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 书名：安娜·卡列尼娜（套装上下册）

- 作者：〔俄〕列夫·托尔斯泰

- 译者：高惠群　傅石球

- 产品经理：邵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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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安娜·卡列尼娜（上册）

- 作者：〔俄〕列夫·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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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序

《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8）是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第二部长篇巨著。起初，托翁只打算把它写成一部“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全部悲剧”（贝奇科夫语），仅用了五十天他便粗略地完成了全书。五年多以后，在前后用过《年轻太太》、《两段婚姻》、《两对夫妻》等书名后，它以《安娜·卡列尼娜》的名字问世了。

这部小说的主要意义应该包括三方面，即安娜的个人悲剧；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社会——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戏院、赛马……以及自传的性质。

《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第一句话，对于中国读者，甚至没有读过此书的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幸福的家庭无不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安娜是一位穿着黑衣的最迷人的少妇，她善良、聪慧、生命力旺盛，男人和女人都为她着迷。她身上迸发出的爱情“含有一种暴烈的、肉感的、专横的性格”（罗曼·罗兰语）。其实，作家对婚姻、家庭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动笔撰写这部小说前的五年，即1868年，这一年，他在题为《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一文中说：“男人的天职是做人类社会蜂房的工蜂，那是无限多样化的；而母亲的天职呢，没有她们便不可能繁衍后代，这是唯一确定无疑的。”托尔斯泰借列文和吉提的恋爱婚姻表达出这一妇女观、家庭观。紧随这段话托翁又说：“虽然如此，妇女还是常常看不到这一使命，而选择虚假的，即其他的使命……这一使命的重要性和无限性，以及它只能在一夫一妻的形式（即过去和现在生活着的人称之为家庭的形式）下才能实现……因而一个妇女为了献身于母亲的天职而抛弃个人的追求越多，她就越完美。”由此不难理解，托尔斯泰为何将安娜命运的结局安排为卧轨自杀——在小说接近尾声的第七部第三十章，安娜还在想着“只要办完离婚手续，阿列克谢·亚力山德罗维奇把谢廖扎还给我，我就与渥伦斯基结婚”。既然还不牺牲个人的追求，在托翁看来，这样的女子就完美不起来，那就让她毁灭吧！可小说并没有因为安娜的死亡而结束。整个第八部的十九个章节的内容，就如同《战争与和平》长长的“尾声”，如果以西欧小说式的结局为标准，这已不像是“尾声”。

可见，《安娜·卡列尼娜》不只是关注安娜的死，安娜的悲剧一直扩展到所有家庭的幸与不幸。在对安娜形象的塑造上，托尔斯泰倾注了他对人的肉体本能因素、人的伦理因素、人的“灵魂”因素、人的社会因素等的思考与体悟。在此部小说之后的《忏悔录》（1879—1882）中，托翁还在进行着与上述内容相关的精神探索。

查晓燕

2006.3.22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1]

[1]语出《新约·罗马书》第12章第19节，全句为：“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 第一部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 十九

- 二十

- 二十一

- 二十二

- 二十三

- 二十四

- 二十五

- 二十六

- 二十七

- 二十八

- 二十九

- 三十

- 三十一

- 三十二

- 三十三

- 三十四

- 第二部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 十九

- 二十

- 二十一

- 二十二

- 二十三

- 二十四

- 二十五

- 二十六

- 二十七

- 二十八

- 二十九

- 三十

- 三十一

- 三十二

- 三十三

- 三十四

- 三十五

- 第三部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 十九

- 二十

- 二十一

- 二十二

- 二十三

- 二十四

- 二十五

- 二十六

- 二十七

- 二十八

- 二十九

- 三十

- 三十一

- 三十二

- 第四部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 十九

- 二十

- 二十一

- 二十二

- 二十三

一

幸福的家庭无不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

奥勃朗斯基家里全乱了套。妻子得知丈夫和过去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染，就对丈夫声称，不可能和他同住在一个家里。这种局面僵持到第三天，夫妻双方及全体家人都有痛切感受。大家觉得住在一起实在无聊，随便哪家客店里偶然相逢的人也会比他们，奥勃朗斯基家的人关系更好些。妻子不出房门，丈夫三日不归。孩子们满屋乱跑，无人照料。英国女家庭教师跟女管家吵了架，写信请朋友重新找份工作。厨师昨天就离开了家，在午餐时走的。打下手的厨娘，还有马车夫也都要求辞工。

吵闹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勃朗斯基公爵（在社交场合他叫斯季瓦）在通常时间、即上午八时醒来，但不在妻子的卧室，而在书房里的山羊皮长沙发上。他在弹簧上翻了一下保养得很好的丰满身体，紧紧搂住枕头，把脸埋进去，似乎还想好好睡一觉，可是他突然一骨碌爬起来，坐在沙发上，睁开了眼睛。

“哦，哦，梦见什么了？”他想起做过一个梦。“哦，梦见什么了？对了！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1]举行宴会；不，不在达姆施塔特，而是美国的什么地方。对，那个达姆施塔特在美国。对，阿拉宾在玻璃餐桌上设宴，对的，大家都唱我的宝贝[2]，不是我的宝贝，比这更好听的，还有那些细颈小玻璃瓶，原来都是一个个女人。”他回忆着。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眼睛里闪出快乐的光，微笑着沉思起来。“哦，是个好梦，非常之好。梦里还有许多美妙的东西，难以言传，醒了连什么情景也说不清楚了。”他看见一道亮光从呢绒窗幔的边缘射进来，高兴地把腿伸到沙发下面，用脚探到妻子为他绣上花的那双金黄色羊皮便鞋（去年的生日礼物），按照九年来的老习惯，并不起身，把手伸向他在卧室里挂睡衣的老地方。这当儿他才猛然想起，他怎么和为什么没有睡在妻子的卧室而睡在书房里。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蹙起了额头。

“唉，唉！……”他咕咕哝哝地说，回忆起事情的全部经过。脑海中又出现了同妻子口角的所有细节，想起他那进退维谷的处境，还有他犯下的最使人痛苦的过错。

“是啊！她不肯宽恕我，不可能宽恕我。最糟糕的是一切皆由我而起，而又不能怪我。这是整个悲剧所在，”他这样想，“唉，唉！”他悲观失望，又想起了这场口角中最令他痛苦的那些情景。

最难堪的是起初的那一刻，当时他刚看完戏回家，高高兴兴，心满意足，手里还拿着一只大梨子准备送给妻子，可是在客厅里没见到她；奇怪的是，她也不在书房，最后在卧室里找到她，她手里正拿着那封使丑事败露的倒霉的信。

多莉是个操劳不停、他认为不大聪明的女人。这时她手里拿着那封信，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带着恐惧、绝望而愤怒的神情注视着他。

“这是什么？这？”她指着信问道。

每次回想到这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总是很苦恼，倒不是为了那件事本身，主要是他对妻子的质问竟然作出了那样的回答。

当时他的处境，正像那些干了十分丢脸的事突然被揭发出来的人一样。妻子揭了他的丑，而他却不能神色镇定地应付他面临的局面。他本可以表示委屈，可以否认、辩解、求饶，甚至哪怕是满不在乎也好，可是他却干了什么啊！在他的脸上，居然不由自主地（那是“大脑反射”——爱好生理学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这样认为）露出了他平时那副憨厚的，而现在却是愚蠢的微笑。

他不能自宥这愚蠢的一笑。多莉看到这副笑容，仿佛肉体疼痛似的战栗了一下，接着就狠狠地发作起来，以她特有的急躁劲，滔滔不绝地喷吐了一通尖酸刻薄的话，然后奔出房间。打那以后，她再也不见丈夫的面了。

“都怪这愚蠢的一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

“可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在绝望地自言自语，找不到答案。

二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自己倒也实事求是。他并不自我欺骗，相信自己对做过的事追悔莫及。他是一个三十四岁、漂亮而多情的男子。妻子只比他小一岁，是现有的五个孩子、还有两个已夭折的孩子的母亲。他并不爱她，对此他至今倒也无悔。他所后悔的，只是没有把那件事更好地瞒住她。不过，他仍然感到处境困难，妻子、孩子，还有自己都很可怜。要是他早先料到这个消息对妻子打击如此之大，也许会对她紧紧掩盖住自己的罪过。对于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他只是模糊感到，妻子早已觉察到他的不忠，只不过眼开眼闭罢了。他甚至觉得，她身体虚弱，人老珠黄，姿色平常，毫无出众之处，仅仅是一位家庭慈母，平心而论，她应该是宽大为怀的。结果事情却闹得适得其反。

“唉，可怕！哎呀呀，真可怕！”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断嘀咕着，却想不出办法。“这以前一切多么美好，我们生活得多么和睦！她有孩子们在身边，感到满足和幸福，我也从不干涉她，让她忙孩子忙家务，遂了她的心意。说实在的，糟糕的就是她来当了我们的家庭教师。勾搭家庭教师确实有些庸俗下流。可她是个多么漂亮的家庭教师啊！（他真切地回忆起罗朗小姐[3]那双调皮的黑眼睛和她的微笑。）她在我家时，我丝毫也不曾放肆。最糟的是她现在已经……偏偏这就像故意作对似的！哎呀呀！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呢？”

答案没有找到。只有生活能给他提供一个普通的解答，可以用它来应付所有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个解答是：去过日常生活，把烦恼丢在脑后。他想回到梦中去，这要等到夜晚才行。梦中的音乐，那些玻璃瓶女人的歌唱此刻不可能重温。看来，他只能在糊里糊涂的日子里去忘忧解愁了。

“以后再说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自语道，穿上那件浅蓝丝绸衬里的灰色睡衣，系好绦带，往宽阔的胸腔里足足地吸了口气，迈开他丰满身躯下面那双轻快的外八字脚，像平时一样精神抖擞地走到窗前，拉开窗帘，使劲地按了按铃。应声进来的是他的老仆马特维，手里拿着衣服、靴子和一封电报。随后走进来的是带着刮脸用具的理发匠。

“机关里有公文来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接过电报，在镜子前坐下来。

“放在桌上了，”马特维答道，带着询问和关切的神情瞥了主人一眼，停了一会，又狡黠地笑笑说，“车夫主人那边有人来过。”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搭腔，只是从镜子里瞥了马特维一眼；两人目光在镜中相遇，可以看出，他们是心照不宣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色仿佛在问：“你干吗说这个？难道你不知道吗？”

马特维把双手插进外衣口袋，挪了挪腿，脸上带着笑意，默默地、和善地看了主人一眼。

“我叫他们礼拜天来，何必来早了麻烦您又自找麻烦。”马特维的这句话显然是事先考虑好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明白，马特维是想说句笑话逗引别人的注意。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猜懂了译电中常见的几个错别字，顿时喜形于色。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明天就到。”他说。这时理发匠正在修剪他那又长又卷的络腮胡子，使淡红色的皮肤显露出来，他示意那只溜光的胖手暂停一下。

“谢天谢地。”马特维说，表示他和主人同样明白这次来访的意义，也就是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这位亲爱的胞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她可能促成兄嫂重新和好。

“一个人来，还是同她先生一道来？”马特维问。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能说话，理发匠正在剃他的上唇的胡子，他竖起一根手指，马特维在镜子里点点头。

“一个人。要在楼上收拾房间吗？”

“禀报达里娅[4]·亚历山德罗夫娜，她自会吩咐的。”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马特维有些怀疑地问。

“对，禀报她。把电报也拿去，然后告诉我她有何吩咐。”

“您想试探一下。”马特维心里明白，嘴上却说：

“遵命。”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梳洗完毕，正准备穿戴，这时马特维手里拿着那份电报，慢吞吞地，把靴子踩得吱吱作响地回到房里来。理发匠已经走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叫我禀报您，她就要走了。说随便他，也就是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马特维说，眼睛里含着笑意，把双手插进衣袋，侧着脑袋，凝视着主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沉默了一会，漂亮的脸上露出宽厚而又可怜的笑容。

“啊？马特维？”他摇摇头说。

“没关系，老爷，会顺利解决的。”马特维说。

“会顺利解决？”

“是的，老爷。”

“你这样认为吗？那是谁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他听见门外有女人衣裙的窸窣声。

“是我。”一个稳重悦耳的女人声音说，接着，奶妈马特廖娜·菲利莫诺夫娜那张严肃的麻脸从门外伸了进来。

“什么事，马特廖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朝门口迎去。

虽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应该对妻子负全部罪责，他自己也觉得是这样，但是家中几乎所有的人，包括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奶妈在内，全都站在他一边。

“什么事呀？”他闷闷不乐地问。

“您去一趟吧，老爷，去认个错。也许上帝会帮助您。她痛苦极了，看着多可怜，家里都闹翻天了。老爷，可怜可怜孩子们吧。认个错，老爷。没有办法呀！想图快活也得要……”

“她不肯见我……”

“您只管去认错。上帝会发慈悲的，您祷告上帝，老爷，祷告上帝吧。”

“那好，你去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突然涨红了脸。“喂，现在穿衣服吧。”他对马特维说，动作利落地脱下了睡衣。

马特维把衬衫张开伺候着，就像举着一个马轭，轻轻吹去上面的纤尘，带着明显满意的神情把它套在主人娇贵的身体上。

三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好衣服，往身上喷些香水，整理好衬衫的袖子，以习惯动作将香烟、皮夹、火柴和双链条带坠子的怀表分别放进几个口袋里，然后抖了抖手帕。虽然他遇上了倒霉事，但觉得自己还是那么清洁、芳香，身体健康而有朝气。他微微颠着腿走进餐厅，那儿已经摆好了咖啡，旁边是信件和机关里来的公文。

他先看了信件。其中一个商人的来信很扫他的兴。此人想买妻子田庄上那片森林。森林固然该卖，只是眼下没有跟妻子和好前万万不可谈这件事。尤其令他不快的是，这种事情很可能使他面临的夫妻和解问题牵扯到金钱上的利害关系。难道他谋求与妻子和好就是出于这种利害关系，为了能卖掉那片森林吗？想到这里他感到受了侮辱。

看罢来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公文挪过来，匆匆翻阅了两个案卷，用粗大的铅笔做了些记号，然后推开公文，端起咖啡，打开油墨未干的晨报，边喝咖啡边看起报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订的是一份自由主义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的，而是多数人赞成的那种自由主义。尽管他其实对科学、艺术和政治都不感兴趣，但他坚决拥护多数人和他订的报纸对这三类问题所持的观点，并且随着多数人观点的改变而改变，或者毋宁说，他并不改变观点，而是观点本身在他头脑中不知不觉地变化着。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并不选择派别和观点，倒是这些派别和观点向他不招自来，就像他并不挑选礼帽或常礼服的样式，别人穿戴什么他就跟着买什么。对于生活在上流社会的他，对于一个成年人通常要开展某些精神活动而言，持有一种观点，就像戴一顶礼帽那样必需。如果说，他更有理由喜欢自由派，而不像他圈子里的许多人士那样赞成保守派，那倒并不是他认为自由派更有道理些，而是因为自由主义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党常把俄国说得一无是处，说的倒不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是债台高筑，正缺钱花。自由党说婚姻制度过时，必须加以改革，不错，家庭生活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甚少乐趣，还迫使他违心地撒谎和装模作样。自由党说，或者毋宁说是暗示，宗教不过是给野蛮人套上的笼头，确实，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只做一会儿祈祷两腿就疼得要命；再说他也不明白，现世的生活本可以过得很快活，为什么还要用恐怖夸张的语言谈论来世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也爱开个玩笑，捉弄一下老实人，例如他说，既然要炫耀家族门第，就不该只算到留里克[5]为止，还应该承认最早的祖先——猿猴。就这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自由主义已习以为常，他喜欢看自己订的报纸，犹如饭后抽一支雪茄烟，使他头脑中产生轻雾似的朦胧感。他看到社论里说，有人叫嚷什么激进主义要吞噬一切保守分子，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阻挡革命祸水，这种叫嚷在当代实在大可不必，相反，“据我们看来，危险并不在于什么假想的革命祸水，而在于传统势力之顽固不化，阻碍进步”云云。他又看到另一篇文章谈到财政问题，其中提到边沁[6]和米勒[7]，并对财政部语涉讥诮。凭着他特有的敏捷思路，他懂得各种讥诮的含义：谁讥诮谁以及因为何事而发；这种揣测常使他感受到一种乐趣。但是今天，想起了马特廖娜·菲利莫诺夫娜出的主意，想到家中诸事不遂，乐趣就变成了扫兴。报上还说，据闻，贝斯特伯爵已经到了威斯巴登。报上还有那些染头发、卖马车、征婚之类的广告，这些消息都不能像往常那样使他觉得滑稽有趣了。

看过报纸，喝完第二杯咖啡，吃了一块黄油白面包，他站起身，抖去西装背心上的面包屑，舒展一下宽阔的胸膛，愉快地笑了——倒不是他的心情特别愉快，而是因为他的消化功能良好。

不过，这愉快的一笑立刻勾起了全部往事，他又陷入了沉思。

门外传来两个孩子的说话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出来是小儿子格里沙和大女儿塔尼娅）。他俩在搬运什么东西，弄翻在地上了。

“我说过，不能让旅客坐在车顶上，”小姑娘用英语嚷道，“去捡起来呀！”

“全都乱了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心想，“让孩子们自己到处乱跑。”他走到门口叫住了他们。姐弟俩扔下当做火车玩的小匣子，朝父亲走来。

小姑娘是父亲的宝贝，她大胆地跑了进来，搂住父亲，笑着吊在他脖子上，像平时那样喜欢闻他络腮胡子上熟悉的香水气味。最后，小姑娘吻了吻父亲因为弯下身体而涨红了的那张慈爱的脸，松开双手，待要跑出去，父亲却拉住了她。

“妈妈怎么样？”他问道，一边抚摩着女儿柔嫩光滑的脖子。“你好。”他又朝向他问好的男孩子微笑说。

他意识到自己不太喜欢儿子，所以总是努力做得公平些；儿子感到了这一点，对父亲冷淡的微笑并不报以笑容。

“妈妈？她刚起床。”小姑娘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这么说，她又是彻夜未眠。”他想。

“她高兴吗？”

小姑娘知道父母亲吵过嘴，母亲不可能高兴，这一点父亲该是知道的，现在他这么随便地问，就是在装模作样。女儿为父亲脸红了。父亲立刻觉察到这一点，也脸红了。

“不知道，”她说，“她没叫我们读书，叫我们跟古莉小姐到外祖母家去玩。”

“哦，去吧，我的坦丘罗奇卡[8]。哦，等一下。”他说，仍然拉住女儿不放，抚摩着她柔嫩的小手。

他从壁炉上取下昨天放在那里的一小盒糖果，挑了两块女儿爱吃的巧克力和水果软糖，递给她。

“这一块给格里沙吗？”小姑娘指着巧克力糖说。

“好的，好的。”他又抚摩了一下女儿的肩膀，在她发根上和脖子上亲了一下，才放她走。

“马车备好了，”马特维说，“可是有个女人求见。”他又补充道。

“等了很久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有半个小时了。”

“对你说过多少次了，这种事情要立即禀报！”

“总得让您把咖啡喝完呀。”马特维以一种粗率友好的口气说，使人听了也不好生气。

“那就快请吧。”奥勃朗斯基扫兴地皱起眉头说。

求见者是一位上尉的妻子，叫加里宁娜。虽然她提出的请求无法满足，而且讲得前言不对后语，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还是照例请她坐下来，毫不打断地倾听她的陈述，然后仔细替她出主意，叫她如何如何去找某某人，他甚至用他那清晰、漂亮、又长又粗的字体，工整而流畅地写下一封便函，让她拿去见那个能够周济她的人。

打发走上尉的妻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拿起礼帽，但他欲行又止，寻思是否忘记了什么事。看来，除了他想忘却的妻子之外，他并没有忘记什么。

“哎呀！”他垂下了头，漂亮的脸上露出忧愁的表情。“去还是不去呢？”他自言自语，但内心却在说，不必去了，除了虚情假意不会有别的，他俩的关系已经不可修复，因为既不能使她重新具有魅力而激发爱情，也不能把他变成失去恋爱能力的老人。现在除了虚伪和谎言，不可能有别的结果，而虚伪和撒谎却是有违他的本性的。

“可是迟早总得去，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他想，尽量使自己鼓起勇气。他挺起胸膛，掏出一支香烟，点燃后吸了两口，把它扔在珍珠贝做的烟灰缸里。他快步穿过光线阴暗的客厅，推开了另一扇门，那是通向妻子卧室的门。

四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房间里，到处是散乱的衣物，她站在杂物当中，从她面前一个打开的小柜子里挑拣什么东西。她穿着短衫，往日一头浓密的秀发已经变得稀疏，编成辫子盘在后脑勺上。她容颜憔悴，两只大眼睛从消瘦的脸上凸显出来，露出惊恐的神色。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住手，转眼望着门口，想在脸上装出严厉和鄙夷的表情，却怎么也装不像。她觉得自己害怕他，害怕眼下的会面。刚才她要做的事，这三天内已经尝试过多次：收拾自己的和孩子们的东西，送到娘家去。但她还是下不了决心。和前几次一样，这一次她也对自己说，不能这样就算完，一定得想办法惩罚和羞辱他，用他带给她的痛苦，哪怕只是一小部分，来报复他，让他也尝尝痛苦的滋味。她反复说要离开他，可是又觉得这不可能，因为她已经习惯了把他作为自己的丈夫并且爱他。另外她还觉得，在自己家照料五个儿女都快要忙不过来，带到外婆家，他们的情况将会更糟。何况这三天里，小儿子吃了不干净的肉汤已经生病，其余的孩子昨天几乎就没吃饭。她意识到走是不可能的，但为了骗骗自己，仍然拾掇东西，装成要走的样子。

看见丈夫进来，她把手伸到小柜子的抽屉里，像是在寻找什么，丈夫走到她跟前，她才回过头望望他。她原想装出一副严厉而坚决的面孔，可是却流露出慌乱和痛苦的神情。

“多莉！”他畏怯地小声说，缩起脑袋，想装出可怜而顺从的样子，但还是显得那么喜气洋洋和气色健康。

她很快地从头到脚打量一眼他那红光满面的健康身体。“是啊，瞧他多么称心如意！”她想，“而我？……他这副和气嘴脸真让人讨厌。大家因此喜欢他，夸他，我就恨他这副样子。”她想道，紧紧抿起了嘴，她那容易抽搐的苍白的脸上，右颊的肌肉开始颤抖。

“您要干什么？”她用急促的、气得变了腔调的低沉声音问道。

“多莉！”他又说，声音在打战，“安娜今天要来了。”

“关我什么事？我不接待她！”她叫喊道。

“可是，也应该，多莉……”

“走开，走开，走开！”她望也不望他，又喊道，像是肉体受了痛苦发出的叫喊。

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独自想到妻子的时候，他还能够保持镇定，指望事情像马特维所说的那样，会顺利解决，所以他能从容不迫地看报纸、喝咖啡。可是现在，当他目睹妻子这疲惫不堪的痛苦的面容，听见她听天由命、充满绝望的声音时，他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喉头哽咽，眼睛里也闪起了泪花。

“天哪，我干了什么啊！多莉！看在上帝的分上！……要知道……”他说不下去了，一阵呜咽堵住了他的喉咙。

她啪的一声关上柜门，瞪了他一眼。

“多莉，我能说什么呢？只有一句话：饶恕我，饶恕我吧……你回想一下，难道九年的生活不能抵偿一时的，一时的……”

她垂下眼睛在听他说，等他把话说完，仿佛在哀求他，希望他能够说服她。

“一时的忘情……”他终于说出口来，正想接着说下去，只见她又抿紧了嘴唇，像在忍受肉体的痛楚，右颊上的肌肉又抽搐起来。

“走开，从这儿走开！”她叫起来，声音更尖，“别对我说您的忘情，您的肮脏行为！”

她想要走出去，身子晃了一下，连忙扶住椅背。他鼓胀着脸，嘴唇噘起，眼里含满了泪水。

“多莉！”他呜呜咽咽地说，“看在上帝分上，想想孩子们吧，他们是无辜的。全是我的错，你惩罚我，让我来赎罪吧。只要能办到，我什么都愿意做！我罪过，真是罪过啊！可是多莉，你饶恕我吧！”

她坐了下来。他听着她沉重的大声喘息，说不出对她有多么的可怜。她几次想说话却开不了口。他等着她。

“你想到孩子，只是为了逗他们玩，而我想到他们，知道他们现在都给毁了。”她说出了显然是这三天来心中反复说过的一句话。

她称他为“你”，他感激地看了她一眼，并想走过去拉她的手，她厌恶地避开了。

“我惦记着孩子们，为了救孩子我什么都愿意做，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救他们：让他们离开父亲，还是留在伤风败俗的父亲，是的，伤风败俗的父亲身边……您倒说说，发生了那种……事情之后，难道我们还能在一起生活吗？难道这可能吗？您说呀，难道这可能吗？”她重复说，声音越来越高。“我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同自己孩子的女家庭教师发生了这种关系之后……”

“可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可怜巴巴地说，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把头垂得越来越低了。

“您让我恶心，讨厌！”她喊叫起来，火气越来越大。“您的眼泪像水一样不值钱！您从来就不爱我。您既没有心肝也不光明正大！您叫我厌恶、恶心，您是陌生人，完全是陌生人！”她痛苦地、恶狠狠地说出了她感到可怕的这个字眼——陌生人。

他望望她，她脸上的怒气使他既害怕又吃惊。他不明白，他的怜悯反而激怒了她。她看出来，他对她只是可怜而不是爱。“不，她恨我。她不会宽恕我。”他想。

“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说。

这时，隔壁房间里有个小孩哭叫起来，大概是跌倒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侧耳细听，脸色立刻缓和下来。

她定了定神，似乎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该做什么，随后她一下子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瞧，她爱我的小孩，”他看见她听到孩子哭叫时脸色的变化，这样想，“她爱我的小孩，又怎么会恨我呢？”

“多莉，再听我说一句。”他跟在她身后说。

“您要跟着我，我就叫人来，叫孩子们来！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个卑鄙的人！我今天就走，让您跟您的情妇住在这里吧！”

她砰的一声带上门，走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擦了擦脸，轻手轻脚地往外走。“马特维说会顺利解决。结果怎么样呢？我看简直没有可能。唉，唉，太可怕了！她那样叫喊真是俗气，”他自语道，回想起她的喊声和她的用词：卑鄙的人和情妇。“也许女仆们都听到了！真是俗不可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独自站了一会，揩揩眼睛，叹息一声，然后挺起胸脯，走出了房间。

今天是礼拜五。德国钟表匠正在餐厅里给钟上发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起他曾拿这个干活认真的秃头钟表匠开过玩笑，说德国人“为了给钟表上发条，自己一生上足了发条”。想到这里不禁莞尔一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喜欢俏皮的笑话。“说不定真的会顺利解决！这话真有趣：会顺利解决，”他想，“要讲讲此话的来历。”

“马特维！”他喊道，“你和玛丽亚把休息室收拾一下，迎接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向走过来的马特维说。

“遵命。”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上毛皮大衣，走到台阶上。

“您不回来吃饭吗？”送他出来的马特维说。

“看情况吧。这个拿去开销，”他说，从钱夹里掏出十卢布交给马特维。“够吗？”

“够不够都得应付过去。”马特维说，砰地关上车门，退回到台阶上。

这时，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已经哄好了孩子，听马车声知道丈夫已走，就又回到自己的卧室。这里是她唯一的避风港，可以躲一躲家务琐事的烦扰。只要她一出房门，那些琐事就缠得她不可开交。刚才就是这样，她到儿童室只去了不大一会儿工夫，英国女家庭教师和马特廖娜·菲利莫诺夫娜就向她提了好些个问题，而且都是迫不及待、唯有她才能答复的问题，诸如：孩子们穿什么衣服去散步？是否给他们喝牛奶？要不要派人另找一名厨师？等等。

“唉，别烦我，别烦我了！”她说。回到卧室后，她又坐到同丈夫说话的那个位置，她紧握双手，戒指从瘦削的手指上滑落下来，她开始回味整个谈话的经过。“他走了！他和她结果怎样了？”她心里想道。“莫非还要去见她？我干吗不问问他？不，不，和解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俩留在一个家里，也只是陌生人，永远是陌生人！”她意味深长地重复这个令她害怕的字眼。“可是我原先多么爱他，天哪，多么爱他！……我多么爱他啊！即使是现在，难道我就不爱他？难道不比从前更加爱他吗？最可怕的是……”她有了一个想法，但是没来得及想完，因为这时候马特廖娜·菲利莫诺夫娜从门外探进头来。

“您派人去找我兄弟来吧，”她说，“他好歹会做个饭，要不又像昨天那样，孩子们到六点钟也吃不上饭。”

“好吧，我马上出来安排。新鲜牛奶叫人去拿了吗？”

于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重又投身于日常的琐事中，并借此暂时排解一下她心里的悲伤。

五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凭着他良好的天赋，在学校时成绩不错，可是他疏懒顽皮，结果落到了最后几名。虽然他一向生活放纵，既无显赫头衔，也非年高德劭，他却能在莫斯科政府机关里占据一个相当体面而又薪水丰厚的官职。这个职位是通过他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谋得的。卡列宁在这个机关所属的部里担任要职。不过，即使卡列宁不派内兄出任这个职位，斯季瓦·奥勃朗斯基也会通过上百个别的人，包括兄弟、姐妹、嫡亲、表亲、叔伯和七大姑八大姨的关系弄到这样的或类似这样的位置，年薪可以拿到六千卢布，这笔钱是他所亟需的，因为，虽然他妻子有大宗财产，他自己的事业却弄得很糟。

莫斯科和彼得堡几乎有一半人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亲戚朋友。他所出生的那个环境中，所有的人或曾经是，或后来成了达官显贵。三分之一是老一辈国家栋梁，是他的父执，从他孩提时代就认识他。另外三分之一是他的至交。还有三分之一是老熟人。因此，那些以授职、租赁、租让等形式分配世间福祉的人皆是他的朋友，是决不会漏掉他这位同道的。奥勃朗斯基无需花大力气就能弄到一个肥缺，只要他不拒绝，不忌妒，不争吵，不抱怨就行，而他为人素称随和，是从来不会那样做的。假如有人对他说，他得不到他所需要的那种肥缺，他会觉得好笑，何况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他只想得到他的同龄人都能得到的东西，至于任职能力，他是不会比任何人逊色的。

所有认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人，都喜欢他善良快乐的性格和毋庸置疑的诚实，而且，他那漂亮、开朗的外表，炯炯有神的眼睛，乌黑的眉毛、头发，还有白里透红的脸庞，都会对遇到他的人从生理上产生某种亲切而愉快的感染力。“啊哈！斯季瓦！奥勃朗斯基！可不是他！”碰到他的人几乎总是高兴地笑着说。虽然有时跟他谈谈话也算不得什么赏心乐事，但是过一两天后再见到他时，大伙还是照样高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莫斯科某机关任长官已有三年。他的同僚、下级、上司及所有跟他打过交道的人无不喜欢他，而且尊重他。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能博得同事如此普遍的尊重，主要靠他的三大品质：第一，他知道自己的短处，故待人亦异常宽容；第二，他是彻底的自由主义，不是从报纸上看来的那种，而是浸透在他血液里的自由主义，他以这种态度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人而不论其头衔大小、地位高低；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他对职务上的事兴趣不大，从不过分热心，也就从不犯错误。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抵达职所后，由门房恭敬地陪着，手提公文包走进他自己的小办公室，穿上制服后，再来到机关办公室。录事和职员们全都站起来，高兴而恭敬地向他鞠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像平时那样匆匆走向自己的座位，跟委员们一一握手，坐了下来。他很得体地说了两句笑话，就开始办公。谁都不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那样善于掌握随便、简单和公事公办之间的分寸，这种分寸是保持办公愉快氛围所需要的。一位秘书拿着公文，像机关里所有的人那样高兴而恭敬地走过来，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所提倡的自由主义亲昵语调说：

“我们搞到一份奔萨省府的报告。您是否要……”

“终于拿到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用手指按住一份公文说，“那么，先生们……”于是办公开始了。

“他们可知道，”他想，一面郑重其事地低下头听着报告，“半小时前他们的主任就像做了错事的小孩子！”别人念报告时，他的眼睛始终是笑眯眯的。办公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然后是休息和午餐。

两点钟不到，议事厅的玻璃门忽然打开，有个人走进来。委员们很高兴有了轻松一下的机会，纷纷从沙皇肖像和守法镜[9]下面朝门口转过头去，但是门边的守卫立刻把那人赶了出去，随后又把玻璃门关上了。

公文念完之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为了顺应自由主义时尚，他在机关办公室里拿起一根香烟，然后向他的主任室走去。他的两位同事，老官吏尼基京和低级侍从官格里涅维奇，也随他一起走出来。

“我们午饭后还来得及办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当然来得及！”尼基京说。

“那个福明真是大滑头。”格里涅维奇提到他们所审查案件的一位当事人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见此话皱了皱眉，示意不应该过早下判断，但是没有回答格里涅维奇。

“刚才进来的那人是谁？”他问门卫。

“大人，一个人趁我转身的工夫溜进来，说是要见您。我告诉他，等委员们出来的时候……”

“他在哪儿？”

“大概到门厅去了，刚才一直在这儿走来走去。瞧，就是他。”门卫指着一个身板壮实、宽肩膀、拳胡须的人说。只见那人还戴着一顶羊皮帽，正以轻快的步子踏着磨损的石阶跑上来。下台阶的人中有个提公事包的瘦官员停了下来，不以为然地望望跑上台阶的那人的一双脚，又询问似地瞥了奥勃朗斯基一眼。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站在台阶上面。他的脸衬着制服的绣金领子显得和蔼而有精神，当他认出闯进门的那个人是谁时，他更加容光焕发了。

“果然不错！列文，你到底来了！”他带着友好而嘲弄的微笑打量迎面走来的列文。“怎么屈驾到这穷窝里来找我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嫌握手还不够，又吻了吻朋友。“来好久了吗？”

“刚到，我很想见你。”列文答道，腼腆而又有些气恼不安地望望四周。

“走，上我办公室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了解他朋友的腼腆是由于自尊心强和容易激怒，便拉住列文的手，仿佛领他通过危险区，把他带走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几乎对所有的熟人都以“你”相称，无论是六旬老翁、二十岁的青年、演员、部长、商人还是侍从将官都一视同仁，这样一来，在社会的最高层和最底层都有许多跟他相称尔汝的朋友，这些人一旦得知是奥勃朗斯基使他们也有某种共同之处，一定会惊讶莫名。凡是跟他喝过香槟的人，他都称“你”，而他又是跟什么人都可以一起喝香槟的，所以，万一要当着下级的面会晤他那些厚脸皮的“你”们（他这样戏称他的许多朋友），凭着他特有的机灵，他懂得怎样淡化在下级心目中留下的不快印象。列文不是厚脸皮的“你”，但是奥勃朗斯基也机灵地感到，列文一定认为他当着下级的面不愿流露他俩的亲密关系，所以连忙把他带到他的小办公室来了。

列文和奥勃朗斯基年龄相若，但不是只跟他喝香槟酒的那种“你”。列文是他少年时代的伙伴和朋友。他俩性格、爱好虽然不同，却像一对从小就要好的朋友那样互相喜爱。不过，尽管这样，他们也像选择了不同行业的人所常有的那样，彼此谈论起来固然也肯定对方的职业，其实他们心里是互相瞧不起的。他们各自觉得，唯有自己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而对方却在想入非非。奥勃朗斯基见到列文时，禁不住露出嘲弄的微笑。他曾多次见列文从乡下来到莫斯科，列文在乡下做事，但究竟何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向来不甚了了，也不感兴趣。列文每次来莫斯科都是情绪激动，行色匆匆，还有点不好意思，他为这不好意思感到恼火，而且大抵还要带来某种出人意料的崭新的观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既嘲笑他也喜欢他这一点。同样，列文打心眼里鄙视朋友的都市生活方式，还有他那些鸡毛蒜皮的公务，并讥笑这一切。所不同者，奥勃朗斯基在做一般人都做的事情，所以他嘲笑人时显得平心静气而有自信，而列文的讥笑则显得自信心不足，有时还是气呼呼的。

“我们早就盼望你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后，松开了列文的手，仿佛表示在这里危险已经过去。“见到你非常、非常高兴，”他接着说，“你怎么样？好吗？什么时候到的？”

列文没有回答，他不时望望奥勃朗斯基两位同事的陌生面孔，尤其是温文尔雅的格里涅维奇的那只手，手指又白又长，黄色的长指甲尖端朝里弯曲，还有衬衫上那些闪闪发光的大纽扣，而那双手似乎已吸引了列文全副的注意力，弄得他不能自由地思想了。奥勃朗斯基马上觉察到这一点，笑了笑。

“噢，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说，“我的同事：菲利普·伊万内奇·尼基京，米哈伊尔·斯坦尼斯拉维奇·格里涅维奇，”然后转向列文：“地方自治局代表，新派地方自治人士，一手能举五普特[10]重的体操运动员，畜牧专家，猎手，我的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的兄弟。”

“幸会。”那个小老头说。

“我有幸认识令兄谢尔盖·伊万内奇。”格里涅维奇说，伸出他那留着长指甲的纤细的手。

列文皱起眉头，冷淡地握握他的手，马上向奥勃朗斯基转过身去。虽然他很敬重他的同母异父兄长，那位全俄知名的作家，但是现在，当别人只把他看成是著名的科兹内舍夫的兄弟，而不是康斯坦丁·列文时，他简直不能忍受。

“不，我已经不是地方自治局代表，我跟他们吵翻了，再也不去参加地方自治局代表会议了。”他对奥勃朗斯基说。

“这么快？”奥勃朗斯基微笑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

“说来话长。以后我再告诉你，”列文说，可是他马上开始讲起来。“简单地说，我确信没有任何地方自治活动，也不可能有，”他开始说话的样子，就像刚才有人欺侮了他，“一方面，那是个玩具，他们玩弄议会那一套，而我既不算小也不够老，不想耍弄这些玩具。另，另一方面（他口吃了一下），这是县里的一伙人捞取钱财的工具。过去有监护机构、法院，现在有地方自治局，它们不是以受贿的形式，而是通过白拿薪水来捞钱。”他说得激昂慷慨，好像在座的人有谁会对他的意见提出异议。

“嘿！我看你又跨入了新阶段，保守主义的新阶段，”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不过这个以后再谈吧。”

“好吧，以后再谈。不过我有事找你。”列文说，憎恶地盯着格里涅维奇的那只手。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难以觉察地微微一笑。

“你不是说过，再也不穿西装了吗？”他说，一面打量着列文那身显然是法国裁缝做的新衣服。“原来如此！我看这也是新阶段。”

列文刷地涨红了脸，不是像成年人那样微微地、不自觉地脸红，而是像小男孩那样，觉得自己腼腆得可笑，结果越加害臊和脸红，简直要哭出来了。看着这张聪明而刚毅的脸变得如此孩子气，真有些奇怪，所以奥勃朗斯基不再朝他看了。

“我们在哪儿见面呢？我非常、非常需要跟你谈谈。”列文说。

奥勃朗斯基像是考虑了一下，说：

“这样吧，我们上古林去吃午饭，就在那里谈谈。三点钟以前我有空。”

“不必了，”列文想了想说，“我还得到别处去一趟。”

“也好，那就一起吃晚饭吧。”

“吃晚饭？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要三言两语问一下，以后再细谈。”

“那么现在先说说三言两语，晚饭的时候再详谈。”

“三言两语是这样的，”列文说，“不过，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列文在努力克服他的腼腆，所以脸上忽然又出现了恼火的表情。

“谢尔巴茨基一家都在做什么？一切还照旧吗？”他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早就知道列文爱上了他的小姨子吉提，他微微一笑，眼睛里露出愉快的神色。

“你说了三言两语，可是我无法用三言两语答复你，因为……对不起，稍等一下……”

秘书走了进来，一副亲昵而恭敬的样子，他像所有的秘书一样，谦逊地意识到自己在办公务方面比首长懂行，拿着文件走到奥勃朗斯基跟前，装作请示的样子，开始解释某个棘手的问题。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等他说完，就温和地把手按在他的袖口上。

“不，您就照我说过的办，”他说，一面用微笑缓和一下他的语气，随后简短地表明了他的看法，就把文件推开了。“请您照此办理，就这样吧，扎哈尔·尼基季奇。”

秘书很尴尬地走了。列文在秘书说事的时候已经完全克服了腼腆。他站在那里，把胳膊肘撑在椅背上，脸上带着专注的、讥讽的表情。

“我真不懂，不懂。”他说。

“你不懂什么？”奥勃朗斯基说，仍然愉快地笑着，拿起一支香烟，等列文说出什么乖谬的话来。

“我不懂你在干什么，”列文耸耸肩膀说，“你怎么能一本正经地干这个？”

“为什么不能？”

“因为无事可做。”

“这是你的想法，我们可忙得不可开交呢。”

“埋头案牍。是呀，你有这方面的才干。”列文说。

“也就是说，你认为我还缺点什么？”

“也许是的，”列文说，“不过我还是欣赏你的气派，为我的朋友是如此伟大的人物而感到骄傲。不过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说完后，竭力直视着奥勃朗斯基的眼睛。

“哦，好了，好了。等着瞧吧，你也会到这一步的。你在卡拉津县有三千俄亩[11]土地，这该多好。你这么肌肉发达，你容光焕发得像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可是你也肯定会落到我们这一步的。至于你打听的事情，告诉你：情况没有变化，只可惜你好久都没来了。”

“怎么了？”列文惊恐地问道。

“没什么，”奥勃朗斯基说，“这事我们再谈吧。你这次来究竟为了什么事？”

“唉，这个也以后再谈吧。”列文说，他的脸又红到了耳根。

“那好吧。我明白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瞧，本来我想叫你上我家去，可是妻子身体不大好。我看这样吧，你若是想见他们，这会儿他们大概正在动物园，从四点待到五点。吉提在溜冰。你先坐车去那儿，回头我也去，带你一道找个地方吃晚饭。”

“好极了，那就再见。”

“你可当心，我了解你，你会把说好的事情忘了，要不就突然跑回乡下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大声说。

“决不会的。”

列文走出办公室，到了门口才想起来，他忘了向奥勃朗斯基的两位同事道别。

“看样子，这位先生精力很充沛。”列文出去后，格里涅维奇说。

“是啊，老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摇着头说，“他真是个幸运儿！在卡拉津县有三千俄亩土地，前程远大，而且多么有朝气！可不像我们这班人。”

“怎么您也抱怨起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糟糕啊，糟透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重重地叹了口气说。

六

奥勃朗斯基问列文，他究竟为何事而来，他脸红了，并且为脸红生自己的气。他不好意思对奥勃朗斯基说：“我是来向你小姨子求婚的。”虽然他正是专为此事而来的。

列文和谢尔巴茨基两个家族都是莫斯科古老的贵族世家，两家关系一向亲密。在列文上大学时这种交谊更加深厚了。列文曾与年轻的谢尔巴茨基公爵、即多莉和吉提的哥哥，一起温习功课并同时考进大学。他经常出入谢尔巴茨基家并爱上了这一家人。看似奇怪，可是康斯坦丁·列文确实爱上了这个家庭，爱上了这一家子，特别是这一家的女人们。列文已不记得自己的母亲，他只有一个年长的姐姐，所以，他是在谢尔巴茨基家中，第一次领略到他因父母双亡而失去的那种有教养而待人诚挚的贵族世家的生活氛围。这一家所有的人，尤其是女人们，都让他觉得是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诗意帷幕里。他不但看不到她们有任何缺点，而且在这诗意帷幕的笼罩下，设想她们具有最崇高的情感和绝对完美的品质。为什么这三位小姐要今天说法语，明天说英语？为什么她们在一定的时间轮流弹钢琴，琴声传到楼上她们哥哥的房间时，有两位大学生正在这里做功课？为什么这些教师要到家里来上法国文学、音乐、绘画和舞蹈课？为什么三位小姐要和林农小姐在一定的时间坐马车去特维尔林荫道，还要穿上绸缎面子的外套，多莉穿长的，娜塔莉穿半长的，吉提的外套很短，把她那双匀称的、给红色长袜绷得紧紧的小腿都露在外边？为什么她们要在一个有金色帽徽的仆人的伴随下，在特维尔林荫道上来回漫步？所有这些，还有在她们的神秘世界中发生的许多别的事情，他都弄不明白，但是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美好的，他就沉醉在这种神秘感之中。

列文上大学时差一点爱上大姐多莉，但不久多莉就嫁给了奥勃朗斯基。后来他开始钟情于二姐。他似乎觉得，他应该爱上三姐妹中的一个，只是他弄不清楚究竟该爱哪一个。娜塔莉也是刚进入社交界不久，就嫁给了外交官利沃夫。列文大学毕业时吉提还是个孩子。年轻的谢尔巴茨基投身海军后，在波罗的海淹死了。虽然列文和奥勃朗斯基是朋友，但他与谢尔巴茨基家的关系就此变得疏远了。今年初冬，列文在乡下住了一年之后，再次来到莫斯科。他见到了谢尔巴茨基一家人，这时他终于明白了，三姐妹中他注定要爱的究竟是哪一个。

他这位出身名门、算得上富有的三十二岁男子，如果开口向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求婚，这事看起来最容易不过了，他很可能立即被认为是门当户对的人选。然而，坠入情网的列文觉得，吉提是个十全十美的女子，超过了一切世间之人，而自己则是个卑微的凡夫俗子，简直难以想象，别人和她本人会认为他配得上她。

为了见到吉提，他开始出入交际场合，几乎每天在那里和她照面，他就这样神魂颠倒地在莫斯科过了两个月，忽然断定此事决无成功的可能，就回到乡下去了。

列文确信这件事不可能的理由是，在女方亲属的心目中他配不上迷人的吉提，这样她太不上算，而吉提本人也是不会爱他的。

在亲属们看来，他在上流社会没有熟练、固定的职业及地位；他今年三十二岁，而他的同学们现在有的是上校、侍从武官，有的是教授，有的担任银行、铁路的经理，有的像奥勃朗斯基那样当上了政府机关的头头。而他（他很清楚别人对他的印象）则不过是个地主，只会养养母牛，打打鸻鸟，搞搞建筑，是个没有出息的庸才，按照社会上的看法，他干的尽是些无能之辈所干的事。

神秘而迷人的吉提不会爱上这种其貌不扬（他自认为如此），特别是这种普普通通、毫不出众的人。此外，他觉得，过去他是吉提哥哥的朋友，对她就像大人对待孩子一样，这种关系会成为爱情的又一个障碍。他认为像他这样其貌不扬的老好人，只可以作为朋友来爱，要获得他爱吉提那样的爱情，则必须是个美男子，尤其必须是个不同凡响的人。

他听说女人常常会爱上不漂亮的普通男人，他不相信，因为从他自己来判断，他只爱漂亮、神秘而特别的女人。

他独自在乡下待了两个月后，确信这一次的爱情与少年时代的那两次不同。这一次的感情不给他片刻安宁。一天不解决她是否做他的妻子这个问题，他就无法生活下去。他的绝望只是他自己的想象所致，他没有任何根据断定他的求婚将遭到拒绝。所以，他此次到莫斯科来是下定了决心来求婚的，要是对方答应，他就结婚。要是……他简直不敢设想，如果他遭到拒绝，他将会怎么样。

七

列文乘上午的火车到达莫斯科，在他异父同母的哥哥科兹内舍夫家里落脚。他换好衣服就到书房来见哥哥，想立即告知他此行的目的并征求他的意见，但是书房里有客。哥哥的客人是一位著名的哲学教授，他专程从哈尔科夫赶来，为的是解释一下他俩在某个重大哲学问题上发生的误会。教授在和唯物论者进行激烈的辩论，谢尔盖·科兹内舍夫很关注这场论战，他看了教授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后，写信给他表示不同意见，指责他对唯物论者作了太多的让步。教授立即赶来和他统一看法。他们谈的是一个时髦问题：在人类活动中有没有心理现象和生理现象之间的界线，如果有，它在哪里？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见到弟弟，就像对所有人那样，脸上露出亲切然而冷淡的微笑。他把列文和教授作了介绍，然后继续谈话。脸色蜡黄、额头狭窄、身材矮小、戴着副眼镜的教授略为停了停，向列文道了声好，又接着说下去，不再理会他。列文坐在一旁等教授走，可是不久他也对谈话内容发生了兴趣。

列文曾在杂志上见到过他们所谈的那些论文，而且饶有兴趣地阅读过。作为一名自然学科大学生，他想从中了解他所熟悉的自然科学原理的发展状况。但是，他从来没有把作为动物的人类的起源以及反射作用、生物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科学结论与生和死的意义问题联系起来，而这些问题近来越来越经常地引起他的思考。

从哥哥和教授的谈话中他注意到，他们常常把科学问题与精神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好几次他们几乎要谈到精神问题，可是每当他们接近他认为是最重要的内容时，他们便匆匆避开，重新陷入到繁琐分类、补充说明、暗示和引经据典中去，所以他很难弄懂他们究竟在讨论什么。

“我不能容许，”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以他素有的明确的表达方式和悠扬悦耳的口音说，“我决不能同意凯斯的意见，也认为我对外部世界的概念完全来自印象。我并非通过感觉获得关于存在的最基本概念，因为没有专门的器官来传达这个概念。”

“不错，可是武尔斯特、克瑙斯特，还有普里帕索夫，他们能回答您，说您的存在意识是由全部感觉的总和而来，这种存在意识就是感觉的结果。武尔斯特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倘若没有感觉，也就没有存在的概念。”

“我的意见相反。”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开始说。这时列文再次感到，他们在接触到核心问题时又开始离题了，于是决定向教授提一个问题。

“如此说来，倘若我的感觉消灭了，倘若我的躯体死亡了，就不可能有存在了吗？”

教授被人打断了话头似乎有些恼火，扫兴地望望这位奇怪的提问者，见他不像是搞哲学的，倒更像是个纤夫，便转眼望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仿佛在问他：叫我可怎么说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决不像教授那样偏激，而是有分寸地既回答教授的话，也考虑列文提问中那朴实自然的想法。他笑笑说：

“这个问题我们还无权回答……”

“我们没有资料，”教授证实道，接着又阐述他上面提到的论据，“不，我要指出一点，既然如普里帕索夫直接说的，印象是感觉的基础，那么我们就要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

列文不再听下去，只等教授赶快走。

八

教授走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弟弟说：

“你来了我很高兴。能待久吗？农场怎么样？”

列文知道哥哥对农场兴趣不大，只不过顺便问一句，所以他也只说了说卖麦子和钱财上的事。

列文原想把结婚的打算告诉哥哥，并听听他的意见，他甚至下定了决心就这么做。可是当他见到哥哥，听了他同教授的谈话，又听到他不自觉地用保护人的口气询问农场的情况（母亲留给他俩的地产没有分家，都由列文掌管）时，不知为什么，他觉得结婚的事难以向哥哥启齿。他感到哥哥对此事的看法不会符合自己的初衷。

“你们的地方自治局怎么样，情况如何？”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道，他对地方自治局很感兴趣，认为它意义重大。

“噢，其实，我也不清楚……”

“怎么？你不是执行委员吗？”

“不，现在不是了，我退出了，”列文答道，“再也不去开会了。”

“多可惜！”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起眉头说。

为了替自己辩解，列文开始讲述县地方自治代表会议上发生的情况。

“事情总是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断他说，“我们俄国人永远是这样。或许这是我们的优点——能看到自己的缺点，但是往往做过了头，专以冷嘲热讽为乐，张口就是挖苦。我只告诉你，要是把我们这样的地方自治权赋予别的欧洲民族，譬如德国人和英国人，他们就能从中培养出自由来，而我们却只会挖苦嘲笑。”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列文歉疚地说，“这是我最后的尝试。我真心实意地试过了。我不行。我没有能力。”

“不是你没有能力，”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不对头。”

“也许吧。”列文沮丧地说。

“噢，你可知道，尼古拉弟弟又到这儿来了。”

尼古拉是康斯坦丁·列文的亲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又一个异父同母的弟弟。此人已经完全堕落，他把自己的财产挥霍殆尽，成天在荒唐污秽的圈子里鬼混，跟两个兄弟都吵翻了。

“你说什么？”列文惊惧地叫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普罗科菲在街上见到过他。”

“在这里，在莫斯科吗？现在他在哪儿？你知道吗？”列文从桌边站起来，好像马上就要走。

“我不该把这事告诉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看见小弟弟不安的样子，他不住地摇头。“我派人打听到他的住处，把借据送还给他，向那个特鲁宾如数付了钱。这是他给我的回信。”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从吸墨器下面抽出一张字条，递给弟弟。

列文看见纸条上几行怪异而亲切的笔迹这样写道：“恳请别来打扰我。这是我对两位贤兄弟的唯一要求。尼古拉·列文。”

列文看了这几行字，仍然低着头，两手拿着纸条站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面前。他在作思想斗争，他想现在就忘掉这个不幸的哥哥，又意识到这样做很不好。

“他显然是想侮辱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但是他侮辱不了我。本来我很想帮助他，现在我知道这是办不到的。”

“是的，是的，”列文连连说，“我理解你也佩服你这样对待他，不过我还得去找他。”

“你实在想去就去一趟，但我还是劝你别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至于涉及我，我倒不用担心，他不可能挑唆你和我吵架。为你着想，劝你还是不去为好。他这个忙是帮不上的。但话又说回来，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也许是帮不了他，但我觉得，特别是眼下这种时候，哦，这是另外一码事……总之我觉得，我于心不安。”

“这我就不懂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不过我明白一点，”他又补充道，“要学会克制自己。自从尼古拉弟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开始用不同的眼光，比较宽容地看待所谓卑鄙了……你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

“唉，这真可怕，可怕！”列文连连说。

列文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仆人打听到尼古拉的地址，准备马上去见他，但考虑了一下，决定等到下午再去。为了使心情平静下来，首先要解决他为之来到莫斯科的那件事。列文从哥哥家来到奥勃朗斯基的机关，在这里打听到谢尔巴茨基一家的情况，然后根据别人的指点，坐马车前往他可能见到吉提的地方。

九

下午四点，列文在动物园门口下了马车，感到心跳得厉害。他顺着小路向小山边的溜冰场走去，知道在那里准能找到她，因为他看见入口处停着谢尔巴茨基家的马车。

天气晴冷。溜冰场门口停放着一排排轿式马车、雪橇、载客马车，还站着不少宪兵。在进口处，在打扫干净的小道上，在雕花屋脊的俄式小木屋之间，处处都是穿戴整洁的人群，礼帽在明丽的阳光下闪闪发亮。花园里密匝匝的老白桦树被雪压弯了枝条，仿佛穿着节日的新装。

他顺着甬道走向溜冰场，一面自言自语道：“不能激动，要镇静。”“你说什么？你怎么了？住嘴，蠢东西！”他甚至这样对自己的心灵说话。他越是想镇静，越是紧张得透不过气来。一位熟人迎面而过，叫了他一声，他也没认出来是谁。快走到小山时，传来了升降小雪橇的铁链的铿锵声，雪橇滑行的刷刷声和一阵阵的欢声笑语。他又走了几步，溜冰场就展现在面前，他立刻在溜冰的人群中认出了她。

他看见她就在这里，感到既高兴又害怕。她站在溜冰场的那一头，在跟一位太太说话。她的衣着和姿态并无特别显眼之处，但列文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她，好像在荨麻丛中看见一朵玫瑰花似的。一切都因她而大放光彩。她是给四周充满欢愉的微笑。“难道我能走到冰上去，到她跟前去吗？”他想。她站立的那个地方，他觉得是无法到达的圣地，他害怕起来，差一点回头走掉。他得控制自己，冷静地想一想，既然她身边什么样的人都有，他当然也可以到那边去溜冰。他走上了溜冰场，却不敢老盯着她，就像不能长时间地望着太阳，但即使不望她也能像看见阳光一样看到她。

每星期的这一天，在这个时间聚集到溜冰场来的，都是同一个社交圈子里的人，大家彼此相识。其中有喜欢当众出出风头的溜冰好手，有胆怯而笨拙地扶着椅子练习的初学者，有小孩子，也有为健身而溜冰的老人。列文觉得这些人都是难得的幸运儿，能在这里待在她的左右。这些溜冰者显然都很随便地和她相互追逐，甚至跟她说说话，全然不受她的影响而尽情地自得其乐，享受这美妙的冰面和晴朗的天气。

吉提的堂弟尼古拉·谢尔巴茨基坐在长凳上。他穿着短上衣和紧身裤，脚上穿着溜冰鞋，看见列文便朝他喊起来：

“喂，俄国最棒的溜冰好手！来了好久了吗？冰场挺不错的，快穿上冰鞋吧！”

“我连冰鞋也没有。”列文回答，在她面前竟这么大胆放肆地说话，连他本人都感到惊讶。他眼睛不望她，却丝毫没有让她离开过视线。他感到太阳在向他接近。她正滑到转弯处，穿着长筒冰鞋的瘦小的双脚踩在冰面上，小心翼翼地朝他这边滑过来。一个穿俄式衣衫的男孩子，把身体俯向冰面，拼命摆动着双臂要超过她。她滑得不太平稳，把手从吊在带子上的皮手筒里抽了出来，随时防备摔倒。这时她看见了列文，认出了他，向他微笑，也笑自己这么害怕跌跤。她完成了转弯动作，富有弹性的小腿在冰面上一蹬，照直滑到堂弟面前，一把抓住了他，笑着向列文点点头。她的美丽超过了他的想象。每当他想念她时，他能生动地想象出她的全貌，尤其是那长着淡黄秀发的可爱的脑袋，在匀称的少女肩上左顾右盼，让人感到一种孩子般的清纯。天真的脸部表情加上优美的体态，使她具有特殊的魅力，这一点他清楚地记得。而每每令人意外惊喜的，是她那温柔、安详而诚实的眼神。特别是她的微笑，总是把列文带进奇幻的世界，令他如醉如痴，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难得的美妙时光。

“您来这儿好久了吗？”她向他伸出手说，“多谢。”她又说，这时他捡起了从她手筒里掉下来的手帕。

“我吗？不久前，我是昨天……噢，是今天……才到的，”列文答道，由于激动他没有马上听懂她的问话。“我本想上您家里去，”说到这里他立即想起了来找她的意图，心里一慌，脸就红了。“我不知道您爱溜冰，还溜得这么好。”

她凝视了他一会，似乎想弄明白他为何发窘。

“难得您的夸奖。这里一直传说您是位溜冰好手。”她说，一面用戴着黑手套的小手拂去手筒上的霜花。

“是的，我过去对溜冰很热衷，想达到尽善尽美的水平。”

“好像您做什么事情都很热衷，”她微笑着说，“我很想看看您溜冰。穿上冰鞋，我们一起溜吧。”

“跟她一起溜冰？难道这可能吗？”列文望着她心里想。

“我这就去穿。”他说。

列文去穿溜冰鞋。

“先生，您好久没上我们这儿来了，”溜冰场工人对列文说，一面托着他的腿，帮他旋紧冰鞋的后跟。“您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好手了。看这样行吗？”工人抽紧冰鞋上的皮带，问道。

“行，行，请您快一点，”列文说，勉强克制着脸上憋不住的幸福笑容。他想：“是啊，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幸福！她说了：让我们一起溜冰吧。现在就对她说吗？我害怕，因为现在我是幸福的，哪怕只是怀着幸福的希望也好……那么以后呢？……应该说！应该，应该！胆怯什么！”

列文站起来，脱去外套，在小屋旁边粗糙的冰面上助跑了一段，就驰到光滑的冰场上。他溜起来毫不费力，随心所欲地忽快忽慢和改变方向。他溜到她跟前时心里还在发虚，但她的微笑又使他放心了。

她向他伸出一只手，他们并肩溜了起来，随着速度的加快，她把他的手握得越来越紧。

“和您一起我能学得快些，不知怎的，我很信赖您。”她对他说。

“您信赖我，也使我对自己有了信心。”这话一出口他就吓坏了，脸也涨得通红。果然，他刚说完这句话，她脸上的亲切表情顿时完全消失，仿佛乌云遮住了太阳。这时列文看到了他所熟悉的脸部变化：当她思考问题时，光洁的额头上就出现一道皱纹。

“您没有不高兴的事吧？不过，我也无权过问。”他急忙说。

“为什么？……不，我没有任何不高兴的事，”她冷淡地答道，马上又说，“您没有去看林农小姐吗？”

“还没有。”

“去见见她吧，她那么喜欢您。”

“这是怎么了？我得罪她了。上帝啊，帮助我！”列文这样想，就向坐在长凳上的一位鬈发灰白的法国老妇溜过去。而她像遇见老朋友那样向他微笑，露出了一口假牙。

“是啊，我们有的长大了，”她用眼睛示意吉提，对他说，“有的变老了。小熊[12]长成大熊了！”法国女人笑着继续说，向列文提起了他曾把三位小姐比作英国童话里三只熊的那个笑话。“还记得吗，这是您说的？”

他全然不记得这件事了，而她十年来却常常为了这个笑话发笑，觉得很有意思。

“好了，去吧，去溜冰吧。我们的吉提已经溜得挺好了，不是吗？”

列文又回到吉提身边时，她的脸色已不再严肃，目光又变得诚挚可亲，但是列文觉得，在她的亲切态度中有一种故作镇静的特别的神情。他感到有些怅然。

吉提谈了谈她年老的女家庭教师的种种怪癖，然后询问列文的生活情况。

“冬天您待在乡下难道不寂寞吗？”她问。

“不，不寂寞。我很忙。”他说。他感到她在迫使他适应这种平静的调子，而他又像初冬时那样，无法从这种调子中挣脱出来。

“您这次来能多住些日子吗？”吉提问他。

“我不知道。”他心不在焉地回答。这时他有了一个想法：如果他屈服于她这种平静友好的调子，他又将一事无成地回到乡下去。他愤然地下定了决心。

“您怎么会不知道呢？”

“不知道。这要取决于您。”他这样说，立刻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

不知是没有听见他的话，还是不愿意听，她像要绊倒似的，用脚在冰上磕了两下，连忙从他身边溜开了。她溜到林农小姐那里，对她说了几句话就到女士们脱冰鞋的小屋里去了。

“天哪，我干的好事！我的上帝！帮帮我，教教我吧！”列文说，他祈祷着，这时他忽然想做一个猛烈的动作，就在冰场上疾驰起来，划出了一道道的圆圈。

这时候，一个溜冰娴熟的年轻人，嘴里叼着香烟从咖啡室走出来。他穿着冰鞋直接跑向台阶，从上面急滑而下，冰鞋在阶梯上不住地颠跳，碰出咚咚的响音。他飞驰而下时甚至没有改变双臂的自由姿势，接着就在冰场上溜起来。

“嗬，这可是新玩意儿！”列文立即跑上台阶去试试这个新玩意儿。

“当心摔着，您没练习过！”尼古拉·谢尔巴茨基向他喊道。

列文站到台阶上，从那里猛跑几步疾驰而下，双臂不习惯地尽力保持着平衡。滑到最后一级时他绊了一下，一只手几乎触到了冰面，他马上使劲稳住身体，笑着向前滑去。

“好样的，亲爱的，”吉提心想，这时她和林农小姐从小屋里走出来，带着平静的亲昵的微笑望着他，就像望着一位可爱的兄长。“莫非我有什么过错？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吗？别人说我卖弄风情。我知道他不是我的所爱，可是跟他在一起我仍然很愉快，他人又这样好。但是，他为什么说那种话呢？……”她在想。

列文由于急速的运动脸涨得通红，这时他看见吉提要走，她母亲正到台阶上来接她，就停止了溜冰，沉吟起来。他脱下了冰鞋，在动物园门口赶上了母女俩。

“很高兴见到您，”公爵夫人说，“和往常一样，我们每逢星期四接待客人。”

“也就是今天？”

“很高兴在舍下见到您。”公爵夫人冷冷地说。

这种语气令吉提感到不快，她忍不住想缓和一下母亲的冷淡态度，就转过头来微笑着说：

“再见吧。”

这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斜戴着礼帽，目光炯炯、容光焕发地走进动物园来，就像个喜气洋洋的胜利者。他走到岳母跟前，脸上露出忧愁和负疚的神情，回答了她关于多莉健康状况的几个问题。他沮丧地和岳母低语了一会，就挺起胸膛，挽住列文的胳膊。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走？”他问，“我一直在想你的事，真高兴你来了。”他意味深长地望着他的眼睛说。

“我们走，我们走。”列文说。他感到幸福，耳边一直回响着那声“再见”，眼前浮现出说这句话时的笑容。

“上‘英吉利’饭店，还是‘埃尔米塔日’饭店？”

“我无所谓。”

“那就到‘英吉利’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选择“英吉利”是因为他在那边比在“埃尔米塔日”欠的账多些，觉得不去不大好。“你有马车吗？太好了，我的车打发回去了。”

两个朋友一路无话。列文在琢磨吉提脸上表情的变化是什么意思。他忽而觉得大有希望，忽而又灰心丧气，明白自己的指望是不理智的，但他又感到自己完全变了样，跟看见那嫣然一笑、听见那声“再见”之前判若两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路上在考虑晚餐的菜谱。

“你不是爱吃比目鱼吗？”车到饭店时，他对列文说。

“什么？”列文反问道，“比目鱼？对，比目鱼我喜欢极了。”

十

列文跟着奥勃朗斯基走进饭店，注意到他的脸上乃至全身都有一种特别的神气，像是喜滋滋按捺不住的样子。奥勃朗斯基脱下外套，歪戴着礼帽走进餐厅，向几个身穿燕尾服、手拿餐巾围着他打转的鞑靼人吩咐些什么。像在别处一样，这里也有熟人欢迎他。他不住地左右点头，走到小吃柜台边，就着鱼肉喝了杯伏特加酒。柜台后面坐着个满头鬈发、浓妆艳抹的法国女人，衣服上扎着许多带子，镶着许多花边，他对她说了几句什么话，逗得她开心地笑了。这个法国女人使列文恼火。看样子，她整个儿是用别人的头发加上米粉调的香粉和化妆用的醋做成的。就为这个，他连伏特加也没喝，像避开脏地方那样，连忙从她那里走开了。他的整个心灵都充满了对吉提的回忆，眼睛里流露出得意和幸福的微笑。

“大人，您这边请，这里没有人打扰，大人，”花白头发的老鞑靼人特别殷勤地说。由于盆骨宽大，燕尾服的后襟在他臀部上面就分岔了。“请吧，大人。”他对列文说。为了表示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尊敬，他也殷勤招待他的客人。

一转眼工夫，鞑靼人在青铜烛吊架下面那张已经铺有台布的圆桌上又加了一块台布。他推过来几张丝绒面子的椅子，拿着餐巾和菜单站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面前，等候他吩咐。

“大人，您想要单间的话，马上就有空，戈利岑公爵和一位夫人已经用完。新鲜的牡蛎到货了。”

“啊，牡蛎。”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考虑。

“要不要改变计划，列文？”他的手指停在菜单上，脸上露出煞有介事的犹豫神色。

“牡蛎是新鲜的吗？你可得仔细了！”

“是弗伦斯堡[13]的牡蛎，大人，没有奥斯坦德[14]的。”

“弗伦斯堡的也罢，新鲜吗？”

“昨天刚到的货。”

“那么，就先来牡蛎，干脆把整个计划都改了吧？你看呢？”

“我随便。最好给我来点菜汤和粥，可是这里没有。”

“您想要俄式粥吗？”鞑靼人像保姆俯在小孩身上那样问列文。

“不，说正经的，你点的就好。我刚溜过冰，有点饿了，”他发现奥勃朗斯基脸色有些不快，就补充道，“别以为我不喜欢你点的菜。我很乐意好好吃一顿。”

“可不是！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种生活乐趣，”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那么，伙计，你就上二十个，不够，上三十个牡蛎，再来个蔬菜汤吧……”

“新鲜菜。”鞑靼人跟着用法语说。可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显然不想让他卖弄法语菜名。

“蔬菜汤，你知道吗？然后就上浓汁比目鱼，然后是……干炸牛里脊，注意，要好的。再来个阉鸡怎么样？还要些罐头水果。”

鞑靼人想起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按法国菜单点菜的习惯，就不再跟着他一一核对菜名，而是把全部点好的菜最后用法语照单再念一遍。接着，他像从弹簧上蹦起来似的，飞快地把这份菜单放下，又抓过一张酒单，呈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面前。

“喝什么酒呢？”

“随你的便，我只能喝一点儿，就来香槟吧。”列文说。

“怎么？开始就喝香槟？不过，也许你是对的。你喜欢白商标的吗？”

“白商标。”鞑靼人跟着说。

“先上这种酒和牡蛎，其余的再说。”

“遵命。葡萄酒您要哪一种？”

“上点纽伊葡萄酒。不，最好还是老牌沙勃利白葡萄酒。”

“遵命。再来点您爱吃的干酪？”

“好的，帕尔马干酪。你喜欢另外一种吗？”

“不，我都行。”列文说。他脸上忍不住又露出了微笑。

鞑靼人摆动着燕尾服后襟飞快地走了。五分钟后他又奔了进来，托着一盘贝壳张开的牡蛎，手指间夹着一瓶酒。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浆过的餐巾揉揉软，巾角塞在背心里，把手摆得舒服些，就开始吃牡蛎。

“味道不错，”他用银餐叉把滑腻的牡蛎肉从贝壳里挖出来，一个接一个吞下去。“味道不错。”他又说，那双湿润发亮的眼睛看看列文，又看看鞑靼人。

列文也吃牡蛎，不过他更喜欢白面包夹干酪。他在欣赏奥勃朗斯基的吃相。就连那个鞑靼人也一面开瓶塞，把冒着泡的香槟酒倒进细长的高脚杯，一面带着得意的微笑理理他的白领结，不时望一眼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你不大爱吃牡蛎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边喝酒边说，“要不，你就有什么顾虑，啊？”

他想让列文高兴些。列文也不是不高兴，只是感到不自在。以他此时的心情，坐在这家饭店里，前后都有人陪女士在包间吃喝，周围一片嘈杂和忙乱，使他觉得又难受又尴尬。这个尽是青铜器皿、镜子、汽灯和鞑靼人的环境使他十分恼火。他唯恐洋溢在他心头的那一团情愫被玷污了。

“我吗？是的，我有顾虑，而且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不自在，”他说，“你想象不出，我这个乡下人对这些东西多么不习惯，就像看到你机关里那位先生的手指甲……”

“是的，我看见可怜的格里涅维奇的指甲使你很感兴趣。”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说。

“我受不了，”列文说，“你尽量设身处地从我的角度，一个乡下人的立场想一想。我们在乡下总是尽量让双手干活方便些，所以把指甲剪短，有时还捋起袖子。可是这里的人故意留指甲，尽量留得长长的，袖子上的纽扣也大得像个小碟子，结果一双手什么事也不能做。”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愉快地微笑着。

“对，这就是标志，表示此人不需要干粗活。他是劳心的人……”

“也许吧。不过我还是不习惯，就像现在吧，我们乡下人要快些吃饱肚子，好去干自己的活，可是我们俩却在尽量磨蹭着不让肚子饱，所以就来吃牡蛎……”

“理当如此，”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接着说，“这正是文明的目的所在：从各种事情中获得乐趣。”

“如果是这样的目的，我宁可做个野蛮人。”

“你够野蛮的了。你们列文家的人都野蛮。”

列文叹了口气。他想起了尼古拉哥哥，感到羞愧和痛苦，不禁皱起了眉头。但是奥勃朗斯基又谈起别的话题，打断了他的思路。

“今晚你上我们那边去，也就是上谢尔巴茨基家去，怎么样？”他说，一面推开吃光了肉的粗糙的空贝壳，拿过干酪，闪闪的目光意味深长。

“好，我一定去，”列文回答，“虽然我觉得，公爵夫人叫我去有些勉强。”

“瞧你说的！胡扯！她那是搭架子……喂，伙计，上汤吧！……这是她贵妇人的架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我也去，不过我得上巴宁伯爵夫人家去排练合唱。你还不算野蛮吗？你忽然从莫斯科消失了，又作何解释呢？谢尔巴茨基家人不断向我打听你的消息，好像我一定知道似的。而我只知道一点：你总是做别人都不做的事。”

“是啊，”列文拖长声音激动地说，“你说得对，我野蛮。不过，我的野蛮不在于上次我走了，而在于这次我来了。现在我来……”

“哦，你真是幸运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望着列文的眼睛，接过来说。

“怎么样？”

“看烙印知道哪一匹是烈马，看眼睛知道小伙子爱上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背诵了两句诗，“你前程远大啊。”

“难道你日暮途穷了？”

“不，虽说不至于日暮途穷，可是未来是属于你的，而我却只拥有现在，还弄得乱糟糟的。”

“是怎么回事呀？”

“情况不妙。我不想谈自己的事，有些事情也解释不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究竟为了什么事到莫斯科来？……喂，收拾一下！”他叫鞑靼人。

“你猜到一点了？”列文说道，他那目光深邃的眼睛一直盯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猜到一点，但这件事不能由我先开口。就凭这一点你能看出我猜得对不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含蓄的微笑望着列文说。

“你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列文声音发颤地说，他感到脸上的肌肉都在哆嗦。“你对这事有什么看法？”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慢慢喝干杯子里的沙勃利葡萄酒，眼睛一直望着列文。

“我吗？”他说，“这符合我最好的愿望，最好的。倘能如此，再好不过。”

“你不会搞错吧？你知道我们在谈什么事吗？”列文两眼死死盯住对方说，“你认为这有可能吗？”

“我想有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

“不，你仔细想想，这是可能的吗？不，你把你的想法全都告诉我！如果，如果我遭到拒绝呢？……我甚至确信……”

“为什么你要这样想？”见他如此激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

“有时我有这种感觉。这对我对她都太可怕了。”

“至少对姑娘来说，这没有什么可怕。求婚会使任何一位姑娘感到骄傲。”

“是的，任何一位姑娘，但不是她。”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微一笑。他很了解列文这种感情。现在对他来说，天下的姑娘分为两类，一类是除她以外的所有姑娘，她们具有一切人类弱点，是极其平凡的姑娘；另一类只有她一个人，没有任何弱点，胜过人间一切。

“等一下，你加点酱油。”他止住列文推开酱油瓶的手说。

列文顺从地倒了点酱油，但他不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吃菜。

“不，你等等，等等，”他说，“你要明白，这对我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从未和任何人谈过这件事。除了你，我谁也不能说。虽然你我在各方面是完全不同的人，爱好、见解等等一切，毫无共同之处，但是我知道你喜欢我也理解我，所以我也非常喜欢你。看在上帝分上，你就对我开诚布公吧。”

“我是在和你谈我的想法，”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我还要告诉你：我妻子是个非凡的女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起了和妻子的关系，叹了口气。他沉默了一会，继续说：“她有预见的天赋。她能洞察人，这还不算，她能未卜先知，特别是在婚姻方面。例如，她预言沙霍夫斯卡娅会嫁给布连捷林，当时谁也不相信，结果应验了。她也是支持你的。”

“此话怎讲？”

“就是说，她不只是喜欢你，她还说吉提一定会做你的妻子。”

一听此言，列文顿时眉开眼笑，几乎要流出感动的泪水。

“这是她说的！”列文喊了起来，“我一向就说，你妻子她是大好人。这就够了，这件事不需要再说了。”他说着就站起来。

“好吧，可是你坐下。”

列文哪里坐得住。他迈着坚定的步子在斗室里走了两圈，眨了几下眼睛，以免别人看见他的泪水，然后又坐到桌边来。

“你明白吗，这不是一般的爱情。我曾经爱过，这回可不一样。不是内心的情感，而是某种外部力量控制了我。上次我走了，因为我肯定事情没有希望，你明白吗，这是世间不可能有的幸福。但是，经过了一番自我斗争我又看到，得不到这种幸福就无法活下去。所以必须下决心……”

“上次你为什么要离开呢？”

“嘿，等等！嘿，我有多少想法啊！有多少事要问你啊！你听我说。你无法想象，你刚才说的话帮了我多大忙。我太幸福了，甚至都变得卑劣了。我忘记了一切……我今天才知道尼古拉哥哥……你晓得吧，他也在这里……我连他都忘记了。现在我觉得连他也是幸福的。这简直是发疯。但有一点很可怕……你是结了婚的人，懂得这种感情……可怕的是，我们都已年岁大了，有过一段往事，不是爱情，而是罪过的往事……而现在我们忽然要亲近一个纯洁无瑕的人，这是可恶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自己实在配不上她。”

“哦，你的罪过并不多。”

“唉，毕竟是有的，”列文说，“毕竟是有的。‘我厌恶地审视我的一生，我战栗，我诅咒，我痛苦地抱怨……’是啊。”

“有什么法子呢，世道如此。”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我喜欢祷告中的这句话：别看我的功劳饶恕我，而凭你的仁慈宽恕我。这使我得到安慰。这样一来，她也只好宽恕我了。”

十一

列文喝完了杯中的酒，两人都沉默了一会。

“还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你认识渥伦斯基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列文。

“不，不认识。你干吗问这个？”

“再来一瓶酒，”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正在斟酒的鞑靼人说。那个鞑靼侍者，客人不叫他的时候，他也在这里不停地转来转去。

“我为什么要认识渥伦斯基？”

“因为这个渥伦斯基是你的情敌之一，所以你必须认识他。”

“渥伦斯基是何许人？”列文问。奥勃朗斯基刚才还在欣赏的列文那张孩子般高兴的脸，忽然变得凶狠难看了。

“渥伦斯基是基里尔·伊万诺维奇·渥伦斯基伯爵的儿子。他是彼得堡纨绔子弟的一个典范。我在特维尔服役时见过他，当时他去那儿招募新兵。他十分富有，人长得漂亮，交游也很广，虽然是个侍从武官，却很可爱，人很好。还不光人好，我在这里听说他既有教养又聪明。这可是个前程远大的人。”

列文眉头紧锁，一言不发。

“你走后不久，他就到这里来了。据我看，他对吉提一往情深。你知道，做母亲的……”

“对不起，我一点也不明白。”列文沉下脸来说。他立刻又想到了尼古拉哥哥，想到自己如此卑劣，竟把哥哥也忘了。

“你别急，别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碰碰他的手说，“我把我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你。再说一遍，我看这件微妙的好事琢磨起来，希望还是在你一边。”

列文往椅背上一靠，脸色苍白。

“不过，我劝你尽快把事情定下来。”奥勃朗斯基一边给他斟满酒一边说。

“不要了，谢谢你，我不能再喝了，”列文推开酒杯说，“我要醉了……那么，你过得怎么样啊？”他问，显然是想换个话题。

“我再说一句：无论如何你要快点解决问题。今天不必说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明天上午你坐车去，堂堂正正去求婚。愿上帝保佑你……”

“你不是总想上我那儿打猎吗？等开春你就来吧。”列文说。

现在他十分后悔自己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这番话。谈什么彼得堡军官的情场竞争，还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种种推测和劝告，这一切都玷污了他心中那一份特别的情感。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微一笑。他理解此时列文心中的感受。

“我会去的，”他说，“唉，老弟，女人好比螺旋桨，把什么都带得团团转。我的情况不好，很不好。也都是因为女人。你坦率跟我讲，”他拿起一支雪茄，一手扶着酒杯，继续说，“你给我出个主意吧。”

“究竟怎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比方说，你结了婚，爱自己的妻子，可是你又迷上了另一个女人……”

“对不起，我怎么也弄不懂这码事，就像……我还是不明白，就好像我现在吃饱了饭，在走过面包房的时候还要偷一块面包。”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比平时更亮了。

“为什么不呢？面包有时候香气诱人，叫你克制不住。

我若战胜世俗的情欲，

这是多么壮美之举；

我的努力一旦失败，

也算尝到了人间乐趣！[15]”

说这段话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脸上露出微妙的笑容。列文也不禁一笑。

“好吧，说正经的，”奥勃朗斯基接着说，“你要明白，女人是可爱、温柔而多情的人，她那么可怜和孤独，作出了一切牺牲。现在木已成舟，你明白吧，难道现在可以抛弃她吗？假如为了不破坏家庭而分手，难道不应该怜悯她，抚慰她，减轻她的痛苦吗？”

“对不起，你知道，我认为所有的女人分为两类……不……确切些说，有一部分是女人，也有……我不曾见过堕落而又美好的女人，以后也不会见到的。像柜台边那个涂脂抹粉、满头鬈发的法国女人，我看她是败类，一切堕落女人都是这样的。”

“福音书上的那个女人[16]呢？”

“咳，你别说了！基督要是知道他的话被如此滥用，就决不会说那些话了。有人只记住了整个福音书里这几句话。不过，我说的不是我的想法，而是我的感觉。我厌恶堕落女人。你害怕蜘蛛，而我害怕那些败类。你大概没有研究过蜘蛛，不了解它的习性。我对那种女人也是如此。”

“你乐得这样说。就像狄更斯小说里的那位先生，遇到难题就用左手把它扔到右肩膀后面去。但是，否认事实并不等于答案。应该怎么办，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呢？妻子在一天天衰老，而你还充满着活力。转眼之间你就感到，无论你怎样尊重妻子，已经不可能爱她。在这种时候突然有了爱情的际遇，你就毁了，毁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沮丧地说。

列文冷笑一声。

“是啊，毁了，”奥勃朗斯基接着说，“可是有什么办法呀？”

“不去偷面包呗。”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笑起来。

“哦，你这道德家！你可明白，有两个女人：一个坚持一定要得到自己的权利，这权利就是你不可能给她的爱情；另一个为你牺牲了一切却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你怎么办？如何行事？这是可怕的悲剧。”

“如果你想听听我对这种事的内心想法，我可以告诉你，我不相信这是什么悲剧。因为据我看，爱情……有两种爱，你记得吧，柏拉图在《会饮篇》里下过定义，这两种爱都是人们的试金石。有些人懂得这一种爱，另一些人懂得那一种爱。对于只懂得非柏拉图式爱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悲剧。这种爱决无悲剧可言。‘由衷感谢您带给我的享受，祝您好运’，这就是所谓悲剧的全部。对于柏拉图式的爱，更不可能存在悲剧，因为这种爱完全是纯洁无瑕的，因为……”

此刻列文想起了自己的过失和经历过的内心斗争，忽然又说：

“其实，也许你是对的。很有可能……不过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你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是个纯正的人。这是你的美德也是你的缺点。你自己有纯正的品格，便希望全部生活都是由纯正的现象组成，而这是不可能的。你看不起社会服务活动，希望凡事始终要有目的性，这也是不可能的。你还要求个人的活动总是目标明确，爱情与家庭生活永远统一，这又是不可能的。生活的一切妩媚多姿，一切的美都是由阴暗面和光明面组成的。”

列文叹了口气，没有回答。他在想自己的事，不再听奥勃朗斯基说了。

两人忽然都感到，虽说他们是朋友，在一起吃饭喝酒，酒又是使人亲密的东西，但是他们却在各想各的心事，彼此毫不相干。奥勃朗斯基多次经历过他俩在饭后意见不是趋于一致而是更加分歧的情况，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结账！”他叫了一声就走到隔壁大厅去了。在那里他马上遇到一个当副官的熟人，跟他聊起某某女演员和她的姘夫如何如何来。跟副官聊天顿使奥勃朗斯基松了口气，他可以稍作休息，因为每次同列文谈话，他在脑力上和精神上都绷得太紧了。

鞑靼人拿来账单，共计二十六个多卢布，外加小费。列文应付十四卢布，这个数目在平时会把他这乡下人吓一大跳，可是今天他毫不介意地付了钱。他决定马上回家，换换衣服就上谢尔巴茨基家去，在那里将要决定他的命运。

十二

吉提·谢尔巴茨卡娅公爵小姐今年十八岁。这个冬天她首次进入社交界。她在上流社会的成功已经超过了两位姐姐，甚至出乎公爵夫人的始料。在莫斯科舞会上跳舞的青年人几乎都爱上了吉提，这还不算，在第一个冬季就有了两名郑重其事的追求者。一个是列文，另一个是他刚走后就出现的渥伦斯基伯爵。

入冬时列文的出现，他的频繁造访及对吉提明显的爱慕之情，都促使吉提的父母开始认真商量女儿的未来，也导致了公爵和公爵夫人为此发生争执。公爵垂意列文，认为他是吉提的最佳选择。公爵夫人采用女人转弯抹角的惯技，只说吉提太年轻，列文尚未表现出诚意，吉提也没有属意于他。她还找了种种理由，就是不肯说出主要的一点：她要等着给女儿择一位佳婿，列文并不称她的意，而且她也不了解他的为人。列文突然离去后，公爵夫人颇为高兴，洋洋得意地对丈夫说：“看见了吧，我是对的。”后来渥伦斯基的出现使她更加高兴，确信自己的想法对头：吉提要找的不是一般的好配偶，而是一位乘龙佳婿。

在这位母亲的眼里，列文和渥伦斯基无法相比。她不喜欢列文那些古怪而激烈的议论，还有，她认为他在社交界可能是由于傲气而表现出来的古板态度。她认为他在乡下过着一种野蛮生活，成天和牲畜、农夫打交道。使她很不以为然的是，他已经爱上她的女儿，在一个半月里不断上她家来，但他似乎还在等待和观望，像是担心求婚会丢了他的面子；而且他竟然不懂得，上女方家来打算求婚，总应该自我表白一下。他没有表白，倒突然离去了。“幸亏他不讨人喜欢，吉提没有爱上他。”做母亲的这样想。

渥伦斯基能使这位母亲如愿以偿。他很富有，聪明，出身显贵，又是步步高升的宫廷武官，人也很有魅力。真是再好不过了。

渥伦斯基在舞会上明显地追求吉提，和她跳舞，然后又上家里来，他的郑重其事看来是无可怀疑的。但尽管如此，整整一个冬天，吉提母亲的心一直忐忑不安。

公爵夫人自己出嫁是在三十年前，由姑母做的媒。未婚夫的情况事先已经了解。他上门来见未婚妻，也让人家看看他。做大媒的姑母知道了见面的印象，将其转告双方。双方印象良好。于是择日向女方父母提亲，女方的应允已在意料之中。一切进行得毫不费力，非常简单。至少公爵夫人感觉如此。现在轮到了女儿这一辈，倒让她觉得女大当嫁这件看来寻常之事，其实做起来并非简单容易。为了两个大女儿——达里娅和娜塔莉出嫁，她是那样担惊受怕，绞尽脑汁，花了多少钱，和丈夫吵了多少嘴啊！现在小女儿又要出嫁了，她同样是担惊受怕，疑虑重重，比前两个女儿出嫁时跟丈夫吵得更凶了。老公爵像所有做父亲的一样，特别注重自家女儿的名誉和清白。他对女儿们，尤其对他最宠爱的吉提的苛求，使他动不动就和公爵夫人吵闹，怪她损害了女儿的名声。公爵夫人在两个大女儿出嫁时对此就已习惯，不过她现在倒觉得公爵的挑剔更有些道理了。她看到近来社会风气多有变化，做母亲的责任更加重大。她发现像吉提那样大的女孩子在组织什么社团，到什么地方去听课。她们和男人自由交往，乘车出入于大街小巷，许多姑娘见人不行屈膝礼，而最主要的是，她们都确信选择丈夫是自己的事，用不着父母操心。“如今嫁女儿可不比从前了，”不仅所有的年轻姑娘，就连老一辈的人也都这么想和这么说。但是今天究竟该怎样嫁女儿，公爵夫人又无从打听。按照法国风俗，女儿的命运得由父母决定，这种做法现已无人采用，还受到了谴责。按照英国风俗，姑娘可以完全自主，这一做法也没人实行，况且在俄国社会上也是行不通的。俄国自己的风俗则是嫁娶凭媒妁之言，这又被认为不成体统，遭到了包括公爵夫人自己在内的众人的嘲笑。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出嫁和嫁女，谁也不知道。凡是跟公爵夫人谈论过这事的人，都对她说同样的话：“算了吧，如今该丢掉老规矩了。其实是年轻人结婚，又不是他们的父母结婚。让年轻人自己去做主吧。”说得倒轻巧，这些人又没有女儿。公爵夫人心里明白，女儿接近男人就可能产生爱情。她会爱上一个不想娶她的男人，或者爱上一个不适合当她丈夫的人。不管别人怎样劝说如今要让青年人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公爵夫人就是不相信这一点，好比不相信如今五岁儿童的最佳玩具是上了真子弹的手枪一样。所以，公爵夫人之担心吉提，超过了对她的两个姐姐。

现在她担心，渥伦斯基是不是只跟她女儿玩玩罢了。她看出女儿已经爱上他，就自我安慰地想，他是个正人君子，不会干出那种事来。但她也知道，现在的女孩子容易被社交自由冲昏头脑，而男人们对那种罪过却看得轻描淡写。上星期吉提把她和渥伦斯基跳玛祖卡舞时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母亲。这次谈话使公爵夫人心中稍安，但也还不能完全放心。渥伦斯基对吉提说，他和哥哥习惯于事事听从母亲，不跟母亲商量是不敢采取重大行动的。“母亲就要从彼得堡来了，现在我等她来，就是在等待一种特别的幸福。”他说。

说这些话时吉提丝毫没有在意，但母亲的理解却不同。她知道，这边在眼巴巴盼望老太太来，老太太会对儿子的选择感到高兴。但是公爵夫人也觉得奇怪，渥伦斯基怎么会怕惹母亲生气就不来求婚呢？她很想结成这门亲事，当然更想先消除掉心中的疑虑，愿意相信事情正如吉提所说的那样。她看到长女多莉眼下遭了不幸而打算离开丈夫，固然感到伤心，但是小女儿的命运也到了决定关头，这更使她激动不安，把她整个的心思都占据了。今天列文的出现又增加了她几分忧虑。她怕女儿因为曾经一度属意列文（她有这种感觉），出于过分的诚实而一口回绝渥伦斯基。总之，她不希望列文的到来把快要大功告成的事情扰乱了或耽误了。

“他怎么，来了好些日子了？”母女俩回到家后，公爵夫人问起列文。

“是今天到的，妈妈。”

“我想说一件事。”公爵夫人开始说。吉提从她脸上严肃而兴奋的神色就猜到她要说什么事。

“妈妈，”她羞红了脸，忙回过头来对母亲说，“请您，请您别说这个了。我知道，我都知道。”

她的心愿和母亲是一样的，但是母亲的动机使她感到委屈。

“我只想告诉你，既然你已经让一个人抱有希望……”

“妈妈，亲爱的，看在上帝分上，您就别说了。真害怕说这件事。”

“不说了，不说了，”母亲看见女儿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可是有一点，我的宝贝，你答应过对我不保密。你能做到吗？”

“永远不保密，决不，”吉提涨红了脸，正视着母亲的脸说。“不过现在我没有什么可说。我……我……假如我想，我不知道说什么，该怎么说……我不知道……”

“是的，看这对眼睛她不会说谎的。”母亲见她这副激动和幸福的样子，微笑着思忖。公爵夫人还觉得好笑，这可怜的孩子竟把自己此刻心中产生的情感看得如此意义重大深远。

十三

从晚饭后直到家庭晚间聚会开始前，吉提的心情就跟初上战场的小伙子的感受差不多。她心跳得厉害，思想怎么也集中不了。

今晚他们两人第一次相遇，她觉得这将是决定她命运的一晚。她老是在想象他们两个人，时而逐个地想，时而合起来想。当她回忆往事时，她怀着快慰和温馨想起了和列文相处的日子。回忆童年，回忆列文和她已故哥哥的友谊，使她和列文的关系带上了一种特别的诗意美。她确实知道列文爱她，这种爱使她得意和欣喜。所以回忆列文时她的心情是轻松的。渥伦斯基是个风度文雅、神态从容的人，吉提想到他时感到有些局促不安，似乎在他俩的关系里掺进了某种做作的成分。这做作不是在他而在她自己，因为他是那样朴实可爱。相比之下，和列文相处时她觉得自己非常单纯而开朗。然而，当她把自己的未来和渥伦斯基连在一起时，她眼前就浮现出幸福光明的前景。而和列文连在一起时，她则感到前途迷茫。

她上楼换衣服准备参加晚间聚会，对镜时，欣喜地发现自己精神焕发，朝气蓬勃。现在她就该是这样的。她觉得自己外表镇静，举止娴雅。

七点半钟，她刚下楼来到客厅，就听见仆人禀报：“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到。”这时公爵夫人还在自己房间里，公爵也没有出来。“果然是他。”吉提想，顿时觉得全身血液一下子涌上心头。她朝镜子瞥了一眼，看见自己脸色苍白，吃了一惊。

她很清楚，他提前来就是为了和她单独见面并向她求婚。此刻她才第一次看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不同的一面。此刻她才明白，问题不仅关系到她一个人：她跟谁在一起幸福及她爱谁。问题是她马上就要使她喜爱的一个人受到屈辱。难堪的屈辱……因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可爱的人喜欢她，爱上了她。但是毫无办法，她必须这样做，必须如此。

“天哪，难道要我亲口对他说吗？”她想，“对他说什么呢？告诉他我不爱他？这不是真话。我对他说什么呢？说我爱的是别人？不，这不可能。我离开，我走开。”

听到他的脚步声时她都快要走到门口了。“不能！这是不诚实。有什么可害怕呢？我没做过任何对不起他的事。听其自然吧！我要说真话。和他在一起不会感到别扭的。他来了。”她自语道。这时她看见了他那强壮而畏怯的身影和一双亮闪闪盯着她的眼睛。她直视着他的脸，似乎在请求他宽恕，把手伸给他。

“我没有按时，看样子来早了。”他环顾一下空荡荡的客厅说。他看到情况正如所料，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会妨碍他向她开口，这时他的脸色阴沉下来。

“哦，等等。”吉提说罢在桌边坐下来。

“我就是想单独见您。”他开口说，并不坐下，眼睛也不看她，害怕失去勇气。

“妈妈马上就下来。昨天她累坏了。昨天……”

她说话时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她那哀求、温情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他。

他望望她。她脸红了，缄口不语。

“我对您说过，我不知道这次来能不能久留……这要取决于您……”

她的头垂得越来越低，她不知道怎样应付渐渐迫近的那件事。

“这要取决于您，”他重复说，“我是想说……我想说……我是为这件事来的……就是……要您做我的妻子！”他不知所云，说了这些话，但他知道最可怕的话已经说出了口，就住了嘴，朝她望望。

她深深地喘息着，眼睛也不看他。她感到一阵欣喜，心中充满了幸福。她怎么也不曾料到，他的爱情表白竟会给她如此强烈的印象。但这种感觉瞬息即逝。她想起了渥伦斯基。她抬起那双明亮诚实的眼睛望着列文，看见他脸上绝望的神色，就匆忙地答道：

“这是不可能的……请原谅我……”

一分钟前她对他那样亲近，对他的生活那样重要！可是现在，她变得多么陌生，多么疏远啊！

“不会有别的结果。”他没有看她，说。

他鞠了一躬，准备离去。

十四

就在这时，公爵夫人走了进来。看见他俩单独在一起，一脸无精打采的样子，公爵夫人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列文向她鞠躬，没有说话。吉提默不作声，没有抬起眼睛。“谢天谢地，她拒绝了。”母亲想，脸上顿时漾起了平素每周四迎接客人时的微笑。她坐下来，问起列文在乡下的生活情况。他只得又坐下来，打算等客人都到了再悄悄离开。

五分钟后，吉提的女友、去年冬天才出嫁的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走了进来。

这是一个身材消瘦、脸色发黄的女人，长着一对闪闪发亮的黑眼睛，面带病容而且神经质。她喜欢吉提，就像大抵已婚的女子喜欢未婚的姑娘那样。她想按照自己的幸福理想替吉提物色如意郎君，惟其如此，她希望她嫁给渥伦斯基。冬季开始时，她常在这里遇见列文。她对列文一向反感，每次看到他，她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揶揄他。

“我就喜欢他傲气十足地看待我。要么认为我愚蠢而不愿和我进行智慧的谈话，要么只好降贵纡尊迁就我。我喜欢他降贵纡尊的样子！很高兴他看见我就受不了。”她这样谈论列文。

她说得不错。列文确实受不了她，鄙视她津津乐道、引以为荣的那些东西，例如她的神经质，她对一切粗朴平常的事物的露骨蔑视和漠不关心态度。

像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和列文这样的关系在社交圈里并不鲜见。两个人表面上友好，内心却相互鄙视，以至于彼此不屑于认真交往，甚至没有办法使对方生气。

诺德斯顿夫人马上向列文发动攻势。

“啊！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您又到我们道德败坏的巴比伦来了，”她向他伸出皮肤发黄的小手，想起了他在冬初把莫斯科叫做巴比伦的那番话。“怎么样，是巴比伦变好了，还是您变坏了？”她加上一句，冷笑一声，望望吉提。

“伯爵夫人，您如此牢记我的话，我不胜荣幸，”列文回答。他已经恢复平静，现在又按习惯对诺德斯顿夫人采取了那种半开玩笑的敌对态度。“那番话果然对您很起作用。”

“可不是嘛！我总是把您的话记录下来。吉提，你又溜冰了吗？……”

她和吉提聊了起来。列文觉得现在就走虽然不大方便，但总比整个晚上都待在这里看见吉提要好受些。吉提不时望望他，却避开他的目光。他刚想站起来，公爵夫人见他默默无言，就过来找他说话：

“您这次来莫斯科，能多住些日子吗？您好像在忙地方自治局的事吧，那就不能在莫斯科久留了。”

“不，公爵夫人，我不再管地方自治局的事了，”他说，“我这次来只住几天。”

“他有点不对头，”诺德斯顿伯爵夫人盯着他神情严肃的脸，心想，“他似乎不大想高谈阔论。我要逗他发表议论，极希望他在吉提面前像个傻瓜，我定要逗逗他。”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她对他说，“请您给我解释一下，您都知道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卡卢加省乡下的庄稼汉和婆娘们把什么东西都拿去换酒喝了，现在他们一点租子也不缴了。这是怎么回事呀？您可是总在夸奖那班庄稼汉的。”

这时又有一位太太走进客厅。列文站起身。

“对不起，伯爵夫人，其实我对此一无所知，无可奉告。”说罢，他回头望了望跟着那位太太进来的一位军人。

“此人一定是渥伦斯基了，”列文想，为了证实这一点，他朝吉提望了望。吉提瞥了渥伦斯基一眼，又回头睃了睃列文。就凭这情不自禁喜形于色的一瞥，列文明白了，吉提所爱的正是此人，就好像她亲口告诉他一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现在列文好歹是不能走了。他要弄弄清楚，她所爱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有些人不管在什么事情上碰到幸运的对手，马上就鄙弃对方的一切长处而光看他身上的短处。还有一些人则相反，他们特别想在幸运者身上发现他借以制胜的那些品质，并强忍住揪心的痛苦，特意去找对方的优点。列文属于后一种人。他不费什么劲就发现了渥伦斯基身上的优点和吸引人的地方。这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渥伦斯基是个身材不高、体格结实的黑发男子，有着一副和蔼漂亮的面孔，显得十分安详而坚定。在他脸上和身上，从那剪得短短的黑发、刮得精光的下巴，到那身宽松的崭新军服，一切都显得那样素雅。渥伦斯基让那位太太先进去，然后走到公爵夫人面前，又向吉提走过去。

当他向她走去的时候，他那漂亮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特别温柔，脸上带着难以觉察的谦逊而得意的幸福微笑（列文有此感觉）。他恭恭敬敬地向吉提低头行礼，把他那并不肥大然而宽厚的手伸给她。

他跟在场的所有人打过招呼，寒暄数语，就坐了下来，并未向始终盯着他的列文看过一眼。

“让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公爵夫人指着列文说，“这位是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这位是阿列克谢·基里洛维奇·渥伦斯基伯爵。”

渥伦斯基站起身，友善地望着列文的眼睛，握握他的手。

“我觉得，今年冬天是早该有机会和您一起吃饭的，”他说着，露出他那朴实开朗的笑容，“不想您忽然回到乡下去了。”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鄙视和仇恨城市，还有我们这些城里人。”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

“看样子，我说过的话对您作用很大，难怪您牢记不忘。”列文说罢，想起他已经这样说过了，不觉脸上一红。

渥伦斯基望望列文，又望望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微微一笑。

“您总是待在乡下吗？”他问，“我想冬天会感到寂寞吧？”

“有事做就不寂寞，自己一个人也不会寂寞。”列文语气生硬地回答。

“我喜欢乡村。”渥伦斯基说，觉察到列文的口气，但佯作不知。

“伯爵，您不会永远住到乡下去吧。”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

“不知道。我没有长久住过。我有一个奇怪感觉，”他接着说，“我和母亲在尼斯[17]过了一个冬天，打那以后我特别怀念乡村，有树皮鞋子和庄稼汉的俄国乡村。你们知道，尼斯是个枯燥乏味的地方。那不勒斯和索伦托[18]的美妙也只有短暂时间。正是在那些地方你会特别亲切地想起俄国，想起俄国的乡村。那些地方就像……”

他在对吉提说，也在对列文说，他那安详友好的目光时而望望她，时而又望望他。他显然是想到哪里聊到哪里。

这时他见诺德斯顿伯爵夫人想开口，就打住话头，注意听她讲。

谈话一刻不停地进行着。一旦谈话出现冷场，公爵夫人早已备好了两门“重炮”，一个话题是古典教育与现实教育，另一个是普遍兵役制。现在她无需推出“重炮”，而诺德斯顿夫人也没有机会逗列文。

列文想加入大家的谈话，但是插不上嘴。他老在嘀咕：“现在就走。”可是他并没有走，像在等待着什么。

谈话扯到了扶乩和鬼神。诺德斯顿夫人相信招魂术，开始讲她亲眼看到过的奇迹。

“啊，伯爵夫人，看在上帝分上，您务必带我见见那些神灵！我到处找神奇的东西，可是从来也没见过。”渥伦斯基笑着说。

“行，下礼拜六吧，”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您怎么样，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相信吗？”她问列文。

“何必问我呢？您知道我会说什么。”

“可是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列文答道，“那些转动的桌子证明了，所谓有教养的人们并不比庄稼汉高明些。庄稼汉相信毒眼、中邪，还有蛊术，而我们……”

“这么说，您不相信？”

“我不可能相信，伯爵夫人。”

“如果是我亲眼目睹的呢？”

“农妇们也讲，她们如何如何亲眼看见了家神。”

“那么您认为我是在说谎了？”

她很不自然地笑起来。

“哦，不，玛莎[19]，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是说，他不可能相信。”吉提说。她为列文脸红了。列文见状更加恼火，他正要回答，这时渥伦斯基带着开朗快乐的笑容连忙过来圆场，以免谈话变成不快。

“您完全不承认这种可能性吗？”他问，“为什么呢？我们不懂电，但是承认它的存在。为什么不可能有一种新的力，我们还不知道的力，它……”

“电被发现的时候，”列文很快打断他的话，“当初只看到它的现象，并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和有什么作用，经过好几个世纪之后人们才想到运用它。招魂者则相反，一开始就是什么桌子写字，神灵附体，然后再说这是一种未知的力。”

渥伦斯基照样注意地听列文说，显然对他的话发生了兴趣。

“可是招魂者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力，但力是存在的，它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作用。至于这种力的具体内容，还是让科学家们去揭示吧。我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有一种新的力，既然它……”

“因为，”列文打断他的话，“如果您做电的实验，只要用松香摩擦毛皮，就会产生大家知道的现象。可是招魂术并非每一次都灵验，可见这不是什么自然现象。”

大概渥伦斯基觉得这种谈话对客厅气氛来说显得过于严肃，就不再争辩，而想改变一下话题，于是脸上露出快乐的笑容，来找女士们说话。

“伯爵夫人，我们现在就来试试吧。”他说，可是列文还想证明一下自己的想法。

“我认为，”列文接着说，“招魂者试图把他们的怪诞事情解释为某种新的力，这完全是徒劳的尝试。他们直言不讳地讲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却要拿它来进行物质试验。”

大家都在等他说完，他也觉察到了这一点。

“我想，您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扶箕人，”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您身上有一种狂热的东西。”

列文张口想说什么，可是他脸上一红，又不作声了。

“请吧，公爵小姐，我们用桌子来试验一下吧，”渥伦斯基说，“公爵夫人，您允许吗？”

渥伦斯基站起来，用眼睛四处搜寻小桌子。

吉提走到小桌子边站住。她从列文身旁经过时，两人的目光碰到一起。她出自内心地怜悯他，特别是，造成他不幸的原因正是她自己。“如果能原谅我，就请您原谅吧，”她的目光在说，“我现在很幸福。”

“我恨所有的人，恨您，也恨我自己。”他的目光在回答。他伸手去拿礼帽，然而合该他走不掉。大伙正忙着在小桌子边坐下来，而列文正想离开时，老公爵恰好走进客厅。他向太太们问过好，就来和列文说话。

“啊！”他乐呵呵地说，“来多日了吗？我不知道你在这里。见到您真高兴。”

老公爵对列文时而称“你”时而称“您”。他拥抱了列文，只顾同他说话，并没有注意渥伦斯基站了起来，静静地等待他和自己打招呼。

吉提觉得，发生了那件事以后，父亲的殷勤一定会使列文不舒服。她还看到，父亲终于冷冰冰地回答了渥伦斯基的鞠躬，而渥伦斯基带着友好却又莫名其妙的神情望了望她的父亲，似乎想弄明白而终于弄不明白，公爵为什么对他这样不客气。吉提脸红了。

“公爵，您让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到这边来吧，”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我们要做个试验。”

“什么试验？转动桌子吗？对不起，女士们先生们，我看还是玩套圈更有趣些，”老公爵看了一眼渥伦斯基说，猜想这是他出的主意。“套圈还有点意思。”

渥伦斯基用那双神情坚定的眼睛惊奇地望望公爵，又微微一笑，马上和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谈起下星期要举行的大型舞会来。

“我想您会参加吧？”他对吉提说。

列文趁老公爵转身的工夫悄悄走出了客厅。这一晚留给他的最后印象，就是吉提在回答渥伦斯基是否参加舞会时她那张幸福的笑脸。

十五

晚会结束后，吉提把她和列文的谈话告诉了母亲。尽管她很怜悯列文，但想到有人曾向她求婚，心中就充满了喜悦。她毫不怀疑自己做对了。可是她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有一个印象紧紧追随着她。那就是列文的那张脸，当时他站在那里听父亲说话，不时望望她和渥伦斯基，他眉头紧锁，一双和善的眼睛里充满了忧郁。她真是可怜他，不由得泪水盈眶。不过她马上又想到了舍他而换得的另一个人。她真切地回忆起那个人的刚毅坚定的面容、高雅镇定的风度和事事处处待人谦和的可贵品格。想起所爱之人对她的爱，她重又喜上心头。她带着幸福的微笑躺到枕上。“我怜悯他，怜悯他，又有什么办法？这不是我的错，”她自语道，但在内心深处并不是这样说。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要后悔不该引起列文的爱慕，或者不该拒绝他。她的幸福感被这些疑虑搅坏了。“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她嘟哝着，终于睡着了。

这时在楼下，在公爵的小书房里，父母亲经常为爱女而争吵的一幕又在重演。

“什么？原来如此！”公爵嚷道，使劲地挥动两臂，又掩了掩他那灰鼠皮的睡衣。“原来您这么不自尊，不自重，用这种下流愚蠢的做媒手段来羞辱女儿，坑害女儿！”

“哪有这种事！看在上帝分上，公爵，我做错了什么了？”公爵夫人带着哭腔说。

公爵夫人同女儿谈过话后，怀着幸福满足的心情像平时一样来跟公爵道晚安。她不想把列文求婚和吉提拒绝的事告诉他，但她暗示丈夫，女儿和渥伦斯基的事看来完全没有问题，只等他母亲一到就可以定下来了。公爵一听此言就大发雷霆，嚷出些不体面的话来。

“您干了些什么？听着：首先，您引诱求婚者，全莫斯科的人都会这样说，他们有理由这样说。您要开晚会，那就把大家都叫来，而不光是叫您挑好的求婚者。把那班宝贝蛋（公爵这样称呼莫斯科的年轻人）通通叫来，再雇个钢琴手，让他们都跳舞，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只叫求婚者来，把他们跟女儿撮合到一起。让我看着就讨厌，讨厌。您达到目的了，让小姑娘冲昏了头脑。列文比他们要好一千倍。那个彼得堡花花公子，在机器上都能成批做出来，他们全都一个样，全是些废物。就算他是真正的王子，我女儿也不需要这样的人！”

“我究竟做了什么了？”

“做了……”公爵怒吼道。

“我知道，要是听你的话，”公爵夫人打断他说，“我们的女儿永远嫁不出去。照这样就得搬到乡下去。”

“到乡下去更好。”

“你听着。难道我巴结谁了？我谁也没有巴结。一个年轻人，他很不错，爱上了吉提，她似乎也……”

“哼，似乎！若是她真的爱上他，他却像我似的不想结婚又怎么办？……咳！真不愿看到这种事！……啊，招魂术！啊，尼斯！啊，舞会！……”公爵故意模仿妻子的样子，说每句话时行一个屈膝礼。“到那时候，我们给卡坚卡[20]造成了不幸，而她自己也真正明白过来……”

“为什么你要这样想？”

“我不是想，而是知道。这种事情我们看得很准，不像妇道人家。我看出来有个人他是真心实意的，那就是列文。我还看到一个浮滑之徒，他像只鹌鹑，不过是想寻欢作乐罢了。”

“唉，你一定要这样认为的话……”

“等到日后回想起来就太晚了，就像达申卡[21]的事情那样。”

“好吧，好吧，我们别再说了。”公爵夫人想起了不幸的多莉，没让丈夫说下去。

“那好吧，再见！”

夫妇俩互相画了十字，接过吻，仍然各持己见地走开了。

一开始公爵夫人确信今晚已经决定了吉提的命运，而渥伦斯基的意图也毋庸置疑。但是丈夫的一番话使她倒没了主意。回到房间后，她也像吉提一样对前途的未卜感到恐惧，在心里连连祝愿道：“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十六

渥伦斯基从未感受过家庭生活。他母亲年轻时是社交界很红的女人，作为有夫之妇，特别在丧夫之后有过许多绯闻，社交界无人不晓。他几乎不记得自己的父亲，他是在贵胄军官学校里培养长大的。

从学校毕业时，作为一名非常年轻而出色的军官，他立即步入了彼得堡军界富人的生活轨道。他虽然偶尔涉足彼得堡上流社会，但他的所有风流爱好都在这个圈子之外。

经过一段奢侈而粗俗的彼得堡生活之后，他在莫斯科第一次尝到了同一位属意于他的纯洁可爱的上流社会姑娘亲近的美妙滋味。他从来不曾想过，在他和吉提的关系中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在几次舞会上他多半是跟她跳舞。他也常到她家里去。他对她讲的都是交际场合常讲的那些无聊话，只是他不自觉地使这些无聊话对她具有某种特别的含义。尽管他不曾向她说过什么不可以公开言谈的内容，但他感到她对他的依恋越来越深。这种感觉越是强烈，他心里就越高兴，对她也就更加温情脉脉了。他不知道，他对吉提的行为方式可以名之曰勾引。勾引小姐而不想娶她，这是像他这样的倜傥青年通常会有的一种恶劣行径。可是他觉得这是他首先发现的一种乐事，因而也就乐此不疲。

如果他听见她父母今晚的谈话，如果他设身处地考虑一下她的家庭，并且知道他若不娶吉提就会使她遭受不幸，他一定会十分惊讶，而且不相信事情真的会是这样的。他无法相信能给自己、特别是给她带来这么大乐趣的事情，会是什么坏事。他尤其不相信自己必须结婚成家。

结婚对他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他非但不喜欢家庭生活，而且照他们那班单身汉的普遍看法，他认为丈夫的角色是陌生、可恶而且十分可笑的。渥伦斯基虽然不知道吉提父母的谈话，今晚他离开谢尔巴茨基家时，感到他和吉提之间心有灵犀的状态在今晚已经非常明确，他必须采取某种步骤，只是他还没有想好，可以和应该采取什么步骤。

“这太妙了，”他想。从谢尔巴茨基家回来时，他像平时那样神清气爽，满心愉快，这和他整个晚上没有抽烟也有关系，同时他也被她的爱情打动了。“这太妙了，我和她都没有作任何表白，完全是弦外之音和眉目传情，今天她比以前更明确地向我表示了爱。表示得如此可亲、纯真，特别是充满了信任感！我感到自己也变得更好，更纯洁了。我觉得自己也是有心肝的人，有不少优点。啊，那一对含情脉脉的眼睛多么迷人！当她说：‘我真的……’”

“这又怎么样呢？这也没什么。我感到愉快，她也同样愉快。”他沉吟起来，盘算着到哪里去消磨这一晚剩下的时光。

他想到了所有他能去的地方。“上俱乐部？玩纸牌？和伊格纳托夫一起喝香槟？不，不去。到花宫[22]去，在那里能找到奥勃朗斯基，唱唱歌，跳跳康康舞。不，那也腻得慌。看来我是在学好，所以我才喜欢谢尔巴茨基家的人。还是回家吧。”他直接走回久索旅馆，走进自己的房间，吩咐用晚餐，吃完饭，脱去了衣服，头刚一挨枕头就睡着了，像平时一样睡得很熟，很安静。

十七

翌日上午十一时，渥伦斯基乘车到彼得堡铁路车站接他母亲。他在站内宽敞的台阶上遇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奥勃朗斯基。他在等同一趟车，接他的妹妹。

“啊！阁下！”奥勃朗斯基大声说，“你来接谁呀？”

“我来接母亲，”渥伦斯基像所有人见到奥勃朗斯基时那样笑着说，跟他握握手，两人一起走上台阶。“她今天从彼得堡来。”

“昨晚我等你一直等到两点钟。你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上哪儿去了？”

“回家了，”渥伦斯基答道，“说真的，昨晚去过谢尔巴茨基家之后，我心情很愉快，所以哪儿也不想去了。”

“看烙印知道哪一匹是烈马，看眼神知道小伙子爱上了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他对列文念过的两句诗照样背了一遍。

渥伦斯基微微一笑，显然不否认有这回事，但随即把话岔开了。

“你是来接谁呀？”他问。

“我吗？来接一位漂亮女人。”奥勃朗斯基说。

“原来如此！”

“从坏处想的人可耻！是我妹妹安娜。”

“哦，是卡列尼娜吧？”渥伦斯基说。

“你也许认识她吧？”

“像是见过。也不一定……真的，我不记得了。”渥伦斯基心不在焉地答道，他听到卡列宁这个姓氏时隐隐有些古板乏味的感觉。

“你大概认识我那位大名鼎鼎的妹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吧。全世界都知道他。”

“如雷贯耳，我见过他。听说他是个聪明人，学者，无与伦比等等……说实在的，在这方面我不是……这不是我的专长[23]。”渥伦斯基说。

“是的，他是个极出色的人。稍微有些保守，但是人很好，人很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是呀，这对他岂不更好，”渥伦斯基笑着说，“哦，你也来了，”他看见母亲的高个子老仆人站在站台入口处的门边，就招呼说，“你进来吧。”

渥伦斯基近来感到自己很想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亲近，一方面因为他是人见人爱，另一方面他也使人联想到吉提。

“怎么样，这个星期天为女歌手举行一次晚宴好吗？”他笑着挽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手臂说。

“一言为定。我负责约请参加的人。啊，昨晚你和我的朋友列文认识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是呀。可是他好像很早就走了。”

“他人挺不错的，”奥勃朗斯基说，“不是吗？”

“我弄不懂，”渥伦斯基答道，“为什么莫斯科人个个都这样厉害，当然啰，现在和我说话的这个人例外，”他打趣地插一句，“莫斯科人老是张牙舞爪，怒气冲冲的，似乎他们总想给人一点颜色看看……”

“是这样，不错，是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呵呵地说。

“怎么，车快到了吗？”渥伦斯基问一个车站服务员。

“列车从前站发出了。”那人答道。

随着火车的即将到来，车站的准备工作忙碌起来。搬运工人跑来跑去，宪兵和铁路职工出现在站台上，接人的马车也纷纷而至。濛濛的寒气中，一些穿着短皮袄和软毡靴的工人在曲折蜿蜒的路轨上往来穿行。从远方的铁轨传来机车的呼啸声和沉重的隆隆声。

“不，”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很想把列文对吉提的意图告诉渥伦斯基。“不，你对列文的评价不正确。确实，他这个人很神经质，常常使人不快，但有时候很可爱。他为人诚实正直，心地非常善良。不过昨天是有特殊缘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意味深长地笑着说，全然忘记了昨天对朋友的由衷同情，现在却要对渥伦斯基抱同样的态度了。“是呀，另有一种缘故，可以使他特别幸福，也可以使他特别不幸。”

渥伦斯基站住了，直截了当地问道：

“是怎么回事？莫非他昨天向你的小姨子求婚了？……”

“可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昨天我就有这种感觉。是的，既然他早早的走了，而且心绪不佳，那准是……他早就爱上她了，我很为他遗憾。”

“原来如此！……我想，她可能要找个更好的伴侣，”渥伦斯基说，挺起了胸膛，又开始走动。“不过，我并不了解他，”他补充道，“是呀，处境很难堪！所以许多人宁愿去逛窑子。那种地方只要你有钱就行，可是在这里，人家可要掂掂你人品的分量。瞧，火车来了。”

果然，远处已传来机车的汽笛声。数分钟后站台开始震颤。机车渐渐在严寒中驶近，哧哧地向下方喷着蒸汽，中轮的连杆缓慢而有节奏地一伸一缩，司机弓着身子，他那包裹得严严的脑袋上结满了霜花。机车后面是煤水车，接着通过的是行李车厢，一只狗在里面尖声吠叫。这时站台震动的频率减慢，但震得更厉害了。最后才是客车，车厢在停车前不住地颠簸着，徐徐开进了车站。

雄赳赳的列车员没等车停就吹着哨子跳了下来，急不可耐的旅客们紧随其后，一个接着一个下车。走在最前面的是个身子直挺挺的近卫军军官，他用严肃的眼光扫视着四周。他后面是拿着提包、面带笑容、动作麻利的小商人。第三个是肩上扛着口袋的农夫。

渥伦斯基和奥勃朗斯基并排站着，他眼睛望着车厢和下车的旅客，心里却全然不在想他的母亲。刚才听说的有关吉提的事，使他激动而又高兴。他不禁挺起胸膛，眼睛闪出光彩，感到自己是胜利者。

“渥伦斯基伯爵夫人坐在这节车厢。”雄赳赳的列车员走到渥伦斯基跟前对他说。

列车员的话提醒了他，使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马上就要跟她见面。他打心眼里并不尊敬母亲，而且不知为什么，也不喜欢她。根据他那个阶层人的观念以及他所受过的教育，他只知道对母亲恭敬如仪、唯命是听，不可能有别的态度，而且，越是不敬爱她，就越是对她保持表面上的顺从和尊重。

十八

渥伦斯基跟着列车员踏上车厢，在入口处站住，给一位正朝外走的太太让道。他以交际场上惯有的机敏，从这位太太的外表一眼就看出来她是上流社会的人。他道了声歉，往车厢里走，但又觉得想再看她一眼。倒不是因为她非常美丽，她的身姿优美素雅，而是因为她从身旁走过时，那漂亮的脸蛋上有一种特别温柔亲切的表情。他回眼望她时，恰好她也转过头来。她那双在浓密睫毛下变得深暗的闪闪有神的灰色眸子，正亲切地注视着他的脸，仿佛在辨认他似的，但立即又转向站台上走过来的人群，像在寻找什么人。从这短暂的一瞥中渥伦斯基发现，在她脸上，在那闪亮的眼睛和微带笑意的红唇之间有一股压抑着的活泼生气。似乎她身上充满了过剩的精力，按捺不住要从她那闪亮的眼神和微笑中不时地泄露出来。她有意掩饰自己眼中的光彩，然而它禁不住在隐隐的笑意中闪现。

渥伦斯基走进车厢。他母亲是个干瘦的小老太婆，有一双乌黑的眼睛和满头鬈发。她眯起眼睛盯住儿子看了一会，薄薄的嘴唇上带着笑意。她从沙发座上站起，把手包递给女仆，向儿子伸出瘦小的手，待他吻过，托起他的头，在他脸上吻了一下。

“电报收到了？你身体好吧？谢天谢地。”

“一路上好吗？”儿子说，挨着她坐下来，情不自禁地倾听门外传来的女子说话声。他知道这是在门口遇到的那位太太的声音。

“我还是不同意您的看法。”那位太太说。

“这是彼得堡的观点，夫人。”

“不是彼得堡的，纯粹是女人的观点。”她回答。

“那么，让我吻吻您的手吧。”

“再见，伊万·彼得罗维奇。您看一下我哥哥来了没有，让他上我这边来。”那位太太在门口说完又回到车厢里。

“怎么样，找到哥哥了？”渥伦斯基母亲对那位太太说。

这时渥伦斯基想起来了，她就是卡列尼娜。

“您哥哥他来了，”他站起来说，“请原谅，我没有认出您，我们上次认识时间很短，”渥伦斯基向她鞠躬说，“您一定不记得我了。”

“哦，不，”她说，“我本该能认出您的，因为您母亲跟我好像一路上都在谈您，”她说道，她那勃勃生气终于又在微笑中流露了出来。“我哥哥他怎么还不来？”

“阿廖沙，你去叫叫他吧。”老伯爵夫人说。

渥伦斯基走到站台上，叫道：

“奥勃朗斯基！这边来！”

卡列尼娜等不及哥哥上车来，一看见他就迈着轻快而坚决的步子走出了车厢。哥哥刚一走到她跟前，她就用一种让渥伦斯基感到惊奇的干脆而优美的动作，左手搂住哥哥的脖子，将他一把拉到跟前，重重地吻了他一下。渥伦斯基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不知不觉微笑着。他想起母亲在等他，就回到车厢里去。

“她很可爱，对不对？”伯爵夫人指着卡列尼娜说，“她丈夫让她和我坐在一起，我很高兴。我们一路上都在聊天。你怎么样，听说……你还在追求理想的爱情。这样更好，亲爱的，这样更好。”

“妈妈，我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儿子冷淡地说，“好了，妈妈，我们走吧。”

卡列尼娜又回到车厢里来和伯爵夫人告别。

“好了，伯爵夫人，您见到了儿子，我见到了哥哥，”她快活地说，“我的故事都讲完了，下面没有可讲的了。”

“哦，不，”伯爵夫人握住她的手说，“我和您周游世界都不会寂寞的。您是一位可爱的女人，和您这样的人在一起无论是谈话还是沉默都很愉快。请您别老想着儿子，总不能永远不分离呀。”

卡列尼娜一动不动地站着，身子挺得笔直，眼睛笑盈盈的。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有个八岁的儿子，”伯爵夫人对儿子解释说，“她好像从来没离开过儿子，她很苦恼把他丢在家里了。”

“是的，我和伯爵夫人一路上总在各人谈各人的儿子。”卡列尼娜说。微笑又使她容光焕发，这可亲的笑容是对着他的。

“这大概让您感到很乏味吧。”他说。立刻把她抛来的卖弄风情的球儿接住了。但是她显然不想继续用这种腔调谈话，就对伯爵夫人说：

“非常感谢您。我都没有发觉昨天一天是怎样度过的。再见，伯爵夫人。”

“再见，我的朋友，”伯爵夫人说，“让我吻吻您漂亮的脸。用我这老太婆的话照直说，我简直爱上您了。”

尽管这只是一句老生常谈，卡列尼娜却显然信以为真并为此高兴。她涨红了脸，微微弯下腰，把脸凑到伯爵夫人的唇边，然后又挺直身体，嘴唇和眼睛之间又漾起那样的微笑，把手伸给渥伦斯基。他握了握伸过来的那只娇小的手。她大胆地紧握住他的手，抖动了一下。这有力的一握给他一种特别的感受，使他欣喜。她迈着急速的步子走出车厢，她那相当丰满的身体竟有如此轻盈的步态，真令人惊奇。

“她非常可爱。”老太婆说。

儿子的想法也一样。他目送她走去，直到那优美的身姿消失在车厢外，微笑一直挂在他脸上。他又朝车窗外望去，看见她走到哥哥跟前，把手搭在他手上，兴奋地同他说着什么事情，显然是和渥伦斯基毫不相干的事，这使他感到扫兴。

“那么，妈妈，您身体很好吗？”他又一次对他母亲说。

“一切都好，非常好。亚历山大很可爱，玛丽亚出落得很漂亮了。她真好玩。”

她又讲起她最感兴趣的事情。讲到她专程到彼得堡去参加孙儿的洗礼宴，讲到皇上对她的长子格外加恩。

“拉夫连季来了，”渥伦斯基望着窗外说，“现在我们走，您看好吧？”

和伯爵夫人同行的老管家走进车厢禀报，说诸事已齐备。伯爵夫人站起来准备走。

“我们走吧，趁现在人少。”渥伦斯基说。

女仆拿着手袋，牵着小狗，管家和一个搬运工提上其余的袋子，渥伦斯基挽起母亲的胳膊，他们正要走出车厢，忽然看见几个人满脸惊恐地从旁边跑了过去。戴着颜色与众不同的制帽的站长也跑了过去。显然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下车的人们又纷纷往回跑。

“什么？……什么？……在哪儿？……自己扑上去的！……压死了！……”过往的人群中有人在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挽着妹妹，也是一脸惊恐地走了回来，他俩避开往来的人群，站在车厢门口。

两位太太走进车厢，渥伦斯基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则跟着人群去打听不幸事件的详情。

压死的是一名车站看守人。不知他是喝醉了，还是由于天太冷把头裹得太严了，没有听见火车倒车，就给轧死了。

渥伦斯基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回来之前，太太们已经从管家嘴里听到了这些细节。

奥勃朗斯基和渥伦斯基都看到了那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奥勃朗斯基一脸痛苦的样子。他皱着眉，几乎要哭出来。

“啊呀，太可怕了！啊呀，安娜，你没有看到！啊呀，太可怕了！”他连连地说。

渥伦斯基默不作声，漂亮的脸显得很严肃，但十分平静。

“啊呀，您没有看到，伯爵夫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妻子也来了……看着她真伤心……她扑到尸体上。听说，全靠他养活一大家子呢。这太可怕了！”

“不能给她一点帮助吗？”卡列尼娜激动地悄声说。

渥伦斯基看了她一眼，马上走出车厢。

“我就回来，妈妈。”他在门口回过头来说。

几分钟后他回来了。这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在和伯爵夫人谈论新来的女歌星了。伯爵夫人不时望望门口，等儿子回来。

“现在我们走吧。”渥伦斯基走进来说。

他们一同走出车厢。渥伦斯基和母亲走在前面，卡列尼娜和哥哥跟随其后。走到出站口时，站长赶上来找渥伦斯基。

“您交给我的助手两百卢布。劳驾明示一下，这钱是给谁的？”

“给那个寡妇，”渥伦斯基耸耸肩膀说，“我不明白，这个还用问。”

“是您给的？”奥勃朗斯基在后面大声说，他攥了攥妹妹的手，又说，“太动人了，太动人了！真是个好人，对吧？再见，伯爵夫人。”

他和妹妹站在那里找她的女仆。

他们出站后，渥伦斯基家的马车已经离去。出站的人群还在纷纷议论刚才发生的事。

“真是死得太惨了！”从旁边走过的一位先生说，“听说轧成了两段。”

“我的看法相反，这是最快最容易的死法。”另一个人说。

“像这种死法是不可取的。”第三个人说。

卡列尼娜坐上了马车，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惊奇地发现，她嘴唇直打哆嗦，在强忍着眼泪。

“安娜，你怎么了？”马车驶出数百米后，他问道。

“不祥之兆。”她说。

“别胡说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来了，这是最要紧的。你想象不出，我对你寄有多大希望。”

“你早就认识渥伦斯基吗？”她问。

“是的。告诉你，我们希望他娶吉提为妻。”

“是吗？”安娜低声说，“好了，现在来谈谈你吧，”她摇了摇头，像是要摆脱掉身上什么多余的和碍事的东西。“谈谈你的事情吧。我接到你的信就赶来了。”

“是呀，全要倚仗你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哎，把全部经过对我说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五一十地讲起来。

车到家门口，奥勃朗斯基扶妹妹下了车，叹了口气，握了握她的手，就驱车到机关上班去了。

十九

安娜走进屋时，多莉正和一个浅色头发的胖男孩坐在小客厅里。男孩子长得已经很像父亲了。多莉在听他念法语课本里的课文。男孩子一边念书，一边在捻动衣服上一颗快要掉的纽扣，想把它扯下来。母亲一次次拉开他的手，但是那只胖乎乎的小手还是要揪那颗扣子。母亲干脆扯下了扣子，把它放进衣兜里。

“手别乱动，格里沙。”她说罢，又拿起那条她编织了好久的毯子。她总是在苦恼的时候织这条毯子，现在她织得很急躁，手指一挑一挑地数着针数。尽管她昨天已叫人告诉丈夫，他妹妹来与不来都与她无关，但她仍然做好了迎接她的一切准备，怀着不平静的心情等待小姑的到来。

多莉被内心的悲哀摧垮了，她已完全不能自拔。不过她心里明白，小姑安娜是彼得堡一位要人的妻子，是彼得堡的贵妇人。就因为这一点，她没有履行对丈夫说过的话，也就是没有忘记小姑要来这件事。“是的，说到底又不是安娜的过错，”多莉心想，“我知道她为人非常好，对我又那么亲热友善。”她想起了在彼得堡时对卡列宁一家人的印象，她确实并不喜欢他们的家庭，觉得他们整个家庭生活中有一种虚假的气氛。“但是，我何必不接待她呢？不过她可甭想来安慰我！”多莉想，“什么安慰呀，规劝呀，基督教的宽恕呀，这些我都想过一千遍了，全都不顶用。”

这些天来多莉都是单独和孩子们在一起。她既不愿意谈自己的痛苦，而内心痛苦时她又不可能去谈其他无关的事。多莉知道，反正自己会把一切都告诉安娜的。想到自己能向她一吐为快，多莉感到高兴。但是多莉必须向她、他的妹妹诉说自己所受的屈辱，并且听她用现成的话来规劝和安慰自己，这又使多莉感到恼火。

正像生活中常有的那样，她不住地看表，每一分钟都在等候安娜，可是恰恰就错过了客人到达的那一瞬间。她没有听见门铃声。

她听到一阵衣服的窸窣声和轻轻的脚步声时，安娜已经走到了房门口。她回头一看，憔悴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喜悦，而是不由自主地出现了惊奇的表情。她站起来，拥抱了小姑。

“怎么，你已经到了？”她吻着安娜说。

“多莉，我见到你真高兴！”

“我也很高兴，”多莉勉强微笑着说，竭力想从安娜脸上看出她是否都知道了。“没错，她知道，”她发现安娜脸上有同情的神色，她这样想。“走吧，我领你去你的房间。”她接着说，想尽量推迟说那件事的时间。

“这是格里沙吗？天哪，他长得这么高了！”安娜眼睛始终望着多莉，吻了吻孩子说。然后她站住了，涨红了脸。“不，哪儿也别去了。”

安娜解下头巾和帽子。帽子在她满头乌黑的鬈发里勾住了。她摇了摇头，把一绺头发解开。

“看你满面春风，身体多好！”多莉有点妒意地说。

“我吗？……是的，”安娜说，“天哪，塔尼娅！你和我的谢廖扎同年，”她对跑进房间来的小姑娘说，把她抱起来亲了亲。“多俊的小姑娘，真迷人！把你的孩子们都叫来让我看看吧。”

安娜能叫出所有这些孩子的名字，而且记得他们各人的出生年月、性格特点及害过什么病，多莉不能不佩服她这一点。

“那就去看看他们吧，”多莉说，“可惜瓦夏正在睡觉。”

她们看过了孩子，坐下来准备喝咖啡，这时客厅里只剩下她俩。安娜拿起托盘，又把它推开了。

“多莉，”安娜说，“他都对我说了。”

多莉冷冷地看了她一眼，等她马上来讲那套故作同情的话，然而安娜没有说一句那样的话。

“多莉，亲爱的！”她说，“我既不想替他说情，也不想安慰你，我不能这样做。亲爱的，我只是感到难过，打心眼里为你难过！”

她那浓密睫毛下的闪亮的眼睛里顿时充满了泪水。她坐到嫂嫂身边，用她有力的小手握住嫂嫂的手。多莉没有避开，但脸色依旧很冷淡。她说：

“安慰我是没有用的。发生了那件事以后一切都失去了，一切都完了！”

说完这句话，她的脸色立刻缓和下来。安娜托起她那只干瘦的手，吻了一下，说：

“可是多莉，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倒是要想一想，在这种可怕的处境下怎样做才更好。”

“一切都完了，没有什么可说了，”多莉说，“最糟糕的是我撇不开他，你明白吧，有孩子，我被绑住了。但我不能跟他一起生活，看见他我就痛苦。”

“多莉，亲爱的，他都对我说了，可是我想听你说说，你把全部经过告诉我吧。”

多莉疑惑地望望她。

安娜脸上流露的关切和爱怜并无做作的痕迹。

“好吧，”多莉忽然说，“不过我要从头说起。我怎样出嫁你是知道的。我受了妈妈的教育，不仅天真无邪，而且还蠢头蠢脑。我什么都不懂。人家说，做丈夫的都把自己从前的生活对妻子讲清楚，而斯季瓦……”她改口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却什么也没告诉我。你都不相信，我一直以为我是他亲近过的唯一女人。我就这样过了八年。你知道吧，我非但没想到过他会对我不忠，还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设想一下，我怀着这样的想法突然间知道了全部可怕的真相，全部卑鄙的勾当……你为我想想吧。本来我满以为自己很幸福，可是忽然……”多莉说着，差点要失声痛哭，“看到了一封信……写给他的情妇，我的家庭教师的信。这真是太可怕了！”她连忙掏出手帕蒙住了脸。“我对一时糊涂还能够谅解，”她停了停继续说，“但是有预谋地、狡猾地欺骗我……而且是跟谁一起呀？……跟她在一起还继续当我的丈夫……这真可怕！你不会明白……”

“哦，不，我明白！明白，亲爱的多莉，明白。”安娜握握她的手说。

“你以为他理解我的可怕处境吗？”多莉接着说，“一点也不！他称心如意得很呢。”

“哦，不！”安娜马上打断她，“他现在挺可怜，后悔得要死……”

“他还知道后悔吗？”多莉又打断她，凝视着小姑的脸。

“是的，我了解他。看着他我很难过。我俩都是了解他的。他为人善良，但很傲气，可是现在他这么低三下四。最使我感动的是（安娜猜到了什么东西最能打动多莉）……他为两件事苦恼不堪：一是他没有脸见孩子，再就是，他爱你……是的，是的，爱你胜过世上的一切，”她急忙打断想反驳的多莉，“但是他让你受了痛苦，伤透了你的心。他总在说：‘不，不，她不会宽恕我的。’”

多莉听她在讲，若有所思地望着别处。

“是的，我明白他处境很糟。犯过失的人比无辜的人更加痛苦，”多莉说，“如果他知道全部不幸都是由他的罪过造成的。可是，我怎能原谅他，怎能在有了那个女人以后仍然做他的妻子呢？正因为我珍视往日对他的爱情，如今再和他共同生活就会是痛苦的折磨……”

她痛哭失声，说不下去了。

但是，每当她情绪稍有缓和，她重又开始讲那件令她气愤的事，仿佛她故意要这样做似的。

“她年轻，她漂亮，”她说，“你要知道，安娜，是谁夺走了我的青春和美貌？是他和他的孩子们。我把他伺候够了，这份差事把我都耗尽了，现在当然是那个新鲜的贱货更合他的意了。他俩一定在背后议论我，或者更坏，压根儿就不提我。你明白吗？”她眼睛里又燃起了仇恨之火。“以后他可能会对我说……怎么，难道我会相信他？决不！不，一切都结束了，一切安慰，一切操劳和痛苦的回报……你相信吗？刚才我给格里沙上课，过去这常常是我的乐趣，现在却变成了痛苦。为什么我要辛辛苦苦里外操劳？为什么要这些孩子呀？可怕的是，我的方寸忽然全乱了，过去对他的情和爱，现在都变成了憎与恨，是的，憎恨。我恨不得杀了他，然后……”

“多莉，好人儿，我理解你，你不要折磨自己。你太委屈太气愤，对许多事情看不清楚了。”

多莉平静下来，两人沉默了一会。

“想想该怎么办，安娜，帮帮我吧。我左思右想，没有一点办法。”

安娜也想不出任何办法，但是嫂嫂的每句话和脸上的每个表情都在她内心直接引起了回响。

“我只说一点，”安娜开口道，“我是他妹妹，我了解他的性格。他这个人能忘记掉一切，一切（她在额头边做了个手势），能完全彻底地忘乎所以，也能完全彻底地忏悔。他不相信，直到现在也弄不懂，他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

“不对，他现在懂，他过去也懂！”多莉打断她，“可是我呢……你把我忘了……难道我好受些吗？”

“你听我说。我承认，他告诉我那件事的时候，我还不理解你全部的痛苦。我只看到他，只看到家庭破裂了，所以替他难过。可是跟你谈过话以后，作为一个女人，我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看到了你的痛苦，我心里说不出替你有多么的难过！不过，多莉，好人儿，我完全明白你的苦处，只是有一点我还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你心里现在对他还有几分爱。这个你自己清楚，这一点爱够不够去宽恕他。要是还有的话，你就宽恕他吧！”

“没有。”多莉开口道，但是安娜打断了她，又吻了吻她的手。

“我比你更了解上流社会，”她说，“我了解像斯季瓦那样的男人，知道他们对这种事情的看法。你说他和那个女人背后议论你，没有这回事。这些男人尽管行为不端，但他们把家庭和妻子视为神圣。他们轻蔑那种女人，不会让她们妨碍家庭。他们在家庭和这种事情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不明白这是何道理，但事实就是这样。”

“是的，但是他吻过她……”

“多莉，听我说，好人儿。我见过斯季瓦爱上你的样子。我记得那时候，他到我跟前哭着讲到你。他觉得你是那样崇高和充满诗意。和你生活得越长久，你在他心目中就越崇高。我们不是常常取笑他在每句话后面都要加上一句‘多莉是个奇妙的女人’吗？你一直是他崇拜的偶像，现在依然是。他这次做糊涂事也并非是出于本心……”

“要是再干这种糊涂事呢？”

“依我看，这是不可能的……”

“好，那么要是你，能原谅他吗？”

“不知道，说不准……不，我能原谅，”安娜想了想说，她审时度势在心里掂量了一下，又补充道，“是的，我能，我能，我能。对，我会原谅他。可能我现在的想法和最初有些不同，但我会原谅的，而且会完全原谅他，就像根本不曾有过那回事。”

“那是自然，”多莉立即插话说，好像她现在要说的话已经考虑过多次了，“否则就不叫做原谅了。既然原谅，就完全彻底地原谅。好了，我们走吧，我带你去看你的房间，”多莉站起来说，一路上搂着安娜。“亲爱的，你来了我真高兴。现在我好受些了，好受多了。”

二十

这一整天安娜都待在家里，即待在奥勃朗斯基的家里，没有接见任何人，虽然有些熟人知道她来，当天就登门拜访她。整个上午安娜和多莉及孩子们在一起。她只派人送了张字条给哥哥，叫他务必回家吃午饭。“你来吧，上帝是仁慈的。”她这样写道。

奥勃朗斯基在家里吃午饭。谈话的内容是一般性的。妻子对他说话时称“你”，这在前些时候是没有过的。夫妻关系仍然有些别扭，不过已经不再提分手的事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由此看到了解释与和好的希望。

刚吃完饭吉提就来了。她认识安娜，但对她了解甚少。她到姐姐家来，不知道这位有口皆碑的彼得堡上流社会的贵妇会怎样接待她，因此有点惶恐不安。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一见吉提便很喜欢她，这一点吉提自己马上看出来了。安娜显然欣赏她的青春美貌。吉提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感到自己已经处在安娜的影响力下，已经对她一往情深，就像许多年轻姑娘很容易爱慕年长的已婚女子那样。安娜不像是一位上流社会太太，也不像有了一个八岁儿子的母亲。看她那轻盈的动作，焕发的容光，以及不时地从微笑和顾盼中流露出来的勃勃生气，她倒更像个二十岁的姑娘。只是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严肃的、时而忧郁的神情，这使吉提感到吃惊，也深深吸引着她。吉提觉得安娜十分平易近人，毫不掩饰自己，但是却另有一个崇高的内心世界，其中充满着丰富多样的诗意的情趣，是她不可企及的。

饭后多莉回自己房间去了。安娜马上站起来，走到正在点雪茄的哥哥跟前。

“斯季瓦，”她快活地使着眼色，在他身上画十字，用眼睛示意房门说。“去吧，上帝保佑你。”

他扔下雪茄，心领神会地走了出去。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后，安娜又回到沙发上，她在那里被孩子们围住了。不知道是孩子们看见妈妈喜欢这个姑姑呢，还是他们自己感到这个姑姑特别迷人，反正就像小孩子们常做的那样，起先是两个大孩子，接着几个小的也跟上来，他们在吃午饭前就一齐寸步不离地缠上了新来的姑妈。孩子们像在玩游戏似的，看谁和姑姑坐得更近，谁能摸到她，抓到她那只小手，吻她，玩她的戒指，或者哪怕碰到她衣服的绉边也好。

“好了，好了，我们还像刚才那样坐。”安娜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说。

格里沙又把脑袋伸到她胳膊底下，偎在她衣服上，显出骄傲得意的样子。

“那么，舞会什么时候举行呢？”她问吉提。

“下个礼拜。舞会很盛大。这种舞会上总是很快活。”

“总是很快活，有这样的舞会吗？”安娜以柔和的揶揄口吻说。

“听起来奇怪，不过确实有的。博布里谢夫家的舞会总是很快活，尼基京家的也是，而梅日科夫家的就一直很乏味。难道你没有发觉吗？”

“不，我的宝贝，对我来说不存在什么快活的舞会，”安娜说。吉提在安娜眼睛里窥见了那个对她不曾公开的特殊世界。“对我来说，只有那种比较不让人难受和乏味的舞会……”

“您怎么会在舞会上感到乏味呢？”

“为什么我在舞会上就不会感到乏味呢？”安娜问。

吉提觉察到，安娜已料到了她会作怎样的回答。

“因为您总是最出色的。”

安娜很容易脸红。她涨红了脸，说：

“首先，我绝不是您说的那样。其次，即便是那样，对我又有什么用？”

“您参加这次舞会吗？”吉提问。

“我想，也不能不去。你把这个拿去吧。”她对塔尼娅说。

小姑娘正把她的戒指从雪白的尖尖的手指上很容易地退下来。

“您能去我太高兴了。我真的很想在舞会上看到您。”

“要是能去的话，至少不会扫你的兴，我也就安心了……格里沙，你别揪了，头发已经够乱的了。”她说罢，理了理格里沙在揪着玩的一绺耷拉的头发。

“我想象您在舞会上会穿紫色衣服。”

“为什么一定是紫色呢？”安娜笑着问，“哎，孩子们，去吧，去吧。听见没有？古莉小姐在叫你们喝茶了。”她说罢，摆脱孩子们的纠缠，把他们打发到餐厅去了。

“我知道您为什么叫我参加舞会。您对这次舞会期望很大，您希望大家都到场，都参加。”

“您怎么知道的？是这样。”

“哦！您这般年华真好，”安娜接着说，“我记得，我知道这一片淡蓝色的雾，就像在瑞士山上看到的那样。在那段美妙的时光里，一切都笼罩在这片雾中，童年即将结束，从这一大圈充满幸福和欢乐的迷雾中渐渐现出一条越来越窄的路，虽然这条穿廊似的路看起来那么光明美好，可是走进去时你的感觉是又喜又怕……谁不是这条路上过来的人呢？”

吉提笑而不语。“她是怎样走过来的？我真想知道她的全部罗曼史。”吉提想，同时记起了她丈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副并不风雅的外表。

“您的事我知道一些。斯季瓦对我说了。恭喜您，他这人我很喜欢，”安娜说，“我在铁路上遇到了渥伦斯基。”

“哎呀，他上那儿去了？”吉提飞红了脸说，“斯季瓦对您说了些什么？”

“斯季瓦全都告诉我了。早知道我也会很高兴的。昨天我和渥伦斯基的母亲同一趟火车，”她接着说，“一路上他母亲不停地跟我谈她儿子。她最宠这个儿子了。我知道做母亲的会偏心眼，不过……”

“他母亲跟您讲什么了？”

“哦，很多！我知道他是母亲的爱子，不过，还是能看出来，他有骑士风度……比如，她告诉我，他愿意把全部财产让给他哥哥，他小时候就有非同寻常之举，他把一位妇女从水里救了上来。总之，他是个英雄。”安娜笑着说，想起了他在车站上送给人两百卢布的事。

不过安娜没提这件事。不知怎的，她想起这件事心里有些不快，觉得这里面跟她有一点牵涉，有着某种不该发生的情况。

“他母亲再三请我上她家去，”安娜继续说，“我也想见见老太太，打算明天去看她。谢天谢地，斯季瓦在多莉书房里能待这么久。”安娜改换话题，站了起来，吉提觉得她好像有什么事情不顺心。

“不，我最先到！不，是我！”孩子们喝完了茶，叫喊着朝安娜姑姑奔过来。

“大家一齐来！”安娜笑着说，迎着孩子们跑过去，把这一堆乱挤乱钻、快活得尖叫的小家伙搂在怀里，滚倒在地。

二十一

到了大人们喝茶的时候，多莉才走出房间。没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出来。大概他从妻子房间的后门走了。

“我怕你住在楼上会冷，”多莉对安娜说，“想让你搬下来，我们也可以离得近些。”

“啊，千万别为我操心了。”安娜答道，注视着多莉的脸，竭力想看出是否已经和解。

“你住这边光线也好些。”嫂子说。

“告诉你，我就像旱獭似的，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睡着觉。”

“你们在谈什么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书房走出来，向妻子问道。

听他的语气，吉提和安娜马上明白他俩已经和解了。

“我想让安娜搬到楼下来，不过要换副窗帘。谁也不会换，得我亲自动手。”多莉回答他说。

“天晓得，他俩是不是完全和解了？”安娜听出多莉的语气冷冰冰的，这样想。

“哎呀，多莉，别老是自找麻烦了，”丈夫说，“一切由我来办好不好……”

“是的，看来确实和解了。”安娜想。

“我知道你会怎么办，”多莉答道，“把办不了的事交给马特维，自己一走了之，然后马特维再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多莉说这些话时，嘴角上露出了她惯有的讽刺的微笑。

“完全彻底的和解，完全彻底，谢天谢地！”安娜想道，很高兴自己促成了这件事，然后走到多莉跟前，吻了吻她。

“绝对不会，你怎么这样看不起我和马特维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对妻子说。

整个晚上多莉对丈夫的态度像平时那样略带一点嘲讽，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则显得心满意足，不过他知道分寸，不致让人觉得他好了伤疤忘了疼。

九点半钟，奥勃朗斯基一家人饮茶夜话兴味正浓时，却被一桩看起来极普通的事给搅乱了，而这件普通事，不知怎的，使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奇怪。正当大家津津有味地谈论彼得堡的共同熟人，这时安娜突然站起来。

“我的纪念册里有她的相片，”她说，“顺便也给你们看看我的谢廖扎。”她带着做母亲的骄傲笑着说。

通常在晚上十点钟前，她和儿子道别，在出门参加舞会前常常亲自照料他睡下，现在儿子离得这么远，使她感到惆怅。不管人家谈论什么事，她不知不觉总要想到她那鬈发的谢廖扎。她想看看他的相片，说说他的情况。刚才有了一个借口，她马上就站起来，迈着轻快有力的步子去拿相册。到她房间去的楼梯，连着大门台阶上的平台。平台宽敞而暖和。

安娜刚刚走出客厅，前厅里传来了门铃声。

“这会是谁呢？”多莉说。

“接我回家还不到时候，哪个人这么晚还来。”吉提说。

“一定是送公文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安娜经过台阶时，男仆正跑上来禀报有客，而那个来客已经站在灯光下了。安娜朝下面一望，立即认出是渥伦斯基，她心中突然萌生了一种混合着快慰与惧怕的奇怪感情。他站在那里，没有脱外套，从衣兜里掏着什么物件。当她经过台阶的当中时，他抬起眼睛，看见了她，脸上露出像是羞愧和惊恐的神色。她向他点点头走了过去，听见身后传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叫客人进来的大嗓门，还有渥伦斯基谢绝进屋的柔和而平静的低声。

安娜拿到相册返回时，他已经走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渥伦斯基是来问一下明天为一位新来的名流举行宴会的事。

“他说什么也不肯进来。他这人有点古怪。”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吉提脸红了。她想只有她清楚，他为何而来又为何不进来。“他到我家去过了，”她想，“没见到我，想必我在这里。他没有进来，因为觉得时间太晚了，况且安娜在这里。”

大家互相望望，什么也没有说，然后就开始看安娜的相册。

一个人在晚上九点半上朋友家打听请客吃饭的详情，但是没有进屋。这本是平平常常、毫不足怪之事。可是这一回却让大家感到纳闷。而安娜比所有的人更觉得奇怪，并有一种不祥之感。

二十二

吉提和母亲走上灯火通明的大台阶时，舞会才刚刚开始。台阶两旁摆满了鲜花，站着些身穿红色长袍、头脸扑了香粉的仆人。大厅里传来像蜂箱里那样的均匀的嗡嗡声。母女俩走到台阶上，在两边摆着盆树的镜子前整理头发和衣着，这时听到大厅里响起了一阵由弱而强的清亮的小提琴声，乐队开始奏第一支华尔兹舞曲了。一个文官模样的小老头在另一面镜子前整理他花白的鬓发，身上散发出香水气味，他在台阶上碰见母女俩，侧身让了路，显然以欣赏的目光望着他不认识的吉提。一个没长胡须的年轻人，就是谢尔巴茨基公爵叫做“宝贝蛋”的那种上流社会青年，穿着一件胸口开得很低的坎肩，边走边整理他那条白色领带，向她俩鞠了个躬跑过去，但马上又回来说，他请吉提跳卡德里尔舞。她已答应和渥伦斯基跳第一圈卡德里尔舞，第二圈就该和这个青年人跳了。一位军官一边扣手套扣子，在门口给她们让了路，他摸摸小胡子，欣赏着面如桃花的吉提。

尽管吉提在服装、发型及参加舞会的准备上花了许多工夫和心思，但是现在她穿着花样繁杂的薄纱连衣裙和粉红色衬裙潇洒大方地步入舞会大厅时，仿佛这些花结、花边和细小装饰并不是她和她家人的刻意之作，仿佛她生下来就穿戴着这身轻纱和花边，梳着高耸的发式，头上插着这朵有两片叶子的玫瑰花。

走进大厅前，老公爵夫人想为吉提整理一下卷缠的腰带，她扭身避开了。她觉得身上的一切都自然优美，用不着整理什么了。

这是吉提福星高照的一天。衣服不大不小正合身，花边披肩没有滑下来，蝴蝶结不皱也不脱落，粉红色的高跟鞋不夹脚，穿着挺舒服。浓密的淡黄色假发髻戴在她的小脑袋上，就像她自己的头发一样。长手套的三个扣子都扣上了，没有一个脱开，保持着好看的手形。肖像颈饰的黑丝绒带子非常柔美地绕在她的脖子上。这条黑丝绒带漂亮极了。吉提在家里对着镜子看脖子时，觉得黑丝绒带就像会说话似的。别的什么都可能美中不足，唯独这条黑丝绒带完美无缺。现在吉提从舞厅的镜子里看了它一眼，又微微一笑。吉提感到裸露的肩膀和手臂像大理石一样清凉光滑。这是她最喜欢的一种感觉。她的眼睛闪闪发亮。由于意识到自身的魅力，她那绯红的嘴唇上不禁漾起了微笑。她刚刚进入大厅，走向花团锦簇的一群女士（她们在等人邀请跳舞，吉提从不站在这一群人中），马上就有人来请她跳华尔兹。邀请者是出色的舞伴、舞会主角、著名的舞蹈教练和舞会主持人、体格匀称的已婚美男子，他叫戈鲁什卡·科尔孙斯基。他刚才和巴尼娜伯爵夫人跳完了第一圈华尔兹，正在察看他的学生们，也就是几对开始跳舞的人，这时他望见吉提走进大厅，就迈着舞蹈教练特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步伐很快走到她面前，鞠了一躬，甚至也不问对方是否愿意，就伸手去搂她的细腰。她回头望望，想把扇子交给别人，女主人笑着把扇子接了过去。

“您能准时来太好了，”他搂住她的腰说，“迟到可不是好作风。”

她弯起左手搭在他肩上，穿着粉红色皮鞋的一双小脚轻快而均匀地移动步子，随着音乐节拍在光滑的嵌木地板上翩翩起舞。

“同您跳华尔兹是一种休息，”他跳着华尔兹舞开始时并不很快的步子说。“您跳得好极了，这么轻巧，准确。”他对她说，这话他几乎对所有的老熟人都说过。

她对他的夸奖报以一笑，越过他的肩膀继续环视大厅。她不像初涉舞场的新手，把所有人的脸看成了光怪陆离的一片。她也不是那种跳舞跳腻了的姑娘，在舞会上遇到的全是熟人面孔，那反倒觉得无聊。她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她很兴奋，但能控制情绪，不致影响对整个舞会的观察。她看见社会精英们都聚集在大厅的左角。在那里的有科尔孙斯基的妻子、穿得过分袒露的美人儿莉季，有女主人，有永远和精英们泡在一起的头顶谢得发亮的克里温。小伙子们不断朝那边张望，却不敢走过去。她在那里看到了斯季瓦，然后又看见了身穿黑丝绒衣裳的安娜的头部和优美身姿。他也在那里。从她拒绝列文的那个晚上起，就再也没见过他。吉提的好眼力一下子认出了他，甚至发现他在望着她。

“再来一圈怎么样？您累不累？”科尔孙斯基有些气喘地说。

“不，谢谢。”

“把您送到哪儿去？”

“卡列尼娜好像在那边……请把我带到她那儿去。”

“遵命。”

科尔孙斯基调整好华尔兹舞步，直接向大厅的左角转过去，嘴里不住地说：“对不起，女士们，对不起，对不起，女士们。”他在花边、轻纱和绸带的海洋里左拐右让，没有绊着任何人，最后带着舞伴来了一个急旋，旋得吉提那双穿着绣花长袜的秀美小腿都露了出来，停下来时长裙的后襟扇子似的覆在了克里温的膝盖上。科尔孙斯基鞠了个躬，挺了挺敞开衣服的胸膛，伸出手送她到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那边去。吉提满脸通红，把裙摆从克里温膝上拿开。她有些晕眩地环顾一下周围，寻找安娜。安娜没有照她认定的那样穿紫色衣服，而是穿了一条领口开得很低的黑丝绒连衣裙，露出了象牙雕琢一般秀美的丰满肩膀、胸部，圆圆的胳膊和纤细的小手。她的连衣裙整个镶着威尼斯凸花边。纯黑的头发里束着一条小小的三色堇花带，黑腰带上的白花边之间也有一条这样的花带。她的发式毫无出众之处。只有脑后和两鬓那些无拘无束的短发卷时时垂搭下来，衬托出她的妩媚。健美的脖子上戴着一条珍珠项链。

吉提天天都见到安娜，对她怀着爱慕之心，想象她穿紫色衣服一定好看。现在见她这身黑色装束，才感到原先没有领会到她全部的美。这时她看见的安娜是全新的、全然出乎她意料的一个人。她明白了，安娜不能穿紫色，她的美就在于她永远从服饰中凸显出来，她的衣着毫不引人注目。她身上的饰有豪华花边的黑色连衣裙并不引人注目，那只是个画框，人们所注意到的，只有一个朴素、自然、娴雅、快乐而活泼泼的安娜。

安娜像平时一样笔直地站着。吉提走近这群人时，她正回头和府邸的男主人说话。

“不，我不会谴责的，”她就一件什么事情回答他，“虽然我不明白，”她耸耸肩膀说，马上露出亲切关怀的微笑向吉提转过身来。她以女性的目光飞快打量了一下她的装束，略微一点头，吉提明白自己的打扮和美艳得到了她的首肯。“您是跳舞跳进大厅来的。”她说。

“她是我最忠实的助手之一，”科尔孙斯基向初次见面的安娜鞠躬说，“公爵小姐帮助我把舞会办得欢快而美妙。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赏光跳个华尔兹吧。”他躬身邀请道。

“你们是熟人？”主人问。

“我跟谁不熟？我和妻子就像白毛的狼，谁都认识我们，”科尔孙斯基说，“跳个华尔兹吧，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

“我是能不跳舞就不跳。”她说。

“可是今天不能不跳。”科尔孙斯基说。

这时候渥伦斯基走了过来。

“哦，既然今天非跳不可，那就跳吧。”她说话时没有注意渥伦斯基向她鞠躬，很快把手搭在科尔孙斯基的肩上。

“她为什么对他不满意呢？”吉提发现安娜故意不理睬渥伦斯基的鞠躬，心里想。渥伦斯基走到吉提跟前，提起和她约好的第一圈卡德里尔舞，并歉意地说，这些日子总没有机会去看她。吉提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欣赏安娜跳华尔兹舞。她等待着渥伦斯基请她跳华尔兹，但是他没有邀请。她惊奇地看了看他。他脸红了，慌忙向她发出邀请，可是，他搂住她的纤腰刚刚踏出第一步，音乐声就戛然而止了。吉提瞥了一眼他的近在咫尺的脸。吉提的眼光脉脉含情，但没有得到他的回应，后来过了许多年，吉提想起当时的那一瞥，仍然感到羞愧难言，心如刀割。

“对不起，对不起！跳华尔兹，跳华尔兹吧！”科尔孙斯基从大厅另一头叫喊道。他就近搂住一位小姐就跳了起来。

二十三

渥伦斯基同吉提跳完了几轮华尔兹。吉提走到母亲跟前，才和诺德斯顿夫人讲了几句话，渥伦斯基又过来请她跳第一圈卡德里尔舞。他俩跳卡德里尔时，没有进行什么重要谈话，只是断断续续地谈到科尔孙斯基夫妇，渥伦斯基戏称他俩是一对可爱的四十岁顽童。他俩还谈到未来的公众剧场。只有一次他触到了她的痛处，问起列文是不是也来参加舞会了，并说他很喜欢列文。吉提并不指望跳卡德里尔时能谈什么更重要的内容。她以万分紧张的心情等待玛祖卡舞的开始。她感到玛祖卡就是决定她命运的时刻。他在跳卡德里尔时没有邀请她跳玛祖卡，这倒并不使她担心。她相信一定会和他跳玛祖卡，就像在以往的舞会上一样，所以她谢绝了五位男士的邀请，说已经答应别人了。对吉提来说，整个舞会直到最后一圈卡德里尔舞，都是华彩纷呈、熙攘喧阗的神奇梦境。她一直跳着，直到觉得实在太累了，她才要求休息一下。但是，当她同一个拒绝不掉的乏味小伙子跳最后一圈卡德里尔时，她恰恰跳到了渥伦斯基和安娜的对面。吉提从她来到舞会到现在，没有和安娜相聚过，这时她看见的安娜，又是一种出人意料焕然一新的模样。她在安娜身上看到了自己也曾体验过的兴奋得意的情绪。她看见安娜已经陶醉在别人对她的倾倒之中。她熟悉这种感觉和它的特征，并在安娜身上发现了这些特征。她看见她眼睛里有炽烈的闪光在颤动，弯弯的嘴唇上不由自主地露出幸福而激动的微笑；她丰姿绰约，舞步稳健而轻盈。

“是谁使她这样陶醉？”吉提问自己，“是大家还是一个人？”这时同她跳舞的小伙子正无话可谈，窘相毕露，吉提也不去管他，表面上按照科尔孙斯基欢快响亮的口令声时而随大伙一起走成大圆圈，时而又排成一排，一面却在留神观察动静，她的心渐渐地揪紧了。“不，不是众人的爱慕使她陶醉，而是某一个人的倾倒使她这样陶醉。是那个人吗？难道是他吗？”每当他和安娜说话时，安娜的眼里就闪出热烈欢快的光彩，弯弯的红唇上也漾起幸福的微笑。她似乎竭力不喜形于色，而脸上却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他这是怎么了？”吉提望了一眼渥伦斯基，顿时大吃一惊。她在他的身上同样看到了安娜脸上反映出来的情绪。他平时那种镇静稳健的风度和从容潇洒的神情都到哪儿去了呢？现在他每次同她说话，总是稍稍低下脑袋，像要扑倒在她面前，眼神里充满了恭顺和惶恐。“我不想冒犯您，但我要拯救自己，只是不知道怎样救。”他的眼神仿佛在说。他脸上的表情是吉提从未见过的。

他们谈到共同的熟人，谈话内容十分平常，但吉提觉得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在决定他俩和她吉提的命运。奇怪的是，尽管他俩确实在谈什么伊万·伊万诺维奇法语讲得可笑，什么叶列茨卡娅本可找个更好的伴侣之类，可是这些话对他俩却别有一种含义，这一点他俩和吉提都感觉到了。在吉提心里，整个舞会，整个世界，全都笼罩在一片迷雾中。幸亏她所受的严格教养使她尚能保持镇定，勉强去做该做的事，也就是继续跳舞，说话，答问，甚至微笑。但是，当玛祖卡舞即将开始，人们在忙着搬动椅子，几对舞伴已经从小厅里进入大厅，令吉提恐惧和绝望的时刻也突然到来了。她拒绝了五个约舞的男士之后，现在竟没有人和她跳玛祖卡舞。正因为她在交际界太出风头，谁也不会想到此刻她竟会没有舞伴，所以也不可能指望有人来邀请她了。应当对母亲说她身上不舒服，然后就回家。但她没有气力这样做。她感到自己完全垮了。

她走到小客厅最里边，坐在安乐椅上。鼓起的裙子云朵似的围绕着她苗条的身躯。一只瘦小柔嫩的少女手臂裸露在外，无力地垂下来，陷进粉色舞裙的褶皱里。她另一只手里拿着扇子，急促地扇着她那燥热的脸。她就像蝴蝶绊在一棵小草上，想要展开欢快的翅膀再飞起来，但是可怕的绝望情绪钳住了她的心。

“也许是我看错了，也许没有那么回事？”

她回忆着自己所目睹的一切。

“吉提，这是怎么回事？”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在地毯上悄没声地走到她跟前说，“我真不明白。”

吉提的下嘴唇哆嗦了一下，她霍地站起来。

“吉提，你不跳玛祖卡吗？”

“不，不。”吉提噙着泪声音颤抖地说。

“他当着我的面叫她跳玛祖卡，”诺德斯顿夫人说，夫人知道吉提明白她指的两个人是谁。“她说：您怎么不和谢尔巴茨卡娅公爵小姐跳呢？”

“啊，我无所谓！”吉提答道。

除了她自己，谁也不明白她的处境，谁也不知道，她昨天拒绝了她可能爱着的一个人，就因为相信了另一个人而拒绝了他的求婚。

诺德斯顿伯爵夫人找到了跟她跳玛祖卡的科尔孙斯基，叫他去邀请吉提。

吉提是同他跳的第一个舞伴，所幸她不必说话，因为科尔孙斯基一直要跑来跑去向跳舞的人发号施令。渥伦斯基和安娜几乎就坐在她对面。她的好眼力远远就看见他们。后来他们结对相遇时她在近处也看见他们。她越是一次次看到他们，就越相信自己的不幸已经铸成。她发现他俩在这人头攒动的大厅里旁若无人。她在渥伦斯基那张总是神色坚定而自信的脸上，看到了使她吃惊的慌乱和驯顺的表情，就像一只伶俐的狗犯了过失那样。

安娜微笑时，笑容会传染给他。安娜沉思时，他也严肃起来。一种超自然的力促使吉提目不转睛地望着安娜的脸。她穿普通的黑色衣裳显得很美。戴镯子的胖胖的手也很美。围着珍珠项链的脖子、发式散乱的一头鬈发、娇小的手脚的优雅轻盈的动作，还有那张充满生气的漂亮的脸，她的一切都是美的，只是这美中含有一种可怕和残忍。

吉提比以往更仔细地欣赏她，内心的痛苦也越来越强烈。吉提感到自己被压垮了，这从她的脸色可以看出。渥伦斯基跳玛祖卡同她相遇时，竟没有一眼认出她来——她的变化太大了。

“舞会真妙！”渥伦斯基在找话说。

“是的。”吉提回答。

玛祖卡跳到一半，安娜跟着大伙一遍遍跳着科尔孙斯基想出来的新花样。她走到圆圈中央，拉住两名男舞伴，又把一位女士和吉提叫到跟前。吉提走过来惊恐地望着她。安娜眯起眼睛朝她笑笑，握了握她的手。她发现吉提对她的微笑报以一脸绝望和惊奇的样子，就转过身同另一位女士高兴地说起话来。

“是呀，她身上有一种陌生的、鬼魅般迷人的东西。”吉提自语道。

安娜不想留下来吃晚饭，主人挽留她。

“行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科尔孙斯基用燕尾服的袖子挽住了她裸露的手臂。“来一圈科季里昂舞，这主意怎么样？妙极了！”

他款移舞步，想拉她跳起来。主人赞许地微笑。

“不，我不能留下来。”安娜笑着答道。她虽然在笑，但回答的语气很坚决，科尔孙斯基和主人都明白她肯定不会留下来。

“不了，我在莫斯科您家的舞会上跳舞，比我在彼得堡整个冬天跳的还要多，”安娜说话时转眼望望站在旁边的渥伦斯基。“上路之前需要休息一下。”

“明天您一定要走吗？”渥伦斯基问。

“我想是的。”安娜回答，对他大胆的问题似乎感到惊奇，但是她说话时眼睛里和微笑里遏止不住的闪光，使他全身火辣辣的。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没有留下吃晚饭就走了。

二十四

“是呀，我身上有一种令人嫌恶的东西，”列文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徒步去找他哥哥，一路上这样想。“我对别人毫无用处。人家说我傲气。不，我连傲气也没有。要是我傲气的话，也不会弄到这步田地。”他想象渥伦斯基那么幸运，为人和善，聪明又沉着，大概从来不曾像他今晚那样处境难堪。“是呀，她应该选择他。这是理所当然，我也不必怨天尤人。是我自己的错。我有什么权利认为她想把自己的生活同我联系在一起？我是什么人？我算什么？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谁也不需要，对谁也没有用。”这时他想起了哥哥尼古拉，心里倒高兴起来。“他认为世上的一切都肮脏卑鄙，难道不对吗？我们至今对尼古拉哥哥的评判也未必公正。普罗科菲看见他衣衫褴褛，喝得烂醉，当然把他看成堕落的人，但我知道他不是这种人。我了解他的心，知道我和他很相像。而我没有去找他，却去吃晚饭，又跑到这里来。”列文走到路灯下，从皮夹子里掏出哥哥的地址看了看，喊住一辆马车。哥哥住的地方很远，一路上，列文清晰地回忆起尼古拉哥哥生平中所有他熟知的事情。他想起哥哥在大学期间和毕业后一年里，不顾同学们讥笑，过着修士般的生活，严格遵守宗教仪式，实行礼拜和斋戒，并回避一切享乐，尤其是女色。可是后来他忽然灰心丧气，结交了一帮坏蛋，从此放荡胡作起来。列文又想起了哥哥从乡下收养一个男孩，盛怒之下把他毒打一顿，被人以伤害致残罪诉讼公堂的事。他还想到哥哥曾输钱给一个赌棍，自己立了字据，又去告状说受了那人的骗。（就是谢尔盖·伊万内奇付的那笔钱。）接着又想起尼古拉因打架斗殴在拘留所里关过一夜。想起他无耻地要跟谢尔盖哥哥打官司，说谢尔盖没有把母亲财产中属于他的一份支付给他。最后一件案子是他到西部边疆区任职时，因为揍了一名主任而被送交法庭……所有这些行为都很恶劣，但列文对此不像别人想象的那么可怕，因为别人不了解尼古拉，不了解他的全部经历和他的心。

列文记得，在尼古拉笃信上帝，过修士生活，行斋戒和做礼拜的时候，在他求助宗教抑制情欲的时候，没有人支持他，所有的人，包括他列文在内，都取笑他。大伙戏弄他，说他是挪亚[24]，是修士。而当他灰心丧气时，谁也不曾帮助他，大家都害怕和嫌弃他。

列文觉得，尼古拉哥哥尽管生活放荡，但是他的内心，他的心灵深处并不比这些瞧不起他的人更糊涂。他的狂放性格和被束缚的才智都是与生俱来的，又不是他的错。他一直想做个好人。“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要他也把一切都告诉我，让他明白我是爱他的，也是理解他的。”列文暗自下定决心。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马车驶到了地址上写的那家旅馆。

“楼上十二号和十三号房间。”门房回答列文说。

“在家吗？”

“应该在家。”

十二号房间的门半开着，一股劣质淡味烟草的浓烟在一道灯光中飘出来。列文听见房里有个陌生的声音在说话，并立刻断定哥哥就在里面，因为他听到了尼古拉的咳嗽声。

列文进门时，那个陌生的声音在说：

“一切要看怎样合理和自觉地做这件事。”

列文朝门里一望，看见说话的是个身穿紧腰长袍、头发蓬成一大圈的年轻人。沙发上还坐着个脸上有些麻子的年轻女人，穿一条无袖无领的毛料连衣裙。没有看到尼古拉。列文想到哥哥就生活在这些陌生人中间，心疼得揪紧了。没有人听见他走进来。他脱下套鞋，侧耳细听穿长袍的先生在说什么。原来那人在讲一家企业的事。

“哼，特权阶级，见他们的鬼！”是尼古拉的声音在咳嗽着说，“玛莎！给我们拿晚饭，有剩下的酒也拿来，没有酒就叫人去买。”

那女人站起来，转过间壁，看见了列文。

“尼古拉·德米特里奇，这儿有一位老爷。”她说。

“来找谁？”尼古拉生气地说。

“是我呀。”列文走到亮处说。

“‘我’是谁？”尼古拉的火气更大了。只听见他急急地站起来，在什么东西上绊了一下。列文就在对面的门边看见了哥哥高大瘦削、有点驼背的身影，这身影多么熟悉，但是他的粗野和病态仍然让人吃惊；哥哥的大眼睛里带着恐惧的神色。

他比三年前列文最后一次见到时更瘦了。他穿着一件短常礼服，手和宽大的骨架显得更大了。头发比以前稀疏，嘴唇上仍然留着笔直的小胡子，眼睛还是那样古怪而天真地望着走进来的列文。

“啊，科斯佳[25]！”他忽然说，认出是弟弟后，眼睛里闪出了欣喜的光亮。但他马上转眼望望那个年轻人，头和颈部做了个列文非常熟悉的仿佛被领带勒得难受的动作，消瘦的脸上露出了全然不同的粗野、痛苦和残忍的表情。

“我给您和谢尔盖·伊万内奇写过信，说我不认识你们，也不想认识。你，您有何贵干？”

他完全不是列文想象的那个样子。他性格中有一种最坏、最别扭的东西使人难以和他沟通，列文在想到他时把这一点忘记了，现在看到他的脸，特别是看见了他头部抽搐的动作，才回想起一切来。

“我不是找你有什么事，”列文怯生生地说，“我只是来看看你。”

弟弟畏怯的样子显然使尼古拉的心肠软了下来。他撇了撇嘴唇。

“哦，你是这样？”他说，“那就进来，坐下吧。想吃晚饭吗？玛莎，拿三份来吧。不，等一等。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指着穿长袍的先生对弟弟说，“这位是克里茨基先生，我在基辅时候的朋友，是个非常杰出的人。因为他不是卑鄙无耻之徒，警察自然要追捕他。”

他习惯地环视一下房间里所有的人，见那女人站在门口正要走，对她喝道：“我说叫你等一等！”他又环视一下大伙，用列文熟悉的不高明的谈话方式，语无伦次地开始对弟弟讲述克里茨基的经历：他因为组建贫穷学生救助会和星期日业余学校而被大学校方开除，后来在一所民众学校里当教师，又被开除，此后又因什么罪名吃过官司。

“您是基辅大学的吗？”列文为了打破难堪的沉默，问克里茨基。

“是的，在基辅大学念过。”克里茨基皱起眉头气恼地说。

“这个女人，”尼古拉指着那女人插进来说，“是我的生活伴侣，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我把她从窑子里带了出来，”他说着，扭了扭脖子。“但是我爱她，尊重她，”他皱着眉头提高嗓门说，“我请所有愿意和我认识的人都爱她和尊重她。反正她就是我的妻子，反正一样。现在你知道在跟谁打交道了。要是你认为这有损你的身份，你就给我滚蛋。”

他又询问似的扫视了大家一眼。

“怎么会有损我的身份呢，我不明白。”

“那好，玛莎，叫人送晚饭来吧。要三份，再拿些伏特加和葡萄酒……不，等一下……不，不要了……你去吧。”

二十五

“那么，你看，”尼古拉使劲地蹙着额头，抽搐了一下，接着说。看样子他想不起来该说什么和做什么。“你看见吧……”他指着堆在房间角落里的一捆铁条。“看见这个吧？这是我们要干的新事业的开端。这新事业就是生产合作社……”

列文似听非听。他谛视着尼古拉那张肺痨病的脸，越来越觉得哥哥可怜。他无法勉强自己去听他讲生产合作社的事。他看出，合作社不过是尼古拉不想自我鄙薄的救命稻草。尼古拉继续说：

“你知道，工人受到资本的压榨。我们的工人和农夫担负着所有繁重的劳动，结果，无论他们干多少活，也摆脱不了牲畜一般的处境。工资中的利润部分，本可以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让他们得到闲暇，因而也就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但是全部的剩余价值都给资本家剥夺了。社会变成了这样，他们劳动得越多，商人和地主就越赚钱，而他们就永远做牛马。这种制度必须改变。”他说完了，用询问的眼光望了望弟弟。

“是的，自然是如此。”列文凝视着哥哥凸出的颧骨下泛起的红晕，说。

“我们正在搞一个钳工合作社，所有的产品和利润，主要是生产工具，都是公有的。”

“合作社在哪里办呢？”

“在喀山省的沃兹德列姆村。”

“为什么在村里办？村庄里本来就有许多事要做。合作社干吗要办在村里呢？”

“因为农民现在还跟过去一样当奴隶，有人要把他们从受奴役的地位中拯救出来，这让你和谢尔盖·伊万内奇不高兴了。”尼古拉因为列文顶了嘴而恼火地说。

列文叹了口气，环顾了一下阴暗肮脏的房间。这叹息声似乎对尼古拉更加火上加油。

“我知道你和谢尔盖·伊万内奇的贵族观点。我知道他把全部聪明智慧都用来替现存的恶势力辩护。”

“不，你为什么要扯上谢尔盖·伊万内奇呢？”列文笑着说。

“谢尔盖·伊万内奇？就为这个！”一听到谢尔盖的名字，尼古拉顿时大吼道，“就为这个……还有什么可说？只有一点……你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你瞧不起这种事情，那好极了，你走吧，你走呀！”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吼道，“走！走！”

“我丝毫没有瞧不起，”列文胆怯地说，“我甚至都没有和你争论。”

这时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回来了。尼古拉气呼呼地瞥了她一眼。她快步走到他跟前，向他耳语了几句。

“我身体不好，脾气变坏了，”尼古拉安静下来，重重地喘着气说，“还有，你对我讲到谢尔盖·伊万内奇和他的文章。那都是胡说八道，谎话连篇和自欺欺人。一个不懂得什么是正义的人，怎么能写文章谈论正义呢？您看过他的文章吗？”他问克里茨基，又到桌边坐下来，把乱糟糟摆了半桌子的香烟推过去，腾出些地方来。

“我没看过。”克里茨基神情阴郁地说，他显然不想加入谈话。

“为什么不看？”尼古拉这次是对克里茨基冒火了。

“因为我认为没有必要为此浪费时间。”

“那么，为什么您认为是浪费时间？那篇文章许多人看不懂，也就是说，他们水平不够。可是我另当别论，他的心思我看透了，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行。”

大家都不说话了。克里茨基慢慢站起来，拿起帽子。

“不想吃晚饭了？那就再见。明天把钳工带来吧。”

克里茨基刚走出去，尼古拉就笑笑，使了个眼色。

“他这个人也不好，”他说，“其实我看见……”这时候克里茨基在门外叫了他一声。

“还有什么事？”他说着就到走廊里去了。房间里只剩下列文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列文就找她说话。

“您跟我哥哥有好久了吗？”他问她。

“有一年多了。他的身体弄得很糟。酒喝得太多。”她说。

“他喝什么酒？”

“喝伏特加，这对他有害。”

“喝得很多吗？”列文悄声问道。

“是的。”她说罢，怯生生地回头望着门口，尼古拉正好走进来。

“你们在谈什么？”他皱起眉头说，那双神色恐惧的眼睛看看列文，又看看她。“在谈什么呀？”

“没谈什么。”列文有些发窘地说。

“你们不愿说就算了。其实你跟她没有什么好谈的。她是窑姐，你是老爷。”他说完又扭了扭脖子。

“我看得出来，你全明白，全掂量过了，对我误入歧途你感到遗憾。”他嗓门又高起来。

“尼古拉·德米特里奇，尼古拉·德米特里奇。”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又走到他跟前低声对他说。

“唉，好吧，好吧！……晚饭怎么样了？哦，拿来了，”他看见端着托盘的仆人，说。“过来，摆过来，”他生气地说，伸手抓过酒瓶，倒了一杯伏特加，一饮而尽。“喝一杯吧，你要喝吗？”一杯落肚他马上高兴起来，对弟弟说。“行了，先别谈谢尔盖·伊万内奇了。看到你我毕竟很高兴。不管怎么说，我们到底不是外人。哎，你喝一点嘛。告诉我，你都在干些什么？”他贪婪地嚼着一块面包，又斟上一杯酒，继续说。“你过得怎么样？”

“依旧一个人住在乡下，搞我的农业。”列文回答，看着哥哥狼吞虎咽地吃喝都觉得害怕，但竭力装作不在看他。

“你干吗不结婚呢？”

“没有机会。”列文涨红了脸说。

“为什么没有？我是完了！我把自己的一生毁了。我以前说过，现在我还要说，如果当年把我需要的那份财产还给我的话，我的生活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列文连忙把话题岔开了。

“你知道吗？你的瓦纽什卡在波克罗夫斯克给我当办事员。”他说。

尼古拉扭动了一下脖子，沉思起来。

“跟我讲讲，现在波克罗夫斯克情况怎么样？老屋还在吗？还有白桦树？我们的教室怎么样？园丁菲利普还活着吗？那亭子和沙发我可记得很清楚！你要留心，老屋里一切都得照旧，但是你要快些结婚，把过去的一切重新整治起来。要是你妻子好的话，到时候我会去找你的。”

“你现在就跟我去吧，”列文说，“我们一定会安排得很好的！”

“只要不在你那里见到谢尔盖·伊万内奇，我是会去的。”

“你不会见到他的。我完全独立生活，不依靠他。”

“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得在我和他之间作出选择。”他有些腼腆地望着弟弟的眼睛说。这神情使列文受了感动。

“如果在这件事情上你想听听我的心里话，我可以告诉你，在你和谢尔盖·伊万内奇的争吵中我不偏袒任何一方。你们两人都不对。你的不对比较外向，而他的不对比较内向。”

“啊！你明白了这一点，你明白了这一点，是吗？”尼古拉高兴地嚷起来。

“不过我个人，不瞒你说，我更珍重和你的友谊，因为……”

“因为什么，因为什么？”

列文不好说，他珍重同尼古拉的友谊，是因为他遭遇不幸，需要友情。尼古拉也明白他想说的正是这一点，就皱起眉头，又去拿酒。

“够了，尼古拉·德米特里奇！”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一面伸出她那裸露的胖胳膊去夺酒瓶。

“放手！别来缠我！看我揍你！”他喝道。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和蔼可亲地一笑，这笑容感染了尼古拉，酒瓶被她拿走了。

“你以为她什么都不懂吗？”尼古拉说，“这些事情她比我们谁都明白。她身上也有好的、可爱的地方，不是吗？”

“您以前没到过莫斯科吗？”列文没话找话说。

“你别对她称呼‘您’。她害怕这个。除了她想离开窑子那阵，民事法官在审问她时称她‘您’，谁也没有这样称呼过她。天哪，世上这些东西真是无聊！”他忽然叫喊道，“这些新机关，这些民事法官，地方自治局，真真岂有此理！”

接着他就讲起他同新机关发生的种种冲突。

列文听尼古拉讲述。他同意哥哥认为一切社会机构都无聊的观点，并且自己也时常这样讲，不过现在从哥哥嘴里说出来，他觉得不太顺耳。

“这些东西怕要到来世才弄得明白。”列文开玩笑说。

“来世？哟，我可不喜欢来世！不喜欢，”他盯住弟弟的脸，眼睛里露出恐惧和野性的光。“能抛开一切卑鄙龌龊和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那倒是好，可是我怕死，怕得要命。”他打了个寒噤。“你喝点什么吧。要香槟吗？要不，我们出去走走吧。就到吉卜赛人那儿去！我很喜欢吉卜赛人和俄罗斯歌曲。”

他的舌头已经不灵便，说话颠三倒四。列文由玛莎帮着好不容易才劝住他不出去，并照料他睡下。他完全醉了。

玛莎答应遇到难处时就给列文写信，并答应劝尼古拉到他那里去住。

二十六

列文早晨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傍晚时回到家。一路上，他在车厢里和邻座旅客们谈论政治，谈论新铺的铁路，他的心情仍像在莫斯科那样乱糟糟的，对自己不满意，而且还有一种羞愧感。但是，他在家乡车站下了车，认出身穿长袍、竖起衣领的独眼车夫伊格纳特，在车站窗户的朦胧灯光下看见自家那铺着毛毯的爬犁和扎起尾巴、挽具上拴着铁饰环和流苏的马匹，车夫伊格纳特一面往爬犁上搬东西，一面把村里的新闻，什么包工头来过、母牛帕瓦产了犊之类的事统统告诉他，这时候，他才觉得纷乱的心情开始明朗，自怨自艾和羞愧感也渐渐消失了。他一看到伊格纳特和马匹，就有了这种感觉。他穿上为他送来的皮袄，坐进爬犁，裹好身体，爬犁就驶了起来。他一路上考虑着村里的事，不时望望拉爬犁的马。这是一匹顿河马，过去当坐骑，现在衰老了，但仍然很精神。这时列文对自己发生过的事情开始有了截然不同的认识。他觉得自己还是原来的自己，不想成为另外一种人。他只希望变得比过去更好些。首先，他决心从今天起不再指望结婚给自己带来不寻常的幸福，因而他也不再蔑视现实生活。其次，他以后永远不再沉湎于卑鄙的情欲，回想起求婚的事他很苦恼。接着他想起了尼古拉哥哥，暗自下定决心永远不忘记他，要密切注意他的动静，万一情况不好就去帮助他。列文觉得，离这一天也为时不远了。然后他又想起哥哥曾跟他谈到共产主义，当时他并不在意，现在这番谈话倒引起了他的沉思。他认为改造经济条件虽属无稽之谈，但是把自己的富裕生活与民众的贫穷相比确实存在着不公平。尽管他一向勤俭持家，今后决心更加勤劳和力戒奢侈，如此于心才安。他觉得做到这些并不困难，所以一路上他心情舒畅，浮想联翩。晚上八点多钟，他怀着对美好新生活的憧憬，精神振奋地回到了自己的家。

老保姆兼女管家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房间窗户的灯光照在屋前场地的积雪上，她还没有睡。被她叫起来的库兹马，睡眼惺忪地赤脚跑到台阶上。猎犬拉斯卡也跳起来尖叫着，差点把库兹马绊倒。它在他膝盖上蹭来蹭去，又用后腿直立起来，想把前爪搭到他的胸口，却又不敢。

“老爷，这么快就回来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

“想家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做客虽好，比不上家里好。”他回答她，走进了书房。

书房被拿进来的蜡烛慢慢照亮。房间里熟悉的东西一件件显露出来：鹿角、书架、通气孔早就该修理的壁炉、壁炉上的镜子、父亲坐的沙发，还有那张大桌子，上面摆着本打开的书、一个缺角的烟灰缸和一本他写了字的练习簿。看到这一切时，他心中产生了瞬间的疑虑，不知自己是否能安排好一路上幻想的那种新生活。仿佛这些生活陈迹攫住了他，在对他说：“不，你离不开我们，你不会变成另一种人，你还像过去一样：疑虑重重，自怨自艾，本性难移，自甘沉沦，终生期待幸福而得不到幸福，也不可能得到它。”

这是他的物品在对他说话。但是他心中另一个声音却在说：不能因循守旧，对自己没有办不到的事。他听从这个声音，走到书房的一角，拿起放在那里的两个一普特重的哑铃，开始做哑铃操，借此振作一下精神。这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他忙把哑铃放下。

男管家进来告诉他，上帝保佑，一切顺利，但是他又禀报说，荞麦在新式烤房里烤焦了。这消息使列文感到恼火。列文修建的这座新式烤房，部分是他自己设计的。管家一直反对使用这种烤房，现在他宣称荞麦烤焦了，心里暗暗得意。列文确信，荞麦烤焦的原因是没有采取他一再吩咐过的那些措施。他很懊恼，把管家训斥了一顿。唯一的大喜事是，帕瓦产了犊，这可是从展览会上买来的名贵良种母牛。

“库兹马，拿皮袄来。您去找盏灯，我要去看一看。”他对管家说。

良种牛的牛圈就在屋后。列文穿过院子，经过丁香树旁的雪堆，来到牛圈前。他推开上了冻的圈门，闻到一股冒着热气的牛粪味。几头母牛看见不习惯的灯光受了惊，在新鲜的干草上骚动起来。黑白相间的荷兰母牛那宽大光滑的脊背在灯光下闪现了一下。戴着鼻环、名叫金雕的公牛，在有人经过时想站起来，却又改变主意，只打了两个响鼻。帕瓦是头漂亮的红色母牛，像河马一样壮硕，看见有人进来，就转过屁股挡住来人，护着小牛，在它身上嗅个不停。

列文走进单牛栏，察看了帕瓦，把红色花斑小牛扶起来，让它用细长的腿摇摇晃晃地站着。帕瓦顿时不安起来，就要哞哞大叫，列文赶忙把小牛推到它跟前，它才安静下来，深深喘了口气，用粗糙的舌头去舔它的犊子。小牛把鼻子伸到母亲怀里寻找奶头，一撞一撞地吮着乳汁，摇摆着小尾巴。

“朝这边照，费奥多尔，把灯拿过来，”列文打量着小牛说，“它还是像娘！尽管毛色像它爹。真漂亮。身体长，下腹大。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它很漂亮，是吧？”他对管家说。由于看到小牛心里高兴，他对管家在荞麦一事上的不快也就一笔勾销了。

“怎么会难看呢？哦，您走的第二天包工头谢苗就来了。您要跟他讲讲价钱，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管家说，“机器的事我已经向您禀报过了。”

管家一提这件事，就把列文带进了他那大家大业的琐碎事务中。他从牛圈来到账房，同管家和包工头谢苗谈了一阵话，然后回去，直接上楼来到客厅里。

二十七

这套宅子大而古老，列文虽然一人独居，却把整个屋子占用了，而且都生上了火。他知道这样做很蠢，甚至对他目前的新计划来说是不利的和抵触的，然而，这座屋子就是他列文的整个世界。他的父母就曾生活和老死在这个世界里。列文觉得父母过的那种生活就是他的完美理想，他幻想着和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家庭重新去过那样的生活。

列文对母亲的记忆很模糊。母亲是他神圣的回忆。他想象中未来的妻子也应该是他母亲那样神圣完美的理想女性。

他不可能离开婚姻去爱女人，而且他首先想到的是家庭，然后才是给予他家庭的女人。因此他的结婚观念不同于他的大多数朋友，他们把结婚看成生活中普通之事，对他来说，结婚则是决定终身幸福的人生大事。可是现在他只得放弃这件大事了！

他走进平时喝茶的小客厅，拿起一本书坐在安乐椅上，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给他端来一杯茶，说了一句她常说的话：“老爷，我坐在这儿了。”就在窗户边的椅子上坐下来。这时他感到，他并未抛弃自己的梦想，不管这有多么奇怪，离开这些梦想他就无法生活。和她在一起，还是和别的女人在一起，都会是这样的。他一边看书，一边思考着书中的意思，有时停下来听听阿加菲娅没完没了的唠叨；与此同时，日常事务以及未来家庭生活的种种景象交错地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感到内心深处有一种东西在逐渐确立、定形及纳入轨道。

他听阿加菲娅说，普罗霍尔忘记了上帝，把列文给他买马的钱拿去拼命喝酒，还把老婆揍得半死。他听着她唠叨，继续看书，追循着书本启迪的思路。他在看一本廷德尔[26]谈热学的书。他想起他曾批评廷德尔只满足于熟练地做实验而缺乏哲学观点。他忽然又有了个欣喜的想法：“再过两年我的牛群里就会有两头荷兰母牛，那时帕瓦还活着，金雕生的十二个小女儿再加上这三头牛，那可妙极了！”他又拿起书来。

“好吧，就算电和热是同一回事，可是，能不能在解方程式时把一个数换成另一个数呢？不行。那又怎么样呢？一切自然力之间的联系原可以凭本能感觉到……帕瓦的女儿是红色花斑牛，这特别让人高兴，整个牛群再加上这三头……真是太好了！我要带妻子和客人们出来看牛群……妻子会说：我和科斯佳就像照顾小孩一样照顾这头小牛犊。客人问：您怎么对这种事也感兴趣？妻子回答：凡是他感兴趣的，我都感兴趣。可是，妻子是谁呢？”他又想起了在莫斯科发生的那些事……“有什么办法呢？并不是我的错。现在一切又要重新开始。说什么生活不容许这样，过去的事不容许这样，这都是无稽之谈。一定要努力奋斗，把生活过得更好，大大超过以前……”他仰起头，沉思起来。老狗拉斯卡因为主人回来了的高兴劲还没有过去，在外面跑着叫了一阵，摇摇尾巴带着一股新鲜空气回到屋里。它跑到主人跟前，把脑袋伸到他手底下，可怜巴巴地轻声尖叫着，要求主人抚摩。

“它只是不会说话，”阿加菲娅说，“这只狗……它也知道主人回来了，主人心里寂寞。”

“我怎么会寂寞呢？”

“老爷，这我还看不出来？我这把年纪还不知道吗？我是从小在老爷家长大的。没关系，老爷。只要身体健康，良心清白就好。”

列文注意地望着她，感到很惊奇，她居然看穿了他的心思。

“那么，给您再端杯茶吧？”说罢她拿起杯子走了出去。

拉斯卡一个劲把脑袋伸到他手下面。他抚摩了它一会，它立刻在他脚边蜷作一团，把头枕在一只伸出的后爪上。现在总算一切舒服停当，于是它稍稍张开嘴巴，咂咂嘴唇，用黏糊糊的嘴唇挡好衰老的牙齿，心满意足地安静下来。列文对它最后一个动作观察得十分仔细。

“我也正是这样！”他自语道，“我也正是这样！没什么……一切都很好。”

二十八

舞会第二天一清早，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给丈夫发了个电报，说她当天离开莫斯科。

“不行，我得走，得走，”她向嫂子说明改变主意的理由，听她的语气，似乎她想起了还有许多许多事情要办。“不，最好今天就走！”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在家吃饭，但答应七点钟来送妹妹。

吉提也没有来，派人送来便条说是头疼。多莉、安娜就同孩子们和英国女教师一起吃饭。孩子们也许是没有长性，也许是特别敏感，他们感到安娜姑姑今天一点也不像他们那天喜欢她的样子，现在她不想跟他们玩了。孩子们不再和姑姑嬉戏，也就不再喜欢她，自然也不在乎她今天走不走了。安娜整个早晨都在为启程做准备。她给莫斯科的一些熟人写便函，记下花销账目，整理行装。多莉总觉得安娜心绪不宁，这种忧虑的心态多莉自己也很有体会，它不会无缘无故而来，而且大抵是掩藏着对自己的不满。吃过饭，安娜回房间换装，多莉也跟着来了。

“今天你真是奇怪！”多莉对她说。

“我吗？你这样认为？我不是奇怪，是犯傻。时常会这样。我老想哭。这很蠢，不过会好的，”安娜很快地说，把飞红了的脸俯向一个小手提包，往里面装她的睡帽和一些麻纱手帕。她的眼睛泪盈盈的显得特别有光。“离开彼得堡时我不想走，现在又舍不得离开这里。”

“你这次来做了一件好事。”多莉审视着她说。

安娜用湿润的泪眼望望她。

“别这样说，多莉。我什么都没做，也做不了。我时常感到奇怪，为什么大家商量好了来宠坏我。我做了什么，我能够做什么呀？你自己心里充满了爱，所以你能原谅……”

“若不是你，天晓得会出什么事！你是幸福的人，安娜！”多莉说。“你内心的一切都那么明朗和美好。”

“英国人说，人人心里有秘密[27]。”

“你能有什么秘密？你是光明磊落的。”

“我有！”安娜突然说，在流过眼泪之后，出乎意料地在她的唇间浮起了一个狡黠、嘲弄的微笑。

“那么，你那些秘密都是可笑的，而不是痛苦的。”多莉笑着说。

“不，是痛苦的。我要今天走而不等到明天，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心里憋着话，想对你说明白。”安娜毅然决然地往安乐椅上一靠，两眼直瞪瞪望着多莉。

多莉惊奇地看到，安娜的脸刷地红到了耳根，一直红到了脖子上那一圈圈乌黑鬈发的发根。

“是啊，”安娜接着说，“你知道吉提为什么不来吃饭吗？她在吃我的醋。我破坏了……因为我的缘故，这次舞会给她带来了痛苦而不是快乐。其实，其实也不是我的错，或者说，我只有一点点错。”她说“一点点”这几个字时声音很细，拖得很长。

“嗬，你说这话多么像斯季瓦！”多莉笑着说。

安娜感到委屈了。

“不，不对！我可不是斯季瓦，”她皱起眉头说，“所以我要告诉你，我不允许自己对自己有片刻的怀疑。”安娜说。

可是，当她说出这句话时，她立刻感到这不是真话。她不仅怀疑自己，而且一想到渥伦斯基就心情激动，她违心地要提前回去，就是为了不再和他见面。

“是的，斯季瓦告诉我，你和渥伦斯基跳了玛祖卡，而且他……”

“想不到事情弄得这么可笑。我原来想撮合他们，结果却适得其反。也许我是不由自主……”

她涨红了脸，没往下说。

“哦，这一点他们马上就感觉到了！”多莉说。

“如果他在这件事上认真的话，我会非常难受，”安娜打断她说，“我相信这一切都会淡忘的，吉提也一定不会恨我。”

“不过，安娜，说句真话，我并不十分赞成吉提这门婚事。要是他渥伦斯基能在一天内爱上你，让这门婚事吹掉，岂不更好。”

“哎呀，我的上帝，那可就太愚蠢了！”安娜说。听到自己的心思被人一语道破，她脸上又得意地泛起一片浓重的红晕。“你瞧，我这次回去，倒把我喜爱的吉提变成了敌人。她真可爱！你能挽回这件事，是吧，多莉？”

多莉强忍着不露出笑容。她爱安娜，但发现她也有弱点，倒觉得可乐。

“变成敌人？这不可能。”

“我真希望你们大家都爱我，就像我爱你们一样。现在我更加爱你们了，”她含着眼泪说，“唉，今天我真傻！”

她用手帕擦了擦脸，开始换衣服。

安娜马上就要动身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才姗姗来迟，他兴高采烈，红光满面，带着一身酒气和雪茄烟味。

安娜的动情也感染了多莉，她最后一次拥抱小姑时，悄声对她说：

“安娜，你记住：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为我所做的事。你还要记住，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过去爱你，将来也永远爱你！”

“我不明白，为什么值得你这样。”安娜忍住眼泪，吻着她说。

“因为你理解了我，现在也理解我。再见吧，我亲爱的！”

二十九

“好了，一切结束，感谢上帝！”当第三遍铃响，安娜同一直站在车厢通道上的哥哥作最后告别时，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句话。她挨着安努什卡在沙发上坐下来，在昏暗的光线里看了看卧铺车厢。“感谢上帝，明天就能见到谢廖扎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照老样子过我习惯的安宁生活了。”

一天来忧心忡忡的安娜，终于怀着畅快的心情踏上归途。她用灵巧的小手打开红色提包，拿出一个小垫枕，锁好提包，把垫枕放在膝上，又把腿部盖好，这才安安心心坐下来。那位有病的太太已经在准备睡觉。另外两位太太跟她攀谈起来，那个胖老太婆一面盖着脚，一面对车厢的供暖提出意见。安娜跟她们敷衍了几句，发现谈话不会有什么趣味，就叫安努什卡拿出小提灯，挂在座位的扶手上，她又从提包里取出一把裁书页的小刀和一本英国小说。开始时她静不下心来看书。先是人来人往，声音嘈杂，火车开动后，又不禁要去听隆隆的车声；然后看见雪片拍打左边的车窗，粘在玻璃上；看见列车员从旁边走过，他那裹得紧紧的衣服上半边落满了雪花；还听见人们在谈论外面的暴风雪如何猛烈，这些情况都分散了她的注意力。后来就是老一套的重复：车身摇晃，车轮震响，热蒸气变冷又变热，车窗上的积雪，昏暗中闪现的同样的人脸，同样一些人的说话声。安娜开始看书，渐渐入神。安努什卡在打盹，戴着手套的一双大手在膝盖上捧着那只红提包，手套有一只已经划破了。安娜虽在看书，理解书中的意思，但她并不高兴看书，也就是不高兴追随书中所反映的别人的生活。她渴望亲自去体验生活。她看到小说女主人公看护病人，就想自己在病房里悄悄走动；她看到一位议员发表演说，就想自己去讲这番话；她看到梅丽夫人骑马猎鸟，戏弄嫂子，以其勇敢让众人吃惊，就想自己去做这些事。无奈她一无可为，只好用她那双小手玩着光滑的裁纸刀，耐着性子看小说。

小说男主人公已得到他那英国式的幸福，有了男爵爵位和领地。安娜想和他一起到这片领地去，这时她忽然感到他应该羞愧，而她也为那个人感到羞愧。不过，为什么他要羞愧呢？“我又为什么要羞愧呢？”她感到奇怪和委屈，这样问自己。她放下小说，靠在椅背上，两手紧紧攥着裁纸刀。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她回忆在莫斯科的前前后后，所有的回忆都是美好而愉快的。她想起了舞会，想起渥伦斯基和他那副流露出爱情的温顺的面相，想起了同他的全部交往：没有任何可以羞愧的地方。然而当她回忆到这里，羞愧之感就逐渐加强。似乎在她想起渥伦斯基的当儿，有个声音在心里对她说：“温暖，很温暖，发烫了。”“那又怎么样呢？”她在沙发上重新坐好，语气坚决地对自己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不敢正视这件事吗？那又怎么样呢？莫非我和这个大孩子军官之间还有什么不同于一般朋友的别的关系吗？”她轻蔑地笑笑，重又拿起书来，但她已经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了。她用裁纸刀在窗玻璃上刮了一下，把光滑冰冷的刀面贴到脸颊上，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喜悦，差一点笑出声来。她觉得自己的神经像琴弦一样在弦柱上越绷越紧。她觉得自己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手指和脚趾都在抽搐，心中有个东西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而昏暗颠簸之中的一切形象和声音忽然都变得异常明晰和响亮，让她感到吃惊。她老是觉得一阵阵发蒙，不知道火车在前进还是后退，还是完全停了下来。坐在身旁的是安努什卡还是别人？“那边扶手上是什么，是皮袄还是野兽？这边是我自己吗？是我还是别人？”她害怕进入这种迷惘状态，但是有一种力量在吸引她，而她尚可根据自己的愿望进入或抵制这种状态。她站起来想清醒清醒，取下围巾，把厚袄上的短斗篷也解了。有一瞬间她觉得清醒，知道走进来的那个身穿南京土布长外套、衣服上掉了几个扣子的瘦庄稼汉原来是车上的锅炉工。他进来看温度计，一阵风雪随着他刮进了车厢；接下去一切又变得模糊不清了……那个长腰身的庄稼汉在用嘴咬壁上的什么东西，老太婆伸直双腿，直抵车厢的板壁，黑糊糊的把地方都占满了；后来听到一种可怕的轧轧声和咚咚声，像是在折磨什么人；接着亮起一道耀眼的通红的火光，最后像是有一堵高墙把一切都遮没了。安娜感到她的身子在下沉，但她并不害怕，反而觉得快乐。这时她耳边响起了那个裹紧衣服、满身是雪花的人的喊叫声。她站起身，清醒过来，明白火车到了站，那个大声说话的人是列车员。她叫安努什卡把脱下来的短斗篷和头巾拿给她，她披戴好，就向门口走去。

“您要出去吗？”安努什卡问。

“是的，我想透透气。这里太热了。”

她刚打开门，暴风雪就迎面扑来，与她争斗，要把门关上，她觉得好玩。她开了门，走了出去。风似乎正等着她，发出欢快的呼啸声，想把她提起来带走，她抓住冰冷的门柱，按着衣服，走到站台上，来到车厢背后。踏级边风很大，车厢后面的站台上倒是很平静。她舒畅地、深深地吸着风雪中严寒的空气，站在车厢旁边观看站台和灯火通明的车站。

