。

尽管膛线枪和火炮的射击速度提高了，但弹药的补给没有给后勤部门加重负担。普鲁士在这场战争中对轻兵器弹药的预算为每人56发子弹，比每个士兵携带的还少，火炮每门只消耗199发炮弹，这种消耗仅比炮手们所携带的和其他由军需运输队运送的多一点点。弹药的使用大体上保持了正常水平，而且没有加重后勤补给的困难。

这场战争的战略对拿破仑式的战略的表现，无论是在程度的提高上还是在时间的缩短上都超过了拿破仑所取得的成就。他在耶拿对普鲁士的胜利和对奥地利在乌尔姆的胜利与普军此次的胜利都有共同之处，但毛奇却是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内取得了两次这样的胜利。正如毛奇运用拿破仑式的、广泛分散部队以便有机会对对手实施迂回对胜利做出的重大贡献一样，普军参谋部对规模空前的大部队的出色掌握和运用对战胜两支令人生畏的敌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数量上至少达到2：1的优势为这种战略迂回行动变为可能及轻而易举地实施提供了决定性的因素。

但如果不是巴赞元帅表现出如此典型的无能、神经完全崩溃，以及无法承担指挥重任的话，那么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也不会造成如此重大的失败。在殖民地战争中作为下级指挥官的成功并不能说明该元帅适合于担当高级指挥官，尽管这些成功充分展示了他在指挥小规模部队中的勇敢和能力。缺乏战略上的足够锻炼和对大部队的指挥经验对巴赞狭小而不适当的成长背景无法起到补救作用。尽管麦克马洪元帅在色当的失败主要归结于决定一支军队战略的政治原因，但这位元帅应该放弃对部队的指挥权，而不应该率领其部队进行如此危险、注定要失败的进军。

法军在1870年的失败与其在18世纪的失败有明显的不同，在18世纪法军制定了1791年的条令。令人惊奇的是，多由趾高气扬的贵族组成的司令部指挥的皇家军队的表现远远比为有才能的人提升到高级指挥官位置打开方便之门的帝国军队要好得多。过多的胜利无疑使法国的军事和文官政府领导人骄傲自满和过分自信，而且缺乏对18世纪军队所拥有的那种理智的激情和普鲁士人对历史和战略的研究精神，这促使这支1870年缺乏适当指挥官的军队与以往有了很大区别。拿破仑三世肯定会因这一戏剧性的失败而受到指责。但法军的这些弱点并不能说明普军没有取得巨大的胜利；即使是拿破仑和汉尼拔也需要有愚笨的对手才能取得辉煌的胜利。

美国内战中的战略

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的规模达到了西半球的欧洲各国在欧洲范围内的战争中所运用的陆上军事手段的规模。为了争取独立，南方人或者称之为南部邦联一方建立了一支近30万人的军队。这使得缺少大量正规军的美国各州联邦或称之为北方联邦的一方，也创建了一支由民间力量组成的最终超过60万人的现代军队。双方军队均由少量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军官进行指挥，都可与欧洲最优秀的军队相媲美，双方将领的才能与拉德茨基或毛奇的军队中的将领不相上下，甚至还要超过他们。

战争的作战行动不仅表现出了将领们对拿破仑式战争的完美把握，而且还出色地运用电报和铁路来控制和实施战略机动。有鉴于法军曾在1859年的战争中使用铁路进行后勤补给和向前线机动部队、普鲁士及法军也曾运用它来进行兵力动员和部队集中，美国人，特别是联邦军一方也使用火车来实施主要的战略机动。他们曾经3次使用铁路将大规模的部队运送到数百英里之外，以增援那里的部队和实施主要的进攻行动。铁路和蒸汽船能航行的河流为作战行动提供了新的、重要的手段。

南方邦联军在夏洛战役中首次实施这种机动，该战例详细地说明了在一个陌生的地区运用电报和铁路对部队进行分散和集中的方法。南方邦联军在作战中实施战略防御，而这一战役行动，与拿破仑在曼托瓦的围困行动中抗击武尔姆泽尔元帅的首次进攻十分相似。1862年3月，北方联邦军在西线的指挥官h·w·哈勒克（一位十足的拿破仑战争的学生），派遣了一支由能力非凡的格兰特率领的部队沿田纳西河而上。哈勒克害怕南方邦联军会集中兵力对付格兰特，催促小心谨慎的比尔将军从纳什维尔加快行军速度以与格兰特汇合，并发电报给格兰特，告之如可能可发起进攻行动。与此同时，在西部的南方邦联军一方也开始在密西西比北部集中其分散的部队。

他们使用电报命令位于密西西比河、田纳西东部和阿肯色的部队向这里集中。与此同时，南方邦联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看清了在比尔与格兰特汇合之前打击格兰特的机会，向位于查理斯顿、莫比尔和新奥尔良的部队发出了命令。所有这些部队都使用了铁路或是混合使用河道蒸汽船和铁路进行了部队机动，但阿肯色的部队除外，它到达得太迟了。规模最小且路途最远的来自查尔斯顿的部队虽然使用了铁路干线，也没能及时赶到。于是南部邦联军发起了一场拿破仑式的战役行动。

这些部队在格兰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就集中到了他的周围，于4月初发动了突然进攻，即开始了夏洛战役。由于格兰特是背靠河作战，因此确保了翼侧的安全。南方邦联军没有其他选择，只得进行他们并不熟练的正面进攻。在战役的第一天格兰特故意拖延南方军队，第二天在已经到达田纳西河、位于格兰特下游仅几英里的地方的比尔的增援下，才实施了强有力的反击行动。

这场战役的意义就在于它使用全部兵力的战略思想，在一个如此广阔的地域内只有电报、铁路和蒸汽船才能使这种行动成为可能。很显然，交战双方都对拿破仑式的作战方法有了深刻的理解，都想利用新的交通和通讯方法来将其发扬光大。

作战略图7.4拿破仑在武尔姆泽尔第一次援救曼托瓦之前所面临的形势

作战略图7.51862年3月相似的战略形势

作战略图7.6拿破仑集中兵力对付夸斯多诺维奇

作战略图7.7南部邦联集中兵力对付格兰特

作战略图7.8拿破仑打退夸斯多诺维奇转而对付武尔姆泽尔

作战略图7.9如果南方邦联军在比尔与格兰特汇合之前就已将格兰特击败的可能结果

这些先进的通讯和交通方式证明对后勤补给特别重要。与欧洲相比，美国南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稀少，且其农产品主要为棉花和烟草。所以双方僵持的大规模部队极其依赖水上和铁路运输。

除了采用铁路和电报来为单一的作战线集中兵力之外，双方还都表现出了对诸如拿破仑的马伦戈战役和乌尔姆战役中的战略迂回行动的特别钟爱。虽然他们总是试图到达其对手的后方，但总是没有成功。不过并不是由于兵力不足而造成这种失败，因为战争的区域十分广阔，双方军队又都有足够的兵力来阻止敌人的撤退。导致了所有这些行动的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实施这种机动去对付一个十分警觉的对手所固有的难度。

美国北方联邦军队的格兰特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为总参谋长，曾经两次成功地实施了这种机动行动。格兰特被证明是一位久经战争考验的战将，他知道如何使用有才能的部属。起初，他面对着一位据守维克斯堡的对手，该要塞位于密西西比河畔。格兰特恢复铁路交通线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不得不坚守水上通道。最后，他通过沿维克斯堡对面的河岸而下，在该城下游利用海军船队将部队运送到对岸，之后率军北上到达敌人的后方，完成了他的迂回行动。在这里，南方邦联军的司令官彭伯顿在与格兰特的部队经过一次交战之后，撤退到了维克斯堡，并将自己紧闭在城堡之中。如同巴赞在梅斯一样，彭伯顿在丧师失地之后最终也举起白旗了。格兰特称彭伯顿为自己最好的朋友，他给了南方邦联军应有的信誉，但这位北方联邦军的将军清晰的头脑和出色的指挥使这次战役行动成为战略迂回行动最成功的战例之一。

作战略图7.10格兰特对维克斯堡的迂回

格兰特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实施了另外一次迂回战役，当时他正在追击从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撤退出来的罗伯特·e·李将军的部队。由于无法摆脱格兰特庞大得多的军队，不能直接向其基地撤退，李不得不采取斜线运动，而这又使得格兰特可以利用总是处于李和他自己的基地之间的平行路线赶上他。之后，格兰特展示了美国人对骑兵作用的理解，将其骑兵部队派向前方，然后下马作战，迟滞李的部队。格兰特后来也运动到了李的前面，在阿波马托克斯小镇迫使对方投降结束了该战役。由于李是南方邦联军的最高指挥官，并且他的部队规模也最大，所以和平也随之而至。

李自己也出色地掌握了战争艺术并在防御作战中灵敏地运用了战略迂回行动。在第二次布尔溪战役、安提塔姆战役和葛底斯堡战役中，他通过威胁对手的后方而迫使其撤退。这三次战役行动，至少前两次都是李试图避免进行交战，希望通过机动在不造成交战所导致的伤亡的情况下迫使其撤退。

在安提塔姆战役和葛底斯堡战役中，李推进到没有坚守这些地域所必需的交通线的地区，并在对敌防御中实施了很英明的迂回行动。在每次行动中，他对比他强大得多的对手的后方所造成的威胁都迫使敌人撤退。因此，李对敌人后方造成威胁的机动，实际上是一种袭击行动，起到了分散敌人注意力的作用；它与古斯塔夫斯或华伦斯坦的袭击行动、或是法国国王对法兰克福的袭击以便将蒂利从马格德堡引开的作战行动没有什么区别。李在防御以及进攻中对迂回行动的掌握，同他对内线的利用一样，由于具备了在战略上应用拿破仑在革命中所表现出的非凡的才能，使他成为美国内战最出色的军事家之一。

作战略图7.11连续的迂回行动

作战略图7.12第二次布尔溪战役中的迂回行动迫使波普撤退

作战略图7.13葛底斯堡战役中的迂回行动迫使胡克撤退

在战术方面，双方军队也都从法国战争中受益匪浅，但美国人却在这里修改了这些经验教训。虽然双方参战人员拥有少量的后膛或带弹仓的连发膛线枪，但他们主要的还是给自己绝大部分部队装备了前装填枪。

随着战争的发展，不管是进攻一方还是防御一方，所挖的战壕越来越多。步枪的射程迫使士兵们在接近敌人时寻找掩蔽物，进攻者不断增加的易受伤害性和防御一方得到增强的安全性极大地增加了战术防御的力量。到战争后期，双方都大量挖掘战壕，经常保持僵持的双方军队常常面对面地对峙达几周之久的情形，使人回想起旺多姆和欧根在卢扎拉的对抗。铁路的不断补给允许这些大规模军队长时间地对峙。

美国陆军军官学校以工程学为主，双方的领导人都曾在此受过训，加之在该校所教授的条令理论，更加深了他们对野战筑城工事的重视程度。而这又是针对那些装备了步枪的威胁不断增大的士兵而做出的反应。因此，随着经验增加，提高了训练水平，双方军队要不是使用挖掘了战壕的营地的话，在外表上看上去同罗马军队差不多。

美国人完全避免了欧洲人认为重型骑兵在战场上仍能发挥作用的错误，他们这种洞察力来自于在森林密布的国家里骑兵较弱小的传统和他们已经意识到了骑兵没法向装备了步枪的步兵发起攻击。尽管如此，双方都拥有大量的骑兵，南方邦联军的骑兵数量还超过了他们的对手。当与步兵作战时，骑兵通常是下马作战。通过给这些骑兵装备步枪以及手枪和军刀，美国人给他们19世纪的骑兵部队恢复了下马后的防御作战能力，这一能力在骑兵放弃了长矛之后就已丧失了。与长矛不同的是，士兵们可以把步枪挂在马鞍上，腾出手来去握缰绳和军刀或是手枪。

从战略角度上看，这些多功能的骑马步兵已经填补了轻型骑兵的作用。除了执行侦察任务之外，这些骑马的部队证明作为袭击部队价值不菲。南方优秀的骑兵部队对铁路的易受攻击性和军队对铁路的依赖性这些弱点利用得如此出色，以至于他们仅仅通过袭击对方的交通线便阻止了北方联邦军军队的主力部队的两次进攻。于是这些部队的命运同腓特烈的两支普鲁士军队成为奥地利元帅特劳恩和道恩的高超的后勤战略的牺牲品一样。

北方联邦军队虽然取得了战役胜利，特别是在西部地区，他们的装甲蒸汽船控制了可以通航的河流，但他们却在控制一个在地域上比法国、德意志和奥地利帝国加起来还要大的地区上没有取得任何成功。除了受到骑兵的袭击外，他们还面对着充满敌意的老百姓，这些人实施游击战来破坏入侵者的交通线，北方联邦军不得不以1/3的兵力来驻守1863年就已占领的2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

于是北方联邦军队的持久战略基本上变成了一种后勤战略：占领领土、通过剥夺兵源、农业及工业资源来削弱南方邦联军的力量。但与游击战行动和邦联军骑兵的袭击行动作战用去了联邦军太多的部队，从而使这一战略归于失败。从所占领地区的政治反抗来看，北方联邦军一方需要太多的军队。所以北方联邦军队从军事角度来看其在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是很适当的，但无法满足政治形势所提出的兵力要求。而且尽管联邦军队所占领的土地比普鲁士后来在法国所征服的地区大得多，但他们却没有占领足够多的土地来实现其战争的目标：消灭南方邦联政府和废除奴隶制度。

1864年北方联邦军试图通过采取袭击战略，实施袭击而不是持久的后勤战略，来克服那些很明显无法逾越的单位空间内兵力密度不适当的障碍。这些袭击行动，旨在破坏向南方邦联军提供食品、衣物和弹药的铁路线。

第一次袭击行动由一支6万人的部队在聪明、富有创新精神、对政治十分敏锐的w·t·谢尔曼将军的率领下实施。他率领该部队从内陆城市亚特兰大行军250多英里，与位于大西洋海岸边的萨瓦纳的联邦军舰队会合。南方邦联军的司令官c·t·博雷加德开始时虽然不了解谢尔曼的意图，但却熟知军事历史，认为谢尔曼的部队控制亚特兰大与大西洋之间的地区十分不妥，通过电报告诫下属要采取“费边体制”，并提醒他们说“汉尼拔占据意大利中心地区达16年之久，之后才被击败”。但谢尔曼和格兰特对形势的了解同博雷加德一样，只是采取一次袭击行动而已。这次袭击和随后的袭击行动都取得了成功，与此同时，北方联邦军的陆军和海军最终封锁了沿岸各港口。长期以来，商船都能想方设法逃避联邦政府的封锁舰队进出这些港口。[注：《反叛战争：联邦和邦联军官方档案汇编，128卷》（华盛顿特区出版社，1880-1901年）第1套，第45页，第一部，第1218页。]

但北方联邦军的后勤战略从没有机会来展示其效能，联邦陆军也从未能检验其打击游击战的能力。虽然北方有一个长期的政治目标：征服南方，但南方邦联军在其部队有大量士兵开小差逃跑，以及受到削弱的军队纷纷投降的情况下却突然垮台了。北方联邦政府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对此做出了贡献，他没有对无条件投降者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而是邀请叛乱各州只要放弃奴隶制度，便可以不受任何政治惩罚地回到联邦政府中来。

虽然南方各州主要因为坚持保留奴隶制度而退出了联邦政府，但也认识到，继续斗争下去将会进一步损害种族关系。绝大部分黑人奴隶都对北方联邦军队表示欢迎，而且其中许多人很乐意加入北方进攻的军队。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特别是一场主要依赖游击战行动的战争，只能招致得到奴隶支持的联邦部队与南方人之间的争斗加剧，并摧毁以奴隶制为特征的各民族的社会机构。袭击部队，特别是谢尔曼的部队也向南方人表明，如同谢尔曼所参与的那些战役一样，邦联已经失去了其领土的统一，而袭击者的劫掠拥有与传统袭击相同的迫使对方在政治上让步的效果。这种战略虽然在百年战争中没能打败法国，但却强迫法国国王做出让步。它在美国内战中也证明很有效，降低了南方民众的士气。

于是南方邦联投降了。奴隶制度几乎是造成双方分裂的惟一的原因，证明继续进行耗费巨大的争斗没有充分的基础，而这一斗争中的敌人除了对奴隶制抱有不同的态度之外与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分歧。

因为北方联邦军队所担负的军事任务是几乎无法实现的，征服一个地域广大而且充满敌意的地区，这一使命比早些时候在美国革命中英国所面对的问题并不轻松多少。通过对对方的工厂、铸造厂以及铁路进行袭击，北方联邦军队采取了最为有效的后勤战略，它使其军队从必需占领敌国土的任务中解脱了出来，这一目标也是他们最初持久的后勤战略所难以克服的困难。袭击战略本应迫使南方邦联军将其主要军队划分成小部队，分散部署在邦联全境。北方联邦军也本不应该控制比它所占领的领土还要大的地域，并且本来有可能面临一种可与法国在西班牙所面临的相似的情况，但因为不必保持大规模部队以对付敌人的军队，所以使这种情况缓解了下来。

但南方邦联军放弃战争，使这些军事后果未能发生。联邦军队成功的战役行动及其在最后的袭击行动所产生的效果，比亚历山大对大流士的胜利还要好，那些胜利使他得到了波斯帝国；也比汉尼拔战胜罗马人的军事胜利还要重要，因为由于罗马的政治力量，它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

两个反游击战袭击战略的战例

在19世纪，西方国家为了建立和保持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帝国地位，对运用袭击战略或是游击战抵抗运动的对手发动了许多次战争。在该世纪末，他们实施了两次类似的战争对付拥有欧洲文化的民族。为了保持对其古老的殖民地古巴的控制，西班牙发动了一场这样的战争，以对付使用西班牙语和拥有西班牙文化背景的反抗者，而英国在运用持久作战战略打败了两个由布尔人这些荷兰定居者的后裔建立的共和国之后，在南非面临着游击战抵抗运动。两国都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对其实施游击战的对手。这些对手以袭击战战法来袭扰占领军较弱小的各分遣队，还将其袭击予头指向铁路和其他后勤目标。

西班牙和英国均采取了阻止游击队运动的战略。西班牙人通过建立两条要塞和碉堡线将古巴分为三个区域。他们计划逐次在三个隔离区内集中兵力以取得超过游击队所必需的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由于出现许多困难，包括最终导致与美国之间进行战争的复杂形势，使这一战略没能完成。

英国人在一个面积要大得多的、以平坦的牧地为特征的国家里，以更大的雄心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也同样是对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所运用的方法的延续，同征服者威廉在英国的做法也很相似。技术熟练、积极活跃的布尔人几乎全都骑马，在12个月的时间内破坏英国人的铁路达250次。他们还实施了许多其他的袭击，其中包括在冲突初期的持久作战阶段的一次行动中，他们攻占了主要城市布隆方丹的自来水厂并据守达27天之久。对后勤战略这一强有力的运用迫使驻守在该城的英国部队使用被污染的水井，这成为随后由于伤寒而引起的死亡率成倍增长的主要原因。

英国做出反应，设置了多道横跨国家带刺的铁丝网障碍，并由相互间距离很近的碉堡进行保护，使这些铁丝网处于步枪的射程之内。他们还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大规模的方案，制造了可以移动的铁碉堡，这些碉堡由20-30名士兵和劳工在一天内就可建立一个。最后，英国人共使用了9，000个碉堡来保护5，000英里的带刺铁丝网的网状系统，这些网状系统将一个广阔的国家分割成了许多隔离区。这些铁丝网的确有效地抑制了袭击者的行动，使扫荡各隔离区的机动纵队的行动变得容易得多，并俘获了许多游击队员。英国充足的资源，再加上向布尔人所提出的安抚性的政治建议，使他们得以征服布尔人长达两年的灵活而顽强的抵抗运动。

另外，英国和西班牙也对其敌人采取了后勤战略，他们的基地就设在这些强国所要征服的地区内。他们烧毁农庄和庄稼，赶走牲畜，所作所为同征服者威廉在英国北部进行的劫掠一样。但与威廉不同的是，两国在实施掠夺的同时还结合运用将友好的平民和妇女及儿童带进入营地并向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房的政策。虽然这些营地并没有充足的食品和住房，也受到了许多人道主义方面的指责，但这一做法的确使许多平民免受严酷的后勤战略之苦，由于能部分地保护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的支持者免受这种后勤战略所固有的恐怖行为的影响，因而在政治上处于有利的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欧洲的武器、军队和条令

从普法战争结束到1914年，武器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后膛枪改进成了带弹匣的步枪，步枪手通过操纵把手，可将子弹从能装5至10发子弹的弹盒中装入枪膛。一名训练有素的士兵使用配备有经过改进的8发装弹弹匣的步枪，每分钟可向瞄准的目标发射16颗子弹。

1883年，英国投资商资助美国电器工程师希兰·马克辛发明了一种自动枪。这种“马克辛”自动枪，或称之为机枪，利用第一次射击所产生的后坐力来进行再次装弹并再次扳起机枪的击铁，每分钟可连续射击600发子弹。弹药由一个布的子弹带来装载，由于该机枪有连续射击的能力，所以马克辛式机枪上有一个冷水套以保持枪筒的冷却。虽然从本质上看该机枪是一种轻型、方便的武器，但由于装有冷水套和需要大量的子弹补给，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可机动的武器而不是一种便携式武器。因此各国军队给每个营只配备了很少几挺这种可怕的机枪，因为他们还有陈旧的营级火炮。

插图7.2马克辛式机枪

到19世纪末，火炮已经经历了变革。普法战争中的钢质后膛加农炮没有抗后坐力的缓冲装置，这也就是说火炮在射击时会弹跳起来，每发射一发炮弹还要重新进行瞄准。除此之外，这些火炮也没有安装有效的遮护板，因为在火炮射击时炮手们要从其旁边站开。到该世纪末，火炮拥有了抗后坐力的缓冲机，它是在压迫一个弹簧或气体并用液压减震器进行减震缓冲的基础上工作的。这将保持炮架的稳定，同时又允许火炮身管移动，于是抵消了射击时的后坐能量，可以不用再瞄准便可进行反复射击；炮手们也可以站在固定的火炮遮护板后面了。典型的野战火炮的口径为3英寸，每分钟可发射6发炮弹，在紧急情况下最多可发射20发炮弹。炮弹重量为15-18磅，射程为7，500码。除了发射撞击后爆炸的炮弹外，火炮还发射装有精确的、且十分可靠的定时引信的炮弹，使炮弹在远处的大片敌军上空爆炸，把暴雨般的小子弹倾泄在敌人头上。与步枪和机枪一样，火炮也采用了无烟炸药，从而提高了战场的可见度，并对正在开火的火炮的方位起到了隐蔽作用。

虽然火力的增强本应该加强战术防御的力量，但军事家却不这样认为。一些军事家忽视了毛奇对防御一方在火力战中的优势地位的重新肯定，却相信数量占优势的进攻一方的火力能压制住防御一方的火力。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既然防御一方需要较少的部队，那么各国军队就可以集中更多的部队用于实施具有决定性的，在1870年的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的迂回行动。他们认为，新式武器的更大射程和射击速度可在集中火力压制防御一方的情况下，使包围行动更为有效。没有人，如果有的话人数也很少，推想如果防御一方能够集中更多的力量用于迂回行动，那么各国军队则将需要更少的部队用于迟滞或阻止迂回的部队。

这种有缺陷的推理对欧洲各国军队出现迷恋进攻的倾向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认识到士气的重要性也在这种崇拜中起着主要作用。历史上有许多数量上占优势、装备精良的军队被那些对自己有能力取得胜利充满信心并极力主张进攻的部队所打败的战例。罗马老兵们在几乎没遭受伤亡的情况下击败了许多数量众多但却缺乏作战技能和信心的军团。但许多人考虑到火力的增强这一情况，将这一很有价值的见解发展到一个完全没有根据的极端的程度。

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的士兵具有更高昂的士气和战胜对手所必需的决心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世界观是由强有力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达尔文主义和一些不切实际的舆论所培养出来的。一些有思想的军官和文职人员对此持有异议，并说明了布尔人和日俄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防御的力量。但进攻性条令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这一思潮的一位极端的热衷者还贬低利用内线来集中优势兵力，认为“18世纪那些计谋和策略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和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未来成功领导的实质是……快速而连续地进攻将用其强大的势能来摧毁所有抵抗”。[注：f·n·莫德《现代战略的演变》（伦敦出版社，1905年），第126页。]

这一陈述颇有中世纪的味道，自然会对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的思想抱有蔑视的态度。正像中世纪的典型指挥官，他们受比赛、锦标赛及骑士文化的影响，希望看到由骑兵发起正面攻击所进行的交战那样，许多20世纪初的军人受有效而且很重要的强调士气的做法的影响，受对得到增强的火力效果的曲解的引导和受到舆论的诱导而误入歧途，认为当交战双方使用相同的武器系统时，战术进攻比防御有更大的力量。虽然没有忽视18世纪迂回行动的谋略运用和在内线集中兵力的做法，但到1914年时，各国军队都在筹划如何在战争中采取进攻行动。

虽然各国的战术思想都源于普法战争中的经验，但在实现中很快就暴露出了缺点。由于指挥官们无法对由散兵发起的进攻进行控制，他们有继续保持营和连纵队作用的想法。对过去富有戏剧性的进攻行动的怀旧思潮也影响到了战术思想，如同相信一支深信自己的优势和得到更强烈的必胜愿望支持的无形的军队一样。军事作家们甚至还提到了突然袭击行动和使用刺刀的士兵相互进行厮杀场面。所以进攻战术以不令人满意的方式，将古老的思想与普法战争的实践结合在了一起。没有什么比在战场上继续使用大规模的骑兵部队来实施突袭行动更能说明战术思想上的虚妄成分了。到了1914年，德国还给其骑兵装备长矛，而各国陆军由于认识到了火炮的重要性和得到完善的榴弹的效果，计划在进攻准备时实施炮火突击。

铁路系统的改进及其铁路线的延伸，增强了铁路对军队动员的影响，使之为大规模军队提供补给成为可能，从而在某些方面影响到了后勤。虽然汽车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公路运输的效率，但各国军队却很少使用这种昂贵的、仍十分稀有的而且还不大可靠的运载工具，而是依然依靠马匹。自行车在花费不大的情况下，可增强步兵的战略机动能力。无线电报使分散的军队各分队之间的通讯成为可能，电话也提高了有线通讯利用率。各国军队都有一些飞艇和初级的飞机，虽然还不能满足在预想的广阔的战线上执行侦察任务的要求。

普鲁士参谋部的成就使得各国军队竞相采用相似的体制。虽然其工作效率不同，但所有参谋部都能对大规模部队运动进行控制并能协调他们在战斗的行动。其他国家也很快照搬了普鲁士的兵役体制，由职业军官训练招募的新兵，再加上其预备役人员，便构成了他们的现役军队。所有国家都仿效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建立了自己的民兵组织。虽然在具体细节上有很大差异，但除英国之外的各国都效仿了这一成功的、花费不多的体制，拥有一支庞大的、经过完整训练的、由职业军官领导的随时准备投入战争的军队。

到1914年3个主要大陆国家的军队都拥有了庞大的步兵部队，分编成许多师，每个师里面有12个营（见表7.3）。

德国和法国的军队可以在3周的时间内全部动员完毕并集中起来；俄国由于国家要大得多，则需要长一些的时间。以法国军队为例，除了步兵武器和马匹需要运输外，还有大约4，500门火炮，2，100挺机枪，19，000辆汽车和200架飞机。军队如果全部动员起来，所需要的预算按1984年的美元计算，平均每个军人每年200多美元，法国4，000万人口约人均每年30美元。新的兵役制度所创建的装备了先进的火力系统的庞大的军队的费用还是比较低的。看到法国像其他国家那样保持了10个几乎齐装满员的骑兵师时，这种费用的低廉就给人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

工业、农业和商业革命使这种大规模军队成为现实。铁路、蒸汽船和得到改进的公路状况使市场不断扩大，劳动力更进一步的分工使生产效率得到提高，生产能力主要在得到发展的蒸汽动力、电力和得到提高的金属加工业的帮助下有了很大提高。技术和机械化使农业产量不断增长，劳动力在粮食生产中的效率得到提高。在18世纪末期时，西欧各国要保持占其人口3%的军队都感到负担过重，而在1914年，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和财政状况的改善，使各国保持占其人口10%的军队的这一目标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

在拿破仑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并被毛奇在战争中取得戏剧性的成功所验证的分散部署兵力的做法，继续作为一种标准的作战方法而存在。战略观点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到了1914年，各国的将军们都确信，所有战争都会在几次决定性的战役行动之后迅速结束。相信进攻的力量进一步过分增强了对19世纪中期那些短期战争的战例的作用的认识。如果他们充分研究一下持久的美国内战的话，欧洲的军事领导人们也许会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但绝大部分人都倾向于把美国内战看做是一场由业余军队进行的争斗，这些未受训练的作战人员不可能做出快速的决策。

1871年至1914年的欧洲军事思想，与18世纪理性主义的环境中所产生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18世纪中期产生了吉贝尔和布尔塞特的思想以及1791年的法军条令。许多士兵似乎都忽视了以最小代价取得战争胜利的原则，忘记了使用相同武器系统的军队在作战中采取战术防御一方所拥有的传统优势。但1914年开始的战争表明，不管是新式武器还是强调士气，都没有否定以往的经验。

海上装备的革命及其在日俄战争中的运用

蒸汽、电力上的革命和冶金工业及其制造工业的提高对海上运输和海上作战的影响，同它们对陆地上的后勤和武器所造成的影响一样大。实际上，无线电报对海上的影响更大，因为它为舰船同陆地及各舰船相互之间的远距离通讯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通讯方法。

到19世纪30年代，航行的舰船开始采用蒸汽发动机，最初时是使用边轮式推进器推进，到后来采用了更为高效的螺旋桨。随着蒸汽压力的增大和发动机的效率提高，舰船可以很方便地装载足够的燃料，使舰船可以完全依靠蒸汽来推进。到20世纪时，蒸汽船已经取代了其他航海工具，承担了货物航运的绝大部分工作和运送乘客的全部工作，因为在这项成就中速度显得更为重要。蒸汽船航行速度的提高，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可以保持一定的速度连续航行，更是由于它们的航线。蒸汽船不是采取迂回航行的方法以使自己保持顺风或洋流的有利方向，而是使用最直接的航线。

蒸汽船速度的提高以及其更为直接的航线和运转的稳定性使舰船和舰队的行动变得十分神速，在推进领域里的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在单位空间内的海军力量的密度。当与无线电报结合运用时，它为海上的各舰船传输通讯，方便了海上侦察和舰队的行动及集中，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的改变使得处于统治地位的海上强国所拥有的优势比以前更大。这一变化的结果完全可与由划船向使用风帆的转变相媲美，这也就意味着装备有无线电报的侦察舰船只需要对被封锁的港口进行监视即可，相信它们可以继续观察一支试图躲避开封锁者的敌舰队，并用无线电报召唤其大型军舰与企图逃跑的舰队进行交战。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蒸汽也使补给的问题复杂化，而这反过来又以与蒸汽推进恰恰相反的方式影响到了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依靠基地频繁进行燃煤的再补充也就意味着舰队有相当一部分舰船要致力于往来于补给基地之间进行燃料补充的工作。虽然在完成此项工作时比帆船要快得多，但蒸汽船很明显对基地的依赖性要比帆船大得多，因为后者根本就不装载燃料。这样一来，由于在专门的港口分散了舰船数量，使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反倒降低了。于是基地就变得愈加重要了，因为在远离己方基地的海上作战给一支占有优势的海军所造成的兵力的急剧减少，比使用风帆的时代还要严重。

这些同样的因素还限制了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的活动，使它们向海上逃跑变得更为困难，因为商船也装配了无线电报，确保了掌握制海权的海军的巡洋舰从受害船最后发出的通讯联络中可以得知到哪里去搜寻这些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另外，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也发现，蒸汽机的使用已经剥夺了其在风帆船时代所具有的不依赖基地和补给的独立性。这不仅使它们更加依赖己方的港口，而且为占优势地位的海上强国了解其下落提供了机会。

铁以及后来的钢为水上运输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另外一个源泉。铁制船在某种强度下重量要轻一些，而且证明更坚固耐用，维修起来花费也要少一些。造船工程师甚至用铁制造了帆船，在设计运载货物的船只时研制了一种节能货船，它利用风力代替燃料慢速航行，从而使成本降到了最低。性能良好的操帆机械装置使船员人数减少，同时使帆船在某些服务领域还很有竞争力。铁路弥补了陆地和水上运输之间的费用差距，但水上运输还是拥有很大的优势。

所有这些变化都对军舰产生了影响。当各国海军刚刚给其军舰和护卫舰（18世纪和19世纪的快速帆船）加装了辅助的蒸汽发动机时，火炮上的进步便促成了军舰制造工程的革命。膛线火炮和一种爆炸式炮弹的发明意味着弹头可以穿透木质船体并在船内爆炸。这一变化，再加上火炮的射程更远、射击精度更高，使过去的战舰很容易受到摧毁。木质的船弦虽然在吃水线的地方厚度要大一些，但还是无法再满足保护军舰的需要了。1859年，法国启用了一艘吃水线以及部分弦侧被厚达5英寸锻铁装甲片保护起来的军舰。除了金属装甲和蒸汽发动机使其航行速度达到13节之外，它与以前的军舰没有什么区别。英国也做出反应，于次年造出了类似的军舰，但整个船体都是由铁造成的。两国的军舰都有足够厚的装甲来抵挡当时所有火炮的打击，但军械工程师很快就生产出了威力更大的火炮，而造船工程师又给军舰加装了更厚的装甲。

在随后的30多年里又进行了许多实验，装甲战船上的火炮的威力越来越大，装甲也越来越厚。设计人员改进了装甲的质量，开始时是在硬性、脆性金属板上背衬一层软性、韧性锻铁片，后来是将一层硬的金属板粘贴在一层弹性钢片上。最后，到19世纪末，炼钢工人生产出一种单一的金属板，其表面是硬性金属，不过其中碳的含量逐渐减少，到背面时就变成了能抗爆裂的弹性钢。造船用的金属从此以后便再没有什么变化了。

后膛火炮成为海军的主要武器，新式后膛可以迅速打开和关闭而且密封很好。缓燃炸药在炮身加长后用途更大，这些炸药可在相对稳定的压力之下给弹丸一个连续的推力。由于提高弹头的速度比提高其重量更能穿透装甲，所以火炮的口径开始变小但炮身变得越来越长，这样便可以提高炮弹的速度和增强穿透力。设计用来穿透装甲的用上等的淬火钢制造的弹丸，所携带的炸药虽然不多，但仍是非常可怕的，里面安装的引信使弹丸在穿透装甲后才爆炸。

设计人员在转动炮塔或固定炮塔上安装了大型火炮，这些炮塔均装有装甲护罩，大炮可在其中移动。这些火炮可以旋转射击，最大的旋转弧度为整个圆周。战列舰开始在其船弦的暗炮台上安装较小的火炮。到该世纪末，发射100磅重的炮弹的口径6英寸的火炮以及口径更小的火炮，每分钟可发射6发或更多的炮弹，大型火炮使用重型弹药和较笨重的爆炸装药，所以每分钟只能发射一发炮弹。

到这时，被称为战列舰的新型战舰的排水量在1万到1.5万吨之间，是上一个世纪的木质战船的排水量的5倍。英国的军舰装备了4门口径为12英寸、发射870磅重的炮弹的火炮。这些战列舰上在舰首和舰尾的炮塔里各安装了一对此种火炮，使军舰可有2门大炮向前或向后射击，有4门向船弦方向射击。这些战列舰上还在炮塔里装有12门口径为6英寸的火炮，每侧船弦6门。厚达12英寸的装甲被用来保护大型火炮，而小型火炮则由6英寸的装甲来防护，吃水线部位的装甲厚度为12英寸，其后面还加装了第二层1英寸或更厚一点的倾斜金属片。船弦的装甲没有一直延伸到船头和船尾，但却覆盖到了炮塔所在部位，以便对弹药仓和发动机进行保护。

战列舰的航速为18节，能够完成由数艘排列成线式队形战舰的任务。这些战列舰的设计是用来实施船弦对船弦作战的，火炮射程的增加防止了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运用的垂直接近的方法。如果实施进攻的舰队以垂直的方式接近横排成一线的防御舰队，那么它只能使用其一半的火炮。如果防御一方的舰队在6，000码的距离上射击，那么进攻一方便不得不面对10个舰弦上的火炮的射击，而自己只能用比这个数目少一半的火炮进行还击。海军将领们认识到，虽然各军舰仍安装了撞击角，但它们还是要回到平行线式队形上进行作战。安装在固定炮塔或是转塔上的火炮可以进行非常斜角度的射击，使呈横排一线的各军舰上的绝大部分火炮，如果不是所有火炮的话，可以向以垂直队形或是以首尾相连的方式实施攻击的敌军舰进行瞄准。这种在远距离上可以集中火力的能力不仅能够消除敌人的此种攻击，而且还使海军将领们希望能够有机会率领其舰队切断敌舰队的先头部队，并在那里集中众多军舰的火力以打击敌先头的战列舰。

与木质帆船时代护卫舰（快速帆船）及一些更小的舰船是战列舰缩小的复制品一样，在蒸汽和钢铁时代较小一些的军舰叫做巡洋舰，除了从向两个舰弦向下弯曲直至吃水线以下的部分使用装甲以对发动机和弹药仓进行一些保护之外，它们在其他部位没有使用装甲。虽然没有装甲炮塔，但巡洋舰将其火炮安装在位于甲板上的带有护罩的旋座式固定炮架上。巡洋舰的航速为21至23节，其体积从2，000吨到几乎与战列舰一样庞大。所装备的火炮以口径为4英寸或6英寸的为主。

在世纪之交，另外一种新型的中型军舰——装甲巡洋舰变得十分重要起来，其排水量从8，000吨到比战列舰体积还要大不等，其装甲厚度只有战列舰的一半，能够抵御对方巡洋舰炮火的打击。这些巡洋舰上的火炮口径为10英寸，同战列舰上的火炮一样，安装在固定炮架和暗炮台上，可摧毁敌巡洋舰。设计人员通过将这些大型军舰设计得相对狭窄一些并为其配装更大的动力，使其航行速度同小型巡洋舰一样。

比巡洋舰小一些的鱼雷艇主要依靠自己的速度和鱼雷。鱼雷是19世纪后期才发展起来的，其体积跟一艘小船差不多，长度可达20英尺，利用压缩空气或蒸汽在水下预先设定的深度航行。它可以瞄准1英里之外的军舰，航行速度为25节或更快，攻击敌军舰的吃水线以下部位，并引爆大量的炸药。由于它是对军舰的水下的薄弱部分进行攻击，所造成的威胁十分严重，所以在19世纪80年代，法国海军曾考虑主要依靠鱼雷艇作战。小型军舰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攻击大型军舰，并有很大希望取得成功。

但这些鱼雷艇导致了鱼雷艇驱逐舰的出现，其速度同鱼雷艇一样快，只是体积大一些，装有摧毁鱼雷艇的大炮。到19世纪末期，鱼雷艇驱逐舰（简称为驱逐舰）已经同鱼雷艇融合在了一起。它体积增大，比巡洋舰小一些、速度快一些，但不如巡洋舰那样更适于航海。驱逐舰已经部分加入巡洋舰，用于执行舰队的侦察任务和作为贸易航线的保护者。不过所有的军舰，包括战列舰，都携带鱼雷。

海军结构的整个革命和从风帆船到蒸汽、从木质到钢质的转变都是在各主要海军力量的新型军舰没有进行相互交战的情况下发生的。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目睹了交战中的新式舰队，该战争表现出了海上作战中内线作战的决定性影响，当时日军的战略位置使之得以击败比自己强大许多的俄国战列舰舰队。

在冲突刚开始时，俄国除了被限制在黑海的几艘战列舰之外，拥有14艘现代化的主力舰，均装有10或12英寸的火炮。这些设计良好、装甲很厚、数量上占优势的军舰，使俄国对日本拥有决定性的优势。而日本只有6艘军舰，比俄国的军舰要更新一些、速度更快一些、体积也要大一些，并均装配有12英寸火炮。

日本在俄国有7艘军舰位于波罗的海、7艘位于他们在满洲的基地旅顺港时发动了战争。俄军这种部署正好将日军舰队置于了俄舰队的两部分主力舰队之间。日军于1904年2月宣战之前突然向位于旅顺港的俄军舰队实施了鱼雷艇攻击之后，立即取得了在远东地区的海上优势。此次攻击的结果是，3艘俄军战列舰暂时失去了作战能力，并使日军可以利用位于日本和朝鲜的邻近的基地封锁俄军的分舰队。

由于能够利用其中央位置以集中兵力对付俄国的亚洲舰队，日本人试图在波罗的海的俄国军舰到达之前将其消灭。日本陆军通过运用一种类似于亚历山大对付波斯海军的后勤战略，为完成此项任务提供了主要的手段，且日军所掌握的制海权为日本陆军完成此任务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除了确保通过海上提供充足的补给之外，日本海军如同马拉松战役中的波斯舰队，可以为其陆军提供选择登陆地点的主动权，而且丝毫不必考虑俄国人会渡海向位于朝鲜或他们国家岛屿上的日军发起攻击。

地图7.1日俄战争中的战场

日本有一个军团在位于旅顺港口地与满洲大陆之间的旅顺港半岛蜂腰部登陆，因而切断了该基地与俄国各主要集团军的联络。之后日本的集团军包围了旅顺港，并在占领该港之后摧毁了在那里的俄国舰队。在日本军团缓慢行动与反包围的强有力抵抗进行作战并进攻俄舰队的基地时，日本的战列舰也向港口进行轰击以摧毁更多的俄军舰，甚至试图通过在港口的水道上沉没自己的军舰来封锁俄国的小舰队，并在港口外面布下水雷。与此同时，俄军聪明过人、精力旺盛的指挥官马卡罗夫海军上将，也在刻苦地训练自己的分舰队，使其作战技能达到可与日本舰队相媲美的水平；这位海军上将准备以这种方法在完成受伤军舰的修复工作之后与日本进行交战。

很快俄军的海岸炮迫使日军放弃了炮击，而且所有的日军沉船都没有阻挡住港口的通道。俄军的防御者再一次证明了海岸防御工事对海上进攻的传统优势。只有雷区发挥了作用。4月份日军的水雷炸沉了俄军一艘战列舰，600名官兵阵亡，其中包括无法替代的海军上将马卡罗夫。他的继任者，有能力但却很悲观的海军上将维特杰夫特保持防御态势，集中力量利用舰队协助其陆军进行防御行动，以抗击围攻的日军。

海军上将马卡罗夫无疑会充分利用俄军水雷战中那令人难忘的胜利，5月15日双方交战仅几分钟便有2艘日本战列舰被炸沉。随着日军第3艘主力舰沉没和俄军3艘受伤军舰的被修复，俄军便拥有了以6艘对4艘的战列舰优势。但维特杰夫特海军上将一直到8月才开始采取行动，此时日本陆军已经对旅顺港形成了包围，他感觉到为了挽救舰队他不得不撤离。于是日本陆军的包围迫使俄国海军进行交战——正如围攻部队传统上给救援部队施加巨大压力以迫使它采取战术进攻行动来解除围困一样。由于在满洲的俄国各集团军没有为旅顺港解围的能力，那么这位海军上将只能冒险进行此次会战了。

除了在主力战舰上处于劣势外，日军如果要利用其内线以阻止敌人两支舰队的汇合就必须进行作战。要是允许俄国人向北驶向其安全的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那么就会不得不承认俄国的压倒优势，因为维特杰夫特可以在那里安全地等待俄国正准备派往远东地区的波罗的海舰队的到来。如果拒绝交战，那么就会形成俄国掌握制海权和切断在满洲和朝鲜的日本各军团与其日本基地的联系的第一步。如果想在晚些时候再与波罗的海舰队交战，而又要封锁符拉迪沃斯托克，那么日本将会面临的形势同维尔纳夫从西印度群岛驶来时科尔德将军在费罗尔港附近所面临的形势一样——而且还没有可能将帆船舰队吹散的盛行风的优势。通过利用其内线，日本的陆军和海军集中兵力对旅顺港分舰队进行打击。日本陆军付出巨大代价的包围和攻击行动尽到了应尽的职责，海军必须将俄舰队赶回旅顺港并将其尽数歼灭，最终使该港口陷落。日本海军出色的指挥官东乡平八郎海军上将以及他的政府都完全了解这一战略形势并知道它需要什么。

为了补偿主力舰的不足，日军战舰中增加了4艘装甲巡洋舰。这些速度快但体积小的军舰上的火炮威力小，装甲厚度薄：其中3艘各装备了4门8英寸火炮，1艘装备了2门8英寸火炮和1门10英寸火炮。日军战列舰上各装备了4门12英寸火炮，而俄军的4艘主力舰上各装备了4门12英寸火炮，另外2艘则各装备了4门10英寸的火炮。由于10英寸火炮的炮弹的重量是8英寸火炮的2倍，而12英寸火炮的炮弹重量是它的3倍，所以装甲巡洋舰上的火炮既不大可能穿透大型军舰上的装甲，也不可能穿透巡洋舰上的装甲，虽然其装甲厚度还不及战列舰上的一半。而战列舰上的装甲抵御敌舰队的重型火炮穿透力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1904年8月10日，俄国分舰队驶出港口。中午12点30分时两支敌对的舰队可以相互看见对方。经过一些复杂的机动，由于日本分舰队的航速要快一些，东乡平八郎将军试图横穿俄舰队薄弱的先头部队，但后来发现自己却在俄舰队的后面，一无所获。于是东乡平八郎将军以平行航线追赶上维特杰夫特将军并于下午5时30分在8，000码的距离上开炮射击，这一距离对所使用的火炮和火控装备来说有点太远，但却对俄国人有利，因为他们大型火炮的数量多。

经过1个多小时的交火，这场战斗似乎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日本的射击效果比俄军要好，正因如此，再加之火炮数量占有优势，所以命中的目标要多。但维特杰夫特将军的各军舰上很厚的装甲对这些炮弹起到了防护作用，与此同时俄军的穿甲弹却摧毁了日军舰队里17门重型火炮中的5门。由于日军火力只消灭了俄军舰队里23门重型火炮中的4门，所以俄军重型火炮的优势，按照兰彻斯特后来所推理的，似乎是在逐渐累加。

但后来日军2门12英寸火炮击中了俄军的旗舰的控制台，将该海军上将击毙，毁坏了船舵，使该舰开始旋转。俄军分舰队由于其旗舰的这种古怪行动而陷入混乱之中，纷纷逃跑，除了受伤的旗舰之外都逃入了旅顺港。俄旗舰则驶进了一个中国港口。东乡平八郎将军在将敌舰队赶回到了其陆军的包围圈之后，除了出动鱼雷艇实施了无效的攻击之外，没有采取行动去摧毁逃跑的俄军舰。他没有在渐渐暗淡下来的光线中去延长战斗，拿自己失去了就无法再弥补的战列舰去冒险，而是像拜占庭的贝利萨利乌斯[投笔从戎注：另译贝利撒留]早已提出的劝告那样，很满足于摘取这一战略果实，保留下自己的舰队准备同来自波罗的海的俄军舰进行无法避免的交战。东乡平八郎将军无疑将自己的小心谨慎建立在这样一个认识的基础之上，即日军依靠水上交通来实施其在亚洲大陆的战役行动，可能在海上输掉这场战争；而俄军则不会。

受到削弱的俄旅顺港分舰队再也不敢冒险出海，12月份处于日本陆军的攻城炮的火力打击之下，次年1月饱受轰击的俄剩余军舰和俄陆军一起向日本陆军部队投降。

波罗的海舰队直到1905年5月才到达，它完全不是举世无双的东乡平八郎将军的那些得到重新修复的军舰和饱经战争洗礼的官兵的对手。另外，在试图加强该分舰队的一项错误做法指导之下，俄海军部广泛收罗海军“古董”的做法反倒加重了其舰队的负担。所以当部分这类古董加入舰队到达远东时，让一位目击者联想起了“一群猫头鹰被从森林中轰出来后飞入强烈的阳光之下”的情景。另外，派出如此众多的军舰又过分分散了有作战技能的海军人力资源，致使连其最好的军舰上都有许多未经训练的水兵，因此舰上炮手的熟练程度和其他作战技能也就相应地降低了。[注：查尔斯·莫拉《海上二万里：拉兹德斯特温斯基将军的长期漂泊》（美国海军学院学刊（1955年5月），第570页。]

当从其侦察船的无线电中得知了俄舰队的方位和航线之后，东乡平八郎将军将所有8艘装甲巡洋舰全都编入舰队的作战队形之中，并在对马海峡与行动迟缓的俄舰队相遇。于是他利用自己舰队较快的速度迫使敌人进行2天的残酷交战，并完全击败了俄舰队，击沉6艘战列舰、俘获2艘。交战是在4，000至8，000码的距离上进行的。日本海军利用了自己的内线，首先击败了敌人一支舰队，之后又打败另一支，不过其陆军在消灭旅顺港舰队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日俄战争并没有影响到热衷于进攻的欧洲各国陆军的思想，但各国海军却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英国把在远距离上进行交战的双方舰队平行的线式作战队形看做是对他们的观点的肯定，于是得出了最有影响的结论，即更加努力地实施他们业已进行的、改进火炮射击技术的工作。长期以来各国海军就依靠火炮射击方法，木质军舰通常就依靠每个炮手的火炮瞄准技术。但如果炮手在较远的距离上从一个移动中的、左右摆动、前后颠簸的平台上瞄准一个移动的目标，这就远远不够了。为了能够发射集中控制的齐射火力并可尽可能多地观察和校正其火力，英国引进了一种军舰，即“无畏”号，它在一个舰弦便可以用8门12英寸口径的火炮进行射击。如果每次齐射只用一半的火炮，那么“无畏”号要比在一个舰弦仅有4门火炮的军舰校正瞄准的次数多一倍，或者是在每个弦侧比它们发射的炮弹多一倍。到1914年，所有国家的海军都采用了“无畏”号这种类型的军舰，并在他们的大型军舰上装备了集中瞄准和集中控制的火炮系统，这些火炮还得到了计算器的辅助，并依赖安装在坚固桅杆上的作用很大的测距仪。它们可以观察其齐射火力的落点，并在每一组炮弹着地后校正其射击。

英国还断定口径为6英寸的快速射击火炮在装甲战舰之间的远距离作战将无用武之地。所以在“无畏号”上他们取消了这些火炮，只保留了一定数量的3英寸火炮以对付鱼雷艇。其他国家的海军也像英国一样，开始一直是不断扩大其携带的小型火炮的数量，后来终于学着英国人的方法，将小型火炮的作用降至为对付从鱼雷艇和驱逐舰上发射的鱼雷攻击。

与此同时，英国还引进了一种新型军舰，战列巡洋舰。与“无畏”号一样，它以更大的大型炮群的形式集中使用其火力，这样可以取得更多的大型火炮射击技术的优势。有别于其装甲巡洋舰上装备了口径为6英寸、7.5英寸和9.2英寸的火炮，新型战列巡洋舰上装备了口径为12英寸的火炮。但由于英国在其战列巡洋舰上所使用的装甲厚度同装甲巡洋舰一样，他们还有一些军舰没有安装装甲以抵御类似的军舰上的火炮。这种新型军舰使装甲巡洋舰被逐渐淘汰，并使英国只要拥有这一种战列巡洋舰便可以处于优势地位。但与德国的竞争也随之开始，德国人在其战列巡洋舰上所安装的装甲几乎和战列舰上的一样厚。

插图7.3大型战列巡洋舰h.m.s“猛虎”号

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0年，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此次竞赛中，战列舰的体积增大了60%，英国最后在其战列舰上安装了可发射1，920磅重的炮弹的口径为15英寸的火炮。但这一竞赛还不包括可潜入水下的鱼雷艇或称潜艇。这种舰艇可通过将水灌入水柜而沉入水下，通过压缩空气将水排出便可浮出水面。虽然最初是法国对这种潜艇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因为它给英国的封锁分舰队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各国海军都竟相建造自己的潜艇。为了与他们要建立最强大的海军的政策相一致，英国拥有最多数量的潜艇，法国紧随其后。

潜艇到1914年时已经很完善了，一艘潜艇的排水量可达几百吨，可携带十几条鱼雷，可向瞄准的军舰同时发射4条鱼雷。它还配有一门口径为3至4英寸的火炮。在水面上航行由柴油发动机推进，最高时速为12节，在水下时由蓄电池推进，最快可以9节的速度航行很短一段时间，蓄电池要在水面上时由柴油发动机充电。潜艇可下潜至200英尺深的水下，但在作战时则必须上升至水面附近，以便于使用潜望镜发现目标并为鱼雷瞄准。

尽管各国海军对如何攻击潜入水下的潜艇一筹莫展，但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有效地使用潜艇，虽然改进型的潜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可以在水面上进行较长时间的巡逻，在海上呆两星期。潜艇的战术是在水面上巡逻时发现目标，之后潜入水中发起攻击。但由于它在潜入水下后速度会更慢，而且从被攻击的军舰上可以看到来袭的鱼雷，此时军舰可以改变航线，所以大部分国家的海军当局都认为，潜艇不会发挥太大作用。

第08章 防御的巅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德国在内线集中兵力和迂回法国的企图

1914年，英国、法国、俄国与德国、奥地利开战。当时，欧洲各国的陆军都拥有极优秀的参谋机构以及基本上相同的武器和条令，只有英国职业军队的规模很小，而且既没有保留相当数量的预备役部队，又没有保留一定规模受过训练的民兵部队。但是，英国陆军在法国和比利时进行的一些战役中展示出了只有一支身经百战的职业军队才能拥有的较高素质。然而，在德国人的眼中，英国军队与欧洲大陆上的各国军队相比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当有人曾经问到德国的俾斯麦首相，假如英国军队在德国军队防守的海岸上登陆，德国军队将如何行动时，据称，俾斯麦首相自信地回答说，德国军队将会俘虏所有的英国登陆部队。

英国既拥有威力巨大的野炮又拥有性能良好的榴弹炮，这两种炮能够进行高角度射击，在围攻战中的作用特别巨大。法国的野炮在某些方面要优于英国的野炮，比如法国75毫米口径野炮的重量就不到英国的2/3，但法国陆军还装备了一些威力巨大的新型105毫米榴弹炮。德国野炮的射程和威力不如英国和法国的野炮，而且德国榴弹炮的性能相比之下也不如英国和法国的榴弹炮，但德国却拥有数量巨大的105毫米榴弹炮。无论如何，各国陆军拥有如此强大的火力，使它们在武器上的差别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尽管所有的参战国都拥有令人生畏的火力，但各国都计划采取攻势行动，而德国人却制定了最周密的行动计划。德国人的计划名叫“施里芬计划”，是以制定这一计划的德军总参谋长的名字命名的。该计划准备利用德国与俄国、法国之间的内线，首先集中兵力对付法国，同时由奥地利阻击俄国部队，使俄国部队无法接近。该计划的成功还取决于一点，就是俄军的规模很庞大，动员速度慢，因而，在德国打败法国之前，俄国人不能将其所有的部队都投入作战，而德国人则可以在打败法国之后，利用铁路重新集中兵力来对付俄国。

为了打败法国，施里芬需要实施一次规模庞大的迂回行动，这样规模庞大的迂回行动使人不由得联想到拿破仑的乌尔姆战役。拿破仑在乌尔姆战役中实施迂回行动时，其迂回部队的兵力不到20万人，而德国人却设想使用总兵力达100万人的5个集团军去实施迂回行动。在德国实施迂回行动的这5个集团军中，有4个集团军需要穿越中立的比利时。德国计划用一个集团军从巴黎以西实施包抄，另一个集团军从巴黎以东实施包抄，剩余的3个集团军将从侧后包抄巴黎。从巴黎侧后实施包抄的这3个集团军需要先向西运动，而后向南行进，最后再向东进军。就像拿破仑对付麦克和费迪南德大公一样，德国人也想要达成战略突然性，他们的意图是让这5个集团军迂回到法国人的后方，迫使法国部队为恢复他们的交通线而沿法德边境发动攻击。德军参谋人员认为，法国部队在东部战线将面对德国的数个集团军和要塞，而在法国部队的后方又是迂回过去的占德国总兵力3/4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将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但是，德国人的这项计划需要解决两个重要的难题。首先，巴黎是一座大型的筑垒城市，因而是德军迂回部队需要克服的巨大障碍；其次，德军迂回部队中人员和马匹的数量巨大，所需的给养需要长期依靠铁路线顺利地从德国经比利时运入法国，因为，德军完成这次战役任务所需的巨大数量的人员及众多的马匹，即使是富饶的法国也难以维持它们。

然而，法国人在指挥官方面却具有优势。德军的总参谋长是66岁的毛奇，虽然他继承了他着名的叔叔老毛奇的名字，但是，他却缺乏老毛奇高超的指挥才能。毛奇是一名仔细的参谋军官，他对“施里芬计划”进行了修改，缩小了德国迂回部队的规模，使德国迂回部队的规模更与德军的后勤补给能力相一致。法军的总司令是约瑟夫·霞飞，霞飞当时已经62岁，是一名工兵出身的指挥官。在法国占领廷巴克图期间，霞飞曾在塞内加尔参与修建铁路。当时，军衔还是少校的霞飞奉命指挥一支法军小部队向廷巴克图进军，虽然他已经知道法国在廷巴克图的独立分遣队已被打败，而且其指挥官也已经被打死了，但他依然果敢地率领部队继续前进，沿尼日尔河向上游前进了将近500英里，恢复了当地的形势，巩固了法国对廷巴克图的统治。此后，他除了被任命为工兵部队指挥官外，还被任命为战斗部队指挥官。因而，与巴赞元帅一样，霞飞曾在法国的许多殖民地服役，但除此之外，肥胖的霞飞在其他各方面总是作为巴赞的对立面出现的。在整个战役期间，霞飞在面对逆境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果敢和冷静，这是一名肩负着重要职责的指挥官通常必须具备的性格。与毛奇一样，霞飞拥有一个相当出色的参谋机构。

作战略图8.1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迂回运动

在不到3周的时间内，法国和德国陆军均已被动员和集中起来。德军越过了比利时，其强大的陆军征服了弱小的比利时职业军队，使用305毫米和420毫米攻城迫击炮摧毁了比利时的要塞。法国人也完成了他们在边境集中兵力的行动，而且正如他们所计划的那样，为了夺取主动权和收复于1871年割让给德国的领土，法军发起了攻击。当德国人挫败了法国人的突击以及法国人抵挡住了德国人的反击时，防御增强了的力量首次在这里向世人展示了它的威力。一个法国外籍军团正规师曾经发起一次不成功的冲锋，当该师在一座桥上被榴霰弹火力切断了退路时，这个共有1.7万人的师损失了1.1万人。

8月份第3周初，当霞飞在边境的攻击行动遭到失败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德国人经比利时实施的迂回行动的严重性。法国人曾预见到会有这种可能性，并且已经派驻了法军第五集团军来保护他们的左翼。第五集团军下辖8个步兵师，每个师辖12个营。另外，英国远征军的4个正规步兵师已经在法军第五集团军的左翼占领了阵地。然而，虽然霞飞又向第五集团军增派了3个师，但是，这些部队显然很难抵挡住德国的迂回部队。

德国人把他们迂回部队的5个集团军从右翼向左翼依次编号为第一到第五集团军，左翼的两个集团军是德军第五和第四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的正面是法军第四和第三集团军，法军这两个集团军与法军第五集团军相邻并保护着法军的翼侧，德军第五和第四集团军成功地击退了法军第四和第三集团军的攻击。德军剩下的3个集团军从比利时迂回过来后，很容易地就击退了法军第五集团军和英国远征军。在这种情况下，霞飞不得不命令部队向西和向南撤退，由英国远征军抵挡德军第一集团军，法军第五集团军抵挡德军第二集团军，而被分割为两个部分的法军第四集团军，在德军第三、第四集团军进攻之前退却了。

作战略图8.2霞飞展开的战略机动

与此同时，法军的这位总司令还将更多的没有骨干队伍的法国部队投入了战场，利用铁路将法军部队从右翼运动至左翼。虽然霞飞缺少兵力作为预备队，但是，他还是在那些没有陷入与德军纠缠作战的法军部队中设法组建了一些预备队，而且与拿破仑在首次曼托瓦防御战中的做法一样，及时地将预备队召唤到法军受威胁的部位。

霞飞将他的反应建立在重要的战略机动能力基础之上，而这种战略机动能力是由于他拥有极好的法国铁路才得到的。尽管德军迂回部队在前进道路上发现的只是被破坏了的铁路，但霞飞却利用铁路新组建了一个集团军，即法军第六集团军，他将该集团军配置在巴黎。因而，完好无损的法国铁路为这位正处于守势的法国将军提供了战略进攻部队，他也就准备利用这个能力去实施一次反攻行动。一般来说，战术进攻部队既要有更好的机动能力，又要有能力不停顿地投入作战，向敌人的翼侧或者后方发动攻击，比如骑兵部队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但是，在一次只有战略目的的行动中，进攻部队只需要拥有更好的机动能力就可以了，因为只有在战术环境下才需要部队进行快速部署。为了实现战略力量的集中或者到达敌人的战略翼侧，像铁路之类的运输工具所提供的强大机动能力就能满足要求，并能形成相应的优势，然而，在战术环境下，仅有这种优势还不够，还需要部队立即实施攻击来迅速地利用这种优势，而不能因为需要周密的部署部队而延误战机。

当规模庞大的德军迂回部队迅速地向前推进，追赶正在撤退的法军和英军部队时，德军迂回部队转向南前进，超越了德军所有位于巴黎东侧的集团军，而恰恰就是在这里，他们把法军新组建的第六集团军留在了他们的翼侧。因而，由铁路所提供的战略机动能力使法国人具备了向德国人的迂回行动实施反迂回的能力。在进行了将近两周的后撤之后，霞飞于9月6日向马恩河方向发起反击。虽然德军第一集团军配置了一些部队掩护其右翼，抵抗法军第六集团军的攻击，但盟军攻击的气势以及由于在德军第一集团军与第二集团军之间存在着一个间隙地，迫使德军不得不于9月9日开始撤退。

作战略图8.3马恩河和阿夫特尔迈斯会战

在一周之内，德军的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集团军后撤了25-30英里，并且像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交战双方一样，从第一集团军向东一直延伸到瑞士边界的所有德军部队都开始为他们的防御阵地挖掘壕沟。由于盟军的突击行动未能完全打败德军的第一和第二集团军，霞飞就试图从翼侧包抄德国人的防线，但德军新的总司令福尔金汉也想采取同样的行动，因而，在几周之内，法军和德军的翼侧都延伸到了北海一线。德军在海岸附近发动攻击，而盟军则进行反击，但交战双方在战线上均无多大建树，使交战双方都开始在瑞士到海边之间的战线上挖掘壕沟。

战争的战术、后勤和战略环境

除了把战术防御提高到首要地位之外，战役中所运用的战术也进一步地肯定了在1870-1871年间战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在装有10发子弹步枪的射击术方面训练有素的英国正规军，曾经在一次战斗中在900码的距离上击退了德国人的攻击。英国人还曾在另一次战斗中多次击退了德国人的冲锋，由于步枪的射击次数过多，使英国人的步枪变得太热而无法正常射击，但德国人在那一刻却丧失了勇气或兵力，也就未能实施将有可能打跨英国人的攻击。盟军在第一个月的伤亡为25万人，而德军的伤亡则要稍多一些。

由于有上百万的士兵都在瑞士到英吉利海峡之间挖掘堑壕，所以交战双方都没有对方可以进行迂回的翼侧。如果正面攻击能够突破对方的防线，那么它就成了惟一的能够产生翼侧的手段，随后这个翼侧才能被用于实施迂回行动。机枪在战斗中充分证明了其价值，所有的军队都增添了机动性相对较差、水冷型、弹带送弹式机枪的数量，并且增添了轻型便携式自动步枪的数量。虽然步枪是气冷型武器，不能进行连续射击，但是，步枪的高速短点射却增大了步兵的火力。

战争的经验证明，炮弹破片能有效地杀伤步兵，迫使各国军队最终都在防御中采用钢盔对士兵进行保护。但很深的堑壕挡住了炮弹破片，使火炮越来越多地使用能够破坏堑壕的高爆弹。有刺铁丝网也成为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取代了老式的壕沟和木棘篱障碍物。不久，密集的有刺铁丝网障碍开始用于掩护堑壕，这些广泛使用的弹性铁丝网带使敌人在为攻击的步兵打开缺口时，需要消耗大量的高爆弹。

德军迂回部队实施战役行动的地区是法国境内富饶的、人口密集的地区。1914年8月，规模庞大的德国迂回部队的士兵们还能够找到充足的食品，但是，他们的马匹却不像他们那样幸运，因为士兵们只能找到相对较少的干草。到9月初，一些牵引火炮的马匹已经再也跟不上部队的前进步伐了。而恰恰就在德国军队的马匹达到忍耐极限时，马恩河战役爆发了。

弹药补给也成了严重的问题，各国军队以1870年4倍的速度消耗炮弹，而轻武器的弹药消耗量则多达1870年的12倍。德国部队的弹药首先要由铁路运送到比利时或法国境内那些铁路还未被破坏的地点，再从那些地点经公路运抵德国部队。但是，德国部队的前进速度很快，使德国部队不停地到达没有草料的地区，这意味着马车的运输速度将不能满足德国部队数量极大的弹药需求。少量德国载重卡车与被征用的汽车一起维持着德军的弹药补给，但到马恩河战役爆发时，德军60%的载重卡车已经由于过度的使用而被损坏了。

从德国陆军中马匹和汽车的运输状况，以及德国部队距铁路卸载点很远的距离来看，德国人将远离马恩河继续向前推进的可能性很值得怀疑。在进行了如此长距离的行军之后，部队的疲惫程度也很容易使部队进一步向前推进变得十分困难。绝大多数的士兵在不到一个月以前还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已经表现得非同寻常了，只要从一支部队的经历就可以看出经过三周连续不断的行军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一位军官这样写道：“在战争之前，我就应当认识到这种超出了最强壮的青年农民承受能力的忍耐力……士兵们的双脚遭受了何等的痛苦。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检查他们，看着我手下那些不幸的青年小伙子们红肿的脚跟、脚底和脚趾，这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所有的皮肤碎片剥落后露出了里面的嫩肉。”但是，除了行军的劳累之外，法国人并未遇到这些后勤补给的难题：法国部队总是能回撤到他们自己苦心经营的铁路网上，由这些铁路网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食品、饲料和弹药补给。[注：约翰·基甘，《开始的行动：1914年8月》，纽约，1971年，第136页。]

德国人曾经计划使用一支一百万人的部队实施迂回行动，但是，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最终却失败了。虽然由如此众多的士兵所带来的后勤补给问题并不是导致这项计划失败的根源，但这项计划能否成功还取决于敌人的指挥能力。沉默寡言的霞飞不只是保持充沛的精力，而是继续每天睡眠10个小时并精心饱餐。曾有一次，霞飞在享用了一顿美餐之后接到了德国人已经攻占了一座重要的城镇的报告。这位总司令显然相当镇定，拍着他肥胖的肚子，只是说，德国人将控制不住这座城镇。霞飞手下拥有极优秀的参谋人员，加上他自己反应敏捷、处置果断，这意味着他已经看到德军迂回行动所产生的危险，并且迅速采取行动去消除这种危险。为了履行指挥职能，霞飞展示出了一种深藏于他的温和外表之下的冷酷无情。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他解除了80位法军师长和更高级指挥官的职务，其中有一些人被提升，但绝大多数人是被免职的，目的是为其他的霞飞认为更胜任的军官腾出位置。

交战双方巨大数量的部队还将有可能使交战双方陷入一个僵局，这么巨大数量的部队对德国人提出了后勤补给问题，但是，如果德军迂回部队确实迂回到了法国人的后方，德国人将拥有足够的兵力优势来阻止法国人后撤。由于骑兵几乎是处于无关紧要的地位，防御的战术力量正处于巅峰，以及战场上拥有前所未有的力量与空间的比例，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将可能远远超出了对抗双方所能达到的范围。由于如此众多的士兵拥有如此巨大的防御火力，除非交战双方特别的不称职，否则，交战双方陷入一个僵局将有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即使巴赞元帅的指挥不当肯定会导致法军的失败，但是，全面训练有素的、工作高效的参谋人员将有可能使法军不会轻易地就认输。

兵力与空间之比长期以来一直对决定军事行动的结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之间的战役中，交战双方曾经拥有很高的兵力与空间比率，使他们足以实现其迅速定下的决心，因为在这样大的力量与空间比率的情况下，交战双方中至少有一方能分散其部队，在靠近敌人时使用战场空间容量快速行军，使绝大部分作战力量迅速地从行军纵队展开为战斗横队。由于力量与空间的比例太低，新的军队和新的战略既不能迫使敌人按照己方的意志作战，又不能迫使敌人直接后撤到其后方。因而，当拿破仑进入俄国后，战区的空间与其部队相比显得太大，他也就不能迫使俄国人按照他的意志去作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4年间，在法国的作战行动大多数都具有较高的力量与空间的比率，加上防御居于前所未有的首要位置，强烈地影响着其他战区的进展情况。正如太小的力量与空间比率可能使作战行动不具备决定性一样，太大的力量与空间比率也同样使作战行动不具备决定性，比如在荷兰筑垒地区的作战行动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没有可以利用的翼侧，正面攻击不可避免，并因此使交战双方形成了一个僵局。交战士兵的数量、在漫长前线上不断的接触以及正面攻击作为惟一的战术权宜之计，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增加了交战双方的人员伤亡数量。例如，常常对德国采取攻势行动的法国，一年内死伤的士兵人数超过一百万。在4年的战争中，法国战死的人数为138.5万人，英国为94.7万人，俄国为170万人，德国为180.8万人。意大利损失了46万人，美国亡11.5万人。在被交战国动员起来的所有6500万名士兵中，在战斗中的死伤人数达到了2900万人。

在这些巨大的伤亡之中，有许多是由于法国和英国的将军们对固守在壕沟里的德国防御部队进行的徒劳无用的攻击所造成的。这些行动回顾起来似乎很愚蠢，而且实际上有很多行动就是很愚蠢的，但是，那些英勇善战的将军们在实施了许多次这样的愚蠢行动之后却发现，他们很难理解堑壕防御所具有的几乎绝对的优势，这种防御占据优势地位的现实与战前的思想大不一样。他们也很难放弃数量占据优势就能获得胜利、就能突破战线的思想，也就不能把军队从对防御非常有利的围攻战一统天下的王国里解放出来。

德国利用内线和迂回行动击败俄国人

为了防御俄国人对东普鲁士的进攻，德国人实施了一次具有拿破仑作战特点的以智取胜的战役。德国人只用少量部队占领东普鲁士，同时面对着俄国人由莱恩坎普夫的军队从西方和萨姆索诺夫统率的大军从南方实施的协同进攻。德国的指挥官普里特维茨计划首先利用内线击退莱恩坎普夫，尔后，再对前进速度更慢的萨姆索诺夫实施迂回行动。俄国部队的数量更大，并且已经预料到了普里特维茨的行动，计划让萨姆索诺夫绕到普里特维茨的后方去切断他的退路。

当普里特维茨对莱恩坎普夫实施的攻击行动于8月20日遭到失败之后，他便惊慌失措地打电话向德军最高司令部汇报他准备向维斯瓦河方向撤退，从而放弃东普鲁士大部地区的企图。毛奇将军迅速解除了普里特维茨的职务，并委派保罗·冯·兴登堡将军[投笔从戎注：本书译作“亨顿伯格”，扫校时改为常用译名“兴登堡”。其它根据通用译名所作修改不再一一加注。]来替代他，保罗将军是一位富有柯尼希洛雷茨战役和普法战争经验的老手。兴登堡曾在德军总参谋部和军事学院任职，并在和平时期担任过军长，他给德军的指挥带来了一种与霞飞非常相似的镇静和决断。毛奇同时委派一位49岁的专职参谋军官埃里克·鲁登道夫任兴登堡的参谋长。鲁登道夫刚刚因为离开了第2集团军参谋部，指挥一个旅攻占了堡垒重重的比利时城市列日市而使自己出人头地。鲁登道夫将军是一位敏锐、敏感、才华横溢的参谋军官，展示出了娴熟的作战技艺，在指挥部中占据了主要地位，而兴登堡则提供了逆境中的稳定和一种平衡关系，因此兴登堡称两人的这种关系为一次愉快的结合。

当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上任时，普里特维茨的参谋人员已经制定出了一份新的作战计划。计划的制定者是德军的霍夫曼中校，他了解到莱恩坎普夫和萨姆索诺夫两人相互不和，认为德国可以安全地对莱恩坎普夫集团军的行动不予理睬，而集中德军的力量对付萨姆索诺夫向德军后方极具威胁的推进。德军从俄军被截获的没有加密的无线电通信情报中也证实，莱恩坎普夫并不准备急速向前冒进。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批准了这一作战计划。该计划把弗朗索瓦将军指挥的军由铁路从莱恩坎普夫的正面阵地上全部机动到萨姆索诺夫的左翼，而其他两个军向南向萨姆索诺夫的中央和右翼前进。德国人只留了一个骑兵师和6个步兵营抗击莱恩坎普夫的集团军。德国向南前进的两个军利用了内线的传统战略环境。利用铁路到达萨姆索诺夫左翼的弗朗索瓦的那个军，走了一条迂回路线，运动的距离非常远。但铁路输送完全克服了这个额外机动的距离使该军到达了重要的战略位置，这就如同霞飞重新集结部队并在德军翼侧组建了第六集团军一样，铁路还向处于守势的德军指挥官提供了战略进攻部队，使他们能更迅速地集中兵力，并对进攻的俄军部队实施迂回攻击。

德军于8月25日开始向前推进，来自北翼的部队打击萨姆索诺夫的右翼，弗朗索瓦则攻击萨姆索诺夫的左翼。当俄军抵抗弗朗索瓦的军向南撤退时，精力充沛和积极进取的弗朗索瓦指挥部队推进到俄军的后方，并部署他的部队准备切断俄国人的退路。为了使迂回行动有效，全面切断俄军的退路，弗朗索瓦只用了25个营去防守一个37英里宽的正面。但实践证明，当组织涣散的俄军四处寻找退路时，这一薄弱的火力屏障却足以牵制住俄军。这次坦能堡战役的结果是，俄军萨姆索诺夫将军率领的部队中有12.5万人投降，并被缴获500门火炮，萨姆索诺夫将军本人并未投降，而是步入森林开枪自杀了。

而后，德国人转而集中兵力去对付莱恩坎普夫，当莱恩坎普夫意识到德国人有对他的翼侧进行迂回的威胁时，他立即后撤，迅速向东撤退。极优秀的德国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内线和铁路提供的第一流机动能力的支援下，以拿破仑的方式击败了俄军这一次基本上是临时拼凑成的、平庸指挥下的进攻行动。

作战略图8.4德军利用内线机动和铁路的迂回运动

海军战役的开端

尽管仅从战前预期的角度看，陆地上固守壕沟的僵局代表了双方势均力敌，但盟军在海上的优势却与海军将领们战前的预料一致。由于英国“无畏”级战列舰有50%的优势，在更老式战列舰上有2：1的优势，所以，德国的海军舰船不得不停泊在他们自己的基地里面。英国人拥有强大的巡洋舰力量，通过把德国人的主力作战舰队控制在其基地内，英国人既封锁住了德国人的海军舰船，又封锁住了德国的运输商船。因为英国有许多小岛靠近德国，这些小岛向英国海军提供了大量的就近基地，所以，英国海军一方面具备了由于力量与空间比率而增大形成的优势，这种力量与空间比例的增大是随着蒸汽机和无线电出现之后产生的；另一方面，英国海军又不会因为依赖远方基地提供燃料而在后勤上处于不利地位。

由于英国这些小岛本身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地对德国海军形成了封锁，英国海军很容易地就在距德国港口不远的距离上对德国进行持续的后勤封锁战略。而比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海军要强大的法国海军，甚至在没有英国海军支援的情况下也控制住了地中海海域，由于意大利刚开始时是保持中立，而后又于1915年春加入到了法国和英国这一边，使法国控制地中海海域的这项任务变得非常简单。

德国和英国分别在其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基地里都驻有海军部队。英国海军立即开始执行搜寻和摧毁这些德国舰船，防止它们袭击英国商船。英国海军基本上于1914年末完成了这项任务。在执行这些任务的行动过程中，有一些新级别的巡洋舰投入了作战，同时这些行动又一次证明了蒸汽机和钢铁给海战带来的变化。

1914年的秋季，德国拥有5艘巡洋舰的亚洲中队穿越大西洋到达了智利海岸，并于1914年11月在智利科罗内尔以外的海面上遭遇到一支有4艘巡洋舰的英国海军部队。德国海军亚洲中队的骨干力量是两艘现代化的装甲巡洋舰，这两艘装甲巡洋舰的舷炮火力主要是6门210毫米火炮。英国的舰队也拥有两艘更老式的装甲巡洋舰，但这两艘装甲巡洋舰的速度要更快一些，两艘舰都设计仅在一侧舷有2门9.2英寸炮和多门6英寸炮。尽管英国军舰在火力上居于劣势，而且船员中有大量的预备役军人，但富于进取的英国海军独眼将军克拉多克海军上将，认为他是在执行命令的情况下，积极地寻找机会与德军交战。反应敏锐的德国海军施佩海军上将非常乐于交战，率领他的军舰在一条与克拉多克平行的航线上航行，英国的舰船被它们身后的落日衬映出轮廓，而施佩的舰船则被黑暗遮掩着，加上来了一阵飓风更使英国人处于不利的境地。施佩在一小时之内就彻底地击沉了英国的两艘装甲巡洋舰，而德国的装甲巡洋舰只被命中6次，对他们的舰船基本上没有造成任何的破坏。

虽然克拉多克海军上将以英国海军的传统方式行动，但他再也没有享受到英国海军在过去与法国、西班牙海军作战中经常拥有的优势。过去，英国海军总是使用一支经过海战锤炼的部队去对付一支长期停留在港口中的敌人，现在则不同，他需要率领老式舰船上的预备役军人去对付全面戒备和更现代化的德国军舰，这些德国军舰在中国驻扎时曾获得过一次射击大奖。另外，到1914年时，与特拉法尔角之类海战时的条件相比，军舰和它们的武器系统要比人员相对更重要一些。

英国海军部正确地推测到施佩海军上将将会继续率领舰队向南大西洋挺进，就采取了严厉的行动。英国海军部并没有集结一支数量更大的装甲巡洋舰舰队，而是任命了一名新的舰队司令，就是业务精通但非常迂腐的斯特迪海军中将，把他派遣到南大西洋，同时给他派遣了2艘战列巡洋舰。当斯特迪中将抵达阿根廷外海的福克兰群岛时，他早就派遣战列巡洋舰加入到3艘英国装甲巡洋舰的编队之中，这个编队中还有2艘小型的非装甲巡洋舰和1艘克拉多克从他的中队里淘汰出来的老式的慢速战列舰。斯特迪中将在发动机舱参谋希望进行维修保养而反对进行作战的情况下，要求除了战列舰之外的所有舰艇随时准备在4小时内提到全速。

12月初的一个早晨，施佩前去对福克兰群岛锚地进行现地勘察，即使当他看到烟云开始覆盖这个港口时，他仍没有推测到英国海军已经在这个港口重新集结了力量。这片烟云的形成原因是由于斯特迪中将拼命地将蒸汽机提高到全速所致，同时，其老式战列舰为了将德国人封锁在海湾里，使用其不准确的火力，超越一小块夹在双方舰队之间的陆地对德国舰队进行射击。当斯特迪的蒸汽机速度达到15节时，他率领他的战列巡洋舰驶出了港口。当这些大型舰船从港口的烟云中钻出来，以及施佩可以看到代表战列巡洋舰特征的三脚主桅时，他知道他已是在劫难逃了。他立即发出信号要求他的三艘小型巡洋舰分散开，勇敢的施佩准备用他的两艘装甲巡洋舰与英军的两艘战列巡洋舰作战来掩护它们的逃跑。他面临着如表8.1所列的无法克服的差距。

斯特迪发出信号要求两艘装甲巡洋舰和两艘更小型的巡洋舰追赶更小型的德国舰船，与此同时，使用他的战列巡洋舰和拥有4门7.5英寸舰炮的最强大的装甲巡洋舰“卡那封”号跟随在德国的装甲巡洋舰之后。对于英国人完成任务而言，他们拥有晴朗的天气、平静的海面以及夏至月份所特有的长白昼等优势。当斯特迪的军舰速度达到了25节并且很容易就超过了德国人之后，斯特迪为了寻求一种多余的优势而放慢了速度，等待蒸汽机速度意外地很慢的“卡那封”号赶上来。斯特迪中将让船员们利用机会享用了一顿早餐，随后，他又放弃了等待“卡那封”号的想法，这位被恰当地提名的舰队司令，在被恰当地命名的旗舰“无敌”号上，与饱餐之后的船员们一起，再一次提高速度并在12，000码的距离上与德国人交火，德国人210毫米炮在如此远距离上几乎无法击穿英国舰船的装甲。

几分钟后，英国舰船的重炮已经摧毁了德国军舰的炮塔座和炮塔，使它们降低了速度，处于毫无进攻能力的地步。但是，交战的结果却证明，要想击沉这些德国军舰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这两艘德国装甲巡洋舰的船体被划分为无数个防水舱，而且又很难命中吃水线。为了击沉这两艘德国装甲巡洋舰，英国人不得不消耗了他们60%的12英寸炮弹。与英国人在科罗内尔海战中一样，德国舰船几乎没有几名幸存者，施佩上将与他的旗舰一起沉入海底。英国军舰展示了他们在远距离上的无懈可击：“无敌”号被命中22次，却只有一名水手受伤。

当斯特迪与施佩的装甲巡洋舰交战时，其他的英国装甲巡洋舰赶上了更小型的德国巡洋舰中的两艘，但其中有一艘英国舰船不得不烧掉绝大多数木材使火烧得更旺来获得稍多一点的蒸汽。当排水量为3，300吨、装备有105毫米舰炮的两艘小型德国巡洋舰遭遇到排水量为9，800吨装备有6英寸舰炮的英国装甲巡洋舰时，它们遭到了与前两艘大型装甲巡洋舰相同的命运。第三艘德国巡洋舰则幸运地逃脱了。

科罗内尔和福克兰群岛的行动，充分展示了武器装备在蒸汽机和钢铁海战中居于首要的地位。在英国人与法国人于17世纪末和18世纪发生的多次冲突中，英国人曾用处于劣势的舰船作战，但英国人在海上不停地服役所获得的好得多的技能却远远抵消了法国舰船更好的质量。然而，到了1914年，所有国家的海军都能在港口的和平时期的演习中，获得更多的操纵测距机、主要机械辅助火炮装填和操纵蒸汽发动机所需的技能。

平行战线上的会战的决定性业已在科罗内尔被证明，因为克拉多克决心使用其更高速度与一支更强大的部队交战，正如日本和俄国进行的第二次会战一样，斯特迪在福克兰群岛也是使用其更高速度的军舰与施佩更弱小和更不情愿的舰队交战，必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当德国和英国战舰舰队在传统战线相遭遇时，德国舰船表明，它们胜过了法国的老式舰船并能幸运地逃脱开。

盟军海军优势的验证：日德兰半岛会战

日德兰半岛会战发生于1916年5月31日。当时德国的战列舰舰队正机动去掩护对英国到挪威之间的运输船进行的攻击，与此同时，约翰·杰利科爵士上将率领的英国舰队正在北海进行定期的扫雷行动。英国拥有28艘“无畏”级战列舰，德国有16艘。英国的战列舰一般比德国战列舰的船体更大、速度更快，而且拥有更强大的火力。英国的战列舰大都装备有8门12英寸或10门13.5英寸舷炮，其中有一艘在一侧装备有14门12英寸舷炮，有6艘在两侧装备有8门15英寸舷炮。德国战列舰装备有8门11英寸或8至10门12英寸舷炮，德国战列舰比英国战列舰的装甲稍厚一点，而且德国战列舰拥有更好的火控设备和更有效的穿甲弹，但英国战列舰的装甲板比同样厚度的德国装甲板具有更好的抗穿透性能。

英国拥有9艘战列巡洋舰，德国只有5艘。英国的战列巡洋舰比德国的战列巡洋舰速度更快、火炮口径更大，但英国战列巡洋舰的装甲厚度比德国战列巡洋舰的要薄得多。整个英国海军舰队的速度要比德国海军舰队要快得多，因为德国海军舰队在“无畏”级战列舰的数量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为了补偿这一劣势，德国海军舰队中增加了6艘在一侧装备有4门舷炮、慢速的早期“无畏”级战列舰。

当德国舰队的搜索支队遭遇到英国舰队的搜索部队时，两支舰队相互发现了对方。当时，德国舰队的搜索支队由德国海军的所有5艘战列巡洋舰组成，英国舰队的搜索部队则由英国海军9艘战列巡洋舰中的6艘组成。双方的战列巡洋舰在16，000多码的距离上开始相互射击。双方交火的结果证明，由于英国的战列巡洋舰只有适合于装甲巡洋舰的装甲保护，所以当它们暴露在德国战列巡洋舰11英寸和12英寸火炮下时有着许多的缺点：英国的一艘小型战列巡洋舰爆炸了，很显然该舰被一枚炮弹击穿了其露天炮塔并引爆了一个弹药库。不久之后，英国的一艘最大型战列巡洋舰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艘舰的弹药库爆炸后在空中形成了一股高达1，000英尺的烟云，同时这艘舰也折成了两半。

下午的交火使得富于进取的英国战列巡洋舰支队并不善罢甘休，他们派了部分战列舰去追赶德国的战列舰舰队，但是，当英国的战列巡洋舰进入了德国战列舰的射程之内以后，它们却掉转了方向，随后，双方交换了角色，德国人又变成了追赶者。实际上，英国的战列巡洋舰已经把毫不怀疑的德国人引向了英国战列舰的埋伏圈，谨慎小心的杰利科上将已经把6个战列舰中队并肩展开成一个横队，对准也成一线的德国战列舰舰队。当德国战列线进入到英国战列舰的射程之内后，德国人发现：数量要大得多的英国战列舰正占领了阵地并将集中火力打击德国舰队先头的战列舰，而这些德国战列舰却不能用它们全部的舷炮进行还击。但是，德国人却实施了一个使他们自己能够脱离这样危险境地的机动动作，每艘战列舰都调转船头180度，开足马力驶离了英国人的埋伏圈。

然而，实施这一行动的英国舰队的航线位于德国舰队与其基地之间。当德国人掉转船头向基地前进以逃避意想不到和不愿意进行的战斗时，他们的战斗编队又一次直指英国舰队，舰队再次调转了船头180度。德国舰队的新航线又指向了英国舰队，但当德国舰船在微弱的夜光下看到英国战舰时，他们迂回开了。

杰利科并不愿意在夜间与德国人作战，因为鱼雷和水雷可能会抵消他的优势，加上冒险作战将有可能使他丧失优势，所以，谨慎小心的杰利科并没有强行使用他的优势。而且，杰利科也知道，即使他击败德国人，他在战略上将一无所获，并且甚至有可能损失盟军的海上优势。因而，他表现出了与多哥上将在1904年8月10日胜利之后同样值得称赞的小心。这样，遭到重创的德国舰队在夜间通过了杰利科的后方，回到了他们的基地。

从战术上讲，德国人确实取得了一场胜利，击沉了3艘英国战列巡洋舰，只付出了一艘战列巡洋舰和一艘老式战列舰的代价。英国损失3艘装甲巡洋舰，德国损失4艘小型巡洋舰，使英国损失舰船的总吨位数达111，980吨，德国则为62，233吨。但像与法国进行了许多次的海上作战后一样，英国人以前所拥有的海上优势并没有消失，战斗的结果也并没有引起德国人再进行一次海上作战的兴趣。英国人立即将注意力投入到改进他们的火控装备、弹药和弹药库防范炮座爆炸的安全性上。

