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小凡的流浪地图/吴小凡著.--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093-6739-1

Ⅰ.①吴…　Ⅱ.①吴…　Ⅲ.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1724号

责任编辑：王佩琳（wangpeilin@zgfzs.com）　　　　装帧设计：周黎明

周黎明（zhouliming@zgfzs.com）

吴小凡的流浪地图

WUXIAOFAN DE LIULANG DITU

著者/吴小凡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80×1230毫米　32　　　　　　　　　　　　　印张/11.75　字数/250千

版次/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

书号 ISBN 978-7-5093-6739-1　　　　　　　　　　　　　　　定价：39.80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2号　　　　　　　　　　　　　　　　值班电话：010-66026508

邮政编码100031　　　　　　　　　　　　　　　　　　　传真：010-6603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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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的父母，献给在路上的朋友

行者的涅槃（代序）

黎海森

读小凡的书稿时，我正孤身一人，在破损如骨架般的铁皮火车里，穿越初秋起着微风的、印度的恒河流域。我读着那些文字，像麦田的水一般流淌的故事，心情，思索。蓦然放下稿件，环顾左右，火车正剧烈轰鸣地通过高架桥，而几百米之下，就是青得发亮的，宽阔无边的恒河。

我站起来，站在对穿而过的风里，像伫立在不断逝去又深刻悠长的永恒里。想起小凡写道，“难过的时候，去看看西藏无垠的天空，莽苍的江山，那是永恒的安慰。”我想，透过这流浪的生活，这天空，这流水，终究能安慰我们的，是独立、自由的灵魂和宁静辽阔的内心。

认识小凡，是在两年前的夏天，燠热而细雨连绵的加尔各答。那时，我刚从银行辞职，结束十多年如典范般平常的生活，从印度开始流浪。

初次见面，我们没怎么交谈。但很快，我又见到她，在垂死之家的洗衣池边，弯腰搓着粪水里的布料。她穿着宽松的T恤，系着围裙，头发束在脑后。几绺额发垂落，盖住眼角蜘蛛网状的疤痕。我站在附近，把搓过一遍的布料丢过去，她再搓一遍，如此一来一往，我们便成为特殊时期的“战友”。

那天服务后，和她步行回旅馆，她开始说话，大笑。那时她还是个大学生，却已独自在墨西哥生活过一年，行走藏区、东南亚，朋友遍布世界。但她笑时，却又那么单纯，带着一股傻劲儿。而出乎意料的是，我们逐渐聊得最多的，是佛学。许多个热得烦躁的夜里，在我的鸽笼般的房间，我们打着蒲扇，捉着臭虫，谈论生死，无常，梦幻泡影，诸如此类。

实在热得受不了，便去天台吹风，看天顶那洁白的月亮。她轻微地，带着犹豫和不确定的语气说，她爱写作，从小就写，直到现在。但现实里，她甚至没有勇气向人披露这个看不见未来的梦想。我也说，我离开了银行，就再也回不去那种精英生活。就像大水冲破了堤坝，来到无边无际的原野，却不知何去何从。接着，我们便同时叹气，沉默，望着往东沉沦的月亮。

临走那天，我给她画了一只鸟，写了一首诗。愿她像凤凰一般在世间绚烂地旅行。

那之后，我们的生活像两颗流星的错开，在各自的天空里开辟着。她回到大学，继续上课，坚持写作。后来，她开了微信公众号，定期发布文章。再后来，她的作品被豆瓣阅读采纳……与此同时，我继续漫长的、放逐般的流浪，穿过中东和东非，来到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

而在内罗毕，我们虽然远隔大洋，却惊异地延续起“战友”的缘分。那时，我在为贫民窟筹款建学校。而她刚得知，便自发而默契地承担起宣传的工作。我经常一觉醒来，发现一篇通宵赶制的文案已躺在邮箱，而捐款的名单里，又多了几个她的校友和亲属……

有次我问她，为什么要做这些。她说，自从仁爱之家后，有了更清晰明确的信仰，是耶稣教导的，To Love and Serve。我说你不是信佛吗，她说无所谓，只要是做善事就好。之后，知道她毕业了，去了南美工作。再后来，她微信留言道，她的第一本书要出版了。

我心里微笑着，想起两年前的女孩子，挂着那样的疤痕，在水池边搓衣服，在洁白的月亮下，小心翼翼地谈论着她遥远的梦想。我看到一个二十来岁的生命，在隐忍而顽强地向这个世界打开，向自己所选择的，越来越明确的未来推进。

再谈谈这本书。

这是一本平实朴素的书。她没有刻意地去经营什么，辞藻、意境。就像深夜无人的酒吧，她穿着最简单的T恤，素颜，坐在你身旁，在一杯一杯的酒里，拉拉杂杂地讲述她的青春故事。一如两年前，她在加尔各答的天台上，平常直白地说话。

只是，更年轻的时候，面对无法预测和掌控的未来，声音里有着更多的柔弱、惶然，抑或是亢奋、激烈。以至于说出来的话也像那夜风，飘忽不定，时起时灭。而在这本书里，我看到她的声音有了更多的确定性，以及对生命和世界的客观认知。她说，“这两年，我也算走过了万水千山。最重要的是我不再左顾右盼，而是找到了自己的可能性，懂得做自己，和自己相处了。”在她看来，旅行就像往外画一个圆圈，走到最远之后便是回归，做回最朴实的自己。

而这本书最让我赞赏的，是她的诚实。一如她爽朗的笑，有着越过所有矫饰情感的直率。比如她谈起西藏，说“也许我只是到达，并未真正抵达”。到达的是表象，未抵达的是实质，是那颗如雪山草原般纯净无染、清新自在的内心。她谈起印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因为文化上的冲击和震撼，而做到彻底改变人生观，世界观”。

旅行并不独立于生活之外，在路上的每一天，都是最朴实而丰盛的生活。而你能感知到的全部细节：光线，风，变换的色彩，擦肩而过的微笑，直到身体的感触，细微或热烈的情绪，飘在天上或沉在心里的思索……这一切的一切，便是旅行的意义，生活的意义。

小凡说，“不从物质欲望中寻找满足感，内心平静的话，安居之处可以在西昌，可以在郑州，可以在新疆，可以在任何地方”。我想，这便是一个行者，透过她漫长的旅程所体会的智慧，是生命从平原出发，到渴求、激进、高亢，再到反省、沉淀，最终回归到平原的宁静。

对一个行者而言，当他随处可以安居，随时可以保持对世界、对生活快乐的体验。在我看来，这便是他生命的涅槃。

黎海森

游园观梦者，前新加坡某银行金融人士，在肯尼亚的贫民窟筹款建过校舍。目前在上海，弹琴，写字，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曾于2015年初参加中央电视台节目《青年中国说》。

每个瞬间，

没有过去，没有未来，

我们只是新鲜美好地活着

难过的时候，去看看西藏无垠的天空，

莽苍的江山，那是永恒的安慰。

目　录

行者的涅槃（代序）

第一章　雪山的夏天

西　昌

两个David和一种生活

梅里雪山

雪山与何沁心

王王子

莫多情

逃跑的人

一个老师和一所学校

藏人农布

花吃了那女孩

觉色的小师傅

拉　萨

不曾抵达的西藏

最温暖的一碗面

山翻过去永远是山

猪皮男生

加德满都·尼泊尔

穷人的慷慨

博卡拉·尼泊尔

博卡拉的星光

第二章　魔幻拉美

墨西哥

当时只道是寻常

学生老宋

古　巴

两个世界的古巴

我从中国来看你

秘　鲁

去马丘比丘

我们谈什么都像谈死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第三章　我的忧郁热带

一场远行

老　挝

琅勃拉邦，醉酒之夜

清晨布施

湄公河行船日记　第一天

夜宿Pakbeng

湄公河行船日记　第二天

会晒的小火锅

泰　国

泰国初体验

清迈的夜

清迈农场—Where I call it peace

逃离清迈

两个农场

山中不知年

No work,no eat

野蔷薇

离开农场

Mindful Farm Family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柬埔寨

微笑的高棉

缅　甸

相遇相错悄无息

法国人的优雅

第四章　盛得下你的恨与爱

加尔各答·印　度

在白夜中行走

我曾被你温柔相待

在垂死之家

缘起垂死之家

既是天堂也是地狱

种姓制度下的女工

印度街童

Volunteer Day

拥抱加尔各答

物质之低，灵魂之高

天使在人间

Same,Same but different

韩国义工

义工联合国

如何说再见

金　奈·印　度

金奈的海风

金奈的沙发主

第五章　热情的岛屿

重生

康　提·斯里兰卡

康提的沙发主

科伦坡·斯里兰卡

冥想初体验

菩提树上的菩提叶

赠予自己平静与喜乐

焚香与鲜花

佛堂的时光

God is too big to be in one religion

香　港

港女Brenda

重庆大厦

第六章　二十五岁之前去欧洲

另一种旅行方式

法　国

巴黎

Celine，Celine

德　国

Cool people always meet cool people

值得

16岁错过的世界

西班牙

美术老师与《格尔尼卡》

没有皇马的马德里

第七章　后来的故事

重返农场

海滩

走出垂死之家

如若一无所有，能否快乐依旧？

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

后记

第一章　雪山的夏天

2012年夏天

路线：重庆—西昌—泸沽湖—香格里拉—德钦（梅里雪山）—拉萨—加德满都—博卡拉

CHAPTER　1

西　昌

两个David和一种生活

“四年后我再回到欧洲，去拜访亲朋好友，发现他们的生活毫无变化，要说有变化那就是换了台更大的电视机，换了辆更好的车……但他们还不满足。”

高原小城的夜色像泼了墨的画布，波兰人David坐在我对面，缓缓地说出这句话，语气里没有不满，只有平和。

我们在四川凉山州的首府西昌。这是个闭塞、落后的川西小城，低矮的楼房，尘土飞扬的大街，整个城市灰蒙蒙的，像是被蒙上了一层迷雾。在街边还能看到穿着彝族传统服饰等公交车的妇女，用布裹着孩子背在背上。在这里，任何和时尚有关的打扮都是“奇装异服”，更何况是一个留着长发，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David带我去他家旁边的面馆吃牛肉面，那是家不足3平方米的小店，招牌已经被油渍染得看不见了，我们一人要了一碗面坐在外面。“这家店我经常来，比旁边挨着的那家卫生要好些，店里没有苍蝇。”David说完，熟练地用筷子夹起面条，吃了起来。那是我吃过的最别扭的一碗面。西昌虽说是个旅游城市，来的外国游客却没有丽江、大理多，我们两个坐在这样有烟火气的小店里用英文交谈，引得路人纷纷侧目。我垂下眼睛，避开众人的目光，他却对此早已熟视无睹，自己有滋有味地吃着那碗泛着油光的面。

四年前，他离开波兰，来了亚洲。起初只是想出门走走，几个月后就回来，没想到这一走就没有回过头。他在尼泊尔、印度游荡了两年，没有钱了就在青旅里打工换宿，帮人端过盘子，擦过地板，刷过墙，干过超过20份工作，至今尼泊尔还是他最喜欢的国家。后来他来了中国，抱着一把吉他在街头卖唱，从昆明一路流浪到丽江。白天赚够了一天的食宿费，晚上就住在青旅，停留几天，再前往下一个地方。最后他选择暂时在西昌落脚，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当老师。

他是我的沙发主人，公司配给他住的地方是一个宽敞的两居室，在西昌城内一个老旧的普通居民楼里。他说：“我一个人住，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的房子，我不懂为什么我从我的房间走到厕所需要超过五秒的时间……”

晚上他给我做饭，波兰特色的炖汤。他把切好的西红柿，土豆，玉米，胡萝卜倒进滚烫的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撒上些调料后，再拿锅盖盖上，等上一个小时，炖汤就好了。西红柿被煮得黏稠，变成了红色的汤底，土豆和胡萝卜软得入口即化，口感绵密，但这汤的味道实在不符合中国人的味蕾。我对着他尴尬地一笑，他坐在我对面抱着吉他，桌上放着的除了这一碗汤，还有到处散落的琴谱，和他自己写的歌词。

入夜，他说他要去找一个朋友看电影，问我想不想同行，我说好，就和他一起出了门。在这偏僻的川西小城，夜生活并没有大城市那样多姿多彩，人的欲望被减少到满足吃喝即可。西昌的晚风吹来清凉，人们围坐在路边摊上烧烤饮酒。David高高瘦瘦的，穿着简单的T恤和破洞的牛仔裤，像一阵风一样，疾步走在前面。

到了朋友家后，我发现他看电影的同伴是个衰老到已经坐在轮椅上的外国人，看上去七十多岁的样子，头发已经要掉光了，连挪动脖子都显得艰难，说话气若游丝，吐出每个字都像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老人是美国人，也叫David。

那天看的电影是好莱坞一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黑白片，老人家的客厅有个很大的放映幕。波兰David从家里带了一瓶红酒，我们一边喝红酒一边看电影，看完后一起聊天。西昌的外国人加起来不超过五个，我一下就认识了两个。老人很有思想和智慧，他已经在西昌住了6年，因为身体不便，也不常出门,每天就在家里读书，写作。平常生活寂寞，David就经常过来陪他聊天，看电影。

听波兰David说老人在写书，我问：“书会出版吗？”“也许不会吧。”据David说，老人身体状况最近每况愈下，我们聊天的时候，他也经常咳嗽到说不出话来。老人没有回美国的计划，不出意外，某一天，他会在这个和故乡远隔万里的川西小城，再也醒不过来，枕边还放着没有完成的，也许永远不会出版的书。后来的我，读到一句话，“即使是徒劳，也要让这徒劳发生”，想到老人，不禁唏嘘不已。

两个David，都抛弃了之前舒适的环境，一个从波兰，一个从美国，来到万里之外的异乡西昌，是贪恋这里的阳光充沛、人民淳朴吗？还是这里的宁静闲适？

那时候我没找到答案，直到自己去了欧洲。

我在鹿特丹的沙发主是个艺术家，留着一撇小胡子，穿着羊绒毛衣，头发用摩丝打的定型。他有家自己的设计公司，给政府设计公共空间。他的家在鹿特丹的市中心，是个独栋的房子，宽敞明亮。

鹿特丹靠海，我们的晚餐是三文鱼，在锡纸上放上几滴橄榄油，把新鲜的三文鱼放进烤箱里烤上20分钟，端出来后再撒点盐，味道鲜美的烤三文鱼就出炉了。餐后水果是早晨去市场买回来的草莓和牛油果。

聊天的时候，他指着他的房子告诉我：“我赚的钱已经超过了我的生活所需，所以我只能买台更大的电视机，住进更大的房子，来花掉这些多余的钱……”这话怎么听起来那么耳熟？我想起两年前的David，在那一刻醍醐灌顶。

“我所需要的就是一张床，一个房间，我可以在里面创作，弹吉他，写作，画画。”不从物质欲望中寻找满足感，内心平静的话，安居之处可以在西昌，可以在郑州，可以在巴黎，可以在任何地方。

梅里雪山

梅里雪山

雪山与何沁心

2012年8月4日，我搭上一辆运沙车，离开飞来寺准备进藏。走的时候是个难得的好天气，梅里雪山[1]上的云雾都散开了，终于可以看到全貌了。

身后飞来寺熟悉的街景与我渐行渐远，最后望了一眼卡瓦格博[2]，鼻子忍不住酸了。在心里默想，卡瓦格博，你会记得我吗？

后来我在西藏又见过许多雪山，但是已经没有一座可以比得上心中的梅里了。

1.

第一次知道梅里雪山是看到《转山》里的“雪山冰淇淋”，从未奢望过有天可以来到这里，更不知道这里便是向往了许久的藏区。2012年5月的时候决定暑假去做义工，在豆瓣小组随着自己的性子投了很多简历，大多都石沉大海，是梅里雪山的青旅老板最先回复我说：我叫莫言，我觉得你很适合做前台，给我打电话吧。

青旅叫觉色滇乡，和老莫确定了时间后，7月考完最后一门试后，我就收拾好行囊，从重庆上路了。

觉色滇乡的主楼

一路风尘仆仆也一路风景地经过成都，西昌，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才终于来到飞来寺，一个人走进觉色滇乡大门的时候不禁有点胆怯，但还是既忐忑又期待着接下来的生活。

义工的生活没有想象中清闲，实际上，我一天到晚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白天在前台忙着check-in，接电话，还要卖东西；有时间就去厨房帮厨，洗几十个人的碗碟，经常在厨房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做客房的时候，日复一日地换百十来个床单被套，经常累得腰酸背痛，胳膊都抬不起来。

很多时候，义工之间因为工作内容不同，互相之间并无多少交流。刚来的几天，我经常面临无话可说的尴尬，人际关系也曾如履薄冰。有次自己感冒不舒服，留在房间睡觉，店长过来敲门提醒我该去工作了。看着她略显庄严的脸，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不好意思开口说自己病了，还是硬撑着起床工作。

2.

因为在青旅做前台，所以有机会接触很多客人，遇到投缘的，总想多留他们几天。以后山高水长，在这里遇到的很多人，都很难再相见了，所以人与人相遇后，迸发出那短暂又绚烂的火花，对我来说都显得那么珍贵。

我向来都是个不懂得如何轻巧面对离别的人，但青旅就是这样一个人来人往、聚散离合的地方。床铺总是空了又满，离别在这里是像家常便饭般稀松平常之事，于是人心渐冷。但遇到的有些人，有些事，还是像影子一样留在了记忆里。

记得有天早上，和其他义工一起做完客房后，累了就坐在二楼标间外面的椅子上，眺望着远处的梅里雪山。在飞来寺一抬头就能看到高原纯净的蓝天白云，但之前的我从未发现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的雪山那么美。天有些微凉，朋友点上一根烟，火花一闪一闪的，我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忘了都说了些什么，大概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却不知道为何，总是对这个场景记忆很深。

到觉色的第二个晚上，和一个英国人在青旅的多人间聊天。昏暗的灯光下，我看不清他的脸，其实到现在也都不记得他的长相，却一直记得他对我说过的那些话。他用极其平静的口吻，轻描淡写地说起他的故事，仿佛说起的是不相干的旁人的事。英国人本来与女友一起攒钱准备在伦敦买房，但世事难料，钱攒到以后，两个人却无奈地分手了。他用了两天的时间辞职，放弃了光鲜的建筑师的工作，决定用这笔钱去环游世界。也许失去了一个她，还有整个世界可以相拥入怀。他说一路上见过很多美景，但是回忆起来，记得的只有一些吉光片羽的片段，比如在他乡和朋友碰杯畅饮，微醺时说些真心话的时分，也许行过很多路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吧。

飞来寺观景台

第一次听到《董小姐》这首歌，也是在梅里雪山的那个夏天，我们围在朗玛厅的火塘边，听流浪至此的北漂歌手唱民谣。他是蒙古人，声音嘶哑，大碗喝酒，铁汉柔情。一年后，这首歌和宋胖子一起大红大紫，我又突然想起那个歌声飘扬的夜晚和那个歌手。我曾问过他，是谁教会你唱歌的，他告诉我说，是生活。

我记得有个男生刚高考完，一个人出来旅行，他戴着很厚的眼镜，声音里有着和年纪不符的沉稳。有天中午，他对我说：阿姐，来下盘棋吧。外面天光大亮，阳光透过窗子照进来，照亮了房间一角空气中的浮尘。我们俩在朗姆厅里下了很久的五子棋，他一直不言不语。走的那天，他送了一串在香格里拉买的佛珠给我，我一直带在手上，偶尔会再想起他。

你说若是人情那么冷，人与人之间的缘分那么浅，为什么我却总是怀念，怀念那些那么短却又难忘的相遇。

3.

至于何沁心，她是我在觉色唯一的朋友，我们一起铺过青旅的几百个床单。她离开觉色的第二天，我也兴致索然地走了。后来一路进藏，又去了尼泊尔，从尼泊尔回来后，从拉萨回家的火车经过南京，我便顺道去看她。

一个月后再见面时，她已不是那个每日穿着冲锋衣、登山鞋的女生。飞来寺清凉的夏天离我们很遥远了，彼时是8月末南京依旧燥热的夏末，我背着80L的背包站在南大门口冲她微笑。

那个下午，她带我去了我一直想去的先锋书店，看到书店里十字架上写的那句“大地上的异乡者”，我有震动。走了那么久，我是不是也像个异乡者一般，失落了自己的原乡？偶然路过拉贝故居，在那座隐藏在幽静树荫下的老宅里，人很少，很静，院子里开满了不知名的花，走廊上只能听到我俩的脚步声。

再后来，我去了墨西哥，在临行前的机场，我给她打了最后一通电话，两个人都默默无言，我对她说：何沁心，你别不说话啊，我都要走了。却最终除了“珍重”，其他的话都显得多余烦琐了。再然后啊，她也去了台湾。

每次想起她，总觉得是个特别的朋友，也许是在觉色的日子，我并没有想象中坚强，所以能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不动声色地陪伴我走过那段时光，显得格外珍贵吧。

4.

那一年的12月，我把自己微博的背景换成了日照金山，我想我想念那段日子了。

“行过许多路，翻越许多山，跨过许多河，饮过许多酒，见过许多人。”却不过是想找个可以停下来的地方吧。

王王子

来青旅认识的第一个人，叫王王子。这个雪山的王子，是个女生。

被藏族司机领进青旅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女生在洒满阳光的院子里晾白色被单，她穿着宽大的黑色条纹衬衫和褪了色的牛仔裤，脚上踏着马克靴。院子里开着格桑花，午后温暖的光线打在她身上，照得她闪闪发亮，女生把头发随意地用夹子盘起，乱蓬蓬地散落在颈部，竟有种凌乱的美。

藏族司机有个有些奇葩的名字，叫扎史尼玛。由于经常在香格里拉到德钦这条线上跑，他和青旅的人都混了个眼熟。一看到这个女生，他像见到了熟人，拍着人家的肩膀问，你怎么还在这里啊？怎么都不回家的啊？女生眨着眼睛，笑得明亮，说因为喜欢这里啊，就掀起青旅的门帘，手里拿着晒好的白被单进屋去了。

王王子和我们不一样，她是青旅的长期工，也是店长兼客房部部长。青旅上上下下的事，除了两个老板以外，她是最清楚的。刚来青旅的时候，我做前台，一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在前台大喊一声“王～王～子～”，等声音绵绵长长地在青旅三楼的木房子里回荡，她会突然从客房里探出头来，手里还抱着床单，隔着两层楼的距离，问，怎么了？

觉色滇乡的藏式大厅

青旅的员工，前台是轮班倒，做一天休一天，客房只有上午退房的时候比较忙，下午和晚上都会闲下来。但她永远都很忙，永远没时间和其他义工一起喝酒聊天，永远没时间去认识有意思的客人。她是老板最喜欢的那种员工，拿着一份的工资，做着两份的事，操着一整个青旅的心，还任劳任怨，无怨无悔。

后来和老板吵了一架，我就从前台调到了客房部，成了她的手下，和她有了更多的接触，才明白她那么忙的原因。青旅在滇藏线上，暑期是绝对的旺季，七八月的时候，每天都会住满。一百多个人的床单、被罩、枕套每天都要更换，二十几间客房的打扫，整个客房部加上我只有四个人，工作量可想而知。我成了白布天使，每天拿着床单跑来跑去。

从早上9点开始收拾客房，一间一间地清理，一个床铺一个床铺地收拾，换下客人用过的枕套、被套、床单，再换上新的。其中，最不容易更换的是被套，虽然是夏天，但飞来寺晚上气温低，青旅的被子厚，换的时候要把棉被整个从被套里扯下来。换一个被套等于换5个枕套，手臂很吃力。大床房的卫生打扫起来很麻烦，窗檐上的灰尘都要擦干净，木地板不能拿拖把拖，要跪在地上用抹布一点一点地擦……我们还要赶在中午吃饭前收拾完所有客房。

中午吃完饭后，再把换下来的床单、被套拿去洗，洗完了再放到外面晾起来。7月是迪庆藏区的雨季，大雨经常说下就下，还要赶在淋湿前赶紧把所有的被单都收回来。青旅每天一百多人的床单、被套，只有两台洗衣机可以用，一台是全自动的，一台是半自动的。全自动的那台边角已经发黄，像个顽固的老古董，偶尔还会闹闹脾气，直接罢工，只剩下一台老旧的半自动洗衣机独自轰隆隆地运转着。

后来我才知道，下午的工作，王王子一个人全揽了下来。那时的我自然而然地以为，上午收拾完客房，下午就没有工作需要忙了。所以当我在朗玛厅里热热闹闹地找客人聊天时，并不知道她一个人守在洗衣机旁，洗了多少桶的被单，然后又一个人把所有被单晾在外面，等太阳落山后，再把它们都收回来……虽然是店长，但她并不习惯向别人发号施令，宁愿自己默默地把事情做了。我每天只是更换床单被套手臂就已经酸痛到抬不起来，可她的工作量是我的三倍，晚上熄灯后，她总是一沾床就能睡着。

和王王子在屋顶晾过一次床单。在高原上爬坡要付出比平原多几倍的力气，再加上拎着满满一桶的被单，等爬到屋顶的时候，我每次都气喘吁吁，几乎缺氧。头顶上的阳光倒是和煦，既不耀眼，也不灼人，摊开桶里的白被单，待它在风中尽力舒展开，再把它晾到绳子上，被单上的水珠弹到脸上，带来丝丝清凉。不一会儿，屋顶上目之所及已是一片纯白，忽略眼前的雪山高原，这里竟像极了台湾青春片里的场景。我瞥见她的马尾辫在白被单中若隐若现，像沉默的心事。我那时候好奇心重，总觉得这个不言不语的女生，应该是受了很重的情伤，才会想要一个人逃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独自疗伤吧。否则怎么会愿意放下北京新闻记者的工作，跑来这偏僻的藏区，每天洗床单被罩呢？

18岁的时候去西塘，我住在一家酒吧开的客栈里，里面有个客人在西塘住了一个月，生活就是每天睡到日上三竿后，去市场买买菜，做做饭，傍晚在古镇散个步。那时候我问他，为什么要在这里待这么久，他看了我一眼，不以为意地说了一句：人生哪那么多为什么？

后来我又问王王子，为什么要来青旅做长期工？

她的答案和我第一天认识她的时候一样，因为，就是喜欢这里啊。喜欢这里面朝雪山，云卷云舒的日子，所以，就算天天与之相对,也并不觉得厌倦。

莫多情

两年前我们青旅养了一只猫，叫莫多情。

莫多情的主人叫莫言，青旅的二老板。猫是从香格里拉的青旅抱来的，老莫三十多岁，没有老婆，膝下更无儿女，他唤莫多情女儿。

哪个旅人没有过一个开青旅的梦呢？想象中的老板应该就是像老莫这样的吧，跋涉过万水千山，走过岁月山河，最后隐居某僻静之地，买菜做饭，闭口不谈往事。

老莫之前是当兵的，退伍之后，云游四方，最后来到这小小的飞来寺落脚，一待就是七八年。这些年来，客人熙来攘往，青旅也几度易主，老莫最忠实的朋友就是对面那云卷云舒的梅里十三峰。雪山上的冰川五千年不化，可只有老莫知道圣山也在悄然改变风貌。他偶尔会嘟嘟囔囔地和我们说，全球变暖让这几年的梅里雪山化得都快和玉龙一样看不见了。这么多年里，他不知看了多少次日照金山。有时候我在想，也许他灵魂中有个部分，是在默默守护着雪山的吧。

飞来寺不比丽江、大理，这里只有一条街，一个寺庙，没有酒吧，没有电影院，甚至连菜市场都没有，想买东西要去德钦县城。有人用高薪聘请老莫去香格里拉当店长，他不为所动，一心一意只想守在这里。

身处这偏僻乡间，整日对着单调的雪山，老莫却也从不寂寞，每日睡到日上三竿天光大亮才醒。心情好的时候，请陌生人喝酒，在朗玛厅摆上满满一桌，把酒言欢，不醉不休。他当过中医，也不知从哪练就了一身好厨艺，有朋友从远方来，他就亲自下厨，切好牦牛肉，熬上一锅泡着枸杞、当归等十几味中药的鸡汤，香味会从厨房飘到整个青旅。

没人知道老莫的确切年龄，只看到他常年带着的鸭舌帽下有一块秃顶。青旅上上下下几十个人，每次有人生病，到他那里看一看，他望闻问切一下，就能开出药来。等到他自己生病了，却没人给他看病，照顾他了。青旅的大老板和老婆相敬如宾，举案齐眉，旁人看了都甚是羡慕。他虽总嘴硬说我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多好，不用有人管我，却又在那次生病后，悄悄地从朋友那里抱来了一只猫。

莫多情刚出生，就从香格里拉被抱了过来。她的毛发灰白相间，一双眼睛圆溜溜的，瘦瘦小小的，特别可爱。莫多情身形矫健，很快就习惯了飞来寺的环境，上蹿下跳的，经常一溜烟就不见了。老莫叫她女儿，她也和老莫很亲，经常挠得他胳膊上都是划痕。有了这个女儿之后，老莫就有点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意思了。飞来寺买不到新鲜牛奶，他就隔三差五地亲自开车去德钦买，因为心情好，还给我们这些义工捎来些旺旺雪饼吃。老莫看着莫多情咕噜咕噜喝牛奶的样子，总是一脸宠溺。

可好景不长，有一天莫多情突然就不见了，一开始我们还以为她只是又乱跑了出去，过一会儿就会自己回来，毕竟飞来寺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她走不远的。可是随后一连几天都没有莫多情的影子，老莫急了，后来听人说在香格里拉见过莫多情，才知道莫多情是被青旅的客人抱走了。估计是和莫多情在一起玩的时候太爱不释手，就顺手牵羊带走了她。

老莫很生气。他在青旅界混了10年，全国知名青旅的老板几乎都认识。他动用了所有的人脉资源，在云南所有的青旅下了军令状，要是见到一个抱着猫的女孩入住，就赶紧把猫截下，通知他。在全云南范围内这么大张旗鼓地找一只猫，这在青旅史上估计也不多见。可是女孩和猫还是自香格里拉之后就不知下落了。

老莫很伤心，默默收起了猫粮和莫多情常用的那只碗，再也不提她的名字。

从那以后，老莫再没养过猫。

逃跑的人

青旅来过一个单身的大姐。

我们青旅在滇藏线上，又是徒步雨崩的必经之处，来住店的客人多是一身冲锋衣，一双登山鞋的装扮，最好手上还拄着一根登山杖，清汤寡水到了极致。青旅在高原上，虽是夏日，白天却只有二十来摄氏度，我们平常都要加件外套穿，可大姐顶着一头时髦的卷发，穿着无袖衬衫，紧身短裤，脚上蹬着夏季新款的坡跟凉鞋，挎着个黄色的小洋包。每次她在青旅出现，都有一种刚从公司写字楼下班的违和感。

和环境如此格格不入的大姐，却和我们有着同样的身份——义工。

大姐是老莫朋友的朋友，在深圳开了家自己的公司，据说生意不错，黑道白道都很吃得开。大姐每天在深圳呼朋引伴，山珍海味吃腻了，突然想换个口味，尝尝煎饼果子的味道。听说老莫的青旅面朝雪山，春暖花开，她突发奇想，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想来青旅做两个月义工，每天帮着拖拖地，换换床单。厌倦了商场上的尔虞我诈、利益纠葛，大姐一心想着在藏地静静待上一段时间，净化一下在深圳被污浊了的心灵。

老莫在电话那头欣然同意，大姐就真的雷厉风行，说走就走。在深圳交接了一下公司的业务，第二天就买了机票飞到香格里拉，再在汽车上颠簸7个小时到了飞来寺。

风驰电掣般，大姐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出现在了青旅，每次她出现的时候，我们都是闻声听人，她7厘米的高跟鞋踩在青旅木质的藏式房子里，发出“噔噔噔”的声音，听来格外刺耳。

刚来的那几天，她总是很热络地和我们说，有没有什么扫地拖地的活儿啊，我来帮着干。可哪有人在青旅穿着高跟鞋拖地的？我尴尬地笑笑，分一些活儿给她。可每次她主动要求拖过的地，都还是烟灰、纸屑满地，我们只好跟在她后面再拖几遍。

大姐和老莫年龄相仿，都是三十多岁的年纪，也都还单身。大姐这样舍下一切，贸贸然就跑来了，而老莫这种隐居青旅的老江湖，向来只与闲云野鹤、淡泊名利之人相交，竟然也鬼使神差地同意了。在青旅“供”了这样一个金主，实在不是他的风格。我们以为他俩之间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感情故事，就找老莫打趣，说这样的女人多好，上得了商场，下得了青旅，娶来当老婆吧。老莫冷笑一声，摊手说，谁伺候得了她这种城里来的富婆？

离开了深圳拥挤的车流人流，来到空气纯净的藏地，大姐心情大好，连呼吸都变顺畅了，每天下午都会出去走走，在观景台上看看雪山，发发呆，再脚步轻快地走回来。那时候，青旅还没有扩建，大部分房间都是床位，我们义工住在一楼的四人间里。当然，大姐不和我们住在一起，青旅总共只有四间大床房，她就占了其中一间。

刚开始的时候，大姐还会装装样子，帮忙干些活。但后来我们发现，她那双和别人签合同、开宝马的手实在不适合拿来拖地、洗抹布，也就不敢再分配任务给她了，她看着我们兀自忙碌的背影，站在后面讪讪地笑。

再后来，她从心理上也心安理得地从义工转变成了房客，每天和我们唯一的联系成了她打电话到前台，说“小凡啊，我房间的热水器好像坏了，你们过来看看帮忙修一下”“房间的马桶是不是没清理干净啊，看起来好脏啊”……我们急急忙忙地赶到她房间，帮她修热水器，洗马桶，她站在窗台，用当年还不流行的“爱疯”手机打起了电话：“老王啊，那个三百万的合同……”

雪山虽美，终究单调。她一路逃，从深圳逃到滇西北，结果这里又成为了她想逃避的现在。

有一天，大姐的房间突然空了，她没有知会任何人，就悄悄地买了机票飞走了。老莫对此没有表示出丝毫惊讶，他叼着一根烟说，我早就知道会有今天。

我们问他，那你干嘛还让人家大费周折地来？来回折腾，光机票就好几千了！

他神秘莫测地笑了笑，吐了一口烟，然后说，这种“金主”，大床房160块一天的房间，她多住几天，我多赚几天啊！

一个老师和一所学校

青旅的大老板老何，我们都叫他何老师。

何老师和老莫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性格。老莫感性，对酒当歌，把酒言欢，爱开玩笑，爱和义工们打成一片，按他的话说就是：二老板，终归是要“二”一些的。何老师则理智，不苟言笑，不抽烟，不喝酒，平时话也少，更像个本分的商人。