三十

暴风雪从车站的屋角那边扑来，越过一排排柱子，在列车车轮间奔突呼啸。车厢、柱子、人，凡能看到的一切，都是半边盖满了雪花，而且越积越厚。暴风雪在片刻间稍稍平息，随后又更猛烈地一阵阵袭来，简直势不可当。这时看到一些人在跑来跑去，欢快地搭着话，踩得站台的铺板轧轧作响，并不停地开关那些很大的站门。一个弯腰的人影从她脚边闪过，传来了锤子敲击钢铁的声音。“拿电报来！”从车厢的另一侧，风雪交加的黑暗中，传来一个人生气的说话声。“请到这边来！二十八号！”又听到另一些人在喊叫。有几个衣帽裹得很严实、身上落满了雪花的人跑了过去。两个嘴上亮着香烟火光的先生从她身旁经过。她嘘了口气，想再深深地吸一口新鲜空气，同时从手筒中抽出手，准备抓住门柱回到车厢去。就在这当儿，一个穿军大衣的人突然出现在她身边，挡住了车厢上摇曳不定的灯光。她回头一看，立刻认出是渥伦斯基。他举手行了个军礼，又一鞠躬，问她是否需要什么，他可否为她效劳？她久久没有回答一句话，只是凝视着他。虽然他站在暗处，她也能看见，或者她仿佛看见了他脸部和眼睛的表情。这就是昨天曾使她激动的那种喜悦和恭顺的表情。这些天来直至刚才，她一再对自己说，渥伦斯基是那种随处可见、千人一面的年轻人中的一个，她永远也不该去想他。但是这会儿，在同他相遇的最初一瞬，一种喜悦和骄傲的心情就攫住了她。她无需问他为何会在这里。她心里十分明白，就好比他亲口对她说：他到这里来，就因为她在这里。

“我不知道您也坐这趟车。您为什么坐这趟车？”她垂下正要去抓门柱的手，问道。脸上露出抑制不住的喜悦和兴奋。

“我为什么吗？”他直视着她的眼睛反问道，“告诉您，我坐这趟车的目的是：您在哪里，我就到哪里，”他说，“我别无他法。”

这时候，风好像越过了什么障碍，把车厢顶上的积雪吹洒下来，吹得一块脱开了的铁皮噼啪作响。前方传来了机车汽笛凄怨低沉的鸣声。现在她觉得这场可怕的风雪显得更加壮观了。他说出的话，正是她心灵所渴望而理智所害怕的。她没有作任何回答。他从她脸上看到了内心的斗争。

“要是我说的话让您不愉快，请您原谅我。”他恭顺地说。

他这话说得彬彬有礼，但语气非常坚决固执，使她好一阵无言以对。

“您这样说很不好。您要是个好人，就请忘掉您说的话，我也会把它忘掉。”她最后说。

“您的每一句话，您的每一个动作，我永远不会忘记，也无法……”

“够了，够了！”她嚷了一句，陡然想装出一副严厉的脸色，而他正贪婪地凝视着她的脸。她一手抓住冰冷的门柱，登上踏级，快步走进车厢的过道间。她在这小小过道间里站住，思量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她不去想自己和他都说过什么话，而是凭感觉就明白，这次短暂的交谈使他们可怕地接近了。她为此感到恐惧，但也感到幸福。她站了一小会儿，走进车厢，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原来使她痛苦的那种紧张心情重又向她袭来，而且更加强烈，令她紧张得害怕，仿佛她心里有个拉得太紧的东西随时都可能绷断。她彻夜未眠。然而在这紧张的状态和满脑袋的幻想中，她并没有丝毫的不快和苦恼，相反，却有一种欢乐的、兴奋的、火辣辣的感觉。拂晓时安娜在座椅上打了个盹。她醒来时已是满眼白光，天色大亮，火车快要到彼得堡了。她顿时想起了家庭、丈夫、儿子，还有今天和以后的一大堆操心事。

火车在彼得堡车站刚刚停下，她走出车厢，第一张引起她注意的脸，就是她丈夫的脸。“哎呀，我的天！他的耳朵怎么会这样竖起来？”她望着他那堂堂一表的身躯，尤其是使她吃惊的那一对支棱着碰到了圆礼帽边沿的耳朵，这样想。他看见了她，就迎面走过来，嘴上浮起平素那副嘲弄的微笑，一双疲惫的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她。她看到这固执和疲倦的目光，心中突然揪紧，感到一阵不快，似乎她想看到的他应当是另外的样子。同他相遇时她产生了一种对自己不满的感觉，这使她特别吃惊。这原是她熟悉的、由来已久的感觉，好像她对丈夫的关系里存在着虚情假意。从前她不曾注意到这种感觉，现在她清楚而痛苦地意识到了。

“你瞧，多么体贴的丈夫，就像结婚才一年那么体贴，巴不得早早见到你。”他用慢条斯理的尖细的嗓音说。他几乎总是用这副腔调和她说话，这腔调是在嘲笑那种果真会这样对妻子说话的人。

“谢廖扎身体好吗？”她问。

“这算是对我的全部报答吗？”他说，“对我的热情的报答吗？他身体好，好……”

三十一

这一夜渥伦斯基也不打算睡觉。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时而两眼直视前方，时而打量着进进出出的旅客。他那镇定自若的样子虽使陌生人感到惊慌，现在他显得更加傲慢自负。他看人就像看一件东西。坐在他对面的年轻人是个区法院职员，有些神经质，恨透了他这副模样。这个年轻人向他借火点烟，跟他攀谈，甚至推推他，让他明白他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个活人，但渥伦斯基仍旧像望着一盏灯似的望着他。年轻人脸上做出怪相，他对别人不把他当人看简直受不了。

渥伦斯基现在是目空一切，既不见人也不见物。他感到自己像个沙皇。倒不是因为他相信给安娜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点他还不敢相信，而是因为安娜给他留下的印象使他感到幸福和骄傲。

这一切会有什么结果，他不知道，也不去想它。他只觉得，他以前所有驰心旁骛的精力现在终于集中起来，拼命追求一个美妙的目标。他为此感到幸福。他只知道，他对她说了真话，她在哪里他就奔向哪里，他一生的幸福、生活的唯一真谛就是看到她，听到她的声音。他在博洛戈夫车站下车去喝矿泉水时看到了安娜，他不由自主说出的第一句话，就向她表白了他的心思。他很高兴对她说了这话，现在她已经知道他的意思，并且在想这事。他一夜未眠。他回到车厢后，不断回想见到她的各种场合，回忆她说过的每一句话，脑海中驰过的一幅幅未来生活的幻象使他心醉了。

在彼得堡下车时，虽然一夜没合眼，他觉得自己神清气爽，像洗了个冷水浴。他站在车厢边，等着看她下车。“还能再看她一眼，”他不觉微笑着自语道，“看到她走路的姿态，看到她的脸。也许她还会说几句话，回过头来望望我，笑一笑。”但是，他还没有看见她，却先看到她丈夫由站长毕恭毕敬陪着从人群里走过来。“啊，对了！是丈夫！”此时渥伦斯基才头一次清楚意识到，丈夫乃是和她联系在一起的人物。他也知道她有丈夫，但是不愿相信其人的存在，现在亲眼看见了这个有脑袋、有肩膀、穿黑裤子的人，特别是看见这个丈夫以占有者的姿态，从容地拉住她的手时，他才完全相信其存在。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有一张彼得堡式的刮得精光的脸，体态十分庄重，头戴圆礼帽，略有些驼背。渥伦斯基亲眼看到了他的存在，顿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就好像一个人口渴难忍，好容易来到泉水边，却看见泉水里有一条狗、一只羊或一头猪，它喝了水不算，还把水弄得混浊不堪。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路时臀部摆动，腿脚不灵，这种步态很让渥伦斯基看不惯。他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爱她的绝对权利。安娜则依旧是那样，她的神态还是那样吸引他，使他身体充满活力而振奋，内心洋溢着幸福。这时他的德国仆人从二等车厢跑了过来，他命仆人拿上行李先走，自己则来到安娜近旁。他看见夫妻重逢的初次见面，凭着一个坠入情网者的洞察力，发现她和丈夫说话有些不自然。“不，她不爱他，不可能爱他。”他暗自这样断定。

他从后面向她走去时，就欣喜地发现，她已经感觉到他在接近她。她本想回头望一眼，但知道一定是他，就又去和丈夫说话了。

“昨晚您过得好吗？”他说，并向她和她丈夫合鞠一躬，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认为是在向他鞠躬，至于他是否认得他渥伦斯基，倒是无所谓的。

“谢谢您，非常好。”她回答。

她脸上有些倦容。那时时从微笑中和眼神里流露出来的生气不见了。不过，在她向他的一瞥中，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火光，这火光马上就熄灭了，但这一瞬间却使他感到幸福。她望望丈夫，想知道他是否认识渥伦斯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高兴地望着渥伦斯基，心不在焉地回忆着他是谁。渥伦斯基的沉着自信在这里碰上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冷冰冰的自信，就像镰刀碰在石头上一样。

“这位是渥伦斯基伯爵。”安娜说。

“啊！好像我们认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淡地说，向他伸出手。“和母亲同车去，和儿子同车回，”他清清楚楚地说出这句话的每一个字。“您是度假回来吧？”他说完，没等对方回答，又用玩笑的口吻对妻子说：“怎么样，离别莫斯科时掉了不少眼泪吧？”

他这样对妻子说话，是想让渥伦斯基觉察他要单独和她待在这里。他转身向渥伦斯基举手碰了碰帽子。渥伦斯基却对安娜说：

“希望有幸到府上拜访。”他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疲惫的目光望望渥伦斯基。

“欢迎，”他冷冷地说，“我们每逢星期一接待客人。”接着他就完全不理会渥伦斯基，对妻子说，“好在我恰巧有半小时的空来接你，向你表示一下我的体贴。”他仍然用玩笑的口气说。

“我可不敢多夸你，你也太强调你那份体贴了。”她用同样的玩笑语气说，同时不由自主地听着跟在他们后面的渥伦斯基的脚步声。“这与我何干？”她这样想，接着就问丈夫，她不在家时谢廖扎是怎么过的。

“哦，好极了！玛丽埃特说他很可爱，而且……我要扫你的兴了……他可不像你丈夫这样想念你。不过我要再次谢谢，我的朋友，你给了我这一天。我们亲爱的‘茶炊’也会非常高兴的。（这是他给著名的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起的外号，因为她不论遇到什么事都会激动不安、生气发火。）她一直问起你。老实说，我真想建议你今天就上她那儿去一趟。她是样样事情都热心。现在她除了自己的许多操心事之外，还关心奥勃朗斯基夫妇是否重归于好。”

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是丈夫的朋友，是彼得堡上流社会一个小圈子的中心人物，安娜因为丈夫的关系与她过从最密。

“我给她写过信了。”

“可是她要了解详情。你不太累的话，就去一趟吧，我的朋友。孔德拉季会给你备车，我还要到委员会去。现在我又不至于单独一个人吃饭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已经不是用玩笑口吻在说了。“你都不会相信，我习惯于……”

他久久握着她的手，带着一种特别的微笑扶她上了马车。

三十二

家里第一个出来迎接安娜的是她儿子。他狂喜地喊着：“妈妈，妈妈！”也不管女家庭教师的吆喝，就从楼梯上冲下来，奔到她跟前，吊在她脖子上。

“我对您说了，是妈妈！”他向家庭教师喊道。“我知道的！”

儿子也像丈夫一样，使安娜有一种近似失望的感觉。她想象中的儿子比现实中的要好。她应该回到现实，满足于欣赏原来样子的儿子。儿子原本可爱：淡黄的鬈发，浅蓝的眼睛，匀称的、胖乎乎的小腿上紧绷绷地穿着一双长筒袜。儿子在身边同她亲热，她觉得浑身舒服。她看见儿子用天真无邪、充满信赖和爱的目光望着她，听着儿子提出那些幼稚的问题，又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安宁。安娜拿出多莉的孩子们送给儿子的礼物，对他说莫斯科有个叫塔尼娅的小姑娘，她自己会读书还能教别的孩子。

“那我不如她吗？”谢廖扎问。

“我认为你是世上最好的。”

“这我知道。”谢廖扎笑着说。

安娜没来得及喝完咖啡，就听仆人禀报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到。伯爵夫人又高又胖，脸色发黄像有病，却长着一对目光深沉的美丽的黑眼睛。安娜喜欢她，但今天似乎头一次发现她的各种缺点。

“怎么样，我的朋友，橄榄枝送到了吗？”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一进房间就问道。

“是呀，都结束了。事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安娜答道，“总之，我嫂子也太刚强了。”

爱管闲事的伯爵夫人有个习惯，就是从来不注意听她所关心的事。她打断安娜的话说：

“是啊，世上有许多苦难和罪恶，今天可把我累苦了。”

“怎么回事呀？”安娜竭力忍住笑问道。

“我为真理磨嘴皮都磨累了，有时候都完全泄气了。姐妹会（这是一个宗教爱国慈善机构）本来可以很好地搞起来，但是和这班先生简直办不成任何事情，”伯爵夫人用听天由命的讥讽口吻说，“他们抓住一个思想，把它加以歪曲，然后就尽讨论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只有两三个人，包括你丈夫，算是明白这种事业的全部意义，其余的人全都马虎了事。昨天普拉夫金写信给我说……”

普拉夫金是一位侨居国外的著名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伯爵夫人讲述了他那封信的内容。

后来伯爵夫人又讲了些不愉快的事情，讲了有人阴谋反对教会联合事业，就匆忙地走了，因为她今天还得出席一个社团会议，再到斯拉夫委员会去一趟。

“这些情况过去一直是有的，为什么过去我没有发觉呢？”安娜自语道，“是不是她今天特别生气呢？其实也很可笑：她的目的是提倡美德，她又是基督徒，可她老是爱生气，四面树敌，而且都是基督教和提倡美德方面的敌人。”

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走后，又来了一位女友，是议长太太，她讲了城里的种种新闻。三点钟时她也走了，但答应来吃晚饭。阿列克谢·亚历山得罗维奇还在部里没回来。只剩下安娜一个人，她把晚饭前的时间用来看儿子吃晚饭（儿子单独用餐），整理自己的东西，看完桌上的一大堆便条和信件并写回信。

她在旅途中感到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羞愧和激动情绪完全消失了。在习惯的生活氛围里，她重又感到自己是意志坚定、完美无瑕的。

回想起昨天的状态她觉得惊奇。“出了什么事吗？没有。渥伦斯基说了蠢话，也就到此为止，而且我的回答也很妥当。这件事不必也不能告诉丈夫。告诉他岂不是小题大做。”她想起有一次她告诉丈夫，在彼得堡他的一个年轻下属几乎向她表白了爱情，可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却回答说，社交界任何一个女人都会碰上这种事，而他完全相信她能够掌握分寸，他不会让忌妒来贬低她和自己。“这样看来，没有必要说了？是的，感谢上帝，没有什么可说的。”她自语道。

三十三

四点钟，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部里回到家，不过他来不及马上到房里去见安娜，这在他是常有的事。他要到书房接见等候在那里的来访者，还要签署管事拿来的一些文件。来吃晚饭的人（通常有三四个人来卡列宁家吃晚饭）来了，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老堂姐，一位厅长和他的太太，一个被推荐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手下任职的年轻人。安娜到客厅来招待客人。五点整，彼得一世的青铜大钟刚要敲第五下，身穿燕尾服、打着白领结、佩戴着两枚金星勋章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客厅。他这样打扮是因为一吃过饭就要出门公干。他生活里的每一分钟都有事情做，而且是预先安排好的。为了完成每天必做的工作，他对守时是极严格的。他的座右铭是：“不慌忙，不休息。”他走进客厅，向每位客人点头致意，马上就坐下来，微笑着对妻子说：“是啊，我的孤独生活结束了。你都不会相信，一个人吃饭真不自在（他着重说了‘不自在’三个字）。”吃饭时他和妻子谈了些莫斯科的事，带着嘲弄的微笑问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过席间所谈的大都是共同的话题，有关彼得堡官场上和社会上的情况。饭后他陪客人坐了半小时，然后又笑嘻嘻地握握妻子的手，就坐车到委员会去了。这一晚，安娜没有上别特西·特韦尔卡娅公爵夫人家去，虽然她一听说安娜回来，就请她晚上去做客；也没有到订了包厢的剧院去看戏。她不出门主要是因为她等着穿的衣服还没有做好。总之，在客人走后，安娜打扮了一下，她对自己的装束很不满意。她一向很擅长穿着不太贵重的服装。去莫斯科前，她曾叫女时装师替她改制三件衣服，要求改得完全看不出改制的痕迹。这些衣服三天前就该做好了。但至今还有两件根本没有做。改好的那一件也不合安娜的意。时装师前来解释，硬说她改的式样更好，安娜发了一顿脾气，过后回想起来都不好意思了。为了让心情完全平静下来，她来到儿子的房间，同儿子一起待了整整一晚上，并亲自照料他睡下，为他画了十字，盖好被子。她很高兴没有出门，这一晚过得很愉快。她心情轻松而平静。她很清楚，她在火车上觉得不平凡的那件事，不过是交际场上微不足道的一桩小事，她不必为自己及对别人感到羞愧。她拿起一本英国小说坐到壁炉边，等待丈夫回来。九点半，她听到了他的铃声，他走进房里来。

“你可回来了！”她向他伸出手说。

他吻吻她的手，坐到她身边。

“我看，总的来说，你这次旅行很顺利。”他对她说。

“是呀，非常顺利。”她答道，接着便一五一十地从头讲起：她如何跟渥伦斯卡娅同车旅行，到达莫斯科时如何如何，车站上又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又讲到她起初觉得哥哥可怜，后来又同情多莉。

“我不认为这个人可以原谅，虽然他是你哥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严厉地说。

安娜笑了笑。她知道，他这样说是为了表明自己敢于不徇亲情直抒己见。她了解丈夫的这种性格，喜欢他这一点。

“我很高兴这一切都顺利结束，你也回家来了。”他接着说。“哦，关于我让委员会通过的那个新法案，那边有什么议论吗？”

安娜对关于这个法案的议论一无所闻，她把他这么重要的事情轻易地置之脑后，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这边的情况正相反，这件事弄得舆论哗然。”他得意地笑着说。

她看出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就这件事告诉她一些愉快的消息，她就向他提出各种问题，有意让他讲出来。他仍然带着得意的微笑，讲述了法案通过后他受到欢呼的情景。

“我是非常、非常之高兴。这证明了，我们终于对这种事业开始确立明确而坚定的观点。”

阿列克谢·亚历山得罗维奇就着乳脂和面包喝完了第二杯茶，就起身到书房里去。

“今晚你哪儿也没去，一定觉得无聊吧？”他说。

“噢，不！”她回答，也跟着他站起来，陪他从客厅向书房走去。“最近你在读什么书呀？”她问。

“最近我在读利尔公爵的《地狱诗篇》，”他答道，“这本书太妙了。”

安娜莞尔一笑，就像人们看见亲爱之人的弱点便露出这种微笑。她挽住他的手，把他一直送到书房门口。她知道他有夜读的习惯，这已成为他的一种必需。她知道，尽管他公务缠身，几乎没有一点余暇，他仍然视为己任地关心知识界的一切优秀成果。她也知道，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政治、哲学和神学书籍，艺术对他的本性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但尽管如此，或者毋宁说正因为如此，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放过艺术界的任何有影响的大事。他认为博览群籍是他责无旁贷之事。她还知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政治、哲学和神学方面常常产生疑问，或者说，他有所探索，但是对于他一窍不通的艺术、诗歌，尤其是音乐方面的问题，他的见解却非常明确而坚定。他喜欢谈莎士比亚、拉斐尔、贝多芬，谈诗歌和音乐的各种新流派，把它们都一一作了明确的分类。

“好了，上帝保佑你，”她在书房门口说，看见房里的安乐椅边已经为他准备好带罩的蜡烛和一瓶水。“我要给莫斯科那边写封信。”

他握握她的手，又吻了吻。

“他终究是个好人，正直，善良，事业上很成功，”安娜回到房里，自言自语道，仿佛在什么人面前为他辩护，因为那个人在指摘他并说他不值得爱。“可是，他的耳朵为什么那么奇怪地凸出来呢？是不是他把头发剃短了？”

十二点整，安娜还坐在写字台边，快要写完给多莉的信，听见了他穿着便鞋的均匀的脚步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已经梳洗完毕，夹着书本走到她跟前。

“该睡了，该睡了。”他说罢，带着特别的微笑走进卧室。

“他有什么权利那样看着他呢？”安娜记起渥伦斯基看她丈夫的目光，心里想。

她脱下外衣，走进卧室。现在她的脸上不仅没有了她在莫斯科时从眼睛里和微笑中迸发出来的那种生气，相反，她心中的火花仿佛已经熄灭，或者隐藏到遥远的什么地方去了。

三十四

渥伦斯基离开彼得堡时，把他在莫尔斯卡娅大街的一大套住宅留给他的朋友和要好的同事彼得里茨基照管。

彼得里茨基是个年轻的中尉，出身并不十分显贵，非但不富裕，而且债台高筑，晚上总是喝醉酒，时常因为荒唐可笑的丑行被关禁闭，但是同事和上级都喜欢他。十一点多钟渥伦斯基下火车回到宅邸，看见大门口停着一辆他熟悉的出租马车。他拉门铃时，就听见屋里有男人在大笑，女人在喃喃地说话，还有彼得里茨基在喊叫：“要是哪个坏蛋来，就不让他进来！”渥伦斯基不让勤务兵通报，悄悄走进了第一个房间。彼得里茨基的女友希尔顿男爵夫人正坐在圆桌边煮咖啡。她穿着闪闪发亮的紫色缎子衣服，脸色红润，长着淡黄色头发，整个房间里只听见她那金丝雀般唧唧喳喳的巴黎口音。穿着外套的彼得里茨基和全副戎装、大概是刚刚下班的骑兵大尉卡梅罗夫斯基坐在她的两边。

“好家伙！渥伦斯基！”彼得里茨基跳起来喊道，弄得椅子乒乓作响。“屋的主人来了！男爵夫人，给他用新咖啡壶煮咖啡。真没想到！希望你对书房里这个装饰品感到满意，”他指着男爵夫人说，“你们不是熟人吗？”

“当然是！”渥伦斯基笑嘻嘻地握着男爵夫人的小手说，“那还用说！是我的老朋友。”

“您旅行刚回来，”男爵夫人说，“那我走了。啊哟，要是我妨碍你们，我马上就走。”

“男爵夫人，您待在这里，这里就是您的家，”渥伦斯基说，“你好，卡梅罗夫斯基。”他又说了一句，冷冷地握握卡梅罗夫斯基的手。

“瞧您，从来就不会说这种动听的话。”男爵夫人对彼得里茨基说。

“不对，我怎么不会呀？吃过晚饭后我就说好听的。”

“晚饭后不用您效劳了！哎，我给您准备好咖啡，您去洗洗脸，收拾一下吧，”男爵夫人说着又坐下来，小心地拧着新咖啡壶上的螺栓。“皮埃尔，把咖啡拿来，我再加一点。”她对彼得里茨基说，按姓氏称呼他“皮埃尔”，并不掩饰同他的关系。

“您会弄糟的。”

“不，不会弄糟！哎，您妻子呢？”男爵夫人忽然打断渥伦斯基跟他同事的谈话，问道。“我们在这里让您去招了亲。您把妻子带来了吗？”

“没有，男爵夫人。我生来是吉卜赛人，到死也是吉卜赛人。”

“那更好，那更好。把手伸给我。”

男爵夫人抓住渥伦斯基不放手，一边开玩笑，一边告诉他自己最近的生活打算，征求他的意见。

“他就是不愿跟我离婚！叫我怎么办呢？（他是指她丈夫。）现在我想打官司。您给我出出主意好吗？卡梅罗夫斯基，当心咖啡，潽出来了。您看，我这儿有事呢！我想打官司，因为我要我的那份财产。他竟然说我对他不忠，您知道这有多蠢吗？”她鄙夷地说，“就为这个他要占有我的财产。”

渥伦斯基怀着满意的心情听这个漂亮女人快乐的啰唆，不时附和几句，半真半假地给她出些主意，总之，他马上就操起同这类女人打交道惯用的腔调来说话了。在他的彼得堡交际圈子里，所有的人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类。一类人是低品级的：庸俗、愚蠢而可笑，他们相信一夫一妻的生活，娶妻从一而终，姑娘要有贞操，妇人要懂廉耻，男人则必须英勇坚强、行为检点，还要生儿育女、养家糊口、借债还钱，干诸如此类的种种傻事。这都是些古板而可笑的人。还有另外一类人，是真正的人，渥伦斯基他们都属于这一类，主要特点是：优雅、英俊、慷慨、勇敢、乐观，毫无愧色地穷奢极欲，对一切事情都玩世不恭。

渥伦斯基从莫斯科另一个天地带回来的印象，使他乍一见家里的情景简直惊呆了。但是他马上又觉得，仿佛他把脚伸进了一双旧鞋子，又回到了过去那个快快活活的世界里。

咖啡非但没有煮好，反而溅了大家一身，这一溅正好又引起他们一阵笑闹，还淋脏了贵重的地毯和男爵夫人的衣裳。

“好了，现在再见吧，不然您永远也洗不成脸，一个正派人的主要罪过就是不爱清洁，这会让我良心不安的。您说要我拿刀子对准他的喉咙吗？”

“就这么办，让您的小手离他的嘴唇近些。他吻了您的小手，一切就会圆满解决。”渥伦斯基回答说。

“那么回头在法兰西剧院见！”她说完，就衣裙窸窣地走了。

卡梅罗夫斯基也站起身，渥伦斯基没等他走就向他伸出手去，然后径自到盥洗室去了。他洗脸的时候，彼得里茨基向他大致讲述了自己的处境，讲他走后他如何每况愈下。现在他身无分文。父亲说不再给他钱，也不替他还债了。裁缝想控告他，让他坐牢，还有某个人也这样威胁他。团长宣称，如果再不停止这种丑闻，他就得离开军队。男爵夫人已经让他厌烦，她就像个辣萝卜，还老是要给他钱花。现在另外有个尤物，真是美人儿，他要带来给渥伦斯基瞧瞧，真正的东方风味，“女奴列别卡[28]的类型，你明白吧。”昨天他跟别尔科舍夫也吵翻了，对方想派决斗证人来，这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总之，一切上上大吉，其乐无穷。彼得里茨基不想让同事详细了解他的境况，就开始告诉他各种趣闻。渥伦斯基在这套住了三年的宅子里，在如此熟悉的气氛中听彼得里茨基讲他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他愉快地感到，他又回到了自己过惯了的无忧无虑的彼得堡生活之中。

“这不可能！”他冲洗过他那红润健康的脖子，松开盥洗池的踏板，喊道。“这绝不可能！”他听说洛拉搞上了米列耶夫，蹬掉了费尔京戈夫，惊奇得叫起来。“他还是那样又蠢又自负吗？那么，布祖卢科夫怎么样？”

“哎呀，布祖卢科夫闹了个笑话，简直妙不可言！”彼得里茨基大声说，“他是个舞会迷，决不放过每一次宫廷舞会。有一天，他戴着新式盔形军帽去参加一个盛大舞会。你见过新式军帽吗？很漂亮，比较轻。只是他站在那里……不，你听我说。”

“我在听。”渥伦斯基用毛巾使劲擦着身子说。

“亲王夫人陪着什么国家的大使恰好经过他身边，活该他倒霉，他们谈论起新式军盔来。亲王夫人想让大使见识一下新式军盔……看见我们这位老兄站在一旁。（彼得里茨基学他手拿军盔站在那里的样子。）亲王夫人请他把军盔拿给她，他不给。这是怎么回事？旁边的人对他使眼色，点头，皱眉，示意他递过去。可他还是不给。光站在那儿发愣。你想想看……后来那个……他叫什么来着……想从他手里把军盔拿过去……他硬是不给！……那人一把夺了过去，呈给亲王夫人。‘这就是新式军盔，’亲王夫人说。她把军盔翻过来，你真想不到，从军盔里哗啦啦掉下了一大堆！一个梨子，还有糖果，足足有两磅糖果！……这是他偷偷收集起来的，这个老兄啊！”

渥伦斯基笑得前仰后合。后来他们已经谈起别的事情，他一想到军盔，还忍不住好一阵开怀大笑，露出他那整齐坚实的一排牙齿。

渥伦斯基听过了各种新闻，由仆人帮着穿上制服，就去报到了。报过到，他打算去看哥哥和别特西，再拜访一些人，希望进入他可能遇见卡列尼娜的社交圈子。按他在彼得堡的常规，他出门后要到深夜才会回来。

[1]德国西部城市。

[2]原文为意大利文。

[3]原文为法文。本书法文使用较多，以后不再注明，仅以字体区别，其他外文仍加注文种。

[4]达里娅是多莉的本名，多莉是小名。

[5]留里克王朝（869—1598）的奠基者，俄国王族及某些贵族被认为是其后裔。

[6]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创始人。

[7]米勒（1806—1873），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

[8]塔尼娅的昵称。

[9]顶部有双头鹰的三棱镜，为帝俄时官厅中陈设物。

[10]普特，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合16.38公斤。

[11]1俄亩等于1.09公顷。

[12]原文为英文。

[13]德国城市。

[14]比利时城市。

[15]原文为德文。

[16]指《圣经》中改过自新的妓女抹大拉的马利亚。

[17]法国南方城市。

[18]都是意大利南方城市。

[19]诺德斯顿伯爵夫人的名字。

[20]吉提的小名。

[21]多莉的小名。

[22]当时莫斯科的一家游艺场。

[23]原文为英文。

[24]挪亚是《圣经》神话中的义人，在洪水灭世时，他和全家登上奉上帝之命建造的方舟而获救。

[25]康斯坦丁的小名。

[26]廷德尔（1820—1893），英国物理学家。

[27]原文为英文。

[28]列别卡（一译利百加），是《圣经》中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妻子，貌极俊美。事见《旧约·创世记》第24章。

一

暮冬，谢尔巴茨基家请医生会诊，要确定吉提得了什么病，用什么办法能使她越来越虚弱的身体恢复健康。病恹恹的她，随着春天的临近情况越发不好。家庭医生给她用了鱼肝油，后来用含铁剂，后来用硝酸银，三种药物都不见效，只得建议她春天出国去疗养，因此之故，家里又延请了一位名医。名医是个年岁不老、相貌英俊的男子，他要求对病人作一次检查。他似乎得意洋洋地坚持一种观点，认为处女的羞涩乃是野蛮时代的残余，让一个不太老的男人触摸裸体少女乃是极自然的事。他天天都在这样干，对此习以为常，并不觉得也不认为有何不妥。在他看来，姑娘怕难为情不仅是野蛮时代的残余，而且还是对他这位医生的侮辱。

看来只好从命。尽管所有的医生都在一种学校里学习，读的是同一类书，懂的是同一门科学，尽管有人说这位名医实乃庸医，但在公爵夫人家里及她交往的人当中，不知何故大家都认为，只有这位名医身怀奇术，能救吉提一命。名医对羞得惊恐失色、无地自容的女病人作了仔细检查和叩诊，认真地洗过手，站在客厅里跟公爵说话。公爵皱着眉头听医生讲，不时咳嗽一两声。公爵是个有阅历的人，头脑不笨，也没有生过病，他不相信医学，打心眼里对这套把戏感到恼火。特别是，他可能是唯一了解吉提病因的人。“真是条空吠的狗。”他听着名医唠唠叨叨讲述女儿的症状，暗自用猎人的行话给他起了个雅号。医生却尽力克制着不对这位阔老爷表露轻蔑，勉为其难地迁就他的理解水平。他知道和老头子没有什么可谈，病人的母亲才是一家之长。他打算对她阿谀奉承一番。这时公爵夫人和家庭医生走进客厅。公爵乘机走开了，他不想让人发现他对这套把戏持嘲笑态度。公爵夫人茫然不知所措。她觉得对不起吉提。

“那么，医生，您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吧！”公爵夫人说，“把实话都告诉我吧。”她想问：“还有没有救？”但嘴唇发颤，这话说不出口。“怎么样啊，医生？……”

“公爵夫人，我要和这位同行谈谈，然后向您禀报我的意见。”

“让你们单独留下吗？”

“您请便吧。”

公爵夫人叹了口气，走了出去。

两位医生单独留下后，家庭医生怯声怯气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认为病人患有初期肺结核，不过……名医听到一半，看了看他那只挺大的金怀表。

“唔，”他说，“不过……”

家庭医生话说到一半，就恭敬地不语了。

“您看，我们还不能诊断为肺结核初期。在出现空洞之前是无法断定的。但是我们可以推测。病人有营养不良、烦躁不安等等症状。现在问题在于：如果怀疑是结核病，应该怎样增加营养？”

“可是您知道，害这种病总是含有某些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原因。”家庭医生露出微妙的笑容斗胆插进来说。

“唔，这是不言而喻的，”名医说着又看看表。“对不起，请问亚乌斯基桥修好了没有？是不是还要绕道行驶？”他问，“哦！修好了。那么，我还可以待二十分钟。我们刚才讲到，问题是在于：增加营养和调理神经系统。两者互相联系，必须双管齐下。”

“那么，是否要出国疗养呢？”家庭医生问。

“我是反对出国疗养的。请您注意，既然我们不能确诊为初期结核病，那么出国疗养也是无济于事的。现在需要一种药物，它既可增加营养而又对人体无害。”

于是名医说出了他的苏打水治疗方案，其主要出发点是苏打水不会危害人体。

家庭医生洗耳恭听了这个方案。

“不过，我想，出国疗养可以改变一下生活习惯，换个环境，摆脱不愉快的往事。况且，病人的母亲也这样想。”他说。

“哦！既然如此，就让她们去吧。不过，那班德国巫医会害人的……得让她们听从……好吧，让她们去吧。”

他又看了看表。

“啊！我得走了。”他向门口走去。

名医对公爵夫人说（他是出于礼貌），他还要看一下病人。

“怎么！还要检查一次！”母亲惊呼道。

“哦，不，公爵夫人，我只需要问一些细节。”

“那请吧。”

母亲和医生一同走进客厅去看吉提。吉提站在房间中央，她形容消瘦，面带红晕，由于害羞眼睛里闪着异样的光。医生走进房来，她刷地涨红了脸，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觉得她的这场病和治疗真是荒唐可笑！她觉得给她治病，好比要把打碎的花瓶拼接起来一样可笑。她的心已经碎了，他们干吗还要用药丸和药粉来医治她呢？但她又不能伤母亲的心，母亲已经很内疚了。

“劳驾您坐下来，公爵小姐。”名医说。

他笑嘻嘻地坐到她对面，给她号上脉，又开始了枯燥乏味的提问。她在回答问题时忍不住勃然大怒，站了起来。

“对不起，医生，这实在毫无意义。同一个问题您都问过我三遍了。”

名医并不生气。

“病态的烦躁，”吉提走出去后，他对公爵夫人说，“不过，我问完了……”

医生把公爵夫人当做非常聪明的女人，从科学上向她说明了公爵小姐的病，最后嘱咐她如何如何服用那种没有用处的水。关于出国疗养问题，医生作了反复深入的考虑，似乎在解决一个难题，最后他作出了决定：可以去，但不能听信巫医，一切问题要找他解决。

医生走后，家里仿佛遇到了大喜事。母亲高高兴兴回到吉提房里，吉提也装作开心的样子。现在她不得不经常地、甚至无时无刻地装模作样。

“真的，妈妈，我没有病。不过，要是你愿意出国，那我们就去吧！”她这样说，想表示她对这次旅行很感兴趣，接着就谈起了行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二

医生走后多莉就来了。她知道今天家里有医生会诊，所以尽管她产后起床不久（冬末她又生了个女孩），尽管她自己有许多伤心事和操心事，她仍然丢下吃奶的婴儿和另一个生病的女儿，回家来看看吉提的命运今天作何决定。

“哎，怎么样？”她走进客厅，连帽子也没摘就问道，“看你们都高高兴兴的。好消息，是吧？”

大家想把医生的话都告诉她，可是那医生头头是道讲了好半天，现在要把他的话再传达一下却很难。只有决定出国旅行这一点是清楚明白的。

多莉不禁叹了口气。她的好朋友、好妹妹要走了。而她自己的日子过得不开心。她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解后的关系使她感到屈辱。安娜的弥合并不牢固，和谐的家庭在原有的裂痕上重又破裂。明显的冲突倒也不曾有过，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几乎总是不在家，钱也老是不够用。怀疑丈夫不忠是多莉经常的苦恼，她尽量排除这种念头，害怕再去体验忌妒的痛苦。第一次妒意的发作已经熬过来了，那种感受不会再回来，即使再发现丈夫不忠，大约也不致像第一次对她的打击那样大。今后发现此类事，只会让她失去习惯的家庭生活，她只得受他的欺骗，她鄙视他，而她更鄙视自己如此软弱。除此之外，一个大家庭的琐事还不断地折磨她：不是婴儿没有喂饱，就是保姆走掉了，要不就像现在，一个孩子病了。

“哎，你的几个孩子怎么样？”母亲问道。

“唉，妈妈，你们自己的苦恼也够多了。莉莉病了，我怕她是猩红热。我先来了解一下情况。要是猩红热的话，但愿不是，真是那样的话，我只能待在家里不出门了。”

老公爵等医生走后也从书房里出来了。他让多莉吻了吻脸，和她说了会儿话，就对妻子说：

“作出什么决定了？出国吗？你们打算把我怎么办呀？”

“我想你该留在家里，亚历山大。”妻子说。

“随你们便。”

“妈妈，为什么爸爸不跟我们一起去呢？”吉提说，“一起去他高兴，我们也高兴。”

老公爵站起来，抚摩了一下吉提的头发。她扬起脸，强作笑容望着他。她总觉得，全家唯有父亲最理解她，虽然他很少谈她的事。她是小女儿，是父亲的宝贝。她想，正是这种父爱使他能明察秋毫。当她的目光碰到他那双谛视着她的慈祥的蓝眼睛时，她觉得父亲把她看透了，觉察了她心中一切不好的念头。她涨红了脸，朝他凑过去，等他亲吻，但他只是拍拍她的头发说：

“这些假发髻真讨厌！叫人摸不到自己女儿，却摸到哪个死婆子的头发。哎，多琳卡[1]，”他对大女儿说，“你那位堂堂男子在忙什么呀？”

“不忙什么，爸爸，”多莉回答，知道父亲是说她丈夫。“老是出门，我几乎见不到他人。”她不禁露出嘲弄的微笑，加上一句。

“怎么，他还没有到乡下去卖树林吗？”

“没有，他一直准备去。”

“原来如此！”公爵说，“这么说，我也得准备去了？我听你的吩咐，”他对妻子说，坐了下来。“你呀，卡佳，”他又对小女儿说，“等你哪天早上醒来，对自己说：我完全健康了，我很快活，我要和爸爸大冷天一清早就去散步。好吗？”

父亲这话听来很平常，但吉提一听就感到心慌意乱，像是罪犯被抓到了罪证似的。“是的，他全都知道，全都明白，他这话是告诉我，虽然丢了脸，也要挺过去。”她鼓不起勇气回答父亲的话，刚想张嘴，却哇的一声哭了，从房里跑了出去。

“看你开什么玩笑！”公爵夫人责怪丈夫，“你老是……”她絮絮叨叨地数落起来。

公爵听着妻子的责备，好久不吭声，脸色越来越阴沉。

“她真可怜，不幸的孩子，真可怜，你不知道，只要稍稍暗示一下那个病因，就会触到她的痛处。唉！算我认错了人！”公爵夫人说。听她口气的变化，多莉和公爵知道她指的是渥伦斯基。“我真不明白，怎么就没有法律来惩罚这种卑鄙无耻的人。”

“唉，我真不想听了！”公爵闷闷不乐地说，从安乐椅上站起来像是要走，但到了门口又停下来。“法律是有的，做母亲的，既然你逼我说，我就告诉你这都是谁的错：是你，都是你。惩罚这种纨绔子弟的法律过去有，现在也有！哼，要不是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我这老头子会找他，找那个花花公子去决斗的。哼，现在又来治什么病，把这些巫医弄到家里来。”

公爵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说，可是公爵夫人一听到他平时谈论严肃问题的这种口气，立刻就软下来并且后悔了。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她向他走过去，哭了起来。

她这一哭，公爵马上不响了。他走到她跟前。

“哎，好了，好了！我知道你也很难过。有什么办法呢？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上帝是仁慈的……多谢……”他手上感觉到公爵夫人和着泪水的吻，一面回吻她，一面不知所云地说，然后走出了房间。

还在吉提哭着跑出房去的时候，多莉就凭着她做母亲和家庭主妇的经验，马上就看出来，接下来都是女人的事了，她准备来做这些事。她摘下帽子，心里想，她要捋起袖子动手去做。当母亲对父亲发火时，她想尽一个女儿所能做的，去阻止母亲。后来父亲发脾气时她没有作声，她为母亲害臊。父亲很快又恢复了平时的和蔼，她觉得他是那样可亲。父亲一走，她就准备去做她必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到吉提房里去安慰她。

“妈妈，我早就想告诉你们，列文上次到这里来是想向吉提求婚，这事你们知道吗？他告诉斯季瓦了。”

“那又怎么样呢？我不明白……”

“也许吉提拒绝了他？……她没对你们说吗？”

“没有，那两个人她都没有说起过。她太要强了。但我知道，全都是因为那一个……”

“对，你们想一想，既然她拒绝了列文——她本可以不拒绝他，如果不是那个人，我知道……可是后来那个人又要命地欺骗了她。”

公爵夫人想到她这样对不起女儿，觉得无地自容，因此恼羞成怒。

“哼，我真弄不懂！如今大家什么事都要自作主张，也不对做母亲的说一声，结果，你瞧……”

“妈妈，我去看看她。”

“去吧，我还会拦着你吗？”母亲说。

三

吉提的小书房挺漂亮，粉红的色调，摆设着一些古老的萨克森瓷器玩物，两个月前吉提自己也像这样焕发着粉红的光彩和青春的快乐。多莉走进书房，想起了去年她俩收拾这个小房间时是那样满怀欢乐和爱惜之情。现在她看见吉提坐在近门的一把矮椅子上，两眼呆呆地盯着地毯的一角，心里不由得一阵发凉。吉提看了姐姐一眼，脸上那冷漠而带几分严厉的表情并没有改变。

“这次我回去以后，就待在家里出不来了，你也不能去看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她身旁坐下来说，“我想跟你谈谈。”

“谈什么？”吉提惊恐地抬起头，急忙问道。

“谈你的伤心事，还有什么呀？”

“我没有伤心事。”

“行了，吉提。难道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吗？我全都知道。相信我吧，这件事微不足道……我们大家都是过来人。”

吉提不作声，脸色很严肃。

“你不值得为他痛苦。”多莉单刀直入地说。

“是呀，就因为他瞧不起我，”吉提声音发颤地说，“你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这是谁对你说的？谁也没有这样说过。我相信当时他爱上了你，现在仍然爱你，但是……”

“啊，我最受不了这种同情心！”吉提忽然发起火来，尖声叫道。她在椅子上一扭身，涨红了脸，手指急速地抖动，忽而用左手忽而用右手捏着腰带的扣环。多莉知道妹妹发脾气时有这个习惯动作，知道她在气头上会忘乎所以讲出许多不该讲的难听话，她想安慰妹妹，但已经来不及了。

“什么，你想让我有什么感想？什么？”吉提急急地说，“是不是我爱上了一个对我不屑一顾的人，爱得都快要死了，是吗？这就是我亲姐姐对我说的，你以为……以为……以为你是在同情我！……我不要这种怜悯和虚情假意！”

“吉提，你这话不公平。”

“你为什么来折磨我？”

“我吗，正相反……我见你受了委屈……”

吉提在火头上，哪里听得进去。

“我没有什么伤心不伤心的。我是有骨气的人，决不会爱一个不爱我的人。”

“我也并不是说……有一件事，你要对我说实话，”多莉握住她的手说，“告诉我，列文向你提过吗？……”

一提到列文，似乎让吉提失去了最后的自制力。她从椅子上霍地站起来，把扣环往地上一摔，急速地做着手势说：

“又提列文做什么？我不懂你为什么要折磨我？我说过了，再说一遍，我是有骨气的人，绝对，绝对不会做你现在所做的事——和一个背叛你、爱上另一个女人的人重归于好。我不明白，不明白这一点！你能做，但是我不能！”

她说完这些话，望了姐姐一眼，只见多莉难过地垂着头，一言不发。吉提本想从房里走出去，却在门边坐下来，用手帕捂着脸，低下了头。

沉默持续了两三分钟。多莉在想自己的事。她一直耿耿于怀的屈辱感，现在经过妹妹的提醒，更加刺痛了她的心。她没料到妹妹竟如此冷酷，因此很生她的气。她忽然听见一阵衣服的窸窣声和抑制不住的痛哭声，感到有一双手从下面搂住她的脖子。原来吉提跪在她面前。

“多琳卡，我真是，真是太不幸了！”她歉疚地悄声说。

她把满是泪水的可爱的脸埋在多莉的裙子里。

仿佛眼泪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否则姐妹俩彼此沟通的机器就无法运转。哭过一场之后，她俩丢开伤心事不谈，说说题外的话，倒也相互谅解了。吉提明白，她气头上说的丈夫不忠和忍辱求全那些话，深深刺痛了可怜的姐姐的心，但是姐姐原谅了她。多莉则弄清楚了她想知道的一切。她相信自己的推测没有错，吉提所伤心的，伤透了心的，就在于她拒绝了列文的求婚而渥伦斯基却欺骗了她，今后她准备去爱列文，恨渥伦斯基。这些想法吉提只字未提，她只谈自己的心情。

“我没有什么悲伤，”她平静下来说，“不知你是不是理解，现在我觉得一切都那么讨厌，可恶，粗俗，首先是我自己。你真想不到，我对一切事情都存有坏念头。”

“你还能有什么坏念头？”多莉笑着说。

“最坏最拙劣的念头没法告诉你。不是忧伤，不是寂寞，要坏得多。好像我心中的良知都消失了，只剩下最坏的东西。嗯，怎么对你说呢？”她看见姐姐困惑的眼神，继续说。“爸爸最近跟我讲……我觉得他只考虑到我该出嫁了。妈妈带我参加舞会。我觉得，她的目的就是尽快把我嫁出去，好摆脱我。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我赶不走这些念头。看到那班所谓求婚者我就受不了。他们就像来给我量尺寸似的。以前我穿舞会的装束出去，总是非常得意，孤芳自赏，现在却感到害臊、别扭。唉，还要怎么样呢！医生……嗯……”

吉提迟疑了一下。接下去她想说，自打她发生了这个变化，就特别讨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到他总会想到那些丑恶和粗俗不堪的东西。

“是呀，我觉得一切都粗俗可恶极了，”她接着说，“这是我的病态。也许，会好的……”

“你别去想……”

“我做不到。只有在你家里和孩子们一起我才感到舒服。”

“可惜你不能到我那儿去。”

“不，我一定要去。我得过猩红热了，我会求妈妈答应的。”

吉提固执己见，搬到了姐姐家。孩子们果然得了猩红热，整个生病期间吉提都在照料他们。姐妹俩顺利地把六个孩子看护到痊愈，但吉提的健康却没有起色。大斋节里，谢尔巴茨基一家出国旅行去了。

四

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其实是一个整体，大家相互认识，彼此来往。但这个大圈子里还有若干个小圈子。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卡列尼娜在三个不同的小圈子里都有朋友，都有密切的交往。第一个是她丈夫的官场应酬圈子，成员都是他的同僚和下属，这些人的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十分微妙。安娜模糊地记得，最初她是怎样对这班人产生了一种近乎虔敬的感情。现在她认识所有这些人，就像在同一个小县城里那样厮熟。她知道谁有什么习惯和弱点，谁的哪只靴子夹脚；知道他们彼此间及同核心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何；知道谁支持谁及如何维护自己的地位，谁和谁在哪些事情上意见一致，在哪些事情上意见分歧。但是，对这个政府人士和男人们热衷的社交圈，无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怎么劝说，安娜实在不感兴趣，总是远而避之。

同安娜关系密切的另一个圈子，就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借以飞黄腾达的社交圈。其中心人物是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这个圈子里尽是品德高尚、信仰虔诚、其貌不扬的老妇人和聪明、博学、虚荣心重的男人。属于这个圈子的一位聪明人把它叫做“彼得堡社会的良心”。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十分珍视这个社交圈。安娜善于同各种人相处，所以在彼得堡生活初期她在这个圈子里找到了朋友。但是现在，从莫斯科回来之后，这些人简直让她受不了。她觉得她自己和他们全都在装腔作势。她在这个圈子里感到乏味和别扭，因此她尽可能少到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家里去。

安娜交往的第三个圈子是真正的社交界。这里崇尚舞会、宴会和华丽的衣着打扮。这个社交圈以宫廷为依傍，以免滑落到“半上流社会”[2]的地位。圈子里的人自以为瞧不起“半上流社会”，其实双方的趣味不仅相似，简直就完全一样。安娜通过别特西公爵夫人和这个圈子保持联系。别特西是安娜的表嫂，她每年有十二万卢布的收入。安娜刚进入社交界，别特西公爵夫人就特别喜欢她，处处照应她，把她拉进自己的圈子里，同时嘲笑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那个社交圈。

“等我老了，变丑了，我会像她一样，”别特西说，“可是您这么年轻漂亮的女人，进她那个养老院还太早呢。”

安娜最初尽量回避别特西公爵夫人的社交圈，因为那里的花销超过了她的财力，而且她心里也更倾向于前一个圈子。但是去过莫斯科之后，情况变得截然相反了。她避而不见那些精神上的朋友，转而出入于盛大的交际场合。在那里她能遇到渥伦斯基，见面时的喜悦使她激动。在别特西家她和渥伦斯基更是经常见面。别特西娘家也姓渥伦斯基，她是他的堂姐。凡是能遇到安娜的地方，就有渥伦斯基的踪迹，他抓住一切机会向她表达爱慕之意。安娜丝毫没有给过他追逐的理由，但每次见到他，心里都会燃起第一次在火车上相遇时她体验过的那种激情。她自己也感觉到，只要见到他，她眼睛里就会闪出欣喜的光，嘴唇上就会浮起微笑，她抑制不住这种欢悦的表情。

起初，安娜确信自己对渥伦斯基的放肆追求感到不满。但是，从莫斯科回来后不久，她去参加晚会以为能见到他而他却不在场时，她便怅然若失，因此她终于明白，她一直在欺骗自己，他的追求不但没有使她不快，反而成了她全部的生活乐趣。

著名女歌星在作第二次演唱。今天整个社交界的人都云集在剧院里。渥伦斯基从第一排座位上看见了他堂姐，也不等幕间休息，就来到她的包厢。

“您怎么没来吃晚饭呢？”她问他，“情人们这样未卜先知，真叫我惊奇，”她又微笑着悄悄加上一句，只让他一个人听见，“她没来。等歌剧散场后，您来吧。”

渥伦斯基疑问地望望她。她把头一低。他微微一笑算是谢过她，在她旁边坐了下来。

“您嘲笑别人的样子，我可记得一清二楚！”别特西公爵夫人接着说，她时刻注意情场上的进展，这对她是一大乐事。“如今这些全都到哪儿去了？您被俘虏了，我亲爱的。”

“我正想当俘虏呢，”渥伦斯基不慌不忙，温和地微笑着说。“老实说，如果我要抱怨，就只怨我俘虏当得还不够。我快要丧失希望了。”

“您能抱什么希望呢？我们彼此了解……”别特西替朋友感到委屈，但是她眼睛里闪动的火花表明，她和他一样很清楚他抱有什么希望。

“不抱希望，”渥伦斯基笑着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说，“对不起，”他说着从她手里拿过望远镜，从她裸露的肩膀上方观察对面那排包厢。“我担心我会招人笑话。”

其实他很清楚，他在别特西及所有社交界人士的心目中并无可笑之嫌。他很明白，在这班人眼里，做某个姑娘或者一般自由女人的倒霉情人可能落下笑柄，但若是有人追求一位有夫之妇，不顾一切地拼命勾引她私通，此人的角色非但绝不可笑，反而会带上风流豪迈的色彩。想到这里，他的小胡子下面露出快乐而骄傲的微笑。他放下望远镜，望了望堂姐。

“那您为什么不来吃晚饭呢？”她说，一面在欣赏他。

“这个我要告诉您。当时我有事，什么事？让您猜一百次，一千次……您也猜不着。我给一位丈夫和欺侮他妻子的人当调解人。是的，确实！”

“怎么样，调解好了吗？”

“差不多了。”

“您要把这事对我讲一讲，”她说着站了起来。“幕间休息您过来吧。”

“不行，我得上法兰西剧院去。”

“去听尼尔松演唱吗？”别特西惊奇万分地问道，她无论如何也不认为尼尔松比一个普通合唱队员唱得好些。

“有什么办法呢？我在那边有约会，都是为了我这份调解的差事。”

“劝人和好能得福，他们的灵魂能得救，”别特西说，她记得像是听谁讲过类似的话。“那么您坐下来，说说是怎么一回事？”

她又坐下了。

五

“这事不大体面，但太有趣了，我很想说给您听听，”渥伦斯基笑眯眯地望着她说，“我不指名道姓。”

“让我来猜，这样更有趣。”

“您听好：有两个快乐的年轻人，乘一辆车……”

“自然是贵团的军官，对吧？”

“我没说是军官，只是两个吃过了早饭的年轻人……”

“您要换一种说法：喝过酒的。”

“也许吧。他俩上一位同事家去吃饭，心情非常快活。他们看见有个漂亮女子乘马车超过他们。女子回头望望，朝他们又笑又点头，至少他们认为是这样。不用说，两人跟在女子后面，拼命驱车追赶。使他们惊奇的是，美人儿的车就在他们要去的那一家门口停下来。美人儿向楼上跑去。他俩只看见她那露在短面纱下面的樱唇和一双漂亮的小腿。”

“您讲起来这么动情，我看您就是其中的一个。”

“可您刚才对我是怎么说的？好，两个年轻人走进同事家，同事为他们设席饯行。没错，他们喝了酒，也许就像通常在饯行席上那样多喝了几杯。席间他们打听楼上住着什么人。谁也不知道。只有主人家的仆人，听他们问是不是浪荡女人住在上面，就回答说，这地方浪荡女人多得很。吃过饭，两个年轻人到主人书房里给素不相识的女人写信。两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倾吐了爱情，又亲自上楼送信，想把信里没说明白的意思当面再解释一下。”

“为什么您把这种不要脸的事讲给我听呢？后来呢？”

“他们拉门铃。出来一个女仆。他们把信交给她，一再对她说，他俩爱那个女人已不能自持，马上就要死在房门口了。女仆弄得莫名其妙，就和他们分辩。这时忽然来了一位络腮胡子像小香肠似的先生，面孔红得像只龙虾。他声明这屋里除了他妻子没有任何别人住，就把他俩赶走了。”

“您怎么会知道，他的络腮胡子照您说的那样，像小香肠呢？”

“您听我说。今天我去给他们调解过了。”

“结果怎么样？”

“这就是最有趣的地方。原来，这一对幸福夫妻是九等文官和他的夫人。九等文官提出申诉，我就当上了和事老，可不是一般的和事老！请您相信，连塔列兰[3]也望尘莫及呢。”

“这事有什么难办的呢？”

“您往下听……我们认真赔礼道歉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这是一次不幸的误会，我们请求您原谅。’香肠胡子的九等文官开始软下来，但他想表示一下他的愤慨，他一开口便又发起火来，讲了好些粗话，我只得再次施展我的外交才干。‘您说他们行为不端，这我同意，但请您注意，这是一场误会，他们年轻幼稚，而且刚刚吃过早饭。这您是明白的。他们现在追悔莫及，务请宽恕他们的过错。’九等文官又软下来：‘我同意，伯爵，我可以原谅，但您要明白，我妻子，我妻子，一个清白的女人遭到两个坏小子的追逐和非礼的对待……’您知道，坏小子可就在我们那里，我要使他们和解。我又运用了外交手腕，可是事情刚要结束，我们那位九等文官又发起火来，气得满脸通红，香肠胡子倒竖，我只好再一次运用外交家的三寸不烂之舌。”

“啊，这个故事要讲给您听听！”别特西笑着对走进她包厢的一位太太说，“他都把我笑死了。”

“哦，祝您成功。”她又说了一句，把不握扇子的那个手指伸给渥伦斯基亲吻，又扭扭肩膀，让皱起来的束胸滑下去一点，使双肩和胸部充分袒露在脚灯光、汽灯光和众目睽睽之下。

渥伦斯基坐车上法兰西剧院去。他确实要去面见他那位从不错过法兰西剧院每一场演出的团长。他要和团长谈谈他忙了三天又觉得挺好玩的这桩调解案。这次事件的两名当事人，一个是渥伦斯基喜欢的彼得里茨基，另一个是刚到团里不久的年轻的克德罗夫公爵，也是个好小伙子，好同事。主要是，这件事关系到团队的声誉。

两名当事人都是渥伦斯基骑兵连的。九等文官文坚跑来找团长，指控其手下两名军官侮辱了他妻子。他那年轻的妻子（文坚说他们结婚才半年）同她母亲在教堂做祈祷时，由于有孕在身，突然感到不舒服，站立不住，便就近叫了辆马车先回家。这时候两名军官对她紧追不舍，她吓坏了，身体更加不舒服，一到家就跑上了楼。文坚已从机关回来了，听见门铃声和说话声，出来察看，只见两个喝醉酒的军官手里拿着一封信，就把他俩推了出去。他请求严惩肇事者。

“不行，不管您怎么看，”团长请渥伦斯基坐到身边来，对他说，“彼得里茨基简直太不像话，没有哪个星期他不闹事。这位官员岂肯罢休，他会把官司打下去的。”

渥伦斯基知道此事很不体面，又不可能用决斗来解决，只有尽力劝这位九等文官消消气，使大事化小。团长把渥伦斯基叫来，知道他是高尚又聪明的人，特别是他一向爱护团队的荣誉。他俩商定，由渥伦斯基陪彼得里茨基和克德罗夫去向九等文官赔礼道歉。团长和渥伦斯基两人都明白，渥伦斯基的名声和他的侍从武官的身份对劝解九等文官会很有作用。这两条确实也起了作用，但据渥伦斯基说，调解结果如何还很难说。

渥伦斯基又来到法兰西剧院，同团长走进休息室，向他报告了调解的成绩和失败。团长考虑各方面情况，最后决定对这个案子不予受理。后来他为了消遣，向渥伦斯基询问这次会晤的详情。渥伦斯基讲，九等文官刚刚消了点气，但一想到事情的经过便又火了起来，他劝解到最后，灵机一动，就把彼得里茨基往前一推，自己溜掉了。团长听到这里忍不住哈哈大笑。

“这是件丑事，但也挺好笑的。克德罗夫总不能和那位先生打架吧！那人气坏了吧？”团长笑着问，“今天克勒会是什么样子呢？真是个尤物！”他又谈起了新来的法国女演员，“无论你看多少次，她天天都是新样子。只有法国人才会有这一手。”

六

别特西公爵夫人没等最后一幕结束，就离开剧院回家。她刚刚走进梳妆室，往她那张苍白的长脸上扑些粉，擦擦匀，又抿了抿头发，就吩咐仆人在大客厅里备茶，而这时候马车已经一辆接着一辆驶到莫尔斯卡娅大街上她那套很大的寓所门前。客人们在宽敞的大门口下了车。为了教育行人而每天早晨在玻璃门外面读报纸的胖子门房轻轻地打开巨大的玻璃门，把客人们从身边让进去。

油头粉面、容光焕发的女主人和客人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分别从两扇门走进了大客厅。客厅四壁为暗色调，铺着毛茸茸的地毯，桌子上方灯火通明，雪白的台布、银制的茶炊和晶莹的瓷茶具都在烛光下闪闪发亮。

女主人在茶炊边坐下来，脱去手套。参加聚会的众人，在毫不引人注目的仆人的帮助下移动着椅子，分成两组坐定。一组人围着茶炊，和女主人在一起。另一组人在客厅另一头，以漂亮的公使夫人为中心。她穿一身黑丝绒衣服，长着两道线条清晰的黑眉毛。两组人的谈话，开始时照例有些不着边际，不时被招呼、寒暄、递茶所打断，好像在摸索确定话题。

“她是个非常漂亮的演员，她一定研究过考尔巴赫[4]，”公使夫人小组的一位外交官说，“你们注意她跌倒的姿势……”

“哎呀，求您了，我们别谈尼尔松了！谈起她都是老生常谈，”一个身体肥胖、脸色通红、头发淡黄、没有眉毛、不戴假发髻、身穿老式丝绸衣服的太太说。这是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她以为人直爽、对人粗鲁而出名，绰号顽童。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坐在两组人之间倾听大家谈话，时而参加这一组，时而介入那一组。“今天有三个人对我提到考尔巴赫，讲的是同一句话，就像事先商量好的。我不懂他们怎么就这样喜欢这句话。”

谈话被这个意见打断了，需要再想新话题。

“您给我们讲点有趣的事吧，但不要刻毒。”极擅清谈即英语所谓聊天的公使夫人对此刻也不知道从何谈起的外交官说。

“据说这很难办到，因为只有刻毒的话才会有趣，”他微笑说，“不过我可以试试。请出个题目。一切取决于题目。有了题目就好做文章。我时常想，上个世纪著名的谈话家到今天怕也难出妙语。妙语都听腻了……”

“早都说完了。”公使夫人笑着打断他。

文雅的谈话开始了，唯其过于文雅，不久又停止了。于是只有采取屡试不爽的可靠办法——挖苦人。

“你们是否认为，图什克维奇有些路易十五的派头呢？”外交官用眼睛示意站在桌边的淡黄头发的年轻美男子说。

“可不！他跟这个客厅显得很和谐，所以他是这里的常客。”

谈话热烈起来，因为话语间暗示着一桩不能在这个客厅里谈论的事，即图什克维奇与女主人的关系。

围着茶炊和女主人的谈话，也是在不可避免的三个话题，即社会新闻、剧院和家长里短上兜了一阵圈子，而且最后也是在第三个话题，即挖苦人上统一起来的。

“你们听说了吧，马尔蒂谢娃，不是女儿而是母亲，她给自己做了一件鲜艳的玫瑰红色外衣。”

“这不可能！哦，那倒是妙极了！”

“我很奇怪，她有头脑，确实不笨，怎么就不知道她有多么可笑。”

每个人都来指责和讪笑倒霉的马尔蒂谢娃，七嘴八舌的谈话，就像篝火噼噼啪啪地烧起来了。

别特西公爵夫人的丈夫是个肥胖的好好先生，热衷于版画收藏，知道妻子有客人，就在去俱乐部之前到客厅里来看看。他在柔软的地毯上不声不响走到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跟前。

“您喜欢尼尔松吗？”他问。

“啊哟，哪能这样偷偷摸摸走过来呢？您吓了我一跳，”她说，“请您别跟我谈歌剧，您对音乐一窍不通。还是让我迁就您，跟您谈谈您的乌釉陶器和版画吧。最近您在旧货市场买了些什么宝贝呀？”

“要我拿给您看看吗？您又不懂行。”

“看看吧。我学过一手，跟这个叫什么来着……哦，银行家……他们有许多精美的版画。拿给我看过。”

“什么，您到舒茨布尔格家去过？”女主人从茶炊那边转过头来问道。

“去过，亲爱的。他请我和丈夫去吃饭，对我说，这顿饭的调味汁要值一千卢布，”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大声说，知道大伙都在听她讲，“那调味汁是一种发绿的东西，难吃极了。我们得回请人家呀。我就做了一种只值八十五戈比的调味汁，大家吃了都很满意。我可做不出一千卢布的调味汁。”

“她真是独一无二！”女主人说。

“了不起！”又有谁说了一句。

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说话总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其奥秘在于，虽然她说话常常像现在这样不很得体，但她所说的都是多少有些意义的普通事。在她的社交圈子里，像这样说话反而能产生俏皮笑话的效果。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不明白何以有这种效果，但她知道这很起作用，就利用了这一点。

大家都在听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说话，以致公使夫人这边的谈话暂时停了下来。女主人想把大伙合并到一处，就对公使夫人说：

“你们真的不想喝茶吗？都到我们这边来吧。”

“不，我们在这边很好。”公使夫人微笑着回答，一面叫人把开了头的谈话继续下去。

他们谈兴很浓，正在谈论卡列宁夫妇。

“安娜去过莫斯科以后变化很大。她有些怪怪的。”安娜的一个女友说。

“主要的变化是，她把渥伦斯基的影子随身带回来了。”公使夫人说。

“那有什么关系？格林兄弟有篇神话说：有个人没有影子，丢了影子，这是因为什么事情受到的惩罚。我怎么也不明白，这算什么惩罚呢。不过，女人要是不带个影子，恐怕不大舒服。”

“是呀，不过带影子的女人一般都没有好下场。”安娜的女友说。

“你们这些烂舌头的，”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听见这番话，突然插嘴道。“卡列尼娜是个出色的女人。我不喜欢她丈夫，可我很喜欢她。”

“您为何不喜欢她丈夫？他可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公使夫人说，“我丈夫说，像他这样的栋梁之才全欧洲也少有。”

“我丈夫也这么说，但我不相信，”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说，“做丈夫的不说这话，我们倒能够了解真相。依我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简直就很蠢。这话我只能悄悄对你们说……事情都明摆着，不是吗？过去人家让我把他当成聪明人，而我看不出他聪明在哪里，就只好认为我自己太蠢。刚才我说他蠢，是悄悄说的。现在一切都明白了，不是吗？”

“现在您也够刻毒的！”

“一点也不。我是没有办法。我和他总有一个人是蠢的。你们也知道，谁都不会说自己蠢。”

“人人皆嫌财产少，个个都夸智慧多。”外交官念出两句法国诗。

“不错，不错，”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连忙对他说，“但我决不让你们说安娜的坏话。她人那么好，那么可爱。大家都爱上了她，影子似的跟着她，她又有什么办法呢？”

“其实我也不想指摘她。”安娜的女友辩解道。

“即使没有人像影子似的跟在我们后边，也不能证明我们就有指摘别人的权利。”

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把安娜的女友狠狠教训一顿，就站起来和公使夫人一同走到桌子边，参加那里大伙对普鲁士国王的议论。

“你们那边在说什么坏话呀？”别特西问。

“说到卡列宁夫妇。公爵夫人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下了评语。”公使夫人笑吟吟地坐到桌边说。

“可惜我们没有听到，”女主人说话时朝门口张望着。“啊，您到底来了！”她微笑着对走进门来的渥伦斯基说。

渥伦斯基不但认识所有这些人，而且天天见到他们，所以他进来时态度十分从容，就像从这里刚出去不久似的。

“问我从哪儿来吗？”他回答公使夫人的问话，“没办法，只好实说了。我从滑稽歌剧院来。那地方我去过上百次了，可是回回觉得新鲜。真是妙极了！我知道这事不登大雅，可是听歌剧我爱打瞌睡，看滑稽歌剧却能一直坐到散场，觉得很开心。今天……”

他提到一个法国女演员的名字，想讲讲她的情况，但公使夫人故作害怕的样子打断了他：

“请您别讲那种可怕的东西了。”

“好吧，不说了，其实那些可怕的东西你们都是知道的。”

“要是它能像歌剧那么时兴，大家就都会去看了。”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跟着说。

七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别特西公爵夫人知道是卡列尼娜，就瞥了渥伦斯基一眼。他正望着门口，脸上出现一种奇怪的表情。他欣喜地、怯生生地凝视着走进来的安娜，慢慢欠起身子。安娜走进客厅。她身子照旧挺得笔直，步伐轻快稳健，不同于社交界其他妇女走路的样子，目不斜视地几步跨到女主人面前，同她握手，莞尔一笑，带着这个笑容望了望渥伦斯基。渥伦斯基深深鞠了一躬，为她移过一把椅子。她低了低头作为回答，脸上一红，皱起了眉头。但马上又忙着和熟人们点头招呼，握握伸给她的手，对女主人说：

“我在利季娅伯爵夫人家，本想早些过来，可是坐得太久了。约翰爵士在她那儿。他这个人真有意思。”

“哦，就是那个传教士吗？”

“是的，他讲他在印度的生活，很有趣。”

谈话因为安娜的到来而中断，犹如风吹的灯焰，又变得摇曳不定了。

“约翰爵士！对，是约翰爵士。我见过他。他能说会道。弗拉西耶娃完全倾心于他了。”

“最小的那个弗拉西耶娃要嫁给托波夫，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听说已经定下来了。”

“我真佩服他们父母。据说这门婚事纯粹是感情的结合。”

“感情？您真有反传统思想！今天还有谁谈感情啊？”公使夫人说。

“有什么办法呢？这愚蠢的旧习气并没有过时。”渥伦斯基说。

“有这种习气的人可要倒霉。我了解的一些幸福婚姻都是理性的结合。”

“可是，一旦被人漠视的感情苏醒了，理性婚姻的幸福就会烟消云散。”

“双方都胡闹够了再结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理性婚姻。就像害猩红热一样，人人都要经过的。”

“那么，爱情就像牛痘一样，要预先人工接种了。”

“我年轻时爱上过一个教堂执事，不知道这对我有没有帮助。”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说。

“不，说正经的，我认为要懂得爱情，先得犯一下错误，然后再改正。”别特西公爵夫人说。

“婚后也得这样吗？”公使夫人打趣道。

“后悔永远来得及。”外交官讲了一句英国谚语。

“正是这样，”别特西跟着说，“先犯错误再改正。这一点您以为如何？”她问安娜。安娜正默默地听着这场谈话，嘴唇上停留着些微可察的笑意。

“我想，”安娜玩弄着一只脱下来的手套，说，“我想……如果说，有多少颗脑袋就有多少种想法，那么，有多少颗心就有多少种爱情。”

渥伦斯基望着安娜，万分紧张地等着她说话，听见她说出这番话来，就像度过一场危险似的舒了口气。

安娜忽然对他说：

“我接到莫斯科来信。他们告诉我，吉提·谢尔巴茨卡娅病得很重。”

“真的吗？”渥伦斯基皱起眉头说。

安娜严厉地瞪了他一眼。

“您对这个不感兴趣吧？”

“不，很感兴趣。要是我可以知道的话，信里都说了些什么？”

安娜站起来，走到别特西那边去。

“请给我杯茶。”她站在别特西的椅子背后说。

别特西公爵夫人倒茶的当儿，渥伦斯基来到安娜身边。

“信里说些什么呀？”

“我时常想，男人们不懂得什么是不高尚的行为，而只会嘴上夸夸其谈，”安娜并不回答他的问题，说，“我早就想告诉您这一点。”她又加上一句，走了几步，在角落里放纪念册的桌子旁边坐下来。

“我不大明白您这话的意思。”他把茶杯递给她，说。

她瞥了一眼旁边的沙发，他马上在那里坐下来。

“是的，我想告诉您，”她说，眼睛并不看他。“您的行为不光彩，不光彩，很不光彩。”

“难道我不知道自己做得不光彩吗？可是，是谁使得我这样做的呢？”

“您为什么对我说这话？”她严厉地瞪着他说。

“您知道为什么。”他两眼直勾勾地迎住她的目光，大胆而高兴地回答。

不是他，而是她窘住了。

“这只能证明您没有心肝。”她这样说，但她的眼神却表明，她知道他是有心肝的人，正因为这个缘故，她害怕他。

“您刚才说的那件事只是个错误，而不是爱情。”

“您该记得，我禁止过您说这个字眼，这个可恶的字眼，”安娜哆嗦了一下说，但她马上感到，她用禁止这个词，表示她承认自己对他拥有某种权利，而这正好鼓励他诉说爱情。“这话我早就想对您说了，”她继续说，毅然决然地看着他的眼睛，脸上飞起一片火辣辣的红晕，“今天我特意来，知道会遇见您。我是来告诉您，这事该结束了。我从没有在任何人面前脸红过，而您却迫使我问心有愧。”

他望着她，她脸上流露的一种新的精神美使他惊呆了。

“您要我做什么？”他认真、干脆地问道。

“我要您到莫斯科去，请求吉提原谅。”她说。

“您并不希望我这样做。”他说。

他看出她在勉强自己说出不想说的话。

“要是您爱我，像您所说的那样，”她悄声说，“那您就这样做，好让我安心。”

他顿时喜形于色。

“您还不知道吗，您就是我全部的生命。我无法平静，也不能给您带来平静。把整个的我，爱情……是的。我不能把您和我分开来想。在我看来，您和我是一个整体。我看今后我和您都不可能得到平静。可能只会有绝望和不幸……也可能会有幸福，真正的幸福！……难道就没有幸福的可能吗？”他声音小得只是动了动嘴唇，但她听见了。

她费尽心思想说出应该说的话，结果却只是含情脉脉地凝视着他，无言以对。

“原来如此！”他喜出望外地想，“我已经快要失望了，好像不会有结果了，可是——原来如此！她爱我。她承认这一点。”

“请您为了我去做吧，永远别对我说这种话，让我们做好朋友吧。”她嘴里这样说，可眼神却表示了完全不同的意思。

“我们不是做朋友，这您自己也知道。我们要做天下最幸福的人，或者成为最不幸的人，这得由您来决定。”

她想说话，然而他打断了她。

“其实我只有一个请求，请您给我希望的权利，痛苦的权利，就像现在这样。如果连这也不可能，您叫我走，我一定走。如果我在您面前使您难受，我就再也不让您见到我。”

“我并不想赶您走。”

“请您不要作任何改变。让一切保持现状吧，”他声音发颤地说，“瞧，您丈夫来了。”

果然，这当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迈着他那四平八稳的笨拙步伐走进客厅。

他打量了妻子和渥伦斯基一眼，走到女主人跟前，坐下来喝茶，用他那不急不慢、清晰的嗓音和平素的玩笑口吻揶揄起人来。

“您的兰姆布利耶[5]人士都到齐了，”他环视一下在场的人说，“全都是美女和缪斯啊。”

别特西公爵夫人受不了他这种她称之为讥笑[6]的腔调。聪明的女主人马上引导他去谈论普遍兵役制这个严肃话题。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顿时兴致勃发，就一项新颁布的命令同攻击它的别特西公爵夫人斗起嘴来。

渥伦斯基和安娜仍然坐在小桌旁边。

“这真有点不成体统。”一位太太用眼光指指渥伦斯基、安娜和她丈夫，低声说。

“记得我怎么对您说的？”安娜的女友说。

不止这两位太太，客厅里几乎所有的人，甚至连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和别特西本人，都向离群独处的两个人瞟了好几眼，好像这种场面对大家造成了妨碍似的。唯独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朝那边望一眼，依然兴致勃勃地谈着话。

别特西公爵夫人察觉到大家的不快情绪，就悄悄拉了个人顶替她听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讲话，自己抽身来到安娜跟前。

“我一向佩服您丈夫的表达能力，他讲得既明白又准确，”她说，“最玄妙的道理经他一讲我就懂了。”

“哦，是的！”安娜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别特西说的话她其实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她来到大桌子这边，加入大伙的谈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坐了半小时，走到妻子面前，提议一同回家，安娜看都不看他，就说要留下来吃晚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鞠了一躬，走出客厅。

卡列尼娜的车夫、身穿发亮皮外套的鞑靼胖老头，费劲地勒住那匹在门口冻得前蹄乱跳的左边灰马。仆人打开车门，侍立一旁。看门人站在大门边，手拉着门。安娜用她灵巧的小手解开钩在皮袄上的袖口花边，低下头，喜不自胜地倾听渥伦斯基送她出来时对她说的话。

“您什么也没有说。就算我也没有什么要求吧，”他说，“但是您要知道，我需要的不是友谊，我生活中只能有一种幸福，就是您很不喜欢的那个字眼……是的，爱情……”

“爱情……”她若有所思地慢慢重复道。在她把袖口花边从皮袄上解下来的那一刹那，她突然说，“我不喜欢这个字眼，因为它对我意味着太多的东西，比您了解的要多得多，”她盯住他的脸看了一下。“再见！”

她和他握握手，然后迈着轻盈敏捷的步子从看门人身边走过，坐进了马车。

她的目光，她手的接触，像火一样灼烧着他。他吻了吻手掌上她握过的地方，然后坐车回家去。他幸福地意识到，这一晚他向目标的迈进，要比两个月来的进展更快。

八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并不认为，他妻子和渥伦斯基单独坐在一张桌子边畅谈是什么异乎寻常和有伤大雅的事。但他发现客厅里其他人觉得此事有些异常和有失体统，所以他也感到不大像话了。他决定把这事告诉妻子。

回到家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照例先来到书房，坐在安乐椅上，把那本谈教皇统治的书翻到用裁纸刀夹着的地方，照例要读上一小时，不过他偶尔揉一下他那高高的额头，摇摇脑袋，像要驱赶掉什么念头似的。他在规定的时间掩卷起身，临睡前盥洗一下。安娜还没有回来。他夹着书上了楼。今天晚上他头脑里并不像平时那样考虑公务，而是老在想着妻子和她出的那件不愉快的事。他一反常规，没有上床睡觉，而是交叉着背着双手，来来回回在几个房间里踱步。他没法睡觉，他感到先要考虑一下新出现的情况。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起初决定找妻子谈一谈，觉得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现在，他开始考虑这一新情况时，又觉得它非常复杂而棘手。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是个爱吃醋的人。他确信忌妒是对妻子的侮辱，应当信任妻子。至于为什么要信任，为什么要充分信赖年轻的妻子会永远爱他，这一点他没有问过自己。只是他从未对她产生过不信任，他只知道信任她，并对自己说应该信任她。可是现在，尽管他依然坚信忌妒是可耻的情感，夫妻需要信任，他却感到他正直接面对着一种不合逻辑的混乱情况而不知所措。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直接面对的是生活现实，是他妻子有可能另有所爱，这使他感到浑茫而不可理解，但这恰恰是生活的真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辈子都是在官场上度日和工作，他接触到的只是生活现象的反映。每当他碰到实际生活问题时，他就避之而去。而现在他心中的感受，就像一个人在横架深渊的桥上安步而过，忽然发现这座桥梁已被拆空，下面就是无底深渊。这深渊就是生活本身，这桥梁则是他置身其间的人为的生活环境。他脑海中第一次出现了妻子有可能爱上别人的问题，这使他大吃一惊。

他没有脱衣服，迈着均匀的步子踱来踱去。他走进点着一盏灯的餐厅，踩得镶木地板吱吱作响。他在客厅的地毯上走着，那儿光线幽暗，沙发上方挂着不久前画好的他的巨幅肖像，画面映照着灯光。他从她的书房中穿过，那里点着两支蜡烛，烛光照在她亲友的画像和放在写字台上的他早就很熟悉的那些小摆设上。他从书房走到卧室门口，又返身往回走。

每踱一圈，大抵是当他走到灯光明亮的餐厅里时，他总要在镶木地板上停下来，自言自语道：“对，这件事要解决，要制止，要说出我的看法和决定。”于是他又往回走。“可是说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决定呢？”他在客厅里问自己，却找不出答案。“归根到底，”他在转身去书房时对自己说，“究竟出了什么事了？什么事也没有。她和他谈话谈久了。那又怎么样？交际场上女人跟男人谈话的还少吗？何况忌妒就等于贬低我自己也贬低了她，”他走进她的书房时这样自语。然而，曾几何时他很服膺的这个道理，此刻却完全失掉了分量和意义。他又从卧室门口转身朝客厅走去。一回到幽暗的客厅里，仿佛就有个声音在他耳边说，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既然别人都注意到了，其中就必有蹊跷。他在餐厅里又对自己说：“对，这件事要解决，要制止，要讲出我的看法……”但是从客厅往回走时，他又问自己：怎样解决呢？接着又问：出了什么事？他回答说，什么事也没有，同时想起了忌妒是会使妻子蒙受侮辱的一种情感。后来走到客厅里，他又确信妻子出了问题。他的思想也像他的身体一样，在反复兜着圈子，碰不到任何新东西。他觉察到这一点，擦了擦前额，在她书房里坐了下来。

他望着她的写字台，台上摆着个石绿色的信笺夹，有一张没有写完的便函，这时他的思路忽然一变。他开始思考她这个人，她有哪些想法和感情。他头一回生动地想象她的个人生活，她的思想和意愿。一想到她可以也应该有属于她自己的生活，他感到一阵恐惧，连忙把这个念头驱开。这正是他看也不敢看一眼的无底深渊。从思想感情上为别人考虑，是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格格不入的一种心理活动。他认为这是一种有害而危险的臆想。

“最糟糕的是，”他想，“就在我的事业快要大功告成（他想到他正在设计的一项施政方案），需要专心致志的时候，忽然碰上这种无聊的糟心事。怎么办呢？我可不是那种只会担惊受怕不敢正视问题的人。”

“我要考虑好，作决定，摆脱它。”他说出声来。

“至于她的情感问题，她心里想些什么，这不关我的事，这属于她的良心和宗教信仰的范围。”他这样对自己说，意识到他已经把新情况划定在合理的范围内，于是松了口气。

“对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语道，“她的感情之类的问题是她自己的良心问题，与我不相干。我的义务是明确的。作为一家之主，我是指导她的人，因此我也是负有责任的人。我必须向她指出我发现的危险，警告她，甚至不惜使用权力。我必须对她说出我的意见。”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就要对妻子说的话都打好了腹稿。他在考虑这些话时，想到为了家事不知不觉耗费了时间，伤透了脑筋，实在有些可惜。但尽管如此，他脑子里就像起草公文似的，已经清清楚楚地拟好了这篇讲话的形式和顺序。“我要对她说，从以下几方面对她说：第一，说明社会舆论和体面的意义；第二，从宗教上解释婚姻的意义；第三，如有必要，指出可能对儿子造成的不幸；第四，指明她自身的不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两手的指头交叉在一起，掌心向下使劲一伸胳膊，手指的关节就咔咔地响起来。

这个动作，这个交叉手指弄出响声的坏习惯总能使他平静下来，调整好他的情绪，而这正是他眼下所需要的。大门口传来马车驶近的声音。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客厅中央站住了。

传来女人上楼的脚步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站在那里，他已考虑好自己要说的话，他又攥攥叉在一起的手指，看能不能再弄出响声来，有一个关节响了一声。

听见楼梯上轻快的脚步声，他知道她已经走近。虽然他对准备好的话感到满意，但想到马上要对妻子明说，又有些害怕……

九

安娜一边走，一边低头玩弄着围巾帽上的穗子。她显得容光照人，这容光不是欢乐之光，倒像是黑夜失火的可怕火光。安娜看见丈夫，抬起头来，如梦初醒似的朝他微微一笑。

“你还没睡？这真稀罕！”她说着，把围巾帽一扔，不停步地一直向梳妆室走去。“该睡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在梳妆室里说。

“安娜，我要和你谈谈。”

“和我吗？”她诧异地说，从梳妆室出来，望望他。“这是怎么回事？谈什么呀？”她坐下来问道，“好吧，既然要谈，那就谈谈吧。不过最好还是睡觉。”

安娜信口说着，她自己听着这话，对自己的说谎本领感到吃惊。这话多平常，多自然，多像她真的想去睡觉！她觉得自己穿上了一副刺不透的谎言铠甲。她感到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帮助支持她。

“安娜，我要警告你。”他说。

“警告？”她说，“警告什么呀？”

她这么坦然，这么乐呵呵地望着他，要不是做丈夫的了解她，别人是不可能在她的话音和意思里发现什么破绽的。他很了解她，知道平时他晚睡五分钟她都要问问为什么，知道她一向把自己的喜悦、快乐和悲伤都立刻告诉他。可是现在他看到，她既不理会他的心境，也不愿意谈她自己，这里面是大有文章了。他发现，她从前一直向他敞开的心扉现在对他关闭了。不仅如此，从她的语调可以听出，她对此满不在乎，仿佛在干脆对他说：是的，关闭了，必须关闭，往后也将是这样的。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就像一个人回到家发现家门上了锁。“也许钥匙还能找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里想。

“我要警告你的是，”他低声说，“由于不慎和轻率你可能在社交界给人留下话柄。今晚你和渥伦斯基伯爵（他以坚决的口气，一字一顿、不慌不忙地道出这个名字）过分热烈的交谈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他说话时望着她那双笑眯眯的、他现在捉摸不透而使他害怕的眼睛，感到自己所说的话全是徒劳，甚至是无聊的。

“你总是这样，”她回答，仿佛一点不明白他的意思，只是故意抓住了他最后那句话。“见我寂寞你不高兴，见我开心你也不高兴。今晚我不感到寂寞，这又让你生气了吗？”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身子颤抖了一下，他又弯起手指想弄出响声。

“啊，请你别扳手指了，我不喜欢这样。”她说。

“安娜，你怎么变成这样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低声说，竭力控制住自己，停止了扳手指的动作。

“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露出坦诚的，甚至有些滑稽的惊奇表情说。“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呀？”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默了一会，揉了揉额头和眼睛。他发现，他本想警告妻子不要在社交场上出错，结果却不禁为她良心方面的问题担忧，跟他想象中的障碍展开了斗争。

“我想告诉你，是这样的，”他冷淡而镇定地接着说，“请你听我把话说完。你知道，我一向认为忌妒是一种委屈人和贬低人的情感，我决不会被这种情感所左右。但是，有一些礼法，谁违反了它就会受到惩罚。今天并不是我发现你的表现有些出乎人的意料，而是从你给众人的印象来看，大家全都发现了这一点。”

“这真是莫名其妙，”安娜耸耸肩膀说。她想：他本人倒无所谓，使他不安的是在场的人发现了。“今天你身体不好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又说，站起来打算走到门口去。他跨前一步，似乎想拦住她。

他脸色阴沉难看，安娜从未见过他这样。她停住脚，斜仰着脑袋，一只手敏捷地在头发里拔取发卡。

“好吧，我听着，你还有什么话，”她泰然地、嘲弄地说，“我洗耳恭听，倒要弄个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她说话的语气从容镇定，不显得做作，措辞也很得体，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

“我无权详细过问你的感情，我总认为这不但无益，甚至还有害，”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讲，“我们在深刻反省的时候，常常从内心发掘出没有被注意过的情感。你的情感属于你的良心。不过我必须在你、我和上帝面前指出你的责任。我俩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不是什么人，而是上帝把我俩结合起来的。破坏这个结合就是犯罪，这种犯罪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

“我一点也不懂。唉，天哪，偏偏我又瞌睡死了！”她说着，急急地用手扒拉头发，寻找留在里面的发卡。

“安娜，看在上帝分上，别这样说话，”他柔声说，“或许是我搞错了，但你要相信，我说这些既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你。我是你丈夫，我爱你。”

她的脸在一刹那间沉了下来，眼光里嘲弄的火星也熄灭了。但“我爱你”这句话使她很反感。她想：“他爱我吗？难道他也能爱吗？要不是他听人说有爱这么回事，他恐怕永远也不会使用这个字眼。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爱。”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真的不明白，”她说，“你有什么想法就明说吧……”

“你让我把话说完。我爱你。但我不是在谈自己。这里主要关系到两个人，一个是我们的儿子，另一个是你本人。我再说一遍，很可能我的话完全是徒劳的和不恰当的，可能是我一时糊涂说出来的。如果是这样，就请你原谅我。但如果你感到哪怕有一点点道理的话，那就请你想一想，把你心里的想法告诉我……”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己也没有觉察到，他所讲的完全不是他事先准备好的那些话。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她急急地说，使劲忍住微笑，“真的，该睡觉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叹了口气，再也没有说话，向卧室走去。

安娜走进卧室时，他已经躺下了。他嘴唇紧闭，眼睛也不看她。安娜在自己的床上躺下，一直等着他再次开口跟她说话。她既怕他讲，又希望他讲。但他默不作声。她一动不动等了许久，后来把他忘了。她想着另一个人，她看见了他。一想到他，她就觉得心旌摇曳，充满一种带犯罪感的喜悦。她忽然听见一阵均匀从容的鼾声。起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像是被自己的鼾声惊醒，停了一会，但呼吸了两下之后，重又发出那样的声音来。

“晚了，晚了，已经太晚了。”她微笑着悄声自语。她一动不动地躺着，久久不能合眼，她仿佛看见自己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

十

从这天晚上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妻子都开始了一种新生活。倒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情况。安娜依旧出入交际场所，最常去的地方是别特西公爵夫人家，处处都和渥伦斯基见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在眼里也毫无办法。他千方百计要她作出解释，她却总是装出一副乐呵呵的困惑不解的模样，在他面前筑起一道穿不透的高墙。他俩的关系表面上一如既往，骨子里却已发生了根本变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这位经邦济世人物，在这件事情上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他就像一头俯首帖耳的公牛，在等着那根举在它头顶上的木棒随时打下来。每当他想到这里，他都感到必须再作一次努力，可望用善心、温情和规劝来挽救她，使她幡然醒悟，所以他每天都准备和她谈一次。但是，只要他一开始和她谈话，他就觉得那个主宰着她的邪恶和欺骗的魔鬼也开始来摆布他，使他谈话的内容以至于语气都一反初衷。他不由自主又操起了他惯常揶揄说话者本人的那种腔调来。而使用这种腔调，是不可能对她说出他要说的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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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整整一年来，渥伦斯基生活中有个唯一的愿望，取代了他往日全部的欲望；对安娜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可怕的，然而却十分诱人的幸福理想；现在他俩终于如愿以偿了。他脸色苍白，下颌发颤，俯身站在她面前，恳求她镇静些，但却不知道为什么和怎样才能使她镇静。

“安娜！安娜！”他颤声说，“安娜，看在上帝分上！……”

但是，他越是提高嗓音，她那曾几何时骄傲而快乐地高昂的头，现在却羞于抬起，垂得越来越低了。她全身瑟缩着，从沙发上滑向地面，滑向他的脚边，若不是他扶住她，她会跌倒在地毯上。

“上帝啊，饶恕我吧！”她呜呜咽咽地说，把他的双手紧紧按在自己的胸口。

她感到自己罪孽深重，只能屈辱地请求宽恕，而她现在的生活中，除他而外已没有别人，因此只能向他求饶。她望着他，充满了屈辱感，再也说不出话来。而他则觉得自己像个凶手，在望着一具被他夺去了生命的尸体。这具被他残杀的尸体就是他们的爱情，他们初期的爱情。想起为了干成这种事而付出奇耻大辱的代价，真令人可怕而又可憎。灵魂赤裸裸的暴露使她羞愧难当。这感觉也传染给了他。然而，尽管凶手面对被杀者的尸体感到恐惧，他还得将它撕成碎块，掩藏起来，慢慢享用这杀戮得来的猎物。

凶手恶狠狠地，仿佛带着狂热的劲头扑向尸体，又撕又咬，他就这样在她的脸上和肩膀上狂吻不已。她抓住他的手一动也不动。是啊，这些吻是用羞耻换来的。是啊！这只手，这只永远属于我的手，是我同谋者的手。她托起这只手亲吻。他跪下来想看她的脸，她却把脸藏起来，不说一句话。最后，她勉强控制住自己，站起身，把他推开。她的脸依然那样美丽，因此也更惹人怜惜。

“一切都完了，”她说，“除了你，我已一无所有。你要记住这一点。”

“我不会不记住成为我生命的东西。就为这幸福的瞬间……”

“什么幸福！”她厌恶而恐惧地说，这恐惧不禁也传给了他。“看在上帝分上，别再说了，什么都别说了。”

她迅速站起来，避开了他。

“什么都别再说了。”她重复说，脸上带着使他诧异的冷淡和绝望的神情与他分别。她觉得，此刻非言语可以表达她即将进入新生活时的羞愧、欢乐和恐惧的心情，她不愿意说出这种感觉，不愿意用不准确的语言把这种心情庸俗化。但此后到第二天、第三天，她不仅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达这复杂的心绪，甚至不能集中意念独自思考一番内心的变化。

她对自己说：“不成，现在我不能考虑这件事，以后等我平静些再考虑吧。”但她的内心再也没有平静下来。每当她想到她所做的事，她的未来，想到她该怎么办，她就感到一阵恐惧，连忙把这些念头驱走了。

“以后，以后，”她自语道，“等我平静些再考虑吧。”

但是在睡梦中，她的思想失去了控制，她那荒唐难堪的处境就赤裸裸地展现在她面前。有一个梦几乎每夜都来困扰她。她梦见两个人一起做她丈夫，极亲热地一起爱抚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哭着吻她的手说：“现在多么好啊！”阿列克谢·渥伦斯基也在这里，他也是她丈夫。她很奇怪，为什么过去以为这种事情不可能，而现在，她笑嘻嘻地对他们说，这样就简单多了，这样他们两个人都心满意足。这像是一场噩梦，不断地折磨着她，每一次她都从恐怖中醒来。

十二

列文刚从莫斯科回来时，只要一想到求婚被拒绝的耻辱，就会面红耳赤，浑身哆嗦。于是他对自己说：“当年我物理考了一分，在二年级留级，认为一切都完了，也这样哆嗦过和脸红过。我把姐姐交给的事情搞糟了，也认为自己完蛋了。后来怎么样呢？好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都觉得奇怪，这种事情当时竟然会使我伤心。这一次的伤心事也会如此，过些时候我就会淡然处之。”

但是，三个月过去了，他并未淡然处之，还是像当初一样，想起来就感到痛苦。他心里难以平静，因为他早就憧憬家庭生活，觉得自己到了成家年龄，可至今还是光棍一个，而且距离结婚的目标比过去更遥远了。他也像自己周围所有的人一样，痛切地感到，他这样年纪的人鳏居独处不是件好事。喂牲口的尼古拉是个老实的庄稼汉，列文常喜欢和他聊天，他记得临去莫斯科前有一天对他说：“怎么样，尼古拉！我要结婚了。”尼古拉就像讲一件不容置疑的事情那样，连忙回答说：“早就该办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然而，结婚一事比以前更加渺茫了。有人占据着他心中的位置。他在想象中把所认识的姑娘一一安排到这个位置上，总觉得她们无论哪一个都是绝不可能的。此外，回想起求婚被拒绝及他当时扮演的角色，他就羞得无地自容。尽管他再三对自己说，这件事丝毫也不能怪他，但是回想起来，就像想到其他类似的丢人事一样，他总会面红耳赤，浑身哆嗦。从前他跟别人一样，也有过他自认为恶劣的行径，因此受到过良心的折磨。但是回忆那些劣行，远远不如这件微不足道然而令人羞愧的事让他苦恼。这些伤口总是不能愈合。只要一回忆过去，就会同时想起求婚遭到拒绝，以及那天晚上他在众人面前的狼狈处境。然而，时光和劳作毕竟起了作用。痛苦的回忆逐渐被乡村生活中那些琐碎却必要的事情淹没了。时间过了一星期又一星期，他渐渐不大想念吉提。他只迫切等待着她已经出嫁或马上要出嫁的消息传来，希望这个消息能像拔牙那样一下子治好他的心病。

春天来了。这是一个明媚的春天，不需要慢慢等待，也没有伪装的假象。这是植物、动物和人类皆大欢喜的那种难得一遇的春天。这美妙的春天更加激励了列文，使他决心摆脱往事的烦恼，坚定自主地安排好他的独身生活。虽然他带回乡下的好多计划未能付诸实行，但是他能遵守最重要的一条——过纯洁的生活。他不再体验到失败后羞耻心的折磨，而可以大胆正视别人的眼睛。二月里他就接到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来信，说尼古拉哥哥健康恶化，但他不肯治疗。列文为此去莫斯科看望了哥哥，总算说服了他去看医生，然后出国到矿泉疗养。他说服了哥哥，借给他旅费，又没有惹他生气，列文对这件事办得很满意。春天农场需要特别细心照料，还要抽时间读书，除了这些，列文从冬天起就在写一篇关于农业的论文，主要内容是：农业劳力的性质也像气候、土壤一样，是一种绝对因素，故农业科学原理的确立，不能只依据土壤和气候，而应当依据土壤、气候再加上农业劳动力的稳定性质这几个方面。这样，尽管列文幽居独处，或者说，正因为他幽居独处，他的生活变得非常充实。偶感不足的是，除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之外，他找不到人谈谈萦回在他脑中的许多想法。他倒时常和她谈论物理学、农业理论，尤其是哲学。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最喜欢的话题就是哲学。

春意久久未浓。斋期[7]的最后几个星期，天气晴冷。白天冰雪在太阳下融化，夜晚气温又降到零下七度。雪地上的冰层还很厚实，马车在无路的地方也能行驶。到复活节时雪还没有化完。节后第二天，忽然刮来一阵暖风，乌云布满天空，一场暖和的暴雨足足下了三天三夜。星期四风停了，接着就是灰蒙蒙一片浓雾弥漫，像要掩盖自然界变化的秘密。浓雾中，春潮涌动，冰块发出碎裂的响声开始漂移，泛着泡沫的混浊的河水流得更湍急了。复活节后的星期天，从傍晚起，浓雾消退，乌云团团四散，天气放晴了，真正的春天开始了。早晨，耀眼的阳光很快就吞噬掉水面上的薄冰。温暖的空气，因为弥漫着大地苏醒后蒸腾的水汽，仿佛在颤抖。经冬草和嫩草尖都开始发绿，荚蒾、醋栗和树汁发黏、带着酒香味的桦树都吐出了嫩芽。缀满金黄色花蕾的枝条上，越冬的蜜蜂在嗡嗡飞舞。看不见的云雀在绿茸茸的草木和冰冻的茬地上空呖呖啼啭。凤头麦鸡在积水呈暗褐色的洼地和沼泽上空哀鸣。仙鹤和大雁发出春天的欢叫声高高飞过天际。脱毛还没有换齐的牲畜开始在牧场上吼叫。弯腿的羊羔在落了毛的咩咩叫的母羊身边欢蹦乱跳。留着许多光脚板印迹的村道变得干爽了，小孩子们在上面跑得飞快。池塘边传来浣衣的村妇们唧唧喳喳说话声。家家庭院里响起了农夫修理犁耙的斧子声。真正的春天来到了。

十三

列文穿上大靴子，第一次脱掉皮大衣，换了件呢短袄，出去察看农场。他涉过在阳光下闪亮刺眼的溪流，在冰上和泥淖中穿行。

一年之计在于春。列文来到户外，他就像一棵春天的树，饱含浆汁的芽蕾中孕育着它的新枝幼叶，可它还不知道该怎样生长和朝哪边伸展。他心爱的农场需要办哪些事业，现在还不很清楚，但他觉得他有许多美好的计划和设想。他先过来看看牲口。母牛已经放到围场里，它们都长出了油光发亮的新毛，在太阳底下晒暖了身子，哞哞叫着要到田野上去。列文欣赏了一会他熟悉透了的母牛，叫人把它们赶到田野上，再把小牛放进围场。牧人欢欢喜喜地跑去准备野牧。喂牲口的农妇们撩起裙子，拿着树枝，还没有被太阳晒黑的光脚板踩着泥水，把那些因为春天到来而欢蹦乱叫的小牛都赶到外面来。

列文又看了看今年新产的牛犊，一个个长得都很好。下得早的那些小牛已有一般农家母牛那般大。帕瓦的女儿才三个月，个头却赶上了一岁的牛。列文叫人把料槽搬出来，在围场里喂干草。围场一冬没用，秋天做的栅栏都坏了。他派人去叫木匠。按包工规定，木匠现在应该做打谷机了，可是他还在修理本当在谢肉节[8]前就修好的耙具。这使列文很恼火。他恼火还因为，农活上老是这么松松垮垮，他好几年费大力气来纠正，就是改不过来。经他了解，栅栏冬天用不着，搬到拉车马的马厩里，在那里搞坏了，因为栅栏本是围小牛用的，做得不结实。此外，冬天他就吩咐检修耙和所有的农具，还特意雇了三名木匠，结果也都没有修好，等到眼看就要耙地了，这会儿总算才来修耙。列文派人去叫管家，随即他又亲自去找。管家满面春风，就像这一天万物都生辉那样。他穿着羔皮镶边的皮袄从打谷场那边走过来，边走边在手里折着根草棍儿。

“为什么木匠不在做打谷机？”

“我昨天就要禀报您，现在得修理耙具，马上就要耕地了。”

“冬天为什么不修？”

“您的意思，要木匠怎么做？”

“小牛围场的栅栏在什么地方？”

“我吩咐他们摆到老地方。您拿这些人毫无办法！”管家摆摆手说。

“不是拿这些人，而是拿您这管家毫无办法！”列文冒火了。“我雇您来干什么？”他喊了起来。但一想这样也无济于事，话说到一半就打住，只是叹了口气。“怎么样，可以播种了吗？”他沉默了一会问道。

“图尔金那边的地，明后天可以了。”

“那么三叶草呢？”

“我派瓦西里和米什卡去了。他俩正在播种。不知道能不能搞好。地里烂糟糟的。”

“播几俄亩？”

“六俄亩。”

“为什么不全播上？”列文大声问。

三叶草只播了六俄亩，而不是十二俄亩，这更让他恼火。根据农业理论和他自己的经验，三叶草只有尽早下种，甚至赶在化雪之前，才会有好收成。但列文从来也没做到过这一点。

“没有人手。您拿这些人有什么办法啊！三个人没有来。那个谢苗……”

“您最好把干草的活搁一搁。”

“我已经搁下了。”

“人都上哪儿去了呢？”

“五个人在做蜜饯（他的意思是在堆肥[9]）。四个人在翻燕麦，恐怕发霉，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

列文很清楚，所谓“恐怕发霉”，就是说英国燕麦种已经霉烂。他吩咐的事情又没有照办。

“斋期的时候我就说过，要装通风管！……”他嚷道。

“您请放心，我们会及时做好一切。”

列文生气地挥挥手，到谷仓去看了看燕麦，返身又来到马厩。燕麦没有坏掉。几名雇工在用铲子翻动它，其实可以直接把它倒进下边的谷仓。列文安排好他们这样做，又抽出两名雇工去播种三叶草，这才不再生管家的气。再说，天气这样好，又何必找气生呢。

“伊格纳特！”车夫正卷着袖子在井边冲洗马车，列文喊了他一声。“给我备马……”

“您要哪一匹？”

“就骑科尔皮克吧。”

“遵命。”

列文趁人备马的时候，把故意在旁边忙来忙去的管家叫过来，跟他言归于好，并把开春后的农活及农场的计划告诉了他。

运送粪肥要趁早，赶在刈头遍草之前全部结束。翻耕远处那块地不能停犁，要把它作为秋耕休闲地。刈草一律雇工付工钱，不采取对半分成。

管家认真地听着，显然竭力想表示赞同主人的打算，但还是摆出了一副列文早已熟悉、总要为之恼火的无可奈何的丧气模样，意思是说：这些虽然都很好，但还是得听天由命。

列文最受不了这种态度。但他雇用过的管家无不如此。他们对待他的计划全都是这样，他已不再为此生气，而只是感到难过，感到更加激奋地要和这种总是跟他作对、他却无以名之而名之曰“听天由命”的习惯势力作斗争。

“要看是否来得及，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管家说。

“为什么来不及？”

“至少还得雇十五名工人。人家不愿意来。今天雇到的几个，干一个夏天每人要七十卢布。”

列文不语。习惯势力又来作对了。他知道不管他们怎么努力，照现在的价钱至多能雇到三十七八个人，就算能雇到四十人，再多也不行了。所以，他还是要斗争。

“要是没有人来，那就派人到苏雷和切菲罗夫卡去。去找人呀。”

“人我会派的，”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沮丧地说，“不过马匹都不行了。”

“可以再买几匹。我很清楚，”列文笑着说，“您总是这个不行那个不够。今年我可不许您搞您那一套。一切由我亲自来管。”

“可您本来就睡得很少。东家亲自来照应，我们求之不得哩……”

“您说他们在桦树谷那边种三叶草吗？我过去看看。”说着他跨上车夫牵过来的浅黄色小马科尔皮克。

“小溪那边过不去，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车夫喊道。

“好，我从林子里走。”

列文骑着这匹闲了一冬的小骏马，它在水洼上打着响鼻，撒着欢，以轻快的溜蹄步踩着围栏中的泥水，出了门，直向田野奔去。

列文察看了畜栏和粮仓，心里挺高兴，现在来到田野上，心情更加欢畅了。小骏马跑着溜蹄步，有节奏地左右摇晃着他的身体。他吸着温暖清新的空气和感受着雪的气息，踏着留有模糊足迹的松散的残雪穿过树林，兴致勃勃地欣赏着他的每一棵树，看那树皮上返活的青苔和枝条上暴出的嫩芽。他出了树林，在他面前丝绒毯似的展开了一片平坦的绿原，看不到露出的泥土和涝地，只有洼地里残留着星星点点的融雪。他看见农家的马和马驹在践踏他的田地，就吩咐迎面过来的一个农夫把它们赶开。他遇到农夫伊帕特，问他：“喂，伊帕特，快播种了吧？”伊帕特说：“先得把地耕好呀，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马踏田地也好，伊帕特以嘲笑的口气说的蠢话也罢，都没有使列文生气。越往前走他心里越高兴，脑海里涌现出许多农业计划，一个比一个强。他想把自己的田地全部沿南北线插上柳树，以免那里的积雪长久不融化；把田地划分为九块，六块施厩肥，三块休耕种牧草；在远处地头上造饲养场；挖水塘；为了施肥方便，再搞一个流动性畜栏。这样，三百俄亩种小麦，一百俄亩种马铃薯，一百五十俄亩种三叶草，就不会有一亩贫瘠的土地了。

列文装着一脑袋幻想，小心翼翼让马在田埂上走，免得踏坏青苗，来到正在播种三叶草的几名雇工跟前。他看见装种子的大车就停在地里，而不在田边上，冬小麦被车轮翻起来，让马踩坏了。两个雇工坐在田埂上，像是在合抽一袋烟。大车上装着拌好泥土的种子，泥团没有弄碎，都压成了硬块，或者冻成疙瘩了。瓦西里见主人来了，就向大车走去，米什卡也动手播种。这真不像话，但列文一向不大对雇工发脾气。瓦西里走过来，列文叫他把马牵到田边。

“不碍事，老爷，麦子能长出来的。”瓦西里说。

“劳驾，别啰唆了，”列文说，“照我说的办吧。”

“是，您哪，”瓦西里答应着，就去抓马笼头。“您瞧我们播的种，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讨好地说，“头等的活计。就是地太难走了！每只草鞋足足有一普特重。”

“为什么你们没筛土呢？”列文问。

“我们会把土捏碎的。”瓦西里说着抓起一把种子，用两手搓着泥团。

这事不能怪瓦西里，是别人把没过筛的土给他装了车，但毕竟也叫人生气。

列文每每用一种好办法来平息自己的怒火，把一切看起来糟糕的事情变成好事。现在他又用上这个办法了。他看了看米什卡怎样播种，只见米什卡脚上粘着大泥块，一步步朝前走，他就跳下马，从瓦西里手里拿过笆斗，亲自播起种来。

“你播到什么地方了？”

瓦西里用脚趾指指一个标记，列文就开始往地里撒种子。地像沼泽一样，举步维艰。列文播完一行身上就出汗了。他停下来，把笆斗还给瓦西里。

“哎，老爷，到夏天您可别指着这一行骂我哟！”瓦西里说。

“怎么啦？”列文快活地说，感到他的好办法奏效了。

“到夏天您再瞧吧。可不一样啦。您看看我去年春天播的种，就像裁齐了似的！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我这个人干起活来，就像给亲爹干活那样卖力气。我自己不会马虎，也不让别人马虎。东家高兴了，咱们也高兴嘛。瞧瞧那边，”瓦西里指着田野说，“真叫人开心哩！”

“今年春天真不错，瓦西里。”

“老人说，这样好的春天都没遇到过。我回过一趟家，老爹也播了大半俄亩小麦。他说小麦和黑麦简直就分不清。”

“你们早就开始种小麦了？”

“是您前年教会我们的。您给了我两斗麦种。我们卖掉四分之一，余下的播了大半俄亩地。”

“哎，你要注意，把泥块弄弄碎，”列文说着向马走去，“还要督促米什卡。麦子长好了，每俄亩奖给你五十戈比。”

“多谢老爷！您待我们够好的了。”

列文骑上马，向去年种上三叶草的那片地走去，他还要看看犁好了准备播春小麦的那块地。

留茬地上的三叶草长势喜人，全部活了棵，从去年残留的麦秆中间泛出一片青翠。马腿齐膝陷进泥里，从半解冻的泥土里拔出来，发出咕唧咕唧的声音。犁过的地里根本无法通行，只有结冰的地方还能立足，在化了冻的垄沟里，马腿陷到膝盖以上。田地翻耕得很好，过两天就可以耙地和播种了。一切都这么美好，一切都叫人快乐。列文回家时从小溪上走，他希望溪水已退下去。他果然涉过了小溪，还惊起两只野鸭。“丘鹬也该出来了。”他想。在到家转弯的路上他遇见了看林人。看林人也说丘鹬该出来了。

列文放马一路小跑回家，想赶紧吃好饭，准备好猎枪，黄昏时去打猎。

十四

列文兴致勃勃地跑近家门时，听见大门口有马车的铃声。

“唔，这是从火车站来的，”他想，“现在正好是莫斯科来的火车到达的时间……这会是谁呢？说不定是尼古拉哥哥？他说过的：‘也许到矿泉疗养，也许就上你那儿。’”最初一刹那间，他感到害怕和不快，担心尼古拉哥哥到这里来，会扰乱他在春天的欢乐心情。但他为这种想法害臊。他立即敞开了心扉，满怀亲切和喜悦，衷心希望来的人就是他哥哥。他策马转过老槐树，看见一辆从火车站来的三套马雪橇和一位穿毛皮大衣的先生。这人不是他哥哥。“啊，但愿是个有趣的人，跟他好好聊聊，”他想。

“啊！”列文高举双手，快乐地叫起来。“真是贵客临门！啊，见到你太高兴了！”他认出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嚷道。

“我肯定能打听到，她有没有出嫁，或者什么时候出嫁。”他想。

在这美妙的春日，他感到，即使回想起她来也丝毫没有痛苦。

“怎么样，没想到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雪橇上下来说。他的鼻梁、脸颊和眉毛上都溅了泥土，但仍然是春风满面，精神抖擞。“我这次来，一是为了看看你，”他说，一面拥抱和亲吻列文，“二是来打打丘鹬，三是要卖掉叶尔古绍沃那片林子。”

“好极了！今年春天不错吧？你怎么坐雪橇来啊？”

“坐马车更难走，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认识的那个车夫说。

“哎，看到你真是非常、非常高兴。”列文露出孩子般天真快乐的微笑说。

列文把客人领到专门招待来人的房间里，他的行李——一个旅行包、一支装在套子里的猎枪和一袋雪茄也拿了进去，让他在那里梳洗更衣，自己则趁空来到账房里吩咐耕地和三叶草的事。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一向很顾及家族的体面，她在前厅里遇到列文，问他怎样准备晚饭。

“您看着办吧，就是要快一点。”他说着就去找管家。

列文回来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梳洗完毕，笑容满面地从房里出来。两人一起上楼。

“啊，好不容易到了你这儿，我真高兴！现在我明白你在这里的神秘活动是怎么回事了。说实话，真羡慕你！瞧这房子，这一切多漂亮！明朗，欢快，”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这话，像是忘记了并非永远是春天，永远有这样晴朗的日子。“连你的老保姆都这么可爱！要是再有个穿围裙的漂亮侍女，那就更好了。不过，对你这个过着严格修士生活的人来说，这样就很不错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讲了许多有趣的新闻。其中列文特别感兴趣的是，谢尔盖哥哥打算今年夏天到乡下来看他。

关于吉提和谢尔巴茨基一家的情况，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只字未提。他只转达了他妻子的问候。列文感激他这样知道分寸，非常欢迎他来作客。列文在离群索居的日子里，总是有许多想法和感触无人诉说。现在他可以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尽情地倾吐。他向他倾诉诗意盎然的春之欢乐，他在农业上的失败和计划，他对所读书籍的想法和意见，特别是他那篇著作的构思——他自己还没有注意到，他的立足点竟是批判一切旧的农学著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向和蔼可亲，善解人意。他这次来更显得可爱可亲。列文发现他对自己还很尊敬，像是怀有一份温情，感到很愉快。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和厨师尽力要把饭菜做得特别可口，但是两位饥肠辘辘的朋友一坐下来，没等到上正菜，就大嚼黄油面包、咸鸡和腌蘑菇。厨师本想露一手他的烤馅饼让客人叹赏，可是列文竟等不及馅饼做好就叫上汤。尽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吃惯了珍馐美馔，他也觉得这里的饭菜味道好极了。草浸酒，面包，黄油，尤其是咸鸡，还有蘑菇、野芝麻汤、白汁鸡、克里米亚白葡萄酒，所有这些都鲜美无比，妙不可言。

“太好了，太好了，”吃过一道烤菜之后，他点起一支雪茄烟说。“我到你这里来，好比从一条轰轰作响、又颠又簸的轮船上来到了宁静的海岸。那么，你说对劳动者这个因素要加以研究，农场经营方式的选择就取决于它。在这方面我可是外行，不过我觉得，一种理论和这种理论的应用都会对劳动者产生影响。”

“是的，不过你等等，我说的可不是政治经济学，我说的是农业科学。它作为一种自然科学，应该观察各种现象，从劳动者的经济状况和民族特点来观察他……”

这时候，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端着蜜饯走进来。

“啊，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吮着自己胖胖的手指尖，对她说，“您的咸鸡，您的草浸酒太好吃了！……怎么样，科斯佳，该走了吧？”他问列文。

列文望了望窗外：夕阳渐渐落下光秃的树梢。

“该走了，该走了，”他说，“库兹马，套车！”说着就跑下楼去。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也下了楼，小心翼翼地取下帆布套，打开漆得油光光的枪匣，动手装配他那支贵重的新式猎枪。库兹马预感到会有不少酒钱，就紧跟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帮他穿袜提靴，而那一位也乐得让他效劳。

“科斯佳，我叫商人里亚比宁今天到这里来，你吩咐一下，要是他来了，就让他进来稍等片刻……”

“怎么，你要把树林卖给里亚比宁吗？”

“是的，莫非你认识他？”

“当然认识。我跟他打过几次‘一言为定’的交道。”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了。“一言为定”是里亚比宁的口头禅。

“是的，他说话太可笑了。”列文拍拍拉斯卡的头，那狗轻声尖叫着，在他身边转来转去，一会儿舔他的手，一会儿舔他的靴子和猎枪。“它知道主人要上哪儿去哩！”列文说。

他们从屋里出来时，敞篷马车已经停在台阶边。

“我叫他们套了车，其实路也不远。要不，我们步行过去好吗？”

“算了，还是坐车去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着走到马车旁。他坐上去，用虎皮毯子裹好腿，点着了雪茄烟。“你怎么不抽烟！雪茄可不是普通的享受，它象征着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这才是生活！多么美好！我多么想过这种生活！”

“有谁碍着你了？”列文笑着说。

“不，你才是个幸运儿。喜欢什么就有什么。你喜欢马就有马，你喜欢狗就有狗，你喜欢猎具就有猎具，你喜欢农场就有农场。”

“也许是因为，我满足于我拥有的东西，对于得不到的东西也不苦恼吧。”列文说。他想起了吉提。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明白他的意思，望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

奥勃朗斯基素知分寸，见列文怕谈谢尔巴茨基家的事，就只字不提，这使列文很感激。但现在列文倒很想知道那件使他苦恼的事，只是难以启齿。

“那么，你的事情怎么样？”列文问对方，他觉得光是考虑自己的问题也不大好。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眼睛里闪出快乐的光。

“你认为一个人有一份口粮吃饱肚子，就不该再贪恋奶油面包，否则就是罪过。可是我认为没有爱情就没有生活，”他按照自己的意思理解列文的问话，说道，“有什么办法呢，我生来就是这样的人。其实，这对别人无大害，对自己却乐无穷……”

“怎么，你又有了新情况？”列文问。

“有了，老弟！你瞧，你知道奥西安[10]吟唱的那种女人……那是梦里才能见到的……可是，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女人……她们很可怕。女人这东西无论你怎么研究，她都是新鲜玩意儿。”

“那还是不要研究的好。”

“不。有一位数学家说过，乐趣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探索真理。”

列文默默地听着，不论他怎样努力，他也无法体会他朋友的心思，懂得他的感情，领略他研究那种女人的妙趣。

十五

猎丘鹬的地点在离河不远的小杨树林里。车到树林边，列文下来，把奥勃朗斯基带到一块融雪泥泞、长满青苔的空地边上，自己来到另一头的一棵连理白桦树旁。他把猎枪靠在下面的枯枝杈口上，脱去长袍，紧了紧腰带，活动一下双臂。

紧跟在他身后的白毛老狗拉斯卡小心翼翼地在他面前蹲下来，竖起了耳朵。太阳渐渐落到大森林后面。夹杂在杨树林中的白桦树在落晖里勾画出它那芽苞欲绽的垂枝。

密林中还有积雪，从那里隐约传来蜿蜒细流的潺潺水声。间或有啾鸣的小鸟，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上。

在一片寂静中，听得见去年的落叶由于泥土化冻和春草萌生而发出的沙沙声。

“多么奇妙！能够同时听见和看见小草生长！”列文发现嫩草旁边有一片灰白色的湿漉漉的杨树叶子在移动，自言自语道。他伫立倾听，时而俯视青苔丛生的湿土地，时而瞅瞅竖起耳朵听动静的拉斯卡，时而远眺山脚下那一片树梢光秃的林海，时而仰望布满一道道白云、逐渐昏暗下来的天空。一只鹞鹰缓缓扇动翅膀，在远处森林上空高高飞过。另一只也同样飞往那个方向，从视野中消失。树林里的鸟鸣越来越喧闹。猫头鹰也在不远的地方叫起来。拉斯卡身子一抖，轻轻走了几步，侧耳细听。小河对岸传来布谷鸟的啼声。它照例先叫了两声“布—谷！”接着就嘶哑地乱啼起来。

“听哪！布谷鸟都叫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灌木丛里走出来说。

“是的，我听见，”列文答道，很不乐意自己那讨厌的声音搅扰了林中的寂静。“现在快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又隐入灌木丛。列文只看见火柴一亮，接着是香烟头的红点和一缕青烟。

咔！咔！——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扳开了枪机。

“听！这是什么在叫？”奥勃朗斯基说，他让列文注意听一种拖长的咕咕声，就像马驹撒欢时发出的尖细的嘶鸣。

“哦，这你不知道？这是公兔在叫。别说话了！你听，飞过来了！”列文几乎叫出声来，连忙扳动枪机。

远远传来一声尖锐的鸟鸣。两秒钟后传来第二声，第三声，这是猎人熟悉的节奏。三声之后那鸟就“霍尔霍尔”地叫了起来。

列文左右张望。在他面前灰蓝的天空中，在交织成一片的杨树林嫩梢上面，出现了一只飞鸟。那鸟照直向他飞过来。“霍尔”声越来越近，就像有人在你耳边有节奏地撕扯一块绷紧的布匹。鸟的长喙和脖子已清晰可见。就在列文瞄准好的一刹那，从奥勃朗斯基埋伏的灌木丛里闪出一道红光。那鸟箭一般直落下来，随即又冲空而起。红光又一闪，枪声响处，鸟儿拍打着翅膀，挣扎着想停留在空中，它只停住了一刹那，就啪的一声重重地摔进了泥泞中。

“没打中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叫道，他被枪烟遮住了视线，看不清楚。

“瞧，在这儿呢！”列文指着拉斯卡说。那狗正竖起一只耳朵，摇着它翘得高高的毛茸茸的尾巴，迈着轻缓的步子，似乎想多得意一会儿，而且仿佛带着笑容，把死鸟衔给主人。“你得手了，我真高兴，”列文说，同时也因为这只丘鹬不是自己打下来的而有点妒意。

“右筒那一枪打得太糟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边装弹一边说，“嘘……飞过来了。”

果然又传来接二连三的尖叫声。两只丘鹬追逐嬉戏着，只是尖叫，并不发出“霍尔”声，一直飞到了猎人们头顶上方。听见四声枪响。丘鹬像燕子一样打了个急转弯，便看不见了。

*　*　*　*　*

打猎收获很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又打下了两只。列文也打了两只，其中一只没有找到。天黑下来了。银灿灿的金星已经低悬在西方天际，从白桦树的枝干后射出柔和的光芒。昏暗的大角星在东方高空上闪着火红的亮光。列文在头顶上方找到了北斗星，后来又看不见了。丘鹬不再飞来，但列文决意再等一会儿，等金星升上来超过他面前的桦树枝，等四面都能看清楚北斗七星。金星已超过了树枝的高度。北斗星的斗身和斗柄在暗蓝的夜空已清晰可见。然而列文还是不走。

“该回去了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树林里一片沉寂，没有任何鸟雀的动静。

“再待一会儿吧。”列文回答。

“随你的便。”

他俩站在那里，相隔十四五步。

“斯季瓦！”列文突如其来地说，“你干吗不告诉我，你的小姨子是否出嫁了，或者打算什么时候出嫁？”

列文觉得自己十分从容镇定，无论听到怎样的回答也不会激动。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回答却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

“她没想过嫁人，现在也不想。她病得很重。医生让她出国疗养去了。甚至怕她性命难保呢。”

“你说什么！”列文叫了起来，“病得很重？她出了什么事？她怎么……”

他们这样说话的时候，拉斯卡竖起耳朵，望望天上，又责备似的望望他俩。

“他们真会找时间聊天，”拉斯卡好像在想，“鸟飞过来了……看，真的飞过来了。他们错过机会了……”

就在这一瞬间，两人忽然听见尖厉刺耳的一声鸟叫，两人同时抓起猎枪，两道火光同时喷出，在同一刹那间发出两声枪响。一只高高飞过的丘鹬，一敛翅栽进了树丛，把嫩树枝都压弯了。

“妙极了！两枪都打中了！”列文叫道，跟拉斯卡一起跑进树林去找丘鹬。“嗯，刚才说到什么不愉快的事了？”他回想，“对了，是吉提病了……有什么办法呢，我很难过。”他想。

“啊，找到了！真机灵，”他说着从拉斯卡嘴里拿下那只身体还热乎乎的丘鹬，把它放进差不多装满了的猎物袋里。“斯季瓦，找到了！”他叫道。

十六

回家的路上，列文详细询问吉提的病情和谢尔巴茨基家的打算。他听到的消息使他很高兴，虽然他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他高兴的是事情还有希望。更高兴的是，她使他备受痛苦，她自己也尝到了这种滋味。可是，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讲起吉提的病因并提到渥伦斯基的名字时，列文打断了他的话：

“我无权了解别人的家事，老实说，对此也毫无兴趣。”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微一笑。他觉察到列文脸上他所熟悉的那种瞬间的表情变化。列文刚才还那么快活，现在一下子变得阴郁了。

“卖树林的事你和里亚比宁都讲好了吗？”列文问。

“是的，讲定了。价钱好，三万八千卢布。先付八千，余下的六年内付清。为这事我忙了好久，没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

“你这是把树林白白送人。”列文闷闷不乐地说。

“怎么说是白送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颜悦色地微笑着说，他知道此刻列文对什么事情都看不顺眼。

“因为每俄亩树林至少要值五百卢布，”列文回答。

“唉，你们这些土东家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打趣说，“听你们这口气是瞧不起我们城里人！……要说办事，我们一向都行。老实说，我仔细算过，”他接着说，“林子卖得很合算，我还担心对方不干呢。这又不是材木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用材木林这个词证明列文过虑了，“多半是些柴木，而且每俄亩不超过三十沙绳[11]，他却给了我每俄亩两百卢布。”

列文轻蔑地笑笑。他想：“我知道，不光是他，所有城市居民都有这种作风。他们十年难得下两次乡，学会几句乡下话就信口乱说，满以为自己事事通。什么‘材木林’啦，‘三十沙绳’啦，嘴巴上尽管说，其实什么也不懂。”

“我不想教你怎样写公文，”他说，“一旦需要，这事我还得请教你。可是，你满以为对树林的知识很精通。这门知识难着呢。你数过树吗？”

“树怎么数得过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说，一直想让朋友摆脱恶劣的心绪。“数沙粒，数行星的光芒，只有聪明绝顶的人能办到……”

“里亚比宁就是聪明绝顶的人。商人买树，没有一个不数的，除非像你这样白白送给他。你那片林子我知道。每年我都到那儿去打猎。那片林子每俄亩值五百卢布现金，而他只给你两百卢布分期付款。你等于白送了他三万卢布。”

“好了，别异想天开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无奈地说，“为什么别人都不肯出这个价呢？”

“因为他和别的商人串通好了。他付给他们补偿金。我跟那班人打过交道，我了解他们。这些人不是正经商人，而是二道贩子。要是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的利润，里亚比宁才不会干呢。他要用二十戈比买进价值一个卢布的东西。”

“唉，算了吧！我看你心情不好。”

“没有的事。”列文闷闷不乐地说。这时他们已回到家门口。

门廊台阶旁停着一辆包着铁皮和皮革的马车，驾车的是一匹用宽阔的轭索紧紧系住、喂得肥肥的马。车上坐着个脸色红润、腰带束紧的伙计，他也是里亚比宁的车夫。里亚比宁已经进屋，在前厅里迎接这两位朋友。这是个高高瘦瘦的中年人，留着小胡子，突出的下巴刮得精光，两只暴眼浑浊无神。他穿一件长襟的蓝色常礼服，纽扣钉到了腹部以下。脚下的长筒皮靴在踝部皱起，小腿部分上下一般粗细。皮靴外面套了双大套鞋。他用手帕把整个脸抹了一把，掩了掩整整齐齐的礼服，笑容可掬地迎接走进来的两位，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伸出手去，像是要捉住什么东西似的。

“啊，您也到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着也向他伸出手去，“太好了。”

“我对阁下的命令可不敢马虎，顾不得道路这样糟。简直是一路步行过来，还是准时到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向您请安啦，”他对列文说，想捉住列文的手。列文皱起眉头，装作没看见他的手，只顾把丘鹬从猎物袋里取出来。“两位打猎消遣来着？这是什么鸟哇？”里亚比宁轻蔑地望着丘鹬说，“大概味道不错吧。”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像是非常怀疑打这种鸟有什么意思。

“想到书房里去吗？”列文不高兴地皱着眉，用法语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们到书房去谈吧。”

“完全可以，上哪儿都行。”里亚比宁以不屑而得意的口气说，似乎想让对方感到，别人可能难以应付的交道，对于他是绝不会有任何困难的。

里亚比宁走进书房，习惯地四下张望，像是在寻找圣像，但找到了圣像却又不画十字。他打量了一下书橱和书架，就像对待丘鹬那样，轻蔑地笑笑，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认为置办这些书橱和书实在是多此一举。

“怎么样，钱带来了吗？”奥勃朗斯基问道，“请坐。”

“钱我们是不会吝惜的。我是来跟您当面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哎，您坐呀。”

“行，”里亚比宁说着坐下来，很别扭地把胳膊肘撑在椅背上。“公爵，您得让点步。不然的话，真是罪过。钱都准备好了，一文也不少。付款从来不拖欠。”

列文把猎枪放进柜子里，正要走出去，听见商人说这话，就站住了。

“您简直白拿了人家一座树林，”他说，“他到我这儿来太晚了，不然我会为他定个价钱。”

里亚比宁站起来，默默微笑着从头到脚打量了列文一遍。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太小气了，”他笑嘻嘻地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从他手里什么东西也买不到。我买小麦，出的可是好价钱。”

“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的东西白送给您？我又不是从地上捡来的和偷来的。”

“哪能呢，当今之世偷窃是万万不行的。当今之世全都得依法办事，如今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可不敢去偷呀。我们说话老老实实。那座林子太贵了，实在不合算。我请求多少再让一点价。”

“你们的交易说定了没有？如果说定了，就不必再讨价还价，要是还没有说定，那座林子我买。”列文说。

里亚比宁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露出了鹞鹰般凶狠的表情。他用瘦骨嶙峋的手指匆匆解开礼服的扣子，敞出了没有塞进裤子的衬衫，露出了马夹上的铜纽扣和怀表链子，迅速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旧皮夹子。

“请收下钱，树林是我的，”他连忙画个十字说，把手伸出去。“钱拿去吧，树林是我的。我里亚比宁就是这样做生意，从不斤斤计较。”他挥挥皮夹子，愁眉苦脸地说。

“我要是你就不这样着急。”列文说。

“哪能呢，我都答应过了。”奥勃朗斯基诧异地说。

列文走出房间，砰地带上门。里亚比宁望着门，微笑着摇摇头。

“少年气盛，终究是孩子气。说实话，我买这片林子只是图个好名声。是我里亚比宁，而不是别的人买下了奥勃朗斯基家的树林。赚不赚钱听天由命。相信上帝吧。请您写个契约……”

一小时后，商人仔细掩好长袍，扣上常礼服，兜里揣着地契，坐进他那遮盖得严严实实的马车，回家去了。

“哎呀，这班老爷，全是一路货！”他对伙计说。

“可不是，”伙计说着，把缰绳递给他，去扣紧挡泥土的皮围子。“买卖怎么样了，米哈伊尔·伊格纳季奇？”

“唔，唔……”

十七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衣袋鼓鼓地揣着商人预付的三个月的钱，走上楼去。树林成交了，钞票拿到了，打猎也很得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乐不可支，因此他特别想驱散列文的恶劣心绪。他希望晚餐时能愉快地结束这一天，就像早晨开始时一样。

列文确实心情不好。尽管他想对可爱的客人表示亲切和殷勤，他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吉提没有出嫁的消息搞得他有些头脑发晕。

吉提没有结婚而且病了，因为爱上一个轻贱她的人而病了。这种轻贱仿佛也刺痛了他。渥伦斯基轻贱她，而她轻贱他列文。从而渥伦斯基也有权轻贱他，因此渥伦斯基就是他的敌人。列文倒没有想得这么多。他只是模糊感觉到，这里面有什么东西使他受了侮辱。他现在不是因为心烦意乱而生气，他简直看见什么都不顺眼。愚蠢的树林交易，奥勃朗斯基受骗上当，这骗局又是在他家里实现的，能不叫他冒火吗？

“完事了吗？”他迎着走上楼来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想吃晚饭了吗？”

“好的，我不反对。我在乡下胃口真好，怪！你干吗不请里亚比宁吃晚饭呢？”

“去他的吧！”

“你对待他真够厉害的！”奥勃朗斯基说，“连手都不愿伸给他。为什么不跟他握手呢？”

“因为我决不跟奴才握手，奴才还比他好一百倍。”

“你真是顽固分子！你不赞成各等级的融合？”奥勃朗斯基说。

“谁高兴谁尽管去融合，我可感到恶心。”

“我看你真是顽固不化。”

“老实说，我从来没想过我是何许人。我是康斯坦丁·列文，如此而已。”

“还是心情很坏的康斯坦丁·列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

“是的，我心情不好，你知道因为什么吗？恕我直言，就因为你做了一笔愚蠢交易……”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皱起眉头，他那副厚道的样子，就像受了人家的冤枉气，感到扫兴似的。

“唉，别说了！”他说，“向来都是这样的，有人卖掉什么东西，别人马上就对他说，‘这东西值更多的钱’。可是卖的时候，谁也不出更高的价……是的，我看你是记恨这个倒霉的里亚比宁。”

“也许是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又要说我是顽固分子，或者还有什么吓人的称呼。可是我看到，我们贵族阶层正在全面走向衰落，心里感到懊丧和难过。不管怎么打破等级界限，我还是乐意当贵族。如果是由于奢侈而破落，倒也无可厚非，因为贵族老爷就是要过阔绰生活，只有贵族才会这样过日子。如今我们周围的农民都在买田置地，我并不难过。老爷无所事事，农民整天干活，把游手好闲的人挤走，也是理所当然的。我替农民高兴。可是，贵族由于，我不知道怎么说，由于幼稚无知而破落，叫人看着不是滋味。这里就有个波兰佃户，用半价向住在尼斯的贵妇人买下了她那块绝好的田产。这里还有人把每俄亩该租十卢布的土地，按一卢布租给了商人。现在还有个你，竟然平白无故地送给那个骗子三万卢布。”

“应该怎么办？一棵棵地去数树吗？”

“一定要数。你不数，里亚比宁可数过了。他的子女今后就有生活费和教育费，你的子女恐怕就没有了！”

“恕我直言，这样数树也未免太琐碎了。我们有我们的事，他们有他们的事，他们就是要赚点钱嘛。何况这件事情已经办完，结束了。啊，煎鸡蛋来了，这可是我最爱吃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还要给我们喝美味的草浸酒……”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桌边就座，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起笑话来，再三向她表示，像这样的午饭和晚饭他好久都没有吃到过了。

“您倒还夸奖两句，”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可是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呢，不管你给他吃什么，哪怕是面包皮，他吃完就走。”

列文虽然尽力克制自己，但还是显得郁郁不乐，寡言少语。他想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提一个问题，可是下不了决心，也不知道该怎么问，什么时候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下楼回到自己的房间，脱去衣服，洗了脸，换上皱纹布的睡衣，上床躺下了。可是列文还磨磨蹭蹭不肯走，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就是没有勇气问他想问的事。

“这肥皂做得多漂亮，”他把一块香皂打开来端详着说。这是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为客人准备的，但奥勃朗斯基没有用它。“你瞧，真是件艺术品哩。”

“是呀，现在什么东西都精益求精，”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一面惬意地打着哈欠，眼睛湿润润的。“譬如剧院啦，还有那些供人娱乐的……啊——啊！”他打着哈欠。“到处有电灯……啊——啊！”

“是的，电灯，”列文说，“是的。不过，如今渥伦斯基在什么地方？”他忽然放下肥皂问道。

“渥伦斯基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止住哈欠说，“他在彼得堡。你走后不久他就走了，再也没有来过莫斯科。听我说，科斯佳，我老实告诉你，”他接着说，并把胳膊肘撑在桌上，一只手托住他那红扑扑的漂亮脸蛋，温情脉脉的惺忪睡眼朗星似的闪闪发亮。“是你自己不好。你让情敌吓坏了。我当时就对你说过，我不知道你们俩谁占优势。你为什么不奋勇力争呢？当时我对你说……”他没有张嘴，光用颌骨打了个哈欠。

“他是否知道我求过婚呢？”列文望着他，心里想。“他脸上有一种外交家的狡黠神气。”他感到自己脸红了，默默地直视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

“如果说她当时有所动心，那也是被他的外貌所吸引，”奥勃朗斯基接着说，“他那十足的贵族派头，还有他在上流社会未来的地位，倒不是对她，而是对她的母亲起了作用。”

列文皱起眉头。他所受的求婚被拒绝的侮辱，重又像新受的创伤一样灼痛了他的心。好在他是在自己家里，可以稍安。

“等一等，等一等，”他打断奥勃朗斯基的话说，“你提到贵族派头。请问，渥伦斯基或者别的什么人，居然如此轻贱我，他们这种贵族派头是怎么回事？你把渥伦斯基当成贵族，我可不然。此人的父亲靠钻营起家，母亲天晓得跟多少人发生过关系。……不，对不起，我认为我自己和像我这样的人才是贵族，我们祖上三四代都是清白世家，受过高等教育（才智禀赋是另一回事），从不卑躬屈节趋炎附势，就像我父亲和祖父那样。我知道许多像我们这样的人。你鄙视我数树林里的树，可你却白送给里亚比宁三万卢布。你有地租和别的什么收入，而我没有，所以我珍惜祖产和劳动所得……我们是贵族，而不是那种靠权贵们的施舍、用几个小钱就能收买的人。”

“你这是在骂谁呀？我跟你意见是一致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用乐呵呵的、诚恳的语气说，虽然他觉得列文所讲的几个小钱就能收买的人，也暗指他在内。列文活跃起来，这使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你这是在骂谁呀？关于渥伦斯基有许多话你说得不对，这个暂且不谈。我干脆对你说吧，我要是你，就跟我一起到莫斯科去，然后……”

“不，不管你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吧，我求过婚，被拒绝了。如今对我来说，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只是一个痛苦屈辱的回忆。”

“为什么？真是胡说！”

“我们不谈这个吧。要是我对你失礼了，请你原谅我，”列文说，他已一吐为快，这时的心情又像早晨那样好了。“斯季瓦，你不生我的气吧？请你别生气。”他说着，笑嘻嘻地握住他的手。

“不，一点也不，没有理由生气。我很高兴，我俩都说出了心里话。听我说，清早打猎也蛮有意思。去不去？我宁愿不睡觉，打过猎直接上火车站。”

“那好极了。”

十八

渥伦斯基的内心世界虽然充满了激情，但他的日常生活仍然沿着原来的社交圈子和团队活动的常轨不可阻挡地进行。团队的利益在渥伦斯基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因为他爱团，尤其因为全团的人都喜爱他。渥伦斯基在团里不仅受人爱戴，而且为同僚所敬重并引以为荣，因为他非常有钱，极有教养，才华横溢，功名利禄前程似锦，而他却全然不把这些放在眼里，只知道一心维护团队和同事们的利益。渥伦斯基知道同事对他的看法。他除了喜欢这里的生活之外，还感到必须保持他在同事们心目中的印象。

当然，他没有跟任何一个同事谈到过他的恋情，即使在酗酒胡闹的场合也不曾泄露天机（他从不喝醉到丧失自制力的程度），遇有冒失的同僚暗示他的私情时，他还要堵住对方的嘴。尽管他的绯闻已闹得满城风雨，大家多少猜到了他和卡列尼娜的关系，多数青年人还是特别羡慕他在恋爱中遇到的最大麻烦，即卡列宁的崇高地位，也就是羡慕这段私情在社交界产生的特别轰动效应。

多数忌妒安娜的年轻妇女，早已厌腻人家把她叫做正直的女人，她们幸灾乐祸地期待着，一旦社会舆论形成，就把全部的轻蔑和侮慢一股脑儿向她泼过去。她们已在准备泥块，时机一到就朝她身上抛掷。多数上了年纪的人和上层人士，对于正在酝酿中的这种社会丑闻感到不满。

渥伦斯基的母亲知道儿子的私情后，起初颇为得意。一是因为，照她看来，上流社会的风流韵事最能给一个杰出青年增光生色。再是因为，她那么喜欢的卡列尼娜，一路上曾大谈她自己的儿子，其实也跟她渥伦斯基伯爵夫人心目中所有美丽的正经女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最近她听说儿子拒绝担任某个前程远大的职务，就是为了继续留在团里，好跟卡列尼娜见面。据说上层人士因此对他不满。她这才改变了原先的看法。还有令她不快的是，据她从各方面听到的消息，儿子的恋情并不是她赞许的那种上流社会风流韵事，而据说是一种可能导致他干蠢事的少年维特[12]式的狂恋。自从他突然离开莫斯科，她就再也没见到过他。她让大儿子一定要叫他回来见她。

兄长对弟弟也不满意。他倒不考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恋爱，高尚的还是委琐的，热烈的还是不热烈的，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他自己已有几个孩子，还养了个舞女姘头，故对这种事持宽容态度），但是他知道，这次恋爱是弟弟必须讨好的人士所不喜欢的，因此他不赞成弟弟的行为。

除了军务和社交之外，渥伦斯基还爱好骑马。他是个赛马迷。

今年预定要举行一次军官障碍赛马。渥伦斯基已报名参赛。他买了一匹英国纯种牝马。虽然他沉浸爱河，他对这次比赛仍心向往之，尽管有所克制，热情还是很高……

这两种热情互不干扰。相反，他正需要一种独立于爱情之外的活动和爱好，借以振作一下精神，摆脱过分激动人心的印象，以便稍事休息。

十九

在红村赛马的那一天，渥伦斯基比平时提早来到团部食堂吃牛排。他无需过于节制饮食，因为体重正好四普特半，没有超过标准，但也不能再胖了，所以他不吃面食和甜食。他穿着敞开的常礼服，里面露出白色背心，双臂肘部撑在桌面上。面前盘子里放着一本法国小说，他边看书边等着上牛排。眼睛望着书，就可避免同进进出出的军官们交谈，而想他自己的事。

他在想，安娜答应今天赛马后同他见面。他已经三天没见到她了。她丈夫已从国外回来，他不知道今天能否见上面，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打听到消息。他和她最近一次见面是在别特西堂姐的别墅里。他尽可能避免去卡列宁家别墅。但现在他想去一次，他在考虑怎么去。

“当然，我会说别特西派我来问一声，安娜是否去看赛马。当然，我一定要去一趟。”他拿定主意，从书本上抬起头来，真切地想象着和她见面的幸福，不禁喜形于色。

“派个人去告诉我家里，赶快备好三套马车。”跑堂用银盘子端来热腾腾的牛排时渥伦斯基对他说，一边把盘子移到面前，吃了起来。

从隔壁弹子房里传来击球声和说笑声。这时门口走进来两个军官。一个年纪轻轻，面容清癯且气色不佳，是不久前才从贵胄军官学校来到团里的。另一个年龄已老，身体肥胖，腕子上戴着手镯，长着一对眼泡浮肿的小眼睛。

渥伦斯基望了他们一眼，皱起眉头，装作没看见，斜眼望着书本，边吃边看书。

“怎么？干活之前来吃一点？”胖军官在他旁边坐下来说。

“可不是。”渥伦斯基皱着眉说，一边擦嘴，眼睛并不看他。

“你就不怕发胖吗？”那军官说，一面给年轻军官挪过一把椅子。

“什么？”渥伦斯基气恼地说，做着厌恶的鬼脸，露出了他那整齐的牙齿。

“你不怕发胖？”

“来人哪，雪利酒[13]！”渥伦斯基唤了一声，并不回答胖军官，把小说放到另一侧，仍旧看他的书。

胖军官拿起酒单，对年轻军官说：

“我们喝什么，你自己点。”他把酒单递过去，望着他说。

“是不是来点莱茵葡萄酒。”年轻军官说，胆怯地瞟瞟渥伦斯基，竭力用手指头去揪那刚刚长出来一点的小胡子。他见渥伦斯基并不转身，就站起来。

“我们去弹子房吧。”他说。

胖军官顺从地站起来，两人向门口走去。

这当儿，身材高大匀称的亚什温骑兵大尉走进来。他向这两个军官不屑地一扬头，径直走到渥伦斯基跟前。

“啊！你在这儿！”他叫道，大手在渥伦斯基肩章上重重地一拍。渥伦斯基恼火地回过头来，脸色顿时一亮，恢复了他平素那种泰然可亲的表情。

“真聪明，阿廖沙，”骑兵大尉用洪亮的男中音说，“现在你得吃一点，喝一小杯。”

“真不想吃。”

“瞧那形影不离的一对，”亚什温以嘲笑的目光望着走出去的那两个军官说。他收拢他紧裹着马裤的奇长双腿，高高地耸起了膝盖，在渥伦斯基身边坐下来。“昨天你怎么没上克拉斯宁斯基剧院去呀？努梅罗娃长得够漂亮的。你到哪儿去了？”

“我在特韦尔卡娅家待久了。”渥伦斯基说。

“哦！”亚什温应道。

亚什温是个赌徒和酒鬼，放荡不羁，行为乖常不伦，是渥伦斯基在团里最要好的朋友。渥伦斯基喜欢他，因为他体力过人，能豪饮不醉，通宵不眠而不失常态，还因为他意志坚强，博得长官和同事的敬畏，赌博起来则动辄巨万，不管喝多少酒仍然精明沉着，在英国俱乐部里被誉为头号赌家。渥伦斯基喜欢并尊重亚什温，特别是他觉得，亚什温喜欢他并非由于他的名声和财富，而是喜欢他这个人。在所有的人当中，渥伦斯基只愿跟他一个人谈谈自己的爱情。他觉得，尽管亚什温仿佛蔑视一切感情，然而唯有他能理解现在充满他整个生命的强烈激情。此外，他确信亚什温决不会以飞短流长揭人隐私而幸灾乐祸，而是能正确理解他的感情，知道并相信这种爱不是儿戏，不是寻欢作乐，而是比较严肃和重大的事情。

渥伦斯基没有跟他说过自己的爱情，但是知道他全了解，全明白，他从他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并对此感到高兴。

“啊，对了！”他说，意思是指渥伦斯基在特韦尔卡娅家里待过。他黑眼睛一亮，捻起左边的胡子，按照他的怪癖把胡须塞进嘴里去。

“昨天你做什么了？赢了吗？”渥伦斯基问。

“赢了八千。有三千不能算数，未必肯付给我。”

“那么你可以在我身上输掉。”渥伦斯基笑着说。（亚什温在渥伦斯基身上下了赛马大注。）

“无论如何不会输。只有马霍京有点危险。”

话题转到今天赛马的预测上。渥伦斯基现在所想的唯有这件事。

“我们走吧，我吃完了。”渥伦斯基说着站起身，向门口走去。亚什温也站起来，伸直了他那粗长的腿和颀长的背。

“我吃饭还早，先得喝一杯。我马上就来。喂，拿酒来！”他用发口令出了名的、震得窗玻璃打颤的浑厚的嗓音喊道。“不，不要了，”他随即又吼道，“你回家，我还是跟你一道走吧。”

他和渥伦斯基一起走了。

二十

渥伦斯基住在一幢隔成两半的宽敞清洁的芬兰式木屋里。彼得里茨基在兵营里也跟他住在一起。渥伦斯基和亚什温走进木屋时，彼得里茨基还在睡觉。

“起来，你也睡够了。”亚什温走到隔板后面，见彼得里茨基蓬头乱发，把鼻子扎在枕头里，就推推他的肩膀说。

彼得里茨基霍地跳起来跪在床上，朝四下望望。

“你哥哥来过这里，”他对渥伦斯基说，“把我叫醒了，见他的鬼，他说还要来。”说完又拉上毯子，倒在枕头上。“别闹了，亚什温，”他生气地对扯他毯子的亚什温说，“别闹！”他转过身来，睁开了眼睛。“你还是告诉我喝点什么好，嘴巴里难受得都……”

“来点伏特加最好，”亚什温声音隆隆地打断他说，“捷列先科！给你老爷拿点伏特加和黄瓜来，”他吼道，显然很喜欢听自己的嗓音。

“你说来点伏特加？是吗？”彼得里茨基愁眉苦脸地揉揉眼睛问。“你也喝吗？一块儿喝，就喝一点！渥伦斯基，你喝吗？”彼得里茨基说罢爬了起来，顺手拿虎皮毯子裹住身体。

他走到外屋，举起双手，用法语唱道：“‘从前屠勒国有个国——王。’渥伦斯基，你喝吗？”

“去你的。”渥伦斯基正在穿仆人递上来的常礼服，说。

“你上哪儿去呀？”亚什温问他，“瞧，三套马车也来了。”他看见一辆马车正驶过来，又说。

“上马厩去，我还得找布良斯基谈一下马的事。”渥伦斯基说。

渥伦斯基确实答应过到距离彼得戈夫十俄里远的布良斯基家去，把买马的钱送给他，确实想赶到那儿去一趟，但同事们立刻明白，他不光是去那边。

彼得里茨基不住地唱，一只眼，撅起嘴唇，仿佛在说：“我们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布良斯基。”

“你可别迟到了！”亚什温只说了一句。但为了改变话题，他又说：“我那匹黑鬃褐色马怎么样，好使唤吗？”他眼望着窗外，问起他卖给渥伦斯基的那匹辕马。

“等一等！”彼得里茨基对已经要走的渥伦斯基喊道，“你哥哥给你留了封信和一张字条。等一等，放在哪儿了？”

渥伦斯基站住了。

“哦，在哪儿？”

“放在哪儿？这倒是个问题！”彼得里茨基竖起食指，指着鼻子上方，煞有介事地说。

“你快说呀，别装傻了！”渥伦斯基笑着说。

“壁炉我没生过。好像就在这里的。”

“好了，别胡扯了！信到底在哪儿？”

“不，我真的忘记了。别是我梦见信了？等等，等等！何必动气呢！你要是像我昨天一人喝了四瓶伏特加，就不记得睡在哪儿了。等等，我能想起来！”

彼得里茨基走进隔间，躺在自己床上。

“等等！当时我这样躺着，他那样站着。对，对，对了……就在这里！”彼得里茨基从床垫下面掏出一封信，原来他把它藏在那儿了。

渥伦斯基接过信和哥哥的留条。不出他所料，母亲在信中责备他不去看她，而哥哥在便条中说要和他谈谈。渥伦斯基知道他们都是为了那件事。“关他们什么事呀！”渥伦斯基心想，把信一团，塞在礼服的纽扣之间，打算在路上细看。他在木屋的过道间遇见两个军官，一个是本团的，另一个是别团的。

渥伦斯基的宿舍一向是所有军官都常来的聚会点。

“你上哪儿？”

“有事，上彼得戈夫去。”

“马从皇村送过来了吗？”

“送来了，我还没见到呢。”

“听说马霍京的那匹角斗士脚跛了。”

“别瞎扯！不过，这种烂泥地怎么好赛马呢？”另一个军官说。

“瞧，我的救星到了！”彼得里茨基看见进来的人就叫起来，这时勤务兵用托盘端着酒和腌黄瓜站在他面前。“亚什温叫我喝酒提神哩。”

“嗐，你们昨天可把我们折腾坏了，”来人中有一个说，“整整一夜不让人睡觉。”

“不，结果可真有意思！”彼得里茨基说，“沃尔科夫爬到屋顶上，说他很悲伤。我就说，来点音乐吧，葬礼进行曲！沃尔科夫听着葬礼进行曲，在屋顶上睡着了。”

“喝点，一定得喝点伏特加，然后来点矿泉水，再多吃些柠檬，”亚什温站在彼得里茨基身边，像母亲强迫孩子吃药那样对他说，“最后还得稍微喝一点香槟，就一小瓶。”

“有道理。你等等，渥伦斯基，一块儿喝吧。”

“不了，先生们再见，我今天不喝酒。”

“怎么，怕增加体重吗？算了，我们自己喝。把矿泉水和柠檬拿来。”

“渥伦斯基！”有人叫了他一声，这时他已走进了过道间。

“什么事？”

“你把头发剃短些，头发在你的秃顶上太沉重了。”渥伦斯基确实过早开始谢顶。他开心地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拉了拉帽子遮住秃顶，出门上了马车。

“去马厩！”他说。他想拿出信来看完它，但又改变了主意，不愿在看马之前分了心。“以后再看吧……”

二十一

临时马厩的木板棚就搭在赛马场旁边。他的马昨天就该牵到这里了。他还没见到过它。近些日子他没有亲自遛马，把它交给了驯马师，因此一点也不了解它的状况。他刚下车，马倌（跟班），即所谓童仆，老远认出是他的马车，就把驯马师叫了出来。驯马师是个精瘦的英国人，穿着长筒靴、短上衣，留一撮颔须，迈着骑手的笨拙步伐，支开两肘，摇摇摆摆地迎面走来。

“喂，弗鲁-弗鲁怎么样？”渥伦斯基用英语问道。

“很好，先生。[14]很好，先生，”英国人用一种喉音说，“您最好别进去，”他一面举帽致意，一面又说，“我给马戴上了笼头，它有点烦躁。最好别去惊动它。”

“不，我要进去。我想看看它。”

“那么来吧。”英国人皱着眉，仍然不张嘴巴地说，一面摆动两肘，摇摇晃晃地走在前头。

他们走进马棚前面的小院子。值班员是个穿短上衣的小伙子，衣着整齐，人挺精神，拿着把扫帚，走过来迎接他们，然后跟在他们后面。马棚里的五匹马分栏喂养。渥伦斯基知道，他的劲敌，马霍京的那匹身长二俄尺五俄寸的红棕色骏马角斗士，今天也该送到这里来。这匹马他不曾见过，现在渥伦斯基比看自己的马更想看看角斗士。但渥伦斯基知道，按照赛马的规矩，他不仅不能去看这匹马，就连打听一下也是不礼貌的。他经过走廊的时候，小伙子打开了左边第二栏的门，渥伦斯基看见一匹高大的棕红色马及其雪白的马腿。他知道这就是角斗士，他像回避一封拆开了的私人信件那样扭过身去，径直走到弗鲁-弗鲁的栏边。

“这匹马是马克……马克……这个名字我总是说不上来。”英国人扭头说，用他那指甲很脏的大拇指指了指角斗士的栏。

“你说是马霍京的吗？是的，这可是我的一个劲敌。”渥伦斯基说。

“如果这马的骑手是您，我就下您的注。”英国人说。

“弗鲁-弗鲁性子烈些，但更强壮。”渥伦斯基听到夸奖他的骑术，微笑着说。

“障碍赛马全靠骑术和胆量[15]。”英国人说。

说到胆量，也就是毅力和勇气，渥伦斯基觉得自己是足够的，尤其是，他确信天下无人比他更有胆量。

“您确实认为不需要再训练了？”

“不需要，”英国人回答，“请不要大声说话。马容易受惊。”他又说，向面前那间闩着的马栏点点头，栏里传来马蹄踩在干草上的声音。

他打开栏门。渥伦斯基走进只有一个小窗洞透入微弱光线的单间马栏。栏里拴着一匹戴笼头的深褐色马，在新鲜的干草上倒换着蹄子。渥伦斯基扫视一眼幽暗的马栏，不禁又从上到下打量着他的爱骑的体态。弗鲁-弗鲁是匹中等个头的马，体形上不是没有缺点。它骨架瘦窄，虽然胸骨充分突出，胸部却嫌狭小。马的臀部有些下垂，前腿和后腿，尤其是后腿，有明显的罗圈。前后腿的肌肉虽不十分发达，但前肚却特别宽阔，这一部分的承受力加上筋肉强健的瘦削的后腹，现在看起来格外令人惊喜。膝盖以下的腿骨，正面看去不过手指粗细，但从侧面看却非常宽大。马的全身，除了肋骨部分，像是从两侧夹偏、向前后拉长一般。此马具有的极大优点，足以弥补它所有的不足，那就是它的纯种。照英国人的说法，这纯种的血统是会表现出来的。在缎子般薄而光滑的皮肤下，肌肉从网状的血管下努出，显得像骨头一般结实。瘦削的脑袋上长着一对亮闪闪的快乐的鼓眼睛，鼻子下部变宽，鼻孔突出，露出里面充血的鼻膜。它的全身特别是头部有一种强劲而又温柔的神态。它就像某些灵性的动物，就差能开口说话，只因嘴的构造不允许它们说话罢了。

至少渥伦斯基觉得，他望着它时心里的感受它全都明白了。

渥伦斯基刚一进来，它就深深吸了口气，斜起鼓出的眼睛，使眼白都充血了。它望着对面走进来的人，摆动着笼头，以富有弹性的动作倒换着蹄子。

“您瞧，它被惊动了。”英国人说。

“啊，宝贝！啊！”渥伦斯基向马跟前走去，安抚着它说。

他越走近，它越是不安。直到他走到它头旁边，它才一下子安静下来。它的肌肉在薄而柔韧的毛皮下面抖动着。渥伦斯基抚摩它结实的脖子，把尖尖的脖梗上戗在一边的一绺鬣毛整理好。他把脸凑近它像蝙蝠两翼一样薄薄的鼻孔。它用紧张的鼻孔声音很响地吸气和喷气，打了个哆嗦，抿起尖耳朵，向渥伦斯基伸出厚实的黑嘴唇，似乎想咬他的袖子。它想起嘴上套着笼头，就甩了甩嘴，又开始倒换它那尖细的蹄子。

“安静点，宝贝，安静点！”他说着，又抚摩了一下它的臀部。他看到马的情况这么好，就满心欢喜地走出了马栏。

马的躁动情绪也感染了渥伦斯基。他感到血液直向心房涌流，他也像马一样，想活动，想撕咬，这使他又喜又怕。

“好，那就拜托您了，”他对英国人说，“六点半钟到场。”

“毫无问题，”英国人说，“您现在上哪儿去呀，阁下？”他忽然用了“阁下”这个称呼，这几乎从来不曾有过。

渥伦斯基惊奇地仰起头，对着英国人的前额，而不是他的眼睛望了望，奇怪他怎么敢提出这个问题。但他明白了，英国人这样问，是把他当做骑手而不是东家，于是回答说：

“我要去找一下布良斯基，一小时后回家。”

“这个问题今天问过我多少次了！”他在心里说，脸上一红，这在他是少有的。英国人盯着他看了看，仿佛知道他要上哪儿，又说：

“比赛前第一要保持平静，不能有坏心情，一点也不能烦躁。”

“好的[16]。”渥伦斯基笑着说，跳上马车，吩咐前往彼得戈夫。

他没有走多远，打早晨起就带着雨意的乌云这时聚合在一处，下起了倾盆大雨。

“糟糕！”渥伦斯基想，一面升起车篷。“本来就泥泞不堪，这下子要变成沼泽了。”他独自坐在车篷下，拿出母亲的信和哥哥的便条，看了一遍。

是啊，这都是老一套。他的母亲，他的兄长，大家都认为有必要干涉他感情上的事。这种干涉激发了他的仇恨心理，这在以前是很少有的。“关他们什么事？为什么人人都觉得有责任关心我？他们干吗要缠着我？因为他们发现这件事有些不可理解。如果这是上流社会中一般的偷鸡摸狗，他们是不会来打搅我的。他们感到这事有点异乎寻常，非同儿戏，这个女人对于我比生命还要宝贵。这一点他们恰恰不能理解，所以他们感到不高兴。不管我们的命运眼下和将来会怎么样，我们自作自受，不会抱怨。”他自语着，用我们这个词把自己和安娜结合在一起。“不，他们要来教训我们该怎样生活。可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幸福。他们哪里知道，如果失去这种爱，对我们也就无所谓幸福和不幸，因为生命不存在了。”他想。

他对所有人的干涉都很生气，正因为他内心觉得，他们所有这些人都是对的。他知道，把他同安娜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爱并不是一时的迷恋，并不是上流社会那种过眼云烟的风流韵事，除了愉快的或者不愉快的回忆，在双方生活中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他觉得他和她的处境都十分痛苦，在上流社会的众目睽睽下很难撒谎、欺骗、隐瞒他们的爱情。当他们沉湎于热恋中而忘乎一切时，他们怎么能去撒谎、欺骗、使计，经常考虑到别人呢？

他真切地回想起自己一次次违心地欺哄别人的情景。特别清晰地想到她因为不得不说谎欺骗而不止一次流露出来的羞愧感。自从和安娜有了关系后，他有时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厌恶感。是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还是对自己，还是对整个上流社会，他不十分清楚。他一直在尽量摆脱这种感觉。这会儿，他甩甩头振作一下，继续沿着他的思路想下去。

“是的，以前她不幸福，但她是骄傲而平静的。现在她失去了平静，也没有了自尊，尽管她不愿表露这一点。是的，这种状态该结束了。”他暗自下定决心。

他头脑中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想法：务必停止这种虚假的生活，而且越快越好。“我和她抛弃一切，隐居到某个地方，去过我俩的爱情生活吧，”他自语道。

二十二

暴雨下得时间不长。辕马带着两匹缰绳松开的骖马在泥泞中跑着小步。渥伦斯基驱车到达时太阳又出来了，别墅的屋顶及大街两旁花园里古老的椴树都湿漉漉地闪着光芒，树枝欢快地滴着水珠，房顶上还有雨水流淌。他没有去想这场大雨会冲坏跑马场，却很高兴亏了这场雨他一定能在她家里单独见到她，他知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久前才从矿泉回来，现在人还在彼得堡。

为了单独见她，渥伦斯基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照例在过小桥之前就下车步行。他不走大街上的正门，而是从旁边直接进入院子。

“老爷回来了吗？”他问园丁。

“没有。太太在家。您走正门吧，那儿有人开门。”

“不了，我打花园里过去。”

他确信只有她一人在家，想出其不意来到她面前，因为他并没有说今天要来，而她肯定也想不到他在临赛马前还会来。他按住军刀，顺着一条花草夹道的砂石小径，小心翼翼地向正对着花园的露台走去。此时渥伦斯基已全然忘却他一路上所考虑的处境的艰难。他只想着一件事，就是马上能见到她，不是思念中的，而是现实中的活生生的她。他走进花园，悄悄地大步踏上露台平缓的台阶，这时他猛然想起了他每每忽略的他们关系中最使人痛苦的一面，那就是她的儿子，他觉得那孩子总是用疑问的、敌意的目光望着他。

这孩子是他俩关系中最经常的障碍。有他在场时，他俩都不愿说那种不可为外人知道的话，甚至不愿暗示什么孩子听不懂的事。这一点他俩没有事先商量，而是自然形成的默契。他们认为欺骗这孩子就等于侮辱他们自己。在他面前他们就像两个熟人在谈话。但尽管他们小心谨慎，渥伦斯基还是常常发现这孩子用疑惑的眼光盯着他，对他流露出一种奇怪的羞怯，情绪很不稳定，时而亲切，时而冷淡，时而腼腆。仿佛这孩子能感觉到，这个人和他母亲之间有一种重要的关系，只是他还弄不懂究竟是什么关系。

孩子确实感到他不能理解这种关系。他竭力想明白然而最终弄不明白，他应该怎样对待这个人。凭着小孩子对感情流露的敏感，他明明看到父亲、家庭教师和保姆都不喜欢渥伦斯基，向其投以厌恶和恐惧的目光，虽然他们从来不谈他这个人，但是母亲却像看待好朋友那样看待他。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是什么人？应该怎样爱他？我搞不懂，是我错了，还是我太笨，是个坏孩子呢？”孩子这样想。为了这个缘故，他脸上表露出试探、询问、带点敌视的神情，以及常令渥伦斯基局促不安的那种羞怯和情绪波动。只要有这个孩子在场，渥伦斯基必定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厌恶感，这是他近来常有的奇怪感觉。孩子在场使渥伦斯基和安娜觉得他俩仿佛在海上航行，从罗盘上发现自己迅速远离正确航向，但却无法停止前进，他们一分钟比一分钟更加偏离正确方向，而要承认自己偏航，就等于是承认毁灭。

用天真烂漫的眼光看待生活的孩子，就好比一个罗盘，指示着他们偏航的程度，而他们明知道正确的方向，却不愿正视它。

这一次谢廖扎不在家，只有她独自一人坐在露台上，等待去游玩遇雨的儿子回来。她派了下人随女仆去找儿子，自己坐在家中等候。她穿一件宽绣花边的白衣裳，坐在露台一角的花丛后面，没有听见他走过来。她低着黑色鬈发的头，把前额贴在栏杆上的一把冰凉的喷壶上。美丽的双手戴着他很熟悉的戒指，扶着那把喷壶。她整个的体态、她的头、脖子和双手是那样优美，每一次见到时都如意外相逢一般令他销魂。他站住了，如醉如痴地望着她。他刚想迈步走近她，她已经感觉到他的接近，推开喷壶，把热辣辣的脸朝他转过来。

“您怎么了？您身体不舒服吗？”他向她走去，用法语说。他真想朝她奔过去，但想到可能有旁人在场，望了一下露台的门，涨红了脸。每一次他觉得应当有所顾忌、应当注意有无旁人时，他都会这样脸红。

“不，我很好，”她说着站起来，紧紧握住他伸过来的手。“我没想到……是你。”

“天哪！这手多凉！”他说。

“你吓死我了，”她说，“我一个人在等谢廖扎，他出去玩了。他们要从这边回来。”

她强作镇定，但她的嘴唇却在抖动。

“请原谅我到这里来，我一天不看到您就度日如年。”他仍然操着法语说，照例尽量避免使用俄语中那个冷冰冰的您和亲昵得含有危险的你。

“原谅什么？我真高兴！”

“您身体不舒服，或者有什么苦恼，”他接着说，并不放开她的手，向她俯下身去。“您在想什么？”

“老是想一件事。”她微笑说。

她说的是真话。无论何时问她在想什么，她总是肯定地回答：在想一件事，想自己的幸福和不幸。刚才他一见到她时，她正在想：为什么这种事在别人，譬如别特西（她知道别特西与图什克维奇的私情，但社交界还不知道），算不了一回事，而在她却如此痛苦呢？今天这个念头看来特别使她苦恼。她问他有关赛马的事。他回答时见她情绪激动，就想尽量排解她的愁闷，开始平心静气地告诉她赛马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要不要告诉他？”她望着他那双平静可亲的眼睛，心想。“瞧他这样幸福，这样专心于他的赛马，他不会真正理解这件事，不会理解这件事对我俩的全部意义。”

“您还没有告诉我，我来的时候您正在想什么，”他中止了讲赛马的事，说，“请您告诉我！”

她没有回答，略略低下头，蹙起额头，用那双在长睫毛下闪闪发亮的眼睛询问似的瞅着他。她手里正玩弄着一片摘下来的叶子，那手在发抖。他看到这情景，脸上露出了恭顺的表情和那种博得她喜欢的奴隶般的忠诚。

“我看，是出了什么事了。我知道您心里有苦，却不能为您分担，这叫我如何能有片刻的安宁？看在上帝分上您告诉我吧！”他又恳求道。

“是的，他要是不理解这件事的全部意义，我不会原谅他。还是不说为好，何必去考验他呢？”她这样想，仍然瞅着他，感到拿叶子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

“看在上帝分上！”他握住她的手，又说。

“告诉你吗？”

“对，对，对……”

“我怀孕了。”她低声地、慢慢地吐出这几个字。

叶子在她手里抖得更厉害了。她一直瞅着他，要看看他怎样接受这个消息。他脸色发白，欲言又止，松开她的手，垂下了头。“是的，他明白这件事的全部意义。”她想道，感激地攥紧了他的手。

她以为他也像她、一个女人那样明白这个消息的意义，然而她错了。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猛然强烈地感到，那种奇怪的对什么人的厌恶感又袭上他的心头。同时他明白他所期盼的转折关头即将到来，此后再也不能瞒着她的丈夫，这种不正常的局面无论如何必须尽快结束。此外，她的激动也传给了他的身体。他用怜悯恭顺的眼光望望她，吻一下她的手，站起来默默无言地在露台上走了一圈。

“是的，”他断然走到她身边说，“您和我都没有把我们的关系视同儿戏，现在我们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必须结束……”他说着四下张望了一下，“结束我们这种虚假的生活。”

“结束？怎么结束呀，阿列克谢？”她轻声说。这时她已恢复平静，脸上漾着温柔的微笑。

“离开丈夫，把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她回答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是的，不过要完完全全的结合。”

“可是应该怎么做，阿列克谢，教教我，怎么做呀？”她说。她对自己进退维谷的处境报以凄苦的嘲笑。“难道有什么办法摆脱这种处境吗？难道我不是我丈夫的妻子吗？”

“任何困境都有出路可寻。需要当机立断，”他说，“无论如何也比你目前的处境好。我看到，现在你为一切而痛苦：上流社会、儿子、丈夫。”

“就是不为丈夫，”她坦然地冷笑说，“我不了解他，我也不想他。他不存在。”

“你说的不是真心话。我了解你。你也为他痛苦。”

“他还蒙在鼓里呢，”说罢她脸上突然泛起了红晕，从面颊直红到前额和颈部，眼睛里涌出羞愧的泪水，“我们不要谈他了。”

二十三

渥伦斯基想促使安娜同他商量她的处境问题，他作过好几次尝试，尽管态度不像今天这样坚决，但每一次她对他引出的话题，都像刚才那样回答得轻描淡写，不得要领。仿佛这里有着某种她弄不明白或者不愿明白的东西；仿佛她一谈到这事，真正的安娜就隐藏起来，出现了另一个奇怪的、陌生的、他不爱和害怕的女人，对他进行回击。但是今天渥伦斯基决心把一切和盘托出。

“他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渥伦斯基用他平时坚定沉着的语气说，“他知道不知道，都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不能……您不能就这样过下去，尤其是现在。”

“照您看该怎么办？”她仍旧用那种微带嘲弄的口吻问道。她起先担心他不重视她怀孕这件事，现在他认为必须对此采取措施，这又使她有些烦恼。

“把一切都告诉他，然后离开他。”

“好极了。假定我就照这样办，”她说，“您知道，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吗？我来预先告诉您，”她那双刚才还很温柔的眼睛闪出了凶光。“‘啊，您爱上了别人，同他发生了罪恶的关系？（她模仿丈夫的腔调，着重说出罪恶的三个字。）我警告过您，要考虑宗教、民事和家庭几方面的后果。您没有听我的话。现在，我决不让我的名誉……和儿子的名誉……’”她本想这样说，但她不能拿儿子开玩笑，就没有提儿子，“‘让我的名誉蒙受耻辱’，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她补充道，“总之，他会以国家大人物的方式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他不可能放我走，他会主动采取措施制止这件丑事。他也一定会冷静而认真地实行他所说的话。结果就是这样。他不是人，他是一架机器，而且生起气来还是一架凶狠的机器。”她说这些话时，细细回想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体态、他的说话腔调及性格，把她所能发现的他身上的一切缺点均归咎于他，即使她对他造下了可怕的罪孽也毫不原谅他。

“可是安娜，”渥伦斯基温和而恳切地说，想让她镇静下来，“无论如何必须告诉他，然后根据他采取的措施再决定对策。”

“怎么，私奔吗？”

“为什么不能私奔？我看不能再照这样下去了。倒不是为了我自己，我知道您很痛苦。”

“是呀，私奔，要我当您的情妇吗？”她恶狠狠地说。

“安娜！”他用柔和的责备口吻说。

“是啊，”她接着说，“当您的情妇，毁掉一切……”

她又想说：毁掉儿子。但她说不出口。

渥伦斯基不明白，像她这样个性要强而又诚实的人，怎能忍受这种自欺欺人的处境而不愿摆脱它。他并未意识到，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她说不出口的那个词——儿子。当她想到儿子，想到他将来怎样对待抛弃了他父亲的母亲时，她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恐惧，以致不愿认真地考虑问题，而只像一般女人那样用不切实际的推测和话语安慰自己，希望一切都保持原状，可以忘掉那个有关儿子未来的可怕问题。

“我求你，恳求你，”她忽然用完全不同的一种恳切温柔的语调说，同时拉住他的手，“再也别和我谈这件事了！”

“可是，安娜……”

“再也别谈了。别管我了。我的处境多么屈辱可怕，我全知道。但事情不像你设想的那么容易解决。别管我了，听我一句吧。再也别和我谈这件事。你答应我吗？……不，不，你要答应我！……”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但我于心不安，特别是在你说了这件事以后。你心里不能平静，我又怎么能安心呢……”

“我啊！”她又说，“是的，有时候我感到痛苦，但这会过去的，只要你以后再也不和我谈这件事。你和我谈起这事就会使我痛苦。”

“我不明白。”他说。

“我知道，”她打断他，“你天性诚实，耻于说谎，我替你难过。我时常想，你是为我毁掉了自己的生活。”

“刚才我也在这样想，”他说，“你怎么可以因为我而牺牲一切呢？我不能原谅自己给你带来了不幸。”

“我不幸吗？”她挨近他，带着充满了爱的欣喜的笑容，望着他说，“我就像一个饥饿的人，他得到了食物。也许他感到寒冷，身上的衣服被扯碎了，他觉得羞耻，然而他并非不幸。我不幸吗？不，这就是我的幸福啊……”

这时，她听见了儿子回来的说话声，飞快地扫了一眼露台，猛地站起来。她的目光里又燃起了他熟悉的火花，她迅速伸出那双戴着戒指的美丽的手，捧住他的头，对他注视了好一阵子，随后将脸凑过去，用张开的笑盈盈的嘴唇很快地吻了吻他的嘴和眼睛，就把他推开。她要走，他拉住了她。

“什么时候？”他热辣辣地望着她，悄声说。

“今夜一点。”她低语道，沉重地叹了口气，就迈着轻快的步子朝儿子走去。

谢廖扎在大花园里遇上雨，就和保姆坐在亭子里躲了一阵。

“再见吧，”她对渥伦斯基说，“马上要去看赛马了。别特西说好来接我的。”

渥伦斯基看了看表，匆匆地走了。

二十四

渥伦斯基在卡列宁家露台上看表时，情绪激动，心事重重，眼睛望着表上的指针，却不知道是几点钟。他走上马路，小心地踩着泥水，向自己的马车走去。他完全沉浸在对安娜的关怀中，哪里还想到时间以及是否来得及到布良斯基家去。现在他的头脑只剩下记忆的表层功能，指示他做完某事后再做某事（人们时常会这样）。车夫在椴树的浓荫里坐在驭座上打盹，阳光下的树影已经偏斜。肥壮的马匹上面，蚋群如同柱子般麇集旋舞，渥伦斯基走到车夫跟前，望了望这景象，叫醒了车夫。他跳上马车，吩咐上布良斯基家。车走了六七俄里，他才醒悟过来，想起来看看表，知道已经五点半钟，他要迟到了。

今天有好几场赛马：护卫骑兵赛马、军官两俄里赛马、四俄里赛马和渥伦斯基参加的那场赛马。他能赶上自己的那场比赛，但如果去一趟布良斯基家，回头再赶到赛场，宫廷里的人都要到齐了。这样不大好。但他既然答应过布良斯基去他家里，就决定继续赶路，吩咐车夫加鞭，不必惜马。

他到了布良斯基家，只待了五分钟，就又往回赶。这样驱车疾驰倒使他的心平静下来。他和安娜关系中的一切苦恼，他们谈话后留下的迷茫之感，现在都从他头脑里消失了。他美滋滋地、兴奋地想着赛马的事，想到他毕竟能赶上比赛，只是偶尔在他的脑海中，火花般闪过对今夜幸福幽会的渴念。

他的车超越了一辆辆从别墅和彼得堡前来看赛马的人的车，越来越进入赛马的氛围中，即将投身比赛的心情也随之越来越强烈了。

他的宿舍已空无一人。大家都去看赛马了，只有他的仆人在大门口等着他。更衣的时候仆人告诉他，第二场比赛已经开始，有好多位先生来打听过他，马倌也从马厩来过两次。

渥伦斯基不慌不忙换好衣服（他从不慌忙，从不失去自制力），吩咐驱车到马棚去。从马棚那边就看到赛场四周人山人海，马车、行人、士兵，还有亭子里攒聚的人群。看来第二场比赛已在进行，他走进马棚时听见了铃声。快到马棚时，恰好遇到马霍京那匹踢雪红驹角斗士，披着蓝边橘黄色马衣，竖起两只看上去很大的青色耳朵，被牵到赛场上去。

“科尔德在哪儿？”他问马夫。

“在马棚里备鞍子。”

在打开的单间马栏里，弗鲁-弗鲁已经备好鞍，正准备牵出来。

“我来晚了吗？”

“好的！好的！一切正常，一切正常，”英国人说，“不必担心。”

渥伦斯基又打量了一眼他的爱马的美妙体态，那马全身战栗着，他恋恋不舍地走出马棚。他在最恰当的时间驱车来到亭子边，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两俄里比赛已近尾声，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领先的近卫重骑兵军官和紧随其后的近卫骠骑兵军官，只见他俩拼出最后的力气飞骑向终点杆冲去。人群从赛马场中间和外围涌向终点杆。一群近卫重骑兵官兵同声高呼，为他们的同僚和长官必定获胜而欢欣鼓舞。渥伦斯基悄悄走进人群，恰好终赛铃响，那位高个子近卫重骑兵军官，身上溅满泥水，第一个冲过终点，他伏在马鞍上，放松了缰绳，那匹灰色公马气喘吁吁，淋漓的大汗把身体都变成了深灰色。

公马用力收住步子，使它那高大的身躯减慢速度。近卫重骑兵军官恍如昏睡方醒，他望望四周，吃力地笑了笑。一群人，有自己人也有别的人，把他团团围住了。

渥伦斯基故意避开那一群在亭子前面温文尔雅地徜徉和交谈的上流社会人士。他知道卡列尼娜、别特西和他嫂子都在那边，有意不走近她们，以免赛前分心。但是迎面不断遇见熟人，他们拦住他，告诉他刚才两场赛事的详情，还问他何以姗姗来迟。

当骑手们被叫到亭子里领奖，人群的视线都转向那边时，渥伦斯基的哥哥亚历山大走了过来。他佩着上校金边肩章，个头不高，像阿列克谢一样壮实，但比弟弟更漂亮，面色更红润些，他鼻子通红，开朗的脸上带着醉意。

“收到我的便条了吗？”他说，“老是找不到你。”

亚历山大·渥伦斯基虽然生活放荡，酗酒出名，却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宫廷人士。

现在他要和弟弟谈一件对弟弟来说不愉快的事，他知道许多人的眼睛会盯住他们，因此便装出一副笑脸，仿佛哥俩在笑谈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便条我收到了，可是我真不明白你操心什么。”阿列克谢说。

“刚才有人告诉我，总是看不到你人，而且礼拜一有人在彼得戈夫碰见你。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有些事只有当事人才该讨论，你操心的这事就是……”

“不错，可那不是公务时间，不是……”

“求你别干涉我的私事，不就完了。”

阿列克谢·渥伦斯基阴沉的脸刷地白了，突出的下颌抖了一下，这在他是少有的。他为人心地善良，很少生气，但生起气来，下颌颤抖的时候，亚历山大知道他是惹不起的。亚历山大·渥伦斯基只得赔个快乐的笑脸。

“我不过想把母亲的信转交给你。给她写封回信吧，比赛之前别闹情绪。祝你成功。”他笑嘻嘻地说，从他身边走开了。

哥哥刚走，又有朋友过来招呼，把渥伦斯基拦住了。

“连朋友都不认啦！你好呀，亲爱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在这彼得堡的珠光宝气中也像在莫斯科一样容光焕发，面色依旧那样红润，梳理整齐的颊须油光可鉴。“我是昨天到的，很高兴一睹你马到成功。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明天到食堂来找我吧。”渥伦斯基说，攥了攥他的大衣袖子，道了声歉，向赛马场中央走去，这时参加障碍大赛的马匹正陆续牵到那里。

跑完比赛的马满身汗水、筋疲力尽地被马夫牵回去。即将参赛的马又一匹匹出现在赛场上，它们精神抖擞，多半是英国马，戴着风帽，勒紧肚带，像一只只奇异的大鸟。

瘦削强健的小美人弗鲁-弗鲁从右边牵上场来。它那腕骨很长、富有弹性的细腿，迈着轻盈的步子，就像踩在弹簧上一样。离它不远，正在卸马衣的，是长着一对招风耳朵的角斗士。这匹公马高大匀称的漂亮体形，健美的臀部和很短的蹄腕骨不禁引起了渥伦斯基的注意。他正想过去看自己的马，却又被一个熟人拦住了。

“瞧，那是卡列宁！”一个和他聊过天的熟人对他说，“在找他妻子呢，而她坐在亭子中央。您没看见她吗？”

“是的，没看见。”渥伦斯基回答。熟人向他指着亭子里的卡列尼娜，他没有朝那边望一眼，径直向自己的马走去。

他刚刚看了一下马鞍，想吩咐些什么，就听见传呼骑手们到亭子边抽号码和跑道。十七名军官，个个脸色严峻，不少人脸色发白，集中到亭子前抽了签。渥伦斯基抽到七号。只听见一声令下：“上马！”

渥伦斯基觉得他和另外几名骑手成了众目睽睽的焦点，心里有些紧张，但他遇到这种情况一向不慌不忙。他沉着地走到他的马跟前。科尔德为了参加赛马盛会，穿上了最讲究的服装：扣纽扣的黑色常礼服，浆得笔挺的贴颊衬领，黑色圆礼帽和长筒皮靴。他像平常一样沉着而傲慢，亲自握着两条缰绳，站在马前面。弗鲁-弗鲁仍旧像发疟子似的哆嗦着，火辣辣的眼睛瞟着走近来的渥伦斯基。渥伦斯基把手指伸到肚带下检查松紧。马更留神地睨着他，龇了龇牙，贴紧了耳朵。英国人抿抿嘴唇，对人家检查他的备鞍情况报以一笑。

“您骑上去，就不会那样紧张了。”

渥伦斯基最后一次扫视一眼他的对手们。他知道，比赛的时候就看不清他们了。两名骑手带头向出发点驰去。他的朋友加利钦，也是他最危险的对手之一，这时正围着那匹不让他着鞍的枣红公马打转转。那个个头矮小的近卫骠骑兵军官，穿着紧身马裤，模仿英国人的姿势像猫一样伏在马的臀部，疾驰而去。库佐夫列夫公爵面色苍白，骑在他从格拉博夫育马场买来的那匹纯种母马上，由一个英国人拽着辔头。渥伦斯基和同僚们都了解库佐夫列夫，知道他神经特别“脆弱”，自尊心特别强，知道他胆小怕事，怕骑战马。今天的比赛很危险，可能有人摔断脖子，因此每道障碍物边都站着医生和护士，停着一辆缀有红十字的救护车，他这才决意参加比赛。他俩目光相遇，渥伦斯基亲切而赞许地向他挤挤眼。只有一个人他没有看到，就是他的主要对手，骑角斗士的马霍京。

“您别性急，”科尔德对渥伦斯基说，“要记住一点：越障碍的时候不要勒马，也不要催马，听其自然。”

“好的，好的。”渥伦斯基抓住缰绳说。

“可能的话，跑在前头，即使落后了，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渥伦斯基不等马身移动，就以柔韧有力的动作踏上有锯齿的钢马镫，把他那结实的身躯稳稳坐到嘎吱作响的皮马鞍上。右脚伸进马镫后，他习惯地在手指间理齐两股缰绳，这时科尔德松开了手。弗鲁-弗鲁似乎不知道该用哪条腿起步，伸着长脖子拽紧缰绳，像在弹簧上一颠一颠地走起来，骑手在它柔软的背上便左右摇晃不已。科尔德加快步子，跟在后面。激动不安的马来回不住地向两侧拽紧缰绳，想骗过骑手。渥伦斯基又是吆喝又用手拍，想使它安静，但没有用。

他们已经快到一条筑起拦水坝的小河，正朝着出发点走去。前前后后都有许多骑手。这当儿，渥伦斯基忽然听见背后有马在泥泞地上奔跑的声音，马霍京骑着招风耳朵的白蹄角斗士赶上了他。马霍京露出长牙齿朝他笑笑，渥伦斯基生气地瞅了他一眼。他一向不喜欢马霍京，现在则将其视为最危险的对手，很恼火他从旁边奔过，惊了自己的马。弗鲁-弗鲁一迈左蹄就要大跑，它向前跳了两下，对勒紧的缰绳很生气，就变成摇摆不定的快步，把骑手颠得够戗。科尔德也皱起眉头，跟在渥伦斯基后面，几乎像马一样跑起了遛蹄步。

二十五

参赛的军官共有十七名。比赛在亭子前面的四俄里椭圆形大跑场上进行。场上设有九道障碍：一条小河、亭子跟前一道两俄尺高的堵满空隙的大栅栏、一条干沟、一条水沟、一个斜坡、一道爱尔兰式土坝（最难越的障碍之一，坝上插满了枯树枝，坝后还有一条马看不见的水沟，马须接连越过两道障碍，否则就会摔伤），然后再是两条水沟和一条干沟，比赛终点就设在亭子对面。但比赛的起点并不在场内，而在一百俄丈开外处，这段距离上设置了第一道障碍——一条筑有拦水坝的三俄尺宽小河，骑手们可以跨越，也可以涉水。

骑手们排了三次队，但每次都有马抢跑，只好重新站位。发令老手谢斯特林上校都有点恼火了。直到第四次，他终于喊了声：“跑！”骑手们才一齐出动。

骑手们站位的时候，场上所有的眼睛和望远镜都集中在他们这五光十色的一群人身上。

“起跑了！跑起来了！”一阵期待的沉默之后，突然喊声四起。

为了看得清楚些，观众们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在场上跑来跑去。挤作一团的骑手们起跑之后立刻拉开距离，只见他们或三三两两，或一个紧随一个地渐渐接近河边。观众觉得他们似乎都跑在一起，但对骑手来说，几秒钟的差距意义重大。

由于过分紧张亢奋，弗鲁-弗鲁起跑时稍一迟疑，被好几匹马抢了先，但没等到达河边，渥伦斯基就拼力勒住缰绳，轻易地超过了三匹马。他眼前只有马霍京的棕红色角斗士，在均匀而轻快地颠动着臀部。跑在最前面的是驮着那半死不活的库佐夫列夫的那匹名叫狄安娜的骏马。

在最初几分钟里，渥伦斯基还不能控制好自己和坐骑。到达第一道障碍小河之前，他还难以控制住马的动作。

角斗士和狄安娜一同驰近小河，几乎在同一瞬间双双纵身一跃，飞到了对岸。弗鲁-弗鲁不觉飞也似的随后腾空而起，但就在渥伦斯基感到自己凌空时，他忽然看见几乎就在他的马蹄下方，库佐夫列夫和狄安娜在河对岸地上挣扎（库佐夫列夫在跳跃后松了缰绳，连人带马栽了个跟头）。详细情况渥伦斯基是事后才知道的，此刻他只看到，弗鲁-弗鲁在对岸的落脚点可能恰好是狄安娜的腿上或头部。但是，弗鲁-弗鲁像一只从高处落下来的猫，在跳跃中奋力摆动腿和背部，闪开那匹倒在地上的马，向前疾驰而去。

“啊，乖乖！”渥伦斯基想。

过河以后，渥伦斯基已完全控制住马，他开始稍稍勒缰，打算追随马霍京越过大栅栏，然后在约两百俄丈的无障碍地段超过他。

大栅栏就竖在皇亭对面。皇上、朝廷百官和成群的百姓都在看着他们，看着他和领先他一马身的马霍京，这时他们已经接近“鬼栅”（堵塞了栅格的栅栏之谓）。渥伦斯基感觉到从四面八方投向他的目光，但除了自己坐骑的耳朵和脖子，除了迎面闪过的泥土地面、依然保持原距离的角斗士的臀部和它那节奏很快的白腿之外，他什么也看不见。角斗士纵身跃起，丝毫没有碰撞障碍物，短尾巴一摇，就从渥伦斯基视线中消失了。

“好啊！”有个声音喊道。

就在这一刹那，栅栏的板条在渥伦斯基眼皮底下一闪。马的动作没有作任何改变，它就从栅栏边腾空而起，板条消失了，只听见身后发出咚的一声响。他的马被领先的角斗士激怒了，因而在栅栏前过早地跃起，一只后蹄碰到了障碍物。但它的速度并未改变，渥伦斯基脸上被飞来的泥块打了一下，他知道又和角斗士保持原来的距离了。他又看见了前面的马的臀部、短尾巴和未能拉大距离的飞奔的白腿。

就在渥伦斯基想要超过马霍京的一刹那间，弗鲁-弗鲁仿佛心领神会，不待任何鼓励，自己加快速度，开始从最有利的方向即围绳那一边接近马霍京。马霍京紧靠围绳不让。渥伦斯基刚想从外圈超越，弗鲁-弗鲁早已调整步子，如愿超越。弗鲁-弗鲁由于流汗而发黑的肩膀渐渐与角斗士的臀部相齐。两匹马并排奔驰了一程。当他们接近又一道障碍时，渥伦斯基为了避免走大圈子，就开始操纵缰绳，随即在斜坡上很快超过了马霍京。他看见马霍京那张溅满泥水的脸一掠而过，甚至觉得马霍京朝他笑了笑。渥伦斯基超过了马霍京，但立即感到他在后面紧追不舍，不断听见背后角斗士的均匀的蹄声和急促的、还相当有力的呼吸声。

下面两道障碍，一沟一栅，轻易地越过了，但渥伦斯基听见角斗士的喷鼻声和蹄声接近了。他把马一催，高兴地感到它灵活地加快了速度，于是角斗士的蹄声又像原来一样离远了。

渥伦斯基一马当先。这正是他所希望的，科尔德也正是这样建议的。现在他对获胜充满信心。他的兴奋和欢喜之情，对弗鲁-弗鲁的怜爱之情都越来越强烈了。他想往后瞧一眼，但不敢这样做，就尽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也不催马，他感到角斗士尚有余勇可贾，所以要使自己的马也保持相当的余力。只剩下最后的也是最困难的一道障碍了。只要他抢在别人之前越过它，他将首先到达终点。他渐渐接近爱尔兰式土坝。他和弗鲁-弗鲁一起老远就看见这道土坝，他和马同时都犹豫了一下。从马耳朵的动作他发现它有些迟疑，就扬起鞭子，但立即感到怀疑是没有必要的：马知道该怎么办。只见它加快速度，到达坝边，正如他所预期的那样，以平稳正确的姿势纵身跃起，后蹄一蹬地面，奋力一冲，就远远地飞过了水沟。弗鲁-弗鲁保持原来的步伐节奏，毫不费力地继续奔驰。

“好啊，渥伦斯基！”他听到人群的欢呼声，知道这是站在障碍边的本团同事和朋友们，其中他听出了亚什温的嗓门，但没有看见他人。

“啊，我的乖乖！”他想着弗鲁-弗鲁，一面听着身后的动静。“它也跳过来了！”听见后面角斗士的蹄声，他想道。只剩下最后一条两俄尺宽的水沟了。渥伦斯基根本不看水沟，一心只想远远地领先到达，就开始摇轮似的操纵缰绳，使马头按奔跑节奏一起一落。他知道马在使出它最后的气力。它的脖子和肩胛湿漉漉的，连鬣毛、脑袋和尖尖的耳朵上都渗出了汗珠。它急促地呼吸着。但他知道它的余力足够对付剩下来的两百俄丈距离。他感到自己身体更加贴近地面，马的动作更加柔韧，据此知道它大大加快了速度。水沟不知不觉一跃而过，其疾如同飞鸟。但就在这时候，渥伦斯基猛然大吃一惊，感到自己没能跟上马跑的节奏，莫名其妙做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动作，一屁股落在了马鞍上。他的姿势突然改变了，他知道出了可怕的事。没等他弄明白究竟，红棕马的白蹄就擦身一闪，马霍京从旁边飞驰而去。渥伦斯基一只脚触到了地面，马也顺着他这只脚倒下来，他刚刚把腿抽出，马就一侧身栽倒在地。它沉重地哧哧喘气，徒然地摆动它那满是汗水的细脖子想站起来，在他脚边的泥土中挣扎着，好像一只被打下来的鸟。渥伦斯基的笨拙动作使它的脊骨折断了。这是他事后好久才知道的。此刻他只看见马霍京飞马远去，他自己却摇摇晃晃站在一片静止不动的泥泞中，弗鲁-弗鲁沉重地喘着气躺在他面前，伸过脑袋，用那美丽的眼睛望着他。渥伦斯基仍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去拉缰绳。马又像一条鱼似的开始挣扎，把鞍子弄得啪啪作响，它伸出前蹄，但是无力抬起臀部，身子乱摇乱晃，终于又摔倒下去。渥伦斯基急得扭歪了脸，面色苍白，下颌打战，他用靴跟蹬了蹬马腹，又去拉缰绳，但马再也不肯动弹，把鼻子插在泥里，用它那会说话的目光望着主人。

“啊——！”渥伦斯基抱着脑袋，发出一声哀叫，“啊——！瞧我干的好事！”他喊道，“比赛输掉了！怪我自己啊，真丢脸，不可原谅！这匹可爱的马多么不幸，叫我给毁了！啊——！瞧我干的好事！”

人群，医生及其助手，还有本团的军官们，纷纷向他跑过来。他很懊丧的是，他自己倒是完好无损。马脊骨折断了，决定把它枪毙了。渥伦斯基不能回答问题，无法和任何人谈话。他没有捡起颠掉在地上的帽子，转身离开赛马场，漫无目标地走去。他觉得自己真是不幸。他生平第一次体验到如此深重的不幸，这是他亲手造成而且无法弥补的不幸。

亚什温拿着帽子追上他，送他回到宿舍，半小时后渥伦斯基恢复过来。然而，这次赛马的回忆长久地留在了他的心中，成为他平生最悲伤最痛苦的一件往事。

二十六

表面上看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与妻子的关系一如既往。唯一不同的是，他比以前更加忙了。和往年一样，一开春他就到国外矿泉疗养，恢复一下年年冬季积劳成疾的身体，照例在七月份回国，又立即精神饱满地投入他的日常工作。妻子照例回到别墅，而他就留在彼得堡。

自打那晚从特韦尔卡娅公爵夫人家回来谈话以后，他从未向安娜重提他的怀疑和忌妒。他一向模仿别人说话的那种腔调，如今用于他们夫妇关系中再适合不过了。他对妻子比过去稍微冷淡些。由于那晚第一次谈话时她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仿佛仅仅为此对她小有不满。他对她的态度中，只不过带着几分懊恼罢了。“你不想对我解释清楚，”他仿佛在心里对她说，“这对你更不好。现在你要来求我了，而我是不会向你解释的。这对你更不好，”他在心里说，好像一个人想救火而救不成，对自己的徒劳生起气来，干脆说：“你活该！你烧光算了！”

他在公务上是精明强干的人，竟不明白这样对待妻子是极不明智的。他不愿理解这一点，因为他十分害怕正视他的现实处境，索性把他对家庭即妻儿的感情深深禁锢在心里。他是个细心的父亲，冬末以来对儿子特别冷淡，跟他说话也像对妻子那样带着揶揄的口吻：“啊，年轻人！”他这样和儿子打招呼。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认为，也对人说，他今年的公务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忙。他没有意识到，他今年给自己设想出许多工作，不过是一种手段，借以把他对妻子和家庭的感情和思虑继续深锁在心里，然而这些思虑埋藏得时间愈久，就会愈加可怕。要是有谁问他对妻子的行为是何想法，这位温良谦和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仅无可奉告，而且还会对动问者大动肝火。因此，每当有人问及他妻子健康如何时，他脸上就露出矜持而严肃的表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根本不愿去想妻子的行为和感情，他确实从来也没有想过。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长住别墅在彼得戈夫。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通常也在那里度夏，和安娜比邻而居，过从甚密。今年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不愿到彼得戈夫去住，一次也没去看过安娜，并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暗示说，安娜最好少和别特西及渥伦斯基接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严厉地制止她说下去，并表示他认为他的妻子是无可怀疑的。打那以后他就回避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他不愿看到，也没有看到，社交界许多人对他妻子侧目而视。他不愿了解，也不了解，为什么他妻子执意要搬到皇村去，而别特西就住在那里，渥伦斯基团的营地也离那里不远。他不允许自己想这些，也没有去想。但是，尽管他没有任何证据和怀疑，尽管他从未对自己承认过，他在内心深处却十分明白，他是一个被欺骗的丈夫，因此是很不幸的人。

在和妻子度过的八年幸福生活中，看到别人家不忠实的妻子和受骗的丈夫，他不知多少次对自己说：“怎能容忍到这步田地？为什么不结束这荒唐的局面呢？”然而现在，灾难降临到他自己头上，他不仅不考虑如何结束这种局面，而且简直就不想正视它，因为这种局面实在太可怕、太反常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国后，到别墅去过两次。一次是吃午饭，另一次与客人们待了一晚，照往年的习惯，他从不在别墅过夜。

赛马那天他事情特别忙。他一早安排好当天活动日程后仍然决定吃过早中饭到别墅看望妻子，再从那边上赛马场去，因为宫廷的人都去看比赛，他是必须到场的。他之所以去看妻子，是因为他决定出于礼貌每星期见她一次。此外，按规矩每月十五号前他应该把生活费交给妻子。

他一向能控制自己的思想活动，考虑过对妻子的安排之后，就不再去想其他有关她的事。

这天上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忙得很。头天晚上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派人送给他一本小册子，作者是一位到过中国的著名旅行家，现在彼得堡，她在附函中请他接见这位旅行家，说从各方面看来这是个很有趣而有用的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昨晚没来得及看完小册子，今天早晨才把它看完。接着就是求见者登门；然后是处理报告、接见、任免，以及奖赏、退休金和薪俸的分配，往来函件等等，这些他所谓的例行公事占去了大量时间。在此之后又是私事。医生和管家都来了。管家占的时间不多。他只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要的钱送来了，并扼要报告了一下财务情况，说今年情况不大好，由于出门次数太多，花销过大，出现了透支。不过医生占去了许多时间。这是一位彼得堡名医，向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交好。他没料到医生今天会来，觉得很奇怪。医生仔细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听听胸部又敲敲和摸摸肝区，这使他愈加惊奇。他不知道，这是他的朋友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发现他今年健康欠佳，请医生前来为他检查的。“请您为了我去一趟，”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对医生说。

“为了俄国，我一定去，伯爵夫人。”医生说。

“他可是极其难得的人才！”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说。

医生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身体状况很不满意。他发现他肝脏肿大，营养不良，矿泉疗养毫不见效，就嘱咐他尽量增加体力活动而减少精神紧张，主要是不能有任何忧虑。这种医嘱简直像叫他不要呼吸一样，是绝对办不到的。医生走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有一种感觉，像是他得了什么病，而且是治不好了。

医生出来时，在台阶上碰见他的故交、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秘书斯柳金。他俩是大学同窗，虽然难得见面，却是一对互相尊敬的好友，因此医生没有向任何别人，却只向斯柳金坦率说出了他对病人的看法。

“您来看他，我真高兴，”斯柳金说，“他身体不好，我看……情况怎么样？”

“是这样，”医生边说边从斯柳金的头上向马车夫招手，示意他过来。“是这样的，”医生说着，用他那白净的手捏住鞣皮手套的一根指头，把它拉直。“弦要是不绷紧，想弄断它很难。可是，如果把它绷到了极限，用手指头一压，它就断了。他这样埋头苦干，认真工作，弦已经绷到最大限度，何况还有外来的压力，沉重的压力，”医生说完，意味深长地扬了扬眉毛。“您去看赛马吗？”他又问了一句，走下台阶，朝马车走去。“是呀，是呀，当然要费许多工夫。”斯柳金说了句什么话，他没听清楚，就漫应道。

占用了许多时间的医生刚走，那位著名旅行家就接踵而至。交谈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凭着他刚才读完小册子及他过去对此道的了解，以其真知灼见令旅行家惊叹不已。

在旅行家来访的同时，省里的首席贵族也到了彼得堡，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必须和他谈一次话。首席贵族之后，要同秘书办完全部例行公事，再为一桩要事去见一位大人物。直到五点钟吃饭时他才回到家里。与秘书一起进餐后，邀请他同车前往别墅，然后去看赛马。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和妻子见面时总要找个第三者在场。

二十七

安娜站在楼上镜子前面，由安努什卡帮着往衣服上别最后一个花结。这时她听见大门口有车轮压过沙砾的声音。

“别特西来还早呢，”她想，望了望窗外，看见一辆马车，一顶黑色礼帽和她熟悉的那一对耳朵正从马车里探出来。“真不是时候，难道他来过夜吗？”她想道。这可能引起可怕的后果，她感到害怕极了，就毫不迟疑、笑容可掬地下楼迎上前去。她觉得那熟悉的说谎欺骗的精灵又出现了，就听从它的摆布，开始讲出一些她自己也不知所云的话来。

“啊，真是好极了！”她向丈夫伸过手去说，一面用微笑向家里人一样的斯柳金打招呼。“我想你会在这里过夜吧？”这是欺骗精灵向她提示的第一句话，“现在我们能一起走。只可惜我答应了别特西，她要来接我。”

听到别特西的名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皱起了眉头。

“哦，我不会拆散难分难舍的人，”他照例用戏谑的口吻说，“我和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一起去。医生叫我多走路。我一路步行过去，就当在作矿泉疗养吧。”

“用不着匆忙，”安娜说，“你们想喝茶吗？”她拉了拉铃。

“上茶吧，再告诉谢廖扎，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来了。怎么样，你身体好吗？哦，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您还没来过我这儿呢。您瞧，我这露台上多好。”她同时和好几个人说着话。

她说话时显得大方而自然，只是说得太多太快。她自己觉察到这一点，而且，她从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瞥她的好奇目光中发现他似乎在观察她。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立刻走到露台上去了。

她在丈夫身边坐下来。

“你气色不太好。”她说。

“是啊，”他说，“今天医生到过我那儿，占去我一个小时。我觉得，像是哪位朋友让他来的，把我的健康看得太重要了……”

“别这样说，医生怎么讲？”

她询问了他的健康和公务情况，劝他休息一时，并住到她这边来。

她说这些话时语气高兴，节奏很快，眼睛里闪出异样的光。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并不感到她的语调有什么特别。他听出来的只是这些话字面上的含义。所以他的回答也是平平常常的，尽管是用戏谑的口吻。这次交谈自始至终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事后安娜每每回想起当时这短暂的一幕，就羞愧得无地自容。

谢廖扎跟着女家庭教师走进来。如果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留心观察一下，他就会发现，谢廖扎先望了望父亲，又望望母亲，孩子的眼神是那样胆怯和慌张。可是他什么也不想看见，什么也没看见。

“啊，年轻人！他长高了。真的完全是个男子汉了。你好，年轻人。”

他向吓坏了的谢廖扎伸出手去。

谢廖扎一向有些怕父亲。现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开始叫他年轻人，加之他脑子里多了一个不知道是敌还是友的渥伦斯基这个谜，他对父亲的态度就越加隔膜了。他求援似的回头望望母亲。唯有同母亲在一起他才感到自在。这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和家庭教师谈话，把一只手搭在儿子肩膀上，谢廖扎窘态毕露，安娜看他简直就要哭出来了。

儿子进来时安娜刷地涨红了脸。这时她发现谢廖扎局促不安的样子，就连忙站起来，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手从儿子肩膀上拿开，吻了吻儿子，把他带到露台上去，自己立即返回来。

“时间已经到了，”她看了看表说，“别特西怎么还不来呀！……”

“是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着站起来，一扳手指，弄出咔咔的响声。“我还给你带些钱来了，光用寓言是喂不饱夜莺的，”他说，“我想，你需要钱了吧。”

“不，不需要……是的，需要，”她说，眼睛不看他，脸红到了发根，“我想，你看完赛马再顺路到这儿来。”

“哦，是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答道，“瞧，彼得戈夫的美人，特韦尔卡娅公爵夫人驾到，”他说着，望了望窗外一辆驶近的马车，那是一辆英国式轻便马车，使用皮套具，小巧的车厢架得特别高。“真是豪华！真是漂亮！好了，我们也走吧。”

别特西公爵夫人没有下车。只见一个穿中筒靴、短斗篷和戴黑帽子的仆人在大门口跳下来。

“我走了，再见！”安娜说，吻了吻儿子，走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面前，把手伸给他。“你特地跑来，你太好了。”