潜艇：袭击商船的新兵器

德国人在整个战争期间发现，他们处于一个与法国人过去曾经历过的相类似的境地，这种境地就是法国人在他们与英国人进行的无数次战争中所经历过的那种严密封锁。但是，由于速度很快、装备有无线电设备的英国舰船监视着在德国港口防御和雷场之外的海上交通线，德国人所面对的封锁远比法国人所要对付的所有封锁要严密得多。而且，工业变革在使新式舰船能够投入作战的同时，也使德国经济对海外贸易的依赖程度达到了18世纪所无法想象的程度。另外，德国人还发现，变化了的环境使德国人无法效仿法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所擅长的袭击英国商船的毁灭性后勤战略。英国对德国进行封锁的舰船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靠风和天候，这种特点使得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很难像以前的法国舰船习惯的做法那样悄悄地驶入大西洋的深处。由于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依赖于煤而不是风，更进一步地阻碍了德国人继续进行这种传统的袭击战略的尝试。而且，英国对德国的海上封锁具有更大的效能，使德国人几乎不可能把俘获的英国商船押回德国的港口，而这一直是刺激法国人对商船进行袭击的一个动机和一种收益。

潜艇则为德国人继续以处于弱势的海军力量运用袭击性后勤战略提供了手段。潜艇开始了具有惊人战果的战争。曾有一艘德国潜艇在看到一个有3艘排水量分别为1.2万吨的英国装甲巡洋舰中队后，该艇立即下潜，并向其中一艘英国装甲巡洋舰发射了鱼雷。当这艘被命中的英国装甲巡洋舰开始慢慢下沉时，其他两艘装甲巡洋舰只是停在一旁打捞幸存者。英国装甲巡洋舰这种不明智的举动使德国潜艇的艇长又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攻击，从而全部击沉了英国这些总排水量达3.6万吨的强大的水面舰艇。

但战舰很快就学会了对付潜艇的方法，主要是警惕地观察海上有无袭击的鱼雷，保持很快的航速使潜艇无法接近，采用不规则航线，使潜艇无法让鱼雷的航线与目标船只的航线交汇。如果战舰发现了一枚对其进行攻击的鱼雷，战舰常常不仅仅是采取规避动作，而且会径直驶向鱼雷的发射阵位，设法在潜艇下潜到安全深度之前撞毁它。

另一方面，在一个很大程度上意想不到的发展过程中，商船证明是易于遭到潜艇攻击的。潜艇在水面上利用它们的甲板武器迫使商船投降。然而，小型潜艇又不能搭载足够多的水手来操纵捕俘的船只，而且，即使潜艇能够搭载足够多的水手，严密的海上封锁也基本上排除了德国潜艇将它们的战利品带回德国的可能性。因而，德国潜艇就击沉它们虏获的商船，让船员们乘坐救生艇逃生。

随后，英国人又恢复了对他们的商船进行武装的行动。尽管平民海员并不能与作为射手的德国海军士兵相提并论，而且商船携带着各种各样的常常是淘汰了的旧武器，但是，潜艇自身的脆弱性使得潜艇就是与一艘武装商船交火也相当危险。另外，英国还给一些商船装备了隐蔽的现代化武器，并由海军士兵操纵这些武器。当这些商船被德国潜艇艇长误认为是非武装的商船时，它们就能很容易地击沉德国潜艇。

由于德国潜艇艇长并不能提前得知商船里是否拥有由训练有素的海军士兵操纵的隐蔽武器，他们开始在事先不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向一些商船发射鱼雷。这种行动存在着缺点：它不仅会用光鱼雷，因为潜艇只能携带很少量的这类体积庞大的自动推进武器；而且，这种做法公然违犯了人们长期以来一直遵守的不攻击民用船只的传统和公认的国际法。由于中立国的商船携带着重要的货物并提供了有价值的目标，德国潜艇也对它们进行攻击。但是，攻击中立国船只的作战行动涉及到德国与美国之间的争端问题，而当时美国是惟一的仍然保持中立的超级大国，所以，德国政府在运用这一政策的严厉程度上犹豫不决。

德国人很快就认识到，潜艇向他们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海军兵器，他们可以使用这种兵器去对付他们的敌人拥有的占据绝对优势的海上力量，他们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开始强有力地运用潜艇袭击商船的后勤战略。德国开始这场战争时只有28艘潜艇，相比之下英国则有56艘，但到1915年1月，德国已有160艘潜艇正在建造之中或者已经订购。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潜艇在1914年只击沉了3，382吨的商船，在1915年则击沉了1，193，004吨商船，盟军基本上是用新建造的船只来替代这一损失的。进入1916年时，德国已拥有了68艘潜艇（与之相比，1915年初只有24艘），而且已经替代了超过23艘他们自1914以来损失了的潜艇。1916年，德国击沉了2，209，709吨运输船只，是盟军船只新增加吨位的两倍还要多。因此，德国已经建立起了一支能够攻击盟军商船的部队，它所取得的战果已经等同或者已经超过了法国在17和18世纪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的最大胜利。

火炮在陆上围攻战中的优势

面对着围攻战，所有的参战国迅速作出反应，增加了围攻战中火炮这种主要武器的数量。所有参战国都匆忙地将老式火炮调往前线，尽管这些老式火炮的射速很慢并且只有简单的后座装置，但它们在各国工厂能够向军队交付新式火炮之前填补了空白，而且它们也证明：即使是过时的武器也同样能非常有效地消灭敌方的士兵。交战国也都抽出了它们那些未受威胁的要塞里的火炮。最初，德国人在榴弹炮上拥有明显的优势，榴弹炮对围攻战特别有用，因为榴弹炮可以发射重量更大的炮弹，并适合于对射手看不到的远距离目标进行高角度的间瞄射击。但法国匆忙地将他们的1913年型榴弹炮投入生产，生产出了很多种类对攻击野战防御工事非常有用的更重型火炮。

法国人在岸防火炮的数量和型号上抓住了特别好的机遇。当初，法国人在构筑海岸防御时选择使用了一种炮架价格非常便宜的火炮，这使他们拥有了很大数量的岸防火炮。他们并没有选择炮架价格非常昂贵且防护性能很好的火炮，因为如果使用那种火炮，他们拥有的岸防炮的数量将很少。他们把岸防火炮的炮架安装在轨上，炮架沿轨道运动既实现了火炮在水平方向上的瞄准，同时也吸收了火炮的一部分后座力。由于法国人配置这些火炮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防御英国海军，所以，他们可以迅速拆除这些火炮并将它们运送到前线，由于这些火炮采用的是简单铁轨型炮架，而且，由于炮架很便宜而使这种火炮的数量很大，这种火炮在前线被证明是法国人一个极好的选择，因为它使法国在这场已经发展成为意想不到类型的战争中拥有优势的重型围攻战火炮。

英国人由于主要依赖于他们的海军进行防御，所以也就没有可以抽出火炮的要塞或海岸防御。这一现状加上英国本来就只有很小规模的陆军，意味着在战争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迅速扩充的英国陆军将面临由于生产持续地滞后于需求而形成的火炮紧缺问题。弹药的短缺困扰着所有的交战国，特别是法国和英国尤为严重，因为它们在火炮更密集的法国西线采取进攻行动。在1914年以前，各国军队都没有足够数量的更重型火炮和所需的弹药补给。由于俄国部队相对于其工业生产能力来说规模过于庞大，所以也就从来没有能够恰当地满足其军队对火炮新的、扩大的需求。

火炮体积的扩大可能比火炮数量的增加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身管最长的火炮，其身管长度已经达到火炮口径的30倍以上；榴弹炮身管的长度也达到了火炮口径的20-30倍；而迫击炮身管的长度则不到其口径的20倍。一门火炮的重量是与其长度成正比的，更短型、更轻型火炮的重量要更轻一些，与更长型火炮发射同样重量的炮弹时，其初速度要更慢一些，相应地其射程也要更近一些。炮身短的火炮，迫击炮和榴弹炮的主要作用是超越夹在火炮与目标之间的高地进行高角度射击，以及对堑壕进行高角度射击。远射程的火炮在向敌人后方诸如铁路线和补给设施之类的目标进行射击时具有更大的效用。

插图8.1“巴黎”炮

1918年，德国引进了一种射程达75英里的火炮，这一射程几乎是最大口径火炮射程的4倍。为了达到这么远的射程，德国人改装了一种380毫米口径的火炮，在其身管上增加了很长的滑膛附加身管，并用这种炮发射210毫米炮弹。长身管、轻炮弹和强劲的发射装药使这种炮的初速度是常规火炮的2倍，使炮弹能够在高空飞行，降低了风对炮弹的阻力，从而获得了不同寻常的射程。但这种炮的命中精度很低，只能命中像城市那么大规模的目标。德国人使用这种火炮轰炸巴黎，这种攻击行动只具有心理意义而不具有军事意义。“巴黎”炮产生了轰动效应，法国和意大利也开始了研制这种炮的工作，但他们并没有能够在战争期间及时地完成研制工作，也就没能用于实战。

表8.2省略了“巴黎”炮，但包括了绝大多数法国和德国在战争期间所使用过的火炮。

火炮口径的度量单位是毫米。75毫米和77毫米野战炮部分约占据了双方所有火炮的一半，使用的炮弹重量从13磅到17磅不等。520毫米榴弹炮的重量达2，800磅。更大口径的火炮需要铁轨型炮座。

空军的发展及其运用

在战争爆发前的10年间，飞行技术已经得到了发展。飞艇进步得最迅速，甚至被用于运送乘客，而且各国陆军和海军都已经认识到了飞艇用于侦察的价值。飞艇能够在空中逗留几天，使它们对于执行侦察任务特别有用，而德国人更是利用了这一特点。但飞艇在战争期间的作用却很有限，因为飞艇容易遭到地面火力的攻击，而且有时在逆风时又缺乏动力去保持航线。德国人最终使用飞艇携带重达两吨的炸弹在伦敦城的上空进行投弹。最终证明，这些空中袭击仅仅是一种骚扰行为。德国人为了具有更大的安全性，让他们的“齐伯林”可操纵式飞艇在夜间飞行，飞艇经常完全偏离城市，把运载的炸弹投掷在空阔的农村。最终，德国人用飞机取代飞艇进行袭击，随后，又完全放弃了这些袭击行动。德国进行袭击的目的是打击英国平民的士气，德国一共投掷了300吨炸弹，炸死了1，400人，但这些死伤的人员中并没有几个人是英国的陆军或海军士兵。

在战争期间，有翼飞机被证明具有更大的军事价值。到1913年，飞机已经能在1小时内飞行126英里，能爬升到1.5万英尺的高度。俄国已经制造了一架有4台发动机的飞机，这架飞机带有一个能搭载16名乘客的舱室。但交战国在战争开始时所仅有的几百架飞机所具有的能力都很有限，由于这些飞机的目的基本上是用于侦察，它们的速度每小时几乎很少超过70英里，一些飞机的爬升高度也不超过3，000英尺。但由于它们很易于制造和价格很便宜，而且相当易于学会驾驶，各国陆军迅速地增加了他们飞机的数量。

由于法国在飞机研制上的领先地位以及盟军制造了比德国及其盟友数量要多得多的飞机，盟军占据了空中优势。与德国大约4.8万架飞机的产量相比，法国制造了大约5.1万架飞机，英国约5.2万架飞机，于1915年加盟的意大利则生产了2万架飞机。法国生产了9.2万台发动机，其中有许多被他们的盟国使用。俄国和奥匈帝国则生产得非常少。美国生产了1.5万架飞机，但实际上这些飞机几乎没有一架投入了作战。1918年，参战国已将它们战争期间总产量中5%-6%的飞机用做作战飞机。1918年，盟军拥有相当强大的空中优势，仅在法国，法军就驻扎有260个飞行中队、英军有100个飞行中队，相比之下，德国却只有200个飞行中队。

早在法国大革命时就曾被使用过的系留气球，为炮兵提供了基本的空中观察手段，但是，当飞机在携带了与炮兵进行联络的无线电报之后，系留气球被最终取代了。飞机更典型的作用是提供侦察，主要观察敌军部队和火炮的运动以及敌军兵力集结行动。在一场拥有连绵战线的战争中，飞机完成了传统上保留给轻骑兵的侦察职责。机载摄像机以及后续的对照片进行的专家分析，促成了由这种新型空中轻骑兵所进行的有效观察。

1914年9月，法国组建了首支专门用于轰炸行动的飞行部队。尽管陆军已经研究了空中轰炸，而且意大利已经在他们1911年与土耳其人进行的战争中与空中侦察一起使用了空中轰炸，但法国并没有对空中轰炸行动做好准备，只得把90毫米炮弹临时改制成航空炸弹。不久，所有的参战国都开始实施空中轰炸行动，并研制了专用的轰炸机。它们主要轰炸诸如铁路车站之类超出火炮射程的目标，并且使用机载炸弹和机枪攻击敌方的火炮和部队。飞机通过攻击炮兵没有命中的目标来支援地面进攻行动，但空中轰炸的不准确性使得这些尝试相对来说效果较小。最终证明，装备有机枪的飞机在对付处于开阔地的部队时确实非常有效，因而也就承担了轻骑兵的战术任务。

法国也对战略轰炸重点进行了尝试，目标是位于布里埃盆地的铁矿。这一地区在1914年被德国占领，向德国提供制造钢铁所需的原材料。在这场持续了两年的轰炸行动中，法国对运输矿石的铁路终端进行了轰炸。在战役的进行过程中，法国人投掷了1，800吨炸弹，是德国在英国投弹量的6倍。但在战争结束之后，法国人发现他们的努力没有任何效果。投在一个车站里的1，300吨炸弹中，只有100吨命中了目标，而且这些炸弹并没有妨碍矿石的运输。法国人得出的结论是：除非他们轰炸得更准确一些，否则为了封锁从布里埃盆地的铁路运输，他们将不得不投掷18万吨炸弹。

但在战争期间，交战国并不知道他们轰炸行动的无效性，他们不停地扩大和改进他们的轰炸机。到1918年，德国已经装备了能向伦敦投掷1吨重、13英尺长炸弹的飞机。英国曾研制出巨大的“汉德利·佩奇”型4个发动机的飞机，这种飞机并没有投入作战，能够在一次短途飞行中携带重达6，900磅的炸弹。

对轰炸机的防御主要依赖于使用其他飞机对它们进行攻击。随后，轰炸机就在夜间发动攻击，因为防御的飞机在夜间看到轰炸机的机会很小，因而对轰炸机的攻击机会也就更小。但是，轰炸机在夜间投弹，使本来就令人沮丧的投弹的精度更进一步地降低。

防空火力的首次有效使用发生于一支法国步兵部队的射击行动中，当时这支法国步兵部队使用一次步枪齐射击落了一架德国飞机。不久安装用于进行高角度射击的机枪提供了对低空飞行飞机的防御，同样安装用于进行高角度射击的野炮也被用于向高空目标射击。但防空武器对付在三维运动的目标并未取得太多的成功，即使使用探照灯，它们在夜间的效果也更差一些。实际上，对空中打击的最佳防御并不是高射炮，而是由于拥有了防御性飞机以及使敌轰炸机轰炸行动的不准确，才是对空中打击的真正防御。

因而在战争的初期，飞机相互之间进行作战。尽管飞机之间相互作战是件新奇的事情，但其基本样式却发展得相当快。首先，侦察机的飞行员和观察员使用手枪和步枪进行交战，而后是使用气冷式机枪进行交战。有一种飞机的发动机在后部推进、前部有一名装备有机枪的观察员，这种飞机被证明是最好的战斗机，因为这样的配置使观察员拥有广阔的、不受阻碍的射界。

插图8.2“普舍尔”推动式飞机

但是，发动机和螺旋桨在前部的更轻型单座飞机比双人推进式飞机具有更高的速度和机动能力。一位法国飞行员在尝试将机枪从螺旋桨里进行同步射击未能取得成功之后，将钢板安装在飞机的螺旋桨上，因为飞机一般使用向前射击的机枪进行射击，所以这些钢板将会使射向螺旋桨的子弹偏转方向。此后，由于绝大多数子弹不能打坏螺旋桨，飞行员就可以驾驶这种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强的牵引式飞机进行战斗，牵引式飞机的飞行员在为机枪进行瞄准时，需要把自己飞机的机头瞄向敌机。

而后，德国人研制出了发挥作用的同步齿轮，它能使机枪从螺旋桨里射击。到战争中期时，作战飞机或战斗机、驱逐机都采用了这种同步技术。到1918年，战斗机已经装备有两挺步枪口径、气冷式从螺旋桨里射击的机枪，其飞行速度每小时已达130英里。侦察机除了搭载一名观察员和重量更重之外，其他方面与以前相似，速度更小和机动性能更差一些。绝大多数轰炸机在许多方面与侦察机相同，但有一些轰炸机有两台或3台发动机，有的甚至有4台发动机。

插图8.3安装有同步机枪的“索普维恩凯摩尔”牵引式飞机

因而，空战也就变得与古代时的海战相类似，在古代海战中，轻型的、机动性更好的战舰通过撞击来摧毁敌方的舰船。而飞机却是向敌方的飞机发射机枪子弹。作战的方法也更多地集中于单机作战，这一特点只是在飞机按飞行中队编组以后才稍有改变。当飞行中队相互作战时，才开始出现空中混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战中，轰炸机和侦察机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它们的体积和重量更大，加上它们的速度更慢，使它们具有某些与老式商船相同的特点。尽管观察员拥有一挺机枪以及后来轰炸机和观察飞机装备有向前射击的机枪，但这些武器并不能提供全方位的保护。战斗机使用它们更快的速度和更好的机动能力从一个未受防护的角度来攻击这些速度更慢的飞机，就好像战舰将从一艘商船的一侧撞击商船一样。而携带着炸弹的轰炸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好像是空中的武装商船一样。

由于只有轰炸机和观察机能够完成飞机的基本任务，战斗机就起到了攻击它们的防御性作用，而且还有给更脆弱的飞机实施护航的进攻性任务，这种做法非常像护航舰船保护商船运输时所做的那样。从战术胜利以战斗消耗来衡量的角度看，防御方拥有优势，因为它们能够攻击敌方脆弱的轰炸机和侦察机。防御的战斗机常常还有另一个防御优势，即作战空域离己方的机场较近，这使得它们能够在投入作战时拥有更多燃料，因而也就在它们需要返回基地之前能够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而且，如果飞行员和飞机落到了自己的领土上，他们还有机会再一次行动。但是，轰炸所造成的破坏以及由侦察机所获取的情报，也能获取得战术上的利益，同时这些进攻性行动还能带来战略效果。

尽管盟军在飞机的数量上占有优势，但盟军的空军部队并没有获得像它们的舰队控制海域那样的制空权。德国拥有相当多的空中力量，而且盟军的飞机过于专门用于进行封锁，使盟军并不能取得绝对的制空权。例如，当对一个敌方机场上空保持不间断的巡逻时，飞机需要不停的换班，而在以前，一艘正在海上对敌方港口进行近距离封锁的舰船是不会遇到这样的难题的。飞机进行轮换通常就意味着：进行封锁的空军在某一时刻将在一个机场的上空拥有太少的飞机，使处于劣势的空军很容易在其自己的空域内达成优势。在敌方不知道攻击和没有敌方的战斗机在空中时，对位于地面上的飞机进行空中突袭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但这种行动非常难于实施。被改装进行高角度射击的机枪和野炮的防空能力也有助于挫败由一支更强大的空军实施的这类突袭。

因而，从战略上讲，空战同时涉及到空袭和反空袭这两个方面，而空中力量更强大的一方则更多地实施空袭。盟军就利用它们的空中进攻行动来配合地面进攻。虽然盟军的飞机数量更多，使它们在不受妨碍的空战区域内将拥有更多的机载火炮向更少的目标射击，这本应该使盟军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但是盟军却承受着比德国更大的损失。

公众更多地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战斗机飞行员，但是它们却通常忽视更为平凡的轰炸机飞行员和他们的机组人员。单机作战所隐含的英雄主义吸引了公众的想象力，使一些空中英雄崭露头角，这些飞行员根据被他们击落的敌机数量而被授予“王牌飞行员”的称号。被击落的敌机要求被另一位观察员证实，或者要在地面上寻找到飞机的残骸。实战的结果证明，那些没有经验的飞行员，常常是没有经过充分训练的那些飞行员，很容易成为那些技艺娴熟的飞行员的牺牲品，这些技艺娴熟的飞行员们大多是在长期飞行和战斗行动中幸存下来的飞行员。因而，德国最杰出的王牌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在他由于不停地战斗而精疲力竭地被击垮台之前，共击落了80架敌机。英国最成功的王牌飞行员是爱德华·曼诺克，他在战死之前击落敌机的总数达到了73架。威廉·a·毕晓普是加拿大的一名王牌飞行员，他共击落了72架敌机，并在战争中幸存下来，法国最杰出的王牌飞行员勒内·冯诺克也一样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他共击落了75架敌机。

堑壕战战术

1915年，在法国处于守势的德国人，小心地在他们的前线构筑防御工事。这些工事包括一系列的堑壕线。位于第一道堑壕内的步兵和机枪火力控制着第一道堑壕前的地形，并与其后200码距离上的第二道堑壕相联系。德国人在其之后700-1，000码的距离上设置了另一道构筑有混凝土工事机枪阵地。由认真的、办事有条不紊的德军总参谋长福尔金汉制定的德军条令规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对这道防线进行防御，使用反击恢复任何的损失。尽管这种行动是被围城市防御战的标准行动，但这种行动在这里几乎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德国人在战线后面拥有几千平方英里的占领地。

1915年春，英国人试图先进行30-40分钟的炮击，而后使用一次突然冲击来突破德国人的这道防线。英军确实在一个方向上突破了德军的防线，但随后德军的预备队和机枪阵地线挡住了英军的前进，直至德军更多的预备队到达这里并建立了新的防御正面。英军还有机会向前推进得更远，但是他们在等待来自位于后方的将军的命令时延误了战机。当信使送去报告并带回了将军的命令时，战场态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将军们通常缺少像小山这类能够进行观察的有利地点，加上他们指挥着几英里长正面的作战行动，使他们既不能及时掌握战场的态势，也没有控制作战的快速通信能力。防御方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指挥官们逐渐地认识到：堑壕战需要分散指挥，赋予小部队指挥官更多的指挥权。

在另一次突击中，英国步兵从进攻堑壕到防御堑壕只需要前进200码。他们以6个连续战斗线依次向前推进，人与人之间的间隔只有三步远。德国步兵和几挺机枪击退了前3个攻击波次的突击，德国炮兵向英国堑壕射击，击中了爬上堑壕顶开始冲锋的第4个攻击波次。而英军的最后两个攻击波次根本就没有发起攻击。在这一次攻击行动和随后重新进行的一次攻击行动中，英国损失了6，340人，德国只损失了902人。

按攻击波次进行攻击反应了自17世纪以来的一种线式系统的传统。所有欧洲陆军战前的条令都强调，进攻方需要建立起对防御方的火力优势，为了达到最大火力则需要这种线式配置队形。这一理论设想，俯卧的步兵在压制住了防御方的火力之后需要快速前进，但由于其还设想步兵需要前进更远的距离，使实战中从200码距离上的突击只代表了步兵的最后冲刺。然而攻击的步兵并没有奔跑，相反他们前进的速度却是按规定速度前进的，目的是使敌人的防御阵地一直处于己方炮火射击之下直至最后一刻。战前的理论既没有考虑到如此完全的堑壕，也没有认识到防御火力的密度和效能。英国使用了许多只是新招募的和没有经过战前训练的部队和军官，使他们的战术笨拙而又僵化。

在这两次攻击行动中，虽然英国人在他们发动突击的狭窄正面上每7码就配置了一门炮，但是英国炮兵却未能削弱德国人的防御阵地，甚至没能严重地破坏有刺铁丝网。绝大多数英国火炮是发射18磅重炮弹的野炮，这种野炮在如此短促的轰炸行动中缺乏严重的破坏德国野战工事的威力。炮火的不准确性是失败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绝大多数炮弹未能命中堑壕和有刺铁丝网，因为每名炮手都没有进行试射。试射就是指提前对目标进行射击，并观察和校正其火力以确保能命中指定的目标。而且600门火炮试射也需要时间。缺少试射的轰炸就缺少精度，而进行试射又会使攻击失去突然性。

法国人并没有依赖于步兵的突然突击，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像围攻战那样对拥有堑壕的德军防御阵地进行攻击。工兵出身的霞飞制定的解决措施就是炮兵攻克、步兵占领。他放弃了突然性，而通过具有围攻战特点的持续的炮火轰炸来达成优势。但由于霞飞的长时间轰炸需要巨大数量的弹药储备，他的进攻需要等待，直至他已经积累了足够数量的弹药。在1915年冬季和春季不成功的努力之后，他于秋季重点进行了两次进攻行动的尝试，其中有一次是在北翼与英国人的合作。

在第二次行动中，在香巴尼一个80英里宽的正面上，霞飞集中了20个步兵师进行攻击，使用了8个步兵师和6个骑兵师作为预备队以利用突破的效果。德国的防御兵力只有5个师。除了无数的野炮之外，法国还使用了850门更大口径的火炮进行了基本上摧毁德国人堑壕的为期3天的轰炸。步兵的攻击在大约一半正面上突破了德国人的堑壕线，在其中8英里宽的正面上，法军的冲锋突破了拥有混凝土工事的机枪阵地。但是德国人在3天轰炸所提供的时间的帮助下，在他们第一道防线之后2，500-3，000码的距离上又构筑了另一道防线，从而增强了他们的防御力量。为了攻击德国人的这道新防线，法国人不得不停顿下来，等待他们的火炮运动上来实施另一次火力突击。

实践证明，德国人的这道新防线更不易于遭到炮兵火力的攻击，因为德国人将其构筑在山体的反斜面上。当德国人构筑他们原来的防线时，他们将防线构筑在山体的正斜面上，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步兵需要好的射界来击退敌人的攻击。但他们后来得知，在山体正斜面阵地里，士兵的火力由于射界的原因只能在几百码的距离上阻止敌方的步兵前进。位于反斜面上的堑壕线为德国人防护敌方火炮的射击提供了极好的保护，因为这些阵地为德国人提供了防护直瞄射击的庇护所，并且妨碍了法国炮兵观察员的视界，因为火炮需要通过观察员观察炮弹的弹着点来修正榴弹炮和其他间瞄武器的射击偏差。

法国人也按攻击波次进行攻击，但由于他们拥有受过更好训练的部队，以及更专业的军官和专业军士，他们给予下级部队更大的主动权去在德国人的阵地上机动和利用敌人部署上的薄弱部位，法国人的行动程序也与围攻战传统非常一致。然而，法国人的总原则要求把步兵与炮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不可避免地给他们的进攻行动带来了一种缓慢和僵化。

这种利用反斜面的预防措施，与拿破仑战争时期威灵顿元帅保护他的步兵免受法国火炮射击所使用的措施几乎没有区别。另外，德国立即开始在他们第二道防线之后挖掘两条新的防线。然而，德国人的确没有使用这些新的防线，因为他们处于有利位置上的第二道防线在他们火炮的支援下击败了法国人重新组织的突击。

法国在北线进攻的进展情况并不太好，英国人也同样好不到哪里，英国人无法实施法国人长时间炮击的技巧，因为他们并没有法国人所拥有的充足的重型火炮补给的优势。即使长时间炮击能够大量地杀伤德国的防御部队，并且毁坏德国的堑壕，但德国的防御部队拥有太强大的火力，只需要很小一部分的部队接触就能够打退一次步兵的冲锋。例如，一挺德国机枪曾在一个下午发射了12，500发子弹。这是对英国人的一次攻击行动所进行的射击，虽然当时英国人进行了持续4天、耗费25万发炮弹的轰炸，但英国还是遭受了8，000人的伤亡损失。

在这些秋季进攻中，英国损失了5万人，德国损失了2万人。为了对付法国人，德国人损失了12万人，而法国人损失了19.2万人。德国人大量地实施反击行动，以及他们坚持不惜任何代价也不放弃任何领土的原则，使他们在对付技能更为熟练和武装更强大的法国部队时损失更为严重。

盟军将骑兵师保留为预备队以利用从未出现的突破口。后来有一天，英国骑兵在误认为德国人正在撤退时，向构筑了工事的德军阵地发起冲锋。一名德国士兵这样写道：“当英国骑兵中队骑马冲向我们时，我们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解释说德国士兵“在英国骑兵到达步枪射程之内后，他们站起来，大笑着用一阵弹雨欢迎这群少有的目标。幸存的马匹掉头就跑，带着许多空空的马鞍逃了回去”。在另一个阵地上，英国骑兵并没有给德国士兵提供任何的狩猎机会，因为，如同一位德国士兵补充的，“几个炮兵连向一群骑兵射击，我们的机枪完成他们的消灭行动。无数的没有骑手的马匹在战场上到处奔驰，我们缴获了许多英国军队的马匹”。[注：g·c·温，《如果德国进攻：西线的纵深作战》，伦敦，1940年，第198、199页。]

1915年和1916年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后勤与以前所有的战争都不同，因为在这场战争中，铁路运输为驻止军队提供了所需的食品、饲料和数量巨大的弹药。围困一直使后勤补给面临着问题，但没有了铁路，各国军队是不可能在相互围困的情况下保持静止不动的。交战国要求它们的工业经济满足它们总人口中超过10%的人处于武装状态的要求。这些军队通常不能依靠敌人来生存，需要后勤提供前所未有的数量的弹药以及新的和替代的武器。

盟军的战略对这种战争和经济之间的新关系作出了反应，当时，英国对德国进行了封锁性的后勤战略。这种封锁性后勤战略并不能决定战争，因为德国拥有发达的工业、基础牢固的农业、丰富的煤碳和钢铁，而且，德国除了在水上与斯堪的纳维亚相连之外，还在陆上与东欧接壤。但英国的封锁确实限制了德国的粮食补给，而且还限制了德国从国外进口诸如棉花、橡胶和石油之类的物资。德国武装了其士兵，养活了其军队和平民人口，但还是有短缺、麻烦、某些困难和部队士气下降的问题。相反，盟军利用它们的制海权、海外的投资和信誉，大量地进口其工业、军队和平民人口所需的物资。

地图8.1中东欧（阴影部分为1915年初德国和他的盟国）

德国人继续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内线。1915年，他们转而在法国进行防御，并集中兵力对付俄国。在内线上，交战双方部队的作战正面约为700英里，是西线从瑞士到海边的两倍多，双方都分别拥有基本上与西线相当的力量。俄国和奥地利在1914年发动的攻势行动形成了正面冲突，在俄国人向前推进了一段距离之后，俄国对德国、奥地利的作战正面于当年秋末稳定下来。德国和奥地利的意图是利用1915年的攻势行动击退俄国，削弱其力量，减缓对奥地利的威胁。

德国和奥地利首先通过在战线的最北端发动一次进攻来分散俄国人的注意力，随后于5月初在南翼发动进攻，俄国人在南翼只有6个师坚守着一个28英里宽的正面。俄国部队只拥有惟一的一道堑壕线，它们却要面对得到1，500门火炮支援的14个奥地利和德国师的进攻。奥德部队进攻的突然性，加上俄国人的堑壕在持续4小时的精心计划和准确瞄准的炮火轰炸之下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俄国人退却了，奥德部队在12天内迅速向前推进了80英里。由于奥德部队向前推进威胁到俄军友邻部队翼侧和后方的安全，俄国人不得不在一个250英里的正面上全面后退，利用一道新的堑壕线重新组织防御。

由于俄国人在作战正面上力量与空间的比例低于奥德部队的比例，德国人才有可能突破俄国人的防御，这种突破在法国的盟军指挥官曾经避免过。在一系列这样的进攻之后，德国和奥地利将俄国军队从波兰赶了出去，并使俄国人遭受了严重的伤亡。随后，德国和奥地利又在秋季转而对付塞尔维亚，占领了其领土，但塞尔维亚军队逃到了亚得里亚海边，并在那里登上了盟军的舰船。当德国人认为他们已经摧毁了俄罗斯的进攻能力之后，他们接着就转向对付法国，于1916年在凡尔登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代价昂贵和犹豫不决的战争。

为了确保盟军能及时地集中兵力，霞飞于1915年12月召集了一次会议，俄国、意大利以及法国和英国在会上都同意于1916年6月同时发动进攻。

但是，盟军却没能成功地利用它们自己的内线。1914年秋，奥斯曼帝国加入了这场战争并站在了德国和奥地利一边。奥斯曼帝国当时的领土包括现在的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因为在1915年初，交战国塞尔维亚以及中立国保加利亚这两个国家把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德国分隔开了，盟军与德国、奥地利拥有数量相同的内线，这样盟军可以集中兵力或者是来对付德国和奥地利，或者是去对付土耳其。由于盟军在海上具有优势，所以它们应该很容易就能运来绝对优势的部队对付奥斯曼帝国，并把奥斯曼帝国从战争中赶出去。取得这样的胜利后又可以把整个战争期间用于对付土耳其的资源解脱出来，用于对付德国和奥地利。

相反，盟军却试图用其海军打通海峡进入到黑海，而当这个企图失败之后，又把部队在土耳其人预先做了准备的地方进行登陆，企图占领加利波利半岛和打通达达尼尔海峡。当这个企图也遭到失败，就像西线一样以固守壕沟的围攻战宣告结束之后，盟军撤回了其部队，将其中一些部队在希腊的萨洛尼卡登陆。与此同时，保加利亚宣告参战，并站在了德国和奥地利的一边，参与击败塞尔维亚的行动，这样就打通了德国、奥地利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铁路交通线，并可以利用这条铁路线来运输德国的弹药和补给物品。因而盟军也就失去了他们位于土耳其与德国、奥地利之间的中间阵地。

首先击败弱小的奥斯曼帝国，而后集中所有的资源对付更强大的奥德联军，本应该是内线原则的正统应用方法。因为首先完成击败更弱小敌人这个更简单的任务，就会增强用于对付更难打之敌的力量。但是，德国刚刚出名的战争理论权威克劳塞维茨却提出了与这一方法相反的论点，他提出应当首先以敌人的主力为目标。盟军只有首先对德国发动进攻才能满足这种要求，如果盟军战胜了德国人，奥地利以及奥斯曼帝国就必然垮台。但是如果消灭了奥斯曼帝国，盟军将既不能打败德国，也不能结束战争。

然而，建立在内线基础上的论点确实似乎更占上风，因为盟军首先集中兵力对付奥斯曼帝国，将使盟军最终能集中更大规模的部队去对付德国。首先征服更弱小的对手只需要最小的努力，这一因素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但这样的争论并没有决定盟军的战略。确切地说，由于法国处于优势地位，加上法国的意图是把德国军队从其领土上赶出去，这意味着盟军将会把他们的主要行动集中在法国，虽然盟军暂时使用了相当数量的陆上部队去打通达达尼尔海峡，并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巴尔干半岛保持相当数量的部队去正面对抗保加利亚和德国军队。

1916年的同时进攻确实给德国施加了压力，就在其他的奥地利军队正在向意大利部队发动进攻时，俄国在6月份的进攻行动严重地挫败了奥地利军队，而德国人也发现他们自己正陷入了在凡尔登对法国进行的旷日持久的进攻作战当中。6月末，法国和英国部队在法国沿索姆河发动了一次联合进攻，它们以此结束了这次同时作战行动。这次索姆河的进攻行动持续5个月，结果又是一次代价昂贵的作战行动。

在这次联合进攻行动中，英国承担了主要的进攻任务，在14英里宽的正面上发起攻击，而法国人的攻击正面只有9英里。自1914年以来的这段时间里，英国已经从志愿者中组建了大规模的陆军。这些人有他们的的优势，就是他们有非常的作战热情，但是他们也存在着缺点，就是缺乏经验和几乎没有正规的军官或专业军士来领导他们。英国人在开始行动时进行了一次持续7天、消耗了160多万发炮弹的炮击行动。德国人在构筑防御工事时，把电话线埋在6英尺深的地下，把人员地下掩蔽部设在地下20至30英尺深处，这也恰好值得英军炮兵进行如此长时间的炮击。德国人把有刺铁丝网捆绑在铁桩和架子上，形成了两道分别为30码宽的隔离带。英国人的炮击最终炸毁了德军所有的这些工事，甚至德军设在地下很深的庇护所也被炸坍塌了，常常使藏在里面的德军士兵窒息而死。但英军大规模的炮击不得不以牺牲突然性为代价，虽然英国人在精心地进行作战准备时并没有提前引起德国人足够的警觉。然而，英国人的大规模炮火轰击却引起了德国人足够的重视，德军把预备队运动到了受威胁的部位，并开始构筑另一道防线。

当英国人开始突击时，幸存的德国士兵从他们的地下掩蔽部里钻出来，在炮弹坑里建立起了一道防线。按攻击波次发动进攻的英国士兵，因而也就遭遇到步枪和机枪火力的沉重打击，英国人的伤亡很惨重，在第一天就伤亡了5.7万人，约占参战人员的40%。英国人这样的突击行动使伤亡损失的水平恢复到18世纪的水平，当时，腓烈特在科林的不成功进攻行动中导致了43%的伤亡，在另外3次作战中伤亡的损失超过30%。

虽然防御方是躲避在炮弹坑里，但防御方也拥有一定的掩护，这完全能抵消进攻方的数量优势。如果攻防双方部队的所有人员都能相互向对方进行射击，在进攻方迅速消灭防御方的条件下，n平方定律会把进攻方3：1的数量优势转化为9：1的绝对优势。但是，由地面上炮弹坑向防御方提供的掩护，不仅仅是抵消了进攻方所具有的更大数量优势，而且使进攻方部队的损失更加惨重。

地形也帮助了德国人，一份当时的评论这样说：“几乎在这条古老战线的每一个部分，我们的人不得不爬向小山向上攻击……敌人拥有观察所，对法国人有较好的视界，并有一种优势感。我们的人处在下方，多余的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堡垒，就在我们的上面，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坚固。”因而，德国人的防御阵地除了使他们具有物质上的优势之外，还使他们具有心理上的优势。[注：b·h·利德尔·哈特，《真正的战争》，波斯顿，1930年，第232页。]

盟军确实没有任何突破德国人防御的希望，因为在德军第一道防线之后的2，000码处，德军的第二道防线拥有与第一道防线同样强大的力量，这道防线也包括完整的有刺铁丝网带，而且在第二道防线之后的3，000码处，德国人早就建立起了一道预备队防线。另外，福尔金汉将军还没有放弃他寸土不放的决心。他已经把前线布满了部队，并且在长时间炮击发出的警告提示下，随时准备用预备队进行反击。他已经重申了他的原则，就是要“寸土不让，如果丢失，则必须立即不惜以任何代价实施反击将其夺回”。[注：温，《如果德国进攻：西线的纵深作战》第118页。]

这一防御原则使德国人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因为它把大量的人员配置在敌人更强大的炮兵火力之下，而且在反击行动中的损失也很大。这次为期5个月的会战确确实实是一次围攻战，英国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约42万人，法国约20万人，德国的损失无法确定，可能比60万人稍微多一点。德国为了保留他们在法国的占领地而进行如此残酷的战斗，使他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也远远抵消了战术防御给予他们的巨大优势。盟军在步兵及炮兵上力量更强、德军暴露在炮火突击之下以及德军不断地进行反击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战术防御将使进攻方遭受更大伤亡的威力。

寻找一种解决战术僵局的技术措施

尽管统帅们在作战中损失上百万名的士兵，而他们得失常常是几平方英里的战果，而且他们还是面临着一个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形势。过去的几百年，将军们已经习惯和理解了僵局，这些僵局建立在城堡或要塞的力量之上，也因将军们没有能力去迫使拥有巨大空间可回避好战对手的敌人进行会战。随后一个世纪以来，战争似乎肯定了拿破仑的战争方式，在拿破仑式的战争中，进攻一方或是能够迫使防御一方会战，或是迫使其撤退。而现在将军们突然面对着一种僵局，这种僵局是随着力量与空间比例的巨大提高和战术防御力量的增强而产生的。

军事统帅们发现，他们很难放弃一生坚持的并且又被战前错觉加强的思想，战前的错觉认为，火力已经增强了进攻的力量，而且必胜的士气和决心将能够将攻方的意志强加给敌人并获得胜利。以“火力杀伤”是法国贝当将军的格言，这句格言事后看来似乎只是表现出了他对这个显易而见道理的掌握。但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却形成了一种观念，被作为一种对战前过分强调火力、士气和意志取胜的思想的矫正方法。一位德国军官在与俄国人作战中向世人们展示了对战前观点进行调整的需要，当时他的部队成功地击退了俄国人的一次进攻。他的部队是岁数较大的后备役军人，体重超重、秃头，看上去丝毫不像一支部队，虽然他们的视力较差需要戴眼镜才能看清目标，但是他们还是击败了俄国人。特别令德国军官震惊的是，俄国人的攻击部队是他们的警卫部队和精锐部队，这些部队拥有更上乘的军官和更勇敢及体能更强壮的士兵。舆论的导向已经使人们确信了弱肉强食的原则，也就使人们很难接受拥有机枪的弱方打败了更强大一方的现实。

虽然参谋们和将军们要处理他们所面对的意想不到的和前所未有的战术形势自然相当困难，但是他们还是设法寻找一些解决战术问题的措施。例如，炮兵的重要性突然得到了提高，它们并没有预想到它们所面对的形势。绝大多数人曾计划使用野炮向他们能够看到的目标射击，相反他们却发现自己正在进行着围攻作战，向他们看不到的目标射击，依赖于远在地面或搭载在飞机、气球里逗留在空中的观察员。

炮手们很容易就从围攻战炮兵的行动中学会了间瞄射击的技巧，随后就转向解决摒弃试射的问题。如果炮兵能够摒弃试射，射手就能够为步兵提供突然和准确的炮击，由于精度大幅度提高，他们的这种炮击可以持续得很简短。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面临着每门炮都有不同初速的问题，火炮的初速由发射过多少发炮弹和生产中的微小差异来决定。火药的温度也影响到初速，寒冷天气的冷火药与温暖天气的热火药的推进力并不相同。空中的风以及空气的密度也会对发射出去的炮弹的飞行弹道产生影响。

法国炮兵们从海岸炮中学会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他们测定所有炮弹的初速，计算后续使用的影响，测定火药温度影响的结果，学会了向空中施放小型气球来测量空气密度、风速和风向。由于拥有精确的地图和对每门炮炮位的测勘，知道了一门炮在不同的温度、风和空气密度条件下的初速之后，炮兵就能提前计算每门炮的射击诸元。拥有了这种新的技能之后，更多的火炮就能够秘密地运动至计划进行进攻的地区，并计算出如何以首发炮弹命中它们的目标。到1918年，炮兵们已经能够摒弃试射，能够在敌人没有发现新的炮兵连到来的情况下，向他们的指挥官提供具有强大火力和精度的突然炮击。

新式武器在战争中证明是非常有用的，但它们并没有改变战术力量的平衡。手榴弹、火焰喷射器和小型便携式迫击炮证明是很重要的武器，而且它们被用于支援进攻的可能性比用于防御的可能性要大。但是轻型的、便携的、气冷式机枪的广泛使用却给防御提供了更强大的火力。

德国人大规模引进了毒气，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在化学工业上具有优势，使他们在开发更致命种类的毒气上处于领先地位。毒气首次是用圆筒施放在进攻方的堑壕里，后来又用炮弹进行施放，在战争中它被证明是一种非常致命但又需要慎重对待的武器。毒气的使用需要由风来决定。不久士兵们就拥有了能保护他们免受窒息性毒气伤害的防毒面具，实际结果证明，毒气并没有对作战胜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在一次得到足够支援的攻击行动中，突然大量地使用毒气，这毫无疑问地会实现大范围的突破，但是德国人却忽视了这个机会。实际上，毒气在对付预有准备的敌人时，似乎不太可能改变双方的力量平衡，所以在第二次大战中，所有的交战国都没有使用毒气。

法国和英国都很早就开始寻找一种将霍尔特农用拖拉机的工作方法应用于堑壕战的途径。霍尔特拖拉机是履带式拖拉机，因而使其能够离开道路作业，而这正是装甲车所缺乏的一种能力。最初，法国和英国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而且没有相互共享他们的成果。

英国陆军的斯温顿中校提出了一种能够越过堑壕的履带式机枪车的想法，而英国海军部的陆上运输车委员会已经设计出了一辆，于1915年初生产出产品，车重28吨，车长26英尺。陆上运输车是一个菱形的装甲箱，它的履带围绕着车身转动，使该车具有最大的越壕能力。在车身的两侧各有一个凸出部，凸出部上或者是携带一挺机枪和一门海军的57毫米炮，或者是装备有两挺机枪。如果在两侧各装备有一门57毫米炮，英国人就称之为雄车；如果两侧各装备有一挺机枪，则称之为雌车；如果其在一侧装备有一门发射6磅炮弹的炮，在另一侧装备有机枪，则就被称为阴阳车；所有型号的车除了这些安装在凸出部的武器外都有两挺机枪。陆上运输车最初使用了一台105马力的发动机，随后又使用了一台150马力的发动机，其最大时速为4至5英里每小时。由于霍尔特拖拉机的设计意图是牵引犁使用的，所以不管陆上运输车拥有多大的功率，履带式设计使该车并没有较高的速度。当陆上运输车首次运到法国时，为了保密的原因被称为水柜，不久又被缩写为坦克。

插图8.4最早的坦克原型

法国人的坦克原型也可以追溯到1914年秋，是法军埃蒂安纳上校的主意。埃蒂安纳上校是一名炮兵军官，他希望炮兵能够在攻击中跟随在步兵之后。他的两个模型由两个不同的厂家设计，都包括一门安装在霍尔特拖拉机上装甲箱子里的75毫米野炮。一个模型重15吨，另一个重25吨。两个模型都装备有机枪，速度约每小时5英里。法国人的设计缺乏想象力，因为装甲箱超出了履带之外，限制了该车的越壕能力或通过崎岖地形的能力。法国人实际上并不是生产出了一种越壕机器，而实际上只是生产出了一种自行火炮。

英法这两个盟国除了向德国人保守他们的坦克研究的秘密之外，它们相互之间也保守秘密。法国人对这些履带式车辆比英国人表现出更大的热情，甚至在看到一台完整的试验样车之前就已经订购了800辆，计划积累较大的数量以在一次主要的进攻行动中突然使用这种车。但是，英国人在索姆河进攻作战的后期使用了一些坦克，也就向德国人提醒了坦克这种武器的存在。但幸运的是，事实证明，德国人与绝大多数的英国指挥官一样对坦克持怀疑态度，也就没有努力地去使他们自己的部队装备坦克。即使是德国人也装备了坦克，他们也将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因为法国在汽车的研制和生产上处于领先地位，他们只是近来才把头号汽车生产大国的位置让位于美国人。由于英国也拥有大规模的汽车制造工业，盟军拥有占据绝对多数的汽车制造厂，它们能很容易地转产制造坦克。

与此同时，埃蒂安纳上校与雷诺汽车公司合作生产出了一辆与陆上运输车或自行火炮完全不同的装甲车。这种新型坦克重量只有6.5吨，其履带延伸至出车体前部，加上该车体积较小，使其具有较好的越壕能力。该车的车身高度比英国或法国早期型号的坦克更低一些，其顶部有一个能旋转360度的炮塔。炮塔上或者是装有一门用于向机枪掩体射击的37毫米炮，或者是装有一挺机枪。法国人的战术计划设想，由一辆装备有一门炮的坦克与两辆装备有机枪的坦克协同行动。

自此以后，绝大多数坦克都沿用了这些设计原则，法国人在认识到他们拥有了一个合适的构想之后，订购了4，000辆这种“雷诺”型坦克。到1918年，英国和法国都拥有了很大数量的可以使用的坦克，已经组织和训练了人员操纵它们，而且他们也从思想上相当清楚地认识到了坦克在一场攻击行动中的作用。

德国人寻求使用潜艇实现后勤战略的胜利

到1917年1月，德国海军已拥有111艘潜艇，与此相比1916年初却只有68艘。德国海军认为，如果不管任何的有关鱼雷攻击商船的限制，德国海军能每个月击沉60万吨盟军的运输船。这样的战果将能把英国人从战争中赶出去，因为潜艇击沉的商船将比盟军所能建造的船只多得多，因而也将能够中断那些保持英国工业得以继续发展、其人民能够工作、其军队赖以生存所需要的进口和出口贸易。相应地到1917年1月末，德国人在认识到有可能使美国卷入战争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又重新开始了对商船进行不受限制的潜艇战。德国人认为，如果德国封闭了盟军的海上交通线，美国人的参战将毫无意义，而且美国海军在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上力量较强，而在用于对付潜艇的驱逐舰上力量较弱，对潜艇战将无能为力。

德国人潜艇战略的预测结果听起来很合理，但这一战略在战术和战略这两个相关的可变因素上却失败了。到1917年时，英国海军已经能够使用一种水下声纳跟踪运动的潜艇，水下声纳能测听到潜艇螺旋桨的声音，并判定出潜艇的概略位置。英国海军还能使用深水炸弹对潜艇进行攻击。当对潜艇进行攻击的驱逐舰判定在某个海域的某个位置存在一艘潜艇之后，驱逐舰就会把那些装满炸药的深水炸弹投放到所判定的位置，设定炸弹或者是在潜艇可能的深度上爆炸，或者是在不同的深度爆炸。深水炸弹并不需要直接命中潜艇就可以摧毁潜艇，因为水是一种不可压缩的液体，很容易就会把炸药所产生的压力传递到潜艇的艇身上。

护航在很久以前被英国海军用于保护商船对付法国和其他敌人的武装快船，现在则被作为一种战略手段去保护商船，而且当得到护航保护的商船遭到潜艇不顾一切的攻击时，护航舰艇使用装备有水下声纳和深水炸弹的战舰与潜艇作战。被击沉的船只的数据既反映了德国人的期望得到了实现，因为最初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远远超出了英国人所能建造船只的出厂量，同时它又反映了英国人作出的反应的效能，当英国战舰开始实施护航之后，被击沉商船的数量开始下降，而德国潜艇的损失数量则开始上升（如表8.3）。

德国的新防御方法

1916年末，法国政府解除了霞飞的职务，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以及法军进攻行动的巨大伤亡，使霞飞在1914年所获得的成就黯然失色。为了以体面的方式处理霞飞，法兰西共和国将法国元帅这一古老的王室和帝国头衔重新授予给霞飞，这个头衔古老的荣誉与霞飞真正成就之间的结合，是法国政府恰如其分地把霞飞束之高阁的方法，也是对霞飞的军衔、七星勋章和新的元帅称号的真正的尊称。

法国政府用尼韦勒接替了霞飞，尼韦勒是一位充满自信的、资历较浅的将军，他于4月份开始了新一轮的被猜测将可能使用一种新方法的攻势行动。尽管他在一个25英里宽的正面上拥有5，000门炮，几乎平均每8码的进攻正面上就配置了一门炮，但这次进攻行动由于缺乏预见性而令人沮丧地失败了。由于对尼韦勒被提升的期望值与他的攻势行动的断然失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使法国士兵士气低落，声称他们将只进行防御而不再进行进攻。随后，法国政府将军队指挥权交给了亨利·菲利普·贝当将军。贝当将军1914年8月参战时只是一名上校，但由于他的表现极为出色，霞飞于当年10月就把他任命为军长。1915年，贝当被晋升为集团军军长，1916年，他成功地组织了凡尔登防御并被任命为集团军群司令。就在贝当将军61岁生日的前夕，这位反应敏锐而又十分务实的将军接管了法国陆军。贝当将军是火力至上和防御居于首要地位原则的一位忠实信徒，而且行动迅速、果断，他逐渐地恢复了法国陆军的士气。因而，法国陆军在1917年承担了一少部分的进攻任务。由于法国人死板地强调安全，使他们仍然对德国比较惧怕，战斗士气并不太高，也就没有承担主要的进攻任务。

但是，德国人必须面对来自英国人的进攻，英国人已经明显地加强了他们的炮兵，并且提高了他们弹药的质量和数量。英国人于5月初开始了他们的炮击行动，由于他们在飞机上具有6：1的优势，即使是冯·里希特霍芬男爵的红色中队也不能有所作为，使英国人能够广泛地使用飞机执行炮兵观察任务。英国人使用了2，300多门火炮进行轰炸行动，不断增强的炮击行动夷平了德国人的阵地。德国的守备部队，由于十分害怕被埋藏在地下掩蔽物里，只好利用炮弹坑躲藏。当英国炮兵炸毁空荡荡的堑壕时，他们过着一种危险的而又极不舒服的日子。在最后7天的炮击中共有300多万发炮弹落在了一个6英里宽的正面上，随后，英国人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在墨西内斯山脉的地下挖掘坑道，引爆在德国防线19英尺地下的炸药。100万磅炸药的爆炸威力，在20英里以外的地方都可以感觉到。英国人最终占领了墨西内斯山脉，防御的德军部队比进攻的英军部队损失的人员还要多。

在英国人重新开始他们向附近的帕斯谢德勒攻击之前，德国人采用了一种新的防御体系，他们在这次历时3个多月的帕斯谢德勒战役期间出色地使用了这种新防御体系。这一方法早就受到德国陆军新的领导人兴登堡元帅和他的同事鲁登道夫将军的赞同，鲁登道夫将军是坦能堡战役的获胜者和战胜俄罗斯陆军的设计师。虽然被德国政府于1916年夏季解除职务的福尔金汉将军仍坚持寸土不放的原则，但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却鼓励实施一种弹性防御。他们并没有把前线堑壕塞满部队，因为这样做在敌人的炮火突击中会遭受严重伤亡，德国的新理论规定，用装备有轻机枪的几个班组成一条前哨警戒线来坚守前沿。当敌人轰炸开始时，位于前哨警戒线和2，000码后第二道防线上的部队从他们的堑壕和地下掩蔽物中撤出，利用炮弹坑进行掩护。实际上，英国炮兵巨大的威力使德国人的堑壕、地下掩蔽物和混凝土机枪阵地只是在吸引英国炮兵的火力时才有用。

在前哨警戒线和第二道防线之后，德国人另设有三条防线，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构筑第六道防线。但德国人计划使用他们的预备队在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之间的地带实施反击，阻止敌人的攻击。这位德国集团军群司令十分自信地在日记中吐露了秘密：“我对于打退敌人的攻击非常有把握，因为，我们从未配置过如此强大的预备队，预备队得到了充分的训练，与前沿抗击敌攻击部队一样训练有素。”[注：利德尔·哈特，《真正的战争》，第340页。]

英国人在一个15英里宽的正面上重新开始了驱赶德国人的行动，使用2，300门火炮进行了为期10天的炮击，消耗了总重量达6.5万吨的600万发炮弹。当英国人在德国防御阵地里慢慢杀出一条血路时，德国的防御部队逐渐完美地实践着他们的弹性防御技巧，使用少量部队占领前线阵地吸引英国炮兵的炮弹，将部队分散在炮弹坑里以避免成为英国炮兵射击的靶子。德国人也在防御中增加了对炮兵的使用，或者是在向前推进的英国人挖好掩体之前立即实施反击，或者是在一两天后，德国炮兵能够提供恰当的支援时实施反击。但无论如何，英国人不得不运动得很慢，因为，英军每前进2，000码或更远距离时，他们通常就需要停顿多达3天的时间，英军炮兵需要向前转移阵地才能向德军新的阵地进行炮击。在这场为期4个月的作战的全过程里，布满了弹坑和相当潮湿的地面妨碍了火炮的运动，也使提供足够的弹药补给十分困难。

地形又一次有利于德国人，因为在这一次行动中，当英国炮兵火力摧毁了德军阵地上的排水系统之后，这块原来周密地布置了排水系统、位置十分低下的地面，很快就变成了一片沼泽地。英国士兵不得不铺设木板人行道，以防止他们自己陷入烂泥里。至少曾经有一次，有一名士兵失足陷入到烂泥里，并开始向烂泥里下沉，他的同伴们想救他却无能为力。当烂泥快要吞没他时，这位士兵要求他的同伴开枪打死他，他认为这种死法比窒息而死要更令人容易接受。高级指挥官常常严重忽视这些地形条件，而这些地形条件又对进攻产生了巨大的障碍。例如，一位来自司令部的英国军官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将要结束时来到前线，首先由于他的汽车时常抛锚而对战士们的处境相当理解，随后，他又完全认识到了地形对作战的影响，泪流满面并大叫道：“天哪！我们真的把士兵投入了这样的作战环境了吗？”[注：利德尔·哈特，《真正的战争》，第343页。]

由于德军的这种弹性防御方式取得了成功，德国人将这种方法作为一个作战经验进行推广，规定所有的西线部队都要采用这一防御方法。出乎意料的是，通常采取攻势行动的法国人，却在保卫他们自己领土的防御作战中最早采用了这种弹性防御的方法。与弹性防御最初的原则一样，法国人将一个坚固支撑点系统用作主要防线，这些坚固支撑点间隔200码配置，并组织进行全方位防御。在坚固支撑点的前面，法国人保持了一道前哨警戒线，在坚固支撑点的后面是第三道防线，第三道防线上还构筑了一些掩蔽部，这些掩蔽部是为进行反击的预备队准备的。由于受到福尔金汉的限制，德国人在1917年之前未能使用这种弹性防御方法，但是当他们将这种防御方法付诸实践之后，他们又把它进一步向深度、广度和复杂性方面发展，使其成为一个体系。

德军这种新的防御配置充分证明了它们自己的价值。尽管英国人拥有可怕的火力，并且对德军进行了长时间炮火轰炸，轰炸时间之长使德军士兵的神经饱受折磨，但是由于德国占领前沿的部队很分散，并在英军开始炮击之后就隐蔽在炮弹坑里，故极大地降低了德军的伤亡。结果证明，这道防线对于攻击部队来说仍然是难于克服的，并将使攻击部队遭受严重的伤亡。然而防御的重担却落在一个位于第二道防线和第三道防线之间、纵深为1-3英里的区域里。这个区域的地形常常由于小山挡住了英军炮兵部队的视线，使英军直瞄火力无法对其进行射击，德军对防御阵地也进行了恰当的伪装来对付英军的空中侦察，而且这一地域还处于英军轻型火炮的射程之外，德军就在这一区域实施主要防御行动。除了许多位于混凝土工事内的机枪之外，德军还大量地使用火炮，德军火炮拥有极好的火控系统并且完全熟悉这些地区交通情况。德军还依赖于防御的纵深，每个团把所属3个营纵深梯次地配置。在这个战斗地带之后，德军还有一条防线，由每个团最后方的营占领，用于保护德军的炮兵，而且如果在更远的后方没有提前构筑其他防线，则也要计划其他阵地。

除此之外，德国弹性防御还将最基本方法建立在反击、反冲击行动之上。由于德军在前沿轻兵把守，使德军能够保持强大的预备队，远远地配置在英军火力突击的主要地域之后。由于英军进攻时要进行长时间的火力准备，使德军有足够的时间将预备队增强到最强大的力量。由于反击在德国的这种新防御原则中具有如此基础性的作用，德军预备队在占领反击阵地时使用战斗行进的方法行动。

作为一种理想的反应，德国人设想实施一次几乎是即时的反击行动，用反击行动的突然性打败攻击的英军部队，并预想英军部队会由于德军的攻势行动而组织紊乱。为了确保突击的时间表以及整个防御的效能，团的第一线营的营长负责指挥这一地带作战行动，包括在其后面的营。第一线师的师长对投入到该师作战地带行动的其他师实施同样的控制。因而，德国人极好地保证了分权指挥，这是一种由于堑壕战所需要的变化。如果在提前进行准备并且拥有极好的炮兵控制的情况下，即时的反击行动还是遭到失败的话，德军还准备使用更多的部队和火炮，实施一次更周密的突击行动，这仍然比盟军部队享有更好的组织方式，即使盟军并不能把其主要注意力放到继续他们的进攻行动上，他们还是需要占领阵地并为新攻占的阵地构筑工事。

虽然有利的地形、筑垒地带和构筑好的炮兵阵地确实构成了拥有领土的重要优势，但这些反击行动并没有把恢复失地作为其首要的目标。对毫无准备的敌人进行成功的反击行动，在击败了敌人突击行动的同时，也会使防御者遭受不利的损耗，常常使德军许多士兵被俘虏。

德军通过分散指挥权，提高了德军业已建立完整体系的部队的效能。在那些战斗小组占领分散的防御阵地或炮弹坑的战斗中，要求在营以下分队中进行一种在战争之前所无法想像的分权指挥并保持体系完整性。不仅营所属连及连长和连所属排及排长拥有想像不到的自主权和职责，而且，就是排所属各班的中士班长也有着重要的机会去调动他手下有12名士兵的班，并且使中士表现出了极大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与以前有关中士班长职责的设想截然不同。

营的编制体制相当完整并且增强了适应力，使营能在防御作战中集中力量对付敌人的攻击，在反击行动中能够集中力量利用英军的薄弱部位。电话及炮兵控制手段的周密性和分散化，使火炮在防御中起到了基本上能与过去相媲美的作用，因为火炮能向看得到的攻击线发射霰弹。火炮能非常有效地参与到反击行动中，因为敌方的突击部队早就进入火炮的射击范围，这也意味着德军的反击部队将不太有可能前出超出他们火炮的支援范围。无论这种战争与18和19世纪的战争看起来有什么不同，它都是对法国军队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战争样式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德国的新进攻条令

1917年，德国人采用了一种新的进攻方法，这种进攻方法在某些方面应该归功于法国人的灵感。法国人原来的进攻方法，被德国人应用并也被英国人采用：它要求把进攻的步兵以连续的士兵战斗线或以攻击波次的方式进行使用。这些连续战斗线或攻击波次一般都按照预先规定的时间表前进，战斗线或攻击波次的运用更有利于上级司令部控制作战，同时也利于步兵运动与炮兵火力计划之间进行协调。最后，炮兵发射出一道弹幕，在攻击的步兵前面设置一道爆炸炮弹的弹幕，这道弹幕也按照提前制定的时间表向前移动，而步兵则在这道弹幕之后按照炮兵的时间表前进。这种使步兵从属于炮兵的方法，是霞飞将军“炮兵征服、步兵占领”进攻战原则的最好例证。

1915年初，法国的一位名叫拉法哥的上尉军官体验了这种进攻方法的最原始形态，他立即将这种进攻方法写成了一本手册。他曾提到步兵以战斗线行动的价值：“经历过一次突击中一个队形在那些最关键几分钟的影响，就会充分认识到他的重要性”。其作用是“把任何犹豫的单兵拖在它后面，限制过于冲动，给所有人以彼此信任的温暖和舒适感”。然而，他却更偏向于使用装备有机枪和手榴弹的战斗小组，让这些战斗小组在战斗线的先头前进，穿过敌人的薄弱部位，这样，就能够从敌人机枪阵地的后方对其进行攻击，并穿插到敌人阵地的纵深。[注：温，《如果德国进攻：西线的纵深作战》，第55页。]

从某种意义上讲，使用步兵线的战术一部分是由于炮兵的作用以及炮兵火力难于控制所要求的，这种战术使人们回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线式作战系统，那时以战斗线行动的营与它们友邻保持相接并成一条直线。拉法哥提出了一个与采用营纵队相类似的方法，营纵队能在战场上迅速机动并集中兵力攻击敌人战斗线中的薄弱部位。当然他还设想要使用一种散兵小队，但是同样要更周密的组织和集中兵力对付敌人薄弱部位的能力，才能使他的思想得以实现。

法国司令部印刷并下发了拉法哥的手册，但并没有将手册中的原则作为法军基本的进攻条令来贯彻执行。拉法哥的方法要求把指挥权下放到班长这一级，这进一步剥夺了将军们对战斗的控制权，法军仍然只是在炮兵的火力计划和以波次行动的步兵中局部地实施这种指挥。处于守势的德国人也发现，低级指挥官也同样需要掌握主动权和控制权。拉法哥的思想在步兵从属于炮兵方面还与霞飞的围攻战思想相矛盾。

1916年，德国人得到了一本拉法哥的手册，由于拉法哥的思想与德军早就正在逐步发展的那些思想十分吻合，德国人就把这本册子翻译过来，在整个德国陆军范围内广泛地散发。到1917年，从未把进攻作战完全看作是围攻战的德国陆军，开始把渗透战术作为德国步兵进攻的条令，而渗透战术则与拉法哥的思想十分相似。德军新的防御方法是让防御部队在炮弹坑里作战而不是在野战工事里作战，并且设法使用预备队实施突然反击。德军新的进攻条令与其新的防御方法一样，充分利用了适合于疏开作战的原则而不是围攻战的原则，并且不再让炮兵为满足步兵的需要而从属于步兵的行动。

法军纵深配置部队的防御，虽然依赖于堑壕线，但它包括一系列的坚固支撑点，使这种防御易于被渗透战术进行穿插。坚固支撑点使用火力掩护着间隙地，其掩护能力又取决于观察能力，反过来，观察能力除了会由于炮兵火力迫使观察员进行隐蔽而被削弱之外，又会被雾、烟和毒气等因素所削弱。

渗透战术放弃了运用攻击波次的方法，转而青睐于运用若干战斗群向前推进，穿过敌人的薄弱部位。在渗透战术中，攻击部队并不需要耽搁某个波次的前进以等待突击部队去克服一个正在防御的敌坚固支撑点，相反攻击人员渗透到敌人的防御阵地内，一直向前推进，而把征服坚固支撑点的任务留给跟随在后面的步兵部队。集中兵力对付薄弱部位以及迂回和包围敌方部队的古老思想使这些战术得以实现。1917-1918年冬季，德国人将这段时间全部用于对其大多数陆军重新进行训练，向他们的部队传授这些原则，并且训练他们应用这些新的攻击方式。这样，德军的基本攻击要素变成了大约12名装备有轻机枪的士兵。德国人把他们的部队区分为素质好、士气高涨的部队和素质差、士气低落的部队，让素质更好的部队集中进行进攻能力训练，组建了许多训练有素的突击师，而让事业心、勇气和技能较差的士兵去坚守防御阵地。随后，德军在西线的192个师中确立56个师为训练有素的突击师。

1918年，士兵已经使用钢盔来保护他们免受炮弹破片和高爆弹破片的杀伤。他们携带弹仓式步枪和手榴弹。手榴弹装有短时引信，使士兵能够在手榴弹爆炸并释放反人员碎片之前将其投掷出去。手榴弹微缩复制了榴弹炮的能力，一些士兵已经开始使用榴弹发射器使手榴弹作用的距离更远。在德国陆军中，排下辖几个有12人的分排，在每个分排里，有一个班有5名战士，该班操纵并保障一挺轻型气冷式机枪，另一个班只由步兵组成，机枪通常用于提供火力支援，而步兵常常就构成了分排的机动或进攻要素。

在渗透战术中，营仍然包含突击队形，突击队形使用水冷式机枪、火焰喷射器和便携式迫击炮支援步兵分排。火焰喷射器是法国人的一项发明，使用压力将燃烧的石油喷射出去。便携式迫击炮与榴弹发射器相似，但迫击炮的精度更高、威力更大。工兵拥有装备，通常为跟随在后面的人员、火炮和车辆构筑轻型桥梁。营还拥有自己的炮兵，这些火炮是德国陆军中型号较早、射程较近、重量较轻的野战火炮。这些类型的火炮是德国陆军中最便于机动的火炮，能够伴随步兵前进。

在攻击过程中，第一步兵战斗群确定敌人阵地的位置，第二群发现敌人的薄弱部位并向前推进越过敌人的薄弱部位，第三群对第二群进行支援并保护其翼侧。师的剩余部队跟随在后面，通过利用位于坚固支撑点周围的间隙地来减少绕过的坚固支撑点的数量。先头部队不停顿地继续前进，不停地发现和利用敌人防御部署中的薄弱部位。整个进攻条令的目标是完全突破盟军的防御地带。

在这些进攻行动中，飞机起着重要的作用。与步兵和炮兵一样，德军秘密地集结了足以形成数量优势的飞机，使用飞机的目的是保护他们自己的部队，赶走盟军的观察飞机，辅助炮兵进行轰炸并攻击偶然出现的目标，特别是攻击盟军在道路上运动的预备队。

1917年的下半年，德国人对新的战术进行了几次试验。在这些试验中，有一次是于11月份对英国人进行的一次经过周密准备的反击行动。《英国官方历史》称，德国人前进时“以小的纵队前进，携带着许多轻机枪，其中一些携带着火焰射喷器。头顶上，在低空飞行的飞机数量比以往看到的要多，这些飞机对英国防御部队进行轰炸并用机枪扫射，这导致了英军的更大伤亡，特别是使英军在关键时刻出现了混乱”。《英国官方历史》还指出，没有几个坚固支撑点“看上去是遭到正面攻击的，突击部队两面夹击，从翼侧和后方包围它们”。[注：提莫西·t·路普弗尔，《条令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战术条令的变化》，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作战研究协会，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1981年，第40页。]

把渗透战术与其它方法相结合以确保一次有效的进攻，这种方法开始被人们称为胡蒂尔系统，因为这一方法是1917年9月由德军的奥斯卡·冯·胡蒂尔将军在对俄国人发动的一次进攻行动中最早使用的，而且这种攻击方法的效果很好。这种攻击依赖于突然性。由于火炮既具有进行准确射击的能力，又不会提前泄露其存在和位置，使指挥官们能够突然集中火炮。由于在火炮技术方面的改进使射击的精度得以提高，也使对敌人的防御阵地进行严重的破坏不再需要进行长时间的轰炸。在冯·胡蒂尔系统中所使用的短促、密集的轰炸也依赖于较大比例的毒气弹和烟幕弹。毒气弹和烟幕弹不仅降低了防御部队的效能，因为他们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因而妨碍了他们的观察能力，而且在毒气弹和烟幕弹中装药量很小，所以对地面的干扰和对道路的破坏也很有限，使德军的炮兵、增援兵力和后勤补给向前机动时变得很便利。在首次的火力突击之后，炮兵对步兵进行支援，并使其火力与步兵的运动相一致，步兵在炮兵的支援下征服，而不是炮兵征服和步兵占领。炮兵以这种方式使其条令与新的渗透战术相结合，而突然性则是冯·胡蒂尔系统成功的核心。

由于以潜艇为基础的后勤战略遭到失败，所以德国人计划在1918年用作战战略赢得战争。俄国退出了战争，奥地利可以集中精力去对付意大利，而德国并没有参加集中兵力将意大利赶出战争，而是将他们所有的力量投入到对付英法联军的作战中。德国人并没有避开攻击，并不相信防御已经证明了的力量，也没有利用俄国和东欧的资源，相反德国人选择了进攻，因为美国人正非常迅速地组建起大规模的陆军。由于美国的人口约是德国的两倍，加上美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工业、农业资源、武器，以及得到来自法国与英国专家的指导，美国似乎有可能在1919年将基本上是不可战胜的陆军投入战场。

鲁登道夫对他作战的战略将获得成功充满了信心，但他的信心并不是建立在他拥有更大数量部队的基础之上：他在法国只有207个师与盟军的169个师作战，所有的师当时只有9个营而不是12个营。他依赖于他的新的战术方法，以及用新组建的、经过重新训练的、由德军最优秀的士兵组成的那些师来对付疲惫的盟军部队——盟军部队已经被4年来不成功的进攻搞得精疲力竭。

1918年的西线战役

德军在1918年3月的进攻目标是法国和英国战线的接合部。鲁登道夫将军把主攻方向直接指向英军，因为他认为，由于法国部队拥有更强大的火炮和极优秀的战术技能，法国部队的抵抗力会更大。他大规模强攻的目标是设法迫使英国人向海岸线后撤。为了分散对方的注意力，鲁登道夫将军准备进行另外3次的进攻行动，其中两次是对付英国部队，一次是对付法国部队。鲁登道夫将军把他的预备队保留在相当远的距离上，使他能把预备队及时投入到任何位置上作战。但是，他已经在一个43英里宽的正面上配置了6，000门火炮，他同样让火炮在夜间进入阵地，用细麻布等材料包裹车轮来消除车轮的声音。就在进攻发起之前，连夜急行军的德军预备队也赶到了。

当在3月21日的清晨发起攻击时，德军在这个43英里宽的正面上已经拥有63个师。攻击几乎完全达成了突然性，英国人只是在前一天晚上才肯定地得到了德国人将发动攻击的消息。一层薄雾帮助了德国人长达5小时的烟幕弹和毒气弹的密集轰炸，胡蒂尔系统也发挥了极好的作用，特别是在英军高夫将军第5集团军防守的薄弱防线作用更为明显。

火力准备的强度和精度使英军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并在英军的有刺铁丝网中撕开了缺口，破坏了英军的野战防御工事。训练有素的德国突击部队跟随在炮兵的徐进弹幕之后，充分利用烟幕所造成的低能见度渗透到惶惑的英国防御部队之中。在战线上的许多部分他们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突破，对进行抵抗的英军坚固支撑点实施迂回攻击，在许多地方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越过了英军的防御，到达了位于英军防御阵地后方的广阔乡村。

德国人成功的攻击行动战胜了英军第五集团军，德军缴获的200万瓶威士忌酒就很好地表明了德军的胜利程度。实际上，英军奢侈的补给使德国部队得到消遣，并且滋养了德国部队。1916年，一名德国军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士兵们都希望进攻，因为“期望得到战利品……一罐英国果子酱或一把剃刀要比一位英国军官的笔记本更重要”。到3月份，英国富豪们的士气已经变得相当低落。这名德国军官指出，部队已经开始感觉到“英国人好像是使用橡胶或是黄铜制造了一切，因为这两种物资是我们最长时间没有看到的东西”。[注：b·h·利德尔·哈特，《透过战争迷雾》，纽约，1938年，第221、224页。]

在英国第五集团军的南翼，德国人的进攻行动包围住了法国的一个集团军，这次攻击行动进展得出人意料地顺利。然而，鲁登道夫将军的计划是设想把英国人赶回海岸边，他需要在北翼的胜利，但能干的宾将军的英军第3集团军在北翼阻挡住了德国人的前进步伐。

与此同时，在南翼对付高夫集团军残部以及正在撤退的法军部队的德国部队，已经在6天内向前推进了近40英里。鲁登道夫在派出预备队对付宾将军而没能攻克英国人的顽强防御之后，他开始增援南翼的成功行动。因而丧失了战机的鲁登道夫将军开始在他的战略中运用“最低抵抗道路”原则，这种原则给渗透战术赋予了生命。他早就已经阐述过这种观点，当他阐述“在纯粹的战略目标之前必须考虑战术，除非战术胜利是可能的，否则追求战略目标是无效的”这个观点时候，他指出，战术和防御力量必须决定战略。但英国人的顽强抵抗，加上法国的防御力量得到了来自贝当将军17个步兵师和4个骑兵师的增援，阻止了德国人迟来的增援，也使德国人未能进一步扩大南翼初期胜利的战果。到3月末，德国人就再没有机会把盟军部队分割开了。[注：利德尔·哈特，《真正的战争》，第368页。]

德国人已经取得了这样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使防御部队遭受了比进攻部队更大的伤亡。德军部队已经很明确地突破了防御，在一个宽正面上到达了广阔的乡村。但是，进攻却失败了，在很大程度上，后勤补给能力的局限性阻止了德国人利用战术成功去产生战略结果，这种战略结果需要由大量集中的、战术技能熟练的新锐部队突破敌人的防御来实现。由于受到崎岖的路面、破坏了的桥梁、大量的集结部队以及弹药需求量过大等因素的限制，德军的预备队、火炮和补给跟不上突破的战术成功步伐。

在盟军战线的后面是法国的铁路，其向盟军提供补给并把贝当将军派出的预备队送上前线。如同在1914年一样，由于处于守势的盟军能够利用正常发挥作用的铁路，使盟军具有更大的战略机动能力。防御的盟军拥有由铁路运输的战略进攻部队，而进攻的德军却在很大程度上用马拉的运输工具在一个道路被破坏了的、不能满足需要的交通网上吃力地前进。

然而鲁登道夫却固执己见，在4月份的第2周和第3周向更北翼的英军发动攻击。鲁登道夫取得了一些战术胜利，但并没有任何突破。然而鲁登道夫的胜利却使盟军首次实现了联合指挥，当时法国在盟军委员会的代表是斐南迪·福煦将军，他首先是被任命为协调官，随后又被任命为盟军部队总司令。福煦以前曾经是战争学院的一名教员，于1914年由军长提升为集团军军长。他曾与霞飞一起被搁置起来，于67岁时成为盟军的总司令。虽然福煦缺乏鲁登道夫的现实性和作战技巧，而且还是士气占先和进攻原则的虔诚追随者，但福煦仍然是适合当时的需要的。他坚信胜利属于不服输的指挥官，他的乐观主义、他急于恢复进攻的想法、他的富有见解力的观点，以及他与盟军指挥官合作的能力，都使他成为当时、当地最恰当的人选。

鲁登道夫仍然追求着把英国人赶回到英吉利海峡的目标，他接着又对法国人发动攻击，其目的是把盟军的预备队吸引到南翼，为他在北翼向英国人的最后一击做准备。德国人又一次实施了全面、有效的保密措施，又一次在夜间部署他们的部队，当德军在夜暗的掩护下将火炮转移至隐蔽阵地时又一次包裹住了火炮的轮子。为了检查伪装的效果，德军甚至从空中拍摄了他们自己阵地的照片。

由于法军的侦察没有发现德国人有发动进攻的迹象，这又与他们原来的想法相吻合，使法军进一步深信，德国人将永远不会向夏蒙斯黛达姆斯山脉恶劣的地形发动攻击。由于法国人深信德国人将在北翼实施又一次打击，以及由于法军在这一地带防御阵地的地形十分有利，他们只用非常薄弱的力量占领着这一地带，在一个55英里宽的正面上只有11个师，并将绝大多数的部队用于前方防御，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由山脉和阵地前的沼泽地所提供的优势。只是在德军发起突击的前一天晚上，当地的指挥官才从俘虏那里得知德军将对他们发动攻击。法国人采取了惟一可行的对抗措施，立即下令距此很远的师向受威胁的地带前进。

4月27日清晨，德军在照例进行的猛烈炮击之后发动攻击，在40英里宽的正面上使用了41个师，完全突破了法国人纵深很浅的防御，在一天内前进了13英里。德军对法军重兵把守的前沿堑壕进行的经过精心瞄准的射击，其效果很好，这种射击的效果使德军对法军轻兵防守且没有多大纵深的堑壕实施的渗透战术的效果更显突出。鲁登道夫对他自己所取得的成就都感到十分震惊，指挥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在德军补给出现了困难，以及法国由铁路运输来的预备队重新构筑起一道堑壕线之前，就在敌防御中造成一个大纵深的突出部。

德国人意想不到和令人钦佩的胜利导致法国集团军群司令被解职，并使法国政府决心要解除贝当将军的职务，但法国政府后来又改变了这一决心。对于鲁登道夫而言，由于交通线比较脆弱，他的大纵深突出部证明是一个难题。他不能撤退，因为占据如此众多的土地象征着他取得了胜利。因而，他试图把这个突出部与他于3月份建立起来的较大突出部联系起来，但是这些努力收效甚微。而后，他又试图通过占领兰斯市把他的新领地向东延伸。这次攻击将把更多的盟军预备队从北翼吸引过来，这也是他把炮兵撤至北翼对英国人进行最后突击之前的最后一次进攻行动，鲁登道夫计划于8月份对英国人进行最后的突击。

但是，鲁登道夫持续的进攻却大量地消耗了德军训练用于进攻行动的新锐部队的预备队。在他进行的4次进攻行动中，他有3次取得了战术胜利，由于盟军的预备队具有更大的机动能力，战略成就与鲁登道夫擦肩而过，而且将继续离他而去。盟军的后撤部队享有更好的交通线，确保盟军能够在任何的战术失败之后重新构筑战线，恢复到双方固守堑壕的局面。作战进程增强了福煦的信心，胜任职责的英国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元帅持有相同的态度。黑格元帅拥有一个完善的参谋机构，这使他在1918年表现非凡。意义重大的美国部队到达了法国，并鼓舞了盟军普通士兵的士气，而鲁登道夫的进攻则使他最精锐的部队的信心丧失殆尽，这些最精锐的部队被他用在这些持续的进攻行动的最前沿队形中。

德军对兰斯市两侧攻击行动的保密措施缺乏在此之前所进行的进攻行动的那种谨慎，因为盟军的空中观察发现了德军越来越多的部队调动行动，空中照片也发现了德军伪装不好的弹药补给。福煦把15个师机动到这一地区，并预告了另外8个师。他把这些部队保留为由他直接控制的预备队。他还给这些可以利用的预备队增加了9个飞行中队。盟军飞机的作用除了作为盟军的空中侦察力量和抑制德军的空中观察之外，它们还用炸弹对德军交通线进行轰炸，并且使机枪向德军正在行军的部队或部署在开阔地的部队进行射击。

指挥法国第四集团军的是充满魅力和好战的古劳德将军，他充分利用了德军集结的情报。这位蓄着红胡子的将军很不情愿地计划使用一种德国型的防御模式，在德国人发动攻击时只在第一道防线保留很少的人员。他使用积极有为的巡逻补充他的空中侦察。法军在7月14日的一次袭击中捕获了27名德军俘虏，其中一名德军俘虏交待德军将于第二天发起攻击，并将于午夜12点10分开始进行轰炸。这位德军俘虏急于要戴上防毒面具，使讯问者确信了德军俘虏所交待的事实，确信德军不久将进行一次集中于毒气弹的胡蒂尔式轰炸。古戈尔将军制定了相应的行动计划。

午夜12点，就在德军俘虏所交待的德军将开始轰炸前的10分钟，法国炮兵开始射击，目标是射手们预料德军的攻击部队将集结的区域。随后，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德军开始炮击行动，其密度达每8码的正面上有一门火炮，而且是急速射击。在100英里以外的巴黎，市民们都可以听到火炮的怒吼声和炮弹的爆炸声，在靠近前沿的沙隆市的街道上，火焰将天空照得相当明亮，看上去就像白天一样。

在进行了4小时的炮击之后，德军步兵开始向前机动，并且很容易地就攻占了第一道防线。德军发现法军并没有多少伤亡，这使他们有点感到茫然不安，但德军并没有意识到，法军已经基本上撤出了他们的第一道防线，所以德军继续向前推进以扩大他们的战果。那天早晨晚些时候，德军在他们野战火炮的最大射程上，到达了法国人重兵防守的第二道防线，就在法军第二道防线的有刺铁丝网之后，法国人的步兵、机枪、轻型迫击炮和1，500门火炮开火了。德军在撤退到法军第一道防线的掩蔽所之前，遭受了严重的伤亡。

其他的德国进攻部队并没有遭遇到同样明显的失败，但进攻并未能对法国的防御产生多大的影响。就在7月18日这一天，福煦将军使用他的预备队对5月末形成的突出部的西侧进行反击。在没有进行周密准备和只有很简短炮击的情况下，21个法国师对新近建立起来的德军防御进行攻击，德军的这道防御线由德军用于进攻的部队防守着，这支德军部队是从德军更勇敢和士气更高涨的士兵中挑选出来组成的精锐部队。法军的攻击本来无论如何肯定会成功，但法军又使用了700辆小型雷诺型坦克和120门大口径自行野炮，确保法国人很容易就能攻占德国人的第一道防线。

坦克在此之前早就已经在作战中取得过胜利。1917年秋，英国人在进行了预备性的炮击后，已经使用坦克在康布雷取得了胜利，当时英国步兵与200辆“陆上战舰”相互合作，轻易地就突破了被吓坏了的德国人组织的防御。现在与康布雷战役一样，步兵与坦克共同协作，坦克夷平了有刺的铁丝网，并且用它们的火炮摧毁机枪阵地，而协同的步兵则保护坦克免受步兵的攻击。一位法国作家曾这样描述道，当法军一支小部队到达一个高地时，看到一辆法军的坦克被一群德军士兵包围着，德军士兵将一小块木头楔人坦克的履带里使坦克停了下来。法军坦克并不能向德军步兵射击，因为德军步兵离坦克距离太近，德军士兵则想办法用他们的刺刀撬开坦克舱盖，并试图把一枚手榴弹塞进坦克的通气口。正在集中精力攻击法军坦克的德军士兵并没有注意到正在接近的法军步兵，法军步兵向围在坦克四周的德军士兵开火，打死和打伤了绝大多数德军士兵，救出了被包围的坦克。为了向坦克提供对付步兵的保护能力，法国条令规定，一个排的三辆坦克中有两辆使用机枪相互进行保护，第三辆则使用其火炮对付德军的机枪阵地。

在福煦的大规模反击行动中，法军坦克和步兵一起攻占了德军的阵地，直至他们到达了德军野炮连的阵地线。在这里坦克停了下来，因为坦克薄弱的装甲易于遭到德军77毫米野炮高爆弹火力的攻击。但对突出部的迂回行动导致德国人迅速从他们5月份的绝大多数占领地上进行撤退。

福煦立即计划实施更多的进攻行动，他的目的并不是鲁登道夫所渴求的给对手以致命的一击，而是迫使德国人从横向的铁路后退。与更早的攻势行动相比，那些1918年的攻势行动更现实地寻求达成有限的目标。当盟军已经吸引了敌人的预备队并肯定迫使它们开始进行早就已经拖延了的和代价昂贵的进攻作战时，盟军并没有继续他们的进攻行动。因而福煦将军的新方法避开了更早的、延长了的非决定性作战，那些非决定性的作战通常都是精心组织一次防御去对付一次强大的进攻。8月8日，福煦将军的第二次进攻行动开始了，这次进攻行动是一次盟军行动，但很大程度上是英军的部队，这次进攻依靠了400多辆坦克而不是过去那种长时间的炮击，并且了使用1，700架飞机，使行动达成了完全的突然性。盟军的部队在对付德军的那些防御师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德军的那些防御师在力量上处于弱势并且稍有点士气低落。在坦克的支援下，盟军的战术依靠来自于德国渗透战术的思想和实践经验。由于遭到盟军意想不到的进攻，以及盟军的进攻行动获得了胜利，使鲁登道夫完全丧失了斗志，他宣称德国必须与盟军讲和。法国人也做出了同样的估计，在福煦的第二次进攻行动取得胜之后，他们将福煦的军衔晋升为法兰西元帅。

英国、法国在北翼的进攻行动结束后不到两个星期，美国陆军就成功地攻击了凡尔登南部的德国突出部。而且就在这次进攻行动结束之后，美国部队几乎立即与法国联合进行了另一次攻击。在不到两个月内，正被福煦元帅的进攻行动困扰的德军就被赶出了法国，德国被败溃了的盟友所抛弃，不得不停战。

通过优势机动力实现的迂回行动：美吉多战役

德国人在法国境内在福煦元帅的一系列进攻面前的撤退，与盟军在其他前线的一系列胜利同时发生。意大利的一次进攻行动击退了士气低落和正在崩溃的奥匈帝国部队；一支由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塞尔维亚人组成的盟军部队在一位法国将军的指挥下把保加利亚赶出了战争。这支部队前进至多瑙河，准备进入奥匈帝国，而且这种进入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占领，而是实际的占领。一支规模不大的英国部队在巴勒斯坦取得了胜利，这次胜利导致奥斯曼帝国退出了战争，而这次胜利具有最重要的军事意义。英军在巴勒斯坦的指挥官是埃德蒙·埃伦比爵士，他1914年在法国参加战争时还只是一名师长，在调任到巴勒斯坦前被提升为军长和集团军军长，他指挥了一场基本上绝无伦比的天才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几乎体现了所有典型的决定性胜利的要素。

埃伦比将军于1918年9月使用5.7万名步兵坚守着一条60英里长的战线，这条战线从地中海向东延伸到约旦河，并沿约旦河向南延伸到死海。他面对着3.2万名固守堑壕沟的步兵，这些步兵中绝大多数人是土耳其人，由一名能力很强的德国将军利曼·冯·桑德斯指挥。埃伦比拥有压倒优势的空中优势加上1.2万名骑兵，而土耳其人却只有4000名骑兵。

从双方的形势来看，英军似乎有可能在战线的东翼对土耳其人的铁路交通线进行一次攻击，这似乎是英军显而易见要采取的一个动作，埃伦比则采取行动鼓励敌人的这种猜测，而他与此同时则计划进攻土耳其人的右翼。

