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中文版导读】精神分析的薪火传递者——克莱因

新版引言

序

引言

第一章 儿童的发展（1921）

第二章 青春期的抑制与困难（1922）

第三章 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1923）

第四章 早期分析（1923）

第五章 抽搐的心理起因探讨(1925)

第六章 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

第七章 儿童分析论文集(1927)

第八章 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1927）

第九章 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

第十章 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

第十一章 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

第十二章 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

第十三章 对精神病的心理治疗（1930）

第十四章 智力抑制理论（1931）

第十五章 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1933）

第十六章 论犯罪（1934）

第十七章 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

第十八章 断奶（1936）

第十九章 爱、罪疚与修复（1937）

第二十章 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1940）

第二十一章 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1945）

附录一 批注

附录二 克莱因生平年表

【中文版导读】精神分析的薪火传递者——克莱因

克莱因被许多学者公推为精神分析史上继弗洛伊德之后，对于精神分析理论之开拓最具启发性、最具创意的思想家之一，亦是儿童精神分析之先驱。然而克莱因在专业上的执着，包括她大胆假设、论说当时精神分析尚未触及的儿童精神病理、致力于区辨心智世界的真实与幻想，以及她对于揭开心智世界真理的执着和对于严谨分析技巧之坚持，皆使她在开拓精神分析理论之路上备感孤单。

克莱因于1914年阅读弗洛伊德的《论梦》（über den Traum），随即被弗洛伊德的睿智及其所论及的潜意识心智深深吸引，因而皈依并献身于精神分析（Grosskurth,1986）。1919年在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她以《一名儿童的发展》（Der Familienromain in Statu Nascendi,1921）之论文，展开了精神分析的探索之旅。她曾接受过来自匈牙利的桑多尔·费伦齐（Sándor Ferenczi,1873-1933），以及来自柏林的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1877-1925）的个人分析。费伦齐和亚伯拉罕对于克莱因的赏识及鼓励，以及克莱因对于亚伯拉罕所提出的口腔施虐及肛门施虐之论点的感动，使克莱因勇于深入潜意识幻想（unconscious phantasy）的最底层，解读人性中最残酷的面向。

1925年6月克莱因接受琼斯（Ernest Jones）、艾利克斯·斯特雷奇（Alix Strachey）和里维埃（Joan Riviere）之邀请至伦敦所作的系列演说在伦敦引起热烈回响，然而这趟快乐之旅却引发了精神分析学界的骚动，挑战与排挤接踵而至。维也纳的分析师们质疑克莱因的发现改变了弗洛伊德所传递的精神分析，而克莱因的支持者则认为克莱因的论点仅仅延展了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理论。弗洛伊德辞世之后，两造的争论日益白热化，终于在1941年引发了长达四年的“论战”（King&Steiner,1991）。来自维也纳的分析师和克莱因的支持者在大战的炮火声中挑灯夜战，争辩关于婴儿期的性幻想、潜意识幻想的本质与功能、原欲发展理论与退化的定义、本能冲突论、死之本能的内涵、超我的形成、早期自我的功能与早期超我以及焦虑和罪疚感的来源等议题。根据琼斯的理解，争议的重点在于维也纳的分析师认为克莱因太强调早期的潜意识幻想和“精神现实”（psychic reality）对于幼儿心智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克莱因高估了“早期的幻想生活”（early phantasy life），而忽略“外在现实”（external reality）。论战在当时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会长佩恩（Sylvia Payne）的协调下，和平落幕。1952年里维埃在庆祝克莱因70岁的新书引言中，引用弗洛伊德的话：“我已经开启了一些思路，而且丢出了许多建议……未来有一些东西将由它衍生而出”，以此强调克莱因在理论上的延展并未违背弗洛伊德的期待。

论战中所揭橥的许多论点都可在本书中（集结1921-1945年的论文）见到蛛丝马迹，例如性启蒙对于儿童智性发展的影响；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严厉的超我；早期超我的形成与罪疚感和口腔及肛门施虐期的关系，象征能力与自我发展的关系以及强调严谨的儿童分析技巧之必要等。相对于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心理发展阶段，克莱因在本书中首度提出“修复本能”（reparation instinct）以及忧郁心理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的观点，强调心理发展的连续性以及孩童在不同心理位置的摆荡。

论及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时，克莱因引用了费伦齐和亚伯拉罕的论点，但是进一步指出前性器期的本能冲动与罪疚感、俄狄浦斯冲突以及超我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与前性器期固着结合的罪疚感，是来自俄狄浦斯的冲突……是一内射了俄狄浦斯爱恋客体的结果。也就是说，罪疚感是超我塑成过程中的产品。”关于俄狄浦斯的冲突，克莱因承认她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所差异，弗洛伊德认为女孩发现自己没有阴茎，而转向父亲，克莱因则认为乳房的匮乏是使小女孩转向父亲的主要原因。

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之思路下，克莱因阐述了早期严厉超我的样貌。由对于幼小儿童的分析，克莱因发现超我的形成从儿童以口腔内射其客体时就已经开始，由于婴孩自我（infantile ego）之压制较为强烈，因此在口腔及肛门施虐方兴未艾时所形成的超我，强化了施虐的严厉度。她如此写道：“罪恶感的抑制效应在很小的时候就已十分显著……从幼儿的分析中可看出，只要俄狄浦斯情结一出现，他们随即展开修通的动作，超我的发展便由此开始……但对屈居弱势的婴孩自我之压制却远较成人强烈许多。”克莱因进一步推论，严厉的超我所引发的焦虑是精神病的基础：“最严厉与最具压迫性的焦虑乃从早期自我发展阶段中内射的超我而来，此一早生的超我，是引发精神病的基本因素。”

克莱因1930年的论文强调象征的形成对于自我发展的重要性，她指出孩童对于性知识的好奇，以及过度的攻击与焦虑阻碍了孩童象征能力的发展。根据克莱因的说法，孩童幻想母亲体内有父亲的阴茎、无数的婴儿和粪便。此时的口腔施虐幻想，使她想占有、盗走并摧毁母亲体内的东西，但是又怕被联合起来的父母亲报复或处罚。以口腔施虐方式内化客体的结果，使小孩也内化了这个历程所引发的焦虑，过度的焦虑使小孩以封闭思考作为防卫，而使小孩失去象征能力。

忧郁心理位置的提出是克莱因对于精神分析的重大贡献之一。温尼考特（Winnicott,1962:176）曾说克莱因提出忧郁心理位置的概念对精神分析的贡献，可以媲美弗洛伊德所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在修复本能的前提之下，幼童发现令他受挫以及他想伤害的客体也是他所爱的客体，由于对于修复能力的不信任，使幼童无法确定他拥有一个好的内在客体，而处在忧郁心理位置中。

1927年的论文系针对安娜·弗洛伊德在1926年的文章中针对克莱因的儿童分析技巧之批判所提出的反驳。克莱因认为安娜·弗洛伊德混淆了内在与外在现实，且不敢碰触儿童深处的潜意识幻想。克莱因强调教育与分析不能混淆，并且坚信只有透过毫不修饰的深入分析，“才能触及孩子们最深层的潜抑经验与固着行为”，而诠释儿童最深的潜意识幻想是降低焦虑并抒缓病症的最佳预后。克莱因的好友艾利克斯·斯特雷奇有次写信给她的先生说，要不是克莱因坚持将精神分析与教育分开，楚德这专业可能永远没有诞生的一天。

克莱因向来被认为是一位极度敬业的分析师（Segal,1992），传记作者葛罗库斯（Grosskurth）也说她是“一位有使命感的女人”。她对于潜意识幻想的深入探索，多少是其理论被排挤的主要原因之一。葛罗库斯如此写道：“她对潜意识这观念着迷……并将之推到一个弗洛伊德所不敢碰触的深度。”（1986,p.3）克莱因建基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上并进一步推展的发现，使精神分析技巧在一世纪后，有了突破及新颖的面貌，她对于精神分析理论与技巧发展的原创思路，或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全世界精神分析的发展趋势。

参考数据

Grosskurth,P.(1986).Melanie Klein:Her World and her Work.New York:Aflred A.Knopf.

King,P.and Steiner,R.(1991).The Freud-Klein Controversies1941-1945.London:Routledge.

Klein,M.(1921).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In The Writings of Melanie Klein,Vol.1.Love,Guilt and Reparation and Other Works1921-1945.London:Hogarth Press.

Segal,H.(1964).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Melanie Klein.London:Karnac Book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Segal,H.(1979).Klein.New York:The Viking Press.

Segal,J.(1992).Melanie Klein.London:Sage Publication.

Winnicott,D.W.(1962),A personal view of the Kleinian contribution.In The Maturational Proces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London:Hogarth Press(1972).

林玉华

辅仁大学医学院临床心理学系副教授

2009年12月

新版引言

1914年，32岁的梅兰妮·克莱因在布达佩斯首度邂逅了精神分析。她读了弗洛伊德讨论梦的小册子《论梦》，这成了她毕生志趣——精神分析——的起点。就在同一时期，费伦齐也展开了对克莱因的分析，她之所以踏出这一步，似乎部分是为了治疗方面的理由，但也可以说精神分析打从一开始就攫获了她的想象。它不仅满足了她巨大的知识好奇心，也满足了她一直以来对于人的兴趣：她希望为了人工作、与人一起工作（原本她计划要攻读医学）。1919年，她于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宣读她的第一篇论文。如此充满创造性的表现开端，不仅持续到1960年她去世为止，她的作品也造成精神分析理论与实务上的重大变革。

她的论文被收集在《克莱因全集》（The Writing of Melanie Klein）第一卷和第四卷。她另外还写了《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与《儿童分析的故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两本书，也就是其著作集的第二、三卷。

在《爱、罪疚与修复》中，包含了她从1921年到1945年的论文，呈现她从一开始在作品和思想方面的发展，如何导向她形成主要理论概念的论述，也就是所谓的忧郁心理位置（1935-1940）。

梅兰妮·克莱因的精神分析工作始于儿童。她是儿童分析的开路先锋，发展出分析儿童的方法，甚至可运用于非常年幼的小孩，却不曾偏离精神分析技法的基本原则。由于儿童的自然表达形式是游戏，她提供他们一些小玩具，把儿童的游戏看成是他们内在生活的象征表达，可以和成人的自由联想相比拟。她诠释儿童的游戏和行为，以及他们的口语沟通。相较于当时其他的工作者，她一开始就采取了严谨的精神分析态度，避免精神分析的过程有任何涉及教育及其他方面的干扰。而且，她的出发点就是想要诠释儿童所呈现的一切，不论他们的感受是正向还是负向的。在当时，一般人认为儿童不可能像成人一样对精神分析师发展出移情，因为儿童还依附着他们的原初客体，也就是他们的父母。克莱因却发现儿童确实会形成移情，有正向也有负向的移情。她也发现，如果精神分析的场景与态度维持得很好，儿童的移情与成人的移情并没有两样。她坚决主张并证实移情的基础在于儿童将内在世界及其内在意象（imagos）投射到分析师身上，而不是将他们对于双亲的感受直接转移给分析师。克莱因论点的特色，让我们充分相信它具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的效度，也让我们相信，每一个儿童就像成人一样，不论有多少的阻抗和防卫，都拥有对于真理的渴望和了解。而儿童对她简单、直接的方法也确实反应良好。

时至今日，我们很难了解在当时对儿童采取这样的做法，究竟有多么勇敢和充满革命气息。她的作品引发了各方的震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论战。在《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1923）、《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Th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s of Early Analysis,1926）、《儿童分析论文集》（Symposium on Child-Analysis,1927）这些论文当中，她描述了相关的技术和理由，以及她的某些发现。这些论文同时也处理了当时各种论战的主要论点。她的种种结论所依据的主要精神分析素材，也都包含在她当时所写的《儿童精神分析》中。

新工具和新技法导引出新发现。弗洛伊德的儿童发展学说，除了对小汉斯的分析是透过督导小汉斯的父亲完成之外，主要的依据还是来自于他对成人的分析。克莱因的作品证实了弗洛伊德对婴儿性欲、攻击欲、超我的角色以及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现。但由于她直接与儿童一起工作，而促成了许多新发现，并且从某些细节方面补足了弗洛伊德只是大致勾勒出来的前性器期（pre-genital stages）。这些发现，最终导致她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观点有所歧异。从一投入工作开始，她就被儿童丰富的幻想生活和内在世界所震撼，这个世界里包含了非常好和非常骇人的形象；她也看到了儿童被坏形象的存在所引发的焦虑，以及被精神病式的焦虑所困。这样的内在世界，可以说是某些先前历史的后果。一个小孩早在两岁半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错综复杂的历史，这会显示在移情当中。弗洛伊德发现，小孩的动力仍在成人身上运作，而克莱因在儿童和成人身上发现婴孩。所以她的结论是，小婴孩从一开始就同时在真实与幻想中形成了强烈的客体关系。她并不认为婴儿是被动的，只受环境所左右，只能够响应环境的影响。她认为婴儿充满了欲望与幻想，与外在的真实经常处于互动当中。由于婴儿的幻想充斥于早期关系中，这些关系于是被内化而形成人格的基础。她认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超我和俄狄浦斯情结，乃是早期发展的最后成果，也就是比先前更为原初的种种结构所衍生而出的后期阶段。

依据克莱因的描述，儿童的关系首先指向了部分客体，主要是母亲的乳房，然后开始分裂为一个非常好而充满了爱的乳房，以及一个非常坏而充满了恨的乳房。这种关系渐渐延展到母亲的整个身体。对于儿童在关于母亲身体的幻想中形成的这种强烈关系，克莱因将之描述为一种具有好奇与爱恨交织心理特质的关系。儿童将母亲的身体幻想为富饶的源头，同时充斥着爱与恨和强烈的好奇。她认为儿童想要探索母亲的身体，乃是追求知识的本能（epistemophilic instinct）。但由于这些追求知识的冲动链接着原欲和攻击愿望，它们所引发的焦虑便可能导向相关的抑制。

克莱因认为焦虑同时是发展的推动者和潜在的抑制者。对于母亲身体的求知冲动所引发的焦虑，会让儿童将这种焦虑移转到外在世界，并赋予象征意义。但如果这种焦虑太过强烈，也可能反过来导向抑制状态。在此领域中一篇极具指标性的论文，便是出自克莱因之作——《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1930）。这是精神分析对自闭症儿童处遇的第一篇报告，在这篇报告中，她描述了一种对于象征作用近乎完全遏止的状态，随着这种状态的运作，也就剥夺了对世界的任何兴趣。克莱因在这个领域的著作，对于认知、理智的发展和抑制提出了崭新的观点。

梅兰妮·克莱因起初试着严谨地以弗洛伊德的用语来表达她的发现，但是与弗氏观点上的某些差异，也几乎从发韧之处就显露无遗。她观察到俄狄浦斯情结和超我的存在要比弗洛伊德所曾认定的更早，同时，她也不断强调俄狄浦斯情结极度受到早期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她对女性性欲的观点也不同于弗洛伊德。她发现小女孩和小男孩都觉察到女性的性器官及其潜力。而她认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性蕾期（phallic stage），主要是一种防卫结构。克莱因对在儿童身上攻击欲所扮演之角色的强调，要远远超过当时所认定的程度。譬如，她在第一篇会议论文《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The Rôle of the School in the Libidi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1923）中，认为象征作用及其抑制基本上是原欲的作用，然而在处理分析材料的时候，她却描述了她对攻击欲的高度关切。在1930年的论文当中，攻击欲的角色及随之而来的焦虑成为她关注的重心。她对于攻击欲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在1920年之后的作品中的观点相映成趣，呼应了弗氏对死之本能和原欲与毁灭力量间之基本矛盾的看法。这种爱与恨之间的基本矛盾，在克莱因的作品当中显得愈来愈重要。

克莱因对于幻想生活的无所不在及重要地位的发现，导致她拓展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幻想概念。由于幻想是透过象征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潜意识幻想与象征作用之间的纠结密不可分。她对于象征作用的看法与弗洛伊德和恩斯特·琼斯的看法有所不同。在克莱因1930年发表的论文当中，如其标题所示，她认为象征并非像弗洛伊德所认定是被给定的，象征乃是透过焦虑的刺激在动态中形成，因此，象征有可能变成畸零形态或是受抑制。

愈来愈显而易见的是，克莱因的发现无法完全以弗洛伊德的学说来涵盖，它需要某些崭新的核心概念。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1935）以及《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1940）两篇论文里，克莱因引入了全新的概念，也就是忧郁心理位置。

克莱因在她的临床工作中一贯以焦虑为其线索。她认为儿童同时受到两种焦虑的牵制，一种是被害焦虑（persecutory anxieties），源自于坏的内在形象的存在，另外一种焦虑则源自于罪疚感和害怕失落。但一直要到1935年，她才开始清楚地区分这两种焦虑——被害焦虑和忧郁焦虑。她也一直强调生命的第一年对于后来发展的重要性。她最后得到的结论是，被害焦虑和忧郁焦虑这两种基本的焦虑，在发展上都源自于生命第一年的两个阶段。婴儿在第一个阶段为被害焦虑所宰制，这个阶段也就是后来妄想症固着下来的阶段（就像亚伯拉罕所论述的）。在发展上第二个关键阶段，发生在婴儿认出母亲是一个完整的人之时。此时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不再只是早期阶段的部分身体关系，而是与整个人发生关系，因而婴儿也会发现坏的形象与好的形象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就是母亲。这会让婴儿觉察到自己对这样一个形象的爱恨交织情感。随着如此的觉察、明了，婴儿马上会对攻击这位所爱的人产生罪疚感，以及害怕在毁灭性的攻击之下将会失去她。在幻想当中，婴儿感觉到所爱与所恨的母亲将被摧毁、将要失落，这带来了罪疚、苦恼与失落感。这些感受渐渐会取代早期的被害感（persecution），引发出爱与修复的倾向。

克莱因宁愿说这是不同的位置，而非阶段使然，因为位置这个词指涉到整个组织（organization）的作用、自我的状态、客体关系的性质，以及幻想与防卫。在忧郁心理位置当中所发生的改变具有非常微妙的意涵，它为生命带来了一种新的面貌与姿态。它标志了对于精神现实觉察的肇端，并且也明确区分开精神病与非精神病的作用状态。克莱因晚期的著作对这些相关的意涵投注了相当的心力。着手引入心理位置这个概念，也标志了克莱因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她开始引用一种崭新的后设心理学架构。

梅兰妮·克莱因的作品肇始于儿童，也开启了别开生面的远景。由于精神官能症与精神病都源自于儿童时期，对于儿童时期的所有发现当然也就与成人的心理学认识密不可分。克莱因也愈来愈倾向于在她的著作中引用成人病患的素材。她对于原始心智的发现，以及对于宰制着这些原始心智的精神病焦虑、防卫机制的发现，打开了一条理解严重心理疾病的崭新道路。心理位置此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修复冲动，也提供了我们认识正常的心理发展、升华与创造性的创新观点。

汉娜·西格尔于伦敦，1987

序

梅兰妮·克莱因的作品已经发行超过大约40年，某些已成书付梓，某些以共同写作的形式成书，也有一些论文首度以论文集的形式问世。当然，她的思想历程就像任何经年累月的创造工作，必然经历持续的开展、补充与厘清。因此，对学生来说，面对如此卷帙浩繁的文献，要了解梅兰妮·克莱因最成熟的思想以及她如何得出相关的想法，并非易事。为了这一点，重新编排出版她的全部作品，主要目标便是指出每部作品当中基本论题的位置所在，并透过批注来阐明同样的主题与她早期和晚期的思想有何关联。这些批注放在每一卷的卷尾，但第四卷《儿童分析的故事》除外，梅兰妮·克莱因自己在这一卷中已经做了批注。

虽然新版全集的主要目标是如此，一旦决定要完成此事，当然也促成了进行某种程度改善的机会：《儿童精神分析》原来以德文写成，它的翻译做了大幅的修订；所有对于弗洛伊德作品较早版本的参照，也修订为参照《标准版》（Standard Edition），而且所有参考书目也都尽可能修改成最新的版本。此外，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亦做了新的索引，让它们彼此间可以协调一致、相互参照。

完成这些目标所需要的工作人手，来自许多不同的团体。

艾略特·贾克（Elliott Jacques）教授负责与出版商的初步协调谈判，国际精神分析图书馆（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Library）的编辑玛殊·汗（Masud Khan）先生适时提供了慷慨协助，贾克教授也为第四卷《儿童分析的故事》写了一篇序。

批注的工作由艾德娜·欧萧尼西（Edna O'shaughnessy）女士、贝蒂·约瑟夫（Betty Joseph）和我合力所完成。艾德娜咨询了汉娜·西格尔博士，而我本人只是分担责任，并未实际参与工作。另一方面，汉斯·托纳（Hans Thorner）在他的子媳普鲁登斯·托纳（Prudence M.Thorner）女士的协助下，加上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博士刚开始的参与，完成了修订《儿童精神分析》译本的工作。同时，托纳也依次把每一章改译的草稿交给原译者斯特雷奇（Strachey）女士过目。一篇不曾以英语出现的论文《青春期的抑制与困难》（Inhibitions and Difficulties at Puberty）由克劳德·魏德勒斯（Claude Wedeles）博士译为英语。安·哈蓳逊（Ann Hutchinson）小姐负责艰巨的任务：统一所有参照书目脚注，芭芭拉·弗礼安（Babara Forryan）女士则完成了所有索引的准备、重写与修订工作。

最后，我要在这里向这些朋友与伸出援手的人表达我的感激，有了他们的支持和奉献努力，才有《克莱因全集》的发行出版。我也代表赞助这项工作的梅兰妮·克莱因基金会（Melanie Klein Trust）的信托人，感谢英国精神分析学院（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与霍加斯出版公司的合作，业已出版许多梅兰妮·克莱因的作品，而今再添四卷本的《克莱因全集》。

R.E.马尼-基尔（R.E.Money-Kyrle）

引言

梅兰妮·克莱因于1882年生于维也纳，娘家姓莱兹（Reizes），她排行第四，是家中的老幺。克莱因的父母原为犹太裔，但在宗教上已不再严格遵守犹太教规，他们似乎也包容不可知论。证据显示克莱因从父母双方都得到了许多传承，当然，孩子们的成长环境也因此具有高度的知识性。更重要的是，依据梅兰妮·克莱因自己的回忆，她的家庭非常和乐融洽，充满了关爱维系。然而，其中也不乏悲伤痛苦的时刻——她最亲爱的姐姐与尊敬的长兄相继去世。这样的悲剧在许多年之后再次发生——她已成年的儿子因为山难意外死亡。

谈到梅兰妮·克莱因职业生涯的开端，约在14岁左右，她感受到一股强烈想研读医学的欲望，经过哥哥的帮助，她很快就学会了拉丁文与希腊文，进入高级中学。只不过，由于她17岁便订了婚，医学生涯的前景就此打住。她在四年之后结了婚，也就是1903年，并按部就班地变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克莱因才能够借由一种新的方式重回她中断的生涯。那时，她偶然间读到弗洛伊德的一本书，感觉到里面有些是她过去懵懵懂懂间一直在寻找的东西。然后她到了布达佩斯，让费伦齐开始为她进行分析。费伦齐鼓励她专门对儿童进行分析，于是，她在大战结束前就已经在布达佩斯开始了这项工作。当时，除了弗洛伊德的“小汉斯”以及胡格-赫尔姆斯博士（Hug-Hellmuth）的初步工作之外，儿童的精神分析是一片未知的领域，后来，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也迅速地从不同的角度进入这片领域。到了战后的1921年，在亚伯拉罕医师的邀请之下，梅兰妮·克莱因前往柏林，继续她对儿童的分析工作，并且很快地将重要而崭新的概念引入了精神分析中。亚伯拉罕非常支持、鼓励她的创新，同时他也在1924年初到1925年过世之前，为克莱因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克莱因在柏林的时候，她先生在瑞典，他们本来就不是那么幸福的婚姻也在当时画上句点。1926年她应恩斯特·琼斯邀请前往伦敦，琼斯相当支持她，她也就停留于伦敦，渐渐在她的实务工作中开始增加成年病患的比例，特别是为了训练而分析的案例，一直到她1960年去世为止。值得注意的是，就像弗洛伊德自己和许多人一样，她也进行了自我分析，因此她出版的作品自然便包括了两方面的分析观察结果：一方面是她的病患，另一方面是她自己，两方面交互核对。

克莱因的临床工作的确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她从一开始就认定儿童精神分析必须与分析成人的进行方法一模一样，只不过对于字词联想分析的部分，必须要以游戏分析来补充。她认为移情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借此观察到超我的出现，虽然这只是尚未发展完全的超我。她也相信精神分析师不应该施加任何道德或教育上的压力。换句话说，她对小孩和大人都同样采用弗洛伊德式的移情分析，如果她在后来引入任何的改变，可以说都只是要让移情分析更加纯粹，于是她的角色变得愈来愈限制于诠释工作。她在技术上最别开生面之处，在于从一开始就非常倾心于以任何她可以看得到的潜意识幻想为基础，来进行潜意识焦虑的诠释，虽然这样做的时候，刚开始好像会让焦虑不减反增。

就是这样的技巧，带动并让她能够记录到许多到当时为止前所未见的精神（psyche）模式，于是，除了源自弗洛伊德的部分之外，她对于心智（mind）的理论以及其中可能出现的差错，就这样经历了一连串的发展。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做画蛇添足的总结，因为，梅兰妮·克莱因的作品——特别是我们若能够配合着批注一起阅读的话——会为它们自己说话。不过，有一点值得在此强调：梅兰妮·克莱因在引入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s）以及忧郁心理位置这些概念的时候，也同时厘清了两种非常不同的道德类型的差别，这两种道德类型先天倾向于在人类身上连续发展。儿童最早期的超我，包含其自己投射在自己身上的毁灭欲，就是一种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的建构。就如同弗洛伊德所发现的，它的运作就如同一个原始内在的神祇，带有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始道德。这并不是一个和谐状态的自我，精神分析的主要目标就是把它变弱。但是大约在四个月左右，忧郁心理位置的出现，引发了自我道德另一个较和谐的可能。它的基础不再是偏执错觉的特定形式，而是基于早期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中，因自我内、外在爱的客体所受的幻想与真实伤害，而产生的忧郁罪疚感。只要这些受损的爱的客体被哀悼，它们就会被感受为内在的活物，变成内在导师，在自我与内在残存的坏客体和真实的外在敌人斗争之时，帮助自我、支持自我。当然，梅兰妮·克莱因并没有使用任何的道德压力来为她的病人塑造这种道德性，但无可否认的，就她所能够揭露古老道德（archaic morality）背后的错觉，以及对抗被害和忧郁罪疚感的各种躁动防卫（manic defence）形式背后的错觉而言，第二种形态的道德的确会趋向自行一步一步地于其中取得优势。克莱因认为，这种改变是朝向整合与成熟的改变指标。

虽然梅兰妮·克莱因最后发展出来的学说，似乎至少能够解释常态与非常态心理生活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和忧郁心理位置之间的差别，但若把她的学说视为一种封闭的学说，则纯属误解。她甚至到了生命末期都还在添补，而且，没有人知道究竟还需要什么样的修正或补充。就像物理学，对心理学来说也一样，终极的真理或许具有无限的复杂性，要接近它，只能透过一系列无止境的近似值。

R.E.马尼-基尔

第一章 儿童的发展（1921）

一、性启蒙及权威感减弱对儿童智力发展的影响

儿童应该接受性启蒙的观点愈来愈受重视。学校多方引介的儿童性启蒙教学，目的在保护儿童到青春期时不至愈来愈暴露于“无知”危险当中，也因这样的想法，使儿童性启蒙的教学赢得许多共鸣与支持。但是从精神分析所得的知识指出，我们应至少给予这个脆弱阶段的孩子适当的教养（乃至于“启蒙”），如此才能使儿童免于需要任何特殊的启蒙，因为教养方式中最完整、自然的启蒙，是与儿童的发展速度一致。根据精神分析经验所得无可辩驳的结论，儿童应尽可能免于经历过度强烈的潜抑，以避免病态或不利的人格发展。因此，精神分析除了睿智地试图以信息对抗实际和清晰可见的危险之外，也企图避免同样实际存在，但或许不清晰可见（因没有被辨识出来），却更为普遍、深刻，因此也更迫切需要观察的危险。几乎在所有个案里，精神分析所获得的结论都指出，成年后的疾病，甚至所有正常心理状态中或多或少都有的病态元素或抑制，其源头都是童年性欲的潜抑，也因此清楚显示了我们应该遵循的道路。为了让孩子免于不必要的潜抑，我们首先应该从心里除去笼罩在性特质（sexuality）上，神秘、虚假和危险的厚重面纱，这面纱是基于情感与一致性的基础而编织出来的虚伪文明。我们应配合孩子渴望性知识的程度，给予充分的性信息，并彻底剥除性特质的神秘感及其危险。这将能确保孩子不会像我们过去那样将一部分的愿望、想法与感觉潜抑了，而无法潜抑的部分，则造成羞愧与焦虑。更重要的是，在避免这样的潜抑及避免孩子承受不必要的痛苦时，我们也建立了身体健康、心理平衡与良好人格发展的基础。而且我们能够预期，彻底坦承地面对性特质不只为个人及人性演化带来珍贵无价的结果，它还能带来另一项同等重要的结果——对于智能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这项由精神分析的经验与学说所获得的结论，清楚且无可反驳地经由我刚好得以深入参与的一个儿童的发展证实。

先前历史

我们讨论的这个男孩，弗里茨（Fritz），他是我亲戚的儿子，住得离我很近，这让我有机会得以不受拘束地经常与他在一起。此外，由于他母亲一向遵循我的建议，使我得以对这个孩子的教养方式发挥深远的影响。现在这孩子五岁了，身体健康强壮，心智发展正常但较为缓慢。他两岁才开始说话，三岁半才能以连续的句子表达想法。即使到这时候，我们也没听他说过一些语言天分高的孩子在很小年纪就可能讲出的、引人注意的话。不过，他不论在外表或行为上，都让人觉得是个伶俐聪明的孩子。他很慢才能掌握某些概念，到四岁多才学会区别颜色，将近四岁半才熟悉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观念。在实际的事物上，他明显落后同龄的孩子。虽然他经常跟大人一起去购物，但他的发问显示他似乎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拥有很多同样东西时，不能送给你一个当礼物。而他也很难了解为什么拿东西要付钱，而且还要根据东西的价值付不同的价钱。

但他在记忆方面十分杰出，不仅记性很好，而且记得相对而言很久远的事情细节。一旦他了解某个概念或事实后，就能完全掌握。大致而言，他很少问问题。一直到大约四岁半时，他才开始出现较快速的心智发展和较强烈的发问冲动。在这时期，他也明显表现出全能感（omnipotence，即弗洛伊德所称的“万能想法的信念”）。任何人提到任何事——任何技能或手工——弗里茨都认定他可以做得很好，即使事实证明完全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当别人告诉他，爸爸妈妈也有不知道答案的事，他的信心也不会动摇，他仍相信自己和身边的人是无所不能的。当他无法再为自己辩护时，或是有证据证明不可能时，他也会坚持说：“如果有人做一次给我看，我就能做得很好！”所以即使面对很多反证，他仍坚信自己会煮饭、阅读、写字，还能说流利的法语。

询问诞生问题的阶段

在弗里茨四岁又九个月大时，关于诞生的问题开始出现，他发问的需求明显增加。

我要在此强调，这个小家伙提出的疑问（他大多会问母亲或我），都会得到完全真实的回答，在必要时，也提供适合他理解程度的科学依据，但是会尽量简短。回答之后，我们不会主动提起这个问题，也不会对他提出新的主题，除非他重复提问，或主动提出新问题。

在他提出“我出生以前在哪里？”的问题之后，同样的疑问又转变成“人是怎么做出来的？”并且是几乎每天都以这个刻板形式重复出现。同样问题一再出现，并不是因为他缺乏足够的智力，而是他显然完全了解有关婴儿在母体内成长的解释（父亲的角色此时还没有被提及，因为他尚未直接问到这点）。

他的行为举止——心不在焉、显得困窘、才刚开始对话就想结束、在自己开始一个话题后，又试图停止——都显示出他感受到某种“痛苦”，以及他的难以接受（但他渴望真相的欲望又与此对抗）。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他不再对我跟他母亲提问，转而去问他的保姆（她在不久之后离开）以及他哥哥。但他们提供的是送子鸟送来婴儿以及上帝造人的回答，这些回答只带给他几天的满足。当他再度回来问他母亲：“人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他似乎终于比较能接受她的答案是真正的事实。

对于“人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的问题，他母亲再度重复过去多次告诉他的解释。这一次他变得比较多话，他告诉母亲，保姆说（他似乎也听过其他人这么说）是送子鸟送来婴儿。“那只是故事。”他母亲说。"L家的小孩跟我说，复活节的时候，不会有复活节兔子跑来，把东西藏在花园里的，其实是保姆。”“他们说得没错。”她回答。“根本没有复活节兔子这种东西，对不对？那只是故事而已？”“当然。”“所以也没有圣诞老公公？”“没错，没有圣诞老公公。”“那是谁拿来圣诞树，装饰圣诞树？”“爸爸妈妈。”“世界上也没有天使，那也只是故事？”“对，世界上没有天使，那也只是故事。”

这些知识显然并不容易吸收，因为在这段对话结束时，他停一下后问道：“但是世界上有铁匠吧？对不对？铁匠是真的吧？不然谁来做箱子呢？”两天后，他尝试了更换父母的实验，说他要L太太当他妈妈，要L家的小孩当他的兄弟姐妹，而且他维持这样的安排一整个下午。但他在当天晚上很懊悔地自己回家。第二天早上，他跟他母亲亲吻道早安后，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妈妈，拜托你跟我说，你是怎么到这个世界来的？”这显示了他之前如此难吸收的领悟，跟他刻意更改父母，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

在此之后，他显得更想了解这个主题，也不断回头探究。他问过狗是如何来到世界上。他还告诉过我，他刚“偷看一颗破掉的蛋的里面”，但没有看到里面有鸡。我解释小鸡跟小孩的差别，并说小孩会待在妈妈温暖的身体里面，直到够强壮，能在外面的世界生存才会出来，他听了十分高兴。“那么是谁在妈妈身体里喂那个小孩呢？”他问。

第二天他又问我：“人是怎么长大的？”我拿他认识的一个很小的小孩为例，并以他自己、他哥哥、他爸爸作为不同成长阶段的例子，他说：“这些我都知道，但是人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那天晚上，他因为不听话而遭到责骂。他很难过，决心要补偿。他说：“我明天都会听话，还有接下来那天，跟接下来那天……”然后他突然停下来，想了一会，问说：“妈妈，接下来那天会一直来多久？”当她问他确切的意思时，他再次说：“新的一天会一直来多久？”接着他又立刻问说：“妈妈，晚上是不是都算是前一天，但是早上很早的时候就是新的一天了？”在他母亲出去拿东西再回来时，他正哼着歌。她一走进房间，他就停止唱歌，仔细地看着她说：“如果你现在叫我不要唱歌，我就应该马上停下来吗？”她解释说她绝对不会说这种话，因为他永远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除非那件事因为某些理由无法被允许。她还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他听了似乎很满意。

关于上帝存在的对话

隔天下了雨。弗里茨对此很不高兴，因为他想去花园玩。于是他问他母亲：“上帝要让雨下多久？”她回答说雨不是上帝做的，而是从云变的，并解释其中的原理。第二天早上，他一见到她，又提出那个他已经放弃很久的问题：“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他母亲试着挖掘他到底不了解先前解释中的哪个部分，他的回答是：“长大的部分。”当她再度解释说那小小的头跟手脚是如何长大时，他说：“但是妈妈，它们是怎么长出来的？那个小小的头跟小小的肚子，还有其他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她回答说，它们本来就在那小小的蛋里，只是很小很小而已，就像小小的花藏在花苞里一样。他于是不再追问。但过了一会后，他问说：“椅子是怎么做的？”此时他妈妈已经帮他穿好衣服。他接着突然问道：“不是上帝让天空下雨的吗？东妮（女佣）说雨是上帝造的！”在她回答之后，他问说：“所以上帝造雨只是一个故事？”她回答表示肯定后，他继续说：“但是真的有上帝吗？”他母亲有点闪避地回答说，她从来没见过上帝。“所以你看不到他，可是他真的在天空里。”“天空里只有空气跟云。”“但是真的有上帝？”他再度问。

这次她无法逃避，于是下了决定，说：“不，宝贝，上帝不是真的存在。”“但是，妈妈，如果一个真的大人说上帝是真的，而且住在天空里，这件事不就是真的吗？”她回答说，很多大人对事情的了解并不正确，也不会正确地说明。他此时已经吃完早餐，站在通往花园的门口，看着外面。他陷入沉思，然后突然说：“妈妈，我看到存在的东西，我看到的就是真的存在，对不对？我看到太阳跟花园——可是我看不到玛丽阿姨的房子，但是那间房子也是真的存在，对不对？”她对他解释说，为什么他看不到玛丽阿姨的房子，然后他问：“妈妈，那你也看不到她的房子吗？”在她表示看不到后，他显得很满意。然而他立刻接着问：“妈妈，太阳是怎么到上面的？”她有点犹豫沉思地说：“嗯，太阳像这个样子已经很久很久了……”“对，但是它这样子之前呢？它是怎么到上面的？”

我必须在此解释他母亲为什么在孩子提出上帝存在的问题时，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他的母亲是无神论者。但是在教养较大孩子的过程中，她并没有实践无神论信念。事实上，这些孩子的教养方式是独立于天主教会之外，也很少告诉他们有关上帝的事，但是她也从来没有驳斥过他们的环境（例如学校）呈现给他们现成的上帝概念。所以即使鲜少提及上帝，但是对孩子而言，上帝仍是不言而喻地存在着，并在他们头脑中的根本概念里，占有一席之地。她先生本身抱持着泛神论的观点，对于在孩子教育中引入上帝的概念是相当乐观其成的，但他们夫妻间还没有就这件事达成任何绝对的决定。那天她刚好没有机会跟她先生讨论这个情况，所以当这个最小的孩子当天晚上突然问他爸爸：“爸爸，真的有上帝吗？”他就直接回答：“有啊。”于是弗里茨反驳说：“但是妈妈说上帝不是真的存在。”他母亲刚好就在这时进来，于是他立刻问她：“妈妈，你跟我说，爸爸说真的有上帝。上帝是不是真的存在？”她自然一下子措手不及，而回答说：“我从来没见过上帝，也不相信上帝存在。”在这个当下，她丈夫及时伸出援手，说：“弗里茨，你听我说，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有些人相信上帝存在，有些人则不相信他存在。我相信他存在，但是你妈妈相信他不存在。”本来一直很焦虑地来回看着他们两人的弗里茨，这时变得相当开心，解释说：“我也觉得上帝不是真的。”但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觉得怀疑了，于是问：“妈妈，你跟我说，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他住在天上吗？”她回答说天上只有空气跟云，于是他相当开心又肯定地再说一遍：“我也觉得世界上没有上帝。”然后他随即又说：“但是电车是真的，还有火车也是，我去奶奶家的时候坐过一次，还有去找E的时候也坐过一次。”

关于神存在的问题，这个出乎意料而临时说出的解答，或许有一项优点，那就是减少了父母亲的过度权威，让他们不再显得如此全能全知，也让这孩子确定他的爸妈对于一件重要事情会有不同意见，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样削弱父母的权威或许会增加孩子的某些不安全感，但是我觉得这点很容易克服，因为足够程度的权威仍旧存在，能给予他足够的支持。而且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在他一般言行里观察到任何不安全感或对父母失去信任之类的影响。不过，大约两星期后他所说的一句话，可能跟这件事有点关系。那次是他跟姐姐去散步，姐姐叫他去问别人当时几点。“问男士还是女士？”他问。姐姐告诉他都无所谓，但是他若有所思地问说：“但是如果男士说现在是十二点，可是女士说是一点十五分呢？”

我觉得，在这段关于上帝存在与否的对话之后，接下来六个星期似乎是一个确切阶段的结束与高潮。我发现他的智能发展在这个阶段当中和之后受到很大的刺激，因此在强度、方向和发展类型上（相较于之前的状况），都有很大的改变。因此我可以区分出，从他能开始流畅表达想法之后，有三个心智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诞生问题出现之前。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是这些诞生问题出现时，结束则是在神的概念的解决。接下来是刚开始的第三个阶段。

第三阶段

在第二阶段非常明显的发问需求，在第三阶段并没有降低，但是似乎是循着不同的路线发展。

弗里茨现在还是经常会回到诞生的这个主题，但是发问方式显示他已经将这项知识吸收融入他的整体思考中。他对诞生和相关问题的兴趣仍旧很强，但是已经不那么热烈，这一点从他较少发问、较常确认可以看得出来。例如他会说：“狗也是在妈妈肚子里长大，这样做出来的吗？”又有一次：“鹿是怎么长出来的？跟人一样吗？”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又问：“那它也是在妈妈肚子里长大的？”

虽然“人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问题不再出现，但是他从这个问题发展出跟一般的存在相关的询问。他在这几个星期内问了非常多这类的问题，以下是其中一些：牙齿是怎么长出来的？眼睛怎么会待在（眼窝）里面？手上的纹路是怎么做出来的？树、花、木头等等，是怎么长出来的？樱桃的茎是不是一开始长出来就有樱桃？没成熟的樱桃会不会在胃里面变熟？摘下来的花能不能再种回去？没成熟就捡起来的种子之后会不会成熟？泉水是怎么做出来的？河流是怎么做出来的？船是怎么到多瑙河里去的？灰尘是怎么做的？此外他还会问各式各样的物品、东西和材料是怎么制造的。

对粪便尿液的兴趣

从他比较特定专门的问题（“人是怎么动的？怎么动他的脚？怎么用手去摸东西？血是怎么跑进他身体里面的？各种东西是怎么长出来的？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工作，可以做东西？”），以及他追问的方式，还有他不断表达他想看东西是怎么做的，想知道它们的内在构造（衣橱、供水系统、水管、左轮枪……）等等，这些好奇的态度让我觉得，他已经需要彻底探究他感兴趣的东西，需要追根究底。他之所以如此强烈又深入探究，或许部分原因是他潜意识中想知道父亲在孩子诞生这件事扮演什么角色。在一段时间内相当突出的另一类问题也显示出这点。他过去从来没提过的这些问题，基本上其实是在询问两性的差异。这时一再反复出现的问题是：他母亲、我、他姐姐是否会一直都是女生？是否所有女人小时候都是女孩子？他是否从来都不曾是女孩子？他爸爸小时候是否是男孩子？是否所有人、所有爸爸，一开始都很小？有一次，当诞生问题对他而言已经比较真实时，他问他父亲，以前是不是也是在他自己妈妈的体内长大？他用的表达方式是“在妈妈的胃里”。尽管这个错误已经纠正过来，但他偶尔还是会用这个说法。他过去都一直对粪便、尿液和其他相关事物表现出满怀感情的兴趣，这样的兴趣至今仍很活跃，他有时候也会公开表达对这类事物的喜爱。有一段时期，他帮他所喜欢的、自己的鸡鸡（阴茎）取了一个昵称，喊它“皮帕奇”（pipatsch），但其他时候他大多只叫它“皮皮”（pipi).有一次，他把爸爸的手杖抓在自己的两腿之间，说：“爸爸你看，我有一个好大的鸡鸡。”有一段时期，他经常提到他漂亮的“卡奇”［粪便，（kakis)］，偶尔还会仔细欣赏粪便的形状、颜色和分量。

有一次，他因为身体不舒服必须灌肠，这对他而言是不寻常的处置，因此他极力抗拒。他也很抗拒吃药，尤其是药丸。当他发现他排出来的不是固体，而是液体时，显得非常惊讶。他问说，是不是“卡奇”改成从前面出来？或者那是不是“鸡鸡”的水？当别人跟他解释这跟平常的排便一样，只是变成液体而已，他问说：“女生也是这样吗？你也是这样吗？”

还有一次，他把妈妈跟他解释过的排便过程，跟那次灌肠连结起来，询问“卡奇”出来的那个洞是什么样子。在这么做时，他告诉我，最近他曾经看过那个洞，或者想看那个洞。

他问别人是不是也会用卫生纸？然后……“妈妈，你也会做卡奇，对不对？”在她表示肯定之后，他说：“因为如果你不做卡奇，世界上没有其他人会帮你做，对不对？”因为谈到这件事，他又讲到狗的卡奇的形状跟颜色，还有其他动物的卡奇，并拿来跟自己的比较。他在帮忙剥豌豆时，说他是在给豌豆灌肠，因为他打开豆荚，把卡奇拿出来。

现实意识

在发问阶段展开之后，弗里茨的现实意识出现了很大的进展（如前所述，在诞生问题之前，他的现实意识发展得很差，跟其他同龄孩子比起来相对落后）。当时他还在跟潜抑的倾向奋战，所以要分辨出各种概念是真实的或不真实，还相当困难，但他的区别也因此更加鲜明清晰。不过现在他已经表现出他需要深入检视所有事物。从第二阶段结束后，这点就开始浮现出来，尤其显现在他努力询问现实状况，并对他熟知的事物、他练习过并一再观察过的活动，以及他老早就知道的东西，都要求存在的证据。他借此获得自己的独立判断，并由此衍生他自己的推论。

明显的疑问与确认

举例来说，他在吃到一块硬面包时说：“这面包好硬。”吃完以后，他说：“我也可以吃很硬的面包。”他问我在厨房里面，用来煮食物的东西叫什么（他一下子忘了那个字）。我告诉他之后，他说：“它叫炉子，因为它是炉子。我叫弗里茨，因为我是弗里茨。你叫阿姨，因为你是阿姨。”他在一次吃饭时，因为没有好好咀嚼而吞不下一口食物。之后继续吃时，他说：“我吞不下去，因为我没有嚼。”随即又说：“人可以吃东西，是因为他会嚼。”早餐之后他说：“我把糖加在茶里，所以它会到我的胃里。”我说：“你确定吗？”“确定，因为它没有留在杯子里，所以它跑进我的嘴巴里了。”

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确信和事实变成他的基准，供他比对需要进一步推敲的现象和概念。虽然以他的智力而言，他还很难深入了解新概念，所以他会企图用已经熟悉的事物来加以评估，并借由比较来掌握概念，也因此他会更仔细检视并吸收已经获得的知识，然后形成新概念。

“真的”、“不是真的”，这些他已经很习惯使用的词汇，现在获得了跟以前使用时不同的另一层意义。在他肯定送子鸟与复活节兔子都只是故事，并决定小孩子从母亲身体诞生的版本虽然比较不美，但比较真实可信之后，他就曾说：“可是，铁匠是真的吧，不然谁来做箱子呢？”同样地，在他可以不必被迫相信一个对他而言难以理解、难以置信、看不见，可是又全能全知的存在之后，他问说：“我看得到存在的东西，对不对？……你看得到的就是真的。我看到太阳跟花园。”所以，这些“真的”事物对他而言有了根本的意义，让他能将所有看得见的、真实的事物，跟那些只会在希望与幻想中发生的事物（即使很美丽，但可惜并不真实，“不是真的”），区别开来。这种“现实原则”（reality-principle）已经在他心里建立起来。在与他父亲和母亲对话后，他决定跟母亲站在一边，不相信上帝存在。他说：“电车是真的，火车也是，因为我坐过。”首先，他已经借由具体实际的事物找到分辨的标准，以此分辨他因为现实感而拒绝的那些模糊和不可靠的事物。起初他只以可实际接触的实物作为分辨的标准，但是当他说：“我看到太阳跟花园，可是我看不到玛丽阿姨的房子，但是她的房子真的存在，不是吗？”就表示他又跨出了一步，从只有眼见为凭的真实，迈向思考的真实。他以当时的智力发展为基础，来确认事物是“真实”的（而且仅用这种方法），然后才加以采纳利用。

他现实意识的发展与强大刺激，在第二阶段时出现，到了第三阶段仍持续不坠，但由于新获得的事实数量庞大，现实意识的发展也确定转变为主要是检视早先获得的信息，并同时进行新的发展，也就是深入精细了解这些信息，进而发展成知识。下面这类例子摘录自他在这个时期随口丢出的问题和话。在关于上帝的对话后不久，有一天妈妈叫醒他时，他告诉她，L家的一个女孩跟他说，她看过一个用瓷器做的、会走路的小孩子。当他母亲问他这种信息叫作什么时，他笑起来，说：“这是故事。”当他妈妈随即拿来他的早餐时，他说：“但是早餐是真的东西，对不对？晚餐也是真的东西？”当他因为樱桃还没熟，而被禁止吃樱桃时，他问说：“现在不是夏天了吗？夏天的樱桃是熟的！”同样那天，他哥哥告诉他，如果其他男孩子打他，他就应该打回去（他很温和，缺乏攻击性，所以他哥哥觉得有必要劝告他）。当天晚上，他问说：“妈妈，你跟我说，如果有狗咬我，那我可以咬回去吗？”他哥哥倒了一杯水，并想让玻璃杯站在稍微有点隆起的边缘，结果水泼了出来，弗里茨于是说：“大玻璃杯的边边站不稳。”（他把所有标示区隔的边缘，包括所有一般的边界，都称作边边，例如膝盖也是“边边”）他说：“妈妈，如果我想让杯子站在它的边边，我就是想让水泼出来，对不对？”他最热切，也最常表达的愿望之一，就是可以在天气极热时，在花园里脱掉他身上唯一穿的一件小短裤，全身光溜溜的。因为他母亲实在想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理由禁止他这么做，只好回答说很小的小孩子才可以脱得精光，而且他的玩伴，L家的小孩子也不会脱得精光，因为大家都不会这么做。这时他恳求说：“拜托让我脱光光，这样L家的小孩就会说我脱光了，所以他们就可以脱光，那我也可以脱光了。”除此之外，他现在终于也可以表现出对金钱的了解和兴趣。他重复说每个人可以因为工作而拿到钱，或在店里卖东西而拿到钱，而爸爸因为工作拿到钱，但是也要付钱请别人帮他做事。他也问他母亲是否因在家里工作（做家事）而拿到钱。当他再度要求一样当时无法得到的东西时，他会问：“现在还在打仗吗？”当别人解释说现在物资还很短缺，而这些东西很贵，又很难买到时，他便问：“这种东西很贵，是因为很少吗？”后来他又想知道哪些东西便宜、哪些东西昂贵。有一次他问道：“你送别人礼物的时候，不会得到东西，对不对？”

界定权利：会、必须、可以、能够

弗里茨明显表现出他需要知道他的权利与能力的明确界限。他在询问“新的一天会一直来多久？”的那个晚上开始显现这个需求。当时他问他母亲，如果她不准他唱歌，他是否就要停止唱歌。她向他保证会尽可能让他做他喜欢的事，一开始他显得很开心，但随即为了确保自己能了解而努力举出例子，想确定哪些事可能，哪些事不可能。几天后，他从爸爸那里得到一个玩具，爸爸还说，只要他乖，这个玩具就属于他所有。他告诉我这件事，并问道：“没有人可以拿走属于我的东西，对不对？妈妈或爸爸都不行，对不对？”而当我表示同意时，他显得很满意。他在同一天问他母亲：“妈妈，你不会随便不准我做什么，你一定都是有道理的。”（他使用跟母亲近似的用语）他有一次对他姐姐说：“我可以做所有我能做的事，所有我会的，而且我可以做的事。”还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想做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只是不能调皮。”他更进一步在吃饭时问道：“那我以后吃饭的时候都不能调皮了吗？”当大人安慰他说，他以前吃饭的时候就经常很调皮了，他又问：“那我现在就不能再调皮了吗？”他经常在玩耍时或其他时间讲他喜欢做什么，例如：“我会做这件事，对吧？因为我想做。”因此他很明显地在这几个星期内掌握了“会、必须、可以、能够”的概念。他有一只机械公鸡玩具，小笼子里的公鸡会在门打开时跳出来，而他说：“公鸡会跳出来是因为它必须跳出来。”当我们在讨论猫有多灵巧，它可以爬到屋顶上时，他补充说：“只有在它想爬上去的时候。”他看到一只鹅，问起它能不能跑。就在这时候，那只鹅跑了起来。他于是问道：“它是因为我说了才开始跑吗？”这个假设遭到否定后，他继续说：“那是因为它想跑吗？”

全能感

我认为，他前几个月里表现得如此明显的“全能感”之所以减少，跟他的现实意识的重大发展息息相关。他的现实意识在第二阶段就已经开始发展，之后仍出现重大的进展。他之前和现在都在好几种不同情境下显示他知道自己能力的限制，也不再对周遭环境有那么多要求。然而他的提问和发言仍一再显示这只是量的减少而已，发展中的现实意识与根深蒂固的全能感，两者仍进行着拉锯战。也就是说，现实原则与享乐原则仍常互相对抗，导致妥协的结果，但结果经常偏向享乐原则。我在此引述一些提问和发言，以证明我为何得出这项结论。有一天，他解决了复活节兔子等等的问题之后，他问我，他父母是如何找来圣诞树，以及这棵树是有人做的，还是真正长在地上的。然后他问他父母能不能在圣诞节的时候，给他一整片装饰过的圣诞树森林？在同一天，他还拜托他妈妈给他某个地方（他夏天时要去的一个地方），这样他就可以立刻去那里了。某天早上很早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外面很冷，所以他必须穿暖一点。后来他告诉他哥哥：“外面很冷，所以现在是冬天。现在是冬天，所以是圣诞节。今天是圣诞节前夕。我们会喝热巧克力，还可以从树上拿核桃来吃。”

愿望

大致而言，他经常许愿，并会全心全意且坚持不懈地希望愿望成真，不论可能或不可能。许愿时，他会流露出强烈的情绪和不耐烦，这在其他情况下很少出现，因为他是个安静、不太有侵略性的孩子。例如讲到美国时，他就说过：“妈妈，拜托，我想去看美国，但是我不要等长大以后，我现在就要去看，马上去。”他经常在表达愿望时，附加上“不要等我长大以后，我现在就要，马上”，因为他预期大人会用延迟实现的说法来安慰他。但现在，即使是在表达过去他的全能感如此明显时，完全不受可能性影响的愿望，也通常都会顺应可能性与现实。

或许就像他在那段令他大为幻灭的对话的隔天一样，他之所以要求得到一整片圣诞树森林和某个地方，或许是企图了解父母的全能性，在幻想破灭且大为受损后，是不是仍旧存在。但在另一方面，当他现在告诉我，他要从某地带回哪些漂亮的东西给我时都会补充说“如果可以的话”，或“我能做到的话”。但是从前他在许愿或承诺时（例如他长大时会给我什么东西或做其他事情），似乎丝毫不受可能或不可能的影响。现在当我们在讨论他不懂的技能或手工时（例如书籍装订），他会说他不会，并要求大人让他去学。但是经常只要发生一点有利于他的小事，他的全能信念又会活跃起来。例如他弄懂了朋友家里的一个小玩具机械之后，他就宣布说他可以跟工程师一样操作机器了。又例如他在承认不懂某个东西之后，经常会补充说：“如果有人好好教我，我就会做了。”在这种时候，他经常会问他爸爸是不是也不懂。这明显是表现出爱恨交织的态度。有时候爸妈也不懂某件事的答案会让他满意，但有时候他又不喜欢这个答案，而会提出相反证据，试图加以修改。有一次他问佣人是不是什么都知道，当时她回答“是”，之后她虽然撤回这个说法，但有一段时间，他还是会问她同样的问题，并称赞她拥有导致他这么想的那些技能，希望她坚持原来所宣称的“无所不知”。当别人告诉他，父母也可能不懂某件事，而他显然不想相信这点时，他曾有一两次转而说：“东妮什么都知道……”（同时他也相信她若不是什么都懂，就是懂得比他父母还少）。他有一次拜托我挖出街上的水管，因为他想看水管里面。我回答说我没办法挖出水管，之后也没办法装回去，但他试图不理会我的拒绝，说：“但是如果世界上只有L家，跟他，还有他爸妈，那谁来做这些事呢？”他有一次告诉他妈妈，他抓到了一只苍蝇，并补充说：“我已经学会抓苍蝇了。”她问他是怎么学会的？“我试试看抓一只苍蝇，结果抓到了，所以现在我知道怎么抓了。”接着他立刻问她，她是否学会怎么“当一个妈妈”。我想我可以合理地认为他是在取笑她，即使他不是很自觉。

这个孩子一方面把自己放在强有力的父亲位置（并希望能占据一段时间），认同父亲，但同时也希望能摆脱父亲限制他自我的权力。这样矛盾的态度，当然也部分导致了他在面对父母是否全能的问题时，产生摇摆不定的行为。

现实原则与享乐原则之间的拉扯

然而，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由于现实意识增加显然有助于降低他的全能感，而且弗里茨必须在追根究底的冲动压迫下，经由痛苦的努力才能克服全能感，因此现实意识与全能感之间的冲突，也是造成他矛盾态度的原因。当现实原则在冲突中占上风，显示个人的全能感还是会受到局限时，他就会同时出现平行的需求，试图贬低父母的无所不能，以缓和这个痛苦的冲动。但是如果享乐原则获胜，他就会坚持父母是完美的，以支持这个原则试图捍卫的全能感。或许也是因为这样，这个孩子才会只要一有可能，就会试图挽救自己跟父母都是全能的信念。

当他被现实原则驱使，试图痛苦地放弃自己不受限的全能感时，他同时可能开始需要界定自己与父母能力的界限。

我觉得，在这个个案里，这孩子比较早出现，也发展得比较好的求知欲望，刺激了他较微弱的现实意识，也战胜了他的潜抑倾向，而确保他能获得对他而言如此新且重要的认知。这样的认知，以及特别是随之而来对权威的减损，将会更新并加强他的现实原则，让他得以继续在思考和认知上，获得从他修正和克服全能感觉后，就开始出现的进展。他基于本能冲动试图缩减父母的完美性（显然有助于建立他自己与父母能力的界限），因此导致全能感觉降低，并导致权威减损。所以，权威的减损跟全能感的减弱，两者之间得以互动和彼此支持。

乐观态度与攻击倾向

他发展出强烈的乐观态度，这当然跟他几乎不太动摇的全能感有关。这样的乐观态度在之前已经相当容易发现，但此时在各种情况下都变得更加明显。随着他全能感的降低，他已经在顺应现实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他的乐观态度经常比任何现实都要强大。这在他一次痛苦的幻灭中，看来特别明显。我想这可能是他人生至今最严重的一次幻灭。当时，他的一些玩伴跟他的愉快关系受到外来因素影响，结果这些先前一直对他表现出友爱与感情的玩伴，大幅改变了对待他的行为。由于他们人数多，而且年纪都比他大，因此他们在各方面展现力量，并嘲笑污辱他。他生性温和，一直努力要用友善恳求的方式，重新赢回这些朋友，有一段时间，他似乎连对自己都不肯承认他们对他不好。例如，即使他不得不承认事实，但却绝对不愿意承认他们骗他，而当他哥哥再一次对他证明事实如此，并警告他不要相信他们时，他就哀求说：“但是他们不一定每次都骗我啊。”然而，不频繁、但偶尔出现的抱怨，则显示他已经决定承认他们对他的恶行。攻击倾向开始相当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会讲到要用他的玩具左轮枪射死他们，或射他们的眼睛。有一次他被一个孩子打了之后，他说要把他们都打死，并在游戏中用这句话和其他类似的话，显现他想置人于死的愿望。然而，在此同时，他也没有放弃赢回这些朋友。每次他们又跟他玩时，他似乎就完全忘了之前的事，而显得很满足，即使他偶尔说出的话显示他很清楚关系已经改变了。由于他先前跟其中一个小女孩感情特别好，因此他后来格外为他们关系的变化而难过，但他以冷静和极度的乐观承受下来。有一次他听到关于死亡的事，并在主动询问后，听到大人解释每个人老了之后都必定会死，他对他母亲说：“那我也会死，你也会，还有L家的小孩子也会。然后我们全部都会回来，然后他们就会又都变好了。可能会，或许会。”当他后来找到其他玩伴，另一些男孩子时，他似乎终于对这件事释怀了，并反复宣称，他再也不喜欢L家的小孩了。

关于上帝存在的问题与死亡

自从关于上帝不存在的那次对话之后，他只有少数几次肤浅地提到这件事，而且大致上已经不再讲到复活节兔子、圣诞老人、天使等等。但他确实又提过魔鬼。他问他姐姐，百科全书里面有什么。她告诉他，你不知道的事情都可以在里面查到。于是他问：“那里面有没有关于魔鬼的事？”她回答说：“有，里面说世界上没有魔鬼。”他便没有进一步的评论。他似乎对死亡只建立了一个理论，而这个理论最早是出现在他针对L家小孩说的话：“我们全部都会回来。”还有一次他说：“我希望我有翅膀，就可以飞。小鸟死了以后还有翅膀吗？一个人不在的时候，就是死掉了，对吗？”这一次他没有等人回答，而是直接继续讲下一个话题。之后他曾有几次幻想自己能飞，还有翅膀。但有一次，他姐姐告诉他，飞船可以替代人的翅膀，他听了很不高兴。当时他很沉迷“死亡”这个主题。他有一次问他父亲，他什么时候会死。他也告诉佣人说她有一天会死掉，但他试着安慰对方说，那要等她老了以后才会发生。此外，他也跟我说过，他死的时候，动作会变得很慢——像这样（他的手指移动得很慢、幅度很小）——还说当我死的时候，我的动作也会变得这么慢。还有一次，他问我人睡觉时是不是都不会动，然后说：“不是有些人会动，有些人不会吗？”有一次他在书上看到查理大帝的画像，并得知他很久以前就死了，他问：“如果我是查理大帝，那我是不是死了很久了？”他也问过，如果一个人很久都不吃东西，是不是会死掉，还有要多久不吃东西才会死。

教育与心理层面

我发现弗里茨在新获得的知识影响下，心智能力大增，而当我将这些观察拿来跟发展较差的个案比较时，有了崭新的发现。诚实面对孩子，坦诚回答他们所有问题，以及这些做法带来的内在自由，会对儿童心智发展有深刻且正面的影响。这会让儿童免于思考的潜抑，而潜抑倾向是思考的最大威胁。换句话说，这可以避免潜抑升华所需的本能能量（instinctual energy），以及避免摧毁随之而来的、跟被潜抑情结相关的观念化联想。费伦齐曾在他的文章《俄狄浦斯神话中享乐与现实原则的象征表现》（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Pleasure and Reality Principles in the Oedipus Myth,1912）中写道：“这些因个人和种族的教养文化所产生的倾向，对意识带来很大的痛苦，并伴随着潜抑。随着这样的潜抑，许多其他与这些情结相关的观念和倾向也无法跟其他思绪自由交流，或至少让它们无法透过科学现实加以处理。”

在阻碍思绪自由交流产生的联想，进而影响智能发展的重大伤害中，我们应该分辨其中不同的伤害类型，例如思考历程的哪些层面受到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换句话说，也就是影响思考的深度跟广度。在这个智能萌芽的阶段，这种伤害会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它将会决定意识层面对各种想法是接受或抗拒，而且这种历程会延续下去，成为终其一生的原型。这种伤害可能影响到“追根究底”的深度，也可能影响到思考范围的“广度”，而且两者受影响程度互不相关。

但不论是哪种影响，都不可能只导致思考的方向改变，或让能量从一个思考方向退出，而造福另一方向。就像其他所有强大潜抑导致的心智发展形态一样，遭到潜抑的能量事实上只是被“束缚”住。

如果儿童基于天生的好奇和冲动，企图探询未知事物以及先前仅止于臆测的事实与现象，却受到反对阻碍，那么较深刻的探索也会受到潜抑，因为儿童潜意识里会害怕在这些深刻探索中遭遇禁忌的、罪恶的事物。在此同时，广泛探究所有较深问题的冲动，也被抑制了。儿童会因此厌恶追根究底，而与生俱来无法抑制的发问乐趣，也只能在表面上发生，导向肤浅的好奇。或者，在另一方面，也可能造就出在日常生活和科学领域里常见的有天生才能的人，虽然拥有丰富的想法，但在面对较深刻的执行问题时，就会不知所措。此外也有适应力良好、聪明务实、能了解肤浅表面现实的人，在面对智性议题时，却无法看到必须在深层关联中才能找到的事物，也无法分辨真实与权威。他会因为害怕必须承认权威迫使他相信的事，其实是虚假的，以及害怕必须冷静坚持遭否认和忽视的事物确实存在，而避免深入探究自己的怀疑，并广泛地逃避深度思考。我认为，在这些例子里，心智发展可能是因为求知本能受损，而受到影响；而现实意识的发展，也因为思考深度受潜抑而受影响。

另一方面，如果潜抑伤害了求知冲动，让个体逃避被隐藏否认的事物，那么他难以抑制的、探究禁忌事物的乐趣（以及广泛发问的乐趣、探究冲动的能量），就会遭到“束缚”，也就是他的思考广度会受到影响，而可能导致缺乏兴趣。如果儿童已经克服了跟他的探究冲动相关的某个抑制阶段，而他的探究冲动仍旧活跃或重新出现，那么他此刻可能因为厌恶探究新问题，而将剩余自由的能量全部用于探究少数几个问题的深度层面。如此一来他便可能发展为“研究者”的类型，也就是受某一个问题吸引后，在当中奉献毕生精力，但不会在这个适合他的小范围以外，发展出任何特殊兴趣。另一种学者则是能够深入探究的调查者，他能够获得真正的知识和发现重要的真相，但是对日常生活中或大或小的现实状况，则是完全不知所措，也就是完全不务实。这个解释并不是说，他因为沉溺于伟大的任务，所以觉得小事不值得他关注。如弗洛伊德在研究“表意失误”（parapraxis）时所说，注意力被引开，只是枝微末节的原因。这点顶多只能使个人有这方面倾向，但其重要性丝毫比不上根本的原因，也就是出现表意失误的心理机制。即使我们可以推定一位专注于重大思考的思想家会对日常生活事务毫无兴趣，但我们也会看到，当他因生活必要而必须有基本兴趣时，他也会不知所措，根本不知道如何务实地处理。我认为，他之所以会发展成这样的人，是因为他在发展过程中，应该认识基本上有形且简单的日常生活事物和概念时，受到某种阻碍，以致无法获得这项知识。当时他之所以会有这种状况，绝对不是因为他对生活中近在眼前的单纯事物缺乏兴趣，而不加注意，反倒必然是由于潜抑所造成。我们或许可以假设，在早先某个时候，他受到抑制，无法认识其他那些他臆测为真，但却遭否认驳斥的原始事物，因此日常生活中，呈现在他面前的基本有形的事物，也被划入潜抑和抑制的范围。结果对他而言，或在此之后，或克服抑制一段时期后，再回头探究时，唯一对他开启的路便只是往深处去。这样的童年心理历程会形成原型，让他从此避免广度与表面，其结果便是他从来不曾踏上或熟悉这条路，而此后这条路对他而言就变得难以穿越了。即使在后来，他也无法像在早期就熟悉这条路的人，纵使毫无兴趣，也能轻松自然地跨入。他跳过了这个被潜抑锁住的阶段。相反地，其他“完全务实”的人则只能到达这个阶段，但通往其他更深层阶段的通路，则受到潜抑。

我们常见到在言语中显露杰出心智能力（大多是在潜伏期开始前），而有充分理由让人预期有远大未来的孩子，后来却落后他人，最终虽然跟一般成人一样聪明，但并没有显出超乎平均的智力。导致这样心智发展上失败的原因，或许多少包含了某些心智发展方向所受的伤害。事实上，这一点在许多孩子身上都可以获得证实，他们一开始都极爱发问，问题非常多，不断探究每件事的“怎么样”与“为什么”，甚至让周围的人感到疲惫，但他们在一段时间后就会放弃发问，最后表现得兴趣缺缺，或思考肤浅。不论是某一个或某些层面的思考，或整体的思考受到影响，而无法在各个方向上尽量延伸，都会对智力发展造成重大阻碍。身为儿童的他们会觉得这是注定且无法改变的。因此，驳斥与否认任何关于性或原始的事物，都会将其隔离而造成潜抑，进而伤害求知冲动与现实意识。然而，在此同时，儿童的求知欲与现实意识又被另一个迫在眼前的危险威胁，这危险不是大人逃避回答，而是大人强迫给答案，硬将现成的想法加诸在他们身上。由于这些想法是强迫给予的，因此儿童不敢以自己的现实知识去反驳，更不敢企图去推论或带出结论，这就是永远的伤害。

我们经常会强调思想家有“勇气”去反对惯例与权威，才能成功实践完全原创的研究。但如果不是儿童需要有相当特殊的毅力，才能违抗最高权威，自己去思索那些敏感棘手、部分被否认又部分被禁止的主题，那么这类行为就不会如此需要“勇气”了。虽然我们常看到反抗禁止会激发与之抗衡的力量，但这并不适用于儿童的心理与智力发展。儿童在发展过程中若遭遇对抗，不表示他会毫无条件地臣服于对方的权威，但也不表示他不会依赖对方。真正的心智独立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发展出来的。发展中的现实意识本来就必须对抗天生的潜抑倾向，辛苦地获得个人的知识，就像人类获得历史上所有科学与文化知识时一样。此外发展中的现实意识还必须对抗来自外在世界的阻碍。所以这些内在与外在的压制，已经多到足以激发发展，而不会威胁到它的独立性。其他任何在童年时必须克服的问题——不论是要对抗或臣服——任何其他的外来阻力，都是多余的，甚至经常是有害的，因为它都可能成为阻碍或关卡。虽然我们也常在智能杰出者身上清楚辨识出抑制，但是儿童在刚开始发展智能时，不可能不受这些不利的、会带来阻力的外来影响干扰。一个人心智中的认知有多少部分只是表面上属于他，但事实上都是来自教条、理论和权威，而非他以自由意愿达成的不受阻碍的思考！虽然成人基于经验和洞察力，能找到方法来处理童年时期某些禁忌的、显然难以回答的、注定被潜抑的问题，但是仍无法免除对其思考的阻碍，也不会让这些阻碍变得无足轻重。因为即使个人在成年后显然能够跨越阻碍他童年思考的这道障碍，但是他童年时处理心智局限的方法，不论是反抗或恐惧，都一直会是他整体思考方向和方式的基础，不受到后来知识的影响。

儿童最初及最重要的权威经验，也就是他与父母的关系，将关键性地决定个人会永久臣服于权威原则，或是多少获得心智的独立或局限。充分完整地呈现给儿童庞大的伦理道德观念，会更强化支持这项经验的影响，并形成许多妨碍他思考自由的障碍。然而，即使这些观念呈现得有如绝对正确，一个智力天分较高、阻抗能力较未受损的孩子，还是多少能成功地与之对抗。虽然这些观念以很权威的方式呈现并显得牢不可破，但是有时因为大人在呈现观念时，必须提出证据，以致观察较仔细的孩子就会发现，大人认为如此自然、正确、良好、适当，而要求他做到的一切，自己并不一定会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因此这些观念一定都有可受攻击的点，或至少是让人能表示怀疑，加以攻击的。但是在多少克服了基本的早期抑制之后，未经证实的超自然观念又会为思考带来新的威胁。世界上有一个看不见的、全知全能神的观念，对儿童而言是很难以抵抗的，尤其是有两件事明显支持他确实是有力量的。其一是与生俱来的对权威的需求。弗洛伊德在《达·芬奇及其儿时的回忆》（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S.E.11）书中就说到这点：“从生物学而言，宗教信仰可追溯到人类幼儿出生后长时间的无助与需要照顾。在之后，当他察觉自己在面对生命强大的力量时真的那么孤独无助、虚弱无力时，他对自己处境的感受就跟童年时一样。因此他会企图退化到唤回小时候保护他的力量，借此否认自己的孤独无助。”当每个儿童同样经历人类的发展时，便能借由神的概念，满足自己对权威的需求。但是如同我们在弗洛伊德的研究，以及费伦齐的《现实意识的发展阶段》（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nse of Reality,1913）中所获得的了解：与生俱来的全能感、“思考万能的信念”，是如此深植于我们的内心，且永存于人类体内，因此当我们相信自身的全能感时，自然也乐于接受神的观念。儿童的全能感会使他假设他的环境也是如此。因此相信世界上有一个拥有权威和最完整全能的上帝，可以帮助建立儿童的全能感，防止它下降。因此上帝概念能与儿童的全能感妥协共处。在这方面，我们知道父母情结（parental complex）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儿童第一段重要的情感关系里，这种全能感被强化或摧毁，会决定他发展成乐观者或悲观者，或说决定他发展成积极进取，还是过度怀疑而瞻前顾后。要确保儿童的心态发展结果不是毫无限制的乌托邦想象与幻想，而是适当的乐观，就必须适时引导儿童思考，并加以纠正。弗洛伊德所称的“宗教对思考的强力抑制”会妨碍儿童在恰当时机以思考来根本地纠正其全能感。宗教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它以权威方式介绍万能而无法超越的上帝，因而压制了思考，同时干扰必须在生命早期发生并逐步渐进的、由思考引发的全能感的下降过程。现实原则的完整发展密切仰赖儿童鼓起勇气，在现实与享乐原则之间加以妥协和解。如果这项和解成功，那么愿望和幻想会被认定属于全能感部分，而全能感必须建立在妥协的思考基础上，相对的，思考以及已确认的事实，则由现实原则主宰。

然而，神的概念成为全能感强大且几乎难以克服的盟友，因为儿童的心智无法借由惯常的工具熟悉这个概念，又因为这概念具有压倒性的权威，而难以抗拒，所以儿童甚至不敢试图加以对抗或质疑。我们的心智或许能在后来克服这个阻碍，却无法弥补已经造成的伤害。况且许多思想家和科学家始终无法跨越这道障碍，其工作便停滞结束于此。上帝的概念可能严重粉碎现实原则，使儿童不敢拒绝难以置信的、明显不真实的事物，甚至大幅影响现实原则，使儿童难以辨认在智性思考上确实有形的、近在眼前的“明显”事物，同时潜抑深层的思考历程。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要让个人心智在所有方向上完全不受抑制地发展，就必须让儿童只根据个人的证实与演绎接受简单与神奇的事物，只将真正知道的知识融入个人的心智认知，不受阻碍地达到知识与推论的第一阶段。心智所受伤害的种类和程度可能有所不同，有的可能影响到心智整体，有的可能是或多或少影响其中某个面向。这些伤害绝对无法在之后以较开明的教养方式消除。因此即使在童年早期，心智可能就已经受到主要且根本的伤害，但之后上帝的概念再加诸以上所造成的抑制，仍旧相当重要。所以光是在教养孩子时，去除教条和教会的干涉，并不足够，虽然这些对于思考的抑制效果是被普遍肯定的。在教育中引入上帝的概念，然后任由儿童在发展中设法面对，绝对不等同于给予孩子这方面的自由。因为在儿童的智力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权威，也无力加以对抗时，以权威方式引入上帝概念，必然会大幅影响他在这方面的态度，使他永远无法摆脱这个概念而获得自由，或至少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花费极大的精力加以对抗。

二、早期分析

儿童对启蒙的阻抗

对成人精神官能症进行分析所得的结果，确实推论出对儿童进行分析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因为精神官能症的病因都会回溯到童年时期。而弗洛伊德已经借由对小汉斯的分析和其他的工作，示范了儿童精神分析的方法。之后的许多人，尤其是胡格-赫尔姆斯博士，都遵循并进一步探究了这项方法。

胡格-赫尔姆斯博士在上次大会中，发表了非常有趣而有启发性的论文，并提供了充分的信息，说明她如何改学儿童精神分析的技巧，并针对儿童心智的需求加以修改。她的分析对象是人格发展出现病态或人格发展不良的儿童，并且她表示她认为精神分析只适用于六岁以上的儿童。

但是我现在想提出，我们可以将在成人与儿童精神分析中所学的，运用于分析六岁以下儿童的心智，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对于精神官能症的分析经常会追溯到很小的年纪，也就是六岁以前发生的事件、印象或发展，所带来的创伤与伤害。这项信息对疾病预防学的启示是什么？在精神分析看来极为重要的这个阶段，我们除了为预防之后的疾病外，还能为长远的人格形成与智力发展做些什么？

我们根据知识所得的最重要结论是，要设法避免精神分析显示会严重伤害儿童心智的那些因素。因此我们必须设下一些不能妥协的必要原则，例如小孩子从一出生，就不应该跟父母睡在同一间卧室；而且在强迫式的道德规范方面，我们对待这个正在发展的小生命，应该比对身边的其他人更放松一些。我们应该容许他在较长的时间里维持自然状态而不受抑制，不要像过去教养方式那样加以干扰，要让他能意识到自己的各种本能冲动和从中获得的乐趣，而不要立刻激起他抗拒这种纯真本性的文化倾向。我们的目标是让孩子有较慢的发展，让他有空间意识到自己的本能，并因此有可能将本能予以升华。在此同时，我们不应该拒绝他表达正在萌芽的性好奇，应该一步步地给予满足，我甚至认为，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毫不保留。我们会知道如何给予他足够的感情，同时避免有害的溺爱。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拒绝体罚和威胁，并借着偶尔收束情感来确立教养所需要的服从。当然，根据我们的知识，还可以自然衍生出更多其他更细节的原则，但不需要在此一一详述。此外，就本文范围而言，是无法更仔细讨论如何在一定的教养范围内既能实践这些要求，又不致影响小孩发展成符合社会要求的文明人，也不会让他难以与周遭不同想法的人互动。

现在我只想指出，这些教育上的要求在实务上是可行的（我自己曾有多次机会证实这点），而且会明显带来好的影响，以及许多较自由的发展面向。如果能让这些要求成为普遍的教育原则，必定能带来许多成果。不过我同时还要提出一点保留。一个未曾接受过分析的人，即使有足够的领悟与意愿去实践这些要求，其内在可能也没有能力达成这些要求。但为了简化起见，我现在只讨论较好的情况，也就是个人在意识和潜意识层面都能了解并领悟这些原则，而且能加以实践，带来良好结果的情况。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提问：在这些情况下，这些预防措施能够防止精神官能症的出现，或防止不利于人格的发展吗？我的观察让我相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只能达成部分的预定目标，也只运用到我们所知的部分工具。因为我们从精神官能症的分析中得知，只有一部分来自潜抑的伤害可以追溯到错误的环境因素，或其他不利的外在条件。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则来自儿童从最幼小时就存在的态度。儿童经常因为潜抑强烈的性好奇，而变得潜意识地抗拒所有与性有关的事物，唯有后来接受彻底的分析才能加以克服。对成人的分析，尤其是重建（reconstruction）的分析，不一定能找出这些问题，或是这种精神官能症的先天倾向会对精神官能症的发展产生多深远的影响。在这方面，每个人受影响的程度各不相同，后果也难以判断。不过我们至少可确定：对于有强烈精神官能症倾向的人而言，来自环境非常轻微的拒绝，通常就足以让他明显阻抗所有性的启蒙，并导致过度潜抑，妨碍整体的心智发展。我们能确认从分析精神官能症中得到的认知，是因为儿童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些发展进行时从旁观察。例如，尽管我们采取各种教育措施，希望毫无保留地满足孩子的性好奇，但性好奇的需求经常无法自由地表达出来。这种负面态度可能以多种形态呈现，最极端的包括完全不愿意知道；也有时候呈现的形态是孩子把兴趣转移到其他事物上，但这种兴趣经常带着明显的强迫性质；有时候这种态度则是在接受部分启蒙之后出现，儿童此时不再有像之前那样活跃的兴趣，反而强烈阻抗，拒绝接受进一步启蒙，甚至完全不愿意接受。

在本文一开始详细描述的案例里，上述的教育方式在实践后有良好的结果，尤其是对这个孩子的智力发展。到目前为止，这孩子得到的启蒙包括：获知胎儿在母体内的发展，以及他感兴趣的所有细节。父亲在生产及性交中扮演的角色，并未直接问及。但即使在当时，我认为这些问题也已经在潜意识中影响这个男孩子。有些问题虽已尽可能地详细回答，还是不断重复出现。以下是一些例子：“妈妈，你跟我说，那个小小的肚子跟小小的头，还有其他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人怎么会动？怎么会做东西？怎么会工作？”“皮肤是怎么长在人身上的？”“它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这些问题跟其他几个问题，在启蒙阶段以及紧接着发展明显加速的两三个月里，不断反复出现。我没有在一开始就对这些问题的反复出现赋予完整的意义，一方面是因为就整体而言，这孩子变得喜欢问问题，所以我没有领悟到他问同样问题的意义。另外，由于他探究事物的冲动，和他的智力都在明显发展，我认为他本来就会要求进一步的启发，应该坚持只配合他有意识提出的问题，给予逐步的启发。

这个阶段之后，有项改变逐渐出现。他经常提出上面这些问题以及其他变得刻板的问题，而明显出于探究冲动的问题则开始减少，并会带有臆测性质。在此同时，显然肤浅、未经思考且毫无根据的问题开始出现。他会一再询问不同的东西是什么做的、怎么做的。例如，“门是什么做的？”“床是什么做的？”“木头是怎么做的？”“玻璃是怎么做的？”“椅子是怎么做的？”还有些琐碎的问题，例如，“这么多土是怎么跑到土下面的？”“石头跟水是从哪里来的？”大致而言，他毫无疑问地都能掌握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这些问题一再出现与他的智力无关。他提出这些问题时不专注且心不在焉的态度，也显示尽管他问得很热切，但他其实不在乎答案。不过他的问题数量也增加了。大家都知道小孩子常会问一些看似很没有意义，又无法从旁人答复中得到帮助的问题，让周遭的人都很受不了。

在最近这段持续不到两个月，重复提出肤浅问题的阶段后，又出现了改变。弗里茨变得沉默寡言，也明显表现出厌恶玩耍。他不曾花很多时间玩耍，或在玩耍中发挥想象力，但他一直很喜欢跟其他小孩玩动态的游戏。他也经常用一个箱子、长椅或椅子当作不同的车辆，扮演马车夫或司机，一连玩好几个小时。此时游戏和这类活动都消失了，他也不再喜欢有其他孩子陪伴，就算跟其他孩子接触，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相处。他甚至开始对母亲的陪伴感到厌烦，这是之前从来没发生过的事。他也表现得不喜欢听她说故事，但是仍跟过去一样对母亲充满感情，也渴望母亲的感情。之前他问问题时常表现出来的心不在焉，现在更为频繁。虽然只要是观察敏锐的人都能看出这项变化，但他的情况仍不能称为“生病”。他的睡眠和整体健康状况都相当正常。虽然他不太说话，并且因缺少活动而变得比较调皮，但除此之外他仍旧友善活泼，且能以正常方式对待。另外，在最近这几个月里，他对食物的态度也变得差强人意，很挑剔，而且明显讨厌某些菜肴，不过，对他喜欢的食物则胃口很好。虽然如前所述，他对母亲的陪伴感到厌烦，但他比以前更爱黏着母亲。这项变化跟其他许多变化一样，不是照顾者未注意到，就是虽然注意到，但也不认为有什么重要。成人通常都很习惯注意到孩子有些暂时或永久的变化，但因为找不出任何理由，而习惯认为这些发展中的变化是完全正常的。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合理的，因为几乎所有孩子都会显现一些精神官能症的特质，并只有在这些特质的严重程度或数量继续增加时，才会构成疾病。我特别讶异的是他变得如此讨厌听故事，这与他之前的态度完全相反。

我将他在部分启蒙之后被激发出的热烈提问兴致，以及后来变得有些肤浅而重复的提问方式，跟他后来对问题的厌恶，甚至对于听故事的厌恶加以比较，同时回忆起变得刻板的一些问题，而不禁相信这孩子强大的探究冲动，已经与他同样强大的潜抑倾向发生冲突，并且后者显然完全占了上风，使他抗拒他意识渴望的答案。因此，在他问了许多不同问题，以替代他潜抑的那些问题之后，在更进一步的发展中，他终于不得不完全逃避提问，也逃避聆听，因为他害怕别人会在他没有提问的情况下，提供他拒绝接受的答案。

我想在这里回头讨论我在本文第一部分，对于潜抑路径所做的一些评论。我在前面提到，众所周知的是潜抑会对智力发展造成伤害，因为遭潜抑的本能力量会受到束缚，无法用以升华。而且情结受到潜抑时，思考的联想也同时会淹没在潜意识中。我由此推论潜抑可能会同时影响智力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或许我观察的这个案例的两个阶段，可以说明我之前的这项假设。如果发展途径固着在儿童因为潜抑对性的好奇，而开始提出许多肤浅问题的阶段，那么对智力的伤害可能发生在深度上。儿童若固着在不问也不想听的阶段，则可能回避兴趣的表面和广度，而只往深度发展。

在短暂离题之后，我想回头谈原先的主题。我愈来愈相信遭到潜抑的性好奇，是导致儿童心智改变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信念在我前不久接受的一个暗示上获得证实。在我对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Hungarian Psycho-Analytical Society）发表演讲后，安东·佛朗德（Anton Freund）在跟我讨论时，表示我的观察和分类绝对符合精神分析原则，但我的诠释并不然，因为我只考虑到意识层面，而忽略了潜意识层面。当时我的回答是，我认为，除非有令人信服的反驳理由，否则光处理意识层面的问题就已经足够。但我现在了解他说得没错，事实证明，只处理意识层面问题，确实不够。

我现在认为，我们其实应该给予小弗里茨一些之前一直没有对他透露的其他讯息。他当时常问的问题之一是，“植物是不是都是从种子生出来的？”这个问题成了绝佳的机会，刚好可以用来向他解释人也是从种子生的，并借此解释受孕过程。但是他显得心不在焉、漫不经心，用一个无关的问题打断回答，也表现得完全不想知道细节的样子。又有一次，他说他听其他孩子说，母鸡需要有公鸡，才能下蛋。但他几乎是一提这个主题，就立刻表现出不想继续的样子。他很明确地让人知道他完全不理解，也不想理解这项相当新的信息。而这样进一步的启蒙，似乎也无法影响前述的心智改变。

然而他母亲靠着跟笑话相关的小故事，再度引起了他的注意和赞同。她在给他一颗糖果时说，糖果已经等了他很久，并编了一个相关的故事。故事内容是一个女人因为丈夫许愿，鼻子上长出了香肠。他很喜欢这个故事，想要一听再听。之后他相当自发地开始说起或长或短的故事。有些故事是他以前听过的，但大多数都是原创的，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分析素材。在此之前，这孩子对说故事的兴趣一直远低于玩耍的兴趣。在第一次解释后的那段时间，他确实表现出强烈的说故事倾向，并尝试过几次，不过整体而言，这仍是例外状况。他说这些故事时，完全没有模仿大人表现，不像儿童通常会做的那样，用上一些原始的技巧，反而是类似做梦，缺乏进一步的演绎阐释。有时候他会先讲前一晚的梦，然后接着讲故事，但开始讲故事后，故事的类型仍跟梦一样。他会兴致勃勃地说这些故事，但之后即使我诠释得很谨慎，他仍不时会出现阻抗。这时他就会中断故事，但不久又会兴致盎然地接下去。以下是我对其中一些幻想的摘录：

“两只母牛走在一起，然后一只跳到另一只背上，骑在上面。然后另一只又跳到另一只的角上，把它的角紧紧抓住。然后一只小牛也跳到母牛头上，牢牢抓住缰绳。”（我问他母牛的名字，他回答了两个女佣人的名字）“然后它们继续往前走，走到地狱去。老魔鬼在地狱里面。魔鬼的眼睛很黑，所以他什么都看不见，可是他知道有人来了。年轻魔鬼的眼睛也很黑。然后他们去了拇指仙子看到的那间城堡。然后他们跟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个男人走进去，上去到一个房间，用纺纱（指纺锤）刺了自己。接下来他们就睡了一百年。然后他们醒过来，去见国王。国王很高兴，问他们——问那些男人、女人，还有跟他们在一起的小孩——要不要留下来。”（我问他母牛去哪里了，他说：“它们都在，还有小牛也是。”）接下来他讲到教堂的墓地跟死亡，然后说：“一个士兵把一个人射死后，他没有被埋起来，因为开灵车的司机也是士兵，他不肯把他埋起来。”（我问：“他射了谁呢？例如？”他回答时最先提到的是他哥哥卡尔，但随即有点警觉，又提了其他好几个亲戚或认识的人）还有一个梦是：“我的棍子跑到你的头上，然后它拿了熨斗，用熨斗在上面压。”在他跟他母亲道早安，母亲摸摸他的头之后，他说：“我要爬到你身上。你是一座山，我要爬到你身上。”过了一会儿之后，他说：“我比你会跑。我可以跑到楼上，你不行。”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开始很热中于问一些问题，例如，“木头是什么做的？窗框是怎么弄在一起的？石头是怎么做的？”当别人回答他说，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他会很不满足地回答说：“但是它们本来是什么东西？”

跟这个情况同时出现的是，他开始会玩。他会很开心而长时间地玩耍，尤其是跟别人一起玩。他会跟哥哥或其他朋友玩他们想到的任何游戏，也开始自己玩。他会玩吊死人的游戏，宣称他把哥哥姐姐的头砍了下来，而且把他们砍下的头的耳朵放在盒子里，他还说：“你可以把这种头的耳朵收起来，因为他们不会反过来打你。”他还自称是“吊死人使者”。有一次，我发现他在玩下面这个游戏。他拿西洋棋子当人，其中一个是士兵，另一个是国王。士兵对国王说“你这个肮脏的禽兽”，于是就被关进监狱，判处死刑。然后他被鞭打，但是他没有感觉，因为他已经死了。接着国王用王冠把士兵基座上的洞挖大，士兵就活了过来。国王问他还会不会再这样做，他说不会，所以他只被关起来。他最早玩的一个游戏是：他拿起他的喇叭玩，然后说他是军官，又是掌旗官跟号角手，全部都是，他还说：“如果爸爸也是号角手，但是不肯带我去打仗，那我就会带我自己的喇叭跟我的枪，自己去打仗。”他也会拿他的小玩偶来玩。玩偶中有两只狗，他总是称其中一只是帅哥，另一只是脏鬼。有一次这两只狗是男士，那只帅哥是他自己，脏鬼则是他爸爸。

弗里茨的游戏以及幻想都显出他对父亲的敌意，以及他已经清楚表露出的对母亲的爱慕。在此同时，他也变得爱讲话，活泼开朗，可以跟其他孩子玩好几个小时，后来并表现出对各方面知识和学习的强烈欲望，在非常短的时间和非常少的协助下，他学会了阅读。他在这方面的积极渴望几乎显得早熟。他的发问已经不再有刻板的冲动特质。这项改变无疑是他的幻想解放后的结果。我偶尔审慎的诠释只在某种程度内协助这件事发生。然而，在我重述一段我认为很重要的对话之前，我必须先指出一点：胃对这个孩子有种特殊的重要性。即使他获知很多信息并一再被纠正，他还是在不同情况下多次显露出他仍坚持认为小孩子是在妈妈的胃里成长。在其他方面，胃对他而言也有情感上的意义。他在各种情况下，都会用“胃”这个字来顶嘴。例如，当别的孩子跟他说“去花园”时，他会回嘴说：“去你的胃里。”佣人问他某件东西在哪里时，他经常因回答“在你的胃里”而挨骂。虽然不是很频繁，但他有时候也会在用餐时间抱怨“我的胃好冷”，并宣称是因为喝了冷水的关系。他也表现得很不喜欢某几种冷盘菜肴。大约在这时，他表现出想看妈妈近乎裸体的好奇心。在看到之后，他会说：“我也想看你的胃，跟你胃里的图画。”他母亲问说：“你是指你以前待的那个地方？”他回答说：“对！我想看你的胃里面，看里面有没有小孩子。”在此之后，他有一次说：“我很好奇，我想知道世界上所有事。”问他想知道什么事时，他说：“我想知道你的鸡鸡跟你的‘卡奇’洞是什么样子。我想（笑）在你坐马桶的时候，偷看你的鸡鸡跟你的‘卡奇’洞。”几天后，他对他母亲建议说，他们可以同时在马桶上，在别人上面“做卡奇”。先是他妈妈、他的哥哥姐姐，然后最上面是他自己。这些零星出现的对话已经呈现出他的理论，可在以下这段对话里看得更为清楚。他认为小孩子是用食物做的，就跟粪便一样。他曾经描述他的“卡奇”是不肯出来的调皮小孩。在这样的联想下，他立刻就同意我的理论，说他幻想中会在楼梯跑上跑下的小煤块就是他的小孩。还有一次他对他的“卡奇”说话，说因为它出来得这么慢又这么硬，所以他要打它。

我想在此描述一段对话。那天他一早就坐在厕所里，并解释说便便已经在阳台上，已经跑到楼上，不肯进花园（他经常称厕所是花园）。我问他：“它们是在胃里面长大的小孩吗？”我注意到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便继续说：“因为便便是食物做的，但是真正的小孩不是食物做的。”他说：“我知道，小孩子是牛奶做的。”“喔，不是，小孩子是用爸爸做的一个东西加上妈妈身体里面的蛋做出来的。”（他此刻变得非常专注，并要求我解释）我开始解释那颗小小的蛋时，他插嘴说：“我知道。”我继续说：“爸爸会用他的鸡鸡做出一种东西，看起来很像牛奶，但是叫作种子。他做这东西的时候很像在尿尿，但是又不太一样。妈妈的鸡鸡跟爸爸的不一样。”他插嘴：“那个我知道！”我继续说：“妈妈的鸡鸡就像一个洞。如果爸爸把他的鸡鸡放到妈妈的鸡鸡里，在里面做出种子，那种子就会跑到里面更深的地方。当种子遇到妈妈身体里面一颗小小的蛋时，这颗小小的蛋就会开始长大，变成一个小孩。”弗里茨很有兴趣地听着，并说：“我好想看小孩子是怎么在里面做出来的。”我解释说，这是不可能的，他得等到长大后才能看到，而且到时候他也是自己做。“但是到时候我想跟妈妈做。”“那不可以，妈妈是你爸爸的太太，所以不可以当你太太，不然爸爸就没有太太了。”“但是我们两个都可以跟她做。”我说：“不行，那不可以。每个男人都只有一个太太。等你长大，你妈妈就老了。到时候你会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她就会是你太太。”他眼眶含泪、嘴唇颤抖地说：“但是我们不能跟妈妈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吗？”我说：“当然可以，而且你妈妈会永远爱你，只是她不能当你太太。”他接着问了一些细节，包括小孩子在妈妈的身体里怎么吃东西？脐带是什么做的？脐带怎么不见了？他显得兴趣盎然，而且不再出现阻抗。最后他说：“但是我真的很想看一次小孩子是怎么进去跟出来的。”

这段对话除了在某个程度上解决了他的性理论之外，他也因此对于之前始终抗拒，现在才吸收进去的部分解释第一次真的表现出兴趣。他之后偶尔说出的一些话也显示，他已经真正把这项信息融入他的知识里。在这次之后，他对胃部的兴趣也明显降低。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宣称，对他而言胃部已经完全失去情感性的特质，或他已经完全放弃这个理论。关于儿童为何会在察觉不正确后，仍坚持一项幼儿性理论，我曾听过费伦齐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幼儿性理论源自于将带来愉悦感受的生理功能加以抽象化，因此只要这项生理功能持续带来愉悦，这项理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持续存在。亚伯拉罕博士，在上次大会发表的论文中表示，我们应该可以从儿童为何不接受不同性别父母扮演的角色，而找到性理论形成的源头。侯海姆（Reim）也指出，原始人类的性理论应该也来自同样的源头。就这个案例而言，他仍旧坚持部分的理论，可能是因为我只诠释了丰富的分析素材的一部分，而潜意识的肛门性欲仍十分活跃。无论如何，在解决了性理论后，他终于克服对真正的性过程知识的阻抗了。尽管他的理论还是有部分存在，但他比较能接受实际上的性过程。在某个程度上，他在固着于潜意识的理论与现实真相之间，达成了妥协，而他自己的话就是最好的描述。九个月后，他陈述了他的另一个幻想。在他的幻想里，子宫是一间装潢完好的房子，尤其胃部更是设备齐全，甚至还有浴缸跟肥皂盒。他自己对这个幻想评论说：“我知道实际上不是真的这样，但我把它看成这样。”

弗里茨解决了自己的性理论并承认实际过程之后，俄狄浦斯情结几乎完全浮现出来。以下是一个例子。他在那次对话三天之后说了一个梦中的幻想，我也为他诠释了其中部分。他首先描述一个梦：“有一辆很大的汽车，看起来就像电车那样。里面也有座位，还有一辆小汽车跟着大汽车一起跑。他们的屋顶可以打开，在下雨的时候也可以关起来。然后这两辆车往前跑，结果撞到一辆电车，把它撞倒。然后大汽车跑到电车上面，把小汽车拉在后面。那辆电车跟那两辆汽车都靠得很紧。那辆电车还有一根连接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辆大汽车有一个很漂亮、很大的、银色的、铁的东西。小汽车有两个像小钩子的东西。小汽车在电车跟大汽车中间。然后他们开上一座很高的山，又很快冲下来。这两辆汽车晚上也待在一起。如果有电车过来，它们就把它撞开。如果有人像这样（张开一只手臂），它们就会立刻后退。”（我解释说大汽车是他的爸爸，电车是他的妈妈，而小汽车则是他自己。他把自己放在爸爸跟妈妈中间，因为他很希望可以把爸爸赶走，单独跟妈妈在一起，跟她做只有爸爸才被准许做的事）他犹豫了一下之后便表示同意，随即继续说：“大汽车跟小汽车后来就走开了。它们在它们家里，从窗户往外看，那个窗户很大。然后两辆大汽车来了。一辆是爷爷，另一辆就是爸爸。奶奶不在，她……（他犹豫了一下，表情很严肃）……她死了。”（他看着我，但由于我显得无动于衷，他便继续讲下去）“然后它们就一起开下山。一个司机用脚打开门；另一个司机用脚打开会转的那个东西（门把）。一个司机吐了起来，是爷爷。”（他再度用质问的眼光看着我，但是看到我不为所动的样子，又继续下去）“另一个司机对他说：‘你这个肮脏的家伙，你欠揍吗？我一拳就可以把你打倒。’”（我问另一个司机是谁）他说：“是我。然后我们的士兵把他们全都打倒。他们全部都是士兵。然后他们把汽车砸烂，又揍他，用煤块把他的脸抹黑，把煤塞到他的嘴巴里；（露出安慰人的样子）你知道，他觉得煤是糖果，所以才吃进去。然后大家都是士兵，可是我是军官。我穿着很漂亮的制服，而且（他抬头挺胸）我站成这个样子，所以他们都听我的话。他们把他的枪拿走；他只能这样走路（他弯下腰来）。”他口气柔和地继续说：“然后士兵给他一个勋章跟一把刺刀，因为他们已经拿走他的枪。我是军官，妈妈是护士。”（在他的游戏里，护士永远都是军官的太太）“还有卡尔、蓝妮跟安娜（他的哥哥姐姐）是我的小孩，我们有一间很漂亮的房子。从外面看起来就像是国王的房子。房子还没有全部盖好，没有门，也没有屋顶，但还是很漂亮。我们自己做缺少的东西。”（他现在可以轻易地接受我对很多东西代表意义的诠释，例如没完成的房子等）“花园很漂亮。花园在屋顶上面。我要用梯子才能爬上去。不过我可以很容易地爬上去，可是我要帮忙卡尔、蓝妮跟安娜。餐厅也很漂亮，里面长了树跟花。那很容易，你在里面放一些土，那些东西就会长出来了。然后爷爷静悄悄地进来花园，像这样（他再度模仿那个怪异的步伐）。他手上拿着一把铲子，想要埋一个东西。然后士兵对他开枪，结果（他再度显得很严肃）他就死了。”他继续说了很久，还描述了两个瞎眼的国王，说其中一个是他爸爸，另一个是他母亲的爸爸，然后他说：“国王的鞋子就跟美国一样长，你可以跑到里面去，里面还是有很大的位置。用布包起来的小宝宝晚上也会放到里面去睡觉。”在这次的幻想之后，他对游戏的兴趣变得愈来愈强烈而巩固。他这时会单独玩上好几个小时，而且从中获得的乐趣跟描述这些幻想时一样多。他也会直接说：“我把我跟你讲的，演给你看。”或“我就不讲了，直接演出来。”虽然潜意识幻想通常会经由扮演活动宣泄出来，但在这个例子里，无疑地就跟其他类似例子一样，幻想的抑制成了游戏抑制的原因，而两者也可以同时被消除。我观察到，过去他经常从事的游戏和活动现在都退居幕后了。我尤其指那无止境的“司机、马车夫”等游戏，里面通常包含了用长椅、椅子或箱子互相推挤，或坐在上面。他之前一直喜欢在每次听到汽车经过时就跑到窗边，而且只要错过一次就很不高兴。他过去可以连续好几个小时站在窗户旁、大门前，主要就为了看经过的车辆。他从事这些活动时热烈而排他的态度，让我认为这些活动具有强迫性质。

到后期，当他表现出明显的无聊时，他放弃了这些取代玩耍的活动。有一次，为了帮他找一项新活动，大人鼓励他用新的方式做一辆车子，希望会让他觉得有趣，但他回答：“没有一件事好玩。”当他开始编造幻想时，也能同时开始玩耍，或更正确地说，是获得了适当的玩耍的开端。这时，他有一部分的游戏会借助娃娃、动物、人、推车和积木来编造，其中还包括开车跟换房子。但是这只是他玩耍的一部分。他玩耍的方式开始变得非常多样，并且伴随着强力发展的幻想，这都是他之前从来不曾表现出来的。通常游戏最后都会演变成士兵对抗印第安人、强盗，或是跟农民的打斗，而他自己和他的军队永远都代表士兵这一方。大人在战争结束时提到过，他父亲在不当兵之后，交出了他的军服和装备。这孩子对此大受打击，尤其是对他父亲交出刺刀和步枪这点。之后他立刻在玩耍中安排佃农偷士兵的东西，结果士兵虐待这些佃农，并杀了他们。在车子的幻想后第二天，他玩了以下这个游戏，并跟我解释说：“一个印第安人被士兵关起来。他承认自己对他们很顽皮。他们说：‘我们知道你不只这么顽皮。’他们对他吐口水，在他身上尿尿跟做‘卡奇’，并把他关到一间小房间里，在他身上做各种事。他尖叫起来，于是鸡鸡就直接塞进他的嘴里。一个士兵走开，另一个人问他：‘你要去哪里？’他说：‘去找马粪丢到他身上。’这个顽皮的男人在一个铲子上尿尿，然后把尿泼到他脸上。”我问说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事，他回答说：“他很顽皮。他不让我们进去小房间里面做。”然后他更进一步透露说，小房间里除了有关在里面的那个顽皮男人以外，还有两个人在里面做美劳。在这段时间，他还经常会对卫生纸说话，然后在上厕所后，以嘲弄的样子用卫生纸擦屁股。“亲爱的先生，请你好心吃下去。”在被询问时，他回答说卫生纸是吃卡奇的恶魔。还有一次，他说：“一个先生的领带掉了，他一直找。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后来他再一次说到脖子跟腿都被砍断的魔鬼。他说，脖子要等到有脚以后才能走路，现在魔鬼只能躺着，再也不能走在路上了，大家都以为他死了。还有一次，他看着窗外；有人抓着他，是一个士兵，然后他把他推出窗外，他就死了。我认为这幻想似乎是表示（对他而言不寻常的）他在几个星期前出现的恐惧。当时他正看着窗外，而佣人站在他后面，把他抓住。他表现得很恐惧，直到那女孩把他放开才安静下来。在之后的一个幻想里，他则投射出潜意识的攻击愿望，表现出他的恐惧——在一个游戏里，一个敌军的军官被杀死、虐待，然后复活。在回答他是谁时，这男孩说：“我当然是爸爸。”这时候所有人都变得对他很友善，并且说（弗里茨的声音在此时变得很温柔）：“对，你是爸爸，那么请你过来这里。”在另一次幻想中，队长同样也经历各种虐待，包括蒙上眼睛和被侮辱。但他说在此之后，他就对队长非常好，并补充说：“我只是把他对我做的事，还给他而已，然后我就不对他生气了。如果我没有还给他，我会对他很生气。”他现在很喜欢拿面团来玩，说他在衣柜间里烤面团（他指的衣柜间是一个小纸箱，里面有一个凹洞。他用这个箱子玩游戏）。有一次在玩的时候，他给我看两个士兵跟一个护士，说那是他自己、他哥哥跟他母亲。我问他哪一个士兵是他时，他说：“下面有刺的东西是我。”我问他下面会刺人的东西是什么。他说：“鸡鸡。”“那会刺人吗？”他说：“在玩的时候不会，但是真的时候——不是，我说错了，在真的时候不会，可是在玩的时候会。”他透露了愈来愈多而广泛的幻想，经常是关于魔鬼，也会有关于队长、印第安人、强盗跟野生动物的幻想。在这些幻想和他伴随的游戏里，他对这些对象的施虐冲动都清楚显现出来，但另一方面，他也把与母亲相关的愿望表现出来。他经常描述他如何将魔鬼、敌军军官或国王的眼睛挖出来，或是把他们的舌头割断，他甚至拥有一把可以像水底动物一样咬人的枪。他随时都在变得更强壮、更有力量，任何方法都杀不死他，他也反复说他的大炮大到可以顶到天空。

在这时期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做进一步诠释，因此只偶尔会让他意识到某些单一事件，而且是仅止于给他暗示。此外，从他幻想和游戏的整体趋势，以及他偶尔冒出的谈话中，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一部分的情结已经浮现到他的意识层面，或至少是潜意识层面，这样也就足够了。所以有一次他坐在马桶上，说他要做面包卷，他母亲迎合他的说法，说：“那就赶快做你的面包卷。”他便回答：“如果我做出面团，你就会很高兴了。”然后立刻补充说：“我说面团，不是说卡奇。”他在上完时说：“我真是厉害，我做了好大一个人。如果有人给我面团，我就可以做出一个人来。我只需要尖尖的东西来做眼睛跟扣子。”

从我开始偶尔给他一些诠释，到这时候为止，大约过了两个月。接着我的观察中断了大约两个月。这段时间，他的焦虑（恐惧）浮现出来。从他拒绝跟别的孩子玩他最近很爱的强盗跟印第安人的游戏，就预告了这点。除了在两岁到三岁期间，他有过夜惊（night-terrors）以外，他从不曾明显地深感恐惧，或者至少我们从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迹象。因此现在表现出的焦虑，可能是因为分析进展而显现出来的症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试图更强烈潜抑逐渐浮现到意识层面的东西。而这些恐惧之所以释放出来，可能是听格林童话引起。他近来变得很爱听，也很爱讲格林童话。此外，他之所以显露恐惧，或许也是因为他很习惯黏着母亲，而他母亲有几个星期身体不适，无法特别关心他，可能因此促使原欲转变成焦虑。恐惧大部分都在入睡前表现出来。相较于之前，此时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让他入睡，有时候他还会在睡梦中突然惊醒。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退步了。他单独玩耍和说故事的时间大幅减少。他变得非常热衷于学习阅读，甚至显得过度热衷，会想连续学好几个小时，而且一天到晚都在练习。他也变得比较调皮，比较不开心。

当我再度有机会——虽然只是偶尔——关心这个孩子时，他告诉我一个当时让他很惊恐，而后来在白天也仍使他感到害怕的梦。不过跟先前情况完全相反，他是在对抗了强烈的阻抗之下，才勉强说出这个梦。在梦中，他本来在看绘本，绘本里有些骑马的人，然后书本打开，两个男人从里面跑出来。他跟他的哥哥姐姐黏着妈妈，想要逃走。他们来到一间房子的门口，有个女人对他们说：“你们不能躲在这里。”但是他们还是躲了起来，因此那些男人找不到他们。尽管有强烈的阻抗，他还是说出这个梦，但当我开始诠释梦境时，他的阻抗更加强烈。为了避免过度刺激他，我的诠释很短而且不完整。在联想概念方面，我只就那两个男人有棍子、枪跟刺刀等，谈了一点点。我解释说这代表他想要但同时又害怕父亲的大鸡鸡，他反驳说：“那些武器是硬的，可是鸡鸡是软的。”我解释说，当他做他想做的事时，鸡鸡也会变硬，他没有太多阻抗就接受了这个诠释。他接着更进一步描述说，他觉得有时候好像一个男人是塞在另一个男人里面，所以只有一个男人。

无疑地，在此之前鲜少注意到的同性恋元素此时已经浮现出来，这也显现在他之后的梦境跟幻想中。他的另一个梦则跟恐惧感无关。在梦里，所有的镜子跟门之类的后面，都有伸出长长舌头的狼。他把它们全部射死。他不害怕，因为他比它们强壮。之后的幻想也跟狼有关。有一次，他在入睡前又变得害怕，他说他很害怕墙上那个有灯光照进来的洞（为了暖气设备设置的开口），因为它照在天花板上也像是一个洞，所以可能会有男人用梯子爬到屋顶上，从那个洞进来。他也讲到魔鬼是不是坐在炉子上的洞里。他回忆说，他在一本绘本里看到这个画面：一个女士在他的房间里。突然间她看到魔鬼坐在炉子的洞里，尾巴突出来。他的联想显示他害怕那个爬梯子上来的男人会踩在他身上，踩伤他的肚子，而最后他承认他担心自己的鸡鸡。

此后不久，我听到他现在已很少出现的“肚子冷”说法。在一段有关胃与肚子的对话中，他透露了下面这个幻想。“胃里面有一个房间，里面有桌子跟椅子。有个人坐到椅子上，把头放到桌上，结果整间房子就倒了。天花板掉到地上，桌子也倒下来，整个房子都倒了。”我问：“这个人是谁？他是怎么进去的？”他回答说：“一根棍子从鸡鸡穿过去，进去肚子里，然后他从这里进去胃里。”在这个例子里，他对我的诠释几乎毫不抗拒。我告诉他说，他是想象自己取代妈妈的位置，而希望爸爸对他做他对妈妈做的事。但是他害怕（就像他想象妈妈也会害怕一样）万一棍子，也就是爸爸的鸡鸡，进到他的鸡鸡里时，他会觉得痛，而他肚子里面、胃里面的所有东西就会被毁掉。还有一次，他说到他对某个格林童话故事的恐惧。故事是说有个巫婆给一个男人下毒的食物，但是他把食物给马吃，马就因此死了。这孩子说他很怕巫婆，即使别人说事实上根本没有巫婆，也有可能是假的。有些皇后很漂亮，但也有皇后是巫婆。还有他很想知道毒药是什么样子，是固体还是液体。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怕妈妈会对他做什么坏事，他是否对她做过什么事，或曾经希望她怎么样。他于是承认他在很生气的时候，曾希望她跟爸爸会死掉，他也曾经在心里想过“肮脏的妈妈”。他也承认当她禁止他玩鸡鸡时，他相当生气。在对话过程中，我也发现，他害怕有个士兵会给他毒药，因为他把脚放到一台推车上，打算跳上去，而那时这个陌生士兵就在商店橱窗前看着他。我诠释说，这个士兵是他爸爸，要惩罚他顽皮地试图跳到推车上——他的妈妈身上。于是他开始询问关于性行为本身，这是他到目前为止从来没问过的。男人怎么把他的鸡鸡放进去？爸爸是不是想再做一个小孩？人要到多大才能做小孩？阿姨也可以对妈妈这样做吗？等等。阻抗再度减轻了。首先，在他开始陈述之前，他先开心地问说，他觉得“恐怖”的事，会不会在我解释之后，又变成让他觉得愉快的事，就像很多到目前为止的事一样。他也说，即使他现在还是会想到，但已经不害怕我跟他解释过的所有东西了。

很可惜我无法获得他更多的联想概念，因此无法进一步理清毒药代表的意义。大致而言，借由联想而做的诠释有时候会成功，通常是因为接续而来的概念、梦境与故事已经解释并完成了之前所做的诠释。这也解释了为何我的诠释有时候会很不完整。

在这个案例里，我拥有大部分未受诠释的丰富素材。这个孩子除了有一个主要的性理论之外，还显现出其他不同的诞生理论和思考倾向，虽然这些理论显然是并行存在的，但其中总有某一个理论会在某个时期较为明显。我认为，上面幻想里提到的女巫，只是他借由隔离母亲意象，而产生的一个人物（在当时经常出现）。我也可以从他近来对女性明显表露的矛盾态度中看到这点。大体而言，他对女性与男性的态度都相当良好，但我偶尔会观察到他对小女孩以及成年女性表现出不合理的反感。他为了让他爱的母亲保持这个理想形象，而从她身上分割出来的第二个女性意象，是一个有阳具的女人。对他而言，显然他可以借由这个女人通往他现在已明显表现的同性恋欲望。就他而言，母牛也代表有阳具的女人。他不喜欢母牛这种动物，却非常喜欢马。就这点提出的一个例子是，他表示很厌恶母牛嘴边的泡沫，说那是母牛想要对人吐口水，但相反地，他却说马想要亲他。母牛对他而言代表有阳具的女性，这点非常明显地表现在他的幻想，以及他的许多话里。他曾经多次在排尿时将阴茎等同于母牛。例如他说过：“母牛弄出牛奶到马桶里。”或在打开裤子时说：“母牛从窗户探出头来。”巫婆交给他毒药所代表的意义，可能也跟他那个进食受孕的理论有关。几个月前，还没有任何征兆显示出他对女人有这样矛盾的态度。当时他听到有人说某个女士很讨厌时，还相当震惊地问：“会有人讨厌女士吗？”