他吻了吻她的手。

“那就再见吧。你再回来喝茶，那就好极了！”她说罢，容光焕发、高高兴兴地走了出去。等到她看不见他时，她马上想到手上被他嘴唇接触过的地方，厌恶得打了个哆嗦。

二十八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来到赛马场时，安娜已经挨着别特西坐在上流人士咸集的那个亭子里。她打老远就看见了丈夫。丈夫和情人，这两个人成了她生活的两个中心，不需要借助外部感官，她就能感觉到他们在她近旁。她从远处感到丈夫渐渐走近，不由自主地注视着他在人流中的行动。她看见他朝亭子这边走来，忽而大度地回答谄媚的鞠躬，忽而友好地跟平辈人随便打个招呼，忽而摘下他那顶压住耳梢的大圆礼帽，恭候权贵们看他一眼。她熟悉他这一套，对之十分反感。“沽名钓誉，步步高升，他心里装的只有这些，”她想，“什么高尚思想呀，热爱教育呀，宗教呀，无非都是他向上爬的工具。”

他在向女士们集中的亭子这边张望（视线正对着她，但在轻纱、彩带、羽毛、阳伞和鲜花的海洋中认不出妻子），她知道他在找她，故意装作没看见。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别特西公爵夫人向他喊道，“您大概没看见您妻子，她在这儿！”

他冷冷地一笑。

“这里真是五光十色，叫人目不暇接，”他说着向亭子走来。他给妻子一个微笑，是刚刚见过妻子的丈夫现在又遇到她时应该做出的那副笑脸。他和公爵夫人及其他熟人打过招呼，面面俱到地跟太太们说句笑话，同男人们寒暄数语。一位侍从武官站在亭子下面，此人以才智和教养出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素来敬重他，就同他攀谈起来。

两场比赛之间有一段休息，谈话可以不受影响地进行。侍从武官对赛马持谴责态度。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以为然，为赛马辩护。安娜听着他那尖细平稳的嗓音，字字听得真切，觉得他的每一句话都那样虚伪，那样刺耳。

四俄里障碍赛马开始时，她探出身子，目不转睛地望着渥伦斯基怎样走到马跟前，怎样上马，同时听见丈夫喋喋不休的讨厌的说话声。她为渥伦斯基担惊受怕，更受不了丈夫那熟悉的腔调和听起来没完没了的尖细嗓音。

“我是个坏女人，我是个堕落的女人，”她想，“但是我不喜欢撒谎，谎言让我受不了，而谎言却是他（丈夫）的家常便饭。他全都知道，全都看在眼里，居然还能这样若无其事地聊天，他还能有什么感情呢？假如他杀了我，杀了渥伦斯基，我倒会尊敬他。可是他不会的，他需要的只是谎言和面子，”安娜自语道。她没有去想，她究竟要求丈夫怎么样，要求他是怎样一个人。她也不知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今天如此令她恼火的饶舌，其实是他内心忧虑不安的表现。好比一个摔伤的孩子，会蹦蹦跳跳活动肌肉以减轻疼痛，他也需要用脑力活动来排斥有关妻子的种种念头。现在妻子在场，渥伦斯基在场，耳边不断有人提到渥伦斯基的名字，使得那些念头老是来困扰他。小孩子自然要蹦跳，他自然要说些聪明得体的话。于是他说：

“军人、骑兵赛马必须具有危险性，这是一个条件。如果英国人在军事史上可以炫耀他们的骑兵业绩，那只是因为它历史性地发扬了动物和人类在这方面的力量。我认为体育运动具有深远的意义，而我们往往却只看到最表面的东西。”

“不是表面的东西，”别特西公爵夫人说，“听说有个军官摔断了两根肋骨呢。”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微微一笑。他的所谓微笑就是露出牙齿，仅此而已。

“公爵夫人，就算不是表面的东西，而是内在的东西。但问题并不在此，”他又转身对那位他一本正经与之谈话的将军说，“请别忘记，参加赛马的都是选中这一行的军人，还得承认，任何职业都有它的另一面。这一行可是军人的天职。不伦不类的拳击和西班牙斗牛运动是野蛮的标志。而职业化的体育运动却是文明的特征。”

“不，下次我再也不来了。这使我太紧张了，”别特西公爵夫人说，“你说是吗，安娜？”

“使人紧张，但又舍不得走，”另一位太太说，“我要是个古罗马女人，每一场竞技是必看的。”

安娜没有说话，始终举着望远镜，望着一个地方。

这时，一位高个子将军从亭子里穿过。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中断了谈话，匆匆忙忙然而不失庄重地站起来，向走过身边的这位军人低低鞠了一躬。

“您不参加赛马吗？”将军同他打趣说。

“我参加的赛马难度更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恭恭敬敬地答道。

这回答虽然没有什么意义，将军却做出一副从聪明人嘴里听到一句聪明话的样子，表示完全领会了其中的俏皮之处。

“事情有两方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接着说，“表演者和观看者。对后者来说，迷恋这种场面确实是趣味低俗的标志，这个我同意，但是……”

“公爵夫人，来打赌吧！”下面传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别特西的说话声。“您赌谁赢呀？”

“我和安娜赌库佐夫列夫公爵。”别特西说。

“我赌渥伦斯基。一副手套。”

“行！”

“多漂亮啊，你说是吗？”

因为身边有人说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默了一会，但立刻又讲了起来。

“这个我同意，但是勇敢的比赛……”他刚要接着讲下去。

这时候骑手们出发了，所有的谈话都停止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闭上了嘴。大家都站起来，望着小河那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赛马不感兴趣，他没有看骑手们，却心不在焉地用那双疲惫的眼睛扫视着观众。他的目光停在了安娜身上。

安娜脸色苍白而严肃。除了一个人之外，她显然没有看见任何人和任何物。她一手紧握扇子，手在不住地抖动，连呼吸都停止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望了她一眼，连忙转过身去看别人的脸。

“瞧这位太太和另外几位也都非常激动，这很自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言自语。他想不去看她，但他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被她所吸引。他又审视着她的脸，尽量不去理会她那明显的表情，然而他又违心地、满怀恐惧地在她脸上端详着他不想看到的那种神情。

库佐夫列夫第一个在河边摔倒，大家都紧张起来。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安娜得意洋洋的苍白的脸上清楚看到，她望着的那个人并没有摔下来。马霍京和渥伦斯基越过了大栅栏，随后的一名军官却在那里摔得人仰马翻，失去知觉，这时观众发出了一阵低沉的惊叫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安娜对此竟全然不察，她好容易才弄明白周围人在说些什么。他的眼睛越来越离不开安娜，越发紧紧地盯住她。安娜全神贯注地在看渥伦斯基比赛，同时也感觉到丈夫从旁边投过来的冷冷的目光。

她回过头，询问似的望了他一眼，微微一皱眉，又转过头去。

“哼，我反正无所谓了。”她仿佛这样对他说，再也不回头去看他。

这场赛马弄得很惨，十七名骑手中落马摔伤者过半。比赛临近尾声时，大家心情都很紧张，由于皇上对比赛不满意，气氛就更加紧张了。

二十九

人们都大声地表示不满。大家都反复说着某个人说的一句话：“就差竞技场里斗狮子了！”观众都觉得场面可怕，因此渥伦斯基栽倒时，安娜惊叫一声，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随后安娜的脸色大变，有失体统。她张皇失措，像一只被捉住的鸟儿在挣扎：忽而站起来要走，忽而又找别特西说话。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安娜说。

别特西没有听见，这时她正弯下身子同走到她跟前的一位将军说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到安娜身边，彬彬有礼地把手臂伸给她。

“要是您愿意的话，我们走吧。”他用法语说，但安娜正留神听那位将军说话，没有在意丈夫。

“听说他也摔断了腿，”将军说。“这真是不像话。”

安娜没有理睬丈夫，举起望远镜，朝渥伦斯基摔倒的地方望去。但距离太远，那边又挤满了人，她什么也看不清楚。她放下望远镜，又想走。这当儿一名军官骑马奔过来，向皇上报告情况。安娜探身向前，想听他说什么。

“斯季瓦！斯季瓦！”她叫她哥哥。

哥哥没听见她呼叫，她于是又要往外走。

“我再次请您挽住我的手臂，要是您愿意走的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碰碰她的手说。

她厌恶地避开他，不看他的脸，答道：

“不，不，别管我，我不走。”

这时她看见一名军官从渥伦斯基摔倒的地方穿过赛马场朝亭子跑过来。别特西向他挥舞手帕。

军官带来的消息是，骑手没有摔伤，但是马的脊骨折断了。

听到这个消息，安娜跌坐在位子上，拿扇子遮住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见她在哭，她不但止不住眼泪，而且痛哭失声，直哭得胸脯一起一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身体挡住她，好让她有时间平静下来。

“我第三次向您伸出我的手臂。”过了一会，他对她说。安娜望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别特西公爵夫人忙过来帮她。

“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我把安娜带来的，我还答应送她回去。”别特西插进来说。

“请原谅，公爵夫人，”他彬彬有礼、逼视着她的眼睛说，“我看安娜身体不太舒服，想让她同我一起走。”

安娜惊恐地回头望望，顺从地站起来，把手搭在丈夫的手臂上。

“我派人去他那儿，打听到消息捎给你。”别特西悄悄对她说。

走出亭子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照例要跟照面的人说话，安娜也照例要回礼和答话，她失魂落魄，挽着丈夫的手臂，梦游似的跟着他走。

“他摔坏了吗？这是真的吗？他会不会来？今天我能见到他吗？”她想。

她默默地坐进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马车，默默地从许多马车之间驶了出去。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但仍然不愿去考虑妻子目前的处境。他只看见一些表面现象。看见她举止有失体面，认为有责任告诉她这一点。但他又很难做到只说这件事而不及其余。他想告诉她，她举止如何失态，可是一张嘴竟不由自主说出了毫不相干的另一回事。

“其实，我们大家都偏爱这种残酷的场面，”他说，“我发现……”

“什么？我不明白。”安娜鄙夷地说。

他感到懊恼，立刻讲出他想讲的话。

“我必须告诉您。”他说。

“瞧，他要明说了。”她想，心里觉得害怕。

“我必须告诉您，您今天举止失态。”他用法语对她说。

“我怎么失态啦？”她大声说，很快向他转过头来，直视着他的眼睛，这时她的神态里已完全没有原先那种隐秘的欢悦，而是在决然的表情下竭力掩盖着内心的恐惧。

“注意。”他指指车夫背后打开着的车窗，对她说。

他欠起身，拉上窗玻璃。

“您发现什么地方有失体统呀？”她又问。

“您在一个骑手摔倒时掩盖不住自己的绝望情绪。”

他等着她分辩，可是她眼望前方，默不作声。

“我曾请求您在社交场合要举止得体，以免别人对您恶语中伤。我曾经同您谈过内心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不谈这个。现在我说的是外部行为。您的行为有失检点，我希望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

他的话她没有听到一半，她对他感到恐惧，同时在想，渥伦斯基真的没有摔坏吗？他们说人没有受伤，马断了脊骨，指的就是他吗？他说完时，她装出嘲弄的样子微微一笑，不作任何回答，因为她没有听见他说的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时说话果断，可是等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说些什么时，就被她的恐惧情绪所感染。他看见她这副笑容，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迷惘。

“她对我的怀疑报以讥笑。对，她马上就会对我说上一次说过的话，说我的猜疑没有根据，是可笑的。”

此刻，当他面临彻底摊牌之际，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她仍然像上次那样嘲弄地回答他，他的怀疑是可笑的，没有根据的。他了解到的事情太可怕了，因此现在他对什么事都可以相信。而她的脸上充满着惊恐和忧郁，表明她现在也不想欺骗他。

“也许是我弄错了，”他说，“那我就请您原谅。”

“不，您没有弄错，”她横下一条心望了望他那冷漠的脸，慢慢地说，“您没有弄错。我确实吓坏了，我无法控制自己。我听您说话时心里却想着他。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您使我无法忍受，使我害怕，我恨您……任凭您怎样发落我吧。”

她向座位角落里一靠，用手捂着脸，放声哭了起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动不动，眼睛仍然直视前方，整个一张脸忽然变得像死人一样凛然不动，直到马车抵达别墅，他的表情始终没有变化。快到家时，他就带着这种表情向她转过头去。

“好吧！不过我要求您保持外表上的体面，直到……”他的声音在发抖。“直到我采取措施保全我的名誉并且通知您。”

他先下车，再把她扶下来。当着仆人面默默地握了握她的手，然后又坐上车，驶往彼得堡。

他刚走，别特西公爵夫人的仆人就给安娜送来一张便条：

“我派人见阿列克谢，问他健康情况，他回条说身体正常，没有受伤，但是心里难受极了。”

“就是说，他会来的！”她想，“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做对了。”

她看了看表。还有三个小时。回想起最近一次见面的详细情景，她感到热血沸腾。

“我的上帝啊，多么痛快！这真可怕，可是我爱看他的脸，我爱这奇异的人间……丈夫！哼……谢天谢地，我和他一切都结束了。”

三十

谢尔巴茨基一家人去疗养的那个德国小矿泉，也像大凡人群聚集之地，出现了一种社会结晶现象，其中每一个成员都必定会各得其所。就像小水滴在严寒中一定会变成具有一定形状的雪花那样，每个新到矿泉来的人马上就会安排到适合于他的位置上。

谢尔巴茨基公爵及其妻子、女儿[17]，根据他们租用的寓所、他们的声望及朋辈往来，马上就在这一结晶过程中找到了他们预定的合适位置。

今年，因为有一位真正的德国公爵夫人在矿泉疗养，社会结晶行为就显得愈加活跃。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一心要女儿拜谒这位德国公爵夫人，所以他们在到达矿泉的第二天就进行了礼节性造访。吉提穿着一身从巴黎订制的非常朴素的、也就是非常漂亮的夏装，向公爵夫人行了个低低的、姿态优美的屈膝礼。公爵夫人说：“我想，这张漂亮的小脸上很快就会玫瑰重开的。”从这时起，谢尔巴茨基一家的生活轨道就确定下来，不可偏离了。他们还结识了一位英国贵妇的家庭，一位德国伯爵夫人及其在上次战争中负伤的儿子，一位瑞典学者，还有康纳特兄妹。不过，同谢尔巴茨基一家过从最密的是以下一些人：莫斯科的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勒季谢娃夫人和她的女儿（吉提不喜欢她，因为她也一样是失恋生病的），以及一位莫斯科的上校。这位上校吉提从小就认识，那时他穿军服戴肩章，现在却敞着领口系一条花领带，睁着一对小眼睛，样子非常可笑，而且老爱纠缠别人，令人讨厌得很。当生活形成了这种程式之后，吉提又开始感到无聊，而公爵又到卡尔斯巴德去了，只剩下了她们母女俩。她对已经认识的人不感兴趣，觉得他们不再有新意。现在她在矿泉最大的兴致，就是观察和揣测那些她不熟识的人。以吉提的天性，她总爱推测人们最美好的品质，对素不相识的人尤其如此。她猜测那些人的身份，他们的相互关系，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想象着他们崇高可敬的品格，并在观察中加以验证。

在这些人中，有个俄国姑娘吉提最感兴趣。她是随同一位患病的俄国太太，大家称之为斯塔尔夫人，来到矿泉的。斯塔尔夫人是上流社会的人，她病得不轻，不能行走，只有在难得的好天气才坐轮椅到矿泉上来。斯塔尔夫人不跟任何俄国人交往，据公爵夫人说，这倒主要不是因为她的病，而是由于傲气。这个俄国姑娘不仅照顾斯塔尔夫人，吉提发现她同矿泉上为数很多的重病人都合得来，真心实意地服侍他们。据吉提观察，这个俄国姑娘与斯塔尔夫人非亲非故，也不是她雇来的帮手。斯塔尔夫人叫她瓦莲卡，别人则称呼她瓦莲卡小姐。吉提不光想观察这个姑娘与斯塔尔夫人及其他熟人的关系，她还对瓦莲卡小姐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好感。她俩目光相遇时，吉提觉得瓦莲卡也喜欢她。

这位瓦莲卡小姐已非青春年少，她仿佛就不曾有过青春：看上去可以说十九岁，也可以说三十岁。细看她的五官相貌，虽然面带病容，长得不算难看。她身材不错，只可惜太瘦，按中等个子来说，头也显得太大。她对男人不会有什么吸引力。她像一朵美而不鲜的花，花瓣没有脱落，却已经失掉了香气。她之失去对男人的吸引力，还因为她缺少那种在吉提身上特别充沛的东西——被抑制着的生命之火及对自身魅力的意识。

她好像总在专心致志地忙一件事，对别的事情毫不关心。她的这种自我反差格外吸引着吉提。吉提觉得在她身上和她的生活方式中能找到自己苦苦寻觅的东西。那就是超脱于可厌的世俗男女关系之上的生活情致和生活真谛，而不是现在她想象的如同可耻地展示商品等待买主的那种姑娘对男子的关系。愈是观察这位不曾结识的朋友，吉提愈是相信，这个姑娘正是她心目中的完人，因而她愈加急切地要和她相识。

两个姑娘每天要打好几个照面。每次遇见时吉提的眼睛仿佛在说：“您是什么人？您在做什么？您是我心目中的完人，是吗？不过您千万别以为我强求同您结识。我只是欣赏您，喜欢您。”陌生姑娘的眼神这样回答：“我也喜欢您，您非常非常可爱。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会更喜欢您。”吉提见她确实很忙，不是把一个俄国人家的孩子们从矿泉领回家，就是为哪个女病人送去毛毯并给她盖好，再不就是劝一个发火的病人消消气，再不就替什么人选购喝咖啡时吃的饼干。

谢尔巴茨基一家来后不久，一天早晨在矿泉疗养地又出现了两个人，引起了大伙的不快。一个是个子很高、背有些驼的男人，他有一双特大的手，穿着嫌短的旧外套，乌黑的眼睛里露出天真而又可怕的神色。另一个是长相俊俏、有些麻点的女人，衣着粗俗不堪。吉提认为他们是俄国人，就在想象中为他俩编撰美丽动人的故事。公爵夫人从疗养名册[18]上查到，他们原来是尼古拉·列文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就告诉吉提，这个列文为人如何恶劣，于是吉提关于他俩的幻想也随之破灭。吉提顿觉两人十分讨厌，倒不是因为母亲的一番话，主要因为他是康斯坦丁·列文的哥哥。尼古拉那个扭动脑袋的坏习惯，更是引起了吉提难以抑制的憎恶感。

她觉得，他那双可怕的大眼睛在死死盯着她，眼中流露出仇恨和嘲弄的意味，因此她对他避之唯恐不及。

三十一

这是一个阴雨天，整个早晨雨都没有停，病人们拿着伞，挤在游廊里。

吉提和母亲，还有莫斯科上校，在一起漫步。上校穿着从法兰克福买来的成品西礼服，显得洋洋得意。他们靠着游廊的一边走，尽量避开顺着另一边散步的尼古拉·列文。瓦莲卡穿着深色衣裳，戴一顶帽檐向下卷的黑帽子，同一位法国盲妇人从游廊一头走到另一头。每当她和吉提相遇时，两人总要交换一下友好的眼色。

“妈妈，我可以同她攀谈吗？”吉提注视着陌生的朋友，见她朝泉水口走去，预计会在那里同她走到一起，说道。

“既然你这么想结识她，我就先了解一下她的情况，再亲自去找她，”母亲回答，“你发现她有什么与众不同吗？大概是跟病人做伴的。你愿意的话，我去认识一下斯塔尔夫人。我跟她嫂子是熟人。”公爵夫人又说，并骄傲地扬起了头。

吉提知道母亲有些生气，因为斯塔尔夫人似乎不想同她认识，就没有执意让母亲去。

“奇怪，她竟是这样可爱！”她望着瓦莲卡说，这时瓦莲卡正把一个杯子递给法国女人。“您看，她多么平易可亲。”

“你如此的倾慕，真令我好笑，”公爵夫人说，“不，我们还是往回走吧。”她又说。这时她发现尼古拉带着那女人同德国医生一道迎面走过来，尼古拉生气地对医生大声说着话。

她们刚转身往回走，就听见后面已经不是大声说话，而是在喊叫了。尼古拉停住脚步，大叫大嚷，医生也动起火来。人群聚集在他们周围。公爵夫人和吉提慌忙离去。上校挤进人群，了解事由。

几分钟后，上校赶上了她们。

“那边是怎么回事？”公爵夫人问。

“丢人现眼！”上校答道，“在国外可别遇上俄国人。那位高个子先生同医生吵了起来，说了许多无礼的话，怪医生不会给他治病，挥动手杖要打人。真丢脸！”

“嗐，这真可恶！”公爵夫人说，“结果怎样了？”

“多亏那位……那位戴蘑菇帽的女子，大概是俄国人，她过来劝架。”上校说。

“是瓦莲卡小姐吧？”吉提高兴地问道。

“对，对，是她最先站出来，她挽住那位先生的胳膊，把他拉走了。”

“您瞧呀，妈妈，”吉提对母亲说，“我赞赏她，您还觉得奇怪呢。”

从第二天起，留心陌生朋友一举一动的吉提发现，瓦莲卡小姐同尼古拉及其女人的关系，已经像她对待她的其余被保护人一样了。她接近他们，同他们谈话，为那个不懂外语的女人当翻译。

吉提愈加恳求母亲让她结识瓦莲卡。公爵夫人虽然不高兴首先表示出结交那位相当傲气的斯塔尔夫人的愿望，但她还是去打听了瓦莲卡的情况，了解到她的底细，得出的结论是，结识此人没有什么坏处，但也未见有多大好处。她于是主动去找瓦莲卡，同她认识。

公爵夫人趁着女儿去泉口、瓦莲卡站在面包铺对面的机会，走到她跟前。

“请允许我同您认识一下，”她庄重地微笑着说，“我女儿对您很是倾慕，”她说，“您大概不认识我吧。我是……”

“真不好意思，您这样主动，公爵夫人。”瓦莲卡连忙答话。

“昨天您对我们那位可怜的同胞做了件好事！”公爵夫人说。

瓦莲卡脸红了。

“我不记得了，好像我没有做过什么。”她说。

“怎么没有，您让那个列文避免了一场不快。”

“哦，是他的女伴叫我去的。我尽力劝他安静下来，因为他病得很重，对医生又很不满意。我习惯于照顾这样的病人。”

“哦，我听说您和您的姑妈，是斯塔尔夫人吧，一起住在芒通。我认识她嫂子。”

“不，她不是我姑妈。我叫她妈妈，我也不是她的亲戚。我是她抚养长大的。”瓦莲卡回答，脸又红了。

她的话如此朴实无华，脸上的表情如此坦诚而可亲，公爵夫人明白她的吉提为什么喜欢这个瓦莲卡了。

“那个列文又是怎么回事？”公爵夫人问。

“他就要走了。”瓦莲卡说。

这时，吉提从泉水那边走过来，见母亲认识了她的陌生朋友，不禁喜形于色。

“好了，吉提，你那么想认识这位小姐……”

“瓦莲卡，”瓦莲卡微笑着说，“大伙都这么叫我。”

吉提高兴得涨红了脸，久久地、默默地握着这位新朋友的手，对方的手没有回握，只是一动不动地让她握着。瓦莲卡小姐的手虽然没有反应，但她的脸上漾起了温和、欢喜而略带忧郁的微笑，露出了一排虽然嫌大却整齐漂亮的牙齿。

“我也早就想认识您了。”她说。

“可是您太忙了……”

“哎，正相反，我一点也不忙。”瓦莲卡回答，但她不得不马上离开两位新结识的人，因为这当儿有两个俄国女孩向她跑来，她俩是一位病人的女儿。

“瓦莲卡，妈妈叫你！”女孩喊道。

瓦莲卡跟她们走了。

三十二

关于瓦莲卡的身世以及她同斯塔尔夫人的关系，公爵夫人了解到的详情如下。

斯塔尔夫人是个疾病缠身、性情亢奋的女人。有人说她折磨丈夫，有人说她被放荡无行的丈夫折磨。她生下第一个孩子时已同丈夫离婚，孩子一出生就死了。斯塔尔夫人的亲属知道她感情脆弱，怕她受不了这个打击，就拿当晚在彼得堡同一寓所里出生的一个宫廷厨师的女儿去顶替。这孩子就是瓦莲卡。斯塔尔夫人后来知道瓦莲卡不是她女儿，但依旧养育她，何况不久瓦莲卡自己的亲人都不在人世了。

斯塔尔夫人十多年来一直旅居国外南方地区，卧病在床，深居简出。有人说，斯塔尔夫人以乐善好施和笃信宗教为自己谋得了社会地位。也有人说，她从心灵深处就是品德极高的人，毕生舍己为人，表里如一。谁也不知道她信什么教，是天主教、新教还是东正教。但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她同各种教会及教派的上层人士都有交情。

瓦莲卡随她长期住在国外，凡是认识斯塔尔夫人的人，都认识瓦莲卡小姐——大家这样称呼她，喜欢她。

公爵夫人了解到这些底细，认为女儿结交瓦莲卡丝毫无碍体面，更何况瓦莲卡言行举止极有教养。她的法语和英语都说得很好。尤其是，她转达了斯塔尔夫人的话，说因为抱病不能结识公爵夫人，甚感遗憾。

吉提结识了瓦莲卡，对这个朋友越来越着迷，每天都能在她身上发现新的优点。

公爵夫人听人说瓦莲卡歌唱得好，就请她晚上过来唱歌。

“吉提弹琴，我们那儿有架钢琴，确实不怎么好，但您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享受，”公爵夫人脸上带着做作的微笑说，这笑容使吉提老大不快，因为她看出来瓦莲卡并不想唱歌。不过瓦莲卡晚上还是带着乐谱来了。公爵夫人还邀请了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母女和上校。

瓦莲卡对于陌生人在场毫不介意，立刻走到钢琴边。她不会自弹自唱，但照谱唱得很好。擅长钢琴的吉提就为她伴奏。

“您才华出众。”瓦莲卡第一支歌唱得很动听，公爵夫人这样对她说。

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母女也向她致谢，称赞她。

“您看，”上校望着窗外说，“来了多少听众啊！”窗外确实聚集了一大群人。

“我很高兴能使你们满意。”瓦莲卡淡然地说。

吉提以得意的眼光望着她的朋友。吉提赞赏她的歌艺，她的嗓子，她的相貌，尤其欣赏她的风度。瓦莲卡根本不考虑歌唱得好坏，对别人的赞扬也淡然处之，她仿佛只想问一声：还要再唱吗？听够了吗？

“假如是我的话，”吉提自忖着，“我会多么自豪啊！看到窗外这些听众我会多么高兴啊！而她却全然无所谓。她的唯一动机就是不拒绝妈妈的请求，让她高兴。她心里装着什么呢？是什么赋予她这种淡泊一切、宁静自处的力量呢？我真想了解个究竟，学习她这一点，”吉提望着她平静的面容，这样想。公爵夫人请瓦莲卡再歌一曲。瓦莲卡便又唱了一首歌，唱得徐缓、清晰而动听。她挺直身子站在钢琴边，用那只皮肤黝黑的瘦瘦的手在琴上打着拍子。

曲谱里的下一首是意大利歌曲。吉提弹完前奏，望了望瓦莲卡。

“这首别唱了。”瓦莲卡说，脸一红。

吉提吃了一惊，疑问地审视着瓦莲卡的脸。

“哦，那就唱别的吧。”吉提连忙说，一面翻过谱页，顿时明白了，这首歌曲一定与什么事情有关涉。

“算了，”瓦莲卡一手按住乐谱，笑着说，“算了，就唱这首吧。”她同样从容、淡然而悦耳地唱了这首歌。

瓦莲卡唱完歌，大家又向她道了谢，就去喝茶。吉提和她走到屋外的小花园里。

“那首歌勾起了您一段回忆，是吧？”吉提说，“您不必告诉我，”她连忙补充道，“您只要说，是不是？”

“不，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瓦莲卡满不在乎地说，不等对方回话就接着说下去，“是的，这里有一段往事，曾经使我痛苦。我爱过一个人，为他唱过这首歌。”

吉提睁大了眼睛，默默地、感动地望着瓦莲卡。

“我爱他，他也爱我，但是他母亲不愿意，他就娶了别人。现在他的住处就离我们不远，有时我还看到他。您没想到我也会有恋爱史吧？”她说这话时，美丽的脸上闪现出热情的火花，吉提觉得，这火花曾照亮过她的全身。

“怎么没想到？我要是个男人，一旦认识您，就不会爱任何别人。我只是不明白，他怎能为了讨好母亲而忘了您，使您成为不幸者。他真是无情无义。”

“不，他是个很好的人，我也不是不幸者，相反，我很幸福。那么，今晚我们不再唱了吗？”她说着向屋子走去。

“您真好，您真好！”吉提大声说，拦住并吻了吻她。“我要能有一点像您就好了！”

“您为什么要像别人呢？您自己就很好。”瓦莲卡露出温柔、疲倦的笑容，说。

“不，我一点也不好。请您告诉我……等一等，我们再坐一会儿，”吉提说罢，又让她挨着自己在长凳上坐下来。“告诉我，人家漠视您的爱，不愿意……想起来您不觉得委屈吗？”

“他并不漠视。我相信他是爱我的，但他又是个孝子……”

“那么，如果不是母亲之命，而是他自己的意思呢？……”吉提说，感到自己秘密败露，而那一脸的羞赧早就揭穿了她的心事。

“那是他自己行为不端，我就不会同情他了。”瓦莲卡回答，显然她知道现在已经不是在谈她，而是在谈吉提了。

“那么委屈呢？”吉提说，“委屈是忘不了的，忘不了的。”她想起了上次舞会上音乐停止时她那委屈的目光。

“有什么可委屈呢？又不是您行为不端，是吧？”

“比行为不端还要糟，是丢尽了脸。”

瓦莲卡摇摇头，把一只手搭在吉提的手上。

“有什么丢脸的？”她说，“您总不能对一个完全漠视您的人说您爱他吧？”

“当然不能。我从来没对他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但是他知道。不，不，是从眼神中，从举止上。我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忘记的。”

“那又怎么样呢？我不明白。问题在于，您现在还爱不爱他。”瓦莲卡直截了当地说。

“我恨他。我也不能原谅自己。”

“那又为什么？”

“丢脸，委屈。”

“唉，要是人人都像您这样多愁善感，那怎么行呢？”瓦莲卡说，“每个姑娘都经历过这种事。这些都不重要。”

“那么，什么才重要呢？”吉提惊奇地注视着她的脸，问道。

“哦，重要的事情很多。”瓦莲卡微笑说。

“到底是什么呢？”

“啊，有好些事比这个更重要。”瓦莲卡回答，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时候屋里传来了公爵夫人的声音。

“吉提，天凉了！把披肩拿去，要不就回屋里来。”

“哦，我真该走了！”瓦莲卡说着站起来。“我还得到贝尔特夫人那里去，她说过要我去的。”

吉提拉着她的手，用热切、好奇和恳求的目光望着她，仿佛在问：“是什么，是什么最重要的东西使您的心情这样平静呢？您知道，您告诉我吧。”然而瓦莲卡甚至弄不懂吉提何以那样看着她。她只记得今晚还要去看贝尔特夫人，然后在十二点钟妈妈喝茶以前赶回家。她进了屋，收拾好乐谱，向大家告了别，就准备走。

“请允许我送送您。”上校说。

“现在这样晚了，一个人怎么走呢？”公爵夫人附和道，“我叫帕拉莎送您吧。”

吉提看见，瓦莲卡听说要送她回去时忍不住微微一笑。

“不必了，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从来没出过事。”她拿起帽子说，又吻了吻吉提，来不及告诉她什么是重要的事，就夹着乐谱，迈着矫健的步子，消失在夏夜的幽暗中，把那个秘密——什么事情重要以及什么力量赋予她如此令人羡慕的平静和自尊——也带走了。

三十三

吉提认识了斯塔尔夫人。这一结识，还有同瓦莲卡的友谊，不但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且也在她悲伤的时候抚慰了她。她得到慰藉是因为通过与她俩的交往，在她面前展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这是完全不同于她的既往的世界，从这个崇高美好的世界可以平静地审视以往发生的事情。在她面前，除了七情六欲的本能生活，又出现了一种精神生活。这种生活是由宗教所揭示，但又丝毫不同于吉提从小熟悉的那种宗教，那种跟熟人们一起在寡妇收容所做日祷和晚祷、和牧师一同背诵斯拉夫经文的宗教。这是一种同美好的思想感情有联系的崇高而神秘的宗教。这种宗教不但必须信仰，而且值得珍爱。

这一切吉提并不是从别人的话语中了解到的。斯塔尔夫人和吉提谈话时，把她当做可爱的小孩，像回忆自己的青春那样欣赏她。只有一次斯塔尔夫人提到，在人类的苦难中唯有爱和信仰能带来慰藉，基督怜悯我们的痛苦是无微不至的，但说到这里她马上转变了话题。然而，吉提从她的每个动作、每一句话，从她那吉提称之为天国般的眼神中，特别是瓦莲卡告诉她的斯塔尔夫人的整个身世中，总之，从各个方面懂得了“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这一点她从前是不知道的。

但是，尽管斯塔尔夫人品格高尚，身世感人，言谈高雅温和，吉提却无意中在她身上发现了某些令人费解的地方。她注意到，斯塔尔夫人问到她的亲属时，曾轻蔑地微微一笑，这有悖于基督教忠厚之道。她还发现，有一次斯塔尔夫人住处来了一位天主教神父，斯塔尔夫人尽量把脸藏到灯罩的阴影里，并且异样地微笑着。这些虽说是细枝末节的发现，却使吉提困惑不解，对斯塔尔夫人产生了疑窦。然而瓦莲卡孑然一身，没有亲友，没有欲望和遗憾，带着她那份惆怅和无奈，却成了吉提理想中的完人。她从瓦莲卡身上领悟到：只要做到忘我和爱人，就能够心安理得、幸福美满。吉提想成为这样的人。现在她明白了什么事是最重要的，就不想只停留在口头上的赞美，而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展现在面前的新生活中去。根据瓦莲卡所讲的斯塔尔夫人及其他一些她提到名字的人在做的事情，吉提也有了自己未来生活的打算。瓦莲卡对她讲过许多关于斯塔尔夫人的侄女阿林的事，吉提也将照她那样，无论住在哪里，都要去寻找不幸者，尽力帮助他们，发给他们福音书，向病人、犯人和临终的人诵读福音书。她想学阿林的样给犯人们念福音书，这个想法特别使她着迷。这些秘密愿望吉提既没有对母亲，也没有向瓦莲卡透露过。

吉提一方面等待时机大展宏图，另一方面，眼下在矿泉就有不少病人和不幸者，她很容易找到机会仿效瓦莲卡，实施自己的新原则。

起初，公爵夫人只发现吉提处在一种强烈的影响下，这种影响她称之为对斯塔尔夫人、特别是对瓦莲卡的倾慕。她看到吉提不仅模仿瓦莲卡的行为，而且不自觉地学她说话走路的姿态和眨眼睛的样子。后来公爵夫人才注意到，女儿并不仅仅是仰慕别人，在她自己身上发生着某种精神上的重大转折。

公爵夫人发现，吉提每晚都读斯塔尔夫人送给她的法文福音书，这是从前没有过的；还发现她回避社交界的熟人，却同瓦莲卡关照的那些病人，特别是患病的穷画家彼得罗夫一家人来往。吉提在这个家庭里履行护士职责，显然以此为荣。这些尽是好事，公爵夫人都不反对，何况彼得罗夫的妻子又是个正派女人，而且那位德国公爵夫人看到吉提做这些事，也称赞她是抚慰天使。这一切本来都很好，要是做得不过分的话。但公爵夫人发现女儿有些走极端，于是就向她指出。

“无论何时何事都不宜走极端。”她对女儿说。

女儿没有回答，她只在心里想，基督教事业是没有什么过分可言的。有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伸过去；有人剥你的外衣，你把内衣也送给他。遵循这种教义，还说什么过分二字呢？但公爵夫人不喜欢这样的过分行为，她觉得吉提现在不愿意同她推心置腹，这更加使她不快。吉提确实对母亲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感情。这倒并非因为她不再敬爱母亲，而只是因为她是她的母亲。她情愿告诉任何别人，而不愿告诉母亲。

“安娜·帕夫洛夫娜好些日子没到我们家来了，”公爵夫人有一次提起彼得罗娃说，“我请过她。她好像有点不高兴。”

“不，妈妈，我没有发现她不高兴。”吉提脸一红，说。

“你好久没上他们家去了吗？”

“我们准备明天去游山。”吉提回答。

“好嘛，你们去吧。”公爵夫人说，注视着女儿窘迫的脸色，猜想她发窘的原因。

当天，瓦莲卡来吃午饭时告诉她们，安娜·帕夫洛夫娜改变主意，明天不进山了。公爵夫人看见吉提的脸又红了。

“吉提，你和彼得罗夫一家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只剩下母女俩时，公爵夫人问道。“为什么她不再派孩子来，自己也不上我们这儿来了呢？”

吉提回答说，她们之间没有任何芥蒂，她真不明白安娜·帕夫洛夫娜为何对她不满。吉提说的全是实话。她的确不知道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改变态度的原因，不过她也猜到了几分。她的猜测既不能告诉母亲，也不曾对自己诉说过，这种事只能心里知道，甚至对自己也说不出口，因为倘若是误会就太可怕太丢脸了。

她一再回想自己同这一家人的关系。她想到同安娜·帕夫洛夫娜见面时她那和善的圆脸庞上流露出来的喜悦；想到她俩暗地里商量要使病人丢下有害健康的工作，带他出去散步；想到那家最小的男孩子叫她“我的吉提”，非得她在旁边才肯躺下来睡觉。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然后她又想起了彼得罗夫穿着褐色常礼服的羸弱的身体、细长的脖子、稀疏的鬈发、最初使吉提感到害怕的浅蓝色眼睛，还有他在她面前强打精神的吃力样子。她想到自己初见他时，竭力克制着大凡见到肺痨病人都会产生的嫌恶心理，挖空心思找出些话来对他说。她想起他用怯生生的感动的目光望着她，她既同情他，又有些难为情，又意识到自己是在行善，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这一切是多么美好！但这些都是开始时的情形。现在，也就是几天前，事情一下子变糟了。安娜·帕夫洛夫娜假装殷勤地接待吉提，却在时刻观察着她和丈夫。

难道说，她接近他时，他露出由衷的喜悦，这就是安娜·帕夫洛夫娜冷落她的原因吗？

“对了，”吉提想了起来，“难怪前天她有些不自然，完全不像她那善良的性格，不高兴地对我说：‘您瞧，他一直在等您，您不来他就不肯喝咖啡，也不看看自己虚弱成什么样子了。’”

“可能就是这样。我递给他毛毯，她也不高兴。这本是平常小事，可是他显得那样局促不安，谢了好半天，弄得我也难为情起来。还有我的那幅肖像，他画得真好。但主要还是他的眼神，腼腆而温柔！对，对，是这样的！”吉提害怕地连连对自己说。“不，不能这样，这不可能！他太可怜了！”她接着又这样对自己说。

这场猜疑使她美好的新生活蒙上了阴影。

三十四

谢尔巴茨基公爵到过卡尔斯巴德之后，又去巴登和基辛根拜访了俄国朋友，据他说，是去呼吸一下俄罗斯空气。直到矿泉疗程快要结束时他才回到家人身边。

公爵和公爵夫人对国外生活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公爵夫人认为国外样样都好，尽管她在俄国有稳固的社会地位，在国外却一心想装得像一位欧洲太太，因为她还不像，她只是一位俄国官太太，所以就装模作样，弄得自己也有点不自然。公爵则相反，认为国外样样都糟。他讨厌欧洲生活，保持着自己的俄国习惯，在国外故意显得比原来更不像一个欧洲人。

公爵回来时人瘦了，脸颊的皮肉下垂了，但情绪极好。他看见吉提完全康复的样子，更加高兴。但听说吉提同斯塔尔夫人及瓦莲卡交上了朋友，公爵夫人又说她观察到吉提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公爵就不安起来，他照例又产生了疑忌和恐惧，生怕女儿背着他受人诱惑，离开他的呵护而误入歧途。好在公爵一向心宽似海，从卡尔斯巴德矿泉回来后更显得宽厚乐观，这些不愉快的消息也就在他心中消融了。

回来后的第二天，公爵穿上长大衣，浆硬的领子撑着他微肿的面颊，脸上带着他那俄国式的皱纹，兴高采烈地同女儿一起去矿泉。

这是一个晴好的早晨。这些带小花园的整洁明亮的房屋，这些脸色红润、胳膊发红的德国侍女，她们喝足了啤酒开心干活的样子，还有这灿烂的阳光，都使人心旷神怡。但是，他们越走近矿泉，遇见的病人就越多，在如此舒适的德国日常生活中这些病人的模样显得更加可怜。这种反差已不再使吉提感到惊讶。在她看来，灿烂的太阳，草木明亮的闪光，还有一阵阵音乐，正是一幅天然的背景，衬托出所有这些熟悉的面孔以及她总在观察着的他们健康状况的好转和恶化。但是在公爵眼里，这六月的晨光，乐队正在演奏的时髦华尔兹欢乐舞曲，尤其是这班健壮的德国侍女的模样，同这些来自欧洲各地的行尸走肉结合在一起，实在有伤大雅，不成体统。

同爱女挽臂而行，他感到自豪，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但是现在他又因为自己步伐矫健、肢体肥硕而局促不安，甚至有些害臊。他觉得自己就像赤身露体展示于稠人广众之前。

“给我介绍介绍你的那班新朋友吧，”他用胳膊肘夹夹女儿的手臂说，“现在连这个讨厌的索登矿泉我也喜欢上了，因为它治好了你的病。只是你们这儿太憋闷了。这是谁呀？”

他们遇到一个个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吉提向他一一说出他们的姓名。在花园入口处他们遇见了失明的贝尔特夫人和她的引路侍女。法国老妇人一听见吉提的声音脸上就露出了亲切的表情，这使公爵很高兴。她马上以法国人那种过分殷勤的劲儿同公爵攀谈起来，夸奖他有这样一个好女儿，当面把吉提捧上了天，又是叫她珍珠宝贝，又是称她抚慰天使。

“哦，那她是第二号天使了，”公爵笑着说，“她把瓦莲卡小姐叫做第一号天使呢。”

“哦！瓦莲卡小姐真正是一位天使，没说的。”贝尔特夫人跟着说。

他们在游廊里遇见了瓦莲卡。她拿着很雅致的红色手提包，匆匆迎面走来。

“瞧，我爸爸也来了！”吉提对她说。

瓦莲卡做了个介于鞠躬和屈膝之间的动作，做得简单而自然，像她所有的动作那样。她也像对所有人一样，马上落落大方地和公爵交谈起来。

“不用说，久仰大名，真是久仰，”公爵笑着对她说，吉提高兴地看出，父亲喜欢她的这位朋友。“这样急急忙忙您上哪儿去呀？”

“妈妈在这儿，”她对吉提说，“她一夜没睡觉，医生劝她到户外来。我替她拿来点针线活。”

“这就是第一号天使啰！”瓦莲卡走后，公爵说。

吉提看出来他想取笑一下瓦莲卡，但他没有做到，因为他挺喜欢这个瓦莲卡。

“这下子我们能见到你所有的朋友了，”他又说，“还有斯塔尔夫人，如果她肯赏脸见我的话。”

“难道你认识她，爸爸？”吉提惊骇地问道，她发现在提到斯塔尔夫人时公爵眼睛里闪出嘲笑的火花。

“我认识她丈夫，同她也算认识，那还在她加入虔诚教派以前。”

“什么叫虔诚教派啊，爸爸？”吉提问道，她很惊骇，斯塔尔夫人身上令她崇敬的东西居然还有个名称。

“我自己也不很清楚。只晓得她凡事都要感谢上帝，包括所有的不幸，甚至丈夫死了她也感谢上帝。结果弄得很可笑，因为他们生活得很糟。”

“那人是谁呀？瞧他一副可怜相！”他问，看见长凳上坐着一个身材不高的病人，穿着褐色外套和白色裤子，那裤子在瘦骨嶙峋的腿上皱起一些怪样的褶子。

那位先生举了举头上的草帽，露出稀疏的鬈发和被帽子扣出的不健康的红色的高高前额。

“那是画家彼得罗夫，”吉提涨红了脸回答，“那一位是他妻子。”她指了指安娜·帕夫洛夫娜，补充道。他们刚要走近前去，安娜·帕夫洛夫娜故意走开了，去追赶那个跑到小路上去的孩子。

“他真可怜，但他的脸很可爱！”公爵说，“你怎么不走过去呀？他想跟你说话吧？”

“好，我们过去，”吉提说，毅然转身走去。“今天您身体怎么样？”她问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拄着手杖站起来，怯生生地望了望公爵。

“她是我女儿，”公爵说，“有幸认识您。”

画家鞠了一躬，笑了笑，露出一排异常白亮的牙齿。

“昨天我们等候您，公爵小姐。”他对吉提说。

他说话时身子晃了一下，接着又晃了一下，竭力表明他这个动作是故意的。

“我本想去的，可是瓦莲卡说，安娜·帕夫洛夫娜让她来告诉我，你们不去游山了。”

“怎么会不去呀？”彼得罗夫说，脸一红，顿时咳嗽起来，四下张望找他妻子。“阿涅塔，阿涅塔！”他喊道，又细又白的脖子上暴起了绳子似的一道道青筋。

安娜·帕夫洛夫娜走了过来。

“你怎么叫人告诉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他嗓音发哑，气冲冲地低声对她说。

“您好呀，公爵小姐！”安娜·帕夫洛夫娜佯笑着说，完全不像她平时对人说话的样子。“很高兴认识您，”她又对公爵说，“这边早就在盼望您了，公爵。”

“你怎么叫人告诉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呢？”画家又一次哑声低语道，火气更大了，而嗓子却不听使唤，无法表达出他想表达的情绪，他显然因此愈加恼火。

“哎呀，我的天！我原以为我们不去了呢。”妻子懊丧地回答。

“当然啰，既然……”他又咳起来，挥了挥手。

公爵举了举帽子，同女儿走开了。

“唉，唉！”他深深叹息道，“唉，不幸的人！”

“是的，爸爸，”吉提说，“知道吧，他们有三个孩子，没有用人，几乎身无分文。他只能从美术学院得到一点救济。”吉提讲得很起劲，想借此克制住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改变态度所引起的情绪波动。

“瞧，那就是斯塔尔夫人。”吉提指着一辆轮椅说。轮椅里用灰色和蓝色褥子裹着一团东西，四周塞满了垫枕，那东西还撑着一柄阳伞。

这正是斯塔尔夫人。在她身后站着一名脸色阴沉的德国壮汉，是替她推车的工人。旁边站着一位淡黄头发的瑞典伯爵，吉提知道他的名字。几个病人在轮椅旁驻足，像看一件稀罕东西似的看这位夫人。

公爵走到她跟前。吉提立刻在他眼睛里又看到了那使她困惑不解的嘲笑的火花。他来到斯塔尔夫人面前，彬彬有礼，和颜悦色，用如今只有少数人能讲的精熟的法语同她攀谈起来。

“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为了感谢您对小女的雅意，我只好提醒您一下我是谁。”他说罢脱下帽子，没有再戴上。

“亚历山大·谢尔巴茨基公爵，”斯塔尔夫人说，向他抬起她那天国般的眼睛，吉提在其中看到了不悦的神色。“见到您我很高兴。我很喜欢您的女儿。”

“您身体还是欠安吗？”

“我已经习惯了。”斯塔尔夫人说罢，给公爵和瑞典伯爵作了介绍。

“可是您的样子倒没有怎么变，”公爵对她说，“我有十年还是十一年没见到您了。”

“是啊，上帝给人十字架，也给人背它的力量。我时常觉得奇怪，为什么还要这样苟延残喘……盖那一边！”她没好气地对瓦莲卡说，见她用毛毯替她盖腿盖得不对。

“总是为了行善积德吧。”公爵眼睛里含着笑说。

“这事不该我们来判断，”斯塔尔夫人说，她看出了公爵脸上微妙的表情。“那么，亲爱的伯爵，您会把那本书给我送过来吗？非常感谢。”她对年轻的瑞典人说。

“啊！”公爵看见莫斯科来的上校也站在旁边，就大声招呼他，然后向斯塔尔夫人鞠了一躬，带着女儿和跟他们结伴的莫斯科上校走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贵族啊，公爵！”莫斯科上校有意显出嘲笑的样子说，他因为斯塔尔夫人不愿同他认识而耿耿于怀。

“她总是这副样子。”公爵说。

“您在她得病前就认识她，公爵，也就是说，在她卧床不起以前啰？”

“不错。我亲眼目睹她是怎样倒下的。”公爵说。

“听说她有十年没起床了。”

“她不起床，因为她是个短腿女人。她的体形非常难看……”

“爸爸，这不可能！”吉提叫了起来。

“饶舌的人都这样说，我亲爱的。你那位瓦莲卡真是够受的，”他又说，“唉，这班闹病的太太们哪！”

“不，爸爸！”吉提起劲地分辩道，“瓦莲卡崇拜她。再说，她广行善事！随便你问谁都行！谁都知道她和阿林。”

“也许吧，”他用胳膊肘夹夹她的手臂说，“既然是行善，问谁谁也不知道，岂不更好。”

吉提不说话了，倒不是因为她无话可说，而是即使在父亲面前，她也不愿披露内心的秘密。然而奇怪的是，尽管她不想附和父亲的见解，不想让他进入她心中的圣地，她还是感觉到，整整一个月来珍藏在她心中的斯塔尔夫人的神圣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地消失了。好比用一件旧衣裳装成的人形，等你看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不会把它当真了。现在她头脑里只剩下一个由于体形丑陋而卧床不起的短腿女人，这个女人仅仅因为任劳任怨的瓦莲卡没有盖好毛毯就折磨她。不管吉提怎样努力想象，她也无法恢复她心目中原来的斯塔尔夫人形象了。

三十五

公爵的快乐情绪感染了家人和朋友，甚至他们那位德国居停主人。

公爵同吉提从矿泉回来后，邀请上校、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和瓦莲卡一起喝咖啡。他吩咐把桌椅搬到小花园的栗树底下，在那里摆早餐。在他快乐情绪的影响下，连房东和仆人都变得活跃了。他们知道他的慷慨。半小时后，住在楼上的那位生病的汉堡医生，以羡慕的眼光从窗户里望着栗树下面这一群健康快乐的俄国人。在一圈圈摇曳不定的树叶阴影下，铺着白桌布的餐桌上摆满了咖啡壶、面包、黄油、干酪和野味冷盘。公爵夫人扎着一条紫带子抹额，坐在桌边给大家分发咖啡和面包片。公爵坐在桌子另一头，一面开怀大嚼，一面高声谈笑。他把买来的东西都摊放在身边，有雕花木匣、小玩具和各种各样的裁纸小刀。这些东西是他从各个矿泉疗养地买来分赠众人的，其中也包括德国侍女利斯亨和房东。他用蹩脚可笑的德语跟房东打趣说，治好吉提病的不是矿泉水，而是房东的美味伙食，特别是那道黑李子干做的汤。公爵夫人取笑丈夫的俄国老习惯，她今天显得快乐而兴奋，这是她到矿泉以来从未有过的。上校听公爵讲笑话时照例面带微笑，但是关于欧洲问题，他自认为有悉心的研究，并赞同公爵夫人的观点。好心眼的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听公爵说笑话，直笑得前仰后合。就连瓦莲卡也被公爵的笑话逗得几乎笑瘫，她的笑声不大但颇有感染力，这是吉提不曾见过的。

这一切都使吉提高兴，但她的内心始终不能释然。父亲对她的朋友及她如此热爱的生活所持的乐观态度，无意中给她出了一道无法解答的难题。这道题里还加上她同彼得罗夫一家人关系的变化，今天已经明显而不愉快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变化。大家都很快乐，而吉提没有快乐，这样她就愈加痛苦。她感到就像童年时那样，她被关在自己房间里受罚，却听见姐姐们在外面有说有笑。

“哎，你买这么一大堆东西干什么？”公爵夫人说，笑嘻嘻地把一杯咖啡递给丈夫。

“出去散步的时候，走到小铺子边，人家就请你买东西，说：‘大人，阁下，殿下[19]。’唉，他们一叫我‘殿下’，我就忍不住了，三十马克就没有了。”

“你只是因为无聊。”公爵夫人说。

“当然是无聊。真无聊啊，妈妈，都不知道怎样打发日子。”

“怎么会无聊呢，公爵？现在德国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说。

“有趣的东西我全知道。什么黑李子干汤，豌豆灌肠，我全都知道。”

“不，不管您怎么说，公爵，他们的制度还有些意思。”上校说。

“有什么意思？他们全都得意洋洋，像一个个铜币，全是一个样。他们把谁都打败了。哼，我有什么好得意的呢？我没有打败任何人，我只好自己脱靴子，自己把它放到门外边去。早晨一起床，马上就得穿好衣服，到客厅里去喝那口难喝得要命的茶。在家里可完全不同啦！你可以慢吞吞地醒过来，耍耍脾气，发个牢骚，然后好好定一下神，把各种事情都考虑好，不慌也不忙。”

“时间就是金钱，您忘记这一条了。”上校说。

“什么时间！还有另外一种时间，你可以拿一个月换取半卢布，也可以把半小时当成无价宝。你说对不对，卡坚卡？你是怎么了，没精打采的样子？”

“我没什么。”

“您上哪儿去？再坐一会儿吧。”他对瓦莲卡说。

“我该回家了。”瓦莲卡说着站起来，又笑个不停。

笑完后，她道了别，进屋去拿帽子。吉提跟着她进去。现在她觉得瓦莲卡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她没有变坏，但是跟吉提想象中原来的她不一样了。

“啊哟，我好久没这么笑过了！”瓦莲卡收拾起阳伞和手提包说。“您爸爸他真可爱！”

吉提不作声。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瓦莲卡问。

“妈妈想到彼得罗夫家去。您不去吗？”吉提试探地问瓦莲卡。

“我去，”瓦莲卡答道，“他们准备走了，我答应帮他们收拾行李的。”

“那我也去吧。”

“不，您干吗要去？”

“为什么不能去？为什么？为什么？”吉提睁大眼睛说，抓住瓦莲卡的伞不让她走。“不，您等等，为什么我不能去？”

“是这样，您爸爸他回来了。再说，他们也不大好意思见您。”

“不，您告诉我，为什么您不愿意我常到彼得罗夫家去？是您不愿意吗？为什么？”

“我没说不愿意。”瓦莲卡平静地说。

“不，请您告诉我！”

“要我全告诉您吗？”瓦莲卡问。

“全告诉我，全告诉我！”吉提紧接着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家这样称呼画家）原先想早点回去，可是现在他不想走了。”瓦莲卡微笑着说。

“说下去！说下去！”吉提闷闷地望着瓦莲卡，催她讲。

“嗯，不知为什么，安娜·帕夫洛夫娜说，他不想走是因为您在这里。当然，这样说不大合适，不过为了这事，为了您他们吵架了。您也知道，这些病人脾气可大了。”

吉提一言不发，眉头锁得越来越紧。只有瓦莲卡一人在说话，竭力劝慰吉提，她看见吉提马上就要发作，只是不知道她怎样发作，是用眼泪还是言语。

“所以您还是不去为好……您要理解，您别生气……”

“是我活该！是我活该！”吉提急急地说，把伞从瓦莲卡手里抓过来，眼睛却没有看着她。

瓦莲卡见朋友这副孩子气的愤怒模样想笑，却又怕伤了她的自尊心。

“怎么是活该，我不明白。”她说。

“我活该，因为这一切都是做作出来的，都是想当然，而不是出于内心。别人的事与我有何相干？结果我倒成了人家吵架的原因，我做了谁也没有请我去做的事情。就因为这一切都是做作！做作！做作！……”

“为什么要做作呢？”瓦莲卡低声说。

“唉，真是愚蠢而可恶！我完全没有必要……全都是做作！”她说，把阳伞打开又合上。

“到底为了什么呢？”

“为了在别人和自己面前，为了在上帝面前显得更好些，为了欺骗大家。不，现在我决不照这样做了！宁可当个坏女人，至少也不是说假话的女骗子！”

“谁是骗子呢？”瓦莲卡用责备的口吻说，“您意思是说……”

吉提正在火头上，哪里让她把话说完。

“我不是说您，根本不是说您。您是完美的人。对，对，我知道，您向来完美无缺。我是恶劣的人，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我不恶劣，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让我还回到我本来的样子，不要再做作了。安娜·帕夫洛夫娜同我有何相干！他们过他们的日子，我过我的。我不可能是别的样子……这些都不对头，不对头！……”

“什么事不对头呀？”瓦莲卡摸不着头脑地问。

“一切都不对头。我只能凭良心过日子，可您要按规矩过日子。我只是喜欢您，可您是为了拯救我和开导我！”

“您这样说不公平。”瓦莲卡说。

“我不是说别人，只说我自己。”

“吉提！”传来了母亲的喊声，“你过来，把你的珊瑚项链让爸爸看一下。”

吉提没有跟朋友和解，一脸傲气地从桌上拿起项链盒，到母亲那里去了。

“你怎么了？脸色为什么这样红？”父母异口同声地问。

“没事儿，”她回答，“我马上就来，”说罢她又跑回去。

“她还在这里！”她想，“天哪，我可对她说什么好！我干的好事，我说的什么话呀！为什么我要伤她的心？我怎么办？对她说什么好呢？”吉提想着，在门口站住了。

瓦莲卡戴着帽子，手里拿着阳伞坐在桌边，察看被吉提弄断的弹簧。她抬起头来。

“瓦莲卡，请原谅我，原谅我吧！”吉提走到她跟前，低声说。“我不记得我都说了些什么。我……”

“我真的并不想使你难过，”瓦莲卡微笑着说。

她们和解了。自从父亲回来以后，吉提生活的那个天地完全变了样。她并不摈弃她所了解到的一切，但是她懂了，她原以为自己想做怎样的人就会成为那样的人，其实，那是自我欺骗。她如梦初醒，觉得要保持她想达到的那种崇高境界而又不做作和夸耀，那是多么困难。她还感到，她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悲伤、疾病和垂死的人们，是多么难耐。她为了爱这个世界所作的努力又是多么令她痛苦。她真是想快些回到新鲜的空气里，回到俄国，回到叶尔古绍沃去——她接信知道多莉姐姐带着孩子们搬到那里去了。

然而她对瓦莲卡的友爱一如既往。告别时，吉提一再要她到俄国去看他们。

“等您出嫁的时候，我一定去。”瓦莲卡说。

“我永远不出嫁。”

“那我就永远不去。”

“好吧，那我就为了这个去嫁人。您可千万要记住您的诺言！”吉提说。

医生的预言应验了。吉提恢复了健康，回到了俄国家中。她不像过去那样无忧无虑、欢天喜地，但她的心情是宁静的。她在莫斯科的那些伤心事已经成为过去。

[1]多莉的昵称。

[2]“半上流社会”，指资产阶级社会中不属于上流社会，但模仿上流社会生活的妇女。

[3]塔列兰（1754—1838），法国外交家。

[4]考尔巴赫（1805—1874），德国画家，曾为歌德和席勒的作品绘制插图。

[5]指旧时兰姆布利耶公爵夫人（1588—1655）所组织的文艺沙龙。

[6]原文为英文。

[7]指复活节前的四十天，又称大斋期。

[8]大斋前的一个星期。基督教传入之前，这是斯拉夫民族的春天节日。

[9]“蜜饯”、“堆肥”二词，俄语一音之差，此处恐系说话人口误。

[10]传说中公元3世纪的克尔特族武士兼行吟诗人。

[11]即俄丈，1沙绳等于2.134米。

[12]德国作家歌德所著《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主人公。

[13]一种白葡萄酒。

[14]原文为英文。

[15]原文为英文。

[16]原文为英文。

[17]原文为德语音译。

[18]原文为德文。

[19]原文为德语音译。

一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在脑力劳动之后，想休息一下，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去国外旅行，却在五月底来到乡下他弟弟家里。照他的看法，最美好的生活是乡村生活。他现在到弟弟这儿来享受这种生活。康斯坦丁·列文见到哥哥来很高兴，特别是因为他预料今年夏天尼古拉哥哥不会来了。尽管康斯坦丁·列文敬重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但是在乡下和哥哥一起生活，他却觉得不自在。他感到别扭，甚至不愉快，是由哥哥对乡村的那种态度所引起的。对康斯坦丁·列文来说，乡村是生活之地，也就是欢乐、苦难与劳动之地；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说，乡村既是劳动后的休息之地，又是一种能有效地清洗污浊环境的消毒剂，他相信它的效力，乐于接受它。对康斯坦丁·列文来说，乡村好，是因为它是从事绝对有益的劳动的地方；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说，乡村特别好，却是因为在那儿可以而且应该闲着不干事。此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待农民的态度也使康斯坦丁有点反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爱农民，而且了解他们，并经常与庄稼汉聊天。他还说，他善于与他们交谈，不装腔作势，不弄虚作假，从每次谈话中他都能得出有利于农民的结论，这证实了他是了解他们的。康斯坦丁·列文不喜欢这种对待农民的态度。对他来说，农民只是共同劳动的主要参与者。虽然他尊敬庄稼汉，对他们怀着一种血脉相通的感情——据他自己说，他具有这种感情大概是由于他吃过农家出身的奶妈的奶，虽然他和他们一起参加劳动，有时赞赏他们的力量、温顺和公正，但是当共同劳动需要其他品质时，他却常常又会因为农民的马虎、懒散、酗酒和说谎而恼火。要是别人问他爱不爱农民，康斯坦丁·列文肯定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对农民像对其他人一样，又爱又不爱。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自然，对人们的爱多于不爱，对农民也是如此。但是他无法把农民作为特别的人们来爱或者不爱，因为他不仅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不仅同他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而且他认为自己也是农民的一分子，没有看出自己有任何特别的优点和缺点，无法把自己和农民相比较。此外，尽管他作为主人和调解人，特别是作为出主意的人（庄稼汉都相信他，经常走上四十俄里的路来向他求教），与庄稼汉们关系密切地生活了这么多年，却对农民没有任何固定的看法。要是有人问他是否了解农民，他会像问他是否爱农民一样感到难于回答。说他了解农民，对他来说就等于说他了解所有的人。他经常观察和探究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包括他认为善良而有趣的农民，他在他们身上不断地发现新的特点，改变了过去对他们的看法，并且不断地形成新的观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则相反，他把自己所不喜爱的生活同乡村生活相比较，因而就喜欢和赞美乡村生活。同样，他把自己所不喜欢的那个阶级的人同农民相比较，因而也就喜欢农民，并且认为农民和一般的人根本不同。在他有条不紊的头脑里清楚地形成了对农民生活的固定看法，这种看法部分来自农民生活本身，但是大部分是由于与别的生活相比较而产生的。他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对农民的看法，始终对他们抱着同情的态度。

在弟兄俩由于对农民的看法相左而发生争论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之所以能击败弟弟，正是因为他对农民、对农民的性格、特点和趣味有明确的看法；而康斯坦丁·列文则没有任何固定不变的见解，因此在他们争论时，康斯坦丁总是处于自相矛盾的困境中。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为他的弟弟是个好青年，他的心放在正中（像他用法语所表达的）；但是他的头脑虽然相当灵敏，却容易为一时的印象所左右，所以他的看法往往前后矛盾。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有时用兄长的宽容口气向他解释事物的意义，但是同他争论却感到乏味，因为击败他太容易了。

康斯坦丁·列文把哥哥看成是一个才智卓越、学识渊博、品德极其高尚的人，认为他具有干公益事业的特殊才能。但是，列文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对哥哥的了解的深入，他内心深处日渐经常感到，这种他自己完全缺乏的干公益事业的才能也许不是特长，恰恰相反，而是缺乏一种东西——不是缺乏善良、真诚、高尚的愿望和趣味，而是缺乏活力，缺乏所谓情致这种东西，缺乏那种促使一个人从面临的无数条人生道路中作出唯一的选择，锲而不舍地坚持这一选择的热烈心愿。他对哥哥了解得越深，越是发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许多其他干公益事业的人都不是全心全意地热爱公益事业，而只是从理智上作出判断，认为从事这项事业是正当的，因而就认真地去干罢了。列文的这种看法很坚定，因为他发现，他的哥哥对公益事业和灵魂不灭问题并不比对一盘棋局或者一台新机器的精巧构造更加关心。

此外，康斯坦丁·列文在乡村与哥哥在一起感到不自在，还因为在乡村，特别是在夏天，列文总是忙于干农活，尽管夏日很长，但要干完所有该干的事，时间还是不够的，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却在这儿休息。不过，他虽来这儿休息，也就是说，他没有写作，可他习惯于脑力劳动，喜欢把出现在他脑海里的思想用简明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且喜欢有人听他叙说。他最经常的和最自然的听众便是他的弟弟。所以，虽然他们的关系十分亲密、不拘礼节，可康斯坦丁觉得丢下他独自待着总有点过意不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喜欢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一边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一边懒洋洋地聊天。

“你不会相信，”他对弟弟说，“这种乌克兰式的懒散对我来说是一种何等的享受。脑袋里什么念头也没有，一片空白。”

然而，康斯坦丁·列文坐着听他说话觉得无聊，特别是他知道，要是他不在场，农民会把肥料运到没有耕过的地里；要是自己不在旁边看着，鬼知道他们会把它堆在哪里；而且犁铧也不会拧紧，随它们脱落，然后就说，新式犁不好使，老式木犁才管用。等等。

“这么热的天，你跑得也够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不，我得到账房去一下。”列文说完，就朝田野里跑去。

二

六月初发生了一件事，保姆兼女管家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拿着一罐她刚刚腌好的蘑菇送到地窖去的时候，不小心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上，手腕摔伤了。地方自治会的医生，一个大学刚毕业、爱饶舌的年轻人来给她治病。他检查了手腕，说保姆的手没有脱臼，就给她敷上压布。他留下吃午饭，显然很高兴有机会能与著名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交谈。为了表示自己对事物持有开明的观点，医生便把当地的一切流言蜚语都告诉了他，同时还抱怨地方自治会的状况很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仔细地听着，不时地提出问题，因为有了新的听众，他感到兴奋，滔滔不绝地谈着，发表了一些中肯的、有价值的、使年轻医生钦佩的意见，从而陷入他弟弟所熟知的兴奋状态，这种状态的出现往往是在一场精彩、热烈的谈话之后。医生走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想去河边钓鱼。他爱好钓鱼，似乎还为爱好这种无聊的玩意儿而感到得意。

康斯坦丁·列文要去耕地和牧场，便提出驾轻便马车顺路把哥哥带去。

这是一年中夏季收割和播种的交接时节。今年的丰收已成定局，人们已开始考虑明年的播种，而且眼看得动手割草了。此时，黑麦已经抽穗，但还没有灌满浆，灰绿色的麦穗在风的吹拂下微微波动；绿色的燕麦和一簇簇夹在其中的黄草参差不齐地生长在晚播的田野上；早种的荞麦长势良好，已把地面全都遮盖了；被牲口踩踏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休闲地已经翻耕了一半，只留下几处未耕的过道；傍晚，运到田里的干粪堆散发的气味中混合着青草的蜜香；在洼地上，头年未割的草地里夹杂着酸模的茎秆，像一片海洋伸展着，正等待着收割。

这是农村中一年一度需要农民全力以赴的收获季节之前的短暂休闲时光。眼前丰收在望，白天晴朗炎热，夜晚短促多露。

兄弟俩到草地上去要穿过树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路上欣赏着枝叶繁茂的树林的美景，向弟弟时而指指阴面发黑、缀满黄色托叶、含苞待放的老菩提树，时而指指今年新生的树上那些像绿宝石一样闪亮的嫩芽。康斯坦丁·列文不喜欢说，也不喜欢听赞美大自然的话。他认为语言破坏了他所看见的自然美景。他随声附和着哥哥，心里却不由自主地想着别的事情。他们出了树林，这时他全神贯注于高地上休闲地的景象：那儿有的地方野草正在发黄；有的地方被践踏成一个个方块；有的地方堆积着一堆堆肥料；有的地方已经耕过了。一队大车在田野上行驶。列文数着大车，看到一切需要的东西都被运了出来，心里感到满意。他看到草地，思绪便转到割草问题上去了。在割草时他总是觉得特别有劲儿。来到草地边，列文勒住了马。

晨露还残留在茂密的下层矮草上，为了不沾湿脚，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要求弟弟驱车驶过草地，把他送到可以钓到鲈鱼的爆竹柳丛旁。尽管康斯坦丁·列文舍不得碾坏自己的草地，但他还是将车驶进了草地。长得高高的草柔软地缠绕着车轮和马腿，把自己的种子沾在湿漉漉的车辐和车毂上。

哥哥整理好钓竿，然后坐在灌木丛下，而列文把马牵到一旁拴好，走进密不透风、辽阔得像海洋一样的灰绿色草地。在积水的地方，柔软如丝的草长得齐腰高，上面结着即将成熟的种子。

康斯坦丁·列文横穿过草地，走上大路，遇见一个一只眼睛浮肿、肩上扛着一只蜂箱的老头儿。

“怎么？捕到蜂了吧，福米奇？”

“根本没捕着，康斯坦丁·米特里奇！保住自己的就不错了。这已是第二次离窝了……幸亏小伙子们骑马追回来了。他们正在为您耕地，解下马，骑上去就追……”

“哦，福米奇，你说，现在就动手割草，还是再等等呢？”

“可以割了！我们通常要到圣彼得节[1]才割。可是您割草的时间总是早一些。行啦，上帝保佑，草长得很好。够牲口吃的了。”

“你看，天气会怎么样？”

“那得听天由命。也许，天气会好下去的。”

列文走到哥哥跟前。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什么都没有钓到，但他并不感到厌倦，而且看上去兴致勃勃。列文发现哥哥与医生的那番交谈已激起哥哥的谈兴，所以他还想再与人聊聊天。可是列文却相反，只想尽快回家，安排明天割草的人，解决他非常关心的割草问题。

“行了，我们走吧，”他说。

“急什么呢？我们再坐一会儿。真是的，你怎么湿成这副模样！虽然没有钓着什么鱼，可我还是挺高兴的。钓鱼、打猎有好处，可以接触大自然。这银灰色的水有多美呀！”他说，“这长满青草的河岸，”他继续说道，“总是让我想起一个谜语——你知道吗？草对水说：让我们摇晃吧，摇晃吧。”

“我不知道这个谜语。”列文无精打采地回答。

三

“你知道，我在想你的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照那位医生对我说的话来看，你们县里的情况太不像话了；他是个相当聪明的年轻人。我过去对你说过，现在还要对你说：你不去开会，根本不参与地方自治会的事务，这样不好。如果正派人都袖手旁观，所有的事自然都会搞得很糟。我们出钱付了工资，可是没有学校，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没有药房，什么也没有。”

“要知道，我试过了，”列文不高兴地轻声回答，“我不行！有什么法子！”

“你怎么不行？说真的，我不明白。不关心，无能力，我认为都不是；难道仅仅是由于怠惰？”

“什么都不是。我试过了，发现我什么都干不了。”列文说。

他不太在意哥哥说的话。他望着河对岸的耕地，看到一个黑糊糊的东西，但是无法辨清，这是一匹马呢，还是马上还坐着管家。

“你究竟为什么干不了？你试过，但照你的说法，没有成功，于是你就认输了。你怎么这样没有自尊心？”

“自尊心嘛，”列文说，哥哥的话触痛了他的心，“我不明白。要是在大学里有人对我说，别人懂微积分，而我不懂，那才谈得上自尊心的问题。但是现在问题是首先得肯定，干这种事需要有相当的才干，尤其要确信，所有这些事都很重要。”

“怎么！难道我谈的事不重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因为弟弟认为他关心的事不重要，特别使他伤心的是，弟弟看来几乎没有在听他说话。

“我并不认为重要，也不感兴趣，你想怎么办呢？……”列文回答，他已看清，他刚才看到的是管家，大概管家让农民离开了耕地。他们把犁翻了过来。“难道已经耕完了？”他心想。

“不过，你听我说，”哥哥那漂亮、聪明的脸上露出郁郁不乐的神色，“所有的事都得有个限度。一个人有独特的个性，忠厚老实，不矫揉造作，那很好，这我全都知道；但是，你说的话要么毫无意思，要么太不合情理。你爱农民，怎么会认为替农民干事不重要，你还肯定……”

“我从来没肯定过。”康斯坦丁·列文心想。

“……难道见死不救吗？无知的农妇让孩子活活死掉，农民愚昧无知，听凭乡村文书的使唤，你有办法帮助他们，却不去帮助，因为依你的看法，这种事并不重要。”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为弟弟之所以会如此，不外乎两个原因：要么智力不够，无法看出自己能做到的一切；要么不愿放弃自己安宁的生活，不愿摆脱虚荣心。但他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种。

康斯坦丁·列文感到，他只好屈服或者承认对公益事业缺乏热情。这使他觉得委屈和伤心。

“两者都有，”他断然说，“我看不出，有可能……”

“怎么？合理分配资金，提供医疗救护，这不可能吗？”

“我认为，不可能……我们这个县面积四千平方俄里，冰雪融化时路不好走，暴风雪不断，农活又忙，我看不可能提供普遍的医疗救护。而且我根本就不相信医药。”

“唉，对不起，这话不对……我可以向你举出数千个例子……那么学校呢？”

“要学校干什么？”

“你在说什么？难道可以怀疑教育的作用？如果它对你有好处，那对任何人也一样。”

康斯坦丁·列文觉得自己在道义上被逼到了绝境，便发起急来，不由自主地说出自己不关心公益事业是主要原因。

“也许这一切都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要操心建立我永远不享用的医疗站，创办我不会、农民也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去的那种学校？而且我无法坚信，有必要把孩子们送进学校。”他说。

这个出乎意料的想法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吃了一惊，但是他马上想出了新的攻击计划。

他沉默了一会儿，提起一根钓竿，又抛进水里，然后微笑着对弟弟说：

“哦，对不起……首先，医疗站是需要的。瞧，我们为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请来了地方自治会的医生。”

“哼，我看她的手只能一直弯曲了。”

“这还难讲……再说，能读会写的庄稼汉、雇工你更需要，更难得。”

“不，你随便去问谁，”康斯坦丁·列文斩钉截铁地说，“有文化的雇工更糟糕。再说路是修不好的；而桥一造好，材料就被偷掉。”

“不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起了眉头，他不喜欢人家说话前后矛盾，特别是不断地转变论点，毫无关联地引出种种新的论据，使人无从回答。“不过，问题不在这里。等一下，你是否承认教育有益于人民？”

“我承认。”列文随口答道，但马上想到，说的不是心里话。他觉得，如果他承认这一点，结果将被证明他说的都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他不知道，哥哥会怎么向他证明，但他知道，哥哥会从逻辑上着手，于是他等待着这种论证。

论证比康斯坦丁·列文预期的要简单得多。

“如果你承认这是有益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你，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就不可能不热爱和不同情这项事业，因此也不可能不乐意为它工作。”

“但是我还没有承认这是好事。”康斯坦丁·列文说，他脸红了。

“怎么？你刚才还说过……”

“那就是说，我没有承认这是好事，也没有承认有可能办到。”

“你不作出努力，就不可能了解它。”

“好，就算是吧，”列文说，尽管他根本不这么认为，“就算是这样，可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操心。”

“这是什么话？”

“不，既然我们谈开了，那你就从哲学的观点上向我解释一下，”列文说。

“我不明白，干吗要扯到哲学上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列文觉得哥哥的口气好像不承认他有权谈论哲学似的，这使他恼怒。

“我告诉你！”他激昂地说，“我认为，我们一切行为的动力毕竟是个人的幸福。我是一个贵族，在地方自治机关里，我没有看到任何可以增添我的福利的东西。道路没有改善，也不可能改善；我的马驮着我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行走。医生和医疗站我不需要，调解法官我也不需要，我从来不去找他，将来也不会找他。学校我不但不需要，而且，我已经对你说过，它甚至有害。对我来说，地方自治机关只是让人承担义务，每俄亩地要交十八戈比，还得坐车进城，和臭虫一起过夜，听各种胡言乱语，而没有个人利益激励我。”

“对不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着打断他的话，“个人利益并没有激励我们从事解放农民的工作，而我们却为它工作过。”

“不！”康斯坦丁更加激昂地插言说，“解放农民是另一码事。这里带有个人利益。我们都想摆脱缠住我们这些善良人们的那种羁绊。但是作为一个地方自治会的议员，就得讨论需要多少淘厕所、淘污水坑的工人，讨论怎么铺设城里的下水道，而我又不生活在城里；作为一个陪审员得去审讯一个偷了一块火腿的农夫，一连六小时听着辩护人和公诉人的各种胡言乱语，听审判长向老傻瓜阿廖什卡发问：‘被告，您是否承认偷火腿这一事实？’‘啊，什么？’”

康斯坦丁·列文已忘乎所以，开始模仿审判长和老傻瓜阿廖什卡的腔调；他觉得这些话都与正事有关。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耸了耸肩膀。

“喂，你究竟想说什么？”

“我只想说，那些涉及我……涉及我利益的权利，我将永远竭尽全力去维护；在宪兵来搜查我们大学生的信件时，我就准备竭尽全力去维护这些权利，维护我的教育和自由的权利。我懂得服兵役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我的孩子、弟兄和我本人的命运；我乐于讨论那些涉及我的事；但是决定怎么支配地方自治会的四万卢布，或者审判老傻瓜阿廖什卡，我可不懂，我干不了。”

康斯坦丁·列文好像言语的堤坝被冲开了。滔滔不绝地说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微笑了笑。

“也许明天你就要受审：难道你倒乐意在旧的刑事法庭受审吗？”

“我不会受审。我从来没杀过人，所以我不会受审。怎么会呢！”他继续说，突然又转到别的话题上，“我们的地方自治机关和所有这一套，就像三一节我们插在地上的桦树枝，希望它们长成跟欧洲当地的桦树林一样，可我却不情愿给它们浇水，也不相信这些桦树枝会成林！”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只是耸耸肩，表示诧异，他们的争论怎么会一下子扯到桦树枝，虽然他立刻就明白他弟弟说这话的意思。

“对不起，你知道，这样辩论下去是不行的。”他说。

康斯坦丁·列文明知道自己对公益事业不关心这一缺点，但是他还是想为自己辩护，于是继续说下去。

“我想，”康斯坦丁说，“任何活动如果不把个人利益作为基础，那是不可能持久的。这是普通的哲学原理，”他说，用坚定的语气说起哲学这个词，仿佛想表示，他跟任何人一样，也有资格谈论哲学。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微微一笑。“他也有一套适合自己意向的哲学呢。”他想。

“哦，你还是别谈哲学吧，”他说，“自古以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找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必然联系。但是这不去说它，我只是要指出你的比喻的错误。桦树不是插上去的，而是栽种的，种植的，必须细心地照料它们。一个民族只有敏锐地认识到他们制度中重要而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加以珍视，才有前途，才有历史意义。”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问题引向康斯坦丁·列文搞不懂的历史哲学的范畴，并向他指出他的观点的所有错误。

“至于你不喜欢公益事业，不客气地说，那是由于我们俄罗斯人的懒惰和贵族老爷的习气，而我相信，你这是一时糊涂，很快会明白的。”

康斯坦丁不吭声了。他感觉到自己已被全面击败，但同时又觉得他的哥哥并没有理解他的话。他只是不明白哥哥不理解的原因：是因为他没能将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还是因为哥哥不愿意理解他，因此没有理解他。不过，他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也不去反驳哥哥，而是思考起另外一件完全无关的私事。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收起最后一根钓竿，解下马，他们一起走了。

四

列文在与哥哥交谈时想到的那件私事是这样的：去年，有一次他去割草场，对管家很生气，他便使用起自己平息怒气的方法——拿过农民的镰刀，割起草来。

他喜欢割草，亲自割过好几次。他割了房前的整整一片草地，而今年一开春便为自己制定了计划，打算和农民一起割上几天草。自从哥哥来了后，他一直犹豫：要不要去割草？他不忍心整天把哥哥一人丢下不管，他还怕哥哥为这事取笑他。但是他走过草地，回想起割草的印象时，他几乎当机立断，还要去割草。与哥哥进行了那场激烈的争辩之后，他又想起这个打算。

“我需要体力劳动，否则我的性情肯定会变坏。”他想了想，决定去割草，不管他在哥哥和农民面前将会感到多么窘迫。

傍晚，康斯坦丁·列文来到账房，安排好活计，派人去各村召集明天割草的人，要他们一起去割那块最大最好的卡利诺夫草地。

“把我的镰刀给季特送去，让他把刀刃打直，明天送来，我也许要亲自去割草。”他说，竭力装出坦然的样子。

管家微微一笑，说道：

“好，老爷。”

晚上喝茶时，列文告诉了哥哥。

“看样子，天气不会变坏了，”他说，“明天我要开始割草。”

“我很喜欢这种劳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非常喜欢。我有时和农民们一起割，明天想割上一整天。”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抬起头，奇怪地看看弟弟。

“什么？和农民一样，割一整天？”

“是的，这是很愉快的事。”列文说。

“作为一种运动，这很不错，不过你未必能支持得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毫无嘲笑之意地说。

“我试过了。一开始感到很累，后来渐渐习惯了。我想，我不会掉队的……”

“哦，真没想到！可是你说说，农民们对这事有什么看法？大概他们会笑老爷是怪人。”

“不，我想不会；这是一种愉快而又辛苦的劳动，大家没有时间想事情。”

“那你和他们一起怎么吃午饭？把红葡萄酒和烤火鸡给你送去是不合适的。”

“不，我只要在他们休息的时候回家一趟就行了。”

第二天早晨，康斯坦丁·列文比平时起得早，但是安排农活耽搁了一会儿，当他来到草场时，大家已经在割第二行草了。

还在山上的时候，他就看到山下背阴的、已割过草的那部分草场，看到一行行被割下的灰草和一堆堆黑糊糊的衣服，那是割草人在开始割草的地方脱下的。

他渐渐驰近，看到割草的农民们一个接一个，连成一串，挥动着镰刀，姿势各不相同。他们有的穿着长外衣，有的只穿一件衬衣。他数了一下，共有四十二人。

他们在不平坦的低洼草地上慢慢地移动，那里曾经筑过一道拦河土埝。列文认出几个熟人：有叶尔米尔老汉，他穿着很长的白衬衣，弓着身子，挥动着镰刀；有曾给列文当过马车夫的小伙子瓦西卡，他正甩开膀子割着一行行草。季特也在那里，他是列文的割草师傅，一个瘦小的农民。他走在最前面，没有弯下腰，仿佛在摆弄镰刀似的割下宽宽的一行草。

列文下了马，把它系在路旁，走近季特。季特从灌木丛中取出另一把镰刀，递给他。

“准备好了，老爷；它像剃刀一样快，你不用使劲，草一碰到它就会断掉。”季特说，微笑着摘下帽子，把镰刀递给列文。

列文接过镰刀，试了一下。割草的农民们割完了一行，他们满头大汗，乐呵呵地一个接一个走到大路上，笑着与老爷打招呼。大家望着他，谁也不说话，直到一个皱纹满面，不留胡子，身穿羊皮短袄的高个子老头对他说话，大家这才开口。

“当心，老爷，既然上手了，就不能落在后面啊！”他说。列文听见割草的农民中间发出拘谨的笑声。

“我尽量不落在后面。”他说着，便站在季特身后，等待开始。

“当心。”老头重复道。

季特腾出位置，于是列文跟在他后面。草很短，又长在路边，好久不割草的列文在众人的注视下感到窘迫不安，一开始他虽然使劲挥动镰刀，但割得很糟糕。他听到身后的议论声：

“镰刀没安好，柄太长，瞧，他的腰弯成那样。”一个人说。

“手劲儿得使在靠近安柄的地方。”另一个说。

“没关系，会好起来的，”老头继续说，“瞧，他行了……你割得太宽了，会累坏的……东家，这样不行，他在为自己卖力气啊！不过，地边的草没有割干净！要是我们这样干，那就会挨骂。”

草开始柔软了，列文听他们议论，但并不搭腔，他跟在季特后面，竭力想割得好些。他们前进了大约一百步。季特不停地往前割，毫无疲倦的样子，列文着急了，生怕自己坚持不下去，他累极了。

他觉得自己使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于是决定叫季特停下来。正在这时，季特自己停了下来，他弯腰抓起一把草，擦干净镰刀，着手磨了起来。列文挺直了身子，舒了一口气，向四周张望。一个农民跟在他后面，看样子也累了，因为他没有走到列文跟前，就停下来，磨起刀来。季特磨快了自己和列文的镰刀，他们又继续往前割。

第二次也是如此。季特接连不断地挥动镰刀，一刻也不停，也不觉得累。列文跟在他后面竭力不落后，然而他感到越来越吃力，终于觉得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但就在这时，季特又停下来磨刀。

他们就这样割完了第一行。这长长的一行列文割得特别费力；但是一割完，季特就把镰刀往肩上一扛，沿着他留在直割道上的脚印慢慢地往回走。列文也沿着自己的足迹往回走。尽管他满脸是汗，汗水从鼻子上滴下来，背也湿透了，像在水里浸过似的，但是他感觉很好。他感到特别高兴的是，现在他知道能坚持下去。

使他扫兴的是他割的那行不好看。“我得少挥动胳膊，多动身子。”他心想，同时把季特割的像直线似的一行与旁边自己割的满地是草、高低不齐的一行作比较。

列文发现，第一行季特割得特别快，大概想试试老爷的力气，而且碰巧这一行又很长。往后几行就容易对付一些了，不过，列文仍然得使出全身力气，方才没有落在其他农民后面。

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企求，只指望不落在农民们后面，尽量干得好一些。他耳朵里只听到镰刀割草的嚓嚓声，眼睛只看见季特逐渐远去的笔直的身子、割过草的半圆形草地、在镰刀刀口下像波浪似的慢慢倒下的青草和花序，以及前方这一行的尽头——割到那儿就可以休息了。

活儿干到一半，他那热汗淋漓的双肩上突然感到一种舒适的凉意，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怎么产生的。他在磨刀时朝天上看看。飘来一片低垂的乌云，接着下起大颗雨点。有些农民走去拿起衣服穿上；另一些农民像列文一样，只是愉快地耸耸肩膀，享受着舒适的凉意。

他们割了一行又一行。有的行长，有的行短，有的草好，有的草差。列文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根本不知道现在是早还是晚。劳动使他开始发生了变化，使他感到十分愉快。在劳动过程中，他有时竟忘记了自己在做什么，只觉得轻松愉快，在这种时候他割的那一行草几乎和季特割的一样整齐，一样好。但是只要一想起自己在割草，并且努力想割得好一些，他就立刻感到干活吃力，于是这一行就割糟了。

他又割完一行，想换一行，但是季特停了下来，走到一个老头跟前，轻轻地对他说了些什么。他俩看看太阳。“他们在说什么，为什么他不再割下去了？”列文心想，他不知道农民们已经连续割了四个小时，该吃早饭了。

“该吃早饭了，老爷。”老头说。

“到时间了吗？好吧，吃早饭。”

列文把镰刀递给季特，然后跟那些到放衣服的地方去取面包的农民一起，走过大片被雨稍稍淋湿的割过的草地，朝马走去。这时他才知道，没有看准天气，雨水淋湿了他的草。

“干草要糟蹋掉了。”他说。

“没关系，老爷，雨天割草晴天收！”老头说。

列文解下缰绳，骑上马，回家去喝咖啡。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刚起床。列文喝完咖啡，又去割草，这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还没有穿好衣服进餐厅。

五

早饭后，列文在割草的行列中已经不是原先的位置，而是处在一个爱开玩笑、请求与他为邻的老头和一个年轻农民的中间，这个年轻人去年秋天刚成家，今年夏天第一次来割草。

老头直着身子，一双外八字脚跨着稳健的大步走在前面，他的动作准确而协调，看上去并不费力，就像平日走路时摆动手臂那样。他好像在玩耍似的把草堆成高高的、整齐的一排。好像不是他，而是锋利的镰刀自动在多汁的草丛中割草。

小伙子米什卡割在列文身后。他那张年轻、可爱的脸因使劲而抽动着，头发用新鲜的草辫扎住；但是每当有人看他时，他总是微笑，看来，他宁死也不会承认，他感到吃力。

列文是在他们中间。在最热的时候，他倒觉得割草并不那么艰苦。浑身的汗使他感到凉爽，火辣辣的太阳烤着他的后背、脑袋和衣袖卷至肘部的双臂，却增添了他劳动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越来越频繁地处于那种无意识的状态，竟会忘记自己在干什么。镰刀自动地割着草。这是幸福的时刻。更使他高兴的是，老头割到尽头，走到河边，在湿润茂密的草丛中擦擦镰刀，把刀刃放在清净的河水里洗涮，又用放磨刀石的小匣子舀了一点水，请列文喝。

“喝点，我的克瓦斯！怎么样，好喝吗？”他眨眨眼说。

确实，列文从来也没有喝过这种温水里漂浮着绿藻、含有磨刀石匣子的铁锈味的饮料。喝过水后，列文手持镰刀，怡然自得地踱着步，这时，他可以擦去淌下的汗水，深深地吸一口气，望望连成一长排的割草人，欣赏一番周围树林及田野的景色。

列文割的时间越长，就越是频繁地处于忘我的状态中，仿佛觉得不是自己的手在挥动镰刀，而是镰刀本身变成了充满意识和生命的肉体在运动；而且，仿佛施了魔法似的，用不着思索，活儿就会有条不紊、干净利落地自动完成。这是最幸福的时刻。

只有在他必须中止这种无意识的动作，必须思索时，在他遇到土墩，或者难对付的酸模时，他才感到艰难。碰到这种活儿，老头却干得很轻松。他遇到土墩，便改变动作，时而用刀刃，时而用刀尖，快速地从两侧割去土墩上的草。他在割的时候，一直注意观察前方；一会儿摘下一枚野果，放在嘴里吃掉，或者请列文吃，一会儿用镰刀尖砍下一根树枝；有时看看鹌鹑窝，雌鹌鹑便从镰刀下飞走了，有时他又在路上捉住一条蛇，用镰刀把它挑起来，给列文看看，然后又扔掉。

对他身后的列文和那个年轻小伙子来说，要这样改变动作是很困难的。他俩重复着一种紧张的动作，焦急地割着草，没有办法变换动作，同时观察他们的前方。

列文没有注意到时间是怎么过去的。如果有人问他，他割了多长时间，他会说，割了半小时，而实际上已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当他们割到尽头，转身准备重新开始时，老头让列文注意那些沿着大路和高草地从四面八方向他们走来的男女孩子，他们的身子几乎被高高的草丛遮住，小手吃力地提着一袋袋面包和一罐罐用破布塞住罐口的克瓦斯。

“瞧，这些小家伙来了！”他指着他们说，然后手搭凉棚，望望太阳。

他们又割了两行，老头停了下来。

“我说，老爷，吃午饭了！”他断然地说，割草的人们走到河边，经过被割过的草地朝放衣服的地方走去，来送午饭的孩子们坐在那儿等他们。农民们聚在一起——远处的聚在大车旁，近处的聚在铺着青草的爆竹柳树下。

列文坐在他们旁边，他不想走了。

大伙儿在老爷面前拘束的感觉早已荡然无存，农民们准备吃午饭了。有的洗脸，年轻的小伙子们在河里洗澡，另外一些人在安排休息的地方。他们解开面包袋，打开装克瓦斯的罐子。老头把面包弄碎，放在碗里，用羹匙柄捣烂，从磨刀石匣里倒上些水，再掰一些面包进去，又撒了一点盐，然后开始向东方祷告。

“给，老爷，尝尝我的面包汤。”他跪在碗旁边说。

面包汤是那样可口，列文竟不想回去吃午饭了。他和老头一起吃午饭，一起聊家常，他兴致勃勃，并且把自己的事和所有可能使老头感兴趣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他觉得对待老头比对待哥哥还亲，并且因为他会对这个老头产生这种温情而不由得微笑起来。老头又站起来，做了祷告，接着，他抓把草当枕头，在树丛旁躺下。列文也照样做了，他不顾阳光下纠缠不清的苍蝇、小虫子弄得他汗津津的脸和身体发痒，立刻就睡着了，一直睡到太阳移到树丛的另一边，照在他的身上时才醒过来。老头早就起来了，坐在那里给年轻小伙子们磨镰刀。

列文环顾四周，竟认不出这块地方了：所有的一切都变了。一大片草地被割过了，排列着一行行散发出阵阵清香的青草，在夕阳的斜辉里，闪耀着一种特别新奇的光泽。河边被割过草的树丛，原先看不见、而此刻在弯曲处泛出灰白色光芒的河流，站起来走动的农民，没有割完的草地上高高隆起的草墙，在割过的草场上空盘旋的鹰——所有这一切全都是新奇的。列文清醒过来后，开始估量，今天已经割了多少，还能割多少。

四十二个人干的活儿已经非常多了。这整整一大片草地在农奴制时代三十把镰刀得割两天，现在已割完了。只剩下边角上短短的几行没割。列文希望今天尽可能多割一些，可太阳却很快就落下去，他心里感到懊丧。他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他只想割得快些，尽可能多干点活儿。

“我们把马什卡高地的草也割了吧，你看怎么样？”他对老头说。

“要看上帝的意思啦，太阳不高了。给小伙子喝点伏特加吗？”

下午吃点心时，大家又坐下来，吸烟的人点着了烟，这时老头向小伙子们宣布：“割完马什卡高地——会有伏特加喝！”

“嘿，割吧！走，季特！我们赶快割吧！晚上喝个够。走吧！”大伙儿纷纷喊道。割草人还没吃完面包，就又开始干活了。

“喂，小伙子们，跟紧了！”季特说，几乎像跑步似的冲在前面。

“割吧，割吧！”老头跟在他后面说，轻松地追赶着他，“我要超过你了，当心呀！”

无论是小伙子还是老头子，大家都你追我赶地拼命割。他们无论割得多快，都没有糟蹋草，一行行草放得整整齐齐。剩下的边角的一块只花了五分钟就割完了。最后几个人刚割完他们的几行草，前面的人已抓起衣服搭在肩上，穿过大路朝马什卡高地走去。

当他们拿着叮当做响的磨石匣子，走进马什卡高地那林中的峡谷时，太阳已经落到树林后面去了。谷地中央的草长得齐腰高，而且细嫩、柔软，叶子很宽，树林里有的地方点缀着色彩缤纷的蝴蝶花。

大伙儿简单地商量了一下，是直割还是横割，然后，普罗霍尔·叶尔米林，也是有名的割草能手，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农民，打头阵。他朝前割了一行，又转回身来割了起来，接着，大伙儿便跟在他后面，顺着谷地朝山坡下割，然后又沿着树林的边缘割到山上。太阳落到了树林后面。已经下露水了，割草人只有在山上才照得到太阳，而在雾霭腾起的山下，在小山的背面，则是凉爽、落满露珠的荫处。大家在热火朝天地割草。

被嚓嚓割倒、散发出香味的青草高高地一行一行地排列着。从四面八方拥到短短几行草地上的割草人把磨刀石匣子碰得叮当做响，耳边时而是镰刀的碰撞声，时而是刷刷的磨刀声，时而又是欢乐的叫喊声。大家你追我赶地割着草。

列文依旧夹在小伙子和老头子中间。穿上羊皮袄的老头还是那么快活，那么爱说笑话，动作仍然十分麻利。在树林里，割草人的镰刀不断遇到那些杂生在多汁的青草丛中的肥大的桦树菌。但是老头一遇到桦树菌，便弯下身子，捡起来，揣在怀里。“又是送给老婆子的一件小礼物。”他说。

尽管割潮湿、柔软的青草并不困难，但是沿着谷地陡峭的斜坡上上下下却很费力。但是老头却无所谓。他照样挥动着镰刀，那双穿着大草鞋的脚迈着稳健的小步慢慢地登上斜坡，虽然他的整个身子和拖在衬衫下面的短裤在不停地晃动，但是一路上他没有放过一茎小草、一只桦树菌，而且依旧不停地跟农民们和列文开着玩笑。列文跟在他后面，常常感到手拿镰刀爬那种即使空手也难爬上的陡坡定会摔倒；但是他终于爬上去了，而且草也割得很好。他觉得有一种外部力量在推动着他。

六

农民们割完了马什卡高地的最后几行草，穿上衣服，高高兴兴地走回家去。列文骑上马，依依不舍地与农民们告别，然后往自己家走去。他从高地上回头望了一眼，农民们已消失在从谷地升起的一片雾霭中，他只听到欢快而粗野的说话声、哈哈大笑声和镰刀的碰撞声。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早已吃完饭，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边喝放冰块的柠檬茶，一边翻阅邮局刚送来的报纸和杂志。就在这时候，列文兴高采烈地说着话，闯进他的房间，蓬乱的头发粘在额头上，晒得黑黑的后背和前胸也是汗水淋淋。

“嘿，我们把整片草地都割完了！真是好极了，太好了！你过得怎么样？”列文问道，完全忘记昨天那场不愉快的谈话。

“老天爷，你像个什么样子！”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开始不满地望望弟弟说。“门，快把门关上！”他叫起来，“肯定放进十只苍蝇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见了苍蝇就受不了，他房间的窗户只有夜里才打开，而门总是严严地关着。

“我保证没放进一只苍蝇。要是放进来，我就把它捉住。你不会相信，今天我有多快活！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我过得很好。难道你割了整整一天草？我想，你一定饿得像条狼。库兹马已为你准备好了一切。”

“不，我不想吃。我在那儿吃过了。我这就去洗个脸。”

“好，去吧，去吧，我马上就去找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望着弟弟，摇摇头说。“快去吧，”他笑着又说了一句，然后收起自己的书报，准备走。他突然高兴起来，不想离开弟弟。“哦，下雨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什么雨？只下了几滴小雨。我马上就来。那么你今天也过得很好吧？啊，太好了。”列文说完，便去换衣服。

过了五分钟，弟兄俩在餐厅里相遇了。列文不感到饿，他在饭桌边坐下来吃饭，为的是不让库兹马扫兴，但是他一开始吃，却又觉得这顿饭非常可口。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笑眯眯地看着他。

“对了，有你一封信，”他说，“库兹马，请把信拿来，在楼下。当心，把门关上。”

信是奥勃朗斯基寄来的。列文大声地读着信。信是奥勃朗斯基从彼得堡写来的：“我收到多莉的来信，她在叶尔古绍沃，一切都不尽如人意。请你到她那儿去一趟，帮助出出主意，你什么事情都知道。她看到你会很高兴。她孤零零一个人，怪可怜的。我岳母一家人仍在国外。”

“这太好了！我一定去看他们，”列文说，“要不，我们一起去。她是个非常好的人。不是吗？”

“离这儿远吗？”

“三十俄里左右。也许有四十俄里。不过路挺好走。我们一起去太棒了。”

“很高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直微笑着，说。

弟弟的模样自然使他感到高兴。

“嘿，你的胃口挺好啊！”他看着弟弟俯在盘子上晒得又红又黑的脸和脖子说。

“好极了！你不会相信，这是消除任何傻念头的一种有效方法。我想为医学增添一个新的术语：劳动疗法[2]。”

“哦，我看，你不需要这样。”

“嗯，各种神经有病的人却需要。”

“不错，这应该体验一下。我本想去草地看看你，但天气热得难以忍受，所以到了树林我就没有往前走。我坐了一会儿，便穿过树林朝村子走去，遇到了你的奶妈，向她询问了农民们对你的看法。据我了解，他们不赞成你这样做。她说：‘这不是老爷干的事。’总之，我觉得，在农民的概念中，所谓‘老爷’的活动，有着明确的规定。他们不允许老爷超越他们心中所规定的范围。”

“也许吧，但是这种乐趣我一生中从未感受过。而且你也知道，这没有什么不好。难道不是吗？”列文说，“如果他们不喜欢，那我也没办法。不过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好。对吗？”

“总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继续说，“依我看，你今天过得蛮满意。”

“非常满意。我们割完了整块草地。在那里我还和一个老头交上了朋友！你无法想象，这是多么有趣！”

“哦，你今天过得很满意。我也是。首先，我解决了两个象棋方面的难题，其中一个问题妙极了——一开始就走卒子。我会走给你看的。后来我想起了我们昨天的谈话。”

“什么？想起昨天的谈话？”列文说，他心满意足地眯起眼睛，大声地打着饱嗝，完全回忆不起昨天的那场谈话了。

“我想，你的看法也有点道理。我们的分歧是：你把个人利益作为动力，而我认为每个有一定教养的人都应该关心公益。也许，你说得对，与物质利益有关的活动更符合人的心愿。总之，你的性格，就像法国人说的那样，太容易凭一时的冲动行事；你要么满腔热情、精力充沛地大干，要么什么也不干。”

列文听着哥哥讲话，却一点都听不明白，也不想听明白。他只是担心哥哥向他提问题，这样就会使哥哥看出，他什么也没听进去。

“就是这样，朋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拍拍他的肩膀说。

“是的，当然啰。那有什么办法！我并不固执己见，”列文流露出一副孩子气，抱歉地微笑着说，“我同他争论过什么来着？”他心想，“当然我是对的，他也是对的，一切都不错。得去账房安排一下。”他微笑着，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报以微笑。

“你要出去，我们一起走吧，”他说，他不想离开精力充沛、生气勃勃的弟弟。“如果你要去账房，那我们一起去吧。”

“哎哟，老天爷！”列文大声叫了起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吃了一惊。

“怎么啦？你怎么啦？”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手怎么样了？”列文拍拍自己的脑袋，说。“我把她给忘了。”

“好多了。”

“哦，我还是得去看看她。不等你戴上帽子，我就回来。”

他靴后跟啪啪响着跑下楼去。

七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为了完成一项正常而又重要的公务去了彼得堡，尽管这项公务局外人并不理解，但是所有官场中的人对他却是熟知的，不完成这项公务就无法在官场任职，无法使部里想到他。在履行这项公务时，他身上几乎带着家里所有的钱，快快活活，惬惬意意地在赛马场和别墅里消磨时光。就在这时候，多莉却带着孩子搬到乡下去住，为的是尽量减少开支。她来到了叶尔古绍沃村，这块地产原是她的陪嫁，今年春天卖掉的就是这儿的一片树林。叶尔古绍沃村离列文住的波克罗夫斯克村有五十俄里。

叶尔古绍沃村那幢很大的旧宅早已拆毁。原先，老公爵对厢房进行了整修，扩大了面积。二十年前，多莉还是个孩子时，厢房宽敞舒适，尽管它和一般厢房一样位于马车道的一侧，方向也不朝南。如今厢房已经破旧。今年春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来卖树林的时候，多莉就要他看看房子，让人做些必要的整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跟所有做了亏心事的丈夫一样，很关心妻子的舒适，亲自察看房子，并且对所有他认为必要的事作了安排。他认为应该用提花装饰布给所有的家具重新修饰，挂上窗帘，清理花园，在小池塘上架一座小桥，栽上花草，但是他忘记了许多其他必要的事情，这些事情的遗漏后来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吃足了苦头。

尽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做一个关怀备至的父亲和丈夫，但是他怎么也记不住他有妻室和孩子。他爱好过独身生活，只按这种方式生活。回到莫斯科后，他得意洋洋地对妻子说，一切已准备就绪，房子整修得很漂亮，他一再劝她去乡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认为妻子去乡下从各方面来说都有好处：有利于孩子的健康，节省开支，自己可以自由一些。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认为搬到乡下度夏对孩子们很有必要，尤其是对那个患过猩红热还没有康复的小女儿，而且还可以避免各种屈辱，逃避那些使她苦恼不安的木柴商、鱼贩和鞋匠的小额债务。除此之外，下乡使她感到高兴还因为：她想让她妹妹吉提到乡下自己家来住一阵，吉提今年仲夏回国，医生嘱咐她进行水浴治疗。吉提从矿泉疗养地写信来说，到充满她俩童年回忆的叶尔古绍沃和多莉一起度夏，她觉得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了。

头几天的乡村生活对多莉来说是很艰苦的。童年时她在乡下住过，留在她头脑中的印象是，乡村是躲避各种城市烦恼的地方，乡村生活尽管不那么多姿多彩（对这一点多莉毫不计较），但是开支省而且舒服：各样东西都有，都很便宜，都可以搞到，而且对孩子们有好处。可现在，她作为主妇来到乡下，发现一切完全不像她想象的那样。

他们来到乡下的第二天就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夜里雨漏进了走廊和儿童室，结果只得把小床搬到客厅里。厨娘也没有。据女饲养员说，九头母牛中有几头怀着孕，有几头刚生下头胎，另外几头太老了，还有几头乳大奶少。没有奶油，甚至连给孩子们喝的牛奶都不够。鸡蛋也没有。母鸡弄不到，只好用那些浅紫色的、嚼不烂的老公鸡煮汤和油炸。找不到擦地板的农妇，她们都到马铃薯地里去了。无法坐车外出游玩，因为一匹马性情暴躁，不听驾驭。无处洗澡，整个河岸都被牲口践踏坏了，而且就在大路旁，很显眼。甚至无法去散步，因为牲口穿过损坏的栅栏，闯进庭院，其中有一头可怕的公牛大声吼叫，看样子要人。没有衣柜。原先的衣柜关不住，就是关住了，人从旁边走过时，柜门也会自动打开。没有铁锅和瓦罐，洗衣房里没有锅炉，在女仆的房里甚至连一块烫衣板都没有。

一开始，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得不到安宁和休息，遇到这些在她看来极为可怕的灾难，她感到绝望。她竭尽全力地张罗着，仍然感到走投无路，无时无刻眼泪不在眼眶里打转。管家原是一个骑兵司务长，由于他外貌英俊，对人彬彬有礼，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很喜欢他，就把他从看门人提升为管家，可是这位管家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艰难毫无同情的表示，一点也没有帮她的忙，只是彬彬有礼地说：“没法子想啊，农民就是这么可恶。”

处境是艰难的。但是奥勃朗斯基家，就像所有别的家庭一样，有一个平平常常的，但却是重要而又有用的人物——马特廖娜·菲利莫诺夫娜。她安慰女主人，向她保证说，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这是她的口头语，马特维就是从她那儿学来的），于是她便一个人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地干起来。

她立刻与管家的妻子交上了朋友，第二天就与她和管家一起在金合欢树下喝茶，商量各种事情。不久，金合欢树下便成立了马特廖娜·菲利莫诺夫娜的俱乐部，由管家的妻子、领班和管账的组成。借助这个俱乐部，生活上的困难逐步得到克服，一星期后，所有的问题真的顺利解决了。房顶修好了，厨娘找到了，她是领班的干亲。母鸡也买来了，母牛开始产奶，庭院也围上了栅栏，木匠做了一个用以压平衣服和床单等物的轧平机，衣柜装上了搭钩，柜门不会自动打开了，一块包着士兵呢的烫衣板放在沙发扶手和抽屉柜上，于是女仆房里散发出熨斗的气味。

“瞧！您原先还觉得毫无希望呢。”马特廖娜·菲利莫诺夫娜指着烫衣板说。

他们甚至还搭建了一个用麦秸篱笆围着的洗澡棚。莉莉开始在那里洗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实现了她的一部分愿望，过上了尽管不安宁，但至少是舒适的乡村生活。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六个孩子是不可能安宁的。往往一个孩子病了，另一个孩子也可能生病，第三个孩子缺少点什么，第四个孩子显露出坏脾气的征兆，等等、等等。很少有一个短暂的安宁时期。但是，这种忙碌和不安宁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来说却是唯一可能获得的幸福。如果没有这些事，那她就会孤独地考虑丈夫不爱她的那些事。虽然，担心孩子们生病，眼看他们病倒，发觉他们身上坏脾气的征兆，并为此发愁，这一切对做母亲的来说都是很难受的，但是现在孩子们已经给了她小小的欢乐来补偿她的苦恼。这些欢乐是那么微小，就像沙里的金子一样不易察觉，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她看到的只是痛苦，只是沙子；但是在心情舒畅的时候，她却只看到欢乐，看到金子。

现在，在乡村冷清的生活中，她越来越经常地感觉到这些欢乐。她常常望着他们，竭力说服自己，她不对，她作为一个母亲，偏爱自己的孩子，然而她还是无法不对自己说，她的孩子个个都非常可爱，六个孩子各有不同，但都是难得的好孩子，她为他们感到幸福，为他们感到骄傲。

八

五月底，所有的一切大致上都已安排妥当，她收到了丈夫的回信，她曾向他诉说乡间混乱的状况。他在回信中请求她原谅自己对事情考虑欠周，还答应一有机会就来乡下看望他们。这一机会没有来到，直至六月初，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是单身住在乡下。

在圣彼得节前斋戒期的星期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所有的孩子去教堂领圣餐。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同妹妹、母亲、朋友们的真诚坦率、涉及哲理的谈话中，她那否定宗教的自由思想经常使她们感到惊讶。她有着奇怪的灵魂转生的信仰，她笃信这种宗教而很少关心教会的信条。但是在家里，她不仅为了做出榜样，而是真心诚意地严格遵守一切教规。孩子们大约有一年没有参加圣餐仪式，她为此深感不安，于是在马特廖娜·菲利莫诺夫娜的完全赞同和支持下，她决定今年夏天去参加这种仪式。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提前几天就在考虑给孩子们穿什么衣服。现在有的衣服缝制完工，有的衣服改好并已洗过，有的衣服的折衣边和皱边也已放长，纽扣钉上了，丝带也准备停当。不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为英国女教师给塔尼娅改制的一件衣服非常生气。英国女教师把衣服改坏了，衣缝裁错地方，袖口开大了，几乎把这件衣服给毁了。这件衣服穿在塔尼娅身上肩部显得太窄，叫人看了很不舒服。但是，马特廖娜·菲利莫诺夫娜想了一个办法，拼上几块三角布，又缝上一个小披肩。衣服总算改好了，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差点儿与英国女教师吵起来。然而，第二天早上，一切都安排妥了，九点不到——他们要求牧师等到九点钟才做日祷——穿戴得漂漂亮亮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站在台阶旁的马车前等候着母亲。

靠了马特廖娜·菲利莫诺夫娜的张罗，他们没有套上不听驾驭的黑马，而套上了管家的棕色马。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由于梳妆打扮而耽误了一阵，临了，她穿着白色的薄纱连衣裙，走出来，坐上了马车。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怀着激动的心情，用心地梳妆打扮了一番。以前，她打扮是为了自己，使自己美丽动人；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就越来越不喜欢打扮了；她明白自己的姿色已衰退。今天她又愉快而兴奋地打扮起来，但不是为了自己的美貌，而是因为她，作为这些可爱的小天使的母亲，不能损害人们对她一家的总印象。她最后一次照镜子，对自己感到满意。她很美，但并不像她过去常在舞会上所向往的那种美貌，而是合乎她现在地位要求的美。

教堂里，除了农民、仆人以及他们的家眷外，没有别的人。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到，或者仿佛看到，她和孩子们引起了众人的赞赏。孩子们不仅衣着漂亮、容貌美丽，而且他们的举止也令人喜爱。阿廖沙虽说站相不很好，老是回头想看看自己上衣的背面，但是他仍然异常可爱。塔尼娅像大人那样站着照看弟弟妹妹。但是最小的莉莉对任何事物都显出一副天真、好奇的神态，十分令人喜爱，她领了圣餐后说道：“请再给一点吧。[3]”惹得大家忍俊不禁。

在回家的路上，孩子们感到，他们完成了某件庄严的事情，因此，大家都很温顺。

到了家里，一切也都顺利，但是吃早饭时格里沙吹起口哨，更糟糕的是，他不听英国女教师的劝阻，因此受到处罚，不准吃甜馅饼。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要是在场的话，是不会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让孩子受到惩罚的；但是她必须尊重英国女教师的命令，同意不给格里沙吃甜馅饼。这多少有点影响大家的情绪。

格里沙哭着说，尼科连科也吹过口哨，但是却没有受到处罚，而他哭并不是为了馅饼，这他无所谓，而是因为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事太叫人难过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决定和英国女教师商量一下，原谅格里沙，于是就去找她。但是就在她走过客厅时，看到了使她心里充满喜悦的场面，她眼眶里滚出了眼泪，于是她自己就原谅了这个犯了错误的孩子。

被处罚的格里沙坐在客厅角落的窗台上，塔尼娅端着盘子站在他旁边。她借口要喂洋娃娃吃饭，请求英国女教师允许她把自己的一份馅饼拿到儿童室去，其实却是端来给弟弟吃的。格里沙仍在为他受到不公正的处罚而哭泣，他一边吃着姐姐端来的馅饼，一边呜咽着说：“你也吃吧，我们一起吃……一起吃……”

塔尼娅起先由于同情格里沙，后来又由于意识到自己的高尚行为而感动，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不过她没有拒绝，自己也吃了起来。

姐弟俩看到母亲，吓坏了，但是定睛望望她的脸色，明白他们做得对，两人便笑了起来。他俩嘴里塞满了馅饼，双手擦着洋溢着微笑的嘴唇，欢快的脸上沾满了泪水和果酱。

“哎呀！雪白的新衣服！塔尼娅！格里沙！”母亲说，竭力想保住衣服，但是眼睛里却含着泪水，脸上露出幸福欢乐的笑容。

孩子们的新衣服都脱下来了，女孩子们穿上短衫，男孩子们穿上了旧上衣，马车已备好——使管家懊恼的是，他那匹棕色马又被套上了车——孩子们要去采蘑菇和洗澡。儿童室里响起一阵阵欢乐的尖叫声，直到他们出发时才停止。

他们采了满满一篮蘑菇，连莉莉也找到一只桦树菌。过去经常是古莉小姐先找到，然后指给她看；但是今天她自己找到了一只大的，因此，大家都欢呼起来：“莉莉找到一只蘑菇啦！”

随后孩子们乘车来到了河边，把马留在桦树下，就去洗澡。车夫捷连季把不停地摆动尾巴、赶着牛虻的马拴在树上，自己则躺在桦树荫下的青草地上，抽着劣等烟草，孩子们一阵阵欢乐的尖叫声从浴场传到他的耳边。

照管这些孩子、阻止他们淘气不是件省力的事，要记住并且分清各人的长袜、裤子和鞋，要解开又系上带子和扣上纽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本人一直喜欢洗澡，她认为洗澡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没有比和孩子们一起洗澡更愉快的事了。逐一抚摩孩子们胖乎乎的腿，替他们穿上长袜，抱着这些赤裸裸的小身子浸入水中，听着时而欢快、时而恐惧的尖叫声，看着自己这些水淋淋的、气喘吁吁的小天使睁大一双双又惊又喜的眼睛，她感到莫大的喜悦。

当一半孩子已穿好衣服的时候，有些穿得漂漂亮亮出来采药草的农妇走到洗澡的地方，怯生生地停下脚步。马特廖娜·菲利莫诺夫娜叫住了其中一人，让她把掉进水里的一块浴巾和一件衬衣拿去晾干，而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便与这些农妇攀谈起来。起先农妇们没有听懂她的话，只是用手捂着嘴笑，但很快胆子就大了，开始与她交谈，她们对孩子们的真诚的赞叹立刻博得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好感。

“嗬，真是个小美人，像砂糖一样白，”一个农妇赞赏着塔涅奇卡，摇摇头又说，“就是瘦……”

“是呀，她生过病。”

“噢哟，也给你洗过澡了。”另一个农妇望着婴儿说。

“没有，他才三个月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得意洋洋地说。

“真有你的！”

“你有孩子吗？”

“生过四个，现在剩下两个，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女孩就在上个开斋期断的奶。”

“她几岁了？”

“两岁。”

“你为什么给她喂这么长时间的奶？”

“我们习惯要喂三个斋期……”

接着就谈起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最感兴趣的事：生孩子的情况如何？孩子得过什么病？丈夫在哪儿？是否经常回家？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都不想离开农妇们了，跟她们谈话是那么有趣，她和她们的兴趣又是那么一致。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感到最高兴的是，她清楚地看到，这些农妇们非常羡慕她有这么多孩子，而且个个都长得漂亮。农妇们逗乐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却得罪了英国女教师，因为她成了农妇们哄笑的对象，而她对这种哄笑却感到莫名其妙。一个年轻的农妇盯着最后一个穿衣服的英国女教师看，当她穿第三条裙子时，这个年轻的农妇忍不住评论道：“哎哟，裹了一条又一条，还裹不完！”她的话音刚落，大家就哈哈大笑起来。

九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头上裹着头巾，身边围坐着刚洗过澡、头发还是湿淋淋的孩子们。车快到家的时候，车夫说：

“来了一位老爷，好像是波克罗夫斯克村的老爷。”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朝前一望，看见列文熟悉的身影，他头戴灰帽，身穿灰大衣，正迎面朝他们走来，她心里感到高兴。她什么时候看到他都觉得高兴，而今天，在她心里感到得意的时候与他相逢，她更是特别高兴。任何人也不能比列文更赏识她高尚的人品了。

一看到她，列文眼前就浮现出一副自己想象中未来的家庭生活的情景。

“您真像抱窝的母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啊，见到您我多高兴呀！”她一边说，一边向他伸出手来。

“您看到我感到高兴，却不让我知道您来了。我哥哥住在我那儿。我收到斯季瓦的信，才知道您住在这里。”

“斯季瓦的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惊奇地问。

“是的，他写信说您搬到这里来了，他认为您会允许我来帮点忙，”列文说，之后，突然感到尴尬，于是停住不说，默默地走在马车旁边，摘下椴树的嫩芽，放在嘴里嚼着。他感到尴尬，因为他猜想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不会高兴外人帮助她做那些本该由她丈夫做的事。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确实不喜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自己的家务事硬推给别人的这种做法。而且她立刻明白，列文理解这一点。正是因为列文有这种敏锐的理解力，有这种细腻的情感，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才喜欢列文。

“我自然明白，”列文说，“这只说明您想看看我，这使我很高兴。当然，我想象得出，您这个城里的女主人，会觉得这里冷僻，如果需要什么的话，我会全力为您效劳。”

“噢，不！”多莉说，“刚开始时有点不方便，多亏我的老保姆，现在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了。”她指着马特廖娜·菲利莫诺夫娜说。老保姆知道在说她，高兴而友好地朝列文微笑着。她认识他，并且知道这是小姐的理想意中人。她希望这桩婚事能够成功。

“请上车坐吧，我们往这里挤一挤。”她对列文说。

“不了，我走一走吧。孩子们，谁和我一起跟马赛跑？”

孩子们不太认识列文，也不记得什么时候见过他，但是他们对他没有表现出畏缩和厌恶的奇怪情绪，而他们对那些装腔作势的大人往往会产生这种情绪，并且为此而经常受到严厉的处罚。装腔作势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只可能欺骗最精明、最敏锐的大人，但是却骗不过最不机灵的孩子，即使你掩饰得再巧妙，也会被识破，被排斥。不管列文身上有什么缺点，但他一点也不装腔作势，因此孩子们对他表现出友善的情感，这种情感他们在母亲的脸上也看到了。在他的邀请下，两个大孩子立即跳下车，同他一起奔跑，跑得那么自然，就像同保姆、古莉小姐或者母亲一起奔跑。莉莉也要跟着他，于是母亲把她递给列文；列文让她骑在肩上，驮着她跑。

“别怕，别怕，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欢快地朝她笑着说，“我不会跌倒，也不会让她摔下来。”

她望着他敏捷、有力、小心翼翼、十分使劲的动作，便放下心来，一面注视着他，一面快乐和赞许地微笑。

在这里，在乡村，跟孩子们和他喜欢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一起，列文常常会产生一种孩子般的快乐心情，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特别喜欢他的这种心情。他和孩子们一边跑，一边教他们体操，又用自己蹩脚的英语逗得古莉小姐哈哈大笑，还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述说自己在乡下的事务。

午饭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独自和他坐在凉台上，谈起吉提的情况。

“您知道吗？吉提要到这儿来，和我一起过夏天。”

“真的吗？”他涨红了脸说。为了改变话题，立刻接着说：“那么，给您送两头奶牛来好吗？如果您硬要算钱，就每月付给我五个卢布吧，只要您好意思这样做。”

“不，谢谢。我们全安排好了。”

“好吧，那我去看看您的奶牛，如果您允许的话，我会指点您怎样喂牛。关键在于饲料。”

列文为了转移话题，便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讲述了一套养牛的理论，指出母牛只是一台把饲料加工成牛奶的机器，等等。

他嘴里说着这些话，内心却极想听关于吉提的详情，可是又怕听到。他害怕的是，他的心勉强才平静下来，这下又要波动了。

“是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照料，叫谁来照料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勉强地回答。

她依靠马特廖娜·菲利莫诺夫娜的帮助，现在已将家务事安排就绪，她不想再作任何改变了，而且她也不相信列文在农业方面的知识。她怀疑所谓母牛是生产牛奶的机器的说法。她觉得这种说法只会搞乱家务安排。她认为一切要简单得多：只需要像马特廖娜·菲利莫诺夫娜说的那样，给花斑牛和白肚牛多喂些饲料和泔水，别让厨子把厨房里的泔脚拿去喂洗衣妇家的母牛。这是很明白的道理。至于面粉饲料和草类饲料的说法那是有问题的、含糊不清的。不过她更想说说的是吉提的情况。

十

“吉提写信给我说，她什么也不想，只想单独一人过平静的生活。”多莉沉默了一阵，说道。

“怎么，她的身体好些了吗？”列文激动地问。

“谢天谢地，她完全康复了。我一直不相信，她会得肺病。”

“啊，我很高兴！”他说，然后默默地瞧着她，多莉觉得他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令人感动的神情。

“哎，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脸上浮现出善意的、带点嘲弄意味的笑容。“您干吗生吉提的气？”

“我？我没有生气。”列文说。

“不，您生气了。您在莫斯科的时候，为什么不来我们家，也不去她们家？”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脸红到发根，“我真感到奇怪，您心肠好，怎么对这事没有反应。您怎么一点不同情我，当您知道……”

“我知道什么？”

“您知道，我去求过婚，遭到拒绝。”列文说，刚刚对吉提产生的柔情因受了侮辱而变成愤恨。

“您怎么会认为，我知道这件事？”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您就错了，我不知道这件事，虽然我猜想过。”

“噢，那么您现在知道了。”

“我只知道发生了一件使她感到非常痛苦的事，而且她求我永远别提这件事。既然她没有告诉我，那她也不会对其他人说。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吧。”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这事什么时候发生的？”

“我最后一次上你们家去的时候。”

“您知道吧，我要对您说什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我非常非常可怜她。您痛苦，只是因为自尊心受到伤害……”

“也许吧，”列文说，“但是……”

她打断他的话：

“但是她是个可怜的人，我非常非常同情她。现在我全明白了。”

“那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请您原谅我，”他站起来说，“我走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再见。”

“不，等一下，”她抓住他的袖子说，“等等，坐下来。”

“我请求您，请求您不要谈这个了。”他坐下来说，同时感觉到自己原以为被埋葬的希望正在心里升腾起来。

“如果我过去不喜欢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泪水涌上了眼眶，“如果我过去不像现在这样了解您……”

原以为失去的感情现在逐渐复活，高涨起来，控制了列文的心。

“是的，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继续说，“这一点您是不会明白的。你们男人自由自在，可以任意挑选，心里总是很明白，自己爱的是谁。但是一个待嫁的姑娘总有一种少女的害羞心理，她们只能从远处望着你们男人，完全信赖人家嘴上说的，姑娘们往往会感到，自己不知道说什么好。”

“是的，如果心里没准儿的话……”

“不，不是心里没准儿，您可得想一下：你们男人看上了哪个姑娘，就会上她家去，去接近她，观察她，等上一段时间，看她是不是您的意中人，等您确信您爱她时，便向她求婚……”

“得了吧，不都是这样。”

“反正你们的爱情成熟了，或者在两个意中人中选定了一个，你们就会去求婚。可人家不会去问一个姑娘。即使想让她自己选择，她也不会选择，只会回答：行或不行。”

“是啊，在我和渥伦斯基中间作了选择。”列文想，他心中原已复活的希望又毁灭了，这使他感到痛苦和心情沉重。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选择衣服或者别的商品可以这样，可是选择爱情却不能这样。选定了就好了……不能翻来覆去。”

“唉，自尊心，又是自尊心！”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仿佛很轻视这种感情，因为比起只有女人才理解的其他感情来，它就不值一提了。“当你向吉提求婚时，她正好处在无法回答您的情况中。她动摇不定。是选择您还是渥伦斯基。她每天见到他，却很久没有见到您。要是她年纪再大一些，例如我处在她的地位，就不会动摇不定了。我一直不喜欢他，而结果就是这样。”

列文想起了吉提的答复，当时她说，“不，这是不可能的……”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冷冰冰地说，“我珍视您对我的信赖；我认为，您想错了。不过，无论我对还是不对，正是您那么轻视的自尊心使我不可能去想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您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只想再说一点，您知道我说的是我妹妹，我爱她就像爱我自己的孩子。我不说她爱过您，但是我还要说一句，她当初拒绝并不证明任何问题。”

“我不知道！”列文跳起来说道，“但愿您知道，您是怎么刺痛我的！事情好比您的一个孩子死了，人家却对您说：要是他怎样怎样，他就可以活着，您看到他会多么高兴。可他已经死了，死了，死了……”

“您多么可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不顾列文的激动，苦笑着说，“是的，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她继续若有所思地说，“那么，吉提来了，您不会来看我们吗？”

“是的，我不会来。当然，我不会回避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但是我要尽可能避免由于我的在场而使她感到不愉快。”

“您非常非常可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亲切地端详着他的脸，重复说，“那，好吧，就当我们根本没谈过这件事。你来干什么，塔尼娅？”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用法语问进来的女孩。

“我的铲子在哪儿，妈妈？”

“我说法语，你也要说法语。”

女孩想说，但是忘记了铲子法语该怎么说；母亲提示她，然后又用法语告诉她，在哪里可以找到铲子。这使列文感到不快。

现在他觉得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家和她的孩子们完全不像以前那么可爱了。

“她为什么同孩子们说法语？”他想，“这多不自然，多么做作！孩子们也感觉到这一点。学会了法语，丢弃了真诚，”他心里想，却不知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这一点已经翻来覆去考虑过许多次，纵然要牺牲真诚，她还是得用这种方法教育孩子。

“您还要去哪里？再坐一会儿吧。”

列文留下来喝茶，但是他心绪不佳，感到很不自在。

喝完茶，他走到门厅，吩咐套车，当他回来时，看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激动不安，满脸不高兴，眼睛里含着泪水。原来刚才在列文出去时，发生了一件事，把她今天感到的幸福和为孩子而自豪的心情一下子给破坏了。格利沙和塔尼娅为了一只球竟然打起架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听到从儿童室传来的喊叫声，便跑了过去，看到他们一副可怕的样子。塔尼娅抓住格里沙的头发，格里沙怒气冲冲，脸色十分可怕，挥着拳头朝她身上乱捶。看到这个场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心都要碎了。仿佛她的生活蒙上了阴影，她知道，她引以为豪的孩子们不仅极其平凡，甚至十分差劲，没有教养，脾气粗暴，是凶狠的坏孩子。

她无法说，也无法考虑别的事情，不能不把自己的不幸告诉列文。

列文看见她很伤心，便极力安慰她说，这件事并不证明有什么不好，所有的孩子都会打架，但是列文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想：“不，我不会装模作样和自己的孩子们说法语，然而我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孩子，只要不溺爱他们，不让他们沾染坏习气，他们会讨人喜爱的。是的，将来我的孩子不会这样的。”

他告辞后坐车走了，她也没有挽留他。

十一

七月中旬，离波克罗夫斯克村二十俄里路的列文姐姐地产所在地的村长来找列文，报告那里的事务和草场的情况。姐姐地产的主要收入来自浸水的草场。往年的草场是以每俄亩二十卢布卖给农民割的，当列文掌管这块地产时，他察看了草场，认为价格应该高些，于是定下每亩卖二十五卢布。农民们不肯出这个价钱，而且列文猜想，他们还挡住了其他买主。于是列文亲自去那儿作了安排，决定采用一部分雇工，一部分按收成分成的办法割草。农民们千方百计阻挠这种新方法，但是事情还是照样进行，结果，第一年草场的收入几乎是增加了一倍。前年和去年农民们继续反对，但仍然按同样的办法处理。今年农民们按三分之一分成的办法割草，现在，村长来报告说，草已割完，他担心下雨，请来管账的，当着他的面把草分了，并且已把老爷的干草堆成了十一垛。列文问，那块主要的草地共割了多少干草，那个匆匆忙忙擅自分草的村长回答得含糊其辞，列文从他口气中听出，这次分草有问题，便决定亲自去检查一下。

在吃午饭时，列文来到村里，把马留在他的一个年老的朋友，他哥哥奶妈的丈夫家里，然后去蜂场找这个老头儿，想从他那儿打听割草的详细情况。帕尔梅内奇老头相貌端正，十分健谈，他热情地接待列文，让他看了自己所有的产业，详详细细地介绍了自己的蜜蜂和今年蜜蜂分箱的情况；但是对列文提出的有关割草的问题却吞吞吐吐，模棱两可，这使列文更加肯定自己的猜测。他来到草场，检查草垛。每个草垛不可能装五十车，为了揭穿农民们的花招，列文吩咐马上把运干草的大车拉来，装一垛草到板棚里去，结果一垛草只装了三十二车。尽管村长极力辩解说，干草原来是松软的，装上车就压实了，他还对天发誓，一切都做得很公道，可是列文始终不让步，说没有他的命令就分掉干草，所以他不能把每垛干草作为五十车来接受。他们争论了许久，结果决定，这十一垛草按每垛五十车计算分给农民们，而主人的一份重新分配。谈判和分干草的事一直延续到下午。最后一批干草分配完毕，列文把余下的监督工作交给了管账的，自己坐在以柳枝作了标记的草垛上，欣赏着农民们熙来攘往的草地。

在他前面，在沼泽地后边的河湾处，有一群穿得花花绿绿的农妇鱼贯而行，摊开的干草迅速地在嫩绿的草场上形成弯弯曲曲的一排灰色草堆。农妇们后面走着手拿草叉的农民，他们把草堆垛成一个个又大又高的松软的草垛。左边，大车辘辘地驶过割过的草地，干草被一大叉一大叉地抛上大车，草垛一个一个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车车散发着清香的干草，车上的草装得满满的，一直垂到马的臀部。

“趁好天气收割吧！定会有好干草的！”蹲在列文旁边的老头说，“是茶叶，简直不像干草！瞧他们搂干草，就像鸭子捡麦粒一般！”他指着装上车的干草垛，补充说，“午饭后已经拉走足足一半了。”

“最后一车，是吗？”他朝一个站在大车前座上，抖动着缰绳，从他身边驶过的小伙子大声问道。

“最后一车，老爷！”小伙子轻轻勒住马，大声说，同时微笑着回头望了望一个坐在大车上也在微笑的面色绯红的农妇，接着又赶着车往前走。

“这是谁？你的儿子？”列文问。

“我的小儿子。”老头说，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

“多好的小伙子！”

“这小子还不错。”

“娶媳妇了吗？”

“娶啦，到今年圣诞节前的斋日已有两年了。”

“有孩子了吧？”

“有什么孩子！整整一年什么事也不懂，还害羞呢，”老头回答，“看，这干草！像真正的茶叶！”他想改变话题，重复说。

列文仔细地打量着伊万·帕尔梅诺夫和他的妻子。他们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装草。伊万·帕尔梅诺夫站在大车上，接住、铺平，并且踩实大束大束的干草，他那个年轻美貌的妻子先是一抱一抱地递给他，后来用草叉灵巧地叉给他。年轻的农妇干得轻松、愉快和灵巧。大堆压紧的干草不容易叉上叉子。她先把它们耙松，插进叉子，以平稳有力和迅速的动作把全身的重量压在叉子上，然后立即把束着红色宽带子的脊背一弯，再直起身子，挺起她那白围裙里面丰满的胸部，熟练地握住叉子，把一叉干草高高地抛到车上。伊万显然想尽量让她省些力气，急忙大大地张开双臂，接住她叉上来的干草，再把干草在车上铺平。年轻的农妇用草耙把最后一些干草耙拢，抛到车上，然后拍掉落在脖子上的草屑，整理了一下滑到未被晒黑的白皙的前额上的红头巾，接着钻到大车下面捆车。伊万教她怎么把绳子系在横木上，听到她说了句什么话，便哈哈大笑起来。在他们俩的表情上可以看到一种强烈的、刚刚被唤醒的、充满青春活力的爱情。

十二

草车捆扎好了。伊万跳下来，牵着那匹肥壮的骏马。年轻的农妇把草耙往车上一扔，摆动着双臂，迈着有力的步子，向成群结队的农妇们走去。伊万把车赶上大路，加入了其他大车的行列。农妇们扛着草耙，晃动着鲜艳的衣服，唧唧喳喳地说笑着，欢快地跟在大车后面。一个农妇用粗野的嗓子唱起歌来，唱到歌词反复处，五十个粗细不一、但都有力的嗓子便齐声从头唱起这首歌。

农妇们唱着歌走近列文，他仿佛觉得一片乌云发出欢乐的雷鸣向他逼近。乌云越来越近，终于笼罩住他。他躺着的草垛、还有别的草垛、一辆辆大车、整片草场直至遥远的田野，一切都随着这夹杂着呼喊、口哨和打嗝声的粗野欢快歌声的节拍抖动、摇晃。列文羡慕这种健康与欢乐，他很想参与抒发这种生活的欢乐。但是他什么也不能做，只好躺在这儿眼观耳听。当人群和歌声从视线和听觉中消失时，在列文心中产生了一腔因孤独、无所事事和厌世而引起的沉重的忧郁。

有几个农民曾为了干草与他争论得很凶，有的受过他的责备，有的想欺骗他，就是这些农民，此刻却愉快地向他点头致意，显然一点也没有记恨他，对他们想欺骗他这一点，不仅一点不感到后悔，甚至忘得一干二净。那一切都湮灭于欢乐的共同劳动的海洋之中。上帝赐予了时间，上帝赐予了力量。时间和力量献给了劳动，而酬报就在劳动本身。而为谁劳动？劳动的成果是什么？这些都无关紧要、微不足道。

列文经常欣赏这种生活，经常对过这种生活的人产生一种羡慕之情，但是今天，列文第一次，特别是在看到伊万·帕尔梅诺夫对他年轻妻子的态度而深有感触之后，第一次清楚地想到：要把他原先过的那种十分乏味、无聊、矫揉造作的独身生活变成这种勤劳、纯洁、与伴侣共享的美好生活，关键在于他本人。

原来坐在他身边的老头早已回家去了；农民们都已四散。路近的回家去，路远的准备就在草场上吃晚饭，过夜。列文没有被人发现，仍躺在草垛上观察着、倾听着、思考着。留宿在草地上的农民在短短的夏夜里几乎没有睡觉。起先可以听见大伙儿一起吃晚饭时欢快的说笑声，后来又听到歌声和笑声。

除了欢乐，漫长的整整一天的劳动没有在他们身上留下别的痕迹。黎明之前，一切都寂静下来。只听见沼泽地里不停的蛙叫声和晨雾腾起的草地上马打响鼻的声音。列文清醒了，从草垛上爬起来，抬头望望星星，他知道黑夜即将过去。

“那么，我做什么好呢？我该怎样做？”他自言自语，竭力想表达出自己在这短短一夜里所反复思考和感受到的一切。他在反复思考和感受到的一切中有三个想法。一个想法是抛弃自己的旧生活，抛弃自己毫无用处的知识和教育。这种抛弃会给他带来快乐，做起来也轻松简单。另一个想法和想象与他现在所向往的生活有关。他清楚地感觉到这种生活的质朴、纯洁与合理，而且确信，他将在这种生活中找到他痛感缺乏的满足、安宁和尊严。但是第三个想法却围绕着怎样使旧生活转变成新生活这个问题打转。在这方面，他头脑中没有任何明确的主意。“娶一个妻子吗？找一份工作？有去工作的必要性吗？离开波克罗夫斯克村吗？买土地吗？加入村社吗？娶一个农家女吗？我究竟该怎么做？”他又问自己，但找不到答案。“虽然我整夜没有睡，但找不到明确的答案，”他自言自语，“以后我会明白的。有一点很明确，这一夜决定了我的命运。我原先对家庭生活的一切憧憬全是不现实的，不是那么回事，”他对自己说，“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简单得多，好得多……”

“多美呀！”他仰望着头顶上空那酷似奇异的珍珠贝壳般的朵朵白云，心里想道。“在这美好的夜晚，一切是多么美好呀！这珍珠贝壳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不久前我望着天空，天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两长条白带。是啊，我对人生的看法也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改变了！”

他走出草地，沿着大路朝村子走去。微风习习，天空变得灰暗起来。黎明即将来临，在光明完全战胜黑暗之前，通常有一个这样阴沉沉的时刻。

列文冷得浑身打战，他望着地面，匆匆地走着。“这是什么？有人乘车来了。”他听到铃铛声，抬起头，心想。在离他四十步远的地方，一辆车顶上载着大皮箱的四套马车沿着他走的那条长满草的大路向他迎面驶来。辕马紧靠着辕杆，避开车辙，但是斜坐在驭手座位上的熟练的车夫却让辕杆对准车辙，这样，车轮可以在平坦的地方滚动了。

列文只注意到这一些，却没去想谁会来这儿，他心不在焉地朝马车望了一眼。

马车里，一个老妇人坐在角落里打瞌睡。而在窗边，坐着一个年轻姑娘，显然刚刚睡醒，两手抓住白帽子的带子。她神采奕奕，流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内心充满列文所陌生的微妙和复杂的活动，她望着曙光，没有看见列文。

就在这景象消失的一刹那间，姑娘那双诚实的眼睛望了他一眼。她认出了他，一阵惊喜使她容光焕发。

他不会看错的。世上只有一双这样的眼睛。世上只有一个人身上凝聚着他生活的全部光明和意义。这就是她。这就是吉提。他明白她是从铁路车站去叶尔古绍沃。于是，在这不眠之夜所有使列文激动的一切，他作出的种种决定，转眼全都烟消云散了。他厌恶地回忆起自己想娶农家姑娘的梦想。只有在那里，在迅速离开，朝道路另一个方向驶去的马车里，只有在那里，才有解决最近使他如此苦恼的生活之谜的可能性。

她没有再往外张望。马车座位的弹簧声听不见了，只能隐隐约约听见铃铛的声音。狗的吠叫声说明，马车已驶过村子，周围只是一片空旷的田野，前面是村子，而他孤零零的一个人走在荒凉的大路上。

他望望天空，希望看到刚才他欣赏的那片象征着夜里他的全部思想和感情的珍珠贝壳般的云彩。天空上再没有像珍珠贝壳般的云彩了。在那里，在深不可测的高空，已经发生了神秘的变化。没有一点珍珠贝壳的痕迹，半边天空仿佛铺上一尾越来越小的云朵。天空渐渐变得蔚蓝、明亮，并带着同样柔和而又同样深不可测的情态回答他疑惑的目光。

“不，”他对自己说，“不管这种朴实和勤劳的生活多么美好，但是我不能再过这种生活了。我爱她。”

十三

除了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接近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个表面极其冷静、极有理智的人有着一个与他整个性格相抵触的弱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听到孩子哭泣或者看到女人流泪就不能无动于衷。一见到眼泪他就会不知所措，完全失去思考能力。他的办公室主任和秘书了解这一点，因此他们预先告诉来求助的女人，要是不想坏事的话，绝对不能哭。“他一生气，就不会再听你们说话了，”他们说。确实，在这种场合，眼泪会破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情绪，使他突然发起火来。“我不能，我无能为力。请走吧！”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会这样大声喊叫。

安娜从赛马场归来的路上，向他明说了自己与渥伦斯基的关系，接着就用两手蒙住脸哭了起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虽然心中怨恨她，但同时也感受到眼泪往往在他身上引起的那种情绪波动。他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在这时他流露出这种感情是不合适的，于是他极力克制，不让自己的内心活动外露，他一动也不动，也不朝她看一眼。因此他的脸上表现出一种古怪、僵死的表情，这使安娜感到吃惊。

他们到了家，他扶她下了马车，努力控制住自己，照例以彬彬有礼的态度同她道了别，说了一句不用他承担责任的话；他说，明天会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她。

妻子的话证实了他最坏的猜测，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中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痛楚。而由她的眼泪引起的他对她不可思议的怜悯又加剧了这种痛楚。但是，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独自坐在马车上时，他觉得自己完全摆脱了这种怜悯和近来一直折磨他的猜疑和忌妒的痛苦，这使他又惊又喜。

他有一种感觉，仿佛拔掉了一颗痛了很久的病牙。在经受了可怕的痛苦，并且感觉到从牙床上拔去了一个比脑袋还大的东西以后，病人突然感到长期毒害他的生活，占据他全部注意力的东西已不复存在，他又可以生活、思考，无须只关心自己的一颗牙齿了。他简直不相信自己会这样幸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体会到的正是这种感觉。过去那种古怪和可怕的疼痛，现在已经消失；他觉得，他又可以正常生活，用不着只考虑妻子的事了。

“寡廉鲜耻，没有心肝，没有宗教信仰，一个堕落的女人！这我一向知道，一向明白，虽然我怜惜她，极力欺骗自己，”他心里想。他确实觉得，他一直明白这一点。他回忆起他们过去生活的细节，过去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现在这些细节却清楚地证实，她向来是个堕落的女人。“我把自己的生活同她结合在一起，是一个错误；但是造成这个错误不能怪我，所以我不应该受罪。罪过不在我，”他自言自语说，“而在她。我与她无关。她对我来说已不存在了……”

他已不再关心她和儿子将来的命运，他对待儿子的感情，就像对待她的感情一样，起了变化。现在他关心的只是一个问题，如何用对自己最好、最体面、最合适，因此也是最正确的方式去除掉由于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从而继续沿着自己那条积极、诚实和有益的生活道路前进。

“我不能因为一个可耻的女人犯了罪而遭到不幸；我只需要找到一个最好的办法摆脱她使我陷入的困境。我一定能找到这个办法，”他思忖，眉头皱得越来越紧。“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美丽的海伦[4]将墨涅拉俄斯弄得至今众人记忆犹新，诸如此类的历史事例暂且不说，光是当代上流社会妻子对丈夫不忠的例子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心中就数不胜数。“达里亚洛夫、波尔塔夫斯基、卡里巴诺夫公爵、帕斯库金伯爵、德拉姆……对，还有德拉姆……多么正直，能干的人……谢苗诺夫、恰金、西戈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想着，“即使他们受到不合理的嘲笑，但是我可从来以为这只是不幸，一直同情他们，”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尽管这不是事实。他从来也没有同情过这种不幸，听到妻子背叛丈夫的事例越多，他越是看重自己。“这种不幸可能会落到任何人头上。现在我也遭到这种不幸。问题在于，怎么以最好的办法摆脱这种困境。”接着他开始逐一想起处于和他同样处境的人所采取的办法。

“达里亚洛夫进行决斗……”

决斗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年轻时之所以特别引起他的兴趣，正是因为他天生是个胆怯的人，而且他本人也很明白这一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想到有支手枪对准自己，就不可能不感到恐惧万分，因此一生中从未使用过任何武器。这种恐惧从年轻时起就经常迫使他想到决斗，设想他不得不让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的情景。在生活中获得了成功和牢固的地位后，他早就忘了这种感觉；但是，这种习惯性的感觉现在又抬头了，为自己的胆怯而感到恐惧的心理现在也显得如此强烈，使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各方面久久地考虑着决斗的问题，以此聊以自慰，虽说他事先就知道自己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决斗的。

“毫无疑义，我们的社会还很野蛮（不像英国），许多人——对其中有些人的意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特别重视——从好的一面看待决斗；但是后果将会如何？比如说，我去找对方决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思忖着，生动地想象自己挑战后将度过的那个夜晚，想象起那支对准他的手枪，不禁打了个哆嗦，并且明白他永远也不会这么做。“比如说，我找对方决斗。假如他们教会我怎样射击，”他继续想，“怎样站立，我扣动扳机，”他闭上眼睛，自言自语，“结果我把他打死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然后摇摇头，想驱除这些愚蠢的念头。“杀死那个人对于确定自己与有罪的妻子和儿子的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且我还得作出决定，应当怎么处置她。但是更可能的是，我会被打死或者打伤。我是无辜的，是个受害者，却被打死或者打伤。这就更没有意思了。况且由我提出决斗不是一种高尚的行为。难道我事先不知道，我的朋友决不会让我去决斗，决不会让一个俄罗斯必需的政治家去冒生命危险吗？结果会怎样呢？结果是，我事先知道事情决不会发展到危险的地步，而只想以这种挑战为自己争得一点虚荣。这是不高尚的，这是虚伪的，是自欺欺人。决斗没有意义，谁也不希望我提出决斗。我的目的是保持自己的声誉，而声誉是我顺利地继续进行我的事业所必需的。”公务事业过去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心目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他认为它更加重要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经过考虑，放弃了决斗的念头，他又想到另一个办法——离婚，这是他记忆中某些被欺骗的丈夫所采用的办法。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逐一回忆起所有他知道的离婚案件（这种案件在他熟悉的上流社会里是数不胜数的），却没有发现一个同他抱有同样目的的离婚案例。在所有这些案件中，丈夫或是出让，或者出卖不忠的妻子，而她因为犯了罪，无权再结婚，便同新的伴侣建立非正式的、不合法的婚姻关系。就自己的情况来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合法的离婚，就是只把有罪的妻子休掉，是不可能的。他看出，他所处的那种复杂的生活环境不允许提供法律所需的用以揭露妻子罪行的丑恶证据；他看出，即使有这些证据，他们的身份也不允许把它们揭示出来；要是揭示这些证据，那就会贬低他在社会舆论中的地位，使他受到比她更为严重的损害。

离婚的尝试只能导致出丑的诉讼，这是敌人求之不得的，他们可以借此诽谤他和贬低他在上流社会的崇高地位。他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不打乱现状，求得麻烦最少的处境。这一目的通过离婚是达不到的。此外，如果离婚，或者试图离婚，妻子显然就会与丈夫断绝关系，投入情人的怀抱。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虽然觉得自己十分蔑视妻子，对她很冷漠，但是内心却对她还有一种念头，那就是不愿意让她毫无阻碍地与渥伦斯基结合，让她犯了罪反而如愿以偿。这个念头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恼火，一想到这种状况，他内心就痛苦得呻吟起来，于是他欠起身子，在马车上挪了挪位子，此后久久地皱起眉头，用厚厚的毛毯裹住自己那双怕冷的、皮包骨头的腿。

“除了正式离婚，也可以像卡里巴诺夫、帕斯库金和那个善良的德拉姆那样做，这就是同妻子分居，”他平静后继续想，但是这种方法也会丢人现眼，而且主要是，分居就和正式离婚那样，让自己的妻子投入渥伦斯基的怀抱。“不，这办不到，办不到！”他把毯子翻过来，大声说道，“我不能倒霉，她和他也休想过好日子。”

在情况不明期间折磨他的那种忌妒心，经过妻子的话挑明了真相以后，就像忍痛拔去了一颗病牙，已经消失了。但是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想法：他希望她不仅不能称心如意，而且还因为自己的罪行而得到报应。他不承认自己有这种想法，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却希望，妻子由于破坏他的安宁和名誉而遭受痛苦。他又逐一分析了决斗、离婚、分居等方法，再次把它们抛弃，最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确信，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隐瞒事实，千方百计使他们断绝关系，把她留在自己身边。主要的是——这一点他自己并不承认——要惩罚她。“我应当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她：在仔细考虑了她对家庭造成的困境之后，我认为，任何其他办法对双方都比表面上维持原状[5]更糟，我同意维持原状，条件是她必须严格执行我的意志，即与情人断绝关系。”为了证明他最终的这个决定正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想出另一个重要依据。“我只有按照这个决定做，才合乎宗教教义，”他对自己说，“只有按照这个决定做，我才不会把犯罪的妻子拒之门外，而给她一个悔改的机会，甚至——无论我将多么痛苦——用自己的一份力量挽救她，帮助她悔改。”虽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知道，他不可能对妻子产生道德上的影响，而帮助她悔改的企图，除了虚伪之外，不会产生什么结果；虽然在他经受如此痛苦的时候，一次也没有想到在宗教中寻求指导；但是现在，当他觉得自己的决定符合宗教教义时，这种对他的决定的宗教上的认可使他十分高兴，心中得到了某种安慰。他高兴地想到，在如此重要的生活大事中，谁也不会说他的行为不符合宗教教规，在普遍的冷淡和漠不关心的状况下，他始终高举起宗教的旗帜。详细地考虑了今后的生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甚至不明白，为什么他和妻子的关系不能跟以前一样。毫无疑问，他不会再尊敬她；但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要为她这个不忠实的坏妻子而打乱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受到痛苦的煎熬。“对，时间会过去的，时间会把一切安排妥当，以前的关系会恢复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恢复到那种程度，使我不会感觉到自己在生活中遭到挫折。她应该倒霉，但是我没有过错，因此我不能倒霉。”

十四

快到彼得堡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仅完全肯定了这一决定，而且还考虑好他将写给妻子的信的腹稿。走进门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了看部里的来信和公文，吩咐随后送到书房里去。

“去把马卸下来，我谁也不接见。”他回答门房的问话，特别强调“谁也不接见”这几个字，语气中带点得意的意味，以此表明他情绪不错。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书房里来回踱了两次，在放着仆人事先点燃的六支蜡烛的大写字台前站住，咔咔地扳响手指关节，接着坐下来，摆好文具。他把两肘支撑在桌上，侧着脑袋，考虑了一会儿，接着就毫不停顿地写起信来。在信上他对她没有写称呼，而是用法语中“您”这个代词，它不像俄语里的“您”那样，使人感到有一种冷淡的意味。

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时，我向您表示过，关于这次谈话的问题我会把自己的决定通知您。我仔细考虑了所有的情况，现在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便写信给您。我的决定如下：无论您的行为如何，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割断上帝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家庭不能因任性、专断或者因为夫妻中一方犯了罪而遭到破坏，因此我们的生活应该像先前那样继续下去。这对我，对您，对我们的儿子都是必要的。我完全相信，您已经为引起我写这封信的事件感到后悔，您会协助我根除我们不和的原因，并使我忘记过去。要不然，您自己一定会预料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如何。所有这一切，我希望我们见面时详谈。避暑季节即将结束，所以我请您尽快回到彼得堡，不要迟于星期二。我会做好您回来的一切准备。请您注意，我特别希望我的这个要求能够实现。

阿·卡列宁

又及：随信附上您可能需要的钱。

他把信读了一遍，感到挺满意，特别是因为自己想到随信附上了钱；信中没有刻薄的语言，没有指责，也没有姑息。最主要的是，为她归来搭起了一座金桥。他折好信，用沉甸甸的象牙裁纸刀把它压平，然后连同钱一起塞进信封里。他带着每当他使用自己那摆得整整齐齐的文具时所产生的那种满意的心情，拉了一下铃。

“把这交给信差，让他明天送到别墅，交给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说着站起身来。

“是，大人。茶要送到书房里来吗？”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把茶送到书房里来，手中玩弄着那把沉甸甸的刀子，一面朝圈椅走去。圈椅旁已放好一盏灯和一本他已开始阅读的关于埃及象形文字的法文书。圈椅上方挂着一个椭圆形的金边镜框，里面是一位著名画家为安娜画的一张出色的肖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望了望画像。一双深沉的眼睛嘲弄和傲慢地看着他，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那个晚上，她也是这么看着他的。画家惟妙惟肖地画出了头上扎着的黑色花边丝带、乌黑的头发、白皙纤美的双手、无名指上戴满的宝石戒指，这幅肖像的那种傲慢和挑战的神态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难以忍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朝画像望了一会儿，打了个哆嗦，嘴唇发抖，发出“布尔尔”的声音，然后转过身去。他急忙坐在圈椅上，打开了书。他试图看书，可是怎么也无法恢复原先那种对埃及象形文字的强烈兴趣，他望着书，脑子里却想着别的事。他想的不是妻子，而是最近在他的公务中发生的一个复杂事件，这是他近来最关心的一件事。他觉得自己比以往更深刻地了解其中的复杂情况，并在脑海中产生了一个并非聊以自慰的好主意，能弄清整个事件，提高他在官场上的地位，击败敌人，从而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利益。仆人刚把茶放好，走出房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站起来，走到写字台旁。他把公文包移到台子中央，带着隐约可见的满意的微笑从笔架上取下一支铅笔，开始埋头阅读他要求到手的复杂的案卷，这案卷与当前的那件麻烦事有关。事情就是如此复杂。作为一个治国之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他所固有的，也是每个步步高升的官员所共有的，这个特点和他的强烈功名心、稳健作风、正直态度以及自信心一起造就了他的功名，这个特点就是蔑视官样文章，减少公文往来，尽可能地直接接触现实事件，以节约开支。可是碰巧，那个著名的六月二日委员会提出了有关扎赖斯克省的土地灌溉工程问题，这个问题曾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管辖的部处理，是浪费财力和搞官样文章的一个突出例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知道，这是事实。扎赖斯克省的灌溉工程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前任的前任创办的。确实，这项工程已经花费了，而且还在花费大量钱财，然而却毫无成效，整项工程显然不会有任何结果。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上任，就了解到这一点，并想插手这件事，但是最初他觉得自己的地位还不稳固，他知道，这样做定会触犯许多人的利益，是不明智的；后来他又忙于其他事务，干脆把这件事给忘记了。这项工程和其他所有事情一样按习惯自行发展（许多人靠这项工程为生，特别是一个很有道德的音乐之家。所有的女儿都会弹奏弦乐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认识这个家庭，并为一个大女儿当过主婚人）。这个问题是由一个同他作对的部提出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认为对方居心不良，因为每个部里都有类似的、或者更严重的问题，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官场的礼节，没有人去揭露。现在既然有人已向他挑战，那他就勇敢地应战，要求指派一个特别委员会审查扎赖斯克省土地灌溉委员会的工作；同时他也不放过那些先生们。他要求再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异族人的事务。处理异族人事务的问题是在六月二日委员会会议上偶然被人提出来的，并得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坚决支持，因为异族人的凄惨状况亟待解决。在会上，几个部为这件事争吵起来。反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那个部证明，异族人正处于蓬勃发展的状况，提出改革将会破坏他们的繁荣，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只是由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在的部没有落实法律规定的措施。现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打算提出如下的要求：第一，组建新的委员会，实地调查异族人的状况；第二，如果异族人的境况确实像委员会所掌握的官方材料中所记载的那样，那么，再任命一个新的学术委员会，从（一）政治上，（二）行政上，（三）经济上，（四）人种学上，（五）物质上，（六）宗教上调查异族人处于凄惨状况的原因；第三，要求敌对的部报告近十年来该部为了防止异族人陷入当前所处的不利状况而采取了哪些措施；第四，最后，要求该部作出说明，为什么按照送交委员会的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五日的第一七○一五号报告和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的第一八三○八号报告来看，它的活动完全违反……根本法和建制法……第十八条及第三十六条附款的精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迅速记下这些想法的要点，脸上泛起兴奋的红晕。他写满了一张纸，站起来，拉了拉铃，让仆人把一张便条送给办公室主任，要他去搜集一些他所需要的资料。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又望了望那张肖像，皱了皱眉头，鄙视地冷笑了一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读了一会儿那本有关埃及象形文字的书，恢复了对这本书的兴趣，到了十一点钟他才上床睡觉，他躺在床上，想起了他与妻子之间发生的那件事，他已经觉得事情完全不那么令人沮丧了。

十五

尽管渥伦斯基说安娜的处境难以忍受，劝她向丈夫坦白一切，安娜固执和恼火地反驳了他，可在她的内心深处却认为自己的处境是虚伪的，不光明正大的，她衷心希望改变这种处境。和丈夫一起从赛马场回来时，她一时冲动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了他；当时她虽然感到痛苦，但还是觉得一吐为快。丈夫离去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心里高兴，现在一切都已明确，至少不会有虚伪和欺骗了。她觉得，毫无疑问，现在她的处境永远明确了。这个新的处境也许很糟糕，但它是明确的，不再有含糊和虚伪了。她想，她说出了这些话，给自己和丈夫带来了痛苦，但是现在一切都明确了，这种痛苦也就因此得到了补偿。就在当天晚上，她与渥伦斯基见了面，但是没有把自己和丈夫之间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确定自己的处境，应该告诉他。

第二天早上，她醒来以后首先想到的是她对丈夫说的那些话，她觉得这些话是那么可怕，现在她无法明白，她怎么会说出这样奇怪、刺耳的话来，她无法想象这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话已出口，而且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见到渥伦斯基，没有告诉他。他走的时候，我想叫住他，告诉他，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那会显得奇怪，为什么一开始我不告诉他呢？为什么我想告诉他而没有告诉他呢？”想到这一问题时，她脸上泛起热辣辣的羞愧的红晕。她明白，是什么原因使她没有说；她明白，因为她感到羞愧。她昨天晚上还觉得很明朗的处境现在突然变得不仅不明朗，而且令人绝望了。她为以前从未考虑到的羞耻而觉得害怕。她一想到丈夫将会采取什么措施，心里便感到十分恐惧。她想，管家马上会把她赶出家门，她的耻辱将会传遍全世界。她问自己，要是被赶出家门，她能去什么地方，她没有找到答案。

她想到渥伦斯基，仿佛觉得他不再爱她了，觉得他已经开始把她视为累赘，她觉得自己不能献身于他，对他产生了一种敌意。她仿佛觉得，她把对丈夫说的那些话，在她头脑里不停地重复的那些话，已经告诉了所有的人，大家都听到了。她不敢看一眼与她一起生活的家人。她不敢叫使女，更不敢下楼去看儿子和女家庭教师。

使女站在她门口已经听了好久，便自己走进房间。安娜以询问的目光望了望她的眼睛，害怕得涨红了脸。使女请求安娜原谅她进屋来，说，她好像听到有人拉铃。她拿来了衣服和一张便条。便条是别特西写来的。别特西提醒她，今天早上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将带着她们的崇拜者卡卢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头到她家去玩槌球。“您来看看吧，就算是来研究风俗。我等您。”她在结尾写道。

安娜看了便条，沉重地叹了口气。

“没有什么事，什么也不需要，”她对正在整理梳妆台上香水瓶和刷子的安努什卡说，“去吧，我马上穿好衣服出来。没什么事，什么也不需要。”

安努什卡走出去了，但是安娜没有动手穿衣服，而是像原先那样耷拉着脑袋，垂着双手，有时全身打个哆嗦，仿佛想做个什么动作，说句什么话，然后又呆然不动了。她不停地念叨：“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是无论“上帝”，还是“我的”对她都没有任何意义。尽管她从未怀疑过把她教养大的宗教，但是她不会想到向宗教求援，就像不会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求援一样。她知道，求援于宗教只能以抛弃构成她全部生活意义的东西为条件。她不仅感到痛苦，而且开始对一种新的、从未经历过的精神状态感到害怕。她觉得内心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就像疲倦的眼睛有时看东西那样。她有时不知道，她害怕什么，希望什么。她害怕和希望的是过去的事，还是将要发生的事，她到底希望什么，她也不知道。

“唉，我在做什么呀！”她自言自语，突然觉得两边太阳穴疼痛。等她冷静下来，她发现自己的双手正抓住两鬓的头发，紧按着。她跳起来，开始来回走动。

“咖啡准备好了，家庭教师和谢廖扎在等您。”安努什卡又走回来说，发现安娜还是原先的样子。

“谢廖扎？谢廖扎怎么啦？”安娜突然兴奋起来，问道。整个早晨她第一次想起儿子。

“他好像犯了过错。”安努什卡带着微笑回答。

“什么过错？”

“您的桃子放在拐角的房间里，他好像偷偷地吃了一个。”

一提到儿子，安娜突然从她所处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了。她想起了近几年来她所担任的一个为儿子而活着的母亲的角色，尽管这个角色被大大地夸张了，但总有真诚的成分；她感到欣喜，她虽处困境，却有一个不以她与丈夫和渥伦斯基的关系为转移的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儿子。她无论处在什么境地，都不会撇下儿子不管。即使丈夫羞辱她，把她赶出家门，即使渥伦斯基对她冷淡，又去过他独往独来的生活（她又恼火和责怪地想到他），她都不能丢下儿子。她有自己的生活目的。为了保持自己与儿子的这种关系，为了不让别人从她身边抢走儿子，她必须采取行动。趁儿子还没有从她身边被抢走，她必须赶快、尽快采取行动。必须带着儿子离开，这就是她当前要做的事。她必须平静下来，摆脱这痛苦的境地。想到与儿子直接有关的事，想到马上就要和他一起到别的地方去，她的心平静下来了。

她匆匆地穿好衣服，下了楼，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客厅，谢廖扎和家庭女教师和往常一样正在那儿等她来喝咖啡。谢廖扎穿着一身白衣服，站在镜子下的桌子边，弓着背，低着头，专心致志地在摆弄着他拿来的花，他那副神态安娜很熟悉，跟他的父亲一个样。

家庭女教师的神情特别严肃。谢廖扎像往常一样尖叫起来：“啊，妈妈！”接着就停住了，他犹豫不决：是放下花，赶上前去跟妈妈打招呼，还是把花环做好，拿着花去迎接妈妈。

家庭女教师向她道过早安以后，开始详详细细汇报谢廖扎的表现，但是安娜没有听她说话；她在考虑，要不要把她也带走。“不，不能带，”她打定主意，“我一个人带着儿子走。”

“是的，这样做很不好，”她抓住儿子的肩膀说，用并不严厉，而是胆怯的目光看了看儿子，这目光使儿子感到困惑和欢喜，接着，她又吻了一下儿子。“让我来处置他吧。”她对惊奇不已的家庭女教师说，抓住儿子的手，在摆着咖啡的桌子旁边坐下来。

“妈妈！我……我……没有……”他说，极力想从她的表情中弄明白，为了那个桃子，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

“谢廖扎，”家庭女教师一走出房门，她就说，“这样做不好，你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吧？你爱我吗？”

她感觉到，泪水涌上了眼眶。“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对自己说，同时注视着他那又惊又喜的目光。“难道他会和他父亲一起来谴责我吗？难道他不同情我吗？”眼泪已经顺着脸颊淌下来，为了掩饰泪水，她猛地站起来，几乎像跑步似的来到凉台上。

下了几天雷雨之后，天气变得晴朗而寒冷。尽管从被雨水冲刷干净的树叶之间洒下灿烂的阳光，室外还是挺冷的。

由于天气寒冷和内心恐惧，她全身哆嗦了一下，在空气清新的室外，这种寒冷和恐惧的感觉反而更加强烈。

“去，到玛丽埃特那儿去，”她对跟在她身后出来的谢廖扎说，然后在凉台的草毯上踱步。“难道他们不肯原谅我，难道他们不明白，这一切都是出于无奈吗？”她问自己。

山杨树的叶子已被雨水冲刷干净，在没有热力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她停下脚步，朝被风吹得摇曳不定的山杨树梢看了一眼，她明白，他们不会原谅她，就像这天空，这绿树一样，现在一切东西和所有的人都将对她毫不留情。她重又感觉到，她内心的一切又开始变得模糊。“不要，不要想了，”她对自己说，“该准备了。去哪儿？什么时候去？带谁去？对，去莫斯科。坐晚上的火车。带上安努什卡和谢廖扎，再带些生活必需品。但先得写信给他们两人。”她疾步走进屋子，走进书房，坐到桌边给丈夫写信：

“自从事情发生以后，我无法再待在您的家里。我要带着儿子走了。我不懂得法律，所以不知道儿子该跟父母的哪一方，但是我要带上他，因为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请您宽宏大量，把儿子留给我吧。”

她迅速而自然地写到这儿，但是当写到请求他宽宏大量——她不认为他会宽宏大量——考虑该用什么感人的语言结束这封信时，她停住了笔。

“我不能说我的过错和悔恨，因为……”

她又停下笔，她的思路乱了。“不，”她对自己说，“什么也不用写。”接着便把信撕掉，重新开始写，没有提到请他宽宏大量，就把信封了起来。

另外还要写一封信给渥伦斯基。“我已向丈夫坦白了，”她写道，然后久久地坐着，再也无法继续写下去。这样太粗俗了，不像个女人。“我能再给他写些什么呢？”她问自己。她的脸上又泛起羞愧的红晕，回想起他的镇静，她感到恼恨，于是她把写了一句话的纸撕成碎片。“什么也不必写了。”她心想，然后收起信笺夹，上了楼，告诉家庭女教师和仆人们，今天她要去莫斯科，接着便开始收拾行李。

十六

扫院子的人、花匠和仆人在别墅的各个房间来回奔忙，往外搬行李，衣柜和五斗橱都被打开；仆人两次跑到小铺里去买细绳；地板上乱扔着报纸。两个箱子，几个行李袋和捆在一起的毛毯已搬到了前厅。一辆四轮轿式马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停在门口。安娜忙于整理行李，忘记了内心的不安，她站在自己书房的桌子边整理旅行包，这时候安努什卡要她注意听，有一辆车子正向这儿驶来。安娜朝窗外瞧了瞧，看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信差站在门口拉门铃。

“去看看有什么事。”她两手放在膝盖上，在圈椅里坐下，镇定地说，她已做好应付一切的准备。仆人拿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笔写的一封厚厚的信。

“信差奉命要等候回音。”他说。

“好，”她说，等仆人一出去，她就用发抖的手指拆开了信。从里面掉出一叠没有折过的纸币。她展开信，从结尾读了起来。“我会做好您回来的一切准备，我特别希望我的这个要求能够实现。”她飞快地往下读，读完了全信，然后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她读完信后，感到全身发冷，感到一场她料想不到的可怕灾难降临她的头上。

早上，她为自己对丈夫所说的那番话感到后悔，真希望她没有说过这些话。现在收到的这封信倒是认为，她的那些话就等于没有说过，这倒遂了她的心愿。但是现在她觉得这封信比她能想象的任何事物都可怕。

“他是对的！他是对的！”她说，“当然，他永远是对的，他是基督徒，他是宽宏大量的人！哼，他是个卑鄙下流的人！除了我，谁也不了解，今后也不会了解这一点，我又无法说明。大家说他是个笃信宗教、道德高尚、正直又聪明的人；但是他们看不到我看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他八年来如何摧残我的生命，摧残我身上的活力，他从来也没有想到我是一个需要爱的活生生的女人。他们不知道，他处处伤害我，还自鸣得意。我不是努力过，尽全力去寻找自己生活的意义吗？我不是试图爱他，而当我无法爱丈夫的时候，我没有尽力爱儿子吗？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明白，我不能够再欺骗自己，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没有罪，上帝把我造就成这么一个人，我需要爱，需要生活。现在怎么样呢？让上帝杀死我吧，或者杀死他吧，一切我都能忍受，我都可以原谅，但是不，他……”

“我怎么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做呢？他这样做是出于他卑劣的本性。他将依旧是对的，我已经毁了，而他还要使我变得更悲惨，更下贱……”“您自己一定会预料到您和您儿子前途将会如何，”她回忆起他信中的话，“这是威胁，他要夺走儿子，根据他们愚蠢的法律，他大概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会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吗？他连我对儿子的爱也不相信，或者轻视（正如他嘲笑的那样），轻视我的这种感情，但是他知道，我不会放弃儿子，也不可能放弃儿子，要是失去儿子，即使同我所爱的人在一起，我也不能生活下去；他也知道，丢下儿子，弃他而走，我的行为就和最下贱、最卑鄙的女人一样，这一点他知道，并且知道我不会这么做。”

“我们的生活应该像先前那样继续下去，”她想起信中的另一句话，“这种生活过去已经很痛苦，近来变得更可怕了。今后该怎么办呢？他知道一切，知道我不会因为要呼吸，要恋爱而后悔；他知道，除了谎言和欺骗，再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他需要继续折磨我。我了解他，我知道，他会如鱼得水似的畅游在虚伪之中。可是，不行，我不能让他得到这种享受，我要冲破他这张把我缠住的虚伪之网。该怎样就怎样吧，不论什么都比虚伪和欺骗好。”

“但是怎么办呢？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有过像我这么不幸的女人？”

“不行，我一定要冲破，一定要冲破！”她忍住泪水，跳起来喊道。接着她走到写字台旁边，想给他另写一封信。但是她的内心深处感到，她什么也无法冲破，她无法摆脱先前的处境，无论它是多么虚伪和可耻。

她在写字台边坐下来，但是没有动笔，而是把手搁在台子上，脑袋伏在上面，哭了起来。她哽咽着，整个胸脯不停地起伏，像孩子哭似的。她哭是因为她希望自己的处境能明朗化、能确定下来的幻想永远破灭了。她知道，往后一切都会像过去一样，甚至比过去更糟糕。她感觉到，她在上流社会享有的、今天早上还认为无足轻重的地位对她来说却很宝贵，她无法将它换成一个抛弃丈夫和儿子，与情人苟合的女人的可耻地位，她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超越自我。她永远感受不到恋爱的自由，永远沦为一个有罪的妻子，生活在恐惧之中，时时害怕自己的罪行被揭露，永远是一个为了和另一个无法与她共同生活的、不受约束的男人保持可耻的关系而欺骗自己丈夫的妻子。她知道，事情只会是这样，这实在太可怕了，她甚至不能想象这事会怎样了结。她忍不住像个受罚的孩子那样哭泣着。

仆人的脚步声使她清醒了，她不让他看到自己的脸，假装在写信。

“信差在等回音。”仆人报告说。

“回音？对，”安娜说，“让他等一会儿。我会打铃的。”

“我能写什么呢？”她想，“我一个人能作出什么决定呢？我知道什么？我希望什么？我爱什么？”她又一次觉得自己的内心开始模糊了。她又一次被这种感觉吓坏了，便抓住她最先想到的那个可能会把她的思路从自己身上引开的行动借口。“我得去看阿列克谢（她在心里这么称呼渥伦斯基），只有他才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要到别特西家去，也许我能在那儿见到他，”她对自己说，完全忘记了自己昨天还对他说过，不去特韦尔卡娅公爵夫人那儿，而他说，既是这样，他也不去了。她走到写字台旁，给丈夫写道：“您的来信我收到了。安。”接着她拉了一下铃，把它交给了仆人。

“我们不走了。”她对进来的安努什卡说。

“一直不走了？”

“不，行李放到明天，不要解开，让马车等着。我到公爵夫人那儿去。”

“给您拿哪件衣服来？”

十七

特韦尔卡娅公爵夫人邀请安娜来观看的那场槌球赛，是由两位女士和她们的爱慕者进行的。这两位女士是彼得堡社交界一个新团体的主要代表，这个团体仿效他人的办法，起名为世界七大奇迹。这两位太太固然属于上流社会，但是与安娜经常出入的团体是敌对的。此外，斯特列莫夫老头，彼得堡权威人士之一，丽莎·梅尔卡洛娃的崇拜者，在官场上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对手。考虑到所有这些原因，安娜本来不想去，而特韦尔卡娅公爵夫人担心她会拒绝，便在条子上作了暗示。现在安娜希望见到渥伦斯基，倒想去她家了。

安娜来到特韦尔卡娅公爵夫人家比其他客人都早。

她正要进去的时候，渥伦斯基的那个络腮胡子梳理得整整齐齐，像个宫廷低级侍从的仆人也要往里走。他在门口停下来，脱下帽子，让她先走。安娜认出了他，这时才想起，渥伦斯基昨天说过他不来。大概他是为这事派仆人送条子来的。

她在前厅脱外套的时候，听到仆人讲话连发卷舌音“P”也像宫廷低级侍从，他说：“伯爵给公爵夫人的。”接着把条子递过去。

她想问，他家老爷在哪儿。她想回去，给他送一封信，让他到她那儿去，或者她去找他。但是她什么也做不成：通报她来到的铃声已经响过，而且公爵夫人的仆人已经侧着身子，在敞开的门边等候她进里屋。

“公爵夫人在花园里，马上去通报。您想去花园吗？”另一个仆人在另一个房间里问。

安娜像在家里一样，仍处于一种心神不定、不知如何是好的精神状态，甚至比在家里更糟，因为她什么也不能做，见不到渥伦斯基，却必须留在这里，留在与她的情绪不相投合的外人中间。不过，她穿着一套她知道很合身的衣服，她并不孤独，四周是她熟悉的、豪华的悠闲氛围，她觉得比在家轻松一些，她不必考虑她该怎么做。一切顺其自然。穿着一身雪白的、雅致得使安娜感到惊奇的衣服的别特西迎面朝她走来，安娜像往常一样向她微微一笑。特韦尔卡娅公爵夫人和图什克维奇及一位小姐——她的亲戚一起走着，小姐能在有名望的公爵夫人家过夏天，使她在外省的父母感到非常荣幸。

大概，安娜的神色有些异样，别特西一下子就察觉到了。

“昨天晚上我没睡好。”安娜说，同时打量着正向她们迎面走来的仆人，她推测，仆人是来送渥伦斯基的条子的。

“您能来，我很高兴，”别特西说，“我累了，趁他们还没来，正想喝一杯茶。您去吧，”她转身对图什克维奇说，“您和玛莎一起去试试槌球场，就是草已修剪过的那块地。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谈心，我们好好聊聊，[6]好不好？”她握着安娜拿伞的那只手，微笑着对她说。

“好，特别是因为我不能在您这儿待很久，我还得到弗列达小姐那儿去。我答应去看她已有一百年了。”安娜说。撒谎原来是与她的本性不相容的，但是在社交场合，撒谎不仅变得简单自然，甚至还给她带来快乐。

她为什么会说出一秒钟前她还没有想到的这些话，她自己也无法解释。她说这些只是因为想到渥伦斯基不来了，而她得保证自己的行动自由，无论如何得设法见到他。但是为什么她提到的偏偏是老处女弗列达，这她无法解释，因为她也可以去看望许多别的人，不一定要去看望这位老处女。不过她觉得，要见到渥伦斯基，除了这个巧妙的办法外，再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不，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你走的，”别特西注视着安娜的脸，说，“说真的，要不是我喜欢您，我一定会生气的。您好像担心，我的朋友们会败坏您的名誉。请把茶送到小客厅，”她像往常一样，眯着眼睛吩咐仆人说。她从仆人手中接过条子看了起来。“阿列克谢对我们撒起谎来了，”她用法语说，“他条子上说他不能来。”她用很自然的口气补充说道，仿佛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渥伦斯基对安娜来说除了槌球爱好者还有别的意义。

安娜心中明白，别特西什么都知道，可是她听别特西当她的面谈论渥伦斯基时，自己常常会一时间相信，别特西什么都不知道。

“哦！”安娜仿佛对这事不感兴趣，冷冷地应了一声，然后又面带微笑说，“您的朋友怎么会败坏别人的名誉呢？”像对所有的女人那样，这种语言游戏，这种掩饰秘密的做法，对安娜来说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吸引她的既不是掩饰秘密的必要性，也不是掩饰秘密的目的，而是掩饰秘密过程本身。“我不可能比教皇对天主教更虔诚，”她说，“斯特列莫夫和丽莎·梅尔卡洛娃是社会的精英。再说，她们到处受欢迎，而我呢，”她把我字说得特别重，“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心胸狭隘和偏执的人。实在是没有空呀。”

“不对，也许您不想见到斯特列莫夫？即使他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委员会里互相争斗，这也与我们无关。但是在社交界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和蔼可亲的人，而且他还是个槌球迷。您会看到的。他这么大年纪还迷恋着丽莎，这种处境很可笑，您得看看他是怎样应付这种可笑的处境的！他很讨人喜欢。萨福·施托尔茨您不认识吧？这是个新的，全新的典型人物。”

别特西说着这些，与此同时，安娜从她那快活、聪明的眼神中察觉，别特西多多少少有些了解她的处境，并且正在做什么安排。这时她们是在小书房里。

“我还是要写封信给阿列克谢，”别特西坐在桌边，在纸上写了几行字，把它装进信封里。“我写信，让他来吃午饭。我说，我这儿有一位太太留下吃午饭，缺少一位男伴。您看，有没有说服力？对不起，我出去一会儿。请您把信封好，派人送去，”她走到门口说，“我得做一些安排。”

安娜不假思索，拿着别特西的信坐到桌旁，看也不看就在下面加了几句话：“我必须见到您。到弗列达家的花园来。我六点钟在那儿等。”她封好信，别特西回来后，当着她的面把信交给了送信人。

仆人给她们送来的茶已放在凉快的小客厅的茶几上，两个女人确实在客人们到来之前像特韦尔卡娅公爵夫人所说的那样谈起心来。她们评论着尚未到达的客人，后来谈到了丽莎·梅尔卡洛娃。

“她很可爱，我一直喜欢她。”安娜说。

“您应该喜欢她。她总是念叨您。昨天赛马结束后她走到我跟前，因没见到您，感到非常扫兴。她说，您是小说中真正的女主人公，还说，要是她是个男人，准会为您做出许许多多的蠢事。斯特列莫夫对她说，她已经做了许多蠢事。”

“请您说说，我始终搞不清，”安娜沉默了一会儿说，她的口气清楚地表明，她要提的并不是无聊的问题，而是一个对她来说极为重要的问题。“请您说说，她和那个被叫做米什卡的卡卢日斯基公爵是什么关系？我很少遇到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

别特西的眼睛里露出笑意，仔细地望了望安娜。

“一种新作风，”她说，“他们全都选择了这种作风。他们把包发帽抛到磨坊外面。但是抛法各有不同。”

“是的，但是她和卡卢日斯基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别特西突然忍不住快活地笑起来，这样笑在她是难得的。

“您这是侵犯了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的领域。简直是小孩子提出的问题。”别特西显然想忍住笑，但是忍不住，竟哈哈大笑起来，只有那些难得笑的人才会爆发出如此富有感染力的笑。“应该去问他们。”她含着笑出来的眼泪说。

“不，您笑吧，”安娜说着，不由得也笑起来，“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我不明白丈夫起什么作用。”

“丈夫吗？丽莎·梅尔卡洛娃的丈夫给她拿厚毛披肩，随时听她使唤。至于实际情况，谁也不想知道。您知道，在上流社会，大家对梳妆打扮这类小事从不谈论，甚至连想也不想。这事情也一样。”

“您去参加罗兰达基的庆祝晚会吗？”安娜想改变话题，问道。

“不想去。”别特西回答，眼睛没有望女友，开始小心翼翼地把喷香的茶水斟入小小的透明的茶杯。她把茶杯移到安娜跟前，然后取出一支细烟卷，插进银质烟嘴里，点着烟抽起来。

“您知道，我的处境是幸福的，”她端起茶杯，一本正经地说，“我了解您，也了解丽莎。丽莎很天真，像孩子似的不懂得好坏。至少她年轻时不懂事。现在她知道，不懂事对她很合适。现在她也许故意装出一副不懂事的样子，”别特西露出一丝微妙的笑意说，“但是这毕竟对她是合适的。您知道，同一件事可以用悲观的眼光看，为此搞得很痛苦，但也可以看得很随便，甚至看得很乐观。而您看事物可能太悲观了。”

“我多么希望像了解自己那样了解别人，”安娜认真地、若有所思地说，“我比别人坏，还是好？我想我比别人坏。”

“太孩子气了，太孩子气了，”别特西重复说，“瞧，他们来了。”

十八

传来了脚步声和男人说话声，然后是女人的说笑声，紧接着，等待中的客人们进来了。这是萨福·施托尔茨和一个叫瓦西卡的年轻人。瓦西卡身体健康，容光焕发，精力显得很充沛。显然是享用带血的牛排、地菇和布尔冈红酒给他带来的好处。瓦西卡向两位太太鞠躬，朝她们望了一眼，不过很短促。他跟着萨福走进客厅，在客厅里，他又仿佛粘在她身上似的跟着她走来走去，他那一双炯炯发亮的眼睛一直盯着她，好像要把她吃掉似的。萨福·施托尔茨是个黑眼睛的金发女人。她穿着一双高跟鞋，迈着轻快的碎步走过来，像男人那样有劲地握握太太们的手。

安娜还从未见过社交界这个新贵，并为她的美貌、过分的时髦打扮和大胆的举止感到惊讶。她头上柔软的金发（其中掺杂着假发）梳成像脚手架一样高高的一大堆，使她的头看上去和高挺袒露的胸脯一样大小。她的动作是那样敏捷，每走一步，她的膝盖和大腿的轮廓就会从连衣裙下面显露出来，使人不由得产生一个疑问：从背后看去，在撑得很大、晃动不定的裙子里，她那上面如此袒露，而背部与下半身又掩盖得如此严实的苗条身子究竟到哪儿为止呢？

别特西急忙把她介绍给安娜。

“您要知道，我们差点儿压死两个士兵，”她眨着眼睛，马上笑嘻嘻地说，同时往后拉了拉被她一下子弄得歪到一边的裙裾。“我和瓦西卡一起坐车……哦，你们还不认识。”她说出了他的姓，介绍了这个年轻人，随后涨红脸哈哈大笑起来，因为自己太冒失，竟当着陌生女人的面叫他瓦西卡。

瓦西卡又向安娜鞠了一躬，但是什么话也没有对她说。他对萨福说：

“您输了。我们到得早。付钱吧。”他微笑着说。

萨福笑得更开心了。

“现在不付。”她说。

“反正一样，过后我会来取的。”

“好，好。哎呀！”她突然对女主人说，“我这人真行……竟忘了……我给您带来一位客人。就是他。”

萨福带来又被她忘记的这位意外的年轻客人可是个重要人物，虽然他还年轻，但两位太太都站起来欢迎他。

这是萨福的新的崇拜者。此刻他也像瓦西卡一样，寸步不离地跟在她后面。

不久，卡卢日斯基公爵和丽莎·梅尔卡洛娃及斯特列莫夫也来了。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个消瘦的黑发女人，长着一张东方人无精打采的脸和一双美丽的，如众人所说的难以捉摸的眼睛。她那身深色衣服的风格（安娜立刻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十分欣赏）与她的美貌完全相称。丽莎柔弱和娇惯的程度与萨福的强硬和潇洒的程度一个样。

但是从安娜的审美观点看，丽莎要动人得多。刚才别特西对安娜说，她装成一副不懂事的小孩的模样，但是当安娜看到她时，她觉得，情况并不是这样。她确实不懂事，被娇惯坏了，但却是一个可爱、驯服的女人。确实，她的风度与萨福相同；她跟萨福一样，也有两个崇拜者，一个是年轻人，另一个是老头，他们跟着她，寸步不离，并且贪婪地盯着她；但是她身上有一种超出她周围人们的东西，她身上有那种金刚石在玻璃器具中间闪出的光辉。这光辉来自她那双美丽的，确实是难以捉摸的眼睛。那双眼圈发黑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慵倦而又热情的目光以其一片真诚使人动心。看到这双眼睛，谁都会觉得自己了解她的一切，了解了她，就不能不爱她。丽莎一看到安娜，脸上突然现出喜悦的笑容。

“啊，见到您真高兴！”她走到安娜面前说，“昨天在赛马场，我刚准备去看您，可您走了。昨天我特别想见到您。那光景太可怕了，是不是？”她用仿佛把整个心灵都袒露无遗的目光望着安娜说。

“是的，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是那样地使人激动。”安娜红着脸说。

这时，大家站起身来，准备到花园去。

“我不去，”丽莎微笑着说，挨着安娜坐下来。“您也不去吧？玩槌球有什么意思！”

“不，我喜欢。”安娜说。

“您怎么会不觉得无聊呢？看看您总是挺快乐的，您自由自在地生活，而我感到无聊。”

“您怎么会感到无聊呢？你们是彼得堡最快乐的人。”安娜说。

“也许，除了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以外，还有人比我们感到更无聊；但是我们，准确地说是我，并不快乐，我感到无聊得很，无聊极了。”

萨福点起一支烟，然后同两个年轻人一起到花园里去了。别特西和斯特列莫夫留下来喝茶。

“怎么，您感到无聊？”别特西说，“萨福说，昨天他们在您那儿很快活。”

“唉，一切都叫人生厌！”丽莎·梅尔卡洛娃说，“赛马结束后，大家都到我家去了。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人！还是老一套。整个晚上大家都闲躺在沙发上。有什么快乐可言？那么，您怎么做才会不觉得无聊呢？”她又问安娜。“只要看您一眼，就会看出，眼前这个女人可能是幸福的女人，也可能不幸，但她不会感到无聊。教教我，您是怎么做的？”

“我什么也不做。”安娜回答，她被这些问题纠缠得脸都红了。

“这就是最好的方法。”斯特列莫夫插嘴说。

斯特列莫夫约莫五十岁左右，头发斑白，人还精神，长得很丑，但他的脸却显得聪明、有特色。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他妻子的侄女，他一有空就跟她待在一起。他在官场上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对头，但是遇到安娜·卡列尼娜，这个上流社会的聪明人便极力对她，自己对头的妻子献殷勤。

“‘什么也不做，’”他含蓄地微微一笑说，“这是最好的方法。我早就对您说过，”他转向丽莎·梅尔卡洛娃，“为了不感到无聊，就不要去想您可能会感到无聊。这好比你怕失眠，就不应该担心你会睡不着。这正是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对您说的意思。”

“我要是说过这些话，我倒是太高兴了，因为这些话不仅说得聪明，而且很正确。”

“不，您说说，为什么会睡不着，为什么不能不感到无聊呢？”

“为了能睡着，就必须工作，为了能快活，也必须工作。”

“如果我的工作对谁都没有用处，我为什么还要工作？我不会也不想装模作样。”

“您无可救药。”斯特列莫夫眼睛没有望她，说道，然后又对安娜说话。

他很少遇到安娜，除了说些平常应酬的话以外，对她也说不出什么。但是他说这些平常的话，比如她何时去彼得堡，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多么喜欢她，等等，却都带着那么一种表情，使人觉得他一心一意想讨好她，想对她表示尊敬，甚至还不只是尊敬。

图什克维奇走进来说，大家都在等他们去打槌球。

“不，请不要走。”丽莎·梅尔卡洛娃知道安娜要走，便请求道。斯特列莫夫也帮着她说话。

“跟我们这些人在一起，过后再到弗列达那儿去，”他说道，“那感觉就截然不同。何况您会给予她诽谤的机会，而您在这里只会使人产生最美好的、与诽谤完全相反的感情。”他对她说。

安娜犹豫不决地思索了一会儿。这个聪明人的恭维话，丽莎·梅尔卡洛娃对她表露的孩子般天真的好感，以及这种她熟悉的上流社会的氛围，这一切都使她感到轻松，而等待她的事却是那么艰难，所以她一时间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留下来，是不是把向渥伦斯基解释的艰难时刻再推迟一会儿？但是一想到，如果她不作出决定，独自一人回到家，等待她的将是什么，一想到她双手揪住头发那种她想起来就觉得可怕的模样，她便告别大伙儿走了。

十九

尽管从表面上看来，渥伦斯基过着轻浮的上流社会的生活，但是他却是个痛恨办事杂乱无章的人。当他还年轻，在中等武备学校读书时，一次因手头拮据，向人借钱而遭到拒绝，自从他遭受这次屈辱以后，他再也没有使自己陷入这种窘境。

为了使自己的事情进行得有条有理，他审时度势，或多或少，每年约有五次，独自一人待在屋里，清理自己的一切事务。他称这叫结算，或者清理。

赛马后的第二天，渥伦斯基很晚才醒来，他没有刮脸，也没有洗澡，穿上制服上衣，然后把钱、账单、信件放在桌子上，开始工作。彼得里茨基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渥伦斯基很容易发火，因此他醒来后，看到同伴坐在写字台边，便悄悄地穿上衣服，没有打扰他，就走了出去。

任何人遇到复杂、麻烦的私事，都不由得认为，这些事情的复杂性以及处理这些事情的艰难程度只是他个人偶然碰到的特殊情况，怎么也不会想到其他人也会像他那样被自己的这些麻烦的私事所包围。渥伦斯基就是这样想的。他的内心不无自豪感，并且也并非毫无理由地认为，任何别人要是处在这种困难的境地，早就乱套了，而且会被迫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来。渥伦斯基感到，为了避免乱套，现在正需要把自己的经济情况清查一下，弄个明白。

渥伦斯基首先着手处理的是件最容易的事，即金钱问题。他用自己那细小的笔迹在一张信纸上记下了所有他应偿还的债务，合计下来，发现他应偿还的债务有一万七千多卢布，为了计算方便，他把几百卢布的零头去掉了。他计算了一下现金和银行存款，发现只剩下一千八百卢布，而新年前预计不会有收入了。渥伦斯基重新看了一遍债务清单，把欠债分成三类记下来。第一类是必须马上偿还的，或者至少必须准备好现款，以便债主上门时能立即偿还的欠债。这些债款约有四千卢布，一千五百卢布是用来买马的，两千五百卢布是为年轻的同事维涅夫斯基作保金的，维涅夫斯基当着渥伦斯基的面输给一个骗子两千五百卢布。当时渥伦斯基就想把钱付掉（他当时身上有钱），但是维涅夫斯基和亚什温坚持他们以后自己付，而不让没有赌钱的渥伦斯基付。这样固然好，然而渥伦斯基知道，虽说他与这件事的干系只是为维涅夫斯基作了口头担保，但他必须备有两千五百卢布，以便掷给那个骗子，今后不再与之有任何瓜葛。这样，为了这最重要的第一类，他就得有四千卢布。第二类是比较次要的债务，计有八千卢布。这些债款大多是欠赛马场马房、燕麦和干草供应商、英国驯马师、马具匠等等的。这些债款中也必须先付大约两千卢布，才能完全安下心来。最后一类债款是欠商店、旅馆和裁缝的，这倒用不着考虑。这样，当前至少得有六千卢布开销，而他只有一千八百卢布。对于渥伦斯基，一个被人们断定每年有十万卢布收入的人来说，偿还这些债务看来并不困难，问题在于他的收入远没有十万。父亲的大笔遗产，单这一项每年就有二十万的收入，但兄弟之间并未分割。他的哥哥同没有财产的十二月党人的女儿瓦里娅·奇尔科娃公爵小姐结了婚，欠下一大堆债，阿列克谢当时便把父亲领地的全部收入都让给了哥哥，自己每年只拿两万五千卢布。那时阿列克谢对哥哥说，在他结婚前这些钱对他足够了，而他大概永远也不会结婚。他的哥哥正指挥一个最奢华的团队，又刚刚结婚，不得不接受这份礼物。母亲也有一份产业，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万五千卢布，她每年另外给阿列克谢约两万卢布，而阿列克谢把这些钱全都花光。最近，母亲因为他的恋爱关系和离开莫斯科与他发生争执，不再给他寄钱了。渥伦斯基过惯每年开支四万五千卢布的生活，而今年他的收入才两万五千卢布，因此现在他的生活便陷入困境。他不能向母亲要钱来摆脱困境。昨天他收到母亲一封来信，使他特别恼火，信中暗示，她愿意帮助他，使他在社交界和事业上获得成功，但不愿帮助他过使上流社会丢丑的生活。母亲想要收买他的这种企图使他的内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他对她更加冷淡了。然而，他又不能背弃已经出口的慷慨诺言，虽然他现在模模糊糊地预见到，自己与卡列尼娜的关系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觉得这个慷慨的诺言说得太轻率，他这个没有结婚的人也可能需要十万卢布的收入。但是背弃诺言是不可能的。他只要想到嫂子，想到那个可亲可爱的瓦里娅一遇到合适的机会就对他说，她牢记他的慷慨，珍视这种情谊，他就明白收回那份馈赠是不可能的。这就同殴打女人、偷窃和撒谎一样不可能。只能采取、也必须采取一个办法，渥伦斯基对此毫不犹豫拿定了主意：向高利贷者借一万卢布，这一点是不难做到的，同时减少自己一般的开支，卖掉几匹跑马。他决定后，马上就写了一张条子给多次派人来要买他的马的罗兰达基。然后，他又派人去请英国驯马师和高利贷者，接着按账单分配好他身边所有的现钱。办完这些事以后，他给母亲写了一封语气冷淡和尖刻的回信。接着，他从钱夹里取出安娜写来的三张条子，读了一遍就烧掉了，他回想起昨天和她的谈话，又陷入了沉思。

二十

渥伦斯基的生活特别幸福，这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准则，非常明确地规定了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这套准则所涉及的范围很小，但是这些准则是不容置疑的，渥伦斯基从来也没有越出过这一范围，一直都是毫不犹豫地做他该做的事。这些准则非常明确地规定：必须付清赌棍的赌债，而裁缝的工钱可以不付；不能对男人撒谎，但可以对女人撒谎；不能欺骗任何人，但可以欺骗丈夫；不能原谅别人的侮辱，但可以侮辱别人，等等。这些准则也许是不合理的，不正确的，但是它们却是不容怀疑的。渥伦斯基在遵守这些准则的时候感到心安理得，而且可以昂首挺胸。只是到了最近，由于自己与安娜的关系，渥伦斯基才开始感到自己的准则并不适用所有的事情，而且将来还会出现困难和疑惑，他找不到摆脱这些困难和疑惑的指南。

现在他觉得，他同安娜及同她丈夫的关系简单而又明确。在他遵守的一套准则里，清楚和明确地规定了这种关系。

她是一个正派的女人，向他献出了自己的爱情，他也爱她，所以他认为她应该得到与合法妻子一样或者更多的尊敬。他宁愿砍断自己的一只手，也不允许自己用语言和暗示去侮辱她，甚至不允许自己不向她表示一种只有女人才能指望得到的尊敬。

他对社交界的态度也是明确的。这件事大家可能知道，也可能猜想到，但是谁也不应该把它说出口。否则，他会让那个多嘴的人闭上嘴，要他尊重他所爱的女人的不复存在的名誉。

他对她丈夫的态度更是明确不过了。自从安娜爱上渥伦斯基以来，渥伦斯基便认为自己对她的权利是不能与别人分享的。她的丈夫只是一个多余的、碍事的人。毫无疑问，他的处境挺可怜，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她丈夫只有一个权利，那就是拿起武器，要求决斗，而对此渥伦斯基从一开始就有准备。

但是近来，他和她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的不明确使渥伦斯基感到害怕。直到昨天她才告诉他，她怀孕了。他觉得这个消息和她对他的期望，要求他采取某种超越他在生活中遵守的那套准则的行动。他确实感到措手不及，在她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他的最初一刻，他的心暗示他，要求她离开丈夫。他说过这话，但现在仔细想想，清楚地意识到，最好是避免这样做，同时，当他对自己这么说的时候，心里又觉得害怕——这样做是否不好？

“如果说我让她离开丈夫，那就意味着要同我结合。我对这事有没有准备？现在我身边没有钱，叫我怎么把她带走呢？即使我能设法安排……但是我在服军役期间，怎么能把她带走？既然我说了这话，那么应该对这事有所准备，也就是要筹款，要退伍。”

他又沉思起来。退伍不退伍的问题把他引到另一种几乎是主要的、深藏在心里的、隐蔽得只有他本人知道的他的生活趣味上。

早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他就渴望取得功名。这种渴望他自己并不承认，但却是那样强烈，以致到如今，这种强烈的欲望与他的爱情发生了冲突。他踏上社交界和军界的最初几步是成功的，但是两年前他犯了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他想显示自己独立不羁的性格和自己的进取心，拒绝了人家提供给他的一个职位，以为这样做会提高他的身价，结果却显得他太放肆了，从此他就被搁在一边。他只得装出一副独立不羁的样子，表现得非常机灵和聪明，好像他不生任何人的气，不觉得受到任何委屈，而只希望别人不要打扰他，让他就这样安安静静、快快活活。实际上，去年他去过莫斯科以后，就不再感到快活了。他觉得一个本来可以有所作为，但又无所求的人的这种独立不羁的状态已经不惹人注目，许多人开始认为，他什么事也干不了，只是个诚实、善良的年轻人罢了。他与卡列尼娜的关系引起轰动，社会上议论纷纷，这倒给他增添了新的光彩，使那折磨他心灵的功名心暂时平息下来，但是一星期前，它又以新的力量活跃起来。他幼年时代的伙伴，与他属于同一社会圈子，中等武备学校同届毕业，在课业、操练、胡闹和热衷功名方面与他不相上下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日前从中亚细亚回来了，他在那里连升了两级，取得了年轻将官难以得到的奖章。

他一到彼得堡，人们就把他作为正在升起的一颗头等明星谈论着。和渥伦斯基同年又是同学的他已是一名将军，等待着他的是一个能够影响政局的任命，而渥伦斯基尽管独立不羁，十分出色，并且得到了绝色女人的爱情，但他只是一个自由自在的骑兵大尉。“当然，我不忌妒，也不会忌妒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但是他的飞黄腾达却告诉我，只要等待时机，像我这样的人也会很快得到升迁。三年前他的地位也和我一样。我如果退伍，就会断送前途。如果留在军界，那就什么也不会丧失。她自己对我说过，她不想改变现状。而我拥有她的爱情，就不能羡慕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接着，他慢慢地捻着胡子，从桌旁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的两眼闪烁着特别明亮的光辉，他觉得自己情绪稳定，心情平静而愉快，每当他明确了自己的处境之后都会出现这种心理状况。就跟以前每次清理账目之后一样，一切都是清楚、明白的。他刮了胡子，洗了个冷水澡，穿上衣服，出去了。

二十一

“我是来接你的。今天你清理了好长时间，”彼得里茨基说，“怎么，结束了吗？”

“结束了。”渥伦斯基回答说，眼睛里露出笑意，他小心翼翼地捻着胡子尖，仿佛在事务被他安排得井然有序之后，一切粗鲁和急速的动作都会把秩序搅乱。

“你每次安排好这种事务之后，就像洗了个澡似的，”彼得里茨基说，“我从格里茨基（他们那样称呼团长）那儿来，大家都在等你。”

渥伦斯基没有作答，眼睛望着同伴，心里却想着别的事。

“噢，这是从他那儿传来的音乐吗？”他问，倾听着传入他耳朵的那些熟悉的低音号声，波尔卡舞曲和华尔兹舞曲。“有什么喜事啊？”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来了。”

“啊！”渥伦斯基说，“我还不知道呢。”

他的眼睛里闪现出更明亮的笑意。

他既然已经决定，因为爱情给了他幸福，为了爱情，他情愿放弃功名，至少他决心这样做。渥伦斯基不会忌妒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也不会因为他回到团里不先来看自己而感到气恼。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是他的好朋友，渥伦斯基为他的回来感到高兴。

“啊，我很高兴。”

团长杰明占用了地主的一座大房子。所有的来客都聚在楼下宽敞的凉台上。在院子里，首先映入渥伦斯基眼帘的是一些穿着制服、站在酒桶旁边的歌手，以及身体健壮、兴高采烈、被军官簇拥着的团长；团长走到凉台的第一级台阶上，对站在一边的士兵们挥动着手，吩咐着什么，声音大得盖过了正在演奏的奥芬巴赫[7]的卡德里尔舞曲。几名士兵、一名骑兵司务长和几个军士和渥伦斯基一起走到凉台旁。团长回到桌边，拿了一杯酒，又走到台阶上，举杯祝酒道：“为我们的老朋友、勇敢的将军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公爵的健康干杯。乌拉！”

继团长之后，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手里端着酒杯，微笑着走了出来。

“你越来越年轻了，邦达连科。”他对站在自己正对面的两颊红润的司务长说，司务长虽然在服第二期兵役，但仍是那么英姿勃勃。

渥伦斯基有三年没有看见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留着连鬓胡子，显得老成，但风采依旧，他的相貌和身材与其说是英武动人，不如说是温柔和高贵。渥伦斯基发现他身上唯一的变化是他脸上始终焕发出一种沉静的容光，这种容光是那些获得成功并确信这一成功博得众人赞扬的人所常有的。渥伦斯基熟悉这种容光，所以立刻在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脸上察觉到了。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走下台阶，看到了渥伦斯基。喜悦的微笑使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容光焕发。他抬抬头，举杯向渥伦斯基打招呼，并且用这一动作表示他不能不先去应酬一下已经挺直身子，噘着嘴唇等待接吻的司务长。

“瞧，他来了！”团长喊道，“亚什温告诉我说，你心情不好。”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吻了一下英姿勃勃的司务长的湿润、鲜红的嘴唇，用手帕擦了擦嘴，然后走到渥伦斯基跟前。

“嘿，我多高兴啊！”他说，同时握着他的手，把他拉到一边。

“您招待他一下！”团长指着渥伦斯基对亚什温大声说，然后下了台阶朝士兵们走去。

“你昨天为什么没有去赛马场？我以为在那里可以见到你。”渥伦斯基打量着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

“我去了，但迟到了。真抱歉，”他补充了一句，并转身对副官说，“请吩咐以我的名义分发给大家。”

说完，他急忙从钱包里取出三张一百卢布的纸币，脸微微红了一下。

“渥伦斯基！吃点什么还是喝点什么？”亚什温问，“喂，拿点东西来给伯爵吃！现在就喝这个吧。”

团长家的酒宴持续了很长时间。

大家喝了许多酒。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好几次被抬起来，往上抛。团长也被抬起来，往上抛。接着，团长亲自和彼得里茨基在歌手们面前跳起了舞。后来团长有点累了，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开始向亚什温证明俄罗斯比普鲁士优越，特别是在骑兵进攻方面，于是，欢闹暂停片刻。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走进屋子，去盥洗室洗手，在那里遇到渥伦斯基。渥伦斯基在用水冲头。他脱下了制服，把毛茸茸、红彤彤的脖子伸到打开的水龙头下面，用手擦着脖子和头。洗完后，渥伦斯基就在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旁边坐下来。他俩坐在长沙发上，开始彼此都很感兴趣的谈话。

“我经常从妻子那儿了解到你的情况，”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我很高兴，你能经常看到她。”

“她和瓦里娅很要好，她们是我在彼得堡最乐于看到的仅有的两位妇女。”渥伦斯基微笑着回答。他笑是因为他已经预料到他们将要谈到的话题，而这个话题是他所喜欢的。

“仅有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微笑着反问。

“是的，我也了解你的情况，但不单单是通过你的妻子，”渥伦斯基说，脸上露出严肃的表情，以此来制止对方的暗示。“我为你的成就感到高兴，但是一点也不感到惊奇。我原希望你得到更大的成就呢。”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微微一笑。显然他听到对他的这种评价感到很高兴，而且他认为没有必要掩饰这种心情。

“我呢，正相反，说老实话，我的期望没这么高。但是我很高兴，很高兴。我贪图功名，这是我的弱点，这个我承认。”