为了支援他的进攻计划，这位英国将军进行了一次最周密和最成功的分散敌人注意力的欺骗行动。在整个夏季里，他把英军骑兵部队都留在他的前沿的以东部分，而当他把骑兵部队向西转移时，他用假模型替代它们，这些假模型从远处看上去就像是在凝视的马匹。白天，英军部队在敌人能够看得到的情况下向东行军，到了夜间，部队又回头向西行军，在第二天又一次重复这一过程。在小山挡住了视线的道路上，骡马在白天拖着雪撬向东飞驰扬起尘土，模仿正在行军的部队。他还设置了营地模型，模仿虚假的向战线东翼增援部队的营地。为了增加这些原始欺骗措施所产生假象的逼真性，埃伦比让英军在约旦东侧的特工人员购买饲料，使敌人推测英军骑兵将在东翼进行一次攻势行动。他与没有所属部队、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司令部之间建立起了活跃的无线电联络网。他在耶路撒冷的一家旅馆预订了一套房间，并且很显眼地住了进去，以表明他的司令部已经向东转移了。

同样也是为了注意他的保密措施，埃伦比建立了一个空情警报电话网，以发出敌军侦察机临空的警报，并让英军空军随时准备击落任何有可能对英军战线后方进行观察的敌军飞机。为了确保遮断敌军的空中观察，英军飞机对敌军机场上空保持不间断的巡逻，以迫使所有的敌军飞机都停留在地面上，基本上封锁了敌军的机场。

到9月18日，埃伦比已经在他战线最西端15英里正面上拥有了4：1的数量优势，土耳其人在剩余的45英里正面上的数量超过英国人。由于英军集结了这样强大的兵力，并且在整个前线上拥有相对较低的力量与空间比率，埃伦比可以预期实现一次突破，虽然他只有540门火炮，在整个进攻正面上的火炮密度每英里只有9门炮。

9月19日的清晨，在进行了15分钟的炮击之后，英军部队发起攻击，在3个小时内突破了土耳其人的前沿，迫使正在撤退的土耳其人向北和向东逃窜。打开了突破口，埃伦比由此投入了他的骑兵部队。由于没有步兵阻挡英国的骑兵部队，英国骑兵乘马向北到达海岸并在美吉多挥师东进，一直到达土耳其人的后方。一个师在34小时内乘马前进70英里到达了约旦的贝森地区。

作战略图8.5埃伦比的分散、突破和迂回运动

当骑兵部队到达土耳其人的后方之后，他们下马作战，使用由马鞍携带的步枪和机枪切断了土耳其人的退路。骑兵出身的埃伦比，就像乘车步兵一样使用他的骑兵部队，这是英国陆军的标准理论。英国人得益于他们对美国独立战争进行的许多研究。在独立战争中，美国的两支军队都让他们的步兵乘马行军，但通常都用作步兵作战。然而，这一战术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战略，仍然依赖于骑兵能够把便携式步枪系附在马鞍上行军，以及防御占据优势的步兵装备了步枪之后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在骑兵的主要装备是手枪和马刀的300年间，下马作战的骑兵（他们中有一些人拥有火枪而被用作轻步兵作战）并没有恰当的对付敌方步兵的方法，特别是对付骑兵的方法。为了抵抗一次敌人骑兵的冲锋，他们将有可能需要刺刀、彻底的训练以及重步兵的齐射技术。但步枪已经使骑兵重新恢复了下马防御的力量，使肯定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英军部队去效仿百年战争的英军战术的一个方面，就是让骑士离开他们的马匹，用作步兵作战，去提供更强大的防御力量。

然而，埃伦比将军不仅仅让他的骑兵在作战中下马作战而使骑兵具有更大的效能，他所做的要更多。在他的进攻行动中，他利用了骑兵最好的战略机动能力，实际上，他们被用作乘马的步兵去对敌人进行迂回。他已经使用了骑兵潜在的作为战略进攻部队的能力去实施一次迂回行动，就如同拿破仑在马伦戈战役中所做的一样，到达了敌人的后方，切断了敌人的后撤道路，并迫使敌人采取战术进攻行动。英军骑兵部队的较大规模及其与步兵一样强大的火力，使埃伦比能够部分地切断土耳其人向北的退路，确保迫使许多土耳其人不得不投降。

但英军只是对土耳其人的西翼发动攻击，而西翼是土耳其人最没有预料到的方向，因为土耳其人认为西翼更不易于遭到攻击，埃伦比将军并未能全面地封锁土耳其人的撤退路线。但当土耳其人沿着山脉向西溃逃时，埃伦比将军的飞机进行了攻击。在从纳布卢斯到约旦的深深峡谷里，飞机使用机枪和小型炸弹打击正在撤退的土耳其人。飞机杀伤了炮手以及牵引火炮的骡马，这些火炮和牲畜的尸体随后又阻塞了道路。不能运动的纵队又成为飞机绝好的靶子。士气低落的土耳其人，不能对实施攻击的飞机进行任何的还击，急于向英国人投降。

由于埃伦比将军已经使用了周密和有效的分散敌方注意力的欺骗措施以使敌人的防御体系形成薄弱部位，并在薄弱部位集中兵力，突破了土耳其人的防线。而后他又使用具有更高的战略机动能力但战术上却无关紧要的骑兵，充分利用英军的突破成果，对土耳其人实施了一次迂回运动。通过把他所拥有的战术效能较低的骑兵转变为防御上难对付的步兵之后，他利用了骑兵的优势。埃伦比将军在战略进攻中把他的骑兵用于迂回土耳其人，并且把骑兵在由此形成的战术防御中用作步兵，他已经最大限度地使用了他的老式骑兵的潜力。为了完成胜利，他的新型轻骑兵——双翼飞机已经表明了它们能如何有效地效仿古代帕提亚、土耳其和蒙古轻骑兵的战术。

美吉多战役的战果是：英国人在不到6周的时间内前进了360英里，俘获了7.5万名俘虏，只付出了5，000人伤亡的代价。埃伦比将军也因此成为美吉多埃伦比子爵元帅。

对武器、战术和后勤变化的总结

在战争期间，随着步兵以散兵线作战，战术已经发生了变化。散兵线在普法战争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现在已形成了使用大约有12名步兵组成的班的散兵线体系，在这个12人的步兵班中有一个人配备了一挺便携式轻机枪。在新的编制体制中，班被编入一个由一名军官指挥的排里，排则被编进了营的组成部分连之中。这种编制结构扩展了编制系统的完整性，使集团军长期以来就已确立的从营向上到集团军司令部的编制体制延伸到了散兵，这便于更好地控制部队。这种新的编制结构与渗透战术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各国陆军的标准编制。

这种新的结构使营采用了吉贝尔已经阐述过的原则，他认为这些原则适用于从集团军向下至营的陆军部队。因而，营的组成成份在进攻行动中能够集中兵力并采取行动，以充分利用敌人的薄弱部位，就像拿破仑的军队曾经使用营和更大规模部队的那种方式。这一编制也适用于防御，因为就像在相当完善的德国防御方法中，德国条令要求小群兵力占领炮弹坑，并发挥主动性在炮兵火力的引导下运动至另一个炮弹坑，同时还要运动以占据最为有利的阵地去击退敌方步兵的攻击。实践证明，在防御中机动和集中兵力是更为困难的，因为敌军的兵力和火炮的数量更大。

这种新的条令提高了对专业军士以及资历较浅军官的职责、主动性和能力的要求。相应地，它剥夺了更高级指挥官对战斗的控制，这是因为，他们通常不能像以前年代的更高级军官所做的那样，在实施指挥时拥有很好的视野。尽管这种在战术和编制上的明显改进看上去似乎是对火力提高作出的反应，但它与几乎和战争本身同龄的原则及各国军队已经显而易见地使用了一个多世纪的作战方法相一致。

火力的提高使挖掘野战工事成为标准的行动，进攻以及防御的部队需要迅速地挖掘掩体，而后周密稳定地组织防御。传统防御的连绵堑壕或胸墙逐步地让位于一系列的坚固支撑点，这些坚固支撑点之间有一些由机枪火力掩护的间隙地，如果防御方有时间进行部署，则可以计划自己的炮兵火力来掩护这些间隙地。便携式轻机枪的数量得到增加，而且步枪逐渐地成为机枪的补充，而不是把机枪作为步枪的补充。这些便携式机枪在数量上的扩大，主要是由于法国陆军部署的所有用于对付德国人的机枪数量得到增加，法国陆军的机枪从1914年的2，100挺增至1918年6.5万挺。

由于战场上具有较高的力量与空间的比率，也就出现了真正的围攻战。为了有足够的力量去迫使敌人重新回到围攻战的方法中，指挥官们非常倾向于在他们必须防御的正面上每3英里就配置1个师。这意味着他们在所防守的战线上每英里就约有4，000人，而将预备队随时准备用于增援、反击，或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在敌人的攻击获得了突破时重新构成防御正面。这一数量大约只有拿破仑时代战斗队形平均力量的1/4，然而，这未包括飞机以及随时准备支援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师的预备队。而且这种对比还忽略了拿破仑军队所缺乏的组织周密的野战工事。当然，虽然防御的人员更薄弱，但它们却还有能力提供更大密度、更为准确的火力。

为了克服如此高的火力与空间的比率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野战工事，要求进攻方拥有比防御方多达3倍的兵力、6倍的火力和18倍的弹药。但除非进攻方达成了突然性，否则防御方将能够在他们的后方部署一系列的防御线，并且就在进攻方在防御方首道防线里努力杀出一条血路时，尽可能快地构筑这些防线。由于需要将必要的围攻战的火炮向前转移，并恰当地进行配置，这意味着在缺乏突然性和一次性突破的情况下，进攻方必须在每2，000码或3，000码的距离上停顿一下。

虽然战术代表了绝对优势轻步兵或射击武器步兵的作战行动方法的发展，而自从飞机和坦克这两种新型武器系统引进之后，才形成了战争中战术上真正意义的革命，虽然这两种武器还都没有对作战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在18世纪初，当火枪手装备了一把刺刀之后，他变得基本上不害怕骑兵的正面攻击。他用刺刀可以抵抗骑兵手中马刀的突击动作，而用火枪又可以击败骑兵的手枪。但到第一次大战末，火枪手的继承者——步枪兵，虽然变得更难对付，并且装备有弹仓式步枪，但是他们极易受到坦克这种新型骑兵的攻击。步兵的步枪和刺刀对坦克没有任何作用，而坦克则可像老式重骑兵一样冲击步兵，用机枪消灭步兵，而且坦克拥有装甲不易于受到步兵的攻击。同样地，步兵还发现它们的步枪在对付快速运动的飞行目标时基本上也是没有用的，而飞机则能轰炸他们，用机枪对他们进行射击，就像老式的轻骑兵一样，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依靠投射武器打击他们。在18世纪初，从骑兵的角度考虑，装备有刺刀的火枪手同时具备了轻步兵和重步兵的能力。两个世纪后，不仅步兵防御坦克冲击的能力不比轻步兵弓箭手对付老式装甲骑兵的能力多，而且步兵对付飞机的能力也比不上罗马武士对付帕提亚人马上弓箭手的能力好。

在西线的围攻战中，野战炮兵已经有效地遏制住了坦克，但只是在坦克征服了前方防御地带的步兵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没有给德国人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如何对付坦克，在这场战争中，只有德国人单独面对过坦克的攻击。飞机则相反，很早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去采取防御措施，通常包括使用机枪或车载式野炮对飞机进行射击。但向一个快速运动目标射击十分困难，使用这样的防空武器相对来说是没有效果的。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坦克和飞机对步兵有着明显的战术优势，而这种优势，各国军队在战争期间本身就没有给予专门的关注。尽管各国军队既没有全面理解新式武器可能带来的变化，也没有掌握如何最佳地使用它们的方法，但法国陆军的飞机从1914年的约200架增长到1918年的3，300架却反应了它们的效用，其坦克到1918年末也增长到了4，600辆。

但是，就如同过去的轻骑兵和重骑兵一样，并不是所有的地形都适于飞机和坦克使用。犹如叙利亚的森林挫败了帕提亚的骑兵一样，森林也同样妨碍了坦克的运动和飞机的观察能力。山地也有几乎同样的约束效应，坦克不得不呆在峡谷里，而飞机在崎岖的而且常常是长满树木的山体斜面上则很难发现合适的打击目标。

其结果是把新型武器系统限制在平坦地形上。山地的地形使得亚美尼亚人能够对铠甲骑兵和技能熟练的帕提亚人马上弓箭手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与此相同的是，地形也将同样限制坦克和飞机的效用。瑞士的国民军在地形的帮助下，他们没有铠甲，只装备有戟，保护了他们自己免受他们低地邻居可怕的专业骑兵的攻击。虽然只有原始的武器并且徒步作战，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人长期地将他们强大的乘马入侵者都限制在低地里。同样地，地形也会又一次地使战争分为两部分。新的武器能够在平坦地形上占据优势，而步枪手、机枪射手和炮手这些19世纪的主要武器系统，将继续在山地和丛林地中占据优势地位。

铁路当然地主宰着西线兵力集中的、驻止的军队的后勤，并控制着所有其他地方的大规模军队。但卡车在1914年向德国人提供弹药时体现了其价值，而且后来在法国使用较大数量的卡车向缺乏铁路的凡尔登地区提供补给时也展示了潜能。1918年9月，法国人使用卡车在夜间将100万美国部队中的1/3以上人员在6天内向前运输了50英里。在认识到卡车的价值之后，法国人将其卡车的数量从1914年的1.9万辆猛增到1918年的8.8万辆。卡车在战争期间很清楚地证明了它们的后勤价值，并在满足大规模驻止陆军的巨大的补给需求时给铁路提供了有效的补充，同时还表现出了用于部队战略机动的潜力。

如同在东普鲁士的早期行动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自普法战争以来在火力上的提高阻止了对内线的利用，或是阻止实施代表着拿破仑马伦戈战役以来行动特征的那种迂回行动。实际上，火力的提高，通过提高防御的力量，也提高了迂回行动的潜在价值。迂回行动所依赖的是迫使敌人战术进攻以恢复其交通线。在坦能堡战役中，弗朗索瓦的军在到达了俄国人的后方之后，他的稀疏地分散的部队，平均每1.5英里一个营，曾经成功地阻击了几倍于已的俄国人的撤退。当然，如此少的兵力本不应该能阻挡如此多的人进行的预有准备的攻击，但是，当组织涣散的俄国人在他们的东翼和北翼被包围住之后，并不能发动有效的攻击行动。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战线不存在翼侧阻碍了充分利用增强防御力量给迂回行动带来的机会。埃伦比将军天才的美吉多战役又一次展示了这种优势，在这次战役中由他创造性地把骑兵用作战略进攻部队，并充分利用了骑兵在下马作战时的战术防御力量。

当然，绝大多数会战只有战术意义，就像拿破仑战争之前的许多会战一样，按照它们的消耗衡量其结果。西线的会战常常在范围和持久力方面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几乎很少产生了突破性的战略结果，能对防御者的翼侧造成威胁而迫使其撤退。当西线的前线战斗获得了一次突破之后，又未能实施有效的穿插行动去实现重要的战略结果。

德国人在他们的战略里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们的内线，加上盟军相互之间的协同很差，不能充分地利用同步行动来及时地集中兵力达成优势，使德军的内线优势进一步扩大。德国人首先集中兵力对付俄国，接着于1915年对付塞尔维亚人，而后，又于1916年初发起了重点对付法国战役行动。在索姆河的盟军行动、奥地利参与攻击意大利，以及俄国在夏季成功的进攻行动，这些行动的结果并没有阻止放弃凡尔登作战的德国人，他们坚持防御，集中力量击败了于1916年夏季参加战争的罗马尼亚人。在1917年，德国和奥地利又一次充分利用他们的内线来集中兵力对付和打击意大利，这次打击使意大利接近瘫痪。除了1813年盟军与拿破仑作战中那种周密地组织实施的内线行动之外，内线的行动很清楚地赋予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战略优势，特别当与一个联盟作战时，这种优势更为明显。

铁路增强了在战略防御中的力量，不仅仅是因为如果铁路被毁会使一支正在前进的军队的后勤变得复杂，而且是因为控制了未被毁的铁路，就会掌握优势的机动力，给防御者提供战略进攻部队。德国人在坦能堡战役中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他们使用东普鲁士铁路把一个军不仅从一个集团军转移至另一个集团军，而且还把该军转移至更远的萨姆索诺夫集团军的另一翼来实施他们的迂回行动。正如德国人通过铁路进行战略机动一样，法国的霞飞也同样充分地利用了他的可以比拟的优势，在巴黎组建了一个新的集团军，并部署在一个能够对德军的迂回行动实施反迂回的阵地上。1918年的行动又一次展示了防御由于铁路机动力所获得的关键性优势，当时盟军迅速集结了所需的部队封闭了一个突破口，德军企图利用这个突破口，以徒步士兵加上由马匹牵引的火炮和补给车辆来扩大战果。

飞机影响了战略，因为其完成了轻骑兵的侦察作用，并通过空中照相提高其效能。实际上，在正面进攻战中而不是翼侧迂回战中，没有了飞机和气球，军队将没有任何的侦察，因为骑兵不能在那些条件下进行现地勘察。飞机甚至能取代轻骑兵实施远距离的袭击。飞机轰炸的不准确性以及飞机的携弹量有限，意味着飞机所造成的破坏没有由人员在地面所造成的破坏的那种彻底性。袭击的飞机既不能利用敌人的资源生存，又不能成功地缴获战利品。但是战争的结果却证明，铁路易于遭到飞机轰炸的攻击，飞机的机枪以及它们的炸弹能够攻击道路上的部队和车辆以及运动之中的火车。很显然，最终证明飞机是实施轻骑兵战略作用的值得称道的替代物。

由于坦克最大速度每小时只有5英里，行程只有15至25英里，因此它并没有任何的战略价值。由于坦克需要铁路运输才能进行战略机动，它们的机动也只有战术意义。坦克履带的易毁性以及它们机械故障的可能性进一步使它们的运动只能限制于己方火力的保护之下。毒气被证明是非常致命的，继续成为所有军队关注的一个问题，但从未再一次看到毒气被作为主要的作战手段使用。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间，军事思想家们权衡了1914-1918年间围攻战的教训，认识到这是由于两种新型武器出现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尽管潜艇和飞机的出现使每一次海战转向了三维战场，海军的编制却只有较小的变化。实际上，战争已经相当全面地发展了潜艇的能力，相应地也刺激了水下声纳和深水炸弹的发明。虽然战舰在装甲布局上有缺点，但是实践已经证明，战舰的设计以及它们的火控方法基本上是合理的。海军甚至在战争之前就开创了在海上使用飞机的先河，英国在1914年前就着手了水上飞机母舰的工作，在冲突期间则由其它战舰改装成航母，其中一艘改装成为飞机除了能起飞之外也能降落的航空母舰。飞机在海上如同在陆地上一样，在以后漫长的20年间人们看到它们的潜能得以实实在在的发展，人们对有关飞机在海战中作用的争论在不断地深入。

陆上作战的规模和强度的扩大，以及由这一刺激所导致的经济消耗的极大增长，增强了海上力量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航海运输业的作用是提供了从1914年至1918年的更为工业化的竞争所需产品的支援。在以前的战争中，英国的封锁已经对法国的经济产生过一定的伤害，但从未有过对德国封锁的这种效果——迫使德国降低了食品供给并妨碍了德国工业的发展，因为德国已经减少或关闭了诸如石油或铜等关键性补给品的供给。当然，法国攻击英国舰船的袭击战略也从未像德国的潜艇战役对付盟军那样，严重地威胁到英国的经济以及英军继续进行作战的能力。海军的后勤战略已经在工业时代获得了一种新的并且可能是决定性的力量。

第09章 冲突再度发生之前的序幕（1919-1939）

四种新式武器系统的完善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所有的欧洲主要国家都没有与力量上相近的国家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然而，在这期间却依然发生了许多变化，欧洲所有的主要军队和私人武器制造商都投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武器系统。就像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那段不寻常的时光一样，在经济萧条、独裁统治以及领悟战争的艰难困苦的20年间，就在军人们设法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以及新式武器系统的影响时，新的思想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对这些思想和改善了的武器系统进行检验。

飞机技术的进步比较迅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具有商用潜能，经常得到政府资金的支持，鼓励其发展。1918年具有代表性的战斗机装有一台200马力的发动机，速度为每小时130英里。到1939年时，飞机发动机的功率已经增加了5倍，一些飞机每小时能飞行350英里以上。速度的提高不仅仅是由于发动机功率的增大，而且由于飞机是单翼机而不是双翼机，以及使用了收放式起落架，从而降低了风对飞机的阻力。飞机技术上所采的其他措施，比如使用了横截面狭小的12汽缸v型发动机，一改以前转缸式发动机或星形发动机庞大的体积，也减小了风对战斗机的阻力。金属材料也大量地取代了木制和纤维材料，使飞机变得较大较重。虽然新型飞机缺乏老式双翼飞机的可机动能力，但它们速度更快和火力更强大却弥补了这一不足。尽管1918年的战斗机拥有两挺步枪口径的机枪，但1939年型战斗机的机枪数量却已经多达8挺或加装与之相当的大口径武器，而且绝大多数战斗机还能携带一些小型炸弹。

轰炸机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进程，演变成拥有1-4台发动机的轻、中、重型三种型号，其载弹量高达数吨。战斗机的速度比轰炸机每小时快50到100英里，俯冲式轰炸机专门用于以大角度向目标俯冲，由于临近目标因而能更准确地进行投弹。尽管飞机的轰炸瞄准性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与炮兵火力相比，即使是俯冲式轰炸的误差依旧很大。因为炮兵通常在已知射击距离和火炮性能的情况下射击，而且可以对后续射击进行修正。观察机继续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飞机存在，但它们的任务经常由小型的轰炸机来完成。

从地面对抗飞机的手段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开始使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发展，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趋于完善。对高空飞行飞机的防范措施多是使用口径在3-4英寸之间的高速炮，这些炮一般都发射使用定时引信、能够在飞机飞行高度爆炸的榴霰弹。但是，要瞄准一个不知速度和距离、在三维空间运动的目标却是一个难题。

当进行对空射击时，防空武器依靠接收机测听正在接近的飞机的发动机声音，操作手移动接收机直至测到准确的声音方向。测到准确的声音方向之后，就可以将光学测距仪瞄向正确的方向，在夜间就能将探照灯指向正确的方向。当测距仪跟踪目标时，一台原始的机械计算机在知道了距离的情况下，计算飞机的飞行速度和方向以及炮弹的弹着点，以便其榴霰弹能拦截飞机并在恰当的时刻爆炸。当这一信息传送到火炮之后，炮手便设定时间引信，进行瞄准并开始射击。

这套系统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对付在高空飞行的飞机是很有效的，但对在低空快速接近的飞机的攻击进行防御时却没有任何的应用价值。比如，英军在美吉多战役中攻击土耳其撤退部队的飞机就使土耳其人束手无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防范低空飞行的飞机，步兵曾使用过机枪。这种防空手段主要是靠火力的密度而不是火力的精度，在战后仍是防空手段的发展方向，只是增加了口径在20至50毫米之间、发射触发爆炸子弹的大口径机枪。这些轻型防空武器和更小口径的机枪，经常成群配置，能迅速发射高密度的对飞机非常致命的子弹。这些武器进行瞄准时主要依靠火炮瞄准具以及炮手的肉眼判断，或者是使用早期的火控系统。射弹的数量以及曳光弹的帮助弥补了这种精度差的不足。使用曳光弹时，射手们可以看到射弹飞向目标时在空中经过的轨迹。陆军用卡车或履带运输车牵引这种武器，或者将它们安装到车上。

如果一支海军或陆军决定装备大量的防空火炮，那么它就能利用防空力量保护自己，这种保护是如此的令人惊叹，而且证明了徒步士兵比骑马士兵具有优势这一古老的原则仍具有正确性。考虑到飞机昂贵的造价、经过严格训练的飞行员及其需要专门地勤人员必要的支援，防空火炮不必打下很多飞机就能取得消耗敌人的最佳效果。然而，飞机不会再像更早时候的轻骑兵去攻击轻步兵那样对防空火炮实施攻击，飞机的攻击目标像过去的轻骑兵一样，是十分脆弱和没有防御的武器系统，以及后勤装备和设施。

为了对付穆斯林的马上弓箭手，十字军战士使用了弩。防空火炮起到了弩的作用，但其效能更差，而且还有缺乏机动能力这一非常严重的缺限。虽然弩手拥有步兵的所有机动能力，但步兵却携带不了有效的防空武器。为了使对低空飞机进行防范的防空火炮具有机动能力，就需要用卡车或履带式运输车牵引它们或将火炮安装在车上。这种机动能力可能超过了徒步步兵，但这是付出了资源和灵活性的巨大代价之后才获得的能力。大威力防高空袭击的高射炮营及其相关的复杂火控仪器，不能像伴随着部队行军或部署的自行防空机枪那样迅速地进入战斗。然而，高空轰炸的误差实质上减轻了部队防御高空飞机威胁的困难。与弩手面对的形势所不同的是，可资利用的防空武器限制了处于运动之中的部队对敌低空飞机的防护能力，它们只有使用代价昂贵的摩托化车载式或牵引式防空武器才能成功地进行防护。毫无疑问，很多国家的军队，似乎低估了空中轻骑兵所带来的战术危险。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中，坦克的质量和作战能力都有了实质性的进步。法国依旧保持了其成功的“雷诺”型坦克的设计，而英国的武器生产商则做了大量的出口生意，在生产拥有能旋转360度炮塔的小型坦克方面沿袭了法国的模式。不久，制造商们生产出了耐用的履带和悬挂系统，使坦克速度达到每小时20英里，然后又提高到每小时30英里。坦克重量一般都在6至12吨之间，装备有机枪以及与最早用在“雷诺”型坦克上的37毫米炮相同的火炮。坦克的装甲厚度通常在10到20毫米之间，可绰绰有余地防敌轻武器的射击。

陆军试图将坦克分成两类：一类速度较慢，装甲较厚，用于支援步兵的攻击行动；一类装甲较薄，速度较快，作用与骑兵大体相当。然而，与轻步兵的步枪手和机枪手相比，两类坦克都起到了重骑兵的作用。与海军设计家一样，坦克设计者面临着速度、装甲和火力三者之间的制约关系。

由于坦克的持续作战能力和机械可靠性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加上道路速度达到每小时20公里，1930年的坦克具备了极大地增强了的战术价值，同时还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机动能力。为了对付坦克这种提高了的潜能，各国陆军都在寻找一种防范措施。正像罗马军队、中世纪雇佣兵和瑞士步兵为对付重骑兵的冲锋所采用的矛一样，陆军在寻找一种合适的武器来对付坦克。他们在寻找一种火炮，要求比野炮具有更大的机动能力、更少的操作人员、更小的牵引需求，而且更便于进行正常的防护和隐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引进了一种口径比其标准步枪大2/3的放大型步枪。这种枪与步枪的关系就好像西班牙毛瑟枪与火绳枪的关系一样，它可由一个人操作，虽然十分困难，但其钢弹的高速度可以击穿坦克的装甲。但战后坦克拥有更厚的装甲使这种反坦克武器很快就被淘汰掉了。

子弹穿透装甲的能力取决于子弹的能量，即其重量和速度的平方以及某种程度上子弹穿孔大小的乘积。因为体积更大的射弹需要在装甲板上形成更大的穿孔，因而会遇到更大的阻力，所以一枚体积更小、重量更轻的高速射弹将比一枚具有相同能量但体积更大、重量更重的慢速射弹具有更好的穿透效果。但要使射弹达到较高的速度，必须有一个又长又重的身管，以及能够承受产生速度的炸药所形成的后座力的炮架。

插图9.1德国小口径、高射速反坦克炮

只有小型的加农炮拥有这些特性。大多数陆军改装了一种口径在25到50毫米的低射界、易于构筑工事、有射击屏蔽的火炮，随着坦克装甲的改进，加长火炮的身管并提高其初速，或者是增大火炮口径和射弹重量。但是，即使这种早期的和小型的反坦克火炮也有0.25吨至0.5吨重，需要卡车、履带式车辆或马匹去牵引它。与防空火炮相比，反坦克火炮有很好的防护能力，但这是以牺牲步兵的战术机动能力为代价的，此时步兵的机动能力甚至比未经过训练的中世纪雇佣兵还差。但是由于采取直瞄射击，反坦克火炮可迅速、准确地对暴露的坦克目标进行射击，而且即使未修筑掩蔽工事，坦克炮也很难对其进行射击。反坦克炮比野炮造价更低、更易于构筑阵地、机动性也稍微好一些，但它基本上仍然和防空火炮一样需要费劲的机动和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投入战斗。

所以，为了建立起对飞机和坦克的防御，各国陆军不得不最终选择了火炮，这种做法与以前的便携式弩和矛不同，它们妨碍了使用机动武器系统的战术机动能力。对于投射武器来说，其机动能力与重量成反比，并直接影响到投射武器的威力。例如，围攻战中使用的弩在威力上已经远远超过了便携式武器，但弩却需要动物牵引它们。因而，武器的威力与其机动能力有着反比例的关系（图解9.1）。火绳枪适合于曲线的上部，而西班牙火枪、古斯塔夫轻型团火炮和各种各样的重装备则在这条机动能力与威力替代关系曲线上依次排在它的下部。各种反坦克火炮也将遵循这条曲线，而高射炮及野战火炮则由轻型野战火炮到最重型的铁轨火炮照此排列。

图解9.1机动能力与威力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

对坦克的可以利用的防御措施特别适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的围攻战。但是在机动作战中，由于这些武器要像野战火炮一样需要牵引或自行，同样具有不能迅速投入作战的缺点，而且由于它们的作战对象主要是机动能力更强的武器系统，所以它们原则上只能用于防御作战。

高射炮和反坦克炮在弹道特征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使它们很易于使用对方的弹药来交换打击目标。然而火炮炮架拉开了一种通用武器系统的序幕，使得它们能够集中火力对付坦克或飞机这两种运动目标中当时威胁更大的目标。为了进行高角度射击，高射炮需要很高的炮架，而直瞄反坦克武器则需要很小的射角，因而与高射炮不同的是，反坦克炮需要尽可能低的炮架，以使其在坦克炮手面前暴露的目标尽可能小和便于构筑简易掩体。然而，特别是在有机会构筑了更完善的掩体之后，高射炮能非常有效地对付坦克，而重型高射炮也能很好地作为野战火炮使用。

四种武器系统的传统矩阵（如图解9.2）已经恢复到一个不同的形式。

图解9.2传统的武器系统矩阵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四种武器系统已经达到了如图解9.3所示的水平。

图解9.320世纪30年代武器系统矩阵

最初，坦克和飞机间根本不能相互作战。坦克炮不能向飞机射击，对飞机来说，坦克也是没有把握的打击目标。坦克作为一个小目标，即使是在静止状态下，飞机的炸弹也很难命中它，其装甲可防护飞机机枪对它的射击。虽然坦克车体和炮塔顶部的装甲很薄，但飞机子弹以锐角撞击坦克顶部时，坦克顶部装甲也能使子弹改变飞行方向。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情况发生了变化。法国在战斗机上加装了一门20毫米加农炮，这种炮能穿透坦克的水平装甲。到1939年，把他们的空军和陆军的作战需求最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法国、德国和苏联已经在他们的战斗机上至少安装了一门20毫米的加农炮。飞机的这种变化使得它们能够攻击坦克，而坦克除了炮塔从顶部进行暴露射击的一挺机枪外，没有任何的能对俯冲射击的飞机进行防卫的武器。正如穆斯林的轻骑兵能避开拜占庭或十字军战士的重骑兵而用弩消灭他们一样，飞机以同样的方式对付坦克。

在中世纪末期，这四种武器间已经形成了如图解9.4所示的关系，d代表防御攻击的能力，a代表成功地进行攻击的能力，箭头代表作用的方向。到20世纪30年代末，四种新的充分发展了的武器系统间形成了与之几乎完全对应的关系（如图解9.5）。

图解9.4传统的武器系统的能力

图解9.520世纪30年代武器系统的能力

这张表过分地夸大了中世纪与现代态势的对称性，例如，坦克已绝少有必要或者有机会像中世纪的重骑兵乘马攻击弩手那样去攻击高射炮。这张表同时也忽略了高射炮的能力，如经过恰当的战斗准备，调整好射击位置后，高射炮也能攻击坦克。野战火炮在表中没有显示，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而且在攻击反坦克炮时作用大于飞机。重型高射炮能起到野战火炮的作用，所以它们也能对反坦克炮进行攻击。

飞机和坦克的出现再现了骑兵部队中重骑兵和轻骑兵的分化，而这种差别在16世纪由于手枪和军刀的采用已经消失了。这种恢复到过去的二分法，使得坦克在防御其他坦克时具备了与徒步的中世纪武士防御骑兵时相同的优势。一些法国坦克装备的37毫米或75毫米加农炮和很多英国坦克装备的57毫米火炮使得早期坦克具有击穿其他坦克装甲的能力。

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坦克继续拥有火炮装备，进一步巩固了这种新型重骑兵具有与古老的重骑兵可以比拟的防御能力。静止的坦克在防御运动坦克时，有选择作战地域、使用掩体以及更好的射界和预有准备地射击的传统优势，这种防御的传统优势使步兵在防御同样武器系统时的优势更为突出。当然，廉价的反坦克炮与坦克相比具有同样的优势，但就像爱德华国王的徒步武士比只有很少身体铠甲的威尔士长矛兵具有防御的优势一样，价格更昂贵、全装甲的坦克要比只有一个护板和低的外形防护的反坦克炮表现要更好。坦克能防御其他坦克的这种能力，逐渐地令坦克设计者们除了给几乎所有的坦克除装备机枪外，还装备了能穿透坦克装甲以及能对步兵机枪阵地发射爆破弹并具有更大射速的火炮。

另一方面，飞机的飞行员没有下机进行防御作战的能力，而这是老式的轻骑兵所特有的能力。尽管骑马的弓箭手能离开他们的马匹利用防御的地形之利和步兵对骑兵的优势，或者承担像城墙或要塞里的弓箭手一样的职责，但飞机的飞行员却没有老式骑兵下马作战的多用途性，而坦克则恢复了重骑兵的这种能力，因为如果骑兵除了装备手枪和军刀之外再装备一枝步枪，所有的骑兵都将拥有这种下马作战能力。

与中世纪一样，武器系统能力的图表只与适合于飞机和坦克作战的地形有关。在不适合乘车作战的森林或山地地形，使用步枪、机枪和机动野战火炮的步兵正如他们在19世纪所做的一样，依旧是这类地形的统治者。但是，如果在平原地或没有障碍物的地形作战，这种19世纪的陆军就会遇到一支主要由飞机和坦克组成的部队，并将遭受罗马人在卡雷受帕提亚人轻骑兵弓弩射击相同的命运。除非他们的火炮能像罗马重步兵把帕提亚重骑兵控制在不能接近的位置上一样保护他们免受坦克的攻击，否则这支以装备步枪的步兵为主的军队将遭受更惨重的损失。

即使是在适合于乘车作战的地区，指挥官也将面对基本上与中世纪将军们相同的问题，他们需要把各种武器系统综合起来保护他们的薄弱部位并加强他们的力量。指挥官们一直在设法解决这个难题，直到16世纪，他们实现了由火绳枪手支援的长矛兵与骑兵之间的兵种合成，并随时准备将合成部队投入作战用于完成进攻任务后，这才解决了这个难题。在将他们的新式武器系统投入另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指挥官和军事思想家们只有不到20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诸兵种合成的问题。

即使指挥官们能够及时地发现新式武器正确的合成样式，新式武器系统的存在依然增强了进攻的力量。因为在有利的地形上，将军们指挥着各种各样的军队，这些军队由各种武器系统组成，每种武器系统对敌方的某种武器有着固有的优势，又可能与敌方的另一种武器相比处于劣势。即使双方的陆军都是以最优的组合设计，不同武器系统的出现仍会形成两个多世纪来都不存在的局面，一方发挥异常的潜能或另一方铸成大错所形成的机会，将会创造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单兵种陆军间相互进行的非决定性进攻战斗所没有的优势。

某种武器系统对另一种武器系统具有固有的优势，比如反坦克炮比坦克就具有优势，这种优势的存在确保了防御在战术上继续居于首要位置。但是合成的需求、由缺乏合成而产生的脆弱性以及不同武器系统各种集中所形成的局面，都为战术进攻提供了自16世纪初以来所一直缺乏的机会。

无线电增强了指挥官的控制能力，改善了通信的质量。到20世纪30年代末，战场上的飞机、坦克和部队都装备有无线电台。它们不仅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无线电报有了更广泛的应用，而且无线电语音通信增强了无线电通信的效用。

在20世纪30年代，很多国家发现了如何靠从目标反射的无线电波来确定目标位置的方法。这种装置被称为雷达，主要用于搜索飞机。由于雷达的性能在二次大战期间得到改进，它在防空中首先是取代了探测来袭飞机方向和概略位置的测听系统，而后取代了进行测距和瞄准的光学系统。尽管雷达有很高的精度并能在夜间不使用探照灯的情况下工作，但飞机仍然能通过抛洒将无线电波束反射回去的金属箔条来欺骗雷达。但雷达毕竟比依靠声音、光学及探照灯等方法进行防空的效果更佳。

火炮和轻武器依然与20世纪开始时的情况一样。除了防空武器、反坦克武器和较好的通信系统外，各国军队在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装备与他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拥有的装备非常接近。

法国在摩洛哥：新式武器和老式战略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新式武器系统在两次大战之间经历了多次考验，一些将军们认识到了它们的潜能。法国在拓展其对摩洛哥的控制行动中，对新式武器进行了最稳定、最有限的运用。法国在摩洛哥进行了26年的战役，采取了他们在19世纪殖民地征服期间完美地使用过的方法。然而，他们最初于1830年入侵非洲的阿尔及利亚时却非常的残酷。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征服阿尔及利亚的过程中，法国通过摒弃火炮、减轻步兵的负重、使用骡马替代四轮运货马车等措施，提高了部队的机动能力。但即使是提高了法国部队相对于敌人的机动能力，采取了包围战战法，法军仍然发现游击队太神出鬼没了。这简单地验证了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指挥官托马斯·罗伯特·比若元帅的经验，比若元帅曾于拿破仑战争中法国占领西班牙期间在西班牙服役，经历了西班牙人的游击战。

所以，比若元帅采取了一种特别残忍但十分有效的策略。当他更强大的部队在这个国家里行军时，他不仅毁坏了粮仓，包括地下的秘密粮仓，而且掠走牲畜，在收获的季节焚毁庄稼，砍倒果树。虽然他因此在敌人的根据地里采取一种袭击性的后勤战略，烧毁帐篷和房屋，毁坏家俱和日用器皿，但他还是采取了一种与古希腊人相同的反袭击策略，寻求通过破坏性袭击来确保政治目标。比若的策略是使不同部落的首领屈服，法国就通过这些首领来统治这个国家。承认法国统治并向法国赋税的首领可以得到法国政治上的支持，并且会拥有与法国共同统治这个国家所应得的礼遇和地位。但是对那些拒绝服从或反抗的首领，比若元帅将无情地予以严惩。

由于比若并没有采取西班牙在古巴和英国在南非的后期政策，丝毫不考虑平民免受战争之苦，所以他的后勤和政治袭击战略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些袭击与土耳其于曼奇刻尔特之战胜利之后在安纳托利亚实施的策略几乎没有差别。这种后勤战略本身就是一种悲剧，一位法军将领在返回被毁的村庄时发现“尸体堆积如山，人们在夜间受冻而死”。但是，这是一种国际性的、系统的恐怖主义活动，与蒙古人在花刺子模帝国采取的行动如出一辙。一位法国军官把这种政策归纳为“杀死所有15岁以上的男人”，并驱逐女人和儿童。“一句话，杀死所有不能像狗一样屈服的人”。[注：安东尼·思多尔·沙利文，《托马斯·罗伯特·比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1784-1849：政治、权力和好的社会》（哈姆登·康恩出版社，1983年），第125页。]

当数百名当地人在一个洞中避难时，一位法军指挥官下令在洞口放火使洞里的所有人窒息而亡。后来，又有一位指挥官下令将一个山洞里满是人的洞口封死。一名法国士兵记述说这些在阿尔及利亚所使用的残忍行径“令人发指”。法国新闻界报导的这些暴行和在阿尔及利亚的作战方式，充分证明了法军的暴行。比若元帅在指挥了6年之后退役了，但他的方法却征服了阿尔及利亚的大部。在此后的20年间，法国巩固了对这个国家的统治。[注：安东尼·思多尔·沙利文，《托马斯·罗伯特·比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1784-1849：政治、权力和好的社会》，第127页。]

但是，法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扩大其殖民帝国时却没有采取比若这种令人厌恶的模式。虽然他们依然强调部队的机动力，以及通过当地首领和王公实施统治的政治途径，但他们所使用的却是更人道的策略，而这些策略经过巧妙运用之后效果一点也不逊色。他们在19世纪末的征服印度支那半岛和马达加斯加时又发展了他们的征服策略。他们于20世纪曾在摩洛哥在利奥泰的领导下应用了这些策略。利奥泰是一位果敢、足智多谋的军人和具有自我表现天才的精明管理者。在摩洛哥的长期指挥中，显示出了他在印度支那半岛服役和在马达加斯加与阿尔及利亚的任职中受益匪浅。

当法国人于1908年在摩洛哥开始行动时，他们开始有条理地应用与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一致的征服方法，并建立起了一套调和人民服从他们统治的手段。法国部队通过他们所控制的苏丹，利用一种缓慢渗透的系统扩展他们的统治。法国在扩展统治时，依靠当地政府实施统治，利用他们想要控制地区的人民中各种派别或组织。同时，他们还遵循了一条尊重当地法律、宗教和习俗并使他们的统治有吸引力的政策，依靠人为地以低价销售商品、免费提供医疗服务、建设诸如道路和水井之类的公共设施。这些经济刺激有助于使民众顺从法国的统治，但却不能消除人民反抗的动机。

为了使这些政治和经济措施产生作用，法国通常是首先采取军事行动。他们习惯上是集中大规模部队去对付一个较小的、不顺从的地区，常常是突然四面出击以包围和征服该地区。当部队的集中已经确保当地政府俯首称臣之后，法国在这一地区仍保持较高的力量与空间的比例，为了加强对所征服地区的统治，他们要建立坚固支撑点和对新征服的地区保持巡逻，同时还要使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措施有机会促使被征服的人民甘心服从法国和苏丹的统治。

这种征服方法中的军事战略与几个世纪以前英国人在威尔士所采取的军事战略相似，它使用了一种持久战的战略，这种持久战战略在逐步缩小敌人的控制区上包含有很大的后勤成分。同样与在威尔士一样，低地的产量比高原地的要大，也就使运用后勤战略去征服某一特定地区成为可能。当地武装部队通常驻扎在山区，他们通过到低地放牧和向低地的农业、商业人口敛税或收取贡金来维持自己。控制着低地的法军常常通过切断山上部队从定居人口中获取畜牧和补给来征服附近山上的部队。这种征服系统还有赖于在被征服地区招募和训练部队，用他们来戍卫这一地区，并且在征服新的地区时让他们担当主要角色。

法国人在1921年被提升为元帅的利奥泰的领导下，已经运用这种缓慢征服方法有15年多，但这种方法在1925年遭到了阿卜杜勒·克里姆的挑战，当时阿卜杜勒·克里姆控制着位于北部或者说位于摩洛哥的西班牙控制区的里夫山脉。在此之前，阿卜杜勒·克里姆已经打败了西班牙人，摧毁了西班牙人很多营区并基本上消灭了一支2万人的部队，他建立了一支拥有机枪、火炮甚至还有少量飞机的正规部队。他将这支部队向南机动，在法国与摩洛哥的西班牙控制区之间的边境以南和与这条边境线平行的较长正面上，他向数量上居于劣势的法军发动攻击。

阿卜杜勒·克里姆击退了数量上不如他们的法军，攻占了这个山区内法军2/3的筑垒营区，但是他却未能迫使法军后退很远。法军非常得益于他们优势的炮兵、战法以及他们的纪律、训练和作战经验。他们数量更多的飞机也有助于防御，但是即使由三个轰炸机中队的袭击在一个营区成功的后撤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数量很少的可资利用的飞机并没有对取得了胜利的防御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飞机也偶尔地证明在补给方面是有用的，它们向被围困的营区投掷冰块和水，有时还将大量的勋章运到前线，使将军们通过在火线颁奖来鼓舞士气。

阿卜杜勒·克里姆的成就使法军立即获得了来自法国的增援，并导致了一场法西联合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法军1918年大捷的总司令贝当元帅像西班牙首相普里德里维拉将军的做法一样，亲临战场指挥。贝当元帅带来了更多的士兵、飞机、重型火炮和坦克。1925年秋和1926年春，这些强大的部队击败了阿卜杜勒·克里姆的军队，并俘虏了阿卜杜勒·克里姆。战争又回到了法国自1911年就开始系统实施的缓慢渗透模式。

坦克在这场战争中证明其作用是很有限的，因为法军早就征服了绝大数的坦克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平原地。法军将他们原来对低地的征服建立在他们更好的训练、纪律和组织等基础之上，而且更重要的是，法军得到了对现代步枪垄断的帮助。当摩洛哥人装备了现代步枪并掌握了散兵线作战技巧时，坦克在战斗中的作用十分显着。但法军早就已经控制了绝大部分适合坦克作战的地形，而绝大多数剩余的行动发生在海拔高达1万英尺的山地，坦克在这些地区则难以发挥作用。然而，在一片绿洲上进行的一次沙漠战役中，尽管大量的棕榈树成为了坦克的障碍，但坦克还是证明了它们的价值。

1934年，在平息摩洛哥的战役即将结束时，法国人成功地运用了卡车。在与西班牙的殖民地里奥德奥罗接壤的南部地区，那里地质坚硬、地面平坦且没有树木，每辆车上乘坐了14个人的100辆卡车构成了一支包括摩托化机枪以及37毫米和57毫米火炮纵队的主力。这支纵队在平坦的路面上迅速、突然地前进，对当地的骑兵部队实施迂回行动。法国人每天以近乎悠闲的步伐前进60英里，占领了敌人南翼的阵地，切断了他们向西班牙边界的退路，迫使当地部队在发现他们已被夹在南面摩托化部队和北面徒步而来步兵之间时投降了。法国用卡车替代马匹以确保他们拥有更强的战略机动能力，再现了埃伦比的美吉多迂回行动，再一次表明了装备有速射步枪武器的乘车步兵的重要性。

由于山地通常缺少树木的掩护，飞机可承担轻骑兵进行侦察这一传统战略任务，而使其作用非凡。航空照片使法军能在几次典型的快速、突然的前出行动之前就已制定出周密的计划，在这几次行动中，规模相对较大的部队攻占了较小的地区。利用飞机从空中对敌人部队实施攻击的作用较小，因为法军是依靠小部队寻求平定而不是消灭敌人。但当已经在高山上构筑了工事的敌人击退了攻击，能很容易地抵抗了一个月之久的围困和轰炸时，在这种情况下，空中侦察对作战的作用就意义非凡了。飞机能够帮助搜寻被围困的敌人赖以提供水源的秘密泉眼，并协助炮兵摧毁它们。法国人应用了与波斯人在普拉蒂亚时异常相似的后勤战略，而且最终比波斯人运用得更为成功，迫使被围的摩洛哥人在失去了泉眼和水源之后不得不投降了。

飞机的战术和战略运用

在1935年到1936年对付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战争中，飞机担当了主要角色。在对补给线和部队攻击当中，意大利人对三发动机的轰炸机进行了现代化改进，一些飞机的最高速度每小时达200英里并且携弹量重达2，600多磅。意大利飞机对在平坦、开阔的战场上撤退的2万名埃塞俄比亚败军进行攻击时，获得了最辉煌的战绩。意大利的飞机向饥饿的、丧失了斗志的埃塞俄比亚军队布撒糜烂性毒气，投掷了73吨炸弹，这些炸弹的重量相当于1万多发75毫米的炮弹。埃塞俄比亚人的尸体数以千计。由于没有高射炮，埃塞俄比亚人就如同徒步的罗马或十字军战士在遭到马上弩手攻击时一样，毫无防范能力，而且由于没有装甲而更加脆弱。

意大利的坦克在战争中被证明是作用巨大的，但是在取得胜利和征服这个巨大国家的重要中心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却是意大利数量更大、占据绝对优势的火力。在向埃塞俄比亚首都的最后推进中，1.2万人的意大利部队搭乘1，785辆汽车和卡车长驱200英里。但敌人对道路的破坏使意大利的摩托化纵队行进速度大受影响，在这段路程上意大利人竟用了10天时间。

在1937年的西班牙内战中，政府军在击退两个意大利师（这两个意大利师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摩托化）伴随50辆坦克进行的进攻行动中，政府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虽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辅助作用，但也是起到了主要的辅助作用。当时反政府武装的摩托化部行军纵队被大雨困在瓜达拉哈托附近的道路上，成了政府军飞机绝好的靶子。

尽管天气恶劣，但携带着炸弹的政府军轰炸机和战斗机对被道路束缚了的意大利人进行了有效的突击。遭到空中攻击沉重打击和士气低落的意大利军队，又被前面顽强的抗击阻挡下来，加之由于车辆被毁使他们的撤退十分困难。当这些道路被炸弹炸得坑洼不平和被破坏了的卡车堵塞了之后，撤退变得尤为艰难。士兵们放弃了车辆，徒步穿过泥泞的田野，大多数四散而逃，但其他成群逃跑的士兵却成了战斗机最佳的攻击目标，战斗机上四挺机枪向他们扫射时就好像土耳其的轻骑兵撂倒在小亚细亚行军的十字军战士一样。

苏联的一次坎尼战役

1939年，在满洲与蒙古边境平坦而没有树木的地形上，日本和苏联的部队在一块有争议的土地上发生冲突。双方的力量都是集团军规模，双方都拥有相当数量的飞机、坦克以及防空火炮和反坦克火炮。交战双方在这一地区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构筑工事，在交战中，反坦克炮显示了其威力，因为双方都抗击住了对方坦克的攻击。在一次不成功的攻击行动中，日本人损失了其73辆坦克中的一半，但日本的37毫米反坦克炮却证明能非常有效地对付更大型的苏联坦克，因为苏联坦克虽然重达13吨，但其装甲厚度却不到一英寸厚。

苏联人使用数量更多的部队最终战胜了日本人，而日本人并没有想到苏联能将如此强大的部队从离铁路500英里的地方集中起来。但苏联人使用4，000多辆卡车运送了5.7万人投入战斗。然而就是这样一支以步兵为主的部队也几乎不应该对构筑了工事、装备有机枪和火炮的3万名日军构成决定性的优势。苏联人的胜利得益于他们对498辆坦克和346辆装甲车的合理使用，而在这场持久战役的战场上，日本人只能使用野战火炮和数量不足的反坦克炮进行抵抗。苏联人将坦克集中于两翼，粉碎了日军的防御，推进到日军防御步兵的后方并对其形成包围，也就取得了作战的胜利。坦克部队包围住了相当大部分的日军部队。这场在哈尔欣科的战役在很多方面与汉尼拔在坎尼取得的胜利有共同之处，在汉尼拔的胜利中，迦太基人的重骑兵对罗马人的包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整个战役中，日本人的伤亡人数达1.7万人，差不多是苏联人伤亡人数的两倍。

海军对新式武器的反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军的设计者们认识到，他们舰船的装甲根本经不住远程火力的攻击。从1.5万到2万码的距离上发射的炮弹，以垂直角度能够击穿只能防范小角度炮弹打击的甲板。解决的办法不仅包括增加甲板厚度，而且包括使用表面坚固的装甲来取代普通钢板，普通钢板似乎只能抵挡偏斜打击。海军设计者们还提高了所有战舰抗水下爆炸的程度和周密性的设计。除此之外，全大口径火炮战舰已经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

对现有战列舰的改造和新舰的建造都充分体现了这些经验。排水量增至4万多吨的新式战列舰，装甲在重量中所占的比例更大，速度也从20-21节提高至27-31节。由于很多巡洋舰的速度都不超过31节，所以如果不抛弃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之间的区别，新式主力舰的概念就模糊了。设计者对战列舰上原来用于对付鱼雷艇的副炮进行了改进，增加了防空火炮，有的则是使副炮具备两用功能，既适合用作重型防空火炮又能用于对驱逐舰进行防范。

战列舰的这些安全防护变化使其具备了防鱼雷和远程火力的能力，又提供了绝好的防空袭能力。舰上甲板结实得足以承受穿甲弹的俯射，这使其完全能防御当时炸弹的攻击；而改进的水下鱼雷和水雷防御系统，则又使舰船能有效地防范未能命中战舰和在战舰附近爆炸的炸弹所产生的水雷效应。将战舰上的副炮改成高射炮或者增加重型高射炮，使战舰具备了足够的对付高空飞机低精度轰炸的安全措施，陆军用于防御低空飞机的20毫米到40毫米自动火炮则又向军舰提供了同样的安全。但是海军将军们却没能真正地认识到，舰船需要巨大数量的小口径火炮来提供一定量的火力，这样才能对低空飞机更具威胁的攻击进行恰当的防御，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被人们所认识。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巡洋舰和驱逐舰都采用了旋转炮塔设计，通常是2-3门炮在一起。巡洋舰通常的航速约为32节，大小在0.5万吨到1万吨之间，它与战列舰在基本设计构想上区别甚微，区别就在于它们装备有6门或更多的口径通常是6英寸或8英寸火炮，以及一种主要用于对付飞机也可对付鱼雷艇的两用副炮。巡洋舰的装甲较薄，但结构与战列舰非常相似。驱逐舰也有所增大，在1，000到2，500吨之间，标准型在1，800吨左右。驱逐舰看上去很像小型巡洋舰，除了没有装甲防护和它们的速度更快之外，驱逐舰与巡洋舰的区别极小，驱逐舰的速度为35节或更高。驱逐舰炮塔炮的口径通常为4英寸到5英寸，既能打击水面目标又能打击飞机，同样它们也装备了更小口径的高射炮以对付低空飞机。

尽管在美国进行了一些公开的试验，但由高空飞机对军舰进行轰炸，特别是对运动中军舰的轰炸被证明是无效的。大多数国家的海军只好转而依靠俯冲式轰炸机和鱼雷机对军舰进行攻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曾成功地从一架飞机上发射鱼雷击沉了土耳其的商船。很明显，攻击军舰的浮力系统要比用炸弹攻击装甲板有一些优点。当俯冲式轰炸机吸引了军舰防空系统的注意力，并用炸弹摧毁了军舰的防空武器后，飞行速度很慢、防护能力差的鱼雷机在低空飞行，向军舰发射致命的水下推进武器。无论如何，对没有装甲防护的军舰来说，炸弹证明是有效的。

但是，航空母舰却导致了海战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随着英国将3艘航速30节、1.8万吨的舰船转变为航母，航空母舰得到了发展。航空母舰有一个平坦的甲板，这个甲板占据了舰平面的全部或绝大部分，飞机可在这个甲板上着落或者从上面起飞。当一艘航母以30节的速度迎风行驶时，迎风飞行的飞机在着落或起飞时，相对于甲板基本是不运动的。在飞机着落过程中，当飞机提高速度时，横向展开在甲板上的缆绳能钩住飞机上的着落拦阻钩，阻止其前冲。

飞机在作战范围上超过了舰炮。在100英里的距离上，一艘快速行驶、没有装甲防护的航空母舰可以派遣它的飞机去攻击海面上的任何舰只，而它又不必惧怕敌人舰炮的袭击。海战中对投射武器的依赖没有改变，而从航母上起飞的飞机具有更大的作战范围，使飞机比火炮具有潜在的优势。英国制造了7艘航母，是其战列舰数量的一半，另两个主要的海上强国美国和日本也各有7艘航母，而法国却只有1艘航母。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英国开始实施其舰队现代化计划时，准备建造同样数量的新航母和战列舰，即各造5艘。

从陆地起飞的飞机能在海上飞行很远的距离，这也改变了海战的形势。更大型的陆基飞机比那些舰载机的航程要远，经常表现更佳，而且由于它们不需要昂贵的航母作为基地，费用也更低。意大利由于横跨地中海，觉得不需要航母。正如他们低估了对低空飞机所需的防空一样，海军将领们同样没能充分认识到航母对海战的影响程度。

航母飞机的航程和侦察能力使航母与战列舰或巡洋舰完全区别开。自从古罗马军舰出现以及重炮战术与登船战术暂时共存的时代以来，海军首次在武器系统上出现了多类并存。就如同陆军正在从单一的武器系统（装备步枪的步兵）时代返回到多种武器并存的时代一样，海军也面临着处理两类性质迥异的武器系统相互关系的问题。一点也不奇怪，海军将军们像陆军将军们一样也很难立即找到最好的合成原则。

在反潜作战中，海军取得了显着的进步，引进了一种新型装置。这种装置发射出一束水下声波，当声波被潜艇艇身反射回来时，可以测出潜艇的方位和距离。这种装置被英国人称为潜艇探测器，美国人则称之为声纳，它既能发现静止的潜艇，又能发现运动的潜艇，也相应地增强了水面舰艇对付水下敌人的能力。

雷达在对付潜艇时也有作用，因为潜艇在大部分时间需要呆在水面上。雷达在夜间进行的观察使水面舰船在探测潜艇时又具有另一方面的优势。当雷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搭载到飞机上之后，雷达又扩展了其侦察能力。但是雷达不仅有益于侦察，不久它又具备了一些精密性和准确性，使其除了能用于高射炮之外，还可以用作其他主要装备的火控系统。海军欣然地接受了雷达。

作战理论的差异

尽管陆军与1918年时的编制结构非常相近，但作战的思想却改变了。热衷于坦克的人坚持认为坦克能起到1918年的作用，并将起到与1918年时远远不同的作用，1918年时坦克主要被用于协助步兵摧毁机枪。保守的思想则继续把坦克看作是用于支援轻步兵的运动很慢的重骑兵。坦克理论家预想了一种步兵和炮兵全摩托化的部队，其中大量的坦克将提供强大的突击力。

尽管包括j·f·c·富勒和b·h·利德尔·哈特在内的英国作家以及小型英国陆军在这些观念上是领先的，而且法国也于1933年用坦克组建了一个摩托化师，但只有德国人广泛深入地运用了这些理论，并将其写进了他们的陆军条令中。1935年，德国组建了第一个坦克师，或称装甲师，该师的编制最初要求有500多辆坦克，两个乘坐卡车的步兵营，以及摩托化炮兵和反坦克炮。大量的坦克在步兵和炮兵的支援下提供了强大的突破敌人防御的战术进攻能力。整个部队的摩托化使其具有战略机动能力，以利用敌人防御体系内的突破口。如果计划向敌人的后方不间断地推进，绕过障碍物，或依靠大量的坦克消灭障碍，装甲师将能够打击敌人的交通线，切断敌人补给和预备队的运动。热衷于坦克的军事家在其作战原则中设想了在攻击防御者的交通线、部队机动和司令部等作战行动中与空军进行的战略合作，在战役行动中提供战术支援，支援的方法是以俯冲式轰炸机加强或替代火炮。无线电不仅能对地面部队进行指挥与协调，也可对空军进行指挥与协调。因而德国设想了一种“帕提亚”式的陆军，在轻、重步兵的支援下，乘车实施战略机动。

在随后的几年，虽然德国陆军的更高级指挥官对装甲师的运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心存疑虑且认识不清，但德国还是又组建了一些装甲师。他们的疑虑不无道理，因为自中世纪以来从未存在过相似的战斗队形。当骑士们追赶骑在偷来的马上的北欧海盗袭击者时，装甲师中相同数量的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已在对方阵营中出现了。在法国进行袭击的英国军队，除了重骑兵外，还让长弓手以及还有少量的长矛手骑马进行战略机动。但是这些集中起来的部队与其作战的空间相比是很小的，只能控制他们的营区，为了给自己提供补给还需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的使用与坦克师倡议者倡议的目的没有任何联系，这些目的是坦克倡议者为那些极为相似但规模要大得多的20世纪部队设想的。

已经接受类似的坦克作战理论但而后又暂时放弃了这一理论的苏联人，在与日本人进行的不公开作战中成功地运用了坦克。哈尔欣科战役展示了坦克在1917年和1918年西线围攻战以外其他条件下作为进攻武器的威力。坦克具有更强大的机动能力这一进攻特点，加上无须费时进行部署就能作战的能力使苏联人包围住了日本部队，并向其侧翼和后方进行攻击。很明显在前沿形成了任何突破之后，坦克都使用它们在哈尔欣科所展示出的相同的难以抵挡的进攻特性，并使进攻重新具有了亚力山大伟大的重骑兵和运用重骑兵的天才原则所赋予它的威力。但哈尔欣科战役只是展示了坦克的战术价值，并没有体现一些设想中的坦克师所具有的纵深穿插的战略作用。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大多数时间里，法国拥有最强大的和最现代化的陆军，对于坦克除了作为围攻作战中炮兵和步兵的支援力量之外，坦克是否具有任何其他作用都持更怀疑的态度，并又一次希望大部队的行动仍主要沿着他们的边境进行。法国也组建了装甲师，但数量上却少于德国，而且每个装甲师的坦克也少于德国。然而，对于如何使用坦克却有着相似的思想，至少都对使用坦克的结果缺乏清楚的认识。法国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将所有的坦克都分配到坦克师，而是将一半以上的坦克分配给了步兵师去支援步兵师的攻击或反击。法国使他们的几个师实现了摩托化，用卡车搭载步兵，汽车牵引火炮。与德国一样，法国陆军的规模和1918年时保持一致，包括用骡马牵引火炮和许多骡马运输进行行军的步兵。

对飞机持更狂热态度的人并没有把飞机看成一种武器系统，并不认为这种武器系统将使陆军重新拥有轻骑兵这一兵种，也不认为由于飞机在海上具有更大的活动范围而会替代海军的大口径火炮。相反他们把飞机看成是惟一的和全能的武器，在基本上没有支援的情况下能够赢得各种战争的胜利。以意大利的吉利奥·杜黑为首的飞机制胜论派很快就制定出了一条很明显的飞机运用原则。

这些航空兵至上的热心鼓吹者信赖轰炸机，认为对轰炸机的任何防御都是无效的。由于一些轰炸机总是能到达它们的目标，只有隐蔽部这种被动防护措施才能起到某些防御作用，所以对付轰炸机的主要措施是用己方的轰炸机去采取攻势行动。但是他们认为，轰炸机的目标不是敌方的陆军或海军部队，而是打击敌方的工业和人口中心。杜黑认为，这样的攻击将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赢得战争的胜利，使得陆军和海军的作战成为多余的部分，除了把空中力量用于攻击这些目标之外，任何其他的行动都将是对空中力量的愚蠢的分散。

这一原则基本上是一种使用飞机摧毁敌人武装部队赖以生存的经济的后勤战略。它还体现了一种政治目标，因为空中力量的极端支持者认为，对敌人大城市的轰炸将在市民中造成恐慌，进而带来和平的要求。因此，空军制胜战略不知不觉地效仿了古代轻骑兵强国土耳其和成吉思汗所运用的战略。他们后勤战略的袭击目标是大量杀死敌方的人口，因而消灭了敌人军队的人力补充资源，将政治计划建立在由他们的袭击所造成的恐怖之上。土耳其人也就征服了拜占庭控制下的小亚细亚，他们是运用马弓手袭击来实施征服的，这种方式与空军支持者倡议的轰炸机使用方式非常相同。

这些偏激的思想未能统治任何国家的空军或战略，但在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的势力都很强。而在法国、德国和苏联，由于陆军在国防力量中占据主要地位，空军仍与用作陆军的轻骑兵这一任务紧密相关。

因此经过20年的和平，1918年就已经拥有的武器的性能已经得到了提高，使士兵和军事专家们有机会去评价和制定坦克与飞机的运用原则。但军事家们却发现了不一致的意见，第二次大战将作为不同思想的试验田，而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是一致意见的墓地。

第10章 现代战争的顶峰：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首先进攻法国、英国和波兰。德国人重演了1914年的战略，所不同的是首先运用内线兵力，集中力量打击较弱的波兰军队，以便实现速战速决，而与此同时法国则正在进行战争动员。德国拥有48个现役师，波兰陆军则有30个现役师和组建起来的10个后备师。德军装备了比波兰多得多的坦克，而波兰则几乎没有反坦克火炮。由于德波边境线长达1，750英里，所以波兰没有足够的兵力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那样，建立起一条哪怕是脆弱的稳定防线，更不能像同一场战争中的西方战线那样筑壕对峙。

作战略图10.1德军多方向同时进攻波兰

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且配有能参善谋的参谋部的德军于1939年9月1日秘密集结，由西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了进攻。由于波兰军队将很多部队控制在后方准备反击，使得首次突击就全力投入的德军得以快速突进。在南方德军集中起来的军队所面对是波兰最薄弱的部队，因此德军仅用9天时间就推进了140英里，抵达华沙以南的维斯图拉河，因而使德军能调头北上，沿该河西岸发展，与其横扫南方的军队会合，抵达大批波兰军队集团的后方。通过两翼包抄，德军完成了对波军的战略包围。在波兰军队的后方，德军迅速粉碎了波兰为恢复后方交通线而进行的组织不力的攻击，到达华沙。此次战役按预先计划于9月17日结束，与此同时，俄国军队从东方发起了进攻，与德国瓜分了波兰。

9月17日，法国军队完成了动员、集结，准备以由反坦克障碍物加强的筑垒地域迎战德军大规模后备役类型师的部队。波兰的失败和俄国人的入侵，使法国放弃了任何以进攻行动支援波兰的企图，取而代之采取了防御的战法。虽然双方军队面对面地对峙，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几百码范围内挖掘战壕，实施小规模的战斗和相互炮击。不仅如此，正如数千年来不主动实施战役的军队的传统作法一样，双方都保持着较大的距离。法国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训练了军队。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报纸把这一缺乏主动性和没有接触的时期称为“假战争”。

在波兰战役中，德军的坦克被证明是无价之宝，展示了比1918年盟国坦克在对付德军大纵深筑垒防御和集中的大密度野战炮兵方面大得多的效能。规模更大、训练更为有素的德国空军很好地履行了传统上由轻骑兵执行的战略职能，不仅在侦察，而且在瘫痪波兰铁路和有效攻击公路交通线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德国使用摩托化车辆输送补给和部队，对快速取得胜利做出了贡献。同时德军的14个装甲或全摩托化师发挥了主要作用，而其重要作用是当时许多观察家所没有意识到的。

法国和德国军队

德国在东线取得胜利之后，所要面对的将是法国。但是，这一战役直到1940年5月之前都没开始。因为1919年的和平条约把德国陆军限制在10万人以内，因此德国与法国相比，缺少武器储备和训练有素的兵员储备。但是，德国利用这一段战争间隙训练和组建了新的作战师。到战役爆发时，德国已经拥有了136个师，其中包括10个装甲师，用于对法国作战。而法国由于受到意大利怀有敌意的中立的牵制，仅将其110个师中的94个师用于对德作战。不过，从许多本质方面来说，德军所面临的还是比他强大得多的军队。

由于信赖防御的战术力量，英法联盟依据长期战争的判断制定战略，企图发挥基于封锁作战的后勤战略的作用，一旦英国有效地扩大了空军力量，便用以轰炸德国的工业中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英国以与此相同的程序组建大规模陆军之前，法国决不计划进攻，而这一过程持续了战争的前一年半时间；而且，法国本身要使其军队达到理想的标准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1914年，德国仅占领了法国北部的一小片领土就剥夺了法国很大的钢铁工业生产能力。为防止此类意外的后勤战略发生作用，法国特别强调保护其领土。由于保存人力资源与此战略是一致的，所以法国在与德国接壤的边境上构筑了新的防线，而这条防线是普法战争以来从未据守过的边境线。既然如此，他们就不仅计划将用于增加防御边界部队人力的资金用于构筑要塞，而且打算以此减少因缺少永备工事而造成的戍边法国人的牺牲。

事实证明，加强东部的对德防御比较容易，因为孚日山脉位于莱茵河这道天然屏障的西岸，但从莱茵河至卢森堡之间就没有多少易守难攻的防御屏障了。于是法国工兵在这条边境线上构筑了绵亘的坚固要塞，而要塞的构筑则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经验。这样法国将其与德国接壤的全部边境要塞化，而且越是薄弱的地区工事越坚固。由于在1914年重型榴弹炮的火力便已经能够击穿比利时要塞的炮台，所以新型炮台装有厚达15英寸的装甲。为防止炮塔被落在附近的重型炮弹炸毁，法国工兵还在其周围砌了块石、混凝土，并在外面用每块面积为1平方米的铸铁块包起来。由于采用机械装置输送和装填炮弹，所以要塞火炮的射速比野战火炮快得多。

为守备部队精心构筑的防毒气掩蔽部的前方布设了铁丝网和反坦克障碍物，并由从机枪到135毫米火炮各种武器构成的交叉火力掩护。这些防御仅仅为部队提供了第一、第二道防线，防御部队还必须挖掘两道防线之间以及通向后方的堑壕。由于现存炮兵均无法对这些钢铁和混凝土构筑的防御设施造成严重破坏，所以法国人能够有效地坚守第一道防线，并能安全抵御以猛烈突然轰炸为特点的“胡蒂尔”进攻系统。任何企图突破这条以国防部长安德鲁·马其诺名字命名的防线的进攻，都必将陷入持久的作战。在这种作战中，防御者所占有的防御优势和在炮兵上的优势将决定作战结局。

法国倚重其拥有11，000门野战火炮的炮兵，每个师的火炮几乎比德军多50%。双方陆军主要使用的仍是在某些方面经过改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炮，并保留了野炮和榴炮。法国除了拥有5，600门75毫米野炮外，还装备了6，000门25毫米反坦克炮。这种反坦克炮的初速为3，000英尺/秒，能击穿任何类型的德国坦克。此外，法国还装备有1，000门新型的47毫米反坦克炮，其弹丸不仅能击穿任何德军坦克的装甲，而且如果在其继续飞行的弹道上有坦克的话，还能再次击穿。

坦克是法国依赖的另一种优势。针对德国的2，600辆坦克，法国部署了大约3，000辆。此外，法国还修复了500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雷诺型坦克和一些装有机枪的小坦克。双方都装备有装甲车，德国稍微比法国多一些。法国坦克外形比德国大，加厚了装甲，加强了火炮，但牺牲了一些速度。表10.1列出了法国r-35轻型坦克与德国轻型坦克的性能。较小口径的德国坦克炮比大口径的法国坦克炮初速快得多，但几乎没有可能击穿法国坦克的厚装甲，而法国的坦克炮虽然初速较慢，却能击穿德国坦克的防护装甲。双方坦克在停止生产前，都进行了改进，并加大了重量。法国还装备了另一种比r-35型坦克速度更快、装甲稍薄的轻型坦克，但其中有一些比r-35型坦克的火炮射速更快，且装甲厚度相当。

中型坦克的区别不大。当时德国的iii型坦克与法国的s-35型坦克有过性能比较（见表10.2）。1939年德国开始装备这种新型坦克，它装有1门身管较短的50毫米火炮，其性能类似于法国的47毫米火炮，装甲加厚到30毫米，时速达25英里。

法国还有重32吨的夏尔-b重型坦克，其时速为17英里，装甲厚度60毫米，在炮塔上装有1门47毫米火炮，在坦克车身上装有1门75毫米榴弹炮。德国坦克在重量上无法与法国坦克匹敌，虽然德国也有一种重18吨、在炮塔上装有1门75毫米榴弹炮的坦克。

插图10.1夏尔-b型坦克

这些都是很概略的比较，有许多性能没有进行对比。比如法国坦克的装甲有较大的倾角，因此法国的坦克比德国的坦克有较大的抗毁能力。但是法国决定节约兵力，减少了坦克乘员的数量，这对法国坦克的战斗力影响重大。德国坦克的炮塔较大，易受攻击，却给炮手提供了较大的操作空间；而在法国坦克的炮塔中，只有车长能够操炮，作业困难，特别是在又要指挥引导坦克又要射击时更是如此。

尽管德国和法国的军事理论就像它们的武器一样，相同点远多于不同点，但这些区别却是重大的。有鉴于此，德国人坚信并力图完善其1918年的分散渗透战术，而法国则偏爱集中指挥和控制，包括对炮兵射击目标的选择。例如，法国式的渗透战术要求下级部队在遇到支撑点的时候，使用攻击分队包围和攻击之，而不是迂回到敌人后方，以此对上级负责。法国人之所以喜欢反映其信念的严密控制和按部就班的作战，是基于他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即进攻的一方不能对敌人的防线实施战略突破，因为守方总是能够使用机动能力更强的预备队重新建立堑壕式防御。而另一方，德国人则继续强调1918年他们所实施的突破作战，突破之后的目的是达成“连续的包围作战”。[注：罗伯特·阿伦·道蒂《灾难之源：法国陆军理论的发展（1919-1939）》（康涅狄格州，哈姆登出版社，1985年），第109页。]

因此，法国的进攻作战理论虽然体现了霞飞元帅有关包围作战的探讨，却明显缺乏实质性进步。虽然法国并未放弃进攻，但他们显然认为防御是主要作战形式，并将其进攻理论与火力优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的经验。当然德国人既不相信防御能力的优势，也不相信法国军队所倚重的火力令人生畏，因为他们自己的补给非常充足。

除了法国外，德国还必须与英国职业军队的9个师作战。这些英国师拥有600多辆坦克。由于这支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因此就像比他们规模小得多的前辈在1914年那样，能够做出与其规模极不相称的重大贡献。当1940年5月法国和德国开战之时，双方都与其前辈在1918年作战那样，大多数的师都是徒步行军，马拉火炮。双方陆军都编有7个全摩托化步兵师，这种师的士兵均可乘车行军。德国还有10个装甲师，每师装备200至300辆坦克。法国有3个由骑兵发展起来的轻机械化师，3个由步兵改建的装甲师，在这两类部队中，都还有至少1个以上的师正在组建之中。这两种师各有坦克约200辆。另外，法国还有5个骑兵师，每个师都有一些坦克、小坦克、装甲汽车、摩托化步兵和骑兵。总体上看，德国有17个全摩托化师，而法国有18个。由于法国军队规模略小，因此比例稍显高一点。除此之外，法国的每个集团军还有一些用于配属步兵师作战或作为独立分队使用的坦克；而德国则不同，他们将数量有限的坦克集中组建了装甲师。

德国与法国关于坦克使用理论上的差异比坦克数质量上的差别更重要。许多法国领导人仍抱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观点，把坦克看作步兵和炮兵实施突破的助手。确有法国人曾计划使用装甲师进攻堑壕式防御体系，他们也确曾设想赋予轻型机械化骑兵师以多种作战任务，包括突破后迅速发展胜利；但是，惜用拥有1，000多辆坦克的这两种类型师，反映了在按部就班的进攻中把坦克作为步兵和炮兵随伴兵器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与之相反，德国将其所有坦克都集中在10个强大的装甲师中。虽然德国高层指挥官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把坦克集中起来的思想，但其下级指挥官却早有想法。同时这些师的存在，并且集中在军里，使德军坦克部队具有了与法国坦克完全不同作战潜力。

在空军方面，德国具有物质上的优势。法国不重视空军的历史同德国重视空军历史一样长，而这种滞后又由于他们在重建航空工业时不愿放弃正在生产的飞机型号而更加严重了。他们以为只要等待，就一定会有更好的飞机。这就意味着法国的作战飞机不仅数量少，而且性能落后。例如，法国只有200轰炸机，而德国却有1，700架轰炸机。法国侦察机和战斗机的数量仅及德国的70%。法国大多数战斗机时速仅300英里，而德军战斗机时速却达到350英里。直至1940年春季战役爆发时，法国的飞行中队才开始接到大规模战时生产的现代化飞机。

英国部署在法国的轰炸机数量是其盟国的两倍，战斗机数量则是其盟国的1.2倍，飞机质量也比盟国的好一些。到1940年春天，英国飞机生产量超过了德国，但盟军要以这种生产优势创造出与德国空军相匹敌的均势，还需要一年的时间。制空权理论的宣传和怀疑者的嘲笑使人们对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半信半疑。但空中劣势却使许多盟国指挥官极为不安，尽管他们对这种力量失衡的结果尚没有明确的概念。

法国不希望德国沿边境进攻，而希望德国像1914年那样，通过比利时实施迂回运动。但与此同时，法国在比利时边境却没有精心构筑防御工事，甚至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业区靠近比利时边界。为了不使这一重要地区成为战场，法国计划快速向比利时机动部队，在距法国边界尽可能远的地方与德国交战。这一战略不仅可以保护法国的工业区，而且还可以对比利时工业及其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隙建立的强大陆军（20多个师）提供最大的支援。德国如果像法国设想的那样作战，还必须通过荷兰，那么它将面临荷兰的10个师。除此之外，盟国还在安特卫普至险峻的阿登山区之间地区，每2公里就部署了1个师的兵力。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如果不采取突然袭击的话，如此密度的防御，即使进攻一方炮兵拥有3：1的优势也不可能突破。何况盟国的炮兵还比德国强大，几乎是德国的两倍，而且还没有把比利时的要塞炮兵计算在内。

德国将军们的计划确实与法国所期望的相同——仍按1914年的计划，经比利时实施大迂回。由于考虑到盟军的火力和防御的战术密度，德国选择这一作战计划并非出于狂热，而是因为若向马其诺防线进攻，希望更加渺茫。经比利时、荷兰进攻，使盟国在该方向的力量至少增至136个师，与德国实施进攻的136个师相当，但盟国在炮兵和坦克方面则力量更强，而且比利时和荷兰拥有筑垒据守的防御优势。

但是，德国拥有一个被人们低估了的优势，那就是与对手相比，其军队士气高昂、战术技能娴熟。德国拥有这种优势，部分原因应归咎于法国军队的变化。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法国停止了动员预备役补充现役部队的制度，而采用由正规部队训练新兵，另外组建正规的部队架子，当需要扩编新部队时，即在此基础上组建。这一制度与陆军各部队训练自己的预备役人员的制度相比，在组织上远不能令人满意，如由各部队训练自己的预备役人员，那么当预备役人员被征召时，就能立即找到早已熟悉的领导和战友。

为了动员，法国现役师（其中一半稍多的师未用于占领筑垒地域固守）失去了2/3的现役军官，而以预备役军官取而代之。但是各师保留了2/3的士官和55%的士兵，缺额由预备役补充。如果这些师在动员后有机会进行共同训练的话，那么尽管其中预备役军官占了很大比例，其效能就会很快接近1914年现役师的水平。除这些师外，法国还组建了1/4的野战师，其中23%的军官和17%的士官是从现役部队中抽调的，剩余部分则由预备役人员补充；而所有士兵则都是预备役人员。法国陆军1/5机动师是一种很像旧时德国战时后备军的二级预备役师。这些部队的军官除5%左右是正规军官外，其余全部是预备役人员，其中最老的预备役军人只在很久以前接受过最简单的军事训练。这些临时组建的部队缺乏共同服役的经验和训练有素的领导。

此外，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率较低，在1935-1938年期间法国军队训练并退役到预备役的人员仅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应年份的一半。早年退役官兵中的较大部分仅受过1年训练，而不是1934年和1905-1913年间所采用的两年训练制。某些正在陆军服役的预备役人员原先接受的是水兵或飞行人员的训练。因此，1939年的法国军队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训练上，均比1914年的状况差得多。与此相反，德国虽然仅编组了50个现役师，但它们以正规军为骨干，按传统的方式征兵、训练和编成，人员也是从同一地理区域抽调的。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曾参加过波兰战役。

由此不难看出，在法国众多部队乃至现役师中没有一个师达到德国常备师的水平。虽然法国士兵都曾接受1年的训练，但其技能不熟练，在1939年以前没有受过更多的训练，不具备服役经历，而且对他们的指挥官也不熟悉。同时，现役部队中由预备役人员补充的2/3的军官既没有正规军官的技能，也不熟悉其下属军官和士官。

法国的现役师尽管由一些经验丰富的人员组成，但自17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着缺乏实战经验的不足。依靠军事契约虽能集中起由老兵组成的部队，但他们互不相识，也不熟悉他们的指挥官，而且法国军队非常缺乏地区性征兵所带来的凝聚力。这种兵员所具有的勇敢精神曾为一位法国革命的战士赞美过：“我们愿意一同当兵，因为当一个士兵被他人所熟悉、所热爱时，失败便不那么可怕，胜利则更加辉煌。”[注：约翰·林恩《共和国的刺刀：革命的法兰西的陆军战术和动力》（伊利诺伊州，厄本纳出版社，1984年），第170页。]

除此之外，一级预备役师几乎全部都是预备役人员，现役军官和士官的数量不足1/4，有经验的军官则更少，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缺少职业士兵，预备役军人从未在同一部队服过役。缺乏共同服役的经历，妨碍了军官之间及其与其他级别人员之间的协同工作。除上述问题之外，二级预备役部队几乎完全没有训练有素又有经验的军官。

由于这一制度把训练和作战编成分离开来，所以在动员时就失去了那种由共同服役或来自同一村庄、地区所产生的团队意识。就活力来说：法军部队没有士气和凝聚力；战友之间互不熟悉；外行充斥着重要的指挥领导岗位。

法国高层司令部意识到了这支被其参谋长称为“由极易激动的预备役军人组成”的军队的弱点，他们认为克服这些弱点的办法就是仅局限于防御行动，直至指挥官和士兵在服役中获得了足够的能力，部队培养起了团队精神。法军的进攻理论忽视了军队成员的缺陷所起的作用，因为他们把进攻作战看做按部就班、深思熟虑实施的行动，认为部队行动完全由师以上司令部控制，依赖炮兵从后方打击看不见的目标，更多的是依靠步兵在训练中所获得的技能，对战术经验和部队士气则依赖较少。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他们认识到防御的重要性，并需要计划周密且以炮兵为依靠的进攻，但是法军兵员系统在作战初期也未给法国高层司令部多少选择余地，因而更加强了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决策，几乎从一开始就摆出了防御的态势。[注：道蒂《灾难之源》，第32页。]

这段“假战争”为法国军队提供了无价的准备时间。由于在一起服役和训练，士兵及其指挥官在提高作战技能、协同工作能力和部队凝聚力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法军与德军相比，时间还是太短暂了。德军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其后备役军人的基本训练就进行了两年。

德国也有效地利用了这段时间。参加春季战役部队中几乎一半的师都完成了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训练计划的大部分内容。新组建的部队都从参加过波兰战役的部队中抽调了一批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官和士官。德军不仅运用波兰战役的经验教训来训练新部队，而且根据与波兰军队作战的经验充实和修正了老部队的训练计划，并进行了严格的训练。

但是，这些额外的训练都不能与一个无与伦比的东西的价值相比，那就是在波兰的作战。那次战役完成了在任何最精心计划的训练中都无法比拟的机动训练。前线士兵、指挥官和参谋人员除了学到作战知识外，还学到了在实战条件下大部队运动和作战的经验。机动能够充分检验通信状况和某些补给计划，但与实力几乎与自己相当的坚决抗击的对手作战，并实施250英里的对进进攻，却检验和教育了德军的每一支部队。

与波兰军队作战，德军付出了伤亡3万人的代价，但它却给德国军队提供了一次提高模拟难度的训练机会。炮兵发现平时训练的高度价值，因为他们射击的是看不见的目标，确实就像作战中一样。但是对于以班、排、连为单位进行机动的步兵来说，平时训练就不可能逼真模拟战斗情况了。在线式作战的全盛时期，腓特烈大帝经过周密全面战前训练的步兵虽然没有打过仗，却能在奥地利老兵面前显示出优势。但是与需要在进攻中运用渗透战术和防御中必须依靠某些运动等非典型反应相比，在队列中射击、列队和行军，训练与作战并没有什么两样。

因此与波兰人的作战，提供了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法提供的训练机会。担负法国战役指挥的两个集团军群的指挥官都曾在波兰战役中统率过德国集团军群，主要集团军4/5的指挥官同样也在波兰指挥过作战。所有法国指挥官都没有这样的经历，而这一根本区别对所有曾在波兰作战过的军和师都产生了影响。当德国进攻时，德军显示了比法军高得多的作战技能，就主要得益于参加了波兰战役。

然而，德军在实战中所获得的训练不会是永久的财富，因为当他们进攻比利时时，盟军也将获得同样的有利条件，这是一个利用其力量和火力确保阻止德军推进的机会，因为这些都是明显可见的确定性因素。

法国和德国的计划

德国击败波兰之后，令将军们惊恐不已的阿道夫·希特勒下达了立即经比利时和荷兰进攻法国的命令。由于许多部队在波兰战役役后尚未进行足够的训练，而且摩托化装备也正在检修维护之中，所以德军将领认为进攻法国的时机还不成熟。通过推诿、阻止、拖延以及恶劣天气的帮助，他们把进攻一直推迟到1940年5月。前个秋季制定的战役计划仅仅确定了有限目标，即使用主力进入比利时，向西部的根特和海岸推进。与1914年计划所预想的一样，此次战役计划并没有表现出德军参谋部企图进行决定性战役。在以施利芬流产的决定性战役开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4年期间，关于防御优势的理解和对法国军队战斗力的畏惧，使德国参谋部始终不敢考虑任何比推进到海岸和占领比利时大部更大胆的进取性目标。

由法军参谋长莫里斯·甘末林最后确定的法国作战计划，把法国第一集团军装备精良的10个师和英国远征军的9个师部署在那慕尔北部前线20英里的正面上，比利时军队的14个师则负责掩护其余到安特卫普40多英里的正面。其他比利时师从前沿阵地后撤，准备用于增强前沿部队。此外，法国第七集团军（编有7个师）打算沿海岸向安特卫普推进，那里是与荷兰接合部，并有位于德军进军部队翼侧的阵地。由于甘末林将军1914年曾在霞飞元帅的司令部任职，第七集团军可能具有霞飞缔造的第六集团军的某些相同的作用，1914年该集团军被部署在德军进攻队形的翼侧。该计划希望法国部队快速运动，以便在东部尽可能远的地方与德军交战，因此要求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军队控制安特卫普与那慕尔之间的戴尔河一线。

作战略图10.2法国和德国的初期计划

在那慕尔以南，甘末林计划以其第九集团军向前运动，占领从法国边境以北到那慕尔的默兹河段这道难以克服的屏障。他推测德军通过阿登山区进攻到达默兹河一线至少要用一周多的时间，而且到达的部队不多，因为阿登山区山高林密，道路稀少。由于第九集团军面临的是相对软弱的对手，并有充分的时间增强默兹河防线，所以其每英里部署的兵力还不到其他地区的一半。德军和法军早就知道，阿登山区的地形对于大部队来说，即使不是完全不能通行，也是严重障碍。已经占领阵地的法国第二集团军控制着法（国）-比（利时）边界，组成了一道连接第九集团军和位于法（国）-卢（森堡）边界的马其诺防线。所有这些集团军组成法国第1集团军群，由比劳特将军指挥。

法国其余绝大部分部队部署在与德国接壤的边界上，同时监视德军可能通过瑞士所进行的机动。这一兵力区分方案并没有得到甘末林的副手阿尔方斯·乔治斯将军（负责指挥德国当面的部队）的赞同。

甘末林（68岁）、乔治斯（65岁，不同意甘末林的兵力区分）这两位法国将军互不对眼，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差别。甘末林离开霞飞的司令部后曾成功地指挥了一个师，并当过一个短时期的军长。乔治斯1914年在法国指挥一个营作战时负伤，其余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参谋岗位上度过的。在甘末林因学者气质和待人冷淡而使许多人对他敬而远之的同时，乔治斯却形成了广泛的交际圈，并有许多赞赏者。尽管1934年在马赛，乔治斯与法国外交部长欢迎南斯拉夫国王时发生了几乎致命的事故，但认识他的人仍认为，他精力充沛、直言不讳，适于担任指挥官。当时，他们在码头迎接国王，此后3人同乘敞篷汽车缓慢通过街道接受人们的欢迎；突然，一名刺客跳上汽车向国王和外交部部长开枪。在汽车停止的同时，乔治斯勇敢地冲出汽车与刺客搏斗，身体数处受伤。医生只救活了乔治斯，从此以后，将军似乎从来就没有完全康复。