他也透露了另一个跟焦虑情绪有关的梦，同样显示出很强烈的阻抗。他说他不可能说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太长了，他需要一整天才说得完。我回答说，那他只要告诉我一部分就好，他回答：“但是光是那个长度就很可怕了。”而他很快领悟到，这个梦主要跟一个巨人有关，那个“可怕的长度”是指巨人的鸡鸡。这个巨人以不同的样子一再出现，包括变成一台飞机，被人带到一栋建筑里。那栋建筑看不到门，周围也没有地面，但是窗户里挤满了人。巨人身上挂满了人，朝他扑来。这个幻想跟父母亲的身体有关，也表达了他对父亲的渴望。但是他幻想自己经由肛门怀孕并生下父亲（有时候则是母亲）的诞生理论，也在这个梦里出现。在这个梦的结尾，他变得可以单独飞起来，并借助已经从火车跑出来的其他人的帮忙，将巨人锁在移动的火车里，然后带着钥匙飞走。在我的协助下，他自己诠释了大部分的梦境。他通常很喜欢自己诠释，而且会问这个梦是不是在“里面很深的地方”。他认为那里储存了他不知道的所有关于自己的事。他也会问是不是所有大人都会解释他的梦等等。

他还提到另一个愉快的梦，但他不太记得梦的内容，只记得有一个军官，戴着一个外套领子，而他也戴上类似的外套领子。他们一起从某个地方出来。四周很黑，所以他跌倒了。在我诠释说这个梦同样是关于他父亲，以及他想要有跟父亲一样的鸡鸡，他忽然想到梦中不愉快的事是什么了。那个军官在梦中威胁他、压着不让他起来等等。在他这次相当乐意做的自由联想里，我只强调一个细节。我问他，他跟那个军官是从哪里一起出来？他想到的是一家商店的院子，他很喜欢那里，因为会有小小的火车沿着狭窄的轨道，在商店里跑进跑出——同样地，这表示他希望跟爸爸同时对妈妈做爸爸所做的事，但他跌倒而失败了，此时他便将自己对父亲的攻击性投射在父亲身上。同样地，我认为，当中显现的是非常强大的肛门性欲和同性恋性欲（毋庸置疑地出现在许多关于恶魔的幻想中。在幻想里，恶魔都住在洞穴或怪异的房子里）。

在重新开始观察，主要针对焦虑梦境进行联想分析大约六星期后，个案的焦虑就完全消失了。睡眠和入睡毫无问题，游戏跟社交状况也无可挑剔。他原本的焦虑还伴随着对于街上儿童的轻微畏惧症。事实上，这项畏惧症的根源是街上的男孩子经常威胁他、欺负他。他很怕单独过马路，即使别人一再劝说也不肯尝试。由于最近一次旅行的干扰，我无法分析这个畏惧症。但除此之外，我认为这个孩子的状态很好。几个月后，当我有机会再见到他时，这个印象更加强烈。在这期间，他也以他告诉我的下列方式，克服了他的畏惧症。在我离开之后不久，他先是闭着眼睛跑过马路，然后是转头不看地跑过马路，最后终于能相当镇定地穿越马路。但在另一方面，他坚决地不愿意接受分析，也厌恶说故事或听童话。这或许是他试图自我治疗而导致的结果，因为他骄傲地对我保证说他现在什么都不怕了！但这项我在半年后才能确定到底是永久的成果，还是只是他企图自我治疗的结果？还是至少有一部分，是治疗停止的后续效果之一？因为我们确实经常看到个案的一两项症状会在分析结束后才消失。

除此之外，我可能不会对这个个案做出“治疗完成”的结论。这种只偶尔伴随诠释的观察讨论并不能称为治疗，我宁可称之为“具分析特质的教养方式”。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不想断定这个过程在我到目前为止描述的这个时间点就已经结束。我认为，他对分析有如强烈的阻抗，以及不愿意听童话故事，都显示他未来的教养过程里，可能还会不时需要采用分析方法。

从这里可以谈到我想从这个个案得出的结论。我认为，任何儿童教养都需要分析的帮助，从疾病预防的观点来看，分析可以提供非常有价值而无可限量的协助。虽然我只以该个案证明精神分析非常有助于教养就做此主张，但另一方面，在我观察与接触许多教养过程中没有精神分析协助的孩子后，所获得的成果也支持这项结论。我只在此援引我熟知的两个儿童发展个案为例。这两个个案似乎很适合作为例子，因为这两个个案都没有出现精神官能症或异常发展，而被认定为正常。个案都有很好的天性，也受到合理和慈爱的教养。举例来说，父母的教养原则之一是准许他们问任何问题，而且会乐意回答。在其他方面，他们的父母在给予孩子意见时，比一般父母更自然、更自由，同时也给予孩子慈爱但相当坚定的指引。然而只有一个孩子（而且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充分利用这样的自由，来针对性启蒙提出问题和获取信息。很久之后——在几乎长大成人之后——这个男孩子说，他当时询问出生问题时，所获得的正确答案，对他而言其实是完全不够的，这个问题一直在他心里占据了很久。那些信息虽然响应了他的提问，但可能因为没有包含父亲扮演的角色，而不完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男孩子虽然心里一直为此困扰，也从不曾怀疑父母会愿意回答，但基于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理由，他从来不曾提出任何相关的疑问。这个男孩子在四岁后开始变得害怕跟他人有亲密接触——尤其是跟成人，此外也开始害怕甲虫。这两项畏惧症持续了几天，最后逐渐在情感和习惯化的协助下，几乎完全克服。但是对小动物的厌恶始终没有消失。之后这个男孩子也从没有表现出社交欲望，即使他对此已经不再有直接的厌恶。他在心理、生理和智能等其他方面都发展得很好，也相当健康。不过，我认为看似完全克服的畏惧症仍留下些许痕迹，包括明显的不善社交、拘谨、内向等相关特质，而这些特质也成为他人格中永久存在的元素。第二个例子是一个女孩子。她在出生后头几年里显得天赋异禀，对知识异常渴望。然而，从五岁开始，这个孩子探究事物的冲动大幅减弱，逐渐变得肤浅，失去学习的兴致，也没有任何深度的兴趣。即使她无疑地拥有很高的智能，但到目前为止（现在她已经满十四岁），只显露出中等智能。虽然受到赞许的好的教育原则，迄今已经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但一如过去和现在的教育家所知，每个人适合什么样的教养方式，至今仍是几乎无解的。任何有机会观察儿童的发展，或有机会深入了解成人人格特质的人，都知道有些很有天分的儿童会突然变得落后迟缓，而且找不出理由，方式也各不相同。有些在此之前都很乖巧听话的孩子，会变得内向、难以管教，甚至非常叛逆而有攻击性。之前开朗和善的孩子会变得内向孤僻。还有些孩子拥有过人的智力天赋，原本可能绽放出少见的花朵，却在含苞待放时突然枯萎。聪颖过人的孩子可能在某些小事上失败，从此气馁沮丧，失去自信。当然，这类发展中的阻碍，也经常能够圆满地克服。但是，较小的阻碍虽通常能在父母的照顾下化解，却常会在数年后浮现，成为难以克服的困难，甚至可能导致精神崩溃，要不至少是带来许多痛苦。各种会影响发展的伤害和抑制实在不可计数，更不用说有些人后来还因此成为精神官能症患者。

即使我们肯定有必要在教养过程中引入精神分析，但是这不表示要全盘丢弃迄今仍受到肯定的、好的教育原则。精神分析必须是协助教育的帮手，使教育更完整，而不要去碰目前为止被认为是正确且普遍接受的教育基石。真正好的教育学家一直都在——潜意识中——努力朝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一直努力要借由爱与理解，去碰触儿童更深层的、有时难以理解，而且显然应受谴责的冲动。如果说教育学家在这项工作上并不成功，或只成功了一部分，那么该责怪的不是他们，而是他们使用的权宜之计。莉莉·布朗恩（Lily Braun）在她优美的《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回忆录》（Memoiren einer Sozialistin）书中，写到她如何试图以她自己即将分娩这件事为出发点，想启蒙她的两个继子（大约十岁和十二岁的男孩子）了解与性有关的事，进而赢得他们的同理与信任。但她遭遇到直接的抵抗和拒绝，不得不放弃尝试，因此非常难过无助。多少父母最大的希望就是要保有孩子的爱与信任，却会突然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必须承认自己从来不曾真的拥有孩子的爱或信任。

我们回来谈前面详细描述的这个例子。精神分析是在什么基础下，被引入这个孩子的教养中？这个男孩子本来有游戏抑制的问题，同时也抑制听故事或说故事的欲望。此外他也愈来愈沉默寡言，过度挑剔、心不在焉以及内向孤僻。虽然这孩子此时整体的心理状态还不能说是生病，但我们仍有充分理由，以模拟的方式假设可能的发展。这些对于玩耍和听说故事的抑制、对小事的过度挑剔、心不在焉等等，在之后的阶段都可能发展成精神官能症特质，而沉默寡言和内向孤僻也可能发展成人格特质。我必须在此附注以下这很重要的一点：这里指出的特异之处，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多少有一点了，只是没有这么明显。直到它们更进一步发展，并加上其他特点时，才形成比较引人注意的现象，也才让我认为有必要以精神分析介入。然而，在此之前及之后，他都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若有所思的表情，这种表情在他说话比较流畅之后，跟他所说出的正常但绝对不算特别聪明的话，毫无关联。他现在变得开朗爱说话，明显需要同伴，而且不只是跟小孩，他也会跟大人同样开心自由地交谈。这些都跟他以前的性格形成强烈对比。

然而，我还从这个案例里学到另一件事。我发现，及早以精神分析介入小孩的教养，在我们能接触到孩子的意识时，就准备与他的潜意识建立关系，这做法不但有必要，而且会带来很多好处。这样一来，也许在抑制或精神官能症特质一开始出现时，就能被轻易消除。正常的三岁孩子，或许甚至是经常显现出活跃兴趣的更小的小孩，无疑地都已经有足够的智力，能够理解别人给予的解释。在这类事物上，较大的孩子因为已经有较强烈的、固着的阻抗，而有些情感上的阻碍。相较起来，倘若大人的教育还没有发挥太大的有害影响，较小的孩子反倒会更接近自然的事物。而比起这个已经五岁的个案，我们对小小孩更可能做到以精神分析来协助教养。

整体采取这种教育方式，对个人或整体社会而言，会带来多大的希望，或是会带来多深远的影响，其实都不需要担忧。每当我们遭遇很小的小孩的潜意识时，也一定会同时面对他所有完整的情结。这些情结有多大部分是与生俱来，属于人类基因的？又有多少是后天获得？根据史迭凯（A.Stärcke）认为，阉割情结有后天的根源，因为婴儿会发现，他认为属于他所有的母亲的乳房会不断地消失。对粪便的厌恶也被认为是阉割情结的根源之一。以这个男孩的例子来说，尽管大人从来没对他使用过威胁的言语，而他也相当直率无惧地表现出喜欢自慰的乐趣，但他仍有相当明显的，部分源自于俄狄浦斯情结的阉割情结。无论如何，关于这项情结和事实上各种情结的形成，其根源都太过深层，不是我们能追根究底的。我认为，上述案例的抑制与精神官能症特质甚至应该可追溯到他开始说话以前。当然我们可以更早，且更容易克服这些抑制与特质，虽然无法完全阻断造成这些问题之情结的活动。我们也绝对没有理由担忧早期分析会带来太深远的影响，担忧这么做可能会危及个人的文化发展，以及人类丰富的文化宝藏。不论我们追溯分析到多深，总是会遇到必须喊停的关卡。许多潜意识的与各种情结纠缠交错的部分，仍会持续活跃于文化的发展中。早期分析能做的是保护个人免于严重的冲击，以及协助个人克服抑制。这不但有助于个人健康，也有助于文化的健康，因为克服抑制将有助于开启很多发展的可能性。就我观察的这个男孩而言，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部分潜意识问题获得满足后，普遍性的兴趣便被激发出来。相反地，在他更进一步的潜意识问题出现并吸引他全部兴趣后，他的探究冲动又再度衰退。

因此更详尽地来说，愿望和本能冲动的影响，只有在被意识到后才能削弱。不过，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观察表示，这对幼儿而言，就跟对成人一样，不会带来任何危险。确实，我先从诠释开始，然后逐渐增加分析介入之后，这个男孩子显示出明显的性格改变，也伴随着出现一些“不方便”的特质。这个在此之前一向温和、少有攻击性的男孩子，变得很有攻击性、爱争执，而且不只是在幻想中，在现实中也是如此。同时伴随而来的还有成人权威的下降，但这绝对不同于他无法肯定其他权威。他同时拥有健康的怀疑态度，也就是想要自己看到并了解别人要求他相信的事物，他也能够肯定其他人的天赋或技艺，尤其是他深爱且尊敬的父亲与他的哥哥卡尔。然而，由于其他原因，他在面对女性时，则觉得自己较为优越，要保护对方。权威的降低主要表现在他亲近和善的态度，包括对父母的态度。他很在乎能够有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愿望，因此他也觉得很难听话服从。然而他很受教，很容易学会较好的行为，而且还算听话，并愿意以服从来取悦他敬爱的母亲，尽管这些对他而言经常是很难的。总而言之，尽管有这些“不方便”特质，他的教养并没有出现特殊的困难。

他发展得很好的行为规矩的能力，并没有丝毫的减损，事实上还受到激发而更强。他很容易也很乐意给予，会为他爱的人牺牲自己的利益。他很体贴他人，非常善良。我们从这里看到的，跟在成人精神分析中发现的一样，精神分析不但不会对这些成功的人格特质有负面影响，甚至还会让他们更为增强。因此我认为我可以推定，早期的分析也不会伤害到现有成功的潜抑、反向作用（reaction-formation）和升华，相反地，还会开启未来升华的可能性。

我在此还必须提出早期分析的另一个困难。由于精神分析将他的乱伦愿望（incest-wishes）带入意识层面，因此他对母亲的热情依恋虽然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明显流露，但他从不曾像热情洋溢的小男孩该有的样子，尝试跨越已建立的界限。他与父亲的关系非常良好，尽管（或者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攻击愿望。在这个例子里，同样地，意识到的情绪会比潜意识的情绪容易控制。在承认自己乱伦愿望的同时，他已经开始尝试摆脱这种热情的控制，将其转移到比较适合的客体上去。我认为，从前面引述的一段对话中，他痛苦地确认至少他可以跟母亲住在一起，就可以推论出这点。其他经常重复出现的话也显示出部分脱离母亲的历程已经开始，或者显示他至少已经开始尝试。

所以我们可以期望他会借由适当的途径，也就是选择与母亲意象相似的客体，完成脱离母亲的历程。

我似乎从没听过，早期分析会使一个孩子在接触到不同想法的环境时产生问题。儿童可以敏锐察觉到极度温和的拒绝，因此能清楚分辨在哪里可以得到理解，哪里不能。以这个男孩子而言，他在几次轻微尝试不成功之后，就完全放弃跟他母亲与我之外的人透露这方面的事，但是他仍会对其他人透露其他的事。

另一件很可能造成不便的事，结果也证实很容易处理。这个孩子有股天生的冲动，会利用分析作为娱乐的工具。晚上，当他应该上床睡觉时，他会说他刚想到一个想法，必须立刻讨论。或者他整天都会用这个说法试图吸引别人的注意，或者在很不适当的时间找我们说他的幻想。简而言之，他会尝试各种方法，让分析成为最重要的事。在这件事上，佛朗德博士给我一个很有帮助的建议。我特别为分析订出一个确切的时间——即使偶尔必须改变。因此，虽然我跟这孩子在日常生活上亲近且互相关联，我们有很多时间能在一起，但这个规定仍是严格地执行。在几次尝试破坏规定不成后，他就乖乖地顺从了。同样地，我严格反对他以其他任何方式，对他父母或我本身发泄分析中透露出来的攻击性，并要求他维持一般标准的礼貌，他在这些事上也很快就顺从了。虽然我们这里所讲的是一个五岁多的孩子，比较能讲理，但是我确定对于比较小的孩子，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工具和方法来避免这些缺点。至少有一个重点是，不会对较小的孩子进行这么细节的对话，而是在游戏或其他机会中偶尔给予诠释，他们可能会比大孩子自然且容易接受这些诠释。除此之外，到目前为止，一般社会习惯的教养方式都会教导小孩分辨幻想与现实、真实与虚假。因此区分愿望和实际去做（后者也是愿望的表达）是可以轻易融入教育方式中。儿童大致而言都很容易学习，也都有足够的文化天赋（culturally endowed），绝对可以轻易明白，虽然他们可以想象或希望任何事，但其中只有一部分可以真正实践。

因此我认为对于这些事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任何教养方式都可能会有困难，但至少由外而内的教养方式，会比那些在潜意识中由内呈现出来的教养方式，带给孩子较小的负担。如果一个人内心完全相信这个方法是正确的，那么只要有一点经验，这些外在的困难都能克服。我也认为一个因为接受早期分析而在心理上较为强韧的孩子，也比较能安然度过麻烦。

当然我们可以问，是否每个孩子都需要这样的协助。世界上肯定有一些完全健康、发展良好的成人，也绝对有类似的孩子，丝毫没有显现出精神官能症特质，或是能够不受伤害地克服这些特质。但是从精神分析的经验来看，我们应该可以认定，适用以上陈述的成人与儿童相对而言较少。弗洛伊德在《畏惧症案例的分析》中清楚表示，对小汉斯而言，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恋母情结，只会带来好处，没有任何坏处。弗洛伊德认为，跟其他孩子极端且常见的畏惧症相较起来，小汉斯的唯一不同之处只是它受到注意了。他表示这可能让他“享受到其他孩子所没有的好处，他不必再以潜抑情结的形式埋着心中的秘密；此情结在孩子往后的生命中总是具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如果不是为继发的精神官能症埋下伏笔，也必然会带来某些性格上的变形”。弗洛伊德甚至更进一步说：“‘精神官能症患者’与‘正常人’之间，并无清楚划分的界限——不论在孩童或成人皆然。我们对‘疾病’的概念不过是以实用为出发点的一道加法习题，规则是人生的潜在因素与可能发生的事件必须在超过阈值之前全部加总，因此必然有一部分人持续从健康人的范畴越界来到精神官能症的族群中……”等等。他在《孩童期精神官能症案例的病史》（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中写道：“如果说几乎没有小孩逃得过暂时的没有食欲或是恐惧动物这种失调状况，将有人会反对。不过这种说法正是我期待的论点。我正准备要说，成人的精神官能症都建立在孩童期就有的精神官能症上面，只是当时不尽然都严重到像这样引人注意而足以辨识。”因此，对大多数儿童而言，注意他们是否有刚萌芽的精神官能症特质将是明智之举。然而，如果我们想掌握并移除这些特质，那么及早进行分析性的观察，并偶尔进行实际上的分析，就是绝对的必须了。如果一个儿童在产生并表达对自己和环境的兴趣时，表现出性的好奇，并一步步地设法满足；如果他在这方面看来毫无抑制的样子，完全能吸收所接收的启蒙；如果他也在游戏和幻想中经历感受自己部分的直觉冲动，尤其是不受抑制地经历俄狄浦斯情结；如果举例来说，他喜欢听格林童话故事，而且不会因此显得焦虑，大致上显得心理平衡，那么在这些状况下，或许早期的分析就没有必要。不过即使是在这些少见的例子里，早期分析还是可能带来益处，因为即使是发展最良好的人也可能因许多抑制而受苦，而早期分析正可以帮助克服这些抑制。

我特别选出听格林童话故事后会不会焦虑，来作为儿童心理是否健康的指标，因为在我认识的许多儿童里，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这样。现在坊间出现了很多这些故事的修改版本，或许部分原因就是希望避免这种焦虑。现代教育也偏好比较不恐怖的童话故事，比较不会碰触到被潜抑的情结（不管是愉悦的或是痛苦的）。然而我认为，有了分析的协助，我们不但不需要回避这些故事，更可以直接用它们作为诊断的标准以及便利的工具。在这些故事的帮助下，儿童由潜抑而产生的潜在恐惧反而更容易显现出来，也因此更能借由分析彻底处理。

以精神分析为原则的教养，在实务上该如何实行？根据分析经验而确切建立的基本要求是，家长、保姆和教师自己应该先接受分析，但这点恐怕在长久的未来都会是难以实现的愿望。即使得以实现，即使我们或许能确定本文开头提及的一些有益的讯息会获得实践，但仍不可能预期他们能进行早期的分析。因此我希望在此提出一个不得已的建议，或许可发挥暂时的效用，直到时机成熟，带来更多可能性为止。我的建议是成立幼儿园，领导阶层当中必须有女性分析师。当然这位女性分析师手下必须有几位接受过她训练的保姆，能观察一整群儿童，辨识是否适合采取分析介入，并能立即加以实行。这个提议当然很可能基于许多原因而遭到反对，其中之一就是儿童会从很小开始，就在心理上与母亲疏远。但我认为儿童会因此获得许多，而母亲最终也会在其他方面赢回她可能在这方面失去的。

(1947年附注：本文中具体呈现的教育结论，必然与我当时的精神分析知识一致。由于我之后的论文完全没有提及关于教育的建议，因此我的教育理念的发展，并不像我的精神分析结论的发展，那么清楚地呈现在本书中。我必须特别提出，如果我现在要提出关于教育的建议，一定会大幅扩增并修正我在本文提出的观点。）

第二章 青春期的抑制与困难（1922）

大家都知道孩子在进入青春期时，经常会出现心理上的困难以及明显的人格改变。在此我想探讨男孩所遭遇到的一些问题，女孩的发展则需要分开来讨论。

一般人可能认为，男孩缺乏处理其性成熟与随之而来巨大的身体变化所需要的心智功能，这便足以解释上述的困难。受到其性能力的巨大影响，男孩感觉自己受到不被允许也无法满足的愿望与渴望所宰制，显然他必须承受沉重的心理负担。但是这样的说法，尚不足以充分了解在这个年纪常会遭遇到的各种深层困难与问题。

有些过去充满信任和愉快特质的男孩，突然或逐渐变得神秘兮兮与叛逆，并且会反抗家庭与学校，无论宽容或严厉以待都无法影响他；有些男孩失去学习的企图心与乐趣，以致成绩低落而引起关注；其他男孩则被一种不健康的热情所控制，有经验的老师会注意到隐藏在这些行为背后的，是脆弱而受伤的自尊。青春期翻搅出许多强度不等的冲突，其中有许多冲突以前就存在，只是看似较轻微而未受注意；现在，这些冲突可能以最极端的样貌呈现，例如自杀或某些犯罪行为。就像常发生的状况，如果父母与老师未能持平对待这个阶段里的这些沉重呼唤，将会造成更多伤害。许多父母在孩子退缩时会去鞭策他们，却无法在他们需要父母的信任时给予鼓励；老师们经常因为急于考试的成功，而疏于探究孩子明显的失败，亦未能对它所意味的痛苦表示同情与了解。无疑地，善解人意的成人最能帮助孩子们排解这些事情；不过，若高估了环境因素对于解决这些困难的影响，则是一大错误，因为即使关爱善解的父母投入最大努力，也可能无法帮上忙，或是弄清楚孩子的无知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困扰。成熟而有洞察力的老师同样可能因无法了解困难的背后是什么而受挫。

于是，我们迫切需要探索在明显的身体与心智活动之外的区域，这些区域是那些受苦的孩子或不能谅解的父母所不知道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借由精神分析的帮助来探寻潜意识的起因——精神分析已经教导我们许多这方面的事情了。

弗洛伊德在治疗成人精神官能症患者的过程中，发现了婴儿期精神官能症（infantile neurosis）具有显著的重要性。经过多年与成人的工作，他和学生们找到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精神疾病的病因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儿童时期，在那个时期人格被决定了，病态的因子亦被种下，日后，当压力过大，以至于不稳定的精神结构无法承受时，这些因子便导致了疾病的发生。因此本来看似健康的，或者顶多有点紧张的孩子们，可能会因为额外的一般压力而遭受相当严重的崩溃。在这些案例中，介于“健康”与“疾病”，“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界线是流动的，永远无法清楚切割；弗洛伊德最重要的发现在于，这种流动性是一种广泛的常态。他发现“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差别是数量上的，而不是结构上的，这项来自经验的发现也在我们的分析工作上不断得到验证。由于漫长的文化发展，我们从出生起就拥有潜抑本能、渴望及其想象的能力，也就是将它们从意识中排除到潜意识里，在那里它们被保存着，不只活着，实际上也在成长。当潜抑失败时，它们便倾向导致各种疾病出现。潜抑的力量作用在最受到禁制的本能刺激上，特别是性的本能。“性特质”必须以最广泛的精神分析意义来理解，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教导我们：性特质从生命一开始便活跃着，刚开始时是借由满足“部分本能”来追求愉悦，而不是像成人一般，为了生殖而服务。

婴儿式的性渴望与幻想，会立即依附在最可触及与有意义的客体上，也就是父母，尤其是两者中的异性。每一个正常的小男孩都会对母亲显现出热情的爱意，且在三到五岁之间，至少会有一次宣示他想要娶她。之后很快地，他的姐妹将会取代妈妈而成为他渴望的客体。这种没有人会当真的宣示，宣告了他非常真实的热情与渴望——虽然是潜意识的，却对他的整体发展有极大的重要性。这些渴望的乱伦性质激起了严峻的社会责难，因为一旦它们被实现，将会导致文化的退行与崩解，于是这些渴望注定会被潜抑，而在潜意识中形成了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称此为精神官能症的核心情结。神话学与诗支持了将俄狄浦斯带向弒父以及与母亲乱伦一途的渴望之普同性，而对病患与健康者所做的精神分析，亦显示了它们存在于所有成年人的潜意识生活中。

在青春期如风暴般席卷而来的本能，使男孩在其情结上的挣扎难上加难，而他有可能屈服。此时，逐渐浮现而活跃争取注意的渴望以及幻想，与自我潜抑力量之间发生的战斗，过度地削弱了他的力量。自我的失败将造成各种问题与抑制，包括疾病。比较好的情况是互相对抗的元素达到了某种平衡的状态。这种对抗的结果将会永远地决定男孩性生活的特质，于是也决定了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得要记得，在青春期必须完成的要务，是要将儿童不一致的“部分性本能”，组织整合为具有生殖的功能；同时，男孩必须于内在脱离与母亲的乱伦连结，虽然这些连结仍然会继续成为日后爱之模型的基础，但如果他要发展成为一个健壮、有活力且独立的男人，他就必须相当程度地在现实中脱离他对双亲的固着。

毋庸置疑地，个体在青春期时必须面对由其非常复杂的心─性发展所设定的繁重任务，并会受苦于或多或少都会持续的抑制。有经验的老师告诉我，许多原先惹麻烦的男孩，当他们安定下来，变成勤奋受教的好孩子时，他们的活力、好奇心与开放程度等方面显然都变弱了。

那么，对于男孩的困境，父母与老师能做什么来帮助他呢？若能对造成其问题的缘由有些了解，将会对他们与小孩接触的方式有比较好的影响；因为孩子的反抗性、缺少爱与可议的行为所引起的痛苦与干扰，也都会变得可以理解而较能忍受。老师也可能认知到男孩与其父亲的俄狄浦斯对立移情，会朝向他们而来。我们在分析青春期的男孩时，可以见到老师是多么常成为过多的爱与赞美，以及潜意识的恨与攻击的接受者。恨与攻击引起的罪疚感与自责，也会在男孩与老师的关系上起作用。

孩子情绪的困惑与暧昧不明，会导致他们排斥学校，拒绝所有的学习与知识，有时甚至达到折磨的地步。老师的和善与了解可能发挥舒缓的效果，师长对孩子坚定的信任，能够加强他们摇摆不定的自尊，亦能缓和其罪疚感。最好的情况是父母与老师能够保留或创造一种允许自由讨论与性相关问题的氛围——如果这是孩子所渴望的，更不用说应该避免对与性相关之事务，采取吓唬或恫吓性的警告，特别是对于青春期普遍存在的自慰，吓唬或恫吓所造成的伤害将难以估计，远远超过任何可能的好处。莉莉·布朗恩在其精彩的著作《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她在怀孕期间如何和青春期继子们建立友善的关系，以便能够给他们一些性的启蒙。她的努力因为受到责难与排斥而被迫放弃了，这可能是最天才型之性教育的命运。拒绝或冷淡待之可能是难以克服的。在早期所错失启蒙小孩的良机可能永远不会再现，但是，如果可以开启儿童的性启蒙，许多困难可能会减轻，甚至移除。

一旦这些对策都用尽，父母与老师们可以运用的资源耗竭了，便需要找到更有效的协助方式，精神分析可以提供这些帮忙。借由精神分析，我们能够找到引起问题的缘由，并移除不良的后果。虽然经过数年之经验累积，精神分析的技术仍然在成长中，但它能让我们发现引起问题的导因，使它们能够为当事人所知，因而有助于调节意识与潜意识的要求。许多对儿童的成功分析使我相信，在专业而正确的操作下，精神分析并不会对儿童造成比成人更多的危险。一般所担心精神分析减弱了儿童的自发性，并不为实务所支持；许多儿童在冲突波涛中失去的活力，在分析之后完全恢复了。即使是相当早期的分析，也不会将孩子变成没有教养和不合群的人；相反地，事实上，当他们从抑制中解放之后，便能够充分将其情绪与智能的资源运用在文化与社会的目标上，为其发展而服务。

第三章 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1923）

1947年注：本章应与下一章《早期分析》连着阅读，该章处理了非常相近的题材，而且大部分是根据相同的素材。

在精神分析中广为人知的事实是，在对考试的恐惧中（例如有关考试的梦境），焦虑是从某些带有性特质的事情上，被置换到理智的事情上。沙爵（Sadger）在其著作《论考试焦虑与考试的梦》（über Prüngsangst und Prüngstraüme,1920）中谈到，不论是在梦里或是现实中，对考试的恐惧都等同于对阉割的恐惧。

在学校里经历的考试恐惧明显与抑制相关。我发现抑制是不同形式与程度的厌恶学习，从明显的不情愿到看似“懒散”，连孩子或周遭的人都难以辨识这是一种对于学校的反感。

在儿童的生活中，学校意味着他所遭遇到的崭新现实环境，而这个环境通常被认为是非常严格的；他适应这些要求的方式，通常也代表了他对于一般生活中各种任务的态度。

学校之所以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大致上是基于以下事实：对每个人来说，学校与学习最初都是由原欲所决定的，因为学校迫使孩子升华其原欲本能的能量。毕竟，在学习各种科目上，生殖活动的升华具有决定性的角色，于是学习也会相对地被阉割恐惧所抑制。

在入学时，孩童离开了构成其固着及“情结形成”（complexformation）基础的环境，发现他面对着新的客体与活动，现在他必须在这些事物上测试他的原欲活动性。然而，为了推展一个对他来说经常是无法克服的新任务，他必须多少放弃一些被动的女性态度，对他而言，这样的态度迄今都是可被接受的。

我现在要详细讨论的例子，是对于上学、学校本身、老师以及学校活动之原欲重要性的分析。

十三岁的菲力司（Felix）大体上是不爱上学的。相当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他的智能禀赋甚佳，却明显缺乏任何兴趣。在分析中，他提到一个大约在十一岁时做的梦，当时学校校长刚去世不久。“他在上学的途中遇到了钢琴老师。校舍起火了，路树的枝条被烧光，只剩下树干孤零零地矗立着。他和他的音乐老师一起走过燃烧中的建筑物，毫发无伤等等。”一直到后来，当分析发现学校的意义如同母亲，而老师与校长如同父亲时，才能对这个梦做完全的诠释。以下举一两个来自分析中的例子：菲力司抱怨这些年来，他从来未能克服在学校被叫到时无法起立的困难。他联想到女孩子站起来的样子很不一样，并示范男孩子起立的不同之处，在于双手的一个动作暗示了生殖器的位置，而且清楚显示了阴茎勃起的形状；他想要在老师面前表现得像是女孩子一般，代表了他对父亲的女性态度。与起身有关的抑制，经证实是受到阉割恐惧所左右的，这样的恐惧影响了他后续对学校的整体态度。他曾经在学校产生这样的意念：当站在学生前面的老师把背靠着桌子时，他会跌倒、摔到桌子后头、弄坏桌子并伤到自己。这个意念显示了老师如同父亲、桌子如同母亲的意义，也导向了他对于交媾的施虐概念。

他提及在一次希腊文练习中，男孩们如何耳语并作弊，无视于校长的在场。而他接下来的想法带入了一个幻想：他是如何在班上获得更好的地位。他幻想着怎么赶上那些超越他的同学、移除并杀掉他们，并惊讶地发现，现在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他的同伴，而是敌人。然后，当他们被铲除之后，他拔得头筹，可以接触到校长；在教室里除了校长以外，没有人的位置比他更好，但是，一旦跟校长在一起，他就什么都做不了。

在不到七岁大的弗里茨（Fritz）的案例中，他对学校的排斥延伸到他走路上学这件事，这种排斥在分析中显露为焦虑。在分析的过程中，当愉悦取代了焦虑时，他联想到以下的幻想：学童们爬窗子进入教室，来到女老师身旁，但是有一名男童太胖了，以至于无法由窗子进入，而必须在学校前的街道上学习与做功课。弗里茨称这个男童为“饺子”，描述他是非常好笑的一个人，例如当他跳跃时，他不知道自己有多胖、多好笑，而且他用这些夸张的滑稽动作，把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逗得狂笑不已，导致手足们笑到跌出窗外，而他父母则笑到一直蹦蹦跳跳、上上下下地撞到天花板，最后，他们撞上了天花板上的玻璃碗，造成裂缝但没有弄破。好笑的跳跃“饺子”［也称为“猛击”（Kasperle)］，被证实为阴茎穿透母体的表征。

不过，学校的女老师对他来说，也是带着阴茎且会阉割他的母亲；而他对自己喉咙痛的联想，是女老师曾前来并用缰绳勒住他的脖子，把他像马一样地拴住。

在分析九岁的葛莉特（Grete）时，她告诉我，她曾目睹且听到一辆车子驶入校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一次，她联想到一辆载着甜食的车子，她一点都不想冒险去买，因为就在此时那位女老师走过来了。葛莉特描述这些甜食像是一种填塞物，极度地吸引她，但是她不会冒险去找寻它们。这些车子被证实是葛莉特在婴儿期观察到性交而留下的屏幕记忆（screen memories），而难以解释的糖果填充物则是精液。

葛莉特在学校合唱团中唱第一声部，有一位女老师非常靠近她的座位，可以直接看进她的嘴里，此时葛莉特感觉到难以抗拒地想要拥抱并亲吻老师。在此分析中，女孩的口吃被证实是对说话与唱歌的原欲贯注而决定的，而声音的高低与舌头的运动代表了交媾。

六岁的恩斯特（Ernst）即将要入学了，在分析中他扮演一个泥瓦匠，在随后盖房子的幻想过程中，他停顿下来并谈到他未来的职业；他想要成为一个“学徒”，然后去就读技术学校。我说这不像是最终的职业，对此他生气地回答说，他不想为自己找出想要做的职业，因为他妈妈可能不会赞同，甚至对他生气。稍后当他继续盖房子的幻想时，他突然问道：“它真的是小学或是高中（技术学校）？”

这些联想显示了对他而言，成为一个学徒意指学习交媾，而一种职业则意指实际进行交媾，于是当他在盖房子（如此紧密地与学校及“小”学有关）时，他只是一个泥瓦匠，仍需要建筑师的指示和其他泥瓦匠的协助。

在另外一次的分析，他把我长椅上的一些靠枕一个叠一个地堆高，然后坐在上面，扮演讲坛上的神职人员，不过，他同时又是一个老师，旁边围坐着想象中的学生，他们必须从神职人员的姿态中学习或猜测到一些东西。在这表演过程中，他竖起两手的食指，然后摩擦双手（根据他的说法，这意指洗衣服以及摩擦取暖），以及跪坐在坐垫上，不断上上下下地弹跳着；那些坐垫在他的游戏中总是扮演了某种角色，而在分析中，坐垫显示为（母亲的）阴茎，神职人员的各种姿态则代表了交媾。那个对学生显露该姿态而不做任何说明的神职人员，代表着好父亲；他教导儿子有关交媾之事，或者甚至任凭他们旁观交媾的过程。

我现在要提供几个分析的案例，来说明学校课业如何表示了交媾或自慰。小弗里茨在上学前展现出享受学习以及对知识的渴望，并且自己学着阅读。然而，很快地他却厌恶起学校，并强烈排斥所有课业。他反复幻想着关于在监狱中被要求做的“困难任务”，他说其中之一就是必须独自在八天内盖好一栋房子；然而，他也称学校的课业为“困难的任务”，有一次曾说有一项任务就像盖房子那般困难。在他的一次幻想中，我也被关在监狱里，被迫去从事困难的任务，也就是要在数天内盖一栋房子，并且在几个小时内写好一本书。

菲力司在所有的学校课业上都经验到最严重的抑制，他虽然受到良心的煎熬，却仍放着家庭作业没做，一直到早晨。他虽痛苦懊悔未能及早把功课做完，却仍旧拖到最后一刻，并在那期间看报纸。接着他一刻也不停地一会儿做这门功课，一会儿做那门功课，却一样也没有完成。然后他去上学，在学校里仍然重复着这样的过程，并且伴随着不愉快的不安感。他对于一份学校习作的感觉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感到非常恐惧，然后不知怎么的就开始了，继续进行着，之后就会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在这份学校习作之后，他告诉我，为了要尽快摆脱这种感觉，他开始振笔疾书，愈来愈快，然后变得愈来愈慢，最后无法完成它。尽管是这样“快─更快─慢一点─与无法完成”，但是，他也描述因为接受分析，而他开始企图要自慰。就在菲力司变得能够自慰的同时，他在课业方面也出现了改善，而我们能够一再地借由他在课业与学校活动上的表现来确定其自慰的态度。菲力司通常也会抄袭别人的功课，不过，当他成功地抄袭时，他在某个程度上确保了对抗爸爸的阵线，并贬低了自己成就的价值——因此也降低了罪疚感。

对弗里茨来说，学校老师在他的一篇好作品上所批写的“优等”，是需要付出昂贵代价的。当时发生了一件政治谋杀事件，而他对此显现出夜间的焦虑（nocturnal anxiety），他说刺客可能突然攻击他，就如同他们杀了政客一样；他们想要抢夺政客的勋章，也会抢夺他的奖状。勋章、奖状与成绩单对他而言代表了阴茎，亦即会阉割人的母亲（如同他眼中学校老师的样子）还给他的性能力。

对弗里茨而言，当他书写的时候，一行行的线条代表了道路，而字母则骑着摩托车——骑着笔——在路上跑，例如，i与e共乘一辆摩托车，车通常是由i所驾驶，而他们互相爱着对方，那种柔情在真实世界中是不大为人所知的。因为它们总是一起骑乘，以致变成如此相像而难以区别——他说的是小写的拉丁字母，i与e的头尾是一样的，只有在中间的地方，i有小小的一笔，而e有个小洞。关于歌德字体的i与e，他解释说它们也共乘一辆摩托车，而这辆车只有一点不同——e有个小箱子，而不是拉丁字e的洞。那些i都很有技巧、特出而且聪明，有很多尖尖的武器，而且住在洞穴里，里头有山岳、花园与港口；它们代表了阴茎以及它们的性交通道。另外一方面，I's则代表着愚蠢、笨拙、懒惰与肮脏，它们住在地底的洞穴里。在L村中，街道上堆积着泥土与纸张，在“发臭”的小房子里，他们把从I地买来的染料混在水中，当成酒来饮用和贩卖。它们无法正常走路，也无法挖掘，因为它们把铲子拿反了等等。显而易见地，那些l代表了粪便，还有许多幻想也和其他的字母有关。因此，弗里茨总是只写一个s，而不写两个，一直到某个幻想提供了解释，并解决了这种抑制：一个s是他自己，另外一个是他父亲，他们在一艘将要启程的汽艇上；而因为笔是一艘船，因此习字簿便是一个湖泊。代表他自己的s上了那艘属于另一个s的船，然后迅速地在湖上驶离了，这是他之所以没有把两个s写在一起的原因。他经常使用普通的s，而不是长形的s，因为对他来说，排除了长形的s，就好像“要拿走一个人的鼻子一样”。这种错误经证实是由对父亲的阉割愿望所决定的，而诠释之后，这样的错误理解就消失了。

开学后不久，原本带着喜悦、盼望着上学的六岁儿童恩斯特，却开始明显表现出厌恶学习。他告诉我，他们正在学习的字母i给他带来很大的困难；我也得知一个较大的男孩在黑板上对大家示范如何写字母i，但因为做得不够好而被老师打。另外一次，他抱怨“功课好难”，以及总是必须在书写时，写许多往上往下的笔画；还有在算术课时，他画了几个小凳子，当老师看着他做这些动作时，他必须照着老师想要的方式来下笔。在这讯息之后，他显露出明显的攻击性；他把坐垫从长沙发上扯了下来，并把它们丢到房间另外一头，然后他翻开书让我看“一个I箱子”。一个箱子（在一间剧院）是“一个人独自在里头的地方”——那个大I独自在里头，周围的小黑色字母让他想到粪便。那个大的I是大的“阴茎”（pop hen），它想要单独在妈妈身体里，这是他还没有的东西，因此他必须从爸爸那里取得。接着他幻想着用刀子切下爸爸的阴茎，而爸爸也用锯子把他的锯下，不过，结果是他拥有爸爸的阴茎。然后他砍下他爸爸的头，之后爸爸就无法对他做任何事了，因为他看不见了——但是在头上的眼睛无论如何还是看见他了。接着他突然非常努力地试着要阅读，并表现出乐在其中——阻抗被克服了。他重新摆放了那些坐垫，解释说它们也曾做过“上与下”的事情，也就是从长沙发到房间另一头与后面这趟旅程。为了要实现交媾，他已经从妈妈那里取得了阴茎（坐垫）。

十七岁的莉萨（Lisa）在联想中链接到她不喜欢字母i——它是一个愚蠢、毛躁、总是笑个不停的男孩，在这世界上完全是多余的；莉萨不了解自己为何对它那么生气。她赞美字母a是严肃而高贵的，这点让她印象深刻，联想到清晰的父亲意象——他名字的字母开头也是a，不过，她认为也许a有点太严肃高贵了，至少应该要有点像活蹦乱跳的i;a是被阉割的父亲，但即便如此他仍不让步，也就是那个阴茎i.

对弗里茨来说，i上面的一点——就像一般的句点与冒号一样——是阴茎的插入。有一次他对我说应该重重地压住句点，同时他提起与压下他的骨盆，对冒号也重复了这个动作。九岁大的葛莉特将字母u的弧线，联想为她看到小男孩尿尿的弧线。她特别偏爱画美丽的卷饰，经证实这对她而言是男性生殖器的一部分；莉萨则为了某种原因，在每一处都省略了花体字的装饰。葛莉特非常赞许一个朋友，她能够像大人那样拿笔，她的第二指与第三指之间竖得笔直，而且也能够倒过来写u的弧线。

在恩斯特与弗里茨身上，我能观察到在读与写方面的抑制，而读与写是所有进阶学校活动的基础。从字母i开始，它那单纯的“上与下”确实是所有书写的基础。

在这些例子中，持笔者的性象征是很明显的，而且在弗里茨的幻想中尤其清楚，对他而言，字母是骑在摩托车（笔尖）上的；我们可以观察到持笔者之性象征意义，如何融入书写的动作中。同样地，阅读之原欲意义也是源自于对书与眼睛的象征性贯注。当然，在这里头也有由各种本能之成分所支持的其他决定因子在运作着，如阅读中的“窥视”，以及书写中的暴露癖与攻击施虐倾向。持笔者之性象征意义的根源可能是武器和手。相对地，阅读是比较被动的活动，书写则比较主动，在前性器期的各种固着，对于它们的抑制而言，也是重要的。

对弗里茨来说，数字I是一位绅士，他住在一个炎热的国度，因此他是裸身的——只有在下雨天才穿斗篷；他骑车与开车的技术很好，拥有五把匕首，而且非常勇敢等等。很快地就明显看到他对“皮皮将军”［General Pipi（阴茎）］的认同。对弗里茨来说，数字一般是那些居住在非常热的国家的人，他们相当于有色人种，而字母则是白种人。对恩斯特而言，I的“上与下”和i的“上与下”是相同的。莉萨对我说，她“只是”对1往下的笔画“随便画了一笔”；这个动作也是由他的阉割情结所决定的。因此，阴茎是由数字1所象征代表的，而这点形成了算数和数学的基础。我反复观察到：数字10的意义是由手指的数量所决定的，不过，手指在潜意识中等同于阴茎，因此，10的情感意涵是来自于这个源头。这涉及了此幻想：重复十次的交媾或阴茎抽插十次，对于生育一个小孩来说是必要的；数字5所一再呈现的特殊意义也是类似的例子。亚伯拉罕（1923）曾指出数字3的象征意义来自于俄狄浦斯情结——主要是由父亲、母亲和小孩的关系所决定的，这比起常见将3视为男性生殖器更有意义。在此我只需引用一个例子。

莉萨认为数字3是不可靠的，因为“第三个人当然总是多余的”，而且“两个人可以互相比赛”——目标是一面旗子，但是第三个人没事可做。莉萨对数学感兴趣，但是在与数学有关的事情上却非常抑制，她告诉我，实际上她完全了解的只有加法的观念，她可以理解“当两者是一样的东西时，一个东西可以加上另外一个东西”，但是当它们不同时，怎么能加在一起呢？这样的想法是由其阉割情结所控制的，它与男女性器之间的不同有关；对她而言，“加法”的想法被证实为是受到双亲的交媾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她非常了解在乘法中用到不同的东西，结果也是不同的，“结果”是那个小孩。对她来说，她只能辨识男性的生殖器，却把女性生殖器留给了姐妹们。

恩斯特带了一盒色彩鲜艳的玻璃球到分析治疗中，他把不同颜色的玻璃球分开，开始用它们来做加法。他想知道1比2少了多少，并先试着用这些球来找答案，然后用他的手指。他竖起一只手指给我看，旁边第二只手指则只有部分竖起；如果一只手指被拿走的话，那么当然就只有0了，“但是另一根手指是完全一样的”（半举的那根），“仍然在那里，还是可以拿走”，然后他再一次竖起他的指头，让我看2和1是3，说道：“那个1是我的阴茎，其他的是我从爹地和妈咪那里为我自己拿来的阴茎。而妈咪已经又从她的孩子那里拿到了两根阴茎，我从她那里把它们拿回来——那我就有五根了！”

在分析过程中，恩斯特在一张纸上画了“双线条”，并告诉我根据老师所说的，在双线条之间可以写得比较好，他认为这是因为如此一来他就有两条线，他联想到它们是他所拥有的两根阴茎。接着他以垂直的笔画将双线条区隔成“双盒子”，说道：“但是用小的双盒子来做加法并不是很好，因为这些盒子变得比较小了，比较难把数字放进去里头。”为了让我了解他的意思，他在小盒子里写了加法1+1=2给我看，他写下1的第一个小盒子比其他的盒子大，随即他说：“接下来有一个比较小的盒子。”“它是妈咪的阴茎，”他补充说，而且（指着第一个1）“那是爸爸的阴茎，而在它们中间的那个‘加’（+）是我。”他进一步解释说+的并行线条（他把这条线也写得很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和他的阴茎是直的那一笔。加法对他来说也代表着双亲的交媾。

又有一次，恩斯特在治疗开始的时候，问说他是不是应该算“‘10+10’或‘10-10’是多少”。（与数字1有关的阉割恐惧被置换到数字10）他借由自己拥有“十根阴茎”（手指）任其支配这样的想法来让自己安心；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是他试图在一张纸上写下尽可能最多的数字，让我来解读。他解释说他用数个1与0交替写成一行的数字（100010001000），这是一种“反进一球”［gegentorische（gegen=对抗，tor=门）］的算术，关于这点他的说明如下：有个村庄（之前他曾幻想过关于这座村庄）有非常多的门，因为所有的窗子与开口也都叫作门，在这里也有许多铁道。随后当他站在房间另一端时，他指给我看有一排逐渐减弱的圆圈，从对侧墙壁延伸到他那里，他称这些圆圈为“门”；他之前写在纸上的那一排1与0的数字，就是来自于这些门。然后他为我想出也可以设计两个1来对付彼此，结果形成了一个数字，代表了印刷体的字母M.他又画了另外一个小圆圈，解释说“这里有另外一道门”。与0交替出现的1代表了阴茎（“对抗门”），0则是阴道——有好几个圆圈是因为身体也有好几个开口（许多门）。

当恩斯特对我解释这种“反进一球”算术的时候，他拿起了一个正好放在那里的钥匙圈，把一个发夹穿进去，有点困难地让我看发夹“终于在里面了”，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钥匙环必须分开来，也要被分离”，这点再次显现出他对于交媾的施虐想法。他进一步解释这个钥匙环确实也像一个0，实际上只是一块直的东西被扳弯了；就像他在其他方面一样，明显可见的是母亲阴茎这个想法的影响，而确切地说，这个母亲的阴茎是在阴道中那个他必须在交媾时加以撕裂或摧毁的阴茎。一种特别的攻击在分析中显现了，它和上述以及先前关于算术的幻想都有关联。当恩斯特将坐垫从我的沙发上撕扯下来，并且用双脚在坐垫及沙发上跳跃踩踏时，代表着上述的攻击性开始了——如同在他的分析中时常可见的，这代表了对母亲的阉割，以及随后与其交媾，紧接着他开始画画。

弗里茨在做除法时表现了显著的抑制，无论怎么解释都证实无效，因为他其实相当了解它们，可是却总是做错。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在做除法时，首先必须拿下需要的数字，于是他爬上去，用手臂将它抓住并将它拉下来。对于我询问那个数字对这样的举动说了什么时，他相当肯定地答道：这么做对那个数字来说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那就像是他的母亲站在一颗十一米高的石头上，有个人抓住她的手臂，他们将它撕扯出来并且分解了。不过不久之前，他幻想在马戏团中的一个女人被锯成数块，然后却又活了过来，现在他问我这是否可能。接着他联想到（也和之前详述过的一个幻想有关）事实上每个小孩都想要拥有母亲的一部分，而母亲必须被切成四块；他相当清晰地描述了她如何尖叫，但是她的嘴里被塞满了纸，以至于叫不出来，还有她的表情如何等等。一个小孩拿了一把非常锋利的刀，他描述她如何被切割，首先是横切整个胸部，然后是整个腹部，再来是纵向切开，所以“皮皮”（阴茎）、脸和头都从正中间被切开来，那个“镰刀”因而从她的头部被取出来，然后头部被再度斜切，而“皮皮”正好被横切开来。在这过程中，他不断地咬自己的手，并说他为了好玩也会咬他的妹妹，不过当然是为了爱。他继续说每一个孩子都拿了一块自己想要的妈妈的碎块，他也同意被切割的母亲碎块随后被吃掉了。在此显示了他总是把除法中的余数与商数混为一谈，也一直将它写在错误的地方，因为在他心中，它是他潜意识中处理的淌着血的肉块；这些诠释完全移除了弗里茨关于除法的抑制。

在莉萨联想到学校时，她抱怨老师不讲道理地让这么小的孩子们做如此大数值的数学。对她而言，要用一个稍小但仍相当大的数字去除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总是充满了困难，当无法整除而有余数时，更是格外困难。对此她联想到一匹马——一只悬垂着残缺的舌头、剪短耳朵的恐怖动物，它正想要跳越围篱，这个想法引发了她极为暴烈的阻抗。更多的想法导向了儿时的记忆：她正在故乡镇上老街区的一家商店里买东西，她幻想她在那里买了一颗橘子和一支蜡烛。突然她想到稍早那种对于马的厌恶与恐惧感，霎时间都被非常愉悦而安慰的感觉取代了。她发现橘子与蜡烛就如同男人一般，而可恶残缺的马则如同女人的器官；将一个大的数字被一个较小的数字所除，即为她必须要与母亲用无效的（无能的）方式来进行交媾。

除法在此也被证实是一种分割，实际上是在施虐食人阶段结构下的交媾。

在数学的等式方面，我从莉萨身上发现到她永远无法了解等式，除非是具有一个未知的数量。她认为很清楚的是一百分钱等于一马克，那样的话，一个未知数就很容易解题了。“两个未知数”让她联想到两个放在桌上装满水的玻璃杯，她拿了其中一杯并将它摔在地上——还有，在云雾中的几匹马。那个“第二个未知数”被证实为多余的第二根阴茎，也就是那根在她婴儿期观看父母亲交媾时想要摆脱的阴茎。因为她希望拥有父亲或母亲，因此想要除掉二者之一。另外，对她来说，所谓的第二个未知数也意指了神秘的精液，而她知道一个未知数，也就是这个等式：粪便=阴茎。

因此演算与数学证明也是具有性器象征的贯注，在扮演重要角色的各种本能活动中，我们观察到借由这个管道获得升华的肛门、施虐以及食人倾向，都由性器进行协调。不过，阉割焦虑对于这种升华而言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想要克服阉割焦虑的倾向——男性的声明——似乎形成演算与数学从而发生的根源之一。这样的焦虑也明显成为抑制的来源，而焦虑程度则是其决定因子。

对于文法的原欲意义，我要参照几个我在《早期分析》该文中所引用的例子。关于句子的分析方面，葛丽特提到她曾实际肢解、切割一只烤兔子。她本来很喜欢吃的，直到随后对它产生了厌恶的感觉；烤兔子代表了母亲的乳房与性器。

在莉萨的分析中，我发现在研读历史时，一个人必须将自己移植到“以前的人们做了些什么事”里头。对她而言，那就是研究父母二人之间以及亲子之间的关系，在那方面，根据对交媾的施虐概念，关于打仗、屠杀等等的婴儿式幻想自然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已经在《早期分析》那一章中，对于地理学科的原欲决定因子（libidinal determination）做了详细的论述，我也呈现出，在和对母亲子宫的兴趣被潜抑的相关情况下——这是抑制定向感的基础——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也经常被抑制了。

例如，我在菲力司的案例中，发现他在绘画方面强烈抑制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无法理解如何素描或是打底稿，也完全无法想象一栋房屋的地基是如何座落在地上的。绘画对他而言是创造出被表征的客体——无法绘画即是性无能。我曾经在他处指出，一幅图画的意义如同一个小孩或是阴茎，在儿童的分析中，反复可见的是在绘画与摄影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潜意识活动：那是在潜意识里被表征客体的生殖与生产。在肛门期的组织结构中，它代表了粪便的升华产物；在性器期则是小孩的生产，而且的确是借由完全不适当的运动力道而获得的产物。虽然儿童已经达到了更高阶段的发展，他仍然显得想在绘画中找到一个“神奇的姿态”，并借由它来实现其想法的全能感。不过，绘画也包含了破坏性的轻视倾向，我在这里引用一个例子：恩斯特用鼻烟盒（这个对象在他的游戏中反复被证实是母亲的性器）的轮廓画了许多圈圈，让它们重叠。最后他将图画加上阴影，在中间形成了一个椭圆，他又在椭圆里面画了一个相当小的圆圈；他借由这个方法使“妈咪的阴茎小一点”（是椭圆而非圆圈），那么他便会拥有更多。

菲力司常告诉我物理对他来说相当难以理解，他提到这样的例子：他无法了解声音如何能够自行传播，他能了解的只有像是钉子如何进入墙壁。有一次他提到一个密不透气的空间，并说如果我的房间是一个密不透气的空间，那么当任何人进来时，有一些空气必定也会随着他们进来；这点再次被证实是由交媾的意念所决定的，而在这意念中，空气代表了精液。

我努力想要显示的是，在学校里进行的基本活动是原欲流动的管道，而且这意味了各种本能在性器主导之下获得了升华。不过，这种原欲贯注被从最基本的读、写与数学的功课，带到以这些活动为基础的更广泛努力与兴趣中，所以日后抑制——工作抑制亦同——的基础，尤其可见于经常明显逐渐消退的、与最早期的功课有关的抑制。不过，对于这些最早期的功课抑制是建立在游戏抑制之上的，所以最终我们可以见到所有日后对生命与发展如此重要的抑制，都是从最早期的游戏抑制所衍生而来。在我写的《早期分析》一文中，显示原欲固着在最原初的升华上——我认为这原初的升华是言语以及在动作中感受到愉悦——提供了升华能力的先决条件，从此时开始，不断扩展的自我活动与兴趣借由获得性的象征意义，而达到了原欲的贯注，因而不断在不同阶段发生新的升华。我在上文提及的论文中所描述的抑制机制，因着共通的性象征意义，它容许了抑制从一种自我活动或倾向，进展到另外一个。由于移除最早期的抑制代表了可避免后续的抑制，所以我们必须以无比的重要性来看待学龄前儿童的抑制，即使它们尚未明显可见。

在上文提到的论文中，我努力要显示的是：阉割恐惧是这些早期以及所有后续抑制的共同基础。阉割恐惧干扰了自我活动与兴趣，因为在其他原欲决定因子之外，它们基本上总是具有一种性器象征，也就是一种交媾的意义。

阉割情结对于形成精神官能症的广泛重要性是众所熟知的。在弗洛伊德的论文《论自恋：一篇导论》（On Narcissism:an Introduction）中，他确立了阉割情结在人格形成方面的意义，并且在他的论文《孩童期精神官能症案例的病史》（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中一再提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将所有影响学习以及后续发展遭受抑制的确立，归因于婴儿期性特质最初绽放的时候，也就是在三到四岁之间的早期阶段；此婴儿性特质在俄狄浦斯情结发生的时候，赋予阉割恐惧最大的动能。正是对活跃之男性成分（musculine components）的抑制，为学习的抑制提供了主要的基础，不管是在男孩与女孩身上皆然。

女性成分（feminine component）对升华的贡献，可能总会被认为是“容受性”（receptivity）与“了解”，这些是所有活动的重要部分；不过，推动执行的部分——事实上构成了一切活动的特色——源自于男性性能力的升华。对待父亲的女性态度，与对父亲阴茎及其成就的欣赏与确认有关，此女性态度借由升华而成为欣赏艺术与其他一般成就的基础。在男孩与女孩的分析中，我反复看到透过阉割情结而对这种女性态度的潜抑是何等的重要；女性态度是每一个活动的基本部分，对它的潜抑必定相当程度上促成了一切活动的抑制。在分析两种性别的病人时，也有可能观察到当一部分阉割情结浮上意识层面，而女性态度显得更自由的时候，往往会开始萌生强烈的艺术兴趣与其他兴趣。例如，在菲力司的分析中，当阉割恐惧部分解决之后，他对父亲的女性态度变得明显了，而他在音乐的天分也开始显现，表现在对指挥家与作曲家的欣赏与肯定。只有在活动有进展时，才发展出更严厉的批判能力，意指与他自己的能力做比较以及随之努力模仿他人成就。

经常得到确认的观察是，一般来说女孩子在学校表现得比男孩好；但是在另一方面，她们日后的成就却不如男性，我在此扼要地指出我认为在这方面几个重要的因素。

对日后发展更加重要的部分是，由于潜抑性活动而导致的一部分抑制，直接地影响到自我的活动与兴趣；而抑制的另外一部分则是来自于对待老师的态度。

于是男孩子在对学校与学习的态度上加倍的沉重，所有源自于对母亲之性愿望的升华，导致了他对老师更加意识到罪疚感，课业——为学习所下的功夫——在潜意识中代表了交媾，使他害怕老师成为复仇者，于是潜意识中想努力满足老师的愿望，被潜意识中对做这件事的恐惧所抵制了，这样的恐惧导致了无法解决的冲突，并且决定了抑制的基本部分。当男孩的努力不再受到老师直接控制，而且能在生活中更自由地发挥自己时，这种冲突的强度便会减弱，不过，只有在阉割恐惧不再像对老师的态度那样影响到活动与兴趣本身时，才有可能参与更广泛的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见到表现非常不如人意的学生，却能在日后达到卓越的成就，但是，就那些对自己的兴趣受到抑制的人而言，在学校失败的情况，将会持续成为他们日后成就的原型。

在女孩子来说，阉割情结所导致的抑制以及对所有活动的影响特别重要。与男老师的关系对男孩来说是非常沉重的，然而对女孩来说，只要她的能力没有被抑制太多，和老师的关系却相当有鼓励作用。在女孩与女老师的关系中，源自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焦虑态度，一般来说不像男孩的状态那么强烈。女孩生命中的成就通常无法达到如男人一般，概略来说，是因为她拥有可以用来升华的男性活动较少之故。

这些相异与相同的特质，以及其他运作因素之考虑，都需要更详尽的讨论，不过我在此必须满足于因简短而稍嫌不足的要点，这确实让我的报告显得有点太简略了。也由于这些限制要从本文所提出之素材衍生出一部分的理论与方法学的结论，是不可能的。我将只简要触及最重要的一点。

如同前述，我们认为学校的角色整体来说是被动的，而它确实也多少已经成功达成性发展试金石的任务。那么，学校的积极角色是什么呢？对于儿童之原欲及整体发展来说，它能达到某些不可或缺的事情吗？比起不了解或甚至严酷的老师，一位善解且能够考虑到孩子各种情结的老师，显然将会减少更多的抑制，达到更多好的结果。严酷的老师从一开始对孩子来说，就表征了会将他阉割的父亲。另一方面，我在许多分析中发现，即使孩子在学校是处于最佳状态，仍会发生非常强烈的学习抑制；而老师不够慎重的言行却不一定会带来抑制。

我要将我对于老师在儿童发展上所扮演的角色做个简短的摘要。老师能够借由带着同理心的了解达成很好的成效，他因而能够相当程度地减少附着在老师被视为“报复者”面向的那成分抑制；同时，有智慧而和善的老师，将能为男孩的同性恋成分以及女孩的男性成分提供一个客体，让他们能够用一种升华的形式来运作其性器活动。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可以在各种研习活动上辨识出这些升华的形式；不过，因为教学法上的错误，或甚至于老师严酷的处置方式所导致的伤害，都是可以从这些迹象来加以推论的。

不过，在性器活动的潜抑影响到工作与兴趣此一方面，老师的态度也许可以减弱（或增强）儿童内在的冲突，但是并不会影响到任何与其成就有关的基本部分。即使是一位好老师能够纾解冲突的可能性也是很微小的，因为儿童的情结形成——尤其是与父亲的关系——带来了限制，并先行决定了他对学校与老师的态度。

不过，这些解释了为什么在与更强烈的抑制有关之处，即使是数年教学努力得到的结果，也和所投入的努力欠缺关联性。然而在分析中，我们常会看到这些抑制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被移除，并且全然被学习的乐趣所取代。因此最好是能够反转这个过程：首先，早期分析可以移除每个儿童多少都有的抑制，而学校的工作将从这个基础上开始。当学校不再浪费力量来削弱儿童情结的攻击时，对儿童发展而言，才有办法获得相当重要的丰硕成就。

第四章 早期分析（1923）

我们经常会在精神分析中发现，对才能的精神官能式的抑制是受到潜抑所决定的，因为潜抑超越了与这些特定活动有关的原欲意念（libidinal ideas），也同时超越了这些活动本身。在婴儿与儿童的分析过程中，我遇到的素材带领我去研究特定的抑制，这些抑制只有在分析中才辨识得出来。在许多案例中，下列特质为典型的抑制：讨厌游戏与运动，或是在这些活动中显得笨拙；在课程上得不到丝毫的乐趣或是只有很少的乐趣；对特定学科缺乏兴趣，或是，一般来说，有不同程度的懒惰；比一般人更弱的能力或兴趣，常是“抑制”导致的。在某些例子中，这些特征实际上是抑制所致，却尚未被辨识出来，而且，由于类似的抑制构成了人格的一部分，所以不能称它们为精神官能症。当它们经由分析解决后，我们会发现——如同亚伯拉罕曾经在苦于运动功能被抑制的精神官能症案例所显示的——这些抑制的基础是强烈的原初愉悦（primary pleasure）之性特质被抑制的结果。玩球或铁环、溜冰、雪橇、跳舞、体操、游泳——事实上，各种运动比赛原来都有原欲的贯注，而且性器的象征总是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样地，这些也适用于通往学校的道路、与男女老师的关系，以及学习与教学本身。当然，我们也发现许多非常重要的活跃与被动、异性恋与同性恋的决定因子，是因人而异，且是由本能的不同成分所肇始的。

与精神官能式的抑制相比，我们所称的“正常”，是建基在本质上具有欢愉的能力，以及能具有性的象征能力，而且重点应该要放在性象征的能力上面。也就是这一点，借由原欲贯注并以尚未确定的程度强化了原本的倾向与原初愉悦，同时这一点也招致了对本身的潜抑，因为潜抑是指向与活动相关联的性愉悦状态，导致了对这项活动或倾向的抑制。

我认为大部分的这类抑制，不论能否辨识，要完成反转此机制的方法是透过焦虑，尤其是透过“阉割恐惧”。只有解决这种焦虑后，才有可能在移除抑制上有所进展。我透过这些观察获得了一些对于焦虑与抑制之关系的洞察，将在此深入讨论这一点。

对小弗里茨的分析让我们对这种内在焦虑与抑制的关系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在此分析中——第二部分走得比较深——我可以建构的真相是：焦虑（这焦虑原本是相当多的，但是在它达到某个特定的点之后，就逐渐消退了）如此跟随在分析之后，总是一个征兆，暗示了抑制将要被移除。每当焦虑被解决时，分析就往前跨了一大步；而与其他分析相比，更确认了我的看法，即完全成功地移除抑制是与焦虑所表现的清晰度成正比的，而且此焦虑是能够解决的。我所谓成功的移除，不单是指这些抑制应该被减少或移除，而是分析应该要能成功地重新安置那些活动的原初愉悦，这点在幼儿的分析中无疑是可能的，而且，年纪愈小就愈快发生。因为，在更小的儿童身上，需要穿越以便反转抑制机制的路径比较短，较不复杂。在弗里茨的案例中，这个经由焦虑的移除过程有时会出现一些短暂的前驱症状，这些主要也是经由焦虑来解决的。移除这些抑制与症状是经由焦虑而发生的这项事实，显示了焦虑必然是它们的根源。

我们知道焦虑是原初情感之一，“我说过转化到焦虑——更好的说法是用焦虑的形式来释放——是容易被潜抑之原欲最立即的变换（vicissitude）。”于是自我以焦虑来反应的时候，重复了在出生时成为所有焦虑之原型的情感，并且将焦虑当作“任何情感冲动用以或是能够用以交换的通用货币”，关于发现自我如何在不同的精神官能症中试图保护自己来应付焦虑的发展，这一点带领弗洛伊德获致以下的结论：“用抽象的感觉来看，这样的主张似乎是可以成立的，一般来说，症状的形成只是为了要逃离无法避免的焦虑。”因此，对儿童来说，焦虑总是先于症状的形成，也是最原初的精神官能症表现，也可说是，为症状铺路；但是，这未必能指出为何早期阶段的焦虑通常不会表现出来或是被忽略的理由。

整体来说，恐怕没有一个儿童能免于夜惊（pavor nocturnus）之苦，我们可以合理地说，所有人或多或少都会存在着精神官能式的焦虑。“我们知道这个事实：潜抑的动机与目的除了回避不愉悦之外，就没别的了；由此可知，从属于表征之情绪部分的变换远比意念的变换来得更为重要，在我们评估潜抑的过程，这个事实是有决定性的地位，如果潜抑无法成功防止不悦或焦虑感的发生，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是失败的，即使它可能在与意念有关的部分达成其目的。”如果潜抑是不成功的，结果就会是症状的形成，“在精神官能症，企图绑住焦虑发生的过程在作用着，这些过程也成功地用各种方式达到这个目的。”

现在，是发生了什么事以至于消失的情感并未导致症状的形成（我是指在成功潜抑的案例中）？关于这些注定要被潜抑的情感，弗洛伊德说：“本能表征的数量因素有三种可能的变换方式，正如我们在对精神分析的一些观察进行粗略研究后所看到的：本能完全被压抑以至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或者是显示为一种情感——这情感无论如何是在质的面向被影响，或被改变为焦虑。”

不过，蕴含的情感如何能在成功的潜抑中被压抑呢？以下的假设似乎是合理的，即任何时候当潜抑发生时（不排除潜抑成功的案例），情感是以焦虑的形式来释放的，第一阶段有时候并不明显，或是被忽略了。这个过程时常见于焦虑─歇斯底里中；同时，我们也假设在歇斯底里尚未真正发展时，焦虑仍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焦虑真的会在潜意识中存在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即使是怪异的连结——‘潜意识中的罪疚意识（unconscious consciousness of guilt）’，或似是而非的‘潜意识焦虑’——也难以避免。”在讨论“潜意识情感”这个词语的用法时，弗洛伊德继续说：“无可否认地，这些有疑问词语的使用是合乎逻辑的。不过，在潜意识情感与潜意识意念比较中显示了一个显著的差异，即潜意识意念在潜抑之后仍然持续，如同潜意识系统中真正的结构一般。然而，对潜意识情感来说，同样系统中相对应的只是一个潜在的倾向，而且被阻止继续发展。”于是我们了解到蕴含的情感，在经由成功的潜抑而消失了之后，必然也转换为焦虑，不过，当潜抑完全成功时，焦虑有时候却完全不会显现出来，或只是相对地较弱，并在潜意识中保持了潜在的倾向。“结合”与释放这种焦虑（或是焦虑倾向）的机制，和我们所看到的导致抑制的机制是一样的，而精神分析教导我们的是，抑制或多或少都进入了每位正常个体的发展中，而在此处也只有量的因素决定了他是否可称为健康或生病。

因此，以下的问题发生了：“为什么健康的人能用抑制的形式来释放，但是对于精神官能症者抑制却导致了精神官能症？”以下列出的是我们所讨论的关于区别各种抑制的特点：（一）特定的自我倾向（ego-tendencies）得到了强大的原欲贯注；（二）某个数量的焦虑是如此分布于这些倾向当中，以致它不再以焦虑的伪装来表现，而是以“痛苦”、精神疾病、笨拙……来表现；不过，分析显示这些焦虑表现方式只有稍微地分化，尚未如此表现出来。于是，抑制意味了某些数量的焦虑已经被一种自我倾向所汲取了，而此自我倾向已经有了先前的原欲贯注。因此，成功潜抑的基础在于自我本能的原欲贯注，以这种两面的方式伴随着一种在抑制中发生的结果。

潜抑机制愈是成功地完成其工作，就愈不容易辨认焦虑的原貌——即便是以厌恶的形式亦然。在一些相当健康、显然没有许多抑制的人们身上，焦虑最终只是以减弱或部分减弱的倾向来显示。

如果我们将运用过剩的原欲来贯注自我倾向的能力等同于升华的能力，我们也许可以假设人之所以能保持健康是因为，他在最早的自我发展阶段有较佳的升华能力。

潜抑会依此目的而作用在自我倾向中，以此目的而选择的部分，于是发生了抑制；在其他的案例中，精神官能症的机制多少会介入运作，导致了症状的形成。

我们知道俄狄浦斯情结以非常特殊的力量启动了潜抑，并且在同时释放了阉割的恐惧，我们或许也可以如此假设：由于稍早潜抑的结果，这种强大焦虑的“波涛”受到已经存在之焦虑（可能只是一种潜在的倾向）的增强——就像阉割焦虑起源于“原初的阉割”，后者的焦虑可能已经直接运作。我反复在分析中发现，生产焦虑是重演了较早期素材之阉割焦虑，也发现解决阉割焦虑使生产焦虑消散了。例如，我遇到一个儿童害怕他在冰上的时候，脚下的冰会裂开，或是他会跌入桥上的一个洞里头——这两者显然都是生产焦虑。我一再地发现这些恐惧是被极不明显之愿望所激发的——这些愿望因为溜冰、桥等等性象征意义之缘故而运作着——迫使他借由性交回到母亲体内，这些愿望引发了他对阉割的恐惧。这点也让我们更容易了解发生（generation）与诞生（birth）在儿童的潜意识中经常被认为是性交，于是他——即便是得自父亲的帮助——穿透进入了母亲的阴道。

我们似乎可以将二或三岁时发生的夜惊，视为是潜抑俄狄浦斯情结第一阶段中所释放的焦虑，其结合与释放接着以各种方式发生了。

在俄狄浦斯情结被潜抑时所发展的阉割恐惧，现在朝向了自我倾向，它接收了原欲的贯注，接着借由这原欲贯注而被结合与释放。

我认为很明显的是，在比例上由此达到的升华，数量很多，在质方面也很牢固。它们目前投注的焦虑将会完全而无法感知地分布在它们之间并且获得释放。

在弗里茨与菲力司案例中，我可以证实对于运动乐趣的抑制与对于学习愉悦，以及各种自我倾向与兴趣（在此不加详述）之抑制是息息相关的。在两个个案中，使这种抑制或焦虑能从一组自我倾向置换（displacement）到另外一组的显然就是主要对于性象征特质（同样见于两组自我倾向）的贯注。

在十三岁大的菲力司身上（在本文后段我将用这个案例来说明我的见解），这种置换显现的形式是其抑制在游戏与课堂之间的变换，他刚上学的头几年是个好学生，但在运动方面却是非常胆怯而笨拙；当他父亲从战场回来时，经常会因他的胆怯而对他打骂，并希望借由这些方法来达到期望。后来菲力司果真变得擅长而且热爱运动了，但是，紧随这改变而来的是他对课业与所有学习与知识方面的提不起劲。这种提不起劲发展成未加掩饰的憎恶，导致了他被带来分析。常见的性象征贯注在两组抑制之间形成了一种关系，有一部分是他父亲的处置，导致了他视运动为更符合其自我的升华，使他能够将整个抑制从运动置换到课业上。

我认为，“符合自我”（consonance with the ego）的因素，在决定被潜抑的原欲将会导向哪一种被原欲贯注的倾向，以及哪一个倾向会多少受到抑制这两方面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这种从一种抑制置换到另外一种抑制的机制，呈现了与畏惧症机制的类似性，不过，畏惧症的情况是意念的内涵（ideational content）借由置换而使替代物的形成有了空间，其总体情感并未消失，而在抑制的状态下，总体情感的释放似乎是同时发生的。“我们都知道，焦虑的发展是自我对危险的反应，也就是准备逃走的预示，那就不难想象在精神官能式的焦虑中，自我也试图逃离其原欲的要求，而且看待这种内在的危险就好像它是外在的一般，那么，我们的期待——焦虑存在之处必定也有令人害怕的事物存在——也就应验了，不过，这个模拟更往前推进了一些，就如同压力迫使个体逃离外在危险，这压力以稳住自己以及采取防卫措施而被释放，精神官能式焦虑的发展也是借由症状形成而缓解，症状形成使得焦虑被‘绑住了’。”

对我来说，同样地，我们可以将抑制视为来自内在的、对危险而过量之原欲的强迫性限制——这是在人类历史上曾经以外在强迫形式显现的限制。在最初的时候，自我对于控制原欲危险的最初反应是焦虑：“逃跑的信号”，不过，想要逃跑的迫切性被“稳住自己并且采取适当防卫措施”——相当于症状形成——所取代了。另外一种防卫措施是借由限制原欲倾向来顺从，也就是说，抑制。不过这只有在个体能够将原欲成功地转向到自我维持本能的活动上才有可能，于是带来了在自我倾向领域之议题，即本能能量与潜抑之间的冲突。于是，潜抑成功所导致的抑制成为必要的前提，这也是文明进展的结果。这样说来，原始人的心智生活在各方面与精神官能症类似，他们可能已经达到了精神官能症的机制，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升华能力，他也可能缺乏成功潜抑机制的能力。

他虽已达到了受潜抑所制约的文明层次，主要却是借由精神官能症的机制才能够潜抑，他是无法超越这个特别的婴儿式的文化层次。

我现在要回到一个结论，它得自于我到此之前的论述：一些能力的缺乏或存在（或甚至呈现的程度）——虽然似乎是单纯受到体质因素所决定，而且是自我本能发展的一部分——被证实也是受到其他的、原欲的因素所决定的，而且容易在分析中改变。

这些基本因素之一是以原欲贯注作为抑制之前提，这个结论与在精神分析中一再被观察到的事实是相符合的。不过，我们发现，即使抑制并未发生时，某种自我倾向之原欲贯注仍然是存在的，它是（在婴儿分析中特别清晰可见）每一种才能与兴趣中固定不变的成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假设为了某种自我倾向的发展，重要的不仅是体质的倾向，以下的考虑也很重要：与原欲的联盟是如何？在哪一个时期？以怎样的质量？也就是说，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所以，自我倾向的发展应该也是要看它所连结的原欲的命运是如何而决定，换言之，是取决于原欲贯注之成功。但是，这样减少了才能中体质因素的重要性，而且，类似于弗洛伊德在疾病方面所证实的，“意外的”因素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知道，在自恋的阶段，自我本能与性的本能仍然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性本能在自我保存本能的范畴获得了立足点。对于移情精神官能症的研究已经教导我们，它们随即分离，以两种不同的能量形式运作，以不同的方式发展。虽然我们接受自我本能与性本能之间的区分是正确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从弗洛伊德处得知，性本能某一部分毕生都与自我本能连结着，并供给它们原欲的成分。我在先前所谓的，属于自我本能的某种倾向或活动的性象征贯注，就是相当于这个原欲成分。我们把这个原欲贯注过程称为“升华”，并且如此解释它的发生：升华是为了过多而且无法适度满足的原欲成分提供了释放的可能性，因此原欲的控制被减弱或终止了。这个观念也和弗洛伊德以下的主张是一致的：升华的过程开启了一个途径，以释放来自于性特质的各个独立成分来源之过度强烈的刺激，并让它们可以应用在其他的方向。于是，他说，当个体具有不正常的体质倾向时，过度的刺激可能不只是从性倒错或精神官能症，也能从升华找到出口。

司裴柏（Sperber,1915）在检视言语的性源时，显示了性冲动在语言演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早发出的声音是为了求偶（或对同伴）而有的呼唤，这种初步的语言发展是工作韵律性的附加物，与性快感连结在一起。琼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升华是个体发展时重复了司裴柏所描述的过程；不过，在此同时，决定语言发展的因素在形成象征时是活跃的。费伦齐的假设是，认同的基础——象征的前驱阶段——在于这样的事实：在儿童的早期发展阶段中，他努力在每一个所遇到的客体上，重新发现他的身体器官以及这些器官的活动，由于他也在自己的身体中进行类似的比较，所以，他也许在上半身看到了相当于下半身的每一个重要细节。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儿童早期对身体的熟悉是伴随着新鲜愉悦感来源的发现，而且，很可能是因为这一点，个体才能在身体各个不同器官与部位之间做比较，接续这种比较而来的是对其他客体的认同过程——依琼斯所言，这个过程中的享乐原则容许我们可以在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客体之间比较，其根据则是愉悦的性质或兴趣之类似性。不过，我们也许可以合理的假设：在另一方面，这些客体与活动本身并非愉悦的来源——它是经由认同置换到它们身上的愉悦而来的。如司裴柏所认为，它被置换在原始人类的工作上。然后，当潜抑开始运作，并且从认同跨入象征形成的时候，是后者这种过程提供机会让原欲可以被置换到其他的客体以及自体保存本能的活动，这些本能原先并未具有愉悦的性质，在这里我们就触及了升华的机制。

于是，我们发现认同不仅是象征形成的前驱阶段，同时也是语言的进展以及升华的前驱阶段，后者的发生是借由象征形成、原欲幻想以性象征的方式来固着于特殊的客体、活动与兴趣上，我将这句话说明如下：在我提到的行动中存在着愉悦的例子——如比赛与运动等——我们可以辨识出运动场、道路……的性象征（象征母亲）意义，而走路、跑步与各种运动都代表了穿透进入母亲体内。同时，执行这些活动的双脚、双手和身体，因为早期认同的缘故而等同于阴茎，它们的作用是为本身带来一些事实上与阴茎以及与此器官之满足情境有关的幻想。相关的连结可能是行动中的愉悦感，或者其实是器官愉悦自身，这一点是升华与歇斯底里的症状形成的分歧点，虽然两者走的是同样的路径。

为了更精确提出症状与升华之间类似与相异之处，我要参考弗洛伊德对达·芬奇的分析，弗洛伊德以达·芬奇的回忆——或者该说是幻想——作为起始点：他提到当他还睡在摇篮时，有一只秃鹰飞向他，用它的尾巴打开他的嘴并用它的尾巴压他的嘴唇几下。达·芬奇自己的评论是：正因为这样，他对秃鹰投入而详尽的兴趣，在他生命早期就已经被决定了。弗洛伊德则指出，这个幻想事实上在达·芬奇对艺术及自然科学的爱好上，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我们从弗洛伊德的分析所获得的了解是，真实的幻想之记忆内容是孩子被母亲哺乳与亲吻的情境。那只鸟的尾巴在他嘴里的意念（对应于口交）显然是该幻想以被动之同性恋形式所做的重现，同时我们看到它代表了达·芬奇早年婴儿期之性理论的浓缩，这些理论使他以为母亲拥有阴茎。我们常发现，当求知的本能很早就与性方面的兴趣联合时，结果就是抑制，或是强迫式精神官能症和沉思的躁症。弗洛伊德接着指出达·芬奇借由将这种本能成分升华而避开了这些命运，于是这种本能成分并未成为潜抑的牺牲者。现在我应该要问：达·芬奇如何避开了歇斯底里？我认为歇斯底里的根源可以从幻想中秃鹰尾巴这个浓缩的元素中辨识出来，这个元素通常在歇斯底里个案中可以见到，如同口交的幻想，表现在喉咙有异物塞住的感觉上。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歇斯底里的症状是性感带（erotogenic zones）的置换之能力的再制，这些性感带显现在儿童早期的定位取向与认同上，于是我们看到认同也是歇斯底里症状形成的前驱阶段，而这种认同让歇斯底里病患能够启动典型的由下而上的置换。现在如果我们假设借由口交而获得满足的情境——此情境在达·芬奇身上被固着了——所达到的路径与导致歇斯底里转换症（hysterical conversion）是一样的（认同——症状形成——固着），我认为分歧点是发生在固着之处。在达·芬奇身上愉悦的情境并未如此被固着：他将它移转到自我倾向上了，他可能曾经在生命初期能够达成对周遭客体产生深远的认同，也许这种能力是因为不寻常地早期及广泛的发展——从自恋原欲到客体原欲；另一个因素是将原欲保持在暂时悬置状态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假设升华的能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可能是个体先天具有的才能，这点与自我活动或倾向在做原欲贯注时的轻松自在，以及它所能容受的程度有关。在身体范畴方面，我们可以模拟的是，特定身体部位随时准备接收神经支配的状态，这一点在歇斯底里症状发展上是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构成了我们所了解的“天生素质”（disposition），并且会形成互补的序列，就像那些我们所熟悉的精神官能症病因。在达·芬奇的案例中，不只是在乳头、阴茎与鸟尾巴之间建立了认同，这样的认同也融入了对此客体的动作、鸟本身及其飞翔与它所翱翔的天空之兴趣。真正经验到或幻想中的愉悦情境，确实是被保存在潜意识中，而且是固着的，不过，它们也在自我倾向中得以展现与释放。当它们接收了这种表征的时候，这些固着去除了它们的性特质，它们变得与自我一致，如果升华成功——也就是说，如果它们融入了自我倾向之中的话——它们就不会进行潜抑。当这样的状况发生时，它们为自我倾向提供了所有的情感，这些情感是刺激与诱发才能的作用力，由于自我倾向使它们能够以一种与自我一致的方式来自由发挥，它们容许幻想在没有被检查的情况下自己开展及释放。

另一方面，在歇斯底里的固着上，幻想是如此地紧紧抓住愉悦情境，以至于在升华可能发生之前它就被潜抑而固着了。因此，假如其他的导因是活跃的话，它将被迫在歇斯底里的症状中寻求表征与释放。达·芬奇在对鸟类飞行而产生科学方面兴趣的方式显示了，在升华的时候，幻想及其所有的决定因子上的固着也会持续发生。

弗洛伊德曾全面地总结歇斯底里症状的基本特征，如果我们将他的叙述拿来测试达·芬奇与秃鹰幻想有关的升华，我们会发现症状与升华之间的雷同处。我也认为这种升华与弗洛伊德的准则相符合，在准则中歇斯底里的症状通常会在一方面表现出男性的，而在另一方面又表现女性的性幻想。就达·芬奇的例子来说，女性的那一面是由被动的口交幻想所表现，我认为男性的幻想则可见于弗洛伊德节录达·芬奇一段像是预言的札记中：“伟大的鸟会在伟大的天鹅之后做第一次的飞行，它将让宇宙充满惊奇，所有的文学将诉说它的声名，对它的出生地而言，它将会是永远的荣耀。”难道这段话不是意味着赢得母亲对其性器成就的认可吗？我认为这个幻想表达了早期婴儿式愿望和秃鹰幻想，并表征在他对鸟类与飞行器的科学研究上了，因此达·芬奇的性器活动在真正的本能满足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它完全与其升华融合在一起了。

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歇斯底里的攻击只是幻想以哑剧形式作为表征，它不但被转译为行动的方式还投射到动作上；类似的主张也许可以适用于那些幻想与固着上。在这位艺术家身上，这些幻想与固着是以身体运动支配来表征的，这些运动支配与他的身体或其他媒介有关。这个说法和费伦齐与弗洛伊德的看法是一致的，也就是他们针对艺术与歇斯底里，以及另一方面关于歇斯底里攻击与性交之间的雷同与关系所写的。

由于歇斯底里攻击运用了特别浓缩的幻想作为它的材料，所以不论是对艺术的兴趣或创造才能的发展，多少都仰赖于升华所表征的固着与幻想之丰富与强度。重要的不只是所有体质因素与偶发因素存在的量是多少，以及它们如何共同协调合作，还有性器活动能移转（deflected）到升华的程度。同样地，在歇斯底里的状态中，总是达到了性器区域首位（primacy of genital zone）。

天才与才能的区别不只是量的方面，也在基本的质量方面，不过我们可以假设才华具有同样的基因条件，而当所有相关因素都是如此完备以至于形成了独特的组合类别时，才有可能产生天才；这些组合是由一些互相具有某些基本相似性的单位所组成的——我指的是原欲的固着。

在讨论升华的议题时，我认为升华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以升华为目标的固着不应该过早进行潜抑，因为这样会排除发展的可能性。照这样说来，我们应该要在症状形成与成功升华两端之间假设一个互补序列——包括了升华不太成功的可能性。我认为我们发现的是：导致症状发生的固着其实正是在走向升华的过程中，只不过它因为受到潜抑而与升华无缘。潜抑发生得愈早，固着将更容易保存真正的愉悦情境之性特质，也更容易将其原欲贯注的倾向加以性欲化，而非与该倾向融合；另外，这种倾向或兴趣也会更不稳定，因为它将永久持续受到潜抑的宰制。

我想补充说明关于不成功的升华与抑制两者之间的差别，以及两者的关系。我曾提到有些抑制是正常的，而且是发生在潜抑成功的情况下，当这些潜抑为分析所解决时，我们发现它们有部分是建立在极为强烈的升华上。事实上这些升华已经形成了，只不过是被完全或部分抑制了，它们不具有升华不成功的特质——这些不成功的升华会在症状形成、精神官能症性质与升华之间摆荡；只有在分析中才会被辨识为抑制，并以负面的形式表现出来，像是缺乏动机或能力，或者有时候只是这两者较弱。抑制是因过量的原欲——这些原欲以焦虑的方式释放——移转到升华而形成的（正如本书中所说明的），于是这些升华会被潜抑减弱或破坏为抑制的形式，而避免了症状形成，因为焦虑的释放是以一种类似于我们所熟悉的歇斯底里式的症状形成的方式。如此说来，我们可以说正常人是在成功的潜抑帮助之下，借由抑制来达到健康的状态。如果受抑制的焦虑量超过了升华的量，结果就是精神官能式的抑制，因为在原欲与潜抑之间的拉锯战不再是由自我倾向的领域所决定了，于是在精神官能症中用来抓住焦虑的同样过程被启动了。然而在不成功的升华时，幻想在升华过程中遭遇了潜抑而被固着，我们可以猜想：如果升华要被抑制的话，必须要有真的升华发生才行。在此我们可以再次假设：在症状与成功的升华两者之间所意味的互补序列，不过，我们可以假设：另一方面，当大部分的升华成功时，只有少量的原欲蓄积在自我当中，准备以焦虑的方式来释放，因此，就更没有必要抑制了。我们也可以确定的是，当升华愈成功时就愈不需要潜抑，在此我们又再一次假设了一种互补的序列。

我们知道自慰幻想在歇斯底里症状与歇斯底里发作的重要性，让我来说明自慰幻想对于升华的影响。十三岁的菲力司在分析中产生了以下的幻想，他正和一些漂亮的、裸着身子的女孩子玩，他爱抚着她们的乳房，但并未看见她们的下半身。他们正在一起玩足球。这个性幻想，对菲力司来说是替代了自慰，在分析中有后续的其他幻想，有些是白日梦的形式，其他的则发生在晚上，如同自慰的替代品，而且都与游戏有关。这些幻想显示了他的某些固着如何发展为对游戏的兴趣。在第一个片段的性幻想中，性交已经被足球所取代了。这种运动比赛，和其他活动一样，完全吸收了他的兴趣与抱负，因为这种升华借由一种保护的反应而被增强了，这种保护反应是为了抵御其他与自我较不契合而被潜抑与抑制的兴趣。

一般来说，这种反应性或是强迫性的增强，很可能是破坏升华的一个决定因子，这种升华的破坏有时候会在分析中发生，虽然通常我们的经验是分析总是会促进升华。在固着被解决且原欲释放的其他管道是开启的时候，症状作为代价高昂的替代形成物，就会被放弃了。但是，将这些固着带入意识中，因而形成升华的基础，势必要导致不同的结果：通常升华会被再增强，因为它一直是最为便利，也可能是最早的原欲释放替代管道，而原欲必定仍未获满足。

我们知道，在“原初”场景或幻想上的固着是发生精神官能症的重要因素，我要提供一个例子来说明原初幻想在升华发展上的重要性。弗里茨快七岁了，他说了许多关于“皮皮将军”的幻想，这个将军带领着一群士兵——叫作“皮皮弟弟”（Pipi-drops)走在街上，弗里茨精确地叙述了这些街道的状态与情境，并且和字母的形状做比较。这个将军带着士兵走到一个村庄，驻扎在那里。这个幻想的内涵是与母亲性交、伴随性交时阴茎的动作以及阴茎进入的管道；由其脉络来看，它们似乎也是自慰幻想。我们也发现它们和其他元素一同在他的升华中作用着，我目前尚无法深入了解其发展。当他骑乘在“滑轮车”上时，他特别强调转弯与弧线的重要性，就像他在不同的幻想中也曾描述到的他的生殖器皮皮，例如他曾说过他为他的皮皮发明了一样专利的东西，包括能够不动手、借由扭转它的全身就让皮皮抖动着通过其灯笼裤的开口。

他重复的幻想是发明了特别的摩托车与汽车，这些幻想的建构重点不外乎获取特别的操控与曲线行进的技术来进进出出。“女人，”他说道，“也许能够操控，但是她们无法快速地转向。”他有一个幻想是所有的小孩，包括男孩与女孩，当他们刚生下来时就拥有自己的机车了，他们的摩托车上可以再多载其他三四位小孩，而且可能在路上任何地方将他们丢下，顽皮的小孩在摩托车急转弯时摔下来，其他的则在终点处放下来（被生出来）。谈到字母S时——他对这个字母有许多幻想，他说S的小孩——也就是小s，当他们还穿着长袍时，可以射击与驾驶摩托车，他们全都有摩托车，他们骑车一刻钟所到的距离比成人一小时能到的更远，而且小孩在跑、跳及其他各种身体的灵巧度上都比大人好。他也有很多关于各种汽车的幻想，只要他拥有这些车子就会坐在里面去上学，并且带着妈妈和姐妹一起。有一次他在有关为摩托车加油的想法上表露出焦虑，因为有爆炸的危险，后来发现在帮摩托车加满油的幻想中，油代表了“皮皮水”或是精液。他认为这是性交中必要的东西，而灵巧地驾驭摩托车并不断地做曲线或转弯的动作，则代表了性交的技术。

在生命很早期的时候，他就已经对道路及所有和它有关的兴趣发生了固着的征象。当他大约五岁时，明显不喜欢散步，同时，他也非常明显地对时空距离缺乏认知。例如，在我们一同旅游数小时之后，他仍然以为就在自家附近。伴随着不喜欢外出走路，他同时也对所处环境全然缺乏兴趣去熟悉，以及完全欠缺定向的能力。

他对汽车的兴趣显现在他可以接连好几个小时从窗口或房子入口处观望经过的车辆，还有他对于驾车的热衷。他会专注地扮演车夫或司机，把椅子推在一起形成车子，像是强迫行为一般全然投入在这个游戏中——特别是他对其他任何游戏都完全不感兴趣。但就这个游戏来说，其实他只不过是相当安静地坐在那里而已。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对他进行分析，他在几个月之后有了极大的转变，而且是全面性的。

从此之后他不再焦虑了，但在分析中仍然看得到强烈的焦虑，随后并借由分析而获得解决。在分析的最后阶段，他对街头游荡孩子的畏惧症浮现了，这点和他反复被街上的孩子骚扰的事实有关，他表现出对他们的恐惧，甚至于无法说服自己单独上街，因为外在的原因导致分析无法继续，所以我也无法用分析的方法来触及这个畏惧症，但是我发现在停止分析之后不久，这个畏惧症完全消失无踪了，接着表现出来的是漫游的愉悦。

与此紧密相随的是，他发展出在空间定位方面更活络的感觉。首先是他对车站、火车车厢的门特别感兴趣，再来就是当他进入某些场所时所注意到的出入口；他开始对电车轨道及其经过的街道产生很大的兴趣。分析已经移除了他对游戏的嫌恶，这一点经确认具有许多决定的因素。他对汽车的兴趣，很早就已经发展出来了，而且具有强迫性的特质。和以前单调的车夫游戏对比的是，现在的这些游戏在进行时带着很丰富的幻想。他也对电梯及进入电梯显现出极大的兴趣，差不多在这段时间里他病了，必须在床上休息，于是他发明了以下的游戏，他爬到床单底下说：“那个洞愈来愈大了，我很快就要出来了。”他慢慢在床的另一端拉起床单，直到洞口够大可以让他爬出来为止。然后他假装要在床单底下旅行的样子，有时候从这一侧跑出来，有时从另一侧，移到顶端时他说他正在“地面上”，意思是和地下铁相反的情形。他曾经因地下铁从地下冒出来继续在地上走的景象，而大大受到惊吓。在这个游戏中，他非常小心地对待床单，在移动的旅程中不让它在两侧被掀起，所以他只有在床的一端出现时才被看到，而他称那一端为“终站”。又有一次，他用不同方法来玩床单，这次包括了在不同的方向钻进钻出，在玩耍中他对妈妈说：“我要进入你的肚子里头。”大约在这期间，他产生了以下的幻想：他正在进入地底下，那里有许多人，列车长快速地在台阶上下走动，给这些人车票，他在地底下坐着车，直到路线会合的地方，那里有个洞和一些草地。在另外一个这类游戏中，他在床上重复地做一辆玩具车子，司机在被他卷成小丘的床单上开着车子，他说：“司机总是想要走在山上，但那是不好走的路。”然后，他让司机走在床单底下说着：“这才是对的路。”他对电车轨道的某一部分特别感兴趣，也就是只有单轨而形成一个环状会车线的时候，关于这一点他说应该要有这样的环形会车线，以防另外一辆火车从反方向过来时发生撞车。他对妈妈如此描述了这个危险状况：“你看，如果两个人从相反的方向面对面走着，”（他边说着边跑向妈妈）“他们会互相撞上对方，对两匹马来说也是如此，如果它们用这种方式走向对方。”他常有的一个幻想是他想象妈妈的体内是怎样的地方：那里有各种装置，特别是在她的肚子里，接下来的幻想是有一些小孩子在秋千或旋转木马上，有一个人在某个东西上按压，好让小孩子们可以一个接一个不断地从这边爬上去，从另一边爬下来。

他对于四处游走的这个新兴趣以及所有其他的兴趣持续了一段时间，几个月之后，这些兴趣就又被旧有的对散步的嫌恶感所取代了。在我最近开始分析他的时候仍是如此，当时他已经快七岁了。

在分析的下一部分，走得很深了，这种嫌恶也增加了，清楚显示为一种抑制，一直到隐藏其后的焦虑显现出来而能够被解决为止，特别是去学校的路程引发了这种强烈的焦虑。我们发现他不喜欢这条上学路线的原因之一是，这条路上有一些树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他却认为这些路旁要是有田野，就会非常美丽了，因为那里可以开辟步道。如果种花、浇水的话，还可以变成一座花园。他对树的强烈反感，有一段时间是以惧怕树林的形式呈现，经过证实有部分是因为他幻想砍倒的树可能会压在他身上所致。对他来说，那棵树代表了父亲的巨大阴茎，他想要将它砍下来，但也因此对它感到惧怕。我们在好几个幻想中了解到他在上学途中所恐惧的是什么，有一次他告诉我关于上学途中经过的一座桥（这座桥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如果桥上有个洞的话，他可能就已经掉进去了。另外有一次，他看到路上有一条很粗的绳子，使他很焦虑，因为那让他想到一条蛇。在这个时候，他试着在部分路段跳着走，理由是他有一条腿被砍断了。他的一个幻想和他在书上看到的图片有关，是关于一个巫婆。在幻想中，他在去学校的路上遇见这个巫婆，巫婆会将一大罐墨汁倒在他的身体和书包上——那个罐子代表了母亲的阴茎。他又接着补充他怕这个东西，同时又觉得它不错。另外有一次他幻想遇到一个漂亮的巫婆，很仔细地看着她的头冠，因为他如此盯着她看，他是一只杜鹃，她又施魔法取走了他的书包，并且将他从一只杜鹃变成了一只鸽子（也就是如他所想的，一种雌性的动物）。

我要举一个幻想的例子，它会出现在稍后的分析当中。在这幻想中，那条道路最初的愉悦意义是明显的。弗里茨曾告诉我，如果不是为了那条路的话，他相当喜欢上学。为了要回避那条路，他幻想要架一个梯子从自己房间的窗子跨越到学校老师房间的窗口，然后他和妈妈可以一起爬过阶梯去学校。接着他告诉我有一条绳索，也是从一个窗口拉到另一个窗口，他和妹妹（或姐姐）沿着这绳索被牵引到学校去，有一个仆人帮助他们丢掷绳索，而那些已经到学校的孩子们也会帮忙。他自己则将绳索丢回去，“他会移动绳索”——他如此说这件事。

在分析当中，他变得更为活跃了。他告诉我以下的故事，他称之为“公路抢劫”：有个非常有钱又快乐的绅士，虽然年纪还轻，但他想要结婚了。他走上街头，看见了一位美丽的淑女，就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不干你的事。”接着他问她住哪里，她又一次对他说：“和你无关。”他们讲话愈来愈大声，引起一位已经在注意他们的警察上前，并把这个男人带上一辆很大的马车里——这种马车是像他那样气派的绅士可能会拥有的，然后，他被带到一栋窗前有铁条的房子——监牢里，他被控公路抢劫的罪名。“就是这么一回事”。

他最初在马路方面的乐趣是和他想与妈妈性交的愿望有关，因此必须等到阉割焦虑解除之后才能完全运作，同样地，我们也看到和这一点息息相关的是，他喜欢探索马路与街道（这些形成了他定向感的基础）的发展是伴随着性好奇的释放而发生的，而性好奇也是因为阉割恐惧而被潜抑的。以下我要举几个例子。他曾经告诉我，当他小便时必须放上刹车装置（他借由压阴茎来做到这点），不然的话，整个房子可能会倒塌。在这方面有许多幻想显示他是受到了“在妈妈体内”——借由认同她——及“自己体内”之心像（mental image）的影响。他以一个被铁路切割的城镇——通常是一个国家，后来是一个世界——来描述它，他想象这个城镇供给居住其中的人与动物所需的各样物品，备有每一种现代化的器械。

那里有电报、电话、各种铁道、升降梯与旋转木马、广告……铁路是以不同的方式建造的。有一个是环状铁道，上面有许多车站，有些车站像是市区的铁路有两个终站。有两种火车走在铁轨上：其一是“皮皮列车”（Pipi-train），由“皮皮弟弟”所驾驶，另外一种是“卡奇车”（Kaki），由“卡奇”所驾驶。通常“卡奇车”是以一种普通的载客火车来代表，而“皮皮车”则是快车或电车，两个终站是嘴和“皮皮”。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火车必须通过一条陡下坡，并在两侧滑开。然后，那里发生了碰撞，因为载着“卡奇”小孩走这条路的火车，被另一辆火车撞上了。受伤的孩子们被带到信号箱子里，这个东西证明是“卡奇洞”，它在日后经常被带入幻想中，当作列车抵达或离开的月台。当火车从另一个方向过来时，也发生了一个碰撞，也就是说，当他们由嘴进入时，这代表了借由吃而受精，而他对某些食物的嫌恶乃是由这些幻想所决定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幻想，其中一个是两种铁道共享一个发车月台，火车走在同一条轨道上，稍后才分岔走向“皮皮”与“卡奇洞”。他受到嘴受精这个想法的影响有多强烈，可以从一个幻想中看出来。这个幻想强迫他在小便时中断七次，停止七次的想法经证实是源自当时他正在服用的药物的滴数，而他对这药水是非常排斥的，经分析后显示，他将之等同于尿液。

我要再提一个细节是关于从城镇、铁道、车站与马路的幻想中，所呈现的丰富想象。另外一个常见的幻想是关于一个车站，他给它起了几个不同的名字，我叫它为A，另外还有B和C两个车站，它们和第一个连在一起，通常他把这两个车站想象为一个单一的大车站。A非常重要，因为所有货物都是从这里输送出去的，有时也会有一些乘客进入，例如，一些铁路公司的职员——他用自己的手指来代表他们，A是嘴巴，食物从这里进入，那些铁路职员是“皮皮”，这点和他经由嘴受精的想法有关。在B有一个花园而没有任何树，不过有许多步道互相交织着，有四个入口通往这些步道——这些入口只是洞而不是门，是耳朵与鼻子的开口。C是头骨，和B、C在一起的是整个头，他说头只能连结嘴巴。这个想法有部分是由其阉割情结所决定的。肚子，也时常是车站，不过这样的安排经常会有所不同，在这一切当中，很重要的角色是升降梯和旋转木马，纯粹被用来运送“卡奇”和小孩子。

当这些和其他的幻想被诠释之后，他的定向能力变得愈来愈强了，这点可以在他的游戏与兴趣上明白显现出来。

于是我们发现他的定向感——之前被强烈地抑制，而现在显著地发展起来了——是由想要穿透母亲身体以便探究其内在与出入的通道，以及受孕与出生过程的愿望所决定的。

我发现这种定向感的原欲决定论是典型的，发展顺利与否（或者是另一种状况——由于潜抑而抑制了定向感）有赖于它。部分抑制此能力（也就是对地理与定向的兴趣）而造成程度不一的功能缺失，决定因子就是那些我认为是形成广泛抑制的基本因素；我指的是在生命某个阶段中，潜抑作用于固着的程度，而这些固着的目标是升华，或已经升华了，例如，要是对于定向感的兴趣没有被潜抑的话，在其中的愉悦感与兴趣会被保留，而且在这方面能力发展的程度，与顺利探索性知识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此处我要强调这种抑制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它——不仅在弗里茨身上可以看到——延伸到广泛的兴趣与学习上，在对地理的兴趣之外，我还发现它也是发展绘画能力、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以及每一件与探索地球有关的事情的决定因子之一。

在弗里茨身上，我也发现他在时间与空间方面的缺乏定向感有非常密切的关联，相对于当他在子宫中对地点的兴趣受到潜抑，他对于身处其中的时间细节也兴趣缺缺，因此“在出生以前我在哪里呢？”及“什么时候我在哪里？”等这些问题都被潜抑了。

从他许多话语以及幻想中可以明显得知的是，他潜意识中将睡眠、死亡以及子宫内状态视为等同，与此相关的是他对于这些状态的持续时间及其接续情形的好奇。由此看来，从子宫内过渡到子宫外的状态改变，似乎是所有周期性的原型，也是时间概念以及时间定位的基础之一。

我想再提一件事，它显示了定向感的抑制有极大的重要性。在弗里茨的例子中，我发现他对启蒙的阻抗是与定向感的抑制密切相关，而定向感的抑制又源自于他所留存的婴儿期之“肛门孩童”性理论。不过，分析显示他之所以固着在这个肛门理论是因为潜抑的结果，而潜抑则是因俄狄浦斯情结之故；他对于启蒙的阻抗并不是因为他尚未达到性器的组织层次，以致无法领会性器过程所造成的。事实上，相反地，这个阻抗阻碍了他进展到那个层次，并强化了他在肛门层次的固着。

在这一点上，我要再次提到对启蒙的阻抗，儿童的精神分析一再证实我这个观点，使我不得不将它视为一个重要的症状，也就是一种抑制的征候，这些抑制决定了整体后续的发展。

在弗里茨的案例上，我发现他对学习的态度也是由同样的性象征贯注所决定的，分析显示他对学习的显著排斥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抑制，在不同学科上由不同的原欲成分（instinctual components）所决定。例如对于走路、游戏以及定向感之抑制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对性象征贯注的潜抑，这潜抑是植基于阉割焦虑之上的，而性象征贯注指的是借由性交来穿透进入母亲体内之意念的兴趣。在他的分析中，这种原欲贯注，以及伴随而来的抑制，明显是从最早的动作以及移动的游戏扩及通往学校的道路、学校本身、他的老师与学校生活中的各种活动。

由于在他的幻想中，练习本里的线条是道路，练习本则是整个世界，而字母则是骑乘摩托车——亦即笔——进入其中；或者，笔是一艘船，练习本是一座湖泊。我们发现弗里茨在书写上的许多错误（这些错误有好一阵子是无法克服的，直到它们在分析中获得解决，并且完全消失了），是由许多关于不同字母的幻想所决定，他幻想这些不同的字母互相友好或者争斗，它们有各种经验。一般来说，他认为小写字母是大写字母的孩子，他视大写S是高大德国人（long German s's）的皇帝，它在末端有两个钩子，借此与女皇（empress）——亦即尾端的小s，只有一个钩子——有所区别。

我们发现说出来的话对他而言就等于写下来的字，字代表阴茎或孩子，而舌头的动作和笔则代表性交。

我要简短一提儿童精神分析为我揭示的，关于原欲贯注在婴儿语言及特质发展，以及整体语言发展的广泛重要性。在语言中，口腔的、食人的及肛门施虐的固着被升华了，其成功的程度是根据早期组织层级在性器固着为首位之下被涵括（comprehended）的程度而定。我认为这个能让倒错的固着得到释放的过程必定能在所有的升华中呈现出来。由于各种情结的运作，引发了各种的强化与置换，它们具有退行或反应的特质，并提供了个体无限的可能性，以语言为例，在他的语言特殊性及整体语言发展方面，都是如此。

在弗里茨的案例中，我发现说话——无疑是最早的升华形式之一——从一开始就被抑制了，他很晚才开始说话，变得像是安静。后来，在分析过程他变得能言善道，乐此不疲地诉说自己编的故事，幻想在这些故事里发展着——他在接受分析以前并未显现这方面的能力，不过也很明显，他喜欢说话，而且和字语有着特别的关系，与这些密切相关的是他对文法的强烈兴趣。为了说明起见，我要简短引用他说的一段话，关于文法对他的意义，他告诉我“字的根部（root）本身不会动，只有它的尾端才会动”，他想要给姐姐一个笔记本作为生日礼物，他在里头写了每一件事物所做的事情，某物做些什么事呢？“某物会跳跃、某物会跑、某物会飞”等等，那表征了阴茎所做的事，他想把这些事写在笔记本里，也想在妈妈身上做这些事。

说话像是一种性器活动的意义，亚伯拉罕也在一个假性知识（pseudologia）的案例上报告过，我发现每个个案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状况存在。我认为，这一点及肛门决定论（anal determination）都是典型的。对我来说，这一点在一个口吃女孩的个案中，特别明显。这个九岁女孩叫作葛莉特，具有强烈的同性恋固着，她将说话与唱歌视为男性的活动，把舌头的运动当成是阴茎的活动。她特别喜欢卧在躺椅上背诵法语文句，她说它是“如此有趣，当声音上上下下，就像是人在梯子上那样”，她对此的联想是，那个梯子是在一只蜗牛里，但是，在蜗牛壳里会有容纳梯子的空间吗？（一只蜗牛是她给生殖器起的名字）逗点与句点，对应于说话就像是停止（pause）一样，意思是一个人向“上或下”走，一遍又一遍，一个单字代表阴茎，一个句子则代表了阴茎在性交中的抽插，也代表了整体的性交。

在许多案例中显示了剧院与音乐会——事实上，任何有声音可听、有影像可观赏的表演，总是代表了双亲的性交——聆听与观看代表了实际上或幻想中的观察，而落下的布幕则代表阻碍观察的物体，如被单、床沿等。我要引述一个句子，那是关于小葛莉特告诉我的一出在剧院中演的戏。首先，她因为位置不够好离舞台有段距离而感到苦恼，但是她改口说她其实比那些坐得很靠近舞台的人有更好的视野，因为他们无法看到舞台全貌，然后她联想到小孩睡床的位置，睡床放置在父母亲卧室中，最小的弟弟可以靠近父母的床，不过床头板让弟弟很难看见他们，而她的床离得较远，却能将父母的床一览无遗。

十三岁多的菲力司在以前并未显现音乐的天分，但在分析过程中，他逐渐显著发展出对音乐的喜爱，这一点是在分析将他早先婴儿期观察性交的固着带入意识时发生的，我们发现了声音——部分来自于他从父母睡床旁听到的，其余则是幻想产生的——形成了对音乐强烈兴趣（在最早期被抑制）的基础，这样的兴趣在分析中再次获得了解放，我在其他案例中发现，这种决定音乐兴趣与天分的机制也见于其他案例中，因此我认为是典型的。

在H太太的案例中，我发现她对颜色、形式与图画显著的艺术鉴赏能力之决定机制也是类似的，不同在于她早年的婴儿观察与幻想是和她看见的事物有关。例如，图画中特定的蓝色调直接表征了男性的元素，这是她固着在阴茎勃起时的颜色。这些固着来自于对性交的观察，并导致了对于阴茎在非勃起状态时颜色与形状的比较，进一步也导致了在不同光线之下对于某些颜色与形状改变，以及阴毛的对比观察等等。在这里，对于色彩感兴趣的肛门基础总是存在的，我们可以一再发现这种事实，即对图画之原欲贯注就如同图画代表了阴茎或小孩（同样的情形适用于一般的艺术品），而对于画家、大师与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的原欲贯注则如同他们代表了父亲一般。

我再提供一个图画被视为如同小孩与阴茎的例子，我在分析中一再看到这个意义。五岁半的弗里茨说他想看妈妈的裸体，并补充说：“我要看你的肚子和里头的图画。”当她问：“你是指你以前所在的地方吗？”他回答说：“是的，我想要看看你的肚子里是否没有小孩。”这个时候，在分析的影响之下，他对性的好奇心更自由地显现出来了，而他的“肛门儿童”（anal child）理论也更清楚浮现了。