“你如果没有获得成就，也许就不会承认了。”渥伦斯基说。

“不一定，”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又微笑着说，“我不是说，没有成就就活不下去，但是会感到无聊。当然，也许我错了，但是我觉得我对我选择的工作还是有点才能的，而且任何权力到了我手里总比落在许多我所认识的人的手里好些，”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因意识到自己的成就而喜气洋洋地说，“所以我越有权，就越感到高兴。”

“也许你是这样，但不见得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我过去也这样想过，但是我现在却认为，不值得光为这个活着。”渥伦斯基说。

“正是这话！正是这话！”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笑了起来。“我开头就说过，我听到你的情况，听到你的拒绝……当然，我赞许你的行为。但是做任何事都要有一定的方式。我认为，你的行为本身是好的，但是你不该采取那样的方式。”

“做过的事就算了，你也知道，我从来不后悔自己做过的事。再说，我现在的情况也很好。”

“很好，那是暂时的。你不会就此满足。我对你哥哥不会这么说。他是个可爱的小子，就像我们这位主人一样。瞧，他来了！”他倾听着“乌拉”的喊叫声，补充说，“他总是快快活活，而你是不会就此满足的。”

“我没有说，我就此满足了。”

“不仅如此。像你这样的人是需要的。”

“谁需要？”

“谁？社会需要。俄罗斯需要人才，需要一个政党，否则，一切都会陷于混乱之中。”

“你这是什么意思？是指反对俄国共产党的别尔捷涅夫政党吗？”

“不，”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因别人猜疑他有这种愚蠢的想法而恼火，皱起眉头说，“这一切都是胡扯。这种胡扯永远存在。根本就没有什么共产党人。但是搞阴谋的人必须捏造一个有害的、危险的政党。这是惯用的伎俩。不，需要一个像你我这样独立自主的人组成的执政党。”

“这是为什么呢？”渥伦斯基说出了几位当权者的名字，“为什么他们不算独立的人呢？”

“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或者生来就没有独立自主的财产，没有高贵的门第，也不像我们这样天生就亲近太阳。他们会被金钱或者恩惠收买。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必须想出一套方针。他们提出某一种想法，某种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有害的方针；而这种方针不过是一种获取官邸和薪俸的手段。你瞧一眼他们手中的牌，这一切并不那么巧妙。也许，我不如他们，比他们愚蠢，尽管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不如他们。但是我无疑有一种很重要的优越性，那就是，我们不容易被收买。而这样的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

渥伦斯基听得很专心，但是使他感兴趣的与其说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讲的话的内容，倒不如说是他对事业的态度，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已经在考虑同当权者斗争，并且具有爱憎分明的立场，可是他渥伦斯基在公务上只关心骑兵连。渥伦斯基也明白，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是凭着他不容置疑的思考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凭着在他渥伦斯基生活的那个环境中难得遇到的出众的智慧和口才，才成为一个强者。不管这多么使他汗颜，他不能不忌妒谢尔普霍夫斯科伊。

“在这方面我毕竟缺少一种主要的东西，”他回答，“缺少对权力的渴望。这种渴望过去有过，但现在已经没有了。”

“对不起，这不是实情。”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微笑着说。

“不，是实情，实情！……现在是这样。”渥伦斯基为了表示自己的真诚，补充道。

“对，现在是实情，这是另一码事，但是这是现在，而不是永远。”

“也许吧。”渥伦斯基回答。

“你说，也许，”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仿佛猜透他的心思，继续说，“可我对你说，一定。正因为这样，我才想到来看望你。你的行为是正当的。这一点我明白，但是你不应该执拗。我只向你要求行动自由。我不是要保护你……不过我为什么不能保护你呢？你保护我多少次啦！我希望，我们的友谊高于这一切。是的，”他像女人那样温柔地对渥伦斯基微笑着说，“给我行动自由，离开你的团，我会提升你，不让别人察觉。”

“但是，你要明白，我什么也不需要，”渥伦斯基说，“但愿一切照旧。”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站起来，面对着他。

“你说，但愿一切照旧。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听我说：我们是同龄人，也许你认识的女人比我多。”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微笑和姿势表示，渥伦斯基不用担心，他会细心、谨慎地触到他的痛处的。“但我是个结过婚的人，相信我吧，只要了解你所爱的妻子（正如某本书中写的那样），你就会比你认识几千个女人更了解女人。”

“我们马上就来！”渥伦斯基对那个朝房间里张望、招呼他们到团长那儿去的军官说。

渥伦斯基此刻很想继续听下去，了解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还要说什么。

“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意见。女人——这是男人事业上的主要障碍。爱上一个女人，同时又要干一番事业，这是很困难的。要安心地爱一个女人而又不受干扰，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结婚。怎么，怎么向你表达我的想法呢？”喜欢打比方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等等，等等！对了，就像拖着重物，还要腾出双手做事，只有把重物绑在背上才行，这就是结婚。我结婚后就有这种感觉。我的手突然腾出来了。但是不结婚，拖着这个重物，两只手就腾不出来，你就什么事也干不了。你看看马赞科夫、克鲁波夫吧。他们都是因为女人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那算什么女人啊！”渥伦斯基想起同上述两个人搞不正当关系的法国女人和女演员。

“女人在上流社会的地位越牢固，事情就越糟糕。这已经不像用手去拖重物，而是把它从别人那儿夺过来。”

“你从来没有恋爱过。”渥伦斯基望着前方，心里想着安娜，轻声说道。

“也许吧。但是你要记住我对你说的话。还有，女人比男人们更重视物质。我们男人把爱情看得很高尚，而她们却一直是讲究实际。”

“立刻就来，立刻就来！”他对进来的仆人说。但是仆人不是像他所想的那样又来请他们。仆人递给渥伦斯基一封信。

“有人给您送来特韦尔卡娅公爵夫人的信。”

渥伦斯基拆开信，脸一下子红了。

“我头痛，得回家了。”他对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

“好，那么，再见了。你给我行动自由？”

“我们以后再谈吧。到彼得堡我会去找你的。”

二十二

已经是五点多了，为了及时赶到，同时不用众人都认得的自己的马，渥伦斯基坐上了亚什温的出租马车，吩咐尽可能让马跑得快些。这辆老式的有四个座位的出租马车很宽敞。他坐在角落里，把脚伸在前面座位上，陷入了沉思。

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他的事务已经处理好，模模糊糊地回忆起夸奖他是有用之材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友谊和奉承，更主要的是对眼前约会的期待，所有这一切融合成一个总的感觉：人生是欢乐的。这种感觉是那样强烈，使他不由得微笑起来。他放下两条腿，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用手抱住，抚摸着昨天从马上跌下碰伤的富有弹性的小腿肚，然后他把身子往后靠靠，深深地舒了几口气。

“好，很好！”他对自己说。他过去经常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一种满意的感觉，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喜爱自己，喜爱自己的身体。他那强有力的小腿上轻微的疼痛使他觉得愉快，他呼吸时胸部肌肉的抽动也给他一种快感。那晴朗和略有凉意的八月天令安娜陷于绝望，却激起他的生命活力，使他被冷水洗得发热的脸和脖子也感到爽快。在这清新的空气中，他的小胡子散发出来的润发膏的香气使他闻了特别舒服。他看到马车车窗外的一切，在略有凉意的清新的空气中的一切，在夕阳淡淡的霞光里，也像他本人那样，是那么清新，那么快乐，那么强劲有力。在落日的余晖下闪烁的房顶，围墙和屋角清晰的轮廓，偶尔遇到的行人和轻便马车的影子，静止不动的碧绿的树木和草地，垄沟整齐的马铃薯地和房屋、树丛以及马铃薯垄沟投下的斜影，都是这样。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就像一幅刚刚画完、上了漆的美丽的风景画。

“快点，快点！”他从窗口探出头来对车夫喊道，然后从口袋里取出一张三卢布的纸币，塞给回头看的车夫。马车夫的手在车灯旁摸索着什么，接着，就传来鞭子的呼啸声，马车在平坦的公路上疾驰起来了。

“除了这幸福，别的我什么都不需要，”他望着车窗之间骨制的铃钮，想象着他最近一次见到安娜时的模样。“我越来越爱她了。这就是弗列达官邸别墅的花园。她在哪儿？在哪儿？她为什么要指定在这儿会面？又为什么在别特西的信上附一笔呢？”直到现在他才想到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时间细想了。还没有到林荫道，他便吩咐马车夫停车，接着，推开车门，从尚未停稳的车上跳下来，朝通往房子的林荫道走去。林荫道上一个人也没有，他向左边看了看，瞧见了她。她的脸上蒙着面纱，他用喜悦的目光打量着她独特的步态，微倾的肩膀和头部的姿势，顿时仿佛有一股电流通过了他的全身。他重又强烈地从两腿富有弹性的动作到肺部的呼吸中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好像有什么东西轻轻地触动他的嘴唇。

她走到他面前，紧紧握住他的手。

“我叫你来，你不会生气吧？我必须见到你。”她说。他透过面纱看到她唇边流露出严肃、沉郁的神情，他的情绪顿时发生了变化。

“我，生气？可是你怎么到这儿来，去哪儿呢？”

“这无所谓，”她把自己的手放在他手上，说，“我们走吧，我需要跟你谈谈。”

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次约会不可能愉快。在她面前，他没有主意了。他不知道她惊慌的原因，但是已感觉到，这种惊慌的情绪不知不觉地感染了他。

“怎么？出了什么事？”他问，并且用胳膊紧紧夹住她的手，极力想从她的脸上看出她的心事。

她默默地走了几步，鼓起勇气，突然停下脚步。

“我昨天没有对你说，”她急促地喘着粗气，开口说道，“我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起回家，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说，我不能再做他的妻子，还说……我什么都说了。”

他听着她说话，不由自主地把整个身子倾向她，仿佛想以此来减轻她处境的痛苦。但是当她刚刚说完这些，他顿时挺直身子，脸上显露出一副高傲和严厉的神情。

“对，对，这样更好，好上一千倍！我明白，这对你有多么痛苦，”他说。

她并不听他说，只是从他的脸部表情猜测他的心思。她猜不到，渥伦斯基的脸部表情起因于他头脑里产生的第一个念头：现在一场决斗无法避免。她心中从来没有想到过决斗，所以她对他脸上出现的短暂的表情作了另外的解释。

收到丈夫的信后，她内心深处已经明白，一切都将照旧，她无法不顾自己的处境，丢下儿子，与情人结合。在特韦尔卡娅公爵夫人家度过的早晨坚定了她的这一想法。但是这次约会对她还是十分重要的。她期待这次约会能够改变他们的状况，能够拯救她。如果他听到这个消息，他就满怀激情，果断地、毫不迟疑地对她说：“抛弃一切，跟我走！”那么，她会丢下儿子，跟他走的。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在他身上引起她所期望的变化，他好像只是受到某种侮辱。

“我一点也不感到痛苦。这是必然的结果，”她气愤地说，“你瞧瞧……”她从手套里抽出丈夫的信。

“我明白，明白，”他打断她的话，接过信，但是没有看，而是竭力想安慰她，“我只有一个希望，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结束这种状况，为你的幸福献出我的一生。”

“你为什么对我说这话？”她说，“难道我会怀疑这一点吗？如果我怀疑的话……”

“谁来了？”渥伦斯基突然指着迎面走来的两位太太说，“也许，她们认识我们。”说完，他急忙拉着她朝旁边的一条小路走去。

“唉，我无所谓！”她说。她的双唇颤抖起来。他觉得，她正用异常的愤恨目光透过面纱看着他。“我说，问题不在这里，我不会怀疑这一点。你瞧瞧，他给我写了些什么。你看看吧。”她又停下脚步。

渥伦斯基又像先前听到她与丈夫决裂的消息时那样，一边看信，一边不由自主地沉浸在他与受到侮辱的丈夫的关系在他心中引起的一种自然的感受中。此刻，他手里拿着信，情不自禁地想象，今天或者明天，他就会在自己家里收到挑战书，想象那种决斗的场面，在决斗中，他脸上的表情会像现在这样冷漠而高傲，他会朝天开枪，然后面对着受侮辱的丈夫的枪口。就在此刻，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即刚才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对他说的话和他本人早晨的想法——最好不要把自己束缚住。然而他知道，不能把这个想法告诉她。

他读着信，抬起眼睛看了看她，目光里并没有坚定的神色。她一下子就明白，他本人早就考虑过这件事了。她明白，无论他对她说什么，他也不会把他所想的一切都告诉她。她也明白，她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这是她所没有想到的。

“你瞧，他算是什么人，”她声音颤抖地说，“他……”

“原谅我，这样倒使我感到高兴，”渥伦斯基打断她的话，“看在上帝分上，让我把话说完，”他补充说，他的目光要求她给他说明的机会。“我感到高兴，因为事情不可能，无论如何不可能像他所想的那样，一切照旧。”

“为什么不可能？”安娜忍着眼泪说，显然她已经不认为他要说的话有什么意义。她觉得，她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渥伦斯基想说，经过一场他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决斗之后，现在这种状况不会再继续下去，但是他却说了别的话。

“不可能继续下去。我希望，现在你就离开他。我希望，”他有些发窘，脸红了，“你允许我安排一下，考虑好我们的生活。明天……”他刚开了个头。

她没有让他说完。

“那么儿子呢？”她喊了起来，“你看到他信上写什么吗？他要留下儿子，可我不能够也不愿意这么做。”

“看在上帝分上，究竟该怎么办才好？放弃儿子，还是继续维持这种屈辱的状况？”

“对谁屈辱？”

“对所有的人，尤其是对你。”

“你说屈辱……别这么说。这些话对我没有什么意义了，”她声音颤抖地说。她现在不想听他说假话。她心中只有他的爱情，而她也想爱他。“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的那一天起，一切都起了变化。对我来说，人间只有一样东西，独一无二的东西，这就是你的爱情。只要有了你的爱，我就觉得很高尚，很坚强，我对任何事都不会感到屈辱。我为自己的处境自豪，因为……我自豪的是……自豪……”她没有说出自己自豪的是什么。羞愧和绝望的眼泪哽住了她的喉咙。她站住了，失声痛哭起来。

他也感到，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的喉咙，使他的鼻子发酸，他生平第一次感到想哭。他说不出究竟是什么事使他这么感动。他可怜她，但是又觉得对她爱莫能助，同时，他知道自己是她不幸的原因，他做了件错事。

“难道不能离婚吗？”他声音微弱地说。她没有回答，只是摇摇头。“难道不能带上儿子离开他吗？”

“是啊。但是这全取决于他。现在我就得去找他。”她冷漠地说。一切照旧的预感没有错。

“星期二我要去彼得堡，那时候一切都能解决。”

“是的，”她说，“但是我们不要再谈这件事了。”

安娜吩咐再来弗列达家花园篱笆旁接她的马车已经来了。安娜跟他道了别，就坐上车回家了。

二十三

星期一，六月二日委员会召开例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会议厅，像往常一样与委员们和主席打过招呼，然后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一只手按着他面前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中有他需要的证明材料和他打算发表的声明的提纲。其实，他并不需要证明材料。他把一切都记住了，而且认为不需要反复去背他将要说的话。他明白，到时候，看到对手在自己面前极力装出表情淡漠的样子，他自然会侃侃而谈，比他现在能够准备的还要好。他觉得他演说的内容是那么重要，以至每句话都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听例行报告时，他表现出一副天真无邪的神态。望着他那青筋暴出的白净的手，长长的手指轻轻地抚摩着放在他面前的白纸的两端，望着他那疲倦地侧向一边的脑袋，谁也不会想到，从他嘴里立刻会滔滔不绝地说出那些即刻引起可怕骚动的话语，使得委员们争先恐后地大喊大叫，迫使主席不得不要求大家遵守秩序。例行报告结束以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便用平静、尖细的声音宣布，他有几点关于异族人安排问题的意见要发表。大家的注意力便集中到他身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清了清嗓子，眼睛不朝自己的对手看，而是像他往常演说时那样，望着坐在他面前的第一个人——一个在委员会里从不发表任何意见的温顺的小老头，开始表述自己的意见。问题涉及基本法和建制法的时候，他的对手便跳起来反驳。也是委员会成员的斯特列莫夫同样被触怒了，他开始申辩。总之，会上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辩，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胜利了，他的建议被采纳，成立了三个委员会。第二天，在彼得堡那个圈子里，人们纷纷议论这次会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成功甚至比他预料的还要大。

第二天早晨，星期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醒来后，得意地回想起昨天的胜利。办公室主任想讨好他，把自己听到的有关委员会情况的传闻告诉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虽然想装出一副漠然置之的样子，但还是忍不住微笑起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办公室主任一起忙于公事，完全忘记了今天是星期二，是他规定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回来的日子，所以当仆人来向他报告安娜回来了，他感到惊讶和不满。

安娜一大早就回到彼得堡。接到她的电报便派出马车去接她，所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应该知道她要回来。但是她到家时，他没有出来接她。仆人们告诉她，他还没有出去，正和办公室主任忙着公事。她吩咐仆人告诉丈夫，她已经回来了，随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同时等待他来。一个小时过去了，他还没有来。她借口安排什么事走进餐厅，故意大声说话，希望他到这儿来。他还是没有出来，尽管她听到他到书房门口送办公室主任。她知道他照例马上就要去上班，而她想在这之前见到他，以便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

她走过大厅，断然朝他那儿走去。她走进他的书房，他已穿上文官制服，显然准备出门。这时候，他坐在小桌旁，胳膊肘支在桌子上，闷闷不乐地望着前方。她先看到他，她明白，他在想她的事。

他一看到她，本想站起来，但又改变主意，随即，他的脸涨得通红，这是她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接着，他匆匆站起来，迎着她走去，没有看她的眼睛，而是看着眼睛上面的前额和头发。他走到她跟前，拉住她的手，请她坐下。

“您回来，我十分高兴。”他坐到她身旁说。他显然还想说些什么，但讷讷不出于口。他几次想开口说话，但都停住了……尽管她对这次会面做了准备，告诫自己要蔑视他，指责他，但现在却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甚至还怜悯他。就这样，沉默了很长时间。“谢廖扎身体好吗？”他说，不等回答，又补充道，“今天我不在家吃午饭，我马上得走了。”

“我想去莫斯科。”她说。

“不，您回来了，您做得很好，很好。”他说，接着又不说话了。

看到他开不了口，她就先开口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说，同时望着他，面对他凝视她头发的目光她并没有垂下眼睛，“我是个有罪的女人，我是个坏女人，但我还是和过去一样，和那天对您说过的一样，我来就是要告诉您，我什么都无法改变。”

“我并没有问您这件事，”他突然用坚决、憎恨的目光直视着她的眼睛说，“我本来就预料到会这样。”在愤怒的影响下，他显然又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但是，正像那天我对您说过和信上写的那样，”他用尖细的声音说，“现在我再说一遍，我不必知道这个。我对这事不予理会。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像您这么善良，会急于把这么使人高兴的消息告诉自己丈夫。”他特别着重地说了“使人高兴”这几个字。“在社会上还不知道这件事之前，在我的名誉没有受到损害之前，我不会理会这件事。因此，我只是预先警告您，我们的关系必须维持原状，只有在您自己败坏自己名声的情况下，我才会采取措施，保护我自己的名誉。”

“但是，我们的关系不可能维持原状。”安娜害怕地望着他，用怯生生的声音说。

她又看到他这种平静的姿态，听到那孩子般尖细的嘲弄的声音，这时她对他的厌恶摧毁了她刚才对他的怜悯，她只是感到害怕。但是不管怎么样，她还是想弄清楚自己的地位。

“我不能再做您的妻子，既然我……”她开口道。

他恶狠狠地冷笑起来。

“大概您所选择的那种生活影响到您的观念。我是那么尊敬，又那么蔑视，两者兼而有之……我尊敬您的过去，蔑视您的现在……您对我的话的理解远非我的本意。”

安娜叹了口气，然后垂下了头。

“不过，我不懂，您具有如此独立的性格，”他激动地继续说，“在毫不掩饰地对丈夫坦白自己的不贞行为时，丝毫不认为这种行为应该受到指摘，好像认为对丈夫履行义务的妻子倒应该受到指摘。”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您要我怎么样呢？”

“我不想在这里见到那个人，我要您注意自己的行为，免得上流社会和仆人们指责您……要您不要和他见面。好像这要求不算过分。这样，您虽不履行妻子的义务，却可以享受一个忠实的妻子的权利。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一切。现在我该走了。我不在家吃午饭。”

他站起来，朝门口走去。安娜也站起身来。他默默地低下头，让她先走。

二十四

列文在草垛上度过的一夜对他来说没有白过：他经营的农业使他厌烦，使他失去了所有的兴趣。尽管庄稼丰收，但是今年遭到那么多的挫折，他和农民之间发生那么多的纠纷，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至少他觉得如此，而遭到这些挫折和产生敌对情绪的原因，现在他已经完全明白了。他在劳动中感受到的乐趣，通过劳动与农民们的接近，他对他们，对他们的生活的羡慕，希望过那种生活的愿望（这种愿望在那天夜晚已不光是他的梦想，而是他的打算，他对实现这个打算的详细办法都考虑过了），所有这一切大大改变了他对自己所经营的农业的看法，使他已经无法在其中找到原先的那种兴趣，并且也无法不看到自己与那些作为全部事业基础的雇工们之间的不愉快关系。像帕瓦那样的良种母牛群，所有犁过的、施了肥的土地，九块用柳条篱笆围住的平整的土地，九十俄亩施足了厩肥且已深耕过的田地，几架条播机，等等，这一切如果都由他本人或者由他与他的伙伴，与支持他的人们一起干成的，那当然很好。但是现在他清楚地看到（他写了一部有关农业方面的书，书中阐明，农业的主要因素应是劳动者。这部书现在对他有很大帮助），他经营的农业是他和雇工们之间一场激烈和顽强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这一方始终不渝地努力想把一切改造成他所希望的那样好，而另一方则让一切听其自然。在这场斗争中，他还看到，他这一方尽了最大的努力，而另一方却毫不出力，甚至没有努力的打算，结果事业进行得对谁都不利，只是白白地损坏了很好的农具，糟蹋了良种牲口和上等的土地。最主要的是，不仅彻底浪费了花在这方面的精力，而且，现在，当他明白了他这一事业的意义时，他不能不感觉到，他花费精力追求的目标是最没有价值的。从本质上说，这场斗争是为了什么呢？他为取得每一文小钱而努力（他不能不努力，因为只要一放松，他就没有足够的钱支付给雇工），而雇工们只希望照他们所习惯的那样，干活省力，自在。按照他的需要，每个雇工应该尽力多干一些，而且要处处留神，不能弄坏扬谷器、马拉耙、脱粒机，应该用心考虑自己所干的活儿，雇工们则希望干活尽可能惬意些，休息的时间多一些，主要的是要无忧无虑，不动脑筋。今年夏天，列文处处都能看到这种情况。他挑选了几亩长着野草和艾蒿不能留种用的坏地，派了一些人到那里去割三叶草做饲料；可是这些人却尽割那些留种用的最好的三叶草，还辩解说，是管家要他们这么干的，并且宽慰他说，这样的饲料一定是上等的。但是他知道，这只是因为这些草地上的草割起来省力。他派了一架翻草机去翻干草，可它只翻了几排草就坏了，因为那个庄稼汉坐在摆动式翼片下方的位子上觉得沉闷。他们对他说：“别担心，婆娘们很快就会把草翻好。”几张犁不好用，因为雇工没有想到把提起的犁铧放下来，而是硬叫犁铧转向，这样，既累坏了马，又毁坏了地；可是他们还要他放心。马随意进入麦田，因为没有一个雇工肯当守夜人，雇工们不听命令，还是轮流守夜，结果万卡干了整整一天活，在守夜时睡着了。他认错说：“随您发落吧。”三头最好的牛犊胀死了，因为它们被放进再生的三叶草地里，又喝不到水，而雇工们却怎么也不愿相信，牛犊是三叶草吃得太多才胀死的。他们还安慰他说：“邻居家三天之内死了一百十二头牲口呢。”发生所有这些事并不是因为有人仇恨列文或者有意破坏他的产业，相反，他知道，大家都喜爱他，认为他是个厚道的老爷（这是最高的赞扬）。农民们这么做只是因为，他们想快快活活、无忧无虑地干活，而他的利益不仅与他们毫无关系，不被他们所理解，而且不可避免地与他们最正当的利益相对立。列文早就不满意自己对农业的态度。他看到，他的小船在漏水，但是他没有找到漏洞，也没有去找漏洞，也许是在故意欺骗自己。但是，现在他不能再欺骗自己了。他对自己所经营的农业不仅不感兴趣，而且觉得厌烦，他再也无法干下去了。

再说，吉提·谢尔巴茨卡娅现在离开他只有三十俄里路，他想见到她，但又无法如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他去拜访她的时候曾邀请他再去，去向她的妹妹重新求婚，并向他暗示，吉提现在会答应。列文自从那次看到吉提·谢尔巴茨卡娅后，自己也明白，他还是爱她的；但是他不能到奥勃朗斯基家去，因为他知道，吉提在那儿。他向她求过婚，被她拒绝了，这件事在他俩之间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不可能因为她不能成为她所钟情的男人的妻子，就要求她做我的妻子，”他对自己说。想到这一点，他就对她冷漠无情，怀有敌意。“以后我对她说话，不可能不带有责备的口气，看到她不可能不产生怨恨，想必她也只会更加讨厌我。况且，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我说过那番话以后，现在我怎么能再去找她们？难道我能不表露出我知道她对我说的情况？而我去，就要宽宏大量地原谅她，饶恕她。我得在她面前扮演一个宽恕她，把自己的爱恩赐给她的角色！为什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要对我说这些话？我若是无意之中见到她，那么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可是现在是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派人给他送来一封信，让他借一副女式马鞍给吉提。“我听说，您有马鞍，”她在信中写道，“我希望您亲自把它送来。”

这使他已经无法忍受了。一个通情达理、处事得体的女人怎么能这么贬低自己的妹妹！他写了十次字条，全都撕了，他干脆不回信，派人送去了马鞍。写信说他过后去，不行，因为他不可能去；说他不能去，因为有事脱不了身，或者他要外出，这就更糟。他没有写回信便托人送去马鞍，这样他又觉得好像做了一件不体面的事，于是第二天，他把所有令人厌烦的事务托付给了管家，就到遥远的一个县去看自己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这位朋友家附近有一片大鹬栖息的美丽的沼泽地，朋友不久前写信给他，让他履行早就许下的去他那儿的诺言。苏罗夫斯克县大鹬栖息的沼泽地早就吸引了列文，但是他因忙于农活一直没有去。现在他很乐意远离谢尔巴茨基家，主要的是能摆脱农活去打猎，在他感到愁苦之际，打猎对他是最好的慰藉。

二十五

苏罗夫斯克县不通铁路，也不通驿车，于是列文坐自家的四轮马车前去。

半路上，他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停下来喂马。为他开门的是一个秃顶、气色很好、蓄着两颊处已发白的棕红色大胡子的老头，他靠在门框上，让三套马车进入院子。这是一个新修的、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大院子，里面放着几张焦黑的木犁，老头朝车夫指指棚屋，然后请列文进上房。一个衣服整洁、赤脚穿着套鞋的少妇，正弯着腰擦洗穿堂的地板。她被紧跟列文进来的狗吓得一声尖叫，但是看到这狗不会伤人，马上就不好意思地笑了。她用挽着衣袖的手指指上房的门，然后又弯下腰，藏起她那俊美的脸，继续擦洗地板。

“要茶炊吗？”她问。

“好的，谢谢。”

上房宽大，有一个荷兰式的火炉，还有隔板。圣像下面放着一张漆有花纹的桌子、一条长凳和两把椅子。门口放着一个小碗橱。百叶窗关着，很少看到苍蝇，房子里干净得使列文担心一路跑来、并在水洼里打过滚的拉斯卡会踩脏地板，于是他便让它待在门旁的角落里。列文环视了一下上房，然后走到后院。那个穿着套鞋、面貌和善的少妇，颤悠悠地挑着一副空桶，在他前面跑着去井边打水。

“赶快跑！”老头快活地朝她喊道，接着走到列文面前。“怎么，老爷，您去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家吗？他也常来我们这儿。”他把胳膊肘支在台阶的栏杆上，主动和列文闲聊起来。

老头说着他与斯维亚日斯基的交情，这时，大门又嘎吱嘎吱响了起来，几个从地里干活回来的雇工扛着犁耙进了院子。拉犁耙的马肥壮高大。干活的显然是家里人：两个年轻小伙子穿着印花布衬衫，戴着便帽，另外两人是雇工，一老一少，穿着粗麻布衬衫。老头走下台阶，来到马跟前，动手卸套。

“他们在耕什么地？”列文问。

“耕马铃薯地。我们家算是有那么一小块地。费多特，你别把那匹骟马放出去，把它牵到水槽前，我们另套一匹马。”

“怎么样，爸爸，我要的犁拿来了没有？”一个健壮高大的小伙子问道，显然是老头的儿子。

“在……雪橇上，”老头一边回答，一边把解下的缰绳绕了几圈，扔在地上。“趁他们吃午饭的时候，你把它装好。”

面貌和善的少妇肩上挑着满满的两桶水走进穿堂。不知从哪儿又冒出几个婆娘。有年轻美貌的少妇，有长相难看的中老年妇女，有的带着孩子，有的没带孩子。

茶炊开始发出咝咝的响声；雇工和家人安顿好马，去吃午饭了。列文从自己的马车上取下食物，请老头和自己一起喝茶。

“哦，今天我们已经喝过茶了，”老头说，显然很高兴接受这个邀请。“不过我陪你喝吧。”

喝茶时，列文了解到这个老头经营农业的全部历史。十年前，老头从一个女地主那儿租了一百二十俄亩地，去年把这些地买下了，又从邻近的一个地主那儿租了三百俄亩。他把最差的一小部分地租了出去，自家人和两个雇工种了四十俄亩。老头抱怨说，自家的景况不好。但是列文明白，他的抱怨只是出于客套，实际上他的家业很兴旺。要是情况不好的话，他不会以每俄亩一百零五卢布的价钱买下土地，也不可能为三个儿子和一个侄子娶亲，不可能在遭火灾之后两次重盖房子，而且房子盖得越来越好。尽管老头嘴上在抱怨，但可以看出，他是在为自家的丰衣足食，为自己的儿子、侄子、儿媳妇、马匹、母牛，尤其是为他经营的整个家业感到由衷的自豪。从与老头的交谈中，列文了解到老头不反对采用新方法。他种了许多马铃薯，列文在坐车来的路上看到，他的马铃薯已经开过花，在结马铃薯了，而列文地里的马铃薯才刚刚开花。他从地主那儿借来一张新式犁耕马铃薯地。他也种小麦。老头给黑麦间苗，用间下的苗喂马，这件小事给列文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多少次列文看到这种间下来的好饲料，总想把它收集起来，但总是办不到。而这个老农民却办到了，他无法不对这种饲料大加赞赏。

“娘儿们干些什么呢？她们把一堆堆青饲料送到路边，再用大车拉走。”

“唉，我们这些地主和雇工们打交道，一切都搞得很糟糕。”列文说着递给他一杯茶。

“谢谢，”老头接过茶杯说，但是他指着自己咬剩的一块糖，谢绝在茶里放糖。“雇工哪能干得好活？”他说，“只会把事情搞糟。就拿斯维亚日斯基家来说吧。我们知道，他家的地多么好，是肥沃的黑土，可是收成却没什么可夸耀的。都是因为没照管好呀！”

“你不是也雇工吗？”

“我们大家都是庄稼汉。所有的活儿我们都能干。雇工不好，就让他走；我们自己干得了。”

“爸爸，菲诺根要柏油。”穿套鞋的少妇进来说。

“事情就是这样，老爷！”老头站起来说，他连续画了好几次十字，谢过列文之后，就出去了。

列文走进后房去叫自己的车夫，看到全家的男人坐在桌旁。婆娘们站在旁边侍候。年轻健壮的儿子嘴里含着麦粥，正在说笑话。大家听了哈哈大笑，特别是那个穿套鞋、往碗里倒菜汤的少妇笑得最欢。

这个农民家庭给列文留下美好印象很可能与这位穿套鞋的少妇那张和善的脸有很大关系。这个印象是那么强烈，使列文怎么也无法忘记。从老头家到斯维亚日斯基家的路上，他不时想起这户农家，仿佛在留下的印象里有什么东西特别吸引他的注意力。

二十六

斯维亚日斯基是本县的首席贵族。他比列文年长五岁，早就成家了。他年轻的小姨子住在他家，列文对这个姑娘很有好感。列文也知道，斯维亚日斯基夫妇很希望把这位姑娘嫁给他。他和所有达到结婚年龄的年轻人一样，对这种事肯定是明白的，尽管他从来也不敢向谁说起这一点。他还明白，虽然他想成家，虽然从各方面来看，这位招人喜爱的姑娘一定会是个好妻子，但是他同她结婚就像要他飞上天一样，是不太可能的，即使他没爱上吉提·谢尔巴茨卡娅。意识到这一点，他原先希望从访问斯维亚日斯基中获得的那种乐趣也就减弱了。

收到斯维亚日斯基邀请他去打猎的信后，列文马上就想到这个问题，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斯维亚日斯基对他有这种意思只是他自己毫无根据的猜想，所以他仍然去了。此外，内心深处他还想试一试，再看看这位姑娘究竟跟他是否相配。斯维亚日斯基的家庭生活十分愉快，斯维亚日斯基本人是列文所熟悉的最好的地方自治会活动家，列文向来很喜欢他。

斯维亚日斯基在列文心目中是一个奇特的人物，他这类人的议论非常合乎逻辑，虽说从来不是独创的，但也能自圆其说。他们的生活则遵循特别明确、固定不变的方向，完全不以他们的议论为转移，并且几乎总是与他们的议论背道而驰。斯维亚日斯基是个极端的自由派。他蔑视贵族，认为大部分贵族是些隐蔽的农奴制的拥护者，只是由于胆怯而没有公开表露。他认为俄罗斯像土耳其一样，是个衰亡的国家，认为俄罗斯政府糟糕透顶，甚至都不值得自己去认真批评政府的举措，同时，他却又在为这个政府办事，是一名模范的首席贵族，并且出门时总要戴上一顶饰有帽徽和红帽圈的制帽。他认为只有在国外才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因此一有机会他就往国外跑，然而他又在俄罗斯经营非常复杂和先进的农业，并且怀着极大的兴趣观察和了解俄罗斯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认为俄罗斯农民处在从猿向人进化的过渡阶段，然而在地方自治会的选举会上，他比所有的人都乐意与农民握手，听取他们的意见。他毫不迷信，不理会任何吉兆或凶兆，但是却很关心改善牧师的日常生活和维持他们收入的问题，而且竭力设法保存本村的教堂。

在妇女问题上，他站在激进派一方，主张妇女彻底自由，特别是应该享有劳动权，然而他和妻子却过着这样一种虽然没有孩子，但十分融洽、使人羡慕的家庭生活，他的妻子除了与丈夫共同关心怎样更惬意、更快乐地消磨时间外，什么事也不做，也不会做。

要是列文生性不是喜好从最好的方面去理解一个人的行为，那么他要了解斯维亚日斯基的性格是不会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的；他会对自己说：不是傻瓜，就是坏蛋，那么一切就会明明白白了。但是他不可能说他是个傻瓜，因为，斯维亚日斯基无疑不仅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是个很有教养、十分谦和的人。他具有多方面的知识，但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显露自己的学识。列文更不可能说他是个坏蛋，因为斯维亚日斯基无疑是个正直、善良、聪明的人，他愉快地、热心地、经常地做出那些受到他周围人们高度赞扬的事情，他肯定从来不会有意去做坏事，也不可能做什么坏事。

列文极力想了解他，但总是无法了解他，总是把他及他的生活看成是一个真正的谜。

他和列文很要好，因此列文敢于去试探斯维亚日斯基，竭力想弄清他对人生的根本看法，但总是枉然。每当列文想从斯维亚日斯基对任何人都打开的心房之门，进一步登堂入室，他总是发现，斯维亚日斯基显然有点窘迫，目光里流露出勉强能察觉到的恐惧，仿佛害怕列文看穿他，于是他便和颜悦色地予以拒绝。

在对农业感到失望之后，现在列文特别乐意去斯维亚日斯基家。姑且不谈看到这一对幸福的、对己对人均感满意的夫妇，看到他们那舒适的家，总是引起他愉快的感觉。现在，当他对自己的生活深感不满意时，他更想弄明白使斯维亚日斯基的生活如此开朗、坚定和欢乐的奥秘。此外，列文知道，在斯维亚日斯基家他将会遇到一些邻近的地主，他现在特别想谈谈、听听有关收获、雇工等农事方面的话题。列文知道，这种谈话照例被认为是庸俗的，但是现在对列文来说却显得特别重要。“在农奴制时代如果在英国，这也许并不重要。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条件都已经确定。但是现在在我国，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所以如何确定这些条件在俄国是一个重要问题。”列文心里想。

打猎的结果比列文预料的差。沼泽干了，大鹬已经没有了。他走了整整一天，只带回三只，但是像往常打猎归来时一样，胃口大开，情绪很好，同时由于剧烈的体力活动，他的精神也十分振奋。在打猎过程中，他仿佛什么也不想，但是偶尔又想起那个老头和他的家庭，他们留在他心中的印象仿佛不仅要求他注意，而且要求他解决与他有关的问题。

晚上，喝茶的时候，有两名来办一些托管事务的地主在座，一场列文所期盼的最有意义的谈话便开始了。

列文紧挨着女主人坐在茶桌旁，不得不同她和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小姨子谈话。女主人长着一张圆圆的脸，淡黄色的头发，个子不高，脸上现出微笑和一对酒靥，显得容光焕发。列文竭力想通过她探听出他很重视的、有关她丈夫的谜底；但是他无法完全自由地思索，因为他感到十分尴尬。他之所以感到十分尴尬，是因为那位小姨子就坐在他对面，身上穿着一件他觉得好像是特地为他穿的、领口开成梯形的衣服，露出雪白的胸部。她的胸部很白，或者恰恰是因为她的皮肤很白的缘故，这个敞胸的大领口使列文丧失了自由思索的能力。他设想（也许是错误地设想）这个领口开得与他有关，认为自己无权去看它，因而竭力不去看它。他觉得，单凭领口开成这样，他就有过错。列文觉得他好像是在欺骗某个人，他应该作一番解释，但是这又解释不清楚，因此，他就一直红着脸，感到不安和尴尬。他的尴尬心情也感染了美丽的小姨子。女主人好像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老是故意拉她加入谈话。

“您说，”女主人继续已开了头的谈话，“所有俄国的东西都无法引起我丈夫的兴趣。相反，他喜欢待在国外，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像在家里这样快活。在这里，他觉得生活在自己人的圈子里。他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干，他天生兴趣广泛。哦，您去过我们的学校吗？”

“我看到过……是不是那所长满常春藤的小房子？”

“是的，那是娜斯佳的事业。”她指着妹妹说。

“您亲自教课吗？”列文问，极力不看她的领口，但是他觉得无论自己往哪里看，都会看到它。

“是的，我自己一直在那里教书，不过我们学校有一个出色的女教师。我们还教体操。”

“不，谢谢，茶我不要了，”列文说，他觉得这样做有些失礼，可又无法继续这场谈话，便红着脸站了起来。“我听到他们那边谈话很有趣，”他补充了一句，然后走到桌子的另一头，主人和两个地主就坐在那里。斯维亚日斯基侧着身子坐在桌旁，一只胳膊支在桌上，手里转动着茶杯，另一只手握住自己的胡子，把它拉到鼻子下边，然后又放开，仿佛在闻胡子。他那双发亮的黑眼睛直盯着那个留着灰白胡子、神情激昂的地主，显然觉得他的话很有趣。这个地主在埋怨农民。列文很清楚，斯维亚日斯基知道怎么回答地主的埋怨，他可以马上把地主的全部论点驳倒，但是碍于自己的地位，他并不开口回答，只是不无兴趣地听着地主那种可笑的话语。

这个蓄着灰白胡子的地主显然是顽固的农奴制的维护者，农村的老古董，狂热的农业主。从他身穿一件老式的、与地主身份不相配的旧衣服，聪明、忧郁的眼神，流畅的俄语，显然长期惯用的命令式口气，以及他无名指上戴着老式订婚戒指、被太阳晒黑的好看大手的果断动作上，列文看出了他的特点。

二十七

“要不是舍不得放弃已开始经营的事……花了那么多心血……我就不干了，把它卖掉，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那样一走了之……去听听海伦。”那个地主说，他那张聪明、苍老的脸漾出愉快的笑容。

“可您还是没有放弃，”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说，“可见，还是有好处的。”

“只有一个好处，就是住在自己家里，不受雇于人，也不受人管。再说，总希望农民会明白事理。可实际上，您可相信，他们就知道酗酒、放荡！他们不断地分家，既没有一匹马，也没有一头牛。他们都快饿死了，而您去雇他们干活，他们就想法跟您捣乱，还去调解法官那儿告您。”

“您也可以去调解法官那儿告他嘛。”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去告？那我无论如何也不干！这样马上就会流言四起，叫你后悔不迭！例如在养畜场，他们拿了预支的工钱就溜了。调解法官又有什么办法？宣告他们无罪了事。只有乡法院和乡长才能对付他们。按照老办法鞭打他们。要不是那样，你就得抛弃一切！跑到天涯海角去！”

显然，地主是在逗弄斯维亚日斯基，但是他不仅没有生气，而且觉得很有趣。

“我们经营自己的农业根本不用这些方法，”他微笑着说，“我、列文和他都是一样。”

他指指另一个地主。

“是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也在经营，您问问他怎么样？难道这是合理的经营吗？”地主问，显然他是在炫耀“合理”这个词儿。

“我的经营方法很简单，”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说，“感谢上帝。我的经营方法就是在秋季交税前准备好一笔钱。农民们跑来找我说：老爷，恩人，救救我们吧！唉，他们都是邻近的农民，怪可怜的。好吧，我给他们垫付三分之一的税款，但对他们说：记住，伙计们，我帮了你们，等到我需要，如种燕麦、割草、收庄稼的时候，你们也得帮助我。同时还得说好，每一户出多少劳力。他们中间也有一些没良心的人，这是事实。”

列文早就知道这些宗法制的方法，他与斯维亚日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便打断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话，同那个留灰白胡子的地主说起话来。

“您是怎么想的？”他问，“现在究竟应该怎样经营农业？”

“就像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那么干：要么收成平分，要么把土地租给农民。这样做未尝不可，但是这么一来，国家的总财富就受到了损失。我的土地用农奴的劳动和良好的经营方法可以有九倍于种子的收获，用平分的方法就只有三倍。农奴解放把俄国给毁了！”

斯维亚日斯基看了看列文，眼睛里露出笑意，甚至带点勉强能察觉的嘲笑；但是列文不认为地主的话有什么可笑，他觉得这些话比斯维亚日斯基的话容易理解。地主又继续说了许多话来证明，为什么说农奴解放毁了俄国，列文甚至觉得他的话很正确，具有新意，是无法反驳的。地主说的显然是他个人的想法，这是很难得的，这些想法不是为了要让空闲的头脑有所活动才产生的，而是从他的生活条件中发展而成的，是他在偏僻的乡间长期思索、反复考虑的结果。

“请注意，问题在于一切进步只是靠权力推行的，”他说，显然想表示他并不缺乏教养。“就看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和亚历山大皇帝的改革吧。再看看欧洲的历史吧。尤其是农业方面的改进。例如马铃薯——在我们这儿也是强制推广的。木犁也不是一开始就使用的。也许是在封建时代输入的，而且大概也是强制推广的。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些地主在农奴制时就采用改良的农具来经营农业，如烘干器、簸谷机、肥料运送车和其他农具，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运用自己的权力强行推广的，农民们开始反对，后来就学我们的样子。现在，废除了农奴制，我们的权力被剥夺了，我们已达到高水平的农业如今又该落到最野蛮、最原始的状态。我是这么想的。”

“为什么呢？如果是合理的，那你们还是可以雇人经营农业。”斯维亚日斯基说。

“没有权力了。请问，我靠谁来经营？”

“就是这问题——劳动力是农业的主要因素。”列文心想。

“靠雇工。”

“雇工不想好好干，不想用好的农具。我们的雇工只知道酗酒，醉得像头猪，把你给他的东西全都毁坏掉。他拼命给马饮水，弄得马受损伤，把很好的挽具拉断，把装好轮胎的轮子拿去换酒喝，把轮轴放在打谷机里弄断。凡是不合他心意的东西，他看了就讨厌。整个农业水平因此而下降。土地荒芜了，长满了蒿草，或者给农民们瓜分了，于是以前能收一百万俄石的土地，现在只能收几十万，总财富减少了。干同样一件事，我们要盘算，要有利可图……”

接着他开始阐述他的解放农奴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可以避免这些缺陷。

列文对此不感兴趣。等他说完，列文又谈起自己最初的论点，他转向斯维亚日斯基，极力想引他发表自己真实的意见。

“农业水平在下降，而且就我们和雇工目前的关系，要用一种可以赢利的、合理的方法经营农业是不可能的，这完全是事实。”列文说。

“我不这么认为，”斯维亚日斯基已经认真地反驳，“我只看到，我们不善于经营农业，而我们在农奴制时代所经营的农业水平不是太高，而是相反，太低。我们没有机器，没有良好的役畜，没有真正的管理方法，我不会算账。你去问问当家人，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对他有利，怎么做不利。”

“意大利式簿记，”那个地主讥讽地说，“无论你怎么算，要是他们把一切都给你弄坏，还是一点利润也得不到。”

“为什么会弄坏呢？你们蹩脚的脱粒机、俄国式畜力简易机器会弄坏，而我的蒸汽机是弄不坏的。俄罗斯本地马，怎么说呢？驽马，得揪住它们的尾巴才肯走，这种马会被糟蹋，但是您如果养贝雪重轭马[8]，或者就养比秋格马[9]吧，它们就不会被糟蹋。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必须提高农业水平。”

“那也得有本钱才行呀，尼古拉·伊万内奇！您过得不错，可我有一个儿子在大学读书，而小的几个还在念中学，所以我买不了贝雪重轭马。”

“我们有银行，可以贷款嘛。”

“要我们把最后一点东西都拍卖掉吗？不，谢谢啦！”

“说农业水平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和可能，这我不同意，”列文说，“我正在干这件事，我有资金，可什么也干不成。我不知道银行对谁有利。至少我在农业上花的钱全都亏了本：牲畜亏了本，机器亏了本。”

“这话很对。”蓄着灰白胡子的老头附和说，甚至高兴地笑了起来。

“也不止我一人，”列文继续说，“我和所有合理经营农业的地主们一样，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全都亏本。对啦，请您告诉我们，您经营的农业获利吗？”列文说，于是他立即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目光中察觉了每当他要从斯维亚日斯基的心房之门登堂入室时所见到的那种刹那间的恐惧。

再说，列文提出这个问题并不十分认真。女主人在喝茶时刚对他说过，今年夏天他们从莫斯科请来一位德国簿记专家，他以五百卢布的报酬替他们核算了经济状况，发现他们亏损了三千多卢布。究竟三千零多少，女主人已经记不清，但是好像德国人分文不差地都算出来了。

在提到斯维亚日斯基的经济利益时，地主露出了笑容，显然，他知道这位当首席贵族的邻居得到了多少利益。

“也许，没有获利，”斯维亚日斯基说，“这只能证明，要么我是个糟糕的当家人，要么我把资金花在提高地租上了。”

“啊，地租！”列文惊讶地喊了起来，“也许在欧洲可以有地租，在那里，土地因劳力的投放而变好，但是在我们这里，土地却因劳力的投放而变糟，也就是说，地越种越薄，因此，谈不到地租。”

“怎么谈不到地租？这是法规。”

“那我们超越了法规：地租对我们说明不了什么，相反，只会把我们搞糊涂。不，您说，地租的理论管什么用……”

“你们想喝酸牛奶吗？玛莎，叫人给我们拿点酸牛奶或马林果来，”他对妻子说，“今年马林果熟得很晚。”

这时斯维亚日斯基情绪很好，他站起身来，走开了，显然，他认为谈话已经结束，而列文却觉得谈话才刚刚开始。

列文失去了一个交谈者，只得继续与那个蓄着灰白小胡子的地主交谈，极力向他证明，所有的困难都是由于我们不想了解我们雇工的特点和习惯而产生的。但是，那个地主像所有离群索居、想法独特的人一样，难以理解别人的思想，非常固执己见。他坚持说，俄国农民是猪，喜欢过猪一般的生活，要使他们脱离猪一般的生活，需要权力，而现在却没有权力；需要棍棒，而我们却变成了十足的自由派，突然以什么律师和监狱来代替使用了一千年的棍棒，在监狱里给那些不中用的臭农民们喝很好的汤，并且为他们计算出应有多少立方英尺的空气。

“您为什么认为，”列文极力想回到实质性的问题上来，“要找到那样一种与劳动者的关系，使劳动获得成效，是不可能的呢？”

“与俄国农民休想建立这种关系！我们没有权力。”那个地主回答说。

“怎么才能找到新的条件呢？”斯维亚日斯基喝了酸牛奶，点上一支烟，走到两个争论者面前说。“与劳动者可能确立的各种关系都已经确定下来，并且作了研究，”他说道，“野蛮时代的残余——施行连环保制度的原始公社自行瓦解了，农奴制已被消灭，剩下的只是自由劳动，它的形式是明确和现成的，必须采用这些形式。雇农、短工、佃农——不外乎这些形式。”

“但是欧洲对这些形式并不满意。”

“是不满意，并且正在寻找新的形式。大概会找到的。”

“我说的正是这一点，”列文说，“为什么我们不从自己这方面出发去寻找呢？”

“因为这样做无异于重新去研究建设铁路的方法。其实方法是现成的，早已设计好了。”

“但是，假如它们对我们来说不适用，假如它们并不高明呢？”列文说。

他又发现斯维亚日斯基眼里的恐惧神色。

“哎呀，那我们就妄自尊大了，我们找到了欧洲正在寻找的东西啦！这套话我很熟悉，但是，对不起，欧洲在关于劳动组织问题上所做的一切您知道吗？”

“不，不大清楚。”

“现在欧洲的优秀人士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舒尔采-德里奇[10]派……后来则有最具自由思想的拉萨尔[11]派论劳动问题的一大批著作……米尔豪森体制——这都是事实，您大概是知道的。”

“我有点概念，但很模糊。”

“不，您只是说说而已，您对这一切的了解大概并不比我差。当然，我不是社会学的教授，但我对这感兴趣，真的，假如您也有兴趣的话，那就去研究吧。”

“但是他们得到了什么结果呢？”

“对不起……”

两个地主站起来告别，斯维亚日斯基又制止了列文那种爱窥测他内心世界的令人不快的习惯，走出去送客人。

二十八

这天晚上，列文同太太们待在一起，感到万般无聊。他想到，自己现在对农业经营感到不满，这并不是他个人的特殊情况，而是俄国农业的普遍状况。他想到，要做出某种安排，使劳动者与劳动的关系像他在半路上遇到的那个农民家那样，这并不是幻想，而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些想法使他比任何时候都激动。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必须试着去解决。

列文与太太们道了晚安，答应明天再待上一整天，一起骑马到公家的树林去观看一处有趣的塌陷地。临睡前他走进主人的书房，去拿斯维亚日斯基推荐给他的几本有关劳动问题的书。斯维亚日斯基的书房很大，周围摆满书橱，还有两张桌子——一张是放在书房中央的笨重的写字台，另一张是圆桌，上面放着一盏台灯，台灯周围呈星形放着各种文字的最新报章杂志。写字台旁边放着一个柜子，抽屉上贴着金字标签，里面放着各类文件。

斯维亚日斯基取出书，在摇椅上坐下。

“您在看什么？”他对站在圆桌旁浏览杂志的列文说。

“对啦，这里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斯维亚日斯基指着列文手里拿着的那本杂志说。“原来，”他兴致勃勃地补充说，“瓜分波兰的完全不是弗里德里希[12]。原来……”

接着，他照例清楚简洁地叙述了这些重要而有趣的新发现。虽然列文现在想的多半是农业问题，但他在听主人说话的同时，自问道：“瞧他头脑里装着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为什么他对波兰瓜分问题感兴趣？”斯维亚日斯基说完以后，列文下意识地问道：“那又怎么啦？”但是没有任何回答。斯维亚日斯基感兴趣的只是“原来”如何。但是，斯维亚日斯基没有解释，而且觉得没有必要解释，他为什么对此感兴趣。

“哦，我对那个爱生气的地主很感兴趣，”列文叹了口气，说，“他聪明，并且说了许多实话。”

“哎哟，得了吧！他是个顽固不化的隐藏的农奴制拥护者，他们这些人都一个样！”斯维亚日斯基说。

“您是他们的头领呀……”

“是的，只是我把他们朝另一个方向领。”斯维亚日斯基笑着说。

“使我感兴趣的是，”列文说，“他说得对，我们的事业——也就是合理经营农业——无法进行，只能像那位文静的地主那样采用放高利贷的办法。要不然，就用最简单的办法。这是谁的过错呢？”

“当然，是我们自己。不过，说它进行不了是不对的。瓦西里奇科夫家就在进行。”

“工厂……”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您会感到奇怪。农民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处在很低的发展水平，显然，他们对一切陌生的事物都会反对。在欧洲，农业能合理经营是因为农民受过教育，因此，我们必须让农民受教育，问题就在这里。”

“怎么让农民受教育？”

“让农民受教育需要三样东西：学校，学校，还是学校。”

“可是您自己说过，农民的物质发展水平很低。学校在这方面能有什么帮助呢？”

“您知道，您使我想起了一个有关劝告病人的笑话：‘您试用一下泻药。’‘试过了，情况更糟。’‘试用一下医蛭疗法。’‘试过了，情况更糟。’‘那么，只有向上帝祷告了。’‘试过了，情况更糟。’我和您也一样。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情况更糟。我说社会主义，您说情况更糟。我说教育，您说情况更糟。”

“那么，学校在这方面究竟有什么帮助呢？”

“使他们产生其他的需求。”

“这一点我怎么也不明白，”列文激动地反驳说，“学校怎样改善农民的物质状况呢？您说，学校、教育会使他们产生新的需求。那就更糟了，因为他们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加减法和教义问答如何改善他们的物质状况，这我永远也无法明白。前天傍晚，我遇到一个抱着吃奶婴儿的农妇，我问她去哪儿。她说：‘去找巫婆，孩子突然得了啼哭不停的怪病，我抱他去治一下。’我问，巫婆怎么能治好孩子的哭病呢。‘她把孩子放在鸡棚上，嘴里再念咒。’”

“瞧，您自己就在说明问题！要她不把孩子放在鸡棚上，这就需要……”斯维亚日斯基快活地微笑着说。

“噢，不！”列文气恼地说，“我认为这种治疗法就跟用学校治疗农民一个样。农民贫穷，无知无识，这我们看得没错，就像巫婆知道孩子得了哭病，因为孩子正在啼哭。但是学校怎样帮助农民摆脱贫穷和无知，那就不明白了，就像不明白鸡棚为什么能治好哭病一样。应该设法消除农民贫困的原因。”

“嗯，至少在这一点上，您和您不那么喜欢的斯宾塞是一致的。他也说，教育可能是生活富裕和舒适的结果，像他所说的，是经常洗涤的结果，但不是能读会算的结果……”

“总之，说我和斯宾塞一致，我感到很高兴，或许相反，我感到很不高兴；不过这一点我早知道。学校是没有用的，有用的是那种能使农民富裕一些、空闲一些的经济结构，等到农民富裕、空闲了，学校自然会有了。”

“然而，现在在整个欧洲的学校都是义务的。”

“可是在这点上您怎么和斯宾塞相一致呢？”列文问道。

这时候，在斯维亚日斯基眼睛里闪过一丝恐惧的神色，接着，他微笑着说：

“不，这个治哭病的故事非常妙！难道是您亲耳听到的？”

列文明白，他无法发现这个人的生活和他思想之间的联系。显然，他并不在乎他的议论会导致什么结果，他需要的只是议论的过程。当他的议论过程把他引入死胡同时，他就不高兴了。他不喜欢这种状况，为了摆脱困境，他就把话题转到别的有趣的事情上。

在半路上遇到的农民给他留下的印象似乎成了这一天全部印象和思维的基础，随之而来的种种印象使他激动不已。这个可爱的斯维亚日斯基抱有的思想只是为了应付社会之用，显然，他具有其他一些不为列文所知的生活原则，而他与老百姓在一起时，却以那些与他的观点不同的思想来指导社会舆论。还有那个气冲冲的地主，由于对生活感到苦恼而发表的议论是完全对的，但是他对整个阶级，俄国最优秀阶级的怨愤却是不对的。同时，列文不满意自己的活动，模模糊糊地希望找到纠正的方法。所有这一切都融合成一种内心焦急不安、期望尽快解决的情感。

列文待在为他准备的房间里，躺在手脚一动就会突然往上弹的床垫上，久久不能入睡。斯维亚日斯基尽管发表了许多高深的言论，但是列文对他每次说的话都不感兴趣，而那位地主的言论倒值得讨论。列文不禁回想起他所有的话，并在想象里修正自己回答他的话。

“是的，我应该对他说：您说我们的事业无法进行是因为农民憎恨一切改良，要进行改良就不得不运用权力。如果农业不实行改良就无法进行，那么，您的话是正确的。但是，只要雇工们按照自己的习惯，就像我半路上遇到的老头家那样干，农业仍然可以发展。我们对农业的普遍不满说明，错误不是在我们身上，就是在雇工身上。我们早就按自己的方式、按欧洲的方式随意地干，也不问问劳动力的性质如何。我们得承认劳动力不是理想的劳动力，而是具有独特天性的俄国农民，我们应根据这种特点来经营农业。‘要知道，’我应该对他说，‘您应该像那个老农那样经营农业，设法让雇工们关心劳动的成果，并且找到他们能接受的改良方法。这样，您就不会使土地贫瘠，收成也会比过去增加一倍或两倍。您把收成对半分，一半给雇工们，您自己留下的比过去多，雇工们得到的也多一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降低农业发展水平，使雇工对农业的收成发生兴趣。怎样做到这一点，这是个细致的问题，但这无疑是办得到的。’”

这个想法使列文十分兴奋。他半夜没睡着，一直在考虑如何实现这一想法。他原来不准备第二天走，但是现在决定，明天一大早就坐车回家。此外，这个穿袒胸连衣裙的小姨子使他产生一种像做了坏事后感到羞愧和后悔的感觉。主要的是，他必须一刻也不耽误地立刻回去，应该赶在越冬作物播种之前向农民们提出新方案，从而用新办法播种。他决定全面改变过去的经营方法。

二十九

列文在实行自己的计划中碰到许多困难，但是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效，但是他没有失望，他相信干这项工作是值得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困难是，农事已经进行，不能把一切都停下来，从头开始，只能在运转过程中把机器加以调整。

在他回家的当天晚上，他就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管家。管家欣然同意他说的一部分意见，即他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荒谬的，无利可图的。管家说，这点他早就说过，但是列文不听。至于列文提出自己作为股东和雇工们合伙经营农业，管家听了显出一副沮丧的神情，没有表示任何明确的看法，却立即谈到，明天必须把余下的黑麦捆运走，同时派人耕第二遍地，于是列文觉得，现在不是谈他的计划的时候。

列文同农民们谈起这件事，建议按新的条件向他们出租土地，他同样遇到困难，农民们忙于眼前的农活，没有时间考虑他的计划有利或者不利。

单纯的农民饲养员伊万，似乎非常了解列文提出的让他全家分享饲养场利益的建议，完全支持这个计划。但是当列文向他暗示将来的利益时，伊万的脸上却流露出一种不安和抱歉的神色，表示他没空再听下去，赶忙找一件急不容缓的事情：或者拿起叉子把干草从牲口棚叉出来，或者给牲口倒水，或者清除厩肥。

另一个困难是农民绝对不相信，地主除了想尽量剥削他们之外，还会有其他目的。他们坚信，不管他嘴上对他们说什么，他真正的目的是永远也不会告诉他们的。他们自己也一样，说了许多话来表明自己的见解，但从来也不会说出他们真正的目的。此外（列文觉得，那个肝火很旺的地主说得对），农民认为，任何协定不可更改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要强迫他们采用新的经营方式和使用新式农具。他们承认，新式犁耕地较好，快速犁效率也比较高，但是他们能找出成千上万条理由来证明他们为什么不能使用这两种工具。虽然列文确信必须降低农业水平，但他舍不得放弃改良措施，因为它们的好处十分明显。不过，尽管有这些困难，他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到秋天新计划就开始实行，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

起初，列文想按照新的合作条件把自己整个产业租给农民、雇工和管家，但是他很快就确信，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把产业分成几部分。分成饲养场、果园、菜园、若干块草场和耕地，分别计算收支账目。列文觉得，单纯的饲养员伊万比谁都理解他的计划，他成立了一个主要由家里人组成的合作组，参与经营饲养场。远处一块荒废了八年的耕地，由六户农民在聪明的木匠费奥多尔·列祖诺夫的帮助下按新的合作条件承包，农民舒拉耶夫按同样的条件承包了所有的菜园。其他的产业仍按老办法经营，这三个承包组是实现新办法的第一步，列文在这上面倾注了全部精力。

事实上，饲养场的状况至今不比以前好些，伊万竭力反对让母牛待在温暖的牛棚里，反对从鲜奶中提出奶油。他认为牛在寒冷处饲料吃得少，做酸奶油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他要求像过去一样领工资。现在，他领到的钱不是工资，而是将来利润的部分预支，对此他一点也不感兴趣。

事实上，费奥多尔·列祖诺夫的合作组没有按合同上规定的那样耕两遍地，他们为自己辩解说，时间短促，无法办到。事实上，这个合作组的农民们尽管商定按新的规定经营，但是他们没有把这土地看成是共同的土地，而看做是对分制的租地。这个合作组的农民们和列祖诺夫本人不止一次地对列文说：“如果您收地租的话，您可以省心一些，我们也随便一些。”此外，这些农民找出各种借口，把契约上规定的就地建饲养场和干草棚的事一直拖延到冬天才办。

事实上，舒拉耶夫想把他承包的菜园分成几小块转租给农民。显然，他完全曲解，而且似乎故意曲解把土地租借给他的条件。

事实上，列文在与农民们谈话，向他们说明新计划的一切好处时，他经常觉得，农民们只是在听他说话的声音，心里却打定主意，不论他说什么，他们决不受他的骗。他和最聪明的农民列祖诺夫谈话时，这个感觉尤其强烈，他发觉列祖诺夫眼神的变化，这种变化清楚地表明，他在嘲笑列文，同时怀着一种坚定的信心：即使有人受骗，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他列祖诺夫。

尽管如此，列文还是认为，他的计划可以实行，如果严格进行核算，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他将来总会使他们相信这种办法的好处，事情也就会自然而然地顺利发展。

这些事情，连同农业方面的其他事务，以及书房里的写作占用了他整整一个夏天，他几乎没有时间去打猎。八月底，他从送马鞍来的人的口中得知，奥勃朗斯基全家去莫斯科了。他觉得，由于自己的无礼，没有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写回信，现在一想起这件事就愧疚得不能不脸红，他已无法挽回，再也不能去他们家了。他对斯维亚日斯基也同样无礼，不告而别，同样不能再去他家了。现在他对这些事已经感到无所谓。新的农业计划占据了他整个心灵，有生以来他从来也没有对任何事情如此投入过。他反复阅读了斯维亚日斯基借给他的书，抄下他手头所缺的资料，翻阅有关这方面的政治经济学书籍和社会主义著作，然而，真像他预料的那样，找不到与他正在进行的事有关的论述。他时刻希望在政治经济学书籍中，例如，在他一开始热衷于研究的穆勒[13]的著作中找到使他感兴趣的问题的答案，但是他找到的却是从欧洲经济状况中得出的规律。他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对俄国不适用的规律一定有普遍意义。在社会主义的著作里他也看到同样的情况：无论是过去他在大学时代曾经迷恋过的美好、但又不切实际的空想，还是改良和弥补欧洲面临的农业状况的办法，都和俄国的农业没有共同之点。政治经济学说，欧洲财富过去和现在发展的规律是普遍的，无可置疑的。社会主义著作说，按照这些规律发展必然导致毁灭。两者不仅都没有给予答复，而且也没有给予一点儿暗示，他列文和所有的俄国农民及地主，为了提高生产和增加公共福利该怎么对待千百万双手和千百万亩土地。

他既然已着手研究这一问题，就得仔细认真地阅读所有和这一问题有关的书，并且打算秋天去国外再实地进行考察，为的是在这一问题上不再发生他研究其他问题时所经常发生的情况。常常有这种情况，他刚开始理解交谈者的想法，开始述说自己的意见，交谈者突然对他说：“那么考夫曼、琼斯、杜布瓦、米契里是怎么说的？您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读读吧，他们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

现在他清楚地看到，考夫曼和米契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告诉他。他明白，他想要什么。他知道，俄国拥有极好的土地，极好的劳动者，在某些场合，例如他在途中遇到的那个农民一家，劳动者和土地提供了很多产品；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是按欧洲方式投放资本，产量就很少，这只是因为只有按照劳动者自己特有的方式，他们才愿意干活，而且干得好，这种对立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是由民众的特性决定的。他认为，俄国人民具有这样一种意向，自觉地播种和耕作一大批闲置的田地，直到所有的土地都不再闲置为止，为此，他们坚持采用这些必要的经营方式，而这些方式完全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么坏。他想在他的著作中从理论上说明这一点，并且在自己经营实践中加以证实。

三十

九月底，为了在出租给合作组的土地上建造牲口棚而运来了一些木材，还卖掉了黄油，分了利润。农业在实践中进行得很出色，至少列文是这么认为的。为了从理论上阐明问题，完成自己的著作——列文梦想这部著作不仅应该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引起一场变革，而且要根本取消这门学科，奠定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新学科的基础——必须去国外走一趟，实地研究国外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并且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在那里干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列文只等小麦卖掉，拿到钱后，就去国外。但是，天下起雨来，地里的谷物和马铃薯无法收获，一切活儿都停下来，甚至小麦也无法卖出去。道路泥泞不堪，不能通行；两座磨坊被洪水冲毁，天气越来越糟。

九月三十日，太阳一大早就出来了，列文以为是个好天气，便决定做启程的准备工作。他吩咐装运麦子，派管家到商人那儿收钱，而自己则去农场作临行前的最后安排。

列文办完所有的事情之后，全身湿透，雨水沿着不透水的大衣流到他的脖子里，灌进他的皮靴，但是傍晚回家时他却精神振奋，兴致勃勃。天气越来越坏，雪糁子抽打着浑身湿透、耳朵和脑袋抖动不停的马，使它只得侧着身子走，戴着风雪帽的列文心情却很好，他快活地环顾四周，时而望望沿着车辙流淌的水，时而望望光秃树枝上挂着的水滴，时而望望桥面上点点滴滴没有融化的白色雪糁，时而望望赤裸的榆树周围堆积成厚厚一层的颜色仍然暗绿的落叶。虽然周围的自然景物是阴郁的，但是他觉得自己特别振奋。在远处的村子里同农民的谈话表明他们对新的关系已经开始习惯。他去过一个看门老头家烤衣服，老头显然赞成他的计划，表示愿意合伙购买牲口。

“只要坚定地朝自己的目标前进，我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列文心想，“而劳动和工作也就有了动力。这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公共福利的问题。整个农业，主要是所有农民的状况，应该彻底改变。用共同富裕来代替贫穷；以利益的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总之，这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然而是极其伟大的革命，先从我们一个县的小范围开始，然后扩展到全省，全俄罗斯，最后扩展到全世界。一种正确的思想不会没有成果。是的，这是一个值得为之努力工作的目标。至于我，科斯佳·列文，曾系着黑领带去参加舞会，求婚遭到谢尔巴茨卡娅小姐的拒绝，觉得自己是那么可怜和不中用——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我相信，富兰克林[14]想到自己的往昔也同样会觉得自己不中用，同样不相信自己。这都无所谓。他一定也有个可以与之畅谈自己计划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

思绪滚滚的列文回到家天已经黑了。

去商人那儿的管家已经回来，带回一部分小麦的钱。同看门老头的合同已经签订好了。管家路上看到其他各处的谷物都堆在地里，所以自己还没来得及收上来的一百六十堆麦子比起别人家的损失来算不了什么。

吃过饭以后，列文照例拿起一本书坐在圈椅上，他一边看书，一边继续思考与自己的著作有关的眼前这次出国旅行。今天，他特别清楚地认识到他工作的全部意义，于是他头脑中自然而然形成了表明他思想实质的整段整段的文句。“这些应该写下来，”他想，“它们应该成为一篇简短的引言，过去我还认为引言不必要呢。”他站起身向写字台走去，躺在他脚旁的拉斯卡伸伸懒腰，也站起来，朝他望望，仿佛在问他去哪儿。但是他没来得及写下来，因为几个领头的农民来请他安排农活，列文只得到前厅去接见他们。

他接见了几个领头的农民，安排好明天的工作，又接待了几个有事来找他的农民，之后就走进书房，坐下来写作。拉斯卡躺在桌子下边；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织袜子。

列文写了一会儿，突然异常兴奋地回想起吉提，她的拒绝以及他们最后一次的相遇。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没什么好烦恼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对他说，“对了，您为什么一直待在家里？去温泉多好，况且您也准备好了。”

“我要走也得到后天，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必须把事情办完。”

“得啦，您哪有什么事！难道您给庄稼汉的报酬还少吗？人们已经在说：你们老爷这样做，会得到皇上的恩赐。真奇怪，您干吗为农民操心呀？”

“我不是为他们操心，我是为自己干。”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对列文的农业计划知道得很详细。列文经常把自己的想法向她和盘托出，不时地与她争论，不同意她的解释。但是，现在她完全误解了他对她说的话。

“人自然应该首先考虑自己的灵魂，”她叹了口气，说，“就拿帕尔芬·杰尼瑟奇来说吧，尽管他不识字，却死得堂堂正正，但愿上帝保佑大家都能这样，”她谈到了不久前死去的一个仆人，“给他授了圣餐礼和涂了圣油。”

“我说的不是这个，”他说，“我是说，我在为自己的利益干。要是农民们干得好一些，我的收益就多一些。”

“无论您怎么做，如果他是个懒汉，他干什么事都会马马虎虎，磨磨蹭蹭。要是他有良心，那就会好好干，要是没有良心，您也毫无办法。”

“不过，您自己也说，伊万照料牲口比过去精心。”

“我只说一句话，”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显然不是随口说说，而是说出了认真的、始终一贯的想法，“您该成家了，就是这事！”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提到的也正是列文刚才想过的事，它使列文感到痛心和委屈。列文皱起眉头，没有回答她的话，坐下来又开始写作，反复思考这项工作的意义。偶尔，在一片寂静中，他听到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织针发出的声音，于是就想起他不愿想的事情，他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九点钟，他听到铃铛声和马车在泥泞中驶过的低沉的响声。

“啊，有客人来看您了，您不会烦闷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着站起来朝门口走去。但是列文赶在她前面。现在他的写作无法进行了，因为任何客人的来到都会使他高兴。

三十一

列文跑到一半楼梯，便听到从前厅传来他熟悉的咳嗽声；由于自己脚步声的干扰，他听得不很清楚，他希望自己听错了；接着他看到了一个高高的，瘦骨嶙峋的熟悉的身影，看来这不会是错觉，但他还是希望自己看错了，希望这个脱下皮大衣、咳嗽了一阵的高个子男人不是哥哥尼古拉。

列文爱自己的哥哥，但是和他待在一起总感到难受。尤其是现在，由于受到他突然想起的那桩心事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暗示的影响，列文正心神不定的时候，他觉得与哥哥见面特别苦恼。他希望来客是一位快活、健康的外人，在他心绪不定时陪他解闷，现在他得会见的是对他了如指掌，会唤起他内心深处的思想，迫使他彻底坦白一切真情的哥哥，而这是他所不愿意的。

列文由于自己竟会有这种卑劣的想法而生气，他跑往前厅。他刚刚走近，看到了哥哥，那种失望的心情顿时就消失了，代替它的是怜悯。尼古拉哥哥过去就消瘦、虚弱得可怕，现在，他显得更瘦弱，更疲惫不堪了。他简直成了一副包着一层皮的骨头架子。

他站在前厅，扭动着细长的脖子，摘下围巾，不同寻常地苦笑着。看到这种温顺的笑，列文感到喉咙发紧，憋得喘不过气来。

“瞧，我到你这儿来了，”尼古拉声音嘶哑地说，眼睛一直凝视着弟弟的脸。“我早就想来，但身体一直不好。现在我算是好多了。”他说，一边用枯瘦的大手摸摸胡子。

“对，对！”列文回答。他吻了哥哥，自己的嘴唇感觉到哥哥脸上皮肤干枯，又贴近地看到哥哥那双闪着异样光辉的大眼睛，心里感到更害怕了。

几个星期前，列文写信给哥哥，告诉他家中剩下的那小部分未分的财产已卖掉，哥哥大约可得到两千卢布。

尼古拉告诉他，他现在就是来拿这笔钱的，而主要的是回老家待上一阵，像勇士那样接触故乡的泥土，重新积聚力量，以便应付面临的工作。尽管他的背更驼了，尽管个子高高的他更瘦了，但是他的动作还是像往常那样敏捷、急速。列文把他领进书房。

哥哥特别认真地换了衣服，过去他不是这样的，梳了梳自己稀疏平直的头发，然后微笑着走上楼去。

他态度温存，心情愉快，列文想起童年时期的哥哥常常是这样的。他甚至提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时也毫无怨言。看到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他同她说了几句笑话，并且询问了一些老仆人的情况。得知帕尔芬·杰尼瑟奇已经去世，他感到很难过。他的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不过，他马上又恢复了常态。

“他是老了，”他说，然后改变了话题：“我在你这儿住一两个月，再去莫斯科。你知道，米亚赫科夫答应给我找个职位，我要去任职。现在我得完全改变自己的生活，”他继续说，“你知道，我把那个女人撵走了。”

“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吗？这是为什么呢？”

“嗯，她是个讨厌的女人！给我增添了许多麻烦。”但他没有说，是什么麻烦。他不能说，他撵走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因为茶泡得太淡，更主要是因为，她照顾他就像照顾病人一样。“而且，现在我要完全改变生活。当然，我和大家一样，做过一些蠢事，但是，财产是小事，我并不吝惜。只要有健康的身体就行，感谢上帝，我已经恢复健康了。”

列文一边听，一边想，可想不出该说些什么好。尼古拉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他开始向弟弟询问他各方面的情况；列文乐于讲述自己的事，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不用装假。他把自己的计划和工作情况告诉了哥哥。

哥哥听着，但显然对此不感兴趣。

这兄弟俩互相是那么亲近，在他们之间，即使最小的动作，说话的语调，都比语言更能表达内心的思想。

现在，他们两人头脑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尼古拉的病和死亡的逼近，这件事压倒了一切。但是无论哥哥还是弟弟，都不敢说出口来。既然他们无论说什么都不能流露出盘旋在脑际的这件事，因此他们的话都是虚假的。黄昏过去了，到了睡觉的时候，列文从来没有为此感到这么高兴过。过去无论和什么外人在一起，无论什么礼节性的访问，他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不自然，这么虚伪。意识到这种不自然，并且为此而懊悔，这使他感到更不自然。他真想对着自己心爱的、面临死神的哥哥痛哭一场，但他只能听着哥哥说他今后的生活打算，而且还得附和着，不使谈话中断。

因为房子潮湿，只有一个房间生火，所以列文就让哥哥睡在自己的卧室里，中间只隔着一道间壁。

哥哥躺在床上，不管是否入睡，作为病人，他总是辗转反侧，老是咳嗽，咳不出的时候，嘴里就咕哝着什么。有时候，他呼吸困难，他便说：“哎哟，我的上帝呀！”有时候，痰堵得他出不来气，他便恼火地骂道：“哼，见鬼！”列文听着哥哥发出的声响，很久没有睡着，他思绪万千，归根结底是一个词儿：死亡。

死亡是万物不可避免的结局，它首次以无法抗拒的力量呈现在他面前。死亡就在这里，就在这个半睡不醒中呻吟着，习惯成自然地时而呼叫上帝，时而诅咒魔鬼的心爱的哥哥身上，它根本就不像他以前所想象的那样遥远。它也在他自己身上，这一点他感觉得到。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三十年后，难道不都是一回事吗？这无可避免的死亡究竟是什么，他不仅不知道，不仅从来也没有想过，而且不会，也不敢去想。

“我在工作，我想干出点什么，可是我忘记了，一切都会结束，都会归于死亡。”

在黑暗中，他坐在床上，身子蜷缩成一团，双手抱住膝盖，屏住气息，紧张地思索着。他越是紧张地思索，心里就越是清楚：事实无疑就是这样，他确实忘记了，忽略了生活中一个小小的情况，那就是，死亡总会来临，一切都会结束，没有一件事值得动手去干，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是的，这很可怕，但事实就是这样。

“不过，我还活着。现在究竟该怎么办，怎么办呢？”他绝望地说。他点亮蜡烛，小心翼翼地下了床，走到镜子前面，看看自己的脸和头发。是啊，鬓角已经花白。他张开嘴。臼齿开始变坏了。他露出肌肉发达的胳膊。是啊，力气挺大。但是现在靠残肺呼吸的尼科连科过去身体也很健壮。他突然记起了他们小时候的情景：他们一起躺下睡觉，等到费奥多尔·波格丹内奇一走出房门，他们就互相扔枕头，哈哈大笑，不可遏止地笑，甚至对费奥多尔·波格丹内奇的恐惧也不能抑制迸涌而出的生命的幸福感。“可现在只剩下这个凹陷的胸膛……而我也不知道自己将会怎样……”

“咳！咳！真见鬼！你在忙些什么，怎么不睡觉？”哥哥在问他。

“没啥，我不知怎么睡不着觉。”

“我睡得很好，现在我已不出汗了。你瞧瞧，摸摸我的衬衫。没有出汗吧？”

列文摸了一下，走到间壁后面，吹灭蜡烛，他还是久久不能入睡。他对怎样生活的问题刚有点明白，突然又冒出一个难以解答的新问题——死亡。

“唉，他即将死亡，不到春天就会死亡，唉，该怎么救他呢？我能对他说什么？这种事我知道什么？我甚至忘了有这么一回事。”

三十二

列文早就注意到：人们过于温良、谦让时，同他们待在一起往往感到不自在，但是当他们很快就变得过于苛求和吹毛求疵时，那就会让你受不了。他觉得，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哥哥身上。确实，尼古拉哥哥的温和态度没有维持多久。第二天早晨，他就变得急躁易怒，竭力找弟弟的茬儿，触及他的痛处。

列文觉得自己错了，但又无法改正。他觉得，如果两人都不装傻，而是说了所谓的真心话，也就是把他们真正的想法和感觉说出来，那他们只能是互相对视，康斯坦丁只能说：“你快死了，你快死了，你快死了！”而尼古拉只能回答：“我知道我要死了，但是我害怕，害怕，害怕！”如果他们只谈真心话，那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了。这样就不能生活，因此，康斯坦丁试图做他一生想做而又不会做的事，按照他的观察，许多人都很擅长做这种事，而且缺了它就无法生活。他试着说一些违心的话，但老是觉得这样做显得很虚伪，他哥哥会发现这一点，会因此而恼怒。

第三天，尼古拉又叫弟弟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他不仅指责这一计划，而且还故意把它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

“你只是利用别人的思想，但是你歪曲了它，想把它应用到不能应用的地方。”

“可我告诉你，这里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否认财产、资本、遗产的合理性，我并不否定这一重要的刺激因素（列文讨厌自己使用这些字眼，但是从他专心致志于自己的著作那一刻起，他就不由自主地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外来语），而只是想调整一下劳动。”

“问题就在这里，你利用了别人的思想，去掉了它有力的地方，你想让别人相信，这是一种新思想。”尼古拉生气地扭动着系着领带的脖子说。

“我的思想与别人的毫无共同之处……”

“别人的思想，”尼古拉冷笑着说，目光流露出愤恨的神情，“怎么说好呢，别人的思想至少有一种几何学的魅力——明确，清楚。也许这是空想。但是，假定可以把一切往事变成一块白木板[15]：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家庭，那么劳动自然就会得到调整。可你什么也没有……”

“你干吗要混为一谈呢？我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

“我过去倒是的，虽然我发现这为时过早，但却是合理的，像初期的基督教一样是有前途的。”

“我只是认为，应该以自然科学家的观点来看待劳动力，即研究它，承认它的特点以及……”

“这完全没必要。劳动力本身会根据自己的发展程度找到某种活动形式。起先到处是奴隶，后来是收益分成佃农[16]；现在我们有对分制，有地租，有雇农的劳动，你还要找什么呢？”

听了这些话，列文突然发起火来，因为他内心深处害怕自己真的想在共产主义和现存的生产方式之间寻求平衡，而这未必做得到。

“我正在寻找对自己和劳动者都有利的劳动方式。我想组织……”他急躁地回答。

“你什么也不想组织；你一贯只想标新立异，想表示你不只是在剥削农民，而且还抱有某种理想。”

“好吧，你既然这么想，那就请你别管了！”列文说，同时觉得左边脸颊上的肌肉在抑制不住地抖动。

“你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信念，你只是在满足你的自尊心。”

“得啦，那很好，你别管我！”

“我才不管你呢！早就该走了，见鬼去吧，滚开！我很后悔到这儿来！”

无论列文过后怎么安慰哥哥，尼古拉什么也不想听，他说，还是分开的好。康斯坦丁明白，这只是因为生活对哥哥来说无法忍受的缘故。

康斯坦丁又来到哥哥面前，不自然地说，如果有冒犯他的地方，请哥哥原谅，然而尼古拉已收拾好行李，准备走了。

“噢，多么宽宏大量！”尼古拉说，微微一笑。“如果你希望说你是正确的，那我可以使你得到满足。你是正确的，可我反正得走！”

直到临别最后一刻，尼古拉吻了一下列文，突然异样严肃地望着弟弟，说：

“不管怎样，别记恨我，科斯佳！”他的声音发抖了。

这是他说的唯一的真心话。列文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看到并且知道我身体很糟，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面了。”列文明白这意思，眼泪夺眶而出。他又吻了吻哥哥，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哥哥走后第三天，列文出国了。他在火车站遇到吉提的堂兄谢尔巴茨基，列文满脸愁容，使堂兄感到惊奇。

“你怎么了？”谢尔巴茨基问他。

“噢，没什么，世界上叫人快乐的事本来就很少。”

“怎么很少？我们一起到巴黎去吧，别去什么米卢斯了。去看看，那儿有多快乐！”

“不，我完蛋了，我快死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谢尔巴茨基笑着说，“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呢。”

“不久前，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我知道，我很快就要死了。”

列文说出了他最近的真实思想。他处处看到了死亡和死亡的临近。不过，他打算从事的事业越来越占据他的心。在死亡到来以前，无论如何总得活下去。他感到黑暗笼罩一切，正是由于有这种黑暗，他才觉得自己的事业是这黑暗中唯一的引路线索，因此他要竭尽全力，抓住它不放。

[1]东正教会节日，俄历6月29日。这日送春归去，农作物长势好坏见端倪。

[2]原文为德文。

[3]原文为英文。

[4]海伦，希腊神话中的美女，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乘墨涅拉俄斯外出时，把她诱走，从而引起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

[5]原文为拉丁文。

[6]原文为英文。

[7]奥芬巴赫（1819—1880），法国作曲家。

[8]法国诺曼底马，通常为青毛。

[9]产于顿河支流比秋格河流域，马身高大，善拉重载。

[10]舒尔采-德里奇（1808—1883），德国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

[11]拉萨尔（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12]此处约指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普鲁士国王，曾参加瓜分波兰的战争。

[13]穆勒（1773—183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

[14]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启蒙思想家，国务活动家，科学家，美国独立宣言（1776）和1787年宪法的起草人之一。

[15]原文为拉丁文。此处意为抹去一切往事。

[16]原文为英文。

一

卡列宁夫妇继续住在同一幢房子里，虽然每天见面，但彼此完全像陌生人一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每天与妻子见面，以免仆人们猜测，但不在家吃饭。渥伦斯基从不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家来，安娜只是在外面与他见面，这一点丈夫也知道。

这种状况对三个人来说都是痛苦的，要不是希望它会改变，希望这种可悲的困境只是暂时的，会过去的，那么，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过一天这样的日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希望，妻子的这种炽烈的爱情会像其他一切事情一样过去，大家都会忘记这件事，他的名声也不会玷辱。安娜能忍受这种处境——是她造成的，她比谁都痛苦——，因为她不仅希望，而且坚信，这一切很快就会获得解决，事情就会明朗化。她根本不知道靠什么解决这种状况，但她坚信，解决的办法马上就会出现。渥伦斯基不由自主地顺从她，也希望会出现某种不依赖于他的办法来摆脱困境。

仲冬，渥伦斯基很无聊地过了一个星期。他被指定接待一位来彼得堡访问的外国亲王，陪同这位亲王参观彼得堡的名胜古迹。渥伦斯基本人仪表堂堂，举止庄重而彬彬有礼，习惯于同这种人物打交道，因此他被派去接待亲王。但是，他觉得这项工作十分费力。这位亲王不想放过任何一件他回国后人家会向他问起的事物，他本人也想尽情地享受俄国的种种乐趣。渥伦斯基必须在这两方面都给他当向导。每天上午他们去参观名胜古迹，晚上则参加俄国式的娱乐。亲王的身体状况极佳，这在亲王们中间也是非同寻常的。他做体操健身，悉心保养身体，精力十分旺盛，因此，尽管他因沉湎于玩乐而消耗过多的精力，他的气色却仍然很好，就像那新鲜碧绿、有光泽的荷兰黄瓜。亲王游览过很多地方，认为目前交通方便的一个主要好处就是可以让人享受到有民族特色的娱乐。他到过西班牙，在那里唱过小夜曲，并且与一个弹曼陀铃的西班牙女人相好。在瑞士，他杀过一头岩羚羊。在英国，他穿着红燕尾服骑马越过障碍，打赌射死过两百只野鸡。在土耳其，他去过后宫，在印度，他骑过大象，而现在，在俄国，他就想享受俄国独有的各种玩乐。

渥伦斯基仿佛成了他的典礼官，为了安排各种人物向亲王推荐的所有俄国的娱乐，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有赛马、吃油煎薄饼、猎熊、乘三套马车、和吉卜赛人玩乐、摔盆砸碗的俄国式狂饮。亲王轻而易举地掌握了俄罗斯精神，他砸碎了放着碗碟的盘子，让吉卜赛女人坐在膝头，似乎还在问：还有什么，难道俄罗斯精神只有这些？

实际上，在所有俄国的娱乐活动中，亲王最喜欢的是法国女演员、芭蕾舞女和白封的香槟。渥伦斯基惯于接待亲王，但不知是因为他近来本人变了，还是因为与这位亲王太接近，他觉得这个星期非常难挨。在整整一星期里他一直觉得，他仿佛被派去照顾一个会伤人的疯子，他害怕这个疯子，同时还害怕因为接近疯子自己也会失常。渥伦斯基总觉得，必须每秒钟都严格保持一本正经而又彬彬有礼的态度，以免自己受到侮辱。有些人煞费苦心地向亲王提供俄国式的娱乐，渥伦斯基为此感到惊奇，而亲王对这些人却很蔑视。他对他想研究的俄国女人的各种评论不止一次使渥伦斯基气得满脸通红。渥伦斯基对亲王之所以特别不能容忍，主要是因为他在亲王身上不由自主地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在这面镜子里看到的东西并没有使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这是一个很愚蠢、很自信、很健壮、爱整洁的人，仅此而已。他是个绅士，这是事实，渥伦斯基无法否定。他平等地对待上司，不阿谀奉承，对待同僚态度随便、直率，对待下级则既轻视又宽容。渥伦斯基本人也是这样，并且认为这是很大的优点；但是对于这位亲王来说，他是下级，亲王对他那种既轻视又宽容的态度使他愤怒。

“笨牛！难道我也是这样的吗？”他心想。

不管怎样，第七天，当他与动身去莫斯科的亲王告别，接受了亲王的谢意之后，他就为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和这面令人讨厌的镜子而感到幸运。他们一个通宵都在猎熊，表现出俄国式的勇敢，在猎熊回来的路上，他们在火车站分手了。

二

回家后，渥伦斯基看到了安娜写来的便条。她写道：“我病了，心里很难受。我不能出门，但又不能长时间见不到您。晚上来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七点钟去开会，要到十点钟才回来。”渥伦斯基想了想，觉得有点奇怪，她怎么会不顾丈夫的警告，要他直接去她家，但他还是决定去一次。

渥伦斯基今年冬天晋升为上校，从团里搬出来单独居住。吃过早饭，他马上躺在沙发上，五分钟以后，最近一段时间里他所亲眼目睹的各种丑恶景象和安娜的形象以及那个在猎熊中起重要作用的农民的形象在他脑海里纠结成一团；接着，渥伦斯基睡着了。他醒来时，天色已暗，他吓得浑身发抖，急忙点燃了蜡烛。“什么事？什么事？我梦见什么可怕的事了？对，对，那个个子矮小、肮脏不堪、胡子蓬乱的打猎的农民弯着腰在干什么事，突然他用法语说了一些奇怪的话。对，其他什么也没有梦见，”他心里想，“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可怕？”他又清清楚楚地想起那个农民和他说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法国话，不由得毛骨悚然。

“多么荒唐！”渥伦斯基心想，看了看手表。

已经八点半了。他打铃唤来仆人，急匆匆地穿上衣服，走到台阶上，完全忘记了刚才做的梦，只是担心迟到。他来到卡列宁家的门口，看了看手表，差十分钟就是九点了。门口停着一辆套着两匹灰马，又高又窄的四轮轿式马车。他认出这是安娜的车。“她准备到我那儿去，”渥伦斯基心想，“这样倒好。我不愿意进这幢房子。但是进去也没关系，我不能总躲着，”他对自己说。接着，他带着一种从小就养成的从容自信、无拘无束的态度跳下雪橇，朝大门走去。门打开了，一个手上拿着毯子的看门人在召唤马车。对一切细节一向不在意的渥伦斯基此刻却发现看门人看他时流露出一种惊奇的神情。就在大门口，渥伦斯基几乎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迎面相撞。瓦斯灯直接照亮了黑色大礼帽下那张无血色的消瘦的脸和海狸皮的领子下白得耀眼的领结。卡列宁那双呆滞、混浊的眼睛直盯着渥伦斯基的脸。渥伦斯基行了个礼，卡列宁咬了一下嘴唇，把一只手举到帽檐边，走了过去。渥伦斯基看到，他头也不回地坐到车上，从车窗口接过毯子和望远镜，然后就消失了。渥伦斯基走进前厅。他的双眉紧皱，眼睛里闪现出愤怒和傲慢的光芒。

“这是什么样的处境啊！”他心想，“如果他要决斗，维护自己的名誉，那我倒可以采取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是他是这么怯懦或者卑鄙……他让我处在骗子的地位上，可我从来也不愿意当骗子。”

自从和安娜在弗列达家的花园谈话以后，渥伦斯基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安娜完全委身于他，并且一个心眼地等待他决定她的命运，听从他的任何安排。可是他却不由自主地顺从了她的软弱，早就不再像他过去想的那样，以为他们的这种关系可以结束。他那谋求功名的计划又退到次要地位，于是他觉得自己脱离了那个决定他前途的活动圈子，全身心地沉浸在对安娜的感情之中，而这种感情越来越牢固地把他们缚在一起。

还在前厅，他就听到她远去的脚步声。他明白，她刚才在等他，细心听着动静，现在回到客厅去了。

“不！”她看到他便大声喊叫起来，眼泪随着她的喊声夺眶而出，“不，要是再这样继续下去，事情还会发生得更快，更快！”

“什么事，我亲爱的？”

“什么事？我在等，我在受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我不能！……我不能跟你吵架。你一定也是无能为力。不，我不能！”

她把双手搭在他的肩上，用深情、兴奋、同时又是探询的目光久久地望着他。她仔细地打量着他的脸，以弥补她没有见到他的那段时间的损失。她像每次见面时那样，把自己想象中的他（那是无比优美的，在现实中是不可能有的）与实际中的他融合到了一起。

三

“你碰到他了吗？”当他们坐在桌旁灯下时，她问道，“这就是对你迟到的惩罚。”

“是的，但怎么会这样？他应该在开会呀？”

“他开完会回来了，现在又不知去哪儿。但这没关系。不谈这个。你到哪儿去了？还在陪那个亲王吗？”

她知道他生活的一切细节。他想说，他一夜没有睡觉，所以睡着了，但是望着她那兴奋和幸福的脸，他感到惭愧，于是他说，亲王走了，他得向上报告。

“那么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走了吗？”

“谢天谢地，一切都结束了。你不会相信，这种事，我真受不了。”

“为什么？这不是你们年轻男子常过的生活吗？”她皱着双眉说，然后拿起放在桌上的编织物，眼睛不看渥伦斯基，从编织物中抽出钩针。

“我早就放弃这种生活了，”他说，同时对她脸上表情的变化感到惊奇，极力想看透这种表情的含义。“说真的，”他微笑着说，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在这个星期，我看这种生活就像照镜子似的，心里不是个滋味。”

她手里拿着编织物，但是没有编织，而是用一种古怪的、闪烁的、不友好的目光望着他。

“今天早上丽莎到我这儿来过，她们可不怕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敢于来我这儿，”她插了一句，“她谈到了你们狂欢放荡的夜宴。多么可恶呀！”

“我刚想说……”

她打断他的话。

“你过去认识的泰丽莎也在吗？”

“我刚想说……”

“你们男人多可恶呀！你们无法想象，女人是永远不会忘记这种事的，”她越说越气愤，她的话向他公开了自己气愤的原因。“尤其是无法知道你生活的女人。我现在知道什么呢？我过去又知道什么呢？”她说，“我只知道你告诉我的事。我怎么知道你对我说的是不是真话……”

“安娜！你使我感到委屈。难道你不相信我吗？难道我不曾对你说过，我没有什么想法瞒着你吗？”

“是的，是的，”她说，显然在极力驱除忌妒的念头。“但是你要知道，我的心情有多么痛苦！我相信你，相信你……那么你要说什么？”

他无法立即记起他想说什么。最近，醋劲大发的现象在她身上发生得越来越频繁，这使他感到非常害怕，而且，不管他如何掩饰，都使他对她冷淡了，尽管他知道她吃醋是因为爱他。他曾多少次对自己说，得到她的爱是一种幸福；现在她爱他，就像那种把爱情看得重于生活的所有其他幸福的女人所能爱的那样，可是与从莫斯科一路跟踪她的时候相比，他离幸福远得多了。当时他认为自己很不幸，但是幸福就在前面；现在他却觉得最大的幸福已经过去了。她已经完全不像他最初所见到的那个女人了。她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今非昔比了。她整个身体变宽了，当她谈论女演员时，脸上有一种使她的脸变得难看的愤恨表情。他望着她，就像一个人望着被他摘下来的一朵蔫了的花，这个人是因为花朵美丽而把它摘下来，并且把它给毁了，现在他已难以看出它的美了。尽管如此，他觉得，当初在他的爱情比较强烈的时候，如果他真的愿意的话，他是能够把这一爱情从自己的心里抹去的；但是现在，就像此时此刻他似乎感觉不到对她的爱的时候，他知道，他与她的关系是不可能割断的。

“得啦，得啦，关于那个亲王，你想告诉我什么？我赶走了，赶走了恶魔，”她接着说。恶魔是他们对忌妒的称呼。“对了，你不是一开始就讲亲王的吗？你为什么会受不了呢？”

“唉，真忍受不了！”他极力抓住被打乱的思路。“他不是能从亲密的交往中赢得尊敬的人。如果给他下评语的话，他是一头被饲养得很好的牲口，在展览会上一定会得头奖，仅此而已。”他用一种恼火的、想使她感兴趣的口吻说。

“不，怎么这样说？”她反驳说，“他毕竟是个见多识广、有教养的人吧？”

“这完全是另一种教养——他们的教养。显然，他受教养只是为了有权蔑视教养，就像他们除了肉体上的满足以外，对什么都蔑视一样。”

“你们大家还不是都喜欢这种肉体上的满足。”她说，于是他又在回避他的目光中发现了那种忧郁的眼神。

“你怎么这样为他辩护？”他微笑着说。

“我不是辩护，这跟我完全无关。但是，我认为，如果你本人不喜欢这种满足，你本来可以拒绝的。可是你看着光身子的泰丽莎就感到满足……”

“又来了，魔鬼又来了！”渥伦斯基抓住她搁在桌上的一只手吻了吻，说道。

“是的，但是我无法忍受！你不知道，我等你的时候是多么痛苦！我认为我不是吃醋。我不是吃醋。当你在这儿，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你；但是，当你一个人在别的地方过一种我不了解的生活的时候……”

她侧身避开他，终于把钩针从编织物里抽了出来，在食指的帮助下，麻利地一针一针地钩着在灯光下闪烁的白毛线，她那纤细的手腕在绣花的袖口里迅速地神经质地转动着。

“哦，怎么样？你在什么地方遇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她突然不自然地说。

“我们是在大门口相遇的。”

“他是这样向你行礼的吗？”

她拉长脸，半闭起眼睛，迅速地改变脸上的表情，放下手中的活儿，于是渥伦斯基在她美丽的脸上突然看到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向他行礼时的那种表情。他微微一笑，而她却用那种可爱的低音快活地笑起来，这种笑是她主要的魅力之一。

“我一点儿都不明白，”渥伦斯基说，“如果你在别墅向他说明白以后他同你决裂的话，如果他要求跟我决斗的话……但是现在他这么做我就不明白了，他怎么能忍受这种状况呢？他很痛苦，这是显而易见的。”

“他？”她带着冷笑说，“他满足得很呢。”

“既然一切都可以处理得很好，我们大家何必像现在这样痛苦呢？”

“只有他不痛苦。难道我还不了解他，不了解他彻头彻尾的虚伪吗？……一个有点感情的人，难道能像他和我那样生活下去吗？他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感觉不到。难道一个有点感情的人，能够与自己有罪的妻子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吗？难道能与她说话吗？能对她称你吗？”

接着，她又不由自主地学他的样。“你，亲爱的，你，安娜！”

“他不是男子汉，不是人，是块木头！谁也不了解他，但是我了解。哼，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早就把像我这样的妻子杀死了，把她撕成碎块，而决不会说：你，亲爱的，安娜。他不是人，是一架官僚机器。他不懂我是你的妻子，他是外人，是多余的人……我们不要，不要说了！……”

“你不公正，不公正，亲爱的，”渥伦斯基极力想安慰她说，“不过，反正无所谓，我们不要谈他吧。告诉我，你最近在做什么？发生了什么事？你的病怎么样，医生说了些什么？”

她用含着嘲笑意味的快乐的眼神望着他。显然她又想起丈夫身上那些可笑、丑陋的方面，等待时机，把它们说出来。

他继续说：

“我猜，你这不是病，你怀孕了。产期是什么时候？”

嘲笑的神情在她眼睛里消失了，而另一种微笑，由于意识到某种他所不了解的事情和内心的忧郁而引发的笑，代替了她先前的表情。

“快了，快了。你说过，我们的处境很痛苦，应该把它了结。但愿你能知道，这种处境使我多么痛苦，而为了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爱你，我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我不想让自己的忌妒来折磨自己，折磨你……这事快了，但不像我们所料想的那样。”

想到将来，她感到自己很可怜，于是眼泪涌上了眼眶，她说不下去了。她把手放在他的袖口上，手上的戒指和洁白的皮肤在灯光下闪烁着。

“这不会像我们预料的那样。这话我本不想对你说，是你逼我说的。快了，很快一切都会了结，那时我们大家都会平静下来，不用再受折磨。”

“我不明白。”他说，心里却明白她的意思。

“你问什么时候？快了。我熬不过这一关。别打断我！”她急忙说。“我知道这一点，而且知道得很清楚。我很高兴，我要死了，你可以自由了，我也解脱了。”

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滚落下来，他弯下身子，吻她的手，极力想掩饰自己的激动，他不知这种激动缘何而产生，但又无法克制。

“就这样，这样更好，”她说着，紧紧握住他的手。“就这一条出路，我们唯一的出路。”

他冷静下来，抬起了头。

“真荒唐！你说的真是毫无意义的荒唐话！”

“不，这是真的。”

“什么，什么真的？”

“我快死了。我做了一个梦。”

“梦？”渥伦斯基重复道，顿时想起自己梦见的那个农民。

“是的，梦，”她说，“我早就做过这种梦。我梦见，我跑进自己的卧室，到里面去拿什么东西，寻找东西；你知道，梦里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她恐惧地瞪着眼睛说，“在卧室的角落里立着一个东西。”

“哎哟，真荒唐！怎么能相信呢……”

她不让他打断自己的话，她说的话对她太重要了。

“那个东西转过身来，于是我看到，这是个胡子蓬乱、矮小可怕的男人。我想逃跑，而他朝一个口袋弯下身子，两只手在里面掏着什么……”

她做出那人在口袋里掏东西的样子，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于是渥伦斯基想起自己做的梦，感到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同样的恐惧。

“他掏着口袋，嘴里很快地说着法国话：‘要把这块铁打平，敲碎，揉压成形……’我吓得想醒过来，我好像醒过来了……但是醒来还是在梦里。我问自己，这梦意味着什么。科尔涅伊对我说：‘您会在生产时死去，在生产时，太太……’这时我才真的醒过来了……”

“多荒唐，多荒唐！”渥伦斯基说，但是他自己也感到他的话没有任何说服力。

“我们不说了。你打一下铃，我让人送茶来。对了，你等着吧，我不久就会……”

她突然住了口。她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了。恐惧和激动突然被平静、认真和幸福的神情所取代。他无法明白这种变化的意义。她感觉到一个新生命在她体内蠕动。

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家门口的台阶上遇到渥伦斯基之后，仍按原来的打算去看意大利歌剧。他坐在那里看了两幕，并看到了他要见的人。回到家后，他仔细地看了挂衣架，看到军大衣不在了，便照常走到自己的房里。他没有像平时那样躺下睡觉，而是在自己的书房里来回走着，一直到半夜三点。他对妻子大为恼火，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她不顾体面，不履行他对她提出的唯一条件——不要在家里接待情人。她不执行他的要求，那么他应该惩罚她，将自己对她的警告付诸实施——提出离婚，夺走儿子。他知道做这件事有许多困难，但是他说过，他要这么做，那么，现在他就应该实施自己的警告。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暗示他，这是摆脱他目前处境的最好方法，而且最近办离婚手续大有改进，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这些表面上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再说，祸不单行，有关异族人的安置问题和扎赖斯克省的农田灌溉问题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带来了那么多公务上的麻烦，使得他近来的心情十分恶劣。

他整夜未睡，他的火气越来越大，天亮时已达到顶点。他匆匆穿好衣服，仿佛端着一只充满怒气的杯子，生怕随着怒气的溢出，他会失去与妻子谈判所需要的力量，因此，一听到她起床的动静，他便走进她的房间。

安娜自以为很了解丈夫，但是他进她房间时的那副神态使她大吃一惊。他双眉紧皱，两眼避开她的目光，阴郁地看着自己的前方，嘴巴坚决而又轻蔑地紧闭着。在他的步态、动作和声音中表现出妻子从来没有在他身上看到过的那种坚定和果断。他进了房间，没有和她打招呼，直接走到她的写字台跟前，拿起钥匙，打开抽屉。

“您要什么？！”她喊道。

“您情人的信。”他说。

“这里没有。”她关上抽屉，说。根据她的这一动作，他明白，自己猜对了，便粗暴地推开她的手，迅速地抓起他知道她放最重要信件的文件夹。她想夺回文件夹，但是他推开了她。

“坐下！我需要和您谈谈。”他说，把文件夹夹在腋下，用胳膊肘紧紧地把它夹住，这样，他的一边肩膀便耸了起来。

她惊奇而又胆怯地默默瞧着他。

“我对您说过，不允许您在家里接待您的情人。”

“我需要见他，因为……”

她住口了，没有找到任何理由。

“我不想详细了解一个女人需要见到自己情人的原因。”

“我想，我只是……”她涨红了脸说。他的这种粗暴态度激怒了她，使她增添了勇气。“难道您没有感觉到，您是在轻易地侮辱我？”她说。

“对清白的人和贞洁的妻子才谈得上侮辱，但是对小偷说，他是小偷，这只是确定事实罢了。”

“您这种残酷特性我以前还真不了解。”

“丈夫让妻子自由，只要她顾及体面，就保全她清白的名声，您把这称为残酷。难道这是残酷吗？”

“这比残酷更坏，要是您想知道的话，这是卑鄙！”安娜愤怒地喊道，然后站起来，想走出去。

“不行！”他用比平时更尖细的声音吼道，然后用自己粗大的手使劲地抓住她的手腕，被他紧按住的手镯在她手上留下了红印。他强迫她在原来的位子上坐下。“卑鄙？如果您想使用这个词，那么，告诉您，为了情人而抛弃丈夫和儿子，却又吃着丈夫的面包，那才叫卑鄙！”

她低下了头。她不仅没有说昨天对情人说的话，没有说他是她的丈夫，而形式上的丈夫是多余的；她甚至没有想到这些话。她感到对方的话说得对，于是低声说：

“我的处境，您再怎么形容，都没有我本人所体验到的那么糟，但是您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为什么？”他还是那么气愤地继续说，“为了让您知道，因为您没有执行我的意愿，不顾全面子，我就得采取措施，结束这种状况。”

“快了，它快结束了。”她说，想到她现在渴望而又临近的死亡，眼泪又夺眶而出。

“这种状况会结束得比您和您的情人所想象的快！你们需要的是满足肉体上的欲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落井下石，我不说不厚道，但要说不正派。”

“是的，您只想到自己，而对别人的痛苦，对您丈夫的痛苦，您却毫不在意。他的一生被毁了，他疼……疼……疼苦，您全然不顾。”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得那么快，快得结巴起来，怎么也说不出“痛苦”这个词儿，结果说成了疼苦。她感到好笑，但马上又感到羞愧，因为在这种时刻她还觉得有什么事好笑。霎时间，她第一次同情他，设身处地地替他想了想，开始可怜起他来了。但是她还能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呢？她低下头，不再作声了。他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已不像刚才那样尖细的声音冷冷地说起来，随意在一些毫无特殊意义的字眼上加重语气。

“我来告诉您……”他说。

她望了他一眼。“不，这是我的错觉，”她心想，回想起他在说疼苦这两个字时的脸部表情，“不，难道一个目光那么迟钝，神情那么泰然自得的人会有什么感情吗？”

“我什么都不能改变。”她低声说。

“我来告诉您，我明天去莫斯科，再也不回这座房子了，您将通过我委托办离婚手续的律师得知我的决定。我的儿子要去我姐姐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他好不容易才想起他关于儿子要说的话。

“您带走谢廖扎是为了使我痛苦，”她愠怒地望着他说，“您并不爱他……留下谢廖扎吧！”

“是的，我甚至失去了对儿子的爱，这是我对您的厌恶引起的。但是我还是要带走他。再见！”

他说完就想走，这时她却拦住了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留下谢廖扎吧！”她又低声说道，“我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说了。把谢廖扎留在我身边，直到……我马上要生产了，留下他吧！”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涨红了脸，挣脱了她的手，默默地走出她的房间。

五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彼得堡著名律师的接待室时，里面已坐满了人。有三位太太：一位老的，一位年轻的，还有一位商人的妻子；三位先生：一位是手指上戴着戒指的德国银行家，另一位是大胡子商人，第三位是穿着文官制服，脖子上挂着十字架，一脸怒气的官员，显然他们已经等了好久。两位助手伏在桌上写东西，笔尖发出沙沙的响声。文具极佳，一向讲究文具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其中一个助手，没有站起来，稍稍眯缝起眼睛，气冲冲地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道：

“您有什么事？”

“我有事找律师。”

“律师正忙着。”助手用笔指着等候的人们，严厉地说，然后又继续写东西。

“他能不能挤出点时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他没有空闲时间，他一直很忙。请您等着。”

“那么麻烦您把我的名片交给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尊地说，知道不得不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了。

助手接过名片，显然对名片的内容不感兴趣，径直朝门里走去。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原则上赞同公开审判，但是俄国公开审判的一些具体做法，由于他熟悉上层社会的种种内情，他并不完全赞同，而且他以对最高当局核准的规章所许可的程度加以反对。他的一生都是在行政活动中度过的，因此，当他不赞同某件事时，他会承认错误是难免的，而且可以得到纠正，这样一来，他的不赞同态度就会缓和。他不赞成新的审判制度中有关使用律师的条款。他至今没有与律师打过交道，所以只是在理论上不赞同使用律师，而现在，他在律师接待室得到的不愉快印象，加强了他的不满。

“马上就出来。”助手说。果然，过了两分钟，门口出现了刚与律师商谈过的高个子老法学家和律师本人。

律师矮墩墩的身材，秃顶，留着深褐色的大胡子，长有两道浅色的长眉毛和突出的前额。他穿着入时，从领带、双重表链到漆皮靴都很漂亮，像个新郎。他那张脸机灵而粗鲁，服装时髦，但是俗气。

“请进。”律师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接着，他闷闷不乐地把卡列宁让进屋里，随后关上了门。

“请坐！”他指指放着文件的写字台旁的圈椅说，自己则在主位上坐下，然后把脑袋歪向一边，搓着短短手指上长着白汗毛的小手。他刚按这样的姿势坐定，就有一只飞蛾在写字台上飞过。律师以出人意料的速度，伸出双手，抓住蛾子，然后又恢复原先的姿势。

“在讲我的事情之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诧异地注视着律师的动作，“我必须指出，我要跟您谈的事必须保密。”

隐约可见的微笑使律师那两撇下垂的褐色小胡子往两边分开。

“要是我不能保守当事人告诉我的秘密，那我就不是律师。要是您需要证明……”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了看对方的脸，看到他那双灰色、聪明的眼睛在笑，仿佛什么都明白似的。

“您知道我的姓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

“我知道您和您从事的有益活动。”他又抓住一只飞蛾，“这是所有的俄国人都知道的。”律师弓着身子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叹了口气，鼓起勇气来。既然决心已下，他就用自己那尖细的声音继续说，他没有胆怯，也没有口吃，并且在几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我真不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说，“成了受骗的丈夫，我希望根据法律中断我和妻子的关系，也就是离婚，条件是儿子不能留在母亲身边。”

律师那对灰色的眼睛极力克制住笑意，但是由于止不住的兴奋而转动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这不只是一个接到一笔赚钱生意的人的快乐，这里还有胜利和狂热，一种他在妻子眼睛里看到的可怕的闪光。

“您要我协助办理离婚的事吗？”

“是的，正是如此，不过我必须事先告诉您，我恐怕会浪费您的精力。我来只是先同您商量一下。我想离婚，但是离婚的形式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形式不符合我的要求，我很可能不采用法律手段。”

“噢，这没问题，”律师说，“这总是由您决定。”

律师低下眼睛望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脚，他觉得自己那克制不住兴奋的模样可能会得罪当事人。他望了望从自己鼻子前飞过的飞蛾，挥了一下手，出于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地位的尊重，他没有把它抓住。

“虽然法律上有关这方面的规定我也大体明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但我希望了解在实际操作中办理这类事情所必需的程序。”

“您要我，”律师没有抬起眼睛回答，不无得意地仿效自己当事人说话的腔调，“把那些可能实现您愿望的办法向您陈述吧？”

看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点头同意，他便继续说下去，只是偶尔看一眼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现出红斑的脸。

“根据我国的法律，离婚，”他用一种不很赞成俄国法律的口吻说，“像您了解的那样，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可能……等一等！”他对把头探进门来的助手说，然而他还是站起来，说了几句话，又坐到原来的座位上。“在下列情况下：夫妻生理上有缺陷，分离五年不通音讯，”他弯起一个长满汗毛的短手指说，“再就是通奸（他说这个词时显然带着满足的神情）。可以再分成这样（他继续弯起其余几个短粗的手指，虽说这些情况和再分显然是归不到一起的）：丈夫或者妻子一方生理上有缺陷，再就是丈夫或者妻子一方与别人通奸。”五个手指都弯了起来，于是他把手指都伸直，继续说：“这是理论上的看法，但是我认为，您是来向我了解实际运用的情况的，这使我感到非常荣幸。因此，根据先例，我应当向您报告，所有的离婚案件实际上都可以归入下述情况：据我估计，总不会是生理上的缺陷，也不是因分离而音讯不通吧？……”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肯定地点点头。

“那就要归入下列情况：夫妇中有一方与别人通奸，而且一方犯罪的罪证经双方承认，或者没有经双方承认，是被偶然发现的。应该说，后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很少碰到，”律师说，同时匆匆地瞥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眼，然后就不作声了，就像一个卖枪的人，描述了某种武器的好处之后，等待顾客作出选择。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默不作声，因此，律师继续说：“我认为，最通常和最简单的合理做法是双方都承认通奸的事实。要是跟一个智力不发达的人谈话，我是不会让自己这样说的，”律师说，“但是我认为，对我们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烦意乱，未能马上明白双方承认通奸是否合理，因此他的目光里流露出不解的神色，这时律师立即就向他解释：

“夫妻两人不可能再生活在一起，这就是事实。要是双方都同意这一点，那么细节和手续就无关紧要了。而且这是最简单和最可靠的方法。”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完全明白了。但是，他有一些宗教上的需求，妨碍他采用这种方法。

“对我的情况而言，这是办不到的，”他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采取：我手中掌握着一些信件，可以作为偶然被发现的罪证。”

提到信件，律师紧闭双唇，发出一种尖细的、深表同情而又轻蔑的声音。

“请注意，”他开始说，“正如您所知，这类事情是由宗教部门解决的；大司祭们对这类事情喜欢追根究底，”他带着一种对大司祭们的兴趣表示同感的笑容说，“毫无疑问，信可以作为部分的证明，但是罪证应该由直接途径获得，也就是要有证人。总之，要是我有幸得到您的信任，那就让我选择应该采用的方法。谁要想达到目的，那他就得采用各种手段。”

“如果这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突然脸色发白，话刚开了头，不料律师站起身来，又走到门口，朝打断他们谈话的助手走去。

“告诉她，我们不是在卖廉价商品！”他说，然后又回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身边。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又悄悄地抓了一只飞蛾。“到夏天，我就会有上好的面料做窗帘了！”他皱起眉头，心里想。

“那么，您刚才说……”他说。

“我将把我的决定书面通知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站起来说，同时扶住桌子。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继续说，“从您的话里我可以得出结论，离婚是办得到的。我请求您把您的条件告诉我。”

“要是您给我完全的行动自由，这完全可以办到，”律师答非所问，“我什么时候能得到您的消息呢？”律师问，同时朝门走去，他的双眼和脚上的漆皮靴子闪闪发亮。

“过一个星期。关于您是否愿意办理这件事以及有哪些条件，请劳神给我一个答复。”

“很好。”

律师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把当事人送到门外，然后独自沉浸在愉快的心情之中。他是那么快乐，以致他破例对那个讨价还价的妇人作了让步，也不再抓飞蛾，最后决定下一个冬天到来之前必须用丝绒重新包钉家具，像西戈宁家一样。

六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八月十七日委员会的会议上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这一胜利结果却使他大伤元气。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推动下，旨在全面调查异族人生活状况的新委员会，以异常迅速和十足的劲头组织起来，并被派往目的地。过了三个月，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异族人的状况已分政治、行政、经济、人种、物质和宗教等方面作了全面调查。报告中对所有的问题都作了圆满的、不容置疑的答复，因为它们不是易犯错误的人类思想的产物，而是官方活动的结果。这些答复都是根据省长和主教提供的官方材料作出的，而他们的材料依据又是县官和监督司祭的报告，而县官和监督司祭的报告又取材于乡公所和教区神父的报告，所以这些答复是不容置疑的。所有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歉收，为什么农民们坚持自己的信仰，等等，如果没有官方机构提供的方便，那么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解决，而现在却得到了明确的、毫无疑问的解答。这种解答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见是一种支持。在上次会议上自尊心被触犯的斯特列莫夫在接到委员会的报告后，采取了出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意料的策略。斯特列莫夫拉拢另外一些委员，突然站到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边，不仅热烈支持他提出的措施，而且根据这种精神又提出一些极端的措施。这些违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基本思想的极端措施被通过了，这时候，斯特列莫夫的阴谋就暴露出来了。这些极端措施顿时显得那么愚蠢，以致同时遭到国家官员、社会舆论、聪明的贵妇人和报刊的攻击，他们愤慨地反对这些措施，反对被公认为这些措施的倡议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斯特列莫夫则推卸责任，装出一副样子，仿佛他只是盲目地追随卡列宁的计划，而现在对事情的结果也感到惊奇和愤慨。这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遭到很大的打击。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顾衰弱的身体和家庭生活的痛苦，没有屈服。委员会发生了分裂。以斯特列莫夫为首的一些委员为自己的错误辩解说，他们轻信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领导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还说，这个委员会的报告是一派胡言，一张废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这一派的人看到对公文的这种突变态度的危险性，继续支持调查委员会所呈的报告。结果，在统治阶层，甚至在社会上，造成一片混乱，虽然大家对此十分关心，但是谁也无法弄明白，异族人是真的趋向贫穷和死亡，还是正在兴旺起来。由于这件事，某种程度上也由于妻子的不贞而使他遭到的蔑视，开始大大影响他稳固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作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他宣布，他将要求亲自实地调查此事，这使委员会感到惊奇。在请求获准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便出发到遥远的省份去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远行引起众多的议论，尤其是他在出发前，正式以书面形式退还拨给他去指定地点的十二匹马的驿马费。

“我觉得，他的这一行动很高尚，”别特西对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说，“大家都知道，现在各地都有铁路，为什么要付驿马费呢？”

但是，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不同意别特西的意见，甚至感到恼怒。

“您钱多得数不清，”她说道，“您当然可以说漂亮话，可我很高兴丈夫夏天去视察。出去旅行一下对他的健康有益，也是一件愉快的事，而我还计划用这笔钱买一辆马车和雇一个车夫。”

去遥远的外省途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天。

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他去拜会总督，在车水马龙的报馆巷旁边的十字路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突然听到有人用欢乐的大嗓门在叫他的名字，因此他不能不回过头去看一下。神情愉快、容光焕发、年轻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身上穿着时髦的短大衣，头上歪戴着时髦的低顶礼帽，正站在人行道的角落里，面带微笑，露出鲜红的嘴唇间雪白的牙齿，坚决而执拗地喊他，要他停下来。他一只手抓住一辆停在角落里的马车的窗子，微笑着，用手势招呼妹夫到他跟前来。从车窗里探出一个戴着丝绒帽子的女人和两个孩子的头。那位太太善意地微笑着，也在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招手。这是多莉和她的孩子们。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想在莫斯科见到任何人，更不愿见到自己妻子的哥哥。他抬了抬帽子，想让马车驶过去，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吩咐他的车夫停车，踏着雪向他跑过去。

“你也不通知一声，太不应该了！来很久了吗？我昨天在久索旅馆看到牌子上写着‘卡列宁’，我真没想到，这是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车窗口伸进头来说，“要不然，我去看你了。见到你我多高兴呀！”他说，双脚互相撞击着，把鞋上的雪磕掉。“真不该不让我们知道！”他重复说。

“我没有时间，我很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冷地回答。

“去看看我妻子吧，她多么想见到你。”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裹住他两条怕冷的双腿的毯子掀开，下了马车，踏着雪朝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走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您为什么避开我们？”多莉微笑着问。

“我很忙。很高兴见到您，”他用一种显然不快的语调说，“您身体怎么样？”

“哦，我亲爱的安娜可好？”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含糊地说了句什么，就想离去，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拦住了他。

“这样吧，我们明天这么安排。多莉，请他明天来吃饭！叫科兹内舍夫和佩斯佐夫也来，让他欣赏一下莫斯科的知识分子。”

“对，您来吧，”多莉说，“要是您高兴，我们在五六点钟等您。那么，我亲爱的安娜怎么样？好久……”

“她很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皱起眉头，含糊不清地说，“我很高兴！”说完，就朝自己的马车走去。

“您来吗？”多莉大声问。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嘀咕了句什么，在启动的马车的嘈杂声中多莉没听清他的话。

“我明天去看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声对他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坐上了马车，身子缩在尽里面，使自己看不到人，也不被人看见。

“怪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妻子说，看了一下表，然后抬手做了个手势，以示对妻子和孩子的爱抚，接着就英姿勃勃地沿着人行道走去。

“斯季瓦！斯季瓦！”多莉涨红了脸喊道。

他回过头来。

“我得给格里沙和塔尼娅买大衣。给我点钱吧！”

“没关系，你就说，我以后会付钱的。”他说，快活地朝一个坐车路过的熟人点点头，便消失不见了。

七

第二天是星期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到大剧院去看芭蕾舞排演，把昨晚答应给他最近捧场的美丽的芭蕾舞演员玛莎·奇比索娃的珊瑚项链送去，而且在白天也昏暗的剧院的后台匆匆地吻了一下她那张因得到他的礼物而喜笑颜开的漂亮的脸蛋。除了送给她礼物外，他还约她在排演结束后见面。他向她解释说，芭蕾舞第一幕开演时，他不能来，他答应最后一幕一定到场，并请她吃晚饭。从剧院出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到猎物市场去，亲自挑选了准备宴请用的鱼和芦笋。十二点钟他来到久索旅馆，碰巧在这同一个旅馆里住着他要见的三个人：不久前从国外回来的列文、一位新上任的来莫斯科视察的上司，以及一定得邀请去吃饭的妹夫卡列宁。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喜欢吃喝，但更喜欢请客，虽不是大请客，但在菜肴、饮料和客人的挑选上却是讲究的。他对今天宴请的安排很满意：活的鲈鱼、芦笋和主菜——美味，但很普通的煎牛排，还有各种合适的酒。这是吃的和喝的。客人中有吉提和列文，而为了不引人注目，请了一位堂妹和年轻的谢尔巴茨基，而客人中的主菜是谢尔盖·科兹内舍夫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谢尔盖·科兹内舍夫是莫斯科人、哲学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则是彼得堡人，政治家。应邀的还有出名的热心的怪人佩斯佐夫，他是个自由派、健谈家、音乐家、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个十分可爱的五十岁的老青年，他将成为科兹内舍夫和卡列宁的“调味汁”和“配菜”。他会刺激他们，挑逗他们互相争辩。

出售树林的第二期付款从商人处拿到还没有用完，最近多莉很温柔，做事周到，这次请客的安排在各方面都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感到高兴。他心情很愉快；唯有两件事使他不大高兴，不过这两件事淹没在他内心欢乐的海洋里了。这两件事是：第一件，昨天他在大街上遇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发现对方对他态度冷淡、生硬，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脸上的这副表情，加上他没去他们家，到了此地也不通知他们，再同那些有关安娜和渥伦斯基的传闻联系起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猜测，他们夫妇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

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另一件不大愉快的事是，新来的长官就像所有新上任的长官一样，是个出名的厉害人物，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工作起来像匹马，并且要求下属也如此工作。此外，这位新长官在对人的态度方面还享有像熊一般粗暴的名声，据传说，他属于与他的前任完全对立的那一派，至今为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自己就属于前任长官那一派。昨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着制服去办公，新长官对他非常客气，并且像熟人那样同他谈了话；因此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认为自己有必要穿常礼服去拜访他一次。新长官可能会不大友好地接待他——这一想法是另一个不愉快的情况。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下意识地感觉到一切都会顺利解决。“大家都是人，都像我们一样，是有罪的人。为什么要生气和争吵呢？”他走进旅馆时，心里想。

“你好，瓦西里，”他对自己认识的一个茶房说，歪戴着帽子沿着走廊走去，“你留起连鬓胡子了？列文住在七号房间，是吗？请带我去吧。还请你去问一下，阿尼奇金伯爵（这是新任长官）是否见客？”

“是，老爷，”瓦西里微笑着说，“您好久没来我们这儿了。”

“我昨天来过，不过从另一扇大门进来的。这是七号房间吗？”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进客房，这时，列文和特维尔的一个农民正站在房间中央，在用尺量熊皮。

“怎么，是你们打死的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喊了起来，“真不错呀！是母熊吗？你好，阿尔希普！”

他握握农民的手，在椅子上坐下，不脱外衣也不摘帽子。

“把衣服脱掉，坐一会儿吧！”列文替他摘掉帽子，说。

“不，我没有时间，我只待一会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敞开外衣，接着还是把它脱了，坐了整整一小时，与列文谈起打猎的事，还谈了一些知心话。

“那么，你说说，你在国外干了些什么？到过什么地方？”农民出去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我到过德国、普鲁士、法国、英国，但是没去过首都，只是去了工业城市，看到了许多新东西。我很高兴在国外待了一阵。”

“对，我知道你想解决工人问题。”

“完全不对，俄国不会有工人问题。在俄国，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国外也有这个问题，但在那儿这只是修补缺陷的问题，而在我们这儿……”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仔细地听列文说话。

“是的，是的！”他说，“很可能，你是对的，”他说，“我很高兴，你精神饱满，又猎熊，又工作，兴致勃勃。可是谢尔巴茨基对我说，他见到过你，说你很忧郁，总是谈到死……”

“那有什么办法，我还是在想到死，”列文说，“真的，是到死的时候了。这一切都没意思。实话告诉你，我非常珍惜自己的想法和工作，但是，实际上你只要想一想，我们这个世界不过是长在小小的行星上的一小块霉斑而已。可我们还以为我们这儿挺了不起，什么思想呀，事业呀！这一切其实都微不足道。”

“可是，老弟，这是陈旧的老话了！”

“老话，可你知道，等你领悟其中的含义，那么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了。当你知道你一两天内就要死去，而且什么也不会留下，那么一切都无足轻重了！我认为自己的理想很重要，可是它即使实现了，也同样是不值一提的，就像围猎那头熊一样。因此，打猎、工作只是消磨时间，打发日子，为的只是不想到死。”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着列文的话，脸上浮现出微妙、亲切的微笑。

“嗯，当然！现在你转到我这边来了。你还记得吗，你曾攻击我，说我生活上追求享受？

‘噢，道德说教者，不要这么严厉！……’”

“不，生活中毕竟有美好的东西……”列文的思路紊乱了。“不过，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很快就要死了。”

“为什么很快？”

“你知道，当你想到死的时候，生活的乐趣是少了，心里却会感到平静一些。”

“正好相反，在生命快结束的时候，更会感觉到生活的乐趣。好了，我真的该走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已第十次站起来。

“不，你再坐一会儿！”列文挽留说，“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我明天就要走了。”

“哎呀，我这人可真行！我来是为了……今天你一定要到我家去吃饭。你哥哥来，我的妹夫卡列宁也来。”

“难道他在这里？”列文说，并想打听吉提的消息。他听说，今年冬天她在彼得堡那个嫁给外交官的姐姐家里，列文不知道，她是不是回来了。他转而一想，又不想打听了，“回不回来——反正一样。”

“那你来吗？”

“那当然啰。”

“那么，五点钟来，穿上常礼服。”

接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站起身，下楼去见新长官。直觉没有欺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那位厉害的新长官原来是一个很和气的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同他一起吃了便餐，又坐了很久，直到三点多钟才来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住的房间里。

八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做完日祷回来后，在房里待了一个上午。他上午需要办两件事：首先，接见那个将去彼得堡，而现正在莫斯科的异族人代表团，对他们作指示；其次，按照约定，给律师写信。代表团虽然是根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建议派来的，却面临着许多困难，甚至危险，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莫斯科碰到了代表团，心里感到很高兴。代表团的成员们对自己的作用和职责一点也不明白。他们天真地确信，他们的任务是陈述自己的贫困和目前的实际情况，请求政府援助，根本就不明白他们的某些陈述和要求支持了反对派，从而会断送整个事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为他们花了很多工夫，替他们拟了他们必须共同遵守的原则，在打发他们走以后，又写信去彼得堡请人对代表团给予关照。这件事的主要帮手是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她在代表团的事情上是个内行，任何人都不能像她那样善于渲染，并给予代表团以真正的指导。写完这封信，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给律师写信。他毫不犹豫地允许他酌情处理。随信还寄去渥伦斯基给安娜的三封信，那是他在抢来的文件夹里找到的。

自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离家出走，拿定主意不再回家，又去找了律师，单独告诉他自己的意图，特别是他把生活中的问题写在纸上以来，他越来越习惯于自己的意图，而且现在他清楚地意识到实现这意图的可能性了。

当他听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大嗓门时，他正在把给律师的信封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仆人争吵起来，他坚决要仆人去通报。

“无所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想，“这样更好：我现在就把我对他妹妹的态度告诉他，并向他说明我不能去他家吃饭的原因。”

“请进！”他大声说，同时收拾好文件，把它们放进信笺夹里。

“你在胡说，瞧，他在家！”传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不让他进去的仆人说话的声音。他边走边脱外套，接着就踏进了房间。“咳，见到你，我真高兴！我多么希望……”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兴冲冲地说。

“我不能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站着，冷冷地说道，也不请客人坐。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已开始同妻子进行离婚的诉讼，他理当对妻子的哥哥采取冷淡的态度，他也正想立即就采取这种态度，但是他没有料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心里却洋溢着深厚的情谊。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睁大了他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

“为什么你不能去？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困惑地用法语说，“不行，你答应过的。我们全家人都盼望你去。”

“我现在告诉你，我不能到你家去，因为我们的亲戚关系要终止了。”

“怎么？怎么会呢？为什么？”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微笑问。

“因为我正在办理跟您妹妹，也就是我的妻子的离婚手续。我不得不……”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还没有把话说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做出了完全出乎他意料的举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息了一声，跌坐在圈椅里。

“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你在说什么呀！”奥勃朗斯基喊道，他的脸上现出痛苦的神情。

“事实就是如此。”

“请原谅我，我不能，不能相信……”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坐了下来，觉得他的话没有起到他预期的作用，他必须进行解释，而且，不管他如何解释，他对内兄的态度都不会改变。

“确实，我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要求离婚的。”他说。

“我只说一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了解你，你是个好人，正派人，我了解安娜——对不起，我不能改变对她的看法——她是个非常好的、贤惠的女人，因此，对不起，我无法相信这一点。其中一定有误会。”他说。

“哦，但愿是误会就好了……”

“对不起，我明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打断他的话，“但是，当然……有一点：不要仓促从事。不要，不要仓促从事！”

“我没有仓促从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漠地说，“这种事又不能跟谁商量。我已下定决心。”

“这太可怕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只要求你做一件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恳求你，这样做吧！”他说，“我明白，诉讼还没有开始。在你办手续前，请和我的妻子见见面，和她商量一下。她爱安娜就像爱自己的妹妹一样，她也爱你，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看在上帝分上，和她谈谈吧！就给我这个面子吧，我恳求你！”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陷入沉思，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同情地望着他，没有打破他的沉默。

“你去看她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去看你们，因为我以为，我们的关系应该改变了。”

“为什么？我不明白这一点。对不起，我想，除了我们的亲戚关系之外，我对你一直很友好，你对我至少也有情谊吧……我真心地尊重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握着他的手说，“即使你最坏的猜测是正确的，我也不会，而且永远不会对你们中的任何一方妄加评论，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关系应该改变。但是，现在你得去看看我的妻子。”

“嗯，我们对这件事的看法不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漠地说，“不过，我们不要再谈这事了。”

“不，你究竟为什么不去？就去吃顿饭吧？我妻子在等你。去一趟吧。主要是同她谈谈。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看在上帝分上，我跪下来求你了！”

“既然您这么希望我去，我就去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叹了口气，说。

他想改变话题，于是就问起他们两人都感兴趣的事——关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新长官，一个年纪还不老、却得到这么高职位的人。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原先就不喜欢阿尼奇金伯爵，老是与他意见相左，而现在又无法克制一个在公务上遭到失败的人对一个得到提升的人所抱的那种为官场中人所能理解的憎恨心情。

“怎么，你见到他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恶毒地冷笑着说。

“那还用说，他昨天在我们这儿办公了。他看上去很内行，活动能力也很强。”

“是啊，可是他的活动能力用在哪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是用来干事业，还是用来改变别人已干成的事业？我们国家的不幸就在于官僚主义的行政官员，而他就是货真价实的代表。”

“我确实不知道，他有什么可受指责的地方。他的方针我不了解，但是我知道，他是个极好的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我刚才在他那儿，他真是个极好的人。我们一起吃了早饭，你知道，我还教他怎样做甜橙酒。这种饮料很爽口。真奇怪，他连这个也不知道。他很喜欢这种酒。是的，他确实是个很不错的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了看手表。

“哎哟，老兄，已经四点多了，我还要上多尔戈武申那儿去！那么，请来吃饭吧。你可以想象，要是你不来，我和我的妻子会多么难受。”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送内兄出去，态度已经完全不像刚才见到他时那样了。

“我答应了，就一定会去的。”他闷闷不乐地说。

“相信我，我很感激，还希望你不要后悔。”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回答。

他边走边穿上外套，伸手拍拍仆人的脑袋，笑着走出去了。

“五点钟，穿常礼服来！”他回到门口，又大声喊道。

九

主人回到家时，已是五点多了，有些客人已经来了。他和同时到达大门口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及佩斯佐夫一起走进门来。正像奥勃朗斯基所说，这是两位莫斯科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这两个人在性格和才智方面都受人尊敬。他们也互相尊重，但是他们几乎对一切问题的看法都迥然不同，无法调和。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属于对立的派别，而正是因为他们是属于同一阵营（他们的敌人就把他们混为一谈），但是，在这个阵营里他们各有自己的特色。没有任何事情比在半抽象问题上的观点不同更难协调的了，因此，他们不仅在看法上从来没有一致过，而且早就习惯于互相嘲笑对方难以改变的谬误而不生气。

他们谈论着天气，走进大门，这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赶上了他们。客厅里已经坐着奥勃朗斯基的岳父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公爵、小谢尔巴茨基、图罗夫岑、吉提和卡列宁。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立刻看出，他不在客厅时情况不太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身穿一条华丽的灰色绸连衣裙，她正为孩子们必须另外在儿童室吃饭，而且丈夫还没回来而担心，丈夫不在，她无法使客厅的气氛融洽起来。大家，正如老公爵所说的，都像牧师的女儿做客那样正襟危坐着，显然都不明白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可是为了不冷场，又不得不硬想出一些话来说。温厚的图罗夫岑显然感到自己处在一个不习惯的环境之中，他那厚厚的嘴唇上浮现出微笑，以此迎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仿佛在说：“喂，老弟，你迫使我同一些有学问的人坐在一起了！到花宫去喝一杯，那才合我的意。”老公爵默默地坐着，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不时地从侧面打量着卡列宁，于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明白，老公爵已经想出一个词来形容这位政治活动家，这位政治活动家就像是宴席上的鲟鱼似的被请来款待客人的。吉提打起精神望着门口，竭力使自己在康斯坦丁·列文进门时不脸红。小谢尔巴茨基没有被介绍给列文认识，他竭力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卡列宁按照彼得堡的习惯，和太太们一起进餐时总是穿燕尾服，系白领带，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根据他的脸色看出，他来只是为了履行诺言，坐在这伙人中间是在尽一种令人苦恼的义务。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到来之前，主要正是由于他在场，客厅里的气氛显得冷冰冰，大家都觉得束手束脚。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进客厅，一面道歉说，他被某位公爵留住了，那位公爵永远是他迟到和缺席的替罪羊。接着，他立刻介绍所有的客人彼此认识，又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谢尔盖·科兹内舍夫拉在一起，趁机让他们讨论波兰的俄国化问题，他们和佩斯佐夫立刻抓住了这个话题。他拍拍图罗夫岑的肩膀，对他低声说了句笑话，并让他坐在妻子和公爵旁边。然后他对吉提说，她今天妩媚动人，接着，又把谢尔巴茨基介绍给卡列宁认识。他一下子就把这个社交界的面团揉匀了，于是客厅里的气氛活跃了，充满了欢声笑语。只是康斯坦丁·列文不在场。这样倒更好，因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进客厅时，惊讶地看到波尔图葡萄酒和核列斯葡萄酒是从德普列酒店，而不是从列维酒店买来的，于是他便吩咐车夫尽快赶到列维去买，而自己则又回到了客厅。

在餐厅门口他遇到了康斯坦丁·列文。

“我没有迟到吧？”

“你还能不迟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挽着他的胳膊说。

“客人很多吗？有些什么人？”列文用手套拍去帽上的雪，不由得红着脸问道。

“全是自己人。吉提也在。来，我把你介绍给卡列宁认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虽然是个自由派，但他知道与卡列宁相识是件荣幸的事，因此他要让这些好朋友享受这份荣幸。但是此刻康斯坦丁·列文无法感觉到认识卡列宁是一种享受。自从他遇到渥伦斯基的那个使他难忘的夜晚以来，他再没有见到过吉提，如果他在大路上见到她的那一瞬间不算。他在内心深处知道，今天他在这里会见到她。但是为了让自己的思想不受束缚，他竭力使自己相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现在，他听到她在这里，他突然感到那么兴奋，又那么恐惧，以致喘不过气来，不能说出他想说的话。

“她怎么样，怎么样了？像过去那样，还是像坐在马车上的那个样子？要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的是实话，那怎么办呢？”他思忖道。

“哦，请给我介绍一下卡列宁吧。”他勉强地说，迈着十分坚定的步子走进客厅，看到了吉提。

吉提不像原先那个样子，也不像坐在马车里那个样子，她完全变样了。

她惊慌、胆怯、害羞，因此显得更加动人。列文一进来，吉提立刻就看到了他。她本来就在等他。她高兴极了，高兴得窘迫不安，列文走向女主人时又向她瞥了一眼，在这刹那间，她和他，以及把一切都收入眼帘的多莉都觉得她会忍不住哭出来。她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又是一阵红，然后呆然不动，嘴唇微微颤抖着，等待他过来。他走到她跟前，鞠了一躬，默默地伸出手来。要不是她的嘴唇微微颤抖，眼睛由于湿润而更加发亮，她的微笑可以说是平静的。这时候，她说：

“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说着，她毫不犹豫地用自己冷冰冰的手紧握住他的手。

“您没看见过我，我可看见过您，”列文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我看见过您，当时您从火车站坐车去叶尔古绍沃。”

“什么时候？”她惊奇地问。

“您去叶尔古绍沃的时候，”列文说，觉得充满他内心的幸福使他喘不过气来。“我怎么能把不纯洁的念头和这个可爱的人儿联系在一起！对，看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的话是真的。”他心里想。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拉住他的手，把他领到卡列宁跟前。

“请允许我给你们介绍。”他说出了两人的名字。

“很高兴又见到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握住列文的手，冷冰冰地说。

“你们认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惊奇地问。

“我们一起在火车上待过三个小时，”列文微笑着，说，“但是，下了火车就像从化装舞会上出来一样，仍然觉得好奇，至少我是这样的。”

“原来如此！大家请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指着餐厅说。

男客们走进餐厅，来到餐桌旁，桌上摆着六种伏特加、六种干酪，有的干酪盘子上放着小银匙，有的没放，桌上还有鱼子酱、鲱鱼、各种罐头食品和盛着法国面包切片的盘子。

男客们围着香味浓烈的伏特加和冷盘站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卡列宁和佩斯佐夫之间有关波兰俄国化的讨论也停下来了，他们在等待宴会开始。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比任何人都擅长于出人意料地用微妙的俏皮话来改变谈话双方的情绪，以此来结束一场最抽象和最严肃的争论，此刻，他也这么做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认为，波兰的俄国化只有通过俄国当局实施重大的原则才能完成。

佩斯佐夫坚持说，一个民族只有当它人口较多时才能同化另一个民族。

科兹内舍夫同意两者的意见，但是也有所保留。当他们走出客厅时，为了结束谈话，科兹内舍夫微笑着说：

“因此，为了实行非俄罗斯人的俄国化，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尽可能地多生孩子。我们兄弟俩做得最差。你们这些成了家的人，特别是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才是彻头彻尾的爱国主义者，您有几个？”他温和地笑着对主人说，并且向他举起小酒杯。

大家都笑了起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得特别快活。

“对，这就是最好的办法！”他说，嘴里嚼着干酪，把一种特制的伏特加倒进客人递过来的酒杯里。刚才的谈话确实在戏言中结束了。

“这干酪相当不错。您来一点吗？”主人说，“难道你又在做体操了？”他对列文说，同时用左手捏捏他的肌肉。列文微微笑了一下，用劲弯起手臂，于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手指摸到了薄呢礼服下鼓起的一块像圆形干酪那么坚硬的肌肉。

“多结实的肌肉呀！像参孙[1]一样！”

“我想，猎熊一定要有很大的力气。”对打猎的概念很模糊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同时撕下一片像蛛网似的面包瓤，涂上干酪。

列文微微一笑。

“不对。相反，一个小孩也能打死一头熊。”他说，并且走到一边，朝跟着女主人一起走到桌旁的女客们微微点头致意。

“听说，您打死过一头熊，对吗？”吉提说，她竭力想用叉子叉住一只滑来滑去的蘑菇，这当儿，她袖口上的花边晃动着，从里面露出她那白皙的小手。“你们那儿真的有熊吗？”她向他半侧着自己美丽的头，微笑着补充说。

她说的话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他却觉得，她说话时的声音和她的嘴唇、眼睛、手的每一个动作都有一种语言难于表达的意义！这里有请求原谅和对他的信任，有爱抚，温柔和羞怯的爱抚，有许诺，有希望，有对他的爱情——这爱情使他无法不相信，并且使他幸福得喘不过气来。

“不，我们是去特维尔省猎熊的。从那儿回来的途中，我在火车上遇到您的姐夫，或者说遇到您姐夫的妹夫，”他微笑着说，“这次见面很有趣。”

于是，他便兴致勃勃地讲述起他怎么一夜不睡，穿着短皮袄闯进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包房。

“列车员不顾那句俗话[2]，想凭衣衫把我赶出去；但是我开口不俗，而……您，”他忘掉了卡列宁的名字，转身对他说，“起先看到短皮袄，也想把我赶走，但是后来又替我说话，我对此十分感激。”

“总而言之，乘客选择座位的权利很不明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手帕擦着自己的手指尖，说。

“我看出来了，您对我的态度犹豫不决，”列文温厚地微笑着说，“我急忙说了一些聪明话来补救短皮袄引起的误会。”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继续与女主人交谈，一只耳朵却在听弟弟说话，斜着眼睛望望他。“他今天怎么啦？像个胜利者。”他心想。他不知道，列文觉得自己长了一对翅膀。列文知道吉提听见了他的话，而且她很高兴听。他感兴趣的只有这一点。对他来说，不仅在这个房间里，而且在整个世界，只有他和她两个人，他在自己眼里大大地提高了价值和重要性。他觉得自己处在令人头晕的高处，而所有这些善良可爱的卡列宁们、奥勃朗斯基们以及整个世界都处在遥远的下方。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朝列文和吉提看上一眼，便悄悄地让他们坐在一起，仿佛这样做完全是无意识的，只是因为没有其他空位置。

“喂，你就坐在这儿算了。”他对列文说。

菜肴跟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喜爱的餐具一样精美。玛丽·路易汤十分可口；入口即化的小馅饼尽善尽美。两个仆人和马特维系着白领结，悄没声儿地、麻利地斟酒、端食物。宴会在物质方面是成功的，在非物质方面也不差。交谈时而集中，时而分散，一直没有停止过，宴会结束时，气氛仍很活跃，男客们站起来离开餐桌时也没有停止交谈，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活跃起来了。

十

佩斯佐夫喜欢争论到底，他不满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特别是他感到他的意见不正确。

“我决不认为，”他边喝汤，边对卡列宁说，“光是人口密度问题，得与基础联系在一起，不是靠几条原则。”

“我觉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慢条斯理、无精打采地回答，“这都是一个样。依我看，只有高度发展的民族才能影响另一个民族……”

“问题就在这儿，”佩斯佐夫用男低声插言道，他一向急于说话，仿佛要把自己的全部心思倾注在自己的话里，“高度发展是什么意思？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谁是高度发展？谁能同化另一个民族？我们看到，莱茵河地区法国化了，而德国人发展程度并不低！”他大声说，“这里另有规律！”

“我觉得影响力总是在教育水平真正高的民族一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微微扬起眉毛说。

“那么我们应该认为什么是教育水平真正高的标志呢？”佩斯佐夫说。

“我以为，这些标志是众所周知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大家对这些标志都知道得很清楚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妙地微笑着插嘴说，“现在大家承认，真正的教育只能是纯粹的古典教育；但是我们看到双方激烈的争论，不能否认对方也具有自己的有力论据。”

“您是古典派，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您要点红葡萄酒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我并不是在对这种或那种教育发表自己的意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像对待孩子似的带着宽容的微笑说，同时把酒杯递过去。“我只是说，双方都有有力的论据，”他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道，“就所受的教育来说，我是古典派，但在这场争论中，我无所适从。我看不出古典教育优于实科教育的确切论据。”

“自然科学也具有教育启迪的作用，”佩斯佐夫附和道，“比如天文学，比如植物学，再比如具有一系列普遍规律的动物学！”

“我不完全同意这一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答，“我认为，我们不能不承认语言形式的研究过程本身对精神的发展起着特别良好的作用。此外，不可否认，古典作家对道德具有极大的影响。不幸的是，成为我们时代症结的虚伪、有害的学说倒与自然科学的教学有关。”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想说什么，但是佩斯佐夫用他低沉的声音打断了他。他激动地开始论证这种意见不正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平静地等待机会说话，显然他已准备好得以制胜的反驳。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妙地微笑着对卡列宁说，“不能否认，如果古典教育没有您刚才说的那种道德上的优越性，直截了当地说，反虚无主义作用的优越性，那么，要权衡各种科学的利弊是件难事，哪一种教育较为可取，这个问题也不能迅速彻底地解决。”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要是古典教育没有反虚无主义作用这一优越性，那么我们就会更多地去考虑，去权衡双方的论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妙地笑着说，“我们就会给予双方以自由发展的余地。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古典教育这些丸药有着反虚无主义的疗效，我们就大胆地把它们推荐给我们的病人……不过，要是没有疗效，那又怎么办呢？”他用微妙的俏皮话作了总结。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提到丸药，大家都笑了起来，图罗夫岑笑得特别响亮、开心，他一直在听，希望听到可笑的话，现在他终于听到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请佩斯佐夫来是对的。有佩斯佐夫在场，聪明的谈话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刚用笑话结束谈话，佩斯佐夫马上又提出新的话题。

“我甚至不能同意，”他说，“政府能抱这种目的。政府显然是受一般见解的支配，根本不管它采用的措施会产生什么影响。例如，妇女教育应该被认为是有害的，但是政府却创办了女子学校和女子大学。”

于是，话题即刻又跳到妇女教育这个问题上。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发表意见说，妇女教育通常和妇女自由问题混淆起来了，所以这才被认为是有害的。

“相反，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佩斯佐夫说，“这是恶性循环。妇女们因为缺少教育而被剥夺权利，而她们没有权利，也就受不到教育。不要忘记，妇女们受奴役是那样普遍、持久，以致我们往往不愿看到她们与我们之间存在的那道鸿沟，”他说。

“您说，权利，”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等佩斯佐夫沉默后说，“是指当陪审员、地方议员和议长的权利，当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的权利吗……”

“当然。”

“即使极个别的妇女可以担任这些职务，那么我觉得您用‘权利’这个词也是不正确的。比较正确的说法是：义务。任何人都会同意，我们担任陪审员、地方议员、电报局官员的职务，觉得是在尽义务。因此，说得恰当些，妇女寻求义务，这是完全合法的。她们这种帮助男人、共同劳动的愿望我们只能予以支持。”

“完全正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肯定说，“我认为，问题只在于她们是否有能力承担这个义务。”

“她们一定会有能力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插话说，“只要教育在她们中间得到普及。这一点我们看得清楚……”

“那句俗话是怎么讲的？”早就在听他们谈话的老公爵说，他的一双小眼睛闪现出嘲笑的神色。“可以当着女儿的面说：女人头发长……”

“在黑奴得到解放前，人们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佩斯佐夫气愤地说。

“我只是觉得奇怪，妇女们在寻求新的义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而我们不幸看到，男人们却往往在逃避义务。”

“义务伴随着权利；妇女寻求的是权利、金钱、荣誉。”佩斯佐夫说。

“就像我在寻求当奶妈的权利，可人家付钱给妇女，不想付钱给我，为此我就生气一样。”老公爵说。

图罗夫岑哈哈大笑，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觉得遗憾，他没能说出这句话。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笑了。

“是的，男人是不能喂奶的，”佩斯佐夫说，“而妇女……”

“不，有一个英国男人曾在船上给自己的小孩喂奶。”老公爵当着女儿们的面放肆地说。

“有多少这种英国男人，就有多少女人可以当官。”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是啊，但是一个没有家的姑娘该怎么办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起他念念不忘的奇比索娃，插嘴说。他同情佩斯佐夫，并且支持他。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个姑娘的身世，那您就会知道，这个姑娘抛弃了家庭，或者是自己的家，或者是她姐姐的家。她本来可以在家里干女人家的活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大概猜到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指的是哪个姑娘，便突然愤愤地插嘴说。

“但是我们要维护一个原则，一种理想！”佩斯佐夫用深沉的低音反驳说，“妇女希望有独立和受教育的权利。当她们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她们就会感到心情沉重和压抑。”

“可我觉得沉重和压抑的是，育婴堂不雇我当奶妈。”老公爵又说，惹得图罗夫岑哈哈大笑，失手把一大块芦笋掉在调味汁里。

十一

大家都参与这场谈话，只有吉提和列文除外。起先，大家谈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影响时，列文不禁想到他对于这个问题要说几句；但是这个原先对他很重要的念头现在在他头脑里却像做梦似的隐约模糊，引不起他丝毫的兴趣。他甚至感到奇怪，他们为什么这样起劲地谈论跟谁都无关的问题。吉提对大家谈论的妇女的权利和教育问题本来也应该感兴趣。当她回想起自己在国外的朋友瓦莲卡，回想起瓦莲卡寄人篱下的痛苦生活时，不知有多少次想到这个问题，又有多少次暗自思量，要是她不嫁人，她的结局又会怎么样，为此，她与姐姐争论过多少次啊！但是现在她对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感兴趣。她和列文两人在单独谈话，简直不是谈话，而是一种神秘的心灵交流，这使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并且使他们对即将进入的未知境界产生了又欣喜又恐惧的感觉。

开始，吉提问他去年怎么会看到她在马车里，列文就把他从割草场沿着大路回家时偶然碰见她的经过告诉她。

“那是一个清晨。您大概刚刚睡醒。您的母亲还睡在角落里。一个美好的早晨。我边走边想：谁坐在这辆四套马车里？这是一辆饰有铃铛的出色的四套马车，刹那间，您一闪而过，我看到您坐在窗口，双手拉着睡帽的带子，在深思着什么，”他微笑着说，“我多么想知道，您当时在想什么。想重要的事吗？”

“我当时的头发是不是乱蓬蓬的？”她心里想。但是，看到他在回忆这些细节时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笑容，她觉得，她给他留下的印象很好。她涨红了脸，高兴地笑起来。

“我确实不记得。”

“图罗夫岑笑得多欢！”列文欣赏着他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和抖动的身子说。

“您早就认识他吗？”吉提问。

“谁能不认识他！”

“我看得出，您大概认为他这人不正派吧？”

“不是不正派，而是毫无价值。”

“不对！快别这么想了！”吉提说，“我过去对他的评价也很低，其实他是个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人。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您怎么能知道他的心呢？”

“我同他是老朋友了。我非常了解他。去年冬天，在……您去过我们家以后不久，”她带着歉疚而又信任的微笑说，“多莉的孩子全都得了猩红热，他正巧去看她。您想象一下吧，”她小声说道，“他是那么可怜她，结果留下来帮她照顾孩子们。而且在他们家住了三个星期，像保姆一样照料孩子们。”

“我正在告诉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在猩红热流行时，图罗夫岑照顾孩子们的事。”她朝姐姐探过身去，说道。

“是的，他真了不起，太好了！”多莉端详着已经察觉自己被人谈论的图罗夫岑说，同时朝他笑笑。列文瞥了一眼图罗夫岑，他觉得奇怪，自己过去怎么没有发觉这个人身上的可爱之处。

“请原谅，请原谅，以后我再也不把人往坏处想了！”他快活地说，诚恳地说出了他此刻的心情。

十二

在已经开始的有关妇女权利的谈话中涉及在太太们面前不便谈论的婚姻权利不平等的问题。佩斯佐夫在席间多次触及这些问题，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总是小心地把话头引开。

等到大家从餐桌旁站起来，太太们离开以后，佩斯佐夫没有跟她们走，而是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转过身去，开始说出这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依他看来，夫妻的不平等，在于妻子的不忠和丈夫的不忠在法律上和社会舆论上所受到的惩罚的不平等。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匆匆走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跟前，向他敬烟。

“不，我不抽烟。”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平静地回答。他仿佛有意要表示，他不怕这个话题，他冷冷地微笑着转向佩斯佐夫。

“我认为，那种观点的根据在于事物的实质本身。”他说，想走到客厅去；但就在这时候，图罗夫岑突然出乎意料地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起话来。

“您听说普里亚奇尼科夫的事吗？”图罗夫岑说，他喝了香槟，兴奋起来了，早就等待机会打破使他难受的沉默。“瓦夏·普里亚奇尼科夫，”他那湿润、鲜红的嘴唇上浮现出善意的笑容，主要对着首位客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今天，有人告诉我，他在特维尔和克维茨基决斗，结果把对方打死了。”

仿佛有意似的，人往往最容易触到别人的痛处，此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觉得，今天每一分钟不幸的谈话都触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痛处。他想再把妹夫从这一话题引开，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己却好奇地问：

“普里亚奇尼科夫为什么决斗？”

“为了妻子。他的行为像个男子汉！他要求决斗，并打死了对方！”

“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漠地说，扬起双眉，走向客厅。

“我多高兴，您来了，”多莉在过道客厅遇到他，带着一种惊慌的微笑对他说，“我必须同您谈一谈。就坐在这里吧。”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依然扬起双眉，流露出一副冷漠的表情，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旁边坐下，勉强装出笑容。

“好吧，”他说，“特别是我正想请您原谅，我马上就要告辞了。明天我得动身。”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坚信安娜是无辜的，看到这个冷淡无情的人毫无愧疚地要伤害她那无辜的好朋友，她觉得自己气得脸色苍白，嘴唇发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用十分坚定的目光望着他的眼睛。“我向您打听安娜的情况，您没有回答我。她怎么啦？”

“她身体好像不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朝她望，回答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请原谅，我没有权利……但是，我像亲姐妹一样爱着安娜，并尊重她；请您告诉我，你们之间出了什么事？您认为她有什么过错？”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皱起双眉，几乎闭上眼睛，低下了头。

“我想您的丈夫告诉过您，为什么我认为和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之间的关系必须改变的缘由。”他说，没有看她的眼睛，却不乐意地望着正走过客厅的谢尔巴茨基。

“我不信，不信，我无法相信这种事！”多莉说，使劲地把自己瘦骨嶙峋的双手紧握在胸前。她迅速地站起来，伸出一只手按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衣袖。“这里干扰大。我们到那边去吧。”

多莉的激动情绪影响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他站起来，顺从地跟着她走进儿童读书室。他们坐在桌边，桌上铺着一块被削笔刀划满刀痕的漆布。

“我不信，我不信这种事！”多莉说，极力想捕捉他那躲避她的目光。

“不能不相信事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特别强调事实这个词儿。

“她做了什么事啦？”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问，“她究竟做了什么事？”

“她不顾自己的责任，背叛了自己的丈夫。这就是她做的事。”他说。

“不，不，不可能。不，看在上帝分上，您一定是误会了！”多莉双手按着太阳穴，闭上眼睛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双唇上浮现出冷笑，想对她和对自己表示他对此深信不疑；尽管多莉这种激烈的辩护没有使他动摇，却触痛了他的伤口。他开始更加激动地说了起来。

“既然妻子亲口把这事告诉丈夫，那就不可能是误会。她说，八年的生活，养了个儿子，这全是错误，她想重新开始生活。”他气呼呼地说，鼻子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声。

“安娜和罪恶——我无法联系起来，我无法相信这种事。”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此刻他正视了一下多莉那张善良、激动的脸，不由自主地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多么希望，有可能这是种猜疑。当我猜疑时，我心里很痛苦，但还是比现在好受些。当我猜疑时，我还存有希望；现在没有希望了，我倒是怀疑一切的。我怀疑一切，甚至恨我的儿子，有时我不相信，这是我的儿子。我实在不幸。”

他不需要说这些话。刚才他朝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脸看了一眼，她便立刻明白了；她开始可怜他，认为她朋友是无辜的这一信念也开始动摇了。

“啊！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难道您真的决定要离婚吗？”

“我决定采取最后的措施。我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她眼里噙着泪水说，“不，不会没有办法！”她说。

“遇到这种灾难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无法像遇到其他各种灾难——比方失利，死亡——那样，可以默默地忍受苦难，而是需要采取行动，”他说，仿佛在猜测她的想法。“必须从您所陷入的屈辱处境中摆脱出来：三个人在一起共同生活是不可能的。”

“我明白，这一点我很明白，”多莉说着垂下了头。她沉默下来，在思索自己的事，思索自己家庭的痛苦。突然，她猛地抬起头，双手合拢，做出恳求的姿势。“但是，等等看吧！您是个基督教徒。要替她想想！您一旦抛弃了她，她会怎么样呢？”

“我想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我反复想过，”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他的脸上泛起红斑，浑浊的眼睛直视着她。此刻，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由衷地同情他。“当她亲口把我所受的屈辱告诉我以后，我是这么做的；我让一切保持原状。我给过她悔改的机会。我竭力想挽救她。可结果呢？她连顾全面子这最微不足道的要求也不肯遵守，”他恼火地说，“能挽救的是自己不想毁灭的人；如果本性败坏了，堕落了，她觉得毁灭就是得救，那还有什么办法呢？”

“什么都行，只是不要离婚！”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

“什么都行，是什么意思？”

“不，这太可怕了。她不再是谁的妻子，她会毁掉的！”

“我又能做什么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耸耸肩膀，扬起眉毛，说。想到妻子近来的所作所为，他愤怒极了，变得又像谈话刚开始时那样冷漠了。“我很感激您的同情，不过我该走了。”他说着，站起身来。

“不，等一等！您不该毁了她。等一等，我把我的事告诉您。我结婚了，可丈夫欺骗了我；在妒恨交加时，我也曾想抛弃一切，我想一个人……但是我醒悟了；是谁帮了我？是安娜救了我。现在我照旧生活。孩子们在长大，丈夫回到了家，认识到自己错了，变得正派了，变好了，而我也照旧生活……我宽恕了他，所以您也应该宽恕她啊！”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听着，但是她的话对他已经起不了作用。他的内心又腾起一股和他决定离婚那天一样的怒火。他扭动了一下身子，用尖细而又响亮的声音说了起来：

“我不能宽恕，也不想宽恕，而且我认为这样是不公平的。我为这个女人已经竭尽全力，然而她把一切都踩进她所习惯的污泥里。我不是一个恶毒的人，我从未恨过谁，但是现在我打心眼里憎恨她，我不可能宽恕她，我恨透了她给我造成的种种苦难！”他说，声音被愤怒的眼泪哽住了。

“爱那些憎恨您的人……”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怯生生地低声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轻蔑地冷笑了一声。他早就知道这句话，但对他却不适用。

“爱那些憎恨您的人，但不能爱你憎恨的人。对不起，我弄得您很不愉快。每个人自己的痛苦就够受了！”说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平静地告辞了。

十三

客人们起身离开餐桌时，列文本想跟着吉提去客厅，但是他又怕过分明显地对她献殷勤可能会使她不快。他只得留在男客中间，参与大家的谈话，虽然他没有看吉提一眼，但感觉到她的举动，她的目光，以及她在客厅里的位置。

他现在毫不费力地履行了自己对她的诺言——永远往好处设想所有的人，永远爱所有的人。谈话转到村社问题上，佩斯佐夫认为村社具有一种特别的原则，他称之为“合唱原则”。列文不同意佩斯佐夫的意见，也不同意哥哥的意见，哥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既承认又不承认俄罗斯村社的意义。列文和他们交谈，只是竭力为他们调解，缓和他们的争辩。他对自己所说的话一点也不感兴趣，对他们说的话更不感兴趣，他只有一个希望，他和大家都友好、快活。现在他知道只有一个人是重要的，这个人起先在客厅里，后来又走过来，站在门口。他没有回头就感觉到针对他的目光和微笑，他忍不住扭过头去。她同谢尔巴茨基一起站在门口，正望着他。

“我还以为，您去弹钢琴呢，”他走到她跟前说，“我们乡村里就是缺少音乐。”

“不，我们来找您，谢谢您来看我们，”她说着，同时像赠送礼物似的送给他一个微笑。“何苦争论呢？要知道，谁也说服不了谁。”

“是的，说得对，”列文说，“在多数情况下，人们激烈地争论，只是因为怎么也不明白，对方究竟想证明什么。”

列文经常在一些最聪明的人进行争论时发现，争论者们在作了一番很大的努力，发表了大量巧妙的、合乎逻辑的言论之后，最终却意识到，他们苦苦地相互证明了很久的那个问题，从争论一开始，他们就已经明白了，但是他们喜欢各说各的，不愿意直说他们所喜爱的是什么，以免遭到对方反驳。他还经常体会到，在争论中，人们明白对手喜爱的是什么，自己也会突然喜爱它，并立即表示同意，于是所有的论据就像是无用之物，全都失去了意义；有时候，则相反，你终于说出自己的喜好，并且提出论据，要是你表达得很出色，很恳切，那对方就会突然表示同意，并停止争论。他想说的就是这些话。

她皱起眉头，竭力想弄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他刚开始解释，她就明白了。

“我明白：一定要了解清楚他争论的是什么，他喜爱的是什么，这样才可以……”

她完全猜到并说出了他没有表达清楚的想法。列文愉快地微笑了一下：从他同佩斯佐夫与哥哥的那番纠缠不清的冗长争论到几乎不用语言就简洁、明白地把最复杂的想法表达出来——这一超越使他感到大为惊奇。

谢尔巴茨基从他们身边走开了，吉提走到摆好的牌桌边，坐下来，拿起粉笔，在新的绿呢桌布上画着散开的一个个圆圈。

他们又谈起饭桌上谈的话题，关于妇女自由和就业问题。列文同意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意见：一个未婚的姑娘应该待在家里尽女人的职责。他支持她的看法，认为没有一个家庭可以缺少女帮手，家庭不论贫富，都不能没有保姆，不管是雇佣的还是亲属。

“不。”吉提红着脸，同时用自己那双真诚的眼睛更大胆地望着他，“一个姑娘可以被这样安排，但她在进入一个家庭时不可能不受到屈辱，而她本人……”

他明白她话中的含意。

“噢！是的！”他说，“是的，是的，是的，您说得对，您说得对！”

列文看到了吉提心中有一种处女的恐惧和屈辱，这时才明白佩斯佐夫在饭桌上关于妇女自由所说的一切。他爱她，察觉了这种恐惧和屈辱，于是马上放弃了自己的论据。

接着是沉默。她一个劲儿地用粉笔在桌上画着。她的眼睛闪着温顺的光辉。在她的情绪的影响下，他觉得自己整个身心充满了不断增强的幸福感。

“哎哟！我把整张桌子都涂满了！”她说，同时放下粉笔，动了一下身子，仿佛打算站起来。

“怎么能留下我一个人而没有她呢？”他害怕地想着，然后拿起粉笔。“等一等，”他边说边坐到桌旁，“我早就想问您一件事。”

他直盯着她那双温柔而又惊慌的眼睛。

“您问吧。”

“瞧，”他说，并且写下一句话的所有单词的第一个字母：к，в，м，о，э，н，м，б，з，л，э，н，и，т？这些字母所代表的意思是：“您曾回答我：这是不可能的，意思是指永远呢，还是指当时？”列文实在吃不准，她能不能明白这个复杂的句子；但是他望着她的那种样子，分明在说，他的命运就取决于她是否理解这句话。

她严肃地望着他，然后用一只手支着蹙起的前额，读了起来。她间或朝他看上一眼，仿佛用目光问他：“这我想得对吗？”

“我明白了。”她涨红了脸说。

“这是哪个词儿？”列文指着代表永远一词的字母н说。

“这个词是永远，但这不是实情！”她说。

他立刻擦掉了写的字母，把粉笔递给她，便站起身来。她写了下列字母：т，я，н，м，и，о。

多莉看到这两个人，看到吉提手中拿着粉笔，带着羞怯而又幸福的目光抬头望着列文，而英俊的列文伏在桌上，热烈的眼睛时而望望桌子，时而望望吉提，这时候，她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谈话所引起的烦恼就得到了宽解。列文突然喜笑颜开：他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时我不能不这样回答。”

他用询问的目光怯生生地望望她。

“只是当时吗？”

“是的。”她的微笑回答了他。

“那现……那现在呢？”他问。

“那您就念吧。我把我的希望说出来。我衷心希望！”她写下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ч，в，м，з，и，п，ч，б。意思是：“希望您忘记和宽恕过去的事。”

他用紧张得发抖的手指抓住粉笔，把它折断，然后写下下列句子的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我没有什么可忘记的、可宽恕的，我一直爱着您。”

她一直含笑望着他。

“我明白了。”她小声说。

他坐下来，又写了长长的一个句子。她全都明白，没有问他：是这样吗？立刻拿起粉笔，马上答复他。

他好久没有看懂，她写的是什么意思，不时地望望她的眼睛。他幸福得一时糊涂起来。他怎么也猜不出她写的字的含意；但是从她那双闪烁着幸福光辉的迷人眼睛里，他看出了他想要知道的一切。于是他写了三个字母。他还没有写完，她就随着他手的动作读起来，接着自己把它写完，并写下了回答：“是的。”

“你们在玩文字游戏[3]吗？”老公爵走到他们面前，问道，“如果你想赶上看戏的话，那我们就一起走吧。”

列文站起来，把吉提送到门口。

在谈话中，他们什么都说了。吉提说她爱他，还说，她要告诉爸爸妈妈，他明天早上会来。

十四

吉提走了，只剩下列文一个人，她不在，他觉得那么不安。他急切盼着明天早上赶快到来，那时他又能看到她，可以同她永远结合在一起。他对与她分离的这十四个小时感到害怕，就像害怕死亡一样。他必须找个人说说话，消磨时间，以免感到孤单。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本来倒是最合适的谈伴，可是他要走了，他说去参加晚会，实际上却是去看芭蕾舞。列文只来得及告诉他，自己很幸福，他喜欢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为他所做的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目光和微笑告诉列文，他很理解这种心情。

“怎么样，还不到死的时候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动情地握着列文的手说。

“是的！”列文说。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跟他告别时也像祝贺他似的说：

“您同吉提又见面了，我多高兴啊，应该珍惜往日的友谊。”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这些话使列文感到不快。她不能明白，这种感情是多么崇高，她是无法体会的，她连提也不该提到它。

列文向他们告辞，他为了不独自一人待着，便凑到哥哥身边去。

“你去哪儿？”

“我去开会。”

“我和你一起去，行吗？”

“为什么不行？我们走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着说，“你今天是怎么啦？”

“我怎么啦？我太幸福了！”列文放下他们所坐的马车的车窗。“你不介意吧？关窗太闷了。我太幸福了！你为什么一直不结婚？”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了一下。

“我很高兴，看来她是个好姑娘……”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别说，别说，别说！”列文用两手抓住他的皮大衣领子，把他的脸盖住。“她是个好姑娘”是一句太一般、太平淡的话，和他的感情很不相称。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快活地笑起来，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是难得的。

“好吧，反正可以说，我对这事感到很高兴。”

“这事可以明天再说，明天再说，现在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住口吧！”列文说，又用皮大衣领子把他的脸盖住，然后补充道，“我很喜欢你！怎么样，我能参加会议吗？”

“当然可以。”

“你们今天谈什么问题？”列文一直微笑着，说。

他们来到会场。列文听着秘书结结巴巴地在读显然连他本人也不明白的记录，不过，列文根据这个秘书的面容发觉这是个可爱、善良的好人。这从他读记录时那种慌乱、窘迫的神态也可以看出来。接着，发言开始了。他们为扣除某宗款项和敷设什么水管而争论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洋洋得意地发表了长篇大论，刺痛了两个议员；而另一位议员在纸上写着什么，起先有点胆怯，后来却很辛辣但又客气地回击了他。接着，斯维亚日斯基（他也在场）也十分动听、很有气度地说了一番。列文听着他们的话，清楚地看到，什么扣款和水管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且他们也根本没有生气，他们都是一些善良的好人，他们之间相处得很好，很和睦。他们谁也不妨碍谁，大家都很愉快。列文感到最妙的是，他今天把所有的人都看得很透彻，从过去一直未发现的细小特征中，他看到了每个人的心灵，清楚地看到他们都是善良的人。今天大家都特别喜欢他列文。这从大家同他交谈的态度上，从大家、甚至包括陌生人望着他的那种亲切友好的眼神中都可以看出来。

“怎么样，感到满意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

“很满意。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会这么有趣！不错，好极了！”

斯维亚日斯基走到列文面前，邀请他到他家喝茶。列文怎么也不明白，怎么也想不起，自己对斯维亚日斯基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对他有什么要求。他是一个聪明而又极其善良的人。

“很高兴。”他说，接着问候他的妻子和小姨子。在他的想象里，斯维亚日斯基的小姨子总是与婚姻联系在一起，由于这奇妙的思路，他认为，再没有比向斯维亚日斯基的妻子和小姨子诉诉自己的幸福更合适了，于是，他很高兴地答应去看她们。

斯维亚日斯基向他询问乡下的情况，照例认为在欧洲没有办成的事，在俄国也不可能办成，现在列文听了这种话丝毫也没有感到不快。相反，他觉得斯维亚日斯基说得对，他所经营的事业全都毫无意义，而且他还看出斯维亚日斯基在避免明白地说出自己的正确意见时显得异常和善和宽厚。斯维亚日斯基家的女人们也特别亲切可爱。列文觉得，她们已经知道一切，并且赞同他，只是出于礼貌，才没有说出来。他在他们家坐了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谈论各种事情，但老是暗示占据他心头的那件事，竟没有发觉他已使大家厌烦，他们早就想睡觉了。斯维亚日斯基打着哈欠，把他送出前厅，心里感到奇怪，他的朋友的情绪怎么有点异样。时间已经一点多了，列文回到旅馆，害怕地想到，他孤零零一个人还要度过难熬的十个小时。值班的茶房还没有睡觉，为他点亮了蜡烛，就想走开，可是列文叫住了他。以前列文没有注意过这个叫叶戈尔的茶房，今天却发现他是个很聪明的好人，更主要的，他是个心地十分善良的人。

“怎么样，叶戈尔，不睡觉很困吧？”

“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我们的责任。在老爷家比较舒服，在这里收入多一些。”

原来，叶戈尔家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做裁缝的女儿，他想把女儿嫁给马具店的伙计。

列文趁这个机会对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婚姻的首要条件是爱情，有爱情的婚姻永远是幸福的，因为幸福全在于自身。

叶戈尔仔细听着，显然他完全明白列文的意思，但是他在赞同列文意见的同时，却使列文感到意外地说，他在好的老爷家干活，对老爷总是感到满意，而对现在的主人则十分满意，尽管他是个法国人。

“一个心地很善良的人。”列文心想。

“哦，叶戈尔，你成亲的时候爱自己的妻子吗？”

“怎么不爱。”叶戈尔回答。

列文发觉，叶戈尔心情也很愉快，也想把自己内心的感受全说出来。

“我这一辈子也很怪。我从小……”他开始说，眼睛炯炯发亮，显然受到列文兴奋情绪的感染，就好像人们感染哈欠一样。

不料这时传来了铃声。叶戈尔走了，留下列文独自一人。他在午餐时几乎一点东西都没吃，到了斯维亚日斯基家，又谢绝喝茶和吃晚饭，现在他也想不到晚餐这码事。他昨晚一夜未睡，现在也没有想到要睡觉。房间里很冷，可他觉得闷热。他打开两扇通风的小窗，在小窗对面的桌旁坐下。在积雪的屋顶上可以看见系着链子的雕花的十字架，它的上方是高高升起的三角形的御夫星座，其中黄灿灿的是五车二星。他时而看看十字架，时而看看五车二星，吸着均匀地吹进房间的清新的冷空气。他像在梦境里似的，追逐着浮现在脑海里的一个个形象和一件件往事。三点多钟，他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便朝门外张望了一下。原来是他认识的赌棍米亚斯金从俱乐部里回来了。他咳嗽着，阴郁地皱着眉走过去。“可怜的人，真倒霉！”列文心想，由于对这个人的爱怜，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眶。列文想和他谈谈，安慰他一番，但是，想到自己只穿一件衬衣，便改变主意，又在小窗前坐下，沐浴在严寒的空气中，望着形状古怪、默不作声、对他却意义深广的十字架和高高升起的那颗黄灿灿的星星。六点多钟，传来地板打蜡工的声音和早祷的钟声，列文开始感到浑身发冷。他关上小窗，洗了脸，穿上衣服，上街去了。

十五

街上空无一人。列文朝谢尔巴茨基家走去。大门锁着，万籁俱寂。他回到旅馆，又走进自己的房间，要了咖啡。日班茶房（已经不是叶戈尔）给他端来了咖啡。列文想同他攀谈，但是有人打铃叫他，他走了。列文试图喝点咖啡，把面包塞进嘴里，但是他的嘴完全不知道怎么对付面包。他吐出面包，穿上外衣，又走出去了。他第二次来到谢尔巴茨基家门口的台阶时，已经是九点多钟了，房子里面的人刚刚起床，厨师正出去买菜。他至少还得等待两小时。

列文不知不觉地度过了整整一夜和整个早晨，觉得自己完全脱离了物质生活条件。他一整天没吃东西，两个夜晚没有睡觉，没有穿外衣在严寒中待了几个小时，不仅觉得从来未曾这么清醒、这么健康过，而且觉得自己完全不受身体的支配：他一举一动毫不费力，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他深信，自己能飞上云天或者推动屋角，如果需要这么干的话。他不停地看表，四面张望，在街上度过了余下的时间。

当时他看到的景象，此后他再也没见过。他觉得特别动人的是两个上学去的孩子，几只从屋顶飞到人行道上的灰鸽子，被一只无形的手放到户外的撒满面粉的面包。这些面包、鸽子和两个男孩都不是尘世之物。一个男孩追赶着鸽子，同时微笑着看了看列文；鸽子拍打着翅膀，在阳光下，在天空中闪烁不定的雪尘间飞过去，从窗子里散发出新鲜烤面包的香味，几个面包被摆了出来。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时间，融合在一起真是美妙绝伦，列文笑了起来，竟至欢喜得流出了泪水。他沿着报馆巷和基斯洛夫卡大街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旅馆，把表放在面前，坐下来，等待十二点钟的到来。隔壁房间里的人在谈论机器、骗局，同时还发出早晨醒来的咳嗽声。他们不知道，时针已快到十二点。十二点到了。列文走到台阶上。车夫们显然知道了一切。他们个个面露喜色，围住了列文，争先恐后地要为他效劳。列文尽量不得罪其他的车夫，答应以后再坐他们的雪橇，便叫了一辆，吩咐驶往谢尔巴茨基家。车夫穿着一件白衬衣，衬衣领子贴在健壮红润的脖子上，从外套里露了出来，显得很漂亮。这个车夫的雪橇又高又舒适，这种雪橇列文以后再也没有坐过，马也不错，直向前奔驰，稳得却像在原地不动似的。车夫知道谢尔巴茨基家。他两手驾车的动作平稳，以示对乘客特别尊敬，嘴里喊了声“吁”，便在大门口勒住马。谢尔巴茨基家的看门人一定知道底细。这从他眼睛里的笑意和说话时的态度可以看出来。他说：

“哦，好久没来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

他不仅知道底细，而且显然很高兴，并竭力掩饰自己喜悦的心情。列文看了看他那双老年人的亲切的眼睛，甚至明白在自己的幸福里还有一种新的东西。

“起床了吗？”

“请进！放在这里吧。”列文想回过身去拿帽子时，他微笑着说。这包含着某种意思。

“请问，向谁通报？”仆人问道。

这个仆人虽然年轻，又是新来的，而且讲究穿着，但他是一个很善良的好人，他也知道一切。

“公爵夫人……公爵……公爵小姐……”列文说。

他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林农小姐。她走过客厅，她的鬈发和脸都闪闪发亮。他刚和她说话，突然听到门外有裙子的声，于是林农小姐便从列文的眼中消失了，幸福即将临近，他感到一阵欢乐和恐惧。林农小姐留下他一人，急匆匆地朝另一扇门走去。她刚出去，镶木地板上响起一阵飞快的轻盈的脚步声，于是他的幸福、他的生命、他本人——比他本人更好的，也就是他久久寻找、期盼的东西马上就要出现在他面前。她不是走来，而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送到他面前。

他看到的只是她那明亮真诚的眼睛，那双眼睛同他的内心一样，洋溢着爱情的欢乐，欢乐之中又有几分惊恐。这双闪耀着爱情的光芒的眼睛越来越近，刺得他头晕目眩。她站在他身边，碰到了他。她举起双手，搭在他的肩上。

她做了她能做的一切——她跑到他跟前，羞怯和高兴地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交给了他。他拥抱她，把自己的嘴唇紧贴在她那渴求亲吻的嘴上。

她也一夜未睡，整个早上都在等他。母亲和父亲欣然赞同这门亲事，并为她的幸福而感到高兴。她等着他。她要首先向他宣布自己和他的幸福。她想单独和他见面，并为这个想法感到高兴，但又感到胆怯和害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该做什么。她听到他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并在门外等待林农小姐离去。林农小姐走了。她毫不犹豫，也不问问自己该怎么做，便走到他跟前，做了她刚才做的事。

“我们到妈妈那儿去！”她拉住他的手说。他好久说不出话来，这倒不是害怕语言破坏了自己崇高的感情，而是因为每当他想开口时，他便觉得幸福的泪水已夺眶而出。他抓住她的手吻了一下。

“难道这是真的吗？”他终于用低沉的声音说，“我无法相信你爱我！”

她为这个“你”和他那怯生生的眼神莞尔一笑。

“是真的！”她意味深长地慢慢说道，“我多么幸福啊！”

她没有放开他的手，就这样走进客厅。公爵夫人看到他们，呼吸便开始急促，立刻哭了起来，转而又破涕为笑，用列文意想不到的有力的脚步走到他跟前，搂住他的头，吻了吻他，泪水弄湿了他的脸颊。

“那么就这样定了！我多高兴啊。爱她吧。我高兴……吉提！”

“这么快就圆满解决了！”老公爵说，竭力保持镇静；但是列文发现，公爵转身对他说话时，眼睛是湿润的。

“我早就盼望这样了！”他抓住列文的手，把他拉到自己跟前说。“当时这个傻丫头还想要……”

“爸爸！”吉提惊呼，用手捂住他的嘴。

“好，我不说！”他说，“我很，很……高……唉，我真糊涂……”

老公爵拥抱吉提，吻她的脸、手，又吻她的脸，然后在她身上画了十字。

列文看着吉提久久地温情地吻着父亲肥胖的手，他对这位以前陌生的老公爵产生了一种新的亲切感。

十六

公爵夫人默默地坐在圈椅里，微笑着；公爵坐在她旁边。吉提站在父亲的圈椅旁，一直抓住他的手。大家都沉默不语。

公爵夫人最先开口说话，把自己的想法和感觉都转为现实问题提出。最初一瞬间，大家都觉得这事有点突兀，甚至叫人难过。

“什么时候？还得订婚和发请帖。什么时候举行婚礼？你是怎么想的，亚历山大？”

“得问他，”老公爵指着列文说，“他是这事的主角。”

“什么时候？”列文红着脸说，“明天。如果你们问我，那么我的意见是今天订婚，明天结婚。”

“嘿，得了吧，亲爱的，别傻了！”

“那么，下星期吧。”

“他简直疯了。”

“不，为什么？”

“哎呀，哪能呢！”母亲看到他这么急不可耐，便高兴地微笑着说。“那么嫁妆呢？”

“难道还要嫁妆吗？”列文恐惧地想，“不过嫁妆和订婚，这一切会不会损害我的幸福呢？不会损害！”他朝吉提看了一眼，发现她丝毫未因提到嫁妆而烦恼。“这么说来，这是必要的。”他心想。

“我反正什么也不懂，我只是说了自己的愿望而已。”他抱歉地说。

“那么我们来商量一下。现在可以办订婚和发请帖的事了。就这样吧。”

公爵夫人走到丈夫跟前，吻了吻他，正想走开，可是他拉住了她，拥抱她，并像年轻的恋人那样温情地笑嘻嘻地连连吻了她好几次。老夫妇显然一时糊涂了，简直不知道是他们在恋爱，还是他们的女儿在恋爱。老公爵夫妇离开后，列文走到未婚妻跟前，拉住她的手。他现在已镇定下来，能说话了，他有许多话要对她说。可是他说出来的却完全不是他想说的。

“我知道，事情就会这样！我从来不敢抱这样的希望，可我内心一直深信不疑，”他说，“我相信，这是命中注定的。”

“我不也一样吗？”她说，“即便在当时……”她停顿了一下，用自己那双诚实的眼睛坚毅地看着他，继续说道，“在我放弃自己幸福的时候。我一直爱您一个人，只是那时我头脑发昏了。我得问……您会忘掉这件事吗？”

“也许这样更好些。我有许多事倒要请您原谅。我应该告诉您……”

这是指他决定要对她说的一件事。他从一开始就决定告诉她两件事：第一件是他不像她那么纯洁，另一件是他不信教。这是令人苦恼的，可他认为，应该把这两件事都告诉她。

“不，不是现在，以后再说！”他说。

“好，以后再说，以后一定要说！我什么都不怕。我需要知道一切。现在我们说定了。”

他补充说：

“我们说定了，无论过去我是什么样的人，您都会要我，不会拒绝我。是吗？”

“是的，是的。”

他们的话被林农小姐打断了，她脸带做作却又温柔的微笑走来向自己心爱的学生祝贺。她还没有走，仆人们又来道喜。后来，亲戚们也来了，于是，幸福的忙乱开始了，直到婚后的第二天列文才摆脱了这种状况。列文一直感到不自在、无聊，不过幸福的程度却不断增强。他总觉得，人们对他的要求很多，而且都是他所不懂的，反正他一切照办，而这一切都给他带来了幸福。他原来想过，他的求婚应该与众不同，一般的求婚礼仪会损害他的特殊幸福，结果，他做的和别人一样，而他的幸福却因此而增强，变得越来越特殊，越来越与众不同了。

“今天我们要吃糖了。”林农小姐说，于是列文便去买糖。

“啊，我很高兴，”斯维亚日斯基说，“我建议您到福明花店去买几束鲜花来。”

“有必要吗？”于是列文坐车去福明花店。

哥哥告诉他，需要借些钱，因为有许多开销，还要买礼物……

“还要买礼物吗？”他又赶着去富尔德珠宝店。

在糖果店、在福明花店、在富尔德珠宝店，他发觉大家都在等他，都为他高兴，并祝贺他幸福，这些天他所接触的人们都是这样。奇怪的是，大家不仅喜欢他，就连那些以前令人讨厌、冷漠无情的人也赞扬他，什么事都顺从他，温存、体贴地对待他的感情，并且同他一样相信，他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的未婚妻完美无缺。吉提也有同样的感觉。诺德斯顿伯爵夫人曾冒昧地暗示，应有更理想的未婚夫，吉提听了非常恼火，断然说，世上不可能有比列文更好的人了，使得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只好承认，并且在吉提在场时遇到列文总是带着赞许的微笑。

列文答应向吉提坦白自己的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件痛苦的事。他和老公爵商量并征得他同意后，将记载着使自己苦恼的事情的日记交给了吉提。他当时写这日记就是为了给将来的未婚妻看的。使他感到苦恼的有两件事：他的不纯洁和不信教。他不信教的自白并未引起她的注意。她信教，从不怀疑宗教的真谛，对他公开不信教她却并不在意。她怀着真挚的爱了解他的整个心灵，在他的内心她看到了她所希望的东西，至于称这种心灵状态为“不信教”，这在她并不在乎。而他坦白的另一件事却使她伤心得哭了。

列文把日记交给她之前内心并非没有斗争。他知道，他们之间不可能也不应该有秘密，所以他拿定主意要这么做；他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他没有替她着想。直到那个晚上，他在看戏前来到他们家，走进她的房间，看到她那泪痕斑斑，由于他的无法弥补的过错而使她忧伤的、惹人怜爱的脸，他才明白在他可耻的往事和她鸽子般的纯洁之间有着一道鸿沟，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恐惧。

“拿走，拿走这本可怕的日记！”她推开放在她面前桌上的日记本，说道。“您为什么要拿给我看！……不，这样也好，”她补充说，看到他那张绝望的脸，她可怜起他来了。“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他低下头，一声不吭。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您不会宽恕我的。”他低声说。

“不，我宽恕您，但这太可怕了！”

不过他的幸福巨大无比，这种自白不但没有毁坏幸福，反而给它增添了新的色彩。她宽恕了他，不过，从此以后他更加认为自己配不上她，在道德上比她低下，因此他更加珍惜自己不配得到的幸福。

十七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到自己冷清的房间，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席间和饭后的谈话留在心中的印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关于宽恕的一番话只是引起他的恼怒。基督教的原则对他的情况是否适用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无法说清，而且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这个问题早就作了否定的回答。在众人所说的话中，深深印入他脑海的唯有愚蠢而善良的图罗夫岑的那句话：“他的行为像个男子汉！他要求决斗，并打死了对方！”大家显然都同意这个说法，虽然出于礼貌，没有说出口。

“不过，这事已经定局，用不着再想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他考虑着当前的旅行和调查工作，走进自己的房间。他问送他进门的门房，他的仆人在哪儿；门房说，仆人刚走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端茶来，然后在桌子旁坐下，拿起旅行图，开始考虑旅行路线。

“有两封电报，”从外面回来的仆人走进房间说，“请原谅，大人，我刚才出去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拿起电报，拆了开来。第一封电报是关于任命斯特列莫夫担任卡列宁渴求的那个职务的通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电报一扔，脸涨得通红，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上帝要谁灭亡，先让他失去理智，[4]”他说，这里的“谁”是指那些促成这一任命的人。他没有得到这个职位，人家显然故意忽视他，这倒并未使他感到恼火，他只是不明白，并且感到奇怪，他们怎么没看出，这个夸夸其谈、好说漂亮话的斯特列莫夫比谁都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他们怎么没看出，这项任命使他们毁了自己，损害了自己的威信。

“又是这一类事情吧，”他拆开第二份电报，恼恨地对自己说。电报却是妻子打来的。她那蓝铅笔的签名“安娜”首先映入他的眼帘。“我快死了，求求你回来吧。能求得您的宽恕，我死也安心了。”他阅毕轻蔑地冷笑了一声，扔下了电报。他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毫无疑问，这是个骗局，一个诡计。

“她什么欺骗的事都做得出。她大概要生产了。也许是生产时得了什么病。他们来电报目的又是什么呢？让新生婴儿有合法身份，毁坏我的名誉，阻止离婚，”他心里想，“但是电报上写着：我要死了……”他又看了一遍电报，电文的明确意思突然打动了他。“如果这是真的呢？”他对自己说，“如果她在临死前的痛苦时刻真的忏悔了，而我却认为这是骗局，拒绝回去呢？这不光是不近人情，会受到大家的谴责，而且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样做也太不聪明了。”

“彼得，去叫一辆马车。我要去彼得堡。”他对仆人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决定去彼得堡看妻子。要是她说的病是个骗局，那他便一言不发，转身就走。如果她真的病危，在临终前想见见他，那么，要是见到时她还活着，他就宽恕她，如果他去迟了，那就尽丈夫最后的责任。

一路上他没有再考虑他该做些什么。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坐了一夜的火车，风尘仆仆，感到疲倦不堪。他在晨雾中坐车经过空旷无人的涅瓦大街，眼睛望着前方，不去考虑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他无法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一想到将要发生的事，他就无法驱除一个念头，她的死会立刻使他从困境中解脱出来。面包房、关着门的店铺、夜间的马车、清道工在他眼前掠过，他注视着这一切，竭力不去考虑，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这是他不敢希望的，但毕竟还是抱着希望。他坐的马车驶近台阶。大门口停着一辆出租马车和一辆四轮轿式马车，车夫在车内睡着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门厅，仿佛从自己的脑海深处掏出决心，并准备实施。这就是：“如果是个骗局，那就不予理会，保持镇静，然后离开。如果是事实，那就遵守礼节。”

看门人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打铃之前就把门打开了。看门人彼得罗夫，又名卡皮托内奇，模样挺古怪，身穿一件旧礼服，没有系领带，脚穿一双便鞋。

“太太怎样了？”

“昨天平安地生下了孩子。”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脸色发白，停住了脚步。他这时才意识到，他是那么渴望她死。

“身体好吗？”

科尔涅伊系着早晨用的围裙跑下楼梯。

“很糟，”他回答，“昨天医生们会诊过了，现在有医生在。”

“把东西拿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听到她还是有可能死，便稍稍放下心来，走进了前厅。

挂衣架上挂着一件军大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大衣，便问道：

“谁在这里？”

“医生、助产士，还有渥伦斯基伯爵。”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里屋。

客厅里一个人也没有；头戴雪青色绸带软帽的助产士听到他的脚步声，便从安娜的书房里走出来。

她走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跟前，由于产妇病危而不顾一切地拉住他的手，把他带往安娜的卧室。

“谢天谢地，您来了！她总是问到您，问到您。”助产士说。

“快把冰拿来！”医生在卧室里用命令的口气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安娜的书房。渥伦斯基侧身坐在桌旁的一把矮椅上，双手捂着脸在哭泣。他听到医生的声音，便跳起来，把手从脸上放下，这时他看到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安娜的丈夫，他感到那么窘迫，于是又坐了下来，头缩到两肩中间，仿佛想躲到什么地方去似的；后来他又竭力控制住自己，站起来说：

“她快死了。医生们说，没有希望了。我完全由您处置，不过请允许我留在这里……当然我听您吩咐，我……”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渥伦斯基在流泪，感到一阵心慌意乱，每当看到别人痛苦的模样他总是这样。他转过脸，没等对方说完话，便急急忙忙向门里走去。从卧室里传来安娜说话的声音。她的声音听来是快活的，兴奋的，音调非常清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卧室，来到床前。她躺着，脸朝着他，两颊绯红，眼睛发亮，白皙的小手从袖里伸出来，抚弄和缠绕着被角。她看上去不仅身体健康，精神焕发，而且情绪极好。她说话很快，很响，音调异常准确，充满感情。

“因为阿列克谢，我指的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两个人都叫阿列克谢，命运多么奇怪，多么可怕，是不是？），阿列克谢不会拒绝我。我会忘记过去，他会宽恕我的……他怎么还没有来？他是个好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多么好。啊！我的上帝，我多么苦恼！快给我点水喝！唉，这样对她，我的小女儿，是有害的！好，就把她交给奶妈吧。好吧，我同意，这样倒好。他来了，看到她会痛苦的。把她抱给奶妈吧。”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来了。他就在这儿！”助产士说，尽量把她的注意力引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嘿，真是会瞎说！”安娜说，她没有看到丈夫。“那么，把她给我，把小女儿给我！他还没有来。您说他不会宽恕我，那是因为您不了解他。谁也不了解他。只有我了解他，所以我心里不好受。要知道，谢廖扎的眼睛跟他的眼睛一个样，所以我不敢正视他的眼睛。谢廖扎吃过饭了吗？我知道大家都会把他忘了。他可不会忘。得让谢廖扎搬到拐角的那个房间去，请玛丽埃特和他睡在一起。”

突然她蜷缩起身子，停住了口，恐惧地举起双手护住脸，仿佛怕挨打似的。她看到了丈夫。

“不，不，”她说起话来，“我不怕他，我怕死。阿列克谢，到这儿来。我正在着急，因为我没时间了，我活不了多久，马上又要开始发烧，又要什么都不清楚了。现在我明白，一切都明白，一切都看得见。”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皱起眉头，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他拉住她的手，想说什么，可怎么也说不出来。他的下唇哆嗦着，竭力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只是偶尔望望她。每次他望她的时候，总是看到她的眼睛带着深受感动、充满柔情的神色望着他，而这种眼神以往从未见到过。

“等等，你不知道……等等，等等……”她住了口，仿佛在集中自己的思想。“对了，”她又开始说，“对，对，对。我就是想说这个。你别认为我怪。我还是跟原来一样……但是，我身上还附着另一个女人，我怕她，因为她爱上那个男人，所以我憎恨你，可我又不能忘掉原来的那个女人。那女人不是我。现在我才是真正的我，才是完完全全的我。我要死了，我知道，我要死了，你问问他吧。现在我觉得好像有千斤重担压在我的手上、脚上、手指上。手指，瞧，有多么大！不过这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你宽恕我，完全宽恕我吧！我非常坏，可是奶妈对我说过：苦难的圣徒——她叫什么来着？她比我要坏。我要去罗马，那里是一片荒漠，那样，我就不会妨碍任何人了，不过我要带上谢廖扎和小女儿……不，你不会宽恕我！我知道这种事是不能宽恕的！不，不，你走吧，你太好了！”她用自己一只滚烫的手抓住他的手，同时又用另一只手推开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越来越觉得心神不安，现在他已经不再去克制它了；他突然感到这种心神不安相反是一种愉快的心境，使他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他没有想到，是他一生都想遵守的基督教的教规在吩咐他宽恕和爱自己的敌人，然而他的内心充满一种爱敌人和宽恕敌人之后的愉快。他跪在床边，把自己的头伏在她的臂弯里，她的手臂透过衣衫像火一样烧灼着他，他像小孩似的号啕痛哭起来。她搂住他那秃头，把身子移近他，带着挑衅般高傲的神情抬起眼睛。

“他就在这里，我知道！现在您宽恕我的一切，宽恕我吧！……他们又来了，为什么他们不走呢？……把我身上的皮大衣脱掉！”

医生拿开她的手，小心地让她躺在枕头上，用被子盖住她的肩膀。她顺从地仰面躺着，炯炯的目光望着前方。

“记住一点，我只需要宽恕，别的什么都不需要了……为什么他还不来？”她对门口的渥伦斯基说：“过来，过来！把手给他。”

渥伦斯基走到床边，看到了她，又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把脸露出来，看看他。他是圣人，”她说，“把脸露出来，露出来！”她生气地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让他把脸露出来！我想看看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抓住渥伦斯基的手，把它们从他的脸上拉开，由于痛苦和羞愧，他的脸显得十分可怕。

“把手给他，宽恕他吧。”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向他伸出手来，泪水忍不住从眼睛里流了出来。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她说，“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只要把我的腿稍稍拉直。就这样，好极了。这些花画得一点不美，完全不像紫罗兰，”她指着墙纸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呀？给我吗啡，医生！给我吗啡。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说完，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折腾着。

医生们说，这是产褥热，死亡率达百分之九十九。她整天发烧，神志不清，说胡话。半夜里，病人躺在床上，失去知觉，几乎摸不着脉搏。

每分钟都可能死亡。

渥伦斯基回家去了，早上他又来探问情况，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前厅遇到他说：

“您留下来吧，也许她会问到您。”说完，他把他领进妻子的书房。

早晨，安娜又兴奋起来，思绪万千，说话滔滔不绝，然后又失去知觉。第三天情况还是如此，而医生说，她还有希望。这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渥伦斯基坐的房间，把门关上，坐在他对面。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渥伦斯基说，他觉得表态的时候到了，“我不能说什么，也无法明白。请饶恕我吧！无论您有多么痛苦，请相信，我比您更痛苦。”

他想站起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抓住他的手说：

“请您听我说，这是必要的。我应当向您表明那种以前支配我，将来还将支配我的感情，以免您对我产生误解。您知道，我已决定离婚，甚至开始办手续了。不瞒您说，刚开始我犹豫不决，我很苦恼；我坦白地对您说，我一直想对您和她进行报复。收到电报后，我是抱着那种心情来的，说得明白些：我希望她死。但是……”他沉默下来，思索着该不该向他袒露自己的感情。“但是我看到她，便宽恕她了。宽恕的幸福向我揭示了我的责任。我完全宽恕了她。我要把另一半脸也让人打，有人要夺我的外衣，我连里衣也由他拿去，我只恳求上帝，别从我这儿夺走我宽恕她的幸福！”他的眼睛里满含泪水，明亮、安详的目光使渥伦斯基惊讶。“这就是我的心态。您可以把我踩进污泥里，让世人都嘲笑我，但我不会抛弃她，永远也不会说一句责备您的话，”他继续说，“我的责任对我作出明确的规定：我应该同她在一起，今后也将在一起。如果她希望见到您，我会告诉您，但是现在我认为您还是离开的好。”

他站起来，痛哭失声，话也说不下去。渥伦斯基也站起来，弓起身子，皱着眉头望着他。他不理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感情，不过他觉得这是一种崇高的心态，像他这种人生观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十八

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交谈后，渥伦斯基走到他们家门口的台阶上，停下脚步，费劲地回忆着他在哪儿，他要徒步或乘车到哪儿去。他觉得羞愧、屈辱、有罪，而且无法洗刷自己的耻辱。他觉得自己至今一直轻松而自豪地走着的那条常轨遭到了破坏。他觉得过去生活中雷打不动的习惯和准则，现在突然显得虚伪和不适用了。在此之前，被欺骗的丈夫被看做可怜的人物，是他幸福的一个偶然而又有点可笑的障碍，现在却突然被它找来，上升到被人顶礼膜拜的高度。这位丈夫处在这样崇高的地位并不凶狠、虚伪、可笑，而是善良、朴直和高尚。渥伦斯基不能不这样感觉。现在角色突然变了。渥伦斯基感到他崇高，而自己卑下，他正直，而自己虚假。他觉得那位丈夫经受着痛苦，却仍然宽宏大量，而自己欺骗了他，显得卑劣、渺小。在过去被他无理地轻视的人面前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卑鄙，这只是造成痛苦的一小部分原因。他目前感到痛苦不堪的是，他觉得近来对安娜渐渐冷却的热情，现在由于他意识到自己将会永远失去她而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在她生病期间，他完全了解了她，了解了她的心，他似乎觉得，自己在此之前并未爱过她。而现在，当他了解了她，真正爱上她的时候，他却在她面前感到屈辱，永远失去了她，只在她心中留下可耻的回忆。最可怕的是，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他羞愧的脸上拉开他双手的时候，他的处境是多么可笑而又可耻。他站在卡列宁家的门口，惘然若失，不知如何是好。

“您要叫马车吗，老爷？”看门人问。

“是的，要马车。”

渥伦斯基已三天没有睡觉，回到家后，衣服也没脱，就俯卧在沙发上，两手合拢，把头搁在手上。他的脑袋沉重。浮想、回忆和各种各样的怪念头异常迅速而又清晰地一个接一个交替出现在头脑里：时而是他给病人倒的药水溢出汤匙，时而是助产士那双白皙的手，时而又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跪在床前地板上那种古怪的样子。

“睡吧！不要再想了！”他对自己说，像健康人那样自然地相信，如果他累了，想睡觉，那马上就能入睡。的确，在一刹那间，他的头脑混乱了，陷入昏昏沉沉的状态。无意识的生命之波刚在他的脑海中升腾，忽然间，好像有一道强烈的电流通过他的全身，他猛烈地颤抖了一下，整个身子从沙发的弹簧上弹起来，两手一撑，惊恐地跪在地上。他睁大双眼，仿佛一直没有睡过。刚才脑袋沉重，四肢无力的感觉顿时消失了。

“您可以把我踩进污泥里。”他听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说话，看到他就在自己眼前，看到安娜通红的面颊和闪闪发亮的眼睛，她正满怀柔情地望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而不是望着他；他仿佛看见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他的手从脸上拉开的时候他那种愚蠢和可笑的样子。他又伸直两腿，照原来的姿势扑倒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快睡着！快睡着！”他反复对自己说。他闭上眼睛之后反而更清楚地看到赛马之前那个难忘的夜晚安娜的脸。

“一切都完了，永远完了，她要把这一切从自己的记忆里抹去了。而我没有她就无法活下去。我们怎么才能言归于好？我们怎么才能言归于好呢？”他出声地说，无意识地重复着这些话。这样的重复阻止了各种新的形象和回忆的浮现，而他感到他的头脑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形象和回忆。不过，他的想象力并没有被长时间地制止。美好的时刻连同他不久前所受的屈辱又一幕接一幕飞速地在他头脑里闪过。“拉开他的手。”响起了安娜的声音。他放下手，感觉到自己的脸上现出羞愧和愚蠢的神情。

他一直躺着，竭力想要睡着，虽然他觉得毫无希望。他不停地小声重复着某个想法中的个别字句，希望以此制止新的形象的出现。他侧耳倾听，听到了用古怪疯狂的低声重复的话语：“我不知珍惜，不会享受；我不知珍惜，不会享受。”

“这是怎么啦？莫非我疯了？”他自言自语，“可能是的。为什么人会失去理智，为什么人会开枪自杀？”他回答了自己，然后睁开眼睛，惊异地看到自己的脑袋旁边放着嫂嫂瓦里娅做的一只绣花靠枕。他触摸了一下靠枕的流苏，试图想起瓦里娅，想起和她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但是去想那些不相干的事情又很痛苦。“不，我必须睡觉！”他移动了一下靠枕，把头枕在上面，但是要闭上眼睛也很费劲。他跳起来，又坐下。“我完了，”他自言自语，“应该想想该怎么办。我还剩下什么呢？”他撇开与安娜的爱情，将各方面生活作了匆匆的回顾。