乔治斯认为，掩护马其诺防线和莱茵河的集团军群的师太多，但当他未能劝说该集团军群司令官分出一些之后，并未命令该司令官放弃任何一个师。不过，乔治斯的不安扩展到整个作战计划，因为投入了如此众多的兵力，本来就小的预备队所剩的兵力更寥寥无几了。

这样部署的结果，使甘末林只有3个师可以机动使用到任何地方，乔治斯仅有21个师作为不大的预备队。其中还有5个师，包括另外1个正在组建中的装甲师尚未完全做好战斗准备。21个师中的6个师部署在比利时正面作为预备队，5个师靠近瑞士部署，以防德国经由该国绕过筑垒地域。其余的10个师（包括1个摩托化师和2个装甲师）则部署在瑞士到海岸的漫长防线的中央。

甘末林并未感到不安，因为整个兵力区分，包括指定这么多的预备队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先例，1914年甘末林曾在霞飞的司令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经验告诉他，所有未完全投入作战的是士兵都能组成预备队，霞飞就运用过这一思想。当时从洛林和阿尔萨斯前线抽调兵力组建了第六集团军去打击正在实施迂回的德军。由于他知道只要4天时间就可以把1个师的兵力通过铁路输送到法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并曾在1914年协助对这些战略进攻部队的运用，所以甘末林显然没有考虑那位1914年担任营长的人的担心。

而且，甘末林的计划适合当时的条件。实践证明在长期战争中，保护比利时的领土、劳动力和资源将是十分重要的，而只有快速的行动和强大的陆军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莱茵河到卢森堡之间适合大部队行动的地形上，有马其诺防线的坚固筑垒地域作为屏障，并有机动部队支援。对于那些不适合大部队行动的地区：莱茵河边境、南部的孚日山脉，以及马其诺防线与平原之间的阿登地区（比利时预期战场），都有足够的部队守卫这些工事比较薄弱的地区。

德国最初的计划确实正如甘末林所期望的那样，并同法国人一样，也相信法国人具有实施成功防御的能力，这些因素都使甘末林的计划得以批准。如果不是德国人完全改变了他们进行战役的整个路线，那么乔治斯的疑虑就会被人彻底误解。

德国新的进攻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最有能力的军人对于改变德国的计划发挥了重要作用。波兰战役时的南方集群司令官格鲁德·冯·伦德斯泰特将军，接任了阿登山区当面的a集团军群司令官，其参谋长是埃里克·冯·曼斯坦因将军。他们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生涯中，因其卓越的指挥才能获得了极高声誉。贵族出身的伦德斯泰特在其退休后63岁时被召回，在波兰指挥一个集团军群时，就充分展示了他的指挥才能。由于和平时期的职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作为军参谋长在俄罗斯作战，使其成为成熟的指挥官。曼斯坦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是一名参谋军官。他比伦德斯泰特小10岁，曾在陆军总参谋部任职，并在波兰战役中担任伦德斯泰特的参谋长。在这次战役中，他们的集团军群取得了与众不同的战绩。

当伦德斯泰特和曼斯坦因了解了向比利时进攻的计划后，由曼斯坦因起草，伦德斯泰特签发了一系列表示反对的备忘录，并建议把主要力量转换到a集团军群方向，设想由此突破后从南部和西部割裂比利时的盟军部队。

11月，曼斯坦因与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进行了商讨。古德里安是20年代由学校分配来的中尉参谋，那时他就在研究坦克的作用，并在坦克的使用方面有很深的造诣。30年代他晋升很快，1937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坦克战的专着，并且成为德国豹式坦克师作用的带头鼓吹者。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曾负责一支无线电特遣队，使古德里安具备了给德国坦克装备优秀的通信系统的条件和能力。这些鲜明的理论和保障，使各豹式坦克师理解了古德里安对他们的热切希望。

开始讨论的问题是装甲师能否通过阿登山区。步兵出身的曼斯坦因受到从古德里安关于坦克师一旦突破就应向纵深突贯的观点的极大影响。曼斯坦因新的备忘录反映了他从古德里安那里所受的影响，并导致这位心情急切的参谋长被任命担任一支远征军的指挥官。

一件看似不幸的事件帮了曼斯坦因和德国的忙。一位携带进攻比利时战役部分进攻计划的德国军官去一个空军基地的军官俱乐部。在酒吧欢快的气氛中，他受命乘飞机而不是坐火车去参加会议。第二天早上，飞行中碰上了恶劣天气，这位军官的轻型飞机被迫在比利时着陆。由于打火机打不着火，因而在被比利时军队抓住之前，他未能将全部计划毁掉。比利时把所获得的情报通报了法国。

这一事件和德国计划本身的不足，使希特勒不得不推迟了进攻时间。这既给德军参谋部赢得了时间，但也迫使他们重新研究作战方案。在重新审查中，曼斯坦因的建议受到了重视。与此同时，希特勒也获悉了曼斯坦因的计划，并立即召见了他。希特勒意识到这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曾有过的一个念头，但当时他只是下士，还不能清晰、系统地表述这一思想。希特勒接受了曼斯坦因的思想，立即命令参谋部制定相应计划。

现在，受命制定新计划的德军司令部设计了这样一个方案：集中45个师（包括10个装甲师中的7个）组成a集团军群，配置在阿登山区当面；b集团军群只编29个师，仍按原计划行动，以制造假相，使法国人深信德国是在那慕尔以北实施主要进攻。新的计划对沿默兹河的突破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在那里德军的坦克师会遇到掘壕防御的法国部队的抵抗。许多德国将领不相信他们能在无援助的情况下突破默兹河，仍然认为他们必须一直等待，待步兵完成其为时9天的行军后，才能在炮兵的的支援下实施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传统突破。但是当许多德国将领持与甘末林相同想法的同时，另外一些像古德里安那样的德国将领则认为，面对掘壕防御之敌的抵抗，坦克师能够突破默兹河。

作战略图10.3法国和德国的最终计划

事实上，德军参谋部对突然集中兵力和解决突破问题所给予的关注如此之大，以致于除了追求胜利的行动之外，什么也不考虑。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突破层层设防的阵地是如此困难，成功的希望是如此渺茫，以致变成了谁对这种防御进攻，谁就等于自取灭亡。执行突破任务的部队突破后可以转而向南，打击沿马其诺防线部署的法国军队；也可以向西，直指英吉利海峡，甚至可以直接进攻巴黎。但是在缺乏明确方向的情况下，坦克师的指挥官们都希望达成曼斯坦因的目标，向海岸推进。

1940年德国的突破

1940年5月10日晨，德国发动了进攻。根据自波兰战役以来煞费苦心制定的战略，德军首先进攻荷兰和比利时，由于没有得到德军在阿登地区当面集中了绝大多数坦克师和步兵师的情报，甘末林将军命令其部队向比利时增援。与忧郁的乔治斯将军不同，满面笑容而又自信的甘末林嘴里还哼唱着军乐，下达了反击德军进攻的命令。法国第7和第1集团军的摩托化部队第一天就到达了目的地，徒步部队仍在后面缓慢前进，部分坦克还在铁路平板车上输送。

德国以空袭法国50个机场的行动揭开了战役序幕，共摧毁了4个机场和60架法国飞机，以及一些英国、荷兰和比利时的飞机。第二天，此类空袭又摧毁了3架法国飞机和少量其他国家的飞机。在这些空袭中，德国也损失惨重，一个航次的21架中程轰炸机就被法国战斗机击落7架，被防空炮火击落1架。德军空军似乎把主要方向集中在荷兰，盟军向比利时的推进未受干扰。

德国计划避开对设有筑垒地域的法国边境进攻，开始只与荷兰军队作战，并克服比利时边境的筑垒地域。双方主力部队在到达戴尔防线前，不应在比利时境内遭遇。在阿登地区几乎没有战斗，比利时的大多数部队都向北撤退，从比利时边境到默兹河之间的65英里，德军行动只能叫做开进。于是德军在崎岖多林，地形非常不适于大量坦克行驶的阿登地区没有遇到任何坚决的抵抗。

由于7个装甲师、3个摩托化师和35个步兵师必须通过一个道路稀少的地区，所以德军参谋部制定了异常周密的行动计划，各部队的准备是如此充分，实施是如此精确，以致数千台车辆根据其雄心勃勃的计划推进时几乎没有碰到任何困难。

德国进入比利时的纵队是为了引诱盟国轰炸机，英国立即用其过时的费尔雷战斗攻击轰炸机低空攻击。5月10日英军被德军防空火力和战斗机击落了13架轰炸机。第二天，英军又损失了攻击同一目标的全部8架飞机。与此同时，英军和比利时军队空军在突击更靠北面的德军纵队时遭受了惨重损失。

5月12日，法国6架布雷盖式轻型轰炸机的遭遇说明了进攻者的困难。这些现代化高速飞机以树顶高度进入，突击德军的一支行军纵队。但是，装有炮塔的德军20毫米和37毫米自动高炮击落了6架中的5架，而剩下的1架也丧失了返回基地的能力。其中一架飞机空投了数枚炸弹击中装载德国士兵的卡车，另一架法国轰炸机撞进了德军纵队。德军非常重视防空，实际上使盟国空军无懈可击，甚至在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情况下，也能成功地保护庞大的集中起来的军队进入阿登地区。后来法国空军为了安全，从较高的高度袭击德军，但是对德军的毁伤效果甚微。

战斗机使轰炸机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这种局面在德国12架过时的j-87俯冲式轰炸机的悲惨命运中生动地展现出来。这些飞机尽管是固定起落架，速度也比较慢，但作为轰炸机还是有效的。当时这些飞机刚完成了一次空袭正在返航，突然遇到了法国的5架低速战斗机。这些具有时速100英里优势的战斗机配备1门20毫米航炮和2挺机枪，把比它们更过时的德国轰炸机全部击落，并立即以空中格斗将一群正在出动的德国俯冲轰炸机驱散，而自己却无一损失。

虽然这些事件凸显了空中进攻者的困境，但展示了充足的由训练有素人员操纵的防空飞机上的火炮的威力；同时也证明，这种现像与轻型步兵与轻型骑兵的对抗的情景类似。这些空战也再次肯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充分显示了轰炸机和侦察机面临战斗机攻击时的脆弱性。战斗机是设计用于专门与其他飞机作战的飞机。

同时，敌对双方的部队根据其计划展开运动，除德国针对比利时和荷兰防御的机动取得成功外，法国投入部队的时机也比他们曾经希望的更早。为了在法国第1集团军全部抵达戴尔防线之前迟滞德军行动，法国的2个装甲师向戴尔防线以东推进，与正向戴尔防线推进的2个更强的装甲师之一发生交战。这场第一次以坦克为主的交战结果虽然对作战胜负不起决定性作用，但对德军的机动却起到了阻止作用。这次交战再一次说明，在同类武器系统的交战中，防御的一方具有优势。在更北方，当法国第7集团军抵达荷兰领土时，发现荷兰军队已经后撤，向安特卫普撤去，从而使甘末林对保留一支部队在翼侧阵地，威胁德军进攻的希望破灭了。

但是5月13日和14日，比利时根据甘末林计划与法国装甲师共同作战，在比他们强大的德军对手之前后撤，不过他们还是守住了戴尔防线，直至法国第一集团军于14日全部到达。由于强大的盟军在安特卫普至那慕尔一线构筑了工事，德军进攻受阻。他们最初的尝试性进攻被击退。态势相对稳定下来。

作战略图10.4德国进军比利时

但是在阿登地区，战事的发展一如德军计划。由于对盟军航空兵空袭进行了有效的防御，德军在通过阿登山区的进军中，只遇到了被派来迟滞德军的法国5个骑兵师的有限抵抗。法军希望且不幸的是他们也深信，德军在这一地区的进攻主要使用步兵，而且兵力有限。由于法军骑兵师基本上是侦察部队，所以只编有炮兵、车载步兵、装有机枪的小坦克和少量轻型坦克及乘马骑兵。这种脆弱的部队对德军的迟滞只能是短暂的，其主要原因是德军庞大的坦克师集群几乎都自动迂回或包围法军占领的任何阵地。坦克部队展示了他们战术进攻的性质。例如，当坦克遭到法军105毫米榴弹炮的拦阻时，它们就向翼侧迂回，攻击这些炮兵阵地的后方。即使在不便行动的国家，坦克部队也证明它们适于采用德军步兵所擅长的渗透战术。

作战略图10.5坦克师抵达默兹河

到5月12日傍晚，进军3天之后，德军已经抵达默兹河。5月12-13日夜间，德军坦克师的车辆打开前灯快速接近该河，并计划于第二天发起进攻。2个装甲师将抵达默兹河北部的迪南，2个师位于中部的蒙泰米，3个位于南部的色当。虽然乔治斯和甘末林都意识到他们在阿登山区所面临的德军比原来预想的更多，但仍未察觉德军企图。5月11日，乔治斯虽然命令其预备队按最初计划向前运动，但基于早先对其军队部署中部薄弱区的担心，所派的5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师都给了第二集团军。他之所以加强第二集团军，是因为他毫不怀疑，德军将实施迂回，并会把主要方向指向第二集团军的翼侧，其目的是到达面向德国的筑垒地域部队的后方。这种机动企图早在1914年德军就曾尝试过。

乔治斯以投入预备队的方式开始增强默兹河的南部防线，这是战线的一部分。尽管乔治斯没有意识到，但实际上在该地区他所拥有的部队比计划的更少。法军以2个二级预备役师占领了色当周围地区，而向其进攻的却是德军的3个坦克师。法军的预备役师不仅只有20名正规军官，而且部队士气低落、训练缺乏。两个师的兵员都仅在十多年前受过一年半的训练，现实战斗效能完全得益于自9月动员以来所进行的训练科目。这些科目的训练质量因单位而异，而部署在色当的两个师的下属单位在5月10日前的7个月中，却几乎没有从这些科目的训练中取得任何效果。此外，这些部队还没有完成反坦克和防空武器的补充。就算这些部队受过良好训练，开战以来它们的任务也只是警戒毫无战事的防区。

再往北的迪南附近，一个现役摩托化师连接着第九集团军和配置在那慕尔以北的第一集团军的右翼，并有2个一级预备役师正在开进，准备占领该师右翼的阵地。这2个预备役师有23%的正规军官和17%的正规土官。虽然两个师距离目的地都很远，但他们计算了充足的时间，因为法国既没有想到德军会在5月16日前抵达默兹河，更没有想到此后不久就会发起进攻。但是德军到达得比法国人预料的更早，尽管到达的只有1个师所属的乘卡车行军的2个营。而在德军到达默兹河时，所有法国部队均未到达。5月13日晨，第9集团军3个师的27个营中只有19个到达默兹河。此时，法军在默兹河战线上平均每6英里正面只有不足1个师的兵力，其中还算上了1个很弱的骑兵师。这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西部战线最小的兵力密度。除骑兵师外，有一个师据守15英里正面，而另一个师则据守21英里。在法军作战条令中，每个师的防御正面不得大于5-6英里。

德军2个坦克师对位于迪南的尚未完全占领阵地且未做好准备的法军部队发起进攻，并立即取得重要胜利。甚至在5月13日发起攻击的前夜，能征善战的欧文·隆美尔将军麾下的德军就已经渡过了默兹河。5月13日全天，领导有方、作战经验丰富的德军士兵不断涌过默兹河，炮兵和坦克火炮则在岸边给予火力支援。胆量、能力和坚韧使德军在对岸站稳了脚跟；工兵开始架设浮桥，反坦克炮和坦克也开始输送过河。

5月13日日终时分，尽管不得不对付周边法军小股部队的抵抗，但德军已由默兹河向内陆推进了2英里，并控制了3英里宽的河岸。法军实施了2次缺乏组织的反冲击，其中一次是骑兵师的坦克部队实施的，但均被德军击败。第二天，正当扩大登陆场，并使用刚建成的舟桥通过坦克之时，德军又击退了法军一次无力的反冲击。接着，德军3个步兵师加入战斗，会同2个装甲师把登陆场向纵深扩展了10-12英里。尽管法军又调上来另一个师，但德军滩头阵地的扩展，使其防线上各个师的正面几乎达到10英里。

作战略图10.6法军从迪南溃退

由于放弃了迪南沿河防线，兵力薄弱、战线绵长的法军防线面临着被拥有2个坦克师（装备有500多辆坦克）的德军突破的危险。法军惟一的预备队第一装甲师行动迟缓，最初是因为铁路输送时遭到德军空袭的迟滞，后来又因为等待上级关于支援迪南方向还是支援戴尔防线的决定，最后则是因为司令部工作效率低下，燃料补给安排极差。直到5月14日黄昏，它才到达第二天实施反击的出发阵地，但此时它所面临的是一个更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在波兰作战的背景上又增加了勇敢而又顺利地渡过默兹河的战绩。

与此相反，南部的蒙泰米周围，战事的发展基本符合法军的计划。在这里，5月13日德军2个坦克师中的1个试图渡河，但没成功；14日，2个刚刚在南部渡河未成的步兵师与之会合。法国守备师是一支扼守默兹河中部防区的现役部队，自战争开始时就已占领了阵地。这些训练有素的士兵占有熟悉其整个阵地的优势，沿河岸筑有坚固工事，并有极好的炮兵观察点。当德军士兵企图用橡皮船渡河时，法军的机枪和准确的炮火击退了他们，乘船的士兵尚未被击毙或击伤，火力就击穿了他们的橡皮艇。两天来，只有很少的德军士兵到达对岸，但是在法军的炮火和反击面前，只能勉强守在原地。

由于缺乏突然性和炮兵优势，德军没有取得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同条件下对预有准备防御之敌进攻相同的成功。由于构筑了良好的工事，这里为数不多的法国人（法军现役师的代表）以行动表明，在熟悉地形的筑垒防御中，经过充分训练但缺乏作战经验的士兵也能有良好表现。这些在默兹河防御的法军，在炮兵按照观察员指示准确射击，机枪射手从混凝土工事、隐蔽良好且构筑有堑壕的支撑点向河面扫射等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好。德军得益于波兰战役的战术技能上的优势，在这里却无用武之地；而其大量坦克在默兹河天然障碍面前也无能为力。

但是在南部的色当附近，德军的进攻甚至比北部迪南附近取得的进展更大。在那里，德军计划用3个坦克师渡河粉碎法国2个缺乏训练的二级预备役师的抵抗。每个坦克师都对进攻作了周密计划，中央的第1坦克师在其原有3个步兵营的基础上又加强了1个工兵营和4个步兵营，并得到其他两个师炮兵火力的支援。法军只有1个师，也就是第五十五师，收到了德军军长兼坦克专家古德里安麾下3个坦克师将于5月13日下午3时发起进攻的情报。

但是，法军军长不相信德军能于13日发起进攻，因为他认为德军要等到重型炮兵到达后才能发起进攻。然而，古德里安是战术航空兵和坦克师的鼓吹者，他有高空水平轰炸机300架、俯冲轰炸机和战斗机各200架的支援。由于他能够以这些飞机替代重型炮兵实施火力支援，所以他计划立即发起一次典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进攻。紧接着，德军发动了强大空中突击，而法军在第9和第2集团军的整个战线，只出动了250多架次飞机。据悉，他们击落了21架德军飞机，而自己损失了12架。

在德军步兵试图乘橡皮艇强渡60码宽的默兹河之前，德军中型轰炸机就于上午7时从高空开始了袭击。中午120架俯冲式轰炸机每架投放了2枚500磅重的炸弹。由于一枚500磅的炸弹与10英寸炮弹的重量差不多，而且薄壳的炸弹装药比炮弹装的多得多，所以飞机对法军部队的突击效果相当于许多超重型火炮。虽然轰炸机没有炮兵精度高，但是他们的巨型炸弹确实具有破坏力，它掀起的烟云，使许多法军师的后备役老兵惊惶失措，也驱使许多炮兵士兵急于寻找掩蔽部而不是向集中在默兹河东岸的德军射击。这种高强度的空袭一直持续了3个多小时，而后向法军阵地的后方延伸。

下午3时，德军第1装甲师发起攻击，并立即取得了成功。进攻中它们只遭到少量零星炮火和微弱的机枪射击，训练有素、技术熟练的德军毫不费力地渡过默兹河，并完全制服了意志消沉的防御者。到下午4点，德军工兵已开设了一个渡口，半小时之后开始架桥。其他两个装甲师由于没有得到空军的支援，面对据壕防御的步兵和强大的炮兵火力，突击多次失利，只有少量人员渡过了河。但是第1坦克师在夜间取得显着进展，使德军的登陆场扩展到宽4英里，纵深6英里。

德军进攻的成功部分地归于法军第五十五师的自行瓦解。这些首次参战的法军士兵，士气低落、凝聚力缺乏、训练不足，在夜间面临强大空袭和德军第1坦克师进攻的快速胜利时便惊慌逃窜。第五十五师逃跑的士兵错把己方的坦克当作德军的坦克，将失败的情绪扩散到后方和右翼的第七十一师，而当时七十一师既没有遭到轰炸，防御也没有失利，甚至还以加强它的炮兵支援了五十五师。

当军心涣散的法国士兵于当夜和5月13-14日凌晨溃退的时候，乔治斯就认识到了这场灾难的后果。14日凌晨3时，到其司令部的访问者发现他在为前线崩溃以及德军在阿登地区、比利时和荷兰以料想不到的速度推进的现实而伤心落泪。尽管他刚命令2个师增援第九集团军的右翼，并命令装甲师加速运动，但是他明白这些部队以及先前命令增援第二集团军的预备队在5月14日是不可能赶到的。虽然14日这天乔治斯看起来身体不适，并显露出紧张情绪，但他和他的司令部还在继续发挥作用。然而，极力效仿霞飞元帅虚伪沉着风度的甘末林将军却没有认为事态已发展到有必要进行干预的程度。5月14日，乔治斯已耗尽了他的预备队，便命令从驻守在法德边境的部队撤出1个军又1个师。

在5月14日的色当登陆场，虽然法军军长很快就使用1个由坦克营支援的步兵团实施反击，但事态的发展还是充分证明了乔治斯在凌晨的担心是正确的。法军对德军步兵和坦克的反击一开始取得了成功，但德军的坦克立即实施反冲击，并以巨大代价击退了法军的步兵和坦克。这次反冲击是第七十一师崩溃的序幕，该师有病的师长带头逃窜，全师随即土崩瓦解。

抓住了法军的弱点，强悍精明的古德里安将军命令其3个坦克师中的2个向西发起进攻，留下步兵团和1个坦克师防守登陆场，以免遭到当地法军预备队的微弱反击，以及早被德军空军发现的正沿铁路和公路向色当运动的法军新锐部队的突击。这些部队在德国空军的突击下，已经损伤过半。虽然德军向西进攻的坦克师面对法军推进到突破口的1个二级预备役师、1个旅的殖民地职业部队和1个骑兵师，但德军还是成功地向西推进了6英里，而且在当夜2个装甲师均完成了前出运动，做好了15日晨再次发起进攻的准备。古德里安的下级指挥官们担心法军会从南侧实施反击，反对如此冒险的进攻，但是古德里安成功地坚持了自己的企图。

德军指挥官之所以担心，很可能是因为当天盟军空军的行动已显示出对在色当渡过默兹河的德军极大的关注。5月14日，盟军对色当的桥梁实施了5次独立的袭击。其中一次，共出动了67架英国老式单引擎轰炸机，并有比此数量更多的战斗机护航。但是德军高炮和战斗机给予迎头痛击，击落32架英国、7架法国轰炸机，可能还有40架战斗机遭到毁伤。要击中桥梁是很困难的，它们只受到了极小的破坏。实际上，当日白天盟军的轰炸机部队受到重创。由于盟国战斗机的生产能力大，足以抵消其损失量，所以其空中力量成为对付德军飞机的一种基本防御力量。尽管战斗机，特别是法国装有加农炮的战斗机，只能装载小型炸弹，但仍能对道路上的车辆和部队实施对地攻击。

5月15日是德军进攻的第6天，法国面临一个全新的态势：德军在色当、迪南周围已经站稳了脚根。德军登陆场的扩大削弱了法军防线，降低了防御法军的兵力密度，而德军的坦克师已全部渡河，其中800辆位于色当方向，500辆位于迪南方向。如此大量集中的坦克面对仓促掘壕据守、反坦克炮和地雷极少，而且没有天然障碍可资凭借的薄弱防御，是根本不可能失败的。再者，士气旺盛而又拥有优势的德军，在每个登陆场均处于内线，因此他们能够在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实施进攻敌人时，而在其余两个方向实施防御。

作战略图10.7德军坦克师在色当的突破

5月15日，古德里安将军在色当方向利用已有阵地继续向西进攻，粉碎了法军的坚决抵抗。其当面的法国殖民地旅一直抵抗至兵力损失30%，德军击毙了该旅的2名上校，并俘虏了另一名上校。在稍远的南线，法军两天前派出的预备队中的1个现役团，由于指挥得力，训练有素，坚守了整整一个白天，只是在兵力损失达1/3，击毁20辆德军坦克而自己损失了所有反坦克火炮之后才撤退。在该团的防御战斗中，他们得到了3辆作为固定火力发射点的32吨夏尔-b型坦克的火力支援。这种坦克几乎是德军最大型坦克的2倍。在此次战役中，夏尔-b型坦克多次显示了它的威力。这一方面显示了法军坦克装甲政策的明智之处，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德军37毫米反坦克炮的弱点。击败了法军的这些部队，使德军能够调头向北，攻击法军1个二级预备役师防守的防线。在拥有500辆坦克和富有战斗经验的德军老兵进攻面前，法军薄弱的防线一触即溃。古德里安的坦克师于5月15日完成了向西进攻的突破。

在古德里安集中兵力突贯法军仓促准备的防线的同时，他的其余部队阻止了乔治斯将军前一天所坚持的向其登陆场南翼实施的反击。法军预备队1个摩托化师和1个装甲师根据乔治斯5月11日命令所实施的反击是如此拖遢，即使没有发生军长临阵撤换先头装甲师师长的错误，该部队面对1个半师的德国老兵，也毫无取胜的希望。学究式的准备、按部就班的攻击已成习惯，使法军难以随机应变。5月16日，德军摩托化师到达，接替防御任务，使执行防御任务的坦克师得以加入其他两个师，增强了向西进攻的力量。

5月15日，在迪南附近，当德军2个坦克师向西进攻的同时，3个步兵师也控制了登陆场，从而也分享了类似于色当的胜利。这些由精明强干的隆美尔将军从前线一直带过来的坦克师，向正从默兹河西撤，企图在后方15英里处建立新防线的法军发起了进攻。但是，德军先头师的进攻迅雷不及掩耳，抓住了歼敌的最佳时机——法军第一装甲师正在加油。德军先头坦克师在重创法军这支现役部队的坦克后继续推进，而将法军装甲师的剩余部队交给后续坦克师做最后的歼灭。法军150辆坦克确实令人生畏，但更有作战经验的德国人运用其2个师的500辆坦克，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损失坦克不到20%，而法军则损失达80%。尽管从正面基本无法击穿法军重型坦克的前装甲，但是德军用超常的技能打破了这种神话，而且损失率近似于根据兰切斯特n平方律计算的预期结果。

与此同时，法军从默兹河的撤退让开了德军2个坦克师的进军道路。这两个师企图在蒙泰米附近渡过默兹河中段的进攻已被阻滞了两天。法军撤回其部队是为了保护其翼侧，但其撤退中的步兵在进攻的德军坦克面前不堪一击。正像古代重骑兵能够赶上并战胜轻步兵一样，德军的坦克沿公路扫荡了正在行军的法国步兵，摧毁了他们的火炮和运输车辆。德军坦克及伴随的机械化步兵高速推进，其炮兵不断对法军实施突然的火力打击，而且也像迪南方向坦克部队进攻时一样，正好抓住了法军坦克加油的机会予以攻击。仅用1天，德军就在默兹河中部方向向前推进了37英里。

作战略图10.8德军突破

像德军飞机突击向前线增援的法军开进部队一样，德军的空中轻骑兵积极突击后撤的法军人员和车辆，其效果很像1918年老式英国飞机对退却的土耳其部队的突击。由于在突击交战后退却部队和在色当轰炸缺少防空力量的法军中所显示出战术价值，从战役开始以来，德空军就扮演了历史上战略轻骑兵的角色，深入法国后方纵深袭击铁路以及公路上的士兵和车辆。

德军突破的原因

德军通过集中兵力于阿登山区当面盟军的薄弱部位，实施战略上的突然进攻，如果还不能突破，则猛烈地攻击荷兰和比利时，因此德军得以强渡默兹河。当然，双方的高级司令部最初都认为阿登山区没有适合进攻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才使此次机动具有了出其不意的特点。

但是，德军计划是基于使用步兵，在防御仍具有优势这种第一次世界大战传统条件下，对默兹河实施进攻的。他们并没有占压倒优势的炮兵和战术上的突然性，其成功是因为法军部队部署在较长的战线上，兵力密度相对较低，防御纵深较浅，以及对法军支撑点采取了渗透战术原则。在这里，德军部队的杰出训练，及许多人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也许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虽然以飞机取代炮兵实施火力支援，使德军在色当迅速取胜成为可能，但是在迪南德军的胜利中却未看到轰炸机的明显作用。德军惟一的失败是在默兹河防线的中部，其原因是这里的法军筑有良好的防御阵地，而且是一个现役师。该师1/3的军官和大多数士兵平时就在一起服现役，经过了6个月的共同训练，并且对他们坚固的阵地非常熟悉。

当德军成功的进攻把法军赶回数英里时，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标准看，这是一次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进攻。但是，进攻者并未像他们父辈那样，在内线机动中遇到比防御者更大的障碍。因为防御者并未破坏道路，而且为准备实施铁路输送也没有破坏铁路；守方既没有盘根错节的堑壕，也没有以高强度轰炸严重削弱攻方沿道路机动的能力；而且，德军拥有足够的履带和轮式车辆，用于实施机动和为坦克师提供补给。因此，德军的机动性相当或高于法军，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景象没有再现。那时，攻方突破后就会立即发现，防御者机动得比自己更快，而且能够迅速建立起新的防线。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不同之处还不止于此。当步兵一登上默兹河对岸，工兵便在这个天然的反坦克障碍物上架起了桥梁，而后集中令人生畏的大量坦克于这一地区，戏剧性地改变了战术态势。将如此众多的坦克用于如此狭窄的正面，使德军能够迅速压倒法军的反坦克炮兵和野战炮兵，更何况法军根本没有反坦克障碍或反坦克地雷的帮助。此外，坦克在集中兵力，打击弱点的渗透战术运用上，在实施纵深战术突贯、为步兵打开通路以及从翼侧和后方夺取支撑点方面，均表现出巨大的能力。由于坦克拥有极强的机动能力、机枪、火炮和360度旋转的炮塔，以及以相同队形机动和作战的能力，所以坦克成为完美的战术进攻部队。坦克间的无线电通信，赋予它们迄今为止在战争中尚不被人们了解的协同作战能力。

由于德军坦克师渡过默兹河，赋予德军的战术优势是如此强大，使他们在三处突破了法军防线。第二天，德军开始扩大突破口。1918年3月他们也曾实现了这一点，当时德军虽然已经突贯了40英里，却并没有取得战略上的胜利。因为同盟国运用其更强的战略机动性阻止了德国的进攻。在那里，法国和英国用火车运来的预备队构筑了一条新的防线，抵抗德军进攻。

在1940年5月，形势彻底发生了变化。到这时，德军已经建立起2个可以实施快速进攻的登陆场，而法国不仅从未命令任何预备队利用四通八达的铁路去对付德军形成的战略威胁，甚至也未指示那些位于德军装甲军向西进攻路线上的预备队实施抵抗。

此外，德军包括步兵的反坦克炮和高炮在内的所有部队均具有乘轮式或履带式车辆的机动能力，因此与位于其东方，驻守德法边境尚未投入战斗的法国大多数部队相比，具有战略态势上的优势。因为法军预备队位于向西进攻的德军的东方，因此他们所在的方向迫使他们必须超过德军，才能在其前方阻止德军。当敌人已在法国公路上乘车进军时，要想通过铁路输送士兵赶到德军之前，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国师不能赶到德军之前，只能赶到他们的翼侧。尽管从德国人的角度看，翼侧的敌人构成了威胁，但法军只有发起进攻才能发挥实际作用。1918年时，法军只需横挡在突破口上进行防御就行了，而此时，法军指挥官根本不相信他们能够实施按部就班的进攻，就更不要说实施仓促进攻了。

因此，进攻者较强的机动能力以及防御者对预备队的部署，注定了法国必需使用预备队实施进攻，而不能像1918年那样获得防御的优势。当然，这种局面也是进攻者实施战略迂回给防御者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德国的迂回运动

随着5月15日德军向纵深推进，法国高级指挥官才意识到他们已被敌人突破。为了重建防线，法军需要知道德军计划发展的方向。乔治斯和甘末林将军回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判断德军的矛头会指向法德边境上法国军队的后方。出于这种考虑，在部署预备队的时候，乔治斯派出8个师到色当以南的第2集团军，而没给默兹河边向东防御的第9集团军1个师。但是这些预备队能否及时到位令人怀疑，所以当5月16日德军坦克师继续向西进攻时，除遇到第9集团军正在撤退的零星部队的抵抗外，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乔治斯下令从法德边境抽调另外3个师增援，但这些部队需要好几天时间才能赶到作战地区。

5月16日，德军实施战略扩张的第一天，其1个坦克军推进了40英里，而另1个则推进了将近50英里。而且，乘胜进攻的坦克师在推进中缴获或摧毁了法军的炮兵和运输车辆。当时，有1个坦克师就俘虏了法军1万人，摧毁或缴获了200辆坦克。那种场景就像17世纪以前的会战中，乘胜追击的骑兵如秋风扫落叶似的屠杀败退的步兵。5月16日的大纵深推进，使德军坦克师以及紧随其后的摩托化和徒步步兵具备了向部署在比利时戴尔防线的盟军迂回的有利位置。刚在戴尔防线阻止了当面德军进攻的盟军，面对这一威胁不得不开始向西撤退，以一个师且战且退，迟滞紧随其后的德军。在撤退中，并不是盟军放弃了荷兰，而是它已经在5月14日就屈服了。

作战略图10.9战略迂回运动

17日，德军暂停进攻，进行休整、补给和装备维修。这种暂停也反映出他们对暴露的机动部队南翼的担心，需要徒步步兵跟上来，保护坦克师和摩托化师进军的后方。

德军面临着法军持续不断的局部性反击。他们再一次碰到法国重型坦克的麻烦，有一辆坦克顶住了德军25发反坦克炮弹的射击，直至第26发击断其履带才使它不能动弹。德军最后把88毫米高速高炮当作反坦克炮使用，才打退了法军的一次反击。但是实践证明，法国其他坦克的装甲也不好对付，一种还不到重型坦克的一半大的坦克，竟然抗御了42发德军反坦克炮弹。然而，法军试图将德军赶回去的反冲击均归于失败，因为法军在突破口周边分散使用预备队，在各个攻击点上，没有一个攻击点兵力超过1个装甲师。如果法军等到把其装甲师集中起来，并在步兵师的支援下实施反击，那么德军的进军几乎就如人无人之境。但是，如果预备队的反冲击采取谁到谁打的方法，事实证明也很难奏效，因为德军粉碎这种局部的无力反击毫无困难。

在此后的3天中（5月18-20日），得到进入荷兰和比利时集团军群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加强的德军，通过一个40英里宽，仅部署了少量法国部队的缺口，抵达了海边。18、19日，德军在缓慢的进攻中击败了法军2个装甲师，并俘虏11万人，其中包括1名集团军军长和他的参谋部。5月20日德军加速进攻，一天推进60英里，坦克师抵达海边，完成了他们的迂回运动，并将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部队包围在海峡边。

5月19日，法国政府用马克西姆·魏刚将军取代了甘末林将军。虽然已有73岁高龄，但他看上去及其行动却像50多岁的人。他更喜欢百米短跑而不喜欢慢跑，这就是他接替对德作战指挥，完成任务的精神的写照，他的精力和进攻性得益于他的良师益友福煦元帅，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福煦的参谋长。

魏刚所面对的是溃军指挥官所面临的典型处境，就像马伦戈战役之前或乌尔姆战役中的奥地利人，或像梅斯城内的巴赞。但是魏刚面临情况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还有未被德军包围在海边的剩余部队，因此可从南北两翼威胁迂回的德军部队。魏刚企图对德军迂回的装甲部队发起反击，运用两翼包抄的原理，对从海岸到默兹河的薄弱走廊实施攻击。在德军徒步步兵到达这里，并对其进行保护之前，这条交通线似乎是相当脆弱的。但是盟军缺乏利用敌人弱点的力量，因为大多数部队正向东抵抗德军向比利时的进攻。第一次从北部实施的反击只能集中法军1个师和英军2个师，而在5月21日实际实施反击时，只有英军2个步兵营和不足100辆坦克。没过多久，法军从北部实施的反击就没有后劲了。这点部队的反击对德军来说还不如被蚊子叮一下。法军从南部实施的反击更晚，这些从东部乘火车而来的部队需要经过下车、编组和部署才能发起进攻。最终，从南部实施的无力攻击比北部的结果好不了多少。

因此，并不像实施迂回运动通常所遇到的情况那样，德军不必为对付盟军向南突围而组织必要的防御。大批比利时部队投降，进一步削弱了盟军部队向德军后方实施反击的能力。盟军与入侵比利时的德军交战时，几乎抽不出足够的兵力保护其后方免遭迂回的德军坦克师的攻击，而德军坦克师则又不得不保护自己的后方，以免法军集结沿索姆河部署的部队由南方向其攻击。虽然南方的法军部队赶到并占领了阵地，但其速度太慢了，使德军坦克师能够抽调部分兵力对由比利时撤退的盟军部队的后方实施了成功的攻击，同时德军还从战斗中抽出许多坦克师进行休整和装备维修，做好迎战法军主力（首先是乔治斯，接着又是正向北运动，在默兹河和英吉利海峡之间展开的魏刚）的战役准备。

这次迂回运动与乌尔姆战役所不同的，是盟军得以从海上撤退。天气恶劣、烟雾弥漫，再加上英国战斗机飞跃英吉利海峡阻止了德国空军突击从敦刻尔克撤出部队的舰船，使得盟军能够撤出22.7万英军、11万法军，其代价是6艘英国驱逐舰、3艘法国驱逐舰和一些非作战舰船沉没，同时甩下了许多不得不在海湾抵挡德军的法军士兵。但是这些撤出的部队丢弃了他们的火炮和运输车辆，不能立即重新投入作战。

一俟盟军剩下的士兵或由海上撤走或缴械投降，德军便立即开始向法军进攻。法军大都部署在默兹河到英吉利海峡一线。由于兵力对比仅为2：1，而且仅有的50个师部署在225英里仓促构筑的防线上，因此法军无法阻止德军坦克师集中兵力突破防御，并迂回法国守军的后方。尽管德国并未明确具体的政治目的，但由于站在德国一边的意大利亦已参战，正以32个师实施进攻，所以法国只得请求停战。

作战略图10.10德军在法国的最后进攻

法国人被驱赶至巴黎以南与1870年的失败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因为在普法战争中，当普鲁士军队迂回至梅斯和色当时，法军只有一少部分军事潜力遭受失败。而在1940年，由于法国进行了总动员，所以德国不仅瓦解了法国的全部潜力，而且解决了法国所有的现役部队。并且，德军兵力是1870年的数倍，有充足的兵力占领整个法国。以拥有强大军队、筑垒地域和丰富防御经验为荣的法国，被他们的迅速失败严重地挫伤了元气，以致他们没有立即效法西班牙抵抗拿破仑的做法，也没有组织游击队进行抵抗。相反，就像普鲁士人也曾在1806-1807年认为其军队不可能战胜拿破仑一样，法国人不仅同样认为德军不可战胜，甚至其屈从于德国占领者比1807年普鲁士向法国投降还快。

德国的胜利：使用四种武器系统的拿破仑式战争

法国能避免失败吗？如果第一集团军群司令比尔罗特将军在第七集团军从荷兰撤退后，立即迅速而积极地把它作为预备队，与他的装甲师会合一处，甚至如果把部分兵力编入英国和比利时军队的预备队，那么他就会拥有一支难以对付的力量，实施反击或阻断德军坦克部队迂回的路线。但是，即使由东方进攻的德国生力军没有预防到这一手，或者说德军也确实没有预防，比尔罗特将军认为这样做也是愚蠢的，因为这种有力的行动并不会改变结果。比尔罗特不可避免地低估了德军的进攻速度，未能赶到德军坦克师的前头，要组织反击将会面临许多困难，反而实施防御要容易得多。德军集中了如此强大的部队，拥有如此高超的战术技巧，以致很难设想他们在以2个坦克师完成直插海岸任务的同时，会抵挡不住这样的进攻。

甘末林和魏刚两位将军之间的谈话暗示了另外的一种可能性。甘末林曾在报告中提到，在魏刚接替他担任最高指挥官时进行的简短交接中，魏刚说他已掌握了福煦元帅成功的秘诀。甘末林想回答他，自己也掌握了霞飞元帅的那些秘诀，但在现实中他们并没有证明能与福煦和霞飞同日而语。如果甘末林这位1914年霞飞司令部中的得力成员，能像机敏、富有远见和主动性的元帅那样作出反应，那么战役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在5月14日德军开始巩固色当和迪南登陆场之前，甘末林几乎没有掌握德军的作战企图。1914年，霞飞限定用一周时间组建第六集团军并完成其部署，而且事实上在11天之内并没有开始他的反攻。这样的时间表在1914年或许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在1940年它就太慢了：德军在6天之内就到达了海岸。

由于甘末林把战役的实施交给了乔治斯，所以他认为5月14日早间默兹河防线崩溃后，法军应该有时间迅速重新集中兵力。但是，当时战略态势的不确定性迷惑了法军。因为德军突破后可以向法军的任何一翼迂回。乔治斯一直坚信德军会向部署在法德边界上的法军，而不是部署在比利时的盟军背后迂回，于是指示其大部分新到的部队增援配置在色当担负向北防御任务的第二集团军。假如他在5月14日正确地判明了德军目的，命令从边界筑垒地域抽出部分部队，并且给已经派到色当地区充当预备队的部队重新下达任务（他确实这样做了），那么他可以有15乃至20个师用于阻止德军发展，但是即便如此，这些部队能够及时赶到吗？

由于允许法国有4天时间利用铁路输送部队，至少可以假定，这15个或20个师能够阻截住德军坦克师向海边突进的势头，因为德国空军还从未在遮断铁路输送的法军部队方面取得过真正重大的成功。几个师沿前线横向运动，实际上对提高铁路输送速度有利，1个师把1个团投入战斗，从出发算起最快需用2天。但是，由铁路向西输送兵力，法国统帅部命令这些部队要在距敌一定距离的地方下车，以便在输送之后组织和投入战斗。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显然，法军不可能插到德军坦克师与英吉利海峡之间，对付这些迅猛前出、完全展开的全摩托化德军部队。

但是，如果德军空中侦察发现了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其敏感的统帅部可能会停止向英吉利海峡的推进，以避免广泛暴露翼侧，遭到集中起来的兵力可观的法军进攻。即便如此，德军统帅部仍可能为了显示古德里安将军和其他坦克师指挥官的必胜信心，继续完成迂回运动，而由其原来实施突破的7个坦克师和2个摩托化师控制南部漫长的暴露翼侧。从北方集团军群新调来的2个坦克师和1个摩托化师足以保护其迂回走廊免受位于比利时的盟军部队的攻击。原先配置在比利时的盟军9个师几乎无暇顾及德军迂回部队的翼侧，因为他们无法从东部正在遭受德军攻击的部队中抽出足够的兵力，去威胁负责掩护坦克部队进攻走廊北翼的德军3个师。在防御方面，德军面向南方的2个机动师能够轻而易举地对付20个步兵师的进攻，守住长达100英里的翼侧，因为索姆河占据了南线的大部分，形成了天然屏障。

因此，即使假定一位有先见之明的乔治斯将军在5月14日就果断做出反应，法军也几乎不可能阻止德军向海边的进攻并完成迂回运动。1914年，霞飞元帅使用铁路输送对没有充分后勤基地的战略突袭做出反应，但到了1940年，铁路同摩托化车辆竞争，在输送和补充人员、火炮方面不会获胜，而坦克则提供了一种战胜轻型步兵（其防御力量曾在1914年主宰战场）的武器系统。

于是，德军将其胜利建立在坦克师卓越的战略机动能力之上。不过，这种机动能力远远超过了曾作为战略进攻部队的骑兵的传统作用。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骑兵曾促使指挥官们确信，以作战队形行进就必须采用缓慢而麻烦的方法，而在16世纪后期，帕尔马公爵就是用这种方法战胜亨利四世国王的骑兵的。

以坦克师为代表的大部队及其分散作战能力，使德军具备了实施战略迂回的能力。这种战役最近的生动先例，是埃伦比在梅基多战役中运用机动能力较强的大量骑兵迂回土耳其人。正像埃伦比曾经使用马匹令其部队进行了一次战略运动一样，德军使用卡车和履带车辆运送其步兵、炮兵、反坦克炮兵和高射炮兵，也进行了一次战略运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早在6年之前，就在摩洛哥使用摩托化部队实施了这样的迂回运动。德军坦克师装备精良，在迂回运动中通常会在战术防御方面具有绝对战术优势。这些坦克师很好地运用了编成内的步兵、炮兵和反坦克炮兵的防御能力，从德军渡过默兹河到抵达海岸期间，这些部队击退了法军发动的多次小规模反击。

尽管坦克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特别是在最初的突破阶段，但在一定意义上，坦克对这次战役的战略性结局的作用要小于卡车和履带车辆。这些车辆不仅能输送步兵、反坦克武器和高射炮，而且能为坦克师补充所需弹药和油料。如果没有后勤系统的“卡车革命”，坦克独自也不能使其战术性能发挥战略作用。

毫无疑问，1940年的坦克已经具有了战略机动能力，这是1918年的行程近且机械性能不可靠的坦克所没有的。但是如果没有卡车提供补给，坦克仍然不能进行深远的战略突贯；而且即使有卡车实施后勤补给，这种突贯可能也只是一种破坏性袭击，正如亨利四世希望对帕尔马所做的那样。只有同卡车及其运载的具有防御优势的步兵、炮兵、反坦克和高射炮兵协同作战，坦克才具有必要的防御能力和实施战略迂回的兵力密度。而且只有装备了卡车，步兵以及其他机动武器系统才能具备抢在铁路输送的法国预备队的前头所需要的机动能力。

德军的胜利也依赖于人们所熟悉的一些因素。强大甚至虚张声势的对荷兰、比利时的进攻，使德国达成对法国的战略突然性，而法国人认为阿登地区不利于德军进攻，也给德军突袭成功帮了大忙。德军的战术技巧有助于战略机动的组织，也有助于果断实施分散与集中打击敌人的弱点。强渡默兹河的德军由装甲步兵和大量有作战经验的老兵组成，而与之相对的缺乏类似经验、训练和领导的法军不能不畏之如虎。但在色当地区，当他们的轰炸机突击缺乏足够防空武器的法国步兵时，确实是使用了性能上占优势的武器系统。躲避轰炸的法国预备役人员也同样毫无斗志，就像过去重型步兵受到骑兵弓箭手或手枪手攻击时不能作出反应一样。

当德军坦克师渡过默兹河障碍后，一次又一次地在发挥武器系统的优势上大做文章。如果法军师有足够的反坦克火炮，他们就能在广阔的战线上挡住德军坦克支持下的步兵进攻，这种进攻的特点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成功突击一样。但是法军缺乏大量反坦克武器，而这正是在默兹河3个登陆场抵抗德军大量集中的坦克所必需的，也是阻止德军向海边推进所常常需要的。

德军在这方面的战术成功，类似于运用重型骑兵的巨大躯体冲击轻型步兵集团（这些轻型步兵也能得到少数长矛兵的支援，偶尔还能得到少量重型骑兵的支援）。毫无疑问，轻步兵在战斗中和后退时，均会遭到重型骑兵的屠杀。亚历山大的无镫重型骑兵曾沉浸在攻击重型步兵翼侧和后方的胜利之中，当然装有无线电台、密切协同的理想进攻部队——坦克部队压倒轻型步兵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当他们遇到强大的对手时，渗透战术原则使他们能够利用机动性迂回至对方炮兵和反坦克火炮的翼侧和后方。当他们不能绕过反坦克火炮组成的支撑点时，便集中步兵和炮兵去占领敌人阵地，实施一次类似于轻型步兵战胜重型步兵的作战行动。德国人对最大限度发挥新型武器系统能力的关注，使他们自己装备的反坦克火炮甚至比法军还多。这样德军就在对于成功防御法军强大装甲部队至关重要的武器系统上，占有数量上的压倒优势。

德军飞机——空中轻骑兵发挥了重要但并非决定性作用。他们在对付徒步开进的法军部队方面发挥了较大的战略性作用，但并不能延缓，更不能阻止法军部队利用铁路和公路实施战略机动。迪南方向的德军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就突破了法军一类预备役师防线，渡过了默兹河。这一事实表明，德军步兵师可以不必像在色当突破法军二类预备役师防线那样，要求飞机实施战术支援。

显然，德军取胜还有许多人们熟悉的其他原因。不管必要还是不必要，在突破色当防线时对飞机的使用显示了德军用兵的集中程度，这不仅表现在默兹河突破作战中德军集中了7个坦克师的兵力，而且表现在集中坦克师本身所代表的作战能力上。德军熟练地将坦克作为战术进攻武器系统使用，并运用无线电台使坦克部队建立起密切的协同。通过把坦克师中的坦克与其他摩托化武器系统紧密合成，再加上飞机支援，德军创造了一支战略性进攻部队。它在战区内拥有足够的兵力密度，用于实施战略迂回机动。这样，德军聪明地把飞机、坦克与其他新的非乘骑随伴武器系统、反坦克炮和高射炮结合起来，从而以新的形式实现了新的后勤能力与乘骑武器系统相结合的活力。当与拿破仑战争理论结合起来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包围战几乎过时，由此导致新老战争因素的融合，从而引发了相对于拿破仑战争理论的变革。于是，德国人打破了1914-1918年在该地区占统治地位的过分注重兵力密度的作战思想。

因此与其说法军失败了，不如说德军综合地运用新老战争因素使战役取得了戏剧性的胜利。在1个多月的战役中，法军伤亡29万人，德国伤亡约13.8万人。这个数字对比说明，德国人为了获得这次战役非凡的胜利，做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尽管乔治斯将军在压力下显露出崩溃的苗头，但是他的表现与70年前的巴扎因有明显不同，他和他的参谋部继续发挥职能。法国人并不把失败归咎于乔治斯将军，或归咎于甘末林的计划及其干预的失败，因为即使更早地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也几乎难以改变这次战役的结局。德军将分散与集中的传统因素巧妙结合起来打击敌人的弱点，并渡过了默兹河之后，法国人所面对的是将大量坦克集中在狭窄正面上的战术变革；是将坦克机动力与强大火力在战术进攻和防御中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是摩托化车辆带来的后勤革命；是大量强有力飞机辅助下的极有价值的战术和战略；是集中坦克和摩托化师所形成的一支如此强大以致能够实施重大战略迂回运动的战略进攻力量所带来的战略变革。

由于传统的重要因素加上了德国人如此重大的战术战略变革，所以肯定没有任何法国指挥官能够预见并应付1940年5月的战役。这次战役的全部思想及其内涵就连德军许多战役组织者和执行者也难以完全把握。

空军起决定作用：不列颠战役

由于英国渺小陆军的武器装备大多留在了法国，因此在陆地上抵抗乘胜前进的德军的手段缺乏。英国防御主要依靠海军封锁德国地面部队通过英吉利海峡的能力。仅就海军力量而言，完成这一任务没有问题，因为英国海军拥有便利的基地，并有为数众多的装备着6至8英寸火炮和4英寸高射炮的巡洋舰。所有这些武器以及大多数驱逐舰的4.7英寸火炮，均能击沉敌人的大型运兵船。能发射2磅高爆炮弹的自动高射炮在对付小型舰船方面，也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面对此类巡洋舰的频繁巡逻，德国人根本没有入侵不列颠群岛的机会。

拿破仑同他以前的数次战争中的法国人一样，都曾遇到过类似问题，但是他有一点与其他人不同，那就是如果他能在英吉利海峡集中比英国人更多的舰船的话，那么他是有潜力获得海上霸权的。但是德国的海军力量同英国相比微不足道，即使意大利的舰队拥有相当于过去法国地中海舰队，并愿意进入英吉利海峡，德国和意大利的联合舰队也无望战胜英国舰队，因为他们的8艘战列舰根本无法与英国海军的14艘战列舰和众多巡洋舰较量。

但是德国有较强的空军，可以赶走英国舰队，为陆军打开前进的道路。海上作战就像陆地作战一样，德国轰炸机可以像轻骑兵那样行动，有可能击败英国的军舰。尽管军舰和陆军一样拥有防空能力，但只要有更多数量的飞机就有希望取胜。1940年夏，德国拥有1，300架轰炸机可用于英吉利海峡作战，其中约300架俯冲式轰炸机使用重型炸弹，具有命中轻装甲巡洋舰和非装甲驱遂舰的精度。由于德军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新飞机并培训出新的飞行员，用以补充他们的飞机损失，而英国人却不具备相应的舰船生产能力，所以这种飞机对战船的数量优势能够确保德军在空海对抗中的优势。

毫无疑问，这场对抗将是长期的，而且还要不断与影响飞机飞行的恶劣天气进行艰苦的斗争。英国也希望在港口内能保留很多舰船，以便当德军派兵入侵时实施突围。但这样，他们就等于为飞机提供了一些容易攻击的静止目标，必须依靠陆基高射炮的支援和更大的由战斗机掩护的空域。德军即使战胜了皇家海军，进攻的德军舰船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渡过英吉利海峡。他们登陆上岸后，还要面临后续登陆和补充足够人员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他们才不至于被英军地面部队阻挡在狭窄的登陆场上，并将被包围在没有补给港口的登陆场附近的海滩上。

但是在英德开始这些战役之前，德军首先不得不对付英国的空军。只要英国那支能从基地飞过英吉利海峡的强大战斗机部队尚存，德国空军要攻击英国海军就不那么容易。德军在试图用自己的空军阻挡法国海岸上的英法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时，就已发现了这一点。英军战斗机从英格兰的基地起飞参战，对敦刻尔克大撤退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在同英国海军决斗之前，德国空军必须首先打败英国空军。在这场斗争中，战斗机将扮演关键性角色。德军拥有800架性能优越的梅瑟施米特109型单发单翼战斗机，其对手英军拥有600架现代单发单翼战斗机。在英军战斗机中，性能与梅瑟施米特相当的“喷火式”战斗机还不到一半；其余战斗机均为“飓风式”，它的火力虽与梅瑟施米特和“喷火式”飞机相当，但其速度却比这两种飞机慢10%，这就使它同德军飞机相比处于严重劣势。两国的空军都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德军计划用战斗机为轰炸机严密护航，以轰炸机场的方法迫使英国空军战斗。尽管英军在德军飞机航程之外隐蔽着很多飞机，但是这种战略要求英军飞机迎战德军飞机，而不能让其飞机在地面遭到攻击，也不能让其机场设施受到轰炸。为对抗德军飞机的突然袭击和防止在地面上损失飞机，英军拥有雷达和地面观察哨，并从地面上发出命令，指挥空中的战斗机拦截德军轰炸机。此外，英军还能通过破译密码获得德军企图的情报。这样除非确实受到战斗威胁，英国战斗机可以留在地面。

在这次较量中，英国空军拥有一些优势。尽管英国在战斗机数量和质量上处于劣势，但它有将近300架飞机储备，而且拥有每月475架的生产能力，而德国每月只能生产200架。补充损失的飞行员是一个严重问题，但英军能解决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在自己领空作战，很多飞行员能平安跳伞着陆，而后重新飞行。此外，他们还可从海军抽调飞行员，使用这些飞行员驾驶他们少量过时的战斗机；并开始对轰炸机飞行员进行再培训，使其成为战斗机飞行员。实施战略防御除了节约飞行员外，还有另一个优越性：那就是德军飞行员远离基地同靠近基地的英军飞机交战，不得不像远离基地的军舰一样消耗很多燃料。在英国本土的某些空域，德军飞机只有20分钟的作战时间。对德军来说，在作战空域留空时间越短，就等于作战飞机越少。

在战术上，英军不得不采取进攻行动。但是他们攻击的目标是德军的轰炸机，其飞行速度慢，易受攻击，在很多方面如同海上航行的商船一样，这就使英国能以其性能优越的战斗机武器系统，同性能较差的轰炸机对阵。德国的轰炸机仅装备了1-2挺防御性的机枪，用以对抗英军机身较小、飞行快速的“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的8门前射机关炮。

为了控制作战，英国开设了性能卓越的地面观测和雷达站系统，能对德国飞机及其航线做出预报。这种情报，使得英军能够根据预警系统报告的敌军队形和位置，把分散配置在各个不同机场上的战斗机集中起来拦击敌机。战术进攻也使英军战斗机在与德军战斗机对抗时拥有某些主动权的优势，因为德军战斗机必须靠近轰炸机以保护它们。英国人力图用其速度较慢的“飓风式”战斗机与轰炸机作战，而使用“喷火式”战斗机与德军的“梅瑟施米特”式战斗机作战。“飓风式”战斗机对付轰炸机在高度和火力上是绰绰有余了。

在经过了一段试探性进攻之后，德军于1940年8月12日以袭击英军雷达站揭开了大规模空中战役的序幕。有些雷达站遭到破坏，但只有一个雷达站丧失了作战能力。第二天，德军动用了近1，500架次飞机，发动了总攻。英军飞机起飞迎战，击落了45架敌机，自己仅损失13架飞机。双方都过高地估计了对方的损失。例如，德国人确信在1周内就击落了300架英国飞机，而实际上只击落了99架。8月14日只有一些小规模战斗，次日德军又发动了大规模攻击，共出动了轰炸机520架次和1，270架战斗机。英、德飞机损失比为34：75。第二天，德军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共出动飞机1，700架次，损失45架，英军也损失21架飞机。但是德国人再一次过高地估计了英军的损失，他们认为，已经把英国的战斗机削减到了300架，事实上正如8月18日战斗所表明的那样，英军仍然有600架以上的战斗机参战。这一天，英军共击落了71架敌机，自己损失了27架。从8月8日到8月18日，德军共损失了365架飞机，英军在空战中损失了181架，在地面被击毁30架。

尽管已无望速胜，德军还是继续轰炸英国的机场，其中包括指挥英国战斗机作战的地面控制中心。从8月24日到9月6日，德军共发动了33次大规模攻击，出动的大多是战斗机，仅有少量易受攻击的俯冲式轰炸机，共损失了380架。与其相比，英军损失了286架飞机。双方空军损失惨重，均难以保持这种令人精疲力竭的战役速度。

为了报复英军袭击柏林，德军于9月5日开始轰炸伦敦。但是不良的气象条件制约了德国人的进攻，直至9月15日气象好转，才出动了1，000架次飞机轰炸伦敦。战斗中，德军损失了60架飞机，英国空军损失了26架，但其被击落的飞行员半数得以生还。这时，德军已意识到他们不可能打败英国空军，便放弃了立即入侵英国的计划，但空中进攻仍在继续。从8月11日到9月30日这段时间里，双方作战损失惨重，但是每一方都认为对方的损失比自己更大。从8月5日到9月20日这段时间里，德军共损失了1，155架飞机，英军损失了666架。尽管英军伤亡和失踪了422名飞行员，但在这场被称作“不列颠之战”的战役中，英国空军力量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当稳定的水平上。8月5日，他们投入了373架“飓风式”战斗机和257架“喷火式”战斗机。到9月20日，他们仍拥有391架“飓风式”战斗机和237架“喷火式”战斗机。飞机的制造和新飞行员的补充与损失的数量相当。看到英国人在战斗和战役中技能熟练，人力和物力资源充足，德国人很清楚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在“不列颠之战”中获胜。

虽然进攻一方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损失也更为惨重。因为他们不得不把轰炸机暴露给配备武器系统更好的战斗机。假若以战斗机对战斗机，作战空域又距各自的基地距离相同，那么德国人也许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因为他们的战斗机数量稍占优势，而且“梅瑟施米特”式战斗机的性能明显优于“飓风式”战斗机。在没有防御优势的情况下，战斗机作战是按照兰切斯特n平方定律的条件实施的。但是英国人没有理由接受这种条件下的挑战。正像古希腊人通常用使敌国领土成为废墟的办法迫使对手出战或损失谷物一样，德军必须攻击英国的机场、港口或伦敦，从而迫使英国空军参战，但这样做就会暴露其易受攻击的轰炸机，并需动用战斗机远离机场到敌国上空护航。

假如英国缺乏“喷火式”战斗机，德国人或许会取得优势。在设计上较“喷火式”陈旧，但安装有相同发动机、机体较大的“飓风式”战斗机，在性能方面远未达到性能优良的德国战斗机的标准，这就使“飓风式”飞行员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地位。英军在这次战争中不再将其作为战斗机使用，而性能与“梅瑟施米特”相似的“喷火式”则一直在军中服役，直到这次战争结束。但是其性能不断改进，时速最终增加了100英里。法国空军深受主战飞机设计陈旧之苦，俄国人和意大利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俄国人采用新型设计恢复了空军的实力，而意大利却没有这样做。

正如海军上将斯特迪及其战列巡洋舰1914年在福克兰群岛外很容易地击沉德国装甲巡洋舰一样，驾驶性能优良飞机的飞行员同样可以如此。因为把飞行速度、爬升速度、武器配备和机动能力等各种性能中的一些或全部优长结合起来，就能具有战列巡洋舰同样的优势。飞行员还有自己的优势，这种优势不是像战列巡洋舰对装甲巡洋舰所具有的那种类型的优势，而是更现代化的设计所带来的优势。当武器系统日趋成熟时，便会延长使用时间而降低其开发速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飞机经过两年甚至更少的时间就会过时，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某些飞机型号却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军舰也存在同样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现代化战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如果德国人打败了英国空军的战斗机，他们将会使用自己疲惫不堪、几乎消耗殆尽的空军转而攻击英国的海军，去发展新的胜利。德国人一直以为，在打败敌人的飞机之后，就能立即进攻英国本土。但是，德军轰炸机即使没有英军战斗机的麻烦，是否具有阻止英国舰队拦截其入侵舰队的能力，也是值得怀疑的。运送部队的运输船和驳船将是英军巡洋舰和驱逐舰队强大火力的极好目标。

如果面对英国更高的战斗机生产量，德国人仍能保持其假定的空中优势，那么他们就得发挥更大的聪明才智去利用这种优势，对英军舰队发动持久战役，同时增大入侵舰船的数量、入侵军队的规模和进攻正面的宽度。这样，战役无疑会拖至第二年春天才能进行，因为那时参加入侵的舰队和飞机才能在良好的气象条件下作战。但是，在此期间，德国人进攻正面宽度、参战兵力以及英国战舰损失的增加，都会被春季时英军防御部队数量的增多而抵消。

不过，德国人或许会发现，发挥其空中优势的最好方法是攻击英国船队和港口，保持入侵威胁，继续转移英军的注意力，使其不能完成为防止德国潜艇攻击而进行的护航任务，从而对英国实施封锁后勤战略。

俄德战争的战略战术条件

德国人使用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在比利时迂回盟军，为此后战争中使用摩托化车辆和新式武器系统提供了一种战略模式。1941年，他们在与俄国的战争中就再次使用了这种模式。为实施这一战略，德国将摩托化师增至14个，并通过减少各师坦克的数量，使其坦克师的数量增至19个。这就显着降低了重型骑兵坦克与步兵、炮兵、反坦克炮兵和高射炮兵的比例，更加注重坦克师的战略机动性，而降低了对其战术进攻性、重型骑兵部队、坦克的偏重。正像亚历山大的禁卫军骑兵在其军队占的分量很小一样，德军的坦克也仅占德军的一小部分，现在，摩托化和装甲部队的比例更小了。德国人有了一支与中世纪以重型骑兵为中心的模式完全不同的陆军。

为了完成业已完全理解的迂回运动战略，德国计划在两个方向突破，而不是仅在法国一个方向，在那里大海是一个天然屏障。德军拟以两个由坦克师和摩托化师组成的集群突入敌深远纵深并在敌后会师，同时以步兵师沿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开辟的道路徒步开进，以提供足够兵力封闭被两侧迂回运动部队所包围的敌军的退路。这种行动通常被称为战略合围。

在俄国，德国人遇到的有利条件比在法国交战时少。他们的兵力密度相对较低，仅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施突破的兵力密度，但面临的后勤问题却非常严重，要像1940年5月合围那样多的敌军，就更困难了。而且，兵力密度低，将会增大封闭和兜住被包围之敌的困难。气象条件也很不利：俄国大部分地区比法国更靠北，而且整个俄国远离大西洋的暖气流。此外，俄国有众多流量丰富的大江河。国家贫穷且人口密度低，意味着德军将难以得到充足的食物和饲料补充。道路、桥梁稀少，未铺装路面、未干涸沼泽地和未砍伐的森林众多。这些地形条件虽能制约，但还无法阻止德国人成功地发动这场建立在决定性战略胜利基础上的战争。

另一方面，同进攻法国的战役相比较，德军战术水平已有所提高。在法国作战之后，德军明显地加强了原本很高的战术运用水平，指挥官和参谋部成员的经验和能力也有明显提高。同法国人相比，俄国人的缺陷拉大了双方的差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兵力次于法军的俄军在战争中几乎全军覆灭，随后又发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到20世纪30年代末，俄国重建和重新武装了陆军，重组了高级指挥机关，清洗了被怀疑政治上不可靠的一些高级指挥官，从而也损失了很大比例的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指挥官。

德国人必须依靠其战术运用的技巧来抵消俄国人在火炮和坦克上所占的优势。俄国人以爱国热情鼓舞其强大的炮兵和装甲部队，尽管很多履带车辆设计陈旧，而且早已不能用于作战，需要修理，但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进攻俄国的德国陆军拥有3，500辆坦克，俄军的坦克则是其3倍。众多俄国轻型坦克中的一种是bt7型，它与德国ii型轻型坦克性能比较如表10.3所示：

但是德国人这样的轻型坦克极少，其2/3的坦克是两种型号类似重约20吨的中型坦克。俄国人正生产一种性能优良的t-34型中型坦克，但其数量明显少于德国。1940年可用于战争的俄德两国中型坦克性能比较见表10.4。俄国坦克上的装甲倾斜角比德国坦克大，而其火炮的穿甲能力却是炮身较短的75毫米火炮的两倍，比德国坦克上装备的长炮身50毫米火炮的穿甲能力也要强一些。俄国坦克上的柴油发动机使其作战半径是德国汽油发动机坦克的两倍，同时也减少了因燃料着火所造成的危险。就作战性能而言，俄国的t-34型坦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使用的最好的坦克。

此外，俄国人还制造了一种kv型坦克，1941年生产的此型坦克重47吨，装甲厚110毫米，装备有火力强大的76毫米火炮，但时速仅21英里。不过与法国同类坦克相比，其速度、作战半径和装甲防护等均略胜一筹。法国人的坦克曾使德国人认为是不可战胜的，并使他们认识到应当增加自己坦克装甲的厚度并增强坦克炮的火力。但是，俄国的t-34中型坦克和kv型重型坦克大约总共才有1，500辆。

俄德两国的陆军兵力大体相等。德国人用法国武器装备了88个师，扩充了陆军实力。德国留下了将近15个师用于留驻被征服国家、非洲战役和对英警戒，在东方则部署了145个师。经过全国动员的俄国在西部地区也有相当兵力。俄国飞机较多，而且生产能力较强，但其战斗机型号陈旧，空军和地面部队都缺乏德军所具有的丰富战役战斗经验。

在作战理论方面，两国军队差别不大。俄国人像德国人一样知道不能把坦克当作帮助步兵战胜机枪的主要武器。但是，众多高级指挥官被清洗引起俄军装甲部队的重组；战争爆发时，俄军再次开始调整，企图恢复类似德军装甲部队的运用。但这种转变尚未完成，战争就爆发了，这时他们发现其装甲部队还没有做好准备。

以300万兵力入侵俄国的德国人没有重复拿破仑1812年的突袭。他们的处境与1870-1871年针对法国的普鲁士战役相似，缺乏征服整个俄国所需的兵力。当时，他们的兵力虽有较大优势，但不能控制整个法国。俄国欧洲部分的面积大约是法国陆地面积的8倍，而德国和它的巴尔干同盟国只有普鲁士及其盟友70年前所有兵力的5-6倍。如果他们能够打败俄国军队，就有望征服欧洲的俄罗斯，打退准备不周的军队的反击，强制实现和平。

但他们的处境与1870年比，有许多不祥的变化。德国有意大利做盟国，俄国则有其盟友英国、美国的帮助。俄国的人口是德国的两倍以上，而1870年普鲁士及其德国盟友的总人口与法国人口相同。此外，俄国有很多适龄男青年可以应征入伍，还有相当多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尚未补充进抗击德军的部队；同时，远东部署的军队也没有用于对德作战，他们曾经在哈尔欣科击败过相当现代化的日本军队。而且，俄国的亚洲部分还有一些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和着名的重工业基地。如果比较一下包括俄国亚洲部分在内的兵力密度的话，俄国国土是法国的40倍，这对于任何没有强大政治基础，实施土耳其-蒙古式屠杀和恐怖战略的征服者来说，都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尽管很多俄国人对约瑟夫·斯大林的统治心怀不满，但德国人没有拿出一个对俄国人具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不过，阿道夫·希特勒的目标就是彻底推翻斯大林政府，吞并拥有许多物产丰富的农业区、工业区和矿山的俄国欧洲部分的大部分地区。

德国人的目标野心太大，是其1870-1871年的有限军事行动所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而且这不仅因为他们未提出具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也因为他们以一种有助于引起俄国人仇恨的方式对待被征服地区的全体居民。令人奇怪的是，希特勒不能依靠恐怖的政治战略或者灭绝军事力量的后勤战略。尽管希特勒认为俄国人是劣等人种，但他并没有因厌恶而屠杀俄国人。因为他希望保留俄国农产品作为德国的资源，如果该地区人口减少，那么维持粮食产量将是不可能的。进攻俄国的手段和方法同其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比较起来，真是值得怀疑。

事实上，德国人毫无节制的政治目标，在伦理和意识形态上对俄国人及其政治制度的敌意，及其在初期所暴露出来的残忍，以及在德国铁蹄下苟且偷安的法国人的先例，都激发起俄国领导人、人民和士兵奋不顾身进行抵抗的决心。德国统帅们既知道其对手仇恨的深度和力量的强大，也清楚他们自己同样要在一场无限的战争中为自身的最后生存而战。后来，当英美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时，只是使德国人早已理解的东西变成了现实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双方的士兵不仅为理想和爱国热情而战，而且都知道是为了生存而战。

1941年俄国战役中的战略性包围

德俄双方都把自己的军队编成3个集团军群。在北线，贵族出身的野战元帅李勃面对的是伏罗希洛夫元帅，两人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不过伏罗希洛夫的背景是与作战部联系在一起的，并参与政治；而李勃却在法国战役中成功地指挥了一个集团军群。在中部，瘦而顽强的陆军元帅包克也曾在法国统帅1个集团军群，其对手是俄国最优秀的元帅铁木辛格。南线是德国最出色的指挥官伦德斯泰特陆军元帅，他遇到了俄国最弱的，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具传奇色彩的骑兵布琼尼元帅。后者的小胡子比起领导一个集团军群的能力来更为引人注意。德军从高级司令部到班排，在训练、作战经验以及在胜任指挥官的数量方面都占优势。在最高层，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都在优秀的参谋部成员的协助下行使最高的指挥权力，尽管俄国参谋部的准备不太充分。协助斯大林的是具有果断性格、观察力和革新精神的朱可夫总参谋长。朱可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一名骑兵，后来成为装甲兵专家，在1939年哈尔欣科河对日作战中取得了非凡战果而一举成名。他信守早期的诺言，成为斯大林不可缺少的顾问和关键位置上的指挥官。但是，考虑到德国人在法国所表现出的战略能力，从拥有广阔回旋空间的角度看，如果斯大林更明智的话，就不应将军队集中在德国边境附近。

德国人在1941年6月22日发动了进攻，3个集团军群中最弱的一个向东北方的列宁格勒突进，最强的集团军群则向东方的莫斯科进攻，第三个集团军群向东南方向的平原进攻，那里是肥沃的乌克兰农业区，再向东则是克里米亚北部的工业区。德军将其33个坦克师和机械化师分成4个集群，北方和南方集团军群各辖1个集群，中央集团军群辖2个集群，两翼各1个。

面对尚未展开的敌军，达成战术突然性的中央集团军群的两个机械化集群5天向俄国境内推进了近200英里，在明斯克会师，与跟进的步兵一起，包围了大量俄军。尽管有一半俄军突破了必然很弱的包围圈逃了出去，德国人还是俘虏了30万俄国人，缴获了2，500辆坦克和1，400门火炮。他们像一年前战胜英法联军一样战胜了俄国人。他们的胜利没有类似的战略突然性，也没有一年前在比利时攻击盟军的翼侧阵地。他们的胜利是利用坦克战术进攻的质量以及坦克师与机械化师的战略进攻能力取得的。

完成这次作战行动之后，德军又迅速重复了一次类似的进攻，向更远的东方突进了100英里以上，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并于7月26日前包围了俄国的另一支大部队。此时，由于后勤原因，他们不得不停止前进。尽管德军从俄国乡村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粮食，但他们还得依靠机动车辆提供大量弹药和燃料。由于德军的卡车最远只能向斯摩棱斯克的部队提供补给，抵抗俄军反击时的燃料和弹药消耗使形势严峻起来。

在德军具备继续进攻的能力之前，他们必须恢复铁路运输。由于需要重建一些桥梁，还要把俄国铁路变为窄轨铁路，所以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任务。这项工作是困难的，而且事实证明，要使已被占领的俄国国土上的铁路运行起来，比预期的还要困难。其铁道兵无论如何都不够用，在诸如确定储水池位置和改变铁路主线、辅线轨距等一些琐碎小事上，都会碰到意想不到的障碍。除俄国士兵和武装人员外，平民也制造麻烦。整个夏天和秋天，铁路运输也没能满足需要，从而妨碍和延误了德军的进军。

在中央集团军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战略性胜利的同时，北方集团军群最初也取得了快速进展，到7月中旬为止推进了400英里。但向列宁格勒的进攻后来停止了，这不仅是因为后勤保障问题，也因为在俄国北部茂密的森林中遇到了困难。事实证明，坦克在那里根本无法行动，致使德军统帅部在9月不得不撤出机械化集群。损失了坦克，北方的战争就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面对俄国人所拥有的防御力量、决心以及毫不含糊的战略目标，德军即使有超常的战术技能，也未能占领列宁格勒。

在南方，德军面对数量更多的俄军，尽管有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盟军的协助，地形也适宜坦克机动，但进展仍然缓慢。不过到8月上旬，他们包围了俄军的大部队集群，并抵达第聂伯河。这一进攻与中央集团军群在北部向斯摩棱斯克的进攻，使俄国的战线形成了一个以基辅为外点的向东突出部。中央集团军群派出一个机械化集群向南突击，南方集团军群向北对进，到8月底，德军成功地包围了大量俄军。尽管俄军进行了反击，并努力突围，但还是损失了5个集团军中的一部分。到9月底，德国人共俘虏了俄军60多万人。

德国人在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也成功地改善了中央集团军群的补给状况。其兵力增加到70个师，4个机械化集群有3个并入了中央集团军群。9月底，中央集团军群开始向莫斯科进攻。德军再一次突破了俄军防线，向前方派出两个机械化集群，于10月8日进抵维亚济马。他们再次包围了大量俄军，并肃清了顽强抵抗的俄军部队，截至10月底又俘虏了60万人。

作战略图10.11德国在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和维亚济马的胜利

不过，向莫斯科推进就意味着延长公路运输线。俄国道路大多数是未铺装公路，路上的泥浆使运输异常困难。同富裕、人口稠密的德国不同，俄国铺装公路极少。这些道路被德军使用不久，就变得毫无用处，因而在未上冻之前，机动车辆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11月初，冰冻期到来，温度骤然下降到华氏零下4度，2/3的火车头水管被冻坏，使本来就不能很好运行的铁路运输雪上加霜。铁路运输量的明显减少，则抵消了刚刚改善的公路运输形势。

但是，德军仍然急速向莫斯科进攻，并在南方渡过了第聂伯河。12月初，他们遇到俄国人的猛烈反攻。在朱可夫直接指挥下，俄军对接近莫斯科德军部队的两翼实施进攻。这些反攻，再加上整个前线部队实施的反击，迫使德军在整个冬天只得实施防御，从而使一些地方又被俄军夺回。这些俄军通过未损坏的铁路输送回来，并且拥有充足补给和较好的战略机动能力。而德军部队缺少足够的冬季战役所需的供给，这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运输能力提供御寒服装和装备造成的。

1941年，当德军包围了俄军几支主力时，他们运用的战斗性战略取得了辉煌的战术和战略胜利。其实，在平均6英里正面一个师的战线上实现突破是一项相对容易的任务。这些突破不可避免地给俄国人带来了战略上的灾难，他们徒步后退的速度不可能像以坦克为先导的向俄国后方挺进的德军机械化部队一样快。俄军只有使用由摩托化部队组成的庞大预备队才能阻止德国机械化部队的推进，或攻击其薄弱的翼侧。俄国统帅部既不懂得也无能力组建和合理使用这样的预备队。

德军展示了卓越的战术和战役技能，完全打败了毫无经验并经常铸成大错的俄军领导。但是，像在法国一样，德军也遇到了一些敌军武器装备所造成的意外麻烦。在北方集团军群的战役初期，俄军一辆停止不动的重达47吨的kv式坦克控制了德国补给车辆正在使用的公路。为了排除这一障碍，德军先后调来12门新型50毫米反坦克炮，其穿甲力是那种无法对付法国坦克的37毫米火炮的3倍。但是，这些反坦克炮不仅未能击穿kv式坦克的厚装甲，反而被俄坦克的76毫米加农炮全部击毁，而且德军一种火力强、但防护力弱的88毫米的高射炮未发一弹便也被击毁。最后，还是另一门高射炮用穿甲弹从后面射击，才摧毁了这辆坦克。

然而，德国人早已磨练出来的作战技能常常被俄军在装备数量或质量上的优势所抵消。这一点也被空军所证明。德国空军运用战术突然袭击将俄军飞机大量击毁于地面。不过，尽管飞机损失多，但俄军训练有素的飞行员损失并不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俄国生产高性能战斗机和轰炸机的速度比德国快得多。截至1941年底，双方损失惨重，各剩下1500架飞机尚能投入战斗。但俄国空军恢复其空军作战能力的速度非常之快，并稳固地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他们不仅增加了大量性能改进的飞机，而且作战经验也丰富起来了。

在1941年的战役中，俄军伤亡了300万人，而德军大约伤亡了80万人。毫无疑问，仅损失80万人是因为德军具有比俄军更丰富的作战经验，但它却给生存下来的俄国人上了有价值的一课，使他们取得了实际作战经验，并掌握了德国人的战略战术。当德国开始进攻时，德军已具有了很高的作战水平，而俄国人却相对缺乏经验，其结果自然是俄国人学到的比德国人学到的要多。

尽管严密组织的军工生产弥补了因部分工厂被德军占领而降低的火炮和坦克产量，而且在俄国人控制区还有大量人口，使斯大林能够组织新的部队补充被歼灭的军队，但是，新组建部队的大部分指战员缺乏经验和足够训练，而且那些取代因失败而被解职军官的高级指挥官，对德军在法国完善的作战形式及其在俄国的优势有了深刻的理解。

随着俄军指挥官指挥能力的改善，德国人开始丧失指挥官方面的优势。事实上，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部队之中，在作战中保存下来的部队取得了战斗经验和技能。到1941年夏季和秋季，俄国人已取得了巨大的优势：广阔的战区使俄军有后撤的空间，并使用新组建的部队加强新的防线，打败因受到后勤保障限制的德军。若在100年前，像这样一支大军，在像俄国一样大、人口一样多的国家进行军事行动，也许能靠这个国家的资源生存，找到足够的粮草。但今天，德军机械化部队所需的燃料和弹药则意味着德军最大限度地依靠铁路进行补给。在冬季作战的继续，不仅使德军不能不分散过冬，而且使补给问题更加严峻。整个夏季和秋季，德国人需要重修铁路给卡车运送补给品，而卡车再向离铁路300英里范围的机械化集群提供支援。即使泥泞粗糙的俄国公路未能阻止德军的推进，但这也意味着德军不得不在一系列狭长地带内前进，正如从前用马车输送军队一样。这样的后勤不仅限制了1941年德军向俄国腹地突贯的纵深，而且限制了德军实施战略合围的次数。

德军1942年后勤战略的失败和俄德战争的结局

战斗战略未能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取得决定性胜利，于是1942年德军转而采用后勤战略。它们计划利用其战役优势实施一次纵深进攻，目标是占领黑海和里海之间的产油区。没有燃料和润滑油，俄军将不得不回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部队的补给和作战能力，从而使德军在1943年占据空军、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垄断性优势。在这一过程中，增加德军自己不充足的油料储备，对于德国统帅部来说，是一个比占领俄国油田的影响更为压倒一切的目标。

德军直到1942年6月才开始其作战行动。因为他们必须完成人力物力的补充，使前一年战争中的损耗得以恢复，并对经受了俄军冬季和春季攻击的部队进行补充。由于掌握了被占俄国领土上大部分谷物，所以开始进攻时他们居于有利地位。他们未运用连续战线的理论完成这次作战行动，因为太低兵力密度将使作战难以为继。取而代之的方法是用巨大而坚固甚至实际上坚不可摧的支撑点阻断俄军交通线，从这些支撑点它们还可以反击插入其支撑点之间的俄国部队的翼侧。对那些被俄军包围的支撑点，德军便用空军进行补给。这种防御体系与16、17世纪荷兰筑垒城市的防御体系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筑垒城市曾在阻止诸如阿尔巴、帕尔马、拉克萨母伯格等指挥官进攻的作战中取得了成功。

6月，德军的机械化部队向前推进到伏龙芝地区的顿河，并转向南方挺进，同时另一支部队从更远的南方向东进攻，然后也转向南方。这些部队的进攻虽然也包围了一些俄军部队，但不如1941年包围得多。而后，机械化部队向南方油田进攻，而另一支徒步行进的部队沿顿河向东南前进，保护主攻部队的翼侧。到8月初，机械化部队越过光秃秃的平原地形，前进了400多英里，并且达到了在为其使用的铁路重新开通之前德军所能进攻的极限。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向油田区进攻的德军部队又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遇到了俄军的强大抵抗。俄军在强大的轰炸机部队战术和战略突击的支援下，制止了德军的攻势。地形也帮助了俄国人，高加索地区的多山地形限制了坦克的攻击能力，森林覆盖的山区为格罗兹尼油田提供了有效的掩护。

与此同时，掩护翼侧的德军越过了顿河，抵达伏尔加河，接近了斯大林格勒。这时，对德军作战控制越来越多的希特勒决心攻占位于宽阔伏尔加河西岸的斯大林格勒，而俄军统帅部也定下了要守住斯大林格勒的决心。希特勒的决定导致投入大量预备队进攻这座城市。这座城市是一座天然要塞，因为许多砖石结构的建筑物在受到地面炮兵和飞机的轰炸后，仍可起到防御工事和障碍物的作用。该市位于伏尔加河西岸，在这条流入里海的2，500英里河流的入海口附近。该河成为德军不可逾越的障碍，掩护了斯大林格勒的翼侧。

德军抽调预备队徒劳地进攻斯大林格勒，使德国整个计划的弱点更加突出：拉长了战线，并暴露了从伏龙芝到斯大林格勒长达300英里的翼侧。战线拉长迫使德军使用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盟军的部队控制翼侧。这些盟军的作战能力不及德军，而且其数量也不足以完成任务，每一个师必须控制40英里正面。

俄国统帅部注意到了这些弱点，并发现了德军非常明显的兵力集中点，于是将其预备队机动到顿河沿线和斯大林格勒南部。由于希特勒忽视了这些再明白不过的动机，因此俄军预备队在精明而经验丰富的朱可夫指挥下，于11月19日和20日发起了进攻，击败了斯大林格勒以北的罗马尼亚军队，并突破了薄弱的德军南部防线。23日，执行合围任务的机械化部队在围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背后会师。这些俄军部队立即组织防御，阻止德军后撤，并向西派出第2个集群，开设了一条新的战线，阻止德军救援。俄国人建立了对内、对外战略防线，与德军前一年在法国向海边挺进和对付被包围俄军部队时所做的一样。

正像德军在12月中旬发动的增援性进攻一样，俄军在伏龙芝以东顿河地区的进攻也未能达到目的。这次进攻虽然突破了薄弱的意大利军队的防线，但没有抵达黑海，因而未能击退靠近油田和意欲打开通往斯大林格勒通路的德军。尽管俄军再次发起进攻，但都在某种程度上失败了。这是因为他们距己方的铁路太远，而油田附近的德军则能设法自救。但是，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未能逃出包围圈，并于1943年1月末投降。德军曾试图从空中向陷入重围的军队进行补给，但其结果只能是让俄国战斗机击落了许多运输机。

俄国人首次反攻就歼灭德军30万人。这次反攻利用了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部署的弱点，并利用德军愚蠢地深入俄国南部那么远距离而给自己带来的有利条件，在而后的进攻中俘虏了更多的战俘。即使顿河沿线漫长的翼侧未给德军带来战略灾难，德军战线的过度拉长，也会削弱他们在漫长战线上的兵力密度，失去运用连续战线所具有的防御能力。他们薄弱力量控制的战线几乎没有抵抗力，俄军的任何进攻都会突破其脆弱部位。

面对俄军的攻势，1942-1943年的冬季，德军被迫退至1942年进攻起始线之后，并于1943年9月企图攻击俄军在库尔斯克的突出部。但是针对这次显而易见的行动，俄军精心构筑了防御阵地、布设了雷场，而且集结了大量随时可用的预备队。德军的行动最终以付出沉重代价而告失败。在一次战役中，反攻的俄国装甲部队与进攻的德军坦克部队遭遇，发生了数千辆坦克参加的大会战。

自此以后，德俄作战一直是以俄军的一系列进攻为主要形式。在进攻中俄军机械化部队实施纵深突贯，直至距铁路补给站太远时才被迫停止。每次向前的推进都伴随有长时间的停顿，以便重建交通补给线。尽管德军的力量在减弱，俄军的力量在增强，而且还有美国人提供的大量卡车相助，但俄军从来也未像德军在1941年对俄军所做的那样，对德军实现战略合围。不过，装甲师和摩托化师还是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战争从表面上看，还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军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同的方式突破，集中大量炮兵和步兵，在突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机械化部队利用战术胜利能向前推进400英里。如果没有轮式和履带车辆的机动性，那么很多次进攻即便能成功，但其推进的距离也不会超过前次战争。实施进攻的俄军机械化部队的强大火力和机动力迫使德军后退，直至与其预备队会合进行防御、反攻，或者俄军摩托化部队因运输线拉得太长而被迫停止前进，德国人的后撤才会停止。

分散、集中和再次迂回：登陆与诺曼底战役

当1944年英军与美军部队一起，在美国将军统率下返回法国时，英美联军的编成形式和战略与德国人1940年开创、被德俄两军所应用的模式完全一致。英美联军必须乘船从英国出发，在设防的法国海岸登陆。艰巨的后勤保障任务包括提供5，000多艘舰船、大量的登陆工具和登陆后在法国海岸建立人工港口的材料。盟军有45个师可用于作战，当面德军有58个师，其大部分战斗力较弱，半数是不能机动的要塞守备师和10个兵力不足的坦克师。

尽管制海权使英美联军拥有先发制人的战略优势（这种先发制人的优势波斯人在马拉松战役中曾拥有，日本人也曾在围攻旅顺港的登陆作战中拥有过），但英美联军选择的余地并不大。因为其统帅们不希望在得到以英国本土为基地的作战飞机所提供的保护之前开始行动。不过，由于拥有登陆舰艇和预制港口，所以他们能够仿效波斯人，在法国的海滩登陆。