综合我所说的，我发现艺术与智能的固着，以及那些后来会导致精神官能症的固着，都是以原初场景或是对它的幻想为最有影响力的决定因子，重点在于哪一种感官比较强烈地被激发了：表现出来的兴趣是对看到的事物，或者是对听到的声音，这也可能决定了——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意念是以视觉还是听觉的方式来对个体呈现，无疑地，体质因素在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菲力司的案例中，他是固着在阴茎动作上；弗里茨是固着在他听到的声音上；其他案例则固着在色彩效果上。当然，对将要发展的才能和天分来说，那些我详尽讨论过的特殊因素必定是会发生作用的，在固着于原初场景（或幻想）这件事上，活动的程度——它对升华来说是如此重要——无疑也决定了个体是否发展出创造或生殖的才能，因为活动的程度必然影响着认同的模式，我的意思是问题在于它是投入于欣赏、研究与模仿他人的杰作，还是想要借由自己的表现来努力超越这些作品。在菲力司的分析中，我发现他最初对音乐的兴趣，清一色都是对作曲家与指挥家的批评，当他的活动逐渐被释放之后，他开始尝试去模仿他听见的。但是在更进一步分析中，更多关于活动的幻想出现了，年轻作曲家和年纪较大的作曲家互相比较。虽然这个个案的创造才能是毋庸置疑的，我观察到当他的活动更自由时，便影响了他在所有升华的态度，这种影响方式让我对于活动在发展才能方面的重要性有更多的了解。对他进行的分析显示了在其他案例之分析所证实的：批评的根源总是来自于对父母性交的观察与批评。在菲力司的案例中，很清楚的是，他一方面是旁观者与评论者，另一方面在他的幻想中，他也参与在所闻所见当中，成为乐团的一员。只有当活动可以被释放的更晚期阶段时，他才能够对父母的角色感到自在与信任——也就是说，只有在那时，他才能鼓起勇气让自己成为作曲家——如果他有足够才华的话。

总而言之，说话能力与运动的乐趣总是有原欲的贯注，而这样的贯注也具有性器象征的本质，这是早期借由将脚、手、舌、头与身体认同于阴茎，由此进展到这些部位的活动，于是这些活动获得了性交的意涵。接续在营养功能方面的自我保存本能（self-preservative instincts）被性本能（sexual instincts）利用之后，下一个转向的自我活动是说话与运动的乐趣。因此，说话可能不仅协助了象征的形成及升华，它本身也是最早期升华之一的结果，似乎当升华能力的必要条件存在时，固着——从这些最原初的升华开始，而且与之息息相关——会继续进展到对更多自我活动与兴趣的性象征贯注。弗洛伊德曾如此阐述：人类趋向完美的冲动是来自于对满足的渴望（这是无法被任何可能的反应性替代物与升华所缓和的）与他在现实中得到的满足，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所形成的张力导致的。我想，我们可以将这个动机归因于葛罗戴克（Groddeck,1922）所说的制造象征的强迫性，以及不间断的象征发展，于是持续借由固着来影响原欲贯注于新的自我活动与兴趣——它们在基因上（也就是说借由性象征）是彼此相关联的——的冲动，以及创造新活动与兴趣的冲动，就是人类文化演进的驱动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发现象征的运作有愈来愈复杂的发明与活动，就像儿童总是不断地从原初的象征、游戏与活动进展到其他的事物上，并放掉先前的事物。

再者，在本文中我尝试指出抑制的重要性，而这些抑制不能被称为精神官能症；有些抑制看起来并无任何实际上的重要性，只能在分析中被辨识出来（只有当婴儿分析被采用时，才能充分显现它们的意涵）。这些抑制包括明显地缺乏某些兴趣、轻微的嫌恶感。简单说，健康人的抑制具有最多样的掩饰，然而当我们考虑到一个正常人得牺牲多少原欲能量来买他的健康时，就会知道这些抑制的极端重要性了。“如果我们不将注意力放在精神无能（psychical impotence）观念的延伸，而是放在其征候学的阶段性变化，必然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即在现今文明世界中，男人爱的行为总是带有精神无能的特征。”

在《引论》中，弗洛伊德曾讨论到对于教育工作者可能提供什么预防措施，他的结论是：即使硬要保护童年（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在面对体质因素时也可能是无能为力的，然而，如果这种保护太过于成功地达到目标时，也是危险的。这段话在弗里茨的案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这个孩子在早年曾经被受到精神分析观点影响之人的悉心照料，然而并未能防止抑制与精神官能性的性格特质发生，在另一方面，他的分析显示了，这些导致抑制的固着又可能是形成优秀能力的基础。

不过，我们一方面不该太过于重视所谓分析式的养育方式，但仍必须尽所有力量来避免对儿童造成心智伤害；另一方面，本文的论证显示了在孩童早期实施精神分析来帮助教育的必要性。虽然我们无法改变那些导致升华或抑制，甚至是引发精神官能症的因素，不过早期分析能让我们在这些发展正在进行的时候，从根本的层面上影响其方向。

我试着说明原欲固着决定了精神官能症及升华的发生，有时这两者是依循同一条路径的。潜抑的力量决定了这条路径是通往升华还是精神官能症，早期分析就是在这一点上找到可能性，因为它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用升华来取代潜抑，也因此能够将发展到精神官能症的路径转向到发展才能上。

第五章 抽搐的心理起因探讨(1925)

接下来是一个较为冗长的个案史摘要，我提出这份素材主要是为了审视抽搐的心理起源的相关因素。在这个案例中，抽搐似乎只是一个次要的症状，在素材中仅占极小的部分。然而在这位病患的性发展过程中，抽搐所扮演的角色却牵动着他的整体人格、他的精神官能症及他的个性，而这影响是如此深远，一旦分析能成功地治愈抽搐，治疗几乎就可以宣告结束。

菲力司十三岁的时候被带来我这里分析，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行为完全符合了亚历山大所提出的“精神官能症性格”。虽然他没有真正的精神官能症状，但在对智性上的兴趣和社交关系都严重受到抑制。他的心智能力不错，但除了比赛，他对任何事物都显得意兴阑珊。他对父母、兄弟与同学之间的态度非常冷淡。另一个不寻常的情况在于他缺乏情感。他母亲只是顺口提到他曾经有过几个月的抽搐，不过就是偶发的小毛病而已，对她而言（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也有这种感觉）这个症状看起来并不是特别重要。

由于他一星期只来分析三次，加上他的治疗中断过好几次，所以三百七十小时的分析时数实际是长达超过三年四个月。这个男孩一开始来看我的时候还没迈入青春期，而长期的治疗让我了解到：他的种种困难，将会因为青春期的开始而愈演愈烈。

以下是一些有关他发展的基本重点。三岁时他因为包皮过紧而接受拉伸手术，他对这种拉伸与自慰之间的连结留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他父亲也曾经一再以警告、威胁，来禁止他的自慰行为；在这些威胁之下，菲力司被迫放弃自慰行为。但是即使在潜伏期阶段，他最多也只能做到偶尔不自慰。十一岁时，他必须接受鼻腔检验，这件事重新引发他三岁动外科手术的相关创伤，导致他对自慰的挣扎又出现了，但这一次，他的自慰行为因父亲从战争中回来及新的威胁而完全停止。阉割焦虑与后来对自慰的持续挣扎，深深影响着这孩子的发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是，六岁以前他都和父母一起睡，对父母性交过程的观察，在他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三岁时——正是婴儿期性生活的高峰期——进行外科手术造成的创伤，强化了他的阉割情结，也使他的性态度从异性恋转往同性恋。但是，即使俄狄浦斯情境已经出现错置，却还是遭受阉割焦虑的破坏。他的性发展迅速退回到肛门施虐的水平，并进一步退化到自恋状态的趋势。这为他塑造了拒绝外在世界的基础，他的人际退缩态度变得愈来愈明显。

当他还是个小小孩时，非常喜欢哼哼唱唱，但是从三岁开始却不再唱歌。直到他接受分析以后，才重新恢复他对音乐的天分和兴趣。在幼年，过度的身体躁动开始出现，并且有增强的趋势。在学校他完全无法让自己的腿静止下来；他会不断地在座位上乱动、做鬼脸、揉眼睛等等。

菲力司七岁的时候，他的许多困难因为弟弟的诞生而更加恶化。他更强烈地渴望能被温柔的对待，但是他对父母和周遭环境的态度却愈来愈冷漠。

小学一年级时，他是个出色的学生。然而，比赛与体育却引发他强烈的焦虑，他非常讨厌这些活动。十一岁时，他父亲刚从战场上回来，看见他在运动方面的懦弱表现，威胁着要处罚他。于是菲力司成功地克服了他的焦虑。他甚至呈现出另一种极端，他成为狂热的足球员，并开始运动和游泳，不过原本懦弱的态度仍会一再复发。另一方面，父亲坚持要指导他的家庭作业，他则以失去兴趣作为响应。随着对学习的厌恶一再增加，上学渐渐变成一种折磨。在这个时期，对自慰的挣扎再次出现，而且变本加厉。分析他对游戏的热衷及对学校作业的厌恶，成为第一阶段治疗中的重要主题。分析清楚地显示出，游戏和其他身体活动对他而言是一种自慰的替代品。刚开始分析时，他唯一能想起、有关自慰的幻想片段是这样的：他正在和一些小女孩玩；他抚摸她们的乳房，并且一起踢足球。比赛的时候，小女孩们身后的一座小屋不断使他分心。

分析揭示出这个小屋是一间厕所，象征他的母亲，显示他对母亲的肛门固着，同时代表了他对母亲的贬抑。足球赛象征他把性交幻想行动化，这取代了自慰，并以一种能够被接受的形式来释放性紧张，因为这行动是父亲鼓励，甚至是强迫他去做的。同时，比赛让他有机会消耗掉过度的活动量，这和他对自慰的挣扎有着密切关联。但这种升华的方式只能达成部分的效果。

在阉割焦虑的压迫下，比赛与性交之间的对等关系使得他之前抑制下自己对于比赛的喜爱。来自父亲的胁迫造成后来他成功地将部分焦虑转移到学业上，但因为求知与性交之间也具有某种潜意识的连结，使得学习现在变成了一种禁忌的活动，如同过去比赛对他也是一种禁忌一样。在我的文章《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中，我曾经以这个特殊个案来解释这种连结关系，并更为广泛地阐述其适用范围。在此我只提到，对菲力司而言，用比赛、学习或其他升华方式去处理焦虑是不可能成功的。焦虑会一再出现。在分析过程中，他愈来愈了解到比赛是一种失败的、对焦虑的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ion），也是一种失败的自慰替代品。不出所料，他对比赛的兴趣减少了。就在这时候他也渐渐地发展出对于各种学科的兴趣。同时，在做出这么多失败的努力后，他的触摸恐惧［(Ber rungsangst），对触摸自己性器的恐惧］变少了，他逐渐克服长年来对自慰的恐惧。

此时值得注意的是他抽搐的频率增加。他的抽搐最早出现在分析之前的几个月，促发因素是他秘密地目睹了父母之间的性交过程。在抽搐出现后，一些症状立刻出现：包括脸部抽搐和头往后仰。抽搐由三个阶段组成。一开始，他的头部后方靠近颈部的地方有一种郁闷不舒服、仿佛被撕裂的感觉。这种感觉迫使他把头往后仰，然后从右边转到左边。第二个动作伴随着一种感觉，好像有东西大声地咔啦作响。最后一个阶段是第三个动作，他会尽可能把下巴深深向下压。这让他有一种钻进某种东西的感觉。有一段时间，他会将这三个动作连续做三遍。在抽搐当中，“三次”的意义之一（之后我会有更详细的说明）在于他扮演了三个角色：被动的母亲角色、被动的自己以及主动的父亲角色。前两个动作都象征着被动的角色；然而在咔啦作响的感觉中所包含的施虐元素也象征着主动的父亲角色，这个元素在第三个动作中表达得更完整，就像要钻到某种东西里去。

为了让抽搐成为分析的重点，必须从病人口中获得与抽搐有关的感觉和他对引发抽搐之情境的自由联想。一开始抽搐只是不规律地间隔出现，发展一段时间后，频率变得愈来愈高。直到分析成功地进入他深层心智中潜抑的同性恋倾向（一开始显现在他对比赛的热衷，以及和比赛有关的幻想），抽搐的重要性才开始浮现。后来他的同性恋倾向也表现在至今尚未显露出来的兴趣上，他开始对音乐会，尤其是对指挥家和不同的演奏家产生兴趣。他就此爱上了音乐，并逐渐真实地、持续地领略音乐之美。

在三岁时，菲力司已经透过歌唱显露出对父亲的认同。在创伤之后，这个兴趣也如同其他较不利的发展一样受到潜抑。在儿童早期的屏幕记忆之后，这个兴趣在分析过程中再度出现。他想起自己还小的时候，早上起床看到平台钢琴的镜面上反射出他自己的脸，他注意到那是一个扭曲的镜像，并感到害怕。另一个儿童期遗忘记忆是听见父亲夜间的鼾声，看见父亲的额头长出角来。他的联想始于他在朋友家看到一台漆黑的钢琴，然后想到父母亲的床。这个联想显示出，他一开始对声音与音乐感兴趣，后来却对声音与音乐产生抑制的重要原因，是来自他曾经在父母床上听见的声音。在参加一场音乐会后，他在分析时抱怨那台平台式钢琴把演奏家完全遮住了，根据这件事，他创造出一段回忆：他的婴儿床放在父母的床尾，这虽然遮住了他的视线，看不见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却阻止不了他用聆听来观察。事实愈来愈清楚，他对指挥家有兴趣，其实是因为指挥家等于他父亲在性交中的角色。当他还是个旁观者的时候，他想要主动参与当时正在发生的事。这份愿望在以下的联想中更明白地显示出来：他非常想知道指挥家为什么能够让其他演奏者如此准确地跟随他的节拍。对菲力司而言，这似乎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指挥家握有一根相当大的指挥棒，而其他音乐家们却只有手指可用。希望当个音乐家，并和指挥家同时演奏的幻想，构成了他潜抑的自慰幻想的主要部分。他的自慰幻想原本已经升华成为对于音乐节奏与动作元素的兴趣，这时候却因为三岁时外科手术曾造成的创伤，导致早熟而暴力的潜抑作用出现，使升华作用受到阻碍。对于动态活动的需求因此借由过度的不安与躁动来释放，在他的发展过程当中还会透过其他方式表达出来，这点我会在下文加以说明。

这孩子在幻想中取代母亲在配偶关系中的角色，这是一种被动的同性恋倾向，后来被主动的同性恋幻想所掩盖，他幻想取代父亲的位置，与一个男孩进行性交。这种幻想表达出他的同性恋客体选择是在自恋的层次上进行的；他选定自己成为爱的客体。从创伤所中引发的阉割焦虑导致他以自恋的方式发展出同性恋倾向。而后，他所爱的客体从母亲转移到父亲，又从父亲身上转移开来，这是自恋式退化的结果，形成他人际退缩行为的基础。但是在他自慰幻想的同性恋内容的背后，我们能够看见菲力司最早期认同父亲的种种细节（例如他对平台式钢琴和乐谱的兴趣），换言之，这是一种与母亲性交的异性恋幻想。菲力司三岁的时候曾经以唱歌的方式表现出这种认同，后来他放弃不再歌唱。

在他自慰幻想中的肛门期成分也变得更加明显。例如在剧院里，他很想知道是不是因为交响乐团的位置处在舞台下方，所以音乐听起来像是被包住一样，相当模糊；这是受到早期从父母亲床上传来的声音，经由肛门期诠释（anal interpretation）所产生的影响。他批评一个年轻的作曲家在乐曲中使用太多管乐器，这使我们回溯他婴儿时期对于放屁声响的兴趣。他的音乐鉴赏力里头存在着非常强烈的肛门期成分，他自己就是那位年轻作曲家，他觉得自己只能够达到肛门期成就，无法和一样父亲享受性器期成就。明显易见地，他日渐强烈的听觉兴趣有部分是从视觉领域的兴趣中退化的结果。在非常早期的发展当中，他经验到原初场景，因此他的窥淫癖（scoptophilia）受到增强，令视觉领域很容易就受到退化作用的影响。分析过程再度印证了这点。在欣赏一出歌剧后，他从指挥家乐谱上的黑点与黑线制造出一个幻想，并从离舞台不远的座位上试着要破解这些密码（再一次，我们可以连结到他的异性恋欲望，因为菲力司将指挥家眼前的乐曲，当成他母亲的性器官）。当我们讨论到他短暂出现的眨眼、揉眼睛症状时，我们会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菲力司刚开始接受分析的时候，有一种非常严重的倾向，他会刻意不看那些离他最近的东西。他讨厌电影院，勉强承认电影院只具有科学上的价值，这和原初场景所激起的窥淫癖的退化有关。

在菲力司的心里，他非常崇拜指挥家在面对听众接受掌声时能够不为所动，还能够“一边指挥，一边迅速地翻过一页页的乐谱，发出像是撕纸的声音”（herumreissen)，我们发现这说明了他有施虐式的性交概念。他声称即使坐在他的座位上，仍可以听见翻页的声音——他对这种声音有着莫大的兴趣，使他想起革命与暴力——但他也怀疑在这么远的距离之下是否有可能听见这种声息。听见翻页声的感觉可以连结到婴儿期的最初情境。对他而言，这种暴力撕裂的声音象征着强力的撕裂与刺穿，透露出在他的自慰幻想中，声音本身是一项重要的施虐元素。之后我们在分析抽搐的时候会深入探讨这点。

他的兴趣不断增加，同时对诗人、作家、作曲家感兴趣，这可以连结到他早期对父亲的崇拜，后来却被深深地潜抑。因此在阅读一本描述一个男人对一个男孩的爱情的书籍后，他第一次直接地对同性产生兴趣。他对一个同学发展出一种浪漫的“迷恋”。他迷恋的这个男孩子A，也是一位男老师最喜爱的孩子，全班同学显然有着充分理由认为师生之间正在谈恋爱。这位老师也对菲力司的客体选择产生重大的影响。分析显示A男孩一方面象征菲力司的理想化自我，另一方面也象征了一些介于男女性别之间的东西——拥有一根阴茎的母亲。A与男老师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菲力司心中不被满足的渴望，他希望像个孩子一样被父亲所爱，也象征他希望在父母关系中取代母亲的位置。他对A的爱主要是基于认同作用，可说是一种自恋式的客体关系。这是一段不求回报的爱恋。确实是如此，因为菲力司绝对不敢接近他所爱的男孩。他向同学B透露这段不幸的爱恋，后来他选择B作为爱的客体。从着色和其他方式的数据中显示，B让菲力司想到父亲，并且想以B来取代父亲。这种关系使他们互相自慰，考虑过所有复杂情况后，为了使分析能够持续、并且对菲力司有益，我必须停止这两个男孩之间的关系。

菲力司重新唤起对音乐的兴趣，表露出同性恋倾向，自慰行为也再度出现——出现这些发展的同时，抽搐的频率开始明显减少，而在抽搐偶然出现时，我们也能攫取它的潜意识意义。当菲力司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已经克服了对A与B两人的爱的时候，抽搐再度出现，比以前更严重。这清楚显示出抽搐所象征的意义，也就是受潜抑的同性恋冲动，更确切地说，抽搐释放出存在于这些幻想或自慰行为中的冲动。在儿童早期冲突的那段期间，菲力司感受到阉割焦虑的威胁，使他潜抑那些指向母亲与父亲的欲望。现在（有一部分是应我的要求）他又重复了拒绝A与B的过程。因此，再次出现的抽搐可视为一种替代物，就像之前他以过度的身体躁动取代自慰行为与自慰幻想一样。现在我得以更全面地分析他的同性恋倾向。此时直接的同性恋倾向大幅减弱，升华作用出现，特别是这时候他开始与其他男孩建立友谊。

对抽搐的深入分析，一次又一次带领我们回到它在童年早期的源头。有一回，当菲力司正在和一个朋友一起写功课的时候，他决定要率先解答一个数学问题，但他朋友却比他更早解开这一题，之后他便出现抽搐的情况。自由联想显示出在这次的同侪竞争中落败，使得父亲的优越感与菲力司的阉割情结再度浮现，迫使他回到在与父亲的关系中采取女性角色的状态中。另一个发生抽搐的场合是，当他必须向男英文老师坦承他没有办法跟上进度，希望老师能够拨给他一些私人课程以弥补不足的部分。对他而言，这也象征他承认在与父亲的竞争当中落败。

接下来是一个饶富意味的小插曲。菲力司曾经试图获得一张早就销售一空的音乐会门票；他和许多人站在音乐厅的入口处，在推挤当中一位男士弄破了一扇玻璃，必须找警察来处理。这时抽搐又犯了。分析揭露出这个特别的情境其实是在重复儿童早期的偷听场景，也就是与抽搐的起源密切相关的情境。他认同自己就是那个弄破窗子的男人，两人有着相似的行径，在早期情境中他曾经想要强行进入一场“音乐会”，亦即父母之间的性交。警察象征着父亲会侦查、检视他的这项企图。

抽搐进一步减少了，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说明这个情形：抽搐的频率降低；抽搐从三个动作减少到两个，到后来剩下一个动作。首先，第一个抽搐动作的起因，是因为他觉得颈部后方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撕裂，但这样的感觉已经不再出现；后来在伴随第二个动作出现的巨大咔啦声也不再出现了。最后只剩下那种钻进某个东西的感觉，包括肛门所感觉到的压力，以及被他的阴茎所刺穿的压力。这种感觉与幻想中，他用阴茎钻进父母体内，摧毁父亲的阴茎和摧毁母亲有关。在这个阶段，抽搐缩短成单一动作，在其中仍然可找到前两个动作的蛛丝马迹。

被动式同性恋因素所引起的撕裂感与咔啦作响的感觉消失，自慰幻想也随之改变；在自慰幻想中的同性恋内涵，从原本的被动变为主动。然而在撕裂、咔啦作响、钻入等动作当中也隐含着性交的节奏。姑且不论这些感觉的急迫性，当菲力司忍住不要抽搐的时候，他经历到一种强烈的紧绷感，这些感觉会增强，然后降低下来，有一段时间主要是撕裂的感觉，然后是咔啦作响的感觉，后来只剩下钻入的感觉。一段时间过后，抽搐完全消失，但是却被另一个双肩同时向后推的动作所取代。以下事件揭露出这个动作的意义：菲力司和校长谈话时，突然充满一种无法抗拒的急迫感，想要搔抓自己的背，之后他的肛门发痒、括约肌收缩。这明白显示他当时潜抑了他的渴望——想以一种恋粪癖的语言来羞辱校长，用粪便弄脏他。这再度让我们回顾在原初场景中，他也曾经对父亲升起同样的渴望，并且透过一连串动作与尖叫的方式表达出来。

分析抽搐到了后期，揉眼睛和眨眼成为抽搐的替代物，这种转变的解释如下：学校的黑板上写着一段中世纪的碑文，菲力司几乎毫无理由地感觉自己无法正确解读这段文字。于是他开始大力地揉眼睛与眨眼。就像分析中的许多其他时刻一样，自由联想揭露出黑板本身，以及黑板上文字的象征意义，它们象征在性交情境中，他母亲的性器官是一个不可知的、无法理解的元素。黑板上的碑文与指挥家的乐谱之间有着模拟关系，他在剧院里曾经从他的位置上试图解读那些黑线。这两个例子可能显示，眨眼是因为要潜抑窥淫的欲望，而想要自慰的渴望经由置换，特别是借着揉眼睛的操作表达出来。在分析中我们也能够完全理解这些情境与他在学校常陷入的退缩行为之间的关系。他会凝视着空白的地方，这与后来这个例子中的幻想有关：他正在观赏、聆听一场大雷雨；这让他想起儿童早期的一场大雷雨；在暴风雨过后，他把身体探出窗外，想知道刚才在花园里的房东与房东太太是否受了伤。然而这段回忆证明了这又是一个与原初场景有关的屏幕记忆。

对抽搐及其替代形式的分析又有所进展，因此甚至连眨眼和揉眼睛都渐渐不再出现，只有在特别的场合下，他心里会出现一些想要抽搐的想法。当我揭露出这些抽搐的想法是和受潜抑的自慰渴望以及原初场景有关之后，他就连想要抽搐的想法也不见了，自此分析对于抽搐产生了全面而持续的疗效。这个时候，分析的另一个向度上也发生了值得注意的改变。他的异性恋欲望以欣赏一位女演员的方式首次出现。这一个客体选择符合了菲力司一直以来将剧院、音乐会等情境认同为性交，并将演出者认同为父母的惯例。如同我先前所言，他后来也描述自己是一个旁观者与听众，同时他也透过对父母亲的认同，描述自己是一个扮演不同角色的演员。

有一次他必须在会谈室里等我一阵子，之后他告诉我，刚才他透过窗户看着对面的公寓，经验到一种特别的感觉。他在许许多多的窗户上看见各种影子与形状，他试着想象他们在做什么。对他而言仿佛是身处在剧院，可以看见演员们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同时他也感觉自己正与这些人共享正在发生的事情。

菲力司的第一个异性恋客体选择深受他的同性恋态度所影响。这位女演员具有许多男性特质，对他而言，她就是拥有阴茎的母亲。这样的态度持续出现在他与第二个异性恋爱的客体的关系中。他和一个比他年长并主动追求他的女孩子谈恋爱。在儿童早期的时候，他想象母亲是个妓女，想象母亲比他还要优越地拥有一根阴茎，而这位女孩则是象征这些幻想的拟人化。这样的移情对我而言已具有足够的强度，使我必须强迫这段关系暂时停止一段时间，特别是因为菲力司已经理解到焦虑的感觉和这些关系是纠结难分的。这次客体选择的目的在于，他想从那些指向我的幻想与渴望中逃开，也只有在这个阶段，这样的移情才更完整地在分析中呈现出来。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从原本深爱却禁忌的母亲身上转移开来的举动，在此发挥作用，强化了他的同性恋态度，也加深他对恐怖的阉割母亲的幻想。

透过菲力司自慰幻想的发展与改变，可以看出他从同性恋改变成异性恋倾向，以及其异性恋倾向的修饰与调整。分析带领我们回溯到最早期的自慰幻想，直接连结到他对父母亲性交过程的观察。现在我将概略叙述这些幻想确切的发展年代顺序。

菲力司和父母亲同房直到六岁，当他还小的时候，他曾经想象自己床前有一棵大树，树干指向与父母床铺相反的方向。一个小小的男人从这棵树上朝他滑了下来，这个小人一半是老人，一半是小孩——浓缩了他父亲与自己的形象，这表现出他的自恋式同性恋客体选择。后来出现的是许多男人的头，特别是许多希腊英雄的头，这些头颅在他心里也像炮弹和重物一样，他看见它们飞向自己。这些素材早已为他日后对足球的幻想，以及凭借足球技巧来过度补偿对于父亲会阉割他的恐惧埋下伏笔。

随着精神状态进入青春期，他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导致一个异性恋客体选择在他的幻想中出现，他想象自己和一些女孩子一起踢足球。在这个幻想中，他也把（那些小女孩的）头换掉了，就像他曾经在幻想中使用英雄们的头一样，这么做是为了让真实喜爱的客体变得无法辨认。在分析过程中，他再度开始自慰，且频率增加，因此肌肉的抽搐随之减少，他的自慰幻想一步一步地发展为以下的内容：他幻想一个女人躺在他身上，后来幻想一个女人有时候躺在他上面，偶尔也躺在他下面，最后他幻想一个女人完全只躺在他下面的位置。这些幻想中的相关性交细节都与这些位置相互对应。

在菲力司身上，分析自慰幻想被证明是治疗抽搐的决定因素。他曾经放弃自慰，导致他以其他的身体活动作为释放焦虑的途径，我们了解这些动作包括了做鬼脸、眨眼和揉眼睛、用尽各种方式过度躁动、比赛，而最后演变成抽搐。

但如果我们现在思考特定受潜抑自慰幻想的演变，会发现这些幻想有一部分与这些释放焦虑的动作有关，另一部分则包括了所有想要升华这些焦虑的努力。在他热爱运动的底层，藏着同一种已证实与抽搐有关的自慰幻想：认同作用。根据原初场景来看，他同时认同了性交中的父亲与母亲，因此在他心里，自己不但是父母性交过程的旁观者，还是一个爱的客体。由于他相当热衷于比赛，在分析中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滔滔不绝地谈论比赛的事，因此我有丰富的资料证明在这些与比赛有关的幻想底下，有着相同的认同作用发生。在足球等等活动中，他的对手往往是他的父亲，正威胁着要阉割他，而他必须反抗以保护自己。球要进的目标（球门）与球场则象征着他母亲。但其他方面，透过分析，我们甚至得以看见隐藏在同性恋倾向背后的母亲形象，就像分析到后来帮助我们了解与抽搐有关的幻想一样。比赛与过度躁动的功能在于逃离抽搐，甚至是逃离自慰。这主要是因为阉割焦虑持续复发，导致升华作用无法完全解决焦虑，也因为如此，这孩子与比赛之间的关系仍然很不稳定。但我们发现这些自慰幻想也是使他对学习充满爱恨交织心态的起因，因为学习与比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天，男老师上课时斜靠在书桌上，菲力司突然希望老师把书桌弄翻、摔烂，因此受伤。在他心里，这象征着父母性交过程有了新的版本，而他在一旁观看。他与男老师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在重复他与父亲的关系，这同样是潜抑的同性恋倾向所导致。他在课堂上对每个问题的回答、他在学校写的所有作业，都代表了与父亲之间的同性恋性交行为。但无论他和母亲的原初关系隐藏得多好，我们都可以从此处的同性恋倾向背后看出来，就像他先前与比赛伙伴或对手的关系一样。他在学校坐的板凳、男老师斜靠的那张书桌、他书写的那块黑板、教室、学校大楼——透过这些事物与男老师的关系，象征了母亲与男老师（父亲）有着性交行为，就像是球所落入的目标、学校的操场、球场等等。阉割焦虑这项重要因素抑制了他对学业与球赛的兴趣。因此除了某些抑制之外，我们不难了解为何菲力司在校的前几年可以是一个用功的学生，因为在那段日子里，父亲因为战争的关系而不在家，至少当时与学习有关的焦虑相对较少。父亲回家后，他开始讨厌上学。另一方面，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将他的自慰幻想升华到父亲命令他从事的体育活动中，其中的确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在过度补偿自己的焦虑。

如同我先前所述，在他对音乐的热爱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自慰幻想的内容也一样在改变——这种升华作用甚至被更强烈地潜抑，但是在分析的过程中一点一滴地释放开来。这同样是因为自慰幻想所引发的焦虑，导致他发展出这种更早期也更强烈的抑制。

从菲力司这个个案，我们愈来愈清楚地了解抽搐与病患的整体人格、性、精神官能症、各种面向的升华作用、性格的发展及他的社会态度之间都有着密切关联。这些关联源自于他的自慰幻想；在菲力司的个案中，我们特别清楚地看见这些幻想对他的升华作用、精神官能症与人格有显著的影响。

在另一位病患身上我也发现，自慰幻想的影响力与形态，是导致个体发展出抽搐的主因。我指的不是声语型抽搐（pronounced tic），而是运动型的抽搐，虽然两者在许多重要的方面看来十分相似，但不能混为一谈。威那（Werner）是一个精神官能症男孩，他九岁时来看我。在一岁半的时候，他就已经表现出过度的身体躁动，并且持续恶化。五岁时，他发展出一个特别的习惯，会借着手和脚的移动来模仿引擎运转。威那和他周遭的人把这个游戏取名叫“乱动”（fidgeting），而这个游戏逐渐入侵他所有的游戏活动。原本的引擎游戏很快地就成为他唯一的游戏内容。到了九岁，他常常乱动长达好几个小时。他说：“乱动很好玩，但不是一直都这么好玩，即使你想要停下来也没办法，就跟你必须把功课写完的感觉一样。”

在分析中，愈来愈明显地看到这种动作给人的压抑感，唤起的不是焦虑，而是紧绷的感觉——这时候他脑海中只能想着乱动这件事——就像菲力司那样，当他试图压抑肌肉不要抽搐时，释放出来的不是焦虑，而是紧绷感。他们之间进一步的相似点在于幻想。在分析过程当中，我终于了解了威那所谓的“乱动的想法”。他告诉我他的乱动是在学《泰山》里面的动物。猴子们正步行穿越丛林；在他的幻想里，他走在猴群后方，试着融入它们的步伐形态中。自由联想清楚显示出他非常崇拜父母性交关系中的父亲（猴子=阴茎），而他想要加入成为第三者。和菲力司一样，他将父母双方认同进来，形成了其他数不清的“乱动”想法，这些想法都可以被视为是自慰幻想。很明显的是，当他乱动的时候，他必须在右手的手指间快速转动笔或尺，而且在别人面前，他没有办法“好好地乱动”。

下面是另一个伴随乱动出现的幻想：他在眼前看见一艘由特别坚硬的木头打造的船，设有相当坚固的梯子，可以让人安全无虞地爬上爬下。船舱下方有粮仓和一颗注满气体的大气球。如果发生船难，水上飞机可以从这艘“救援船”（根据他的称呼）上飞下来。这个幻想传达出他在面对父亲时采取女性姿态引发的阉割焦虑，以及对这种姿态的防卫。遭遇船难时的水上飞机象征着他自己，船身象征着他母亲，而气球与粮仓象征父亲的阴茎。和菲力司一样，在这个个案中，阉割焦虑也导致自恋式的客体转变——将自己视为爱的客体。在他的幻想中，有绝大部分是关于某个“小家伙”的出现，会和“大家伙”互相竞争，证明自己比“大家伙”更有能力，例如，一具小引擎和时常出现的小丑角。“小家伙”不只代表阴茎，也代表与父亲相较之下的自己，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自己的赞佩，显示他用自恋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原欲。

这两个案例更为相似之处在于，声音在威那的幻想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威那还没有发展出明显的音乐感受力，但他对声音有着强烈的兴趣，分析显示出这与他观察父母性交时所引发的幻想有密切关系。五个月大时，他偶尔和爸爸妈妈睡在同一个房间。至少在分析这个阶段，我们还无法证明这种早年观察的真实性。然而另一方面，分析证实了以下事件的重要性，亦即在十八个月大的时候，他有多次无意间从通往父母房间那扇打开的门后，听见一些声音。就在这期间，他开始出现过度躁动的情形。下面的例子描述出听觉因素在他的自慰幻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告诉我他不停地乱动，模仿着他想要得到的一台留声机。一如往常，这次乱动是在模仿物体的某些动作，而这个例子中他模仿的是将唱盘旋紧，而唱针在唱片上移动的样子。然后他继续幻想着他想要拥有的一台机车，同样地，他用“乱动”来描述机车的运转。他也画出了他的幻想：机车有一具巨大的引擎，画得就像是一根阴茎，如同“救难船”

上的气球一样，引擎注满了汽油。一个女人坐在引擎上，她发动机车。引擎启动的声音化为一条条尖锐的射线，射向一个“可怜的小男人”，这男人被吓坏了。威那制造出一个与此有关的幻想，是关于一个爵士乐队，他模仿乐队的声音，然后说他的“乱动”是在模仿音乐。他向我示范小号手如何演奏他的乐器、队长如何指挥乐团，还有一个男人大声地打鼓。我问他这些“乱动”与什么有关？他回答说，他参与了里面所有的活动。后来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大巨人，有着巨大的双眼，头上还有天线和无线设备。一个迷你的侏儒想要看看这个巨人，于是他爬上埃菲尔铁塔，在画中埃菲尔铁塔和一栋摩天大楼连在一起。在此处，他对父亲的崇拜是透过对母亲的崇拜来表达，我们可以在被动的同性恋倾向底下看见异性恋倾向的存在。

如同菲力司的例子，威那潜抑窥淫癖，导致他对听觉产生强烈兴趣，必须透过节奏来抒发。我曾经叙述他用大巨人来象征关于爵士乐团的幻想，威那后来告诉我他看电影的经验。他确实不像菲力司那样厌恶电影院，但是有一天，在一出剧场演出当中，我有机会观察他和其他孩子们在一起的样子，并注意到一些潜抑窥淫癖的征象。他把眼光从舞台上移开相当久，然后他说这场演出从头到尾都很无聊，一点也不真实。在某些片刻，他像是着迷般地坐着，眼光紧盯着舞台上的场景，但后来又故态复萌。

在威那的案例中，阉割情结也是异常的强烈；对抗自慰的挣扎失败了，而这孩子用其他运动性的释放行为来取代自慰。分析仍无法弄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创伤影响着他，致使他发展出如此强烈的阉割情结与自慰恐惧。无疑地，是在五岁时听见性交的声音（仍然是从那扇开启的门后），然后当他六七岁时，曾经有一小段时间与父母同房，可能目睹了性交的过程，这些经验使得他所有的困扰更加恶化，包括当时已经发展出的“乱动”也变得更严重。“乱动”与抽搐的相似性是毋庸置疑的。当个体表现出运动性的症状时，有可能被认为是处在一种抽搐的初步阶段，未来可能发展出真正的抽搐。在菲力司的案例中也是如此，在儿童早期就可明显看出渐渐蔓延开来的过度躁动症状，在一些特别的经历形成促发因素之后，在青春期时，则完全被抽搐所取代。或许抽搐通常只在青春期中发展出来，因为所有的困难都要面临青春期的重大挑战。

现在我要把我对这些资料的结论，和曾经发表的过关于抽搐的精神分析文章做一个比较。我希望参照费伦齐和亚伯拉罕在1921年所撰述，涵盖面向完整的一篇文章《抽搐的精神分析观点》（Psycho-analytical Observations on Tic），这篇文章曾于柏林精神分析学会上口头发表过。费伦齐的结论之一——抽搐等同于自慰——在我描写的两个案例身上都得到印证。我们可以在威那身上看见费伦齐所强调的，抽搐会在四下无人时发泄的倾向，也能观察到这种情况的持续发展；而独自一人变成了“乱动”的必要条件。费伦齐的结论提到，“在分析当中，抽搐与其他症状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增加了分析的困难度。”我能够证实他的结论，不过数据有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菲力司的分析当中也感觉到，他的抽搐与其他症状之间有一些相当不同的地方，而比起抽搐，这些症状的意义已经更早、更清楚地揭露出来。此外，菲力司并不介意自己的抽搐，这点再次与费伦齐的结论相符。我也同意费伦齐的观点，要了解这些不同点的产生原因，必须去探讨抽搐所含有的自恋本质。

不过在此也出现了一些我与费伦齐论点的基本歧异。他认为抽搐是一种初级自恋症状（primary narcissistic symptom），与自恋式精神病（narcissistic psychoses）有着相同的病因。我的经验使我确信，除非分析能够成功地揭露出隐藏在抽搐底下的客体关系，否则治疗效果将相当有限。我发现在抽搐的底层，藏有性器期、肛门期与口腔期对客体的施虐冲动。的确，分析必须深入探索最早的儿童期发展阶段，而抽搐必须等到完整探索婴儿期的致病式固着（predisposing fixations）之后才能完全消除。费伦齐认为在抽搐的患者身上，症状背后并没有隐藏着任何的客体关系，这项主张在我的案例中无法得到证明。在我描述的两个例子中，分析过程相当清楚地显示出原始的客体关系，只是这些客体关系因为受到阉割情结的压力，而退化到自恋阶段当中。

亚伯拉罕所论及的肛门施虐式客体关系在我两个个案的身上也明显可见。在菲力司身上，他以抽搐之后的耸肩行为取代肛门括约肌的收缩，这个动作后来在抽搐中形成了转头动作的基础。与此相关的是，他曾经升起想要大骂校长的冲动。在抽搐的第三个阶段，“钻入”的动作不仅代表着“钻进去”，也象征着“钻出来”，也就是排便。

当抽搐被不断弥漫的过度躁动所取代时，菲力司养成了一个习惯，在男老师经过身边的时候会抖脚，像是在反复踢他一样。尽管这个动作带给菲力司许多麻烦，他仍无法克服。当身体无法静止时，其中含有的攻击成分（后来再度显示在抽搐中）与威那的例子有着如此重要的关联，使我们更明白地了解其基本意义，意即抽搐式的释放行为（ticlike discharges）当中含有施虐冲动。在分析当中，一连串热切、强迫式的问题被证实是在表达与原初场景有关的好奇心，对当时一岁半的孩子来说，他无法解释其中的细节，导致他后来一再地愤怒爆发。在这些时刻，威那会用彩色铅笔把窗台和桌子涂脏，他试过要把我弄脏，用他的拳头或有时握着剪刀威胁着我，试着要踢我，两颊用力吹出像是放屁的声音，用各种方式虐待我，做鬼脸、吹口哨；在某些片刻，当他重复用手指塞住耳朵时，他突然宣称能够听到一种特别的声音，像是从远方传来，但是他搞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声音。

我将引述另一个事实，以证实这个场面是在重复着原初场景所引发的攻击式运动性释放行为（aggressive motor discharges）。在一次愤怒爆发当中，威那曾经离开治疗室，看看他是不是能够隔着治疗室的门从大厅用球丢中我——这行为非常明显是重复他十八个月大的情境，当时他在那扇开启的门后面，想要虐待、伤害他的父母。

许多幻想显示出它们与抽搐的关系，例如与管乐器有关的幻想显示出菲力司感觉他想要参与父母的性交，证明了抽搐中含有肛门期的客体关系。威那也是如此，他用“乱动”模仿着爵士乐团的小号手——象征着在性交场景中的父亲——同样运用吹口哨和模仿放屁声的方式表现。

这些肛门施虐的元素不只是扮演部分角色而已，它们被证明是构成整个抽搐的重要因子，对我而言这确立了亚伯拉罕的观点，他认为抽搐是一种肛门施虐层次的转化症症状（conversion symptoms）。费伦齐响应亚伯拉罕时对这个观点表示同意，他也特别在论文里强调在抽搐中肛门施虐元素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与秽语症（coprolalia）之间的关系。

从上述数据可以清楚见到性器期的客体关系。与抽搐有关的性交幻想最初可以在自慰式活动中看出端倪。在分析过程中，与自慰有关，并长期受到焦虑影响而忽略的同性恋客体选择再度浮现。最后则揭露出异性恋客体选择，它随着自慰幻想的进一步改变而出现，也因为自慰幻想的改变，使分析能够清楚地回溯到儿童早期的自慰活动。

我将在此引述费伦齐文章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似乎能够将我们两人的不同观点连结起来。费伦齐写道：“在‘先天自恋者’身上所发生的抽搐，大致说来，性敏感带的重要地位已经浮现，但因为还没被稳固地确立，因此一般的刺激或是难以避免的小扰乱，都可能会引发这样的转移作用。自慰遂成为一种半自恋的性活动，这是一种过渡状态，之后个体有可能透过另一个客体得到正常的满足，也可能回归早期的自体性欲状态（auto-erotism）中。”

我的数据显示出，从客体关系中退缩时，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次级自恋（secondary narcissism），以自慰的形式表现；详细地说，基于某些原因，自慰再度成为一种自体性欲活动。对我而言，这似乎可以厘清费伦齐与我的观点间的差异所在。根据我的发现，抽搐不是初级自恋症状，而是一种次级自恋症状。我先前曾经指出，在我的个案身上，抽搐消失后，取而代之的不是焦虑，而是一种紧绷感——这点与亚伯拉罕的论述一致。

就某种程度而言，我的结论可视为是费伦齐与亚伯拉罕论点的补充。我发现抽搐是一种次级自恋症状，并且因为揭露出抽搐底层所隐含的原初肛门施虐与性器期客体关系，使我得到这个结论。此外，抽搐似乎不只是等同于自慰行为，还与自慰幻想息息相关。唯有在大量分析探索自慰幻想之后，才有可能对抽搐进行探讨与治疗，因此我必须回溯自慰幻想最早的发生点，而这会揭露出儿童期性发展的整体面貌。因此，分析自慰幻想确实是了解抽搐的不二法门。

在此同时，我发现抽搐虽然一开始看似一种偶发的、非主要的症状，其实与非常严重的抑制及自我中心的性格发展有着密切而基本的关联性。我一再指出，当升华作用成功时，每一种天分与兴趣都有一部分是源自于自慰幻想。在菲力司这个个案中，他的自慰幻想与抽搐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他的自慰幻想升华成为许多种兴趣，此时抽搐也随之瓦解、消失。分析的最终结果对病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抑制与种种人格上的缺失都大幅减少。在威那这个个案里也是一样，分析揭露出“乱动”的核心意义，以及它与严重抑制及自我中心行为之间的关系。先不论威那的分析还不够深入、症状的治疗效果尚未出现等事实，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他那丰富的幻想生活对症状出现的影响有多深远，以至于他不再对其他事物有兴趣了。他的分析也显示他的性格抑制早已日渐加深。

对我而言，这些事实显示出使用以下角度检视抽搐意义的必要性：我们不只要了解抑制的征兆和自我中心式的发展，更应该探索在这些困扰症状的发展过程中，抽搐究竟扮演着多么基本而重要的角色。

根据我对这些案例的思维，我想再一次指出潜藏在抽搐的心理起因之中的特殊因素。藏在抽搐之下的种种自慰幻想绝对不是（只针对抽搐的）特定式幻想，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幻想对于几乎所有的精神官能症状都具有一样的重要性，我也多次尝试表明，它们对于幻想生活与升华作用也有着相同的重要性。即使在我的两个个案身上都同时出现某种自慰幻想的特定内容——当自己参与其中时，同时认同父亲与母亲——但就本质而言，这并不是一种特定的幻想。我们必然能够在其他没有抽搐的病患身上看见这类型的幻想。

我认为，在发展中，有一个更特定的因素在这两个个案身上形成了这种认同作用。一开始对父亲的认同被对母亲的认同（被动式同性恋态度）所掩盖；基于某种特别强烈的阉割焦虑，这样的态度后来产生让步，一种主动的态度重新出现。对父亲的认同再度发生，但这不再是一种成功的认同，因为父亲的特质早已和病患自己的自我融合在一起，而病患身上那个受父亲所爱的自我则浮现成为新的爱的客体。

然而，在此有个明确的特定因素，不仅会促成自恋式退化（因为阉割焦虑而产生），也会引发以这种退化为基础的抽搐。如同威那一样，在菲力司这个个案中，他观察性交过程的方式，是透过对聆听这些性交所发出声音的强烈兴趣。在他身上，由于窥淫癖被强烈地潜抑，使得他对声音的兴趣增强。在威那这个个案中，事实清楚显示他是从毗连的房间进行观察，主要是借由听觉来获知讯息，这使得他发展出对声音的兴趣。活动量增加可能有着先天因素（如同之前引用费伦齐的论点），但显然也与这种兴趣有关。他模仿着他所听见的事物，而一开始是以有节奏的自慰活动作为象征。当处在阉割焦虑的压力下而放弃自慰，这些声音在后来就必须透过其他的身体动作来复制。例如在两个案例中，我曾描述在音乐中与指挥家节奏一致的幻想。我们可以假设这种对声音的兴趣不只是来自情境的影响，也是从同一种组成因子（constitutional factor）所衍生出来的——这两个案例都显示与强烈的肛门施虐成分有关，也显示在对放屁声的兴趣与大幅增加的运动量背后所隐含的攻击当中。

我所观察到在这些个案身上运行的特定因素，是否也在其他抽搐病患的心理病因中扮演重要角色，只有累积更多的经验之后才能解答。

附记：加入新证据（1925）

自从写了这篇文章以后，我开始分析一位名叫华特（Walter）的五岁半男孩，他的主要症状与一种刻板动作有关。由于病患还很年幼，并且在分析中有所进步（目前维持了六周），我们能够全面地探索隐藏在症状背后的互动因素，非常顺利地观察到这些因素对于对近来所发展出的症状的影响。一种强迫式的精神官能症和初期的人格变异使我必须对他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而这个个案同样揭示出作用在前两个个案身上的决定因子。为了力求精练，我挑选他两岁时从毗连的房里听见性交的经验进行说明。当时他出现过度的活动量，并且害怕敲打的声音。一周又一周过去，在分析的时候，华特强迫地重复演出各种不同的木偶剧［Kasperle show，类似英国的潘趣与茱蒂秀（Punch and Judy Show）］。在这些表演当中，我必须像指挥家一样宣布开始，用一根棒子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敲一敲，象征音乐的演奏；他会随着敲击的节拍做出一些特技手法。有许多细节证明这样的木偶剧演出的是性交的景象，而他取代了母亲的位置。他非常明显地害怕自慰，这与他三岁时的一个创伤事件有关。如今这样的戏剧演出总会演变成愤怒爆发，伴随着攻击性的肢体动作，以及一种象征肛门和尿道弄脏东西的攻击——全部都在针对性交中的父母。从这些运动症状可以清楚看出具有肛门施虐的基础。第三个案例在各方面都确认了我先前的立论，特别具有启发性的一点在于，这些个案来自于不同年龄层，而且都处在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上。我现在可以明确地证明抽搐的基础来自儿童早期时常可见的乱动、坐立不安的行为，因此这点需要被认真的思考。这种扩散式、过度的躁动是否一定是因为听见性交而引发（甚至在还没有发展成为抽搐的时候），只能靠累积更多的经验来为我们解答。至少在我分析的这三个案例中，以及在过度躁动真正发展成为抽搐或类似抽搐的动作时，它们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因素。如同威那一样，在华特身上，原本的情况也在第六年的时候压缩成为运动症状。我参考费伦齐曾提及的一项事实，在潜伏期的时候，抽搐常常是一种过渡症状。在三个案例中的其中两位身上，对灾难的印象的确导致个体无法克服俄狄浦斯情结与阉割焦虑，而在第三个案例中，这部分还没有经过充足的分析。俄狄浦斯情结的衰退，引起一种特别强烈的自慰挣扎，而运动症状后来成为立即的替代物。我们可以假设在其他的案例身上也是一样，在潜伏期时（常常出现、过渡性的），抽搐和刻板动作可能进一步发展出真正的抽搐症状，特别在青春期甚至青春期之后，一旦儿童早期的冲动或创伤经验再度复发，就可能成为促发抽搐的因素。

第六章 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

在以下篇幅中，我将深入探讨幼童与成人心智生活之间的某些差异，这些差异使得我们必须实行适合幼童心智的研究法。于此，我将试图说明，某种符合此等需求的分析式游戏治疗技术确实存在着，此技术乃按本文中即将详述的某些论点规划而成。

正如我们所知，儿童与外在世界之连结，乃经由接触可从中获得原欲快感的客体而建立，此原欲起初都仅黏附于儿童自己的自我之上。不管这些客体是否具有生命，一般小孩与它们的关系原先都是纯然自恋的，然而儿童就是循着这种方式，构组他们与现实之间的种种关系。对此，我想引用一个案例来说明幼童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楚德（Trude），三岁又三个月大，她在与母亲出外旅行之前，曾经和我进行过一个小时的分析治疗。六个月后，疗程重新开始，然而却在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她才稍微提起假期中发生的事情。一切肇始于她向我描述的一个梦境：她梦到她又和母亲一同到意大利旅行，在一间常光顾的餐厅里，因为覆盆子糖浆已经没有了，故餐厅女侍没端来给她喝。从对这个梦境与其他事件的诠释当中，显示出楚德仍处于断奶后被剥夺母乳的痛苦中，甚至可说是她对妹妹的嫉羡（envy）意识作祟。通常楚德会告诉我一大堆表面上毫不相干的事情，同时也不断提及六个月前那一小时的疗程。然而唯有在涉及她的剥夺经历时，才令她忆起旅行中的种种，否则那对她而言一点都不重要。

在很小的时候，孩童便已经由种种剥夺经历，逐渐对现实感到熟稔，并会运用否定（repudiating）的方式来对抗现实、捍卫自己。然而决定其日后适应现实能力的基准，却在于他们能忍受多少衍生自俄狄浦斯情结的剥夺经历。因此，幼小的孩童夸张地否定现实态度（表面上经常以“配合”与“顺从”作为掩饰）同样也是精神官能症的迹象，而它跟成人逃离现实的症状的不同处，仅在于显现的形式而已。因此，在对幼童的分析中，最终希望达到的结果就是他们能成功地适应现实，而改善教养问题便是成果之一。也就是说，达到这种境地的孩童，已经能够忍受真正的剥夺经历。

我们常常观察到，早在出生后第二年开始的年纪，幼童便已明显地展现出对异性父母的偏好，以及其他初期的俄狄浦斯倾向。至于后续的冲突何时会相继展开，也就是在何种状况下儿童会真正受到俄狄浦斯情结的掌控，这点并不容易确定。我们仅能就儿童身上的某些变化加以推断。

经过分别对一名两岁九个月与三岁三个月的小孩，以及一些约四岁的小孩进行研究之后，我发现俄狄浦斯情结在他们出生后第二年时便已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对此我将借由一名年幼病人的病情进行说明。直到出生后第二年开始之前，莉塔（Rita）一直都很黏母亲，没多久后却突然转而偏爱父亲。例如十五个月大时，她便不时要求与父亲独处，坐在他腿上一起看书。然而到十八个月大时，她的态度再度改变，好与母亲相处。就在同一时期，她开始为夜惊与畏惧动物所苦。此外，她亦逐渐对母亲产生过度的固着，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父亲的认同（fatheridentification）。刚满两岁后，她呈现出日益严重的矛盾倾向，后来因为实在太难照顾，在她两岁又九个月时便被送来接受我的分析治疗。当时她连续好几个月都出现严重的游戏抑制，且无法忍受剥夺、对痛苦极度敏感、时时闷闷不乐，而后续的发展更是每况愈下。此外，在莉塔满两岁以前，她皆与父母同睡一房，因而原初场景的效应不时显现于她的分析当中。然而，其精神官能症状的爆发，却是在弟弟出生之际。自此之后，更多的困难逐日加速涌现。无疑地，在这么小的年纪便经历俄狄浦斯情结，其深切的效应与精神官能症之间必然存有极为密切的关联。而到底是因儿童患有精神官能症，使得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运作影响如此剧烈，还是因此一情结的过早发生，才导致儿童出现精神官能症状，对这一点我尚无法论断。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我在此所提及的类似经验会让冲突更加严重，进而加剧精神官能症的症状，或导致其爆发。

借由此一病例，我将举出几项同样出现在其他年龄层儿童分析中的典型特征，这些特征在幼小孩童的分析中，展现得最为直接。在某些幼童的个案里，当我分析其焦虑发作（anxiety-attacks）之后，发现这些恐慌实为一岁半到两岁出头的孩童夜惊经历之反复呈现。这恐惧既为俄狄浦斯情结之效应，同时也是俄狄浦斯情结之精神官能性的呈现。由于这类的描述实在太多，故使我们得以就俄狄浦斯情结的效应，归结出一些实证性的结论。

这些与俄狄浦斯情结显然有关的描述，其状况不一而足，包括儿童经常摔落地上与弄伤自己、极度夸张的敏感、无法忍受剥夺、游戏时的抑制、对欢乐场合与礼物表现出的忸怩态度，以及经常过早发生的种种养育问题等等。不过，我发现引发这些十分普遍现象的原因，其实是一特别强烈的罪疚感。以下我将就其发展做更详尽的探讨。

首先，我将透过一个病例，来解释罪疚感如何对夜惊产生强大作用。楚德四岁又三个月大时，会在我们晚间进行分析工作的时段玩耍。只要睡觉时间一到，她便会从她称为房间的角落走出来，蹑手蹑脚地接近我，并对我使出无奇不有的恐吓。她佯装要割我的喉、把我赶到院子里、放火烧我，或者把我交给警察。她也会试着捆绑我的手脚，掀开沙发布罩，声称她正在做“波-卡奇-库其”。

原来，她正在母亲的“波波”里找寻“卡奇”，后者对她而言代表小孩子。还有一次，她意图击打我的胃部，说她正要取出“阿阿屎”（粪便），好让我变得软弱无力。然后她又扯下抱枕，不断地称它们为“小孩”，接着再用它们将自己埋藏在沙发的一角，紧紧蜷缩着，露出非常害怕的表情，并一边吸吮大拇指，同时尿湿了裤子。这样的情景总是出现在她攻击我之后，不过，她的态度倒是和先前不到两岁时饱受夜惊经历折磨的状况十分相似。在那同时，她亦经常于夜里跑到父母亲的房间，却说不出她到底想要干什么。她的妹妹出生时她已经两岁，而当时进行的分析治疗，除了成功地呈现出她的心智状况，以及厘清其焦虑、尿床、弄脏床铺等等行为之原因外，亦适切地将这些症状一一排除。那时她脑中已有抢走妈妈肚里小孩、杀掉她，好与爸爸交媾的念头。种种的憎恨与暴力倾向，正是她固着于母亲的原因（尤以两岁时最为强烈），也是她的焦虑与罪疚感之来源。当这些现象在楚德的分析疗程中愈加显著时，她在分析时间来临之前几乎都会伤害自己。我发现那些她用以自残的物品（桌子、碗橱、火炉等等），对她而言正代表着母亲（此与原始的婴孩认同观念相契合），或偶尔象征正惩罚着她的父亲。而根据我的研究，通常幼龄儿童之所以不断处于“战争”状态，或摔落或自我伤害，多半皆与阉割情结及罪疚感有着密切关系。

儿童的戏局，让我们得以就那极早出现的罪疚感，建立一些特有的结论。早在莉塔一岁多时，和她有所接触的人便相当惊讶她对自己的捣蛋行为是如此自责，且对任何责骂都格外敏感。例如，当她爸爸开玩笑地恐吓图画书里的小熊时，她竟然倏地放声大哭。在这里，使她与小熊产生认同连结的，是她对于受到真实父亲责骂的恐惧。再一次地，她的游戏抑制又是从她的罪疚感衍生而来。而当她两岁又三个月大时，她一再重申，当她跟洋娃娃玩时（一项她不是很喜欢的游戏），她不是洋娃娃的妈妈。就分析之显示，她不敢扮演母亲的角色，因为和其他东西相较，那尊小娃娃对她而言宛若未出生的弟弟，她简直恨不得从妈妈身上抢走他。但在此处，对这个幼稚愿望的抑制不再是从真实的母亲而来，而是来自内射的（introjected）母亲。她曾透过许多方式，向我演示出这个内射的母亲形象，而其影响力比她真实的母亲更加严厉残忍。莉塔曾于两岁时出现一个强迫症状，那是个非常浪费时间的就寝仪式，重点在于她坚持要用床单紧紧地将自己包裹住，因为她怕“一只老鼠或一头什么东西可能会从窗户跑进来，咬掉她的那个东西（性器官）”。除此之外，她的一些戏局显示出其他的决定因素：洋娃娃总是被包着，跟莉塔自己被裹住的方式相同，而且有一次娃娃床边还摆了一头大象，用意在防止娃娃逃走。因为不这么做的话，娃娃会潜入她父母房间，伤害他们或拿走一些东西。大象（代表父亲形象）显然背负着阻碍者的角色，而自她一岁多到两岁之间，也就是她想取代母亲的地位、夺走妈妈肚里的婴儿、伤害与阉割父母之时，这个内射的父亲角色便已在她体内作用着。这些在游戏中伴随着惩罚“孩子”而来的愤怒与焦虑反应，亦同样显示出莉塔在内心正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是掌有审判权的权威者，一是被处罚的孩童。

在角色扮演的游戏中，有一项基本而普遍的机制，会抑制儿童将运作中不同的认同合而为一。借由角色的分割（division），孩童才能成功地排除掉自己于俄狄浦斯情结形成过程中所吸附，且不断严苛地折磨其内心的父母形象。一旦驱除这些困扰之后，解放感便随即产生，并大大地促进游戏中快感的萌发。虽然这样的角色扮演游戏经常以十分简单的方式呈现，好像只代表原初的认同（primary identifications），但这仅是表面上看来如此而已。在儿童的分析中，深入表象的背后才是最重要的。然而，唯有将所有隐藏于后的认同角色与决定因素揭露而出，甚至对在此操弄的罪疚感做一番研究，才有可能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根据我分析过的案例显示，罪疚感的抑制效应在很小的时候就已十分显著。于此，我们所面临的状况，与一般所知的成人超我运作一致。若我们假设俄狄浦斯情结的巅峰期约发生于出生后三年，并且视超我的发展为其最终成果，对我来说，这两项推论与前述的观察并不相违背。那些明确而典型的现象，以及在俄狄浦斯情结发展至巅峰时逐渐显露出迹象的成熟形态，皆不过是经年累月的发展成果。从幼儿的分析中可看出，只要俄狄浦斯情结一出现，他们随即展开修通的动作，超我的发展便由此开始。

此一婴孩超我（infantile super-ego）的作用对儿童产生的影响虽与成人的状况类似，但对屈居弱势的婴孩自我（infantile ego）之压制却远较后者强烈许多。如同儿童分析工作所示，只要分析疗程将超我的过度需求加以抑制，便能巩固自我。无疑地，幼儿的自我与较年长的儿童或成人均不同，但一旦我们将幼儿的自我从精神官能症中解放出来，其自我对现实的需求是一致的——尽管这些需求还不像成人那般认真。

正如较年幼与较年长儿童心智的不同，儿童对精神分析之反应，于童年时期的早晚亦有所差别。常令我们惊喜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提供的诠释竟轻易地获得接受，有时孩童们甚至十分乐在其中。此一过程之所以异于我们在成人分析中所遇到的情况，乃是因为在儿童心智的深层，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交流远较成人容易，故当我们欲一步步反溯时亦较为简单。如此一来，便证明了我们所做的诠释之快速有效。当然，除非是透过适切的素材来分析，否则是不可能达成的。儿童在创造素材上，其速度与多样性均非常惊人，而且就算他们对诠释的接受度并不高，效果也常常令人讶异。在进行的过程中，原本基于阻抗而中断的游戏很快又重新展开，并不断地变换、扩展，并呈现心智的更深层，而儿童与分析师之间的接触关系亦获得重建。随着每一段诠释的完成，由于不再需要解压，游戏的快感也因此显而易见。但不久后，又会出现一阵阻抗，至此之时，事情再也不如之前般容易了。事实上，从此刻起，真正的拉锯战才开始上演，尤其要是碰上了罪疚感，那更是令人头痛。

在玩耍中，儿童仅会象征性地呈现出幻想、愿望与经验。他们运用同样出现于梦境中的语言，以及同样发生自种系（phylogenetically）的古老表达方式，这一切唯有透过弗洛伊德推演出的解梦分析才能完全理解。象征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若我们希望在分析治疗中，正确地解读儿童的游戏与其整体行为的关联，那么除了经常显现于游戏中的象征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所有表征方式的意义，以及那些运作于梦境中的机制，而且对于检验现象的整体连锁关系之必要性，更须铭记在心。

如果运用上述的技术，我们便会马上发现，儿童对于游戏中不同元素之间的联想，其实并不输成人对于梦中各项要件的处理方式。游戏中的琐碎细节，可为细心的观察者指引出方向，而儿童一五一十地全盘托出的事情，将在联想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除了这种古老的表现模式外，儿童也会使用另一种原始的机制，亦即采用行动（所谓思想的原始前驱）取代言语：对儿童来说，行动非常重要。

在《孩童期精神官能症案例的病史》一文中，弗洛伊德曾说道：“当然，对精神官能性的孩童本身进行分析显得较为可信，但在题材上却不可能很丰富，因为必须提供给孩童太多字词与思想；尽管如此，最深的底层可能仍无法被意识穿透。”假如我们采用分析成人的技术研究儿童，我们势必无法成功地深入儿童心智生活的最底层，然而分析的成败与价值，正是由这些层面所决定。若我们能将儿童与成人的心理差异加以考虑，同时谨记着：儿童的潜意识与意识、最原始的倾向与最复杂的发展如超我等等，均是并肩运行的话——换言之，我们若能确实理解儿童的表达形式，那么所有的疑点与不利因素终将烟消云散。因为我们发现，就分析的深度与广度而言，我们对儿童的期望可以像对成人一样。此外，在儿童分析中，过去的经验与固着行为可被直接地表达出来，这与在成人分析中，我们只能将之重构的情形大不相同。以鲁思（Ruth）为例，当她还是婴孩时，偶尔会因为母亲奶水不足而饿肚子。到她四岁又三个月大时，有次她正在玩水槽，便直呼水龙头为奶水头。她说奶水跑到嘴里去了（排水管洞），但是只有流一点点。这样的口腔欲求不满经常出现在她无数的游戏与演剧行为中，同时亦展现于她整体的态度上。譬如，她宣称她很穷，只有一件外套，及没有太多东西可吃——这些说法没有一项与现实相符。

另一位患有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的小病人是六岁的厄娜（Erna），其症状主要是来自如厕训练期的感受，她以巨细靡遗的方式向我倾诉这些经过。譬如，有一次她将一个小娃娃放在石头上，假装它正在排便，她也放了其他娃娃围在它旁边，意思是它们正在欣赏。在这番排演之后，厄娜把同样的素材纳入一个游戏活动里。她希望我佯装成包裹在长毯里、把自己搞得脏兮兮的婴儿，而她则扮成母亲。这个婴儿是个被宠坏的孩子，同时也是被倾慕的客体。厄娜对此感到生气，因而扮演不断击打婴儿的严格教师角色。借由这个方式，厄娜在我面前展现出她经历过的第一个创伤：当她想象那些用来训练她如厕的规范，正代表着她已失去婴孩时期所享有的溺爱时，她的自恋意识便遭受沉重的打击。

一般而言，当我们对儿童进行分析时，不能低估幻想以及因强迫性重复而转化为行动的重要性。通常幼小的孩童是透过行动来拓展效果，但即使是较年长的孩童亦会持续地依赖这项原始机制，尤其是当分析疗程已将他们部分的潜抑驱除之后。分析治疗的持续是不可或缺的，如此一来，孩童才能获得与此机制紧密结合的快感，但此快感必须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就在此处，我们看到了享乐原则凌驾于现实原则之上，因为对于小病人，我们并不能像对较年长的儿童那样，诉诸他们的现实感（sense of reality）。

正因儿童的表达媒介与成人相异，儿童分析中的分析情境（analytic situation）也显得截然不同。然而，前述两种情况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前后连贯的诠释、渐进地解决阻抗的问题，以及持久地追查移情的先前状况——这对儿童及成人而言，均为正确的分析情境。

我曾经提到，在幼儿的分析研究中，我一次又一次地见识到诠释作用的速成效果。令人震惊的是，尽管出现了许多明显至极的迹象，如游戏的发展、移情的巩固、焦虑的减轻等等，孩童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未能有意识地了解诠释，而我也曾经证明这样的进程是稍后才会完成的。例如，当孩子们开始辨别出“虚假”与真实的母亲、木制娃娃与真正的婴儿之间的不同后，会很肯定地坚称他们想要伤害的仅止于玩具婴孩而已——至于真正的婴儿，他们则口口声声地说自己当然爱他们。但唯有经过非常强烈而持久的阻抗后，孩子们才会理解到他们的行为其实直接伤及了真实的客体。一旦体认到这一点，通常就算是很小的幼童，也会在适应现实上呈现出明显的进步。我的看法是，通常一开始，诠释作用仅是无意识地被吸收消化，直到后来与现实的关系才逐渐为孩童所理解，这一点与启蒙的过程是类似的。长久以来，分析工作仅为性理论（sexual theories）与生育幻想（birth-phantasies）带来一些新颖素材，却从不去“解释”这些素材的涵义。因此，启蒙经验仅能随着潜意识中阻抗因子的移除，一点一点地滋长。

总之，进行精神分析的首波结果，便是儿童与父母间的情绪关系改善了，至于有意识的领悟则随之而来。这样的领悟完全听候超我的差遣，当后者的要求因分析治疗而有所调整后，才能为已变得较为坚强的自我所容忍，悉听尊便。因此，儿童并非突然地面对须重新思索亲子关系的处境，或被迫接受令自己苦恼不已的知识。根据我的经验，这般循序渐进的知识效应，事实上可减轻孩子的痛苦，让他们能根本地与父母建立更谐和的关系，并同时促进其社会适应能力。

至此阶段后，儿童亦具备了以某种合理的拒绝来取代潜抑的能力。从分析的后期阶段中可看出，孩子们从原先渴望着肛门施虐或食人渴望（这些在先前阶段仍十分强烈），到后来有时会对之采取幽默的批判态度，可见进步之神速。我甚至听过非常幼小的孩童能就此开玩笑，说他们在不久前真的很想把妈咪吃掉或剁成好几块。在此情况下，不仅罪疚感必然会减轻，同时孩童也能将过去完全被潜抑的愿望予以升华。儿童的游戏抑制消失不见，且开始涉猎各种兴趣与活动等等，都是这些结果的实际展现。

简单归结我以上所言：基于儿童心智生活独有的原始特质，我们必须采取合适的技术，包括对他们的游戏进行分析。透过这些技术，我们才能触及孩子们最深层的潜抑经验与固着行为，并根本地影响他们的发展。

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治疗技术的不同，而非采用原则的差异。弗洛伊德所提出的精神分析之判准，包括以移情与阻抗为出发点，参酌婴孩的冲动、潜抑与其效应，健忘症与强迫重复因素等等，或亦如他在《孩童期精神官能症案例的病史》一文所提到的，发掘出儿童的原初场景——以上种种均会于游戏治疗中完整呈现。游戏治疗的方法保留了所有精神分析的原则，其结果与古典技术殊途同归，但只有它，才是唯一符合儿童心智的技术工具。

第七章 儿童分析论文集(1927)

1947年附注：以下的报告是我个人就儿童分析的问题所进行的一些探讨，其中有不少论点乃针对安娜·弗洛伊德于1927年在维也纳所出版的《儿童精神分析技术入门》（Introduction to the Technique of the Analysis of Children）一书所提出。在她1946年于伦敦出版的增订版《儿童精神分析治疗》（The Psycho-Analytical Treatment of Children,Imago Publishing Co.)里，她做了一些修正，某些看法逐渐趋近我的观点。相关讨论将于本文后记中呈现，这些意见日后仍代表我个人所抱持之立场（页数参照1946年Imago的印行版本为准）。

在提出我的看法之前，我必须就儿童分析的发展历史稍做回顾。儿童分析起源于1909年，由弗洛伊德发表的《畏惧症案例的分析》引发开端。这本著作具有极重大的理论价值，因为弗洛伊德借着这个以儿童为主体的实例，证明了在儿童身上，同样存在着他于成人分析中所发现的事实。此书还有另一个在当时尚无人意识到的重大贡献，那就是它为后续的儿童分析奠定了基础。该分析不但呈现出俄狄浦斯情结在儿童身上的存有与演变，同时亦显现其运作之形式，以及这些潜意识倾向如何安全无虞地转化于意识当中。弗洛伊德对于他的发现如此描述着：“但是现在我必须质疑的是，逐步去揭开那些不只是孩子自己去潜抑它、就连孩子的父母也陷入惊恐的情结，以汉斯的例子来看，究竟会对他造成什么伤害。小男孩是否会因为对母亲的想望而真的铤而走险？或者，对父亲邪恶的意图是否也可能付诸罪恶的行动？假如医师误解精神分析的本质，并相信邪恶的本能一旦浮上意识层面则会被强化的话，此类不安疑虑难免成为他们的隐忧。”（粗体部分为我个人注记）

接着，下一段：“相对地，分析唯一的成果就是汉斯的复原，他不再畏惧马，与父亲关系益加亲昵，这从父亲的报告中透出几许兴味。无论父亲可能输掉什么，在男孩那方面来说，是赢回了信任；‘我想，’汉斯说，‘你知道所有的事，因为你知道那些关于马的事。’精神分析并不会抵消潜抑作用的效应。已经被压抑的本能依旧被压抑着，只是以不同方式达到相同结果。分析取代了自动化且过度运作的潜抑机制，以一种温和但坚定的方式掌控心智的最高代理者。一言以蔽之，分析乃是以非难的方式取代潜抑。这似乎正是我们引颈企盼的证据——意识本身具有生物功能，当它浮上台面时，其重要优势已经被确立。”

第一位展开系统性之儿童分析而备受尊崇的分析师胡格-赫尔姆斯，不但将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带入她的分析工作里，而且还贯彻始终。在经过四年的执业之后，她发表了一篇名为《儿童分析的技术》（On the Technique of Child-Analysis,1921）的文章，清楚地陈述了她所采用的原则与技术。她在文中表明不赞成分析年纪过小的幼童，同时亦认为“局部的成功”已然足够，而且对儿童并不适宜做太深入的分析，因为那会过于扰乱他们受到潜抑的倾向与冲动，或过度要求了他们的同化能力（powers of assimilation）。

根据胡格-赫尔姆斯博士的这篇文章以及其他文章的论述，不难看出她对深入俄狄浦斯情结的退却态度。她的另一项假定是，在儿童分析的案例中，分析师除了分析治疗外，另亦肩负着教育者的影响力。

早在1921年时，我已于我的第一篇著作《儿童的发展》中提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根据我对一名五岁又三个月的男孩之分析，我发现（如同日后的分析所印证），不但绝对可以深入俄狄浦斯情结，亦值得鼓励，至少借此所获得的结果与成人分析相去不远。但在进行的同时，我察觉到，若采取此法，分析师并没有必要去发挥教育者的角色，否则将会与分析法有所抵触。我将这些发现列入我的工作指导原则之中，并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极力倡言。它们促使我后来将焦点转向三到六岁的幼龄儿童，除了令我在治疗结果上大有斩获之外，亦进一步发掘其无穷的发展潜力。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安娜·弗洛伊德于她的书中所陈述的四大重点。首先，我们看到与前述胡格-赫尔姆斯所持的相同观点，亦即认为儿童的分析不应过于深入，并由此直接推论出，孩童与父母的关系不该受到太多处理，也就是说，我们不需对俄狄浦斯情结做抽丝剥茧般的检视。实际上，安娜·弗洛伊德所举出的病例，都未触及俄狄浦斯情结之分析。

第二，安娜认为在儿童分析中，应该融入教育性的影响。

值得注意且深思的是，尽管儿童分析从约莫十八年前便开始施行，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许多基本原则仍然尚未获得厘清。相较之下，同时被提出的，所有成人精神分析赖以进行的基本原则，均已通过实证的验证与肯定，即使因相关技术的精进而使得执行细节略有变动，其立论仍屹立不摇。

相对地，儿童分析如此不受眷顾，原因何在？一般分析界的说法是，儿童并非适切的分析客体，此言似乎有待商榷。以胡格-赫尔姆斯来说，她确实十分怀疑儿童分析的效果。她曾宣称，她“必须满足于局部的成就，并顾及病情复发的可能性”。不但如此，她甚至将治疗局限于某些范围的案例之内。安娜·弗洛伊德也对儿童分析的可行性设下限制，不过关于其发展的可能性，她却比胡格-赫尔姆斯还要乐观。她在书中结尾提道：“关于儿童分析，尽管有我曾详述的种种困难，我们仍完成了不少在成人分析中不敢奢望的变化、改善与疗愈成果。”

为了响应我所提出的问题，我现在要做出几点陈述，于未来逐一进行论证。我认为，相较于成人分析，儿童分析之所以在过去备受冷落，乃因我们从一开始便为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所阻挠，从未像进行成人分析般地，以一种全然自由且开放的精神去探究。如果回溯至最早的儿童分析个案（即小汉斯的例子），我们会发现它并未遭遇到上述的这些钳制。当然，该案例所运用的技术并无特别之处：汉斯的父亲在弗洛伊德的指引下执行局部分析，对于分析之实务操作相当陌生。尽管如此，他仍然勇气十足地让分析持续进行了一段时间，且成绩斐然。我在本文之前的一段小结中曾经提到，弗洛伊德说他自己也想再更进一步深入下去。由此亦可看出，他不觉得对俄狄浦斯情结进行完整的研究有何不可，显然他不认为应于儿童分析中避开此一基本问题不谈。但对于长年累月在此领域独力耕耘且成就非凡的胡格-赫尔姆斯而言，她仍然倾向于一开始便采取设限的原则，因此不论是从实际成果、分析个案量，或是就理论上的建树来看，她的成果均较不丰硕。于是这几年以来，照道理应该会对精神分析理论有直接贡献的儿童分析，反而乏善可陈。胡格-赫尔姆斯与安娜·弗洛伊德都相继认为，针对儿童进行分析不但不会有太大的斩获，而且由此对生命早期阶段的了解，甚至还会比成人分析所获得的更少。

接下来，我要谈及另一个常被用来解释儿童分析领域为何发展缓慢的托词。该说法是，在分析当中，儿童的行为与成人有极明显的不同，因此应采取另一套技术。我认为这个论点是不对的。假如说“身体乃因精神而生”，那么我必须说，最适当的技术是透过我们的态度和内在的信念而找到的。我必须再度强调：如果我们能以开放的心胸去进行儿童分析，自然就会发现探究其底层的方法与媒介，并根据其结果，发掘儿童的真实本质，除此之外，亦明白不管是在深入的程度或是在使用的方法上，我们根本不需要做任何限制。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已略为阐释我个人批判安娜·弗洛伊德著作的核心观点。

我想，我们可以从两种角度来解释许多安娜·弗洛伊德所引用的技术性方法：（一）她假定与儿童无法建立分析情境；（二）针对儿童而言，她认为不掺杂任何教育性元素的纯粹分析法，是不适宜或值得商榷的。

第一项假设乃直接承继第二项而来。若将之与成人分析技术加以比较，不难发现我们常会无条件地假定真正的分析情境只能靠分析方法来完成。然而我们必须体认到，不论是为了营造正向的移情，而依循如安娜·弗洛伊德在她书中第一章所描述的施行准则，或是利用病人的焦虑加以驯服、挟用权威予以恫吓驾驭等等，都是严重的错误方式，因为即使这些方法保证能引导我们粗浅地碰触病人的部分潜意识，但若想靠此建立一种真切的分析情境，以深入心智的最深层进行完整分析，那简直是痴人说梦。我们必须持续地了解为何病人总是想把我们当作权威——不管是可憎或是可爱的，而唯有分析此一态度，我们才能对那些更深层的意识一探究竟。

所有在成人分析中被视为不当的方法，安娜·弗洛伊德都特别强调它们之于儿童分析的价值，原因在于她认为将这些方法引入疗程是必要的，并称之为分析的“劈入”（breaking-in）。但很有可能在这些“劈入”之后，她将难以成功地建立一个真切的分析情境。令我甚觉讶异且不合逻辑的是，尽管安娜·弗洛伊德不断提及她的假定，却从不援用一些必要策略来建构分析情境，反倒采取许多与其相左的替代元素。但她又试着运用理论证实，想要与儿童建构分析情境，或套用类似成人分析的纯粹分析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安娜·弗洛伊德提出了许多理由来说明一些特意设计以及有问题的儿童分析方法，认为它们有助于儿童分析中情境的建构，使分析工作变得可能。但对我来说，这些理由都不充分。在许多方面，她都背弃了受过验证的分析规则，只因为她认为儿童与成人是截然不同的生命体。然而，精心设计这些方法，唯一的目的却是在促使儿童展现出类似成人的分析态度，以利分析。在我看来，这一点十分矛盾。我认为原因可能在于安娜·弗洛伊德将儿童与成人的意识及自我之比较置于首要地位，但事实上我们（虽然对自我一样器重）应该先处理潜意识的问题，而就潜意识而言（我在此的论点是以儿童及成人的深度分析工作为基础），两者在基点上并无二致，只是儿童的自我发展未臻完全，因此受潜意识的支配较成人强烈许多。若我们想真正了解儿童，进而对他们进行分析的话，这一点才是值得我们探讨并视为研究重心之处。

对于安娜·弗洛伊德如此处心积虑想要实现的目标，亦即引导儿童产生近似成人的分析态度，我个人并不特别推崇。我也认为，假使安娜·弗洛伊德真的按她所描述的方法达成此一目标（顶多仅限于少数案例），其结果想必异于原先她所期盼的方向。她成功地引导孩童“承认自己的病态与不守规矩”，其实是她为一己目的，进而激发对方产生焦虑感所得来的，包括阉割焦虑与罪疚感都是（关于同样在成人分析中，意识到想好转的合理欲念如何掩饰焦虑的情形，在此先不予讨论）。对于儿童，我们无法在刻意追求下，期待于分析工作中找到任何可绵延久远的基本方法，毕竟就算在成人的分析中所推演出的既有原则，也不见得可以一劳永逸。

安娜·弗洛伊德真的认为上述目的是准备工作中必要的一环，但她更进一步地相信，只要存有此一目的，她便可以一路靠它进行下去。我认为这想法是有误的，而且一旦她心里这么想，她便真的是在依赖儿童的焦虑与罪疚感。此想法本身并无令人非议之处，因为对我们分析工作的发展可能性来说，焦虑与罪疚感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我们必须事先认清我们所倚靠的支柱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运用它们。分析本身并不是一种温和的方法：它无法替病人排解掉任何痛楚，即使对儿童亦然。事实上，若后来病人有更多长期而致命的痛楚需要排解时，分析必须迫使痛楚进入意识之中，并引向情感发泄。因此，我所批评的不在于安娜·弗洛伊德激化了焦虑与罪疚感，而在于她并未能充分地解决它们。按照她在第11至12页所叙述，她将孩童的焦虑带进意识之中，是为了不让孩子变疯，但对我来说，若她未能立即从其潜意识根底处理此焦虑，并尽可能地让其和缓下来，那么这样的疗法对儿童而言，简直是场不必要的酷刑。

试想，假若焦虑与罪疚感是我们分析工作的必要诉求，我们何不在一开始便将它们纳入考虑因素，予以习惯性地运用呢？

我自己始终如是履行，而且我发现，若一个技术能将在儿童身上尤其强烈，且较成人更鲜明、更容易掌握的大量焦虑与罪疚感列入考虑，并以其进行分析工作，绝对可让我完全放心。

安娜·弗洛伊德指出（第34页），在进行分析工作时，我不应该因小孩子对我表现出敌意或焦躁的态度，就立即做出负向移情现象的结论，因为“一个幼儿与母亲的关系愈平淡，其对陌生人表现出的友善冲动便愈少”。像她这样以小婴孩对于所有陌生事物的阻抗态度作为比较的基准，我不认为是恰当的。我们对小婴儿所知甚少，但我们可以从对一个小孩的早期分析中，认识到许多关于心智发展的问题。例如在三岁小孩身上，我们看到充满严重爱恨交织的精神官能症小孩，才会对陌生人感到害怕或憎恨。我的种种经验，足以证实我的信念无误。假使我将这种反感行为解释为焦虑与负向的移情感情，并与孩童在同时间所发展出的素材做连结，将其回溯至原始客体（即母亲），便会观察到焦虑有减缓的现象。这个状况在更为正向的移情中萌生得更早，且会伴随活力十足的游戏出现。较年长的儿童情形亦颇为类似，只是在细节上有所差别而已。当然，我这方法的施行前提是：在一开始便要求自己兼顾正向与负向的移情，并且朝向俄狄浦斯情境中追溯其源头。这两项方法完全符合分析原则，但安娜·弗洛伊德却基于某种不明的理由，对它们不理不睬。

我后来相信，关于儿童的焦虑与罪疚感，我与安娜·弗洛伊德于态度上有一个极端的差异：她利用这些情感让孩童对她产生眷恋，而我却从一开始便将之当作分析治疗的辅助条件。如果我们无法证实焦虑会对分析过程造成极大的困扰与阻碍，除非我们立即展开分析以行解决，否则操作这项因素不可能对太多的儿童奏效。

就我从书中所获得的理解，安娜·弗洛伊德仅对特殊病例才采用此一方法。在其他个案中，她尝试用各种方法来导引出正向移情，以达到让儿童对她个人人格产生依恋的境况，这对她而言是绝对必要的。

在我看来，这套方法仍旧欠缺合理依据，因为我们一定可以透过纯分析的方式，让分析工作尽善尽美。并非所有的孩童都会在初始阶段便呈现出害怕或反感的反应。我的经验令我深信，如果孩童的反应是和悦地嬉闹，我们大可假定正向移情的存在，并妥善利用分析工作。此外，虽然目前还不容易引入，我们还有另一项类似在成人分析中使用的绝佳利器。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对这个正向移情进行诠释；也就是说，不论是儿童或是成人的分析治疗，我们都尽量让它们回溯至原始客体。一般而言，我们应该同时关注正向与负向的移情，而若一开始便朝分析的方向加以掌握，能进行分析的机会就会更大。如同成人分析一般，当部分的负向移情问题获得解决后，我们将会得到正向移情增进的结果；随后又跟童年的矛盾状况一样，负向移情再度出现。这就是真正的分析工作，分析情境乃由此建立。甚至，我们还可借此发现在孩童身上建立的基石何在，并以超然之姿，对其周边状况进行了解。简而言之，至此我们已达到了分析所需的情境，不但省去安娜·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些徒劳无功的方法，而且（这显然更重要）我们还可获致肯定的工作成果，媲美成人分析的成就。

针对此点，安娜·弗洛伊德在她书中第二章《儿童分析中实行之方法》（The Means Employed in Child-Analysis）对我的看法提出异议。若按照我的方式，我们必须从孩童的联想活动中获取素材。包括安娜·弗洛伊德与我在内，任何进行儿童分析者几乎都同意，幼童既不能、也不可能用与较年长者相同的模式提供联想的元素，因此光靠言说（speech）来搜集素材是不够的。在安娜·弗洛伊德建议用来弥补口语联想（verbal associations）不足的方法中，有些也是我在个人经验中觉得相当有益的。假使我们更加细腻地检验这些方法，例如画图、述说白日梦等等，我们将会发现它们的目的即在于以联想之外的方式来搜集素材，这对诱引与解放儿童的幻想而言，是最重要的。安娜·弗洛伊德在其论述中曾提到实行的问题，这一点确实值得加以关注。她认为（第19页）“没有任何一件事，要比让孩童了解梦境诠释来得简单”。此外，“就算是智力不高、对分析反应过于迟钝的儿童，于梦境的诠释也不会有问题。”我想如果安娜·弗洛伊德在梦境诠释或其他方法上，加强运用小孩明显展现的象征理解能力，这些小孩大概不至于无法配合分析。因为根据我的经验，一旦施行这项方法，就算是再怎么不聪明的儿童，一样都适合分析。

这就是我们应该在儿童分析中善加利用的手段。如果我们坚信孩童所详述的事件均具有象征性，一路跟随下去的话，将会得到丰富多彩的幻想讯息。安娜·弗洛伊德在第三章里堆砌了不少理论性论述，借以反驳我大力提倡的游戏治疗技术，尤其是它不单是当作观察之途时的分析应用。她不仅相当怀疑将儿童游戏中的演剧内容施以象征性诠释的做法，同时也认为那很容易是由现时的观察或日常生活经验所引发。于此，我必须说明，从安娜·弗洛伊德阐释的方式，可看出她对我的技术实是有所误解。“假使小孩子推翻一根灯杆或是一个玩具，她会将之解释为某种对抗父亲的暴力冲动；故意让两部汽车相撞，则代表目睹父母亲的鱼水之欢。”（第29页）事实上，我从未企图对儿童的游戏做这般“粗暴”的象征诠释。相反地，我仅在我最近的一篇报告《早期分析》中，才特别予以强调。也就是说，只有当孩童于不同的重复行为中表现出相同的心理素材——在现实中常透过各式的媒介，如玩具、水，或借由裁切、绘图等动作展现，以及当我注意到这些特异的作为经常伴随着罪疚感，以焦虑或暗指过度补偿这类代表反向作用的形式表征，且让我感受到我已达到看透某种连结的境界时，我才会对这种种现象进行诠释，并且将它们与潜意识及分析情境串联起来。这番关于诠释的实务与理论条件，与成人分析是绝无二致的。

小玩具只是我提供的器材之一，其他的媒材还包括纸张、铅笔、剪刀、细绳、球、积木，以及最主要的水等等。这些东西都任由小孩取用，目的仅在于提供途径，协助其释放幻想。有些小孩长时间都不碰任何玩具，或者连着好几周只顾着裁裁剪剪。针对在游戏中完全抑制的小孩，玩具只是用来贴近了解其抑制之因的一种工具。有些小孩，尤其是非常年幼的孩子，一旦玩具让他们有机会把宰制他们的幻想或经历戏剧化后，他们常会把四散的玩具全部兜起来，接着玩起任何想象得到的戏局，而所有在房间内的人与物，包括我在内，都必须参与演出。

我之所以如此冗长地详述我的技术，乃因我希望将我经验中的原则加以厘清，说明它如何让儿童的联想活动发挥至极致，并使深入潜意识最底层成为可能。

我们可以和儿童的潜意识建立起更为迅速与确实的联系。如果我们相信，与成人比较起来，儿童受到的潜意识影响更深、本能冲动更强劲，我们便可以缩短与自我沟通的途径，与儿童的潜意识做直接的连结。显然地，假使潜意识的优势地位不容争辩的话，我们更该认定盛行于潜意识中的象征表达法，在儿童身上的显现远比成人自然，以及事实上，儿童是由它所支配。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循着此路前进，也就是与他们的潜意识进行联系，运用我们的诠释来使用潜意识的语言。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更加了解儿童。当然，这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轻易地可达成，否则幼童的分析大概只需花上极短的时间，事实并非如此。在儿童分析中，我们需不断地侦测那些不亚于成人的阻抗行为，而最常见的仍然是最自然的方式，那就是焦虑。

如果我们想要深入孩童的潜意识，对我而言侦测阻抗行为是不可或缺的第二项要件。假设我们观察儿童在表达现状上的变换（不论是更换或终止游戏，或是直接表现出焦虑），并且试着厘清引发这些更替状况的素材之间的连锁关系后，我们将了解到，我们总是与罪疚感正面交锋，因此接下来非得对它进行诠释不可。

我认为这两项因素是儿童分析技术中最值得仰赖的助力，两者相互依存，彼此互补。唯有透过诠释，据以实时缓和儿童的焦虑，我们才能通往其潜意识，引导儿童接触幻想。尔后，假使我们尾随其幻想中的象征前进，很快地我们便会看到焦虑再度出现，分析工作因此而有了持续前进的空间。

我以上的这些技术说明，以及我对儿童行动中象征性成分的重视，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我在暗示儿童分析并不需要真正的自由联想之协助。

在我论文的前段中曾指出，安娜·弗洛伊德与我等所有从事儿童分析者，都认为儿童不能、也不可能运用与成人相同的联想模式。在此我想补充一点，也许儿童之所以不能，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用字语呈现想法的能力（除极幼小的儿童之外），而是因为焦虑阻滞了口语上的连结。关于这个有趣的问题，并非本文范畴内所能详尽探讨，故我仅简短地提出几点经验之谈。

以玩具为媒介的表现——通常都是象征性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已从主体自身抽离——与口头上的自白比较起来，其焦虑的投注较不明显。但假若我们能够成功地缓和焦虑，并在一开始便撷取到更多的间接表征，我们应该就能诱引出孩童能力所及的完整口说表达。随后我们会不断发现，每当焦虑情形愈显著，间接表征崭露头角的分量就愈高。让我举个简短的例子：当我已经对一个五岁男孩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分析之后，他做了一个梦，其相关诠释不但意义深远，且成果丰硕。诠释占去了整个分析时段，而所有的联想全都是口语的。接下来的两天里，他又有了第一个梦的续篇，但是对第二个梦境的联想引导变得举步维艰，一次只有一个；总之阻抗的力道非常巨大，焦虑情形也远较前一天严重。直到最后，那名小男孩走向玩具箱，经由玩偶与其他玩具来向我描述他的联想，在逐渐克服一些阻抗后，他再度使用口语表达。到了第三天，基于前两天已披露出的素材，他的焦虑更是明显，几乎都是靠玩具与水的游戏，联想才得以呈现。

如果按照我所强调的那两项原则加以逻辑地运用，也就是说，当我们跟随儿童表达上的象征性手法，并将焦虑能“轻易”（facility）在儿童身上显现列入考虑的话，我们应该也需将他们的联想能力视为分析中极重要的手法之一，但如我之前所言，仅能把它当作选择之一，偶一为之。

因此，当安娜·弗洛伊德说：“这儿、那儿，那些无意的或是不请自来的联想，比这些刻意招致的联想更为普遍，它们全都能派上用场。”（第25页）我认为这说法并不够完备。联想是否会显现绝非偶然，而是端看分析中某些明确的态度而定。依我看，这个方法对我们的用处，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大得多。它源源不绝地填补着现实的缺口，而这也就是为何它与焦虑之间的关联，仍比间接不实的表达方法还要密切的缘故。基于这个原因，除非我终能成功地让病童用言说的方式表达出联想，好让我进行串联现实的工作，否则我从不轻易对任何儿童分析作结，即使是对极小的幼童亦然。

如此看来，儿童分析与成人分析的技术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唯一的不同在于，潜意识对儿童的影响要比成人大许多，其表达形式也更具压迫，因而对于儿童较易呈现焦虑的倾向，我们更须加以考虑。

我想我刚刚所说的，将会使安娜·弗洛伊德针对我的游戏治疗所提出的两大反驳点失去说服力。她质疑道：（一）我们如何能确定儿童游戏中的象征内涵即为首要母题，以及（二）我们如何能将儿童的游戏与成人的口语联想相提并论。在她看来，这样的游戏缺乏成人分析中的目的性，这能“使其在进行联想时，从一长串的想法里，驱除掉所有意识性的导引与影响”。

关于后者，我的进一步回应是，这些施行于成人病患身上的概念（在我的经验中，这些概念并不如安娜·弗洛伊德所言般灵验）对儿童而言实是相当多余的，而且在这里我所指的并非极小的幼童。

我的意思已经非常清楚。儿童受到潜意识的主宰实在太大，所以实在没有必要刻意要他们摒除意识性的念头。安娜·弗洛伊德自己也曾经对这点深刻思考过（第49页）。

我之所以费尽唇舌地解释适用于儿童的技术问题，实是因这对我而言，是整个儿童分析问题的基本要件。就我的了解，当安娜·弗洛伊德否决掉游戏治疗技术的时候，她的论辩不仅针对幼童的分析，亦包括我对较年长儿童之分析所提出的基础原则。游戏治疗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让我们有机会触及心智的最深层。如果我们能予以善用，将能顺利地进行俄狄浦斯情结之分析，而一旦展开之后，我们的分析工作便从此不受囿限。假使我们真的希望避开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那么我们就不该引用游戏治疗技术，就算是对较年长的儿童实行改良方案，也应该避免。

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并不在于儿童分析是否能够如成人分析般地深入，而在于它是否应该如此深入。为了响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检视安娜·弗洛伊德在她书中第四章里所表明反对深入进行的原因。

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讨论安娜·弗洛伊德在她书中第三章，就儿童分析中移情的角色所提出的结论。

安娜·弗洛伊德对于成人与儿童之间移情境况的一些主要差异，做了一番描述。她的结论是，也许儿童身上可能会有令人满意的移情现象出现，但是并不会产生移情精神官能症（transference-neurosis）。为支持这项论点，她引用了以下的理论论述。她说儿童不像成人能随时准备好塑造一段新的爱恋关系，因为他们的原始爱恋客体——父母，仍在现实中以客体的姿态存在着。

为反驳这项我认为有误的论点，我必须对于儿童的超我架构进行一番详细的讨论。不过，由于后续篇章也会有所着墨，在此我仅略述几项论点，相关佐证则留待后续报告中陈述。

分析非常年幼孩童的经验告诉我，即使是三岁的孩子，也有可能将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最重要部分遗忘在后。基于此因，透过潜抑与罪疚感的作用，他已远远地脱离了原先渴求的客体，而且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遭到扭曲转化，因此现前的爱恋客体，其实是原始客体的意象。

因此，面对分析师，儿童大可在所有基本而决定性的时刻，投入一段新的爱恋关系之塑造。于此，我们又遭遇到另一项理论性的驳难。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当分析儿童时，分析师并非如同分析成人病患时一样，“空虚、无我，宛若一张可任由病人抒发幻想的白纸”，得避免施加禁令及允准满足。但是根据我的经验，这正是儿童分析师在建构出分析情境后，既可能也应该持有的态度。这些动作只是表象的，因为即使分析师全心投注于儿童的游戏幻想之中，顺从儿童特有的表达形态，其所做的事跟同样期待着病患幻想的成人分析师并无二致。不过除了这一点以外，我不赞同对儿童病患施予任何私人的报偿，不管是赠送礼物、给予抚慰或是在疗程之外的私会等等。简而言之，我大体上仍遵循着众所认可的成人分析规则。我能给予儿童病患的是分析上的帮助与解脱，让他们即使在对病情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也多少能迅速地感受到这些回馈。此外，基于儿童对我的信任，他们也绝对可以仰仗我的真心与诚意。

无论如何，我还是必须对安娜·弗洛伊德的结论提出质疑。在我的经验当中，全然的移情精神官能症的确曾发生于儿童身上，其状况与成人大同小异。当我对儿童进行分析时，我观察到他们的症状时时改变，并随着分析情境之进行而加重或减轻。他们的情绪宣泄与分析工作的过程紧密关联，也和我不无关系。孩童焦虑的升高与阻抗反应的萌生与消耗，都在分析情境中完成。有些细心观察孩子的父母常告诉我，一些消逝已久的习惯又再度浮现的情形，让他们感到十分讶异。直至目前为止，我尚未见过儿童会像跟我在一起时一样，于家中逐渐去除掉他们的阻抗症状：通常这些都仅在分析治疗时才会宣泄而出。当然这情形有时候仍会发生，尤其是当强烈的情绪倏然爆发，对那些与孩子相关的人而言，某些骚动会变得格外明显，不过这通常不多见，即使在成人分析中，此一情况之发生亦在所难免。

因此针对这一点，我的经验与安娜·弗洛伊德的观察心得大相径庭。关于我们之间的歧异，其因并不难窥见，毕竟她与我在处理移情的方式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让我姑且就先前所述做一小结。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对于所有与儿童相关的分析工作而言，正向的移情是必要条件，而对于负向的移情她则不表欢迎。她写道，“就儿童而言，他们向分析师展露出的负向冲动——尽管在许多方面来讲仍具有启发性——在本质上是棘手的，最好马上处理掉。真正能带来丰硕分析成果的，不外乎正向的依恋。”（第31页）

我们知道，分析治疗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对于移情的掌握。这除了应该按我们的分析知识援用正确的方法之外，也必须严谨、客观地与现实事件相互呼应。移情是否获得全面解决，更是判定分析治疗是否圆满了结的指标之一。在这个基础之上，精神分析已经衍生出许多重要的法则，其功效在各个案例中也几乎都获得证实，而安娜·弗洛伊德却在儿童分析中弃这些法则而不用。尽管我们很清楚移情之于分析工作的重要性，她仍认为那不过是不确定且令人怀疑的观念。她说道，分析师“或许必须与父母亲分享孩子的爱与恨”，但我无法了解当我们“摧毁或修正”那些别扭的负面倾向后，我们还能企求得到什么。

在此，前提与结论成了循环辩证。假设分析情境不是由分析手法塑造而成，且正向与负向的移情并未被合理地掌握住，那么我们既不可能得出移情精神官能症的结果，也无法祈求儿童能够在面对分析治疗与分析师的过程中，自行获得解脱。关于这一点，我稍后会更加详尽地探讨，在此我仅做一小结，说明为何我认为安娜·弗洛伊德倾全力诱引正向移情，同时减少对分析师反制性的负向移情之做法，不仅在技术上有所谬误之外，事实上和我的方法比起来，也会对孩童父母更加不利，毕竟负向移情会自然地导向孩童日常生活中的联想客体。

在第四篇演讲文中，安娜·弗洛伊德提出了不少再度暴露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论，而且特别明确。关于“恶性循环”一词我曾解释过，意指由某些前提推演出的结论，尔后又被用来当作印证的论证法。略举其中一项看似谬误的结论为例：安娜·弗洛伊德指出，在儿童分析中，欲克服儿童论说能力不足的障碍，是极不可能的。不过她也语带保留：“至少直到我执业至今，若按照我所提过的那些技术来做的话。”然而紧接着，她却附上了一段具有定理性质的说明，她解释道，当我们分析成人时，对于早期童年时期的发现，“正是透过一些自由联想与诠释移情反应（transference-reactions）的方法所揭露出来，也就是那些在儿童分析中不管用的方式。”在书中好几处，安娜·弗洛伊德强调，为配合儿童的心智，对儿童的分析应该改变方法。然而她却在未经实务操作的测试下，对我研发的一些具有理论基础的技术提出质疑。不过，我已经透过实际的应用，证实这个技术的确可帮助我们从儿童身上，撷取到比成人分析更为丰富的联想元素，进而做到更深层的洞察。

从我自身经验所得出的结果，让我对安娜·弗洛伊德所提在成人分析中用以侦查病人早期童年的两项技术（亦即自由联想与移情反应之诠释）并不适用于儿童分析的说法，不得不加以强烈驳斥。我甚至相信，正是儿童分析此特殊领域，尤其是针对幼童的研究，为我们的理论提供了有益的贡献，因为唯有当儿童分析更加深入，许多在成人分析中晦涩不明的细节才得以见之于世。

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儿童分析师的处境，就跟民族学家一样：“要是舍弃有教化的种族，而就原始人类进行研究，想必无法觅得通往史前历史的快捷方式。”（第39页）她这番与实际经验背道而驰的论调，再度令我吃惊不已。事实上，无论是针对年长或年幼儿童的分析，只要进行得够深入，都可为他们成长的复杂性提供清楚的轮廓，同时也可展现出如同已经够文明的三岁小孩，曾经且正在经历的一些严厉的冲突经验。套用安娜·弗洛伊德的比喻法，我必须说，若一位儿童分析师从这样的研究立场出发，他将会碰上民族学家从未遇过的天赐良机，发现原始与文明的人种之间有着密切关联，且借由该项罕见的连结关系，从而搜集到与前后时代相关的宝贵信息。

接着，我将针对安娜·弗洛伊德关于儿童超我的观念，做更详尽的检视。她书中第四章的某些论点尤其令人玩味，不管是其涉及的理论问题，或是她从中得出的泛泛之论。

经过对儿童——特别是幼小孩童——的深入剖析，让我对早期童年超我的刻画，与安娜·弗洛伊德根据理论予以推断的结果大异其趣。的确，儿童的自我与成人的自我并无法相提并论。相反地，其超我不但十分接近成人的超我，且不若自我般容易受到后续成长经验的强烈影响。儿童对外在客体的依赖很自然地大于成人，所造成的结果也不容小觑，但我认为安娜·弗洛伊德过于高估了它们，因此她做出的诠释不尽正确。因为，即使这些外在客体对超我的发展有所贡献，它们绝对与儿童发展完成的超我不同。如此一来，我们终于了解，为何出现在三岁、四岁或五岁孩子身上的超我，经常会以严厉无比的方式对抗真实世界的爱恋客体，也就是他们的父母。以一名四岁男童的例子为证，他的双亲从未对他施以惩罚或威吓，但他却十分不寻常的温顺可爱。由此案例中（这只是众多的案例之一）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可看出，超我其实具有一种幻想式的严酷性。由于潜意识中那著名的公式作祟，孩童基于自己的食人与施虐冲动，不但期待、也不时活在如受惩罚、阉割、被碎尸万段或吞食等等恐惧当中。介于他温柔慈爱的母亲与其超我的威吓惩罚之间，其对比之强烈，正是促使我们必须找出被儿童内化的真实客体之原因。

我们都知道，超我之形成乃萌生于不同的认同基础之上。我的经验则显示，以俄狄浦斯情结之结束作终、以潜伏期为始的这段过程，在非常小的年纪时便已展开。我在上一篇论文中便曾指出，根据我对极年幼的孩子之分析经验所做出的观察，俄狄浦斯情结发生于断奶的剥夺经验之后，亦即在出生后一年左右。但同时间，我们也会看到超我形成的迹象。从年长与极年幼的儿童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促使超我发展的种种要素，以及整个发展过程的不同层次，因而了解到直至最终的潜伏期开始之前，超我的演变需要经历多少阶段。事实上，那真的是一场终结的历程，因为相对于安娜·弗洛伊德的看法，儿童分析的经验令我相信儿童的超我非常顽劣、几乎桀骜不驯，而且本质上与成人的超我差异不大。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成人的成熟自我较容易与他们的超我妥协，不过这经常只是表面上而已。再者，成人较擅于对抗那些象征外在世界超我的权威；至于儿童则无可避免地显得较为依赖。但这并不表示如安娜·弗洛伊德的结论所言，儿童的超我仍然“太不成熟、太过依赖客体，而且当分析治疗将精神官能症移除后，超我会自发地控制本能的需求”。即使对儿童而言，这些客体——父母亲——并不等于超我。他们对儿童超我之影响，仅限于当儿童处于特异的依赖情境时，此与成人分析的状况完全类似，例如考试时令人敬畏的权威者、服兵役时的长官等等之影响，与安娜·弗洛伊德观察到的“儿童的超我与爱恋客体之间的交互关联，宛若两艘由传输管相连的船舶一般”之效果大同小异。在上述那些我提到的生活境遇或其他类似情形之压力下，成人与儿童一样，会出现适应困难增加的反应。此乃因为经由现实的严酷考验，旧有的冲突再度萌发或遭受强化，而其中有绝大部分即是由超我的密集运作所促成。这与安娜·弗洛伊德曾说过（儿童）超我会借由现存客体而发生影响力的运作过程不谋而合。的确，性格上的好坏影响，以及其他童年时期的依赖关系，对儿童所施加的压力远比对成人的强大许多。然而对成人而言，这样的压力亦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

安娜·弗洛伊德举出一个她心目中的绝佳例子（第42至43页），借以说明儿童面对自我理想（ego-ideal）需求的脆弱与依赖。有一名即将进入青春期的男孩一直无法克制偷窃的冲动，尔后才发现原来背后最大的驱力是他对父亲的畏惧感。安娜·弗洛伊德把这个案例当作是实际存在的父亲仍可取代超我的例证。

在我看来，我们经常可在成人身上发现到类似的超我发展情形。许多人（几乎终其一生）最后均是透过对象征“父亲”形象的警察、法律、丧失社会地位等等的畏惧感，来克制他们的自我中心本能。同样的情形亦发生在儿童身上，安娜·弗洛伊德称之为“双重道德标准”（double morality）。不仅是儿童才会对成人世界用一套道德规则，对自己和好朋友用另一套，许多成年人也是在独处或与同辈相处时是一个样，面对长辈或陌生人时又是另一个样。

我想关于这非常重要的一点，安娜·弗洛伊德与我意见相左的原因之一在于，借由超我，我认识到俄狄浦斯客体内化后发展出的机能（于此我完全认同弗洛伊德的论述），以及它在俄狄浦斯情结过后所呈现的持续不变形态。如同我已解释过的，这项机能从萌生到成形的过程中，与刚开始诱发它的那些客体完全不同。当然，儿童（成人亦同）将会制造各式各样的自我理想，建置五花八门的“超我”，但这都仅产生于较浅的层次，事实上在最深的底层，仍由根深蒂固、屹立不变的超我决定一切。安娜·弗洛伊德所想的那个超我虽然仍以父母之姿发挥作用，但那却与所谓真切的内在超我不同，即使其影响力不容置疑。假使我们希望能触及这个真正的超我，试图加以影响并降低它的运作能力，唯一的方式便是进行分析，在此我指的是深入调查整个俄狄浦斯情结发展与超我架构的分析法。

让我们再回到之前安娜·弗洛伊德所举的例子，在那名以对父亲的畏惧感当作抵抗本能利器的男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很不成熟的超我，但我并不会很制式地以“幼稚”来形容它。举另一个案为例：我曾提过一名四岁男孩，虽然拥有和蔼可亲的父母，他却饱受具阉割与食人倾向的超我所折磨，显然他的超我不是只有一个而已。我在他身上发掘到不同的认同，虽与他真正的父母较为贴近，却仍不是一模一样。对这些外表友善仁慈的形象，他称之为他的“好爸爸与好妈妈”。当他对我的态度呈正向反应时，他会允许我在分析治疗中扮演“好妈妈”的角色，什么话都跟我说。其他时候——尤其当负向移情再度出现时——我的角色转换成坏妈妈，任何想得到的坏事都做得出来。当我是好妈妈时，他可以许下任何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奇特要求或愿望。在他的想象中，为了帮助他，我会在夜里带给他一件象征他父亲阴茎的礼物，然后把它切开、吃掉。因为在他对“好妈妈”所许下的愿望之一，便是他要和妈妈一起杀掉爸爸。当我变成“好爸爸”的时候，我们也会对他妈妈做同样的事，而当他自己扮演爸爸、我变成儿子的时候，他不仅允许我和他的妈妈性交，还不断提供相关讯息、鼓励我，向我示范父子如何同时与母亲进行这幻想中的性交。这一系列极度歧异、水火不容的认同，不仅从各种不同的层次与阶段萌生而出，亦与真实事物大为迥异，但却在孩童身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超我，看起来既正常又发展良好。我之所以从几个类似案例中挑出此例的原因，在于这名男孩原先是一个看起来完全正常的孩子，会接受分析治疗只是出于防范的考虑。但当分析治疗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关于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调查逐渐深入，我才分辨出这男孩之超我的完整架构与种种个别的元素。他显现出的罪疚感反应，乃基于极高的道德水平。对于所有他认为不对或丑陋的事，他都加以谴责。虽然其方式符合儿童自我的表现，但却和成人高伦理标准的超我之运作不相上下。

和成人的状况雷同，影响儿童超我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种，在此我不予以赘述。假设基于某些原因，其发展不完全、认同建构亦未成功，那么作为超我形成之源的焦虑，便会开始活跃起来。

对我而言，安娜·弗洛伊德所举的例子意义不大，但那样的超我发展状况确实存在。我不觉得它足以印证儿童发展的独特性，因为我们同样可在超我发展不全的成人身上看到相同的现象。故我认为她由此案例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

安娜·弗洛伊德就此所提出的论述，令人感觉到她相信超我的发展、反向作用与屏幕记忆，大多是于潜伏期期间发生。然而，我的小小幼儿分析经验，却迫使我做出与她截然不同的结论。经过我的观察，当俄狄浦斯情结升高时，这些机制才会因情结的引发而启动。在此之前，它们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基础工作；接下来的发展与反应，其实都只是一定型根基之上的上层架构而已。在某些时机，反向作用的过程会更为突显，而再一次地，当压力愈大，超我的运作就会更强而有力。

然而，这种种状况并非是幼年时代才会发生的特异现象。

安娜·弗洛伊德将在潜伏期中及青春期前出现的现象视为超我与反向作用之延展，事实上，那不过是面对外在世界的要求与压力所呈现的表象应付行为，与真正的超我发展毫无关系。当儿童长大一点后，他们（跟成人一样）便学习如何更熟练地掌握“双重道德符码”，不再像幼童般少不更事、一派天真无邪。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安娜·弗洛伊德针对儿童超我的依赖性质，以及其双重道德符码与羞耻及嫌恶感之间的关系，所归结出的论点。

在书中第45页，安娜·弗洛伊德力陈儿童与成人不同之处在于：当儿童的本能倾向被带入意识之中后，超我再也不应该为它们的走向负起完全的责任。因为她相信，此时获得放任的儿童，只能寻求“一条短捷且方便的路径——那就是直接的满足”。安娜·弗洛伊德不赞成——而且言之凿凿——应由负责训练儿童的人，来决定用何种方式将他们的本能力量从潜抑中解放出来。因此她认为唯一该做的，是分析师“在此一重要节点上指引儿童”，为此她亦举例说明了分析师进行教育指导的必要性。让我们来看看她怎么说。如果我对其理论主张的反对意见成立，它们定能通过实例的考验。

我们即将讨论的，是一个她在书中数处谈及的案例：一名患有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的六岁女孩，这个孩子在接受治疗之前呈现抑制与强迫症状，后来则变得调皮、缺乏自制力。安娜·弗洛伊德便推断，此刻她应该以一个教育者的身份介入。她以为那个孩子的肛门冲动从潜抑中获得解放后，便在分析治疗之外径求满足，这表示她的方法错误，不该太过信赖幼童自我理想的力量。因此她觉得分析师应该对那尚未发展完全的超我进行一点短暂的指导，否则将无法控制孩童独立的冲动。

我的观点与安娜·弗洛伊德正好相反，我想我最好也举一实例来加以说明。我举的案例十分严重，一名六岁小女孩，她同样在分析治疗刚开始时患有强迫式精神官能症。

厄娜是个非常难管教的小孩，处处展现不合群的倾向。她患有严重的失眠、强迫性自慰、学习抑制、高度忧郁、过度的烦躁与其他族繁不及备载的病症。自她进行两年的分析治疗后，显然效果不差，目前她已在一所原则上仅招收“正常儿童”的学校就读一年多，接受生活的历练。不消说，身为一个严重的强迫式精神官能症患者，厄娜饱受过度的抑制与深切的自责所苦。她有着典型的人格分裂现象，不是“恶魔与天使”，就是“好公主与坏公主”之分。当然，分析治疗很自然地协助她释放出许多情绪及肛门施虐冲动等等。她在治疗时段里，发生过许多目不暇接的宣泄行径，譬如，对我房间里如抱枕之类的东西大发脾气；弄脏与破坏玩具；用水、黏土、铅笔污损纸张等等。在整个过程中，小女孩的行为看起来似乎不受抑制的钳制，甚至十分乐在其中。但我发现，这并不是简单的肛门固着中被抑制的满足，里头必有其他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在运作着。小女孩绝对不若一开始看起来那么“快乐”，就像安娜·弗洛伊德对她举出的案例所做的推断一样。在厄娜“缺乏自制力”的行为背后，极可能是焦虑与对惩罚的需求，迫使她不断重复上述行为。而显然地，这也是源自她在经历如厕训练时就已产生的愤恨与违抗心理。当我们将这些早期固着行为的分析与俄狄浦斯情结发展及罪疚感加以连结后，情况便完全改变。