“功名心？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社交界？宫廷？”什么问题他都无法认真地考虑。这一切过去他认为都很重要，如今却感到毫无意义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脱去上装，解开皮带，露出毛茸茸的胸膛，以便更舒畅地呼吸。接着，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人就是这样发疯的，”他重复说，“就这样开枪自杀的……为了不受屈辱，”他慢慢地补充了一句。

他走到门口，把门关上，然后两眼呆滞，咬紧牙关走到桌前，拿起手枪，看了看，转动了一下上了膛的枪管，陷入了沉思。他低垂着头，脸上流露出紧张地思索的表情，手里握着枪，木然不动地大约站了两分钟，他在思量。“当然啰，”他心想，好像是经过漫长、清晰的逻辑思维过程最终使他得出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实际上，这个对他来说有说服力的“当然啰”，不过是他在这一小时里几十遍的循环往复的回忆、想象的再次重复的结果。同样还是对永远失去的幸福的那些回忆，同样还是感到未来的生活毫无意义的那种想法，同样还是自己遭受屈辱的那种感觉，连出现这些想法和感觉的顺序都一成不变。

“当然啰。”他重复说，这时他第三次沿着回忆和思索的怪圈打转。接着，他把枪对准自己的左胸，整只手使劲握住它，仿佛要把它攥紧在拳头里，他扣动了扳机。他没有听到枪声，但是胸口遭到猛烈的一击，他摔倒了。他扔掉手枪，想抓住桌边，但是打了一个趔趄，坐到了地上，他吃惊地环顾着四周。他从下往上看，看到弓形的桌腿、废纸篓和虎皮毯子，却没有认出自己的房间。仆人急匆匆穿过客厅的嘎吱嘎吱的脚步声使他清醒过来。他竭力思索，终于明白自己坐在地上，他看到虎皮毯子上和自己手上的血，这才明白他开枪自杀了。

“真笨！没有命中要害。”他说着，伸手去摸索那支手枪。手枪就在他身旁，可他却把手伸到远处。他继续摸索着寻找，身体歪到一侧，他无力保持平衡，倒在地上，血不停地流出来。

那文静的、留着络腮胡子的仆人，平日里经常向自己的熟人抱怨自己神经衰弱，此刻看到躺在地上的老爷，吓坏了，竟抛下不停地流血的主人，跑出门去呼救。一小时后，嫂嫂瓦里娅坐车赶来了，在三位她从各处请来并同时到达的医生的帮助下，把伤者抬到床上，自己留在他身边看护。

十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犯了个错误，他同妻子见面前没有料到这样的情况：她会真心实意地忏悔，他会宽恕她，而她没有死。这个错误在他从莫斯科回来后就充分显示出来了。他犯错误的原因不仅是由于他没有料到上述情况，还由于在与濒临死亡的妻子见面之前，他没有了解自己的心。他在妻子的病榻旁平生第一次被怜悯之情所征服，这种感情是由别人的痛苦引起的，而在过去，他认为这是一种有害的缺点，为此而感到羞惭。对她的怜悯，对盼望她死的这种心理的惭愧，主要的是宽恕的快乐本身，使他突然觉得自己的痛苦不仅减轻了，而且内心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他突然觉得他痛苦的根源现在成了他精神上欢愉的源泉，而过去他斥责、怪罪和憎恨的时候觉得无法解决的那些事情，现在，在他宽恕和爱怜的时候，就变得简单和明确了。

他宽恕了妻子，并为她的痛苦和忏悔而怜悯她。她宽恕了渥伦斯基，可怜他，特别是听到他采取了绝望的行动之后。他比过去更怜惜儿子，如今他责怪自己以往对儿子的关心太少。他对刚出世的小女儿怀着一种特别的感情，不仅是怜悯，而且还带有慈爱之情。一开始，他只是出于怜悯，关怀这个弱小的新生命，她不是他的女儿，而且在她母亲生病期间被丢在一边，如果没有他的照顾关心，她大概已经死了。他自己都没有发觉，他现在是多么喜欢她呀。他每天总要去儿童室好几次，在那里坐上很长时间，使得那些最初看到他感到害怕的奶妈和保姆对他也习惯了。有时候，他一连半小时默默地望着熟睡的婴儿那毛茸茸、红里透黄、皱巴巴的小脸蛋，观察她蹙起额头的动作和那双握着拳头、用手背擦着小眼睛和小鼻梁的胖乎乎的小手。在这种时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内心觉得特别平静，他看不到自己的现状有什么特别，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发清楚地看到，现在他的这种处境无论在他看来多么自然，都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他觉得，除了支配他心灵的美好的精神力量之外，另有一种支配他生活的粗暴的、同样或许更加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让他得到他所渴望的平静。他觉得所有的人都带着疑问、惊奇的目光望着他，不理解他，对他有所期待。他深切地感到，自己和妻子的关系是不稳固和不自然的。

由于死亡临近而在安娜身上产生的那种温顺、柔和的心情消退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发觉，安娜怕他，他的在场使她苦恼，她无法正视他的眼睛。她仿佛想对他说什么，但又不敢说，她好像也觉得他们的关系不能继续下去，等待他采取某种行动。

二月底，安娜新生的、名字也叫安娜的女儿病了。早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来到儿童室，吩咐去请医生，自己便到部里去了。办完公务，他回到家已是三点多了。走进前厅，他看到一个身穿缀着金银饰带的制服、外套熊皮短斗篷的漂亮仆人，手里拿着一件雪白的毛皮女斗篷。

“谁在这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问。

“是伊丽莎白·费奥多罗夫娜·特韦尔卡娅公爵夫人。”仆人回答。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觉得他好像在笑。

在这段痛苦时期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发现，他在上流社会的熟人，尤其是女士们，对他和他的妻子都特别关心。他发现所有这些熟人都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喜悦，这种喜悦他过去在律师的眼里，现在在这个仆人的眼里都察觉到。大家仿佛都非常高兴，仿佛在办婚事。大家遇到他时，都带着难以克制的喜悦，询问他妻子的健康状况。

特韦尔卡娅公爵夫人的到来，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忆起她的往事，再加上他一向不喜欢她，所以他心里感到不快，就径直走向儿童室。在第一间儿童室里，谢廖扎两腿跪在椅子上，伏在桌上在描画着什么，一面快活地说着话。在安娜生病期间替代法国女教师的英国女教师坐在孩子身旁编织披肩，看到他就连忙站起身来，行了个屈膝礼，拉了拉谢廖扎。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抚摸了一下儿子的头发，回答了女教师对妻子健康的问候，又问了医生关于婴儿[5]的病情是怎么说的。

“医生说，没有任何危险，只要给她治疗，先生。”

“可她一直难受着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留心听隔壁房间里婴儿的啼哭声，说道。

“我认为，是奶妈不中用，先生。”英国女教师肯定地说。

“您为什么这么认为？”他停下来问道。

“波尔伯爵夫人家也是这样，先生。医生给孩子看病，发现孩子只是饿了，奶妈没有奶，先生。”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思着，站了片刻，然后走进另一扇门。小女孩仰面躺在奶妈的怀里，身子不停地抽搐，不肯衔住那伸给她的丰满的乳房，奶妈和弯腰向着她的保姆一起哄着她，可她还是一个劲儿地啼哭。

“还是不见好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很不安静。”保姆小声地回答。

“爱德华小姐说，可能是奶妈的奶水不足。”他说。

“我也是这么想，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那您怎么不说呢？”

“向谁说呢？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一直在生病。”保姆不满地说道。

保姆是家里的老仆人。从她这两句普通的话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好像听出了对他的处境的暗示。

孩子哭得更起劲了，声音也变得嘶哑了。保姆把手一挥，走上前，从奶妈手中抱起孩子，边走边摇着她。

“应该请医生给奶妈检查一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样子健康、衣着讲究的奶妈害怕自己被解雇，嘴里嘟哝着，掩住自己丰满的乳房，对别人怀疑她奶水不足报以轻蔑的冷笑。在这冷笑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察觉出对他处境的嘲弄。

“可怜的孩子！”保姆说，一边哄着孩子，一边继续来回走动。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脸上露出痛苦、忧郁的神色，看着来回走动的保姆。

孩子终于安静下来，被放在围栏高高的小床上，保姆把枕头拉拉平，便离开了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站起身来，吃力地踮起脚走到孩子旁边。他沉默了一会儿，仍然带着忧郁的神色望着孩子；突然间，他的脸上现出了微笑，这一微笑牵动了他的头发和额上的皮肤，接着，他悄悄地走出了房间。

他在餐厅里拉了一下铃，然后吩咐进来的仆人再去请医生。他怨恨妻子不关心这个可爱的孩子，由于对妻子的怨恨，他不愿去她房里，也不想见别特西公爵夫人。想到妻子也许会觉得奇怪，他为什么不像往常那样去她那儿，于是他强迫自己走向她的卧室。他踩着柔软的地毯走到门口，无意中听到他不愿听到的谈话。

“如果不是他要走的话，那我就能理解您的拒绝和他的拒绝。不过您的丈夫不该管这件事。”别特西说。

“我倒不是为了丈夫，而是我自己不愿意。别提这件事了！”安娜用激动的声音回答。

“对，但是您不可能不想同一个为了您而开枪自杀的人告别一下吧……”

“我就是因为这个才不愿意。”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带着惊慌和负疚的神色站住，想悄悄地离去。可是他改变了主意，认为这样做有失体面，于是又返回来，咳嗽了一声，走向卧室。里面的谈话声停止了，他走了进去。

安娜穿着灰色的睡衣，圆圆的头上留着短短的、像刷子般浓密的黑发，她正坐在沙发上。像往常一样，她一见到丈夫，脸上活跃的神色突然消失了；她低下头，不安地朝别特西望了望。别特西衣着极为时髦，头上高耸着一顶像灯罩似的帽子，身上穿着一条灰蓝色的连衣裙，连衣裙上显眼的斜条花纹从上半身的一侧伸展到裙子的另一侧。她坐在安娜身边，高高的、扁平的身躯挺得笔直，她低下头，带着嘲弄的微笑迎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啊！”她故作惊奇地说，“您在家，我很高兴。到处不见您露面，自从安娜生病后，我没有见到过您。您的关怀我都听说了。是啊，您真是个了不起的丈夫！”她带着意味深长而又亲切的神态说，仿佛因为他对待妻子的行为要赐予他一枚宽宏大量的勋章似的。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淡地躬了躬身，又吻了吻妻子的手，询问了她的身体状况。

“我觉得好一些了。”她避开他的目光，说。

“看您的脸色好像是在发烧。”他说，特别加重了“发烧”这两个字的语气。

“我同她谈得太久了，”别特西说，“我觉得我这样太自私，我要走了。”

她站起来，安娜突然涨红脸，赶忙抓住她的手。

“不，请等一下。我想对您说……不，是对您说，”她转而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她的脖子和额头都涨红了。“我不愿意也不能够有什么事隐瞒您。”她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垂下头，把手指关节扳得咔咔作响。

“别特西说，渥伦斯基伯爵在去塔什干前想来我们家告别。”她眼睛不朝丈夫看，显然急匆匆地想把她难以启齿的话全说出来。“我说，我不能接待他。”

“您说，我亲爱的，这要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决定。”别特西纠正她的话说。

“不，我不能接待他，这完全没有必要……”她突然住了口，询问似的朝丈夫看了看（他没有看她）。“总之，我不愿意……”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上前一步，想握住她的手。

她最初缩回了手，想躲开他那只湿润的、青筋暴起的手；但是她显然竭力控制住自己，握了握他的手。

“我很感激您对我的信任，但是……”他说，同时又窘迫又气恼地觉得，那种他能轻易和明确地作出决定的事情不能当着特韦尔卡娅公爵夫人的面讨论，他觉得她是在世人的眼里支配他的生活、并妨碍他表示爱和宽恕的感情的那种粗暴力量的化身。他望着特韦尔卡娅，住口不说了。

“好了，再见，我亲爱的。”别特西站起身来说。她吻了吻安娜便走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送她出去。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知道您是个真正宽宏大量的人，”别特西在小客厅里站住，又一次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我是个外人，但我是那么爱她，那么尊敬您，我想冒昧地提个建议。接待他吧。阿列克谢·渥伦斯基是个体面人，而且他就要到塔什干去了。”

“谢谢您，公爵夫人，谢谢您的关心和劝告。关于妻子能不能接待什么人的问题，她自己会作出决定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像惯常那样自尊地扬起眉毛，不过，他马上又想到，在他如今的处境，他无论说什么话，都不可能有什么尊严可言。他从别特西在听完他的话以后向他投来一瞥时脸上流露出来的那种克制的、恶毒的嘲笑中也看出了这一点。

二十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大厅里朝别特西鞠了一躬，然后回到妻子那儿。她躺着，听到他的脚步声，便急忙照刚才的姿势坐起来，惊慌不安地望着他。他看见，安娜在哭。

“我很感激你对我的信任，”他温和地用俄语重复了刚才当着别特西的面用法语说过的话，然后坐在她身边。他用俄语说话，并用了“你”这个亲昵的称呼，这个“你”使安娜怒不可遏。“我很感激你的决定。我也认为，渥伦斯基伯爵既然要走，就没有什么必要到这儿来了。不过……”

“我已经说过了，为什么还要重复呢？”她忍不住怒气冲冲地打断他的话，“没有什么必要，”她心里想，“一个人要与他心爱的女子告别，他为了她情愿毁灭自己，她没有他也无法生存。竟然说这样的告别没有什么必要！”她紧闭嘴唇，垂下那双发亮的眼睛，看着他青筋暴出、慢慢地互相搓着的手。

“永远也不要谈这件事了。”她平静了一些，又说。

“我让你决定这个问题，我很高兴看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说。

“我和您的愿望是一致的。”她迅速地说完他要说的话，对他那种慢吞吞说话的样子很恼火，况且她事先知道他要说什么。

“是的，”他肯定说，“特韦尔卡娅公爵夫人很不应该干涉最棘手的别人的家务事。尤其是，她……”

“我一点也不相信别人关于她的说法，”安娜急忙说，“我知道，她是真心爱护我的。”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叹了口气，沉默不语了。她紧张不安地抚弄着睡袍上的流苏，怀着一种生理上讨厌他的痛苦感觉望着他，她为此而责怪自己，然而又无法克制。她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不要看到他，免得使自己讨厌。

“我刚才已派人去请医生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我身体健康，为什么要为我请医生？”

“不是的，小女孩总是啼哭，他们说，奶妈的奶水不足。”

“我请求给孩子喂奶，你为什么不准？不管怎么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明白，这‘不管怎么说’是什么意思），她是个婴儿，她会被折磨死的，”她打了铃，吩咐把孩子抱过来。“我要求喂奶，不让我喂，而现在又责备我。”

“我没有责备……”

“不，您在责备我！我的上帝！为什么我没死啊！”她痛哭起来。“原谅我，我太激动了，我不对，”她镇静下来说，“你走吧……”

“不，这样下去可不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暗自思忖，同时走出妻子的房间。

他在世人眼睛里难堪的处境，妻子对他的仇视，以及那种神秘、强大的粗暴力量（它违背他的意向，支配他的生活，要求他服从它的意志，改变对妻子的态度）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晰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清楚地看到，整个社会和妻子都对他有所要求，但是他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要求。他觉得心中油然产生了一种摧毁他的平静和舍身忘我的优秀品质的愤恨。他认为安娜最好是断绝与渥伦斯基的关系，如果他们认为这不可能做到的话，他甚至愿意重新允许他们继续这种关系，只是不要让孩子们受屈辱，别让他失去他们，别改变他的地位。不管这有多么糟糕，但总比决裂要好些，要是决裂了，她就会处于可耻的绝境，而他也会失去自己所爱的一切。但是他又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他事先就知道，大家都会反对他，不允许他做那种他现在认为十分自然和高尚的事，而是强迫他做错误的，而他们认为是正当的事。

二十一

别特西还没有走出大厅就在门口遇到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他刚从叶里谢耶夫饭店回来，那儿刚到了一批新鲜的牡蛎。

“啊！公爵夫人！一次叫人多么高兴的见面！”他说，“我去过您家了。”

“只能见一会儿面，因为我要走了。”别特西微笑着说，一面戴手套。

“等一下戴手套，公爵夫人，让我吻一下您的手。说到恢复旧习俗，我最称心的莫过于吻手礼了。”他吻了一下别特西的手。“什么时候我们再见面？”

“您不配和我见面。”别特西微笑着回答。

“不，我才配呢，因为我变成一个最严肃的人了。我不仅能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而且还能解决别人的家务事。”他说，脸上流露出语意双关的神色。

“哦，我很高兴！”别特西说，她立刻明白他指的是安娜。接着他们两人一起回到大厅，站在角落里。“他把她折腾得够戗，”别特西意味深长地轻声说道，“这可不行，不行……”

“您这么想，我很高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点着头说，脸上现出严肃、痛苦和同情的神色，“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到彼得堡来的。”

“全城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她说，“这种处境真叫人受不了。她一天比一天憔悴。他不明白，她不是一个会把自己的感情当儿戏的女人。两者必居其一：要么采取坚决的行动，把她带走，要么离婚。像现在这样是会把她闷死的。”

“对，对……正是这样……”奥勃朗斯基叹息道，“我就是为这事来的。就是说，不是专门为了那件事……我被任命为侍从官，应该来谢恩。但我主要是必须解决这件事。”

“好吧，上帝保佑您！”别特西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别特西公爵夫人送到门厅，又一次吻了吻她的手，吻的是手套以上，也就是脉搏跳动的地方，并且对她说了一句不体面的胡话，弄得她不知道是生气好还是发笑好，然后他就朝妹妹的房间走去。他看到她在掉泪。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才还兴高采烈，现在看到她，马上就自然而然地换上一种与她的情绪合拍的同情、伤感的情调。他问了她的身体状况，早晨过得怎么样。

“很糟糕，非常糟糕。白天，早晨，过去和将来都是这样。”她说。

“我觉得，你太悲观了。应该振作起来，应该正视生活。我知道这是痛苦的，但是……”

“我听说，女人爱男人，甚至爱他们的缺点。”安娜突然开口道，“我却为了他的美德而憎恨他。我无法和他一起生活。你得明白，看到他的模样，我就会产生生理上的反感，我就会失去自制力。我无法，无法和他一起生活。我究竟该怎么办？我是个不幸的女人，我认为，不可能有比我更不幸的人了，我想象不到我现在的处境会这么可怕。你能相信吗，我知道他是个少见的正派人，我抵不上他的一个小指头，可我还是恨他。我恨他的宽宏大量。我没有别的办法，除非……”

她想说死，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让她说完。

“你病了，太激动了，”他说，“要相信，你太夸张了。事情没有这么可怕。”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微一笑。任何人处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地位，面对如此绝望之人，是决不会笑的（这种笑会显得冷酷无情）。不过，在他的微笑里却包含着许多善意和几乎是女性般的柔情，因而他的笑不会使人感到受屈，而会使人的痛苦得到缓解，感到安慰。他那温和的劝说和微笑像杏仁油似的起到缓和镇定的作用。安娜马上感觉到了这一点。

“不，斯季瓦，”她说，“我完了，完了！比完了还糟。我没有完，我不能说一切都结束了，相反，我觉得，事情还没有结束。我就像一根必然要断的绷紧的弦。事情还没有完……结局是可怕的。”

“没关系，可以把弦松一松。没有无法摆脱的绝境。”

“我考虑再三。只有一条路……”

他从她惊恐的眼神里明白，她认为这条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但是他没有让她说出口。

“完全不对，”他说，“听我说。你不可能像我一样看清你的处境。让我坦率地说出我的看法吧。”他的脸上又谨慎地流露出杏仁油般的微笑。“我从头说起：你和一个比你大二十岁的男人结了婚。你跟他结婚时并无爱情，也不知道爱情是什么。就算这是一个错误吧。”

“一个极大的错误！”安娜说。

“但是我重复一遍：这是既成事实。后来，比方说，你不幸爱上了一个不是你丈夫的男人。这是个不幸，但这也是既成事实。你丈夫知道了这件事，而且宽恕了你。”他每说一句话都停顿一下，等待她的反驳，可是她什么也没回答。“事情就是这样。现在的问题是：你能不能继续和你丈夫一起生活？你是否愿意？他是否愿意？”

“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可你自己说过，你无法忍受他。”

“不，我没说过。我否认。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明白。”

“是的，但是让我……”

“你不可能理解。我觉得，我一头栽进深渊，但是我不应该得救。我也不能得救。”

“没关系，我们会设法把你拉上来。我理解你，明白你无法说出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感情。”

“我什么愿望也没有……但愿一切都能结束。”

“他看到这一点，也明白这一点。难道你以为，他没有你那样痛苦吗？你痛苦，他也痛苦，这会有什么结果呢？只有离婚才能解决问题，”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好不容易才说出他的主要意思，意味深长地望望她。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否定地摇了摇她那头发剪短的头。根据她脸上突然闪现的昔日那种动人的神采他明白，她不抱这种愿望，只是因为她觉得她不可能得到这种幸福。

“我真替你们难受！要是这件事能办妥，我将会多么幸福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笑得比较大胆了。“别说了，什么也别说！但愿上帝让我说出我想说的话。现在我去找他。”

安娜用闪闪发光的眼睛若有所思地望了望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二十二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像在会议室里坐到主席位子上那副庄重的神情走进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书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思考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同他妻子谈论的同一件事。

“我没有打扰你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到妹夫，突然产生一种他难得产生的窘迫感。为了掩饰这种窘迫，他掏出刚刚买来的新式开法的烟盒，闻了一下烟盒的皮套，取出一支香烟来。

“没有。你有什么事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勉强地回答。

“是的，我想……我需要……是的，需要和你谈谈。”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觉得奇怪，自己竟会不同寻常地胆怯起来。

这种胆怯的心情来得那么突然，那么奇怪，以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相信这是良心的呼声，良心告诉他，他打算做的事是错误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鼓足勇气，战胜了突然袭来的胆怯。

“我希望，你相信我对我妹妹的爱，也相信我对你真诚的眷恋和尊重。”他红着脸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停下脚步，什么也没有回答，但是他脸上那种甘愿自我牺牲的表情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吃惊。

“我打算，我想谈谈我妹妹和你们两人眼前的情况。”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仍然在努力克服对他来说是不寻常的胆怯感。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苦笑了一下，望了望内兄，没有答话，走到桌前，拿起一封他刚动笔写的信，递给内兄。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我刚开始写的信，我认为，我最好是以书面形式说出我的想法，再说，安娜见到我就激动。”他说着，把信递了过去。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接过信，带着困惑和惊讶的神情望了望对方那双凝视着他的呆滞失神的眼睛，便开始读信。

“我看得出，您见到我就感到厌烦。相信这一点，不管在我是多么痛苦，但是我知道这是事实。我没有责怪您，上帝可以为我作证，在您病中我见到您时，我由衷地下决心忘记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开始新的生活。我没有后悔，以后也不会后悔自己做的事；我只希望一点，希望您幸福，您心灵幸福，不过，现在我知道，这是做不到的。请您自己告诉我，怎样才能使您得到真正的幸福，使您心灵得到安宁。我完全服从您的意志和您真实的感情。”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信还给他，仍然困惑不解地继续望着妹夫，不知该说什么好。这种沉默使两人感到十分尴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开口，嘴唇却病态地抖动起来，眼睛紧盯着卡列宁的脸。

“这就是我要对她说的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扭过脸去说。

“是的，是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不下去，因为泪水哽住了他的喉头。“是的，是的。我理解您。”他终于说道。

“我希望知道她的要求。”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我担心，她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的处境。她无从判断，”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镇静下来，说道，“她灰心了，正是你的宽宏大量使她灰心了。要是她读到这封信，她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只能更低地垂下自己的头。”

“是啊，既然这样，那怎么办呢？怎么说明……怎么了解她的愿望呢？”

“如果你允许我说出自己的意见，那么我认为，要结束这种状况，那就得靠你来直截了当地指出该采取什么措施了。”

“那么，你认为必须结束这种状况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打断他的话说，“怎么结束呢？”他在眼边做了一个不习惯的手势。“我找不到任何可行的出路。”

“任何困境都有出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站起身来，振奋起精神，说道，“过去你曾经想和她断绝……现在如果你确信你们两人都不能使对方感到幸福……”

“对幸福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假定说，我什么都同意，我什么也不希求，那么有什么办法摆脱我们的现状呢？”

“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意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脸上带着同安娜谈话时那种像杏仁油一样能起缓解和抚慰作用的微笑说。这种善良的微笑是那么令人信服，使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觉到自己的弱点，不由自主地顺从于他，愿意听信他的话。“她永远也不会说出这样的办法。有一件事是可能的，也许是她所希望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继续说，“那就是断绝你们的关系，消除与这种关系相联系的一切回忆。依我看，你们之间必须确立新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有在双方都获得自由的前提下才能建立。”

“离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反感地打断他的话。

“是的，我认为只有离婚。是的，离婚，”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红着脸重复说，“这对像你们这种关系的夫妇来说是最明智的出路。如果夫妇双方都认为无法生活在一起，那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情况经常可能发生。”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重地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只有一点要考虑：夫妻中是否有一方想重新结婚？如果没有，那就很简单。”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越来越感到没有窘迫感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激动地皱起了眉头，自言自语地说了句什么，没有答话。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来很简单的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却仔细考虑了无数遍。他觉得，所有这一切不仅不简单，而且是完全办不到的。离婚的细节他已经知道，他觉得无法办到，因为他的自尊心和宗教信仰都不允许他以想象中的通奸罪控告对方，更不允许他已经宽恕且仍然爱着的妻子遭到告发和羞辱。不可能离婚还有别的更重要的原因。

如果离婚，儿子怎么办？把他留给母亲是不可能的。离婚的母亲将会有一个不合法的家庭，在这种家庭里，前夫的儿子的地位和教育肯定很糟糕。把儿子留在自己身边呢？他知道，这是他这方面的一种报复，而他不愿意这么做。除此之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觉得不能离婚的主要原因是，如果他同意离婚，他就会因此而把安娜毁了。他记住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莫斯科说的那句话：他决定离婚，他考虑的是自己，而没有考虑到他将无可挽回地毁了她。现在他把这句话同自己对她的宽恕和对孩子们的眷恋联系起来，按自己的意思理解了这句话。按照他的理解，同意离婚，给她自由，就意味着夺走他对生活的最后依恋——他心爱的孩子们，而且使她失去走正路的最后支柱，将她推上毁灭之路。如果她离了婚，他知道她会同渥伦斯基结合，而这种结合是非法的，有罪的，因为按照教规，这样的女人，只要丈夫还活着，就不能结婚。“她和他结合，那么过一两年，要么他抛弃她，要么她又会和别的男人搞关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想，“而我同意这种非法的离婚，就要为她的毁灭担当罪责。”这一切他考虑了千百遍，确信离婚的事不仅不像他的内兄所说的那么简单，而且是根本不可能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话，他一句也不相信，对于每句话，他都有几千条反驳的理由，但是他听对方说话的时候，感觉到这些话正是那种支配他生活，而他只得顺从的强大的野蛮力量的表现。

“问题只在于你同意离婚有什么条件。她什么要求也没有，也不敢向你提出要求，她全都听凭你的宽宏大量。”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是为什么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想，他记起由丈夫一方承担责任的离婚诉讼的细节，于是就像渥伦斯基那样羞愧得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你太激动了，这点我明白。但是如果你考虑……”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了，连里衣也由他拿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思忖。

“行！行！”他尖声叫道，“我可以忍受屈辱，甚至放弃儿子，但是……但是不这样做，那不是更好吗？不过，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他说完，转过身子，不让内兄看到他的脸，在靠窗的椅子上坐下。他痛苦，他羞愧，在痛苦和羞愧的同时，他又为自己高度的仁厚而感到喜悦和激动。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被感动了。他沉默了一会儿。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请相信我，她珍视你的宽宏大量，”他说，“但是，显然，这是上帝的旨意。”他补充说，说过之后，他又觉得自己的话很愚蠢，便强忍住对自己的愚蠢的嘲笑。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回答什么，但被泪水哽住了。

“这是命中注定的不幸，只得认了。我认为这是既成事实，我愿意尽力帮助她和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妹夫房间里出来的时候，很受感动，但这并不妨碍他由于办妥了这件事而感到满意，他确信，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不会自食其言的。除了感到满意外，他还产生了一个想法，等这件事办完，他将向他妻子和好友提出一个问题：“我和皇帝有什么差别？皇帝调派军队，谁也得不到好处，而我安排离婚，对三人都有好处……也许我会问，我和皇帝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到那时……不过，我会想出更妙的话。”他微笑着对自己说。

二十三

渥伦斯基的伤势很危险，尽管没有触及心脏。他有好几天在生死之间徘徊。当他第一次能开口说话的时候，只有嫂子瓦里娅一个人在他的房间里。

“瓦里娅！”他严肃地望着她说，“我是不小心把自己打伤了。请你从此不要再提这件事，对别人就这么说吧。否则，这事显得太愚蠢了！”

瓦里娅没有回答他的话，向他弯下身子，面露喜悦的微笑，望着他的脸。他的眼睛是明亮的，不像发烧的样子，然而他的神情是严肃的。

“啊，感谢上帝！”她说，“你痛不痛？”

“这儿有一点。”他指着胸口说。

“那让我给你重新包扎一下吧。”

他默默地咬紧自己宽阔的牙关，看着她为自己包扎伤口。等她包扎完，他说：

“我不是在说胡话；请你设法别让人家说我是存心开枪打自己的。”

“谁也没有这样说。我只是希望，你今后再也别不小心打伤自己了。”她说，脸上露出询问的微笑。

“想必不会了，倒不如……”

于是他忧郁地苦笑了一下。

虽然他的这些话和苦笑使瓦里娅感到吃惊，但是当他伤口的炎症消失，身体开始复原时，他觉得自己摆脱了一部分痛苦。他觉得他的这一行动仿佛把自己先前所受的羞辱洗刷掉了。他现在可以平静地想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了。他承认他宽宏大量，但是也不觉得自己卑微。此外，他又返回过去的生活轨道。他将可以毫不羞愧地正视别人的眼睛，能够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了。唯有一种心情他无法从自己的心中排除，虽然他从不间断地与之斗争，这就是由于永远失去安娜而产生的极度的痛惜。现在，他下定决心，既然他已在她丈夫面前赎了罪，就应该放弃她，再也不能插足于已经忏悔的她和她的丈夫之间；但是他无法排除失去她的爱情所产生的痛惜，无法在记忆里抹去他和她一起时感受到的那些幸福时刻，这些时刻在当时他不太珍惜，而现在却以其全部魅力萦绕在他的心头。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想派他到塔什干任职，渥伦斯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建议。离出发的时间越近，他越是觉得他认为必须作出的牺牲痛苦难熬。

他的伤口痊愈了，他四处张罗，准备出发去塔什干。

“再见她一次，然后隐居起来，直至死亡。”他想。他去向别特西辞行时，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她。别特西带着这一使命去安娜家，然后再把否定的答复带回给他。

“这样更好，”渥伦斯基得到这个消息，心里想，“这原是我的弱点，它会扼杀我最后一点力量。”

第二天，别特西一大早就来找他，说她从奥勃朗斯基那儿得到可靠的消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同意离婚，因此他可以去见安娜。

渥伦斯基甚至在别特西走的时候也没有想到送一下，他将自己的全部决定置之脑后，也不问什么时候可以去，她丈夫在哪儿，马上就坐车去卡列宁家。他径自跑上楼梯，什么人、什么东西也不看，用急速的脚步，几乎像跑步似的闯进她的房间。他没有考虑，也没有注意是否有旁人在房间里，就拥抱住她，不停地吻着她的脸、手和脖子。

安娜对这次会面已有准备，并且考虑过她将对他说些什么，此刻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她被他的热情控制住了。她想使他平静下来，使自己平静下来，但是已经晚了。他的感情感染了她。她的嘴唇哆嗦着，使她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是的，你占有了我，我是你的。”她终于说出话来，把他的手紧紧按在自己的胸口上。

“本该如此！”他说，“只要我们活着，就应该如此。现在我明白这一点了。”

“这是真的，”她抱住他的头说，脸色越来越苍白。“发生了这一切之后，这毕竟有些可怕。”

“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一定会很幸福！我们的爱情，如果能够更加热烈的话，正是因为爱情里出现过一些可怕的事情。”他抬起头微笑着说，露出一口坚固的牙齿。

她不能不以微笑来回答他——不是回答他的话，而是回答他那双深情的眼睛。她拉住他的一只手，用它抚摩着她那冰冷的脸和剪短的头发。

“你的头发这么短，我认不出你来了。你显得更美了。像个男孩。可你的脸色多么苍白呀！”

“是的，我很虚弱。”她微笑着说。嘴唇又颤抖起来。

“我们一起到意大利去吧，你的身体会复原的。”他说。

“难道我们真的能像夫妻一样，我和你真的能组成一个家庭吗？”她直盯着他的眼睛说。

“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早不这样做。”

“斯季瓦说，他什么都同意，但是我不能接受他的宽宏大量，”她若有所思地说，眼睛没有朝渥伦斯基的脸看。“我不想离婚，现在一切对我都无所谓。我只是不知道，关于谢廖扎，他是怎么决定的。”

他怎么也不明白，在这相会的时刻，她怎么会想起并提及儿子和离婚的事。不是一切都无所谓吗？

“别说这些，别去想。”他说，把她的手放在自己手中摆弄着，竭力引起她对自己的注意，但是她还是不朝他望。

“唉，为什么我没死啊，还是死了好！”她说，无声的泪水从她的面颊上流了下来；她竭力装出笑容，免得他伤心。

拒绝去塔什干这个既荣耀又危险的任命，按照渥伦斯基过去的看法，是可耻的，不可能的。现在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任命，而且当他看出上司对自己的做法不满后，便立刻辞去军职。

一个月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儿子两人留在自己家里，而安娜没有获准离婚，并且断然放弃了离婚要求，和渥伦斯基一起到国外去了。

[1]《圣经》神话中的古犹太大力士。

[2]指“人不可貌相”。

[3]即根据句子中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猜出全句。

[4]原文为拉丁文。

[5]原文为英文。

版权信息

- 书名：安娜·卡列尼娜（下册）

- 作者：〔俄〕列夫·托尔斯泰

- 译者：高惠群　傅石球

- 产品经理：邵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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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谢尔巴茨卡娅公爵夫人认为，斋戒期距今只有五个星期，要在斋戒期之前举行婚礼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一半嫁妆无法赶在这一时间前备好；然而，列文认为，斋戒期后再举行婚礼就太迟了，因为谢尔巴茨基公爵的老伯母病得很重，可能不久于人世，一旦服丧将会使婚礼再次推迟；她不能不同意列文的这一看法。因此，公爵夫人决定把嫁妆分成大小两部分来准备，并同意在斋戒期之前举行婚礼。她决定，目前先把小部分嫁妆备妥，大部分嫁妆以后再送。可是，列文始终不肯认真地回答自己是否同意她的这一想法，所以她很生列文的气。要是新婚夫妇婚后立即就到乡下去，她的打算就更妥当了，因为乡下不需要用大的那部分嫁妆。

列文还是处于那种欣喜若狂的状态之中，他似乎觉得，他和他的幸福已组成所有生活的唯一主要目的，现在他无须思考任何事情，无须为任何事情操心，一切的一切都由别人替他操办，而且都会办妥。他甚至没有为未来的生活定下任何计划和目标，他让别人去解决，他知道未来的一切都将十分美好。他的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公爵夫人指导他去做他应做的事。他只要完全同意人家向他提出的一切建议就行了。哥哥替他筹钱，公爵夫人劝他婚后就离开莫斯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则劝他到国外去。他全都同意。“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要你们感到开心。我很幸福，无论你们怎么办，我的幸福都不会有所增减。”他心里想。他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劝他们出国的主意告诉吉提，令他感到大为惊讶的是，吉提不同意这样做，而且她对他们的未来生活有着自己的明确的要求。她知道列文在乡下有他所喜爱的事业。正如他所发现的那样，她不仅不了解这一事业，而且也不想了解。不过，这并不妨碍她对这项事业重要性的认识。她知道，他们的家将安在乡下，她想去的地方不是国外，因为她不会住在国外，她想去的是他们将安家的那个地方。这一表达得很明确的打算使列文感到惊奇。可是，对他来说反正都一样，所以他立即就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到乡下去，好像这是他的义务，要他凭着他所拥有的知识和丰富的鉴赏力，把一切都安置好。

“不过，你听我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列文说。他已在乡下为新婚夫妇的驾临安排好了一切，并从乡下回到城里。“你有做过忏悔的证明吗？”

“没有。那又怎么啦？”

“没有就不能结婚。”

“哎哟哟！”列文大声喊道，“我大概已经有九年没有斋戒了。我连想都没想过。”

“真行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说，“你竟然还把我叫做虚无主义者！可是这样真的不行。你必须斋戒。”

“哪有时间呢？只剩下四天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这件事也安排好了。于是，列文就开始斋戒。对列文来说，对一个不信教而又尊重他人信仰的人来说，出席并参与任何宗教仪式都是很难受的。现在，列文正处在事事用情、心肠变软的精神状态中，弄虚作假对他来说不仅难受，而且好像是完全行不通的。现在，处在荣耀和意气风发状态中的他，却要去说谎或亵渎神明，他觉得这两件事他都不能做。然而，无论他追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多少次，不斋戒能不能获得证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还是宣称，这是不可能的。

“对你来说，两天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说他还是一个极其可爱、聪明的老人。他会在你不知不觉中拔掉你的这颗病牙。”

第一次日祷时，列文试图恢复自己在十六至十七岁的青年时代里所体验过的强烈的宗教感情。但是，他很快确信，这一点他是绝对做不到的。他试图把这作为礼节性拜访那样毫无意义的无聊习俗来看待，但是他觉得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就对宗教的态度而言，列文也像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处在一种最不明朗的状态。他不信教，同时又不能肯定这些宗教仪式都是不正确的。他既无法相信自己所做的这件事的重要性，也无法把这一切作为无聊的形式来看待，所以，他在整个斋戒期里一直感到既不安又羞愧，因为他在做自己也不理解的事，而他的内心却在对他说，这是一件骗人的坏事。

做礼拜的时候，他时而听着祈祷词，竭力给它们加上一种不会与他的观点相悖的意义，时而觉得他无法理解祈祷词，并且应当谴责它们，所以就尽力不去听，只顾自己思考、观察和回忆，这些回忆趁他百般无聊地站在教堂里的时候特别活跃地萦绕于他的脑际。

他做完了日祷、晚祷和晚课，第二天却起得比往常更早，连茶也不喝，就在早上八点钟赶到教堂里去听晨课和忏悔。

除了一个讨饭的士兵、两个老太婆和神职人员外，教堂里就再也没有人了。

长内衣里肩胛骨明显突出的年轻助祭过来接待他，并立即走到墙边的一张小桌前，开始读晨规。当他朗读的时候，特别是在频繁而又快速地重复那句听上去就像是“保佑，保佑”的话：“上帝保佑”的时候，列文觉得，自己的思想已被封闭，现在不该让它活动，否则就会变得一片混乱，因此他虽然站在助祭的背后，却没有听，也不去领会他在读些什么，而是继续想自己的心事。“她手上表现出非常丰富的感情，”他心想，又回忆起他们昨天坐在角落里的桌子旁的情景。那时候，他们照例没什么话可说，她把一只手放在桌子上，一会儿张开，一会儿捏拢，望着它的动作，她自己也笑了。他回想着，当时他吻了吻这只手，然后仔细地察看白里泛红的手掌上那些会聚在一起的掌纹。“又是保佑，”列文一面画着十字，行着鞠躬礼，望着正在行鞠躬礼的助祭的灵活的背部动作，一面却想道。“后来，她拉住我的一只手，细细察看上面的掌纹，并说：‘你的手真可爱。’”想到这里，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助祭那只短短的手。“对，现在快要结束了，”他想道，“不对，好像又要从头开始了，”他留心听祈祷词，一面想道。“不对，就要结束了。瞧，他已经在叩头了。叩首礼总是在结束时才行的。”

助祭用一只藏在平绒翻袖口里的手神不知鬼不觉地收进一张三卢布的纸币，此后他说他会替列文办好证明，接着轻快地迈动穿着新靴子的双腿，橐橐地踩着空荡荡的教堂的石板地，走进了圣堂。过了一会儿，他从那里朝外看了一眼，并叫列文过去。一直被封闭着的思想在列文头脑中活动起来了，但他又赶忙把它驱走。“事情总会办妥的，”他心里想，并朝讲道台走去。他走上台阶，朝右一转身，就看到了司祭。司祭是个小老头，留着一把稀疏的花白胡子，长着一双神情疲惫而又和善的眼睛，站在读经台旁，翻阅着圣礼书。他向列文微微地点了点头，立即就开始用他所惯用的嗓音读祈祷词了。读完祈祷词后，他叩了一个头，把脸转向列文。

“不显形的基督站在这儿接受您的忏悔，”他指着带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说，“您相信圣徒教会教导我们的一切教义吗？”司祭继续说，一面把目光从列文的脸上移开，双手交叉放在长巾下面。

“我怀疑过，现在也怀疑一切。”列文用一种自己也觉得不好听的声音说，然后就不吭声了。

司祭等了几秒钟，看他还有什么话要说，然后闭上双眼，用突出“О”的弗拉基米尔口音，匆匆说道：

“怀疑是人类所固有的弱点，我们应该祈祷，求仁慈的上帝来坚定我们的信念。您有哪些特殊的罪过？”他毫不间断地又问了一句，仿佛不愿浪费时间。

“我的主要罪过就是怀疑。我怀疑一切，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怀疑之中。”

“怀疑是人类所固有的弱点，”司祭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您主要怀疑什么呢？”

“我怀疑一切。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上帝是否存在。”列文不由自主地说道，并对自己竟然说出这样不成体统的话感到惊惧。不过，列文的话好像对司祭毫无影响。

“对上帝的存在怎么会有怀疑呢？”他脸上闪过一丝隐约可见的微笑，匆忙地说道。

列文没吭声。

“当您注视着造物主的造物时，您怎么会怀疑造物主呢？”司祭照例用急匆匆的口气说，“是谁用星球点缀天空？谁给大地穿上了美丽的盛装？怎么会没有造物主呢？”他以疑问的目光看了列文一眼。

列文觉得与司祭进行哲学争论是不成体统的事，所以只回答了一句与问题直接有关的话。

“我不知道。”他说。

“您不知道？那您又怎么能怀疑上帝创造了一切呢？”司祭愉快而又疑惑地说道。

“我什么也不明白。”列文红着脸说，他觉得自己的话很愚蠢，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自己不可能不说蠢话。

“请向上帝祈祷，并求求他吧。就连神父也有过疑问，也请求上帝帮助他们确立信仰。魔鬼有巨大的力量，可是我们不应该屈服于魔鬼。向上帝祈祷吧，求求他吧。向上帝祈祷吧。”司祭又匆匆地重复说。

司祭沉默了一会儿，好像是在沉思。

“我听说，您打算与我的教民和忏悔者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他面带微笑补充说，“一个非常美丽的少女！”

“对，”列文红着脸回答，他是在为司祭感到羞愧。“他为什么要在忏悔时问这种事呢？”他心里想道。

于是，司祭像是回答他心里所想的问题，对他说：“您打算结婚，上帝也许会赐给您儿女，是这样吧？那好，如果您挡不住使您不信神的魔鬼的诱惑，那么您能给您的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呢？”他温和地责备说。“如果您爱自己的孩子，那么作为一个好父亲，您就不会只祝愿自己的孩子享有荣华富贵；您将希望他的灵魂得救，希望用真理之光对他进行精神教育。对吗？当天真无邪的孩子问您：‘爸爸！是谁创造了这个世界上使我感兴趣的一切——土地、江河、太阳、花草？’难道您要对他说‘我不知道’吗？您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上帝大慈大悲地向您揭示了这一点。或者您的孩子会问您：‘死后我将会有什么遭遇？’要是您什么也不知道，您对他说些什么呢？您将如何回答他？让他去受花花世界和魔鬼的诱惑吗？这样可不好！”他说到这儿就停了下来，歪着头，用温和慈祥的目光望着列文。

现在列文一句话也不回答，不是因为他不愿意与司祭争论，而是因为谁也没有向他提过这种问题；而到他的孩子提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还有时间考虑该怎样回答。

“您正在步入人生的关键时刻，”司祭继续说，“您必须选择人生道路，并沿着这条路前进。向上帝祈祷吧，求他出于仁慈来帮助您，保佑您，”他最后说，“主啊，上帝啊，我们的耶稣基督啊，请用自己仁爱的恩惠饶恕这个孩子……”念完恕罪祈祷词后，司祭祝福他，让他走了。

这一天回到家里后，列文感到很高兴，因为尴尬的处境挨过去了，而且不用说谎。此外，他还隐隐约约地想起，这个善良可爱的小老头所说的那番话一点也不像他一开始所觉得的那么愚蠢，其中有些话倒是需要了解透彻的。

“当然不是现在，”列文想道，“而是在以后的某个时候。”列文现在比以前更强烈地感觉到，他的心灵里有一种模糊和不洁净的东西，就对宗教的态度而言，他目前的状况正是他在别人身上如此清晰地看到过的，他不喜欢这种状况，还为此责备过自己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

列文与未婚妻一起在多莉家度过这个夜晚，他感到特别开心。他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描述了自己那种兴奋的心情，他说自己开心得就像一只受过跳圈训练的狗，这只狗最后终于理解并完成了人家要它做的事，尖叫着，摇着尾巴，高兴得直往桌子和窗台上跳。

二

结婚那一天，按照习俗（公爵夫人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定要坚持遵守所有的习俗），列文没有去见自己的未婚妻，他在自己住的旅馆里与三个偶然相遇的单身汉共进午餐。他们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卡塔瓦索夫——列文大学同学，现在是自然科学教授，列文在街上遇到他，硬把他请来；还有奇里科夫，他是男傧相，莫斯科的治安法官，列文的猎熊朋友。午餐进行得很愉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心情极佳，老是拿卡塔瓦索夫的古怪行为寻开心。卡塔瓦索夫觉得自己的古怪行为已得到赞赏和理解，所以就淋漓尽致地加以发挥。奇里科夫愉快和温和地同大家搭话。

“瞧吧，”卡塔瓦索夫按照自己在讲台上养成的习惯，拉长声音说，“我们的小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多么有天分。我是在说缺席者，因为这个小朋友已经不复存在了。刚出大学校门的时候，他既喜爱科学，也有人类的种种需求。现在呢，他的一半天分用于欺骗自己，另一半则用于替这种欺骗作辩护。”

“比您更坚决地反对结婚的人，我可没见到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不对，我并不反对结婚。我拥护分工。什么事也不会做的人，应当去制作人，而其余的人则应当协助他们取得教育和幸福。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喜欢把这两个行当混在一起的人很多很多，但我不属于这个行列。”

“一旦我知道您恋爱了，我将会感到多么幸福啊！”列文说，“到时候邀请我参加婚礼吧。”

“我已经恋上了。”

“对，恋上了乌贼鱼。你要知道，”列文转身对哥哥说，“米哈伊尔·谢苗内奇正在写论文，论营养和……”

“喂，别乱说！论什么倒是无所谓的。问题在于我的确喜爱乌贼鱼。”

“可是它并不会妨碍您去爱妻子。”

“它倒是不会妨碍，可是妻子定会妨碍。”

“什么道理呢？”

“您马上就会明白。您喜爱经营农业和打猎，那就等着瞧吧！”

“阿尔希普今天来过了，说是普鲁德内有很多驼鹿和两头熊。”奇里科夫说。

“嘿，没有我，您也逮得住它们。”

“这倒是大实话，”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你先与猎熊告别吧，妻子不会让你去的！”

列文微微一笑。妻子不让他去猎熊的这一设想使他感到如此愉悦，因而他情愿永远放弃猎熊的乐趣。

“没有您，即使逮住这两头熊还是会令人遗憾的。记得上一次在哈皮洛夫的情景吗？打猎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奇里科夫说。

列文不愿意使他扫兴，其实即使不打猎，在其他地方、在其他事情上还是可能有美好的东西，但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难怪会形成与单身汉生活告别这一习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无论你感到多么幸福，还是舍不得失去自由的。”

“招认吧，您是不是像果戈理笔下的新郎那样，有一种想要从小窗口里跳出来的感觉？”

“肯定有，但是他决不会承认！”卡塔瓦索夫说，大声地笑了起来。

“好啊，小窗开着呢……我们现在就到特维尔去！一头母熊，可以直捣熊穴。真的，我们乘五点钟的车去吧！这里的事就让他们办吧。”奇里科夫微笑着说。

“真的，”列文微笑着说，“我心里确实没有这种为失去自由而感到的遗憾！”

“您心里现在很乱，什么也感觉不到，”卡塔瓦索夫说，“等着吧，等到稍稍理清头绪，您会感觉到的！”

“不会。我或多或少应该感觉得到，除了自己的感情（他不愿意当着卡塔瓦索夫的面说“爱”这个词）……和幸福，应该还有失去自由的遗憾……相反，我却为失去这种自由而感到高兴。”

“糟糕！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卡塔瓦索夫说，“喂，让我们为他的痊愈干一杯吧，或者祝他梦想成真，哪怕只有百分之一。那也将是人世间前所未有的幸福！”

饭后，客人们很快就离开了，他们急着回去换衣服去参加婚礼。

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时，列文回忆着这些单身汉的谈话，他再次问自己：他的心里有没有他们所说的这种为失去自由而感到的遗憾？想到这个问题，他微微一笑。“自由？干吗要自由？爱情就是幸福，以她的心愿为心愿，用她的思想去思考，也就是毫无自由，这就是幸福！”

“但是，我了解她的思想、她的心愿、她的感情吗？”像是有人突然低声地问了他一句。微笑从他的脸上消失了，他沉思起来。突然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感到恐惧和怀疑，怀疑一切。

“要是她并不爱我怎么办呢？要是她仅仅是为了出嫁才嫁给我怎么办呢？要是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呢？”他在问自己，“她可能会醒悟过来，一出嫁就会明白，她并不爱我，也不可能爱我。”他开始对她产生了一些奇怪而又恶劣的想法。他像一年前那样，因她与渥伦斯基要好而吃醋，仿佛他看到她与渥伦斯基在一起的那个夜晚就是昨晚似的。他怀疑她并没有把全部真相都告诉他。

他一跃而起。“不，这样可不行！”他绝望地说，“我要去见她，要问她，要对她说最后一遍：我们是自由的，到此为止是不是更好？什么都比长期的不幸、耻辱、不忠来得强！！”他心情绝望，怀着对所有的人、对自己、对她的满腔怨恨，走出旅馆，坐车到她家去了。

他在后边房间里见到了她。她坐在箱子上，一边吩咐使女，一边整理椅背和地板上的一堆堆五颜六色的衣服。

“哎呀！”她一看到他，就高兴得容光焕发，大叫了一声。“你怎么啦，您怎么啦（直到这最后一天，她对他还是一会儿称“你”，一会儿称“您”）？真没料到啊！我正在收拾我少女时穿的衣服，看看哪件该送给哪个人……”

“啊！这很好！”他神情忧郁地望着使女说道。

“先出去，杜尼亚莎，到时候我会叫你的，”吉提说，“你怎么啦？”她问道，使女一出去，她就毫无顾忌地称他为“你”。她发现他脸上的神情很奇怪，显得既焦躁又忧郁，不禁令她感到害怕。

“吉提！我感到苦恼。我无法独自忍受苦恼，”他站在她面前，央求地望着她的眼睛，嗓音里带着绝望。他从她那张含情脉脉的诚实的脸上已经发现，无论他打算说什么，都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他还是需要她亲自来说服他。“我来告诉你，时间还来得及。这一切都可以取消和纠正。”

“什么意思？我一点也不明白。你怎么啦？”

“这事我说过一千次，我不得不考虑……那就是我配不上你。你不能答应嫁给我。你再想一想。你错了。你好好想一想吧。你不可能爱我的……假如……最好还是你说吧，”他说道，眼睛却没有望着她。“我可能是个不幸者。让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什么都比不幸来得强……最好是现在，趁现在来得及……”

“我不明白，”她惊恐地回答，“你想拒绝……想说不应该结婚吗？”

“对，既然你不爱我。”

“你疯啦！”她大叫了一声，恼火得涨红了脸。

但是，他的脸部表情显得很可怜，于是她克制住自己的火气，扔掉圈椅上的衣服，坐到他身边。

“你在想些什么？全都说出来吧。”

“我想，你不可能爱我。凭什么你会爱我呢？”

“我的天哪！我怎么说呢？……”她说到这儿就哭了起来。

“哎呀，我干了什么蠢事呀！”他大叫一声，跪到她面前，开始吻她的双手。

过了五分钟，公爵夫人走进房间，他们已经和好如初了。吉提不仅让他相信她爱他，甚至还回答了他的问题——她为什么爱他，向他说明了爱他的理由。她对他说，她爱他，是因为她完全了解他，是因为她知道他喜爱什么，并且知道他所喜爱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这就使他觉得问题完全弄清楚了。公爵夫人进来的时候，他们正并排坐在箱子上整理衣服，他们在争论。吉提要把列文向她求婚时她所穿的那条咖啡色连衣裙送给杜尼亚莎，列文则坚持认为这条连衣裙不能送人，让她把那条浅蓝色的连衣裙送给杜尼亚莎。

“你怎么不懂呢？她是个黑发女郎，所以她不适合……这一切我都考虑到了。”

公爵夫人得知他来的目的后，便半真半假地发火了，并让他回去换衣服，别妨碍吉提梳妆，因为夏尔马上就要来了。

“这几天她本来就没吃过一点东西，人也消瘦了，可你还来胡说八道伤她的心，”她对他说，“走吧，走吧，亲爱的。”

列文觉得内疚、满脸羞愧，不过他心平气和地回旅馆去了。他的哥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全都穿着一身盛装，已经在那儿等他，要用神像为他祝福。不能耽搁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要乘车回家去接她那个已涂好香膏和烫过头发的儿子，因为他要与新娘一起搬神像。然后，要派一辆马车去接男傧相，另派一辆马车去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送到后再赶回来……总之，事情繁琐复杂，且非常之多。只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不能再耽搁了，已经六点半了。

神像祝福的仪式进行得很不成功。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滑稽姿势，站在妻子旁边，手捧神像，叫列文向它叩头，然后脸上带着善意的嘲笑，祝福他，并吻了他三下；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也照样做了一遍，便急着要走，可是在安排马车接送路线上又陷入了窘境。

“嗯，我们就这么办吧：你乘我们家的马车去接他，要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肯绕道，那么到了那里再把马车打发回来。”

“也好，我很乐意。”

“我马上就跟他一起来。东西送去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送去了。”列文回答，然后吩咐库兹马帮他穿衣服。

三

一大群人，多数是女人，围着为举行婚礼而被灯火照得通亮的教堂。未能进入教堂的人们聚在窗口附近，互相拥挤着，争论着，朝窗格栅里张望。

二十多辆马车已经被宪兵们安排停靠在马路上。一位警官不畏严寒，站在教堂门口，身上的制服闪闪发亮。马车络绎不绝地驶来，时而是戴着鲜花的女士们提着曳地长裙，时而是男士们脱下军帽或黑礼帽，纷纷步入教堂。教堂里，两盏枝形吊灯和那些摆放在本地产的圣像旁的蜡烛已经全都点亮了。红底的圣像壁泛出一片金光，镀金的雕像、银质的枝形大吊灯和烛台、地上的石板、地毯、唱诗班席位上方的神幡、讲道台的台阶、颜色发黑的旧书、司祭的内长衣、助祭的法衣——这一切全都沐浴在灯光里。在暖烘烘的教堂的右面，在由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花缎、天鹅绒、绸缎、头发、鲜花、裸露的肩膀与手臂和长筒手套组成的人群中，有克制住的热烈的谈话声，它在教堂高高的圆顶里奇怪地回响着。每当门吱吱地打开时，人群中的谈话声都会停下来，大家都会回头张望，期待着新郎和新娘的到来。然而，门已经打开过十多次了，每次进来的不是加入右面宾席的应邀而迟到的男女来客，便是加入左面人群的骗过或者说服警官而进来的女观众。客人和观众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一开始，大家以为新郎和新娘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对于迟到并不介意。后来，大家越来越频繁地朝门口张望，并不时地议论是不是出事了。再后来，大家为新人迟迟不到而觉得难堪了，亲人们和客人们都努力装出一副他们不是在关心新郎，而是忙于谈话的样子。

大辅祭像是在提醒大家，他的时间很宝贵，他不耐烦地不时咳嗽几声，声音震得窗玻璃也颤动了。闷得发慌的歌手在唱诗班的席位上时而发出试嗓子的声音，时而发出擤鼻涕的声音。司祭时而派执事，时而派助祭去打听新郎到了没有，他穿着一袭紫色长袍，束着一根绣花腰带，频频地走到侧门口去等新郎。终于有一位女士看了看表说：“真是的，这太奇怪了！”于是，所有的客人都感到不安，并开始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惊讶和不满。一位男傧相乘车去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这时候，吉提早已准备停当，她身穿白色连衣裙，头戴长面纱和橙色花冠，同女主婚人和二姐利沃娃一起站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厅堂里，望着窗外，盼着自己的男傧相来报告新郎抵达教堂的消息，可是已经白等了半个多小时。

当时，列文已穿好长裤，但没有穿背心和燕尾服，正在自己的客房里来回走动，不断地朝门外探头，向走廊里张望。但是，走廊里总不见他要等的那个人，他只得绝望地转身，一面挥舞着双手，一面与正在悠闲地抽烟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商量。

“有谁陷入过如此尴尬的困境呀！”他说道。

“对，情况是不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温和地微笑着说，“但你放心，马上就会送来的。”

“不，到底怎么啦！”列文克制着暴怒说，“瞧这些可笑的胸部开口很低的背心呀！不行！”他边说边望着身上那件衬衫的皱巴巴的前襟。“要是东西送到铁路上去了，那怎么办呀！”他绝望得大声喊道。

“那就穿我的衬衫。”

“早就该这样了。”

“授人笑柄总不大好……等着吧！会顺利解决的。”

事情是这样的：列文要穿衣服的时候，老仆人库兹马把燕尾服、背心和其他所有必需品都拿来了。

“衬衫呢？”列文大喊道。

“衬衫在您身上。”库兹马镇静地微笑着回答。

库兹马没想到要留下一件干净的衬衫，一得到把东西全都装入行囊，送到谢尔巴茨基家去（因为新婚夫妇今晚要从他们家出发）的命令，他就照办了。除了一套燕尾服外，他把所有东西都装入行囊。一早就穿上身的那件衬衫已经弄皱了，与胸部开口很低的时装背心不配。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取的话，路太远了。他们就派人去买衬衫。仆人回来说，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因为今天是星期日。于是再派人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家去取，取来的衬衫太肥太短了。最后只好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把行囊打开。教堂里的人在等新郎，而他却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断地朝走廊里张望，惊惧和绝望地回想着他对吉提说的许多话，推测她现在会怎么想。

满脸愧色的库兹马终于上气不接下气地拿着衬衫冲进了房间。

“正好赶上。东西已经搬上运货马车了。”库兹马说。

过了三分钟，为了避免再度不快，列文连表也不看就在走廊里飞快地奔跑起来。

“跑也没有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慌不忙地跟随在他的身后，微笑着说，“我对你说，会顺利解决的，会顺利解决的……”

四

“来了！”“就是他！”“哪一个？”“是不是那个年纪轻一点的？”“我的妈呀，她却是一副半死半活的样子！”当列文在教堂大门的台阶旁接到新娘，与她一起走进教堂时，人群中响起一片议论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向妻子讲了耽搁的原因，客人们微笑着，彼此低声地交谈着。列文目不斜视，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的新娘。

大家都说她最近几天容貌变得差了，戴着花冠也远不如往常那么漂亮，但列文却没有发现。他望着她那披着白色长面纱和戴着白色鲜花的高髻，望着那特别纯洁地遮住她长长的头颈的两侧、却露出它的前部的高耸的打褶领子，以及她那细得惊人的腰身。他觉得，她比任何时候都漂亮，这倒不是因为这些花、这条面纱、这条从巴黎订购来的连衣裙使她容貌更美丽，而是因为——虽说她穿了着意准备的雍容华贵的盛装——她那迷人的脸蛋、她的目光、她的双唇的表情却依然如故，显得与众不同、天真无邪。

“我还以为你想逃婚呢。”她说道，并朝他嫣然一笑。

“我遇到的那件事真是蠢得羞于启齿！”他红着脸说，并且不得不转过身去同走到他跟前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招呼。

“你的衬衫事件真精彩呀！”谢尔盖·伊万内奇摇摇头，微笑着说。

“对，对。”列文回答说，其实并不明白人家对他说的是什么。

“喂，科斯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故作惊惶地说，“现在要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只有现在你才能认清这个问题意义重大。人家问我：是点燃用过的蜡烛呢，还是未用过的？差价是十个卢布，”他抿着嘴唇，微笑着补上一句，“我作出了决定，但又怕你不同意。”

列文明白这是在说笑话，可是他却笑不出来。

“到底怎么办？是要未点过的呢，还是要点过的？就是这个问题。”

“对，对！要没点过的。”

“嗯，我很高兴。问题解决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不过，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会变得多么糊涂。”当列文不知所措地朝他看了看，然后向新娘靠近的时候，他对奇里科夫说。

“当心，吉提，你要先站到地毯上去，”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走过来说，“您很帅！”她对列文说。

“怎么样，不感到害怕吗？”老姑妈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问。

“您不觉得凉吗？你的面色很苍白。等一等，你俯下身！”吉提的二姐利沃娃说，然后把自己丰腴美丽的双手弯成圆形，微笑着整了整她头上的鲜花。

多莉走过来，想说点什么，却说不出来，她哭了，接着又不大自然地笑了。

吉提也跟列文一样，用心不在焉的眼神望着大家。她只能用幸福的微笑回答众人对她所说的一切，而这种微笑现在对她来说是多么自然呀。

这时候，神职人员都已穿上了法衣，司祭和助祭也已走到位于教堂入口的那张诵经台跟前。司祭转向列文，对他说了些什么。列文没听清司祭说的话。

“请拉住新娘的手，领着她走吧。”一位男傧相对列文说。

列文久久不明白人家要他做什么，人家花了很长时间去纠正他的错误，甚至想撒手不管了，因为他老是伸错手或拉错手，这时他终于明白，要不改变姿势，用右手去拉住她的右手。他终于照规矩拉住新娘的手，司祭在他们前面走了几步，然后在诵经台旁停了下来。亲朋好友们嗡嗡地低声说着话，地拖着曳地长裙，跟随着他们向前走去。有个人弯下腰，整了整新娘的曳地长裙。教堂里一片肃静，连蜡烛油滴落的声音都听得到。

一位老司祭戴着一顶法冠，一缕缕银光闪闪的白发分两边梳在耳朵后面，他从背上绣着金十字的沉甸甸的银色法衣下面伸出一双干瘪的小手，在诵经台旁翻阅着什么东西。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小心翼翼地走到司祭身旁，低声说了几句，然后朝列文使了个眼色，又退回来。

司祭点燃了两支花烛，用左手斜拿着，让烛油慢慢地滴落下来，然后转过身来，面对着新婚夫妇。司祭就是听列文忏悔的那一位。他用疲惫而又忧郁的眼神看了看新郎新娘，叹了口气，从法衣下面伸出右手，为新郎祝福，接着他怀着有节制的柔情，把并拢的手指放在吉提低垂的头上，同样为她祝福。然后，他把蜡烛递给他们，自己则拿起长链手提香炉，慢吞吞地从他们身边走开。

“难道这是真的？”列文心里想，回首看了新娘一眼。他微微低下眼睛，看到她的侧面，根据她的嘴唇和睫毛的细微动作，他明白她察觉到了他的目光。她没有回过头来，但是有褶的高领子却微微动了起来，贴近她那只粉红色的小耳朵。他看得出，她胸膛里憋着一口气，那只戴着长筒手套的拿着蜡烛的纤手在颤抖。

衬衫及迟到所引起的那番忙乱、与亲朋好友们的交谈、他们的不满情绪、他的尴尬的处境——这一切突然都消失了，他感到既高兴又害怕。

英俊魁梧的大辅祭穿着银色的法衣，鬈发整整齐齐地缀成一圈。他敏捷地走到前面，以习惯的姿势用两只手指把肩衣稍稍拎起了一点，站在司祭的对面。

“主—啊，赐—福—吧！”响起了悠扬庄严的声音，周围的空气也随着振动。

“我主福祉永存。”老司祭用谦恭而又悦耳的声音回答，一面继续翻阅着诵经台上的东西。于是，一个看不见的教堂唱诗班发出饱满充实的和声、和谐地传播着、增强着，充满了从窗口到穹顶的整个教堂，过了一会儿，这种声音便悄然消失了。

大家照例为神赐的和平生活、为灵魂得救、为主教公会、为国君做了祈祷，也为今天结婚的、上帝的仆人康斯坦丁和叶卡捷琳娜做了祈祷。

“愿上帝赐予他们更完美、更和睦的爱情和援助，让我们向上帝祈求吧。”大辅祭的声音似乎响彻了整个教堂。

列文听着祈祷词，他感到惊讶。“他们怎么会猜到我需要的正是援助呢？”他心想，又回忆起不久前所感受到的全部恐惧和疑惑。“要是没有援助，我知道什么？”他想，“我在这件可怕的事情中能干什么呢？我现在所需要的正是援助。”

等到助祭读完祈祷词，司祭就捧着圣书对新婚夫妇说：

“永恒的上帝，你把分离的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他用柔和悦耳的声音念道，“你使他们结成的爱情之盟坚不可摧；你曾赐福予以撒和利百加[1]，我把你的诺言的后继者介绍给你，你就亲自祝福你的仆人康斯坦丁和叶卡捷琳娜吧，我要劝导他们去行善。上帝，因为你慈悲、仁爱，所以我们要赞颂你，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和圣灵，永远永远如此。”“阿门。”无形的合唱声又在空中传播。

“‘把分离的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使他们结成爱情之盟，’这句话意味多么深长，多么符合一个人在此刻的感受呀！”列文心里想道，“她的感受是否和我一样？”

他回头一看，遇到了她的目光。

根据她的眼神他断定，她明白他所理解的那层意思。其实并非如此，她几乎一点也不理解祈祷词的意思，甚至根本就没有听。她无法去听，去理解，因为她心里充满的只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并且变得越来越强烈。这种感情就是因大事圆满完成而产生的喜悦，这件事在她心里一个半月前就已发生了，这六个星期来，她一直感到既高兴又痛苦。那一天，当她穿着褐色的连衣裙，在阿尔巴特街的那幢房子里，默默地走到他面前，并许身于他的时候，她心里就觉得，此时此刻自己已与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另一种崭新的、她一无所知的生活开始了，而事实上，她继续过着旧的生活。这六个星期对她来说是最幸福，也是最痛苦的时期。她的整个生命、全部心愿和希望都集中在她还不理解的这个人身上，把她同这个人联结起来的是一种比人本身更难以理解的、令人时而感到亲切、时而感到讨厌的感情，与此同时，她却继续生活在原先的生活环境中。她过着旧的生活，心里感到非常害怕，怕自己，怕自己对过去的一切全然无动于衷的那种无法克制的冷漠态度，即对一切东西、对一切习惯、对一切曾经爱过并仍爱着她的人、对因这一冷漠态度而伤心的母亲、对这个世界上最最可爱的慈父全都漠不关心。她时而为这一冷漠态度而感到害怕，时而为使她产生这一冷漠态度的那件事而感到高兴。除了与这个人一起生活之外，她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想法和别的心愿了；但是新生活还没有开始，她甚至还无法清晰地想象。只有一件事能做，那就是等待，又惊又喜地等待未知的新生活。而现在，这种等待、这种未知状态、这种因与旧生活脱离关系而产生的惋惜——这一切眼看就要结束，新生活即将开始了。这一新生活因其未知而不可能不觉得可怕；不管它是否可怕，在她心里，六个星期前就已经开始了；现在只不过是使她心里早已完成的婚事得到正式认可而已。

司祭又一次转向诵经台，好容易才捏住吉提的那枚小戒指，然后叫列文伸出手来，把它套到他手指的第一个关节上。“上帝的仆人康斯坦丁与上帝的仆人叶卡捷琳娜正式结婚了。”接着，司祭把一枚大戒指套到吉提那只柔弱得让人生怜的、纤细的、粉红色的手指上，再说了一遍同样的话。

新郎新娘几次想要猜出现在该干些什么，可是每次都猜错，司祭就低声纠正他们的错误。最后，他终于完成了该做的仪式，用他们的戒指画了十字。可是列文过后又把大戒指给了吉提，而吉提把小戒指给了列文，他们又搞错了，这样反复转交了两次，结果却还是不对。

多莉、奇里科夫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上前去纠正他们。出现了慌乱的低语声和笑声，但是新郎新娘脸上深受感动的庄重表情却没有变；相反，他们虽然搞不清该用哪只手，但他们的神情看上去比原先更严肃、更庄重，使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低声吩咐他们戴上各自的戒指时所带的那个微笑，也不由自主地在唇间消失了。他觉得任何微笑都会使他们受到侮辱。

“是你从太初之始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司祭在交换戒指的仪式完成后立即就念道，“你使妻子与丈夫结合，互相帮助，生儿育女。主啊，我们的上帝，你亲自把你的遗训和你的许诺当做真谛，一代又一代地赐予你的仆人，你选中的仆人——我们的祖先，请你照管你的仆人康斯坦丁和叶卡捷琳娜，以信念、同心同德、真理、爱情使他们的婚姻坚如磐石……”

列文越来越觉得，他对结婚的所有想法、他对如何安排自己生活的种种想望，这一切全都是很幼稚的，虽说这件事正发生在他身上，但是他以前对此并不理解，而现在则更不理解了；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在他的胸膛里升腾，克制不住的泪水即将夺眶而出。

五

教堂里汇聚着整个莫斯科的上流社会、新婚夫妇的亲朋好友。在举行婚礼的过程中，在教堂的辉煌灯光下，在一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妇女、姑娘和系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及制服的男人之间，合乎礼仪的轻声谈话没有中止过，谈话多半由男人挑头，与此同时，女人们都在全神贯注地观察向来令她们感动的宗教仪式的全部细节。

在最靠近新娘的那一小圈人中有她的两个姐姐：多莉和从国外赶回来的二姐利沃娃——一位性格娴静的美女。

“玛丽竟然穿着一套紫得发黑的衣服来参加婚礼，她这是怎么啦？”科尔孙斯卡娅说。

“对付她的脸色也只有这一招了……”德鲁别茨卡娅说，“我觉得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在晚上举行婚礼。这是商人习气……”

“晚上更美。我也是在晚上结婚的。”科尔孙斯卡娅说，并叹了一口气，她想起那一天她是多么好看，她的丈夫爱她爱得多么痴迷可笑，可是现在全都变了。

“据说，当过十次以上男傧相的人都不会结婚；我想当第十次的男傧相，给自己保个险，但是这个位置已被人占了。”西尼亚温伯爵对那位有意于他的、长得很不错的恰尔斯卡娅公爵小姐说。

恰尔斯卡娅报以一笑。她望着吉提，心里想，什么时候她也与西尼亚温伯爵一起站在吉提的位置上，到那时她要跟他重提今天说的这句笑话。

谢尔巴茨基对宫中老女官尼古拉耶娃说，他打算把花冠戴到吉提的发髻上，好让她走运。

“她本来就不该戴发髻，”尼古拉耶娃说，她早就打定主意，假如她所追求的那个老鳏夫同她结婚，婚礼一定要简朴。“我不喜欢这种摆阔的排场。”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跟达里娅·德米特列夫娜说话，开玩笑地要她相信，婚后旅行的习俗之所以会流行，是因为新婚夫妇总会感到有一点害羞。

“您的弟弟可以感到自豪了。她长得太迷人了。我想您眼红了吧？”

“我早已过了这种年代，达里娅·德米特列夫娜。”他回答说，他的脸上也突然露出了忧伤而又严肃的表情。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正在给小姨子讲他自己编出来的关于离婚的俏皮话。

“要整一整花冠了。”她牛头不对马嘴地回答，因为她并没有在听他说。

“真遗憾，她变得不那么好看了，”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对利沃娃说，“可他还是抵不上她的一个手指头。对吗？”

“不对，我非常喜欢他。这倒不是因为他是我未来的妹夫，”利沃娃回答，“他的举止多么得体！在这种场合要做到举止得体，不让人笑话，有多难呀。他呢，既不惹人见笑，又不紧张，看来，他受感动了。”

“这大概就是您所期望的吧？”

“差不多。她一直爱他。”

“嗯，我们来看看他俩谁先踏上地毯。我可是劝过吉提的。”

“反正都一样，”利沃娃说，“我们都是温顺的妻子，这是我们家族的门风。”

“当年我和瓦西里结婚的时候，我就故意先踏上地毯。你们呢，多莉？”

多莉站在她们旁边，听见她们说的话，却没有回答。她已深受感动。她热泪盈眶，所以不先放声大哭一场，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为吉提和列文感到高兴；她回忆起自己的婚礼，眼睛望着容光焕发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却忘掉了目前的一切，只记得自己的纯洁无邪的初恋。她不光回忆自己一个人，还回忆她所熟悉的、与她关系亲密的所有女人；她回忆着她们在一生中只有一次的庄严时刻里的情景，当时她们也像吉提一样站在那儿，头戴花冠，心怀爱情、希望和恐惧，告别过去，步入神秘的未来。在她想起的这些新娘之中，有可爱的安娜，她不久前已听到了安娜打算离婚的一些详情。安娜也曾披戴橙色花冠和长面纱，纯洁地站在教堂里。可现在呢？

“太奇怪了。”她说。

注视着宗教仪式的一切细节的不单单是姐姐、女友和亲人，那些不相干的女人、女观众们也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她们注视着婚礼过程，生怕漏掉新郎和新娘的某一个动作及某个脸部表情。对于态度冷漠的男人们所说的无关紧要的玩笑话，她们感到恼火，不搭理，并且往往是不听的。

“她为什么泪痕满面呢？莫非她不如意？”

“嫁给这样好的小伙子怎么会不如意呢？他是不是公爵？”

“那个穿白缎服装的女人是她的姐姐吗？喂，听吧，助祭马上要大声说：‘让妻子敬畏自己的丈夫吧。’”

“是丘多夫教堂的那班人吗？”

“是主教公会的。”

“我问过仆人。他说主人马上要带新娘去世袭领地。据说新郎很有钱。所以才嫁给他。”

“不对，他俩很般配。”

“可是您呢，玛丽亚·弗拉西耶夫娜，刚才还在争论，说他们相差很远。瞧，那位穿深褐色服装的，据说是位公使夫人，她的服饰搭配多好呀……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

“多么惹人爱的新娘啊，就像一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绵羊！无论您怎么说，我总是舍不得我们这个妹妹。”

溜进教堂的女观众们在议论。

六

交换戒指的仪式结束后，执事在诵经台前的教堂中央铺了一块玫瑰红的绸缎料子，唱诗班齐声唱起了一首男低音和男高音彼此呼应的典雅而又难唱的赞美诗，司祭就转过身来，向新郎新娘指了指铺好的红地毯。尽管列文和吉提经常听到谁第一个踏上地毯，谁就会成为一家之长的迷信说法，但在他们走这几步路的时候，两人都记不起这件事。他们也没有听见人们的大声评论和争论：一些人说是他先踏上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两人同时踏上的。

司祭向他们提了几个普通的问题：他们是否愿意结婚？他们是否同别人有过婚约？他们作了自己听上去也觉得奇怪的大声回答，然后就开始了新一轮的祈祷。吉提听着祈祷词，想弄懂它们的含义，却办不到。随着仪式的进行，她心里感到越来越喜悦，越来越幸福，她已无法集中注意力了。

他们祈祷的是“愿你赐他们以贞洁和婴儿，愿你使他们因见到子女而高兴”。还提到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出了他的妻子，“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以及“此乃一大秘密”；祈求上帝像对以撒和利百加、约瑟、摩西和西坡拉那样，赐他们以多子多福，并让他们见到自己的子子孙孙。“这一切都非常好，”吉提一面谛听着这些话，一面想道，“这一切也理应如此。”于是她那容光焕发的脸上浮现出喜悦的微笑，所有望着她的人全都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

“戴上去吧！”当司祭给他们戴上花冠，谢尔巴茨基也抖动着他那只戴着有三颗纽扣的长手套的手，把一顶花冠高高地擎在她的头上时，可以听到这样的劝告。

“戴上吧！”她微笑着低声说。

列文回头看了她一眼，她脸上焕发的喜悦神采令他大为惊讶，他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他也像她一样，心情变得既幸福又喜悦了。

他们兴奋地听人家朗

司祭从他们头上取下花冠，读完最后一段祈祷文，并向新郎新娘贺喜。列文看了吉提一眼，至今为止他还从未看到过她现在的这副神态。她脸上焕发出来的那种崭新的幸福光彩使她显得格外迷人。列文真想对她说些什么，可是他却不知道仪式是否已结束。司祭使他摆脱了困境。他咧开自己那张吉利的嘴，微微一笑，低声说：

“吻吻妻子吧，您也吻吻丈夫吧。”接着就把他们手里的蜡烛接了过去。

列文小心翼翼地吻了吻她的笑吟吟的双唇，把一只手臂伸给她，心里怀着一种崭新的、奇怪的亲密感，走出了教堂。他不相信，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只有当他们的惊奇而又羞怯的目光相遇时，他才相信这件事，因为他感觉得到他们已经合为一体了。

当天夜里，新郎新娘用过晚餐后就乘车到乡下去了。

七

渥伦斯基和安娜一起在欧洲已经旅行了三个月。他们游览了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刚刚抵达意大利的一个小城，打算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

漂亮的总侍役留着一头浓发，搽过油的头发从颈部开始梳成分头，他穿着燕尾服，露出一大片白色细麻布衬衫的前胸，圆滚滚的大肚子上方挂着一串小坠子。他双手插在口袋里，轻蔑地眯起眼睛，口气严厉地回答着一位站在他面前的先生的问题。听到从正门入口的另一侧登上楼梯的脚步声，总侍役便转过身来，看到来者是租用他们的头等客房的那位俄国伯爵，当即恭恭敬敬地把双手从口袋里抽出来，低下头，解释说，信差来过了，租用官邸的事已经办妥。总管愿意签订契约。

“啊！我很高兴，”渥伦斯基说，“太太在家吗？”

“她出去散步，已经回来了。”侍役回答说。

渥伦斯基从头上摘下宽檐软礼帽，用手帕擦干满是汗水的前额和头发。他的头发已长得遮住了半个耳朵，是往后梳的，盖住了秃顶。然后，他漫不经心地朝那位还站在原地细细打量着自己的先生看了一眼，就想离去。

“这位俄国先生也在找您。”总侍役说。

渥伦斯基既为跑到任何地方都摆脱不了熟人而感到恼火，又希望能找到一种消遣的方法来摆脱自己的单调生活。在这一种复杂的心情支配下，他再次回头看了看那位走开又站住的先生。就在这一瞬间，他们两人的眼睛同时闪出了喜悦的光彩。

“戈列尼谢夫！”

“渥伦斯基！”

真的，这是渥伦斯基的贵胄军官学校同学戈列尼谢夫。他在学校里属于自由派，毕业时已获文官官衔，却没有到任何地方去任职。一毕业，两个同学就彻底分手了，后来只遇到过一次。

那次相遇时，渥伦斯基才明白，戈列尼谢夫选择了一种极为高明的自由主义工作，因而他想蔑视渥伦斯基的工作和身份。所以，渥伦斯基一遇见戈列尼谢夫，就扔给了他一个冷淡而又高傲的脸色，渥伦斯基习惯以这种态度待人，它的意思是：“您可以喜欢或不喜欢我的生活方式，这对我来说全都无所谓。可是您想要了解我，那您就应当尊重我。”戈列尼谢夫表情轻蔑，不去理会渥伦斯基的态度。那次见面似乎使他们变得更加疏远。现在呢，他们彼此一认出对方就高兴得喜笑颜开，大呼小叫。渥伦斯基怎么也没有料到，他见到戈列尼谢夫居然会如此高兴，他自己大概并不知道他现在有多么寂寞。他忘记了上次相遇的不愉快，脸上露出不加掩饰的喜悦，向老同学伸出了手。同样的喜悦取代了戈列尼谢夫原先的不安神情。

“遇见你，我多么高兴啊！”渥伦斯基露出一口坚实的白牙，友好地微笑着说。

“我呢，听说来了一位渥伦斯基，却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位渥伦斯基。非常非常高兴啊！”

“进去吧。喂，你在干什么？”

“我住在这儿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在工作。”

“哎哟！”渥伦斯基同情地说，“进去吧。”

接着，按照俄国人的一般习惯，他不用俄语而是用法语说起不该让仆人知晓的话。

“你认识卡列尼娜吗？我们一起旅行。我是去见她的。”他用法语说，一面仔细地观察戈列尼谢夫的脸色。

“哦！我可不知道（虽说他是知道的），”戈列尼谢夫若无其事地回答，“你来了很久了吗？”他又问了一句。

“我吗？已经是第四天了。”渥伦斯基回答，同时重又仔细地观察老同学的脸色。

“是的，他是个正派人，会对事情作出应有的评价，”渥伦斯基暗自说，他懂得戈列尼谢夫的脸部表情及转移话题的含义。“可以把他介绍给安娜，他会作出应有的评价的。”

渥伦斯基与安娜一起在国外度过的这三个月里，凡是遇见不熟悉的人，他总会问自己，这位不熟悉的人会如何看待他与安娜的关系，不过遇到男人大都能得到一种应有的理解。然而，假如有人问他，或问那些作出“应有的”理解的人，这种理解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那么他和他们都会感到很尴尬。

其实，那些依渥伦斯基之见已作出“应有的”理解的人怎么也不理解这件事，只是表现得彬彬有礼罢了，总之就像有教养的人，面对四面包围着生活的种种复杂而又难解的问题，必然这样避免暗示，也不提令人不快的问题。他们装出一副完全理解这种处境之内涵的样子，对它表示认可，甚至表示赞同，却又认为，对这一切作解释是不妥当和多余的。

渥伦斯基立即猜到戈列尼谢夫就是这种人，所以见到他倍感高兴。果然，戈列尼谢夫见到卡列尼娜，表现得恰如渥伦斯基所期待的那样。他显然毫不费力就避开了所有令人难堪的话题。

他原先并不认识安娜，所以一下子就被她的美貌，尤其是被她那种随遇而安的朴实态度惊倒了。渥伦斯基领着戈列尼谢夫进来时，她脸红了，他也非常喜欢蒙在她那真诚而又美丽的脸上的孩童般的红晕。不过，使他感到特别喜欢的是，她像是有意不让外人产生误会似的，立刻就用“阿列克谢”来称呼渥伦斯基，并说他们即将搬到一幢被当地人叫做官邸的、新租的房子里去住。戈列尼谢夫喜欢她这种对自己的处境安之若素的泰然态度。由于他既认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认识渥伦斯基，所以面对安娜那种和善、快乐、充满活力的风度，他好像觉得自己是完全理解她的。他觉得自己理解而她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这种事：给丈夫制造不幸，抛弃丈夫和儿子，丧失自己的好名声之后，她怎么还能觉得自己充满活力、快乐而又幸福。

“旅行指南中有它的简介，”戈列尼谢夫谈起了渥伦斯基要租的那幢官邸，“那儿有技艺高超的丁托列托[2]的作品。是他的晚期作品。”

“知道吗？天气非常好，我们到那儿再看一看。”渥伦斯基对安娜说。

“非常高兴，我这就去戴帽子。您是说天气很热吗？”她站在门口，询问地望着渥伦斯基说道。一片鲜艳的红晕又蒙上了她的脸。

渥伦斯基从她的目光中了解到，她不知道他想跟戈列尼谢夫保持怎样的关系，她是不是表现得合他的心愿。

他用温柔的目光盯着她看了一阵子。

“不，不是很热。”他说。

她顿时觉得自己全明白了，主要是明白他对她很满意；于是她朝他嫣然一笑，快步走出了房门。

两个朋友彼此对视了一眼，脸上均露出慌乱不安的神色，明显欣赏她的戈列尼谢夫似乎想说些赞美她的话，却找不到合适的字眼，而渥伦斯基既希望又害怕他赞美。

“那么，”渥伦斯基没话找话地开口说道，“你就定居在这里了吗？你还在干那一行吗？”他继续说，他想起人家对他说过，戈列尼谢夫在写一本书……

“对，我在写《两个原理》的第二部，”戈列尼谢夫听到这个问题后，高兴得涨红了脸说，“说得确切一点，为了做到准确无误，我还没有动笔，而是在做准备，在收集材料。它的内容非常丰富，几乎涉及所有的问题。在我们俄国，大家都不愿意承认我们是拜占庭帝国的后继人。”他开始作冗长的、热情的说明。

渥伦斯基一开始感到很尴尬，因为他并不了解《两个原理》的第一部的内容，而它的作者却像谈论某部名著似的跟他谈论这部作品。但是后来，当戈列尼谢夫开始阐述他的观点，而渥伦斯基也能跟上他的思路的时候，尽管不了解《两个原理》的内容，渥伦斯基还是津津有味地听戈列尼谢夫说，因为他说得很好。然而，戈列尼谢夫在谈论他感兴趣的课题时所带的那种愤怒激动的情绪却使渥伦斯基感到既惊奇又伤心。他越是往下说，他的眼睛就越明亮，他就越急于驳斥那些假想的对手，他的脸部表情也就变得越加不安和委屈。回想当初戈列尼谢夫是个瘦瘦的、活泼的、心情温和的、品格高尚的男孩，在学校里总是名列第一，渥伦斯基现在怎么也无法理解产生这种愤恨的原因，而且也不赞成这种态度。使他感到特别不开心的是：戈列尼谢夫是个有教养的人，竟然与那些惹他发怒和生气的蹩脚文人站在同一条船上。这样做值得吗？这一点使渥伦斯基感到不开心，尽管如此，他仍觉得戈列尼谢夫很不幸，为他感到惋惜。戈列尼谢夫连安娜进来也没有发觉，继续匆忙而又狂热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在他那张神色多变、非常漂亮的脸上，可以看到不祥之兆，它几乎就像是神经错乱。

安娜戴着帽子、披着斗篷从里间走出来，用一只美丽的纤手快速地摆弄着阳伞，在渥伦斯基身边站住时，渥伦斯基才轻松地摆脱戈列尼谢夫凝视着他的、哀怨的目光，并怀着新的爱意朝自己那位充满活力和欢乐的、非常可爱的情侣看了一眼。戈列尼谢夫好容易才冷静下来，起初还感到沮丧和郁闷，但是对所有的人都很亲切的安娜（这时候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很快就用她的纯朴和快乐的态度使他打起了精神。她试过各种话题后，便将话题转到他所擅长于谈论的绘画上，并仔细地听他说。他们徒步走到已租下的那幢房子，进去参观了一遍。

“有一点使我感到很高兴，”在他们回家的路上，安娜对戈列尼谢夫说，“阿列克谢将拥有一间很好的画室。你一定要用这个房间。”她用俄语对渥伦斯基说，并且用“你”来称呼他，因为她已经明白，戈列尼谢夫在他们的隐居之地将成为他们的一位密友，在他面前无需隐瞒。

“难道你会画画？”戈列尼谢夫迅速转身对渥伦斯基说。

“对，我早就开始画画了，现在有点入门了。”渥伦斯基红着脸说。

“他有很高的天赋，”安娜欢笑着说，“我当然不是评判家！不过，一些内行的评判家都这样说。”

八

安娜在获得自由并迅速康复的初期，觉得自己幸福得难以为世人所宽容，觉得浑身充满了生活的欢乐。回忆丈夫的不幸遭遇并不损害她的幸福。一方面，这一回忆太可怕了，因此她不愿意去想它。另一方面，丈夫的不幸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幸福，因此她是不会后悔的。回忆她在病愈后所遇到的种种事情：与丈夫的和解、决裂、渥伦斯基受伤的消息、他的露面、离婚前的准备工作、从丈夫家的出走、与儿子的告别——这一切在她看来就像是患热病时做的一个梦，梦醒后，她已单独同渥伦斯基一起到了国外。回忆给丈夫造成的危害会使她产生一种像是憎恶的感觉，类似于溺水者摆脱掉另一个抓住他的溺水者后所体验到的那种感觉。后面这个人淹死了。当然，这是不道德的，但这却是唯一的一条生路，所以最好别去回忆这些可怕的细节。

在开始决裂的那一刻，她曾对自己的行为有过一个聊以自慰的想法，现在回忆起一切往事时，她又有了这个想法。“我迫不得已使这个人遭到了不幸，”她想，“但我不愿意利用这一不幸，我现在感到痛苦，将来仍会感到痛苦：我失去了我最珍惜的东西——我的清白名声和儿子。我做了不道德的事，因此我不期望幸福，不期望正式离婚，我愿为耻辱、为离开儿子而忍受痛苦。”但是，无论安娜多么真诚地愿意忍受痛苦，她并没有感到痛苦。她没有受到过任何羞辱。他们两人做事都很有分寸，在国外时尽量避开俄国女人，所以从来也没有陷入尴尬的境地，相反，到处都遇到那种装得远比他们本人更充分地理解他们处境的人。离开她所心爱的儿子，起初并不使她感到苦恼。渥伦斯基和她生的小女孩，长得非常可爱。自从这个小女孩留在安娜身边的那一刻起，她就使安娜深深地眷恋上了她，因此安娜很少想起儿子。

因复原而增长的求生欲望是如此强烈，生活环境又是如此新鲜可心，所以安娜觉得自己幸福得难以为世人所宽容了。她对渥伦斯基的情况了解得越多，对他也就爱得越深。她为他本人，也为他对她的爱而爱他。完完全全地拥有他，对她来说始终是件乐事。他的亲近永远使她非常愉悦。她越来越了解他的性格，他的性格的全部特点对她来说都是妙不可言的。他那因穿便服而变样的外貌对她来说，就像对一个年轻的恋人那样，是很有魅力的。她认为他所说的、所想的和所做的一切都特别高尚，特别崇高。她对他的钦佩之情常常会使她自己也感到害怕：她寻找过他的不足之处，却一点也找不到。她不敢向他表露自己的自卑感。她觉得，要是他知道这一点，他多半会不再爱她；她现在什么都不怕，只怕失去他的爱，虽说她这种担心是毫无理由的。她不能不为他对她的态度而感激他，不能不表明她多么珍惜这一点。在她看来，他有从事国务活动的天赋，本该在这种活动中起重要作用，可是他却为她牺牲了自己的功名，而且从未有过丝毫懊悔。他比以前更加敬爱她，时时刻刻想着要让她永远也不为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尴尬，这种想法一分钟也没离开过他。他，一个如此刚毅的人，不仅从来也不与她唱反调，而且毫无主见，好像只顾忙着去猜测她的心愿并预先予以满足。她不能不珍惜这一点，虽说他对她的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有时也会使她觉得受不了。

与此同时，尽管渥伦斯基完全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但他并不感到十分幸福。他很快就觉得，夙愿的实现所给予他的幸福与他所期盼的那种幸福相比，仅仅只是沧海一粟。这次夙愿的实现向他证明，人们常常会犯一个错误，那就是把愿望的实现当做幸福。在他与她结合并改穿便服的初期，他感受到了他以前全然不知的那种自由和自由恋爱的全部魅力，他感到心满意足，然而为时不久。他很快就觉得，心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愿望和烦恼。他不由自主地抓住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怪念头，把它当做愿望和目标。必须干点事来消磨掉一天的十六个小时，他们住在国外，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这里没有彼得堡那种费时的社交生活。从前到国外旅行时，单身汉生活的种种乐趣都会使渥伦斯基着迷，现在却根本就不能去想了，因为他作过一次这样的尝试，结果使安娜突然变得垂头丧气，而这种突如其来的沮丧神情跟后来与几个熟人同享的那顿晚餐很不相称。他们的关系并不明确，也无法与当地人和俄国人交际。游览名胜古迹吧，姑且不说所有的名胜古迹都已经游览过了，这种事对他这样一个聪明的俄国人来说，并没有英国人所硬加上去的那种无法解释的重要意义。

因此，渥伦斯基就像一头饥不择食的动物，全然无意识地时而热衷于政治，时而热衷于阅读新书，时而热衷于绘画。

因为他从小就有绘画的才能，又因为他不知道该把钱花到哪儿，所以，他开始收集版画，他就选中绘画，开始学习绘画，并把那些需要得到满足、而至今尚未满足的愿望全都集中到了绘画上。

他有鉴赏艺术品的能力，大概也有临摹艺术品的本领，他认为自己具有一个艺术家应具备的才能，在选择哪一个画种——宗教画、历史画，还是写实画——这个问题上犹豫了一段时间后，他就开始动手画了。他了解所有画派，也能被某种画派激发出灵感；但他无法想象的是，可以一点都不了解究竟有哪些画派，也可以直接从心灵里产生出灵感，而不管画成的东西是否会属于某个已知的画派。因为他不知道这一点，他的灵感也不是直接来自生活，而是间接地来自那种已经具体体现于艺术品的生活，所以他会又快又轻松地产生灵感，也会同样又快又轻松地使自己画的画酷似自己所想模仿的那种画派。

各种画派相比之下，他最喜欢既优雅又感人的法国画派，他就用这种画法来画穿着意大利服装的安娜的肖像，画好后，他自己和所有看到过这张肖像的人都觉得画得很成功。

九

这是一幢古老的、被弃置的官邸，里面有着高高的雕花天花板和水彩壁画，地上铺着拼花地板，高高的窗上挂着沉甸甸的黄花缎窗帘，柱形花架和壁炉上摆着花瓶，房门都是雕花的，阴暗的厅堂里挂满了画。这幢官邸在他们搬进去以后，其外表使渥伦斯基产生一种愉快的错觉：他与其说是一个俄国地主、一名退职的军官，不如说是一位开明的艺术爱好者和艺术庇护人，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为心爱的女人而放弃上流社会、人情关系和功名利禄的谦虚的艺术家。

一搬入官邸，渥伦斯基所选择的角色就完全成功了，所以经戈列尼谢夫介绍结识几个有趣的人物后，他起初觉得心情很安宁。他在一位意大利绘画教授的指导下练习写生，并研究中世纪的意大利生活。中世纪的意大利生活最近已把渥伦斯基完全迷住了，所以他竟然开始按中世纪的方式戴帽子，把方格粗呢披巾斜搭在一只肩膀上，这样打扮对他非常合适。

“我们住在这儿，却一点也不知道，”有一次渥伦斯基对一清早就来看他的戈列尼谢夫说，“你看到过米哈伊洛夫的画吗？”他说着递给戈列尼谢夫一份早晨刚收到的俄国报纸，并把一篇报道一位俄国画家情况的文章指给他看。这位画家与他们住在同一座城市里，他完成了一幅早就为人所传闻的、并已被人提前买下的画。文章指责了政府和美术研究院，因为一位杰出的画家竟得不到任何奖励和帮助。

“看到过，”戈列尼谢夫回答，“当然，他还是有点才能的，不过却是一种完全虚假的流派。仍然是伊万诺夫[3]、施特劳斯[4]、勒南[5]对基督和宗教画的那种态度。”

“画面上画的是什么？”安娜问。

“基督站在彼拉多[6]面前。基督被他用新派现实主义的手法画成一个犹太人。”

提到了画的内容，就引到了戈列尼谢夫最喜欢的话题上，他开始大发议论：

“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基督在老一辈大师的艺术作品中已经具有固定的形象。因此，假如他们要画的不是上帝，而是革命者或智者，那么就让他们从历史中选取苏格拉底[7]、富兰克林、夏洛特·科尔黛[8]吧，只要不选取基督就行。他们选取的恰恰是不能用作艺术题材的那个人物，再说……”

“好吧，这位米哈伊洛夫真的这样贫穷吗？”渥伦斯基问道。他认为，作为俄国的一位文艺庇护者，不管这位画家的画画得好不好，自己都应当接济他。

“不见得吧。他是个优秀的肖像画家。你看到过他画的瓦西里奇科娃的肖像吗？不过，他好像不愿意再画肖像了，因此他可能真的很贫困。我是说……”

“能不能请他画一幅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肖像？”渥伦斯基问。

“干吗要画我的肖像？”安娜说，“有你画的肖像，我再不要别人画的肖像了。还是画安妮（她是这样叫她的女儿的）吧。瞧，她就在那儿，”她朝窗外那个抱婴儿到花园里去的、漂亮的意大利奶妈看了一眼说，并且马上就暗暗地回头瞟了渥伦斯基一眼。渥伦斯基在自己的一幅画里画过这个漂亮的奶妈的头像。她是安娜生活中的唯一的隐患。渥伦斯基在画她的时候很欣赏她的美貌和中世纪式的风韵，安娜不敢承认自己会忌妒这个奶妈，因此特别宠爱她和她的小儿子。

渥伦斯基也望了望窗外，回头又看看安娜的眼睛，然后立即就转过身去问戈列尼谢夫：

“你认识这位米哈伊洛夫吗？”

“我遇见过他。不过，他是个怪人，并且毫无教养。知道吗，他是现在经常遇得到的那种野蛮的新人；知道吗，就是那种用不信神、否定一切和唯物主义的观念一下子培养出来的自由主义者。以前，”戈列尼谢夫没有发觉，或者是不想发觉，安娜和渥伦斯基也都有话要说，所以就继续说，“以前，自由主义者常常是用宗教、法律、道德的观念培养出来的人，并且是亲自通过斗争和劳动树立起自由思想的；现在出现的却是一种新型的天生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甚至从未听说世上还有道德法规、宗教法规和权威，他们是直接用否定一切的观念培养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是野蛮人。他就是这种人。他好像是莫斯科宫廷总管的儿子，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等到他考进美术学院，有了一些名气后，作为一个并不愚蠢的人，他就想学习了。于是他着手读他以为是教育之源泉的那种东西——杂志。明白吗，在古代，一个想要学习的人，假定说是一个法国人吧，就会开始研究所有的古典作家——神学家、悲剧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的作品，以及摆在他面前的全部深奥著作。但是，现在在我们这儿呢，他会立即去读否定一切的文学作品，很快就会掌握否定一切这门学问的全部精华，这样就算受过教育了。不仅如此，二十年前，他会在这种文学作品中发现与权威、与历来的观点抗衡的迹象，能从这种抗衡中领悟到世上还有一点别的东西；可是现在他会一头扎进这样一类文学作品，在这种作品中，人们甚至不屑与旧观点争论，只是直截了当地说：没有别的东西，只有进化、淘汰、生存竞争，如此而已。我在自己的文章中……”

“知道吗，”安娜说，她早就小心翼翼地同渥伦斯基交换过眼色，知道渥伦斯基对这位画家所受的教育并不感兴趣，而只是想接济他，想请他画一幅肖像。“您知道我要说什么吗？”她断然地打断了谈兴正浓的戈列尼谢夫的话。“我们去会会他吧！”

戈列尼谢夫顿时醒悟过来，并表示很乐意去。由于这位画家住在边远街区，所以他们决定租一辆四轮马车。

安娜与戈列尼谢夫并排坐在马车里，渥伦斯基坐在前座。一小时后，他们来到边远街区的一幢漂亮的新房子跟前。看门人的妻子出来迎接他们。从她那儿得知，米哈伊洛夫是允许人家到他的画室里去的，只是现在他人在离此很近的寓所里，于是他们让她拿上他们的名片去向他禀报，请求他让他们看看他的画。

十

渥伦斯基伯爵和戈列尼谢夫的名片送到时，画家米哈伊洛夫像往常一样正在工作。早晨，他在画室里画一幅巨画。回到自己家里后，他就对妻子大发脾气，责怪她不会对付那个来讨钱的女房东。

“对你说过二十遍了，叫你别解释。你本来就是个笨蛋，一旦你用意大利语解释，那就会成为双料的笨蛋。”争论了好一阵之后，他对她说道。

“你也别这样说，我并没有错。要是我有钱的话……”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打扰我了！”米哈伊洛夫像哭似的大喊道，然后掩住双耳，逃进隔壁那间工作室，并随手把门锁上。“真是个糊涂虫！”他暗自说道，然后在桌旁坐了下来，打开画夹，立即特别投入地动手画那幅已开了头的画。

当他的日子过得不顺心的时候，尤其是同妻子吵架以后，他总是工作得特别投入，也特别富有成果。“唉，要是能躲到别的地方去就好啦！”他边画边想。他是在画一个大发雷霆的人的素描。原先画好了一幅，可是他不满意。“不，还是那幅比较好……它在哪儿呢？”他走进妻子的房间，连一眼也不看她，沉下脸来问大女儿，他给她的那张纸在哪儿。那张被丢弃的画稿找到了，但是已被弄脏，沾满了蜡烛油。他还是拿起这张画稿，放在自己的桌子上，然后离开桌子，微微眯起眼睛，开始审阅画稿。他突然微微一笑，高兴地挥了挥双手。

“就这样，就这样吧！”他说了一句，立即就拿起铅笔，匆匆画了起来。蜡烛油的一个污点使画中人有了一种新的姿态。

他开始画这个新姿态，画着画着，突然想起了卖给他雪茄烟的那个商人的那张下巴突出的恶狠狠的面孔，于是他给画中人画上了这张脸和这个下巴。他高兴得笑了。画中人从一个毫无生气的虚构人物变成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不可更改的人物。这个人物画活了，并且清清楚楚和无可置疑地定型了。可以按照这个人物的要求去修改画面，可以甚至是应当换一种方式去安置双腿，完全改变左手的姿势，把头发撩到后面去。但是，在作这些修改时，他并没有改变人物的形象，只是删去那些有损该形象的瑕疵。他似乎在揭掉盖在这个人物身上、影响他充分暴露的那些罩布；每根新线条都使这个形象显现得更加刚强有力，使它就像滴上蜡烛油污点后产生的那种效果。名片送到时，他正在小心翼翼地画最后几笔。

“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他走到妻子的身边。

“行了，萨莎，别生气啦！”他羞答答和温柔地笑着对她说，“你有过错。我也有过错。我定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同妻子言归于好后，他就穿上天鹅绒领子的大衣，戴好帽子，到画室去了。那幅成功的画像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现在使他感到既高兴又激动的是，这几位乘马车来的俄国贵客要参观他的画室。

对现在正摆在他画架上的那幅画，他内心深处有一个见解，那就是从来也没有人画过这样的画。他并不认为这幅画胜过拉斐尔[9]的全部作品，但是他知道，他在这幅画中想要表达的、并且已经表达出来的那种思想，还从来也没有人表达过。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而且早已知道，从开始作这幅画的时候就知道了；但是，人家的见解，不管是什么样的见解，对他来说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会使他打从内心深处感到激动不已。各种各样的评价，即使评判者显然只看到他在这幅画里所看到的含义中的一小部分，说出微不足道的意见，都会使他深深感动。他总是认为评判者的理解要比他本人深刻，总是希望从他们那儿得到一点他本人在画中尚未发觉的东西。他觉得，他常常能在观众的见解中得到这种启发。

他快步向画室的门口走去，尽管他感到很激动，安娜那种柔和的身影还是使他大吃一惊：她站在门廊的阴影里，正在听戈列尼谢夫急切地对她说话，同时也看得出她想回头看看走过来的画家。他自己也没有发觉，就在他向他们走近的时候，他像抓住并吞进卖雪茄烟商人的下巴特征那样，抓住并吞进了这个印象，把它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戈列尼谢夫事先所说的有关这位画家的情况本已使参观者感到扫兴，现在看到他的外貌，他们就更失望了。米哈伊洛夫个头中等，身体敦实，步履摇晃，戴一顶咖啡色礼帽，穿一件橄榄色大衣和一条紧身裤子，而当时早已流行宽松裤了；尤其是他那张相貌平平的大脸盘，以及那种既感到胆怯又想维持尊严的神情，都给他们造成了一种不愉快的印象。

“请进。”他说，竭力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走进前室，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房门。

十一

进画室时，画家米哈伊洛夫再次打量了客人们一番，并且还把渥伦斯基的脸部表情，特别是他的颧骨，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尽管他的艺术感觉不停地在工作，在收集材料，尽管他因人家对他的作品作评判的那一刻的临近而感到越来越激动，他还是迅速而又准确地根据一些不显眼的特征对这三个人作了大致判断。那个人（戈列尼谢夫）是住在本地的俄国人。米哈伊洛夫既记不起他的姓氏，也记不起自己在哪儿遇见过他，以及同他说过一些什么话。他只记得他的脸，就像记得他以前所见到过的所有面孔一样，他记得这张脸在他的脑海中被储存在假正经和缺少表情那一大类里。浓密的头发和非常宽阔的前额使这张脸具有外表的威严，然而脸上只有一种小孩无忧无虑的表情，凝聚在狭窄的鼻梁上方。渥伦斯基和卡列尼娜呢，按米哈伊洛夫的看法，应该是有财有势的俄国人，他们同所有有钱的俄国人一样，对艺术一窍不通，却装成艺术爱好者和鉴赏家。“想必他们已经看遍了所有的古董，现在是在周游新人、德国骗子和前拉斐尔画派的英国傻瓜的画室，上我这儿来也只是为了充实自己的观察而已。”他想。他非常了解那些对艺术一知半解的人的举止（他们越聪明，表现得也就越糟糕），他们参观现代画家的画室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使自己有权说：艺术衰落了，新人的作品看得越多，你就会越明白，古代大师们的作品仍然是无与伦比的。他预料到了这一切，在他们的脸上看出了这一切，因为他们在互相交谈，观看人体模型和胸像，无拘无束地走动，等待他展示画作的时候，都带着一副冷漠而又漫不经意的神情。尽管如此，在他翻画稿，卷窗帘，揭罩布的时候，他还是感到十分激动。再说，尽管所有有财有势的俄国人在他看来都应该是畜生和傻瓜，可他还是喜欢渥伦斯基，尤其喜欢安娜。

“瞧，好不好？”他摇摇晃晃地退到一旁，指着画说，“这是彼拉多在训诫。《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他说，觉得自己激动得连嘴唇也开始发抖了。他退到他们身后去了。

在参观者默默地看画的那几秒钟里，米哈伊洛夫也在看这幅画，目光是冷漠的、旁观者的眼光。在这几秒钟里，他已预先相信，最高、最公正的评判将由他们，也就是一分钟之前被他鄙视的这几位参观者作出。他忘掉了自己在画这幅画的那三年里对它的一切想法，他忘掉了这幅画的——对他来说曾是无可置疑的——一切优点。他用他们那种冷漠的、旁观者的目光看画，怎么也看不出它有什么优点。他看见，处在画面前景中的是彼拉多恼火的脸和基督的镇静的脸，处在画面后景中的是彼拉多的仆从们的人像和正在细细观察动静的约翰的那张脸。每张脸都是他经过反复探索，一再修改而画出来的，都有各自独特的性格，每张脸都曾给过他如此之多的痛苦与欢乐，为了维护总体效果而作了多次调整的所有这些脸，他煞费苦心所达到的色彩和色调的所有细微差别——这一切，现在用他们的目光去看时，他就觉得好像全都是庸俗的、千篇一律的东西。基督的脸对他来说是一张最珍贵的脸，是全画的中心，画好的时候，他曾感到如此的兴奋，现在当他用他们的目光去看，这一切就全都丧失了。他看到的只是一幅模仿提香[10]、拉斐尔、鲁本斯[11]画的无数基督像、军人像和彼拉多像的复制品，虽则画得很好（可能根本就谈不上好，他现在清楚地看到了一大堆缺点）。这一切全都是庸俗、乏味和陈旧的一套，甚至画得很糟糕——花里胡哨的色彩和差劲的技法。他们当着他的面会说一些违心的恭维话，只剩下他们自己的时候就会怜悯他，嘲笑他，他们这样做是对的。

沉默使他感到太难受了（虽说沉默的时间并不超过一分钟）。为了打破沉默，表明自己一点也不激动，他竭力控制住自己，开始跟戈列尼谢夫说话。

“我好像有幸遇见过您。”他对戈列尼谢夫说，同时惴惴不安地时而看看安娜，时而看看渥伦斯基，以免漏掉他们的任何一个面部表情。

“当然！我们在罗西家见过面，记得吗，就是在那位意大利小姐——一位新的拉歇尔[12]作朗诵表演的那个晚会上。”戈列尼谢夫毫不遗憾地把目光从画上移开，转身向着画家，无拘无束地说了起来。

不过，一发现米哈伊洛夫在等他对画作评判，他就说：

“从上次见到您的这幅画时起，它又有了很大的进展。像上次一样，现在使我感到特别惊讶的仍然是彼拉多的形象。你是这样理解这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善良的好人，却又是个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的彻头彻尾的官僚。但是我觉得……”

米哈伊洛夫那张神色多变的脸突然焕发出了光彩，双眼流露出了喜悦的神情。他想说点什么，却又激动得说不出来，只好装作是在清嗓子。无论他对戈列尼谢夫的艺术理解力的评价多么低，无论关于彼拉多作为官僚的脸部表情描绘得准确的那条正确意见多么微不足道，无论这种不触及要害而先提这种微不足道的意见的做法使他觉得多么难受，米哈伊洛夫还是很赞赏这条意见。他本人对彼拉多这个形象的看法同戈列尼谢夫所说的一样。米哈伊洛夫清楚地知道，正确的看法成千上万，这一看法不过是其中一种，但是他并不因此认为戈列尼谢夫那条意见的重要性有所减弱。他因这条意见而开始喜欢戈列尼谢夫，心情也突然由忧郁转为兴奋。他的整幅画也立即就在他面前复活了，并且像活物一样复杂得无法形容。米哈伊洛夫又打算说他就是这样理解彼拉多的；但是他的嘴唇却在不由自主地颤抖，所以他还是无法说出来。渥伦斯基和安娜也在低声说话，一方面不想冒犯画家，另一方面不想大声地说那种在画展上议论艺术时常常会轻易说出口的蠢话。米哈伊洛夫觉得自己的画也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他走到了他们跟前。

“基督的表情多么惊人呀！”安娜说。整幅画中她最喜欢这个表情，并且觉得这是整幅画的中心，因此称赞这个表情将使画家感到高兴。“看来他是可怜彼拉多。”

这又是可以在他的画和基督的形象中得出的千百万种正确看法之一。她说基督可怜彼拉多。基督的表情中应该有怜悯，因为这一表情所表达的有爱意，有非凡的镇静，还有慷慨就义的凛然和意识到说也徒劳的无奈神态。自然，彼拉多身上有官吏的神情，基督身上有怜悯之情，因为一个是肉体生活的化身，另一个则是精神生活的化身。这一切及其他许多想法均在米哈伊洛夫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他的脸上又一次焕发出兴奋的光彩。

“是的，这个人像画得多么好，气氛多么浓。可以绕过去了。”戈列尼谢夫说，显然是想用这个意见表明他并不赞赏这个人像的内容和思想。

“是的，技艺非常好！”渥伦斯基说，“后景上的这些形象多么突出！这就是技巧。”他转身对戈列尼谢夫说，借此来暗示他们之间的那次谈话，当时渥伦斯基对获得这种技巧感到绝望。

“是的，是的，非常好！”戈列尼谢夫和安娜肯定地说。尽管米哈伊洛夫处于兴奋状态，但是有关技巧的意见却使他心里感到十分烦乱，所以他生气地看了看渥伦斯基，突然皱起了眉头。他经常听到技巧这个词，并且根本就不懂人家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人家说的这个词是指与内容毫不相干的、机械的绘画本领。现在这一赞扬，正如他经常所觉察的，把技巧置于内在优点之上，似乎凭技巧就可以把不好的东西画成好东西。他知道，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地去揭覆盖物，而且不损坏作品本身，这样才能揭掉一切覆盖物；绘画是一门艺术，不能单凭技巧。要是小孩或厨娘也看到他所看到的那种东西，那么厨娘也会把她所看到的东西剥离出来。即使一个最有经验的高明的画师，要是不先向他揭示内容的范围，那么单凭机械的绘画本领也是画不出任何东西来的。此外，他发现，即使谈论技巧，那么他的技巧也不值得夸奖。在他正在画的和已经画好的一切作品中，他都发现过一些刺眼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他在揭覆盖物时不小心造成的，现在他已经无法在不损害整幅作品的情况下去纠正了。他发现，几乎在每个身体和每张脸上都还留有损害画面的、尚未完全揭去的覆盖物的残迹。

“只有一点是可以说的，假如您允许我发表这个意见的话……”戈列尼谢夫说。

“啊，我很高兴，请说吧。”米哈伊洛夫佯笑着说。

“他在您的作品中是个化成神的人，而不是化成人的神。不过，我知道您要的就是这一效果。”

“我无法画我心里所不存在的那个基督。”米哈伊洛夫忧郁地说。

“对，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您允许我说说我的想法……您的画好得连我的意见也无法使它受损害，再说这也只是我的个人之见，您有不同的见解。主题本身就不一样。但是，就拿伊万诺夫来说吧。我认为，假如基督被贬低到一个历史人物的地步，那么伊万诺夫最好还是另选一个无人画过的、新的历史题材。”

“不过，假如这是摆在艺术面前的最伟大的题材呢？”

“假如去找一找的话，那么定会找得到其他题材的。可是问题在于，艺术是不容争论和议论的。无论是教徒，还是非教徒，看到伊万诺夫的画都会产生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上帝？那就会破坏观感的统一。”

“为什么呢？我觉得，对于有教养的人来说，”米哈伊洛夫说，“不可能会有争论了。”

戈列尼谢夫不同意这一点，抱定宗旨，认为艺术需要给人以统一的观感，并驳倒了米哈伊洛夫。

米哈伊洛夫干着急，却又说不出任何能为自己的想法作辩护的话。

十二

安娜与渥伦斯基早就在互递眼色，对自己朋友的这种机灵的饶舌感到遗憾，最后，不等主人先行，渥伦斯基径自走到另一幅不大的画前。

“啊，多么美，真美呀！妙极啦！多么美呀！”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什么东西使他们如此喜欢？”米哈伊洛夫想。他真的把三年前就画好的这幅画给忘了。他忘了自己一连几个月日夜不停地把全副精力都放在这幅画上时所感受到的全部痛苦和欣喜，全忘了，就像其他画一完成就忘掉一样。他甚至不愿意去看它，把它摆出来，也只是为了让某个英国人来买。

“这算不了什么，是很久以前的一幅习作。”他说。

“多美呀！”戈列尼谢夫说，显然他也被这幅画的魅力所折服。

两个男孩在爆竹柳的树荫下钓鱼。年龄大些的男孩刚抛下钓钩，正在努力设法使浮子从灌木丛后边露出来，全神贯注地在做这件事；另一个，也就是年龄小一点的那个，正躺在草地上，臂肘支在地上，双手托着浅色头发蓬乱的小脑袋，一双若有所思的浅蓝色眼睛望着水面。他在想些什么呢？

客人们对米哈伊洛夫这幅画的赞赏唤起他心中过去那种激动情绪，他既害怕又不喜欢这种无益的怀旧情感，因此，尽管听到这些称赞他也感到很高兴，他还是想把来访者带到第三幅画前去。

可是，渥伦斯基却问这幅画卖不卖。对于已被来访者惹得激动起来的米哈伊洛夫来说，现在谈论钱财是件极不愉快的事。

“它就是摆出来卖的。”他闷闷不乐地皱起眉头回答。

来访者们走了，米哈伊洛夫面对彼拉多和基督那幅画坐了下来，头脑里重复着他们说过的那些话，以及那些虽未说出口却已在暗示的话。奇怪的是，当他们在这儿的时候，当他心里暗暗地转到他们的观点上去的时候，有些意见对他来说曾是很有分量的，可是现在这些意见突然失去了一切意义。他开始用纯艺术的目光来审视自己的画，深信自己的画是完美无缺的，因而也是富有表现力的，这种自信的精神状态正是他所需要的，可以使他集中精力，排除一切杂念，而他也只有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才能作画。

基督的一只脚以透视法来看还是有点不大对头。他拿起调色板，动手改了起来。他一面修改那只脚，一面不断地审视后景上的约翰，来访者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形象，但他心里明白，它是尽善尽美的。脚改好后，他想动手改动这个人像，却感到自己太激动了，无法干这活儿。当他冷静的时候，就像他心肠变得太软并对一切都看得太清楚时那样，他同样也无法工作。从冷静过渡到灵感迸发只有一级台阶，只有站在这一级台阶上他才能工作。可是现在呢，他太激动了。他想把画遮起来，却又半途而止，手里拿着遮布，怡然自得地微笑着，久久地望着约翰的像。最后，他似乎有点伤心地移开了目光，放下遮布，神情显得既疲惫又幸福地回家去了。

渥伦斯基、安娜和戈列尼谢夫在回家的途中显得特别兴奋和开心。他们谈论米哈伊洛夫和他的画。“天才”这个词在他们的谈话中出现的次数特别多，他们用它来指那种天生就有的、不依赖于头脑和心脏的、近乎于体能的本领，并想用它来命名画家的一切感受，因为他们觉得，要想给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却又想议论的那种东西起个名字，这个词倒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说，对他的天才不能不加以赞赏，但是他的天才因学问不够——俄国画家的一个通病——而无法得到发展。不过，画有两个男孩的那幅画却已印入他们的脑海，所以他们偶尔也议论一番这幅画。

“真美啊！画得多么成功，多么纯朴！他自己都不明白这有多好。对了，别放过机会，要把它买下来。”渥伦斯基说。

十三

米哈伊洛夫把那幅画卖给了渥伦斯基，并同意为安娜画肖像。在约定的那一天，他来了，开始工作了。

他来画了五次后，肖像就开始使大家感到惊讶，特别是渥伦斯基，因为不仅画得很像，而且画得特别美。奇怪的是，米哈伊洛夫怎么会发现她身上那种特殊的丽质。“必须了解她，像我一样爱她，才能发现她这最可爱的心灵神态。”渥伦斯基心里想，虽说他也是看了这幅肖像才真正了解她这最可爱的心灵神态。可是，这一神态真实得使他和其他人都觉得，他们好像早就见识过了。

“我花了多少时间在苦苦求索，却毫无成就，”渥伦斯基谈论起自己那幅安娜的肖像，“而他只看了一会儿就画出来了。这就叫做技巧。”

“这种技巧你会有的。”戈列尼谢夫安慰他说，因为在他看来，渥伦斯基既有天才，又有学问，主要是有学问，学问使他具有高雅的艺术观。促使戈列尼谢夫坚信渥伦斯基是有天才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需要渥伦斯基对他的文章和思想表示同情和赞扬，他觉得赞扬和支持应当是相互的。

在别人的家里，特别是在渥伦斯基的官邸里，米哈伊洛夫与他在自己画室里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他的态度恭敬得令人觉得是不友好的，就像害怕接近他所不尊重的那些人似的。他把渥伦斯基称作“大人”，尽管安娜和渥伦斯基多次邀请过他，他却从未留下来吃饭，除了来画肖像，就再也没有多来过一趟。安娜对他要比对其他人更为亲切，并为自己的肖像而感激他。渥伦斯基对他十分恭敬，显然很想知道画家对他那幅画的评价。戈列尼谢夫从不错过向米哈伊洛夫灌输艺术真谛的机会。但是，米哈伊洛夫对大家的态度依然一样冷淡。安娜从他的目光中感觉到，他是喜欢看她的，但是，他回避同她交谈。渥伦斯基同他谈论他画的肖像，他缄口不谈；人家把渥伦斯基画的肖像拿给他看，他也缄口不谈；戈列尼谢夫的谈话显然使他感到苦恼，但他也不加以反驳。

总之，等到他们对米哈伊洛夫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后，他们就因他那种拘谨和不友好的、似乎怀有敌意的态度而很不喜欢他了。因此，当一趟趟的写生结束后，当他们手里有了一幅极精彩的肖像画，而他也不再来的时候，他们都感到很高兴。

戈列尼谢夫第一个说出了大家都有的那个想法，那就是米哈伊洛夫只不过是忌妒渥伦斯基罢了。

“假定说，他并不忌妒，因为他有天才；但是，一个在朝为官的有钱的人，而且还是一位伯爵（他们本来就痛恨这一切），不费多大的劲就可以干他为之献出了整个人生的那件事，即使干得并不比他好，也足以使他感到恼火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没有那种学问。”

渥伦斯基在为米哈伊洛夫辩护，但是内心深处却相信这一看法，因为依他之见，底层社会那类人必然会忌妒。

渥伦斯基与米哈伊洛夫根据同一个模特儿所画的安娜的肖像，本该让渥伦斯基看出他与米哈伊洛夫之间的那种差别，但是他并没有看到。他只是在米哈伊洛夫画好后就不再画自己那幅安娜像了，因为他断定，现在再这样做就是多此一举了。他继续画那幅取材于中世纪生活的画。他本人也好，戈列尼谢夫也好，特别是安娜，都认为画得很好，因为它很像那些名画，比米哈伊洛夫画的更像。

尽管画安娜的肖像使米哈伊洛夫十分迷恋，但是当一趟趟的写生结束时，他还是感到比他们更高兴，因为他不必再听戈列尼谢夫关于艺术的那些无稽之谈，并且可以忘掉渥伦斯基的那幅画。他知道，不能禁止渥伦斯基以绘画作消遣；他知道，他和所有业余爱好者都完全有权画他们想画的一切东西，但他就是感到不愉快。不能禁止一个人用蜡去替自己制作一个大玩偶，也不能禁止他去吻它。然而，假如这个人带着玩偶来到并坐在恋人面前，并像恋人抚摩他所爱的女人那样抚摩自己的玩偶，那么恋人定会感到不愉快。看到渥伦斯基的画，米哈伊洛夫就有这种不愉快的感觉；他感到既可笑又可气，既可惜又委屈。

渥伦斯基对绘画和中世纪的迷恋并没有维持多久。他对绘画有着如此之高的鉴赏力，因而他无法画完自己那幅画，只得半途而废了。他隐隐约约地觉得，要是他继续画下去，那么那些起先并不太显眼的缺点将会变得令人吃惊。他遇到了戈列尼谢夫所遇到的那种情况，后者觉得自己已没什么可说了，并且经常欺骗自己说，这是因为构思还不成熟，他在重新斟酌，正在准备材料。不过，这样做使戈列尼谢夫感到既怨恨又痛苦，渥伦斯基却无法欺骗自己，也无法折磨自己，更无法怨恨。凭着自己的果断性格，他既不作任何解释，也不替自己辩护，干脆不再画画了。

然而，不做这件事，他又很失望，让安娜看着也感到惊奇，他俩在意大利城市里的生活显得无聊，官邸突然如此明显地变得又旧又脏，窗帘上的污点、地板上的裂缝、檐板上起壳的灰泥看上去都令人厌恶，戈列尼谢夫虽说仍是同一个人、一个意大利教授和一个德国旅行家，却也变得颇为乏味，因此必须改变一下生活了。他们决定回俄国，到乡下去。在彼得堡，渥伦斯基打算同哥哥分家，安娜则要去见见儿子。夏天呢，他们打算在渥伦斯基家世袭的大庄园里度过。

十四

列文结婚已有两个多月了。他很幸福，但全然不是他所预料的那样。他时时都会对以前的梦想感到失望，也会遇到意料不到的新诱惑。列文很幸福，但是开始过家庭生活后，他时时都会发现这全然不是他所想象的生活。他时时都有一种感觉，仿佛原先他在岸上观赏在湖面上顺利平稳地航行的小舟，现在则亲自坐到这艘小船上。他意识到，光是不摇晃地坐得稳稳的还不够，还要时刻不忘地去考虑该驶往哪儿，脚下是水，必须划船，不习惯划桨的双手会感到疼痛，这活儿看起来挺轻松，而做起来虽说很开心，但很吃力。

从前，在独身时，旁观他人的夫妻生活，看到别人操劳、争吵、吃醋，他只会蔑视地暗笑。那时他认定，他未来的夫妻生活中不仅不会出现任何类似的情况，而且他觉得，就连所有的外在形式也应该同别人的生活完全不同。情况突然变了，他和吉提的生活不仅毫无特色，而且恰恰相反，完全由那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所组成，这些事他以前不屑一顾，现在却逆着他的意愿，获得了不容置辩的特殊意义。列文也发现，要安排好这些琐事完全不像他原先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尽管列文认为自己对家庭生活有着最正确的理解，但他还是像所有的男人一样，情不自禁地仅仅把家庭生活想象成享受爱情，任何东西都不该妨碍这一爱情，家庭琐事也不该使人忘掉这一爱情。按他的见解，他应当干自己的活，工作后应当在幸福的爱情中得到休息。她应当受宠爱，仅此而已。但是，他像所有的男人一样，忘掉了她也要干活。他感到惊奇，她，这位富有诗意的迷人的吉提，竟能在家庭生活的最初几天，而不是最初几个星期里，就思考、记住并张罗起桌布、家具、客房用的床垫、托盘、厨师、宴会等等事务。他还是个未婚夫时，就对她那种果断的办事作风感到大为惊讶，凭着这一果断的作风，她拒绝出国旅行，并决定到乡下来，她好像知道什么事该做，除了爱情，她还能想别的事情。这一点当时就使他感到受了侮辱，现在她所张罗的家务琐事也数度使他感到委屈。但是，他明白，这些事她必须做。他爱她，尽管并不理解她这样做的目的，尽管还要嘲笑这些家务琐事，却不能不对它们表示赞赏。他嘲笑她怎样摆放从莫斯科运来的家具，怎样按新的格局布置自己的房间和他的房间，怎样挂窗帘，怎样安排将来给客人们、给多莉住的客房，怎样给她的新侍女安排房间，怎样吩咐老厨师去烧午饭，怎样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争吵，不让她再管食物。他看到，老厨师面带微笑在欣赏她，一边听着她不熟练地下达那些办不到的指示；他看到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若有所思地、亲切地对年轻的太太在食品室里所下达的新指示微微摇头；他看到，当吉提又笑又哭地来对他说，侍女玛莎习惯于把她当做小姐，因此不听她的话的时候，她显得特别可爱。他觉得这种事好像很有趣，但也很奇怪，所以他认为，最好还是不要有这种事。

他不了解她在生活发生变化后所感受到的那种心情。以前，她在家里，有时候想吃克瓦斯泡白菜或糖果，却一样东西也吃不到，而现在她可以定购任何东西，可以买一堆堆的糖果，可以随意花钱，可以定制任何一种甜点心。

她现在满怀喜悦地希望多莉带着孩子们来做客，尤其是因为她将要为孩子们定制他们喜爱的甜点心，而多莉将会肯定她的一切新安排。她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家务事却不可抗拒地把她吸引住了。她本能地感觉到春天已经临近，并知道将会有一段阴雨绵绵的日子，所以竭尽所能地营造着自己的安乐窝，并且急急忙忙地边学边干。

吉提这种对家务事无谓的操心，这与列文初期的崇高的幸福理想是极其对立的，这也就使他有了一种失望；他虽并不理解这种可贵的操心的意义，但又无法不喜欢这种操心，所以它又是一种新的享受。

吵嘴是另一种失望和享受。列文从未想到，除了温情脉脉、彬彬有礼、相亲相爱的关系外，他和妻子之间还会有另一种关系，也没想到，从婚后头几天起，他们就突然吵起架来了，这一架吵得使她对他说，他并不爱她，而只爱自己一个人，然后她哭了起来，并挥起了双手。

他们吵的第一架，是因为列文到一个新的田庄去，耽搁了半个多小时，因为他想抄近路，结果却迷了路。回家的途中，他心里只想着她，想着她的爱，想着自己的幸福，离家越近，他对她的那股柔情也就越炽热。他怀着比当初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求婚时更强烈的那种感情，跑进房间。迎接他的竟然是他从未在她脸上见到过的忧郁神情。他想吻吻她，她却把他推开了。

“你怎么啦？”

“你倒是开心……”她开口说道，并想装出一副既沉静又刻毒的样子。

她一开口，刚才她一动也不动地坐在窗前度过的那半个小时里使她感到苦恼的一切想法、盲目的猜忌及责备话全都脱口而出。此时此刻他首次明白他在行过婚礼后把她领出教堂时尚不明白的事情。他明白，她不仅仅与他无比亲近，他还明白，他现在并不知道她与他之间的界线究竟在哪里。他是根据此刻他所体验到的那种折磨人的双重感情才弄明白这一点的。他先是感到受了侮辱，但是立刻又感到他是不可能受到她的侮辱的，因为她就是他本人。他在最初一瞬间的感受，就像一个人突然背上受到有力的一击，恼火地转过身去，想找肇事者报复，结果却发现是他自己无意中击中了自己，所以怨不得任何人，只好自己忍受，自己止痛。

后来他再也没有产生过如此强烈的感受，但是在这第一次他却久久无法冷静下来。他很自然地觉得要证明自己无罪，要向她证明这是她的过错；但是要证明她错了就意味着更加激怒她，并使两人间的那条裂痕变得更大，而这条裂痕则是整个不幸事件的起因。他习惯性地觉得要洗清自己，把过错推到她身上；另有一种感觉，而且是更强烈的感觉，那就是要尽快、尽快消除裂痕，不让它扩大。忍受无理指责是痛苦的，但是为了证实自己无罪而使她感到痛苦那就更不可取了。他就像一个在半睡半醒中痛得难以忍受的病人，想要把疼痛部位从身上撕下来扔掉，醒来才意识到，痛处就是他本身。需要努力帮助痛处挺过去，于是他竭力这样做了。

他们和好了。她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嘴上并没有说，只是对他更温柔了，于是他们尝到了一种新的、加倍甜蜜的爱情滋味。但是，这并不会阻止冲突不再出现，冲突甚至出现得特别频繁，而且起因都是一些意料不到的芝麻绿豆的小事。这些冲突之所以经常发生，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彼此对于对方来说是多么重要，也是因为在最初一段时期里他俩常常觉得心情不好。当一个人心情好，而另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安宁的生活还不会受到干扰，但是当两个人心情都不好的时候，冲突就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小事而发生，而这种事小得事后连他们也记不起来究竟为什么争吵。说真的，当他俩心情都很好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乐趣就会成倍增加。然而，这最初一段时期对他们来说毕竟是艰难的。

在这个时期，他们感到特别紧张，就像有一根链条把他们拴在一起，链条两端被人紧紧地拉着。总之，他们的蜜月，也就是列文根据传统对它抱有很多希望的婚后的第一个月，不仅不甜蜜，而且还作为他们一生中最艰难和最丢脸的一段时期而留在他俩的记忆里。在这段不正常的时期里，他俩的心情都难得正常，也难得不受干扰。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俩都同样竭力想把这段时期里所有反常的、可耻的记忆彻底从脑海中抹掉。

直到婚后的第三个月，也就是他们到莫斯科小住一个月后回到乡下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才变得较为平静。

十五

他们刚从莫斯科回来，并为自己的幽居生活而感到高兴。他坐在书房的写字台旁写东西。她今天穿上了出嫁后头几天穿过的、对他来说是特别难忘和特别珍贵的那条深紫色连衣裙，坐在那张一直放在列文的祖父和父亲的书房里的老式皮沙发上，正在绣英式刺绣。他边思考边写作，同时一直高兴地感觉得到她就在自己的身边。他既要管理产业，又要著书立说，写一本论述新经济的基本原理的书，这些原理一直萦绕于他心中。从前他觉得，这些工作与想法同笼罩着全部生活的那种忧郁气氛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现在他觉得，它们同当前这种充满幸福的生活相比也是同样微不足道的。他继续在做自己的工作，但是现在觉得自己的注意重点已转移到别处，这样一来他对工作有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更明确的看法。从前，事业是他逃避现实生活的一条出路。从前他觉得，假如没有事业，他的生活会太忧郁。现在呢，他需要这些工作，只是为了不让幸福的生活变得太单调。他又拿起稿纸，把已写好的文章重读了一遍，欣喜地发现这件事值得做。这是一项有益的新工作。他觉得，以前的许多想法是多余的，也是偏激的，但是当他在脑海中重温起全部工作时，许多疏漏也就变得很清楚了。他现在在写新的一章，内容是论述俄国农业不景气的原因。他在论证，俄国的贫穷不仅仅起因于不公正的地产分配和错误的发展方向，促使俄国越来越偏离正确方向的因素还有：最近被引入俄国的外来文明，特别是交通道路，导致城市人口密集的铁路，有损于农业的奢侈风气，工业、信贷及其副产品——证券投机的发展。他觉得，在国内财富正常发展的情况下，只有把相当大的力气投入农业，使农业步入正轨的、至少是固定的环境，上述各种发展才有可能；国家财富应当均衡地增长，尤其是不应当让其他领域超过农业；交通状况应当与农业现状相适应，在我们对土地还利用得不正确的情况下，那些不是出于经济需要，而是出于政治需要修筑的铁路，则是超前的，不仅没能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促进农业，而是超越了农业，使工业和信贷得到了发展，结果却阻止了农业发展，因此就像动物体内的某个器官的超前发育会妨碍它的整体发育那样，那些在欧洲无疑是必需而又适时的信贷、交通道路、工业的加强，在我国却是撇开农业体制这个目前的首要问题的超前发展，从而有损于俄国财富的总发展。

他在写作的时候，她在想，她的丈夫对那位在他们离开莫斯科的前夜很不策略地向她大献殷勤的恰尔斯基公爵殷勤周到得多么不自然。“他是在吃醋，”她心里想，“天哪！他多么可爱和多么傻。他在为我吃醋呀！要是他知道他们对她来说全同厨师彼得一样就好了，”她想，同时怀着她自己也觉得奇怪的占有欲望着他的后脑勺和红脖子。“虽说舍不得打断他的工作（但他是来得及的！），我也要看看他的脸；他感觉得到我在看他吗？我真希望他回过头来……我真希望！”于是她把眼睛睁得更大了，希望借此来加强目光的作用。

“对，它们会吸收一切精华，并会发出虚假的光辉。”他停下笔，喃喃地说。他感觉到她在望着他笑，就回头看了一眼。

“什么事？”他微笑着站起来问。

“他回过头来了。”她心里想。

“没什么事，我希望你回过头来。”她望着他说，并想猜出他是否因她打断他的工作而感到恼火。

“啊，我们两人在一起有多么美好！我的感觉就是如此。”他说着，脸带幸福的微笑走到她的跟前。

“我感到非常好！我哪儿也不去，特别是莫斯科。”

“你在想些什么呀？”

“我吗？我在想……不，不，你去写吧，别分心，”她噘起嘴唇说道，“我现在要剪出一些小孔来，看见吗？”

她拿起剪刀，开始剪了。

“不行，说吧，你在想些什么？”他说，一面在她身旁坐了下来，注视她剪小圆孔的动作。

“哎呀，我在想些什么呢？我在想莫斯科，在想你的后脑勺。”

“为什么这种幸福恰恰降临到我的头上？不自然。好过头了。”他边说边吻她的手。

“相反，我倒是觉得越好越自然。”

“你有一根小辫子，”他说，小心翼翼地把她的头转了过来。“小辫子。瞧，就在这儿。不，不，我们开始干活吧。”

工作已经干不下去了，库兹马进来禀报，茶已准备好了，这时他们就像做了错事似的赶忙分开。

“他们从城里赶回来了吗？”列文问库兹马。

“刚刚到，正在归置行李。”

“快点来吧，”她离开书房时对他说，“否则我就要独自看信了。让我们来个四手联弹吧。”

剩下自己一个人时，他把一沓沓稿纸收进她买来的那个新公文包里，开始在配有与她一起出现的雅致的新用具的新洗脸盆里洗手。列文在笑自己的想法，并且不赞成地微微摇摇头，一种类似于后悔的感觉在折磨着他。他现在的生活中有一种令人羞愧的、娇气十足的情况，他暗自把它叫做卡普阿[13]症状。“这样过日子不大好，”他心里想，“很快就三个月了，可我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做。今天算是第一次认真着手做，结果如何呢？刚开了个头，就丢下了。连平常做的那些事也几乎被我搁下了。农场那儿我几乎是一趟也没去过。一会儿舍不得撇下她，一会儿发现她感到寂寞。我本以为，结婚前的日子过得平平常常、马马虎虎，不能算生活，结婚后将会开始真正的生活。很快就三个月了，我从来也没有像这样闲散地虚度过光阴。不，这样可不行，必须开始工作了。当然，她并没有过错。她没什么可指责的。我自己倒是应当更坚定一些，应当保持男人的独立地位。否则我会习惯这样的日子，也会使她养成这种习惯……当然，她并没有过错。”他暗自说道。

然而，一个心怀不满的人不为他所不满的事责怪别人，尤其是最亲近的人，那是很难办到的。列文隐隐约约地想到，她本人并没有过错（她不可能有任何过错），她所受的教育有过错，这种教育太肤浅，太轻浮了（“恰尔斯基这个傻瓜！我知道，她想制止他，只是没有本领制止住”）。“的确，除了对家务感兴趣（这个兴趣她倒是有的），除了梳妆打扮，除了英式刺绣，她就再也没有正正经经的兴趣爱好了。对我的事业、对农场、对农民、对她自己所擅长的音乐、对阅读全都没有兴趣。她什么事也不做，并且感到十分满意。”列文在心里暗暗指责这一点，他还不明白，她正在为即将来临的那个繁忙阶段做准备，到那时她将同时身兼两职——丈夫的妻子和家庭的主妇，将要怀孩子，养孩子，教育孩子。他没有想到，她是凭本能知道这一点，她在为这种可怕的工作做准备，所以她现在一面高高兴兴地营造着自己未来的窝巢，一面尽情地享用这一段无忧无虑和相亲相爱的甜蜜时光，并且丝毫也不感到内疚。

十六

吉提给老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斟了一杯茶，让她捧着茶坐在小桌旁，她自己则坐在那只摆在一套新茶具后面的、新的银茶炊旁边。列文上楼时，他妻子正在读多莉的来信。她们之间经常通信。

“瞧，您的太太让我坐下来，叫我同她坐在一起。”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一面亲切地对着吉提微笑。

从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话中，列文听出，近来她和吉提上演的闹剧已经收场了。他发现，尽管新主妇吉提夺走了她的管理权，使她感到很伤心，但吉提最终还是征服了她，并赢得了她的欢心。

“瞧，我也看了给你的信，”吉提说着，递给他一封文理不通的信。“这封信大概是你哥哥的那个女人写来的……”她说道，“我并没有往下看。而这些信是我父母和多莉写来的。你瞧！多莉把格里沙和塔尼娅带到萨尔马茨基家去参加一场儿童舞会，塔尼娅当了一回侯爵小姐。”

但是列文并没有听她说，他红着脸，接过哥哥尼古拉的旧情人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来信，看了起来。这是她的第二封来信。在第一封信中，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写的是，他哥哥在她毫无过错的情况下把她赶出了家门，还用质朴动人的措辞补充说，虽然她又一次陷入赤贫状态，但她没有任何要求，只是一想到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身体很虚弱，没有她的照顾，肯定会完蛋，就痛不欲生，只好请求弟弟关心关心哥哥了。现在她写来第二封信。她在信中写道，她找到了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在莫斯科又与他同居，后来与他一起到一个省城去了，他在那儿谋到了一个职位。但是，他同上司吵了一架，于是又准备回莫斯科。不过他在途中却病倒了，恐怕再也好不了了。“他一直在想念您，没有钱了。”

“看一遍吧，多莉写到你了。”吉提笑嘻嘻地说，发现丈夫的脸色变了，她突然缄口不说了。

“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她来信告诉我，哥哥尼古拉快要死了。我要去一趟。”

吉提的脸色突然变了。对侯爵小姐塔尼娅、对多莉的种种思念，一下子就全都消失了。

“你什么时候动身？”她问。

“明天。”

“我跟你一起去，行吗？”她又问。

“吉提！嘿，这是什么意思？”他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那又怎么啦？”吉提说。她的提议他听了不大高兴，甚至有点恼火，这使她感到很委屈。“我为什么不能去？我不会妨碍你的。我……”

“我之所以要去，是因为我哥哥快要死了，”列文说，“你出于什么目的要……”

“出于什么目的？出于与你同样的目的。”

“在我如此紧要的时刻，她只考虑她一个人会感到寂寞。”列文心里想。她的这个借口在这种紧要关头把他惹火了。

“这可不行。”他口气严厉地说。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发现他们快要吵起来了，就悄悄地放下杯子，走出去了。吉提甚至没有发觉她走出去。丈夫最后一句话的口气使她感到特别委屈，因为他显然并不相信她说的话。

“我告诉你，假如你去，我就同你一起去，而且是必定要去的，”她又急又气地说了起来，“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你要说不行？”

“因为天晓得要去哪儿，要走什么样的路，要住什么样的旅馆。你是会给我添麻烦的。”列文说，尽力设法使自己冷静下来。

“一点也不会。我什么也不需要。你能去的地方，我也能去……”

“嘿，就说一个原因吧，那个女人你就无法接近。”

“我什么也不知道，并且也不想知道那儿有什么人和什么事。我只知道我丈夫的哥哥快要死了，丈夫要去看他，所以我也要跟丈夫一起去，以便……”

“吉提！别发火。不过，你想一想吧，这件事非常重要，所以想到你把软弱的感情、不愿意独自留在家里的念头同这件事混在一起，我就感到痛心。嗯，你一个人是会感到寂寞的，嗯，那你就到莫斯科去吧。”

“瞧，你总是把一些卑鄙的坏念头硬加在我头上，”她含着委屈和愤怒的眼泪说了起来，“我一点也不软弱，一点也不……我觉得，丈夫遇到困难时，我有义务与丈夫在一起，可是你却偏要存心伤害我，存心不理解……”

“不行，这太可怕了。真像个奴隶！”列文大喊道，他站起身来，再也克制不住怨恨。然而，就在同一时刻，他又发觉他是在自己打自己。

“那你何必要结婚呢？否则你倒是自由自在的。既然你后悔，那又何必结婚呢？”她说，随后一跃而起，冲到客厅里去了。

列文来找她的时候，她正在流泪啜泣。

他开始劝她，尽量找那种不是说服，而是安慰她的话。但是，她听不进去，说什么也不肯答应。他向她俯下身去，抓住她那只在抵抗的手。他吻了吻她的手，吻了吻她的头发，又吻了吻手，她却一直默不作声。但是，当他用双手捧住她的脸，并说“吉提！”的时候，她突然清醒过来，又哭了几声，然后就同他和好了。

最后，他们决定明天一起去。列文对妻子说，他相信她去只是为了对他有所帮助，他承认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待在哥哥身边并不是什么有失体统的事；但是一路上他的内心深处对她和自己都感到不满意。他对她感到不满，因为她不能在必要时放他走（想到他不久前还不敢相信他有被她爱上的那份福气，而现在却因为她太爱他而觉得自己很不幸，他感到多么奇怪呀！），他对自己感到不满，则是因为自己没能坚持到底。他内心深处更不承认，她跟那个与哥哥同居的女人毫不相干，他惊恐地想到了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一想到他的妻子，他的吉提，将与一个娼妓同处一室，就足以使他不由自主地因厌恶与恐惧而发抖了。

十七

尼古拉·列文躺在省城的一家旅馆里。这类旅馆是按改良过的新样式布置的，虽然有保持环境整洁和舒适、甚至是优雅的良好愿望，但是由于来往旅客不注意，很快就变成了肮脏的小酒馆，并因追求现代化改进而变得比肮脏的旧式旅馆更糟糕。这家旅馆的状况就是这样。一个穿着脏制服、正在门口抽烟的士兵大概算是看门人，一座生铁铸就的、镂空的、阴暗而又难看的楼梯，一个穿着肮脏的燕尾服、举止随便的茶房，一间桌上饰有一束沾满灰尘的蜡制假花的公用客厅，狼藉满地的污泥、尘埃和脏物，以及铁路带来的一种现代的自负的忧虑，这一切使年轻的列文夫妇感到很不好受，他们感到特别难受的是，这家旅馆给人造成的假象无论如何同他们所面临的那种情景不相协调。

同平时一样，问过他们要住什么价钱的客房后，结果却发现连一间好客房也没有：一间被铁路稽查员占去了，另一间被一位莫斯科来的律师租用，第三间住着乡下来的公爵夫人阿斯塔菲耶娃。只剩下一间肮脏的客房，不过，人家答应在傍晚之前再把它隔壁的那间客房腾给他们。列文预料的情况发生了，在抵达目的地的那一刻，他因不知道哥哥的情况究竟怎样而焦急得喘不过气来，他却不能立刻跑去看哥哥，不得不为妻子操心，所以他一面埋怨妻子，一面把她领进他们租的那间客房。

“去吧，你去吧！”她用畏怯的、带歉意的目光望着他说道。

他默默地走出了客房，当即碰到了得知他已抵达却又不敢进来见他的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她还是他在莫斯科见到她时的模样：还是穿那条毛料连衣裙，还是裸露着双手和脖子，还是那张略有点发胖的、神情呆板而又温厚的麻脸。

“喂，怎么样？他的情况怎么样？怎么样？”

“很糟糕。起不来了。他一直在等您。他……您……和您的夫人。”

一开始，列文不明白她为什么窘困，但她立刻就向他作了解释。

“我走了，我要去厨房，”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会感到高兴的。他听得出她的声音，他认识她，还记得在国外见过她一面。”

列文明白她指的是他的妻子，却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才好。

“走吧，我们走吧！”他说。

但是，他刚抬脚，他客房的门就打开了，吉提探头往外看。列文因妻子使她自己和他处于这一困境而感到又羞又恼，以至于涨红了脸，但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脸红得更厉害。她整个身体缩成一团，脸红得连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双手抓住头巾的两端，用通红的手指捻卷着，不知道说什么和做什么才好。

最初一瞬间，列文发现，吉提看这个她所不理解的可怕女人的目光中有一种极为好奇的神情；但是，这神情只维持了短暂的一瞬。

“怎么啦？他怎么啦？”她问丈夫，然后又问玛丽亚。

“总不能站在走廊里谈话呀！”列文说，一面懊恼地回头打量一位抖动着双腿、仿佛是为办自己的事而于此时在走廊里走过的绅士。

“那就进来吧，”吉提对已经恢复常态的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但是看到丈夫那张神色惊惶的脸后又说，“要不你们先去吧，去吧，回头派人来接我。”说着她就回客房里去了。列文则去见哥哥。

他怎么也预料不到会在哥哥那儿见到和感觉到这样的情况。他本以为会看到人们说的肺痨病人常有的、哥哥秋天来家时使他感到大为惊讶的那种假象。他本以为会看到一些更加明确的、濒临死亡的体征，更加虚弱和更加瘦削的身躯，结果却几乎是老样子。他本以为自己会像以往那样为即将失去心爱的哥哥而悲哀，面对死亡而感到恐惧，只是程度将会更强烈。他已对这种情况做好了准备，但他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种情景。

一间肮脏的小客房，彩绘的墙壁镶板已经痰迹斑斑，透过薄薄的隔板听得到隔壁的说话声，空气中充满令人窒息的垃圾气味，离墙的床上躺着一具躯体，身上盖着被子。这具躯体的一条手臂放在被子上面，那只像耙子似的大手令人不解地联结在下端至中间都是一样纤细的那根长长的臂骨上。头侧枕在枕头上。列文看到他两鬓上汗津津的稀疏头发和皮肤绷紧得好像是透明的前额。

“这具可怕的躯体不可能是尼古拉哥哥。”列文心里想。但是，等到他走近，看清脸以后，就不可能再怀疑了。尽管这张脸发生了可怕的变化，列文朝这双抬起来看来者的灵活的眼睛看了一眼，发现了粘在一起的小胡子下面的那张嘴的轻微动作，当即明白了一个可怕的事实：这具僵死的躯体就是还活着的哥哥。

一双明亮的眼睛，神态严厉而又带责备地朝走进来的弟弟看了一看。这一眼立即就把活人之间的活的关系固定下来了。列文立即觉察到了向他射来的那道目光的责备含义，并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内疚。

列文抓住他的手，尼古拉微微一笑。笑容淡淡的，勉强可见，虽然他笑了，但那严厉的眼神却没有改变。

“你没料到会看到我这副样子吧。”他吃力地说。

“对……不，”列文语无伦次地说，“你怎么不先通知我，也就是说怎么不在我结婚时就通知我呢？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

必须说话才能避免令人尴尬的沉默，可是他却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尤其是因为哥哥一句话也不回答，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显然是在细细地品味每句话的意思。列文告诉哥哥，妻子跟他一起来了。尼古拉表示很高兴，却又说他怕自己的模样会吓着她。随即出现沉默。尼古拉突然忙乱起来，开始说话了。列文根据他的面部表情料想他会说一点特别重要的话，但是尼古拉却谈起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他指责医生，为当地没有莫斯科名医而感到遗憾，于是列文明白，他还抱着希望。

列文想摆脱痛苦的感觉，哪怕只摆脱一会儿也行，所以抓住冷场的最初一瞬间，站起来说，他要去把妻子领来。

“嗯，好吧，我这就叫人把这儿弄得干净一点。我想，这儿又脏又臭。玛莎！把这儿整理一下，”病人吃力地说道，“整理好，你就走开。”他补充了一句，并询问地望着弟弟。

列文不作回答。一走到走廊里，他就站住了。他说过要去领妻子来，但是现在对自己的感受有了清晰的认识，所以决定改变主意，要尽力说服妻子别去看病人。“她为什么要像我一样去受罪呢？”他心里想。

“喂，怎么啦？情况怎么样？”吉提神色惶恐地问道。

“唉，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何必来呢？”列文说。

吉提沉默了几秒钟，胆怯而又怜悯地望着丈夫；接着走上前去，双手抓住他的一只胳膊肘。

“科斯佳！领我去见他吧，我们两人在一起将会好受些。你只要把我领去就行了，领我去吧，去吧，”她开口说了起来，“你要明白，见到你而不见他，我会感到更难受。也许我去那儿对你对他都有点用处。让我去吧！”她央求丈夫，好像她一生的幸福就取决于这件事。

列文只好答应她，他恢复了常态，彻底忘却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带着妻子去见哥哥。

她一面不断地观察着丈夫，让他看看她那张勇敢和富有同情心的脸，一面轻轻地迈步走进病人的房间，然后不慌不忙地转了个身，轻轻地把门关上。她迈着无声无息的脚步，迅速地走到病人的床前，为了让他不必把头转过来，她又绕到床的另一边，然后立即就用自己娇嫩的手拉住他那只皮包骨头的大手，握了一握，并以女人所特有的那种不会伤人而又表示同情的、安详的活泼口气开始跟他说话了。

“我们见过面，但并不相识，那是在索登，”她说，“您没想到我会成为您的妹妹吧？”

“您认不出我了吧？”他脸上挂着看到她进来便出现的微笑说。

“不，我认得出的。您通知我们，这件事做得真好！科斯佳没有一天不想起您，不惦念您。”

但是，病人的兴奋状态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她还没有说完，一个垂死的人羡慕活人的那种严厉而带责备的神态又一次出现在他的脸上。

“我担心您住在这儿不大舒服，”她说，一面把头转过去避开他盯着她看的目光，并打量起房间来。“必须向老板另租一间客房，”她对丈夫说，“好让我们可以离得近一点。”

十八

列文无法平静地望着哥哥，无法当着他的面装出一副自然和平静的样子来。他一走进病人的房间，他的眼睛和注意力就像被什么东西遮住似的变得模糊了，他看不见，也辨别不清哥哥的详细病状。他闻到非常难闻的气味，看到肮脏不堪、杂乱无章和使人痛苦的情景，听到呻吟声，并觉得无法改善这一种情况。他并没有想到要弄清病人的全部病情细节，没有想到这具躯体是怎样躺在被子下面的，他那非常瘦的小腿、骶骨下部、脊背是怎样弯曲地搁在那儿的，也没有想到能否把它们安放得更舒服一点，该做些什么事才能使情况即使不好转，也不至于那么糟。当他开始想到所有这些细节时，他的脊背就不寒而栗。他无可置疑地确信，无论做什么事都无法延长哥哥的生命，也无法减轻哥哥的痛苦。病人察觉他已认定不可能有任何救治的方法，于是来气了。因此，列文觉得更加难受了。待在病人的房间里他觉得很痛苦，不待在那里就更糟糕。于是他找出各种借口不停地出出进进，就是无法和哥哥一起待在房里。

但是，吉提却完全不是这样想，这样感觉，这样做的。看到病人，她就会可怜他。怜悯在她那颗女人的心里所引起的绝不是在她丈夫身上所引起的那种恐惧和厌恶，而是一种要采取行动、要了解他的健康状况的全部详情、并帮助他的强烈愿望。她丝毫也不怀疑她应该帮助他，她也坚信这种帮助是办得到的，并且立即就着手做了。她丈夫一想到就会感到恐惧的那些事情立即就把她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她派人去请医生，派人到药房里去买药，让跟她一起来的那个女仆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一起扫垃圾、擦灰尘、洗东西。她还亲自洗东西，把一件东西放到被子下面。人家按她的吩咐把一些东西搬进病人的房间，把另一些东西搬出去。她亲自到自己的客房里去了几趟，毫不理会那些迎面走过的绅士，取来被单、枕套、毛巾和衬衫。

那个在公共餐厅里给工程师们上饭的仆人听到她的召唤，每次过来都是气呼呼的，但又不能不照她的吩咐去做，因为她吩咐他的口气亲切而又坚决，使他怎么也无法走开。列文不赞成这一切做法，他不相信这样做会对病人有任何好处。他最怕病人生气。病人虽说对这一切似乎并不关心，但也没有生气，只是感到羞愧，一般说来好像对她为他所做的那些事还是感兴趣的。列文从吉提派他去请的那位医生那儿赶回来了。他推开房门，正好碰上人家在按吉提的吩咐给病人换内衣。又长又白的脊背连同突出的巨大肩胛骨、凸露的肋骨和脊椎骨全都裸露着，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和仆人把衬衫的袖子弄乱了，无法把他那只耷拉着的长手塞进袖子。吉提等列文进来后就急忙把门关上，也没有朝那边看，但是听到病人呻吟，她就赶忙朝他走去。

“快一点。”她说。

“您别过来，”病人生气地说，“我自己……”

“您在说什么？”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问。

吉提却听清楚了，明白他是因为在她面前打赤膊而感到不好意思和不高兴。

“我不看，不看！”她一面说，一面调整那只手的位置。“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您从那面绕过去，把手的位置调整一下。”她补了一句。

“你去一趟，我小手袋里有一只小玻璃瓶，”她对丈夫说，“知道吗，就在侧袋里，你把它拿来，到那时这儿就全都收拾好了。”

列文拿着瓶子回来时，发现病人已经躺下，病人周围的一切全都变了样。难闻的气味已被吉提噘着嘴、鼓起绯红的两腮从一根小管子里喷出来的醋和香水的气味所替代。哪儿也看不到灰尘，床下铺了一块地毯。桌子上整齐地摆着一些小玻璃瓶、长颈玻璃瓶，还有一摞要替换的内衣和吉提的一件英式刺绣作品。在病床旁边的另一张桌子上放着饮料、蜡烛和药粉。身体干净、头发梳理整齐的病人躺在清洁的床单上，脑袋枕着高高的枕头，身穿一件干净的衬衫，雪白的领子竖在他那瘦得很不像样的脖子周围，他又流露出一种新的希望，目不转睛地望着吉提。

列文在俱乐部里找来的这个医生并不是以前替尼古拉治病、并使他感到不满的那个医生。医生拿出听诊器，对病人作了听诊，摇了摇头，开了药方，特别详细地说明该怎么服药，然后说明要遵守怎样的饮食制度。他建议病人吃生鸡蛋或煮得很嫩的鸡蛋，喝掺过温热的鲜牛奶的矿泉水。等医生走后，病人对弟弟说了几句话，列文只听清最后几个字：“你的卡佳。”根据病人看她的目光，列文明白他是在夸奖她。列文照哥哥的叫法叫了声“卡佳”，把她叫到跟前来。

“我已经觉得好多了，”他说，“要是与您在一起，我早就痊愈了。多好啊！”他握住她的一只手，把它拉到自己的嘴唇旁边，但是好像怕这样做会使她不愉快，于是又改变主意，把手放了下来，只是抚摩了一下。吉提用双手捧起病人的这只手，握了握。

“现在把我翻过来朝左侧，然后你们去睡吧。”他说。

谁也没有听清楚他的话，只有吉提一个人明白他的意思。她之所以明白，是因为她一直在想他需要什么。

“翻到朝另一侧，”她对丈夫说，“他一直睡在这一侧。你帮他翻个身，叫仆人来干这事不大好。我又不能干。您行吗？”她问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

“我害怕。”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回答。

无论列文觉得用双手去抱住这具可怕的躯体、去抓住被子下面那些他所不愿意了解的地方有多么可怕，他还是受妻子的影响，摆出一副他妻子所熟悉的刚毅的脸色，把双手伸进去，开始帮他翻身，尽管他的力气不小，但令他吃惊的是这些已衰竭的肢体竟然重得出奇。趁他在给病人翻身，感觉得到自己的脖子已被一只非常瘦的大手搂住的时候，吉提迅速而又无声无息地把枕头翻了个身，拍拍松，扶正病人的头，理了理他那粘在鬓角上的稀稀落落的头发。

病人握住弟弟的一只手。列文觉察到，病人握他的手想干什么，并且在拉他的手。列文一动也不动地随他摆弄。果然，他把手拉到自己的嘴边，吻了一下。列文哽咽得浑身发抖，说不出任何话来，就从房间里出去了。

十九

“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14]列文在这天晚间同妻子谈话时对她就有这种想法。

列文之所以会想到福音书的这句名言，倒不是因为他自认为是个聪明通达人。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聪明通达人，但不会不知道他要比妻子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聪明，也不会不知道，当他想到死亡的时候，他是用全副精力思考的。他也知道，许多男性大思想家（他读到过他们对此事的见解）都思考过此事，但是他们对此事的认识还不及他妻子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百分之一。无论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和卡佳（尼古拉哥哥就是这样称呼她的，列文现在也很乐意这样称呼她）这两个女人多么不同，她们在这方面倒是完全一样的。她俩都毫无疑义地知道什么叫生，什么叫死，虽说她俩无论如何也回答不出，甚至根本就不理解列文考虑的问题，但她俩都不怀疑这一现象的意义，并且对这一现象持有完全相同的看法，不仅她们看法相同，而且还与千百万人的看法相同。她们确实知道什么叫死，证据就是，她们毫不迟疑地知道该对垂死的人怎么办，而且也不害怕他们。列文等人虽然能说出许多有关死亡的看法，但是他们显然都不了解死亡，因为他们害怕死亡，并且根本就不知道，当有人快要死的时候，他们该做些什么。假如列文现在独自与尼古拉哥哥待在一起，那么他就会恐惧地望着哥哥，并且会更加恐惧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而不会做别的事情。

不仅如此，他还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该用什么样的目光看人，该用什么样的步态走路。他觉得谈论不相干的事似乎是一种侮辱，那是不行的；谈论死亡，谈论阴森可怕的事也不行。沉默也不行。“看他吧，他以为我在琢磨他，我不敢；不看他吧，他以为我在想别的事。踮起脚走路吧，他会感到不满；大步走路呢，我又不好意思。”吉提显然没有想到自己，也没有时间去想自己；她在想病人，她好歹懂一点，所以结果都很好。她一会儿讲自己的事，一会儿讲自己的婚礼盛况，一会儿微笑，一会儿怜悯，一会儿抚摩他，一会儿谈痊愈的病例，所以结果都很好。她肯定懂行。她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活动并不是本能的、动物的、非理智的活动，证明这一点的证据就是，除了照料病人身体、减轻他的痛苦外，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和吉提都要求再为垂死的人做一些比照料他的身体更重要的事，这种事与身体毫无关系。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谈到一个已故的老人时说：“也好，谢天谢地，给他授了圣餐，举行了涂圣油的仪式，愿上帝让每一个人都能这样死去。”卡佳也是这样的，除了为病人的内衣、褥疮、饮料操心外，第一天就说服了病人一定要领圣餐和接受涂圣油仪式。

从病人那儿回到自己的两间客房里过夜时列文坐着，低着头，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别说吃晚饭、安排过夜事宜、考虑往后怎么办，就连同妻子说话他也做不到；他感到惭愧。吉提则相反，精力比平时更充沛。她甚至比平时更活跃。她吩咐摆晚饭，亲自打开行李，亲自帮忙铺床，并且也没有忘记往铺盖上撒灭臭虫的药粉。她情绪激越，思路敏捷，这些表现是男人在面临厮杀、战斗时在人生危险的紧要关头才会有的，因为一个男人在这种时候会一劳永逸地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他过去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徒劳无益的，而是在为这一时刻做准备。

她做一切事都很顺手，不到十二点，一切东西就全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整理好了，而且安放得与众不同，从而使客房变得像自己的家，像她的房间：床已铺好，刷子、梳子、镜子摆出来了，小桌布也铺上了。

列文发现，现在连吃饭、睡觉、说话都是不可饶恕的行为，觉得他的任何一个动作都是有失体面的。她正在分门别类地整理刷子，丝毫也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

不过，他们一点东西也吃不下，久久无法入睡，甚至久久不躺下。

“能说服他明天接受涂圣油仪式使我感到很高兴，”她穿着短衫坐在折叠镜前面，一边用篦子梳着柔软芳香的头发，一边说。“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种事，但我知道要为病人的痊愈祈祷，妈妈对我说过。”

“难道你认为他会痊愈吗？”列文说，一面望着她圆圆的小脑袋后面那道篦子一梳到前面就会被遮住的狭窄的头皮。

“我问过医生了，他说病人最多还能活三天。莫非医生能知道？我还是为能说服他而感到很高兴，”她说，同时从头发缝间斜眼打量着丈夫。“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她补充道，脸上露出特别的、带点狡黠的表情，每当她谈论宗教的时候，她脸上总有这种表情。

他们曾经谈论过宗教问题，当时他们还是未婚夫妻，此后再未谈过这个问题，但是她一如既往地履行上教堂做祷告的仪式，她始终坦然地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尽管他的表白与此相反，她仍然坚信，他也是个基督教徒，甚至比她更虔诚，而他嘴上说的那些话只是他这类可笑的男子汉的一种狂妄，就像他谈论英式刺绣那样：好心人似乎都是在补洞，而她却故意挖洞，等等，等等。

“对，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这个女人就是不会料理，”列文说，“还有……我应该承认，我为你能来而感到非常非常高兴。你是那么纯洁，以至于……”他拉住她的一只手，可是并没有吻它（他觉得死神近在咫尺的时候吻她的手是不得体的），而只是面带愧色望着她那双闪耀着欢乐光彩的眼睛，握了握这只手。

“要是你一个人来肯定会很痛苦。”她说，然后高高地举起双手，遮住她那高兴得泛红的双颊，把辫子盘在后脑勺上，并用发夹别住。“是啊，”她继续说，“她是不知道……幸亏我在索登学会了许多事。”

“难道那儿也有这样的病人？”

“情况更糟。”

“对我来说，可怕的是我无法不想到他年轻时的模样……你决不会相信他曾是个多么可爱的青年，但我当时并不理解他。”

“我完全相信。我觉得我们早该同他和睦相处。”她说，并为自己所说的话而感到害怕，回头看了丈夫一眼，眼泪就涌上了她的眼眶。

“对，早该这样，”他伤心地说，“他正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不适应这个世界的人。”

“不过，我们未来的日子还很多，该躺下睡觉了。”吉提看了看自己的小坤表说。

二十 死亡

第二天，病人接受了圣餐，行了涂圣油礼。在举行仪式那段时间，尼古拉一直在热情地祈祷。他那双大眼睛凝视着那座摆在铺着花桌布的桌上的圣像，流露出热切的祈求和希冀，使列文不忍卒睹。列文知道，这种热切的祈求和希冀只会使病人在即将离开自己如此喜爱的人生之时更加痛苦。列文了解哥哥，也了解他的思想历程。他知道，哥哥不信教并不是因为不信教可以活得更轻松，而是因为现代科学对宇宙诸现象所作的解释已渐渐地排除了宗教信仰，所以他知道，哥哥现在皈依宗教并非思想发展所必然的，而是暂时的，自私的，带有渴望痊愈这种极不理智的行为表现。列文也知道，吉提说的听来的那些离奇的痊愈故事加强了他的这一希望。这一切列文都知道，因此看着这种充满希望的祈求的目光，看着这只消瘦的手吃力地举起来，在已无法容纳病人所祈求之生命的皮肤绷得紧紧的前额、突出的肩膀和发出呼哧声的空洞的胸膛上画十字，列文感到难受，感到痛苦。在行圣礼的时候，列文也在祈祷，在做他这个不信教的人已做过千百遍的那件事。他对上帝说：“如果你真的存在，那就让这个人痊愈吧（要知道，这话已重复过许多遍），那样你就拯救了他，也拯救了我。”

涂过圣油后，病人突然觉得好多了。他在一个小时之内没有咳嗽过一声，微笑着，吻着吉提的手，含着眼泪感谢她，说他感觉很好，哪儿也不痛，还说他觉得自己既有胃口，又有力气。等人家把汤送来后，他甚至自己坐起来，还要了一个肉丸子。尽管他已不可救药，尽管一眼就看得出他是不可能痊愈的，列文和吉提整整一个小时都处于一种既感到幸福、又怕弄错的兴奋状态。

“好一点了吗？”“是的，好多了。”“真奇怪。”“一点也不奇怪。”“毕竟是好一点了。”他们微笑着相互低声说道。

迷惑人的假象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病人平静地睡着了，但是过了半小时，他就咳醒了。他本人和周围的人所抱有的一切希望全都突然消失了。痛苦的事实毋庸置疑地毁灭了列文、吉提和病人本人所抱的希望，甚至丝毫不给人以回忆的余地。

尼古拉甚至不去回想半小时前所相信的事，好像回忆这件事会使他不好意思；他让人把盖着镂空小纸片的、装着供人吸用的碘酒的小玻璃瓶递给他。列文把瓶递给他，于是他用行涂圣油仪式时所抱的那种强烈希望的目光凝视着弟弟，像是要弟弟证实医生说嗅碘酒会产生奇迹的那番话是正确的。

“怎么啦，卡佳不在这儿吗？”等列文勉强肯定了医生的话以后，他环顾着四周，声音嘶哑地说道，“她不在，那么就可以说了……我是为她演出这出喜剧的。她是那么的可爱，可是我和你却不能欺骗自己了。我就相信这个东西。”他说，然后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紧握着小玻璃瓶，对着瓶口呼吸。

晚上七点多，列文和妻子正在自己的客房里喝茶，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气喘吁吁地跑来叫他们了。她脸色苍白，嘴唇在发抖。

“他就要死了！”她小声地说，“我怕他马上要死了。”

他们跑到那儿，他已经坐起来，用一只臂肘支撑着身体，弓着长长的脊背，低垂着头，坐在床上。

“你觉得怎么样？”列文沉默一阵之后低声地问道。

“我觉得我要上路了，”尼古拉吃力地、异常清晰地、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他没有抬头，只是抬眼往上看，却又看不到弟弟的脸。“卡佳，你走开吧！”他又说。

列文站起来，低声吩咐她出去。

“我要上路了。”他又说了一遍。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列文没话找话说。

“就因为我要上路了，”他重复道，似乎特别喜爱这一说法。“完了。”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走到他面前。

“您躺下吧，躺下会好一点。”她说。

“我很快就要安安静静地躺着了，”他说，“一个死人，”他气呼呼地嘲笑说，“喂，既然你们要这样，那就让我躺下吧。”

列文扶哥哥躺下，坐在他身旁，屏住呼吸望着他的脸。垂死的他闭上双眼躺着，但是前额上的肌肉偶尔微微颤动，就像正在紧张深入地思考。列文不由自主地同他一起思考，现在他体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然而，列文从这张神情平静而又严肃的脸上，以及从眉毛上方的颤动的肌肉中看出，他虽苦思冥想仍不得要领的事，对这个垂死的人来说却是越来越清楚了。

“对，对，就是这样，”垂死的人一字一顿地、慢慢地说，“等一等。”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就这样吧！”他突然镇静地拉长着声音说道，好像对他来说已万事皆休了。“主啊！”他说完就深深地叹了口气。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摸摸他的双脚。

“开始变冷了。”她低声说。

列文觉得，病人已一动也不动地躺了很久很久。不过，他仍然活着，有时还在作深呼吸。列文已经想得累了。他觉得，尽管他想了又想，他仍无法理解“就这样”是什么意思。他觉得自己的思想早已落在垂死的人后面了。他已经无法再思考死亡这个问题，他不由自主地思考着他现在必须立即去做的事：替死者合上眼睛，穿上衣服，定购棺材。事情真奇怪，他觉得自己十分冷静，既不感到悲伤，也不感到有什么损失，更不觉得哥哥可怜。要是说他现在对哥哥还怀有某种感情的话，那就是忌妒垂死的人现在拥有他所无法拥有的那种知识。

他就这样在哥哥的身旁坐了很久，等待死亡降临。但是，死亡并没有降临。门打开了，吉提来了。列文站起来，想去拦她。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了垂死者的动静。

“别走开。”尼古拉说，并伸出了一只手。列文把一只手伸给他，并生气地朝妻子挥挥另一只手，要她走开。

他握着哥哥的一只手坐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他现在根本不去思考死亡这个问题了。他在想吉提正在做什么，隔壁那间客房里住的是什么人，医生的房子是不是他自己的。他想吃东西，想睡觉。他小心翼翼地腾出手来，摸了摸垂死者的双脚。脚是冰凉的，但病人还在呼吸。列文又踮起脚来想走出去，但病人又微微地动弹起来，并说：

“别走开。”……………………………………………………………

天亮了，病人的情况依然如此。列文轻轻地腾出手来，没朝垂死的人看一眼，就回到了自己的客房，躺下睡着了。醒来后，他听到的并不是他所预料的哥哥的死讯，而是病人已恢复原先状态的消息。病人又开始坐起来，开始咳嗽，吃东西，说话，不再谈论死亡，又开始流露出对痊愈的希望，心情变得比原先更暴躁，更忧郁。无论弟弟还是吉提，都无法使他安静下来。他生大家的气，对所有的人说话都不中听，为自己的痛苦而指责所有的人，并要求替他到莫斯科去请名医。每当人家问他觉得怎么样时，他总是带着凶狠和责难的神情千篇一律地回答：

“我痛苦极了，受不了啦！”

病人越来越痛苦，特别是褥疮，已经治不好了。他越来越生周围人的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指责别人，特别指责没有替他到莫斯科请医生。吉提千方百计帮助他，安慰他，但全都无济于事。列文发现她本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已疲惫不堪，虽说她并不承认。那天夜里他把弟弟叫来，准备与生命告别，使大家都感觉到死亡的滋味，但现在这种感觉已荡然无存了。大家都知道他必然会很快死去，他已经半死半活了。大家都有一个愿望——但愿他尽快地死去，为了掩饰这一点，又给他吃装在小玻璃瓶里的药，为他求医觅药，欺骗他，欺骗自己，也相互欺骗。这一切都是虚伪行径，是卑劣的、侮辱人格的、亵渎神明的虚伪行径。出于自己的本性，又因为自己最爱这个垂死的人，所以列文特别痛切地感受到这种行径的虚伪。

列文早就想促成两位哥哥和解，哪怕是在临死前和解也行，所以他给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写了一封信。一收到他的回信，列文就把信读给病人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写道，他无法亲自赶来，不过他用动人的语句请求弟弟原谅。

病人一句话也不说。

“我该给他写些什么呢？”列文问，“我想你没有生他的气吧？”

“对，一点也没有！”尼古拉烦恼地回答，“写信告诉他，叫他给我派个医生来。”

又过了难挨的三天，病人一切如故。凡是见到他的人——旅馆的仆役、老板、医生、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列文和吉提，现在全都希望他快点死去才好。只有病人一个人没流露过这种希望，相反，他仍为人家没替他把医生请来而生气，他继续吃药，谈论“生”的话题。只有在鸦片使他暂时忘却不间断的痛苦的那些难得的时刻里，他才偶尔在半睡半醒中说出他心里那个比任何人都更强烈的愿望：“唉，最好是一下子就死掉！”或是：“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呀！”

痛苦在不疾不徐地增大，正在发挥它的作用，使他走向死亡。没有一种姿势不使他感到痛苦，没有一分钟能使他摆脱痛苦，他身上没有一个部位、没有一个肢体不疼痛，不折磨他。就连这具躯体的回忆、感受和想法，像这具躯体本身一样，现在也使他感到极其厌恶了。别人的模样、他们的话语、自己的回忆——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痛苦。周围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都在不知不觉中不让自己当着他的面随便行动、交谈、说出自己的愿望。他的整个生命渐渐融成一种感觉，那就是痛苦和摆脱痛苦的愿望。

他体内显然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肯定使他把死亡看成愿望的满足，看成幸福。原先，因痛苦或贫乏，如饥饿、疲劳、干渴所引起的每个愿望，都是由肉体机能享受而得到满足，而现在，贫乏和痛苦已得不到补偿，补偿的企图只会引起新的痛苦。所以，所有的愿望便汇合成一个愿望——摆脱一切痛苦和痛苦的根源，即摆脱肉体。但是他无法表达出这种解脱的愿望，因此他不谈这一点，而是按照习惯要求补偿那些已经无法实现的愿望。“把我翻到另一侧去，”他说，过后，他又立即要人家让自己恢复原状。“给我喝一点肉汤。把肉汤拿走。随便说点什么听听吧，你们为什么不说话？”但是，人家刚开口，他又闭上眼睛，露出一副疲乏、冷漠和厌恶的神情。

抵达该城第十天，吉提病了。她头痛，呕吐，整整一个上午起不了床。

医生说这病是由疲劳、焦急引起的，嘱咐她要安下心来休养。

但是，下午吉提就起床了，像平时一样拿着针线活到病人那儿去了。她走进房间，他严厉地看了看她。她说她病了，他就蔑视地冷笑。这一天，他不停地擤鼻涕，一直在痛苦地呻吟。

“您觉得怎么样？”她问他。

“更糟糕，”他吃力地说，“很痛呀！”

“哪儿痛？”

“浑身都痛。”

“他今天就要死了，你们瞧着吧。”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低声说。尽管她把声音压得很低，但列文发觉，敏感的病人大概听见了她的话。列文朝她嘘了一声，回头看了病人一眼。尼古拉是听见了，但是这句话对他毫无影响。他的目光仍然是责难的和紧张的。

“你为什么这样认为？”列文等到她跟着他走到走廊里，问道。

“他开始扯自己身上的衣服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

“怎样扯的？”

“就是这样扯的。”她一面说，一面撕扯她那条羊毛连衣裙的褶皱。真的，他发觉，病人这一整天都在抓自己身上的东西，好像想扯掉什么东西似的。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预言是对的。入夜后，病人已经抬不起手，只是凝视着前方，专注的眼神定定的，毫无变化。就连列文和吉提为了让他看见他们而向他俯下身去的时候，他也依然这样凝视着前方。吉提派人去请神父来做临终祈祷。

在神父做临终祈祷的时候，垂死的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双眼闭着。列文、吉提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站在床旁边。神父还没有读完祷词，垂死的人就伸了伸腰，叹了口气，睁开了眼睛。神父读完祷词，把十字架放在垂死的人那冰凉的前额上，然后慢条斯理地用长巾把它包起来，又默默地站了两分钟左右，碰了一下他那只已变得冰凉的、毫无血色的大手。

“死了。”神父说完就要离开，但死者那粘在一起的唇髭突然颤动了一下，寂静中清晰地听到了一种从胸腔深处发出来的有点刺耳的声音：

“还没死透……快了。”

又过了一分钟，他的脸色变得开朗了，唇髭下面露出了笑容，聚集在房里的女人们就提心吊胆地动手给死者穿衣服。

哥哥的模样和死亡的临近，使列文心里重又出现了那种对令人费解的、近在咫尺和不可避免的死亡的恐惧感，在哥哥来他家的那个秋天的晚上，他心里所充满的就是这种恐惧感。现在，这种感觉比从前更强烈了。他还觉得自己对死亡含义的理解能力比从前更差了，死亡的不可避免在他看来也就更可怕了。多亏现在妻子在他身边，这种感觉才没有使他陷入绝望，尽管面对着死亡，他仍觉得自己必须活下去，必须有爱心。他觉得，是爱把他从绝望中解救出来，这份爱在绝望的威胁下变得更强烈和更纯洁了。

死亡过程尚未在他面前告终，仍然是令人费解的奥秘，而另一个同样费解的奥秘又冒出来，呼吁人们要相亲相爱，要活下去。

医生证实了自己对吉提所作的初步诊断。她的病症是妊娠反应。

二十一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从同别特西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谈话后明白，他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别去打扰自己的妻子，别让她碰见他，以免使她感到为难。他还明白，他妻子本人也希望他这样做。从那时起，他觉得自己失魂落魄，六神无主，不知道自己现在到底想要什么，只好听凭热心料理他家事务的人做主，对一切都表示同意。直到安娜离开家，英国女教师派人来问他，她应当与他一起吃饭呢，还是单独用餐，他才开始明白自己的处境，他感到非常害怕。

在这种处境中，他感到最艰难的是，他怎么也无法把自己的过去同现在的境况联系起来，加以调和。使他感到心烦意乱的倒不是他和妻子生活得很美满的那段日子。他已经痛苦地熬过了从那段日子到得知妻子不贞的过渡期；这种事是难以忍受的，但他尚能理解。要是妻子坦白自己不贞后立即就离开他，那么他是会感到伤心，感到不幸的，但是绝不会有他现在觉得的这种莫名其妙、走投无路的处境。不久前，他宽恕了妻子，对患病的妻子和他人生的孩子产生了怜悯和爱心，而现在就好像是为了报答他似的，他竟落得个形单影只的下场，丢尽了脸，被人嘲笑，大家都不需要他，鄙视他，他无论如何不能使这样的行为与结果相调和。

妻子离开后的最初两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像平时一样接见来访者、办公室主任，出席委员会会议，到饭厅吃饭。这两天，他千方百计装出心平气和、甚至是无所谓的样子，但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回答如何处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物品和房间的问题时，他尽最大努力控制住自己，以便让人觉得，发生的那件事他并非没有预料到，也无异常之处。他的确达到了目的：谁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绝望的迹象。妻子走后第二天，科尔涅伊把安娜忘记付款的一张时装店的账单交给他，并禀报说店员本人就在这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他去把店员叫进来。

“对不起，大人，我冒昧打扰您了。假如您要我们去找尊夫人要的话，那就请告诉我们有关她的地址。”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像店员所觉得的那样沉思起来，并突然转身坐到书桌旁去了。他用双手托住垂下的头，这样坐了很久，几次欲语又止。

科尔涅伊理解老爷的心情，所以就请店员下次再来。房间里又剩下他一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明白，他再也无法继续扮演性格坚强和神态镇静的角色了。他吩咐将正在等他的马车卸套，说他不接见任何人，他也没有出来吃饭。

他已发觉他经受不住蔑视和冷酷的压力，因为他在店员的脸上，在科尔涅伊的脸上，在这两天所见到的任何一个人的脸上，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两种神情。他觉得他无法使人们不恨他，因为这种恨的起因并不是他为人不好（要是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努力变得好一点），而是他不幸得可耻而又令人厌恶。他知道，就因为这一点，就因为他心中苦恼万分，他们将会残酷无情地对待他。他觉得人们快要把他给毁了，就像一群狗要咬死一只遍体鳞伤、痛得尖叫的狗那样。他知道，只有一个办法能使他摆脱众人，那就是不让他们看到他的伤口，两天来他一直下意识地试着这样做，但是现在他发觉自己已经无力继续进行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了。

他的绝望情绪因他意识到只能独自忍受痛苦而变得更加强烈。不仅仅在彼得堡，而且在任何地方，他都没有一个可以对之倾诉衷肠，并且不把他当做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而只当做一个受苦受难的普通人来加以怜悯的那种朋友。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孤儿。他只有一个哥哥。父亲他们都已记不得了，母亲死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才十岁。财产不多。卡列宁的叔叔是个大官，曾是先皇的宠臣，他培养了他们。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中学和大学毕业时都获得了奖章，并在叔叔的帮助下立即踏上了显赫的仕途，从此只醉心于功名。无论是在中学和大学里，还是毕业后在任职部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都没有知心朋友。哥哥是他最知心的人，但是他在外交部任职，总是住在国外，死也死在国外，是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结婚后不久去世的。

在他就任省长期间，省城里的一位阔太太，即安娜的姑妈，使他这位年龄不小的年轻省长结识了她的侄女，并使他陷入了一种要么明确表态，要么就离开省城的困境。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犹豫了很久。当时进退的理由同样多，就是没有充分的理由使他改变自己的起疑就放弃这一准则。安娜的姑妈通过一个熟人向他暗示，说他已经损害了姑娘的名誉，为了维护名誉他应该向姑娘求婚。他求婚了，并把他能献出的感情全都献给了未婚妻和妻子。

他对安娜的眷恋消除了他心里与人亲密交往的所有愿望。现在，他在所有的熟人中间，连一个知心好友也没有。被称作有关系的那种人倒是很多，但是关系亲密的人却连一个也没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有很多酒肉朋友，他可以把这种朋友叫到家里来吃饭，请他们参与他所感兴趣的事务，请他们庇护某个求职者，他可以跟他们一起毫无顾忌地讨论别人乃至最高当局的行为；但是他与这些人的关系被限定在一个不许逾越的、由风俗习惯加以严格规定的范围里。他和一个大学同学后来相处比较密切，他本可以与他谈谈个人的痛苦遭遇，但是这个同学却在一个遥远的学区任督学。留在彼得堡的那些人中间，他最要好和最谈得拢的就是办公室主任和医生。

办公室主任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斯柳金是个老实、聪明、善良和有道德的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觉得他对自己抱有一种私人的好感，但是长达五年的公务交往在他们之间筑起了一道障碍，使他们不可能真心交谈。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签署好公文，凝视着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沉默了很久，几次想开口说话，但又说不出口。他已经准备好一句话：“您听到我的不幸遭遇吗？”结果说出来还是平时那句老话：“您替我把这份东西准备好。”然后就让他走了。

对他怀有好感的另一个人是医生，但是，他们之间早已有一种默契，那就是承认两个人的工作都很繁重，两个人都要忙于工作。

自己的那些女友，其中包括最要好的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并没有想到过。女人终究是女人，在他看来全都是既可怕又讨厌的。

二十二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忘掉了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她却没有忘掉他。在他独自陷入绝望的痛苦时刻，她来到了他家，并且未经通报就走进了他的书房。她正好看见他双手支着头坐着。

“我破坏了禁律，”她快步走进书房，一面因激动和快速走动而气喘吁吁地说道。“我全都听说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的朋友！”她双手紧握住他的一只手，一双美丽而又深沉的眼睛望着他的眼睛，继续说道。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皱着眉头欠了欠身，抽回自己那只手，将一把椅子往她身边挪了挪。

“坐下来好不好，伯爵夫人？我不会客，是因为我生病了，伯爵夫人。”他说，他的嘴唇也颤抖起来了。

“我的朋友！”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重复道。接着，她双眉突然倒竖，在前额上组成一个三角形，她那张难看的黄脸变得更难看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觉察到，她在怜悯他，她很快就要哭了。他深受感动：他抓住她的一只丰腴的手，开始吻它。

“我的朋友！”她激动得结结巴巴地说，“您不应当沉湎于悲痛之中。您的痛苦太大了，您应当找到慰藉。”

“我被打败了，我被毁了，我再也不能算是人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放开她的手，继续望着她那双噙满泪水的眼睛说。“我的处境太可怕了，我哪儿也找不到支撑点，在自己身上也找不到。”

“您定会找到支柱的，不过，别在我身上寻找，尽管我要求您相信我的友谊，”她叹口气说，“我们的支柱是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份爱。上帝这样做很容易，”她带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熟悉的那种充满激情的目光说，“上帝定会支持您，帮助您。”

尽管这些话显示出她因自己的崇高感情而大为感动，尽管这些话里有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觉得是多余的那种不久前在彼得堡盛行的神秘主义情绪，但是现在听到这些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仍然感到很高兴。

“我软弱无能。我无地自容。我一点也没有料到，现在仍然一点也不明白。”

“我的朋友。”利季娅·伊万诺夫娜重复道。

“不是因为失去了现在已没有的那种东西，不是因为这个，”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我并不遗憾。但是，我不能不在人前为我的处境感到羞耻。这样不好，我不能不这样，我不能不这样呀。”

“做出我和众人所钦佩的崇高的宽恕行为的并不是您，而是存于您心中的上帝，”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满怀激情地抬起眼睛说，“因此您不能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皱起眉头，弯起双手，开始咔咔作响地扳手指头。

“必须了解一切琐事，”他用尖细的声音说，“人的力量是有极限的，伯爵夫人，我已达到了极限。今天，我整整一天都在处理事情，安排家务活，这都是因我独身的新处境而发生的（他加重了“发生的”这几个字的语气）。仆人、女教师、账目……这些细碎的琐事把我的精力耗尽了，我无法忍受了。吃饭时……我昨天几乎要离席而去了。我无法忍受儿子瞧着我的那副神情。他没有问我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心里是想问的，我无法忍受这种目光。他怕看我，但这还不算……”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想说说人家给他送来的那张账单，可他的声音颤抖了，所以他就住口了。想起这张账单——记在一张蓝纸上的、买帽子和绦带的账单，他就无法不可怜自己。

“我明白，我的朋友，”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我全都明白。您会得到帮助和慰藉的，不是从我这儿得到，可我还是来了，目的只是想尽我所能帮助您。但愿我能使您摆脱这些琐碎的、有失身份的操心事……我明白，这里得有女人张罗，得有女人安排。您肯托付给我吗？”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默默地和感激地握了握她的手。

“我们一起来照顾谢廖扎吧。我并不擅长干具体事。但是我会着手干的，我来当您的女管家。别感谢我。叫我这样做的并不是我自己……”

“我不能不感谢您。”

“不过，我的朋友，请别沉湎于您说过的这种感情，别为基督教徒的崇高的思想境界感到羞耻：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15]。您不可以感谢我。应该感谢上帝，要向上帝求援。我们只有从上帝那儿才会得到平静、安慰、拯救和爱。”她说，接着就举目望着苍天，开始祈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她的沉默中看出这一点。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听到她在祈祷。原先他觉得，她的祈祷用语虽说并不令人讨厌，却也是多余的，而现在则觉得它们自然贴切而又令人快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并不喜欢这一狂热的新精神。他是个教徒，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对宗教感兴趣，而新的教义敢于放肆地作出一些新的解释，正因为如此，它就会为争论和分析大开方便之门，所以从原则上说，它是令他讨厌的。他原先对这一新教义持冷淡、甚至是敌视的态度，但从不与醉心于这种新教义的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争论，而是竭力用沉默回避她的挑战。现在则是他第一次心甘情愿地听她说，并且内心也不反驳。

“我非常非常感谢您，感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感谢您所说的一切。”当她祈祷完毕，他说。

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又一次握了握朋友的双手。

“现在我要开始干活了，”她沉默了一会儿，擦掉脸上的泪痕，微笑着说，“我到谢廖扎那儿去。只有万不得已时，我才会来找您。”她站起来，走了出去。

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来到谢廖扎住的房子里，泪水洒落在惊慌失措的小男孩的脸颊上，一面对他说，他父亲是个圣人，他母亲死了。

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她真的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家的一应事务全都揽到自己身上。不过，她说自己不擅长干具体事，这倒一点也没有夸张。她的一切吩咐都需要修改，因为都是行不通的。修改吩咐的事则落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贴身侍仆科尔涅伊身上，他现在在众人不知不觉中开始管理卡列宁家的一切事务了，在老爷穿衣时他态度自然而又小心谨慎地向老爷禀报一些需要禀报的事。不过，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帮助还是非常有效的，她给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是精神上的支持，使他意识到她对他的爱心和敬意，特别是她几乎使他改信基督教，也就是使他这个冷漠而又懒散的教徒变成彼得堡近来所流行的、耶稣教新教义的热烈而又虔诚的拥护者，想到这一点她就感到十分欣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轻而易举地相信了新教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及其他持相同观点的人一样，已经完全丧失了深刻的想象力，完全丧失了内心思考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会使由想象而产生的那种观念渐渐变得极为真实，真实得要求与其他观念、与现实相一致。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对不信教的人来说，死亡确实存在，对他来说则不存在，又因为他具有最坚定的信仰，而判断信仰程度的裁判员又是他自己，所以他觉得心里已经没有罪孽，他感到自己在这里，即在人世间已经完全得救了。他并不认为上述观念有什么说不通和不适当的地方。

的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关自己信仰的上述观念是肤浅而又错误的，他也知道，假如他根本不认为他的宽恕乃是上帝神力的作用，而只是凭直接感觉行事，那么他就会感到比现在更幸福。现在他每时每刻都会想到，基督就活在他的心里，签署公文时也还会想到，他只是在按基督的意志办事。他必须这样想，处于屈辱之中的他必须拥有一个崇高的、哪怕是臆想的立足点，以便被众人蔑视的他也可以蔑视众人，因此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抓住自己已经得救这一虚假的观念。

二十三

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还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非常年轻的姑娘时就嫁给了一个有财有势、心地善良、生活却很放荡的花花公子。婚后第二个月，丈夫就抛弃了她，对她表示的热烈的爱情加以嘲笑，甚至敌视。凡是了解伯爵的好心肠、且又看不出热情的利季娅有什么缺点的人，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这种敌意是怎样产生的。从那时起，他们虽说没有离婚，但已经分居了，而且每当丈夫遇到妻子时，总是莫名其妙地对她进行恶毒的嘲笑。

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早已不再钟情于丈夫，但是从那时起从未停止过爱上别人。她常常同时爱上几个人，既有男人，也有女人。凡是有出众之处的人她几乎都爱。她爱过所有与皇族联姻的新的亲王和王妃，爱过一位总主教、一位助理主教和一位司祭。她还爱过一位记者，爱过三个斯拉夫人，爱过科米沙罗夫[16]，爱过一位大臣、一位医生、一位英国传教士，后来又爱上了卡列宁。所有这些爱情虽然冷热多变，却并不妨碍她同宫廷及上流社会保持最广泛复杂的联系。但是，自从卡列宁遭到不幸，她把他置于自己的特殊保护之下，她开始到卡列宁家操持，为他的幸福操心，从那时起，她就觉得其余的一切爱情都不是真正的爱情，她现在真正爱的只有卡列宁一个人。她觉得她现在对他产生的感情要比以往的一切感情都更加强烈。她分析了现在这份感情，并将它与以往的感情作比较，清晰地意识到，要是科米沙罗夫没有救过沙皇的命，她不会爱上他，要是没有斯拉夫问题，她也不会爱里斯季奇-库吉茨基，但是她爱卡列宁这个人，爱他那无法理解的崇高心灵，爱他那种在她听来挺迷人的尖细嗓音及拖长的语调，爱他那疲惫的目光，爱他的性格和那双青筋暴露的又软又白的手。她不仅见到他就感到高兴，她还在他脸上寻找种种迹象来证实自己给他留下的印象。她不仅想用语言，而且想用自己的整个人去博得他的欢心。为了他，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梳妆打扮。她常常迫使自己去幻想，假如她没有出嫁，而他也是个自由之身，那么情况将会怎样。他走进房间，她就会激动得满脸通红，他对她说令人高兴的事，她就无法不露出欣喜的笑容。

已经有好几天了，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心情一直焦躁不安。她得知安娜和渥伦斯基已在彼得堡。不能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同她见面，甚至不能让他知道这个可怕的女人与他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他每时每刻都有可能遇见她。

利季娅·伊万诺夫娜通过熟人去探听这两个大恶人（她就这样称呼安娜和渥伦斯基）打算干什么，并且在这几天竭力控制朋友的一切行动，使他无法遇见他们。有一名年轻的副官，他是渥伦斯基的朋友。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就是通过他得到消息的，他则希望通过伯爵夫人得到一份租赁合同。他告诉她，他们已经办完事，明天就要离开了。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已经开始安下心来，不料第二天早上有人给她送来一封信，她恐惧地认出了信上的笔迹。这是安娜·卡列尼娜的笔迹。信封是用像树韧皮般的厚纸糊成的；长方形的黄纸上有一个很大的花字签名，信里散发出好闻的香味。

“是谁送来的？”

“旅馆的听差。”

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久久无法坐下来读信。由于焦虑不安，她常发的气喘病又发作了。等到平静下来后，她把下面这封法文信读了一遍：

伯爵夫人，您心里满怀的基督教的情感使我鼓起了我觉得不可宽恕的勇气给您写信。与儿子别离使我深感不幸。我恳求您容许我在动身之前见他一面。请原谅我这一使您想起我的冒昧举动。我之所以求您，而不去求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因为我不愿意让这位宽宏大量的人因想起我而感到痛苦。我知道您跟他的友谊，您定会理解我的。您是把谢廖扎送到我这儿来呢，还是让我在某个指定的时间赶回家，或者您通知我在外面见他的时间地点？我不认为此事会遭到拒绝，因为我了解对此事有决定权的那个人的宽宏大量。您不可能想象我想见他的那种渴望有多么强烈，因此您也不可能想象您的帮助将使我对您产生的那份感激之情有多么强烈。

安娜

这封信里的一切都使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感到恼火：内容也罢，宽宏大量这个词的含义也罢，特别是她感觉到的那种放肆口气，全都使她感到恼怒。

“就说没有回信。”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随即打开信笺夹，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写了一封信，说她希望在十二点敲过后在宫廷的庆祝大会上见到他。

“我有一件不快而又重要的事情要与您谈。到那里后我们再约谈话地点。最好是在我家里，我将吩咐下人备好您的茶。务必照办。上帝给人以十字架，也给人以力量。”她加了几句话，使他稍有准备。

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通常每天都要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写两三封信。她喜欢这种联络方法，因为写信比当面交谈更有风雅、神秘的情调。

二十四

庆祝大会结束了。那些即将乘车离开的人在相遇时都在谈论当天的新闻，谈论谁又获得奖赏以及要员任免事宜。

“最好把陆军部委派给伯爵夫人玛丽亚·鲍里索夫娜，而让公爵夫人瓦特科夫斯卡娅当参谋长。”一位身穿绣金制服的白发老人对一位向他打听任免消息的、长得又高又美的宫廷女官说。

“那就让我去当副官吧。”宫廷女官笑着说。

“您已经有任命了。派您去管教会部门的工作。让卡列宁当您的助手。”

“您好，公爵！”老人握着一位走到他面前的人的手说。

“你们在议论卡列宁的什么事？”公爵问。

“他和普佳托夫获得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

“我还以为他早已获得了呢。”

“没有。您瞧他，”老人用绣花帽子指着身穿宫廷制服、肩披红色新绶带、同一名有权势的国务会议议员一起站在大厅门口的卡列宁说。“得意得像一枚铜币似的。”他补充说，并停下来同一位身材像大力士的英俊的宫廷高级侍从握握手。

“不，他老了。”宫廷高级侍从说。

“是操劳过度。他现在要起草所有的计划。他现在在没有把一切都逐项说明之前是决不会放走这个倒霉的家伙的。”

“怎么会老了呢？他谈情说爱着实有一手。我认为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现在正在吃他妻子的醋。”

“喂，说什么呀！别说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坏话。”

“说她爱上了卡列宁，这难道是坏话吗？”

“卡列尼娜真的在这里吗？”

“不是在这里，不是在宫廷里，而是在彼得堡。我昨天遇见她了，同阿列克谢·渥伦斯基在一起，挽着胳膊，在滨海大街上。”

“这种人没有……”宫廷高级侍从刚开口就打住，为了给一位皇室人士让路，并向他鞠躬。

他们就这样不断地议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指责他，嘲笑他，这时候，他挡住那个国务会议议员的路，不让他走掉，一刻不停地向他逐项说明财政计划草案。

几乎就在妻子离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同时，他遇到了一件对一个有官职的人来说最伤心的事——晋升的希望落空了。这一落空已成为现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还没有意识到他的前程已完了。是由于同斯特列莫夫的那场冲突，还是由于与妻子之间发生的不幸，或者只是因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已到达他命中注定的那个顶点？反正今年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他的官场生涯已经结束。他还占着一个要职，他是许多委员会的成员，但他是个过时人物，人家对他再也不抱任何希望了。无论他说些什么，无论他提什么建议，人家听了都觉得他不过是旧话重提，毫无必要。

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并没有察觉这一点，相反，由于不再直接参与政府工作，所以他现在比从前更清楚地看到别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纠正这些缺点和错误的方法。与妻子分手后不久，他开始写一份关于新司法制度的呈文，这是他命中注定该写的、所有管理部门都不需要的无数份呈文中的第一份。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仅没有发觉自己身处官场绝境，不仅没有为这一处境感到伤心，相反对自己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满意。

“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17]使徒保罗如是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做任何事都遵循《圣经》，所以，他经常想起这段经文。他觉得，自从失去妻子以来，他就用这些计划草案比以前更好地侍奉着上帝。

那位国务会议议员想离他而去的那副显而易见的不耐烦神情，并没有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窘困；直到议员利用那位皇室人士打身旁走过的机会从他身边溜走后，他才停止说明。

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垂下头，强打起精神，然后又漫不经心地向四周环顾一眼，朝门口走去，希望能在门口遇见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

“他们的身体全都是那么健康和强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眼睛望着那个香气袭人、络腮胡子梳得整整齐齐的强壮的宫廷高级侍从和那位穿着紧绷绷的制服的公爵的红色脖子（他必须打从他俩的身旁走过去）。“说得对呀，世上的一切都是恶。”他心里想，又朝宫廷高级侍从的小腿肚子瞟了一眼。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慌不忙地挪动着双脚，带着平时那副疲惫和自尊的神情向这两位正在议论他的先生鞠了一躬，然后望着门口，眼睛寻找着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

“啊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当卡列宁走到老公爵身边，冷淡地向他点点头的时候，老公爵却目露凶光地说，“我还没有向您祝贺呢。”他说着指指卡列宁新得到的绶带。

“谢谢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答，“今天天气真好。”他补了一句，照例特别强调“真好”二字的语气。

他们在嘲笑他，这一点他知道，不过，除了敌意，他并不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别的什么，这一点他已经习以为常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了走进门来的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从紧身胸衣里高高耸起的黄色肩膀和正在召唤他的、美丽而又深沉的眼睛，于是露出一口永不褪色的雪白的牙齿，微微一笑，走到她跟前去了。

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今天的打扮如同她近期的每次打扮一样，花了她很大的力气。她现在打扮的目的与三十年前所追求的目的完全相反。那时候，她只想装饰自己，而且饰品越多越好。现在正好相反，她必须打扮得与自己的年龄和身材极不相称，只要这些饰品与她的外貌的反差不要太可怕就行。对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达到了这一目的，他觉得她颇有魅力。对他来说，她是那片包围着他的、由敌意和嘲笑组成的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这座孤岛不仅对他抱有好感，而且还对他怀有爱意。

他穿过一列嘲笑的目光，自然地向她那钟情的目光探过身去，就像植物追求阳光一样。

“祝贺您。”她望着绶带，对他说。

他忍住得意的微笑，闭上眼睛，耸了耸肩膀，那神情好像在说，这事并不使他高兴。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非常了解，这是他的一个主要乐趣，虽说他从来也不承认。

“我们的小天使怎么样？”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问，她说的小天使是指谢廖扎。

“不能说我对他十分满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扬起眉毛，睁开眼睛说道。“西特尼科夫对他也感到不满。（西特尼科夫是个教师，谢廖扎的非宗教教育就是托付给他的。）正如我对您说过的那样，他对那些应当感动每个人和每个小孩的重要问题有点无动于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谈自己对公务以外唯一感兴趣的问题——儿子的教育问题的想法。

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帮助下重新鼓起生活和工作的勇气后，他意识到关心留给他抚养的儿子的教育是自己的义务。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以前从未研究过教育问题，所以他专门花了一些时间对这一课题作了理论研究。读完几本人类学、教育学和普通教育法的书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制订了一个教育计划，并把彼得堡最好的一位教师请来做指导，开始实施起来。这项工作经常使他产生兴趣。

“对，但是他的心肠呢？我看他有着同父亲一样的心肠，有这种心肠的小孩不可能是坏孩子。”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冲动地说。

“是的，也许是这样……至于我呢，我只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切。”

“您上我家来，”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沉默了一会儿后说，“我们必须谈一谈让您忧愁的一件事。为了使您摆脱一些回忆，我愿意献出一切，可别人不这样想。我收到她的一封信。她在这里，在彼得堡。”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她提及妻子时打了个哆嗦，但是他的脸上马上现出了死一般的僵硬神情，表示他在这件事上完全无能为力。

“我已料到此事了。”他说。

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充满激情地看了看他，她对他的伟大心灵钦佩得热泪盈眶。

二十五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那间摆满古老的瓷器、挂满画像的舒适小书房时，女主人自己还没到。她在换衣服。

一张圆桌上铺着桌布，摆着一套中国茶具和一把银质酒精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漫不经心地环顾了一下点缀着书房的无数幅熟悉的画像，在桌旁坐了下来，打开那本放在桌上的福音书。伯爵夫人绸缎衣服的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好吧，现在让我们安安心心地坐下来，”伯爵夫人说，她面带兴奋的微笑，急急忙忙地从桌子和沙发中间走过来。“边喝茶边谈。”

说了几句开场白之后，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红着脸，喘着粗气，把她收到的那封信交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读完信，他久久地沉默不语。

“我不认为我有权拒绝她。”他抬起眼睛，羞怯地说。

“我的朋友！您在任何人身上都看不到邪恶！”

“相反，我看一切都是邪恶。但是，这样做公道吗？……”

他脸上露出了犹豫不决和寻求帮助的神情，希望在这件令他无法理解的事情上得到他人的建议、支持和指导。

“不，”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打断了他的话，“凡事都有个限度。我理解不道德行为，”她并非完全出于真心地说，因为她从不理解导致一个女人做出不道德行为的那种原因，“但是我不理解残酷行为，再说这是对谁呢？是对您呀！怎么能留在您所在的城市里呢？不，要活到老，学到老。我也要学着研究您的崇高行为和她的卑鄙行径。”