何老师是江苏无锡人，高高瘦瘦的，常年戴着一副眼镜，镜片很厚，身上书卷气很浓。他爱穿一件灰色外套，配上他清瘦的形象，站着的时候，就像一棵青松。何老师确实也当过老师，但他的本职工作是一家电脑公司的老板，生意做了很多年，也很成功。何老师的妻子是幼儿园老师，女儿是南京大学的高才生（就是那个每天和我一起铺床单的何沁心），家庭和睦美满，羡煞旁人。按理说人过四十，生活稳定，也不会有什么波澜，日子就该这么细水长流地过下去了。这个看似本分的男人却突然作出了一个叛逆、大胆的决定。他把公司转手托付给了别人，自己卸甲归田，远走藏区。

青旅偶尔会来一些支教老师，他们来自德钦县的一所藏文学校。支教老师来住店，何老师是一分钱不收的，还会专门给他们加餐，让厨房给他们切好牦牛肉，泡好松茸。何老师和青旅的缘分，也和这所藏文学校有关。

一年前，何老师一路从江南来了滇北，他去雨崩徒步前，就住在觉色滇乡青旅，那时青旅的老板还不是他。机缘巧合下，他认识了老莫，也知道了在这梅里雪山的山脚下，有一所藏文学校需要支教老师。学校的学生多是孤儿、单亲或者贫困学生，急需帮助。

从小生长在富饶的江南，何老师哪里接触过这样的穷乡僻壤？在目睹了学校简陋的环境后，他被震撼了。人到中年，该挣的钱也挣得差不多了，何老师想，也许是时候可以去做些更有意义的事了，就留了下来，在小学里教数学。

学校环境艰苦。德钦在高原，只长青稞，所有的蔬菜水果都是从几百里外的大理运过来的，这中间价格就翻了不止一倍，肉和水果在这里都是难得一见的稀罕货。食堂每天供应的只有干巴巴的土豆片，水煮大白菜，还有飘着零星肉腥味的汤，用筷子一拨就见了底。晚上睡的是硬板床，老鼠在床底蹿来蹿去，蟑螂也时不时出来捣蛋。可就是这样，何老师在这间藏文学校一待就是大半年。

后来觉色的老板有事要回北京，决定把青旅转手出去。何老师把心都留在了梅里雪山，这里已经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缘，不顾家人反对，花了一百多万把青旅盘了下来，成了同时守护着青旅和学校的何老师。

成了青旅老板的他，虽然不在学校支教了，却时刻心念着学校，呼吁他无锡的亲朋好友帮忙募捐。老莫每年资助三十个藏族学生，而何老师挂念的则是学校一百多名学生。

他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我本逍遥子，无如武贾缘。闲云邀野鹤，卸甲复归田。”这个中年男人，他沉默，他朴素，看起来一点都不酷，却在自己四十多岁的时候，大跌所有人的眼镜，逃脱了世俗的眼光，成了名隐居雪山的逍遥子。

可是我的好朋友，何老师的宝贝女儿何沁心告诉我，谁说我爹不酷了，我16岁的时候，他就带我自驾阿里的无人区了！或许这个男人没说出来的故事还藏在冰山下面吧……

藏人农布

有一天，老莫突然从外面领回来一个陌生的藏族小伙，拍拍他的肩膀对我们说，以后他就是我们家的员工了，语气和说今天的天气很好一样稀松平常，真的是非常老莫的风格。

义工们齐刷刷地看向他，小伙摸摸脑袋，腼腆地笑了。

他汉语说得不好，说话的时候，嘴巴里像含了块石头，含含糊糊的。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农布，说完扯了扯自己的衣服，“布”，他又说了一遍。我一下子笑了，这个名字真可爱。

农布才18岁，康巴汉子，眼睛乌亮，眉毛浓郁，皮肤黝黑，身体硬朗，像藏人版的大卫雕塑。都说康巴汉子以彪悍威猛长得帅著称，果真名不虚传。可农布毕竟年纪小，看起来还是个孩子，头发像杂草一样乱糟糟的，眼神中还有股涉世未深的懵懂，看人的时候直愣愣的，不懂避闪。藏区教育普及率低，他早早就辍学了，帮着家里做些虫草买卖的生意。这次被老莫领来青旅，是来帮着做后勤工作的，扫地，拖地，整理大厅，清理厕所……可到底还是年轻，说是来工作，工作还没开始做，首先拿起的不是拖把，倒是大厅里的台球杆，趴在台球桌上潇洒地一挥，球一杆入洞。

老莫是在转山的时候认识他的。梅里雪山是藏族人心中圣洁的神山，主峰卡瓦格博更是藏族八大神山之首，绕着卡瓦格博外转一圈，在山脚下走上二十多天，可以洗刷今生罪恶，也为来生积功德。老莫没有信仰，却因为对雪山的情分，每年都会去转一次山，而农布就是老莫转山的藏族向导。别看农布个子不高，和他打闹的时候发现他身上硬邦邦的，都是肌肉。这和城里人每日在健身房苦练出来的健硕不同，农布身上的六块腹肌是从小在山里采松茸、挖虫草自然而然长出来的。

那一年，《舌尖上的中国》刚火，香格里拉地区的松茸也突然出了名，成了俏手货，我们住在青旅的一大趣事就是跟着农布去山里采松茸。

清晨的飞来寺刚下过雨，走进观景台后山的原始森林，树木郁郁葱葱，森林里空气清幽，虫鸣声四起，泥土上都还沾着雨露。森林里没有开辟好的路，我们扶着树干在参天大树中穿行。农布五岁就跟着父母在山里采松茸了，大山就是他的玩伴。他像个猴子一样在森林里上蹿下跳，毫无阻碍，一溜烟儿就没了踪影，而等他回来的时候，手里就拿着好多各式各样的菌了。松茸珍贵、稀有，对生存环境要求严苛，本就很难采集，我们组团而来虽然说是为了松茸，但也明白只靠我们这几个野路子，采到的机会渺茫，于是就放宽心情欣赏山里的美景了。

雨后的森林，树下长了很多五颜六色的菌类，阳光从树枝间漏下来，一种不知名的蘑菇发着光，在一片静谧中，突然有了种神圣的气氛。我伸手刚想去摘，身后却突然传来农布的声音：“那蘑菇有毒，不要碰！”吓得我赶紧缩回手，再也不敢轻易碰它们。农布警告我们，长得越好看、颜色越漂亮的菌，越容易有毒，越危险。我们几个听到后都暗暗地想，真是菌也不可貌相。

农布手里倒是采了一堆各色菌类，装了满满一袋子。什么样的菌有毒，什么没有；哪些菌可以吃，哪些不可以，这些知识对农布来说不在教科书里，而在生活里，在他们藏人赖以生存的大自然里。那天晚上，我们把农布采来的野生蘑菇切了炖汤，挖了一勺喝起来，尝来尤其鲜美。

生活教会农布的还不只采松茸，他还是个没有驾照的司机。厨房的大师傅没空，他就经常自告奋勇地去德钦县城买菜。我坐在他旁边，系紧安全带，看他开车直突突的，顿觉一阵心凉，只能在心里自求多福。其实从飞来寺去德钦这段20公里的路，他从小到大不知道走了多少遍，闭着眼睛都能开回去。去的路上有人搭车下山，农布让他们上来，每人收了十块钱。

我看着他打趣说：“哎呦，农布赚钱了，到了县城记得请姐姐喝酸奶啊！”他只是“嘿嘿”地咧嘴笑，也不说话。飞来寺物资少，小店里只有些易于保存的方便面、饼干、火腿肠，我来了以后半个月都没尝过酸奶的味道了，这平日在城市里并不稀罕的玩意儿，在高原可不普遍。

我转眼忘了这事儿，买了一根冰棍吃得开心。回去后，却在床头发现了一瓶酸奶。王王子对我说，“这是农布给你的”。

我看着它，仿佛看到了农布站在阴影里偷偷抿嘴笑的样子，脸上是黝黑透红的高原红。

花吃了那女孩

刚到青旅的时候，我在前台帮忙。青旅的正式前台，都是要做满一年的，像我这种只做一个月的义工，就在正式员工旁边打打下手，帮忙做些记账、登记客人信息、接电话的工作。

前台是轮班倒，其中一个女孩叫花花。花花是成都人，脸圆圆的，短发，一绺绿发跌下来，遮住脸颊，在众生恬淡的雪域，这绺绿显得格外不合时宜。花花大学刚毕业就来了青旅工作，听说之前学过雅思，准备出国，至于为何流落这偏僻的藏区，不得而知。她人总是冷冷的，见到新义工来也并无打招呼的意思，对人事疏于打理，是我见过最不爱笑，对客人最不热情的前台。和她一起共事，总是浇得我一身冷水。

她唯一对我殷切相待的一次，是听说我会西班牙语，央着我在她的小本子上用西语写下几句祝福生日快乐的话。那个写满了陌生人祝福的小本子，是她要送给最好朋友的礼物。

她最好的朋友叫小白，在民族大学学藏语，才上大一，也是成都人。小白从成都坐了一夜的火车到昆明，再从昆明跋山涉水坐火车、坐汽车到了梅里雪山。她暑期放假过来陪花花，也在觉色做义工。小白很高，一米七的样子，肩膀宽宽的，剪着男孩子气的短发，干净利落。花花虽然平时不爱笑，也不爱与人打交道，可每次看到小白，与她打闹的时候，眼里眉梢都是笑，藏都藏不住。

花花本来做事就有些爱偷懒，小白来了以后，更是经常把事情全都推给我做，就两个人偷跑出去了。她们喜欢坐在青旅外面的长椅上抽烟，一起说软绵绵的成都话。藏区湛蓝的天空下，远处的梅里雪山雾气氤氲，她们手中的烟雾也袅袅上升，烟头上的火花一闪一闪的，像亲密的低语。

她们每天一起吃饭，一起洗漱，甚至，一起睡觉。义工统一住在一楼的四人间，上下铺的床，特别狭小。房间里明明还有空位，可两人每晚都会一起挤在下铺的床上，而我就睡在上铺。房间熄灯后，大堂的灯光照进房间，忽明忽暗中，看到小白是拥着花花入眠的。

有次正午回房间拿东西，无意间撞上了刚上完夜班起床的花花，她正拿着吹风筒给小白吹头发。小白刚洗完澡，只穿了半身衣服，头发湿漉漉的，依依顺顺地坐在桌子前。房间没开灯，只有从窗户外射进来的微弱光线，小白的头发随着吹风筒飞扬，我隐约看到花花的侧面，她看小白的眼神里有说不出的温柔、柔情，那副呵护的样子，像对待一件天价的白玉盏。看到这一幕，我一开始是震惊，后来又觉得羞赧，拿到东西后就急急忙忙出去，把门带上了。而这件事，我也没有和任何人提起。

后来大家都默默接受了她们在一起的事实，花花虽然性格并不讨喜，小白却为人仗义，特别会照顾人，我们也从没有在背后非议过她们。有一次，老莫亲自下厨，我们围在一起吃热腾腾的火锅，他不知是从哪里引出了话头，突然说了句“同性恋怎么了，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了眼花花和小白，有些尴尬，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谁料花花竟然鼓起掌来，眉眼都笑开了，爽朗地对老莫说，这是我听你说过的话里最对的一句。

谁知道等她俩吃完饭走了以后，老莫又私下里对我们说，两个女生这样天天在一起，不好好工作，还当着客人的面抽烟，成何体统，真畸形！听得我们面面相觑。

就这样，没过多久，花花以没有通过试用期为由，被辞退了，小白也跟着走了，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却什么也不能说。后来，她俩一起去了香格里拉，去了普达措，去了大理，然后回了成都。花花另找了份工作，小白继续上学。

本来就没那么熟稔，我很久都不再有她们的消息。但后来偶尔还会想起那个午后，无意间撞见的那一幕，女孩在昏暗的房间里，慢慢地为另一个女孩吹干头发，不再觉得羞赧，反而觉得有种令人心动的美好。

两年前，小白收到花花的礼物，红了眼眶，在微博上写：我要和你在一起，直到我不爱你。两年后，她们还在一起。

觉色的小师傅

在梅里雪山的青旅做义工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去厨房帮厨。说是帮厨，其实就是干些洗菜、洗碗的工作，切菜掂勺这些都轮不到我。青旅的工作人员每天吃饭就要摆两桌，再加上有自家餐厅在经营，所以每顿饭要洗的碗筷盘子得有两百个以上。而我每天要做的事就是站在洗碗池前，每顿饭后机械般地洗上一个多小时的碗，一天三顿，这样就是三个多小时。

和我一起经常待在厨房的，除了一个四川的掌勺大师傅外，还有个当地的小师傅。小师傅来自德钦旁边的维西县，人长得挺帅，皮肤黝黑，身体结实，头上总带着一顶鸭舌帽，笑的时候喜欢不好意思地用手压压帽子。25岁的年纪，看起来还像个孩子，一副忠厚老实、没有城府的样子。小师傅对人有种山里来的孩子特有的朴实和殷勤劲，我们这些义工都很喜欢他。相比之下，四川的大师傅就比较抠门，做菜的时候不舍得给我们放肉，好不容易有个荤菜，也是肥肉相间的回锅肉，小师傅就会很慷慨地给我们切好肉吃。他早上会细心地给睡懒觉的义工留好早餐，也会私下偷偷给我们炒两个小菜加个餐。

我们一起待在厨房的时间最长，朝夕相处之下，我知道他的故事也最多。小师傅很腼腆，也不善言辞，但他偶尔会摸着我的头，揉着我的头发亲昵地对我说，哎呀，你怎么那么可爱啊。我最喜欢逗他说话，像挤牙膏一样，听他用不标准的普通话，断断续续地和我说他的家乡，他的童年，他的过去。他小时候读书不好，十几岁就出来打工，在厨房给人打下手。每天没日没夜、昏天暗地地工作十几个小时，日子长得像熬不到头。后来遇到一个愿意带他的好师傅，情况才慢慢变好，现在可以单独出来掌勺了。说起这些事时，他就像是没受过那些苦难一样，一下就活到了今天，笑的时候还是一脸单纯，丝毫没有历经沧桑的世故。

小师傅有辆很拉风的摩托车，我总是鼓动他说，你带我出去兜兜风呗。有天下午，我们得闲就偷跑了出去，兴奋得像两个逃了课的孩子。青旅所在的地方很小，只有一条街，其实我们也没什么地方可去，他就开车带我去了飞来寺。那是我去的第一个藏族寺庙，我看什么都好奇心十足。我跟在藏人后面一圈一圈地转经，他就在后面亦步亦趋地跟着我。我在寺庙旁边的餐馆留下和藏人一起吃饭，满心期待会吃到什么藏餐，结果只等来了一碗方便面，他不说话，就坐在我旁边咧嘴笑我，一副包容又宠溺的样子。

等从寺庙出来，已经接近黄昏了，暮色开始笼罩大地，高原的县城里只闪着点点灯火。他又带着我往北开，那是滇藏线上通往西藏的方向，摩托车一溜烟地开着开着，附近就荒芜得没有人烟了。公路上空旷得只剩下我俩，群山在远处沉默着，耳畔有呼啸而过的风声，公路下有江水翻腾的涛声。我抱紧了他。有过那么一瞬间，我感觉我和他，我们是在一起开往世界的尽头。但公路前面突然起了大雾，公路左边又是悬崖峭壁,我们看不到前面的路，不久后就只能赶紧掉头回去了。

四川的大师傅其实人不坏，可是厨房多了个人，他的地位受了影响，就总是有意无意地刁难小师傅。小师傅性格本来就逆来顺受，受了委屈也不会说，就自己一个人扛着，对我们还是照旧嘻嘻哈哈。其实，那段时间在厨房，我看得出来他一直有些郁郁寡欢，可自己人微言轻，也无能为力。过了不久，他母亲突然生了重病，他要请假回去。他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在这边干得不开心，想干脆直接辞职回家，再另找份工作好了。他问我意见，我轻轻地说你自己拿主意，他见我神色有些黯然，就没继续说下去。

最后他还是决定要走，他走的前一天，大家来送他，一起在朗玛厅里喝酒。我向来不善于面对这样分离的场合，当时也还没明白酒的好，就没有去。朗玛厅里喧喧嚷嚷，大家推杯换盏，酒过三巡后都喝得有点多，喧闹声一直持续到深夜。闹到最后，他醉了，跌跌撞撞地跑来我房间，摸到我下铺就睡下了。其他人还留在大厅喝酒，房间里就我们两个人，在一片寂静的黑暗中，他的呼吸声像是加了个传声筒，被无限放大，听上去重重的。

活动间朗玛厅

那晚他有些失态，带着哭腔，迷迷糊糊地说了很多醉话，都是些之前从没说出口的真心话。一个大男人喝成这样，一个人躺在床上，喃喃地说话，那感觉脆弱极了。我只是静静听着，想说些送别的话，却也不知从何说起，索性就什么都不说。可心里还是惦记着，是不是他喝醉了，就会错过明天的车，也就不用走了？

但第二天等我醒过来的时候，下铺的床早已空空如也。那天早晨下了很大的雨，飞来寺笼罩在一种风雨凄凄的悲怆氛围里，像是有谁做了一场怅然的梦。其他义工开着摩托车在大雨中送他走，回来的时候被淋成了落汤鸡。大雨中没有说出的再见，是他给我最后的印象。我和他曾终日共同囿于厨房，我曾坐在他的后座一起在公路上飞驰，我们也曾那样私密地在一室共同呼吸。我见过他腼腆的笑，他的好，也见过他的脆弱，他的失意。可我没见他最后一面，也没能好好和他说声再见。有些人啊，是不是没认真说过再见，就还会再见？

我没有小师傅的联系方式，那一年微信还不流行，他这一走就像是永别。这几年，我生命中依然是人来人往，我也偶然才会想起他。想起那次我坐在他后座，他骑车带我一直向北开，一路风驰电掣，像把过去全都抛在了脑后，公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一切都那么美好。

只是啊，在那段公路上，我的双眼像被蒙上了一层雾，看不到前面的路。

梅里雪山的夜空，星光满天

拉　萨

不曾抵达的西藏

到达拉萨的那天，我一个人在布达拉宫广场站了许久，仰望着这座巍峨又沉默的建筑，内心五味杂陈。我一直以为和我一起站在这里的会有很多人，至少是两个人的。

搭车的后两天我一直是一个人。一个女生最好搭车，我一路顺风顺水地就到了拉萨。当搭上的最后一辆车缓缓开进拉萨城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有点难以置信：难道，这样就到了？也许梦想都是在达成的那一刻变得虚无，会让人一下恍惚，觉得措手不及吧。

师傅转头问我，你要到哪去，我把你在那放下。向往了那么久的圣城，真正抵达的时候却惶然了，不知道要去哪里，能去哪里。我心里念着布达拉宫的名字，就顺口和师傅说，那就把我放那吧。

一路搭车住藏人的旅馆，墙上大多贴着布宫的油画，它常于静谧夜色中伴我入眠。所以此番来到拉萨，看到圣城的第一眼就是无数人梦中、画中的布宫，对我来说也像是做了件很有仪式感的事。

在布宫站久了也累了，周围的游客如织更加凸显我的孤单，我便离开广场去找住处。和大多数来到拉萨的游客不同，我不住八廓街，而是住在拉萨东郊的一个商业小区里，那里住着很多来拉萨打工的年轻人。我的沙发主是个河南姑娘，叫兔子，她在拉萨当幼教，兼职淘宝卖家。姑娘不像其他人那样会对沙发客热情相待，嘘寒问暖。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她并不理会我，只一心忙着她的明信片淘宝事业，只有在说到钱的时候才会两眼放光。这个略显冷漠且微微散发着铜臭味的姑娘，是我在拉萨认识的第一个人，和我想象中放浪形骸，白日放歌须纵酒的拉漂，完全不同。

到的那天晚上，兔子问我想不想去布宫排队卖门票赚钱。我初来乍到，并不了解这其中的奥妙，听了她的解释后，才知道这布宫门票里的生财之道。为了保护景点，布达拉宫每日只放出八千张门票，其中有四千张会给旅行社，只留四千张给散客。所以，在拉萨旅游的绝对旺季——暑假，散客们要想买到票就必须半夜去排队，在高原的寒风中站上一个晚上。而所谓“商机”，就是让我们这些不怕辛苦的背包客去帮忙排队，每人可以代买四张票，拿到票后再以多加一百块左右的价格转手卖给别人。

兔子给我的价格是80块，我不懂行情，觉得有机会赚钱就已经很开心了，懵懵懂懂地就答应了。又是一个措手不及，仅仅几个小时以后，我再次奔赴布达拉宫。

走之前问兔子我需要准备些什么，她问，你有帐篷或者睡袋吗？我说没有。她说，那算了，你带个外套，带着钱和身份证就行了。她没有告诉我的是，入夜后的拉萨那么冷，寒风刺骨，我单薄的外套根本抵挡不住高原莽莽的寒风。

当出租车呼啸着把我们带到夜色中的布达拉宫时，西边广场靠近售票厅的角落已经人头攒动了。我们前面排了一百来号人，人们带着各种装备、帐篷睡袋，就在广场上安营扎寨了，看起来热闹非凡，像是参加什么秘密集会。但我可怜得连个坐着的板凳都没有，再转眼一看，兔子已经钻进了自带的睡袋里，对我就不管不顾了。

我没办法，就一个人站着，冷了就搓搓手、跺跺脚，实在站累了就一屁股坐下来。月光和地板一样冰冷，我连打了好几个寒颤。我苦恼着如何熬过这漫漫长夜，就坐在地上一个人唱歌，唱林宥嘉的“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那时候“人艰不拆”这个词还没发明出来，我就已经领悟到这首歌的精髓了，长长孤夜中竟还引起了大家的小合唱。最后熬到凌晨一点多实在困了，我就把背包当枕头，拉紧了外套的拉链，蜷缩着躺在广场的地板上，就这样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后来再想起来，觉得那时在布宫广场上席地而睡的自己，落魄得和流浪汉没什么差别。

后来四点多的时候我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醒来后感觉像是有一盆冷水浇在身上，浑身冰凉。我哆哆嗦嗦地睁着眼睛等天亮，等月亮落下去，太阳升起来。6点开票，又排了几个小时，早上9点左右拿到票，然后去东措交易。我代排了三张票，最后拿到240块，对没有任何装备，只凭一身孤胆，就在广场上一个人吹了一晚上夜风的我来说，还真是血汗钱。

回去的时候兔子和我商量说，这两天要是没事，都可以晚上来赚钱，还是按80块一张。那时我已经听说了行价，一张布宫的票最起码要加100块，80块这个价格是她剥削了我以后的二手价。我骨子傲，觉得这种钱宁愿不赚。我们大吵了一架，她觉得我不知感恩，我觉得她太爱钱，没了人情味，最后俩人闹得不欢而散。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改变计划，第二天下午就搬了出去。

赚来的钱交了尼泊尔的签证费后，吃吃藏餐，喝喝甜茶也就很快散尽了。在拉萨不知忧愁地连着晒了几天太阳后，我又是一路鸡飞狗跳地去了尼泊尔。在拉萨城晃荡的那几天，总是绕不开布达拉宫，我很多次路过，却没起过进去看看的念头，一是舍不得门票钱，二是那晚的记忆实在有些惨淡，不愿重来或提起。

在尼泊尔待了一个星期后，我又搭车从中尼公路回了拉萨。那时已是夏末，夏天的结束意味着旅程的终结。最后，要从拉萨坐火车回家，离开拉萨的时候，和在樟木认识的朋友一起，我又去了一次布达拉宫广场。大家手挽着手走在街上，快乐和阳光一样充沛得不知廉耻。

直到我后来离开西藏，对于布达拉宫，只有排队的那个冷冽清晨，在广场上醒来后，用手机拍了一张藏族老奶奶转经筒的照片。

我没有一张和布达拉宫的合影，我没进去看过它的全貌，也许我只是到达，未曾抵达。但我曾路过它的白天黑夜，也曾在这里几度悲喜，有过几多回忆。

后来的话：

这就是我在拉萨的故事，那一年好多个“谷岳”，好多个“张小砚”都打着“梦想”的旗号，对那片土地寄托了太美好的幻想，蹭着别人的好意，搭车去了西藏。入藏的路上人满为患，搭车都像等公交车一样需要排队。我也随大流一窝蜂地涌了过去，哪知道自己想要找到什么意义。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片空气稀薄的圣地找到了所谓的“心灵洗礼”，获得了多大的心灵升华，反正我没有。我曾在西藏壮阔的景色面前感到过自己的渺小，由此心生敬畏，可这只是一种体验，跟真正的脱胎换骨，灵魂净化还差得很远。在西藏的日子，我只如普通游客般，见过虔诚转经的藏人，在布达拉宫倒卖过门票，吃吃藏餐喝喝甜茶，寻些快乐之事罢了。后来我去了墨西哥，又去了印度，在印度遇到从达兰沙拉回来的朋友，听她说起那里的藏人，那些风马飞扬的故事。我回想起一年前去过的西藏，它已在记忆里遥远得如同前尘旧事，我也惊讶于朋友口中的“西藏”与我记忆中的完全不同。

我这才明白，对于西藏，也许我只是到达，并未真正抵达。我不知道六字真言讲了什么，不知道藏人每日在佛前求着什么，不知道他们纯净的眼神里隐藏着多少对现实的坚忍。我只是被那些“西藏心灵洗涤论”煽动来的，面目模糊的众多年轻人中的一个。

我所抵达的一部分西藏，是暮色下巍峨的布达拉宫，是绵延不绝的雪山草原，它们美得动人心魄。但有一部分西藏，我那次未曾抵达，或许终其一生，也无法做到。

最温暖的一碗面

有朋友问我在路上的时候有没有山穷水尽过，我想了一下，山穷水尽没有，捉襟见肘倒是有过。

2012年的夏天，我在滇藏线上搭车。搭车的时候，饥一顿饱一顿是很正常的，往往前一天就要买好后一整天的干粮。我一般从早上8点出发，搭到傍晚天黑的时候。夜里太晚的话，一个女生不安全。我没蹭过司机的午餐，觉得不好意思，都是自己啃饼干吃面包。

有天出门急，没带够干粮，再加上在然乌湖搭上一辆直奔拉萨的车，一路狂奔，都没停下来吃东西。司机是个不靠谱的小年轻，二十出头的年纪，从成都一路开车进藏，准备去拉萨的夜场工作。他一路飙车，开车横冲直撞，以惊险为趣，把生命当儿戏，那趟车坐得我胆战心惊，事后想起来都直冒冷汗。若是说我在搭车时遇到过什么危险，那“上错他的车”就是我遇到过最危险、做过最错误的事了。一天时间里，他带着我从然乌湖过林芝、通麦、波密，一千多公里的路，他一天开完，一直开到八一才把我放下。等我在一片仓皇中下车，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那一整天我都没有吃东西，车上有些零食，可男生并无分给我的意思，我也不好意思伸手要，就一句话都没说，自己干饿着。到了八一以后，我真的是饥肠辘辘，背着两个铅一样沉的大包，还没顾着找落脚的地方，就先找起饭馆了。可是，我这一路经过的高原上的城市，虽说是城市，最多只有一两条街的规模。天色已晚，大多数店已经关门了，放眼望去，高原上一片静寂的苍茫中，只有一条街上还隐约闪着食肆开门的灯光。我咽咽口水，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往那条街走去。到了以后，发现街上已没有开门的小面馆，只能硬着头皮走进一家“大饭店”，招牌上气派地写着“××湘菜馆”。

西藏在高原上，物资稀缺，什么东西都要靠外运，所以物价昂贵。在这里，一碗普通的素面都要20块，坐在餐馆里吃上一口热的食物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就是因为觉得这个价格太离谱，自从搭车以来，我再没吃过一口热乎的东西，都是在小店里买硬邦邦的饼干和面包充饥。

可那天实在太累，一天之内赶了一千多公里路，人都快散架了，那一刻最想吃的，就是一碗最平凡不过的，热气腾腾的汤面。那家“大饭店”成了我当时唯一的选择，只好走进这灯光通明的饭店坐下，唯唯诺诺地小声对服务员说我要一碗素面。服务员听到后愣了一下，大概还从没遇到有人来这里只点一碗面的，但看到我一身风尘仆仆的打扮，又看了一眼我身边两个土灰的大包，就撇撇嘴没说什么了。

那时餐厅已经基本结束营业了，只剩我和老板一家人。他们就坐在我对面吃饭，一桌人热热闹闹，十几盘菜摆了一桌，有酒有肉，欢声笑语。而我却独自坐在可以容纳十几个人的圆桌上，默默地等着我那一碗清汤寡水的素面，一直埋着头，生怕他们看出我的窘迫。

过了不久，我的汤面终于来了，真是寡汤，淡面，汤里只冷清地飘着几根青菜。可我丝毫顾不上嫌弃，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手捧着碗，感受到热气从四肢传到全身，旅途的疲劳都解除了大半。早已不记得那碗面的味道，大概只是最普通的滋味，可它却在记忆里飘出令人怀念的一缕香气。

对面的老板看我一个人可怜，热情地招呼我过去和他们一起吃，我不好意思，连忙摆手说不用了，不用了，我吃面就够了。老板操着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人看起特别热诚，看我不过去吃饭，就好心地说那你吃素面怎么够，我给你夹点肉。说完就不由分说地端着盘子过来，往我那已经快见底的面里不断地加肉。那是我搭车以来吃过的第一顿肉，面上飘了肉腥，终于有了味道。后来的我一边吃面，一边强忍着眼泪不让它掉下来。

面吃完了，我怯生生地问老板多少钱。我想，在这样的饭店点面吃至少要30块了，再加上那几块肉，我大概是要付上40块了。

谁知道老板很大气地摆摆手说，不用了，不用付钱了。说完这话他就继续和饭桌上的其他人谈笑风生。听了老板的话，我怔在那里，过了好久才缓过神来，一下子特别感动。我明白老板是个实诚之人，再和他坚持，反而显得不领情了。我殷勤地连说了好几声谢谢，背上自己的包就走了。可刚一走出门，眼泪就夺眶而出。

在那样一个高原上的夜晚，青黑的旷野上有莽莽的寒风，我让一碗热汤面红了眼眶，心也被暖得快融化了。

山翻过去永远是山

该怎么形容那些日子呢。住在藏人开的简陋旅馆，一个床位20块。被子硬得像石头块，花色在长年累月中褪了色，只留下形迹可疑的一片灰。床单上有很多烟头烫出的窟窿，一抖都是扑鼻的灰尘。没有热水洗澡，就打了一壶热水，穿过幽暗的过道，在洗水池放了一只红色脸盆，热水浇过头发时，被风沙灌满的眼鼻耳才重新苏醒过来。夜里去上厕所，高原上的风在夜色中嘶吼着，简易的木质房发出“吱拉吱拉”鬼魅般的声响。抬头往下一看，才发现这厕所是悬空的，没有排水系统，“人类的结晶”就这般取之自然，归于自然了，我不禁哑然失笑。

在路上的时候，走过山川，溪流，湖泊，也遇到过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山翻过去永远是山，看不到尽头。你不知道今天会到达哪里，也不知明天会在哪里停留。只看到风马旗伶仃地在哑口飘扬，像答案一样沉默。

在中尼公路的无人区，被烈日灼过，被大雨淋过，被野狗追过，在旷野中放声大哭过，背包上驼铃清脆的声响是唯一的安慰。搭过一辆给高原上的村庄送牛奶的卡车，卡车走到一半抛锚，再也打不起火来。西藏天黑得早，荒原上是死寂一般的黑暗，放眼望去看不到一丁点灯光。手机没有信号，司机拦下骑摩托车路过的藏人，叫来拖拉机拖车。头顶上是可以看到银河的天空，我却无心抬头，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寂寞得可怕，我手足无措，在荒野中无助地哭了。

8月的定日，漫天大雪飘扬，白雪覆盖着漆黑的原野，起伏的高原沉寂得让人窒息，两行白晃晃的车灯隐约照亮前方荒凉的公路，车不断驶入越来越深的黑夜里。晚上10点，公路上只有我们一辆车，车上坐着陌生的司机和我两个人。司机是个四五十岁的藏族大叔，一头油亮的头发，微胖，穿件灰旧的棉袄。

随着天色越来越晚，我心里越来越恐惧，当时若有镜子可以照，浮现出来的定是一张苍白无比的脸。我从仪表盘发出的微弱灯光里，不时地瞥一瞥他的侧脸，不安地想着，在这茫茫荒野中，他要是想对我做什么，抢钱也好，劫色也好，我都根本无从反抗。这么一想，不由得在心中暗自懊恼，怎么当初就那么有胆量一个人上了他的车啊。

他没看出我的忐忑，和我说起他位于拉萨郊外的家，他家的牧田，他家的羊群。他说他有三个儿女，然后突然说了一句：我觉得你长得有点像我女儿。他和我对视了一眼，眼底满是一个中年男人的温柔。不知为何，听了这话，我提到嗓子眼的心突然就放了下来。半个小时后，他把我送到了定日县城，憨诚一笑，挥手和我说再见，然后继续开车往樟木去。

正是在最辛苦、最累的时候，看到过最美丽的风景。背着包走过河谷边藏人的家，看到藏民打着高高的谷堆，麦穗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徒步累了，躺在路旁的木桩上，用帽子遮住脸，哼着歌睡了过去，闷热的天气里，树荫下有微风拂面；搭上一辆运木材的车，和同伴一起坐在车后面的木堆上，看着青色的山峦一步步后退，沉醉到说不出话来。

还有那天，在芒康的烈日下徒步3个小时后，终于搭上一辆皮卡车，上车后瘫倒在后座，接过藏人递过来的一瓶红牛，一口喝下去，有天堂的味道。

那一年我的搭车，始于飞来寺，终于中尼公路；那一年搭车走过的路，加起来有四千多公里。若说万水千山走遍，定是在西藏看过万座山，万汪水。

一年后在秘鲁的库斯科山区，印加国王避暑之地，也见过类似的景色。坐着大巴车穿过绵延不断的莽原，纯白的雪山，我望着窗外就出了神。在这地球的另一面，同样天苍苍，野茫茫，可是风吹草低见的不再是牛羊，而是羊驼了。路边也不再会有那么一个女生，举着牌子，向过往车辆伸出右手大拇指，一路搭车，数尽路上的公路牌了。

后来去看《后会无期》，看到电影里那些杳无人迹，一直延伸的公路，想起自己走过的滇藏线，想起在西藏看过的雪山，草原，荒野，眼底一阵发潮。我们后会无期的，不是那年用双脚丈量过的公路，而是当时的自己。

那天我问你，有没有怀念过那些在路上的日子，你说有。这就够了。

猪皮男生

坐上从拉萨回家的火车，对面坐着一个骑行的男生。都说每个从拉萨回来的人都有故事，那一年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徒步，搭车，骑行，一窝蜂地涌到拉萨，力求虔诚地接近这空气稀薄的高原圣地。而西藏本身，也像是个有着神秘力量的咒语，蛊惑了多少在路上的年轻人。