在肛门施虐冲动获得强力解放的阶段中，厄娜转而展现出宣泄的倾向，满足了这些外界的分析。我的结论与安娜·弗洛伊德相同：分析师想必犯了一个错。不过——这也许就是我们彼此观点最根本而明显的歧异点——我认为我的失败点在于分析治疗上，而非在于教育指导方面。我的意思是，我明白我并未在分析时段中成功地解决阻抗的问题，并全面地驱除掉负向的移情。从这里与其他病例之中，我发现若我们希望毋须经过长久的僵持，儿童便能毫不烦躁地将他们的冲动控制得更好，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地揭露出俄狄浦斯情结，而且对于由此衍生而出的恨意与罪恶感，更要从头追溯起。

如果我们再来检视为何安娜·弗洛伊德会认为必须引用教育方法来取代分析方法，我们会发现小病人自己便已提供了不少精确的信息。在安娜·弗洛伊德明确地告知病童（第25页），人们只有对讨厌的人才会那么恶劣之后，小女孩却回问“为何对她亲爱的妈妈也会有这般的恨意”。这个问题问得恰到好处，也显现出某些强迫症类型的小病人，对分析治疗本质具有充分的了解。该问题指出了分析治疗本该进行的方向，也就是更深一层地探索。然而安娜·弗洛伊德却摒弃这条道路，并说：“对此我无法给出进一步的讯息，因为这已超过我的知识范围。”之后反倒是这个小病人自己尝试找出能引领他们更往前一步的方法。她不断重复一个已经描述过的梦境，其意涵在于责怪母亲总是在她最需要的时候不见人影。几天后，她又做了另一个梦，明显地反映出她对弟弟妹妹的嫉妒心理。

就在应该对小女孩对母亲的恨意进行分析的节点上，也就是说，当整个俄狄浦斯情境最需要清除的时候，安娜·弗洛伊德突然喊卡，停止再将分析工作向前推进。我们看到，虽然她确实将部分的肛门施虐冲动解放而出，让它们得以宣泄，但却未循序将这些冲动与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进行连结。相反地，她仅将她的调查框限于肤浅的意识或前意识的层次，就像我们可从她书中看到的，对小女孩从嫉妒弟妹到对他们的潜意识诅咒，她似乎亦不愿意做进一步的揣测。安娜·弗洛伊德的这项做法，应该也会同样运用在处理小女孩诅咒母亲的态度上。甚至在此之前，她一定也未分析小女孩对于母亲的敌对态度，否则病人跟分析师应该早就对孩子的怨母之因略有所知。

在书中第四章，安娜·弗洛伊德借此案例说明：分析师应适时地以教育者身份介入的必要性，显然她已注意到我刚才讨论的分析治疗中的转折点。但我的看法如下：小女孩对自己的肛门施虐冲动已略有所觉，但却无缘受惠于更进一步的俄狄浦斯情境分析，以获得更广泛而深切的解脱。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引导她忍痛掌控自潜抑释放出来的冲动。更需要做的，其实是对这些冲动背后的动力，进行更深入而全面的分析。

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安娜·弗洛伊德所举的其他病例上。她曾好几次提过关于病人手淫的自剖，其中一名九岁小女孩所做的两个梦（第20页）不但令我觉得涵义深远，而且非常重要。我认为她对火的惧怕，以及关于喷水器因为她的错而爆裂，使她因此受罚的梦，很清楚地说明了她曾目睹双亲交媾的经验。同样的征象在第二个梦中亦十分明显，例如“有两块不同颜色的砖头”和一栋“就快着火”的房子。根据我的儿童分析经验，这些几乎都可以说是原初场景的反映。就这名小女孩所做的关于火的梦而言，情况正是如此；而在她画出怪物“啮咬鬼”（安娜·弗洛伊德在第23页曾提到）与巫婆扯掉巨人头发的两幅图中，亦有类似的意涵。安娜·弗洛伊德将这两幅画诠释为孩童的阉割焦虑与自慰的征象，的确一点也没错。但我可以很肯定地说，那位阉割巨人的巫婆以及那头“啮咬鬼”怪物，代表着双亲的交媾行为在孩子眼中是一种阉割的施虐动作；甚至，当她有此印象，她便会萌生对抗父母的施虐欲望（如梦中因她而爆裂的喷水器）。此外，她的自慰与上述现象不无关联，待与俄狄浦斯情结连结之后，罪疚感将会伴随而生，重复的冲动与部分的固着亦会同时卷入。

安娜·弗洛伊德的诠释到底忽略了什么？她所遗漏的是所有可能导入深一层俄狄浦斯情境的线索。这意味她刻意不去谈论引发罪疚感与固着现象的深层因素，因而无法减轻固着的问题。因此，我不得不提出与先前那个强迫式精神官能症小个案相同的结论：假如安娜·弗洛伊德愿意对本能的冲动进行较彻底的分析，她就没有必要再去教导小孩做自我控制，而且分析治疗也会较为完备。我们知道，俄狄浦斯情结是精神官能症的核心问题，因此，假使分析治疗不愿去碰触这个情结，那么精神官能症并不能获得解决。

既然分析治疗应该是要义无反顾地探查孩童与父母以及俄狄浦斯情结的关系，那么安娜·弗洛伊德不愿意进行彻底分析的原因何在？针对书中的几个段落，我们已经提出了不少批判，现在就让我们加以总结，并思考其意义所在。

安娜·弗洛伊德觉得她不应介入儿童与父母之间，否则家庭训练会相形困难。而且如果孩童对父母的反抗已在意识中形成，发生于小孩身上的冲突会更严重。

我想就是这一点，简单明了地点出了我与安娜·弗洛伊德在观念与方法上的分歧。她自己说道（第8页），如果要她与身为雇主的孩童父母陷入一种对立的关系，她会感觉不自在。在一个案例中，一名保姆对安娜·弗洛伊德出现了敌对的态度（第13页），安娜尽其所能地让孩童对这位女性产生厌恶感，夺走所有与她相关的正面情感，并将之移情到自己身上。然而当主角变成孩童父母的时候，她开始有所迟疑，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不过，我们观点的歧异在于：我从不用任何方式鼓动孩童去憎厌所有与他们相关的客体。但如果其父母愿意将孩子交付给我进行分析，不管是为了治疗精神官能症或其他因素，我想我会理直气壮地采取以下立场，因为这是对小孩最有益的不二法门：我指的是毫不保留地分析孩子与其他相关者的关系，特别是父母与兄弟姐妹。

安娜·弗洛伊德知道分析亲子关系具有一些危险性，她认为那必定是儿童脆弱的超我所造成的。让我略举几项借以说明——当移情被成功解决后，孩童再也无法回到其固有的爱恋客体上，而且可能被强迫得“重返精神官能症的道路，或者在分析治疗的成功协助下，转而寻求公然反抗的逆途”（第37页）。或是，假使孩童父母运用他们的影响力对抗分析师，那么“既然孩子在情感上对双边都有所依附”，结果会是“如同一场不快乐的婚姻一样，小孩将沦为彼此争斗的物品”（第46页）。再者，“如果儿童的分析治疗难以切合地融入生命之中，而是像一个外来体般强行植入、扰乱孩子的其他关系，对孩子将造成更多治疗无法解决的冲突。”（第50页）

至此为止，安娜·弗洛伊德依然秉持着儿童的超我仍不够坚强的想法，以至于她害怕当孩子摆脱精神官能症的困扰时，会再也无法配合教育与其他相关人士的要求。对此我的回应如下。

我的个人经验告诉我，假使我们在进行儿童分析时，心中能摒除任何的成见，从孩子身上我们将会得出截然不同的图像，只因为我们能进一步深入那段两岁之前的关键期。虽然正如安娜·弗洛伊德偶然发现的，小孩超我的严厉性因此更加彰显，但我们发现此时需要做的，不是增强这个超我，而是使它更为柔和。我们不要忘了，即使分析师抱持着中立的第三者姿态，在分析期间教育的影响与文化的要求仍然未受抹灭。假若超我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引发冲突与精神官能症，就算被我们在分析治疗中一点一点地削弱，它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的影响力。

我从未看过当我的分析个案结束时，这个超我的能耐有被大量削减掉的迹象；相反地，在许多个案做结时，我还希望它那夸张的力道能够再降低一些。

安娜·弗洛伊德仅仅强调，假若我们确保正向的移情，孩童将会在合作方式与其他牺牲形式上更加努力配合。但我反倒认为，这诚然证实在超我的严厉性之外，一种对爱的渴求会带来足够的安全感，使得儿童愿意配合合理的社会要求，只要其爱的能力能经由分析治疗而获得解放。

我们别忘了，现实对成人自我的要求，远比较脆弱的儿童自我所遇到的轻微要求还要来得沉重许多。

当然不无可能的是，假使孩童必须与缺乏领悟力、有精神官能症特质或对自身有害的人做连结时，结果也许是我们无法完全清除孩子个人的精神官能症，或者该症状又被周遭的人再度唤起。但根据我的经验，即使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依然能有效地缓和症状，引导出更好的发展。更有甚者，这种故态复萌的精神官能症也较为轻微，未来较容易治愈。安娜·弗洛伊德认为接受过分析治疗的儿童若仍处于与分析对立的环境中，由于已与爱恋客体脱离，将会产生更大的阻抗力，因而更易遭受冲突之苦。这样的担忧对我而言是种理论的想法，与真实经验不符。因为即使当我遇到这类的情况，我发现儿童会因分析治疗的鼓励而自我调适得更好，因此也更能承受不快的环境，受到的伤害也比未经分析前少得多。

我也不断地证实，当孩童的精神官能症状减轻后，他们比较不会对周遭其他精神官能症者或缺乏领悟力者感到厌烦，在此情形下，分析治疗只会对他们的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

过去八年来，我分析过为数众多的儿童。就儿童分析而言，我的一些争议性的发现，也已不断地获得证实。简而言之，安娜·弗洛伊德所担忧的危险性，即分析儿童对父母的负面情感将会破坏他们之间关系的状况，始终都没有发生过，甚至正好完全相反。事实上，同样的状况亦发生在成人身上。针对俄狄浦斯情结进行的分析，不仅释放了孩童对于父母及兄弟姐妹的负面情感，而且也解除了其中的一部分，因而使正面的冲动更能大大地增强。正由于对此一最早时期的分析治疗，使得憎恶的倾向、衍生自早期口腔剥夺的罪疚感、如厕训练，以及与俄狄浦斯情境相关的剥夺等现象，显得更加明确，因而使孩童能从中获得大幅度的解脱。而最终的结果，便是孩童与身边人士的关系变得更深刻美好，而对于疏离感的摆脱更是不在话下。同样的方式亦可沿用至青春期，只不过此一特殊成长阶段所需的脱离能力（capacity for detachment）与移情乃由分析治疗强力强化。迄今为止，不管是治疗结束后或治疗期间，我都未曾接获来自家庭的抱怨，说孩童与旁人的关系变差了。当我们回忆起当初那些矛盾的关系时，眼前这些状况显然要好上许多。另一方面，我也经常接到关于孩童变得更加合群、更容易管教的肯定讯息。所以到最后，我其实是在改善彼此关系这个非常任务上，帮了父母及孩童一个大忙。

不可否认地，若孩童父母能够在分析治疗进行期间与结束后支持我们，绝对是令人欢迎且极有帮助的。不过我必须坦承，这样美好的情况实在是少之又少：那是一种理想案例，我们不能当成操作的基础。安娜·弗洛伊德说过（第50页），“（分析治疗的适用情况）并非仅仅限于儿童患有病症时。儿童之分析治疗主要属于分析的情境，目前仍应限于分析师的子女，或其他曾经有过分析治疗经验、对分析怀有一定信任与尊重者的孩子。”

针对此点，我的响应是：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出身为父母者本身的意识与潜意识态度。同时我也一再发现，潜意识态度绝对与安娜·弗洛伊德所企求的情境有所出入。理论上，孩童的父母也许会完全相信分析治疗的必要性，且欲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们，尽管可能基于某些潜在的因素，他们的作为反而阻挠了治疗工作的进行。另一方面，我也经常发现那些对于分析治疗一无所知的人——有时不过是一个对我信任有加的家庭保姆——由于他们潜意识中的友善态度，反而对治疗工作大有帮助。尽管如此，根据我的经验，任何进行儿童分析者，均需将保姆、女家庭教师，甚至是母亲等人可能产生的敌意与嫉妒纳入考虑，并且必须试着克服这些情绪，尽力完成分析治疗的工作。最初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毫无可能，甚至在儿童分析中更是困难重重。然而在我接触的大部分案例中，几乎未曾有无法克服的情形出现。当然，我的假定是我们毋须“与孩童父母分享孩子的爱与恨”，但我们采用此方式来掌握正向与负向的移情，主要是为了建构分析情境并加以利用。令人欣慰的是，即使是极为年幼的孩童，随后都会聪慧地以对协助的需求当作对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能处理病童关系人所引起的阻抗现象。

因此，我的经验让我逐渐能够在工作上尽可能摆脱这些人物的牵绊。也许当他们告诉我们一些孩童身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帮助我们看清真实的境况时，这些传达的讯息有时候是有价值的，但我们仍须尽力不去仰赖它们。当然，我并非暗指孩童关系人的某些缺失将可能导致分析工作的失败，然而我必须说明的是，既然父母已将孩子送来分析治疗，我看不出为何只因他们缺乏了解或其他不利的态度，分析工作就无贯彻到底的可能。

综合我的所有论述，关于在各种不同案例中分析治疗的适当性，我的立场在许多方面明显迥异于安娜·弗洛伊德。我认为分析治疗不仅对显明的心智错乱与不良的发展有益，同时也是协助正常儿童降低适应困难的良方。也许此方式不尽直接，但我确定那绝对不会太艰难、太耗费心力或太过沉闷乏味。

在我论文的第二部分中，我意图证明分析师不可能同时兼顾分析与教育的工作，而且我希望对其原因加以说明。安娜·弗洛伊德将这些功能（第49页）描述为“两种艰难且完全对立的功能”。此外她再次说道：“同时进行分析与教育，等于（分析师）必须同时准许与禁止，既放又收。”综合我的诸多论述，我必须指出，实际上任一动作都是在消除另一项动作的作用。假使分析师只是暂时地成为教育者，承担了超我的角色，此时分析师已阻绝了本能冲动输往意识的通道，变成了施压者的代表。我需进一步说明的是，在我的经验中，对于儿童或成人，我们应做的不只是利用分析技术来建构与维系分析情境，并克制任何直接的教育性影响；如果冀望治疗能有所斩获，一个儿童分析师更应秉持着与成人分析师同等的潜意识态度。这样就可以使分析师真正愿意只从事分析，而不会试图去影响或引导病患的心智。如果分析师的焦虑无法阻止他进行分析以外的事，他也势必能静待真正的问题出现，成果自然水到渠成。

假使分析师如此操作，将证实我用以反驳安娜·弗洛伊德的第二项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于儿童与其父母的关系以及俄狄浦斯情结进行彻底的分析，不带任何保留。

后记（1947年5月）

在其新书的前言及第三部分中，安娜·弗洛伊德就她的技术提出了不少修正，其中有一些与我上述论文中处理的几项论点不无关联。

我们两人观念的歧异点之一在于，她在儿童分析中掺入了教育方法。她当初解释道，即使是在潜伏期阶段（唯一她认为儿童可以被分析的年龄），鉴于儿童尚未发展健全的脆弱超我，运用该项技术是绝对必要的。但她如今却在序中指出，教育性层面在儿童分析工作中已不再那么重要（因为父母与教育权威早已变得开明许多）。而且分析师“除了少数的例外之外，现在终于可以专心地将精力发挥在纯粹的分析层面上”。

再一次地，当安娜·弗洛伊德于1926年发表著作时，她不仅批判游戏治疗技术（我针对幼小儿童的分析所发展出来的技术），同时亦反对为进入潜伏期以前的幼童进行分析。而如今，正如同她于序中所言，她已将年龄范围“自原先所建议的潜伏期”，降低为“两岁亦可……”。除此之外，她似乎亦于某种程度上，接受游戏治疗技术为儿童分析中必要的一部分。更有甚者，她已扩大诊疗范围，不管是从年龄或是从病患的类型来看均然。另外，她现在亦认为“患有类精神分裂异常”（schizophrenic）的儿童是可以被分析的。

接下来的论辩较为复杂，因为我与安娜·弗洛伊德的论点即使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实则存在着重要的歧异。安娜·弗洛伊德在提到儿童分析的“前序阶段”（introductory phase）时，指出她对自我防卫机制的研究，促使她发现“儿童分析中用以揭示与深入最初的阻抗行为之方法要领，因而使得治疗的前序阶段缩短，甚至在某些情况中，成为不必要的考虑。”从我在研讨会发表的文章论述里，略可显示我对安娜·弗洛伊德“前序阶段”的批判重心：假如分析师自一开始便以分析方法处理立即的焦虑与阻抗问题，移情情境会立即被建构，而其他除精神分析以外的方法亦无用武之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不无相似，均认为如果分析方法与要领足以深入探讨最初的阻抗现象，那么前序阶段便是不必要的（虽然安娜·弗洛伊德似乎仅对某些病例才允许这样的态度）。在我于研讨会发表的论文中，我主要从幼小儿童呈现剧烈焦虑反应的角度去切入处理这个问题。然而，如同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所提出的许多例子，在焦虑问题较不急切的情形下，我一开始便会把重点放在防卫行为的分析上。事实上，欲分析阻抗行为的问题，若不进行防卫行为的分析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即使安娜·弗洛伊德并未提及剧烈的焦虑分析，反而看似较专注于防卫行为的分析，但对于一开始便运用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的可能性，我们两人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

我所举出的这些安娜·弗洛伊德于观点上的转变，她个人之所以未多所着墨，应是归因于她与我之间对于儿童精神分析的一些重要歧异已逐渐消弭之故。

另外我还必须提出一点，因为它攸关我个人对于早期分析的原则与技术之研究，相关心得在本书中都有所陈述。安娜·弗洛伊德提道：“梅兰妮·克莱因与她的后继者不断地重复一项论调，就是借由游戏治疗技术的协助，儿童从最早的婴幼期开始，几乎在任何年龄都可以被分析。”（第71页）我不知道她的这项看法从何而来。读过我这本书与《儿童精神分析》者，势必未曾看过足以证实这项说法的段落，遑论任何关乎小于两岁到三岁又四个月儿童的分析方法论。我的确十分重视婴儿行为的研究，特别是为了佐证我对于早期心智历程的相关发现，但这类的分析性观察与精神分析治疗的进行，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在此我还要提醒一件事。在新版中（第69至71页），安娜·弗洛伊德反复提到她二十年前对我个人技术的错误认知，因为她一直以为我非常仰赖象征的诠释，且极少运用到——就算有的话——儿童的言说、白日梦或噩梦、故事、想象的游戏、图画、情绪性反应及其与外在现实的关系，如孩童的家等等。此误解已经被我在论文集一文中一一驳斥，至于为何自《儿童精神分析》与其他众多文章发表以来，它仍持续延烧着，着实令人费解。

第八章 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1927）

成人的身上承载着早期童年成长的所有阶段——弗洛伊德的此一发现，始终为精神分析的基础之一。这些阶段存在于蕴含潜抑的幻想及倾向的潜意识之中。就我们所知，潜抑的机制主要由负责审议、批判的机能——即超我——所主导，而其中最深入的，莫过于那些被援引来抵制反社会倾向的潜抑。

当一个人的生理不断发展时，心灵也在逐步成长。于此，我们发现到，某些潜抑与潜意识的阶段，与我们在原始民族身上所观察到的各样食人蛮行与加害倾向不谋而合。此一人格的原始部分与受教化的部分相互冲突，而于其中衍生出潜抑作用的，正是后者。

儿童分析，特别是早期分析，亦即介于三岁到六岁的儿童分析，足以说明这项原始人格与教化人格之间的争战在多早便已开始。根据我对幼小孩童的分析结果，证实了超我早在儿童两岁时即已经在运作。

在这个年纪，儿童已经度过了精神发展的最重要阶段；他们已通过口腔固着时期，包括必须区分开来的口腔吸吮（oral-sucking）固着与口腔咬嚼（oral-biting）固着两个阶段，后面这个阶段与食人倾向密切相关。我们常看到婴儿咬住母亲乳房的动作，即是这项固着行为的证据之一。

在幼儿未满一岁时，大部分的肛门施虐固着现象已经开始出现。所谓肛门施虐式的性欲亢进，一般是用来形容衍生自肛门性感带与排泄功能的快感，通常与残虐、自慰或占有的快感等相提并论，且关系非比寻常。而无论是口腔施虐或肛门施虐冲动，对这些倾向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关于这点我将试图在本论文中进行论证。

我刚才曾经提到，我们发现早在儿童出生后第二年，超我已开始运作，当然它也在发展当中。而将之召唤而来的，正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涌现。透过精神分析，我们已经证实了俄狄浦斯情结对于人格的整体发展影响最巨，不管是对未来会成为正常的或具精神官能症倾向的人而言，这一点都成立。此外，精神分析工作亦不断地验证出，性格的形成完全导因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从轻微的精神官能症到犯下罪行的各种性格缺陷，都视其而定。就此方向发展下去之后——根据犯罪研究显示——完成的仅有初始的几步，但也就是这几步，为未来的深远发展定了调。

本文的目的，在于向各位呈现我们如何看出犯罪倾向对每一个孩童的作用，并且就其萌发的根源提出几项意见，不管它们是否在人格之中显现出来。

现在我必须回到原先的起始点。根据我个人的工作结果，当幼儿的俄狄浦斯情结萌生，也就是在约莫出生后第一年末或第二年初时，那些我曾提过的早期阶段——即口腔施虐与肛门施虐阶段——正在强烈地进行着。它们与俄狄浦斯倾向相互结合，并指向与俄狄浦斯情结发展有关的客体：儿童的双亲。基于对母亲的爱而仇视父亲的小男孩，将会满腹恨意，把衍生自口腔施虐与肛门施虐固着的暴力与幻想爆发出来。在我分析过的男孩案例中，暗中潜入卧房杀害父亲之类的幻想，几乎是必备的情节之一，就连正常小孩亦不例外。在此我想提出一个特殊案例，主角是一名从各方面看来均可说是发展良好的四岁男孩，名叫杰拉尔德（Gerald）。就许多方面而言，他算是个意义非凡的案例。杰拉尔德是个活力十足、看起来相当快乐的孩子，从未有过任何焦虑现象，来做分析仅是基于未雨绸缪。

结果，在分析过程中，我发现了他曾有过强烈的焦虑，而且他一直处于该焦虑的压力之下。稍后我会说明孩童如何将其恐惧与困难隐藏得如此完好。在对杰拉尔德的分析中，我们所能确定的焦虑客体之一是只野兽，这只野兽虽仅具备动物的习性，事实上却是个男人。这只会在隔壁房间发出巨大噪音的野兽，正是在隔壁卧房发出声响的父亲。杰拉尔德想要潜入那里，把爸爸弄瞎、阉割还有杀掉的欲念，致使他害怕会被那头野兽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某些过去的习惯，例如挥动手臂的动作，经分析后证实为驱赶野兽的方式，正是源于这样的焦虑。杰拉尔德有只小老虎布偶，他对它的喜爱，部分原因是希望它保护他不受野兽侵害。然而这只小老虎除了身为保护者之外，有时亦扮演着侵害者的角色。杰拉尔德曾提议把它送到隔壁房里，以代替他完成对爸爸的侵害欲望。同样地，爸爸的阴茎会被咬断、烹煮、吃掉，这些欲念显然部分来自于小男孩的口腔固着，但同时亦为迎战敌人的方法，因为就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而言，他会运用原始的方式，以牙齿为武器。这种人格的原始成分，于此案例中即以老虎为代表。而就我后来的推断，事实上这只老虎就是杰拉尔德自己，但他宁愿不去认清这部分的自己。除此之外，杰拉尔德也有将他的爸爸妈妈剁成碎块的幻想，这些幻想还与肛门动作相结合，他要用他的粪便弄脏他的父母亲。在此之后，他还想象安排了一场晚餐派对，在用餐时他和妈妈一起吃掉爸爸。要解释像杰拉尔德这样善良的小男孩，如何由于被人格中有教养的部分严厉谴责，而遭受上述类似幻想的折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小男孩无法对父亲表现出足够的爱与善意；同时我们也可看到由于母亲也是幻想的肇因之一，他因而对母亲压抑爱意、加倍缠着父亲，这可能会为他往后长久的同性恋倾向种下基础。

我另外再简短地描述一个类似的小女孩案例。为了争夺父亲而期盼取代母亲的位置，也会导致非常不同的施虐幻想。在这个案例中，女孩渴望毁掉母亲的美貌、丑化她的面容与身材、将其身体据为己有——或是极为原始的啃咬、切剁的幻想等等——与强烈的罪疚感结合，进而强化对母亲的固着。我们常看到在两岁到五岁之间的小女孩会极度地黏妈妈，实际上这样的亲密却有一部分是基于焦虑与罪疚感，随之而来的是对爸爸的疏离。因此，这种复杂的精神状态又会更加暧昧不明，因为在努力抵抗超我谴责的倾向时，孩童会诉诸其同性恋倾向，加以强化，并发展出所谓的“倒错性”俄狄浦斯情结。这个历程会让小女孩强烈地依附妈妈，小男孩则会缠着爸爸。只要再进一步，我们就会抵达另一阶段，至此，原有的关系无以为继，孩子同时从两者抽离，这显然就是不善交际性格产生的缘由，因为与父母的关系将决定生命中所有后续关系的形成。此外，还有另一种关系也相当重要，即与兄弟姐妹的关系。根据分析经验，所有的小孩都会对年幼及年长的兄弟姐妹产生嫉妒，就算是非常小的孩子，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对生育之事毫无所知，仍会对婴儿在母亲子宫内的生长有着明确的潜意识认知。由于他们嫉妒这个在妈妈肚里的小孩，强大的恨意油然而生，因此一如所有儿童在妈妈期待宝宝出生时产生的典型幻想，我们会发现他们心中充满着破坏母亲子宫、毁伤且啮咬里头的小孩的欲望。

除此之外，同样的施虐欲念也会导向新生的婴儿，甚至扩及年长的兄姐，因为与他们相较之下，孩子会觉得自己受到轻忽，尽管事实并非如此。而这些憎恨与嫉妒的感受亦会让孩子怀有强烈的罪疚感，进而影响到日后与兄姐的相处关系。以小杰拉尔德为例，他有一个小洋娃娃，虽受到他百般呵护，但也经常扎着绷带。这个小洋娃娃代表了他尚未出生的小弟弟，任他残害、阉割，此即受到他严厉超我指使的结果。

在上述这些情况下，只要孩童一产生负面的情绪，便会铆足全力地表达出怨恨，正好反映出典型的早期施虐阶段发展之特征。不过，由于孩童所憎恨的客体正好是自己所喜爱的，继此而引发的冲突很快便让脆弱的自我难以招架，唯有借由潜抑才能逃脱。因此整个冲突情境在未获清除的状况下，转而持续地在潜意识心智中发挥作用。尽管心理学与教育学总是认为儿童是不带内心冲突地快乐生活着，也认为成人的痛苦是基于现实世界的烦恼与困顿而来，但我们必须认清，事实正好相反。我们从儿童与成人的精神分析经验中了解到，所有生命中后来所遭遇到的痛苦，大部分均是过往经历的重复再现，而且每一个孩子早在出生后的第一年开始，便已面临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苦痛经验。

然而，不可否认地，通常外表所呈现出来的状况，与上述论点是相悖离的。虽然在仔细观察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但孩童似乎都会或多或少地加以克服。关于这个表面与实际精神状态之间的差异，稍后当我们论及儿童克服困难的各种方式时，我会做出一些答复。

让我再回到之前关于孩童负面情感的讨论上，基本上它们对抗的客体是同性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但是，如同我曾经提过的，当这些负面情感导向异性的父母时，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由于他们是挫折感的来源，另一方面孩子为了逃脱冲突，他们会从其爱恋客体身上抽离，由爱转恨。而倘若孩童的爱恋倾向又掺杂了性理论与幻想，反映出典型的前性器阶段经验，宛若原先的负面情感，那么情况又会复杂许多。至目前为止，已有不少的婴儿性理论经由成人分析而获得揭示；但对于专门针对儿童进行处理的分析师而言，相关的性理论发现更是惊人。在此我将略为说明是如何从儿童身上得到这些素材。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观察儿童的游戏，并以特殊的方式来减轻其抑制的行为，借此我们得出一些幻想与理论，找出孩子曾有过的经验，看见他们所有的冲动以及正在运作的反应性的批判机能。要执行这项技术并不容易，分析师必须对孩童的幻想具有极大的辨识力，并秉持特有的态度对待孩子，但其成果却十分丰硕。它会带领我们深入潜意识之中，其惊人程度就连成人分析师也会大叹不可思议。透过向孩子解释其游戏、绘画与所有行为举止的意义，分析师慢慢地解开了游戏背后抗拒幻想的潜抑思想，让幻想获得解放。小娃娃、男人、女人、动物、汽车、火车等等，都能让孩子构思不同的人物，如妈妈、爸爸、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并借由这些玩具将孩子最受潜抑的潜意识意念搬演出来。碍于本文篇幅，我无法在此对于我的技术详加阐释，我只能说，我在接触过森罗万象的病例后得出这点，其意义几乎可说是达到万无一失的地步，而这也经由诸多诠释治疗后的解放成效获得证实。经此之后，所有原始的及反应性的审判倾向都变得明朗。例如，假使孩童在游戏中表现出一个人正在与比他高大的人打斗时，最常看到的结果是那个巨大的人死后被放进一辆马车，然后送到屠夫那里切切剁剁，再被烹煮成餐。

小人儿大快朵颐地吃着肉，甚至邀请一位淑女前来参加他的筵席，这位淑女有时代表着母亲。她接受的是那名小杀人犯，而非被杀的父亲。当然，情况也可能大为不同。同性恋的固着也许会大占上风，这时我们便会看到母亲被砍杀、煮食，而两个兄弟一同分享大餐。如我所提到的，幻想种类之多族繁不及备载，有时甚至在同一个小孩身上，会出现随分析阶段不同而有所变化的现象。然而，在这类原始倾向突显之后，通常都伴随着焦虑的萌生，小孩也会出现努力展现出乖巧善良、以弥补之前过错的行径。有时他们会试图修补刚刚被自己弄坏的人物或火车等等，此外，画画、建造东西等行为亦代表了类似的反应倾向。

在此我要厘清一点。上述这些赋予我素材来源的游戏，与我们一般看到的儿童游戏不一样，其原因在于分析师一向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获取素材。面对儿童的联想与游戏行为，分析师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完全脱离道德与伦理考虑的，事实上，这就是促使移情能被建构、分析治疗能持续进行的方法之一。因此，孩子在分析师面前，会将从未对保姆或母亲展现的样子表现出来。理由是因为当她们注意到那些教育最为反对的暴力与反社会倾向时，会非常震惊。甚至，也只有分析治疗能解除那些潜抑，借此让潜意识抒发出来。这整个过程十分缓慢，只能一步一步来，而且某些我提到的游戏，是在治疗展开后才发生，而非一开始就出现。此外，我必须再补充的是，即使在疗程之外，孩子们的游戏仍十分具有启发性，可为许多我们在此讨论到的冲动提出实证，但是，前提是须由经过特殊训练的分析人员在场观察，并运用象征性的知识与精神分析方法来加以确认。

性理论是绝大多数施虐与原始固着的基础。从弗洛伊德以来，我们便知道儿童显然以一种系统发生的方式获取某些潜意识的知识，其中包括对父母的交合行为、生育小孩等等，但事实上他们的这些认知是十分模糊杂乱的。根据儿童自行捱过的口腔与肛门施虐阶段，交合对儿童而言意味着一场吃、煮与交换粪便的演出，而其中各种施虐的动作（殴打、切剁等等）更是演出的重头戏。于此，我的着重点在于，这些幻想与性欲之间的连结对往后生命的影响有多大。所有这些幻想未来或许会逐渐消失，但其潜在的效应却非常深远，将透过冷漠、无力以及其他性欲方面的困扰表现出来。这个状况可能在接受分析的幼儿身上彰显出。对母亲表达出强烈期待的小男孩，会显示出更具虐待性的幻想，而为了逃避，他会放弃象征母亲的爱恋物，转而选择代表父亲的意象；但不久后，如果他的口腔施虐幻想和他的爱恋客体相结合的话，他又会放弃这项选择。由此，我们便看到了弗洛伊德在儿童早期成长中发现的所有性倒错基础。对父亲或对自身存有的幻想，如扯裂、殴打、抓伤母亲，将之碎尸万段等等，都属于一些儿童对于性交所怀有的想法。附带一提，事实上这类的幻想会真的转化成实际的犯罪行为，如开膛手杰克便是最佳的例子。而在同性恋关系中，这些幻想则会转为阉割父亲、对他的阴茎或切或咬，以及各式各样的暴力行为。经常与生育连结在一起的幻想，则是将身体切开，从不同部位取出婴儿。以上列举的种种性欲幻想，只不过是在每一个正常小孩身上——我希望强调这一点——都可能发掘到的一小部分例证。我之所以能如此确定，实是基于个人有幸接触到的一些正常儿童案例，他们的分析原先都仅是为了防范的目的而进行。当我们开始对孩童的心智深度更加熟悉之后，其幻想生活中令人反感的层面便完全转变。小孩子完全受自己的冲动主宰，而这冲动却是所有迷人的创造性倾向之根基。我必须承认，当我看到即使是很小的孩子，也很努力地对抗其反社会倾向的模样，那情形实在令人动容且印象深刻。而就在最具虐待性的冲动出现后，我们会见到孩子表现出最大的爱意，以及不惜牺牲一切以获得关爱的情形。对于这些冲动，我们绝不能用任何道德标准来加以评判，而必须将之视为理所当然，不带任何批判眼光，并努力协助孩童去面对它们。于此之后，我们减轻了孩童的痛苦，同时加强其能力与心理平衡，最后完成一件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工作。在分析治疗中，见到这些极具破坏性的倾向，竟能在我们解决固着的问题时发挥升华的效用——亦即让幻想转化成创造性与建设性的作为，实在令人十分感动。不过这纯粹是经由分析式的技术来进行，绝非透过劝说或鼓励孩童的方式而达成。根据我的经验，以分析师的姿态而言，后面这种隶属于教育学层次的方式，并不能与分析工作并行采用。但是分析治疗却能为后续的教育性工作做好准备，并带来丰富的成果。

在几年前与柏林精神分析学会交流的一次机会里，我曾经指出近期发生的骇人罪行，与我在一些幼童分析中所发现的幻想有呼应之处。这些罪案其中之一，正是性倒错与犯罪的结合体。该嫌犯手法细腻，所以一直未被发现，以致多位人士受害：这个名叫哈曼的男人，基于个人的同性恋偏好而与年轻男性亲近，熟稔后，他一一将他们的头颅割下，再用各种方式将他们的身体烧毁或处理掉，甚至事后还卖掉他们的衣物。另外还有一件十分恐怖的案例，凶手连续杀了好几个人，并用他们的肉来制作香肠。我前面提过那些孩童的幻想，在细节上与这些凶案简直如出一辙。同样的手法会施加在令孩童产生强烈性欲固着的人身上，例如，以一个四到五岁的小男孩来说，其加害对象是他的父亲或是兄弟；在表达完他所欲求的爱抚或其他举动之后，他会砍下小娃娃的头，把身体部位卖给一个屠夫，好让他再卖给别人当食物。他自己则把头部留着，因为他觉得这个部位最有意思，想留下来自己吃。至于受害者的东西，他同样会据为己有。

接下来我想就这个特殊案例做更完整的说明，因为针对某个病例详述更多细节，我认为会比逐一说明其他例子更富意义。这位小男孩名叫彼得（Peter），当他前来接受分析治疗时，是个极度抑制、挂虑很多的孩子，非常难教养，且完全无法玩游戏，只会把他的玩具弄坏。他的游戏抑制与焦虑，都和他的口腔施虐及肛门施虐固着有着密切的关联。幻想是游戏动力的实际来源，而由于他的残忍幻想必须保持在潜抑的状态，因此他没有办法玩游戏。甚至，因为对自己潜意识里怀有的欲念感到害怕，他总是预期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他心中对母亲的施虐欲望，致使他对她时时保持退却，甚至有相处不睦的问题。至于他的原欲则导向他的父亲，不过因为他也非常怕父亲，因此唯一能够和他维持真正关系的，只有他的弟弟，然而这点也是十分暧昧不明。小男孩不时预期被惩罚的心态，从下列事件可明显看出：曾经有一次他在玩游戏时，用了两尊很小的娃娃代表他跟他的弟弟，因为两人一同犯下恶作剧，因此等着受妈妈处罚。她后来来了，觉得他们脏兮兮的，于是处罚了他们，之后便离开了。这两个小孩又继续玩他们的肮脏鬼游戏，结果再度受到惩罚，事情不断重复。到最后，由于害怕处罚的恐惧太过强烈，两个小毛头决定把妈妈杀了；彼得处决了一个小娃娃，随后两人把身体切一切，一起吃掉。但是爸爸出现了，要来帮妈妈，结果也被两人用很残忍的方式杀死，一样被剁碎、吃掉。事到如此，这两个小孩看起来很快乐，终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但是过了一会儿，焦虑再度升起，已经死掉的父母亲又活了过来。当焦虑开始出现时，小男孩把两尊娃娃藏在沙发底下，好让他的爸妈找不到。但没多久，小男孩所谓的“教训”又发生了，爸妈还是找到了那两个娃娃，爸爸把他的头砍下，妈妈砍他弟弟的头，两兄弟后来也一起被煮熟、吃掉。

我想强调的特别之处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不良的举动又再重复，虽然可能形式不同；对父母亲的侵犯举动重新出现，小孩们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处罚。在这般循环模式中呈现出的这项机制，将是我们稍后讨论的重心。

我先简短地报告一下这个病例的最后结果。尽管小男孩在治疗期间必须面对一些非常困难的处境，因为他的父母后来离了婚，而且都在相当艰难的情形下各自再婚，但他的精神官能症却在分析治疗后完全痊愈，他的焦虑与游戏抑制都不见了，在学校表现良好，社交上也适应得不错，过得相当快乐。

也许各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我在本篇论文开头声称要探讨正常小孩的问题，为何却在此深入地描述一个明显患有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的案例？事实上，如我曾经数度提到的，同样的素材在正常儿童身上一样也看得到，只是精神官能症患者显现出来的，比在一般正常小孩身上也会出现的症状更为明显而已。想要解释为何同样的心理基础会导出如此歧异的结果，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以彼得的例子来说，由于口腔施虐与肛门施虐固着的强度实在太大，使得他完全任其摆布。某些经历对于他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状的爆发，亦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彼得在约两岁时出现非常剧烈的转变，而他的父母亲提起这些事时，并未十分在意。当时他弄脏自己的习惯又再复发，而且他会停止所有的游戏、开始破坏他的玩具，变得非常难以管教。

经由分析显示，原来在他发生转变的那个夏天，彼得与父母同睡一房，曾经目睹过他们的性交行为。这幅情景原本就十分具口腔与施虐性质，因而更加重了他的固着态度。在当时，他已经或多或少处于性器发展期，却因这个事件而退化至前性器发展期，因此，他的整个性欲发展实际上是受到这些阶段的主宰。六个月后他的弟弟出生，更使得他的冲突与精神官能症加剧。但是，在此案例中，对此一强迫式精神官能症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也许还有另一项独特的因素，那就是衍生自超我的罪恶感。拿彼得来说，早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有比他的自我倾向更具虐待性的超我在操弄着。面对此番激烈的战斗，脆弱的自我无法招架，强大的潜抑于是产生。此外，另一项因素亦不容小觑：有的孩子禁不起一点点焦虑与罪疚感的考验，彼得就是。他的施虐冲动与超我之间的拉扯，如同惩罚般不断地威胁着他，因而对他形成非常可怕的障碍。在潜意识中，圣经里“以眼还眼”的格言警示发挥了作用，这解释了为何儿童总会有一些奇幻想法，认为父母可能对他们做出以下这些事：杀掉他们、煮熟他们、阉割他们等等。

如我们所知，父母是超我的来源，他们的命令、禁令等等都透过超我传递至小孩身上。但是这个超我却和父母不一样，其中有部分是筑基于孩子自己的虐待幻想之上。而这般强烈的潜抑只会使冲突更加稳当地进行，永不止歇。更有甚者，借由遏止幻想，潜抑使儿童无法利用游戏去宣泄幻想，让它们循另一种方式达到升华，以至于这些固着现象处在永无止境的循环中。我曾经提到，循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潜抑让这个过程一直持续着，而那受到潜抑的罪疚感，同样也造成了不少阻碍。因此，孩童不断地重复着一连串五花八门的举动，以表达对受惩罚的渴求与想望。这种对于惩罚的渴望是儿童不时做出调皮行为的主因，但这也与罪犯连续犯案的行径不无雷同，就这一点我稍后将会加以说明。我也要告诉各位彼得在他的小娃娃扮演游戏中做了些什么：他们调皮捣蛋、遭到处罚，然后杀掉父母亲，接着换他们被父母杀害，整件事情不断轮回演出。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源自各种不同因素、但又受到罪疚感严重影响的强迫重复（repetition-compulsion）。由此，我们已经多少能分辨出正常小孩与患有精神官能症状的小孩之间的差别：固着的强度、固着行为与他们自身经验产生关联的方式与时间点，以及视内外因素影响而定的超我之严厉程度与整体的发展形态，再加上孩子忍受焦虑与冲突的能力等等，都是决定他们是否正常发展或是产生精神官能问题的一些首要因素。

不管是正常或是不正常的小孩，都会运用潜抑来解决冲突，而只要情况不甚严重的话，整体的循环现象便不至于太过强烈。除潜抑之外，他们还有其他机制可以援用。但同样地，唯有施行的强度能决定其成果，如逃离现实即是其中之一。对于现实的不满，孩童的愤恨其实远比表面上显现出来的更强烈，但孩子会试着将之导入幻想中，而非让自己的幻想去配合现实。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又得到了一个答案：就如我曾提出探讨的，原来孩子能够这般地将自己的内在痛苦隐藏，不显于外。我们知道小孩子常常在恸哭之后便很快地回复；而有时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很陶醉在一些无聊的小事之中，便说他很快乐，事实上，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有个让他能够多少拒绝长大的避风港，那就是逃离现实。对于熟悉儿童游戏生活的人来说，他们都知道这个游戏生活是与儿童的冲动生活及欲念全然相连的，他们会透过幻想来表达与成全它们。从表面上适应得不错的现实之中，孩子仅会撷取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在孩子生命中的某些时刻，当现实的要求显得更加紧迫时，例如要开始上学的时候，许多困难立即油然而生。

我曾说过，我们在各种发展形态之中，都看得到这个逃离现实机制的运作，但主要不同的是程度的问题。当某些决定强迫式精神官能症发展的因素正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对现实的逃离也在逐步膨胀至主导的态势，进而形成精神病迸发的基础。有时候我们会在某些孩子身上发觉到这些因素的踪迹，他们表面上看起来相当正常，通常不会展现出非常强烈的幻想生活与游戏能力，而以另一种普遍的反应模式呈显这种逃离现实与求助于幻想的机制，即不断地安抚自己欲求上的挫折，借由游戏与一些奇想来向自己证明一切都很好，未来也是。孩子们的这种态度很容易让成人产生错觉，认为他们比实际上要快乐得多。

再以杰拉尔德为例，其实他的快乐与活力，有部分是被设计来隐藏那些因自己或他人而引起的焦虑与不快。这样的情况很快地便因分析治疗而改变，帮助他摆脱焦虑，以一种坚稳许多的满意感来取代他人格中不自然的那一部分。从这个角度而言，对正常小孩施予分析治疗是绝对有益的。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从未遭遇困难、恐惧与罪疚感的煎熬，而就算这些因素看似微不足道，它们却会引发意想不到的痛苦，同时也为往后生活中更大的焦躁烦忧，提出了初始的警讯。

我曾在彼得的案例中提到，在重复进行禁制行为的强迫状态中，罪疚感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尽管有时候这些行为的性质各异其趣。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在所谓的“顽皮”小孩身上，受惩罚的欲念应该也会产生作用。对此我想引用尼采所称的“苍白的罪人”（pale criminal）来加以响应；他对于被罪疚感驱使的罪犯相当了解。于此，我们来到了本论文最困难的部分，也就是讨论固着现象须经何种发展才会导致罪行的问题。要回答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精神分析尚未就此问题进行太多探讨。很不幸地，我也还未累积足够的经验，以便就这个非常有趣且重要的工作领域提出相关例证。然而，某些与犯罪类型相近的案例，却让我对于这些发展的进行方式有些粗浅的想法。我将援引一个我觉得相当具有意义的病例，主角是一名被送入少年感化院的十二岁男孩，他的不良纪录除了撬坏学校的橱柜、动不动就偷东西外，主要就是常搞破坏、对小女孩进行性方面的攻击。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所来往的也多半是为了做坏事而搭上的混混之辈。他没有特别的兴趣，对于惩罚与奖赏更是毫不在乎。这个孩子的智商远低于一般人，但这点却对分析工作影响不大。整体上治疗进行得相当顺利，效果也还算不错。几个礼拜后我听说他开始有了良好的转变，只可惜经过两个月的分析之后，我因一些个人因素必须停诊很长一段时间。在那两个月的分析里，那孩子原本应该一周来做三次诊疗，却由于他养母的极力阻挠，我总共只会见了他十四次。而在那段极不安稳的治疗期间，他没有再犯下任何罪行，一直到治疗中断后才又开始，之后他又被送进感化院。当我复诊后，尽管我极力争取，却再也无法找他回来做分析。依整个情势推断，我想最后他一定又开始了他的犯罪生涯吧。

现在我将以我在分析期间所得，就他的发展原因做一次简短的探究。这个孩子成长于一个十分孤立不安的环境里。从很小的时候，他的姐姐便强迫他和他的弟弟与她发生性行为。他的父亲早在大战中去世，母亲身体不好，整个家由姐姐一手掌控，所有的事情都十分糟糕。当他母亲过世后，他连续由不同的养母抚养，过程每况愈下，关键似乎在于他对姐姐的恐惧与怨恨。他恨他的姐姐，对他而言她简直就是恶魔的化身，这除了跟他们的性关系有关之外，尚且因为她对他的凌虐行径，以及对濒死母亲抱持的恶劣态度等等。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又被某种建立于憎恨与焦虑之上的支配固着牢牢地控制着，使得他离不开姐姐。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深沉的原因对他的不良行为产生影响。小时候他一直都和父母同床，因而从他们的性交行为之中吸收到施虐的印象。如我之前所指出的，这样的经验会加深他自己的施虐倾向，而和父母进行性交的欲念受到他本身的施虐固着主宰，与强大的焦虑产生连结。在此情境中，在他的潜意识里，他姐姐的暴力形象同时交替地取代了暴戾的父母两者。不管是何种情况，他必须期盼着阉割与惩罚的来临，而惩罚又与他内心那非常暴虐原始的超我相互呼应。因此很自然地，他不断对小女孩进行他过去所承受的侵害，至今的唯一改变是他成了施暴者。他那些撬开橱柜拿东西等等的破坏倾向，都与他的性骚扰行为具有同样的潜意识因素及象征意义。这个男孩觉得自己被压制、阉割，因此必须借由证明自己也可成为施暴者以改变情势。这些破坏倾向中的主要动力，除了要把他对姐姐的怨忿宣泄在物品上之外，便是为了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还是个男人。

然而，在他不断重复做出会招来父母惩罚的行为中，罪疚感亦占了相当重要的因素。他表现出不在乎处罚与无所畏惧的样子，完全误导了我们，这孩子的心中其实充满了恐惧与罪疚感。至此，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他的成长过程与我先前提到的精神官能症儿童，究竟有何不同。对此我仅能提供一些个人见解：也许一方面经由他与姐姐的经验，他那原始残暴的超我仍旧坚稳地留存于他稍后的成长阶段中；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被此经验束缚着，得不停地和它面对面交战。因此这个孩子遭受焦虑压制的程度，无可避免地比彼得大了许多。与此焦虑相连结的强大潜抑，将所有通向幻想与升华机制的出口切断了，故除了在同一行为中不断交替地重复欲念与恐惧之外，别无他法。相较之下，在前例中的精神官能症儿童，其超我才刚从内心萌生而已，而这孩子却已经经历到无上超我的力量，因此衍生自他真实经验的恨意，势必得透过他的破坏行为才能表达出来。

我曾说过，在这个个案或其他同性质的案例中，早发而强烈的潜抑会遏止幻想的萌生，让病患无法透过其他方式与途径来解决他们的固着问题，让它们升华。在包罗万象的升华过程中，我们发现攻击与施虐的固着亦参与了运作。于此，我提出一项可透过身体来克服暴力与施虐行为的方式，那就是运动，这个方法让由恨而生的攻击性，借由一种社会允许的形式获得纾解，同时又可成为焦虑的过度补偿，毕竟它向个人证明了毋须再向施暴者低头的能力。

在那个小犯人的案例中，能看到升华如何在潜抑受分析削弱时应运而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这名原本只对破坏、毁损东西感兴趣的男孩，对于建造电梯及与锁匠有关的工作突然表现出高度的热诚。由此或许可推断，那证明了有一种转化其暴力倾向的良好方式，而且表示分析治疗可以让他在目前的罪犯之路外另辟蹊径，成为一位优秀的锁匠。

对我而言，这个孩子的发展与一般精神官能症的儿童之所以不同，原因应在于他与姐姐相处的创伤经验引起的焦虑较为巨大，而且影响层面甚多。较大的恐惧感会引发较强烈的潜抑，而由于此时升华功能尚处于未开发的阶段，因此毫无任何解决之道。更有甚者，这巨大的恐惧感会增加超我的残酷性，并透过这个经验永远固着在此一节点上。

除此之外，我还要提出另一项这种较大的焦虑所带来的效应，但在说明之前，我必须稍微离题片刻。当我提到人格发展的不同可能性时，在同一个出发点上，我列举出正常者、强迫式精神官能症者以及精神病患者为探讨客体，并尽可能地涉及罪犯的问题。但我并未提及性倒错者（the pervert）。

我们知道，弗洛伊德称性倒错为精神官能症的负面对应。于此，萨克斯为变态心理学做了另一项重要的注记，他所做出的结论是性倒错者并非纯粹基于缺乏意识，而允许自己做出精神官能症病患因抑制而未做出的反应；他发现，其实性倒错者的意识之约束力毫不亚于后者，只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运作着。它仅仅保留禁制倾向中的某一部分，好从其他似乎令超我更加拒斥的部分中逃脱出来。他所排拒的是隶属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欲念，而其显现出的缺乏自制，只不过是受同样严格、但运作方式不同的超我影响之结果。

关于罪犯的讨论，几年前我曾经得出类似的结论，并发表于本论文一开始所提及的报告之中。在该报告里，我针对犯罪行为与儿童幻想之间的相似性，做出不少详实的举证。

从我描述的孩童个案以及其他未多加强调但不乏启示的案例中，我发现犯罪倾向并非是因超我的宽容所引起，而是来自于在不同方面运作的超我。正因为焦虑与罪疚感的关系，致使孩子犯下罪案，而在犯案的同时，孩子亦尝试着逃脱俄狄浦斯情结。就我那个小犯人的例子而言，撬开橱柜与攻击女童都是他用以挥别侵害母亲欲念的方式。

当然，这些观点需要更进一步地检验与研究。依我个人的意见，似乎所有的经验都在导向一个结论，那就是并非超我的缺席，而是超我运作方式的不同——也许是超我的固着发生得太早——才是一切的主因所在。

假设这些推断正确，那么等于是为分析实务的发展开启了重大的契机。如果犯罪行为的发展并不是因为超我与意识的不足，而是由于它们运作型态的不同，如此一来，分析治疗应该能够像解除精神官能症般地改善犯罪的问题。就像在性倒错与精神病等问题上，我们也许无法找到处理成人犯罪的方式，但是就儿童分析而言，情况并不相同。儿童并不一定要对分析具有特别的动机，问题仅在于采取何种技术来建构移情，以及如何让分析持续进行而已。我不相信在哪个孩子身上获取不到这样的移情，或者无法引发其爱的能力。以我的小犯人来说，虽然表面上他完全不具任何爱的能力，但经分析后，证实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他对分析不具有动机，甚至对要被送入感化院一事也并未特别讨厌，但他仍对我表现出良好的移情，至少足以让分析顺利进行。此外，分析亦证实了这个迟钝的男孩对他的母亲怀有真诚而深挚的爱。他妈妈在癌症折磨之下未有善终，到末期时整个人几乎完全衰竭枯朽，女儿根本不想靠近她，最后守在床边照顾母亲的反而是他。当母亲病逝后，家人都要离开了，却好一阵子都找不着他，原来他把自己跟死去的母亲一起锁在房里，不肯出来。

也许有人会提出反驳，认为童年时期的倾向尚未明确地显现出来，因此我们可能往往无法辨识出何时孩童将成为罪犯。事情的确是如此，但正是这项说法让我做出以下的结论：欲得知儿童的这些倾向可能导引出的结果的确很不容易，不管是对正常者、精神官能症患者、精神病患者、性倒错者或犯罪者来说都一样；但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更要想办法知道。精神分析给了我们一些方法，甚至，它不仅能确立儿童的未来发展，也能予以改变，将其引导至更好的路途上。

第九章 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

从我那些以介于3岁到6岁儿童为主的分析经验里，我已归结出不少结论，在此仅做简要陈述。

我曾经多次略为提及，俄狄浦斯情结萌生的时间比一般想象的还早一些。在我的《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一文中，我已针对此一主题做过较详尽的探讨，而当时所得出的结论是，俄狄浦斯倾向的出现，是儿童断奶的挫折经验所带来的结果，因此其萌生的时间约莫在出生后第二年出头，尔后再因如厕训练造成的肛门挫折而更加强化。就心理发展来说，后续的决定性影响则来自于性别构造的差异。

对男孩而言，当他发现自己被迫离开口腔与肛门阶段以进入性器期时，他的目标会转向与占有阴茎相连结的插入（penetration）。因此，他不仅会改变他的原欲位置，也会修正其目标，让他的原始爱恋客体获得保留。相反地，对女孩来说，接纳的目标会持续由口腔阶段维持至性器期位置（genital position）：她会改变她的原欲位置，但保留其目标，虽然后者涉及母亲令她失望的情况。依此方式，女孩心中产生对阴茎的接纳，并转向父亲，将他当作爱恋客体。

而事实上，俄狄浦斯情结的真正肇端，早就和初期对阉割与罪疚感的恐惧相互结合了。

成人与儿童的分析已让我们熟悉一件事实，那就是前性器期的本能冲动带有某种罪疚感，起初我们都以为这些罪疚感是后来才滋生，然后再返回与这些倾向结合，而非一开始就与之同时并发。根据费伦齐的推断，与尿道及肛门冲动相连结的，是“超我的一种生理的前兆”，他称之为“括约肌伦理”（sphincter-morality）。亚伯拉罕则认为，当罪疚感出现于后续的早期肛门施虐阶段时，焦虑便会以食人的姿态呈现出来。

我的发现则更深入，我认为与前性器期固着结合的罪疚感，是来自俄狄浦斯冲突。这一点似乎对罪疚感的发生提出了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一种内射了俄狄浦斯爱恋客体（已经完成，或如我所补充的，处于完成状态中）的结果。也就是说，罪疚感是超我塑成过程中的产品。

根据对幼小儿童的分析显示，超我的架构，乃是结合许多心智发展中不同时期与层次的种种认同而塑造出来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认同在本质上竟然都相互对立，过度的良善与过分的严厉并肩而立。由此我们亦对超我的严厉性有了某种认识，它的出现在这些幼儿分析中总是特别寻常。以一个四岁小孩来说，为何他会在他脑海里树立一个不真实又充满奇想的父母意象，既吞、又切、又咬人，原因似乎始终难以明朗。但就一个约一岁的孩童而言，为何由俄狄浦斯冲突初发期所引起的焦虑，会以害怕被吞食、伤害的形式呈现出来，却是十分明显。孩子自己会渴望借由吞、咬、切的动作，来损害其原欲客体，而这却会引来焦虑，因为俄狄浦斯倾向被唤醒后，客体的内射马上跟着出现，两者随后结合为一，成为可能的惩罚来源。故孩子会害怕一种相当于攻击的惩罚：超我在此变成了一个会切咬吞食的怪物。

超我的塑成与生长期的前性器期之间的关联非常重要，原因有二，一方面，罪疚感紧紧牢附于口腔及肛门施虐阶段，后者迄今仍占上风；另一方面，当超我进场的时刻，这些阶段亦方兴未艾，因而更加深了超我施虐的严厉性。

以上种种论点无疑开启了新的视野。唯有靠着强大的潜抑，才能让仍然十分软弱的自我足以抵抗如此具威胁性的超我。而既然俄狄浦斯倾向最早以口腔与肛门冲动显现而出，因此关于哪一种固着在俄狄浦斯发展中占有优势的问题，则完全取决于在此一早期阶段中，潜抑发挥作用的程度。

为何前性器期与罪疚感之间的直接关联如此重要，另一个原因是身为往后生命中所有挫折原型的口腔与肛门挫折，其实同时含有惩罚的意味，因此加速了焦虑的发生。这个境况令挫折更加突显，而这个痛楚也会让后续的其他挫折愈加艰苦难耐。

我们发现，当俄狄浦斯倾向的浮现与性好奇的萌生对自我产生困扰时，自我仍处于低度开发的阶段，因此在智力上尚未发展的婴幼儿，此时便遭遇了一连串问题的冲击。其中在潜意识方面最令人头痛的困扰之一，便是这些问题不是若隐若现，就是难以确切地表达出来，总之毫无解答可言。而接着另一项令人诟病之处，则是孩童无法了解字词与言说的意义。因此，孩童最初的问题，早在能理解言说之前就已发生。

在分析当中，这种种困扰的确引发了相当多的遗憾。不管是单一或连手运作，它们都是引发无数抑制求知冲动（epistemophilic impulse）之要因：例如无法学习外语、甚至敌视说不同语言的人，或是语言障碍等等。出生后第四到第五年的孩童多半会出现的强烈好奇心，并非此阶段开始的象征，而是意味着其发展的巅峰与结尾时刻，这一点与我对俄狄浦斯冲突的观察不谋而合。

对自己不知（not knowing）的早觉，会引发各式各样的反应。它会与从俄狄浦斯情结衍生而来的无能、虚弱感结合为一。孩童也会因为自己对性的一无所知（knows nothing）而备感受挫，而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则因为如此的无知感而加重，男女皆然。

求知冲动与施虐欲的早期连结，对整体的心理发展而言非常重要。这项受俄狄浦斯倾向刺激而启动的本能，最早的施加客体是母亲的身体，因为那是所有性欲动作与发展的舞台。儿童此时仍受肛门施虐的原欲状态宰制，被强迫去侵占母亲身体内的一切，因此儿童会开始对那里头有什么、长什么样子等等问题感到好奇。经由这个方式，求知本能与占有欲很快地便一拍即合、如胶似漆。而在同时，罪疚感又因初生的俄狄浦斯冲突而燃升。这项意义非凡的结合过程于是乎导入了一个空前重要的成长阶段，不过我们迄今对此的了解仍有限，仅知与孩童对母亲的极早认同便属其中之一。

欲检验这个“女性”期（femininity phase）的运作过程，必须将男孩与女孩的状况分开来看。但在进行之前，我希望对它与先前阶段的连结略做说明，这个前置阶段的运作并没有性别之分。

在早期的肛门施虐期，儿童承受着次级的严厉创伤，此创伤加强了他离开母亲的冲动。她之前已让他的口腔欲求无法满足，现在又折损了他的肛门之乐。虽然如此，在此时，似乎肛门之乐的剥夺却驱使着肛门冲动与施虐倾向进行结合，于是孩子渴望透过侵入母亲的身体，将之切剁、吞食与捣坏，进而占有她的秽物。在此性器冲动的影响之下，男孩开始会将母亲视为爱恋客体，但他的施虐冲动方兴未艾，而且加上先前受挫经验延续而来的怨恨，使得他在性器层次（genital level）上与爱恋客体呈现着对峙的情势。另外，对于爱恋客体他还有一项更大的障碍，那就是与俄狄浦斯冲动相继而起的惧父阉割之念。他到达性器期位置的程度，将部分取决于他忍受此焦虑的能力。就此而言，口腔施虐与肛门施虐固着的强度将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其影响了男孩对母亲的憎恨度，进而或多或少地阻碍了他与母亲建立正向关系的可能。此外，施虐固着亦对超我的形塑影响深远，因为当超我要开始形成时，这些固着状态的发展正如火如荼。超我的作用愈残酷，父亲的阉割者形象便愈可怕。而当孩子愈执着于跳脱性器冲动，他对施虐状态的固着就愈强，进而也让他的俄狄浦斯倾向显得更加鲜明。

在这些早期阶段中，所有俄狄浦斯发展的位置都很迅速地陆续展开，但由于受到前性器冲动的光芒掩盖，其运作情况并不十分明显，甚至在肛门阶段便展现出的积极异性恋态度，与进一步的认同母亲阶段之间，也难以画出确切的界线。

现在，我们开始要来谈我之前提过的“女性期”发展阶段，它原是以肛门施虐状态为基础，但又为之注入新的成分，因为至此，（母亲的）秽物已经等同于那未出生的小孩，而原先抢夺母亲的欲望，现在也已同样适用于这婴孩与母亲的秽物。至此，我们约可勾勒出两项相互混杂的目标。一是由怀胎的欲望与占有胎儿的意图所引导，二则是受对未出生弟妹的嫉妒以及在母亲体内摧毁他们的期望所刺激（小男孩口腔施虐倾向的第三个对象是父亲的阴茎）。

如同女孩的阉割情结一般，男孩的女性情结（feminity complex）底层，亦存有一对特定器官的受挫欲念。偷窃与破坏的倾向，通常与受孕、怀胎与分娩等存在于母亲体内的器官特质有关，当然，阴道、乳房等在纯口腔的原欲阶段即被当作接纳与恩赐象征般垂涎的器官，亦不例外。

基于对母亲的摧毁欲念，男孩不时害怕受到惩罚。但除此之外，他的恐惧其实来自一些更平常的原因，而这跟女孩心中与阉割渴望相关的焦虑不无相似之处。男孩害怕他的身体会受到伤害、肢解，而这便含有阉割的意味，因此我们大可直接指出是阉割情结在作祟。在成长的早期阶段，母亲拿走孩子的粪便，就跟肢解与阉割他没两样。她不仅借由这个她施加的肛门挫折而造成阉割情结的形成，从精神现实（psychic reality）的角度来诠释的话，她也已经是那位阉割者。

对母亲的惧怕之所以如此巨大，实是由于对父亲的阉割惧念也加入作用的关系。以母亲子宫为目标的破坏冲动与达到巅峰的口腔及肛门施虐力量相串连，一致将矛头指向实在实存的父亲阴茎。在此阶段，惧父阉割情结的焦点，便完全集中在这阴茎上头。因此，阴性时期的特征，便在于与母亲子宫及父亲阴茎相连结的焦虑之上，而正是这焦虑将男孩置予超我的欺凌之下，这个超我是个会吞噬、分尸与阉割的怪兽，而且是从父母之类的形象所塑成的。

总之，初始的性器期位置，一开始便与种种前性器期的倾向相互交错混杂。基于爱恨交织的心理，只要施虐固着愈蓬勃，男孩认同母亲与挑战母亲之心态的拉扯便愈高；毕竟在怀有小孩的欲求上，他明显感到自己处于劣势，远不如母亲。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虽然重要性不相上下，但为何男性的女性情结看起来却远比女性的阉割情结不明显。

渴望有小孩与求知冲动的结合，促使男孩开始朝知识的发展移动；他的劣势感随后被掩藏起来，转而由他拥有阴茎的优越感而获得补偿，此时女孩们对阴茎亦已有所认识。这种男性地位的夸耀导致了过度的男性意识伸张。在玛丽·查德维克（Mary Chadwick）的论文《有关求知欲的根源》（Die Wurzel der Wissbegierde,1925）中，亦就男人对阴茎的自恋自傲，以及他们在知识方面对女人所表现出的较劲态度做了一番探讨，认为那主要是由于他们渴望有小孩的欲求受到挫折，因而将目标转移至对知识层面的渴望。

常常出现在男孩身上的过度暴力倾向，其实是女性情结作祟的结果，这种暴力倾向时常伴随着傲慢与“见识较多”的态度出现，而且非常不友善、充满虐迫性，其中有部分是由隐藏背后的焦虑与不屑之企图所主导。就某部分而言，它与男孩对女性角色的抗拒（源自于他对阉割的恐惧）相辉映，但却又深植于他对母亲的惧怕之中，虽然他希望从她身上夺取父亲的阴茎、小孩与其他具女性特质的性器官。这种过度的暴力，又与直接的俄狄浦斯性欲情结所衍生的攻击快感相融合，将性格形成过程中最不合社会性的部分展现出来。这就是为何男人对女人展现出的敌意，总是远比对同性友伴的强烈许多，而这种敌意大抵是由性器期位置所唤起的。当然，施虐固着的分量亦决定了一个男人与其他同性对手的关系。假如他与母亲的认同相对地筑基于一种建构完好的性器期位置上，那么他与女人的关系不但会较为正面，另一方面，他那些期望拥有小孩与女性特征的欲念，也将有更多机会获得升华。

对两性而言，抑制运作的主要根基除了焦虑之外，还有与女性期有关的罪疚感。而我的经验告诉我，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一套针对这个阶段的完整分析不但具有治疗上的重要性，同时也对某些看似无可救药的强迫症病例有所帮助。

在男孩的成长中，女性期是经过原欲的前性器期与性器期位置之间的冗长拔河后所产生的成果。在出生后三到五年间，这段角力处于巅峰期时，其状态与俄狄浦斯冲突一样清晰可辨。与女性期有关的焦虑会敦促男孩回头认同父亲，但这个刺激却无法为性器期位置提供一坚稳的基底，因为它不但未能遏止对肛门施虐本能的潜抑与过度补偿，反而会不停地促使它们发生。害怕被父亲阉割的意念，更加强了对肛门施虐阶段的固着。就性器层次的达成而言，与生俱来的性器特质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通常来说，这些角力的结果难以决断，而这也提高了精神错乱与“性无能”（disturbances of potency）的发生频率。因此，是否能拥有完全的性能力与达到性器期位置，有一部分将视女性期的有利结果而定。

接着我要来讨论女孩的成长问题。断奶之后，小女孩受到她所经历的肛门剥夺强力地驱使，被迫对母亲采取违抗的态度。性器期的驱势自此开始影响她的心智发展。

海伦娜·朵伊契（Helene Deutsch,1925）认为，女人的性器期发展乃于口腔原欲成功地移转至性器后才圆满达成，我非常赞同此一看法，唯一须附带一提的是，我的经验令我相信，这个移转始于性器期冲动的第一波扰动。而身为性欲器官接纳者的口腔，则对女孩转而投向父亲的举动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除此之外的另一项心得是，女孩对阴道的潜意识觉察，以及对它与其他性欲器官产生的感觉，在俄狄浦斯冲动萌生后立刻就出现了。然而，手淫对女孩而言，并不像对男孩那样可带来纾解兴奋感的效果，因此，这种持续的满意感匮乏，为女性性欲发展的复杂与纷乱提供了另一种解释。除了弗洛伊德所提出的论点之外，难以透过手淫而获得完全的满足，可能是女孩厌恶手淫的另一项原因。而这或许便可说明，为何当她们正挣扎着要放弃手淫时，通常会采双腿紧闭的方式来接续双手的操作。

基于对新鲜满意感的强烈追求，令女孩性欲器官的接纳特性获得展现。但除此之外，在最早的俄狄浦斯冲动纷扰时期，对拥有父亲阴茎的母亲所产生的嫉羡与憎恨，亦为小女孩转而投向父亲的态度提供了进一步的刺激。父亲的抚慰如今有了一种诱惑的魅力，而且是“异性的吸引力”。

就女孩来说，对母亲的认同乃直接衍生自俄狄浦斯冲动，而在男孩身上阉割焦虑所引起的一连串作用，在女孩身上完全看不到。但不管是男孩或女孩，这种对母亲的认同，同样与意欲掠夺毁坏母亲的肛门施虐倾向相符合。假使认同发生的阶段，正值口腔与肛门施虐倾向非常强烈的时候，对于原始母性超我的恐惧将会令这个阶段产生潜抑与固着，并且干预进一步的性器期发展。对母亲的惧怕，也会迫使小女孩放弃对她产生认同，对父亲的认同于焉展开。

小女孩的求知冲动最早乃由俄狄浦斯情结所激发，其结果就是发现她少了一根阴茎。她的这项缺陷马上令她憎恨起母亲，但同时罪疚感又让她觉得那是一种惩罚。她的挫折感不断加深，进而反过来对整个阉割情结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个早期关于缺少阴茎的怨怼往后会持续扩大，尤其是在性蕾期与阉割情结正大为兴盛的时刻。弗洛伊德曾提过，发现缺少阴茎令小女孩从母亲身旁离开，转而投向父亲。不过我的研究则显示，这项觉醒只是起了加强的作用：小女孩的转向早在俄狄浦斯冲突萌生的阶段就已展开，阴茎嫉羡紧接在怀胎欲念之后出现，然后在后续的成长阶段又再度为之取代。我的看法是，乳房的剥夺才是促使小女孩转向父亲的最根本原因。

在女孩认同父亲的过程中，其焦虑的成分比认同母亲和缓许多；甚至，面对母亲而产生的罪疚感会迫使孩子与她建立一种崭新的爱恋关系，以达到过度补偿的效果。为了抗拒这种新的爱恋关系，阉割情结于是发挥作用，让男性雄威与从先前阶段便已累积的恨母意识局促难行。然而，对母亲的憎恨与敌意，又再度造成放弃对父亲的认同，转而把他视为爱与被爱的客体。

小女孩与母亲的关系，对她与父亲的关系同时具有正向与负向的影响。在父亲手下所经历的挫折感，其实是深植于原先对母亲的不满之上；而占有父亲的强烈欲望，则是源自于对母亲的憎恨与嫉羡。假如施虐固着始终维持在强势的状态，那么这份憎恨与其过度补偿也将实际地影响到往后女人对男人的关系。另一方面，若建基于性器期位置上的母女关系较为正面，那么未来女人不仅在与子女的相处上较能摆脱罪疚感的束缚，同时她对丈夫的爱亦将更加稳固，因为对她而言，丈夫也代表了对疼爱的孩子有求必应的母亲。正是在这个意涵非常丰富的基础之上，仅仅与父亲相关的另一部分关系建立了起来。这一部分关系原本仅是集中于性交中的阴茎之上，其一举一动除了满足了小女孩当前对性欲器官的欲求之外，对她而言似乎更是种极致的表演。

事实上，小女孩对阴茎的爱慕会因俄狄浦斯冲突带来的挫折而动摇，但除非它转而化为恨意，否则仍会在女人对男人的关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尔后，当爱恋冲动达到圆满的状态时，尾随长期受到压抑的剥夺而来的强大满足，便会与爱慕情愫相结合。这种强烈的满足感，会透过女性对爱之客体较能维持全然而持久的迷恋展现出来，特别是对“初恋”的沉溺。

小女孩成长过程中受到强烈阻碍的情形，可能会以下列的方式呈现：当男孩在现实当中确实拥有阴茎、因而可与父亲一较长短时，小女孩却仅能对母性产生无法满足的愿望，但这个感觉虽然强烈，她却也只是隐隐约约地察觉到而已。

然而，对她的母性希求产生阻碍的，不仅是这种不确定感而已，焦虑与罪疚感也同样具有削弱的效果，而且可能会对女人的母性能力造成严重而长久的破坏。由于小女孩对母亲身体（或某些体内器官）及子宫内小孩所表现出的破坏倾向，她期待受到报应，方式或为摧毁她个人的母性能力及与之相关的器官，或是伤害她自己的孩子。由此，我们看到女人永恒关注（往往过度地）个人美貌的根源之一，即在于她们害怕母亲会将它夺走；在努力装扮与美化自己的冲动背后，始终存在着回复美丽容颜的动力，而其始作俑者，便是焦虑与罪疚。

这种摧毁内部器官的深刻恐惧可能会是女人更具敏感性的精神肇因，至于男人则是造成转换型歇斯底里（conversion-hysteria）和器官疾病。

此焦虑与罪疚感，正是使得原先十分强烈的女性荣耀与愉悦感遭到潜抑的主要因素，这让原本备受重视的母性能力受到轻蔑。因此之故，小女孩缺少了男孩子因拥有阴茎而获得的强力支持，而这本来是她可以从对母性的期许中得到的。

小女孩对女人气质所产生的焦虑，大致可与小男孩对阉割的恐惧相比拟，因为那会让她的俄狄浦斯冲动戛然而止。虽然如此，男孩子显而易见的阉割焦虑，其运作途径却很不一样；比起女孩子面对她的体内器官所产生的慢性焦虑，阉割焦虑可算是激烈许多。我们甚至可从男孩子的焦虑取决于父性超我、女孩子的焦虑则取决于母性超我的角度，来说明两者的必然差异。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女孩子超我的发展方向与男孩子是不同的。从不断的发现中我们可以确认，嫉妒在女人的生命中所占的重要性远胜于男人，因为对男性阴茎的偏差嫉羡加重了它的力道。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女人特别具备某种伟大的能力，令她们能忽视个人的愿望，并且以一种自我牺牲的态度献身于道德性与社会性的工作之上。女人的这种能力并非仅奠基于过度补偿之上，我们也不能基于人类的双性气质，就以男性与男性特征对于人格塑造的混合影响来说明这种能力，因为这种能力在本质上是非常母性的。我认为，为了解释女人如何能从琐碎的嫉妒，到奋不顾身的慈悲为怀都一应兼备，我们必须将女性超我（feminine super-ego）塑成的特殊状况考虑进去。在早期认同母亲的过程中，肛门施虐阶段处于优势，小女孩的心中因而产生嫉妒与怨恨，并依母性意象（maternal imago）塑造出一个严厉的超我。同此阶段，从父亲认同发展而来的超我虽然也可能具有威胁性并引发焦虑，但它似乎从未达到由母亲认同产生的超我所发挥的程度。而一旦对母亲的认同在性器基础上愈加稳固，宽大的理想母亲（mother-ideal）所具有的仁慈特质就更加突显。因此，这种正向的情感态度，其实是依母性的理想母亲意象承受前性器期或性器期性格特征的程度而定。但是，若它主动由情绪性态度转化为社会性或其他性质的行为，那么很有可能此时发挥作用的，是父性的理想自我。小女孩对父亲性器活动深切的爱慕，导致了父性超我的形成，此超我为她立下许多她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假如在她的成长中，由于某些因素的关系，而使得达成这些目标的诱因够强大的话，无法达成目标反而会激发她的动力，这动力与源自于她的母性超我中的自我牺牲能力相结合之后，会让女人在直觉层面与某些特殊领域中，展现出非常独特傲人的成就。

同样地，男孩子在女性期获得的母性超我会让他像女孩子一样，产生既极度原始又十分和善的认同意识。但他很快地便跨过这个阶段，重新展开（事情的确如此，但程度不一而足）对父亲的认同。不管母性部分在超我的塑成中占有的分量如何，实际上从一开始对男性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还是父性的超我。虽然在男孩子的面前依然树立着一个尊贵的典范，但是由于那是从“他自己的理想形象”中塑造出来的，因此要达成目标并非遥不可及。这个情况是男性能进行更持久客观的创造性工作之因。

害怕女性特质受到伤害的心理，深刻地影响了小女孩的阉割情结，因为这误使她高估了她所没有的阴茎，而且此夸大不实的想象，尔后还会比她对自己女性特质的隐藏焦虑更为明显。于此，我建议各位参考凯伦·霍妮（Karen Horney）的研究，她是第一位从俄狄浦斯境况的范畴中检视女人阉割情结根源的先辈。

就这个角度而言，我必须说明在某些童年的早期经验中性欲发展的重要性。在我1924年于萨尔斯堡会议发表的论文中，我曾提到当亲睹父母性交的经验发生于儿童成长晚期阶段，儿童会呈现出受创伤的样子。但假若这些经验发生于较早的年纪时，它们却会固着下来，成为性欲发展的一部分。如今我须再补充的是，这一类型的固着不仅会紧附着此一特殊的发展期不放，而且还会缠住稍后就要形成的超我，进而伤害到它的进一步发展。超我在性器期达到巅峰的程度愈全面，施虐认同就愈不突出，也就愈能确保心智健康与人格的发展维持在高道德水平。

另外还有一种早期童年经验，其象征性与重要性都令我非常讶异。这些经验通常紧接着目睹性交的经验而来，且从其衍生的兴奋当中获得鼓励与滋长。我所提的是小孩彼此之间及兄弟姐妹或玩伴之间的性关系，其运作的方式各有千秋：如观看、触摸、一同上厕所、口交（fellatio）、舔阴（cunninlingus）与相当直接的性交意图。他们很努力地潜抑着，并贯注到深刻的罪疚感。这些感觉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在俄狄浦斯情结引发的兴奋压力下所选择的爱恋客体，对小孩来说就像是父亲、母亲或两者的替代品。因此所发生的这些关系，虽然看似毫无意义，且表面上看来没有任何受俄狄浦斯发展刺激的儿童躲得过，它们依然以一种真正实现的俄狄浦斯关系姿态出现，并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形成、主体的从中脱离，以及其往后的性关系等等，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有甚者，这一类的经验会在超我的发展中形成一个重要的固着点。由于对惩罚与强迫重复的需求，这些经验经常会导致孩子屈从于性创伤的宰制之下。关于这一点，我想请各位参考亚伯拉罕的论述（1927），他提到性创伤的经历是儿童性发展的一部分。因此，在成人与儿童的分析中，针对这些经验进行分析性的探索，可大幅厘清俄狄浦斯境况与早期固着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从治疗的角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总而言之，我希望声明一点，在我看来，我的结论并未与弗洛伊德教授所言互有抵触。我认为在我所加注的额外论述中，重点在于我将这些历程发生的时间往前推进。此外这些不同时期（尤其是初始期）之间相互交融的程度，也比迄今众人所公认的自由得多。

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受前性器期的主宰实在太大，以至于当性器期开始运作时，一开始便遭到严重的遮掩，直至后来到出生后三至五岁之间才显得明朗。在这个时期，俄狄浦斯情结与超我的形成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俄狄浦斯倾向开始的时间远比我们想象得更早，因而罪疚感对前性器期阶段所造成的压力，也早就在俄狄浦斯与超我的发展上造成决定性的影响。此外，连“性格形成”、性欲以及其他在主体身上进行的发展——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却至今仍未被详加认定的元素——也难逃一劫。从儿童的分析中，我发现了这些知识的治疗价值，但不只是这样而已。我曾运用同样的论点在成人的分析中进行测试，发现不仅其理论上的正确性获得肯定，同时在临床治疗上的重要地位，亦获得确立。

第十章 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

在我不久前发表的论文《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当中，我曾描述在我分析儿童的经验中，对游戏有着根本影响的几项机制。我在文中指出，儿童游戏中不断以各种姿态一再出现的特定内容，实际上与自慰幻想的发展核心相同，而儿童游戏的主要功能之一，就在于提供纾解这些幻想的发泄管道。除此之外，我也讨论了游戏与梦中的表征媒材之相似性，以及愿望实现（wish-fulfilment）在这两种心智活动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另外我也注意到儿童戏局中的一项主要机制，在此机制中，孩子会发明与分派不同的“角色”。在此篇论文里，我的目的在于更深入地探讨这项机制，并借由众多不同类型的病症实例，来说明这些儿童引入戏局中的“角色”或拟人化身，与愿望实现之间的关系。

根据我到目前的经验，患有精神分裂的儿童并没有办法进行我们所谓的游戏，他们只会做出某些千篇一律的动作，因此想借之深入他们的潜意识，根本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过当我们真正成功的时候，会发现与这些动作相关的愿望实现，其实就是对现实的否定与幻想的抑制。在这种极端的状况里，拟人化并未成功。

我的小病人厄娜开始接受治疗时已六岁，当时她有着严重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状，而经过可观的分析疗程后，才显现她有妄想症。在游戏当中，厄娜经常要我扮成小孩，她自己则是妈妈或是老师，接着我就开始遭受一些奇奇怪怪的虐待与羞辱。假如在这游戏里有任何人对我表示和善，通常到最后就知道那是假的。由此妄想的特性可看出，我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下，大家不停地猜测我的想法，父亲或老师更是与母亲一同联合起来对付我——原来我身旁总是围绕着一群迫害者。而扮演小孩这个角色的我，也必须不断地侦查、拷问其他人。厄娜时常选择当小孩，然后游戏的结局通常都是她从迫害中逃脱（在这些情况下，这个“孩子”是好人），变得有钱有势，被奉为女王，并对原先的施暴者展开残忍无比的报复行动。当她的施虐倾向在这些显然未受任何抑制作用检验的幻想中抒发后（抑制在我们做过好几次分析之后才出现），其反应便以深沉的沮丧、焦虑与身体虚弱的形式呈现出来。她的游戏接着反映出她无力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它们透过一连串的严重症状显现而出。在厄娜的幻想中，所有参与演出的角色都可以套入同一个模式：那就是一分为二的世界——一边是具迫害性的超我，另一边是虽然有时会遭受威胁、却同样毫不手软的本我或自我。

在这些游戏中，主要是愿望实现的力量促使厄娜努力地认同较强的一边，如此一来才能抑制她对迫害的恐惧感。这个沉重的自我，试图影响或欺瞒超我，以预防超我真的如它所声张地去欺压本我。自我尝试召唤具高度施虐性的本我一同来为超我服务，撮合两者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为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大量运用投射与置换的机制。当厄娜扮演残酷的母亲角色时，调皮的小孩就是敌人；而当她是那名受到迫害、但后来又变得强而有力的小孩时，敌人的角色就改由邪恶的父母来担任。不管是哪一种状况都存在着一个动机，即自我企图在超我面前合理化，好沉迷于不受限制的施虐中。基于这样的“盟约”，超我必须采取行动，以对抗看似对本我不利的敌人。然而，本我却偷偷地继续追求其占优势的施虐满足，其对象是原初客体。如是而来的自恋满足，让自我一边不费吹灰之力地战胜敌军，一边又让超我服服帖帖，这一点在消除焦虑上简直具有不得了的价值。这种两大势力间的盟约模式对较不极端的案例而言，其成果也相当辉煌，不仅对外界来说可能看不出任何迹象，同时也不会造成病症的并发。但在厄娜这个病例里，情况却完全失控，因为本我与超我的施虐欲都已超过极限，于是，自我与超我联合出击，并试图惩罚本我以获取一些满足，但却无可避免地遭到失败。强大的焦虑与良心的苛责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反抗，这证明了这些相互对立的愿望实现，没有一项能够长久绵延。

接下来的这个例子，将详细地呈现一些和厄娜情况类似的问题，如何透过不一样的方式获得解决。

乔治（George），六岁，被送来我这里接受几个月的治疗，主要是为了终止他一系列的幻想。他经常幻想他是一帮猎人与野兽的至尊领袖，带领他们迎战、征服并杀死另一群亦拥有野兽的对手，这些动物后来都被吃掉。这样的战役永无终止的一天，因为总是有新的对手出现。经过好几次的诊疗分析，我们发现这孩子不仅患有精神官能症，而且也出现了很明显的妄想症状。乔治总是有意识地感觉到自己被围堵、恐吓（对方不是魔术师、巫婆，就是军人）。但与厄娜截然不同的是，他会运用帮助性的角色帮助自己进行防卫，当然这些角色也都是幻想创造出来的。

乔治幻想中的愿望实现，在某种程度上与厄娜的游戏相近。在他这个案例里，自我亦尝试在意求壮大的幻想中，借由认同较强的一方来阻却焦虑的纷扰。同样地，乔治也尽力地将对手搬弄成“坏”敌人，好安抚超我。然而在他心中，施虐欲并不如厄娜那般强烈，因此在他焦虑背后的初始施虐欲便比较不那么巧妙地被掩藏住。他的自我对本我的认同程度较为彻底，所以较不易与超我妥协，焦虑也就借由明显的排斥现实而受到阻挡。愿望实现清楚地凌驾于现实的认知之上——这是弗洛伊德对精神病定义中的一个倾向。在乔治的幻想中，有一部分是由帮助性的角色所担任，这一点让他的拟人化型态与厄娜的状况有所差别。在他的戏局里，共有三个主要部分：本我、迫害性的超我与帮助性的超我。

另一种带有严重强迫性精神官能症状的情形，也许可从我两岁又九个月大的小病人——莉塔——的游戏中略窥一二。在一个非常具强迫性的仪式之后，莉塔把她的娃娃包起来放上床睡觉，然后再摆了一只大象玩偶在娃娃的床边，这个动作的涵义是大象要防止“小孩”爬起来，否则小孩会偷偷潜入父母亲的房间里，伤害他们或偷走一些东西。这只大象（象征父亲意象，扮演着阻碍者的角色。透过内射的作用，在莉塔的心中，她的父亲长久以来就是扮演着“阻碍者”的角色。而当她快两岁时，她希望篡夺母亲的地位、夺走母亲肚里的小孩，并伤害、阉掉父母。在戏局中，当这个“小孩”受到惩罚时所呈现的愤怒与焦虑反应，显示出在莉塔的心中，有两个部分正同时操演着：一是施加惩处的权威，另一是承受惩罚的小孩。

在这个游戏中，愿望实现仅显现在，这只大象曾成功地阻止“小孩”爬起来。在此仅有两位“主角”：代表本我的娃娃，以及象征超我的阻碍者大象。愿望实现就在本我遭到超我击败的过程中呈现，这个愿望实现与两个角色的分派是相互依存的，因为这场戏局代表了超我与本我之间的争战，而这在严重精神官能症的情形里，几乎完全主导了心智的发展。在厄娜的游戏中，我们也见识到同样的拟人化情形，完全受强势的超我主导，没有任何帮助性的意象存在。相对于厄娜的戏局中愿望实现完全由超我主宰的情形，在乔治的游戏里，它却主要透过本我对超我的挑战（借由抽离现实）而形成，但在莉塔的例子中，它则是从本我遭到超我的击败中获得展现。超我那不易维系的优越地位能维持得如此长久，实是拜分析工作之赐。超我的过分严厉一开始阻却了所有的幻想，直到其严厉性慢慢消退之后，莉塔才开始玩以上描述的那些幻想游戏。相较于之前游戏完全受到抑制的时期，这已算是一种进步，因为现在超我已不再用一种无理而蛮横的方式动不动就威吓，而只是试图用威胁来阻挠不被允许的行动。超我与本我之间关系的失和，让有力的本能潜抑有了施展的空间；此本能潜抑耗尽了主体的所有能量，是成人严重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的典型特征。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源自较轻微强迫式精神官能阶段的游戏。在莉塔稍后的分析治疗里（当她满三岁之后），出现了一个“旅行游戏”，这个游戏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几乎不曾缺席过，其形式是这样的：莉塔和她的玩具熊（象征阴茎）搭着火车，去与一位好心的女士见面，这位女士除了会逗他们高兴外，还送他们礼物。在分析治疗的初始阶段出现没多久，这个欢乐的结局通常立即被搞砸。莉塔想要自己驾驶火车，所以希望把司机赶走，然而，那位火车司机不是严词拒绝，就是在离开后又折返回来吓唬她。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个坏女人来阻挠旅途的进行，或者是最后他们会发现原来遇上的其实不是个好女人，而是个坏女人。这个游戏（受阻情形较一般严重）与前述例子中愿望实现的歧异非常明显。在此游戏里，原欲的满足是正向的，而且施虐倾向所扮演的角色，并不若在前述病例中重要。如同乔治的例子，这里头的“角色”主要有三个：一是自我或是本我，二是扮演帮助者的角色，最后是象征威吓者或引发挫折者的角色。

如此产生的帮助者角色，大多具有一种极端奇幻的形态，如同乔治的例子中所显现的一般。在某个四岁半男孩的分析治疗中，有位“好妈妈”经常在晚上出现，而且还会带好吃的东西来和他一起享用。此食物代表父亲的阴茎，是她悄悄偷来的。而在另一次的分析治疗里，这位好妈妈用一只魔杖治愈小男孩的父母对他施暴所留下的一切伤痕。然后她和他同心协力，一起用某种残忍的方式杀害那对粗暴的父母。

我后来渐渐发现，这类意象的运作模式，不管在幻想中特质是好或坏，其实是成人与儿童都会普遍运用的机制。这些角色代表了介于严重脱离现实的恐怖超我、与几乎贴近现实的认同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些过渡性角色逐渐演化为母性或父性帮助者（又更接近现实）的过程，可能会在游戏分析中持续地出现，对我而言，它在我们对超我塑成的认识上相当具有启示性。根据我的经验，在俄狄浦斯冲突的初始阶段及超我刚开始形成时，超我十足的暴虐姿态，完全是前性器发展期的翻版，此时该阶段正方兴未艾。性欲情结的影响已经逐渐显现，但一开始并不易察觉。超我能否朝性器特质进一步演进，最终端视强势的口腔固着是否已以吸吮或咬嚼的形式出现。与性欲及超我有关的性器期，其崇高地位之维持，需要对口腔吸吮阶段有够强的固着。紧接着前性欲情结阶段之后，超我与原欲发展朝性欲情结阶段前进的脚步愈大，幻想式的愿望实现认同（源自提供口腔满足的母亲形象）与真实父母角色的贴近程度便愈高。

由此早期自我发展阶段中获得确立的意象，尽管基本上是奠基于真实的俄狄浦斯客体之上，却仍带有前性欲情结本能冲动的标签。一些吞咬、切剁与超能力等幻想意象，以及充斥其中的种种前性欲情结冲动杂象之所以会产生，早期阶段绝对责无旁贷。随着原欲的演变，那些意象在原欲固着点的影响之下转而被内射。然而，整体存在的超我，是由不同发展阶段中获得的各式认同所组成的。当潜伏期开始，超我与原欲的发展同时告一段落。在建立的过程中，自我发挥了它的合成（synthesis）倾向，努力地将这些形形色色的认同凑合成一体。而当其中那些意象之间的对比愈鲜明，整合的结果愈不理想，维持的困难度也就愈高。这些极端对立的意象所产生的超强影响、对于和善角色的强烈需求，以及结盟关系一夕之间化友为敌的快速程度（这也是为何游戏中的愿望实现时常崩溃的原因）——以上种种均显示出，整合各种认同的过程并未成功。失败的成果呈现为爱恨交织的态度、焦虑倾向、缺乏稳定性或易于放弃，以及与现实世界关系不佳等等，这些都是精神官能症病童的典型特征。随着主体了解到超我乃由对比强烈的意象所组成时的痛苦体验，对于整合超我的需要逐步上升。当潜伏期开始，且对现实的需求增加，自我甚至会更加努力地促成超我的整成作用，冀望借此清算超我、本我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我曾提出一项结论，说明超我分裂为原初认同（primal identifications），并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中被内射的现象，其实是一种与投射类似且相关联的机制模式。我相信，这些机制（分裂与投射）即是游戏中拟人化倾向的主要因素，透过它们，勉强维持的超我整合才能暂且放弃，且力促超我与本我之间休战的紧张也才得以降低。内在精神的冲突因而变得较为和缓，也终于可以被移转至外在世界。当自我发现这样的向外转移，证实了精神的发展过程中虽充满焦虑与罪疚感，却也能顺利找到出路，使焦虑大量减轻，那么由此获得的喜悦感便自然增加许多。

我已经提过，儿童面对现实的态度，很自然地会在游戏中展现出来。而至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视拟人化为判定心理状况的标准，现在我想再更清楚地说明，面对现实的态度如何与愿望实现及拟人化的因素产生关联。

在厄娜的分析过程中，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建立与现实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可爱慈祥的母亲，与游戏中那个以奇异怪诞的迫害羞辱手段对待小孩的“她”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然而，当分析工作进行至偏执特质开始显明的阶段时，许多以怪异扭曲的形式反映真实母亲的细节逐渐浮现。在此同时，孩子对现实的态度也逐一浮现，但事实上都已经经过强烈的歪曲。厄娜运用她的敏锐观察力，将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情巨细靡遗地记下，再以一种非真实的方式将这些细节放入她的被害与被侦察系统内。例如，她相信父母亲之间的性交行为（她想象那是只要他们单独相处就会进行的事）以及他们俩对彼此的关爱动作，都是因为她母亲想激起她（厄娜）的嫉妒而起；她假设母亲的一切欢愉来源以及每个人的快乐原因都是源自于此。特别是女人，她们穿着漂亮衣服，就是要让她不舒服等等。不过她也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想法有些特异，因此必须小心保密。

如我说过的，乔治的游戏中表现出的疏离现实行为是很值得探讨的，厄娜的游戏也一样。在分析治疗开始的第一阶段，当吓阻性与惩罚性的意象不断增强时，竟几乎看不出它们与现实的关系。若现在我们以莉塔第二阶段的分析中出现的关系来看，我们或许会将之当作是典型的精神官能病童症状，包括那些年纪大于莉塔的病童在内。在她此一阶段的游戏里，异于一般妄想病童之处在于：她呈现出认识现实的态度倾向，虽然仅限于对那些她曾经历过但从未克服的挫折感做出回应而已。

也许在此，我们可以用乔治游戏中显现的过度抽离现实状况来做一比较。抽离现实让他享有更大的幻想空间，因为此时这些幻想已远离现实的关系，得以从罪疚感中解脱。在乔治的分析治疗中，每当他向适应现实跨前一步，大量的焦虑与更强烈的幻想潜抑就获得释放。潜抑转而被移除、幻想获得解放及变得更接近现实等等，这对分析治疗来说，实是一大进展。

在患有精神官能症的病童身上，会出现一种“妥协”的情况：仅有极少数的现实获得肯定，其余的则仍处于被否定之列。除此之外，还有因罪疚感而产生对自慰幻想的过度潜抑，其后果即为我们常在精神官能病童身上看到的游戏与学习抑制。他们用以自我掩护的强迫式症状（首先出现在游戏中），反映出过度抑制幻想以及与现实的不健全关系之间的妥协结果，因此仅能提供极其有限的满足形式。

正常儿童的游戏，则显示出幻想与现实之间有较佳平衡。

现在我将对不同类型病童在游戏里显现出面对现实的态度，略做一番归结。患有妄想痴呆（paraphrenia）的儿童，其幻想潜抑与抽离现实的情形最为严重。至于妄想症儿童与现实的关系，则听命于活跃的幻想，两者之间的平衡取决于非真实性。精神官能症儿童呈现在他们游戏中的经验，都严重地充斥着他们对惩罚的渴求与对不幸结局的恐惧。相对地，正常的儿童能以较佳的方式来处理现实的问题，他们的游戏显示出他们拥有较强的力量去影响现实，并活在与幻想和谐共处的现实里。更有甚者，他们较能承受无法改变的真实局势，因为较为自由的幻想提供了他们避难的空间，而且在面对以自我协调形式（ego-syntonic form，指游戏与其他升华方式）呈现的自慰幻想时，他们也能够进行较全面的宣泄，因而有更多获得满足的机会。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现实态度与拟人化及愿望实现过程之间的关系。在正常儿童的游戏里，后者证实对于在性器层次上的认同，具有较强烈持久的影响。随着意象趋近现实客体的程度增加，良好的现实关系（正常人的特征）便较为突显。那些带有混乱或转移现实关系特质的疾病（精神病与严重的强迫性精神官能症），通常在其中的愿望实现都是负面的，而且于游戏中呈现的角色类型亦极端残忍。我曾经试着借由这些实例来说明，此时的超我虽然处于初阶的形塑阶段，却已不断向上攀升。而我更做出下列的结论：被投射于自我发展最初阶段的可怕超我，其肆无忌惮的遽然攀升是导致精神问题的基本因素。

在本文中，我已详细地探讨拟人化机制于儿童游戏中的重要功能。现在我必须点出此一机制在成人心理生活中的重要性。我已经说过，此机制是一具有重大、普遍意义的现象之基础，同时亦为儿童及成人分析工作中移情研究的重点。假如一个孩子的幻想够自由的话，他将在游戏分析中把最纷杂矛盾的角色分派给分析师。例如，他会要我负责本我的部分，因为在此投射性的角色里，他的幻想才能在毋须引发太多焦虑下便找到宣泄的出口。缘此之故，在认定我是那位带父亲阴茎给他的“好妈妈”之下，小男孩杰拉尔德不断要我扮演一个趁深夜偷偷潜入母狮笼里的男孩，除了攻击它外，还抢走幼狮、把它们通通杀死吃掉。而他自己又成为那头母狮子，在发现我的恶行后，用最残忍的手段把我杀害。这些角色配合分析情境与潜伏焦虑的多寡，不断地交替出现。例如在稍后的时期里，男童自己担任那个潜入狮子笼里的恶棍，而我则变成了那头凶残的母狮。但那些狮子很快就被换成一个好心妈妈，这个角色也是由我来扮演。此时小男孩已经能够自己代表本我（这表示他与现实的关系已经有所进展），因为他的焦虑已经多少有所减弱，这一点可从好心妈妈的出现看出。

因此我们看到，借由分裂与投射的机制，冲突因而减退或移至外在世界，这不仅是移情的主要刺激之一，也是分析工作的推动力。甚至我们可以说，更强大的幻想活动与更丰富正面的拟人化能力，就是促使移情能力增强的必要条件。的确，妄想症患者拥有丰富的幻想生活，但其在超我结构中，是由残忍、焦虑所引发的认同所掌控，这个事实使得他发明的每个角色都负面得不得了，而且都离不开迫害者或被害者等僵化的角色范畴。就精神分裂症而言，基于投射机制的不良运作，拟人化与移情能力都无法施展，而这又会影响到患者建构或维持面对现实与外在世界关系之能力。

根据移情乃建立于人物表征（character-representation）机制的结论，在技巧上我有一点小心得。我已经提过，从“敌”到“友”、“坏”妈妈到“好”妈妈的转变经常非常迅速。在涉及拟人化的戏局中，这类转变往往在经过诠释、众多焦虑获得释放后随即出现。然而，当分析师应游戏情境之需而担任那些敌对的角色，并将之纳入分析时，焦虑引发之意象的发展会持续地倾向于向逼近现实的较友善的认同靠拢。换句话说：分析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渐进地改善超我的严厉性——已借由分析师应分析情境之需而扮演分派角色的过程而达到。此一论述，只不过是表达了我们所知成人分析中的一项要件，也就是说，分析师应该谨守媒介者的本分，好让相关的不同意象能够被激化，让各种幻想突破重围，进而成为可分析的客体。当孩子在游戏中直接指派某些角色给分析师，分析师的任务便显而易见。分析师当然要担任这些角色，或者至少做个样子，否则会打断分析工作的进行。不过，只有在某些儿童分析的阶段，我们才会以这种开放的方式做拟人化的练习，而且得视情况而定。更常见的是，不管是在儿童或成人的分析当中，我们必须从分析情境与素材中，对于那些分派给我们的敌对角色细节进行推论，这些都会经由病人的负向移情透露出来。我发现某些适用于开放型拟人化的论点，对于移情背后较为掩藏的隐藏型拟人化亦不可或缺。对一个期待深入至最早的焦虑所引发的意象、以从超我严厉性的根源下手的分析师而言，必须对任何特殊角色均无所好恶；分析情境里出现什么，就得接受。

最后，我想针对治疗法说几句话。在本文里我试图说明，最严厉与最具压迫性的焦虑乃从早期自我发展阶段中内射的超我而来，此一早生的超我，是引发精神病的基本因素。

我的经验让我深信，借由游戏技巧的协助，分析不同年纪孩童的早期超我形成阶段是可能的。针对这些层次所进行的分析，减轻了最强烈难耐的焦虑症状，因而开启了源自口腔吸吮阶段的友善意象的发展之道，以性器为主的性特质之达成和超我的形成，亦随之而来。由此，我们才可看到诊疗与治愈儿童精神病症的光明前途。

第十一章 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

我第一个主题是一件非常有趣的心理学素材，隐含在拉威尔（Ravel）的一出歌剧当中，这出戏目前正在维也纳重新上演。关于戏剧内容的说明，我几乎逐字引用艾德瓦·贾柯伯（Eduard Jakob）刊载于《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的剧评。

一个六岁孩子坐着，面前摆着他的家庭作业，但他丝毫没有动笔。他啃着笔杆，显露出懒惰的最终阶段——从无聊（ennui）变成烦闷（cafard）。“不想做这些愚蠢的功课啦，”他用女高音的甜美嗓音大叫，“想要去公园散步！我最想做的是吃掉全世界所有的蛋糕，演双簧巴，或者是拔光鹦鹉身上的羽毛！我想骂每一个人！最重要的，我想把妈妈丢进角落里去！”门开了。舞台上每一件道具都显得非常大——为了强调这孩子的渺小——因此关于他母亲，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有一条裙子、一件围裙和一只手而已。一根手指伸了出来，一个充满柔情的声音问这孩子究竟写完功课没有。他造反似的在椅子上动来动去，向他妈妈吐了吐舌头。她走开，我们只能听到裙子沙沙作响，以及她说的一句话：“你会吃到很干很干的面包，茶也不会加糖！”孩子勃然大怒，他跳上跳下，打鼓似的撞击着地板，又将桌上的茶壶和杯子扫到地板上，裂成数千个碎片。他爬到窗边的位置上，把笼子打开，试图用他的笔去戳里头的松鼠，松鼠从打开的窗户逃走。小孩从窗户跳下来，抓住猫咪。他大吼，挥舞着火钳，非常生气地撩拨着开放式壁炉里燃烧的火焰，手脚并用地将水壶丢进房间里。一团混杂着灰烬与蒸汽的烟雾窜了出来。他像使剑一样挥舞着火钳，开始把壁纸撕破。接着他把老爷钟的钟箱打开，拔出铜制钟摆，又把墨水泼得整张桌子都是，习作簿和其他书本飞过空中。他喝彩：“好哇！”

遭受虐待的物品活了起来：一张扶手椅拒绝被他坐在上面，也不让靠枕继续睡在它身上；桌子、椅子、长凳、沙发突然间举起它们的手臂大叫：“滚开，肮脏小鬼！”老爷钟因为胃痛得受不了，开始疯狂地报时；茶壶倾身靠向茶杯，开始说起中文。每件事物都经历了一场令人害怕的改变。小孩后退跌到墙边，因为害怕与孤单而无助地发抖着。壁炉吐出许多火花，像一阵雨似地朝他飞去。他躲到家具后面，撕下的壁纸碎片又开始摇晃，并站了起来，排成许多牧羊人和绵羊的形状。牧人的笛声听起来像是令人心碎的哀歌；壁纸裂缝将美丽的牧羊少年与少女分隔两地，构成世界（结构）上的一道裂缝！但这令人伤心的故事旋即消失。一个小小的老人从一本书的封面下出现，就像从狗屋里爬出来一样，他的衣服是用阿拉伯数字制成的，而他的帽子就像是一个π符号。他拿着一把尺，喀啦喀啦地跳着迷你舞步。他是数学精灵，开始丈量、检验着小孩：毫米、厘米、气压计、百万兆——八加八是四十，三乘九等于二乘六。小孩昏倒了！

快不能呼吸了，他跑到房子附近的公园里避难，但空气中再度弥漫着恐惧。昆虫、青蛙（用三度和声微弱地唱着哀歌）、一根受伤的树干，树脂随着一声长长的低音音符流下，所有蜻蜓与小飞虫全都攻击着这个新来的人。猫头鹰、猫和松鼠们成群出现，它们争执着由谁来咬这个孩子，从口角变成拳脚相向。一只松鼠被咬伤，摔在地上，在孩子身边哀号。他直觉地脱下围巾，帮那只小生物的脚掌包扎起来。这时动物之间出现了一阵很大的骚动，纷纷犹豫地聚集到后方。小孩轻轻叫了声：“妈妈！”他终于回到有人能帮助他的世界里，“当个乖小孩”。“他是一个好小孩，行为乖巧的好小孩。”动物们非常认真地唱起一首缓慢的进行曲——本剧终曲——然后离开舞台，有些小动物还无法克制自己地叫着“妈妈”。

现在我将更仔细地检视这孩子表达出摧毁快感的种种细节，它们似乎让我想起婴儿期早期情境。在我最近的一篇著作里，我形容这样的情境是男孩们精神官能症与正常发展的重要基础。我谈到他们想要攻击母亲的身体，还有在母亲体内的父亲阴茎。在笼子里的松鼠和硬拔出来的老爷钟钟摆，都是阴茎在母亲体内的清楚象征。对男孩而言，将美丽的牧羊少年与少女分隔两地的壁纸裂缝，构成了世界上的裂缝，这反映出父亲阴茎的存在，以及父母进行性交的事实。而那孩子使用什么武器来攻击连结在一起的父母？洒得满桌都是的墨水、扔进炉子里而流光了水的水壶，以及因此溢出的一团团灰烬与蒸汽，这些都象征着非常幼小的孩子所拥有的武器——用粪便把东西弄脏，作为他们破坏的手段。

把东西砸烂、撕毁，将火钳当作宝剑，这些皆象征了孩子在原初施虐特质下所使用的其他武器，像是他的牙齿、指甲、肌肉等等。

我在最近一次的会议上（Klein,1928）和本学会的其他场合里，曾经描述这种发展的早期阶段，内容是关于孩子会用尽一切可用的武器来攻击母亲的身体。然而现在我可以为我稍早的言论做补充，并且更详细地说明在亚伯拉罕所提出的性发展理论中，此阶段会在何时浮现。我的发现引领我做出以下结论：施虐特质在所有状况下达到最高点的时刻，出现在肛门期早期之前；由于俄狄浦斯倾向也在此发展阶段中首次开始出现，此一事实使得施虐特质的高峰期具有特殊意义。换言之，俄狄浦斯冲突是开始于施虐特质的鼎盛时期。我的看法是，超我的形成是紧跟着俄狄浦斯倾向的出现而来，因此自我甚至在这个超我形成的早期阶段，就开始受其支配与影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样的支配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因为当客体被内射后，用尽所有施虐武器对这些内在客体所发动的攻击，会引发个体强烈地担心外在客体与内化客体也会用同样强度攻击自己。在此重提这些概念并请各位回想，是因为我可以将它们与弗洛伊德的概念加以连结：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中，弗洛伊德为我们提到一个最重要的新结论，亦即早期婴儿焦虑情境或危险情境的假设。比起先前的立论，我认为新论点将分析工作置于一个定义更精确、更为扎实的基础上，也为精神分析治疗方法提供一个更明白的方向。但是在我的观点里，它也同时指出我们的分析工作有了新任务。弗洛伊德假设，在儿童发展历程中，有一个婴儿期危险情境会逐渐被修饰、减轻，这就是一系列焦虑情境会逐一运作并产生影响的源头。这个目标说明了彻底的精神分析，必须要连结到弗洛伊德在《孩童期精神官能症案例病史》结论中的论述——彻底的精神分析必须揭露出原初场景。这项晚近出现的分析需求只有在我目前提出的条件成立时，才会达到完整效果。如果分析师成功地发现了婴儿期危险情境，设法找出解决之道，并在每一个个别案例中，一方面阐述各种焦虑情境与精神官能症状的关联，另一方面探讨这些焦虑情境与自我发展之关系，如此一来，我认为分析师将能更彻底地达成精神分析治疗的主要目标：将精神官能症状消除。因此对我而言，能够提供阐释并精确描述出婴儿期危险情境的任何事，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治疗观点中亦深具价值。

弗洛伊德认为婴儿期危险情境，最终可以简而言之为“失去所爱（渴望）的人”。他认为在女孩身上，影响最严重的情况是失去客体；在男孩身上则是阉割焦虑。我的临床工作证实，这两类不同的危险情境可视为同一种更早期危险情境的变型。我发现男孩对于被父亲阉割的惧怕，可以连结到一个我认为是所有危险情境中最早期的情况。如我先前所述，在心理上，对母亲身体的攻击出现在施虐阶段的鼎盛期，这也隐含了要与母亲体内的父亲阴茎竞争。对父母两人之间的连结关系所产生的猜测与质疑，赋予这种危险情境一种特殊的强度。根据已经发展出的早期施虐式超我，连结在一起的父母亲是极为残忍的，他们是非常令人惧怕的攻击者。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与被父亲阉割有关的焦虑情境，事实上是我所提到的最早期焦虑情境的一个变型。

我认为作为本文出发点的歌剧剧本，明白地呈现出在这种情况下所引起的焦虑。在讨论剧本的过程中，我已经探讨了其中一个阶段——施虐攻击阶段——的部分细节。现在让我们一同思考，当孩子开始放纵他的摧毁欲望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报纸剧评一开始，作者提到舞台上所有道具都做得相当巨大，以凸显剧中那孩子的渺小。但孩子的焦虑却使得所有人事物在他眼里看起来庞大无比——远超过真实世界里的尺寸差异。此外，我们在每个儿童的分析当中发现同一件事：所有用来象征人类的事物，都是焦虑的客体。剧评人写道：“遭受虐待的物品活了起来。”扶手椅、坐垫、桌子、椅子等物品攻击男孩，拒绝被他使用，并把他驱逐到家门外。我们在儿童分析中发现，像是床铺一类可以坐着或躺在上面的物品，经常成为能够保护孩子、爱孩子的母亲之象征符号。被一条条撕开的壁纸，象征着母亲身体内部受了伤，而从书本封面里走出来的小小数字老人，在此则是父亲（以他的阴茎作为象征），现在他成了法官角色，正要传唤那名被焦虑冲昏头的孩子，针对男孩对母亲身体造成的损害及在母亲体内进行的偷窃行为，好好算个总账。当男孩逃进自然世界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环境如何扮演着被攻击的母亲角色；充满敌意的动物们象征了父亲的繁殖，这些父亲的复制品以及想象中在母亲体内的小孩，都是他曾经攻击过的。我们看到在房间里发生的事，现在被复制到一个更宽广的空间中，形成更大规模的事件，角色的数量也顿时倍增。这个被转换到母亲体内的世界，正充满敌意地严阵以待，准备迫害他。

在个体发生学（ontogenetic）的发展当中，施虐特质会在个体进展到性器期之后被克服。性器期愈是明显地出现，儿童愈能拥有客体爱，并且使他愈有能力用怜悯与同情来克服施虐特质。这个发展阶段也出现在拉威尔的剧本中：当那名男孩怜悯受伤的松鼠并上前救它时，原本充满敌意的世界立刻变得友善。孩子学习到什么是爱，并且相信爱。动物们结论道：“他是一个好小孩——行为乖巧的好小孩。”此剧本原作克莱特（Colette）对于心理学的深入洞察力，表现在孩子态度的细微改变上。当他开始照顾受伤的松鼠，他叫了声：“妈妈。”围绕在他身边的动物们也重复这句话。就是这个弥补性词语成为这出歌剧的剧名：《神奇的字眼》［The Magic Word(Das Zauberwort）］。但我们也从文本中，了解到是什么因素引发了孩子的施虐冲动；他说：“我想去公园散步！我最想要吃掉全世界所有的蛋糕！”但他母亲威胁只给他不加糖的茶和干掉的面包。口腔挫折使得原本宠爱孩子的“好妈妈”变成了“坏妈妈”，因而引发了他的施虐冲动。

我想我们现在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个孩子无法安心做功课，而卷入这种令人难受的情境。这必然会发生，因为这个焦虑情境早已存在，他又从未克服过这种情境，这样的压力迫使他卷入其中。他的焦虑强化了强迫式重复，被惩罚的需求所产生的强迫作用（已变得十分强大），目的是借着接受真实惩处来保护他自己，这可以帮助他减轻在焦虑情境威胁之下所想象出的种种严重报复。我们已经相当熟悉这个事实，也就是儿童会顽皮是因为他们希望被惩罚，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探究这种被惩罚的渴求，究竟是哪一部分的焦虑所引起，以及这种立即的焦虑底层所蕴藏的概念内涵。

在女孩的发展中，我发现了最早期危险情境的相关焦虑，现在我将引用另一文学作品来做说明。

在一篇题为《空洞》（The Empty Space）的文章里，卡伦·麦可利斯（Karin Michaelis）叙述了她的朋友——画家鲁思·克亚（Ruth Kjr）的发展过程。鲁思·克亚拥有卓越的艺术感受，她特别将这样的特长发挥在房子的摆设上，但却看不见她有任何创作发表。美丽、富有、独立的她将大部分人生花在旅游上，而且每当她为房子花费许多心思与品味之后，她便会离家旅行。她有时会受到深度忧郁发作的困扰，麦可利斯对此有以下形容：“她生命里只有一块黑暗的斑点。在她信手拈来、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刻，她却会猛然坠入最深的愁绪，那是一种自我毁灭性的忧郁。如果她试着描述这样的情况，可能会为了借词达意而说道：‘在我之内有一个空洞，我永远也不可能填满！’”