“可是谁能扔石头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他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显然感到很满意。“我已宽恕了她的一切，因此也不能剥夺她对爱的需求——对儿子的爱……”

“但是，我的朋友，这是爱吗？这是出自于真心吗？即使您宽恕了她，即使您现在还要宽恕……但是我们有权伤害这位小天使的心灵吗？他认为她已经死了。他在为她祈祷，恳求上帝宽恕她的罪过……最好还是这样。否则，他会怎么想呢？”

“这一点我倒是没有想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心里显然同意她的意见。

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用双手捂住了脸，并且沉默了。她是在祈祷。

“如果您征求我的意见，”做完祈祷后，她露出脸来说，“那么我劝您别做这件事。难道我没有看到，这件事又揭开了您的伤口，使您感到多么痛苦吗？不过，您可以同平时一样不顾自己。但是，这样做又会导致什么后果呢？会给您带来新的痛苦，给孩子带来苦恼，对吗？要是她身上还有一点人性的话，她就不该有这种希望。不，我毫不犹豫地劝您别做这件事，假如您允许，我就给她写一封信。”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同意了，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就写了下面这封法语信：

仁慈的夫人：

对令郎来说，让其想起您，便会使他产生一些问题，而不向孩子的心灵灌输一种精神，使他谴责他原本视为最神圣的东西，那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故我请求您以基督教的爱心体谅您丈夫的拒绝。我祈求至高无上的神赐予您仁慈。

伯爵夫人利季娅

这封信达到了伯爵夫人自己都不承认的深藏在心里的目的。它使安娜伤透了心。

至于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他从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家里回来后，一整天都无法投入平时所干的工作，也无法得到他以前所体会到的那种教徒和得救者的内心平静。

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对他说的话很公正，妻子非常对不起他，而他对待她却像是圣人，因此想起妻子本来不应当感到不安；但是，他心里却不平静：他无法理解他正在读的这本书的内容，无法驱走那些痛苦的回忆，他回忆起他对她的态度，他现在觉得他对她做过错事。他想起了他从赛马场回来的路上怎样对待她对自己的不贞行为所作的坦白（特别是他只要求她对外保持体面，而不要求与渥伦斯基决斗），这一回忆就像后悔那样，使他感到痛苦。想起他写给她的那封信，他也感到痛苦；特别是他那种谁也不需要的宽恕以及他对别人孩子的关心使他感到既羞愧又后悔，他的心犹如被烧灼一般。

现在，当他逐一回想起自己与她的一切往事，回忆起自己久久犹豫之后向她求婚时所说的那些难为情的话，他心里就有这种既羞愧又后悔的感受。

“但是我有什么过错呢？”他暗自说道。这个问题又总是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别人，比如渥伦斯基、奥勃朗斯基之辈……比如小腿肚粗壮的宫廷高级侍从之流，不是这样感受，不是这样爱，不是这样结婚的吗？于是他脑海里就浮现出一群群随时随地不容抗拒地引发他的好奇心的人，这些人精力充沛，意志刚强，极其自信。他在驱除这些想法，他尽力使自己相信，他不是为短暂的今生今世，而是为永生而活着，他的心里有着安宁和爱。但是，像他所觉得的那样，他在这个微不足道的短暂的今生中却犯了一些微不足道的错误，想到这一点，他就感到痛苦，仿佛他所相信的那种永恒的得救已不存在了。不过，这一诱惑持续的时间并不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心里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他又达到了那种能使他忘却不想记住的往事的崇高境界。

二十六

“怎么啦，卡皮托内奇？”谢廖扎在生日头天散步回来后说，他脸色红润，心情愉快，他把有褶的紧腰长外衣递给俯身向他这个小孩微笑的高个子老门房。“怎么，那位扎绑带的官员今天来过吗？爸爸接见他了吗？”

“接见过了。办公室主任一走，我就去禀报了，”门房开心地向他眨眨眼说，“让我来脱吧。”

“谢廖扎！”斯拉夫籍的家庭教师站在通往内室的门口说，“自己脱吧。”

谢廖扎虽然听见家庭教师的微弱话声，却并不理会。他一只手抓住门房的肩带，站在那儿，望着他的脸。

“那么爸爸为他做了该做的事了吗？”

门房肯定地点点头。

那位扎绑带的官员已经为一件事来求见过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七次了，他引起了谢廖扎和门房的注意。谢廖扎曾在门厅里遇到他，听到他可怜巴巴地恳求门房替他禀报，说他和孩子们快要饿死了。

后来，谢廖扎又在门厅里遇到过他一次，从那时起就对他发生了兴趣。

“那么他很高兴吗？”他问道。

“哪能不高兴呀！几乎是又蹦又跳地走的。”

“有人送东西来吗？”谢廖扎沉默了一会儿又问。

“嗯，少爷，”门房点头低声说，“有一件伯爵夫人送的东西。”

谢廖扎立刻就明白，门房所说的东西是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你说什么？在哪里？”

“科尔涅伊送到您爸爸那儿去了。想必是件好东西！”

“多大？有这样大吗？”

“略小一点，东西却很好。”

“是小书吗？”

“不，是件东西。去吧，去吧，瓦西里·卢基奇在叫您。”门房听到了家庭教师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一面说，一面小心翼翼地把那只抓住他肩带、手套脱到一半的小手掰开，并不断地使着眼色，用头指指卢基奇。

“瓦西里·卢基奇，我马上就来！”谢廖扎带着愉快而眷恋的微笑回答，这种微笑总会制服勤勉守职的瓦西里·卢基奇。

谢廖扎感到很开心，一切都太顺利了，因此他不能不与自己的朋友——门房分享他在夏花园里散步时从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侄女口中得知的那件家庭喜事。这件喜事他觉得特别重要，因为它与那位官员的喜事以及有人给他送玩具这件喜事同时发生。谢廖扎觉得，今天是人人都应该感到高高兴兴的日子。

“你知道吗，爸爸得到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

“哪能不知道呢！已经有人来祝贺过了。”

“怎么，他高兴吗？”

“皇上宠爱哪能不高兴呢！可见，他获得了应得的奖励。”门房一本正经地说。

谢廖扎沉思着，凝视着门房那张被他彻底研究过的脸，特别是灰白色连鬓胡子中间的下巴。除了总是仰视他的谢廖扎，谁也没有看到过这个下巴。

“喂，你女儿早就在你家里了吗？”

门房的女儿是个芭蕾舞演员。

“平时哪有工夫来呢？他们也要上课。您也要上课了，少爷，去吧。”

进了房间，谢廖扎并不是坐下来做功课，而是向教师讲了自己的推测——他认为送来的那件东西一定是火车。“您是怎么想的？”他问。

但是，瓦西里·卢基奇考虑的只是必须上语法课了，语法教师两点钟来上课。

“不，您只要告诉我，瓦西里·卢基奇，”他已经坐在书桌旁边，手里捧着本书，却又突然问道，“什么勋章比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更高级？您知道吗，爸爸获得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

瓦西里·卢基奇回答说，比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更高级的有弗拉基米尔勋章。

“再高一级呢？”

“最高级的是安德烈勋章。”

“比安德烈勋章再高一级的呢？”

“我不知道。”

“怎么，连您也不知道吗？”谢廖扎说完就把两只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托住头，陷入了沉思。

他的想法复杂而又多样。他想象到，他父亲突然同时获得弗拉基米尔勋章和安德烈勋章，因此，他今天上课就会比平时和气得多；他还想象到，当他长大成人时，他将获得所有的勋章以及后人想出来的比安德烈勋章更高级的勋章。人家一想出来，他就获得了。他们还会想出更高级的勋章，而他也立即就会获得。

时间就在这些想象中流逝，语法教师已经来了，而时间、地点和行为方式状语的这堂课他还没有预习好，所以教师不仅感到不满，而且还感到伤心。教师的伤心神态感动了谢廖扎。他觉得，没有学会语法，他是无辜的；无论怎么努力，他就是学不会：教师向他解释，他是信服的，好像也听得懂，可是教师一走，他根本就想不到，并且也无法理解，“突然”这个明白易懂的短小单词竟然是行为方式状语。但是，他还是为自己伤了教师的心而感到遗憾，所以想安慰安慰教师。

他选中了教师默默地望着书本的那一刻。

“米哈伊尔·伊万内奇，几时是您的命名日？”他突然问道。

“您最好还是想想您的功课吧，命名日对一个聪明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它同别的日子一样，都必须工作。”

谢廖扎仔细地看了看教师，看了看他那把稀疏的胡子，看了看已滑到鼻子上那道刀疤下面的眼镜，然后又沉思起来，因此教师讲解的话一句也没听见。他明白，教师心中想的并不是他嘴上所说的，他根据教师说话的口气觉察到这一点。“他们为什么要用同一种腔调来说这些无聊而又无用的东西呢？他干吗要疏远我，他为什么不喜欢我？”他忧郁地问自己，却又无法找到答案。

二十七

教师走后是父亲的课。趁父亲尚未回来，谢廖扎在桌旁坐下来，玩弄一把小刀，并开始想心事。谢廖扎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在散步的时候找自己的母亲。他根本不相信死，尤其不相信母亲死了，尽管这个消息是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告诉他的，并且是由父亲证实的，因此在人家告诉他母亲死了以后，他仍在散步时寻找她。凡是体态丰腴、婀娜多姿、长着一头黑发的女人就是他的母亲。见到这样的女人，他心里就会产生一股柔情，会喘不过气来，会热泪盈眶。他马上就会盼着她走到自己面前，撩起面纱。那时，他就可以看到她的整张脸了，她将向他微笑，拥抱他，他将闻到她身上的香味，感觉到她那娇嫩的手臂，并幸福地哭起来，就像有一天晚上他躺在她的膝上，她呵他痒痒，而他则哈哈大笑，咬她那只戴着戒指的白手。后来，他偶然从保姆那儿得知他母亲并没有死，而父亲和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对他解释说，她对他来说已经死了，因为她是个坏女人（这话他怎么也不相信，因为他爱她），打那以后，他就一直这样在寻找她，等待她。今天，夏花园里有一位披着紫色面纱的女士，沿着小路朝他们走来，他极度紧张地注视着她，希望她就是母亲。这位女士还没有走到他们面前，就消失不见了。谢廖扎感到今天心中对母亲的爱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现在他已经想得出神了，趁着等父亲的时候，他用小刀削着桌子的边沿，明亮的眼睛凝视着前方，思念着母亲。

“爸爸来了！”瓦西里·卢基奇打断了他的遐想。

谢廖扎一跃而起，走到父亲跟前，吻了吻他的手，仔细地望着他，想找到他获得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后的高兴迹象。

“你散步开心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问，同时坐到自己那把圈椅上，把那本《旧约》移到自己面前，并把它打开。尽管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止一次地对谢廖扎说过，每个基督教教徒都应当熟记《创世记》[18]，但他自己在教《旧约》时却经常查书，这一点谢廖扎也注意到了。

“是的，很开心，爸爸，”谢廖扎说着，侧身坐到椅子上，并摇晃着椅子，而这种动作是被禁止的。“我见到了娜坚卡（娜坚卡是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侄女，是在她身边受教育的）。她告诉我，人家授给您一枚新的星形勋章。爸爸，您高兴吗？”

“第一，请别摇晃，”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第二，珍贵的并不是奖赏，而是劳动。我希望你要明白这一点。如果你为了得奖而劳动、学习，那么你将会觉得劳动很艰辛；如果你因热爱劳动而劳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同时回忆起今天上午自己凭着责任感，枯燥无味地签署了一百十八份公文，“你定会在劳动中得到奖励。”

在父亲的逼视下，谢廖扎那双因充满柔情和喜悦而熠熠生辉的眼睛顿时黯然失色，低垂下来。这是他早已听惯的口气，父亲总是用这种口气对他说话，他也学会了模仿这种口气。谢廖扎觉得，父亲同他说话总好像父亲在和自己想象出来的、只有书中常有的、根本不像他谢廖扎的孩子说话。谢廖扎同父亲说话时也总是尽力装成书中的那种孩子。

“我希望，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吧？”父亲说。

“是的，爸爸。”谢廖扎装作想象中的那个孩子回答。

这堂课的内容是背诵福音书中的几节经文，复习《旧约》的开头部分。福音书中的经文谢廖扎倒是读得很熟的，不过，在背诵经文的时候，他望着父亲那块在鬓角旁陡然弯折起来的前额骨，竟然出了神，因而背错了，在同一个词上把一节经文的结尾挪到另一节经文的开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很清楚，儿子并不理解所背的那些经文的意思，这使他感到很生气。

他皱起眉头，开始解释那些经文，这些经文谢廖扎已经听过许多遍，却一直都无法记住，因为就像“突然”这个词是行为方式状语那样，他对这些经文理解得太透彻，所以反而记不住了。谢廖扎用惊惶的目光望着父亲，一心想着父亲会不会叫他重背一遍，而这种情况有时是会发生的。这个想法使谢廖扎感到很害怕，因此他已经完全糊涂了。不过，父亲并没有叫他重背，而是转到《旧约》上去了。谢廖扎出色地叙述了其中的大事件，但是要回答某些事件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就一无所知，虽说他曾经为此而受过处罚。比如大洪水以前族长[19]的情况，他就一点也说不出来，只好不知所措地坐着，用小刀削桌子，在椅子上摇晃着身体。除了那个活着就升天的以诺[20]外，其他全不知道。以前他还记得他们的名字，现在全都忘记了，特别是因为以诺是整部《旧约》中他唯一喜爱的人物，再说，现在当他眼睛一动也不动地望着父亲的表链和西装背心上那颗只扣上一半的纽扣时，他的全部思想又全都集中在以诺活着升天这一情节上了。

谢廖扎根本不相信人家经常对他说的死亡。他不相信他所喜爱的人会死，尤其不相信他自己会死。这种事对他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也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人家对他说，所有的人都会死；他甚至问过他所信任的人，他们也证实了这一点；保姆虽然不大乐意回答，却也这样说了。可是，以诺没有死，这么说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死。“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能毫无愧疚地面对上帝并活着升天呢？”谢廖扎心里想。坏人，即谢廖扎不喜欢的那些人会死，但是所有的好人都可以像以诺那样活着升天。

“喂，到底有哪几个族长呢？”

“以诺，以诺。”

“这个名字你已经说过了。不好，谢廖扎，很不好。假如你不努力去了解一个基督教教徒最需要了解的那些事，”父亲站起来说，“那么还有什么事能使你感兴趣呢？我对你不满意，彼得·伊格纳季奇（他是首席教师）对你也不满意……我一定要惩罚你。”

父亲和教师都对谢廖扎不满意，他的确也学得很糟。但是，决不能说他是个低能的孩子。相反，他的能力要比教师说给他做榜样的那些孩子强得多。照父亲看来，他是不愿意学习那些功课。其实他是无法学这种东西。他之所以无法学这种东西，是因为他心里有着一些对他来说要比父亲和教师所提的那些要求更为迫切的要求。这两类要求是矛盾的，所以他简直是在同他的教师们作斗争。

他九岁，还是个孩子；但是，他了解自己的内心，它对他来说是珍贵的，他保护着它，就像眼睑保护眼睛一样，所以没有“爱”这把钥匙，他决不会让任何人进入自己的内心。他的教师们埋怨他不肯学习，而他的内心却充满了求知欲。于是，他向卡皮托内奇、向奶妈、向娜坚卡、向瓦西里·卢基奇学习，而不是向教师们学习。父亲和教师期盼着能冲动自己轮子的那股水早已漏掉了，它正在别处发挥作用。

父亲惩罚谢廖扎，不让他去找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侄女娜坚卡；但是，这个惩罚对谢廖扎来说恰恰是件好事。瓦西里·卢基奇的心情很好，教他做风车。整整一个晚上，他都在做风车，并且还幻想做一架可以让人乘上去旋转的风车：用双手抓住风翼旋转，或者把自己缚在风翼上旋转。整整一个晚上，谢廖扎都没有想到过母亲，上床后，他突然想起了她，就用自己的话做了祈祷，希望他的母亲明天，也就是在他过生日的时候，不再躲着，能来看他。

“瓦西里·卢基奇，知道我额外祈祷过什么吗？”

“希望学得好一点？”

“不对。”

“得到玩具？”

“不对。您猜不到。一个顶好的愿望，也是一个秘密！等它实现时，我再告诉您。没猜着吧？”

“对，我猜不出。您告诉我吧，”瓦西里·卢基奇微笑着说，他难得有这样的笑容。“好啦，睡吧，我要吹灭蜡烛了。”

“不点蜡烛，我看到和祈祷的事更清楚。我差一点说出秘密！”谢廖扎说，开心地笑了起来。

等到蜡烛被拿走后，谢廖扎听到并感觉到自己的母亲来了。她俯身站在他身旁，用爱抚的眼光望着他。但是，出现了风车、小刀，一切都混作了一团，他睡着了。

二十八

抵达彼得堡后，渥伦斯基与安娜在一家最好的旅馆里住了下来。渥伦斯基单独住，住在楼下，安娜同婴儿、奶妈和女仆一起住在楼上，住在一套由四个房间组成的大套房里。

到达当天，渥伦斯基就去看望哥哥。他在那里碰到了从莫斯科来办事的母亲。母亲和嫂子像往常一样接待了他；他们问他出国旅行的情况，谈论他们共同的熟人的情况，却只字不提他与安娜的关系。第二天早晨，哥哥来看渥伦斯基，主动问起她的情况，阿列克谢·渥伦斯基照直对哥哥说，他把自己与卡列尼娜的关系视为婚姻关系；他希望能办妥离婚事宜，到那时他就要娶她为妻，而在此之前也把她看做自己的正式妻子，就像别的结发夫妻一样。他请哥哥如实转告母亲和嫂子。

“如果上流社会不赞成这件事，那我倒并不在乎，”渥伦斯基说，“如果我的亲人们想要同我保持亲属关系，那么他们就应当同我的妻子保持同样的关系。”

哥哥一向尊重弟弟的意见，但在上流社会尚未对这件事作出评判之前，他不太明白弟弟到底做得对不对；他本人一点也不反对这件事，所以就同阿列克谢一起去看安娜。

当着哥哥的面，渥伦斯基也像当着所有的人的面那样用“您”来称呼安娜，像对待一位亲密朋友那样对待她，但是，哥哥知道他们的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也谈到安娜要去渥伦斯基庄园那件事。

尽管渥伦斯基有着丰富的上流社会的经验，但是遇到目前的新情况，他也感到迷惑不解了。他似乎必须明白，上流社会是否把他和安娜拒之于门外；不过，现在他头脑里隐隐约约地想到，这种情况只有在古代才会出现，而现在一切都在迅速进步（他现在不知不觉地成了一切进步事物的拥护者），现在社交界的观点变了，当然，他们会不会被上流社会接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不用说，”他心里想，“宫廷级的上流社会是不会接纳她的，但是亲朋好友能够并且也应该理解他们。”

假如一个人知道没有人阻止他改变姿势，那他就能用同一种姿势盘腿坐上几个小时；假如一个人知道他不得不这样盘腿而坐，那他就会痉挛，两腿就会抽搐，会朝他想伸腿的那个地方伸。关于上流社会，渥伦斯基现在就有这种感受。虽然他内心深处明白上流社会已把他们拒之于门外，但他还是要试一试，看看上流社会现在会不会改变，会不会接纳他们。可是，他很快就发现，上流社会对他是接纳的，对安娜却是拒绝的。像玩猫捉老鼠的游戏那样，那双为他而举起的手遇到安娜立即就会放下来拦住她。

渥伦斯基见到的彼得堡上流社会的第一位女士，是他的堂姐别特西。

“终于回来了！”她高兴地迎接了他。“安娜呢？我多么高兴啊！你们下榻在哪里？我认为，在你们作了一次美妙的旅行后，会觉得我们的彼得堡非常糟糕；我想你们的蜜月是在罗马度过的。离婚的事怎么样啦？这件事全都办妥了吗？”

渥伦斯基发现，当别特西得知尚未离婚时，她的喜悦心情就减退了。

“我知道人家会向我扔石头，”她说，“但是我会来看安娜的；是的，我一定会来。你们不会在这里久留吧？”

果然，她当天就来看安娜，但她说话的口气与从前完全不一样。她显然为自己的勇敢而自豪，并希望安娜能器重她那份可靠的友情。她待了不过十来分钟，谈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一些新闻，临走时说：

“你们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离婚。即使我已把自己的包发帽扔过了磨坊，但是其他竖起的领子也会冷淡你们，直到你们结婚为止。现在的情况其实就是这样。这是很寻常的。这么说，你们是星期五走吗？可惜我们不能再见面了。”

根据别特西的口气，渥伦斯基原本可以明白，上流社会会如何对待他；但是，他在自己的家庭里又作了一次尝试。对母亲他并不抱什么希望。他知道，母亲在与安娜初次相识时是很赞赏的，现在对她却冷酷无情，因为是她断送了儿子的前程。但是，他对嫂子瓦里娅抱有很大希望。他仿佛觉得她是不会扔石头的，她会大大方方、毅然决然地去看望安娜，并且会接纳她。

翌日，渥伦斯基去看她，正好碰到她一人在家，于是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你要知道，阿列克谢，”她听完他的话说道，“我多么爱你，多么愿意为你效劳；但是我却不吭声，因为我知道我帮不了你和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她说道，并且是特别费劲地说出“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这个名字。“请别以为我在谴责她。我永远不会谴责她；我处在她的位置也可能会这样做。具体细节我就不谈了，并且也不能谈，”她畏怯地望着他那张阴沉的脸说，“但是我必须直言不讳。你想要我去看她、接纳她，并以此来恢复她在上流社会的名誉；但是，请你谅解，我做不到。我有女儿，她们快要长大了，为了丈夫，我也应该出入于上流社会。好吧，我会来看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她会明白，我不能请她来我家，即使要请，也该做到不让她遇见对她另眼相看的人，否则会使她感到受辱。我不能提携她……”

“我并不认为她比你们所接待的千百个女人更堕落！”渥伦斯基明白嫂子的决心不会改变，于是脸色更阴沉地打断了她的话，默默地站了起来。

“阿列克谢！别生我的气。请你谅解，这不能怪我。”瓦里娅面带胆怯的微笑望着他，说道。

“我没有生你的气，”他仍然阴沉沉地说，“但我倍感痛心。使我感到痛心的还有，这件事即将毁掉我们的友情。即使不毁掉，那也会使它受影响。你要明白，对我来说，这件事不可能不导致这样的结果。”

他说完就离她而去了。

渥伦斯基明白，再作尝试也是徒劳的，这几天待在彼得堡必须像待在别的城市那样，要与原先的上流社会断绝一切来往，以免招来使他十分难堪的不愉快和屈辱。待在彼得堡主要不愉快的事之一就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这个人和他的名字好像到处都能遇到。离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就不能谈任何事；要想不遇见他，那就别到任何地方去。至少渥伦斯基觉得情况是这样的，好比一个人手指有伤痛，干什么都会偏偏碰到这个手指。

还有一件事使渥伦斯基待在彼得堡觉得很痛苦，那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发现安娜身上始终有一种他所无法理解的新情绪。她时而好像很爱他，时而变得冷漠无情，暴躁易怒，让人无法理解。她为某件事苦恼，她有事瞒着他，她仿佛没有发现那些毒害他生活的侮辱，她这个有着敏锐的理解力的人，对此照理该有更痛切的感受。

二十九

安娜回俄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与儿子见面。从她离开意大利的那天起，一想到与儿子见面，她就激动不已。她离彼得堡越近，觉得这次见面的喜悦和重要性就越大。她没有想过如何安排这次见面的问题。她觉得，当她与儿子待在同一个城市里的时候，见儿子是既自然、又简单的事；一到彼得堡，她突然清晰地看到了她现在在社会中的处境，于是她明白安排这次见面是很难的。

她已经在彼得堡住了两天。她一刻不停地思念着儿子，却没有见到过儿子。她觉得自己无权直接到那幢可能会遇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房子里去。人家可能不让她进去，也可能羞辱她。一想到写信同丈夫联系的做法，她就会感到很痛苦；只有在不想到丈夫的时候，她才能安下心来。打听儿子什么时候和到什么地方散步，然后在他散步时同他见面，这样做她又不满足：她为这次见面做了多么周到的准备，她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她多么想拥抱他、亲吻他。谢廖扎的老保姆会帮助她，会给她出主意。但是，保姆现在已经不住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家里了。两天的时光就在这些犹豫不决的想法和寻找保姆的过程中飞逝而去了。

第三天，打听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同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亲密关系后，安娜决定给她写一封信。这封信花了她很大的力气，她在信中故意说，是否准许她见儿子，这件事取决于丈夫的宽宏大量。她知道，假如丈夫看到这封信，他要继续扮演宽宏大量的丈夫角色，就不会拒绝她的。

送信的仆人向她转告了“不予回答”这一最残酷和最出乎她意料的答复。她把信差叫进来，听他详细叙述了他如何等在那儿，后来人家如何对他说“不予任何回答”，她感到自己受到了空前的巨大侮辱。安娜感到自己是被伤害的人，但是她明白，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从她自己的观点来看是做得对的。她的痛苦因只能独自忍受而显得更为强烈。她不能也不愿意与渥伦斯基分担这一痛苦。她明白，尽管他是使她遭到不幸的主要原因，但是对他说来，她能否与儿子见面是一件最无关紧要的事。她明白，他永远也无法理解她的痛苦有多深重；她明白，她会因他在提到这件事时所用的冷淡口气而憎恨他。这一点恰恰是她最最害怕的，因此她把一切涉及儿子的事都瞒着他。

她在家里坐了一整天，考虑与儿子见面的种种方法，最后决定给丈夫写一封信。她已经在写信了，这时人家给她送来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信。伯爵夫人的沉默制服了她，并使她折服，但是这封信，以及她在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所看出的一切，把她激怒了。伯爵夫人的这一恶毒用心同她对儿子的那份正当的炽热感情相比，多么令人气愤，因此她开始恨别人，不再指责自己。

“这种冷淡是装出来的，”她暗自说道，“他们一心要侮辱我，要折磨孩子，而我要向他们屈服！决不屈服！她比我坏。我至少不会撒谎。”她立即决定，明天，也就是在谢廖扎的生日，她直接到丈夫家去，买通下人，即使欺骗，她也要见到儿子，要揭穿他们对可怜的孩子设下的卑劣骗局。

她到玩具店去了一趟，买了许多玩具，想好了行动计划。她将一早就赶去，在八点钟赶到，那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必还没有起床。她将把钱捏在手里，到时候就塞给门房和仆人，让他们放她进屋，然后继续披着面纱说，她是代表谢廖扎的教父来祝贺他的生日，她受托要把玩具放在孩子的床边。她只是没有想好要对儿子说的话。无论想多么久，她就是想不出要说的话。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安娜从一辆出租马车里下来，在她原先的那个家的大门前拉响了门铃。

“去看看有什么事。来了一位太太。”卡皮托内奇说，他还没有穿好衣服，身上披着一件大衣，穿着一双套鞋，向窗外一望，看到了门口站着一位戴面纱的太太。

门房的副手——一个安娜不认识的年轻小伙子，刚替她把门打开，她就进了门，并从暖手筒里掏出一张三卢布的钞票，匆匆塞到他手里。

“谢廖扎……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她说了一句，并朝前走去。门房的副手看了看那张钞票，在另一道玻璃门前拦住了她。

“您要找谁？”他问道。

她没有听见他的问话，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卡皮托内奇发觉这位陌生太太神色慌张，就亲自走到她面前，让她进了门，问她有什么事。

“是代表斯科罗杜莫夫公爵来看望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的。”她说。

“他还没有起床。”门房仔细地打量着来客，说。

安娜怎么也没料到，她住过九年的那幢房子前厅里一切依旧的陈设会对她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既有欢乐又有痛苦的回忆一个接一个地在她心里浮现，一时间她竟然忘了她来这里的目的。

“请等一等，好吗？”卡皮托内奇说着帮她脱下皮大衣。

脱下皮大衣后，卡皮托内奇朝她的脸上看了一眼，认出了她，就默默地、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

“夫人，请吧。”他对她说。

她想说点什么，喉咙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她用愧疚、哀求的目光看了老头一眼，就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上了楼梯。卡皮托内奇朝前弯着腰，套鞋踩着梯级，在她身后奔跑，竭力想超过她。

“教师在那里，也许没穿好衣服。我要去通报一下。”

安娜继续沿着熟悉的楼梯上楼，她不明白老头说的是什么意思。

“请往这里，往左走。请原谅，家里没打扫干净。他现在住在原来的休息室里，”门房气喘吁吁地说，“夫人，请您稍等片刻，我先进去看一看，”他说完就跑到她前面，把一扇高高的房门稍稍打开一点，接着他的身影就在门背后消失了。安娜停下来等着。“刚刚醒来。”门房从那扇门里出来说。

就在门房说这句话的时候，安娜听到了小孩的哈欠声。单凭这哈欠声，她就知道是儿子，并像是看到了他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的面前。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你走吧！”她说，并走进那扇高大的房门。门的右边放着一张床，床上坐着一个小男孩。他只穿着一件没扣纽扣的衬衫，弯下小小的身子，伸着懒腰，要把一个哈欠打完。他的嘴唇在即将闭拢的瞬间露出一种半睡不醒而又怡然自得的微笑，他就带着这一微笑慢慢地、甜美地朝后倒下身去。

“谢廖扎！”她无声地走到他跟前，低声地叫道。

在远离他的那段时间，在她最近老是感到爱意如潮的时刻，她把他想象成一个四岁的小孩，因为她最喜欢他四岁时的模样。现在他甚至不再是她离开他时的那种模样了；他与四岁时的模样相距更远了，他长高了，也瘦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他的脸多么瘦，头发多么短！手臂多么长！从她离开他的那个时候起，他的模样起了多大的变化啊！但是，这是他，是他的头形、他的双唇、他的柔软的头颈和宽宽的小肩膀。

“谢廖扎！”她在孩子耳边又叫了一声。

他又用一只胳膊肘支起身体，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往两侧转动着那颗头发蓬乱的小脑袋，睁开了眼睛。他静静地、疑惑地朝一动不动地站在他面前的母亲打量了几秒钟，然后突然幸福地微微一笑，又闭上惺忪的眼睛，倒下身去，但这次不是往后倒，而是朝她身上，朝她怀抱里倒。

“谢廖扎！我亲爱的孩子！”她气喘吁吁地说，双手搂住他那胖乎乎的身体。

“妈妈！”他叫了一声，然后就在她的怀里扭动着身体，想让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触及她的手臂。

他依然闭着眼睛，睡意浓浓地微笑着，把两只胖鼓鼓的小手从床背移到她的双肩上，然后抓住它们，偎依在她身上，使她感受到只有孩子身上才有的那股引人入睡的迷人气味和暖意，接着就用脸去蹭她的头颈和双肩。

“我是知道的，”他睁开眼睛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我这就起床。”

说这话时，他又快要睡着了。

安娜贪婪地打量着他；她发现，在她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长高了，模样也变了。她似乎认不出他那双从被子里伸出来的、现在已长得如此之大的光脚，却认出这消瘦的面颊，认出了她以前常吻的后脑勺上的这些剪得短短的鬈发。她打量着这一切，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眼泪憋得她喘不过气来了。

“妈妈，你为什么哭呀？”他彻底醒过来后说，“妈妈，你为什么哭？”他带着哭腔大声问。

“我吗？我不哭了……我是高兴得哭的。我很久没见到你了。我不哭了，不哭了，”她一面说，一面扭过脸去抽泣。“喂，你现在该穿衣服了。”恢复常态后，她又沉默了一会儿，再补了一句，然后握住他的双手，坐到他床边放着他的衣服的椅子上。

“我不在时，你是怎么穿衣服的？怎么……”她想随随便便、开开心心地和他说话，可是做不到，于是又把脸转过去。

“我不洗冷水澡了，爸爸不允许。你没见到瓦西里·卢基奇吧？他就会来的。你坐在我衣服上了！”谢廖扎大笑起来。

她朝他看了看，微微地笑了。

“妈妈，我的心肝，亲爱的！”他又扑到她身上，抱着她叫了起来。好像他现在因为看到她微笑，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要这东西，”他说着摘掉她的帽子。好像因为看到了不戴帽子的妈妈，他又扑过去亲吻她。

“你对我有什么想法吗？你不认为我死了吧？”

“从来也不相信。”

“不相信吗，我的朋友？”

“我是知道的，我是知道的！”他重复着自己喜爱的这句话，抓住她那只正在抚摩他头发的手，把她的手掌紧贴在自己的嘴上，亲吻着。

三十

瓦西里·卢基奇起先并不知道这位太太是谁，后来从仆人们的谈话中得知这就是那位抛弃丈夫的母亲，他不认识这位太太，因为他是在她走后才进这个家的。他此时感到犹豫不决：他该进去呢，还是不进去，或是去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禀报？最后，他想到他的职责是在规定的时刻把谢廖扎叫起来，所以他不必弄清楚是谁坐在那里，是母亲呢，还是别的什么人，他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于是他穿上衣服，走到门前，并把门打开。

然而，母子抚爱的情景、他们的嗓音和他们所说的那些话——这一切使他不得不改变主意。他摇摇头，叹了口气，又把门关上。“再等十分钟吧。”他暗自说道，一面清着嗓子，擦着眼泪。

这时候，家里的仆人中间也发生了一场骚动。大家都知道太太来了，是卡皮托内奇放她进来的，她现在正在儿童室里，而老爷总是在八点钟过后亲自到儿童室里去一趟；大家都明白，这对夫妻相遇是很尴尬的，所以必须设法阻止。侍仆科尔涅伊下楼来到门房间，打听是谁怎样放她进来的，得知是卡皮托内奇接待她，把她领上楼，他就斥责老门房。门房倔犟地一声不吭，当科尔涅伊对他说，要为这件事而开除他的时候，他猛地冲到科尔涅伊面前，对着他的脸挥舞起双手，说：

“是啊，要是你就不会让她进来了！我在这里当了十年差，除了东家的宠信，什么也没有得到，可是现在你竟然走过来对我说：你滚吧！你很懂得耍花招呀！就这样吧！你别得意忘形，别忘了你掠夺老爷的财产，偷浣熊皮大衣！”

“丘八！”科尔涅伊轻蔑地说，并朝进来的保姆转过身去。“玛丽亚·叶菲莫夫娜，您来评评理吧：把人放进来了，却又不告诉任何人，”科尔涅伊对她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马上就要出来，马上就要到儿童室去。”

“糟啦，糟啦！”保姆说，“科尔涅伊·瓦西里耶维奇，您最好设法把他，把老爷拖住一会儿，我跑过去，设法把她带走。糟啦，糟啦！”

保姆走进儿童室的时候，谢廖扎正在对母亲说，他和娜坚卡一起摔倒，从山上滚下来，连翻了三个跟头。她听着他的嗓音，看着他的脸和脸部表情的变化，抚摩着他的一只手，却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要走了，要离开他了——她此刻所想和所感觉到的就只有这一件事。她既听到咳嗽着走到门口来的瓦西里·卢基奇的脚步声，也听到保姆过来的脚步声，她却像块化石似的坐着，既无力开口说话，也无力站起来。

“太太，我亲爱的太太！”保姆走到安娜跟前，吻着她的双手和双肩，开始说了起来。“瞧，上帝给我们的小寿星带来了欢乐。您一点也没变样。”

“啊呀，好保姆，亲爱的，我不知道您还在家里。”安娜一时醒悟过来说道。

“我不住在这里，我和女儿住在一起，我是来祝贺的，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我亲爱的太太！”

保姆突然哭了起来，又开始吻她的手。

谢廖扎双目炯炯有神，脸上漾着微笑，一只手拉住母亲，另一只手拉住保姆，两只肥胖的小光脚跺着地毯。他所敬爱的保姆对他母亲的一片温情使他感到十分喜悦。

“妈妈！她经常来看我，一来就……”他刚开了个头，马上又停下来，因为他发现保姆小声地对母亲说了几句话，母亲的脸上露出了恐惧和一种与母亲极不相称的、类似于羞愧的神情。

她走到他面前。

“我亲爱的宝贝！”她说。

她说不出再见这个词，但是她的脸部表情已表明了这个意思，他也明白了。“亲爱的，亲爱的库季克！”她叫着他小时候的名字，“你不会忘记我吧？你……”她再也说不下去了。

后来她想出过多少可以对他说的话呀！现在她却一句话也不会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是，谢廖扎明白她想对他说什么。他明白她很不幸，但爱他。他甚至还明白保姆小声说的话。他听见保姆说“总是在八点钟过后”，他明白这是在说他父亲，母亲不能与父亲相遇。这一点他理解，但是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她的脸上露出恐惧和羞愧的神色？……她没有什么过错，却怕他，而且还为某件事而感到羞愧。他想提一个问题，消除心中的疑问，却又不敢：他看到她很痛苦，他也就可怜她了。他默默地依偎着她，小声地说：

“先别走。他不会很快就来。”

母亲把他从身边推开，想弄清楚他心里想的与他口中说的是不是一回事。她从他那惊惶的表情中看出，他不仅是在说父亲，而且好像在问她，他该怎样看待父亲。

“谢廖扎，我的朋友，”她说，“爱他吧，他比我好，也比我善良，是我对不起他。等你长大了，你会作出判断的。”

“比你好的人是没有的！……”他噙着眼泪绝望地喊道，他抓住她的双肩，竭尽全力地用紧张得发抖的双手把她紧紧抱住。

“心肝，我的小宝贝！”安娜说，像小孩似的哭了起来，哭声同他的哭声一样轻。

这时候，门打开了，瓦西里·卢基奇走了进来。另一扇门外也传来了脚步声，保姆惊惶地低声说：

“他来了。”她把帽子递给安娜。

谢廖扎躺到床上，双手捂住脸，号啕大哭起来。安娜把他的手挪开，再次吻了吻他那张湿漉漉的脸，然后快步朝房门走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正好迎着她走来。一看到她，他就停下来，并低下了头。

尽管她刚刚还说，他比她好，也比她善良，但在她细细地朝他浑身上下迅速扫了一眼后，她心里还是充满了对他的反感和仇恨，并因得不到儿子而忌妒他。她动作迅速地放下面纱，加快脚步，几乎像奔跑似的出了房间。

她来不及把昨天满怀着爱心和惆怅在店里选购来的玩具掏出来，原封不动地带回去了。

三十一

尽管安娜非常渴望与儿子见面，尽管她早就在为这次见面做准备，但她怎么也料不到，这次见面竟会对她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回到旅馆里的那间单人套房后，她久久无法弄清楚她干吗要待在这儿。“是的，这一切都结束了，我又是孤家寡人了。”她暗自说道，连帽子也不脱，就坐到壁炉旁的圈椅上。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只摆在两扇窗之间的桌子上的青铜时钟，并开始思索。

从国外带来的那个法国女仆走进来请她更衣。她惊讶地看了看女仆说：

“过一会儿。”

男仆来问她要不要喝咖啡。

“过一会儿。”她说。

意大利奶妈给小姑娘穿上衣服，抱着她走进来，把她交给安娜。看到母亲后，喂养得胖乎乎的小姑娘像平时一样，手心向下，把两只胖得像被线缠紧似的裸露着的小手的手指弯曲着放在身边，张开没牙的小嘴微笑着，开始像鱼儿戏弄浮子似的划动两只小手，拨弄得小绣花裙的浆硬的裙褶沙沙作响。安娜不能不向小姑娘微笑，不能不吻她，不能不伸给她一个手指，让她抓住它，尖叫着，全身跳动着；不能不把嘴唇伸给她，让她装成接吻的样子，把它吸进小嘴。这一切安娜都做了，还把她抱在手上，迫使她蹦跳一会儿，吻吻她那红润的面颊和裸露的小胳膊肘。看到这个孩子，她心里就更清楚，与她对谢廖扎的感情相比，她对这个孩子的感情甚至算不上是爱。这个小姑娘身上的一切都很招人喜爱，可是这一切不知为什么都吸引不了她的心。第一个孩子虽说是她同不爱的人生的，但她把没有得到满足的全部的爱都倾注到这个孩子身上；小姑娘是在最艰难的环境下出生的，所以为她操的心还不及第一个孩子的百分之一。此外，小姑娘身上的一切还都是期望中的东西，而谢廖扎几乎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是个可爱的人；他身上已经有各种思想、各种感情在斗争了；回忆起他说的话和他的眼神，她认为，他理解她，爱她，但也指责她。她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永远同他分离了，并且无法挽回。

她把小姑娘交给奶妈，让她出去，然后打开圆形颈饰，颈饰里嵌着谢廖扎的相片，当时他的年龄同这个小姑娘差不多。她站了起来，脱掉帽子，拿起小桌上的相册，相册里有儿子在各种年龄拍的照片。她想把照片对照一下，于是把它们从相册里取出来。她把它们全都取了出来。只留下一张，是最近拍的，也是最好的一张。他穿着白衬衫，骑在椅子上，眼神黯然，嘴上却带着笑意。这是他最有特色的最佳表情。她有一双灵巧的纤手，手指又白又细，但是今天手指的动作特别僵硬；她几次触及这张照片的一角，可是都掉了，她无法取出照片。桌子上没有裁纸刀，于是她就取出旁边的那张照片（这是渥伦斯基的照片，是在罗马拍的，他戴着一顶圆礼帽，蓄着长头发），用它把儿子的照片顶了出来。“对，就是他！”她朝渥伦斯基的照片看了一眼后说，突然想起了谁是造成她目前痛苦的罪魁祸首。今天，整个早晨她连一次也没有想到过他。现在，一看到这张英姿勃勃、气质高贵、对她来说又是如此熟悉和如此可爱的脸，她便觉得心里骤然涌上了一股对他的爱意。

“他在哪里呢？他怎么会让我独自留在这儿忍受痛苦的煎熬呢？”她突然带着责备情绪想道，却忘记是她自己把所有涉及儿子的事都瞒着他。她派人去请他立即到她这儿来；她心里极度紧张地等待着，琢磨着用什么话来向他说明这一切，以及他会用哪些情意绵绵的话来安慰她。派去的人回来说，他有客人，他马上就来，还问她能不能一起接待他和从外地来彼得堡的亚什温公爵。“不是一个人来，可他从昨天中午起就一直没来见我，”她心里想，“他来也不是为了让我能把一切都告诉他，而是要同亚什温一起来。”她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要是他不再爱我，那该怎么办？

她逐一回想着最近几天的事情，觉得件件事情都证实了这个可怕的想法：他昨天没有在家里吃午饭，他坚决要在彼得堡分开来住，甚至现在也不是一个人来看她，他像是有意避免单独与她见面。

“他应当把想法告诉我。我需要知道他的想法。如果我知道他的想法，那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办。”她暗自说道，她无法想象，一旦确信他不再钟情于她，她将会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她认为他不再爱她，她觉得自己快要绝望了，因此她觉得自己特别紧张。她打铃召来了女仆，自己走进更衣室。更衣时，她比以前这几天更为精心地作了打扮，好像只要她穿上一套更合适的服装，梳一个更合适的发式，变心的他又会重新爱上她。

她还没有打扮完毕，就听到了门铃声。

她走进客厅，用目光迎接她的不是他，而是亚什温。他正在看她遗忘在桌子上的她儿子的那些照片，并且也不急于看她一眼。

“我们认识，”她说着伸出小手握住情态窘迫的亚什温的大手（他个子高大，面相粗鲁，竟然也会发窘，这倒是很奇怪的）。“去年就认识了，在赛马场上。给我，”她说，动作迅速地从渥伦斯基手中取回他正在看的她儿子的照片，同时用那双亮晶晶的眼睛意味深长地望着他。“今年赛马的情况好吗？今年我在罗马的科尔索看了一场赛马。不过，您并不喜欢国外生活，”她亲切地笑着说，“我了解您的情况，也熟悉您的一切爱好，虽说我很少同您相遇。”

“我对此感到很遗憾，因为我的爱好多半是粗俗的。”亚什温咬着自己左边的那撇小胡子说道。

又谈了一会儿，亚什温发现渥伦斯基看了看手表，于是就问她还要在彼得堡待多久，然后挺直魁梧的身躯，拿起了便帽。

“大概不会很久。”她朝渥伦斯基看了一眼后局促不安地说。

“那么我们不能再见面了？”亚什温站起来，转身问渥伦斯基。“你在哪里吃午饭？”

“到我这儿来吃午饭吧，”安娜断然说道，她好像对自己的惊慌表现很生气，却又像平常那样，因在生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处境而涨红了脸。“这儿的午饭并不好，但至少您能同他见面了。在全团同事中，阿列克谢最喜欢的就是您。”

“我感到很荣幸。”亚什温微笑着说，从这一微笑中渥伦斯基看出他很喜欢安娜。

亚什温鞠了个躬，走出去了，渥伦斯基落在后面。

“你也要去吗？”她问他。

“我已经迟了，”他回答，“你走吧！我马上就会追上你的。”他大声地对亚什温说。

她抓住他的一只手，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脑子里则在想自己该说些什么话才能把他留住。

“等一等，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她拉起他那只短短的手，把它紧按在自己的脖子上。“对了，我叫他来吃午饭，这没有关系吧？”

“你做得好极了。”他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吻着她的手，脸带镇静的笑容说道。

“阿列克谢，你没有对我变心吧？”她用双手紧握着他的一只手说，“阿列克谢，我待在这里痛苦极了。我们什么时候离开此地？”

“快了，快了。你不会相信我们在这里过的生活对我有多么痛苦。”他说，并抽回自己的手。

“嗯，去吧，去吧！”她深感委屈地说，匆匆从他身边走开了。

三十二

渥伦斯基回来时，安娜不在家。据说，在他走后不久，有一位太太来看安娜，她就与这位太太一起出去了。她没说去哪里就出门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她早上没对他说也出去过一趟，这一切，加上她今天早晨的那种非常激奋的脸部表情，以及回想起她当着亚什温的面几乎从他手中抢走儿子照片这种怀有敌意的举动，都使他不得不作一番沉思。他决定，必须同她说说清楚。他就在她的客厅里等她。但是，安娜并不是独自一人回来，她带来了她的姑妈——老处女、公爵小姐奥勃朗斯卡娅。她就是上午来看安娜的那位太太，安娜就是同她一起出去买东西的。安娜好像没发现渥伦斯基脸上的那种焦虑和疑问的神情，开心地告诉他，今天上午她买了些什么东西。他发现她身上正在发生某种特殊的变化：当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匆匆地停留在他身上时，目光里有一种紧张不安的关切，她的言语和动作带有神经质的敏捷和优雅的韵味，这些特点在他们相好的初期曾令他十分迷恋，而现在却使他感到不安和害怕。

一桌供四人用的午饭已摆好。大家都已到齐，正准备到小餐厅里去的时候，图什克维奇受公爵夫人别特西之托来看安娜了。公爵夫人别特西请安娜原谅她没来告别；她身体不好，但是她请安娜在六点半至九点钟之间到她家去。听到这一规定的时间，渥伦斯基朝安娜看了一眼，因为这表示人家已采取了措施，保证她不遇到任何人；但是安娜好像并没有看出这一点。

“很遗憾，我恰恰无法在六点半至九点之间去。”她略带微笑地说。

“公爵夫人将会感到很遗憾。”

“我也是。”

“您大概要去听帕蒂姐妹[21]演唱吧？”图什克维奇问。

“帕蒂姐妹演唱？您给我出了个好主意。要是能搞到包厢票，我会去听的。”

“我能搞到。”图什克维奇毛遂自荐说。

“我会非常非常感谢您的，”安娜说，“愿不愿意同我们一起用午餐？”

渥伦斯基微微耸了耸肩膀。他丝毫不明白安娜在干什么。她干吗把这位老公爵小姐带回来，干吗留图什克维奇用午餐，最令人惊讶的是，干吗要叫他去弄包厢票？难道可以认为，她目前这种处境能到满是她熟悉的上流社会人士的帕蒂姐妹长包的剧院去吗？他目光严峻地看了看她，她回敬的是他无法理解的带挑战性的目光，既像快乐，又像绝望。用餐时，安娜快乐得有点咄咄逼人：她好像是在同图什克维奇和亚什温调情。离席后，图什克维奇去弄包厢票，而亚什温去抽烟，渥伦斯基就同亚什温一起下楼回自己的房间。坐了一会儿，他又跑到楼上。安娜已经穿上她在巴黎做的那条镶天鹅绒的浅色袒胸绸连衣裙，头上系着一条昂贵的白色钩花发带，发带框住她的脸，特别醒目地突出了她那亮丽的美色。

“您真的要到剧院去吗？”他说，尽力不看她。

“您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惊惶地提出这个问题？”她说，他没有看她使她深感委屈。“我为什么不能去呢？”

她似乎不理解他的意思。

“自然是毫无理由。”他皱起眉头说。

“这也就是我要说的话。”她故意不理会他那种讽刺口气，边说边悠闲地卷起她那只香喷喷的长手套。

“安娜，千万别这样！您怎么啦？”他像要唤醒她似的说，那口气完全同她丈夫以前的口气一模一样。

“我不明白您在问什么。”

“您知道，不能去。”

“为什么？我又不是一个人去。公爵小姐瓦尔瓦拉去更衣了，她同我一起去。”

他带着疑惑和绝望的神态耸了耸肩膀。

“难道您不知道……”他刚开始说。

“可我不想知道！”她几乎是在大喊，“不想知道。我为我所做的事后悔吗？不，不，不。要是一切从头再来，情况仍然是这样。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对我和您来说，只有一点才是重要的：我们是否彼此相爱。没有别的想法。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分开住，还要别见面呢？为什么我不能去看戏？我爱你，如果你没有变心，”她眼睛里射出一种他所不理解的特殊光芒，朝他看了一眼，并用俄语说，“别的我全都不在乎。你为什么不望着我呢？”

他朝她看了一会儿。他看到了她的脸和她那身总是与她很相称的装束的整体美。但是，现在使他感到恼火的恰恰就是她的美貌和优雅风度。

“您要知道，我的感情是不会变的，但是我请您别去看戏，求您啦。”他又用法语说，他的语气是温柔的恳求语气，但是目光中却透出冷漠神色。

她没有听见他说的话，却看到了他那冷冷的目光，于是愤怒地回答：

“我倒要请您告诉我，为什么我不应该去。”

“因为这会使您蒙受……”他说不下去了。

“我一点也不明白。亚什温不会有损于我的名声，公爵小姐瓦尔瓦拉也丝毫不比他人逊色。瞧，她来了。”

三十三

安娜故意装出不明白自己处境的样子，渥伦斯基为此第一次对她感到恼火，甚至愤恨。这种感觉又因他无法向她说明恼火的原因而变得更加强烈。要是能直截了当把心里的想法告诉她，那么他要说：“穿着这一身盛装，同人人皆知的公爵小姐一起在剧院里露面，这样做的意思不仅仅是承认自己是个堕落的女人，而且是向上流社会挑战，也就是要与它永远脱离关系。”

他无法对她说这种话。“她怎么会不明白这一点呢，她究竟怎么啦？”他暗自说道。他发觉，在他对她的敬意渐渐减少的同时，觉得她长得很美的那种意识却越来越强烈了。

他愁眉不展地回到自己的客房，看到亚什温把两条伸直的长腿搁在椅子上，正在喝掺过矿泉水的白兰地，于是挨着他坐了下来，叫人给自己端一份同样的饮料来。

“你说的是兰科夫斯基的‘壮士’。这是一匹好马，我劝你买下来，”亚什温朝朋友那张阴郁的脸看了一眼后说道，“它的臀部有点下垂，但是腿和头好得不能再好了。”

“我想我是会买的。”渥伦斯基回答。

关于马的谈话使他很感兴趣，但是他连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安娜，不由自主地谛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并不时地看看壁炉上的那只钟。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吩咐我来禀报一声，她到剧院去了。”

亚什温又把一杯白兰地倒进咝咝作响的矿泉水里，喝完后站起来，开始扣纽扣。

“怎么样？我们走吧。”他说，小胡子底下挤出了一丝微笑，表示他明白渥伦斯基心情忧郁的原因，但他不认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我不去。”渥伦斯基忧郁地回答。

“可我必须去，我答应过要去。那么，再见。要不你就到池座来，坐克拉辛斯基的座位吧。”亚什温出门时又说。

“不，我有事。”

“和妻子在一起有烦恼，和不是妻子的女人在一起更糟糕。”亚什温从旅馆出来时想道。

房间里剩下渥伦斯基一个人，他站起身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

“今天上演什么呢？第四组剧目……叶戈尔夫妇在那里，我母亲大概也在那里。就是说整个彼得堡的名流都在那里。现在她进剧院了，脱下皮大衣，走到灯光下。图什克维奇、亚什温、公爵小姐瓦尔瓦拉……”他想象着，“我这是怎么啦？是我害怕了，还是把保护她的责任交给图什克维奇了？无论怎么看，都是愚蠢的，都是愚蠢的……她为什么置我于这种处境呢？”他一挥手说。

这个动作碰到了放着矿泉水和白兰地的小桌子，差一点把小桌子碰倒。他想扶住桌子，却把它撞倒了，于是恼火地踢了桌子一脚，并摇了摇铃。

“要是你想在我这里当差，”他对进来的侍仆说，“你就要记住自己的职责。决不允许有这种情况。你应当把东西收拾好。”

侍仆觉得委屈，想为自己辩解，但是看了老爷一眼，从他的脸色中看出自己不说为妙，于是他急忙弯下身子，趴在地毯上，开始收拾完好无损的和已打碎的酒杯和玻璃瓶。

“这不是你干的事，你去叫听差来收拾，替我准备好燕尾服。”

八点半，渥伦斯基走进剧院。戏正好演到高潮处。一个老引座员替渥伦斯基脱下皮大衣，在认出他后，叫了一声“大人”，并建议他不要领号码牌，只要叫一声费奥多尔就行了。除了这个引座员和两个双手抱着皮大衣站在门口听戏的仆人之外，灯火通明的走廊里再也没有什么别人。从一扇虚掩着的门里传来乐队细心的断奏和女声演唱乐句的歌声。门打开了，引座员悄然无声溜了进去，渥伦斯基清晰地听到了那个行将结束的乐句。不过，门立即又关上了，渥伦斯基没有听到乐句和华彩乐段的结尾，但根据门内传来的雷鸣般掌声，他明白华彩乐段结束了。当他走进被一盏盏枝形蜡烛吊灯和叉型青铜煤气喷灯照得通亮的大厅时，喧哗声还没有平息。舞台上，那位袒露着雪白的肩膀、挂着亮晶晶的钻石首饰的女歌手正弯着腰，在拉住她一只手的男高音歌手的帮助下，微笑着捡起一束束杂乱地越过栏杆飞到舞台上的鲜花，接着朝一位先生走去，那位先生伸出长长的胳膊，越过栏杆朝舞台上递东西，他那发蜡涂得锃亮的头发正中开着一条头路。这时候，池座里的全体观众也同包厢里的观众一样骚动了，向前探着身子，叫喊着，拍着手。站在高处的乐队指挥在帮大家传递花束，不时整整自己的白领结。渥伦斯基走到池座中央，停下来朝四周打量。今天他不像以往，对于司空见惯的熟悉环境、舞台、喧闹，以及把剧院挤得水泄不通的、熟悉而又平庸乏味的形形色色的观众，他都不怎么关心。

像往常一样，一个个包厢里照例坐着那些女士，她们身后还是那些军官；还是那些天晓得是什么身份的穿得花枝招展的女人，依旧是那些穿制服和穿常礼服的男人；顶层楼座里仍然是那群衣着肮脏的观众；在整个人群中，也就是在包厢里，以及在前面几排座位上，一共只有四十来个真正的男人和女人。渥伦斯基立即注意起这些与众不同的人，并立即同他们打招呼。

他入场时，一幕戏已结束了，所以他没有去哥哥的包厢，而是直接走到楼下第一排，同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一起站在栏杆旁边，因为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屈起一条腿，用鞋跟敲击栏杆，却打老远就看到了他，朝他微笑，招呼他过去。

渥伦斯基还没有看到安娜，他故意不朝她那边看。但是根据众人的目光，他知道她坐在哪里。他悄悄环顾四周，但不是在找她；他作了最坏的预料，用目光搜寻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他算幸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这一次没来看戏。

“你身上剩下的军人气质太少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对他说，“一位外交官，一个演员，你现在就是这种气质。”

“是的，我一回家就穿上了燕尾服。”渥伦斯基慢慢地掏出望远镜，微笑着回答。

“老实说，我羡慕你这一点。当我从国外回来，穿上这身衣服，”他摸了一下肩章说，“我真舍不得失去自由。”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早已不再关心渥伦斯基的官场升迁，但是仍旧喜欢他，现在对他也特别客气。

“可惜你未赶上第一幕。”

渥伦斯基心不在焉地听着他说，一面把望远镜的镜头从两侧的厢座移到二楼，并打量着包厢。在一位扎着高髻缠发带的太太和一个正对着移近的望远镜镜头生气地眨眼睛的秃顶小老头身旁，渥伦斯基突然看到了安娜那颗在花边衬托下显得美艳惊人的、高傲的、脸带微笑的脑袋。她坐在第五号厢座里，离他只有二十步远。她坐在前面，稍稍偏着头在同亚什温说着什么。她那美丽的宽肩膀上的头部姿势，她那双眼睛与整张脸上很有分寸的欣喜的神采，使他觉得她的模样同他在莫斯科的舞会上所见到的完全一样。但是他现在对她的美丽却有完全不同的感觉。现在他并不觉得它有任何神秘之处，因此她的美丽虽然比过去更强烈地吸引着他，同时却又使他感到屈辱。她并没有朝他这边看，但是他感觉到她已经看见他了。

当渥伦斯基再次把望远镜转向那一边的时候，他看到公爵小姐瓦尔瓦拉的脸涨得特别红，做作地笑着，并且不断地打量着隔壁那个包厢；安娜却合上了折扇，不时地用它轻敲栏杆上的红丝绒，眼睛凝视着前方，却没有去看，显然也不愿意去看隔壁包厢里所发生的事。亚什温的脸上露出了他赌输时常有的那副表情。他皱起了眉头，把左侧那撇小胡子越来越深地嘬进嘴里，并且也在斜眼打量着隔壁那个包厢。

这个包厢里的左面是卡尔塔索夫夫妇。渥伦斯基认识他们，并知道安娜也认识他们。卡尔塔索娃是个瘦小的女人，她站在包厢里，背对着安娜，正在穿丈夫递给她的斗篷。她脸色苍白，怒气冲冲，正在激动地说着。卡尔塔索夫是个秃顶的胖先生，他一面不断地回过头去看安娜，一面竭力安慰妻子。妻子出去后，丈夫还久久地滞留在包厢里，用眼睛搜寻着安娜的目光，看来是想向她鞠躬致意。但是，安娜显然故意不去看他，她回过头，向俯身对着她、头发剪得短短的亚什温说着什么。卡尔塔索夫没能向安娜鞠躬致意就走了，留下了一个空包厢。

渥伦斯基不知道卡尔塔索夫夫妇与安娜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明白已经发生了一件有损于安娜尊严的事。他根据他所看到的情况，最主要还是根据安娜的脸色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从安娜脸色中看出，为了把自己所担当的角色扮演到底，她已使尽了最后的力气。这一外表镇定的角色她扮演得十分成功。凡是不熟悉她和她的交际圈，也没有听到过女人们对她竟然还敢扎着钩花发带、如此美艳显眼地在上流社会露面而发表的种种同情、不满和惊诧的议论的人，都在欣赏这个女人的安逸神态和美丽容貌，并且都不会料到她此刻觉得自己是被绑在耻辱柱上示众的人。

知道出事了，却又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因此渥伦斯基感到极其不安，所以就到哥哥的包厢里去了，希望从那儿打听到一点消息。他故意拣安娜包厢对面的那条池座通道走，途中遇上了正在同两个熟人说话的老团长。渥伦斯基听见他们说到卡列宁夫妇的名字，并看到团长意味深长地看了同伴们一眼后，才匆匆大声喊他。

“啊，渥伦斯基！什么时候回团里？我们不能不宴请就让你走。你是我们团资格最老的骨干。”团长说。

“我来不及了，很遗憾，下次再说吧。”渥伦斯基说，然后就沿着楼梯朝哥哥的包厢跑去。

渥伦斯基的母亲——蓄着满头银灰色鬈发的老伯爵夫人，坐在哥哥的包厢里。瓦里娅同公爵小姐索罗金娜在二楼的走廊里遇到了他。

把公爵小姐索罗金娜送到母亲跟前后，瓦里娅把一只手伸给小叔子，立刻同他谈起他所关心的那件事。他难得看到她这样激动。

“我认为这是卑鄙恶劣的做法，卡尔塔索娃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卡列尼娜夫人……”她开始说。

“到底是什么事？我不知道。”

“怎么，你没听到吗？”

“你要明白，我将是最后一个听到这种事的人。”

“有比这个卡尔塔索娃更歹毒的人吗？”

“她到底做了什么事？”

“丈夫告诉我说……她侮辱卡列尼娜。她丈夫隔着包厢刚同卡列尼娜说话，卡尔塔索娃就同他大吵起来。据说，她大声地说了一句侮辱人的话，然后就走了。”

“伯爵，您妈妈在叫您。”公爵小姐索罗金娜从包厢门里探头说。

“我倒是一直在等你，”母亲对他嘲笑道，“却根本就见不到你。”

儿子看到她高兴得抑制不住的微笑。

“您好，妈妈。我来看您了。”他冷淡地说。

“你为什么不去对卡列尼娜夫人献殷勤？”等公爵小姐索罗金娜从身边走开后，她又补充说，“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家为她而把帕蒂姐妹给忘了。”

“妈妈，我求过您别对我说这件事。”他皱着眉头回答。

“我是在说大家都在说的事。”

渥伦斯基不作任何回答，只对公爵小姐索罗金娜说了几句话，然后就走出了包厢。他在门口遇到了哥哥。

“啊，阿列克谢！”哥哥说，“真卑鄙！真是十足的蠢婆娘……我现在就要去找她。我们一起去吧。”

渥伦斯基没有听从他的话，快步朝楼下走去，他觉得他必须有所行动，却又不知道该干什么。她使自己和他处于这样的尴尬境地，这使他感到恼火，同时又为她经受痛苦的折磨而可怜她，这两种心情搅得他焦躁不安。他来到楼下的池座，径直朝安娜的厢座走去。斯特列莫夫站在厢座旁边，正在同她交谈：

“男高音再也没有了。他们绝迹了。”

渥伦斯基向她鞠了一躬，并停下来同斯特列莫夫打招呼。

“您大概来迟了，没听到最妙的那首咏叹调。”安娜说，渥伦斯基觉得她的目光是在嘲弄他。

“我是个蹩脚的鉴赏者。”他目光严峻地望着她说。

“像亚什温公爵一样，”她笑着说，“他认为帕蒂唱得太响了。”

“谢谢您。”她用戴着长手套的小手接过渥伦斯基拾起来的节目单后说，就在这一瞬间她那张漂亮的脸蛋突然哆嗦了一下。她站起来，向包厢深处走去。

下一幕开演后，渥伦斯基发现她的包厢已经空无一人，于是，他在静下来倾听抒情短曲的观众所激起一片嘘声中走出池座，乘车回去了。

安娜已经回到家里。渥伦斯基走进她的房间，这时她仍穿着看戏时穿的那身衣服。她坐在靠墙的第一把圈椅上，凝望着前方。她看了他一眼，立即就恢复了原来的姿势。

“安娜。”他说。

“是你，全是你的错！”她站起来，眼里噙着泪水，用绝望和愤恨的嗓音大声说。

“我求过你，我央求过你别去，我知道你会不愉快……”

“不愉快！”她大喊道，“真可怕！无论我活多久，我决不会忘记这件事。她说，坐在我旁边都是一种耻辱。”

“这是蠢女人的话，”他说，“可是你为什么要去冒险、惹祸……”

“我恨你的镇静。你不应该让我沦落到这一步。要是你爱我……”

“安娜！这与我爱不爱有什么关系？”

“是的，要是你像我爱你那样爱我，要是你像我那么痛苦……”她神色惊惶地望着他说。

他可怜她，可还是对她感到恼火。他劝她相信他的爱，因为他明白现在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她平静下来，他嘴上没有指责她，心里却在责备她。

那些在他看来庸俗得羞于说出口的表白爱情的话，她全都听进去了，她渐渐地平静下来。第二天，他们已经和好如初，一起乘车到乡下去了。

[1]以撒和利百加均为《圣经》故事人物。亚伯拉罕年迈时派仆人为儿子以撒娶妻，仆人求神施恩，在井旁遇到利百加，于是以撒娶她为妻。

[2]丁托列托（1518—1594），意大利画家。文艺复兴运动后期的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人物。

[3]伊万诺夫（1806—1858），俄国画家。代表作有《基督出现在人们面前》、《圣经画稿》等。

[4]施特劳斯（1808—1874），德国神学家，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在《耶稣传》一书中认为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

[5]勒南（1823—1892），法国作家，彼得堡科学院外籍院士（1860）。著有《基督教起源史》。

[6]彼拉多（？—36以后），罗马皇帝提比略在位期间任犹太巡抚（26—36），主持对耶稣的审判，并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7]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70—前399），古希腊哲学家。他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共同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

[8]夏洛特·科尔黛（1768—1793），法国女贵族，吉伦特党的狂热拥护者，因刺杀马拉而被判处死刑。

[9]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画家。

[10]提香（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派画家。

[11]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

[12]拉歇尔（1821—1858），原名艾丽莎·费莉克丝。法国女演员。

[13]意大利沃尔图诺河畔的城市名。

[14]见《新约·马太福音》，第11章第25节。

[15]见《旧约·箴言》第29章第23节。

[16]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救命恩人。

[17]见《新约·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32节。

[18]《旧约》的首卷。记述了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始祖及以色列民族的起源。

[19]指雅各的12个儿子，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成了犹太人12族中的一族的祖先。

[20]据《创世记》载，以诺是亚当的第七世孙，玛土撒拉的父亲，后被神接上天堂。

[21]帕蒂姐妹，意大利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妹妹阿代利尼·帕蒂（1843—1919），姐姐卡洛塔·帕蒂（1835—1889）。

一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孩子们在波克罗夫斯克村，在妹妹吉提·列文娜的家里消夏。她庄园里的那幢房子已经完全倒塌了，所以列文夫妇说服她到他们家来消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非常赞成这一安排。他说，他感到很遗憾，公务使他不能同全家一起到乡下消夏，本来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最快乐的事。他留在莫斯科，偶尔到乡下来住上一两天。除了奥勃朗斯基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及家庭女教师以外，这个夏天到列文家来做客的还有老公爵夫人，她认为照顾没有经验的怀孕的女儿是她的责任。此外，吉提在国外认识的朋友瓦莲卡——履行自己要在吉提出嫁后来看她的诺言——也在他们家里做客。这些人都是列文妻子的亲朋好友。尽管列文喜欢他们，但是就像他暗自所说的那样，看到自己的列文小天地和列文生活方式已被云集于此的“谢尔巴茨基要素”所淹没，他还是感到有点遗憾。他的亲人中在这个夏天来他们家做客的只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个人，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具有列文家气质的人，而是具有科兹内舍夫家气质的人，因此列文家的精神就完全被湮没了。

列文家那幢空关很久的房子里，现在人多得几乎把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老公爵夫人几乎每天都要在入席用餐时点一点人数，让第十三个人——孙子或孙女坐到另一张小桌子边去。吉提勤勤恳恳地料理着家务，对她来说，客人和孩子们在夏天食欲大增时，她要搞到消耗量甚多的母鸡、火鸡、鸭子就得操不少的心。

全家人都在吃饭。多莉的孩子们同家庭女教师和瓦莲卡一起在制订上哪儿采蘑菇的计划。全体客人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智慧与学问怀着一种近于崇拜的敬意，他也加入了这场以蘑菇为题的谈话，使大家都感到很惊奇。

“把我也带去吧。我很喜爱采蘑菇，”他望着瓦莲卡说，“我认为这是一项很好的活动。”

“好吧，我们很乐意带您去，”瓦莲卡红着脸回答。吉提意味深长地与多莉互使了一下眼色。博学而又聪明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提出要同瓦莲卡一起去采蘑菇，这证明近来使吉提很感兴趣的几个设想是正确的。她急忙同母亲说起话来，免得人家看到她的目光。饭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端着一杯咖啡，坐在客厅的窗旁，继续同弟弟进行那场已开了头的谈话，眼睛不时地望望去采蘑菇的孩子们将要从里面出来的那扇门。列文坐在哥哥身旁的窗台上。

吉提站在丈夫身旁，显然是在等待这场令她兴趣索然的谈话的结束，以便能对他说点事。

“结婚以后，你变化很大，变得更好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列文说，一面向吉提微笑，他显然对这场已开了头的谈话不大感兴趣，“但是你仍旧始终不渝地热衷于谈论那些离奇的话题。”

“吉提，你站着不好。”丈夫给她拉过一把椅子，意味深长地望着她说道。

“嗯，是的，不过，现在没有时间谈下去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到孩子们跑出来，于是补充说。

跑在最前面的是塔尼娅，她穿着一双绷紧的长筒袜子，手里挥舞着篮子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帽子，侧着身子，大步流星地直向他跑来。

她大胆地跑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跟前，一双与父亲酷肖的美丽的眼睛熠熠生辉，她把帽子递给他，摆出要替他戴的样子，同时露出羞怯和温柔的微笑，借此表明自己并不放肆。

“瓦莲卡在等您。”她说着，小心翼翼地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戴上帽子，因为她从他的笑容中看出自己可以这样做。

“来了，来了，瓦尔瓦拉·安德烈耶夫娜。”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然后把杯中的咖啡喝完，把手帕和雪茄烟盒分别放到口袋里。

“我的瓦莲卡多么迷人！对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刚一站起来，吉提就对丈夫说。她说这句话正好能让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到，她显然有意这样做。“她多么漂亮，真是既美丽又大方！瓦莲卡！”吉提大声喊道，“你们是去磨坊边的森林吗？我们来找你们。”

“你全然忘记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吉提，”老公爵夫人急忙走出房门说道，“你不能这样叫喊。”

瓦莲卡听到吉提的喊声和她母亲的申斥声，迈着轻盈的步子匆匆走到吉提面前。迅速的动作，生气勃勃的脸上所泛起的红晕，这一切都表明她正遇到一件不寻常的事。吉提知道这件不寻常的事，并且留神观察她。她现在把瓦莲卡叫过来，只是为了在心里祝福她，因为照吉提的想法，今天下午在森林里应当发生那件重大的事情。

“瓦莲卡，要是有件事能发生，那我会感到很幸福。”她在吻她时低声地说。

“您同我们一起去吗？”瓦莲卡感到难为情，所以佯装没有听见吉提对她说话的样子，问列文。

“我要去的，但是只到打谷场为止，我要留在那儿。”

“你又何必到那儿去呢？”吉提说。

“得看一看新买的载货马车，还要清点一下货物，”列文说，“你待在哪里呢？”

“待在阳台上。”

二

一群女眷全都聚集在阳台上。她们本来就喜欢在饭后坐在那里，但是今天那里还有一件事。除了大家继续忙着缝婴儿衣服和编织襁褓带之外，今天那里还要用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闻所未闻的不加水的方法煮果酱。这是吉提从娘家引进的新方法。这件事原先是委派给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做的，她认为列文家的做法不可能不好，所以还是往马林果里加了水，并一口咬定说，不这样做不行；她的做法被人发现了，于是现在就当着大家的面煮果酱，要让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确信，不加水也煮得出好果酱。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神情既急躁又伤心，头发乱蓬蓬的，两条瘦胳膊一直裸露到肘部，正在转动着火炉上的铜盆，眼睛忧郁地望着盆里的马林果，一心希望它凝结起来煮不透。公爵夫人觉得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怒气应该是针对她的，因为她是煮果酱的总顾问，所以尽量装作正在忙别的事情，对煮果酱毫无兴趣，嘴里说着不相干的事，眼睛却不时地瞟着火炉。

“我总是亲自给女仆们买廉价料子做的衣服，”公爵夫人继续进行刚才的谈话……“现在是不是该撇去浮沫了，亲爱的？”她转身对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你根本就不需要亲自动手做这件事，再说也太热了。”她叫住吉提。

“我来做吧，”多莉说着就站起身来，开始小心翼翼地在起沫的糖浆上来回移动勺子，偶尔在盘子上磕一磕，把粘在勺子上的东西磕掉，盘子里布满了杂色的、黄里透红的浮沫，下边流淌着血红色的糖浆。“他们将如何就着茶水舔这个东西啊！”多莉想到了自己的孩子们，同时回忆起自己小时候曾对大人不吃最好吃的果酱浮沫觉得奇怪。

“斯季瓦说，给钱要好得多，”多莉同时又继续进行关于如何更好地赏赐仆人的谈话，“但是……”

“怎么能给钱呢！”公爵夫人和吉提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很看重送礼这种事。”

“嗯，比如我吧，去年给我们家的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买了一块布料，不是波普林府绸，却也差不离。”公爵夫人说。

“我记得她在您过命名日那天就穿过它。”

“十分讨人喜欢的花样；那么朴素大方。要不是她已经有了，我倒是想给自己做一件。就像瓦莲卡身上的那件衣服。那么好看，又那么便宜。”

“喂，现在大概煮好了。”多莉一面说，一面把勺子里的糖浆倒出来。

“糖浆黏稠了，就煮好了。再煮一会儿吧，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

“这些苍蝇呀！”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怒气冲冲地说，“结果还将是一样……”她又补了一句。

“啊呀，它多么可爱，别轰跑它！”吉提突然说，她望着一只停在栏杆上的麻雀，它把一根马林果的茎翻过来，开始啄食了。

“是蛮可爱的，但你最好离火炉远一点。”母亲说。

“顺便谈谈瓦莲卡，”吉提用法语说，他们平时为了不让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听懂，总是说法语。“您知道，妈妈，我今天不知为什么预料那事会得到解决。您明白我指的是哪件事。那该有多么好啊！”

“真是个高明的媒婆！”多莉说，“撮合起来多么谨慎，多么巧妙……”

“不对，说吧，妈妈，您有什么想法？”

“会有什么想法呢？他（‘他’是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直可以成为俄国最好的配偶；现在他已经不那么年轻了，但是我知道，现在还是有许多人愿意嫁给他……她是个非常好的姑娘，但他可能会……”

“不会的，妈妈，您要明白，为什么对他和对她都不可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归宿。第一，她很漂亮！”吉提弯起一个手指头说。

“他非常喜欢她，这倒是真的。”多莉证实说。

“其次，他的社会地位使他根本就不需要妻子的财产和地位。他只有一个需要——娶一个贤惠漂亮的妻子，性格要让人放心。”

“对，同她在一起尽可以放心。”多莉肯定说。

“第三，还要她爱他。这也就是……就是说这会有多么好啊！……我预料，等他们从林子里出来时，事情全都解决了。我一眼就能从他们的眼睛中看出来。我将多么高兴啊！你是怎么想的，多莉？”

“你别激动。你根本不需要激动。”母亲说。

“可我并没有激动呀，妈妈。我觉得他今天就会求婚。”

“唉，男人求婚时的情形倒是真叫人纳闷……有那么一道障碍，可是突然就突破了。”多莉若有所思地微笑着说，同时回忆起自己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往事。

“妈妈，爸爸是怎样向您求婚的？”吉提突然问道。

“毫无特别之处，很平常。”公爵夫人回答，但是她的整个脸却因回忆往事而焕发出喜悦的光彩。

“不对，到底是怎样求婚的？在他向您表白之前，您究竟爱他吗？”

吉提感到特别高兴，她现在可以平等地与母亲谈论女人生活中的这些重大问题。

“自然是爱的；他常到乡下来看我们。”

“到底是怎样解决的，妈妈？”

“你大概认为你们想出了什么新花样吧？其实都是一回事：是用眼睛、微笑来解决的……”

“妈妈，您这话说得真妙啊！是用眼睛和微笑来解决的。”多莉证实道。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科斯佳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是用粉笔写的。这事很奇怪……我觉得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说。

于是，三个女人思索起同样的事来了。吉提首先打破沉默。她想起了她出嫁前的那个冬天，想起她对渥伦斯基的倾慕。

“有一件事……瓦莲卡以前有过一个对象，”吉提说，她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件事。“我想告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声，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他们，所有的男人，”她补充说，“对我们的过去总是醋劲十足的。”

“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样，”多莉说，“你这是根据自己丈夫的表现作的判断。他至今仍会因想起渥伦斯基而感到难受。对吧？是这样吧？”

“是这样。”吉提两眼含笑，若有所思地回答。

“可我就是不明白，”公爵夫人出于对女儿的关心，辩护说，“你哪件事会使他感到不安呢？因为渥伦斯基追求过你？每个姑娘都会遇到这种事。”

“唉，我们别谈这事了。”吉提红着脸说。

“不，听我说，”母亲继续说，“后来是你自己不让我对渥伦斯基说。你记得吧？”

“哎哟，妈妈！”吉提表情痛苦地说。

“现在没人拦住你们了……你与他的关系也不可能超越正常的范围；我本想亲自把他叫来。不过，我亲爱的，你是不宜激动的。记住这句话吧，请你平静下来。”

“我是完全平静的，妈妈。”

“幸亏安娜来了，对吉提来说这是幸运的事，”多莉说，“而对安娜来说却是多么不幸。事实恰恰相反，”她对自己的想法感到非常惊讶，所以又补充说。“当时安娜觉得很幸福，而吉提却认为自己很不幸。真是完全相反！我常常想到她。”

“可以想的人有的是！可她是一个可恶的坏女人，没有良心。”母亲说，因为她对吉提嫁的不是渥伦斯基，而是列文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

“何必谈这件事呢，”吉提恼火地说，“这件事我没有想过，也不愿意去想……也不愿意去想，”她重复道，一面留心听着丈夫走上阳台的熟悉脚步声。

“什么事也不愿意去想啊？”列文走到阳台上问道。

谁也没有回答，他也就不再问了。

“真遗憾，我骚扰了你们的女性王国。”他不满地朝众人环顾了一眼，明白她们谈的是不愿当着他的面谈的那种事，于是这样说。

他顿时觉得自己也有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那种感受，对煮马林果酱不加水感到不满，总之是对异己的谢尔巴茨基家的影响感到不满，但这种感觉仅持续了一会儿。他微微一笑，走到了吉提跟前。

“喂，怎么样？”他带着大家现在对她说话所带的那种表情问她。

“没什么，很好，”吉提笑吟吟地说，“你的事办得怎么样？”

“要比旧的大车多运两倍的货物。要去接孩子们吗？我已叫人去套车了。”

“怎么，你要让吉提乘敞篷马车吗？”母亲责备说。

“是一步一步慢慢走，公爵夫人。”

列文从来没有像一般女婿那样叫过公爵夫人“妈妈”，这使公爵夫人感到不愉快。列文尽管很爱、很敬重公爵夫人，却仍然无法叫她妈妈，因为这样叫定会亵渎他对亡母的感情。

“跟我们一起去吧，妈妈。”吉提说。

“我可不愿意看到轻率的举动。”

“好啦，我就走着去。你要知道步行对我有益。”吉提站起来，走到丈夫跟前，拉住他的一只手。

“是有益，但凡事都要有分寸。”公爵夫人说。

“怎么样，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果酱煮好了吗？”列文笑着对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想使她开心起来。“用新方法煮好不好？”

“大概是好的。照我们的看法，已经煮过头了。”

“那就更好，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那就不会变酸，我们这儿的冰已经融化，没有地方储存，”吉提立即领会了丈夫的用意，所以抱着同样的愿望对老太婆说。“您做的咸菜真好吃，连妈妈也说她从未吃到过这么好吃的咸菜。”她微笑着整一整三角头巾，补充说。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气呼呼地看了看吉提。

“您别安慰啦，太太。我只要朝你们俩看看，我就感到开心。”她说。她没有用尊称“您们俩”，而是用了“你们俩”，这一不见外的用语也感动了吉提。

“跟我们一起去采蘑菇吧，您可以给我们指点地方，”吉提说，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微微一笑，摇摇头，好像是说：“我倒是很想生您的气，可就是做不到呀。”

“照我的意思做吧，”老公爵夫人说，“在果酱上面盖一张纸，用朗姆酒把纸弄湿。这样就是没有冰也永远不会发霉。”

三

有机会同丈夫单独待在一起，吉提感到特别高兴，因为她发觉，当他走上阳台，问她们在谈论什么，而大家都不理他的时候，他那张喜怒哀乐都形之于色的脸上掠过了一抹伤心的阴影。

当他们走到别人前面，来到看不见房子的那条撒满黑麦穗和黑麦粒的、尘土飞扬的平坦大道上，她就紧紧地靠在他的臂膀上，把他的手紧按在自己的身上。他已经忘掉瞬息间的不愉快，此刻同她单独在一起，时刻想到她已经怀孕的时候，他还感受到一种崭新的乐趣，一种因摒弃肉欲而显得绝对纯洁的、同心爱的女人亲近的快乐。他没什么话要说，但是他想听她说话，她的嗓音跟她的目光一样，在怀孕期间也变了。她的嗓音与目光一样，带有一种温柔、认真的情调，这是始终全神贯注于一种开心的事儿的人所常有的。

“你这样不觉得累吗？再靠得紧一些吧。”他说。

“不累，有机会同你单独待在一起，我感到真高兴，我承认，无论我同他们在一起感到多么开心，我还是舍不得放弃我俩单独相处的冬天的傍晚。”

“那样很好，而这样更好。两种情况都很好。”他紧按住她的一只手说。

“你知道刚才你进来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吗？”

“谈论果酱吗？”

“对，是在谈论果酱；但后来谈的是怎样求婚。”

“啊！”列文说，他主要是在听她的嗓音，而不是听她说的那些话，同时还一直留心着现在已处在林中的脚下的路，设法使她绕开高低不平的地方。

“也谈到过谢尔盖·伊万内奇和瓦莲卡，你没发现吗？……我很希望这事能成功，”她继续说，“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她朝他的脸瞥了一眼。

“我不知道该怎样去看待这件事，”列文笑着回答，“在我看来，谢尔盖在这方面很古怪。我不是讲过……”

“对，他曾经爱上那个已死去的姑娘……”

“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我是从人家的传说中知道这件事的。我记得他当时的模样。他长得非常讨人喜爱。但是，从那时候起，我一直在观察他对女人的态度：他态度殷勤，也喜欢某些女人，但你会觉得，她们对于他只不过是人，而不是女人。”

“是的，但现在对瓦莲卡……好像是有一点意思……”

“可能有一点……但是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他是与众不同的怪人。他只靠精神生活而活着。他是个过于纯洁、心灵过于高尚的人。”

“那又怎么啦？难道这会贬低他的身份吗？”

“不是，他已过惯了单一的精神生活，因此不可能迁就现实生活，而瓦莲卡毕竟是个很现实的人。”

列文现在习惯于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不再考虑措辞是否准确；他知道，在现在这样情意绵绵的时刻，单凭一个暗示妻子就会理解他要说什么，她的确领会了他的意思。

“对，她不像我这样讲究实际；我知道他是永远不会爱上我的。她浑身都透出一股追求精神生活的气质。”

“不对，他很喜欢你，我们家的人都很喜欢你，我始终为此高兴……”

“是的，他对我很友好，但是……”

“但是不像你同已故的尼科连卡那样……你们当时彼此喜欢，”列文续完了她要说的那句话，“为什么不说下去呢？”他补充说，“我有时候会责备自己：事情将以忘却而告终。他是个多么可怕而又多么可爱的人啊……对了，我们到底在谈什么事呀？”列文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你认为他是不会谈恋爱的啰？”吉提用自己的话说出了他的意思。

“不是说他不会谈恋爱，”列文笑着说，“而是说他身上没有那种该有的嗜好……我一直在羡慕他，就连现在，当我已经这么幸福的时候，还是在羡慕他。”

“是羡慕他不会谈恋爱吗？”

“我羡慕他比我好，”列文笑着说，“他不是为自己活着。他的整个生活都服从于他的职责。因此他才能心平气和，才能心满意足。”

“你呢？”吉提带着讥讽而又亲切的微笑说。

她怎么也无法表达促使她微笑的想法；但最后的结论是，她丈夫对哥哥赞叹不已，把自己说得比他低下，都是言不由衷的。吉提知道，他的这种言不由衷盖出于他对哥哥的爱，盖出于自己过分幸福而产生的羞愧感，特别是因为他始终想做一个更有益的人。她喜欢他身上的这一品质，所以她才微笑。

“你呢？你到底有什么不满意呢？”她仍然带着那种微笑问。

她不相信他有不满意之处，这一点本身就使他感到高兴，于是，他无意之中诱她说出她不相信的理由。

“我很幸福，但是我不满意自己……”他说。

“既然你幸福，那么你怎么会感到不满意呢？”

“怎么对你说呢？……除了希望你别摔跤，我就真的没有任何别的奢望了。唉，不能这样跳的呀！”他中止原来的谈话，责备她说，因为她跨越横在小径上的树枝的动作太快了。“但是，每当我进行自省，拿自己去同别人，特别是同哥哥作比较时，我就觉得自己不好。”

“哪些地方不好呢？”吉提仍旧带着那种微笑继续问，“难道你不在为别人做事吗？你的农庄，你的产业，还有你写的那本书？……”

“不对，我觉得，特别是现在觉得：你错了，”他紧按住她的一只手说，“因为这都算不了什么。这些事我只是顺便做做而已。要是我能像我爱你那样爱这一事业就好了……可事实上，我最近干活就像应付指定的功课一样。”

“嗯，关于我爸爸你有什么要说的？”吉提问，“他也不好，因为他没有为公共事业做过任何事，对吗？”

“他？不对。必须像你父亲那样具有纯朴、直爽、善良的品质，可我身上有吗？我没有干活，所以感到痛苦。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在没有你，没有‘这一位’的时候，”他朝她的肚子看了一眼后说，她明白了这一眼的意思，“我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事业上；现在我做不到这一点，我感到惭愧；我干活就像应付指定的功课，我佯装……”

“喂，你现在想同谢尔盖·伊万内奇交换角色吗？”吉提说，“你仅仅想像他那样从事公共事业，热爱这一门指定的功课吗？”

“当然不是，”列文说，“不过，我幸福得什么事也弄不明白了。那么你认为他今天会求婚吗？”他沉默了一会儿后又说。

“我既这样认为，又不这样认为。不过我十分希望能有这样的结局。请等一等。”她俯下身，在路边摘下一朵野母菊花。“喂，数一数吧，看看他会不会求婚。”她说着把花递给他。

“会的，不会的。”列文一面扯下狭长的白色花瓣，一面说。

“不行，不行！”激动地注视着他的手指动作的吉提抓住他的手，制止他数下去。“你扯下了两片花瓣。”

“嗯，这个小花瓣不作数，”列文说着扯下一片未长足的短花瓣。“瞧，敞篷马车追上我们了。”

“你不累吗，吉提？”公爵夫人大声问。

“一点也不累。”

“既然马儿都很驯顺，一步一步地走得也很慢，那你就上车吧。”

其实用不着坐车了。目的地已经很近，于是大家一起步行。

四

瓦莲卡在黑头发上扎着一块白头巾，被孩子们围在中间，正在和善、开心地同他们玩耍。由于有机会向她所喜欢的男子表白爱情，所以她显然感到很激动，也显得非常有魅力。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与她并肩而行，一直不停地在观赏她。他望着她，回想着他从她口中听到的那些话，回想着他所了解的她的一切长处，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现在对她所产生的这种感情是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他只体验过一次，而且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刚步入青春期的时候。接近她而产生的喜悦感变得越来越强烈，以至于在他捡到一只细根、卷边、巨大的桦树蘑菇，把它扔到她的篮子里，并朝她的眼睛看了一眼，发现她脸上蒙着一层惊喜交加的激动的红晕的时候，他自己也窘住了，默默地向她投去了一个含意丰富的微笑。

“既然这样，”他暗自说道，“我就应当深思熟虑一番，并作出决定，而不应该像个孩子似的沉湎于片刻的激情之中。”

“现在我要独自去采蘑菇了，否则我的成果就会不起眼。”他说完就独自离开老白桦树稀疏、矮草柔软如丝的林边空地，朝树林深处走去，那里桦树的白色树干之间夹杂着白杨的灰色树干和深色榛树丛。走了四十来步，绕到开满玫瑰红花朵的卫矛丛背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知道人家已经看不见他，这才停了下来。四周一片寂静。只有一些苍蝇像蜜蜂似的在他头顶上方的白桦树间不停地嗡嗡飞舞，偶尔传来孩子们的声音。突然在离林边不远处响起了瓦莲卡叫唤格里沙的女低音，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微笑。觉察到这一微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自己的心情不赞地摇了摇头，掏出一支雪茄，开始点烟。他很长时间都无法在桦树干上擦燃火柴。娇嫩的白色树皮总是把磷粘住，火就会熄灭。终于有一根火柴擦燃了，于是雪茄的芳香烟雾像一块飘荡的宽大桌布，在下垂的桦树枝下面，在灌木丛上方明显地向前上方冉冉飘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目送着这道烟带渐渐飘去，开始缓缓走动，琢磨着自己的心情。

“为什么不行呢？”他心里想，“假如这是感情的冲动，或者是强烈的情欲，假如我感受到的只是这种爱慕——这种相互的爱慕（我敢说它是相互的），却又感到它是与我的全部生活方式背道而驰的，假如我感到，沉湎于这一爱慕，我就会背弃自己的使命与职责……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我能说的反对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在失去玛丽后曾对自己说，我将始终如一地忠于她。我只能说出这个理由来反对自己的感情……这个理由很重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暗自说道，同时又觉得这一顾虑对他本人不可能有任何重大意义，只是损害他在别人心目中的诗人风度。“除了这一点，无论我怎么寻找，我也找不到任何理由来反对我的感情。假如单凭理智来选择，我就无法找到比她更好的对象了。”

无论他回想起多少个他所认识的女人和姑娘，也想不起有哪一个姑娘能像她这样具备一个妻子应有的全部优秀品质，这些品质是他冷静考虑时希望在自己妻子身上看到的。她有着妙龄少女的全部魅力和朝气，却又不是幼稚的孩子，所以，如果她爱他，那么她的爱应该是一个成熟女人自觉的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她不仅无意追求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而且显然还对上流社会抱有厌恶感，然而她熟悉上流社会，并且具有上流社会女人的应有风度，而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说，生活伴侣缺少这种风度是难以想象的。第三点：她信仰上帝，却又不像孩子那样盲目、善良，譬如像吉提那样；她的生活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就连在一些细枝末节的琐事方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认为她具有他希望的妻子所具有的一切品质：她既贫穷又孤单，因此她不会像他在吉提家所看到的那样，随身把一大帮亲戚和他们的影响带到丈夫家来，而将感谢丈夫给她带来了一切，这一点也是他在憧憬自己未来家庭生活时所一直希望的。这位把所有优秀品质汇集于一身的姑娘在爱他。他是个朴实的人，但是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他也爱她。还有一个顾虑，那就是他的年龄。不过，他的家族是个长寿的家族，他连一根白头发也没有，谁也看不出他有四十岁，他还记得瓦莲卡曾经说过，只有在俄国，五十岁的人才会认为自己是老人，而在法国，五十岁的人都认为自己正处于壮年时期，四十岁的人则认为自己是年轻人。再说，他觉得自己的心理仍然像二十年前一样年轻，那么年龄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从另一面再次走到树林边缘，在明亮的夕阳斜辉中看到身穿黄色连衣裙、手里提着篮子的瓦莲卡正步履轻盈地从一棵老桦树旁走过，她的体态是那样优美。瓦莲卡的身姿同令他惊叹不已的美丽景色——沐浴于夕阳中的那片黄澄澄的燕麦田以及田野后面那片远远的、布满点点金黄色光斑、溶入苍茫天际的老树林——融为一体，这时在他心中激起的感情不正是青春时代的热情吗？他的心高兴得揪紧了。他充满了感动之情。他觉得自己已拿定了主意。刚蹲下去拾蘑菇的瓦莲卡动作灵巧地站了起来，并向四面望了一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扔掉雪茄，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她走去。

五

“瓦尔瓦拉·安德烈耶夫娜，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给自己制定了我将爱上、并将幸运地称她为妻子的那个女人的标准。我已度过一段漫长的人生，现在才第一次在您身上看到我所寻觅的东西。我爱您，向您求婚。”

离瓦莲卡只有十步路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暗自说了这一番话。她跪在地上，双手护着蘑菇，不让格里沙抢去，一面叫唤小玛莎。

“过来，过来！孩子们！这里的蘑菇太多啦！”她从胸腔里发出悦耳的声音。

看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过来，她并没有站起来，也没有改变姿势；但是，种种迹象都使他觉得，她已觉察到他走近了，并因见到他而感到高兴。

“怎么样，您找到一些了吧？”瓦莲卡将白头巾下那张漂亮的笑脸转向他，问道。

“一个也没找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您呢？”

她正忙于应付那些围着她的孩子，所以没有回答。

“还有这一个，就在树枝旁边，”她指给小玛莎一个小小的红蘑菇，它费力地从一根干草茎底下挤出来，富有弹性的粉红色小帽已被干草茎横向切开。等玛莎捡起碎成白色的两半的红蘑菇后，她才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童年时代。”当她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并肩从孩子们身边走开的时候，她补充说。

他们默默无言地走了几步。瓦莲卡看出他想要说话，她猜得到他要说什么，惊喜交加的激动心情使她愣住了。他们已经远离人群，没有人能听到他们的说话声，但是他依然没有开口。瓦莲卡最好是保持沉默。沉默一阵后再说他们想说的心里话，要比谈论过蘑菇后立即就说要轻松一些；但是瓦莲卡却违背自己的意愿，像是无意地说：

“您真的什么也没找到吗？其实在林子中央，蘑菇总是比较少的。”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叹了口气，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觉得遗憾，她竟然又说起蘑菇来了。他想把她拉回到有关童年时代的话题上；但像是违背自己的意愿似的，沉默一会儿后，他接着她的最后一句话说。

“我只听说，白蘑菇多半是长在林边，虽说我也识别不出白蘑菇。”

又过了几分钟，他们走到了离孩子们更远的地方，那儿只有他们两个人。瓦莲卡的心跳得很剧烈，连她自己都听得见，她觉得自己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继她在斯塔尔夫人家所受的那种待遇后，能成为科兹内舍夫这样的人的妻子乃是她最大的幸福。此外，她几乎确信自己已爱上他了。现在这件事也该解决了。她感到非常害怕。既怕他说，又怕他不说。

要么现在就表白，要么永远也不表白，这一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预感到了。瓦莲卡的目光、红晕和低垂的双眼全都说明，她正处在一种痛苦的期待之中。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到了这一点，觉得她很可怜。他甚至觉得，现在一句话也不说就等于是侮辱她。他迅速在心里暗自回想着一切有利于自己作出决定的理由。他暗自重复着他向她求婚的话；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却不知为什么突然心血来潮地问：

“白蘑菇和白桦树蘑菇到底有什么区别？”

瓦莲卡激动得嘴唇发抖地回答：

“顶盖上几乎没有区别，但根部有区别。”

这两句话一说出口，他和她都已明白，事情已经完了，那些原本该说的话再也不会说了，他俩在此之前已达到最高潮的激动心情也开始平静下来了。

“白桦树蘑菇——它的根部就像黑发男子两天没刮的胡子。”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已经平静地说。

“对，这是真的。”瓦莲卡微笑着回答，他们的散步方向也不由自主地改变了。他们开始向孩子们走去。瓦莲卡心里觉得既难过又羞愧，同时也有一种轻松感。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到家里，逐一分析了所有的理由，发现自己的想法不正确。他无法忘记玛丽。

“别吵，孩子们，别吵！”当一群孩子欢乐地尖叫着向他们飞奔过来的时候，列文为了保护妻子，就站在她前面，甚至有点生气地冲着孩子们喊道。

等孩子们出来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与瓦莲卡一起也从林子里走出来。吉提已不需要问瓦莲卡了；根据他俩平静而又羞愧的脸部表情，她已明白，她的希望落空了。

“喂，怎么样？”回家的路上丈夫问她。

“没上钩。”吉提说，她的微笑和说话方式都很像她的父亲，列文经常满意地在她身上看出这一点。

“怎么叫没上钩？”

“就是这样，”她说着拉住丈夫的一只手，把它拉到自己的嘴边，用未张开的双唇碰碰它。“像人们吻主教的手那样。”

“到底是谁没上钩？”他笑着问。

“他俩都没上钩。本该是要这样的……”

“农民们的车过来了……”

“不，他们看不见。”

六

在孩子们喝茶的时候，大人们都坐在阳台上谈话，并且谈得津津有味，就像没发生过任何事似的，虽说大家，特别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瓦莲卡，心里都很明白，出现了一种不大妙但又很重要的情况。他们俩都有一种类似于学生因考试不及格而留级或被开除出校时的感受。所有在场的人都察觉到出了一件事，却又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列文和吉提感到今天晚上自己特别幸福和恩爱。他们因恩爱而感到幸福，这本身就包含着对那些想要而又得不到这种幸福的人的一种令人不快的暗示，因此他们感到很不好意思。

“请记住我的话：亚历山大不会来了。”老公爵夫人说。

今天晚上，大家都在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乘火车赶来，老公爵也来信说他也许会来。

“我也知道他为什么不会来，”公爵夫人继续说，“他常说，最初一段时期要让新婚夫妇单独相处。”

“爸爸真的抛弃我们了。我们见不到他了，”吉提说，“我们算什么新婚夫妇呢？我们已经是老夫老妻了。”

“他要是真的不来，那我就要向你们告别了，孩子们。”公爵夫人伤心地叹了口气说。

“唉，您怎么啦，妈妈！”两个女儿同声责备她。

“你就想一想吧，他会觉得怎么样呢？要知道现在……”

老公爵夫人的声音突然完全出人意料地颤抖起来。两个女儿都不作声了，彼此看了一眼。她们的目光在说：“妈妈总要自寻烦恼。”她们并不知道，无论她觉得住在女儿家里有多么舒适，无论她觉得自己在这里是多么有用，但是从他们把心爱的小女儿嫁出去，而家里变得空荡荡的那个时候起，她一直在为自己，也为丈夫感到十分伤心。

“您有什么事，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吉提突然问那位样子神秘、脸色深沉地站停下来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

“用晚餐的事。”

“这真是太好了，”多莉说，“你去张罗吧，我要陪格里沙温习功课。否则，他今天就一点功课也没做过。”

“这是我的事！不，多莉，我去帮他温课。”列文霍地站起来说。

已进中学学习的格里沙暑假必须复习功课，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在莫斯科就同儿子一起学习拉丁语。来到列文家以后，她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同儿子一起把算术和拉丁语中的难点复习一遍。列文自告奋勇地顶替了她的位置；但是，做母亲的听了列文上的一次课，发现他并不像莫斯科的老师那样上课，于是她尽管不好意思，尽量做到不伤害列文，但果断地对他说，必须像老师那样按课本上的内容进行复习，又说，最好还是让她自己来做这件事。列文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很恼火，因为他对儿子漠不关心，对儿子学习情况不闻不问，把责任推给对此一窍不通的母亲；对教师他也很恼火，因为他们教育孩子的方法极其糟糕；但是他答应大姨子，自己会根据她的要求授课。此后，他继续帮助格里沙学习，但已经不是按自己的方法，而是按课本上的内容帮他复习功课，因而教得很不痛快，并且经常忘记上课的时间。今天也是这样。

“不，我去，多莉，你坐着吧，”他说，“我们一切照规矩、按课本进行。不过，斯季瓦一来，我们要去打猎，到那时就要缺课了。”

列文去找格里沙了。

瓦莲卡也对吉提说了同样的话。瓦莲卡在列文夫妇这个设备完善的幸福家庭中也能做一个有用的人。

“我去准备晚餐，您就坐着吧。”她说完就站到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身边。

“对，对，小鸡大概没有买到。那么就用我们自己家的……”吉提说。

“我会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商量决定的。”瓦莲卡和她一起走了。

“多么可爱的姑娘啊！”公爵夫人说。

“不是可爱的姑娘，妈妈，而是罕见迷人的姑娘。”

“你们今天是在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显然不愿意继续谈论瓦莲卡。“很难找到性格如此不同的两个连襟了，”他微妙地笑着说，“一个很活跃，只能生活在交际场所，就像鱼儿离不开水；另一个，也就是我们的科斯佳，富有朝气，动作敏捷，事事敏感，然而一到交际场上，不是呆若木鸡，便是瞎挣扎，就像鱼儿离开了水。”

“对，他很冒失，”公爵夫人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正好想请您去跟他谈谈，就说她（她指了指吉提）不能留在这里，一定得去莫斯科。他说过，要去请医生来……”

“妈妈，他会把所有的事都办好，所有的事他都会答应。”吉提说，她对母亲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评判这件事感到恼火。

他们的话未说完，林荫道上传来了马儿的响鼻声和车轮在碎石路上的滚动声。

多莉还来不及站起来去迎接丈夫，列文就从阳台下面格里沙学习的房间的窗口一跃而出，接着又把格里沙抱下来。

“斯季瓦来了！”列文在阳台下面大声说，“我们的课上完了，多莉，别担心！”他补上一句，然后像孩子似的迎着轻便马车跑去。

“他，她，它，他的，她的，它的。[1]”格里沙一面叫喊，一面在林荫道上连蹦带跳地奔跑。

“还有一个人。想必是爸爸！”列文在林荫道的入口处停下来说，“吉提，别走陡梯子，绕个圈子吧。”

列文以为坐在四轮马车里的那个人是老公爵，却是搞错了。等到他走近马车，他才看到，坐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身边的不是公爵，而是一个戴着后面有长飘带的椭圆形苏格兰帽子的、漂亮而又胖乎乎的年轻人。这是谢尔巴茨基的表兄弟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是闻名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杰出青年，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介绍的，是“一个最最出色的小伙子和一个酷爱打猎的人”。

维斯洛夫斯基代替老公爵到来，这使大家有点扫兴，他本人却丝毫也不为此而感到难为情，反而开开心心地同列文打招呼，说他们以前就认识，然后把格里沙抱上四轮马车，再抱着他越过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随身带来的那只向导犬。

列文没有上马车，而是跟在车后走着。他感到有点懊恼，因为他了解得越多就越是喜欢的那位老公爵没有来，却来了这位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一个完全陌生和多余的人。列文走到站着整整一大群兴奋的大人和孩子的台阶跟前，看到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样子特别温柔和特别风流地吻着吉提的手，这时列文就觉得他更加陌生和多余了。

“我同尊夫人是亲戚，而且还是老相识。”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再次紧紧地握着列文的手说。

“喂，怎么样，有野兽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与众人打过招呼，马上就问列文，“我和他有最残酷的打算。看来，妈妈，他们结婚以后还没去过莫斯科。喂，塔尼娅，这是给你的！到马车后面去拿吧，”他面面俱到地说着，“你的面色多么红润，多琳卡，”他对妻子说，再次吻她的手，把它握在自己的一只手里，用另一只手在上面轻轻拍打。

列文在一分钟之前心情还十分愉快，现在却忧郁地望着大家，觉得一切都不称他的心。

“昨天他这两片嘴唇吻过谁？”他望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同妻子亲吻，心里想。他看了看多莉，他也不喜欢她。

“她本来就不相信他的爱。可是她为什么要这样高兴呢？真讨厌！”列文心里想。

他看了看公爵夫人，尽管他在一分钟之前还觉得她很可爱，现在却不喜欢她像在自己家里似的欢迎这位帽后有飘带，派头十足的瓦先卡。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在台阶上，就连他也使列文感到讨厌，因为他装出一副热情的样子来欢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然而列文知道自己的哥哥并不喜欢，而且也不尊敬奥勃朗斯基。

瓦莲卡也使他感到讨厌，因为她装出一副虔诚的信徒的样子在结识这位先生，然而她刚才还在考虑如何出嫁。

最讨厌的是吉提，因为她已被那位先生的得意心情所感染，那位先生认为自己此次来乡下是自己和大家的大喜事，而她回报他的微笑时所用的那种特殊微笑则使她显得特别讨厌。

大家热热闹闹地说着向屋里走去；等到大家一坐下来，列文就转身出去了。

吉提看出丈夫有心事。她想抽一点时间来同他单独谈一谈，但是他说他要去账房，然后就急匆匆地离她而去。他已经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经济事务重要。“他们老是像过节似的，”他心里想，“而这里的事务并非像过节般轻松愉快，这些事情刻不容缓，不干就无法活下去了。”

七

列文直到家里派人来叫他回去吃晚饭时才回家。吉提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站在楼梯上商量晚餐时用些什么酒。

“你们为什么这样忙碌[2]呢？上平时上的酒吧。”

“不行，斯季瓦不喝……科斯佳，等一等，你怎么啦？”吉提说，她急匆匆地跟着他走去，但是他并不等她，而是冷酷无情地大踏步走进餐厅，并且立即就加入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他们的热闹谈话。

“怎么样，明天就去打猎，好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好的，明天去吧。”维斯洛夫斯基说，同时侧身坐到另一把椅子上，盘起一条粗腿。

“我很高兴，我们明天去吧。您今年打过猎吗？”列文对维斯洛夫斯基说，一面仔细地打量着他的腿，但他说话时的那种愉快神情是装出来的，他的这种装出来的愉快神情吉提真是太熟悉了，这种神情跟他本人很不相配。“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找得到中沙锥[3]，田鹬倒是很多的。不过，必须一早就出发。您会不会感到累呢？你不累吧，斯季瓦？”

“我累了吗？我还从来没有觉得累过。我们通宵不睡觉吧！我们去散步。”

“真的，不睡觉了！好极了！”维斯洛夫斯基附和道。

“是啊，你自己不睡觉，也不让别人睡觉，我们相信你会这样做，”多莉对丈夫说，口气里隐隐约约带着讽刺，现在她几乎总是这样讽刺丈夫。“依我之见，现在就该去了……我要走了，我不吃晚饭了。”

“不行，你再坐一会儿，多琳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同时走到多莉坐着的大餐桌的另一头。“我还有多少事要对你说呀！”

“大概没什么可说吧。”

“你知道吗，维斯洛夫斯基去看过安娜。他还要去看他们。要知道，他们离你们这儿只有七十俄里路。我也一定要去一趟。维斯洛夫斯基，过来吧！”

瓦先卡走到女士们坐的那一边，在吉提身旁坐下来。

“嗯，您说说，您到过她那里吗？她怎么样？”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问。

列文留在餐桌的另一端，不停地同公爵夫人和瓦莲卡交谈，他看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多莉、吉提和维斯洛夫斯基正在热烈而又神秘地谈话。此外，他还发现，妻子目不转睛地望着正在兴奋地侃侃而谈的维斯洛夫斯基那张俊脸，她的脸上现出严肃的表情。

“他们的情况很好，”瓦先卡在说渥伦斯基和安娜的情况，“我当然不会妄加评论，但是在他们家里你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他们有什么打算？”

“大概想到莫斯科去过冬。”

“我们一起到他们家聚会该多好！你什么时候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瓦先卡。

“我将在他们那里过七月。”

“你去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妻子。

“我早就想去了，一定会去的，”多莉说，“我可怜她，我也很了解她。她是个非常好的女人。等你离开后，我一个人去，免得他们拘束。所以，你不去倒是更好。”

“妙极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呢，吉提？”

“我？我去干什么？”吉提红着脸说，回头看了丈夫一眼。

“您认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吗？”维斯洛夫斯基问她，“她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

“是的。”她说，脸红得更厉害了，她站起来，走到丈夫面前。

“这么说，明天你要去打猎了？”她问。

在这几分钟里，尤其她在同维斯洛夫斯基说话时脸上泛出一层红晕，使列文的醋劲更强烈了。现在，他按自己的想法曲解她的话。尽管事后想起来感到很奇怪，但现在他觉得很清楚：即使她问他去不去打猎，那也只是因为她想知道，他肯不肯为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提供取乐的机会，照他的理解，她已经爱上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了。

“对，我要去的。”他用自己都觉得讨厌的不自然的声音回答。

“不行，你们明天最好在家再待一天，否则多莉根本就见不到丈夫，后天去吧。”吉提说。

吉提这句话的意思现在已经被列文曲解为：“别把我同他分开。你走，我不在乎，但是你得让我享受同这位迷人的青年交往的乐趣。”

“哦，如果你希望这样，那我们明天再待一天。”列文口气特别讨人喜欢地回答。

维斯洛夫斯基当时丝毫没有想到他的到来会给人家带来痛苦，他随着吉提从桌旁站起来，用含笑的亲昵的目光望着她，跟着她走了。

列文看到了这一目光。他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足足一分钟连气都喘不过来。“他竟敢这样看我的妻子！”他满腔怒火地想道。

“明天不去吗？我们还是去吧。”瓦先卡说着坐到椅子上，照例盘起一条腿。

列文的醋劲更足了。他认定自己成了受骗的丈夫，妻子和她的情夫只是需要他为他们提供舒适生活和享乐的条件……尽管如此，他仍然热情殷勤地向瓦先卡询问猎具、猎枪和靴子等的准备情况，而且同意明天就去打猎。

列文很幸运：公爵夫人站了起来，劝吉提去睡觉，使他的痛苦中止了。然而，列文还是逃不过新一轮的折磨。与女主人告别时，瓦先卡又想吻她的手，但吉提涨红了脸，推开他的手，并用幼稚粗鲁得事后被母亲谴责的态度说：

“我们这里不兴这种做法。”

按列文的看法，她容许这种关系，已经做错了，现在又如此笨拙地表示她不喜欢这种关系，那更是错上加错。

“这么想睡觉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晚饭时喝了几杯酒，心情变得特别好，充满了诗意。“你瞧，吉提，”他指着从椴树后面升起来的月亮说，“多么迷人的景色啊！维斯洛夫斯基，这正是唱小夜曲的好时光。你知道，他有一副好嗓子，来你们家的路上，我和他一起唱得很带劲。他带来了很好听的情歌谱子，是两首新的情歌。最好是同瓦尔瓦拉·安德烈耶夫娜一起唱。”

等到大家都散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与维斯洛夫斯基一起在林荫道上来回走了许久，并听得见他们在合唱一首新情歌。

列文听着这一歌声，紧锁着双眉坐在妻子卧室的一把圈椅上；她一再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却一味保持沉默。她终于怯生生地主动笑着问：“是不是维斯洛夫斯基有什么地方不中你的意？”这时候，他突然发作了，把心里的一切想法全都说了出来；他说的那些话使他感到屈辱，因而他更为恼火。

他站在她面前，紧皱的眉头下面的那双眼睛射出吓人的凶光，一双强壮有力的手紧按在胸口，那模样就像是在竭尽全力克制自己。要不是他脸上同时露出令她生怜的痛苦神情，那么他的脸部表情就是严厉的，甚至是冷酷的。他的颧骨在颤抖，说话的声音也断断续续。

“你要明白，我不是在吃醋，吃醋是个卑鄙的词。我不会吃醋，也不会相信……我说不出心中的感受，但这是可怕的……我不是吃醋，但我感到屈辱，居然有人敢打你的主意，敢用这种目光看你……”

“什么样的目光呢？”吉提说，一面仔细地回忆今晚所说过的每一句话和所做过的每一个动作，并剖析着它们的全部含义。

她在内心深处觉得，在维斯洛夫斯基跟着她走到餐桌另一端的时候，倒是发生过一点事儿，但这件事她甚至对自己也不敢承认，更不敢告诉他，免得增加他的痛苦。

“我身上还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我都什么模样了？……”

“啊！”他捧住头叫了一声，“你别说了！……这么说，假如你吸引人，那就……”

“不，科斯佳，等一等，听我说！”她带着痛苦而又同情的表情望着他说，“喂，你有什么可以胡思乱想的呢？对我来说，除了你就没有别人了，没有了，没有了！……你是不是希望我不要见任何人？”

起初她觉得他的忌妒是一种侮辱；她感到恼火，认为这种微不足道、无可非议的消遣也被禁止了；但是现在，为了使他放心，为了使他摆脱正在经受的痛苦，她不仅甘愿牺牲这种小事，而且甘愿牺牲一切。

“你要明白，我的处境既可怕又可笑，”他继续用绝望的口气低声地说，“他在我家做客，除了放肆的态度和盘腿的姿势外，确实也没做过任何不成体统的事。他认为他的风度最好，因此我也只能客客气气地同他周旋。”

“不过，科斯佳，你也太夸大其词了。”吉提说，内心深处却为他此刻表现为醋意的强烈爱情而感到高兴。

“最可怕的是，你始终是，现在仍然是我心中神圣的珍宝，我们是那么幸福，特别幸福，这时候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坏蛋……不是坏蛋，我干吗要骂他呢？我与他毫不相干。但是，拿我的幸福，还有你的幸福，当做什么呢？……”

“我明白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吉提说。

“为什么？为什么？”

“我看到，我们在吃晚饭时说话的时候，你是怎样望着我们的。”

“是啊，是啊！”列文吃惊地说。

她告诉他，他们当时说了些什么。讲述时，她激动得喘不上气来。列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仔细地端详她那张惊恐、苍白的脸，突然用双手抱住脑袋。

“卡佳，我是在折磨你呀！亲爱的，原谅我吧！我这是在发疯！卡佳，我彻底错了。能为这种蠢事这样自寻烦恼吗？”

“不能。我可怜你。”

“可怜我吗？可怜我吗？我算是什么东西？一个疯子！……可我把你当做什么了？任何一个外人都能破坏我们的幸福，想到这一点就让人害怕。”

“这种事自然是侮辱……”

“不行，我倒是偏要留他在我们这里过一个夏天，而且要盛情款待他，”列文吻着她的双手说，“你就会看到的。明天……对，真的，明天我们就去打猎。”

八

第二天，女士们还没有起床，打猎用的轻便马车、敞篷马车和四轮大车已经停在大门口了，一早就知道主人们要去打猎的拉斯卡尖声欢叫、蹦跳个够后，此刻正坐在敞篷马车车夫的身旁，焦急地望着大门，对猎人们迟迟不从里面出来颇为不满。首先出来的是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他足蹬一双高及粗壮的大腿的新皮靴，身穿一件绿色的短上装，腰束一条散发着皮革味的新子弹带，头上仍旧戴着那顶饰有飘带的苏格兰帽，手里提着一支没有背带的崭新的英国猎枪。拉斯卡窜到他跟前，蹦跳了一阵，算是向他致敬，叫了几声，像是在问他，那些人快要出来了吗？但没有得到回答，于是它又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把头歪向一边，竖起一只耳朵，一动也不动地等着。门终于嘎嘎响着打开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浅黄色花斑向导犬克拉克窜了出来，在户外乱跑乱转，接着出来的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他双手握着猎枪，嘴里叼着雪茄。“趴下，趴下，克拉克！”他对着那条把前爪搭在他胸腹上、抓住他的猎物袋的狗亲切地吆喝。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足蹬爬山鞋，裹着包脚布，身穿破裤子和短大衣，头戴破帽子，但那支新式猎枪却非常精致，猎物袋和子弹带虽已用得很旧，皮料质量倒是上乘的。

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原先并不了解这是一种真正出风头的猎人装束——身穿破衣烂衫，却拥有一套质量最好的猎具。现在，他看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着这套破衣烂衫，优美、微胖、悦目的贵族派头更显得高贵，这才明白其中奥妙，他决定下次打猎时一定要这样打扮。

“喂，我们的主人怎么啦？”他问。

“有个年轻的妻子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

“对，并且又是那么迷人。”

“他已经穿戴好了。大概又跑到她那儿去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猜对了。列文又跑到妻子那儿，再次问她是否原谅他昨天所做的蠢事，后来又叮嘱她千万要小心。特别是要离孩子们远一点，因为他们总是会撞到人的。接着还要她再一次保证，她并没有因他要外出两天而生他的气，还请求她明天早晨务必派人骑马给他送一张便条来，让他知道她平安无事，哪怕只写两个字也行。

同平时一样，要与丈夫小别两天使吉提心里很难过，但是看到他那生气勃勃的身躯穿上猎靴和白色短上衣而显得特别魁梧、强壮，全身焕发出她所不理解的猎人特有的奕奕神采，她就因他的喜悦而忘掉了自己的伤心，愉快地同他告别。

“请原谅，先生们！”列文跑到台阶上说，“早点放好了吗？为什么把那匹棕红色的马套在右面？算了，反正都一样。拉斯卡，别动，去坐好！”

“放到骟过的羊群中去吧，”他对站在台阶前向他请示如何处置阉羊的饲养员说，“请原谅，又来了一个捣蛋鬼。”

列文从刚要落座的那辆敞篷马车上一跃而下，迎着手拿尺子向台阶走来的包工木匠走去。

“昨天你不来账房，现在却来耽搁我的时间。嘿，有什么事呢？”

“请您吩咐再做一个转弯吧。总共不过加三级梯级。我们会做得很合适。那样会稳当得多。”

“要是你听我的话就好了，”列文恼火地回答，“我说过，先安装楼梯纵梁，然后再嵌入梯级。现在修改不好了。照我吩咐做吧，做一座新楼梯。”

事情是这样，包工木匠把正在建造中的那幢侧屋里的楼梯做坏了，他单独做好楼梯，却没有算好坡度，结果安上去时梯级全都倾斜了。现在包工木匠想保留那座楼梯，要再加上三级梯级。

“那会好得多。”

“加上三级后，你那座楼梯通到哪里去呢？”

“哪能呢，”木匠鄙视地冷笑着说，“正好通到原来的地方。就这样，从下面往上加，”他做着有说服力的手势说，“加一级，再加一级，就通到了。”

“要知道加三级后，楼梯的长度也会增加……那会通到哪里去呢？”

“就是说，从下往上加，它就会通到的。”木匠顽固地坚持说。

“它会通到天花板，通到墙壁里去。”

“哪能呢。要知道是从下往上加的。加一级，再加一级，就会通到的。”

列文取出猎枪通条，开始在尘土上把楼梯画给他看。

“喂，看到吗？”

“随您吩咐吧，”木匠说，他的眼睛突然闪出了欢乐的光彩，显然终于明白了问题所在。“看来只好再做一座新的了。”

“喂，那就照吩咐的去做吧！”列文坐上敞篷马车，大声说道，“走吧！拉住狗，菲利普！”

列文抛开家务和生产上的烦心事，现在极其强烈地感受到人生和期待的乐趣，因此他不想说话。此外，他还体验到每个猎人在接近狩猎地点时都会有的那种强烈的激动。要说现在还有什么事使他操心的话，那也只是下面这几个问题：他们在科尔滨沼地能找到什么猎物？拉斯卡同克拉克相比，结果谁更强？他本人今天怎样才能准确射中猎物？他同时还想到另外两个问题：他怎样做才不致在生人面前丢脸？怎样做才能使奥勃朗斯基打到的猎物不比他多？

奥勃朗斯基也有这种感受，所以也不爱说话。只有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一个人在开心地说个不停。现在，列文一面听着他说话，一面回想起自己昨天对他的不公正态度，心里觉得很不好意思。瓦先卡的确是个好小伙子，思想单纯，心地和善，性格非常开朗。假如列文在未婚时遇见他，肯定会与他结交。列文有点看不惯他的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和放肆无忌的行为。他似乎认为自己有着无可置疑的重大作用，因为他留着长指甲，他有一顶苏格兰帽子及其他与之相配的东西。不过，这一点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心地善良、品行端正。列文喜欢他，是因为他有良好的教养，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再说他也是自己这个圈子里的人。

瓦先卡特别看中套在左边的那匹顿河草原马。他一直在赞美它。

“骑着草原马在草原上疾驰该有多好呀。啊？对不对？”他说。

他把骑草原马想象成粗豪而又富有诗意的事，其实并非如此；然而他的天真幼稚，尤其是与他的英俊的相貌、动人的笑容及优雅的动作结合在一起时，真是非常招人喜欢。不知是因为列文对他的气质很有好感呢，还是因为列文尽力想发掘他身上的一切长处来弥补昨天的过失，反正列文与他在一起感到很愉快。

驰出三俄里后，维斯洛夫斯基突然发现雪茄烟和皮夹子不见了，而且不知道究竟是丢失了呢，还是留在桌子上了。皮夹子里有三百七十卢布，因此不能就这样算了。

“知道吗，列文，我得骑这匹拉边套的顿河马回家一趟。这将是极妙的事。怎么样？”他说，并且已经准备爬到马上去了。

“不，何必呢？”列文说，他估计维斯洛夫斯基的体重不低于六普特。“我派车夫去吧。”

车夫骑上那匹拉边套的马走了，列文开始亲自驾驭剩下的一对马。

九

“喂，我们走哪条路线？你说说清楚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计划这样：现在我们要赶到格沃兹杰夫去。格沃兹杰夫的这一边有一块中沙锥沼地，而格沃兹杰夫的那一边有一大片妙不可言的田鹬沼地，中沙锥也常在那儿出没。现在天气很热，我们将在傍晚抵达（要赶二十俄里路），打一次夜猎；在那儿过一夜，明天就到大沼地去。”

“途中难道就没有任何猎物了吗？”

“有，但是我们会耽误时间，天也很热。有两个很好的小地方，却也未必会有什么猎物。”

列文自己也很想弯到这两个地方，但是这两个地方离家很近，他随时都可以去，再说地方又很小，三个人挤在一起就无从开枪了。正因为如此，他才违心地说那里未必有什么东西。车到一个小沼地附近，列文想驾车从它旁边飞驰而过，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那双经验丰富的猎人眼睛立即看清了这个从路上可以看见的小沼地。

“不弯过去吗？”他指着沼地问。

“列文，弯过去吧！多么美妙的地方啊！”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请求说，列文不得不答应了。

他们还没停下车，两条猎狗就争先恐后地向沼地飞奔。

“克拉克！拉斯卡！……”

两条猎狗跑回来了。

“三个人一起去太挤。我就在这儿待一会儿吧。”列文说，心里希望他们除了凤头麦鸡外再也看不到别的猎物。凤头麦鸡被猎狗惊起来，在沼地上空飞翔，一面哀鸣不已。

“不！走吧，列文，一起去吧！”维斯洛夫斯基喊道。

“真的很挤。拉斯卡，回来！拉斯卡！你们不需要两条狗吧？”

列文留在敞篷马车旁边，羡慕地望着那两位猎人。猎人们走遍了整个沼地。除了黑水鸡和被瓦先卡打下一只的那种凤头麦鸡外，沼地里再也没有别的猎物。

“现在明白了吧，我不是舍不得这块沼地，”列文说，“不过是浪费时间。”

“不对，毕竟很开心。您看见吗？”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说，一手拿着猎枪，一手拿着凤头麦鸡，动作笨拙地爬上敞篷马车。“这只凤头麦鸡我打得多漂亮！不是吗？嗯，我们是不是很快就会抵达真正的沼地？”

马儿突然猛地向前一冲，列文的头不知撞到谁的枪管上，枪响了。枪声其实是先响的，但列文觉得是他撞响的。原来事情是这样，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在开枪时只扣了一只扳机，另一只扳机仍张着。子弹飞进了地里，谁也没有伤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摇摇头，责备地朝维斯洛夫斯基笑笑。列文没有勇气责备他。第一，任何责备都会使人觉得是由刚刚那个危险事件和列文额头上隆起的疙瘩所引起的；第二，维斯洛夫斯基起先那么天真地为此事感到难过，后来看到大家全都惊慌失措，又温和地、惹人喜爱地笑起来，弄得列文也不得不笑。

他们驰到第二个沼地旁边，列文劝他们不要下车，因为这片沼地相当大，兜一圈要花很多时间。但是，维斯洛夫斯基又求得了他的同意。由于沼地狭长，所以好客的主人列文又留在马车旁边。

一到达沼地，克拉克就奔向土墩。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率先跟着狗跑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还没赶到，一只中沙锥就飞出来了。但是，维斯洛夫斯基没有打中，中沙锥飞到一片未割过的草地上。维斯洛夫斯基去对付这只中沙锥。克拉克又找到了它，停了下来，维斯洛夫斯基就把它打死了，他回到马车旁边。

“现在您去吧，我来看着马。”他说。

猎人的忌妒心使列文激动起来了。他把缰绳交给维斯洛夫斯基，然后就向沼地走去。

拉斯卡已经哀叫了很久，抱怨主人对它不公道。现在它直接向列文寄以希望且又很熟悉的、克拉克却没有去过的多土墩地带冲去。

“你为什么不喝住它？”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声问。

“它不会惊走猎物的。”列文回答，他为自己的狗而感到高兴，急匆匆地去追它了。

在搜寻猎物过程中，拉斯卡越是接近那片熟悉的土墩，神态也就变得越严肃。一只沼地小鸟只是短暂地略略使它分心。它在那些土墩前兜了一个圈子，开始兜第二圈时，突然浑身一哆嗦，然后一动也不动地站住了。

“来吧，来吧，斯季瓦！”列文喊道，他觉得心脏开始剧烈跳动，觉得自己那高度紧张的听觉器官中有道活门被打开了，所有的声音突然全都失去了距离感，杂乱而又响亮地向他袭来。他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脚步声当做远处的马蹄声，把自己踩塌的带草根的土墩的塌落声，当做中沙锥在飞翔。他听到身后不远处有一种啪嗒啪嗒的击水声，却弄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声音。

他一面选择落脚之处，一面向狗靠拢。

“抓住它！”

从猎狗爪下逃脱的不是一只中沙锥，而是一只扇尾沙锥。列文端起猎枪，就在他瞄准的时候，那种啪嗒啪嗒的击水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其中夹杂着维斯洛夫斯基那响亮的怪叫声。列文发现自己的猎枪偏到田鹬的身后，但还是开了一枪。

知道自己没有打中，列文这才回头看，他发现马和车已经不在路上，而在沼地里了。

维斯洛夫斯基想看他打猎，把马车赶进了沼地，两匹马都陷入了泥沼。

“见他的鬼！”列文暗自骂了一句，然后朝陷住的轻便马车走去。“您干吗把车赶进来？”他冷冰冰地对维斯洛夫斯基说，然后叫了一声车夫，就动手拉马。

列文感到很恼火，他开枪时受到了干扰，他的马又陷在泥沼里，更主要的是，他和车夫卸马准备往外拉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维斯洛夫斯基都不来帮忙，因为他们俩对这种事一窍不通。瓦先卡说，他以为这里很干燥，列文听了根本不搭腔，只顾默默地同车夫一起拉马。后来，列文干得浑身发热，发现维斯洛夫斯基正抓住挡泥板在极其卖力地拉马车，甚至把挡泥板也拉断了，这时他才为自己因昨天情绪的影响对维斯洛夫斯基采取过分冷淡的态度而自责，于是他态度变得特别热情，借此来改正自己冷淡的过错。等到一切都安排停当，马车也被拉到路上以后，列文就吩咐仆人开早饭。

“胃口好也就是心地纯洁！这只小鸡即将进入我的内心深处，”又变得快活起来的维斯洛夫斯基说着法国俏皮话，把第二只小鸡吃完。“嗨，现在我们的灾难全都结束了；现在一切都会顺利。不过，我必须为自己所犯的过失而坐在车夫的座位上。不对吗？啊？不，不，我是个马车夫。瞧着吧，我会把你们送到目的地！”列文请求他让车夫赶车，他抓住缰绳不放。“不行，我应当弥补自己的过失，坐在车夫的位置上我感到很好。”说完，他就赶车上路了。

列文有点担心，怕他把马折腾坏了，特别是他还不能驾驭左边那匹枣红马；但是他不由自主地被维斯洛夫斯基的愉快心情征服，听他坐在车夫座位上一路高唱抒情歌曲，或者讲故事，或者惟妙惟肖地表演按英国人的方法去驾驭四套马车[4]；就这样，他们在早饭后心情十分愉快地抵达了格沃兹杰夫沼地。

十

瓦先卡赶着马儿跑得飞快，他们过早地赶到沼地，所以天气还很热。

马车驶近此行的目的地——真正的大沼地，列文不由自主地开始考虑如何摆脱维斯洛夫斯基，使自己能不受干扰地自由行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显然也有同样的愿望，列文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名真正的猎人在开始打猎之前总会有的那种忧虑的表情，以及他所特有的既和善又狡黠的神色。

“我们怎么走呢？沼地真是好极了，我看到这里还有鹞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指着两只在薹草上空盘旋的大鸟说，“哪儿有鹞鹰，哪儿准会有野味。”

“看见吗，先生们，”列文说，神情有点忧郁地往上拉了拉靴子，又查看了猎枪上的火帽。“看见这片薹草吗？”他指了指河右岸那片割掉一半的湿草地中的一块呈墨绿色的小高地说，“沼地就是从这里，从我们面前开始的，看见吧，就是颜色更绿的地方。它从这里往有马在行走的右面延伸；那儿有不少土墩，常有中沙锥出没；从这片薹草地周围到那个赤杨树丛，到那座磨坊之间，都是沼地。瞧那儿，就是河湾那边。这是最佳地方。有一次，我在那儿打死了十七只扇尾沙锥。我们分两路过去，各带一条猎狗，到磨坊那儿会合。”

“嗯，那么谁往右，谁往左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右边比较宽，你们两人一起走吧，我走左边。”他好像是漫不经心地说。

“好极啦！我们打到的猎物定会比他多！喂，我们走吧，走吧！”瓦先卡赞同说。

列文不得不同意，于是他们分头走了。

他们刚走进沼地，两条狗就一起开始搜寻猎物，向褐色水皮那个地方走去。列文了解拉斯卡搜寻猎物的方式，它小心翼翼、忽左忽右地搜索着；他也熟悉那个地方，并预料会有一群田鹬。

“维斯洛夫斯基，并排走，并排走！”他低声对在后面蹚水的同伴说，自从科尔滨沼地上那次猎枪走火事件后，列文就不由自主地关心起那位同伴的枪口朝向。

“不，我不会妨碍您，您别管我了。”

列文不禁回想起吉提在准许他去打猎时所说的那句话：“当心，别打着同伴。”两条猎狗相互回避着，各走各的路线，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列文盼着发现田鹬的那种急切心情强烈得使他把自己的鞋跟从褐色水皮里拔出时的咕唧声当做了田鹬的叫声，于是他握紧了枪托。

“砰！砰！”他的耳朵上方响起了枪声。这是瓦先卡向一群野鸭开枪，它们在沼地上空盘旋，此时离猎人还很远。列文还来不及回头，扑棱一声飞起一只田鹬，接着是第二只、第三只，后来一只接一只地飞起八只。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在它们打算曲折飞行的那一瞬间打中了一只田鹬，它蜷作一团地掉入了泥塘。奥勃朗斯基不慌不忙地瞄准另一只贴着水面飞向薹草地的田鹬，这只田鹬也应声落地了；看得见它拍动着一只下面呈白色的、未受伤的翅膀，在割过的薹草地里蹦跳。

列文却没有如此幸运。他朝第一只田鹬开枪时离得太近，没有打中；等到它飞起来，他再举枪瞄准，这时他的脚下又飞起一只，使他分了心，所以他又没有打中。

在他给猎枪装弹药时，又有一只田鹬飞起来，再次装好弹药的维斯洛夫斯基又朝水面开了两枪。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捡回自己打中的几只田鹬，目光炯炯地朝列文看了一眼。

“喂，现在我们分头走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然后严阵以待地握着猎枪，不时地吹口哨召唤着狗，左腿微微瘸着朝一个方向走去。列文和维斯洛夫斯基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列文有个毛病，头几枪打不中，他就会急躁，恼火，一整天都打不准。今天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田鹬倒是很多，不断地从猎狗的爪子下、从猎人们的脚下飞起来。列文本来是可以扭转局面的，但是他开枪次数越多，他在维斯洛夫斯基面前出的丑也就越大，后者不管合适不合适，只顾开心地乱放枪，虽然什么东西也没有打到，却丝毫也不感到难为情。列文着急了，憋不住了，变得越来越急躁，开枪时几乎不再指望能打中什么。拉斯卡似乎也明白这一点。它搜寻猎物的劲头变得懒洋洋的，好像带着困惑莫解或责备的神情不时回头看看猎人们。枪声接连响着。硝烟在猎人四周弥漫，而宽大的猎物袋里只有三只轻飘飘的小田鹬。其中一只还是维斯洛夫斯基打死的，另一只则是两人一起打死的。与此同时，沼地另一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枪声虽然并不频繁，但正像列文所觉得的那样，都是有所收获的，并且几乎在每声枪响后都听得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喊声：“克拉克，克拉克，去把它叼来！”

这使列文更为焦躁不安。田鹬不停地在薹草地上空盘旋着。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地面上田鹬起飞的扑棱声和高空中的嘎嘎叫声一刻不停；原先飞起来在空中盘旋的田鹬纷纷降落在猎人们的面前。现在尖叫着在沼地上空盘旋的已不再是两只鹞鹰，而是有数十只之多了。

走过一大半沼地后，列文和维斯洛夫斯基来到了农民们割草的那个地方，这儿已被分成一长条一长条直通薹草地的农民们的割草场，有的地方的分界线是一条条踩出来的小路，有的地方则是窄窄的一垄割过的空地。这些长条草场有一半已经割了草。

虽然在未割过的草场上要找到像割过的草场上那么多的猎物的希望并不大，但列文答应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要同他会合的，只得与同伴一起继续沿着这一条条割过的和未割过的草场向前走去。

“嗨，猎人们！”坐在卸了套的大车旁的那些农民中的一个对着他们大喊道，“来同我们一起吃些点心吧！喝点酒吧！”

列文回头望。

“来吧，没有关系的！”一个脸色通红、蓄着大胡子的快活的农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举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浅绿色大酒瓶喊道。

“他们在说些什么？”维斯洛夫斯基问。

“叫我们去喝白酒。他们大概把草地分了。我倒想去喝一杯。”列文耍花招说，他希望维斯洛夫斯基受到白酒的诱惑，到他们那儿去。

“他们为什么要请客呢？”

“没什么，他们是要开开心。真的，您就到他们那儿去吧。您会感到很有意思的。”

“我们去吧，这倒很有趣。”

“去吧，去吧，您会找到通往磨坊那条路的！”列文大声嚷道，然后回头一看，很高兴地看到，维斯洛夫斯基正弯着腰，一只手举着猎枪，磕磕绊绊地迈动着两条疲惫的腿，从沼地向农民们走去。

“你也来吧！”那个农民朝列文喊道，“甭怕！来吃一点馅饼吧！”

列文很想喝一点白酒和吃一小块面包。他感到疲乏，要把累得踉踉跄跄的双腿从泥塘里拔出来已很费劲，所以他也有过片刻的动摇。但是，猎狗停住了。所有的疲劳顿时消失了，他轻松地踩着泥塘向狗走去。他的脚下飞出一只田鹬，他开了一枪，把它打死了。狗仍然停在那儿。“叼来！”狗的脚下又飞出一只田鹬。列文又开了一枪。但是，今天真是不走运，他没有打中，他去寻找那只打死的田鹬，又没有找到。他找遍了整块薹草地，拉斯卡却不相信他打死过一只田鹬，所以当他派它去搜寻时，它就装出搜寻的样子，其实根本没去找。

列文曾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瓦先卡，现在瓦先卡不在身边，情况仍未见好转。这里也有很多田鹬，列文却一次接一次地打空了。

斜阳依然很热；被汗水湿透的衣服全都粘在身上；左脚的那只靴子里灌满了水，沉甸甸的，走起路来咕唧咕唧直响；汗水顺着粘满火药烟灰的脸上一滴滴往下淌；嘴里一股苦味，鼻子里全是火药味和锈水味，耳朵里则是田鹬发出的连续不断的扑棱声；枪筒已经烫得无法触摸；心脏跳动得又快又短促；双手激动得直打战，疲惫的双腿在土墩和泥塘上磕磕绊绊和踉踉跄跄地拖着；但他还是在走，还是在开枪。他在又一次丢人地放了空枪后，终于把猎枪和帽子扔到了地上。

“不行，必须清醒一下！”他暗自说。他捡起猎枪和帽子，把拉斯卡叫到自己身旁，然后走出沼地。来到干燥处，他坐到土墩上，脱下靴子，倒掉靴子里的水，然后走到沼地边，畅饮了一通带铁锈味的水，把发烫的枪筒弄湿，又洗净了脸和手。精力得到恢复后，他又向田鹬降落的地方走去，下定决心不再急躁。

他想定下心来，但结果还是老样子。他的手指总是在准确瞄准鸟之前就扣扳机。情况越来越糟了。

他走出沼地，来到他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会合的赤杨树丛旁边，这时他的猎物袋里只有五只鸟。

在见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之前，他先看到了他的狗。克拉克从赤杨树外翻的树根底下窜出来，浑身粘满臭烘烘的黑色沼地水藻，它得意洋洋地与拉斯卡相互嗅了嗅。继克拉克之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那匀称的身躯也在赤杨树丛的阴影中显露出来。他正迎面走来，脸色通红，满身大汗，敞着领口，走路时腿仍旧有点儿瘸。

“嗨，怎么样？你们放枪的次数很多呀！”他开心地笑着说。

“你呢？”列文问。其实不需要问了，因为他已看到猎物袋装得满满的。

“还不错。”

他的猎物袋里有十四只鸟。

“沼地太好了！你大概受维斯洛夫斯基干扰了。两个人带一条狗不大方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是想用这些话来淡化自己的得意。

十一

列文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进列文平时歇脚的农民的木屋，维斯洛夫斯基已经在那里了。他坐在木屋当中，双手抱住长凳，正在富有感染力地开怀大笑，而一个士兵——女主人的弟弟则抓住他那双沾满水藻的靴子往下脱。

“我刚刚到。他们真让人喜爱。您瞧，他们让我吃饱喝足了。多么好吃的面包，好极了！太妙了！还有伏特加，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肯收钱，还一再说‘别见怪’，真不知是为什么。”

“怎么能收钱呢？那是他们请您喝的。难道他们还卖酒不成？”那个士兵说，终于把一只被水浸透的靴子连同一只脏得发黑的袜子一起拽下来了。

尽管木屋被猎人们的脏靴子和正在舔自己身体的狗弄得很脏，尽管木屋里充满了沼地和火药的气味，而且又没有刀叉，猎人们还是痛痛快快地喝了茶，津津有味地吃了一顿晚饭。他们洗过脸，干干净净的，向打扫过的干草棚走去，车夫们已在那里替老爷们把床铺好了。

暮色已经降临，但猎人们都不想睡觉。

他们回忆着，谈论着射击、猎狗和以前打猎的种种情形。过了一会儿，谈话的内容转到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上。瓦先卡一再称赞这个过夜地方和干草味的魅力，称赞那辆破大车的魅力（他觉得是破车，因为那是从双轮炮车上拆下来的），称赞请他喝酒的那些农民的心地好，称赞那两条各自躺在主人脚边的猎狗。由于他的那些溢美之词已经重复过多次，所以，奥勃朗斯基就讲起去年夏天他在马尔图斯家所参加的那场狩猎。马尔图斯是有名的铁路建筑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这位马尔图斯在特维尔省收购了一大片沼地，而且管理得非常好，接送猎人去沼地的马车、狗拖车十分漂亮，沼地旁边搭起一个豪华的大帐篷，帐篷里还供应早饭。

“我真不理解，”列文从干草铺上坐起来说，“你对这些人怎么不厌恶。我知道配有拉斐特酒的早饭很可口，但是难道你对这种奢侈就不感到厌恶吗？这些人全像我们以前的包税人，他们拼命搜刮钱财，招来人们蔑视，但他们置这种蔑视于不顾，过后却又用无耻搜刮来的钱财去赎买人心。”

“完全正确！”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随声附和说，“完全正确！当然，奥勃朗斯基是出于善意，别人却会说：‘奥勃朗斯基也常去’……”

“完全不对，”列文听到奥勃朗斯基这样说，说这话时还在笑，“我根本就不认为他比其他富商和贵族更无耻。这两种人同样靠劳动和智慧积攒钱财。”

“对，然而靠什么样的劳动呢？难道搞租让合同、搞倒卖也算是劳动吗？”

“当然是劳动。这种劳动的意义就在于，假如没有这种劳动和其他类似的劳动，那就不会有铁路了。”

“但这种劳动并不是农民或学者的那种劳动。”

“就算不是吧，但是这种劳动的意义在于它会产生结果——铁路。不过，你本来就认为铁路无用。”

“不，这是另一个问题；我愿意承认铁路有用。但是，凡是与规定的劳动不相符的收入都是不正当的。”

“可是由谁来确定相符与否呢？”

“通过不正当途径，通过投机取巧所得到的收入，”列文说，同时觉得自己无法明确划定正当与不正当之间的界线，“例如私营银号的收入，”他继续说，“这就是罪恶。不劳动就获得大量的财富，这就如同包税制时的情况，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国王死了，国王万岁！刚刚消灭包税制，就出现了铁路、银行，也是不劳而获。”

“对，这些看法也许全都是对的，也是很敏锐的……躺着，克拉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正在搔痒和乱翻干草的猎狗大喝了一声，他显然对自己论点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因此心平气和、从容不迫地继续说。“但是你并没有确定正当劳动与不正当劳动之间的界线。我的科长比我更精通业务，可是我得到的薪俸却比他多，这不正当吧？”

“我不知道。”

“嗯，那么我来告诉你吧：你凭你在经营农业时所付出的劳动得到一笔额外收入，就算是五千卢布吧，而我们这位种田的主人无论怎样卖力地干活，他的收入绝不会超过五十卢布，这的确就像我的收入比科长多，马尔图斯的收入比铁路工匠多一样，也是不正当的。相反，我倒是看到社会对这些人抱着一种毫无理由的敌视态度，所以我觉得这里有忌妒心……”

“不对，这话说得不对，”维斯洛夫斯基说，“这里不可能有忌妒心，倒是有某种不正当的现象存在。”

“不，对不起，”列文继续说，“你说，我获得五千卢布，而农民只得到五十卢布，这种情况不合理，这话正确。这是不合理，我也意识到这一点，但是……”

“情况确实如此。为什么我们吃吃喝喝，打打猎，什么事也不做，而他却没完没了地干活呢？”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说，显然他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清楚地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话的口气十分坦诚。

“是的，你是意识到的，但是你不会把自己的财产送给他。”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好像故意要惹列文发火。

近来，两位连襟之间形成了一种似乎是隐秘的对立：似乎自从他们娶了两姐妹以后，他们就展开了一场竞争，比比谁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好。这种对立情绪也在这场开始具有个人色彩的谈话中表现出来了。

“我不送，是因为谁也没有要我这样做，再说，即使我愿意，我也没法送，”列文回答，“因为无人可送。”

“送给这个农民吧，他不会拒绝。”

“对，可是我怎样送给他呢？与他一起去签房地产契约吗？”

“我不知道；不过，要是你确信你没有权利……”

“我根本就不相信。相反，我觉得我没有权利把财产送给别人，我有义务对土地、对家庭负责。”

“不，对不起；既然你认为这一不平等现象是不合理的，那么你干吗不采取行动……”

“我是在采取行动，不过是消极的行动，那就是我不会设法去扩大我和他之间所存在的那种地位差别。”

“不，请原谅，这是奇谈怪论。”

“对，这有点儿像诡辩式的解释，”维斯洛夫斯基肯定地说，“啊！主人，”他对咯吱咯吱推开门、走进干草棚的那个农民说，“怎么，还没睡吗？”

“对，哪能睡得着呀！我以为老爷们都睡了，可是我听到有人在聊天。我到这里拿一把钐镰。狗不会咬人吧？”他小心翼翼地移动着光脚，又问了一句。

“你睡在哪里？”

“我们去夜牧。”

“啊，多美的夜色！”维斯洛夫斯基一面望着在微弱的霞光下、透过洞开的大门所显现的木屋和卸掉马的敞篷马车，一面说道，“你们听，这是女人们在唱歌，真的唱得不错。主人，这是什么人在唱歌？”

“是村姑们，就在附近。”

“我们去玩一玩吧！反正睡不着。奥勃朗斯基，走吧！”

“要是既能躺着，又能去玩，那该多好，”奥勃朗斯基伸着懒腰回答，“躺着真舒服。”

“也好，那我就一个人去，”维斯洛夫斯基说着匆匆起身穿鞋。“再见，先生们。要是我玩得开心，我回来叫你们。你们请我吃野味，我也不会忘记你们。”

“一个可爱的小伙子，不是吗？”等维斯洛夫斯基离去，农民在他身后关上大门，奥勃朗斯基说。

“是的，是可爱。”列文回答，并且继续思考刚才那场谈话的话题。他觉得他已尽可能清楚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然而这两位既不笨又很真诚的人却异口同声地说，他是在玩弄诡辩术。这使他感到困惑不解。

“情况就是这样，我的朋友。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承认当今的社会制度是合理的，那就保住自己的权利；要么承认，你也像我所做的那样，在享受不合理的特权，并且高高兴兴地享受。”

“不，假如这不合理，你就无法高高兴兴地享用这些财富，至少我就做不到。最主要的是，我必须觉得问心无愧。”

“怎么样，真的不去玩玩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显然他是因集中思想而感到疲倦了。“反正睡不着。真的，我们去吧！”

列文没有回答他。他们刚才在谈话中说，他只不过是在消极意义上合理地采取行动，这句话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难道只是在消极意义上才算是合理的吗？”他扪心自问。

“新鲜干草的气味真是香极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微欠起身子说，“我无论如何睡不着。瓦先卡在那儿不知想出了什么新花样。你听到哈哈大笑声和他的说话声吗？去不去？我们走吧！”

“不，我不去。”列文回答。

“难道你这样做也是遵守原则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说，同时在黑暗中寻找自己的帽子。

“不是遵守原则，可是我为什么要去呢？”

“你要知道，你那是自讨苦吃。”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找到帽子后，站起来说。

“此话怎讲？”

“难道我没看见你怎样处理和妻子的关系吗？我听到了，你们家作为最重大问题讨论的就是你能不能去打两天猎。这一切都像田园诗般的美好，但是整个人生光凭这一点却不够。男子汉应当独立自主，应当有男人的兴趣。男子汉应当有阳刚之气。”奥勃朗斯基打开门说道。

“那是什么意思呢？去向村姑们献殷勤吗？”列文问。

“要是开心，为什么不去？这不会有任何后果的。我的妻子不会因此感到伤心，而我却感到很开心。主要的一点是要维护好家庭这块圣地。家里决不能出任何事。你就别束缚自己的双手了。”

“也许是的，”列文冷冰冰地说着翻身侧卧，“明天得早走，我不叫醒任何人，在黎明时出发。”

“先生们，快来吧！”传来了归来的维斯洛夫斯基的声音，“真迷人啊！这是我发现的。真迷人啊，一位完美的格蕾欣[5]，我已经同她认识了。真的，非常漂亮！”他露出极为赞赏的神情说，似乎她就是为他而长得这么美的，他对为他造就这一尤物的造物主感到很满意。

列文假装睡着了，奥勃朗斯基穿上便鞋，点上雪茄烟，走出了干草棚，他们的说话声很快就消失了。

列文久久无法入睡。他听到他的马在嚼干草，听到房东同他的长子一起在为夜牧做准备；后来听到那个士兵在干草棚的另一头同外甥——房东的小儿子一起安排床铺睡觉；听到小孩用尖细的声音告诉舅舅他对这两条猎狗的印象，他觉得它们又大又可怕；接着小孩向舅舅打听这些猎狗能捕捉什么动物，而士兵则用嘶哑而又无精打采的声音对他说，猎人们明天要到沼地去，他们要开枪，后来为了摆脱小孩的提问，他就说：“睡吧，瓦西卡，睡吧，否则你就等着挨揍吧。”很快他自己就打起鼾来了，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只听见马嘶声和田鹬的叫声。“难道只是消极行动吗？”他暗自重复道，“那又怎么样？我是问心无愧的。”于是他开始思考明天的日程安排。

“明天我一早就出发，要控制住自己，不要急躁。田鹬非常多。中沙锥也有。回到住处还能收到吉提的便条。是的，斯季瓦大概是对的：我同她相处时并不刚毅，我有点婆婆妈妈……怎么办呢！又是消极的行动！”

他在睡梦中听到维斯洛夫斯基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说笑声。他立即睁开眼睛：月亮升起来了，他们正站在被月光照得通亮的那两扇打开的大门口谈话。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好像在谈论一个姑娘清新脱俗，把她比作刚去掉壳的鲜核桃；维斯洛夫斯基富有感染力地笑着，一面重复着大概是农民对他说的话：“你就尽量向自己的老婆求欢吧！”列文朦朦胧胧地说：

“先生们，明天天一亮就要出发的呀！”他马上又睡着了。

十二

天刚放亮列文就醒了，他试图叫醒同伴。瓦先卡俯卧着，伸出了一只穿着袜子的脚，睡得很熟，怎么叫也没有反应。奥勃朗斯基睡意蒙眬地反对那么早就出发。就连身子蜷缩着睡在干草边上的拉斯卡也很不乐意地爬起来，懒洋洋地相继伸直两条后腿。列文穿好鞋，拿起猎枪，小心翼翼地打开干草房那扇吱吱作响的门，走到屋外。车夫们仍在轻便马车旁边睡着，马儿都在打瞌睡。只有一匹马在懒洋洋地吃燕麦，一面打着响鼻，把燕麦喷得满槽都是。室外的天色还是灰蒙蒙的。

“亲爱的，你为啥起得这么早？”女房东走出木屋，像老朋友似的友好地跟他打招呼。

“是要去打猎，大婶。我从这里走得到沼地吗？”

“从后院一直走；穿过我们的打谷场，亲爱的，再走过一片大麻地；那里有一条小路直通沼地。”

老大妈小心翼翼地迈动着一双晒得黝黑的光脚，把列文送到后院，替他打开打谷场的栅栏。

“径直走，就会走到沼地。我家的孩子们昨天晚上把牲畜赶到那儿去了。”

拉斯卡沿着小径欢快地跑在前面；列文迈着轻快的步伐跟着它，一面不断地观察天色。他希望在太阳升起之前赶到沼地。然而，太阳并没有磨蹭。他出来时还在熠熠生辉的那轮明月，现在却像一小块水银似的在闪光；原先非常醒目的启明星，现在要费神寻找才能看到；远处田野上原先模模糊糊的斑点，现在已经清晰可见了。这是一个个黑麦垛。大麻地里雄株已被拔掉，高大而又芳香的大麻上布满的露珠，没有阳光还看不清楚，但是列文的双腿和腰部以上的短上衣都被露水沾湿了。在清晨的一片寂静中听得到最细小的声音。一只小蜜蜂像子弹似的嗖的一声从列文耳旁飞过。他仔细一看，又看到了第二只、第三只。它们从蜂场的篱笆里飞出来，越过大麻地，朝沼地飞去。一条小路笔直地通往沼地。可以根据雾气辨认沼地所在的位置，雾气从沼地里袅袅升起，有的地方浓，有的地方淡，一片片薹草和爆竹柳丛看上去就像一座座岛屿似的飘浮在这茫茫的雾海上。沼地和道路的边上躺着几个守护畜群的小孩和农民，黎明前他们全都盖着上衣在睡觉。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三匹腿被绊住的马在走动，其中一匹马把绊链弄得铿锵作响。拉斯卡在主人旁边走着，它老是回头张望，乞求主人让它跑到前面去。列文从那些睡着的农民身边走过，来到第一个大泥潭旁边，他检查了火帽，并把狗放走。一匹吃得饱饱的两岁的栗色马，看到猎狗急忙闪开，竖起尾巴，打了个响鼻。其余的马也受惊了，被绊住的马腿踩着水，蹄子从稠稠的黏土里拔出来时发出拍手似的声音，它们纷纷跳出了沼地。拉斯卡停了下来，嘲笑地看看那些马，又询问地看了看列文。列文抚摩了一下拉斯卡，吹了一声口哨，示意可以开始了。

拉斯卡欢乐而又担心地踩着波动的泥泞沼地奔跑起来。

跑进沼地后，拉斯卡立刻就在它所熟悉的树根、沼泽水草、褐色水皮的气味和马粪的异味中，嗅出了鸟的气味，这片地方到处散发的是那种最能使它激动的鸟的气味。长青苔和沼泽牛蒡草的某些地方，这股气味非常浓，但是无法断定，朝哪个方向更浓，朝哪个方向会变得淡些。要找到方向，就必须顺风走到远一点的地方。拉斯卡不觉得自己的脚在移动，它飞快地奔跑着，但是一旦必要就能在每次跳跃中停下来，它避开从东方吹来的黎明前的微风，朝右面疾跑了一阵，然后再转身顶着风跑。它张大鼻孔，吸了一口气，立即就发觉：这里，就在它面前，不光有鸟的踪迹，而且还有鸟，并且不是一只，而是许多只。拉斯卡减慢了奔跑的速度。它们就在这里，但是它还无法确定到底在哪里。为了找到这个地方，它开始兜圈子搜索，但是主人的声音突然使它分散了注意力。“拉斯卡！在这儿呀！”他指着另一个方向说。它站了一会儿，好像是在问，照它已开始做的那样做不是更好吗？他却指着那个不可能有任何东西的、被水淹没的、多土墩的地方，气冲冲地重复了一遍命令。它听从了他的命令，为了使他感到高兴，装出一副搜寻的样子，在那多土墩的地方找了一遍，然后回到原来的地方，它立即又嗅到它们的气味。现在他不再干扰它，它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它不再望着自己脚下的地面，恼火地在高高的土墩上磕磕绊绊地搜索，不时掉进水里，但马上又用灵活有力的腿爬上来。它开始兜圈子，这一圈兜下来，它应当能了解一切情况。它们的气味越来越浓烈、越来越明显地向它袭来，它突然完全弄明白了：它们中的一只就在这儿，在这个土墩后面，离它只有五步远，于是它停下来，整个身子一动也不动。由于腿短，它无法看见前方的任何东西，但是它根据气味知道，这只鸟就在不超过五步的地方。它站在原地，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这只鸟，并尽情地享受着等待出击的乐趣。它那条上了劲的尾巴伸得笔直，只有尾尖在颤抖。它的嘴微微张着，两只耳朵已经竖了起来。一只耳朵仍像奔跑时那样转向一侧。它吃力而又小心翼翼地喘着气，并且更加谨慎地望着主人，不是回过头看，而是斜着眼睛瞟主人。他带着它所熟悉的脸色和始终吓人的眼神，磕磕绊绊地在土墩上走着，它觉得他走得特别慢，其实他在奔跑。

拉斯卡整个身子紧贴地面，好像在用后腿大步划行，并且微微张着嘴，列文看到它这种特别的搜寻姿势，知道它正在慢慢地接近中沙锥，于是就在心里祈求上帝保佑他成功，特别是第一只鸟，然后跑到它身边。跑到它跟前，他开始居高临下地观察自己面前的情况，亲眼看到它用鼻子所嗅到的那只鸟。在土墩之间的空地上有一只中沙锥。它侧着头在留神倾听。接着，它稍稍展开翅膀，然后又收拢，笨拙地摆摆尾巴，躲到角落后面去了。

“追，追。”列文推着拉斯卡的屁股，大喊道。

“可是我不能去，”拉斯卡心里想，“我去哪儿呢？我从这里嗅得到它们的气味，要是往前走，我就弄不清它们在哪里，它们是什么东西了。”这时候，他又用膝盖顶了它一下，低声焦急地说：“追，拉索奇卡，追呀！”

“好吧，既然他要我这样做，那我就照办吧，不过现在我可不负责了。”它心里想，然后飞快地在土墩之间向前冲去。它现在已经嗅不到任何气味了，只是莫名其妙地看着、听着。

在离原地十步远的地方，伴着一阵浑厚的“霍尔”叫声和中沙锥特有的响亮的振翅声，飞起一只中沙锥。枪声一响，它就白胸脯朝下，啪嗒一声重重地落在潮湿的泥泞沼地上。另一只中沙锥不等猎狗赶来，就在列文身后飞了起来。

等列文转过身来，它已经飞远了。但是，子弹还是击中了它。大约飞出二十步后，这只中沙锥先是尖喙朝上向空中飞去，接着像一只抛出的皮球似的翻滚着，沉甸甸地落到干燥的地上。

“这样下去会有成效！”列文心里想，把余温尚存的肥肥的中沙锥放进了猎物袋。“拉索奇卡，会有成效吧？”

列文重新给猎枪装上子弹，继续前进，太阳虽然还躲在乌云背后，但已经升起来了。月亮失去了光泽，像一小朵白云似的浮在空中；星星一颗也看不见了。原先因沾满露水而泛出银光的一块块小沼泽，现在已变成了金黄色。褐色水皮全都披上了一层琥珀色。青蓝色的青草变成了偏黄的嫩绿色。沼地小鸟在小河边那些因沾满露水而闪闪发光、并在地上投下长长阴影的灌木丛上不停地飞来飞去。一只鹞鹰醒过来了，站在一个干草垛上，左右转动着脑袋，不满地望着沼地。寒鸦纷纷飞到田地上，一个光脚的小男孩赶着马群来到老人身边，老人掀开盖在身上的长衣站起来，正在搔痒。射击冒出的白色硝烟像牛奶似的飘浮在绿色的草地上。

一个小男孩跑到了列文跟前。

“叔叔，昨天这里有野鸭！”他对列文大声说，他远远地跟在列文后面走着。

由于小男孩在一旁啧啧称赞，列文当场又接连打死了三只田鹬，因而感到分外高兴。

十三

假如第一只野兽和第一只鸟没逃脱，那么收获定会很丰富，猎人的这种说法倒是有道理的。

上午九点多，列文已走了大约三十俄里的路，带着十九只上等野禽和一只因猎物袋里装不下而系在腰后的野鸭，回到临时住所。他又饿又累，心里却很高兴。同伴们早已醒了，因为饥肠辘辘，所以先吃了早饭。

“等一等，等一等，我知道是十九只，”列文说，第二遍清点猎获的中沙锥和田鹬。它们不再像飞行时那么神气，全都蜷缩着身子，歪着脑袋，变得干瘪了，血都凝结起来了。

数目是对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羡慕神情使列文感到很高兴。还有一件事也使他感到很高兴，那就是他回到住所就碰到吉提派来送便条的人。

“我非常健康，也非常开心。如果你在替我担心，那么现在可以比以前更加放心了。我有一位新的保镖——玛丽亚·弗拉西耶夫娜（这是一名助产士，列文家庭生活中一位新的重要人物）。她来看望我。她认为我的身体完全正常，我们留住她，直到你回来。大家心情愉快，身体健康，请你别着急，要是打猎顺利，那就多留一天吧。”

打猎丰收和妻子来信，这两件喜事使列文无比兴奋，所以对此后发生的两件不愉快的小事他并不介意。第一件事是拉边套的枣红马显然是昨天劳累过度了，它不肯进食，神态也是闷闷不乐的。车夫说，它是累坏了。

“昨天它被弄得筋疲力尽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说，“不用说，方法不对头，赶着它跑了十俄里路呀！”

第二件不愉快的事一开始破坏了他的好心情，后来他感到极其可笑，那就是吉提给他们准备的食品原先以为一个星期也吃不完，现在居然一点不剩了。列文打猎归来的路上又累又饿，一心想着小馅饼，走到门口他已经像拉斯卡嗅到野禽那样，感觉到小馅饼在口中那种香喷喷的滋味，于是吩咐菲利普立即把小馅饼端来。结果发现，不仅没有小馅饼，连小鸡也吃光了。

“他真是好胃口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指着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说，“我胃口不差，可他的胃口大得惊人……”

“唉，怎么办呢！”列文忧郁地望着维斯洛夫斯基说，“菲利普，那就上牛肉吧。”

“牛肉吃光了，骨头我给狗吃了。”菲利普回答说。

列文感到很委屈，恼火地说：

“随便给我留点什么也好呀！”他真想哭了。

“你去给野物开膛吧，”他用颤抖的声音对菲利普说，尽量不去看维斯洛夫斯基，“放一点荨麻。最好给我讨点牛奶来。”

后来，等他喝了牛奶，他为自己对一个外人发火而感到很不好意思，他开始嘲笑自己那副恶狠狠的饿相。

晚上，他们又出去打了一次猎，这次连维斯洛夫斯基也打死了几只野禽。当夜，他们就回家了。

返回的路上同去的时候一样愉快。维斯洛夫斯基一会儿唱歌，一会儿喜滋滋地回忆农民请他喝白酒、并对他说“别见怪”的情景，回忆自己同那些捣蛋鬼和一个村姑、一个农民的奇遇，这个农民问他有没有结婚，得知他还没结婚，就对他说：“你别垂涎别人的老婆，最好自己找一个，死乞白赖地去追求，然后娶进门。”这番话使维斯洛夫斯基感到特别好笑。

“总之，我对我们这次外出非常满意。您呢，列文？”

“我很满意。”列文真心实意地说，他感到特别高兴，自己对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不仅不再抱有原先在家产生的敌意，相反还对他产生了最友善的好感。

十四

第二天，早晨十点钟，列文已经巡视了农场，敲了几下瓦先卡住的那个房间的门。

“请进，”维斯洛夫斯基大声地对他说，“请您原谅，我刚刚洗完冷水浴。”他只穿着一身内衣站在列文面前，微笑着说。

“请别客气，”列文在窗边坐了下来，“您睡得好吗？”

“睡得死死的。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是否适宜打猎？”

“您喝什么，茶还是咖啡？”

“都不喝。我要吃早饭。真的，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想，女士们已经起来了吧？现在去散散步倒是很妙的。您让我看看马吧。”

列文陪着客人在花园里走了一圈，到马厩里转了转，甚至还一起练了双杠，然后一起回家，走进了客厅。

“我们这次打猎真带劲，感想真多啊！”维斯洛夫斯基向正在喝茶的吉提走去，一面说，“女士们享受不到这种乐趣，多么遗憾啊！”

“嗯，也好，他应当同女主人谈谈。”列文暗自说道。他又觉得客人对吉提说话时脸上所带的微笑和那种胜利者的表情好像有某种意思……

公爵夫人同玛丽亚·弗拉西耶夫娜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坐在桌子的另一边。她把列文叫到身边，同他谈起让吉提搬到莫斯科去分娩，以及如何安排住房的事。对列文来说，正如结婚前的各种琐碎繁杂的准备工作只会损害婚礼的庄严，使人感到不快一样，为指日可待的分娩所做的那些准备工作更令人厌烦。他总是竭力不去听关于怎样给未来的婴儿裹襁褓这类谈话，不去看那些无尽头的神秘莫测的编织带，不去看多莉认为特别重要的那些小三角形亚麻布，等等。要生儿子了（他深信将会生儿子），人家向他保证过，但他还是无法相信。这件事显得很不寻常，他一方面觉得它是一种极大的、因而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幸福，另一方面觉得它极为神秘，所以对于人们自以为是，像对待某种普通的人为的事件那样去为它做准备，他感到气愤和屈辱。

公爵夫人不了解他的感受，把他既不愿意思考又不愿意谈论这件事的表现解释为一种轻率和淡漠，因此老是不让他安静下来。她委托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去看住房，现在又把列文叫到自己身边。

“我一窍不通，公爵夫人。您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他说。

“必须决定你们什么时候搬过去。”

“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成千上万的孩子不是在莫斯科诞生的，而且也没有医生接生……到底为什么……”

“既然这样……”

“不，听吉提的吧。”

“同吉提不能谈这件事！你为什么要让我去吓她呢？今年春天，娜塔莉·戈利岑娜就死在一个蹩脚的产科医生手里。”

“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吧。”他闷闷不乐地说。

公爵夫人开始对他说了，但是他并没有听。与公爵夫人的谈话使他感到很不好受，但他闷闷不乐并不是因这场谈话，而是因为他看到了茶炊旁边的情景。

“不，这不可能。”他心里想，偶尔看看向吉提探过身去、脸上挂着动人的微笑在对她说话的瓦先卡，偶尔看看面红耳赤、激动不安的吉提。

在瓦先卡的姿势、眼神、笑容里有着某种不诚实的成分。列文甚至在吉提的姿势和眼神中也看得到这种不诚实的成分。于是他的眼睛又变得黯然无光了。他突然又像昨天那样，觉得自己一下子就从幸福、安宁、自尊的顶峰被抛入绝望、愤怒和屈辱的深渊。他又感到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都非常令人讨厌。

“您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公爵夫人。”他说，同时又回过头去看看。

“莫诺马赫王冠[6]真沉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列文开玩笑地说，这话的言外之意显然不是单指列文同公爵夫人的谈话，而是指他所发现的那个使列文激动不安的原因。“多莉，今天你来得真晚呀！”

大家都站起来迎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瓦先卡只是欠了欠身，他以现代青年所特有的那种对女士没有礼貌的态度向她微微点了点头，接着又继续说笑起来。

“玛莎使我厌烦极了。她睡得不好，今天特别任性。”多莉说。

瓦先卡又同吉提谈起昨天的经历，谈起安娜，谈起爱情能不能超然于社会环境之上的问题。吉提讨厌这场谈话，因为谈话的内容以及谈话时他所用的口气都使她感到激动不安，尤其是因为她已经知道这事会对丈夫产生什么影响。不过，她太纯朴，也太天真了，不会制止这场谈话，甚至不会掩饰这位年轻人对她显而易见的青睐所引起的得意神情。她想制止这场谈话，但不知道该怎么制止。她知道，无论她做什么事，都会被丈夫发觉，都会被曲解。果然，她向多莉打听玛莎的情况，维斯洛夫斯基则盼着这场对他来说是枯燥无味的谈话尽快结束，开始冷淡地望着多莉，这时候列文觉得她的打听不自然，是一种可恶的花招。

“今天我们去采蘑菇吗？”多莉问。

“去吧，我也去，”吉提说，涨红了脸。出于礼貌她想问瓦先卡去不去，结果却没有问。“你上哪儿去，科斯佳？”当丈夫雄赳赳地从她身边走过时，她脸带愧色地问。这一愧色证实了他的一切猜疑。

“我不在时，技师就来了，我还没见过他。”他说，看也不看她一眼。

他下楼去了，可是还没走出书房，就听到了妻子那熟悉的脚步声，她正急急忙忙大步向他走来。

“你怎么啦？”他冷冰冰地对她说，“我们正忙着呢。”

“请原谅，”她对那位德国技师说，“我要对丈夫说几句话。”

德国人想走开，列文对他说：

“别担心。”

“是三点钟的火车吗？”德国人问，“但愿别迟到。”

列文没有回答他，同妻子一起走出门。

“嗯，您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他用法语问。

他没有看她的脸，也不想看到她在此身体沉重之时整张脸都在颤抖、窘得不知所措的那副可怜相。

“我……我想说，不能这样过日子，这是受罪……”她说。

“小餐厅里有人，”他生气地说，“别闹了。”

“也好，那我们就到这里来吧！”

他们站在过道间里。吉提想走到隔壁那间房里去。然而，英国女教师正在那里给塔尼娅上课。

“那就到花园里去吧！”

在花园里，他们碰到一个正在清扫小路的农民。他们顾不得农民看得见她那带泪痕的脸和他那激动的脸，顾不得让人见了像逃难的样子，只顾快步往前走，他们觉得必须倾诉自己的想法，必须相互唤醒对方，必须单独在一起待上一会儿，以此来摆脱两人都在经受的痛苦。

“不能这样过日子！这是受罪！我感到痛苦，你也感到痛苦。为什么？”等他们终于走到椴树林荫道拐角处的一条孤零零的长凳跟前，她说。

“不过，请你告诉我一点：他的口气里有没有不体面的、不正派的、有损尊严的成分？”他又像那天夜里那样，把双拳放在胸前，站在她面前说。

“有，”她用颤抖的声音说，“但是，科斯佳，难道你没发现我是无辜的？我从早晨起就想采用另一种口气，但是这些人……他为什么要来呢？以前我们多么幸福啊！”她说着放声大哭，哭得连气也喘不过来了，整个发胖的身躯都在颤动。

园丁惊奇地看到，没有任何人在追他们，他们没必要逃跑，他们也不可能在长凳上找到任何特别令人高兴的东西，但是他们经过他身旁往回走的时候，脸色却已变得安详、兴奋。

十五

列文把妻子送到楼上，然后就到多莉住的屋里去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今天也很伤心。她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对站在角落里号啕大哭的小姑娘生气地说：

“你今天在角落里站一天，一个人吃饭，一个洋娃娃也看不到，也不给你做新衣服。”说到这里，她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惩罚这个小姑娘。

“不行，这是个坏女孩！”她对列文说，“她身上这些坏习气从哪儿学来的？”

“她到底干了什么事？”列文非常冷淡地说，他本想同她商量商量自己的事情，结果发现他来得不是时候，因此感到很懊恼。

“她和格里沙一起跑到马林丛里，在那里……我甚至无法说出口来，她在那儿做了些什么事。你绝对会怜惜艾略特小姐[7]的。她丝毫不管事，真是一台机器……您瞧，小姑娘……”

于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讲了玛莎的恶劣行为。

“这证明不了什么，根本就不是坏习气，不过是淘气罢了。”列文安慰她说。

“你好像心情不大好吧？你来有什么事吗？”多莉问，“那边出什么事了？”

从她问话的口气听来，他可以轻松地说出他打算说的那些话。

“我没有去过那边，我同吉提一起待在花园里。自从……斯季瓦来了以后，我们吵了两次嘴。”

多莉用她那双聪明的、善解人意的眼睛望着他。

“那就请你坦诚地说吧，是不是……不是在吉提身上，而是在这位先生身上，有没有那种对丈夫来说可能是讨厌的，不是讨厌的，而是非常可怕的、带侮辱性的腔调？”

“该怎么对你说……站好，站在角落里！”她对一看到母亲脸上有一丝隐约可见的微笑就想转过身去的玛莎说，“上流社会的评价是，他的行为举止就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向美丽的少妇献殷勤。而一个出入上流社会的丈夫应当以此为荣。”

“对，对，”列文闷闷不乐地说，“那么你也察觉到了？”

“不仅是我，斯季瓦也察觉到了。他一喝完茶就对我说：我认为维斯洛夫斯基有点在追逐吉提。”

“啊，那太好啦，现在我放心了。我要把他撵走。”列文说。

“你怎么啦，疯了吗？”多莉惊骇地大喊道，“你怎么啦，科斯佳，冷静些！”她笑着说，“喂，你现在可以到芳妮那儿去了，”她对玛莎说，“不行，假如你真想这样做的话，那我就告诉斯季瓦。他会把他带走。可以说你家另有一批客人要来。总之他不该来我们家。”

“不，不，我自己去说。”

“你不会去吵架吧？”

“绝对不会。这样做会使我感到很愉快，”列文真的带着愉快的眼神说，“喂，多莉，饶了她吧！她不会再犯了。”他指的是犯了过失的玛莎，她并没有到芳妮那儿去，正犹豫不决地站在母亲对面，皱着眉头在等待并寻觅母亲的目光。

母亲看了她一眼。小姑娘把脸埋在母亲的两膝间，抽噎着大哭起来，多莉把一只娇嫩的瘦手放到她的头上。

“我们和他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列文心里想，然后就去找维斯洛夫斯基。

穿过前厅时，列文吩咐仆人套马车，他要去车站。

“弹簧昨天就断了。”仆人回答。

“那就套不带弹簧的四轮马车，要快一点。客人在哪里？”

“他到自己房间里去了。”

列文遇见瓦先卡时，后者已经把自己的东西从箱子里清理出来，摊开那些新情歌的谱子，正在试缚皮绑腿，准备去骑马。

可能是列文脸上带着某种异样的表情，也可能是瓦先卡自己觉察到他发起的这一小小的调情。在这个家庭不合适，反正看到列文进来，他感到有点窘困（一个上流社会人士所能有的那种程度）。

“您打着皮绑腿去骑马吗？”

“是的，这样要干净得多了。”瓦先卡把一条粗腿搁在椅子上，一面扣着下面的扣钩，一面愉快、和善地微笑着说。

瓦先卡无疑是个好小伙子，列文发现他的目光中带着怯意，不禁可怜他，作为一家之主他感到羞愧。

桌子上放着半截手杖，是他们今天早上用手杖试着抬起受潮膨胀的双杠时折断的。列文拿起这截断杖，开始掰折开裂的杖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我想……”他本来不想说下去，但是突然想起吉提和已发生的一切情况，就果断地望着瓦先卡的眼睛说：“我已叫人替您套马了。”

“这是什么意思？”瓦先卡惊讶地说，“上哪儿去？”

“送您，去火车站。”列文一面掰折杖端，一面阴郁地说。

“是您要外出呢，还是出了什么事？”

“是这样，我有一些客人要来，”列文说，强有力的手指越来越快地掰折开裂的杖端。“没有客人要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我请求您离开。您可以随便怎样解释我的失礼行为。”

瓦先卡挺直了身子。

“我请您向我解释……”等到终于明白列文的意思，他自尊地说。

“我无法向您解释，”列文尽力掩饰着双颧的颤抖，又轻又慢地说，“您最好别问了。”

由于断杖裂开的两端都已经被掰折光了，所以列文就用手指抓住两个粗端，用力扯裂了断杖，眼疾手快地抓住了快要掉下去的那一端。

大概是这双紧张的手、他今天早上做操时所摸过的那些肌肉、炯炯有神的眼睛、轻轻的说话声以及颤抖的双颧，比语言更为有力地说服了瓦先卡。他耸耸肩膀，轻蔑地冷笑着点了点头。

“我能不能见奥勃朗斯基一面？”

耸肩和冷笑并没有激怒列文。“他还能怎么样？”他心里想。

“我这就派人去替您把他叫来。”

“多么荒谬的行为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瓦先卡口中得知他即将被赶出门，便去花园里找正在踱来踱去等着客人离开的列文，并对他说，“这真可笑！是什么样的苍蝇叮了你一口，使你发这么大脾气的？这真是可笑透顶了！你以为怎么啦，要是一个年轻人……”

列文身上被苍蝇叮过的地方显然还在作痛，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想说明原因，他面色又变得煞白，赶忙打断他的话：

“别说明原因！我不能不这样做！我很对不起你，也很对不起他。不过我认为，离开这里对他来说不是很痛苦的事，而他在这里对我和我的妻子来说都是很不愉快的。”

“可他会感到受了侮辱！再说，这很可笑。”

“可我感到既是侮辱又是折磨！我丝毫没有过错，我干吗要受折磨！”

“嘿，我真没料到你会这样做！爱吃醋是可以的，但是到这种程度，这就可笑透了！”

列文一个急转身，撇下他，独自走到林荫道深处，继续在那儿来回踱步。不久，他就听到了四轮马车的辚辚声，他从树木后面看到瓦先卡戴着那顶苏格兰帽子，坐在干草上（不幸的是四轮马车上没有座位），身子上下颠簸着，沿着林荫道驰走了。

“还有什么事？”当一个仆人从房子里跑出来，叫住四轮马车时，列文心里想。原来还有技师，列文完全把他给忘了。技师鞠着躬，对维斯洛夫斯基说了些什么，然后爬上四轮马车，他们一起离开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公爵夫人对列文的行为感到很气愤。他自己也觉得他不仅极其可笑，而且完全错了，还丢尽了脸；但是回想起他和妻子备受痛苦的情景，他问自己，下一次遇到这种事会怎么办，回答仍然是这样处理。

尽管如此，在这一天的白昼行将结束的时候，除了还不肯原谅列文这一行为的公爵夫人之外，大家都变得特别活跃、特别开心，就像受了惩罚后的孩子，或者像受过痛苦的官方召见的大人。当天晚上，当公爵夫人不在场时，大家已经像谈论一件久远的往事那样谈论瓦先卡被赶走这件事。多莉从父亲身上继承了能把一件事讲得令人发笑的才能，她使瓦莲卡笑得前仰后合，因为她当时妙趣横生、添枝加叶地把瓦先卡被赶走的情景一连讲了三四遍。她说，她刚想戴上那个接待客人用的新蝴蝶结，正要到客厅里去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老式四轮马车的辘辘声。到底是谁坐在这辆老式四轮马车里呢？就是那位瓦先卡。他戴着一顶苏格兰帽子，捧着情歌谱子，系着皮绑腿，坐在干草上。

“你叫人给他套一辆四轮轿式马车也好呀！没有，后来我又听到：‘请等一等！’嘿，我还以为是你们发善心了。我看到的却是，人家让那个德国胖子坐在他旁边，把他们送走了……我的蝴蝶结也就白戴了！……”

十六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动身去看望安娜了。她感到非常遗憾，她这样做使妹妹感到伤心，使妹夫感到不愉快；她明白，列文夫妇不愿意同渥伦斯基有任何交往的做法是正确的；但她认为，她必须到安娜那儿去一趟，向安娜表明，尽管安娜的处境变了，但她对她的感情是不会改变的。

为了在这次外出活动中不依靠列文夫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派人到村子里租马；列文得知这件事，就来责备她。

“你为什么认为你外出活动会使我感到不愉快呢？就算这件事会使我感到不愉快，那么你不用我的马，就会使我更不愉快，”他说，“你从没对我说过，你一定要去。至于在村里租马的事，首先对我来说是件不愉快的事，更主要的是，马能租到，但它们不会把你送到目的地。我有马。如果你不想让我难过，那你就用我的马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不得不表示同意，于是在约定的那一天，列文为大姨子备好了四匹套车的马和备换的马，这些马是耕地的马和供人骑的马凑成的，阵容很不好看，但是它们能用一天的工夫把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送到目的地。现在，当即将离去的公爵夫人以及那位助产士都需要用马的时候，这件事使列文有点为难，但是出于好客的责任感，他不能让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从他家里到外面去租马，此外，他还知道，如果租马的话，这次旅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得花二十卢布，对她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而列文夫妇像了解自己家的情况一样，知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经济情况很拮据。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听从列文的建议，天没亮就出发了。路面很好，带弹簧的四轮马车行驶很平稳，马儿在欢快地奔跑，驭手座上除了车夫外，还坐着列文为安全起见而派来顶替仆人的一位办事员。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打瞌睡，直到驰抵要换马的那个客店才醒过来。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列文去斯维亚日斯基家的路上歇过脚的富裕农民家喝了茶，同村妇们谈了谈孩子们的情况，同那个老头谈了谈他所大为赞赏的渥伦斯基伯爵的情况，然后在十点钟又继续上路了。在家里时，因为要为孩子们操心，所以她一直没有时间去思考别的事情。可是现在，在这四小时的旅程中，以前压在心底的种种想法突然全都浮现在她的脑海里，于是，她前所未有地从各个方面对自己的整个人生作了一次反省。她自己都觉得这些想法很奇怪。她先是挂念孩子们，尽管公爵夫人，主要还是吉提（她更加信任吉提）答应照看他们，她还是不大放心。“但愿玛莎别再胡闹，格里沙别让马踢到，还有莉莉的胃别再闹病。”但是接着，现实的问题开始被未来的问题所取代。她开始思考，今年冬天必须在莫斯科租一套新住宅，客厅里要换一套家具，得替长女做一件短皮大衣。然后，她开始想到较为长远的一些问题：她将怎样协助孩子们得到社会地位呢？“女孩子们倒无所谓，”她想，“但是男孩子们怎么办？”

“好在我现在同格里沙一起学习，但这只是因为我自己现在正空闲着，没有生孩子。对斯季瓦，当然是没什么可指望的。我会借助于一些好心人去协助他们得到社会地位；但是，假如又要生孩子呢……”于是她想到一句不正确的俗话：生儿育女要吃苦是对女人的诅咒。“生孩子无所谓，怀孕倒真是痛苦的事。”她心里想，脑海里浮现出自己最后一次怀孕以及最后一个婴儿夭折的情况。她又想起在客店里同一个少妇的谈话。对有没有孩子这个问题，那个美丽的少妇开心地回答：

“有过一个女孩，上帝使她解脱了苦难，大斋时把她埋葬了。”

“怎么样，你很舍不得她吧？”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问。

“有啥舍不得？老头子有那么多孙子。否则只是烦恼。既不能干活，又不能做别的事。只会多一个负担。”

尽管这个少妇有着一副温和而又招人喜爱的容貌，她的回答却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极为反感，现在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这些话。在这些不合情理的话中倒有一点道理。

“总之就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回顾了自己婚后十五年的整个生活，心里想，“怀孕，呕吐，智力迟钝，对一切都麻木不仁，主要是人也变得极难看。吉提，既年轻又漂亮的吉提，连她也变得那么难看了，我怀孕时就会变得极难看，这我是知道的。分娩、阵痛、难以形容的阵痛、这最后一分钟……然后是喂奶、这些不眠之夜、这些剧烈的疼痛……”

一想起自己几乎在给每个孩子喂奶时都尝到的奶头开裂的痛楚，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浑身战栗。“接着是孩子们生病，这是一种没完没了的恐惧；接着是教育、坏习惯（她想起了小玛莎在马林丛里所犯的过错）、学习、拉丁语——这一切全都是不可理解而又繁难的事。最难忍受的是孩子的夭折。”她的脑海里浮现出永远压在她那颗慈母心上的惨痛回忆：最后一个还在吃奶的男孩因患白喉而夭折的情景，他的葬礼，众人面对这口粉红色小棺材时的淡漠神情，以及在饰有金边十字架的粉红色棺材盖盖上之前她看到他那长着鬓发的苍白的小脑门与那惊讶地张着的小嘴时所感受到的孤独无助、撕心裂肺的痛楚。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呀？这一切将会有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我，一个时而怀孕，时而喂奶，老是生气，爱唠叨，自己痛苦又使别人痛苦，让丈夫感到讨厌的女人，片刻不得安宁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并将有几个不幸的、受过不良教育的、贫穷的孩子长大成人。现在，如果不是在列文家消夏，我真不知道我们如何度过这些日子。当然，列文和吉提很客气，我们毫无寄人篱下的感觉；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期继续存在。他们会有孩子，他们将无法接济我们；他们现在手头也很拮据。几乎没有积蓄的爸爸能帮一把吗？因此，除非有别人帮助，除非卑躬屈节去求人，否则我自己无法把孩子们培养成人。唉，就算前景理想，孩子们不会再夭折，我好歹把他们培养成人。他们最好也不过是不会成为坏蛋。这就是我所能希冀的全部结果。可为这一切我要吃多少苦，要付出多少劳动……整个一生全都断送了！”她又想起了那个少妇说过的话，她又因想起这事而感到厌烦；但是她不能不同意，这些话里也有一点粗俗的道理。

“怎么样，还很远吗，米哈伊拉？”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问那个办事员，借此摆脱这些令她恐慌不安的想法。

“据说离这个村子还有七俄里路。”

马车沿着村道驰上一座小桥。一群快乐的村妇肩背着卷成一圈圈的草绳，响亮和欢快地交谈着在桥上行走。村妇们在桥上停留了一会儿，好奇地打量着马车。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朝着她的一张张脸全都健康、愉快，并且正在以人生的乐趣嘲弄她。“大家都在生活，大家都在享受人生，”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从村妇们身边驰过，进了山区，她的身子又因马儿的小跑而在簧板柔软的旧马车上惬意地微微摇晃着，她继续想道，“而我呢，像从牢狱里放出来似的，摆脱了那个使我感到忧心如焚的小天地，现在刚清醒了一会儿。大家都在生活：这些村妇也好，妹妹娜塔莉也好，瓦莲卡也好，我去看望的安娜也好，都在生活，只有我不像在过日子。”

“可是他们正在攻击安娜。为什么？怎么，难道我比她好吗？我至少有一个为我所爱的丈夫。爱得并不像我所希望的那么深，但我是爱他的，而安娜不爱自己的丈夫。她有什么过错呢？她想要生活。这个愿望是上帝注入我们心里的。很可能我也会这么做。在她到莫斯科来看望我的那个可怕的时刻里，我听从了她的话，但我至今仍不知道这样做好不好。当时，我本该抛弃丈夫，重新开始生活。我会真心地爱一个人，也会真正地为人所爱。现在的情况难道更好吗？我并不尊重他。我需要他，”她想到了丈夫，“所以我就容忍他。难道这样就更好吗？我当时还能讨人喜欢，风韵犹存，”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继续想道，并且很想照照镜子。她的手提袋里有一面旅行用的镜子，她想把它掏出来，但是，看了看车夫和身体在不时地摇晃的那个办事员的后背，她觉得，要是让他们中的一个人回头看到的话，她会感到很尴尬，所以没有掏镜子。

虽然没有照镜子，但她仍认为现在还为时不晚，于是她想起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是斯季瓦的朋友，对她特别殷勤，这位好心肠的图罗夫岑在猩红热流行时曾同她一起照料她的孩子们，并且爱上她了。还有一个十分年轻的青年，就像她丈夫开玩笑说过的那样，认为她是三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于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脑海里浮现出不切实际的疯狂的风流韵事。“安娜做得非常好，我绝不指责她。她本人幸福，使另一个人也幸福，她不像我这样受尽折磨，大概仍同以往一样，精力充沛，头脑聪明，对一切都很坦率真诚。”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想道，嘴上露出狡猾的微笑，特别是因为在想象安娜的风流韵事的时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幻想着她同想象中的那个爱上她的抽象男人的风流韵事，其情节几乎与安娜的风流韵事一模一样。她也像安娜一样，向丈夫招认一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到这一消息时的惊讶和慌乱的神态使她不得不微笑起来。

她正在这样胡思乱想时，马车驰抵从大路通往沃兹德维任斯克村的那个转弯处。

十七

车夫勒住马，回头朝右面看了一眼，那儿是一块黑麦地，停着一辆大车，旁边坐着几个农民。办事员本来想跳下车，后来改变了主意，口气严厉地朝一个农民吆喊了一声，让他过来。停车后，行驶时所感觉到的微风也就停息了；浸透汗水的马身上叮满了马蝇，马儿怒气冲冲地驱赶着马蝇。大车那边敲打镰刀的、清脆的叮当声停止了。一个农民站起来，向马车走来。

“瞧这蔫呼劲儿！”办事员恼怒地向那个赤脚踩着高低不平的干燥路面上的小土墩、慢吞吞地走来的农民高声喊道，“快一点过来好不好！”

一头鬈发用树韧皮扎着、汗津津显得黝黑的驼背老人加快脚步，走到马车跟前，一只黝黑的手抓住了马车的挡泥板。

“去沃兹德维任斯克村，上老爷家去吗？去看望伯爵吗？”他重复着问道，“只要过了这片缓坡高地。往左拐。再沿着大街一直走，就到了。你们要找谁呀？是找伯爵本人吗？”

“是的，他们在家吗，老人家？”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含含糊糊地问道，因为她不知道该怎样向农民打听安娜的情况。

“大概在家，”农民说，一双光脚慢慢走着，尘埃上留下一串五个脚趾清晰的脚印。“大概在家，”他重复道，显然是想多聊聊。“昨天还有客人来过。客人多得不得了……你要干吗？”他转身对站在大车那儿向他嚷嚷的年轻人说道。“对了！不久前他们骑马来看收割机。现在大概在家里。你们是哪儿来的？……”

“我们是远道来的，”车夫爬上驭座，一面说，“那么不远了？”

“我说马上就到了。你只要过了……”他用一只手不时地拨弄着挡泥板说。

一个身材矮壮的健康青年也走到跟前。

“怎么，收割的活儿没有了吗？”他问。

“我不知道，大爷。”

“就是说，往左拐，你就到了。”农民说，显然他不愿意放走过路人，还想谈一会儿。

车夫催马上路，刚一拐弯，那个农民就叫喊起来：

“停下！喂，朋友！等一等！”有两个人在叫喊。

车夫停住马车。

“他们来了！那就是他们！”那个农民大声喊道，“瞧，大队人马来了！”他指着沿路驰来的四个骑马、两个坐马车的人说。

骑马的是渥伦斯基、马夫、维斯洛夫斯基和安娜，坐在马车里的是公爵小姐瓦尔瓦拉与斯维亚日斯基。他们刚才是出门游玩去了，去看新运来的收割机。

马车停下来了，骑马的人仍让坐骑慢步走着。安娜与维斯洛夫斯基在前面并辔而行。安娜骑着一匹鬣毛被修剪过的、身躯虽不高大但很健壮的英国短尾矮脚马，悠闲地徐徐而行。她那黑发露出高帽的美丽的脑袋、丰满的双肩、裹在黑色长骑服里的细腰，以及整个悠闲和优雅的骑马姿势使多莉感到大为惊讶。

最初一瞬间，她觉得安娜骑马是一种不体面的行为。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观念中，女子骑马是与年轻人轻佻卖俏联系在一起的，依她之见，这种行为与安娜的处境不相称；等她就近看清楚安娜后，她立即就容忍了安娜的行为。安娜的姿势、服装和动作不仅很优雅，而且显得那么纯朴、悠闲和得体，使人觉得没有任何事情会比这一切更自然。

与安娜并辔而行的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戴着一顶饰有飘带的苏格兰帽子，骑在一匹性子暴躁的灰色军马上，向前伸着两条粗腿，显然是在孤芳自赏；一认出他，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忍不住开心地微笑了。在他们后面骑行的是渥伦斯基。他胯下骑的是一匹显然已跑得烈性大发的深枣红色纯种马。他正用缰绳勒住它。

在他后面骑行的是一个穿马夫服装的身材矮小的人。斯维亚日斯基和公爵小姐一起坐在那辆套有一匹乌黑色大走马的崭新的轻便二轮马车里，现在快要追上骑马的人了。

安娜认出紧靠在旧马车角落里的那个身材娇小的人是多莉的那一瞬间，她的脸上突然露出了欢乐的微笑。她大喊一声，身子在马鞍上抖动了一下，策马奔驰起来。她驰到马车跟前，不用别人帮助就跳下马，然后撩起长骑服，迎着多莉跑去。

“我正是这么想的，但又不敢有这种奢望。真是件大喜事呀！你无法想象我有多么高兴！”她说，一会儿把脸紧贴在多莉的脸上，亲吻她，一会儿把她推开，微笑着打量她。

“阿列克谢，真是件大喜事呀！”她回头望着下马朝他们走来的渥伦斯基说。

渥伦斯基摘下灰色的高礼帽，走到多莉跟前。

“您不会相信您的光临使我们感到多么高兴。”他露出一口结实的白牙微笑着说，话里带着一种特殊的含义。

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没有下马，只是脱下帽子，在头的上方高兴地挥动起飘带，向来客致敬。

“这是公爵小姐瓦尔瓦拉。”等轻便二轮马车驰到跟前，安娜回答了多莉的询问目光。

“啊！”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不满的神情。

公爵小姐瓦尔瓦拉是她丈夫的姑妈，她早就认识她，对她并不尊重。她知道公爵小姐瓦尔瓦拉整个一生都在富裕的亲戚家里当食客；现在她却住在渥伦斯基家里，住在同她没有亲戚关系的外人家里，这使多莉为丈夫有这样的亲戚而感到耻辱。安娜发现多莉的脸部表情，感到很尴尬，她涨红了脸，放下手里提着的长骑服，并在长骑服上绊了一下。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走到已停下的轻便二轮马车跟前，冷冰冰地同公爵小姐瓦尔瓦拉打了个招呼。斯维亚日斯基也是熟人。他问他那位古怪的朋友同年轻的妻子的近况怎样，然后朝那些拼凑起来的马和那辆挡泥板打过补丁的马车瞥了一眼，提议女士们乘坐轻便二轮马车。

“我就乘这辆破车，”他说，“马挺驯顺，公爵小姐也驾驭得非常好。”

“不，您还坐原来那辆车，”安娜上前说，“我们坐旧马车。”她说完挽起多莉的一只胳膊，把她带走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眼花缭乱，望望她从未见过的豪华的轻便马车，望望这些骏马和周围一张张神采奕奕的文雅的脸。不过，使她感到最为惊讶的是她所熟悉而又喜爱的安娜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换一个女人，一个不那么细心、以前对安娜并不了解、尤其是没有产生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路上所产生的那些想法的女人，就不会发现安娜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现在一种暂时的美貌使多莉感到大为惊讶，这种美貌只有在热恋的女人身上才会出现，现在她却在安娜的脸上看到了。她脸上的一切：轮廓清晰的酒靥和下巴，嘴唇的线条，似乎一直荡漾在她脸上的微笑，双眼的光彩，优美和敏捷的脸部动作，圆润的嗓音，甚至她在半嗔半昵地回答维斯洛夫斯基（他请求骑她那匹矮脚马，要教会它先出右腿奔跑）请求时的神态，都显得特别有魅力。看来她本人也知道这一点，并为此感到高兴。

两个女人坐上马车，突然都感到很尴尬。安娜感到尴尬，是因为多莉正用询问的目光凝视着她；多莉则是因为听了斯维亚日斯基那句涉及破车的话后，不由自主地为安娜和她一起坐这辆又脏又旧的马车而感到羞愧。车夫菲利普和办事员也有同感。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办事员手忙脚乱地搀着女士们入座，车夫菲利普却变得阴郁了，他预先做好准备，决不在别人明显阔绰的气势面前低声下气。他看了看那匹乌黑色的大走马，心里已断定，这匹套在轻便二轮马车上的黑马只好用来兜风，而在大热天里一口气是跑不完四十俄里路的，所以讥讽地冷笑了一声。

农民们全都从大车旁站起来，好奇而又兴致勃勃地观望着迎接来客的情景，同时发表各自的见解。

“也很高兴呀，好久没见面了。”用树韧皮扎头发的那个鬈发老头说。

“瞧，格拉西姆大叔，要是让那匹乌黑色的公马来运禾捆，准会很快！”

“你瞧。穿裤子的是个女人吧？”他们中的一个人指着骑在女式马鞍上的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说。

“不，是个男人。瞧，他这一下跳得多么灵巧！”

“怎么啦，小伙子们，看来我们不睡觉了吧？”

“现在睡什么觉呀！”老头斜眼看了看太阳说，“瞧，半天过去了！拿上钐镰，去干活吧！”

十八

安娜望着多莉那张疲惫不堪、皱纹里沾满灰尘的瘦脸，本想说她心里想的那句话——多莉变瘦了，但是想到她自己倒变得更漂亮了，多莉的目光也告诉了她这一点，她就叹了口气，谈起了自己的情况。

“你在看我，”她说，“你在想，在我这种处境能感到幸福吗？倒也是！真不好意思承认；不过，我……我太幸福了。我遇到了一件奇妙的事，真像一场梦，梦中的情景十分可怕，可是突然醒来后，觉得这些可怕的事全都是子虚乌有。我醒过来了。我经历了一件折磨人的可怕的事，现在，特别是我们到这里以后，早已感到十分幸福了！……”她脸上带着羞怯的微笑，疑惑地望着多莉说。

“我多么高兴啊！”多莉微笑着说，口气却不由自主地比她想要用的冷淡一些。“我为你感到非常高兴。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

“为什么？……因为我不敢写……你忘了我的处境……”

“写给我呢？不敢写吗？要是你知道我多么……我认为……”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想说说今天早晨的那些想法，不知为什么现在觉得这样做似乎不恰当。

“不过，这事以后再谈吧。这些建筑物到底是派什么用呢？”她希望改变话题，所以指着从那些由槐树和丁香树丛组成的天然篱笆后面显现出来的红红绿绿的屋顶问道。“好像是一座小城市。”

安娜没有回答。

“不，不！你认为我的处境怎么样，你有什么看法，什么看法？”她问。

“我认为……”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刚开口，不料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骑着学会先出右腿的那匹矮脚马，穿着单排扣短上衣的笨重身躯啪啪地撞击着女式马鞍上的麂皮，打从她们身边飞驰而过。

“行啦，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大声地说。

安娜甚至看也不朝他看一眼；然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又觉得，坐在马车里似乎不宜长谈，所以她就长话短说。

“我没有任何想法，”她说，“我一直爱你，要是爱一个人，那就爱他那保持本色的整个人，而不是爱希望他成为的那种人。”

安娜把目光从朋友的脸上移开，眯起眼睛（这是多莉所不熟悉的一个新习惯），沉思了起来，想把这些话的意思完全弄懂。等到她照自己的想象弄懂了意思，她就朝多莉看了一眼。

“即使你有罪孽，”她说，“那么也会因为你的来访和这些话而得到宽恕。”

多莉看到她的眼泪已涌上了眼眶。她默默地握了握安娜的手。

“这些建筑物到底用来干什么？真多啊！”她沉默一会儿后，重又问道。

“这是职工们的房子、工厂、马厩，”安娜回答，“从这儿开始是个公园。这一切原本都已荒废，阿列克谢把一切都修复了。他非常热爱这块领地，我怎么也没料到，他竟然非常热衷经营。不过，这是一种多么完美的性格啊！无论做什么事，他全都做得很好。他不仅不感到枯燥，而且满怀激情地投入。我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他变成了一个精打细算的好当家，他在经营方面甚至很吝啬。不过也只是在经营方面。涉及数万卢布的事，他倒不计较了，”她带着女人在谈论爱人身上那些唯有她们才会发现的优点时常有的狡黠而又快乐的微笑说。“你看到这座大建筑物吗？这是一所新的医院。我想这要花费十万多卢布。这是他现在爱谈的话题。知道为什么会造这个医院吗？当初好像是农民们求他把草地便宜一点卖给他们，他却一口拒绝了，我就指责他吝啬。当然也不单是为这一件事，所有的事凑在一起，他就开始造这所医院，要明白，这是为了证明他并不吝啬。你可以认为，这是小事一桩；我却因这件事而更加爱他了。瞧，你马上就要看到住宅了。这还是他祖父留下来的房子，外表一点也没有变。”

“多么漂亮啊！”多莉说，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惊奇的神色，望着那幢从花园里间有杂色的古树绿荫中显露出来的很漂亮的带圆柱房子。

“它很漂亮，对不对？从房子里往外看，从上面往下看，景色也很优美。”

她们的马车驰进了撒满碎石、有花坛装饰的院子，在有顶的大门口停下来。院子里有两个工匠正在用未经琢磨的多孔石头砌花坛，花坛里的土已经松好了。

“啊，他们已经先到了！”安娜望着那些刚刚被牵离台阶的马说。“这匹马很漂亮，不是吗？这是一匹矮脚马。它是我的宠物。牵到这儿来吧，给我一点糖。伯爵在哪里？”她问两个从正门出来的应接仆人。“啊，他来了！”看到从屋里出来迎接她的渥伦斯基和维斯洛夫斯基，她说。

“您把公爵夫人安顿在哪里？”渥伦斯基用法语问安娜，不等她回答，他再次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打招呼，这一次还吻了吻她的手。“我想是安顿在通阳台的大房间里吧？”

“不行，这太远！最好安顿在拐角房间里，我们能多见见面。嗨，我们走吧。”安娜说着把仆人拿来的糖喂给马吃。

“您忘了您的职责。”她对走到台阶上来的维斯洛夫斯基说。

“对不起，我口袋里倒是装满了糖。”他把手指插入西装背心的口袋，微笑着回答。

“但是您来得太晚了。”她说，用手帕擦干喂马吃糖时弄湿的手。接着，安娜转身对多莉说：“你待得长吗？只待一天？这可不行！”

“我是这样允诺的，孩子们也……”多莉说，感到很窘，因为她必须到马车上拿手袋，而且她知道自己的脸上必然沾满灰尘。

“不行，多莉，亲爱的……好吧，我们回头再说。走吧，走吧！”安娜把多莉领到她的房间。

这个房间不是渥伦斯基提议的那个华丽的房间，而是安娜说过要请多莉原谅的那种房间。安娜向客人道歉的这个房间也布置得极其富丽堂皇，多莉从未住过这种房间，她觉得这像国外最好的旅馆。

“喂，亲爱的，我多么幸福啊！”安娜仍穿着她那件长骑服，在多莉身边坐了一会儿，然后说道：“给我讲讲你家里人的情况吧。我匆匆见过斯季瓦一面。他不可能讲孩子们的情况。我最喜爱的塔尼娅怎么样？我想，变成大姑娘了吧？”

“对，很大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简短地回答，并为自己竟然这样冷淡地回答有关自己孩子情况的问题而感到惊奇。“我们在列文家里生活得很好。”她补充说。

“瞧，要是我知道你并没有瞧不起我就好了……”安娜说，“你们都搬到我们家来吧。斯季瓦本来就是阿列克谢的老朋友。”她补了一句，突然涨红了脸。

“是的，可我们这样过得也很好……”多莉窘困地回答。

“其实，我这是高兴得说蠢话。一句话，亲爱的，我见到你有多么高兴！”安娜说着又吻吻她，“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对我有些什么看法，我什么都想知道。我太高兴了，你会看到我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最不希望人家以为我想要证明什么。我什么也不想证明，我只想生活；不想伤害任何人，除了我自己。我有这个权利，不是吗？不过，说来话长，我们回头再好好聊聊。现在我要去更衣了，再给你派一个女仆来。”

十九

剩下自己一个人时，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以主妇的眼光打量了自己的房间。她在驰近房子时和打从房子里走过时，以及现在在自己的房间里所见到的一切，都给她留下了富裕、考究和现代欧式豪华的印象，这一切她只有在英国小说里读到过，而在俄国，尤其在乡下，从未见到过。从法国的新墙纸到那条铺满整个房间的地毯，一切都是新的。床是弹簧床，铺着床垫，还放着别致的床头靠垫，小枕头上套着卡那乌斯绸枕套。大理石的洗脸池、梳妆台、长沙发、桌子、壁炉上的青铜台钟、窗帘和门帘——一切全都是昂贵的和崭新的。

派来侍奉的女仆发式和服装比多莉的更时髦，她像整个房间一样，显得新颖而又高贵。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她的谦恭态度、整洁外表和殷勤服务颇有好感，但是同她相处却感到尴尬。她为自己那件不幸错放入行囊的打过补丁的短上衣被她看到而感到不好意思。她为自己在家里曾为之自豪的那些补丁和织补过的地方感到羞愧。在家里时她算得很清楚，做六件女短上衣要用二十四俄尺南苏克布[8]，每俄尺布料要花六十五戈比，这样一来，饰物和人工费除外，费用就要超过十五卢布，经她修补后，这十五卢布就省下来了。然而，现在她在女仆面前不仅感到羞愧，而且还觉得很尴尬。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到早就认识的安奴什卡走进房间，顿时感到大为轻松。那个爱打扮的女仆被叫到女主人那儿去了，安奴什卡就留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身边。