通过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盟军保住了计划和部署的秘密。他们使用无线电网造成在法国加来附近海岸对面的英国东南部集结大部队的假象，有效地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这些措施成功地欺骗了德军高级司令部，有助于英美联军在更靠西的海岸登陆。

德军统帅部既不同意以重兵防守海岸，也不同意后撤大量的预备队集中在一个便于反登陆的地域。在北非战役中一举成名的陆军元帅隆美尔对防守海岸负直接责任。他确信大量性能优越的敌空军飞机确实能使他的预备队失去机动能力，因此决定集中力量防守海岸。但是当1944年6月6日登陆开始时，证明德军要在勒阿弗尔港和瑟堡之间40英里的海岸阻止盟军登陆，其兵力是不够的。而且德军预备队到达后，也缺乏将盟军赶回大海所必须的力量。但是，德军在建立了从卡昂附近海岸向西延伸到大海的长达100英里的防线（包含瑟堡半岛和瑟堡港）之后，确实牵制了入侵的盟军。6月底，这条防线被盟军攻陷，英军和加拿大军队控制了防线的东端，美国人控制了西端。

7月上旬，英、美、加军队共有34个师；德军兵力大约是盟军的1/3，分布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师中。因此，德军战线的兵力只能维持低密度。尽管强大的英美空军轰炸了塞纳河和其他河流上的桥梁，有效地阻止了德军预备队的调动，但德军仍可通过公路调动部队，并拥有充足的尚未投入作战的新锐力量。这些部队退缩到加来海峡的岸边，准备抵抗可怕的第二次登陆。因为德国人认为，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同波斯人在马拉松的登陆一样，是为了转移对方的注意力。在加来当面的英国开通的无线电通信网以及其他欺骗措施，再加上德国人先入为主的错觉，使盟军成功地掩盖了行动，造成德军行动的错乱。

德军在防线的东端集中了大量兵力，因为盟军若在那里突破，就可以在德军与其祖国之间插入一支部队，从而扭转整个战局。经验丰富的盟军地面部队司令，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极力主张通过对卡昂实施不间断威胁的方法集中兵力。此次战役中，这位有争议的傲慢而又才华横溢的蒙哥马利再次取得了胜利，其战绩可与在北非同德军和意大利军队作战取得的胜利相媲美。7月18日，在英美两军开始分别向顽强抵抗的敌人慢慢推进之后，蒙哥马利一次就使用了3个英军装甲师向卡昂两翼发起了进攻。同德军1940年在色当强渡默兹河一样，蒙哥马利用飞机轰炸代替炮兵支援地面作战。他集中了2，000架重型和中型轰炸机对一个狭小地域狂轰滥炸。爆炸声震耳欲聋，以致幸存下来的德军战俘有些人在24小时之内都无法接受审讯。

但是德军防御纵深很大，尽管进攻取得成功，但毕竟受到了迟滞。蒙哥马利派出3个装甲师和英加军队的主力进入德军后方占领阵地，切断德军向东的退路。这一行动还实现了其他目的，那就是吸引前线的两支预备队向东运动，并分散德军高级司令部的注意力。正像埃伦比1918年在美吉多进攻战役中发现很容易使土耳其-德国统帅部相信最薄弱的翼侧会遭到攻击一样，蒙哥马利在1944年7月中旬也取得了同样成功。

作战略图10.12蒙哥马利的诱敌行动

7月25日，美军开始攻击他们当面力量薄弱的德军阵地，同样也是依靠飞机的轰炸。盟军飞机在不足5平方英里的面积上投下了4，200吨炸弹。这些炸弹相当于17，000发10英寸炮弹或500，000发75毫米炮弹的重量，但其杀伤力超过了这两种炮弹，因为薄壳炸弹具有更远更强的爆炸力。美军3个步兵师完成了对德军阵地的突破，接着1个摩托化师和2个装甲师通过了突破口。

而后，美军预备队也穿过了突破口。3个师（包括2个装甲师）向西方的布雷斯特突击，其他部队则向南向东发展。这种分散兵力的做法，主要是想占领相对没有设防的地区，包围重兵设防但有潜在重要战略意义的港口。这种战法同德军不同，德军通常集中兵力迂回敌人。尽管受到向其后方运动的美军部队的威胁，德军还是发动了的反击，企图抵达海岸，割裂已经突破的盟军。他们成功地从加来地区调来了增援部队。当时，有大量经验丰富的英美空军不断空袭，因此他们的增援部队只能利用夜间行军。这种方法法国人在1940年也曾用过，用以保护其调动中的部队免遭德国空军的袭击。

但是，控制突破口两翼的美军防御力量太强。在美军挫败德军反攻的同时，英国和加拿大军队一直对向北防御的德军保持强大的压力。8月13日，实施反击的德军到达阿让腾，恰好被美国的几个师包围了未设防的翼侧。德军奋力从美军迂回运动所形成的包围圈中突围，但有5，000人被俘。尽管后有重兵追击，渡过塞纳河面临困难，头上又有空军袭击，但很多德国人还是逃到了法国边界。不过，虽然德军损失惨重，达到了1个坦克集团军，但其对外报道只损失了24辆坦克、1，300人。从盟军登陆到这次战役结束，德军伤亡超过50万人。实际上，盟军成功地全歼了德军部署在边境的部队，但是，推进300英里的距离使供应线拉长，即使对于美军重型摩托化部队和英加军队来说也显得太长，以致德军有时间调动兵力，重建防线。

作战略图10.13突破和迂回行动

这样，就像以往一样，后勤供应对军事行动行使了永恒的制约权。与其说在诺曼底取得巨大胜利的盟军发现自己受到需要通过机动去寻找补给品，或避开已经一无所有或物产不丰的地区的限制，不如说是发现自己被限制在补给基地的范围内。事实上，盟军需要打开港口，增加卸载能力，缩短陆上交通线。这些需求不仅对这次战役本身，而且对后续作战的战略决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英军在北非的首次乘车作战和击败意大利军队

北非为略有不同的类型的作战样式提供了战场。作战样式的共同之处是继承了中世纪骑马作战的特点和在筑垒的支撑点使用徒步步兵，而不同之处在于作战双方都广泛运用了空中轻骑兵。广阔的作战空间和较低的兵力密度也是与欧洲作战样式的不同之处。

来自殖民地利比亚的意大利人同控制埃及的英国人作战。在镇压利比亚起义者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中显示出毫无同情心的格拉兹尼元帅指挥着比较精锐的意大利部队，英军的指挥官则是一位成熟而具有学者风度的战将韦维尔。韦维尔熟悉怎样以较少的兵力去战胜强大的敌人。

作战开始于1940年9月，意大利8万兵力向埃及进攻，推进80英里到达西迪拜拉尼，途中仅遇到集结起来准备东进的英军警戒部队。一到西迪拜拉尼，意军便停止了进攻，将自己的优势步兵投进了6个严密设防的要塞。由于没有制海权，所在国贫瘠，而且缺少机动的运输能力，所以意大利面临补给困难，其中包括没有足够的水。交战双方都没有一流的武器系统，因为两国都把陈旧的武器投到非洲这个第二战场。英军的装甲车只装备机枪。双方都使用相似的小坦克，空中力量也都依靠基本上相似的完全过时的双翼战斗机。这种飞机速度慢，火力有限。

西迪拜拉尼的意军在最东端构筑了一系列严密设防的哨所，一直向后延伸到本哈兹，深入利比亚境内300英里以上。英军增援部队到达后，决定进攻西迪拜拉尼。尽管他们兵力只有3万人，而要打败的意军却有8万人，但英军拥有新型单翼战斗机的支援，从而使他们掌握了空中优势，并得到50辆马蒂尔达坦克的支援。这种坦克重26吨，是意大利最好坦克重量的两倍，速度每小时15英里，装有难以击穿的3英寸装甲和1门40毫米火力强大的反坦克炮。更为重要的是，英军没有徒步步兵师，其部队仅有1个装甲师和1个摩托化师。韦维尔将军向他的部下、求胜心切但又慎重的奥康纳将军授予全权。

1940年12月上旬，奥康纳的两个师利用月夜穿越沙漠，绕过意军筑垒阵地，通过这些阵地最远端的正北。装甲师在清晨轻易地抵达海边，攻克了位于西迪拜拉尼后方20英里处意军严密设防的一个兵营。同时，步兵师在马蒂尔达坦克和野战炮兵的支援下，从后方攻击了意军西迪拜拉尼的支撑点。由于后方突然遭到攻击，使得意军晕头转向、莫名其妙、士气沮丧，再加上缺乏反坦克炮，结果4万人被俘，400门火炮被缴获。

由于对这次轻而易举的胜利感到意外，而且准备不足，所以英军直到1月上旬才发动新的攻势。奥康纳再一次重复了他的迂回运动，绕过防御沿海通道意军的南翼，共缴获坦克129辆、火炮462门，俘敌4.5万人。1月下旬，英军采取类似的机动又攻克另一个要塞，俘虏意军3万人，缴获坦克87辆。至此，英军由于机械装备的破损和作战消耗而使战斗力下降很多，剩余的装甲部队被派向西去切断残留在利比亚东部的意军的退路。

奥康纳派出的这支由一些装甲车和少量乘车步兵、牵引野战火炮、反坦克火炮组成的非履带式快速先遣队，赶在意军之前到达了沿海岸的公路。由于意军很自然地将其兵力作集中在其撤退纵队的后部，所以英军这支小部队阻止了意军，直至意军坦克到达。尽管马蒂尔达式坦克在前几次作战中已全部损耗，但英军还有少量薄装甲高速坦克。这些坦克也装备着火力强大的40毫米火炮。这些坦克占领了高地顶部后侧的阵地，从这些阵地上向沿海岸公路撤退的意军坦克射击，而不会暴露自己的车身。此次作战，3，000人组成的英军机械化部队俘虏了2万名意军并缴获了120辆坦克。

战略图10.14英军迂回西迪拜拉尼

在这次战役中，乘车步兵、牵引火炮和反坦克炮起到了中世纪长矛兵的作用。长矛兵骑马是为了战略机动，打起仗来却步行。坦克占领发射阵地后仅暴露其炮塔，其作战方式与下马作为重型步兵作战的中世纪骑兵相似。在这次作战中，坦克是作为占领阵地的反坦克炮使用的。在阻击企图沿海滨公路撤退的意军时，英军迫使他们背靠大海，切断其退路，与中世纪迂回运动的特点极为相似。这次作战，不仅与埃伦比战役和法军在摩洛哥的摩托化机动类似，而且与格兰特成功地将李追击到阿波马托克斯过程中骑兵的作用相似。

对意军实施的一系列打击取得了惊人的胜利，英军以3万兵力打败了比自己兵力兵器多几倍的对手。整个战役英军伤亡不足2，000人，而意军却有13万人被俘，并损失了400辆坦克和800多门火炮。意军损失的大部分是装备步枪、机枪和火炮的步兵，此类部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能圆满完成作战任务，但在英国人发动的乘车作战中仅发挥了有限的作用。尽管意军的坦克比英军多，但从未像英军那样集中使用，或脱离步兵独立行动，以便发挥其机动性的作用。意军也没有集中反坦克炮去有效地打击英军占多数的薄装甲坦克。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方式武装起来的步兵在欧洲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阻止了与自己装备相似的敌军步兵占领己方的领土。而在北非，虽能利用大海保护一翼，但在那样一个幅圆辽阔的国家，另一翼必然无法设防，因此这类步兵除了使后勤补给复杂化和在战场上更多伤亡以外，毫无用处。

乘车英军与乘车德军之战

英军打退意军，并将部分兵力转移到另一战场不久，德军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就赶来援助意军，同时意军非洲军团又得到1个装甲师和1个摩托化师的增援。因在法国指挥坦克师作战而一举成名的隆美尔将军成为德军非洲战场的主将。他们将遭到突然袭击、尚未准备就绪的英军赶回到埃及边界附近，其速度之快出乎奥康纳将军意料之外，并使之做了德军的俘虏。当双方都增强了兵力之后，作战进入相持阶段。在作战中显示出锐气、胆略及战术能力的隆美尔将军统一指挥意大利、德国军队的作战行动。其对手是取代了韦维尔的，1941年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印度最高指挥官，能力颇强、招人喜爱但又是极易动怒的奥金莱克将军。1942年，奥金莱克被具有魅力且很自信的亚历山大将军接替。

这些英军司令官并未给英军带来好运，几乎无人能与奥康纳相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2年夏，蒙哥马利接替指挥权才得以改观。

隆美尔上任和德军取得最初的胜利之后，接下来的18个月，作战双方虽交替占据优势，但德国和意大利主要由装甲和摩托化部队组成的军队，通常在与更强一点的英军部队作战时取胜。英军不仅有较多的坦克，而且从整体上讲装备也比较好。其新型高速坦克有40毫米装甲，而德军坦克装甲厚度只有30毫米，而且这种有40毫米装甲、性能优越的坦克及其反坦克炮的穿甲力与德国50毫米的火炮相似。继续把高速坦克和随伴步兵坦克区别运用的英国人还拥有装甲厚达75毫米的马蒂尔达式坦克和一种形体稍小，装甲厚度为65毫米的步兵坦克。这两种坦克都装有性能优良的40毫米火炮。比英军和德军坦克都小的意军坦克，不仅速度比英军步兵坦克慢，而且装甲也不厚。正当德军为其坦克改装较厚装甲，并引进少量装甲为50毫米的坦克之时，英军也得到了一种美国制造的28吨的坦克。这种坦克装甲厚达57毫米，并有一定的倾角。该坦克配备的75毫米火炮可与德军少数新型坦克上改装的50毫米火炮匹敌。此外，德军还装备有更多的火炮威力不大的轻型坦克。

德军的反坦克火炮也处于劣势。战争初期，其2/3的反坦克炮是37毫米火炮。实战证明，它不能对付法军坦克，只能在近距离上击穿英军高速坦克的薄装甲，与低速步兵坦克对抗则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当德军有了一些性能优越的50毫米反坦克炮时，英军很多部队则换装了火力更强的新式57毫米反坦克炮。

德军以88毫米高射炮作为反坦克炮与英军对抗。尽管这种高射炮体积大，但德军通过精心设置阵地使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火力强、射速快，炮膛同德国海军驱逐舰上装备的一种火炮炮膛相同，发射20磅重的炮弹，虽然比50毫米反坦克炮4.5磅重的炮弹重得多，但发射速度却非常接近。这种高炮并非德国所独有，俄国85毫米高炮，法国、美国和意大利90毫米高炮以及英国94毫米高炮都与德国高炮的特点相似。但是，非洲的德军需要将其作为反坦克火炮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德军对此道也非常娴熟。

尽管德军和意军在作战人员数量和某些物资方面存在严重不足，但他们还是坚持住了。他们具备很多德国所有的一流战术技巧，特别是对集中运用坦克的重要性有深刻理解，并具有防御优势。攻击和消灭敌人的陈腐思想在英军作战理论中有重要影响，英军将装甲部队仅用于进攻，而德军却懂得把反坦克炮同坦克结合起来，引诱英军对自己的防御阵地进攻，并在防御中将其坦克和反坦克炮击毁。

例如，1942年6月，隆美尔的军队通过迂回绕过了英军阵地靠近沙漠一侧，这是作战双方几乎所有进攻都采用的典型机动样式。当发现英军坦克的抵抗太强以致德军无法抵达海边时，隆美尔便占领了一处能够威胁英军交通线的位置进行防御。英军企图用坦克攻击将他们赶走，而德国人则使用坦克和反坦克炮将其击退。经过一个时期，英军损耗惊人，德军便重新发动进攻，完成了他们的迂回运动，将英军全部赶回了埃及。德军就是这样利用迂回运动的传统优势诱使被迂回军队实施居于劣势的战术进攻，然后使用其坦克，在反坦克炮的支援下消灭进攻之敌。这一战例充分证明，迂回运动的威胁足以迫使英军实施进攻。

防御的坦克比进攻的坦克更有优势。防御者了解其火力杀伤范围，车组人员都能全神贯注地进行射击。此外，防御坦克总是配置在高地和小丘顶部，使其暴露部分比较小，并以有良好装甲防护的炮塔火力给暴露无遗的进攻坦克以杀伤。这样，防御坦克就具有了下马重型骑兵抵御乘马重型骑兵进攻时所占有的优势。是德国人而不是英国人（英国人曾在克雷西会战中熟练运用此种战法对抗法国人，并在最近的作战中迂回意大利军队），最广泛地运用了坦克防御战术，并以掩体中的牵引反坦克炮和难以对付的88毫米高射炮作为补充。英国人不久便对进攻甚至追击变得谨慎起来，认识到自己也应有效地运用克雷西战术。例如，有一次德军虽然打败了防御的英军，歼灭其3，000人，但德军自己则损失了一半的坦克。正像皮洛士一样，德国人打不起这样的胜仗。

步兵在堑壕防御作战中发挥了作用，他们通常配置在支撑点周围的堑壕中，进行全方位防御，使用反坦克炮和野战火炮，并毫不吝惜使用地雷，抗击敌人坦克攻击。例如，为了防守一条战线，英军共埋设了50万枚地雷。实践证明，这种防御对德军和意军的坦克是致命的。特别是，充足的反坦克炮对英军和德军的坦克而言都是克星。4门88毫米高炮能摧毁进攻中的13辆英军马蒂尔达式坦克中的12辆，尽管它们的装甲较厚。

就像中世纪完全乘马的战争一样，由雷场保护的城堡式筑垒阵地阻断了轮式车辆穿越崎岖不平的荒漠地区的最好路线，作战双方不得不围绕着它进行坦克对坦克的对抗。这种作战与那些在战场上持矛作战的重型骑兵有某些传统上的联系，只是在白天空军起了轻骑兵的作用。空军用炸弹和机枪攻击敌方地面部队和脆弱的补给车队。

延伸到沙漠腹地几百英里的暴露翼侧，为部队作战提供了如此广阔的空间，以至于军队（很少达到5万人和500辆坦克）难以控制所占领的地区。这些作战与遥远过去的作战有很多因素是相同的。那时，军队通过在与其规模相对来说广阔的战争区域内来回机动的方法，能够避免作战行动，而且后勤补给不局限于已知范围，可让马匹从一地到另一地去寻找草料。现代军队对于燃料、弹药、食品和水的需要使作战对交通问题非常敏感，不能像古代骑兵那样自由行动。不过，当一支运动中的部队向另一支运动中的部队机动时，机械化部队的前进速度使作战区域缩小了；而前进速度较快与交火距离增大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非预期遭遇更可能发生，迫使驻止以企图避战的敌人进行交战的可能性也增大了。

对于沿海道路及与其连接的港口的控制，支配着机械化部队的战略，部队依靠这些道路和港口补充燃料。这样的战争就具有了低兵力密度的特征，但是交通使防御受到限制。这种限制可以大到使迂回运动和保护交通成为主要的战略变化形式。

迂回运动传统上要依靠交通线或其他等同要素，因为交通线引导迂回部队到达对手后方，这样也使对手向迂回者发起进攻，重新夺回交通线。迂回运动还依靠战术防御的有利地位，以获得战术优势。这就是在北非遇到的一种情况，因为防御坦克像反坦克炮一样，在抗击进攻坦克时占有优势。但迂回运动仍然要靠适度的兵力密度，用以阻止被迂回部队后撤，就像拿破仑在马伦戈战役中所经历的那样。在那次战役中，他以刚好够用的兵力击败了奥地利人并阻止其撤退。

这样在北非战役中，迂回运动并未套住乘车部队。由于坦克部队之间用无线电通讯保持密切协同，从而成为理想的进攻部队。因为实践证明，在相对广阔的北非战场上，坦克部队特别难以捕捉和牵制。遇到拦阻时，由于作战双方为了避免犯下把进攻坦克展开为防御队形的错误，所以机械化部队一般先后撤，而后利用其机动性绕过企图封锁他们的敌人的侧翼，或使用其快速集中能力打败在其前进道路上遇到的薄弱之敌。

虽然德军、意军和英军都试图依靠战术防御的优势，但坦克部队之间的遭遇战却常常具有间歇性和激烈性的特点。作战双方都损失了大量坦克，例如，两个主要参战国的各方都损失了80%的坦克乘员。在一次持久的消耗战中，德军损失了260辆坦克中的230辆；而在将他们带入埃及的胜利之战中，德军和意军在战斗开始时拥560辆坦克，但当越过埃及边界时，只剩下58辆了。在双方交战中，英军损失坦克的数量也大体相当。

这些交战的战术结果，也就是使敌方与己方的消耗，对战略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尽管损失是灾难性的，但军队仍能保持士气继续作战，因为坦克的损失并不反映人员的伤亡。车组人员常常未受伤害地从损毁的坦克中逃出来。而且高强度的使用和高低不平的地形也意味着更多的机械故障，这也是造成坦克损失的主要原因。因为控制战场，胜利者能够占有那些失去作战能力的坦克，其中许多能够修好，这样就明显地减少了自己的消耗，同时还可以占有很多敌人遗弃的卡车。

新式和改进的武器

在这场战争中，飞机的改进相对地较小。很多从战争一开始就在军中服役的飞机，经过一些改进后一直用到战争结束。发动机功率、速度和携带能力的增加是改进的主要标志。美国使用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大型4个发动机的轰炸机。这种型号的飞机以前就有。他们的这种飞机主要用于执行战略轰炸任务。

随着除俯冲轰炸以外的交战方法的改进，低空对地攻击飞机有了相当大的改进。低空单发和双发飞机投弹轰炸卡车、铁路和桥梁，用航炮、机枪乃至火箭袭击地面部队和车辆。战斗机机体和功率也增大了，不仅装有航炮，也能携带炸弹或火箭，使其很容易地变成了战斗轰炸机，其装备可以很好地执行空中格斗和对地轰炸两种任务。俄军使用的这类飞机以及一些专用对地攻击飞机，装有37毫米航炮，其火力甚至能击穿大型坦克的薄水平装甲。使用这类航炮、炸弹和火箭的飞机，对没有防护的坦克是极具杀伤力的。于是，这类飞机复活了轻骑兵的优势。当年，土耳其骑兵弓箭手所具有的这种优势，在曼齐克尔特对抗拜占庭重型骑兵的战斗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这场战争使坦克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开始阶段，在欧洲军队中有代表性的主要类型的坦克重10到15吨，装有37毫米口径、射速适中的火炮。到1945年，这种坦克已几乎没有用处。替代的坦克重25到35吨，装有3英寸高射速火炮，在所有参战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德国和俄国人拥有重量超过40吨的坦克，其中一些装有大于3英寸的高速炮。坦克装甲也越来越厚，4英寸厚的装甲像战争爆发时1.5英寸的装甲一样普通。坦克的速度几乎没有变化，每小时20-30英里仍是典型的速度。

坦克的这些改进，特别是装上了较大口径的高射速火炮，并不是为了满足坦克原来的目的——攻击步兵和机枪；相反，攻击步兵的能力逐步演变为同坦克战斗。随着用于反击甚至防御成为主要目的，使军队装备能够击败敌人坦克的坦克成为必需。德军和俄军还都采用了一种自行火炮。这是一种将火力强大的火炮安装在坦克底盘上的无炮塔坦克，虽然其炮口旋转角度不大，但它的底盘较小且性能良好，并拥有对付较大反坦克炮的装甲。

装甲卡车继续使用，装甲运兵车数量有所增加。这种车辆常常是前有车轮后有履带，具有较强越野机动能力，用于运载装甲师中伴随坦克的部分步兵。由于很多这样的装甲车两边装有装甲，并装有机枪，因此能够执行攻击仅配备步枪和机枪的步兵这些原来由坦克执行的任务。

坦克的发展很像中世纪装甲重型骑兵。由于重型骑兵相互交战，骑兵就必须有强有力的战马和铠甲，而对于践踏使用弓箭的轻型步兵或成功地攻击重型步兵队形的侧翼或后方来说，其花费较多的改进当然也是值得的。坦克的改进也是如此，其获得火力更强火炮的需求远比进攻机枪阵地的需求要大得多。因此，坦克体积之所以越来越大，不仅因为坦克要安装较大的火炮，也因为要安装更厚的装甲，这是抵抗对方坦克火力更强的火炮和步兵反坦克武器的攻击所必需的。

坦克装甲向越来越厚的方向发展，使现役反坦克火炮很快过时。实战证明，3英寸口径的野战炮作为反坦克炮和重高射炮都是有用的。英国反坦克炮的进步可以作为火炮增大威力，以发挥反坦克作用的设计的例子。战争开始时，英军使用的是一种有效的高初速的火炮，其弹丸重2.5磅，而到战争结束时，英军使用的是一种在发射7磅重炮弹火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能够发射17磅重炮弹的大炮。由于在炮弹重量增长的同时，其炮弹初速的提高较小，所以其发射药量增大了7倍多；而缩小火炮体积的初衷则意味着火炮的重量仅增加了2.5倍多一点。不过，反坦克火炮发展的结果是，比同口径的野战火炮重，炮弹重量相当于标准榴弹炮炮弹的两倍。为了对付大型坦克的厚装甲，反坦克火炮变得像传统火炮一样笨重和难以机动。

但是，另一个变化也是重要的，就是使反坦克武器恢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肩射反坦克枪的灵活性。这种反坦克枪与很久以前用来抵抗重型骑兵进攻的长矛所具有的便携性差不多。战争中出现了一种由一名士兵携带，1-2名士兵就能发射的反坦克火箭筒，美军给它的绰号是“巴祖卡”。这种武器在战争中期开始使用，并证明能有效地穿透坦克钢板。由于火箭初速低，火箭弹依靠动能不能穿透坦克钢板，所以火箭弹要靠炮弹中的锥形装药。这种装药成很深的锥形凹形，火药爆炸时，爆炸力集中在空的圆锥形的空间，由此而产生的定向热流能熔化坦克钢板，在上面穿透一个小洞，爆炸的冲击波同熔化钢板所产生的某些物质就通过这个小洞进入坦克。由于坦克里空间有限，因此能对坦克乘员和坦克部件造成灾难性影响。

火箭筒和专用火箭弹的便携性，使技能熟练、作战勇敢的士兵能够从两侧伏击敌人坦克。只是这种火箭筒的威力较小，若从正面射击，就难以穿透很厚的坦克前装甲。于是到战争结束时，步兵虽然又获得了一种反坦克武器，但对于反坦克防御来说，它仍不足以弥补火力猛、初速大的反坦克火炮以及隐蔽于防御掩体、像中世纪下马骑兵那样作战的机动坦克之火力的不足。

无后坐力炮兵分队获得了一种弹道低伸的便携武器，用以补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装备部队的轻型迫击炮。火炮的设计者推出了这种新型火炮。这种火炮允许推进弹丸的一部分火药气体从炮尾释放出去，正好抵消了推进弹丸时火药气体所产生的力，因此这种炮发射时没有后坐力。由于这种炮不必将发射药的全部爆炸力控制在炮膛内，所以其重量较轻，以致炮手从肩上就能发射57毫米炮弹，而炮尾喷出的气流消除了任何后坐力。

这样，步兵获得了一种灵活的便携式火炮，其直射火力对步兵的轻型迫击炮的间瞄火力起到了补充作用。不过，无后坐力炮也有几个缺陷。由于无后坐力炮发射时向后喷火，因此不但存在士兵被烧伤的危险，而且向敌人暴露了射击位置；初速低和射程有限使它们只能作为步兵武器；最主要的是其穿甲力较差，尽管有些无后坐力武器的口径超过了4英寸。于是为了用于反坦克，无后坐力炮不得不依靠锥形装药，以弥补炮弹不旋转而造成的穿甲力差的弱点。火箭弹飞行时靠尾翼起稳定作用，而不是像普通炮弹那样靠旋转。实战证明，无后坐力炮是一种不错的反坦克武器。步兵由此得到了一种多用途武器，增强了反坦克能力。

插图10.275毫米无后坐力炮

火箭还有很多其他用途，例如，作为区域压制的支援火炮。火箭在飞机上也有用处，战斗机可以使用火箭攻击轰炸机队形，而低空轰炸机、战斗轰炸机也可以使用火箭攻击地面目标。德国人也使用一种叫做v2的弹道火箭攻击英国目标。这种重8吨的火箭能携带1，000磅炸药，射程为200英里，先升至高达8英里的空中，而后以截击机和高射炮难以拦截的速度下降。但它准确性较差，其最小的攻击目标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这样它才能瞄准并捕获目标。

插图10.3火箭炮

小型雷达装置的发展，使其能够被安装在炮弹里，当炮弹接近目标时，雷达引爆炮弹。这种改进了炮弹性能的引信虽然费用最为昂贵，但对付高空飞行的飞机却有较大价值，因为它无需精确计算飞机的高度。只要装有雷达引信的炮弹接近敌机，引信就能在恰当的时间和高度引爆炮弹。

大部分武器变化都引起作战方法的改进。例如，高炮的火控雷达取替了听觉侦察、视觉观察、距离修正，也取代了探照灯。而便携式反坦克武器，特别是火箭，对步兵作战所产生的重大改变在于解放了步兵，使其不再依赖牵引反坦克火炮。改进了的火箭筒，使从中世纪后期直到刺刀出现以前，一直由重型步兵的长矛兵对抗骑兵的任务还给了轻型步兵。

德国人的v2弹道导弹是武器革新的一个代表，其射程可达200英里，远远超过了火炮射程，而且像炮弹一样不易受到拦击。但是，由于其精度较差，装药量较小（弹头仅重1，000磅重），所以在这次战争中还显得不够重要。不过，作为一种初生的武器，与用于战争的其他火箭一样，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炮兵的一项变革。古代发明的大炮，基本是一种支援进攻和防御筑垒据点的固定武器，其他用处不大。其主要原因是，像弹射器和古炮（尚有相当的机动性）的火炮不能伴随装备效能虽不如炮但便于携带的同类武器系统的轻型步兵行动。即使在30年战争中引入重量较轻和比较便于机动的火炮后，炮兵仍只能在进攻中发挥有限作用，而几乎不能在轻型步兵的小规模交战中使用。

18世纪对于大炮在火力、精度和机动性方面的改进，使其对进攻做出较大的贡献。架设稳妥的火炮发射的炮弹斜向穿过步兵防线，为进攻进行火力准备。其增强了的机动性使进攻型的炮手能将其较轻的火炮推向前进，支援步兵冲锋，或者有的军队甚至有用人将火炮推到步兵前面占领阵地，而使对方步兵处于炮兵霰弹的火力之下。留在原地的防御步兵抵抗骑兵的攻击，并准备给其火炮快速装填炮弹。攻方炮兵的霰弹使防守者遭受损失严重。实践证明，这些霰弹即使在防御者滑膛枪射程之外发射也是有效的。

但是，19世纪的技术发展再一次使炮兵进攻能力贬值。步枪技术的发展使其射程远远超过炮兵的滑膛炮，以致过时的滑膛炮失去了进攻的潜力，再一次成为步兵射击的对象。后膛枪使步兵采用卧姿时也能以较快的速度射击，从而使火炮彻底贬值，因为炮手在射击时必须保持立姿，因而增大了目标，更容易遭到步枪火力的射击。

新式的远程线膛炮也未能恢复炮兵与步兵的均势，因为它仍须发射榴霰弹。这种炮弹内部装满了小的飞弹，并装有强力炸药，以便炸开弹壳并将霰弹从空中打向敌人部队。这种炮弹若能具有足够精确的导火线，保证炮弹在敌部队上空爆炸，那它将证明是有效的。这个问题导致法国人在19世纪60年代开发了一种每分钟发射125发的多管机关枪以取代霰弹。为此，法国人将这种机关枪与不能有效压制步枪步兵的线膛炮兵一起使用。但是实践证明，多管机关枪也不能提供预期的进攻火力。

19世纪末对导火线的改进使线膛炮终于真正实现了榴霰弹全部威力，而优异的驻退系统则使火炮得以安装防护板。这种射速较快的新式火炮终于恢复了打击步兵的威力，在法国的拿破仑时代着实风光了一阵。

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种新式火炮未能充分发挥其已经恢复的进攻潜力。不仅步枪的子弹和炮兵的射击驱使步兵构筑地下工事以免受伤，而且在缺少机动性的战争中，新式野炮还不能发挥其机动能力。火炮在战争中主要起进攻的作用，当然这只是它最古老、最传统的特性，在典型的最主要的攻城战中，火炮是必备武器。不过，火炮造成的伤亡的比例远远超过了以前的战争。

攻城战使重型火炮增加，并使步兵配备了小型直射火炮、榴弹发射器和迫击炮，步兵所拥有的爆炸子弹以及直瞄、间瞄火炮，使其结束了黑火药子弹武器的步兵装备的时代。这些武器中的大多数都是便携式的，能携带机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成为火炮的竞争对手，或者说是对火炮的补充。随着飞行速度和载弹量的增加，其作用肯定会不断扩大。炸弹装药量与其重量要比炮弹高得多，因为炸弹不需承受火炮开炮时所产生的力量。但从另一方面来讲，炸弹缺乏火炮的准确性。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炮兵和飞机的分析是一个分水岭，它意味着陆军在地面部队缺少炮兵时，便依靠飞机的炸弹。轰炸取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重型炮兵和远程炮兵。因此，轰炸常常在战术态势中发挥主要作用，飞机通常保留其轰炸的战术运用，以便攻击敌人后方的坦克和步兵，并执行袭击交通线和补给仓库等过去由战略轻骑兵执行的任务。

在两次战争之间的那些年代里，摩托化牵引炮兵的广泛应用，增强的是炮兵的战略机动能力而非其战术作用。当坦克的底盘为榴弹炮提供了能自行的炮架时，炮兵的巨大变化到来了。因为榴弹炮在跟上步兵的战术移动的同时，还能提供间瞄火力支援。这些能自己开动的榴弹炮有足够厚的装甲保护自身和炮组成员免受轻武器火力的伤害。自行火炮除炮以外通常还配备一挺机枪。自行火炮的型号不太好定义：例如，俄国人在坦克底盘上装配了一门射速相当高的76.2毫米炮，其装甲钢板的厚度抵御轻武器射击绰绰有余。自行反坦克炮和用于反坦克的自行野炮中，有一些装甲的厚度不逊于坦克，从而进一步模糊了自行火炮与坦克的差别。到战争结束时，某些坦克装上了比大多数自行火炮更大的火炮。例如，有一种俄国坦克装的是高速122毫米火炮。法国、英国和美国制造了一种性能可靠的混合式武器——一种车身上装有榴弹炮或机枪，炮塔上装反坦克炮的坦克。这种坦克能像自行火炮一样发挥作用，特别是在近距离内实施直瞄射击。

所有这些自行火炮中，一些可以进行间瞄射击，而一些只能实施直瞄射击。由于它们比步兵拥有更强的战术机动能力，并具有更强的独立战略机动能力，所以它们并不纯粹属于几个世纪以来的火炮类武器。

如果有人把重型骑兵的主要任务定义为攻击轻型步兵，那么所有自行火炮都可以看作是重型骑兵。但是，如果重型骑兵也必须同其他重型骑兵作战，那么只有那些装有高速火炮的自行火炮才能称为重型骑兵，而自行榴弹炮仍旧仅相当于步兵。不过，正如必然要发生的那样，如果重型骑兵有时也必须对付重型步兵的话，那么事实证明，自行榴弹炮在对付敌人反坦克炮方面是很有价值的。在战场上，既无反坦克武器又无防空武器的步兵是没有地位的，自行榴弹炮可以有效对付装备反坦克武器的重型步兵，而对于仅装备防空武器的轻型步兵，其效能甚至更大。

显然，通常的武器分类，不再适合于自行火炮，它们在不同情况下可以在不同战斗编组中发挥作用。当榴弹炮运用间瞄火力打击反坦克火炮时，就像持弓箭或火绳枪的轻型步兵进攻长矛兵。当它们打击高射炮时，其行动又有点像重型骑兵骑马撞倒轻步兵。自行火炮的上述两种作用是难以将该兵种划入哪一种传统兵种的原因。因此，这种武器的多种适用性使人们难以对其进行精确分类，并且打破了现代武器系统关系中的对称性。不过，这也很容易地解释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目前普遍使用的原因，尽管它的价格比传统的牵引火炮昂贵。

技术与战略的相互作用

重要的是不要仅以新武器的质和量为基础来解释战役的结果。请看1940年5月和6月德国人发动的战役。当时德军与敌人相比，人数相等，火炮性能相当但数量却比敌人少得多，然而他们打赢了。在新武器方面，法国、比利时和英国拥有足够的反坦克炮，其数量与德军坦克相比完全占有优势，并且拥有大量坦克，其平均重量和作战性能均优于德军的坦克。

只有在飞机和高炮方面，德军数量较多而且技高一筹。不过，飞机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尽管在战术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削弱法军战略机动性方面没有多大作为。飞机曾在德军于色当附近强渡默兹河的过程中做出了特别的贡献，但即使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德军在此强渡失败，从其北方迪南强渡默兹河的德军也能迂回位于色当和蒙泰米默兹河边的两个法军阵地。因此，德国空军技术上的优势在决定这次战役的结果方面起的作用一点也不比其数量较多的高炮和反坦克炮大。

技术的重要影响经历了重建长期制约战术的4种基本武器系统的过程，这一过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得以完成。坦克获得了重型骑兵战略机动能力的特性，装备航炮和火箭的飞机仿效古代的轻骑兵攻击坦克这种重型骑兵。卡车扩大了战争的空间，给步兵及其枪炮以及非乘骑新式武器系统，如反坦克炮和高射炮赋予了战略机动能力。此外，卡车还解决了流动性很强、兵力密度很高的战争中的军火、燃料和食物的供应问题。

4种武器系统的回归并非再现遥远过去的战争。以前将军们通常的共识是，在1英里或更宽一点的战场上部署其武器系统，以使其阵形能够相互支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大兵力密度与拿破仑式疏散——不可能再现古代、中世纪或30年战争的战术和战略环境。

这些拿破仑式的条件增加了保持对各武器系统进行恰当合成编组的问题。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尽管当时的军队只有步兵和重骑兵，而且步兵比骑兵在防御上占优势，但兵力疏散问题就已出现了。1940年的战争形势明显不同，兵力疏散意味着乘车部队集中在一条狭窄的战线上攻击防御者，就像一支人数众多的重型骑兵部队击溃少量长矛兵，或像一大批土耳其乘马弓箭手战胜一小群弩箭手。兰切斯特关于当部队拥有投射武器时，数量较大的部队就拥有优势的观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较大数量的坦克能战胜数量较少的反坦克火炮，尽管后者拥有固定不动进行防御的有利条件。

由于将军们已不能再依靠与敌武器系统编成相似的部队作战，所以各类乘车和徒步部队的战略区分就具有了过去所没有的重要性。因为过去的军队，各兵种的编成形式都是相似的。当德国人集中其全部坦克和全部摩托化步兵武器组建成坦克师，并与空军建立起协同时，就建立起了一支由配属牵引反坦克火炮和高射炮的乘车部队组成的、具有战略机动能力的强大的战略性联合作战部队。法国人也这样做了，但德国人运用这种多兵种合成部队实施拿破仑最重要的机动。

当战略机动能力与敌相同时，将军们实施迂回运动总会遇到困难。这意味着具有洞察力并保持警惕的敌人总能避免被对方迂回。但将坦克师和摩托化师集中在一起，使德军将领拥有了迂回机警之敌所需要的战略机动能力的优势。德军先在法国小试牛刀，而后在俄国一次又一次运用这种优势，实施战略钳形合围。坦克师由于拥有那样多的坦克而具有充足的战略机动能力，再现了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亚历山大大帝重型骑兵部队战术进攻的风采。而且像亚历山大的军队一样，德军坦克师也具有所有4种武器系统的合适比例。德国人知道怎样将4种武器系统的战术结合起来，而且做的同亚历山大一样出色。另外，他还应用了拿破仑会战的疏散方式，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表现出高水平的协同，而这种协同因无线电通信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这些拿破仑式的胜利，主要是因为其对手虽然拥有大量士兵，但缺乏坦克师和摩托化师所具有的战略机动能力。在北非沙漠战役的初期，英军曾再次对意大利步兵实施了迂回运动。但是当德军抵达，意大利军队也向北非派遣了装甲师和摩托化师之后，4种武器系统以最纯粹的形式再现生机。高射炮或反坦克火炮负责防御敌人的坦克和飞机，步兵只要离开高射炮及其火力范围，就无所作为。此外，除了守卫要塞和城市的部队以外，所有的师都有乘车实施战略机动的能力。

当然，在双方战略机动能力都不强时，也会出现迂回运动，正如过去那样，在不具备机动能力优势的情况下，将军们也曾抵达其对手的后方。但是，在兵力密度较低的情况下，尽管敌军特别依赖交通线，用以补充因沙漠地形而造成的燃料和军火的大量消耗，但这些断敌退路的迂回运动也不能产生决定性作用。造成这种低兵力密度现象的原因，一是战场的广阔，二是双方都把非洲战场视为次要地位。但是，车载武器系统以及为反坦克火炮、高射炮及其炮手提供战略机动能力的卡车、履带车辆，费用相对高昂，因而就提高了军队的费用，也意味着部队的数量较少。北非车载军队同拜占庭军队有很多相同之处。拜占庭军队与早期主要依靠步兵作战的罗马帝国军队相比，在规模上就要小得多。

当然，这种在沙漠地形和在1940年的法国都取得成功的新战争样式，并不总是成功的。例如，在俄国北部的森林地区，地形使坦克和飞机处于辅助地位，因而在那里进行的战争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多大区别。

战略轰炸

英国和美国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创建重型轰炸机部队，企图用这支部队削弱敌人经济，以后勤战略打赢这场战争。但两国在卷入战争时都没有准备好足够的飞机，英国仅有少量双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其载弹能力有限。

1939年英国人使用小型远程轰炸机进行轰炸，到1940年，在实施空袭完成后勤战略任务时出现了未预见到的问题。实践证明，要准确投弹确实很难，有时甚至连寻找目标城市都会成为巨大的挑战。此外，没有护航的轰炸机尽管有机载防御机枪，但在战斗机的攻击下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灾难性的脆弱性。比如，在早期的一次空袭中，起飞的22架英国轰炸机有15架没有返回基地。这样，英国轰炸机有了同德国1940年夏攻击英国时相同的遭遇战斗机的经历。由于战斗机不具有为轰炸机护航所需要的航程，所以英国人不久便采取了夜间轰炸的作战计划。因为在夜间，截击机性能大为降低，防空炮火也需要依赖靠不住甚至常常无效的探照灯的帮助。

但是，夜间轰炸也增加了搜寻目标的困难性和轰炸目标的盲目性。对夜间轰炸所进行的航空侦察发现，只有1/10的炸弹落在目标周围1英里的范围内。同法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夜间轰炸布里盆地相比，英国人的轰炸只是有了些许改进而已。这些问题导致英国人修改轰炸敌人工业的目标。他们不再试图攻击敌人特定的工厂或铁路调车场，而是轰炸整个敌占区，攻击的目标则是生产力要素——建筑物、机器和生产工具，而不是首都。城市、士气、工人的生命就这样变成了夜间空袭的后勤性目标。

后勤性轰炸目标的变化改变了轰炸的性质。进行夜间区域性轰炸，必须考虑战略轰炸理论——通过袭击的恐怖迫使敌人放弃战争——的政治影响。很多空军理论的阐述者认为，空袭通过破坏财产和杀死市民，像土耳其人在小亚西亚、蒙古人在花刺子模所做的那样，能迫使敌人投降。但是德国1940年对英国城市的空袭并没产生这样的效果，英国公民的士气和决心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更坚强了。这样，英国人就没有理由期待德国人会做出不同的反应，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

到1943年，英国人有了继续其破坏敌人城市战略所需要的资源。其四发动机飞机的生产规模扩大，直到生产出700-800架可用于作战的飞机。通过使用雷达和无线电信号发射机，改善了投弹的准确性，由1941年只有20%的炸弹落在瞄准点5英里之内，上升至1943年60%的炸弹落在瞄准点3英里之内。这样的精度对于轰炸大城市是足够了。在轰炸的实施过程中，英国人也增加了4磅燃烧弹的比重，结合使用某些高爆炸弹，用以破坏建筑物，使城市成为对消防人员来说也是不安全的场所。

英国人还进一步完善了轰炸方法，集中兵力夜袭一座城市。轰炸时，整个空袭兵力可达400-500架轰炸机，在1-3个小时内相继飞临目标城市的上空。这样，保证了兵力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的集中。此外，他们还使用金属化的纸箔，当这些纸箔从飞机上投下时，通过反射雷达波干扰敌人的雷达，使其失去作用。这项技术在两个方面严重影响了德军，即影响了对防空火力的控制和对起飞飞机的指挥。

1943年夏，英国人将其全部最新技术应用到对德国第二大城市、港口和工业城市汉堡的轰炸之中。24日夜到25日凌晨，791架几乎全是4发动机的轰炸机空袭了这座城市。这次，英国人仅损失20架飞机。在此后的3个夜间，共有787架飞机投掷了1，200吨燃烧弹和炸弹，引起一场大火，大火产生的风又助长了火势。这场大火引起的大风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并将很多树和人刮进大火之中。

温度达华氏1，400度以上的热浪闷死或烧死了很多市民，位于地下掩蔽部内的市民未受损伤。这次空袭及其引起的大火彻底摧毁了城市的消防能力，也摧毁了民间防御能力。轰炸使超过9平方英里的市区成为废墟，300，000所房子遭到破坏或损伤。第3次空袭由于受到不良气象条件的影响，没有造成更进一步的破坏。在轰炸汉堡中，对于城市、市民和士气的攻击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空袭中遭殃的人数超过40，000，这几乎是整个城市的市民。

不过，这次恐怖政治战略的惩戒性应用以及其他与之类似的小规模空袭并未带来和平。毫无疑问，德国人对空袭所作的准备比较充分，以及其城市的建筑物更加现代化，有助于解释使汉堡出现很高伤亡率的空袭为什么再没有重演的原因。空袭的恐怖未能使德国民众精神屈服的大部分原因在于德国政府，在于政府对无线电广播和报纸等舆论的控制，以及他们影响公众观点的能力。空袭者不明确的战争目标无疑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空袭的结果与土耳其人和蒙古人恐怖战略所产生的结果完全不同，这是令人费解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

在1942年美国轰炸机参战后，单纯后勤战略又发生了第二次变化。因为有了更精确的轰炸瞄准具，而且轰炸机装备了防卫能力更强的机枪，美国人想坚持原来的主张，采取白天准确轰炸的方法，破坏敌人重要的后勤供应目标，削弱敌人的经济力。于是在1943年初，美国轰炸机开始了小规模无战斗机护航的对德国的昼间空袭。这样的空袭使轰炸机损失惨重。在一次空袭中，出动轰炸机14架，损失4架。尽管损失惨重，美国轰炸机仍坚持出动。他们相信当兵力增大时，众多轰炸机上装备的机枪能提供足够的防卫。

1943年8月1日，147架飞机轰炸了罗马尼亚油田，共损失54架飞机。8月17日，315架飞机轰炸了两个在后勤上更加重要的目标：梅瑟施米特飞机制造厂和一个滚珠轴承厂。空袭中，美国轰炸机群遇到了高射炮和300架战斗机的抵抗，自己损失60架飞机，击落德国飞机27架。美国人相信他们击落了288架德国战斗机，但他们所得到的仅仅是士气的鼓舞而已。这次空袭尽管投下了724吨炸弹，但对目标的破坏甚小。若照这样损失下去，美国轰炸机部队不久就会消耗殆尽。

10月29日，291架美国轰炸机对滚珠轴承厂又进行了一次高强度轰炸，共损失了60架飞机，但对该工厂的生产没有造成明显破坏。这次空袭是一周轰炸的顶峰，一周来共损失了88架飞机。显然，无护航白天轰炸的原则再一次失败了。而且，虽然美国的轰炸机群增加了，但德国的战斗机群照样增加了，从1943年初的1，100架战斗机，增加到到1944年初的1，600架。

英国人也未能使其在汉堡的胜利重演。德国人学会了对付金属箔片干扰的方法，使防空炮火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有效性，对战斗机夜战的地面指挥能力也同样恢复了。这些战斗机根据指示接近由地面雷达定位的轰炸机，使用机载雷达接近并击落英国轰炸机。至1943年秋，英国每次空袭损失的飞机平均数超过了5%，几乎接近了英国空军相信的可能会阻止其继续轰炸的7%的损失率。而且英国也不能像在汉堡那样使更多德国城市沦为焦土。对柏林的空袭失败了，其原因是柏林市布局不紧，现代化建筑较多，难以引起像汉堡那样大的火灾。

1944年，英美空军将其大部分作战力量转移到支持即将到来的登陆行动上。他们减少了深入德国上空的活动，因而减少了飞机特别是美军飞机的损失。但是，英国人的困难仍在继续。例如，1944年3月，英国一次空袭出动飞机791架，损失了94架，还有一些飞机损坏到需要大修的程度。根据英国轰炸机司令部证实的消息，在这次战争中，夜间轰炸付出了沉重代价，共死亡55，000人。

但是到1944年春季，美国通过为轰炸机护航，取得了对德国昼间防空的决定性胜利。他们为战斗机加装了另外的油箱，即副油箱，其燃料可以使战斗机飞至目标上空。接着，战斗机扔掉副油箱，同德国战斗机格斗，保护自己的轰炸机，并重创德机。战斗机所带的主油箱足够空战和返回基地之用。

到1944年夏季，盟军增加了大量4发动机轰炸机实施定期空袭。到那时为止，英美轰炸机在德国领土上共投下了大约750，000吨炸弹。但是，在1942年到1944年期间，德国的军工生产翻了一番。德国经济更加彻底的动员，以及战俘和外国劳工的劳动，不仅补偿了空袭造成的有限损失，甚至还有余。

1944年9月，盟军在法国战役中的胜利使英美空军能够全力对德国实施有增无减的连续轰炸。尽管美国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英国人关于利用雷达指示轰炸城市的观点，但他们仍在寻找重要的后勤目标实施轰炸。运输设施和合成油生产工厂是注意的重点，因为德国经济和军队若没有这些重要的后勤支柱便运转失灵。

盟军空军为这次战役动用了前所未有的资源。英国用1000架重型轰炸机，美国在联合王国驻有2000架，还有1200架以意大利为基地。他们拥有足够的战斗机为美国轰炸机护航，而英国则有机载电子设备，可干扰德国的雷达和无线电信号，破坏敌人的夜间防空能力。

这次战役取得了重大效果。例如，在1944年的最后几个月，英机投弹总量是上一年同期的4倍。从1944年中期到第二年春天战争结束，英、美又投下了将近2百万吨炸弹。实践证明，美国曾努力实施的昼间轰炸的后勤战略原则，除了破坏房屋和杀死平民以外，并无更大意义。他们也曾试图轰炸德国的飞机制造厂，但由于这些工厂比较分散，没取得很大成功。德国飞机的产量在1944年9月达到了高峰。那时，德国飞机制造业已经生产了3，538架飞机，而1944年秋季与往年同期相比，飞机的产量达到最高峰。

对铁路、汽油合成工厂等新目标的轰炸产生了重要成果。比如，从鲁尔运出的煤减少了75%，煤的减少又使包括钢铁在内的工业生产减少了。轰炸及罗马尼亚油田的损失，导致了石油产量的灾难性下降，以至于飞行员训练飞行的时间不得不缩短，最终发现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事实证明，单纯后勤战略，即扩大了战斗机护航的航程，用轻型轰炸机对敌人的后勤目标进行适当而又精确的轰炸是有效的。但效果的出现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即盟军已经在海上打败了德国人，并即将在陆地上打败他们。即使是此时，也很难看出轰炸机部队能够很快完成这一雄心勃勃的后勤战略任务。只有白天精确的轰炸才能确保击中并摧毁敌人石油和运输目标。而且，实践证明，工厂和铁路的抗空袭能力是如此之强，而其修复又是如此容易，以致只有连续实施大规模白天空袭才能有效地摧毁它们。这样的袭击若在早些时候进行，必会受到尚未受损失的德国防空力量的抵抗，而若集中打击这些目标，德国人的防空力量也必然会在这里做相应的集中。

英美战略轰炸机部队若按原来的编成，可能缺乏实施1943年战役所需要的资源。只有一支结构不同的部队，也就是一支由较少轰炸机、大量航程增大的护航战斗机编成的部队，才能实施1943年这样的后勤轰炸战役。若如此，战争时间可能会适当缩短。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轰炸与海上封锁有点类似：没有海军优势，就不能封锁，只能实施袭击并造成一定损害，但难以封死海上运输线。

分析的最终结论是，战略轰炸计划对于打赢这场战争没有做出多大贡献。英国投入战略轰炸的兵力接近其总兵力的1/3，而且运用得还不错。美国投入战略轰炸的兵力所占比重可能同英国差不多。这些用于战略轰炸的投入无疑超过了德国人用于防空和重建被毁工厂、铁路资源的费用，尽管这些任务使用了200万人和近一半的德国空军力量。

英国在1944年共制造了40，000架飞机，其中包括很多双发动机和4发动机飞机。德国和俄国也制造了同样数量的飞机，尽管其中小型单发动机飞机所占比重较大。即使不算这一年美国生产的100，000架飞机中用于欧洲战场的数量，仅英国和俄国就已经占据了飞机数量上的战术优势。

对飞机的比较可以说明战略轰炸所需要的巨大投入。1944年，英、美共投入了4200架4发动机飞机进行战略轰炸，德军投入1600架战斗机防御。由于轰炸机的重量是战斗机的6倍，两种部队财力投入的比率同其重量的比率相似，即252：16，或近似16：1。这是真的，轰炸机只有4个发动机和7个以上人员组成的机组，但轰炸机组人员的平均素质不如战斗机的飞行员。不过，由于3200架轰炸机都有两个机组，所以16：1的资源消耗比例与实际情况出入不大。当然，若再考虑到德国人复杂的防空体系、英美投入战斗机对轰炸机护航，16：1的比率尚不能完全反映总资源消耗的比例，但这已足以说明战略轰炸计划的巨大代价。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结束时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仅仅完成了在日本和德国已经进行的普通轰炸任务。一颗原子弹虽然至多相当于20000吨普通炸弹的爆炸力，但一次空袭，由一架飞机完成了早些时候需要1000架飞机几次才能完成的轰炸任务。当然，原子弹的意义不仅是轰炸效率的提高，它带来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致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武器。战后核弹能力的迅速增长及其体积的减小，突出了新旧两种炸弹的区别。

以两类主力战舰进行的海战

从主要轮廓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战与25年前差别不大。面对英军在战舰方面的较大优势，德国人没有努力保持一支作战舰队。相反，德国海军把舰队当作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使用。这些袭击造成了严重威胁，因为战列舰的强大的火力会很快击沉相当数量被战舰护航的商船。对于这些武装快船的搜寻不仅显示出蒸气推进船和无线电如何增大了兵力密度，同时也显示了以陆地和海上为基地的飞机，使从帆船取代划船时就已开始的这种倾向加强到了何种程度。

最壮观的袭击发生在1941年，当时德国1艘大型新式战列舰“俾斯麦”号驶入了大西洋。由于英国有13艘战列舰、3艘战斗巡洋舰，所以仅一艘德国战列舰应该不会对英国舰船构成严重威胁。但是，英国战列舰中有11艘是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舰，航速低于24节。两艘新式战列舰具有与“俾斯麦”号相似的速度（30节），但是造船厂将它们建造得如此现代化，以致于全舰人员不能充分使用火炮，或者无法满载弹药，以保证全速射击。事实上，英军打算依靠两艘速度快的现代化法国战列舰去对付“俾斯麦号”，可是由于法国战败，因而也就失去了法国的这部分战斗力。英军只能依靠自己的新式战列舰和战斗巡洋舰。这是仅有的航速足以同“俾斯麦”号交战的军舰。

1941年5月，英军得知“俾斯麦”号去了挪威，并准备进行一次袭击，于是派出两个舰艇编队去拦截它，并保护11艘正在北大西洋护航的军舰。英军将“乔治国王五世”号（舰载10门14英寸火炮，装甲厚度为14英寸）和战斗巡洋舰“击退”号（舰载6门15英寸火炮，装甲厚度9英寸）编为一队；将“威尔士王子”号同战斗巡洋舰“胡德”号编为一队。“威尔士王子”号是一艘新建的船，下海时还有工人在甲板上干活。“胡德”号舰载8门15英寸火炮，甲板厚度为12英寸，其体积和航速与“俾斯麦”号相当，但其侧甲板代表了起源于一战时期的设计，其厚度缺乏足够防护能力，特别是难以抵抗“俾斯麦”号的8门15英寸火炮的轰击。“击退”号的薄弱甲板根本抗不住“俾斯麦”号的轰击，但英军的假设是德军将集中“俾斯麦”号的火力打击“乔治五世国王”号，这样“击退”号就可以其舰载的6门15英寸火炮和其它两艘较小的军舰一起，形成对“俾斯麦”号的火力优势。尽管英国海军司令知道“胡德”号的不足，但他们就是不相信“胡德”号根本没资格同“俾斯麦”号交战。

当“俾斯麦”号同一艘巡洋舰正向挪威海岸航行之时，英军飞机发现了它们的航线，后来又在它离开挪威海岸时得到了确认。英国上将托维是位天才的司令官，在日德兰半岛战斗中赢得了荣誉。他自己的旗舰“乔治五世国王”号由“击退”号和“胜利”号航空母舰伴随，正在冰岛东部水域航行。他派出两艘巡洋舰去观察冰岛和格陵兰岛之间的通路，以“胡德”号和“威尔士王子”号跟随支援。派出的巡洋舰发现了“俾斯麦”号，尾随其后并用雷达测定了它的位置。1941年5月24日下午，“胡德”号和“威尔士王子”号拦截“俾斯麦”号，并以近乎垂直的接近方式快速缩短与德国军舰的距离。“俾斯麦”号向英军首舰“胡德”号开炮，该舰中弹爆炸，几乎来不及采取任何行动，正像3艘巡洋舰在日德兰半岛海战中所经历的那样。可能是由于“胡德”号采取端点接近方式，“俾斯麦”号在打击“胡德”号薄弱的后甲板之前，一发15英寸炮弹不必穿透厚厚的侧甲板，就击中了“胡德”号的弹药库。

由于下水时几乎还没完工，所以“威尔士王子”号缓慢地发射了10发14英寸的炮弹之后，就迅速撤离了战场。不过，它在撤离前又给了“俾斯麦”号最后一击，击中了一个油箱。由于油箱漏油，德舰队司令放弃巡航，决定在绕向德军占领的法国海岸之前向南行驶。由于英军巡洋舰仍在追踪追击，所以“胜利”号的飞机驾驶员知道“俾斯麦”号的位置，并用鱼雷攻击它。他们确保至少有一枚鱼雷击中，但这种老式航空母舰飞机携带的小鱼雷对“俾斯麦”号的影响很小。

然后“俾斯麦”号巧妙地甩掉跟踪的英国巡洋舰，向法国海岸驶去。英国人继续搜索，直到5月26日早晨，一架从陆上基地起飞的侦察机才找到它。此时，海军上将托维的旗舰“乔治五世国王”号位于“俾斯麦”号的西方，正在速度慢但火力强大、装甲坚固的老式战列舰“罗德尼”号的伴随下航行。不过，英国已从直布罗陀向西北方向派出了现代化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和老式战斗巡洋舰“声望”号。这艘战斗巡洋舰与“击退”号一样甲板很薄。尽管海面波涛汹涌，使航空母舰飞机甲板升降落差达50多英尺，但飞机还是实施了二次攻击，有两枚鱼雷击中了“俾斯麦”号，击毁了它的舵，使它不能继续向法国海岸航行，也不能以10节以上的速度航行。

海军上将托维追上了“俾斯麦”号。事实证明，“罗德尼”号是“俾斯麦”号最可怕的克星，它始终保持高射速用其16英寸火炮向“俾斯麦”号射击。英舰很快就摧毁了“俾斯麦”号的露天炮塔。当“罗德尼”号向前靠拢，射程缩小到5，000码时，一些16英寸炮弹甚至穿过“俾斯麦”号未装甲部分，落在很远的水里。另一些炮弹击中了装甲部分，彻底地摧毁了它的进攻能力。老式的“罗德尼”号甚至还携带着鱼雷，并确实用一枚特大号鱼雷击中了“俾斯麦”号。然而，像在福克兰群岛之战中的德国装甲巡洋舰一样，“俾斯麦”号虽然被打败了，但想用炮火击沉它却是困难的。英国巡洋舰上的一枚鱼雷最终完成了击沉它的任务。

击沉“俾斯麦”号战役显示了飞机和航空母舰的重要性及其局限性。以巨浪和低能见度为特征的北大西洋天气限制了飞机和航空母舰的使用。若海面平静、万里无云，各舰载60多架飞机的航空母舰“胜利”号和“皇家方舟”号，就有能力在“俾斯麦”号的大炮射程之外将其发现并击沉。不过，以陆地为基地的侦察机和“皇家方舟”号舰载鱼雷攻击机在击沉“俾斯麦”号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皇家方舟”号有“声望”号战斗巡洋舰护航，也显示了飞机与炮舰的互相依存性质。如果伴随“俾斯麦”号的火力强大的巡洋舰向“皇家方舟”攻击，这艘航空母舰就需要战斗巡洋舰提供保护。

在地中海，海洋和气候条件均适于航空母舰作战，但紧靠意大利国土的作战行动很多，以陆地为基地的飞机对航空母舰也是严重威胁。与装甲战列舰不同，非装甲航空母舰除了船体上的防鱼雷和水雷的密封仓外，并无被动防卫设施。英国新型航空母舰有较薄的装甲，但在关键的1940-1942年期间，只有极少数使用。此外，英国地中海舰队很少保持一艘以上的航空母舰。但是英国人充分使用了速度慢的老式战列舰，使这些装有8门15英寸大炮的战列舰比意大利体积较小、速度很快，装有320毫米大炮的老式战列舰表现更好，而且比意军两艘装有9门15英寸大炮的高速新式战列舰也不差。这样意大利在分舰队的速度上占优势，英国则在舰队的火力和航空母舰上占优势（意大利人尚无航空母舰）。

意大利对处于英国直布罗陀舰队和较大的埃及舰队之间的中心地带颇为得意。由于较弱的英国舰队不在港口停留，所以意大利舰队就有机会使用其位处内线、兵力较大、速度较快的有利条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英国舰队，使其遭受决定性失败。但是，飞机和雷达使观察的改善成为可能。这意味着速度较慢的英国舰队能对意大利舰队的接近适时报警，并以后撤的方法（像陆军一样）避免战斗，而英国的舰载飞机则使这项任务变得更容易了。然而，海战没有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相反双方舰队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保护陆军非洲作战部队的补给线和攻击敌人的补给线上。

因此，双方均未控制地中海，都在威胁对方的主要运输线。双方的运输线是交叉的：英国穿越地中海向他们在埃及的部队进行补给，正好同意大利向驻利比亚部队提供补给的运输线交叉。于是舰队经常遭遇，相互攻击，以保卫自己的运输船队。一开始，英国拥有老式航空母舰“鹰”号及其以埃及为基地的编队。该舰首战击沉了一艘意大利驱逐舰和在北非港口的货船，接着又支援与意大利舰队遭遇的英国舰队作战。当时双方舰队都正在为运输船队护航。从“鹰”号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发起攻击，但未对意大利舰船造成任何损失。从陆上起飞的意大利轰炸机在高空袭击了英国船只，但也只有一枚炸弹命中了英国一艘巡洋舰，其他舰船只受到轻微破坏，“鹰”号航空母舰未被击中。对意大利人来说，这还算幸运，事实证明高空轰炸基本无效；不仅如此，他们的轰炸机不仅攻击了英国人，也错误地攻击了己方舰队。

后来，“鹰”号航空母舰共击沉了4艘意大利驱逐舰。在此之后，它又进行了一次也许是本次战争中最伟大的打击。战争期间英国首任海军司令，精于算计而又富于冒险精神的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决定进攻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为了使较强的意大利空军失去作战能力，他计划在夜间使用舰载飞机实施攻击。于是，在11月11日夜间，在从陆地上起飞的飞机配合下，用一艘航空母舰攻击了驻扎在工事坚固的塔兰托港的意大利舰队。在两波攻击之间，英军使用照明弹照亮港口，鱼雷攻击机实施攻击，意军一艘大型新式战列舰被命中3枚，而另外两艘虽然较老但进行了彻底现代化改造的战列舰各被命中一枚。两艘意舰被击沉，另一艘也丧失了作战能力。这次攻击，使意大利海军战舰的作战能力损失一半，而英军仅损失了2架飞机。

插图10.4鱼雷攻击机

对塔兰托港意军舰队的成功空袭，达到了运用海军进行轰炸而又不使自己的战列舰暴露在岸炮强大火力之下的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岸防炮兵保持着长期以来建立起的对海作战的优势。因为岸防炮仍具有发射平台稳固的优势。在雷达运用之前，由于岸防炮位于陆地，所以不仅能较好地确定射程，而且能得到坚固防护掩体的保护，使自己免受敌人炮火的攻击，同时火炮重量也不会像海上舰船那样受到限制。

虽然几个世纪以来海军一直能够成功地执行了对设防港口的夜袭任务，但英国鱼雷攻击机所取得的胜利不同于水面舰艇利用夜暗躲过岸防炮火所取得的那些胜利。更确切地说，这次胜利是鱼雷攻击机向一个完全不同的防御体系，即防守港口的高射炮和战斗机的挑战。即使不具有突然性和夜暗条件，英国这次攻击也改变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作战方式。他们不是像日本人在亚速港所做的那样，以主力战舰冒着岸防炮火去攻击锚地的敌人军舰，而是冒险仅以容易补充的飞机实施攻击，从而使意大利舰队的一半主力战舰失去了作战能力。

当然，意大利也可对英国航空母舰及其护卫舰发起反攻，但反攻不仅需要有足够的俯冲和鱼雷攻击机兵力，而且需要足够的侦察机去发现岸防炮台观察不到的英国舰队。

因此，航空母舰作为主力舰种战列舰的陪伴，突破了确实坚不可摧的港口防御，然而既没有完全改变充分准备的防御的优势，也没有消除港口附近负责保卫港口的飞机可能给进攻者造成主力舰损失的危险性。航空母舰的出现还将明显增加保卫海军基地的费用，同时降低了海军基地的安全系数。另一方向，对于进攻的预警，能使防御者快速集结岸上飞机，加强港口的防空能力，并打击敌人的航空母舰。

但是，英国只有在海上发现强大的意大利舰队时，才主要用航空母舰与其作战。塔兰托胜利之后不到一周，英国直布罗陀舰队在护航中，其飞机发现了意大利舰队，当这艘惟一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对其进行攻击时，意舰未受损失地撤退了。1941年3月，英国海军护航一支部队增援希腊，意大利海军出动攻击这支护航部队。他们出动了14艘驱逐舰，8艘巡洋舰以及他们惟一的现代化战列舰“维托里奥·维那托”号（时速30节，装有9门15英寸大炮。）若从英国巡洋舰来看，意大利的这支海军力量似乎是足够了。意大利海军坚信：英国只有一艘战列舰能够投入海战。

知道意大利海军将攻击护航部队这样有价值的目标之后，海军上将坎宁安命令4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从希腊出航，与其从埃及之南克里特岛出发的舰队会合。坎宁安海军上将麾下共有9艘驱逐舰和3艘（而不是1艘）航速24节的老式战列舰（各装有8门15英寸火炮）。深受英勇无敌、无往不胜海军上将鼓舞的英国舰长和水兵们，以高涨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心迎战意大利舰队。从英国航空母舰起飞的一架飞机发现了意大利巡洋舰队的一支小分队，而此时正好意大利战列舰上的一架海上飞机也发现了英国巡洋舰。双方都只看到了对方舰队的一部分。

英国巡洋舰看到了意大利巡洋舰，由于后者在数量和火炮的口径上都占优势，英国巡洋舰便向其前进中的舰队退去。意大利军舰在后面追赶，一直到他们担心受到英军克里特岛飞机的攻击才返回；英国巡洋舰又尾随其后，直至遇到“维托里奥·维那托”号战列舰。正当英国巡洋舰在烟幕掩蔽下撤退时，英国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开始了第一波次攻击。尽管这次攻击未给“维托里奥·维那托”号造成损伤，但确实使意大利舰队司令相信，返回意大利是明智的。于是，他们开足马力返航，英国巡洋舰则紧随其后，后面相当距离上还有3艘航速较慢的英国战列舰跟随。

意大利舰队虽然避开了火力较强的英海军分遣舰队的打击，却未能躲过航空母舰上鱼雷攻击机对“维托里奥·维那托”号的第二波次攻击，使其航速降到了19节；傍晚时分所进行的第3波次攻击则确实使1万吨级的“波拉”号巡洋舰瘫痪了。意大利舰队司令命令部队继续撤退，同时命令两艘与“波拉”号类似的巡洋舰在黑夜中回去帮助那艘被击中的巡洋舰。由于没有雷达，3艘装有8门8英寸火炮的意大利巡洋舰未发现装备有8门15英寸火炮、装甲厚度足以抵抗8英寸炮弹轰击的3艘英舰正在靠近。直至英舰探照灯照亮意军一艘巡洋舰，其两侧同时被仅4000码外发射的15英寸炮弹击中时，意大利人才知道英军的到来。就在2艘战列舰这样迅速地摧毁意大利1艘巡洋舰之后，第3艘英国战列舰与其他2艘战列舰一起向意大利的另一艘巡洋舰同时开火，至少有15发重型炮弹命中。在这次击沉3艘意大利巡洋舰的夜间作战中，英国也沉没了2艘驱逐舰。

在马塔潘角外进行的灾难性海战之后，意大利人放弃了攻击英海军护航舰队的一切努力，将这项任务交给了意大利和德国的空军。在以后的作战中，证实了德国以陆地为基地的俯冲轰炸机的有效性。它们严重击伤了4艘航空母舰、击沉了3艘巡洋舰和一些驱逐舰，还造成了一些其他舰艇的损坏。

因此，德国和意大利陆基航空兵、英国老式战列舰的有效运用，以及英国航空母舰太少等因素的存在，便意味着地中海海战只能遵循“俾斯麦”号巡航那样的模式。由于战列舰和航空母舰都没有绝对优势，所以停止了单艘大型战舰的孤军作战。如果舰船或主力舰种仅指火力最强的军舰，那么航空母舰和战列舰都可看作主力舰种。易受攻击的航空母舰能够提供侦察和远远大于最大火炮射程的打击能力，成为坚固而防护严密的战列舰的补充，增强了战列舰在强大火炮射程之内打败任何舰种的能力。

英国海军之所以在与意大利舰队的作战中连续取胜，是因为他们在两种主力舰上都占优势。虽然英国从来没有超过三、四艘老式战列舰，但他们还是保持了对意大利4艘较快但火力较弱的老式战列舰的优势，对于意大利的两艘新式军舰，除速度外，在其他方面也近于均势。英国甘愿让老式军舰冒险，对取得胜利也起到了作用。英国虽然只有一艘航空母舰，但在对手没有一艘，并得不到陆基航空兵有效支援的情况下，也拥有了航空母舰方面的相对优势。

然而在太平洋，航空母舰几乎用不着与战列舰分享主力战舰的殊荣。大洋空间广阔，气候宜于空战，而且舰载飞机比任何舰载火炮的射程都远，因而航空母舰理所当然地成为主力战舰。由于在太平洋航空母舰与战列舰只有两次遭遇交战，而且在战斗中，双方都有航空母舰的飞机助战，因此航空母舰的交战决定了太平洋制海权的归属和海战的结果。

同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一样，鱼雷攻击飞机被证明是攻击太平洋上装甲舰的关键武器。鱼雷最初是为水面鱼雷艇设计的，其原始作用已令人生畏，但若是从水下鱼雷艇（潜艇）和空中鱼雷艇（鱼雷攻击机）发射，对海战的影响要大得多。

航空母舰还改变了主力舰种的防护性质。英国的航空母舰尽管装有装甲飞行甲板，也同美国非装甲航空母舰一样主要靠高炮实施主动防御，而不像战列舰那样靠装甲板，或像早期战船那样靠厚厚的侧甲板。由于缺少装甲的被动防护，航空母舰还是很脆弱，必须依靠其他战舰的支援而获得防御能力。驱逐舰上的防空武器，原是打算用于同水面鱼雷艇作战的，但它同巡洋舰载防空武器一样，都能为航空母舰提供对空掩护。英国和美国的海军甚至还有高射炮巡洋舰。此外，航空母舰载有战斗机，也能对航空母舰和其他舰艇提供防卫，使其免受来自对方舰载飞机的攻击。

德国潜艇战役

飞机在对抗潜艇的作战行动中也起主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潜艇也曾参加海战，但那时潜艇的作用确实值得怀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潜艇战的继续，除了潜艇探测仪或声纳等探测设备外，实践证明在发现敌人潜艇方面要比1918年的水听器好得多。德国人克服早期鱼雷性能较差所造成的困难之后，从无尾波的电子鱼雷[松鼠注：应为电动力鱼雷]和使用电磁、声学设备的寻的鱼雷方面得到了好处。典型的德国潜艇排水量约500吨，下潜深度将近500英尺，水面航速16节，巡航距离超过8，000英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只有56艘潜艇，并非全部都能适于大西洋海战，缺少彻底扼死英国国际贸易航线的能力，但同时，英国也需要更多的护航舰只，以阻止德国潜艇的攻击。不过，在战争的头6个月，德国平均每月击沉英国船舶的总吨数超过了14万吨。这个数字相当于1918年因各种原因所造成的月损失量的一半。大多数潜艇之所以成功是由于攻击单独航行的船只。英国未对这些船只护航，是因为要么航速很快，不必护航；要么因为航速太慢，从运输效益角度出发，英国海军部决定不对其护航。

1940年3-5月，由于德国派了很多潜艇增援入侵挪威，所以英国船只损失下降了60%；但在这年6月，德国投入战斗的潜艇又达到57艘，而且大部齐装满员，同时出海作战，所以造成的英国船舶损失总吨位达到了35万吨。其他武器系统，如水面武装快船、飞机和水雷的使用，使损失的总吨位接近60万吨。德国潜艇战役的成功部分应归功于德国潜艇部队司令邓尼兹引进的一种新战略。

插图10.5德国潜艇

邓尼兹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潜艇指挥官，于1935年掌握了德国潜艇的指挥权。作为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有先见之明的策划者和战略家，他很早就决定用集中潜艇的办法对付集中护航。为此，当一艘潜艇发现了一支护航舰队时，它不是进行攻击，而是用无线电向司令部报告护航舰队的位置；其他潜艇则根据来自位于岸上的邓尼兹本人的命令集结起来一起向其攻击。这种战略一次特别成功的应用，是以7艘潜艇击沉了被护航的34艘船中的17艘。这支护航舰队力量不足，仅有4艘战舰。

德军的成功还由于他们运用了夜间袭击水面船舶的新的有效战术。夜间袭击使潜艇有更好的观察机会，并利于发挥其水面航速快的优势。潜艇水面航速大约是普通护航舰船的两倍。潜艇在水面作战，不仅由于潜艇的驾驶指挥塔很小而难以被发现，而且还能使敌舰上的潜艇观测器材失去作用。较好的战术与较好的战略相得益彰，使盟军在1940年6-10月这段时间内共损失了150万吨船舶。在此期间，德国人也从占领的挪威和法国海岸得到了重要的长期利益，那就是由这些海岸出发，缩短了潜艇出入商船航线的时间，增加了潜艇攻击商船的数量。

由于德国6月派出的潜艇不得不返回基地补充和修理，而且英国面对德国潜艇的威胁增强了护航力量，因而受攻击而沉没的船只减少。英国还加强了空中巡逻。呼啸而过的水上飞机即使速度慢，对潜艇也能构成严重威胁。因为飞机携带深水炸弹，而潜艇防空武器很弱。此外，哪怕是轻微损伤也会使潜艇不能安全下潜，并使其追踪护航船舰队的任务难以完成。

1941年潜艇攻击商船的战争仍遵循1940年末建立起来的模式。每月船舶的损失将近20万吨。从战争开始，德国仅损失了31艘潜艇，但他们是忽视了加速建造潜艇的工作，以致制造的潜艇数量仅能补充损失。但是英国建造了更多的护航舰船，并从美国得到了50艘老式驱逐舰，而且美国海军有时直接支援护航，从而抵消了意大利舰队的扩大和德国潜艇的增加。这样就使他们有能力加强护航兵力，将护航线延长到大西洋航线全程护航，而不是仅限于出发和到达前一段航程的护航。

1942年，盟军因潜艇攻击而遭受的船舶损失吨位猛增到1941年月平均数的2.5倍，不过这个数字比德国人预期的70万吨还少20万吨。德国海军的胜利部分地归功于潜艇数量的增加。1942年初，德国共有249艘潜艇，可用于作战的为91艘；此年年末，其潜艇总数达到393艘，能用于作战的潜艇增至212艘。潜艇制造计划和乘员的培训急剧增强了德国海军的实力。

海军上将邓尼兹集中优势潜艇对付较弱护航舰队的战略是其击沉船舶数量增加的另一个因素。美国一宣布参战，邓尼兹就派潜艇开赴北美海岸，把那里变成了自由攻击无护航船只的狩猎场。美国海军组织起护航舰队之后，邓尼兹又把他的潜艇转移到了加勒比海，接着再一次将潜艇集中在北大西洋一条减弱了护航的新航线上。这一年的后期，他派一支力量很大的潜艇部队去南大西洋，并使用了一些新型远程潜艇和大型补给潜艇。这种补给潜艇集合在海上的指定地点，向小型作战潜艇提供燃料和补给品。

为了对付德国潜艇强有力的进攻，英国使用了一种改进型雷达。这种雷达能够发现像潜艇驾驶指挥塔那样的小目标。英国还制造了一种结构紧凑的机载雷达，能够比较容易地发现夜间在水面航行的潜艇。发现潜艇后，飞机便打开亮度达8千万烛光的探照灯，照亮被雷达发现的潜艇，而后对它进行攻击。德国为了对付英国的雷达，在潜艇上安上了一种能发现雷达的接受器，一旦发现装有雷达的飞机或舰船，便立即下潜。对此，英国在秋天又制造出一种能够使德国雷达探测器失效的，具有不同波长的雷达。这样水上飞机仍对潜艇构成威胁，特别是当英国继续增加空中巡逻次数和范围以后，更是如此。

1943年对德国人来说，有希望成为1942年的战事的继续。尽管他们在1942年损失了87艘潜艇，但潜艇总数仍从249艘增加到393艘。这种增长意味着，尽管潜艇部队扩大如此之快，需要大批经过训练的新人加入进来，但也有足够的潜艇官兵生存下来，更精通了潜艇作战。但是，稳步增长的盟军护航舰队官兵的技战术熟练程度提高更快。因为与潜艇和运输舰船相比，护航舰船的损失是很小的，因此防御者技战术熟练程度的提高相对比进攻者快。

1943年开始时，德国有理由期待更大的胜利，因为他们现在每月能生产30艘潜艇。3月中旬，两支盟军护航舰队受到总数超过40艘的潜艇集群采用“群狼战术”的协同攻击。在15天的战斗中，潜艇共击沉了21艘盟军舰船，总吨位达14.1万吨。整个3月份，德国潜艇仅在北大西洋就击沉了总吨位达49万吨的盟军舰船。不过，这也是德国潜艇部队的顶点。英美海军改善了作战技能和方法，增和了护航力量，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其从此开始胜过德国人。

英国已经给护航舰队加强了少量飞机。它们利用谷物船或油船无障碍的长甲板，放飞和回收三四架速度慢的老式单发动机“箭鱼”式舰载飞机。不过，早在1941年12月，英国人就开始了用货船改装航空母舰的行动。这些改装后的航空母舰只能携带12架飞机，必须使用弹射器才能使飞机起飞。尽管功能比较原始，但确能为护航舰队提供空中支援。第一架改装的航空母舰是“大胆”号，护航12次之后，在带领一支由32艘舰艇组成的护航舰队从直布罗陀向英国航行时，遭到9艘德国潜艇的攻击，不幸沉没，同时还有一艘驱逐舰也被击沉。不过，护航舰队仅损失了两艘船，而德国则损失了5艘潜艇。

到了1943年4月，英国和美国已经有了几艘护航航空母舰，使很多护航舰队有了空中保护，甚至在陆基飞机巡逻不到的大西洋中部水域，也有了空中保护。此外，他们还组建了6到8支护航支援集群，为任何受到德国潜艇群狼战术攻击的护航舰队提供支援，而不是为特定护航舰队提供支援。这些护航支援集群使英美海军能够应用防御者集中兵力的天然优势，反击邓尼兹以进攻性群狼战术攻击单个护航舰队的行动。

1943年5月上旬，德国20多艘潜艇攻击了一支得到一个护航支援集群支援的护航舰队。此战，德国潜艇成功地击沉了12艘舰船，但付出了7艘潜艇的代价。当德国潜艇后来集中起来攻击另一支护航舰队时，击沉了3艘舰船，但其1艘潜艇被护航航空母舰“咬人的动物”号上的飞机击沉，另一艘被陆基飞机击沉，第3艘则是被护航舰队和陆基飞机联合击沉的。德国潜艇集中攻击第3支护航舰队时，又遇上被派去支援的“咬人的动物”号。德国潜艇仅击沉了两艘舰船，而德国潜艇2艘被击沉，1艘被击伤。还有一支护航舰队受到4支不同的“群狼”号的攻击，护航舰队无一损伤，而攻击者损却失了5艘潜艇。在5月的一段时间内，12支护航舰队穿越北大西洋，仅损失5艘船，但德国却损失了13艘潜艇。

这些作战结果象征着战争未来的格局，那就是随着英美海军战术水平的提高，在陆基飞机和护航航空母舰飞机的支援下，以足够数量的护航舰队完全能够打败德国潜艇的进攻。在英国，随着护航舰队的增加，护航部队的比例也相应扩大，它们再一次证明，加强防御力量就可以改变战争的结果。虽然易受攻击的船只数量增加了，但并未相应增大防御者的任务，或者说进攻者的机会并未增多。

5月份，德国击沉盟军船舶的总吨位不到25万吨，却损失了31艘潜艇。此后，随着防御越来越明显成功，商船的损失率不断下降。整个1943年，德国仅击沉了盟国250万吨船舶；而在这一年里，盟国的造船速度超过了1，400万吨。正像法国人在两个世纪前遇到的情况一样，德国袭击商船的战争遭到了失败。新的技术，像英国破译德国密码的能力，对这场斗争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无论是这场海战，还是在其他地方的战争中都是如此。

事实上，德国潜艇确实对装有雷达的陆基和舰载飞机的巡逻进行了防御。盟军陆基飞机无情地搔扰驻在法国海岸比斯开湾的德军潜艇，一经发现便用炸弹和深水炸弹攻击。所以，德国潜艇除充电时间外，一般都潜入水下。如果在水面上被发现，那么它们不是下潜就是以加强的防空武器还击。这两种防卫方法都未能证明其足够有效。在1943年7月和8月的5个星期中，德国共损失15艘潜艇。

事实证明，飞机这支空中轻骑兵，在对付缺少防空武器和装甲保护的水面船舶方面是有潜力的。但飞机不能把它的成功仅归功于接近目标的速度，机载雷达对那些雷达探测器频率不符的舰艇占有特殊的优势。

德国为对付雷达侦察，研制成功了一种通气管，可在水面留有空气出入口，其体积很小，足以避开雷达的探测。这项技术可使潜艇下潜时开动其柴油发动机。不过这只是一种防卫措施，而且持续下潜降低了潜艇成员观察的有限辨别力。战争将要结束时，德国人引进了一种水下速度为16节的大型战斗潜艇。这仍然未能改变潜艇和护航舰队之间的力量对比，德国人开发出不用通气管的过氧化氢发动机无疑也未能达到这个目的。

潜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失败。究其原因，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一样：护航舰队的打击。德国的敌人在这次战争中共损失了2775艘舰船，但其中只有27%的舰船是在护航条件下被击沉驶的。潜艇破坏的船舶总吨位为1457.3万吨，其代价是德国损失781艘、意大利损失85艘潜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共损失了178艘潜艇，而其对手损失了几乎同样吨位的商船。德国人做出了较大的努力，但结果与付出相比却显得较小。德国的敌人也把较多的资源投入防御。防御性武器较进攻性武器有更多的改进。潜艇探测器比水听器更有效，而飞机和雷达极大地增强了防御者的力量，以致防御部队能够向潜艇发起进攻，即使较好的鱼雷和潜艇也不能抵消这些防御武器的优势。

德国人曾运用过一种有效的战略，那就是在一些无护航地区成功地集中优势潜艇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无护航地区包括大西洋中部、北美洲沿岸、加勒比海、南美洲和非洲沿岸，甚至还有印度洋。使用群狼战术攻击护航舰队证明是一种好的战略，但面对获得飞机和雷达支援的力量较强的护航舰队，以及后来集中使用的护航集群的防御火力，德国潜艇无能为力。

作战技能在击败潜艇的过程也起到一定作用。德国损失了那么多潜艇，仅1943年就有237艘，结果他们不得不继续派遣新的潜艇和缺乏实战经验的人员参战。但是，由于它们的目标是击沉商船而不是护航舰船，所以敌方的护航舰船和飞机损失微不足道。结果德国潜艇所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曾成功击沉潜艇的士兵、指挥官、水兵和飞行员。

在潜艇战役期间，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而新武器、战术和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水面海战中，舰队的最初力量和造船速度决定了战争的结局，而潜艇战则与其不同，必须经过严酷的交战才能决定战争的结果。

德国未能一以贯之地应用后勤战略。实践证明，这种战略不仅对英国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且可以建立起一条封锁线，有效地阻止美国支援欧洲盟军。与此相反，英国却熟练地应用了后勤封锁战略，只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未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德国占领了包括罗马尼亚油田在内的欧洲资源丰富的地区，由于可以依赖替代资源，所以尽管有海上封锁，仍能维持其战争努力。

但是在亚洲，后勤封锁战略取得了多重胜利。不仅美国潜艇打击日本商船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而且在战争临近结束，日本已经损失大批商船的情况下，美国对日本列岛建立起了一条相当有效的封锁线。这条封锁线如果实施全面封锁的话，将使日本的钢铁生产减少为涓涓细流，在农业不增产的情况下，日本的食物消耗量将减少到每人1200卡。对于一个岛国应用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后勤封锁战略，美国仍不满足，又使用空军进行战略轰炸，加强海上封锁。不过，尽管海军的后勤封锁和空军的战略轰炸都取得了成功，但美国也还是计划以入侵日本列岛的战斗战略夺取胜利。只是入侵战役尚未开始，日本就投降了。

第11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防力量的加强和技术变革

（1945-1985）

武器的发展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起，经历了一个新式武器和武器改良快速发展的时期，各国政府发起并慷慨地资助武器发展的系统研究。现在大多数的武器系统都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或期间的这些研究工作。比较成熟的武器系统变化较小，例如火炮、军舰和坦克虽然在性能上大幅提高，但并没有质的变化。但核动力潜艇是个例外，由于核动力发动机取代了内燃机发动机，改变了潜艇需要不断浮上水面来补充空气的情况。潜艇可以在水下全力前进，从而获得更高的速度。大量的水下试验使船舶建筑师们得以设计出能获得最高水下速度的潜艇。当然，由于核燃料可持续使用数年，也大大增加了其航程，核潜艇还可以为其船员携带足够多的氧气以增长潜航时间。早期的核潜艇已完成过在北极冰层下的巡航，显示了其卓越的性能。

火炮虽然变化不大，但也有所变化，不再使用马拉火炮，而开始使用自行火炮，军队改用更大口径的火炮，彻底放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野战炮。

战争后期，德国人和英国人开始使用喷气式发动机，使飞机的速度显着提高。在战争后期螺旋桨飞机的速度为450英里/小时，而喷气式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巡航速度就达到650英里/小时，许多战斗机的速度甚至可以两倍于此。飞机的体积开始变大，战斗机增大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轰炸机的大小差不多，轰炸机也相应增大。

除了潜艇性能的革命性变化外，上述变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与大多数其他武器系统相似，步兵武器的变化代表了早期变化的趋势。首先是寻求更高的射速，这是从前装枪就开始了的一个显着特征，在军队每个士兵都装备上小巧、轻便的机枪时达到了其顶峰。