就叫他猪皮男生吧，因为他在火车上吃泡面的时候，往里面加猪皮这件事，实在太惊世骇俗，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猪皮男生在青藏线上日晒雨淋地骑了一个月，也没晒黑，笑起来的时候，还是一副唇红齿白，白衣少年的模样。说话时口气很大，但狂妄中又透着一股涉世未深的稚气，实在让人讨厌不起来。那年的猪皮男生在火车上坐在我对面，穿着尼泊尔的灰色大褂，手上玩弄着他骑行的头盔，缓缓地和我们说起他的故事。

归程的旅途漫长，他讲了很多故事。一些我记得，一些也就那么忘了。

他们本来是两个人骑行，可他的朋友骑了两天，被摔得鼻青脸肿不说，体力上也实在坚持不下去。想着保命要紧，就一狠心把刚买的崭新的山地车卖了，买了火车票回了家，剩下的几千里路，他只能一个人骑。在人迹罕至的青藏线，猪皮男生经常骑了一整天，连半个人影都看不到，整个青藏高原孤寂沉默得可怕，曲折起伏，像是随时会吞没他。他没办法，只能一个人拼命、再拼命地往前骑，无望地去对抗时间。

在路上历经艰辛地骑了一个月，终于到了拉萨，他上秤一称，体重还和原来一样，大喜，和几个朋友包车去传说可以看到轮回转世的拉姆纳措湖。他说去的时候，天气特别冷，只有零上几摄氏度，男生穿着最厚的羽绒服也抵挡不住高原上的寒风，差点冻死在那里。那天湖面突然飘起大雪，整个拉姆纳措湖冰雪茫茫，寂静一片，人鸟声俱绝。当地人劝他们赶紧离开，但他们一行人个个都不怕死，觉得既然来了，一定要看够了这美景再走，就在湖边点起篝火，以湖光山色佐酒，相对着饮酒取暖。等到酒喝完了，人才散去。

后来每次想到他们对着下着大雪的湖畔豪饮的画面，都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风流。

两年过去了，我偶然又联系到他，问他，你现在在做什么呢？他说在实习，给保险公司当车险理赔查勘员，每天的工作就是骑着他的电瓶车去车祸现场，给各式各样血肉模糊、死状凄凉的尸体拍照，勘探确定理赔金额。

他苦笑着对我说，生命太无常，人生真他妈惨淡，咱们，还是活得豁达些吧。

我问他，你的车还在吗？还在骑吗？

他说骑，憋得受不了了，就自己绕着小区骑两圈。听得我一阵黯然心酸。曾经他的征途是辽阔的唐古拉山口，是有藏羚羊奔跑过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是青藏线上绵延不绝的雪山，而现在，只有家里方圆几百米的小区。

我也不搭车了，不会再穿着一件朋友送的大号冲锋衣，灰头土脸地站在路边，风尘仆仆地从白天等到黑夜；也不会再因为吃不起高原上20块一碗的热汤面，就每天买最便宜的饼干和火腿肠。噢，我现在连火腿也不吃了。我又去了很多地方，墨西哥、古巴、秘鲁、泰国、印度……但再没回过西藏。那些风马飞扬的过去，已经离我很遥远了。

我们都曾天真地以为那些在路上的，沉醉的，不死的，肆意挥洒的日子就是生活；时间过去，才发现那不过是人生的一段，我们迟早都要走出去的。

生活是生活，旅行是旅行，我也是过了好久才明白，它们是两码事。

可至少我们都曾在那片土地上洒过只属于20岁的热血和青春，还有已经回不去的，当时明亮到澄澈的心境。

加德满都·尼泊尔

穷人的慷慨

在加德满都的时候，住过两个沙发。

第一个沙发的主人叫Max，他的家在离游客聚集的泰米尔区步行10分钟的地方。10分钟内的泰米尔背包客聚集，摩肩接踵，各式中日韩餐厅、小资情调的咖啡馆云集；10分钟外的居民区住着些当地的寻常人家，天空飞过灰尘一般的鸽子，街角开着溢满香气的奶茶铺，穿着英式校服的孩子嬉闹着跑过。

Max和妻子Sumita租了一栋三层别墅的两个单间。说是别墅，却被房东改造得每层楼都隔出了七八个不足5平方米的单间，实为蜗居的廉租房。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杂七杂八地摆了各式各样的女式鞋、男式皮鞋，小孩子的球鞋。这栋房子里到底住了多少人，除了房东，估计谁也数不清。

两个单间里一个是Max和Sumita的房间，里面摆着一张床，一个老旧的电视机，一台蒙着灰的台式电脑，一台扇叶破损的小电扇和一个木制衣柜；另一个房间和第一个差不多大，是俩人的厨房，靠墙有一个灶台，下面放着瓦斯罐，墙上油迹斑驳，像刷了层黑漆。厨房里摆着一张单人床，那就是我的“沙发”了。洗手间是公用的，在房子的外面，没有热水洗澡。

赶了一天的路从樟木到加德满都，晚上我很早就睡了。第二天早上不到7点，Sumita就悄声来了厨房，烧上水，泡上红茶。空气中飘着茶的清香，我在睡眼惺忪中睁开双眼，望见已经穿戴整齐，身穿亮红色纱丽的Sumita，正在往茶杯里斟茶。

接过Sumita递来的红茶，青瓷的杯子里沉淀了些许茶渣，茶色红亮，光润如玉，在嘴边抿了一口，甜得沁人心脾。一抬头，Sumita正温柔地对我笑着。

Sumita是中学的英语老师，白天要上班；Max是自由职业，自己待在家里对着电脑创业,做他的所谓网站。中午和Max在一起吃饭，他煮咖喱饭给我吃。刚出锅的白米饭，浇上辛辣浓郁的咖喱汁，配上煮得绵稠的土豆和豆角，放在花色平底盘子里，滋滋地冒着热气。

Max铺了条毯子在厨房的地上，我们就盘腿席地而坐。他很自然地把右手放在盘子里，一把捏起食物，让咖喱汁更好地和米饭融合在一起，还把土豆捣碎成小块，然后抓了把米饭放在嘴里吃，我也效仿他。那是我第一次用手吃饭，惊喜、新鲜，还有尴尬、不适，全都写在脸上，我一边吃，一边笑得开怀。

窗外的绳子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在午后倾泻而下的阳光下，闪着亮堂堂的光。

从博卡拉回来以后，Max回了老家奇特旺，不在加德满都，所以我找了第二个沙发住。沙发主是个还在读大学的尼泊尔男生Arjun，长得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的男主角，高高瘦瘦的，皮肤黝黑，有双明亮的眼睛和长到让人垂泪的眼睫毛，唯一不同的是，Arjun留着很长的头发，头发有些自来卷，更像个叛逆的摇滚明星。

他的街区也在离泰米尔很近的地方，不过和Max的家是两个方向。推开窗，街对面的早餐铺里，各种油炸的三角馅饼在猛烈的阳光下滋滋地闪着光。

Arjun和另一个男生合租在公寓的一个房间，他解释说自己一个人负担不了那么贵的房租。房间里摆着一大一小两张床，中间的过道窄得可怜。床对面就是简单的灶台，灶台上有一口锅，水池旁边放着几个空盘子。床上Arjun那台灰色的宏碁笔记本电脑，大概是这个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他也像邻国印度的年轻人一样在大学读着最有希望的IT专业，所以经常需要用到电脑。这个房间里没有空调，连风扇都没有，只有窗户一直开着，吹来碳烤一样的热风。

Arjun的室友是个有些害羞的年轻人，一头油亮的短发，眉毛浓郁，下巴上的胡茬好多天没刮了，乱糟糟的像杂草。他英文说得也不好，总是坐在角落，对我有种腼腆的热络，默默地递冰水给我喝。

后来，他手上握着一堆资料，坐在床上拍着Arjun的肩膀，两个人笑得歪倒在一块儿。我好奇地问那是什么，怎么了，Arjun告诉我，他室友今天知道自己的签证就快下来了，他马上要去新西兰的渔船上打工了。

我看着他脸上快要溢出来的笑，和对未来无限憧憬的眼睛，抿了抿嘴没有说话。生活从5平方米的房间变成了南太平洋的大海，但等待这个二十出头年轻人的，只有渔船上无边无际的孤寂生活和吃不完的冰冷罐头。他英语并不好，还要吃不少苦。可是有钱赚，可以养家，他已经很知足了。

后来我们三个人，分了一锅只放了几根豆角的咖喱饭，配着白开水，吃完了晚餐。

曾经问过Max，为什么想到要用couch surfing?

他的理由简单到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家里的厨房有张空床，所以觉得可以把它提供出来。

在加德满都住过的两个沙发，家里条件都很简陋，能提供给沙发客的也很有限，但他们的主人并未因此而感到羞赧，反而十分坦然且慷慨地助人。

用couch surfing的这些年，在厦门，在西贡，在芽庄，我住过很多舒适的沙发,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住着简陋的房子,吃着最简单的食物,却被这份穷人的慷慨打动了。

博卡拉·尼泊尔

博卡拉的星光

从加德满都坐车去博卡拉，有四个小时的车程。在滇藏线上翻过5千米的哑口，并没有强烈的高原反应，只是空气太稀薄，觉得有些呼吸不过来，过了一会儿便无大碍了。没料想到了低海拔的尼泊尔，却在雨季泥泞的公路上，晕了车。没有空调的小巴士上，我像坐在热铁皮上的猫，呼吸困难，只能不断按下胃里翻滚的呕吐感，把头透向窗外，寻一丝略过的凉风。

博卡拉的沙发主是克什米尔人，叫Ashiq，一个二十出头的帅小伙儿，高鼻梁，轮廓分明，眼睫毛长得好像会说话。他的妹妹，16岁的女孩，眼睛美得像刚酿出的葡萄酒。他们一家很早就从克什米尔迁来了尼泊尔，在博卡拉做丝绸生意，现在已经小有成就，在湖区拥有好几家店面。兄妹俩出生在印属克什米尔，成长在尼泊尔，却从不认为自己是印度人，只说自己是克什米尔人。

迁来尼泊尔的时候，Ashiq 10岁，他的妹妹只有5岁。因为走的时候年纪太小，妹妹在克什米尔并没有什么感情深厚的玩伴和朋友，那里是回不去的故乡，也像是一个深邃的旧梦，承载着童年美好的回忆。在她的描述里，克什米尔并不是那个战火纷飞的兵家必争之地，而是一个有着繁星满天的山谷和宝石一般深蓝色湖面的地方。她住的小村子里，人民友好，鸡犬相闻。

所以，面对着费瓦湖一汪恬静的湖水，博卡拉终年积雪的雪山，她也总是提不起精神，只是坐在阴影处，懒洋洋地用扇子扇着风，一双大眼睛也没了光泽。

天气很好，我暂时挥别她，出门走走。博卡拉的空气清新到好像让我第一次意识到空气的存在，如一剂灵药，一下就治愈了我的晕车症状。8月是尼泊尔的雨季，和梅里雪山一样，这个季节是很难看到雪山全貌的，湖对面的山峰总是云雾缭绕，只偶尔露出山峰一角。我却也并不恼，沿着湖边随意走走，在树下向妇人买一杯鲜榨的芒果汁，也觉得惬意。就这样，一个下午竟然也就消磨了过去。

晚上散步回来和Ashiq一家人一起吃饭，妹妹从灶台端出土豆咖喱鸡饭，咖喱浓郁的香味随风一起阵阵传来，如夜色一样迷醉。我们在厨房席地而坐，用手抓饭吃，厨房昏黄的灯光，照在人身上有股温馨的暖意。

正当我们三个人有说有笑的时候，头顶上的电灯泡却一下灭了，周围突然陷入一片漆黑。Ashiq和妹妹并没有什么反应，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尼泊尔因为电力供应不足经常性的停电，只有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黑暗吓了一跳，“啊”了一声。

他俩并没有急着去找蜡烛，而是一起把盘子端到了三楼的露台上，在露台上铺了条毯子，就若无其事地继续吃饭了。

当这座城市的灯火因为停电而熄灭，星光就显得格外突出，一闪一闪地亮了起来。从阳台上望过去，博卡拉沉寂在苍茫的夜色里，只隐约看到房子的起伏。在露台上一边吃饭，一边吹着夜风，竟然比之前更惬意。

于是那一晚，在博卡拉的三楼露台上，灯光因停电而熄灭，我却因此因祸得福，一抬头，看到了满天星光。

·本章部分图片由晴空、楼佳云及何老师提供

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岛，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

——《伊萨卡岛》

[1]梅里雪山，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区德钦县东北约10公里的横断山脉中段怒江与澜沧江之间。因为平均海拔在6000米以上的有13座山峰，梅里雪山又称“太子十三峰”，被当地藏民视为“神山”。飞来寺，位于迪庆德钦县，正对梅里雪山风景区。

[2]卡瓦格博，梅里雪山的主峰，云南境内海拔最高的山峰，被当地藏民尊奉为“藏地八大神山之首”。

第二章　魔幻拉美

2012～ 2013年

路线：墨西哥—古巴—秘鲁

CHAPTER　2

墨西哥

当时只道是寻常

2012年9月，在北京办墨西哥签证的时候，住在东四十条。

青旅藏在深深的胡同里，十分隐蔽，需要七拐八拐地绕上好几个弯。胡同都大同小异，很难分辨，有时候我和一起来办签证的同学判断在哪里拐弯的标志，是墙上的一张寻猫启事。

和我工作过的梅里雪山的青旅不同，这里的游客很少，大部分都是怀揣着不同目的来北京的年轻人。把要带去墨西哥的大箱子搬进去之后，房间已经拥挤得快错不开身了。同屋还有个女孩，带着两个箱子，床下摆满了她的高跟鞋，床上晾着她的红色裙子，一看就是在这里常住的样子，听说女孩是来北京找工作的。

在北京的日子虽然无所事事，烦心事却也不少，等签证很难熬，大使馆的回复始终是明天再来看看吧。去程未定，我们一日一日地交钱续住，不知何日才能离开。

生活里唯一的变化是，渐渐地，不再需要寻猫启事，我们也能熟门熟路地找到青旅所在的胡同了。

来过很多次北京，但从来只见过冬夏，没见过春秋。原来北京的秋日那么美好，白日里阳光和煦，暖暖地洒在身上，特别舒服，傍晚秋风送爽，晚风吹来清凉。虽然对前景，对未来异国他乡的生活还有那么些许担心，但你知道的，年轻人的忧愁总是那么容易消散，不舍得辜负这大好秋光，我们兴致盎然地在这座城市里做起了普通观光客。

我们去了后海，三个人一起租了辆自行车。三人自行车本来就笨重不好骑，朋友害怕任何带轮子的交通工具，她坐在后面，只要稍微一摇晃，就如坐过山车般大呼小叫，像个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让我和男生哭笑不得。

那是后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游客如织的下午，男孩在前面骑着车，带我们穿过熙来攘往的人群，穿过飘香四溢的烧烤摊，穿过树影斑驳的什刹海，银铃般的笑声在风里被吹得七零八落。风拂过我们三个人意气风发的面庞，天空湛蓝如洗，那是一幅在记忆中如油画般色彩浓郁的画面。

傍晚的时候，和同学一起饭后在胡同里散步消夜，去小店里买一瓶北京老酸奶，喝完了再把瓶子还回去。北方的天空下，连空气中的味道都是陌生的，我们想念潮湿的南方，就说起重庆话，这样便好像在异乡的空气里，有了安定和熟悉的气息。

胡同深处，繁茂的不知名的树，飞虫在路灯下扑闪着翅膀，偶尔听到从半掩的窗户里，漏出的寻常人家的谈话声。暗黄的灯光下，两个老人对坐着，用漫不经心的语气，说着些鸡毛蒜皮的市井之事，张家长，李家短。我在恍惚间觉得,日子就该这样绵绵长长，不疾不徐地流淌下去。晚饭后,和友人在路灯下散步，只是随便走走，就很好。

就这样，在这座城市里像模像样地住了下来，在胡同里安了家。

去南锣鼓巷，中戏门口的早餐铺冒着腾腾热气，坐在凳子上边吃包子，边看未来的电影明星从爬满藤蔓的校门里走进走出；去深夜的五道口吃烤肉，吃得油光满面，醉醺醺地走出来，一抬头看到那晚月光皎洁，夜色像被最深的墨汁染了色；也雄纠纠气昂昂地去爬香山，在山头见了满山枫叶，山间的清风轻抚脸庞。

直到有一天,一个电话猝不及防，说签证拿到了。我们隔天就确定了三天后的机票，从上海飞墨西哥。时光轻易地转了个身，一切毫无征兆地戛然而止。

我们匆忙搬离胡同，离开这杂乱却温暖的市井之处，从这个城市落荒而逃，行色匆匆地坐上南下的火车，也同样匆忙地坐上了飞过太平洋的飞机。

就像突然被推上舞台的主角，场景切换，我来到了万里之外的墨西哥，每天忙着学业、打工，假期出门旅行。可以晚上只睡5个小时，早上6点起床，揉揉惺忪的双眼，裹紧身上的衣服，赶两个小时地铁去做家教，下午回到家再继续赶作业、赶论文。一个人住，一个人生活，也学会了一个人把生活给撑起来，有棱有角，有模有样。

后来快离开墨西哥的时候，偶然间翻到八个月前和友人离别前在机场的合影，照片里的我们勾着肩膀并排站着，20岁的年纪，故作成熟地笑着，眼睛里却还是可以一眼望透的、未谙世事的简单。

想起北京的初秋，那天在后海，太阳高挂天空，阳光亮得晃眼，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太阳下微微眯起眼睛，好像模模糊糊看见了未来，却不知道那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模样……

学生老宋

老宋是我的学生，他比我大10岁。

1.

我教他西班牙语，每周日去他那里上课。我早上6点半就要起床，要先坐一次公交，转两次地铁，再打一次的，从城市的最北边赶到城市的最西边，快两个小时才能到。

老宋是一家中国世界500强企业的员工，外派到墨城工作，他住的地方是墨城有名的富人区，在城市的最西边，群山环绕，绿树成荫，有一排排建在山丘的别墅。出了地铁站以后，这里基本就不通公交了，反正能住得起这里的人都有私家车，所以显得特别幽静，和墨城嘈杂的Zocalo区仿佛处在两个世界。

老宋来墨西哥两年了，可西语还是不灵光，只会说“Hola”（你好）、“gracias”（谢谢）和“chao”（再见）。墨西哥人又是出了名的英语不好，他连出门买东西都有障碍，想买个邮票，在那里比划了半天，对方还没懂他的意思，只能垂头丧气地结账离开。于是老宋下定决心要学好西语，掌握日常对话，就在网上找到了我，给我打了电话。

他是我教的第二个学生。第一个也住在墨城，是个工程师，典型的理科男，有些沉默寡言。和他比起来，老宋容易亲近得多，也和善得多，每次我到的时候，桌上都已摆好了水和饼干，三个小时的课上完以后，老宋还会留我吃中饭。

2.

我平时上学忙，上午的课结束都已经下午一两点了，回到家热一热前一天吃剩下的torta就算是中饭了。torta是特色的墨西哥三明治，厚厚脆脆的面包壳里夹着番茄、牛油果、火腿、奶酪、洋葱、辣椒等配料，趁热一口咬下去香脆无比，分量很大，价格又公道。第一次吃到torta时，我就有点欲罢不能，以后每天都换着样地买来吃。晚饭也一样买点taco或者面包吃。因为一个人住，中餐做起来麻烦，我一般都不自己开火。

但是torta吃久了也会腻，三个月后，再吃墨餐就有种食之无味的感觉。这时候老宋的出现，就像一场“及时雨”，拯救了我岌岌可危的中国胃。

第一次给他上完课，老宋放下纸笔就围起围裙，说要给我做饭。我虽然是他的老师，但毕竟比他小那么多，哪有让他给我做饭的道理？真是羞愧不已。我推辞说没关系，回家再吃就可以了，老宋说：菜都准备好了，下锅炒一下就可以，你平时也没什么机会吃到中餐吧？

盛情难却，我就留了下来，在厨房帮忙。老宋是北京人，个子不高，戴眼镜，说话沉稳，平时喜欢穿白衬衫，身上书卷气很浓。看起来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没想到做起菜来何止有模有样，简直是大厨风范。我说是帮厨，其实只帮忙洗了洗菜，老宋手脚麻利，切菜、炒菜、掂勺，一个人全包了，不一会儿工夫，三菜一汤就端出来了。糖醋鱼，清炒土豆丝，蒜蓉西兰花，排骨蘑菇汤，虽然都是些寻常的菜式，吃起来却非常爽口。猫在房间打游戏的室友，闻着香味就跟出来了，老宋特别爽快地邀请他也坐下来一块儿吃。室友眼巴巴地等着这句话，接到邀请立马一溜烟儿跑去厨房，又拿了副碗筷。

那顿饭吃得特别开心，虽然我来到墨西哥学了做菜，手艺也不差，但和老宋比，还是有段距离，况且我平常一个人吃饭，就不爱张罗，随便吃点什么就草草了事，哪比得上这顿丰盛，吃得有声有色？在回去的地铁上，记忆中，我打了一个幸福的饱嗝，特别陶醉地想，给老宋上课，如果没有报酬，管饭吃也可以啊。

都说抓住一个男人要抓住他的胃，我正好反过来，在异国他乡，被一个男人抓住了胃。

3.

后来我把在老宋家蹭饭当成了每周一次的重要活动，上课的时候都有些心不在焉，魂儿早就飘向了厨房那锅香浓的排骨汤，不知道老宋知道了会不会很痛心。

老宋这身手艺是跟他爸学的，他们一家都有男人做饭的传统，老宋耳濡目染之下也成了下得了厨房，拿得了菜刀的北方男人。知道我在重庆上学，无辣不欢，做菜的时候老宋就会特意偏川味。他做酸辣大白菜，从橱柜里拿出一个神秘的小口袋，里面竟然是我日思夜想的花椒！在墨西哥，花椒、八角、肉桂这些配料都买不到，只能托人从国内带过来，它像我冰箱里那罐老干妈辣椒酱一样，是平常不会轻易拿出来的珍宝。老宋抓了一把撒进去，花椒在油锅里响得噼里啪啦，四溢出再熟悉不过的浓香，那是记忆中最怀念的味道，闻了之后心都变柔软了。那盘酸辣大白菜，后来被我默默地吃了个底朝天。

酒足饭饱后，就和老宋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说他毕业后工作的一些事。老宋生性爱漂泊，虽然是北京人，却跑到上海上了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他进了一家中字头的国企，去了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工作。公司在项目附近建了个营地，营地条件不好，当时还是小宋的他，就住在低矮简陋的活动板房里，与老鼠相伴。

他住的地方离附近最近的村子也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距离，平常没法外出，生活单调到只有上班下班，最快乐的事是周末和同事们在营地的空地上踢一场足球，跑得大汗淋漓，出一身汗，也挥霍掉那多余的，鬼鬼作祟的荷尔蒙。

他说那时候年轻，也不觉得有多苦，其他同事也都是这么过来的。就是北非网络信号差，他带了个80G的硬盘装满电影，打发时间。

说完这话后，他停顿了一下，望向窗外，窗台的那株仙人球长得疏落，很久都没浇过水了。

在北非做了两年项目结束后回国工作，因为不喜欢国企里对领导点头哈腰的作风和没完没了的酒局，他递了辞呈，来了现在的这家私企，刚报到没多久就分来墨西哥工作，从北非到拉美，他是从一个坑跳到了另一个坑。

这几年都在国外工作，银行卡里的数字是多了不少，却把自己的终身大事耽搁了，老宋至今未婚，住在公司的单身宿舍。

我问他：想家吗？他说还好，已经习惯了，国外也有国外的闲适，虽然孤独，但也更加自由自在些。“至少没有七大姑八大姨在旁边唠叨，张罗着让我去相亲。”他笑着说。

说是这么说，国外的生活毕竟寂寞。站在他家的阳台上往外看，远处的山丘重重叠叠，偌大的院子里，一个男生空坐着荡着秋千，眼睛里是说不出的惆怅落寞。那是星期天的清晨，墨城阳光明媚得不知忧愁。

4.

在老宋家蹭了好几个月的饭，喝完他最后一顿排骨汤后，六月份我就回国了。我走以后，也许是我这老师不太合格，他西语依旧不太灵光，每次去餐厅吃饭都点不到自己想吃的菜，想寄信也找不到邮局。

后来，每次联系问他怎么样，他总说还好还好，日子就那样呗。

有天我发微信，说自己下楼买烧饼，没带钥匙被困在外面了。本来是件很逗乐的事情，国内的白天，墨西哥的深夜，他发来一条消息说自己想到烧饼，大半夜的被香醒了。听得我哈哈直笑。

万里之外的老宋再逞强，还是逃不过故乡一只烧饼的诱惑嘛。

墨西哥的乡间美食，排骨浓汤配玉米饼

墨西哥Leon城的气球节，11月高原上的阳光很暖

古　巴

两个世界的古巴

2012年的圣诞假，从墨西哥飞去了古巴背包旅行。在古巴的那两个星期，我iTouch的锁屏一直用的是一张黑人的图，上面写着“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身在古巴，看到这句话更是尤为触动。

在月人均工资20美元的古巴，一罐啤酒要1美元，上网一个小时要4美元，在餐厅里吃一顿饭要5美元，一个手机要200美元。在这样一个喝不起啤酒，上不起网，用不起手机，出不了国的国家里，生活千疮百孔，希望在哪里？幸福又从何说起？

到达古巴的第一天是平安夜，我被邀请和青旅老板的一家人一起过。老板的儿子在青旅老旧的台式机前面看配音版的《加勒比海盗》，客厅里有台中国产的海尔电视机，当它一放起salsa的音乐，所有人都开始随着节拍尽情舞动。无论身材如何，他们都绝对算得上舞姿曼妙，我想，对音乐、对舞蹈的热爱早已深入这个民族的血液里。看着他们脸上快要溢出来的笑容，我默默地想：也许快乐是不要钱的。但是贫穷和苦难还是如影随行，在哈瓦那没有座位可以提供的小摊，我和古巴人站在一起啃完一块15土比（约合4元人民币）的火腿比萨。所谓的火腿比萨不过是一块干瘪的小面饼上撒着些许奶酪，再放上一块不甚新鲜的肉片，它与好吃没有关系，只能果腹用。

可是连在外面吃这样一块比萨，对古巴人来说都是件奢侈的事。更多的时候，他们还是拿着粮票排着长长的队去领面包、鸡蛋，吃着发青的西红柿和烂掉的菜叶。这里有两种货币，红比和土比，前者崭新光亮，后者则皱巴巴的，连印在上面的切格瓦拉也显得垂头丧气；这里也有两个世界，一飞机一飞机载来的欧美游客，享受着加勒比海的阳光和沙滩，住着高档度假酒店，消费着崭新的红比，服务他们的是点头哈腰的古巴人。

在哈瓦那的青旅和老板一家共度新年，古巴人的年夜饭

来古巴以后我常常想，比起朝鲜，最可怜的也许是古巴人。朝鲜人活在政府为他们编织的一个太美的梦里，愚昧无知又满足。但在古巴，随着卡斯特罗打开古巴大门，大力发展旅游业，人们纷纷敞开家门，争相开起了民宿，做起了蜂拥而至的游客的生意，一个房间一晚上20美金的收入就是古巴人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的工资了。这一切看上去很美，可是接触到的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也开始在信息闭塞的古巴了解到除了电视里的四个频道、书店里千篇一律的本土著作之外的，另一个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然而，对外面的世界知道的越多，却越痛苦，外国游客来去自如地在他们的国家寻欢作乐，他们却走不出去。在政府的高压政治下，护照是少数人才能拥有的稀罕玩意儿，更遑论以古巴人一个月20美金的平均工资，又何以承担得起那一张机票的价格？这个加勒比岛国上的人民就这样被孤立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的生活太捉襟见肘，他们要面对的现实太瘦骨嶙峋。

在古巴的家庭旅馆，女主人是当地一名戏剧演员

哈瓦那遍地都是的中国留学生与古巴人也处在两个世界，这些因为中古友好而被大批送来的留学生们，拿着中国政府每月发的200欧元的奖学金，吃着食堂里免费的饭菜，住着免费的寝室。在对普通人来说网络如此遥不可及的古巴，留学生们可以拿着学校的免费账号不限时地上网。但他们还是抱怨多多，嫌网速太慢，嫌食堂的饭菜太难吃，嫌寝室条件太差，于是偷偷搬出来住。是啊，这里的条件怎么能和国内舒适的环境相比，每月200欧元对于国内一个小康家庭的孩子来说可能根本不算什么，他们可以一顿饭轻轻松松地就吃掉30欧。但是他们的古巴老师呢？一个月的工资是30红比，也就相当于30美元，住着集体宿舍，吃着食堂同样的卫生可疑的饭菜，却甘之如饴。

古巴哈瓦那街道上追逐嬉戏的小孩

离开哈瓦那的那天，我给青旅的两个老板还有他的表兄各买了一瓶啤酒，以此感谢他们这些日子对我的照顾。1美元一瓶的啤酒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是对他们来说却是只有过节时才能喝到的东西。

没想到的是，奇葩的古巴航空公司在我的航班多卖了接近三十张票，轮到我办登机手续的时候竟然已经没有座位了，我和其他二十几个人一起被安排坐第二天的航班起飞。与此同时，航空公司也会帮我支付这无端端多出来的一天的酒店和三餐的费用。就这样，一向背包旅行住惯青旅的我，意外地住进了位于哈瓦那新区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从酒店房间的阳台望出去，到处都是政府投建的林立的度假酒店，还有宽阔干净的马路，与世界其他大城市无异。我突然有些恍惚，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到处都是破败房屋的哈瓦那吗？

我吃的是自助早餐，在豪华的大厅里，我时隔两个星期后又喝到了香浓的酸奶，吃上了黄油果酱涂抹着的面包，当然还有各种高级西点、进口水果和饮料，都是我在古巴百货超市空空的玻璃窗里没见过的，原本以为在这里不存在的东西。原来这里就是另一个世界。

吃完早餐后，我躺在酒店游泳池的沙滩椅上晒太阳打发时光，旁边坐着一家意大利人，几个尚在幼齿之年的孩子在泳池里开心地嬉戏玩耍，泳池周围是高大的棕榈树，不远处是哈瓦那深蓝深蓝的海水。阳光明晃晃地照在我身上，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不是在人民穷得叮当响的古巴，而是在墨西哥的坎昆或者美国的迈阿密之类的度假胜地，围墙外的贫穷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我并不开心，住着一晚要200美元的酒店，吃着那么丰盛的自助餐，我却觉得如此愧疚：为这个国家最好的设施是给外国人享受的；为除了点头哈腰地为欧美游客工作，一辈子也走不进这里的古巴人。若我不曾是那个和古巴人一起站在街头吃比萨，喝2土比的柠檬汁就很心满意足的自己，也许我不会对这一切如此感同身受。但是，作为一个游客，除了为这世间的不公难过之外，我又能做些什么，改变些什么呢？ 第二天我的飞机终于准时起飞，把我带回了墨西哥城。据说在劳尔小心翼翼的改革下，古巴人从2013年1月开始可以自由出国了，但现实是，谁又会给这个国家的人签证呢？一旦这些古巴难民有机会出国，就会想尽办法留下来，拼一个有保障的未来。

我回想起两个世界的古巴，像是做了一场很长的，不真实的梦。

古巴哈瓦那海堤的下午，海是深邃的蓝

我从中国来看你

经过差不多三个小时的飞行，飞机从墨西哥城降落在哈瓦那机场，我终于来到了这个加勒比上的海岛，一个据说有着社会主义遗风的国家，而我也正是想来看看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此行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拜访我的两位古巴老师，她们曾经在国内教过我西语，如今已经回国。

没有想到联系古巴老师这件我本来以为很容易的事，却曲折且困难重重。出发之前我曾经给其中一位老师Elisa发了邮件告知我即将来古巴，隔了好几天她才回复我，给我留了她家里的电话，还有她丈夫的手机号。Elisa说，我没有手机，如果你给我发短信，要在前面加上我的名字。

到了古巴后，我便用街边的公共电话给她家打电话。接电话的人告诉我Elisa不在哈瓦那，她去了Santiago de Cuba（古巴最东边的一座城市），一个星期后才会回来。一到古巴没有联系到Elisa，我有些垂头丧气，因为我还想通过她知道另一位老师María的联系方式。不过转念一想自己在古巴还要待上两个星期，来日方长，过两天再联系也不迟，便宽慰了许多。

一转眼就过了新年，当我再次试图打电话联系老师，却得知她依旧在另一个城市，又打了很多次电话到她丈夫的手机，也一直都没有人接。我开始变得有些焦虑了，因为再过不到一个星期我就要离开古巴了，如果再联系不到我怕是这辈子都再没有机会见到她们了。

最后，我决定借青旅老板George的手机发条短信试试看。问他借手机的时候，一向开朗大方的George眼神却有些犹豫，他踌躇了一下，欲言又止，但最后还是把手机给了我。他看着我的眼睛，颇有些无奈地说：凡，你知道在古巴发一条短信有多贵吗？表情里竟有些苦涩。我连忙说那我把钱给你，但他又摇头拒绝不好意思要。

在古巴，手机还是一种奢侈品，对于月平均工资20美元的古巴人来说，一部200美元的手机简直遥不可及，而且买了手机后，每月还有5CUC也就是相当于5美元的强制消费，手机的通话是昂贵的0.45CUC一分钟，所以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负担得起使用手机的“代价”。我后来想，也许Elisa的丈夫不接我电话的原因，一是看到的是陌生号码，二是实在舍不得支付接电话的钱。

终于，Elisa回我短信了，她说母亲病重所以要在Santiago de Cuba多耽搁几天，等她回哈瓦那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我随即问她María的联系方式，Elisa说María家里没有电话，她也没有手机。听到这些，我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来，急急忙忙地问那怎么办，Elisa随后说，我有她女儿的手机号，你给这个号码发短信吧。

因为怕再麻烦George，我就用自己墨西哥的手机号给María的女儿发了一条短信，但几个小时过去了，手机都静止不动，一点回音都没有。想到María的女儿就算收到了这条信息，可能也没有钱回过来。为了以防万一，我又跑到街边的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过去，幸运的是这次终于通了，而且万分惊喜的是竟然是María亲自接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她听到我的声音特别兴奋，立马告诉了我她家的地址，让我第二天去看她。

María住的地方离哈瓦那市区很远，在一个叫Cotorro的郊区，我从市中心坐了整整一个小时巴士才到她家。随着车的前进周围越来越荒凉，最后路上只剩下大片大片的热带植物，我坐在车上，心情复杂。