安奴什卡显然对这位夫人的光临感到很高兴，所以一直在不住地说话。多莉发现她很想对女主人的处境，特别是伯爵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爱情与忠诚说说她自己的看法，但是她刚开始谈这件事，多莉就设法制止她了。

“我是同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一起长大的，她是我最亲的人。算了，这事不该由我们来评判。不过，看来好像爱得……”

“可能的话，请你把这些东西送去洗洗干净。”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打断了她的话。

“遵命，夫人。我们这里有两个女人是专门洗衣服的，内衣之类的用品是用机器洗的。伯爵亲自过问一切事情。真是一个好丈夫……”

安娜进来看她，打断了安奴什卡的闲聊，使多莉感到很高兴。

安娜换了一条很朴素的细麻纱布连衣裙。多莉仔细打量这条朴素的连衣裙。她知道这种朴素意味着什么，也知道要花多少钱才能达到这一效果。

“老相识了。”安娜指着安奴什卡说。

安娜现在已经不再感到窘困。她镇定自若，举止大方。多莉发现，她已经完全摆脱了来访对她产生的影响，说话敷衍，态度冷淡，使人觉得通往她的感情和内心思想的大门已经锁上了。

“喂，安娜，你的女儿怎么样？”多莉问。

“安妮（她这样叫自己的女儿安娜）吗？很健康。复原得很好。你想看看她吗？走吧，我要让你看看她。找保姆的事，”她开始说道，“非常非常麻烦。我们有个奶妈，是意大利人。人倒挺好，就是笨得很！我们想辞掉她，可小女孩与她处熟了，我们只好还雇着她。”

“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多莉本想问小女孩跟谁姓，看到安娜的脸色突然变得阴沉，于是就换了个话题：“你们到底是怎么处理的？给她断奶了吗？”

安娜却已明白她的意思。

“那不是你想要问的事吧？你想打听她的姓吧？对吗？这事使阿列克谢很苦恼。她没有姓。就是说她的姓是卡列尼娜，”安娜说，她把眼睛眯起来，只看得见合拢的睫毛。“不过，”她的脸色突然开朗起来，“这件事我们还是以后再谈吧。走吧，我要让你看看她。她长得非常可爱。她会爬了。”

奢华的儿童室比整幢房子的豪华更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惊讶。这里有从英国订购来的童车，有学走路用的器具，有故意做得像弹子台似的、供小孩爬行的沙发，有儿童秋千，还有特制的新澡盆。这一切都是英国货，结实耐用，价钱想必也很昂贵。房间高大，宽敞，明亮。

她们走进房间，只见小女孩光穿着一件上衣，坐在桌旁的一把小圈椅上吃肉汤，洒得整个胸前都是肉汤。在儿童室里当差的俄国女仆正在喂小女孩吃饭，看来她自己也在同小女孩一起吃。奶妈和保姆都不在，她们在隔壁房间里，从那里传来她们用奇怪的法语说话的声音，她们只有用这种语言才能相互表明自己的意思。

听到安娜的声音，一个衣着漂亮、身材高大、面孔长得并不讨人喜欢、脸部表情暧昧的英国女人，抖动着一绺绺浅色的鬈发，匆匆走进门来，立即开始为自己辩解，虽说安娜一点也没有责备她。安娜每说一句话，英国女人急忙连声重复：“是的，我的夫人。[9]”

黑眉毛、黑头发的小女孩脸色红润，结实的、红红的小身躯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尽管她看到陌生人时表情变得很冷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是非常喜欢她，甚至有点羡慕小女孩的健康模样。这个小女孩爬行的样子她也非常喜欢。她的孩子中就没有一个这样爬行的。当人家让这个小女孩坐到地毯上，从后面把她的小衣服掖上时，她真是非常可爱。她像一只小兽那样用炯炯有神的黑色大眼睛打量着大人，显然对人家在欣赏她感到很高兴，微笑着向两侧伸出双脚，双手有力地撑起身体，整个小屁股飞快地一缩，双手又挪到前面。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很不喜欢儿童室的整个气氛，特别是那个英国女人。对人很了解的安娜居然会给自己的小女孩雇用这种不讨人喜欢、没有威望的英国女人，对这件事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只能作出一个解释，那就是一个好女人是不会到像安娜这种不正常的家庭里工作的。此外，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听了几句话立即就明白：安娜、奶妈、保姆和小孩彼此都不熟悉，母亲也很少来儿童室。安娜想给小女孩拿玩具，却无法找到玩具。

最奇怪的是，问起她有几颗牙齿，安娜也答错了，她根本就不知道小女孩最近又长出了两颗牙齿。

“有时候我感到很痛苦，因为我在这里像个多余的人，”安娜说，为了不碰到放在门旁的玩具，她拎起自己的曳地长裙，走出了儿童室。“同第一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

“我认为正好相反。”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怯生生地说。

“不对！你要知道，我见到过他，见到过谢廖扎，”安娜说，她眯起眼睛，像是凝视远方的某样东西。“不过，这事我们以后再谈吧。你不会相信，我就像饿得发慌的人，面前突然摆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却不知道该从哪道菜吃起。这桌丰盛的宴席就是你和我即将进行的谈话，以往我不可能同别的任何人进行这种谈话；我不知道该先从哪里说起。但我决不会放过你的。我必须把憋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对，必须把你在我们这儿将遇到的那伙人的情况向你简单介绍一下，”她开始说道，“先从女士开始吧。公爵小姐瓦尔瓦拉。你认识她，我也知道你和斯季瓦对她的看法。斯季瓦说，她一生的整个目标就是要证明自己比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略胜一筹；这话说得都很对；但是她心地善良，我也十分感激她。在彼得堡，我有过一段时间迫切需要一位女伴。这时正好碰到她。不过，真的，她心眼真好。她使我的处境变得轻松多了。我感到，你并不明白我……在那里，即在彼得堡时的处境的全部痛苦，”她接着说，“在这里，我十分安宁幸福。嗯，这事以后再谈。应当一一介绍下去。接下来是斯维亚日斯基，他是首席贵族，也是非常正派的人，但他有事要阿列克谢帮忙。你明白，现在当我们在农村定居下来以后，阿列克谢凭着他的财产可以有很大的影响。接下来是图什克维奇，你见过他，他以前受别特西照顾。现在他被人抛弃了，于是，他就到我们这里来了。正像阿列克谢所说的，他是那种人，要是人家把他当做他们想当的那种人，他就显得很可爱，此外，他品行端正。就像公爵小姐瓦尔瓦拉说的那样。接下来是维斯洛夫斯基……这个人你是认识的。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她说，一个狡黠的微笑使她的双唇皱了起来。“列文搞的什么鬼名堂？维斯洛夫斯基说给阿列克谢听了，我们都不相信。他很可爱，也很朴实。”她仍带着狡黠的微笑说，“男人都需要消遣，阿列克谢也需要交际，因此我很重视这一伙人。我得把我们这里变得既热闹又开心，免得阿列克谢想出新东西。接下来，你会看到我们的管家。他是个德国人，人品很好，并且精通自己的业务。阿列克谢很器重他。再往下是医生，一个年轻人，不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不过要知道，吃东西倒是用刀子的……但他是个很高明的医生。还有一个是建筑师……一个小朝廷。”

二十

“瞧，公爵小姐，这就是您很想见到的多莉，”安娜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起走到石头砌就的大凉台上说，公爵小姐瓦尔瓦拉正坐在凉台背阴处的一张绣架后面，在为阿列克谢·基里洛维奇伯爵绣圈椅套。“她说上午不想吃任何东西，您吩咐开早饭吧，我去找阿列克谢，把他们都带到这里来。”

公爵小姐瓦尔瓦拉有点像保护人似的亲切接待多莉，并立即向多莉解释，她住到安娜家来，是因为她一直比她那位培养过安娜的姐姐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更爱安娜，再说现在，大家都抛弃安娜，她认为自己有责任在这最艰难的过渡时期帮她一把。

“等她丈夫同意她离婚时，我再去过我的幽居生活，而现在我可能还有点用，我不会像别人那样，所以无论多么艰难，我也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你多么可爱啊，你来看望安娜，这事做得多么好啊！他们生活得完全像是一对恩爱夫妻；将来审判他们的是上帝，而不是我们。难道比留佐夫斯基和阿文耶娃……尼坎德罗夫，瓦西里耶夫和玛莫诺娃，还有丽莎·涅普图诺娃……难道没有人说过他们闲话吗？到头来大家还是都接待他们。再说，这是一个可爱和高贵的家庭。完全是英国式的。全家聚在一起吃早饭，饭后各自做各自的事。午饭前，每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午饭七点钟开。斯季瓦派你来，这件事做得很好。渥伦斯基需要留住他们。你要知道，他通过自己的母亲和哥哥什么事都能办成。况且他们正在做许多善事。他没有对你谈起他那所医院吗？真是太妙了。所有的设备全都是巴黎货。”

她们的谈话被安娜打断了，她在弹子房里找到了那伙男人，同他们一起回到凉台上。离吃午饭还有很多时间，天气非常好，所以大家提出了几个不同办法来消磨剩下的两个小时。在沃兹德维任斯克，消磨时间的方法很多，并且全都不同于在波克罗夫斯克。

“打一局网球吧。”维斯洛夫斯基脸上笑嘻嘻地提议说，“我再同您搭档，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

“不，天太热；最好在花园里走走和划划船，让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看两岸的风光。”渥伦斯基提议。

“我都同意。”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认为，多莉最喜欢走一走，不是吗？然后再划船。”安娜说。

事情就这样定了。维斯洛夫斯基和图什克维奇到浴棚里去了，他们答应在那里备好船等着。

安娜同斯维亚日斯基，多莉同渥伦斯基，这两对人沿着小路走去。多莉落到一个对她来说是崭新的环境之中，她感到有点窘困，也有点担心。抽象地从理论上来说，她不仅替安娜的行为辩护，而且还对它表示赞许。就像那些对单调的精神生活感到厌倦，而在道德方面往往无可指摘的女人一样，她从远处旁观时不仅会原谅，甚至还会羡慕这种应受谴责的爱情。此外，她还全身心地喜爱安娜。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安娜置身于这些与她格格不入的、却具有一种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来说是崭新的好风度的人中间，她仍感到不痛快。特别是她很不高兴看到公爵小姐瓦尔瓦拉，因为这位老姑娘竟为了享受舒适生活而原谅他们的一切。

总之，远离现实时，多莉赞成安娜的行为，然而看到安娜为之采取这一行动的人，她就感到不痛快。此外，她一直都不喜欢渥伦斯基。她认为他很骄傲，可是除了财产，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事与愿违，他在这里，在自己家里时，要比以前更令她敬畏，所以她无法同他自然地相处。同他在一起，她会有一种类似于因女仆看到她的短上衣而产生的那种感受。女仆看到补丁使她不仅感到羞愧，而且感到尴尬，同他在一起她也始终不仅为自己感到羞愧，而且感到尴尬。

多莉觉得自己窘困不安，就开始寻找话题。她认为，就他高傲的个性而言，他必定会讨厌人家夸奖他的房子和花园，尽管如此，由于找不到别的话题，她还是对他说，她很喜欢他的房子。

“是的，这是一幢很漂亮的建筑，样式既古老又好看。”他说。

“我很喜欢台阶前的那个院子。原来就是这样的吗？”

“不是的！”他高兴得喜笑颜开地说，“可惜您今年春天没看到这个院子！”

于是他先是小心翼翼地、后来越来越得意地吸引她注意房子和花园的各种装饰。看得出，由于在改善和美化自己的庄园方面花了很多心血，渥伦斯基觉得必须在来人面前夸夸它们，对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夸奖他也感到由衷的高兴。

“假如您想看看医院，而且不感到累的话，那么路倒也不远。走吧。”他说，并朝她的脸看了一眼，以便确信她真的不感到乏味。

“你去吗，安娜？”他问安娜。

“我们要去的。是吧？”她对斯维亚日斯基说，“但是不应该让可怜的维斯洛夫斯基和图什克维奇留在船上。应当派人去告诉他们。是的，这是他在这里留下的一个纪念碑。”安娜带着她以前讲到医院时所露出过的那种高明的狡黠微笑，对多莉说。

“啊，真是一件根本性的大事！”斯维亚日斯基说。为了不让人觉得他是在讨好渥伦斯基，他立即又补充了一条略带责备意味的意见。“我感到奇怪，伯爵，”他说，“您在民众卫生工作方面做得很多，可是怎么会对学校如此漠不关心？”

“办学校已成了太普通的事。”渥伦斯基说，“您要明白，不是因为这一点，而是因为我已对卫生工作入迷了。到医院去要从这儿走。”他指着林荫道一侧的出口，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

女士们打开阳伞，走到林荫道旁的那条小路上。拐了几个弯，出了花园小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到前面的高地上有一座行将竣工、外形奇特的红色大建筑物。还没有上油漆的铁皮屋顶在灿烂的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旁边正在建造另一座建筑物，四周围着脚手架，身上系着围裙的工人们站在脚手架上砌砖头，用舀子灌灰浆，用抹灰板抹灰浆。

“您这儿的工程进行得真快啊！”斯维亚日斯基说，“我上一次来，屋顶还没有盖好。”

“入秋之前将全部完工。内部基本上都装修好了。”安娜说。

“这座新建筑物干什么用的呢？”

“这是医生的住所和药房。”渥伦斯基回答，看到身穿短大衣的建筑师正朝他走来，他就向女士们道了声歉，然后迎着建筑师走去。

绕过工人们从中舀灰浆的灰浆池，他同建筑师一起站住，开始热烈地交谈。

“山墙仍旧比较低。”他回答向他提问的安娜。

“我说过必须把地基垫高。”安娜说。

“对，这样做当然最好，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建筑师说，“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对，我对这事很感兴趣，”安娜对斯维亚日斯基说，后者对安娜的建筑学知识表示惊奇。“这幢新建筑必须同医院相称。它是后来想起来要造的，没有计划就开工了。”

同建筑师谈完话，渥伦斯基又回到女士们身边，把她们领到医院里。

尽管外面的檐板还没有完工，底层也正在上油漆，但是上面一层基本上装修好了。他们沿着宽阔的生铁楼梯走到平台上，进入第一个大房间。墙壁已粉成大理石的样子，整扇整扇的大窗户已经安装完毕，只有拼木地板还没有完工。正在刨凸起的正方形地板的细木工们放下手中的活儿，摘下束发的绦带，向老爷们问好。

“这是候诊室，”渥伦斯基说，“这里将放一张斜面书桌、一张普通桌子和一个立柜，别的东西就不放了。”

“到这儿来，我们从这里过去吧。你别靠近窗子，”安娜说，伸手试试油漆干没干。“阿列克谢，油漆已经干了。”她又说。

他们从候诊室来到走廊里。渥伦斯基在这里让他们看了设备良好的新的通风系统。接着，又让他们看大理石砌的浴室、装上特殊弹簧的病床，然后带他们逐一观看了病房、储藏室、被服室，接着看新型的炉子，最后是看那种在走廊里运送必需物品时不会发出噪音的手推车，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斯维亚日斯基像熟悉一切新设备的内行人，看到一切都赞不绝口。多莉看到这些见所未见的东西简直惊讶万分，什么都想弄个明白，没完没了地刨根问底，这倒使渥伦斯基很高兴。

“是的，我认为这将是俄国唯一的一所设备完全正规的医院。”斯维亚日斯基说。

“您这儿设不设妇产科呢？”多莉问，“农村里是很需要的。我经常……”

渥伦斯基不顾礼节地打断了她的话。

“这不是产科医院，而是综合性医院，要治疗各种疾病，传染病除外，”他说。“您看看这个东西吧……”他把一辆新订购的康复病人用的轮椅推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跟前说。“您看看吧。”他坐到轮椅上，开始摇动轮椅。“病人不能行走，还很虚弱，或者腿有疾病，但是他需要新鲜空气，坐这种轮椅，他就可以出门……”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一切都感兴趣，一切她都很喜爱，不过，她最喜爱的还是渥伦斯基本人，喜爱他这份天真、自然的激情。“的确，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好人。”她有时候这样想，她不去听他说些什么，而是望着他的脸，想弄清他脸部表情的含义，同时又想到安娜。她非常喜爱他现在这种兴奋的样子，她理解安娜为什么会爱上他。

二十一

“不，我想公爵夫人累了，她对马也没有兴趣，”渥伦斯基对安娜说。因为斯维亚日斯基想看看那匹新种马，所以刚刚安娜提议到养马场去。“你们去吧，我送公爵夫人回家，要是您高兴的话，”他对公爵夫人说，“那我们再谈谈。”

“我对马真是一窍也不通，所以我很高兴同您谈谈。”略感惊奇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

她从渥伦斯基的脸上看出他有事要她帮忙。她没有猜错。他们刚穿过小门，回到花园里，他就朝安娜离去的那个方向看了看，确信她既听不到他们的谈话，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他才开口说：

“您猜到我想同您谈什么事吗？”他眼含笑意望着她说，“我没说错吧，您是安娜的朋友。”他脱下帽子，掏出手帕，擦擦已开始谢顶的脑袋。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不作任何回答，只是吃惊地望着他。当她同他单独相处时，她突然感到害怕了：他那含着笑意的眼睛和严肃的脸部表情使她感到害怕。

种种不同的设想在她的脑海里一一掠过：“他将请我带着孩子们搬到他家来，那我就应当拒绝他；莫非要我在莫斯科替安娜凑起一圈人来……莫非是要谈谈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的为人及其与安娜的关系？也许是要谈谈吉提的事，他觉得自己有过错？”她所猜测的全都是不愉快的事，就是没有猜到他想说的那件事。

“您对安娜影响很大，她很喜欢您，”他说，“帮帮我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用胆怯而又带有疑问的目光望着他那张刚毅的脸，他的脸一会儿全部、一会儿局部露在椴树荫里的一线阳光中，一会儿又全都蒙上了阴影。她在等他说下去，但他却用手杖戳着碎石，默默地在她身旁走着。

“既然您来看我们，而您又是安娜以前的朋友中唯一的女性——我没有把公爵小姐瓦尔瓦拉算在朋友之列，那么我认为，您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您认为我们的现状是正常的，而是因为您明白这种状况的全部严重性，您仍然这样喜欢她，而且想帮助她。我这样理解对吗？”他回头望着她问道。

“对啊，”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合起阳伞回答，“但是……”

“不，”他打断了她的话，忘了他这样做会使对方处于尴尬境地。他情不自禁地站住了，使她也不得不停了下来。“没有人比我更深刻、更强烈地感觉到安娜处境的全部艰难。要是您认为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人，那么这一点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我是造成这一处境的罪魁祸首，因此我对这一处境深有体会。”

“我理解，”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同时情不自禁地欣赏着他如此真诚和坚强地说出这话时的神情。“正因为您觉得自己是罪魁祸首，所以我才担心您会夸大其词，”她说，“我明白，她在上流社会的处境很艰难。”

“她在上流社会真是痛苦极了！”他闷闷不乐地皱起眉头，匆匆说道，“无法想象有什么能比她在彼得堡的那两个星期里所经受的精神折磨更厉害……我请您相信这一点。”

“是的，但是在这里，在此之前，安娜……和您都不觉得需要上流社会……”

“上流社会？”他轻蔑地说，“我干吗需要上流社会？”

“在此之前是这样，今后也可能一直是这样，你们是幸福安宁的。我从安娜的神态中看出，她是幸福的，十分幸福，这一点她已经对我说过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微笑着说；现在说这话时她已对安娜是否真的感到幸福产生了怀疑。

但是，渥伦斯基好像并不怀疑。

“对，对，”他说，“我知道，经受过一切痛苦之后，她获得了再生；她是幸福的。她目前是幸福的。可是我呢？……我担心等待着我们的将是……对不起，您想走走吗？”

“不，无所谓。”

“嗯，那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林荫道拐角的长凳上坐了下来。他就站在她面前。

“我看她是幸福的，”他重复了一遍，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安娜是否幸福的怀疑也就更深了。“但是这种情况能这样继续下去吗？我们做得好不好，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命运已经决定，”他从俄语改用法语说，“我们已终身结合在一起。我们是由神圣的爱情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我们已经有一个孩子，我们还会有孩子。但是，法律和我们的处境就是如此：我们有许许多多复杂的问题，而她现在在经历过种种痛苦和考验后想要静静心，所以看不到，也不想看到这些问题。这倒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能不看到。我的女儿按法律竟然不是我的女儿，而是卡列宁的女儿。我不需要这种骗局！”他使劲做了个否定的手势说，并用忧郁的目光询问地望着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她没有回答，只是望着他。他继续说：

“要是明天生下个儿子，我的儿子，按法律他得姓卡列宁，他既不是我姓氏的继承人，也不是我财产的继承人，所以无论我们在家庭中感到多么幸福，无论我们有多少个孩子，我和他们之间仍然没有关系。他们是卡列宁家的人。您想想这种处境有多么难堪和可怕！我试过同安娜谈这件事，可是她很生气。她不理解，我也无法对她说出所有心里话。现在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为拥有她的爱而感到幸福，但我应当有自己的事业。我找到了这一事业，为这一事业而感到骄傲，并认为它比在宫廷里当差和在军队里服役时的老同事们干的事情更高尚。毫无疑问，我绝不会用我的事业去换取他们的事业了。我在这里干得很称心，我感到幸福，满意，我们不必为幸福而企求任何东西了。我喜欢这项工作。倒不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工作。相反……”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发现，他说到这里思路就乱了，所以她也听不懂这段插叙的意思，但她感觉得到：既然开始谈到他不能同安娜谈的那些心事，那么他现在会把心里话全都说出来；他在农村的事业如同他与安娜的关系，也是他的一块心病。

“那么，我就再说下去，”他定了定神说，“主要的一点是，工作时必须坚信，我的事业不会随着我一起消亡，我会有继承人，而我却没有这种信念。您想想看，一个人预先知道，他和他心爱的女人生的孩子将都不是他的孩子，而是某个憎恨他们、对他们漠不关心的人的，他的处境有多么难堪。这实在太可怕了！”

他不再说了，显然是太激动了。

“是的，这一点我当然理解。不过，安娜又能怎么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问。

“对了，这就是我要谈的正题，”他竭力控制住情绪说，“安娜是可以做的，这件事就取决于她……就算是为了求皇上恩准我立嗣，也必须先离婚才行。这事就取决于安娜。她丈夫同意过离婚，当时您丈夫把这件事完全安排好了。我知道他现在也不会拒绝离婚。只要给他写封信就行了。当初他直截了当地回答，假如她表明这一愿望，他是不会拒绝的。当然，”他阴沉着脸说，“只有那些没良心的人才干得出这种假仁假义的残酷勾当。他知道，有关他的任何回忆都会使她感到极其痛苦，而且他了解她的性格，却偏要她写信。我知道她很痛苦。然而，这样做太必要了，因此必须克制这些细微的伤感情绪。这事涉及安娜及其孩子们的幸福和命运。我自己就不谈了，尽管我也很痛苦，非常痛苦，”他说，似乎用痛苦的表情在威胁某个人。“正因为这样，公爵夫人，我才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不顾廉耻地抓住您不放。帮我说服她，给他写信要求离婚！”

“是的，理当如此，”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清晰地回想起自己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若有所思地说，“是的，理当如此。”想起安娜，她又果断地重复了一遍。

“请您利用您对她的影响，让她写一封信吧！我不愿意，并且几乎也无法同她谈这件事。”

“好吧，我会同她谈的。可是她自己怎么不考虑这件事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同时却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安娜爱把眼睛眯起来这个古怪的新习惯。她想起来了，安娜正是在触及内心生活时才把眼睛眯起来。“她好像对自己的生活眯缝着眼睛，免得一览无遗，”多莉心里想，“一定要谈，为了自己，也为了她，我会同她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这样回答他的一脸感激之情。

他们站起来，朝家里走去。

二十二

安娜见到已经回家的多莉，仔细地看了看她的眼睛，好像是在探问她同渥伦斯基谈了些什么，却又没有问出口。

“看来该吃午饭了，”她说，“我们还没有好好地见过面。我指望今天晚上能叙叙。现在先去换衣服。我想你也该换换衣服。我们大家在建筑工地上都弄得很脏。”

多莉回自己房间去了，她觉得很可笑。她没什么衣服可换，她已经穿上自己最好的那套衣服；但是为了表明自己对赴宴也有所准备，她叫女仆把她那套衣服刷刷干净，然后换掉一副袖口和蝴蝶结，在头上扎了一条花边饰带。

“这就是我所能办到的全部打扮了。”她微笑着对穿着第三套特别朴素的衣服来看她的安娜说。

“是的，我们这里太拘泥于礼节了，”她像在为自己打扮得太漂亮而道歉，“阿列克谢因你的光临而感到很高兴，这种情况在他身上是罕见的。他肯定喜欢上你了，”她补了一句，“你累不累？”

开饭前没有时间再谈话。她们走进客厅，公爵小姐瓦尔瓦拉和几位身穿黑色常礼服的男士已经在里边等着。建筑师穿着一件燕尾服。渥伦斯基把医生和管家介绍给女客人。他在医院里已把建筑师介绍给她了。

圆脸刮得光光的、系着醒目的浆过的白领结的胖管事禀报说，饭菜已准备好了。于是，女士们站了起来。渥伦斯基请斯维亚日斯基陪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一起走，自己则走到多莉的跟前。维斯洛夫斯基赶在图什克维奇之前把手伸给了公爵小姐瓦尔瓦拉，因此图什克维奇就只好同管家和医生一起走。

晚宴，包括餐厅、餐具、仆人、酒和饭菜不仅与这个家庭的新式豪华的排场很相配，而且显得更奢侈和更新式。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观察着这种对她来说是全新的豪华排场，尽管她不想把所看到的种种排场中的任何一种带到自己家里，因为这种豪华远远超出了她的生活方式，但她作为一个治家的女主人，还是情不自禁地想弄清一切细节，她暗暗问自己，这一切都是由谁操办的，又是怎么办成的呢？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她的丈夫，甚至连斯维亚日斯基和她所认识的许多人，都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他们盲目地相信：每个像样的主人恰恰都希望自己的客人觉得，他家里安排得这样好，他这位主人并没有花过一点点力气，而是自行安排好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却明白，就连孩子们早餐吃的粥也不是自己冒出来的，因此必然有人为如此复杂而又精当的安排费了一番苦心。根据阿列克谢·基里洛维奇打量餐桌的目光、向管事点头示意的姿势，以及问她要冷汤还是热汤的口气，她明白这一切都出自于男主人本人的精心安排。安娜对这一切所出的力并不比维斯洛夫斯基多。她和斯维亚日斯基、公爵小姐及维斯洛夫斯基同样都是愉快地享用一切现成东西的客人。

只有在主持谈话时安娜才像个女主人。在一张不大的餐桌旁有像管家和建筑师这些竭力想在不习惯的豪华场面上不怯场、却又插不上什么话的另一个阶层的人在场，主持谈话对女主人来说是有难度的。但是，正如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所看到的那样，安娜凭她平时待人接物的那种分寸感，极其自然、甚至很得意地主持着这场艰难的谈话。

话题转到了只有图什克维奇和维斯洛夫斯基两人划船的那件事上，图什克维奇说起彼得堡帆艇俱乐部里最近一次比赛的情况。安娜等到谈话一中断，立即就转向建筑师，想让他不再沉默。

“尼古拉·伊万内奇感到很惊讶，”她说起了斯维亚日斯基，“自从他上次来这儿以后，新建筑工程进展多快呀；而我自己每天都去，每天都会惊叹，工程进行得真快啊。”

“同伯爵大人一起工作很愉快，”建筑师脸带微笑地说（他有尊严感，态度恭敬但神色镇定）。“这可不是同省政府里的人打交道。在那儿办一件事要用掉一大沓公文纸，现在我只要禀报伯爵，三言两语就解决了。”

“美国方式。”斯维亚日斯基微笑着说。

“是的，先生，那里建造房屋很合理……”

接着谈起美国当局滥用权力的问题，安娜立即又转换话题，免得管家沉默。

“你看到过收割机吗？”她问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遇见你的时候，我们刚去看过收割机。我是第一次看到。”

“收割机是怎样收割的呢？”多莉问。

“就像剪刀一个样。一块板和许多小剪刀。瞧，就是这样。”

安娜用她那双戴满戒指的、漂亮而又洁白的手拿起一把刀和一把叉，比划起来。她显然明白，听她解释是什么也弄不懂的；但是她知道自己说得很动听，自己的手也很漂亮，所以就继续解释下去。

“不如说像一些卷笔刀。”维斯洛夫斯基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献媚地说道。

安娜隐约地微微一笑，但没有答理他。

“卡尔·费多雷奇，是不是像剪刀？”她问管家。

“对呀。”德国人回答，“这很简单。[10]”然后开始解释机器的构造。

“可惜它不会捆扎禾捆。我在维也纳展览会上看到过一台机器会用铁丝捆扎禾捆，”斯维亚日斯基说，“那些机器更有用。”

“一切都在于……需要算出铁丝的价格。[11]”不再沉默的德国人对渥伦斯基说，“这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伯爵大人。[12]”德国人刚要伸手到口袋里掏计算用的小本子和铅笔，突然想起自己正坐在餐桌旁用餐，并且又看到渥伦斯基那淡漠的目光，所以就不掏了。“太复杂了，会有很多很多麻烦。[13]”他最后说道。

“谁想得益，谁就应当有麻烦。[14]”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取笑德国人说，“我非常喜欢德语。”他又带着那种微笑对安娜说。

“别再说了。”她半嗔半谑地对他说。

“我们还以为能在田间碰到您呢，瓦西里·谢苗内奇，”她对羸弱多病的医生说，“您去过那里吗？”

“我去过，但是又蒸发了。”医生用一种忧郁的戏谑口气回答。

“这么说，您作了一次很好的散步。”

“极妙的！”

“嗯，那个老太婆身体好吗？我希望不是伤寒吧？”

“伤寒倒不是，但情况很不好。”

“真可怜！”安娜说，她对门客们表示了应有的敬意，转身同亲人攀谈。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照您说的来看，造机器倒是很难的。”斯维亚日斯基开玩笑说。

“不对，有什么难的呢？”安娜微笑着说，这种微笑说明，她知道自己在描述机器构造时有某种迷人的东西被斯维亚日斯基发现了。她这种年轻人卖弄风情的新行为使多莉感到很不愉快。

“不过，在建筑学方面，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知识倒是非常惊人的。”图什克维奇说。

“当然啰，我昨天听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说起防潮层和踢脚板呢，”维斯洛夫斯基说，“我这样说对吗？”

“没什么稀奇的，只要多看多听就行了，”安娜说，“可您呢，大概连房子是用什么东西造的也不知道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发现，安娜对自己与维斯洛夫斯基之间所用的那种轻佻口气感到不满，却又不由自主地用着这种口气。

渥伦斯基在这种场合的表现与列文完全不同。他显然对维斯洛夫斯基所说的废话毫不在意，相反还在鼓励他说这些玩笑话。

“那您倒说说看，维斯洛夫斯基，石头是用什么东西粘在一起的？”

“当然是用水泥。”

“好！那么水泥是什么东西呢？”

“那是一种类似于烂泥……不对，是类似于油灰的东西。”维斯洛夫斯基说，引起了哄堂大笑。

除了忧郁地保持沉默的医生、建筑师和管家外，其他用餐者都在不停地交谈，有时轻描淡写，海阔天空，有时纠缠不清，争论不休，有时还会触及某人的要害。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被触痛过一次，气得满脸通红，事后甚至还回忆当时自己是否说过什么令人不愉快的多余的话。斯维亚日斯基谈到了列文，讲了列文认为机器只会有害于俄国经济的奇谈怪论。

“我还无缘结识这位列文先生，”渥伦斯基微笑着说，“不过，他大概从来也没有看到过他所指摘的那些机器。即使他看到过、试用过，那也是漫不经心的，而且不是从国外进口的机器，而是俄国制造的。那还能有什么观点呢？”

“总之是土耳其人的观点。”维斯洛夫斯基脸带微笑对着安娜说。

“我无法为他的见解辩护，”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勃然大怒，“但我可以说，他是很有学问的人，要是他在这儿，他就会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回答你们，可是我却不会。”

“我非常喜欢他，我和他是好朋友，”斯维亚日斯基温和地微笑着说，“但是，对不起，他有一点怪癖，比如，他肯定地说，地方自治局和调解法院全都是多余的，所以他都不愿加入。”

“这是我们俄国式的冷漠，”渥伦斯基说，同时把玻璃瓶中的冰水倒进高脚玻璃杯，“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权利所加在我们身上的职责，所以就否定这些职责。”

“我还没遇到过比他更忠于职责的人。”被渥伦斯基这种高人一等的口气所激怒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

“我呢，恰恰相反，”显然不知为什么已被这次谈话触痛要害的渥伦斯基继续说，“我呢，恰恰相反，正像你们所看到的那样，非常感谢大家赐予我的那份荣誉，正是多亏尼古拉·伊万内奇（他指了指斯维亚日斯基），我才被选为名誉调解法官。我认为，对我来说，去开会和讨论农民争马的案子——这一职责同我所能做到的任何事情一样重要。假如我被选为地方自治会议员，我将把它看做一个荣誉。我只能以此来报答我作为一个地主所享受到的那些好处。可惜人们并不理解大地主在国家中所应当具有的那种作用。”

听他如此平静地在自己家的餐桌上论证自己正确，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感到很奇怪。她想起，持相反看法的列文在自己家的餐桌上对自己的见解同样也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她喜欢列文，所以就站在他这一边。

“这么说来，伯爵，我们能指望您，指望您出席下一次大会啰？”斯维亚日斯基说。“但是必须早一点去，要在八点以前赶到那儿。您会赏光到我家做客吗？”

“我倒是有点同意你的妹夫的看法，”安娜说，“不过不像他那样偏激，”她脸带微笑补充说，“我担心，最近我们的社会职责太多了。像以前那样，官吏多得很，任何一件事都需有一位官吏到场，现在什么事都要有社会活动家参加。阿列克谢在这里只待了六个月，好像已经是五六个不同社会机构的成员了——又是监督官，又是调解法官，又是议员，又是陪审员，还是管马的什么委员。由于这种生活方式，所有的时间都要花上去了。我担心，这种事情那么多，恐怕是流于形式罢了。尼古拉·伊万内奇，您兼了多少职务？”她问斯维亚日斯基，“好像有二十多个吧？”

安娜说的是玩笑话，但是从口气里可以听出她已经生气了。正在仔细观察安娜和渥伦斯基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立即就发觉了这一点。她还发现，谈到这个话题时，渥伦斯基的脸上立即就露出了严肃而又固执的表情。接着，多莉又发现，为了改变话题，公爵小姐瓦尔瓦拉立即匆忙地谈起了彼得堡的一些熟人的情况；等到想起渥伦斯基在花园里不合时宜地谈论他的工作情况时，她顿时明白，安娜与渥伦斯基之间有过一场不好公开的争吵是同社会工作这个问题有关的。

宴会、酒、餐具——一切都非常精美，但是这一切都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她已疏于应付的那种宴会和舞会上所见过的情形一模一样，毫无特色，气氛紧张；因此，在这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里，在这个小范围的交际场合，这一切就给她造成了一个很不愉快的印象。

饭后，大家在阳台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打草地网球[15]。打球的人分成两组，分别站在一张用两根镀金柱子支着的绷紧的网的两边，站在平整坚实的槌球场上。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本来也想试试，但是久久无法弄懂比赛规则，等到弄懂了，她已经累得只好同公爵小姐瓦尔瓦拉一起坐下来看人家打球了。她的搭档图什克维奇也退下场；其余的人继续打了很久。斯维亚日斯基和渥伦斯基两个人都打得很好，并且打得很认真。他们机警地注视着向他们打来的球，不急不慢、灵巧地跑到球跟前，等到球弹起来就用球拍稳当而又准确地把它击过网去。维斯洛夫斯基打得最差。他太急躁，但是他那股子高兴劲使打球的人都受到了鼓舞。他的笑声和喊声一直没有停止过。他像其他男人一样，在征得女士们的许可后，脱掉了常礼服，他那裹在白色长袖衬衫里的魁梧英俊的身躯、满是汗水的绯红脸膛，以及急遽的动作深深地印入大家的脑海中。

这天夜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躺下睡觉时，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在槌球场上来回奔跑的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

在打网球时，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感到不大开心。她既不喜欢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和安娜之间在打球时仍保持着那种轻佻态度，也不喜欢这些大人在没有孩子在场的情况下玩儿童游戏的那种不自然的气氛。但是，为了不扫别人的兴，为了消磨时间，她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上场打球，并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这一整天，她一直觉得她是与一些比她棒的演员在同台演出，而她那蹩脚的表演使整台戏都演砸了。

她来时打算，假如能住的话，她就逗留两天。但是当天晚上，在打网球时，她决定明天就离开。她一路上如此痛恨的为人之母的那些烦心事，现在，在仅仅摆脱一天后，却以另一种形态呈现在她的面前，令她心往神驰。

喝过晚茶，夜间又去划船，此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独自回到自己的房间，脱掉衣服，坐下来为过夜而梳理自己稀疏的头发，这时她才感到非常轻松。

想到安娜马上要来看她，她都感到不愉快。她只想独自沉思一番。

二十三

安娜穿着睡衣走进多莉的房间，这时多莉刚想躺下睡觉。

白天，安娜曾数次开口谈心，但每次都只说几句就停住了。“以后再谈吧，我们两人要单独畅谈一番。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她总是这样说。

现在她们两人单独在一起，安娜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坐在窗旁，望着多莉，逐一回想着原来以为是取之不尽的倾心交谈的话题，现在却什么也找不到。此刻，她似乎觉得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

“喂，吉提怎么样？”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愧疚地望着多莉说。“请你说实话，多莉，她有没有生我的气？”

“生气？没有。”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微笑着说。

“那么她恨我，看不起我？”

“没有！不过你知道，这种事是不可原谅的。”

“对，对，”安娜转身望着打开的窗子说，“但我没有过错。那么，谁有过错呢？究竟是什么过错呢？难道能不这样吗？嗯，你是怎么想的？你不做斯季瓦的妻子能行吗？”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你。不过请你告诉我……”

“行啊，行啊，可是我们还没有说完吉提的事。她幸福吗？据说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说他非常好还不够。我没见到过比他更好的人。”

“啊，我真高兴！我非常高兴！说他非常好还不够。”她重复了一遍。

多莉微微一笑。

“那么，你对我谈谈自己的情况吧。我要同你作一次长谈。我也同……”多莉不知道该怎样称呼渥伦斯基。她既不好意思叫他伯爵，也不好意思叫他阿列克谢·基里雷奇。

“我知道，”安娜说，“你同阿列克谢谈过了。我想直截了当地问你，你对我、对我的生活有什么看法？”

“这样突然，叫我怎么说呢？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不行，你还是告诉我吧……你看到了我的生活。不过，你别忘记，你是在夏天看到我们，你到这里的时候，这里也不仅仅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我们是初春时来这里的，那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单独过日子，将来也只有两个人，我也没有更高的要求。不过，你想想看，他不在时，我就孤零零一个人，这种情况会发生……我根据种种迹象发现，这种情况会经常重复出现，他将有一半时间不在家里。”她说着站起来，坐到多莉身边。

“当然啰，”她打断想要反驳的多莉的话，继续说，“我当然不会强迫他留下。我现在也没有留住他不放。眼下将有一场赛马，他的马将去参赛，他是要去的。我也很高兴。但是，你替我想一想，想象一下我的处境……这有什么可谈的！”她微微一笑。“那么他到底同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了我自己也想说的事，我当他的辩护人真是轻而易举。说的是，有没有可能，以及……”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讷讷不出于口，“能不能纠正并改善你的处境……你知道我的看法……但是，假如有可能，还是要结婚……”

“就是离婚吗？”安娜说，“你知道吗，在彼得堡，唯一来看过我的女人是别特西·特韦尔卡娅？你不是也认识她吗？其实她是一个最淫荡的女人。她用最卑鄙的方法欺骗丈夫，同图什克维奇有不正当的关系。她竟然也对我说，只要我的地位还没摆正，她就不愿意理我。你别以为我是要加以比较……我了解你，亲爱的。我是情不自禁想起来……好吧，他到底对你说了些什么？”她又问。

“他说，他为你也为自己而感到痛苦。或许你会说，这是利己主义，但这是多么合情合理和多么高尚的利己主义啊！首先，他想使自己的女儿取得合法地位，他要成为你的丈夫，拥有对你的合法权利。”

“我算什么妻子，是一个奴隶，也许是一个像我这样，处于特殊地位的奴隶吧？”她忧郁地打断多莉的话。

“主要的是他希望……希望你不感到痛苦。”

“这是不可能的！还有吗？”

“嗯，最合情理的一点是，他希望你们的孩子们有合法的姓氏。”

“哪来的孩子们？”安娜没有望着多莉，却眯起眼睛说。

“安妮和将来的孩子们……”

“这一点他可以放心，我不会再有孩子了。”

“你怎么能说不会再有呢？……”

“不会再有了，因为我不想要。”

尽管安娜自己也很激动，但在看到多莉脸上的好奇、惊讶和恐惧的天真表情后，她还是微微地笑了笑。

“是医生在我病后告诉我的。”………………………………………………………

“不可能！”多莉瞪大眼睛说。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新发现，这种发现的后果和收益大得不得了，因此在最初一瞬间只是觉得无法全部领会，需要反复仔细地想想。

这一发现使她突然明白她以前所不理解的事情——为什么那些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并使她产生许许多多的想法、打算和矛盾的感情，因此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用瞪得大大的眼睛惊奇地望着安娜。这就是她今天一路上所想望的那件事，但是现在，得知这种事是有可能办到的，她却感到非常害怕了。她觉得，对如此复杂的问题所作的解答太简单了。

“这难道不是不道德吗？”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她只说了这一句。

“怎么会呢？你想一想，我只能两者择其一：要么怀孕，也就是当个病人，要么当自己丈夫的朋友、伴侣，他好歹也算是我的丈夫吧。”安娜故意用轻浮的口气说。

“对呀，对呀。”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听着她本人也引证过的那些论据，却觉得不像以前那样具有说服力。

“对于你，对于其他人，”安娜说，似乎猜到她的想法，“可能会产生疑问；但是对我来说……你要明白，我不是他妻子；他会爱我一直爱到他不再爱我为止。那么，我用什么办法去留住他的爱情呢？就用这个办法吗？”

她把一双雪白的手伸到肚子前面。

像激动时刻常常发生的那样，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脑子里快得异乎寻常地一下子涌出许多想法和回忆。“我，”她想道，“没有吸引住斯季瓦；他离开我去找别人，使他对我变心的第一个女人虽然一直漂亮而又快乐，但也没能留住他。他抛弃了那个女人，又勾上另一个女人。难道安娜凭这一点能把渥伦斯基伯爵吸引住，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吗？假如他追求这一点，那么他会找到服装与风度更有魅力，性格更加快乐的女人。无论她那裸露的手臂有多么白皙、迷人，无论她那丰满的身段有多么娇美，无论她那黑发衬托下显得格外红润的面孔有多么漂亮，他仍会找到更美丽的女人，就像我这位可恶、可怜和可爱的丈夫那样。”

多莉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叹了一口气。安娜听到了这声表示不同意的叹息，仍继续往下说。她还有不少论据，说服力大得令人无法反驳。

“你说这样做不好？但是必须作出决断，”她继续说，“你忘了我的处境。我怎么能要孩子呢？我不说痛苦，我不怕痛苦。想一想吧，我的孩子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成为用别人姓氏的不幸的孩子。他们将因自己的出生而被置于必然为母亲、父亲、为自己的出生感到羞愧的境地。”

“本来就是为了这一点才需要离婚。”

但是安娜并不听她说。安娜只想把多次说服过自己的那些论据全部说出来。

“假如我不把才智用到不让不幸的孩子出生这件事情上，那么老天干吗要赋予我才智呢？”

她看了看多莉，不等她回答，又继续说道：

“我会始终感到自己对不起这些不幸的孩子，”她说，“要是没有这些孩子，那么他们至少没有不幸，要是他们不幸，那么这就是我一个人的过错。”

这本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自己引用过的理由，但是现在她听了却不明白意思。“怎么会对不起不存在的人呢？”她想。这时她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假如她心爱的儿子格里沙从来就不存在，那么对他来说，情况会不会更好呢？她也觉得这个念头既不合理又很古怪，因此她摇了摇头，以便驱散这些萦绕于脑际的乱七八糟的疯狂念头。

“不，我不知道，这样不好。”她脸上带着嫌恶的表情说。

“对，但是你别忘记，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此外，”尽管自己的理由很充足，多莉的理由很贫乏，但安娜似乎还是承认这样做不好，所以她补充说，“你别忘记主要的一点，那就是我现在的处境与你不一样。你的问题是，你是不是不想有更多的孩子，而我的问题是，我想不想有孩子。这有很大的差别。要明白，我现在的处境是不可能有这种奢望的。”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没有反驳。她突然觉得，她已经同安娜如此疏远了，她们之间存在着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她们永远也谈不到一起，因此最好还是别谈。

二十四

“那么，要是有可能的话，你应当安排好自己的合法地位。”多莉说。

“对，要是有可能的话。”安娜突然换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又轻又悲切的声音说。

“难道离婚不可能吗？我听说你丈夫是同意的。”

“多莉！我不想谈这件事。”

“那就不谈吧，”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到安娜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赶忙说道，“我只是看到你看问题太悲观。”

“我吗？一点也不悲观。我感到非常开心、非常满足。你看到了，我是受人欢迎的。维斯洛夫斯基……”

“是的，说实话，我不喜欢维斯洛夫斯基的腔调。”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她是想换个话题。

“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是让阿列克谢开心，没有别的意思；他不过是个孩子，完全处于我的掌握之中；你要明白，我能随心所欲地摆布他。他同你的格里沙一个样……多莉！”她突然换了个话题：“你说我看问题太悲观。你是无法理解的。这太可怕了。我尽力设法根本不去看。”

“但我觉得还是要看。必须做能做的事。”

“但是，有什么事是能做的呢？一件也没有。你说我应当嫁给阿列克谢，还说我不关心这件事。我能不关心这件事吗！！”她重复了一遍，脸上泛出了一层红晕。她站起来，挺起胸脯，深深地叹了口气，开始用轻盈的步态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偶尔也停一会儿。“我不关心吗？我每天每时都在关心这件事，在为自己关心这事而责怪自己……因为想到这件事就会让人发疯。让人发疯啊，”她重复道，“想起这件事，我不用吗啡就睡不着觉。好吧，我们心平气和地谈谈。人家要我离婚。首先，他就不会让我离。他现在正处于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影响之下。”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椅子上挺直了身子，脸上带着痛苦的同情神色，转动着脑袋，注视着来回走动的安娜。

“必须试一试。”她轻声地说。

“那就假定去试一试吧。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呢？”她道出了显然是反复想过一千遍、并且已经背得出的想法。“这意味着，我虽然恨他，却承认自己对不起他，而且认为他是个宽宏大量的人，所以我不得不卑躬屈节地给他写信……好吧，假定我作出了努力，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或者收到一封侮辱性的复信，或者收到一封同意离婚的复信。好吧，就算我收到同意离婚的复信……”安娜这时正走到房间的另一头，站在那里摆弄着窗帘。“我会得到同意离婚的复信，可是儿……儿子呢？要知道，他们绝不会把他交给我。要知道，他在被我抛弃的父亲身边长大成人，将来他会蔑视我。你要明白，我好像同样地爱着两个人，而且胜过爱自己，这两个人就是谢廖扎和阿列克谢。”

她走到房间中央，双手紧抱着胸脯，站在多莉的面前。她身上穿着白罩衫看上去显得特别宽大。她低着头，皱着眉头，晶莹的泪眼望着身穿织补过的短上衣、头戴寝帽、激动得浑身颤抖、瘦小而又可怜的多莉。

“我只爱这两个人，可是他们却互相排斥。我无法把他们结合在一起，而这一点恰恰是我所需要的。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其他全都无所谓了。一切，一切都无所谓了。好歹会有个结局，所以我不能，也不爱谈这件事。因此，请你别指责我，一点也不要责怪我。心灵纯洁的你无法理解我所受的一切痛苦。”

她走上前去，在多莉的旁边坐下来，面带愧色凝视着她的脸，拉住她的一只手。

“你有什么想法？你对我有什么看法？请你别鄙视我。我不值得你鄙视。我真是个不幸的人。要是有谁感到不幸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我。”她说完就转过身去，背对着多莉，哭了起来。

等到房间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多莉向上帝做了祈祷，然后就躺到床上。在同安娜谈话时，她由衷地可怜安娜；但是现在，她无法硬让自己去想安娜的事。对家和孩子的回忆带着一种特殊的新的魅力、披着一层新的光彩，在她的脑海中一一浮现。现在她觉得她的天地非常宝贵、非常可爱，因此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在这个天地之外再多待一天，她决定明天一定动身回家。

安娜此时回到了自己的书房，拿起一只高脚玻璃酒杯，往杯里滴了几滴以吗啡为主要成分的药水。她喝下药水，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怀着平静和愉快的心情朝卧室走去。

她走进卧室，渥伦斯基朝她仔细地看了看。他知道，她在多莉的房间里待了这么久，一定是同多莉作了一番谈话，他在寻找这场谈话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但是，她的表情既兴奋又稳重，像是掩饰着什么，所以他一无所获，只看到他虽已看惯、却依然很迷恋的美丽的容貌，而且还发现，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美貌，并希望它在他身上发挥作用。他不愿意问她，她们谈了些什么，却希望她能主动说出一二。然而她只说了一句：

“我很高兴你喜欢多莉。不是吗？”

“要知道，我早就认识她。她心地非常善良，好像太平庸了。但是，我见到她还是很高兴。”

他拉住安娜的一只手，询问地朝她的眼睛看了看。

她对他的目光另有理解，于是朝他微微一笑。

第二天早晨，尽管主人一再挽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是打定主意要回去。列文的车夫身穿一件不新的长衣，头戴一顶准驿站车夫帽，赶着几匹不同毛色的马，驾着两侧挡泥板都修理过的那辆四轮马车，神情忧郁、动作果断地来到了撒满沙土的、有门廊的台阶上。

同公爵小姐瓦尔瓦拉道别，以及同那几个男人道别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感到很不愉快。住了一天后，她和两位主人都明白无误地感到，他们彼此无法接近，他们最好还是别接触。只有安娜一个人感到难过。她知道，随着多莉的离去，现在再也没有人来触动这次会面在她心里所掀起的那些感情了。触动这些感情对她来说是很痛苦的，但她毕竟明白，这是她心灵中最美好的一个部分，她心灵中的这一部分会在她所过的那种生活中迅速地长合。

乘车来到野外，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心里有一种愉快的轻松感，于是她想问问仆人，他们是否喜欢在渥伦斯基家做客，这时候车夫菲利普突然主动开口说道：

“财主终究是财主，可是燕麦一共只给了三俄斗。鸡鸣之前就被吃光了。三俄斗算什么呀？只能当一顿点心。现在燕麦在客栈老板那里只卖四十五戈比一俄斗。在我们家必定是马能吃多少就给多少。”

“一位吝啬的老爷。”办事员确认道。

“喂，你喜欢他们的马吗？”多莉问。

“马嘛，没什么可说的。食物也挺好。可是我不知为什么觉得很无聊，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他把他那张英俊而又和善的脸转过来，对着她说道。

“我也一样。怎么样，傍晚前能赶到家吗？”

“应该能赶到。”

回到家里发现大家全都平安无事，显得特别可爱，于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兴致勃勃地说起自己这次出访的经过，说人家怎样接待她，说渥伦斯基家的豪华排场和良好的生活情趣，说他们的娱乐活动，并且不许任何人说他们坏话。

“应当了解安娜和渥伦斯基，我现在更了解他了，只有这样才能明白他们是多么可爱，又是多么令人感动。”她现在十分真诚地说，忘掉了她在那里所体验到的那种模模糊糊的不满和尴尬。

二十五

渥伦斯基和安娜的生活仍是老样子，安娜依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办离婚手续，他们就这样在乡下过了整个夏天和部分秋天。他们只作出一个决定，那就是哪儿也不去；但是两人都觉得，他们独自生活得越久，尤其是在秋天，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们越是忍受不了这种生活，看来不得不改变这种生活了。

他们的生活看起来是好得不能再好了：财产充足，身体健康，有一个孩子，两个人都有事可干。在没有客人的时候，安娜照样刻意打扮自己，并且花很多时间进行阅读，读的都是一些流行的小说和内容严肃的书。她订购的书全都是她看过的外国报纸和杂志称赞过的，她读书的专注神情也只有过幽居生活的女人才会有。此外，她还通过有关书籍和专业杂志研究渥伦斯基所从事的种种事业，因此渥伦斯基常常直接向她请教农业、建筑方面的问题，有时候甚至还向她请教有关养马和运动方面的问题。他对她的知识、记忆力感到惊讶，起初还不大相信，还想证实一番；可是她能在书中找出他所问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并指给他看。

建造医院的事她也很感兴趣。她不仅在一旁帮忙，而且许多事情亲自安排，想出很多点子。然而，她最关心的毕竟还是她自己，关心她自己在渥伦斯基心目中的地位，关心自己能替渥伦斯基为她而放弃的一切作出多少弥补。不仅要博得他欢心，而且要为他效劳的愿望，已成了她生活的唯一目的。渥伦斯基很珍惜这一点，同时，他因她竭力用那张爱情罗网来捆住他而感到苦恼。时间越长，他越频繁地觉得自己已被这张罗网束缚，这时候他倒反而不想冲出这张罗网，只是越想试一试它是否有碍于他的自由。要不是渴望自由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要不是他每次进城去开会、赛马时都会发生争吵，渥伦斯基倒会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十分满意。他所选定的角色，也就是应该构成俄国贵族之核心的富裕地主的角色，不仅完全合乎他的口味，而且现在，在他这样生活了半年之后，给他越来越多的快乐。他的事业进展得很顺利，并且使他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入迷。尽管他为医院、机器、从瑞士订购来的奶牛以及其他许多东西花掉了很大一笔钱，但他坚信，他不是在浪费自己的财产，而是要让它增值。凡是涉及收入方面的事情，比如出售木材、粮食、羊毛，出租土地，渥伦斯基总是像铁石般强硬，讨价还价，分文不让。在各个领地的大宗经营业务上，他总是采用最简单和最没有风险的方法，即使在经济琐事上也极其精打细算。那个德国管家非常精明，让他买东西时，会将一桩开头价格很高的买卖，最后搞成便宜的交易，显得立即有利可图。尽管如此，渥伦斯基也不会随他摆布。只有订购或建造的东西是最新的，在俄国还未为人所知，会引起人们惊叹的时候，他才会听完管家的意见，详细地盘问，最后才采纳他的意见。此外，只有在手头有余钱时，他才会下决心花大笔的开销，而且事先还要弄清所有细节，确保自己的钱花得最有价值。因此，根据他以往经营的业务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确没有浪费他的财产，而是使它增值了。

十月份，在渥伦斯基、斯维亚日斯基、科兹内舍夫、奥勃朗斯基的领地以及列文的一小部分领地所在的卡申省举行了贵族大选。

这场大选因种种情况和许多头面人物参与竞选而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人们对它的情况谈论得很多，并且为它做了很多准备。从未参加过选举的莫斯科居民、彼得堡居民和国外侨民也都赶来参加这场大选。

渥伦斯基早就答应过斯维亚日斯基要参加这场大选。

大选之前，经常来沃兹德维任斯克的斯维亚日斯基还顺路来看望过渥伦斯基。

在大选前夕，渥伦斯基和安娜几乎为这次外出又吵架。当时正是乡下最无聊、最难挨的秋季，渥伦斯基做好吵架的准备，带着前所未有的严肃和冷漠的表情告诉她，他就要出门了。使他惊讶的是，安娜听了这一消息非常镇静，只是问了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仔细地看了看她，不明白这种镇静意味着什么。她迎着他的目光微微一笑。他了解她这种逃避现实的本领，并知道，她只有在暗自打定主意但不告诉他的时候，才会这样做。他怕的就是这一点；他非常想避免争吵，因此装出一副相信她是通情达理的样子，当然也有真诚的成分。

“希望你不至于感到寂寞吧？”

“希望如此，”安娜说，“昨天，我收到戈蒂耶书店寄来的一箱书。我不会感到寂寞的。”

“她故意用这种腔调，这样更好，”他想，“否则，又会发生一场争吵。”

他没有要她坦率表态，就去参加大选了。他没有完完全全说个明白就同她分别，这在他们开始同居以来还是头一次。一方面，这使他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样做更好。“像现在这样，一开始她会有一种模模糊糊受蒙蔽的感觉，但以后她会习惯的。在任何情况下，我可以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她，但是决不会牺牲男子汉的独立自主权。”他心里这么想。

二十六

在九月份，列文为吉提分娩的事搬到莫斯科去住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卡申省有一块领地，因此积极参与即将举行的大选。当他打算动身去参加这场大选的时候，列文已经无所事事地在莫斯科住了整整一个月。他叫在谢列兹涅夫县有选举权的列文同他一起去。再说，列文本来就要到卡申省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替他那位住在国外的姐姐办理有关托管领地及收取赎金的事宜。

列文还在犹豫不决，吉提看到他在莫斯科实在无聊，所以就劝他去，并且未经他同意就替他定购了一套价值八十卢布的贵族礼服。于是为礼服花掉的八十卢布就成了促使列文去的主要原因。他到卡申省去了。

列文在卡申省已经住了五天，天天去开会，并为姐姐那件老是办不成的事到处奔波。首席贵族们全都忙于大选，所以连托管这样简单的事也办不了。收赎金这件事同样也遇到麻烦。费了一番周折总算撤销了禁令，钱也准备好，可以支付了，但是，那位热心的公证人却交不出票据，因为得有主任签名，而主任没交代好工作就去开会了。到处奔波，同那些完全理解申请人的不愉快处境、却又爱莫能助的善良的好人谈话，这一切努力全都毫无结果，这使列文感到很苦恼，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梦中，你拼命使劲，却动弹不得。他在同自己那位和善的律师谈话时常常会有这种感受。这位律师似乎已经殚精竭虑，竭尽所能，想让列文摆脱困境。“去试试看吧，”律师不止一次地说，“到某某地方去一趟吧，”接着，他便制定出一整套回避致命的障碍的计划。但是，他立即又会补上一句：“还是会受阻的，不过去试一试吧。”列文去试了，有时步行，有时乘车。见到的人全都是既友好又客气，但结果原已避开的障碍最终又冒出来把路拦住。令列文感到特别气恼的是，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他是在同谁斗，他的事办不成会对谁有利。这一点似乎谁也不知道，代理人也不知道。要是事情能像不排队就不能到铁路售票处买票那样明白，他也就不会感到委屈和恼火了；但是在他办事遇到障碍时，谁也无法对他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障碍。

不过，结婚以来列文已经变了很多，变得有耐性了。如果他不明白这一切为什么会安排成这样，那么他会对自己说，不了解情况就不能下结论，大概是应当这样安排的，然后就尽力克制不发怒。

现在，在出席并参与大选时，他也尽力不指责、不争论，尽可能弄懂他所尊敬的那些作风正派和道德高尚的人正在认认真真和津津有味地做的事情。自从结婚以后，列文明白了许多重要的新事物，这些事物在以前由于他轻率冒失而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他现在推测大选一事也是这样，所以他在研究它的重大意义。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他讲了大选中将要发生的根本变化的意义和作用。一省的首席贵族依法掌管着许多重要的公益事业——托管（就是列文现在为之吃苦头的那种机构）、贵族的大笔公款、女子中学、男子中学、军事学校、新规定的国民教育，最后还有地方自治局。现在的首席贵族斯涅特科夫是一个具有老派贵族气质的人，花掉了自己的大笔财产，心地善良，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个正派的人，但他根本不了解新时代的需求。他事事支持贵族一方的意见，直言不讳地反对普及国民教育，使得应当发挥巨大作用的地方自治会带有了阶级性。必须另选一个精力充沛、精明能干的当代新人去接替他的职位，使事情办得能从赋予贵族（不仅作为贵族，而且作为地方自治局代表）的全部权利中取得能够取得的自治利益。卡申省很富裕，在各方面一直都走在其他省前面，现在卡申省里又聚集着一群颇有势力的人物，因此这里办成的事能够成为其他省乃至整个俄国的榜样。因此，大选这件事有着重大的意义。预计，代替斯涅特科夫出任省首席贵族的不是斯维亚日斯基，便是涅维多夫斯基，后者比前者更合适，因为后者原先是个教授，极其聪明，还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好朋友。

省长宣布大会开始，他向贵族们作了演讲，希望他们不讲情面，依据功绩，从国家利益出发选举公职人员，希望卡申省的贵族像以往各次大选一样，神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别辜负皇帝的高度信任。

结束演讲后，省长走出了大厅，贵族们忙乱地、兴奋地，有些人甚至兴高采烈地跟着他走出大厅，在他穿毛皮大衣，同省首席贵族友好地交谈时，把他围住了。列文想弄清一切情况，不想错过任何一件事，所以也站在人群中，他听见省长说：“请转告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我妻子要去养老院，她不能来，感到非常遗憾。”此后，贵族们高高兴兴地各自拿上大衣，乘车到大教堂去了。

在大教堂里，列文同别人一起举起一只手，重复着大司祭的话，庄严地宣誓，保证执行省长的要求。教堂里的祈祷对列文一向很有影响，所以当他说“我吻十字架”这句话，回头看到老老少少也在重复同一句话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被感动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是讨论贵族公款和女子中学的情况，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说法，这两件事一点也不重要，所以列文没有参加，而是去办自己的事。第四天是在省会办公桌旁核对本省公款。这时，新旧两派发生首次冲突。受托核对公款的稽查委员会向大会报告，说是公款分文不缺。省首席贵族站起来，对贵族们的信任表示感谢，激动得掉下了眼泪。贵族们大声地向他致敬，纷纷同他握手。不料，这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这一派的一位贵族说，他听到的消息是，稽查委员会并没有核对公款，他们认为核对公款是对省首席贵族的一种侮辱。一名稽查委员会委员竟冒冒失失地承认有这样的事。于是，一位外貌很年轻、长相却很凶狠的小个子先生开口说，省首席贵族大概很乐意对公款的情况作出报告，而稽查委员会委员们的过于客气的做法却使他失去了这一精神享受的机会。这时候，稽查委员会委员们否认了自己的声明，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依据逻辑证明，他们必须承认：公款或者已经核对过，或者尚未核对过，并且详尽地发挥了这一两难推理。反对派的一位演说家起来反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接着发言的是斯维亚日斯基，然后又是那位长相凶狠的先生发言。辩论进行了很久，结果却一无所获。列文感到惊奇，这件事他们竟能争论这么长的时间，尤其是当他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是否认为公款已被盗用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竟然回答：

“哦，不会！他是个老实人。但是，这种管理贵族事务的古老的家长制方法必须改变一下。”

第五天是选举各县的首席贵族。有几个县，这一天相当动荡不安。在谢列兹涅夫县，斯维亚日斯基被一致推选为首席贵族，所以这一天他家举办了宴会。

二十七

省级大选定在第六天。大大小小的厅堂里挤满了身穿各种制服的贵族。有许多人都是在这一天才赶到的。好久没见面的熟人，有的来自克里米亚，有的来自彼得堡，有的从国外赶来，都在各个大厅里相逢了。省会办公桌旁，在皇帝的肖像下，正在进行辩论。

大厅和小厅里的贵族们全都阵营分明地各自聚集在一起，根据那些敌意和不信任的目光、根据一有异己分子走近就停止谈话、有些人甚至走到走廊远端去窃窃私语等种种情况，可以看出每一方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从外表来看，这些贵族明显地分为两种人：老人和新人。老人大部分穿着扣子全扣上的老式贵族制服，腰佩长剑，头戴礼帽，或者穿自己因功而获得的与众不同的海军、骑兵和步兵的制服。老贵族的制服是按老方法缝制的，肩上有小褶；它们显然太小了，腰身也太短，好像是穿这些衣服的人长高了，所以不合身。年轻人则穿长腰身、宽肩部的敞襟贵族制服，内穿一件白色背心，或者是穿镶有黑色领子、绣有司法部的桂树枝标记的制服。年轻的人群中也有一些穿宫廷制服的人，他们为这群年轻人增添了光彩。

但是，按年龄划分与按派别划分并不完全一致。据列文观察，有些年轻人属于老派阵营，相反，有些年纪很大的贵族却在同斯维亚日斯基低声交谈，他们显然是新派的拥护者。

列文站在供大家抽烟和吃小吃的那个小厅里，站在同派的几个人旁边，留心听他们谈话，绞尽脑汁地想弄清他们说的话的意思，结果却是白费劲。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是个中心人物，其他人都聚集在他的周围。他现在在听斯维亚日斯基和同一派的另一个县的首席贵族赫柳斯托夫交谈。赫柳斯托夫不同意同自己这个县的居民一起去求斯涅特科夫参加竞选，而斯维亚日斯基则劝他这样做，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赞成这一计划。列文不明白，反对派干吗要提他们不想选的那位首席贵族作候选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刚吃过一点小吃，喝了一点酒。他穿着一套宫廷高级侍从的制服，用香喷喷的、镶花边的细麻纱手帕擦着嘴，走到他们跟前。

“我们布好了阵势，”他捋着两侧的络腮胡子说，“谢尔盖·伊万内奇！”

他留心听了一阵谈话，肯定了斯维亚日斯基的意见。

“一个县足够了，而斯维亚日斯基显然已经成了反对派。”他说了一句除了列文大家都能听懂的话。

“怎么啦，科斯佳，你大概也产生兴趣了吧？”他转身对列文说，同时挽住列文的一条胳膊。要是能产生兴趣，列文倒是会很高兴的，但是他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从谈话人身边走开几步，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提了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干吗要去求省首席贵族？

“真天真啊！[16]”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然后就简单明了地向列文说明这是怎么回事。

要是像以往选举那样，所有的县都提省首席贵族当候选人的话，那么他就会因得到全部白球[17]而当选。这样做毫无必要。现在呢，有八个县同意提他；要是有两个县不提他，那么斯涅特科夫就可以拒绝参加竞选。在这种情况下，老派可以从自己这一派中另推一个人，否则整个打算都将落空了。假如只有斯维亚日斯基这个县不提他，那么斯涅特科夫就得参加竞选。他甚至会被推选为正式候选人，人家会故意把白球投给他，从而使反对派失算，当人家把我们这一派中的一名候选人提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白球投给这位候选人。

列文开窍了，但没有完全弄懂，还想提几个问题，这时候大家突然都说起话来，闹哄哄地向大厅走去。

“什么事？怎么啦？谁？”“委托书？委托谁？怎么啦？”“他们要推翻？”“不是委托书？”“不准弗廖罗夫参加吗？”“受过审判怎么啦？”“这样一来谁都不准参加了。真卑鄙。”“法律啊！”列文听到从四面八方传来的这些话。他随着急急忙忙、争先恐后的人群朝大厅走去，同贵族们一起挤到省会办公桌附近。省首席贵族、斯维亚日斯基和另一些头面人物正在桌旁热烈地争论某件事。

二十八

列文离桌子相当远。他身边有个贵族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另一个贵族把厚厚的鞋掌弄得咯吱咯吱直响，使他无法听清楚。他从远处听到省首席贵族的柔和的声音，接着是那位恶狠狠的贵族的尖嗓门，然后是斯维亚日斯基的声音。据列文理解，他们在争论一条法律条文的意义和“在侦查中”这一术语的意义。

人群向两旁闪开，让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到桌旁。等那位恶狠狠的贵族把话说完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就说，他觉得最可靠的做法就是查对法律条文，并请秘书找出了那条法律条文。条文中说，在意见有分歧的情况下必须投票表决。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读了条文，并作了解释，这时候，一个个子很高、身体肥胖、有点驼背、小胡子染过色、穿着一套衣领从后面撑住头颈的窄小制服的地主打断了他的话。这个地主走到桌子跟前，用嵌宝戒指敲了敲桌子，大声地说：

“表决吧！投票！没什么可谈的！投票！”

这时突然有几个人同时说起话来，那位戴嵌宝戒指的贵族火气越来越大，喊声越来越响。不过，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

他说的正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提出的看法，但他显然憎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及其一派人，这一仇恨也传给了他的同派人，并激起另一方虽说较为有礼，但同样是憎恨的反击。响起了一片叫嚷声，刹那间一切全都乱套了，省首席贵族不得不请大家遵守秩序。

“表决吧，表决吧！凡是贵族都会理解的。我们在流血……皇帝信任……别理省首席贵族，他不是管家……问题并不在于此……请投票吧！真卑鄙！……”四面八方传来盛怒和狂暴的叫嚷声。目光和面容则比语言更加愤怒和狂暴。它们表达出一种不可调和的仇恨。列文一点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对大家为要不要投票表决有关弗廖罗夫的问题而如此冲动感到惊讶。正如后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他所说明的那样，他忘掉了三段论——即为了共同的利益必须把省首席贵族赶下台；要把省首席贵族赶下台，必须获得大多数的选票；为了获得多数票，必须给弗廖罗夫表决权；为了使弗廖罗夫享有表决权，必须解释该如何理解法律条文。

“一票就能决定整件事呀，所以，如果你想效力于公益事业，你就必须严肃认真，始终如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结说。

列文偏偏忘掉了这一点，所以看到他所敬重的这些好人处于这样令人不快的愤怒之中，他感到很难受。为了摆脱这种难受的感觉，他不等辩论结束就离开了，他来到一个小厅里，这里除了小卖部旁有几个仆人，再也没有别的人。看到仆人们在忙忙碌碌地擦拭餐具、摆盘子和酒杯，看到他们平静而又生气勃勃的面容，列文突然感到轻松，就像从臭气熏人的房间走到空气清新的室外。他很高兴地望着那些仆人，开始来回走动。一个蓄着花白络腮胡子的仆人对那些正在取笑他的年轻仆人露出不屑一顾的神色，同时却在教他们怎样折叠餐巾，看到这个情景，他感到非常开心。列文刚要上前同这个老仆人谈谈，贵族财产托管处的秘书——一个熟知全省贵族的名字和父名的小老头却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请吧，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对他说，“您哥哥正在找您。现在就要投票表决了。”

列文走进大厅，领到一粒白色小球，并跟着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到了投票桌跟前。斯维亚日斯基把胡子攥在拳头里嗅着，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讽刺神情，站在投票桌旁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一只手放进投票箱里，将白球放到箱里的某个地方，然后退到旁边站住，把位置让给列文。列文走到投票箱跟前，却完全忘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窘困地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该往哪儿放？”他声音很轻，而且当时还有一些人正在旁边说话，他希望人家听不见他的问题。但是，旁边那些人不再作声了，他提的不成体统的问题被大家听见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起了眉头。

“这要看各人的信念。”他板着脸说。

有几个人微微一笑。列文涨红了脸，急忙把一只手伸到投票箱的呢绒罩布下面，把小球放到右面，因为他是右手拿着球。放好后，他才想起，本当把左手也一起伸进去，于是又把左手伸进去，但是为时已晚，他觉得更加难堪，赶忙朝最后面的几排座位走去。

“一百二十六张赞成票！九十八张反对票！”那位发不出颤舌音的秘书报出投票结果。接着是一阵笑声：投票箱里有一粒纽扣和两个核桃。那位贵族获得了选举权，新派获胜了。

但是老派并不认输。列文听到人家在请求斯涅特科夫参加竞选，他看到一群贵族把正在说话的省首席贵族围住。列文向这群人走近些。在回答贵族们的问题时，斯涅特科夫谈到了贵族对他的信任，谈到了贵族对他的爱戴，并说他不配得到这种爱戴，因为他的全部功绩只不过是忠于他为之效劳了十二年的贵族。他数次重复了那句话：“我凭信念和真理，竭尽全力效劳，我器重并感激你们。”他突然被眼泪哽住，说不下去，走出了大厅。他这样泪水满面，不知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是因为他热爱贵族，还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处于被敌人四面包围的紧急处境，但是激动情绪已传给大家，大部分贵族已被感动，列文也觉得自己对斯涅特科夫产生了一份柔情。

省首席贵族在门口同列文撞了个满怀。

“对不起，请您原谅，”他像对一个陌生人似的说；认出是列文，又羞怯地微笑了。列文觉得他好像想说些什么，却又因激动而说不出口来。当他匆匆而行时，他的脸部表情以及他那裹在佩着数枚十字勋章的制服和镶金银边饰的白裤子里的整个身躯的姿态，使列文觉得他就像一头发觉情况不妙的被追捕的野兽。首席贵族脸上的这种表情特别令列文同情，因为昨天他为托管的事刚到他家去过，看到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热爱家庭的好人。一幢大房子，里面摆着一套老式家具；一些老仆人衣着并不考究，身上有点脏，但态度却很恭敬，显然都是以前的农奴出身，一直跟着这个主人；妻子是个和善的胖女人，戴着一顶镶花边的包发帽，披着一块土耳其披肩，正在抚摩可爱的小外孙女；儿子是中学六年级学生，刚从学校回到家里，正在向父亲请安，并吻了吻父亲的大手；一家之主的语言和手势既威严又亲切，这一切在昨天曾使列文情不自禁地产生了敬意和好感。列文现在觉得这位老人既令人感动又招人见怜，所以很想对他说几句宽慰的话。

“您肯定会再次当选我们的首席贵族。”他说。

“未必吧，”首席贵族神色惊惶地回头看了一眼后说，“我累了，已经老了。有人比我更合适、更年轻，让他们去当吧。”

首席贵族说完就从侧门悄悄走了。

最庄严的时刻来临了。马上就要开始选举。两派的头目正在掐指计算白球和黑球的数目。

有关弗廖罗夫的那场争论不仅使新派得到弗廖罗夫这一票，而且赢得了时间，他们把三个因中老派的奸计几乎失去参加选举机会的贵族接来了。其中两个贵族有嗜酒的弱点，斯涅特科夫派走卒把他们灌醉了，而且把另一个贵族的制服偷走了。

得知这一消息，新派趁大家在为弗廖罗夫一事争论不休，派人乘马车给那个贵族送去一套制服，把两个被灌醉的贵族中的一个接到会场上。

“我接来了一个，用水浇醒了，”去接他的一个地主走到斯维亚日斯基跟前说，“不碍事，能派上用场。”

“醉得不太厉害吧，会不会摔倒？”斯维亚日斯基微微摇着头说。

“不会，他是好样的。只要现在不接着喝就行……我对小卖部的服务员说过了，说什么也别让他再喝。”

二十九

供人抽烟和吃小吃的小厅里挤满了贵族。激动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大家的脸上都流露出焦虑不安的神色。那些知道全部详情和能算出票数的两派头目则显得特别激动。这些人是即将进行的那场决战的指挥者。其余的人就像是决战前的士兵，虽说已做好了作战准备，但现在仍在寻欢作乐。一些人在桌旁站着或坐着吃小吃；另一些人抽着烟，在狭长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同久未晤面的朋友们交谈。

列文不想吃东西，也不会抽烟；他又不愿意同自己人，也就是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斯维亚日斯基等人待在一起，因为穿着三等文官制服的渥伦斯基正同他们站在一起兴致勃勃地交谈。昨天，列文就在选举大会上看到过他，并尽量避开他，不想同他见面。列文走到窗前，坐了下来，打量着四周的人群，听他们在说些什么。他感到特别伤心，因为在他看来，大家既兴奋又焦虑，而且很忙碌，只有他和坐在他近旁的那个穿海军制服、翕动着嘴唇在喃喃自语、老得连牙齿都掉光的老人对选举一点也不感兴趣，并且无事可做。

“这个人真滑头！我对他说过，这样做不行。结果如何？他花了三年工夫还收不齐欠款。”一个个儿不高、有点驼背、搽过油的头发披在制服的绣花领子上的地主，狠狠地跺着那双显然是为这次大选而穿上的新皮靴的后跟，铿锵有力地说。接着，他不满地瞥了列文一眼，猛地转过了身子。

“是的，是龌龊的勾当，有什么可说的呢。”一个小个子地主用尖细的声音说。

一大群地主簇拥着一位胖将军，急匆匆地跟着这两个人，朝列文这边走来。他们显然是在寻找能背着人谈话的地方。

“他怎么敢说是我叫人去偷他裤子！我想他是把裤子换酒喝了。我可不在乎他有公爵头衔。叫他再敢说，真卑鄙！”

“听我说！他们是以条文为依据的，”另一群里有人说，“那么妻子就应当被列为女贵族。”

“我才不管什么条文不条文！我只会凭良心说话。能做到这一点的才算得上高尚的贵族。听我的没错。”

“大人，走吧，去喝一点香槟酒。”

另一群人跟着一个大声叫嚷的贵族，这是三个被灌醉的人中的一个。

“我一直在劝玛丽亚·谢苗诺夫娜把地租出去，因为她占不了便宜。”一位身穿旧总参谋部的上校制服、蓄着灰白小胡子的地主用悦耳的声音说。这是列文在斯维亚日斯基家里遇到过的那个地主。列文立刻就认出了他。那个地主也仔细地看了看列文，他们彼此打了个招呼。

“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当然啰！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去年在首席贵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家里见过面。”

“嗨，您的产业经营得怎么样？”列文问。

“还是老样子，亏本，”那个地主在列文身边站住，脸上带着无奈的微笑回答，神情却相当镇定，好像确信事情就应当这样办。“您怎么会到我们省里来的呢？”他问，“是来参加我们的政变吗？”他说，最后两个法语单词说得虽然很清楚，但发音不准。“全俄国的人都来了：有宫廷高级侍从，好像还有大臣。”他指了指正与一位将军结伴同行、身穿白色裤子和宫廷高级侍从制服、仪表堂堂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我应当向您承认，我对贵族大选的意义理解得很不够。”列文说。

那个地主朝他看了看。

“这有什么好理解的呢？根本就毫无意义。一个已经崩溃的机构，只是凭惯性力量在继续运转罢了。您瞧，全都是制服，这些制服也在向您说明：这是调解法官、常任理事等人的集会，不是贵族集会。”

“那么您干吗要来呢？”列文问道。

“按惯例行事，这是一。其次，需要维持一些人际关系。还有几分道义上的职责。再其次，老实说，也有我自己的利益。我女婿想竞选常务理事；他家并不富裕，所以要替他通通路。可是这些先生干吗要来呢？”他指着那个在省会办公桌旁发言的长相凶狠的先生说。

“这是新一代的贵族。”

“新倒是新的，但不是贵族。这些人是土地占有者，而我们是领地地主。他们是像贵族那样在自杀。”

“可您不是说这是个过时的机构吗？”

“过时倒是过时的，但还是要稍微尊重一下。就拿斯涅特科夫来说吧……不管好不好，我们毕竟有一千年了。比如说，您要在房子前面造一个小花园，要设计一平面图，可是您家的这块地上长着一棵百年老树……尽管它长得弯曲多结，老态龙钟，但您不会为了建花坛而砍掉老树，只会把那些花坛设计得能使那棵老树也派上用场。它不是一年长得出来的，”他谨慎地说，而且马上就改变了话题：“嗯，那么您的产业经营得怎么样？”

“不大好。利润只有百分之五。”

“是的，可是您没有把自己计算进去。您不是也值一些钱吗？我这是说我自己。我在经营农业之前所得的薪俸是三千卢布。现在我干的活比任职时还要多，而且像您一样只得到百分之五的利润，那也要靠上帝保佑。而自己的劳动全都白花了。”

“那您干吗要这样做呢？既然是明显的亏本，那又何必呢？”

“就得这样做呀！您有什么办法呢？是习惯呀，要知道，必须这样做。我还要对您多说几句，”那个地主把胳膊肘支在窗台上继续说，“我儿子对经营农业毫无兴趣。他显然会成为一名学者。因此将会后继无人。可是还得干呀。瞧，今年我还栽植了一片果园。”

“对，对，”列文说，“这话一点也不错。我一直觉得我的农场并无实利可图，可是还得干下去……总觉得要对土地负责。”

“我要对您说，”那个地主继续说，“我有一个邻居，他是个商人。我们在农场里、在果园里兜了一圈。他说：‘不行，斯捷潘·瓦西里奇，您家的一切全都搞得很好，可是果园却无人照管。’可是我家的果园管得很好呀。他却说：‘要是我，就会砍掉这棵椴树。只不过要在长得最茂盛的时候砍。不是有一千棵椴树吗？每棵树可加工成两块优质夹板。现在夹板很值钱，我还可以把它们砍下来作造房用的木材。’”

“他用这笔钱可以买牲口，或者买一小块便宜的土地，再把它租给农民，”列文显然已不止一次地听到过类似的算法，所以笑着替他把话说完，“他就会积攒起自己的产业。可是您和我呢，我们只有靠上帝保佑才能保住自己的财产，把它们留给孩子们。”

“我听说您结婚了，对吗？”那个地主问。

“对，”列文得意洋洋地回答，“对，这事好像有点奇怪，”他继续说，“我们就这样毫无打算地过日子，我们就像古代维斯塔[18]女神的女祭司，被派来守护圣火。”

那个地主在白色小胡子下面露出一个冷笑。

“我们中间也有那种人，就拿我们的朋友尼古拉·伊万内奇来说，或是拿现在已定居乡下的渥伦斯基伯爵来说吧，他们都想搞规模农业；但是至今为止，除了耗费资金，还没有任何结果。”

“不过，我们为什么不照商人的说法去做呢？为什么不砍掉果园里的树去制夹板呢？”列文把话题拉回到那个使他感到非常惊讶的想法上。

“就像您所说的，为了守护圣火呀。那不是贵族的事业。我们贵族的事业也不是在这里，不是在选举会场上，而是在那里，在自己栖身的角落里。我们也有自己这一阶层的本能，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农民们也有自己的本能，总有一天我会看到：一个好农民会尽可能多租一些土地。无论土地多么贫瘠，他还是要耕种的。也是不会打算。简直是亏本的买卖。”

“那么我们也是这样呀，”列文说，“能遇见您真是非常非常高兴。”看到向他走来的斯维亚日斯基，他又添了一句。

“自从在您家里见面后，我和他还是第一次遇见，”那个地主说，“所以只顾说话了。”

“怎么样，是骂一通新程序吗？”斯维亚日斯基笑着说。

“这是难免的。”

“是诉诉衷肠。”

三十

斯维亚日斯基挽起列文的胳膊，同他一起朝自己那一派人那儿走去。

现在已经无法避开渥伦斯基了。他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在一起，并且直视着走过来的列文。

“非常高兴。好像我有幸在公爵夫人谢尔巴茨卡娅家里见过……”他向列文伸出一只手，说。

“是的，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们那次见面的情景。”列文满脸通红地说，并且立即就转过身去同哥哥说起话来。

渥伦斯基微微一笑，继续同斯维亚日斯基交谈，显然根本不想同列文说话；但是，列文在与哥哥谈话的同时不断地回头看看渥伦斯基，思考着该同他说些什么才能弥补自己的失礼。

“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列文回头望着斯维亚日斯基和渥伦斯基问。

“在于斯涅特科夫。他要么拒绝，要么同意。”斯维亚日斯基回答。

“他怎么啦，同意不同意？”

“问题就在于他既没说同意，又没说不同意。”渥伦斯基说。

“要是他拒绝的话，谁将参加竞选呢？”列文问，同时望望渥伦斯基。

“随便什么人都行。”斯维亚日斯基说。

“您会吗？”列文问。

“唯独我不行。”斯维亚日斯基窘住了，惊恐地朝站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身边的那个长相凶狠的先生看了一眼说。

“那么是谁呢？是涅维多夫斯基吗？”列文问，他觉得自己被搞糊涂了。

这样一问就更糟了。涅维多夫斯基和斯维亚日斯基本来就是候选人。

“我是决不会参加的。”那个长相凶狠的先生回答。

这个人就是涅维多夫斯基。斯维亚日斯基把列文介绍给了他。

“怎么样，你也动心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着朝渥伦斯基使眼色。“这好像是一场赛马。可以打赌了。”

“对，这事是会使人动心，”渥伦斯基说，“既然着手干了，就想把它干好。是一场斗争呀！”他皱起眉头，绷紧强有力的颧骨上的肌肉说。

“斯维亚日斯基真是个生意人！他一切都清清楚楚。”

“是这样。”渥伦斯基心不在焉地说。

谈话出现了冷场。这时候，渥伦斯基觉得眼睛总得看看什么，于是就朝列文看了看，看看他的脚、他的制服，然后看看他的脸，看到他那双忧郁的眼睛正对着自己，便无话找话地说：

“您这位农村的常住居民怎么会不是调解法官呢？您没有穿调解法官的制服。”

“因为我认为调解法院是个荒谬的机构。”列文忧郁地回答，他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同渥伦斯基谈谈，以便挽回自己在初次见面时的无礼。

“相反，我可不这么认为。”渥伦斯基虽感到惊奇，却仍平静地说。

“这是个玩具，”列文打断他的话，“我们并不需要调解法官。我八年来没有打过任何官司。即使有什么事，判起来也会颠倒黑白。调解法官住处离我家有四十俄里。为一件两卢布的事我还得花十五卢布请律师。”

接着他就说出一件事，一个农民偷了磨坊主的面粉，磨坊主指摘他，他竟然反告磨坊主诽谤他。说这些话既不合时宜又很无聊，这一点列文自己在说的时候就觉察到了。

“啊，这可真是个怪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特别温柔的微笑说，“不过，我们还是走吧，大概就要投票了……”

于是他们散开了。

“我不明白，”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发现弟弟行为实在笨拙，“我不明白，怎么会这样缺乏政治头脑。我们俄国人就是缺乏政治头脑。省首席贵族是我们的对手，你竟同他毫不拘礼，还请他参加竞选。渥伦斯基伯爵呢……我不会让他成为我的朋友，他请我吃饭，我也不会上他家去，但他是我们的人，干吗要让他变成敌人呢？再有，你问涅维多夫斯基会不会参加竞选。这种事是做不得的。”

“唉，我真是一点也不明白！这一切全都是小事。”列文忧郁地回答。

“瞧，你说这一切全都是小事，可是你一着手去做，就会把一切都搅乱。”

列文不作声了，他们一起走进大厅。

尽管省首席贵族从大会的气氛中觉察得到人家为他设下了圈套，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请他参加竞选，但他仍然决定参加竞选。大厅里一片寂静，秘书大声地宣布，近卫军骑兵大尉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斯涅特科夫参加省首席贵族竞选。

各县首席贵族端着盛有小球的小碟子，离开自己的桌子，朝省会办公桌走去。选举也就开始了。

“放到右面去。”列文和哥哥一起跟着首席贵族走到省会办公桌跟前，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低声对列文说。然而，列文现在已经把人家对他解释过的那番用意忘掉了，他担心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右面”是说错了。要知道，斯涅特科夫是对手呀。他右手握着球朝投票箱走去，但是想到自己可能搞错了，走到投票箱跟前又把球转到左手，接着显然是把球放到左面去了。站在投票箱旁边的那位行家不满地皱了皱眉头，他只要根据投票人的肘部动作就知道谁投谁的票。但是他无处可操练他那敏锐的洞察力。

一片寂静，只听得到数球的声音。接着，有个人宣布赞成票和反对票的票数。

省首席贵族因获得大多数赞成票而当选候选人。会场上顿时吵嚷起来了，大家都急匆匆地朝门口跑去。斯涅特科夫走了进来，贵族们围住他，纷纷向他祝贺。

“喂，现在完了吗？”列文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

“只不过刚刚开始，”斯维亚日斯基笑着代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首席贵族另一候选人可能会得到更多的球。”

这一点列文又完全忘掉了。他现在才想起这里有一点微妙之处，不过，回忆具体的奥秘所在很无聊。他感到苦闷，想离开这群人。

由于谁也没有注意他，他觉得好像谁都不需要他，所以他悄悄地朝吃小吃的小厅走去，见到那些仆人，心里又觉得非常轻松。老仆人请他吃一点东西，列文同意了。他吃了一个菜豆肉饼，同那个老仆人聊了聊以前几任老爷的情况。列文不愿意回那个讨厌的大厅，于是就到大厅的上敞廊上散步。

上敞廊上挤满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士，她们伏在栏杆上，竭力不漏掉下面说的每一句话。女士们旁边坐着或站着一些举止文雅的律师、戴眼镜的中学教师和军官。人们都在谈论选举的情况，谈论省首席贵族怎样备受折磨，以及辩论进行得多么精彩；列文听见人群中有人表扬他哥哥。一位女士对一个律师说：

“听到科兹内舍夫发言，我感到多么高兴啊！饿肚子听也值得。妙极了！一切都说得很清楚明白！你们法院里没有一个人能说得这样精彩。只有迈德尔还行，可他的口才也差得很远。”

列文在栏杆旁找到一个空地方，把身体伏在栏杆上，开始观看和倾听下面的场面和动静。

所有的贵族各自坐在用隔板隔成的本县席位上。一个穿制服的人站在大厅中央，用尖细的嗓音大声宣布：

“表决骑兵上尉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阿普赫京竞选省首席贵族的候选人资格！”

出现了一阵死一般的沉默，接着听到一个老人有气无力的声音：

“我弃权！”

“表决七等文官彼得·彼得罗维奇·博利参加竞选的候选人资格。”那个嗓音尖细的人又说。

“我弃权！”响起了一个年轻人的尖细的声音。

名单一个一个往下念，照例是一次一次的“我弃权”。这种情况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列文把胳膊肘支在栏杆上边看边听。起先他觉得很奇怪，并想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他确信自己无法弄明白，他开始觉得无聊了。再后来，回想起他在每个人的脸上所看到的那种激动和凶狠的神情，他就觉得伤心。他决定离开此地，于是朝楼下走去。走到上敞廊的过道上，他遇到一个正在来回踱步、双眼青肿、神情沮丧的中学生。在楼梯上，他又遇到了两个人：一位穿着高跟鞋奔跑的女士和举止轻浮的副检察官。

“我对您说过不会迟到的。”检察官在列文闪到一旁给女士让路的时候说。

列文站在通往外面的楼梯上，正在背心口袋里掏寄放外衣的号牌的时候，秘书抓住了他，并说道：“请回吧，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大家正在投票表决呢。”

表决的是那位坚决不愿参加竞选的涅维多夫斯基。

列文走到大厅的门前，门关着。秘书敲了敲门，门打开了，迎面溜出两个满脸通红的地主。

“我挺不住了。”一个满脸通红的地主说。

省首席贵族的脸紧跟着这个地主从门里露了出来。这张脸因疲惫和恐惧而显得很可怕。

“我对你说过，别让人出去！”他对看门人大喝道。

“我是让人进来呀，大人！”

“天哪！”省首席贵族苦叹了一声，垂下头，吃力地迈着穿白裤子的双腿，顺着大厅中间的通道朝那张大桌子走去。

人们向涅维多夫斯基讲述了计票的结果，他当上了省首席贵族。许多人感到高兴，许多人感到满意，感到幸运，许多人感到欣喜，许多人感到不满和痛苦。省首席贵族感到绝望，掩饰不住绝望的神情。涅维多夫斯基走出大厅，人群簇拥着他，兴高采烈地跟随着他，就像选举第一天跟随揭开选举大会序幕的省长一样，就像当初跟随斯涅特科夫一样。

三十一

新当选的省首席贵族和获胜的新派中的许多人当天都在渥伦斯基家聚餐。

渥伦斯基之所以来参加选举大会，是因为他在乡下感到苦闷，并且需要向安娜表明自己有权自由行动，也是为了在选举大会上支持斯维亚日斯基，报答他在地方自治局选举中为渥伦斯基所作的那番奔走，最主要的是为了一丝不苟地履行他替自己选择的、贵族和地主那种身份的全部职责。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料到，选举这件事竟使他这样着迷，使他感到这样不安，他做起来竟能这样出色。他在贵族圈内是一个全新的人物，但显然已获得了好评，他的想法没有错：他在贵族中已经具有威信。促使他取得威信的原因很多：他有财产和显贵地位；城里有一幢非常漂亮的住房，这是一位老朋友让给他的，这位朋友叫希尔科夫，是搞财政工作的，他在卡申市创建了一所业务很兴旺的银行；渥伦斯基有一个从乡下带来的出色的厨师；他同省长有交情，省长以前是渥伦斯基的同学，曾得到渥伦斯基的关照；最主要的是他待人诚恳，一视同仁，使得大部分贵族很快改变了认为他高傲的成见。他自己觉得，除了这位娶吉提·谢尔巴茨卡娅为妻、无缘无故地带着疯狂的仇恨对他说了一大堆毫无用处的蠢话的、乖戾的先生，他所认识的每一个贵族都会成为他的拥护者。他看得很清楚，其他人也都承认，涅维多夫斯基获得成功是因为他的大力支持。此刻，坐在自己家的餐桌旁，祝贺涅维多夫斯基当选，他有一种为自己选中的人而洋洋得意的喜悦。选举使他着迷，因此，假如他在三年后的下一届选举之前结婚，那么他本人也想参加竞选，这就像他在靠骑手赢得赛马大奖后想亲自参加赛马一样。

现在就是在庆祝骑手的胜利。渥伦斯基坐在首席，他右首坐着年轻的省长——一名侍卫将军。对别人来说，他是一省之主，他揭开了选举大会序幕，发表了演讲，并且正如渥伦斯基所发现的那样，他使许多人对他肃然起敬和曲意逢迎；对渥伦斯基来说，他就是马斯洛夫·卡季卡，这是他在贵胄军官学校里读书时的绰号，他在渥伦斯基面前有点腼腆，所以渥伦斯基一直尽力设法鼓舞他。坐在他左首的是神情坚定而又凶狠的年轻的涅维多夫斯基。渥伦斯基对他是既热情大方，又充满敬意。

斯维亚日斯基虽然本人遭到失败，但仍感到很开心。对他来说这甚至算不上失败，就像他端着酒杯向涅维多夫斯基祝贺时说的那样：他代表着贵族应遵循的那种新思潮，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代表了。因此，照他的说法，凡是正派人都站在今天获胜这一方，并且都在庆祝胜利。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也很高兴，因为这段时间他过得很开心，大家也都很满意。在丰盛的宴会上，大家逐一回想起选举中的一个个情景。斯维亚日斯基滑稽地转述了省首席贵族流着泪发表的那篇演讲，并对涅维多夫斯基说，他这位大人将不得不另选一种比掉眼泪更复杂的方法核对账目。另一位爱说笑话的贵族说，穿长袜子的仆人们已被召来参加省首席贵族的舞会，要是新上任的省首席贵族不举行有穿长袜子的仆人们参加的舞会，现在只好把他们打发回去了。

用餐期间不断有人对涅维多夫斯基说：“我们的省首席贵族”和“大人”。

这两个称呼听了真让人高兴，就像少妇听见人家用丈夫的名字加上“夫人”称呼她。涅维多夫斯基装作他不仅很冷静，而且还瞧不起这种称呼，不过明显可以看出，他感到很幸福，他牢牢地控制住自己，不让自己流露出与大家所处的那种自由主义新气氛不协调的欣喜情绪。

宴会过程中还给那些关心选举进程的人拍了几份电报。情绪快乐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拍了一份电报，内容是：“涅维多夫斯基以十二票当选。特此祝贺。并请转告。”他说：“得让他们高兴高兴。”接着口述了电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接到电报后，只是为拍电报花掉的一卢布叹息了一声，她知道，这件事是在宴会快要结束时发生的。她知道斯季瓦有在宴会快要结束时“乱发电报”的毛病。

所有的一切，连同上等丰盛的菜肴和不是从俄国酒商那儿买来的、而是直接从国外进口的葡萄美酒，全都显得非常高贵、非常大方，使人感到非常愉快。这一伙里的二十个人都是斯维亚日斯基从志同道合、既机敏又正派的自由主义新型活动家中挑选出来的。他们频频举杯，祝酒词也很诙谐，有为新一任的省首席贵族干杯的，有为省长干杯的，有为银行行长干杯的，也有为“我们的殷勤好客的主人”干杯的。

渥伦斯基感到很满意。他怎么也没料到，外省也会有这种令人喜爱的生活情调。

宴会结束时，气氛变得更欢乐。省长邀请渥伦斯基出席为教士们捐款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他妻子举办的，她希望能同渥伦斯基认识。

“那儿还举办舞会，你还会见到我们的美女。确实引人注目。”

“这并不是我所擅长的。[19]”渥伦斯基回答，他爱用这个短语，说完又微微一笑，答应接受邀请。

就在大家点起烟，准备起身离席的时候，渥伦斯基的贴身侍仆端着托盘送来一封信。

“沃兹德维任斯克寄来的急件。”他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说。

“奇怪，他真像副检察官斯文季茨基。”一位客人在渥伦斯基皱起眉头看信的时候用法语评论这个贴身侍仆。

信是安娜发来的。在看信前，他已经知道信的内容。他以为选举会在五天内结束，所以答应星期五回家。今天是星期六，因此他知道信的内容是责备他没有按时回家。他昨天晚上寄出的那封信大概还没有送到。

信的内容同他预料的完全一样，但形式却出乎他的意料，并使他感到特别讨厌。“安妮病得很重，医生说，可能是肺炎。我独自一人已失魂落魄。公爵小姐瓦尔瓦拉不是帮手，反而碍手碍脚。我等你两天了，昨天和现在我都派人去打听，你在哪里，你怎么啦？我想亲自跑一趟，但后来改变了主意，我知道，这样做将使你感到讨厌。好歹给我一点回音吧，让我知道该怎么办。”

小孩病了，而她却想亲自跑一趟。女儿病了，口气还这样敌意。

这场大选带来的无可非议的快乐同他应当回去接受的那种令人忧郁痛苦的爱情竟有这么大的反差，着实使渥伦斯基感到惊讶。但是必须回去，他就乘最近一班火车连夜赶回家去。

三十二

在渥伦斯基动身去参加选举前夕，安娜经过反复考虑后明白，他每次外出他们之间一再出现的争吵，只会使他变得更冷漠，而不会使他变得更依恋，所以她决定尽最大努力去平静地忍受与他的离别。但是，当他来说他要出发的时候，他用冷冰冰的严厉目光朝她看了看，这种目光使她感到受了侮辱，所以他还没有动身，她的平静态度就化为乌有了。

后来，她在独守空房时，反复琢磨这种表明他有权自由行动的目光，最后像往常一样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她受到了屈辱。“他有权在随便什么时候去随便什么地方。不仅有权离开，而且有权撇下我。他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我却一点权利也没有。但是，他知道这一点，就不应该这样做。不过，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呢？……他带着冷冰冰的严厉神情朝我看了看。当然这种事是无法判断的，也是不可捉摸的，但是这种事以前并没有发生过，而且这种目光意味深长，”她想道，“这种目光表明感情已开始冷淡。”

尽管她确信感情已开始冷淡，她还是毫无办法，丝毫不能改变自己对他的态度。同以前一样，她只有靠爱情和容貌的魅力留住他。同以前一样，只有白天忙于各种活动，每夜服用吗啡，她才能摆脱假如他不再爱她那会怎么样这一可怕念头。的确，还有一种方法：不是要留住他——除了他的爱情，她再也不需要别的什么——而是要同他接近，使他们的处境变得使他不会抛弃她。这个方法就是离婚和结婚。于是她开始有这种愿望，并且决定，只要他或斯季瓦再同她谈起这件事，她就表示同意。

她就抱着这种想法度过了他不在家的那五天。

散步、同公爵小姐瓦尔瓦拉谈话、参观医院，主要是读书，一本接一本地读书，这些活动占去了她的时间。第六天，车夫回来了，他却没回来，她觉得自己已经无法不去思念他，无法不去思考他在那儿干些什么。就在这时候，她女儿生病了。安娜开始看护照料她，然而这件事也解不开她的愁结，更何况女儿的病并不危急。无论她多么努力，她都无法喜爱这个小女孩，假装喜爱她又做不到。这一天将近黄昏时，安娜独自一人，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为他担心的恐惧感，她决定亲自到城里去一趟，仔细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结果是写了渥伦斯基所收到的那封自相矛盾的信，写好后也不看一遍就加急发出。第二天早上，她收到了他的来信，于是为自己写了那封信感到后悔了。她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再次看到他临行前所投向她的那种严厉的目光，尤其是在他得知小女孩病情并不危急的时候。不过，她还是为自己给他写了信而感到高兴。现在，安娜心里承认，她给他造成了痛苦，为了回来看她，他只得遗憾地放弃自己的自由；尽管如此，她还是感到很高兴，因为他要回来了。就算他感到痛苦，但他将在这里同她厮守在一起，让她看到他，了解他的一举一动。

她坐在客厅里，坐在一盏灯下，手里捧着泰纳[20]的一本新作，边看边倾听着室外的风声，时刻盼望着马车来临。她几次觉得自己听到了车轮声，但都是错觉；后来，她终于听到了车轮声，而且还有车夫的吆喝声和门廊里低沉的响声。连正在摆纸牌卦的公爵小姐瓦尔瓦拉也证实了这一点，于是安娜涨红着脸站了起来，却没有像前两次那样下楼去，而是站着不动。她突然为自己所设的骗局而感到羞愧，但她觉得最可怕的是，不知他将怎么对待她。受侮辱的感觉已经消失了，她只怕看到他的不满神情。她想起女儿得病第二天就完全康复了。她甚至对女儿感到很恼火，因为信一发出她就恢复健康了。接着，她想起了他，想象他整个人连同他的双手、双眼都已经在这里了。她听到了他的声音。于是，她不顾一切，兴高采烈地跑去迎接他。

“喂，安妮怎么样？”他从下面望着朝他跑来的安娜，怯生生地问道。

他坐在椅子上，仆人在替他脱保暖靴。

“不要紧，她觉得好多了。”

“你呢？”他一面抖掉身上的尘埃，一面说。

她双手抓住他的一只手，把它拉到自己的腰上，并且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啊，我很高兴。”他说，一面冷冷地打量着她，打量着她的发式、她的衣服，他知道这是她特意为他穿的。

这一切他都很喜欢，但是喜欢的次数已经太多啦！于是她最怕见到的那种冷若冰霜的严厉表情又在他的脸上出现了。

“啊，我很高兴。你身体好吗？”他用手帕擦干湿胡子，吻着她的手说。

“其他全都无所谓，”她想道，“只要他在这里就行，他在这里，他就不会不爱我，也不敢不爱我。”

这个晚上过得既开心又幸福，公爵小姐瓦尔瓦拉也在场，她埋怨他说，安娜是因为他不在家而服用吗啡的。

“有什么办法呢？我无法入睡……思绪万千。他在家时，我从不服用。几乎从不服用。”

他讲了选举的情况，安娜照例用提问的方法促使他谈论他高兴的事，即谈论他的成就。她对他讲了他所关心的全部家务事。她说的事情全都是令人高兴的。

夜深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安娜看到自己又完全把他控制住了，就想抹掉那封信给他造成的痛苦印象。她说：

“招认吧，收到我的信，你是否恼火，是否不相信我的话？”

刚说完这句话，她就明白，无论他现在对她多么温情脉脉，他也不会原谅她的做法。

“是的，”他说，“信写得太怪了。一会儿说安妮病了，一会儿说你想亲自赶来。”

“这都是实话。”

“可我也并没有怀疑呀。”

“不，你是在怀疑。我看得出，你不满意。”

“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我不满意，这是真的，那只是因为你好像不容许我承担社会义务……”

“听音乐会的义务……”

“不谈这种事了。”他说。

“为什么不谈？”她说。

“我只是想说，总会遇到一些必须办的事。比如，我现在必须到莫斯科去一趟，去办理房子的事……唉，安娜，你为什么这样容易动怒？难道你不知道，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吗？”

“要是这样，”安娜突然改变语调说，“你会对这种生活感到苦恼……是的，你会回来待上一天，然后再离开，就像那些……”

“安娜，你这话说得太过火了。我愿意把整个生命都献给……”

她却不肯听他说下去。

“要是你去莫斯科，那么我也要去。我决不留在这里。我们要么分手，要么待在一起过日子。”

“你原本就知道，这是我的宿愿。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就得离婚，对吗？我会写信给他。我感到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但是，我要跟你一起去莫斯科。”

“你似乎是在威胁我。我也没有别的任何愿望，只希望不同你分离。”渥伦斯基微笑着说。

但是，在他说这番温情的话语的时候，他眼睛里闪出的目光不但是冷冰冰的，而且像被逼得走投无路而变得残酷无情的人的目光那样凶狠。

她看到了这道目光，并且正确地猜到了它的含义。

“要是这样，那就太不幸了！”——这就是他的目光的含义。这是瞬间的印象，但她永远也忘不掉了。

安娜给丈夫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同意离婚。十一月底，同要到彼得堡去的公爵小姐瓦尔瓦拉分手后，她与渥伦斯基一起搬到莫斯科去了。现在，他们像夫妻一样住在一起，每天都在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回信，以便马上就办离婚手续。

[1]原文为拉丁文。

[2]原文为英文。

[3]鸟名，属鸻科。

[4]原文为英文。

[5]德国作家歌德《浮士德》里的女主人公。

[6]莫诺马赫王冠系最古老的俄罗斯王冠。这顶黄金便帽由八块扇形料子拼成，表面覆盖一层漩涡形金丝编织物，毛皮镶边，做工精致。传说这顶帽子是12世纪时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莫诺马库斯赠送给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礼品。

[7]原文为英文。

[8]一种又轻又软的平纹棉布。

[9]原文为英文。

[10]原文为德文。

[11]原文为德文。

[12]原文为德文。

[13]原文为德文。

[14]原文为德文。

[15]原文为英文。

[16]原文为拉丁文。

[17]旧俄选举时，选票为黑白两种小球，黑色表示反对，白色表示赞成。

[18]古罗马宗教所信奉的灶神或家室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斯提。古代群居体以火种为宝，保持公用或私用火种不熄十分重要。因此维斯塔自古就在家庭与国家崇拜中占重要地位。

[19]原文为英文。

[20]泰纳（1828—1893），一译丹纳，法国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历史学家。

一

一晃，列文夫妇在莫斯科已经住了两个多月。按行家准确的计算，吉提早已过了预产期，可是她仍挺着个大肚子，而且一点儿也看不出目前的状况要比两个月前更接近产期。无论是医生、接生婆、多莉、母亲，还是一想到她即将分娩就忐忑不安的列文，都为她焦躁不安。唯独吉提觉得自己十分安宁而又幸福。

她现在清晰地意识到，内心产生了对未来的、而且对她来说或多或少已是真实的婴儿的爱，并怡然自得地体验着这种新的感受。这个还未出世的婴儿目前已完全不是她身体的一部分，有时他能不依赖母亲而独自生活。她为此常常觉得苦恼，与此同时，又由于这种新的、奇特的快乐禁不住要笑起来。

吉提喜欢的人都陪着她，大家待她都和蔼可亲，人人都对她体贴入微，她在各方面都觉得很愉快。她要是不知道或感觉不到这一切行将结束，那她就不会想望更美好、更愉快的生活了。生活中唯一的缺憾是，丈夫不像她从前所爱的那样，也不像他在乡下时那样。

吉提喜欢他在乡下时那种安详、亲切和殷勤好客的举止。在城里，他总是显得神色惶遽、心神戒备，生怕有人欺负他，主要是怕别人欺负吉提。在乡下列文总是做事很有分寸，显得悠悠然，没有刻不容缓的事要做，但从来也没有空闲。可在城里，他总是匆匆忙忙，唯恐错过时机，事实上他没什么事可做。吉提很可怜他。她知道在别人眼中他并不可怜，而且恰恰相反，在交际场上她就像别的女人窥视心爱的人那样，有意用局外人的眼光去窥测，看他给人以什么印象。结果她多少有点恐惧和忌妒地看出，她丈夫不仅不可怜，而且很有魅力，他有教养，对待妇女略带拘谨、害羞而又不失彬彬有礼，他有强壮的体魄，尤其是有一张富有表情的脸。然而，她观察的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的内心。她发现他在这里一反常态，她也无法断定他这种状态原因何在。有时候她在心里指责他不会在城里过日子，有时候她又承认，要把这儿的生活安排得令她满意实在是难为他了。

说真的，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不喜欢打牌，也不去俱乐部。跟奥勃朗斯基那帮浪荡鬼混在一起，她现在可清楚是怎么回事……那就是在一起酗酒，随后去什么地方转悠。她一想到那帮浪荡鬼在这种时候会去什么地方，心里就不无恐惧之感。去交际场所吗？她清楚，那里只有跟年轻女人接近才有快乐，但她不愿他这么做。让他待在家里，守着她、母亲和姐妹吗？可是，无论那种“唠家常”式的交谈——老公爵这么称她们姐妹之间的谈话——她觉得多么有趣和快活，可对他毕竟是索然无味的。那么他还有什么事可做呢？继续写他的书吗？他也尝试过，起先到图书馆去为写作摘录卡片和搜集资料，后来正如他对她所说的那样，他越是什么也不做，时间就越少。他还抱怨说，有关他的著作在这里谈得太多，因而作品的整个构思都给打乱了，兴趣大减。

这种城市生活给他们带来唯一的益处是，他们之间没发生过一次争吵。是因为城市生活环境不一样呢，还是因为他们俩在这方面变得更谨慎、更理智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莫斯科从未因忌妒而吵过嘴，而他们刚来城市时非常担心发生这种情形。

在这方面还发生了一件对他们两口子来说都至关重要的事，那就是吉提同渥伦斯基的会面。

吉提的教母、年迈的玛丽亚·鲍里索夫娜公爵夫人，一向很疼爱吉提，有一次她一定要见见她。吉提有孕在身，一般来说哪儿也不去，可是这一次只得随父亲去拜访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不料，在那里遇见了渥伦斯基。

对这次不期而遇，吉提唯有一点是可以自责的，那就是在最初一瞬间认出原先她很熟识的身穿便服的人时，她顿时呼吸急促，血直往心脏里涌，并且觉得脸涨得绯红。不过这种情形只持续了几秒钟。那时父亲故意与渥伦斯基大声交谈，以便吉提在这段时间里能够做好充分思想准备，从从容容地面对渥伦斯基，必要时可以同他攀谈，就像同玛丽亚·鲍里索夫娜公爵夫人交谈一样。然而，最主要的是，她在此的坦然应酬，包括轻微的语调和笑容都能得到丈夫的称赞，丈夫虽然不在，但此时此刻她似乎觉得丈夫就在她这儿，在打量着她。

吉提与渥伦斯基交谈了几句，他把选举戏称为“我们的国会”，对此吉提甚至报以平静的微笑（这当儿应当笑一笑，以示她懂得这个玩笑）。随后她立即向玛丽亚·鲍里索夫娜公爵夫人转过身去，再没看他一眼，直至他起身告辞。这时候她才瞥了他一眼，这么做显然是因为对方向她鞠躬道别，不搭理是不礼貌的。

事后她非常感激父亲，因为父亲对她再没有提这次与渥伦斯基的邂逅。但她也看出，那次造访之后，在日常散步的时候，父亲对她的温柔之情尤为显见，这说明父亲对她的一言一行是满意的。她对自己也很满意。她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当时哪来的这股力量使她把自己对渥伦斯基的旧情压在心底里，不露一点痕迹，在与他见面时仍显得不亢不卑，镇定自若。

她把在玛丽亚·鲍里索夫娜公爵夫人家里遇见渥伦斯基一事告诉列文的时候，列文的脸色顿时显得比她当时还红。她觉得要对他说这事儿，很难开口，而要把见面的详情细节一一道来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列文听后并没有发问，只是紧皱眉头瞅着她。

“很遗憾，你当时不在那里，”吉提说，“并不是遗憾你不在那个房间里……如果你在场，我就不会那么自然了……我现在脸就比那时红得多，真的，红得多！”说着，她满面通红，几乎要流眼泪了。“可惜你不可能往门缝里瞧。”

吉提一双诚实的眼睛也告诉列文，她对自己的举动觉得很满意，虽说她这时候满脸通红，可他立即安下心来，仔细询问起她愿意吐露的情况。列文得知全部经过，甚至连细枝末节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知道她在最初一刻不由自主地涨红了脸，但接着就像萍水相逢那样处之泰然，他很高兴。他说他对此感到很高兴，今后不会像上次在选举大会上那样干傻事了，下次再遇见渥伦斯基，尽可能对他热情些。

“原先一想到我有一个见面几乎是仇人的人，心里就痛苦不堪，”列文说，“如今我可十分高兴，十分高兴了。”

二

“那你顺路去看望一下博利夫妇吧，”十一点钟光景，列文临出门来看看吉提，吉提对他说，“我知道你会在俱乐部吃午饭，爸爸已给你预定了。上午你想做些什么？”

“我只去看望一下卡塔瓦索夫。”列文回答。

“怎么，这么早去？”

“他答应把我介绍给梅特罗夫。我想跟他谈谈我的著作，他是彼得堡赫赫有名的学者。”列文说。

“哦，你上次夸赞的就是他写的文章吧？然后呢？”吉提问。

“也许，还要去法院，为我姐姐的一桩案子。”

“那么去不去听音乐会？”吉提又问。

“我独个儿去有什么意思！”

“不，你还是去吧：那里要上演一些新作……这是你极其感兴趣的。要是换了我，那一定去。”

“好吧，无论如何吃饭前我就回来。”列文说，一边看了看表。

“那你就穿上常礼服，以便直接去看望博利伯爵夫人。”

“难道一定要去吗？”

“是的，一定要去！博利不是来拜访过我们吗？去回访一次那又费得了你多少精力？你顺路拐过去坐一会儿，同他们寒暄上五分钟，随后起身就走。”

“唉，说来你可能不信，这种套近乎我已经不习惯了，这么做总觉得别扭。这算什么呢？一个人跑到一个不太熟悉的人家，无话找话地坐着聊天，既打扰人家，又弄得自己挺尴尬，末了没趣地走了。”

吉提大笑起来。

“你单身时不是也常去拜访人家吗？”

“是的，那时常去，但总觉得挺尴尬，现在则根本不习惯了，说真的，我宁可两天不吃饭，也不愿意去作这样的造访。简直尴尬透了！我总觉得，人家会生气，冲着你说：‘你没事跑来干吗？’”

“不，人家不会生气的。我敢向你担保，”吉提笑眯眯地瞧着他的脸说。她抓住他的一只手，说：“嗯，再见……你就去一趟吧。”

他吻了吻妻子的手，正想走，这时她又叫住了他。

“科斯佳，我说，我手头只有五十卢布了。”

“哦，那我等一会儿顺路到银行里去取。要多少？”列文说，现出那种她见惯了的怏怏不乐的神情。

“不，你慢着，”吉提拉住他的手说，“我们来谈谈，这种情况使我犯愁。我似乎觉得没乱花一个子儿，可是钱却像流水般很快就没了。我们的花销总有漏洞。”

“一点儿也没有漏洞。”列文清清嗓子，皱眉蹙额地瞅着她。

她清楚这种清嗓子的意思。这表示他内心十分不快，不是对吉提，是对他自己不满意。他真的觉得不满意，倒不是因为花销太大，而是因为想起一件他明知做得不妥，却想置诸脑后的事。

“我吩咐索科洛夫把小麦卖了，把磨坊租出去，先收一笔租金回来。钱无论如何弄得到的。”

“不，我担心的是花销太大……”

“一点儿也不大，一点儿也不大，”他重复道，“嗯，再见吧，我的宝贝。”

“不，说实话，我有时候真后悔当时听从了妈妈。我们要是还待在乡下那有多好！在这儿我把你们都坑苦了，钱花起来……”

“一点儿也不，一点儿也不。自成家以来，我一次也没说过要让日子过得比现在更美满的话……”

“真的吗？”吉提瞧着他的眼睛，说。

列文说这句话没经过深思熟虑，只是想随便安慰她一下罢了。但当他瞥了她一眼，看见她那双真挚而又可爱的眼睛询问地凝视着他，于是又由衷地重复了一遍。“我完全把她给忘了。”他心里想。他想起他们所面临的事情。

“产期快到了吗？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列文抓住她的双手，低声问。

“我原先想得很多，现在倒反而什么也不想了，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你不害怕吗？”

吉提毫不在乎地笑笑。

“丝毫也不害怕。”她说。

“如果有什么情况，就到卡塔瓦索夫家找我，我在那里。”

“不，不会有什么情况的，你别担心。我要跟爸爸到林荫道上去散散步。然后我们顺路去看望多莉。吃饭前等你回来。哎，真的！你知道不，多莉的情况变得十分糟糕，简直没法活下去了！她债台高筑，可手头又不名一文。我们昨天跟妈妈、阿尔谢尼（她这样称呼姐姐利沃娃的丈夫）谈过，决定叫你和他一起去开导开导斯季瓦。这样下去，是根本不行的。这事不能跟爸爸说……不过，要是你和他……”

“我们有什么法子呢？”列文问。

“反正你到阿尔谢尼那儿去，跟他谈谈，他会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你的。”

“好吧，阿尔谢尼说的我都会同意。我这就去找他。还有，如果去听音乐会，那我就同娜塔莉一起去。好吧，再见。”

在门廊里，至今仍然单身的老仆人库兹马叫住了他。库兹马现在经管着城里的家产。

“小美人（一匹从乡下带来的、拉左边套的马）换了马掌，可走起路来仍旧一瘸一瘸的，”他说，“您说怎么办？”

来到莫斯科的最初一段时期，列文还记挂着乡下带来的几匹马。他想把这方面的事安排得更好些，花销更少些。他哪里知道，用自备的马比租马车更贵，最终他们还是雇马车坐。

“派人去请兽医，也许是马蹄碰伤了。”

“那么，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要出门怎么办？”库兹马又问。

列文初来莫斯科的时候，听说雇辆双套四轮轿式大马车，从沃兹德维任卡大街到西夫采夫弗拉热克大街，在融雪的泥泞里赶四分之一俄里的路，其间停留四小时，车费就得五卢布，心中很是吃惊。现在听来，他不像当时那样吃惊了。他现在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叫车夫去租两匹马来，套在我们的车上。”列文说。

“是，老爷。”

亏得城市生活条件优越，列文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摆脱了在乡下不知要耗费多少精力才能解决的麻烦事。他走到大门口的台阶上，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就向尼基塔大街驶去。一路上他已不再想钱的事，思忖的是如何与彼得堡的一位社会学家见面，与他谈谈自己的著作。

只是最初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列文时时处处碰到的那些令乡下人弄不懂的——既是非生产性的，又是不可避免的——种种花销，使他大为惊讶。然而，眼下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对开支这类事情，就像酒鬼爱贪杯一样，俗话说：“第一杯如鲠在喉，第二杯仿佛老鹰升空，三杯之后好像小鸟那样飞来飞去了。”列文为给仆人和门房买镶金银边饰的制服而兑开第一张一百卢布钞票时，心里不由得盘算起来，这些谁也不需要、但又必须花钱购买的制服（他只暗示了一下，不穿制服也行，就发现公爵夫人和吉提露出惊异的神色），抵得上夏季雇两个工人的工钱，也就是说，相当于从复活节到四旬斋之间约三百个工作日，并且每天从早到晚干重活的工钱。因而他花这张一百卢布的钞票时，犹如喝第一杯酒，难受得如鲠在喉。但是为了请亲戚吃饭，花费二十八卢布买酒菜而要破开第二张一百卢布的钞票时，虽说也不禁使列文想到，这二十八卢布相当于农民辛辛苦苦刈割、捆扎、脱粒、簸扬、过筛和装好袋的九俄石燕麦的价值，但毕竟像喝第二杯酒那样，心头轻松些了。现在要破开几张大票，他不会再翻来覆去地考虑个没完，反而像喝第三杯酒那样，如小鸟般轻松地飞来飞去了。花钱买东西得到的乐趣是否与挣钱而付出的劳动相一致，也早已不再算计。某种谷物低于一定价格就不出售的经营核算也已置之脑后。他咬定价格、久久惜售的黑麦，后来每俄石卖得的也比一个月前少五十戈比。照这样花销，过不了一年就非负债不可，这样的顾忌现在也不起任何作用了。只要银行里还有存款，也别问钱是怎么来的，明天买牛肉的钱总是会有的。他至今头脑里还保留着这样的概念：他在银行里总是有钱存着。如今银行的存款都取光了，他也不清楚该上哪儿去弄钱。于是当吉提对他说缺钱的时候，一时间弄得他心烦意乱。然而他没工夫考虑这事。他坐在车里，一路上只想着卡塔瓦索夫以及即将同梅特罗夫的见面。

三

列文这次莫斯科之行，同大学里的老同学、自结婚后还未见过面的卡塔瓦索夫教授的交往又密切了。卡塔瓦索夫以其明朗而又纯朴的世界观赢得了列文的好感。列文认为，卡塔瓦索夫世界观明朗是由于他的天资贫乏；卡塔瓦索夫则以为，列文思想的前后不一致是因为他的大脑缺少条理性。但是列文喜欢卡塔瓦索夫的开朗，卡塔瓦索夫也喜欢列文丰富而又单纯的思想。因而他们都愿意常见面，当面争论一番。

列文读几段自己的作品给卡塔瓦索夫听，卡塔瓦索夫很喜欢。昨天卡塔瓦索夫在演讲会上遇见列文，对他说，遐迩闻名的梅特罗夫——列文十分喜欢他的文章——现正在莫斯科，卡塔瓦索夫向他说起列文在著书立说，他很感兴趣。卡塔瓦索夫还说，梅特罗夫明天十一点钟将去他家，他很乐意同列文结识。

“您大有长进，老弟，我觉得很高兴，”卡塔瓦索夫在小客厅里会见列文说，“我听见铃声，心想：他不会准时来的……哎，您认为黑山人怎么样？他们天生好战。”

“您在说什么？”列文问。

卡塔瓦索夫用三言两语给列文讲述了最新消息，一边领他走进书房，把他介绍给一个身量不高、体格壮实、相貌讨人喜欢的人。这就是梅特罗夫。他们谈了一会儿时事政治，谈及彼得堡上层人士对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的看法。梅特罗夫说了些来自可靠方面的看法，据说是皇帝及某位大臣说的。卡塔瓦索夫也从可靠方面获悉，皇帝说了完全不同的意见。列文竭力琢磨，两种不同说法哪一种可能性大些。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了。

“哦，他几乎写就了一部论述劳动者与土地的关系的著作，”卡塔瓦索夫说，“我不是专家，但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我觉得很高兴，他没有把人类看做超然于动物学规律之外的东西，恰恰相反，认为人类要依赖环境，并从这种依赖关系中探索发展规律。”

“这倒非常有意思。”梅特罗夫说。

“说实在的，我在着手写一部关于农业的著作，但研究了农业的主要手段——劳动者之后，不由得得出完全意想不到的结果。”列文脸涨得通红，说。

于是列文仿佛摸底似的开始小心翼翼地阐述他的观点。他知道梅特罗夫曾写过一篇反对通俗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但他不清楚梅特罗夫对自己的新观点能赞同到什么程度，他无法从这位学者聪慧、沉着的脸色上看出来。

“可是您究竟从什么方面看出俄国劳动者的特性的呢？”梅特罗夫问，“比如说，从动物的本性还是从劳动者所处的环境来看的？”

列文看出，提这个问题就已经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继续阐述他的思想，说俄国劳动者对土地的看法与其他民族根本不同。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他急忙补充说，俄国人民对土地的这种看法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迁移到广袤的、人烟稀少的东部去是他们应尽的义务。

“要对人民的共同义务下个结论，是很容易出偏差的，”梅特罗夫打断列文的话，说，“劳动者的状况往往取决于他与土地、资本的关系。”

梅特罗夫不让列文讲完就阐述起自己学说的特点。梅特罗夫学说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列文不懂，因为他没有花力气去弄懂它。他认为梅特罗夫也像其他学者一样，虽说在自己的文章中也驳斥别的经济学家的理论，但他仍然只是从资本、工资和地租的观点来看俄国劳动者的现状的。虽然他只得承认，在俄国幅员最辽阔的东部地租制基本上还没实行，而工资，对八千万俄国人口中的十分之九来说，刚够维持生活，至于资本，除一些最原始的工具外，还不存在，但他仅仅从这个观点来分析一切劳动者，虽说他在许多方面也不同意经济学家的论点，有他自己的新的工资理论，即他现在向列文阐述的论点。

列文勉为其难地听着，最初还不时提出异议。他想打断梅特罗夫的话，讲讲自己的观点，认为对方进一步阐述纯属多余。但是后来，他确信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分歧太大，不可能彼此理解，于是他不再反驳，只是听听罢了。尽管他现在对梅特罗夫所说的内容压根儿不感兴趣，但听的时候仍觉得有某种满足。看到这样一位有学问的人，竟这样乐于向他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且对他在学术方面的知识很是看重，认为有时只要轻轻一点拨他就能领会问题的实质，这使列文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他把这一切看做是人家看得起他，其实，这个题目梅特罗夫同他的知己朋友翻来覆去地谈过不知多少次，他尤其乐意同每个新来的人谈，而且他对谁都乐意谈他正在研究、但还不明了的课题。

“我们怕要迟到了。”梅特罗夫一结束长篇宏论，卡塔瓦索夫就瞧了瞧表，说。

“是的，今天业余爱好者协会要举行斯温基奇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会，”卡塔瓦索夫接着列文的话茬说，“我准备同彼得·伊万内奇一起去。我答应在会上读一篇评述他在动物学方面一些著作的论文。您和我们一起去吧，很有意思的。”

“是的，是该去了，”梅特罗夫说，“就跟我们一起去吧，如果您愿意，再到舍下坐坐。我很想聆听您的大作呢。”

“不，还不行。还没有写完呢。不过纪念会我倒是很高兴去参加。”

“哎，老兄，您听说了没有？我单独写了一份意见呈了上去。”卡塔瓦索夫在另一个房里一边穿礼服，一边说。

于是他们又谈论起大学里的两派之争。

有关大学里的两派之争是今冬莫斯科引人关注的一件大事。委员会的三位老教授不接受青年教授的意见，这些青年教授就单独递上一份意见书。里边的内容，照一部分人的看法荒谬透了，而照另一部分人的看法，是最平常、最合理的，于是教授们分成了两派。

卡塔瓦索夫所属的这一派认为，对方的行为是卑鄙的告发和欺骗；另一派则认为，对方乳臭未干，不尊重权威。列文虽然不是大学里的员工，但他来到莫斯科以后已经几次听到并谈论这件事，他有自己一定的看法。他们三人走在大街上，列文也参加交谈，直至走到古老的大学那座大楼前，一直谈论着这件事。

纪念会已经开始。在卡塔瓦索夫和梅特罗夫就座的一张铺着桌布的桌子边，坐着六个人，其中一人低低地凑近讲稿，在宣读什么。列文在桌子边的一把空椅子上坐下来，小声向邻座的一个大学生打听宣读内容。大学生不高兴地瞅了他一眼，回答说：

“在读传记。”

尽管列文对这位科学家的传记并不感兴趣，但他仍迫不得已地听着，也得知这位著名科学家生平的一些珍闻逸事。

那个人宣读完传记，主席对宣读者表示了谢意，接着他念了诗人缅特专为这次纪念会寄来的贺诗，并对那位诗人表示感谢。随后卡塔瓦索夫声音响亮而又尖细地宣读了自己对那位科学家的著作的评论文章。

卡塔瓦索夫读完文章，列文看看表，才知道已经一点多了，心里想在去听音乐会之前来不及把自己的作品念给梅特罗夫听了，况且他现在也不想念了。会上他一边听宣读论文，一边仍在思考刚才的那番谈话。现在他清楚地认识到，梅特罗夫的想法也许有道理，但是他的想法同样有道理。这两种见解只有各自用独特的方式进行单独研究才能弄得清楚，才能得出结论，要是把这两种思想搅和在一块，那什么结果也不会有。列文决定谢绝梅特罗夫的邀请，会议一结束，他就走到梅特罗夫跟前。梅特罗夫把列文介绍给主席，而后者这时正在谈时事政治。梅特罗夫顺便又跟主席说了他对列文说过的话，列文也发表了他今天早晨发表过的意见，但为了说得有点新意，也说了刚刚想到的新意见。随后，他们又谈起大学里的这场争论。因为这一切列文都已听过，于是他急急对梅特罗夫说，他为不能接受他的邀请深感遗憾，然后向他们一一躬身行礼，坐车去利沃夫家。

四

利沃夫是吉提的姐夫，他与娜塔莉结婚后绝大部分时间待在国外，几乎一生都是在各国首都度过的，他在那里受的教育，又在那里任外交官。

去年他辞去外交官职务，到莫斯科御前侍从厅任职，并不是由于什么不愉快的事（他从不跟人家闹纠纷），而是为了让两个男孩能得到最好的教育。

虽然他们的习惯截然不同，观点尖锐对立，而且利沃夫年龄要比列文大几岁，但这个冬天他们交上了朋友，彼此很友好。

利沃夫在家里，列文不经通报走进屋去。

利沃夫身穿束腰带的家常便服，脚蹬中筒麂皮靴，戴着一副青蓝色镜片的夹鼻眼镜坐在扶手椅里，在读一本放在跟前斜面读书桌上的书。他一只纤巧的手夹着一支已燃了一半的雪茄，小心地伸得离身子远远的。

一看见列文，他那张清秀、还年轻的脸——一头闪着银光的鬈发使这张脸显得越发仪容高贵——顿时笑逐颜开。

“好极了！我正想打发人去找您呢。嗯，吉提怎么样？坐这儿，可以舒坦些……”利沃夫站起来，挪过一把摇椅。“您读过最近一期《圣彼得堡杂志》吗？我认为好看极了。”他带着一点法语音调说。

列文向他讲述了从卡塔瓦索夫口中听来的彼得堡社会言论，谈了一会儿时事政治，还述说了与梅特罗夫的相识，以及去参加纪念会的种种情况。利沃夫对这些都很感兴趣。

“我真羡慕您，您能进入颇有意思的学术界，”利沃夫说，他打开了话匣子，照例马上改讲他讲起来更为流利的法语，“说实话，我也没有空。一大堆公务和管教孩子的事让我忙不过来。另外，我还有羞于启齿的原因，那就是我以前受的教育太不够。”

“我不这么认为。”列文笑吟吟地说，像以往一样，对他这种全然不是故意装出来的自谦，这种真心实意的内心表白觉得十分感动。

“嗯，正是这样！我现在觉得以前受的教育太少。为了教育两个孩子，我甚至必须复习以前学过的知识，简直是从头学起。另外，孩子不仅需要教师，还需要督学，就像您搞农业这一行既需要劳动者，也需要监工一样。瞧，我正在读这本书，”利沃夫指指摊开在斜面书桌上的一本布斯拉耶夫[1]编写的语法课本说，“他们要米沙弄懂语法，这可太难了……来，您给我讲解讲解。这里是说……”

列文对他说，这种语法现象是搞不明白的，只能靠死记硬背。可是利沃夫不同意他的说法。

“哦，您是在笑话我！”

“恰恰相反，您无法想象，我看见您，就会想到学习面临的事情——如何教育孩子。”

“哎，没有什么好学的。”利沃夫说。

“我只知道，”列文说，“我没见过比您的孩子更有教养的孩子，也不敢希望我有比您的孩子更好的孩子。”

利沃夫显然克制着自己的兴奋心情，但脸上还是绽开了笑容。

“只要他们将来胜过我就行。这就是我的全部希望所在。您真不知道，”利沃夫说，“管教我两个在国外生活上放纵惯了的孩子真吃力啊。”

“这一切都可以弥补。他们是很有天赋的孩子。重要的是抓紧品德教育。看到您的孩子，我就会想到这个问题。”

“您说要抓紧品德教育。您不能想象，这做起来多么困难！这一方面的缺点刚改掉，那一方面的问题又出现了，于是又得抓紧教育。要是不依靠宗教这根支柱——您记得我跟您以前谈过——任何一个做父亲的只凭自己的力量是教育不好孩子的。”

这场列文始终很感兴趣的谈话，蓦地被穿戴完毕就要出门的美人儿娜塔莉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走进来所打断。

“嗨，我不知道您在这里，”她说，显然对打断这种她早已熟知并已听厌了的谈话不但不表示歉意，反而觉得高兴。“哎，吉提怎么样？我今天要到你们家去吃饭。我说，阿尔谢尼，”她对丈夫说，“你叫一辆马车去吧……”

接着，夫妻俩商量起如何安排一天的事情：丈夫因公务要去会见一个人；妻子要去听音乐会，还要去参加东南委员会的大会，因此有许多事情得作出决定和安排。列文作为自家人，应当参与这种商量。最后作出决定：列文和娜塔莉娅坐车去听音乐会，然后去参加大会，他们从那里打发马车去办公室接阿尔谢尼，随后由他去接妻子，把她送到吉提家；或许那时阿尔谢尼公务还没处理完，那就让马车再回来，由列文送她去。

“瞧，他简直把我捧上了天，”利沃夫对妻子说，“老是说我们的孩子怎么怎么好，可我清楚，他们身上还有那么多坏毛病。”

“阿尔谢尼总喜欢走极端，我一直这么说他，”妻子说，“要是事事都寻求十全十美，那永远不会满意。爸爸说得对，他们教养我们的时候，走了极端，让我们挤在阁楼里，而他们自己在二楼大房间。现在恰恰相反，做父母的睡储藏室，而孩子倒住二楼正房。如今做父母的简直可以不用活了，一切都为了孩子。”

“要是心甘情愿，那有什么呢？”利沃夫笑容可掬地说，一边还触摸她的手。“你这么说，不认识你的人还以为，你不是孩子们的亲妈，是后妈呢。”

“是的，走极端无论如何是不好的。”娜塔莉娅平静地说，同时把他那把裁纸刀放到桌上固定的地方。

“哎，过来吧，完美无缺的孩子。”利沃夫对两个走进门来的漂亮男孩说，他们向列文鞠了一躬，然后走到父亲跟前，显然想问他什么事。

列文当时很想跟他们聊聊，听听他们对父亲说些什么，可是娜塔莉娅插进来同他们说起话来，这当口利沃夫的同事、身着御前侍从制服的马霍京走进房间来，要接利沃夫一起去会见什么人。他们一见面，又滔滔不绝地谈起赫尔采戈温、科尔津斯卡娅公爵小姐，谈起杜马，以及阿普拉克辛娜的猝死。

列文忘了自己接受的一项使命。及至走过前厅，他才想起来。

“哎呀，吉提嘱咐我跟您谈谈有关奥勃朗斯基的事。”利沃夫送妻子和列文出去，在楼梯口止步的时候，列文说。

“是的，是的，妈妈想叫我们两连襟去给他点厉害瞧瞧，”利沃夫脸涨得通红，微笑着说，“那为什么非要我去呢？”

“那我去给他点厉害瞧瞧，”娜塔莉娅披着一件白色的狗皮斗篷，等他们谈完，莞尔一笑说，“嗯，咱们走吧。”

五

上午的音乐会演出了两个非常精彩的节目。

一个节目是《荒野里的李尔王》幻想曲，另一个节目是纪念巴赫的四重奏。这两部乐曲都是新作，具有新的风格，因而列文很想就这两部作品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把大姨子送到她的座位上之后，就站在一根圆柱旁，全神贯注，侧耳细听，用心品味。他举目望去，老是看见系白领带的乐队指挥摆动着双手——这往往分散人们对音乐的欣赏——老是看见那些为了来听音乐会戴上帽子、却把帽带紧紧系在耳朵上的太太，老是看见那些要么对什么都兴味索然，要么对什么都兴致勃勃、唯独对音乐不感兴趣的人，他竭力不分心，不破坏音乐给他的印象。他也竭力避开那些音乐行家和唠叨鬼，站在那里瞧着下方的舞台，细心听着。

《李尔王》这首幻想曲他越往下听，越是觉得自己无法作出明确的评价。乐曲不断重复引子部分，好像在积蓄用音乐来表达的某种情感，可是一下子又出现变奏，变成一段段的新乐句，有时甚至变成作曲者随意创作的、毫无联系的异常复杂的声音。这种若断若续的乐段，虽说有时听来还很美，但令人不舒服，因为都是突如其来的，使人毫无思想准备。欢乐也罢，哀伤也罢，绝望也罢，亲热也罢，高兴也罢，都是无缘无故冒出来的，就像疯子的情感。而且这种情感的消失也好像疯子一样，是出人意料的。

在整个演奏过程中，列文总有一种聋子看跳舞的感觉。乐曲演奏完了，他还是莫名其妙，一点没听懂，由于注意力过于集中反而一无所获，只觉得浑身疲惫不堪。四面八方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全体起立，开始走动、说话。列文想知道别人有何印象，以解开心中的疑团，于是就去找一些对音乐在行的人。他恰好看见一位著名音乐家正在和他熟识的佩斯佐夫交谈，觉得欣喜无比。

“太动听了！”佩斯佐夫用浑厚的低音说，“您好，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表现考狄利娅[2]来临，表现这位女性，永恒女性[3]，与命运搏斗的那一段，音乐节奏特别明快生动，层次也特别丰富多彩。您说是不是？”

“这里怎么会有考狄利娅呢？”列文迟疑地问，压根儿忘了这部幻想曲是描绘荒原里的李尔王的。

“有考狄利娅……瞧！”佩斯佐夫说，一边用手指弹弹拿在另一只手里的、如缎子般光亮的节目单，把它递给列文。

这当儿列文才想起幻想曲的标题，匆忙看了看印在节目单背面的、译成俄文的莎士比亚几句诗。

“没有这份节目单就听不懂了。”佩斯佐夫转过身对列文说，因为刚才跟他交谈的那个人已经离去，他没有人可交谈的了。

幕间休息时，列文与佩斯佐夫争论起瓦格纳[4]乐派的优缺点来。列文说，瓦格纳及其所有门生的错误在于，他们想把音乐引入其他艺术领域，就如诗歌创作所犯的错误一样，它不该去描写本该由图画来描绘的形象，并为了证实这种谬误所在，他举了一位雕塑家的例子。这位雕塑家臆想在一座诗人雕像四周的大理石台座上雕刻出正在飞升的诗中人物形象的幻影来。“雕塑家手下的人物幻影不像幻影，它们甚至像贴在梯子上的怪物。”列文说。他很欣赏这句话，但他不记得以前是否对佩斯佐夫说过这句话。说罢，他觉得有点发窘。

佩斯佐夫则说，艺术是一个整体，只有把各种艺术融合在一起，才能达到最高的境界。

音乐会的第二个节目列文就无法听下去了。佩斯佐夫站在他身边，几乎一直在跟他说话，批评这部乐曲过分追求形式上的朴素，并把它与拉斐尔[5]前派绘画中的“素朴”风格作比较。走出音乐厅的时候，列文又遇到许多熟人，跟他们又谈了一会儿时事政治、音乐，以及共同朋友的情况。他也遇到了博利伯爵，可是把要去拜访他的事早已丢到脑后了。

“嗯，那就现在去吧，”娜塔莉娅得知列文忘了去拜访博利伯爵，便这样说，“也许，那里不接待客人，那您就到会场里来找我。您在那里一定能找到我的。”

六

“也许，现在不接待客人吧？”列文走进博利伯爵夫人宅邸的大门，问道。

“接待，请进吧。”门房说，一边断然地帮他脱下外套。

“真恼人！”列文叹着气摘下一只手套，整了整帽子，心里想，“唉，我来干吗？瞧，我跟他们有什么可谈的？”

列文穿过前客厅，在客厅门口遇见博利伯爵夫人。她忧心忡忡，板着脸对女仆吩咐着什么。看见列文，她微笑着请他到隔壁一间小客厅里坐，那里正传来说话声。小客厅里，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和列文熟识的莫斯科的一位上校坐在扶手椅里。列文上前向他们一一问好，然后在长沙发旁坐下，把帽子放在膝盖上。

“尊夫人身体怎么样？您去音乐会了吗？我们没能去。妈妈去参加追荐仪式了。”

“是的，我听说了……真想不到她会走得这么快。”列文说。

伯爵夫人走进来，坐在沙发上，也问了他妻子的身体状况，了解了一下音乐会的情况。

列文一一作了回答，接着再次问起阿普拉克辛娜猝然死亡的情况。

“不过，她的体质一直很虚弱。”

“您昨晚去听歌剧了吗？”

“去了。”

“卢卡唱得好极了。”

“是的，好极了，”列文把自己听到无数次的、对这位才华横溢的歌唱家的赞誉重复了一遍，全然不顾旁人对他会有什么想法。博利伯爵夫人装作在听。直到他说够了，闭口不吭声了，默不作声的上校这才开腔。他说的也是有关歌剧和舞台灯光之类的事。末了，上校说将在秋林家举行一场狂欢节舞会，然后纵声大笑着站起来，离去了。列文也站起来，但是从伯爵夫人的脸色上看出，他还不到离去的时候。还得待两分钟。于是他又坐下来。

但是他觉得就这么瞎扯真无聊，又找不出另外话题，只得沉默不语。

“您不去参加大会吗？据说很有意思。”伯爵夫人开口了。

“是的，我已答应去接我的大姨子。”列文说。

随后出现了沉寂。母女俩又互递了一下眼色。

“哦，现在似乎该走了。”列文思忖着，站起来。女士们同他握手，请他向夫人多多问候。

门房帮他穿上外套，一边问他：

“请问老爷，您在哪里落脚？”问罢，马上把住址登记到一个装帧精美的大册子里。

“当然，我无所谓，但心里毕竟不痛快，简直无聊透顶。”列文心里想，只得用大家都如此干的想法安慰自己。于是他坐车去会场，去那里找大姨子，把她接回家。

委员会的公开大会上人头攒动，上流社会人士几乎都来了。列文到那里，正赶上大家都认为非常精彩的时事评述。时事评述结束后，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这时列文遇见斯维亚日斯基，后者请他今晚一定去参加农业协会的会议，会上要宣读一篇生动的报告。接着他又遇见了刚从赛马场来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以及其他许多熟人。列文又同他们聊了聊，听他们谈了对大会、新的乐曲和诉讼程序的种种看法。大概由于他开始感到大脑过分疲劳的缘故，在说到诉讼程序时，竟说错了话，事后多次回想起这件事，觉得十分懊悔。大家还谈起一个外国人在俄国被判罪受处罚的事，都认为把他驱逐出境的做法不正确，这时列文就把自己昨天从一个熟人那里听来的话又述说了一遍。

“我认为把他驱逐出境，就如同要处罚一条狗鱼，把它放回到河里去一样。”列文说。后来他想起，他当时以为这个想法是从一位熟人口中听来的，事实上这句话出自克雷洛夫寓言，那位熟人也是转述报上小品文中的一句话。

列文把大姨子送到家，看见吉提神情愉快，安然无恙，就到俱乐部去了。

七

列文来到俱乐部正是时候。贵宾和会员们几乎与他同时到达。列文很久没到俱乐部来了，自从他走出大学校门，住在莫斯科，进入社交界以后从未来过。他还记得俱乐部，记得俱乐部建筑物的外部细节，可是那时俱乐部留给他的印象现在已完全淡漠。但是，马车一驶入呈半圆形的、宽敞的院子，他跨下马车，登上台阶，佩肩带的门房赶紧迎上前来，悄没声儿地给他拉开门，向他鞠躬行礼，他一看见过道里那些套鞋和外套——来这里的人都认为，在楼下脱掉套鞋比穿着上楼要省事，他一听见那通报他前来的神秘的铃声，登上铺着地毯的平缓的楼梯，瞥见楼梯口那座雕像，又在楼上大门口看见第三个穿着俱乐部制服的熟识的门房，神态苍老，不紧不慢地打开门，细瞧着他这个客人，这时候，俱乐部那久已淡忘的印象，那休闲消遣、优雅舒适、高贵华丽的印象又充溢在他的心头。

“请把帽子给我，”门房对列文说，列文忘了把衣帽留在过道里的规矩。“您很久没来了。老公爵昨天已给您预定了位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还没来。”

这位门房不仅认识列文，而且知道他的亲朋好友，当即提到他的几位知交。

列文走过第一个围着屏风的大厅，然后往右经过一个坐着水果商人的隔开的房间，超过一个缓慢走着的老人，最后走进人声嘈杂的餐厅。

他从一张张几乎都坐满人的桌子旁走过，打量着一个个宾客。前后左右进入他眼帘的人们各色各样，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有点头之交，也有至交。没有一个面露愤愤不平和焦虑不安的神色。大家似乎都把烦恼和忧虑连同帽子一起撇在了过道里，准备逍遥自在地享受一下物质生活，尝尝人生的快乐。在座的有斯维亚日斯基、谢尔巴茨基、涅维多夫斯基、老公爵、渥伦斯基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

“啊，你怎么迟到了？”老公爵笑嘻嘻地问，一边把手从肩头伸给他。“吉提怎样？”他整了整塞在纽扣眼里的餐巾，又问了一句。

“没什么，她身体很好。她们三个在家里吃饭。”

“哦，又要东拉西扯了。我们这儿没空位子了。你到那张桌上去，赶快占个位子。”老公爵说，接着转过身，小心地接过一盘江鳕鱼汤。

“列文，上这儿坐！”稍远处有个和蔼可亲的嗓音高声叫道。他是图罗夫岑。他跟一个年轻军人坐在一起，他们身边搁着两把翻倒着的椅子。列文兴冲冲地走到他们跟前。他一直很喜欢这个爱喝酒玩乐、但心眼很好的图罗夫岑。看见他，就会联想起他当年向吉提求婚的事。而眼下，在思想高度紧张的谈话之后，在他看来，图罗夫岑这副敦厚的模样特别令人喜欢。

“这两个位子是给您和奥勃朗斯基留的。他马上就来。”

这位身子笔挺、两眼总含笑意的军人是彼得堡人哈金。图罗夫岑给他们互相作了介绍。

“奥勃朗斯基总是姗姗来迟。”

“啊，瞧，他来了。”

“你刚到吗？”奥勃朗斯基说，快步朝他们走来。“太好了。你喝伏特加吗？那好，来吧。”

列文站起来，同他一起走到一张摆着伏特加和各式各样冷盘的大桌子旁。按理说，从二三十种下酒菜中总是可以挑出几种合口味的，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特地点了一种冷盘，一个站在桌旁、穿制服的侍从立刻端来所点的冷盘。他们各自喝了一杯伏特加，然后回到座位上。

他们还在喝鱼汤，哈金就要了一瓶香槟酒，并吩咐斟满四只玻璃杯。列文没有拒绝哈金敬的酒，而且自己又要了一瓶。他饥肠辘辘，津津有味地又吃又喝，同时兴致勃勃地参加知交之间愉快而又随便的交谈。哈金压低嗓音，述说了彼得堡一个新的趣闻，虽说这个趣闻说起来不成体统，也很无聊，但令人捧腹大笑。列文听了，不禁纵声大笑，以致邻座的人都转过头来瞧他。

“这个趣闻有点儿像《这我可无法忍受！》那个故事。你知道这个故事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简直绝了！再来一瓶！”他对侍者说，然后讲起那故事来。

“彼得·伊里奇·维诺夫斯基敬你们俩的酒来啦。”一个老侍者端来两杯斟在精致玻璃杯里的、气泡翻滚的香槟酒，打断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话，对他和列文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端起一杯酒，同桌子另一端的那个蓄火红色唇髭的秃顶男人互递了一下眼色，微笑着向他点点头。

“他是谁？”列文问。

“你在我那里遇见过他一次，记得吗？是个挺好的小伙子。”

列文也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那样笑着点点头，端起酒杯。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故事很有趣。列文讲了一则逸闻，也颇受大家喜欢。随后话题又转到马匹，议论起今天的赛马，谈到渥伦斯基那匹“缎子”如何一往无前地获得头奖。谈着谈着，列文几乎都没注意这顿午餐是怎么过去的。

“啊！瞧，他们来了！”午餐结束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一边从椅背上探过身去，向随同一个身材高大的近卫军上校向他走来的渥伦斯基伸出手去。渥伦斯基脸上也显露着俱乐部里人人都有的那种欢快而又舒心的神情。他快活地搭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肩，对他低声说些什么，接着又带着同样欢快的微笑向列文伸出手去。

“很高兴见到您，”渥伦斯基说，“我那天在选举大会上找您来着，但是别人告诉我，您已经走了。”

“是的，我当天就走了。我们刚才还在谈论您的马呢。我向您表示祝贺，”列文说，“您的那匹马跑得真快。”

“按说，您也有赛跑的马呀。”

“不，我父亲曾经有过，但我现在还记得，还懂得点儿。”

“你在哪儿吃饭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我们在圆柱后面的第二张桌子吃的。”

“大家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高个子上校说，“这是他第二次获得皇帝的奖赏。如果我打牌也能像他赛马那么幸运就好了。”

“唉，别浪费宝贵时光了。我可要到‘地狱’那里去了。”上校说，随即离去了。

“他是亚什温。”渥伦斯基回答图罗夫岑的问话，一边在他们旁边一个空位子上坐下。他把敬他的酒一饮而尽，又要了一瓶。不知是受俱乐部气氛的影响呢，还是多喝了几杯，列文与渥伦斯基开怀畅谈起良种牲口来，并为自己对这个人不再有任何敌意而感到高兴。他甚至还顺便提起，他听妻子说，她曾在玛丽亚·鲍里索夫娜公爵夫人家遇见过他。

“嗨，玛丽亚·鲍里索夫娜公爵夫人，真是个可爱的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接着讲述了她的一桩趣闻，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渥伦斯基笑得尤为由衷欢畅，以致列文不由得觉得他们俩已完全和好了。

“嗯，结束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站起来，微微一笑说，“走吧！”

八

列文离开桌子，觉得自己走起路来两条胳臂摆动得特别轻松而又匀称。他和哈金一起经过一个个高敞的房间，向弹子房走去。穿过大厅时，列文遇到了岳父。

“嗯，怎么样？你喜欢我们这个消遣娱乐场所吗？”老公爵挽起他的一条胳臂，说，“来，我们去走走。”

“我正想随便走走看看。这地方真有趣。”

“是的，你觉得有趣。可我的兴趣与你不一样。你瞧这些老人，”他指着一个脚蹬软皮靴，步履蹒跚地向他们走来的，弯腰驼背、嘴唇干瘪的老人（也是俱乐部成员）说，“你以为他们生来就是这样的‘浑蛋’？”

“怎么是‘浑蛋’？”

“瞧，你不知道这个俗称。这是我们俱乐部里的术语。你知道滚蛋游戏吧，一个鸡蛋滚得次数多了，就变成‘浑蛋’了。我们这些哥儿们也是如此，经常到俱乐部来，来得次数多了，终将变成不中用的‘浑蛋’。瞧，你还笑，我们这些老兄弟们已经看到，自己都快变成老‘浑蛋’了。你认识切琴斯基公爵吗？”老公爵问，列文从他脸上看出，他准备讲什么可笑的事。

“不，不认识。”

“哦，怎么会不认识呢！切琴斯基公爵遐迩闻名。嗯，那也没关系。要知道，他可是个打弹子迷。三年之前他还算不上是个老浑蛋，还余勇可贾呢。他把别人叫做老浑蛋。可是近来有一次，他上俱乐部来，我们的门房……你知道瓦西里吗？喏，就是那个胖子。他很会说俏皮话。切琴斯基问他：‘哎，瓦西里，来了哪些人啦？有没有老浑蛋？’瓦西里对他说：‘您是第三个。’是的，老弟，他就是这么回答他的！”

列文和老公爵一边聊着，不时向遇见的熟人问好，一边在各个房间里转悠：一个大房间里摆着几张牌桌，那些老牌迷正在捉对打赌注不大的纸牌；休息室里人们正在下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坐在沙发上与人交谈；弹子房里，在房间拐角处的长沙发旁聚着一帮人，在喝香槟酒，显得十分快活，哈金也在内。他们也去“地狱”里看了看，在一张桌子旁围着一群赌徒，亚什温也坐在那里。接着，他们轻手轻脚地走进昏暗的阅览室。在那里的带灯罩的灯下，一个怒容满面的青年坐着在翻阅一本本杂志，一个秃顶将军在专心致志地看书。随后他们走进被老公爵叫做“智囊室”的房间。那里有三位先生在劲头十足地谈论时事新闻。

“公爵，请过来吧，都准备妥了。”老公爵的一位老伙伴发现了他，说，于是老公爵走了。列文坐下听了一阵，但是想起今天早上所听到的全部谈话，他蓦地觉得无聊透了。他匆忙站起来，去找奥勃朗斯基和图罗夫岑，和他们待在一起才觉得快活。

图罗夫岑端着一大杯酒，坐在弹子房的高背长沙发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渥伦斯基在房间一侧的门旁谈论着什么。

“她倒不是觉得苦闷，但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进退两难的处境……”列文听到这样的话，想赶紧离开。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叫住了他。

“列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喊道。列文发现他眼眶里虽没有泪水，却是湿润的，他平时喝了酒，或者动了感情往往是这样。眼下他这两种情况都有。“列文，别走。”说着，他紧紧抓住他的胳膊肘，显然无论如何也不愿放他走。

“这是我真诚的朋友，几乎可以说是最知心的朋友，”奥勃朗斯基对渥伦斯基说，“你也是我最知心、最珍贵的朋友，我希望并预料，你们一定会友好相处，彼此接近，因为你们俩都是好人。”

“嗨，那我们只好亲吻了。”渥伦斯基善意地开玩笑说，一边伸出手去。

列文连忙抓住向他伸来的手，紧紧握住。

“我非常、非常高兴。”列文握着他的手说。

“喂，侍从，来一瓶香槟酒。”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喊道。

“我也非常高兴。”渥伦斯基说。

虽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有这样的愿望，他俩也有这样的愿望，但是他们却没什么可说的，而且两人都感觉到这一点。

“你知道不，他不认识安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渥伦斯基说，“我一定要带他去见见她。咱们走吧，列文！”

“真去？”渥伦斯基说，“那她一定会很高兴的。我真想现在就回家去，”他补了一句，“可是我放心不下亚什温，我想再待一会儿，等到他赌完再走。”

“怎么，他赌起来很糟吗？”

“老是输，现在只有我才能管得住他。”

“那好吧，我们来打盘三角怎么样？列文，你打吗？嗬，太好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摆好三角。”他对记分员说。

“早就摆好了。”记分员回答，他已经把弹子摆成了三角形，在滚红弹子玩呢。

“好，打吧。”

一盘打完之后，渥伦斯基和列文坐到哈金那张桌子边，接着列文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之邀打起纸牌来。渥伦斯基时而在桌子边坐下，被纷纷向他走来的熟人所包围，时而到“地狱”去瞧瞧亚什温又输了多少。列文觉得这种小憩使他消除了早晨的那种精神疲劳，令人心情舒畅。结束同渥伦斯基的敌对关系使他感到欣喜，他心中始终觉得安宁、体面和满足。

打完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挽住列文的胳膊。

“嗯，那我们去看看安娜吧。现在就去吗？哦？她现在在家。我早就答应她要带你去见她的。你今晚打算到哪里去？”

“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去的地方。我答应斯维亚日斯基去农业协会。好吧，我们走吧。”列文说。

“太好了，我们走吧！去瞧瞧，我的马车来了没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仆人说。

列文走到牌桌跟前，付清了他打牌输掉的四十卢布，接着又跟那个站在门口、不知用什么神奇的本事记住账目的老侍者结清了在俱乐部里的全部花销，随后一本正经地摆动双臂，穿过一个个房间朝大门口走去。

九

“奥勃朗斯基老爷的马车过来！”门房用气冲冲的低音喊叫。马车驶来，奥勃朗斯基和列文登上马车。马车驶出俱乐部大门的最初一刻，列文还沉浸在俱乐部里那种安宁、舒适和体面的气氛中。但是一驶上大街，他就感觉到马车在高低不平的路上颠簸，听见迎面而来的马车夫愤怒的吆喝声，瞅见黯淡的灯光下一家小酒馆和一爿小铺的红色招牌，俱乐部里的那种印象顿然消失。他思索起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禁自问，他去看安娜是否得当。吉提会怎么说？但这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让他沉思默想，似乎已猜透他的心事，消除了他的疑虑。

“你能与她相识，我有多么高兴呀，”奥勃朗斯基说，“你知道，多莉早就有这个愿望了。利沃夫也常去她家。虽说她是我妹妹，”他继续往下说，“可我敢说她是个杰出的女人。等会儿你会看到的。她的心境十分痛苦，尤其是现在。”

“为什么尤其是现在呢？”

“我们正在跟她丈夫交涉离婚的事。她丈夫也同意了，但是在儿子问题上眼下又出现了麻烦，这件本该早已了结的事一拖就是三个月。只要一离婚，她就与渥伦斯基结婚。这种陈规陋习多么无聊，谁也不信它，可它却妨碍人们的幸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又说了一句，“嗯，到那时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处境就如你我一样明确了。”

“那麻烦究竟出在哪里呢？”列文问。

“唉，说来话长，而且又很无聊！我们这儿一切都是模棱两可的。可实际上，她为了等离婚，在这儿，在莫斯科已住了三个月，这里大家都认识她丈夫，也认识她；她任何地方都不去，不会见任何一个女友，除了多莉，因为，你要明白，她不愿意别人出于慈悲来看望她；那个傻呵呵的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也认为待在她这里有失体面，离她而去了。在这种状况下，要是换了别的女人，早就灰心丧气了。可是她，你会看到，她依然井井有条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依然举止沉稳，依然保持自己的尊严。车夫，往左拐，就是教堂对面的那个小巷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大声喊道。“嚄，好热呀！”他说，一边把已经解开纽扣的皮大衣敞得更大些，虽说气温只有零下十二度。

“她还带着个女儿，她大概为女儿忙着吧？”列文说。

“看来，你把每个女人都看做是围着小家庭转的人，看做是抱窝的母鸡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她们要忙，那就一定忙孩子。是的，她大概教养女儿挺出色，但是没听她说起过她女儿。她首先忙于写作。我看得出，你在讥笑，你不必这样。她在写一部儿童作品，对任何人也没说过，她只念给我听过，我把这部手稿交给了沃尔库耶夫……你知道，这个出版商……他自己大概也是个作家。他很在行，据他说，这部作品写得很精彩。你以为她是个女作家吗？压根儿不是。她首先是个富有感情的女人，这你会看到的。现在她又收养了一个英国小姑娘，而且还要忙整个家庭的活儿呢。”

“怎么，她做起慈善事业来了？”

“瞧你，尽往歪点子上想。不是什么慈善事业，而是由衷的同情。他们，也就是渥伦斯基，有个专门调教马的英国人，是个驯马行家。他经常狂饮滥喝，得了震颤性谵妄[6]，撇下了一家子。安娜看到这情形，就帮助他们，对他们十分关心，现在他一家都由她来照管。她也不是一个动口不动手的人，不是光出钱负担他们的生活，为了让那些孩子能进中学，她亲自给他们补习俄语，并把那个小姑娘接到身边。等一会儿，你会看到这个小姑娘的。”

马车驶进院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下了车，在停着一辆雪橇的门口使劲拉了一下门铃。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问前来开门的仆人，安娜是否在家，就径自走进门厅。列文跟着走进去，可心中越来越起疑，他这么做是否得当。

列文照了照镜子，看见自己脸色通红，但他认为自己没有喝醉，于是跟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后面登上铺着地毯的楼梯。到了楼上，一个仆人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鞠躬行礼，就像对一个老熟人那样。他问仆人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那里有没有客人，仆人回答说有沃尔库耶夫先生在。

“他们在哪里？”

“在书房里。”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列文走过镶有深色护壁板的小餐厅，踩着柔软的地毯走进光线幽暗的书房，那里亮着一盏罩有深色大灯罩的油灯。墙上还点着一盏反光灯，映照着一幅很大的女人全身像，这幅像不由得吸引了列文的注意力。这是米哈伊洛夫在意大利时为安娜作的肖像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到花墙后面，说话的男人嗓音沉寂下来，这时候列文正瞧着在熠熠闪烁的灯光照射下呼之欲出的肖像，目光怎么也不愿离开它。他甚至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也听不见别人在谈些什么，只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幅精美绝伦的肖像画。在他看来，这不是一幅画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妩媚动人的女人。她长着一头乌黑的鬈发，袒肩露臂，长有柔软毫毛的嘴唇上泛着若有所思的淡淡笑容，用一种让他感到不好意思的眼神洋洋得意而又含情脉脉地瞅着他。要说她不是活的，只是因为她实际上要比活着的女性都更美丽。

“我很高兴，”他蓦地听到身边有个显然是对他说的声音，那是他叹为观止的画像里那个女人的声音，安娜已从花墙后面出来迎接他。列文在书房里那幽暗的灯光下看清了画中所画的女人，她身穿五色斑斓、底色为深蓝的连衣裙，但已不是画中的那种姿势，也不是画中的那种表情，却显示了画家在画中所描绘的那种极顶的美。她在现实中并不那么光彩照人，却有一种画中所没有的、新的迷人的神韵。

十

安娜站起身来迎接列文，也不掩饰见到他的喜悦之情。她大大方方地向列文伸出有力的小手，把他介绍给沃尔库耶夫，然后又指指长着一头火红色头发的漂亮小姑娘，说这个在干针线活儿的小姑娘是她的养女。安娜的言行举止总是沉稳端庄，洒脱自然，这是列文所熟识和欣赏的上流社会妇女的风度。

“我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她重复说，这句普普通通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不知何故使列文听来具有特别的意义。“我早就知道您，并且喜欢您，由于您与斯季瓦的友好交往以及您夫人的缘故……我与您夫人匆匆见过一面，可是她留给我的却是宛如美丽的鲜花般的印象，她真像是一朵鲜花呀。听说，她快做母亲了！”

她不紧不慢、口气随便地说着，有时把视线从列文身上移到哥哥身上。这时列文觉得自己给她的印象是良好的，同她相处马上会感到轻松愉快而又随和，仿佛从小就认识她似的。

“我跟伊万·彼得罗维奇之所以到书房里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安娜是否可以抽烟，她这么回答说，“就是为了抽支烟。”然后用目光示意了一下列文，意思是问：他抽不抽烟？她把玳瑁烟盒移过来，取出一支烟。

“你今天身体怎么样？”哥哥问她。

“没什么。就是像平常那样，神经有点紊乱。”

“画得惟妙惟肖，是不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发觉列文瞧着那幅肖像，说。

“我没看见过画得这么好的肖像。”

“太逼真了，是不是？”沃尔库耶夫说。

列文把视线从画像上移到画像的原型身上。当安娜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脸上顿时泛出一种特别的光辉。列文涨红了脸，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他想问安娜，她是否好久没看见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但这当口安娜先开了口：

“我刚才与伊万·彼得罗维奇谈起瓦先科夫最近创作的一些画。您看到过这些画吗？”

“我看到过了。”列文回答。

“请原谅，刚才我打断了您的话头，您想说……”

列文问她是否很久没见到多莉了。

“昨天她在我这儿，她为格里沙的事对学校非常生气。拉丁语教师对他好像不公道。”

“是的，我看到那些画了。可我不太喜欢。”列文又接上了原来的话茬。

列文现在说话完全不像这天早晨那样刻板，同安娜交谈字字句句都含有特别的意义。同她说话很是愉快，听她说话更是愉快。

安娜说话不仅真诚、随和，而且非常聪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高见，却很重视对方的想法。

接着话锋转到艺术的新流派，议论起法国一位画家新近给《圣经》作的插图。沃尔库耶夫责难那位画家把现实主义弄到了庸俗不堪的地步。列文说，法国人在艺术上比什么人都刻板，因此他们把回归现实主义看做是作出了特殊功绩；他们就是把不说谎看做诗。

列文还从来没说过一句使他如此得意的机巧话。安娜冷不丁听到这个想法，大为欣赏，顿时容光焕发，满面生辉。她笑了。

“我笑，”她说，“就像别人看见一幅十分逼真的肖像画一样发出由衷的笑。您的话说到点子上了，道出了当今法国艺术的特点，包括绘画，甚至包括文学：如左拉、都德等一些作家的特点。但也可能事情往往是这样，从虚构的模式化的形象中产生概念，然后进行综合，虚构的形象用腻了，那时就会构思出比较真实、比较合理的形象来。”

“这话说得太对了！”沃尔库耶夫说。

“这么说，您到俱乐部去过了？”安娜问哥哥。

“哦，哦，多有见地的女性！”列文思忖着，一边出神地凝视着她那张漂亮而又神情多变的脸，发觉她的脸色突然沉了下来。列文没听见安娜凑过去对哥哥说了些什么，但是对她脸上表情的变化不觉大吃一惊。原先那张娴雅恬静的脸蓦地表现出一种异样好奇、愤怒和高傲的神色，不过只停留了一会儿工夫。随后她又眯缝起眼睛，仿佛在回忆什么往事。

“嗯，不过，这谁也不感兴趣。”她说，接着又对英国小姑娘说：

“请吩咐他们在客厅里摆上茶。[7]”

小姑娘站起身，走出去了。

“哦，她考试及格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考得出色极了。这小姑娘能力挺强，脾性又温柔。”

“那你爱她一定会多于爱自己的孩子。”

“瞧，真是男人说的话。爱是不分多少的。我爱女儿是一种爱，爱她又是另一种爱。”

“我刚才还在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说，”沃尔库耶夫说，“如果她能把用在这个英国小姑娘身上的精力的百分之一投入到教育俄国儿童的公益事业上，那她会作出重大的贡献。”

“唉，随便您怎么说，我可做不到。阿列克谢·基里雷奇伯爵十分鼓励我（说到阿列克谢·基里雷奇伯爵这几个字时，她用恳求的、怯生生的目光瞥了列文一眼，他不由得报之以尊敬和认可的眼色），鼓励我在乡下办学校。乡下我倒去过几次。那里的孩子们都很可爱，可是我怎么也不喜欢干这种工作。您说在这方面我要花精力。可精力来源于爱。爱不能强求，也不能靠命令。瞧，我爱这个小姑娘，可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爱她。”

说着，安娜又瞧了列文一眼。她的笑容和眼神都告诉他，她的一番话是说给他听的，她尊重他的意见，而且预先就知道，他们是互相理解的。

“我完全理解这一点，”列文说，“一个人不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办学校、办诸如此类的慈善事业上，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慈善机构总是收效甚微。”

她沉默了一会儿，嫣然一笑。

“是的，是的，”她肯定说，“我可永远做不到。我可没有那么开阔的胸怀。去爱孤儿院里所有那些令人讨嫌的小女孩。这我永远做不到。有多少女人就是靠这一手为自己攫取了社会地位，如今此风越来越盛，”她面带悲哀、坦率的神情说，表面上她在对哥哥说，可实际上显然是对列文说的。“目前我很需要做一些实事，但是不能做。”说着，她突然皱起眉头（列文看出，她皱眉头是因为此刻她又谈到自己本身），然而，她很快把话锋一转，对列文说：“我知道人家对您有闲话，说您是个不好的公民，我听到，总是竭力为您辩护。”

“那您究竟怎么为我辩护的呢？”

“这要看别人是怎样攻击您的。不过现在大家喝点茶好吗？”安娜站起身，拿起一本皮面装帧的本子。

“交给我吧，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沃尔库耶夫指指本子说，“这很有价值。”

“噢，不，这还没有最后定稿呢。”

“我对他说起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指指列文对妹妹说。

“用不着这么做。我写的东西就好像是丽莎·梅尔卡洛娃常卖给我的那种监狱里做出来的雕花小篮子。她在主管慈善协会的监狱部，”她对列文说，“那些不幸的人显示了神奇的耐心。”

列文在这个异常可爱的女人身上又发现了一个新特点。除了聪慧、娴雅和美丽外，她还有诚实的品行。她不想对列文隐瞒自己举步维艰的处境。说罢，她叹了口气，脸上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像石头一样呆然。这种表情使她的面容变得比以前更加楚楚动人。但这是另一种表情，完全超出了画家在肖像中所描绘的那种闪耀着幸福的光辉，并把幸福散发给别人的神情。列文又瞧瞧肖像和她本人，看着她挽起哥哥的手，走进高大的门里，不由得对她产生了连他自己都觉得惊异的柔情和爱怜。

安娜请列文和沃尔库耶夫到客厅里去，自己和哥哥留下谈一些事情。“是谈论离婚，谈论渥伦斯基，谈论他在俱乐部里做的事，还是谈论我？”列文心里想。她同哥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谈些什么，这个问题使他坐立不安，以致他几乎没在听沃尔库耶夫在对他述说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写的这部儿童小说的长处。

喝茶时，大家继续进行愉快的、内容充实的谈话。不仅不需要找寻话题，相反，大家都觉得来不及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自己情愿克制着不说。这场谈话由于安娜的关注和不时穿插的评论，不论他们谈些什么，不论安娜本人说的也好，沃尔库耶夫说的也好，还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的也好，都有特殊的意义。

列文一边听着这场有趣的谈话，一边欣赏着她——她的美丽、聪慧、富有教养以及她的纯朴与真诚。他又听又说，而且一直在考虑她的情况，琢磨她的精神生活，竭力揣摩她的感情。他以前曾严厉地谴责过她，如今却以一种奇怪的思维方式为她辩护，同时不由得对她产生怜悯之情，并担心渥伦斯基不能完全理解她。十点多钟，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起身准备离去（沃尔库耶夫在此之前已经走了），列文却似乎觉得自己刚来。无奈，他只得站起来，依依不舍地告别。

“再见，”安娜握住他的手，用诱人的目光瞧着他的眼睛说，“我很高兴，坚冰已被打破。”

她放开他的手，眯起眼睛说：

“请转告您的夫人，我一如既往地喜欢她，如果她现在还不能谅解我的处境，那就希望她永远也别谅解我。她要谅解，就得经历我所经历的那种生活，愿上帝保佑她别再受这个苦。”

“嗯，我一定转告……”列文红着脸说。

十一

“多么美丽、可爱而又可怜的女人哪！”列文跟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到寒冷的屋外，心里思忖。

“哦，怎么样？我对你说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发现列文已被完全征服，于是说。

“是的，”列文若有所思地回答，“真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女性！不但聪明，而且极其真诚善良。她现在的处境，真让人替她难过呀！”

“愿上帝保佑，眼下一切都能很快处理妥当。嗯，目前还不要先下论断，”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一边打开车门。“再见，我们不同路。”

安娜的形象久久萦绕于列文的脑际，他回想着与她交谈的每一句最朴实的话，回忆她脸上出现的各种细微的表情，想着想着，对她目前的处境越来越同情，越来越替她难过，他就这样回到了家。

到家后，库兹马禀告列文，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安然无事，她的两个姐姐刚走，接着交给他两封信。列文当即在前厅里拆开读了，免得以后分散精力。一封是管家索科洛夫写来的。他在信中说，小麦售不出去，每俄石售价只有五个半卢布，可是眼下别的地方又筹不到款。另一封是他姐姐写来的。她在信中责怪他还没有把她的事办妥。

“好吧，既然提不起价，那就五个半卢布一俄石卖掉吧，”列文立即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头一桩事情，这在过去可要把他难倒了。“奇怪，在这儿怎么老是忙忙乎乎的，”他想到第二封信。他觉得对不起姐姐，因为她托他的事迄今还没办妥。“今天我又没去法院，可今天确实抽不出空。”他拿定主意明天一定去办，就到妻子那里去了。他边走边匆匆地回想这一天的事情。这一整天尽是谈话：听别人谈话，自己也参与谈话。所谈的种种话题，要是他还独个儿待在乡下，那他决计不会感兴趣，可是在这里他却觉得都很有趣。他的谈吐不俗，只有两件事还有点欠缺。一是他谈到狗鱼的事，另外就是对安娜的怜悯有点过头。

进了房间，列文看出妻子郁郁不乐。她们三姐妹在一起吃饭本来是很愉快的，但到了时间左等右等不见他回来，大家觉得无聊，两个姐姐走了，只剩下吉提孤零零一个人。

“哎，你在外面干些什么呀？”吉提瞧着他那双令人生疑的眼睛，问道。但为了不妨碍他和盘托出，她故作漫不经心，面带赞许的微笑，听他述说怎样消磨一个晚上。

“嗨，我遇见了渥伦斯基，真是太高兴了。同他在一起我觉得一点儿也不拘束，十分随便。你要知道，往后我再也不跟他见面了，不过以前那种令人难堪的局面已经结束，”他说，想起自己刚说再也不跟他见面，却立刻去看望安娜，不禁脸红了。“瞧，我们常说，平民百姓爱喝酒，可我不知道谁更爱酗酒，是平民百姓呢，还是我们这一阶层的人。平民百姓只有过节才喝点儿，可我们……”

然而吉提对议论平民百姓喝酒之类的事不感兴趣。她看到列文脸红了，很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嗯，后来你去了哪儿？”

“斯季瓦死乞白赖地要我跟他去看望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

说到这儿，列文的脸涨得更红了，他去看望安娜这件事做得是否合适，这个疑问终于释然了。他现在清楚了，不应当去看望她。

提到安娜的名字，吉提的眼睛就瞪得大大的，闪着亮光，但她竭力克制自己的情感，掩饰内心的焦虑不安，以假象来蒙骗他。

“噢！”她只应了一声。

“我去过了，你大概不会生气吧。斯季瓦要我去，多莉也希望我去。”列文继续说。

“嗯，是的。”她嘴上这么说，但是从她眼睛里可以看出她在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这状况不是什么好兆头。

“她是个非常可爱，又非常、非常可怜的好女人。”他说起安娜及其日常活动的情况，也说了安娜请他转达的问候话。

“是的，不消说，她很可怜，”他讲完后吉提说，“你接到谁的来信？”

列文告诉她是谁的来信，从她平静的语调中他看不出她有什么不满，于是就去换衣服了。

他回到房间里，看见吉提还坐在那把扶手椅上。他走到她跟前，她对他瞅了一眼，就号哭起来。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列文嘴上这么问，可心里已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你准是喜欢上这个贱女人，她把你给迷住了。我从你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来。对了，对了！这会有什么结果呢？你在俱乐部里没完没了地喝酒，还赌钱，接着又到……谁那里去了？不，我们还是离开这儿……我明天就走。”

列文久久无法使妻子平静下来。末了，他只得承认，对她的怜悯加上酒力使他当时晕晕乎乎，因而受到安娜颇有心计的引诱，并表示他以后一定回避她，这才使她安下心来。随后他坦率地说，在莫斯科住久了，老是吃吃喝喝，空谈闲聊，他竟变得糊里糊涂了。他们俩一直谈到深夜三点钟。这时候夫妻俩才得到和解，躺下睡觉。

十二

安娜送走客人，没有坐下，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虽说她整个晚上无意识地使出浑身解数，想唤起列文心中对自己的爱恋（她最近一个时期对所有年轻男子都是如此），虽说她知道，一个晚上她就使一个成了家的正派男人对她的倾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且她也很喜欢列文（尽管从男人的观点看来，渥伦斯基与列文有巨大差别，但作为一个女人，她看出了他俩的共同之处，这也是吉提同时爱上了渥伦斯基和列文的原因），可是列文一走出屋子，她就不再想他了。

有一个想法，仅仅一个想法，以各种不同方式久久萦绕于她的脑际。“既然我对别人，对这个已有家室并爱着自己妻子的男人如此有诱惑力，为什么他竟对我这么冷漠？……冷漠倒也不是，他是爱我的，这我知道。但是现在有一种新的情势使我们之间产生隔膜。为什么整个晚上都不见他的踪影？他叫斯季瓦捎来口信，说他不能把亚什温撇在那里，他得管住他赌钱。亚什温是小孩吗？即使这是真话（他倒从来也不说假话），那话里也有别的意思。他有意借机向我显示，他还有其他义务。其实这我也知道，对此我不表示异议。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给我看呢？他想向我证明，他对我的爱不应妨碍他的自由。可是我不需要这种证明，我需要的是爱情。他也应该清楚，我在这儿莫斯科的生活有多么艰难啊。难道我这算是过日子吗？我简直不是过日子，而是在等待久拖不决的事情的了结。又没有回音！斯季瓦说，他不能去找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又不能再写信。我没法子，又无从着手，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只能克制，安心等待，同时找些事儿解解闷——像英国家庭生活方式那样生活，搞点写作，读点书什么的。但这一切都是自我欺骗，不过是吗啡罢了。他应当可怜我呀。”她喃喃自语，同时觉得顾影自怜的泪水禁不住涌出了眼眶。

这时安娜听到渥伦斯基一阵急促的拉铃声，急忙擦去眼泪。她不只是擦去眼泪，还马上坐到灯下，翻开一本书，装出一副安然无事的模样。得让他知道，他没有像他说的那样按时回来，她很不满意，然而仅仅是不满意，但千万不能流露出哀伤的神情，更主要的是，不能让他看出她自爱自怜的心情。她可以自己怜悯自己，不需要他的怜悯。她不愿夫妻间发生争吵，也经常指责他想吵架，但是现在她自己也摆开了吵嘴的架势。

“喂，你不觉得寂寞吧？”渥伦斯基兴冲冲地走到她跟前，说。“赌博可真是一种可怕的嗜好！”

“不，我不觉得寂寞，这种寂寞我早已习惯了。斯季瓦来过，列文也来过。”

“是的，他们想来看望你。那么，你喜欢列文吗？”他说，一边在她身旁坐下。

“非常喜欢。他们走了不长时间。亚什温怎么样？”

“他赢过，赢了一万七。那时我叫他走。他准备走了。可是又回去了，结果现在还是输了。”

“那么你为什么要留在那里呢？”她冷不丁抬眼瞥了他一眼，问。她脸上的表情冷淡而又带有敌意。“你对斯季瓦说，你留下是要把亚什温带走。可末了你还是把他撇下了。”

他的脸上同样显现出准备吵架的冷峻表情。

“一，我没有请他给你捎过什么口信；二，我从来不说谎话。更主要的是，我想留下便留下了，”他皱着眉头说，“安娜，干吗要这样？干吗要这样？”渥伦斯基停顿一下又说，一边向她俯下身去，伸出手，张开手掌，希望她能把手放在他手掌里。

这种想讨好她的脉脉温情使她高兴。但是一种古怪的敌意却不允许她屈从于自己的感情，好像一触即发的气氛不允许她就此屈服。

“自然，你想留下就留下。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何必要对我说这些话呢？何必呢？”她说，情绪越来越激昂。“难道谁会剥夺你的这种权利吗？你想证明自己有理，那就算你有理好了。”

渥伦斯基捏拢手指，抽回手，侧过身去，脸上显现出比先前更为执拗的神情。

“你真是固执透顶，”安娜对他凝视了一会儿，蓦地想出能说明他这种惹她恼火的表情的字眼来，“地地道道的固执透顶。对你来说，这只是能否在我面前逞强的问题，可对我来说……”她又为自己可怜，几乎要哭起来了。“你真不知道，这对我是个什么问题呀！我感觉到你现在对我怀有敌意，确实怀有敌意，你真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真不知道，此时此刻我濒临绝望，我真害怕，害怕自己！”说着，她扭转身去，掩饰自己的痛哭。

“唉，我们在说些什么呀？”他发现她那悲观失望的神色不觉大吃一惊，又俯下身去，抓起她的手吻了一下，说，“这是为了什么呀？难道我在外面寻欢作乐？难道我平时不是尽量避免同女人交往吗？”

“但愿如此！”她说。

“好吧，那你说我该怎么样才能让你放心呢？只要你幸福，我什么都愿意做，”他说，他被她的绝望心情所打动，“只要能让你摆脱像现在这样的痛苦，我有什么做不到呢？安娜！”他说。

“没什么，没什么！”安娜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因为这种孤单的生活，还是神经……嗯，我们不说了。赛马怎么样？你还没有说给我听呢。”她问，一边竭力掩饰得意洋洋的神情，因为在这场争吵中她毕竟得胜了。

渥伦斯基吩咐开晚饭，随后就给她讲述赛马的详情细节。但是她从他的语气中，从他那变得越来越冷峻的目光中看出，他并不服气她的胜利，她曾竭力反对的那种固执的神情又在他身上出现了。他现在对她比刚才更冷淡，好像后悔不该向她屈服。这时她想起使她获得这场争吵胜利的那句话：“我濒临绝望，我真害怕自己。”她顿时明白，这种武器是危险的，下回不能再用了。她感觉到，除了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那种爱之外，他们之间还出现了对立的魔鬼，她既无法把它从他身上撵走，更无法把它从自己心中驱逐出去。

十三

没有不能习惯的生活环境，尤其是看到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生活。要是三个月前，列文真不会相信，在他如今所处的那种生活环境里能无忧无虑，能毫无目的、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而且入不敷出，在狂饮滥喝（他对俱乐部里的活动只能这么说）之后，他跟妻子以前爱过的男人保持不伦不类的友好关系，又不明不白地去看望那个只能称为贱妇的女人，而且受了这个女人的引诱，惹得妻子很伤心——在这种生活环境里，他竟然能无忧无虑地过日子。而且在疲惫不堪、彻夜未眠和狂饮滥喝之后能安然酣睡。

早晨五点钟，吱嘎的开门声惊醒了他。他倏地跳起来，四下张望。吉提不在床上，没躺在他身边。但间壁后面灯光摇晃，他听到了她的脚步声。

“有什么事？……有什么事？”他睡意蒙眬地问，“吉提！有什么事？”

“没什么，”吉提秉烛从间壁后面走出来，说，“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她面带特别亲切和意味深长的微笑说。

“什么？开始了？开始了？”列文忐忑不安地说，“得打发人去……”说着，他急急忙忙穿衣服。

“不，不，”她面带微笑伸手制止说，“大概，没什么。我只是觉得稍稍有点不舒服。不过现在过去了。”

她走到床头，熄灭蜡烛，躺下，平静了。虽然列文觉得她屏息静气似的静谧，特别是当她从间壁后面走出来对他说“没什么”时所现出的那种温柔而又兴奋的神情有点令人捉摸不透，但是这时他睡意正酣，立时又沉沉入睡了。事后他才回想起她那屏息静气似的沉静，才明白她躺在他身边，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女人一生中最重大事情的来临时，她那可敬可爱的心灵中的种种感受。七点钟，她伸手轻轻推推他的肩膀，压低声音叫醒他。她仿佛在内心斗争，既希望跟他说话，又不忍心叫醒他。

“科斯佳，别害怕。没什么。看来……得派人去请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

蜡烛又亮着。吉提坐在床上，手里拿着她最近一直在织的毛衣。

“千万别惊慌失措，不打紧的。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她望着列文惊惧的脸说，把他的一只手按在自己胸口，接着又把它贴在自己嘴唇上。

列文急忙一跃而起，一时晕头转向，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睛。他穿上外套，站在那里，一直瞧着她。他应该去了，可是他不忍离开她的目光。他喜欢她那面庞，也熟知她的表情和眼神，可是他从未看到她现在这个模样。回想起昨天她那副悲痛欲绝的样子，他就觉得自己在她面前，在现在的她面前是那样的卑鄙可耻！从睡帽下边露出一圈柔发的那张红润的脸，此刻闪射出欢欣和毅然决然的光辉。

虽说吉提的性格一般少有做作和虚假，但列文此刻发现，她心灵揭去了一切遮掩，心灵的内核在眼睛里熠熠闪烁，这一切都暴露在他面前，他还是感到惊奇。她——列文所爱的这个女人——身上这种纯朴真诚的本质显现得更清楚了。她面带笑容瞧着他，蓦然她双眉抖动一下，她抬起头，快步走到他跟前，抓住他的手，整个身子紧靠着他，让他感受到她那热乎乎的气息。她在受苦，仿佛在向他诉说自己的苦楚。最初一瞬间，列文习以为常地觉得，这又是他的不对。但她的眼神中满含柔情蜜意，这说明她不仅没有因为所受的痛苦责怪他，反而爱他。“如果这不是我的不对，那会是谁的不对呢？”列文不由得思忖道，一边找寻着造成这种痛苦的罪魁祸首，准备去惩处他，可是找不到。吉提在受苦，在诉苦，但又在为这种痛苦而洋洋得意，并觉得愉悦和喜不自禁。他发现，她心灵中发生了一种美好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变化？他无法明白。这已超出了他理解的范围。

“我打发人去接妈妈了。你快去请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科斯佳！……没事儿，已经过去了。”

吉提从他身边走开，去拉铃。

“嗯，现在你走吧，帕沙就要来了。我没事儿。”

这时列文惊异地看到，她拿起夜里带来的毛衣，又着手编织起来。

列文从一扇门走出去，恰好听见一个侍女从另一扇门进来。于是他在门口站住，听到吉提在向侍女详细吩咐什么，并和她一起移动床铺。

他穿上衣服，趁套雪橇的当口（因为还没有出租雪橇），又跑回卧室，他觉得不是双脚跑回去的，而是插上双翅飞去的。两个侍女在卧室里小心仔细地搬动东西。吉提走来走去，飞快地干着编织活儿，一边还在吩咐侍女。

“我立刻去请医生。已经有人去接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了，可我顺便再去一下。还需要什么？对了，去一下多莉家，是不是？”

吉提瞅了瞅他，显然没有听清他说了什么。

“是的，是的。去吧，去吧。”她眉头紧锁，向他挥挥手，急急地说。

他刚走进客厅，突然听到从卧室里传来一声凄厉的呻吟，过后又沉寂下来。他停下脚步，好一阵子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是的，是她的声音。”他自言自语，接着抱着头跑下楼去。

“啊，上帝保佑！宽恕我们，帮助我们吧！”他絮絮叨叨地说着骤然冒到嘴边的这些话。他这个不信教的人，此刻不仅嘴里这样反复说着，而且他清楚，他心存的种种怀疑也罢，凭理性不可能相信的事实也罢，都丝毫不妨碍他向上帝祈求帮助。一切怀疑和理性，现在已从他心灵中消失。不难想象，此刻他不向支配着他生命、灵魂和爱情的上帝祈求，能向谁祈求呢？

马还没有套好，列文要应付面临的种种事务，觉得自己体力不支，身心特别紧张。为了不浪费一分钟，他不等马套好，就先步行走了，并吩咐库兹马随后赶来。

在拐角处，他遇见一辆疾驶而来的出租雪橇。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身穿天鹅绒外套，头上裹着一方头巾，坐在轻便雪橇上。“谢天谢地！谢天谢地！”他喜出望外地认出淡黄头发的她，喃喃地说。此刻她那瘦小的脸上显出一副特别严肃、甚至有点刻板的表情。他没有吩咐雪橇停下来，却在一旁跟着往回跑。

“那么已有两个来小时了吧？不会再多吗？”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问，“您去接彼得·德米特里奇，但不要催他。再到药房买点鸦片来。”

“那么，您认为会平平安安吗？啊，上帝，拯救我们吧！”列文看见自己家的马从大门里跑出来，念叨着。他跳上雪橇，坐在库兹马旁边，吩咐去医生家。

十四

医生还没有起床，仆人说，他昨晚“睡得很晚，吩咐过不要叫醒他，他不一会儿就会起床的”。仆人正在擦灯罩，看来干得十分专注。仆人擦灯罩的这种专心致志和对列文家的事情的漠不关心，起初着实令列文吃惊，但回头一想，随即明白，别人谁也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他的情感，因而他做事要更为沉稳，更为深思熟虑，更为果断，用以敲掉这堵冷漠的墙，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要着急，不放过任何机会。”列文自言自语，同时觉得自己体力越来越充沛，精神越来越旺盛，足以应付当前的一切事情。

列文得知医生还没起床，就从他设想的各种行动步骤中选定了如下一种：叫库兹马拿着便条去请另一位医生，自己去药房买鸦片。要是他回来，医生还没起床，那就贿赂一下那个仆人，倘若他还是不肯去叫，那就无论如何硬要他去把医生叫醒。

在药房里，一个干瘦的药剂师正在给等在那里的马车夫包药粉，神态同那个擦灯罩的仆人一样冷淡，拒不卖给列文鸦片。列文竭力不急不躁，不发火，说出医生和接生婆的名字，向他说明买鸦片的用途，说服药剂师卖给他鸦片。药剂师用德语询问间壁后面的店主能不能卖，得到同意后，他才拿出药瓶和漏斗，慢吞吞地从大瓶里倒一点到小瓶里，接着贴上标签，封上瓶口，并且还打算包扎起来，尽管列文恳求他不用这么做。这下列文忍耐不住了，一把夺过他手里的药瓶，从玻璃大门里跑了出去。回到医生家，医生仍没起床，仆人此刻正在铺地毯，还是不肯去叫醒他。这时，列文不慌不忙地掏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一面不失时机地把钱递给他，一面口气缓慢地解释，说彼得·德米特里奇（以前列文觉得如此微不足道的彼得·德米特里奇眼下竟变得这样举足轻重！）曾答应他随时都可以出诊，因此现在去叫醒他，他准不会生气。

仆人答应下来，上楼去了，请列文到候诊室里等。

列文听到门内医生在咳嗽，走动，漱洗和说话。这样大约三分钟过去了。列文似乎觉得过了一个多小时。他无法再等下去了。

“彼得·德米特里奇，彼得·德米特里奇！”他用恳求的声音对着打开的门说，“看在上帝分上，请您原谅我。您就这样接待我吧。我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了。”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医生回答，列文听到他一边说一边在笑，觉得惊异。

“稍等片刻……”

“马上就好。”

医生穿靴子花了两分钟；穿衣服和梳头又花了两分钟。

“彼得·德米特里奇！”列文又用哀切的嗓音说，这时候医生走了出来，他已穿好衣服，梳好头。“这种人真是没有心肝，”列文心里想，“我们都快急死了，他却在梳头！”

“早晨好！”医生一边向他伸出手，同他握手，一边若无其事地对他说，似乎在逗弄他。“别急嘛。有什么好急的？”

列文把妻子的状况讲得尽可能地详尽细致，甚至讲了一些不必要的细枝末节，并不时请求医生立即同他一起回去。

“您不必着忙。您没有这方面经验。实际上我用不着去，既然答应您了，那我会去的。但不要匆忙。您请坐，要不要来杯咖啡？”

列文瞧了瞧医生，眼神似乎在问，他是不是在嘲笑他。其实医生并没有嘲笑他的念头。

“这我知道，我知道，”医生面带微笑说，“我自己也是个有家有口的人，但我们男人在这个时候往往是最可怜巴巴的。我有个女病人，她丈夫在这种时候总是往马厩里跑。”

“那么您认为会怎么样，彼得·德米特里奇？您认为会顺顺当当吗？”

“从一切征候来看，会是顺产。”

“那么您马上就去吗？”列文面带愠色瞧着端咖啡进来的仆人，说。

“再过一小时。”

“不，看在上帝分上，不能再耽搁了！”

“嗯，那么让我把咖啡喝了。”

医生开始喝咖啡。两人都沉默不语。

“这下把土耳其人打得够厉害的。您看了昨天的电讯吗？”医生说，一边嚼着面包。

“不，我不能在这儿等下去了！”列文跳起来，说，“那么一刻钟后您一定来吗？”

“半小时后。”

“说真的？”

列文回到家，公爵夫人也恰好赶到，于是他们一起走向卧室。公爵夫人眼眶里噙着泪水，两手直发颤。她看见列文，就抱住他哭泣起来。

“怎么样，亲爱的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她抓住迎着他们走来的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的手问，接生婆的脸色显得既喜气洋洋，又忧心忡忡。

“情况良好，”她说，“您要劝她躺下，这样会好受些。”

自从早晨醒来，得知妻子将要分娩那一刻起，列文就拿定主意，不胡思乱想，不妄加猜测，坚决克制住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不破坏妻子的情绪。另一方面，他还要安慰她，鼓起她的勇气，自己怎么也要挺过当前这个关口。列文打听到这事儿通常需要五小时左右，就提前做好思想准备，来挺过这难熬的五小时，他觉得自己能够做到，甚至不让自己去想将会发生什么，会有什么结局。但是他从医生那里回来之后又看到吉提痛苦不堪的模样，他越来越频繁地仰起头，长吁短叹，一遍又一遍地念叨：“啊，上帝！请宽恕我们，拯救我们吧！”他觉得害怕，唯恐自己忍受不了，会放声大哭，或者跑到户外去。他已觉得痛苦难忍，而时间只过了一小时。

此后又过了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连他自己设定的忍耐极限——五小时也过去了，情况依然如故。他只得一直忍着，因为眼下除了忍着，毫无其他办法，但每时每刻他都觉得已经达到忍耐的极限，他的心眼看着就会因痛苦不堪而破裂。

时间一分一秒、一小时一小时地逝去，他内心的痛苦和恐惧不断地增长，变得越来越厉害。

此时在列文眼中，生活中的一切常规——没有它们是不可想象的——已不复存在。他失去了时间概念。有时候，吉提把他叫到身边，他抓住她那时而异常有力地紧紧攥住他的手，时而又把它推开的汗津津的小手的短短几分钟，他觉得像是几小时，有时候，几小时他竟觉得只是那么几分钟。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请列文到屏风后面去点一支蜡烛，这时他感到惊异，才知道已经黄昏五点钟了。要是别人告诉他现在只是上午十点钟，他倒不大会觉得奇怪了。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大清楚，就像他不太清楚现在是什么时候一样。他看到她这张灼热发红的脸时而显得困惑不解和痛苦不堪，时而又露出笑容，给他以宽慰。他看见公爵夫人满脸通红，神色紧张，一头灰白的鬈发蓬乱着，她咬住嘴唇，强忍着眼泪；他看见多莉，看见抽着粗粗的烟卷的医生；他还看见脸色显得坚定果断、给人以宽慰的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以及双眉紧锁、在大厅里踱来踱去的老公爵。他们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走的，以及他们待在什么地方，他一概不清楚。公爵夫人一会儿同医生一起待在卧室里，一会儿又在摆了一张铺着桌布的饭桌的书房里；忽而走来走去的公爵夫人成了多莉了。后来列文记得，别人打发他到什么地方去。有一次差遣他去搬桌子和沙发。他干得很起劲，以为这是为吉提干的，事后才知道，这是为他自己过夜腾地方。后来又打发他到书房里去问医生什么事，医生回答了他，接着又说起杜马里乱糟糟的情况。随后又打发他去公爵夫人卧室去取一尊有银质镀金衣饰的圣像。他跟公爵夫人的一个老女仆爬到小柜上去取，他竟打碎了一盏长明灯，女仆安慰他别为妻子着急，别为打碎一盏灯难过。他把圣像拿来放在吉提的床头，极力塞在她枕头后面。但是这一切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干的，为什么这么干，他都不清楚。他同样闹不明白，为什么公爵夫人抓住他的手，怜悯地望着他，请他安下心来；为什么多莉劝他吃点东西，把他从房里带出去；为什么连医生都严肃而又深为同情地瞧着他，给他喝了点药水。

列文只知道和只觉得，眼下发生的事与一年前省城医院里尼古拉哥哥临死时那一幕颇为相似。但那是哀伤的事，而这是高兴的事。但是，不论是那种悲还是这种喜同样都超出生活的常规，就像是这种寻常生活中的小孔，通过这些小孔看到一种崇高的意境。眼下正在发生的事也同样令人痛苦，同样折磨人，人的灵魂在窥视这种崇高意境时，也同样不可思议地升华到从未有过的、理性所不能企及的那种高度。

“唉，上帝啊！宽恕我们，拯救我们吧！”他不断地念叨着，虽然他长期与宗教十分疏远，但是此时此刻却像孩提时代和青少年时代那样虔诚而又自然地祈求上帝。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心情。一种是，他不在吉提身边，同一支接一支猛抽粗粗的烟卷、随后把烟卷在积满烟灰的烟缸边捺灭的医生，同多莉，同公爵在一起谈论午餐，谈论政治，谈论玛丽亚·彼得罗夫娜的病，这时列文暂时完全忘记了正在发生的事，好似一觉初醒；另一种是，他在她跟前，在她床头，他的心痛苦得就要裂开，他就不停地祈求上帝。然而，每当从卧室里传来喊叫声，他便从忘忧中猛醒，但接着他重又陷入最初那种古怪的、懵懵懂懂的状态。每次一听到她的叫喊，他就跳起来，跑去为自己辩白，但半道上想到他并没有过错，这时他真希望能保护她，帮助她。但是看到她，他又立即明白，他帮不了她的忙，于是又觉得惶惶不安，口中念叨着：“唉，上帝啊！宽恕我们，拯救我们吧！”处于这种状况，时间过得越久，这两种心情就变得越强烈：他不在她的跟前，他就把她完全给忘了，心情就会越来越平静；在她的面前，她那痛苦万状的情形更加折磨他，自己爱莫能助的心情越加沉重。他跳起来，想逃到什么地方去，但末了还是跑到她身边。

有时候她一次又一次地叫唤他，他就不由得责怪她。但一看见她那温顺的、笑容可掬的脸，听见她说“我可把你折磨苦了”，他就转而怪罪于上帝，然而一想到上帝，他立刻祈求上帝宽恕和开恩。

十五

列文不知时间早晚。一支支蜡烛都已燃尽。多莉来到书房，请医生躺一会儿。列文坐着听医生讲一个招摇撞骗的催眠师的故事，一边盯着他烟头上的烟灰。这是一个歇闲的空当，他马上沉入了昏睡状态，压根儿忘掉了当前的事。他听医生讲故事，倒还听得进去。这时倏地传来一声异乎寻常的喊叫。这喊声太可怕了，列文甚至都不敢跳起来了，但他屏息静气，用恐惧而又询问的目光望着医生。医生侧着头倾听，然后露出赞许的微笑。这一切如此不寻常，列文倒一点儿都不感到惊奇。“想必，理应如此，”他心里想，依然坐着。谁在这么叫呀？他蓦地跳起来，踮着脚尖跑进卧室，从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和公爵夫人身边绕过去，回到床头自己待过的老地方。叫喊声沉寂下来，可是眼下情况发生了变化。究竟是什么变化，他没有看到，即使看到，也不会明白，再说他也不想看到，不想弄明白。但是他从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的脸上看出了变化：她脸色苍白，神情严肃，显得依然那么坚定，虽说她的下巴在微微打战，她的眼睛紧盯着吉提。吉提的脸烧得通红，显得痛苦不堪，一绺头发粘在汗湿的脸庞上，这时她向列文转过脸来，找寻着他的目光。她伸出双手想抓住他的手。她那双汗津津的手紧紧抓住他冰凉的手，把它们贴在自己脸上。

“别离开，别离开！我不怕，我不怕！”吉提急急地说，“妈妈，把我的耳环摘下来，戴着碍事。你不害怕吧？快了，快了，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

她说得很快很快，而且还想笑一笑。但她的脸骤然间变了样，她将他一把推开。

“唉，这简直要我命了！我快死了，我快死了！快来呀，快来呀！”吉提大声喊道，接着又响起撕心裂肺的喊声。

列文两手抱住头，奔出房去。

“没事儿，没事儿，一切都很好！”多莉冲着他的背影说。

然而，不管别人怎么说，他认为眼下一切都完了。他站在隔壁房里，头靠在门框上，听着从未听到过的尖叫和哀号。他知道这阵阵叫声还是吉提的嗓音。他早就不抱希望要孩子了。眼下他简直恨这个婴孩。他甚至都不怜惜妻子的生命，只要能中止这种可怕的受苦受难的场面。

“医生！这是怎么啦？这是怎么啦？我的上帝！”他抓住走进来的医生的一只手，问道。

“快完了。”医生说。他说这话时脸色一本正经，以致列文误认为快完了是指快死了。

他魂飞魄散地跑进卧室。第一眼瞧见的就是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的脸。她眉头皱得更紧，神情更加严峻。吉提面无人色。原先那张脸变成了一个模样紧张、看上去令人可怕的并不时发出尖叫的东西。他把头靠在床栏杆上，觉得自己的心都快碎了。可怖的叫声没有停止，它变得越来越可怕，似乎在达到极点的时候又戛然而止。列文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又无法怀疑：叫声确实停止了，只听见悄然的忙碌声，衣服的窸窣声，急促的喘气声和她那断断续续的、富有生气的、温柔而又幸福的嗓音在低声说：“可完了。”

列文抬起头。她伸出双臂，软弱无力地搁在被子上，此刻显得格外妩媚、恬静的她，默默无言地瞧着他，想笑，却笑不出来。

列文突然觉得，他从熬了二十二个小时的可怕而又神秘的、阴曹地府般的世界一转眼又回到原先的人世间，如今这人世间平平常常的一切都闪烁着令他难以适应的新的幸福光辉。绷紧的弦全都松弛了。突如其来的欣喜若狂的呜咽和泪水涌入他的胸中，来势如此猛烈，以致他激动得浑身战栗，久久说不出话来。

他在床前跪下，抓住妻子的一只手放在嘴唇上吻着，她微微动弹着手指以回答他的亲吻。其时在床脚那边，在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灵巧的手里，宛如灯上的火苗似的晃悠着一个生命体。这个小生命以前从未有过，从今往后他有权活下去，而且懂得自己存在的意义，而且要生儿育女，繁衍后代。

“真可爱！真可爱！还是个男孩哩！大家可以放心了！”列文听到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的声音，她正用颤抖的手轻拍婴孩的背。

“妈妈，真的吗？”吉提问。

回答她的只是公爵夫人的呜咽声。

在一片沉寂中，不料响起一个与屋里压低嗓音的说话声迥然不同的声音，仿佛肯定地回答母亲的问话。这是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新人大胆鲁莽、无所顾忌的啼哭声。

刚才要是有人对列文说，吉提死了，他跟妻子一起死了，并说他们的孩子都是天使，上帝就在他们面前，那他一点儿也不会觉得惊异；可如今他已回到现实世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明白，吉提还活着，而且安然无恙，啼哭不止的小生命就是他儿子。吉提安然无恙，痛苦亦已过去。他的幸福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这一点他懂得，因而感到十分幸福。可是婴孩是怎么回事？他是哪里来的？来干什么？他是谁？……这一点他怎么也闹不明白，思想上总是有疑虑。他似乎觉得这是一种多余的、不必要的玩意儿，对他好一阵子也接受不了。