但战后却成了导弹的时代，事实上导弹的发展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火箭最先在飞机上使用，以加强火炮的作用，德国人也研制出远程弹道导弹。到20世纪60年代，弹道导弹的精度得以提高，其射程也达到5000英里以上。这种导弹可以携带相当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原子弹的两倍威力的核弹头，并轻而易举地突破对空防御。这使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或其他国家拥有了难以防御的针对人口中心进行打击的进攻武器。这使原先的战略轰炸的概念发展到极限，它不仅可以彻底破坏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而且可以迫使其人民屈服。随后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精度，并使一枚导弹可以携带多颗打击不同目标的弹头。导弹精度已经达到战争计划者设想敌人可能发起导弹攻击前将其摧毁的水平。

小型导弹对传统的战斗样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对高空的飞机防御中，导弹取代火炮被用来对付高空飞行的目标。雷达利用同样的方法发现和跟踪敌机，以引导高射炮射击目标，但如果防御者使用导弹，只需向目标发射装有数百磅炸药的一枚导弹就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另外一部雷达控制着发射出去的导弹，从一台计算机中发出指令转动导弹上的方向舵，引导导弹拦截来袭飞机，当接近飞机时引爆导弹。任何喷气式飞机都不如这种火箭动力的导弹飞得更高更快。

有些导弹的制导系统将无线电波束瞄准目标，导弹沿波束飞行直到拦截到飞行中的飞机。其他导弹通过寻找热源制导，例如飞机的尾气。还有通过电视图像制导的导弹。一种导弹可能轮流使用多种制导系统，例如，开始接受无线方向制导指令，到足够近的距离上时使用热寻的制导。

插图11.2防空导弹

士兵之间可以使用导弹互相攻击，飞机也可以使用它们攻击地面目标。这些在防空和空战中特别有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机枪和火炮难以达到的距离上，可以使用这些导弹交战。军舰之间也可以使用导弹作战，这些导弹在雷达上几乎是看不见的，并且由于其只在高于海平面数英尺的高度上飞行，所以难以将其击落。飞机也可以使用此类导弹攻击军舰。

导弹对飞机的改变不大，但导弹和航空母舰的共同作用对军舰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设想未来海战将在更远的距离上使用飞机和导弹进行，使得火炮不再是军舰的基本军备，军舰也不再为防御炮火而使用装甲。军舰变成了没有装甲的船舶，上面载有大量防空武器，也经常装载反潜武器，同时还装备大量的电子设备以发现敌人和为导弹制导。以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流行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军舰过于脆弱，必须更多地依靠使用导弹及其探测和制导装置所进行的积极防御，而不是依靠传统的厚装甲、防护甲板和结实的构造而形成的消极防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爆发的有限规模的海战证实了这种脆弱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场上称霸的航空母舰，仍然是美国海军的核心战舰，但没有其他国家在这种海战中向美国提出挑战。其他国家几乎全部依赖导弹进攻和对导弹与飞机的防御。

空军仍然依靠炸弹，其中有些已成为制导炸弹。但与军舰不同的是，机身较大、坚固的喷气式飞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飞机相比有更强的抵抗力。

尽管在陆战中大量采用高级电子侦察设备和有着复杂制导系统的导弹，但陆战的变化很小。事实上，导弹加强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的趋势，即提高步兵对付机械化武器系统的能力。改进的反坦克火箭和无后坐力炮，提高了步兵的反坦克能力。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使用一种有线制导的导弹，在导弹飞向目标时通过其后拖曳的导线传递指令。这种显然十分原始的办法确保了操纵手在导弹飞向运动着的目标的过程中保持不间断的控制。携带有定向能装药的这种有线制导的导弹，在大于一英里的范围内是对付坦克的有效武器。小型号的反坦克武器是便携式的。

步兵也开始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这种导弹可以在士兵的肩上发射。热寻的制导系统可以引导火箭推动的小型导弹跟踪来袭飞机的尾气。这样步兵就拥有了一种有价值的保护自己免受低空袭击的手段，其作用类似于十字军中的十字弩兵防御敌人轻骑兵时所起的作用。

为步兵提供经济、轻便的武器，使步兵起到了古代轻步兵和重步兵所起的作用，但它并没有引起对步兵作用的重新重视。尽管便携式热寻的导弹的性能优越，但雷达引导的武器系统，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十分有效的小型火炮，仍然需要对空防御。并且由于坦克在反坦克作战中的有效性的不断提高，加之坦克可以执行多种任务，使军人更宠爱坦克。正如在克雷西战役中，英国下马骑士抵抗住了法国重骑兵的进攻，处于防御部署的坦克比进攻中处于运动状态的坦克更具优越性。在14世纪英国人如果像威尔士长矛兵那样骑上便宜的马匹作战，他们可以获得和威尔士人一样的战略机动性。但和对抗法国骑兵相比，可能需要更多的长矛兵而不是下马骑士，由于长矛兵缺乏像骑兵一样作战的能力。因此，正如几个世纪以前的英国那样，军队出于类似今日对坦克的依赖，努力谋求使所有部队都骑兵化、机械化。

事实上，在北非沙漠的战争预示了未来，欧洲军队越来越和拜占庭花费巨大的使用弓箭的装甲骑兵一样。军队中大部分的士兵开始依赖飞机、坦克和自动火炮作战。军队还大量使用履带装甲输送车运载士兵，这些车辆不仅可以作战，而且起到威尔士长矛兵所使用的马匹的作用。和拜占庭的重装骑兵相同，欧洲军队的坦克可以高速冲锋，或像下马骑兵防御敌人重装骑兵一样防御敌人坦克的冲锋。坦克上安装的防空武器与拜占庭的重装骑兵携带的弓箭相似，自动防空火炮也伴随坦克行动。军队仍然保留着步兵，但他们通常是车载步兵，乘坐装备有轻型武器的装甲履带输送车，这种车辆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输送装甲步兵师的半履带车辆演变而来的。乘车步兵下车后，可以使用其反坦克火箭筒、机枪、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去攻击或防御敌人的步兵，或保护他们自己，或与敌人的坦克和其他车辆作战，这是一种19世纪的战斗和1945年以来的机械化战争的混合作战样式。

然而，在步兵打飞机和反坦克的战斗中主要使用导弹，及在飞机空战中使用导弹，改变了西方战争长期以来的传统模式。几个世纪以来，士兵们对火力强度比其精度更为重视，而且给所有士兵都装备自动火器加强了这一趋势。但是，导弹制导更重要的是精度而不是射速，导弹弹药的昂贵费用也妨碍了提高火力强度。

各国军队都下大力研制新武器和改进现有武器系统，致力于提高武器的精度和采用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它们似乎认为是武器的质量和先进程度决定了战斗的结局。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小规模的冲突表明，领导、训练以及在作战中获得的技能，像过去一样对取得胜利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虽然武器自动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对熟练掌握这些武器所必须的手工技巧，但上述因素仍然十分重要。例如，士兵们不再需要使用长弓时所必须的力量和技能，使用前膛枪时需要长期练习才能获得的重新装填弹药的技巧，使用步枪时熟练地拉动枪机和迅速瞄准目标的能力，现在的自动枪手只需对准目标扣动扳机，把空弹匣换成装满子弹的实弹匣即可。

但是新式武器要求有更高水平的后勤保障能力。一些复杂的武器系统，特别是电子制导和侦察设备，要求必须有专业知识的修理工维护其正常工作。另外，尽管注意对这些设备的维护，一些新式的没有经过长期使用检验的设备是不可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军队又回到了火绳枪时代，当时火绳枪手扣动扳机时只有一半的武器开火。但和火绳枪不同的是，现代武器达不到其设计性能难以正常地工作，迫使军队必须配备合格的修理工。

装备有直升机的军队相当于有了自己的轻骑兵。由于直升机可以垂直起降，并能在空中悬停，它完全重现了历史上轻骑兵的所有功能。装备有机枪和导弹的直升机对付敌人步兵十分有效，如果携带上有线制导反坦克导弹，它即成为坦克的克星。直升机还可以输送十几名甚至更多的士兵。但低速飞行的直升机容易受到防空火力的攻击，其脆弱性就像古代轻骑兵容易受到轻步兵的打击一样，所以直升机很少被用于攻击装备有防空火力的部队。但直升机具有很大的后勤价值，它可以迅速地机动，可以克服复杂地形和飞渡江河水面，可以飞越敌人没有防空武器防御的地区深入敌人后方。

插图11.3直升机

完全机械化的军队

许多军队还拥有了可以使用地面炮兵发射的战术核武器。一枚炮弹就可以产生的巨大的能量，它带来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特别是核爆炸还不可避免地造成放射性污染。一枚核炮弹或核炸弹就可以形成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集中炮兵齐射的同样效果。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如此集中炮兵火力的方法对进攻至关重要，无疑地战术核武器使进攻方有了突然袭击的机会，因为它可以不使用集中的炮兵，而炮兵的集中行动是难以保密的。

但由于进攻行动通常需要集中兵力，这样防御方则由于使用新武器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它可以迅速地向敌人的集结地使用一枚核武器。这种防御甚至不会引起注意，它不需要针对敌人进攻的集结行动采取反措施。由于在19世纪和20世纪里增强火力总是相对地增强防御的力量，因此可以逻辑地认为核武器的运用会产生同样的后果。

但欧洲军队通常在防御中并不计划使用战术核武器。因为担心对核武器的战术使用会导致对核武器的战略运用，其结果是造成众多城市的毁灭和数以百万计的平民的伤亡，战争计划也就失去了其意义。

然而，上述这种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促使军队全部机械化。部队机动性的提高使得它可以更容易地通过疏散保证安全，机械化部队能够以比步兵部队快得多的速度重新集结。坦克和装甲输送车可以保护部队免受核爆炸的危害，也使得这些武器系统更具有吸引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一代乘车作战的军队将坦克放在了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世纪之前军队对重骑兵的依赖。今天的机械化军队继承的是十字军和拜占庭的传统，而不是土耳其轻骑兵的模式，部分原因是费用比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装甲重骑兵的人员装备和战马的花费要比一位轻骑兵和其较为便宜的马匹的花费大得多。但到20世纪60年代，一架战斗轰炸机的费用大约是一辆坦克的10倍，而且对飞行员的技能、后勤和维护设施的要求高得多。相当于古代重骑兵作用的坦克反而比相当于古代轻骑兵的飞机的价钱便宜的多，尽管有更加安全的具有抗战术核武器性能的飞机出现，但坦克还是得到了大大的发展。

现代机械化军队拥有许多昂贵的战斗轰炸机，大量的高技术坦克、自行火炮和装甲输送车，但人员却远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国家军队的水平。大量的电子侦察和制导系统以及昂贵的弹药的费用，加剧了这些军队资本密集型的特征，数百万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不再像在1914年至1939年期间那样起生死攸关的关键作用了。这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对其经济现实做出的合理的反映。由于军队大量使用文职人员，其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使这些资本密集型军队更为敏感。然而在一些地区，欧洲国家不愿意为防御投资。从有城堡和用围墙围起来的城市就开始了的西欧永久性要塞的重要传统，在德国和法国的防御计划中被抛弃了。即使是令人生畏的马其诺地下堡垒防线也无声无息地被废弃，尽管它可以防御核爆炸及其辐射。

1973年的以色列-埃及战争

欧洲和美国的机械化战争方式和最新的以导弹技术为特征的武器系统在中东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战争中得到了几次检验。它不仅证明了新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同时也证明现代技术并不降低技能和作战经验的作用。有一种倾向认为技术水平可以决定战争的结局，以色列军队的轻易取胜驳斥了这种想法。

在一次战役中，由于双方势均力敌，任何一方都没有战术技能上的明显优势，这就给武器性能和军事理论的不同特点提供了其展示的机会。到1973年中东战争中敌对的各方军队都有充足的现代化武器供应，以及现代化的军事理论、军事训练和作战经验以很好地利用它们。俄国人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了大部分的武器，而以色列军备中的绝大部分由美国人提供，许多国家中还有一些英国和法国的武器。各国军队武器的种类不尽相同，但基本特性没有本质的区别。美国的坦克和俄国的相比体积大、装甲厚，但火炮较小。

以色列西邻埃及，东与叙利亚和约旦接壤，处于其中央位置。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仔细地协调他们出其不意的进攻行动，同时开始敌对行动以削弱以色列内线作战的优势。他们成功地达成了战术突然性，但由于其战略态势和明显的进攻目标，没有达成战略上的突然性。

埃及和以色列军队的对抗展示了战争的两个方面，使用新式武器所造成的战争形态的变化，和战术及战略在所有时代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的持续性。虽然双方军队都有大量的坦克，并且有装甲师，但和1940年法国的做法一样，这些坦克被分散到它们所有的陆军师。但所有的师都实现了摩托化输送，许多士兵乘坐有薄装甲的履带输送车作战。

苏伊士运河，其最窄处约有200码，将埃及军队和以色列军队隔开。双方军队都沿运河修筑工事，运河两岸筑起的泥土防护堤至少有50英尺高。堤坝类似古代的堡垒，对士兵和车辆起到障碍物的作用，也保护着它后面的道路、炮兵指挥所或支撑点。使用炮火很难破坏堤坝。但为防守运河防线，以色列主要依靠部署在堤坝后面的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以色列的道路网可以使其军队方便地侧向移动和集结，但除此之外运河附近荒无树木的地区履带车辆甚至轮式车辆都可以通行。

1973年10月6日下午，埃及和叙利亚在没有预备队的情况下开始向以色列军队发起进攻。按照精心安排的作战计划，在一位优秀的参谋人员的带领下，8，000名埃及步兵使用小船在50英里的正面上渡过了运河，只避开了北部的沼泽地区和南部的湖区。埃及士兵在4，000门火炮的支援下，其中包括坦克上的火炮，在发起进攻的第一分钟内发射了1万发炮弹。士兵们使用云梯爬上以色列一边河岸的堤坝，向前推进了半英里多。每个士兵推一辆小车，装着他的枪支和主要的武器装备。有些士兵携带着有线制导的反坦克导弹，其射程远达1，100码，其他士兵携带反坦克火箭筒，其最大射程为200码。如果敌坦克和导弹距离过近，则进入了火箭筒的有效距离。这种防御系统与瑞士方阵十分相似，其方阵外围是长矛投掷手，内层是长枪兵，与冲过长矛防线的敌骑兵搏斗。

另外，许多埃及步兵携带着热寻的防空导弹，它可以有效地对付低空飞行的敌机。为防御高空敌机，埃及人使用沿其运河一线部署的雷达控制的远程防空导弹，只要步兵离运河不远，就可很容易地得到保护。

轻便的反坦克和防空武器的发展，使步兵又恢复了几个世纪以前的作用。像长矛兵可以抵御重骑兵，十字弩手能够给骑马的弓箭兵以重大打击一样，埃及人在部署在运河东侧固定阵地上的防空导弹的掩护下，抵抗住了以色列人，他们就像古代的帕提亚人和蒙古人一样，适于机械化作战。因为战斗已经扩展到了三维，埃及不必采用复杂的队形，携带防空导弹的士兵紧随在携带反坦克武器的士兵其后行动。

在运河的对岸，当埃及人稳步地加强了其军队力量的同时，以色列最好的空军开始发动攻击，但在埃及的对空防御的打击下损失了半数的飞机。士兵们携带的防空导弹的精确度很高，但经常不能击落敌机，因为它的小弹头在喷气机的高温尾气中就爆炸了。但这种爆炸仍对飞机造成破坏，考虑到这两种武器系统的费用，步兵携带的小型导弹和飞行员驾驶的昂贵的飞机，对飞机的破坏确定是战术上的重大胜利。在一次攻击中，以色列的飞机的80%被击中。当埃及军队的自行4管23毫米雷达控制的自动高射炮渡过运河后，埃及人形成了完整的防空体系，使以色列空军不敢攻击运河东岸的埃及军队。

以色列的装甲部队在向埃及步兵反击时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训练有素和充满自信的埃及士兵在当天下午抵抗了少量以色列坦克的反击，这些坦克全部被毁。同时，埃及为其步兵加强了无后坐力炮和85毫米、100毫米反坦克炮。埃及人还有小型的轻型装甲车，上面载有反坦克导弹，有些装有一门小型反坦克炮。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以色列重型坦克进行了反击，他们发起反击不久就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在10分钟内以色列人损失了90%的坦克。进攻的装甲师损失了其2/3的力量。

第二天，即10月8日，以色列增援了3个师，组织了又一次反攻，过分自信和由于埃及防空体系限制了以色列空军的活动造成的情报缺乏又将以色列引入歧途，以色列军队在只有4门大炮的支援下，发起了使用力量不当和目标不清的反击。实际上只有一个师参加了反攻，它损失了其一半的坦克。在这些局部反攻中，以色列损失了250辆坦克。在此之后，以色列开始与埃及军队保持距离，继续进行防御。

但埃及军队并没有充分利用其胜利态势，相反他们却停留在运河附近，架设桥梁，将800辆坦克和9个师的部队渡过运河，小心地加强其桥头堡阵地，尽管他们拥有巨大的优势，他们基本上采取了防御态势，因为他们已经取得了胜利，并夺回了土地，达成了战役的政治目的。他们已经证明了其防御能力，不愿意继续向前推进与以色列人进行机械化交战，这种交战对后者是极其有利的。

在埃及人加强其运河东岸的力量的同时，他们也试图打退以色列后续部队的反击，埃及人向运河东岸派遣了一支轻型两栖坦克部队去封闭以军通道。但以色列坦克先于埃及人到达阵地，并很容易地将脆弱的埃及坦克打败。30架埃及直升机，每架载有25名士兵，机降到运河东岸。他们装备着反坦克火箭筒，封锁了主要道路以迟滞以军的增援。但埃军这支小部队只能在短时间里迟滞以军强大的坦克部队。

直升机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只是在后来增援阻击部队时被以军击落了一些。这些直升机的损失也证明，如果敌方具有完善的防空体系，直升机是很脆弱的。预见到这一点，双方都将其对直升机运用限制在后勤方面。

埃及人对于防御需要必要的支援的认识，来源于一支攻入了以色列的纵深地区的埃军部队的作战经验。这支由3个营大约200辆车辆组成的部队，包括坦克、汽车和步兵装甲输送车在内，从运河向前推进了10英里，遭到了以色列的空中打击，以及以军1个步兵营和20辆坦克的阻击。在埃及人撤回运河之前，他们损失了半数的车辆。

但被以色列发起的成功的进攻击退的叙利亚人，迫使埃及人放弃防御，于10月14日对以色列发起进攻。在埃及雷达制导防空导弹渡过运河和步兵与坦克得到加强后，埃及全线发起进攻，但事实证明埃及的进攻比武装游行强不了多少。由于没有集中起力量，在各处遭遇到大致相等的以色列军队的抵抗。埃及的进攻也证明了坦克在防御中的作用。

以色列坦克进入了其预设的防御阵地，阵地中有一些提前挖好的防御工事，以军的坦克只有炮塔和火炮暴露在外，和进攻中的全部暴露在外的脆弱的埃及坦克相比，以军占据了优势。以军坦克通过从提前选择好的受到保护的阵地之间进行转移的办法避免了埃及榴弹炮和炮兵火力的打击。以色列坦克还对前进中的埃及坦克侧翼进行反攻，以军士兵显示了其在机动和使用坦克火炮射击方面的压倒性战术技能优势。在这一天不成功的进攻中，埃及军队损失了其1000辆坦克中的260辆，以色列的损失少于埃军损失的1/4，而且损失的大多数坦克很快就被修复。

机枪被证明在对付携带有线制导的导弹的埃及步兵时非常有效。机枪火力压制得埃及携带导弹的步兵难以移动，要抬起头操纵导弹瞄准目标就更难了。以色列的地面炮兵在埃军薄装甲的导弹车辆面前同样显示了它的威力。

第二天，虽然埃及的有些部队仍有进展，但几乎所有部队都退回了其出发阵地。以色列空军已经攻击了过分突出的埃军部队，迫使埃军撤退。埃及指挥部遵循古老的拜占庭原则不把其重骑兵和轻骑兵分开。进攻目标有限，并且没有集中兵力也是埃军这样做的理由之一。只有一部分埃及部队在作战，撤退的埃军和先前抵抗以军反攻的数量相当。一个像埃军总司令伊斯梅尔将军那样聪明正统的统帅，在指挥进攻时，很难接受达不到他预期的结果，于是限制部队的进攻，以免使部队一无所获且遭受伤亡。以色列军队也没有试图追击，而是小心地避开埃军难以对付的反坦克和防空部队。

作战略图11.1以色列的反攻和迂回行动

以军制定了反攻计划，突破口选在他们发现的埃军运河东侧防线的一个缺口处。埃军这一弱点位于大苦湖以北，恰好是以军原先计划的渡河地点。这里的运河堤坝不太坚固，在此附近还藏有架桥设备和设计好的通往渡河地点的道路。以军集结兵力出其不意地到达运河东岸的这一点，埃军完全无法采取措施阻止他们。在随后几天，埃军使用其强大的步兵和坦克部队在大苦湖以北向以军发动反攻，以军则向北进攻以保护其侧翼和扫清通向运河堤坝的通道。许多激烈的战斗发生在被称为是中国农场的地方。以军向北攻击也给埃军造成了以军要在运河东侧向北发展进攻，威胁埃及担负运河东岸自湖区至运河北部沼泽地区防御任务的第二集团军侧翼的错觉。

这个迷惑行动很奏效，甚至在运河西侧发现以军后，埃及指挥部还不相信以军渡河的可能性。以色列为避免其军队被发现，将渡过河的步兵全部隐藏在运河西侧的灌木丛中，坦克隐藏在他们占领的飞机库中。以军没能像事先设想的那样快速架好浮桥，这也使埃及人无法判断以军的真正意图。埃军知道只依靠在运河中摆渡是无法在运河以西支持一支大部队的。

以色列的进攻对埃及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埃及军队为实施其为时一天的流产的进攻行动，他们保留在运河西岸的强大的装甲预备队已受到严重消耗。当以色列军队继续向北推进攻击运河东岸的埃及军队时，使埃及人继续迷惑不解。以军扩大了其通往桥头阵地的走廊，并为建造预制桥扫清了道路。河西的以色列小部队进攻了埃军部署在那里的没有保护的防空导弹阵地，破坏了3个防空阵地，并迫使另一个仓促转移。这样，这些对空军致命的武器而对坦克和其他地面部队毫无抵抗力的防空导弹的被歼，为随后以色列使用空军作好了准备。为此目的，以军将一个装备175毫米远程火炮的炮兵连渡过运河，向附近的埃及导弹阵地开火，造成了一些破坏并迫使埃军转移阵地。

以色列在渡河点集中了3个师的兵力，决定由其中的一个师防守渡口，其余两个师对埃及第3集团军实施迂回包围。埃及第3集团军的大部分部队部署在运河东岸湖区以南地区。10月17日夜，以军在运河上架桥完毕，迂回部队从桥上顺利通过运河，准备在第二天实施决定性的战略迂回。这种形势与1940年5月德国人渡过默兹河的情形一样。埃及最高指挥部和法国一样，将注意力放在错误的威胁上——以军在运河东侧向北的推进就像1940年德国向比利时推进时迷惑了乔治和甘末林将军一样。但在1973年的埃及军队已经全部机械化，不像乔治和甘末林将军那样面对的敌人在战略机动性上优于自己。

10月18日，上述以色列师开始向西前进，遭到部署在防御掩体中的埃及坦克和反坦克导弹的顽强抵抗。以军努力向前推进以便获得足够的安全距离在第二天向南发展进攻。以军又破坏了3处导弹基地，并击退了埃及空军对桥梁的轰炸，其中包括一次直升机轰炸，以军击落了5架直升机。这时，伊斯梅尔将军了解到以军桥梁的存在，派遣他的参谋长到前线调查。在10月18日，参谋长视察了前沿，对以军的威胁做出了悲观的判断。

10月19日，以军先头师向南推进了6英里，在遇到埃及人的强大抵抗后停了下来。埃军参谋长报告了以军的严重威胁，他建议将所有部队撤往运河以西。伊斯梅尔将军拒绝了这一建议，命令他的两个军将以军击退或至少阻止住以军的前进。然而，他既没有建立独立的指挥所协调运河西岸部队的战斗，也没有发布命令将其部队集中起来。

第二天，以军先头师绕过了前一天阻止其前进的支撑点，向南推进了15英里。由于埃军为避免被推进中的以军所伤，撤走了其大多数在西岸部署的防空导弹，但仍保留了大量对付低空飞行的飞机的步兵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所以这一天以空军能够很容易地支援部队前进。

在10月21日以军向南推进途中，遇到了埃军一个装甲师2/3兵力的阻击，但阻击阵地仅数英里宽。紧跟在后面的第二个以军师粉碎了埃军的抵抗，先头师遵照渗透战术的原则，绕过埃军阵地继续向南推进。第二天，虽然埃军仍然顽强抵抗，以军也只攻克了部分埃军防御阵地，但先头师还是到达了小湖的西岸，这里距离运河南出口仅10英里。

10月23日，以军先头师在得到来自叙利亚战线的步兵师的加强后，向苏伊士湾的海岸挺进，后续师的一些部队向南部更西的方向上前进。这样，以军在埃及第三集团军的后方形成了内、外两层包围圈，防守着运河西岸的苏伊士城和东岸的桥头阵地的水。以军包围了埃及两个步兵师和其余两个师的部分部队，总共约4万人。在这次战役最后的决定性的一天，双方同意停火，但由于以军采取绕过埃军支撑点的战术，双方部队混杂在一起，停火难以生效。

在6天的时间里，以色列军队推进了50多英里，完成了对埃及军队的迂回包围。以军两个师克服了对方至少同样多的部队的连续抵抗，其中包括埃军有坦克部队的两个师。以军的胜利不仅在于其久经考验的战术技能，而且在于它得到压倒性优势的空军的支援，而他们敌人的兵力却没有集中起来并且组织混乱，只能仓促组织防御，而且埃及西岸军队中的反坦克导弹部队又被派往东岸。

以色列人胜利了，像1940年德国军队取得的胜利一样，但与德国人在1940年的情况相比，以色列人面临更加困难的任务。苏伊士城和运河保护着埃及第三集团军的后方，第三集团军和它完善的防御体系保护着它的东部前线。第三集团军还拥有充足的粮食和弹药供给，和1940年在比利时的盟军所处的困难境地大不相同。不像在比利时的盟军部队在后方受到威胁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迫撤退，埃及第三集团军由于成功地进行了渡河作战和打退了以军的反攻而士气高涨，他们在精神上、物质上都能坚持作战。

由于以军迂回部队和埃及第三集团军都有充足的补给，战场情况更像是围攻而不像迂回行动。在运河西岸控制埃及第三集团军退路的以军两个师面对着埃军的5个师的救援部队。但停火生效，避免了大规模的攻城战和迂回部队与救援部队之间的大战。

新老战术的混合

以军借助表面上在运河东岸向埃及第二集团军南部侧翼进攻的迷惑行动，达成了战略上的突然性。以军正确地实行了吉贝尔的进攻原则：分散敌人以诱使其形成弱点，集中兵力充分利用其弱点。因此，以军在与强大的、领导有方的和人数多于自己的军队的作战中取得了胜利。但在埃及军队指挥官精心计划、坚韧不拔和沉着冷静的指挥面前，以军的成功来之不易，也降低了迂回包围行动的效果。正如恺撒在伊莱尔达战役的胜利，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一起对战争结果产生影响，如马伦戈失败并没有使他们丧失抵抗的力量。

埃及人的战术表现的是对完全复兴的过去步兵武器系统运用的充分掌握。像17世纪的将军们那样，他们在保证侧翼安全的情况下对使用长矛和火枪进行防御充满信心，埃及同样选择了水障保护其侧后。埃及利用反坦克和防空导弹武装起来的步兵，也证明了他们对于防御的传统信念：步兵只要有合适的武器就可以对付其骑马或乘车的对手。另外，埃及人还使用坦克加强其步兵的防御。这些被部署在掩体内只将炮塔暴露在外又有良好的射界的坦克起到的是古代马下骑兵的作用，同时坦克又可以用来进行局部的乘车反冲击。埃及步兵完善的战术编组、畅通的无线电联系和纵深防御部署保护了埃及军队，没有像古代战争中骑兵冲入步兵方阵后所造成的被长矛兵队形瓦解而带来的损失。

苏伊士运河保护了埃及军队的翼侧，虽然表面上看并非如此，因为埃军战线的北部翼侧是沼泽地，南部翼侧是苏伊士湾。但如果以军进攻埃及军队的正面，进攻者面对的将是运河，而没有机会突破埃军防线并随后进攻其后方的任何一翼。但这道屏障没能完全保护埃及，部分原因是以色列在战前准备了渡河点，包括预先在渡河点附近存放了架桥材料。

以色列的防御战术，主要依靠的是骑兵下马作战的老概念，并充分利用空间纵深进行防御。以军掩体内的坦克可以使用其火炮有效地打击埃军进攻中的坦克，并能利用坦克自身的机动性对埃及攻击部队的脆弱翼侧进行反击。但埃及人能够利用步兵攻击坦克。由于导弹精确度高，埃及导弹操纵手能够控制导弹直接命中以军坦克的炮塔，这使埃军拥有了一定的战术优势。

由于反坦克导弹操纵手的脆弱性，以色列的机枪阻止了埃及反坦克导弹充分发挥作用。这种对小兵器火力的运用，和地面炮兵一起构成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单一的轻步兵武器系统战争的样式，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以4种传统的武器系统为基础的战争样式相混合。

以色列炮兵对埃及防空导弹所取得的成功表明，19世纪末的战争手段对防空武器和对反坦克武器一样都形成威胁。在对付固定部署的防空导弹和士兵携带的单兵防空导弹时，步枪和机枪火力对使用这些武器的人员具有灾难性的影响。新型的防空轻步兵和携带反坦克炮及导弹的重步兵一样，需要得到保护以免受到明显过时了的携带普通轻兵器的轻步兵的伤害。最有效的保护方法恐怕是给防空和反坦克步兵配署19世纪式的使用机枪和火炮的步兵。这样，将老式战术与新式战术混合使用，利用编组中配备步枪和机枪的步兵来对付敌人同样装备的步兵，从而使防空和反坦克武器也得到保护。

由于坦克、飞机、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在战争中的运用，传统的武器系统之间的关系恢复了。图解11.1中a代表箭头方向上的进攻能力，d代表箭头方向上的防御能力。

但在1918年以前60年，战争里占统治地位的步兵和炮兵也可以用此图解来表示。但现在通常意义上的炮兵只有榴弹炮，步兵则装备有无后坐力炮、机枪和轻型迫击炮。为简便起见，新的图解没有标出反坦克能力。图解11.2是过渡性的，只为了说明增加步兵和炮兵后的作用过程。为了在图解上留出位置，图解11.2没有标明坦克对防空武器的进攻关系，也没有标明飞机攻击反坦克武器的能力。

图解11.220世纪30年代武器系统的能力

在新的图解11.3中，加上了步兵和炮兵，以及其和更现代化的武器系统之间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步兵在坦克和飞机面前是不堪一击的，但他们可以用来攻击反坦克和防空武器。如果防空武器是自行式的，老式的步兵只能在防御中对付它们，因为除非防空武器停下来或正在与飞机作战，老式步兵不可能追上和进攻它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步兵的角度来看，装甲输送车上的防空武器和车载的反坦克炮，与坦克相比并没有实质的区别。

图解11.3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步兵和炮兵与20世纪30年代武器系统之间的关系

因此，除有些地形只能运用新式武器外，新式武器和老式武器的混合运用，提供给指挥官更多的手段，因而也带来更复杂的问题。武器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武器系统互相支援的问题，也使进攻行动复杂化，要求在组织进攻时要充分利用对手综合武器系统的薄弱环节。

1945年后发生在西方世界之外的战争，有些西方大国也参加了。美国参加的朝鲜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类似。英国在马来亚和法国与其后的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以及其他的许多战争，是和实行袭击战略的游击战相对抗，而不是参与像阿以战争那样的连续进行的正规战。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的欧洲战争大多是正规战。在这些战争和其他冲突中，地形因素限制了使用新式的机械化武器系统，所以这些战争中的作战行动和更遥远的过去的战争很相似。

第12章 连续性和变化

本章是对西方世界战争主题的一个概括，主要研究军事行动的本质，并解释为什么战争经常成为持久战，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有许多因素影响着一场会战、战役或一系列战役的结果，这些因素中并不都能促成战争的迅速结束。并且即使是最聪明的指挥官也会犯错误，也难以完全认识清楚他们的处境。指挥中的人为因素和本章中忽略的其他战争行为妨碍着在战争初期就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些因素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阻力。如果战争达不成明显的政治目的，战争自身内在特性经常对交战国的政治耐心提出严峻的考验，使交战国的经济资源和士气受到严重消耗。交战国经常认识不到是军事因素妨碍了取得胜利，而通常过高地估计非军事因素的影响。下面的总结有助于理解许多军事因素如何延长了很多冲突的持续时间。

在本章的总结中，首先像以上篇章一样阐明陆战、海战和空战的战略区分。由于本书主要研究陆上战争，本章集中研究这种最常见的战争中的战术、后勤和战略问题，这些和第一章的编写结构完全相同。每一部分的开头都是历史回顾和对主要问题的总结。

海战和空战

历史总结

尽管海战是受火药影响最早和最深刻的一个战争领域，但和陆战相比其变化不大。在陆战中，火炮的发明只迫使筑城方式发生改变，手枪也只是代替了弓箭而已；但在海战中火药引发了一场革命。在16世纪火炮开始代替士兵的接舷格斗和金属撞角船之间的撞击战。到那个世纪末，海战已完全成为火炮之间的炮击战；装备有大量的重型火炮的庞大的木制军舰成为海军的主力战舰。

军舰作战的队形也由金属撞角船时期的并肩横队作战，变成便于使用舷炮后的艏艉相接的横队队形。随着在战争中海军战术的不断提高，舰队司令们学会了集中兵力攻击敌人队形中的一个较小的部分。战斗在近距离上进行，数量优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军舰交战时所有的军舰都能向敌人开火。例如在尼罗海战中，纳尔逊集中两艘军舰攻击法国军舰队中的首舰，以确保英国可以迅速地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但火药的运用只影响到战术的变化。对更好的航海性能和导航性能的舰船的依赖引发了海军后勤的革命。虽然这种变化使封锁更加容易，但海军战略并没有改变。海军实力强大的一方仍然实行持久战略，对敌方进行封锁以断绝其贸易和确保己方海上运输部队的安全；实力较弱的一方只能依赖袭击战略，通过派遣小型快船袭扰占优势一方的商业。海军继续担负保卫海上交通线和破坏敌人交通线的任务，继续执行远征任务，这些典型的作战行动早在波斯与希腊的战争中就已经有了。马拉松战役表明了拥有制海权的一方的军队所拥有的巨大战略优势，该方的指挥官可以集中所有兵力对付敌人的弱点，而不必担心海上实力较弱的一方会进攻他。

19世纪铁壳蒸汽船和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的火炮的运用，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海军战术和战略。但由采用蒸汽机而引起的军舰速度的提高和对军舰机动的依赖性的加强，以及由于使用无线电通信引起的集中兵力速度的提高，增大了兵力和空间的比率，它对强大的一方更加有利。另一方面，由于蒸汽机对煤炭和燃料油的依赖，需要不断地返回装添燃料，难以远离基地行动，又降低了兵力空间比。

蒸汽机、钢铁和无线电时期的海军也对力量较弱的国家实行袭击战略对付强大的一方的商业航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线电给针对商船的袭扰行动造成了困难，因为当袭击发生时，商船可以通过无线电立即报告。蒸汽船对燃料的依赖也进一步限制袭击者的活动，削弱了它的力量。另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从邻近的基地出发所进行的远距离封锁样式，也打击了商船袭击者的行动，因为采用了无线电和蒸汽机不依赖风向的特点，封锁方可以迅速出动兵力拦截任何出海的袭击船。由于船体越来越大，许多浅湾难以再被当作袭击者的基地，再加上蒸汽船的费用越来越大，将私掠船从袭击者的队伍中排挤了出去。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对敌人的商业进行袭击，这样保护商船免遭袭击者破坏的任务也就大大简化了。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潜艇利用海下作为其暂时隐蔽和作战的空间，再次使袭击战略复兴，而这一时期海军的基本的后勤战略意义重大，因为战争已经高度依赖于工业产品和关键性的海外补给品。在德国人对付英国的海上运输上，潜艇的袭击战略一直很成功，直到英国采取在战略上集中使用护航兵力，在战术上使用声纳和深水炸弹才打败了袭击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袭击者由于基本上相同的原因再次在战略上失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飞机所起的远距离火炮的作用影响着海军战术，使脆弱的航空母舰在地中海和大西洋具有了和战列舰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在太平洋航空母舰的地位超过了战列舰。由于陆基飞机的航程远超过岸防炮的射程，如果没有来自航母或邻近陆上基地飞机的空中优势，舰队就不可能在敌对的海岸外作稍长时间的游弋。无论是以陆地还是以海上为基地的飞机，像有无线电装备的蒸汽船一样，进一步增大了兵力空间比，虽然军舰的数量减少了，但至少和帆船海军的时期相比如此。不列颠之战提供了一个证明陆基飞机能够控制英吉利海峡的机会，但英国空军的规模和效率都很高使得陆基空军和海基空军对抗的可能性没有机会成为现实。

飞机还被证明是对付商业运输的有价值的袭击者，德国在战争中曾试图利用飞机断绝大英帝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海上交通线。然而，由于飞机的高速度也使它们在对付商业袭击者潜艇方面极具价值。

便宜的小型飞机在对付浮在水面上的潜艇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有效性，这使人们想起马上弓箭手对身披令人生畏的装甲的拜占庭骑兵和十字军重骑兵所形成的巨大威胁。虽然飞机速度快和难以命中，但浮在水面的潜艇速度慢、防护火力差、十分脆弱，飞机对潜艇构成了严重威胁。只要潜艇必须浮到水面上，它在遇到具有先进的武器系统和高速度的袭击者时都会处于不利地位。

这些因素都没有改变海军战略，强大的海军国家继续奉行持续后勤战略进行封锁，而由于有了飞机和潜艇，弱小的海军国家能够继续执行袭击后勤战略。同样，拥有制海权的国家可以利用海洋运输补给和运送部队，正如英美在诺曼底登陆所表明的那样，拥有制海权的一方具有极大的优势，这一点早在马拉松战役中已经得到证明。英国也对德国控制的海岸实施袭击战，例如1942年对法国海岸迪耶普的袭击，以引起德国人对海岸安全的担心和迷惑他们。和法国在百年战争中的作法不同，德国没有计划从海上对英国海岸进行任何袭击，而是使用飞机和导弹轰炸进行报复。

飞机第一次用于军事目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的主要贡献是在连续的筑垒前线上的战斗中作为惟一的侦察手段。飞机也被用来袭击敌人交通线，但由于其载弹量有限和精确度差，限制了它在战略上的作用。飞机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战术成功是在巴勒斯坦，在那里十字军曾与穆斯林轻骑兵进行过可与此比拟的战斗。在1918年，英国飞机发现土耳其步兵正在行军，正如早年的土耳其马上弓箭手遇到在安纳托利亚行军中的十字军一样。英国的空中轻骑兵向行军中毫无还手之力的土耳其人射击轰炸，土耳其人和以前的十字军一样没有任何武器系统能够向这种高速机动的、致命的和够不着的袭击者还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国使经过改进的飞机与地面作战行动相结合，确立了飞机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轻骑兵的战术和战略作用。为扩大空军的作用，英美奉行一种代价高昂的后勤和政治战略，试图通过对工业和城市的轰炸打赢在欧洲的战争，但没有对战争的结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核弹与远程飞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相结合，使空军的战略轰炸及其后勤和政治目标的地位达到顶峰，但飞机所担负的任务及其性能基本没变。和对地面战争、海上战争一样，导弹也对空中战争产生影响，另外，在地面战争中也可以用飞机投掷战术核武器。在海战中，导弹取代了航空母舰上飞机的地位，这也许是因为导弹提供了一种不太昂贵的远射程火炮的作用，但其射程更远、精确度更大和其威力的不断扩大这一从16世纪就开始了的趋势还在继续发展。

海战特点概述

战略学的作者们经常将陆战和海战严格地区分开，有时还声称某种因素和其他因素相比起主导作用。但海战和陆战的相似性要比差异性多得多。在海战和陆战中都会运用袭击战略或持久战略以控制某一特定的地区。在海战中，基本的后勤目标就是战略目标，即剥夺敌人对海上交通线的运用和确保它们为己方军队所利用。控制了海洋就拥有了自由机动部队和补给陆地部队的能力。这样可以得到特别的利益，因为即使是在发生了后勤革命后的19世纪和20世纪，水上运输仍是最便宜的运输方式。另外，海军可以通过在敌人没有预见到的地点或战略要点实施登陆，以有效地和陆军协同作战。然而由于陆军的装备越来越多，使运输一支摩托化部队登陆所需要的船只数量巨大，相应地增加了运输部队进行海外远征任务的复杂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证明了海上力量所提供的机动性对陆上战争产生的传统的战略影响。当1944年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军队在法国登陆时，再次表明海洋对于强大的海军国家来说就像是高速公路；但1940年的情况也表明，海洋对于海军弱国则是无法逾越的天堑。在1944年，如果德国控制了海洋，就像雅典人在击败波斯舰队之后的情况一样，蒙哥马利的部队会比波斯人丢掉制海权所进行的撤退更快更彻底。在为了对付北欧海盗而建立海军的过程中，英国人的经历证实了争夺制海权对于陆上作战行动的价值。历史上有许多利用低成本的海上运输所达成的机动性的例子，例如，英国曾从海上运兵到伊比利亚半岛与拿破仑作战，在失败后又从海上将其撤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战场，北上对付德军的盟军在试图进行迂回机动时，总是把陆上机动和海上机动密切配合。但德军集中兵力阻止盟军在安齐奥登陆，德军保护了自己的交通线并将登陆部队包围起来，1915年土耳其人的作法与之相似，他们阻止了由于拥有海上力量而处于内线作战地位的盟军登陆部队。

在现代战争中，海上力量在追求后勤目标的作战能力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它可以剥夺敌人的海外贸易和重要进口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利益。例如，在拿破仑战争中，英国控制海洋不仅保护了英国免遭强大的法国陆军的入侵，而且使之可以封锁法国，并从某种程度上封锁整个欧洲大陆，以剥夺法国的产品和海外经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另外，制海权还使英国可以占有法国和荷兰殖民地的贸易，并利用其海上的战略机动性集中力量打击和征服法荷两国的许多重要的殖民地。

由于英国具有适当的兵力空间比，他们能够奉行持久战略进行封锁，包括能够将法国的分舰队围困起来，并切断法国的商业活动。英国的海军基地距离被封锁的法国港口很近，再加上英国海军的巨大规模，使得从法国港口进行的海外贸易减少到涓涓细流的程度。如果英国和法国都只有一支小舰队，英国即使能够封锁停泊法国主要海军分舰队的几个港口，但也只能对法国的海上贸易进行袭扰。所以，兵力空间比在海上战争和陆上战争一样都是奉行持久战略的必要条件。

为与英国的封锁相对抗，法国也采用了持续后勤战略，他们关闭了所有向英国出口的港口，并继续其传统的后勤战略作法，派遣舰船袭击英国的商船。法国将大部分袭扰活动交由私掠船承担，捕获英国船只和货物的好处刺激私人为法国的利益而战。除了官方的禁运令外，这种海上战争和海盗行为没有什么区别，参加海上战争的人的经济动机和北欧海盗对西欧的袭击、蛮族对罗马的袭击、阿拉伯人对拜占庭帝国的袭击的目的完全一致。

为对付法国袭击者，英国将其商船武装起来，并派军舰为商船队护航。虽然有些商船因为需要等待出航增大了运输成本，但这些代价无疑比他们要避免的损失小得多。海上运输的高效率使采用保护船队的运输方式成为可能，这是因为船队在海洋中只占有很小的一块水域，和陆上运输队相比，海上运输可以在更小的空间里运输大量的货物。这种办法就是集中足够多的力量让袭击者难以应付，事实证明这是对付袭击者有效的办法，因为袭击者是很少能集中起数个舰艇中队这样令人生畏规模的兵力的，但这种办法在陆地上很难实行。

但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执行的后勤战略都没有给对方维持其陆军和海军的能力造成严重危害。他们所运用的战略也只和陆上战略有细微的差别，海军力量强大的一方使用持续作战战略控制海洋，然后再实行后勤战略进行封锁。海军力量弱小的法国则主要采用袭击商船的办法实施后勤战略。

工业革命后，各国经济对进口的依赖加大，海军实行的后勤战略更为重要。例如，在欧洲，石油和铜的矿藏资源的供应在数量上远不能满足一场大规模战争的需要，而这两种矿物在20世纪的冲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对像英国和日本这样的岛国的战争中，实行后勤战略对它们进行全面封锁，可以造成被封锁国工业生产萎缩，不得不将资源用于农业以保证粮食自给，实施封锁的国家可以因此取得战争的胜利。

飞机和潜艇为海军力量较弱的国家实行袭击战略，对付海军力量占优势一方的海上贸易提供了新的手段。由于水面舰艇的发动机依赖燃料，并且被袭击商船可以通过无线电报告它们的位置，所以使用水面舰艇袭击商船十分困难。然而，虽然飞机和潜艇是新的袭击手段，但和其他海上战争中的进攻和防御样式一样，并没有改变海军战略的基本目标，也没有改变交战国按照海军战略行动的方式。

所以，虽然海军战术从16世纪开始完成了从撞击到使用火力作战的转变，但海军战略基本没有变化。对陆战中的战略的分类也基本适用于海军战略的分类，可以区分为持续作战战略和袭击作战战略，以及持续后勤战略和袭击后勤战略。这种区分方法适合于海军对敌人海军和陆军的作战行动，而对海军与敌人舰队之间的对抗不太适合。例如，运用后勤战略对付敌人的舰队取得了巨大的进攻，在亚历山大的战争中夺取波斯舰队基地和包围与夺取亚瑟港[松鼠妖注：日俄战争时期的旅顺]舰队都依靠陆军。

然而，在对敌人国土和军队的进攻中，诺曼底登陆和威廉大帝的登陆是执行作战持久战略的典范，就像英国的封锁是后勤持久战略的范例，法国的商业袭击船和德国的潜艇是利用后勤袭击战略的范例。对敌人的国土和军队执行袭击战略的例子十分少见，迪耶普是最近的一个例子。但波斯人在马拉松登陆的行动也可以归入作战袭击战略这一类，因为它只是一次迷惑行动，波斯指挥官并不想长久地据守此点，它与英国在迪耶普的登陆和法国袭击船在百年战争时在英国海岸的行动类似。

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综述

战略作家们也经常将空战与陆战和海战严格区分开。当军用飞机刚刚开始使用时，许多战略理论家认为这种武器系统自身就能将军舰逐出海洋，并单独打赢地面战争。就飞机恢复了陆军中的轻骑兵的战术作用而言，是十分有效，但飞机和当年土耳其轻骑兵在对拜占庭和十字军的联合部队产生的影响一样，并没有造成其他武器系统失去作用。

就轻骑兵起到的侦察和破坏交通的战略作用而言，飞机的作用是巨大的。它可以飞越地形障碍和敌人军队。如果没有这种空中轻骑兵，在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那种蔓延不断的前线上，就不可能进行任何侦察活动和对敌人交通线进行破坏。飞机能够飞越对峙着的战线的能力使杜黑将军相信（他是空军制胜论的早期提倡者）在地面战争中如果有足够大的兵力空间比可以决定性地运用持久战略时，飞机所执行的袭击战略提供了发动强有力进攻的手段。这种情况和指挥官在他们的兵力空间比过低的情况下只能采用袭击战略对付陆军占优势并执行持久战略的一方的情形类似，他们也可以采取空中袭击作为对付兵力空间比过大的一方的手段。

使用飞机执行轻骑兵的传统任务，实施袭击后勤战略对付敌人的交通线是十分重要的。但空中袭击者在对付交通线的破坏中缺乏精确性，从而也不如地面袭击者有效。例如，在对桥梁的破坏上，传统的袭击者只要在桥梁适当位置上安装上少量炸药就能将其炸毁，但飞机很难击中桥梁目标，并且桥梁通常也有一定的抗炸性。举例来说，英美空军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前在对大型桥梁的轰炸上平均要用220吨炸弹才能炸毁一座桥梁。

在执行袭击任务时，许多轰炸机缺乏陆地乘车袭击者在速度上的优势。携带炸弹的飞机通常比侦察机和战斗机的体积大速度慢，并且战斗机是专门为对付轰炸机而设计的武器系统。虽然轰炸机也并不是毫无防御能力，而且经常编队飞行并由战斗机护航，但轰炸机缺乏袭击者所应有的灵活机动的能力。轰炸机遭到战斗机攻击的情形与轻骑兵攻击重骑兵的情况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十分相似。因为这些不利因素，所以空军特别急于打败敌人的空军，从而使其轰炸机不受威胁地进行轰炸。所以，尽管空军的战略作用主要依赖于袭击，但其战斗机与敌人战斗机的战斗和海军军舰之间的海战一样，是执行持久战略以获得制空权，使己方的飞机不受敌人干扰地自由飞翔。

为了进行空袭和减少飞机的损失，必须拥有制空权，这样才能将没有武装的飞机用于后勤运输。但由于飞机运输的费用远超过其他运输方式，所以限制了飞机的后勤价值。举例说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铁路运输的吨公里费用4倍于水运，汽车运输的费用5倍于铁路，空运的费用又是公路运输的3倍。

但空运人员和物资具有速度快和可以飞越敌占区领土的优势。飞机在没有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线的情况下也可以发挥作用。因此德国人试图利用空运为他们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提供给养，但失败了。在德国飞机蒙受重大损失之后，俄国人控制了天空。但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其他比较有限的空运计划却获得了成功。有时，轰炸机也被用来空运以缓解关键性的短缺。

拥有制空权不仅可以空投大量伞兵发动袭击，也可以保障进行重大的战役。1941年，在德国征服了希腊本土后，他们使用空军投送伞兵到克里特岛。尽管形势对德国人很不利，他们基本上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步兵，而面对的却是装备有坦克和大炮的敌人，但德军空降部队在海军的支援下夺占了该岛。其后在1944年秋，英美联军想使用空降部队为装甲部队开辟一条前进走廊。虽然英美联军拥有完全的空中优势，并使用了大量的空降部队，但仍然没有成功。在与德国装甲部队的战斗中，只有轻装备的空降部队有许多不利因素，类似于轻步兵在防御重骑兵的情形。

就更重要意义上的战略作用而言，飞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用于对德国经济实施后勤袭击战略，袭击德国的人口中心，这种行为也可以被称为政治恐怖战略。这种使用轰炸机的方式与早先的土耳其在小亚细亚和蒙古人在花刺子模使用的恐怖战略相似。考虑到实行这种战略在资源上的巨大消耗，和难以对敌人的经济和士气造成决定性的破坏，在战后对这一后勤战略在未来战争中的运用的价值引起了很大争议。但原子弹使这种争论变得不重要，原子弹及其携带它的弹道导弹一起使战略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由于只要很少的几架带有核弹头的飞机突破防御就能造成巨大的破坏，这种土耳其-蒙古式的战略可以和历史上的恐怖战略一样有效。目前对弹道导弹还没有可行的防御手段。它提高了袭击者的能力，可以保证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弹道导弹的射程也使世界上每个国家在这种毁灭性的进攻面前十分脆弱。事实上，出于对在两个拥有此种武器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会造成核战争的政治结果的恐惧防止了战争的爆发。因此，这种后勤袭击战略的攻击目标是人民及其财产，渗透着恐怖心理战的因素。这种威胁强有力地防止了战争的爆发，就像土耳其和蒙古使用恐怖战略取得战争胜利一样。

两者异乎寻常地使用同一战略，惟一的区别只是手段的不同，前者是空中投掷的原子弹，后者则依靠土耳其和蒙古骑兵所造成的大规模破坏。它和海军运用后勤战略的不同之处是，即使是与对一个弱小的岛国进行封锁相比，其效果也更加迅速和更为恐怖。

因此，在空中投掷核弹的时代，不是反空袭，而仅仅威胁进行核袭击，也比过去30年里对付空袭最好的防御更有效。

像轻骑兵一样，空军是作为军队的一部分参加战斗，正如海军通过控制海洋、输送部队和对军队进行补给为陆上力量服务。但和陆军一样，空军和海军也担负更大的独立的战略任务。空中和海上进行的破坏敌人经济的后勤战略行动，和陆军通过占领土地或通过不太有效的袭击手段破坏敌人经济的作用完全一致。海军在执行其独立的战略使命时，首先通过作战战略击败敌人的舰队，夺取制海权，然后利用后勤战略进行封锁；如果达不成目的，它们只能依靠袭击战略破坏敌人的商业；空军则执行持续作战战略夺取制空权，以使己方的轰炸机不受阻碍地轰炸；不太有效的方法是依靠空袭的对抗。按照大致相似的次序，陆军的首要目标是利用作战持久战略或持久后勤战略打击敌人的军队，或将两种战略结合起来使用；如果成功，他们就直接占领敌方领土而取得战争胜利。如果他们缺乏实行持久战略的手段，他们也使用袭击战略，甚至以削弱敌方经济为目标。

所有3个军种都可实行袭击战略，陆军和海军也可以执行持久战略直接达成政治目标。在海上对敌方经济进行袭击的任务曾经由海盗船和私掠船承担。像陆军一样，海军捕获敌人商船，从敌方获得补给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但空军却不得不只能依靠袭击战略以达成其目标，而陆军和海军在方法上可以选择直接袭击敌人的经济或实行持久战略进行封锁。所以，在战略上放弃将陆战、海战和空战分别看待的作法，可能是有益的。然而，根据战场空间的要素对战略手段和战略目的进行区分可能不仅有用，而且是有启发意义的。

陆战、海战和空战在更大的战略目标上也是相互联系的。海军封锁和空军对敌人经济目标的袭击一样，在军事上也具有削弱敌人军队和保障陆军完成任务的效果。所有的军事战略必须以控制军队所在地区的人民和土地为目标。如果要通过军事手段达成军事目标才能达成政治目标，军队必须将敌人的陆军、空军、海军作为自己的目标，使用自己的陆海空军按照持久战略或袭击战略去打击敌人，利用作战战略或后勤战略或两者相结合，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

战术

历史总结

在长达2500年的期间里，欧洲的战术经历了许多变革，这些变革在特点上更多的是周期性的而不是直线发展的。一些关于战术研究的历史总结常从古希腊开始。希腊人的军队完全由重步兵组成，在进行正面战斗时军队不作更进一步的战术单位划分。当他们占据一处高地，防御一方主要采用防御战术，由于交战双方的机动性都不太好，军队规模和他们的作战空间相比也很小，只有双方都同意时战斗才会发生。所以，在这样两支相同成分的军队之间，战术防御的好处取决于其抵抗敌人正面攻击的能力。

在希腊战争中，防御的优势由于坚固的城堡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它加强了对付敌人正面攻击时防御的力量，以更多的资金节约战斗中战士们的劳作。到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希腊人发明了建立在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之间相互配合的基础之上的先进的战争方法。重骑兵，这种武器系统基本上还不为波斯人所知，被作为战术进攻部队使用：依靠其更大的机动性和基本上不需要明显的停顿就可以组成战斗队形投入战斗的能力，攻击由在波斯军队中服役的令人生畏的希腊重步兵组成的侧翼和后部。同时，他们也利用重骑兵的能力在突击行动中攻击轻步兵或压制波斯轻骑兵。

亚历山大使用所有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的战术，利用重骑兵攻击敌人重步兵的侧翼和后方的方法，直至罗马时代之前一直在地中海地区的战争中占主导地位。罗马人对这种战术进行了改进，他们的战术主要依靠其划分了战术单位的持剑步兵。排成数行队形，并保留有预备队的罗马步兵不仅能机动作战，甚至还可以在遇到敌人骑兵攻击时保护自己的侧翼。依靠同盟者的骑兵，和他们有条理的战争体系以及优秀的工程和野战筑城能力，罗马人打败了他们的对手们，控制了地中海的沿岸地区。

在几个世纪里，罗马人职业步兵部队的战术技能是他们战胜蛮族人武装的基础。但蛮族人骑兵异常凶猛的冲锋迫使罗马人使用长矛和长枪。部分原因是为了对付袭击者，罗马人逐步提高了骑兵的份额。变化后的罗马战术掺杂了各种蛮族部落的传统作法，包括一些步兵和骑兵的作战形式，伴随着罗马帝国向中世纪的过渡，出现了战术上的多样性。

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所进行的复杂的战争，其基础是利用其战术多样性，使用先进的武器系统对付敌人落后的武器系统。在对付敌人骑兵时，拜占庭军队以步兵加强下马骑兵；在对付敌人重步兵时，他们主要依靠徒步和马上弓箭兵，以削弱蛮族人的军队并为重骑兵对敌人侧翼的冲锋作准备。罗马初期在对付安息骑兵时的惨败，和长期与亚洲骑兵作战所获得的教训，使罗马人学会了运用一种占优势的武器系统对付另一种武器系统，或对其进行防御。

西欧引进马镫，提高了重骑兵的作用，也使其天然对手的弱点更加明显。事实上，利用马镫获得平衡的重骑兵的威力几乎使步兵对骑兵的传统优势完全丧失，人们通常总是夸大步兵以防御态势对付敌人骑兵的作用。只有装备有长矛的优秀的步兵才能抵挡住敌人的新式骑兵。虽然缺乏轻骑兵，但由于西欧茂密的丛林地区的保护，西欧重骑兵避免了拜占庭骑兵在曼齐刻尔特的那种失败——由于缺乏在野战中与重骑兵协同作战的正规步兵，这意味着利用马镫获得平衡的重骑兵在野战军队中占有不适当的突出地位。因为防御更多地依赖筑城工事，步兵在进攻或防御堡垒和城市占有适当的位置。

虽然出现了重骑兵，但防御仍占主导地位，其原因主要是筑城工事越来越复杂坚固，兵力空间比仍然很小，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供养起一支职业化的野战军，或按照系统的方式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尽管产生了封建政治综合体，西欧没有形成统一的战术模式，而统一的战术是亚历山大或罗马人在地中海地区的战争中的一个特点。

地区多样性是欧洲战争的一个特点。西班牙人利用使用标枪的轻骑兵袭击在西班牙的穆斯林；英格兰使用携带长弓的轻骑兵与苏格兰重步兵作战；十字军使用携带十字弓的轻步兵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打败土耳其轻骑兵；许多城镇一般都有一支非机动性的，很少经过训练的用长矛武装起来的重步兵抵抗敌人重骑兵的进攻。重骑兵是惟一常备军，无论是在骑马作战还是徒步作战中都作为缺乏进一步战术单位区分的重装步兵的核心。

瑞土发展起一支经过完善训练的长矛重步兵，他们能以大的方阵进行机动，而且能抵挡住敌人重骑兵的冲锋，欧洲此时获得了促成新的武器系统配合作战所必须的武器系统的成分。在武器系统多样化出现的同时，还出现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更为职业化的军队，以及在15世纪的意大利战争中涌现出的一大批将领，他们致力于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而不是仅仅依靠防御进行战争。此时西欧拥有了建立野战军队所必须的一切条件，像拜占庭军队一样，这种军队在和所有的地区性的战争体系相比都占优势。

重步兵缺乏罗马式的战术单位区分，但通过避免线式列阵保护其侧翼，每个大的方阵都具有全方位防御的能力。轻步兵开始很适合进行袭击战，他们骚扰敌人的骑兵，射击敌人的马匹，到16世纪末期他们成为步兵部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当西欧发明了步枪并将之引入轻骑兵的战术以后，轻步兵的火绳枪手开始担负保护重步兵免受敌步枪火力杀伤的任务。步兵缺乏机动力，及其由之造成的难以执行进攻任务的缺陷，使重骑兵作为进攻力量的传统地位得到加强。

1600年前后的联合武器系统战术模式，和以往亚历山大和罗马人的战术模式具有相同的原理，它依靠的是武器系统之间的相互配合，每种武器系统都保护另外一种来抵抗更强的武器系统的进攻。和亚历山大的方式一样，指挥官依靠重骑兵的机动性打败实质上较强的重步兵，主要方法要么是向由于分散而变得脆弱敌步兵冲锋，要么是利用骑兵的机动性进攻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敌人的侧翼或后方。技术上和过去的惟一区别是骑兵使用的是步枪和马刀，这是有史以来最有效的一种双用途武器系统。但骑兵的多能性并没有改变战斗的条件，只是迫使步兵队形更加密集和相互支援的方式更加复杂而已。

到17世纪古代战争的全部能力都得以恢复，包括亚历山大式的在作战中对骑兵的依赖，和古罗马式的持久战中对筑城和围攻方法的依赖。线式战术甚至罗马式的指挥口令都是这种变化的标志，此外，还产生了职业化的军队，军人领取固定的薪金和通过组织严密的后勤系统获得补给。然而虽然线式步兵队形十分盛行，但与罗马式的战术相比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发生了变化。轻步兵的滑膛枪手不是作为散兵部署在重步兵的前面，而在线式队形中具有重要的位置。滑膛枪手也不是单独射击，而是听命令一齐射击，轻步兵在战斗中的位置与波斯军队的作法和英国人使用其长弓兵的作法相似。

筑城工事的力量是如此之大，即使是攻城方在兵力、技能、战术和资源上都占优势也难以保证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然而在运用进攻战术与政治组织力较弱的欧洲之外的对手作战时，这些战术取得了类似罗马人对蛮族人的战争和马其顿人对叙利亚人那样的胜利。例如在印度，18世纪的欧洲人发现他们的战术体系不仅适合于当地的地形，而且适合印度人强调骑兵作用的战法。

然而，古代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刚刚重新出现，一项简单的发明将刺刀直接安装在滑膛枪上，就将轻步兵和重步兵合二为一，并从而降低了骑兵作为一种武器系统的作用。燧发枪的有效性意味着在战斗中射击行动的作用超过了突击行动，战斗中的步兵队形越来越细长，线式队形朝着发挥最大的火力的方向发展。然而骑兵仍很重要，它在战术上的进攻特点，例如很高的机动性和容易组成战斗队形的特点使其可以进攻步兵队形的侧翼和后方，而步兵队形由于采取了线式战术变得更加脆弱。骑兵又重新被部署在线式队形的两翼，战斗和古代波斯人的方式十分相似。

但步兵的优势及其在防御中的传统优势地位，在其与具有相似的武器系统的军队之间战斗时，加强了防御的战术力量。但下马骑兵由于其只装备了马刀和步枪，难以抵挡住骑兵的冲锋，也无法与步兵平分秋色。只有装备了滑膛枪的骑兵才能发挥像步兵一样的有效。并且更加复杂的筑城工事进一步增强了防御的战术抵抗力。

但久拖不决的战争和时代的科学精神激励和引导人们成功地探索新的战争方法，其中一种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盛行起来。在战术方面，纵队战术不仅提高了战场上的机动性，而且可以迅速地将部队部署成线式战斗队形，它使步兵从此成为前所未知的进攻力量。和部署为线式队形的敌人相比，部署为纵队队形的步兵军队具有战术上的进攻能力，因为纵队比线式队形前进的更快，能迅速地到达敌人的侧翼或后方，能在敌人重新编组队形应付威胁前快速地完成进攻部署。同样纵队可以在战场上机动，使指挥官可以集中步兵攻击敌人队形的弱点。

这种增强步兵战斗力的战法，其基础是训练水平的提高和那些构思巧妙的简单的革新，它加强了带刺刀的滑膛枪兵在防御中的优势地位，也使前进中的步兵在骑兵面前不太脆弱。这种额外增加的安全性使麻烦的行军方法不必要了，而在过去，当接近敌人时必须首先进行防御以防敌人骑兵的进攻。一支军队中的步兵可以迅速地组成作战队形以抵抗敌人骑兵，或突然遭遇敌人步兵时迅速投入战斗，它还可以迅速机动，因为即使是在接近敌人时它仍然可以以行军时的步速前进。这种机动性和迅速集中的能力使其在分散时也更安全，通过使用滑膛枪火力掩护住部队之间的间隙，军队也不必部署成僵硬的线式队形——这种队形不仅编组困难而且难以快速机动。这种由古代线式部署的突击行动对火力的依赖，使18世纪的线式部署的步兵具有了希腊和罗马军队不曾有的灵活性，而希腊和罗马军队为防止出现间隙，不能将其任何侧翼显露给敌人的持剑兵或长矛兵。

当这种新组成的军队在与按照老式队形前进的军队作战时，它们具有更高的战略机动性。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这种新式步兵具有了长期为骑兵垄断的进攻能力，而骑兵作为一种武器系统却比不上装备有刺刀的滑膛枪步兵了。当这种步兵组织成为欧洲19世纪军队的典范时，它的普及不仅使战术进攻步兵的格斗没有必要，也降低了骑兵的作用。来复枪和后膛枪的出现对军队引起的变化更大，它使骑兵不再是一种有意义的战术武器系统。从战术上看，军队成为完全由同一的步枪上装有刺刀的步兵和机动缓慢的炮兵组成。刺刀也是多余的，因为步枪的射程和射速排除了步兵间格斗行动的可能性，也排除了骑兵对步兵的冲击行动。然而，军队仍因骑兵的战略作用将其保留，并抱有骑兵仍具有战术作用的不现实的想法。骑兵具有如此悠久和辉煌的历史，他使农民出身的人成为军官。而且在农村，马在文化上和经济上仍占重要地位，要完全放弃它是不容易的。

自古希腊以来欧洲军队还从来没有只使用如此单一的武器系统。它们这样做并不是忽视对武器系统进行选择，也不是保守地坚持老的方法，或其他的武器系统不适应地形条件。而是，从19世纪末期以后，没有任何其他武器在战斗中具有严格意义上的价值。由于骑兵不再进行战术使用，甚至不对敌人步兵侧翼攻击，由单一的轻步兵组成的军队缺少一种机动性强的武器系统。当所有的军队都使用快速机动和快速部署的法国革命式的纵队时，没有任何一支军队中的步兵部队比其他军队的机动性更强。所以，由于军队之间的机动性完全没有差别，没有一支军队拥有任何战术进攻成分。战术防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前所未闻的巨大的伤亡数字表明了防御的绝对优势地位，将军们面对的形势十分独特，并且与他们以往的想象完全不同。新武器造成的伤亡开始并不大，或在短时期里的损失比例并不高；它更像过去的攻城战，掘壕而战的军队由于日复一日和月复一月的长期战斗伤亡巨大。由于总人口中有10%在服现役，远高于以往两个世纪里2%到3%的比例，所以伤亡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虽然有时在某个具体的战斗中伤亡数字和历史上的战争相比并不高。一个矛盾的现象是，随着武器杀伤性能的提高伤亡率却在下降，主要原因被解释为战术单位的进一步细分、对武器系统防护的重视、战斗中兵力的密度下降，此外，士兵在战壕中作战也使军队从视野里消失。

但在两支组成相似的单一兵种军队之间的战争是难以有效地进行的，由此造成的长期性的代价高昂的会战给战术带来了新的复杂性。拿破仑时期机动和集中兵力的意思是指挥官命令营纵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直立前进，但在战壕战中则是指十几人的小组从一个掩体向另一个掩体跃进，发现和利用敌人防御中的弱点。这些渗透战术是在较低的水平上利用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弱点的原则，小的步兵集团通过其成功的渗透，突破敌防御，向敌人侧翼和后方攻击。

这种战术学说的基本点是避免正面攻击，采用迂回战术绕过敌人，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并向防御纵深发展胜利，让跟随先头队形其后的预备队去解决先头部队没有攻击的敌人防御要点。渗透战术要求坚持向敌人后方推进，因为防御是纵深组织的，正像城堡有一系列的城墙，分布的据点就像城堡上的塔楼，切断它们之间的通道并利用火力互相保护。虽然带刺铁丝网起到以往城墙和壕沟所起的物理障碍作用，但防御者主要是依靠火力，并越来越多地依靠梯次防御和反冲击将渗透进来的敌人赶走。和进攻者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一样，防御者也集中兵力对付敌人的进攻。

炮兵起到的是加强攻势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最初的战术理论曾经是以攻城战的方法作为进攻掘壕固守的敌人的模式，而且火炮精度的提高，及对在已知条件下经过校准的火炮的间接火力的精确控制，使炮兵的高爆炮弹可以用以往不可能的方式支援进攻。但由于炮兵的机动性较低——其机动性不仅由于道路和桥梁被破坏进一步降低，而且战场上的壕沟、甚至它自己造成的弹坑都能妨碍其机动，限制了进攻的距离。进攻有时不得不等待炮兵艰难地向前推进。

但不久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飞机和坦克改变了向单一的武器系统发展的趋势，使战争重新恢复为四种武器系统的作战——四种武器系统作战曾因16世纪火枪的出现而消失。军队很快又恢复了和亚历山大时期一样的武器系统多样性。就像16世纪初期的情形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争结束后，指挥官们和军事思想家们开始评价这些武器系统的相对重要性，并设计使用这些新式武器系统的最佳组合。

虽然坦克的数量相对较少，但却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它具有与马镫时期的装甲重骑兵相同的进攻特性，同时又具有从中世纪就开始的纪律不断加强和战术单位的区分越来越精细所带来的部队灵活性的提高的好处。无线电的运用进一步加强了战术单位细分的趋势，使坦克可以运用渗透战术，并表现出令人叹服的内在特性。

从拿破仑时代开始战略分散已经成为军队的基本作法，这种趋势由于坦克的高效性进一步得到加强，不像老式战争的情形那样，交战国的大部分部队不必参加任何特定的会战。坦克可以集中在一个点上，并对部署在那里的相对较少的反坦克炮形成战术优势。另外，和坦克相比，初期的反坦克炮是活动式的但不是便携式的，其战术机动性甚至比不上早先的长矛兵方阵。反坦克炮部队不能像在法萨卢斯会战和班诺克本会战中的重步兵那样发起进攻。

飞机不仅再现了轻骑兵的特性，而且具有和坦克一样的在无线电通信上的优势。飞机比坦克在某些方面更占优势，它可以迅速地集中。飞机和防空炮的机动能力的差距远比轻骑兵和轻步兵之间的差距大得多。飞机不仅可以起到轻骑兵的杰出的战略作用，而且在战术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作战部队，是由在反坦克炮和防空炮支援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步兵和炮兵组成。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在总兵力中只占很小的份额，空军有时在某些国家中占较大的比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队中的摩托化部队比例不断增加，徒步步兵部队实际上已经消失。同时，军队中还加大了坦克的数量，几乎每个师都有一定数量的坦克。与此同时，火炮和防空炮成了自行式武器，步兵成为乘车步兵，当他们有了装有防弹装甲和自身武器系统的履带输送车后，他们和以往的骑兵相类似。装有机枪和火箭的直升飞机也可以输送步兵，有了完全机械化的师。装备着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的步兵使这种武器系统的机动性可以与古代长矛兵和十字弓兵的机动性相比，通过装甲输送车和直升飞机输送部队，在战术上和在战略上都十分迅速。

随着轻骑兵以直升飞机和空军飞机的形式再次出现在战场上，使得欧洲战后的军队具有了某种安息军队的特性，但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的存在却使它们更像拜占庭军队。军队在不断采取更为昂贵的机械化战争方式的同时规模在不断缩小。在这方面它们也与几乎完全是骑兵的拜占庭帝国军队和中世纪的西欧军队相似。对坦克的运用也遵循西方中世纪的模式，军队主要依赖坦克部队的冲锋。与此相一致，坦克越来越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反坦克武器的趋势发展，它的所有性能都是为了与相似的武器系统作战。军队中拥有如此多的坦克，而且也主要依靠它们对坦克进行防御。坦克别无选择，只能与其他坦克交战。

技术和四种基本武器系统

上述总结强调了四种基本武器系统，以及在配置这些武器的情况下如何使用它们。地形因素和它们的花费以及提供军队的社会条件一样，对它们的使用产生影响。正如拜占庭的实战例子所证明的那样，使用威力强大的武器系统对付武器较差的军队可以造成压倒性的战术胜利。装备有不同武器系统的指挥官在设法使其拥有的不同武器系统之间相互配合的同时，可以更好地攻击敌方孤立的较弱的武器系统。这种装备多样的军队和装备单一的军队相比，指挥官的任务更加复杂，有更多的犯错误的机会，但也有更大的作战能力。

但即使是在最适合运用这些武器系统的情况下，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它们。步枪技术的发展消除了轻骑兵和重骑兵之间的差别，17世纪末刺刀的出现使轻重步兵间的区别消失。这使得在随后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期里，欧洲战场上只使用双重用途的步兵和骑兵作战。在此之后，来复枪和后膛枪的火力使步兵取代了以往骑兵在战争中的地位。这种双重用途的步兵作为惟一的武器系统的时代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时坦克又扮演了以往重骑兵的角色，飞机充任了轻骑兵的作用。可以和重步兵和轻步兵相比拟的是现代的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

因此，技术的发展引起了这些变革，在1700年至1916年的战争史中产生了一个独特的时期——士兵开始有两种武器系统，随后只有一种武器系统。在早些时间里，马镫的发明曾对战斗样式产生重大影响，在更加遥远的过去，在战争中使用马匹，铁兵器取代铜兵器和对弓的改进都曾引起战斗样式的根本性变革。很清楚，技术是理解这些变化的主要因素，因为这些战斗样式的变化都可以归结为几个简单的概念。在现代战争史上，技术的发展首先使古代和中世纪战争中的四种基本武器系统从战场上消失，然后又使其得以恢复。

技术进步的巨大影响经常是以很小的革新的形式出现，例如刺刀的出现，它影响到战斗中的行为，武器系统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在战斗中的地位。像燧发枪这样重大的技术发明却对战术的影响很少，这类似早些时候手枪出现时的情况，它只起到了改进已有的武器系统和作战方法的作用，只是在程度上有些变化，而没有引起质的不同。马镫的出现使重骑兵的作战能力提高很大，这是一种质的变化；十字弩的发明也是质的变化，它使力量较弱和缺乏训练的士兵可以使用一种强弓，它的威力巨大但精度较差。

火药引起陆战场上的革命令人奇怪地缓慢。筑垒技术很快就适应了攻城炮的发展，枪在很长时间里其性能比不上弓箭。但骑兵却可以容易地使用手枪这种一只手使用的武器，加上骑兵配备的一把马刀，就成为双重用途的骑兵。这是火药对陆战产生的第一个重大影响。滑膛枪上装上一把刺刀就很容易地使之成为一支短矛，这是在作战中滑膛枪与弓箭相比的第一个重要的长处。火炮对战场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但和滑膛枪相比，它只是威力上的不同，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别。从微观角度对火炮时代作一分析，可能需要使用复杂的方法对武器系统进行重新分类。但来复枪是建立在米尼式子弹的简单概念之上，后膛枪的出现彻底消除了骑兵存在的战术价值。这些武器种类上的差异是火药对战争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影响。

由于存在不同的武器系统的情况，也产生了节约力量的概念——为完成任务只使用必要的力量。这种节约使未被使用的资源可用于其他目的。这种观念通常意味着在最大程度地集中主要的进攻和防御力量的同时，通过最小的花费在武器系统之间进行选择以形成最大的战斗力。

部队编成的经济学

只是在不久以前，对花费的精心计算才在确定部队编成时起到明确的作用。但在很早以前这些因素已经成为需要考虑的重点了。使用开始时作战效能较差但较便宜的火枪手代替十字弓手便是考虑花费影响的一个例子，在作战效能较高但却较贵的击发枪出现后继续在作战中保留便宜的火绳枪也是出于费用的考虑。然而，对费用的考虑往往不仅仅是在火枪手和十字弓手价钱上的比较，而涉及到复杂的战术考虑，需要考虑有多少名火枪手才可以取代一定数量的十字弓手。

举例来说，假如在14世纪，一支英国军队惟一的战斗任务就是抵抗法国马上骑兵的冲击，英国国王会使用便宜的威尔士长矛兵。假设3名长矛兵可以代替两名作为步兵使用的马下骑士，一名长矛兵加上配备给他用于战略机动的马匹的费用只是一名骑士的1/4。如果这些假设成立，英国国王为完成其作战任务只需花费使用骑士作战的费用的37.5%，两名骑士花费8个单位的金钱，但具有相同战斗力的3名长矛手只要3个单位的金钱。

但如果英国国王不仅要面对法国骑士，还要面对法国十字弓手，单独使用长矛枪手是不够的：法国可能会使用威廉在黑斯廷斯使用的方法，用十字弓手来射击机动力差的长矛手直到英军中出现可以使法国骑兵冲击的缺口。为应付此种危险，英国国王需要使用一些英国骑士攻击和驱散法国十字弓手，就像在班诺克本战役中苏格兰骑士驱逐了英国的长弓手一样。

当英国国王在决定费用高的骑士和便宜的长矛手的比例时，要对花费和作战的因素共同加以考虑。骑士和长矛手在抗击进攻时可以互相替代，但长矛手却完不成由骑士承担的驱逐十字弓手的任务。另外，英国国王还会考虑到一些马下骑士与长矛手混合编组可以加强防御的力量，他还需要一些骑士担负侦察和应付可能妨碍军队前进的乡村游击战的任务。这样，假如他原先只想使用一些长矛手的话，现在他将用两名骑士代替3名长矛手。但他想用更多的骑士代替长矛手时，对其他因素的考虑将比仅仅抗击敌人正面冲击的考虑更为重要，如果这种取代过程继续下去，国王将逐渐达到甚至超过4名或更多的长矛手代替一名骑士的比例。最后，他得到一个不能再少的比例，比方说，必须有10%的骑士应付敌方的十字弓手。由于在长矛手数目增加时费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递减率的例子，图解12.1上关于假设的国王在长矛手和骑士间相互取代的例子是一条曲线而不是直线。

图解12.1长矛兵和下马骑士之间相互替代率，在特定条件下相同的战斗效能表现为一条曲线

此图表明，英国国王相信他需要保留一些马上骑士以应付敌人的弓箭手，并使用一些马下骑士，他们起到和长矛手相同的作用，以对付法国骑士的冲击。但在从极限情况下的90%的长矛手和10%的骑士到全部使用骑士这两个极端之间，英国国王可以进行选择，因为图中的曲线表示的是同样的战斗力。在国王看来，任何一种比例的骑士和长矛手的组合在对付法国军队时具有相同的效能。

在进行选择时，国王会比较骑士和长矛手之间的价钱，试验各种不同的组合情况直到他找到费用最低的比例为止。在图解12.2中，切线表示的是长矛手和骑士费用的比例1：4，从图上可以得出费用最低的组合是16%的骑士和84%的长矛手。

图解12.2在选择长矛兵和下马骑士组合比例时费用的影响

国王还可以有其他选择，他可以使用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骑在马上的长弓手代替骑士。在有天然或人工伪装的良好阵地上，长弓手能够打败法国十字弓手。另外，英国在苏格兰的经验表明，长弓手对于打败骑兵冲锋具有重要意义。并且由于许多长弓手配备有剑、斧和其他保护身体的装具，他们可以起到重步兵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如果国王使用长弓手防御十字弓手，英军的长矛手和马下骑士需要忍受法国十字弓手发射的箭，直到英国长弓手将其驱散。马下骑士的良好护甲和脆弱的长矛手相比，其战斗能力更强。

按照花费最少的原则，可以画出一个类似的曲线表示骑士和长弓手之间的替代关系，同样也可以画出一条直线表示两种武器之间的费用比。如果将骑士、长矛手和长弓手之间的关系画出，需要一个三维图，代表费用关系的将是一个面而不是一条线。当然，也需要考虑费用之外的因素，整个战役的需要而不仅仅是会战的需要也十分重要，它和完全没有某种武器系统和政治、文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一样，可能会对战术选择产生限制。

事实上，在克雷西会战中，英国军队中几乎有2/3是长弓手，其余大部分是骑士，只有少部分是长矛手。为打败法国十字弓手，国王主要依靠其部署在山上的长弓手打败了法国十字弓手的主冲锋。随后，长弓手又对打败法国骑兵冲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弓箭射倒了许多法国马匹。

历史上有为了对付特定对象而组建一支军队的例子，科尔多瓦的冈萨洛率领一支军队在意大利登陆，这支军队的组成适合于进行在西班牙经常发生的西班牙人和穆斯林之间进行的那种袭击战。但当这支由轻骑兵和携带剑和盾牌的重步兵组成的军队遇到法国的重骑兵和瑞士的长矛兵后，他们迅速被打败了。冈萨洛为对付法军重组了军队，他保留了他的大部分装备有标枪的骑兵以执行轻骑兵的战略任务，他还训练了一部分士兵使用长矛，以支援持剑步兵抵抗法国骑兵，在重步兵中他还增加了火绳枪手，用来防守他为使强大的法国骑兵陷入困境而挖掘的壕沟。这样，为对付一个新的对手，他重建了他的军队，他将具有不同特点的武器系统结合起来以满足各种战术和战略需要。由于缺乏经费并且又无法付给他的西班牙雇佣兵更少的佣金，他在重建其军队以对付法国的重骑兵和他们可怕的瑞士长矛手时，费用问题必然是其考虑问题的一个限制因素。

最近的类似于在克雷西战役中所假设的那种选择是对坦克的防御问题。很显然，坦克是最佳的反坦武器。不仅由于其装甲和大威力的火炮使坦克适合用于在火力掩护下的阵地防御作战，而且坦克的装甲保护其免受一些野战炮火的危害。坦克还具有不受战场上小型兵器和炮火影响的机动力，这使其成为对付敌方坦克的主战武器系统。

但是，现代陆军可以按照某种特定的比例配备制导和非制导反坦克火箭，这相当于爱德华国王将威尔士长矛手用于克雷西战场上时所进行的选择。在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和德国都拥有超过其坦克数量的反坦克武器，德国在反坦克武器与坦克的比例和反坦克武器的绝对数量上都超过法国。在最近的例子中，为渡过苏伊士运河，埃及人使用了大量的几乎没有坦克支援的携带火箭发射器的步兵，他们被用来防御以色列坦克部队最初的进攻。埃及人对步兵在反坦克防御中所起的作用丝毫不感到奇怪，他们选择了使用步兵而不是更为昂贵的坦克，是其对这两种武器系统费用进行比较的结果。购买、维护坦克和为坦克配备人员的费用远远大于具有相同反坦克作战效能的使用火箭的步兵的费用。所以，效能较低但有足够能力的步兵和威力巨大具有多种战斗用途的坦克配合使用，可在比单纯使用坦克更少的花费下得到同样的防御能力。

上述因素是在过去2500年的战争史中影响部队构成的暗中起作用的因素。举例来说，在亚历山大军队中，禁卫骑兵在其整个军队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这些训练有素，费用高昂的重骑兵在完成其基本的战术任务时仅仅够用，一点也不多余。其他费用较低的骑兵完成一些除突击任务之外的需要由骑兵担负的任务。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法国将军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如果法国放弃骑兵将是一个错误，因为这样将使法国丧失高质量马匹的天然优势。如果他不只是出于对马匹的感伤和对骑兵的怀旧情绪，他是指大量的优良马匹使法国不必仅仅依靠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陆军和德国、俄国陆军一样，在使用坦克的同时使用了一些骑兵，在使用汽车的同时也使用了马车。

划分战术单位的作用和进攻部队集中力量攻击弱点

虽然士兵们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明确提出以最小的花费配备不同的武器系统的问题，但他们经常公开谈论的问题是如何采取最好的战术。斯巴达和底比斯人使用的翼侧攻击战术是由同一兵种组成的军队的例子，亚历山大的作战方法是使用多兵种部队的实例。我们时代早期的一些将军们理解预备队的概念，理解将军作为司令官而不是作为战斗指挥官的作用，所以本书中不打算对这些论点进行复杂的或特别的强调，只想指出司令官们是被迫保留预备队，而不是明确地为保留预备队而不使其参加战斗。除已经减少了数量的部队外，组成预备队的士兵并不都是从与敌人作战的部队中抽调出来的。亚历山大在阿贝拉使用了临时组建立的预备队，他将原先部署在右翼的士兵调去支援受到严重压制的左翼。由于在紧张的战斗中很难从已经部署的部队中抽调预备队，临时组建预备队的思想在战略上更为适当。拿破仑在与乌尔姆的战争中和霞飞在1914年的战争中都使用这种预备队。另一方面，指挥官面临的战术问题在本书的不同专题中都进行了讨论。

防御的基本情况通常不是面对一个较弱的武器系统，而是一个相似的武器系统，特别是两支军队在战斗中正面对抗的情况。因此，战术的问题是，如何在缺少先进武器系统的情况下更好地战胜防御的优势地位。攻击敌人的弱点无疑就是这种情况的明显答案。

敌方队形的侧翼和后方无疑是最明显的弱点，由于认识到这一点，斯巴达和底比斯人就将他们的进攻指向敌人的侧翼。为攻击敌人侧翼，他们改善了其军队的战术编成，将方阵进一步划小，使之相互配合，这又体现了另一条作战原则，形成了一支机动和打击敌人侧翼的力量。罗马人的战术编成更完善，它起到预备队的作用，可以用于集中力量防御敌人的进攻，西庇阿在扎马会战中就使用这一方法打败了汉尼拔的迂回攻击。

对必须防止队形出现缺口的突击步兵尤其重要的战术编成在中世纪退化了，因为中世纪的民兵缺乏希腊和罗马军队士兵的技能，职业军人也不在永久性的部队中服役。然而，骑兵与步兵相比受战术编成退化的影响较小。

瑞士军队的战术单位区分方法较好，但由于他们不使用笨拙的线式部署，很少用到战术单位。但他们有时使用他们方阵的机动性去攻击敌人的侧翼。他们的模仿者没有很好地学到他们的区分战术单位的方法，只采用了他们僵硬的队形。当荷兰人和瑞典人采用罗马模式时，比较好的战术编组方式在战场上重新出现。这刺激了战术编组的发展，因为排列和机动一支线式的步兵比纵队更困难。但在几个世纪里战术编组方法没有达到罗马人的水平，在500人的营中没有战术单位区分，这是因为战术家们没有在营中建立可以单独行动的连。

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陆军被划分为可以独立行动的师和军，同时也使用旅、半旅和营作为改进了的战术单位。这使拿破仑的部队可以在战场上独立机动，而不是停留在僵化的线式队形中。营作为编成师的更小的战术单位成为基本的机动单位，它们可以被部署到作战队形中，或集中使用攻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但有效的战术编组方法仍然没有延伸到营以下水平的分队。

到19世纪，随着散兵和线式队形的合二为一，连获得了战术上的重要性，出现了将实用的战术编组推进到营以下水平的分队的潮流。这种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达到了顶峰，连里有排，排里有班，都成了可以独立执行集中攻击敌人弱点和实行渗透战术的单位。新的组织结构使战场上的士兵更加分散，也分散了战斗指挥，这和战场上出现的新情况是一致的。为了躲避无处不在的步枪和机枪子弹，战场上所有的士兵都在寻找掩护，或至少是匍匐在地上。这种分散的结果是剥夺了高级指挥官直接对部队的大部分控制权，也提高了部属的主动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时在班一级就可以装备便携式的干电池无线电通信装置，这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集中指挥，同时也使军队具有了以往梦想不到的相互协同水平。在装甲部队中通常每辆坦克都有电台。

战术编组水平的发展和它延伸到更小的分队单位通常提高了个人的作战能力，这也是战术单位编组固定化的结果。这种编制上的细化增强了士兵间的社会联系力，提高了士气，提高了士兵的作战效率。

战术编组水平的提高，增强了步兵攻击敌人弱点的能力，例如在渗透战术中，全部编组为各级战术单位的营具有调动其兵力绕过敌人坚强据点的侧翼实施攻击的能力，相反，在面对敌人进攻时，可以灵活地机动兵力保护自己的侧翼和后方。然而，由于骑兵主要依靠冲锋战术作战，不像步兵那样需要严密的队形，即使是在旋转击发方式的火力出现之后，也不太需要更加细致的战术编组。但无线电使坦克和飞机的战术单位细划达到了骑兵从未达到的水平。