当鲁思·克亚即将迈入礼堂，她看起来幸福无缺。但过了没多久，愁绪又再次复发。在麦可利斯笔下：“那遭受诅咒的空洞再度变得更为空荡。”我让作者用她自己的话表述：“我是否曾告诉过你，她家像是一座现代艺术展览馆呢？她先生的兄长是当地最伟大的画家之一，而她房里许多墙上便悬挂着他最棒的画作。但圣诞节前夕，这位大伯带走其中一幅当初只是借给她的画，因为那幅画已被售出。这使得墙上留下了一块空白，难以言喻地，仿佛就刚好和她心中的空洞一致。她被一种最深沉的哀伤状态所淹没。墙上的空白使她遗忘了她美丽的家、她的幸福、她的朋友们和所有的一切。当然，买一幅新画是可能的，也即将会再买；人们必须要四处寻觅，才能恰好找到那幅正确的画。

“墙上的空白对她俯视狞笑。

“在早餐桌上，夫妻两人分坐两端。鲁思眼里布满灰心与绝望。然而忽然间，她的脸上绽出一抹微笑：‘告诉你喔，我要自己试着在墙上做个小小的涂鸦，直到我们买到新画为止！’‘去做吧，亲爱的。’她丈夫说。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她涂鸦的成果如何，都不可能比现在的空白更加怪异与丑陋。

“她先生几乎都还没步出饭厅，她就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到美术行，订购她大伯常用的颜料、画笔、调色盘以及其他所有‘用具’，要他们立刻送来。她对于如何开始毫无头绪，也从来没有把颜料从软管里挤出来的经验，更别说在画布上涂刷底色，或是用调色盘混合色彩。当一切就绪的时刻，她站在空白墙壁前，握住一只黑色粉笔，依着当下的灵感开始随意地描边。她需要开着车疯狂地冲到她大伯那里，问他是如何作画的吗？不，她死也不想这么做！

“傍晚时分，先生回家了，她奔上前迎接，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彩。在这之前，她不是快病得奄奄一息了吗？她拉着他说：‘来了你就会知道！’而他看见了，他几乎无法移开视线，他难以接受，也不能够相信眼前所见。鲁思奄奄一息地疲劳倒向沙发：‘你觉得这真的有可能发生吗？’

“当晚他们请了她的大伯前来。鲁思如同即将接受鉴赏家的品评一般，一颗心怦怦地跳着。但那位艺术家却立刻大声嚷着：‘你该不会天真地以为你能唬过我，说这是你画的吧！这真是个该死的谎言！这幅画一定是一个年长而有经验的艺术家画的。那家伙到底是谁？我不认识他！’

“鲁思无法使他信服。他认为他们在嘲弄他，临走时还撂下一句话：‘如果那是你画的，我明天就会上皇家礼拜堂指挥一首贝多芬交响曲，而我连一个音符也看不懂！’

“当天夜里鲁思睡不太着。墙上的画已经完成，千真万确——这不是一个梦。但这是怎么发生的？接下来会如何？

“她在燃烧，被内心灼热的情感所吞噬。她必须向自己证明那神圣的感受，那种她曾经历过但却无法言说的幸福感未来还会再出现。”

麦可利斯对于我为墙上留白所涉及焦虑的一部分诠释有着先见之明，她说道：“墙上留下了一块空白，难以言喻地，仿佛就刚好和她心中的空洞一致。”那么，鲁思心里的空洞究竟具有什么意义？甚至说得更明确一点，她体内那种缺乏了某些东西的感觉，究竟代表着什么意义？

这令人想起我在上述的一篇论文（1928）中，已经提到一些与此种焦虑有关的想法，我描述这是女孩们所经历到最严重的一种焦虑，它等同于男孩身上的阉割焦虑。小女孩会有一种源于俄狄浦斯冲突初期的施虐欲望，想去掠夺母亲体内所拥有的一切，也就是小孩、粪便与父亲的阴茎，同时让她想要摧毁母亲本身。这种欲望引起了焦虑，小女孩唯恐母亲反过来抢走自己身体里头的一切（特别是抢走小孩），并担心自己的身体会被摧毁殆尽或残缺不全。我在分析女孩与成年女性的过程中，发现了在所有焦虑之中最深刻的一种，在我的观点里，这种焦虑象征小女孩最早期的危险情境。我因此了解，对于孤零零一个人的恐惧、害怕失去爱与失去爱的客体，这些弗洛伊德认为女孩身上的基本婴儿期危险情境，事实上是我先前所描述的焦虑情境之变型。当小女孩害怕母亲的侵犯攻击自己的身体，而失去了看见母亲的能力时，其焦虑会更加强烈。一个真实、慈爱的母亲，会削弱孩子对心中所内射恐怖母亲形象的畏惧。在后来的发展阶段中，小女孩的幻想内容会有所改变，原本害怕妈妈会攻击她，后来却深怕那位真实而慈爱的母亲可能会不见，留下女孩孤单单地被人遗忘。

思考鲁思·克亚从第一幅作品开始究竟画了些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探索这些概念的解释。她的第一幅画是用一个真人尺寸的裸体黑女人来填补墙上的空白处。除了一幅花卉画以外，她的创作局限于肖像画，她曾两度画下前来暂住、摆姿势供她绘画的妹妹；进一步地，她开始画一位老女人和她母亲的肖像。麦可利斯对最后两幅画有以下描述：“现在鲁思停不下来了。她的下一幅画描绘着一位老女人，脸上带有岁月与理想破灭的痕迹，她的皮肤满布皱纹，头发斑白，一双温和而疲倦的双眼流露着不安。在鲁思眼前，她用老年人惨然沮丧的目光凝视着她，眼神仿佛在说：‘我的来日无多，别再为我费心了！’

“我们从鲁思最新的作品——她那爱尔兰裔加拿大籍母亲的肖像——得到的印象则有所不同。这位女士曾逼迫她很长一段时间，致使她后来忍痛断绝母女关系。这名女士纤瘦、傲慢而跋扈，她站立着，月光色的披巾垂挂在肩，她给人一种原始时代女性美丽而强壮的印象，仿佛每天都会赤手空拳与荒野里的孩子搏斗。那下巴看起来多么不屑一顾！那傲慢的眼神看起来多么有力量！

“空缺的地方已经填补了。”

很明显地，那种想要修复，想要弥补心理上对母亲的损伤并使自己复原的欲望，是致使她急切地想为亲人们作画的起因。而那位濒死的老女人，仿佛是原初、施虐式摧毁欲望的具体表现。女儿希望摧毁母亲，看着母亲变老、衰败、损毁，这却也是她需要将母亲画得拥有完整力量而美丽的原因。女儿可以借此减轻自己的焦虑，靠着画出肖像尽力修补，呈现出母亲毫发无伤的模样。在儿童分析中，当孩子们的摧毁欲望借由表达反动倾向而完成时，我们一再发现他们会使用随手涂鸦和绘画意图把人们修复。鲁思·克亚的例子，完全呈现出小女孩的焦虑是女性自我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是激励女性追求成就的动机。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焦虑可能会造成严重疾病与种种抑制。男孩对阉割的畏惧也是一样，其焦虑对于自我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取决于个体是否能在各种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当中，还能保持某种最佳状态，并维持令人满意的平衡。

第十二章 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

我在本篇的论点是根据这样的假设：在心智发展的早期阶段，施虐活跃于各种原欲愉悦之来源。在我的经验中，施虐在这个阶段达到高峰，此阶段由想要吞噬母亲乳房（或是母亲本身）的口腔施虐欲望引领进入，随着肛门期早期的到来而结束。在我所说的这个阶段中，个体的主要目标是要拥有母亲身体的内容物，在施虐冲动的支配下无所不用其极地摧毁她；同时，俄狄浦斯冲突也在这个阶段开始了，性器的倾向此时开始发生影响，但还不明显，因为前性器期的冲动仍然主导着。我全部的论点依据是，俄狄浦斯冲突开始于施虐主导的阶段。

小孩期待在母亲体内找到：（一）父亲的阴茎、（二）排泄物、（三）小孩们，而且视这些等同于可以吃的物质。根据儿童最早期对于父母交媾的幻想（或“性的理论”），父亲的阴茎（或是他的整个身体）在性交动作中与母亲结合在一起了，于是小孩的施虐攻击是以双亲为目标，他们在幻想中被啃咬、撕碎、切割或捣碎成碎片，这攻击带来了焦虑，害怕他会受到联合双亲（united parents）的处罚，而且因为口腔施虐内射了客体，导致这种焦虑也被内化，于是指向了早期的超我。我已经发现这些心智发展之早期阶段的焦虑情境是最为深远而势不可挡的。我的经验告诉我在幻想中对母亲身体的攻击，有相当一部分是借由尿道与肛门施虐而运作的，并很快地加入了口腔与肌肉的施虐。在幻想中，排泄物被转变成危险的武器：尿床被视为切割、戳刺、烧灼、淹溺，而粪便则被视同武器与飞弹。我已经描述过，在稍后的阶段中，这些暴力的攻击方式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借由一些施虐所设计的精致方法进行隐藏的攻击，排泄物便等同于有毒的物质。

过度的施虐引起了焦虑，并启动了自我最早的防卫方式，弗洛伊德（1926a,p.164）写道：“很可能是如下的情况：在清楚分裂为自我与本我以及在形成超我之前，精神装置运用的防卫方法与已经达到这些组织阶段时所运用的方法是不同的。”根据我在分析中所发现的，自我所建立的最初防卫和危险的两个来源有关：个体本身的施虐以及被攻击的客体。这种防卫——遵从施虐的程度——具有暴力的特质，和日后的潜抑机制有根本上的不同。在关于个体本身的施虐方面，防卫意指排除（expulsion）；而在关于客体的方面，则意指破坏。施虐成为危险的来源，因为它提供了解放焦虑的机会，也因为个体认为被用来摧毁客体的武器也会朝向自己所致。受到攻击的客体成为危险的来源，是因为个体害怕来自于客体类似的报复性攻击。于是，完全未发展的自我在此阶段面临了一个超过其所能负荷的工作——驾驭最严重的焦虑。

费伦齐主张认同─象征的前驱来自于婴儿努力从每个客体中再次发现自己的器官及其功能；在琼斯看来，享乐原则让两件非常不同的事情可能变成相等的，因为它们都有愉悦和兴趣的类似特质。数年前，我根据这些概念写了一篇论文，我获得的结论是：象征是所有升华以及每一种才能的基础，因为事物、活动与兴趣是借由象征等同（symbolic equation）而成为原欲幻想的对象。

现在我要补充以前所说的（1923a），伴随着原欲兴趣，在我所描述过的那个阶段所发生的焦虑，启动了认同的机制。由于儿童渴望摧毁一些代表客体的器官（阴茎、阴道、乳房），因此他对此客体怀有畏惧，这种焦虑促使他将这些被关注的器官等同于其他的事物。由于这样的等同，这些事物接着也成为带来焦虑的客体，因此他被迫不断去制造其他新的等同，这便形成了他对新客体产生兴趣以及象征的基础。

于是，象征不只是所有幻想与升华的基础，更甚于此，它也是个体与外在世界以及广泛现实之关系的基础。我曾指出施虐在其高峰时所指向的客体，以及与施虐同时发生的知识渴望所指向的客体，是母亲的身体及被幻想拥有的内容物。指向她身体内部的施虐幻想，构成了与外在世界以及现实之最初与根本的关系，他接下来能够获得外在世界与现实相符的程度，取决于个体度过这个阶段的成功程度。我们知道儿童最早期的现实是全然属于幻想的，他被焦虑的客体围绕着，在这方面，排泄物、器官、物体、有生命与无生命的东西，开始与另一物体发生等同关系。随着自我发展，与现实的真实关系逐渐从这种不真实的现实里被建立起来。于是，发展自我以及与现实的关系，有赖于自我在最早期阶段忍受初期焦虑情境之压力的能力。而且，如往常一般，这涉及了各种相关因素之间是否能达到最佳平衡。足够分量的焦虑对于丰富的象征形成与幻想来说是必要的基础；如果要满意地解决焦虑、顺利地度过这个基本阶段，以及自我的发展要成功的话，自我必须要具有忍受焦虑的适当能力。

我已经从一般的分析经验中获得了这些结论，并在一个案例里获得显著的证实，在此案例中，自我发展受到不寻常的抑制。

我将要细述的这个案例是个四岁大的男孩，其语汇以及智能的贫乏大约介于十五到十八个月的程度。他几乎完全缺乏对现实的适应以及与环境的情绪关系。迪克（Dick）大多数时间都是缺乏表情的，对于母亲或保姆是否存在也表现出漠不关心。从一开始，他难得表现出焦虑，即使有也是不寻常的少量，除了一项特定的兴趣之外——我将很快回到这点——他几乎没有任何兴趣，他不玩，和环境没有接触。大部分时候他只是无意义地将一些声音串连起来，不断地重复某些噪音。当他说话时，多半是错误地使用那些贫乏的词汇。不过，他不只是无法让他人了解他：他压根就不想这样做。更且，迪克的母亲经常可以从他身上清楚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负向态度，表现在他常常做出唱反调的事情上。例如，如果她顺利地让迪克跟着她说了一些不同的字，他通常会完全改变它们，虽然在其他时候他可以正确无误地发音。此外，有时他会正确地重复那些字，但是他会用一种持续不间断、机械式的方重复它们，直到周遭的每个人都对这些重复感到厌烦；这两种行为模式都不同于精神官能症儿童的行为模式。当他们用反抗的形式来表达对立的行为，以及表达顺从时（即使伴随了过度的焦虑），他知道这么做的理由，也知道它与哪些人有关。但是，迪克的对立与顺从既缺乏情感，也无法被理解。此外，当他伤害自己时，显露了对疼痛极度的不敏感，并且感受不到任何需要被安抚与宠爱的渴望——这在幼童是普遍存在的。他在肢体上的笨拙也是很显著的，无法握住刀子或剪刀。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他能够相当正常地用汤匙吃饭。

他初次来访时给我的印象是：他的行为和我们在精神官能症儿童身上所观察到的行为非常不一样。他让他的保姆离开而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全然无所谓地跟随我进入房间。在房间里他漫无目的地来回跑着，有几次他绕着我跑，就好像我是一个家具，不过他对室内的任何物体都没有兴趣。他来回跑的动作看来是缺乏协调的，他的眼神与表情则是固定不变的、疏远的、缺乏兴趣的。再一次与严重精神官能症儿童的行为做比较，我想到一些没有真正焦虑发作的儿童，在他们第一次来看我时，会害羞而僵硬地退缩到一个角落，或是在有小玩具的桌前坐着不动，或者不玩玩具，拿起某个对象，然后只是把它再度放下。在所有这些行为模式里，强烈的潜伏性焦虑是很明显的，墙角和小桌子都是他逃避我的庇护所。然而，迪克的行为没有意义与目的，也没有任何连带的情感或焦虑。

我现在要提供他的过去的某些细节，当他还在哺乳期时，经历了一段极度不顺利而混乱的时期，因为有好几个礼拜，他的母亲努力要喂他都徒劳无功，他几乎死于饥饿，最终只好诉诸人工食品。最后，当他七周大的时候，为他找到了保姆，但是那时候他仍无法成功地吸吮母乳。他受苦于消化道不适、脱肛（prolapsus ani），以及后来的痔疮。也许他的发展受到一个事实的影响，即虽然他拥有一切照顾，但是不曾被大量地给予真正的爱；从一开始他的母亲对他的态度就过度焦虑。

另外，由于迪克的父亲与保姆都没有对他表现太多感情，因此他是在一个非常缺乏爱的环境下长大的。当他两岁大时，有一个新的保姆，她能力好又相当温柔。没多久之后，他和祖母在一起一段很长的时间，祖母也很爱他。这些改变对迪克发展的影响是可以观察到的；他在正常的年纪学会了走路，但是在训练他控制排泄功能方面却遭遇困难。在新保姆的影响之下，他较为容易地学习了卫生习惯。在大约三岁时，他已经可以控制自如了，而在这一点上，他实际上显现了相当程度的企图心与忧虑。另外一方面，他在四岁时表现出对于指责的敏感，保姆发现他自慰，告诫他那样做很“调皮”，他不该做这样的事。这样的禁止显然引起了忧虑以及罪疚感。此外，在四岁时，迪克大致上做了更多的努力来调适，不过主要都是关于外在的事物，特别是机械式地学习许多新的词汇。从最早期开始，他的进食就一直很不寻常地出现困难。有保姆时，他完全没有任何想吸吮的意愿，这样的倾向持续着；再者，他也不吸奶瓶。当他该吃更多固体食物的时候，他拒绝去咬，并且排斥任何非糊状的食物。即使如此，他几乎仍被迫去接受。新保姆的另外一个好影响是迪克在进食意愿上有些改善，不过，主要的困难还是持续着。于是，虽然这位亲切的保姆使他的发展在某些特定方面有所改变，根本的缺陷仍未被触及。就如同其他人一样，迪克无法和她建立情绪的接触，因此不论是保姆或祖母的温柔都无法矫正他在客体关系上的缺乏。

从迪克的分析中，我发现导致其发展上不寻常抑制的原因，是最早阶段的那些失败，这些阶段是我在本篇论文开头的段落所提到的。对迪克来说，在自我忍受焦虑的能力方面有一明显的体质性缺陷，性器在很早的时期就已经开始扮演它的角色，导致了对被攻击的客体发生过早及过分强调的认同，并促成了对施虐同样过早的防卫。自我停止发展幻想生活以及建立与现实的关系，在脆弱的开始之后，这个孩子的象征形成就已经停滞不前了。早期的努力已经在一个兴趣上留下了它们的印记，而这个兴趣与现实是隔离且无关联的，无法成为进一步升华的基础。这个孩子对周遭大部分的事物与玩具都不感兴趣，甚至也不知道它们的目的与意义。不过，他对火车与车站感兴趣，还有门把、门以及开关门。

在这些事物与动作上的兴趣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它事实上是与阴茎插入母亲身体有关的，门与锁代表了从她身体进出的方式，而门把则代表了父亲与他自己的阴茎。因此，使得象征形成停滞不前的，是对于在他插入母亲身体之后将会受到（特别是被父亲的阴茎）何种对待的恐惧。另外，他对其破坏冲动的防卫证实为他在发展上根本的阻碍，他完全无法有任何攻击行为，而这样的无能在最早期他拒绝咬食物的事件上就已经清楚显示了。在四岁时，他无法握住剪刀、刀子或工具，动作相当笨拙。对于母亲身体及其内容物之施虐冲动的防卫——这冲动与性交的幻想有关——导致了幻想的停止以及象征形成的停滞。迪克接续的发展失败，是因为他无法将他与母亲身体的施虐关系带入幻想中。

在分析中，我需要应付的特殊困难并不是迪克在言语能力的缺陷。在游戏技术中，跟随着儿童的象征式表征（symbolic representations），提供了与其焦虑与罪疚感连结的通路，我们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免除语言的链接。不过，这项技术不限于对儿童游戏的分析，我们的材料可以来自于（当儿童在游戏上受到抑制的时候）其一般行为细节中所显现的象征。但是，迪克的象征尚未发展，有部分是因为他缺乏与周遭事物维持任何感情的关系，他对这些事物是完全漠然无所谓的；实际上他没有对特定的客体有特别的关系，这是我们在更严重受到抑制的儿童身上时常可见的。由于在他心中和这些客体没有任何感情的或是象征性的关系存在，任何与他们有关的偶发行为都不带有幻想的色彩，因此不可能认定他们具有象征式表征的特质。我在迪克相异于其他儿童之行为的某些特定点上所感受到的，他对环境缺乏兴趣以及与他进行心智接触的困难，都是受到他与事物缺乏象征关系所影响。于是，分析必须开始于此——与他建立关系的根本障碍。

迪克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如我之前说的，在保姆将他交给我的时候，他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当我给他我所准备的玩具时，他看着它们，没有丝毫的兴趣。我放了一个大火车在一个较小的火车旁，叫它们“爹地─火车”和“迪克─火车”，他随即拿起我叫“迪克”的火车，将它滑行到窗子那里，说“车站”。我解释说：“车站是妈咪，迪克就要进去妈咪里头了。”他留下火车，跑进内侧与外侧门之间的空间里，把自己关起来，说着“黑黑”，然后又直接跑了出来。他如此表现了好几次，我对他解释说：“在妈咪里面是黑黑的，迪克在黑黑的妈咪里头。”同时，他又拿起火车，但是很快地跑回两扇门之间的空间中。当我正在说他就要进入黑黑的妈咪时，他用质疑的方式说了两次：“奶妈？”我回答：“奶妈快来了。”他重复这样说着，之后相当正确地使用了这些词汇，在心中记住它们。下一次他来的时候，完全表现出同样的行为，不过，这次他直接跑出房间，进入黑漆漆的入口门廊，将“迪克”火车放在那里，并且坚持它要留在那里。他重复地问说：“奶妈来了吗？”在第三次分析时他仍是同样的表现，不一样的是，除了跑进去两道门之间的门廊里，他也跑到抽屉柜后面，在那儿他陷入焦虑之中，首次叫我过去他那里。从他重复叫唤保姆的方式，以及当时间到时，他以不寻常的雀跃迎接她的样子，看得出来此刻他有很明显的担忧。我们可以看到和焦虑同时显现的是依赖的感觉，起初是对我，然后是对保姆，同时他开始对安抚的字词“奶妈快来了”感兴趣。而且，和他平常行为相反的是，他重复且记住了这些词汇。不过，在第三次分析中，他也是第一次带着兴趣注视那些玩具，在这样的兴趣中有明显的攻击倾向。他指着一辆煤炭车说道：“割。”我给他剪刀，他试图去刮取小片的黑色木料来代表煤炭，但是他无法握住剪刀。我回应他给我的一瞥，从小车上切割了几片木料。他随即将受损的车子及其承载物丢到抽屉里，说道：“没了。”我告诉他这代表迪克刚刚从母亲身上切出了粪便。接着他跑进了两道门之间的空间里，用他的指甲在门上稍微搔抓了一下，显示出他认为这个空间与小车子以及母亲的身体是相同的，而后者正是他在攻击的。他马上从两道门之间的空间跑回来，找到储藏柜并爬了进去。在下次分析刚开始的时候，他在保姆离开时哭了——对他来说是不寻常的事，不过他很快就安静下来了。这一次他避开了两道门之间的空间、储藏柜和角落，不过，他却注意到玩具，更仔细地检视它们，并且显露初现的好奇心。他这样做的时候，看见了上回他来的时候受损的小车子及其内容物，他立即推开它们，并用其他的玩具把它们覆盖住。在我解释说那台受损的小车子代表了他的母亲之后，他再度将小车子及其内容物拿出来放在两道门之间的空间里。随着分析的进展，逐渐清楚的是从迪克将它们丢出房间的行为上，他暗示了将受损的物（客）体及其本身的施虐（或是施虐所运用的方法）排除，这些东西是借由这种方式被投射到外在世界里。迪克也发现洗涤用的水槽象征了母亲的身体，他显现了怕被弄湿的特别恐惧，焦虑地擦干他的手和我的手，因为他不只弄湿了自己的手，也弄湿了我的。几乎在同时间，他在解小便时也表现出同样的焦虑。尿与粪便对他而言代表了有害与危险的物质。

现在比较清楚的是，在迪克的幻想中，粪便、尿液与阴茎代表了用来攻击母亲身体的物体，因此也被认为是会伤害自己的一个来源。这些幻想促使他对母亲身体的内容物感到恐惧，特别是父亲的阴茎——在他的幻想中，它存在于母亲体内。我们发现了这个幻想中的阴茎与对它渐增的攻击感具有多种形式，其中想要吃它、摧毁它的渴望是最为显著的。例如，有一次迪克拿起一个男偶放到嘴里，咬牙切齿地说”tiー爹地”，代表的是“吃爹地”，然后他要求喝水。内射父亲的阴茎经证实为与对它的恐惧有关，就如同害怕原始的、造成伤害的超我，以及害怕受到母亲被抢走的处罚，也就是对于外在的以及被内射的客体之恐惧。在这点上，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事实——我已经提过，而且是他发展中的关键因素——那就是性器阶段在迪克身上过早的活跃，这点显现在以下的情境中：我刚提到的表征，随之而来的不只是焦虑，还有懊悔、遗憾，以及觉得他必须要偿还的感觉。因此，他继续将小男偶放在我的大腿上或是手中，把所有的东西放进抽屉里等等。早期源于性器层次的反应运作是自我发展早熟的结果，而进一步的自我发展却受到它的抑制，这种早期对客体的认同还无法被带入与现实的关系中。例如，当迪克看到一些铅笔屑在我腿上的时候，他说：“可怜的克莱因夫人。”但是，在一个类似的场合，他用一模一样的方式说：“可怜的窗帘。”随同他缺乏忍受焦虑的能力，这种过早的同理（empathy）成为阻挡他所有破坏冲动的关键因素。迪克将自己与现实割离，并且将其幻想生活带入停滞状态，借此在幻想中那黑暗、空乏的母体中获得庇护。因此他也将注意力从各种外在物（客）体抽离，这些物（客）体代表了母亲身体的内容物——父亲的阴茎、粪便、孩子们。他自己的阴茎——如同施虐的器官般——以及排泄物必须要被丢弃（或否认），因为它们是危险与具攻击性的。

在迪克的分析中，借由接触他所显露的幻想生活与象征形成之雏形，我曾经有机会触及他的潜意识，结果减弱了他的潜伏焦虑，因而有可能让某种程度的焦虑表现出来。不过，这意味了借由建立与事物的象征关系，而使得处理（work-over）这种焦虑的工作可以开始，同时，其求知冲动与攻击冲动也开始运作了。随着每一个进展而来的是迪克释放了更多的焦虑，并使他在某个程度上离开了一些他之前已经建立起感情关系的事物，它们因而成为焦虑的对象（客体）。当他离开这些客体时，他转向了新的客体，于是其攻击与求知冲动被依序导向这些有感情的新关系上。因此，举例来说，有时候迪克会全然避免接近储藏柜，但却巨细靡遗地检视了水槽以及电暖炉，再次表现了他对这些客体的攻击冲动。然后他将兴趣从它们那里转移到新鲜的事物，或是再转移到他已经熟悉而稍早曾经放弃的事物上。他再一次地专注在储藏柜上，不过这一次他对它的兴趣伴随了远高于先前的活动量与好奇心，还有各种较强烈的攻击倾向。他用汤匙敲打它，用刀子去刮它、砍它，用水泼它；他精力充沛地检视门轴、它开与关的方式以及门锁等等，他也爬进储藏柜里，问各个部位的名称。因此，当他的兴趣发展起来的同时，他的词汇也增加了，因为他现在开始投入更多兴趣，不仅是在事物本身，还有它们的名称。他现在可以记得并且正确地应用之前他听过而不理会的词汇了。

伴随这种兴趣的发展以及对我逐渐增强的移情，在此之前缺乏的客体关系已经出现了。这几个月当中他对母亲和保姆的态度变得亲切而正常，现在他渴望她们的存在，想要她们注意他，而且在她们离开时会觉得痛苦；对他的父亲也是一样，他的关系所流露的正常俄狄浦斯态度之迹象逐渐增加着，并且与一般客体有更了稳固的关系。迪克先前所缺少的想要让自己被理解的渴望，现在变得很强烈，借由他那仍旧贫乏而逐渐增加的词汇——他勤奋努力地扩充着，他试图让自己能被了解。另外，有许多迹象指出，他正开始建立与现实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进行了6个月的分析，而他的发展——这期间里，在所有根本的重点上已经开始发生——可以合理地推断良好的预后。从这个案例衍生的几个特殊问题已确认是可以解决的。我们有可能透过很少的话语来和他接触，也能活化这个完全缺乏兴趣与感情的孩子心中的焦虑。而且更进一步地，也有可能逐渐纾解与调节儿童所释放的焦虑。我要强调的是，在迪克的案例上，我调整了我平常使用的技术；大略来说，我没有诠释素材，直到它们已经在各种表征中表达出来为止。不过，在这个表征能力几乎完全阙如的案例中，我发现我必须根据我一般的知识来做诠释，而迪克行为中的表征相对是模糊不明的。用这种方式我找到了接触其潜意识的途径，并得以活化焦虑以及其他的情感。表征于是变得更加充分，而我则很快地获得了更坚实的基础来进行分析，也因此能够逐渐过渡到我一般在分析幼童时所运用的技术。

我已经说明了我如何借由减弱潜伏状态的焦虑来使焦虑外显。当它真的外显时，我可以借由诠释来解决一部分焦虑，同时也才有可能让焦虑得以用比较好的方式被修通，也就是借由将它分散在新的事物与兴趣上；借由这样的方式，焦虑被大量地缓解到自我能够忍受的程度。如果大量的焦虑因此而被调节，是否自我就能够忍受并且疏通正常量的焦虑，这只有进一步的治疗过程才能显示了。因此，在迪克的案例中，问题的重点是借由分析来调整其发展中一个根本的因子。

分析这个无法被理解、自我也封闭而不受影响的孩子，唯一可能做的事情是试图接触他的潜意识，并且借由减弱潜意识里的困难来开辟一条自我发展之路。当然，在迪克的案例中，如任何其他案例一样，要接触潜意识必须经由自我。一些事件证明了即使这个发展非常不完整的自我，也适合用来建立与潜意识的连结。从理论的观点来看，我认为很重要的是：即使在自我发展缺陷如此极端的案例，唯有借由分析潜意识冲突，才有可能发展自我与原欲，而不会将任何教育的影响加之于自我之上。很清楚的是，如果一个与现实完全没有关系的儿童，即使自我未完整发展，也能够忍受借由分析的协助来移除潜抑，而不会受到本我的压迫。我们不需害怕精神官能症儿童（也就是一般比较不极端的案例）的自我可能会屈服于本我。值得一提的是，鉴于先前来自于迪克周围的那些人对他所加诸的教育影响，并未对迪克造成任何效果，现在由于精神分析的缘故，他的自我开始发展了，他愈来愈能够顺从于这样的影响，而此影响也能够与受到分析松动的本能冲动同步并行，并且足够去应付它们。

还有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是诊断。佛西司（Forsyth）医师诊断这个案例为早发型痴呆（dementia praecox），他认为也许值得尝试分析。他的诊断似乎由于以下的事实而得到确认：其临床现象在许多重点上与较为严重的成人早发型痴呆相符合。再次总括来说：这个案例的特点是几乎完全缺乏情感与焦虑、严重地从现实中退缩，以及无法接近（inaccessibility）、缺乏情绪上的关系、与自动顺从交替发生的负向行为、漠视痛苦、固执——符合所有早发型痴呆的症状。此外，佛西司医师的检查没有任何发现器质性的疾病，再者因为这个案例经证实对心理治疗有反应，因此可以确定排除任何器质性疾病的可能性，使这个诊断更能得到确认。分析对我显示了可以摒除此为精神官能症的看法。

与早发型痴呆症诊断相左的事实，是迪克这个案例的基本特质是发展上的抑制，而不是退行（regression）。还有，早发型痴呆在幼儿期是非常少见的，以至于许多精神科医师认为这种疾病不会发生在这个阶段。

从临床精神医学的角度，我不会让我自己投入诊断这个主题上。不过，我在儿童分析上的一般经验，让我能够对儿童期精神病的一般特质做一些观察。我更加确信的是，儿童期的精神分裂症远比一般所认为的更为常见。我要举出一些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种疾病通常无法被辨识出来：（一）双亲，特别是在较贫穷的阶级，通常在小孩很严重时才看精神科医师，也就是当父母对小孩已经无计可施的时候。于是，相当多的案例从来没有接受过医疗诊察。（二）对于接受医师诊察的病人来说，通常医师很难在单次而快速的检查中就建立精神分裂的诊断，所以许多这种案例被归类在未确立的类别下，例如“发展停滞”、“智能不足”、“精神病状态”、“自我中心的倾向”等等。（三）最重要的是，儿童精神分裂症不如成人精神分裂症明显与突出，这个疾病的特质在儿童身上之所以比较不明显，是因为在程度较轻微时，即便是在发展正常的儿童身上也是自然可见的。有些事情在小孩身上表现出来时，例如：与现实隔绝、缺乏情绪上的关系、无法专注于任何工作、愚蠢的行为与胡乱说话，并不会让我们感到有何特别之处，我们不会像对待发生这种状况的成人那样去评判它们；儿童身上常可见到过动与刻板重复的动作，与精神分裂症的过动与刻板也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自动顺从对于父母来说必定非常明显而被视同于“温顺”，而抗拒行为通常被看作是“调皮”，解离这个现象在儿童身上常是完全观察不到的；儿童的畏惧焦虑（phobic anxiety）通常包含了具有偏执特质的被害意念与虑病的恐惧，是需要非常细心观察且通常只有经由分析才能显露的事实。（四）在儿童身上，比精神病更常见的是精神病特质，日后它们在不良的环境下会导致疾病。

因此，我认为在儿童期，完全发展的精神分裂症其实比一般所认为的更常见，特别是精神分裂特质更是常见的普遍现象。我的结论是——对此我将在他处提供充分的理由——发生在儿童期的疾病，特别是精神分裂症与一般精神病的概念必须要加以扩充，而且我认为儿童分析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要发现并治愈儿童期精神病。因而获得的理论知识无疑将会增进我们对精神病结构的了解，也会帮助我们对不同的疾病做出更正确的鉴别诊断。

如果我们用我所提议的方式来扩充词语的使用，我认为我们有正当的理由将迪克的疾病区分在精神分裂症的类别里。事实在于这个案例与典型的儿童期精神分裂症不同之处，是迪克的困难在于发展的抑制。而对于大部分这种案例来说，是在发展的某一个阶段已经成功达到之后，才发生退行。此外，这个案例的严重性也增添了临床表现的不寻常特质。不过，即使如此，我也有理由认为他不是单一个案，因为最近我已经遇见了两个年龄与迪克相仿的类似案例，可以做出以下推测：如果我们用更加敏锐的眼睛来观察的话，将会发现更多类似的案例。

现在我要总结我的理论。我所依据的不仅是迪克的案例，还有其他比较不极端的精神分裂症案例，他们是介于五岁到十三岁之间的儿童，以及我一般的分析经验。

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是由施虐所主导，它们发生的发展阶段是由口腔施虐（尿道、肌肉与肛门施虐皆与它相连结）启动的，而终结在肛门施虐停止的时候。

只有在俄狄浦斯冲突的稍后阶段，才会出现抵御原欲冲动的防卫：在更早的阶段里，它所对付的是相随的破坏冲动。自我所设立的最早期防卫是要应付个体自身的施虐以及被攻击的客体，这两者都被视为危险的来源。这种防卫具有暴力的性质，和潜抑的机制是不同的。对男孩来说，这种强烈的防卫也会朝向自己的阴茎，将它视为执行施虐的器官，这是所有性无能困扰最深的来源之一。

这是我对于正常人与精神官能症患者的发展所做的假设，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精神病是如何生成的。

在施虐正在高峰阶段的第一部分中，攻击被认为是暴力所造成的，我发现这是早发型痴呆的固着点。在这阶段的第二部分里，攻击被想象成是毒害所造成的，而主导的是尿道与肛门施虐的冲动，我相信这是妄想症的固着点。我想起了亚伯拉罕曾主张在妄想症患者中，原欲退行到较早期的肛门期。我的结论与弗洛伊德的假设是一致的，根据他的假说，早发型痴呆妄想症的固着点是在自恋的阶段，而早发型痴呆的固着点又先于妄想症的固着点。

自我对施虐所采取的过度与最早的防卫，制止了与现实建立关系以及幻想生活的发展，更进一步施虐地占用与探索母亲的身体与外在世界（广义来说，代表着母亲的身体）停止了，而这点导致了与事物及代表母亲身体内容物之客体的象征关系，以及与个体之环境与现实的关系几乎完全停止。这样的抽离成为缺乏情感与焦虑的基础，这也是早发型痴呆的症状。于是在此一疾病中，会直接退行到发展的早期阶段——在此阶段里，因为焦虑的缘故，避免了个体在幻想中对母亲身体内部进行施虐的占用与破坏，也遏止了和现实关系的建立。

第十三章 对精神病的心理治疗（1930）

如果一个人研读精神科医师使用的诊断准则，那么他会对以下的事实印象深刻。虽然这些准则显得非常复杂，涵盖了很广的临床范畴，然而根本上它们大致集中在一个特别的点，也就是与现实的关系上。但是，显然精神科医师心中的现实是正常成年人主观与客观的现实，虽然从社会对疯狂的观点来看是合理的，但它忽视了最重要的事实：儿童期早期之现实关系的基础完全是不同的一回事。对两岁半到五岁之间的儿童所做的分析清楚显示：在最初的时候，所有儿童的外在现实主要是他们自己本能生活的镜像。现在，人类关系的最早期阶段是受到口腔施虐冲动所主导的。这些施虐的冲动会因为挫折与被剥夺的经验而增强，而这种过程的结果是：儿童所拥有的其他施虐表现的工具——我们加以命名如下：尿道施虐、肛门施虐、肌肉施虐——都被依序活化而且朝向客体。事实是，在这个阶段中，外在现实在儿童的想象中充满了客体，儿童认为这些客体会用如同他被驱使去对待客体一样的施虐方式来对待自己，这样的关系才真的是幼儿最原始的现实。

在儿童最早期的现实中，世界就是乳房与充满危险物（客）体的肚子。而世界之所以会危险，是因为儿童自己有想要攻击它们的冲动之故。虽然自我的正常发展过程是经由现实的评量逐渐接触到外在的客体；但对精神病人来说，世界——实际上指的是客体——是在原初的层次上被评价的；也就是说，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世界仍旧是一个充满了危险物（客）体的肚子。于是，如果我要用几句话来为精神病提出一个有效的概括性说法，我会说：这群人主要是在防卫施虐的发展阶段。

这些与现实的关系没有被广泛接受的原因之一是，虽然一定会有些案例彼此非常近似，但是一般来说，儿童期精神病的诊断特点基本上是异于典型精神病的。例如，我认为一个四岁儿童最险恶的特质，是因为一岁幼儿之幻想系统的活动没有减弱，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固着，它在临床上会造成发展的停止。虽然幻想的固着只能在分析中被揭露，不过有很多临床迟缓的例证很少或不曾被适当地鉴别。

对于接受医师诊察的病人来说，通常医师很难在单次而快速的检查中就建立精神分裂的诊断，所以许多这种案例被归类在未确立的类别之下，例如“发展停滞”、“智能不足”、“精神病状态”、“自我中心的倾向”等等。最重要的是，儿童精神分裂症不如成人精神分裂症明显与突出，这个疾病的特质在儿童身上之所以比较不明显，是因为在程度较轻微时，即便是在发展正常的儿童身上也是自然可见的。有些事情在小孩身上表现出来时，例如：与现实隔绝、缺乏情绪上的关系、无法专注于任何工作、愚蠢的行为与胡乱说话，并不会让我们感到有何特别之处，我们不会像对待发生这种状况的成人那样去评判它们；儿童身上常可见到过动与刻板重复的动作，与精神分裂症的过动与刻板也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自动顺从对于父母来说必定非常明显而被视同于“温顺”，而抗拒行为通常被看作是“调皮”，解离这个现象在儿童身上常是完全观察不到的；儿童的畏惧焦虑通常包含了具有偏执特质的被害意念和虑病的恐惧，是需要非常细心观察且通常只有经由分析才能显露的事实。在儿童身上，比精神病更常见的是精神病特质，日后它们在不良的环境下会导致疾病［参照《象征形成》（Symbol Formation,1930a)］。

我要提出一个案例，其重复行为完全是植基于精神病焦虑（psychotic anxiety），但是他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引起这种怀疑。一个六岁男孩玩了好几个小时警察指挥交通的扮演游戏，过程中他重复表现特定的态度，固着在这些态度上相当久，因此他表现出僵直与重复刻板的征象。分析显露了特别强烈的恐惧与害怕，这是我们在精神病的案例上会遇见的。我们的经验是，这种强烈的精神病恐惧典型地受到各种与症状有关联的机制所阻挡。

这个男孩活在幻想中，我们可以在这些小孩的游戏中，看到他们势必完全阻绝了现实，只能借由完全排除现实来保存他们的幻想。这些孩子难以忍受任何挫折，因为这些挫折提醒他们现实的存在。他们也很难专注在任何与现实有关的工作上，例如，一名六岁的男孩经常幻想他是一帮猎人与野兽的至尊领袖，带领他们迎战、征服并杀死另一群亦拥有野兽的对手，这些动物后来都被吃掉。这样的战役永无终止的一天，因为总是有新的对手出现。经过好几次的诊疗分析，我们发现这孩子不仅患有精神官能症，也出现很明显的强迫症状。他总是有意识地感觉到自己被围堵、恐吓（对方不是魔术师、巫婆，就是军人）。和许多儿童一样，这个男孩毫无例外地保留他焦虑的内涵，如秘密般不为周围的人所知。

再者，我发现，倘若一个看似正常的儿童，他对身旁总是存在着许多精灵和友善的人物（如圣诞老人），有一种不寻常固执的信念。我发现在这个孩子身上，这些人物是要掩盖他的焦虑，因为他不断感觉被恐怖的动物所包围，它们威胁着要攻击他、把他吞噬。

因此，我认为在儿童期，完全发展的精神分裂症其实比一般所认为的更常见，特别是精神分裂特质更是常见的普遍现象。我的结论是：发生在儿童期的疾病，特别是精神分裂症与一般精神病的概念必须要加以扩充，而且我认为儿童分析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要发现并治愈儿童期精神病。因而获得的理论知识无疑将会增进我们对精神病结构的了解，也会帮助我们对不同的疾病做出更正确的鉴别诊断。

第十四章 智力抑制理论（1931）

我想在此讨论一些智力抑制的机制，并从分析一个七岁男孩约翰（John）的简短摘要开始，讨论两次连续分析中的要点。这位男孩的精神官能症包含了精神官能症的症状和性格上的困难，还有相当严重的智力抑制。在我即将讨论的这两小时的分析素材之前，这孩子已接受超过两年的治疗，因此本文想处理的问题已被大量分析过。在这段时期，小男孩的智力抑制大致在某种程度上逐渐减少；但只有在这两个小时里，这个个案与他的特殊困难之一——学习困难之间的关系变得明显。这两次分析使得与智力抑制有关的现象出现大幅改善。

这男孩抱怨他不能够分别某些法文单字之间的差异。学校里有一幅图片，上面画着各种物品帮助儿童学习单字。这些单字有：鸡（poulet）；鱼（poisson）；冰（glace）。无论问他任何一个这里的单字，他总是回答另外两个单字其中之一的字义，例如被问到鱼的时候，他回答冰；问鸡却回答鱼等等。对此他感到相当无助和丧气，说出他不要再学了之类的话。我从他偶尔出现的联想中摘出这篇素材，而在那段期间里，他也会无所事事地在治疗室里头轻松玩耍。

我请他先告诉我鸡让他想到些什么。他的背躺在桌子上，两腿踢来踢去，用铅笔在一张纸上画画。他想到一间鸡舍被一只狐狸破门而入。我问他这在什么时候发生，他不回答“晚上”而回答“下午四点钟”，我知道这是他母亲常常出门不在家的时间。“狐狸闯进来，杀死一只小鸡。”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原本画了一半的画突然停了下来。我问他画了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们看着这幅画，画的是一间房子，他停下来的时候房子还没有屋顶。他说这就是狐狸进入房子的途径。他了解他自己就是那只狐狸，而鸡代表他的弟弟，狐狸闯进房子的时间正好是妈妈不在的时候。

关于约翰的强烈攻击冲动，以及他对母亲怀孕中和生下弟弟的攻击幻想，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处理，也探索了与这些攻击有关的强烈而沉重的罪疚感。现在他弟弟已经快要四岁了。当弟弟还是个小婴儿时，我的病人约翰曾单独和弟弟被留在家中，这对他而言是个可怕的诱惑，虽然实际上只有一分钟。即便到现在，每次母亲出门时，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类似渴望仍然相当活跃，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对婴儿享受母亲乳房所产生的极端嫉妒。

我问他对鱼的想法，他开始更猛力地踢，还用剪刀刺着靠近眼睛的地方，并且试着剪自己头发，所以我必须要求他把剪刀让我保管。他对鱼的回答是，炸鱼非常美好，他很爱吃。然后他又开始画起图来，这次是一架水上飞机和一艘船。我无法从鱼得到更多联想，于是继续问冰的事，他对这个问题回答道：“一大块冰，美好又洁白，它一开始变粉红，然后变红。”我问为什么冰会变色，他说：“它融掉了。”“怎么啦？”“太阳晒到冰块。”这时他有许多的焦虑，而我无法得到更多联想。他剪下船和水上飞机，试试看它们是不是能够浮在水面。

第二天他又显得很焦虑，说他做了个噩梦。“那条鱼是一只螃蟹。

他站在海边的码头上，他常常和他妈妈去那里。他准备要杀掉一只从水里跑到码头上的巨大螃蟹。他用小小的枪射它，然后用他的剑，不太有效率地把它杀死。当他一杀死那只螃蟹，他就必须杀死愈来愈多从水里涌现的螃蟹。”我问他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他说是为了阻止它们进入这个世界，因为它们会杀掉整个世界。当我们一谈到这个梦，他就在桌上摆出和昨天同样的姿势，比以往更用力地踢。然后我问他为什么要踢来踢去，他回答：“我躺在水面上，螃蟹围在我四周。”在前一天，剪刀象征着那些螃蟹对他又夹又剪，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画一艘船和一架水上飞机，目的是为了逃开这些螃蟹。我提到他曾经去过码头，他回答：“喔，对！但是，很久以前我曾经跌进水里。”螃蟹们最想要的是进入水面上一大块看起来像房子的肉块里头。那是羊肉，他最喜欢的肉。他说它们还不曾进去肉块里面，但是它们也许可以从门和窗户进去。整个水上的场景就是他母亲的内部——也就是世界。肉块屋同时象征母亲的身体和他的身体。螃蟹代表他父亲的阴茎，它们为数庞大，而且像大象一样大，外面是黑色的，里面是红色的。它们呈现黑色是因为有人把它们弄成黑色的，所以水里的一切事物都变黑了。它们从海的另一边进入水中。某一个想要把水变黑的人从那里把螃蟹放入水中。结果发现这些螃蟹不只是象征他父亲的阴茎，还象征他自己的粪便。其中一只螃蟹的尺寸跟龙虾差不多大，而且内外都是红色的。这只螃蟹象征他自己的阴茎。同样还有许多素材显示他将自己的粪便认同成为危险的动物，在他的命令之下（借由某种魔法），它们会进入他母亲体内，毁坏并毒死母亲和他父亲的阴茎。

我认为这个素材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妄想症（paranoia）的理论。在此我只能非常简短地提一下；我们知道欧布伊森（Van Ophuijsen,1920）和史迭凯（1919）曾经谈到，在妄想症者的潜意识里，“加害者”是指排泄物在他的肠道中结成的硬块（scybalum），他将这种硬块认同成为加害者的阴茎。如同我们正在讨论的案例，许多对儿童和成人进行的分析带给我一个观点：一个人将他的粪便视为加害者的恐惧，追根究底是从他的施虐幻想中衍生出来的。在施虐幻想中，他使用他的尿液和粪便作为有毒的、具毁灭性的武器，来对母亲的身体展开攻击。在这些幻想当中，他将自己的粪便变成迫害他的客体事物；他借着某种魔法（我认为这是黑魔法的起源），隐秘无声地将它们推进客体的肛门或其他孔洞中，卡在他们的身体里面。因为他做了这件事，于是他开始害怕自己的排泄物是一种对身体有危险、会伤害自己的物质；同时他也害怕自己将客体们的排泄物内射进自己体内，因为他预期客体们会用他们的粪便对他进行相同的秘密攻击。这些害怕引发一种恐怖的想法，使他觉得自己的体内有大量的加害者，他也害怕自己中毒，并且产生各种虑病式（hypochondriacal）的恐惧。我相信妄想症的固着点在于施虐期达到巅峰的期间，当孩子幻想用粪便对母亲体内和父亲的阴茎（他认为父亲阴茎在母亲体内）进行攻击时，这些粪便会转化成有毒而危险的动物或物质来完成攻击。

由于他的尿道施虐冲动，而将尿液视为某种危险的东西，具有焚烧、切割、下毒的功能，这也埋下伏笔，使他认为阴茎是一种用来施虐的危险物品。他将肠道中的排泄物硬块幻想成加害者——这个幻想的形成来自于肛门施虐倾向的主导，以及先前（就我们所知）将危险阴茎视为加害者的影响——基于他将块状粪便等同于阴茎的事实，并再次让他确认阴茎是施虐物的想法。由于他将两者画上等号，粪便所具有的危险性增强了阴茎的危险与施虐特质，也强化了一起被认同的施虐客体的危险性。

在目前的案例中，螃蟹的象征结合了危险的粪便、男孩的阴茎、与父亲阴茎三者。在此同时，男孩对性交中的父母的施虐渴望，使得他将父亲的阴茎和排泄物转化成危险的动物，所以他的父母亲会摧毁彼此，因此他觉得有责任动用所有这些工具和资源作为摧毁之用。在约翰的想象中，他也用粪便攻击了父亲的阴茎，使得父亲的阴茎变得比以前更加危险；而他也在想象中将自己危险的粪便排放到母亲体内。

我再次问他对于冰的联想，他开始谈着一个玻璃杯，然后走到水龙头前喝下一杯水。他说这是他喜欢喝的麦茶，说着一个玻璃杯，上面有着从杯子上碎掉的“小碎片”——他指的是雕花玻璃（cut-glass）。他说太阳把玻璃给弄坏了，就像他昨天曾经说过太阳把大冰块弄坏了一样。他说太阳向玻璃杯发射，也把里面所有的麦茶弄坏了。当我问他太阳是怎样向玻璃杯发射的，他回答：“用它的热度。”

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从面前摆着的许多铅笔当中选了一枝黄色的铅笔，开始在一张纸上画点，然后在纸上戳洞，直到把纸弄碎成一条一条为止。然后他开始用小刀削铅笔，把黄色的外皮削掉。黄色的铅笔代表太阳，象征着他自己灼热的阴茎与尿液［“太阳”（sun）这个字代表他自己，也就是“儿子”（son）这个字，两者有着语音上的关联］。在许多分析时段中，他用火烧掉少量的纸、火柴盒和火柴棒，同时，或说是与这些事交替出现的是，他会将这些东西都撕裂、洒水后，把它们浸泡起来，或把它们切成一片一片的。这些物品象征他母亲的乳房或她整个人。他也一再在游戏室里把杯子摔碎。它们象征着他母亲的乳房，也象征他父亲的阴茎。

太阳还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代表他父亲的施虐阴茎。当他把铅笔切成一片片的，他说了一个字，结果那个字是由“去”（go）和他父亲的基督教圣名所组成的。因此玻璃杯是被儿子和父亲一起摧毁的；它意味着乳房，而麦茶意味着奶水。像肉块屋一样巨大的大冰块象征母亲的身体，并且被他的热度和他父亲的阴茎与尿所融化。当冰块变成深红色时，则象征他母亲受伤所流的血。

约翰给我看一张圣诞卡片，上面有一只斗牛犬，旁边还有一只死掉的鸡，很明显是斗牛犬杀死的。两只动物都画成棕色的（brown）。他说：“我知道，鸡、冰、玻璃和螃蟹，它们都是一样的。”我问为什么都一样，他回答：“因为它们都是棕色的（brown），都坏掉了（broken），也都死掉了（dead）。”这就是他无法分辨这些事物的原因，因为全部都死掉了；除了鸡以外，他把全部的螃蟹都杀死了，很多螃蟹象征很多的小婴儿，而冰和玻璃则象征他母亲，也全部被弄脏、弄伤或被杀了。

在这之后，同一个小时里，他开始画着平行的线，间隔会变窄或变宽。这是他能画出最明显的阴道符号。后来他把自己的小火车头放在纸上，沿着并行线走到车站，非常放心、非常快乐。现在他觉得他能够象征式地与母亲性交；在这之前的分析中，他母亲的身体一直是很恐怖的地方。这似乎显示出我们在每个男人的分析中都可以确认的事情：对女人身体的惧怕，认为那是一处毁灭之地，可能是造成他们性能力受损（impaired potency）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这种焦虑也是求知欲受到抑制的一项基本因素，因为这种冲动最早是将母亲的身体内部视为目标客体；在幻想中，母亲体内遭到探索、调查，也遭到所有的施虐武器（sadistic armoury）攻击，包括危险的武器——阴茎，而这是另一个后来造成男性性无能的原因：在潜意识里，穿刺（penetrate）和探索（explore）具有很大程度的同义性。基于这个理由，在针对他心中有关他自己和他父亲施虐阴茎的焦虑——尖锐的黄色铅笔等同于灼热的太阳——进行分析之后，约翰有了大幅的进步，他能够用符号象征他与母亲的性交，并且调查她的身体。第二天，他能够聚精会神、兴趣盎然地看着学校墙上的图盼，也能够轻易地分辨每个单字的不同。

斯特雷奇（J.Strachey,1930）指出，阅读的潜意识意义是从母亲身体中将知识取出，而害怕盗取母亲是抑制阅读能力的一项重要因素。我还想要补充的是，求知欲望顺利发展的必要要素之一是，母亲的身体要被认为是安然无恙的。在潜意识里，母亲的身体象征着一个宝库，我们所想要拥有的一切都只能从这里获得；如果这个宝库未遭摧毁，也没有安全之虞，看起来不那么危险时，就比较容易执行想要从里头获取心灵食物的想法。

当我描述约翰幻想他在母亲体内与父亲的阴茎们（螃蟹们）争斗时——事实上是成群的螃蟹——我指出那个显然未遭破门而入，约翰也试图不让螃蟹侵入的肉块屋，象征的不只是他母亲的身体内部，也象征他自己的内部。他对焦虑的防卫，在此是透过交织的置换与反转的机制表达。一开始，他吃的是一份美味的炸鱼。然后炸鱼变成螃蟹。在螃蟹的最初版本中，他站在码头上，努力防止螃蟹从水里爬出。这显示事实上他觉得自己身处在水中，并在那里（母亲的体内）受到父亲的威胁。在这个版本当中，他仍然试图抓住一个想法——他正努力防止螃蟹进入肉块屋，但他最深层的恐惧在于螃蟹们早已进入屋中，并且正在摧毁它，而他的努力是为了将螃蟹再次赶出屋外。海洋与肉块都象征着他母亲的身体。

现在我必须指出另一个焦虑的来源，与摧毁母亲的焦虑紧紧相关，也必须指出这是如何造成智力的抑制，并对自我的发展产生阻碍。这与肉块屋不只是他母亲的身体，更是他自己的身体这一项事实有关。在此出现了早期焦虑情境的象征物，它的产生是由口腔施虐冲动引发，并想要吃光母亲身体里的一切，特别是在想象中，母亲体内有着许多阴茎，而他想要吃掉这些阴茎。从口腔吸吮的观点来看，父亲的阴茎等同于母亲乳房，因此也成为欲望的客体，由于男孩在幻想中对父亲阴茎进行施虐攻击，结果使得这种混合很迅速地转变成为可怕的内在攻击者，等同于那些危险、凶残的动物或武器。以我的观点看来，内射的父亲阴茎就是形成父亲超我（paternal super-ego）的核心。

约翰的例子显示：（一）他预料在自己体内，也曾经遭到过去他想象曾经对母亲身体内部所进行的摧毁；以及（二）他体验到用内化的父亲阴茎与粪便来攻击他自己的身体内部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如同在母亲体内进行摧毁而产生出过度的焦虑，会使他抑制由母体内获得清楚概念的能力，因此，当恐怖与危险的事情正在自己体内以同样的方式发生时，也会令他产生焦虑，并压制所有对身体内部的探索；这再次形成智力抑制的一项因素。以约翰为例：分析完螃蟹梦的隔天，也就是他突然发现自己能够分辨法国字的那天，他在分析一开始时就说道：“我要翻开我的抽屉了。”这个抽屉是用来摆放他在分析时使用的玩具。好几个月来，他已经将所有可能的垃圾和废物扔进抽屉里，废纸片、被胶水黏成一团的东西、肥皂屑、剪成一段段的线等等，到今天之前，他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把抽屉整理干净。

他现在将抽屉里的东西分类，把没用或坏掉的物品丢掉。同一天，他在家里的一个抽屉里再次发现他好几个月来都找不到的自来水笔。如此说来，他是以一种象征的方式窥视了母亲的体内，并将它修复。然而这个抽屉也象征着他自己的身体，他现在对想要熟悉身体内容物的冲动已经变得较不抑制了。而且，如同他的分析过程所显示，他比较能在分析中与分析师合作，也对于他自己的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能够深入理解自己的困难是他自我发展出现进步的结果。这样的进步是出现在这段特别分析探讨过他的威胁式超我之后。根据儿童治疗的经验，特别是对于非常小的孩子，分析超我形成的早期阶段能够减少超我与本我的施虐，因而促进自我的发展。

除了这个事实以外，我想在此提醒各位的是，在分析中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观察到，在自我减少对超我的焦虑，以及儿童对于熟悉自己内在心理历程与更有效地使用自我控制它们，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结关系。在目前的例子中，整理东西象征着检视内在精神的现实。当约翰整理抽屉时，也是在整理自己的身体，并且将他从母亲体内窃取出来的物品和他自己的东西分别开来，同时他也把“坏的”粪便和“好的”粪便分开、把“坏的”客体与“好的”客体分开。在整理的时候，他将坏掉、毁损和弄脏的东西比做“坏的”客体、“坏的”粪便和“坏的”小孩，按照潜意识的运行方式，受损的客体会被认为是“坏的”、有危险的客体。

透过现在有能力检验不同的客体，并且看出它们有什么作用，或它们受过什么损伤等等，他表现出敢于面对由超我与本我在想象中造成的浩劫；也就是说，他正在用现实进行测试。这使得他的自我有着更好的功能，能够决定东西可以如何使用，是否可以修复或可否丢掉等等；他的超我与本我在同一时间进入了一种和谐状态，因此可以被较强壮的自我所协调。

有了这方面的讨论，我想再次回顾他重新发现他的自来水笔的事件。至今我们已经在意义上将自来水笔与他惧怕他的阴茎所具有的摧毁与危险特质（追根究底，这样的阴茎代表的是他的施虐冲动）进行诠释，而这些施虐特质也有减缓的迹象，他开始能够承认自己拥有这样的器官。

这一种诠释方式为我们揭露性能力与求知本能背后的动机，因为在潜意识里，发现（discover）和刺进某种东西（penetrate into things）是同一种活动。需要补充的是，男性的性能力（或者在这个小男孩的案例中，指的是心理状态中的性能力）是无数的活动、创造力与创作兴趣发展的基础。

然而，我要说的重点在于，这样的发展取决于阴茎已经成为个人自我象征物的事实。在生命最早期的阶段中，男孩们将自己的阴茎视为执行施虐冲动的器官，因此阴茎成了全能自大这种原始感觉的手段与工具。因为这个原因，加上它是一个外在器官，可以用任何方式加以检验与证明，因此阴茎对男孩而言，象征了自我、自我的功能及个人的意识；而被内化的、看不见也无从了解的父亲阴茎——男孩的超我——就成为他潜意识的象征。如果儿童对超我或本我的惧怕太过强烈，不只无法了解自己身体的内容与心智历程，同时也没有能力在心理层面使用他的阴茎作为自我的调节与执行器官，因此在这些领域的自我功能也会受到抑制。

在约翰这个个案里，找到自来水笔不只表示他承认自己阴茎的存在，并将阴茎视为骄傲与乐趣的象征，同时也意味着他承认自己自我的存在——这是一种态度，在他自我发展的进步中与自我功能的扩展上展现出来，并使得至今仍掌控全局的超我力量得以削减。

我将先前所言做一个总结：当约翰更有能力去想象他母亲身体内部的状况时，他也更有能力去理解并充分欣赏外在世界，同时，当他较少抑制对于自己体内的了解时，能够更深入理解并适当地控制自己的心智历程，之后他便能够让自己的心思更清静、更加井然有序。前者带来心思清静，能容纳更多的知识；后者使思想变得有条不紊，而能将获得的知识加以思考、整理、相互连结，同时也更有能力将知识再次传递出去，也就是将知识归还、系统化地阐述、表达——这都是自我发展的进步象征。这两种最根本的焦虑内容（与他母亲的身体和他自己的身体有关）彼此互相影响，并在每个细节中反映了彼此，同样地，内射（introjection）与外射/投射（extrajection/projection）这两种功能若能发挥无碍，就会减少从这些来源所产生的焦虑，并允许两种功能都拥有更合适、非强迫式的表达。

然而，当超我太过强力地支配自我时，会试着不断用潜抑的方式来控制本我与内化的客体，此时自我常会将自己关掉，以免受到外在世界与外在客体的影响，因此将无法反应那些可能形成自我兴趣与成就基础的种种刺激源，包括来自本我和来自外界的刺激。

在那些大多把现实与真实客体视为可怕内在世界与意象反射的案例中，他们所见的外在世界刺激有如在幻想中受到内化客体支配一样的惊人，这些内化客体拥有完全的主导权，因此自我感到被迫放弃执行所有行动与智力活动，当然也放弃了对这些事物的责任。在某些例子中，对于学习的严重抑制会与倔强、无法被教育及假知识同时出现；我后来发现，自我一方面会因为超我的影响而感到被压迫、被瘫痪，这个超我被认为是蛮横而危险的；另一方面，因为自我不再信任也不再接受真实客体的影响，通常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与超我的要求完全对立，但更常是因为它们太紧密地认同了恐怖的内在客体。然后自我会试着（用投射到外在世界的方式）对抗所有真实客体所产生的影响，以证明它独立于意象以外。施虐与焦虑能够减少到何种程度，以及超我如何能够正常运作，以致自我能在一个更宽广的基础上执行其功能，在决定了病患能接受外在世界影响的程度，并且逐步减轻他的智力抑制。

我们已经了解先前所探讨的各种机制会导致某种特定形态的智力抑制。但是进入治疗后，这些机制却会呈现出具有精神病特质的临床图像。我们已经知道，约翰害怕螃蟹会成为他内在的加害者，这是一种偏执的性格。此外，这种焦虑使他封闭了自己，隔绝了外界的影响、客体与外在现实——我们认为这种心理状态表示个体具有精神病的困扰，虽然在这个案例中，这样的状态主要只是降低了病患的智力功能而已。但即使在这一类的案例当中，这样的机制运作不只是与智力抑制有关，当我们持续对智力抑制进行分析，特别是当病患是儿童或青少年的时候，我们能观察到个体的整体存在和性格发生巨大的变化，不亚于我们从精神官能症特质的减少所观察到的。

举例来说，在约翰身上，我能确认一件事实：一个显著的忧虑、秘密、不真实性，以及一个非常强烈对任何事物的不信任，都是组成他心智的一部分，却在分析过程中完全消失，包括他的性格和自我发展都出现了非常巨大的正向改变。在他的例子中，种种妄想症特质已经大部分被减轻成某种性格的扭曲和智力的抑制；但证据显示它们也造成许多他身上的精神官能症状。

我要再提一两个智力抑制的机制，这个案例明显具有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的性格，而且似乎是早期焦虑情境强大运作的结果。在以上描述的那种抑制的变形当中，我们有时会看见相反的极端结果——把所有能够摄入的事物都吸收进来的渴望，伴随着无法分别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无用的。在一些案例当中，我注意到，当分析成功地减轻我们先前提到的精神病式机制后，这些机制就可以开始运作，个体也会感受到它们的影响。个体有想获得智力的胃口，这取代了儿童先前无法吸收任何事物，并且会伴随其他强迫式的冲动，特别是想要搜集物品、囤积物品的欲望，然后依照相应的强迫行为将这些东西随便、不加选择地发送出去，意即将它们排出。这种强迫式的摄入时常伴随一种身体的空虚感、枯竭感等等——这种感觉也曾经强烈出现在约翰身上——它来自于儿童心智最深层的焦虑：害怕他的内在早已被摧毁，或是充满了“坏的”和危险的物质，害怕内在荒芜，或是缺乏好的物质。这种造成焦虑的材料大部分会透过强迫式的机制进行重组与改变，只有一部分会透过精神病式的机制改造。

如同其他强迫式精神官能症患者，我对这个案例的观察，使我在智力抑制，也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现象方面，得到某些关于特殊强迫式机制的结论。在简短说明这些结论之前，我想说，依我的观点，强迫式的机制与症状一般而言具有结合、改变及抵挡那些属于最早期心智层次的焦虑，因此强迫式的精神官能症因最初的危险情境而产生。

回到重点，我认为儿童的强迫式、近乎贪婪的搜集与囤积物品（包括将知识视为一种物质）是根植在（还有其他的因素，在此不需赘述）他不断重新尝试（一）获得“好的”物质和客体（追根究底可溯及“好的”母奶、“好的”粪便、好的“阴茎”、“好的”小孩），借着它们的协助，瘫痪自己体内“坏的”客体和物质的行动；以及（二）在他的体内累积足够的储藏物以抵抗他的外在客体的攻击，且在必要时修补母亲的身体，或修补他曾经从许多客体处进行偷窃所造成的损害。由于儿童竭尽所能地使用强迫式的行为，却持续受到各种来源对立的焦虑发作所阻挠（例如，儿童会怀疑他刚摄入体内的是否真的是“好的”，他逐出的东西是否真的是他体内“坏的”部分；或者他害怕因为将愈来愈多的材料放进他的体内，以至于再度产生掠夺母亲身体的罪疚感）。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持续认为自己有责任去重复尝试，以及这样的责任如何与他行为的强迫式特质有着部分的关联。

在目前的案例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一旦削弱了儿童那具残忍与幻想式的超我（追根究底，那是他的施虐），精神病式的机制与造成智力抑制的机制就会失效。我认为，这种严厉超我的削弱，能够减弱那些属于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类型的智力抑制机制。倘若果真如此，则表示过度强烈的早期焦虑情境的存在，以及来自最早阶段威胁式超我的优势地位，不只是在精神病的形成上，也在自我发展的干扰与智力抑制上，扮演着最根本的因素。

第十五章 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1933）

精神分析研究最重要的一项贡献，是发现了潜藏在个体良心发展下的心理过程。当弗洛伊德在著作中为我们揭露了潜意识的本能倾向，他也承认有一些防卫性质的力量会与本能互相对抗。根据他的发现（在精神分析的实务中，也无时无刻印证着他的发现），个人的良心是个体与父母之早期关系的作用结果或表征。就某种意义而言，个体内化了他的父母——将父母摄入自己。内化的父母变成了从自我中分化出来的部分——他的超我——凌驾于其他自我的部分，成为要求、指责、劝诫的力量，并且与个体的本能冲动形成对立。

弗洛伊德后来指出，此超我并非只在可意识到的心智中运作，不只是所谓的良心而已，它还会运用一种潜意识的方式影响着个体，通常非常压迫，这成为心理疾病发展与正常人格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这项新的发现，使精神分析的研究焦点愈来愈凝聚在对超我及其来源上。

在我分析小小孩的过程中，我开始直接观察超我的建构基础，获得第一手知识。我所发现的一些事实，可以让我在某些方向上更进一步拓展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根据现行观点，超我必须等到俄狄浦斯情结平息下来之后，也就是大约在五岁左右才开始起作用。但是，我在两岁九个月及四岁的孩子身上，已经观察到完整的超我正在运作。除此之外，我的数据还显示，比起较大儿童或成人的超我，这种早期的超我严厉得难以想象，并且是更为残酷的。事实上，这样的超我蹂躏着小小孩的脆弱自我。

我们的确在成人的超我中发现到远比现实里更严格的内在父母，两者虽不等同，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我们在小小孩身上，却发现到最不可思议、最具幻想特质的超我。当儿童的年龄愈小或是我们愈深入孩子的心灵层次时，这样的现象愈是明显。我们观察到孩子害怕被吃掉、被切碎，或是被一片片撕裂，或者害怕被恐怖的事物所围绕、追逐，这些都是他们心智生活中常见的成分。我们也了解吃人的狼、喷火的龙，以及所有神话与童话故事中的邪恶怪兽，都会在每一个儿童的幻想中大量出现，从潜意识层面影响着儿童，使他们觉得自己被这些邪恶的形象所迫害、威胁。我认为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现象。从我自己的分析观察当中，我从不怀疑这些想象出来的、令人害怕的形象，背后其实有着真实的客体存在，也就是孩子自己的父母；而无论那些吓人的形象看似多么扭曲、凭空捏造，它们在某些方面仍反映了父亲与母亲的特征。

如果我们同意这些从早期分析中观察到的事实，并且承认孩子害怕的就是这些等同于其父母的内化野兽与怪物，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儿童的超我与其真实父母呈现出的样子并不相符，而是根据他将父母内化之后对他们的想象或意象所创造出来的。（二）儿童对真实客体的恐惧——畏惧性质的焦虑——是因为他既害怕那些并不符合现实的超我，也害怕他们心中的真实客体，即使这是受到超我影响的幻想观点。

这使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关于超我形成的各种问题中最核心的一个：儿童创造了这样一个幻想的父母形象——与现实相去甚远的形象，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可以从早期分析所获得的事实中找到答案。探讨儿童心智最深的层次时会发现，十分巨大的焦虑的存在——儿童会害怕他所想象出来的客体，并恐惧它们以各种形式攻击自己。这时候，我们也挖掘出与焦虑等量齐观，且受到潜抑的攻击冲动，并且观察到孩子的害怕与攻击倾向之间的因果连结。

在《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一书中，弗洛伊德提出一个理论：在人类有机体生命的最初期，攻击本能（或称作死亡本能）与原欲［或生命本能——性能量（the eros）］彼此束缚和对抗着。这两种本能的融合使个体的施虐冲动一再出现。为了逃离被自己的死亡本能摧毁的威胁，有机体会使用它的自恋或利己式的原欲，去强迫死亡本能转而向外指向它的客体；弗洛伊德认为这个过程是个体与其客体间施虐关系的基础。此外，我应该说有两种情况会同时并行出现，首先，死亡本能会偏转向外而指向客体，精神内在（intra-psychic）的防卫反应也会开始启动，对抗那些无法被外化的死亡本能。我认为由于个体警觉到攻击本能可能摧毁自己，导致自我产生了过度的紧张，而个体会以焦虑的形式体验到它。因此在个体发展的最初期，它就面临了这项任务，必须动员自己的原欲以对抗死亡本能。然而个体却无法完美地达成任务，因为两种本能早已融合在一起，正如我们所知的，个体已经不能让两种本能互相分离。因而在本我或心灵的本能层次上会产生一种分裂，一部分的本能冲动会被用来对抗另一部分的本能冲动。

我认为这个显然是由自我的一部分构成的最早期防卫措施，就是超我发展的基石。在这个早期阶段中，超我之所以具有过度的暴力，可能是因为它是从非常强烈的毁灭本能中所衍生出来的，除了一定比例的原欲冲动之外，它还包含了非常大量的攻击冲动。

由以上的观点，我们不难了解儿童心中为什么会形成如此恐怖、幻想的父母形象。因为攻击本能会产生焦虑，导致儿童害怕某个外在客体，一方面是他将该客体视为外在目标；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将自己的侵略冲动投射到某个外在客体的身上，令人感觉仿佛是外在客体萌生了敌意要对付他。

儿童因此将他内在的焦虑来源转置到外界，使他的外在客体变成危险客体，但是从根本来谈，这种危险仍属于他自己攻击本能的一部分。因为这个缘故，他对于客体的恐惧总是与他自身施虐冲动的程度成正比。

然而，这不只是将一定数量的施虐冲动转换成相应数量的焦虑这么简单的问题而已，我们还要把关系考虑进去。儿童对客体的惧怕与想象中的攻击，会反过来使自己受害，而受害的细节则与他对环境所怀抱的特定攻击冲动与幻想息息相关。虽然我们在每个案例中看到的父母，都具有不符合现实、令人害怕的特质，但透过前述的方式，儿童会各自发展出专属于自己的父母意象。

根据我的观察，超我的形成从儿童最初用口腔内射其客体时就已经开始。第一个形成的客体意象，被赋予在这个发展阶段中的强烈施虐冲动所具有的所有特质，由于这些特质会再次被投射到外在世界的物体上，小小孩因此深受害怕自己受到难以想象的残酷攻击所苦，这些攻击同时来自于他的真实客体与超我。焦虑会增加他的施虐冲动，希望摧毁这些敌意客体，以逃避它们的猛烈攻击。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儿童的焦虑迫使他摧毁他的客体，导致其焦虑一再增加，而这些焦虑又迫使他必须再对抗他的客体，最后形成一种心理防卫。在我的观点里，这种防卫形成了个体反社会与犯罪倾向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假设，反社会与犯罪倾向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超我过度严厉且极端残忍，而非像一般推测所言，是个人的弱点或需要。

在稍后的发展阶段里，对超我的恐惧会造成自我不敢面对那些引起焦虑的客体，这样的防卫机制，将导致儿童的客体关系出现残缺或损害。

我们了解，当性器期开始发展，儿童一般来说已经克服了施虐本能，与客体的关系也因此具备正向的性质。依我的观点，在儿童发展中，这种进步会和超我本质的改变同时发生，两者间具有相当密切的互动关系。随着儿童的施虐冲动愈减缓，他那些不真实、令人害怕的意象所造成的影响就愈小，从儿童自己的攻击倾向所衍生出的种种幻想退隐到背景之中，这样的形象是更贴近真实客体的。随着性器冲动逐渐增强，孩童形塑了良性而有益的父母意象，这样的意象是建基在口腔吸吮期，孩童对于宽大而仁慈的母亲的固着上。原本超我是相当残暴而深具威胁力量的，它不断下达毫无意义、自我矛盾的命令，完全无法被自我所满足；而现在，超我开始以一种更温和、更令人信服的方式规范着儿童，订定出一些合理的（能够被自我满足的）要求。事实上，当儿童能够真实地感受世界，超我就会转化成我们的良心。

此外，随着超我的性质改变，它对自我的影响，以及它所运作而产生的防卫机制都会开始改变。弗洛伊德使我们了解怜悯是之于残忍的反应，但必须等到儿童已经达成某种程度的正向客体关系时，这类反应才会开始，换言之，这必须到性器组织（genital organization）正式浮现之后才会开始。如果将这样的事实与关于超我形成的事实并列，我们将能做出以下结论：只要超我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唤起焦虑，它会如同先前所述的，去动员那些自我的暴力防卫机制，而这些防卫机制的本质是反伦理、反社会的。不过一旦儿童的施虐冲动减弱、超我的本质与功能起了转变、唤起的焦虑减少、罪疚感增多的时候，就会启动那些奠定道德与伦理态度的防卫机制，这时儿童就会开始关怀他的客体，并且愿意服从社会情感。

这样的观点是针对不同年龄儿童所进行的无数分析中所诞生的。在游戏分析之中，我们得以密切观察病患们在游戏与玩耍中表现出的幻想，并在那些幻想与他们的焦虑之间建立连结。当我们进展到分析其焦虑内涵时，我们看见那些引起焦虑的攻击倾向与幻想慢慢浮现，变得清晰，并且逐渐在数量与强度上占有巨大的比例。小小孩的自我处在一种危险的状态中，随时可能被自己庞大的原始力量所压倒。借着原欲冲动的帮助，儿童借由压住这些力量、使它们平静下来并变得无害等方式，不断挣扎地对抗这些力量，以维护自身的完整。

这样的意象恰好可佐证在弗洛伊德的论文中，对于生之本能（性欲）与死亡本能交战，或对于攻击本能的论述。但我们同时可以确认，无论在任何时候，两股力量之间都有着最紧密的联盟与互动，因此精神分析必须追溯到儿童攻击幻想的所有细节才算成功，竭尽所能地追溯原欲幻想，揭露它们最早期的来源，以降低它们所产生的影响。若无法如此，就不能称作成功的分析。

在思考这些真实内涵并且锁定那些幻想时，弗洛伊德与亚伯拉罕让我们了解到，在最早期、性器期之前的原欲组织，原欲与摧毁本能的融合在这样的组织中发生时，儿童的施虐冲动达到顶点。在对每个成人的分析中显示，在口腔吸吮期之后出现的口腔施虐期中，小小孩经历了一个与大量食人幻想相关联的食人阶段。虽然这些幻想仍然以吃掉自己母亲的乳房或母亲整个人为主，但它们不只是和希望被喂养、被满足的原初欲望有关，它们也能够满足儿童的摧毁冲动。在这之后出现的施虐期——肛门施虐期——特征在于对排泄过程（粪便与肛门）有着无比的兴趣；这样的兴趣也与极端强烈的摧毁倾向有着密切关联。

我们知道粪便的排泄，象征着将原本与自己合为一体的客体排放出去，敌意与残酷的感觉也随之而生，透过各式各样的摧毁欲望，臀部变成负责进行这些活动的重要客体。我的想法是，这些肛门施虐倾向同时包含了更多深深潜抑的目标与客体。我从早期分析中所能搜集到的数据显示，在口腔施虐期与肛门施虐期之间存在着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个体透过尿道施虐感觉自己的存在，在口腔倾向之后，尿道与肛门倾向接连出现，与特定的攻击目标及客体有关。在儿童的口腔施虐幻想中，他使用牙齿与下颚作为手段，攻击母亲的乳房；在儿童的尿道与肛门幻想中，他试图用自己的尿液与粪便来达到摧毁母亲身体内部的目的。在这些后来产生的幻想中，排泄物被认为是各种武器、野生动物，或用来焚毁与腐坏其他东西的物质等等。因此儿童进入一个时期，这时候他会将每一个用来施虐的工具指向唯一的目的——摧毁母亲的身体及其体内的一切。

关于客体的选择上，儿童的口腔施虐冲动仍然是潜在的影响因素，因此儿童会把母亲的身体当作一个乳房，想着他会吸光、吃光母亲体内的一切。但这个冲动会因为儿童在这个时期所发展出的第一个性理论而获得延展。我们已经了解到，当儿童的性器本能被唤起，他的潜意识会开始对于父母间如何性交连结、小孩如何出生等各种疑惑产生一些理论。但对于早期阶段的分析，显示出儿童其实在比性器期更早的阶段中，就已经发展出这样的潜意识理论。在性器期之前的阶段，尽管儿童潜藏未明的性器冲动的确具有某些影响力，但前性器期冲动（pregenitalimpulses）仍主导着整个局面。这些理论的内涵大抵上是说，在性交的过程中，母亲持续透过口腔将父亲的阴茎并入体内，因此她的身体充满了极大量的阴茎与婴儿。儿童渴望吃光并摧毁它们。

因此，儿童在攻击自己的母亲内部时，也正在攻击着大量的客体，同时展开了一段担心各种后果的过程。一开始，子宫象征着世界；儿童原本带着攻击与摧毁的欲望与这个世界接触，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个真实的外在世界所具有的威胁，与自己所拥有的敌意相差无几，这里充斥着准备要攻击自己的客体。攻击母亲身体的想法，会让儿童认为自己也攻击着自己的父亲与兄弟姐妹；更广泛地说，儿童认为自己攻击着整个世界。而在我的经验中，这就是导致儿童产生罪疚感，并且发展出社会与道德情感的潜藏原因之一。当过度严厉的超我开始稍微减弱，它在巡视自我想象中的攻击时会引起罪疚感，进而唤起儿童身上十分强烈的修补倾向，以弥补儿童在想象中对所有客体造成的损害。这些摧毁幻想的内容与细节会因人而异，但皆会帮助个体决定其升华作用的发展，也间接有助于儿童的修复倾向，或甚至产生更为直接的助人欲望。

游戏分析显示当儿童的攻击本能到达巅峰时，他会不厌其烦地去撕裂、切断、破碎、弄湿或焚烧所有东西，像是纸、火柴、盒子、小玩具等，任何能够象征其父母和兄弟姐妹及母亲身体与乳房的事物。然而这种摧毁的狂热会随着突发的焦虑与罪疚感的产生而改变。可是在分析过程中，当焦虑渐渐消除，儿童的建设倾向亦会开始浮现。举例来说，一个小男孩原先什么也不玩，只是把小木块切成碎屑，现在他开始试着将这些木屑拼凑成一支铅笔。他把先前切碎的笔芯塞进木头里，再用一片东西把这个粗糙的木头包起来，让它变得更好看。这枝手工自制的铅笔，象征他已经在幻想中摧毁的父亲阴茎，同时象征他自己的阴茎，因为他深怕自己的摧毁遭到报复；从他使用与表现这些材料的前后脉络，以及从他对这些材料的自由联想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证实这一点。

儿童在被分析的过程中，当他开始用各种方法展现出更强的建设倾向，像是透过游戏或各种升华作用的活动——彩绘、书写、画出某些东西，而非像之前用灰烬把所有物品弄脏，或是为他曾经切碎或撕成一片片的物品进行缝补与设计——这时候他与父亲、母亲或兄弟姐妹的关系也会有所改变；一般来说，这些改变标示出更进步的客体关系与更成熟的社会情感。儿童究竟能够学会以哪些途径来进行升华作用？他的修复冲动究竟有多强？他会采取何种形式来修复？要回答以上的问题，除了衡量儿童原初攻击倾向的程度之外，还要参照与其他诸多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碍于篇幅，我们暂不深究。然而我们对于儿童分析的知识允许我们做出以下说明：分析超我的最深层，往往让我们得以大幅改善儿童的客体关系、增进儿童使用升华作用的本领，并提升他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意即分析本身不仅能够让儿童更快乐、更健康，还加强了孩子的社会和伦理情操。

这使我们必须思考一个在儿童分析中可能出现的明显阻碍，有人会问：难道不会因为超我被过度减弱到低于某种期望值，变得不够严厉，因而产生反效果，使儿童怠惰而不去发展适当的社会与伦理情感？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我所知，超我事实上从未如此剧烈地减少；其次，有足够的理论根据让我们相信这样的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就真实的经验而言，我们知道在分析性器期之前的原欲固着时，即使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够成功地将其中一定程度的原欲，转换成性器期的原欲，而那些无法转换的剩余原欲（仍会发挥影响力），会持续以施虐及前性器期原欲的方式作用着。因为这时性器层次的优势地位已经更加确立，自我更有能力以各种方式应付超我，像是去获得满足、压制过度的超我，并且进行超我的转化与升华。同样地，由于施虐的核心是前性器层次的主要产物，分析是永远无法将它从超我中连根拔除的；不过分析可以增加性器层次的力量，以减轻施虐冲动，让现在已然茁壮的自我能够像处理本能冲动一样去应付超我，采取让个体自身和所处的世界都能两全其美的方法。

思考至今，我们确立了一个事实：一个人的社会情感与道德情感，是源于性器层次主导下一种较温和形态的超我。现在我们必须考虑紧接在这个事实之后的一些逻辑推论。分析愈深入到儿童心智的底层，愈能够减缓在早期发展阶段中产生的施虐成分的影响，成功地降低超我的严厉性而产生疗效。为了得到这样的成果，分析会铺设一条道路，让接受分析的孩子在儿童时期能够达成社会适应，同时促进他在成人时期顺利发展道德与伦理标准。因为这种形式的发展，必须仰赖超我与性特质同时在儿童期性生活阶段结束之前达到令人满意的性器层次，如此一来，超我应该已经从个人的罪疚感中，发展出深具社会价值的特质与功能，例如个人的良心。

一段时间以来，经验已向我们显示，虽然弗洛伊德原本发明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心理疾病的方法，但精神分析也发挥了第二项用途——它导正了性格形成（character-formation）过程中的扭曲与阻碍，特别在儿童与青少年身上，它能造成相当大的改变与影响。我们可以说，一旦接受分析之后，每个儿童都会表现出根本的性格改变。根据对事实的观察，使我们不得不确信：性格分析（character-analysis）和精神官能症分析，两者在治疗效果上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有鉴于这些事实，有些人不由得对精神分析产生疑惑，精神分析是否注定无法超越对于独立个体的治疗范围，而影响整体人类的生活？过去人类对于改善人性所做的再三尝试都前功尽弃，特别是让人们更爱好和平的努力，因为没有人真正了解到每个个体与生俱来的攻击本能之完整深度与力量。这些努力都局限于鼓励人们那些正向的、有益的冲动上，却否认或压抑人们的攻击冲动，因此这些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但精神分析在处理这样的工作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的确，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并不能将人类的攻击本能去除殆尽，但它能够减轻这些本能运行时产生的焦虑，中止人们的恨与恐惧之间不断互相增强的恶性循环。我们在分析工作中，一直密切地思考以下几个问题：如何解决早期婴儿期焦虑？这不只是要减轻、修饰儿童的侵略冲动，还要从社会的观点，把这样的冲动导向更有价值的活动并获得满足；儿童如何能表现出不断成长，以及拥有根深蒂固的被爱与爱人的欲望，并与周遭的世界和平共处？儿童能够从满足这样的需求当中得到多少的快乐与益处，减轻多少焦虑？当我们能够看到总体，我们就准备好去相信：现在看来仿佛是一种理想国的境界，未来有可能成真。当儿童分析能如我所愿，未来成为每个人成长经验的一部分，就像现在教育是每个人成长经验的一部分一样，那么即使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潜伏着那些由害怕与怀疑所萌生的敌意态度，随着每次摧毁冲动出现就剧幅增强，但到了那个时候，这些敌意或许会让步，使个体能够更信任、更善待周遭的人，居住在世界上的人类能够更加和平共处、相濡以沫。

第十六章 论犯罪（1934）

主席、各位女士、先生：当你们的秘书一两天前邀请我为今晚的讨论发表演说，我回复她，我欣然接受这个邀请，但是在如此匆促的时间之内，我可能无法针对这个主题写成一篇文章或是完整讲稿。特别指出这一点，因为我仅能根据我在其他文章中曾经提出的假设与思路，松散地整理出一些结论。

我曾经在1927年口头发表一篇文章，文中我试图证明在正常儿童身上也同样有着犯罪倾向的运作，并提出关于潜藏在自我中心与犯罪发展之下的影响因素。我发现儿童会展现出反社会与犯罪倾向，一次又一次地以实际行动表达（当然是以孩子的方式），特别是他们深怕父母会用残酷的报复手段，惩罚他们针对父母的攻击幻想。在潜意识里，儿童预期自己会被碎尸万段、斩首、吞噬等等。为了得到处罚，儿童会觉得非得表现得顽皮一点不可，因为在真实世界中，无论是多么严重的惩罚，跟他们持续从幻想中的残忍父母处所得到的凶残攻击相比，真实的处罚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让他们放心。在那篇文章中，我结论道：犯罪倾向不是一种弱点，也不是一种缺乏超我的现象（虽然外界通常这么认为）；换言之，这不表示他们缺乏良心，反倒是过度严格而绝对的超我，是导致反社会与罪犯典型行为的主要原因。

儿童分析领域的进展确认了这些看法，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在此类个案身上，这种机制如何运作。小小孩一开始对他的父母怀有攻击冲动与幻想，然后全都投射到父母身上，如此一来，他会对身旁的人发展出一种幻想式的扭曲想象，但是内射的机制也同时运作，因此这些虚构的意象被内化，结果使儿童觉得自己被潜意识里危险而残忍的父母——他自己内在的超我——所支配。

在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早期施虐阶段中，儿童保护自己免于受其暴力客体——包括内射的与外在的——威吓的方法，是在想象中一再加倍地攻击这些客体；他之所以想要摆脱他的客体，一部分是想要平息超我所带来无法忍受的威胁。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儿童的焦虑迫使他摧毁他的客体，导致焦虑不降反升，并再次驱使他反抗他的客体；这种恶性循环所构成的心理机制，应该就是个体的反社会与犯罪倾向的基础。

身处施虐冲动与焦虑都逐渐减少的正常发展过程时，儿童会找到更好、更社会化的手段与方式，熟练地处理这些焦虑。由于对现实的适应能力提升，使得儿童能够从他与真实父母的关系中，得到更多帮助他对抗幻想意象的支持力量。在最早期的发展阶段里，他对父母与兄弟姐妹的攻击幻想会激起焦虑，原因主要是他害怕这些客体可能会反过来对付他。这样的倾向现在却成为罪疚感的基础，使得个体想要修复想象中造成的伤害；同样的改变也会因进行分析而出现。

游戏分析显示，当儿童的攻击本能与焦虑都非常强大的时候，儿童会不断重复地撕裂、切断、打碎、尿湿，并且焚毁所有种类的物品，像是纸、火柴、箱子、小玩具等等，这些物品象征着儿童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母亲的身体与乳房。我们也发现这些攻击活动与严重焦虑会交替出现。但是在分析的时候，焦虑逐渐减少，施虐冲动也因此消除，罪疚感与建设性的倾向开始变得明显。举例来说，一个小男孩原先什么也不玩，只是把小木块切成碎屑，现在他开始试着将这些木屑拼凑成一支铅笔。他把先前切碎的笔芯塞进木头里，再用一片东西把这个粗糙的木头包起来，让它变得更好看。这支手工自制的铅笔，象征他已经在幻想中摧毁的父亲阴茎，同时象征他自己的阴茎，因为他深怕自己的摧毁遭到报复；从他使用与表现这些材料的前后脉络，以及从他对这些材料的自由联想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证实这一点。

恢复的倾向与能力提升得愈多，对身旁人们的仰赖与信任愈多，超我就会愈温和，反之亦然。但在那些受到强烈施虐冲动与排山倒海的焦虑所影响的个案身上（在此我只简要地提到一些比较重要的因素），由恨、焦虑与摧毁倾向所构成的恶性循环是无法挣脱的，个体仍然处在早期焦虑情境的压力之下，仍使用属于早期阶段中所使用的防卫机制。假使日后对于超我的恐惧超出了某种界线，无论是基于外在或精神内在的原因，个体可能会被迫去摧毁他人，这种难以抗拒的冲动可能会成为某种犯罪行为或精神病的发展基础。

因此我们了解，妄想症或犯罪可能出自同样的心理根源。到后来，某些因素会导致罪犯更强烈地想要去压抑潜意识幻想，并且在现实中犯下罪行。被害幻想在这两种情况中常常出现，因为罪犯觉得自己即将摧毁他人，而产生被害感。在自然情况下，某些儿童不只在幻想中，也会在现实中经验到某种程度的被害感，这些感觉可能来自严酷的父母与痛苦的环境，使得幻想大幅强化。当内在的心理困难（有一部分可能是环境造成的结果）无法充分被他人所体察，常会使个体产生一种倾向，即过度重视那些无法令人满足的环境。因此仅改善孩子的环境能否使小孩获益，端视精神内在焦虑（intrapsychical anxiety）的程度而定。

罪犯最大的问题之一，也是使他们往往无法被社会上其他人所理解的一点，在于他们缺乏人类与生俱来的善念，虽然这种缺乏仅限于表面。在分析中，当一个人碰触到恨与焦虑的根源处所产生最深的冲突时，他会发现那里也存在着爱。罪犯身上的爱并没有消失，却以这种方式被隐藏、埋葬起来，唯有分析能让他们心中的爱重见天日。既然被个体所憎恨的迫害客体，原本是幼小婴儿心中那个聚集了所有的爱与原欲的客体，罪犯现在其实是身处在憎恨、迫害自己所爱客体的位置上。一旦身处在这个位置，他无法忍受在所有记忆与意识中对任何客体怀有任何爱的感觉。“这世界上只剩下敌人”——这正是罪犯心里的感觉，他也因此视自己的恨与摧毁具有绝对的正当性——这种态度可以减轻其潜意识中的某些罪疚感。恨最常被用来当成爱的伪装。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对身处在持续的迫害压力下的人而言，他首要也是唯一的考虑，是个人自我的安全。

我在此做一个总结：在个案身上，若超我的主要功能是唤起焦虑，这样的焦虑会引发自我的暴力式防卫机制，这些机制的本质是违反伦理道德，也是反社会的。不过一旦儿童的施虐冲动减弱，超我的性质与功能产生改变，就会引起较少的焦虑与较多的罪疚感，此时防卫机制被活化，奠定了合乎道德与伦理的态度。儿童因而开始关心他的客体，并且愿意服从社会情感。

虽然无须太过悲观，不过我们了解与一名成年罪犯接触、治疗他，是多么困难的事；但经验告诉我们，具有犯罪倾向和精神病的儿童都是我们能够接触并治疗的。因此，对出现犯罪或精神病异常征兆的儿童进行分析，或许是对付少年犯罪的最佳解药。

第十七章 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

我早先的论述包含了一段对于施虐高峰期的说明。儿童在周岁以内经历了这个阶段，在婴儿时期最初的几个月里，其施虐冲动不仅朝向母亲的乳房，也指向她身体内部：掏挖、吞噬内容物、摧毁，极尽施虐之能事。婴儿的发展是由内射与投射的机制所决定的，最初自我内射了“好的”与“坏的”客体，不论是哪一种，母亲的乳房都是其原型——得到它时是好的客体，当它令他失望时是坏的客体，不过是因为婴儿将自己本身的攻击性投射到这些客体上，所以感觉到它们是“坏”的，而且不只是因为它们挫折了孩子的渴望，事实上孩子感觉到它们是危险的——害怕它们是会吞噬自己、淘空自己的身体内部、切碎及毒害自己的迫害者——简言之，就是极尽施虐之所能来达到破坏的目的。这些意象是根据真实客体在幻想中被扭曲的样子，不仅被装置于外在世界中，也借由吞并（incorporation）的过程被装置在自我当中。因此，很少有儿童能够通过焦虑情境（并且用防卫机制来反应），这种焦虑情境的内涵与成人精神病的内涵是可以相比拟的。

最早期用来应付对于迫害者——不论是存在于外在世界或内化的——之恐惧的防卫方法之一是精神盲点（scotomization），也就是否认精神现实。这可能导致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内射与投射的机制，以及否认外在现实，并且形成最严重精神病的基础。很快地，自我试图借由排出与投射的过程，抵御内化的迫害者以防卫自己。同时，由于对内化客体的恐惧不会随着投射于外就此解除，因此自我以对付外在世界之迫害者的相同力道，来对付身体内部的迫害者。这些焦虑内容与防卫机制形成了妄想症的基础。在婴儿对于魔术师、巫师、恶兽等的恐惧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同样的焦虑，但是此处它已经进行了投射与修正。此外，我的结论之一是，婴儿的精神病焦虑，特别是偏执的焦虑，是与强迫的机制有关并且受其修饰的，这些机制在很早期就存在了。

在本文中我要提出来讨论的是，忧郁状态与妄想症的关系，以及它在另一方面与躁症的关系。我在严重精神官能症、边缘型的案例，以及表现混合偏执与忧郁倾向的成人与儿童病例的分析工作上得到了一些材料，我的结论就是根据这些材料而来的。

我曾经研究过各种程度与形式的躁动状态，包括发生在正常人身上比较轻微的轻躁症（hypomanic state），而对于正常儿童与成人之忧郁与躁动特质之分析，也被证实是很有启发性的。

根据弗洛伊德与亚伯拉罕的看法，抑郁症（melancholia）的基本过程是失去了所爱的客体。真正失去了一个真实的客体，或是失去具有同样意义的类似情境，导致了客体被装置于自我当中。不过，由于个体过度的食人冲动而使内射失败，结果导致了生病。

为何内射对于抑郁症来说如此具有特殊性呢？我相信妄想症与抑郁症两者在吞并上的不同处在于，个体与客体之间在关系上的改变，虽然，这也是内射的自我在构造上产生改变的问题。根据爱德华·葛罗夫（1932）的看法，自我最初只是很松散地组织起来，包含了相当多的自我核心（egonuclei）。根据他的观点，在最初的阶段，是口腔的自我核心在其他的核心之间居于主导的位置，后来则是肛门的自我核心主导。而在此早期阶段里，口腔施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认为此阶段是精神分裂症的基础。此时自我认同于客体的能力仍是弱的，一部分是因为它本身尚未协调，另一部分则是因为被内射的客体主要仍是部分客体，这些部分客体等同于粪便。

在妄想症来说，典型的防卫主要目标是在消灭“迫害者”，然而由自我而来的焦虑是很显著的。当自我变得更加组织化的时候，内化的意象会更接近现实，自我将能更充分地认同“好的”客体。最初自我所感受到对迫害者的恐惧，现在也和好的客体发生关联，从此开始，保存好客体被认为与自我的生存是具有相同意义的。

与此发展同时并进的是一项最为重要的改变，也就是从“部分客体”关系进展到与“完整客体”的关系。经由这一步，自我成了被称为“失去所爱客体的处境”的基础。只有在客体被当作整体来爱的时候，失去它才能被感受到是完整的。

随着这个在客体关系上的改变，新的焦虑内涵出现了，防卫机制发生了改变，原欲的发展也受到决定性的影响。唯恐受到施虐破坏的客体，本身会成为在个体身体内部的毒害与危险来源。这种偏执焦虑导致了个体在吞并这些客体的同时——虽然其口腔施虐攻击正炽——对它们极度的不信任。

如此一来，导致了口腔渴望的减弱，这件事的表征可以在幼儿常见的进食困难上观察到，我认为这些困难有偏执的根源。当一个儿童（或成人）更充分地认同于一个好的客体时，其原欲冲动增加了，他发展出一种贪婪的爱，并渴望吞噬这个客体，因此内射的机制再度被增强了。另外，他发现自己总是被驱使去重复吞并好的客体——也就是说，重复这种行动的目的，是要检测其恐惧的现实性，并证实它们是假的——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害怕会因为自己的食人性而失去它，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他害怕内化的迫害者，因此需要好客体来帮他对付这些迫害者。在这个阶段里，自我从未如此受到爱与想要内射客体的需求所驱使着。

另外一个使内射增加的刺激是这样的幻想：所爱的客体可以在个体内部被安全地保存。在这种情况下，内在的危险被投射到外在世界里。

不过，如果对客体的关心增加了，对精神现实也有了更好的了解，那么如亚伯拉罕曾经描述的：唯恐客体会在组合的过程中被摧毁的害怕，导致了内射功能的各种干扰。

我的经验是，更进一步来说，有一种对于客体在自我内部可能遭遇危险的深度焦虑，它在那里无法被安全地保持住，因为内在被认为是危险有毒的地方，在那里所爱的客体会死亡。此处我们看到了我在前文所描述的情境之一，也就是内在成了“失去所爱的客体”的基础情境；这个情境，也就是当自我变得更充分地认同于好的内在客体，同时更加觉察到它本身不足以护卫与保存好客体免于被内化的迫害客体与本我所伤害。这种焦虑在心理上是情有可原的。

对于自我来说，当它充分认同于客体的时候，并没有放弃它较早期的防卫机制。根据亚伯拉罕的假说，灭绝与排除客体——较早期肛门层次的典型过程——启动了忧郁的机制。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确认了我对于妄想症与抑郁症之间起源上相关性的概念。我认为破坏客体（不论是在身体内或是外在世界中）的偏执机制——借由每一种源于口腔、尿道与肛门施虐的方式——是持续不断的，不过是在较轻微的程度，而且因为个体与其客体之关系改变而有某些修正。如同我曾经提到的，唯恐好的客体会随同坏的客体被排出的恐惧，导致了排出与投射的机制失去了价值。我们知道，在此阶段中，自我更善于运用内射好客体来作为防卫机制，这和另一种重要的防卫机制是相关的：修复客体的机制。在我的几篇较早期著作中，我详尽地讨论了复原（restoration）的概念，并且说明它不仅是反向作用（reaction-formation）而已。自我感到被驱使（我现在可以补充，这是因为受到它认同于好客体的驱使）去偿还它曾经对客体发动的所有施虐攻击。当好的与坏的客体之间的裂痕变得显著的时候，个体试图去复原前者，并在复原中补偿其施虐攻击的每一个细节。但是，自我尚无法充分相信客体的善意及它自身的偿还能力；另一方面，透过它对好客体的认同及这一点所意味的其他心智上的进展，自我被迫对精神现实有更充分的认识，这使它暴露在猛烈的冲突之中。自我的某些客体（未定的数目）对它来说是迫害者，随时要吞噬它、侵犯它，在各方面来说，它们都危及自我与好的客体。儿童在幻想中对父母造成的每一个伤害（主要来自于恨，其次则来自于自我防卫），某一客体对另一客体的每一个暴力行动（特别是双亲具有破坏性与施虐的交合，被儿童当作是自身施虐愿望的另一种结果），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外在世界中进行着，而且由于自我总是不断地将外在世界吸收到它自己里面，这些也在自我当中进行。不过，现在这些过程全都被视为是危及好客体与坏客体的长期危险来源。

确实，由于好的与坏的客体被更清楚地区别，个体的恨意被导向坏的客体，而其爱与修复的努力则比较专注在好的客体上。但是，其过度的施虐与焦虑对心智发展的演进形成了阻碍，每一个内在或外在刺激（例如，每一次真实的挫折）都充满了极端的危险：不仅是坏的客体，好的客体也受到本我的威胁，因为每当触及恨及焦虑时，都有可能暂时消除了区别性，因而导致了“失去了所爱的客体”。并不只是个体无法控制的恨太过强烈之故，太过强烈的爱也同样会危及客体，因为在发展的这个阶段里，爱一个客体与将它吞噬是非常紧密相连的。一个幼儿在母亲不见的时候，会相信自己已经将她吃掉而且摧毁（不论是来自于爱或恨的动机），他被焦虑折磨着，既是为她，也是为了他已经吸收进入自己内部的好母亲。

很清楚的是，在这个发展阶段里，自我感觉不断地因为拥有内化的好客体而受到它的威胁，因而充满了焦虑，唯恐这些客体会死亡。在儿童与成人都因为忧郁而受苦的情况中，我发现了对于个体内部隐藏了濒死或死亡之客体（特别是双亲）的恐惧，以及自我对此种状况的客体的认同。

从精神发展最初的时候开始，在真实客体与那些装置在自我内部的客体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相关性，因为这个缘故，我刚刚描述的焦虑会使儿童呈现出对母亲或任何照顾者夸张的固着。母亲不在的状况激起了儿童的焦虑，唯恐自己会被交付给坏的客体——外在的与内化的——不管是因为她的死亡，或是因为她以坏母亲的样子回来。

这两种状况对儿童来说都是失落了所爱的母亲，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害怕失去内化的“好”客体，成了唯恐真实的母亲死亡的焦虑来源；另一方面，每一个暗示着失去真实所爱之客体的经验，也都会激发害怕失去内化客体的恐惧。

我已经说过，我的经验引领我到这样的结论：失去所爱的客体，是发生在自我由组合部分客体过渡到完整客体的发展阶段中。描述过在此阶段里自我所处的情境之后，我可以在这一点上更精确地表达我的想法：那些后续清楚地成为“失去所爱客体”的过程，乃是受到个体无法确保其内化的好客体——也就是拥有它——的挫败感所决定的（在断奶及其前后的期间里），之所以会失败的一个理由，是他已经无法克服对内化的迫害者产生的偏执式恐惧。

在这一点上我们面临了一个攸关整个理论的重要问题。我自己及许多英国同事们的观察让我们获得以下的结论：早年的内射过程对正常与病态发展的直接影响是更为重要的，而且在某方面与之前在精神分析学界中被广为接受的想法不同。

根据我们的观点，甚至最早期被吞并的客体也形成了超我的基础，并且进入它的结构中，这个问题绝不只是理论上的。当我们研究早期婴孩自我与其内化客体及本我之间的关系，并且了解到这些关系逐渐发生的改变时，对于自我所度过的特殊焦虑情境，以及它在更加组织化时所发展起来的特殊防卫机制，我们得到了更深入的洞识。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我们对于精神发展的最早期阶段、超我的结构及精神病的病因学，都有了更完整的了解。当探讨病因的时候，必要的是，对于原欲特质（libido-disposition）的看待应不仅止于此，而是要考虑它和个体在最早期时与其内化的、以及外在的客体之间的关系如何互相关联；这样的考虑表示我们了解到自我在处理其所处的各种焦虑情境时，逐渐发展的防卫机制。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关于超我形成的观点，那么就比较可以理解它在抑郁症病例中所表现的冷酷严苛了。来自于内化坏客体的迫害与要求；这些客体彼此之间的攻击（特别是由双亲之施虐性交所代表的）；满足“好客体”极为严苛的要求、在自我内部保护与讨好它们的急迫必要性，结果造成了本我的恨意；对于好客体的“好”总是感到不确定，导致了它随时易于转变成坏的客体——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自我产生了一种感觉，即成为那些来自于内在的矛盾与不可能的要求之牺牲品，这是一种被认为是坏良心（bad conscience）的状态。也就是说：良心最早的发声是与被坏客体迫害相关联的，“良心的折磨”（Gewissensbisse）这样的说法证实了良心无情的“迫害”，以及它在最初时是被想象为会吞噬其受害者的。

在形成抑郁症之严厉超我的各种内在要求中，我曾经提到个体迫切地想要配合“好”客体非常严格的要求。特别是这部分特性，为一般精神分析观所确认，也就是，内在“好”客体（即所爱的客体）的残酷，这在抑郁症的严厉超我中清楚可见。不过，以我的观点，唯有借由观察自我与其幻想中坏客体及与好客体的整体关系，还有观察内在情境的整体样貌，如我在本文中尝试加以概述的，我们才能够了解：自我在配合那已经装置在自我内部的所爱客体极度残酷的要求与训诫时，如何屈从于被支配的状况。如我之前提到的，自我努力将好客体与坏客体分开，也将真实的与幻想的客体区隔开，结果产生了极度坏与极度完美的客体，也就是说，其所爱的客体在许多方面非常严厉。同时，由于婴儿无法完全将好、坏客体在心智中分开，有些坏客体与本我的残酷附加到好客体上，如此一来又提高了好客体要求的严厉性。这些严格的要求，在自我对抗其难以控制的恨意及正在攻击的坏客体时，发挥了支持自我的目的，而自我也“部分认同”于这些客体。当失去所爱客体的焦虑愈强烈，自我愈是努力去挽救它们，加上修复的工作更加困难时，与超我有关联的要求就更严厉了。

我尝试说明的是，由于自我的能力尚未完备，无法借由新的防卫机制来处理发展进程中新的焦虑内涵，它在吞并完整客体时所经历的困难持续进行着。

我知道要清楚区分妄想症患者与忧郁症患者的感觉与焦虑内容是很困难的，因为它们是互相连结在一起的，不过，它们仍是可以加以区别的，如果以此作为区分的准则，也就是我们思考被害焦虑是否主要和“保存自我”有关（这种情况是妄想症），还是和保存内化的好客体有关，而“自我”认同此客体为完整的。忧郁症患者的焦虑与受苦的感觉本质，是远较妄想症患者更加复杂的。唯恐好客体及自我会一起被摧毁，或是处于去整合（disintegration）的状态，与这样的焦虑交织在一起的是持续努力挽救内化的与外在的客体。

似乎只有当自我已经内射了完整的客体，并与外在世界和真实的人们建立了更好的关系时，它才能够完全了解透过其施虐所造成的灾祸（特别是透过其食人欲望），并且为此感到痛苦。这种痛苦不只是和过去有关，也和当下有关，因为在这个早期发展阶段中，施虐正处于高峰；要能更充分地认同于所爱的客体并认识其价值，自我才能够察觉到自己已化约至“去整合”的状态，并且持续化约其所爱的客体。于是，自我面临了这样的精神现实：所爱的客体正处于消解（dissolution）的状态——碎裂的。因为此确认而产生的绝望、懊悔与焦虑存在于许多焦虑的底层，在此只稍举其中数例：有一种焦虑是关于如何用对的方式，在对的时间将片片断断的客体放置在一起，以及如何选取好的部分客体、丢弃坏的部分客体，如何在客体被重新组合之后令其复活；还有一种焦虑是关于在做这项工作时，会受到坏客体与自己的恨意干扰等等。

我发现这种焦虑情境不仅存在于忧郁症的底层，也是所有抑制的基础。想挽救所爱的客体，去修补、复原它的企图——这些企图在忧郁状态中是伴随着绝望的，因为“自我”怀疑它达成这项复原工作的能力——是所有升华及整个自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为此，我仅提及将所爱客体化约成碎片的升华，以及努力组合它们的重要性。它是一个处于碎裂状态的“完美”客体，于是，为了努力抵消已被化约成的去整合状态，先决条件是必须让它变得美丽又“完美”。此外，要求完美的想法是如此具有说服力，因为它可以证明去整合不是真的。对某些因为不喜欢或恨意而离开母亲的病患，或运用其他机制离开母亲者，我发现在他们的心智中仍然存在着母亲的美丽图像，只不过被认为是她的图像罢了，不是真实的她。真实的客体被认为是没有吸引力的，实际上是一个受伤的、无法治愈的人，因此是可怖的。美丽的图像已经脱离了真实的客体，但是从来不会被放弃，而且在其升华的特殊方式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完美的渴望似乎源于去整合的忧郁式焦虑中，因此这样的渴望对所有的升华都是极为重要的。

如我之前曾经指出的，“自我”实现了它对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好客体的爱，同时感受到对它有难以抵挡的罪恶感。基于原欲依附（libidinal attachment）——最初是对乳房，然后是对完整的人——而对客体产生的完全认同，和对客体的焦虑（对于其去整合）、罪疚与懊悔，想要保存它、让它完整而免于迫害者与本我的伤害，以及关于预期将要失去它的哀伤是同时发生的。这些情绪，不论是意识的或潜意识的，在我看来都是属于我们称为爱的感觉的基本元素。

为此我可以说的是，我们熟悉忧郁症患者的自我责难，它所表征的是对于内射客体的责难。但是，在此阶段中最主要的是自我对本我的恨，这是忧郁症患者怀持无价值与绝望感的主因，而非自我对客体的责难。我经常发现，这些对坏客体的责难与恨是次发增加的，如一种防卫，为的是应付对本我的恨，因为这是更难以忍受的。终究，自我在潜意识中知道：除了爱之外，恨确实也是在那里的，而且它随时可能占了上风（自我忧心会受到本我的影响而摧毁了所爱的客体），这带来了哀伤、罪疚与绝望感，这些感觉是哀悼的基础。这种焦虑也造成了对于所爱客体的良善的怀疑。如同弗洛伊德曾经指出的，怀疑是在现实中对自己所拥有的爱的怀疑，而且，“一个怀疑自己的爱的人，可能会，或者说一定会，怀疑每一样无关紧要的事情。”

我要说的是，妄想症患者也内射了完整且真实的客体，但是无法对它达到充分的认同，或者，即使已经达到，却未能维持它。现在让我举几个导致这种失败的理由：被害焦虑太强烈；具有幻想本质的怀疑及焦虑，阻碍了完全而稳定地内射真实的好客体，因此虽然被内射，个体维持好客体状态的能力却很少，因为各种怀疑会很快地把所爱的客体再次转变为迫害者。因此，妄想症患者与完整客体及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仍然受到了早年与内化的部分客体之关系，以及与迫害者（如粪便）的关系所影响着，而且可能再次向后者让步。

我认为妄想症患者的特质在于，虽然由于其被害焦虑与怀疑，他对外界世界与真实客体发展出非常优越而敏锐的观察力，不过，这种观察与现实感却是被扭曲的，因为他的被害焦虑使他以观察别人是否为迫害者的观点来看待他人。当自我的被害焦虑增加时，就不可能充分而稳定地认同另一客体，以真实的样子来看待、了解，并具有充分的爱的能力。

另外一个妄想症患者无法维持其“完整客体”关系的理由，是当被害焦虑与对自己的焦虑仍然过于强烈运作之时，他无法忍受对于所爱客体额外的焦虑负担，以及伴随忧郁位置而来的罪疚感与懊悔。此外，在这个位置上他更不能使用投射，因为害怕将好客体排出去而失去它们，另一方面则是害怕一旦排出他内部的坏东西，将会伤害外在的好客体。

于是我们看到了与忧郁心理位置有关的痛苦将他推回了偏执心理位置，不过，虽然他从忧郁位置退却了，这仍是他曾经到达的位置，因此永远都有发生忧郁的可能性。我认为这一点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我们时常遇见忧郁不仅伴随着较轻微的妄想症，对于严重的妄想症亦然。

如果我们比较妄想症患者与忧郁患者对于去整合的感觉，我们将看到，忧郁患者典型地充满了对客体的哀伤与焦虑，他努力想要将此客体再统合完整；然而，对妄想症患者来说，去整合的客体主要是一大群迫害者，因为每一个碎片都会再长成一个迫害者。我认为客体被化约为危险碎片的概念，和内射与粪便等同（亚伯拉罕）的“部分客体”是一致的，也和对于许多内在迫害者的焦虑一致，在我看来，这些迫害者是因内射许多部分客体及危险粪便所引起的。