十六

早上九点多钟，老公爵、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三人坐在列文屋子里，聊了一会产妇的情况，随后就扯起别的话题来。列文倾听他们交谈，一边在不由自主地回忆往事，他回想起今天早晨之前的情形和昨天在此事发生之前他本身的情况，好像一下子过去了一百年。他似乎觉得自己处在一个高不可攀的高峰，他要竭力从那儿往下走，免得面前那三个人心里不痛快。他虽说同他们聊着，心里却一直惦念着妻子，思忖着她目前的状况，也想到儿子，他竭力使自己的思想习惯于他有了个儿子。有了妻室之后，女性天地对他来说，增添了新的难以理解的意义，如今这在他的心目中已上升到他无法想象的高度。他听他们谈论俱乐部里昨天的晚宴，心里却在想：“现在她怎么样了？睡着没有？她觉得怎么样？她在想什么？儿子德米特里是不是在啼哭？”在谈话中间，话还没说完，他冷不丁跳起身来，从屋里跑了出去。

“可不可以去看看她，你们派人告诉我。”老公爵说。

“好吧，马上来人告诉你。”列文回答，他没停步，直往她那儿跑去。

吉提没有入睡，她悄声地同母亲商谈着给孩子施洗的打算。

她梳洗打扮过了，头戴一顶镶蓝边的漂亮的睡帽，仰卧着，两手伸在被子外面。她用目光迎接他，让他到身边来。她的眼睛原本就清澈明亮，随着列文朝她走近，越发显得熠熠生辉了。她脸上的神情发生了好像临死的人要从尘世升入天堂时常有的那种变化；不过那种是表示诀别，这种是表示欢迎。类似他在妻子分娩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激动又涌上他的心头。吉提抓住他的手，问他睡觉了没有。他一时回答不出，意识到自己性格软弱，就赶紧转过头去。

“我倒打了一会儿盹，科斯佳！”她对列文说，“我现在感觉很好。”

吉提瞧着他，突然她脸上的表情发生了变化。

“把孩子抱来给我，”她听到婴孩的啼哭声，说，“来，给我，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也让他看看。”

“嗯，那就让爸爸看看，”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说，一边抱起样子挺奇怪的、红彤彤的、蠕动着的小东西走来。“慢着，我们先给他收拾一下，”说着，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把这个蠕动着的、红彤彤的小东西放在床上，解开襁褓，用一个手指托在婴孩背后，把他翻个身，敷上些什么，接着又包起来。

列文瞧着这个可怜的小生命，千方百计要在心中激起做父亲的对儿子的感情，可是枉然。他对儿子只觉得厌恶。但是当解开襁褓，列文看见赤裸的婴孩晃动着细细的、番红色的小胳膊和小腿，而且长有手指和脚趾，甚至看见大拇指跟其他手指不一样；当他看见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像按住柔软的弹簧似的把张开的两只小手按住，用亚麻布襁褓裹住，对这个生命体的怜悯之心便油然而生，生怕接生婆碰伤他，赶紧抓住她的手。

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笑了起来。

“别担心，别担心！”

婴孩收拾完了，变得像个硬实的洋娃娃，这时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抱起来晃了晃，似乎在为自己的绝活感到骄傲。接着她站到一边，好让列文看到儿子整个漂亮的小脸蛋。

吉提也斜着眼谛视着婴孩。

“给我，给我！”她说，说着甚至想抬起身来。

“您怎么啦，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可不能这么乱动啊！等一等，我马上抱给您。先让孩子的爸爸瞧瞧，他长得多么俊秀！”

说着，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一手托起这个把头藏在襁褓里的、奇怪的、红彤彤的生命体，另一只手的手指托着摇晃的小脑袋，走到列文跟前。这个生命体也长着一个鼻子，两眼睨视着一旁，还咂着小嘴哩。

“真是个漂亮的娃娃！”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说。

列文哀伤地叹了口气。这个漂亮的婴孩只引起他内心的厌恶和怜悯。这绝不是他所预料的那种感情。

当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把婴孩放在他还生疏的母亲的胸脯上的时候，列文马上扭转身去。

蓦地一串笑声引得他抬起头来。这是吉提在笑。婴孩吮吸起奶来。

“嗯，够了，够了！”利扎韦塔·彼得罗夫娜说，可是吉提不肯松手。孩子在她怀里睡着了。

“现在看看吧。”吉提说，把婴孩转过来，好让列文细细瞧瞧。他那张像老头儿似的、有皱纹的小脸一下子皱得更厉害了，这时又打了个喷嚏。

列文面带微笑，勉强忍住深受感动的泪水，吻了吻妻子，然后就从幽暗的房里走了出去。

他对这个小生命体所产生的感情压根儿不是他所预料的。这种感情丝毫没有欣喜的成分，相反，只给心头增添了一种不堪忍受的恐惧。他也意识到这是他情感上的又一种弱点。而且这种意识最初使他感到痛苦，担心这个无能为力的小生命体将来会受苦，这种恐惧十分强烈，因而婴孩打喷嚏时他产生的毫无意义的、奇怪的喜悦和自豪之情竟也没有察觉。

十七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家境十分不妙。

卖森林的钱三分之二已经拿来花掉，剩余三分之一也以百分之十的折扣向商人预支，而且几乎都预支光了。那商人不肯多付一个子儿，再者，去年冬天多莉·亚历山德罗夫娜头一次公开声明，她拥有自己的一份产权，拒绝在出卖所剩三分之一树林而获得钱款的协议书上签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薪俸全部用在家庭开销和偿还无法再拖的小笔欠款上了。现在他简直身无分文了。

这是令人不快的、非常尴尬的境况，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看法，不应当如此继续下去了。他以为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他的年俸实在太少。他的官位五年前的收入显然还是挺丰厚的，如今却不能与人相比了。银行行长彼得罗夫年薪一万二，银行董事斯文季茨基年俸一万七，任董事长的银行创办人米京年收入高达五万。“显而易见，我自己在睡大觉，别人把我给忘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暗暗地想。于是他到处钻营，逢人便打听，到冬末终于寻觅到一个好位子。他先调动七大姑八大姨和亲朋好友从莫斯科发起攻势，到了来年春天，一俟时机成熟，亲自出马上彼得堡。这种职位现在要比以前多了，悠闲舒服，外快多多，年薪多少不等，从一千到五万都有。这是“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公司”理事的职位。这种职位就像诸如此类的其他职位那样，需具备广博的知识和很强的活动能力，但很少有人两者兼而有之。既然找不到兼有这两个条件的人，那么物色一个正正派派的人来承担这份差事总比挑个下三烂之类的要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仅仅是一般的正派人，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正派人，当时在莫斯科大家说的“正派”有特殊的含义，如正派的活动家，正派的作家，正派的杂志，正派的机关，正派的流派等，指的是这些人或者机关不仅正正派派，而且必要时还敢于向政府挑刺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常常出入于盛行这种说法的莫斯科那些社交圈子，被公认为一个正派人，因此他要谋到这个职位比别人更有理由。

这份差事年俸为七千到一万卢布，而且奥勃朗斯基可以不辞去原来的官职而兼任。这事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位部长、一位贵妇人和两位犹太人；这几个人虽说都已通过气，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还必须去彼得堡拜访一下。此外，他还答应妹妹安娜要从卡列宁口中获得关于离婚的明确回音。他向多莉要了五十卢布，就到彼得堡去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坐在卡列宁的书房里，听他读一份《关于俄国财政滑坡之原因》报告，心里盼着他快点读完，好让他谈自己和安娜的正经事儿。

“是的，说得很正确，”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摘下那副少了它就无法读书看报的夹鼻眼镜，询问地瞧了瞧以前的内兄的时候，他说，“细节方面说得也很正确，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原则还是自由。”

“是的，可是我要提出另一个包含自由原则在内的原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特别强调了“包含”这两个字，接着又戴上夹鼻眼镜，想再给奥勃朗斯基读一遍有关的段落。

于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翻动着字迹清秀、两边留有很宽空白的手稿，重新把那个内容很有说服力的段落读了一遍。

“我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不同意实行关税保护政策，而是为了公共福利，对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我都一样看待，”他一边说，一边从夹鼻眼镜上方瞧着奥勃朗斯基。“但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他们只关心个人利益，光是夸夸其谈。”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知道，当卡列宁谈起他们，也就是那些不肯接受他的计划，造成俄国一切灾难的人的思想与行为，那么他的谈话就快结束了。因此他现在宁愿放弃自由原则，对他表示完全同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作声了，若有所思地翻阅起手稿来。

“哎，我顺便说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我想请你方便时对波莫尔斯基说说，我很愿意填补‘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公司’理事的空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这个心想神往的职位的名称已经熟悉，因此他讲起来很流利，而且一字不差。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向他详细询问了这个新近成立的理事会有些什么业务活动，便陷入了沉思。他在斟酌这个理事会的业务活动是否与他的计划有什么冲突。然而，由于这个新机构的业务活动非常繁杂，而他的计划涉及方方面面，他无法一下子作出判断，于是他摘下夹鼻眼镜，说：

“自然，我可以跟他说说；不过，说实话，你干吗要去谋这个职位呢？”

“年薪可观，近九千卢布，而我的开销……”

“九千卢布。”阿历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重复了一遍，皱起眉头。这份高薪的数字不禁使他想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竭力谋求的差使，从这一方面来说，有悖于他计划中始终倾向于节俭的主导思想。

“我认为，而且也写了这方面的文章，我们时代实行的这种高薪制，实质上是我们政府不切实际的经济政策的表现。”

“那么你想怎么办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比如说，银行行长年薪有一万，那是因为他值这些钱。或者，工程师年俸有两万。不管你怎么想，这是合乎实际的事！”

“我认为薪俸是支付给商品的报酬，也应当受供需法则的制约。如果说薪水的制定忽略这个法则，譬如有两位工程师毕业于同一所学院，论学识和能力不分上下，但一个年薪四万，另一个却只有两千；或者，高薪聘请毫无相关专长的律师或骠骑兵去当银行行长，那我可以肯定，这种薪俸不是按照供需法则制定的，简直是损公肥私。这本身就是一种营私舞弊的行为，性质严重，对政府工作造成有害的影响。我认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急忙打断妹夫的话。

“是的，但你得承认，现在创办的无疑是有利可图的新机构。不管你怎么想，这是合乎实际的事！目前最要紧的是，要把事情办得正派。”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并且加重了最后两个字的语气。

可是正派这两个字在莫斯科所指的意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并不清楚。

“正派只是一种消极的特性。”他说。

“不过你还是要大力帮我一把，跟波莫尔斯基说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要是他肯……”

“不过依我看，这事主要取决于博尔加里诺夫的态度。”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博尔加里诺夫那方面完全同意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红着脸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提起博尔加里诺夫脸就通红，这是因为今天早晨他到犹太人博尔加里诺夫家里去过，这次拜访给他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坚信，他想效力的那项事业是有发展前途的正正派派的新事业，但是今天早晨，博尔加里诺夫显然故意叫他在接待室里同其他来访者一起等上两小时，那时他的确感到十分难堪。

他感到难堪，或许因为他奥勃朗斯基公爵，一个留里克王朝家族的后裔，竟然在一个犹太佬家的接待室里等了两小时，或许因为他有生以来头一遭不像前辈那样一心为政府效劳，却独辟蹊径，另谋生路，总之，他觉得十分难堪。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博尔加里诺夫家等候的这两小时里，无奈地在接待室里踱来踱去，不时理理络腮胡子，与其他来访者聊一阵，还想出一句俏皮话来形容自己在犹太佬家等待接见的情形，竭力掩饰自己所感受到的苦涩心情，不让别人甚至不让自己发现。

但是他一直觉得难堪和烦恼，究竟是什么缘故自己也不知道：是由于那句“与犹太佬打交道，等得让人心也焦”这句俏皮话说得不理想，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末了，博尔加里诺夫接见他时显得非常客气，显而易见，让他受了场屈辱而得意洋洋，并且几乎拒绝了他，事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尽快把此事忘掉。眼下一想起来，他就脸红。

十八

“现在我还有件事，你也知道，就是安娜的事要跟你谈谈。”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沉吟片刻，抛开刚才那种不愉快的印象，说。

奥勃朗斯基刚提起安娜的名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脸色霎时大变：原先那种勃勃的生气不见了，出现了憔悴和死气沉沉的神情。

“您到底要我怎么样？”他在扶手椅上转过身来，咔嗒一声折叠起夹鼻眼镜，说。

“作个决定，不论什么决定都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现在与你谈这件事，并不是把你看做一位国务活动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原想说‘一个受辱的丈夫’，但生怕坏事，就改了说法，其实这么说也不合适），只是把你看做一个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基督教徒。你应当可怜她。”奥勃朗斯基说。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卡列宁低声问。

“是的，应当可怜她。要是你像我一样看见她——我和她在一起过了一冬——那你就会可怜她了。她的处境很糟，实在糟透了。”

“依我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更尖细、几乎是尖叫的声音说，“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心想事成，事事如意了。”

“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在上帝分上，我们不要互相指责啦！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你也知道她期待的是什么——离婚。”

“但是我心想，要是我提出儿子留在我身边作为先决条件，那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会拒绝离婚的。我一向就是这样答复的，而且以为这事已经结束了。而且现在我也认为已经结束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尖声说道。

“看在上帝分上，请别发火，”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拍拍妹夫的膝盖，说，“事情并没有结束。你让我把事情的经过三言两语说一下：当初你们分手的时候，你宽宏大量，气量大得不能再大了；你答应给她一切——自由，甚至同意离婚。她为此非常感激你。是的，我说的是实话。她真的很感激你，最初觉得对不起你，她一切都不考虑，一切也无法考虑。她放弃一切。可是现实生活和时间表明，她的处境十分痛苦，简直无法忍受。”

“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生活我不感兴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扬起眉毛，打断他的话头。

“对不起，我可不信你的话，”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委婉提出异议，“她的处境使她痛苦不堪，对其他任何人也没有丝毫益处。你一定会说她这是活该如此。这一点她知道，她对你也不提什么要求。她直截了当地说，她不敢对你提什么要求。但是我，我们所有这些亲属，所有爱她的人都请求你，恳求你。她为什么要受这样的折磨？这样做对谁有好处呢？”

“对不起，您似乎把我放在被告的位置上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不，不，绝对没有，你要理解我的话，”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一边又触摸一下他的手，好像这样就能使妹夫的心软下来。“我只告诉你一点：她的处境很痛苦，你能够减轻她的痛苦，而且你什么也不损失。一切由我来替你安排，你不用操心。再说，你过去已经答应了。”

“过去是答应过的。我原认为，儿子问题的解决也使这件事了结了。此外，我希望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能气量大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脸色发白，嘴唇发抖，吃力地说。

“一切取决于你的宽宏大量了。她请求你、恳求你的只有一件事——让她摆脱当前这种无法忍受的困境。她已经不再要儿子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设身处地替她想想吧。处在目前这种状况，离婚问题是她生死攸关的大事。要不是你从前答应过她，她也就安心在乡下住下去了。是你答应过她，所以她写信给你，她来到了莫斯科。瞧，在莫斯科她碰上一个人，就好像心被捅了一刀似的，她已待了六个月，每天都在盼你作出决定。这一切好比一个判了死刑的人，脖子上套着绞索关了好几个月，随时都可能处死，也可能赦免。怜悯她吧，一切由我来替你安排……你做事很认真……”

“我不是说这事，不是说这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厌恶地打断他的话，“但我答应的也许是我无权答应的事。”

“那么你拒不认账你答应过的事喽？”

“凡是能做到的事我从不拒绝，但是我希望有时间考虑一下，我答应的事能有多少可能性。”

“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奥勃朗斯基跳起来说，“这话我可不信！她这种不幸在可怜的女人中间也是少见的，你可不能拒绝这么一个……”

“得看我答应的事能有多少可能性。你是以自由思想出名的人。我可是个信徒，处理这么重大的事情，我可不能违反教规。”

“就我所知，我们的基督教是允许离婚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我们的教会也是允许离婚的。我们也看到……”

“允许是允许的，但不是这层意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简直认不得你了，”奥勃朗斯基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不是凭基督教的感情要宽恕一切并准备不惜牺牲一切吗？我们不是也很看重你这一点吗？你亲口说过，有人要拿你的外衣，你就把内衣也一起给他。可是现在……”

“我请求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霍地站起来，脸色煞白，下巴颏儿直哆嗦，用尖得刺耳的声音说，“我请求您别再……别再说下去了。”

“哦，是的！好吧，要是我伤了你的心，那就请你原谅，请原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局促不安地微微笑着说，一边伸出手去，“我只不过受别人之托捎个口信罢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伸出手，沉吟了一下，说：

“我得好好考虑一下，请教一下别人。后天我给您最后答复。”他说，似乎想出了什么办法。

十九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想走，科尔涅伊进来禀报说：

“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来了！”

“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是谁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想开口问，但旋即想起来了。

“哦，是谢廖扎！”他说，“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我以为是哪位厅长哩。”这时他想起：“安娜还叫我去看看他呢。”

接着他又想起自己临走时，安娜面带怯生生的、可怜巴巴的表情对他说：“你一定会见到他的。你详细打听一下，他在哪儿，谁在身边照料他。还有，斯季瓦……要是行的话！你说行不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清楚，她说“要是行的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是能办妥离婚手续，儿子最终归她的话……眼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认为，这事儿想也甭想了，不过能见到外甥还是觉得很高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提醒内兄，对他儿子千万别提母亲的事儿，请求他只字不提。

“那次跟母亲见面之后，他害了一场大病，这真是我们始料不及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我们甚至担心他为此会送命。不过，经过合理的治疗和洗了一夏的海水浴，他的健康才得以恢复，现在按医生的忠告，我把他送到学校里去了。的确，同学们的影响对他起了积极作用，现在他身体很健康，学习也很好。”

“嗬，一个多帅的小伙子！已不是原来的那个谢廖扎，而是个像像样样的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望着那个身穿蓝色上衣和长裤、肩膀宽阔的英俊男孩大步流星地、潇洒地走进屋来，面带笑容地说。这男孩看上去健康而又快活。他像对陌生客人一样，朝舅舅鞠了一躬，但瞬间认出面前的人是舅舅，马上脸涨得通红，扭过身去，似乎受了天大的委屈和生什么气。男孩走到父亲跟前，把学校里发下来的成绩单交给他。

“嗯，挺好的，”做父亲的说，“你可以去了。”

“他身子瘦了，个儿长高了，不再是个小孩，而成了个大孩子喽。这真令我高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还记得我吗？”

男孩迅捷地瞥了父亲一眼。

“记得，舅舅。”他瞅了瞅舅舅，回答说，随后又垂下眼睛。

舅舅叫他走近前去，抓住他的一只手。

“嗯，你怎么样？”奥勃朗斯基说，想跟他聊聊，但又不知聊什么。

男孩红着脸没回答，小心翼翼地从舅舅手里抽回手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松开手，他询问似的瞧了父亲一眼，像一只出笼的小鸟儿似的疾步从屋里跑了出去。

从谢廖扎上次见到母亲至今，已有一年光景了。从那时候起，他一直没听到母亲的音信。在这一年里，他被送到学校里念书，认识了许多同学，并喜欢上了他们。那次与母亲相见之后害得谢廖扎生了一场大病的、对母亲的种种思念和回忆，如今已不再使他感兴趣了。每当种种思念涌上心头的时候，他就千方百计加以驱散，认为这是丢人现眼的，只有小姑娘才这么做，一个男孩和小伙子才不应这样哩。他知道父母因发生争吵而分居，也知道他注定要归父亲，于是他要竭力适应这样的想法。

见到面容与母亲颇为相像的舅舅，谢廖扎内心觉得不快，因为引起了他认为丢丑的种种回忆。使他觉得更不快的是，从他等候在书房门口听到的几句话，特别是从父亲与舅舅的脸色上猜到，他们刚才肯定在谈母亲。为了不责怪一起生活并赖以生存的父亲，尤其是为了不沉湎于他认为是丢人现眼的那种多愁善感，谢廖扎竭力不瞧这位跑来扰乱他内心平静的舅舅，竭力克制因他的到来所引起的联想。

但是，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跟着谢廖扎走出去，看见他站在楼梯口时，便招呼他过去，问他在学校里课余时间是怎么打发的，谢廖扎发现父亲不在跟前，就同舅舅聊了起来。

“我们现在都在玩开火车的游戏，”他回答舅舅的问话，“您知道是怎么玩的吗？是这样：两个人坐在一条长凳上，就算乘客。还有一个人站在这条长凳上。其他所有人都来拉火车。可以用手拉，也可以用皮带套住拉，在一个个房间穿来穿去。房门事先都已打开。唉，玩起来列车员可难当了！”

“是不是站着的那一个？”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问。

“是的，干这个的人要勇敢而又灵巧，特别是在火车紧急停车或者有人摔下车去的时候。”

“是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忧伤地瞧着这双活像母亲的眼睛现在变得已经不再像孩子的眼睛那样天真无邪。虽说他答应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对孩子提到安娜，但他还是忍不住了。

“你还记得你妈妈吗？”他突然问道。

“不，不记得。”谢廖扎急忙说，顿时满脸通红，垂下了头。这时舅舅再也无法从他口中问出什么来了。

半小时后，那个斯拉夫家庭教师发现他的学生站在楼梯上，久久弄不明白，谢廖扎是在发脾气还是在哭泣。

“哟，怎么啦？十有八九摔伤了，是不是？”家庭教师说，“我说过，玩这种游戏是很危险的。应当去对你们的校长说说。”

“要是我真的摔伤了，那谁也不会发现。这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究竟出了什么事？”

“别烦我！我记得，还是不记得……这关他什么事？我干吗要记得？别来烦我！”这时候他已经不是在对家庭教师，而是在对全世界说话了。

二十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彼得堡照例不会无所事事，消磨时光。在彼得堡，除了妹妹的离婚和自己谋差使这些事情之外，他照例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振作一下精神，因为在莫斯科，正如他所说的，过了一段霉变的日子。

莫斯科虽然有音乐杂耍咖啡馆和公共马车，但生活依然像一潭死水，毫无生气。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向都有这样的感觉。在莫斯科住了一阵子，尤其老是同家人厮守在一起，总觉得委顿消沉。长时间足不出户地待在莫斯科家里，他常常被妻子的恶劣心境和指责埋怨，孩子们的健康和教育，以及公务上种种微不足道的利害关系，甚至被债务搅得心烦意乱。但是一到彼得堡，他只要到经常去的社交圈子里待上一阵，见到那里的人们都在过日子，而且是真的在过日子，而不是像莫斯科人那样在浑浑噩噩过日子，一切忧愁和烦恼便都烟消云散。

妻子怎么样？……此事他今天刚同切琴斯基谈过。切琴斯基原来已有家有口，孩子都已长大，成了贵胄军官学校学生，但他还有一个非法的家庭，也有几个孩子。虽说头一个家庭也很美满，可是切琴斯基公爵觉得第二个家庭更使他快活。他常常把与前妻所生的长子带到第二个家里。他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认为这样对儿子有好处，能使他增长见识。要是换了在莫斯科，人家对此又会怎么说呢？

孩子又怎么样？在彼得堡，孩子并不打搅父亲的生活。孩子们在学校里受教育，那里也没有在莫斯科流行的——例如利沃夫家里——那种奇谈怪论，说孩子们理应过豪华的生活，做父母的只能做牛做马、劳神操心。在这里人人都懂得，一个人应该为自己而活着，有教养的人都应该那样。

当差又怎么样？在这儿当差也不像在莫斯科那样尽干些没有奔头的苦差事；在这里当差很有意思。可以见到高官显贵，不失时机地为他们效劳，说些聪明机巧的话，因人而异地搞些溜须拍马，这样骤然间就会青云直上，就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昨天遇见的、眼下已成了达官贵人的布良采夫那样。这样当差才有意思哩。

尤其是彼得堡对金钱的看法，无疑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感到心安理得。巴尔特尼央斯基昨天就此事对他发表了一通高论，说照他自己那种生活方式，每年至少要花五万卢布。

午饭前，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谈兴正浓，他对巴尔特尼央斯基说：

“你好像是莫尔德温斯基的知交吧，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替我向他说几句好话。有个职位我很想要，就是南方铁路……”

“好了，别说下去了，反正说了我也记不住……可是你何苦为了吃铁路这口饭去同犹太佬打交道呢？……不论你怎么认为，这活毕竟是肮里肮脏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告诉他这是项前程无量的事业；说了巴尔特尼央斯基也不会理解。

“我需要钱，否则就没法活。”

“你现在不活着吗？”

“活是活着，但是背了一身债。”

“你说什么？债很多？”巴尔特尼央斯基同情地问。

“欠了很多，约摸有两万。”

巴尔特尼央斯基纵声笑了起来。

“嗨，你还是个幸运儿！”他说，“我背的债有一百五十万，而且身无分文，可是你瞧，我活得不是好好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知道这是真情，以前耳听为虚，现在眼见为实。日瓦霍夫负债三十万，手头没一个子儿，可他还照样活着，而且日子过得挺自在！克里夫佐夫伯爵早被大家认为是个穷光蛋了，可他还养着两个情妇。彼得罗夫斯基挥霍了五百万家产，可现在依然过着过去那样的生活，甚至还掌管着财政部大权，年薪有两万卢布呢。除此之外，彼得堡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起到了促进身心愉快的作用。彼得堡唤起了他的青春活力。在莫斯科他时常发现两鬓添了白发，午饭后要打盹儿、伸懒腰，登楼梯气喘吁吁，对年轻女性不感兴趣，在舞会上也不跳舞。在彼得堡他总觉得要年轻十岁。

他在彼得堡所感受到的情形，正像刚从国外回来的六十岁的公爵彼得·奥勃朗斯基昨天对他说的那样。

“我们在这儿不会生活，”彼得·奥勃朗斯基说，“不瞒你说，我在巴登[8]避暑；嗯，真的，我觉得自己完全是个年轻人。看见年轻女人，就打起主意……吃一点，喝一点，就精神勃发，浑身是劲。回到俄国，就得待在妻子跟前，还要到乡下去。唉，说来你也不信，待上两个礼拜后，吃饭时连衣服都懒得换，竟然穿着睡袍。这样一来，哪谈得上去想年轻女人！完全变成一个老头儿了。只等灵魂超升了。可是一到巴黎，又青春荡漾起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感受和彼得·奥勃朗斯基所说的一模一样。在莫斯科他萎靡不振，说实话，照此下去，住久了非得灵魂超升不可。但是在彼得堡，他觉得自己又是个生气勃勃的人了。

在别特西·特韦尔卡娅公爵夫人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之间存在着一种由来已久的、十分奇怪的关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总是轻佻地讨好她，逗趣地说些不成体统的话，因为他知道公爵夫人最喜欢这一套。在与卡列宁谈话之后的第二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去看望她，觉得自己胸中春心荡漾，对她调情似的献媚和胡言乱语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简直不知如何抽身，其实他并不喜欢公爵夫人，甚至厌恶她。但是他们之间谈话腔调仍一成不变，因为公爵夫人非常喜欢他。因此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到来打断他们俩的幽会，反倒觉得高兴。

“啊，您也在这儿，”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看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嗯，您那位可怜的妹妹现在怎么样？您别用这样的目光看着我，”她补了一句，“自从所有人，所有那些比她坏千百倍的人群起而攻击她的时候起，我就认为她做得很漂亮。我饶不了渥伦斯基，安娜上次来彼得堡，他没让我知道。要不，我会去看看她，陪她到处转悠转悠。请一定替我向她问候。好吧，现在您给我讲讲她的情况。”

“是的，她的处境很艰难……”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心眼实，把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说的“讲讲您妹妹的情况”当真，说起安娜的情况来。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我行我素，马上打断他的话头，自己打开了话匣子。

“她所做的，跟除我以外的所有人做的一样。可是别人做得偷偷摸摸，她不愿蒙骗别人，做得漂漂亮亮。她甩掉了您那位愚不可及的妹夫，这事做得再漂亮不过了。我这么说请您别见怪。大家都说他聪明、聪明，唯独我说他愚蠢。现在他与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与朗多打得火热，大家都说他傻呵呵的，我真不愿意同意他们的说法，但是这一回却不能不同意。”

“我有件事闹不明白，想请教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昨天我为妹妹的事去找他，请他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他当时没给我答复，说要考虑一下。今天早晨，我没收到他的答复，却收到一份邀请我今晚去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公爵夫人家的请柬。”

“嗯，对了，对了！”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兴奋地说，“他们一定去向朗多请教，听听他的高见。”

“向朗多请教？朗多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向他请教？”

“怎么，您竟不知道朱尔·朗多，赫赫有名的朱尔·朗多，那个未卜先知的人？他也精神错乱，然而你妹妹的命运就取决于他的意见。瞧您，一直住在外省，生活闭塞，什么也不知道。您不知道，朗多原是巴黎一家商店里的店员，有一次他去看病，在医生的候诊室里沉沉睡着了，在睡梦中他给所有病人治病。他的治病方法无奇不有。事后尤里·梅列金斯基——您知道这位病人吗——的妻子得知此事，就请他去给她丈夫诊治。她丈夫的病治是治了，依我看，毫无起色，因为他还是那么虚弱，可是他们依然相信他，还把他带来带去。后来又把他带到俄国来。到了这里，人们纷纷去找他，他又给人治起病来。他治愈了别祖博娃伯爵夫人的病，伯爵夫人对他喜欢得不得了，竟收他做干儿子。”

“怎么收他做干儿子？”

“是的，收他做了干儿子。如今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朗多，而是别祖博夫伯爵了。问题倒不在这里，可是利季娅——她这个人我很喜欢，但脑子不正常——眼下不消说对这个朗多崇拜得五体投地。现在没了他，利季娅也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罢，什么事也做不成了。因此看来，你妹妹的命运眼下就掌握在这位朗多，也就是说，别祖博夫伯爵手里。”

二十一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巴尔特尼央斯基家进了一顿美餐，喝了许多白兰地，他来到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家比约定时间稍稍晚了一点儿。

“还有谁在伯爵夫人那里？那个法国人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门房，一边打量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件熟识的大衣和另一件式样古怪、但又很朴素的、带纽扣的大衣。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和别祖博夫伯爵在那儿。”门房脸色刻板地回答。

“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猜对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忖道，一边登梯上楼。“真令人纳闷儿！不过跟她接近接近也不错。她颇有影响力。要是她能够对波莫尔斯基说几句，那事情十有八九成了。”

外面天色还很亮，然而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的小客厅里已放下窗帘，灯火通明了。

在一盏吊灯下的圆桌边，坐着伯爵夫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他们正悄声谈着什么。有一个脸色十分苍白而面容很俊俏的瘦小男人，长着女人般的肥臀、一双罗圈腿和一双炯炯有神的漂亮眼睛，一头长发披散在礼服领子上，站在另一头，观赏着墙上的画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同女主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打过招呼之后，不由自主地又瞅了一眼这位陌生人。

“朗多先生！”伯爵夫人叫他，声音温柔谨慎得简直使奥勃朗斯基惊异。接着她给他们作了介绍。

朗多急忙回头一瞧，接着走近前来，面带笑容把不灵活的、汗津津的手放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伸出的手里，然后马上又走开，仍旧观赏起壁上的画像。伯爵夫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照不宣地使了一下眼色。

“我很高兴见到您，特别是今天。”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指指卡列宁身边的一个位子，说。

“我给您介绍的那位朗多，”她瞥了一眼那个法国人，随后又瞥了一眼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悄声说，“实际上就是别祖博夫伯爵，您大概也知道。可是他不喜欢这个封号。”

“是的，我听说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回答说，“据说，他完全治愈了别祖博娃伯爵夫人的病。”

“别祖博娃伯爵夫人今天到我这儿来过，模样真是可怜！”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这次分别令她极为痛苦。对她是一次打击！”

“他真的要去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问。

“是的，他要去巴黎。他昨天听到了一个声音。”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瞧着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说。

“啊，一个声音！”奥勃朗斯基重复了一遍，觉得在这伙人当中正在发生或必定要发生他还没看出苗头的奇特的事，他得尽可能保持警惕。

沉默了片刻，随后，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似乎要言归正传，含蓄地微笑着对奥勃朗斯基说：

“我早就认识您了，对今天能进一步认识您觉得十分高兴。俗话说得好：‘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可是要成为朋友，一定要深刻理解对方的心情，我担心，您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未必能做到这一点。我话中的意思，您也明白。”她抬起她那双美丽、沉思的眼睛，说。

“也知道点儿，伯爵夫人，我理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处境……”奥勃朗斯基不太清楚她实际指的是什么事，就笼笼统统地随声附和说。

“变化不在于外表，”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厉声地说，与此同时用爱怜的目光瞧着站起来走到朗多跟前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他的心变了，他得到了一颗新的心，我担心您未必完全理解他内心所发生的这种变化。”

“我大体能够想象得出这种变化。我们一向很友好，现在也……”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同时用温柔的目光回答伯爵夫人的目光，一边思忖着两位部长中她跟哪一位更接近，以便弄清不得已时请她向哪位部长求情。

“他内心的这种变化不会减弱他对亲人的爱；相反，只会增强他对亲人的爱。恐怕您不一定理解我的意思。您要不要喝点茶？”她用目光示意端着一盘茶走进来的仆人说。

“不完全理解，伯爵夫人。不消说，他的不幸……”

“是的，他内心发生变化，满怀一颗新的心，这时候不幸就变成了万幸。”她满怀深情地望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我看，不妨请她对两位部长都说说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思忖。

“嗯，当然，伯爵夫人，”他说，“不过我以为，这种变化那么隐秘，以致无论谁，甚至最亲近的人也不愿说出口来。”

“恰恰相反！我们应当说，也应当互相帮助。”

“是的，毫无疑问，但是人们的信仰往往有差异，况且……”奥勃朗斯基面带温和的笑容说。

“在神圣的真理这一问题上是不能有差异的。”

“嗯，是的，这当然，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窘迫地不作声了。他明白，话锋转到宗教方面来了。

“我看朗多马上就要睡着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到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跟前，意味深长地低声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回头瞧瞧。朗多坐在窗口的一把扶手椅上，身体靠在扶手和椅背上，耷拉着脑袋。他发觉大家的目光都朝他投来，就抬起头，露出孩子般天真的微笑。

“别去理会他，”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接着轻手轻脚地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推过一把椅子来。“我发现……”她刚开腔，一个仆人拿着信走进屋来。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迅速地浏览了一下信，说了声对不起，匆匆写了封回信，交给那个仆人，然后又回到桌子边。“我发现，”她接着刚才的话说下去，“莫斯科人，尤其是男人，对宗教问题最不关心了。”

“哦，不，伯爵夫人，依我看，莫斯科人有信念最坚定的好名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是的，就我所知，您，真遗憾，就是个不关心宗教的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疲乏地微笑着对他说。

“怎么可以漠不关心呢！”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

“我对这方面不是不关心，我是在等待时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面露他最讨人喜欢的微笑说，“我认为，对我来说，还没到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跟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互递了一下眼色。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是否到了这个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不应该考虑我们有没有准备：上帝施恩不受人的思想左右；他有时不降临到拼命追求的人头上，却落到毫无准备的人头上，就像落到扫罗[9]头上一样。”

“不，依我看，现在还不是时候。”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她这时正注视着那个法国人的举动。

朗多站起来，走到他们跟前。

“你们可以让我听听吗？”他问。

“嗯，可以，我原先不想打搅您，”利季娅·伊万诺夫娜温和地瞧着他说，“和我们一起坐吧。”

“但一定要不闭上眼睛，免得错过上帝之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

“啊，但愿您能体验到我们所体验到的那种幸福，感觉到他永远存在我们心中！”利季娅·伊万诺夫娜怡然自得地微笑着说。

“但是一个人往往会觉得自己不可能达到如此崇高的境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归说，心里却觉得他是在违心地承认宗教的崇高，但这时面对一个只消对波莫尔斯基说一句话就能使他得到一个想望已久的职位的人，却不敢阐述自己的自由思想。

“您这是在说，罪恶妨碍了他？”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但这是荒谬的说法。在信徒看来，罪恶是不存在的，他们已赎了罪。对不起，”她说，看见仆人又拿着一封信走进来。她看了信，简略地回答：“您就说，明天在王妃那里。”马上又接下去说，“在信徒看来，罪恶是不存在的。”

“是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10]。”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起《教义问答》上的这句话，微微一笑，表示坚持己见，不依附别人。

“哦，这是《雅各书》里的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带点责备的口气对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这个问题显然他们已谈过不止一次。“曲解这句话是十分有害的！再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使人摒弃信仰的了。‘我没有行为，我就不能信教，’哪里也没有说过这句话。说过的却恰恰相反。”

“为上帝不辞辛劳，守斋戒拯救灵魂，”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用不屑一顾的鄙夷口气说，“这是我们修士的荒谬认识……其实哪儿也没有说过这句话。他们的做法要简单容易得多。”她瞧着奥勃朗斯基，面露那种她在宫廷里抚慰一时适应不了新环境而手忙脚乱的新宫女的笑容，补了一句。

“我们靠为我们受难的基督得救。我们靠信仰得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肯定说，流露出对她的一番话表示赞赏的目光。

“您懂英语吗？”利季娅·伊万诺夫娜问，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站起来，到书架上去找一本书。

“我念一段《平安和幸福》[11]，或者《庇护》[12]好吗？”她询问地瞧了卡列宁一眼，说。她找到书，又在位子上坐下来，打开书。“这段很短，写的是如何获得信仰的方法和由此充溢心灵的、超越尘世一切的那种幸福。一个信徒不会不幸福，因为他不是孤独的。嗯，以后您会知道的。”她正打算读下去，仆人又走进来了。“是博罗兹季娜来了吗？告诉她明天两点钟。是的，”她一只手指着书中的那一段，叹了口气，用若有所思的、美丽的眼睛望了望前面，说，“瞧，真正的信仰就这样起作用。您认识萨尼娜·玛丽吗？您知道她的不幸吗？她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她陷入了绝望。嗯，后来又怎么样呢？她找到了这位朋友，如今她为孩子的夭折而感谢上帝呢。瞧，这就是信仰赐予的幸福！”

“嗯，是的，这是非常……”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暗自高兴的是她又要读下去了，这样可以让他稍稍缓缓神。“是的，看来，今天还是什么都别提为妙，”他思忖道，“但愿别节外生枝，赶快从这里脱身。”

“您会觉得无聊的，”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转向朗多说，“您不懂英语，不过这一段很短。”

“噢，我懂。”朗多依然面带那种微笑说，接着又闭上了眼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心领神会地互使了一下眼色，接着她又念了起来。

二十二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到那些闻所未闻的奇谈怪论后觉得自己完全晕头转向、困惑不解了。彼得堡这种色彩缤纷的生活使他摆脱了莫斯科那种死气沉沉的氛围，令他兴奋不已。但是，他只有在知交、熟人中间才能欣赏和领略到这些纷繁多样的生活内容；眼下他身处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深感困惑莫解，木然无知，简直不知所措。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着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念那本书，觉得朗多那双不知是天真还是狡诈的漂亮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脑袋感到尤为沉重。

各种各样的思想在他脑子里搅成了一团。“萨尼娜·玛丽死了孩子却感到高兴……现在能抽支烟就好了……要拯救灵魂，必须要有信仰，修士们现在不知道这该怎么办，可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知道……我的脑袋怎么那么沉甸甸的？是白兰地喝多了，还是由于这一切太古怪了？还好，直到目前我好像没做过什么有失体面的事。但是请伯爵夫人帮忙看来还是不行。据说，他们常常逼迫人家祈祷。但愿他们不要逼到我头上来。那样做太无聊了。现在她在胡诌些什么呀，可是声调倒还不错。朗多就是别祖博夫。为什么他会是别祖博夫？”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骤然间觉得嘴唇忍不住要张开打哈欠了。他理了理络腮胡子，掩饰住打哈欠，身子抖动了一下。但紧接着，他觉得快要睡着了，眼看就要打鼾了。这时他听见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说：“他睡着了。”他一下子就惊醒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猛然惊醒，好像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被人告发似的。但是他发现伯爵夫人说的“他睡着了”不是指他，而是在说朗多，就立即安下心来。那个法国人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样也酣然进入了梦乡。不过正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所认为的那样，他打盹得罪了他们（其实他这一点也没细细想过，他老觉得一切太古怪了），而朗多打盹却使他们极其高兴，尤其是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

“我的朋友，”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一边小心翼翼地提着丝绸连衣裙的褶子，以免发出窸窣的响声。她处于亢奋状态，对卡列宁不是称呼“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而是叫他“我的朋友”，“把手递给他。您看见吗？嘘！”她对着又走进来的仆人打着嘘声。“现在不见客。”

那个法国人头靠在扶手椅背上睡着了，或许装作睡着了，他那只搁在膝头上的汗津津的手微微动弹着，好像在抓什么东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站起来，想小心翼翼、但还是在桌边蹭了一下，走到法国人跟前，把手放在他手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也站了起来，欲驱睡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会儿瞅瞅这个，一会儿望望那个。一切都不是在梦境中。这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觉得他的头越来越不舒服了。

“叫最后来的那个人，那个有所求的人出去！出去！”法国人没睁开眼睛，用法语说。

“对不起，您也看见……您十点钟再来，最好是明天来。”

“出去！”法国人不耐烦地重复道。

“这是不是指我呀？”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顿时把想请求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事和妹妹的事置诸脑后，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于是他踮着脚尖走出门去，仿佛逃离传染病房一样。他同马车夫闲聊了好一阵子，打打趣，想尽快使自己的心绪稳定下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去法国戏院看戏，恰好赶上最后一场，然后又到鞑靼饭店喝了香槟酒，他在这种宾至如归的气氛里才稍稍安下心来。不过，这个晚上他的心情很不好。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回到他在彼得堡落脚的彼得·奥勃朗斯基的家里，发现一封别特西寄来的信。她在信中说，她很想把那场开了头的谈话继续谈完，请他明天就去她家。他刚读完这封信，皱眉蹙额在考虑怎么办，蓦地听见楼下响起有人好像背着沉甸甸的东西的沉重脚步声。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出去瞧瞧。原来是模样变得年轻了的彼得·奥勃朗斯基。他喝得醉醺醺的，楼梯也爬不上了；他看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时，就赶紧吩咐把他扶起来，然后就紧紧抱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身子，跟着他一起走进房去，接着讲起他是如何度过这个晚上的，但随即就呼呼睡着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神情沮丧，这在他身上是很少有的，因而久久不能入睡。凡是他能想起的事情，件件都令他生厌，最使他讨厌的，也就是丢人现眼的，那就是他在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家里度过的那个晚上。

第二天他收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明确拒绝同安娜离婚的答复，顿时明白，这个决定是根据那个法国人昨天在睡梦中或者在假装的睡梦中说的呓语作出的。

二十三

家庭生活中要采取什么行动，必须是要么夫妇感情完全破裂，要么夫妻生活和和美美。如果夫妻关系还能凑合，既不是前一种，又不是后一种，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大的行动。

许多家庭年复一年过着老一套生活，夫妻双方都感到厌倦，其原因就是他们的感情既没有彻底破裂，也不和睦融洽。

渥伦斯基和安娜都感到莫斯科酷暑逼人，尘土飞扬，这时的太阳已不像春天那样和煦，而像盛夏那样炎热，林荫道上的树木早已枝叶扶疏，绿树成荫，树叶上落满了灰尘。他们对这种生活简直无法忍受。但是他们并没有如早已决定的那样，搬到沃兹德维任斯克去，而是仍旧待在他们俩都感到厌烦透了的莫斯科，因为最近一段时期，他们的生活并不那么和谐了。

造成他们夫妻不和的那种怨恨情绪，不是来自任何外在原因。一次次解释不仅不能消除他们的隔阂，反而使其变本加厉了。这种怨恨来自双方各自的内心，在安娜看来，是由于渥伦斯基的爱情日趋消退；对渥伦斯基来说，他后悔自己为了她而陷入痛苦不堪的境地，而她不但不设法减轻他的苦恼，反而给他雪上加霜。他们双方谁也不说自己心中怨恨的缘由，都认为错在对方，并且一有机会就相互指责。

在安娜看来，他整个人，包括他的习惯、思想、愿望，以及他的整个心理和生理特点，集中为一点，就是爱女人，而这种爱她觉得应该全部集中在她一人身上，但眼下这种爱日趋减少。因此，照她的断定，他一定把一部分爱转移到其他女人或某一个女人身上，于是她就吃醋了。实际上她并不是吃哪个女人的醋，而是怨恨他的爱情日趋衰退。她一时还没有嫉恨的对象，她正在找寻。她时常凭一点点迹象，就醋意大发，把嫉恨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她时而忌妒渥伦斯基单身时期结交过的那些下流女人，认为他很容易投入她们的怀抱；时而又忌妒他会遇到的那些社交圈子里的女人；时而又忌妒一个臆想出来的姑娘，以为他打算与她断绝关系而去同这个姑娘结婚。最后一种忌妒使她痛苦不堪，尤其是因为有一次，渥伦斯基在坦率交谈时无意间说起，以前他母亲不了解他的情况，曾经劝说他娶索罗金娜公爵小姐。

由于心存猜疑，安娜时不时生渥伦斯基的气，找寻种种理由发泄一下。她把心中的一切苦楚统统怪罪于他。她在莫斯科上不巴天、下不着地的等待中挨日子，忍受着折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办事拖沓、迟疑不决；她过着孤独的生活——这一切她都记在渥伦斯基的账上。要是他爱她，他应该理解她处境的艰难，应该帮助她摆脱这种困境。让她待在莫斯科，而不是住在乡下，这也要怪他。他不能像她所希望的那样在乡下过幽居的生活。他需要交际，以致使她落到了这种骇人的境地，可他又不愿理解她处境的痛苦。她与儿子的分离，这也要怪罪于他。

甚至他们夫妻间少有的片刻温馨也抚慰不了她的心：她从他现在的温存中看到他以前从未有过的那种心安理得和骄矜之气，因而使她怒火中烧。

天已经黑了下来。安娜孤独地等候他从清一色男人的宴会上归来，一边在他的书房里来回踱步（在这里听不到街上的吵闹声），仔细地回想昨天那场争吵中说的话。她顺着思路往回想，先想起争吵中令人受辱的话，接着又想到这场争吵的原因，末了才想起那场谈话的开端。她怎么也无法相信，那场谈话竟发端于如此无足轻重、无伤大雅的话。事情也确实是这样。起因是渥伦斯基嘲笑女子中学，认为办这种中学没有必要，可她为女子中学辩护。他对女子教育根本不屑一顾，说安娜收养的英国小姑娘汉娜压根儿不需要懂得物理。

这话使安娜生气了。她认为这话是对她所做的善举的鄙视。她迎头反击，痛加报复。

“我并不指望您像情人那样把我和我的感情记在心上，但我希望您不要把话说得太绝。”她说。

他确实气得满脸通红，说了些不堪入耳的话。她不记得当时她是怎么回答他的，只记得他马上显然有意要刺痛她，说：

“您对那小姑娘的偏爱，我不感兴趣，这是实话，因为我认为这是做作。”

她辛辛苦苦为自己营造一个小天地，借以减轻生活的痛苦，不料被他无情地毁灭了，并且还蛮横地指责她虚伪、做作，他的这种不公正的指责使她怒不可遏。

“很遗憾，在您看来只有粗俗、物质的东西才能明白，才是不做作。”她说着，就走出房去。

昨天晚上他到安娜房里去，他们都不提那场争吵，但双方都感觉到，吵嘴虽然平息了，问题还没有解决。

今天他一整天都不在家，她又觉得十分孤寂，她为自己跟他争吵感到难过，眼下她真想忘掉这一切，原谅他，同他和好；真想指责自己，替他辩护。

“是我自己的过错。我性情急躁，无缘无故吃醋。我要跟他言归于好，然后一起到乡下去，在那里我就可以安心了。”她自言自语。

“做作。”她突然想起最令她伤心的这两个字，实际上她内心受到刺痛与其说是因为这两个字，不如说是因为他有意要这么做。

“我清楚他想说什么；他想说：不爱自己的女儿，却爱别人的女儿，这是做作。他怎么会懂得我对孩子们的爱，怎么会懂得我为了他而牺牲的对谢廖扎的爱呢？但是他还要使我伤心！是的，他爱上别的女人了，一定是这样。”

想到这儿，她发现自己本想安慰自己，结果转了一个不知转过多少遍的圈子，到头来还是这样恼恨，不由得对自己觉得害怕。“难道我真的不能自持了吗？真的不能了吗？”她自言自语道，她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他老实、真诚，他是爱我的。我也爱他，几天内离婚手续就可以办妥。我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安宁，需要信任，我要承担责任。等他一回来，我就说，都怪我不好，虽然我也没什么错。我们这就离开此地。”

为了不再多思多虑，不再无端发火，她拉铃绳，吩咐仆人把箱子搬来，收拾下乡的行装。

晚上十点钟，渥伦斯基回来了。

二十四

“怎么样，觉得快活吗？”安娜问，面带歉疚和温顺的表情走出来迎接他。

“平平常常。”他回答，向她瞧了一眼，就看出她心情很好。他对她这种变化多端早已习惯，可今天他特别高兴，因为他自己的心情也很好。

“行李都收拾好啦！瞧，这太好了！”他指着前厅里的箱子说。

“是的，得走了。我坐车去转了转，天气这么好，我真想到乡下去呢。没有什么事拖住你吧？”

“我也有这样的愿望。我去换一下衣服，马上就回来，然后我们再谈。你去吩咐端茶来。”

说完，他就去书房了。

渥伦斯基说“瞧，这太好了”这句话时，口气就像大人对小孩说别耍脾气一样，含有欺侮人的味道；她那认错的口气与他心高气傲的腔调之间形成的强烈对照，更让人难以忍受；霎时间，她真想跟他大干一场；但她竭力克制自己，依然愉快地欢迎他。

渥伦斯基一回来，安娜就告诉他今天是怎么打发的以及动身回乡下的计划，这些话多半是她早已准备好的。

“说实话，我一时感情冲动才想这么做，”她说，“我们干吗非要在这里等离婚？在乡下还不是一样吗？这里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对离婚不抱希望，也不愿听别人再说离婚的事儿。我拿定主意，不能让这件事再影响我的生活。你同意吗？”

“哦，是的！”渥伦斯基杌陧不安地瞧了一眼她那神情激动的脸，说。

“您在那里干了些什么？都有些什么人？”安娜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渥伦斯基一一报出客人的姓名。

“酒筵很精美，然后还有划船比赛，一切都令人心满意足。但是在莫斯科免不了会闹出一些荒唐的事。那里来了一位女士，据说是位瑞典皇后的游泳教师，她当场显示了一下身手。”

“怎么？她当场游泳了？”安娜皱起眉头问。

“她穿一件红色的泳装，真是又老又难看。那么我们究竟什么时候动身？”

“真是心血来潮！怎么，她游泳有什么特点吗？”安娜没回答他，只顾说。

“根本没什么特点。我也说，真是荒唐透了。那么你想什么时候走啊？”

安娜摇摇头，好像想甩掉什么不愉快的念头。

“什么时候走？越早越好。明天恐怕来不及了。那后天吧。”

“好吧……不，慢着。后天是礼拜天，我得去妈妈那儿，”渥伦斯基窘态毕露地说，因为他一说起母亲，他就感觉到她那多疑的目光紧盯着他。他的尴尬相向她证实了她的多疑。她顿时面红耳赤，竭力避开他。眼下安娜想象中出现的已不是瑞典皇后的教师，而是那个跟渥伦斯卡娅伯爵夫人一起住在莫斯科郊外乡村的索罗金娜公爵小姐了。

“明天你能动身吗？”她问。

“不行！我要去办的那件事的委托书和钱明天都还拿不到。”他回答。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干脆不走了。”

“那又为什么呢？”

“晚了我就不走了。要走就在礼拜一，否则就不走了！”

“究竟为什么呢？”渥伦斯基似乎纳闷地问，“这样可没有意思！”

“对你来说是没有意思，因为你根本不把我放在心上。你不想了解我的生活。我在这儿只有一件事可做——照料汉娜。你说，这是虚伪。你昨天还说我不爱自己的亲生女儿，却假装爱这个英国小姑娘，这是做作；我真想知道，我在这儿怎样生活才算是不做作！”

这当儿她蓦地回过神来，为自己改变了初衷而深感后怕。她明明知道，这样下去会毁了自己，但她还是克制不住激愤，不能不向他指出，他的话是多么不对，她不能屈从他。

“我从来也没有这么说过；我只是说，我不赞同你这种心血来潮的关爱。”

“你一向自诩心直口快，那为什么现在不说真话？”

“我从来也不自夸，也从来不说谎话，”他竭力克制着胸中腾起的怒火，低声说，“那就太遗憾了，如果你不尊重……”

“所谓尊重，只是用来掩盖已失去爱情的心。要是你不再爱我了，那还不如明说。”

“不，这简直无法忍受！”渥伦斯基从桌边站起来，大声嚷道。他站在她面前，慢条斯理地说：“你为什么老是要考验我的耐心？”他说，那副模样仿佛有许多话要说，但克制住了。“耐心是有限度的。”

“您这是什么意思？”她高声嚷道，令人可怖地凝视着他整个脸盘，尤其是那双冷峻、残酷的眼睛里透出的憎恨神情。

“我想说的是……”他刚开腔，但又停住了。“我倒要问问：您要我怎么样？”

“我又能要您怎么样？我只希望您别像您打算的那样，把我甩了，”她说，明白他没说下去的是什么话。“但这不是我所要的，这是次要的。我要的是爱情，可是没有爱情。因此一切都完了！”

安娜向门口走去。

“慢着！慢——着！”渥伦斯基双眉紧锁，但仍拉住她的手说，“怎么回事？我说我们得推迟三天动身，你却说我在撒谎，说我不老实。”

“是的，我再重复一遍：一个人因为为我牺牲了一切而不时指责我，”她想起上次争吵时的话，说，“他实际上要比一个不老实的人更坏——这是一种没良心的人。”

“是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高声嚷道，旋即放开了她的手。

“他记恨我，这是明显的。”她心里想，随后默然地、头也不回地、趔趔趄趄地走出房去。

“他爱上别的女人了，这再明显不过了，”她走进自己的房间，一边自言自语道，“我要爱情，可是没有爱情。因此一切都完了，”她又重复了一遍说过的话，“也应当完了。”

“但是眼下怎么办呢？”她反问自己，在镜子前面的扶手椅上坐下。

她考虑：如今她到哪里去？到一手抚养她长大的姑妈家去呢，还是到多莉家去？或者独个儿出国去？她又考虑：他现在一个人在书房里做什么？这次争吵之后是彻底破裂呢，还是可能再次和解？现在彼得堡的熟人会怎么谈论她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此会有什么看法？现在他们的关系破裂之后又将会怎样？千思万绪涌上心头，但是她没有完全沉溺在这些思绪之中。她心中还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念头使她很感兴趣，但究竟是什么她还不知道。她又想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起她产后的那场病，以及当时盘踞在她头脑中的那种念头。“我为什么不一死了之？”她回想起当时她说的话和当时的心情。她猛然明白，她心里怀着的是什么想法了。是的，就是那个可以使她一了百了的念头。“是的，一死了之！……”

“这样一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羞惭和耻辱，谢廖扎的羞惭和耻辱，以及我的可怕的耻辱，都将由于我的死而统统了却。我一死，他就会后悔，会可怜我，会爱我，会为我痛惜。”她面露自怜自爱的苦笑坐在扶手椅上，把左手上的戒指摘下来又戴上，从不同角度生动地想象着她死后他的心情。

响起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渥伦斯基的脚步声，打断了她的胡思乱想。她装作在摆弄几只戒指，没有抬头看他。

渥伦斯基走到她跟前，抓住她一只手，低声说：

“安娜，如果你愿意，我们后天就走。我什么都同意。”

她沉默不语。

“怎么样？”他问。

“你自己知道。”她说，这时候她再也克制不住，号哭起来。

“抛弃我吧，抛弃我吧！”她大声地哭叫着，“我明天就走……我会闹出更多的事来的。我是什么人？我是一个堕落的女人，是你的累赘。我不愿再折磨你，不愿再折磨你！我要让你解脱。你不爱我了，爱上别的女人了！”

渥伦斯基央求她安下心来，向她保证她的忌妒毫无根据；说他从来没有不爱她，而且将来也不会不爱她；说他现在比过去更爱她。

“安娜，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折磨我？”他吻着她的手说。此刻他脸上漾着一片温情，她似乎听到他嗓音里含着眼泪，而且手上也感觉到他泪水涟涟。转瞬间安娜极度的忌妒转变为不顾一切的柔情；她搂住他，在他头上、脖子上和手上不停地亲吻。

二十五

第二天早晨，安娜觉得他们已完全和解，于是就兴致勃勃地着手收拾起行装来。他们是星期一动身，还是星期二动身，这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昨晚他们俩都互相作了让步。不过，安娜还是积极地打点行装，虽说眼下她对他们早一天走还是晚一天走都无所谓了。渥伦斯基穿戴整齐，比平时早些来找她，这时她在房间里从一只打开的大箱子中挑拣着衣物用品。

“我现在到妈妈那里去一趟，让她把钱托叶戈罗夫转给我。我明天就准备动身。”他说。

此时尽管她情绪很好，但一提到要去别墅看他妈妈，她身上又像被针扎了一下。

“不，我自己还来不及准备呢，”她这么说，心里立刻想到，“这么一来，我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了。”但她马上接着说，“不，你看着办吧。你先到餐室去吧，我马上就来，我把一些用不着的东西挑出来。”她一边说，一边把几件衣物放在已经捧了一大堆东西的安努什卡的手上。

安娜走进餐室的时候，渥伦斯基正在吃牛排。

“不瞒你说，这些房间使我厌恶极了，”她说，在他旁边的位子上坐下喝咖啡。“没有什么比这些带家具的房间更令人生厌的了。样样东西既无表情，又无灵魂。这挂钟，这窗帘，尤其是这种糊壁纸，看上去简直像噩梦。我怀念沃兹德维任斯克，就像想念上帝赐予的乐土一样。你还没把马匹打发走吧？”

“没有，马匹要等我们走了之后再走。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吧？”

“我想到威尔逊那儿去一趟。我给她送衣服去。那我们明天肯定动身啰？”她欢快地说，但是转眼又脸色骤变。

渥伦斯基的贴身侍从进来要彼得堡来电的回执。渥伦斯基收到一份电报，本来平平常常，可是他却似乎有什么事想要瞒着她，说了一声回执在书房里，就急匆匆地对她转过身来，说：

“明天我一定把所有事情都了结。”

“谁来的电报？”她没在听他的话，只顾问道。

“斯季瓦来的。”他不乐意地回答。

“为什么你不给我看看？难道斯季瓦的事就不能让我知道？”

于是渥伦斯基叫回那个贴身侍从，吩咐他把那份电报拿来。

“我不想给你看，是因为斯季瓦动辄就爱打电报。事情还没定下来，来什么电报呀？”

“是离婚的事吗？”

“是的，可他说还没有什么结果。但肯定一两天内会有明确答复。你拿去看吧！”

安娜伸出两只哆哆嗦嗦的手接过电报，看到的就是渥伦斯基所说的内容。末尾还添了一句：“希望渺茫，我尽力而为。”

“我昨天说过，什么时候能离，甚至离得成离不成我都完全无所谓，”她红着脸说，“这事毫无必要瞒着我。”但随即她往下想，“照这样，他同别的女人通信也会瞒着我啰。”

“亚什温跟沃伊托夫今天早晨要来，”渥伦斯基说，“看来，他赢了不少，佩夫佐夫输得精光，甚至付不起赌债了。大约有六万卢布。”

“不，”安娜说，不禁怒从心起，因为他显然用改变话题的方式来示意她又动怒了，“你干吗以为这条消息会使我很感兴趣，甚至非得瞒住我不可呢？我说过，这事儿我现在根本不愿去想，希望你也跟我一样不要太当回事儿。”

“我之所以将它当回事儿是因为我喜欢把事情弄个明确。”他说。

“明确不在于形式，而在于爱情，”她说，心中火气越来越大，这倒不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而是因为他说话的口气是那么冷淡、平静。“你为什么希望这样呢？”

“天哪，又扯到爱情。”他皱起眉头心里想。

“你知道为什么：为了你，也为了将来的孩子。”他说。

“孩子不会再有了。”

“这太遗憾了。”他说。

“你为了孩子需要这样，可是为什么不替我想想呢？”她说，把他刚才说的“为了你，也为了孩子”这句话完全忘了，或者根本没听进去。

会不会再有孩子的问题早已成了他们争论的焦点，并一直使她恼怒。在她看来，他想要孩子，就是不珍惜她的美貌。

“唉，我说了：为了你，最主要是为了你，”他好像疼痛难忍似的皱着眉头，重复说，“因为我有把握地说，你时常恼怒的主要原因是身份不明确。”

“瞧他，现在不再装模作样了，他对我冷酷的仇恨显而易见。”她思忖着，没听他说话，但忐忑不安地直盯着他那俨然像法官似的冷酷而又咄咄逼人的目光。

“那不是原因，”她说，“我真弄不懂，你怎么会把我现在完全听你摆布说成是我时常恼怒的原因。身份怎么不明确？事实恰恰相反。”

“我感到很遗憾，你没弄懂我的意思，”渥伦斯基打断她的话，执拗地想把自己的想法全都说出来，“这种身份不明就在于，你总觉得我是不受约束的。”

“这一点你可以完全放心。”她说，随即掉转身去，喝起咖啡来。

她翘着小指端起一杯咖啡，送到嘴边。她喝了几小口，瞥了他一眼，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厌恶她的这只手、这种姿态，以及咂嘴声。

“你母亲有什么想法，她要让你娶什么人为妻，我根本无所谓。”她那颤抖的手放下咖啡杯，说。

“但我们现在不谈这件事。”

“不，就是要谈这件事。不瞒你说，一个无情无义的女人，不管她年纪大不大，也不管她是不是你母亲，我都不感兴趣，我也不想知道她的想法。”

“安娜，我请求你说到我母亲时口气放尊重点。”

“一个女人不为儿子的幸福和名誉着想，那她就是无情无义。”

“我再次请求你，谈到我所尊敬的母亲时口气放尊重点。”他提高嗓门说，同时严厉地盯着她。

她不吭声了，眼神定定地望着他，望着他的脸、他的手，回想起昨天他们言归于好的种种详情细节，回想起他充满激情的爱抚。“他对别的女人也是这样狂热地爱抚的，而且以后还会是这样！”她暗自思忖。

“其实你并不爱母亲。你只不过嘴上说得好听，说得好听，说得好听！”她愤愤然地瞧着他说。

“既然如此，那么就得……”

“就得作出决定，我已经决定了。”她说着想走，但这时亚什温走进房来。安娜跟他打了招呼，站停下来。

此时此刻，当她心潮汹涌，感到自己处在后果可怕的生活转折关头，她为什么要在一个迟早会得知一切底细的外人面前装模作样，这她还不清楚。但是她马上抑制住自己内心的激动，坐下来，与客人聊了起来。

“嗯，情况怎么样？欠账都收回了吗？”她问亚什温。

“情况还可以；都收回我看还不行，星期三我得走了。你们什么时候走？”亚什温眯起眼睛瞧着渥伦斯基说，显然猜到他们刚发生过争吵。

“好像是后天吧，”渥伦斯基说。

“其实你们早已做好准备了。”

“但是现在已经决定了。”安娜直视着渥伦斯基的眼睛说，她的目光告诉他，他别再想能跟她和解了。

“难道您就不可怜那个不走运的佩夫佐夫吗？”她继续跟亚什温聊着。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要不要可怜别人。您瞧，我的全部家当都在这儿了，”他指指侧袋，“现在我是个有钱人，要是今晚我到俱乐部去，也许出来时就变成了穷光蛋。其实，不管谁坐下来跟我赌，都想叫我输得不名一文，而我也想叫他输得精光。瞧，我们就是这样拼死拼活地赌，乐趣也就在其中。”

“哦，要是您成了家。”安娜说，“那您夫人会怎么看？”

亚什温笑了起来。

“很明显，我就是因为这个而没有成家，而且永远不打算成家。”

“那赫尔辛基的事情怎么样了？”渥伦斯基插嘴说，随即瞥了一眼笑吟吟的安娜。

一碰到他的目光，安娜的脸色骤然变得冷峻刻板，好像在对他说：“没有忘呢。还是这样。”

“难道您真的恋爱过吗？”她问亚什温。

“喔，天哪！恋爱过多次！但是你要知道，有的人可以坐下来打牌，可幽会时间一到，马上站起来就走。谈谈恋爱我也能做，但晚上打牌绝不能耽误。我就是这么安排时间的。”

“不，我不是问那种事，而是问真正恋爱的事。”她本想说赫尔辛基的事，但不愿意说渥伦斯基说过的话。

来向渥伦斯基买马驹的沃伊托夫来了，安娜站起来，走出房去。

临出家门之前，渥伦斯基走进她的房间。她想假装在桌上找东西，但又羞于装模作样，于是就用冷冷的目光直视着他的脸。

“您要什么？”安娜用法语问他。

“拿甘必塔畜种证书，我把它卖了。”他说，语气比话表现得更清楚：“我没工夫解释，再说，解释也没有用。”

“我没有任何对不住她的地方，”渥伦斯基心想，“假如她要作践自己，那么她活该倒霉。”但是，出门的时候，他似乎听见她说了一句什么话，他的心突然由于怜悯她而颤动了。

“什么，安娜？”他问道。

“我没什么，”她还是那样冷淡而又平静地回答。

“没什么，那就活该倒霉。”他思忖道，又冷了心，转过身，就走出去了。走出去时，他从镜子里看见她脸色苍白，嘴唇哆嗦。他想站停下来，对她说句安慰话，然而他还没想好怎么说，两脚已跨出了房门。这一整天他都在外面，夜里很晚才回来，女仆对他说，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头疼，请他别到她房里去。

二十六

以前他们从未出现过吵嘴之后一整天不和解的情形。今儿是破天荒头一遭。其实这算不上是吵嘴，只是公开承认感情冷漠罢了。他到房里去拿马驹的证书的时候，冷漠地瞥了她一眼，怎么可以用这样的目光瞧她呢？而且分明看见她绝望得心都要碎了，怎么可以熟视无睹，不哼不哈，心安理得地一走了之呢？他不仅对她冷漠，而且还仇恨她，因为他爱上了别的女人——这是明摆着的事。

安娜回想着他对她说的所有冷酷无情的话，同时还臆想着他显然想说而且也说得出口的刻毒话，不由得越想火气越大。

“我不阻拦您，”他会这么说，“您可以随便去哪儿。您不愿与您丈夫离婚，想必以后还要回到他身边去。您还是回去吧。如果您需要钱，我给您。您需要多少卢布？”

在她的想象中，渥伦斯基对她说了只有粗野的汉子才说得出口的种种最冷酷无情的话，她不饶恕他，仿佛他真的说过这些话。

“他这个朴实厚道的人昨天不是指天发誓要爱我吗？以前我多次陷入绝望，结果不都是多余吗？”紧接着她又对自己说。

除了去拜访威尔逊用了两个小时之外，安娜整整一天都在胡乱猜疑：一切是否完了，还是仍有和解的希望？她是否应当马上就走，还是与他再见面一次？她干等了他一整天再加一个晚上，临回自己房间之前，关照侍女转告他，她头疼。这当儿她又在暗自推测：“如果他听到侍女的话，还是来看我，这就意味着他还爱着我。如果他不来，那就是说一切都完了，到那时我就拿定主意该怎么做！……”

晚上她听见他四轮马车停下的吱嘎声，他的拉铃声，他的脚步声和他跟侍女的说话声。他信了侍女转告的话，不想再进一步了解实情，就回自己房里去了。这下看来，真的一切都完了。

眼下死是挽回他的爱，惩罚他，使她心中的恶魔在与他进行的那场搏斗中获胜的唯一手段，种种死的情形历历在目地呈现在她眼前。

去不去沃兹德维任斯克，与丈夫离不离婚现在都无所谓了。只有一件事必须做——惩罚他。

安娜倒了平常服用的那点剂量的鸦片，这时她想到，她只要把整瓶鸦片都喝了，马上可以一死了之。她觉得这又方便又轻松，于是她又暗暗得意地想到，他将痛苦、悔恨并追忆对她的爱情，但为时已晚。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在一支残烛的火光下望着天花板的雕花饰顶和屏风投上去的一小片影子，生动地想象着，她不在人世，只给他留下回忆之后，他会有什么感受。“以前我怎么能对她说那么冷酷无情的话呢？”他会这样扪心自问，“我怎么能不说一句话就走出她的房间呢？可是如今她已经不在了。她永远离开了我们。她在那里……”蓦地，屏风的影子摇晃起来，扩散到整个饰顶、整个天花板；这时又有一些影子从另一方面向她涌来；一眨眼影子都消失了，但随即又飞速地、铺天盖地地压过来，摇摇晃晃，融成一片，于是四周变得漆黑。“死！”她心想。顿时恐惧袭上心头，她久久弄不明白她在什么地方，瑟瑟发抖的手怎么也找不到火柴来点燃另一支蜡烛，以代替那支快要燃尽、熄灭的残烛。“不，什么都不重要，只要能活下去！因为我是爱他的，他也是爱我的！这件事过去了，一切都会过去的。”她说，同时感觉到重新获得生命的惊喜的眼泪在脸颊上簌簌滚落下来。为摆脱惊惧不安，她急匆匆地赶往他的书房。

他在书房里睡得死死的。她走到他跟前，拿起蜡烛照亮他的脸，盯着他瞧了好长时间。现在他睡着了，她非常爱他，看着他，爱怜的眼泪就禁不住夺眶而出；但她清楚，他一旦醒来，就会用冷淡、自负的目光瞅着她。这时她要对他倾诉爱情，就先得向他证明，他对不住她。她没有叫醒他，回自己房里去了。她又服了同样剂量的鸦片，一直到凌晨才睡着，但是噩梦不断，时常惊醒，她一直觉得蒙蒙眬眬，似睡非睡，似醒非醒。

早晨她又做了与渥伦斯基结合前做过多次的那种噩梦，一下子惊醒了。她似乎觉得，一个蓄着蓬松胡子的小老头儿俯身在一块铁器上做着什么活儿，嘴里哩哩啰啰说着法国话。与以往各次所做的这种噩梦一样（可怕就在于此），她觉得这个乡巴佬不理睬她，却用这铁器对她进行可怕的骚扰。她惊醒过来，出了一身冷汗。

她起床之后，回想起昨天的情形，如坠五里雾中。

“发生过一次争吵。这种情形已出现过多次。我推说我头疼，他就不进房来了。明天我们就走，现在去看看他，做一下准备，”她自言自语道。得知他在书房里，她就去找他。穿过客厅时，她听到有辆马车在门口停了下来。她往窗外一望，看见一位戴着淡紫色帽子的年轻姑娘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对拉铃绳的仆人吩咐着什么。随后有人在前厅里交谈了几句，就登上楼去，接着客厅外面响起渥伦斯基的脚步声。他快步走下楼去。安娜又走到窗前。看见他没戴帽子走到台阶上，走到马车跟前。戴淡紫色帽子的年轻姑娘交给他一包东西。渥伦斯基笑着对她说了句什么。马车驶走了，他又快步跑上楼来。

笼罩着她整个心灵的那团迷雾顿时消散。昨日的种种感受重又刺痛她那备受创伤的心。她现在怎么也无法明白，自己怎么会不顾颜面，竟在他的房里跟他待了一整天。她走进他的书房，要向他表明自己的决心。

“刚才是索罗金娜和她女儿坐车路过这儿，捎来妈妈托她转交的钱和证明文件。我昨天没能拿到。你头疼好些了吗？”他平静地说，不愿看到、也不愿了解她脸色阴沉而又洋洋得意的缘由。

安娜站在房间中央，默默无言地凝视着他。渥伦斯基瞧了她一眼，皱了一下眉头，继续看信。她掉转身，慢慢地走出房去。当时要把她叫回来还来得及，但是她走到门口了，他还是不作声，只听见翻动证明文件的沙沙声。

“哎，我说，”她走到门口了，他才说，“我们明天肯定走吗？是否当真？”

“您走，我可不走了。”她转过身来对他说。

“安娜，这样下去，日子没法过了……”

“您走，我可不走了。”她重复了一遍。

“这简直让人受不了！”

“您……您对此会后悔的。”说罢，她走出去了。

渥伦斯基被她说这几句话时的绝望神情吓坏了，猛地跳起来，想跑去追她，但马上回过神来，又坐下，咬紧牙关，皱起眉头。这种在他看来是不顾别人体面的威胁，惹得他十分恼火。“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他思忖道，“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不予理睬。”于是他准备进城，再去见母亲，要她在委托书上签字。

安娜听到他在书房里和餐室里走来走去的脚步声。他在客厅门口站停下来，但是他没折入她的房间，只是对仆人吩咐，他不在时可以让沃伊托夫把公马牵走。接着安娜听见马车赶来了，车门打开，他又走了出去。不过他又回到门廊里，马上有人跑上楼来。这是贴身侍从跑上楼去取主人遗忘的手套。她走到窗前，看见他瞧也不瞧侍从一眼就接过手套，轻轻拍拍车夫的背，对他说了句什么。随后他没有朝窗口望一眼，像平时一样气势不凡地坐上马车，架起二郎腿，戴上手套，消失在拐角处。

二十七

“他走了！全完了！”安娜伫立在窗前，自言自语。回答她这句话的只有蜡烛熄灭后的一片黑暗和可怕的梦魇留下的印象，它们融成一块儿，使她心里充满了寒气砭骨的害怕。

“不，这是不可能的！”她大声喊叫，一边跑过房间，去使劲拉铃绳。此时此刻她的确十分害怕孤零零地一个人待着，不等仆人来，她就去迎候。

“去打听一下，伯爵到哪儿去了。”她说。

仆人回答说，伯爵去马厩了。

“他让我禀告您，如果您要外出，马车立刻就回来。”

“好的。等一下，我马上写张便条，让米哈伊尔送到马厩去。要快。”

她坐下来，写道：

是我不对。回家来，有话要说。看在上帝分上，快回家来，我害怕极了。

她把短简封好，交给仆人。

她害怕独个儿待在房里，就跟在仆人后面走出屋，到儿童室去了。

“唉，这是怎么回事？不是他！他那双碧眼和可爱而又怯生生的笑容在哪儿？”她心神不定，惘然若失，原企盼在儿童室里见到谢廖扎的，却没见到，见到的却是胖乎乎、脸蛋儿红扑扑、长着一头乌黑鬈发的小姑娘，于是她脑海中首先出现以上这个想法。小姑娘坐在桌边，抓着一只瓶塞子在桌子上使劲乱敲，瞪着一双乌黑滚圆的小眼珠茫然地望着母亲。安娜回答英国保姆，说她身体很好，明天就到乡下去，然后在小姑娘旁边坐了下来，在她面前转动起瓶塞子。孩子清脆、响亮的笑声和眉毛扬起的神态使她想起了渥伦斯基，她勉强克制住号哭，匆匆站起来，走了出去。“难道真的一切都完了？不，这是不可能的，”她思忖道，“他一定会回来的。但是他怎么对我解释，他和她说话之后他那种笑容和那种活跃劲头呢？但即使不解释，我还是相信他。要是我不相信他，那我只有一条路了，可我不愿意这样。”

安娜看了看座钟。才过了十二分钟。“现在他收到字条了，正在往回走。不用很长时间，再过十分钟……但万一他不回来，那怎么办？不，这不会的。不能让他看到我这双哭泣过的眼睛。我去洗洗脸。噢，对了，我的头发梳过没有？”她问自己，但记不起来。她伸手抚摸一下头。“哦，梳过了，可是什么时候梳的压根儿记不起来了。”她甚至不相信自己的手，走到镜子跟前照照，是否真的梳过头。头发她是梳过了，但记不得是什么时候梳的。“这是谁？”安娜瞧着镜子里那张烧得发红的脸，那双亮得出奇、并惊慌不安地望着她的眼睛，琢磨着。“对了，这是我呀。”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自己，顿时明白过来。她蓦地觉得他在吻她的身子，不禁颤抖了一下，耸起了肩膀。接着她把手举到嘴唇边，吻了吻。

“怎么啦，我疯了。”说着，她走进卧室，安努什卡正在收拾房间。

“安努什卡。”她喊道，站在侍女面前，眼睛瞧着她，但不知道对她说什么才好。

“您要去看望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侍女说，似乎明白她的想法。

“去看望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吗？是的，我会去的。”

“去十五分钟，回来十五分钟。现在他正在回来的路上，马上就到了。”她掏出表，看了看。“然而他怎么能撇我于这种境地而一走了之呢？他不同我和解，日子怎么过下去呢？”她走到窗前，望着大街。按时间算，他也该回来了。不过也可能先前算得不准确，于是她重又回想他是什么时候乘车离开的，计算他来去得用多少分钟。

她刚走到大座钟前去对表，就有人坐马车来了。她朝窗外张望，看见了他的马车。但是不见有人上楼，只听见下方的说话声。这是打发去送信的仆人坐马车回来了。她下楼去见他。

“没碰到伯爵。他到下城车站去了。”

“你怎么啦？怎么啦？……”她问脸颊通红、神情欢快的米哈伊尔，他把短简交还给她。

“哦，原来他没收到。”她霍地想起。

“你再把这封信送到乡下的渥伦斯卡娅伯爵夫人手里，知道吗？拿到回信马上回来。”她对送信的仆人说。

“可是我自己，我自己做什么呢？”她心里想，“对了，我去看望多莉，这不错，要不然，我会发疯的。对了，我再打个电报去。”于是她拟起电文来：

我有话面谈，请即回。

发了电报，她就去换衣服。她换好衣服，戴上帽子，瞧了一眼身子胖乎乎、神态安然的安努什卡的眼睛。她这双善良的灰色小眼睛流露出明显的同情。

“安努什卡，好姑娘，现在叫我怎么办？”安娜一边痛哭，一边诉说，废然跌坐在扶手椅上。

“您不要这样焦虑不安，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这是常有的事。您不妨出去走走，散散心。”侍女说。

“是的，我就去，”她强打起精神，站起来说，“如果我不在家电报来了，就送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那里去……不，我会回来的。”

“是的，不要多思多虑，得做点什么事儿，出去走走，最主要的是——走出这座房子。”她喃喃地说，惊恐地倾听着自己心儿骇人的突突跳动声，急匆匆走出门，坐上马车。

“去哪儿，夫人？”彼得还没有坐上驭座，就问道。

“去兹纳缅卡街，奥勃朗斯基家。”

二十八

天气晴朗。整个早上一直细雨蒙蒙，此时刚刚放晴。铁皮屋顶、人行道的石板、马路上的鹅卵石、马车上的车轮、皮具、铜件和白铁件——一切都在五月的阳光下熠熠闪亮。午后三点钟，这是街上最热闹的时候。

安娜坐在一辆套着两匹灰马、车厢在疾驶中微微晃动的舒适的钢板弹簧马车的一角，在不停息的辚辚声中，望着窗外转瞬即逝的景象，重又细细回想这几天来发生的事件，对自己处境的看法与在家里时的完全不同了。眼下死的想法在她看来已不那么可怕，那么明朗了，死也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现在她指责自己竟对他这样低声下气。“我恳求他宽恕。我屈从于他。承认自己有错。干吗呢？难道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了？”她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接着却看起各种招牌来。“公司和仓库。牙医。对了，我把一切统统告诉多莉。她不喜欢渥伦斯基。虽然很羞耻痛苦，可是我要把一切都告诉她。她喜欢我，我也愿意听她的忠告。我不再向他屈服；我不允许他教训我。菲利波夫，白面包。据说，他们常把发好的面团送往彼得堡。莫斯科的水真是好哇。哦，还有梅季希的矿泉水和发面煎饼。”接着她又回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她才十七岁，她跟姑妈一起去朝拜圣三一大修道院[13]。“那时我们还是骑马去的呢。难道一双手冻得通红的那个姑娘真是我吗？有多少我当时觉得那么美好、那么高不可攀的东西，如今却变得微不足道，可是当时存在的东西现在的确永远得不到了。那时我会相信，自己将来有一天会落到这种屈辱的田地？他收到我的信，一定会趾高气扬！但是我会给他点厉害瞧瞧的……这种油漆散发的气味多难闻啊。他们干吗老是没完没了地盖房子、刷油漆？时装店和饰品店，”她瞧着店家招牌。有个男子向她鞠躬。他是安努什卡的丈夫。“我们的寄生虫，”她想起以前渥伦斯基说过这话，“我们的？为什么是我们的？”令人可怕的是不能把往事连根拔掉。不能拔掉，但是可以忘掉。我一定要把它忘掉。这当儿她又想起跟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往事，想起她是如何把它从记忆中抹去的。“多莉会以为，我要抛弃第二个丈夫，因此自然会认为我做得不对。难道我还想要人家说我做得对吗！我不会那么做！”她喃喃自语，难过得真想痛哭一场。但是她立刻考虑起那两个姑娘为什么事这么笑嘻嘻的。“大概是想到了爱情？她们不懂得这种事多么令人难受，多么卑劣……林荫道和孩子们。三个男孩奔跑着，在玩赛马游戏。谢廖扎！我失去了一切，要不回儿子了。是的，我失去了一切，如果他不回来的话。他也许没赶上火车，现在已经回家。那我又要在他面前低声下气了！”她对自己说。“不，我去找多莉，向她直说了：我很不幸，我活该如此，都是我不对，但是我实在很不幸，帮我一把。这两匹马，这辆马车——乘这辆马车让我心里多么厌恶——都是他的；但是我以后再也见不到它们了。”

安娜把要向多莉和盘托出的话都考虑好了，她故意触痛自己的心，登上楼去。

“有客人吗？”她在前厅里问。

“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列文娜在，”仆人回答。

“吉提！就是渥伦斯基爱过的那个吉提，”安娜心里想，“也就是他旧情难忘的人。他对没有娶她为妻感到遗憾。可是他想到我就心怀仇恨，后悔与我结合。”

安娜来到的时候，姐妹俩正在商谈喂养婴儿的事。多莉独个儿出来迎接此刻来打断她们谈话的这位客人。

“哦，你没有走哇？我正想亲自去看你呢，”多莉说，“今天我收到斯季瓦的一封信。”

“我们也收到他的电报。”安娜回答，一边四下打量着，想看到吉提。

“他在信中说，他不明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究竟想干什么，可是他得不到答复是不走的。”

“我想，你有客人在吧。可以看看那封信吗？”

“是的，吉提在，”多莉尴尬地说，“她在儿童室里。她病得不轻。”

“我听说了。可以让我看看那封信吗？”

“我马上去拿来。不过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并没拒绝；相反，斯季瓦还抱着希望呢。”多莉一边说，一边在门口站停下来。

“我不抱希望，而且也没有这个愿望。”安娜说。

“怎么了？吉提是否认为与我见面玷辱她的人格？”安娜只剩下一个人时思忖道。“也许，她是对的。但是她，这个跟渥伦斯基恋爱过的人，也不该这样有意做给我看，虽说这样做也有道理。我知道，我这样一个身份不明不白的人，没有一个正正派派的女人肯接待。我知道，从我为他作出一切牺牲的最初一刻起，就会如此！这就是报应！哼，我真是恨死他了！我来这儿干吗呢？弄得我心情更恶劣，更痛苦。”她听见姐妹俩在隔壁房间里交谈，“现在我对多莉说什么好呢？说我很不幸，请求她庇护，让吉提听到这些话得到安慰吗？不，多莉也不会理解的。我对她没有什么可说的。只要看看吉提，让她知道我对什么人都不屑一顾，对什么事都不予理会，如今我什么都无所谓，那我也算不虚此行了。”

多莉拿着信走来。安娜接过信读完，一声不吭地交还给她。

“这些我都知道，”她说，“我丝毫不感兴趣。”

“这究竟为什么呢？相反，我还满怀着希望呢，”多莉说，一边好奇地瞧着安娜。她从来没见过安娜心绪会如此焦躁不安。“你什么时候走？”多莉问。

安娜眯起眼睛，瞧着前面，没有回答她。

“吉提干吗躲着我？”她瞧着门口，红着脸说。

“咳，别说傻话！她在喂奶，可她又喂不来，我刚才在教她……听说你来了，她很高兴。她马上就来，”多莉不会说假话，局促不安地说，“瞧，她来了。”

吉提知道安娜来了，原来想不出来的，可是多莉说服了她。吉提终于鼓起勇气，走了出来。她脸涨得通红，走到安娜跟前，把手递给她。

“我很高兴见到您。”她嗓音打战地说。

吉提心中一直被既敌视这个不检点的女人、但又想对她表示宽容的这种对立的心情弄得手足无措，十分尴尬。但是她一见到安娜那张美丽而又讨人喜欢的脸，心中的敌意顿然烟消云散。

“要是您不愿意与我见面，我也不会大惊小怪。我对这一切都习惯了。您病了？是的，您的模样都变了。”安娜说。

吉提觉察到安娜用敌视的目光瞅着她。她认为这种敌意是由于安娜现在觉得自己在过去庇护过的吉提面前落到这般难堪的境地而引起的。于是吉提又不免同情起她来。

她们谈起吉提的病，谈起婴孩，谈起斯季瓦，然而，安娜显然对这些都毫无兴趣。

“我是来向你辞行的。”安娜站起来，对多莉说。

“您什么时候动身？”

可是安娜没回答，转身又跟吉提交谈起来。

“是的，见到您我非常高兴，”她面带微笑说，“我从各方面听到有关您的情况，甚至从您丈夫的口中。他到我那里去过，我很喜欢他，”安娜说这话显然有不良用心，“他现在在哪儿？”

“他到乡下去了。”吉提满脸通红，说。

“请代我向他致意，一定要向他致意。”

“一定！”吉提天真地重复说，用同情的目光注视着她的眼睛。

“那么再见了，多莉！”说着，安娜吻了一下多莉，握了握吉提的手，急急地走了。

“还是原来的模样，依然是那么有魅力。真是太美了！”只剩下姐妹俩时，吉提说，“但她总让人觉得可怜兮兮的！太可怜了！”

“不，今天她样子有点特别，”多莉说，“我送她到前厅的时候，我觉得她想哭。”

二十九

安娜登上马车，心绪比离家时更糟。原先很痛苦，现在又增添了被侮辱、遭唾弃的感受，这种感觉在同吉提见面时十分明显。

“去哪儿，夫人？回家吗？”彼得问。

“是的，回家。”她说，现在也不考虑要去哪儿。

“他们瞅着我，就像瞅着一样可怕而又稀奇的东西。那两个人这么热烈地在谈些什么呀？”她瞧着两个步行的人，想，“难道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感受随便讲给别人听吗？我原打算向多莉述说的，幸好没讲。她见到我不幸，会幸灾乐祸的！她会掩饰这种心情，可是得知我为了她所忌妒的那种快乐而受惩罚，她会心花怒放的。吉提更会乐不可支。我都把她看透了！她知道，我对她的丈夫具有非同一般的魅力。她忌妒我，憎恨我。还鄙视我。在她眼中，我是个不道德的女人。要是我真的是个不道德的女人，那只要我愿意，早就让她的丈夫坠入我的情网了。我的确有过这样的打算。瞧，这个人多么得意呀。”安娜心里想，她看见一位脸色红扑扑、身子胖乎乎的先生坐车迎面驶来，把她当做了熟人，掀了掀亮光光的秃头上戴着的那顶亮闪闪的大礼帽，但随后便发现他认错了人。“他以为认识我呢。事实上，他根本不认识我，而且世上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正如法国人所说的，我只知道自己的胃口。瞧，他们就想吃那种肮里肮脏的冰淇淋。他们就知道吃冰淇淋。”这时路上有两个男孩叫住卖冰淇淋的贩子，贩子马上从头顶上拿下木桶，用毛巾角擦擦汗津津的脸。她望着他们，心里这样想。“人人都想吃好吃的甜食。没有糖果，就吃脏兮兮的冰淇淋。吉提也是这样：得不到渥伦斯基，就要列文。她还忌妒我，还憎恨我。我们彼此仇恨。我恨吉提，吉提恨我。这是实情。理发师秋季金。我理发总是叫秋季金的……等他来了，我要告诉他，”她暗自思忖，然后又微微一笑。但她旋即又想到，眼下没什么人可以说可笑的事了。“再说，也没什么可笑的、高兴的事儿。一切都叫人讨厌。晚祷的钟声响了，那个商人多么认真地画着十字！好像担心会失去什么。这些教堂、这些钟声、这些谎话干什么用呢？只不过用来掩盖我们大家彼此的仇恨，就像这些互相骂得很凶的车夫一样。亚什温说，他想让我输得倾家荡产，而我也想让他输得身无分文。瞧，这倒是实话！”

她沉陷于这种胡思乱想之中，暂时忘却了自己的处境，马车把她送到家门口的台阶前。看见出来迎接她的门房，安娜才想起自己发出的信和电报。

“有回音吗？”她问道。

“我这就看看有没有，”门房回答，他朝桌上瞧了瞧，拿起一封方形的、薄薄的电报递给她。“十点前回不来。渥伦斯基。”她读了电文。

“那么，送信的回来没有？”

“还没有。”门房回答。

“嗯，既然这样，那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了，”她喃喃自语，心头突然腾起一股无名火和报复的欲望，跑上楼去。“我自己去找他。在与他诀别之前，我要把事情都对他讲明。我从来没有像恨他这样恨过任何人！”她想。她一看见衣帽架上他那顶帽子，便嫌恶得浑身颤抖。她没想到，这份电报是他收到她的电报后的回电；她没想到，他当时还没收到她的信。她如是想，此时此刻他悠然地在与母亲、与索罗金娜聊天，以她的痛苦取乐呢。“是的，得尽快走，”她对自己说，可是还不知道该去哪儿。她想尽快摆脱在这幢可怕的屋子里所体验到的种种心情。仆人，墙壁，这幢屋子里的家什——样样都引起她嫌恶和愤恨，样样都沉甸甸地压在她的心头。

“对了，我得去火车站，要是那儿不见他人影，那我就到那儿去，揭穿他的花招。”安娜看了一下报纸上的火车时刻表。晚上八点零二分有一趟车。“嗯，我赶得上。”她吩咐马车夫换两匹马，接着自己动手往行囊里收拾几天所必需的用品。她知道，此去不再回来了。她从脑海里出现的种种计划中含含糊糊地选择了一种，即在火车站或者伯爵夫人的庄园里大吵一场之后，她就坐下城铁路的火车到头一个停靠的城市，在那儿落脚。

午饭已摆上桌，她走到跟前，嗅了嗅面包和奶酪，觉得每一样吃的都令她恶心。于是她吩咐套车，走出门去。房子已在整条大街上投下阴影，晴朗的黄昏在夕阳的余晖下还暖呼呼的。拿着东西送她出来的安努什卡也罢，往马车上搬行李的彼得也罢，或者显然不太高兴的车夫也罢，个个都使她讨厌，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惹她发火。

“你不必去了，彼得。”

“那火车票怎么办？”

“哦，那随你便，我无所谓。”她厌烦地说。

彼得跳上驭手座位，双手叉腰，吩咐车夫去火车站。

三十

“瞧，又是她！我什么都明白了。”马车刚启动，安娜自言自语。马车走在碎石子路上，晃晃悠悠，辘辘作响，这时各种印象又一个接一个涌入她的脑海。

“哦，我刚才想到什么开心的事呢？”她竭力回想，“想到理发师秋季金吗？不，不是那件事。噢，对了，就是亚什温说过的那句话：生存斗争和仇恨是人与人联结的唯一关系。是的，你们坐车外出转悠也没意思。”她心里对一伙乘坐驷马车显然去郊游作乐的人说，“你们带着狗也没用。你们逃避不了自己。”她朝彼得转过身去的那个方向望去，看见一个喝得烂醉如泥的工人晃动着脑袋，被一个警察拖走。“嗯，他这样倒很好，”她思忖道，“我同渥伦斯基伯爵就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快乐，虽说我们很想过这种日子。”安娜这时头一回看清了她与渥伦斯基的关系，而这一方面她以前是避而不去想的。“他要在我身上捞取什么？与其说是得到爱情，不如说是得到虚荣心的满足。”她回想起他们结合初期他说的话，以及他活像驯顺的猎狗的那副表情。如今一切都证实了这一看法。“是的，他身上有一种虚荣心得到满足的倨傲神气。自然，也有爱情，但更多的是取得成功的傲气。他过去一直以得到我为荣。如今这已过去。没什么可值得神气的了。没神气可言，只有耻辱。他从我身上取得了所能取得的一切，现在他不需要我了。他把我看成了包袱，但是又竭力装作对我不做负心汉。可是昨天他走了嘴，他要我先离婚，再结婚，他是破釜沉舟了。他爱我，可是爱得怎么样？热情消退了。[14]那个人想哗众取宠，显得那么踌躇满志，”她瞧着那个骑一匹赛马、面色绯红的店员，想道，“是的，我已经没有迷住他的魅力了。要是我离开他，他会从心底里觉得高兴。”

这并不是她的推测，而是她借助于照透一切的亮光而清晰地看到的现实。这种亮光现在使她看清了人生的意义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的爱越来越炽烈，越来越自私，可他却越来越冷漠，这就是我们终将分手的缘由，”她继续想，“这也是无可挽回的。我把一切都托付给他了，我要求他全身心地忘情于我。可他却越来越疏远我。结合前，我们如胶似漆，形影不离；结合后，同床异梦，貌合神离。这种局面无法改变。他说我经常无缘无故醋兴大发，我自己也对自己说，我常常无缘无故吃醋。但这不是真情。我不是堕入醋海，而是觉得不满足。然而……”倏忽间一个想法涌上心头，令她激动得张开了口，身子在马车里挪动了一下。“我真不该痴痴迷迷做他的情妇，奢想得到他的抚爱。但是我又没法子，只能这么做。我的愿望使他反感，他的做法使我憎恨，这也是毫无办法的。难道我不知道他不会欺骗我，不会对索罗金娜有意思，不会爱上吉提，不会对我变心吗？这一切我都知道，可是我并不因此觉得轻松。要是他不爱我，仅仅出于责任心才善待我，违心地对我表示温存，没有我所想望的那种爱情，那就甚至比恨我还要坏千百倍！那简直就是地狱！事实就是这样。他早就不爱我了。爱情一结束，仇恨就随之开始。这些街道我压根儿都不认识了。还有这些小山，这些房子，一幢幢房子……房子里挤满了人，全是人……多得数不清，个个你恨我，我恨你。唉，让我想想，我怎么做才能有幸福。好吧，只要办完离婚手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谢廖扎还给我，我就与渥伦斯基结婚。”一想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他的形象，他那双温柔而又毫无生气的、呆滞的眼睛，那双青筋暴突、白皙的手，他的口音以及扳手指的咔咔声立刻活灵活现地呈现在她面前；一想起他们之间也被称为爱情的那种感情，就会厌恶得打寒战。“嗯，要是我办了离婚手续，成了渥伦斯基的合法妻子，那又怎么样？难道吉提不用现在这种眼光看我了吗？不。难道谢廖扎不会再问，或者不会想到我怎么会有两个丈夫吗？我和渥伦斯基之间会有怎么样的新感情呢？不要什么幸福，但求不是痛苦，这行不行？不，不！”她现在毫不犹豫地回答自己，“不行！我们因为无法共同生活而分手，我使他不幸，他也让我不幸。改变他改变我都不可能。种种办法都试过了，螺丝拧得丝扣都坏了。哦，那个抱着婴孩的女要饭的！她以为别人会可怜她。难道我们这些人来到世上不都是为了彼此仇恨，既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吗？有几个中学生走来，他们嘻嘻哈哈。谢廖扎会怎么样呢？”她不禁想道，“我过去以为，我是爱他的，并为自己这种爱而深受感动。但没有他我照样过日子，我用舍弃他来换得别人的爱，而且在陶醉于这种爱的时候，对这样的交换并不后悔。”这时她嫌恶地想起以前那种所谓的爱情。如今她把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都看透了，这使她感到欣喜。“我是这样，彼得是这样，车夫费奥多尔是这样，那个商人以及那些被通告召到伏尔加河两岸安家的人亦是这样，而且处处是这样，永远是这样。”她想，这时马车已驶近下城车站低矮的建筑物，几个搬运工迎着她跑了出来。

“买张到奥比拉洛夫卡的火车票吗？”彼得问。

她把要去哪儿、去干什么压根儿都忘了，费了很大劲儿才闹明白他的问话。

“是的。”她说着把钱包递给他。随后拎起一只红色小提袋，下了马车。

她挤在人群中向头等车厢候车室走去，渐渐地想起她目前境况的细枝末节和使她左右为难的种种打算。于是希望和绝望轮番向她那颗备受折磨、怦怦乱跳的心儿上的旧伤刺去。她坐在星状的沙发上等火车，厌恶地瞧着进进出出的人们（所有人她都讨厌），一会儿想象她到了那个车站，立即给他写信，以及写些什么，一会儿又想象他现在正向母亲抱怨自己的处境（他不理解她的痛苦），这时候她走进屋，她将对他说些什么。她时而又想，生活仍然会幸福的，她多么爱他，又多么恨他，心儿突突跳得有多么厉害。

三十一

铃声响了。这时从一旁走过几个年轻汉子，他们个个面目丑陋，蛮横无理，匆匆忙忙，同时又装出一副斯文的模样。身穿镶金银饰边的仆役制服，脚蹬半中筒皮靴，神情呆滞得像牲口的彼得，也穿过候车室，来送她上火车。她沿着站台走去，从几个吵吵闹闹的汉子身边走过，他们立刻安静下来，其中一个低声议论她，肯定说的是脏话。她跨上车厢高高的踏板，走进车厢，在原是白色、现在已弄得很肮脏的软座上坐下。手提袋在软座上跳动了一下，随后就倒下了。彼得面带傻笑，在车窗外掀了掀带金银饰带的制帽，以示告别。接着动作粗野的列车员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上了门闩。一个穿着箍裙、身子畸形的女人（安娜想象这个女人脱了箍裙后丑陋的样儿，就不由得害怕）和一个小姑娘，一边虚情假意地笑着，一边奔下车去。

“卡捷琳娜·安德烈耶夫娜什么都有，她什么都有啊，姨妈！”

“这么个小姑娘都会虚情假意，装模作样了，”安娜暗自思忖。为了不再看见人，她迅即站起来，坐到空车厢内对面靠窗口的座位上。一个蓬头垢面、面目丑陋的戴制帽的乡巴佬俯下身检查火车车轮，从车窗外走过。“这个丑陋的乡巴佬看上去很眼熟。”安娜心里想。这时她又想起那个梦，吓得身子直哆嗦，赶忙朝对面的门走去。列车员打开车门，让一对夫妇进来。

“夫人，您要出去吗？”

安娜没有回答。列车员和进来的一对夫妇没发觉她面纱后面惊恐的脸色。她回到自己原来的车厢角落里坐下。那对夫妇在对面坐下，暗暗地细心打量她的服饰。安娜觉得这对夫妻很讨厌。那位做丈夫的问妻子能不能抽烟，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抽烟，而是借机与她攀谈。得到妻子的允许后，他便用法语同她聊了起来，其实他要聊的事没有比抽烟来得迫切。他们装模作样交谈着，说些无聊的话，目的是让安娜听到。安娜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彼此有多么嫌恶，有多么憎恨。看到这么一对可鄙的怪人，不能不让人觉得厌恶。

响起第二遍铃声，紧接着传来搬行李的响声、嘈杂声、叫喊声和笑声。安娜清楚，任何人都没有可高兴的事儿，所以这种笑声使她难受，她真想捂住耳朵，免得听见。终于响起第三遍铃声，传来了汽笛声，蒸汽机车刺耳的放气声，接着挂钩猛地一拽，那位做丈夫的急忙画了个十字。“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倒挺有意思的。”安娜凶狠地瞥了他一眼，思忖道。她从那位太太身边的车窗望出去，仿佛站台上送客的人们纷纷都在往后退。安娜乘坐的那节车厢每到接轨处有节奏地震颤一下，从站台、石墙、信号灯旁，从其他车厢旁驰过。车轮在铁轨上转动得越来越平稳，越来越顺溜，不时发出欢快的咯噔咯噔的响声。车窗上映照着明亮的夕阳余晖，微风吹拂着窗帘。安娜在列车轻微的晃动中呼吸着新鲜空气，忘了邻座，又胡思乱想起来。

“哦，刚才我想到哪儿搁下啦？噢，对了，我在想，生活中没有痛苦的那种境况是没有的，我们大家来到世上，就是来受折磨的，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还是想方设法欺骗自己。然而，即使看清了真相，那又能怎么样？”

“造物主赋予人理智，就是要让人摆脱困扰。”那位太太拿腔拿调、煞有介事地用法语说，显然对自己的这句话很满意。

这句话好像就是在回答安娜的所思所想。

“让人摆脱困扰。”安娜重复了一遍那句话。说着，她瞥了一眼那个面庞通红的丈夫和身子瘦削的妻子，她顿时明白，这个病病歪歪的妻子认为自己是个不被人理解的女人，丈夫欺骗她，于是她就产生了这个想法。安娜凝视着他们，好像看清了他们的经历和各自内心的种种隐秘。但是这毫无意思，于是她又继续想她的心事。

“是的，我现在十分苦恼，造物主赋予我理智，就是要让我摆脱苦恼；因此一定要摆脱。眼下再没什么可看的，而且看到这一切也令人厌恶，那为什么不熄灭蜡烛呢？可是怎么熄灭呢？干吗这个列车员沿着栏杆跑去？干吗那节车厢里的年轻人在大叫大嚷？干吗他们又说又笑、谈笑风生的？一切都是假话，一切都是虚伪，一切都是骗局，一切都是罪恶！……”

火车靠站了，安娜挤在旅客中下了车，她像躲避麻风病人一样规避着他们。她在站台上停下来，竭力回想她干吗上这儿来，打算来干什么。她觉得以前能够办到的事，如今却变得如此难以揣摩，特别在这群吵闹得不让她安宁的、胡天胡地的人中间。时而一些搬运工跑到她跟前，想为她效劳，时而一些年轻人靴子的后跟踩在站台的石板上发出橐橐响声，边大声交谈边回头瞧她；时而迎面走来的人又给她让错了路。这时她想起，如果还没有回音，她就打算继续坐车走。她拦住一个搬运工，向他打听这儿是否有一个从渥伦斯基伯爵那里捎信来的马车夫。

“渥伦斯基伯爵吗？从他那里来的人刚刚还在这儿。他们是来迎接索罗金娜伯爵夫人和女儿的。马车夫是个什么模样？”

在安娜同那个搬运工说话的时候，脸色红扑扑、神情愉快、穿着一件蓝色紧腰细裥的漂亮长外套和挂着表链的车把式米哈伊尔走到她跟前，交给她一封信，显然为如此圆满地完成任务而得意。她拆开信，还没看完，她的心就揪紧了。

“非常遗憾，信我没收到。我十点钟就回来。”渥伦斯基草草写道。

“是这样！我早就料到了！”她面露恶狠狠的冷笑自言自语。

“好，那你回家去吧，”她对米哈伊尔低声说。她说话声很低，因为怦怦直跳的心使她说话上气不接下气。“不，我不会再让你折磨我了。”她暗自寻思，既不是吓唬车夫，也不是吓唬她自己，而是吓唬那个使她受尽折磨的人。于是她沿着站台，经过车站栈房向前走去。

两个在站台上走着的侍女回首瞅着她，出声地议论着她的服饰：“地道的货色。”——她们指的是她服饰上的花边。一些年轻人不让她安宁。他们望着她的脸，用怪模怪样的嗓音纵声大笑、大叫大嚷，从一边走过。站长走过她身边，问她是否要乘车。一个卖克瓦斯的男孩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哦，天哪，我要到哪里去呀？”她这么想，一边沿站台越走越远。她在站台尽头停下脚步。有几位太太和几个孩子来迎接一个戴眼镜的老爷，他们高声说笑，安娜走到他们身旁时，他们立即不作声，都打量起她来。她加快脚步，离开他们，朝站台边走去。驶来一列货车。站台受到震动，她觉得她又坐在火车上。

蓦地，她想起她与渥伦斯基第一次相会那天被火车碾死的那个人，顿时明白，她该怎么做了。她迈着轻捷的脚步从水塔那里走下台阶，来到铁轨边，在行驶的列车的跟前站住了。她瞧着车厢底盘，瞧着螺栓和链条，瞧着第一节车厢缓缓滚过来的大铁轮子，竭力用目测判定前后轮之间的居中点，估摸居中点对准她的那一瞬间。

“就在那里！”她望着车厢投下的阴影，望着撒落在枕木上的沙子和煤炭，自言自语。

“就在那儿！就在那儿正中间，我要惩罚他，我要摆脱所有的人，要摆脱自己。”

她想卧倒在第一节车厢底下的前后轮之间的中心点。但是等她从手臂上拿下红色手提袋，为时已晚：前后轮之间的中心点已经过去。只得等下一节车厢。这时候，类似游泳入水前的那种感觉攫住了她的心，于是她画了个十字。画十字的习以为常的动作，在她心里唤起了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这时笼罩着她周围一切的那片黑暗突然划破了，她眼前刹那间又呈现出昔日生活全部美好、欢乐的光辉景象。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驶近前来的第二节车厢的轮子。正好在前后轮的中间对准她的那一瞬间，她扔掉了红色手提袋，缩起脖子，两手撑地卧倒在车厢底下。她稍稍动弹了一下，似乎打算立即站起来，但又跪倒了。就在这一瞬间，她对自己所做的事十分害怕。“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这是为什么？”她想站起身来，往后闪。但是一个庞然大物无情地撞到她的脑袋上，从背上碾了过去。“上帝啊，宽恕我的一切吧！”她说，觉得自己已无法抗争。一个矮小的乡巴佬嘴里喃喃说着什么，正在铁轨上干活。于是她一直点着用来读那本充满焦虑、欺骗、痛苦和邪恶的书的蜡烛，闪现出以前从未有过的耀眼光辉，给她把原先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照亮，紧接着蜡烛发出哔哔剥剥的响声，暗淡下去，永远熄灭了。

[1]费·伊·布斯拉耶夫（1818—1897），俄国语文学家、艺术理论家，著有大量俄罗斯语言学和古俄罗斯文学方面的著作。

[2]莎士比亚所著悲剧《李尔王》中李尔王的诚实、善良的幼女。

[3]原文为德文。

[4]瓦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

[5]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建筑师。

[6]原文为拉丁文。

[7]原文为英文。

[8]瑞士一城市，为矿泉疗养地。

[9]《圣经》故事人物，以色列第一个国王。

[10]见《新约·雅各书》第2章第17节。

[11]原文为英文。

[12]原文为英文。

[13]即莫斯科以北71公里处的古代俄罗斯谢尔吉圣三一大修道院。

[14]原文为英文。

一

差不多过了两个月光景。已是仲夏时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这才准备离开莫斯科。

在此期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他的著作《试论欧洲与俄国国家体制的基础和形式》已于一年前完稿，这是他六年笔耕的成果。此书的某些章节和引言已在一些刊物上登载过，另一些章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对自己圈子里的人读过，所以这部著作的中心思想对广大读者来说已不可能是十分新奇的了。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仍然期望它的问世能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即使不是学术革命，那至少在学术界引起轰动。

这部著作经仔细润饰加工之后已于去年出版，而且送到书商手里。

虽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向任何人打听此书出版后的情况，对朋友们提出的问题他也故作轻描淡写地回答，甚至不向书商打听书的销路，但实际上他密切注视、十分关心这部著作给社会和学术界的最初印象。

然而，过了一个星期，又过了一个星期，第三个星期也过去了，社会上仍没发现任何反应；他的那些专家和学者朋友有时显然出于客套才提到它。另外一些熟人原本对学术类的书籍不感兴趣，因而根本不会提起它。社会上，尤其是当今社会上，关注的只是其他事情，对它十分冷淡。有关学术刊物一个月来对这部著作只字未提。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精确计算撰写书评所需的时间，但是等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仍然不见任何反应。

只有《北方甲虫》在它一篇写倒嗓歌唱家德拉班季的讽刺小品文里，才顺便说了几句贬低科兹内舍夫这部书的话，并指明此书早已受到大家的指摘和普遍的嘲笑。

到了第三个月，终于在一本正经八百的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批评文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知道该文的作者。有一次在戈卢布佐夫家同他见过面。

该作者是个害病的、很年轻的讽刺小品文作家，文笔犀利，但极没有教养，在个人交际方面胆小怕事。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尽管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位作者，但仍然十分认真地读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笔调太可怕了。

讽刺小品文的作者显然看不懂全书的内容。但是他在书中巧妙地东抄一句，西摘一段拼凑成一篇文章，让没阅读过此书的人（其实几乎谁也没有阅读过）看了之后以为，这整本书只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且用词不当（已打上问号），作者是个不学无术的人。这一切做得十分机巧，连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本人都无法否认这种机巧。文章的可怕之处也就在这里。

虽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审视这位评论者的论点是否正确时所持的态度十分认真，但他根本不去注意评论者所嘲笑的缺点和错误，因为十分明显，这一切都是别人故意找茬，他旋即不由得详细回想起他与该文作者的会见与交谈。

“我是否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自己。

他回想起那次见面时，他曾经向这个年轻人指出，他谈吐粗俗无礼。至此，对方写这篇文章的缘由也就释然了。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对此书的评论再没有出现过，无论是发表在刊物上的，还是口头形式的。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出，六年来他耗尽心血与精力所写就的著作付诸东流了。

眼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心情越加痛苦，因为此书完稿后，他再也没有从前那种占据他大部分时间的著书立说的活儿可干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聪慧、有教养、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但不知道现在该把这全部精力往哪儿使。在客厅聚会时，在一般会议和委员会会议上，以及凡是有机会说话的地方的发言，占去了他一部分时间。但他是个久居城市的居民，绝不会像他涉世未深的弟弟来到莫斯科时那样，全身心地扑在各种谈话上。他还有许多空闲时间和剩余精力。

幸好，在他的著作遭冷遇这段最痛苦的时期，从前社会上不引人关注的斯拉夫问题渐渐开始替代异教徒、我们的美国朋友、萨马拉灾荒、展览会及招魂术等问题，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原本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发起者之一，于是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属的那一阶层的人们当中，这个时期除了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之外，其他什么事情也不谈，什么文章也不写。以前一直闲得无事可做的那帮人现在竟不惜时间为斯拉夫人效劳起来。舞会、音乐会、宴会、祝词、妇女服装、啤酒、小饭馆——一切都证明，人们是支持斯拉夫人的。

有关这个问题的许多言论和文章的某些细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并不同意。他发现议论斯拉夫问题已成为一种时髦的消遣，这种消遣往往就是全社会的谈资，而且在不断变换花样；他还发现，许多人怀着自私和图虚荣的目的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以为一些报纸刊载大量不需要的和夸大其词的文章，其目的只有一个——哗众取宠，压倒别人。他看到，在社会上掀起的这场浪潮中，冲在最前面、叫得最响的全是些不得志和心怀怨恨的人：没有兵权的司令，没有实权的部长，没有刊物的记者，没有喽啰的党派头目等等。他从这儿看到许多轻率可笑的东西；但他也看到并且肯定这种把社会各阶级联合起来，不能不令人动情的、毋庸置疑的、不断高涨的热情。屠杀同教教友和斯拉夫兄弟，引起了人们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怒。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为伟大事业而作出的英勇壮举，激起全民族不光是口头上，而且是行动上援助兄弟民族的愿望。

另外还有一种现象令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高兴，这就是社会舆论的出现。全社会明确表示了它的愿望。“体现了一种民族精神，”事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如是说。而且，他越是钻研这个问题，越是清晰地看到，这必将是一个声势浩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他全身心地投入这项伟大的事业，不再去想他那本书的遭遇。

眼下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连回封信和答复别人要求的时间都没有。

他忙了一个春天和部分夏天，七月份这才准备到乡下弟弟那里去。

他去乡下歇息两个礼拜，要在该民族最神圣的地方，在偏僻的乡村，好好地欣赏一番他和首都居民、城市居民都已深信不疑的民族精神高涨的景象。卡塔瓦索夫早已打算履行对列文许下的去他家造访的诺言，于是乘车同他一起前往。

二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刚刚抵达那天人头攒动、特别热闹的库尔斯克火车站，下了马车，回头瞧瞧随行李车从后面跟来的仆人，这时看到一批志愿兵分乘四辆马车驶近车站。妇女们捧着花束来欢送他们，在随志愿兵蜂拥而至的人群的簇拥下进入车站。

一个来欢送志愿兵的太太走出候车室时，叫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

“您也来欢送吗？”她用法语问。

“不，公爵夫人，我自己坐车外出。去弟弟那儿歇一阵子。您也来给他们送行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面带微笑地说。

“是的，不送不行啊！”公爵夫人回答，“我们这儿已经送走八百人了，是吧？马利温斯基不信我的话。”

“八百多了。要是把不是直接从莫斯科出发的也算在内，已超过一千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嗯，就是嘛。我也是这么说！”公爵夫人欣喜地附和道，“现在已经募捐了一百万左右的卢布，这是真的吗？”

“还不止，公爵夫人。”

“今天电讯有什么消息？听说，又把土耳其人击溃了。”

“是的，我看到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他们谈起最新的电讯内容，电讯上肯定地说，土耳其人接连三天在各个据点被击败，落荒而逃，预料明天将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哎，我顺便说一件事。有一个出色的年轻人要去当志愿兵。可是不知为什么处处为难他。我想请您替这个年轻人写张条子，我认识他。他是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介绍来的。”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向公爵夫人询问了那个年轻人的详细情况后，走进头等车厢候车室，给有权决定此事的人士写了一封信，准备交给公爵夫人。

“您可知道，渥伦斯基伯爵，名闻遐迩的……也坐这趟火车，”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再次看到她，把信交给她的时候，公爵夫人带着洋洋得意和意味深长的微笑说。

“我听说他要走，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也坐这趟火车吗？”

“我见过他。他在这儿，只有母亲一人来送他。他还是走为上计。”

“嗯，是的，那是不消说的。”

他们正谈着，一群人经过他们身边向一张餐桌跟前拥去。他们也向那里移动，听见一位手拿酒杯的绅士用洪亮的声音在对志愿兵作演讲。“为信仰，为人类，为我们的兄弟们效劳，”他嗓门越拔越高。“母亲莫斯科祝福你们去进行伟大的事业！万岁！”他含着眼泪高声结束演讲。

大家高呼：“万岁！”接着新来的一群人又向候车室拥去，差点儿撞倒公爵夫人。

“啊！是公爵夫人，怎么样！”人群中突然冒出来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喜笑颜开地说，“说得动听而又满怀热情，是不是？简直妙极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您也来讲几句，这对您来说不费事儿，给他们鼓鼓劲儿；您说得精彩。”他面带温和、尊敬和谨慎的微笑，补了几句，一边轻轻推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胳膊。

“不，我马上要走。”

“上哪儿？”

“去乡下弟弟那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

“那您一定会见到我妻子的。我给她写过信，但您会先见到她；请您对她说，您见到我了，一切都好[1]。她会明白的。不过，还有件事烦请您告诉她一下，我被任命为理事会理事了……嗯，是的，她会明白的！您懂得，这是人生小小的苦恼。”他好像抱歉似的对公爵夫人说，“米亚赫卡娅公爵夫人，不是丽莎，是比比什，一千支步枪和十二名护士是她送去的。我对您说过吗？”

“是的，我听说了。”科兹内舍夫不乐意地回答。

“可惜的是，您要走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明天我们要为两位出征的志愿兵——彼得堡的季梅尔-巴尔特尼央斯基和我们的韦谢洛夫斯基、格里沙举行宴会。他俩都要出发了。韦谢洛夫斯基不久前刚结婚。瞧，真是好样的！您说是不是，公爵夫人？”他对那位太太说。

公爵夫人没回答他，但是瞧了瞧科兹内舍夫。虽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公爵夫人仿佛想撇开他，但这丝毫没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感到尴尬。他嬉皮笑脸地时而瞧瞧公爵夫人帽子上的翎毛，时而东张西望，好像在回想什么。看见一个拿着捐款箱的太太从旁边走过，他把她叫到跟前，投进一张五卢布的纸币。

“只要我还有点钱，面对捐款箱就不能视而不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今天有什么电讯消息？黑山人真棒！”

“您说什么？”当公爵夫人告诉他，渥伦斯基也坐这趟车走的时候，他惊叫起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倏然愁容满面，但只过了一会儿，当他微微晃动着两条腿，抚摸着络腮胡子走进渥伦斯基待着的那个房间之后，他已把当时对着妹妹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的情景忘得一干二净，而把渥伦斯基只看做是一位英雄和老朋友。

“虽说他有种种缺点，但不能不为他主持点公道，”奥勃朗斯基刚从他们身边走开，公爵夫人就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瞧，这就是真正的俄罗斯人的天性，斯拉夫人的天性！可是我担心，渥伦斯基见到他会心里不好受。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的命运使我感动。一路上您跟他谈谈吧。”公爵夫人说。

“嗯，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从来不喜欢他。但是他这一举动赢得了大家的好评。他不仅自己去，而且还自己出资带一个骑兵连去。”

“是的，我听说了。”

铃声响了。大家都向门口拥去。

“这就是他！”公爵夫人指着身穿长外套、头戴宽檐帽的渥伦斯基说，他挽着母亲的手臂走着。奥勃朗斯基走在他身旁，起劲地谈着什么。

渥伦斯基皱眉蹙额地瞧着前方，似乎没在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些什么。

大概，由于奥勃朗斯基的指点，他朝公爵夫人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着的那方向望去，默默无言地向他们掀了掀帽子。这时他那张表情痛苦且又苍老的脸看起来就如石化了一般。

走到站台上，渥伦斯基默默地让母亲先走，随后他也走进了单间车厢。

站台上响起《上帝，保佑沙皇》的乐曲声，紧接着是“乌拉”和“万岁”的呼喊声。有个身量很高、胸脯凹陷、年纪很轻的志愿兵，在头顶上挥动着毡帽和花束，并且特别引人注目地行了个礼。随后两名军官和一个蓄着大胡子、戴顶蹭上油污的制帽的、上了年纪的人也探出头来行礼。

三

与公爵夫人辞别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同走近来的卡塔瓦索夫一起走进挤得满满登登的车厢，火车启动了。

在察里津车站，列车受到一伙年轻人的欢迎，他们齐声高唱着《光荣之歌》。一些志愿兵又探出头来，频频行礼，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并不去理会他们；他同志愿兵们交道打得很多，总体上对他们非常了解，对他们不感兴趣。但是平时忙于学术活动而没机会观察志愿兵的卡塔瓦索夫却对他们兴趣十足，不时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询问有关他们的事。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建议他到二等车厢亲自与他们聊聊。到了下一个车站，卡塔瓦索夫就照此去做了。

车一靠站，他就走到二等车厢，跟那些志愿兵结识。那些志愿兵都坐在车厢一角，大声交谈着，他们显然知道，乘客和进来的卡塔瓦索夫正注视着他们。说话声最响的是那个胸脯凹陷的高个儿小伙子。他显然喝多了，正在述说他们学校里发生的一件事。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身穿奥地利近卫军军服的中年军官。他露着微笑听那小伙子讲述，不时打断他的话头。第三个穿着炮兵军服，坐在他们旁边的一只手提箱上。第四个呼呼睡着了。

卡塔瓦索夫与那个小伙子交谈起来，得知他原是莫斯科的一个富商，没到二十二岁便把大笔家产挥霍殆尽。卡塔瓦索夫不喜欢他，因为他娇养惯了，经不起风雨，身子又单薄。他显然十分自信，尤其是在此时此刻喝醉了的情况下，认为自己正在做一项英雄壮举，厚颜无耻地在自我吹嘘。

第二个，是个退伍军官，也给卡塔瓦索夫留下不愉快的印象。看得出，他是个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他在铁路上干过，当过主管，自己开办过工厂，但这会儿所讲的一切毫无意思，而且时不时不恰当地引用术语。

第三个，是个炮兵。卡塔瓦索夫倒十分喜欢他。他是个谦逊、文静的人，显然对那位退伍军官的丰富阅历，对那个商人的自我牺牲的英雄壮举非常钦佩，但对自己的事只字不提。卡塔瓦索夫问他，什么念头促使他要上塞尔维亚的，他谦虚地回答说：

“没什么，大家都去呀。应当向塞尔维亚人伸出援助之手。真可怜他们。”

“是的，那里特别缺少像您这样的炮兵。”卡塔瓦索夫说。

“我在炮兵连里服役时间并不长，也许会调我去步兵和骑兵部队。”

“这时候最需要炮兵，怎么会把你调到步兵去呢？”卡塔瓦索夫说，一边从这位炮兵的年龄上猜测，他的军阶必定相当高。

“其实我在炮兵连里服役的时间并不很长，我是个退伍的士官生。”他说，接着就解释，为什么他军官考试没及格。

这一切都给卡塔瓦索夫留下了不悦的印象，志愿兵们下车到站里喝酒去了，这时卡塔瓦索夫想与什么人聊聊，看看自己得到的不好印象是否有道理。有一个穿军大衣、也坐火车外出的老头儿，原先一直在侧耳倾听卡塔瓦索夫与志愿兵们交谈。等到只剩下他们单独两人时，卡塔瓦索夫就同他闲聊起来。

“是的，奔赴那儿的所有人，每人的情况都不尽相同。”卡塔瓦索夫想说出自己的看法，同时也想掏出老头儿的想法，含含糊糊地说。

老头儿是个身经两次战役的军人。他懂得军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凭这些人的模样和谈吐，凭他们一路上揣着个装着酒的军用水壶老是喝个没完的醉态，他认为他们是些军人中的败类。当兵前，他原是小县城里的一个居民，此时他想讲讲，他们小县城里有个退伍士兵，他是个谁也不愿雇他干活的酒鬼和小偷，因长期生活无着，也去从军了。但是他凭经验知道，在目前的公众舆论下，要说出违忤舆论的话未免是危险的，尤其是指责这些志愿兵的话。因此他窥探着卡塔瓦索夫的脸色。

“哦，那里需要人呀。”他说，眼睛里含着笑意。他们谈起最新的战地消息，彼此不谈自己心中的疑惑：明天这场战役将要与谁打，既然最新消息说，土耳其部队的所有据点都已被摧垮。这样，他们俩谁也没有说出自己的看法，就分手了。

卡塔瓦索夫回到自己的车厢，不由自主地、违心地把自己对志愿兵们的观察结果讲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根据这些观察结果，他们自然都是出色的士兵。

在一个大城市的车站上，迎接志愿兵的又是歌声和欢呼声，又出现了许多前来搞募捐的男男女女，城里的妇女给志愿兵们献上鲜花，随后就簇拥着他们走进餐厅；但这一切比起莫斯科来逊色得多了。

四

在列车停靠省城车站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到餐厅去，而是在站台上来回踱步。

他第一次走过渥伦斯基的包厢时，发现窗户里拉上了窗帘。但是第二次经过时，他看见车窗前坐着老伯爵夫人。她招呼科兹内舍夫过去。

“瞧，我也去，把他送到库尔斯克。”她说。

“嗯，我听说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她窗前站住，朝窗户里瞅了一眼，说，“他这个行动多漂亮啊！”他发现渥伦斯基不在包厢里，补了一句。

“在发生了那种不幸之后，他还能做什么呢？”

“多么骇人听闻的事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唉，这算过的什么日子啊！嗯，您进来吧……唉，这算过的什么日子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进包厢，在她身边的软席上坐下，她重复说，“这简直没法想象！六个礼拜他没跟人家说过一句话，不吃东西，我求他，他才吃一点儿。连一分钟也不能让他独自一人待着。凡是他能用来自杀的东西我们都拿掉。我们住在楼下，但不能样样预料在先。您知道，为了她，他已经开枪自杀过一次，”她说，想起这件事，老人家的眉头又皱紧了。“是的，她的这种结局，就是那种女人应有的下场。甚至连死都挑卑鄙下贱的方式。”

“审判不由我们来做，伯爵夫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喟然叹道，“可是我清楚，这事给您造成多大的痛楚。”

“唉，别提了！那时我住在自家的庄园里，他也在我那里。有人送来一封信。他写了回信，让那人捎去。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当时她正在火车站上。黄昏时分，我刚回到自己房里，我的梅丽就告诉我，车站上有位夫人卧轨自杀。我听了，简直如雷击顶！我清楚那就是她。于是我首先关照家人，别告诉他。可是家人已经告诉他了。而且当时他的车夫在那儿，一切都看见。我跑进他房里，他已经精神失常——样子怪可怕的。他默默无语，坐上马车直奔那里。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但是他被送回来时已是半死不活的样儿。我真认不出他来了。医生说，他是完全虚脱。后来他几乎像疯子了。”

“唉，干吗还说这些！”伯爵夫人摆摆手说，“那个时候真是令人害怕！是的，不管怎么说，她就是个坏女人。哦，这种走绝路的举动算是什么激情呀！这一切只能证明她有点不正常。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她毁了自己，也坑了两个好人——她的丈夫和我那可怜的儿子。”

“她丈夫怎么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

“他把她的女儿领走了。阿廖沙当时什么都一口答应了。可是现在他痛苦得要命，他把自己的女儿给了别人。既然已经答应，就不能改口。卡列宁来参加葬礼。我们竭力不让他与阿廖沙碰见。这样对他和对做丈夫的都好受些。她使他得到了解脱。但是我那可怜的儿子却完全葬送在她手里了。他抛弃了一切——前程和我，可是她还不依不饶，有意要把他彻底毁了。是的，不管怎么说，她的那种死本身不过是一个不信教的坏女人的死法。哦，上帝饶恕我吧！看着儿子给毁了，心里就不能不恨她。”

“他现在怎么样？”

“上帝救了我们，因为爆发了这场塞尔维亚战争。我人老了，闹不明白这种事，但这也是上帝对他施恩。不消说，我这做母亲的有点担忧；主要的是，据说彼得堡对这事侧目而视。可是有什么法子呢！唯有这么做才能使他打起精神来。他的朋友亚什温把钱输光，也打算去塞尔维亚。亚什温来找他，劝说他一起去。眼下他一心只想着这件事呢。您去跟他聊聊，我希望他能渐渐消除心头的忧愁。他极为悲伤。不幸之中，他的牙又疼起来了。您去找他聊，他一定会很高兴的。您去跟他聊聊吧，他就在那边散心呢。”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很高兴跟他聊聊。于是他朝列车另一侧的站台走去。

五

站台上，在夕阳斜照在货堆上投下的阴影里，身着长外套、帽子压得低低的渥伦斯基，双手插在口袋里，在来回踱步，就像笼中的野兽，走上二十步就来个急转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近前去，似乎觉得这时渥伦斯基已经看见他，但装作没看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此并不在乎。他把与渥伦斯基交往的个人得失置之度外。

此时此刻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眼中，渥伦斯基是个正在从事一项伟大事业的重要人物，因而认为自己有责任去鼓励他，称赞他。他走到渥伦斯基跟前。

渥伦斯基停下脚步，对他细细一瞧，马上认出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就跨上几步迎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也许，您没有想到会跟我见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不过我是否能够为您做点什么？”

“我觉得，跟谁见面也不会像跟您见面这样较少不愉快。”渥伦斯基说，“对不起。对我来说，人生没有愉快的事情了。”

“这点我明白，因而我想为您效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凝视着渥伦斯基显而易见的痛苦的脸，说，“您是否需要给里斯提奇[2]或米兰[3]写封信呢？”

“噢，不要了！”渥伦斯基说，似乎听懂他的话很费力。“要是您不在乎，那我们就去散散步。车厢里闷得慌。写信？不，谢谢您；要去死，是用不着介绍信的。除非写给土耳其人……”他嘴角上挂着淡淡的笑意，说。从眼神依然看得出他内心的气愤和痛苦。

“是的，但是这对于您与物色好的头面人物建立必要的关系还是可能会方便些。当然，悉听尊便。我很乐意听听您的决定。当前社会上对志愿兵的攻击那么频繁，像您这样的人能提高他们声誉。”

“我这个人，”渥伦斯基说，“好在生死对我都无所谓。至于我的体力，十分充沛，足以冲锋、拼杀，或者倒下——这一点我知道。我欣喜的是，能借此机会献出我眼下不仅没用，而且令人嫌恶的生命。这生命对别人倒还有用。”他的颧骨因为不停的、钻心的牙疼而克制不住地抖动着，甚至影响他说话的表情。

“我可以预言，您的精神状态会恢复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觉得自己颇为感动。“为了把同胞兄弟从桎梏下解脱出来，生死有何妨！愿上帝赐予您事事成功，内心平和，”他接着说，向他伸出手去。

渥伦斯基紧紧握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手。

“是的，作为一样工具，我还有点用处。但是作为一个人，我已不中用了。”他一字一顿地说。

他那颗臼齿的隐隐作痛使他口腔里满含口水。他直勾勾地盯着那沿铁轨缓慢而又平稳地滚来的煤水车的轮子。

倏地，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痛楚，不是病痛，而是揪心撕肺的全身折磨迫使他一瞬间忘记了牙疼。他一瞅见煤水车，一瞅见铁轨，加上与发生那次不幸之后未见过面的这位熟人的谈话的影响，突然回想起她，回想起那天他像个疯子似的冲进车站栈房所见到她的那副惨景：在一张桌子上，不知羞地横陈着一具不久前还充满生命的、血淋淋的尸体，四周围着一群陌生人；那张完整无损的、盘着粗大的发辫和两鬓留着几绺鬈发的脑袋向后仰着。她那张妩媚动人的脸上，红润的嘴唇半张半闭，嘴角上凝着一种异样的可怜相，那双没闭上的、凝然不动的眼睛令人十分可怖，好像在说他们争吵时对他说过的那句骇人的话——他会后悔的。

他竭力回忆头一次也是在车站上遇见她时的那种模样。那时的她显得神秘莫测、楚楚动人，她向往幸福，追求幸福，也赐予人幸福，不是像她生命最后时刻在他脑海中留下的那种冷酷无情、睚眦必报的神情。他竭力回忆同她在一起的美好时光，然而这些时光已被永远糟践了。他只记得，她当时洋洋得意地威吓他说，他会抱憾终生的。这时他不再感到牙疼，禁不住的号哭扭曲了他的脸。

他默默无言地在货堆旁来回走了两趟，渐渐控制住了自己，然后平静地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您今天没有得到电讯消息吗？是的，土耳其人第三次遭到败北，明天预料会有一场大决战。”

接着，他们又谈论了一会儿米兰国王的宣言以及它能够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二遍铃声响了之后，他们就各自回车厢里去了。

六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莫斯科，因而事先没打电报让弟弟来接。卡塔瓦索夫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乘坐车站雇用的四轮马车，满脸灰尘像黑人似的在正午驶抵波克罗夫斯克列文家的台阶前时，列文不在家。吉提同父亲、姐姐正坐在阳台上，得知大伯子来了，就赶忙跑下楼去迎接。

“怎么，您竟不好意思事先告诉我们一下？”她说，一边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伸出手去，并凑近前去让他吻一下额角。

“我们顺利到达这儿，也就不打扰你们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我满身尘土，都不敢碰你们了。我忙得不可开交，事先不知什么时候能脱身。你们依然如故，”他笑呵呵地说，“待在僻静的地方，不受外来潮流的影响，享受幸福人生。瞧，我们的朋友费奥多尔·瓦西里伊奇终于也来了。”

“然而，我不是黑人，洗刷一下，又会像个人了。”卡塔瓦索夫用平时打哈哈的口吻说，一边伸出一只手去，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由于脸黑而显得分外洁白的牙齿。

“科斯佳见到你们一定会高兴的。他到田庄上去了。也该回来了。”

“他一直在经营农业。瞧，这儿是一片真正乡土风光呀！”卡塔瓦索夫说，“可我们待在城里，除了知道塞尔维亚战争，什么也不闻不问。那么，我们这位朋友对这场战争是怎么看的呢？想必，与别人的看法不一样吧？”

“哦，他呀，没什么，跟大家一样，”吉提有点儿尴尬地瞅了一眼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道，“我就打发人去找他。爸爸正在我们这儿。他不久前刚从国外回来。”

接着她就打发人去找列文，随后又吩咐仆人带两位尘土满面的客人去洗脸——一个带到书房里，另一个带到多莉的大房间里——并且给客人准备饭菜，她自己却急步（原先怀孕期间却不能这样）向阳台跑去。

“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教授来了。”她说。

“哎呀，大热天跑来真够呛！”老公爵说。

“不，爸爸，他这个人挺和蔼可亲，科斯佳很喜欢他。”吉提发现父亲脸上现出嘲讽的神情，笑嘻嘻地说，好像恳求他似的。

“我无所谓。”

“你去为他们张罗一下吧，好姐姐，”吉提对姐姐说，“他们在车站上遇见了斯季瓦，他身体健康。我要赶紧去照看一下米佳。糟了，从吃早茶到现在还没喂过他奶。他这会儿一定醒了，肯定在啼哭。”说着，她感到两乳胀鼓鼓的，快步朝儿童室走去。

果然，不出她所料（因为婴儿还没断奶），她凭自己乳房发胀就准确知道，他在嗷嗷待哺了。

她知道，她还没走到儿童室，他已经哇哇啼哭了。真的，他在大哭。她听见他的声音，加快了脚步。可是她走得越快，他哭得也越响。声音清朗、健康，似乎有点饿慌了，急不可耐了。

“保姆，哭了好长时间了吗？”吉提急切地问，一边在椅子上坐下来准备喂奶。“快把他抱给我。哎呀，保姆，您怎么磨磨蹭蹭的，唉，包发帽以后再系吧！”

这时婴儿在嗷嗷乱叫。

“可不能马马虎虎的，少夫人，”几乎一直待在儿童室里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总得把他收拾整齐了。嗬，嗬！”她逗引着婴儿，却不理会做母亲的。

保姆把婴儿抱给母亲。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跟着走去，脸上绽开温馨的笑容。

“他认人了，他认人了。是真的，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少夫人，他认得出我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大声嚷嚷盖住了婴儿的啼哭声。

可是吉提没在听她说些什么。她越来越急不可耐，同样，婴儿也越来越急躁不安。

由于焦急，喂起来好一阵子不顺当。婴儿要吮奶却吮不到，于是发急了。

一阵拼命的嗷嗷啼哭和空吮几下之后，喂起来才顺利了，母婴顿时都觉得安心，不作声了。

“唉，他，这个可怜的小宝贝，浑身汗津津的，”吉提摸摸婴儿的身上，嘀咕道，“您凭什么认为，他认人了呢？”她睨视着在她看来调皮地从拉到额角上的小帽子底下看着她的、婴儿的眼睛，乜斜着他那有节奏地一鼓一鼓的小腮帮，以及手掌在空中舞动的、粉红色的小手臂，补了一句。

“不可能！要是说他认人了，那认得的该是我。”吉提接着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刚才的话茬说，同时莞尔一笑。

她露出微笑，是因为她虽然嘴上说他不可能认人，但心底里清楚，他不仅认得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而且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他还知道和懂得许多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事情，连她这个做母亲的也是靠着他才知道和明白事理的。其实对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对保姆，对外祖父，对父亲来说，米佳是一个只需要物质照料的活的生命体；可是对母亲来说，他早已是个有精神生活的人了，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她与他是一直保持着的。

“待他醒来，上帝保佑，您自己会看到的。瞧，我这么逗引他一下，他就会开心得笑起来，可爱的小宝贝儿。那笑容就像明亮的太阳。”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

“嗯，好吧，好吧，到时候我们瞧，”吉提低声说，“现在您走吧，他睡着了。”

七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踮着脚尖走了出去；保姆放下窗帘，把小床的细纱帐内的一只苍蝇和一只在窗玻璃上乱撞的胡蜂赶出去，然后坐下来，拿起桦树笤帚在母婴俩的上方挥动着。

“热呀，真热！老天爷能下一点小雨也好啊。”她说。

“是呀，是呀，嘘——嘘！”吉提这样回答，一边微微摇晃着身子，温柔地按住米佳那只胖得手腕上好像扎上一根细线的小手，这只小手一直在轻轻摆动，小眼睛一会儿睁开，一会儿闭上。这只小手一时间竟使吉提左右为难：她真想亲吻它，可是又担心弄醒他。末了，小手停止了摆动，眼睛又合上了。婴儿只是偶尔仍然吮吸几下，扬起两道向上弯弯的长睫毛，用那双在幽暗中看来乌溜溜、水灵灵的眼睛瞧着母亲。保姆停止挥动桦树笤帚，打起盹来。楼上不时传来老公爵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和卡塔瓦索夫纵声大笑的声音。

“我不在，想必他们谈得来劲了，”吉提心想，“科斯佳不在，总是让人心烦意乱。他必定又到养蜂场去了。他常常到那里去，尽管叫人添烦，可我还是觉得高兴。让他去散散心。现在他比起春上来心情变得愉快了，精神也好多了。”

“要不然，他一直抑郁寡欢，苦恼不堪，我真为他害怕。他这人有多么可笑！”她微笑着喃喃自语。

她清楚，什么事让她丈夫痛苦。那就是他不信教这事。如果有人问她，她是否以为，他不信教来生是否会毁灭，那她一定会同意他会毁灭的说法。尽管如此，他的不信宗教没使她感到不幸；她承认不信教的人不能灵魂得救，可是世上她最爱的就是自己丈夫的灵魂，想起他的不信教就笑嘻嘻的，暗自说他这个人真可笑。

“他长年累月尽读那些哲学书干吗？”她思忖道，“如果这一切都写在这些书里，那么他会明白的。如果书里尽是些谎话，那么读它干吗？他自己也说，希望能有信仰。那么他又干吗不信宗教呢？大约是由于他太多思多虑了吧？他之所以太多思多虑，是因为孤独。他总是独个儿，孑然一身。他跟我们又谈不拢。我想，这两位客人会使他愉快的，特别是卡塔瓦索夫。他喜欢跟卡塔瓦索夫闲聊，”她心里想，这时又立即转而考虑起如何安顿卡塔瓦索夫——让他单独睡一个房间呢，还是与谢尔盖·伊万内奇同睡一个房间。她冷不丁又想起一件要紧事，急得浑身直哆嗦，把米佳都惊醒了，米佳醒来，直愣愣地瞧着她。“洗衣妇好像还没把洗干净的床单送来，给客人铺床用的干净床单全用完了。要不是我过问一下，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就会拿用过的床单给谢尔盖·伊万内奇铺床。”吉提一想到这事，血就往脸上涌。

“对，我要去安排一下，”她拿定主意，于是又回到原来的思路上，想起一个灵魂得救的重要事情还没有考虑好，就重又回想着什么。“是的，科斯佳是个不信教的人。”她又面带微笑回想着。

“嗯，他是个不信教的人！让他像斯塔尔夫人，或者像我当时在国外想要成为的人，还不如让他永远是这样。是的，那他就不会作假。”

这时，不久前那件体现他善良的品质的事又生动地呈现在她眼前。两个星期前，多莉收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封悔过信。他恳求她挽救他的名誉，卖掉她的田产，以偿还他的债务。多莉陷入了绝望，她憎恨丈夫，既瞧不起他，又怜悯他，打定主意跟他离婚，拒绝他的要求，但是结果还是同意卖掉自己的一部分田产。这事之后，吉提不由自主地面带温柔的笑容，想起当时丈夫的尴尬相，想起他不止一次地想用笨办法解决他所关心的问题，末了，他终于想出唯一既不伤害多莉的尊严，又能帮助她的办法，让吉提把自己一部分田产送给她，这是她原先所没有想到的。

“他怎么能算没有信仰的人呢？他心眼好，老是担心伤别人的心，甚至对小孩都这样！他总是替别人着想，从来都不为自己想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简直认为，做他的管家，这是科斯佳的义务。姐姐同样这样想。眼下多莉和她的几个孩子都受到她的照顾。那些乡下人每天来找他，好像他理应为他们效劳似的。”

“嗯，将来你也能像你父亲那样，做个这样的人就好了。”吉提说，一边把米佳交给保姆，并亲吻了一下他的脸蛋。

八

列文自从看见垂死的亲爱的哥哥那一刻起，头一回不以他在二十至三十四岁期间逐渐形成并不知不觉取代了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信念的所谓新见解来看待生死问题。从那一刻起，让他大为害怕的与其说是死，倒不如说是生，他根本不知道生从何来，生的目的何在以及生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机体及其灭亡、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定律、进化，都是替代他往日信仰的术语。这些术语及其相关的概念对科学研究很有用，但对生命本身却毫无意义。列文突然觉得自己像是脱了暖和的皮大衣，换上薄纱衣服，首次处在严寒之中，不是凭推理，而是全身心地确信，他早晚会赤裸着身子，不可避免地痛苦地死去。

从那时起，列文虽然对那个问题一直搞不清楚，依旧那样生活，但是他却一直为自己的这种无知感到忐忑不安。

此外，他还模模糊糊觉得，自己所谓的那种信念不仅是无知，而且是一种紊乱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要得到所需要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成家的初期，他所感觉到的新的欢乐和责任完全把这些思想挤走了；但在最近，在妻子分娩后，列文在莫斯科优哉游哉，无所事事，于是他越来越经常、越来越坚决和越来越迫切地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他面临的问题是：“如果我不认可基督教对我生命问题作出的解答，那我认可什么样的解答呢？”他在自己林林总总的信念中不仅找不到任何解答，就连类似解答的东西都找不到。

他此时的心情就像一个人在玩具店和军械铺里找寻食品。

他现在在每一本书里，在每一次谈话中，在遇到的每一个人身上不由自主地、无意识地找寻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和解答。

使列文最惊异和最难受的是，他圈子里多数人和多数与他年龄相仿的人都像他一样，用新的信念替代旧的信念，他们丝毫不认为这是灾难，反而志得意满，心安理得。所以，除了主要问题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使他觉得痛苦：这些人诚实吗？他们会不会在作假？还是他们准是比他更清楚地懂得他在探究的那些问题的科学答案？他努力研究这些人的看法和钻研一些书籍，从中找寻这些答案。

自从他钻研这些问题以来，他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回想起在青年时代和大学校园时，认为宗教已经过时、它再也不能存在的想法是错误的。生活中与他亲近的所有好人都是信教的。老公爵、他那么喜欢的利沃夫、谢尔盖·伊万内奇以及所有妇女，人人都信教；他的妻子就像他孩提时代一样是个忠实的信徒；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人，凡是他最尊敬的人，个个都信教。

还有，他读了许多书后确信，同他观点一致的那些人对这些问题没说出什么高见。他们不作任何解释，只是抛开那些他觉得不作出答复就简直活不下去的问题，却拼命去解决他不感兴趣的其他问题，譬如有机体的进化、机械地解释灵魂等等问题。

除此之外，在妻子分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他来说不同寻常的事情。当时他这个不信教的人做起祈祷来了，做祈祷的同时，也信起上帝来了。不过这个时刻已经过去，他的生活中再也没有当时那种心情了。

他不能承认，他当时认识了真理，现在却误入了歧途，因为只要平静地思考一下，这一切都是站不住脚的；他也不能承认，他当时有错，因为他珍视当时的心情。要是他承认生性软弱，那他就会亵渎那个时刻。他处在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痛苦之中，竭尽全力想摆脱出来。

九

这些思想使他苦恼，使他备受折磨，时而弱些，时而强些，但总是缠住他不放。他读书，并且思考，读得越多，思索得越多，觉得自己离追求的目标就越远。

最近在莫斯科、在乡下，他确信在唯物主义者身上找不到答复，于是他重又读起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等不是用唯物主义解释人生的哲学家的著作。

当他读到或者自己想出反驳其他种种学说，尤其是反驳唯物主义学说的材料的时候，他似乎觉得这些思想是富有成效的。但是当他读到或者自己想出解答这些问题的办法的时候，就总是翻来覆去弄不出一个名堂来。当他在精神、意志、自由、实体这些含糊不清的名词定义上兜圈子，故意陷入哲学家或他自己布下的这种文字迷魂阵时，他好像有所领悟。但是只要他抛弃人为的思维轨迹，从现实生活出发，回到他以前感到满意的思路上来，循着这条思路思考，那整个这座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就像纸屋那样訇然坍塌，事情很清楚，这座大厦是靠反复使用那些名词术语砌成的，脱离了比理智更为重要的现实生活。

一段时期他读叔本华的著作，他用爱这个名词来替代意志这一术语，因而在他阅读期间，这种新哲学曾给了他一两天的慰藉；后来他从现实生活出发来观察时，它同样坍塌了，它原来是一件不能御寒的薄纱衣。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哥哥建议他读些霍米亚科夫[4]的神学著作。列文已读了霍米亚科夫作品第二卷，虽然开头那夸夸其谈、妙语连珠和俏皮的笔调令他生厌，但后来却被他关于宗教的学说所打动。起初打动他的思想是，对上帝的真理的领悟不是个人办得到的，只有用爱结合起来的团体——教会才行。使他欣喜的思想是，相信一个组成所有人的信仰、以上帝为首因而是神圣和绝对正确的、如今存在着的教会，从而再信仰上帝，信仰创世，信仰堕落，信仰赎罪，那比直接信仰上帝——遥远而神秘的上帝，信仰创世，等等要容易。但后来他又读了天主教作家写的宗教史和东正教作家写的宗教史，发现这两个实际上都是绝对正确的教派互相排斥，他对霍米亚科夫的宗教学说失望了，于是这座大厦也像哲学大厦一样，訇然一声坍塌了。

整个春天，他都觉得迷离恍惚，日子过得很痛苦。

“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活着干什么，就不能活下去。但是这我无法知道，因而也无法活下去。”列文喃喃自语。

“在无限的时间里，在无穷的物质中，在无限的空间里，生出一个生物体的水泡，这个水泡存在一会儿就会破裂，我也就像这个水泡。”

这是一个折磨人的谬误，但这是人类在这方面几个世纪来苦苦思索的、唯一的最新成果。

这是一种最新的信仰，人类思想几乎在各个领域中的一切探索都是以此为基点的。这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信仰，列文从其他各种解释中，不由自主地、不知不觉地、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这种信仰，认定这正是一种较明白的信仰。

但是这不仅是谬误，而且是一种凶恶势力的冷酷讽刺，一种人们不该屈从的邪恶、可恨势力的冷酷的讽刺。

得摆脱这种凶恶势力。摆脱的方法掌握在每个人手里。一定要改变受制于这种凶恶势力的状况。只有一种办法——死。

列文，一个身体强壮、拥有幸福家庭的人竟几次想要自杀。他不得已只好把绳子藏起来，不让自己上吊，他不敢携带手枪，生怕开枪自杀。

然而，列文没有开枪自杀，也没有自缢，他继续活着。

十

列文思忖，他是个什么人，他活着为了什么，找不到答案，他便陷入了绝望；但是他不再向自己提这些问题时，他便好像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为什么活着，因此他就毅然决然地行动着，生活着。最近，他生活过得比过去充实得多。

六月初，他回到乡下，又忙乎起他的日常事务。干农活，同庄稼人和邻居打交道，做家务，处理姐姐和哥哥托付他的事务，处理与妻子和亲属的关系，照料婴儿，加上今年春天萌生的对养蜂的爱好，这一切事务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

他做这些事务，并不是像以前那样，为了赢得公众看法的认同；恰恰相反，如今一方面因为过去办公共福利事业遭受失败而觉得心灰意冷，另一方面由于穷于思索和忙于应付从四面八方朝他压来的、大量的事务，他压根儿不再关心公共福利，他做这些事，只是因为他觉得应该做，而且非做不可。

从前（这几乎从童年开始直到长大成人），他竭力想为大家，为人类，为俄国，为整个乡村做些好事的时候，发现这种想法令人十分愉快，但实际做起来总是不尽如人意，而且对做这种事是否必要也信心不足。这种事本身最初看起来，总是意义重大，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到最后便毫无意义了。如今，结婚后他变得越来越只为自己而生活，虽然想到自己的事业毫无乐趣可言，但坚信这种事业是不可或缺的，并看到它比过去搞得更加蓬蓬勃勃，规模越来越大。

眼下，他仿佛一张犁，身不由己地在地里越陷越深，不犁出一条垄沟来，是拔不出身来的。

像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那样，过家庭生活，那就是要让孩子在同样的教育环境中受同样的教育，这无疑都是必需的，就像饿了得吃饭，要吃饭就得做饭。为此，必须把波克罗夫斯克这架农业机器开动起来，得有收入才行。如同欠债必须要还一样天经地义，祖传的田产也必须保管好，让儿子将来接受这份产业时对父亲说上几句感谢的话，就像列文当初接受祖父苦心经营的家产时那样。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不出租土地，自己经营农业，饲养牲畜，给地里施厩肥，并且种植树木。

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姐姐以及习以为常地来请教他的所有乡下人的事情，他不能不做，就如不能把抱惯了的婴儿放下一样。也必须为应邀来做客的大姨子及其孩子，妻子和婴儿的舒适安逸操点心，每天也不能不花少许时间来陪伴他们。

这一切，还有打猎和养蜂使列文的生活安排得满满登登的，这样的生活，回过头来想想，真毫无意义。

列文不仅十分清楚他必须做什么，而且也十分明白，所有这一切他应当怎么做，以及当前更要紧的是什么事。

他懂得雇用工人工钱越低越好；但是预付比实际要少的工钱，廉价奴役雇工是不应当的，虽说这样能得益不少。在饲料缺乏的时节，可以把干草卖给农民，虽说他也同情他们。大车店和酒店应当关闭，虽说这样会断了财源。砍伐树林应当从严处治，不过农民把牲口赶到他的庄稼地里可不能科以罚款，也不能扣留牲口，尽管这么一来，使看守人很不痛快，使农民更加无法无天。必须借给每月要付给高利贷者百分之十利息的彼得一笔钱，让他不再受高利贷的剥削。但是对拖欠地租的农民可不能让他们不交或拖欠。草场上的草不割，白白损失了，不能饶了管家。但是已种了树苗的八十俄亩地上不能割草。一个雇工在农忙季节，因父亲去世而回家奔丧，尽管可以可怜他，但不能原谅，在这干活的大忙时节旷工，得扣除他的工钱。对那些什么也干不了的老仆人，每月口粮照发不误。

列文知道，回到家得首先去看望一下身体不好的妻子，那些已经等了他三个小时的农民，还可以叫他们再等一会儿。他也知道，虽说养蜂场上收集蜂群不失为一大乐趣，但他要去同找到养蜂场来的那些农民谈话，只得忍痛割爱，让老头儿独个儿去收集蜂群。

他不知道这么做好不好，眼下他不仅不打算去证实它，而且避而不谈、甚至不想这件事。

思前想后往往弄得他犹疑不决，看不清他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可是当他不去思辨，就这么混日子的时候，他就觉得心中有个明镜高悬的法官，给他断定，哪种事该做，哪种事不该做，哪种事做得好，哪种做得不好。一旦做了不该做的事，他立刻就会感觉到。

他就这么打发日子，不知道，显然也无法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为什么活在世上，而且为这种愚昧无知痛苦不堪，简直到了担心自己会自杀的地步，同时却在坚定不移地开辟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

十一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到波克罗夫斯克那一天，恰是列文最苦恼的时刻。

眼下是农活最繁忙的季节，劳动中人们个个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自我牺牲精神，这种精神在生活的其他场合是没有的，如果表现这种精神的人们自己非常看重这种精神，如果这种状况并不是年年出现，如果这种忘我干活的成果并不平平常常，那这种精神就会得到很高的评价。

收割黑麦、燕麦，运送麦捆，割草，翻耕休闲地，脱粒和播种越冬作物，这一切看起来简单、平常，但要及时干完，就得全村老老少少连续干上三四个星期，而且一天干的活是平时的三倍，但吃的只是克瓦斯、洋葱和黑面包，夜里还要脱粒和搬运麦捆，一天睡不上两三小时。全俄国年年都是这么干的。

列文在乡下待了大半辈子，同农民非常接近，在这种大忙季节，他总觉得自己也被他们这种冲天干劲所感染。

大清早，他就骑马先来到地里察看播黑麦，又去察看把燕麦搬运来堆成垛的活儿，随后在妻子和大姨子起床时回到家，跟她们一起喝咖啡。接着步行去场院，那里新装的脱粒机该准备脱粒了。

一整天，列文不管是同管家、农民谈话，还是回到家跟妻子、跟多莉、跟她的孩子们和跟岳父谈话，心里老是挂着一个近来除了照应农活、一直缠住他不放的问题：“我究竟是什么人？我在哪儿？我又干吗在这儿？”

列文站在新盖的用一根根剥皮的新鲜白杨树作桁条，用一根根叶子尚未掉光、还散发着香气的榛树枝作椽子的草顶谷仓的荫处，时而透过四下飞扬的、干燥而又呛人的谷屑，从敞开着的大门往外望望在灼热的太阳照射下打谷场上的青草和刚从干草棚里抱出来的新鲜干草，时而瞧瞧几只花斑头顶、白胸脯的燕子啾啾叫着飞到屋檐下，扑扇着翅膀栖在门顶窗口，时而又瞅瞅在昏暗而又灰尘飞扬的谷仓里忙忙碌碌的人们，心里又涌起了古怪的想法。

“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他想道，“干吗我站在这儿强迫他们干活？他们干吗都忙碌个没完，竭力在我面前卖力呢？我熟识的老太婆马特廖娜干吗这样拼命干呢？（在一次火灾中，一根梁木掉下来，砸伤了她，我曾给她治过伤）”他瞅着那个身子瘦削的老太婆在坚硬不平的打谷场上，紧张地挪动着那双晒得乌黑的光脚板，用耙子翻动着麦子。“当时她恢复了健康，但过不了多久，或许十年后人们就会把她埋葬，她身后什么也不会留下。那个用干脆利索的动作在簸扬麦子的、穿着红呢裙子的年轻农妇，将来也什么都不会留下。人们也会把她埋葬，那匹花斑骟马也快了，”他瞧着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常常张大鼻孔还缓不过气的那匹马，拉着碾磙子在打谷场上转圈，心想，“它也会被埋葬，还有那个拳曲的胡子上落满糠秕、穿着一件露出雪白肩头的破衬衫、正在解麦捆的费奥多尔，也会被埋葬。不过他现在还在解麦捆，在吩咐别人，对婆娘们大声嚷嚷，迅捷地调整传动轮上的皮带。最重要的是，不仅是他们要被埋葬，连我也要被埋葬，身后什么也不会留下。这都是干吗呢？”

他这么思忖着，同时还看着表，算计着一小时能脱多少麦子。他必须知道这个情况，以便据此定出一天的工作量。

“快一个小时了，才开始脱第三垛。”列文心里想，一边走到送料脱粒的农民跟前，用压倒机器隆隆声的大嗓门关照他，一次往上面少放点儿。

“你放多了，费奥多尔！你瞧，都堵住了，所以干得不顺手。要放得均匀！”

费奥多尔汗涔涔的脸上沾满灰尘，显得黑乎乎的，他大声应答了一下，但依然我行我素，没照列文要求做。

于是列文走到脱粒机滚筒前，推开费奥多尔，自己拿起麦捆干了起来。

他一直干到农民就要吃午饭的时候，这才跟脱粒的农民费奥多尔一起离开谷仓，他们在一个堆得整整齐齐的、留种用的、黄澄澄的黑麦垛边站住，又聊了起来。

原来这个脱粒的农民来自遥远的乡村，就是从列文以合伙经营方式出租土地给农民的那个地方来的。目前那块地出租给原来看院子的人了。

列文同费奥多尔聊起那块地来，顺便向他打听，同村那个有钱而又守本分的庄稼汉普拉东来年会不会租那块地。

“地租太高，普拉东承受不起，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农民费奥多尔一边回答，一边从汗湿的怀里掏出一个麦穗。

“嗯，那么基里洛夫怎么承受得起的呢？”

“米秋哈那小子（他如此鄙称从前那个看院子的人），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怎么会承受不起呢！那小子尽榨取别人钱财，捞自己油水。他连同教兄弟都不怜悯。福卡内奇大叔（他如此称呼普拉东老人）难道会拼命剥削别人吗？凡是欠他的债，他一概免了。实际上他是入不敷出。这要看是什么人哪。”

“可是他为什么要一概全免了呢？”

“哎，世上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的人活着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米秋哈就是这种人，只想填饱大肚子。福卡内奇却是个正正派派的老头儿。他活着是为了灵魂得救。他记得上帝。”

“怎么记得上帝？怎么活着才是为了灵魂得救？”列文几乎大声喊起来。

“很明白，那就是服从真理，按上帝的旨意去做。要知道人是各式各样的。就拿您来说，您也不欺负人……”

“好吧，好吧，那再见！”列文说，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接着转过身，抓起他的手杖，快步往家里走去。刚才听到那个农民说，福卡内奇活着是为了灵魂得救，要服从真理，按上帝的旨意去做，顿时一些模模糊糊、但意义重大的思想一齐涌上心头，仿佛冲破阻拦，向一个目标飞驰，使得他头晕目眩，迷离恍惚。

十二

列文沿大道迈开大步走着，一路上关注的与其说是他的思想（他还没法理清条理），还不如说是他从未体验过的那种心情。

那个农民说的一些话在他心里产生了电火花般的作用，一下子把那些一直缠绕在他心头的、七零八落、模糊不清、断断续续的思想汇聚在一块儿。这些思想也就是在他说到出租土地的那个时候，不知不觉地攫住了他的心。

他觉得自己心里有一种新的东西，并且愉悦地揣摩着这种新东西，但是还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

“活着不是为了满足欲望，而是为了上帝。为了什么样的上帝？还有什么话能比他说的更荒诞不经的呢？他说，人不应当为自己的欲望活着，即不应当为我们所理解、我们所迷恋、我们所向往的东西活着，而应当为一种不可理解的东西，为谁也理解不了、谁也无法确定的上帝活着。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明白费奥多尔说的那些荒诞无稽的话吗？明白了，我会怀疑这些话的正确性吗？我认为他的话愚蠢、含糊不清、意思不确切吗？

“不，我完全像他本人那样明白他的话，而且比我明白生活中的某些事情更完全、更清楚。我在生活中从来也不怀疑，因此也不可能怀疑他的话。不光是我一个人，而且是世上所有的人都完全明白，对此不存怀疑，大家一直同意这种说法。

“费奥多尔说，那个看院子的基里洛夫活着是为了填饱大肚子。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大家都是有理性的生命体，要活着，不能不填饱肚子。但是费奥多尔说，为了填饱肚子活着是荒谬的，而应当为真理、为上帝活着，他这么一点拨，我顿然领悟了！无论是我，是千千万万几百年前的古人和千千万万现在活着的人，是心灵贫乏的农民，还是对这进行深思并著书立说的贤哲，都言辞含混地谈论这件事情，我们大家对于应当为什么而活着，什么是善都有一致的看法。我同这些人只有一个明确、坚定、不容置疑的信仰，这个信仰无法用理智来解释，它超越理智，不具有任何原因，也不具有任何结果。

“如果说善有原因，那就不成其为善；如果说善有结果——奖赏，那也就不成其为善。因此，善是脱离因果连成的锁链的。

“这一层我懂，我们大家都懂。

“我在寻找奇迹，为发现不了令我信服的奇迹而觉得遗憾。瞧，奇迹就在这儿，就在我身边，这是永远存在的唯一奇迹，我竟然没发现。

“世上还会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奇迹呢？

“莫非我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莫非我的苦恼就此消除了？”列文思忖着，一边沿着尘土飞扬的大路迈步走去，觉察不到天气酷热和身子疲乏，却感受到一种摆脱了长期苦恼的轻松。这种感觉太令人兴奋了，以致使他觉得不可思议。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两腿再也走不动了，于是就从大路上折入树林，在山杨树荫下一块没割过的草地上坐下来。他从大汗淋漓的头上摘下帽子，支着一条胳膊，在林中多汁的、宽叶的青草上斜躺了下来。

“是的，得深思一下，把这弄个明白，”他想，一边凝视着面前那片没有踩倒的青草。这时他看见一只绿色小甲虫在冰草茎上向上爬，爬着爬着，被一片羊角芹叶挡住了去路。“一切又得从头开始，”他自言自语道，伸手拨开这片草叶，不让它挡住小甲虫的路，还把另一根草折过来，让小甲虫爬过去。“什么让我心里这么高兴？我发现了什么？”

“从前我说过，在我身体里，在这种青草里和这种甲虫的身子里（瞧，它不愿待在这根草上，扑扇着翅膀飞走了），发生着一种物质变化，它是按物理规律、化学规律和生理规律进行的。我们所有的人，还有山杨树，还有白云和这些模模糊糊的斑点都在演化。从什么演化而来？又演化成什么？演化和斗争是没完没了的吗？……好像在无止境中会有一种什么方向和斗争！使我纳闷的是，虽然我顺这条路拼命思索，但依然看不清人生的意义，看不清我激动和渴望的意义。不过，我内心激动的意义十分明白，我经常受它控制，在那个农民对我说‘活着为了上帝，为了灵魂得救’的时候，我觉得既惊异又高兴。

“其实，我什么也没弄明白。我只弄明白我知道的事情。我弄清楚了，过去曾经给我、现在仍然给予我生命的那种力量。我摆脱了蒙骗，我认识了主。”

于是他简短地回顾自己近两年来思想演变的轨迹，起点就是看见亲爱的哥哥病势危重、医治无望而产生的、明显的、死的念头。

那时他头一回清楚地懂得，在每个人面前，在他面前，除了痛苦、死亡和永远被遗忘，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于是他拿定主意，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应当是，要么把自己的生命解释清楚，免得它遭到魔鬼的恶意嘲笑，要么开枪自杀。

但是他既没做到前者，也没做到后者，而是依然这样生活、思想和感觉着，而且在这一段时期还成了家，体验到了许多欢乐，在他不去思索自己人生的意义时，还感到十分幸福。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他虽然生活美满，但是思想消沉。

他凭着同母乳一起吮吸进去的那种精神上的真理生活着（他没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思索问题时不但不承认，而且竭力回避这些真理。

如今他清楚了，他只能凭在他身上培养起来的那种信仰活下去。

“如果没有这种信仰，不知道应当为了上帝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欲望而活着，那我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怎么度过自己的一生呢？那我就会去抢劫、撒谎和杀人。那构成我生活中主要快乐的事，在我看来，就一点儿也不存在了。”如果他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那么无论他怎么冥思苦想，也依然想象不出他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兽类。

“我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我的思想不可能为我提供答案——它不可能解答这个问题。给我答案的是生活本身，是我认识到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种认识不是凭任何方法取得的，而是同大家一样是天赐予我的，之所以说天赐的，是因为我从任何地方都无法得到它。

“我是怎么得到的呢？凭理智我能做到爱身边的人而不坑害他们吗？这种话孩提时代就有人对我说过，我欣然相信了，因为他们说的这种道理，说到我的心坎里了。是谁发现的？不是理智。理智发现的是生存斗争和必须铲除一切有碍于满足我欲望的人的法则。这是理智作出的结论。而爱别人的法则靠理智是发现不了的，因为这不符合理智。”

“是的，是种骄傲。”他喃喃自语，一边翻过身来趴在地上，抓过几根草来打了个结，同时竭力不折断它们。

“不但是理智的骄傲，而且是理智的愚蠢。主要是理智的欺骗，真正是理智的欺骗。真正是理智的诈骗。”他重复说。

十三

列文回想起不久前多莉和她的孩子们所发生的那一幕。孩子们趁大人不在，在蜡烛上煮马林浆果，用注射器往嘴里喷射牛奶。做母亲的遇上他们在胡闹，就当着列文的面训斥他们说，大人们花费劳动得来的东西，竟被他们在胡乱糟蹋；说大人们的劳动全是为了他们，要是他们打碎茶杯，就不能喝茶；要是糟蹋了牛奶，就没有东西吃，那他们就会饿死。

孩子们听母亲说这些话时流露出的那种平静、沮丧和不信任的神情令列文吃惊。他们不高兴的只是，他们有趣的游戏中断了，他们丝毫不相信母亲说的话。他们不可能相信，因为他们想象不出他们在胡闹玩耍的东西要花费多少劳动才能得到，想象不出他们糟蹋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

“这都是本来就有的，”他们以为，“没有什么值得关心和大不了的事情，因为一向如此，将来也如此。一切都是老一套，一成不变。这些都是现成的，不要我们费什么脑筋。可是我们却要别出心裁地想出一些新花样来。于是我们想出把马林浆果放在茶杯里，搁在蜡烛上煮，用注射器把牛奶直接互相射到嘴里。这新奇有趣，一点也不比用杯子喝来得逊色。”

“在凭理智探索自然力的作用和人生的意义时，难道我们，难道我不是这样做的吗？”他继续想。

“所有哲理用人觉得古怪而又不习惯的思维方式，引导人去认识早已知道的事物和确切知道赖以生存的道理时，不也是这样的吗？每个哲学家在发挥自己的理论时，事先就像农民费奥多尔一样，显然知道（但一点儿也不比他清楚多少）人生的主要意义，但是却用模棱两可的推理方式回到人人都知道的道理上来，这一点难道不明显吗？

“如果放开手让这些孩子自己去获得必需的东西，如做器皿，挤牛奶等等，那么他们还会胡闹吗？那他们一定会饿死。再说，让我们放任自己的欲望和思想，忘掉上帝和造物主，那又会怎样？或者不明白什么是善，不讲清道德上的恶是什么，那又会怎样？

“不懂得这些，你们去建设建设看！

“我们只会毁坏，因为这样精神上会得到满足，就像那些孩子！

“我那种让我心灵平静、与那个农民一致的、令人欣喜的共识是从哪里来的？这认识我是怎么得到的呢？

“我以前受的教育要我信仰上帝，做个基督教徒，用基督教给予我的那种心灵上的幸福充实我的一生，并赖以生活。可是我却像个孩子，不理解这种幸福，时常破坏它，即想破坏我借以生活的那种幸福。到了生活的紧要关头，我就会像个挨饿受冻的孩子去向他求救，况且我还不如那些由于调皮捣蛋而受母亲斥骂的孩子，我总觉得，我这种充满稚气的无事生非的胡闹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

“是的，我明白事理不是凭头脑，而是靠造物主赐予，是我用一颗心、凭着对教堂里所宣扬的主要东西的信仰而懂得的。

“是教堂吗？就是教堂！”列文对自己说，侧过身，用另一条臂肘支撑着，望着远处慢慢向河边走去的畜群。

“但是我能相信教堂里的布道吗？”他心想，同时想出各种能打破他目前平静心情的烦心事来检验一下自己。他故意回想起总让他觉得奇怪而又使他入迷的那些教义。“能相信创世吗？那我怎么来解释生存呢？用生存来解释生存吗？用什么也不行吗？相信恶魔和罪孽吗？那我用什么来解释恶？……那救世主呢？……

“但是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无法知道，除了我跟大家一样都知道的以外。”

可是现在他觉得，没有一条教义违背宗教的主要信条——对上帝、对善的信仰是人类的唯一使命。

每一条教义都可能为真理效劳，但不为满足个人的欲望效力。每一条教义不仅不违背这个信仰，而且是造就世上经常出现的主要奇迹所不可或缺的。这种奇迹的伟大就在于，能使每个人和千千万万各式各样的人，包括贤哲和傻子，儿童和老人，还有那个农民，利沃夫，吉提，叫花子和国王，都明白同一种道理，并构想出那种唯一值得为之生活的和我们唯一珍视的精神生活。

他现在仰卧着，远望着万里无云的高空。“难道我不知道，这是无际无垠的空间，并不是圆形的苍穹？可是不论我怎么眯起眼睛，怎么用尽目力远眺，我都无法看到它不是圆形的、不是有限的。虽然我知道这是无限的空间，但当我看出实实在在的蔚蓝色的苍穹的时候，我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比我想极目望得更远时更正确。”

列文停止了遐想，仿佛谛听着几个愉快而又聚精会神地交谈着的神秘的声音。

“难道这就是信仰？”他心里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幸福。“我的上帝，我感谢你！”他喃喃自语，同时克制住涌上心头的号哭，两手抹去禁不住淌下的眼泪。

十四

列文愣怔地望着前方，看见畜群，接着又看见套着“乌骓”的那辆马车，还有来到畜群跟前、同牧人说话的车夫。然后他听到不远处车轮的滚动声和那匹骏马的响鼻声。但是他沉浸在冥想中，没想到车夫为什么赶着车朝他走来。

直到车夫把车赶到他紧跟前，叫了他一声，他这才回过神来。

“太太打发我来接您。您的哥哥和一位老爷来了。”

列文坐上马车，接过缰绳。

列文如梦初醒，半天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瞧瞧胯下和被缰绳擦破皮的脖子上大汗淋漓的那匹肥壮的马，又瞅瞅身边的车夫，才想起他在盼哥哥来，想起妻子准会为他久久不回去而担心，接着又竭力猜测与哥哥一起来的那位客人是谁。这会儿哥哥也罢，妻子也罢，那位不知名的客人也罢，在他看来，都与过去不一样了。他觉得，如今他与所有人的关系都变了。

“往后我与哥哥之间不会出现像过去那样的隔阂了，也不会发生争吵了；与吉提也永远不会争吵；对客人，不论他是什么人，都会亲亲热热、和和气气；对别人、对伊万的态度也会不一样了。”

列文拉紧缰绳勒住急不可待地打着响鼻、随时要撒腿奔驰的骏马，扭过头瞧瞧身边的伊万，这时伊万手上没活儿了，不知怎么才好，就一直按住衬衫的下摆。列文想找个由头同他聊聊。他想说，伊万把马肚带系得太紧，但这又好像有指责的味道，他真想说些和蔼可亲的话。然而这会儿别的话他想不出来。

“您往右赶一点儿，那儿有个树墩子。”车夫说，拉了拉列文手中右边的缰绳。

“别来碰我，别来指教我！”由于车夫插手而有点生气的列文说。这情形就如以往一样，别人插手他的事，总使他恼火，但旋即他又懊恼地觉得，有了精神寄托的情绪在与现实生活接触中能立即让他来个改变的想法是错误的。

离家还有四分之一俄里，列文就看见格里沙和塔尼娅迎面奔来。

“科斯佳姨父！妈妈来了，外公来了，谢尔盖·伊万内奇也来了，还来了一个人，”他们一边说，一边爬上马车。

“还有谁呀？”

“样子可吓死人了！瞧，两只手就这样摆动。”塔尼娅在马车里站起身，模仿卡塔瓦索夫的动作，说。

“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列文笑着问，塔尼娅的模仿动作不禁使他想起了某个人。

“唉，只要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就好！”列文思忖道。

刚拐过道口，列文就看见迎面走来一些人，并认出那个戴草帽、走路时一双手摆动得就像塔尼娅刚才模仿的那样的人，就是卡塔瓦索夫。

卡塔瓦索夫非常喜欢谈论哲学，其实他只有一些从与哲学根本不沾边的自然科学家嘴里听来的哲学概念。列文在莫斯科生活的后期与他争论过许多次。

列文认出卡塔瓦索夫，就想起其中一次争论，那次卡塔瓦索夫显然以为自己占了上风。

“不，我无论如何不再与他争论，不再轻率发表自己的见解。”列文心里想。

下了马车，同哥哥和卡塔瓦索夫打过招呼后，列文就问妻子的情况。

“她抱着米佳到科洛克（家附近的一座树林）去了。她想让他在那儿待一会儿，家里太热了。”多莉说。

列文一直劝阻妻子别把婴孩抱到树林里去，认为这样很危险，因而听到这消息他觉得怏怏不乐。

“她老是抱着孩子到处转悠，”老公爵笑吟吟地说，“我劝她把他抱到冰窖里去试试。”

“她本想到养蜂场去。她以为你在那里。现在我们正要去那儿。”多莉说。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落在别人后面，同弟弟并行时问道。

“没做什么特别的。与以往一样，在干农活，”列文回答，“你怎么样，来了能待久吗？我们早就企盼你来呀。”

“可以待上两个星期光景。莫斯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说这话时，兄弟俩四目相遇了，虽说列文过去一直期望、现在尤为强烈地期望同哥哥友好相处，主要的是能同他坦诚相见，但此刻却觉得他目光局促不安。他低首垂目，不知说什么才好。

列文挑选能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感兴趣的话题，让他不谈塞尔维亚战争和斯拉夫问题（这在他刚才说到莫斯科有很多的事时，已作了暗示），于是说起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那部著作。

“哎，对你的著作有什么评论没有？”他问。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他故意提起这个问题只是微微一笑。

“这事谁也不会关心，我更不当回事儿，”他说，“您瞧，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快下雨了。”他用伞指指山杨树梢上空酝酿着的雨云，补了一句。

说这两句话也足以使两兄弟之间那种列文很想避免的、算不上是敌对但也是冷淡的关系得到重新确立。

列文走到卡塔瓦索夫跟前。

“您来，真是太好了。”列文对他说。

“早就打算来造访了。现在我们可以交谈一下，探讨一下看法了。您读过斯宾塞[5]的著作吗？”

“不，没读过，”列文说，“不过，我现在没这个需要。”

“怎么不需要？这可有意思了。为什么不需要？”

“原因就是，我完全相信在诸如他这类人的著作里，我是找不到我所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答案的。现在……”

卡塔瓦索夫那平静而又愉快的表情突然使他震惊，他感到十分遗憾，显然他的情绪被这种谈话破坏了，可是一想到自己的打算，就停住不说了。

“那就以后再谈吧，”列文补了一句，“要是到养蜂场去，那就从这儿，沿这条小径走，”他对大家说。

他们沿着狭窄的小径一直走到没割过草的林中旷地上，那里一边长着成片的艳丽的三色堇，其中也长着一丛丛高高的藜芦，列文把客人们带到小山杨的一片阴影里，让他们在专为参观养蜂场、但又害怕蜜蜂的人准备的长凳和木墩子上坐下，自己就去茅屋给小孩、大人取面包、黄瓜和新鲜蜂蜜。

他尽可能放慢脚步，一边谛听着越来越频繁地在他身边飞过的蜂群，沿着小径走到小茅屋。在外屋门口一只蜜蜂飞到他的胡子里缠住了，发出嗡嗡叫声，他小心翼翼地拨开胡子把它放了。走进阴凉的过道里，他从墙上挂衣帽的小木橛子上取下面罩戴上，两手往口袋里一插，朝围着篱笆的养蜂场走去。在那儿一片割了草的空地中央，有他熟悉的、用树的韧皮扎在木桩上的、排列得整整齐齐的老蜂箱，这些蜂箱各有各的来历，沿篱笆墙放着一排今年才入箱的新蜂箱。在一个个蜂箱的出口处，工蜂和雄蜂老是聚集在一起飞旋打转和嬉戏，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但是只有工蜂老是朝一个方向飞，到花儿盛开的椴树林里去采蜜，过后又飞回蜂房去吐蜜，如此这般飞来飞去。

耳畔不断回响着蜜蜂发出的嗡嗡的声音，时而是急急飞去采蜜的工蜂，时而是一群游手好闲的雄蜂，时而又是一群保护巢中财产不受敌人侵犯、随时准备蜇人的、担任守卫的工蜂。在篱笆墙的那一边，有个老人在做桶箍，他没看见列文。列文没有叫他，只是站在养蜂场中央。

他很高兴有机会独自待在一个地方，从弄得他情绪十分低落的现实生活中摆脱出来。

他想起，他对伊万大光其火，对哥哥的态度显得冷淡，对卡塔瓦索夫说话口气轻率。

“难道这是转瞬即逝的心情，而后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吗？”他思忖着。

但是就在这时候，他又恢复了平静，欣喜地觉得，他心中萌生了一种新的、重要的东西。现实生活只是暂时干扰了一下他原有的内心平静，其实他的心情一直是很安宁的。

自从他坐上马车那一刻起，种种操心事儿就缠住了他，使他失去了精神上的自由，就如眼下围绕着他飞旋、威胁着他和分散他注意力的蜂群，弄得他全身很紧张，逼迫他蜷缩成一团，竭力避开它们。但是这种情形只有当他处在操心忧虑之中才会持续下去。就像他的体力虽碰到蜂群的骚扰，但丝毫不会受损一样，他重新意识到的精神力量也是完整无损的。

十五

“科斯佳，你知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的时候跟谁坐同一趟火车吗？”多莉分给孩子们黄瓜和蜂蜜后，说，“同渥伦斯基！他上塞尔维亚去。”

“而且不是独自一人去，还自己出资带着一个骑兵连去！”卡塔瓦索夫说。

“这符合他的脾性，”列文说，“难道志愿兵还在往那儿走吗？”他瞧了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回答，用一把钝刀小心翼翼地从搁在角形白色蜂巢的碗里，把一只掉在流出来的蜂蜜里、还活着的蜜蜂挑出来。

“可不！您真没看见昨天车站上的景象！”卡塔瓦索夫说，一边喀嚓喀嚓地咬着黄瓜。

“那么，究竟是什么情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在基督分上，讲给我听听：那些志愿兵都上哪儿去？他们去同谁打仗？”老公爵问，显而易见，他在继续列文不在时已经开了头的谈话。

“同土耳其人打仗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刀尖把那只无望地扑扇着的、沾上蜂蜜已发黑的蜜蜂剔出来，撂在一张坚硬的山杨树叶上，安然地微微一笑，回答说。

“那么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的？是伊万·伊万内奇·拉戈佐夫、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和斯塔尔夫人吗？”

“谁也没有宣战过，但人们同情同胞兄弟的苦难，希望能援助他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但是公爵说的不是援助，”列文站在岳父一边说，“而是向他们开战。公爵说，个人不经政府批准是不能参战的。”

“科斯佳，小心，有只蜜蜂在我们身边飞！说不准，它会蜇我们一下！”多莉一边说，一边挥手驱赶一只黄蜂。

“哦，这不是蜜蜂，是黄蜂。”列文说。

“嗯，那么您又有什么高论呢？”卡塔瓦索夫面带笑容问列文，显而易见，想引起他争论。“为什么个人就没有权利呢？”

“依我之见：一方面，战争是一桩充满兽性的、残酷而又可怖的事情，任何一个人，更别说一个基督徒，都无法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只有担当着这个责任并且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的政府才能发动。另一方面，按科学和常理来说，在国家事务上，尤其是在战争这种事情上，公民就得放弃个人的意志。”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胸有成竹地同时提出异议。

“关键就在这里，老弟，往往有时候政府不能执行公民的意志，社会就会表明自己的意愿。”卡塔瓦索夫说。

然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显然不赞同这种异议。他听到卡塔瓦索夫说的这些话，不禁皱紧了眉头，然后说了不同的看法：

“你不应当这么提问题。这里不存在宣战不宣战的问题，只不过是人的感情、基督感情的表现罢了。他们在杀害我们同一种族和同教的兄弟。嗯，即使杀害的不是我们同一种族和同教的兄弟，而只是普通的儿童、妇女和老人，人们也不会无动于衷。群情激愤了，俄罗斯人也会跑去制止这种可怖的暴行。你想象一下，你如果走在街上，看见几个酒鬼在殴打一个妇女或者一个小孩，我认为，你就不管是否对这个人宣过战，会立刻向他扑过去，保护受欺侮的人。”

“但是我不会打死他。”列文说。

“不，你会打死他。”

“我不敢肯定。如果我目睹此情此景，我就会感情冲动，全身心投入，可是事先我不敢说。因此目前对斯拉夫人受压迫，就没有、也不会有那种率真的感情了。”

“也许，你没有。但别人是有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满地皱起眉头说，“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东正教徒曾经在‘渎神的阿加尔人’的压迫下受苦受难的故事。人民听到同胞兄弟在受苦难，就奋起说话了。”

“也许是这样，”列文含糊其辞地回答，“但是我看不出。我自己也是个老百姓，却没感觉到这一点。”

“我也是，”公爵说，“我住在国外，经常看报，说实话，在保加利亚惨案发生以前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全体俄罗斯人突然热爱上了斯拉夫兄弟，可我对他们却丝毫没有爱。那时我觉得挺不是滋味，心想我是个卑鄙小人，或者是卡尔斯巴德[6]钾盐在我身上起了作用。但是一回到这里，我就安心了——我发现，只关心俄罗斯而不关心斯拉夫兄弟的，除了我，还有别人。瞧，康斯坦丁就是。”

“个人的看法在这里毫无意义，”谢尔盖·伊万内奇说，“当整个俄罗斯——全体人民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就谈不上个人的意见了。”

“哦，对不起。这一层我没看出来。人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老公爵说。

“不，爸爸……怎么会不知道呢？礼拜天教堂里不是宣讲过吗？”多莉倾听着这场谈话，不由得插嘴说，“请递给我一块毛巾，”她对笑吟吟地瞧着孩子们的老人说，“其实也不可能所有人……”

“礼拜天教堂里究竟做些什么呢？神父奉命宣读。他宣读完了，就完了。他们什么也不明白，就如平时听布道那样光是唉声叹气，”老公爵继续往下说，“随后对他们说，教堂要为拯救灵魂进行募捐，于是他们每人掏出一戈比来捐献。至于派什么用场，他们就不知道了。”

“人民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对自己的命运总是会意识到的，在眼下这个时刻，这种意识就表现出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瞧了一眼那个养蜂的老人，肯定地说。

这个眉清目秀的老人蓄着一把花白的大胡子，长着一头浓密的银发，挺着个大高个儿，握着一杯蜂蜜，一动不动地站着，亲切而又安详地俯视着老爷们，显然，他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也不想明白。

“确实是这样。”他听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郑重其事地摇摇头。

“嗯，您就问问他吧。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考虑，”列文说，“米哈伊雷奇，你听说打仗的事吗？”列文问那个老人，“教堂里宣读些什么？你是怎么想的？我们要为基督而战吗？”

“我们还要考虑什么？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皇帝已为我们想到了，样样事情他都替我们考虑到了。他深谋远虑，看得清楚。还要拿点面包来吗？再给这个小男孩一点吗？”他指指啃完一块硬面包的格里沙，问多莉。

“我用不着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们以前看到、现在也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抛弃了一切来为正义的事业效力，他们来自俄国的四面八方，坦率而又明确地表明他们的思想和目的。他们或者捐钱，或者亲自去，直截了当地说这么做是为什么。这究竟说明了什么？”

“依我看，这说明，”有点激动起来的列文说，“在八千万人民中总有几万个而不像现在只有几百个失去社会地位、胆大妄为的暴徒，这些人随时准备投奔普加乔夫那一帮，跑到希瓦，跑到塞尔维亚去……”

“我告诉你，他们可不是几百个胆大妄为的暴徒，而是民众的优秀代表！”谢尔盖·伊万内奇激愤地说，好像他在保护自己最后一份财产。“还有捐款呢？这就是全体人民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

“‘人民’这个词说得太抽象了，”列文说，“也许，只有乡下的录事、学校教师以及千分之一的农民知道，当前是怎么回事。其余八千万人就像米哈伊雷奇那样，不仅没表示自己的意愿，而且丝毫不了解，他们该为什么事表示自己的意愿。因此，我们究竟有什么权利说，这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呢？”

十六

富有辩论经验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并不提出异议，而是立刻把话题转到另一方面。

“是的，如果你想通过统计方法来了解人民的精神，那自然难以达到目的。我们国家不采用、也不能采用投票方式，因为这不能表达人民的意愿。但是可以用别的方法。可以从人民的情绪中感觉到，可以凭心灵感受到。且不说人民这个表面平静的大海底下涌动着的那些潜流，这是每一个不抱偏见的人都有目共睹的。你就不妨观察一下社会上具体的事物。知识界各式各样的不同派别，以前都互相仇视，如今都携手联合起来了。一切敌意烟消云散，各个社会团体说话都是一个口径，大家都觉得有一股自然力量紧紧抓住了他们，拉着他们往一个方向跑。”

“是的，各报对这方面的报导都是一个口径，”老公爵说，“这是真的。一个调门儿，就像雷雨前青蛙的叫声。蛙声响得你别的什么也听不见。”

“是不是像青蛙叫与我不相干——我又不办报，我才不想替它们辩解呢。可是我要说知识界的思想是一致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弟弟说。

列文想回答，但是老公爵打断了他的话头。

“哦，关于思想一致我还有话要说，”老公爵说，“瞧，我的另一个女婿，叫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你们都认识他。他如今谋到了一个什么理事的职位，具体叫什么我记不得了。可是那里没什么事可做——说说没什么，多莉，这又不是秘密！——可薪俸却有八千。你们不妨去问问他，他的那份差事是不是有作用——他准会对你们说，这个差事是最不可缺少的。他为人厚道，但是不能不相信这是八千卢布起的作用。”

“哦，他请我转告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谋到了那个职位。”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为老公爵的插话不是地方，不满地说。

“各报思想一致倒也罢了。他们对我声称：战争一爆发，他们的收入将增加一倍。他们怎么不考虑人民和斯拉夫人的命运……以及别的一切呢？”

“许多报纸我也不喜欢，但这么说也不公正。”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只想提一个条件，”老公爵继续说，“阿尔方斯·卡尔在同普鲁士交战之前说的几句话很精彩：‘你们认为战争是必然的吗？那好。谁鼓吹战争，就让谁到特种先锋军团去，叫他冲锋在前！’”

“这样一来，那些编辑可够受的了。”卡塔瓦索夫想象着他熟识的那些编辑参加这个先锋军团后的情景，不禁纵声笑着说。

“不用说，他们准会当逃兵，”多莉说，“只会败事有余。”

“假如他们临阵脱逃，那就用霰弹或者叫拿着鞭子的哥萨克督阵。”老公爵说。

“这真是个笑话，恕我直言，公爵，是个不光彩的笑话。”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可不认为这是笑话，这是……”列文刚说到这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就打断了他的话头。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恪尽职守，”他说，“宣传工作者的职责是反映社会舆论。充分一致地反映社会舆论，这是报刊的职责所在，无疑也是一种令人高兴的现象。这事如果在二十年前，我们可能会沉默，可是现在听见了俄国人民的声音，他们万众一心，准备奋起战斗，准备为被压迫的兄弟作自我牺牲。这是伟大的举动，力量的基础。”

“但是要知道，这不只是自我牺牲，还要把土耳其人杀死，”列文怯声怯气地说，“人民作出牺牲和准备作出牺牲是为了灵魂得救，可不是为了杀人。”他又说，无意识地把这场谈话同一直缠住他的那些思想联系起来。

“怎么是为了灵魂得救？要知道，这种说法对自然科学家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灵魂得救究竟是怎么回事？”卡塔瓦索夫微笑着说。

“嚄，您是知道的！”

“哈——哈，我的确一点儿也不知道！”卡塔瓦索夫纵声大笑起来。

“基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7]”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随便引用福音书中的一段最明白的话反驳，结果却弄得列文尴尬万分。

“这话说得十分确切。”站在他们身边的老人又重复说，以回答偶然向他投来的目光。

“是的，老弟，你被打败了，被打败了，溃不成军了！”卡塔瓦索夫欢快地大声嚷道。

列文恼怒得满脸通红，这倒不是因为他被打败了，而是因为他克制不住自己，又争了起来。

“是的，我无法同他们争论，”他思忖道，“他们都穿着打不穿的铠甲，可我是光着身子。”

列文看出自己无法使哥哥和卡塔瓦索夫信服，而且看出自己不可能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所鼓吹的那一套，其实就是差点把他毁了的那种理智上的骄傲。他不能同意，几十个人，其中包括他的哥哥，仅根据几百个来到京都的能说会道的志愿兵的言论，就有权说他们与报刊一起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和思想，而且是一种表现为复仇和残杀的思想。他不能同意他们的看法，还因为他看不出，他生活在其间的人民没有这种思想的反映，在自己身上也没发现这种思想（他不能把自己看做是一个俄国人以外的什么人），最主要的是因为他和人民都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什么是公共福利，但是清晰地知道，只有严格地遵行人人都明白的善的法则，才能获取这种公共福利，因而不论为什么共同目的都不能希望打仗和鼓吹打仗。他和米哈伊雷奇好像民间传说中的人民邀请瓦兰人[8]来统治一样，说：“您来当大公，您来统治我们。我们甘愿俯首听命。一切劳作、一切屈辱、一切牺牲都由我们来承受；但是我们不作判断，也不作决定。”但现在，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说，人民已放弃了用如此高昂的代价买来的权利。

他还想说：如果说舆论是个严明的法官，那么为什么革命、公社就不像声势浩大的支援斯拉夫人运动那样合法呢？然而，这一切只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假想。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眼下这场争论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恼怒不已，因而如此争论令人厌恶，于是列文不吭声了，他只关照客人们，天上已是乌云密布，最好赶快回家，别淋着这场雨。

十七

老公爵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坐上马车一起走了。其余那些人也拔腿快步走回家去。

乌云时而泛白，时而变黑，来势凶猛，他们必须加快脚步才能赶在下雨前回到家。前头的乌云压得低低的，如煤烟一般漆黑，飞快地掠过天空。到家还差两百来步，这时刮起大风，随时都可能下起倾盆大雨。

孩子们惊慌而又欣喜地尖叫着，跑在前头。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费力地提起紧贴在腿上的裙子，两眼紧盯着孩子们，简直不是在走，而是在奔跑了。男人都抓住帽檐，迈开大步走着。他们走到台阶紧跟前，刚好大颗的雨点落下来，噼噼啪啪地打在铁皮水槽的边缘上。孩子们以及跟在后面的大人说笑着跑到屋檐下面。

“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呢？”列文问拿着头巾和厚毛披肩在前厅里迎接他们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

“我们以为，她跟你们在一起呢。”她说。

“那米佳呢？”

“一定在科洛克树林里，保姆一起去的。”

列文抓起一件披肩，就向科洛克树林跑去。

一会儿工夫，乌云蔽日，天昏地暗，仿佛发生了日食。大风肆虐，一个劲儿猛刮，似乎要列文停下脚步，大风吹落椴树的叶子和花儿，把白桦树枝甩得光秃秃的，十分难看，金合欢、牛蒡、青草和树梢全都被吹得一边倒。在花园里干活的姑娘们尖叫着纷纷跑回仆人住房。白蒙蒙的雨帘笼罩了远处的整片林子和近处的半边田野，并快速地向科洛克移去。空气中弥漫着细碎的雨珠的潮气。

列文俯身向前跑，与要把他手中的披肩刮走的大风搏斗着，已经跑近科洛克树林，看见橡树后面有团白乎乎的东西，突然火光一闪，旋即整个大地一片白光，头顶上方的天穹炸裂开了。列文睁开发花的眼睛，透过眼下把他和科洛克隔开的浓厚雨帘，首先惊恐地看到，林子中央他熟悉的那棵橡树绿莹莹的树梢奇怪地改变了姿态。“难道遭到了雷击？”列文刚想到这里，只见橡树的树梢愈来愈快地弯倒下来，随即消失在其他树木后面，接着他又听见一棵大树倒在其他树上发出的响声。

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加上刹那间身上掠过的一阵寒意，使列文感到恐怖。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呀，可千万别砸着他们！”他喃喃自语。

虽说他马上想到，祈求已经倒下的那棵橡树别砸着她们已毫无意义，但是他仍重复了一遍，他也清楚，这会儿没有比做这种毫无作用的祈祷更好的办法了。

他跑到她们常去的那个地方，但没找到她们。

她们正待在林子另一端的一棵老椴树底下，大声呼唤他。两个身穿深色连衣裙的人（她们穿的连衣裙原本是浅色的）站着俯身遮住什么东西。这两人正是吉提和保姆。雨已经停了，列文跑到她们跟前的时候，天渐渐亮起来了。保姆的连衣裙腰部以下是干的，但吉提的连衣裙全湿透了，贴在身上。虽然雨已经不下了，但她们俩还是保持着下雷雨时的姿势。她们俩都俯身遮在有绿色遮阳的童车上。

“都还活着吗？都安然无恙吗？谢天谢地！”他跺着一只灌满水而靴帮歪斜的靴子，咕唧咕唧地向她们身边跑去，心里想。

头戴一顶淋湿而变了形的帽子的吉提，转过她那张红扑扑、湿漉漉的脸，露出羞怯的笑容。

“哼，你怎么不感到内疚！我真闹不明白，怎么能这样冒冒失失！”他恼火地指责妻子。

“说实话，不能怪我。我们刚想离开，他就哭闹起来。只得给他换尿布。我们刚……”吉提为自己辩解。

米佳没淋着雨，一直安然睡着。

“哦，谢天谢地！我真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他们收拾起湿尿布。保姆把婴儿抱在手上。列文走在妻子一旁，责怪自己刚才又发火了，于是他背着保姆，悄悄地握住妻子的一只手。

十八

整整一天，列文只是心不在焉地在参与各式各样的谈话，尽管对自己心中应当发生的变化感到失望，但一直为心中的充实觉得高兴。

一场大雨之后，地上太湿，不能外出散步。再说，雷雨云还未从天边散尽，时而飘到这里，时而飘到那里。雷声隆隆，天际变得黑沉沉的一片。大家只得在家打发那天剩下的时间。

大家不再争论，而且情况恰恰相反，午饭后人人心情都十分愉快。

卡塔瓦索夫起先用他独具一格的笑话逗太太们发笑，这种笑话第一次听他说时往往都会喜欢，接着他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撺掇，说起自己观察雌雄家蝇的不同习性、甚至不同体形，以及它们生活的有趣结果。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兴高采烈，一边喝茶，一边在弟弟的要求之下，讲述了自己对未来东方局势的看法，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

只有吉提一人没有听完他的讲话，她被叫去给米佳洗澡了。

吉提走了几分钟，列文也被叫到儿童室去了。

列文撇下茶，为中断聆听有趣的谈话感到可惜，同时又为叫他不知有什么事而惴惴不安，因为只有碰到紧要情况才会叫他。他朝儿童室走去。

尽管对没听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的一种全新概念的理论——解放了的四千万斯拉夫人应当与俄国一起开创历史新纪元——很感兴趣，尽管对叫他去干吗觉得纳闷和不安，但是他一走出客厅，只剩下一个人时，早上的那些念头又立刻在脑海里浮现。在他看来，关于斯拉夫人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的种种说法，比起他内心的变化来却是那样微不足道，他旋即把这一切抛在脑后，又恢复了今天早晨的那种情绪。

他眼下不像过去常有的那样去回想思想的全过程（他不需要这么做）。他马上又产生了原先主导着他并与那些思想联结在一起的那种心情，而且发现内心的这种情感比过去更加强烈，更加明确。现在他不用像过去那样，用种种臆想的自我安慰和通过回顾思想全过程来恢复这种心情。现在恰恰相反，愉悦和安宁的心情比过去更突出，而思想往往赶不上心情的变化。

他穿过凉台，仰望渐渐暗下来的天幕上出现的两颗星星，蓦地想起：“是的，过去我望着天空想，我看见的天穹并不是虚幻的，但是有些事我还没想透彻，有些事我还不敢面对，”他心里想，“然而，无论如何我是不会提出异议的。只要好好想想，一切都会释然的！”

在跨进儿童室时，他这才知道，他对自己秘而不宣的是什么。这就是：如果说上帝启示了什么是善，就是上帝存在的主要证据，那么为什么这种启示仅局限于基督教一个教派？同样奉劝人们行善、本人也行善的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观念同这种启示有什么关系呢？

他似乎觉得，他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他还来不及向自己袒露，脚已经跨进了儿童室。

吉提卷着袖子站在婴儿在里面拍溅着水的澡盆子旁边，听到丈夫的脚步声，转过脸来，面带笑容招呼他过去。她一只手托着仰面躺在水中、两条小腿乱踹的胖儿子的头，另一只手用海绵澡擦子在他身上擦着，臂上的肌肉有节奏地鼓动着。

“哎，你来瞧瞧，你来瞧瞧！”丈夫走到她身边时，她说，“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得不错。他认人了。”

确实如此，米佳从今天起认得所有的亲人。

列文刚走到澡盆子跟前，她们马上试着叫婴儿认他，婴儿真的认出来了。于是又把厨娘特地叫来让婴儿认，她向他俯下身去。但婴孩却皱起眉头，否定地摇摇头。吉提向他弯下腰去，他就绽开了笑容，两只小手抓住海绵澡擦子，咂着嘴，发出满意而又古怪的声音，不仅使吉提、保姆，而且使列文也突然喜笑颜开。

保姆用一只手把婴儿抱出澡盆子，再用水冲洗一下，然后把他裹在浴巾里擦干了，待他哇哇啼哭之后，再抱给母亲。

“嗯，我真高兴，你喜欢他了，”吉提在常坐的位置上坐下来给婴孩喂奶的时候，对丈夫说，“我非常高兴。要不然，这情况又会使我犯愁了。你曾经说过，你对他毫无感情。”

“不，难道我说过，我对他毫无感情吗？我只是说，我感到失望。”

“怎么，对他感到失望？”

“不是对他失望，而是对自己的情感觉得失望。以前我所期望的要更多。我本来期望，我会遇到一种意外的惊喜。但突然变了，感觉到的只是嫌恶、可怜……”

吉提抱着婴儿，谛听着他述说，一边往纤细的手指上戴她给米佳洗澡时摘下的戒指。

“主要的是，担惊受怕和怜悯要比欢乐多得多。今天经历了这种大雷雨的惊吓之后我明白了，我有多么爱他。”

吉提脸上漾出了笑容。

“你吓得够呛吧？”她说，“我同样如此，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要比那个时候更害怕。我要去瞧瞧那棵椴树。卡塔瓦索夫多么有趣！总而言之，这一天过得很有意思。你有这个愿望的时候，对谢尔盖·伊万内奇也会这么好……好吧，我们到他们那里去。这里刚洗过澡，总是又热又潮……”

十九

列文走出儿童室，剩下独自一人时，马上又想起那个还有点模糊不清的思想。

他没回人声嘈杂的客厅，却在凉台上站住了，臂肘支着栏杆，遥望天空。

天色已完全黑了，在他眺望的南方上空没有乌云。乌云聚在天空的另一边。那里雷电闪闪，远远传来隆隆声。列文侧耳倾听着花园里椴树匀称的滴水声，仰望着他所熟悉的、呈三角形的星群和贯穿星群的银河及其河汊。雷电一闪，不仅银河，就连最耀眼的星星也会立即消失，但是闪电一灭，那些星星仿佛被神投手又抛了出来，在原来的地方显现出来。

“哦，究竟是什么搅得我心神不定？”列文喃喃自语，他预感到心中已有解开疑问的答案，虽说知道得还不很清楚。

“是的，神的十分明显、不可怀疑的表现形式就是用启示的方法向天下的人宣示善的法则。这些法则我觉得就在我的心中，承认这些法则，那我就要与其他人结成一个信教的人的团体，叫做教会，不管我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那么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儒教徒、佛教徒，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他对自己提了这个在他看来是危险的问题，“难道这几亿人就被剥夺了生活中缺少它就毫无意义的那种美好的幸福吗？”他陷入了沉思，但马上就纠正自己。“可我究竟在探求些什么？”他自言自语，“我在探究全人类各式各样的信仰与神的关系。我在探究上帝在这个充满这些模模糊糊的斑点的世界面前的普遍表现形式。我究竟在干些什么？一种凭理智无法达到的认识对我个人、对我的心灵毫无疑问已经揭示，可是我老是固执地想用理智和语言来表达这种认识。

“难道我不知道星星是不移动的吗？”他暗自问道，一边瞧着一颗明亮的行星渐渐移到白桦树梢上。“但是，我望着星星移动，却无法想象地球在旋转，因此我说星星在移动也是对的。

“如果天文学家不把地球所有纷繁复杂的运动都估计到，那他们能明白和计算出什么来吗？他们关于天体的距离、重量、运动和摄动的各种绝妙的结论，其依据只是看得见的天体围绕固定的地球的运行，其依据是目前呈现在我面前的、多少世纪来就这样展现在千百万人面前的这种运动，它过去是、将来也是这样，总是可以得到证实。就好像天文学家不是依据与一条子午线和一条地平线的位置关系来观察看得见的天体所得出的结论是空泛而又站不住脚的一样，我不以理解无论过去还是将来对人人都不变的、基督教对我所揭示的并永远能在我心中得到证实的那种善为基础，那得出的结论也是空泛而又站不住脚的。至于有关其他教派及其对神的关系问题，我无权、也没有能力去解决。”

“喂，你还没走啊？”吉提也去客厅，路上碰见他问道，“怎么，你没有不愉快吧？”她借着星光，仔细地瞧了瞧他的脸色，问道。

要不是又一道让繁星黯淡无光的闪电照亮他的脸，她肯定看不清他的脸色。在雷电的闪耀下，她看清了他的脸色，看出他安详而又高兴，不禁对他嫣然一笑。

“她明白，”他想，“她知道我在想什么。是否要告诉她？好吧，我就告诉她。”但是就在他刚想开口的时候，她又说起来了。

“噢，我说，科斯佳！请帮个忙，”她说，“到拐角房间去瞧瞧，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安顿得怎么样了。我去不便。是否放上了新的脸盆。”

“好吧，我一定去。”列文说，一边站起身来吻了她一下。

“不，不能告诉她，”她走到他前头的时候，他心里想，“这是个秘密，是我一个人需要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重要秘密。

“这种新的感情没使我有什么变化，没使我觉得幸福，也没有使我心中如幻想的那样豁然敞亮，只不过是像我对儿子那样的一种感情。没有任何意外的惊喜。是信仰也好，不是信仰也好，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这种感情经过一番痛苦不知不觉地深入我的内心，并牢牢地在心里扎下了根。

“我还会对车夫伊万发脾气，还会争吵，还会不合时宜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还会在自己心灵的最隐蔽处与别人、甚至与我的妻子之间筑起一道障壁，还会因自己担惊受怕而指责她，并为此后悔不迭，我凭理智还不会理解，我为什么要做祈祷，但是我还是会做祈祷的。然而，目前我的生活，我的全部生活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每一分钟不仅不会像过去那样虚度，而且具有我有权使之具有的明确的善的意义！”

[1]原文为英文。

[2]里斯提奇（1831—1899），塞尔维亚总理（1873；1878—1880；1887），历史学家。

[3]米兰·奥布廉诺维奇（1854—1901），塞尔维亚公（1868—1882），奥布廉诺维奇王朝国王（米兰一世）（1882—1889）。

[4]阿·斯·霍米亚科夫（1804—1860），俄国宗教哲学家、作家、政论家，斯拉夫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5]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

[6]美国西南部的一个城市，是钾盐开采中心。

[7]见《新约·马太福音》第10章第34节。

[8]古俄罗斯人对北欧诺尔曼人的称呼。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第二部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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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第三部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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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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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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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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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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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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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第四部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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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十一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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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第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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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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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死亡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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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第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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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第七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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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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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十一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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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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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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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第八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