在会战前沿的一点上集中强大的兵力，是攻击敌人弱点的另一种方法，但它在突击行动中并未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由于队形纵深过大难以增强进攻的力量。但马尔伯勒在会战中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前沿的弱点促成了会战的胜利。他的成功在于他将集中和分散原则结合使用，利用分散造成敌人出现弱点。例如，在布伦海姆战役中，他攻击敌人的侧翼，吸引法军削弱了中央的防御力量，因为部署在中央的法军主要是手枪和马刀装备起来的骑兵，这些骑兵在马下进行防御作战发挥不出优势。这时，他集中强大的骑兵对法军战线中央实施了毁灭性的突破。这次胜利，并不要求对敌人侧翼进行突击，也主要不是依靠精心设计的战术编组，而是骑兵的机动性和快速攻击的能力。

法国大革命后的作战方式是在部队被快速部署到战线之前，使用纵队进行战场机动以在前沿形成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态势，也是对战术编组原则和战术集中的原则的综合运用。举例来说，在奥斯特里茨会战中，拿破仑分散了盟军的力量，诱使他们集中兵力于他的右翼，然后使用其已经集中起来的快速机动的步兵对盟军战线中央实施强大的突破，这体现了改善了的战术单位编组和提高了机动能力的法军的优越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步兵战术单位的细划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战术单位划小的优势在于可以使用渗透战术找到敌人前沿上的弱点，增加敌人侧翼的脆弱性和提高到达敌人后方的机会。在防御中德国人学会了利用相对的机动性和反冲击抵抗进攻一方更多的部队。由于没有侧翼，渗透战术是攻击敌人弱点的惟一手段。

除不言而喻地仿效安息人使用先进的武器系统夺取胜利外，优秀的指挥官经常喜欢攻击敌人较弱的侧翼或后方。在这方面进攻部队的战法有助于理解这一原则，它也是这一原则的一部分。亚历山大的突击骑兵是进攻部队的典型例子，他们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中进攻了波斯军队重甲步兵的侧翼。

为实现这次成功的进攻，亚历山大的精锐骑兵满足两个前提条件：比重甲步兵更快的机动力可以使他们到达波斯军队的侧翼；不必进行消耗时间的编组战斗队形就可以直接实施攻击。但是，亚历山大的重装骑兵在对付波斯重装步兵时并没有优势，它只适合于攻击重甲步兵脆弱的侧翼和后方。

重装骑兵的马上机动力和对战斗队形要求不高的特点，使其可以一边前进一边进行战斗，所以在其后2000多年的时间里重装骑兵一直是主要的进攻武器系统。即使是在它面对具有全方位防御能力的瑞士步兵方阵的几个世纪里，由于只有骑兵才具有的机动性和可以快速进入战斗的能力仍然是战场上的决定性兵器，骑兵指挥官需要利用敌方军队的任何部署不当所造成的弱点或重装步兵队形中的任何混乱。

然而，步兵也可以被用作进攻部队。斯巴达人首先使用步兵进攻，他们使其队形的一部分前出，与敌方的侧翼形成直角。他们利用加强部队训练和进行战术编组的方法达成机动性，以攻击已经列阵准备会战的敌方侧翼。他们使用的是预先计划好的，经过训练的运动代替更好的机动性。在达成突然性的情况下，这种方法会得到成功。底比斯人神圣分队利用同样的方式将其一部分步兵变成进攻部队。汉尼拔在坎尼和扎马会战中，使用训练有素的和经过编组的步兵代替其他机动性更强的部队攻击罗马军队的侧翼，他进行了机动以使其步兵攻击敌人战斗队形的侧翼。由于敌人没有料到这一点，汉尼拔取得了成功。

由于中世纪步兵训练水平下降，步兵只能在一起投入战斗，这使得进攻的任务实际上完全由骑兵承担。到18世纪，经过完善的训练的普鲁士军队可以进行斜线攻击，使按照死板的线式排列的军队可以攻击敌方的侧翼。是训练，而不是将军队进行战术编组，使军队获得了更高的机动性。普鲁士军队采用的战斗队形中每一排士兵的转动方法使其可以边前进边战斗。腓特烈的方法无论在实质上，还是结果上完全和斯巴达人、底比斯人和迦太基人的方法一致。

法国大革命后的步兵纵队，可以快速地部署到作战队形中去，这使步兵战斗队形具有进攻能力。拿破仑的旅由半旅组成，而在这些旅的基础上进一步组成师，由数个战术单位组成的师既可以集中起来攻击敌人的弱点，也可以展开攻击敌人的侧翼。由于不受线式队形的限制，纵队在战场上表现出更强的灵活性，它几乎可以瞬间形成滑膛枪所必需的线式队形。即使部队没有被部署成线式队形，部队的火力也足以抵抗骑兵的进攻。部队采用这种方法前进和部署，在绕过敌人线式队形攻击其侧翼上具有令人称赞的能力。

根据战术单位分级编组的原则，将军队全部编组为各级战术单位，并由一套完整的指挥链加以控制，再配合以操练和训练，可以使军队和各级部队的机动能力大大提高。优秀的统帅运用军队所具有的这种能力，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特别是进攻敌人脆弱的侧翼和后方。例如，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提利打算抓住由部署在侧翼的一群萨克森人造成的机会，使用其步兵攻击古斯塔夫脆弱的侧翼。但在帝国将军笨拙的和不适当的操练下形成的队形，证明其运动速度不足以阻止经过良好训练和由若干战术单位组成的瑞典军队的包抄行动，被瑞典军队打败。

由此可见，将部队区分为若干战术单位可以使其具有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的能力。如果一支军队具有这方面的显着优势，例如就像普鲁士军队通过严格的完善的操练的作法，或以后法国军队通过使用划分战术单位的作法（法军中的师，其战术单位都能独立机动，营能够快速冲击），都可以使其步兵获得骑兵具有的进攻特征，使步兵队形能够作为进攻部队攻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在19世纪里普遍采用的法国战术和组织形式，意味着所有的军队都具有同等水平的部署能力，这也意味着防御者能够同样移动其部队保护其侧翼。这样，步兵也就再次失去了进攻的特征，这种情况与早期的“神圣分队”和西庇阿的由战术单位编组的预备队粉碎斯巴达人和汉尼拔的包抄企图一样。

在重装骑兵以坦克的形式再次出现在战场时，进攻部队又在战场上出现，因为坦克可以利用其高速机动能力，及在行进队形下作战的能力，绕到在正面可以抵抗住坦克进攻的防御部队的侧翼和后方。飞机也起到进攻部队的作用，但老式飞机类似轻骑兵，不是战斗中决定性的因素，除非敌方军队地处开阔地形上，又缺少防空武器。

会战和伤亡

在全部军事史中，都有有关会战数据的记载，这可能与这些数字所表达的戏剧性效果有关。但与这些数字表达出来的意义相比，它们对某场特定的战争的结局的贡献要小得多。它们只表示其本身的或战术意义上的消耗（所遭受的伤亡）。在传统经验上看，胜利者受的损失一般较小，战败者由于部队瓦解伤亡较大。会战的战略效果往往要依靠其心理上的影响和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定。恺撒在法萨卢斯战役中对庞培的胜利和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对罗马人的胜利相比，远不具有毁灭性。会战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其非战术性后果，坎尼会战的后果与亚历山大对大流士三世的两次胜利相比也是如此。英国在百年战争中打赢的几场会战，例如马尔伯勒对法军的3次会战胜利，及七年战争中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之间胜败情况，就表明着名的会战胜利对战争进程的影响是有限的。在现代战争中，在新的战略环境下的迂回运动中有更多的会战，例如马伦戈战役和德国人在1940年渡过默兹河的战斗，在战略上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虽然会战的本质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会战的影响仍然在于其在战略上、政治上、心理上和其他因素上的意义，但在过去的200年里，会战的频率增加了，其部分原因在于进行会战更加容易，并且会战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增加了。失败方伤亡的比例越来越小的趋势无疑也鼓励将军们更愿意冒冲突的风险。

会战的次数增加，但其战术意义却在下降，这和战略条件的变化并不矛盾，但却和可能引起伤亡率提高的两个因素的明显影响相矛盾。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不带防护装具的战斗员几乎完全使用强大的射击武器，按理来说，随着武器威力的增大，失败方的损失应该稳步提高。

然而，从17世纪初期开始，战败方的伤亡数字比战胜方的下降要快得多。在某些情况下，战争一方胜利占领了土地，但以人员消耗来衡量却是失败者。按理来说，随着射击武器威力越来越大，伤亡应该成倍增加，在数量上占优势的一方应该更容易地取得胜利，而失败方应遭受更大的损失，这才符合兰彻斯特n平方律的规律。武器射程的增大和部队的进一步分散化，使战斗更接近所有的士兵都可以向对方射击的情况。

当所有士兵都可以向对方射击时，部队的战斗力不只和他们的数量有关系，而是和其数量的平方成正比。在这种条件下，一支数量相对较多的部队可以很快地歼灭一支数量较小的部队。当然，每一支部队中的所有士兵和武器系统不可能都能向对方射击，他们只是在相对提高了的程度上做到这一点，比如，炮兵的间接火力对敌方部队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另外，也有许多因素对战场条件造成反面影响使之难以符合兰彻斯特规律的要求。

数量优势价值的提高和火力的增强并没有削弱战术防御的力量。防御者可以继续占有可以选择防御阵地，可以利用天然的和人工的防御掩体，可以集中使用其武器系统的火力而不必因进攻行动造成武器系统的分散和发挥火力的困难。射击武器的大量运用，从某种程度上看对防御者比对进攻一方更加有利。防御者使用射击武器有许多有利条件，他可以利用掩体的掩护，还能够比进攻者更快更精确地射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炮兵的使用证明兰彻斯特规律在起作用，特别是当德国人顽固地不放弃任何土地，而坚守在敌人远为强大的炮兵集中火力轰击下的阵地上时更是如此。但当德国人充分利用其良好的战术编组，采用弹性防御战术后，（这种战术是在战术水平上结合使用防御者传统的战略上退却的方法）德国人重新恢复了防御的优势地位，给进攻者造成了高得多的伤亡率。

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会战中，失败一方通常比胜利者遭受更大的伤亡，因为胜利一方经常屠杀战败了的没有纪律和组织崩溃的军队，使用重骑兵追逐轻步兵，或使用轻骑兵攻击退却中的脆弱的敌方突击部队。

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在20世纪的战场上重新出现，使胜利者重新获得了给战败方造成重大伤亡的机会。意大利轰炸机对奔逃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大屠杀就是这种情况。然而，战术单位编组水平的逐步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造成失败者重大伤亡的因素的影响。提高部队的战术编组程度，主要出于提高部队的机动性的目的，但却带来两个显着的连带影响：第一，小的战术单位有助于提高部队的凝结力和团队精神；第二，战术单位编组水平的提高，使军队可以应付由于战败或撤退所造成的组织混乱的情况。

下面对与17世纪会战情况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两个附带影响的意义。在17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各国政府建立常备军制度，在和平时期保留战时需要的大部分兵员。这种变化提高了部队的操练和训练水平，其结果也因平时就保持战术编组，提高了部队的团队意识、士气和凝结力。这种变化还可以解释战败一方在17世纪下半叶和上半叶相比伤亡率下降的原因。在三十年战争中，战败方的伤亡率水平一般占其总人数的37.4%。在其后的常备军之间的会战中，由于其有更高的战术编组水平和更强的团队意识，伤亡率下降到27.6%。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了造成人员损失水平下降的原因。在随后的63年里，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使用了刺刀。刺刀的使用使步兵不像原来那样过于脆弱，失败方的伤亡率也因此进一步下降到21.9%。燧发枪、统一的操练和常备军制度的完善可能和刺刀一起对伤亡率的下降产生影响。

但在17世纪里，战术单位编组还没有度过其幼年期。它在随后的两个半世纪里继续不断地发展，与此同时，军队的训练和纪律也更加统一和彻底，并随着火力射程、威力和射速的提高，军队对火力的信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军队在战败时不再出现混乱和无组织的情况，经过更好的战术编组的军队能够在较小的伤亡下更有效地作战和更容易地退却。

在经过良好的战术编组和固定番号的部队中的下级单位训练的一群士兵，往往有着更好的合作，也具有更强的主动精神，因为他们懂得配合其伙伴的行动，忠于战友和团体的纪律。这种军队比以往历史上的军队在战斗中更能经受住失败的考验，历史上的那些军队往往更容易瓦解为溃散的逃兵，因为它们不仅机动性很差，而且缺乏必要的战术编组，在溃散的士兵群体之间没有联结力。而有良好的战术编组和训练的军队即使在面对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的强大火力，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攻者占压倒优势的坦克和飞机的轰炸的情况下，也能做到这一点。

这种使失败者的损失下降的趋势，随着后膛枪的采用进一步得到加强。后膛枪不仅提高了射速，而且可以使步枪手匍匐射击。这一点和对战场上火力密度提高而寻找防护的反应一样，可以解释为什么随着武器性能的提高伤亡率却在下降的怪现象。火力的增强和早期对线式战术的采用，特别是在20世纪的情况，使战线进一步扩大，而不需要在每一个点上都堆集大量的兵力。兵员密度的下降意味着在战线上某一点的战术失败只具有更为局部性的影响，因为它只涉及到战败一方的很小的一部分军队。

一个影响伤亡率下降的因素，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非的坦克战和不久前的阿以战争中的坦克战中都起作用。交战双方，特别是失败的一方，从武器系统的角度而言，主要是坦克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在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与以色列的战争中，交战各方在仅持续了两个多星期的战争中，损失了其总计1300架飞机的1/4，6000辆坦克的一半。尽管对于如此短暂的战争来说，其损失率似乎很高，但如果认识到其间每天都有战斗，特别是有时甚至在一天之内发生多次战斗，那么这些数字看起来就不那么令人触目惊心了。每天损失的数量平均小于坦克部队总数的5%，如果指挥官在战斗中只投入了一半的兵力，损失率则是10%；如果只有1/4的兵力投入战斗，则损失率是20%。另外，从人员损失的角度来看，在这场短暂的战争中死亡2万人，平均每损失一辆坦克损失7个人。

所以，与战争中所进行的大量的战斗相比，这些损失似乎并不太严重。这种情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持久的进攻战及其每天的重大伤亡的情况有共同之处。会战的频度与较高的兵力空间比有关，所有部队全部乘车作战造成的部队机动性的提高也增大了作战的次数。由于像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家的边境和一些重要目标如苏伊士运河和叙利亚首都靠近战区，交战各方军队都具有高速机动能力的情况下，各交战国都清楚地感受到在战争中退却的危险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各方士兵都顽强作战，而指挥官们和其士兵一样不愿意承认失败和进行撤退。指挥官也可以将这种在敌人压力面前顽强战斗的精神归功于良好的纪律，和现代化军队从上到下彻底的战术编组。战斗人员不愿意撤退也反映出战斗的政治背景的影响，这是在危险情况下敌对各方看重的因素。现在还不清楚这样高的损失率，是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非战场上的机械化作战的高损失率一样，是由强大的火力和庞大的武器系统所进行的机械化战争的必然结果，就像在18世纪的滑膛枪手一样，由于其难以和后膛枪手一样方便地隐蔽而显得过于脆弱。政治和地理条件可能是影响损失率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已被欧洲的战争所证实。虽然一日战斗的损失率没有达到18世纪及更早的时期那样高的比例，但由于持续战斗，损失率也相当高。

根据一个特定时期里损失水平的不同，或军队是单一兵种还是由混合武器系统组成的不同情况，战斗消耗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在遭受坎尼会战的灾难性损失之后，罗马人避免了许多次会战，并通过征集在其控制下的许多城镇中大量的民兵预备队弥补了这些损失。与此相似，在经历了三十年战争中许多会战的重大损失之后，许多指挥官都设法弥补了损失，例如提利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之后雇用了更多的雇佣兵。另一种情况，例如拜占庭在曼奇刻尔特会战之后却无法补充其军队，它实际上损失了其全部职业化的受过高度训练的重骑兵，更严重的是，会战的一个后果是使其失去了主要的征兵区安纳托利亚。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国家的军事制度都可以很容易地将平民征召为士兵，但一些国家由于在连绵不断的战线上所进行的长期恶战伤亡巨大，以至于找不到适合服役条件的男性参军。所以，军队补充的能力，像对战败时可能遭受的损失的估计一样，制约着指挥官和政府冒险参加会战的意愿。

总之，在现代战争中，对相当大的部队的战术歼灭战越来越少见。战术后果价值的降低意味着需要更多地考虑对不断发生的会战产生影响的后勤、战略、政治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后勤

历史总结

在本书所研究的战争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的供应和移动的样式变化不大。军队的人员和牲畜的供给通常依赖于他们作战的地区。所以，作战区的人口、生产力水平和季节对作战行动的时间和方向产生重要影响。

举例来说，在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时，如果他对补给系统并没有给予重视，也没有作出适当的安排，即使在波斯没有明确地执行后勤战略的情况下，他也可能输掉战争。亚历山大通过减少行李和非战斗人员，利用被围城市的供应线，提前仔细地作准备，区分前进路线和攻击目标以满足他的军队在波斯生存的需要，竖立了当时后勤系统的典范，这在20世纪也不完全过时。他的战争实践还证明他认识到后勤的重要性，他利用陆军夺取了波斯舰队的基地，通过使用后勤战略打败了波斯海军。

在过去的2500年里，获得粮秣的方法从抢劫到购买不一而足。对补给品的浪费、对人员的遗弃，以及当地人民的敌对反应，经常使军队从政治上考虑倾向于采用一种有秩序的方式从友好地区或敌对地区获得补给。通常的作法是军队向当地政治当局征收粮秣，或征收金钱再从商人或生产者手中购买补给品。在现代战争中，军队称之为战争税和征集补给品。在友好的地区和在中立的地区，军队通常使用本国的资财购买补给品，有时即使在敌对的地区，军队出于争取群众的特殊目的也采用购买的方法。无论何种方法，军队通常都能找到他们在作战中需要的大部分物资。次数有限的会战一般不会将军队携带的弹药消耗完。

从远处获得补给的情况一般发生在围攻战中，或者是一次战役的初期，因为冬季的消耗已无法满足未来战役的需要。水路运输效率较高，可以通过海洋、湖泊和河流从基地运输补给，甚至包括牲畜饲料。通过陆地运输给养则比较困难，一般只限于士兵的口粮。进行围城战时，周围地区的道路情况和生产力水平对作战影响极大。骑兵在围城战中对改善给养情况作用不大。

道路的改善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相应提高了军队的运动能力和生存能力，马掌、挽具、舰船和导航技术的新发展都对提高军队的运动能力和生存能力作出了贡献。19世纪蒸汽机的发明提高了河流和海洋运输的速度和经济性，铁路也引起了陆地运输的重大变革。虽然铁路比水上运输贵，但铁路运输速度更快。铁路在19世纪后期的大发展可能比更方便的水上运输对后勤的影响更大，因为众多的铁路线意味着几乎任何一支军队都可以从基地获得补给，可以交互地使用发达的道路、铁路和水上交通系统获取一个广大的农业地区的资源。

高效快速的铁路系统使军队获得了新的战略机动性。它首先在美国内战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铁路运输可以在远距离上集中起大部队，这拓宽了战略机动的范围，和过去相比其差别之大就像步行速度与火车速度之差那样。由于撤退的军队通常总要破坏铁路系统，防御者往往比进攻者有更大的战略机动性。1914年在法国和东普鲁士的战役证明了铁路对防御者抵抗战略进攻部队的价值。同盟国也是通过铁路快速运输集中起预备队防御1918年德国的进攻的。

技术的发展通常是为了满足民间对更好的交通手段的需要，但汽车的发明，也对后勤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汽车运输远比铁路运输昂贵，但汽车可以运输补给和士兵到没有铁路的地方，甚至直接运往前线。正是由于有了汽车和铁路运输，才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庞大的军队之间的阵地战有可能发生，在这次战争中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弹药补给。在1940年，汽车是德国取得的惊人的战略胜利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在满足进攻方的战略进攻部队的需要上，汽车的多方面用途远超过铁路。

飞机运输要比汽车运输昂贵得多，但和便宜但速度慢的水上和陆地运输相比，已经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在快速运输兵力和补给是战争胜负的关键，或在部队被包围的情况下，飞机运输是基本的补给手段。

因此，技术进步已经对后勤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过去的100年里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它和许多武器的变化不同，但和电报、电话、无线电、收音机、数据处理器等在战争中的运用的情况相类似，许多改变后勤方式的发明首先来自民间。在这里，民间的需要和军事上的需要差别不大，而经济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不断要求改善运输方式和通信手段。同时，也不像技术的发展对战术所产生的循环性的影响那样，它总是不断地改善补给、运动及对部队管理的情况。这种变化几乎是以直线方式进行的，是一种不断地提高效率和降低费用的过程。

选择性的兵员制度

后勤的重要性表现在无论敌人是远是近，对后勤的需要总是十分迫切的；后勤的复杂性也和后勤是一种运动状态的本质相关，军队的后勤活动在现代军队参谋制度的演变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经过无数年缓慢的演变，参谋系统在19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一个基本的计划和管理机构。指挥官不仅通过参谋系统安排以满足庞大军队的后勤需要，而且依靠参谋系统协调情报和作战行动。19世纪引入军队的兵员制度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对参谋系统进行更好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兵员的征集和训练影响到会战、战役和战争的结局。在过去的2500年的欧洲战争史中，兵员制度保持了相当的连续性。希腊人使用民兵，他们通过训练使其具有一定的战术能力，又由于他们都以所在的小城市为基地，希腊民兵之间有凝聚力和团队精神。波斯人的情况与之不同，他们使用职业化士兵组成的军队，职业化士兵经过连续的年复一年的专职训练拥有更强的作战能力。连续不断的战争最终也迫使希腊人实行了职业化士兵的制度。

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开始采用民兵制度，但其后也使用长期服役的职业军队，其组织结构和纪律都具有典型性。这两种制度，民兵制和职业制在随后的若干世纪里一再重复出现。民兵和常备军相比，花费较少，还具有数量多和作为潜在的预备队的长处；这种制度是罗马人在意大利能够抵抗住汉尼拔入侵的重要原因。职业士兵个人素质较好，具有额外的战术优势，他们在部队中长期共同生活的经验，使他们能够充分地相互信任，并提高部队的团结精神。

民兵不能打长期战争，特别是那些远离家乡的战争，这也是为什么希腊人和罗马人最终采用职业化制度的原因。民兵在短期战争中表现出色。在大量的袭扰者中，许多人自身就是平民，例如阿拉伯人和马扎尔人，他们甚至没有形成一支职业化的军队。民兵在防御袭扰时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在防御中他们可以依靠堡垒，这样对民兵的战术技能要求更低。

中世纪的军队只是表面上与民兵制度和职业士兵制度一致。虽然城市民兵与希腊制度基本相似，它在战术上主要依靠密集的长矛手；但农村的民兵只是徒有其名，他们不经任何训练，经常使用农具代替武器。由于农村民兵来自分散的乡村，它也缺乏城市民兵部队中的凝聚力。但也有一些农村民兵的表现非常出色。例如，由居住在紧密的山谷社区里的瑞士民兵组成的部队，不仅拥有武器而且训练有素，很难把它与正规部队区分开。

中世纪的职业军队也和希腊和罗马模式大相径庭。中世纪的职业制度中不仅没有固定的编制和部分集中的部队，而且将其正规军分散到许多小兵营里，甚至将士兵个人也分散到全国各地。这种制度下的士兵具有一定的，或相对较高的技能，但这些士兵组成的部队却不习惯于纪律和服从，也缺乏配合作战经验和集体意识。对士兵的雇佣一般以一年的战争为限，有的直接和士兵签订合同，有的则通过军事经纪人签订。这种作法无助于减少中世纪雇佣兵制度的缺陷，虽然有时候也有成群的男人冬季里也生活在一起，指望着能为来年签订上合同。直到17世纪后半叶，欧洲职业军队才开始采用更为有效的罗马军队的组织模式，所有的正规军都年复一年地在一起生活和训练，依靠有组织的军粮筹集部门供应给养。

可见，民兵制度在希腊和罗马历史的后期就失去了其大部分重要意义。这种情况持续到17世纪，直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民兵制度才重新获得其重要性。各国竞相加强和征召民兵，匆忙征集起来的男人们被编入军队，但他们在战争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在战争爆发之初就实行了这种方法，普鲁士在战争结束时也采取了这种方法。由纵队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改进，使得在战场上机动可以采用纵队样式，它克服了以早期的瑞士密集队形为代表的线式战术的大部分缺点。这种从单一的线式战术所完成的变化，使得由平民转化成士兵的过程大大地简化，也更加迅速了。由于在前沿战斗中较少地依靠步兵线式队形之间的对射所需要的僵硬的射击纪律，使得可以快速训练平民担负战斗任务。

在19世纪，普鲁士在其武装部队中连续地执行了将民兵和职业兵融为一体的政策，并实际上获得了两者的好处。通过将平民预备队加强到专职的部队中去的作法，他们将民兵和正规军以一种有益的方式结合了起来。正规部队训练预备役人员，他们或者在民兵组织中服役，经过3年的训练，将产生一批经过良好训练的平民，然后正规军可以在短时间里征召他们完成进一步的任务，或者在战时动员征召他们入伍。

由于每一特定的部队都在一个特定的地区拥有基地，兵员都具有相同的社会背景。通常，他们以前就认识，或将一些社会关系带入当地部队。他们在军官或军士指挥下训练，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将在这些军官或军士指挥下作战。这种基于地区性的征兵制度密切了士兵和指挥官的关系。在一年一度的动员中，所有人员都在一起进行模拟战争条件的演习或其他训练。所以，普鲁士在其各单位的平民之间培养起一种强烈的亲密关系，他们接受的训练条件完全接近于长期服役的正规部队的训练水平。

普鲁士实际上在现役和预备役部队中使用的所有干部全部是职业军人。由于拥有大量的民兵预备役人员，普鲁士在花费较小的情况下拥有了一支高度职业化的军队。当预备役人员加入现役时，他们可能使军队的规模增加两倍，但却不会降低军队的素质。由职业军人指挥、完善的训练、有共同执行任务的经验，动员后新组成的普鲁士军队几乎具有长期服役军队的所有优点。即使是真正的民兵，“后备军”也大部分经过现役士兵水平的训练，并由部分正规军人指挥，其战斗力水平超过欧洲曾经有过的大多数民兵部队。

这种制度在普鲁士进行的世纪中叶的战争中证明了其有效性，在这些战争中由职业军官和平民预备队组成的军队打败了奥地利正规军。1870年的对法战争充分显示出普鲁士军事制度的潜力，普鲁士军队扩大到最高水平，它拥有一支是法国军队两倍规模的军队，质量稍逊于法国职业军队。如果不是法军处于如此悬殊的数量劣势之下，即使巴赞不称职达到惊人的地步，普鲁士也可能不会打败法国。

大多数欧洲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采用了普鲁士军事制度，而没有采用这种制度的英国和美国都推迟了完全参加战争的时间，它们的军队也因为缺乏得到彻底训练的人员而受到了影响。法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利的一个原因是法国士兵所受到的训练只适应经过动员扩充后的军队的作战样式。由于轻视平时就存在的作战部队的优越性，法国重复了中世纪类型的将职业军人分散驻防所造成的困难。另外，法国的军事承包人也没有将士兵集中训练，使这些士兵组成有效的战斗部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由正规军官和经过训练的预备役组成的庞大的军队的依赖开始减少，只有俄国军队保留了这种由职业军官和大量的经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组成的军队的样式，这种军队在人数上与本世纪上半叶那些典型的军队样式相似。为组建一支和其人口水平相比规模很大的军队，以色列和瑞士建立起一种民兵制度，这种制度要求其人员参加反复的阶段性的服役，以保持和提高其战斗能力。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国家军队已经向机械化部队过渡，其后果是部队规模缩小。虽然欧洲国家仍然在征召适龄男人参军，并因此形成了大批的经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但现役部队将在预见到战争爆发进行动员后组建的较小的军队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正规部队和在过去战争中的情况一样，仍将战斗在最前沿。

军事训练仍是件困难的工作，有些因素的发展使训练工作简化，有些则使训练变得更加复杂。掌握使用弓箭的方法，需要进行多年的训练才有力量把弓拉开，并准确地向目标射击，但后膛枪只需要学会快速可靠地安装子弹就可以了。现代自动步枪具有良好的视线和平直的弹道，在很短的时间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一学就会。使用自动火炮所需的训练也不比学会使用老式的手动操作的步枪更复杂；学会操作坦克，这是一组人员的工作，也不比在学会骑马的同时一手持矛或剑，一手驾马更麻烦。即使驾驶飞机，也不比学会骑在没有马镫的马上用两只手又准又快地射击强弓需要更多的练习。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将平民转变为合格军人的任务更加方便。

但另一方面，使用许多武器模拟战斗情景却越来越难了。不像古代的重步兵可以进行击剑训练，也不像重骑兵可以进行马上格斗训练，现代士兵虽然可以使用模拟器材进行训练，但失去了老式的类似体育队之间所进行的混战那样的训练所得到的东西。即使是18世纪的士兵，他们也可以不断地重复地操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辛劳可以换得战场上的能力。灵活多变的渗透战术使步兵再也无法学会所有必要的技能，坦克在运动中作战的特点也使驾驶手和指挥官很少有机会学习他们在未来战斗中将重复的运动样式。即使是可以通过训练来提高操作熟练性的炮兵，如果在战斗中他们平时使用的复杂的通信系统被破坏，也将遇到困难。

可见，随着武器和战术的发展，实战中所需要的个人技能的训练越来越简单，但与集体行动有关或集体作战行动的训练却更困难了。并且，由于军队越来越依赖于精密的装备，又出现了另一种困难：对新式武器的维修人员的训练——新式武器的可靠性不如过去简单的老式武器。这些方面对士兵能力的要求至少相当于或超过过去对士兵的要求，但平时的训练和修理武器的经验像许多老的战斗技能一样，将使修理人员能够更好地完成其战时工作。总之，在过去的若干世纪里，只有士兵的士气和荣誉感及集体的重要性这些本书的次要论题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战略

历史总结

在两支拥有相似的武器系统的军队之间的战斗中，防御的战术优势首先体现在正面作战中。在战略层次上，在两支结构相似军队之间的战争中，防御的战略优势依赖于战术上的优势，及其在撤退中对追击方所形成的在持久战略意义上的优势。当进攻中的敌人利用袭击战略对抗持久战略时，撤退行动对追击行动所形成的优势则使进攻方更强大，因为他们经过短暂的战斗后就撤退了。战略上的袭击与战术上使用轻型部队对抗重型部队的情况相类似，土耳其马上弓箭手就是用这种方法打败拜占庭重骑兵的。袭击战术和袭击战略的基本方法就是打了就跑，除非是战略上的袭击部队。由于袭击者占有撤退的优势，并不需要拥有机动性更强的武器系统。

所以，在两支组成相似的军队之间，无论是实行袭击战略还是持久战略，在本书所研究的大部分历史中，较强的一方军队通常难以仅靠战略手段迫使较弱方进行会战。行动灵活的长矛投掷兵（皮尔塔斯特）可以迫使一支由重甲步兵组成的军队按照他们的条件作战，这对通常情况下只有双方同意才能进行战斗的情形而言是个例外。主要由徒行步兵组成的罗马军队在卡雷落入由骑兵组成的安息人军队控制之中时，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然而，在战争史的大多数情况下，军队的结构都使双方具有相同的战略上的机动性，而此时实施撤退行动的一方占有优势。

通常较低的兵力空间比，也使许多军队难以达成进行关键性决战的目的，因为较强大的一方也经常缺乏足够的兵力按照持久战略的要求控制相当大的一个地区，以迫使兵力较弱但政治条件较好的对手进行决战或投降。即使是一支强大到能够进行系统的征服并在全国和战略要点上驻守军队的入侵者，往往也由于缺少持久战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或政治耐心和毅力而失败。

所以只有在作战双方都认为有最大的获胜机会时才会爆发战争，否则就是政治因素要求必须会战，例如，庞培和恺撒在法萨卢斯进行会战，哈罗德在黑斯廷斯与威廉交手。为了防止出现撤退者对追击者的优势情况，军队往往采取袭击战略以形成进攻者对防御者的优势。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较弱的一方往往采取袭击战略，它在袭击了较强大的敌人军队中较弱的一部分后立即撤退。在大夏和粟特发生的抵抗亚历山大大帝的作战中，就采用了袭击战略，抵抗者首先攻击了亚历山大的一支小部队，但在马其顿强大的部队面前，抵抗者为避免进一步的战斗撤退了。

避免与敌人进行会战的能力，使弱者实行进攻战略比强者奉行防御战略更为有力。再加上变退却对追击的优势为进攻者的优势，袭击战略可以抵消战术防御的大部分优点。由于袭击者只追求小的战术胜利的累积效果，他们可以将与自己的力量是否大于作战目标的力量，作为选择攻击目标的惟一标准。对目标选择的如此大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使敌人面对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他们无法使其处处都强。无疑他们必然失败，而袭击者通常在袭击中使用局部优势兵力，取得相当程度上胜利，以此抵消战术防御的优越性。

亚历山大想通过在交通枢纽上驻扎兵力的方法迟滞游击队的运动。这样，他不仅迟滞了袭击者撤退的速度，而且妨碍了袭击者前往袭击目标的速度。当被入侵者的力量过于弱小无法采取持久战略中的战术防御，而实行这种袭击战略利用游击队抵抗对手时，亚历山大所采取的这种持续防御方法在历史上经常被入侵者所采用。罗马人在他们征服坚决抵抗的蛮族部落时，经常采用持久战略，还配合以广泛修建的堡垒群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恺撒采用了罗马人的作法，不采取过多的作战行动，修建堡垒和耐心等待，他采取后勤战略分散比利其人，在壕沟深掘的堡垒中静待比利其人的供应消耗殆尽。

在面对韦辛格托里克斯精明的后勤战略和焦土政策，以及法比安采用袭击战略对粮草搜集人员进行打击的情况下，恺撒撤退了，他接受了暂时的挫折，但坚持了他的原则：“在给敌人打击的同时，也会给自己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最好放弃打击敌人的机会。”但韦辛格托里克斯由于认识到罗马人的毅力和“永不停止战争”的态度，冒险作战，被打败后逃往阿莱西亚城。在这里罗马人利用精心设计的围城和封锁堡垒线，成功地打败了城中被围部队的突围和城外部队的救援。当然这次胜利只是罗马人征服的第一步，罗马人还在全境驻防军队，建立堡垒哨所，并镇压了随后发生的起义和游击战。罗马人最终的征服还归功于罗马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强大的文化力量和执行持久战略的耐心。

军事行动中往往不仅交互使用袭击战略和持久战略，而且使用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中世纪的战争中显示了堡垒及城市的附属城堡的作用。防御部队躲进粮草充足的城市或堡垒中，除长期的围攻外，一般可以抵抗住兵力强大但后勤落后的对手的进攻。

百年战争体现了中世纪战争的许多特点。在14世纪，英国采取的是政治性的袭击战略，最终迫使法国作出了让步。英国和法国在对法国西南部的争夺中都采用持久战略，围绕控制该地区的城堡和城市进行争夺。法国成功地使用了罗马费边在抵抗汉尼拔时采取的方法；依靠当地人民对法军的政治同情，法军努力避免与英军作战，而只是围困英军占领的城堡和市镇，由于英军奉行战术防御的学说，法军很容易地就实现了目的。

在15世纪，英国在法国寻找到了政治支持，转而采取持久战略，系统地征服法国的城市和堡垒。但英国人发现法国太大了，也有太多的法国城镇居民和士绅反对英国人的统治，使英国人无法征服法国。英国军队逐渐地被分散到占领的地区，以至于他们无法应付法国不断恢复的抵抗力，法国人随后也采取持久战略将英国人逐出法国。

除了通过断绝被包围的城市或堡垒的防御者粮食来源的方法迫使防御者投降的明显例子外，后勤战略在战争中通常不起主要作用。法国和苏格兰人曾经通过焦土式的防御性后勤战略来对付英国人。如果防御者知道袭击者的前进路线，那么对庄稼、粮食和饲料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并不大，因为既然几乎所有的军队都采用袭击战略，例如希腊军队，来达成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袭击者甚至入侵者经常将他们没有消耗完的物资破坏掉。

中世纪战争形态的发展，对和一个强大的敌人作战而采用进攻性袭击战略的情况来说，影响不大。像罗马人一样，中世纪的国王们也面临着像北欧海盗那样的袭击者的骚扰，这些袭击者的目标是战利品，他们也奉行持久战略，利用堡垒和对交通线的控制保护自己。英国人在他们长期的控制威尔士的进攻战争中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由于缺乏在威尔士全境同时设防的能力，英国人一小块一小块地征服威尔士，每占领一块领土就在上面修建堡垒。通过对人员和堡垒的结合使用，他们在每一块领土上都形成了很高的兵力空间比，使英国人能够在每一小块新征服的领土上都能建立起适当的防御。因此，通过剥夺使袭击战略占据优势的一个基本要素，英国人利用进攻性的持久战略打败了威尔士游击队。中世纪的战争实践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战争样式的连续性，也预示着当武器、战术、后勤，乃至战略发生变化时，也无法改变袭击战的基本样式。

英国在征服威尔士的战争中主要依靠堡垒，威尔士人最终也开始模仿英国的做法，自然也包括围城战。但他们这些行动缺乏重要性，因为这些行动最终变成按照作战持久战略而进行的作战行动。对于执行作战战略，围城战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即迫使救援部队作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6世纪初法国对北意大利的征服中发生了那么多的会战。对于围城者来说，城市陷落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增加财富，并利用这些资源进行时间更长的围城战。这样，其结果是经常迫使将军们为了挽救城市，在战斗前景暗淡的情况下被迫作战。

三十年战争中又出现另一种情况，战斗力较强、目的坚决的两支军队之间爆发了战争，但每一支军队的兵力空间比都很小，不足以牢固地控制德国的广大地区，也无法迫使对方进行决战。古斯塔夫从占领新教徒占多数的德意志北部地区开始，按照持久战略系统地向前推进。这种袭击方式具有深刻的政治影响，它可以使敌对的统治者丧失威信，也可能因敌对的统治者的屈服而夺占这一地区，或至少使这一地区中立。另外，实行后勤战略还可以剥夺这一地区的资源，以防敌人军队有可能利用这些资源。所以，古斯塔夫将实行持续作战战略的围城战和后勤战略的袭击战相结合，以及缓慢地占领北方领土的作法，将该地区的资源为己所用。

虽然古斯塔夫和他当时的对头提利都奉行作战战略，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爆发战争。相反，每一方都采取袭击对方基地地区的方法，保护自己，消耗对方。因此，在1631年，古斯塔夫两次进兵威胁奥得河上的法兰克福，随后又进兵威胁进入西里西亚开展袭击战。第二年，古斯塔夫又进入巴伐利亚进行袭扰，帝国新司令官华伦斯坦通过向北进军威胁瑞典国王摇摆不定的盟友萨克森和瑞典军队在北方的基地，分散了瑞典国王的兵力。由此可见，当交战双方都存在脆弱的基地地区，和都是小型的结构相似的军队在一个相对大的地区里作战时，袭击和反袭击具有一种战略上的重要作用。

因为双方都不愿意在对敌人有利的条件下作战，所以会战很少发生。古斯塔夫在韦尔伯恩有利的阵地条件下向提利挑战，和在纽纶堡向华伦斯坦挑战的情况都是如此。华伦斯坦由于在瑞典阵地前受到挫折，转而实行后勤战略破坏古斯塔夫的补给线，得到加强的瑞典国王也以同种方法进行报复。当两支军队撤离战斗时，双方都受到了很大的消耗。

三十年战争中也表现出了战略对后勤的依赖程度。虽然当时的军队都由职业军人组成，但每年都需要重新征集的军队，缺乏士兵在一起长期服役所形成的凝聚力、战术单位的固定编组和士气。这主要是因为养兵的方法采取的是封建制度，统治者依靠独立的承包人为他们提供兵源。军队也没有类似亚历山大或罗马军队的后勤系统，承包人和他们的贫穷的雇佣兵主要依靠战争支持战争。不像亚历山大那样在关心后勤供应和休养军队的同时坚定地追求其战略目标，在17世纪初期，给士兵和马匹提供给养是项关键性的任务，指挥官们经常为了满足迫切的后勤需要而行动，而不是为了追求战役要求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常常为了满足后勤需要而改变政治目标，并且由于引起受到劫掠的平民的敌视，这些对军事行动产生了危害。

欧洲人口的发展、生产率和政府税收的提高，允许建立规模比较大的军队，这样提高了的兵力空间比往往允许实行持久战略。然而，在荷兰，由于有很多筑垒城市，交战者会发现这里的兵力空间比是如此之高，如果没有敌人领土上的当地居民的帮助，军队的进展会很慢。作战行动经常是一系列的围城战。

在意大利北部，兵力空间比有利于进行更加决定性的会战，但军队长期具有的避免作战的能力妨碍实行作战战略。河流是防御性的障碍物，在渡河作战时，军队利用突然袭击，分散敌人和集中力量击敌弱点的方法完成任务。进攻中的军队在渡河时，经常采取占领控制着粮草征集区的阵地的方法迫使敌人撤退，这些粮草征集区过去是防御者的基地，但现在为入侵者所利用。所以，像欧根和旺多姆这样的指挥官，他们不是采取袭击敌人基地地区的方法，而是将敌人驱逐，使其成为自己的基地。他们的战略具有很大的后勤战略的内容，与古斯坦夫早期在德意志北部和英国人在征服威尔士人时的作法相似。

18世纪中叶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在波希米亚、萨克森、西里西亚进行的各场战役中，有利的兵力空间比使入侵的军队可以实行持久战略以控制物产丰富的地区。这些地区对腓特烈的生存至关重要，持久战略中的后勤因素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为保护和恢复这些地区的财政和兵员资源，腓特烈进行了许多次进攻性会战，其动机与敌人想解围的目的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奥地利人则利用其强大的骑兵和占优势的轻步兵，两次使用后勤战略打败了普鲁士人的入侵。一次是奥恩元帅通过袭击普鲁士运输队和限制其粮草征集人员活动的方法将普鲁士入侵军赶走；另一次是奥恩元帅在消灭了普鲁士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和夺取了他们的给养品后，为奥姆特斯解了围。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改变了战争形态。法国的战术体制是利用纵队机动，但以线式队形作战，这使军队无法乘对方缓慢部署成作战队形时为避免作战而离开战场。提高了战术编组水平和作战能力的法军，能够迅速地从行军队形转换成作战队形，这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为保卫自己不受对方步兵或骑兵的袭击而以笨拙的作战队形缓慢前进。法军在接近敌方军队时能够加快前进速度。

法国军队平时以师为建制单位活动，它们经常由师编组为军，而不是将所有的师都集中起来使用。这样法军不仅能够控制其占领的地区，而且可以在许多路线上迟滞敌人，或者同时在许多个点上威胁敌人。法军的部队虽然高度分散，却属于某一个固定编制的战术单位，能够迅速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或抵抗敌人集中的兵力。军队的高度分散，也使敌人对主攻方向难以判断，提高了战争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加强了进攻部队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作战能力。

一支分散部署的战略性进攻军队，由于其具有良好的行军机动能力，加之它主要由战术进攻性的步兵和骑兵组成，具有迫使不愿意作战的对手决战的能力。在此之前，具有相同的武器系统的军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撤退中的军队的机动速度高于追击的军队，一支集中起来的军队无法迫使另一支军队作战。但只要在适当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新式军队中分散的部队可以迫使敌人的部分军队作战，从而迟滞敌人整个军队的运动，直到所有的军队都赶来参加会战。

所以，军队可以迫使敌人要么进行战斗，要么采取另外的选择——向后方撤退。集中的、和整个战区相比较小的防御军队，再也无法通过转移到对方的活动范围之外的方式避免会战了。防御者甚至丧失了通过占领一个坚不可摧的阵地以避免战斗的能力，因为广泛分布的法军能够将之包围，并夺取之。但分散开的军队也存在被集中起来的对手打击其一部分的危险。

这些分散的部队，当以适当的兵力空间比协同作战时，不仅可以使战争更具决定性，而且可以利用内线作战的地位，首先攻击敌人一部，再及其余。在以往，当敌人军队拒绝战斗时，兵力集中只占据很小的一个点，交战也就很难发生。当尼禄运用这一战略使用一支大部队进攻哈斯德鲁巴时，他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哈斯德鲁巴的愚蠢，这是后者被迫应战的原因。爱德华王子曾先后和小德蒙特福特、老德蒙特福特作战，但他的胜利依靠的是凌晨发起的突然袭击，和将敌人诱到背靠大河的战场作战。腓特烈大帝也利用内线作战的形势，但必须在敌人设定的条件下接受会战，使用其集中起来的兵力。因而，在通常情况下，敌人可以拒绝会战的能力剥夺了集中起一支大部队所带来的一贯的好处。由于大革命后的法国军队具有分散和容易部署的特点，它可以容易地迫使敌人交战或进行灾难性的撤退。利用内线地位在空间上集中兵力成为一种主要的战略手段，它既可以用于进攻，也可以用于防御。所以，将军们既可能将其人数众多的大部队投入会战并很可能取得胜利，也可能在敌人压力下被迫进行灾难性的撤退。拿破仑在其担任将军之初就有意地在两支敌人的军队之间行军，这样他可以有选择地攻击它们，这表明内线作战的价值突然变得重要起来。

拿破仑的分散部署、但在面对威胁时可以快速集中的军队，可以插到敌人后方切断其退路。在马伦戈战役初期，拿破仑占领了奥地利的后方，控制了米兰及其周围地区，他在意大利获得了一个基地，这使他可以保持他的地位。但拿破仑并不比一个世纪前旺多姆元帅在渡过河并在奥地利建立基地的成就更大。但不同之处在于，不像旺多姆，拿破仑分散的军队能够断绝奥地利人的退路，这是他在马伦戈战役中取胜的关键。

所以新的战略和军队的战术能力改变了占领敌人后方的意义。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不再能超越另一支军队。虽然军队任意依靠他们所占据的地区补给，除集中兵力进行围攻战外很少依赖补给线，但在马伦戈战役胜利后拿破仑军队占据的地区使奥地利人感到十分窘迫，虽然他们仍占据着广大的地区并拥有海上交通线，但他们同意从意大利北部撤出。在乌尔姆战役的另一次迂回运动中，较弱的奥地利军队被迫要么交战，要么直接向莱茵河或法国撤退。

与单独实施会战相比，战略途径是达成更具决定性胜利的道路。在布伦海姆战役中，由于马尔伯勒熟练地运用了集中和分散的战法，一举歼灭了法国2/3的军队，这是这一时期的杰出的会战，其伤亡和战术后果都可与坎尼会战相比。但法国人战略上的胜利补救了其会战中的失败，这次会战逐渐丧失其战术上的意义。迂回运动能导致决定性的战略后果，只要进攻一方能以在战术上不太重要的防御会战阻止住敌人的撤退行动，这种机动行动就可确保取得重大胜利。

军队新的作战能力和适当的兵力空间比相结合就可以达成决定性的战役。当法国将上述因素与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结合使用时，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征服力。

政治因素历来对军事产生影响，它经常制约着所需要的军事努力的程度，并对会战和战役的胜利赋予某种意义。大流士三世在政治上的弱点迫使他在战场上与亚历山大交战，从而使入侵者的胜利具有决定性，使其丧失了对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亚历山大与罗克桑那的婚姻消除了大夏和粟特人的抵抗，所以虽然他在以后采取的军事措施远远不够，但仍能够控制整个国家。汉尼拔在坎尼对罗马人的歼灭战没有产生任何战略上的成果，这是因为罗马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力量上都足以抵抗他。这些因素也影响军事决策，大流士三世的总督们无法迫使其臣民实行焦土后勤战略，否则就可以打败亚历山大。

三十年战争表明了士兵们在征集粮食、饲料中所引起的反抗程度。这些征集活动时常直接针对公众，这种后勤方法中的大量浪费、破坏和抢劫事件加重了恶果。占领军的行为引发的政治上反对占领军的情形并不始于三十年战争，叙利亚的安条克七世入侵美索不达米亚的命运就是这样。仅一个冬天，占领军的士兵就将欢迎他们的、在文化上有亲缘关系的希腊人变成了敌人。希腊人配合安息人杀死了安条克七世和他的士兵。三十年战争中受到劫掠的农民没有采取如此有决定性的行动，但他们经常一有机会就袭击或杀害征集粮秣的士兵，采取一切手段防止补给品落入进行抢劫的军队手中。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占领了通常是难以征服的荷兰，这是因为他们自由平等的原则对这一地区的中产阶级产生吸引力。法国人由于在政治上对城市资产阶级的吸引力，他们在意大利北部和德国受到政治上相当的欢迎之后，轻易地将军事胜利转变为征服。但由于法国人仍按照三十年战争的方法允许士兵直接从百姓中获得补给，法国人很快就丧失了其政治资本，只是没有像安条克七世所犯的类似的错误那样导致直接的灾难性的后果。

在入侵西班牙的战争中，法国人拥有必要的军事手段及适当的兵力空间比。以此为前提条件，他们实施了决定性的战役并控制了整个国家。他们没能实现征服的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基础。西班牙人反对拿破仑的兄弟成为国王，也反对法国的政策，他们认为这种政策有悖于他们的宗教。法国士兵的行为加剧了他们和人民交往的困难。由于法国大革命的三原则只有两原则获得成功，他们只能打败敌对的军队但却无法控制整个国家。法国人战胜了弱小一方有效地利用袭击战略所进行的游击战，这种情形和亚历山大刚占领大夏和粟特的情形不太一样，但法国人却找不到政治手段绥靖这个国家。

在俄罗斯，法国只占有军事体制上的优势。他们面对的是顽固的沙皇、在政治上对法国没有任何兴趣的人民，和极小的兵力空间比，以至于无法迫使敌人与之交战，也难以控制俄国的大部分地区。由于缺少取得胜利的三个重要的必要条件中的两个，使法国人只能进行袭击，希望以此得到俄国在政治上让步。法国人落后的后勤补给方法增加了他们撤退时的灾难，他们被迫沿着向俄国进军时的同一条路线撤退，从那些已经害怕和痛恨法国人的俄国农民中取得补给。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战争发生了变化，拿破仑战争成为19世纪欧洲战争的样板。拉德茨基的奥地利人和莫尔特克的普鲁士人依靠成功地实施战略迂回行动取得了拿破仑式的胜利。他们的军队按照法国模式进行组织，并在适当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作战。由于其追求有限的政治目标，在短暂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具有迫使敌人会战的能力，但又实施战术防御，两者的共同作用使防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顶峰。当时的各国军队基本上都得到了适当的指挥，并得到新出现的铁路的支持，使维持一支庞大的处于部署状态的军队成为可能，并出现了正规军队得到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加强的有效的兵员系统，这使兵力空间比增大，军队可以布满整个战区，翼侧消失了。和拿破仑战争前低的兵力空间比使作战行动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形相同，在1914-1918年西线上过高的兵力空间比也造成同样的结果。由于所有军队都掘壕据守且其翼侧得到保护，各国军队面临的情况是过高的兵力空间比消除了拿破仑时代进攻所获得的一切战略上的可能性，而使防御具有战术上的优势。在东线，俄国人力量太弱无法阻止对其前沿的突破，但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与俄国辽阔的空间相比其兵力空间比也太小。只是俄国政治崩溃才使德奥在东线取得胜利，而德国政治上的虚弱和士气丧失对西线的结局产生了显着的影响。

围攻战表明，即使在东线，炮兵也具有不同寻常的突出作用，这和炮兵在围攻战中的传统作用是一致的。但对炮兵的依赖，以及带弹匣步枪和各种机枪火力对炮兵配合的依赖，与通过铁路进行防御的高机动性相比，机动性较低构成了战略进攻的新的弱点。无论是在1914年战争中的运动战，还是战壕战及在1918年偶然性的突破中，防御者建立在铁路运输基础上的机动性，使其不仅可以稳定地获得补给，而且可以迅速地集中兵力。对于反攻或为防御集中兵力对付敌军而言，铁路为防御者提供了战略性的反攻部队，防御者可以比徒步行军的敌人更快地进行战略机动。虽然改进的战术使突破也是可能的，但这并不容易，而且较差的机动性很可能使战术上的创造性所造成的进攻机会丧失。

汽车是引起后勤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原因之一，而战术上的革命则是由于四种基本武器系统的重新出现造成的。这四种武器系统是战争形态在许多方面发生变化的基础，这种变化的深刻性不亚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虽然兵力空间比仍然很高但决定性的战役又成为可能。这种巨大变化在1940年5-6月间德国对法国及其盟国的战役中突然发生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坦克的战略运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是一个显着的变化，这种革新对汽车的依赖与对坦克的依赖相同甚至更多。在把庞大的相对集中的军队及其对弹药的巨大需求从铁路线上解放出来上，汽车在后勤领域引起了一场革命，当然汽车的油料又产生出新的后勤需求。但汽车及其相似的履带车在运输士兵和火炮的数量和速度上都可以和铁路相媲美。另外，由于汽车可以利用各种道路，并且可以成建制地运输部队及其武器，这使士兵可以更快地投入战斗。

当坦克在无线电支援下作战成为主要的进攻要素时，当乘坐汽车携带机枪、火炮、反坦克炮和防空火炮的步兵成为主要的防御力量，并得到使用汽车的后勤补给时，这种部队具有了进行拿破仑样式的战略迂回运动的所有要素。当1918年埃伦比将军将其骑兵作为马上步兵使用，利用马匹的较好的机动性携带人员和机枪迂回到土耳其后方时，埃伦比将军依靠的是脆弱的马匹运输一支几乎没有防御力的部队。在1934年的摩洛哥，法国人使用汽车运输火炮、人员和机枪，其机动性和防御能力都相应地有所提高。但他们都不具有战术进攻能力，因为敌人步兵可以容易地迟滞马匹和汽车的机动，使迂回部队要克服对方防御的战术优势。但使用坦克后迂回部队获得了战术进攻能力，除拥有大量反坦克武器的大部队外，迂回部队能够克服敌人步兵的防御，直到到达敌人的后方，并在那里展开防御。

同时，飞机还被用于轰炸敌人的补给线，迟滞敌人的机动和提供间断性的战术支援。这种将机械化战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后勤的变革相结合的方式所引起的战略革命，由德国人在1940年5月使其成为现实。它在要领上是如此简单甚至完美，只有马镫或刺刀曾获得同样的成功，它的创造和运用是运气、热情、能力和想像力在克服保守主义方面的完美结合。能成功地实施这种有飞机轰炸敌后方的战役是因为运用了以往2500年中所有被发现的战争艺术的精髓。

这次战役标志着战争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进了两种新的武器系统，空中轻骑兵和重装甲骑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些武器已不再是原来的样式，已达到了应用上的成熟阶段。德国人对其飞机战术性能的利用也十分有意义，德国飞机在薄弱的法国对空防御面前几乎是不受阻拦地轰炸了位于默兹河的防御部队，并在德军渡过这条河的战役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德国人还有效地利用飞机袭击敌人的交通线，并像1918年英国与土耳其人作战时那样，对法国和英国沿道路后退的军队进行攻击。德国坦克虽然在装甲和火力上存在缺点，但通过无线电通信相联系的战术单位之间的密切配合，使德国人能够包围强点或方便地集中兵力在连绵的前沿上攻击敌人的弱点。德国坦克十分熟练地担负了重骑兵在克服敌人轻骑兵和对翼侧和后方的重步兵进行攻击的任务。

由于德国人为他们自己的军队提供了比法国人要多的反坦克炮，这充分表明他们掌握了所有武器系统的特点。法国坦克引导的反攻几乎不可避免地遭到数量众多但比例仍不适当的德国反坦克炮的强烈抵抗。就像古代的长矛兵一样，德国反坦克炮手勇敢熟练的表现是制止这些反攻的关键。与此类似，德国人并没有忽视对弱小的但仍很危险的英法空军的防御。当德国行军纵队在道路上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时，他们把这种情形和十字军遭到土耳其轻骑兵袭击看做是一样的。德国人使用的不是十字弓，而是利用高射机枪和自动火炮，其中有些是自行火炮，它可以迅速地投入战斗。

但对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能力的明智运用只是代表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的变化的成果。在战略上，德国人利用汽车所带来的新的后勤实现了拿破仑、拉德茨基和莫尔特克那样的战略成就。1939年在蒙古，俄国人也证明了新式后勤的力量，他们使用4000辆汽车在远离铁路500英里的距离上供应一支5.7万人的部队和8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德国人将其反坦克炮和防空炮自行化，以及让部分步兵、炮兵和后勤使用汽车，他们重复了拿破仑的乌尔姆战役。在1914年当德国人试图发动乌尔姆战役式的大规模机动战时，法国人由于占据铁路线而具有更高的机动性，这使法国人能够组织战略进攻部队，即使德国人的计划没有其他错误，法国人也能打败德国人。但在1940年，德国坦克师及其他伴随的机械化步兵师能够抢到法国依靠铁路输送的预备队的前面。法国人也拥有这些可进行有效的战略机动的装甲和机械化部队，但德国人将它们集中起来用于了战略迂回行动。

由于轻、重骑兵的重新出现而带来的进攻威力的增强，促成了德国人的胜利；少数的配备步枪和机枪的军队不再能迟滞是他们人数许多倍的大部队的行动，因为如果他们没有反坦克武器，坦克可以直接从他们中间冲过去。高度分散的军队，这是拿破仑战争的一个特点，可以集中起数量上占优势的坦克。德国飞机有时通过攻击法国迟滞德军前进的部队配合作战。

事实证明，法国人难以像1918年那样通过铁路重新组织战线。在1940年不再有落后的后勤可以妨碍德国人使用兵力进攻敌人的防御部队，也不像1914-1918年那样防御具有较强的力量。德国人的成功还归功于其在集中兵力上的大胆作法。他们根据集中的组织原则组建了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并只在一部分作战行动中集中了其中的大部分兵力，这样又进一步集中了兵力。德国飞机也具有很大的机动性，它们的航程和战区大小相当，也使德国人拥有了另一种很容易集中的力量。最后，在战略上德国人集中兵力攻击战线的弱点阿登地区，并为此在比利时实施了有效的牵制行动。他们将突然的集中行动和沿连绵不断的战线的分散行动结合起来运用。

德国人将战术的、后勤的和战略的要素结合使用以实施战略上的大规模的迂回运动，这种作法在古代为恺撒所使用，在近代被拿破仑引入战争。他们大胆但又慎重地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机动，深深地插入敌人后方，这主要归功于汽车的运用。一旦到达敌人背后，德国人利用战术防御的力量守住阵地，确保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争取大量的物资和俘虏。在这次战役结束时，法国和英国剩余的兵力已极为有限，无法阻止德国人占领法国；而对德国人来说，他们具有适当的兵力空间比，足以占领整个法国；而目瞪口呆的法国人还来不及组织大规模的抵抗。

德国人征服了法国，虽然两国势均力敌、人数相当，物资上也总体相等。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是对新的武器系统的有效运用，而不是对旧的战争艺术的运用。德国人将早期的相对应的武器系统坦克、飞机和反坦克、防空武器结合运用，并与后勤领域的革命及彻底的拿破仑式的战略相结合，德国人打垮了其对手强大的防御。也只有这种办法，他们才有可能在如此高的兵力空间比的战场条件下粉碎防御所具有的优势地位。

因此，这次战役改变了战争形态，军事作战行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一直延续至今。在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子里，所有交战国都采用了上述战术、后勤和战略原则。但没有谁能比得上德国人，他们如此正确地混合运用了这些武器系统，并成为军事理论和战略领域的先驱，他们还具有在波兰和法国战役中获得经验的优势，然后他们又将其作战方法运用于俄国，但俄国却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对手。

在随后的欧洲各场战役中，各交战国使用复兴的拿破仑式的战略，通常都有足以进行决定性战役的较高的兵力空间比。

如果进攻者能达成突然性，前沿突破很难被避免，因为集中起来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能充分利用这种突然性。对这种战略进攻方式的惟一解救办法是对进攻部队翼侧实施反攻，但防御方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巨大的领土和后勤方面的损失。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就是例证，在1944年12月英美联军在面对德国进攻时也采取了这一方法。运用反攻击退敌人的战略突破，需要有摩托化部队预备队，以及没有投入战斗的部队或在敌人附近并与敌人有接触但可以撤出战斗投入反攻的部队。为达成最大效果，反攻部队必须采用敌人突破时所采用的同样方法，和敌人一样地快速前进。在这方面俄国人在对德国向斯大林格勒和油田的挺进所实施的反攻中取得了这种作战样式的最高成就。从方法上看，这一行动和1914年霞飞元帅努力改变德国迂回运动的行动相同，为战胜斯大林格勒周围的德军，俄国人实施了迂回行动，有两个集团军参加以使其发展为战略包围。

1973年战役中埃及人和以色列人所采取的基本战略与1790年以来战争的基本特性是一致的，其间只有1914-1918年的阵地战僵局除外。然而，虽然在1973年以色列成功地对埃及第三集团军实施了迂回，但这一事件和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形大相径庭。这些全部机械化的部队，其武器系统不同，但几乎所有的各师、军、集团军都具有相似的编制。在这方面它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军队大不相同。所以，指挥官们不再能容易地达成坦克部队的战略突破，像40年代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克服对坦克组织的防御。另外，由于所有部队都具有相同的机动性，指挥官也难以依赖机动性上的差异，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种差异能使摩托化行进的部队迂回徒步行进的敌人。

所以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开创了作战持久战略主导战争的新时代。由于和空间相比有相对多的部队，袭击者很难找到容易攻击的敌人，甚至难以到达敌人交通线附近而无法实施袭击后勤战略。撤退中的军队有时也实施焦土后勤战略，将桥梁、铁路和一切拿不走的补给品加以破坏。然而，飞机出现后，对敌人交通线和城市的轰炸又使袭击战略和后勤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突出起来，这一趋势延续至今。

军事战略的分类

军事战略的基本思想在过去2500年的时间里几乎是保持不变的，虽然战术和后勤条件以及其他条件限制着指挥官所能取得的成就。然而，在这长期的战争中交战方通常可以选择作战战略直接攻击敌人的军队，或采取打击敌人的后勤的间接手段。同样，在不排除上述选择的同时，他们还可以选择通过袭击进行防御或进攻，也可以实施持久战略冒险进行会战以保护自己或占领敌人的领土。图解12.3清楚地表示出本书中对战略的分类。这只是对军事战略的分类，其目标是敌人的军队。图解12.4中则包括了不是严格的军事目标的军事行动。

图解12.3战略分类

图解12.4广泛意义上的战略

这种分类可能不是认识更广泛意义上的战略的好方法。然而，它确实包括了本书中提到的使用军队的其他例子。通过袭击迫使敌人在政治上让步，而不是使用与敌人军队交战的方式，在纯粹的军事手段难以取胜的情况下是有用的方法。希腊城邦国家经常运用这种战略，英国在百年战争中也采用了这一战略，这是政治袭击战略最明显的例子。

这种战略还出现在曼齐刻尔特会战后土耳其人对安纳托利亚的袭击中，以及比若元帅19世纪在阿尔及利亚的作战中。在上述两例中有许多平民死亡，这种伤亡是以夺取和破坏财产为目的的劫掠活动的直接后果，而不是由于某种巧合。这种生命的损失所产生的恐怖有助于对领土的征服。虽然袭击的直接目标是财产，例如希腊人和英国人所进行的袭击，但无疑也杀死或伤害平民。所以，政治目标和军事手段并不能完全区分开，袭击的目标中就包括屠杀平民，正如蒙古人屠杀花剌子模帝国的城市居民那样。实际上，当时的政治恐怖主义在作法上时常与军事袭击相类似，在本质上与政治袭击战略也没有区别，它主要是依靠屠杀以恐吓平民而不是破坏财产。使用持久战略获得领土不能被看作是使用军事行动达成政治目标的例子，因为持久战略几乎总是面对着敌人主要的军事力量，并与军事战略有关。

事实上，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总是以某种形式结合在一起，使得这种区分没有必要。例如，在三十年战争中，袭击的目的是满足进行袭击的部队供给的需要，实施后勤战略以消耗敌人的资源的方式实施作战战略夺取小城市的防御据点，并且通过这些破坏，直接地加强政治上的压力。在美国内战最后一年联邦军进行的袭击中，其实施的后勤战略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但它却是更加重要的政治效果（南方人对继续进行战争的代价的认识），以及心理上的影响（改变了南方人对获胜机会的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轰炸，在实施后勤袭击军事战略中也夹带着类似的政治目标，并有恐吓的成份。

实行持久战略，在缺乏歼灭敌军的战术或战略手段时，只能将获取敌人领土作为目标，但如果它并不构成战争的政治目标，领土可以以其对防御者的某种价值而被进攻者用来达成战争目的。如果进攻者具有雄心勃勃的政治目的，他可能会占领敌人的全部领土，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的作法那样。在上述情况中，德国对手众多的和强大的军队不仅在军事力量上占据优势，有足够高的兵力空间比以达成无限的战争目标，而且有充分的动机在必要长的时间里使用军事手段以谋取彻底的军事胜利。这种胜利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取得的，在战争中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的无限的政治和军事胜利，丰富了军事和政治思维的内容，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观点相比，认为完全的胜利更容易实现。以往冲突的一个特点是战争目的和胜利往往受到更多的限制，但亚历山大对波斯大流士三世和罗马人对高卢的征服是两个重要的例外。

总之，政治目标后面的动机的力量影响到致力于战争所需要的动用国家资源的大小，以及失败时接受敌人要求条件的程度。可以用经济上的供需关系来进行类比，政治动机可比为顾客对产品的欲望，战争中的军事和其他代价与经济上商品的价格相似。战争中冲突双方起到的是买方和卖方的作用。一个胜利的进攻方可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却发现敌人不想接受他关于失败的现实，而他已经付出了他认为取得胜利所值得的全部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事件不会改变双方的政治欲望。但如果由此达成妥协，双方意志的坚定程度将会影响到战争的结局，这可能和市场上买方购买了少量的商品但付出了高昂的单位价格的情形相似。确实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达成一致，即胜利者为达成政治目的而愿意付出的军事努力的程度，与失败者承认失败和接受较强一方要求的程度相一致。但认识动机和目的、军事代价与军事成果、军事前景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本书的内容。

但有时政治意愿和在战争中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成比例的。交战者在战争中有多大的士气和战斗决心取决于其政治目的，战争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与失败时所需付出的政治代价直接相关。例如，在三十年战争中，当神圣罗马皇帝和天主教军队打败丹麦后，他们似乎已使他们的敌人感到害怕并接受了失败。但皇帝的《归还法令》剥夺了新教徒的财产，提高了战争的要价，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反抗。另一方面，战争的长短和强度也会影响到政治目的，这是手段影响最终意愿的例子。这种情况与下面经济上的例子大致相似：一位买方在付出了超出计划的金钱后要求得到更多的产品，以作为对增加的支出的补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交战国在付出高昂代价后不断提高战争目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有时在战争目的和强度或持续时间之间几乎没有关系，三国同盟战争就是一个例子。在1865年，表面上是由于领土纠纷引起了巴拉圭对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之间的战争。巴拉圭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表现出令人惊奇的顽强精神。在长达5年的战争中，三国同盟彻底打垮了巴拉圭，仅战争中征召的巴西民兵的数量就超过了巴拉圭的全国人数。如果说同盟国取得胜利花费的时间显得过长的话，那么巴拉圭的努力就更异乎寻常了：巴拉圭政府将征兵年令降低到12岁，征招了妇女参军以代替短缺的牲畜拖拉火炮和大车，随后又实施了无情的后勤战略，破坏了入侵者前进道路上所有村庄，屠杀了所有动物。在战争结束时巴拉圭的人口下降了55%，只剩下2.9万名男人，10.7万名妇女和8.7万名儿童。巴拉圭在战争中付出的巨大代价已经和原来的政治目的或战争的结局几乎没有关系。

历史上也有大量由于缺乏适当的军事手段而使政治目标受到限制的例子，这些情况包括可能取得军事胜利的要求超越经济资源可能支持战争的能力，或者虽然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和军事手段但却缺乏使用这些手段所需要的政治意愿。所以，可以容易地发现，虽然有巴拉圭这样极端的情形，在战争与政治的分界处，选择使用不同的武器系统的组合去实现一个特定的军事使命，类似于顾客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在市场中比较挑选货物。

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是政治利益，是蛮族人、阿拉伯人、马扎尔人和北欧海盗袭击战略的基本特点。当然，对商店和银行抢劫的背后也有同样的动机。虽然使用军事手段追求经济目的的主要方式是袭击，但正如使用袭击战略可以直接达成政治目的一样，在19世纪也有大国运用持久战略达成经济目的的例子，这些国家使用军队夺取外国的港口，没收其关税收入以偿付拖欠的债务。

实施和防御此类作战行动与维护政治、经济或其他目的进行的作战行动基本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有的话，只研究军事战略也就相应地解决了这种类型的行动的军事问题，当然它们已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

兵力空间比的影响

有些因素，例如兵力空间比，对所有四种类型的战略都有影响。如果和战场大小相比，进攻方没有适当的兵力空间比，进攻方就无法迫使防御方作战或向后方撤退，进攻方的军队也就没有有效的战略手段迫使敌人战斗，除非是防御者自己要与进攻方作战。另一方面，如果兵力空间比过高，进攻方所面对的将是绵延不断的筑垒战线，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就是这样。

图解12.5兵力空间比的影响

一个简单的图解可以用来说明这两个参数之间的关系。如果将图解12.5中的垂直线作为空间的尺度，水平线代表军队的数量，45°线附近区域代表能取得战略决定性胜利的区域，这种情况下的军队组织样式类似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情况，它能够实施一种持久战略并迫使敌人要么战斗，要么向自己的后方撤退。

如果军队是在较大的空间中作战，从图上看将位于45°线的上方区域，它们将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成果。拿破仑在俄国就面临这种情况，更早的历史中集中整体的军队之间的战役也与之相似。正如蒙特库科利能避免与图仁作战，提利和古斯塔夫都无法迫使对方与自己作战一样，拿破仑只有在俄军愿意的时候才能与之作战。这种较低的兵力空间比不仅有利于实行袭击战略，而且经常是惟一的选择。

1914年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战役中，兵力空间比的比率远低于45°线。这种情况下交战军队之间的兵力空间比是如此之高，其结果是陷入战壕战的僵局。对掘壕据守的敌人没有任何翼侧可以对其发起进攻，也没有任何替代正面进攻的方法时，只能进行阵地战。但和两个世纪之前荷兰阵地战中那种典型的城堡体系不同的是，交战国都拥有强大的兵力在整个前线构成绵延不断的战线。以往防御者必须解救被围攻的城市，这为进攻方提供了迫使防御方向进攻方的掩护部队进攻的机会，但在绵延不断的正面战线的情况下，进攻方毫无选择余地只能实施战术进攻。当然，阵地战自身就是兵力空间比过高的表现。

兵力空间比的这种可能的影响，只在双方军队编成和武器系统相似的情况下才会产生。例如，当罗马人在几乎没有地形障碍物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与安息人作战时，兵力空间比所起的作用很小。安息骑兵利用其较高的机动性可以避免与罗马人作战，或迫使罗马步兵战斗，而不论双方人数的多少。但如果双方军队具有相似的机动性时，兵力空间比就产生较大的影响。

当双方军队在编成和机动性上相差不多时，防御方有两种能力：它可以正面抵御进攻；也可以利用退却对追击方形成的基本的战略优势。当在较高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实行持久战略时，就像1914年的情况，防御方抵抗正面进攻的能力就成为防御方促成僵局出现的主要手段。当兵力空间比较低时，历史上大多数战役的情况都是如此，防御方可以利用避免会战的能力迷惑进攻者。对此，指挥官们没有必要在战术和战略手段间进行选择，正如罗马人依靠城堡避免与汉尼拔作战并将其战胜一样。

汉尼拔的经验也表明，兵力空间比影响到胜利的军队所能达成的战果。如果兵力空间比较小，而且对方是一个在政治上敌视占领军的国家，那么即使是在打败了对方的军队之后，也很难将其控制。英国在百年战争中的经验就表明辽阔的法国是如何吞没了英国入侵者的。罗马人通过漫长的时间和系统的步骤才将其征服巩固下来，这又是兵力空间比对胜利的军队将其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成果产生影响的又一例子。

上述论述只适用于持久战略，对袭击战略而言情况并不复杂。袭击者只有在远离45°线的上方区域才能奏效。如果在战场上敌人的兵力空间比不是很低的话，袭击者会发现他们机动困难，而敌人的抵抗到处都很强。所以，对于袭击来说进攻强于防御，但袭击只适用于较低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

退却对追击的优势

从古希腊以来，退却对追击的优势对战略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这一重要的原理只适用于拥有相同的武器系统的军队之间的情况，当然，轻步兵在行军时能超过重步兵，轻骑兵能超过重骑兵，乘车人员的机动速度更是远超过徒步人员。在撤退时，具有相同武器系统的军队不会被追击方追上，这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追击者使用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例如破坏桥梁和伐倒树木。另外，撤退的军队还可以使用后卫迟滞追击者。后卫通常不必作持久的战斗，只需迫使敌人由行军队形改成战斗队形，然后就立即后撤，这样撤退中的军队就与追击之敌拉开了距离。

如果两支军队编成相当，弱小的一方如果缺乏力量、战斗意愿，或没有机会使用战术手段抵抗正面进攻的话，他可能会撤退。通常，当在兵力空间比较低的有利条件下，后撤的军队可以从容地向任意方向撤退，直到19世纪末为止，它的对手没有任何可以迫使其进行会战的手段，因为在强大的一方部署战斗时弱小的一方可以逃走。

这种规避行动，经常使强大的一方在迫使弱小一方战斗上无能为力，促使弱小方采取袭击战略，这种情况也是袭击行动成为可能的基础，并确保进攻者在面对实行持久战略的对手时处于有利地位。如果没有退却对追击的战略优势，袭击者在试图逃脱时总会遭受灾难性的损失，有时甚至可能无法接近其袭击目标。当然，适用于袭击的条件也制约着撤退对追击的优势，即较低的兵力空间比，袭击者与防御者具有在机动性上相同或较好的武器系统。

集中兵力攻击弱点、分散敌人和战争原则

拿破仑曾说过这样的战争名言：“战略的本质就是，在攻击处或被攻击处集中比敌人更多的兵力，即使是对一支弱小的军队也是如此。”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战术，对作战战略、后勤战略、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都产生影响。正如在会战中交战双方都努力攻击敌人和保卫自己的翼侧和后方，寻找己方或对方战线上的脆弱点一样，在战略上指挥官在进攻时也要寻找并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并将敌人的军队作为威胁的根源集中兵力对其进行防御。敌人的后勤系统通常比其战斗部队更加脆弱，构成最佳的攻击目标，因为后勤战略通常也意味着进行某些战斗（在防御时实行焦土战略的情况除外），与之相应的攻击敌人弱点的要领与后勤战略的要领几乎没有差别。[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现代》，小沃尔特上雷弗罗译（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出版社1985年版），第428页。]

在执行其任务时，无论是将攻击目标定为敌人军队或后勤系统，袭击者总是攻击其弱点。防御者也总是尽可能地使其最强的军队面对袭击者或诱其攻击。但实行袭击战略的军队通过积累许多战斗或后勤的小胜为战争胜利，必须比实行持久战略的一方更巧妙地利用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原则。这些袭击者通常力量较弱，他们利用退却的优势避免受到强大的防御一方的打击，因为他们除直接的袭击目标外并不追求其他的战略目的，所以可以对任何战斗或后勤目标进行攻击。由于袭击目标的不确定性，袭击战略将分散防御者的力量，并为进攻者造成更多的袭击机会，它能容易地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从而使实行袭击战略的军队在进攻上强于实行持久战略的防御方。由于所有类型的战略都包括战斗的可能性，尽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优势兵力或取得最好的战略地位的原则是普遍适用的。

攻击敌人弱点的进攻原则的必然推理就是分散敌人的思想，相反，如果防御者隐真示假以假的弱点欺骗进攻者将有助于防御。古斯塔夫在其对提利的战役初期曾巧妙地运用分散敌人的原则，其后又运用这一原则渡过莱希河天险；欧根也曾利用分散原则迷惑卡蒂纳元帅，渡过阿迪杰河和另外两条河。现代的战略性分散敌人的行动曾促成更具决定意义的作战行动。1940年5月德国进攻地形条件更有利的荷兰和比利时时，将法国的预备队吸引到比利时，德国人则乘机进攻法国阿登地区。埃伦比在向西发起1918年美吉多进攻前将土耳其的注意力引向东方，1944年蒙哥马利在对诺曼底以西登陆场进攻前，首先对诺曼底以东海岸猛烈进攻，也是以明显的威胁加强敌方指挥官的错觉。虽然这并不是成功的分散行动的必要条件，但它却有助于达成上述目的，也要求在寻找敌人较弱的目标时要避免选择明显的目标。

由于防御具有战术上的优势，对进攻中运用集中兵力打击弱点的原则，比在防御中对应的集中兵力对付敌人力量的原则的论述要多得多。但这一思想通常被简单地概括为集中原则，这种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普遍适用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则是不适用的。如果指挥官利用集中的原则对付敌军的主力，这种集中可能会违反进攻时打击敌人弱点的原则。许多国家军队今天遵循的战争原则指的是普遍的集中原则。然而，在战术和战略上都应遵循的这些原则反映出军事行动的本质，即在进攻中集中兵力打击弱点，或最大程度地集中兵力对付敌人主要的进攻方向。目前美军在战争中遵循以下九条致胜原则。

目标原则是指指挥官必须对其要实现的目标十分清楚。进攻原则认为，防御无论它是多么强的作战形式，都无法单独取得胜利。只有进攻才能支配敌人并夺取胜利。简单原则指出复杂的计划和行动方案在实施时将遇到过多的困难，只有简单的方案才更有可能取得胜利。机动原则强调在战斗和战略上的机动性。统一指挥原则强调，分散指挥由于缺乏对行动的协调和对目标的一致认同，有导致失败的风险。突然原则的价值在于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质上都没有准备，无法最有效地行动。安全原则要求指挥官要防止自己不了解敌人的情况，并使自己的计划和行动不为敌人所知。做到这点意味着要组织好查明敌情的情报工作。节约兵力原则即不使用超过完成任务需要的兵力。集中原则是对节约兵力原则的补充：指挥官必须在其他地方节约兵力，从而在主要进攻方向或防御方向上集中使用兵力。

所有上述原则都可以被看作是达成适当的兵力集中的手段。对目标有明确的认识要求有统一的指挥，执行简单的计划以集中并节约使用兵力去攻击防御之敌的弱点或防御进攻之敌。这种集中兵力要求实施机动，且在完全没有保障的条件下将无法达成突然性。没有突然性，在进攻中就不能找到敌人的弱点，在防御时也无法使敌人毫无觉察地进攻已经集中兵力准备应付进攻的强点。无论是进攻自身，还是成功地进行防御后再转入进攻都适用进攻原则。

上述原则也包括受主动性思想的影响，这是个重要的思想，虽然它不是上述战争原则之一。集中兵力需要有主动行动的能力，包括行动能力和反应能力。主动性通常为进攻方或较强的军队所有，它通常建立在对敌人的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缺乏主动性，指挥官会发现很难达成突然性。因此，和九条战争原则一样，主动权是暗含于集中兵力要领之内的，所有上述原则不仅起到达成在进攻时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和在防御时集中兵力对付进攻之敌的作用，而且是几乎所有军队行动取胜的重要手段。

迫使敌人战斗、迂回行动和在空间和时间上集中兵力

这几个原则在持续作战战略中经常得到运用。这种战争是过去200年中欧洲战争的基本特征，得到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广泛研究，但在实行上述原则中也遇到许多困难。在进攻中实行持久战略的军队，如果它在战斗力上占优势，但缺乏压倒性的武器系统的话，综观历史，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通常缺乏适应广大战场空间的足够大的兵力迫使敌人会战，除非是按照防御方选择的条件作战，进攻方这时遇到的敌人通常处于掘壕据守的坚固防御阵地上。例如，虽然提利急于战斗，但发现古斯塔夫在沃奔已严阵以待，故而被迫放弃进攻。大多数情况下，防御方都是据守在城堡或筑垒城市之中。

在许多世纪里，进攻方只有很少的手段迫使对方会战，这是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进攻方可以像古希腊人或在意大利的汉尼拔那样，通过蹂躏其国土而迫使对手战斗。但由于进攻方在日常的作战行动中已经消耗或破坏了大部分财富，特别是在防御方军队通常在进攻方周围活动阻止他们的掠夺和破坏活动时，这种方法很难发挥作用。进攻方还可以像16世纪初法国人在意大利进行的几次战役那样，利用围攻战迫使敌人战斗。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迫使援军采取战术进攻行动。

指挥官们还努力实现更不容易达成的目标，即诱使敌军进入绝地，从而迫使其要么投降，要么进攻拦住其道路的军队。爱德华王子在伊夫舍姆迫使德蒙特福特与之交战。法国亨利四世国王以为他实现了迫使狡猾的帕尔马公爵战斗的目的，但机智的公爵通过在河上架起桥梁逃脱了。在实施这一战略中迫使敌人对无法通过的障碍发起进攻的可能性与抓住即使是中等程度灵活的对手的困难性同样大。

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低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使进攻者即使在有较好的手段诱使和迫使其对手会战时，也很难成功。由于这一原因，在战略上经常依靠毁灭性的袭击以迫使敌人在政治上让步，而不是达成某一具体的军事目的。战略家们发现，和实施持久战略下成功的进攻同等效果的是对敌国城市和筑垒要点的系统的征服，并从而占领敌人国土。罗马人利用这种方法限制和缩小了汉尼拔控制的地区。但这种办法见效缓慢，并且如果在被占领国家得不到政治支持的话，就需要有不可能得到的大部队去防守被占领领土。古斯塔夫在德意志新教徒地区进行战争时使用了这种类型的持久战略，但他很快就谋求占领超出其控制能力之外的领土，其结果是，他不得不重新采取以后勤和政治为目标，和迫使敌人战斗为目的的袭击战略。

通过夺取城市和使农村堡垒化的方式缓慢地取得领土的标准程序是，通过限制敌人的机动将敌军从这一地区赶出去，这也是后勤战略的作法，为同样的目的，在敌人采取袭击战略时限敌机动可保护新取得的地区不受敌人的袭击。在荷兰的作战中也主要采用了这种方法，在那里指挥官们面对着众多的军队所带来的问题，有些是有关筑垒的问题，有些则是士兵的问题，它们形成了一个僵局。然而，在18世纪的意大利北部，波希米亚、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将军们有足够的兵力控制战区，但其兵力又不足以形成僵局，虽然他们不能迫使其较弱的对手战斗，但却可在实施持久战略时迅速取得进展。为做到这一点，像欧根和旺多姆这样的指挥官绕开防御者的强点，进攻和控制敌人取得补给的地区，迫使敌人为寻找食物而后撤，或者像腓特烈大帝在托尔高进攻做好充分准备的道恩时那样，被迫救援萨克森，从而不得不在不利的条件下战斗。上述战略表明，持久战略中通常暗含着后勤战略的成份。

由于防御方可以规避会战，会战只有在双方都同意时才会发生，这种同意通常是因为战争双方对战争结果的不同判断，或出于迫切的政治上的需要。而且，虽然防御通常占有优势，但指挥官们都不愿意放弃通过战术上的决定性的会战来对敌人造成消耗和形成心理上的优势，从而按照自己的条件达成和平，或至少有机会占领被削弱了的或丧失了战斗意志的对手放弃的大片领土。因此，将军们总是想方设法地以战术方式解决问题，通过占领敌方领土的关键性部分，迫使对手在不利条件下被迫战斗。

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战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军队的分散化和可以从纵队迅速转变为线式战斗队形的能力，增加了防御方避免会战的困难。防御方除直接向后方撤退外，其他方法难以避免战斗，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战略防御的优势地位。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有利于进攻方，它可以通过迂回运动，诱使敌人进入绝地或为被围困的部队解围，从而使进攻方占有战术防御的有利地位。然而，战略性迂回运动远比战术性迂回运动的价值大得多，它不仅可以通过围点打援，以防御战斗消耗敌人，而且如果敌人无法阻止迂回部队完成包围，它就有可能迫使敌人投降而全部将其歼灭。

战略迂回从拿破仑时期开始受到重视，是对战术迂回的模仿。正如在战术上绕过敌人侧翼攻击其后方能取得重大的战术成果一样，战略迂回攻击敌人后方也能取得重大的战略成果。拿破仑在他的马伦戈战役和乌尔姆战役中就是利用这种战略迂回，并切断防御者的退路而取得胜利的。大量的奥地利人在乌尔姆战役中被俘和被打散，使这次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和具有较大机动性的战术进攻部队有助于对翼侧和后方的进攻一样，具有较高机动力的战略进攻部队也提高了迂回行动成功的机会。德国人在1914年对俄国人的坦能堡战役中利用铁路进行战略迂回将萨姆索诺夫的部队包围，1918年埃伦比将军利用骑兵对步兵机动性的差别完成了战略迂回，之后，又命令骑兵下马作战，执行对步兵的战术防御任务。但在1940年，德国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在战略机动性上的优势标志着以机械化部队对徒步步兵部队的战略机动优势达到了顶峰。

在没有战略进攻部队的情况下，指挥官不得不利用战略突然性实现迂回行动的成功。拿破仑在马伦戈战役中以出其不意的前进方向进行了迂回，而在乌尔姆战役中则利用前进的正面宽度和由此带来的战略上的各种机会达成了迂回。在1870年，毛奇以同样的宽大正面进攻为其造成了迂回巴赞的机会。很显然，战略突然性比战术突然性更为重要，如果使用的是较大的部队，很可能获得较大的成果。

在对实行持久战略的敌人的防御中，战略迂回也有重要的作用。防御方并不必真的对敌人后方实施困难的迂回行动，而只需进行迂回的威胁就能达到效果。在面对迂回威胁时，进攻之敌为保护自己，将被迫后撤相当大的距离，否则有可能在会战中造成严重的失败。运用这种方式进行迂回的杰出的实践者是联邦军队的r·e·李将军。

为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弱点而实行内线作战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为部队的进攻和防御部队的反攻创造了机会。进行内线作战的前提是具有迫使对方作战或向后方撤退的能力，虽然尼禄在对哈斯德鲁巴和爱德华王子在对德蒙特福特的战争中都取得了成功，但腓特烈在对苏比兹和查理的作战表明，运气有时是会转换的。

内线作战之敌具有空间上集中兵力的能力，为向占据内线作战地位的敌人实施反攻，指挥官们需要在外线上同时采取行动——在时间上集中兵力。这是有许多困难的，特别是在沙佩式可视信号和电报发明之前缺乏快速通信手段时尤其如此。在进攻中，两支相距甚远的军队根据提前的协议安排同时行动，比协调对内线之敌的行动临时作出反应要相对容易些。即使如此，相距很远的两支军队要同时行动也是很不容易的，两支军队使时间拖延的机会增加了一倍。然而，英格兰国王约翰和皇帝奥托在对法国国王菲利浦的战争中在外线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虽然皇帝的行动比较拖拉。腓特烈的敌人们在1757年和1758年曾对他构成过严重的威胁，拿破仑的对手们在莱比锡取得了辉煌的和重要的胜利，根据仔细的计划实施向心攻击之后，将其军队集中起来。

在战略上将许多内线战役协调起来，可能得到重要的优势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利用其东线和西线对手们相对孤立的形势，在1914年集中兵力对付法国人，1915年对付俄国人和塞尔维亚，在1916年初对付法国人，1916年底临时集中兵力对付罗马尼亚人，1917年对意大利人进行打击。同盟国利用其海上力量和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相分离的形势，发起了强有力的和有效的进攻，迫使后者退出了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利用其欧洲和亚洲的敌人互相隔离的情况，集中兵力首先打击德国。