我曾经去过María在重庆的“家”，她住在学校分的公寓里，120平方米的房子，她一个人住，整洁空旷。而现在她住的地方会是什么样呢？回到古巴后的她，心里会不会有很大的落差？我一边望着窗外的荒凉景象，一边暗暗为她担心。

下了车后循着地址走了一段，附近都是乡村自建的小房子，低矮简陋，脚下是破碎的土路，一阵风吹过，尘土飞扬，一副破败景象。María家的房子是一排平房中一间不起眼的绿色水泥房子，大门是用铁丝网圈起来的，房子前面的院子里是一片没有修整过的，杂草丛生的“草坪”。我走到房子的窗户前大喊了一声：María！随即听到里面很快地应了一声，接着便是飞快地跑出来抱住我的María。此次一别已是半年之久。

在重庆的时候María就很照顾我，她会鼓励我出去旅行，总是很有兴趣地听我在外旅行的故事，她对我说：凡，旅行是了解这个世界最好的方式，你不要改变，要继续下去。那天我给她打电话，她惊呼一声对我说：gran viajera（伟大的旅行家），你来古巴看我了。

这个热心的老太太几乎每次西语角都会来。地处热带的古巴就算冬天，也有30摄氏度的“高温”，重庆的冬天那么潮湿阴冷，对她来说那么难熬，她还是会每周坚持过来陪我们在傍晚露天的广场上说说话，练练西语，这份情谊我又怎么能忘。

我坐在María家的客厅和她聊天，她的家里摆放了很多她从中国带回来的“纪念品”，电视机，电饭锅，还有一套茶具。来之前我一直担心她从中国回国后落差会很大，因为在这个贫穷、孤立的海岛上，只有大片几乎什么都不能种的碱性土壤和零星的计划经济性的工业，而且因为受到美国的经济封锁，这里的物资供应少得可怜，什么都要进口，商场的橱窗里展示着过时的服装，大街上满是穿着简陋衣服的年轻人。

在古巴这个国家无任何时尚可言，因为有几件可以换洗的衣服穿已经是件幸福的事了。可是在她待过一年半的中国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幅景象啊。

但María并没有丝毫抱怨，她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她对我说她在这里很好，她用在中国攒下来的工资盖了这座房子，以后终于不用再四处搬家，奔波了。或许，贫瘠的生活早已教会她要感恩。

我小心翼翼地问她一个月的工资有多少钱，她说，她是哈瓦那大学对外西语教学的主任，而作为系主任，她的工资也只有1060土比（约合40美元），其他大学老师更少，只有700土比（约合30美元）。古巴人的工资是用土比支付的，可是当他们想买商店玻璃窗里的东西时，要把破旧的土比换成崭新的红比去消费。她在中国的时候学校给外教的工资是一个月4000元啊，40美元对4000元人民币，多么讽刺。我又问她想不想再回中国，María突然锁了下眉头，有点深沉地说，她还在中国的时候是有人向她提供过一份在私立中学教书的工作，薪酬也很好，她的中国学生也说如果她想留下来，可以帮忙。但是古巴有家人，如果可以把家人也带过去，或许她会愿意再回去。

也许她没有说出的潜台词是，就算古巴这个国家再千疮百孔，她还是没法离开，因为这里是家。说这话的期间，她摸了摸坐在旁边的小孙子的头，一副爱怜的样子。小孙子一直带着好奇的眼神在“偷听”我们谈话。

María11岁的小孙子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他跟着María学会了说“你好”“苹果”“不要了”等词，他总是新奇地看着我从包里拿出的iTouch还有相机，这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玩意儿。我在古巴的两个星期，有古巴人看着我手中的iTouch问我：这个手机是中国产的吗？我一阵心酸，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当全世界都在为苹果和三星galaxy疯狂的时候，当每个中国留学生几乎都有一两部手机的时候，加勒比海岛上的古巴人却全然不认识这些牌子。对他们来说，有一个手机，就算是诺基亚早已被淘汰的型号，已经是件值得骄傲的事了。

在世界发展最快的这些年，时间在这个加勒比海的岛国上却仿佛静止了，人们还活在一场50多年前的苍凉旧梦里。

等过完这个年，María就要过60岁生日了。她说可能下半年就会从哈瓦那大学退休，因为她住的地方离哈瓦那大学的Tarara校区很远，她每天早上要5点半起床6点半去赶车，光单程就有近两个小时的车程。这样的生活太过劳累，María年纪也大了也想要安定，等退休后，可以在家附近的一所中学继续教书，也就不用每天赶公交来回那么辛苦了。

晚饭的时候，María给我做了一顿古巴菜：黑豆饭，蔬菜鳄梨沙拉，两块炸鸡肉，还有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食物。我只吃了一块鸡肉，不舍得全部吃完，还是留给还没长大的小孙子吧。

饭后，María从冰箱上的铁盒子里抽出一张皱巴巴的土比，让她的孙子去周边的小店给我买了一个冰淇淋甜筒吃。古巴的冰淇淋又便宜又好吃，我一边舔着冰淇淋，一边想：这应该就是这个简朴的家庭能给我这个远方来的客人最好的招待了吧。

不知不觉天就要黑了，我起身要告辞，因为回到哈瓦那我住的青旅还要倒两趟车。María坚持要送我到车站，她的小孙子也在后面紧步跟着我们。上车前又和María紧紧地拥抱了一下，她和她依然少不更事的孙子在窗外微笑地望着我，对我拼命挥手，我也挥手向他们告别，眼泪竟一下子就涌了上来。这么和蔼热心的就像我的亲人一样的老太太，可能再也不会来中国了，我想也许这次真的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2013年1月7日，我的飞机离开哈瓦那，我在心里和这个美丽却又哀愁的国家说了再见，心也开始为这个国家的所有人牵动着。

María和我

秘　鲁

去马丘比丘

1.

去马丘比丘的前一天，圣周刚开始，街上张灯结彩，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晚上在库斯科的街上闲逛，心情也变得轻快起来。

未曾想，还在听着歌的我，iTouch就在这拥挤的人群中被小偷从口袋中偷走，周围太嘈杂，我甚至没有察觉。等我经路人好心提醒反应过来，大脑顿时变得一片空白，连一句脏话也骂不出来了。

其实那段时间我的状态并不好，曾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丝温暖，痴心地想要抓紧，却发现只是一场空。那种赶不走的阴霾，让我在这场旅行中有些郁郁寡欢。如今贴身的东西被偷，对我来说真是个沉重的打击。

后来就一个人在街上慢慢地走，那种心情不是绝望，是不知如何是好的无助。

就是带着这样有些失魂落魄的心情，我坐上了去马丘比丘的车。

2.

去马丘比丘最经典的方式是坐观光火车，不过秘鲁政府垄断性的价格实在让人望而却步，最普通的座位来回也要150美元。我囊中羞涩，只能选择坐小巴走山路去这样的非主流路线，这样两天一夜的行程全部加起来还不到200美元。

秘鲁库斯科城夜市有名的美味——烤牛心

清晨的库斯科城还是雾蒙蒙的，和我一起挤在狭窄的小巴里的有一个辞职环游南美的巴西人，一个在美国做summer camp的瑞士人，一个来自奇瓦瓦的墨西哥人，两个刚服完兵役退伍的以色列军人，一对智利情侣，一对乌拉圭情侣，还有在利马做志愿者的两个德国女孩和他们的家人。意料之中，我又是唯一的东方面孔。

3月的安第斯山区还在雨季，雨绵绵长长地下个不停，车窗玻璃上的雾气覆了厚厚一层。原本四个小时的车程，走了不到一半，前方就因为暴雨塌方，封路了。车停在盘山公路的路边等通知，公路左边就是悬崖，悬崖下是壮阔的河谷，投一颗小石子下去，过了好久才能看到激起的涟漪。抬头往前望，远处山影重重，看不到尽头。

渐渐地，被堵在路上的车越来越多，公路旁甚至搭起了一个类似“难民救济点”的棚子。没法按时抵达下一个城镇，计划中的午餐泡汤，我又没带足够的食物，饥肠辘辘，就从摆摊的印第安妇人那里买下一种当地食物——一个带馅的土豆，狼吞虎咽地吃完，竟也别有一番风味。

没有尽头的等待把人们的耐心消磨殆尽，为了打发时间，另一车的四个法国女人在公路上席地而坐打起了纸牌，颇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认识的鬼佬们聊着天气打发时间，同车的巴西人话很少，一个人对着翻滚的江水抽烟，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3.

等到道路可以通行，车赶到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了。而这时我们离晚上的落脚点，马丘比丘山脚下的热水镇还需要步行三个小时。这段路不通车，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沿着火车铁轨走到马丘比丘山脚下的镇上。

深夜的山区很幽静，四周的大树郁郁葱葱，于交错的树枝中漏出点滴星光；细雨像银针般扎向夜幕，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水汽，刚下过雨的铁轨还是湿漉漉的。我们一行人稀稀落落地走着，手电筒发出微弱的光，拉长我们沉默的身影。大家的背包都很重，都默默无语，狼狈地往前赶路，颇有种亡命天涯的落魄。

铁路有一段要过江，会经过一座大桥，铁轨是悬空的，扶手因为雨水变得异常得滑，我用力抓着扶手小心翼翼地跨过每一节铁轨。桥下翻腾的江水在月色下闪着寒光，于黑暗中发出如野兽嘶吼般可怕的咆哮，耳畔是呼啸而过的风的呜咽，四处寂静，可以清楚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跳得那番惊心动魄。

那时的我是极其害怕的，连呼吸都不敢过重，怕惊醒了这多诡的夜幕，若是一个不小心滑倒跌落下去，便是孤身一人葬身于这异国的江水中，没了声息。

这样的夜，只有月光看来如此皎洁，给我们这些夜行人捎来片刻安宁。

艰辛的长途跋涉后，终于看到镇上闪着的点点灯光，那一刻，我几乎惊呼起来。因为这该死的雨季，我们用了比平常多一倍的时间才抵达落脚地。此时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疲惫不堪，纷纷卸下重重的行囊，匆匆忙忙办理入住，次日凌晨5点还要起床去马丘比丘，留给我们的睡眠时间已经少得可怜了。

我躺在铺着白床单的床上，沉沉地睡了过去，一夜无梦。

4.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脑子还是昏沉沉的，睡眼惺忪中就坐上了开往马丘比丘的区间大巴。因为旅游兴起的热水镇从凌晨5点多就变得喧闹起来，大巴站旁早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座失落的印加古城的魅力可见一斑。车在盘山路上不断攀升，黎明是浅青色的，天光一点一点地亮起来，窗外云雾缭绕，让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

可惜我们运气不好，雨淅淅沥沥地从早上6点一直下到早上8点，马丘比丘一直笼罩在薄雾中，始终不肯揭下面纱。这座海拔2200多米的古城据考证是为印加帝国的贵族们建造的住所，后来不知为何被印加人遗弃，就此失落，直到20世纪初被一个美国人发现，才又重新揭开神秘面纱。不过我更愿意一厢情愿地幻想这样的故事：有一群印加人为了躲避入侵的西班牙人的殖民，而逃到了这茫茫的安第斯山脉中，于这块被上帝遗忘的高山上认真地修建起房屋……

早上8点之后天突然开始放晴，当云雾渐渐散开，神秘的马丘比丘终于毫无保留地向人们展示了它的全貌。城中的神殿、庙宇、祭坛、街道、居室依旧保存完整，在这被一片苍翠环绕的遗址上，印加君主、马丘比丘臣民们的呼吸声似乎还在耳畔徘徊，王朝的梦却早已醒来。

1943年，智利诗人聂鲁达在游览完马丘比丘后，在长诗《马丘比丘之巅》里激情澎湃地写道：“我看见石砌的古老建筑物镶嵌在青翠的安第斯高峰之间。激流自风雨侵蚀了几百年的城堡奔腾下泄……”

马丘比丘

站在高山之巅，眺望着这座被群山围绕的天空之城，四周虽有游客熙攘，我却安静得只听得到山谷的风声，只看见在明镜如洗的天空下，清晨的阳光静静地洒在遗址上，天地苍茫之间，古城显得如此纯净，圣洁。这一刻，时间仿佛都静止了。

目光所及，在变幻不尽的云雾中，历经几百年风霜的斑驳城墙下，是经过雨季滋润、生机盎然的草地，绿油油的，散发着生命新生的活力。新与旧的关系，就像生与死，在此刻显得如此和谐。

不禁感慨，山脚下的乌鲁班巴河依旧不知疲惫地蜿蜒流淌着，人间却早已改朝换代，不知几度春秋。

前一天的各种颠沛流离，之前的不顺心，仿佛都是为这一刻看到马丘比丘时的苦尽甘来作铺垫，也让我更加感激这一切是那么的弥足珍贵。

一个20岁的中国女孩，跨过千山万水，来到大洋彼岸的秘鲁，能亲眼看到这样的美景，我是何其所幸，甚至觉得连眨眼都是奢侈。

5.

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戏剧性的事，还曾并肩站在山顶分享过这样难忘的美景，回程的时候，车上的人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后半时我因为疲惫昏睡过去，心里却暗自奢望这路程再长一点，结束得慢一点。

醒来一睁眼，看到的已是窗外昏暗的路灯投下的阑珊灯光，我知道库斯科城到了。纵然再多不舍，这趟旅程也该此般结束。

从开始的失魂落魄到如今的快乐自得，马丘比丘这一路所经历的事像一场修行，让我终于放下了那些经不起推敲的，自以为是的忧愁。

高原凛冽的夜风吹得我清醒起来，和好朋友们拥抱说再见，道珍重。

我知道，这一季的雨季不再来了。

我们谈什么都像谈死

1.

变得异常害怕死亡，是因为一个朋友的去世。

相识的友人在非洲做志愿者时意外出车祸去世，给我极大震动。这世上从来不缺灾难，它们总能堆满报纸一角。只是之前的自己总感觉死亡遥远得像是下辈子的事，这次却是心结结实实地疼了一次。

这是人生中第一次如此真切地觉得，原来生命那么脆弱，死亡离我们这些还在长青春痘的，依旧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年轻人如此之近。

2.

过去的我可不这么想，大概还能觉得死是一件很酷的事，世界可以说不要就不要了，也可以动不动就拿生命来搏。

2012年 走滇藏线进藏的时候，过通麦，一边是狭窄的土道，一边就是奔腾的江水，刚下过雨的道路更是泥泞。亲眼看到一座翻在江里的大卡车，只露出了赤红色的卡车头，那红色在此般情景下显得如此触目惊心。

我搭上的是一个很不靠谱的司机的车，二十出头的四川人准备到拉萨的夜店工作，开车一路横冲直撞，对生命极不负责，以惊险为趣，我也是事后想起才直冒冷汗。

但我那时却没有丝毫惧意，反而觉得兴奋，对危险甚至有点渴望，仿佛在路上的故事若是没有些死亡的威胁作点缀，便不够精彩和淋漓尽致。而看着周边的风景，却也能无端地生出“死在最美的风景里，也是一种好的归宿”这样的感慨来。

遥望安第斯山脉，想起了当年走过的西藏

3.

变得对死亡有恐惧，是2013年3月在秘鲁旅行的时候，去马丘比丘的路上。从印加古城库斯科出发到马丘比丘，坐车需要8个小时，秘鲁山区壮阔的风景和蜿蜒曲折的道路都让人想起西藏。我们的车在盘山路中蜿蜒上升，耳畔伴有峭壁旁的滔滔江声，危险与美丽共存。

彼时正值山区的雨季，天气阴晴不定，暴雨说下就下，令去程和回程的路都困难重重。路上有塌方，道路边有刚从山上滚下来的还没来得及清理的大石块，车小心翼翼地缓缓开过，压抑的气氛笼罩着车内的每个人。有时道路太泥泞，车深深陷在淤泥中，总是熄火，必须全体下去推车才能把车艰难地发动起来。

而暴雨的雨点打在车顶如雷声大小，配上阴暗的天气、车内逼仄的环境，更令人生出一种悲观的末世之感。

那时的我极其害怕，尤其是车的另一边，车窗外便是滚滚江水，像极了当年的通麦。

我局促地回头看了一眼，望了望周围的人。坐在我身后的德国女孩，眉眼清淡，车窗外的风吹起她的淡黄色发丝，她眼神中有着同样的恐惧，对着我拘束地笑了一下。

4.

那次去马丘比丘的旅行，最危险的经历是回程时，晚上约8点的样子。天已经完全黑了，而车还在盘山公路上绕着没个尽头。

我时不时地看着手机，不出所料，没有任何信号，可那微弱的光至少还能给我一点人间烟火的安慰。

开到一段路的时候突然所有的车都被迫停下，原来前面有段路被暴雨冲断了，从山上流下的水形成一股极猛烈的激流，竟集合成了一段宽约10米的瀑布奇观。

人们纷纷下车，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在用西语、英语交流着。大山在黑暗中寂静着，在夜色笼罩中，慌乱的人群像《2012》里的世界末日。我看着此番难得一遇的瀑布奇观，顿觉人类渺小，却也没有下车拍照留念的幽默感。

脑子很乱，却一直喃喃自语道我还有父母，不能死在这个鬼地方，同车的人大多是结伴而来，可我是孤身一人，那种内心的不确定感几乎吞噬了我。

晚上8点的山区没有信号，想等救援是没可能了，我们的车停在一边想等水势变小，可令人懊恼的是这瀑布奔流之急丝毫没有减缓的意思。

最终对面有辆车出头，冒险加大马力开了过来，我们的车也决定一试。车冲进瀑布到走出那几秒，我抓紧身边智利朋友的手，闭着眼睛不敢看。那几秒真是有一生那么漫长。最后车终于平稳落地离开暴雨，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若劫后余生。

那种独自在异国面对危险的不安，让我看清了自己内心的恐惧。

5.

我知道，自己以后还是会背起行囊走在异国的风景里，但是已不再刻意追求惊险和那种劫后余生的所谓快感。

我想，心中有惧怕，有牵挂，对生命有敬畏，是每个旅人必修的一课。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给自己：

嗨，吴小凡，我想问问你，八个月前，坐上来墨西哥的航班时你在想些什么？是不是对一切都充满憧憬，有些决绝，头也不回地说了再见，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满怀期待，还是你根本就很害怕，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自从在上海匆匆一别后，一切都开始匆匆。转眼间，竟然就到了离开的时候。八个月后的你除了体重又无可奈何地增加了些，皮肤被高原的阳光晒得黝黑，西语说得更流利了些以外，还改变了些什么？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和你说起那些昨日时光，太多感情，太多回忆交杂，就说几件记得的事吧。

到墨西哥那一年的12月，因为和室友还有房东之间的矛盾，你一个人从房子里搬了出来，搬到了几条街外，一个不足3平方米的房间。搬进新家的第一天你就哭了。

那个房间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你的两个大箱子，就什么也摆不下了，正对床的墙上有一个小小的窗口，那就是你所谓的窗户。搬完家后的那天，你坐在床上，看到自己几天前在沃尔玛买的特价蓝色条纹被子，再看看那个四方的小小窗口，觉得这局促的空间，像极了牢房，而你的青春和那条蓝色条纹被子一样廉价。那天一个人痛哭的自己，你怎么也忘不掉。

你和一群墨西哥人住在一起，你是唯一的外国人，你们这一层有八九个房间，也许更多，你从来没认真数过。大概是因为房租便宜，又对租房时间没有硬性要求，这里有些类似国内的短租房，人们都把它当成找到更好的房子前，短暂的落脚场所。

大多数室友对你来说都面目模糊，只是会在幽暗逼仄的走道相遇时匆忙地打声招呼，绝大多数时间里，你们都闭门不出，蜗居在各自的房间里。有时候你回家，会突然看到旁边的房间空了，他们悄无声息地搬走，就像当时悄无声息地闯进这座老房子。反正过两天又会有新的人搬进来，你早已习惯这类频繁的、猝不及防的离别，也不足为念。

刚开始一个人住的时候，很不习惯。为了缓解寂寞，你就用豆瓣电台给自己放中文歌听，这样就好像有人在和你说话一样。渐渐地，豆瓣电台里你听过的歌就从几千首变成了一万多首，那些歌的旋律里，都附着着你在那个房间一个人的时光。

墨西哥和国内有13个小时的时差，夏令时的时候是14个小时。墨西哥天黑的时候，国内刚好天亮，晚上你和国内的朋友微信，想开口说话，喉咙里咕噜咕噜的，一时间却又发不出声来。然后你突然意识到，那是因为已经连续十几个小时没和人说过话了。

那种孤独的感觉，那些晦暗空洞的夜晚你也一直记得。

但又有什么办法，纵然百般不是，你还是贪恋这里的位置便利，房租便宜。后来你明白，这是你自己选择的房子，你自己选择的生活，没法向任何人抱怨。

可是那时候就是那么窘迫、那么潦倒啊，你不是没有尝过穷的滋味的。

刚来墨西哥的时候，处处都要花钱，奖学金虽然有7800比索一个月，但还是入不敷出，房租，一日三餐，社交，派对，衣服，化妆品，样样都要花钱。又想省钱出去旅行，真是恨不得把一块钱掰成两半花。

家旁边的市场卖taco，12比索一个，米饭可以免费加。所以，你就每次去就只点一个taco，然后使劲往嘴里塞米饭，那时也不管什么营养搭配，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

1月以后经济状况渐渐好转，你就再没有去过那家店了。

所幸的是那些日子，虽然很穷，你却从来没觉得苦，大概是在路上的时光太自由太快乐，甘心用日常的平淡来换。

1月从古巴旅行回来后开始做兼职，初涉人间烟火，品尝种种酸甜苦辣，生活也在慢慢变好。

第一份工作是给穷游网写墨西哥城的锦囊，那时你每天在家埋头写作十几个小时，废寝忘食，眼睛盯着电脑直到酸痛无比，每晚合眼前想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第二天要写什么内容。两个星期后交稿，是穷游网到那时为止编辑部评定的唯一一部满分锦囊，算是淘到的第一桶金。

2月开始做家教，教几个中国人西班牙语。每周六下午你要先坐公交到地铁站，再倒两次地铁，再坐一次公交才能到教书的地方。有时候赶时间，就站在地铁里买两块便宜的比萨，在冷掉的面饼上挤满番茄酱，囫囵吞枣地吃下去，吃完了什么味道都不记得，就连忙脚步匆匆地去赶下一班地铁。下课后伴着墨城的黄昏回家，经常因为太累，在回程的地铁上一路昏睡过去。

5月陪龟老板在外面跑了半个月，做口译，帮忙做进出口手续，拿到一笔不大不小的钱，可以用来在这个夏天走一些地方。

如果可以，我想告诉半年前的你：再坚持一下，会苦尽甘来的。

高考后读刘瑜的《送你一颗子弹》，看她写“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她说那么多年，她在美国学会的就是适应孤独，就像适应一种残疾。那时毕竟经历太少，读起来猎奇的成分更多，如今再想起这句话，才觉得感悟颇深。你跨过千山万水，在离家万里的地方独自长大，磕磕绊绊地走过这八个月，无论是辛苦失落，还是收获值得，也都过去了，而你也算是得到了一件受用一生的珍宝：孤独。它，是很好的体验。

我不知道你是否达到了当时对自己的期许，但我始终相信，所有你经历过的，都是最好的经历，命运待你还是颇为宽厚的。

回忆若可佐酒，往事便是一场宿醉吧。可你也只能潇洒告别，继续勇敢地往前走，生活里还有其他远方在等着你。

2013年6月4日

古巴的小女孩，皮肤是巧克力色的

·本章部分图片由杨继浩提供

Trinidad的大教堂，走在街上，仿佛

穿梭到了很遥远的时间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苏轼

第三章　我的忧郁热带

2013年夏天

路线：昆明—琅勃拉邦—会晒—清孔—清莱—清迈—曼谷

CHAPTER　3

一场远行

2013年7月初，带着一本护照和一本港澳通行证，一大一小两个背包，身上装好在墨西哥最后一个月还没用的奖学金——800美元现金，我踏上了一段为期两个月,途经四个国家的旅程。（从老挝、泰国进印度，再经过斯里兰卡、香港回国）出发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命运之神会在此埋下伏笔，这场旅行会改变我那么多。

而如果没有这场旅行，也不会有手上你们拿着的这本书吧。

若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那我这辈子恐怕再没有那么美好而又意义深远的日子了。

琅勃拉邦的夏天太闷热，我和西班牙人终日躺在房间里，一起对着天花板抽烟，把房间弄得烟雾缭绕。

因为厌倦了清迈的喧闹，我逃到泰北山里的有机农场里当义工，夜晚伴着蝉鸣、蛙叫入睡，像是回到了童年的乡下。

在印度，每个清晨早起去做弥撒，听着修女们诵经的声音，看见晨光照在信徒们安静平和的面庞，诚觉世事皆可原谅；在垂死之家服务临终病人，也在加尔各答学会如何去爱。

我见过斯里兰卡寂静无人的沙滩，遥远古老的寺庙，看得见风景的火车，但最难忘的还是在科伦坡市郊的冥想中心和女尼住在一起，冥想、修禅的时光。

旅行的最后，在香港的兰桂坊和青旅的陌生人一起喝到大醉，又在澳门的黄昏独自散步时因为想念一个人而胸口发疼。

最终坐上返程的飞机回家，落地看到来接我的母亲，顿时有了一种终于归家的尘埃落定感。

在这趟旅途中，好似整个世界都向我打开了大门。在世界这所大学里，我第一次思考宗教对人的力量。我在加尔各答接触了天主教，又在斯里兰卡禅修时，接触了佛教；在印度学会爱，学会放低自己，去奉献，去付出，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那就是去认识世界，去爱，去服务他人(to know the world,to love,to serve)。

我遇到一些足以改变我一生的人，再与他们告别。

也学会了重新用小孩子般单纯、好奇的眼光审视这个如万花筒般精彩纷呈的世界。

老　挝

琅勃拉邦，醉酒之夜

琅勃拉邦

从昆明到琅勃拉邦需要坐上一整天的汽车，这卧铺车极其奇葩，左边一排是两个人睡的大床，右边一排是单人床。若是一个人坐车，被安排到左边的床，就极有可能要和一个陌生人一起同床共枕一晚，而且，对方还有可能是异性。

还好，我和在豆瓣上认识的同伴都是女生，但是第二天见面就要睡在一张床上，两个人都不免有些尴尬，彼此心照不宣地没有说话。

大巴进入老挝境内后，路况特别不好，都是山区的土石子路，山路崎岖，车身摇摇摆摆，一路颠簸。坐在床上，好几次整个人都被腾空一下颠了起来。真是刚过境老挝不久，这个国家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下马威”。

坐了26个小时的车，才好不容易抵达了琅勃拉邦，终于算是松了一口气。古城群山环绕，家家户户花园整洁，墙角一树树的夹竹桃开得灿烂。作为这趟长途旅行的开端来说，像个清淡的开胃小菜。

晚上和在大巴上认识的几个外国朋友一起去了酒吧，我们在同一家旅舍落脚，穿着白裙的俄罗斯女生,留着络腮胡的西班牙男生,还有长得像皮囊男主角的英国男生。

西班牙朋友

琅勃拉邦虽然游客众多，却没有满街的灯红酒绿。古城的夜晚，灯笼高挂,河水幽幽，人影浮动,晚风吹来清凉，空气中隐约有缅栀子的香气。

坐在酒吧后院，四周长满了绿色藤蔓，曲径通幽处，自有一方清静。桌上摆着红色蜡烛，一簇火苗随风轻轻摇曳，忽明忽暗中，人的轮廓也一半明一半暗的。服务员端来的老挝啤酒口感醇厚，杯底是金黄色的，杯口有一层厚厚的泡沫。夜色正浓，几个萍水相逢的人在一起谈天说地，酒杯轻轻相碰,发出天堂里钟鸣般的声响，不远处的树上有知了的鸣叫。

同伴是个山西女生，叫晴空，头发亮漆一样又黑又直，笑起来眼睛像一道弯月，她刚大学毕业不久，出来毕业旅行。没来酒吧之前，我问及她的酒量，女生夸下海口说自己毕业散伙饭那天，一晚上喝了7瓶啤酒都没有事，连微醺也没有。我想着她自己有度，就放任她去喝了。

谁知道她接过西班牙人递过来的威士忌后，喝了几口就醉了。总是沉默的她，话突然多了起来，用蹩脚的英文聊起她喜欢的电影，大家都没听懂，面面相觑，有些难堪。

一开始我还不以为意，觉得她只是有些醉，过一会儿便清醒了。没想到我出去上个厕所的工夫，她就已经丢了意识，双手扒着树枝，挂在了酒吧后院的树上，双腿还在挣扎着摆动，然后又一个没挂稳，从树上跌了下来，摔倒在院子的草丛里。我连忙跑过去扶她，才发现她早已烂醉如泥，整个人就势软趴趴地伏在我身上，像没有骨头的软组织动物，面色苍白，头发凌乱地散着。

我不由得叹了口气，心想这姑娘真不会照顾自己啊，要是身边没有个认识的人怎么办。

后来我才知道，一晚上喝7瓶啤酒是真的，喝了一口威士忌就醉了也是真的。那晚是她第一次混酒，刚喝完啤酒就喝威士忌，不知道轻重，一下子喝猛了，就醉了。

酒吧里放着节奏感十足的音乐，头顶的霓虹灯还在不断变幻着色彩，西班牙人正兴致勃勃地打着台球。看同伴已经完全醉了，我把她带到酒吧前面的台阶上坐着，跑进去和西班牙人商量说，我们提前带她回去吧。他喝得有些微醺，面色潮红，还未玩尽兴，手中仍捧着酒瓶在饮，意犹未尽地不愿离场，我想着他是同伴醉酒的“元凶”，用手硬拽着，生生把他拉出了酒吧。

走出酒吧后发现，外面喝醉酒的当地男人正勾住同伴的肩膀，暧昧地在她耳边耳语，同伴已经醉到毫无意识，低垂着眼睛，头枕在对方的肩上，重重地呼吸，喉咙里发出沉闷的声音。我赶紧把她从男人身边拉走，然后她转过来，扭头就吐了。

西班牙人看到形势不对，酒一下也醒了。我们叫了一辆tuktuk车，他连忙把同伴扶上肩膀，想要背她上车。可同伴早已成了没有意识的一滩泥，连勾住西班牙人脖子的力气都没有，西班牙人还没来得及抓稳她的脚踝，她就笔直地从人家背上倒了下去，扑通一声，后脑勺敲到了水泥地上。我们又是一阵手忙脚乱，连tuktuk司机都下来帮忙，才终于把她弄上车。

就这样，tuktuk车拉着我们，沿着河岸，在深夜琅勃拉邦空旷的街道上一路狂奔，河边的风夹带着一丝凉意，呼啸着略过耳畔。我记得那一晚的月光很亮，车内有一股呕吐后的腥味，我们在月光下赶路，四周一片漆黑。

车厢内很暗，我们三个人在黑暗中对坐着，谁都没有说话，也无暇说话，气氛有些诡异。

tuktuk车上风吹起俄罗斯姑娘的长发

这真是个奇怪的组合：一个刚认识第二天就喝得烂醉如泥的女生，一个并不熟稔的、半醉的西班牙男人，和唯一清醒的我。而一同来的俄罗斯女生和英国皮囊男生早已在酒池里不知所踪。我把头望向窗外，觉得自己在演老挝版《宿醉》。大概有那么一瞬间很后悔，觉得自己晚上出门没看黄历。

下车后，我对着合上的木门一阵狂敲，看店的男生揉着惺忪的双眼来开门，同伴一进门就一头跌倒在旅馆门口的地板上，便是怎么也扶不起来了。

西班牙人酒完全醒了，把同伴醉酒后的样子录了像，传给自己西班牙的朋友看，赤裸着上身躺在床上，吞吐着烟雾，笑得一脸开怀，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看店的小哥又是怜惜又是无奈地看着同伴，默默地趴在地上，把吐满了污秽的地板擦了个干净；我把同伴拖到洗浴间，拿着淋浴喷头给她洗澡，她侧身趴在地板上，发出重重的喘息声，浑身都淋了个湿透，头发旋成卷，乱糟糟地贴在脸上。

那晚她穿一袭红裙，发疯似地划动着双臂，像是在做出飞翔的姿势，嘴里还不断地吐着白沫，像岸边脱了水的金鱼。

我想到《英国病人》[1]里，男女主角在大漠里共同发现的那个岩洞里，壁画中那些做出游泳姿势的，轻盈翱翔着的小人儿，再看看这个醉酒后梦想着飞翔的女孩，竟由此联想到自由。

女生后来告诉我，她那晚梦到了大海，她在幽蓝的水域里漫溯，四周潮汐渐涌。

可惜老挝是东南亚唯一一个没有沿海出口的国家，我们没有大海可以看。

清晨布施

琅勃拉邦是座小城，小到只有两条街，一条沿湄公河延伸，一条沿着皇宫和寺庙。

沿着皇宫和寺庙的那条街，白天夜晚景色大不相同。每天，晨光熹微中，僧侣手中托钵赤脚走过街道，信徒双手合十，虔诚送上清晨第一锅糯米饭；傍晚夜市里昏黄灯光下的烧烤摊，撒着柠檬汁的烤鱼香味四溢，冰镇的老挝啤酒口感醇厚。

前一晚喝醉酒的同伴依旧宿醉不醒，我照顾她几乎一晚没合眼，于是顺便起了个大早去看布施。早晨6点，街上有淡淡的雾，晨光柔和得像丝绸拂过脸庞，无意间瞥见从墙头探出的三角梅，桃红色的花朵缀满枝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觉身上的酒气也在一点点消散。

施和舍都谦卑

走到布施的街上，看见信徒们跪在路边，面前摆着的竹笼里盛着清晨做出的第一锅糯米饭，有的竹笼里还会有几串香蕉，几块饼干。信徒中多为衣着简朴的妇女，上身是淡色素雅的衣服，下身是深色花边长裙，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颈部，右肩披着白色纱丽，神色泰然地等着僧侣结伴而来，神情作风让人想起日本昭和时代的古典女子，朴素清丽。

在布施过程中，同一个寺庙的僧侣会结伴而行。布施有固定的路线，经常是一个寺庙的僧人前脚刚离开，另一个寺庙的又赤脚悄然走来。穿着黄色袍子的僧侣们赤足托钵，长幼有序，垂垂的老者走在前面，眉清目秀的年轻人走在中间，五六岁的小孩拖拖拉拉地走在后面。他们颔首默默驻足，待信徒把糯米饭揪成小团放入钵中，再继续向前走，整个过程如默片画面一般，毫无喧嚣。没有人说话，只听见僧侣赤足走在地上时摩擦的声音。施和得都谦卑。