透过由妄想症与忧郁症患者与所爱客体的不同关系来看，我仔细思考了此两者的分别。接着让我们来探讨对于食物的抑制与焦虑。害怕吸入会破坏个人内在的危险物质，这样的焦虑是妄想症的；而担心咬与咀嚼会摧毁外在好客体，或从外界引进的坏物质，会危及内在好客体的焦虑则是忧郁症的。再者，怕将外在好客体借由吞并引入自己内部而遭遇危险的焦虑，也是属于忧郁症的。另一方面，在强烈妄想症的病例中，我曾见到引诱外在客体进入自己内部的幻想，而自己的内部被视为充满了危险怪物的洞穴。在这样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妄想症患者强化内射机制的理由，而就我们所知，忧郁症患者如此典型地运用这些机制，即是为了组合好的客体。

现在，用这种比较的方式来思考虑病的症状：在幻想中，因为内在“迫害客体”对自我的攻击而导致的疼痛与其他症状，是属于典型的妄想症者。另一方面，来自于内在坏客体和本我对于好客体的攻击（也就是一场内在的斗争，在这交战中自我认同于好客体所遭受的痛苦），则是典型的忧郁症者。

例如，X病患在孩提时曾被告知患了绦虫症（他从未见过这些虫），他将这些在体内的虫连结到自己的贪婪。在对他的分析中，他幻想绦虫正在蚕食他全身，强烈的癌症焦虑浮现了。这个受苦于虑病与偏执式焦虑的病患对我非常多疑，而且特别怀疑我和一些对他有敌意的人是同伙的。有一次他梦见一位侦探逮捕了一个带有敌意和迫害性的人，把他关入牢里，但是之后这名侦探被证实是不可靠的，还是敌人的同伙。这名侦探代表了我，整体的焦虑是内化的，而且和绦虫的幻想有关；关敌人的牢房则是他的内在，事实上是他内在监禁迫害者的特殊部分。明显地，危险的绦虫（他的联想之一为绦虫是双性恋）所表征的是，对他带有敌意的双亲联盟（实际上正在性交）。

正当绦虫的幻想被分析的时候，这位病患发生了下痢，X误以为其中夹杂着血，他非常恐惧，认为这证实了他体内有危险的事件正在发生。这种感受的基础来自于在幻想中，他在自己体内用有毒的排泄物攻击了双亲联盟。下痢对他来说是有毒的排泄物，也是他父亲的坏阴茎；他以为粪便中所含的血是我的表征（这点在我与血连结的联想中显示出来），因此下痢是危险武器的表征，他用这些武器来对抗内化的坏父母，以及被毒害与破碎的双亲——绦虫。在他儿童期早年时，他曾在幻想中用有毒的排泄物攻击了真实的父母，并且真的在他们行房时用排便来干扰他们。下痢对他而言向来是很可怕的事情。伴随这些对真实父母的攻击，他所有的交战被内化，而其破坏性威胁到他的自我。我也提及，这个病人在分析中记起了大约在十岁时，他曾确实感到有个小人在他的胃里控制、指使他，他必须配合执行，即使那些作为总是不正当与错误的（他曾经对真实父亲的要求有类似的感觉）。

当分析有所进展，他对我的不信任也减弱的时候，他变得非常在意我。X总是担心他母亲的健康，然而他无法真正爱她，虽然他尽其所能地讨好她。现在，随着对我的关心渐增，强烈的爱与感恩浮现了，伴随着无价值感、哀伤与忧郁的感觉。这个病人从未感到真正的快乐，可以说他的忧郁已经扩散到整个生活，但是他未曾真正处在忧郁状态中。在分析中，他经历了深度忧郁的阶段，表现出这种心智状态的所有典型症状。同时，与其虑病痛苦有关的感觉与幻想改变了，例如，病人担心癌症会扩散到胃壁，不过现在看起来，当他为了胃而害怕时，他真的想要保护在他里头的“我”——实际上是内化的母亲，他以为这个母亲受到父亲的阴茎及他自己的本我（癌症）攻击。又有一次，这个病患幻想（与身体的不适有关）自己可能会死于内出血，后来呈现的是我被视为是出血，好的血代表了我。我们应该还记得，当偏执焦虑主导，而我被认为是迫害者的时候，我也被认为是坏的血，这些血与下痢（坏父亲）混在一起；现在珍贵的好血代表了我，失去它意指我的死亡，也意味了他的死亡。明显地，他现在认为造成其所爱客体及他自己死亡的癌症——也代表了坏父亲的阴茎——实际上更被认为是他自己的施虐，特别是他的贪婪，这是为什么他感到如此没有价值与绝望。

当偏执焦虑主导，对结合的坏客体的焦虑也开始占优势时，X感受到的只有对自己身体的虑病焦虑；而当忧郁与哀伤开始的时候，对好客体的爱与关心显现了，焦虑的内容及整体的感觉与防卫也改变了。在这个案例及其他案例中，我发现了偏执的恐惧与怀疑增强为应付忧郁位置的一种防卫，并导致了忧郁位置被这些恐惧与怀疑所遮蔽。现在我要引用另外一个案例Y，他有强烈的偏执与忧郁现象（以偏执为主）及虑病，他对身体不适的许多抱怨占用了大部分的分析时间，间或穿插着他对周遭人们的强烈怀疑感，通常与他们有直接关系，因为他认为他们用某种方法引起了他身体上的种种不适。在经过一番艰难的分析工作之后，当不信任与怀疑减弱，他与我的关系日益改善。显然，埋藏在持续的偏执指控、抱怨与对他人的批评之下，存在着对母亲非常深刻的爱，以及对其双亲与其他人的关心。同时，哀伤与严重忧郁更加明显了。在这个阶段中，关于虑病的抱怨改变了，包括向我呈现这些抱怨的方式及其背后的内涵。例如，这个病人抱怨了许多的身体的不适，然后说他吃了哪些药物，列举了他为自己的胸部、喉咙、鼻子、耳朵、消化道……所做的事情，就好像他在照料这些身体与器官的部位。他继续说到他对于一些受他照料的年轻人的关心（他是老师），以及他对某些家人的担忧。明显地，他想要治愈的各种器官被认为是内化的兄弟姐妹，他对他们怀有罪疚感，必须永久地保存他们。他过度焦虑地想要补偿他们，因为他在幻想中已经伤害了他们，他为此感到过度哀伤与绝望，这点导致了偏执焦虑与防卫的升高，而对他人的爱与关心及对他们的认同被怨恨所掩埋了。同样地，在这个案例中，当忧郁完全显现而偏执焦虑减弱的时候，虑病的焦虑变得与内化的所爱客体及自我有关，而早先的时候它们被经验为只和自我有关。

在试图区别运作于妄想症及忧郁状态的焦虑内涵、感觉及防卫之后，我要再次清楚表明的是，依我的观点，忧郁状态的基础在于偏执状态，并且起源于它。我认为忧郁状态混合了偏执焦虑及那些焦虑内涵、痛苦的感觉及防卫，这些与即将失去的完整所爱客体有关。若能为那些特殊的焦虑与防卫引介一个词，也许能加深对妄想症与躁郁状态之结构与本质的了解。

在我看来，只要忧郁状态持续，不论是正常、精神官能症、躁郁或混合状态的病例，总是存在着这类特别的焦虑、痛苦的感觉，以及这些防卫的各种变异；我将它们称为忧郁心理位置。

如果这个观点被证明是正确无误的话，我们应该能够了解那些常见的案例，它们混合着偏执与忧郁倾向，如此我们就可以分离出构成这些案例的元素。

我在本文所提出关于忧郁状态的思考，可能让我们更加了解仍然相当谜样的自杀反应。根据亚伯拉罕与詹姆士·葛罗夫的发现，自杀是指向被内射的客体。但是，在自杀时，自我试图谋杀它的坏客体，在我看来，它总是以保存其所爱的内在或外在的客体为目标。简而言之，某些自杀案例背后所潜藏的幻想，除了要保存内化的好客体及认同好客体的部分自我之外，也要摧毁认同于坏客体的自我及本我，于是自我方能够与其所爱的客体结合在一起。

在其他的案例中，自杀似乎受到同样类型的幻想所决定，但是它们是与外在世界及真实的客体有关，有部分被当作是内化客体的替代品。如先前所说的，个体怨恨的不仅是他的“坏”客体，还有他的本我，并且是非常强烈的。借由自杀，他的目的可能是要将他和外在世界的关系做个清楚的了断，因为他想要从自己身上或是自我认同于坏客体及本我的部分，摆脱掉某些真实的客体，或是整个世界所代表的及自我所认同的“好”客体。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他自身对母亲身体的施虐攻击，而对幼儿来说，母亲的身体就是外在世界最初的表征。对真实（好）客体的怨恨与报复，在此过程中总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过，特别是无法控制且危险的恨意，持续在他身上累积着。借由自杀，重郁患者多少是努力想从这些恨意中保存他的真实客体。

弗洛伊德曾说躁症的基础和抑郁症具有相同的内涵，而且是逃避后者的一种方式。我认为，自我在躁症中寻求庇护，不只是为了要逃避抑郁症而已，也是要逃避无法掌控的妄想症状态。自我对其所爱客体痛苦而危险的依赖，驱使它去寻求自由，但是它对这些客体的认同过于深远而难以放弃；另一方面，自我受困于对于坏客体与本我的恐惧，在试图逃离这一切苦难时，它求助许多不同的机制，其中有些机制因为从属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互不兼容的。

我认为，全能感是躁症最初及最重要的特征，再者（如海伦娜·朵伊契在1933年提到的），躁症是建立在否认机制上。不过，我和朵伊契不同之处在：她主张这种“否认”是与性蕾期及阉割情结相关（对女孩来说，是否认缺少阴茎）；然而我的观察所得到的结论是，否认的机制源自于最早的阶段，在此阶段中，尚未发展的自我奋力抵御最为强烈而深切的焦虑，亦即它对于内化之迫害者及本我的恐惧，也就是说，首先被否认的是精神现实，而自我可能继续否认相当程度的外在现实。

我们知道精神盲点可能导致个体完全与现实隔绝，并且使其完全失去活力。不过，在躁症之下，否认是伴随过度活跃而发生，虽然如朵伊契所指出的，这样的过度活跃通常无法获致任何真正的成果。我曾经解释过，在此状态中，冲突的来源是自我不愿意也无法放弃其内在的好客体，却又努力想逃离依赖好客体的危险，就如同想逃离坏客体一样。自我试图脱离一个客体，同时又不想完全放弃，这似乎受到自我强度的增加而决定。它成功达到如此的妥协，借由否认好客体的重要性，也否定了它受坏客体与本我威胁的危险。不过，自我同时不停地努力要驾驭和控制所有的客体，证据就是过度活跃。

在我的观点中，特别与躁症有关的是全能感的运用，目的是为了控制与驾驭客体。这点的必要性是基于下列两个理由：（一）为了否认经验到对它们的恐惧；（二）因此修复客体的机制（在先前的忧郁心理位置时获得的）可以被完成。借由驾驭其客体，躁症者会想象，他不仅要防止它们伤害自己，也要防止它们互相伤害。其驾驭是要使他能够特别去防范他所内化的父母之间危险的性交，以及它们在他内在的死亡。由于躁动防卫呈现了如此众多的形式，以至于理所当然地不易假设一个广泛概括的机制。不过，我相信我们的确具有这样的机制（虽然有无限多的变异）来驾驭内化的双亲，虽然在这同时，内在世界的存在是被轻视与否认的。我在儿童与成人身上都发现了，当强迫式精神官能症是最有力的因子时，这种驾驭表示将两个（或是多个）客体强迫分开；反之，在躁症正在升高的时候，病患则诉诸较为暴力的方法。也就是说，虽然客体被杀死，不过个体是自大全能的，他以为他可以立即使它们重生，我的一个病人称此过程为“将它们保持在假死的状态下”。与杀戮相互对应的是破坏客体的防卫机制（从最早期的阶段所留存下来的），与复活相对应的则是对客体所做的修复。在这个位置上，自我在与真实客体的关系上达到妥协。对客体的渴望——如此独特地显示了躁症的特质——指出自我曾经留存了一个忧郁心理位置的防卫机制：内射好的客体。躁症者否认了伴随这种内射而来的种种不同焦虑形式（也就是说，焦虑于他会内射坏的客体，或是会因为内射过程而摧毁其好客体）。否认不仅和本我的冲动有关，也和他对于客体安全的顾虑有关，因此我们可以假定自我与自我理想（ego-ideal）成为相互一致的过程（如同弗洛伊德曾经显示的，它们在躁症中会有这样的表现）如下：自我用食人的方式（这顿“盛宴”——如弗洛伊德在对躁症的说明中所称）结合了客体，但是否认感受到任何对客体的关心。自我辩解道：“当然，如果这个客体被摧毁的话，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反正有这么多其他的客体会被结合。”像这样贬低客体的重要性并轻视它，在我看来是躁症的特质，让自我能够达到部分脱离（detachment），我们观察到这与自我对客体的渴望是相随的。这样的脱离是自我在忧郁心理位置时无法做到的，它代表了一种进步，在自我与其客体的关系上强化了自我。不过，这些进展受到那些先前描述过较早期的机制所反制，自我在躁动状态下同时运用了这些机制。

在我继续提出关于偏执、忧郁及躁动心理位置在正常发展上所扮演角色的意见之前，我要谈关于一个病患的两个梦，这些梦说明了某些我已提出与精神病心理位置有关的论点。在各种症状中，我在此仅提及严重的忧郁状态与偏执焦虑及虑病的焦虑，这些症状导致病人C前来接受分析。当他做这些梦的时候，分析进展得相当顺利。他梦到正与双亲一同旅行，在一个火车车厢中，可能是没有顶盖的，因为他们处于露天环境中。这个病人感觉他正在“处理整件事情”——照顾父母亲，他们在梦中比现实中更老、更需要他的照顾。父母亲分开躺在两张床上，不像平常一样并排，而是床尾接合在一起的。病人发现他很难让父母保暖。接着，在父母亲的观看之下，他在一个脸盆中小便，这个脸盆的中央有个圆柱形的物体。对着脸盆小便似乎不大容易，因为他必须很小心不尿到圆柱形的物体。他觉得如果能够精确瞄准圆柱体，而不溅到周遭任何地方的话，就不会有麻烦。小便完的时候，他注意到脸盆溢出来了，并对此感到不满。他在小便的时候，注意到自己的阴茎非常巨大，因而感到不安，就好像他的父亲不应该看到它，因为他感觉会被父亲殴打，而且他也不想羞辱父亲。同时他感到借由小便，能让父亲免于起身小便的麻烦。话说到此，病人停了下来，说他真的感觉到好像双亲是他的一部分。

在梦中，他认为一个圆柱体的盆子是中国式的花瓶，但并非如此，因为瓶颈不是在瓶口底下，一如花瓶该有的样子，而是“在不对的地方”，因为它是在瓶口上面，甚至可说是在里面。这个病人将瓶口联想到玻璃碗，像是在他祖母家的油灯，而圆柱形的部分则让他想到煤气灯的白炽罩。接着他想到一个黑暗的通道，尽头有一盏点着小火的煤气灯，他说这个景象引起一种悲哀的感觉，使他想到贫穷破烂的房子，那里除了这盏点着小火的煤气灯之外，似乎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事实上，只要有人去拉那条细绳，煤气灯就会完全燃烧。这使他想到他总是很惧怕瓦斯，他感到瓦斯炉火焰就好像是狮子的头一般，会跳跃到他身上咬他。另外一件使他害怕的事情是当瓦斯释出时所发出“砰”的爆裂声响。在我诠释了瓶口的圆柱体及煤气灯的白炽罩是同样的东西，而且他害怕小便在里头，是他因为某种原因不想让火焰熄灭之后，他回答说当然不能用那种方式来熄灭火焰，因为之后会有毒留下，不像蜡烛只要吹熄就好。

当晚这个病人做了以下的梦：他听到烤箱中煎炸东西滋滋做响的声音，他无法看到是什么，但是他想到某种褐色，也许是一个肾脏正在平底锅里煎炸，他听到的声响则像是一种细小的滋滋声或是哭泣声，感觉是一种生物正被煎煮着。他的母亲在那里，他试着让她注意到这件事，让她了解油炸活的东西是最不该的事情，比用沸水烹煮更糟，那是更痛苦的，因为热油不会使它整个烧起来，以至于在剥皮时它还活着。他无法让母亲了解这些，她似乎也不在意，这让他担心但又感到放心，因为他想如果她不在乎的话，事情也不至于这么糟的。他在梦中没有打开的烤箱——他完全没有见到那个肾脏与平底锅——使他想起了电冰箱。在一个朋友的公寓中，他曾一再将冰箱的门与烤箱的门搞混，他纳闷，是否在某方面来说，热与冷对他是一样的东西。平底锅中折磨人的热油，让他想到一本孩提时读过关于酷刑的书，当时他对斩首和用热油的酷刑感到特别兴奋。斩首让他想到查尔斯国王，他向来对于他被处决的故事很兴奋，后来也发展出对此的热爱。至于用热油的酷刑，是他经常会想到的，他想象自己在这样的处境中（特别是自己的双腿被烧灼），并试图去了解如果必须如此做的话，要如何才能尽可能将痛苦减到最低。

在病患告诉我这个梦的当天，他第一次提到我为了点烟而划火柴的方式，他说显然我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来划火柴，因为有一小片火柴头碎屑弹到他。他的意思是我划火柴的角度不对，然后继续说道：“像我的父亲一样，打网球时用不对的方式发球。”他想知道之前在分析中，这种火柴屑飞向他的事情有多常发生（他曾提到我的火柴一定是愚蠢的，但是现在这种批评指向我划火柴的方式）。他不想说话，抱怨说他在过去两天患了重感冒，觉得头很重、耳朵塞住了，黏液也比先前几次感冒时更黏稠。然后他说出那个我先前提到的梦，在联想的过程里，他又一次提到感冒，说感冒使他不想做任何事。

透过这些梦的分析，我对这个病人在发展上的某些基本重点有了新的发现。这些在他之前的分析中就已经浮现并且被修通了，但是现在又以新的连结显现，而且变得相当清晰，并对他具有说服力。我现在要挑选的仅限于那些对本文所获致的结论有影响的重点；我要声明的是，我并没有足够篇幅来引用他所有重要的联想内容。

梦中的小便引向了早期指向双亲的攻击幻想，特别是针对他们的性交。在潜意识中，C幻想咬他们、吃掉他们，还有其他的攻击，包括尿在父亲的阴茎上面和里头，想要剥它的皮、烧灼它，使父亲在性交时让母亲体内着火（用热油的酷刑）。这些幻想延伸到母亲体内的许多婴儿，他们也会被杀死（烧死）。活生生被煎炸的肾脏代表了父亲的阴茎，相当于粪便，也代表了母亲体内（那个他不曾打开的烤箱）的许多婴儿。将父亲阉割是借由斩首的联想来表达，占用父亲的阴茎则是由其感觉阴茎如此巨大，以及他为自己和父亲小便所显示（在自己的阴茎里头拥有父亲的阴茎，或是两者接合在一起的幻想，在分析中大量浮现）。这个病人尿在脸盆中也意味着他与母亲的性交（借由梦中的脸盆与母亲，代表了她真实的与内化的形象）。那个性无能与被阉割的父亲被安排观看这个病人与母亲的性交，这反转了病人在儿时幻想中所经历的处境。想要羞辱父亲的愿望，以他不该这样做的感觉表达。这些（与其他的）施虐幻想激发了不同的焦虑内涵：无法让母亲了解她正受到她体内的阴茎烧灼与咬嚼之危险（正在燃烧且会咬人的狮子头，他点燃的瓦斯炉），还有她的婴儿们有被烧灼的危险，同时对她也是个危险（烤箱中的肾脏）。这个病人所感觉到圆柱形的瓶脚“在不对的地方”（在盆中而不是在外面），表达的不仅是他早期对于母亲将父亲的阴茎放入她身体中的恨和嫉妒，也是他对于发生这种危险的焦虑。他那使受到折磨的肾脏与阴茎保持存活的幻想，表达了对父亲与婴儿的破坏倾向，以及在某个程度上想要保存他们的愿望。父母躺卧在位置特殊的床上——与真实卧房中的床不同——显示的不只是原初的攻击与嫉妒驱力，要在他们性交时将他们分开，也是唯恐他们会被性交所伤害或杀害，因为在此幻想中，儿子安排的性交是如此危险。指向父母亲的死亡愿望引至对于他们死亡的巨大焦虑，这点表现在关于梦中燃着小火的瓦斯灯、上了年纪的父母（比实际年龄更老）、他们的无助，以及病人务必要帮助他们保暖的联想与感觉。

为了应付罪疚感及对自己所造成的灾难负责任，C的防卫之一显示在联想到我划火柴和他父亲开球（网球）的错误方式。于是，他让父母为他们错误而危险的性交负责，但是根源于投射的被报复恐惧（我在烧灼他），则是借由他的批评来表现——他纳闷在分析过程中，我的火柴有多常飞向他，以及所有其他与对他的攻击（狮子头、燃烧的油）有关的焦虑内涵。

他内化（内射）了双亲的事实，透过下列的方式呈现：（一）火车厢——他在里头与父母一起旅行、持续照顾他们、“处理整件事情”——表征了他自己的身体；（二）敞开的车厢——和他的感觉对比——表征了他们的内化，即他无法从他的内化客体获得自由，但是车厢敞开是对这点的否认；（三）他必须为父母做所有的事，甚至为他的父亲小便；（四）确切地表达他感觉到他们是他自己的一部分。

但是，透过内化双亲，我以前曾提过与真实父母有关的所有的焦虑处境，也被内化而且大量增加、增强，并有部分性质被改变了。他的内部有容纳了燃烧的阴茎与频死小孩的母亲（放着煎锅的烤箱），而且，还有进行危险性交的父母，必须要将他们分开才行。这种必要性成为许多焦虑情境的来源，分析中也发现这种必要性是其强迫症状的基础。双亲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从事危险的性交，互相烧灼与吃掉彼此，而且，由于他的自我已经成为所有这些危险处境发生的所在，因此他们也会将他摧毁。于是，他同时得为他们和自己承受极大的焦虑。他对于内化的父母即将死亡充满了哀伤，但是，同时他又不敢让他们完全重生（他不敢拉那条瓦斯灯的细绳），因为，他们的全然复生将意味性交，而性交则会导致他们和他自己的死亡。

再来是来自于本我的危险，如果受到某些真实挫折所激发的嫉妒与恨累积在他身上，在其幻想中，他将会再次用他滚烫的排泄物来攻击那个内化的父亲，以干扰双亲性交，这些引起了新的焦虑。不论是内在的或外在的刺激，都可能增加他对于内化迫害者的偏执焦虑。如果他杀死内在的父亲，死亡的父亲会变成一个特别的迫害者。我们可以从这个病人的说法（以及他后续的联想）看到端倪：如果瓦斯被液体熄灭的话，会留下毒物。此处偏执的心理位置浮现了，而内在的死亡客体等同于粪便和胀气。不过，在这个病人的分析初期曾经非常强烈，而稍后大大减弱了的偏执心理位置，并未在梦中显现。

在梦中显现的主要是与他对所爱客体的焦虑有关的痛苦感受，而且，如我之前曾经提到的，这种感受是忧郁心理位置的特征。在梦中，这个病人用各种方式来处理忧郁心理位置。他用施虐躁动控制他的双亲，将他们彼此分开，从而阻止他们进行既愉悦又危险的性交；同时，他照顾他们的方式也显示了强迫的机制。不过，他克服忧郁心理位置的主要方式是修复，在梦中他完全将自己献身给父母，以求让他们保持活力和舒适。他对母亲的关心回溯到最初的儿童期，想要将她放在对的位置、将她和父亲复原，并且让婴儿成长的驱力，在他所有的升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他内部发生的危险状况与其虑病焦虑之间的关联，显现在这个病人所声称做那些梦的那段时间罹患的感冒，似乎那些异常浓稠的黏液被视为脸盆中的尿液——也被视为炒锅中的油脂——同时又被视为他的精液。另外，在他感到沉重的脑袋中，他承载了双亲的性器（装有肾脏的炒锅）；那些黏液被认为是要在母亲的性器与父亲的性器接触时提供保护，同时，意指与内在的母亲性交。他脑中的感觉是遭到阻滞，这种感觉与阻挡双亲性器互相接触是相符的，也因而分离了他的内在客体。引发这个梦的刺激，是他在做这些梦不久前所遭遇的一个真实挫折，虽然这个挫折并未导致忧郁，却在潜意识中影响了他的情绪平衡状态，这一点在梦里是很明显的。在梦中忧郁心理位置的强度似乎增加了，而病人强烈防卫的效果也相当程度地减弱了，但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并非如此。有趣的是，对这些梦的另一个刺激是非常不一样的，它发生在这个痛苦的经验之后：他很享受与父母一起进行的一趟短期旅行。事实上，这个梦开始的方式使他想起了这趟愉快的旅行，但是，接着而来的忧郁的感觉覆盖了满足的感觉。如同我之前指出的，这个病人以前对母亲有非常多的担心，但这种态度在分析中已经改变许多了，他目前和父母维持着相当快乐无忧的关系。

对我来说，我所强调的关于那些梦的论点，显示了在最初婴儿期就已经开始的内化过程，促成了精神病心理位置的发展。我们看到当父母被内化时，针对他们的早期攻击幻想是如何导致对外在迫害产生偏执式的恐惧，以及对于内在的迫害产生了关于结合的客体即将死亡的哀伤与痛苦及虑病的焦虑，并导致个体试图运用全能的躁动方式来驾驭内在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这些痛苦被强加在自我之上。我们也看到，当复原的倾向增加时，被内化的双亲的专横与施虐控制是如何得到缓解。

碍于篇幅，我无法在此详加探讨正常儿童修通忧郁及躁动心理位置的各种方式，但在我的观点，这形成了正常发展的一部分，因此，我仅提出几个一般性的评论。

在我先前的著作中及本文开头处，我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在生命最初几个月中，小孩子经历了偏执焦虑，这种焦虑和拒绝他的“坏”乳房有关，而在他的感觉里，此坏乳房是外在的与内化的迫害者。从这种与部分客体的关系，以及它们等同于粪便，儿童在这个阶段与所有客体的关系，形成了幻想的及不合乎现实的特质——对他自己身体的各部位、周遭的人们及事物，这些人事物在最初的时候只是模糊地被感受到。在生命之最初两到三个月中，儿童的客体——世界可以说是由敌意的、迫害的或是满足的片断及部分的真实世界所组成。很快地，儿童愈来愈能够感受到完整的母亲，而且这种比较合乎现实的感受延伸到母亲以外的世界中（与母亲和外在世界有好的关系，可以帮助儿童克服早期的偏执焦虑，此事实对于儿童最早期经验的重要性带来了新的了解。从一开始，分析向来就是强调儿童早期经验的重要性。但是，对我来说，似乎只有当我们能更认识到关于儿童早期焦虑的本质与内涵，以及在其真实经验与幻想生活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时，我们才能充分了解为什么外在因素是如此重要）。不过，当这种状态发生的时候，儿童的施虐幻想与感觉正处于高峰，特别是食人的那种。同时，现在儿童经验到对母亲的情绪态度有所转变，原本对乳房的原欲固着发展成将她视为一个人的感觉，于是破坏的感觉与爱的感觉同时被经验到，指向了同一个完整的客体，这点在儿童的心中引发了深刻而困扰的冲突。

在正常的发展下，大致在四到五个月大的这个发展点上，自我面临了必须承认精神现实与外在现实到某个程度的必要性。于是，自我认知到所爱的客体同时也是为它所恨的，此外，真实的客体与想象中的人物，不论是外在或内在的，都是彼此息息相关的。我在他处曾指出，在幼童身上，与真实客体的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和非真实意象的关系——就像在不同的层面上——两者都是过分好与过分坏的形象。而且，这两种客体关系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程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增加着。在我看来，这个方向的最初几个步骤，是发生在当儿童开始认识自己完整的母亲，并且将她视为一个完整的、真实的、被爱的人，于是，忧郁心理位置——我已经在本文中描述了这个位置的特征——浮现了。这个心理位置受到“失去所爱的客体”的刺激与增强，这是婴儿在母亲的乳房被移开时一再经验到的，而这样的失落在断奶时达到了高峰。桑多·雷多（1923）曾指出“在忧郁的性情中，最深处的固着点可以在被威胁失去爱的处境中找到（弗洛伊德），特别在婴儿的饥饿处境中更是如此”。引用弗洛伊德所说的——在躁症中，自我再次与超我联合在一起了。雷多得到如此的结论：“这个过程是在精神内在忠实地重复了吸吮母亲乳房喝奶时与她融合的经验。”我同意这样的说法，但是我的观点在几个重要的论点上相异于雷多获得的结论，特别是关于他认为罪疚感与这些早期经验发生关联的间接迂回方式。

我曾经指出，在我看来，从婴儿还在吃奶的阶段，也就是当他知道母亲是完整的人，并且从内射部分客体进展到内射完整客体时，婴儿便经验到一些罪疚与懊悔的感觉，也经验到一些痛苦，这些痛苦是来自于爱与无法控制的恨之间的冲突，还有一些关于所爱的内化与外在客体即将死亡的焦虑，也就是如同在成人抑郁症中所见充分发展的痛苦与感觉，只是在婴儿身上程度比较轻微。当然，这些感觉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被经验到，婴儿和成人抑郁症患者在整体情境与防卫方面是相当不同的，婴儿在母亲的爱护下一再获得了保证。不过，重点在于这些由自我与其内化客体之关系所导致的痛苦、冲突与罪疚和悔恨的感觉，在婴儿阶段就已经开始活跃。

如我曾经提到的，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偏执与躁动的心理位置，如果婴儿在这个生命阶段无法从内在建立其所爱的客体——如果内射“好”客体失败了——那么“失去所爱客体”的情境便已经发生，和成人抑郁症所见的情况是同样的意涵。如果在这个早期发展阶段，婴儿无法在自我中建立所爱的客体，那么断奶前后失去乳房的经验，便会造成首次且根本地失去外在真实的所爱客体，这将会在日后导致忧郁的状态。在我看来，也是在这个早期发展阶段中，躁动幻想便已经开始了，最初是控制乳房，稍后很快地开始控制内化的父母及外在的父母；此幻想具备所有我曾描述过躁动心理位置的特征，并被用来对抗忧郁心理位置。任何时候当孩子在失去了乳房后又再次找到它时，躁动过程启动了——借由此过程，自我与自我理想相互达到一致（弗洛伊德）。由于小孩被喂食而获得的满足，不只被感觉为食人吞并了外在客体（弗洛伊德所谓的躁症“大餐”），也启动了与内化所爱客体有关的食人幻想，这又连结到对这些客体的控制。毋庸置疑地，在这个阶段，孩童愈是能够与真实的母亲发展出快乐的关系，便愈能克服忧郁心理位置。不过，一切都取决于孩童如何能在爱及无法控制的恨与施虐倾向的冲突中找到出路而定。如我之前曾经指出的，在最初的阶段中，迫害客体与好客体（乳房）在孩子心中被远远地分开，随着内射了完整的真实客体，它们彼此接近时，自我便一再诉诸分裂的机制——这机制对于客体关系的发展是如此重要，也就是分裂其意象为被爱的与被恨的，即好的与危险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事实上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对于客体关系的爱恨交织，即与完整且真实的客体之关系。在意象的分裂中形成的爱恨交织，让幼儿能更信任其真实客体及内化的客体——更爱它们，并更能实现儿童复原所爱客体的幻想。同时，偏执焦虑与防卫则被导向“坏”客体；自我从真实的“好”客体所获得的支持，因逃离机制（flightmechanism）而增加了，这样的机制在其外在与内在的好客体之间轮替着。

似乎在这阶段中，外在与内在的、被爱与被恨的，以及真实的与想象的客体的统合是这样被完成的：统合的每一步骤再次导致了意象的重新分裂；不过，当对外在世界的适应增加时，这种分裂发生的层面将愈来愈接近现实，持续到对于真实与内化客体的爱及信任被妥善建立为止。那么，爱恨交织——部分作为应付个体自己的恨，以及所恨的恐怖客体的防护措施——将会在正常的发展中再次以不等的程度减弱。

随着对真实的好客体的爱渐增而来的，是对于个人爱的能力有更多的信任，以及对于坏客体的偏执焦虑减弱了，这些改变导致了施虐的减弱，对攻击有更好的驾驭及发泄方式。在克服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的正常过程中，扮演最为重要角色的修复倾向，受到各种不同方法启动，我将只提出其中两种方法：躁动的与强迫症的防卫与机制。

由内射“部分客体”迈入内射完整的所爱客体及其所有意涵，似乎是发展上最关键而重要的一步，真正的成功主要取决于自我如何在发展的前驱阶段中处理其施虐及焦虑，以及它是否已经与部分客体发展出强烈的原欲关系。不过，一旦自我已经完成这一步骤，它就像是到达一个转折点，从此决定整个心智构造的方式将往不同的方向分歧。

我已经用相当篇幅探讨当无法维持对内化的及真实的所爱客体之认同，可能会导致精神病，例如忧郁状态、躁症或妄想症。

现在我要提出一两个自我试图用来终止所有与忧郁心理位置相关之痛苦的方式：（一）借由“逃到‘好的’内化客体”，舒米登堡（1930）曾提到这个机制与精神分裂有关。自我已经内射了完整的所爱客体，但是由于它当下对内化迫害者的恐惧——这些内在迫害者被投射于外在世界中——因此自我借由过度相信其内化客体的仁慈来寻求庇护，这样逃避的结果可能导致否认了精神与外在现实，以及造成最深度的精神病。（二）以逃避到外在的“好”客体来否认所有内在与外在焦虑，这是精神官能症的特征，而且可能导致对客体的盲从依赖及自我的弱化。

如同我之前所指出的，在正常修通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中，这些防卫机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若无法成功修通这个心理位置，可能致使另一次曾提到的逃离机制占优势，导致严重的精神病或精神官能症。

我已经在本文中强调，以我的观点来看，婴儿期的忧郁心理位置在儿童发展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儿童及其爱的能力之正常发展，主要是决定于自我如何修通这个关键的心理位置。这点又有赖于最早期之机制（这些机制在正常人仍是维持其作用的）所进行的修正，能符合自我及其客体之关系的改变，以及取决于忧郁的、躁动的及强迫的心理位置与机制之间成功的互动。

第十八章 断奶（1936）

人类历史上最重要而影响深远的发现之一，是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心智的存在，以及其核心在最初的婴儿期就开始发展了。婴儿期的感觉与幻想就好像在心智中留下了印记，这些印记不会消退，而是被储存起来、保持活跃，并且对个人的情绪与智能生活发挥持续而强烈的影响。最初被经验到的感觉与外在及内在的刺激有关；婴儿在被喂奶时经验到来自于外在世界的最初满足，分析显示，这种满足只有一部分是来自于饥饿的缓解，而同样重要的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婴儿因吸吮母亲乳房得到刺激时所经验到的愉悦。这样的满足是儿童性特质基础的一部分，也是它的最初表现；当温暖的乳汁注入喉咙而充满了胃的时候，婴儿也经验到愉悦。

婴儿对不愉快的刺激及愉快感觉受到挫折的反应，是恨与攻击的感觉，这些恨的感觉和愉悦的感觉一样，都被导向相同的客体，也就是母亲的乳房。

分析工作显示：几个月大的婴儿的确沉浸在建构幻想中，我相信这是最原初的心理活动，而且幻想几乎是从一出生时就已经存在婴儿的心智中。似乎小孩子对所接收的每一个刺激都立即以幻想来反应：对不愉快的刺激——包括单纯的挫折——回以攻击的幻想，对满足它的刺激则透过那些以愉悦为主的幻想做响应。

如同我先前所说的，所有这些幻想的客体最初都是母亲的乳房，这么说也许奇怪，为何将一个小孩的兴趣焦点局限在一个人的一部分，而不是在整个人身上？我们必须谨记，毕竟这个阶段的孩子对于身体及心理上的知觉能力处于极度未发展的状态，另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幼儿只在意他立即的满足或是缺少了满足，弗洛伊德称之为“愉悦——痛苦原则”，因此，母亲那提供满足或拒绝的乳房被加上了好与邪恶的特质。现在，我们称为“好”乳房的，会成为往后一辈子里所有被认为是好与有利之事物的原型，而“坏”乳房则代表了所有邪恶与迫害的事物。这点可用以下事实来解释：当小孩将他的恨指向拒绝的或“坏”乳房时，他赋予了乳房所有属于他自己对它的活跃恨意，即所谓投射的过程。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过程同时进行着，即内射的过程。内射意指儿童的心理活动，借由这样的活动，在儿童的幻想中，他将他在外在世界知觉到的每一件事物摄取到自己内部。我们知道在这个阶段中，儿童是透过嘴来获得主要的满足，于是嘴便成为在幻想中摄取食物及外在世界的主要管道。不只是嘴，在相当程度上，身体的所有感官与功能都进行着这样的“摄入”过程，例如，儿童透过眼睛、耳朵、碰触等方式来吸入、摄入。起初，母亲的乳房是他持续渴望的客体，因此是第一个被内射的。在幻想中，儿童将乳房吸入体内，咀嚼并吞下它，于是他感觉他真的得到了它，在体内拥有母亲的乳房，而这乳房具有好的与坏的面向。

儿童聚焦及依附在人的一部分上，是这个早期发展阶段的特征。这很充分地说明了儿童与每一件事物的关系都具有幻想与不合乎现实的性质，包括他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以及其他人和无生命的物体——所有这些人事物在最初的时候当然只是隐约被知觉到而已。最初两或三个月大的婴儿的客体世界，可以说包含了真实世界中满足他或是带有敌意与迫害性的某些部分。大约在这个年龄，他开始视母亲与周遭的人为“完整的人”，随着他将母亲俯视他的脸庞及爱抚他的手，与满足他的乳房连结在一起，对她（他们）的现实知觉也逐渐发生，而能知觉“整体”的能力（当对“整体的人”的愉悦受到确认，并且对他们怀有信心的时候），也涵盖了母亲之外的外在世界。

此时其他的改变也发生在小孩身上，当婴儿几周大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他确实开始在清醒时能够有一些享受的片刻；从表现来判断，有些时候他感到相当快乐，似乎在刚刚提到的这个年纪，过强的局部刺激减弱了（例如，在最初排便通常他是感到是不愉快的），而且在各种身体功能运作下，也开始建立起较佳的协调，这导致不只是在身体上，在心理上也更能适应外在与内在刺激。我们可以猜测，最初他感觉为痛苦的刺激不再是相同了，某些痛苦的刺激甚至变成愉悦的。现在缺乏刺激本身可以被感觉为一种享受，这个事实显示了他不再那么容易受到因不悦的刺激而引起的痛苦感觉所动摇了，或者是不那么渴望有关哺乳提供的立即而完全的满足所带来的愉悦刺激；他对于刺激有了较佳的适应，这使得获取立即而强烈满足的必要性变得不那么急迫了。

我已经提及关于带有敌意的乳房的早期幻想及被害恐惧，也解释了它们与幼儿幻想中的客体关系如何产生关联。儿童经历外在及内在之痛苦刺激的最早期经验，为带有敌意的外在及内在客体的幻想提供了基础，而该经验主要促成了这些幻想的建立。

在心智发展的最早期阶段中，在婴儿的幻想中，每一个不舒服的刺激显然都与“敌意的”或拒绝的乳房有关；而另一方面，每一个愉悦的刺激则与“好的”、满足的乳房有关。在此我们似乎有了两个范畴，其一为仁慈的，其二则为邪恶的，两者都是植基于外在或环境因素与内在精神因素之间的互动。因此，痛苦刺激在量或强度上的减弱，或在调适它们的能力上有所增强时，都有助于减弱恐怖幻想的强度，并能够让儿童着手于对现实有更好的适应，这样一来，又有助于减弱恐怖幻想。

对于适当的心智发展来说，很重要的是，儿童必须要受到我刚刚概述的仁慈范畴之影响，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儿童会得到很大的协助去建立母亲为一个人的印象；增长了母亲为一整体的感受，代表了很重要的改变，不只是在智力方面，也是在情绪发展方面。

我已经提到具有满足的、情欲的及攻击本质的幻想与感觉，大多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样的融合被称为施虐），并且在儿童的早期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首先，它们是聚焦在母亲的乳房上，但是逐渐延伸到她的整个身体；贪婪的、情欲的及破坏性的幻想与感觉，是以母亲的体内为其客体；在儿童的想象中，他攻击它、掠夺它所有的一切，并且把它吃掉。

最初，破坏性的幻想较具有吸吮的性质，这点多少显示在某些儿童强而有力的吸吮方式上，即便是乳汁充足的时候亦然。儿童愈是接近长牙时，幻想就愈具有撕、咬、嚼碎及摧毁其客体的性质。许多母亲发现远在小孩子长牙之前，这些咬嚼的倾向就显现了。所有这些具有破坏性质的施虐幻想与感觉——如我们在幼儿分析中所见到的——在儿童开始知觉到自己的母亲是完整的人时，便达到最高点。

同时，他现在经验到对母亲的态度有所改变，孩子对乳房愉悦的依附，发展为对母亲整个人的感觉，于是，破坏的与爱的感觉两者在经验中都是指向同一个人，这在儿童的心中引起了深层而困扰的冲突。

在我看来，对儿童的未来很重要的是，要能够从早期的被害恐惧及幻想的客体关系，进展到与母亲整个人及慈爱者的关系。不过，当儿童成功地做到这点时，与其自身之破坏冲动有关的罪疚感会升起，因为他现在害怕这些破坏冲动会威胁到所爱的客体。在这个发展阶段，儿童无法控制其施虐倾向的事实——它在遭遇任何挫折时都会涌现，这更加恶化了冲突及他对所爱客体的担心。再一次地，很重要的是儿童必须满意地处理这些在新情境中被引发的冲突感觉——爱、恨与罪疚。如果冲突经确认是无法忍受的，那么小孩便无法与母亲建立快乐的关系，而且会在后续发展中埋下许多失败的可能。我尤其想谈谈过度或是不正常的忧郁，在我看来，它们最深的来源在于无法有效地处理这些早期的冲突。

不过，现在让我们来思考，在罪疚感与对于母亲死亡的恐惧感（因为潜意识中希望她死亡的愿望而惧怕）被适当地处理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这些感觉对孩子未来的心理健康、爱的能力及社会发展都会有长远的影响。来自于这些感觉的复原愿望，表现在许多保全母亲及各种修复的幻想中。我在幼儿的精神分析中所见的这些修复倾向，是所有建设性活动与兴趣及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量；我们发现它们运作于最初的游戏活动中，并且是儿童满足于自身成就的基础，即使是进行那些最简单的活动，如将一块积木放在另一块上面，或是在一块积木倒下后再让它立起来。这些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幻想中，对他曾经伤害的某人或某些人进行修复。不过，更甚于此的是，即使是婴儿在更早期的成就，诸如玩弄自己的手指、找寻滚到旁边的东西、站立，以及所有自主的动作，我相信也都是与原本就已经存在着修复元素的幻想有关。

近年来，甚至一到两岁的儿童也接受了精神分析，对于非常小的儿童的分析，显示了几个月大的婴儿将他们的粪便与尿液连结到幻想中的礼物，它们不只是礼物，也是他们对母亲或保姆爱的表现，不过，它们也被视为能够促成复原。另一方面，当破坏的感觉主导时，婴儿会在幻想中愤怒与怨恨下排便与解尿，并且将排泄物作为敌对的工具。于是在幻想中，在友善的感觉下所制造的排泄物，被用来作为补偿在愤怒时以粪便与尿液等工具所造成的伤害。

在本文的范围里，不可能充分讨论攻击幻想、恐惧、罪疚感与修复愿望之间的关联，虽然如此，我已经触及这个议题，因为我想要指出攻击的感觉虽导致了这么多儿童心智上的困扰，但同时在其发展上也是最为重要的。

我已经提到儿童在心理上，将其感受所及的外在世界摄入——内射——自己内部；最初，他内射了好的与坏的乳房，但是逐渐地，整体的母亲（也是被认为是好的与坏的母亲）被他摄取于内。随之而来，父亲和其他周遭的人们也被摄入了，刚开始是小规模的，不过和他与母亲的关系是相同的方式。这些人物的重要性与时俱增，随着时间的进展而在儿童的心中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如果儿童能够成功地在心里建立慈祥而助人的母亲，这种内化的母亲将会证实是终其一生最有帮助的影响，虽然这样的影响会自然地随着心智的发展，而在特质上有所改变，它相当于真实母亲对于幼儿生存所拥有的绝对重要地位。我并非意指“内化的”好父母会在意识层面如此被感觉到（即使是幼儿，在心中拥有他们的感觉也是在深度潜意识中），甚或是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人格中某个带有仁慈与智慧的部分，这带来了信心与对自己的信任，有助于对抗与克服内在拥有坏人物及被无法控制的恨意宰制的恐惧感，此外，这些也带来了对家庭外的外在世界之他人的信任。

如我在上文中所指出的，儿童对任何挫折的感觉是非常敏锐的，虽然总是有一些对于现实的适应不断地进行着，但儿童的情绪生活似乎受到满足与挫折的循环所主导。不过，挫折感的本质是非常复杂的。琼斯医师发现挫折总被感觉成是一种剥夺；如果儿童无法获得渴望的东西，他会觉得想要的东西被卑鄙的母亲收起来了，因为她具有控制他的力量。

现在回到主要的问题上：我们发现当孩子需要乳房而它不在的时候，孩子会感觉好像永远失去了它；由于对乳房的概念延伸到对母亲的概念，失去乳房的感觉导致了完全失去所爱之母亲的恐惧感，这意指失去的不仅是真实的母亲，也是内在的好母亲。以我的经验来说，这种对于完全失去好客体（内在与外在）的恐惧，是与已经破坏了她（把她吃掉）的罪疚感交织在一起的，而孩子感觉到失去她是对自己那恐怖行为的惩罚，于是，最令人痛苦与冲突的感觉便和挫折连结在一起，也是因为这缘故而使得单纯的挫折变得如此惨痛。断奶的真正经验极度强化这些痛苦的感觉，或是容易实质化这些恐惧。不过，由于婴儿不可能不间断地拥有乳房，而是会一再地失去它，可以说在某个程度上，他是处在持续被断奶的状态中。不过，关键点是在实际断奶时，他是完全失去且无法挽回乳房与奶瓶了。

我想引用一个案例，它非常清楚地表现了与这种失落有关的感觉。莉塔在两岁又九个月大时开始接受分析，她是一个有着许多恐惧且非常神经质的孩子，极度难带。她那不像孩童会有的忧郁与罪疚感非常明显；她与母亲的连结很紧密，有时会表现出一种夸张的爱，而在其他时候却是对抗的。她来看我的时候，仍然在夜间喝一瓶奶，妈妈说她必须继续如此，因为她发觉试图停止给莉塔喝奶的时候，这孩子显得相当痛苦，要让她断奶是很困难的。莉塔曾有几个月的时间吸食母奶，然后用奶瓶喂奶，刚开始她不接受，之后就习惯了。然后在用一般食物替代奶瓶喂奶时，她再次表现出非常难以接受。在分析她的过程中，她刚刚完成了最后的断奶，因而陷入绝望的状态。她失去了食欲、拒绝食物，比之前更黏妈妈，不断地问妈妈是否爱她、她是否太调皮或不听话之类的。这种情况应该不是食物本身造成的问题，因为奶水只是她一部分的食物，而且给她的奶水还是一样多，只不过是用杯子喝。我建议妈妈亲自喂莉塔喝奶，加上一两块饼干，坐在她床边或是把她抱在大腿上，但是莉塔仍不想喝奶。分析显示她的绝望是因为她焦虑妈妈会死掉，或是怕妈妈会因为她很坏而残酷地处罚她。她所感觉到自己的坏，事实上是她在潜意识中希望妈妈在当下及过去死亡的愿望。她被焦虑淹没了，因为她已经破坏了母亲，尤其是把妈妈给吃掉了，而失去奶瓶被视为她做了这些事情的证明。即使看着她母亲，也没有办法证实这些恐惧不是真的，直到它们被分析解决为止。在这个案例中，早期的被害恐惧未被充分克服，而且个人与母亲的关系从未被良好地建立起来。这种失败一方面是因为孩子无法处理自己过度强烈的冲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母亲真正的行为所致。她是极度神经质的人，而这又成为内在冲突的一部分。

很明显地，当这些基本冲突开始发生且大量被疏通的时候，在孩子与母亲之间所谓好的人际关系是最有价值的。我们必须谨记，在断奶的关键时刻，孩子就好像失去了他的“好”客体，也就是失去了他的最爱。任何可以让失去外在好客体不那么痛苦、并减弱对于被惩罚之恐惧的事情，都有助于孩子保持对其内在好客体的信念，同时也能帮助孩子与真实的母亲维持快乐的关系，虽然有所挫折，仍能与双亲以外的他人建立愉快的关系。于是，他将能成功地获得许多满足，而这些将取代他即将失去的那个最为重要的满足。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来帮助处于这种困难情境中的孩子呢？对这件工作的准备开始于初生的时候，在最初时母亲必须尽其所能地帮助孩子与她建立快乐的关系。我们经常发现母亲为了小孩生理的需求而做了一切她能做的，她专注在这方面，就好像孩子是一种需要不断维护的物质，如同一台珍贵的机器，而不是一个人；这是一种许多小儿科医师会有的态度，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孩子身体方面的发展，只有在孩子的情绪反应显示了某些关于身体或智能的状态时，才会对孩子的情绪反应有兴趣。做母亲的通常不了解小婴儿也是一个人，情绪发展是最为重要的。

母亲与孩子之间良好的接触，可能在第一次或是最初几次喂食的时候受到损害，因为事实上母亲不知道该如何诱使孩子吸吮乳头，例如，母亲没有耐心处理所遭遇到的困难，而将乳头粗鲁地挤进婴儿的嘴，他就有可能无法对乳头与乳房发展出强烈的依附关系，而变成一个难喂养的婴儿。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显示出这种困难的婴儿，如何在耐心的帮助下发展成为好喂养的婴儿，就如同那些丝毫没有最初困难的婴儿一样。

除了乳房之外，婴儿还会在许多其他处境中感觉，并在潜意识中记录妈妈对他的爱、耐心与了解——或者是相反的一面。如同我先前所指出的，最初的感觉是在与内在和外在那些愉悦及不愉悦的刺激有关的情况下被经验到，而且与幻想连结，即使是婴儿在生产时被对待的方式，也一定会在他的心中留下印象。

虽然婴儿在发展的最早期阶段，未能把母亲的关心与耐心所唤起的愉悦感与母亲是一个“完整的人”做连结，但很重要的是这些愉悦的感觉与信任感应该要被经验到。任何使婴儿感到周遭围绕着友善客体的事物——虽然在最初时这些客体大部分被认为是“好乳房”——这个基础也促成了与母亲及日后与周遭他人建立起快乐的关系。

在身体与精神上的需要之间必须保持平衡，规律地喂食已被证实对婴儿的身体健康有极大的价值，而这一点又影响了精神上的发展。不过，有许多孩子在最初时无论如何都无法轻易忍受两次喂食之间过长的中断，对这些孩子来说，最好不要僵化地拘泥于每三到四个小时才喂食一次的规则，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在两次喂食之间给予少许莳萝水（dill-water）或糖水。

我认为使用奶嘴是有帮助的，它确实有缺点，但却非关卫生的问题（因为这反倒好解决），而是心理上的问题，也就是当婴儿吸吮时得不到想要的奶汁而感到的失望；不过无论如何，他还是在能够吸吮这方面得到部分的满足。如果他不被允许使用奶嘴的话，也许会吸吮自己的指头；由于使用奶嘴比吸吮指头更容易被调节控制，所以奶嘴比较容易戒除。可以让他们渐渐地戒除，例如只有在孩子准备好要睡觉或是不舒服的时候才给他们奶嘴。

关于戒除吸吮指头的问题，米德尔摩尔医师（Middlemore,1936）的意见是：整体而言，不该要孩子戒除吸吮指头。支持这个观点的说法认为，可以避免的挫折不该加之于孩子身上，而且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当口腔遭遇过于强烈的挫折，可能强化了对于补偿性的性器愉悦的需求，例如强迫式的自慰，而且有些在口腔经验到的挫折会被移转到性器上。

不过，还有其他面向也要加以考虑，放任孩子吸吮指头或奶嘴，会产生过强的口腔固着之危险（我的意思是指原欲从口腔到性器的自然移动会受到阻碍），然而对口腔的些微挫折，将对感官冲动的分布产生有益的影响。

持续吸吮可能会抑制语言的发展，而且，过度吸吮拇指的缺点是，小孩常会伤到自己，然而，他们不只是经验到身体的痛苦，吸吮快感与手指疼痛之间产生的关联，对心理也是不利的。

在自慰方面，我极力主张它不该被干扰，必须让孩子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关于吸吮拇指，我要说的是，它可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逐渐部分地被其他口腔的满足所取代，例如糖果、水果及某些特别喜欢的食物等，这些东西应该随意提供给孩子，同时利用奶嘴的协助来缓和断奶的过程。

我想强调的另外一点是，太早试图让孩子适应关于排泄的清洁习惯是错误的。有些母亲会以尽早达成这个任务为傲，而不了解这样做可能引起的不良心理影响。我并非意指不时抱着婴儿到便盆上、开始温柔地让他适应等方法会有任何伤害，重点在于母亲不应该太过焦虑，也不该试图避免让婴儿弄脏或尿湿自己。婴儿会感觉到这种对排泄物的态度，觉得被干扰，因为他在排泄功能上获得了强烈的性愉悦，而且他喜欢他的排泄物就如同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与产物。另一方面，如我先前所指出的，当他带着愤怒大便与小便时，会感到他的粪便与尿液是具有敌意的物体，如果母亲焦虑地想要防止他碰触到它们，婴儿便会感觉此行为证实了他的排泄物是邪恶与怀有敌意的物体，而母亲是惧怕它们的，她的焦虑也提高了他的焦虑。这种对待自己排泄物的态度在心理上是有害的，也在许多精神官能症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应该要任婴儿脏污，而是要避免把保持清洁看得如此重要，因为如此一来，孩子会感觉到母亲对这件事情有多么焦虑。整件事情应该要泰然以对，在清理婴儿时应该要避免嫌恶或不赞同的征象。我认为在清洁方面系统化的训练，最好等到断奶之后再进行，因为这样的训练必然对婴儿的心理与身体产生相当的压力，而这样的压力不该在他正应付断奶的困难时强加给他，即使在往后的训练中，也不应该过于严格的实施，如同艾萨克博士在她《习惯》的论文中所论述的（1936）。

如果母亲不只是喂食，也悉心照顾她的婴儿，这会是未来母子关系中伟大的资产。若是情况不允许她这么做的话，只要她能洞识婴儿的心智状态，她仍然能够在自己与孩子之间建立牢固的连结。

婴儿可以透过许多方式来享受母亲的存在，他经常会在喝完奶之后玩弄一会儿她的乳房，享受母亲看着他、对他笑、和他玩，远在他懂得字意之前就和他说话，他将会逐渐记得、喜欢她的声音，而她的歌声会在他的潜意识中持续存在，成为愉悦而刺激的记忆。借由这些安抚他的方式，母亲常能防止有压力及不快乐的心智状态，让他安睡，他不会在哭泣中耗竭精力才入睡！

只有在照顾与哺育婴儿不单是一件责任，而是真正快乐的事时，母子之间快乐的关系才能够建立起来。如果母亲可以完全享受这段关系，她的愉悦会在潜意识中被孩子了解，而这种互相对应的快乐将带来对彼此情绪的充分了解。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面向，母亲必须了解婴儿事实上不是她的所有物，虽然他是如此幼小而完全依赖她的帮助，他仍是一个分离的个体，必须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对待。她不应该将他和自己绑得太紧密，而是要协助他独立成长；她能愈早采取这种态度愈好，这不仅能够帮助孩子，也能让她避免在未来感到失望。

儿童的发展不应该被不当地干预，用享受与了解来观察孩子的身心发展是一回事，去加速它则是另一回事；婴儿应该要被容许用自己的方式静静地成长。如同艾尔拉·夏普（1936）提到的，想要对小孩揠苗助长，使其符合一个预先安排好的计划，这对孩子及母子关系都是有害的。母亲想要加快孩子进步的速度，通常是因为焦虑，这样的焦虑是干扰双方关系的一个主要来源。

在另外一件事上，母亲的态度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和儿童的性发展有关，也就是他所经验到身体上性的感觉与伴随而来的渴望与感觉。尚未被普遍了解的是，婴儿从一出生就有强烈的性感觉，起初是透过从他的口腔活动与排泄功能所经验到的愉悦表现出来，不过，这些感觉很快就和性器连结在一起了（自慰）。同样也未被普遍而充分了解的是，这些性的感觉对于儿童的正常发展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其人格与性格及令人满意的成人性特质（adult sexuality），也有赖于在儿童期建立的性特质。

我已经指出，不应该干扰儿童的自慰，也不该施加压力去戒除他吸吮拇指的习惯，而且要了解有关他在排泄功能与排泄物上所得到的愉悦。但是，只有这样是不够的，母亲必须对其性特质的表现抱持真正友善的态度。然而，母亲经常容易对其显示嫌恶、严峻或责备，这些对儿童来说都是羞辱与有害的。由于他所有的情欲倾向（erotic trends）最初主要是朝向母亲与父亲，他们的反应将会影响他在这些事情上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还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过分地纵容。虽然儿童的性特质不该被干预，但如果孩子对母亲过于放肆，她必须用友善的方式加以约束，而且不应该让自己涉入孩子的性行为中。真正友善地接纳孩子的性特质，构成了母亲角色的限制。只要是在与孩子有关的情况下，她自己的情欲便需要妥善地控制；她不该在照顾孩子的任何活动上受到热情的刺激，当她在清洗、擦干孩子或为他扑粉时，自我克制是必要的，特别是在与性器部位有关时。若母亲缺乏自制，可能很容易被孩子认为是诱惑，这会在发展上造成不良的并发症。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该剥夺了孩子的爱，母亲当然可以也应该要亲吻、爱抚他、把他抱在大腿上，这些都是他需要的，对他来说也绝对是有益的。

这带领我到另外一个重要的论点上：基本上婴儿不该和父母睡同一间卧室，尤其父母性交时，孩子更不该在场。一般人通常认为这样对婴儿无害。他们不了解，透过这种经验，孩童的性的感觉、攻击性与恐惧会受到太多刺激；他们更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婴儿会在潜意识中摄取他无法在理智上了解的事物。通常，当父母认为婴儿已入睡时，他其实是醒着或半醒的，即使在他看似睡着的时候，仍能够感受到周遭发生的事情。虽然一切都是模糊地被感知，然而一种鲜明但是被扭曲的记忆将在他的潜意识中保持活跃的状态，而有害其发展。特别糟的影响是，当这种经验与其他会让孩子产生压力的经验同时发生时，例如生病、手术或者是——回到我本文的主题上——断奶这件事。

现在我要说一些关于真正断除母乳的过程。对我来说，极为重要的是要温和而缓慢地进行，如果要完全让婴儿在八到九个月大时——似乎是合适的年纪——用五到六个月的时间断奶的话，应该每天用一瓶奶来取代一次哺乳，接下来则是每个月用一次哺乳取代奶瓶，同时加入其他适合的食物，而当孩子习惯了之后，就可以开始停止以奶瓶喂奶，部分以其他的食物替代，部分则以杯子喝奶来替代。如果用耐心与温柔来让孩子适应新的食物，断奶的过程将会顺利许多。孩子不该被喂食超过他所需要的，或是吃他不喜欢的食物，相反地，应该要充分提供他所喜欢的，在这段时间也不该强调任何餐桌礼仪。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谈到非乳房喂奶的婴儿的养育问题，我希望我已经阐明母亲哺乳孩子在心理上的重要性，现在让我们来思考母亲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后果。

奶瓶是母亲乳房的替代品，因为它使婴儿获得吸吮的愉悦。所以，在某个程度上，也可以借由母亲或保姆所提供的奶瓶来建立乳房-母亲关系。

经验显示，未曾以乳房喂奶的儿童仍然可以发展得很好，然而，在分析中，我们总是在这些人身上发现他们对从未得到的乳房有很深切的渴望，虽然乳房-母亲的关系已经建立到某个程度。对精神发展来说，从一个替代品获得最早期、最基本的满足，而不是从渴望的真实乳房获得，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可以说，虽然没有以乳房喂奶，儿童也能发展得好，但若是他们曾经有过圆满的吃奶经验，发展应该会是比较好的。另一方面来说，从我的经验加以推论，对于那些曾经以乳房喂奶但却发生发展障碍的儿童来说，如果没有哺乳的话，他们可能会病得更严重。

总而言之，成功的哺乳向来都是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条件，虽然有些儿童错失了这种有利的影响，仍然发展得非常好。

在本文中，我讨论了对吸吮期与断奶可能有帮助的一些方法，现在我必须告诉读者一个难以入耳的事实：看起来似乎成功的，却未必完全。虽然有些儿童看起来很顺利地度过断奶期，有时甚至进行得很令人满意，本质上他们却无法处理来自于这个处境的困难，而只是适应了外在环境。这种对于外在环境的适应是因为孩子迫切地想要取悦周遭的人，因为他是如此地依赖他们，以及想要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所致。儿童的这种驱力在早期的断奶阶段就已经显现了，我相信他们所拥有的智能比一般所认定的要高很多。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对外的适应，即它具有逃离内在深层冲突的功能，这些冲突是儿童无法处理的。在其他的案例中，无法真正适应的迹象更加明显，许多性格的缺陷，如嫉妒、贪婪与愤恨等。为此我要提到亚伯拉罕医师关于早期困难与性格形成之关系的著作。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人在生活中老是抱着愤恨和怨怼，他们甚至连坏天气都气，就好像坏天气是怀有敌意的命运刻意加诸在自己身上的东西一般。还有一些人如果没有在需要时立即获得满足，便会对任何满足都置之不理；几年前有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是这样的：“我想要我想要的——而且要在我想要的时候，不然我就都不要。”

我努力对你们说明了：婴儿非常难以忍受挫折，因为挫折与那些内在深层的冲突有关。真正成功的断奶意味婴儿不只是习惯了新的食物，也在处理其内在冲突与恐惧方面达到最初而根本的进展，而且真正找到调适挫折的方式。

如果这种调适已经达成的话，那么断奶的古早字意在此是适用的，weaning这个字不只有“戒除”（wean from）的意思，也有“戒向”（wean to）的意思。套用这两个意思，我们可以说当个体对挫折真正适应的时候，他不只是“戒除”了母亲的乳房，也是“戒向”替代物——所有带来喜悦与满足的来源，这对于建构一个充实、丰富而快乐的生活来说是必需的。

后记

最近的研究使我们对最早期婴儿阶段——大约是出生后的三到四个月——的了解增多不少，我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写这段后记。

如同我在《断奶》这篇文章中说明的，最初婴儿的情绪是特别强烈而极端的，在最初且最重要之客体——母亲——的两个面向（好与坏），以及他对此客体的情绪（爱与恨）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分隔过程（dividing processes），这些分隔使他能够应付自己的恐惧。最早期的恐惧来自于他的攻击冲动（任何挫折与不舒服都容易激发这些冲动），其呈现的形式为被抛弃感、受伤害、被攻击，也就是严重地受到迫害。这些聚焦于母亲的被害恐惧，在婴儿身上是普遍存在的，直到他发展出与母亲更整合的关系为止，这样的整合也意味了自我的整合。

最近的研究特别关注于最初的婴儿期阶段，已经获知的是爱与恨之间的分裂——经常被描述为情绪的分裂——有不同的强度和许多形式，这些变异与婴儿的被害恐惧的强度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分裂过度，那么婴儿与母亲间根本而重要的关系就无法安稳地建立，朝向自我整合的正常进展也会受到干扰，这可能导致日后的精神疾病。另外一个可能的后果是对智能发展的抑制，可能造成心智功能的迟滞，以及在极端的案例中造成智能不足。即使是在正常的发展中，也会在孩子与母亲的关系上发生暂时性的困扰，这是因为缺少母亲陪伴的状态与情绪经验所致。万一这样的状态太过频繁或延长过久的话，便可以认定为不正常发展的征兆。

如果最初阶段的困难能正常地克服，在随后四到六个月大的关键阶段时，婴儿就有可能成功地处理此阶段引发的忧郁感觉。

透过幼儿（一般来说大约两岁以上）的分析所得到关于生命第一年的理论发现，也在较大的孩子与成人的分析中被证实了，它们愈来愈常被应用在婴儿的行为观察上，而这个领域也已经扩展到非常幼小的婴儿。自从这本书问世以来，幼儿的忧郁感觉更普遍地被观察与了解。有些目前已知出生后三或四个月的典型现象，在某个程度上也可以被观察到，例如，婴儿借由退缩状态来切断自己与情绪的连结，意味了对环境缺乏反应，在这样的状态中，婴儿也许显得淡漠、对环境不感兴趣，相较于其他的困扰，如过分哭泣、不安与拒食，这种状态更容易被忽略。

对于婴儿所经验到的焦虑有更多了解，应该也会让所有幼儿照顾者更容易找到解决这些困难的方法。挫折在某个时间点上总是难免的，而我所描述的根本焦虑无论如何都无法被排除。不过，对于婴儿的情绪需求有更多了解，必然会在我们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上有好的影响，因而能够在他走向稳定之路上提供帮助。我在此总结目前研究的主要目标，并以此来表达这个愿望。

第十九章 爱、罪疚与修复（1937）

本书中有两个部分讨论了有关人情绪中两个非常不一样的面向，其一，“恨、贪婪与攻击”探讨的是恨的强烈冲动，那是人性基本的一部分；其二，我尝试描述的是同样强烈的爱的作用力及修复的驱力，这部分与第一部分是互补的。在这种呈现方式中所隐含的截然划分，事实上并不真正存在于人的心智当中。当我们把主题用这种方式加以分开讨论时，也许无法清楚传达在爱与恨之间持续不休的互动，但是，这么做是有必要的，因为唯有探讨破坏冲动在恨与爱的互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才有可能说明尽管存在着攻击冲动，爱的感觉与修复的驱向仍然可以透过哪些方式，在与攻击冲动互相关联的情况下发展。

琼·里维埃所写的篇章，清楚说明了这些情绪最早出现在婴儿与母亲乳房的早期关系中，基本上是在与渴望的他人关系中经验到的情绪。为了要研究所有构成人类最复杂情绪——我们称为爱的情绪——中各种作用力之间的互动，我们有必要回溯到婴儿的心智生活来加以探讨。

婴儿的情绪处境

婴儿最初的爱与恨的客体——母亲，既被强烈地渴望着，也被强烈地怨恨着，这种强度是婴儿早期冲动的特质。刚开始的时候，当妈妈满足他营养的需求、解除他的饥饿感，并且给他感官的愉悦时——当他的嘴因为吸吮妈妈的乳房而经验到刺激——他爱妈妈；这样的满足是儿童性特质很基本的一部分，也是性特质的最初表现。不过，当婴儿饥饿、欲望未被满足，或者是感到身体疼痛或不舒服的时候，整个情境就骤然改变了，恨意与攻击的感觉被唤起，婴儿受到一种破坏冲动主导，他想要摧毁一个人，此人是他一切渴望所向之客体，在婴儿心中，这个人和他所经验的每件事情都有关联，不论是好或坏。此外，如同琼·里维埃已经详细说明的，恨意与攻击的感觉会引发婴儿最痛苦的状态，例如噎住、呼吸困难及其他类似的感觉，这些都被感觉为对身体有破坏性的，于是攻击、不快乐、恐惧等感受再度升高了。

要纾解如饥饿、怨恨、紧张与恐惧这些痛苦的状态，一个立即而主要的方式是由母亲来满足其欲望。由于获得满足而带来的暂时安全感大大强化了满足感本身，因此，每当个体接收爱的时候，安全感成为满足的一个要素。这一点不仅在婴儿是如此，也适用于成人；对于单纯形式的爱或最复杂的爱，都是一样。因为母亲在最初满足了我们所有的自我保存需求及感官的欲望，给予安全感，她在我们心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恒久存在的，虽然这种影响以各种不同方式及表现的形式作用着，在日后也不一定明显可见。例如，一个女人可能明显与母亲疏远，但是在潜意识中仍在她与先生或是她所爱的男人之间的关系上，找寻某些早期关系的面貌。父亲在儿童的情绪生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也影响了日后所有爱的关系及其他人际关系。不过，只要父亲被感觉到是一个满足的、友善的及保护的形象，婴儿与父亲的早期关系有部分是以与母亲的关系作为原型。

对婴儿来说，母亲基本上只是一个满足他所有欲望的客体，如同早年的时候，是一个好乳房。他很快就开始对这些满足与照顾有反应，对她发展出爱的感觉，并把她视为一个人。但是，这最初的爱在根源就受到了破坏冲动的干扰，爱与恨在婴儿的心中互相对抗着，而这种对抗在某个程度上继续存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中，并且可能成为人际关系中一个危险的来源。

婴儿的冲动与感觉伴随了一种我认为是最原始的心智活动：幻想建构，用俗话来说，就是想象思考。例如，渴望母亲乳房的婴儿，当乳房不在时可能会想象乳房在那里，也就是说，他可能想象从乳房那里获得的满足。这种原始的幻想是想象功能的最早期形式，日后将发展为更复杂的想象功能。

随同婴儿的感觉而生的幻想有很多种。刚刚提到的幻想，是想象他所缺少的满足，不过，愉悦的幻想也伴随了真实的满足，破坏的幻想则随同挫折及它所唤起的怨恨感而生。当婴儿感觉到被乳房挫折时，他在幻想中攻击了这个乳房；而当他被这个乳房满足时，他爱它，对它有愉悦的幻想。在他的攻击幻想中，他希望撕咬母亲与她的乳房，甚至用其他的方式来摧毁她。

这些破坏性的幻想——相当于死之愿望——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婴儿感觉到他在幻想中渴望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也就是说他以为他真的摧毁了破坏冲动所指向的客体，而且还继续破坏它，这点对其心智的发展来说有极度重要的后果。婴儿从具有复原性质的全能幻想中寻求支持，来对抗这些恐惧，这点对其发展也有极为重要的后果。如果在婴儿的攻击幻想中，他已经用撕咬伤害了母亲，他可能很快就建构的幻想是：他将碎片再拼合起来、修复她。不过，这样并不能完全去除他对于破坏了客体的恐惧感。我们知道，这个客体是他所爱的、最渴望的，也是他完全依赖的。我认为这些基本的冲突深深地影响着成人情绪生活的进展与驱动力。

潜意识的罪疚感

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对一个所爱的人怀有恨的冲动，我们将会感到不安或是有罪疚感。柯尔律治（Coleridge）如此说道：

……对我们所爱的人生气，

就像是脑子里发生错乱。

我们非常容易把这些罪疚感置于幕后，因为它们带来痛苦，不过，它们会以许多乔装的方式出现，成为我们人际关系中困扰的来源。例如，有些人很容易因为缺少他人的赞美而感觉痛苦，甚至对不怎么要紧的人亦然，原因是他们在潜意识中感到不值得受人尊重，于是他人的冷淡对待，确认了对于自己没有价值的怀疑。又有些人对自己的不满意（并非从客观的立场来看）表现在各方面，例如，在长相、工作或是一般的能力上。这类的现象是很常见的，一般人称为“自卑情结”。

精神分析的发现显示了这类感觉来自比一般所想象的更为深层的地方，而且总是与潜意识的罪疚感有关。某些人之所以会如此强烈地需要广泛的赞美与赞同，是因为他们需要证明自己是可以被爱、值得被爱的。这种感觉来自于潜意识中无法充分或真正地爱他人的恐惧，特别是害怕无法驾驭对他人的攻击冲动：他们害怕自己对所爱的人来说是个危险。

亲子关系中的爱与冲突

我已经试图说明了：爱与恨的对抗，以及它所引起的所有冲突，在早期婴儿期就开始了，而且一辈子都继续活跃着。如此的对抗开始于小孩与双亲的关系中；在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中，感官的感觉已经存在了，这些感觉表现在伴随吸吮过程而来的口腔愉悦感。不久，性器官的感觉涌现，儿童对母亲乳头的渴望减弱了，不过并未完全消失，仍在潜意识及一部分意识中保持活跃。小女孩对乳头的在意会转移到父亲的性器上——主要是发生在潜意识里——这成为她的原欲愿望及幻想的客体。随着发展继续演进，小女孩对父亲的渴望超过了母亲，她在意识及幻想中想要取代母亲的位置、赢得父亲并成为他的妻子；她也非常嫉妒妈妈拥有的其他小孩，希望爸爸可以给她属于自己的小孩。这些感觉、愿望及幻想，和她对妈妈的竞争、攻击与恨意同时发生着，再加上最早期被乳房挫折的不满情绪；虽然如此，在小女孩心中，对母亲仍然保持着活跃的性幻想与欲望。在这些影响之下，她想要取代父亲与母亲关系中父亲的位置。在某些案例中，这些欲望与幻想发生的强度，可能超过对父亲的欲望与幻想。因此，对父母除了爱的感觉以外，也有竞争的感觉，而且这些感觉被进一步带入她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中。与母亲和姐妹有关的欲望与幻想则是日后坦白的同性恋关系的基础，也是间接表现在女性朋友情谊中同性恋感觉的基础。在一般的发展情况下，这些同性恋的欲望会退隐到幕后，转向为升华，于是对异性的吸引力占了主导的地位。

相对的发展发生在小男孩身上，他很快就经验到对母亲的性器欲望，并且将父亲视为竞争对手般地怀有恨意。不过，他也对父亲发展出性器的欲望，这就是男同性恋的根源。这些处境引起了许多冲突，对小女孩来说，虽然她恨妈妈，但也爱她；小男孩爱他的爸爸，让爸爸免于遭受他的攻击冲动所带来的危险。此外，所有性欲望的主要客体——对女孩来说是父亲，对男孩来说是母亲——也因为这些欲望受到挫折，而引起恨意与报复。

小孩对兄弟姐妹也怀有强烈的妒意，只要他们是竞争父母之爱的对手。不过，他也爱他们，同样地，强烈的冲突在攻击冲动与爱的感觉之间被激起了，这导致了罪疚感及想要修好的愿望：这是一种混杂的感觉，不仅和我们与兄弟姐妹的关系有关，而且我们与一般人的关系是以这样的模式为原型，这也关乎我们日后的社会态度、爱与罪疚的感觉，以及想要补偿的愿望。

爱、罪疚与修复

我以前说过，爱与感恩的感觉是婴儿对于母亲的爱与照顾所产生的自然反应。爱的力量——这是一种保存生命之驱动力的表现——和破坏冲动一样，都存在于婴儿身上。爱的力量最基本的表现可以在婴儿对于母亲乳房的依附上看见，这样的依附发展成对母亲整个人的爱。我的精神分析工作使我相信，当婴儿心中发生了爱与恨的冲突，担心失去所爱的恐惧开始活跃时，便达成发展上非常重要的一步；此时这些罪疚与痛苦的感觉像是新元素般加入了爱的情绪中，成为爱根本的一部分，并且对爱的质与量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即使是在幼儿身上，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他对于所爱对象的在意，这并非如有些人认为的，只是一种对一个友善且有帮助者的依赖表现。在儿童与成人潜意识中，与破坏冲动同时存在着一种很深刻的想要牺牲自己的冲动，便是为了要帮助所爱的人并将其摆在对的位置，而这个人在幻想中已经受到伤害与破坏了。心智深处想要让人快乐的冲动，和强烈的责任感及对其他人的关心是连结在一起的，它们表现在对他人真诚的同情心及能够了解他人真正的样子与感觉上。

认同与修复

能够真诚地体谅他人，意指我们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我们“认同”他们。现在，这种认同他人的能力是一般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也是具有真实且强烈之爱的感觉的条件。只有当我们能够认同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才能够忽视或在某个程度上牺牲自己的感觉与欲望，因而暂时将他人的利益与情绪放在第一位。因为在认同他人的时候，我们分享了提供给他们的帮助或满足，在某方面又重新获得了我们为他人所牺牲的东西。最终，在为所爱的人牺牲并认同这个人的时候，我们扮演了好父母的角色，对这个人表现了如同我们曾经感受到父母对我们所做的，或是如同我们曾经希望他们做的，同时，我们也扮演了好小孩对双亲的角色，这是我们在过去想要做的事情，现在我们将它行动化了。于是，借由反转一个情境，也就是借由对待他人如同自己是好父母一般，我们在幻想中再创造并享受到我们所渴望的来自于父母的爱与善。但是对待他人如同自己是好的父母，也可能是一种处理过去挫折与痛苦的方式；我们因为受到父母挫折而对他们心怀抱怨，加上这些在心中曾经激发的恨与报复，以及从这些恨意与报复中萌发的罪疚感与绝望感（因为我们已经伤害了所爱的父母亲）。所有在幻想中的这些，都能借由同时扮演慈爱的父母与贴心小孩的角色，以回溯的方式抵销（拿走某些恨意的基础）。同时，我们在潜意识幻想中补偿了在幻想中造成的伤害，但这个伤害仍让我们在潜意识里感到很深的罪疚感。我认为，这样的修复是爱与人类关系的基本元素，我将在下文中时常提及。

快乐的爱的关系

请读者谨记我先前所提关于爱的起源之论述，现在让我们来思考某些特别的成人关系。首先，看看这个例子：一种在男人与女人之间令人满意且稳定的爱的关系，正如我们在一段快乐的婚姻关系中可以看到的，这样的关系意味着一种深层的依附、互相满足对方的能力、分享快乐或是哀伤、兴趣及性的欢悦。这种性质的关系提供了爱最多样的表现方式。如果这个女人用母性的态度来对待男人，她满足了（尽她所能）他最早期时希望从母亲那里获得满足的渴望；在过去，这些渴望从未被充分满足过，也从未被真正放弃过。这个男人就如同拥有自己的母亲一样，未感觉到罪疚感（我稍后将对其缘由做更详细的阐述）。如果这个女人具有充分发展的情绪生活，在具有母性的感觉之外，她也保留了某些孩童对父亲的态度，而这个古老关系的某些特质会进入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例如，她会信任并且赞赏她的丈夫，对她而言，丈夫如同她父亲一般，成为一个保护与帮助的形象。

这些感觉将成为关系的基础，在当中，这个女人作为一个成人的愿望与需要可以获得充分的满足。此外，太太的这种态度也给男人机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对她的保护与帮助，也就是说，在他的潜意识心智中，扮演一个对母亲来说是好丈夫的角色。

如果这个女人对她的先生与孩子们都怀有强烈的爱意，我们可以推测她很可能在孩童时期和双亲及手足之间都有好的关系，也就是说，她可以充分地处理早期对他们的恨与报复的感觉。我在之前曾提到小女孩想要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小孩的潜意识愿望，以及与此愿望有关对父亲的性欲望两者的重要性。父亲挫折了孩子的性器欲望，这在孩子心中激发了强烈的攻击幻想，这一点和能否在成人生活中获得性满足有很重要的关联。小女孩的性幻想因而和恨连结在一起了，这恨意是针对父亲的阴茎，因为她感觉它拒绝满足她，却能满足她的母亲；在嫉妒与恨意中，她希望它是一个危险与邪恶的东西，无法满足她的母亲，于是阴茎在她的幻想中有了破坏的性质。因为这些聚焦在父母之性满足的潜意识愿望，导致了在她的某些幻想中，性器官与性满足有了坏的、危险的性质。随着这些攻击性的幻想之后，在儿童心智中又发生了想要补偿的愿望，更确切地说，是借由治愈在她心智中已经被伤害而且弄坏的父亲阴茎。这种具有疗愈性质的幻想也和性的感觉与欲望有关，所有这些潜意识幻想极度影响着女人对丈夫的感觉，如果他爱她并在性方面满足她，她的潜意识施虐幻想的强度将会减弱。但是，由于这些幻想尚未完全停止运作（虽然对一个正常的女人来说，它们并未达到会抑制“混合正向或友善的情欲冲动”之倾向的程度），而且它们刺激了复原性（restoring nature）幻想的发生，于是，修复的驱力又发生作用了。性的满足提供给她的不仅是欢愉，还有可以抵抗恐惧与罪疚感的保证与支持，这些恐惧与罪疚感是她早年施虐愿望的结果。这种保证增强了性的满足，而且在女人心智中引起了感恩、温柔及更多爱的感觉。正因为在她心智深处某个地方感觉到她的性器是危险的，而且可能伤害丈夫的性器——这衍生自一种她对父亲的攻击幻想——她所获得的一部分满足是来自于一个事实，即她能够给予她的丈夫欢愉和快乐，因而她的性器被证明是好的。

因为在小女孩的幻想中，父亲的阴茎是危险的，这仍然对女人的潜意识心智具有特定的影响。不过，如果她和丈夫的关系是快乐的，在性方面也能获得满足，他的性器官就会带来好的感觉，于是她对坏性器官的恐惧就不能成立了。是故，性的满足具有双重再保证的作用：既保证了她自己的好，也保证了丈夫的好，而由此获得的安全感也增添了实际上的性愉悦；被提供的再保证范围因此更大了。女人早期对母亲的嫉妒与恨——因为她争夺了父亲的爱——在她的攻击幻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性满足及和丈夫有快乐且相爱的关系，提供了两人共有的快乐，这点也会感觉有点像是一个指标，代表她对母亲的施虐愿望并未实现，或者是修复已经成功了。

男人在与妻子关系中的情绪态度与性特质，当然也是受到他的过去所影响。儿童期被母亲挫折的性器欲望激发了这样的幻想：他的阴茎变成一种会带给母亲疼痛，甚至会造成伤害的工具。同时，因为父亲抢夺了母亲的爱，因而对父亲的嫉妒与恨也启动了对他的施虐幻想。在与爱侣的关系中，男人早期潜意识的攻击幻想——导致了害怕自己的阴茎具有破坏力——在某个程度上作用着，而且经由类似于刚刚所描述的女人的演变方式，施虐的冲动——在还能被处理的数量上——激发了修复的幻想，于是阴茎被感觉是一个具疗愈性的好器官，可以提供女人愉悦、治愈她受伤的性器官，而且在她体内创造婴儿。与女人间有一段快乐且在性方面获得满足的关系，提供他拥有“好阴茎”的证明，也在潜意识里让他感到想要修复她的愿望成功了，这不仅提高了他的性快感、对这个女人的爱与亲切感，也导致了感恩与安全感。此外，这些感觉可能会透过其他方式来增加他的创造力，并且影响他在工作与其他活动上的能力。如果他的妻子能够分享他的兴趣（就如同在性与爱的满足一样），便能为他的工作价值提供证明。借由这些方式，他早年的愿望，也就是希望可以做他父亲在性与其他方面为母亲所做的事情，并且从她那里获得他的父亲所得到的，都可以在他与妻子的关系中得到满足。他与妻子快乐的关系也具有降低他对父亲的攻击性之效果——这种攻击性是受到他无法将母亲当作妻子的刺激所致——并且向他再保证他长期对父亲的施虐倾向并未发生效果。由于对父亲的怨恨已经影响他对象征自己父亲的男人的感觉，对母亲的怨恨则影响他与象征母亲的女人的关系，一段满足、有爱的关系改变了他对生活的看法，以及对人与一般活动的态度。拥有妻子的爱与欣赏，带给他完全长大及与父亲相等的感觉，对父亲的敌意与攻击对抗减弱了，取代的是与父亲或是与被他赞赏的“父亲形象”，在有成效的功能与成就方面较为友善的竞争，而这点很可能强化了他的生产力。

同样地，当一个女人在与一个男人的快乐关系中，感到她能够获得一个位置，就好像过去她母亲在与她的丈夫的关系中获取的位置一样，并在当下得到母亲在过去所享受到的满足（这样的满足在她还是小孩时是被拒绝的），她才能够感觉到与母亲相等、享受到跟母亲同样的快乐与特权，而不会伤害或是掠夺她。这些对女人的态度和人格发展的影响，与当男人发现自己在快乐的婚姻生活中等同于他的父亲时所发生的变化是类似的。

于是，对于伴侣双方而言，都会感到一段在性与爱方面互相的满足，这如同快乐地再创了他们早期的家庭生活。许多愿望与幻想在儿童期是永远无法被满足的，不只是因为它们不切实际，也是因为在潜意识心智中同时存在着互相矛盾冲突的愿望所致。看似矛盾的事实是，某种程度上，只有在个体长大以后才有可能满足许多婴儿期的愿望。在成人的快乐关系中，早年想要完全拥有母亲或父亲的愿望在潜意识中仍然是活跃的。当然，现实环境不容许一个人成为母亲的丈夫或是父亲的妻子，而且，即便这在过去是可能的，对他人的罪疚感也会干扰获得的满足。不过，唯有当一个人能够在潜意识幻想中与父母发展这样的关系，并在某个程度上克服与这些幻想有关的罪疚感，逐渐脱离父母而又保持对他们的依附，他才能将这些愿望转移到其他人身上；这些人代表了过去所欲望的客体，虽然他们和这些客体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人真正长大了，婴儿期的幻想才能够以成人的状态被满足。甚至，正因为在儿童期所幻想的处境，在此刻成为可以被允许的真实，而且在此方式之下证明了幻想中与此情境有关的各种伤害并未真正发生，这些因婴儿期的幻想而引起的罪疚便能得到纾解。

我所描述的快乐的成人关系，和以前所说的一样，意指透过男人与女人和他们的小孩的关系，再创造了早期的家庭情境，而且这会是比较完整的，因此整体的再保证与安全感也会更广泛。这一点接着将我们带往亲职的主题。

亲职：身为人母

我们先来看母亲对婴儿深切的爱的关系，在女人达到完整的母性人格时，这样的关系就会随之发展。在母亲与婴儿的关系及她在儿童期与自己母亲的关系之间，有许多线索将两者联系起来。幼儿在意识与潜意识里有想要拥有婴儿的强烈愿望，在小女孩的幻想中，母亲的身体充满了许多婴儿，她想象这些婴儿是父亲的阴茎放到母亲体内而来的。父亲的阴茎对她而言是一切创造、力量与好质量的象征，她欣赏父亲及其性器官，视他为创造的、给予生命的，伴随这种态度而来的是，小女孩强烈地想要拥有自己的小孩，以及在身体里拥有婴儿的愿望，一如他们是最珍贵的资产般。

我们每天都可以观察到小女孩玩洋娃娃时，就好像这些洋娃娃是她们的婴儿一样。但是，儿童通常会对洋娃娃表现出热情的投入，因为它对她而言已经是活生生的真实婴儿了，它是伙伴、朋友，形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她不仅把它带在身旁，而且心里总是惦记着它，在它的陪伴下开始每一天，除非必须做其他事情时才会不情愿地放手。这些儿童期经验到的愿望在成为成年女人时仍持续存在着，而且大力地促成女人在怀孕时及生产后对于孩子所感觉到的爱的强度。至少拥有它的满足感，纾解了她儿时从父亲那里得不到婴儿时所经验到的痛苦。这种被长期延宕满足的重要愿望使她变得比较不具攻击性，并增加了爱自己小孩的能力。再者，儿童的无助及极需母亲的照顾需要，唤起超过她对其他任何人所能给的爱，于是，此时母亲所有爱与建设性的天分便有机会发挥了。我们知道，有些母亲利用此关系来满足自己的愿望，也就是她们的占有欲及满足他人对自己的依赖，这样的母亲想要孩子黏住她，甚至会讨厌小孩长大、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个性。对其他母亲来说，儿童的无助感唤起了她们想要修复的强烈愿望，这些愿望有多种来源，而现在则是与这个最期待的婴儿有关，这个婴儿是她早期渴望的完成。因为小孩提供了母亲能够爱的享受，对小孩的感恩增强了这些感觉，而且导致母亲首要关切的都是为婴儿好，她自身的满足将与小孩的幸福息息相关。

母亲与小孩的关系当然会随着小孩长大而改变，她对比较年长的孩子的态度，或多或少会受到过去对自己兄姐、堂表手足等的态度影响，过去关系当中的某些困难可能很容易干扰她对自己小孩的感觉，尤其是当婴儿发展出来的反应与特质，容易刺激她内在的困难。她对兄弟姐妹的嫉妒与竞争引发了死亡愿望与攻击的幻想，在这些幻想里，她伤害并且破坏了他们。如果来自于这些幻想的罪疚感与冲突并未太过强烈的话，那么修复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她的母性感觉也能够更完整地呈现。

在这种母性态度里，似乎有个元素让母亲能够把自己放在孩子的位置上，从他的观点来看待当时的处境；如我们已知的，她能带着爱与同情来做这件事情的能力，与罪疚感及修复的驱力息息相关。不过，如果罪疚感太过强烈的话，这样的认同可能导致完全的自我牺牲，这对小孩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我们都知道，当母亲给予很多爱，又不求任何回报，这样带大的孩子通常会变成自私的人。而小孩缺乏爱与关心的能力，在某个程度上是掩饰他过于强烈的罪疚感。母亲的过度宽容易导致罪疚感的增加，甚至会无法提供足够的空间让小孩展现其修复、偶尔的牺牲，以及发展出对他人真正关怀的可能性。

不过，如果母亲没有过于紧密地被孩子的情绪纠缠住，也没有过于认同孩子，她就能够运用智慧，以最有帮助的方法来引导小孩；她将会从促进小孩发展的可能性上得到完全的满足。这样的满足还会被她的幻想所增强，即为孩子做那些她的母亲在过去为她做的事情，或是她曾经希望母亲做的事情。借由做到这些事情，她报答了她的母亲，并且在幻想中对母亲的孩子们补偿了曾经造成的伤害，随而减轻了她的罪疚感。

母亲爱孩子、了解孩子的能力，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将特别受到考验。在这个阶段，孩子们往往会离开父母亲，让自己在某个程度上从对父母亲的旧有依附里释放出来，他们努力寻找新的爱的客体，对父母造成非常痛苦的处境。如果母亲有强烈的母性感觉，她可以保持毫不动摇的爱，有耐性、善解、适时提供协助与忠告，而同时容许小孩解决自己的问题——她也许能够做上述所有这些事情而无所求。不过，唯有在她爱的能力已经发展到某种程度，使她能够对小孩形成强烈的认同，也对她保存在心智中那有智慧的母亲形成强烈认同时才有可能。

当孩子们长大、自行谋生、脱离旧有连结时，母亲与他们的关系将会再次有所改变，她的爱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母亲现在也许发现她在孩子的生活中不再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她可能保持着她的爱，以备他们的不时之需，借此而找到一些满足感。她因此在潜意识中感觉到她提供给他们安全感，永远跟早年一样，像乳房给予他们充分的满足，她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与渴望。在这样的处境中，母亲完全认同了自己那位有帮助的母亲，其保护性的影响从未在她的心智中停止运作。同时，她也认同了自己的小孩：在她的幻想中，她就像过去一样又成为一个小孩子，并且与自己的小孩分享她所拥有的“有帮助的好母亲”。孩子们的潜意识心智经常与母亲的潜意识相符合，不论他们是否使用到这些为他们所准备的“爱的资源”（store of love），借由认知到存在着这样的爱，他们通常会得到极大的内在支持与安慰。

亲职：身为人父

虽然一般说来，孩子对于男人而言不像对女人那么重要，但他们在男人的生命中仍占有重要的部分，特别是当他与妻子相处融洽的时候。回溯到这个关系的深层源头，我曾提及男人从给予妻子婴儿而获得的满足感，其意义在于补偿他对母亲的施虐愿望并且修复她，如此增加了创造婴儿与完成妻子愿望的满足感。一项额外的愉悦来源，是借由分享妻子的母性愉悦（maternal pleasure）来满足他自己的女性愿望；在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曾有想要像他妈妈一般怀有小孩的强烈愿望，而这些愿望加强了他想要抢夺母亲小孩的倾向。身为男人，他可以给予妻子小孩，看到她和小孩快乐地共处，而且能够不怀任何罪疚感，认同生育和哺育孩子的妻子，也在她与较大孩子的关系上认同她。

不过，男人得到的许多满足，是来自能够当好爸爸这件事。他所有保护性的感觉都找到了充分的表达，这些感觉是当他还是小孩子时，受到与早期家庭生活有关的罪疚感刺激而来的。再一次地，这里存在着对好父亲的认同——对真正的父亲或是理想的父亲。在他与孩子们的关系中，另外一个元素是他对他们强烈的认同，因为他打从心里分享了他们的欢乐，甚至在帮助他们度过困境并促进其发展当中，他以更令人满意的方式重新创造了自己的儿童期。

我所提过在孩童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与母亲和孩子之关系有关的事宜，大多也适用在父亲与小孩的关系上。父亲扮演了与母亲不同的角色，不过两人的态度是互补的；而且如果（如同在全篇讨论中所假设的一般）他们婚姻生活的基础是爱与了解，丈夫便会享受妻子与小孩之间的关系，而妻子则以丈夫的善解与帮忙为乐。

家庭关系的困难

我们都知道，我所描述的那种完全和谐的家庭生活，并不是天天如此的。这样的生活仰赖一些情境与心理因素的巧妙配合，最重要的是夫妻得具备发展良好的爱的能力。在夫妻之间与亲子之间，有可能发生各种困难，以下我将举出一些例子。

孩子的个性可能不符合父母的期望，任一个配偶都有可能潜意识地希望小孩像过去的某个兄弟或是姐妹，对于这个愿望，显然父母无法都得到满足，甚至可能两人都无法获得满足。再次提到的是，如果双亲之一或是两者在过去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中曾存在着竞争与嫉妒，有可能会在他们自己的小孩获得发展或成就时重复发生。另外一种困难的情境出现在双亲过度的野心与期许，利用孩子的成就来获取他们对自己的肯定与减轻恐惧。再者，某些母亲无法去爱并享受拥有孩子，因为她们在潜意识中为着夺取了母亲的位置而感到强烈的罪疚感；她们也许无法亲自照料小孩，而必须将他们交给保姆或其他人来照顾——这些人在她们的潜意识心智中代表了母亲，因此她将曾经想要从母亲那里夺取的小孩还给了她。这种对于爱孩子的惧怕当然会干扰和孩子的关系，也可能影响到夫妻关系。

我说过，罪疚感与修复的驱力是与爱的情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过，如果早期在爱与恨之间的冲突不曾得到完善的处理，或是罪疚太强烈，可能导致对所爱的人感到厌烦或甚至排斥他们。终究，是因为在幻想中伤害了所爱的人——首先，是母亲——害怕她可能会死亡的恐惧感，导致了难以忍受对这个人的依赖。我们可以观察到幼儿从早年的成就，以及任何提升他们独立的事情所获得的满足感。不过就我的经验看来，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小孩被驱使去减弱对“绝对重要”的人（他的母亲）的依附关系。她起初维持了他的生命，供给他一切所需，保护他并带给他安全，于是她被感觉是一切“好”的与生命的来源；在潜意识幻想中，她成为个体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于是她的死亡意指了他自己的死亡。只要这些感觉与幻想非常强烈，对所爱的人的依附就可能变成难以承受的负担。

许多人解决这些困难的方法，是借由减少、否认或是压抑自己的爱的能力，并且逃避所有强烈的情绪；有些人则将爱从人转移到非人的其他事物上，借此逃避爱的危险。这种将爱转移到事物与兴趣上的方式（我曾在关于探险家与寻求严酷挑战大自然的人们身上做过讨论），是正常成长的一部分，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将爱转移到非人的客体上，变成了他们处理或是逃避冲突的主要方式。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爱护动物者、狂热的收藏家、科学家、艺术家……他们对所关注的事物或选择的工作怀有极大的爱的能力，而且经常自我牺牲，但是，却对其他人少有兴致与爱。

有些人的发展相当不同，他们变得完全依赖那些强烈依附的人，对他们来说，潜意识里害怕所爱的人会死亡的恐惧导致了过度依赖。因为这种恐惧而增加的贪婪是这种态度的元素之一，而且表现在尽可能地利用他所依赖的人上。另外一项构成这种过度依赖态度的要素是逃避责任：他人为他背负了行动的责任，有时甚至还要为他的意见与思想负责（这是为何人们会无异议地接受一个领导者的观点，盲目服从他的要求行事的理由之一）。对于如此过度依赖的人来说，他们极度需要爱来支持自己对抗罪疚感与各种恐惧感；他们所爱的人必须借由表示爱意来一再证明自己不是坏的、没有攻击性，而且并未受到他们的破坏冲动的影响。

这些过度强烈的连结最干扰母婴的关系，如我之前所指出的，母亲对小孩的态度与她身为孩子时对自己母亲的感觉有很多相同之处。我们已经知道的是，这种早期关系的特色是爱与恨之间的冲突。孩子潜意识里对母亲所持有的死亡愿望，在她成为母亲后继续存在于自己的孩子身上，这些感觉因为儿童期各种对手足的冲突情绪而增强了。如果因为过去的冲突未解决，造成了母亲在与孩子的关系中感到太多罪疚感的话，她可能会强烈地需要孩子的爱，用各种方法将孩子与自己紧密地绑在一起，使孩子依赖她；或者，除此之外，她有可能太过专注在小孩身上，孩子成为她的生活重心。

现在让我们来想想——虽然只是从一个基本的向度——一种非常不同的心智态度：不贞（infidelity）。不贞的各种表现之间（这是各种极度分歧发展方式的结果，在某些人来说是表达了爱，在其他人则是恨，两者之间有各种程度的变异）有一种共同的现象：反复离弃（所爱的）人，部分原因是源于对依赖的恐惧感。我发现：典型的“大情圣唐璜”（Don Juan），在其心智深处因为害怕所爱的人死亡而受到困扰，如果他没有发展出这种特别的防卫，也就是用他的不贞来应付它们的话，这样的恐惧可能会突破重围，并以忧郁与心智上极度痛苦的感觉来表达。借由这种防卫，他反复对自己证明：他极度爱恋的那一个客体（最先是他的母亲，他害怕她会死亡，因为他感觉他对她的爱是贪婪且具破坏性的）毕竟不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他永远能够找到另一位女人；虽然他对她有热情，但只是肤浅的感觉。有些人正好相反，他们由于极度恐惧所爱的人死亡，反而驱使自己去排斥她，或者是遏止、否认爱，他则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这样做。不过，透过他对女人的态度，潜意识中的妥协获得了表达，借由放弃与排斥某些女人，他潜意识地离弃了母亲，把她保住了，以免受到他危险的欲望所伤害，并且将他自己从对母亲痛苦的依赖中释放出来；而借由转向其他女人、给她们欢愉与爱，他在潜意识心智中保存了所爱的母亲，并且再创造了她。

在现实中，他被驱使着从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因为另一个人很快地又变成了母亲的代表，于是他原始的爱恋客体被一连串不同的人替换着。在潜意识幻想中，他借由性的满足（实际上他给了其他的女人）再创造或复原了他的母亲，因为只有在某一方面，其性特质被感觉到是危险的，在另一方面，性特质则被感觉到是具疗愈性的，并且能令她快乐。这双重的态度是潜意识妥协的一部分，导致了他的不贞，也是特别发展方式的一个条件。

这带领我思考到在爱的关系中另外一种困难，男人可能限制他对一个女人的深情、温柔与保护的感觉，这个女人也许是他的妻子，但是他无法在关系中得到性的欢愉，并潜抑他的性欲望或是将它们转向其他的女人。恐惧性特质的破坏性、害怕如同竞争对手的父亲和随之而来的罪疚感，是造成温柔的感觉与特定的性的感觉必须分离的重要理由。被他所爱与高度珍视的女人——代表他的母亲——必须从他的性欲中被拯救出来，因为在他的幻想中，他感觉到性欲是危险的。

选择爱侣

精神分析显示，是很深的潜意识动机促成了爱侣的选择，使两个特定的人在性方面彼此吸引与获得满足。男人对女人的感觉总是受到早年对母亲之依附的影响，不过，这大多是在潜意识里的，而且可能以伪装的方式来表现。男人可能选择一些与母亲完全相反特质的女人作为爱侣——也许这个女人的外貌不同，但是她的声音或某些特征却符合男人早年对母亲的印象，因此对他有特别的吸引力。此外，或者只是因为想要脱离与母亲过于强烈的依附，他可能选择一位与母亲完全相反的爱侣。

通常在发展的过程中，在男孩的性幻想与其爱恋感觉里，姐妹或是堂表姐妹会占据母亲的位置。很明显地，以这种感觉为基础的态度，与某些男人寻找具有母亲特质之女性的态度是不同的；虽然一个受到对姐妹的感觉而影响选择的男人，也有可能寻找具有若干母亲特质的爱侣。早年周遭各种人物的影响，而产生了极为多样的可能性：保姆、阿姨、祖母都可能在这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当然，在思考早年关系与日后选择爱侣的关联时，我们不应该忘记，男人想要在日后爱的关系中再度找到的，是儿童期对所爱的人的印象，以及与这个人有关的幻想。甚者，潜意识心智确实在意识所不能觉察的基础上连结事物，由于这个缘故，被完全忘记——潜抑——的各种印象，使某个人比另外一个人在性与其他方面更有吸引力。

女性选择爱侣方面也同样有类似的因素在运作着，她对父亲的印象与感觉，如仰慕、信赖等等，可能在她选择爱的伴侣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过，她早年对父亲的爱可能已经动摇了，也许她很快就因为冲突太强而离开了他，或是因为他让她太失望了，于是某个兄弟、堂表兄弟或玩伴便可能成为非常重要的人；她可能对他怀有性的欲望与幻想，再加上母性的感觉。她可能会寻找符合这种兄弟意象的爱人或是丈夫，而不是找寻比较具有父亲特质的人。在成功的爱的关系中，两位爱侣的潜意识心智是互相一致的。举例来说，主要具有母性感觉的女人，想找寻具有兄弟特质的伴侣，如果她的男伴要找的是一名以母性特质为主的女人，那么他的幻想与欲望便会与这位女性的相符合。如果这名女性与父亲有很强的连结，那么她在潜意识里选择的男人，便会需要一个能让自己扮演好父亲角色的女人。

虽然成人生活中的爱的关系，是建立在早期与父母及兄弟姐妹有关的情绪情境上，但新的关系未必只是早期家庭情境的重复。潜意识的记忆、感觉与幻想会以相当伪装的方式进入新的爱恋关系或友谊中。不过，除了早期的影响，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运作于建立爱的关系或友谊的复杂过程中。正常的成人关系总是包括了新的元素，这些元素是来自新的情境，来自环境与我们所接触到的各种人的人格，也来自他们对作为成人的我们，在情绪需求及实际兴趣方面的反应。

获得独立

目前为此，我主要提到的是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现在我们来到更广泛的爱的表现，以及爱进入各种活动与兴趣的方式。早年孩子对母亲乳房与母乳的依附，是生命中所有爱的关系之基础，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母乳只是一种健康与合适的食物，我们可能会下一个结论，就是母乳很容易被其他同样合适的食物所取代。然而，乳汁能够舒缓婴儿饥饿之苦，并且是由他愈来愈爱的乳房所给予，这使他获得了非常重要的情绪价值。乳房与其产物首先满足了他自我保存的本能与性的欲望，这使得它们在他的心智中代表了爱、愉悦与安全；因此，他能够在心理层面将这最初的食物置换为其他的食物，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遭遇了或多或少的困难后，母亲可能得以成功地帮助孩子转换到其他食物，但是，即使如此，婴儿也许不会放弃对那最初食物的强烈欲望，也可能尚未克服被剥夺这些食物的怨恨，还没有在实际层面去适应这样的挫折。若是这样的话，他可能无法真正适应往后生命中的任何挫折。

如果借由对潜意识心智的探索，我们了解了这种最初对母亲及其食物的依附强度与深度，以及它持续在成人潜意识心智中存在的强度，我们会好奇一个孩子是如何逐渐脱离母亲而获得独立。实际上，小婴儿会对周遭事物具有强烈的兴趣和与时俱增的好奇心，并乐于认识新的人事物，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高兴，这些似乎都能让孩子找到新的兴趣与爱的客体。但是，这些事实并不能完全解释儿童脱离母亲的能力，因为在他的潜意识心智中，他是如此紧密地与母亲连结在一起。不过，这种极度强烈的依附本质，易于驱使他离开，因为（受到挫折的贪欲与怨恨是无法避免的）这样的依附引起了害怕会失去这位绝对重要的人，结果产生了依赖她的恐惧感。于是，儿童在潜意识心智中倾向于放弃她，这样的倾向受到了想要永久保存她之急迫渴望的抗衡，这些矛盾冲突的感觉，加上在情绪与智能方面的成长——使他能够找到其他感兴趣且能带来快乐的客体——导致他获得转移爱的能力，也就是用其他的人事物来取代最初所爱的人。正因为孩子从与母亲的关系上经验到了如此丰富的爱，他也会在日后的依附关系上汲取这么多。如此置换爱的过程，对于人格与人际关系的发展来说具有无比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对于整体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

除了将爱（与恨）从自己的母亲转移到其他人事物上，因而将这些情绪分散到更广阔的世界中，还有另外一种处理早期冲动的方式。幼儿在与母亲的乳房相连结时所经验到的肉体上的感觉，发展为对她整个人的爱；爱的感觉从一开始就和性欲望融合在一起。精神分析已经注意到，对父母、手足的性感觉不只是存在于幼童身上，甚至在某个程度上也可以被观察到，只有透过探索潜意识心智，才能够了解这些性感觉的强度与根本重要性。

我们已经知道，性欲望与攻击的冲动和幻想、罪疚及害怕所爱的人死亡是紧密相连的，这些感觉都驱使小孩减轻了对双亲的依附。小孩也会倾向于潜抑这些性的感觉，也就是说，它们变成潜意识的感觉，可以说是被埋在心智深处。性的冲动也从最初所爱的人脱离开来，小孩因而获得了可以用热情的方式去爱另外一些人的能力。

刚刚描述的心理过程——用其他人来替换所爱的人，在某个程度上将性从温柔的感觉分开来，并且潜抑了性冲动与欲望——是小孩在建立更广泛关系之能力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对于成功的全面发展来说，很重要的是，对跟最初所爱的人相关的性感觉，不应该太过潜抑，而且儿童的感觉从父母身上置换到其他人身上的过程不应该太完整。如果儿童可以从最亲近的人那里获得足够的爱，如果与他们有关的性欲望未被潜抑得太深，那么在日后的生命里，爱与性的欲望便可以复苏，再次被聚合在一起，这些欲望在快乐的爱的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发展极为成功的人格中，保有了某些对双亲的爱，同时附带有对其他人事物的爱。不过，如我之前所强调的，这并非只是爱的延伸而已，而是情绪的扩散（diffusion），它减轻了儿童对最初所爱的人在依附与依赖关系上的冲突与罪疚。

借由转向他人，儿童的冲突并未被化解，因为他用较不强烈的方式，将这些冲突从最初最重要的人转移到新的爱（与恨）的客体——这些客体部分代表了旧有的客体。正因为他对这些“新人”的感觉不那么强烈，在此情况下，他想修复的驱力可以更加充分地运作，因为这驱力在罪疚感太强烈时可能受到阻碍。

众所周知，拥有兄弟姐妹有助于儿童的发展，与手足一起成长可以让儿童比较容易脱离父母亲，并且与手足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不过，我们知道，儿童不只是爱手足，也对他们有很强烈的竞争感、恨意与嫉妒心。为此，与堂表兄弟姐妹、玩伴及与比近亲更远的其他小孩的关系，使得一个儿童可以从手足关系中分离，这是日后社会关系极为重要的基础。

学校生活中的关系

学校生活为儿童已经获得的人际关系经验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也为新实验提供了场所。儿童可能从众多孩子中，找到一两个或几个会对他的气质做出比自己兄弟姐妹更佳反应的人。在其他的满足之中，这些新友谊提供了机会让儿童修正与改善早年跟兄弟姐妹的关系，这些关系原本可能是令人不满意的。他可能真的曾经欺负比较弱小或年幼的弟弟，或者是潜意识里因恨与嫉妒干扰了关系而产生罪疚感，这样的干扰可能持续到成年生活中。这种令人不满意的状态可能深深地影响了他日后对人的一般态度。我们知道，有些小孩无法在学校交朋友，这是因为他们带着早期的冲突进入新的环境；对于其他可以完全脱离最初的情绪纠葛并且与同学交往的人来说，通常可以发现他们实际上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也跟着改善了。新的同伴关系向孩子证明了他能够去爱，而且是可爱的，爱与善也是存在的，这在潜意识里也被感觉为证明了他能够修复曾在想象或事实中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因此，新的关系有助于解决早年的情绪困境，虽然当事人并未觉察到那些早期困难的确切本质或是它们被解决的方式。透过所有这些方式，修复的倾向得以开展，罪疚感被减弱，对自己与他人的信任也增加了。

相较于小家庭的生活范畴，学校生活也提供机会将爱与恨做比较清楚的区隔。在学校里，有些小孩可以被恨，或只是被讨厌，而其他人可以被爱。在这种情况下，被潜抑的爱与恨的情绪——被潜抑是因为恨所爱的人造成了冲突——可以透过较为社会所接受的方向找到更充分的表达。小孩会以各种方式结盟，而且对于向他人表达恨意与厌恶到何等程度，发展出特定的规矩，游戏与伴随而生的团队精神便是这些结盟与展现攻击性的调节因子。

嫉妒与竞争老师的爱与欣赏虽然可能非常强烈，却是在不同于家庭生活的环境中被经验到的。整体而言，孩子们对老师的感觉较疏离，比起父母，老师较少引起小孩的情绪，毕竟他们会将他们的感觉分给许多小孩。

青春期的人际关系

当小孩成长到青春期，其英雄崇拜的倾向通常会表现在与某些老师的关系中，进而可能讨厌、怨恨或是诋毁其他的老师，这是另外一个区分恨与爱的例子，这个过程提供了释放的功能，因为“好的”人不至于被伤害，又可以满足于怨恨某个被认为是该当被如此对待的人。正如我之前所说的，被爱与被恨的父亲、被爱与被恨的母亲，是最初被赞赏、怨恨与贬低的客体，但是这些混和的感觉，对幼儿的心智来说太过冲突与沉重，因此容易受阻或被埋藏，而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找到部分的表达，例如，保姆、叔伯、姨妈及亲戚等。日后在青春期时，大多数的小孩会表现出离开父母的倾向，主要是因为与父母有关的性欲望与冲突再次增强所致。早期对父亲或母亲（因个案而有不同的对象）的竞争与怨恨的感觉开始复苏而被强烈地体验到，虽然其性动机仍然保持在潜意识中。青少年容易对他们的父母与其他对象，如佣人、软弱的老师或是不喜欢的同学等，表现出非常具攻击性与不悦的样子。但是，当恨意达到如此的强度时，想要保存内在和外在的好质量与爱的必要性就变得更为迫切了，于是具有攻击性的年轻人倾向去寻找他能仰望与理想化的人物，受到崇拜的老师们可以满足年轻人的这种需求；而内在的安全感是来自于对他们的爱、赞赏与信任感，因为，在潜意识心智中，这些感觉似乎确认了好父母及与他们之间的爱的关系，也因而驳斥了在这阶段变得强烈的恨、焦虑与罪疚感。当然，有些小孩在经历这些困难时，仍然能够保持对父母的爱与赞许，但这样的小孩并不常见。我认为我所说的能稍加解释某些理想化人物在一般人心中的特殊位置，像是一些名人、作家、运动员、探险家、文学作品中的想象人物等，人们对这些人物转移了爱与赞赏，不这样的话，所有的事物将会因为恨与缺少爱而黯然失色，这种状态将被感觉到会危及自己和他人。

和理想化某些人同时发生的是对其他人的恨，特别是对一些想象的人物，例如影片与文学作品中的某类恶棍，或是与自己有段距离的真实人物，例如对立政党的政治领袖。相较于那些和自己比较亲近的人而言，恨这些不真实的或是与自己有距离的人是比较安全的，对双方来说都是。这点也适用于对某些师长的怨恨，相较于父子之间，一般的校规与整体情境较易于在学生与老师之间形成更大的屏障。

像这样将对人们的爱与恨区隔开以避免太靠近自己，也具有一个作用，即让所爱的人更加安全，不论是在实际上或是在心智中。他们不仅是在生理上远离自己而无法靠近，而且区隔开爱与恨的态度更增强了这样的感觉，即自我能够保存爱免于破坏。因着具有爱的能力而产生的安全感，在潜意识心智中与所爱的人被保存在安全不受损害的状态是息息相关的。潜意识里的信念似乎是如此声明的：我能够将我所爱的人保存得完整无缺，因而我真的不曾损害任何我所爱的人，而是将他们永远保存在我的心中。最终，所爱的父母意象被当作最珍贵的所有物，保存在潜意识心智中，因为它护卫了其拥有者免受全然的孤寂之苦。