然而，如果两面作战，其地形或其他条件相差不大时，在时间上集中兵力从本质上看要优于在空间上集中兵力。举例来说，假如一支有10万士兵的军队在内线，与外线两支5万人的军队作战，处于内线的军队可以集中7.5万人对付敌人的一支5万人的军队，让其余的2.5万人抵抗另一支5万人的敌军。这使进攻方在兵力上具有1.5：1的优势。但如果外线作战的军队采取在时间上集中兵力的对应措施，其中一支5万人的外线作战部队将在进攻时面对2.5万人所进行的防御，它将具有2：1的优势，而其友军将面对1：1.5的兵力上的劣势。然而，如果军队占据着坚固的阵地或地形特别适于进行防御，这将使兵力优势不起作用。而且内线作战军队通常具有更有效的统一的指挥，这是一项重要的战争原则，它也使内线军队居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内线作战中集中兵力的大师腓特烈大帝曾指出在空间上集中兵力的另一个不利之处，这与他的时代的后勤系统状态有关，他写道：“在这样的战争中疲劳和不得不进行的许多行军会把军队拖垮。”[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现代》，第371页。]

不仅迫使敌人战斗或使其直接向后方撤退的能力使战略上的集中兵力具有重要性意义，而且对射程不断增大的热兵器的完全依赖增大了数量优势的重要性。根据兰彻斯特n平方率的假说，每个士兵都能向对方射击，这是不适合古希腊士兵之间面对面的白刃格斗的战斗情况的。即使是18世纪滑膛枪手线式队形之间的齐射，也是不符合兰彻斯特的假设条件的。但装备有远射程的快速火力兵器和间接火力火炮的分散的军队之间的战争符合兰彻斯特的假设，当所有的士兵都可以向对方射击时，他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军队战斗力的变化不是和军队的数量成正比，而是和军队数量的平方成正比。

相应地，特别是对平时分散行动的军队来说，近期数量优势有了重要意义，战略上的集中兵力则更加重要，无论是利用内线地位在空间上集中兵力，还是在时间上协调行动，或同时前进或进攻。分散的军队的这些形式的集中兵力的行动不仅为防御者，而且为进攻者提供了新的机会。在战略上拥有可达成决定性结果的兵力空间比，军队拥有战术能力，并且分散行动的军队能迫使对手要么作战，要么直接向其后方撤退，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战略上的集中兵力和战略迂回事实上代替了持久战略的老的方法：通过占领敌人领土，迫使其援救被围部队，或以诱使其进攻坚固阵地的方法迫使其进行会战。

袭击战略的本质及其目标

除使用飞机进行袭击外，拿破仑以后的欧洲战争中作战或后勤袭击战略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但在拿破仑之前的整个战争史中，作战和后勤袭击战略作用显着，是战争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袭击通常把敌人的经济或后勤资源作为目标，或袭击敌人的弱点——脆弱的易受攻击的部队。大多数袭击者都努力避免与敌人主力接触，完成袭击后就主动撤离。在受到敌人主力威胁时，他们通常就撤退，他们有许多可供选择的目标，将军队转移到可以避免与较大的敌军作战的地区。袭击者攻击目标和前进路线的不确定性使其不会受到拦截，而且在撤退时他们也可以选择许多路线，这也使他们在完成袭击后容易撤退。在进攻中，袭击战略与持久战略大不相同，后者以占领土地为一般目的。在防御中，袭击的进攻特征体现在防御者通常依靠堡垒和只有在占据坚固阵地时才愿意作战，以及较弱的防御者主要关心保卫自己的领土，而不是进攻对手所控制的领土。

许多袭击行动有其后勤目的，但在破坏或劫掠过程中，袭击者也需要与平民或敌军小部队进行战斗，所以，袭击并不只局限于后勤目标。袭击者有时将敌军而不是他们的补给系统作为攻击的目标。在普拉蒂亚战役中，波斯骑兵对希腊运输队的袭击，既体现了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弱点的原则，也是有意实行后勤战略的例子。

袭击者也采取进攻战略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有时候他们远离对手军队，去袭击其领土而分散敌人兵力，在三十年战争中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强大的一方军队也利用袭击作为迫使不愿意作战的敌军主力参加会战或将其削弱的手段，他们通过破坏庄稼、财产达到目的。希腊人和汉尼拔以破坏性的进军迫使罗马人会战就是这种情况。

但在一些典型的例子中，当袭击者在力量上弱于敌人时，他们利用防御的优势以撤退行动避免与强大的敌军作战，同时则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普瓦蒂埃战役就是弱小的英军在避免与法军作战的同时，实施了毁灭性的袭击而取得胜利的例子。法国人到了普瓦蒂埃才追上英国人，这是因为英国王子受到他们携带的大量战利品的拖累，丧失了撤退军队比追击军队速度快的能力。在普瓦蒂埃英国人由撤退转换成防御，这种战术防御使他们打赢了战斗，又重新撤退，胜利地带走了他们的掠夺物。如果英国王子的目的只是破坏或与法国战斗部队脱离接触的话，他不必进行战斗也能进行袭击。具有较好的机动性的部队，例如马扎尔轻骑兵更适合实施袭击战略，但普瓦蒂埃战役表明袭击取得圆满结果并不依靠这一因素。然而，由于袭击者通常缺乏与敌人主力进行防御战斗的力量或意愿，他们更典型的作法是以战略退却而不是战术防御来保卫自己。

所以，袭击为弱小的一方对付较强的一方提供了战术和战略进攻手段。像英国在百年战争中所进行的那些袭击一样，弱者并不必有进攻目的。奥地利人将袭击用于防御目的，他们主要使用轻步兵袭击腓特烈大帝的小部队，消灭后勤运输队的警戒部队并破坏运输车辆。采取这种办法，较弱的奥地利利用袭击打败了普鲁士的两次入侵。奥地利人采用袭击作为胜利地实施后勤战略的手段，由于他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防御，这使奥地利人只能将袭击目标局限于普鲁士军队，而没有机会袭击更为脆弱的敌国平民。奥地利轻步兵与普鲁士重步兵相比机动性更强，虽然这两种步兵只是在装备上有所不同，而在机动方式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但这进一步扩大了胜利。

这些类型的袭击者，使用战术手段与防御方撤退的战略优势相结合，与不太强大的敌人作战。由于袭击者有许多条路线可供选择，并在实际上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选择进攻目标，而且这些目标的战斗力通常较弱，袭击者和实行持久战略的对手相比通常也具有更好的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能力。所以，袭击本身的特点意味着进攻者或防御者无论实行后勤战略，还是作战战略都可以采用袭击方式。由于后勤系统的战斗力相对较弱，对这些目标的攻击实际是执行后勤战略。但法国人在西班牙的经验也表明，袭击者能够集中兵力攻击敌军较弱的战斗部队，并在他们得到增援之前将其歼灭。

袭击战略和持久战略有共同的战争目的。对作战战略来说，袭击的目的是通过将许多小的战术胜利积累起来达成消耗敌人的目的。另一方面，作战持久战略是通过打赢一场或多场重要的会战实现对敌人的消耗。两种战略的目的都是使敌人丧失信心，使其相信他没有取得战争胜利的前景。但在一场会战中的胜利者总是努力发展其胜利，加重对战败者的打击程度，而袭击者却立即开始撤退。因此，不是在作战中对敌军给予重大的打击或控制大片的领土，袭击者依靠的是当时对敌人作战和后勤资源的破坏，以及取得战略胜利所必须的许多此类胜利所带来的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好处。

执行持久战略以敌人的主力部队为目标，也能带来后勤目标的副产品，因为对敌人领土的占领能剥夺敌人的财产，并使这些资源用于支持进攻者。也可以按照进攻性后勤战略进行袭击，但其效果要差得多，因为它无法避免使该地区的所有财产被敌人所利用，另外，像英国人在普瓦蒂埃战役中携带战利品所遇到的困难表明，袭击者只能利用敌人领土上极少量的物资。

在防御中，袭击可以被用来代替防御性的持续后勤战略所采取的焦土策略，美国南部邦联就是以这种方法对付联邦军的。采用后勤袭击战略具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优点，上面提到波斯的属民们就曾反对用焦土战破坏他们自己的国家，当然，这两种方法并不互相排斥，试图在实施焦土战的国家内生存下去的外国军队会发现，它对残存的物资进行劫掠时更容易受到攻击；而袭击者也会发现，如果他们要在先前根据防御性的后勤持久战略实行过焦土战的土地上生存下去的话，也会使自己受到严重的制约。

结果是袭击战与将敌人的主力部队、领土作为目标的作战和后勤战略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完全依靠袭击，而不是在实行持久战略中只作为达成某些或全部后勤目的的一种手段，是和持久战略的作战方法有明显的区别。它意味着胜利要依赖于许多小的战斗和后勤胜利的积累，它比通过决定性的突击或少数几场会战取得的胜利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这额外增加的时间和因此增多的消耗意味着很少有强大的军队会主要以袭击方式作战，除非它的兵力空间比非常低，无法迫使敌人主力作战或完成征服全部领土。但袭击战却为弱者提供了一种实行进攻性作战战略的手段，他可以在战略进攻或防御中运用袭击战。

因此，袭击和持续后勤战略相比，在剥夺敌人对其领土资源的利用和将敌人土地上的资源为袭击者所利用方面，并不太有效。然而，袭击还是为较弱的一方达成上述目标提供了一种方法。强大的一方在实行后勤战略时也使用袭击。袭击还可以通过在基本的作战战略中增加后勤因素而作为对持久战略的补充。

相应的，袭击是较弱小的一方对超出其能力而无法实行更有效的代价较低的持久战略的替代物，而强者运用袭击不仅是出于后勤战略的需要，而且是为了配合主要战略造成敌人的损失，以及进一步迫使敌人分散兵力。袭击是实施后勤战略的主要手段，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是进攻还是防御都可以利用它。

即使是在抵抗敌人进攻性的持久战略时有足够的力量实行持续防御，它的力量也不足以抵抗袭击者，虽然袭击者有时弱于防御者。袭击者将防御的两项主要优势之一——退却转化为主动地位。相反，为追上袭击者并用作战持久战略将其歼灭，防御者被迫采取较弱的作战形式追击，而袭击者却占有较强的作战形式撤退。另外，由于袭击者可以广泛地选择袭击目标，他们比实行持久战略的军队有更多的机会集中兵力攻击对方的弱点，他们也就容易克服对方的战术防御，而战术防御是防御者继续占有的防御的另一项主要优势。

为实施压倒性的进攻，袭击者利用战术进攻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他们可以灵活地运用这一原则，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一成不变的攻击目标。袭击者由于占有防御中撤退的战略能力加强了他们的力量，典型的作法是，他们避免较深地、频繁地卷入战斗，从而使其享有撤退的战术能力。

然而，袭击者只能进行战略进攻。在防御中，如果追击其他袭击者，或直接阻滞敌人的持续进攻，他们就不再是袭击者。所以，袭击者的战法在进攻和防御时没有什么区别。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实施进攻，袭击敌人的基地、敌人的力量来源和其最脆弱之处。即使袭击者无法接近敌人的后勤系统，或他们自己受到威胁必须采取行动保卫自己时，袭击者仍将继续进攻，而将袭击目标选择为实行持久战略的入侵军队自身。事实上，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否定了袭击的本质，他们也就不再是袭击者，因为不进攻是无法进行袭击的。

如果敌对双方都采用袭击战略打击对方的力量基础，战争结果将取决于他们力量的相对大小、他们战争基地的相对脆弱程度，以及政治和其他因素的情况。如果一方的后方基地暴露易受攻击，而另一方却不存在这种情况，那么比较脆弱的一方是不会采取袭击战略对付其受到保护的对手的。持续防御将是对付敌人袭击的惟一可以选择的战争形式。北欧海盗从海上对西欧袭击，以及来自遥远的匈牙利的马扎尔人的袭击都说明了这一问题。

袭击传统上既具有军事目的，也具有政治和经济目的。希腊人利用袭击破坏敌国的庄稼以迫使对手在政治上妥协，北欧海盗的袭击是为了经济目的，英国人在百年战争中两种目的兼而有之。军队采用袭击战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消耗敌人，养活自己。袭击为战争中人数和武器装备上过于弱小的一方，在无法利用防御的战术优势抵抗敌人主力部队的正面进攻的情况下，为其提供了具有独特价值的防御手段。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于弱小无法进行战术防御的一方，虽然他们缺乏会战能力，但他们利用袭击手段对远较自己强大的敌人实施战术进攻，却达成了战略上的防御目的。当然，弱者能够作到这些是因为袭击在本质上是一种转换性的行动，其进攻性较强，并且可以依靠撤退的战略优势。

但如果战争中弱小的一方有足够的力量对敌实行正规防御战斗，且能够依靠防御的优势抵抗住敌人的正面进攻，放弃正规战斗采取袭击战就不是完全合理的行为。只有力量过于弱小无法对敌组织防御战斗时，才应采取袭击。因为如果不直接抵抗敌人就将自己的国家暴露给敌人入侵和蹂躏，乃至部分或全部领土被占领，这种选择的结果是战争将成为持久的和代价高昂的战争。

总之，战争中较强的一方采用袭击主要出于以下目的：

获得经济利益；

迫使敌人在政治上让步；

削弱或破坏敌人的后勤；

以战养战，依靠敌人的资源生存下去；

迫使敌人会战。

较弱的一方采用袭击战是为了下列目的：

获得经济利益；

迫使敌人在政治上让步；

削弱或摧毁敌人的后勤；

以战养战，依靠敌人的资源生存下去；

代替会战。

袭击战的一种样式：游击战

当弱小的一方利用袭击作为作战战略的手段时，他的主要目的是施加政治压力，打击敌人的后勤，及依靠敌人的资源生存下去。弱者还可以将基本上是以后勤为目的的袭击，与利用防御的战术优势进行的作战持久战略相结合使用。如果弱小的一方主要不是利用防御的战术优势所进行的防御战斗，而是采用一些或全部类型的袭击战，那么他进行的就是游击战，这是本书讨论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游击战可能包括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中的一种或全部内容，但是根据定义，它不是依靠防御的战术优势抵抗强者进攻的作战样式。相反，在游击战中，弱者利用的是防御者在撤退时的优势。而且游击战中的袭击者，不必以退却或分散的形式撤退，他们只需扔掉他们的军装，混入周围的人群，就没有人能把他们和普通平民区分开来。

在行动中，游击战的袭击战法运用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进攻原则。游击战在近代的例子是西班牙人对拿破仑军队的抵抗，西班牙游击队在力量上远弱于他们的对手，但他们避开法军主力和强大的支队，专门攻击弱小的和分散的小部队，以及警卫力量薄弱的后勤仓库和运输队。他们攻击这些目标并努力将其歼灭，随后立即撤退，以避免与敌人增援部队接触。他们还破坏桥梁等没有得到保护的后勤设施。在他们对一小股警卫部队发起的进攻中，他们奉行的是单一的作战战略。如果他们选择的是攻击运输车队及其警卫部队，他们追求的既是后勤目标，又是作战目标。而在对没有保护的桥梁的破坏中，他们只有后勤目的。游击队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有许多机会获得突然性。袭击战略明显地有利于取得突然性，因为袭击者既没有固定不变的路线，也没有明显的进攻目标。行军中的部队就是其攻击的一个脆弱的目标。

但游击战的前提是敌人只有小的兵力空间比。如果敌人具有足够的兵力将其军队部署在一条连续的战线上，实际上它的正面除强大的进攻外不会受到其他小的进攻。它暴露的后方也将受到保护免受袭击者的袭击。当敌人的主力部队在其战线上采取了适当的安全措施预防攻击后，连续的战线在面对袭击者的袭击时和受到小股部队的进攻时相比并不显得更脆弱。只有军队强大到能在其占领区的大多数交通线上都修建堡垒和派兵把守，才能有效地限制袭击战略的实施。因为游击队前进和撤退的路线受到限制，在他们的袭击中容易暴露，有被歼灭的危险。

地形在实施游击战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山区或丛林地带游击队与骑兵作战效果较佳，因为骑兵不适合于在上述地形上作战。游击队在这些地形中得以隐藏和受到庇护，并且在这些地区一般都缺乏良好道路和通信网，游击队经常利用这种十分有利的态势，对在上述地形运动速度缓慢、人数众多的强大对手实施攻击。威尔士人对英国人成功地开展的游击战，与西班牙人对法国人开展的游击战一样，都表明了地形因素对游击战的重要性。

游击战需要有基地。虽然游击队传统上部分补给取之于敌，来源于对敌人后勤仓库和运输队的袭击，但游击队仍需要有一个能够可靠地得到补给的来源，例如隐藏的地区和火药工厂。如果没有这种基地，对食品、燃料、装备和弹药的需要将制约着作战行动，它不仅对游击队的行动，而且对袭击目标的选择都产生严重影响，迫使他们为了寻找补给，忙于从一次袭击之后又搞另一次袭击，耗尽其物资和心理资源。另外，基地还是休息和恢复的场所，也是退却的终点。威尔士崎岖不平的高山区就为威尔士人防御英国人入侵提供了理想的地形。

游击队的活动需要在公开支持他们的人民中进行。对游击队持敌对态度的人民将提高他们敌人的兵力空间比。汉尼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失败的。因此，和许多其他的军事形式一样，游击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

游击战的目的就是通过许多小战斗的胜利把对敌人的消耗和对敌人后勤的破坏积累起来，从肉体上和心理上打败敌人。胜利可能意味着敌人完全放弃其努力，也可能是减少了他企图控制的土地数量。这种减少将使游击队彻底控制一个新的地区，并在这些地区上招募新的游击队员。随着新生力量的参加，他们可能会获得战胜敌人的必要力量，而他们的敌人由于所占领土的缩小，其兵力空间比将会提高。

游击队在其新获得的政治上抱同情态度的土地上将奉行一种明确的后勤战略，以加强他们的补给和人员。但这种胜利并不一定能相应地削弱敌人的战斗能力。像法国人在摩洛哥的情况，法国人经常从一些地区撤出，他们也能够从这些地区轻易地撤离，带走他们大部分的税收、补给品，并仍从双方争夺区之外的基地征集新兵。

假设游击队力量不断增强，直到强大到能够放弃袭击而采用进攻性持久战略，这将更快地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敌人放弃的地区上游击队得到政治拥护的程度。由于同样的原因，敌人无法利用持久战略防御游击战，他缺乏实施这一战略的必要的政治基础。

对游击战的防御和进攻

防御方经常依靠作战战略对付袭击者，他们追赶击袭击者，而袭击者却不受阻拦地撤走。然而，作战战略比后勤战略更适合于对付袭击者，因为袭击者将无法袭击交通线，并且由于袭击者攻击目标的不确定性，奉行防御性后勤战略实行焦土策略也难以对付袭击者。

为对付以经济目的为目标的袭击，罗马人和拜占庭人通过控制交通枢纽限制袭击者的机动，和对袭击者撤退时进行阻击的方法俘虏袭击者。罗马人修筑的边界城墙在蛮族人越过城墙进入内地袭扰时，有助于拦截他们的后撤；拜占庭的安纳托利亚山地关隘也起到同样的作用。为对付人数通常很少的袭击者，要动用大量的资源进行防御，这充分说明了袭击对持久战略占有优势。

将交通枢纽堡垒化，并给城市修筑城墙，在整个国家设置障碍限制袭击者的行动，这种做法和在16-18世纪荷兰和比利时为限制敌人军队机动修筑的防御工事的做法相似。当然，它们对袭击者的限制程度达不到堡垒密布的地区对入侵军的妨碍程度，但两者的作战思想和效果是明显相似的。

受北欧海盗和马扎尔人袭击的对象都使用类似的战略，但法国人在北欧海盗在诺曼底定居后采取的战略除外。北欧海盗们将其海上基地迁到陆地上，以便可以迅速接近法国重骑兵所在的地区。法国人随后利用反袭击战法进攻北欧海盗的基地，由于海盗们主要出于经济动机，其做法付出的代价超过了袭击可能给其带来的好处。这促使北欧海盗停止其进一步的入侵行动，并使两个对手之间达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妥协。

因为游击战通常具有政治动机，这对防御者提出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政治目标通常比经济目标有更强的吸引力。另外，游击队通常扎根于在政治上同情他们的地区，而以经济为目的的袭击则发生在敌对的地区里。防御者不是采取在游击队撤退时追赶上他们与之作战的方法，而是按照对付以经济为目的的袭击者的方法，破坏游击队作战的基础，这是对付袭击者袭击行动的最好途径。在大夏和粟特，亚历山大大帝通过控制交通要点限制游击队的活动，通过与罗克桑娜结婚消除了对游击队政治上的支持。由于采取了这两项措施，亚历山大在两年内平息了主要的游击队的抵抗。但由于法国人在西班牙缺乏政治上的措施，他们失败了。

与对付以经济为目的的袭击者的防御者的处境不同，亚历山大在其最先对大夏和粟特的入侵中采取的是进攻行动。然而虽然他占领这个国家，却没有使之屈服，也没有攻占游击队的基地，这样他被迫进行防御，并克服了持续防御在对付袭击战略时所固有的弱点。同时，亚历山大的防御地位却使他得以控制住沿山谷和河岸的交通枢纽，并从而有能力限制游击队的行动。他的做法与英国人在南非的做法相似，后者是在辽阔无际没有树木的平原上作战。英国人利用其丰富的资源树立了长达5000英里的铁丝网封锁线，设立了9000个封锁哨所，这有效地限制了布尔人袭击者的行动，并使他们容易被抓获。

受到游击队抵抗的入侵的例子属于另外的类型，虽然入侵者拥有通过限制游击队机动来提高追击游击队的能力，但实行后勤战略效果更佳。而且，进攻者利用袭击及其最有力的退却要素来对付防御者，它无法指望依赖追击为主的作战战略能取得比后勤战略更大的胜利。

利用后勤战略对付袭击者的方法包括，对袭击者的基地进行袭击，或持续不断地攻占其领土。但如果以进攻对付袭击者，必须能接近他们的基地。中世纪北欧海盗和马扎尔人袭击者的防御者们做不到这一点，直到北欧海盗在诺曼底定居后才改变这种状态。由于北欧海盗的战斗力和中世纪防御的力量，法国明智地采纳袭击战略迫使北欧海盗在政治上让步，而不是采取持久战略。

英国人对威尔士的征服就证明了持久战略的力量，他们奉行一种本质上的后勤战略攻击防御者的基地，也表明了强大的军队在遇到那种抵抗时所遇到的困难处境。威尔士人在英国入侵时，并不是和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在亚历山大入侵时的情况那样，先经过几次大的会战，战败以后向英国人屈服，而是和大夏和粟特人那样用游击战抵抗入侵者。但英国人的处境与亚历山大不同，他们将持久战略用于进攻而不是用于防御。

由于缺乏像亚历山大那样一举占领整个国家的兵力，英国人在征服威尔士时进展很慢，他们执行持久战略，运用的方法类似于游击队所进行的进攻。和游击队通过进攻将许多小战斗和后勤的胜利积累起来赢得战争那样，英国人表现出了同样的耐心，通过逐步蚕食领土取得了胜利。英国人精心设计的完善的征服计划与罗马人征服的方式非常相似。

考虑到英国人在威尔士受到抵抗的激烈程度，以及地形对英国军队主战兵力——重骑兵的严重不利，没有其他方法比英国人当时采取的方法更有效了。同时，英国人也没有像亚历山大的婚姻那样方便的政治资本可以用来减轻他们敌人的抵抗热情。

实施袭击或反袭击战略对英国人并无很大帮助，这是因为袭击不仅无法消除威尔士人在政治上的敌意，而且也难以进行。威尔士所有不屈服的山地地区构成了抵抗的根据地，这种崎岖不平交通闭塞的地形使袭击十分困难。另外，英国袭击者在打击威尔士人时也会碰到其他困难，他们灵活机动的对手会赶走牲畜，只留下几个村庄让英国人焚烧。在很久以前，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在试图使他的游牧部落对手们与他作战时也碰到了类似的难题。游牧部落的首领答复说，我的人民“既没有城镇，也没有耕耘的土地，我们不必因害怕它们被抢走或遭到破坏而诱使我们急于同你作战”。[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4卷，第127页，转引自乔治·罗林森翻译的《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269页。]

所以英国人只好依靠持久战略阻碍他们的对手们的行动，并提高其兵力空间比。为提高兵力空间比，他们将兵力集中在他们能够控制住的单一的狭窄地区。他们通过修筑堡垒加强其力量，并通过它们控制最方便的交通路线，阻滞威尔士人的行动。

他们通常将其作战主要方向限制在其骑兵能发挥作用的平原地带，但为了控制最肥沃的农业地区，他们运用后勤战略对付威尔士人，将他们围困在贫瘠的山区里。英国人对某条山谷持续的明显不可逆转的控制迫使那里的居民向英国统治者妥协，同时英国在那里修筑堡垒和驻扎军队，这也遏制了威尔士袭击者。在政治的许多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改善，使英国人能够将其军事控制从威尔士的一小部分地区延伸到另一小部分地区，而后重复这一进程。英国人在一条山谷的胜利也加强了他们在下一条山谷中的作战力量，因为新征服的土地增加了他们的税收和资源。另外，补充当地的威尔士长矛兵和长弓兵加强了英军的力量，这些兵种在战斗中和对城堡的防御中都十分有用。

上述方法表明，持久战略中包含后勤战略的因素。英国人不言而明的彻底征服威尔士的政治目的，招致威尔士人的坚决抵抗。获得一些土地既不会导致双方在政治上的妥协，也不会使威尔士人丧失士气，以便使英国人迅速将其征服。但英国人不断从威尔士人手中获得土地，削弱了威尔士人的军事人力资源，并最终使英国人获得人力和其他物质资源。因此，除在最先对威尔士的征服和对袭击的防御以外，英国人遵循的是一种本质上的后勤战略，以渐进的持久战略对付威尔士人，而威尔士人只能用袭击方式与英国人作战。

所以，虽然英国人在威尔士游击战面前存在明显的弱点，但仍然达到了他们的战争目的，英国人的作法和北欧海盗的袭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然而，和北欧海盗不同，威尔士人失败了，因为他们的根据地在执行进攻性持久战略的英国人的面前过于脆弱。这样，战争双方都采取的是进攻，但却使用的是不同的战略。

虽然威尔士人努力避免与多兵种的英国军队作战，并使用袭击方法，但他们都遇到了严重的不利条件，因为袭击者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能力是建立在几乎不受限制地选择袭击目标的前提之上的。然而为抵抗英国人对一小块威尔士领土的入侵，威尔士袭击目标的选择立即受到限制，除非他们袭击设防严密的英格兰，或征服者已经巩固了其统治的那部分威尔士领土。否则，威尔士人只能袭击敌人刚刚占领，并在其上建立起一个或数个堡垒的狭小地区。在一个地区里，研究者们发现了300座堡垒的遗迹，平均每25平方英里有一个，新征服的土地通常是最容易受到袭击的地区，但这种情况只有在英国人前进过快，或企图占领超过他们控制能力的大片土地而在他们军队前进的背后留下易受攻击的地区时，才会如此。但在威尔士新丢失的土地上，其目标十分明显，英国人的兵力空间比很高，英国人还可以依靠堡垒的战术防御力量，并且又控制了关键的交通线。威尔士人丧失了许多使袭击强于持久战略的有利条件。

通过执行进攻性持久战略和集中兵力于一系列狭小的地区，英国人能够赢得防御，因为他们在新征服的地区具有很高的兵力空间比。另外，英国人总的战略瓦解了游击战的两个先决条件：根据地和政治上的支持。英国人不仅不断蚕食威尔士人的基地，而且不断地赢得威尔士人对英国统治的默认，居民们即使并不是出于忠诚，也还是服从了英国人的统治。这样，集中兵力所进行的进攻，克服了在兵力稀薄的宽大正面的防御中袭击者可以广泛地选择目标的不利条件。另外，集中兵力决定性地剥夺了威尔士人将被征服的领土作为根据地的可能性，而且强大的英国军队的存在，还加强了英国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这在少数人对辽阔的土地的征服中是做不到的。

另一方面，北欧海盗的防御者们却不曾有英国人拥有的有利条件，他们无法确定袭击者的攻击目标，也没有足够高的兵力空间比遏制袭击。另外，威尔士的入侵者还占有对敌国领土进行战略进攻的好处，他们持续后勤战略的每一次成功都削弱了威尔士，加强了英国人的力量。在通过进攻使对手的袭击不起作用方面，切斯特伯爵和其他边界伯爵们取得了成功。而英国的历代国王率领大军攻入威尔士，试图用作战战略将其征服，但每次征讨只证明了退却对追击占有优势的道理而已。当聪明的爱德华一世国王运用君主政体的巨大力量，影响地方伯爵们长期采用的后勤战略后，他很快就消除了威尔士残余部分的抵抗。

下面对袭击者的能力和弱点作一小结：当兵力空间比较低，其对手实行持久战略时，袭击者的进攻较强；当双方都采取袭击时，双方都不占优势，除非有一方能进攻其对手的根据地，而其对手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袭击战略的特点使在实行持久战略的两个对手间的对抗中防御所具有的优势不存在了。

然而，袭击者的优势要随具体情况而定。当袭击者拥有不受对方袭击或持久战略影响的安全的根据地时，他们可以利用防御的优势以撤退避开敌人，利用低的兵力空间比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以及不确定袭击目标，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这将迫使防御者依赖作战战略，要么以追击，要么处处设防，这两种选择在较低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都十分困难。但如果兵力空间比很高，袭击者会发现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在许多据点上防御者在数量上都占优势。

如果袭击者的根据地容易受到攻击，防御者可以反袭击方式发起进攻，这将抵消袭击者的袭击行动，或采取持续的入侵行动。如果有足够的兵力空间比，实行作战持久战略能够打败袭击者，因为他们会发现几乎没有脆弱的目标可以袭击，而且在撤退时还会受到前后夹击的威胁。另外，如果他们丧失其根据地，袭击者会由于缺乏给养和无法运动而迅速灭亡。

如果对袭击者根据地的进攻方兵力空间比较低，没有足够的兵力实施一次将其占领的战役，可以增长时间达到同样的目的。为此目的，可以依靠渐进的方式，在其选择征服的一系列的地区上逐一形成高的兵力空间比。为防御上述每一地区，高的兵力空间比使袭击者在每处都遇到强大的力量，而袭击者撤退时也将受到阻击。另外，这种做法也将使袭击者攻击目标的不确定性变小，因为对其部分根据地有可能丧失的预计会诱使袭击者攻击不久前刚被征服的地区，而不是接连不断地对入侵者自身的基地进行袭击。因此，在英国人开始他们对威尔士的渗透后，威尔士人集中兵力防御他们的根据地，而很少对防守严密的英国边界地区发动袭击。

因此，袭击战略的力量部分依赖于其根据地易受攻击的程度。这要求将袭击者分成两类，如图解12.6所示，它表示袭击战略和持久战略的相对力量强弱，a表示进攻占优势，d表示防御具有更强的力量。图解12.6中的关系的前提是假定兵力空间比很低，有利于袭击者的活动，还假定防御具有战术上的优势，撤退对追击者具有战略上的优势。

图解12.6对袭击战略和持久战略力量的比较

在不直接涉及游击战，而包括袭击或躲避对手的行动时，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之间具有可比性。英国在威尔士运用的持久战略和百年战争后期英国国王亨利五世在法国北部采取的缓慢的而系统的征服，做法基本相同。英国的做法也和古斯塔夫在德国北部实行的持久战略相似。在与其对手的斗争中，古斯塔夫用的攻占后即将城市和交通枢纽堡垒化的方法，和英国人在威尔士的作法基本一致。由于和英国人面对的是类似的问题，古斯塔夫使用了和英国人相同的方法。虽然处理的是不同的问题，在比利时和荷兰的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运用的也是类似的渐进的持久战略。实行进攻性持久战略逐步占领并使之堡垒化，是古代小型的而且部署很慢的军队对付那些躲避他们，不与之作战的敌人的有效办法。

虽然法兰西共和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并且有代表苏丹的政治优势，法国在20世纪对摩洛哥的征服中精心运用了英国人在威尔士运用的持久战略。法国人首先缓慢连续地征服了低地地区，他们遵循同样耐心的战略，对在山区的对手经常保持同样的后勤压力。他们还执行一项巧妙的计划，通过提供免费医疗和以补贴的价格出售商品，绥靖摩洛哥人服从他们的统治。他们招募摩洛哥人参加他们的军队，在法国人指挥下的摩洛哥部队很快成为法国扩展在该地区统治的军队中的主体。经过长期的战争，法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在26年的时间里将其统治扩大到整个辽阔的摩洛哥，这与英国在对小得多的威尔士的长达两个世纪的征服中的那些零星的、部分的和有时是不得要领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法国人并没有有意识地以英国人的战略为样板，但他们认识到早先在阿尔及利亚，他们试图通过作战持久战略对付其对手时所遇到的困难。阿尔及利亚游击队经常摆脱那些派去攻打他们的法国军队，但阿尔及利亚最后屈服于后勤袭击战略及与之相伴随的恐怖政策，虽然法国公众认为这种方法声誉不好。采用缓慢的程序，连续地在一些地区形成高的兵力空间比，并配合以政治利诱，这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方法。到法国人着手征服摩洛哥时，这已成为法国标准的征服方法。

法国的战略和英国的战略一样有着相同的后勤战略的因素，他们通过占领敌人的领土削弱其力量，并利用其人力和物力资源为法国军队服务。这种战略需要同样的耐心，它和游击队不断发展胜利的的结果十分相似。正如游击队通过迫使其对手撤出作战地区而获得土地的方法一样，法国人在摩洛哥、英国人在威尔士都在逐步加强自己的力量的同时削弱了其对手的力量。

游击战必然是一种持久战，而反游击战同样也进展缓慢。游击战代价高昂，因为它既耗费时日，又会将其要保卫的国土的一部分或全部让敌人占领。从技术上看这种方法代价高昂，根据时间来计算，消耗的人力等于参加战争的人数乘以进行战争的年数。游击队如果力量足够强大，能够在战斗中抵抗入侵者的话，他们是不会采取游击战的；而要征服他们，进攻的一方如果有足够高的兵力空间比，可以更迅速地运动并从而能更经济地进行战争，而不会采取这种需要耐心的战略。

反游击战的防御，包括使用建立在用军事手段打击游击队活动的必要条件基础之上的持续作战战略。通过断绝交通线和游击队后撤路线，防御者能限制袭击者的行动，再在纵深组织防御，通过增加投资为作战部队修筑堡垒，防御者可以用这种相对提高兵力空间比的方式遏制袭击者。他们还通过缩小敌人根据地的范围，并经常效仿罗马人对每一批被征服的人群实行政治上的绥靖，以利于取得胜利。

在反游击战中，游击队的对手不应主要采用作战战略的方法对撤退中的游击队进行追击，而应成功地运用一种表面上是作战战略而实际上是后勤战略的方法，占领游击队获得补给的地区。从英国人在威尔士和法国人在摩洛哥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对补给地区的占领和战争的政治目的并无二致。当然，正是因为游击队根据地的脆弱性，才使这一战略成为可能，这也经常是对付任何类型的袭击者最佳的防御办法。利用袭击战略进攻袭击者脆弱的根据地的方法也同样有效，当然它需要依赖于其他因素，包括激发游击队作战动机的强弱。

无论是对游击队的进攻，还是防御，都要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战争中的每一方都试图在保持自己的政治力量的同时，破坏对手的政治力量。游击队特别依赖公众的支持，例如，在摩洛哥对法国人的抵抗中，法国人明显地将其战争的目的规定为赢得摩洛哥人对法国及其控制的苏丹的支持。图解12.7对反袭击战略或游击战的可选择方法进行了总结。

图解12.7反袭击战略或游击战的战略选择

一般的程序是通过连续的集中兵力攻占土地，修筑堡垒和绥靖行动逐步地征服敌人的根据地，这种方法有一种政治上的替代方案，它没有在图解上表示出来，但确能导致快速的结果。土耳其人对拜占庭安纳托利亚省的征服采用的是恐怖的袭击方法，他们用5年的时间震慑了这一广大地区里的大部分人民。恐怖是土耳其征服计划的重要政治内容，但土耳其屠杀了如此多的人口，破坏了如此多的财富，使人可以恰当地认为与其政治计划相伴的有一个以消灭人口和物质财富为目的的军事后勤战略。然而，这种战略使其丧失了征服立即带来的大部分经济上的利益。其后，成吉思汗在占领花剌子模帝国时，使用了大致相同的后勤战略，其不同之处在于他屠杀了大城市的人口，他的后勤战略是以人口为目的的，他同时也达到使帝国居民由于恐惧而屈服的政治目的。比若元帅曾将这种方法用于阿尔及利亚，发现它很起作用，但从其运用的规模来看，其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战略轰炸的恐怖成份，并没有产生足够的政治效果，没能迅速地结束战争。

罗马人至少有两次采取了极端手段对付其对手。他们在打败迦太基之后，驱逐了居民，摧毁了城市，用犁翻了土地，并在上面撒盐。在处理反叛的纳萨莫尼斯人时，图密善皇帝下令将他们全部屠杀，他指示：“禁止纳萨莫尼斯人生存下去。”

对指挥官面临选择的总结

西方世界中陆战的战术发展可以被视为螺旋式的。技术因素对其产生了重要的但并不是惟一的影响；后勤保障方法直到工业革命前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相应变化彻底地改变了后勤。战略明显地相对稳定，而古代那些重要的要素却保持着和谐的变化。

有几种方法可以分析和解释过去2500年的战争史。例如，在1920年代英国和美国陆军引入的那些战争原则，提出一种连续性和多样性理论解释这些时期战争的方法。他们给士兵们讲授这一方面的知识，教导他们在未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在其他的解释方法中，地理学家能解释战争史上的大部分情况。例如，他们不是仅仅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形适于安息人的骑兵作战，而且说如果在这种地形上不使用骑兵作战肯定会输。不是输给作战战略，就是败给后勤战略。人的因素，包括成功的指挥官的个人品质，也是另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解释方法。

本书所使用的解释从公元前500年至今的陆战的一些命题，和战争原则一样，并不会自动地提供经久不变普遍适用于作战行动的解释和将军们需要遵守的准则。然而，从历史中提炼出一些连续性的规律是值得的，即使是部分的成功，这种努力也会得到报偿。最值得重视的可能是优秀的指挥官利用开拓各种趋势和可能性的方法，这些趋势和可能性的重要性和可靠性在本书中已作了充分的论述，并视它们为战争的内在规律。这些命题中的四个具有突出的价值，它们在我们所论及的整个战争史中都是恒定不变的。两个广为人知的思想就是防御具有战术优势，及要有超过对手武器系统的优势才有资格会战。另一个是退却比追击具有优势，这使实行战略防御的一方对其实行持久战略的对手构成优势，也使在进攻中的袭击者对实行持久战略的对手形成优势。最后，兵力空间比是影响所有战略的条件。面对这些限制因素，军人学会了如何克服它们所代表的不利因素，和如何将其转化为有利因素。由于这一方法强调了上述主题，下面将对指挥官面临的各种选择，以及如何使他们的战略与这些因素所反映的战争本质造成的障碍和机遇相适应的情况作一总结。

战略目标的选择

战略目标的选择，即使是像本书中给出的狭义的定义，首先也需确定军事行动的目标。为完成任务并不一定以敌人军队为战略目标。英国在百年战争中运用袭击战略迫使对手在政治上让步，马扎尔人和北欧海盗以及其他一些人曾因经济目的运用袭击战略的情况都证明如此。还有许多其他难以分类的战争动机，无疑使军事行动不仅仅追求严格的军事目标。那些谋求非军事目的的统帅倾向于运用袭击战略，这不仅是因为它是一种进攻性较强的作战形式，也因为它通常避免与敌人军队作战，而持久战略通常都是军事战略，因为它需要与敌人军队作战。

战略目标可以按图解12.8中的方法进行选择。

图解12.8在军事战略和利用军事手段达成非军事目标之间的选择

军事战略是利用各种战争手段直接打击敌人的武装部队来达成政治或其他非军事目的。但如图所示，也可以运用军队直接达成非军事目的。以最小的代价战胜敌人的原则要求做这种选择，正像在军事战略中随后要进行的选择那样，政治和其他非军事因素之间很少没有联系。

但谋求非军事成果的战略，像以劫掠为目的的袭击，主要还不是军事战略。按本书的定义，军事战略作战目标就是敌人的军队。然而，除只讨论军事战略外，下面的总结中还涉及到实施和防御为非军事目的而进行的军事行动诸方面的问题。

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的选择

为攻击敌人的军队，指挥官有两种选择：作战战略或后勤战略，而最有才干的指挥官将选择他们认为受到最小抵抗的方法，因此也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取胜。例如，萨拉丁运用后勤战略，实行焦土政策挫败了理查国王的十字军对耶路撒冷的进攻。他采用的是饥饿而不是钢铁的战略，这被证明是对付由理查这一精明的斗士率领着的一群怯懦的士兵的军队的代价最小最有效的办法。德国人在1942年试图用后勤战略打败俄国人，但他们却没有夺取和控制俄国油田的作战能力。但这一失败也恰好证明了这样的选择，如果德国人没有力量夺占和控制俄国的大部分土地，他们在奉行作战战略对俄军实施追击的过程中也没有能力将其歼灭。

根据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的原则，在军事决策中，指挥官通常选择最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决策，因为按最小的代价原则所需要的兵力可能与现实所有的兵力差距甚远。这一思想与传统的节约兵力的战争原则联系密切。使用最少资源的思想不仅包括要避免浪费，还包括在指挥官认为最重要的行动中最大限度地运用资源。节约兵力并不意味反对为保险起见增加额外的兵力，正如色诺芬所说：“虽然浪费，但只要胜利就不会使任何征服者感到一丝的懊悔。”

历史上有许多实施后勤战略的例子，虽然恺撒说，他宁愿使用饥饿而不愿意使用钢铁，但指挥官们却并不一定能运用后勤战略轻易地取胜，即使是能找到有效地攻击敌人后勤的方法时也是如此。

这又是第二个双重选择的情况（图解12.9）。最小代价的原则制约着对付敌人军队所可能进行的两种选择。

图解12.9在攻击敌人军队的两种最基本的手段之间的选择

以持久战略或袭击战略的方式实施后勤战略

在实行后勤战略时，进攻者可能会选择持久战略或袭击战略中的一种。持久战略通常包括占领敌人有后勤价值的领土。虽然这经常很明显的是作战战略的副产品，像1942年德国人试图占领俄国的油田那样，交战一方有可能使其进攻矛头指向在后勤上更加重要的地区。这种持久战略通常要求大规模地运用作战战略以达成目的，但它与单独依赖作战战略打击相比，敌人军队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要小。对于防御者来说，抵抗这样的持续后勤战略和对纯粹的作战战略的防御没有什么区别。

在对一支单独的军队所实施的后勤战略的例子中，华伦斯坦和古斯塔夫在他们滞留在纽纶堡所进行的持久战，表现出对邻近敌人的粮秣征集区的控制能力。由于双方都不愿意撤退，双方都因饥饿损失了大量的马匹，许多人员逃亡。其结果事实上等同于一次会战，但使用的战略是“饥饿”而不是“钢铁”。

对于后勤战略中的进攻而言，袭击是占领敌人土地的一种有价值的选择。在普拉蒂亚战役中波斯骑兵对希腊后勤运输队的成功的袭击迫使他们撤军。奥地利人对普鲁士人也有两次类似的成功，它表明了后勤袭击战略的力量。美国联邦军队在美国内战最后一年对邦联铁路和工厂的袭击代表的是一种对整个敌对军队的补给来源的打击方式，其他的例子还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对布里埃盆地所进行的战略轰炸，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战略轰炸。

图解12.10对此部分内容进行了总结。

图解12.10在运用后勤战略对付敌人军队时的选择

对袭击战略的战斗防御

防御者可以运用作战战略或后勤战略对付袭击战略。为将作战战略和持久战略结合运用对付袭击者，防御者可以将追击与对交通线和敌人撤退路线的拦截结合起来。罗马人的方法是将国家纵深堡垒化以限制袭击者机动，依靠边墙迟滞袭击者的撤退。这些拦阻设施经常使追击和撤退相比占有优势，防御者能追上并打败袭击者。拜占庭也运用同样的方法，古斯塔夫运用进攻性持久战略征服了德国北部，并使城镇堡垒化，这有利于其封闭所占领土以防御敌军的袭击。

在运用持久战略对抗袭击时，堡垒化的城市、要塞、设防的庄园和房屋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抵抗袭击者方面，民兵是防御者节约兵力的重要手段。用民兵代替职业兵担负警卫任务，只要不遇到真正的威胁民兵都可胜任，这节约了费用高昂的职业兵的使用。堡垒和民兵都提高了兵力空间比，这就消除了成功地实行袭击战略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罗马人为保护他们的帝国免受蛮族的袭击，给职业兵在受到威胁的地区分配土地，并除保卫他们居住的地区外不派遣其他差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马人将其职业兵变成了某种类型的民兵，改变了古代通常的兵民转换的方向。民兵能特别有效地完成任务，这是因为他们通常担负的只是简单的防御任务，并常常是依赖堡垒进行防御。所以，这些全家的战斗员增加了防御者的数量，同时减少了耗费。而且，罗马人建筑的城墙和堡垒节约了士兵人数和经费。同时，使用民兵防守这些堡垒工事不仅较为经济，而且也是有用的军事补充，因为民兵在依托永备工事作战时十分有效。

如果能对袭击者的根据地进行攻击，使用反袭击防御袭击战略是极有潜力的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英国之间相互攻击的基本特点是空袭和以相同的空袭进行报复。德国在战争快结束时开始使用无人喷气式飞机和火箭袭击英国。所有遏制的努力失败表明了那些关于运用反袭击的观点：每一方的报复行动将招致更多的袭击；威胁比行动更有效，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交战国都准备使用毒气，但却没有使用；有许多问题与战争中的情感或行为学领域有关，它们同时也属于政治领域的问题。

图解12.11是对本部分内容的总结。

图解12.11运用战斗防御对付实行后勤袭击战略的敌人的选择

用后勤防御战略对付袭击战略

针对进攻者实施袭击必需的后勤资源进行的反袭击，是用后勤袭击战略防御同样战略的一种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轰炸德国生产用于攻击英国的导弹工厂，其惟一目的是减少这些武器的生产。

防御中实行持续后勤战略的一种方法是焦土政策，破坏袭击者必须依靠的各种资源。例如，法国人在百年战争中使用此种方法对付英国袭击者。但在使用这种战略对付袭击者时有一个特殊的困难。如果防御者知道袭击者的袭击目标，对适当的地区实行焦土政策，将对袭击者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袭击者的攻击目标往往无法得知，而且他们的袭击路线可以有许多选择。另一种方法是破坏所有袭击路线上的资源，但这将使防御比袭击者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在对付飞机袭击时，防御者无法组织上述防御，而且对不依赖乡村资源补给的现代机械化部队袭击者来说，上述持续后勤战略也不起作用，但对桥梁等设施的破坏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图解12.12表明了上述选择。

图解12.12运用后勤战略防御实行后勤袭击战略的敌人的选择手段

作战战略追击的选择

实施作战战略进行追击的选择，如果指挥官在进攻时采取作战战略，而不是后勤战略，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战术手段上利用先进的武器系统对付落后的武器系统。土耳其人使用其马上弓箭兵对付拜占庭和十字军重骑兵，这种战术可能是由于胆怯演变而来，他们躲过敌人重骑兵的冲锋，轻易取胜。而一贯坚持以最小的代价和失败的风险达成目的的拜占庭人，只有在他们的弓箭兵能攻击到敌人的重步兵，或他们的重步兵和下马骑兵迎击蛮族重骑兵冲锋时，才会乐意接受会战。在与来自法兰西的凶猛的西欧骑兵作战时，他们发现后勤战略的战略手段和作战战略的战术手段相比，要付出的代价和冒的风险都要小。

当指挥官拥有一种机动性相对较高的武器系统时，他的工作变得很简单。这就像希腊标枪兵能打败希腊重步兵，安息人的骑兵能轻易地迫使罗马重步兵在无遮无掩的平原地区作战，意大利在1935年用轰炸机追歼埃塞俄比亚步兵一样。然而，如果一种武器系统只能在防御时才能发挥优势，这种方法就难以运用。例如，在克雷西会战中，英国下马骑兵只能依靠中世纪骑士的进攻嗜好等待对方发起冲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非洲战场上，德国人使用反坦克武器和防御配置的坦克对付英国坦克的进攻取得了胜利。

但只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指挥官才有机会使用较强的武器系统对付较落后的武器系统。通常的情况是交战双方具有相似的单一兵种的军队。更多的情况是两支装备有超过一种武器系统的多兵种军队之间的对抗，这时战术就涉及到利用敌人军队不同武器系统之间相互支援的弱点的问题。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战争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当火绳枪兵准备向骑兵射击，或长矛兵离开受地形或己方的长矛兵保护的阵地时，骑兵向火绳枪兵冲锋或使用手枪攻击不受保护的长矛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有许多这样的战例，在野外开阔地上的坦克部队成为敌人炮兵或载有火箭的飞机的靶子，或者是这样的情况，坦克部队轻易地击败没有装备足够的反坦克武器的步兵部队。

但是，虽然在一些例子中表现出先进的武器系统对付落后的武器系统的重要性，但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会对会战产生重要影响，对战役的影响就更小了。在现代战争中，随着取得重大战术胜利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这种关键的战术差别很少造成重要的不同。例如，在1973年，当埃及步兵利用突然性占领苏伊士运河东岸这一对埃以双方在政治上都十分重要的地区后，埃及人估计虽然埃及军队为其士兵精心装备了大量的反坦克和防空火炮及导弹，以色列军队的飞机和坦克仍将迅速地对其步兵发动进攻。由于以军存在这种可能性所带来的弱点，其仓促组织的进攻损失了大约250辆坦克，但这并没有损害其战略地位。数天之后，当埃及坦克进攻以色列防御部署的并得到飞机支援的坦克部队时，防御者轻易地打败了埃及人的进攻，由于没有得到集中起来的军队的支援，埃及的坦克部队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但这又是一次只有战术成果的行动，损失的250辆坦克，仍没有有效地改变双方力量的平衡，也没有造成战略形势的任何变化。

然而，在多兵种军队之间战斗中取得战术胜利比在单一的由步枪武装起来的步兵之间的战斗中取胜要复杂得多，单一的由步兵组成的军队之间的战争是19世纪中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的特征。与这一期间的战术条件可比拟的情况很少，可与之相比的时期是希腊战争初期重步兵在战场上称雄的时期。对于那些由单一兵种组成的军队，除骑兵占优势和不下马作战的那些中世纪的战斗外，战术防御通常是较强的作战形式，这是因为在两支相同武器系统的军队之间的战斗中，防御能抵抗正面进攻。只有在法国人发明了纵队及其快速部署投入战斗的方法之后，进攻成为两支结构相似单兵种军队之间作战的较强的作战形式，直到他们的对手也采用了相同的战术。即使在当时，在战术上抵抗正面进攻时，防御仍是较强的作战形式，在战略上撤退比追击占优势。由法国最先使用并在19世纪被各国普遍采用的新的战术体制稍微增强了进攻的力量，这是因为在新的战术体制下，步兵获得了迂回包围坚固阵地的能力，并提高了快速集中步兵于战场上实施正面攻击的机会。

图解12.13对本部分的要点进行了总结。在这两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取决于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可供选择，反过来讲，一种先进的武器系统取决于军队的构成，或更进一步讲，取决于国家的军事技术和军队习惯的作战地形等因素。

图解12.13在作战战略中两种基本的进攻可能性

进攻性作战战略的两种选择：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

为了以作战战略克服防御的战术优势，进攻者可以选择运用持久战略或袭击战略。指挥官在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之间进行选择时，并不一定会发现进攻性更强的袭击战略比持续进攻战更合适。虽然袭击的进攻性较强，它常常难以很快地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如果因此导致战争持久化，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然而，虽然以最小的代价打赢战争，通常是在两种战略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但进攻者可能会因为被进攻的国家幅员辽阔，而且受到政治上的反对，使其缺乏必要的兵力空间比去控制该国家，而被迫选择袭击战略。在实行袭击战略时，进攻者必须遵循攻击弱点的原则，因为袭击的部分本质是避开敌军强点，打击弱小的敌军和脆弱的目标。

例如，后勤运输队通常既是个脆弱的目标，又是值得进攻的目标。所以，针对它们的袭击战略通常既包括后勤战略的内容，又包括作战战略的成份。袭击战略的胜利是通过将许多次袭击的小胜利积累起来对敌人产生的消耗取得的。然而，因为对敌国平民的屠杀和对财产的破坏既对敌人、也对军事资源造成损害，这一战略也包括通过政治战略迫使敌人作出让步。

图解12.14是指挥官在奉行作战战略时需进行的选择。实行持久战略的目的通常是消灭敌人军队，这是一种更直接的取得战争胜利的方法，它是通过军事胜利的心理影响，在短时间里赢得战争或占领大量领土。但在典型的战例中明智的指挥官实行持久战略的惟一方法是占领敌人领土。像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初期普鲁士取得的那种歼灭战的胜利，在没有先进的武器系统或军事学说的情况下是很难达成的。例如，亚历山大对大流士的胜利、汉尼拔对罗马人的胜利、安息人对罗马人的胜利、拿破仑在他的事业的早期对他的对手们的胜利、德国在1940年对其对手们的胜利等。

图解12.14实行进攻性作战战略的选择

即使是利用作战持久战略，只实现攻占敌人领土的比较现实的目标，进攻者面对的也是一项令人气馁的任务。由于防御在对付正面进攻时的强大的战术力量，进攻方在军队补给方面面对着更大的困难。防御方还具有可以利用退却避免战斗的能力。所以，大多数军事史和军事理论都研究实行作战战略进行持续进攻行动时所需要运用的战术和战略途径。防御者可以选择实行作战战略或后勤战略，每种战略都可以采用持续进攻或袭击方式，而且它通常将这些战略中的几种或全部结合起来使用。

对作战持久战略实施防御的几种选择

实行焦土政策是执行持续后勤战略中的一种强有力的抵抗手段。韦辛格托里克斯曾烧毁粮仓以防止粮食被恺撒的军队利用，法国人曾破坏查理五世皇帝军队前进道路上的补给品，以抵抗其对法兰西南部的入侵。对实行防御性袭击后勤战略的防御者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通过对敌人的后勤进行袭击对付进攻者，就像奥地利对普鲁士的做法那样。

游击战是另一种类型的袭击战略。在防御者没有能力抵抗入侵者或敌人的正面进攻时，以及撤退不及而不得不把军队分散时，游击战是很有价值的方法。用游击队进行抵抗，意味着敌人控制了防御者的国家的大部分领土，因为游击战历时太长，需通过大量袭击逐步消耗敌人，这将是代价高昂、耗时持久和消耗巨大的。所以，虽然袭击在战略上占有优势，游击战却需要巨大的政治支持。

作为一种防御的手段，游击战依赖的是战略退却而不是战术防御，它是以战术上的进攻实行战略上的防御。通过运用袭击战略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或后勤目标，以及利用袭击目标的不确定性达成战略和战术上的突然性，游击队能系统地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游击队需要有一个较低的兵力空间比的环境，但西班牙抗击法军所取得的成就表明，即使是能在战略上达成拿破仑式的决定性作战行动的较高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取得胜利。

游击战要求游击队要么有和入侵者的武器系统相同的机动性，要么有复杂的地形降低对手的机动性，例如崎岖的农村保护了威尔士人免受英国武装骑兵的攻击，而山区则在乘坐汽车、坦克的法国兵进攻时保护了摩洛哥人。最后，游击队必须控制部分国土用作补给和休整的根据地。在具备所有这些条件并且有强于对手的政治决心的情况下，游击队可以通过无数次小的后勤和战斗的胜利积累起来的对敌人的消耗赢得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

图解12.15总结了上述选择。袭击战略的游击战可用于防御后勤战略，也可以防御作战战略。但防御者通常会发现运用持续作战战略取得胜利的代价最小，可以此避免持久的代价高昂的游击战或较小牺牲的持续后勤战略。例如，苏格兰人只是在认为没有在战斗中战胜英国人的可能性之后才避免与其作战并实行焦土政策的。

图解12.15对付作战持久战略时防御者的选择

作战持久战略中的防御

要实行持续作战战略，防御者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在他自己选择的阵地上与入侵者正面作战。这样，如果他担心会战的后果或不能在最有利的阵地上与敌人作战，他就可以以其战线的正面面向敌人或进行撤退。他在采用作战持久战略时，可以像图解12.16所总结的那样使用防御者的较强的战术和战略上的选择。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支持，防御者将会仿效大流士三世那样冒丧失一切的风险进行战斗而不是撤退。如果有强大的政治力量，防御者可能模仿罗马人在费边领导下与汉尼拔战斗，或像俄国沙皇在1812年抵抗拿破仑的做法。

图解12.16防御者运用作战战略对付实行同样战略的敌人进攻的选择

但防御者通常具有一定的力量，可以避免撤退过远造成的不利情况。他经常把正面战斗中防御战术的力量和通过运用撤退对追击的优势而避免会战的能力结合在一起。面对这样的防御，即使进攻者有足够的力量实行作战持久战略，他遇到的阻力也令其气馁。

用进攻对付游击队的防御

在运用持久战略对付游击队的防御时，进攻者通常和他的对手一样将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结合使用。运用持久战略控制国家，特别是控制其交通线，可使追击方有机会追上撤退者。同样，进攻者为对抗游击战略的消耗战，也采用一种相对的渐进性持久战略，从控制一块地区到逐步控制整个国家。进攻者不断地占领、修筑堡垒并控制游击队的根据地，利用持久战略中基本的后勤战略的成份剥夺游击战取胜所必需的后勤基础。罗马人在不列颠、英国人在威尔士都使用了这一方法。这一方法在削弱游击队后勤补给的同时，也降低了对它的政治支持。

亚历山大的实践证明，如果进攻具有了政治内容，它可以剥夺对游击战不可缺少的基本的政治支持。亚历山大在运用恐怖手段无法取胜的情况下，有效地利用了这一方法绥靖敌人。如果进攻者运用反袭击战略，无论是对持久战略的替代还是补充，都意味着与亚历山大谋求政治妥协的模式背道而驰，因为这种袭击无疑会产生敌意。比若元帅在阿尔及利亚无情地运用了袭击战略，并使之与政治恐怖计划相结合吓倒了其对手。很显然，由于这两种政治方法互相排斥，混合运用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时要求有很高的政治判断力。

图解12.17对上述内容进行了总结。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的成份通常是相互结合的，而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之间的区别构成军事战略的基本区别。战役中的政治成份经常制约着军事战略的运用，当然游击队必须有一个可接近的根据地。

图解12.17以进攻对付游击队抵抗时的选择

作战战略和持久战略中的进攻和防御

虽然防御方常在他们占有坚不可摧的阵地时才主动进行会战，但入侵方指挥官经常明智地在这种不利条件下应战，有时甚至他们在军事学说或武器装备方面并不占有优势，或进攻兵力没有敌人多的情况下应战。腓特烈大帝经常在其对手愿意作战的条件下会战，但也不总能取胜，虽然他总能熟练地运用他的间接作战方法和训练有素的步兵，使他能得到相应的进攻兵力，以及使用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手段。另一方面，马尔伯勒伯爵在他打败法国人的4次会战中，在人数、武器系统和编制体系上都不占优势。伯爵在敌人指挥官选择的条件下作战，但仍然取得了胜利，主要是因为他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了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原则，以及利用分散敌人的行动创造了弱点。他的会战是在战术行动中运用那些经久不变的规律的范例。

但是，在马尔伯勒的胜利中只有一次产生了重要的战略成果。从近代以来，战略而不是战术为运用作战持久战略在较短的时间里战胜运用同样战略的对手提供了方法，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欧洲战争中有许多这样的典型战例。但在此之前，实行持续作战战略有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因为弱军总能避免与强军交战，而进攻方难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住整个敌对的国家。坚固据点和堡垒化的城市经常进一步增加了进攻者的难度。

虽然指挥官希望在有利的条件下会战，但这很难实现。围攻、诱使敌人救援部队进攻设置的阻击阵地，或通过蹂躏其领土均可迫使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发起进攻。

如果入侵者具备财力和耐力，即使是在兵力空间比很低时仍可实行持久战略。他可以接连攻占城市，并在被征服国土修筑要塞和堡垒，以确保防御者在这些地区无法行动。如果需要征服一个广大的地区，执行渐进持久战略，以据点和哨所的形式控制国家需要大量的兵力，除非入侵者能获得强大的政治支持。英格兰在百年战争后期成功地运用这种战略，但在无法使被占领土上的人民归依后垮台了，他们的大部队也无法控制哪怕是一小片法国领土。

如果在合适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要控制领土上没有复杂的要塞体系的国家（这些要塞体系在18世纪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军队比较容易执行持久战略。他们只需进攻并控制防御军队的供应基地，并迫使其撤退即可。当然，持久战略也会威胁到防御方的后勤供应或政治立场，并迫使其进攻处于坚固防御阵地中的入侵军。腓特烈在面对丢失萨克森的危险时——这是他支持战争的财富来源的1/3，他的反应是在托尔高对道恩发起进攻。腓特烈的反应和萨克森的重要性使道恩在会战中取胜，这也清楚地表明了后勤因素对作战持久战略的影响。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引起的战争的变化使执行作战持久战略相对容易起来。分散的军队能以许多纵队实施战术机动，并能迅速部署成战斗队形，能够在战场上的许多点上威胁敌人，迫使对手要么交战，要么直接撤离作战地区。

这一变化使作战持久战略成为取胜的捷径，并实际上成为目前所有欧洲战争战略的基本特征。这种迫使敌人战斗或进行灾难性后撤的能力，使得利用外线作战的形势在时间上集中兵力、利用内线作战的形势在空间上集中兵力实施进攻和防御成为可能。军队的分散与快速集中兵力相结合，能阻止任何敌军在不与自己会战的情况下从旁边溜走，也使战略迂回成为可能。虽然在缺乏战略进攻部队时，迂回运动很难对付即使是中等程度灵活的敌人，但在敌人试图恢复与其根据地的联系时，迂回运动仍为迫使敌人在不利条件下采取战术进攻创造了条件。

然而，迂回运动除作为在战略上迫使对手在不利条件下作战的方法外（其他的方法有：诱使敌人面对障碍发起进攻；围攻；蹂躏敌人的土地），还能造成比只在战术上消耗敌人重要得多的后果，即包围并歼灭整个敌军。迂回运动在普法战争中两次取得成功，使法军意外地不堪一击。在二战爆发初期，德国坦克和机械化军团利用其战略进攻的高速机动力，将其对手困在海岸边。当然，可以认为这种迂回运动只是发展了迫使对手面对障碍物的古老方法而已。

图解12.18中罗列了指挥官在研究军事行动时所面临的可能性和选择的过程。

图解12.18当进攻者和防御者都采用作战持久战略时的可能选择

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的思想指导着优秀的指挥官们在这些方案中进行选择，或结合使用以上的方法。图解12.19是对前面各图解的综合，它总结了西方世界2000多年战争史中体现的许多基本的军事思想。

图解12.19各种战略选择一览图

连续性和变化

图解12.19对西方2500年历史中影响战略的因素，及据此采取的方法作了总结。我们简单地认为可以将战略的问题及选择归结为这一期间战争史中所提示的三种主要的不变因素。即：在交战双方都采用持久战略时撤退具有优势地位，及战术防御通常具有的优势使防御成为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较低的兵力空间比对撤退的一方有利；而较高的兵力空间比则要求实行战术防御。上述因素中的两个对运用袭击战略比较有利，因为在敌人的兵力空间比较低的情况下，他既可以利用后退的优势，又可以利用袭击目标的不确定性获得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大量机会。

持久战略的相对劣势和在对付实行持久战略对手的防御时袭击战略力量的两种因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战争史上袭击广受欢迎。然而，袭击虽重要却只能给敌人造成小的伤害，而要征服袭击者的土地，却需要依赖于持久战略。在对上述两种战略进行选择时，指挥官通常都将打击的目标对准敌人的弱点。事实上，如果给图解12.19加标题的话，可以用“寻找弱点”加以总结。军队在进攻时，总是沿着抵抗最小的路线，运用优势的武器系统进攻敌人的战术弱点，例如敌人的侧翼或后方，或以众击寡。即使是迫使敌人保护自己的军队、救援被围部队或恢复其交通线，进攻军队都可以成功地迫使防御者使用战术上较弱的形式——进攻。

如果进攻者满足于夺取领土的战役目的，他经常运用战略上分散敌人的迂回运动，以及其他方法迫使敌人撤退，虽然有人将这种战争视为懦弱的战争。但完全避免与敌人作战则不符合寻找弱点的思想，除非有人将避开敌人定义为打击敌人弱点。当然，威胁敌人的后方或某个脆弱的省份的情况，也确实是打击敌人弱点的手段。而且明智的指挥官在认识到其对手在战术上较强，而不是在战略上较强时，才选择战略手段而不是战术手段作为致胜的手段。

避免出现弱点也是防御者经常考虑的主题。当他面对正面进攻时，他通常借助筑垒地域，或实施撤退以保护其侧翼或后方。为应付敌人对某点事实上的或可能的进攻，防御者通常努力运用一种优势的武器系统，或水平相当的武器系统并要充分利用防御的优势对付敌人。

敌人的弱点也影响在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之间所进行的选择。当恺撒的强大的征粮队在与比利其人的征粮队对抗中，恺撒在他掘壕而守的营地中静等到比利其人分散出去寻找补给时，才利用他们的弱点攻击他们。西班牙阿尔巴将军也避免与他的荷兰敌人作战，直到他们因无钱支付雇佣兵薪水被迫放弃作战行动。所以，恺撒避免与在集中时在战术上十分强大的敌人作战，而阿尔巴则根本避免了作战，他们都利用的是其对手在后勤方面上的弱点。尽管他们在战斗力上占优势，但却采用了这种后勤战略。

金钱和生命的代价经常制约着后勤补给，因为价钱较低就意味着有较多的供给；它还制约着战术和战略，这和其对军队构成产生影响的情况一样。像皮洛士对罗马人的胜利，马尔伯勒在马尔普拉凯对维拉尔的胜利，其伤亡的代价远超过其在军事或政治方面的成果。当然，不仅胜利或失败的代价，而且补充的可能都是战术和战略代价计算要考虑的内容。在运用袭击战略或游击战战略问题上，为考虑代价问题对利用敌人弱点和避免自己弱点的原则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例子。由于游击战依赖的是对许多小胜利的积累，而不是直接攻占领土，它取得胜利通常比利用持久战略时间要长。较长的时间和敌人对自己领土的占领所造成的大量损失，使胜利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代价远大于持久战略。这意味着政府都不愿承受这些代价，经常倾向于运用持久战略取得胜利，而把游击战作为最后的手段。事实上，他们有时宁愿承认失败也不愿进行游击战。

以最小的努力赢得胜利的概念很容易与攻击敌人弱点，和在选择制胜方法时考虑代价的思想相联系。虽然由于长期和短期考虑的不同、不完全的情报、以及政治和其他非作战因素的影响，使情况变得比较复杂，但使用最小的努力的原则确实和军事行动的内在本质密切相关。

战略学家们经常争论一位将军是否应将其目标选择为敌人的领土或敌人军队。但他们通常并不认为这是在作战战略或后勤持久战略之间进行选择，也不将其视为是在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之间的选择。本书并不直接讨论这一问题，只将两种方法都包括在作战持久战略的概念中。其原因之一是通常没有选择的机会。例如，当进攻军队在辽阔的战场上作战时，其对手可能会避开对方的进攻而避免会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攻军队有足够的人力及资源，他只能将目标选择为防御者的全部版图。当然，围攻战经常和取得敌人领土密不可分，它可以实现征服敌人国土和迫使敌指挥官救援被围部队而被迫作战的双重目的。

有时，选择的机会并不是出于机会本身不同的原因。例如，腓特烈大帝开始入侵西里西亚，由于那个省份里的要塞防御不多，无法有效地阻止瑞典国王[松鼠注：似乎应为普鲁士国王]实现其战争的政治目的。他达成目的之后，腓特烈开始实行防御。有时以敌人军队为目标的进攻，其结果也可能是得到敌人的国土。现代战争中的战略迂回就是明显的例子，因为如果其对手以撤退来挫败这一迂回企图的话，会使进攻者获得大片的领土。1914年德国流产的迂回行动就是这种情况：它使德国占领了大片的法国土地，包括工业区和布里埃盆地的铁矿，它不仅有巨大的潜在政治上的好处，而且具有实际的经济价值，这是后勤战略能够得到的最重要的奖赏。

亚历山大在伊苏斯会战中打败大流士三世后，本可以追击波斯国王的军队向东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然而他却继续其沿海岸线进行的战役，并最终征服了埃及。当时即使亚历山大不愿意继续执行其对波斯海军的后勤战略，他也应充分利用其胜利，沿地中海海岸扩大他的统治。如果这样就能迅速扩大战争的政治成果，并在他最终实施美索不达米亚战役前，在其后方消除一个潜在的敌人，还可以为其随后的战役增加资源。此外，亚历山大认为如果他在大流士庞大帝国的深处作战会面临困难。但事实上，亚历山大考虑的不应是他是否应将其目标选择为敌人军队还是它的国土，而应从以最小的努力征服波斯帝国出发综合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

当然，指挥官在过去面临这一选择时不仅要考虑后勤制约因素的重要性，而且要考虑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非军事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本书没有明确地刻意强调后勤的制约因素这一问题，而只是提出以最小努力取得胜利的命题，它是影响着这一选择的决策以及许多其他的决策的重要因素。

尽管这一思想制约着对军事作战编制体制方面的问题，但却使人想起许多不同的途径，而不是本书在这些命题中所用的分类。例如，有人可能会强调战术，并将作战战略区分为技术的和作战的途径。技术的途径可能包括在战争中充分利用优良的武器系统，就像安息人对罗马人的战争那样。由于20世纪的军队拥有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一代又一代的武器，这一途径越来越成为20世纪战争的基本特征。作战的途径包括作战战略的其他方面，并强调进攻敌人弱点或避免自己的弱点的其他手段。几乎单独强调后一途径是从引进刺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这是一个军队的构成越来越单一的时期。

许多其他的分类和命题方法将使读者认识到他们也能对军事战略问题做出他们自己的划分。他也可能找到一种简单的分类方法，可以将所有要素都综合到两个世纪以前的战略理论家们所归纳的简明的理论体系中去。

这样一种完整的简单的理论综合可能产生向未来的真实飞跃，但即使在过去2500年里发现的许多要素的连续性限定了变化，仍不足以认清未来。指挥官们所面对的一系列选择的最鲜明的特点是它们自古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只是拿破仑革命所带来的战略上的机会使现代作战条件与古代大为不同，而战术核武器威胁着集中原则的运用，也使大型永备工事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重要性不复存在，战术核武器一旦运用肯定会带来许多无法估量的后果。

突然爆发灾难性核战争的威胁不仅限制了战术核武器的运用，而且限制战术核武器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军事行动的爆发，对欧洲的军事行动有着不同寻常的限制。欧洲没有战争的情况，加强了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范围的各交战国不再运用持久战略的趋势。持久战略曾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欧洲战争中占主导地位，也是同一时期欧洲人在海外战役中的基本特点。由于欧洲国家之间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运用四种战略方法中的一种——持续作战战略进行战争，至使他们将这种战争称之为常规战争，而将在较短时期里运用袭击战略的战争称之为非常规战争。或许这些经验使得欧洲人把后勤战略和通常海军或空军实行的袭击战略与陆上战争严格区分开来。

在过去500年的战争史中，战术、后勤和战略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为认识现在和未来的变化提供了指导。例如，作为地理、文化或资源等制约因素变化的结果，在未来，武器系统的数量也可能发生变化，从而使1500年至1870年之间的战术条件重新出现。在这一时期，作战中有效发挥作用的武器系统的数量由四种变成三种，而在采用手枪和马刀之后，又将重骑兵与轻骑兵两兵种结合于骑兵一身，这时武器系统的数量又变成两种，刺刀和滑膛枪的共同作用又使重步兵和轻步兵合二为一成为近代步兵，武器系统的数量只剩下一种，来复枪实际上将骑兵赶出了战场。

在欧洲，相伴发生的兵力空间比的稳步增长和拿破仑时期在战略和战术领域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武器系统由四种变成一种的影响。起初，多能的双用途骑兵可能加强了进攻的力量并削弱了防御的力量，因为使用手枪和马刀，而不是使用火绳枪和长矛的下马骑兵难以有效地起到轻步兵或重步兵的作用。但刺刀的发明，和比骑兵优越的单一结构的步兵的出现，使情形开始有利于防御。来复枪的使用和骑兵最终消失使军队结构完全单一化，使指挥官们没有了战术进攻部队，也使战术防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顶峰。

在世界各地的战争中，由于地形的差异和武器系统不同组合的差别，肯定会再现从1500年至1914年之间曾出现过的许多战术条件，也会出现类似于更早的时期里交战者之间很少运用全部四种武器系统的特点。因此，如果交战一方拥有适合于地形的武器系统，而另一方却没有，这将像安息人在卡雷、拜占庭在塔基尼和卡西林纳姆对蛮族的胜利一样，战术进攻占优势。但如果地形因素限制交战双方运用少于现代的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中的几种，将有利于战术防御。正如地形因素限制骑兵作战那样，如果无法运用飞机和坦克，防御又将和1870年至1914年期间的情况一样占优势地位。

战略条件可能会重现遥远的过去的那些情况，在部队的兵力空间比很高，远远超过可产生战略上决定性结果的比例时，作战行动的样式也大不相同。在早先，阵地战实际上是兵力空间比很高，以至于使防御具有明显的惟一的优势。本世纪在广大的城市地区作战的特点也给阵地战带来了另一种情况，交战双方的兵力空间比是如此之高，以至于难以进行决定性战役。

另一方面，相反的情况是很低的兵力空间比，这是西方世界从古代至距今二三百年之前典型的战争情况，是十分多见的。当军队再次不能控制住除他们当前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而且其对手可以向任何方向撤退时，作战条件和近些年里各国的军人们被迫广泛进行的反游击战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但这种战略环境与数千年来指挥官们面对的兵力空间比很低以至于只能采取袭击战略的情形差别很小。

和历史上的情况一样，这些战略条件有可能和决定性作战行动达到顶峰的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相距甚远。随着军事手段无法迅速达成决定性后果的这种普遍情形的重新出现，政治因素变得更为重要。对亚历山大和汉尼拔军事胜利产生的政治后果的巨大差别的比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像三十年战争、征服者威廉对英国的征服、土耳其人对小亚细亚和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的征服等事件，也表明了政治因素的复杂影响。但现代战争中的政治条件无疑将比历史上的情况复杂得多。文学、图书、报纸和电子媒介一起使全体人民更加积极地响应民族的和意识形态动机的召唤，而在过去他们只对宗教感情和义务作出反应。

所以，军事和政治领导们或者从他们自身的经历上获得经验，或者从更遥远的战争史上，特别是从欧洲国家之间频繁的持久战略之间的对抗史中获得经验，这是20世纪上半叶战争的重要特点。根据这些经验，他们将袭击战略置于尤为突出的地位，这仍是除西方之外世界大部分地区战争的特点。在这些冲突中有些和19世纪中为抵抗罗马帝国的持续扩张所进行的斗争十分相似。另一些则和蛮族利用袭击对抗罗马人发明的系统防御的情形大致相同。相应地，近年来战略改变了它的侧重点，但它仍未超出传统的四种战略的范围。

另外，袭击战略也有一些细微变化。今天的恐怖主义利用袭击截获人质、屠杀平民、或投放炸弹，其目的通常是迫使对手作出政治让步。这些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也证明了袭击是一种较强的行动，因为他们通常没有明显的基地，无法对其实施反袭击或持续进攻战略。恐怖主义分子袭击的地点也和过去大不相同，它们主要发生在城市里。城市像森林一样为恐怖分子提供掩护和隐藏地，为其撤退提供方便，他们只需要使自己混入城市人群之中就可以方便撤退了。

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稳定不变的，并且似乎也看不到像拿破仑时代那样革命性变化的前景。而且，虽然传输手段和信息处理技术不断发展，但在后勤方面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兵力编成上会产生类似19世纪参谋工作改进那样的重大变革和进步。机械化时代新的后勤样式及军队对输油管线、弹药和零部件的依赖，将仍然制约着大多数作战行动，地形因素的制约也没有变化。至于战术的发展，它曾受军队战术单位细分的深刻影响发生过重大的变化，但在未来却似乎不会有重大的改变。

因为战略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战术和后勤的变化，而技术是影响战术和后勤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自然地认为技术是未来战斗变化的源泉。由于技术对日常生活影响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认识这种影响有助于判断技术对战斗和后勤影响的前景。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发生的农业、商业和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技术的进步，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技术的发展。这些革命也转而深刻地影响西方世界人民的生活方式。除因食品、服务和制造业产品价格下降而带来的生活标准的极大提高，和巨大的财富带来的良好的住房和教育等变化外，交通和通信的革命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首先是铁路和蒸汽机，随后又是汽车和飞机使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动力。电报、电话、无线电、电影、收音机和电视机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便利和富于娱乐色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变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都不像先前那样突出。除在50多年前发明的电视外，所有的技术变革的影响都明显地受到作用递减性规律的影响。例如，家庭制冷方面由手摇芭蕉扇到电风扇使生活舒适程度的改善，远较由电风扇发展到空调要大得多。研究一下从伦敦到巴黎旅行的情况，就可以发现技术进步的影响呈递减的规律。早先，上述旅行中途需先搭乘海上交通工具，再改为陆上交通工具。到1930年，乘坐38人的普通客机可以100英里/小时的速度飞行，其间可享用一次豪华的午餐。如果考虑到往返飞机场的时间，在上述区间内乘坐喷气式飞机其速度和舒适程度并没有增加多少。没有比下面的例子更生动地表明了技术对人类影响的递减规律了，在1985年乘坐一辆1935年生产的汽车在州际公路或机动车道上行驶，并不比在1935年乘坐一辆1985年生产的汽车在双向车道上的旅行更累人。

和1935年相比，1985年人们在更好的道路上驾驶着更好的汽车，使用着更好的收音机，在炎热的夏季里也更凉爽，但更大的变化发生在1935年以前而不是以后。同样的，在1985年家庭中的电视、先进制冷电冰箱和家用空调器与1935年城市家庭中的收音机、冰箱和电风扇的差别，要比1935年家庭的情况与集中供暖、室内管道、家庭电器化和电话机进人家所引起的变化要小得多。所以，虽然技术的发展不断地改变着生产方式，但新的和改进的产品对生产方式的影响都呈递减规律。例如，电力生产包括对核电运用的显着变化，但这并没有改变对电的使用方式，进入家庭的仍是和以往相同的110伏或220伏交流电，对电力的使用在过去50年中几乎没有变化。

这些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革命也影响着战争，像它们引起商业运输的变化那样改变着后勤，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使军队的规模和费用成比例地增加。但技术对战术的影响却是螺旋式的，而不是像它对平民生活和后勤那样的直线影响。19世纪中叶在火器方面的革新淘汰了骑兵，使之不再是一种战术上有用的武器系统，进入了一个独特的只有一种武器系统的时代，即装备有步枪和机关枪的步兵以及与他们相似的炮兵。然而，在经过和漫长的战争史相比一个十分短暂的阶段之后，技术的发展使四种基本武器系统又以新的形式在1917年得以恢复。

从1917年开始，战术又恢复为历史上长期的多种武器系统并存的战术传统，而后勤则保持近代以来的使用基地和陆上、海上和空中机动运输的样式。因此，虽然从1861年至1917年战术周期性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但技术对战争的影响似乎遵循作用递减律。当然，战略和战术核武器是被禁止使用的。

所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科研与开发对飞机的更新，特别是对坦克的改进，要比这些武器在1917年至1945年期间的改进小得多。反坦克和防空武器可能也是如此；而火炮和轻型兵器这些出现时间较长的兵器的改进就更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运用的便携式无线电报话机可能比其后的进一步改进的产品对战术通信的影响重要得多。因此，在过去几十年里军事领域似乎也和大众生活领域一样符合技术作用递减性规律，技术对未来战争的改变并不比它对生活方式的改变更大。例如，晶体管改进了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品质，但却对听众和观众没有什么影响；计算机降低了办公和生产费用，却丝毫没有引起产品的变化。相应地，晶体管和计算机对战术和后勤的影响和其对大众生产的影响一样微不足道。士兵们必须和平民一样学习新知识，并抛弃那些旧的技能，但最终产品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由于没有任何变化能比后膛枪和坦克的出现或后勤领域的根本性变革更大，战略在上述变革中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而战略的基础——战术和后勤似乎也没有改变。所以在作战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景并不比平民生活变化的前景更大。

如果历史经验值得借鉴，技术影响所产生的最重大的变化可能是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中的一种或几种消失或合并起来。最可能的前景是出现一种既能有效地对付坦克，又可以对付飞机的武器系统，但这点目前尚未被武器开发商所认识。即使如此，因为反坦克和防空武器都使用弹药发射器，其可行性至少比中世纪大的多，因为十字弓和长矛之间的差异太大。

所以，虽然从整体上看武器系统存在差异，但战术却保持着明显的连续性。由于地形仍然制约着战斗的性质，武器系统仍具有多样性，武器系统的作战能力也和古代和中世纪的武器系统可以比拟，似乎连续性要超过其变化。今天，对各种武器系统的综合运用仍是战术的主题，这和亚历山大、拜占庭、征服者威廉、十字军及古斯塔夫的时代是相同的。

但从电子和火箭技术的持续高速发展可以看出技术对战术的另一种形式的影响。从19世纪中叶开始火力射速明显提高，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轻兵器射击精度的提高。然而，火炮在射程和精度方面的提高却比射速的提高重要得多。自雷达发明以后在电子学方面不断的进步，以及在导弹方面重要的进展延续着从一个世纪前就开始了的火炮发展的趋势。

上述发展以及观察战场目标能力上的革命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梦想不到的高的火力精度，可能会使战术发生急剧的变化。研究上述进展的观察家们能容易地得出结论，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技术给大众生活产生影响的递减规律在军事上的类比，在这里不起作用了。无论武器系统将来是否仍保持传统的四种分类，在情报、目标获知、射程和精度的综合影响造成了巨大的本质上的差异，并将深刻地改变战术。

今天的军人设想将完善的敌对电子情报与百发百中的制导武器相结合将引起战斗的一场革命。他们设想纵深战斗类似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战术飞行，它能以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线膛炮火力的精度对纵深目标实施攻击。

在如此大的距离上的战斗将使侧翼和后方这些传统的弱点毫无意义。如果士兵们被热辐射、可见光、雷达等侦察手段发现，他们在来自空中的攻击面前是十分脆弱的，各种反措施也无法对抗如此多种类的侦察传感器，传统隐藏和掩蔽措施失去了其意义，战斗可能和兰彻斯特模型中假设的各种武器系统之间都能互相攻击的情形极其相似。这种远距离战争将剥夺防御者在许多方面的传统，但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它还是可以借助类似于马其诺防线那样的现代筑垒阵地的力量。如果远距离武器使常规兵力集中没有必要，那么战术核武器在防御中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虽然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的每一种都保持其独特的作战能力，但是，由于防御失去所具有的某些传统优势，较强的军队会更容易占居优势而不会形成僵持局面。虽然电子侦察和制导武器还远不完善，但在在未来20年的时间里（这是完善坦克和飞机的设计及可靠性所用的时间）这种电子情报和制导武器的战争将接近成为现实。

然而各种电子反措施甚至战争环境中最古老的成员烟雾也能阻碍情报的搜集和导弹的制导，这将引起实际情况与全部的情报和完美无缺的精度的理论模型之间的偏差，也将使战斗与模型不一致。战斗中也可能会摧毁对方的导弹，破坏他们的电子设备并使其丧失能力。正如拜占庭帝国大部分是骑兵的精锐部队遇到的情况一样，在欧洲这些新式的军队在人员和设备上可能难以补充。

但和拜占庭军队在曼齐克尔特被消灭后的情况不同，在那里拜占庭帝国几乎没有了军队，战斗将转化成历史上以往的武器系统之间的战争样式。随着战争的发展，敌对的双方军队可能会转变回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直到装备得到补充以后再部分恢复到战争开始时的会战条件。所以，在两支小型的精心装备的机械化军队之间的战斗的某些阶段中，不久前历史中的战术可能会重新被采用。

这种战术的转化会带来什么样的战略后果呢？很明显，建设小型化资本密集型的军队的趋势仍将继续，复杂的武器和昂贵的弹药耗尽了工业化国家的资源，这些资源在本世纪初足以装备数百万之众的军队。这种军队是否会和安息人骑兵相类似，它们在平原地形上不可战胜，但却不能适应亚美尼亚的山地和叙利亚的丛林地形？当然，考虑到这是一种地（水）面和空中武器相结合的军队，并使用大量的导弹和电子侦察设备，这种军队和老式的骑兵部队和机械化部队相比，克服丛林和山地障碍的能力要大得多。

然而这种军队存在的目的主要是和同样性质的军队作战。相应地，如果和一支装备着20世纪上半叶特点的军队作战，它会发现它处于一种被自己打败的境地，因为它发射的导弹比目标要昂贵的多。因为，这些军队的主体可能类似于中世纪的精锐重骑兵，他们在战场上能压倒敌人，但要依靠步兵进行阵地战或在需控制国家时担任警卫任务。

也许，军队规模的小型化可能会使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阿以战争中的绵延的战线不复存在。在这方面，作战行动可能类似在北非进行的第一次主要是在机械化军队之间进行的现代化作战。另外，军队规模的缩小可能对其战略作用形成重要的限制，对这种军队来说，大量的装备和相对较少的人员将限制其控制被征服领土的能力。随着军队规模的缩小，低的兵力空间比对战略结局的传统的限制可能重新出现。这种军队对后勤补给线的依赖也使其比古代马背上的军队更加脆弱，因为古代军队能依赖其占领的土地生存下去，而且没有对弹药的额外需要。

当然，这种有强大战斗力的小型军队在其补给线被游击队破坏后可以依赖空中补给，但这并不能弥补其规模小而要控制的国家幅员广阔的巨大差距问题。在一个庞大的政治上敌对的国度里，它的行动并不会比汉尼拔在意大利打败罗马人的胜利更有影响。只有实行蒙古人的恐怖和灭绝战略，这种军队才有可能使其顽强的对手屈服，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它会发现其复杂的导弹武器和昂贵的弹药是不能胜任的。

然而，似乎这种昂贵的电子和导弹战只是全球众多战争样式中的一个特例。这种多样性在3个世纪前欧洲人开始向全球加速扩张时就存在了。在本世纪初出现的世界范围的部分一致性，也因新的机械化战争的样式所面临的地理障碍而消失了。在丛林、山地和城市，19世纪式的用枪炮进行的战争仍然流行着，虽然有时也运用坦克和飞机。经济因素似乎仍在限制对新型电子和导弹武器的运用，而未来在欧洲爆发的战争将和许多其他地区进行的和计划中的战争的区别越来越大。相应地，世界战争将重新趋向多样性，战争将因交战国经济资源和政治、地理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这样世界军事形势将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情况，每一地区为满足其独特的需要都有其相应的方法。由于战争中重新出现的多样性和地区主义和历史上的情况具有同样的原因，所以似乎没有理由不相信它不是未来战争的一个特点。

以上试图窥见未来战争的特点，像许多类似的作法一样，只能从近期一些十分明显的趋势加以推断。由其他明显的趋势出发无疑可能会得出对明天的另一种认识。没有任何其他的学科比历史更能预见未来了。它将推论的起点延伸到遥远的过去，希望如果其作法正确的话，能够更加准确地描绘出未来的发展。为达成这一目的，它还通过对历史类比的潜在价值的认识去理解当前的变化和事件的可能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历史还对现在提出其自身的问题，并为其后的发展提出假说。如果本书中的各种命题和连续性能够帮助读者提出这些问题，并形成自己的假说和战略选择方法，本书就完成了它对未来所担负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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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01章古代战争

第02章中世纪战争方式的变化（200-1200）

第01章古代战争

第02章中世纪战争方式的变化（200-1200）

第03章新的合成兵种战术的出现（1200-1600）

第04章新战术体系的改革与发展（1600-1700）

第07章技术变革和条令的相对稳定（1815-1914）

第08章防御的巅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第09章冲突再度发生之前的序幕（1919-1939）

第11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防力量的加强和技术变革

第12章连续性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