僧侣们既化缘，也同样施舍。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乞丐和小孩拿着灰扑扑的篮子，蹲在布施路线的路边，双手合十等待被施，浑身都是灰尘和污泥。僧侣们把自己刚刚化缘得来的糯米饭、小饼干、水果等，再从自己的竹笼里拿出来分给他们，神情依旧泰然，并不倨傲，也不卑微。

看了琅勃拉邦的布施才知道，原来布施不只是僧人接受信徒施的过程，也是一个他们舍的过程，把自己沿街化缘得来的、信徒供奉的食物，再转送给需要帮助的人。他们舍去的不只是食物，还是善，是空。

施和舍都谦卑

等最后一批寺庙的僧侣沿街走完，身影渐渐消失于街道，盘着头发的女信徒拍拍身上的灰，站起身来，收好竹笼和铺在地上的竹席，对举着相机的我淡然一笑，说：发完了。然后提着竹笼转身缓步走回家中，未再言语。乞丐将化来的糯米饭、饼干从竹笼里装进塑料袋，带着随身携带的白色蛇皮袋也离开了。路边还剩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上涂着淡色指甲油，还没来得及收竹席，看到路边悠闲走来三两黑狗，便把竹笼里剩下的糯米饭团成小团，递给它们吃。

早晨7点，布施结束，街道上渐渐开始有了汽车的鸣笛声。古城开始苏醒过来，正是琅勃拉邦最好的夏天。

把糯米饭也分给黑狗的老人

湄公河行船日记　第一天

从琅勃拉邦坐船去会晒，需要两天时间，船每天只有一班，每日行个八九个小时，夜晚停在河畔的山村过一晚，第二天再赶一天的路，就可以到达泰老边境的会晒了。

船外是平缓流淌的湄公河，两岸是绿油油的山丘，乍看上去有点像广西，不禁让我猜测《面纱》[2]中Warner带妻子Kate坐船去中国时，看到的是否也是类似的景色。同船的美国人在船刚开动的时候，还兴奋地一直拍照，半个小时后看到四周景色并无变化，便放下了手中的相机，再没拿出来过。

船一天只有一班，本以为会很拥挤，结果船内一直空旷，除了我们和几个鬼佬外，就只有些带着大件货物的当地人。当地人从琅勃拉邦去会晒，一般会选择坐过夜巴士，一晚上就到了，不用折腾，价格也贵不到哪里去。我们这一船的老外心甘情愿地在湄公河上漂上两天，不是出于价格的考虑，不过是想有个特别的体验罢了。

船行驶得极其缓慢，窗外的景色又没有变化，恍惚间竟觉得，我们踏上的是一条漫长到没有尽头，永远无法抵岸的路。

东南亚还在雨季，湄公河上偶尔会下起小雨，淅淅沥沥的，只在江面泛起一点涟漪。在船上坐久了厌烦了，就望向窗外看看这雨，转移一下注意力，但往往过不了多久，它就停了。天空时而晴朗明媚，时而乌云密布。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一抬头看到老挝蓝到深邃的天空，和那大朵大朵如棉花糖般的云，觉得心里像滤了水一般澄净。

湄公河这一路江面平阔，没有险滩，没有激流，只有静，让灵魂都轻轻浮起来的那种无声力量。一路上没有交谈的声音，只能听到船上发动机发出单调的轰鸣声，船冲破江水的浪涛声，还有那掠过耳边的江间的风声。

坐在船上看书，写日记。船慢悠悠地开着，天高云重，偶尔还能看到扑朔着翅膀飞过的蜻蜓。我躺在座位上阅读，思考，消磨着这长日天光。同伴安之若素地坐在对面，风吹乱了发丝，心情却是一如既往的整齐。

在船上，我读完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3]。2012年，在昆明文林街的一家咖啡馆，曾偶遇过这本书的英文译者，一个高瘦的美国人，点了一杯咖啡，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中文说得和母语一样好。

也随意地在电子设备上翻着《水仙已乘鲤鱼去》[4]看，张悦然的成名作。高中时的好朋友曾给我推荐过这本书，我几年后才开始读，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大概是里面关于童年阴影的描写让她觉得有共鸣吧。她出生富裕家庭，成绩优秀，长相漂亮，像上帝偏心造出的完美女孩。但我知道，虽然她提得少，看起来拥有一切的她，其实内心压抑着很多不快乐，曾看过她腕上的伤痕，血红色的伤口看了让人心凉，那是她失恋后一刀一刀自己划下去的。又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个喜欢对着镜子，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女孩内心又有多少幽暗呢。突然有点不敢想下去了。

书读着读着，外面突然开始狂风大作。这次的雨来势汹汹，滂沱而下，船开始剧烈地晃动，豆大般的雨点打到座位上，也瞬间打湿了我摊开在桌上的日记本。连忙慌慌张张地抓起它，跑到过道上避雨，鞋都没来得及穿，只能光着脚站在木板上，却一下子觉得和大地如此接近。

面对此情此景，不由得从心底笑出声来。对大自然来说，无常才是常态啊，风和日丽，或者狂风暴雨都是一瞬间的事情。果然，不一会儿又是雨过天晴，雨后的阳光洒在肩头，明晃晃的，不耀眼，不灼人，只让人觉得明媚舒服。

于是想起大自然的喜怒无常，一如生命的无常。面对翻云覆雨的大自然，我们也只是行驶在湄公河上的一叶孤舟罢了。

夜宿Pakbeng

第一晚到岸后投宿的那个村子，叫Pakbeng，它小到只有一条街。

因为去会晒的船在这里停靠，靠近码头的街道开着各种迎合老外口味的餐厅，Guest House。但走过灯红酒绿的前两百米，村子深处，就都是老挝的寻常人家了。

同伴喜食甜食，看到在这偏僻的小山村有甜甜圈卖，喜出望外，从清瘦的老挝妇人手里接过，买了一个，边走边吃，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在东南亚接近黄昏的夜色中，那摆在橱窗里精致的西方甜点，撒在上面的糖霜一粒一粒的，清晰可见，甜得耀眼。

夜雨淅淅沥沥地下，却并不恼人。晚上吃完饭，一个人散步往村里头走，走着走着就到了一个岔路口。岔路口的一边是靠近码头，灯火通明的街道，老外们坐在明亮的酒吧里吃饭，热热闹闹,刀叉碰到一起，声音刺耳；另一边的老挝村落,放眼望去，却早已被夜色染成一片漆黑。那里的夜晚寂静无声，只隐约看到山势起伏，穷苦的老挝人为了省电，天黑后只能偶尔奢侈地在家里点上一根蜡烛。我已经不能再往里面走了。

我站在路口，左右张望，唏嘘一声，说不出话来。

2011年去柬埔寨的时候，也见过类似的界限分明的路口。暹粒的酒吧街灯红酒绿，酒吧街的栅栏内，是不计其数的，用酒精麻痹自己，彻夜狂欢买醉的西方人；栅栏外，是红着眼睛，整宿不睡觉，静静等待鬼佬们宿醉而归的tuktuk车司机。一条街的栅栏内外，就是截然不同，秩序井然的两个世界。

之前在Help X的网站上浏览过老挝的志愿者项目，项目质量良莠不齐，大多都是招募志愿者到偏僻的山村里教英语。

在网站上看到过一个爱尔兰女孩的留言，她说她在琅勃拉邦以北沿南乌江一个十分原始的小山村里教了六个月书。那里没有电话、网络、电视，且供电匮乏，经常停电。村里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住的地方没有厕所，也没有浴室，一切都在田野解决。她唯一的消遣方式就是夜里打着手电筒在房间里看书。但寄宿家庭的人待她是那样亲切友好，把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疼爱。

读着她的留言，想象着她的生活：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女孩，在东南亚简朴的乡下，每天骑着自行车穿过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去给孩子上课。田野间响起清脆的车铃声，风吹起她的一头金色长发。

我想象着这样的场景，心想除了一味地旅游观光外，我或许也可以停下来，去做一些更有重量，有意义的事吧。

湄公河行船日记　第二天

坐船的第二天，似乎已经习惯了在船上的日子，习惯了这样的清静，仿佛天地之间，唯有这一叶扁舟还有一个我自己。但一想到当天就要抵达会晒，第二天就要过境泰国了，又不禁有些惶恐，担心对岸的泰国是否会太喧嚣繁华，没有了老挝的恬淡安静。

出发的时候，曾给我墨西哥的老师Gina写信。我在墨西哥的时候修了一个学期旅游管理的课，她教我的那门课叫“世界旅游目的地”。Gina年轻的时候走过很多地方，她告诉我，凡，你能有机会去亲历这花花世界是件很幸福的事，一定要llenar los ojos con sabores,imágines,colores（用眼睛充分去感受那个国家的气味，影像和色彩）。我确实也是这么做的，用眼睛看，用耳朵听，感受每一个驻足的国家的不同味道和温度。

老挝给我一种很恬静的感觉，对我来说，老挝的孩子也格外讨喜。每次船路过岸边的村庄时，在河里嬉戏玩耍的孩子总是笑得一脸灿烂，对着我们的船用力挥手，像是问候老朋友一般。

在街上，我把自己在云南买的糖果发给见到的小孩，他们会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迟疑着，不敢伸出手去接。好不容易在大人的攒动下接过糖果后，孩子们会双手合十，抿着嘴笑着对我说谢谢，然后就低垂着眼睛害羞地跑开了，竟让我也不好意思起来。

也因此，想起老挝，总会想起老挝人的微笑。我想与世无争大概是形容老挝人最好的词语。争，又有什么好争的呢？

因为地势崎岖，森林密布，老挝有近70%的土地不能耕种，人们的生活无以为继；湄公河畔的村落，苍翠的大山里埋着越战时期留下的地雷，调皮的孩子在山里玩耍，一不小心踩到地雷，腿可能就被炸飞了。可即使自己过得清汤寡水，人们也愿意早早起床，端出清晨做的第一锅糯米饭，去供奉前来化缘的僧侣。

琅勃拉邦的布施传统，千百年来如旧，即使是在整个国家陷入战乱，战火纷飞的时候。众生皆苦，可苦难教会他们的不是抱怨，竟是加倍地去施予他人。他们用平和安然的笑容，悄然抹平了心里的皱纹。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也过得淡然自足。

至少清晨的第一锅糯米饭总是香甜可口的，市井烧烤摊上的烤鱼也总是滋滋地滴着油，闪着金黄色的光，浓香四溢。无论生活多清贫艰难，也总有值得快乐的时刻。

或许其实老挝人也是幸运的，信仰支撑他们走过战乱、恐惧、贫穷、困苦，再教导他们用一颗善良的心去迎接新生。

那日当我跪在老挝的庙宇仰望佛像时，看到佛的目光轻柔安和。回想起过去一周在这里看到与经历的一切，回想起那些清澈的眼神，真心实意地感谢佛陀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清凉。

会晒的小火锅

又在船上行了近10个小时后，我们终于抵达了会晒。同行的还有一个日本男生，他跟我们一样在船上漂了两天。男生身形清瘦，肩膀窄窄的，眼睛深邃又明亮，像岩井俊二电影里那些沉默坚忍的男主角。

不知道是不是靠近口岸的缘故，会晒的住宿很贵，一开口都是8万Kip[5]一间。我们背着包一路打听了很久，才找到一间6万Kip的，我和同伴决定住下。可日本男生还是说太贵了，转身就要走。他身上只剩下5万Kip，而第二天就要过境泰国了，他不想再麻烦去换钱。

会晒的夜

看到旅店的双人房里正好有一大一小两张床，我灵机一动，就和他说，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就一起拼房住吧，我和同伴睡那张大床。

男生喜出望外，瞪大眼睛，用蹩脚的英文连问了我好几遍：真的可以吗？

我被他逗笑了，看着他很认真地说，对啊。

安顿下来后，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在船上吹了两天冷风，吃了两天饼干，整个人都干瘪了。因为是在老挝的最后一晚，三个人都掏光身上最后一分老挝币，决定一起搓顿好的，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最终，我们找了家街边的餐馆坐下，馆子里早已热热闹闹地坐满了当地人。夜色稠密，街边路灯投下暗黄色的灯光，那晚会晒的雨绵绵长长的，下个不停，刚以为大概要停了，它却又像陡然想起来似的，变得强劲起来。

我们三个人点了小火锅，不赶时间，围坐在一起，长长久久地吃起来。身穿传统服饰的老挝女孩为我们端来菜品，蔬菜盘里，青菜、白菜、油麦菜摆在一起，翠绿新鲜。火锅咕噜咕噜的，突突地冒着热气，和着蔬菜的香气和夏夜周围草木特有的芬芳一起扑鼻而来。加了冰块的老挝啤酒，用扎啤杯盛着，杯口溢满了白色的泡沫，餐馆里放着悠扬清亮的泰国歌曲，歌声久久回荡。

咕噜咕噜作响的火锅

三个异乡人，这样聚在一起，喝着啤酒，聊着天，风把笑声吹落了。那个会晒的夜，在记忆中显得格外温情。

火锅的牛肉盘里有一个鸡蛋，本是要撒在牛肉上，让牛肉吃起来更嫩滑，我们却擅作主张，把鸡蛋打了全都倒进火锅里。最后煮出来的汤溢满了鸡蛋的清香，也别有一番风味。三个人你一勺我一勺地舀着那鸡蛋味的火锅汤，竟把它喝了个底朝天。

想起之前看过的一篇文章，《如若一无所有，能否快乐自由》[6]，文章里的女孩问那个已经33岁，还在四处游荡的日本大男孩，“你都那么大了，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女朋友，没有正式工作，成天在第三世界国家晃着，不觉得亏心吗？”男生摇摇头说，不觉得啊。

“在这样的夜晚，能坐在一起吃火锅，不觉得幸福吗？”

是啊，在这样一个有雨有酒的夜晚，能聚在一起吃火锅，难道不觉得幸福吗？我们的日本男生没有文章里那么老，他叫仁桑，才24岁，是名建筑师，为了攒钱环游世界，毕业后没日没夜拼命工作了两年，还因为工作太拼命，生过一场大病。最后他攒到梦想基金1万美元，辞了工作，来了老挝，还要从这里去泰国，印度，欧洲，南美……

我们三个人，都是穷背包客，没多少预算，只能在他乡分着唯一的一瓶啤酒，对着一锅只打了一个鸡蛋的清水汤喝，一起聊天，畅谈人生，却也觉得快乐自足。

好奇怪，我们明明一无所有，却又有种拥有一切的感觉。

泰　国

泰国初体验

1.

船快要停靠会晒的那个傍晚，看到岸边那些精美的楼房，宽阔的马路，还有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我心里暗想，老挝这个边境城市还挺繁华的。直到发现我望着的那个岸边，船上插的国旗并不是老挝的，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看到的彼岸是泰国的清孔。

连忙再看一眼对岸，又看到了那熟悉的破败的木屋，和山路间曾颠簸而过的石子路，原来这才是会晒。

湄公河的两岸，船渡时间才5分钟，却是如此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

偏爱陆路过境，也许是因为国与国的界线并不那么容易看清楚。然而，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坐船，过口岸，过海关，一脚从贫穷踏上相对富饶的土地，这种反差则如此明显，会让人突然之间觉得很恍惚。这样的感受跟坐飞机，一两个小时后就抵达宽敞明亮的目的地机场，是不能比拟的。

过海关也是一件趣事，可以明显地体会出国别差异。日本男生仁桑和我们同一时间过口岸，但他不需要签证，也不需要签证费，只需出示一下那个写着“日本国”的护照，就可以直接过关了。在我为了办泰国的落地签证，跑来跑去地换钱、填表、复印时，他已经坐上摩托车绝尘而去，前往巴士站了。

后来在清孔的巴士站又看到了仁桑，他在等前往清迈的大巴，我和同伴则决定先去清莱。我们的车先发动，这个消瘦的男生站在路口冲我们咧着嘴笑，对着我们使劲挥手。

这个日本男生啊，和很多我认识的日本人一样，有些沉默寡言，但做事认真执着，对人好的时候有股近乎拼命的傻劲儿。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视线里，眼泪竟就这样突然涌了上来，什么都没有说，唯有在心里默默祝福，这个善良可爱的日本男生环游旅行时可以一路平安，安全。

2.

和同伴刚到泰国一个小时,我就爱上了这个国家。我们俩背着两个大包，在银行里换完钱准备离开时，一推门就看到门口站着一个陌生的泰国妇女，正笑脸盈盈地对我们招手。

她梳着发髻，穿着旧式的花色上衣和黑色裹身裙，身旁是一辆黑色汽车，她说愿意帮忙把我们载到汽车站去。我和同伴都很警觉，连忙问她要多少钱，想掂量一下贵不贵。

没想到阿姨大气地摆摆手，跟我们说不要钱，然后指了指银行告诉我，她刚才也在里面办业务，听到我们在问工作人员汽车站怎么走，就刻意在外面等我们，想顺便捎我们一程，因为她要去的菜市场就在车站附近。我和同伴对视了一眼，都惊呆了，泰国阿姨的乐于助人让我们感动得都快“执手相看泪眼”了。

在滇藏线上搭车的时候，也得到过许多陌生人的帮助。但是像泰国阿姨这样主动提供帮助的，还是第一个。那一刻，我的心暖得都快融化了。分别的时候，我们把一块中国的硬币当作小礼物送给了阿姨，留作纪念。

3.

等坐上了从清孔去清莱的local bus，泰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发达又让我和同伴深深折服了。和老挝崎岖颠簸的山间土路相比，泰国的马路真可谓平坦开阔，四通八达，是我在东南亚去过的国家见过的修得最好的公路，令我和同伴不禁连连惊呼。

更让我们惊叹的还在后面，一走进7-11便利店买东西，我俩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一边不断地拿起东西又放下，惊叹着：哇，这个这里也有！哇，怎么什么都有！一边默默地把自己的身体摆成一个“大”字形，全方位无死角地感受着店里的冷气。

整个7-11像一只24小时开放的大冰柜，刚在热带骄阳下被晒成两只蒸熟的大闸蟹的我俩，就像一下被放进了冷冻室，顿时有了种从头凉到脚的通透感。

老挝自身资源匮乏，大部分物资都要靠从邻国泰国进口。所以，虽然国家穷，但是加上层层关税后，消费水平并不低。况且整个老挝境内也没有这样便利的7-11，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同伴曾在老挝买过一瓶洗发水，老板从破旧昏暗的店里找出一个布满灰尘，产地可疑的瓶子递过来，我们的心一下就凉了半截。但是没办法，那是唯一的选择。

4.

和同伴刚从到清莱的巴士上下来，一个蹬着人力三轮车的泰国大叔就盯上了我们。大叔手里高举一张纸牌，牌子上贴着一家青旅的照片，扯着嗓子热情地吆喝着我们入住。

大叔皮肤黝黑，体型微胖，一张宽阔的脸，戴了顶红色旅游帽，穿着发灰的白衬衣、黑色长裤，脚上蹬着双旧皮凉鞋。他那双黑色的眼睛像猫头鹰的眼一样犀利尖锐，在白天里发着光，快准狠地找到了他的“猎物”：背着两个大背包的同伴和我。我和同伴初来乍到，还不懂行情，怕被人忽悠，避之唯恐不及地摆摆手说不用，然后转身离开，打算先在附近逛逛，摸索一下情况。

在车站附近的7-11里买东西时，有妇人递名片给我，说她在附近开了家旅舍，要是我们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可以去住。10分钟内遇到两个，我想：清莱的皮条客还真是会走街串巷，无孔不入啊。

从7-11出来，又在车站附近转了一圈，没发现合适的旅店，我们就想着先吃点东西，然后直接循着名片，去找泰国妇人的店吧。

在车站对面随意找了家小吃店坐下，坐在我们长椅正对面的人正在吃面，他一抬头，我们三个人面面相觑，都震惊了，空气一下凝固了几秒钟，那人用筷子夹的面一半在嘴里一半悬空都忘了吃。

坐在我们对面的，正是刚才拉生意的泰国大叔，我们三人“一笑泯恩仇”。自己也在吃面的他，放下了他的“生意经”，再闭口不谈他的青旅，而是开始像个老朋友一样照顾我们，帮我们用泰语各点了一碗鱼丸粗面，还帮我们端来了店里免费的冰水。30泰铢一碗的面，鱼丸大而鲜美，Q弹润滑，面劲道爽口，就连店里的老板娘也长得眉清目秀，对着一锅沸水煮着鱼丸，美得不可方物。

那碗面的味道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从回忆深处飘着一缕缕令人怀念的清香。清莱的午后热浪袭人，热气向天灵盖直逼而来，我们三个人就这么对坐着，挥汗如雨地埋头各自吃完了那碗面。每个人都沉醉在美食里，连说话都是奢侈。

面吃完了，我也决定还是从了大叔，跟他走了。

其实，在小吃店再见到大叔的第一眼，我就感慨：这就是缘分啊。我是个很信命的人，所以也愿意听从上天的“旨意”——住进大叔的青旅。实际上，跟着大叔到了旅店后，我也是真心喜欢上了那里。旅店坐落在一个寻常街道的小巷子里，十分幽静，附近有很多庙宇，可以看到很多披着黄袍的僧人结伴赤足走过。翻开旅店大厅里的泰国LP，才发现原来这是LP推荐过的Guest House，不由得在心里默默感谢了一下大叔，还真是歪打正着。

5.

傍晚，我决定和同伴去附近的市场走走。泰国的市场干净宜人，鲜活生动。摊铺上的蔬菜绿意盎然，令人垂涎欲滴；烧烤摊滋滋作响，香味四溢；品种丰富的热带水果，10泰铢装了满满一袋，香甜可口。我和同伴在市场逛累了，就找个地方坐下休息，两个人分一个西瓜。满嘴咬下去，都是夏天的味道，特别畅快淋漓。

在市场闲逛的时候，街边的一个泰国大叔大概是没见过外国人，先是直愣愣地看着我们，然后见我们走过他身边，竟然直接端起自己手中的盒子递到我们面前，要请我们吃里面的章鱼小丸子。在泰国这一天的经历，已经让我们对这些当地陌生人放下了戒心，“恬不知耻”地一人吃了一个之后，又把盒子还给了大叔。大叔接过盒子，对着我们笑得一脸憨头憨脑，没见过别人吃了他东西还这么乐呵的，我和同伴也是被逗得笑得不行。

对于我这个去过墨西哥、古巴等奇葩国家，习惯了“被虐”的旅人来说，泰国是我到目前为止去过的最像天堂的地方。生活便利，食物便宜可口，人民淳朴友善且英文普及程度高。对旅行者来说，泰国这个国家像是挠痒一下子挠得恰到好处，让人舒服到了骨子里。

从老挝来泰国之前，我担心的是，泰国会不会因为纷至沓来的游客变得十分商业化？事实上并没有，这里的人情味依旧浓得像猪骨头汤，泰国人民还是一样的诚实善良，值得信任。

但同时我也发现了泰国唯一的“问题”——太便利了，到处都是7-11和coffee shop，一出门就能碰到小吃摊上便宜可口的饭菜。这让我不禁担心：过于安逸的同时，会不会也让人丧失了许多探索未知的乐趣？

清迈的夜

清迈是邓丽君生前最爱的小城，那首家喻户晓的《小城故事》唱的就是这座城。

在清迈和同伴分开，我去住了couchsurfing[7]上找的沙发。我在清迈的沙发主是个移居至此的老外，32岁的澳大利亚人Shayne，中等个子，略胖。他穿着肥大的白色T恤和蓝色牛仔裤，背着一个当地市场买的花色布包，骑着摩托车来接我。三年前，他把家搬到了清迈，从此有了两个故乡。

来清迈之前，Shayne是个IT工程师，兼职一家小型足球俱乐部的主席。他去环游过世界，从澳大利亚到英国再到美国，在美国一路向北，路上见过世界上最穷的人，也结识过最富有的人，最终花掉身上的最后一分钱，两手空空地回了澳大利亚。

几年前的一次旅行，他买了一张廉价航空的机票来到泰国，像很多西方人一样，在这里度过了一个便宜而难忘的假期。环游过世界的他，没想到却对清迈一见钟情，后来每次假期，他都念念不忘地只来这一个地方。他说，这里有家的感觉。

三年前，Shayne终于决定放弃澳大利亚很好的生活和工作，孑然一身来到清迈，就此安了家。他在这里找了份基金会的管理工作，帮助泰国人提高计算机水平。这份工作没有工资，只有连牙缝都塞不了的微薄补贴，可他毫不在意。他说，他在澳大利亚一个小时的工资，就抵得上当地人辛辛苦苦一个星期的薪水了。光靠他在澳大利亚的存款，他养活自己到下半辈子已经够了。Shayne说，他已经赚到了足够的钱。

晚上，Shayne骑着摩托车带我去他组织的沙发客聚会。小小的清迈古城里，却有着数不清的酒吧，夜晚有着不输白天的喧杂。这里的夜灯光绮丽，霓虹灯投射在护城河上，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风里飘着的是荷尔蒙的味道，年轻人露出花白的胳膊和大腿，走过一个个路灯下的阴影，脸上写满了入夜后的兴奋与放肆，大声讨论着要推开哪一家酒吧的门。酒吧里洋溢着幽灵船般的狂欢气息，电子乐鼓点的声音暴烈，人们在橘黄色的黑暗中大口饮着啤酒，摇摆着身体，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

我们去了家清吧，挑了条长桌坐下，不一会儿，长桌上就坐满了人，既有像我们这样来清迈旅行的沙发客，也有常居此地的沙发主。大部分的人彼此都不认识，大家坐在一起，用几句话向身边的人简单介绍自己，然后就点烟，举杯一起喝酒。在酒精的作用下，在呼进呼出的缕缕烟雾之间，不过一会儿，大家就开始互相拍着肩膀，笑脸盈盈，热络亲密像多年未见的老友。这样的夜晚，这样的派对，我在墨西哥的时候经历过不少。

几杯龙舌兰下肚，我喝得有些醉，和Shayne说想提前回去。坐在Shayne桌上的土耳其老男人拉着我不让走，他也喝得有些微醺，眼神迷离地看着我，很认真地对我说，中国女孩，我觉得你很漂亮。他指着手机里的照片说，你看，这是我在土耳其的房子，如果你来土耳其，记得来找我。照片里的房子很大，虽然稀疏的头发不小心透露了他的年龄，可举止间还是可以看出他人生的春风得意。我不想与他游戏，笑着挣脱出他的手，对他说，谢谢，可我要走了。他依依不舍地留下了我泰国的手机号，说第二天会联系我，带我在清迈逛逛。我说，好啊，那你记得给我打电话，然后转身离开。可我们彼此都知道，这夜过后，谁都不会真的去联系谁。

Shayne骑着摩托车带我离开，剩下一桌好皮囊的鬼佬，还在用不同语言不同分贝交谈着，昏暗的灯光映衬出那一张张疯狂迷离的脸，对他们来说，这个夜晚不知何时才会结束。

回去的路上，我们一路穿过灯火通明的隧道，我从车的后视镜看到一个醉得满脸通红的自己，却又觉得有些看不清自己，时空好像一下闪回了在墨西哥的时光。突然觉得有些厌倦，厌倦这样的夜晚和派对，厌倦这个妆容精致，和陌生人一起推杯换盏，却从不说真心话的自己。

而Shayne一整晚都滴酒不沾。他在清迈那么久，看过太多这样迷醉的夜晚，只是远远地坐在旁边，像个清醒的旁观者。

清迈农场—Where I call it peace

逃离清迈

去酒吧的前一晚，Shayne去办事，把我放在清迈的夜市入口，让我自己先逛逛，之后再带我回去。夜市熙熙攘攘，人们像爬行动物，摩肩接踵，都在用提高了几倍分贝的声音说话，嘈杂无比。我望了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夜市，看着迷离夜色里成千上万的如动物般昼伏夜出的鬼佬们，觉得自己好像突然犯了人群恐惧症，脑子轰地一下就炸开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紧逃离。

我开始怀念琅勃拉邦夜市的恬静。清迈虽好，但终究是游客太多，过于喧闹了。

还在清莱的时候，在豆瓣上无意间看到一个帖子，发帖的人写下了她在清迈有机农场一周的义工经历，里面有句话吸引了我，她说，“在泰北的山林里，度过一段远离外界的日子”。据她描述，农场里没有信号，也没有网络，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清静又充实。

看到这个帖子时，我就心里一动，觉得来得正是时候，正想去山里住上一段时间。那个酒吧的夜晚，又最终让我下定决心，逃离清迈。

从清迈到农场，需要在当地的市场坐小型的黄色双排车，然后在山路里穿行三四个小时。我一走进开往农场的双排车，发现里面已经坐了一个外国男生。和他交谈了几句，知道他来自巴塞罗那，叫Bruno。

泰国夏天早上九十点钟的太阳已经开始炽热灼人，炎炎烈日把双排车上的铁皮烤得像两片焦黄的吐司，我们俩在车厢狭小的空间里对坐着，默默流汗。当地的小贩过来兜售冷饮，草莓牛奶混合冰块，装在透明的保鲜袋里，袋口用细绳扎着，Bruno买了两袋，递过来一袋请我喝。我们一人一袋，咬住吸管，大口猛得吸下去，把碎冰吃进嘴里，一股冰凉顿时沁人心脾，每一口下去，都觉得身上蒸腾的热气在一点点消散。喝完，我俩四目相对，相视一笑，那时大概两个人都觉得做上帝也不过如此。他的眼眸深邃，眼睛蓝得像块琥珀。

双排车开动后,在山间不断盘旋上升，山间雾气朦胧。我们把背包靠在座位上当枕头，在山路的颠簸中昏沉沉地睡过去，又醒来，如此反复，直到当地司机从车窗外拍拍我们的肩膀，才在睡眼朦胧中发现已经到了目的地。Bruno和我去的不是同一个农场，他先下车，我们在一片仓促中告别，只挥手说了声再见。

我下车的地方在一个荒废的寺庙前，门前的石像已经破损，还蒙了一层厚厚的灰。我很惶然地走了进去，却看不出来农场在什么地方。在寺庙里，看到一个坐在竹椅上抽旱烟的农夫，于是向他问路，他笑着指了指寺庙后山的地方，然后再未言语。我穿过寺庙，透过葱葱郁郁的树木，隐约看到对面山头伫立着几间小土屋，心想这应该就是农场了，却不知道该如何走过去。谁知这时，农夫的小黑狗忽然摇着尾巴跑到我面前，一溜烟地往山下跑，然后回头望了我一眼，原来似是示意我跟着它往下走。我穿着夹脚拖鞋，沿着斜坡举步维艰地走下山去，一直走到山丘脚下，才豁然开朗：这里有条清澈的小溪，溪上驾着一座竹子做的桥，走过这座桥，就能到达农场所在的山坡了。黑狗对着我“汪汪”两声，又轻巧地跑了回去，消失在树林中。

那个时候我就在心里暗暗想，这个农场肯定有魔力，连村里的狗都通人性般会指路。

到达农场的那个午后，空气中的尘埃在阳光中轻轻舞动，农场冥想室的大厅里,立陶宛姑娘Sandra赤脚靠在门柱上假寐，哥斯达黎加男生Lamb披着长发，坐在大厅的佛像前，抱着把夏威夷小吉他，轻声反复唱着Don't worry,be happy[8],歌声悠扬。

我轻轻把肩上的背包放下，怕惊扰了这好时光。

立陶宛姑娘Sandra

弹着吉他的Lamb

两个农场

农场叫Mindful Farm，农场的主人Pi Nan是个出家还俗的和尚，他个子不高，瘦瘦小小的，留着小平头，穿着最简单的麻布衣服。几年前，机缘巧合下，结识了同在寺庙修行的日本女孩Noriko，两人相爱，结婚。后来，他和日本妻子在清迈附近的山中买下一块地，共同经营一个有机农场，还养育了一个孩子。

农场每天有规定好的作息时间，早上6点起床，做一个小时瑜伽；7点钟，义工们自己动手准备早餐，从农场后院摘下的有机香蕉和鳄梨，被切成块装在盘子里，配上农场自制的花生酱吃；8点结束早餐，开始干农活，直到中午吃饭；饭后大家有时间休息，义工们会聚在一起聊天，或者小睡一会儿；下午继续开始新的工作，吃完晚饭后，晚上8点Pi Nan会带我们做半个小时的冥想。

平时做瑜伽、冥想的冥想室摆设简单，墙角有一尊佛陀的石像，靠墙有一个小书架，随意地放着几本老旧的佛书，之前义工留下的LP，还有蒙着灰的CD。冥想室的墙上贴着很多佛经里富有哲理的句子，“Stay with suffering,eat with suffering,but do not being suffering”（与苦为伴，伴苦而饮，而心不言苦）,“Growing old with a calm mind,stay with sickness with a calm mind ,pass away with a calm and peaceful mind”（以一颗平静的心面对衰老，以一颗平静的心面对疾病，再以一颗平静的心辞世而去）。为了保证冥想的效果，农场里不允许抽烟喝酒，且只提供素餐。吃惯了油腻川菜的我，在这里吃着农场自产的新鲜蔬菜和水果，才发现原来素食也可以做出那么好吃的食物。

在这个一到晚上就万籁俱寂的泰北农村，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加上白天干农活辛苦，天黑后，伴着窗外的月光和虫鸣声，义工们早早就睡了。

到农场的第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德国男生Kilian在饭桌上说他要去一趟附近的农场，找那里的农场主借一本关于草木种植的书。我们几个义工也想出去走走，就随他一同前往。另一个农场在离Mindful Farm走路十几分钟的地方,叫Happy Farm。

Happy Farm和Mindful Farm有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景象，到了那里以后首先看到的场景是，十几个义工们正围在火灶前，忙前忙后地烧火做饭。农场主皮肤黝黑，留着一头长发和一撇小胡子，正对着一口咕噜咕噜作响的大锅耐心地熬着泰式酸辣汤。我瞥见人群中的Bruno，他手里夹着烟抽着，神态淡漠，若有所思，对着我远远地打了个招呼。

泰北山村浓郁的夜色中，Happy Farm像个大山里的Guest House，农场活动室的四面墙上全是书架，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小说、诗集，沙发上随意摆放着吉他、非洲鼓、口琴等各种乐器，不用做饭的义工就坐在活动室里，围着火炉聊天。留着络腮胡的法国男生抱着吉他唱法语歌，德国人Kilian敲着手鼓应和，哥斯达黎加人Lamb坐在对面吹着口琴，我则摇着随手找来的铃铛，俨然一个四重奏的音乐会。阿根廷女生窝在沙发上，一头金发恣意地洒下来，她告诉我们说，她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月。