友谊的发展

儿童的早期友谊于青春期阶段发生了特质上的改变，这个生命阶段特有的感觉与冲动之强度，带来了少年之间非常强烈的友谊，且大多是在同性成员之间。同性恋的倾向与感觉形成了这些关系的基础，也常常导致真正的同性恋活动。这种关系有部分是为了逃避对异性的驱力，这驱力在此阶段通常因为各种内外在因素而难以处理。举男孩的例子来谈谈这些内在因素：他的欲望与幻想仍然与母亲与姐妹紧密连结着，此时因离开她们去找寻新的爱的客体而发生的挣扎，正处于最激烈的时候。对异性的冲动，对此阶段的男孩与女孩来说，通常被认为是充满了许多危险的，导致对同性的驱力被强化了，而能被放入这些友谊关系中的爱、赞赏与讨好，也都是对抗恨意的防卫——如我之前指出的。因为这些种种原因，青少年们更加紧抓这些关系不放了。在此发展阶段中，不论是在意识或潜意识上增强的同性恋倾向，也在讨好同性老师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我们所知的，青春期的友谊经常是不稳定的，原因之一是强烈的性感觉（意识的或潜意识的）进入这些关系并干扰了它们。青少年尚未从婴儿期的强烈情绪连结中解放出来，而且仍然被它们所支配着，其程度是超过他自己所知道的。

成人生活里的友谊

在成人生活中，虽然潜意识的同性恋倾向在同性朋友之间的友谊中扮演了一部分角色，有一点却是友谊的特色——与同性恋爱的关系不同之处——即温情的感觉有一部分是与性的感觉分离开来的；性的感觉退隐到背景当中，而仍然在潜意识心智中保持相当程度的活跃。像这样将性与温柔的感觉分开来，也适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友谊。不过，由于友谊这个广大的题目只是我探讨主题的一部分，我在此仅限制讨论同性之间的友谊，接着只做几点一般性的评论。

让我们举两个女性之间的友谊为例子，她们并未太依赖对方，但在关系中，保护与帮助可能仍然是被需要的，有时候是这一位需要，有时候则是另外一位需要，就看发生的状况而定。在情绪层次的给予和获取，是真实友谊的基本要件。在这里，早期处境的元素以成人的方式被表达出来，保护、帮助与建议最早是由我们的母亲提供，如果我们在情绪上有所成长而能够自立自足的话，就不必太依赖母性的支持与安慰了。但是当痛苦与困难的处境发生时，希望能接收到支持与安慰的愿望是持续终生的。在我们与朋友的关系中，有时候可能接收或给予一些母亲的照顾与爱，成功地融合母亲的态度与女儿的态度，似乎是情绪丰富的女性人格及交友能力所必备的多种条件之一（充分发展的女性人格，意味着与男人友好的关系，兼具柔情与性的感觉；不过，在女人的友谊方面，我指的是升华的同性恋倾向与感觉）。在我们与姐妹的关系中，可能曾有机会去经验与表现母性般的照顾与女儿的反应，而且可以轻易地将它们进一步带入成人的友谊中。不过，有些人也许不曾有过姐妹，或是缺少任何可以经验这些感觉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和一个女人发展友谊的话，将会在经由成人的需求修正之下，实现了强烈而重要的儿时愿望。

我们与朋友分享兴趣与欢乐，也可能享受到她的快乐与成功，即使我们自己欠缺。如果我们认同她的能力够强，进而能分享她的快乐，那么嫉羡与嫉妒的感觉便可能退隐到背景中。

罪疚与修复的元素在这样的认同中是从不缺少的，只有当我们成功地处理了对母亲的恨意与嫉妒、不满与埋怨，能够见她快乐而感到快乐，感觉到我们并未伤害到她，或者能够修复我们在幻想中造成的伤害，才能够真正地认同另外一个女人。导致过度要求的占有与不满，是干扰友谊的元素，事实上，过强的情绪可能会侵蚀友谊的基础。我们在精神分析的研究中发现，只要这种状况发生，早年欲望未获满足、不满、贪婪或嫉妒的情境就会突破重围。也就是说，虽然当前的事件可能引发了困难的发生，但在友谊破裂中，实际上是来自婴儿期未解决的冲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平衡的情绪状态——并不排除感觉的强度——是成功友谊的基础。如果我们的期待太多，便不大可能成功，也就是期待朋友来补偿我们早期的不足。如此不适切的要求大多是在潜意识里，因而无法理性地加以处理，它们必然使我们遭受失望、痛苦与怨恨。如果这些过分的潜意识要求干扰了友谊，早年情境便丝毫不差地重复上演了，不论外在环境可能有多大的不同。在早年的时候，强烈的贪婪与恨干扰了我们对父母的爱，使我们陷入不满与孤单的感觉。当过去的情境没有如此强烈地压迫当前的处境时，我们比较能够正确地选择朋友，并从他们所给予的获得满足。

因为男人与女人心理学不同的缘故，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处，但我所提到关于女人之间的友谊，大多能适用于男人之间友谊的发展。区分柔情与性的感觉、升华同性恋倾向与认同，这也都是男性友谊的基础。虽然与成人人格相符的元素与新的满足进入了男人与另一个男人的友谊中，即便是崭新的，他同样多少是在寻找他与父亲或兄弟关系的重复版本，或是可以满足过去欲望的新关系，或者改善与曾经最亲近的人们未尽满意的关系。

爱的更广面向

我们将爱从最初真爱的人那里移置到其他人身上，此一过程在最早的儿童期起即扩展到一般事物上。如此，我们发展出兴趣与活动，而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则投入了一些原本对人们的爱。在婴儿的心智中，身体的某一部分可以代表另外一部分，一个物体也可以代表身体的某些部分或是一些人。透过这种象征的方式，任何圆的物体可能在儿童的潜意识心智中代表了母亲的乳房。借由渐进的过程，任何在身体上或是更广泛的层面上，被感觉能释放善与美及带来愉悦与满足的事物，都能在潜意识心智中取代永远丰饶的乳房及整个母亲的位置。于是我们称呼自己的国家为“母国”，因为在潜意识心智中，国家可能代表了我们的母亲，而它可以被爱的感觉在本质上是源自于与母亲的关系。

为了要说明最初的关系如何进入看似相距甚远的许多兴趣，让我们来看探险家的例子。这些探险家们迈向新的发现，在行动中经历最严重的物资缺乏，面临极大的危险，甚至是死亡。除了刺激的外在环境，还有很多心理上的元素形成了这种兴趣与追求探险活动的基础。此处我只能提到一或两个特定的潜意识因素：在贪婪里，小男孩渴望攻击母亲的身体，这身体被感觉为母亲好乳房的延伸；他也有想要抢夺其身体内容物的幻想，除此之外还有婴儿，这些婴儿被认为是珍贵的所有物，并且在嫉妒中，他也攻击这些婴儿。这些想穿透母亲身体的攻击性幻想，很快地与其想要和母亲交合的性器欲望连结起来。在精神分析工作中发现的是：想要探索母亲身体的幻想，源自于儿童攻击性的性欲望、贪婪、好奇与爱，这造成了男人想探索新国家的兴趣。

在讨论到幼儿的情绪发展时，我曾指出其攻击冲动会引起强烈的罪疚感及对于所爱的人将死亡的恐惧，这些都形成了部分爱的感觉，而且再增强并强化了它们。在探险家的潜意识心智中，新的地域代表了新的母亲，取代了失去的真正母亲，他在找寻“应许之地”——“流奶与蜜糖之地”。我们已经了解由于恐惧最爱的人死亡，导致小孩在某个程度上离开了她，不过，这同时驱使他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再创造她并再度找到她，如此一来，逃离她与再找到她皆获得了充分的表现。儿童的早期攻击性刺激了修复与补偿的驱力，想要将他之前在幻想中从母亲那里夺取的好东西还给她，而这些想要补偿的愿望融合为日后探索的驱力，因为探险家借由找到新的土地来给予整个世界与许多特定的人们某些东西，在这样的追求之中，探险家事实上表现了攻击性与修复的驱力。我们知道，在发现一个新国度的过程中，攻击被用在各种争斗及克服各种困难上。不过，有时攻击性是以更开放的方式被表现出来，在以前的时代更是如此，人们不只是探索，还更进一步地征服与殖民。在早期幻想中对母亲身体里想象的婴儿的攻击，以及对刚诞生的弟妹真实的恨意，在此现实情境中，借由对待原住民的无情与残酷态度表现出来。然而，被期望的复原，则充分表现在新的国度里繁衍自己的同胞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透过探索的兴趣（不论攻击性是否公开地表现出来），各种冲动与情绪，如攻击性、罪疚感、爱及修复的驱力，都被转移到其他的领域中，远离最初的那个人。

探索的驱力不必然表现在对世界真正身体力行的探索，可能延伸到其他领域，例如任何种类的科学发现。举例来说，早年想要探索母亲身体的幻想与欲望，成为天文学家从工作上获得的满足感的一部分；想要再次发现早年的母亲的欲望——这个母亲实际上或者在个人的感觉里已经失去了——在创造性的艺术及人们享受与欣赏艺术的方式上，也是极为重要的。

为了说明某些我刚刚讨论的过程，我将引用一段济慈（Keats）所写的十四行诗，《初读查普曼译荷马有感》（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

虽然大家都耳熟能详，方便起见，我还是在此引用全诗：

我曾遨游过许多黄金的地域，

造访了许多美好的城邦与国度；

我已踏遍了西边的岛屿，

那里的歌者皆效忠于阿波罗。

如此广袤之地——我曾经多次被告知，

是眉宇深锁的荷马所统治的领地；

然而，我未曾呼吸到它的纯静，

直到此刻聆听查普曼朗声而无畏地说出来：

我已经遨游过不少黄金的领域，

造访了许多美好的城邦和国度；

我曾经巡回许多西方的岛屿，

那里歌者一致效忠的是阿波罗。

人们时常对我提到一广袤的空间

属于那眉目深陷的荷马统治之邑；

但我从未呼吸到那清纯肃穆的空气，

直到这一刻聆听查普曼朗声长吟。

济慈是从一个欣赏艺术作品者的观点来说诗的。诗被比拟为“美好的城邦与国度”及“黄金的地域”。他自己在阅读查普曼译荷马时，最初是观察天象的天文学家——当“一个新的行星游移进入他的视野中”。之后济慈变成了探险家，“带着荒诞的臆测”，他发现了一片新的土地与海洋。在济慈完美的诗词中，世界代表了艺术。很清楚的是，对他来说，科学与艺术的欣赏与探索是来自于同一个源头，对美好土地的爱——“黄金的地域”。如我之前曾经指出的，对潜意识心智的探索（顺带一提，这是弗洛伊德发现的一块未知大陆），显示了美好的土地代表了所爱的母亲，而想要追寻这些土地的欲望，则来自于我们对她的欲望。回到这首十四行诗中，也许可以这么说（我对它没有任何仔细的分析），那位统治着诗的国度的“眉宇深锁的荷马”，代表了被欣赏与强而有力的父亲，当儿子（济慈）也进入了欲望的国度时（艺术、美、世界——最终是他的母亲），他追随了父亲的典范。

同样地，雕刻家将生命注入艺术品中，不论它是否代表一个人，在潜意识中皆回复且再创造了早年所爱的人，是他已在幻想中摧毁了的那人。

我感觉如同一浩浩太空的凝望者

当一颗全新的星球泅入他的视野；

或者就像那果敢的戈奥迭（Cortez），以他

苍鹰之眼注视太平洋——当所有水手

都面面相觑，带着荒忽的设想——

屏息于大雷岩（Darien）之巅。

罪疚感、爱与创造力

我一直致力于阐明罪疚感是创造力与广泛而言的工作（甚至是最简单的工作）之基本动力，不过，如果它们太过强烈的话，却可能反带有抑制创造活动与兴趣的效果，这些复杂的关联性在对幼童的精神分析中首度得到澄清。对儿童来说，当各种恐惧因为精神分析而减弱时，原本沉睡的创造冲动便会在一些活动，如画画、模仿、堆积东西及在言语中苏醒而表现出来。这些恐惧曾经造成破坏冲动的升高，因此当恐惧减弱时，破坏的冲动也减弱了。在这些过程中，罪疚感与因担心所爱的人死亡而感到的焦虑——这些是儿童心智无法应付的，因为太过强烈——逐渐减弱了，且变得比较不那么强烈而能够加以处理。这能够提高儿童对他人的关心、激发对他人的怜爱及认同，整体而言，爱增加了。想要修复的愿望是如此紧密地与关心所爱的人，以及担心其死亡的焦虑结合着，直到现在能以创造性及建设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成人的精神分析中，也可以观察到这些过程与改变。

我曾提过任何欢乐、美及丰富的来源（不论是内在的或外在的），在潜意识心智中都被感觉为母亲慈爱与给予的乳房，以及父亲具有创造力的阴茎，它们在幻想过程中有着类似的特质——最终来说，就是两位慈爱又慷慨的双亲。与引发如此强烈的爱、欣赏、赞美与奉献等感觉的大自然的关系，和与母亲的关系有许多相同之处，诗人们早就看出这一点了。大自然的多重赠礼，等同于任何我们在早年从母亲那里接收到的东西。不过，她并非总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常常会感觉到她吝啬、让我们受挫；我们对她的这些感觉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复苏了，因为大自然经常是不愿给予的。

自我保存需求及渴望爱的满足永远是连结在一起的，因为它们最初是来自于同一个来源。首先，安全感是由母亲提供给我们的，她不只解除了饥饿的痛苦，也满足我们的情绪需要，并纾解了焦虑。于是，借由满足我们基本所需而产生的安全感，是与情绪的安全感相关的，而且两者都极度被需要，因为它们可以对抗害怕失去所爱母亲的早期恐惧感。我并非低估实际上来自于匮乏的直接或间接的痛苦，但是，实际上痛苦的处境会因为源于最早期的情绪情境之悲痛与绝望而更为惨烈，在当时儿童不仅因为母亲没有满足他的需要而感觉到被剥夺了食物，也感觉到失去了她及她的爱与保护。失去工作也剥夺了他表现建设性能力的机会，这种能力是处理其潜意识的恐惧及罪疚感最重要的方法，也就是修复的能力。环境的严酷（虽然部分可能是因为未如人意的社会系统，让处境悲惨的人有真实基础而将此痛苦怪罪于他人）和可怕父母的残酷无情——儿童处于焦虑压力下所相信的——有某些共同之处。相反地，在物质或心智上提供给贫穷或失业者的帮助，除了具有实际的价值之外，在潜意识里也被感觉到证实了慈爱父母的存在。

回到与自然的关系上，在世界上某些地方，自然是残酷而具有破坏性的，但是，即使如此，当地的居民仍然抵抗着各种危险，不论是干旱、洪水、严寒、酷热、地震或瘟疫，都不愿放弃他们的土地。外在环境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些坚忍的人们可能缺乏工具搬离成长的地方，不过，这样的现象对我来说并不能充分解释，有时候为了守住家乡的土地，人们可以忍受诸多艰苦。对于处于如此艰难的自然状况下的人来说，为了生存而奋斗也具有其他的（潜意识）目的。对他而言，自然代表了吝啬而严厉的母亲，其恩赐必须予以强力的高度赞扬，因此早期的暴力幻想被重复而且行动化了（虽然是以升华和适应社会的方式）；他在潜意识里因为对母亲的攻击冲动而感觉到罪疚感，他期待（目前在他与自然的关系中，仍然是在潜意识中期待着）她会严苛地对待他，这种罪疚感像是动力般地促成了修复。因此与自然的搏斗有部分被认为是一场要保存自然的奋斗，因为它也表现了想要修复她（母亲）的愿望。与严酷自然奋斗的人们不只是照顾了自己，也为自然本身服务；由于并未切断与母亲的关系，他们活生生地保留了早年母亲的影像，在幻想中，借由与她靠近而保存了自己和她——实际上是借由不离开他们的家乡。与此相反的是，探险家在幻想中找寻的是新的母亲，为的是取代真实的母亲，他感到与她疏远，或是在潜意识里害怕会失去她。

与我们自己，以及与他人的关系

我在本章中讨论了每个人的爱，以及与他人之关系的某些面向，不过，在我尚未深入探讨所有关系中最复杂的一种之前，我尚不能做总结，那就是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但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呢？我们从早年开始所经历的每一件事，不论好或坏，所有接收自外在世界及内在世界里感受到的事物，快乐的与不快乐的经验，与他人的关系、活动、兴趣及各种想法，也就是所有我们经历过的事，都形成了我们自己并建构了我们的人格。如果我们某些过去的关系，以及相随的记忆和它们所唤起的种种丰富感觉，突然从生活中被抹灭了，我们将会感到何等的贫乏与空虚啊！我们会失去多少经验到，以及回应的爱、信任、满足、安慰与感恩！有许多人甚至不想失去某些痛苦的经验，因为它们促进了我们人格的丰富内涵。我在本文中已经多次提及我们早年的关系与日后种种关系之间的重要关联，现在我要说明这些最早期的情绪情境在根本上影响着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在心智中珍藏了心爱的人们，在某些困难的处境中可能受到他们的指引，发现我们的自我会猜想他们将如何表现、他们是否同意我们的做法。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如此尊敬的这些人，最终代表的是我们所欣赏与爱的父母。

不过，我们已经了解，孩子要与父母建立和谐的关系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早年爱的感觉受到恨意的冲动和这些冲动在潜意识里所激发的罪疚感严重的抑制及干扰；的确，父母也许欠缺爱与谅解的这点，很容易增加了整体的困难。即使是在最顺利的环境中，破坏的冲动与幻想、恐惧与怀疑，总是在某个程度上活跃于幼儿的心智中，它们会因为不利的环境与不舒服的经验而大量升高。另外也很重要的是，如果小孩在早年生活中没有获得足够的快乐，将会干扰其发展充满希望的态度，以及对人有爱和信任的能力。不过，这并非意指小孩所发展的爱与快乐的能力，直接相当于他获得的爱的量。的确，有些儿童在心智中发展了极度严厉与苛刻的父母形象，干扰了与实际父母及一般人的关系，即使事实上父母一直以慈爱对待他们亦然。另一方面来说，儿童心智上的困难，通常不会直接相当于他所接收到的不当对待；如果从一开始就为着因人而异的内在因素，使得孩子只有很低的挫折忍受力，而且攻击、恐惧与罪疚感非常强烈，那么父母真正的短处，特别是他们做错事的动机，在小孩的心智中可能会被极度地夸大与扭曲，而双亲与其他周遭的人可能被认为是非常严厉与苛刻的，因为我们自己的恨意、恐惧与怀疑容易在潜意识心智中创造了可怕严厉的父母形象。现在，这种过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是活跃的，因为我们都必须以某种方法来对抗恨与恐惧。我们因此了解了攻击冲动、恐惧与罪疚感（有部分是来自于内在的原因）的量，与我们所发展的主要心智态度有很重要的关联。

有些孩子因为不良的对待，而在潜意识心智中发展出如此严厉与苛刻的父母形象，整体心智态度是如此严重地受到影响。相反地，有很多孩子较少因为父母疏失或缺乏了解而受到负面的影响；由于一些内在的原因，他们从一开始就比较能够忍受挫折（不论是否可以避免），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做到不受自己的恨与怀疑冲动所主导。这样的儿童将更能忍受双亲在照料他们时所犯的错误，也更能够依赖自己人善的感觉，因此对自己更有安全感，并且比较不容易被来自外界的事物所动摇。没有任何儿童能够免于恐惧与怀疑，但是如果他与父母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信任与爱上，就能够在心智中将他们稳固地建立起来，成为引导与有帮助的形象，这是安慰与和谐的来源，也是日后所有友谊关系的原型。

我尝试阐明某些成人关系，描述我们对待某些人就如同父母曾经对待我们的方式一样——当他们爱着我们，或我们想要他们如此表现的时候——我们因而反转了早期的情境。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对某些人采取的态度，就像爱着父母的孩子，这里所说的这种互相替换的亲子关系，不仅是表现在我们对待他人的态度上，在我们的内在，也可以经验到这些我们保存在心智中有帮助的、引导的形象的态度。我们潜意识中感觉到这些形成我们部分内在世界的人，是爱我们、保护我们的父母，而我们回馈这种爱，感到自己如同是他们的父母。这些建立在真实经验与记忆的基础上的幻想关系，成了感觉与想象的一部分，促成快乐与心智健康强度。不过，如果保存在感觉与潜意识心智中的父母形象主要是严厉的，那么我们就难以感到安心自在了。我们都知道，过度严苛的良知会引起担忧与痛苦；比较不为人知、但是经由精神分析发现所证实的是：这一系列内在交战的幻想及与它有关的恐惧，是我们所谓恶意良心的基础。附带一提，这些压力与恐惧会表现在深度的心智困扰，甚至导致自杀。

我刚刚使用了相当古怪的词语“和我们自己的关系”，现在我要补充的是，这是一种与在我们自己之中所有珍爱部分的关系，以及与所有憎恨的部分的关系。我已经尝试说明了自己之中所珍视的一部分，是透过我们与外在的人们的关系所累积起来的资源，因为这些关系及与其相关的种种情绪已经变成了内在所拥有的。我们恨自己之中严厉与苛刻的形象，这些形象也是内在世界的一部分，大部分是我们对父母的攻击所导致的。不过，基本上最强烈的恨是朝向在我们自己里头的恨，我们是如此害怕在自己里头的恨意，因而被驱使去运用最强烈的防卫方法，也就是将它置于其他人身上——将它投射。不过，我们也将爱移置到外在世界里，只有当我们与心中友善的人物形象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时，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首先我们在与父母的关系中获得了信任与爱，然后我们获得他们，附带了所有的爱与信任，如同当年一样，将它们收到我们自己之中。然后，我们从这种爱的感觉之资源里，再将爱给到外在世界中。在恨的方面，有一个类似的循环，如我们所知，恨意导致我们在心中建构了恐怖的形象，于是容易认为别人是不好的、不友善的。附带一提，这种心智态度具有使他人不愉快并怀疑我们的实际效果，而我们的友善与信任态度则容易从他人身上唤起信任与善意。

我们知道有些人，特别是在年纪渐长时变得愈来愈刻薄，而有些人则变得比较温和，更善解人意与宽大容忍，这种差别是因为在态度与人格上的不同所致，不见得与生命中遭遇的有利或不利经验相符。由我已经陈述的可以总结如下：不论是对人或命运的刻薄感——这种尖刻通常与两者都有关联——基本上是在儿童期就已经建立了，而且可能在日后的生命里更被强化。

如果爱未曾被怨恨所扼杀，而是牢固地建立在心智中，那么对他人的信任与对自己良好特质的信念，会如同磐石般稳固而足以承受环境的打击，当痛苦发生的时候，遵循这种路线发展的人能够在自己心中保持那些好的父母，在痛苦的时候，他们的爱是一种永不衰竭的帮助，并且可以从外在世界再次找到在心中代表他们的人。具有反转幻想情境及认同他人之能力的人——这能力是人类很伟大的特质——可以给予他人帮助和爱，而这些都是他自己所需要的，他能借由这样的方式为自己找到得安慰与满足。

我从描述婴儿的情绪处境，以及与母亲的关系作为开始，母亲是他从外在世界所接收到的好质量最原始与最主要的来源。接着我提到，没有得到被母亲喂食的最高满足，对婴儿来说是极度痛苦的过程，不过，如果他对于受到挫折的贪婪与怨恨并未太强烈的话，就能够逐渐脱离她并从其他来源取得满足。在他的潜意识心智中，带来欢愉的新客体是与最初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满足相连结的，这是为什么他能接受其他的享受作为最初欢愉的替代品。这种过程不只是替换了最初的善，也保存了它，而且这过程愈是顺利度过，在婴儿心中留给贪婪与恨的空间就愈少。不过，如我常常强调的，潜意识的罪疚感——其发生与幻想中对所爱之人的破坏有关——在这些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们已经了解了婴儿的罪疚感与悲伤感，来自于在其贪婪与恨中摧毁了母亲的幻想，启动了修复这些想象中造成之伤害的驱力，而将她修复。现在这些情绪和婴儿的愿望及接纳母亲替代品的能力有很重要的关系，罪疚感引起了对于依赖所爱之人的恐惧感——这个人是小孩害怕失去的——因为当攻击性涌上心头时，他感到自己伤害了她。这种对于依赖的恐惧感，是他将自己从母亲身上脱离开来的动力——转向其他人事物并且扩大了兴趣的广度。正常来说，修复驱力能抵制罪疚感所引起的绝望，接着希望占了优势。在此情况下，婴儿的爱与修复的欲望，在潜意识中被带入新的爱的客体与兴趣中，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婴儿的潜意识心智中，这些是和最初所爱的人相连结的，透过他与新的人们的关系及建设性的兴趣，他再次发现再创造了这个人。于是，修复——是如此基本的爱的能力之一部分——扩展了范畴，而小孩接受爱的能力，以及透过各种方式将善从外在世界中摄取到自己内在的能力稳定地增加了。这种在“施”与“取”之间的平衡是获得更多快乐的主要条件。

如果在最早期的发展中，我们将兴趣与爱从母亲那里转移到其他人及其他满足的来源，唯有如此，我们在日后的生命中才能从其他的来源获得快乐，这让我们可以借由与其他人建立友谊，来补偿与某个人有关的挫折或失望，并且接受我们无法获得或是保存之物品的替代品。如果内在受挫的贪婪、憎恶与怨恨，并未干扰了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就有数不清的方式可以从外界摄取美、善与爱。借由这种方式，我们不断增加快乐的回忆，并且逐渐累积一箩筐的价值，透过它们，我们获得了不易被动摇的安全感及可以防止痛苦的满足感。更且，所有这些满足除了提供快乐之外，也具有减弱过去与现在之挫折的效果——回溯到最早期、最根本的挫折。我们愈是经验到满足，就愈不会憎恶匮乏，也就愈不会受到自己的贪婪与恨意所动摇，然后才能够真正地接受从他人那里得到的爱与善，并且将爱给予他人，如此周而复始，再接受到更多的回馈。换句话说，基本的“施与取”的能力已经在我们的内在建立起来了，这个能力确保了我们能获得满足，并且促进了他人的愉悦、安适或快乐。

总结来说，和我们自己维持良好的关系，是爱他人、容忍他人与理解他人的一个要件。如我所致力阐明的，这种与自我的良好关系，有一部分是在对他人友善、关爱与谅解的态度上发展起来的，也就是那些在过去对我们很重要的人们，与他们的关系已经成为我们心智与人格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在潜意识心智的深处，可以将对父母的怨怼清理到某个程度，并且原谅他们曾经让我们遭受挫折，那么我们将能够与我们自己和睦相处，能够真正去爱他人。

第二十章 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1940）

弗洛伊德在《哀悼与抑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一文中指出，哀悼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现实考验（testing of reality）。他表示，“我们需要在哀悼中花时间仔细进行现实考验的工作。当这项工作完成时，自我便能成功地让它的原欲脱离已失落的客体。”（S.E.14,p.252）同样地，“原欲加诸在客体上的每个记忆与期望都会被带出来，给予高度贯注，借此完成脱离。为何进行现实考验时的妥协会如此痛苦，实在难以能量的角度来做解释。而我们居然将这种痛苦所带来的不愉快，视为理所当然，实在令人惊讶。”（p.245）他也在另一段中写道：“我们甚至不知道进行哀悼工作时所借助的能量流动路径。但是以下推论或许有助于了解这个现象：每个显示原欲跟已失落之客体的依附之记忆和预期，都会遭遇客体已经不复存在的现实之判决。而自我在此时就会跟过去一样，疑惑自己会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但由于自己还活着而衍生出自恋满足（narcissistic satisfaction），便能说服自我切断跟已失落之客体的连结。我们或许可以假设，这样切断的工作如此耗时渐进，等到工作终于完成时，所需要的能量也已经耗尽。”（p.255）

我认为，正常哀悼里的现实考验跟我们早期的心理历程，有紧密的关联。我的论点是，儿童会经历跟成人的哀悼类似的心理状态，或者说，成人在生命后期每次经历哀伤时，童年早期的哀悼就会重来一遍。我认为，儿童克服哀悼状态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就是现实考验；而就如弗洛伊德强调的，这项历程也是哀悼工作的一部分。

我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中提出了“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的概念，并说明这样的心理位置与躁郁状态的关联。现在，为了厘清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与正常哀悼之间的关联，我首先必须论及我在该文中的一些陈述，并以此为基础加以延展。在说明过程中，我也希望能做出贡献，帮助我们在未来更了解正常哀悼与非正常哀悼，跟躁郁心理状态的关联。

我在当时说过，婴儿经历的忧郁感觉在断奶之前、之间和之后，会到达高峰期。我将婴儿的这种心理状态称之为“忧郁心理位置”，并提出这是一种“原生状态”（statu nascendi）的忧郁。受到哀悼的客体是母亲的乳房，以及乳房和乳汁在婴儿心里代表的一切，也就是爱、美好与安全。婴儿会觉得失去了这一切，而之所以失去，都是因为自己对母亲乳房无节制的贪婪、摧毁幻想和摧毁冲动。对于即将面临失落（这次是失去父母双方）的许多痛苦，则来自于俄狄浦斯情境。俄狄浦斯情境很早就会出现，与断奶的挫折息息相关，因此从一开始，就会由口腔欲望和恐惧所主宰。在幻想中攻击所爱的客体，并因此害怕失去客体，这类循环也会延伸扩及幼儿对兄弟姐妹爱恨交织的关系上。幼儿会因为在幻想中攻击在母亲体内的兄弟姐妹，而产生罪疚感跟失落感。根据我的经验，害怕失去“好”客体的哀伤与担忧，就是忧郁心理位置，也就是导致俄狄浦斯情境的冲突，以及儿童与他人之爱恨交织关系的主要原因。在正常的发展里，这些哀悼与恐惧的感觉会以各种方式克服。

儿童在最初与母亲，以及之后很快与父亲和他人产生关系时，也同时开始了内化的历程。这点我已经在我的著作里一再强调。婴儿吞并了父母之后，会具体地感受到深刻的潜意识幻想，觉得他们是他体内活生生的人。因此他们在他心里，就是如我所称的，“内在的”（internal）或“内部的”（inner）客体。于是儿童在潜意识心智里建立起一个内在世界，这个世界反映他从别人和外在世界获得的实际经验与印象，但又被他自己的幻想和冲动所修改。如果那个世界里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他们跟自我之间，能和平相处，内在的和谐、安全与整合就会随之而来。

我以“外在”母亲这个名词，对应我所称的“内在”母亲。幼儿与“外在”母亲相关的焦虑，以及与“内在”母亲相关的焦虑，两者会持续互相作用，自我处理这两组焦虑的方式也会密切相关。在婴儿心里，“内在”母亲跟“外在”母亲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她是外在母亲的“替身”，虽然这个替身在内化过程中已经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她的形象已经受到他的幻想、内在刺激跟各式各样的内在经验所影响。我认为，儿童在生命极早期就会开始内化他所经历的外在情境，而当外在情境内化时，也会遵循同样的模式：变成真实情境的“替身”，并且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改变。但是，对幼儿来说，被内化的人、事物、情境与事件（可说是整个内在世界），变得难以进行精确的观察和判断。幼儿无法将运用于明确有形的世界里的感官媒介，来确认内在世界的人事物，这是造成内在世界的幻想本质的重大原因。随之而来的怀疑、不确定和焦虑，则成为持续的诱因，促使幼小的儿童对外在客体的世界不断加以观察和确认。儿童由此衍生出内在世界，并借此更了解内在世界。肉眼可见的母亲持续提供的证据，呈现“内在”母亲的样貌，例如慈爱或愤怒，是有帮助的或是会报复的。外在现实能驳斥内在现实引起的焦虑和哀伤到什么程度，是因人而异的，但同时可以作为衡量个人是否正常的标准。如果儿童被内在世界所主宰，以致与他人关系中的愉快面向都无法彻底抵消其焦虑，那么严重的心理问题就难以避免。相反地，在现实考验过程中，包括一定量以内的不愉快经验也是必要的，只要儿童能够借由克服这些经验，仍旧保存心中的客体，保有他们对彼此的爱，并能在面对危险时，仍保存或重建内在的生命与和谐。

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婴儿感受到的许多愉悦，充分证明了他所爱的客体——不论是“内在”或“外在”的——没有受伤，也没有变成试图复仇的人。快乐经验增加了爱与信任，减少了恐惧，帮助婴儿一步步克服他的忧郁和失落感（哀悼），也让他能借由外界现实考验他的内在现实。借由被爱，以及与他人关系中所获得的快乐与安慰，他愈来愈信任自己与他人的好。而当他对外在世界可能毁灭的矛盾情绪和极度恐惧减少时，他也会愈来愈认为他心中的“好”客体，跟自己的自我能同时被拯救与保存。

对幼小儿童而言，不愉快的经验和欠缺愉快的经验，尤其是欠缺与所爱他人快乐和密切的接触，会增加矛盾情绪，减少信任和希望，并强化他对内在毁灭和外在迫害的恐惧，进而产生焦虑。除此之外，它们还会减缓甚至永久遏止儿童追求长期内在安全感的良性历程。

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所有新的经验都必须符合当时主导的精神现实所提供的模式。但相反地，儿童的精神现实同时也会被他逐渐增加的、与外在现实相关的知识所影响。而随着他的知识逐步增加，他也愈来愈能坚定地建立他内在的“好的”客体，同时他的自我也会利用这些知识，来克服忧郁心理位置。

我曾在其他地方表达过，我认为每个婴儿都会经历精神病式的焦虑，而且婴儿期精神官能症其实是处理和修正这些焦虑的正常方法。

我现在可以更明确地说明这个结论，因为我对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的研究工作，确认了这项结果，也让我相信这是儿童发展中最主要的心理位置。早期忧郁心理位置借由婴儿期精神官能症表现出来，因此得以处理和逐渐克服。这是构成与整合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而这项历程与性发展同为儿童出生后头几年内的重要工作。通常儿童都会经历这种婴儿期精神官能症，而一步步与他人和现实建立良好的关系，并达成其他发展成就。我认为，儿童必定要成功克服内心的混乱（忧郁心理位置），并安稳地建立“好”的内在客体，才可能达到这样满意的关系。

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仔细地来讨论这项发展进行的方式和心理机制。

在婴儿身上，内射与投射的历程都由互相强化的攻击和焦虑所主导，也因此引发被可怕的客体迫害的恐惧。除了这样的恐惧之外，婴儿还会害怕失去所爱的客体，便产生了忧郁心理位置。我初次提出忧郁心理位置这个概念时，曾提出假设认为婴儿内射整个所爱的客体后，会担忧哀伤客体被摧毁（被“坏的”客体和本我摧毁），而这些痛苦的感受与恐惧，加上偏执的恐惧和防卫机制，就构成了忧郁心理位置。也因此有了两组不同的恐惧、感受和防卫机制，而它们尽管各不相同，却又密切相关。在我看来，为了要在理论上清晰分析起见，这两者是可以各自独立出来的。第一组是被害的感受和幻想，主要特征是害怕自我遭到外在迫害者的摧毁。对抗这类恐惧的防卫机制主要是借由暴力的、秘密的或狡猾的方式摧毁迫害者。关于这类恐惧和防卫机制，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过。构成忧郁心理位置的第二组感受，我之前也曾描述过，但没有提出专用词汇。现在我建议，用一个来自日常生活语言的简单词汇，例如，对所爱客体的“渴慕”，来描述害怕失去所爱客体，以及渴望重新找回对方等这类哀伤担忧的感觉。简而言之，“坏的”客体的迫害，和与之对抗的特定防卫机制，加上对所爱的（“好的”）客体的渴慕，就构成了忧郁心理位置。

当忧郁心理位置出现时，自我就被迫在原有的防卫机制之外，发展出更多防卫方式，以对抗对所爱客体的“渴慕”。这是整体自我组织（egoorganization）中不可或缺的。由于其中一些方式与躁郁症有关，因此我之前曾称之为躁动防卫（manic defences），或躁动心理位置（manic position）。

在忧郁心理位置和躁动心理位置间来回摆荡，是正常发展中很重要的部分。自我被忧郁型焦虑（对自身及所爱客体遭到摧毁的焦虑）驱动，而建立全能和暴力的幻想，一部分是为了控制和掌握“坏的”、危险的客体，一部分则是为了拯救和修复所爱的客体。包括毁灭和补救的全能幻想，在一开始出现之后，就会刺激并进入儿童所有的活动、兴趣和升华之中。婴儿之所以具有施虐与建造幻想这两个非常极端的特质，是因为他的加害者极度可怕，同时在天平的另一端，他的“好”的客体，也极度完美。理想化是躁动心理位置中必然存在的部分，而且与该位置的另一个必要元素——否认，息息相关。若没有部分且暂时的对精神现实的否认，则在忧郁心理位置达到高峰时，自我将无法承受他感到对他有威胁的灾难。与矛盾情绪密切关联的全能、否认和理想化，让早期的自我能在某种程度上抵抗它内在的迫害者，以及不再像奴隶般岌岌可危地依赖所爱的客体，而能在发展上有所进展。我在此引述我之前论文的陈述：

“……在最初的阶段中，迫害客体与好客体（乳房）在孩子心中被远远地分开，随着内射了完整的真实客体，它们彼此接近时，自我便一再诉诸分裂的机制——这机制对于客体关系的发展是如此重要，也就是分裂其意象为被爱的与被恨的，即好的与危险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事实上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对于客体关系的爱恨交织，即与完整且真实的客体之关系。在意象的分裂中形成的爱恨交织，让幼儿能更信任其真实客体及内化的客体——更爱它们，并更能实现儿童复原所爱客体的幻想。同时，偏执焦虑与防卫则被导向“坏”客体；自我从真实的“好”客体所获得的支持，因逃离机制而增加了，这样的机制在其外在与内在的好客体之间轮替着。（理想化）

“似乎在这阶段中，外在与内在的、被爱与被恨的，以及真实的与想象的客体的统合是这样被完成的：统合的每一步骤再次导致了意象的重新分裂；不过，当对外在世界的适应增加时，这种分裂发生的层面将愈来愈接近现实，持续到对于真实与内化客体的爱以及信任被妥善建立为止。那么，爱恨交织——部分作为应付个体自己的恨，以及所恨的恐怖客体的防护措施——将会在正常的发展中再次以不等的程度减弱。”

如前所述，全能感会在早期的毁灭与修复幻想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并影响到升华和客体关系。然而，全能感在潜意识中，与最初引发全能感的施虐冲动是如此密不可分，因此儿童会一次又一次地觉得自己的修复企图并没有成功，或者未来也不会成功。他会觉得自己很容易被施虐冲动掌控，而无法充分信任自己的修复和建设感，因此会如我们所见的，转而诉诸躁动全能感。所以，由于自我在早期发展阶段并没有适当的工具可以有效处理罪疚和焦虑，才会导致幼儿——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成人——强迫性地重复某些行为（我认为这是强迫重复的成因之一）。或者，儿童也可能采取相反的反应，诉诸全能感和否认。当躁动本质的防卫机制（以自认全能的方式否认或藐视来自各种源头的威胁）失败，自我只好同时或转向用强迫式的修复方法来抵抗退化（deterioration）或去整合的恐惧。我在其他地方说过，我认为强迫式心理机制的目的是要抵抗、修正偏执焦虑，因此在这里我只简短说明跟正常发展中忧郁心理位置有关的强迫式心理机制与躁动防卫机制的关联。

躁动防卫机制与强迫式心理机制在运作时密切相关，因此会导致自我害怕强迫式心理机制的修复企图也同样失败了。控制客体的欲望、征服或羞辱客体的施虐满足、打败客体的胜利感，都可能强烈地出现在修复的行动中（以思想、活动或升华进行的行动），以至于这项行动刚开始时的“善意”循环被打断。本来要修复的客体再度变成迫害者，而被害恐惧再度复活。这些恐惧会增强偏执防卫机制（毁灭客体）及躁动防卫机制（控制客体，或让客体动弹不得等）。进行中的修复行动因此受到干扰，甚至中止，其受影响程度视这些机制而定。由于修复行动失败，自我于是必须一再地诉诸强迫和躁动的防卫机制。

在正常发展过程中，当爱与憎恨之间取得相当的平衡，而客体的各个层面也比较统一整合时，这些相互矛盾又密切关联的方法也就能达到某种平衡，其强度也会减弱。在这方面，我想特别强调跟鄙视及全能感息息相关的胜利感，它也是躁动心理位置的一个重要元素。我们知道，当儿童强烈渴望达到与成人相同的成就时，竞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除了竞争以外，这些渴望中还掺杂了恐惧，以及希望“长大脱离”自己的缺陷（最终能克服自己的毁灭性，征服自己坏的内在客体，进而能够控制它们），更是刺激他想达成各种成就的主要诱因。在我的经验里，举凡希望逆转儿童父母的关系、有力量掌控父母及打败他们等想法，在某种程度都跟希望获得成功有关。儿童幻想有一天他会变得强壮、高大、变成大人、有力量、有钱，有能力，而父母则会变成无助的儿童，或在其他幻想里变得很老、很虚弱、穷困潦倒。但在这类幻想里战胜父母所引发的罪疚感，经常会妨碍个体在各方面的努力。有些人会觉得自己不能成功，因为对他们而言，成功表示一定会羞辱甚至伤害到其他人，尤其是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们企图达成某个目标的做法可能具有高度建设性的本质，但是里面暗示的胜利和随之而来的伤害与损害，在个体心里可能会压过这些目标，而阻止这些目标实现。在个体内心深处，他战胜的人就等同于他所爱的客体，因此他想要修复所爱个体的企图会再度失败，罪疚感也会无法消除。战胜客体，对主体而言必然暗示客体也想战胜他，因此会导致他的不信任和被害感。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忧郁，或者躁动防卫机制增强，而对客体采取更暴力的控制。既然他无法与客体和解，也无法恢复或修复客体，因此被对方迫害的感觉再度占上风。这一切都会大幅影响婴儿期的忧郁心理位置，也会决定自我是否能成功克服这个心理位置。幼儿的自我因为控制、羞辱和折磨内在客体，而获得胜利感。这种胜利感是躁动心理位置中的毁灭层面，会干扰主体弥补和重建和谐平静的内在世界，因此也会阻碍早期的哀悼。

为了了解这些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思考从轻躁的人身上观察到的一些特征。轻躁的人对于人、原则或事件，经常会倾向于夸大的评价：过度欣赏（理想化）或鄙视（贬低）。伴随而来的是他会从大范围、大数量的角度去思考所有事物，同时抱持极度的全能感，借此抵抗自己最大的恐惧，也就是害怕失去唯一不可替代的客体——他心底深处仍旧在哀悼的母亲。他习惯于贬低细节和小数目，经常对细节漫不经心，鄙视认真负责等，这都与强迫式心理机制中的一丝不苟、专注微小细节（弗洛伊德）等，形成强烈对比。

然而，这种鄙视，在某种程度上也来自于否认。他必须否认自己想要全面而巨细靡遗地修复的冲动，因为他必须否认自己想修复的动机，也就是否认他对客体的伤害，和因此而来的哀伤与罪疚。

回头来谈早期发展的路径，我们可以说，情感、智能与精神成长历程中的每一步，都会被自我用来作为克服忧郁心理位置的工具。儿童不断成长的技能、天分和艺术能力，都让他在精神现实上愈来愈相信自己具有建设性的能力，也让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及掌握他的敌意冲动，和他的“坏”内在客体。来自各种源头的焦虑因此得以释放，导致攻击性降低，进而减少他对“坏的”外在与内在客体的怀疑。个体于是对人有较强的信任，自我得到强化，而能进一步统一它的许多意象——外在、内在、爱的、恨的，并借由爱来降低憎恨，而迈向整体的整合。

当儿童借由考验外在现实，不断获得多种证据和反证，而更相信及信任自己爱的能力、修复的能力，以及自己好的内在世界的整合与安全，他的躁动全能感就会减少，修复冲动的强迫特质也会降低，整体而言这就表示他安然度过了婴儿期精神官能症。

现在我们必须将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与正常的哀悼连结起来。我认为，哀悼者在实际上失去所爱时，会因为潜意识里幻想自己同时失去了内在的“好”客体，而更感到痛苦。他会感觉自己内在的“坏”客体占了上风，而他的内在世界面临分崩瓦解的危险。我们知道，失去所爱的人会让哀悼者产生冲动，想在自我中恢复失去的客体（弗洛伊德与亚伯拉罕）。但是我认为，他不但会将失去的人融入自己的内在（重新吞并），还会恢复（reinstate）他在发展之初，就已经内化到内在世界的好客体（终极而言就是他所爱的父母）。每次个体感受到失去一个所爱的人时，就会同时觉得这些客体也被伤害，被毁灭了。此时，早期的忧郁心理位置，以及随之而来的，由乳房受挫情境（breast situation），也就是俄狄浦斯情境和其他所有源头衍生的焦虑、罪疚、失落感与哀悼感等，都重新启动了。在所有情绪当中，害怕遭到恐怖的父母剥夺与惩罚，也就是被害感，会在心底深处再度被唤醒。

例如，一个女人面对孩子的过世，除了哀悼与痛苦之外，她早期认为“坏”母亲会对她报复剥夺的恐惧，也会重新启动并获得确认。因为她曾在自己早期的攻击幻想中夺走母亲的婴儿，因此她害怕遭到惩罚，而这也强化了她对母亲的爱恨交织，导致她对他人的憎恨和不信任。在哀悼状态下，情绪或被害感的强化会带来更多痛苦，因为它会增加爱恨交织和不信任感，而阻碍本来在这时候可能有帮助的友善关系。

因此，个体之所以在哀悼的漫长现实考验历程里，感受到强烈痛苦，或许有一部分来自于他不但必须恢复与外界的连结，持续地重新体验这项失落，同时还必须借此痛苦地重建他觉得有分崩离析危险的内在世界。就像经历忧郁心理位置的幼儿必须在潜意识里挣扎着建立及整合他的内在世界一样，哀悼者也必须经历重建和重新整合内在世界的痛苦。

在正常的哀悼里，早期的精神病式焦虑会被重新启动。哀悼者事实上是生病了，但却因为这种心理状态非常普遍，而被认为很自然，也不会称之为疾病（基于类似的道理，在近几年之前，正常儿童的婴儿期精神官能症也不被认为是精神官能症）。更精确地说，我的结论是：主体在哀悼时，会经历较轻微的、暂时性的躁郁状态，然后加以克服，这也重复了儿童在正常的早期发展中的历程，虽然两者是处于不同的外在环境，并有不同的表现。

对哀悼者而言，最大的危险来自于他将对死者的憎恨转向自己。这种憎恨在哀悼情境下的表现之一，就是感受到战胜死者的胜利感。我在本文的前面提到过胜利感是婴儿发展中躁动心理位置的一部分。每次有爱的人死去，婴儿希望父母和兄弟姐妹死亡的愿望，其实就实现了，因为死者必定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某一个最初的重要形象，也因此承受与该形象有关的一些情感。因此他的死亡，尽管在其他方面可能带来极大的打击，但在某种程度上仍会让主体感觉像获得胜利，引发他的胜利感，也引发更多的罪疚感。

在这点上，我的观点与弗洛伊德不同。他说：“首先，正常的哀悼会克服客体的失落，而当哀悼持续时，则会耗尽自我的所有能量。那么，就能量状况而言，为何在完成哀悼之后，却没有暗示显现出胜利的阶段？我发现我们很难简单明了地回答这个异议。”（S.E.14,p.255)根据我的经验，即使是在正常的哀悼里，胜利感也会无可避免地出现，而且可能影响哀悼工作，或者相当程度导致哀悼者感受困难与痛苦。对死者的憎恨会以多种方式显现，而憎恨在哀悼者心里占上风时，不但会使死去的人变成迫害者，还会动摇哀悼者的信念，让他无法再相信内在的好客体。无法相信内在的好客体带来最痛苦的影响便是干扰理想化的历程，而理想化历程却是心理发展中一项很重要的中介步骤。对于幼儿来说，理想化的母亲可以抵抗报复的或死去的母亲，和抵抗所有坏的客体，因此代表了安全和生命本身。如我们所知，哀悼者可以借由回忆死者的善良与美好特质，获得很大的安慰，其中部分原因就是他能暂时理想化所爱的客体，而感到安心。

在正常哀悼历程的哀伤与沮丧之间，短暂出现的亢奋状态（elation）具有躁动的特质，并且是源自于主体觉得他的内在拥有完美的所爱客体（理想客体）。但是当针对死者的憎恨在哀悼者心里升起时，他对客体的信念便随之瓦解，理想化的历程也被打断了（他的恨来自于害怕所爱的人借由死而试图对他进行惩罚或剥夺，就像小时候他想要母亲而母亲不在时，他就会觉得她是借由死去来惩罚他或剥夺他）。正常的哀悼者必须慢慢重拾对外在客体的信任和各式各样的价值，而后才能再度信任失去的死者，并且能再度愿意领悟这个客体并不完美，但他不必因此失去对死者的爱与信任，也不必害怕他的报复。当哀悼者抵达这个阶段，就等于朝克服哀伤迈进了一大步，完成了哀悼中很重要的步骤。

为说明正常的哀悼者如何重建与外在世界的关联，我陈述一个案例。A太太的年轻儿子在学校里突然意外死亡，对她造成重大的打击。在她儿子过世后的头几天里，她一直埋首整理信件，留下他的信，并丢掉其他所有信件。这表示她是潜意识地试图在心里修复他，将他安全地保存在那里，同时丢弃她觉得对此漠然，甚至是怀抱敌意的其他一切——也就是“坏”的客体、危险的排泄物与不好的情绪等。

有些哀悼中的人会整理房子，重新摆放家具。这些行为来自强迫式心理机制，也就是婴儿抵抗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的防卫机制之一。

在儿子死后头一周，她哭得不多，而泪水带给她的安慰也不像之后那么多。她觉得麻木，整个人封闭起来，身体状态也近乎崩溃。但是见到一、两个亲近的人，仍能带给她一些安慰。在这个阶段，通常每天都会做梦的A太太，因为潜意识深刻否认她实际的失落，而完全停止做梦。但在这一周结束时，她做了这个梦：

她看到两个人，一个母亲跟一个儿子。母亲穿着一件黑洋装。做梦者知道这个男孩子已经死了，或即将死去。她没有感觉到哀伤，但是对这两个人有一丝敌意。

对这个梦的联想带出了一段重要的记忆。在A太太还很小的时候，她哥哥因为学业表现不佳，必须请跟他同龄的同学（我称他为B同学）指导功课。B同学的母亲来找A太太的母亲，安排指导课业的事，而A太太回忆起这件事时，情绪很强烈。她记得B同学的母亲表现得高高在上，而她母亲在B太太眼中则显得很气馁的样子。她自己觉得，仿佛有令人害怕的耻辱降临在她原本很崇拜而爱慕的哥哥身上，以及整个家庭里。这个比她年长几岁的哥哥，本来在她眼中拥有充分的知识、技巧和力量——是集合所有优点的化身。但是她发现他对学校课业的无能之后，这个理想就粉碎了。然而，她之所以对这件事有这么强烈而持续的感觉，始终觉得这是无可挽回的不幸，最大原因是这似乎实现了她想伤害哥哥的希望，进而引发她潜意识中的罪疚感。她哥哥对这件事显然也很懊恼，清楚表现出厌恶憎恨B同学。当时A太太强烈认同哥哥这些厌恶的情绪。A太太在梦里看到的那两个人是B同学跟他母亲，而在梦中她知道那个男孩子死掉，则是表达出A太太小时候希望他死掉。但是在此同时，她也在梦中希望实践她被潜抑得很深的一个愿望，也就是她希望借着哥哥的死，来惩罚和剥夺她母亲。因此我们可以看出，A太太虽然非常崇拜爱慕哥哥，但也一直在各方面嫉妒他，包括嫉妒他比较有知识，嫉妒他在心智上和生理上比她优越，以及嫉妒他拥有阴茎等。她也嫉妒她挚爱的母亲拥有这样的儿子，因此希望哥哥死掉。所以她在梦里的一个想法是：“某个母亲的儿子死了，或将死去。应该死掉的是这个伤害了我母亲跟哥哥的、讨厌女人的儿子。”但是在更深的层面，希望她哥哥死掉的愿望也重新启动了，所以她梦里的另一个想法是：“死的是我母亲的儿子，不是我的儿子。”（事实上，她母亲及她哥哥都已经过世了）这引出了另一个互相冲突的感受——对她母亲的同情跟对自己的哀伤。她觉得：“这样的死亡一次就够了。我母亲失去了她儿子，不应该再失去孙子。”她哥哥去世时，她除了深感伤痛以外，潜意识里也觉得打败了他。这种打败他的胜利感来自于她小时候对他的嫉妒，但同时也引起相对的罪疚感。她把她对哥哥的一些感受，带到对儿子的感情里。她爱她儿子时，也等于在爱她哥哥。在此同时，她对哥哥的一些矛盾情绪虽然已经被她强烈的母性情绪修正，但仍转移到她儿子身上。她在哀悼哥哥时，除了哀伤以外，还伴随着胜利感和罪疚感，而这些感受也进入了她现在的哀悼中，显现在这个梦里。

我们现在来讨论这项分析素材显现的各种防卫机制的交互作用。当个体失去亲人时，躁动心理位置便会受到强化，其中又以否认机制特别活跃，所以A太太在潜意识里强烈否认儿子已经过世。当她无法再继续如此强烈否认，又还无法面对痛苦和哀伤时，胜利感，也就是躁动心理位置的另一个元素，便受到强化。如分析中的联想所显示，这个思绪的内容似乎是：“一个男孩子死掉，不一定带来的都是痛苦，有时候甚至会带来满足。现在我就报复了这个伤害我哥哥的讨厌男孩。”唯有经历艰苦的分析工作，才可能显现出她感受到打败哥哥的胜利感，以及这胜利感在此时被重新唤起及强化。但这项胜利是来自于能控制内化的母亲和哥哥，以及打败他们。在这个阶段，对内在客体的控制被强化了，于是她自己的不幸和哀伤也被置换到她内化的母亲身上。她的否认机制再度开始运作。她否认自己的精神现实，否认自己与内在母亲其实是同一人，是一起在受苦。否认对内在母亲产生同情与爱，反而强化对内化客体的报复与胜利感，这其中部分的原因是这些内化客体因为她自己的报复感觉，而变成了迫害的形象（persecuting figures）。

这个梦里只有一个很小的征兆，表示A太太在潜意识中愈来愈认知失去儿子的是她自己（显示否认正在减少）。在做这个梦的前一天，她穿了一件有白色领子的黑色洋装。而梦中的那个女人穿着的黑洋装，领口处也有一圈白色的东西。

做了上述那个梦的两天后，她再度做梦：

她跟她的儿子一起飞着，然后她儿子不见了。她觉得这代表他死了——他溺死了。她觉得自己好像也会溺死——但是这时她奋力一搏，脱离了危险，回到活着的世界。

联想显示，她在梦里决定不跟她儿子一起死，而要活下来。即使是在梦里，她似乎也觉得活着是好的，死是不好的。在这个梦里，她的潜意识比两天前的那个梦，更能接受她已经失去儿子的事实。哀伤与罪疚感变得比较接近。胜利感表面上似乎消失了，但分析显示，其实它只是减弱而已。她对自己还活着感到满足，相对地，儿子则已经死了，这点仍显示出她的胜利感。已经浮现的罪疚感部分原因就来自这种胜利感。

我不由得在这里想到弗洛伊德在《哀悼与抑郁》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每个显示原欲与失落客体链接的记忆和预期，都会遭遇客体已经不复存在的现实判决。而自我在此时就会跟过去一样，疑惑自己会不会跟客体有同样的命运。但由于自己还活着而衍生出来的自恋满足，便能说服自我切断跟已死亡的客体的连结。”（S.E.14,p.255)弗洛伊德似乎认为胜利感元素不会出现在正常哀悼中，但我认为，这种“自恋满足”其实就包含了较温和的胜利感元素。

进入哀悼第二周后，A太太发现观看风景优美的乡下房子，以及希望拥有这样一栋房子，可以带给她一些慰藉。但是这些许慰藉很快就会被突如其来的哀伤绝望打断。她现在经常哭，因流泪获得纾解。她之所以能从看这些房子得到慰藉，是因为她能借由这项兴趣在幻想中重建她的内在世界，也是因为她会借由知道其他人的房子和好的客体仍旧存在，而感到满足。根本上而言，这代表她在内在与外在世界重新创造自己的好父母，将他们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快乐而有创造性。在她心里，她借此补偿了父母，弥补自己在幻想中杀死了他们小孩的罪过，也避免了他们的愤怒。因此她不再那么恐惧自己儿子的死，是她父母为了报复而加之于她的惩罚，也不再那么强烈地觉得她儿子是借由死来打击她，惩罚她。当这样的怨恨和恐惧减轻后，哀伤才能完全宣泄出来。之前怀疑和恐惧感的强化，增强了她被内在客体迫害和掌控的感觉，也使她更强烈地想反过来掌控他们。这些都表现在她内在关系和感觉的僵化（hardening）上——也就是她躁动防卫机制的增加（在第一个梦中显现出来）。如果哀悼者能相信自己和他人的“好”，因此减少恐惧，而降低这些防卫机制，就能完全臣服于自己的感觉，并用哭泣宣泄对实际失落的哀伤。

跟感觉的宣泄密切相关的投射与射出（ejecting）历程，似乎在某些哀伤的阶段会被一种广泛的躁动控制所抑制，而在这种控制放松时，才能再度比较自由地运作。哀悼者不但经由哭泣表达自己的感受、减轻紧张，更因为在潜意识里泪水等同于排泄物，因此他也借由哭泣排出他“坏的”感觉和“坏的”客体，而能从哭泣中获得更大的纾解。当内在世界有较大的自由，就表示内化的客体不再被自我牢牢控制，而能有较大的自由，也就是容许客体本身有更大的感觉上的自由。在哀悼者的心里，他内在的客体也同感哀伤。在他心里，他们分享他的哀伤，就像真实的好父母会做的一样。诗人说：“天地同悲。”我相信，在这里“天地”就代表了内在的好母亲。但是内在客体之间是否能同理与分享哀伤，同样与外在客体息息相关。如我之前所说，当A太太较能信任实际的人事物，并且得到外界帮助时，就比较能放松对自己内在世界的躁动控制。因此当内射（以及投射）更自由地运作时，主体也能从外界得到更多的“好”与爱，在内心感受到更多善与爱。在哀悼的早期，A太太在某种程度上觉得她的失落是她试图报仇的父母加诸她身上的惩罚，但现在她已经能在幻想中感受到她（早已去世）父母的同情，以及他们试图支持她、帮助她。她感觉他们也承受了严重的失落，跟她同样哀伤，就像他们如果还在世会有的感受一样。在她的内在世界里，严苛与怀疑已经降低，哀伤随之增加。她流下的眼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她内在父母流下的眼泪，而她也想安慰他们，就像他们在她的幻想里也会安慰她一样。

如果主体逐渐重获内在世界的安全感，就会开始容许自己的感觉和内在客体重生，重新创造的历程于是展开，希望重新出现。

如我们在前面所见，这样的变化来自于构成忧郁心理位置的两组感觉的特定转变：被害感减少，以及完全感受到对失落客体的渴慕。换句话说，就是怨恨消退，而爱被释放。被害感在本质上必定是由怨恨而滋长，又反过来滋长怨恨。更进一步而言，被“坏”客体迫害和监视的感觉，必定使主体觉得需要持续地监视这些客体，而导致主体更依赖躁动防卫机制。这些防卫机制，由于主要都用于抵抗被害感（而非抵抗对所爱客体的恋慕），因此具有相当强烈的施虐与强烈的性质。当迫害降低时，对客体的敌意依赖，以及相伴的怨恨，也就降低了，而躁动防卫机制也就放松了。主体会渴慕失落的所爱客体，所以也会对他依赖，但这种依赖会激发主体去修复和保存客体。这种依赖是以爱为基础，所以有创造性，但以迫害与怨恨为基础的依赖不但贫瘠，甚至更有破坏性。

因此当主体彻底感受哀伤，绝望升到最高点时，对客体的爱也最是高涨，哀悼者也会更强烈感觉内在和外在的生命终究都会延续下去，而失去的所爱客体可以保存在心里。在这个哀悼阶段，痛苦能带来创造力。我们知道各种痛苦经验都可能激发升华，甚至引发某些人新的天赋，让他们在挫折和磨难的压力下，开始画画、写作或从事其他创造性活动。有些人会在其他方面变得有创造力，例如更能欣赏人事物、与别人相处时更宽容，或是变得更有智慧。我认为，人便是经由类似我们前面所探讨的哀悼历程各阶段，才能得到这样的收获。也就是说，不快乐经验引起的任何痛苦，不论是什么性质，都跟哀悼有共通点。它会重新启动婴儿期的忧郁心理位置。遭遇和克服任何类型的逆境所需的心理工作，都跟哀悼有相似处。

哀悼历程中的任何进展似乎都会加深个人与内在客体的关系；使个人感受在失去客体后又重获客体的快乐（“天堂失落又重得”）；增加对客体的信任与爱，因为客体被证实毕竟还是善良而有帮助的。这跟年幼的孩子慢慢建立自己与外在客体的关系，非常类似。因为幼儿对客体的信任，不但来自于快乐的经验，也来自于发现自己在克服挫折和不愉快的经验后，还能保存好的客体（在外在与内在世界里）。在哀悼工作里，躁动防卫放松，生命于内在世界重生，内在关系变得更为深化，这个阶段非常类似于婴儿在早期发展中逐渐独立于外在和内在客体的阶段。

我们回到A太太的例子上。她能够因观看漂亮的房子而获得慰藉，是因为她逐渐觉得可以重新创造自己的儿子与父母。生命在她的心里和外在世界里重新开始。这时候她又能做梦，并在潜意识中开始面对自己的失落。她现在比较想见朋友了，但是一次只能见一个人，只能见很短的时间。然而，这种获得较大慰藉的感觉，仍不时被痛苦的时刻打断（哀悼历程跟幼儿发展一样，主体内在的安全感不是以直线方式增加，而是一波波不断后退又前进）。例如，在哀悼几周后，A太太跟一个朋友在熟悉的街道散步，想要重新建立旧有的情感连结。但她突然意识到街上的人多到让她难以承受，房子都显得怪异，而阳光则像是人造的一般虚假。她不得不躲到一间安静的餐厅里。但在餐厅里，她又觉得仿佛天花板就要塌下来，而四周的人都变得模糊不清。她自己的房子突然变成全世界唯一安全的地方。分析明确地显示出，周围那群人骇人的漠然态度，其实是在反映她自己的内在客体。在她心里，这些内在客体已经变成许多“坏的”迫害客体。她觉得外在世界是人造的、虚假不实，是因为她暂时无法再相信内在世界的“好”。

许多哀悼者在重建与外在世界的联系时，进展之所以很小、很缓慢，是因为他们必须跟内在的混乱搏斗。基于同样的道理，婴儿在客体世界中发展信任时，一开始也只能跟少数几个他爱的人建立联系。婴儿客体关系发展的逐步而缓慢，无疑是有许多原因的，例如他的智能未成熟等，但是我认为他内在世界的混乱状态也是原因之一。

幼儿忧郁心理位置，与正常的哀悼的差别之一是，当幼儿失去对他而言代表“好”、帮助和保护客体的乳房或奶瓶时，即使母亲在面前，他也会感到哀伤。但是对大人而言，是因为实际上失去了真实的人，才会感到哀伤。但是因为他已经在生命早期，在自己心里建立了“好的”母亲，所以能借此抵御令人难以承受的失落。然而，年幼的孩童最害怕的是同时失去外在与内在的母亲，因为他还没有在心瑞安稳地建立起内在的母亲。在这样的挣扎中，与实际母亲的关系会带来莫大的帮助。同样地，如果哀悼者有他爱的，能与他分担哀伤的人，而且他能接收他们的同情，就比较能恢复内在世界的和谐，也比较容易减轻恐惧和痛苦。

我在前面描述了我在哀悼工作和忧郁状态中观察到的一些历程，接下来，我想将我的论点与弗洛伊德跟亚伯拉罕的研究加以比较。

亚伯拉罕参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并在研究抑郁症背后古老心理历程的本质后，认为正常哀悼中也会有同样的这些心理历程。他的结论是，正常的个人能在哀悼时，成功地在自我里面重建失去的所爱对象，而抑郁症患者则无法做到这点。亚伯拉罕也描述了影响哀悼工作成功或失败的一些基本要素。

但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虽然正常哀悼的重要特征是个人能在内心重新建立失落的所爱客体，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做。他是在哀悼过程中，重新恢复（reinstate）这个客体，和他觉得他所爱并失去的其他所有内在客体。所以他其实是在重新发现他童年时就已经获得的东西。

如我们所知，个人在早期发展时就已经在自我中建立了自己的父母（如我们所知，弗洛伊德是在了解抑郁症和正常哀悼中的内射历程时，发现了正常发展过程中超我的存在）。但是关于超我的本质和个人发展超我的历史，我的结论则不同于弗洛伊德。我过去就经常指出，从生命之初就开始的内射与投射的历程，让我们在心里建立了所爱与所恨的客体。这些客体被分别认为是“好的”跟“坏的”，彼此间互相关联，也跟自我互相关联。也就是说，他们构成了一个内在世界。这群内化的客体被组织起来，并伴随着自我的构成，而在心智的较高层次形成超我。因此，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一种现象，是建立在自我中实际父母的声音与影响。但根据我的发现，我认为超我是一个复杂的客体世界，而个人是在深层潜意识里感觉这个世界是具体存在他体内，因此我跟一些同事称此为“内化的客体”和“内在世界”。多得难以计数的客体被自我包含进来形成了内在世界，这些客体一部分来自于儿童在发展过程的各阶段里，出现在儿童潜意识中许多不同层面（不论好坏）的父母（和其他人）。此外，这些客体也是由许多实际的人，在不断变化的外在经验和幻想经验中，被个人持续内化的结果。所有这些在内在世界里的客体彼此之间，以及其跟自我之间，都有无限复杂的关系。

我在此将超我组织的描述应用于哀悼的历程，并与弗洛伊德的论述做个对比，就能更清晰地说明我论述这项历程时的特点。我认为，在正常哀悼中，个人重新内射并重新恢复的，除了实际上失去的客体以外，也包括他觉得“好的”内在客体，也就是他所爱的父母。当失落实际发生时，他的内在世界，也就是这个他从小就开始建立的世界，也在幻想中同时被摧毁了。而个人必须重新建立这个内在世界，才能成功完成哀悼工作。

分析师必须了解这个复杂的内在世界，才能找出并化解过去未知的各种早期焦虑情境。因此这样的认知对相关理论和治疗，应该有难以估计的重要性。我也相信，唯有将这些早期的焦虑情境纳入考虑，才可能更彻底了解哀悼问题。

我要在此说明跟哀悼有关，而且我发现也与躁郁状态密切相关的一项焦虑情境。我指的是，个人会对内化父母进行毁灭性的性交感到焦虑，并会觉得内化的父母和自我都不断受到暴力毁灭的威胁。以下我将摘录一位病人D的几个梦。D是一位四十岁出头的男性，有强烈的偏执和忧郁特质。我不会在此描述该案例的整体细节，只会集中于说明病人母亲的死，如何在病人心中激起这些特定的恐惧和幻想。在我讨论的时候，病人的母亲已经病重一段时间，并且陷入半昏迷状态。

有一天在分析时，D以怨恨刻薄的口气谈到他母亲，指控她一直让他父亲不快乐。他也谈到他母亲的家族里曾有一个人自杀，还有一个人发疯。他说他母亲已经好一段时间“一塌糊涂”。他也两度用“一塌糊涂”这个词形容自己，然后说：“我知道你要把我逼疯，然后把我关起来。”他讲到一头动物被关在笼子里。我诠释说，他觉得他发疯的亲戚和他一塌糊涂的母亲都在他里面。此外他恐惧被关到笼子里，多少暗示他在心底深处恐惧把这些人包含在自己体内，使自己也发疯。然后他告诉我他前一晚的梦：

他看到一头公牛躺在农场院子里。这头公牛还没有真的死掉，看起来很危险，令人毛骨悚然。他站在公牛的一边，他母亲站在另一边。他逃到房子里去，但觉得自己不应该抛下母亲单独面对危险。但他隐约地希望她能逃走。

我的病人对这个梦产生的第一个联想，是关于当天早上把他吵醒，让他很不高兴的那只黑鹂鸟，这让他自己都很惊讶。接着他讲到他出生地美国的水牛。他一直都对水牛很有兴趣，看到时也会被它们吸引。此刻他说有人会射杀水牛，拿它们来当作食物，但是水牛已经快要绝种，应该受到保护。然后他说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男人因为怕被站在旁边的公牛踩死，被迫在地上躺了好几个小时，动弹不得。他也联想到一个朋友农场里，一头真正的公牛。他最近才看过那头牛，而他觉得那头牛让人不寒而栗。这座农场在他的联想中代表他自己的家。他许多童年时光都是在他父亲拥有的一座农场里度过。在这当中，他还联想到花的种子从乡村散播出来，在城市的花园里落地生根。当天晚上D见到那座农场的主人，强烈劝他要小心控制那头公牛（之前D就听说过那头公牛不久前破坏了农场上的一些建筑）。病人就在同一天晚上，接到母亲过世的消息。

在后续的分析时间里，D并没有一开始就提及他母亲的死讯，而是表达他对我的憎恨，说我的治疗会害死他。我于是提醒他那头公牛的梦，并诠释说，在他心里，他母亲已经跟会攻击人的公牛─父亲，融合在一起，而变得很危险，让人毛骨悚然。他父亲那时也病重而濒临死亡。我自己本身与精神治疗则在当下代表了这个结合起来的父母形象（parentfigure）。我指出，他最近对母亲愈来愈强的憎恨是一种防卫机制，用来抵抗她即将死亡而带来的哀伤和绝望。我指出，他借由攻击幻想将父亲变成一头会杀死他母亲的危险公牛，因此他觉得对即将发生的灾难有责任、有罪疚感。我也指出他讲到吃水牛，并解释说，他已经将这个结合的父母形象并到自己里面，因此害怕内心会被这头公牛摧毁。进一步的素材显示，他恐惧内心会被危险的存在所控制和攻击，而这种恐惧导致他许多行为，包括他有时候会呈现非常僵硬、无法动弹的姿势。他说一个男人害怕被公牛踩死、被公牛掌控而动弹不得的故事，我认为就代表他觉得有许多危险威胁他的内在。

我接下来对病人指出这头公牛攻击他母亲是带有性意涵，并将此连结到他对于那天早上被鸟吵醒的恼怒（他对关于公牛的梦所做的第一个联想）。我提醒他说，在他的联想里，鸟经常代表人，而这些鸟发出的噪音——其实他已经很习惯这种声音——对他而言则代表他父母有危险性的性交。当天早上这种声音之所以如此让人无法忍受，是因为那个公牛的梦，也是因为他对母亲的病危感到严重焦虑。对他而言，他母亲的死代表被他内心的公牛摧毁，因为他已经开始哀悼，所以把她内化在这样危险的情境里。

我也指出这个梦中较代表希望的层面，例如他觉得母亲或许可以自己逃离公牛，他事实上很喜欢黑鹂鸟和其他鸟类等。我也指出这些素材里呈现的修复和重新创造的倾向，例如他父亲（水牛）应该受到保护，也就是免于受到病人本身的贪婪伤害。我也提醒他，他想把他喜爱的乡村的花朵种子散播到城市里，这代表他跟他父亲创造出新的婴儿，作为对他母亲的弥补——这些活生生的婴儿也可以让她的生命延续下去。

在经过这些诠释之后，他终于能告诉我，他母亲前一晚就过世了。他接着出乎寻常地承认，他完全了解我对他诠释的内化历程。他说他接到母亲过世的消息后，觉得恶心想吐，但即使是在当时，他也觉得没有生理因素可以引起这个反应。现在他觉得这似乎确认了我的诠释，显示他确实内化了他与垂死父母对抗的整个想象情境。

在这次分析时间里，他流露出强烈的憎恨、焦虑和紧张，但几乎没有任何哀伤。但是在我诠释之后，分析时间快结束时，他的情绪软化下来，某些哀伤显现出来，他也感受到了些许慰藉。

在母亲丧礼过后的那天晚上，D梦见X（对他而言形同父亲的人），以及另一个人（代表我）想要帮他，但是他却必须对抗我们才能活下去，就如他说的：“死神要取我性命。”在这次分析时间里，他再度怨恨地说精神分析会让他崩溃瓦解。我对他诠释说，他觉得给予帮助的外在父母，同时也是跟他对抗的，试图将他瓦解，会攻击并摧毁他的父母，也就是他内心那头半死的公牛和垂死的母亲。他也觉得我本身跟精神分析就代表他体内的危险人物与事件。他告诉我，在他母亲的丧礼上，他曾一度怀疑他父亲是否也死了，这也证实了在他心里，他内化的父亲濒临垂死或已经死去（他的父亲在现实里仍然活着）。

在这次分析时间快要结束，他的憎恨和焦虑也降低之后，他再度变得比较合作。他提到说，他前一天从他父亲房子的窗户望向花园，觉得很寂寞，并在此时看到草丛里有一只鲣鸟，觉得很讨厌。他认为这只讨厌的、爱破坏的鸟可能会扰乱别的鸟，下蛋在别人的鸟巢里。然后他联想到他在不久前，曾看到许多束野花被丢在地上——可能是小孩子摘下来之后乱丢。我再度诠释说他的憎恨和苛刻是他防卫机制的一部分，用来抵抗哀伤、孤单和罪疚感。那只会带来破坏的鸟，还有那些搞破坏的小孩，就跟以前常有的例子一样，都代表他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摧毁了父母的家与幸福，还杀害了他母亲肚子里的孩子，进而杀了他母亲。在这方面，他的罪恶感来自于他曾在幻想中直接攻击母亲的身体。而在那个公牛的梦里，他的罪恶感则来自于他将父亲变成一只危险的公牛，实现他的施虐愿望，并间接攻击了他母亲。

D在母亲丧礼过后的第三天晚上，又做了一个梦：

他看到一辆巴士不受控制地朝他冲来——显然没有人驾驶。巴士朝一间小屋冲去。他看不到那小屋怎么了，但他知道它“肯定会烧起来”。然后两个人从他后面出现，打开了小屋的屋顶，往里面看进去。D说他“看不出来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但是他们似乎认为这样会有帮助。

这个梦显示他恐惧父亲借由他自己同时也希望的同性恋行为，将他阉割。此外，这个梦也表达了跟公牛的梦相同的内在情境——他母亲在他心里的死亡，以及他自己的死亡。那间小屋代表他母亲的身体、他自己，还有他心底的母亲。在他心里，巴士摧毁小屋象征的危险性交不但发生在他母亲身上，也发生在他身上，最重要的是，发生在他心底的母亲身上，这也是最主要的焦虑来源。

他在梦中无法看见发生了什么事，显示他觉得这个灾难是在内在发生。他虽然没有看见，但知道小屋“肯定会烧起来”。而巴士“朝他而来”，除了代表性交，和他父亲对他的阉割以外，也表示是“发生在他内心”。

从他后面出现（他当时指着我的椅子），并打开屋顶的两个人，表示他自己跟我两个人看进他的里面和他的心底（精神分析）。这两个人也代表我是他父母结合的“坏”角色，包含了危险的父亲，因此他怀疑看进小屋里面（分析）能带给他什么帮助。不受控制的巴士也代表他自己跟他母亲进行危险的性交，并表达他对自己的“坏”生殖器的恐惧与罪疚。在他母亲还没过世，但已经开始重病时，他发生一次意外，开车撞上路边一根杆子，还好没有严重后果。这似乎是潜意识的自杀企图，是他想要摧毁内在的“坏”父母。这场意外也代表他的父母在他内心进行的危险性交，因此是一场内在灾难的行动化（acting out）与外化。

父母经由“坏的”性交结合的幻想，或者说，是随之而来的各种情绪的累积，包括欲望、恐惧、罪疚感等，相当程度地干扰了他跟父母双方的关系，并在他的疾病和他整体的发展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对父母实际性交所引发的情绪做分析，尤其是经由分析这些内化的情境，病人才能真正感受对母亲的哀悼。但是他从小到大一直在抵挡由婴儿期的忧郁感觉而衍生出来的，关于失去母亲的忧郁和哀伤，也一直否认自己对母亲深刻的爱，所以潜意识里，他一直在强化自己的憎恨和被害感，以免要忍受失去深爱的母亲的恐惧。当他对自己的破坏性不再如此焦虑，对自己修复和保存母亲的能力也更有信心后，被害感随之减轻，而对母亲的爱也逐渐浮现上来。但是同时他也愈来愈感受到对母亲的哀悼与渴盼，这是他从小就一直潜抑否认的。当他哀伤而绝望地经历这段哀悼历程时，他对母亲深埋的爱也愈来愈明显，他跟父母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有一次，他提到一段愉快的童年回忆，并且说出“我亲爱的老爸老妈”——这是他从来没用过的说法。

我在本文及前一篇论文中，都讨论到个人无法成功克服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的深层原因。这种失败可能会导致忧郁症、躁症或妄想症。我在上述论文中便指出自我可能使用几种方式，以企图逃避忧郁心理位置可能带来的痛苦，包括投奔内在的好客体（可能导致严重的精神病），或投奔外在的好客体（可能导致精神官能症）。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基于强迫、躁动和偏执防卫机制，而产生的方法。每种方法的使用比例虽然会有个别差异，但在我的经验里，都有同一目的，要让个人能逃避忧郁心理位置带来的痛苦（如我先前指出，这些方法在正常发展中也都扮演一定角色）。对无法感受哀悼的人进行分析时，就可清楚看到这点。他们觉得自己无法拯救所爱的客体，并在内心安稳地恢复他们，因此会比之前更强烈地抗拒他们，否认对他们的爱。这表示他们整体的情绪都可能被抑制，但有些人则只有爱的感觉被压制，憎恨反而被增强。在此同时，自我还会利用各种方式处理被害恐惧（憎恨愈被强化，被害恐惧就会愈强烈）。举例来说，内在的“坏”客体被以躁动的方式征服，无法动弹，并同时被否认，又被强烈投射到外在世界里。有些无法感受哀悼的人可能必须严厉地限制自己的情感生活，使自己整体个性变得贫乏，才能避免爆发躁郁症或妄想症。

这类型的人是否能维持某种程度的心理平衡，经常取决于这些方法如何交互作用，以及个人是否能在其他层面，仍然保有他们否认的、对失去客体的爱。与那些在他们心里不会太接近失去客体的人维持关系，或对一些事物和活动保有兴趣，可能都会吸收一些属于正失去之客体的爱。虽然这些人际关系和升华都会有一些躁动和偏执特质，但确实能提供一些慰藉，并减轻罪疚感，因为经由这些关系与活动，被拒绝及因此被摧毁的所爱客体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恢复而保有。

如果我们的病人经由精神分析，而减少对破坏与迫害的内在父母的焦虑，憎恨便会随之减少，进而使焦虑进一步降低。此时病人就能修改他们与父母的关系——不论父母是否在世——并在某种程度内恢复他们，即使实际上有怨恨的理由。当病人有这样较高的宽容后，就可能在心里、在“坏的”内在客体之外，较安稳地建立“好的”父母形象，或者更进一步因为信任“好的”客体，而减缓对“坏的”客体的恐惧。这表示他们将能充分感受情绪——哀伤、罪疚、哀悼，以及爱和信任——而度过哀悼历程，之后还能加以克服，最终并做到小时候未能做到的，克服婴儿期的忧郁心理位置。

总结来说，在正常的哀悼、异常的哀悼，以及躁郁状态中，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都会重新启动。包含在这个专用词汇下的复杂情感、幻想与焦虑，其本质就足以支持我的论点，也就是儿童在早期发展时会经历短暂的躁郁状态及哀悼状态，并经由婴儿期精神官能症加以修正。在度过婴儿期精神官能症之后，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就会随之被克服。

异常哀悼及躁郁状态，与正常哀悼之间的根本差异是：躁郁症患者与无法完成哀悼工作的人，虽然彼此的防卫机制可能截然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无法在童年早期，在内在世界建立内在的“好的”客体，并觉得安全。他们都没有真正克服婴儿期的忧郁心理位置。相反地，在正常哀悼里，早期的忧郁心理位置会因为失去所爱的客体而被重新唤起，再度被修正，并借由自我在童年使用的类似方法加以克服。个人在内心修复他实际上失去的所爱客体时，同时也是在自己内心重建他最初的爱的客体——也就是“好的”父母——因为在失落实际发生时，他会担忧也会失去这内心的客体。个人借由在内心恢复“好的”父母及最近失去的人，重建因此分崩离析遭受威胁的内在世界，而能克服自己的哀伤，重获安全感，并达到真正的和谐与平静。

第二十一章 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1945）

引言

我发表这篇论文，有两个主要目标。我希望能特别指出一些典型的早期焦虑情况，并显示它们与俄狄浦斯情结的关系。我认为这些焦虑与防卫机制，都是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的一部分，因此我希望能借此厘清忧郁心理位置与原欲发展的关联。我的第二个目的则是将我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结论，与弗洛伊德对同样主题的观点，加以比较。

我会以两个案例的节录，作为我论证的依据。其实我可以援引更多其中的分析、病人的家庭关系，以及使用技巧的细节，但我将有所节制，只引用就主题而言，最重要的分析素材的细节。

我将用来说明理论的两个孩子，都有严重的情绪困扰。我以这样的素材为基础，来对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正常路径做出结论，其实是遵循精神分析中经实验证明的一个方法。弗洛伊德在他许多著述中都说明这种方式是合理的，例如：“病态因其孤立与夸大，而能帮助我们看清在正常状态下隐藏起来的情况。”（S.E.22,p.121)

男孩俄狄浦斯发展的案例摘录

我用来说明男孩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素材，是取自于我对一个十岁男孩子的分析。由于他的一些症状已经发展到让他无法继续上学，他父母觉得必须帮他寻求帮助。他很害怕小孩子，因此愈来愈避免出门。更严重的是，他的学科能力与嗜好兴趣在几年的时间内，愈来愈受到抑制，让他父母十分担忧。除了这些让他无法继续上学的症状以外，他也对自己的健康过度担忧，经常陷入忧郁情绪。这些困扰都显现在他的外貌上，他看来非常忧虑及不快乐。但有时候，他的忧郁又会突然消失，变得神采奕奕，让他的表情完全改变。在进行分析晤谈时，这点变得更加明显。

在很多方面，理查都是个早熟而聪明的孩子。他很有音乐天分，从很小就表现出来。他明显热爱大自然，但只针对愉快的部分。他的艺术天分展露在很多地方，从他选择的词汇，和说话时特别活泼生动的戏剧性，都可以看得出来。他跟其他小孩处不好，但跟大人相处却很自在，尤其是跟女人在一起时。他的语言天分让她们印象深刻，他会用很早熟的方式讨好她们。

理查的吃奶期很短且令他不满足。他小时候体弱多病，从小就经常感冒生病。他在出生后第三年和第六年分别接受了两次手术（割包皮及切除扁桃腺）。他的家庭环境普通，不算太差，不过家中的气氛不算很快乐，父母之间欠缺温情和共同兴趣，但没有公开的争执。理查是老幺，只有一个哥哥，比他年长几岁。他母亲虽然不符合临床诊断上的疾病标准，但是忧郁个性的人。她对于理查的任何疾病都非常担忧，而她的态度无疑对理查的虑病有相当影响。她跟理查的关系在某些方面不是很令人满意。理查的哥哥在学校表现十分良好，独享了母亲大多数的爱，相反地，理查则让她很失望。虽然他非常依恋她，却是个很难照顾的孩子。他没有任何兴趣或嗜好，因此经常无事可做。他过度焦虑，也对母亲过度爱恋，会一直黏着母亲，让她很疲惫。

他母亲对他极度小心照料，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溺爱，但她并没有真正了解他性格中较不明显的部分，例如与生俱来强烈的爱与善良。她并不了解这个孩子非常爱她，对他未来的发展也几乎毫无信心。不过在此同时，她对他算很有耐心，例如她不曾强迫他跟其他孩子在一起，或强迫他去上学。

理查的父亲很喜欢他，也对他很好，但他似乎把教养孩子的责任全都交到母亲身上。之后的分析显示，理查觉得他父亲对他太宽容，也太少在家里行使他的权威。哥哥大致上对理查友善而有耐心，但是这两个男孩子几乎没有共同点。

战争的爆发大幅加重了理查的问题。为了继续他的分析，他跟着母亲疏散到我当时暂居的小镇，而他哥哥则跟着学校被送到别的地方。离开自己的家让理查非常难过，战争更是激发了他所有的焦虑。他尤其害怕空袭跟炸弹。他密切留意战争新闻，十分关注战情变化，而且这样的执着在分析过程中一再出现。

虽然这个家庭的状况确实有些问题，而理查小时候的历史也有些严重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些外在因素并不足以解释他的病。就跟处理每个个案时一样，我们必须考虑天生体质与外在环境因素所导致的内在心理历程，以及这些内外在因素与心理历程的交互作用。但我无法在此处理所有因素的交互作用，只能指出某些早期焦虑对性器发展的影响。

分析地点是在跟伦敦有一段距离的小镇，一栋屋主远行而空出的屋子里。那间游戏室其实不符合我的要求，因为我无法移除许多书籍、画跟地图等等。但理查对他心目中等同于我的这个房间及这栋房子，都有种特殊的、近乎亲密的关系。例如他经常会满怀感情地说到这个房间或对房间说话，会在一小时晤谈结束时跟房间道别，有时候还会仔细地排列家具，排成他认为会让这房间“快乐”的样子。

在分析过程中，理查画了一连串的图。他最早画的图画之一是，一只海星盘桓在一株水底植物旁边，他跟我解释说那是一个很饿的小婴儿，想吃掉那株植物。一天或两天后，他的画里出现一只比海星大很多，而且有张人脸的章鱼。这只章鱼代表父亲跟父亲的生殖器危险的那面，之后又在潜意识中被等同于我们稍后会在素材中看到的“怪兽”。海星的形状很快演变成由不同颜色片段组成图案式的绘画。这类图画中的四个主要颜色——黑色、蓝色、紫色跟红色——分别象征父亲、母亲、哥哥跟他自己。在他最早使用这四种颜色的其中一幅画里，他要画黑色跟红色时，是一边拿色笔往纸张前进，一边发出嘈杂声音。他解释说，黑色是他爸爸，并在移动色笔时，一边模仿士兵行军的声音。接下来是红色，理查说这是他自己，并一边移动色笔，一边哼着开心的歌。在涂蓝色部分时，他说这是他妈妈，而在涂紫色部分时，他说他哥哥对他很好，正在帮助他。

这个图案代表一个帝国，不同的部分代表不同的国家。相当特别的一点是他对战况的兴趣在他的联想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经常会在地图上找出希特勒占领的国家，而地图上这些国家跟他自己的帝国图画之间，有非常明显的关系。他画中的帝国代表他母亲，正面临侵略与攻击。他父亲通常以敌人的角色出现，而理查与哥哥则在图画里扮演不同的角色，有时候是母亲的盟友，有时候又是父亲的盟友。

这些图案在绘画表面上虽然很像，但细节却大不相同——事实上，他从来没有画过两张一模一样的图画。他画这些图画，乃至于画绝大多数图画的方式十分特别。他不会预先刻意计划，而且经常会自己对画完的画面感到惊讶。

他会使用各式各样的游戏素材，例如用来画画的铅笔跟蜡笔，也会在他的扮演游戏中充当人物。除此之外，他还带来自己的一整套玩具船，其中两艘船永远都代表他父母，其他船舰则会以不同的角色出现。

为了专注于解说我的理论，我只挑选几个例子作为讨论素材，而这些例子大多取自于六个小时的分析。在这几个小时里，因为某些我后续会讨论的外在因素，使得某些焦虑短暂地以强烈的方式浮现出来。这些焦虑在诠释后减轻，并导致改变，由此可以显现早期焦虑对性器发展的影响。这些改变，其实只是迈向更完整性器发展与巩固的一小步，可以从理查早先的分析预料得到。

当然，本文的诠释，都是我认为与主题最相关的。我会清楚说明哪些诠释是病人自己给的。除了我给病人的诠释以外，本文还包括了一些我从素材中得出的结论，我不会每次都清楚区别这两者，否则将导致许多重复赘言，也会模糊主要议题。

阻碍俄狄浦斯发展的早期焦虑

我以中断十天后重新继续分析的时间作为讨论起点。在此之前，我们的精神分析已经持续了六周。这段中断期间，我人在伦敦，理查离开去度假。他从未遭遇过空袭，在他的空袭恐惧中，伦敦是最危险的地方。因此对他而言，我去伦敦，就代表走向毁灭与死亡，这更加强了他因分析中断而产生的焦虑。

我回来之后，发现理查非常担忧沮丧。在头一个小时里，他几乎没有看我，不是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完全不抬起眼睛，就是烦躁地走到隔壁的厨房或花园去。尽管他明显抗拒，但仍对我提出几个问题：我有看到伦敦很多“坏掉”的地方吗？我在那里的时候有遇到空袭吗？有遇到暴风雨吗？

他告诉我的头几件事之一是，他讨厌回到进行精神分析的这个城市，并说这个城市是“猪圈”、“噩梦”。他很快走进花园，似乎在花园里可以比较自在地四处观看。结果他发现几朵毒蕈，指给我看，颤抖地说它们有毒。回到房间里后，他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特别指给我看一张图画，画里是一个矮小的男人在对抗一只“恐怖的怪兽”。

我回来之后第二天，理查带着很大的抗拒告诉我，我离开这段时间他跟他母亲的一段对话。他告诉妈妈，他很担心以后要有小孩，并问她会不会很痛。她在回答时，跟以前一样再度解释男人在生育后代时扮演的角色，但他听了之后说他不想把他的性器放到别人的性器里，这会让他很害怕，这整件事都让他很焦虑。

在我的诠释里，我把这种恐惧跟“猪圈”城市连结起来。在他心里，这个“猪圈”城市代表我的“里面”跟他母亲的“里面”，而我们的里面都因为暴风雨和希特勒的炸弹而变坏了。暴风雨跟炸弹都代表他的“坏”爸爸的阴茎进入他妈妈的身体，让那里变成一个受到威胁又充满危险的地方。此外，我不在家时，花园里长出来的毒蕈，以及那个小人（代表他自己）对抗的那只怪兽，都象征在她母亲身体里的“坏”阴茎。幻想他母亲包含住他父亲有毁灭力量的阴茎，恐怕是造成他有性交恐惧的部分原因。我去伦敦这件事也激起并加强他的焦虑。此外，他自己原本对于他父母性交的攻击性愿望也大幅增加他的焦虑和罪疚感。

理查害怕“坏”爸爸把阴茎放到妈妈身体里的恐惧，和他对小孩子的畏惧症，有密切的关系。这两者都跟他幻想母亲的“里面”是个危险的地方，息息相关。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攻击并伤害了在他想象中妈妈肚子里的小宝宝，所以他们已经变成他的敌人。这项恐惧有很大部分都被转移到外在世界的小孩子身上。

在这段时间里，理查用他的舰队做的第一件事是用他取名为“吸血鬼”的驱逐舰，去撞一艘代表他母亲、名为“罗妮”的战舰。但他立刻表现出抗拒，并重新排列舰队。当我问他“吸血鬼”代表谁时，他虽然不太情愿，但确实回答是代表他自己。他会突然显得抗拒而中断游戏，这可能表示他在潜抑对母亲的性器欲望。在他之前的精神分析里，一艘船撞另一艘船就一再象征性交。他之所以潜抑性器欲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恐惧性交的毁灭性，因为就如“吸血鬼”这个名字暗示的，他认为性交有种口腔施虐特质。

我现在要诠释图一，这幅画进一步显示理查在这个分析阶段的焦虑情况。如我们已知，在图案式绘画中，红色一定代表理查，黑色代表他父亲，紫色代表他哥哥，而浅蓝色代表他母亲。在涂红色部分时，理查说：“这些是俄国人。”虽然俄国人已经成为我们的盟友，但是他对他们很怀疑。因此当他指称红色（他自己）是可疑的俄国人时，等于是在告诉我，他害怕自己的攻击性。就是因为这样的恐惧，他才会一发现自己是对母亲做出性行为的“吸血鬼”，就立刻停止舰队游戏。图一显示了他恐惧母亲的身体受到坏希特勒-爸爸（炸弹、暴风雨、毒蕈）的攻击。之后当我们讨论他对图二的联想时，我们会看到整个帝国都代表他母亲的身体，而被他自己的“坏”阴茎刺穿。但在图一里，刺入的有三个阴茎，代表家里的三个男人：父亲、哥哥跟他自己。我们知道在这次晤谈里，理查已经表达过他对于性交的恐惧。除了幻想他的“坏”爸爸威胁毁灭妈妈以外，他还害怕因为自己认同“坏”爸爸，所以自己的攻击性也会为她带来危险。他哥哥也像是个攻击者。在这幅画里，他母亲（浅蓝色）包含了这些坏男人，或根本上是包含了这些坏生殖器，因此她的身体成为一个受到威胁且充满危险的地方。

图一

一些早期的防卫

理查对于自己的攻击性，尤其是对自己的口腔施虐倾向，感到十分焦虑，因此导致他与自己的攻击性尖锐对抗。这种对抗挣扎有时非常显而易见。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在愤怒时会磨牙齿，移动下颚，仿佛在咬东西。由于他有强烈的口腔施虐倾向，他觉得自己很有可能伤害妈妈。即使他只针对他母亲或我说了一些无害的话，他也经常会问：“我伤了你的心吗？”与他的毁灭幻想相关的恐惧和罪疚感，影响了他所有的情绪。为了维持他对母亲的爱，他会一再试图克制自己的嫉妒和委屈，甚至否认那些看来非常明显的原因。

然而理查并无法成功克制他的怨恨和攻击性，或成功否认自己的委屈。尽管他试图潜抑过去和现在的挫折引起的愤怒，但在移情的情境下，例如在响应分析中断对他造成的挫折时，这些愤怒会清楚显露出来。我们了解，去伦敦这件事让我在他心中成为一个受损的客体。然而，我之所以受伤，不只是因为暴露在炸弹的威胁之下，也是因为我引起他的挫折，激起他的恨意，让他在潜意识中觉得攻击了我。跟早先的挫折情境一样，他因为幻想攻击我，而变得认同丢炸弹的危险的希特勒-爸爸，并因此恐惧受到报复。我变成了一个敌对的会报仇的角色。

在生命初期将母亲角色分割成好的跟坏的“乳房母亲”（breast mother），借此处理矛盾情绪的历程，在理查德德身上非常明显。这个分割后来进一步发展，又分为“好的乳房母亲”，跟“坏的性器母亲”（genital mother）。在这个分析阶段，他真正的母亲代表“好的乳房母亲”，而我则变成了“坏的性器母亲”，因此在他心里激发出跟这个角色相关的攻击性与恐惧。我成为那个在性交中被父亲伤害，或跟“坏”希特勒-爸爸结合在一起的母亲。

理查在当时对性器有相当强烈的兴趣，这可以从他与母亲有关性交的对话看得出来，即使那时他主要是表达出恐惧。但就是这种恐惧促使他视我为“性器母亲”而远离我，并视他母亲为好的客体而接近她。他借由退化到口腔期而达成这点。我在伦敦期间，理查比以前更黏他母亲。就像他自己对我说的，他是“妈妈的小鸡”，还有“小鸡都会跟在妈妈后面跑”。但投奔乳房母亲，并无法成功抵抗对性器母亲的焦虑，因为理查补充说：“但是，之后小鸡还是要离开妈妈，因为母鸡不会再保护他们，不会再照顾他们。”

由于分析的中断而使个体在移情情境中再度经验到的挫折，会让早期的挫折与委屈重新复活，根本上等于是唤起最早期，被剥夺母亲的乳房的痛苦，也使得个体无法再继续维持对好母亲的信念。

如同我前面段落所描写的，理查让“吸血鬼”（他自己）与“罗妮”（他母亲）两艘船相撞之后，立刻把“罗妮”跟“尼尔森”这两艘战舰（他母亲跟他父亲）并排在一起，按照年龄，以一直排的方式，排列他所说的代表他哥哥、他自己跟他的狗的船。在此，船舰游戏表达了他希望让父母在一起，并屈服于爸爸跟哥哥的权威，希望借此恢复家中的和谐宁静。这显示他需要克制自己的嫉妒与怨恨，只有这样，他才能避免与爸爸争夺妈妈的所有权。如此一来，他便避免了他的阉割恐惧，并进一步保存了好爸爸跟好哥哥的信念。最重要的是，他还救了他母亲，让她免于在他跟父亲的对抗中受伤。

理查不但强烈需要保护自己，防止自己被敌手，也就是被他父亲与哥哥攻击，也强烈为好客体担忧。他因此更强烈地表现出爱的感觉，以及渴望修复幻想中造成的伤害——他如果对自己的怨恨和嫉妒让步，就会造成的伤害。

因此，理查唯有潜抑自己的俄狄浦斯愿望，才能达成家中的和谐平静，克服自己的嫉妒与怨恨，并保护他爱的客体。但是潜抑自己的俄狄浦斯愿望，却会让他部分退化回婴儿时期。而这样的退化跟母婴关系的理想化息息相关。他会希望将自己变成一个没有攻击性，尤其是没有口腔施虐冲动的小婴儿。要有理想化的婴儿，前提是也要有理想化的母亲，尤其是理想化的乳房：从来不会带来挫折的乳房，对彼此只有纯粹爱恋关系的母亲与婴儿。坏乳房跟坏母亲，在他心里是跟理想的母亲完全分开来的。

图二显示了理查处理矛盾、焦虑跟罪恶感的一些方法。他指给我看“从头到尾穿过妈妈的帝国”的红色部分，但很快又纠正说：“那不是妈妈的帝国，那只是一个帝国，我们每个人在里面都有一些领土。”我将此诠释为他害怕发现自己认为这是妈妈的帝国，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红色部分就等于刺进去妈妈的里面。就在这时，理查又看了一下这幅画，提出说红色部分看起来“很像一个生殖器”，然后他指出红色把帝国分成两边：西边是属于所有人的领土，东边则完全没有包含他母亲，只有他自己、他父亲跟他哥哥。

图二

图画的左手边代表跟理查关系密切的好母亲，因为图画这边几乎没有他父亲，他哥哥也相对很少。相反地，在右边（我过去在帮他分析时曾遇过的“危险的东边”）则只出现了打架的男人，或说他们的坏性器。他母亲没有出现在图画的这边，因为他觉得，她已经被坏男人压制淹没。这幅画显示了受到威胁的坏母亲（性器妈妈），与被爱而安全的母亲（乳房妈妈）是分割开来的。

第一幅画，除了可用来说明某些焦虑情境以外，也显示了在第二幅画中更清楚显现的，类似防卫机制的东西。虽然在图一里，浅蓝色的母亲散布在整个画面里，而“性器母亲”跟“乳房母亲”的区隔还没有像图二里那么明显，但如果我们把极右边的部分独立出来，还是可以看出这样分割的企图。

在图二里，造成分隔的，是由理查诠释为性器的，格外尖锐而拉长的部分。这点带来重大的启示，显示他相信男性性器是会刺穿人，而且很危险的。这个部分看起来像一颗长而尖锐的牙齿，或一把匕首，在我看来，也表达了这两种意义：前者象征口腔施虐冲动会对所爱的客体造成危险，后者则如他自己的感觉，是性器基于戳刺的特质而有类似匕首的功能。

这些恐惧一次又一次导致他投奔向“乳房母亲”。他必须回到由前性器阶段主宰的状态，才能获得相当的稳定。因为焦虑和罪恶感太过巨大，让自我无法演化出适当的防卫机制，也让原欲冲动的前进受到阻碍。因此，无法充分的巩固性器组织，并带来强烈的退化倾向。他发展历程中的每个阶段都显现出固着依恋与退化的交互作用。

减少对俄狄浦斯欲望的潜抑

我对先前描述的各种焦虑情境加以分析后，理查的俄狄浦斯欲望和焦虑便更充分浮现出来。但他的自我只能更加利用某些特定的防卫机制（我将在这段处理），以维持这些欲望。然而，这些防卫机制之所以能发挥效用，也是因为分析降低了某些焦虑，减轻了固着依恋。

理查对性器欲望的潜抑降低到某个程度之后，他的阉割恐惧也变得比较容易出现在分析中，并经由不同方式表达出来，同时他的防卫机制也出现改变。在我回来之后的第三次晤谈里，理查走到花园里去，说他希望去爬山，尤其是韦尔斯的斯诺登山（Snowdon）。他在之前的分析里就提过这座山。他说话的时候，注意到天空里的云，然后说危险的暴风雨正在形成。他说，他在这种时候都会替山感到难过，因为暴风雨降临在它们上面。在之前的分析资料里，炸弹和暴风雨代表坏父亲，这表达了他对坏父亲的恐惧。希望爬上斯诺登山象征他想与母亲性交，但同时显示他害怕被坏父亲阉割的恐惧，而即将降临的暴风雨也表示他母亲及他自己会有危险。

同样在这次晤谈里，理查告诉我，他想画五张图画。他提到他看过一只天鹅有四只“甜美”的小天鹅。在玩舰队时，理查指定其中一艘船给我，另一艘船给他自己。我要搭我的船去进行一趟愉快的旅途，他也是。一开始，他把他的船移开，很快又让他的船绕回来，靠我的船很近。这样船只的碰撞，在过去的素材里，尤其是在他跟他父母的关系里，一再象征性交。因此，在这个游戏里，理查是在表达他的性器欲望，以及他希望拥有性能力（potency）。他说他要给我的五张图画代表他自己（天鹅）给我——或者应该说他母亲——四个孩子（小天鹅）。

如我们之前看到，几天前，舰队游戏中也曾出现类似的状况：“吸血鬼”（理查）去碰触“罗妮”（他母亲）。在当时，这曾导致理查恐惧自己的性器欲望被自己的口腔施虐冲动所主宰，而突然改变游戏内容。但接下来几天，他的焦虑获得某种程度的纾解，攻击性减轻，同时某些防卫机制也受到强化。因此现在类似的游戏内容（他的船在快乐旅途中碰触我的船）可以发生，而不会引起焦虑，或导致他潜抑自己的性器欲望。

理查愈来愈相信自己能获得性能力，是因为他同时愈来愈认为他母亲可以被安全保存。他现在可以容许自己幻想母亲会将他视为男人般爱他，并让他取代他父亲的位置。这也让他希望她会成为他的盟友，保护他抵抗其他所有竞争者。举例来说，有一次，理查让蓝色蜡笔跟红色蜡笔（他母亲跟他自己）并排立在桌上，然后黑色蜡笔（他父亲）向他们冲过来，但被红色蜡笔赶走，而蓝色蜡笔则赶走了紫色蜡笔（他哥哥）。这个游戏表示理查希望母亲跟他合作，赶走危险的父亲跟哥哥。他在对图二做联想时，说在西边的蓝色的妈妈准备要跟东边打仗，夺回她那边的国家，同样显示他认为母亲是个强壮的人物，能够对抗坏男人跟他们的性器。我们知道，在图二的右手边，她在三个男人——理查的父亲、哥哥跟他自己——的性器攻击下沦陷。而在我稍后会谈到的图四里，理查把蓝色延伸到画面的大部分上，表示他希望他母亲会重新夺回失去的领土。于是复原而重生的母亲就能帮助他，保护他。理查认为他的好客体将得以复原重生，显示他相信，他能更成功地处理自己的攻击性，也就能更强烈地感受自己的性器欲望。而且既然他的焦虑减轻了，他也就能转而把攻击向外，幻想跟他父亲与哥哥对抗，争夺母亲的所有权。在船队游戏里，他把船只排列成一长串，把最小的一艘放在最前面。这个游戏的意义便是他吞并了父亲跟哥哥的性器，加到自己身上。他觉得在幻想中打败他的竞争对手，自己便得到了性能力。

图三属于一系列图画之一。这系列的图画包含植物、海星、船只和鱼等这些在分析中经常出现的元素，并形成不同的组合。就像代表帝国的那类图一样，这系列图画在细节上也有很多变化，但某些元素一定代表同样的物体和情况，例如水底的植物代表母亲的性器，而通常图画里都只有两株植物，中间相隔一段距离。植物也代表母亲的乳房，因此当一只海星在两株植物中间时，几乎一定代表孩子拥有母亲的乳房，或跟母亲性交。海星锯齿状的尖端则代表牙齿，象征婴儿的口腔施虐冲动。

在画图三时，理查首先画了两艘船，然后是那只大的鱼，以及周围一些小的鱼。在画这些东西时，他愈来愈热切又精力充沛，而在空白处画满了小鱼。然后他指给我看其中一只小鱼被“妈妈鱼”的鱼鳍遮盖，说：“这是最小的宝宝。”这幅画表示小宝宝鱼受到妈妈的喂养。我问理查他自己是不是在小鱼里面，他说他没有。他也告诉我说植物之间的那只海星是个大人，而比较小的海星是长大一半的人，解释说这是他哥哥。他并指出说，叫作“太阳鱼”（sunfish）的船的潜望镜“插到罗妮里面”。我说我认为“太阳鱼”是代表他自己（“sun”代表英文中的儿子son），而潜望镜插到“罗妮”（母亲）里面，代表他与他母亲性交。

理查说植物之间的海星是大人，暗示这代表他父亲，而代表理查的则是甚至比“罗妮”（他母亲）还大的船只。他以这个方式反转了父亲——儿子的关系。在此同时，他也显示出他对父亲的爱，显示他希望弥补父亲，让代表父亲的海星在植物中间，占据满足的婴儿位置。

图三

这个段落的素材显示正向俄狄浦斯情结和性器位置（genital position）已经比较充分地浮现出来。如我们所见，理查以各种不同方式达成这点。其中一个方法是把爸爸变成婴儿——吸奶欲望满足，没有被剥夺的婴儿，因此是“好”的婴儿——他自己则占有了父亲的阴茎。

在此之前，曾在这类图画中以不同角色出现的理查，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小孩子。因为在焦虑的压力下，他撤退到理想化、满足而充满爱意的小婴儿形象。但此刻他头一次说自己不是画里的小鱼之一。我认为这进一步表示他的性器位置更加强化。他现在觉得他可以长大，变得有性能力。因此他能在幻想中跟母亲生下小孩，不再需要把自己放在婴儿的位置。

但是，这些性器欲望和幻想又引发其他不同的焦虑，而他企图不对抗父亲，只取代父亲的位置，因此化解俄狄浦斯矛盾的企图，也只成功了一半。在这个看似相当和平的解决方法里，我们同时在图画里看到证据，显示理查恐惧父亲会怀疑他对母亲有性欲，而紧密监视他，企图阉割他。因为当我对理查诠释说，他反转了父亲儿子的角色时，他告诉我，最上面的飞机是英军的飞机，正在巡逻。我们要记住，潜水艇的潜望镜插进“罗妮”，代表理查与母亲性交的欲望。这暗示他想篡夺父亲的位置，也因此他会预期父亲怀疑他。我接着解释说，他的意思是，他父亲不但被转变成小婴儿，也同时出现在“父母超我”（paternal super-ego）里，会监视他、试图防止他跟母亲性交，并威胁要惩罚他（巡逻的飞机）。

我进一步诠释说，理查自己也一直在“巡逻监视”他的父母，因为他不但对他们的性生活很好奇，而且潜意识地强烈希望加以干扰，分开他父母。

图四则是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同样的素材。理查在涂蓝色部分时，一边唱着国歌，解释说他母亲是皇后，而他是国王。理查已经变成父亲，并获得了父亲有性能力的性器。他画完之后，看着图画说，里面有“很多妈妈”跟他自己，所以他们“真的可以打败爸爸”。他指给我看说里面的坏父亲（黑色）很少。由于父亲已经被变成无害的小婴儿，似乎已经没有打败他的必要。然而理查对这样全能的解决方式不太有信心，如他所说，他认为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跟母亲合力打败他。焦虑的减轻已经让他能够面对跟父亲的竞争，甚至能够与父亲对抗。

图四

在涂紫色的部分时，理查一边唱着挪威跟比利时的国歌，并说：“他没问题。”跟蓝色与红色比较起来，面积最小的紫色部分显示他哥哥也被变成了小婴儿。我认为，他唱两个同盟小国的国歌，显示“他没问题”这句话同时是指他父亲跟哥哥都变成了无害的小孩子。他对父亲的爱一直被潜抑，当我们来到这个分析关键点时，终于变得较为坦白。然而理查无法去除父亲的危险层面。除此之外，他自己的粪便——在此之前一直被等同于黑色的父亲——在他看来也会带来危险，无法被消除。他也认知到自己的精神现实，因为这幅图画里仍旧有黑色，即使理查自我安慰说，里面的希特勒-父亲只有一点点。

在理查用来增强性器位置的各种方法里，我们可以看到自我企图在超我与本我的要求间达成某些妥协。虽然理查的本我冲动借由幻想与母亲性交，而获得满足，但是谋杀父亲的冲动则被避开，来自超我的谴责也因此减轻。但是超我的要求只有部分获得满足，因为父亲虽然侥幸存活，但他在母亲身边的位置却被篡夺了。

这样的妥协是儿童正常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每当不同原欲位置之间发生巨大波动，防卫机制就会受到干扰，而必须找出新的妥协。例如在前面的段落里，我就指出，理查在口腔焦虑减轻后，便试图在幻想里，把自己放入理想的、不会干扰家庭的婴儿角色，以处理他的恐惧与欲望的矛盾。但是，当性器位置较为强化，理查较能面对自己的阉割恐惧之后，不同的妥协就出现了。理查借由把爸爸跟哥哥变成他与母亲所生的婴儿，维持了他的性器欲望，同时避免罪疚感。但不论在任何成长阶段，只有当焦虑与罪疚感不会强烈到超过自我的强度时，这类妥协才能带来相当的稳定。

到目前为止，我非常仔细地讨论了焦虑与防卫机制对性器发展的影响，我认为若没有深入考虑原欲构成的各阶段，以及该阶段特有的焦虑及防卫机制，和两者之间的互动，就不可能完整了解性发展。

与内化父母相关的焦虑

在讨论图五与图六之前，我需要先说明一下。理查在前一晚开始喉咙痛，并有轻微的发烧，但因为是夏天，天气温暖，他还是来进行分析。如我先前所指出，喉咙痛跟感冒本来就是他的症状之一，即使状况很轻微，也会引发他极大的虑病焦虑。在他画出图五与图六的这次晤谈时间里，他一开始显得极度焦虑担忧。他说他觉得喉咙很烫，而且他的鼻子里面有毒药。接下来，他在极度抗拒下说出的联想是，他害怕自己的食物可能被下毒了。他多年来都一直感觉到这种恐惧，但这一次及之前几次，他都是在很勉强的情况下，才能在分析中谈论这件事。

在这次晤谈中，理查经常狐疑地看着窗外。有一次他看到两个男人在说话，便说他们是在监视他。这显示出他经常表达的被害恐惧之一，也就是害怕他父亲跟哥哥在监视迫害他，但最核心的恐惧是害怕父母秘密结盟对付他。在我的诠释中，我将这个疑虑连结到他对内在压迫者监控他、对付他的恐惧上——这也是他在较早分析时已经显现的焦虑。过一会儿之后，理查突然把一根手指尽可能地伸到他的喉咙深处，显得很担忧。他解释说，他在找细菌。我对他诠释说，细菌（germs）代表德国人（Germans）（跟我结合在一起的黑色希特勒-父亲），同时在他心里，也代表那两个监视的男人，也就是他的父母。因此对细菌的恐惧跟他被下毒的恐惧密切相关。而在潜意识中，他把下毒这件事连结到他父母，虽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怀疑。显然这次的感冒激发了这些被害恐惧。

在这次晤谈里，理查画了图五跟图六。而我在当天唯一能得到的联想是图画六跟图五是同一个帝国。事实上，这两幅图是画在同一张纸上。

第二天，理查的喉咙已经完全复原，出现时心情截然不同。他活泼地描述他多喜欢今天的早餐，尤其是麦麸片，还表演给我看他如何大口咀嚼（他前两天都吃得很少）。他说，在吃早餐之前，他的胃很小、很瘦，往里面凹，“里面的大骨头”都“突出来”。这些大骨头代表他内化的父亲——或他父亲的性器——而在之前的分析素材里，代表他父亲性器的象征则是那只怪兽，或那只大章鱼。他们表达的是他父亲性器坏的一面，而怪兽“好吃的肉”则代表他所想要的父亲性器的其他层面。因为他之前曾把麦片拿来跟鸟巢相比，因此我把麦片诠释为好母亲（好乳房与乳汁）。他已经愈来愈相信有好的内化母亲，也就比较不害怕内化的迫害者（骨头跟怪兽）。