短暂的音乐会过后，看天色已晚，我们Mindful Farm的几个义工决定起身告辞。这边Happy Farm才刚开饭，热热闹闹地摆了两桌，他们的夜晚才刚开始。

山里的夜晚气温开始变低，风吹来，带着薄冰的寒意。我们一行人都打着手电筒，裹紧了自己，稀稀落落地往回走，脚上踩着布满露水的泥土，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我一抬头，突然怔住了，月亮像失落的钱币掉进山间,没有月光的夜晚,泼了墨的夜色里，星星像一颗颗碎钻,镶满画布一样的夜空。那是我这辈子看过的最美的夜空，虽非壮阔，却美好得平易近人。

同行的几人一起站在原地，好几分钟都没有人讲话。然后大家继续往回走，我却还总是不舍地经常回望，好像生怕它会突然消失不见似的。可之后的我，也确实没再在农场见过像那一晚那般绚烂的星空。

等回到Mindful Farm时，这里的夜晚已然沉睡。我们各自散去。一夜无梦。

山中不知年

说是农场，其实Mindful Farm的规模很小，不似澳大利亚大农场那般大规模作业，也不似江南平原一望无际的稻田依依。农场一年多前成立时，只有Pi Nan和他的妻子Noriko两个人。Pi Nan当了多年和尚，没有资金雇用工人劳作，只能招募义工帮助他们垦地，修建房屋，作为交换,他们给义工提供住宿和一日三餐。农场依山而建，到如今添了几个供义工居住的小土屋和斜坡上的几片菜园，后院种着还没长高的芭蕉树、木瓜树，就是全部的光景了，后山还有一大片荒地没有开垦。

整个农场加上义工总共十来人，大家一起住在这大山里，前尘往事都被关在了山外，只剩一片青山白云，炊烟袅袅。

清晨和立陶宛姑娘Sandra一起去菜园摘叶子。那是一种我叫不上来名字的植物，用清水洗一下就可以直接吃。我们摘下还滴着露水的绿叶，它在早上7点的阳光中微微地闪着光，采一篮回去，和鳄梨还有农场自制的花生酱拌在一起做沙拉。走回农场的路上，Sandra看到路边有几朵亮红色的野花，也顺手采了回去，后来她找了个旧塑料瓶，装了水，将野花放在瓶里，摆在了当天早餐的长桌上。那天，吃饭的时候，一直能闻到花的清新芬香。

7月的泰北阳光灼人，早上做完农活，午后就想去冲个凉。农场的浴室是半露天的，有面墙过人高，但并未与屋檐合上，留出一片长方形的空白，像扇没有窗户的窗。浴室没有淋浴头，只有一个朴素的水管，接的是山下的溪水。打开淋浴,清凉的溪水簇簇流出，淋在脸上、头发上、皮肤上,有种极清冽的触感。抬头，透过那片“窗”，看到对面远山叠影重重，白云悠悠，觉得自己虽然身处陋居，却拥有苍山、白云、清风。

我和日本义工Yoshiko住在同一个土屋里，房间里唯一的“家具”就是一个土炕，那是Yoshiko睡的地方，炕上铺着凉席，盖着一顶蚊帐。我铺着凉席和被子睡在地上。房间靠土炕的位置有一排小窗，透风用，没用纸糊上。房间里没有通电，一到晚上就一片漆黑。

有天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睡觉，突然听Yoshiko用比平常高了好几倍的分贝大叫我的名字，声音直颤抖，我急急忙忙起身，询问怎么了。只见她拿着手电筒，直直照向自己的床。我定睛一看，才发现手电筒的灯光下，她的床头,一只大青蛙正瞪着圆溜溜的眼睛，鼓着嘴巴看着我。我也吓了一大跳，随后又觉得好玩。

那排没有加窗户的小窗，让我们的房间经常有各类小动物光临，比如各式各样的飞虫，但青蛙这样的庞然大物还是第一次见。Yoshiko惊魂甫定，嘴里像施咒一样一直念念有词：“青蛙快走快走”，却又不敢直接用手驱赶，只能隔着蚊帐，把手电筒的灯光晃来晃去，吓唬对方。我也帮着她一起“念咒”，可青蛙老人家依旧我行我素,岿然不动。最后，还是它自己觉得无趣了,终于挪了挪身，从土炕往窗外纵身一跃，消失在山村苍茫的夜色里。我俩都松了一口气，然后面对面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白天的时候,我们一起砌墙,在冥想室旁边建一个茶水间。戴上大沿边的草帽，遮住明晃晃的太阳，义工们站在烈阳下，将灰色的砖石里里外外都涂上一层厚厚的泥，依次叠上去，再用力拍紧，努力让砖石之间不留缝隙。渐渐地，额头上的汗水把头发打湿了，胳膊上，腿上，连手指缝里都沾满了水泥，没法用手擦汗，就只能任它流淌。

砌墙的泥也要义工自己和，我们将墙角下的土浇上水，和成稀泥，再铲进水泥袋里，每个水泥袋都似灌了铅般沉重。两三个人齐心协力，一袋一袋地把泥搬向茶水间，累得手脚麻木，近乎失去知觉。

干完活以后，Pi Nan指了指山下的小溪，说我们可以去那里冲个凉，把身上的污泥洗掉。我就和几个义工一起赤脚走下山，山间小路上多石子，脚踩在上面咯噔作响，一会儿就红了一片，却觉得自己和大地无比亲近。

和义工们一起砌墙

砌 墙

准备做新的茶水间

义工们一起劳作，剥出菠萝蜜的种子

拿着椰壳碗喝水的法国义工

溪水不深，走进去，只轻轻漫过脚面。我弯下腰，一点一点地清洗身上已经干结的水泥。还没来得及洗干净，调皮的法国义工就站在上游打起了水仗，扬起的水花，溅得我们每个人浑身都是，不多会儿衣服就湿透了。其他人也奋力回击，我们的笑声在幽静的山谷里回荡了很久。

那个山谷的午后，太阳明晃晃地高挂天空，树林间传来沙沙的风声，溪水叮咚叮咚地流淌着。我躺在小溪上的竹木桥上小寐，在阳光下微微眯起双眼，一抬头看到山间白云悠悠，青山绿树，想起苏轼的句子：“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吾与子之所共适。” 只觉得自己快乐得好似神仙。

No work,no eat

Pi Nan当年出家是因为家境贫寒，寺院里有免费的住宿和餐食，还有学上，于是他十几岁就被母亲送到了山村附近的寺院里生活。泰国信奉的是小乘佛教，在寺院里他无须劳作，一日三餐有信徒供养，只须每日诵经学佛。从小就在山里长大经常干农活的他，并不喜欢这样被人供奉的生活。在寺院里住到二十几岁后，他还俗归乡，改信了禅宗，开始像汉传佛教的僧人一样，自己烧火做饭，人生的信条变成了简单的“No work,no eat”，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所以在农场，一日三餐都是义工自己动手准备，从生火、劈柴，到去菜园摘菜、洗菜、切菜，吃的大多都是自家园子里种的蔬菜和水果。因为Pi Nan和妻子都信佛，是素食主义者，所以我们三餐都只吃素。农场的大部分义工出于各种原因，也都是长期的素食主义者，所以对吃素并无异议。我去做义工的时候正值盛夏，有吃不完的鳄梨和香蕉，我们经常拿来做沙拉，把它们切好和小西红柿一起装在盘子里，再撒点花生的碎末就很好吃。黑青色的鳄梨从树上摘下来，一筐一筐地摆在厨房，从来只见多不见少。立陶宛姑娘Sandra每次拿起它都要长叹一口气，说鳄梨在欧洲要一欧元一个，但在这就和不要钱一样。

简朴的厨房

生火用的木柴堆在院子里，都是些从山间捡来的树枝和木桩。生火劈柴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有次厨房急着生火，手边又没有木柴用，就派我去劈。我略感新鲜地拿起砍刀，却忽视了它的重量，抬起它来的时候手就摇摇晃晃的。捡来的木桩并不粗壮，一刀砍下去，一不小心很容易就会劈到扶着木桩的手，所以我每次劈下去时都心惊胆战的。如此试了几次，木桩上还是只有几个浅浅的刀痕，压根没有一点要被劈开的意思。没办法，我只好叫来正拿着水壶在后院浇水的德国义工Sergej帮忙。

Sergej留着络腮胡，一头金黄色的长发总是扎起来，束在脑后面，原本苍白的皮肤被东南亚的烈日晒得涨红，鼻翼上的雀斑清晰可见。他赤裸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挥起砍刀对着木桩重重地往下一劈，横刀一落，木桩“啪”的一声应声而落，就断裂成两半了。Sergej就这样，唰唰几下，干净利落，就把需要的木柴劈好了。看着他挥刀的样子，我一下想起在荒原中生存的爱斯基摩人，想必也是这般野性吧。我对他笑笑表示感谢，捡了很多他劈好的柴禾抱去厨房，再帮忙生火。

可生火也并不是一个打火机、几根木柴就能解决的问题。把木柴点燃后快速地放进火炉里，可往往还没等我拿起蒲扇扇风，刚刚燃起的火星就自己熄灭了。眼见试了几次都没有效果，我又抓了一把枯叶去烧，但是等枯叶在炉子里腾腾地冒起黑烟，烧成一片灰烬，堆在下面的木柴也只是微微地被熏黑，丝毫没有燃烧的意思。我蹲在火炉旁，拉着脸，垂头丧气。

德国义工Sergej

这时，旁边走来了一位老农夫，他头上系着头巾，手里拿着一根竿子，嘴里抽着水烟，看我一副愁苦模样，吞吐着烟雾，咧着嘴呵呵直笑。我们经常能在农场看到他，大概是Pi Nan的叔叔之类的人物，每次他从山下来，都会带些种子、肥料给Pi Nan。

他经常坐在厅子里佝偻着腰抽着烟，旁边跟着一条黑狗，和Pi Nan瓮声瓮气地用泰语聊家常。默默地来，也默默地走。像我在泰北村庄里见到的其他老人一样慈眉善目，眼神中却又有几多坚忍。

他没有说话，只是转身走开，几分钟后带着几块小木头回来了，然后笑着递给我，用手指了指它，又指了指火炉。接过一看我才发现，他给我的是木芯，这是木材里最好燃烧的部分。我把木芯用打火机点燃，放进火炉，火炉里“呲”的一下就腾起极高的火焰，那些愚笨的木桩也连带着一起烧了起来。木桩迅速地被熏成炭色，冒出滚滚浓烟，我拿着蒲扇扇着风，被烟呛到差点流眼泪，心里却觉得高兴，想着：终于点着了，终于点着了。老农夫自始至终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只是佝着腰在背后看着我，笑眯眯的，眼角堆的都是皱纹。

No work,no eat.No work,no life.农夫的智慧是从山间、从田野、从泥土中得来的，他用小小的木芯，给城里的我上了关于生活，很重要的一课。

野蔷薇

俄罗斯姑娘Natalie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穿着一袭白色抹胸长裙，金色的卷发慵懒地披在肩上，衬着一张苍白清淡的面孔。午后的阳光轻轻洒在她身上，透过头发折射出金黄色的光圈。Natalie立在院子里，怀里抱着一个孩子，眼底是无限的温柔。一直觉得那时的她身上有光环，大概那就是母性的光辉吧。

只不过她怀里的孩子不是她的，是Pi Nan 1岁多的女儿Nobala，泰日混血。Nobala的皮肤像泰国人，比较黝黑，一头亚麻色的短发总是乱糟糟地贴在额头。她身上穿着边角磨破的衣服，脸上总挂着鼻涕，脚上也总是粘着泥土。

日本义工Yoshiko告诉我，Nobala在日语中是“野蔷薇” 的意思。小女孩也确实如她的名字所言，是朵开在农场的小野蔷薇，自由自在地生长在自然里，田间的小溪、花草、蝴蝶才是她的玩伴。

和其他同龄的城里小孩不同，Nobala不爱哭，摔倒了就拍拍身上的灰，立马站起来，然后继续摇头晃脑地往前跑，一根木棍也能玩得很开心。城里的小孩大多害怕周围的陌生人，动不动就要找妈妈，她却总是瞪着自己好奇的大眼睛，观察着周围来来往往的义工，很容易就会信任你，张开她滚圆圆的小手向你要怀抱。

皮肤晒得黝黑的Nobala桑

Nobala的妈妈Noriko是个清瘦的日本女人，骨架小小的，一头齐耳短发，穿着简单的衬衫短裤，看起来干净清爽。每次出现的时候，她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和一顶宽帽檐的草帽。在农场里Pi Nan主外，Noriko主内，Nobala一般都由她来照顾。Noriko对女儿说日语，Pi Nan则说英语，他说等Nobala上学以后，泰语学习自然会教。才1岁多的Nobala想说话的时候，嘴巴里吱吱呀呀，含含糊糊的，蹦出来的也不知道是日语还是英语单词。

有一天，Noriko在厨房里忙着熬汤，其他义工都去后院给新种的木瓜树、芭蕉树浇水去了，只有我留下来帮忙照顾Nobala桑。不知为何她那天格外兴奋，从厨房一路小跑到了农场后院，后院种了很多一人高的芭蕉、木瓜、棕榈树，她小小的身躯在巨大的枝叶下穿梭着，来来去去。我怕她跌倒受伤，一直默默跟在她后面跑着，却并不阻止她，只任其嬉戏。Nobala的奔跑毫无方向可言，只是像个小犀牛一样，横冲直撞，绕着农场跑。

突然，她在我住的小土屋前停了下来，似是对这里的风景比较满意，一屁股坐了下来。然后，她回过头来望了望身后的我，又指了指自己身边的位置，招呼我过去一起坐。看懂了她的旨意，我连忙跑过去坐在她身边。

那是我每天居住的地方啊，我却从没坐下来，从这个角度看过眼前的满目青山，白云悠悠。我竟被感动得一下说不出话来，眼底一阵发潮。 Nobala桑也不再吵闹，只是怔怔地望着眼前出了神，像是完全陷入了自己的世界。那是我人生中少有的安静时刻，那一刻，世界仿佛都静止了，只听见耳畔风略过树林的沙沙声。

不过她毕竟是小孩,这样的时刻没持续多久,她就又突然站了起来，朝着厨房一溜烟地跑去找妈妈。我在后面看着她，感慨万千。独自一人回了房间，这件事没有和任何人提起。

后来想其实是从那个时刻起，我开始觉得养育一个孩子是件特别美好的事情：看到你的血液在她身上传递，与她分享你对世界的认识，也让她带你去看不一样的世界——就像那天在小土屋前的台阶上，我们俩并排坐在一起，一大一小两个身影，分享了人生中无比难得的平静时刻。

从农场回来后，我把自己的微信头像改成了Nobala桑的照片，是提醒自己，要有一颗像孩子一样单纯的初心，用好奇、纯真，白纸一般的目光去看世界，充满惊喜与感恩。

这个世界很有意思,希望你也会喜欢。

在农场住的小屋

离开农场

在农场的最后一天，行李已经收拾好，收起铺在地上的床褥和蚊帐，房间看上去空荡极了,有些怆然地觉得自己在农场的印迹好像也随之消失了。

像往常一样和农场的人一起吃早餐，只是简单的粗茶淡饭，可这一次却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

记得有一天，我在后院帮忙除杂草，后院刚种了些木瓜、鳄梨的小树苗。它们弱不禁风，在院子里耷拉着脑袋。很难想象长大后，枝繁叶茂，树枝上挂满木瓜和鳄梨的样子。Pi Nan站在我旁边，看着那些小树苗，突然说，等你明年再来，它们都长大结果，你就可以吃到水果了。

我默不作声，这一别，真的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到农场，来看看自己种下的树。

我和俄罗斯义工大鼻子一起离开农场，走的时候，坐在他的摩托车上，和农场要说的那句再见，却怎么也说不出口。Pi Nan正抱着Nobala桑在田里劳作，我的“小野蔷薇”还不知道离别的意味，只懂得流着鼻涕，瞪着无辜的大眼睛，冲我傻笑。临走时，我和Yoshiko紧紧拥抱，跟Pi Nan认真道谢，最后坐着大鼻子的摩托车扬尘而去。看着身后农场熟悉的景色越来越远，渐渐消失在视线里，我竟忍不住红了眼眶。

在山里待久了，再下山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坐在摩托车的后座，渐渐看到了宽阔的马路、人流、车流，有种回到人间的感觉。Mindful Farm像是Pi Nan创造出来的世外桃源，而我是误闯武陵的渔人。

在农场的这几日，学生火，劈柴，做饭；也砌墙，播种，干农活；还做瑜伽和冥想，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且富有禅意。农场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网络，我却因此抬头看到了天上的月亮，触摸到了脚下的泥土，也闻到了云的味道、风的味道和树林的味道。

与沉默的青山白云日日相对，却并不觉得厌倦，反而像是恢复了孩童般的好奇心，开始思考花生是怎么种出来的，果酱是怎么做出来的，如何生火做饭，等等。渐渐地，一种不疾不徐的节奏感从身体内缓缓流出。于寂静之处，我也听到了自己内心流淌的声音，那是一种对平静生活的由衷渴望。

在山里最享受的时光，是午后躺在冥想室里打个盹儿，和义工随意地聊天，然后大家一起动手准备素食。山中方一日，人间已百年。在恍惚间，竟有种错觉：自己已在这山中生活了很久。仿佛也忘记了自己在旅行，忘记了自己身在泰国；只是觉得，生活原本就该是这个模样，简单、规律、质朴又富足。

摩托车在盘旋的山路上继续穿行，风呼啸着吹过耳畔，空气中可以嗅到树木的清香，路旁是泰北葱葱郁郁的树林，眼睛都被绿色灌满了，我正眯着眼睛想着心事。就在此时，我们遇到了一个上坡很急的弯道，开车的大鼻子没把握好平衡，突然就翻车了，一个猝不及防，我和大鼻子两个人都从摩托车上重重地摔了下来，胳膊和左膝盖都大面积地被擦破，血淙淙地流。摩托车也因为这么重重的一摔，再也发动不了了，被我们拖到路边，人和车都是一副车祸后惨烈的模样。

幸好包里有些创可贴，我和大鼻子两个人用水清洗完伤口后，把创可贴贴了上去，血止住了。虽然并没有埋怨大鼻子的意思，但我心里还是不禁有些懊恼，心想要是直接坐小巴离开，就不会有这么多事了。毕竟以大鼻子的驾驶技术，的确有些胜任不了这崎岖的山路，更何况还载了一个人。

这段山路附近并无人烟，摩托车也不知道能拖到哪里修，现在就连能否赶上晚上去曼谷的火车都变得不确定起来，事发突然，我俩脑袋一下都懵了。不幸中的万幸是我们受伤并不严重，而且，为了保护我，摩托车倒下来的时候大鼻子挡在前面，自己受的伤更重。他那如失血般苍白的皮肤上,被擦伤的部分血色通红,简直要从薄薄的皮肤里呼之欲出。

虽然我和大鼻子并没有头破血流地躺在路边，一副惨绝人寰，十万火急需要救援的样子，可从我们身边路过的每个泰国人，无论是骑摩托车的大妈还是开卡车的司机大叔，都停了下来，很热心地询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助。人情如此温暖，让我和大鼻子心里都流淌着一股暖意。只是时间一长，停下来的人实在太多，简直要排队问候我们，我和大鼻子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解释：其实我们没事，只是磕破了点皮……最后这解释变得无比苍白，我们恨不得直接躲在树后面，变成隐形人。

最后,一辆皮卡停了下来，车上的人正好也要去清迈，说可以顺便把我们俩还有摩托车一起载过去。我和大鼻子连忙道谢，跟着一起上了车。车厢里两个穿黄袍的僧人帮大鼻子把摩托车搬上了皮卡，他们并不爱说话，笑容却是一水儿的善良淳朴。

车厢后座的泰国女孩有双梅花鹿般明亮的眼睛，她玩着手机，笑得一脸顽皮。女孩头上带着一顶遮阳帽，帽子下面是一个光头，她说自己刚从寺院里出完家回来。她在寺院做了三个月的尼姑，现在去清迈找男朋友。

因为这场摩托车事故，我和大鼻子“因祸得福”。和几个僧人一起坐在皮卡的后车厢里，看着四周的景色慢慢后退,我们晒着泰北的阳光，仰望着蓝天白云，吹着山谷间的风,慢悠悠地晃到了清迈城。

大鼻子在泰国学过一个月按摩,临走的时候，他给了司机一张自己的名片，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邮箱。为了表示感谢，他很诚恳地对司机说，如果他们有机会来自己的家乡西伯利亚，他愿意免费给他们做一次全身的泰式按摩。

俄罗斯大鼻子，眉眼清淡，连胡子都清淡

Mindful Farm Family

农场来过很多义工，有的义工来农场的时间短，只待了几天就走了；也有人抱着只待几天的心态，结果在这里住了好几个月，比如俄罗斯姑娘Natalie。

Natalie的泰国签证每次入境只有一个月的有效期，所以每满一个月，如果想继续留在泰国，她就必须出境一次。而每次过境，她都需要先坐上半天小巴回到清迈城，隔天再从清迈坐上visa run的大巴去泰老口岸，坐船渡河到对岸的会晒待上个15分钟，再坐船过来，这样就算是从老挝再次入境泰国了。

等海关官员给她盖上一个落地签的章，她就拿着护照离开，再在山路上颠簸个四五个小时回农场。以这样的方式，Natalie已经在泰国待了半年，来农场之前，她还在泰国的一个寺庙里做了一个月禅修。

Natalie为了待在农场一再延长自己的签证，Pi Nan和Noriko也早已习惯了她每个月会定时消失几天，然后再风尘仆仆地赶回来，像个永不落空的誓言。所以，当有一天Natalie在饭桌上郑重宣布，她准备在几天后正式离开农场时，Noriko一下把眼睛瞪得滚圆，一副“Are you kidding me？”的表情。

在农场的时候，在厨房忙活的义工每次做好饭，都会敲几下钟，等钟声悠悠长长地飘荡到农场上空，在田里工作的其他义工就会放下手中的活，回来开饭。义工们坐一个长桌，Pi Nan一家单独坐一个小桌。我在的期间，农场里义工最多的时候也只有十个人左右，我们这些义工也像一家人一样，人不到齐不动筷。

某一天，我又等Natalie一起来吃饭，等她穿着绣着大象的长裙，披散着头发，气定神闲地走过来，然后坐定，和大家一起聊天。却忽然想起，那天清晨她已经搭车离开，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饭桌旁了，顿时怅然若失。

义工们惬意的吃饭闲聊时光

那天和大鼻子一起搭车到了清迈以后，我去药店买了绷带，给左膝盖做了包扎，觉得绑上绷带的自己像个因公负伤的士兵，竟平然而生些许新奇感。回到清迈，看到熟悉的红砖城墙和波光粼粼的护城河，一阵恍惚，突然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当初从清迈逃离，坐上去农场的双排车的我，只是厌倦了清迈的喧嚷，想在山里住上几天，过过清静的日子，却没想到收获了那么多宝贵的回忆。

和大鼻子一起到了曼谷以后，看到城市里高楼大厦林立，双层轻轨横空而过，粉红色的出租车遍地，竟然有了很强的不适应感，头皮一阵发麻。直到在考山路附近的公交站牌下看到来接我们的Natalie，才油然而生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心也一下安定下来。

Natalie早我们几天来到曼谷，虽然在山里住了三个月之久，但对于曼谷，她并没有和我一样的不适应感。虽然很怀念农场的清静，但她也爱上了曼谷的便利。住在有白床单和热水淋浴的酒店里，透亮的阳光从窗户洒满房间，躺在柔软的被窝里睡上一觉，醒来后在街角的小吃摊随意吃些炒粉，晚上坐车去看这城市的夜色迷离，霓虹闪烁，这就是Natalie在曼谷的生活，也一样惬意自如。

我们三个人一起坐在考山路街边的餐厅，各点了一份素食吃。当Natalie从包里默默拿出农场带来的花生酱和牛油果时，我才发现农场的生活早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如今闭上眼睛，我还能回忆起农场自制的香蕉椰子果酱的味道，有一缕醉人的香气。

然后，三个人就这样坐在热浪袭人的曼谷街头，一边配着花生酱吃炒饭，一边兴致盎然地聊起了Natalie走后农场的日子。

到曼谷再见到Natalie以后，我在心里默想，比Natalie晚一天离开的立陶宛姑娘Sandra和德国男生Sergej这对情侣是不是也还在曼谷？结果，半个小时后在街上闲逛的时候，竟然就迎面撞见了Sergej，这时的他手中当然已不再拿着镰刀，而是穿戴整齐，大步流星地走在熙攘的考山路街头。考山路附近的背包客聚集地有上百家旅馆和数以万计的外国人，曼谷这么大，我们竟然不约而同地再次相遇，而且一问才知道Sergej和Natalie就住在同一条街上，两家旅馆相距不到100米远。

再次重逢，几个人都很兴奋，有种农场大家庭在清迈再聚首的感觉。谁知道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Sergej告诉我，他是回旅馆拿落下的手机的，Sandra刚刚才在餐厅遇到农场的另一对法国义工情侣，现在正坐在一起喝咖啡聊天。

真不知道是不是冥冥的缘分使然，除了已经飞赴印度尼西亚的哥斯达黎加小哥Lamb，一个小时内，其他所有离开农场的义工竟然全在曼谷聚齐了！

于是，队伍从三个人一下扩展到七八个，大家坐在露天的咖啡馆里聊着天，亲切地说起近况。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虽然身处如万花筒般让人眼花缭乱的曼谷，虽然我们不再穿着沾满泥土的衣服，也不能再一起头顶着月光，赤脚走在田野里，我却好像又回到了农场那人不到齐不开饭的时光。

记得Sandra离开那天，在农场的厨房里留了一张她手绘的明信片，明信片上画满了粉红色的小花，她在上面写道：“We were farming,gardening,cooking together,also meditating,practicing yoga,babysitting Nobala together.Thank you for those beautiful days,love you all,my Mindful Farm Family.”（我们在农场一起劳作，一起做园艺，一起做饭，也一起冥想，做瑜伽，照顾Nobala。感谢我们一起度过的这些美好时光，爱你们。我的农场之家。）

我也如此想念你们，My Mindful Farm Family,好希望风能给还留在山里的Pi Nan和Yoshiko，带去我们在曼谷相遇的故事。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1.

我是在清迈的Mindful Farm遇见她的。

她叫Yoshiko，穿着破旧的牛仔裤和宽松的T恤，眉眼清疏，皮肤黝黑，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线，像一只小猫。

因为农场义工太多，房间不够，所以我搬进那间土屋，和她住到了一起。

嗯，日本人和中国人到了泰国的农村还是要做邻居。

2.

我到的时候，农场有将近十个义工，除了我和她以外都是西方人，农场的作息表没人认真遵守，只有她是最勤奋、付出最多的那一个，像个陀螺一样每天连轴转。

她不爱说话，每次吃饭时义工之间的高谈阔论，她都只是听着，从不说起自己。

饭后的扯淡时间算是每天干完活后最惬意的时光了，可她永远不见踪影，因为早就默默跑到水池边洗碗去了。

她对我说过最多的几句话，就是早上的时候叫我起床喊我去做瑜伽，“ohayou,Fan桑，yoga”（早上好，Fan，做瑜伽了），看我醒来就径自离开；还有晚上的时候，我不肯睡觉，拉着她说话，她说完“I'm tired.Oyasuminasan,Fan桑”（Fan，我累了，晚安），就沉沉地睡过去了。

你看，她连言语都那么吝啬给予。

但她并不是寡淡的人，到农场的第一晚，我和其他义工晚饭后跑到附近的农场玩，伴着满天星光，踩着有露珠的泥土而归。平时天黑就休息的她等我到快10点，听到我进门的声音，连忙焦急地问，“Fan? You came back? I was worried about you.”（Fan，你回来了吗？我刚才一直在担心你）那时，我们连话都还没说过几句。

我一直觉得她是个有故事的女人，所以总像跟屁虫一样缠着她，不断问她问题，她才肯把她的故事一点一点地告诉我。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她32岁，离过一次婚，这次旅行从新西兰的working holiday[9]开始，到我们相遇时已经一年零四个月了。

和Yoshiko还有立陶宛姑娘Sandra一起做豆浆

3.

她活得简单，背了一年多的行囊里只有日常衣物，还有几本被翻得破破烂烂的书，她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相机，甚至没有facebook。她说她每次上网得跑到那种有电脑的咖啡馆，付上一杯咖啡的钱，坐上几个小时，打开蒙灰的邮箱，回复积攒的邮件，我知道这种频率估计一个月只有一次。临行前她留给我的只有一个电邮地址，还有寥寥几句话。

她虽与这个世界脱节，却并不与生活脱节。

她每天日出起床做瑜伽，日落做完冥想就休息。日子过得平静如水，规律、简单又富足，她知道如何生火做饭，知道怎么做出好吃的素食。

我曾问她，为什么不带相机，走了一年多好多记忆肯定都模糊了，需要相机来记忆啊。她说，最好的回忆都在心里了，如果那么容易忘记的，那就让它过去吧。

离开农场的那个清晨，我收拾好行囊，走之前又看了一眼她睡的土炕。床铺得整整齐齐，床头放着一些书，靠墙摆着她的背包，房间空落落的，清简至极。

我替她关上了门，不知道为什么，有些难过。

4.

记得的事还有很多，比如每次吃饭的时候，她会用日语说“我开动了”，吃到好吃的东西，她会满脸愉悦，把头偏到一边，笑脸吟吟地大声说“oisii”（好吃）。

她是懂得自己取悦自己的人。

我们的农场是个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周围只有青山绿水，蓝天白云。走到最近的小卖部，市井人烟处要至少10分钟。

有天，她特别高兴地对我说“Fan,I go shopping”（Fan，我去购物了），其实她只是帮农场主去小卖部买卫生纸而已。

泰北的雨季，大雨总是说下就下，绵绵不停。她独自出门后没多久就下起大雨，我担心她是否带伞，会不会被淋个湿透，坐在大厅看着大雨干着急。结果半个小时后，雨差不多快停了，她一个人哼着小曲，头上顶着一扇芭蕉叶，脚步轻快地就回来了。

那么自得其乐的她，这个画面我也一直记得。

5.

离开农场的时候，和俄罗斯大鼻子坐一班火车来曼谷，在车上和他聊起农场里的人，我谈起对她的欣赏与崇拜，大鼻子笑着开玩笑对我说，You are so into girls（你如此迷恋女性）。

我说，因为我骨子里是个很相信女性力量的人，所以我迷恋那些独立坚强的女性，她们是我的榜样，有我没有的特质。而我总是缠着Yoshiko，也是因为同为亚洲女性，想找到10年后自己的可能性吧。

在湄公河上行船时无所事事，看朱天文的访谈，她说“‘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她是自足的，自己开，自己落，自己存在的喜悦全部来自于现实和对生活的实感，而不是男人的观感。”

现在想起这些话，觉得用来形容Yoshiko，再贴切不过了。

她的旅行没有照片记录，只靠她的回忆。她不用社交网络，她不需要你在facebook上给她点“赞”，她不需要分享，因为她是自足的。她把旅行变得如此私密，变成了一场一个人的修行。

6.

到了曼谷以后，我住进了沙发主人家临街二楼的房间。在这里，到了深夜还有车水马龙的声音，再也听不到农场寂静夜晚稀疏的雨声和虫鸣了。这让我感到很怅然。

离开农场前的最后一天，她对我说，我没什么东西可以送你的，就把我喜欢的话写下来给你吧。她在我的日记本里一字一句地写下“today is a gift,enjoy now”。是在告诉我不用怀念过去，要往前看。

嗯，去印度的飞机要起飞了，我会带着回忆继续走下去。也不会忘记，在灵魂深处，我们曾共享过的，泰北农场里的那个小土屋，它给我平静与力量。

做豆浆

柬埔寨

微笑的高棉

1.

2011年第一次出国的时候，我去了越南当志愿者。

住在法式风情摇曳的西贡，接待家庭的别墅有三层高。市中心有漂亮的街心花园，还有大片大片的棕榈树，阳光下的草坪上，人们正悠哉地遛狗。我没接触到什么贫穷，直到坐上了去柬埔寨的车。

从来没见过一个国家的首都可以那么破败，像被投了原子弹的战后废墟，目光所及之处，全是一片世界末日般的荒凉景象。孩子们赤着脚在尘土飞扬中奔跑，妇人头上顶着卖东西的竹筐，法棍面包上落满了令人作呕的苍蝇。还没从这种震惊中缓过神来，朋友就开着闪亮的奔驰车来接我们了，他缓缓摇下车窗，冲着我们笑，一脸抚慰的神情。

男生是香港志愿者Brenda的朋友，听说我们从越南过来玩，特意跑来接待，他刚从波兰做完志愿者回来不久。我们在金边的三天，他换了三辆不同的豪车来接送我们。他带我们去吃了全城最好的自助餐厅，流转的灯光下，是精致的各国美食；我们在他朋友家的咖啡馆里吹着空调，喝鲜榨的火龙果汁，还去了隔壁的高级按摩中心按摩……我惊异地发现，他的世界舒适富足，好似和这个国家的穷困苦难全无关系。

可明明就在离那个灯火通明的旋转自助餐厅几步之遥的地方，就是在街边长大的，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的孩子，沿街贩卖着干瘪的莲蓬。一抬头，眼睛里全是酸楚。

在金边，我一边坐着朋友的奔驰车，吹着车里的冷气，一边透过车窗看敲打着窗子乞讨的小孩，有些惶然无措。

去暹粒旅行的时候，曾见过安吉丽娜茱莉就餐的餐厅，她拍《古墓丽影》时在暹粒住过一段时间，走的时候，领养了一个柬埔寨的男孩。男孩的命运从此转了一个弯，他住进了贝弗利山庄，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但这片土地上剩下的其他孩子呢？

在这忧郁的热带，苦难从来如影随形，战乱、洪水、饥荒，让人们原本贫穷的生活变得更加捉襟见肘。柬埔寨千千万万的穷人，能受到命运之神的垂青、改变命运的，毕竟是少数。

而我也只能在车里叹一口气，再将目光落向别处。

2.