分析喉咙痛的潜意识意义，降低了他的焦虑，也因此导致他的防卫机制出现变化。理查在这次晤谈中的心情和联想明显表示出这项改变。世界在他眼中突然变得漂亮起来：他喜欢乡村的景致、我的衣服、我的鞋子，还说我很漂亮，也满怀爱与情感地谈论他母亲。随着他对内化迫害者的恐惧减轻，外在世界在他眼中也变好，变得更值得信任，他也更有能力享受周围的一切。同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的忧郁情绪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轻躁的情绪，让他否认他恐惧受到迫害。事实上，是因为焦虑减轻，才能导致对抗忧郁的躁动防卫机制出现。但是理查的轻躁情绪没有一直持续。在他之后的分析过程中，忧郁和焦虑仍一次次出现。

到目前为止，我只论及理查与身为外在客体的母亲的关系。但是从他之前的分析就可以清楚看出，母亲身为外在客体的角色，一直与她身为内化客体的角色互有关联。为了论点清晰起见，我把这一点保留到现在，才以图五跟图六来解释，因为这两幅画生动地点出了内化的父母亲在理查心智生活（mentallife）中扮演的角色。

图五

图六

在这次晤谈里，理查拿起他前一天画的图五跟六，开始对它们做自由联想。由于他的忧郁和虑病焦虑已经减轻，因此他此时能够面对潜藏在他忧郁背后的焦虑。他指给我看说，图五看起来像一只鸟，而且是“很恐怖”的鸟。最上面的浅蓝色是一顶皇冠，紫色的小点是眼睛，鸟嘴则“张得很大”。从图画中可以看出来，鸟嘴是由红色和右边的紫色部分组成，也就是由一向代表他自己跟他哥哥的颜色组成。

我对他诠释说，浅蓝色的皇冠显示这只鸟是他母亲——之前分析素材里的皇后，理想的母亲。但现在这只鸟变得贪婪，有破坏力。她的鸟嘴由红色跟紫色组成，则表达了理查把自己（跟他哥哥）的口腔施虐冲动，投射到他母亲身上。

从这项素材来看，理查已经朝面对自己的精神现实，有了重大的进展，因为他能够把自己的口腔施虐冲动跟食人冲动投射到他母亲身上。除此之外，如图五所示，他能容许母亲“好”的跟“坏”的层面，也就是通常被分隔很远的这两种层面的原型——他爱的好乳房，跟他厌恶的坏乳房——更加接近。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在这幅画里看到他以分割和孤立作为防卫机制，因为图画的左手边完全都是蓝色，但在图画右边，母亲是“很恐怖”的鸟（张开的鸟嘴），同时又是皇后（浅蓝色的皇冠）。理查不再那么否认自己的精神现实之后，才比较能面对外在的现实，肯定事实上他母亲确实曾让他感到挫折，引发他的恨意。

在我诠释了图五之后，理查一再坚决地反复说这只鸟看起来“很恐怖”，并对图六做了一些联想。他说图六也像一只鸟，但是没有头，而下面的黑色则是从它身体掉下来的“很大的东西”。他说这全都“很恐怖”。

在诠释图六时，我提醒他说，他前一天跟我说过，这两个帝国是同一个。我因此提议说，图六是代表他自己，而把那“恐怖的鸟”内化之后，他觉得他已经变得像它那样。张开的鸟嘴象征母亲贪婪的嘴，也表达出他自己想吞掉她的欲望，因为组成鸟嘴的颜色代表他自己跟哥哥（贪婪的婴儿）。在他心里，他已经吞掉了他母亲贪婪又有破坏性的这个客体。在吃早餐时，他把好母亲内化了，觉得她在保护他，抵抗内化的坏父亲，也就是他“胃里面的骨头”。当他内化了“恐怖的”鸟母亲时，他觉得她变得跟怪兽父亲连结起来。在他心里，这个恐怖的、组合的父母形象会从里面攻击他，将他吃掉，也会从外面攻击他，将他阉割。

图六里的鸟没有了头，这表达出他的恐惧，显示他觉得内在与外在的父母为了报复他对他们的攻击，而使他的身体残缺及阉割他。他在内化父母的过程中，显现他对父母的口腔施虐冲动，因此他在心里把他们变成相对应的贪婪而有破坏力的敌人。除此之外，他觉得经由吞下他的父母，他已经把他们变成怪兽跟鸟，因此他对这些内化的迫害者不仅感到恐惧，也感到罪恶，尤其是担忧他可能让好的内在母亲被内在怪兽攻击。他描述说“恐怖的大东西”从鸟的身体掉下来，象征他对外在和内在父母的肛门攻击，这也是他罪疚感的来源。

理查是在前一次晤谈时间内画出这两幅图画，当时他深受焦虑困扰，无法对图画做联想。但此刻焦虑稍微舒缓，他因此能做联想。

更早之前的一幅画（图七）甚至比我们现在讨论的图五跟图六，更清楚地表达他如何内化客体，因此值得在此讨论。理查在完成这幅图案之后，在周围画了一条线，把图案圈起来，然后把背景涂满红色。我发现这代表他的“内在”，其中包含了他的父亲、母亲、哥哥跟他自己，以及他们互相的关系。他在对这幅画做联想时，说他很高兴代表他母亲的浅蓝色部分增加了。他也说他希望哥哥会成为他的盟友。他对哥哥的嫉妒经常让他视哥哥为竞争对手，对他充满怀疑与恐惧，但他在这一刻是强调与哥哥的同盟关系。此外，他还指出，其中一块黑色区块完全被他母亲、他哥哥跟他自己包围起来。其中的涵义是他与他爱的内在母亲连手起来，对抗危险的内在父亲。

图七

根据这个段落的素材来看，在理查的情感生活（emotional life）中，经常被理想化的好母亲所要扮演的角色，指的不仅是内在的母亲，也是指外在的母亲。举例来说，当他说他希望西边的蓝色母亲能扩张她的领土（参照图二）时，这个希望适用于他的内在世界，也适用于外在世界。相信好的内在母亲，是他最大的支柱。当这个信念受到强化时，他就会出现希望、自信，以及较大的安全感。当这样的信念受到动摇时——不论是因为疾病或其他因素——忧郁和虑病焦虑就会随之增加。

而且，当理查对迫害者，也就是坏母亲跟坏父亲的恐惧增加时，他也会觉得无法保护他爱的内在客体免于破坏与死亡，而他们的死亡则必然等于他自己生命的结束。在此我们就碰触到忧郁的人最根本的焦虑。根据我的经验，这种焦虑衍生自于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

理查的分析中一个很突出的细节是，他很恐惧自己外在与内在客体的死亡。如我前面所说，他与游戏室近乎亲密的关系，是移情情境的特征之一。在我去伦敦一趟，严重激发了理查对空袭跟死亡的焦虑之后，在好几次分析晤谈时间里，他都坚持要在我们离开房间前最后一刻，才把暖炉关掉。在我之前描述的，分析图三与图四的其中一次晤谈时间里，这项偏执曾经消失过。在这些晤谈时间中，除了他的性器欲望受到强化，焦虑与忧郁减轻之外，他可以给我或给他母亲“好的”婴儿的幻想，也在他的联想里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他是否偏执地坚持尽可能一直开着房间里暖炉，就可以显示他是否忧郁。

男孩案例的总结

理查无法建立稳定的性器位置，很大的原因是他无法处理发展早期阶段的焦虑。坏乳房在理查的情感生活中扮演了重大角色，因为他在吸奶时期很不满足，因此有强烈的口腔、尿道及肛门冲动与幻想。理查对坏乳房的恐惧，在某种程度上被好乳房的理想化抵消掉，因此还能维持对他母亲的爱。乳房的坏特质与他对坏乳房的口腔施虐冲动大部分都被移转到他父亲的阴茎上。此外，他还对父亲的阴茎有强烈的口腔施虐冲动，这些冲动来自于早期正向俄狄浦斯情境中的嫉妒与怨恨。他父亲的性器因此在他的幻想里变成一个危险、会咬人、有毒的东西。他太过恐惧阴茎是外在与内在的迫害者，因此无法发展出信任，相信阴茎具有好的、创造性的特质。因此，理查早期女性位置（feminine position）的根源受到被害恐惧干扰。这些在反向俄狄浦斯情结中感受的困难，与他因为对母亲的性器欲望而产生的阉割恐惧，两者产生交互作用。伴随这些欲望而来的对父亲的厌恶，以及表现出来的想咬掉他父亲阴茎的冲动，导致他害怕被以同样的方式阉割，使他更加潜抑自己的性器欲望。

理查的病征之一是他的活动和兴趣愈来愈受到抑制。这与他严重潜抑自己的攻击倾向有关，而这种潜抑在他与母亲的关系中特别明显。在与父亲和其他男人的关系中，他的攻击性比较不受潜抑，但仍因恐惧而受到相当限制。理查对男性的最主要态度就是要安抚可能的攻击者和迫害者。

理查的攻击性在对其他儿童的关系上最不受抑制，但他太害怕，不敢直接表现出来。他对儿童的憎恨与恐惧，部分原因源自他对父亲阴茎的态度。在他心里，有破坏性的阴茎，和会消耗他母亲心力乃至摧毁她的贪心而破坏的婴儿，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因为他在潜意识里强烈地维持着“阴茎=婴儿”的等式。此外他还觉得坏的阴茎只会制造出坏的婴儿。

他之所以有儿童畏惧症，另一项重要因素是他嫉妒自己的哥哥，以及他母亲将来可能会有的任何小孩。他潜意识里对母亲体内婴儿的施虐攻击，与他对于在母亲体内的“父亲阴茎”的恨，连结起来了。他只有偶尔会以一种方式表现出对儿童的爱，那就是对婴儿的友善态度。

我们已经知道，他必须将母婴关系理想化，才能维持自己爱的能力。但是因为他潜意识里对自己的口腔施虐冲动感到恐惧和罪疚，所以婴儿对他而言仍是主要象征口腔施虐的生物。他之所以无法在幻想中实践给予他母亲小孩的渴望，这也是原因之一。更根本的原因是，在他早期的发展阶段，口腔焦虑曾使他更加恐惧性器的功能和自己的阴茎的攻击性。理查潜抑自己的性器欲望，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恐惧口腔施虐冲动会主宰他的性器欲望，以及害怕他的阴茎是个破坏性的器官。他无法使用一项最重要的工具来让他母亲快乐，并弥补他觉得自己摧毁的小婴儿。他的口腔施虐冲动、幻想和恐惧便以这各种不同的方式，一再地干扰他的性器发展。

我在前面一再指出退化到口腔期的这种防卫机制，可抵抗由性器位置中产生的进一步焦虑。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在这些历程中固着所扮演的角色。由于他的口腔、尿道与肛门施虐焦虑太过强烈，对这些阶段的固着非常强烈，性器构成也因此变得脆弱，并使他的潜抑倾向变得显著。不过，尽管有抑制，他仍发展出一些升华的性器倾向。而且，由于他的欲望主要是针对母亲，他的嫉妒感和憎恨主要是针对父亲，因此他也达成了正面俄狄浦斯情结和异性恋发展的一些主要特征。不过这幅表象在某些方面并不真实，因为他必须强化与母亲的关系中的口腔元素，并将“乳房”母亲理想化，才能维持对母亲的爱。我们在前面看到，他在画画时都用蓝色代表母亲，这个颜色的选择，跟他喜爱万里无云的蓝色天空有关，也表达出他渴望一个理想的、慷慨的、永远不会让他挫折的乳房。

理查借由上述这些方法在某些方面维系对母亲的爱，得以拥有一点点稳定性，也让他的异性恋倾向得以发展到一个程度。但在他对母亲的固着依恋中，显然包含了很多焦虑和罪疚感。理查很热爱他母亲，但却是以相当类似婴儿的方式。他几乎无法忍受她离开视线范围，也没有太多迹象显示他对她发展出独立而像男人的关系。他对其他女人的态度，虽然也不是真正独立男人的样子，但仍与他对母亲热切的爱，甚至是盲目的崇拜，形成强烈对比。他对其他女人的行为非常早熟，在某些方面就像是成人的大情圣唐璜。他用各种方式讨好女人，甚至是露骨的恭维。在此同时，却又经常对女性不屑而严苛，并在女性因为他的恭维而开心时，觉得好笑。

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对女性两种相反的态度，让人想到弗洛伊德得出的一些结论。弗洛伊德描述有些男人有“精神性无能”（psychical impotence）的问题，也就是只能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有性能力。当论及这些人在“情欲感受中爱恋与肉欲的分裂”时，他说道：“这类人的爱的氛围被分隔成两半，就如艺术中描绘的，神圣的爱与亵渎的（禽兽的）爱。所以他们对爱的人无法欲望，对欲望的人就无法爱。”（S.E.11,p.183）

弗洛伊德的描述可模拟到理查对母亲的态度上。他害怕而憎恨“性器”的母亲，同时又对“乳房”母亲保有爱与柔情。这种情感的分割，从他对母亲与对其他女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就可明显看出。虽然他对母亲的性器欲望被强烈潜抑，让他母亲一直是被爱与仰慕的客体，但这些欲望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转到其他女人身上，这些女人就变成他批评和不屑的客体。她们代表“性器”母亲，而他对性器的恐惧，和他想潜抑的欲望，就表现在他不屑这些引起他性器欲望的客体。

各种焦虑的汇集导致他固着和退化到“乳房母亲”客体，其中最主要的焦虑便是理查恐惧母亲的“里面”充满了迫害者。“性器”母亲对他而言就是与父亲性交的母亲，也包含了“坏的”父亲的性器——或者应该说是许多父亲的性器。因此母亲与父亲形成对抗儿子的联盟，并且怀有与他敌对的婴儿。除此之外，他还焦虑自己的阴茎也是危险的器官，会伤害他挚爱的母亲。

干扰理查性器发展的焦虑跟他与内化父母的关系，密切相关。相对于他母亲的“里面”是个危险的地方，他对自己的“里面”也有类似的感觉。在前面段落里，我们看到好母亲（例如他所提的好的早餐食物），在他里面保护他，抵抗他父亲，也就是在他胃里“突出来的长长的骨头”。母亲保护他抵抗内化父亲的这幅景象，让理查相对也觉得必须抵抗父亲，保护心底的母亲形象，和受到内在怪兽的口腔与性器攻击的母亲。然而，最根本的是，他觉得她是受到自己的口腔施虐攻击威胁。图二显示了坏男人（他父亲、他哥哥跟他自己）将他母亲压制吞噬。这种恐惧来自于理查在内化母亲的过程中，借由口腔施虐攻击，将母亲与母亲的乳房摧毁（吞下），而产生的根本罪疚感。除此之外，他也在图六中表达他对自己的肛门施虐攻击的罪疚感，因为他指出了“恐怖的大东西”从鸟的身体掉出来。他在接受分析早期，开始画帝国时，就已经明显显示他将自己的排泄物等同于黑色的希特勒——父亲，因为在最早的图画中，理查说黑色代表他自己，但之后很快就决定红色才代表他，而黑色代表他父亲，之后他的图画就一直维持这样的安排。他对图五跟图六的联想，更进一步显示了这样将两者视为相等的看法。在图五中，黑色部分代表坏父亲。在图六里，黑色则代表部分身体残缺的鸟的体内，掉下来的“恐怖的大东西”。

理查恐惧自己的破坏性，相对也恐惧母亲是会试图报复的危险客体。张开鸟嘴的“恐怖大鸟”就是把自己的口腔施虐冲动投射母亲身上。但光是理查被母亲挫折的实际经验并不足以让他在心里建立一个内在的、会吞噬他的可怕母亲形象。图六明显显示他觉得这“恐怖”的鸟——母亲多么危险。因为这只没有头的鸟代表他自己，显示他被危险母亲和怪兽父亲结合起来的敌人阉割的恐惧。除此之外，在内在情境里，他感到被联合起来的内化的“恐怖”鸟母亲和怪兽父亲所威胁。这些内在危险情境，才是导致他虑病跟被害恐惧的主要原因。

当理查在分析中变得能够面对自己的心理事实，了解他爱的客体也是他憎恨的客体，而浅蓝色的母亲、带着皇冠的皇后，在他心里跟有鸟嘴的恐怖大鸟密切关联后，他也就能够比较安全地在心底建立对母亲的爱。他的爱的感觉与憎恨的感觉，变得比较能紧密连结，而他与母亲的快乐经验也不再跟挫折经验远远分隔。他因此不再被迫一方面如此强烈地理想化好的母亲，另一方面又要建造出这么恐怖的坏母亲形象。当他容许自己将母亲的两面融合在一起时，就表示坏的那一面可以被好的那一面缓和。而这个比较安全的好母亲就能保护他，抵抗“怪兽”父亲。这同样暗示，此时母亲就不会再因为他的口腔欲望和他坏父亲的攻击，受到致命伤害，也表示他会觉得自己与父亲都不再那么危险了。好母亲因此可以复活，而理查的忧郁也就减轻了。

理查变得较能期望身为内在与外在客体的分析师与母亲都会继续活着，主要原因与他的性器位置获得强化，以及较能感受自己的俄狄浦斯欲望有关。他在潜意识里觉得生育、创造好的婴儿，是对抗死亡及死亡恐惧的最重要工具，而他比较可能在幻想里使用这项工具了。理查现在比较不会害怕被自己的施虐冲动所摆布，他相信自己能生出好的婴儿，而男性性器（他父亲的及他自己的性器）所拥有的创造和生产的一面也就比较强烈地浮现出来。他也因此更信任自己有建设与修复的倾向，信任内在与外在的客体了。他对于好母亲及好父亲的信心已经强化。父亲不再是理查对抗与厌恶的危险敌人。如此他便在强化他的性器位置，面对跟性器欲望息息相关的冲突和恐惧，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女孩俄狄浦斯发展之案例摘录

我在前面讨论了干扰男孩性器发展的一些焦虑，接下来我将陈述小女孩莉塔这个个案中一些相关的素材。我在早期发表的论文中，已经从各个角度描述过这个案例。这个素材很适合用于说明，因为它相当简单直接。该案例素材的大部分细节之前都已经发表过，我将在此添加一些至今还未发表过的细节，以及我当时无法做出，但是现在回顾起来，发现可以充分从该素材中推论而得的诠释。

我的病人莉塔，从两岁九个月大时开始接受分析，她是个很难带的孩子，有多种焦虑问题，包括无法忍受挫折、经常闷闷不乐。她表现出明显的强迫特征，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不断增加。她也坚持进行一些繁复的强迫性仪式。她时而表现出夸大的、显得满怀歉意的“好”言行，时而又企图控制周遭所有的人。她也有饮食方面的问题，经常“心血来潮”想吃特定的东西，又经常没有胃口。虽然她很聪明，但发展和人格整合却因为强烈的精神官能症而延迟不前。

她经常没有明显原因地哭泣。当她母亲问她为什么哭时，她会回答：“因为我好难过。”若再问她：“你为什么难过？”她则回答：“因为我在哭。”她的罪疚感与不快乐经常表现在她会问母亲：“我是好孩子吗？”“你爱我吗？”等等。她无法忍受任何责怪。如果受到责骂，她不是放声大哭，就是变得挑衅叛逆。以她一岁多时的一件事为例，就可看得出她与父母关系中的不安全感。据我所知，有一次她父亲因她显然认同自己为绘本中的一只熊，而对她加以威胁，她就放声大哭起来。

莉塔的游戏明显表现出抑制。举例来说，她唯一能对娃娃做的事，就是以强迫的方式，帮她们洗澡换衣服。一旦引入任何想象的元素，她就会极度焦虑起来，而停止游戏。

以下是莉塔过去人生的一些相关事实。母亲哺乳了几个月，之后开始以奶瓶喂奶，但一开始莉塔很难接受奶瓶。在断奶时期，喂她吃固体食物的过程也充满了困难。当我开始帮她分析时，她仍有饮食方面的问题，而晚上还是会用奶瓶给她喝奶。她母亲告诉我，她已经放弃让莉塔戒掉这每天晚上的一瓶奶，因为她每次尝试，都会引起莉塔极大的痛苦。至于莉塔的大小便训练，在刚满一岁后不久就已经完成，我有理由推论她母亲对此太过紧张。莉塔的强迫性精神官能症便被证实是与她早期的大小便训练密切相关。

莉塔直到快两岁时还跟父母睡在同一个房间，因此她曾多次目睹父母性交。她的弟弟在她两岁时出生，而她的精神官能症也在此时完全爆发。另一个影响因素则是她母亲本身也很神经质，显然对莉塔爱恨交织。

她父母告诉我，莉塔在满一岁之前，都喜爱她母亲远胜过父亲。但在满一岁之后，开始明显偏爱父亲，同时显然很嫉妒母亲。在十五个月大时，莉塔曾有一次坐在父亲大腿上，一再清楚地表达她希望跟爸爸两人单独在房间里。她在大约十八个月大时出现明显的改变，包括跟父母双方的关系都产生变化，也表现出各种症状，例如夜惊及动物畏惧症（尤其是对狗）等。母亲再度成为她的最爱，但是她与母亲的关系显现出强烈的爱恨交织。她黏母亲黏得很紧，几乎无法忍受她离开视线。然而她也企图主宰她，经常毫不隐瞒对她的憎恨。在此同时，莉塔也对父亲发展出显而易见的厌恶态度。

这些事实在当时都能清楚地观察到，也由她父母告知。在较大儿童的案例里，父母对儿童生命早期的报告经常并不可靠，因为随着时间流逝，这些事实会在记忆里逐渐遭到篡改。但在莉塔的例子里，这些细节在她父母脑海里都还记忆犹新，而分析结果也完全证实他们所陈述的要点。

早期与父母的关系

在莉塔刚满一岁后不久，一些俄狄浦斯情境的重要元素就已经明显可观察到，例如她对父亲的偏好，以及对母亲的嫉妒，甚至希望取代母亲在父亲身边的位置。在评估莉塔一岁到两岁时的俄狄浦斯发展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些重要的外来因素。这个孩子跟父母亲睡在一个房间，有非常多机会目睹父母的性交，也因此持续接受刺激，引发原欲欲望，以及嫉妒、憎恨和焦虑。她母亲在她十五个月大时再次怀孕，而她潜意识中了解母亲有孕在身，因此她希望从父亲身上得到一个婴儿的欲望，以及她与母亲的竞争，都大为强化。结果她的攻击欲望和随之而来的焦虑及罪疚感也大幅增加，让她的俄狄浦斯欲望无法维持下去。

但是莉塔的发展困难不能单以这些外来的刺激解释。许多儿童都会暴露在类似的，甚至是更不利的经验之下，却没有产生严重的心理疾病。因此我们必须考虑莉塔有哪些内在因素，在与外来影响交互作用之后，才导致她的疾病，干扰她的性发展。

如分析所显示，莉塔的口腔施虐冲动超乎寻常的强烈，对任何一种紧张的忍受力都超乎寻常的低。这些体质上的特点决定了她对早期挫折的反应，也从一开始就强烈影响了她与母亲的关系。莉塔的正向俄狄浦斯欲望在她将满一岁时完全浮现，而这种与父母双方的新关系强化了她的挫折感、憎恨和攻击性，伴随着焦虑与罪疚。她无法处理这多重冲突，也无法维持她的性器欲望。

莉塔跟母亲的关系，被两大焦虑来源主宰：被害恐惧和忧郁式焦虑。她母亲一方面代表一个恐怖且会报复的形象，一方面又是莉塔不可或缺的、挚爱的、好的客体，因此莉塔会害怕自己的攻击性威胁她所爱的母亲，极度恐惧失去她。这些早期的焦虑和罪疚感如此强烈，致使莉塔难以忍受对母亲的竞争与厌恶等这类俄狄浦斯感受，因而产生更多的焦虑和罪疚感。她以潜抑自己的憎恨当成防卫，并以过度的爱来过度补偿，因此不得不退化到更早期的原欲发展阶段。莉塔跟父亲的关系根本上也受到这些因素影响。她对母亲的厌恶部分转移到父亲身上，并强化了她因为俄狄浦斯欲望受挫而对父亲产生的厌恶，且在她一岁多时，明显超过了她过去对父亲的爱。她无法与母亲建立满足的关系，也无法与父亲建立满足的口腔与性器关系。对她的分析明显显示了她对他的阉割欲望［部分原因是女性位置受挫，部分原因则是男性位置（male position）中的阴茎嫉羡］。

因此，莉塔的施虐幻想与她在各个原欲位置上受折而产生的委屈，息息相关。而她在正向与反向俄狄浦斯情境中，都感受到这些幻想。父母的性交在她的施虐幻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她心里变成一件危险恐怖的事，让她母亲变得像是受害者，受到父亲极度残酷的对待。结果，在她心里，她父亲不只变得会威胁母亲——至少在莉塔的俄狄浦斯欲望认同母亲的范围内，也变得会威胁到她自己。莉塔对狗的畏惧症可追溯到她对父亲危险阴茎的恐惧。她恐惧因为自己有阉割父亲的冲动，父亲的阴茎会反过来咬她。她与父亲的关系受到严重的干扰，因为他变成了一个“坏男人”。除此之外，他还变成她对母亲施虐欲望的具体表现，因此更令她厌恶。

以下这个她母亲告知的事件，说明了上述的最后一点。莉塔在刚满两岁后不久，有一天跟母亲出去散步时，看到一个马车夫很残忍地鞭打他的马匹。她母亲非常气愤，小女孩也表现出强烈的愤慨。但之后却说出让母亲很惊讶的话：“我们什么时候还可以去看那个坏人打马？”这透露出她从这次经验中得到施虐快感（sadistic pleasure），希望重复这次经验。在她的潜意识里，那个马车夫代表她父亲，马匹代表她母亲，而她父亲则在性交中实践了这个孩子对母亲的施虐幻想。恐惧父亲的坏生殖器，加上幻想母亲被自己的憎恨和坏父亲——马车夫——伤害摧毁，都妨碍了莉塔正向与反向的俄狄浦斯欲望。莉塔既无法认同这样被摧毁的母亲，也不容许自己在同性恋位置（homosexual position）中扮演父亲的角色。因此在这些早期阶段，两种性别位置都无法满足地建立起来。

来自分析素材的一些例子

莉塔在目睹原初场景时感受到的焦虑，可以从下面这段素材看出来。

有一次，在分析时，她拿一块三角形积木放到一旁，然后说：“这是一个小女人。”接着她拿一个长椭圆形积木，称之为“小铁锤”，用来敲积木盒子，并说：“铁锤敲得很用力的时候，小女人好害怕。”那个三角形积木代表她自己，“铁锤”代表她父亲，盒子代表她母亲，整个情景就代表她目睹的原初场景。值得注意的是，她用铁锤敲盒子的位置刚好是只用纸黏起来的，因此在上面敲出了一个洞。这是莉塔以象征的方式，对我表现出她潜意识中的阴道知识，以及她认为阴道在她性理论中扮演的角色。她的分析素材中还有其他许多类似的例子。

接下来两个例子则与她的阉割情结和阴茎嫉羡有关。莉塔在玩耍中假装带着她的泰迪熊去一个“好”女人的家，而那个女人将会给她“很好吃的东西”。但这趟旅程并不顺利。莉塔赶走了火车司机，取代了他的位置，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回来，让她很焦虑。她跟他争夺的一个目标是她的泰迪熊，这是她认为要让旅途成功不可或缺的。这只熊在此代表她父亲的阴茎，她与父亲的竞争则表现在他们互相争夺阴茎的所有权。她夺去她父亲的阴茎，部分原因是出于嫉羡、憎恨和报复，部分原因则是要取代他在她母亲身边的位置，借由她父亲有性能力的阴茎，补偿她在幻想中对母亲造成的伤害。

另一个例子则跟她的上床仪式有关。她的上床仪式在这段时间里愈来愈繁复和具有强迫性，包含也要对娃娃进行一模一样的仪式。仪式的重点是她（及她的娃娃）必须被紧紧包在被子里，否则——如她自己所说——会有老鼠或“butzen”（她自己发明的词）从窗户跑进来，咬掉她的“butzen”。“butzen”就代表她跟她父亲的生殖器：她父亲的阴茎会咬掉她想象中的阴茎，因为她希望阉割他。我现在看来，恐惧母亲攻击她的身体“里面”，也是让她恐惧有人会从窗户跑进来的原因之一。房间也代表她的身体，而攻击者则是她母亲，是为了报复她试图攻击母亲。她强迫性地需要被这样严密小心地包起来，就是为了抵抗这所有的恐惧。

超我的发展

前面两个段落描述的焦虑与罪恶感，与莉塔的超我发展息息相关。我发现她的超我相当冷酷无情，就跟有严重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的成人心底潜藏的超我一样。在分析当时，我能肯定地把这样的发展追溯到她刚满两岁时。但基于之后的其他经验，我不得不认定，莉塔超我的开端其实可以远溯到她人生的头几个月。

在我先前描述的旅行游戏里，火车司机代表她的超我，以及她真正的父亲。我们也可以在莉塔玩洋娃娃的偏执方式中，看到她的超我的影响。她会对洋娃娃做出跟她自己的睡前仪式一模一样的动作，非常仔细把她放在上床，帮她盖好被子。有一次在分析时，莉塔把一只大象放在洋娃娃的床边。她解释说，大象是要防止“小孩子”（洋娃娃）起来，不然的话，“小孩子”就会偷跑到爸妈的卧室里，然后“伤害他们，或拿走他们的东西”。这只大象代表她的超我（她的父亲跟母亲），而大象要预防有人攻击她父母，则表示莉塔自己对父母的性交与她母亲的怀孕，所感受的施虐冲动。超我要确保这个孩子不可能夺去母亲里面的婴儿，或伤害摧毁母亲的身体，或阉割父亲。

在莉塔的过去历史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在她刚满两岁后不久，她在玩洋娃娃时，曾一再说她不是洋娃娃的妈妈。根据分析的脉络来看，她似乎是不允许自己当洋娃娃的母亲，因为这个洋娃娃代表她的弟弟，而她同时渴望又恐惧自己会把这个孩子从她母亲身边夺走。她的罪疚感也跟她在母亲怀孕期间的攻击幻想有关。莉塔之所以自我抑制，无法扮演洋娃娃的妈妈，就是因为她的罪疚感及她害怕那远比她真正的母亲严厉许多的、残酷的母亲形象。莉塔不但以这样扭曲的方式看待她真正的母亲，也一直觉得受到恐怖的内在母亲形象的威胁。我之前已经谈过莉塔幻想攻击她母亲的身体，并担心她母亲会攻击她，夺走她想象中自己的婴儿，以及恐惧会被自己的父亲攻击及阉割等。现在我将更进一步深入诠释。她由于幻想自己的身体被外在的父母形象攻击，也害怕自己的内在会被内化的、严厉迫害的父母形象攻击，而这严厉的父母形象是她超我的一部分。

莉塔在分析中的游戏，就经常透露出她的超我有多严厉。例如她以前常会残酷地惩罚她的娃娃，然后又突然爆发愤怒和恐惧。她认同加诸严重惩罚的严厉父母，也认同受到残酷惩罚而愤怒的孩子。不仅她的游戏会显露出这点，她平常的行为也会。在某些时候，她似乎会变成一个严酷无情母亲的代言人，有时候，她又会变成一个不受控制、贪心、想破坏一切的小婴儿。她似乎非常缺乏自我，因此无法把两个极端连接起来，降低矛盾的强度。融合超我的渐进过程受到严重干扰，使她无法发展出自己的个体性。

干扰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被害与忧郁式焦虑

莉塔的忧郁情绪是她精神官能症中一项重要的特征。她的哀伤情绪和莫名哭泣，以及她不断询问母亲是否爱她，都显示她的忧郁式焦虑。而这些焦虑的根源都是她跟她母亲乳房的关系。莉塔攻击母亲乳房及母亲整个人的施虐幻想，导致她被笼罩在恐惧中，深刻影响了她与母亲的关系。一方面，她爱母亲，认为她是美好而不可或缺的客体，并因为自己用攻击幻想威胁母亲而感到罪疚。在另一方面，她又讨厌她、畏惧她，认为她是压迫人的坏母亲（也就是坏乳房）。这些跟她外在与内在的母亲客体相关的恐惧和复杂情绪，构成了她的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莉塔没有能力处理这些严重的焦虑，因此无法克服自己的忧郁心理位置。

对她分析的早期有某些素材，便跟这部分有关并且相当重要。当时她先在一张纸上乱画，接着非常用力地把画面涂黑。然后她把纸张撕碎，丢进一杯水里，把杯子拿到嘴边，像要喝下去的样子。但她在此时停下来，低声说：“死掉的女人。”同样的素材，同样的字句，后来又出现过一次。

这张纸被涂黑、撕碎、丢进水里，代表她母亲经由口腔、肛门和尿道等媒介被摧毁，而这幅死去母亲的画面指的不仅是人不在她面前的外在母亲，也指她内在的母亲。莉塔潜意识里恐惧失去外在与内在的客体，因此断绝所有会使她更厌恶母亲，让母亲死亡的欲望，也因此不得不放弃跟母亲在俄狄浦斯情境中竞争。口腔位置（oral position）导致的焦虑，在母亲试图让她停止用奶瓶、完全断奶时，更进一步地导致她发展出明显的忧郁。她拒绝用杯子喝牛奶，陷入忧郁状态，对所有食物都失去食欲，拒绝吃东西，比以往都黏她母亲，并一再地问母亲爱不爱她，她是不是不乖等等。根据分析显示，对她而言，断奶代表一种残酷的惩罚，惩罚她攻击母亲，希望母亲死掉的欲望。由于失去奶瓶代表永远失去了乳房，因此当奶瓶被夺走时，莉塔会觉得等于摧毁了母亲。即使母亲就在眼前，也只能暂时减缓这些恐惧。由此而生的推论是，失去的奶瓶代表失去的好的乳房，而莉塔在断奶后的忧郁状态下拒绝喝的杯子装的牛奶，就代表被摧毁而死去的母亲，就像装着撕碎纸张的那杯水代表“死掉的女人”一样。

如我先前所提，莉塔对于母亲死去的忧郁式焦虑，跟担忧母亲试图报复而攻击她身体的严重恐惧，两者息息相关。事实上，对女孩子而言，这样的攻击似乎不只会威胁到她的身体，也会威胁到她认为她“里面”所包含的一切：她可能会有的小孩、好的母亲，跟好的父亲。

无法保护这些心爱的客体免于外来与内在的迫害，是女孩子最根本的焦虑之一。

莉塔与父亲的关系，大部分都取决于她与母亲相关的焦虑情境。她对坏乳房的厌恶和恐惧，大多被转移到父亲的阴茎上。对母亲的过度罪恶感和丧失母亲的恐惧，也被转移到父亲身上。这一切——再加上她父亲直接给予她的挫折——都阻碍了她发展出正向俄狄浦斯情结。

她的阴茎嫉羡，以及她与父亲在反向俄狄浦斯情境中的竞争，都强化了她对父亲的厌恶。为了因应自己的阴茎嫉羡，她更加相信自己拥有想象中的阴茎。然而，她觉得自己的阴茎会被一个坏爸爸阉割，报复她想阉割爸爸。莉塔害怕爸爸的“butzen”会跑进来房间，咬掉她的“butzen”，就显示了她的阉割恐惧。

她希望吞并父亲的阴茎，扮演他的角色，跟母亲在一起，就清楚指出她的阴茎嫉羡。我前面引述的素材也说明了这点：她跟代表阴茎的泰迪熊去旅行，去找那个“好女人”，请他们“吃很好吃的东西”。我从分析中看出，对于她所爱的母亲可能死亡的焦虑与罪疚感，使她更想拥有自己的阴茎。这些焦虑之前曾阻碍她与母亲的关系，此刻则成为导致她无法发展出正向俄狄浦斯情结的主要因素。这些焦虑同时也会强化莉塔想拥有阴茎的欲望，因为她觉得唯有自己拥有阴茎才能够满足她母亲，给她小孩，以弥补她在幻想里对母亲造成的伤害和她从母亲身边夺走的小孩。

因此，莉塔之所以非常难处理自己的反向与正向俄狄浦斯情结，是根源于她的忧郁心理位置。随着这些焦虑减轻，她变得比较能够忍受自己的俄狄浦斯欲望，也愈来愈快速地发展出一种女性与母性的态度。她的分析时间因为外在环境因素而被迫缩短，但在分析结束时，她与父母、与弟弟的关系，都有所改善。她对父亲的厌恶在之前都还非常明显，这时终于转变为爱恋；她对母亲的矛盾也减少了，而发展出比较友善稳定的关系。

莉塔对她的泰迪熊与洋娃娃态度的改变，反映出她的原欲发展有相当大的进展，也显示她的神经质问题及超我的严厉特质，减轻了许多。有一次，在分析快结束时，她亲吻拥抱泰迪熊，叫它各种昵称，然后说：“我现在一点都不会不快乐了，因为我有了这么亲爱的小宝宝。”她现在可以容许自己当她想象中小孩的母亲了。这项改变其实不是新的发展，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到较早的原欲位置。莉塔在一岁到两岁之间曾经渴望接受父亲的阴茎，拥有他给的小孩，但是这项欲望因为她对母亲的焦虑和罪疚感而受到干扰。于是她的正向俄狄浦斯发展中断，也因此她的精神官能症包含明显的攻击性。当莉塔坚决地说她不是洋娃娃的母亲时，就明白显示出她想抗拒拥有小孩的欲望。在焦虑和罪疚感的压力下，她无法保持女性位置，而被迫强化男性位置，于是泰迪熊变成主要代表她渴望的阴茎。直到对父母双方的焦虑和罪疚感都减轻之后，莉塔才能容许自己想要有来自父亲的小孩，并容许自己在俄狄浦斯情境里认同母亲。

理论总结纲要

两性的俄狄浦斯情结早期阶段

我在本文里呈现的两个个案，在许多方面都有大不相同的临床外貌，但仍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征，例如强烈的口腔施虐冲动、过度的焦虑与罪疚感，以及自我难以忍受任何类型的紧张等。根据我的经验，这些因素经常会跟外在环境交互作用，阻碍自我逐渐建立起对抗焦虑的适当防卫机制，结果幼儿就可能难以顺利化解早期的焦虑情境，也连带影响到他的情绪、本能跟自我的发展。在焦虑和罪疚感的主宰下，幼儿会过度强烈地固着于原欲组织的早期阶段，而这两者的交互作用则会导致孩子过度倾向于退化到这些早期阶段。结果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便会受到阻碍，而性器组织也无法安稳建立。在本文讨论的这两个个案，以及其他个案里，当这些早期的焦虑减轻之后，俄狄浦斯情结就开始顺着正常脉络发展了。

我在这两则简短的案例中，显示了焦虑与罪疚感如何影响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路径。以下我对俄狄浦斯发展某些层面所综合出的理论是根据我到目前为止，对许多儿童和成人个案所做的分析工作，包括一般正常到有严重疾病的个案。

要完整描述俄狄浦斯情结发展，就必须讨论每个阶段的外来影响与经验，以及它们对孩子整个童年的影响。我在此刻意放弃完整描述所有外来因素，以便厘清最重要的议题。

我的经验让我相信，从人出生开始，原欲就与攻击性紧密相连，每一个阶段的原欲发展都深受攻击性衍生的焦虑所影响。焦虑、罪疚感跟忧郁情绪有时会促使原欲前进，找到新的满足来源，有时候则会加强对早期客体和目标的固着，而阻碍原欲发展。

跟俄狄浦斯情结的后期阶段比起来，早期阶段的样貌必然比较模糊，因为婴儿的自我尚未成熟，完全受潜意识幻想左右，而且其本能生活也处于最多变的阶段。这些早期阶段的特征是幼儿会在不同客体和目标之间快速变动，同时其防卫机制的本质也会随之快速变动。我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在出生后头一年内就会开始出现，在两性身上都依循相似的路线发展。婴儿与母亲乳房的关系是决定情绪与性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在以下描述两性俄狄浦斯情结的开端时，都会以婴儿与母亲乳房的关系作为出发点。

寻找新的满足来源，似乎是原欲向前发展时与生俱来的本能。婴儿在母亲乳房感受到的满足，使婴儿能将欲望转向新的客体，而最早的客体就是父亲的阴茎。婴儿在乳房关系上受到的挫折，则更会激发强化这个新的欲望。必须谨记的一点是，挫折不仅取决于实际经验，也跟内在因素有关。在乳房关系方面，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某种程度的挫折仍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婴儿实际上想要的是无限量的满足。在母亲乳房上经验到的挫折，会驱使男孩跟女孩都放弃乳房，转而向父亲的阴茎寻求口腔的满足。因此乳房跟阴茎便成为婴儿口腔欲望的主要客体。

挫折与满足从一开始便决定性地影响婴儿与乳房的关系，不论是跟他所爱的好乳房，还是他所厌恶的坏乳房。幼儿为了因应这样的挫折和随之而来的攻击性，而将好乳房与好母亲理想化，同时更加厌恶和恐惧坏乳房跟坏母亲。所以坏乳房和坏母亲就成为让儿童感到迫害与惊恐的人的原型。

对母亲乳房的爱恨交织，延续到儿童与父亲阴茎的关系上。在先前关系中受到的挫折，使儿童对新的满足来源有更强烈的需求和期望，也激发出儿童对新客体的爱。但是在新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失望又会使幼儿想要回头去爱第一个客体，也因此导致幼儿情绪态度与原欲构成的各阶段都会很不安定，不断出现波动。

除此之外，由挫折激发并强化的攻击冲动，会促使幼儿将他攻击幻想中的受害者，转变成受伤而想报复的人物，认为该人物会试图用他幻想中对父母施加的施虐攻击，来攻击他。因此婴儿会愈来愈强烈地需要一个他所爱，也爱他的对象——一个完美理想的对象——才能得到他渴望的帮助与安全感。因此，每一个客体都可能会在某些时候是好的，某些时候是坏的。幼儿会在主要意象的不同层面间来回移动，显示其正向与反向俄狄浦斯情结的各个早期发展阶段，会不断互动。

由于受到口腔原欲主宰，婴儿从一开始就会内射各种客体，而在他的内在世界里建立与原初意象对应的人物。母亲乳房跟父亲阴茎的意象在他的自我中建立起来，并形成超我的核心。母亲被内射为好乳房与坏乳房，相对地，父亲则被内射为好阴茎与坏阴茎。他们因此成为儿童心里最初的表征物，一方面是给予他保护与帮助的内在人物，另一方面也是会施展报复与迫害的内在人物，这样的内在人物也是自我发展中的最初认同。

儿童与内在人物的关系，以及儿童与外在父母的爱恨交织关系，两者会以多种方式交互作用。因为将外在客体内射时，幼儿也会将内在人物投射到外在客体上。这样的交互作用便会影响到儿童对实际父母的关系，以及儿童超我的发展。这种可能向内，也可能向外的交互作用，会使个人在内在与外在的客体和情境间来回波动。这些波动跟原欲在不同目标与客体间的来回移动，息息相关。因此俄狄浦斯情结的演变历程，跟超我的发展，也是紧密相关的。

性器欲望虽然仍受到口腔、尿道与肛门原欲的影响，但很快就会与儿童的口腔冲动融合在一起。早期的性器欲望及口腔欲望，其对象都是母亲和父亲。这也符合我的假设，即两性都有天生的潜意识知识，知道阴茎与阴道的存在。对男性婴儿而言，性器感官（genital sensation）让他预期父亲拥有阴茎。小男孩会希望拥有阴茎，因为他的潜意识里有“乳房=阴茎”的等式。在此同时，他的性器知觉和冲动也会暗示他搜寻一个开口，插入他的阴茎。也就是说，这些欲望的对象会是他的母亲。小女婴的性器知觉相对地让她希望接受父亲的阴茎进入她的阴道。因此对父亲阴茎的性器欲望，加上口腔欲望，是女孩正向俄狄浦斯情结与男孩反向俄狄浦斯情结早期阶段的根源。

原欲发展历程的每个阶段都受到焦虑、罪疚感和忧郁情绪的影响。在早先的两篇论文中，我已经一再提到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是早期发展中的核心位置。现在我希望提出下列论点：婴儿期忧郁情绪，也就是儿童害怕因为自己的憎恨与攻击性，而失去所爱客体的恐惧，从一开始就影响到他的客体关系与俄狄浦斯情结。

焦虑、罪疚与忧郁情绪必然会引发修复的渴望。受到罪疚的驱使，婴儿会强烈地想借由原欲工具（libidinal means）修复他因施虐冲动所造成的伤害。因此与攻击冲动并存的爱的感觉，也会因修复欲望而增强。修复的幻想，经常与施虐幻想是一体两面。而施虐全能感（sadistic omnipotence）的另一面则是修复全能感（reparative omnipotence）。举例来说，在儿童觉得憎恨时，尿液与粪便经常代表毁灭的工具，但在儿童感到爱时，它们又代表礼物。当他觉得罪疚而想修复时，在他心里，“好的”排泄物就变成一种工具，让他可以弥补他的“危险的”排泄物造成的伤害。同样地，男孩与女孩虽然有不同的方式，但都觉得在自己的施虐幻想中用来伤害并摧毁母亲的阴茎，在修复幻想中可以成为修复及治疗母亲的工具。也因此，修复的欲望更增强了给予并接受原欲满足的欲望。婴儿借此觉得受伤害的客体得以重建，他的攻击冲动也随之减弱，他的爱的冲动可以自由驰骋，而他的罪疚也获得纾解。

因此，原欲发展历程的每个阶段，都会受到修补驱力和背后的罪疚感所激发及强化。但反过来说，激发修补驱力的罪疚感，也会抑制原欲欲望。因为当儿童觉得他的攻击性居于优势时，就会觉得原欲欲望可能威胁他爱的客体，而必须被潜抑。

男孩的俄狄浦斯发展

前面我已经大致列出两性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早期阶段，接下来我将特别讨论男孩的发展。深刻影响男孩的两性态度的女性位置主要是由口腔、尿道与肛门冲动主宰，跟他与母亲乳房的关系密不可分。如果男孩可以将一部分对母亲乳房的爱与原欲欲望，转向父亲的阴茎，那么父亲的阴茎在他心里就会成为好的、有创造力的器官，能够提供原欲满足，又能给予他小孩，就像阴茎给他母亲小孩一样。这些女性欲望本来就是男孩发展中天生的特征，是男孩反向俄狄浦斯情结的根源，也构成他最初的同性恋位置。父亲的阴茎是好的，有创造力的器官，这个令人安心的想法，也是让男孩能发展正向俄狄浦斯欲望的前提。因为只有当男孩能够相信男性性器的“好”——包括父亲与自己的性器，才能容许自己感受对母亲的性器欲望。当他对阉割父亲的恐惧，因为对好父亲的信任而获得舒缓时，他才能面对自己的俄狄浦斯憎恨与竞争。所以反向与正向的俄狄浦斯倾向是同时发展，并且彼此紧密交互作用的。

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可以推论，当性器知觉被感受到时，阉割恐惧也就被启动了。根据弗洛伊德的定义，男性的阉割恐惧是害怕自己的性器被攻击、伤害或移除。在我认为，男孩最初是在出现强大的口腔原欲时，感觉到这种恐惧。男孩会把对母亲乳房的口腔施虐冲动，移转到针对父亲的阴茎。除此之外，早期俄狄浦斯情境中的竞争与憎恨，也会使男孩产生将父亲阴茎咬掉的欲望。这都会让他恐惧自己的性器也会被父亲报复而咬掉。

导致阉割恐惧的原因，包括来自许多不同源头的早期焦虑。男孩子对母亲的性器欲望，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幻想的危险，因为他有攻击母亲身体的口腔、尿道与肛门欲望。男孩会觉得母亲的“里面”受到伤害、被下毒，也具有毒性。而在他的幻想中，她的“里面”也包含了他父亲的阴茎。因为他自己对父亲阴茎的施虐攻击，母亲里面的父亲的阴茎被认为是有敌意的，会阉割他，会威胁毁灭他自己的阴茎。

男孩除了想象母亲是所有好与满足的来源，同时也对母亲的“里面”抱着令人恐惧的想象。而由于这种想象，他也会害怕自己身体的里面。其中最大的恐惧是婴儿害怕危险的母亲、父亲，或联合起来的父母，会为了报复自己的攻击冲动，而攻击自己的内在。这样的被害恐惧决定性地导致男孩对自己阴茎的焦虑。内化的迫害者对他“里面”加诸的所有伤害，在他心中都暗示对他阴茎的攻击，让他恐惧自己的阴茎会从里面被切断、下毒或吞噬。然而，他觉得必须保护的不只是他的阴茎，还有他身体里好的东西，包括好的粪便跟尿液、他在女性位置中希望怀有的婴儿，以及借由认同好的和有创造性的父亲，而在男性位置中想要制造的婴儿。他也觉得他必须保护他在内化这些迫害形象时，同时内化的爱的客体。由此看来，害怕他所爱客体受到内在攻击的恐惧，是与阉割恐惧密切相关，也增强了阉割恐惧。

另一个导致阉割恐惧的焦虑来自于他会在施虐幻想中，幻想自己的排泄物变得有毒而危险。在他心里，他自己的阴茎等同于这些危险的排泄物，充满了不好的尿，因此在他的性交幻想中变成毁灭的器官。另外，他相信他因为认同坏父亲，包含有父亲的坏阴茎，而更加恐惧。当这种认同增强时，他会觉得自己像与坏的内在父亲连手，攻击自己的母亲。结果他就不再那么相信自己性器的创造与修复特质，而会觉得自己有更强的攻击冲动，也因此他与母亲的性交会是残酷而有毁灭性的。

这种性质的焦虑有重要的影响力，可导致他产生实际的阉割恐惧，潜抑性器欲望，以及退化到较早的阶段。如果这种恐惧太过度，潜抑性器欲望的驱力太强大，他之后必然会有性能力方面的问题。正常而言，男孩的这种恐惧，会因为他想象母亲身体是所有好的事物（好的乳汁与婴儿）的来源，以及内射所爱的客体，而被抵消掉。当他的爱的冲动居于上风，身体的产物与内容都会带有礼物的意义。他的阴茎变成一种工具，可以给予母亲满足和小孩，也能弥补修复。此外，若小男孩感觉自己包含了母亲的好乳房与父亲的好阴茎，则会更信任自己，较放任自己的冲动与欲望。在与好父亲结合并认同时，他会觉得自己的阴茎获得了修复和创造的特质。这些情绪和幻想都让他能面对阉割恐惧，更安稳地建立性器位置。这也是他的性能力得以升华的前提。而性能力的升华，对孩子的活动与兴趣有深远影响，也是孩子在未来人生中能拥有性能力的基础。

女孩的俄狄浦斯发展

我已经描述过女孩的早期俄狄浦斯发展，与男孩发展相同的部分，现在我只指出在女孩俄狄浦斯情结中一些特有的重要特征。

当女孩子感受其阴道接受特质的性器知觉增强时，接受阴茎的欲望也随之增加。在此同时，她也有潜意识的知识，知道她的身体包含了潜在的小孩，也觉得这些小孩是她最重要的财产。她父亲的阴茎能够给予小孩，因此被等同于小孩，成为小女孩最大的欲望和爱慕的客体。将阴茎视为快乐与好的礼物的来源，这种与阴茎的关系，也会因为与好乳房的爱与感激的关系，而更为强化。

小女孩在潜意识中知道自己包含潜在婴儿的同时，也很怀疑自己未来生育小孩的能力。在许多方面，她都觉得自己比不上母亲。在孩子的潜意识里，母亲拥有神奇的力量，因为所有美好事物都来自于她的乳房，何况她还包含了父亲的阴茎跟婴儿。男孩认为拥有可与父亲阴茎相较的阴茎，就可望拥有力量，但相对地，小女孩没有工具可以确保自己未来的生育力。除此之外，她对自己身体的内容感到焦虑，也因此更加怀疑。这些焦虑使她有更强烈的冲动，想剥夺母亲身体中的小孩，以及母亲所拥有的父亲的阴茎，但这又反过来更增强她的恐惧，害怕想报复的外在与内在母亲攻击她自己的里面，夺走自己里面“好的”内容。

以上这些因素，其中一部分也会在男孩身上运作，但是事实上，女孩的性器发展核心是接受父亲阴茎的女性欲望，而她的主要潜意识是环绕着她想象中的婴儿，这些都是女孩发展独有的特征。所以女孩的幻想与情绪最主要都与她的内在世界和内在客体有关；她的俄狄浦斯竞争主要表现在跟母亲抢夺父亲的阴茎和婴儿；此外，在她的焦虑中，恐惧母亲报复攻击她的身体，和伤害或夺走她内在的好客体，扮演了非常重要与持久的角色。我认为这是女孩最主要的焦虑情境。

对男孩而言，对母亲的嫉羡（觉得母亲包含了父亲的阴茎和婴儿），是他反向俄狄浦斯情结中的一个元素；但对女孩子而言，这种嫉羡则是正向俄狄浦斯情境的一部分。这将一直是影响她性发展与情感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会深远地影响到她认同母亲在与父亲的性关系中的角色，和她所扮演的母亲角色。

女孩希望拥有阴茎，成为男孩，是双性恋特质的表现，也是女孩与生俱来的一项特征，就像男孩子有成为女人的欲望一样。但她拥有阴茎的希望，次于接受阴茎的欲望，而且会因她的女性位置受挫，以及在正向俄狄浦斯情结中感受到的焦虑和罪疚，而大为增强。她想取代母亲在父亲身边的位置，并从父亲身上接受小孩，但这种欲望注定受挫，而阴茎嫉羡在某种程度上就可加以弥补。

我在这里只能稍微着墨影响女孩超我形成的特殊因素。女孩的内在世界在她的情感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她会强烈地想以好的客体填满这个内在世界。这导致她有很强烈的内射历程，而她性器的接受特质又更强化内射历程。她爱慕的内化父亲阴茎也形成她超我的本质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在自己的男性位置中认同父亲，但是这种认同的基础是拥有想象的阴茎。她对父亲的主要认同，建立在她与内化的父亲阴茎的关系，而这项关系的根基包括她的女性与男性位置。在女性位置上，她被性欲和渴望孩子的欲望驱使，而内化她父亲的阴茎，并能完全臣服于她爱慕的内化的父亲。但在男性位置上，她则会在男性化的志愿与升华层面，与父亲竞争。因此她对父亲的男性认同，会与她的女性态度混合在一起，这样的结合便是女性超我的特色。

在女孩超我形成中的被爱慕的好父亲，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应会阉割人的坏父亲。但是她主要的焦虑客体是迫害的母亲。如果她能认同内化的好母亲的母性态度，而这个内化好母亲能够与来自坏母亲的被害恐惧平衡，则她与内化好父亲的关系便能因为她自己对父亲的母性态度，而受到强化。

虽然内在世界在女孩的感情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小女孩对爱的需求和与人的关系，都显得相当仰赖外在世界。不过这种对比只是表面上的，她之所以仰赖外在世界，是因为她需要确认内在的世界。

与俄狄浦斯情结古典观的一些比较

现在我想将我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某些观念加以比较，并厘清我的经验是如何引导我与他的意见产生分歧。在俄狄浦斯情结的许多层面上，我的研究工作完全肯定弗洛伊德的发现，也在对俄狄浦斯情境的描述中，某种程度地呈现了这点。但是由于这个主题太过庞大，我不得不避免详尽讨论这所有层面，也限制自己只厘清部分的意见分歧。以下的摘要代表了我所认为的，弗洛伊德对于俄狄浦斯情结某些重要特征的结论。

弗洛伊德认为，性器欲望和确切的客体选择发生在性蕾期，而该阶段大约从三岁到五岁，并与俄狄浦斯情结同时发生。在这个阶段，“只有一种性器，也就是男性性器，会被注意到。因此出现的不是以性器为首位（primacy of the genitals），而是以阳具为首位（primacy of the phallus）。”（S.E.19,p.142)

对男孩而言，“可能摧毁儿童阴茎组织（phallic organization）的是阉割的威胁。”（S.E.19,p.175）此外，他的超我，也就是承继俄狄浦斯情结而来的结果，则是借由内化父母权威而形成。罪疚感是自我与超我间拉锯的表现。必须在超我发展出来后，“罪疚”这个词才适用。弗洛伊德非常强调男孩的超我是内化的父亲的权威。他虽然多少肯定对母亲的认同也是男孩超我形成中的一个因素，但从来没有详尽表达过自己在这方面的观点。

在女孩方面，弗洛伊德认为女孩对母亲的漫长“前俄狄浦斯依附”（pre-Oedipal attachment）涵盖了她进入俄狄浦斯情境前的所有阶段。弗洛伊德也说这个阶段是“排他性依附母亲阶段，也可称为“前俄狄浦斯期”。（S.E.21.p.230)因此在女孩子的性蕾期，女孩与母亲的关系中最根本的，始终相当强烈的欲望，集中在从她身上接受阴茎。在小女孩的心里，阴蒂就代表她的阴茎，而阴蒂自慰便是她性器欲望的表现。阴道此时还未被发现，只会在长大成人后才产生影响。当女孩子发现自己没有阴茎时，她的阉割情结就会浮现出来。在这个关键时刻，她就会因为憎恨和厌恶母亲没有给她阴茎，而切断对母亲的依附。她也会发现她母亲也没有阴茎，因此会把依附对象从母亲转为父亲。她一开始转向父亲时，是希望接受阴茎，接下来则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小孩，“也就是得到一个婴儿，取代阴茎的位置，这也符合古老象征中，婴儿与阴茎等同的意义。”（S.E.22,p.128)因此她的俄狄浦斯情结便是经由这些方式，由阉割情结引发。

女孩的最主要焦虑情境是失去爱，而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失去爱的恐惧，与母亲死亡的恐惧有关。

女孩的超我发展与男孩的超我发展，在很多方面不尽相同，但是两者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那就是超我与罪疚感都是由俄狄浦斯情结引发。

弗洛伊德谈到了女孩子在前俄狄浦斯期，跟母亲的早期关系中，衍生出的母性感觉，也谈到女孩由俄狄浦斯情结衍生出来的，对母亲的认同，但他没有将两者连结起来，也没有说明在俄狄浦斯情境中对母亲的女性认同如何影响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他认为，当女孩的性器构成在成形时，她对母亲的重视主要是基于阳具层面。

现在我将摘要说明我自己对这些重要议题的观点。我认为，男孩与女孩的性发展和情感发展，从极早的婴儿期开始，就已经包括性器知觉和倾向，而这些知觉和倾向构成了反向与正向俄狄浦斯情结的最初阶段，其中以口腔原欲为主要经验，混杂了尿道与肛门的欲望和幻想。从生命最初的几个月开始，这些原欲阶段会一直互相重叠。正向与反向俄狄浦斯倾向从一开始就密切交互作用。而正向俄狄浦斯情境则在以性器为首位的阶段达到巅峰。

我认为，婴儿都会感受到对母亲与父亲的性器欲望，而且对于阴道和阴茎都有潜意识知识。基于这些理由，我认为弗洛伊德之前使用的“性器期”名称，比他后来的“性蕾期”概念，更为恰当。

两性的超我都是在口腔期出现。在幻想生活与爱恨交织的情感强力影响下，儿童在每一个原欲组织阶段都会内射他的客体——主要是他的父母——并以这些元素建立起他的超我。

因此，虽然超我在很多方面都会对应到幼儿世界里的真实人物，但仍有许多不同的组成元素和特征，反映出他心里幻想的形象。从建立超我的一开始，所有这些会影响他客体关系的元素，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最先内射的客体，也就是母亲的乳房，构成了超我的基础。就像婴儿与母亲乳房的关系是最先发生，并强烈影响婴儿与父亲阴茎的关系，婴儿与内射母亲的关系，也会在很多方面影响到整体的超我发展。超我的许多重要特征，不论是关爱保护，或是毁灭吞噬，都是衍生自超我的早期母性元素。

两性最早的罪疚感都来自于想要吞噬母亲，主要是吞噬母亲乳房的口腔施虐欲望（亚伯拉罕）。因此这种罪疚感是在婴儿期就出现。罪疚感并不是在俄狄浦斯情结结束时才出现，而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元素之一，会塑造俄狄浦斯情结的演变历程，并影响它的结果。

现在我想转而讨论男孩的发展。我认为，当婴儿产生性器感官时，就会开始有阉割恐惧。男孩希望咬掉父亲阴茎的愿望，呈现了他早期的阉割父亲的冲动，相对应的，男孩子会因为害怕自己的阴茎也被咬下，首先感受到阉割恐惧。这些早期的阉割恐惧，首先会因为来自其他许多源头的焦虑，而相形失色。在这些焦虑当中，内在的威胁情境扮演了主要角色。发展愈接近以性器为首位，阉割恐惧就愈会浮现出来。因此我虽然完全同意弗洛伊德所认为，阉割恐惧是男性最重要的焦虑情境，但我无法同意他说阉割恐惧是决定俄狄浦斯情结潜抑的唯一因素。阉割恐惧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巅峰中扮演最核心的角色，但来自不同源头的早期焦虑都是导致这项结果的因素。此外，男孩子会因为有阉割和谋杀父亲的冲动，而在与父亲的关系中感受到哀伤与哀悼。因为就好的层面而言，父亲是不可或缺的力量来源，也是一个朋友跟偶像，是男孩寻求保护和指引的对象，也因此他会想要保有。他因为对父亲的攻击冲动而产生的罪疚感，使他更强烈想潜抑自己的性器欲望。在对男孩与男人的分析中，我一再发现对于所爱的父亲的罪疚感，是俄狄浦斯情结中不可或缺的成分，也会深刻影响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他的母亲也因为儿子与父亲的竞争而受到威胁，以及父亲的死对她而言将是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两种感觉也都使男孩的罪疚感更强烈，并使他企图潜抑自己的俄狄浦斯欲望。

如我们所知，弗洛伊德得到的理论性结论是，父亲及母亲，是儿子原欲的客体（请参照他对反向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此外，在一些著作里［尤其是《畏惧症案例的分析》（1909）］，弗洛伊德谈到了男孩对父亲的爱，在他的正向俄狄浦斯矛盾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他并没有同样重视这些爱的感觉在俄狄浦斯矛盾的发展和结束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根据我的经验，俄狄浦斯矛盾之所以会渐渐减弱，不仅是因为男孩子害怕复仇的父亲会毁灭他的性器，也是因为他被爱和罪疚感驱使，而想要保有父亲的内在与外在形象。

接下来我将简短说明我对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的结论。弗洛伊德所说的，女孩子排他性地依附母亲的阶段，在我认为，就已经包括了对父亲的欲望，并包含反向与正向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虽然我因此认为在这个阶段，女孩在所有原欲位置上，都来回摆动于对母亲和父亲的欲望之间，但是，我毫无疑问地相信，女孩与母亲关系的每个面向都会深远而持久地影响她与父亲的关系。

阴茎嫉羡和阉割情结在女孩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这两者都会因为她的正向俄狄浦斯欲望受挫，而被大幅增强。虽然小女孩会在一个阶段认定母亲拥有男性特征的阳具，但是这个概念在她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么重要。根据我的经验，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小女孩与阳具母亲关系中的许多现象，都来自于认为小女孩在潜意识中认定母亲拥有她所爱慕及欲望的父亲的阴茎。

女孩子对父亲阴茎的口腔欲望，与她最初接受阴茎的性器欲望混合在一起。这些性器欲望暗示她希望从父亲身上得到小孩，而“阴茎=小孩”的等式也证实这点。想内化阴茎及想从父亲身上获得小孩的女性欲望，必然先于想拥有自己阴茎的欲望。

虽然我赞同弗洛伊德所说，失去爱及母亲死亡的恐惧，是女孩子很重要的焦虑，但我认为自己身体受到攻击，以及所爱的内在客体被摧毁的恐惧，才是造成她主要焦虑情境的主因。

结语

在描述俄狄浦斯情结时，我企图显现某些重要发展层面的交互影响。儿童的性发展绝对与他的客体关系，以及从一开始就形塑他与父母关系的所有情绪，息息相关。焦虑、罪疚与忧郁感觉，都是儿童情感生活中固有的元素，必然会渗透到儿童的早期客体关系中。这些客体关系包括了他与实际真人的关系，以及他内在世界中之表征人物的关系。超我就从这些内射的形象——儿童的认同——中开始发展，并反过来影响他与父母的关系，以及他整体的性发展。因此情感与性发展，和客体关系与超我发展，从一开始就交互作用。

婴儿的情感生活，婴儿在爱、憎恨、厌恶的矛盾压力下建立起来的早期防卫机制，以及儿童认同的不断变化，这些主题很可能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占据心理分析的研究领域。在这些方向上的进一步研究应该会带领我们更彻底了解人的性格，也表示我们将对俄狄浦斯情结和性发展有更全面的认识。

附录一 批注

第一章　儿童的发展（1921）

克莱因1919年于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发表她的第一篇文章，题为《儿童的发展》。两年后，她在柏林精神分析学会口头发表她的第二篇文章《儿童对启蒙的阻抗》（The Child's Resistance to Enlightenment）。这两篇文章构成了现在《儿童的发展》全文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两部分互为补充：第一部分指出闭塞（unenlightened）的教养方式可能导致儿童心智出现不适当的潜抑；第二部分指出儿童的心智本身就拥有强大的潜抑倾向。

当然，这两部分的结论早已为人所知，但此处的新意在于这次是透过对一位儿童的直接研究来进行理论探索，在这篇研究中克莱因描述的并不是治疗，而是一个“具分析特质的教养方式”的案例。然而约三十五年后，她在《精神分析游戏技术：其历史与重要性》（The Psycho-Analytic Play Technique:Its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中回顾这篇著作，她认为这个案例才是她采用精神分析游戏技术的起点，而非1948年时她在《儿童精神分析》的《序》里提到于1922与1932年进行的儿童分析工作。

克莱因著作的主要特征在本文中已经显而易见。她严格地信守弗洛伊德的发现；她相信潜意识与幻想的巨大影响力，也认同精神连续性（psychic continuity）原则，以及发展的体质-环境双重决定论。另外一项特征是她认为语言、游戏、行动和梦都同样能够表达出潜意识，彼此之间常可以互相取代，而且她也大量而详细地在文章中记载儿童的谈话与游戏。

她的这篇文章及其他早期文章，对于儿童分析能够预防并治疗心智疾病都充满高度的希望。从十年后发表的《儿童精神分析》一书的附录中可以了解，她的乐观通过了试炼，更后期的著作《嫉羡与感恩》又进一步印证了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

第二章　青春期的抑制与困难（1922）

在本文发表之后，克莱因忽略了这篇文章；她并没有将它翻译成英文或收录在她的论文集里。理由无从得知，不过这篇文章缺乏她一贯的笔触，也少了她这时期其他文章里充满丰富想法的特质。

第三章　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1923）

《儿童的发展》(1921）、这篇文章及《早期分析》三篇文章形成一个系列。第一篇文章是谈家中的儿童，这一篇文章是在学校里进行的研究，而第一篇则是将儿童期与成人生活做连结。三篇文章都强调人类生活的精神连续性，尤其以本文为最。精神连续性也成为克莱因著作中一贯的主要概念。

在《儿童的发展》的第一部分中，她对智力抑制这个主题的看法相当有趣。本文的核心概念是原欲，围绕在旁的概念则包括：对发展进程的看法，以及阉割焦虑所引起的抑制；攻击本身并没有发生，其象征意义永远具有性的象征意涵。这个案例同时显示，在克莱因的临床工作中，她已经开始分析攻击幻想造成的抑制作用，而1931年她撰写《智力抑制理论》的时候，施虐性取代了原欲，成为智力抑制核心概念的新解释。

这篇文章也呈现她崭新的游戏技巧是如何为精神分析带来丰富的资料、深入阐述儿童的幻想，并指出了学校生活点点滴滴所具有的象征意涵，当然，这使得克莱因做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即所有的活动都具有象征意义。

第四章　早期分析（1923）

这篇文章的性质很复杂，先前本文标题曾经译为《婴儿分析》（Infant Analysis），原因不得而知。或许因为这篇文章是根据三篇未发表的论文而写就，分别是《能力的发展与抑制》（The Development and Inhibition of Abilities）、《婴儿期焦虑与其对人格发展的意义》（Infantile Anxiety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ality）和《谈个人适应能力的抑制与发展》（On the Inhib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bility to Orient Oneself）。此外，克莱因提取出几个基本概念：焦虑、抑制、症状、符号的形成和升华作用。她个人认为这篇文章为升华理论带来新的贡献。

然而克莱因已经在这篇文章中首次为她后来学说的基本原则做出陈述，亦即解除焦虑才能为分析和心智发展带来进步。在试图说明造成该名幼童夜惊症状的焦虑时，她回溯到俄狄浦斯情结开始的年龄，也就是在介于二到三岁之间——这是她第一次谈论俄狄浦斯情结的起始年龄，后来她又不断将这个时间点提早。然而三年后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一文中，她所认为的夜惊起因已然与本文的结论有所不同，本文也标示出她开始探索焦虑与攻击之间的连结。

她对象征作用的观点也迅速地拓展，并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一文中臻至顶点。在较早的年代里，如同《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一文所述，她力持所有活动都具有象征意义。在本文中，克莱因进一步说明，要了解各种活动的象征意义，就要探讨它们为什么能够带来愉悦，并且造成抑制。此外，她假设在形成象征之前有一个认同的阶段，如同费伦齐所述，婴儿在这个阶段中将客体认同为自己的器官与活动。这一种认同作用后来在《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论述》（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1946)中成为投射认同概念的一部分。

第五章　论抽搐的心理成因（1925）

这篇个案研究是关于一位患有抽搐与相关困扰的十三岁男孩，与前一篇充满痛苦的文章截然不同。克莱因以一种新的准确度，锁定认同作用与自慰幻想，在分析中回溯并解决抽搐的症状。这是她第一次思考对客体的认同作用，这个案例的核心现象是关于性交中的父母，从此她认为父母的性交关系是所有内在世界的认同作用中最重要的一种。的确，她的下一篇文章描述了所有认同作用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超我的新任务。虽然她从来没有针对自慰幻想的著作，但她明白地指出自慰是基础且重要的；她在下一篇文章的注释a中表明了这点，这个概念也贯穿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

在这个阶段，克莱因将弗洛伊德对初级自恋阶段的概念奉为圭臬。然而在抽搐这个特殊议题中，她不认同费伦齐的观点，但她支持亚伯拉罕的看法；费伦齐认为抽搐是一种无法被分析的原初自恋象征，而亚伯拉罕认为要分析抽搐，必须了解症状底下的客体关系。这首次揭露出自恋现象之下所潜藏的客体关系，也预示了她后续对精神病与原始客体关系的著作方向。后来她在初级自恋阶段的概念上反对的原因，可参阅《移情的根源》（The Origins of Transference,1952).

本文描述了克莱因对儿童分析技巧的实证方法，她干涉并禁止病患生活中的两段关系，这违反了她的惯例，而她也的确在两年后的《儿童分析论文集》中，将直接介入程序所引发的争论做了一番整理。

第六章　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

这篇文章首次记载克莱因最重要的早期发现之一：她提出超我存在于儿童的时间比弗洛伊德认为的更早。根据克莱因这项出人意料的发现，早期超我包含了多重的认同，比后来的超我形式更加残酷，对于小小孩的脆弱自我而言是非常沉重的负担。这些发现向弗洛伊德的观点提出异议，弗氏认为超我是俄狄浦斯情结之产物；在这个时期，克莱因努力符合弗洛伊德的概念。她将俄狄浦斯情结的起始点提早到儿童刚满两岁的时期（她这样做有其他的原因），她同时提出：“只要俄狄浦斯情结一出现，他们（幼童）随即展开修通的动作，超我的发展便由此开始。”（p.133）后来她舍弃弗洛伊德，将超我出现的时间与俄狄浦斯情结分隔开来；超我确实是克莱因一再重新审视的主题，读者可以在本篇附录里，针对《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1933）的批注中，找到关于她主要著作的讨论。

克莱因实施她的精神分析游戏技巧已经长达六七年之久，在本文中她说明一个重要的概念：进行成人分析时，分析情境与治疗的方法仍然维持相同，但为了因应儿童的沟通模式，她使用游戏进行治疗。在下一篇文章《儿童分析论文集》中对这个原则有更完整的辩证与讨论。

第七章　儿童分析论文集（1927）

在先前的文章中，克莱因一度只想要报告她的治疗工作。在这篇评论安娜·弗洛伊德的论文集里，她一改先前的看法，直截了当地主张她的看法。除了本文，克莱因只有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的序言中提到她自己与安娜·弗洛伊德的差异。

她们彼此争论的主题在于儿童分析的本质。它是成人分析的复制品吗？前一年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中，克莱因坚称：成人与儿童分析之间有着完美的相似性；儿童会形成移情精神官能症（transference neurosis），就像是成人能使用自由联想，儿童也会用游戏向治疗师进行表达，而治疗师的唯一功能就是尽可能地完整分析小病人所传达给他的一切讯息。安娜·弗洛伊德对这所有的观点抱持反对意见，她们的争论起源于两人对儿童心智的概念、儿童与父母间连结的本质，均有歧见。

对超我的讨论也同样值得重视。在先前的文章中，克莱因曾经提出超我的概念，她认为在早年，超我以一种残酷严苛的形式开始浮现，慢慢地发展成较为正常健全的良心。她在这篇文章中解释了为什么早期超我会如此严厉。她主张超我所具有的极端、惩罚、不符合现实的本质是从儿童自己的食人冲动与施虐冲动中产生，弗洛伊德很少在著作中提到克莱因，然而他在《文明及其缺憾》的附注（S.E.21,p.130）中赞同这个看法。克莱因继续说明其临床意涵，她认为儿童分析不能够像安娜·弗洛伊德的坚持那样，将主要任务放在强化软弱的超我，必须放在减弱过度强大的早期超我。整篇文章中，克莱因不断强调分析焦虑与罪疚感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在本篇中，对《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1933）的批注里，对她有关超我的著作有所说明。

这时候克莱因已经有八年的儿童分析经验，而在撰写这篇评论的过程中，她也讨论了在治疗技巧上的发现，并详述上一篇文章中的说明。她强调在分析中，不但要分析正向移情，分析负向移情也是必要的，这不只是对分析有益，也可以保护父母免于受到未经分析的负向态度所影响。她探讨儿童的沟通模式、儿童丰富的沟通素材，以及分析师与病患父母之间的关系。克莱因也正式针对她所反对的分析方法发表个人观点。尤其，她评论对数据分析的不完整会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探讨使用非分析式的引导技巧，以及教育式或指导式做法的本质与弊病。关于她的游戏技巧，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有最详尽的说明。在《精神分析游戏技术》（1955）一文，说明这种游戏技巧的历史，《儿童分析的故事》（1961）中的逐日临床记录描绘出克莱因的工作样貌。

此外，这篇文章包含了她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新发现。在前一篇文章的注释129-1中，克莱因说明母亲借由断奶与如厕训练，将婴儿原本对母亲的兴趣转向父亲。在本文中，她明白而直接地说到俄狄浦斯情结与超我的形成是从断奶时开始。她也重新调整俄狄浦斯情结的高峰期时间，因此它不再与儿童早期的结束同时出现，也和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潜伏期取向有所不同，但是在她的观点里，一个三岁的孩子已经完成了他的俄狄浦斯发展中最重要的部分。克莱因关于俄狄浦斯情结著作的讨论，读者可以参阅《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1945）的批注。

第八章　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1927）

这篇文章是由弗洛伊德在《论罪疚所引发的犯罪》（Criminals from a Sense of Guilt,S.E.14）中极富创意的两页文字所发展而成，弗洛伊德的论点是，并非犯罪引起罪疚感，而是罪疚感引发了犯罪。克莱因将弗洛伊德的见解连结到她近来对早期超我的发现上。她与弗洛伊德的论点都与一般人的假设相反，她认为罪犯并非缺乏良心，反而是怀有过于严厉的良心——来自未经修饰的早期超我。这种超我的运作方式与正常的超我不同，会透过恐惧与罪疚感造成压力，驱使他犯罪。

本文同时讨论恐惧与罪疚感，但并未区别它们在超我中的运作方式。在1932年，于《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克莱因区辨早期超我和发展成熟的超我之间的不同。她的看法是，在心灵中，个体是以一种焦虑或恐惧的形式经验到早期超我，而发展成熟的超我则会引发个体的罪疚感，她在《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1933）中对这个看法提供了最详尽的解释。她另一篇关于犯罪主题的文章《论犯罪》是1934年时接受临时邀约而在短时间内写就的，在该篇文章中，她有系统地整理了本文所提到的一些结论，并且将犯罪性与精神病连结在一起。

克莱因回顾撰写本文的这一年，她了解到攻击的重要性。1927年她的另一篇文章《儿童分析论文集》在儿童的攻击冲动中找到为何早年超我会如此残酷的解释。而本文包含了关于犯罪的进一步重要论述。文中连结正常儿童身上的犯罪行动与犯罪倾向，说明了犯罪一五一十地具体呈现出早期施虐幻想，是属于正常发展的一部分。的确，克莱因强调正常儿童有许多口腔与肛门施虐幻想，因此弗洛伊德曾经提到在性器期俄狄浦斯情结时，潜意识会铸下与内在罪疚感有关的两种犯罪形式——乱伦与弒亲（父或母）。撇开创伤经验，她也主张是施虐幻想使个体产生出性交是扭曲且令人害怕的概念。在她的下一篇文章《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中，对于这些施虐幻想有详尽的记述。

最后，这篇文章是由超我与自我之间的冲突所贯穿，读者将会看出克莱因对于另一种冲突——爱与恨之间的冲突——感到兴趣，爱恨冲突后来成为她的著作中普遍而主要的想法。在此我们注意到很有趣的一点，即使表面看来并非如此，但她坚信爱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包括每个罪犯在内。

第九章　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

这是克莱因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几年来，她陆续报告了她的看法：俄狄浦斯情结的起始点比弗洛伊德设想的要早；在《早期分析》（1923）中，她提出俄狄浦斯情结是在儿童二至三岁之间开始；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中的注释中，她指出它开始的时间远早于先前所述——在生命第一年断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而她在《儿童分析论文集》（1927）中更明白地说明这点。但她在分析中所获得的发现，再次超越了先前的时间点；在这篇相对简短的文章中，她提出了一个被视为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新概念。

在她的观点中，始于断奶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一种掺杂各种冲动的混淆不定状态。虽然性器期的感觉正在浮现，但口腔与肛门施虐冲动在此之前占有主导地位；性器冲动只有到后期，也就是到达传统上弗洛伊德所述的俄狄浦斯情境时才开始主导发展历程。正向与逆向的俄狄浦斯情结有着密切的互动，同时牵动了儿童的内在与外在世界。再者，俄狄浦斯情结在早期出现代表着它是从自我几乎毫无发展的状况下开始的，根据克莱因对超我的新研究，它出现的时期也是早期严厉超我活跃的时期。这两个事实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当婴儿还一无所知、无法表达的时候，就暴露在一种由矛盾的性冲动、施虐冲动与对性的好奇心所形成的激流中；克莱因强调这种情况中所包含的痛、恨与焦虑，以及性发展和求知欲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此外，超我的存在表示前性器期冲动所产生的罪疚感并不是源于性器期才形成的超我，这不是一种时光倒退现象，这些罪疚感直接来自于早期严厉的超我。

她也认为婴儿早期对母亲身体与身体内容的意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她的观点里，这就是女性阶段。虽然她从未将这点与后来的概念加以连结，但女性阶段在她眼中并未失去其重要性；这种与母亲关系所具有的嫉妒与独占性质，在《嫉羡与感恩》（1957）中有进一步的探讨，而后来提出的投射认同概念似乎就是女性阶段背后的运作机制。

本文中，她透过一篇记录追溯在早期俄狄浦斯关系中的一系列认同作用，并与弗洛伊德在《超我与自我》中的讨论加以连结，唯一的不同点在于时间比弗洛伊德更早。她描述男孩与女孩的性发展，虽然她不认同弗洛伊德所提，不同性别有着不同的主要焦虑的看法，她仍将自己的著作视为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S.E.20）中提出的新概念的拓展。来年，在《反映在艺术作品及创意冲动中的婴儿期焦虑情境》（1929）中，她举例说明了本文所描述的基本焦虑情境。在她的观点中，无论男性或女性，最深的焦虑来自攻击母亲身体的意象，儿童会想象一个怀有敌意的母亲，体内拥有一根敌意的阴茎，后来她称之为联合父母形象。她主张男孩的阉割焦虑是从这个更原始的焦虑中衍生出来的，至于女孩会害怕失去爱，也是因为担心有敌意的母亲会攻击她的身体内部而产生焦虑的结果；对于阉割焦虑和女孩的阴茎钦羡，她也提出与弗洛伊德不同的解释，虽然她论及性器期出自外显的欲望，这点并未背离弗洛伊德的想法，但她仍然强调早期对阴道存在的意识。

这些是克莱因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新发现。我们必须记得在这个时期，她所思考的焦虑仍然是一种广泛的概念，尚未分化成被害焦虑与忧郁式焦虑，更重要的是，她的主要研究焦点仍然只有恨。在1945年撰述的《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中，她区分出两种形式的焦虑，将在爱的冲动与恨并列在一起之后，她改变对某些论点的看法。这部分与其他主题在1945年文章的批注中均有所讨论。

第十章　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

克莱因的目标是指出在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或拟人化都是来自于内在，是透过分裂与投射作用而产生的意象。在本文记述的过程中，她说明分裂和投射也是一种对抗焦虑的防卫，事实上，来年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中，她透过分析这种重要防卫的本质，对其进行探索。本文中也提出新的看法，说明移情是将内在形象分裂并投射到分析师身上。

从1926年开始，克莱因就认为超我的结构不断在改变。在此她第一次说明超我的各个连续阶段；然而这篇简短的说明混合了各种不同的概念，直到她在1935年提出忧郁心理位置的理论之后，才对精神变迁（psychic change）有了清楚的看法。她在本文中也提出最强烈的焦虑来自于非常早期的超我，而精神病就是受到这种早期超我的压倒性影响而产生——这和她在《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1927）中，发现早期超我支配了罪犯心智的想法互为补充。

第十一章　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

这是克莱因讨论文学作品的三篇文章之一，其他两篇分别是《论认同》（On Identification,1955)与《〈俄瑞斯忒斯〉的某些省思》（Some Reflections on The Oresteia,1963)。她在此引用克莱特编剧、拉威尔的歌剧“神奇的字眼”，以及卡伦·麦可利斯一篇名为《空洞》（The Empty Space）的文章，借此阐述她前一年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中所描述的焦虑情境。

克莱因首次将创意与深层的早期焦虑连结在一起；她认为对创作的急切渴望是来自毁灭性攻击之后，想要恢复和修复被伤害的客体之冲动。几年后，这个想法在她的忧郁心理位置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事实上，本文预示了一些日后的理论建构。举例来说：她谈到（p.217），在发展中，对母亲会攻击自己的恐惧，致使个体害怕失去真实而慈爱的母亲，这正好预告了克莱因后来对于焦虑内涵的演变，从偏执-类分裂变成忧郁心理位置的解释。

在后期著作《嫉羡与感恩》（1957）中，克莱因再次着眼于创造力的问题上，但是透过另一个角度解析。她在该文中推定个体经验到的第一个具有丰富创造性的客体就是哺育中的乳房，她也说明过分嫉羡对于创造性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第十二章　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

本文的临床数据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是史上第一篇发表的精神病儿童分析记录，证明了连一个不擅言语或情感表现不明显，甚至只拥有非常粗浅象征能力的儿童，都有可能与他进行分析式的接触，将他的发展导入正轨。克莱因此时对于精神病会在儿童期发生的事实已经深信多年。她在先前的文章里依序描述了出现在儿童身上的精神分裂症形式、精神病儿童的游戏特质，以及在精神病当中的超我性质。这篇文章讨论儿童期精神病的常见问题，她借着本文首次试着具体说明精神分裂症的起源。她提出自我借着过度驱逐自身的施虐性来防卫自己，以避免受到强烈焦虑的影响，这也使得焦虑经验、对世界的探索或是象征形成作用荡然无存，正常发展因此停止。克莱因对精神分裂症想法的演进过程，在《关于精神分裂症中忧郁症状之短论》（A Note on Depression in the Schizophrenic,1960)中有详细的描述。

本文把一些概念精致化。一开始克莱因认为焦虑主要是抑制了能力，然而过不久，在《早期分析》（1923）里，她认为发展进程取决于焦虑解除的程度。与本文同一年发表的文章《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中，她有着更深入的思考，认为焦虑会激发创造力。从这篇针对儿童病患之精神病历程分析当中，她证明了焦虑和焦虑的修通是发展的先决条件——这成为她后期理论的核心想法。此外，在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理论中奠定地位的重要概念——投射认同，也在本文对象征形成与自我最初的防卫模式之说明中正式登场。她指出符号形成、符号等同（symbolic equations），以及认同作用的早期形式，是个人与外在世界关系的基础。她描述了自己的主张，认为自我最初的防卫模式是一种逐出的机制，比潜抑更早出现，两者有着基本的差异；这种防卫的任务是对抗攻击及攻击所引发的焦虑；施虐性会给个体危险的感觉，害怕遭到被攻击客体的报复，导致自我必须把施虐性驱逐到客体身上，借此保护自己并摧毁客体。克莱因后来对这些观念的应用，记载于《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1946）的批注中。

第十三章　对精神病的心理治疗（1930）

克莱因将这篇短文投稿在“心理治疗在精神疾病中扮演的角色”研讨会。本文重点摘要了她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的前一年里，对于儿童精神分裂与精神病根源之焦虑情境的描述，并包含两处逐字翻译。

第十四章　智力抑制理论（1931）

智力抑制是克莱因一开始就深感兴趣的主题。她早期在《儿童的发展》（1921）与《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1923）一文的讨论中顺应弗洛伊德的看法，认为智力功能是一种原欲的升华，会受到阉割焦虑的抑制。然而1923年文章的临床数据已经清楚显示她开始注意攻击幻想的抑制效果，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中，她主张求知本能并不是从原欲而来，而是从施虐性而来，儿童借着早期施虐性展开攻击，同时也渐渐认识母亲的身体。因此母亲的身体成为第一个知识客体。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中，她呈现另一项发现。她证明为了对抗施虐性所产生的坚实防卫，会对个体的求知欲造成普遍的抑制，例如早发型痴呆所出现的状况。

本文是唯一针对智力抑制主题的专文讨论。比起1928与1930年所提出的概念有着更完整的解释，并且包含一些新的发现。克莱因描述两套截然不同的畏虑，它们伴随着施虐攻击与抑制个体的功能而来。与母亲体内的危险状况有关的焦虑，以及这种焦虑的延伸——对外在现实的焦虑，会妨碍对外在世界的自由探索，并使个体害怕自己体内也会发生危险，特别是早期施虐超我的存在，使得个体过于恐惧，而阻碍了对自我的探索。她也指出，某些特殊形式的智力抑制就和一般性的求知欲抑制一样，可能是从对抗施虐性的防卫中产生。

至此，克莱因借由研究施虐性与施虐的后果，为智力抑制的问题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然而来年，在接受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论，认同生命与死亡本能的基本法则之后，她不再单独研究施虐性，转而探讨爱与恨的互相影响。后来她把焦虑分类成被害焦虑和忧郁式焦虑，至今曾经探讨与智力抑制有关的焦虑皆属于被害焦虑。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一文中，她关注的焦点放在另一群焦虑——忧郁式焦虑，并解释损伤客体所产生的忧郁与绝望会如何影响学习与工作的能力。

读者若拿本文与十多年前第一篇讨论智力抑制的文章互相比较，将会注意到有很大的改变。对克莱因而言，这似乎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可以将她多年累积的想法以书籍方式呈现。而我们也确实在来年见到《儿童精神分析》一书的发表。

第十五章　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1933）

弗洛伊德探讨超我的经典著作《自我与本我》于1923年问世，不久之后，克莱因开始贡献由儿童分析素材而来的进一步发现。在非常小的儿童身上，她偶然发现一个出乎预料的现象——罪疚感。这使她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中假设超我存在的时期比弗洛伊德认定的更早；她的看法是，超我并不是俄狄浦斯情结结束后的产物，而是在俄狄浦斯情结一开始就已经浮现，而她也将俄狄浦斯情结的起始点提早到断奶的时候，远早于弗洛伊德的推断。她也首次叙述了早期超我：它是内射早期俄狄浦斯形象所形成的，包含了多重的认同，远比后来的超我更为残暴而原始。在《儿童分析论文集》（1927）一文，以及更详尽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当中，她解释了为什么早期超我会如此残酷，其严厉程度远超过真实父母的原因。她主张，因为儿童的施虐冲动会扭曲那些因为俄狄浦斯而内射的形象，使它们变得比原来更可怕，这些内射的可怕形象就形成了早期的超我。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中，她彻头彻尾地说明了一系列超我的重要观念，她认为超我在俄狄浦斯情结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不是结束以后才出现，也就是说，整个性发展的过程，也包括超我发展与性格形成的过程，都是在超我存在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她分别在《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1927）与《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两篇文章里，说明罪犯和精神病患的精神受到早期超我恐怖而扭曲的掌控，并于《智力抑制理论》（1931）一文中说明早期超我对智力抑制造成的严重影响。在《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中，她也坚定地表示，精神最大的焦虑来源就是非常早期的超我。

1927年以来，克莱因已经把恐惧与罪疚感分开，认为它们是超我发出的两股不同力量。然而她并没有持续使用这种区分方式，直到《儿童精神分析》（1932）一书中，她借着区别早期超我与发展完成的超我，才真正确认并讲述这两种不同力量的重要性，她解释早期超我引起的焦虑会被发展完成的良心所产生的罪疚感所取代。在同一篇文章中，虽然她仍然认为超我的形成与断奶造成俄狄浦斯情结的开始有关，但她也针对超我的形成做了简短的说明，这为她日后推翻此看法并认为超我是一种比俄狄浦斯情结更早出现的架构埋下伏笔。她假设（p.127）在出生之后，吞并的过程立刻启动，而被吞并的客体则立即发挥超我的功能。

以上是克莱因至今对超我的看法的几个主要阶段。在本文中，克莱因以非常清楚的文字解说呈现出这些看法，强调对社会与个人而言，把早期可怕的超我转变成良性的道德良心，是非常重要的事。令人好奇的是，虽然从1927年以来，她就坚持早期超我的残暴性是源于儿童的施虐冲动，但是直到这篇文章中，她才使用“投射”一词来指涉这个事实；她引用以牙还牙的法则，或使用一般惯用语来描述这个现象，例如儿童的施虐冲动在他的意象中“留下印记”。本文中她的确谈到儿童将他的攻击冲动投射到他的客体上，从此刻起，她一直使用这种方式，或是使用后来的“投射认同”一词来表达这个概念。关于超我，她也愈来愈强调在1932年形成的观点，说明超我是从本我的一部分所分化出来，被自我拿来作防卫之用，并且在婴儿第一次进行口腔内射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明白地表示超我的形成是在俄狄浦斯情结之前就展开；然而她矛盾地在注释251-1重申超我的开始与早期俄狄浦斯冲突有着紧密连结，仿佛还不愿意在这一个基本原则上与弗洛伊德将超我的起源与俄狄浦斯情结紧密连结的理论做出切割。然而两年后，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一文中，超我形成的起源终于完全与俄狄浦斯情结分开来。

她探讨超我的作品相当尖锐地引发有关精神变迁的问题。令个体感到焦虑，并造成人际疏离的早期超我究竟经历了何种转变，才成为令个体感到罪疚，并造就具道德观的成熟良心？她时常论及上述这个问题，在《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里头有一则特别有趣的讨论，是关于这项发展任务的其中一个观点，那就是超我是由极端化的认同所合成的。然而这种改变的动力大部分仍未被解释，直到《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一文，当恐惧和罪疚感被区分开来了以后（在此之前只具有描述上的意义，不代表本质有所差异），新的理论才就此诞生。后来忧郁心理位置的理论提出之后，对于极端分化形象的整合、自我对超我日益增加的同化作用，以及从害怕改变成罪疚感等等现象才能够清楚地说明与理解。在《嫉羡与感恩》最后的《短论》中，有一篇针对超我发展的简短、非技术性的解释（1942）。后来，在《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Anxiety and Guilt,1948）当中，克莱因修正了罪疚感只有在忧郁心理位置中发生的看法；她表示在更早期的时候，罪疚感能够被短暂地经验到。在《嫉羡与感恩》（1957）一书中，她叙述嫉妒的超我及嫉羡所引发不成熟的罪疚感。

她对超我的最终看法可以在《论心智功能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Functioning,1958)一文找到。克莱因意外地背离了她四十年来的信念，原先她认为超我的基础是那些最可怕、最极端的形象。在新观点中，她认为最极端的形象并不是超我的一部分，它们在心智中占据了一块自己的位置，与心智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对于内在形象的重新分类，在对《论心智功能的发展》的批注里有更彻底与完整的描述。

第十六章　论犯罪（1934）

一场犯罪学术研讨会临时邀请克莱因在会中发表这篇文章。克莱因回顾她在这几年间的工作，把她在《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1927）中对犯罪性所形成的结论简短地重述。本文的新意在于她简短而明确地表示精神病与犯罪具有相同的基础。

第十七章　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

这篇文章开启了一段重要的工作时期，克莱因此时开始建立新的理论架构。她的早期著作已经为此预先铺设了一条道路。过去十五年来，她累积了一系列的发现，不只改变了她对俄狄浦斯情结与超我的想法，也带来了一个渐进且重大的概念转变。她对于焦虑、内在客体、潜意识幻想、攻击、内射和投射的见解开始崭露头角，但每个概念的完成时间不尽相同。因此在本文发表前三年所出版的《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克莱因一方面接受了发展是逐步跨越性心理阶段的古典看法，另一方面同时使用专有名词来描述那些需要以不同取向来解释的现象：即自我会改变它与内化客体和外在客体的关系，以及早期精神病式焦虑的演变。有两件事为这个新理论开创的过渡时期带来改变。首先，她的工作完全以生死本能之间的互动作为基础，并使用爱与恨来表达这种互动关系；这不单是对于她原先比较忽略爱并过度强调攻击所进行的修正，也为她提供了形成理论的基础。其次，本文具备了所有新理论的必要条件——新的科学概念。的确，这篇文章包含了丰富而重要的新思想，这是因为它提出两个密不可分的理论：早期发展的理论，以及躁郁症起源的理论。

简言之，此理论假定在出生第一年，大约四到五个月大的时候，婴儿的客体关系出现了重大的改变，从婴儿与部分客体的关系转变为婴儿与完整客体的关系。这个改变把自我带到新的位置上，使它能够认同客体，因此在先前，婴儿的焦虑原本具有偏执性质，只想要保护自我，但现在婴儿拥有一套更为复杂的矛盾情感，会因为在乎客体的状况而产生忧郁式焦虑。他开始害怕会失去他所爱的好客体，除了被害的焦虑之外，他也会因为攻击客体而体验到罪疚感，并且基于爱，产生想要修复客体的强烈欲望。他的防卫也会随之改变：他动员躁动防卫来消灭迫害者，以处理他此时新经验到的罪疚感与绝望。克莱因把这种客体关系、焦虑与防卫的新分类方式命名为忧郁心理位置。

在这个理论中，克莱因第一次将两种形式的焦虑区分开来，一种是偏执的（后来她常称之为被害焦虑），另一种是忧郁的。这是一种根本且重要的区分方式，带来了清晰与秩序，因此相关的概念能够自然地各得其所。她也首次提出两种对立的客体关系，也就是部分客体关系与完整客体关系之间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新观念是她舍弃发展阶段的看法，改用心理位置作为发展的单位。

1948年，克莱因在《儿童精神分析》第三版的序言解释她采用“心理位置”一词的原因，并在《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Som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1952）一文最后附加的批注四里做出补充说明。读者会注意到本文中多次使用“心理位置”一词；包括忧郁心理位置、躁动心理位置、强迫症心理位置和偏执心理位置。“躁动心理位置”与“强迫症心理位置”在1940年之后就不再使用，《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1946）一文完成了她的早期发展理论，文中她把偏执心理位置正名为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在《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当中首次出现的“修复”一词，在本文里跃升成为关键概念。另外，她舍弃使用原欲阶段的连续性，改采内在客体关系一词表示发展的过程与结果。

克莱因认为在儿童发展中，忧郁心理位置的正常发展占了最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儿童是否能够安全地内化好客体，将决定个体的心理健康与爱的能力，如果忧郁心理位置的发展受到阻碍，就会在儿童身上形成病态情境，可能成为忧郁性疾病的精神基础。这就是本文所提到的第二个理论。在克莱因的观点中，躁郁症患者所遭受到的痛苦和精神病式焦虑，是因为他重演了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时的挣扎所致。

更早之前，即1920年代，克莱因发现婴儿的焦虑具有偏执的性质；在此她进一步找到新的分类——婴儿期精神病式焦虑和忧郁式焦虑。的确，本文为精神病的通论（general theory）做出了最丰富的贡献。虽然焦点是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但也相对地说明了先前偏执心理位置的普遍本质，她认为这段时期的主要特征为偏执焦虑、部分客体关系及对客体和情感的分裂作用。她详细比较偏执与忧郁，理论中提到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是在婴儿期偏执心理位置之后出现的，这让她得以利用它们原本在婴儿期的连续性与互动性来解释这两种疾病之间在临床观察中的关系。她为躁郁症提供了新的解释，说明躁郁症的起源是因为个体惧怕体内含有濒死或死去的客体。她说明躁动防卫的概念，强调全能感和否认的作用；她指出躁动防卫与强迫式防卫之间的连结关系；她也指出躁动防卫不只是用来对抗忧郁，也会被拿来对抗偏执焦虑。当然，并非所有理论的分支与细节在此都有完整的解释。五年后发表的《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持续本文的要旨，更深入探讨忧郁心理位置中的重要过程——哀悼失落的客体。该文也继续讨论本文所探讨的躁动防卫、修复与自我的整合历程，强调忧郁心理位置中最为重要的过程在于客体的一致化，并非像本文强调的，是重复地在接近现实的层面上进行分裂。关于忧郁心理位置与俄狄浦斯情结之间关联的叙述，请见《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1945），在《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Som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1952）一文中也有部分补充。克莱因在1952年这一篇文章里也提到忧郁心理位置是关于存活、未受伤的客体与受伤、濒死的客体之间所进行的分裂，目的在于防卫忧郁式焦虑。《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1948）对本文讨论的罪疚感进行修正说明，《关于精神分裂症中忧郁症状之短论》（1960）一文也进一步修订了本文对忧郁的解释。

第十八章　断奶（1936）

这是克莱因在一系列由精神分析师为大众开设的演讲课程中所发表的演说。这一系列的演说稿集结成一本小书《谈儿童抚育》（On the Bringing Up of Children).1952年，克莱因还为该书的第二版撰写《序》与《跋》。

早先，例如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中，克莱因把断奶视为一种创伤，俄狄浦斯情结从此展开：哺乳的母亲让婴儿感到挫折与打击，造成婴儿离开母亲，转而寻求父亲。然而后来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中，她的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理论为断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她认为断奶的重要性在于婴儿完全失去了第一个外在的好客体，因此将忧郁心理位置中的情绪与冲突带到高峰。同时，如果断奶成功，婴儿会获得正向的驱动力，帮助他接受母亲的替代对象，找到更多更广的满足来源。

克莱因以写实、非专业的方式呈现这些新的看法，为了提供听众有关抚育儿童的实用指南，她也加入有关婴儿养育问题的心理学建议。她简短地比较乳房哺育与奶瓶喂奶食的差异，这个主题在《婴儿行为观察》（On Observing the Behaviour of Young Infants,1952）的批注一当中有更完整的讨论。该篇文章的批注二则是再次讨论了断奶的主题。

第十九章　爱、罪疚与修复（1937）

1936年，克莱因和琼·里维埃以“文明男女的情感生活”（The Emotional Life of Civilized Men and Women）为题进行公开演说，来年出版的小书《爱、恨与修复》（Love,Hate and Reparation）就是以这篇演讲稿为基础。她们分别讲述本文的主题：里维埃谈的是“恨、罪疚与攻击”，克莱因则是谈“爱、罪疚与修复”。克莱因讲述她在两年之前才形成忧郁心理位置理论，这在当时仍属于相当新的观念。特别有趣的是，除了非专业的解释方式，本文讨论的各种人类情境，广泛程度甚至比她任何一篇文章提到的还要多。

后来，她的观点有了一些改变。本文认为婴儿从出生之后就背负了一个重担——修复被恨所伤害的客体。然而根据她后来提出的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理论，分裂在一个月大的时候居于主导地位，而修复的需求则是要到后来，在忧郁心理位置这个更加整合的状态中才会浮现。

第二十章　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1940）

这篇文章承接《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的内容，实属一流。本文将哀悼视为忧郁心理位置的现象之一。这使得克莱因能够阐述哀悼的本质，将哀悼与她对躁郁状态的著作互相连结。她的主要假设是失去所爱的人会再次引发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至于在后来的生命当中，能否哀悼、能否从哀悼中回复的能力取决于儿童期忧郁心理位置是否顺利解决。

她揭开了先前不为人知的一些历程，它们属于哀悼的一部分，最主要的是，失去外在好客体的时候，会潜意识地感觉到自己也失去了内在的好客体。这表示哀悼者遭受的痛苦及他（走出哀悼）的任务本质都比过去所认为的更为庞大而艰巨；哀悼者除了外在的失落，也会受到内在伤痛的折磨，这使他成为坏客体迫害下的猎物，也就是说，在忧郁心理位置中的早期被害焦虑和忧郁式焦虑被再度唤起。克莱因也探讨了修复的能力在克服哀悼状态时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

本文从头到尾都可见到她将自己的著作与弗洛伊德加以连结。然而她并不同意弗洛伊德对于哀悼与躁郁状态之间关系的想法。她的看法是，正常成人的哀悼会牵涉到躁与郁的状态，如同她1935年的文章所述，在忧郁心理位置中，这是正常的现象。在本文当中，她拓展对躁动防卫的论述，特别是在躁动式胜利这一块；她也提出躁动防卫中的过度躁动是如何阻碍个体，使其无法安全地重建内在的好客体。

从发展通论的角度来看，本文完成了她从1935年开始对忧郁心理状态的解说。她提到忧郁心理位置包含了哀悼的过程；修复在克服忧郁心理位置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此有着进一步的描述，并且首次探讨两种自我打击形式的修复——强迫式修复与躁动修复。如同先前的评论，这篇文章为1935年提出的躁动防卫注入了相当丰富的解说。此外，虽然克莱因自己并没有明显地注意，但她在某方面改变了1935年来所强调的论点；当时她强调（p.288,p.350）在忧郁心理位置中，整合各种意象的每一个步骤之后，都需要在更接近现实的层面进行重新分裂的重要性。她在本文的注释349-2中提到，整合对客体的对立看法是“极为重要的历程”。在她的后期著作里，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整合的过程仰赖对客体进行更符合现实的分裂。她在本文中也首次提出在忧郁心理位置中，要透过爱来缓和恨意。

第二十一章　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1945）

这是克莱因最后一次针对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陈述。在这之前的主要讨论请参阅《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与《儿童精神分析》（1932）。在上述作品中，有两个相当重要的进展，其中一个属于一般性质，另一个属于较特定性质。一般性质的进展是在《儿童精神分析》中，克莱因承认爱与恨是心智功能的基础。然而在那本书中，她才刚开始使用这个法则，因此书中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章节仍未受到此法则的影响。更为特定的改变是她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中所形成的理论，提到忧郁心理位置是出生第一年的发展转折点。本文重新修订了以上两者，并扩增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说明。

她未曾改变在1928年对俄狄浦斯情结提出的独特概念，也就是在弗洛伊德所发现的俄狄浦斯情境之外，我们可以在前性器期的早期就看出俄狄浦斯情结的存在；对于母亲体内包含父亲阴茎，以及儿童对自己身体内部的各种早期幻想，都属于俄狄浦斯情境的一部分；罪疚感不只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产物，它从俄狄浦斯情结一开始就已经出现，影响整个发展的过程。她在《儿童精神分析》中对男孩及女孩性发展的说明也始终不变。不过现在她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肇始与导致其减弱的原因采取不同的见解，她也为俄狄浦斯情结的本质做了一些重要的补充。

在她的新假设中，施虐性在婴儿期前六个月会逐渐减少而非增加，若我们将她对于客体关系从一出生就存在的观点纳入思考，这表示了她早期（1932）对俄狄浦斯情结是在自恋阶段或是在施虐性达到顶点时展开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她也不再认可这样的解释。她不再认为断奶时的口腔挫折释放出俄狄浦斯冲动，或如同她有时候表达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受到恨的冲动影响而展开。相反地，她现在主张俄狄浦斯情结的起始点正好与忧郁心理位置同时开始，也就是在被害焦虑降低，爱的感觉强烈浮现的时候，虽然被剥夺感可能是造成婴儿背离乳房的原因之一，但也造成一种仅次于爱的推动力，激励婴儿迈向发展的下一步，引发出原欲寻求新客体的天生能力。她在1932年时认为罪疚感是缓和俄狄浦斯情结的主要因素；现在她主张正面的情绪，包括儿童对父母的爱及想要保护他们的渴望，也同样是削弱俄狄浦斯情结力量的因素之一。

克莱因在1935年的《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一文中，把俄狄浦斯情结与忧郁心理位置链接在一起，她的这个陈述并未超出她原来认为在忧郁心理位置中，最痛苦的俄狄浦斯冲突来自于悲伤与担心失去好客体的惧怕。在本文中，她检验了当孩子们挣扎着整合爱与恨的时候，心中交织的俄狄浦斯欲望与忧郁式焦虑，她也指出性冲动会透过修复先前的攻击结果而产生新的重要意义。这导致修复式性幻想（reparative sexual phantasies）的浮现，对于个体未来的性行为与性能力，有着极大的重要性。这种更为圆满的俄狄浦斯情境的形象在两个病人的案例中有所描述，有关小男孩理查德德的分析在《儿童分析的故事》（1961）做了完整的发表，而先前的文章中也叙述了关于小女孩莉塔的许多资料。

本文中，克莱因为她与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歧意见做出了一个不错的解释。有趣的是，除了在俄狄浦斯情结与忧郁心理位置的链接中产生的特定观点以外，本文列出的所有歧异在1928年的文章中都已经出现；但是当时她似乎不希望强调她与弗洛伊德的差别。

我们可以明显地在本文中见到她为生命最初几个月的观点做出明确澄清。来年她发表了《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文中提出，婴儿出生后的头几个月都处在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当中。然而这并不影响本文所表达的观点。她自己对于1932年来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看法做了简短的说明，请参阅《儿童精神分析》第三版《序》。

克莱因在后来的两篇著作里对俄狄浦斯情结提出补充说明。在《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1952)一文对俄狄浦斯情结的重点提要中，她描述俄狄浦斯情结与忧郁心理位置之间有着互惠（reciprocal）而良性的关系。她最后一次讨论俄狄浦斯情结是在《嫉羡与感恩》一书中，她描述嫉羡对俄狄浦斯情境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克莱因将人们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解往两个方向拓展。首先，她发现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并将弗洛伊德认为是所有精神官能症核心的俄狄浦斯情结，与她认为在儿童发展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忧郁心理位置连结在一起。

附录二 克莱因生平年表

1882 3月30日生于维也纳。

1886 二姐席多妮（Sidonie）因肺结核病逝。

1897 长兄伊马努尔（Emanuel）进入医学院。

1900 父亲墨里士·莱兹（Moriz Reizes）因肺炎病逝。伊马努尔转学成为艺术系学生。

1901 与阿瑟·克莱因（Arthur Klein）订婚。

1902 伊马努尔病逝于热那瓦（Genoa）。

1903 与阿瑟结婚。

1904 长女梅莉塔（Melitta）出生。

1907 长男汉斯（Hans）出生。

1909 因过度沮丧而住进瑞士一所疗养院数月之久。

1910 与丈夫及孩子移居布达佩斯。

1914 次子艾力克（Erich）出生。母亲莉布莎（Libussa）去世。首次阅读弗洛伊德作品《论梦》（über den Traum）。开始接受费伦齐分析。阿瑟受征召，加入奥匈帝国军队。

1918 于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五届国际精神分析年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Congress），首次与弗洛伊德会面。

1919 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精神分析学会（Budapest Society）宣读第一篇论文《一名儿童的发展》（Der Familienroman in statu nascendi），并被遴选为布达佩斯精神分析学会会员。

1920 在海牙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年会中，首次与胡格-赫尔姆斯及亚伯拉罕会面。

1921 与次子艾力克迁居柏林，开始在柏林执业。发表《儿童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

1922 成为柏林精神分析学会（Berlin Psychoanalytic Society）会员。发表《青春期的抑制与困难》（Inhibitions and Difficulties at Puberty）。

1923 发表《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The R le of the School in the Libidi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

1924 接受亚伯拉罕分析。在萨尔斯堡（Salzburg）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精神分析年会中，发表论文。与丈夫阿瑟分居。于9月与艾利克斯·斯特雷奇（Alix Strachey）会面。

1925 詹姆士·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于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朗读克莱因作品的摘要。受琼斯之邀，7月前往伦敦进行三周的讲座。其分析随着亚伯拉罕的逝世而告终。发表《论抽搐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Tics）。

1926 离婚，9月迁居伦敦。随后次子艾力克迁居伦敦。发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Th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s of Early Analysis).

1927 十月二日被遴选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rit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正式会员。发表《儿童分析论文集》（Symposium on Child-Analysis）、《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Criminal Tendencies in Normal Children).

1928 长女梅莉塔抵达伦敦。发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

1929 发表《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Personification in the Play for Children）、《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Infantile Anxiety Situations Reflected in a Work of Art and in the Creative Impulse).

1930 发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对精神病的心理治疗》（The Psychotherapy of the Psychoses).

1931 开始分析第一位受训分析师史考特（Clifford Scott）。发表《智力抑制理论》（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Intellectual Inhibition）。

1932 出版《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

1933 5月22日费伦齐逝世。梅莉塔被遴选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正式会员。出版《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onscience in the Child).

1934 4月长子汉斯因山难意外去世。发表《论犯罪》（On Criminality).

1935 伦敦——维也纳交换讲座展开。发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36 发表《断奶》（Weaning).

1937 发表《爱、罪疚与修复》（Love,Guilt and Reparation）收入在《爱、恨与修复》（Love,Hate and Raparation).

1938 6月6日弗洛伊德抵达伦敦。

1939 9月3日大战爆发。与苏珊·艾萨克斯（Susan Isaacs）一同迁居剑桥。9月23日弗洛伊德辞世。

1940 于七月定居皮特洛可里（Pitlochry）。发表《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41 开始分析十岁的案例“理查”。于九月返回伦敦。

1942 -44世纪论战展开。

1945 发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

1946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形成“A”训练课程和“B”训练课程。出版《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1948 发表《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On the Theory of Anxiety and Guilt).

1950 发表《关于精神分析结案的标准》（On the Criteria for the Termination of a Psycho-Analysis).

1952 国际精神分析期刊庆祝克莱因七十大寿出版专刊。发表《移情的根源》（The Origins of Transference）、《自我与本我在发展上的相互影响》（The Mutual Influ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go and Id）、《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Som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婴儿行为观察》（On Observing the Behaviour of Young Infants).

1955 梅兰妮·克莱因基金会于二月一日成立。发表《精神分析游戏技术：其历史与重要性》（The Psycho-Analytic Play Technique:Its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论认同》（On Identification).

1957 发表《嫉羡与感恩》（Envy and Gratitude).

1958 发表《论心智功能的发展》（On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Functioning).

1959 发表《我们成人的世界及其婴孩期的根源》（Our Adult World and its Roots in Infancy).

1960 9月22日于伦敦逝世。发表《关于精神分裂症中忧郁症状之短论》（A Note on Depressive in the Schizophrenic）、《论心智健康》（On Mental Health).

1961 出版《儿童分析的故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

1963 发表《〈俄瑞斯忒斯〉的某些省思》（Some Reflections on The Oresteia）、《论孤独感》（On the Sense of Loneliness).

Table of Contents

【中文版导读】精神分析的薪火传递者——克莱因

新版引言

序

引言

第一章 儿童的发展（1921）

第二章 青春期的抑制与困难（1922）

第三章 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1923）

第四章 早期分析（1923）

第五章 抽搐的心理起因探讨(1925)

第六章 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

第七章 儿童分析论文集(1927)

第八章 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1927）

第九章 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

第十章 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

第十一章 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

第十二章 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

第十三章 对精神病的心理治疗（1930）

第十四章 智力抑制理论（1931）

第十五章 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1933）

第十六章 论犯罪（1934）

第十七章 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

第十八章 断奶（1936）

第十九章 爱、罪疚与修复（1937）

第二十章 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1940）

第二十一章 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1945）

附录一 批注

附录二 克莱因生平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