和朋友去吴哥窟拜访无人的庙宇。

原始丛林的参天大树遮天蔽日，枝叶如丝般缠绕庙宇，墙壁上的浮雕业已风化，院子里乱石成堆，杂草丛生，砖缝里长着青苔。过往的繁华，像红楼一梦，只剩一片断壁残垣。低头看到有小孩拽着我的衣角，问我讨糖果吃。

在热带丛林里沉睡了几个世纪的吴哥窟，直到被法国生物学家在考察热带动物时无意间发现，这些被遗弃的古庙才像苍老的雄狮一样惊醒，又重见天日。公元9世纪到14世纪，建立吴哥古城的吴哥王朝有着东南亚地区最强盛的国力，最灿烂的文明，城内居住着上百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城。

吴哥窟的发现者，法国人亨利穆奥，在他的书里对这古老东方的古迹用尽赞美之词，“此地庙宇之宏伟，远胜古希腊、罗马遗留给我们的一切，走出森森吴哥庙宇，重返人间，刹那间犹如从灿烂的文明堕入蛮荒”。

两年后，吴哥窟被印在柬埔寨的国旗上，成了国家复兴的标志。高棉人民深切渴望从古老的辉煌中找回国家重建的自信。可事到如今，希腊、罗马文明依旧灿烂昌盛，吴哥宏伟的庙宇却并没有给高棉以庇护。走出这森森的吴哥庙宇，近代的柬埔寨只是“堕入了更深的蛮荒”……在世界发展最快的那些年，这个国家深陷战乱。

从金边到暹粒，一路都是颠簸的石子路，灰尘和沙土裹挟着一起扑面而来。我在昏昏欲睡中偶尔瞥见车窗外的景色，疑心自己来到了东非大草原，公路两旁是一片苍茫的草原，几百里内荒无人烟。村民住在密不透风的铁皮棚房子里，人和耕地的牛一样，都骨瘦如柴。一片尘土飞扬中，农妇抱着孩子，眼神茫然地望着疾驰而过的大巴车。

吴哥窟成了柬埔寨政府的“摇钱树”，被大量印在了劣质的盗版书籍上、T恤上，甚至啤酒瓶上，廉价地传播着这个国家仅有的，只剩遗址的文明。

本该天真烂漫的孩子，衣衫褴褛，眼巴巴地望着你，用流利的中文央着你说：“姐姐，买我的明信片吧，我没有钱上学……”你不忍拒绝，可买下一张，就会有更多的小孩蜂拥过来，不由分说地把明信片硬塞到你的包里，再问你要钱。

吴哥窟身穿天灰色制服的保安，好心地为你讲解浮雕背后的故事，带你去看藏在宫殿阴影处的女王雕像。午后的阳光从窗外洒进来，打亮了空气中的浮尘，光线静静地照在雕像上，女王姿态端庄，目光流转，凝视着你，像是从千年的雕塑中走出来般栩栩如生。可正当你被这眼前的美景感动得说不出话时，保安却突然脱下自己的帽子，伸手问你索要小费……

离开吴哥窟的那天，我又去看了一次四面佛。爬到庙宇高处，看到夕阳将天际线晕染成壮丽的红色，面前的四面佛垂目低眉，朝着不同的方向，注视着高棉饱经苦难的土地。热带潮湿的风腐蚀了四面佛的面庞，他嘴角的笑容却依旧安详静穆。他自岿然不动，像接受千年前高棉王朝的兴盛富强一样，平静地接受着如今的衰落贫穷，笑看万物，不悲不喜。

突然明白了，原来这世间颠扑不破的真理，他早就了然于心，所谓兴亡相替，穷富相依，此一时彼一时罢了。

缅　甸

相遇相错悄无息

2014年2月，我去了缅甸蒲甘。

在蒲甘，“手指之处，皆为佛塔”。和吴哥窟相比，蒲甘的佛塔朴素，没有那么多雕饰，只是静静地伫立于此，像守着一个千年的秘密。

这里也没有吴哥窟熙熙攘攘的旅游团和如织的游客，马车在扬起尘土的路上奔驰，游人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或者电动车，一望无垠的平原上矗立着大大小小的佛塔千余座。佛像安然端坐，眉眼祥和；佛塔旁开着啼血的杜鹃花，地上是散落一地的花瓣；公路旁的大树葱葱郁郁，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枝叶。

住的地方是良乌镇上的一个小旅馆，顶楼的十人间，没有空调，头顶上是嘎吱作响的旧式吊扇。2月的蒲甘还在旱季，没有凉爽的春雨，只有阳光把屋顶烤得透焦，房间像被过度曝光的胶片，光线透过窗子上的白色窗帘哗啦啦地直射进来，有种灼伤人眼的决绝。

我躺在房间的床上打字，隔壁床的苏格兰男生有双琥珀般的蓝眼睛，手里捧着一本书在读。

一片寂静中，一位老爷爷突然拄着一根拐杖走进房间。他的头发已经花白，戴一顶老式毡帽，穿宽大的麻布衣服。走到空床位后，他把背后的小背包缓缓放下，然后坐了下来，带着历经世事的泰然自若，像小津黑白片里的人物。

在蒸笼一样的房间里睡了又醒后，等我下午出门的时候，旁边苏格兰男生的床铺已空。一抬眼看到对面的老爷爷也睡着了，歪坐在摇椅上，左手握着没喝完的茶，睡得一脸安详。

我悄声走出房间，没有惊扰他。戴着墨镜走进烈日下被晒得花白的街道，继续去拜访佛塔。

傍晚的时候，我从佛塔一路骑车回来，从夜晚荒芜的平原慢慢坠入有灯光的市井人家。房间里的人也陆陆续续地回来了。蒲甘虽是游客聚集处，却并无酒吧等娱乐场所，晚上8点后还亮着灯光的店铺寥寥无几，外面只偶尔有摩托车发动时擦起的火星，稍纵即逝。人们躺在床上无所事事，拿着书随意翻看。老爷爷还戴着那顶毡帽，站在房间外面的阳台上抽烟，一个人拄着拐杖，笔直地站在夜色里，眼望着远方默不作声。我透过门窗看到他的背影，落寞又庄重。

因为怕他寂寞，我跑出去陪他，他拍拍我的肩膀对我笑笑，递当地的卷烟给我，我顺手接过，和他一起点了支烟。

其实我们并没有说几句话，老爷爷会的英语单词只有几个，大部分时间他都试图用日语和我交流，我们彼此都听不懂。我只知道他来自广岛，他举起手指，做出枪的手势，说就是那个原子弹“嘣”得一声的地方。

后来我们都不再试图说话，在夜色中兀自沉默着，夜晚的凉风像蝴蝶一样钻进颈后，只觉得惬意舒服。我们俩微微眯起双眼在窗台上各自抽着烟，看吐出的烟雾在空气中氤氲开来，没了踪影，看烟头的火星在夜色中一闪一闪的，发出微茫的光。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那一刻的沉默与安静是人生中难得的清净时光。

第二天，老爷爷天还没亮就退房走了，等我醒来时，只看到他空了的床，不由得有些惆怅，并没有好好地说声再见。他突如其来地来到这间旅馆，再悄无声息地离开。

我们并不知道彼此的故事，只分享过一根烟的时间，相遇相错悄无息。

法国人的优雅

缅甸曾经是英国人的殖民地，走在仰光的街道上，除了无处不在的佛塔，还经常能看到那些红砖瓦的英式建筑。暗红色的油漆凝固住时间，如同大英帝国一起，都幻化成一场荒凉旧梦。

在缅甸遇到的英国人并不多，看来大英帝国的子民并无太多兴趣瞻仰帝国旧日的殖民地，即使他们的国宝级作家乔治奥威尔曾为这里写出《缅甸岁月》。最络绎不绝来到这里的，是浪漫自由且极具探险精神的法国人。

在蒲甘旅行的时候，住的旅馆会提供简单的早餐：几片切片面包，一个双面煎的荷包蛋，一勺草莓果酱，一块黄油，两根香蕉，还有一杯咖啡。那是一个临街的四层小楼，门口摆着几株绿色的热带植物，外墙是淡黄色的，狭小的厅子里靠墙的位置，一边摆了两张圆桌和几把椅子，另一边摆了张褐色沙发，扶手部分破了洞，裸露出染了灰尘的暗色棉絮。早上要是起晚了，圆桌的位子被占光了，就只能端着盘子坐在沙发上吃早餐了。

我往往都是睡到日上三竿，才去领冷掉的咖啡和煎蛋。离开蒲甘那天，因为要赶早上7点的巴士去曼德勒，所以起了个大早，在楼下一边等早餐，一边等巴士。天才蒙蒙亮，几对结伴而来的法国中年夫妇已经在圆桌上悠闲地坐定，随意地聊起天来，他们6点就起床等早餐了。

旅馆的前台，穿着长裙般“罗衣”的缅甸男孩给他们端去面包和咖啡。那些法国中年人围着狭小的圆桌，正襟端坐，优雅地切着有点烤焦的煎蛋，那神情好似在处理一块上好的牛排。刀叉碰撞时发出的清脆响声，法语的绵长低柔，让我恍惚觉得身边的场景转换到了巴黎的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天花板上的吊灯富丽堂皇，桌上的花瓶里摆着滴着露水的玫瑰花，穿着白色制服的侍者端着盘子从身边走过。

那时的我不禁感叹，法国人骨子里对生活的热爱，让他们把“生活”两个字变成了一件浪漫的事。

就算是在20美元一间的普通旅馆里就餐，他们也能吃得优雅十足，甚至让这间旅馆都蓬荜生辉起来。原来优雅与否并不在于什么地方，而是有法国人在的地方就有优雅。

离开缅甸那天正好是情人节，从曼德勒坐飞机飞曼谷，看我一个人放行李吃力，身边鬓角已经花白的法国中年男人立马站起来，绅士地帮我将行李放上行李架，然后礼貌地微笑，对我颔首示意。

他身边的妻子手里，捧着一束火红的玫瑰花。印度是不能被评判的，印度只能以印度的方式被体验。

·本章部分图片由晴空和法国义工提供

——V.S.奈保尔

[1]《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由安东尼·明格拉(Anthony Minghella)执导的电影，根据著名作家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演绎了“二战”期间一场跨越时空的爱情悲剧。

[2]《面纱》(The Painted Veil)：由约翰·卡兰执导的电影，改编于英国作家毛姆的同名小说《面纱》，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一对年轻的英国夫妇来到中国乡村生活的故事。

[3]《额尔齐斯河右岸》：第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4]《的水故仙事已。乘鲤鱼去》：由张悦然所著，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青春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璟的女孩成长蜕变

[5]“基普”，老挝的货币单位。

[6]本文为方悄悄在豆瓣上发表的一篇日志，地址：http://www.douban.com/note/275526648/。

[7]“沙发冲浪”，由美国人范特建立的互助旅游平台，网址：www.couchsurfing.com,旨在帮助旅行者与当地人建立联系,交换住宿信息的一个国际性非营利网络。

[8]《别担心，要快乐》是美国黑人音乐人鲍比·麦克费林(Bobby McFerrin)的一首歌，于1988年9月发布，该歌曲为1989年格莱美最佳歌曲，并获得年度荣誉。

[9]Working Holiday，打工旅行。持有工作假期签证(working holiday visa)的旅行者出于补贴旅行费用的目的，可以在签证颁发国边打工边旅行。打工旅行允许年轻人在外国去体验生活，用来鼓励双方国家的公民进行旅行和文化交流。

第四章　盛得下你的恨与爱

2013年夏天

路线:加尔各答—金奈

CHAPTER　4

加尔各答·印　度

在白夜中行走

1.

2013年7月21日，从曼谷坐夜间航班飞往加尔各答。

飞机降落时已是凌晨一点多，走出机场，夜已深，只见门外一排鲜艳的黄色古董出租车，印度司机们还在揽客。加尔各答的空气湿漉漉的，混杂着一股垃圾腐败的味道。

出租车独自在午夜飞驰，发出寂寞的轰隆声。车里的我透过车窗看夜色朦胧中的加尔各答，周围破败的街景笼罩着一种暧昧的气氛。

等我在出租车的颠簸中睡了又醒、醒了又睡，最终醒来时，它已经忠实地把我带到了目的地，背包客聚集的sudder street。

想象过很多次来到印度的场景，但绝对不是此时这样无比清醒与平静。并不是因为旅途的疲惫已经把我的兴奋都消磨殆尽，而是因为我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印度，实际上是一场和自己的赌博。

就在出发前几个小时，学医的朋友还告诫我最好改签去印度的航班，继续留在曼谷治疗。

而我也不禁犹豫，以自己如今的情况，是否能够继续下一段旅程，还是要提前回国。这一切都源于我在曼谷生的一场大病。

2.

当初从清迈到曼谷，我选择的是最便宜的火车硬座，硬座车厢的车窗整晚都是开着的。天亮后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很难睁开眼睛，后来照镜子发现脸上有小部分肿块，我以为只是普通蚊虫叮咬，就没在意。

没想到情况从第二天开始急转直下，我的左眼连同眼圈的大部分全都红肿起来，脸完全破了相，像个丑陋的怪兽，十分吓人。病发严重的时候，我感觉眼睛附近像是有一千根针在扎，疼得我整晚整晚的失眠。当然不敢和父母说，实在瞒不下去病况时，我给朋友发微信，颤抖着哭。我从来不知道自己会脆弱成这个样子。

最可怕的是去曼谷的大医院看病。从眼科转到皮肤科，在支付了高昂的医药费后，医生还是不清楚我发病的原因，只是给我开了些杀菌的药，还告诉我三天后来复诊。

我对医生无奈地苦笑着说，三天后我已经在印度了。

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得大病，以前最严重也只是一场持续多日的重感冒而已。从来没想过一向健康的自己，会突然在异国以如此惨烈的方式被一棍打倒。

吃着医生开的药，病情却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在曼谷的那两天，我终日躺在床上，窝在自己的房间里无事可做，不敢和任何人接触，变得十分抑郁寡言。那时的我不由得想，长期卧病在床写出《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的心理，该有多变态。

彼时我刚写完《最好的女子》放在网上，很多人点赞，说羡慕我可以到处游历。我却觉得极其讽刺，觉得自己像《水仙已乘鲤鱼去》里的女作家丛薇，活在别人的羡慕中，实际上却是个住在精神病院，有着命定不幸的女病人。神经衰弱，终日与心中的恶魔做斗争。

3.

最后决定赌一把的理由是我长期以来的印度梦，当时想的是，哪怕最后要提前回国，至少让我站在印度的土地上一次吧，哪怕只有一天，让我看一看我的梦。

到了加尔各答以后，住进了Hotel Paragon，只花了230卢比（约25人民币）就拿到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单人间，只是房间小得可怜，在床和桌椅间转个身都困难。房间处在角落，采光不好，就好像那时候的我，每天像个怪物般活在暗无天日的黑暗中，见不得光。

那时候感觉自己就像脸正中央有块胎记的钟无艳，把自己的伤疤全都揭开，裸露在世人面前，任人讽刺嘲笑。如果这伤是长在手臂、背上，或者身体其他部分，都还好接受，可是有块长在脸上的伤，是多么让人难以启齿。

那段日子，我分不清白天和黑夜，反正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我经常做梦，梦到自己漂浮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总是上不了岸。

可我还在旅行中，免不了要和生人接触，但以我这样的伤势自然是不能见任何人的，我就一个人躲起来，终日蜷缩在异国的那个小房间里。而每次迫不得已非得出门的时候，我都要戴上墨镜，即使那时的加尔各答已经乌云密布，大雨倾盆。

那时，我每天唯一固定接触的人是旅店收钱的印度老人，有时我忘了戴墨镜，他看到我的伤口，一脸困惑地望着我，却也不敢问，到最后眼神中甚至有怜惜。

后来我伤势变好，红肿渐渐消失，再见到他竟有种故人的亲切感，许是觉得他默默陪我走过了那些灰暗的时光吧。

在加尔各答住的旅馆Hotel Paragon，有种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老电影的昏黄画质感

4.

原本到加尔各答是准备到垂死之家做一周的义工，没想到转眼间自己先成了病人。我假装乐观地和朋友开玩笑说，以我这副样子不用去帮助别人了，自己都可以直接住进那里了。

在一个人独处了四个日夜后，我到特蕾莎修女之家（Mother House）[1]登记成了义工。我想，眼睛没好之前就一直留在加尔各答吧，去帮助别人，也顺便解脱那个活在白夜中的自己。那时候红肿的面积有所变小，为了不让修女生疑，我换下墨镜戴上了黑框眼镜去注册。但我不确定别人是否能看出我的伤，所以眼神一直都躲躲闪闪的，根本不敢直视他人。

走到修女面前，她面带微笑地问我想去哪里工作，那笑容是如此安详，甚至让我觉得可以抹平之前的所有痛苦。我心里竟然一下子就坦然了，用英文说“垂死之家”，她在义工卡片上写下垂死之家的名字，把卡片递给我。

我接过卡片，转身离开。

我知道新的生活开始了，我会通过帮助别人去实现自我救赎。

那些暗无边际的日子，结束了。

我曾被你温柔相待

生病的那几天，我总是一个人蜷在房间里。

有时候自己一个人憋得慌了，就从房间里跑出来，在旅店二楼的天台抽烟。我是想见到人的，还想感受这人间烟火的世俗气味，好让我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还存有联系，因为一个人待久了，实在是寂寞到要发疯；但同时我又极怕见到人，害怕别人看到我这副鬼样子，所以每次在天台听到楼梯的脚步声，我就赶紧匆忙逃走，活像个怀揣赃物的小偷。

但我还是没能躲掉一个人。一天早上从房间出来，我没有戴墨镜就在天台上洗脸刷牙，洗漱完往房间走的时候，没注意到楼下走上来一个人。还没来得及躲开，我们就在楼梯口撞了个满怀。他意识到我站在那里，抬头很自然地对我笑了笑，说了声“Hello”，然后就往自己的房间走去。我站在那里，愣住了，好几秒都没有动。在那个眼神里，没有任何初见我眼伤后的诧异和恐惧，只有温柔和包容。

一整天，我的心情都被这个笑容治愈了。这么多天以来，第一次有人见到我，眼神里没有任何异样和质疑，他温柔地全盘接受我的不堪。那个笑容如此温暖，他并不需要我的解释，也不试图问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似乎自然而然地就接受了我当时的模样，接受了那个脸上没有任何遮拦的，丑陋的我。后来，我经常能在天台楼梯的拐角处看到他，才发现他刚搬进离我不远的房间。每天早上他都会自己掏钱买牛奶，去喂廉价旅店里的流浪猫，所以后来每天清晨，他的门前总是围着一群猫。

每次见到他，他都一如既往地温柔地笑，和我打招呼，说“Hello”，

我们之间也并不多话。可在那段被眼伤纠缠的无比晦暗、抑郁的时期，我却因为这笑容平生了好多力量。

于是，慢慢地，再见到他时，我的眼神里不再有躲闪，不再有自卑，不再有不安。渐渐地，因为他“毫无保留”的接纳，我也终于打开了自己的心，终于可以发自内心的，重新对他人真诚微笑。

来加尔各答之前，泰国的朋友对我说，只要坚持涂药，一个星期后红肿就会慢慢消失。日子一天天过去，肿块在渐渐消失，可尽管如此，我还是禁不住害怕，怕脸上会留疤，怕这眼伤会跟随我一辈子。毕竟我不是在染上此病的泰国，而是在医疗水平更差的印度，会发生什么事谁也说不定。

遇到他以后，我和旅店的老板说，我要换一间窗户里可以照进阳光的房间。我想，如果能晒到阳光的话，心情应该会好很多吧，就不会一直沉浸在悲观的负面情绪里，顾影自怜了。

于是，之后的每天，都有白晃晃的阳光从窗外尽情倾洒进来，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伤口有了阳光的照射，好像也没那么痛了。

我们在同一个旅社住了一个多星期，我的伤渐渐好转，人也变得积极得多，坦荡得多。后来他比我先离开加尔各答，坐火车去了孟加拉。看着旁边空了的房间，我不禁有些许失落。有些感谢，还没对他说出口，我们却从此再也没见过。

在一个月后，等我走到斯里兰卡时眼伤才终于彻底消失不见，在海滩遇到锡兰男人，眼神似笑非笑，挑逗地看着我，夸我美丽。我笑笑，不以为意。他们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不知道我曾丑陋得像个怪物，是熬过多少黑暗的日日夜夜才走到现在。

当我回想起那段在白夜中行走的日子，我再想起他，才发现他是那时唯一一个对我温柔相待的人。

他叫Mikio桑，栗原三澍雄君，日本人。每天清晨起床后，这个男人都会给流浪猫喂牛奶喝。他九年前得了癌症，化疗了一年半才好，肚子上至今还有一条很长的蜈蚣状的疤痕。

他是一个，已经43岁的“大男孩”。

也许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太过习惯把自己的伤痛摆在过重的位置。不像他，弹指一挥间，云淡风轻而过，再以不动声色的力量默默支撑了我那段摇摇欲坠的时光。

在垂死之家

让基督在你的内心，借着你而走遍世界去行善。

痛苦是恩赐，是爱的记号。要记得基督苦难的终了即是基督复活的喜乐。

我常常心系垂死者最后的眼神，我尽最大可能让他们感受到被爱，好让一个看似无用的生命终得救赎。

以超凡的爱做平凡的事。

——特蕾莎修女

缘起垂死之家

1.

坦白说，到垂死之家做义工并不是我来印度的目的。

来加尔各答，只是因为从泰国飞印度最便宜的机票，是亚航经营的从曼谷飞来这里的，所以当我买下这张机票时，对这座城市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我会在7月21日飞到这里，然后搭8月10日的飞机从南印度的金奈飞往斯里兰卡。这中间20天的行程如何，我没有任何计划。

也是有一天在路上突然想起来，三年前读过的那本书《迟到的间隔年》，作者在印度的特蕾莎修女之家做过义工，修女之家在哪个城市？我会不会路过？马上上网搜了一下，发现正好就在加尔各答，我落地印度的第一站，顿觉幸运。当年读这本书时就对垂死之家很感兴趣，希望有机会能亲身经历一番，没想到就这样突然梦想成真。

本来计划停留一周，就前往下一站瓦拉纳西的我，却最终改变了计划，在加尔各答用光了在印度的所有时间。而加尔各答，也意料之外地成了我对印度唯一的回忆。不过，这回忆已经足够丰盛。

2.

回想起加尔各答，总想起凌晨的飞机到达那晚，夏日夜晚溽热潮湿的空气味道，与关于这座城市的回忆混杂在一起，在我脑海中一直挥散不去。

在修女之家注册时，给我们做义工培训的是一个来自香港的长期义工Steph，她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一年半了。来了才知道，这里并不像很多国人传统印象中那样只有垂死之家这一个机构，特蕾莎修女之家的总部加尔各答总共设有七个中心，服务对象涵盖残障人士、智障儿童、有心理问题的女性、身体不能自理的老人、垂死的病人等等。

思考了一下，我还是决定坚持初心，去垂死之家工作。其实也是因为这次旅行出发之前，我重看了龙应台的《目送》，看到她写老年痴呆的母亲，已认不出自己的女儿。这何其凄苦，也让我对生死充满困惑。

我不禁想：当一个生命从“无”走到“灭”的时候，它的意义是什么？人们怎么才能接受自己的苍老？

所以去垂死之家，一方面是带着私心，想在二十出头的年纪感受死亡，从而希冀以后的自己可以平静地接受它；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救世主”的情结在作祟，生活有那么多张面孔，我要选择最痛苦的去触碰，世间最残酷的东西就让我来扛好了。后来再想想，觉得自己的后一种思想真是自大到不可一世。

3.

第一天去上工，我跟着其他义工一起从修女之家出发，搭着巴士来到Kalighat，垂死之家的所在地，一路上新鲜里还带着几丝兴奋。可一走进垂死之家，虽然之前已有一些心理准备，不得不说，我还是被眼前的场景吓到了。

灯光昏暗的大厅里，充溢着消毒水和酒精的味道。四十多个女病人被分列在墙的两边，挨坐在一起。她们歪着脑袋，蜷缩在黑暗中，个个眼神空洞浑浊，表情哀怨而痛。有的人双唇紧闭，眼睛呆视前方；有的人像中了魔一样，嘴中一直念念有词，语调夸张的孟加拉语像咒语在房间回荡；还有的人时不时发出一声尖利的怪笑或者怪叫，听了让人脊背直发凉。靠中间的床铺上躺着一个重症病人，她骨瘦如柴，皮肉紧贴着骨头，体重看上去已不足七十斤，全身上下被插满了管子输液，直挺挺地躺着，一动都不能动，唯一的生命迹象是每次用力的沉重呼吸声。

整个垂死之家都笼罩在一股浓得化不开的哀苦氛围中，令刚走进来的人喘不过气。

还没从这样的惊吓中缓过神来，法国姑娘Diane递过来一瓶护肤乳，对我说：“你看她们谁需要，就帮她们擦点吧。”我连忙说好，讨好般地挨个询问旁边的女病人需不需要擦护肤乳。大概那时的我，急需一种被需要的感觉来定一定魂。

其中一个女病人点头默许，我就战战兢兢地开始帮她擦大腿上的皮肤。她看上去五六十岁，皮肤却枯得像一口干涸的井，又皱得像一张报纸，上面还长了许多豆大的黑斑，病魔已经无情地吞噬了她的身体。

这擦护肤乳的工作看似简单，却需要经受极大的心理挑战，我握住她的脚，忍住自己内心的胆怯和厌恶，学着其他义工的样子，一点一点地抚摸过她的每一个脚趾，每一寸肌肤，她的脚趾又黑又肿，指甲中布满污垢，脚后跟龟裂得像大旱三年后的河床。那一道道裂痕，也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割在我的心里。我刚来垂死之家才不到十分钟，又是第一次帮别人做这种护理工作，对她得的是什么病也完全不知情，不知道会不会传染，所以擦得胆战心惊。

垂死之家的大部分女病人上厕所都必须靠义工搀扶着，因为她们腿脚不便，或者根本大小便不能自理，这也是在这里男女义工都分开各自服务男女病人的原因。

同一天，我扶一个女病人去上厕所。她双腿都萎缩了，小腿细得像两条直溜溜的麻杆，走路的时候必须搀着我的手，把全身的力量都压到我身上，才能向前挪动。从她床位到厕所不到十米的距离，我们走了足足有两分钟。好不容易带她走到厕所，还没来得及带她走进隔间，她突然在我面前撩开衣服，站着就直接尿了出来（垂死之家的女病人不穿内衣内裤，只穿一件过膝的连体裙）。

暗黄色的液体簌簌地流出，溅在地板上形成一滩水洼，也溅到了还没来得及松开她的手的我的身上，我站在旁边一下子不知所措，顾不上恶心，人一下懵了。

这是我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观察到一个老年人的身体，她浑身赤裸，眼神呆滞，佝偻着身体，摇摇晃晃地站着，双唇微颤，双脚颤巍巍地一直在抖；全身的皮肤都皱巴巴的，像拧干的毛巾，没有水分，却有着足够多的褶皱；一对乳房像是被霜打了的茄子，垂头丧气地垂着，乳头的部分已经乌黑，毫无美感可言，全是人到暮年的颓势，令人看了触目惊心。

也是愣了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我该给她递水了。印度人上厕所是不用手纸的，他们用水和左手。我从旁边的水桶里，用水杯一罐又一罐地舀水给她，殷勤又无力。因为双腿萎缩的原因，她连自己站立都成问题，根本无法蹲下去大小便，只能站着解决，被迫让我看到她的下体，可她却对自己的个人卫生十分在意，她一只手向上紧紧地撩着衣服，另一只手在接过我递来的水后，反复且仔细地搓洗着下体。这样舀了大概七八次后，这位女病人才终于满意地放下衣服，扶上我的手，和我回去了。

又穿上了衣服的她，像从荒蛮世界回到了文明社会，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可那回去的每一步，我的腿都像灌了铅一样，走得极其沉重。

这些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不得不让别人看到自己下体的女病人，活着已经没有了尊严，这让我感到很难受。

许是敏感的天性所致，我对那一日目之所及的苦痛感知极深，那天下工回到房间，整个人都非常抑郁，痛苦也带走了我的笑容。

以至于第二天早晨，6点钟起床后，我对着镜子，一遍遍地质问自己还能不能坚持下去。我也曾退缩地想：要不然今天就不去上工了吧。

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根本没自己想象中那么坚强，也没那么伟大，我脆弱得不堪一击。

既是天堂也是地狱

可第二天，我最终还是坚持去上工了。

最初的一周，我都没法从那种阴霾中走出来，病人空洞的眼神、痛苦的呻吟成了每晚缠绕我的噩梦。周遭的苦难太多，我没法闭上双眼，只能把自己也一并折磨，反复咀嚼痛苦，好像这样就是与他们在一起共受难，好让自己的灵魂也平息一些。

义工每天做的工作听上去简单，洗病人用过的衣服、床单、尿布，在天台上晾衣服，扶他们上厕所，给他们喂药、喂饭、清洗厨具等。而帮病人换纱布、清理伤口这些更深层次的工作，因为我们不懂护理知识，都是由修女还有长期义工来做。所以，其实我们接触不到垂死之家最残酷的部分，我们不知道她们每个人究竟得了什么病，也根本不知道她们哪一天就会突然离开。

垂死之家的病人大部分都是被家人遗弃在火车站，又被修女之家火车救济站的义工救助来到垂死之家的。因为印度教中相信因果报应，所以他们的家人相信这些病人生重病，是因为前世作孽，再加上家里可能已经没有条件住院做临终护理，就将他们遗弃在人流密集的火车站，便撒手不管了。

被家人遗弃产生的阴影，再加上每天和另外一群垂死的病人住在一起，还要忍受病症的缠绕与折磨，更多低落、抑郁的情绪在灯光昏暗的垂死之家滋生、蔓延。因此，大部分的病人都性情怪癖，窝在自己的凳子上，对来来往往的义工颐指气使，也不知道感激。

可是有一个女病人，她每天都盘腿坐在凳子上，还经常把腿伸出来晃来晃去的，像个淘气的孩童，还喜欢握着我们的手对我们笑。当我们帮助了她，她会微笑着亲吻我们的手，对我们说谢谢，每次看到她，我都觉得自己的情绪也被感染了，变得更乐观积极。但是有一天，在路过她的床位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她被垂死之家的印度女工像扔一滩肉一样扔到床上，她侧身躺着，衣服被掀到腰部，好让修女帮她换纱布，我低头瞥见她屁股上有一个月盘大的空洞，黑隆隆的，像身上的肉生生被人剜去了一大块，而裸露出的下身则像个团形的肉球。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她每天都只能盘腿坐在椅子上，因为她只有一只腿，另一只的小腿部分已经全部被截肢了，应该长着膝盖的部分只有一团肉球。

我的眼泪在那一刻夺眶而出，这个每天笑着，把积极带给我的女病人，原来自己背地里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啊。

就在这时候，一个韩国义工提醒我到tea break了，按惯例每天上午10点左右，义工们都可以上二楼休息一段时间，垂死之家会提供简单的饼干、香蕉和甜茶。

我把尚未流出的眼泪噙在眼眶，一个人缓缓地走上楼，一抬头看到义工们年轻的背影，他们正三三两两围坐在桌子旁，吃着饼干，喝着甜茶说笑。雨后的天空刚刚放晴，清亮的阳光透过窗子倾泻而下，照得房间空旷明亮。那一刻，我有种回到人间的感觉。

这么明显的反差让我有种错觉，好像刚才发生的事都完完全全属于另一个世界，与此时此刻毫不相关。虽然只隔了一个楼层的距离，但楼下的病人们已无法沐浴在阳光下，如此这般轻松地谈天说笑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世界是很不公平的，超现实，也超残酷。

就像在垂死之家，这里有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有修女和义工对病人无私的爱，有他们奉献的青春；这里也有最丑陋的东西，即人类无法避免的衰老和死亡。

那时的我不甘心，为什么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人和人的差距却那么大？可后来我才渐渐明白，是的，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平，不正义，也有太多不幸。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就把所有痛苦都担在身上，把自己也变成一个整日没有笑容，愁容满面的人。

我们应该做的，是倍加珍惜自己的幸福，也用快乐感染别人。就像特蕾莎修女说的要喜乐（joyful），她说，“如果一个去贫民窟工作的修女，脸色沉重，只会带给那里的人更多沮丧。” 在垂死之家也是一样。

“要给人体贴的爱和关心，你所散发出的关怀和喜乐会带给人极大的希望。”

在既是天堂，也是炼狱的垂死之家，我学着在大爱的美好和病症的痛苦中寻找平衡，也领悟到许多人生的真谛。

种姓制度下的女工

1.

简单来说，垂死之家是由病人、修女、义工还有印度女工这四种人组成的，其中当地的女工是修女之家花钱雇来的。这里一般的规律是义工“怕”病人，病人“怕”当地女工，女工“怕”修女。

义工初来乍到，也不会说孟加拉语（加尔各答所在的西孟加拉省通用的语言是孟加拉语，和国人的印象相反，在印度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不会说英语的，所以垂死之家的病人大部分只会说孟加拉语），“飞横跋扈”的病人经常不配合，拒绝吃义工喂的药，这时候只有找来当地女工督促她们。

而女工对待病人的方式可谓简单粗暴，她们会用我听不懂的孟加拉语吓唬她们，然后强行把杯子里的水连同药一起灌进病人的嘴里，就不管不顾了。有些病人反应慢，嘴还没来得及张开，那水就连带着融化了的药，汇成一股乳白色液体，从嘴缝中流了出来，像极了手足无措的痴呆老人，看得我很是心疼。

女工怕修女的原因是修女负责给她们发钱，如果干得不好，就可能被解雇。在有十亿多人口的印度，一份工作并不好找，所以女工们在修女面前不得不忌惮三分。

2.

这些当地女工在垂死之家的工作其实是最下等的，她们没有什么护理经验和知识，每日负责的工作就是扫地拖地、清理病人的排泄物跟打扫厕所。义工服务的时间一般是早上8点半到11点半，有些人也会做下午班，就是从下午3点到5点，所以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垂死之家里，都只有为数不多的女工和修女留下来照顾病人。

印度妇女

与修女、义工因为爱所以去愿意奉献不同，当地的女工来这里，其实寻求的只是一份普通的工资，很难和大爱扯上什么关系。所以，日复一日地面对那些大小便不能自理的病人，一遍一遍地清理她们的排泄物，一遍一遍地拖地板，她们面对病人时很难再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

比如，吃完中饭后病人要上床休息，重症病人没法动弹，需要我们帮忙抬她。这时候如果只有女工在，她们就会无比熟练地抬起病人，然后像扔东西一样把病人“嘭”的一声扔在床上，往往还没等她们躺好，就直接扳倒病人，把病人身上的尿布“啪”地一下扒下来，再把新的尿布贴在下体，用力一系，就算换好尿布了。病人像菜板上的一滩肉一样躺在床上，任女工们处置，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

尿布换好，完工，下一个。整个过程是机械化的，不含任何感情，更别提有人会想到要给病人一个温暖的，爱的眼神。

后来，每天中午我都会跑去帮女工搬病人上床，有我在的话，女工对待病人的动作会温柔些，而且在给病人换衣服、换尿布的时候，我会轻轻地抚摸着她们的颈部，后背，安抚她们眼神中的恐惧和不安。

记得有一次，女工给一个大小便失禁的病人洗澡，她们把她从椅子上强行拖拽到洗浴间，扒光她的衣服，将舀好的热水从她头顶上直接浇下去。病人头发蓬乱，全身赤裸，耷拉着脑袋，瘫坐在地板上，浑身颤抖，目光呆滞，没有丝毫自理能力。女工们反复在她身上浇了几次水，再随便用肥皂在头发上揉搓几把，就算是给病人洗好澡了，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而且这中间连一丁点温柔的动作都没有。

我在旁边爱莫能助，不敢把热水桶从女工手中夺下，只能在洗完澡后赶紧帮病人穿上衣服，好让她的尊严不被剥夺太久。

后来我把病人扶回座位上坐好，正准备转身离开，她却突然拉住我的手，偎在我的肩膀上不让我走。这个已经四十多岁的女人竟然在我面前哭了，她抽泣着，眼泪从眼眶里一滴一滴地掉下来，慢慢地，打在了她的手上，衣服上。她在我的怀里蜷缩得像个孩子，眼神里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惶恐和不安。

我用手轻轻拭去她脸上的泪痕，那是我第一次帮陌生人擦眼泪，她一张中年人的面庞，脸上却有着沧桑如七十岁老人般的皱纹，皮肤像起了球的毛衣，摸起来刺啦啦的。

我什么都没有说，没有试图用言语安慰，只是静静地陪她坐了会儿。直到她情绪缓和过来，眼神里不再充满惶恐，才独自离开，一个人怆然了很久。这样的经历让我对垂死之家的女工很不信任，我甚至觉得她们在“虐待”病人。我忍不住质疑：修女之家为什么不能请一些有经验的护士来服务，给病人更好的临终关怀呢？

那几日我一直为此事闷闷不乐，有时甚至把女工放在了对立面，看她们的眼神也有些敌意。

3.

在垂死之家有一个台湾义工Jessica，这次是她第二次来这里服务，这一次她又待了半年。修女们看起来都很忙，没有人可以解答我的疑惑，我就把这个疑问抛给了Jessica。

她告诉我，直到今天，印度种姓制度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这片土地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想法。有经验的护工都是其他种姓的“上等人”，她们是永远不可能来做清理排泄物、打扫厕所这样“低等”的工作的，如此这般最脏最累的工作只可能由“贱民”来做，也就是垂死之家雇佣的这些女工。

我之前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这个问题，听了这些话，我又开始同情这些女工了。

哪一个人生下来不是“上帝的孩子”，有谁愿意天生就做这种工作？

但她们没有选择，她们也有自己的无奈，也是被社会、被制度“糟蹋”了的人。

4.

后来看电影《甘地传》，里面有一个情节让我感触颇深。甘地在南非创造了一个类似“乌托邦”的地方，住在这里的人们都要轮流打扫厕所。向来善解人意，一直理解支持他的妻子，竟然对此感到非常愤怒，她理直气壮地向甘地申诉说：“我是婆罗门的贵族，这样的工作是给下等贱民做的，我怎么可以做？”

看到这一段时，脑海中立刻浮现起垂死之家那些女工的脸，想到她们命定中又有多少歧视和不幸，更能感同身受地理解她们的处境了。

那些印度女工，印地语里她们的名字叫mashi，如今再想起她们，我脑海里不再是那些她们粗暴对待病人的画面，竟然都是她们笑着的样子。即使做着低等的工作，她们也会因为一些小事，一些和病人、修女之间的一些趣事就开怀大笑，再把笑容感染给我们。

或许她们做事的方式有些简单粗暴，或许她们做这些工作的出发点并不像义工、修女那样崇高；但她们都是善良的，只是也被生活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多一些宽容，多一些沟通和互相理解，这是这些印度女工们教会我的事。

印度街童

周日的时候，女义工可以报名去Nabon Jibon，这也是修女之家下属的一个服务机构，专门服务男性精神患者。因为服务的对象都是男性，所以平日里这里只有男义工。但是在周日，主的复活纪念日，Nabon Jibon会免费给街童发放食物，女义工就有机会来到这里与街童们接触。

街童，顾名思义就是在街边长大的孩子，他们所谓的“家”就是马路边墙角下一个支起来的帐篷。

去教堂做活动的时候，我曾经在车水马龙的街头见过这样的孩子。男孩赤着脚裸着上身，女孩穿着脏兮兮的花裙子，脸灰扑扑的，头发一绺一绺地揪成一团，像杂草堆。他们有着深褐色的眼睛，睫毛又浓密又长，啃着手指，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他们的母亲穿着艳色的纱丽蹲在帐篷外，手里拿着一个不锈钢杯子正在漱口刷牙。帐篷的背后是崭新的柏油马路和疾驰而过的高档汽车，前方尖顶的教堂上，十字架巍然耸立。

数了一下，孩子有三个，也就是说在那个狭小的帐篷里每天晚上要挤下五个人。

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他们每日的生活就是一场面对世界的真人秀。

推开Nabon Jibon的大门，“轰隆”一声，铁门被缓缓打开，有种沉甸甸的厚重感。院子里已经有不少在奔跑打闹的街童了，他们大部分是五六岁的样子，有些个子高的，应该有七八岁了，但都是一样的调皮，在尘土里玩耍，撒了野到处跑，把院子当不打烊的游乐场。

我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把女孩子们“抓”到浴池去洗澡，用“抓”这个词来描述这项工作实在贴切。衣服脱光了的女孩们也不害臊，光着身子照样跑来跑去，就是不愿意洗澡。有的像牛皮糖一样粘在义工身上，非让义工抱着；有的像猴子一样一溜烟爬到了树上，摘果子，往树下扔还没熟的青果，专门向义工身上砸。

留着小平头，没穿衣服，野得像男孩子一样的她们，让我差点看不出是女孩。

浴室很简陋，用塑料帘子和外面隔起来，里面只有两个四四方方的水池和一根从阀门接水的橡皮水管。为了避免女孩调皮逃走，洗澡的时候往往是一个义工左手抓住女孩的胳膊，右手拿着橡皮水管往她身上淋水，另一个义工再抓准时机，拼命往她身上涂肥皂。

洗完澡的女孩们都不着急穿衣服，跳到水池里泡着不愿意出来，把水池当游泳池，在里面直扑腾，被义工呵斥还不停止，高高昂起的小脑袋破水而出，脸上写满了刺激与兴奋。

有人甚至趁义工不注意夺走了水管，像打水枪一样朝义工身上不停地呲水，我们每个人都遭了殃，被淋得几近浑身湿透，眼睛被水花迷得睁不开，头发湿得一甩都是水。西班牙义工强忍着没有发火，从女孩手中夺回了水管，继续耐心地给她们洗澡，用毛巾擦好身子，再给她们穿上衣服。

把洗完澡后的女孩带出浴室，她们又像脱了缰的野马似地，一路疯跑回院子，开始打闹，躺在地上打滚，刚洗干净的身子又重新沾满灰尘。我们义工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中午要给孩子们发饭，他们排成两排蹲坐在院子两端，难得地暂时安静下来。中饭是咖喱米饭配鱼，孩子们把鱼骨头上的肉剔得一丝不剩，米饭也都就着咖喱汁吃了个精光，有些还要求加了饭。吃完饭以后，神父挨个给每个小孩都发了半袋饼干，摸摸他们的头，看着他们从铁门内蹦蹦跳跳地走出去，又回到了街上。

送走街童后，我和其他义工一起坐公交车回Sudder Street。在一片颠簸中，我看到胡格利河对岸成片的贫民窟绵延不绝，五彩斑斓的纱丽晾晒在低矮房子间的过道，铁皮棚在阳光下烫得灼眼。

我闭上眼睛，想起农场的Nobala桑，她也个是野孩子，但她的世界是农场，是森林，是小溪。可对这些印度的街童来说，却是人来人往、尘土飞扬的街头，没有屋檐遮蔽，只有草席覆身。

Volunteer Day

7月20日才到修女之家注册，没想到就赶上了7月25日修女之家一年一度的Volunteer Day（义工日），这是修女之家每年最盛大的活动。义工们以国家为单位表演节目，主题内容不限。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护修女和病人们的隐私，修女之家还有下属的七个服务机构都不允许拍照。只有在Volunteer Day那天，义工们可以互相拍照留念。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直至最后离开，关于加尔各答，我的相机里也只有义工日那天的十几张照片而已。

因为只有四天时间准备，我们七八个华人义工只能临时搭了个草台班子排节目。香港义工Steph负责统筹，大陆义工月宁教我们用手语唱《爱的真谛》，马来西亚义工Han Chan则弹着吉他伴奏。

Hotel Maria[2]五楼上有一个天台，我们每天上午各自去做工，下午就聚在这里排练。天台刷着青绿色的油漆，长期被雨水浸泡的部分爬满了青苔和发黑的霉点。在这破败的景象里，是旅人们天马行空，画满墙面的涂鸦。我们就在这个天台上，一边唱着《爱的真谛》，一边学着手语。

当我在Hotel Maria的天台第一次听到《爱的真谛》，内心一下就被击中了，后来在日记本里自己一字一句地把歌词抄写了下来。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家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哥林多前书13章4～8节

这是圣经里的句子，没想到耶稣对爱有这么美的解释。排练的时候，一个义工突发奇想，提议可以把繁体的“愛”拆开，变成上面一个爪子头，中间一个“心”字，下面还有一个“友”字，爪子头像屋檐，代表家和亲情，“心”代表爱情，“友”代表友情，由此演绎三个故事，因为只有亲情，友情，爱情加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爱”字。我们都连连叫好，采纳了这个建议。

我帮忙写了一个大幅繁体的“愛”字，配合节目演出。学了多年的书法，也在心里描摹过那么多遍这个字，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字可以这样解读。落笔的时候，笔端和内心一样柔软。

“爱”这个字该怎么下笔

Volunteer Day的活动在加尔各答市内的一个教堂里举办，教堂正对着一条主干道的马路，教堂外人声鼎沸，车马喧哗，教堂内的这方天地却安静神圣。

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斯洛文尼亚、日本、韩国的义工们都贡献了节目，虽然没有规定主题，但大家的表演都和“爱”有关，比如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唱圣经歌曲等。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晚会，没有任何夸张和喧哗，大家的表演都安安静静的，却把感动传递到了心底。

虽然并不存在竞争这么一说，但是我们这几个华人义工还是心有不甘，觉得表演输给谁，都不能输给日本和韩国义工，可事实上，韩国义工身穿传统服饰表演的扇子舞，和日本义工的北海道打渔舞都十分精彩，抢了不少风头，让我们觉得有些尴尬，面子上有些挂不住。

义工和修女们围在一起跳舞

晚会结束的时候，各个国家的义工都上台合影，我们华人义工人少，稀稀落落的只有七八个人，站在舞台上，显得势单力薄。我们一行人刚在台上拍完合影下来，一个日本义工突然喊了一句“Chinese,Japanese,Korean,all together”，接着就把我们所有人又都哄上台，于是一下子几十个人齐刷刷地站满了舞台，其中以日本义工居多。这是第一次，所有人，相识的不相识的义工，都像兄弟姐妹一样，紧紧地搂在一起合影，每个人都笑得那么自然，那么开心。

我相信，那一瞬间，我们彼此都放下了所谓的竞争，也在心里消除了那些横跨于国家间的偏见和隔阂。无论对方的国籍是什么，身份背景如何，都不重要，我们只知道，身旁站着的人是我们的朋友。

这时候，黄昏的光线透过教堂的百叶窗撒了进来，穿着白衬衫的斯洛文尼亚男生拉着手风琴，柔和的光在他身上罩上了一层金色的光圈，天堂般的琴声在教堂内久久回荡，我觉得他就像没有翅膀的天使，给我们带来美妙动听的音乐。

伴随着他悠扬的手风琴声，义工们一个搭着另一个的肩膀，脚步轻快地绕着教堂跳起舞来，就连平时不苟言笑的修女也加入其中，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无法言喻的快乐。

在Hotel Maria天台斑驳的墙壁上，有一幅涂鸦，在一棵枝叶茂密的菩提树旁，有人写上“在加尔各答学会爱”。

我在加尔各答，也终于学会了如何落笔，去写这个“爱”字。

像天使一样拉手风琴的斯洛文尼亚义工和修女们围在一起跳舞

拥抱加尔各答

1.

7月末的加尔各答，正值雨季。

太阳和乌云快速地交替在天空，时而黑云压城，滂沱大雨而下；时而晴空高照，万里无云，太阳热辣辣地，简直能灼伤人眼。抬头看天，经常觉得自己活在了两个魔幻的时空。

可街角垃圾腐烂的味道还是让我定了定神，从幻象中走了出来。看到迎面走来的衣衫褴褛的乞丐，忽然想起自己此刻是在加尔各答，然后继续穿过小巷，朝着修女之家走去。

早晨去做弥撒时，从住的Sudder Street到Mother House，要穿过一条绵延一公里的狭长小巷。在这条小巷里，刚从旅馆走出来，就能看到一个刚翻新的天主教堂，刷着乳黄色的油漆。高耸的十字架下，是堆满垃圾的街道，老鼠蹑手蹑脚地走过，掠食的黑色乌鸦扑着翅膀，成群地从天空俯冲下来，抢夺着食物。

清晨走过小巷的时候，巷子里的菜市场还未开张，穆斯林屠夫还未在窗口挂出滴血的牛肉，这时的小巷属于站在街边晨浴的印度男人。他们三五成群地围在水池边，各自用盆接了水。下身裹着一块布，遮住要害部位，上身则一览无遗，露出棕黑浓密的胸毛和粗壮的臂膀。手中各握一块肥皂，悠然地搓着身体，在胸上打出泡沫，有种在自家浴室洗澡的惬意。面对外国游客，尤其是女游客惊诧的目光，眼中早已是一种熟视无睹的淡然。末了，用毛巾沾了水，在身上摩擦几下，擦干净身体，再把一盆子水倾盆从头上浇下去，然后拿起脸盆，将毛巾搭在肩上，就嘴里哼着小曲，一路滴着水走回家了。

加尔各答街头

傍晚时的小巷，路两旁摆满了小摊，刚下过雨的街道，地上全是垃圾和泥洼。人力车车夫按着喇叭，冒着掀翻小摊的危险，在马路中间行驶，与行人贴着衣服擦身而过，溅飞一地污泥。混乱不堪的菜市场里，摊铺上的大白菜耷拉着叶子，颓败地躺在木板上，切开的红瓤西瓜上，密密麻麻地铺满了前来觅食的苍蝇，印度小贩掏着耳朵，不耐烦地挥手将其赶走，但它们随即又汇成黑色的一大股，聚在了另一块西瓜上，这情景看了直叫人作呕，我在心里默想谁会愿意去买这样的水果。可一走进修女之家，外面的喧嚣声，那些令人作呕的画面全都听不见、看不见了。晚上6点的holy hour[3]，幽深小巷里的这栋三层楼房，显得如此安静而神圣。

加尔各答总统府

就这样，闻着垃圾的熏臭味，也感受着修女之家的圣洁，穿梭于小巷，每日往返于Mother House和旅馆之间。渐渐的，好像也就习惯了，习惯了这里的混乱和肮脏，就像习惯了加尔各答恼人的雨季，说下就下的大雨。

2.

但这半个月来，内心曾有过的各种百转千回，波澜起伏，只有自己才最清楚。

去垂死之家上工的第二天，站在镜子前，看着里面那张苍白的脸，曾胆怯地问自己要不然今天就不去了吧。

加尔各答大街上的尿骚味，随处堆放的垃圾散发出的熏臭味，还有那没完没了的，令人神经衰弱的鸣笛声，让我曾经对出门这件事充满恐惧。

印度男人看外国女游客时那挑逗的，充满侵略性的眼神，吓得我不敢和任何人打招呼。即使有些只是善意的“hello”，我也只从中读出恶意，独自一人时，我每天都步履匆匆。

住的旅店里有臭虫，我被臭虫咬得胳膊、双脚体无完肤，红肿肿地起了四五十个包。晚上睡觉时奇痒无比，痒得我几乎整晚整晚失眠。

每天站在沾着粪便的消毒水池里洗上几百件衣服，扶病人上厕所，抬病人上床，又累得我浑身酸痛。

有一天晚上，我又被臭虫叮得失眠。凌晨3点的加尔各答，空气仍然溽热，头顶上的老式电风扇缓慢地转动着，吱呀作响。

我躺在关了灯的房间，在黑暗中睁着眼，看着清冷的月光透过油漆剥落的窗子，洒落一地。躺在异乡陌生的旅馆里，有那么一刻，是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就要坚持不下去了：再也受不了这些臭虫，再也受不了大街上的尿骚味，再也受不了每天用冷水洗澡，还是干脆买张机票回国算了。

可是转念一想，飞往斯里兰卡的机票时间还远在天边，不由无语叹息，在黑暗中翻了个身，闭上双眼，强迫自己再睡过去。

那是我来印度的第一个星期。

3.

虽然早对印度环境的脏乱差有所耳闻，也有所准备，但加尔各答的状况还是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期和心理承受能力。去年去了尼泊尔，经历了混乱的交通，皮肤黝黑的南亚人，各种印度神庙，和一天三顿的土豆咖喱饭，我在网上很自以为是地写：“虽然还没有去过印度，但是尼泊尔满足了我对那里的想象。”

印度这个梦，我从第一次踏出国门就开始做，一直做了两年。来这里，我最想寻找的就是那种文化上的碰撞与冲击，以此来达到对心灵的冲击和洗礼。

可是，当真正来到这里，亲身体验后，我才发现，如果说随意在大街上小便的印度男人，堆满垃圾的街道，成群结队的老鼠、乌鸦，大街小巷里横冲直撞着的突突车和人力车，这些就是所谓的印度文化，那未免也有些太过火了吧。

人们常说：“外国人对印度只有两种感情，要么你恨死它，要么你爱死它。”我之前一直深信不疑，自己会是后者，结果发现其实我两者都不是。我不讨厌它，只是确实不太能接受这样的环境。

朋友告诉我，只是加尔各答的环境太糟糕，去大吉岭走一走，散散心吧，那里一点都不印度。确实，那里有红茶和雪山，干净整洁，空气清爽，但那已不是我想要体验的，印象中的印度了。

说实话，最后离开加尔各答的时候，我感到万分庆幸。当我舒服地躺在金奈的沙发主家里（他家的厕所比我在加尔各答的房间都大），呼吸着印度洋的海风，我是快乐的；当我这个满身疲惫的旅客飞到斯里兰卡，这个干净美丽的印度洋岛国好似天堂一般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是幸福的。

可是我又忍不住想，或许十年后，我会忘记干净整洁、民风淳朴的老挝、泰国、斯里兰卡，可是我一定忘不了充满恶臭味的印度。

无论你喜不喜欢，你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给你的体验是最独一无二的。

果真，这趟57天的旅行走下来，回首的时候，我最难忘的就是印度，就是加尔各答。我甚至开始感激它。

就像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印度裔作家V.S.奈保尔写的那样，“印度是不能被评判的，印度只能以印度的方式被体验”。对我来说，把这句话中的“印度”换成“加尔各答”就可以了。

最终，我把自己在印度的全部时间都给了加尔各答，我没有去向往了很久的圣城瓦拉纳西，也没有去泰姬陵，因为我觉得在垂死之家自己还有很多事可以做。我也总是想起那天在清迈的农场，Kilian帮我看手相，他抚摸过我掌心的纹路后，对我说：“Your desire is strong but short.”（你做事的愿望很强烈，却总是持续地很短暂）。这句话后来像咒语一样，总在我脑海中响起。

在加尔各答，虽然身心都受到极大折磨，但最终我还是决定张开双手，去拥抱它。

物质之低，灵魂之高

在加尔各答的时候，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

如果早上去做弥撒的话，就5点20分起床，在6点之前赶到修女之家。

弥撒会在7点结束，等义工陆陆续续地来到Mother House，修女们会为义工分发免费的早餐。早餐是简单的吐司、香蕉和甜茶，日日如此。吐司面包发硬，干瘪瘪的，没有味道。通常我会把香蕉夹在面包里吃，权当香蕉果酱，配着甜茶吃。

7点半，为当天离开的义工唱送别歌，然后义工们就各自散去，去不同的机构服务。我会和其他去垂死之家的义工汇合，一起坐20分钟左右的巴士到Kalighat，再步行到垂死之家。巴士往往拥挤不堪，坐满了穿着纱丽的印度妇女，哭哭啼啼的小孩和头发油亮的印度男人。从窗外望过去，巴士掠过的街区大多低矮破旧，这个部分的加尔各答和这台铁皮斑驳的巴士一样，像被时间按下了暂停键，有种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即视感。头发油亮的售票员手中攥着一大把纸钞，麻利地找零钱给你，车票有时7卢比有时8卢比，视心情而定。

在垂死之家做工到11点半左右，和几个义工朋友一起下工回旅店。义工大多来自欧洲、日本和中国，大家三三两两的，一起走到地铁站坐地铁。这个从三十年前就开始运营的地铁，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一条线路，而且周末不营业（在修女之家服务是没有周末的，每周只有周四这一天是休息日，所以一到周末，下工回家就不能坐地铁，只能坐巴士回sudder street了）。地铁车厢陈旧得像跑在地下的巴士，唯一的好处是有空调。

回到旅馆的时候大概是中午12点半左右了。我最经常光顾的餐厅就在旅馆正对面，选择它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便宜，而且可以坐在店里吃。一份最普通的土豆咖喱饭，只要40卢比（约合人民币4块钱）就能够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一开始我并不敢喝店里的水，因为听说是直接从水龙头里接的，怕喝坏肚子。后来也就不在意了，吃完咖喱饭后配一杯冰水，泰然自若地喝下去，竟也是神仙般的享受。

印度的咖喱饭，用手抓着吃

从刚开始住的Hotel Paragon搬到了街拐角的Modern Lodge，它的价格更加实惠，150卢比一晚（便宜了80卢比），房间也宽敞得多，有公共浴室，但没有热水。吃完中饭后，我就回旅馆洗个冷水澡，换一身干净的衣服。中午如果困的话，就睡个午觉；清醒的话，就看书。

晚上约其他华人义工吃饭，偶尔会在旅店的天台聊天，听天南海北的故事。傍晚的时候，和其他华人义工在街边喝过一两次lassi[4]，一群人并排坐在墙角，一人端着一杯20卢比的lassi，坐在路边看人来人往，看穿着纱丽的妇女拎着菜匆匆走过，看瘦高的印度男孩手钩着手。殊不知我们自己，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如果晚上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看书，10点就会睡觉了。

在加尔各答，似乎一直在对自己的生活做减法，对任何物质上的要求都降到最低，住150卢比一晚的旅馆，吃三四十卢比一顿的饭，每天用冷水洗澡，没有网络上网，一张1000卢比的纸钞可以用一个星期。也并没有觉得这样有多苦，只觉得其他义工也都是一样，住着廉价的旅馆，忍受着臭虫和蚊子。也许在旅途中，灵魂之高，让人能够不去在意物质之低。

而仅有的一次“豪华餐厅”就餐经历是和台湾义工Jessica一起。她带我们去了加尔各答当地很有名的一家锡金餐厅吃饭。

那家餐厅在Sudder Street地铁站的前一站Maidan附近。之前从来没来过这里，没想到离Sudder Street只有一站路的距离，街景却完全是两种模样。这里高楼大厦林立，马路干净宽阔，透明的玻璃写字楼反射出耀眼的光，晃得我眼睛一时都睁不开。要不是眼前穿着西装，手提公文包，行色匆匆的路人皮肤黝黑，我还真会觉得自己是来到了上海。

餐厅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四楼，桌上铺着红色碎花的桌布，桌中央的花瓶里摆着一支火红的玫瑰花。穿着白衬衣的侍者手持菜单缓缓走来，低声耳语，询问我们想点些什么。

餐厅虽然高档，消费却并不贵，一盘菜大概200卢比。餐厅里菜系很多，印度菜、尼泊尔菜、中国菜还有锡金菜，应有尽有。我们点了几盘中国菜，外加一份炒饭。菜端上来，吃到第一口的时候，感动得几乎泪流满面。

出门一个月了，发现东南亚人、南亚人只会炖菜，不懂炒菜。这样一盘普普通通的家常炒空心菜，绿意盎然，油光满面，咬在嘴里，却觉得比什么山珍海味都好吃。点的那份炒饭也是粒粒饱满，自然是Sudder Street街头30卢比一份，只零星飘着菜叶的油腻炒饭所不能比拟的，在那里，蔬菜和鸡蛋是奢侈品。后来我甚至都顾不上说话，只顾埋头扒饭，坐在对面的马来西亚华人义工Han Chan也是如此，不甘落后，用勺子不断地往碗里盛饭吃，一连吃了好几碗。

Jessica并不知道我们内心的起伏，笑着和我们说起她上次来这里吃饭的趣事。她说之前有一个大陆义工结束服务，回家前大家送别他，一起来这家餐厅吃饭。男生在垂死之家做了三个月义工，吃了三个月的土豆咖喱饭，在这家餐厅吃到第一口饭的时候，一下子就哭了，实在是太久没吃过正宗的中国菜了……他泪眼汪汪地望着Jessica问，这么好吃的餐厅，为什么非要等到走的时候才带他来？

故事讲到这里，我和Han Chan也不约而同地抬起头，哭丧着脸问了同样的问题：怎么现在才带我们来？！

天使在人间

1.

有一次，一个印度人问我，你觉得印度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我没去看过泰姬陵，没有看过四色城，我所见过的印度只有充满恶臭味的加尔各答。我思考了一下，然后说：我觉得最美好的是修女之家的那些修女们，她们对我来说就像天使一样。

真正的白衣天使

作为一个在中国接受了二十年无神论教育的人，我很难再去相信世界上有上帝、耶稣的存在，在中国的日常环境中也很难接触一些宗教的东西。这次来到特蕾莎修女之家，能够有机会受到天主教的洗礼，也算是意外之喜。

巧的是，前些天待过泰北农场，在那里接触过一些佛理。我正处于对所有宗教都很感兴趣的阶段，也愿意去了解天主教，感受一下这两种不同的宗教对我的碰撞。

在垂死之家二楼的露台上，有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雕像，上面用铅黑色的字体写着“I thrist”。透过这个露台望过去，正好可以看到加尔各答最有名的印度教神庙，Kalighat temple的塔顶，雪白的高塔在阳光下闪着光，塔下是眉心点着红砂，匍匐参拜的印度人。

印度真是一个很妙的国家，在同一个国度里，多种宗教可以混乱又和谐地并存、发展。

而在这样一个绝大多数人信仰印度教的国家，天主教可以在加尔各答生根发芽，蓬勃发展，和特蕾莎修女的贡献应该不无关系。

2.

1950年，特蕾莎修女受到耶稣的指引，在加尔各答建立仁爱之家（Missionaries of charity）。她从修道院的高墙中走出，到最穷困的人中间去服务，因为她听到耶稣的声音对她说，“You do it for me.（你为我而做）”从此以后，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穷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垂死的病人。

到现在，特雷莎修女创办的仁爱之家已经有超过五千名修女和修士，在世界各地超过一百个国家工作、服务。

每天清晨做弥撒的时候，教徒们会排队领取修女分发的“人形”生饼，它代表耶稣的形象，教徒把生饼吃下去，是提醒自己耶稣一直存在于自己的心中。

弥撒过后，修女之家的修女们会到各自的中心工作。在我们服务的垂死之家，洗浴间的墙上醒目地写着“Body of Christ”，是提醒修女们把这里的每一个病人都当成耶稣在人间苦难的化身，要像爱耶稣一样地去爱病人们。

在垂死之家，其实最辛苦最累的是各位修女。有护理经验的她们既要承担为病人清理伤口、包扎等工作，又要跟女工一样清洗厕所，帮病人洗澡，清理她们的排泄物。这样的工作我们一般义工是接触不到的，就算有机会接触，此般脏累的活对我们来说也只可能是短期的体验，根本无法像她们一样十年如一日地做同样的事情，全心全意服务病人。而这一切的一切，都缘于她们对耶稣的爱和信仰。若不是出于对耶稣的爱，她们不可能奉献得如此纯全。

3.

是在垂死之家，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修女，感受到了宗教的力量，它是如此震撼。我在微博上写道：“我不信耶稣的存在，但我相信此般充沛美好的爱，由此相信了人性至善的一面。” 也在日记里记下这样的话：“她们与宗教、信仰为伴，我与大爱和奉献为伴。”

最让人感动的是，特蕾莎修女之家以包容的心去接纳每一个愿意来这里服务的义工，从不拒绝任何一颗向善的心。即使有的人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做一天义工，修女也会给他们one day pass，让他们有机会体验到如此宏大的爱。而这些爱就像播下的一粒种子，也许会在某刻在合适的土壤下发芽。

在我服务期间，仁爱之家有三个从韩国远道而来的修女。她们自愿承担起了每天早上为义工们发放早餐的工作，还帮忙洗杯、擦地。看着她们脸上的笑容恬淡，只觉得生活简单到只有上帝、耶稣和一本圣经的她们，又何尝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呢。

本来计划只做一周的我，第二天就改变主意，决定延长服务的时间。来到这里你才会真正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一做就是十五年。在专门为智障儿童服务的Dayadan，就有一位日本阿姨在那里服务了整整二十一年，只有新年的时候才会飞回日本和家人团聚几天。

在加尔各答修女之家的每个机构，都有太多太多真正在做事、真正在奉献的人。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义工被这种精神感染，心甘情愿地留下来。

这里不浮躁，这里有爱和真心。

4.

临走的时候，仁爱之家的韩国修女送给我两本中英文对照的特蕾莎修女语录，一本叫《爱的纯全》，另一本叫《爱的奉献》；香港义工Steph送了我一本传教的玫瑰经。我带着这几本书去了斯里兰卡，后来在科伦坡的寺庙冥想的时候，闲来无事时，我就把它们翻出来看，读了感触极深。

我简单地翻阅了《圣经》的故事，读到耶稣受难的时候深深地被打动了。每当我想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着全人类的罪，受尽折磨与嘲讽，承受了那么多痛苦，他是神，却因人类而死的时候，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从那时起，虽然已经决定信仰佛教，我也可以尝试接受一些天主教的教义。

我信的不是人类“Living in the sins”（活在罪恶中）的部分，而是耶稣教导我们“To know,to love and serve”（去认识世界，去爱，去服务）的部分。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要去行善，要替耶稣去爱世人。

特蕾莎修女倡导大家要“心怀大爱做小事”。在垂死之家服务的那些修女，每日做的都只是些细致入微、人人都可以做的平凡小事，但之所以说她们心怀大爱，就是因为她们能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了不起的地方。

说是天使在人间，不如说是宗教力量的伟大，让人们因为信仰而得救。

Same,Same but different

有些出乎意料，我在修女之家认识了一群非常棒的年轻华人。他们每个人都像一本行走着的活书，有自己的世界和故事，带给我很多思考。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我们同样说着华语，虽一样，又有很多不一样。

1.Han Chan

在修女之家认识的第一个人是马来西亚的Han Cha，他胖乎乎的，有颗圆圆的脑袋，笑的时候像弥勒佛，他也的确总穿一件棉麻的衣服，上面写着一个“禅”字。Han Chan第一次来垂死之家是在五年前，就是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Han Chan高中毕业后去了新加坡打工，这个18岁的男生一个人跑到一个布厂当布工，每天干着最机械重复的工作，和上了年纪的工人们同吃同住，睡在集体宿舍的硬板床上。马来西亚学生里去新加坡打工“淘金”的人不少，但多是暑期打短工，赚点钱就回去了，但他一待就是两年。等他攒到足够的钱以后，就辞了职开始旅行。那时的他并不知道要寻找些什么，只是想出门走走。

从马来西亚飞印度的航班最便宜，于是他就来到印度，停留在加尔各答。很偶然的，他开始为垂死之家服务，这一服务就是半年。后来他又去了尼泊尔、西藏……等到把钱差不多花光，结束流浪再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已经又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

但加尔各答和垂死之家却已悄然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说自己高中的时候不爱学习，成绩不好，毕业后就迷茫了，不知道上大学要读什么，也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就跑到新加坡的工厂混了两年。而在垂死之家照顾临终病人的经历却深深地触动了他这个“铁汉”柔软的内心，看到朝夕相处的病人饱受伤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地陪伴他们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这让曾经玩世不恭的Han Chan也终于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他要当一个医生，去救死扶伤，拯救生命。

找到梦想和热血的他，也终于开始为自己的人生好好努力了。因为觉得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环境不好，他就跑到台湾读大学，以22岁的“高龄”在宝岛台湾重新准备高考，23岁那年考进了大学的医学系。我在加尔各答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26岁了，还在读大学三年级，离本科毕业还有两年。在台湾，医学专业必须要念完研究生才能找到工作，所以Han Chan的求学路还路途遥远……后来熟了以后，我们经常拿这件事揶揄他，说他老，他却不以为意，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再晚都不迟。

有次聊天谈起过去，他叹了口气，然后说之前每天找不到方向，每天浑浑噩噩度日子，走过不少弯路。但现在找到自己想做的事了，就不能再那么废柴下去了。

我一直记得当时他说这段话时的神情，有些许面对过往时的黯然神伤，但眼神里更多的是找到梦想后的坚定。

因为家里孩子多，家境并不宽裕，所以Han Chan上大学靠的是学校的扶贫贷款，明明自己就是被资助的人，可他还是愿意去帮助别人。这次五年后又回到加尔各答，问他原因，他笑着摇摇头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或许就是有一种莫名的东西在牵引着他吧。

垂死之家这个地方是由孙东纯在《迟到的间隔年》一书里第一次写出来，才被大家所熟知的。五年前，Han Chan和孙东纯是同一时期的义工，他在垂死之家还认识了孙东纯当时的义工朋友。那年，当Han Chan旅行到广州，就和朋友一起在孙东纯家里蹭吃蹭住，和他混了一个月。

所以 Han Chan每次遇到来自大陆的义工，都会不厌其烦地像做调查问卷般问每个人：“诶，你们看过《迟到的间隔年》吗？”

2.海森

海森是个非常妙的大陆男生，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垂死之家的tea break，他剃了个小平头，个子不高，穿深色的衬衫，腰上别着一个绣着中国国旗的腰包。

看他其貌不扬的，一开始还以为他也是被市场上的旅游书毒害，“辞职出来寻找所谓生命意义”的那类人。后来听他在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谈话中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我才真是为自己的浅薄无知感到羞愧，觉得不应该随随便便就判断别人，给人贴标签。

海森18岁那年拿到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去了新加坡；19岁夏天在阿拉斯加打工旅行，独自穿越无人森林；他爱好徒步，也喜欢登山，徒步过墨脱、雨崩、稻城、亚丁，也一个人走过尼泊尔的珠峰环线ABC和EBC。

毕业后，他进了新加坡有名的银行，从事着一份人人都羡慕的工作，但同时也必须学会圆滑、世故。当旁人都还在年少轻狂，为青春买醉的时候，他信了佛教，过起了简单规律的生活，在人人脚步匆匆的新加坡坚守着自己的一份平静。

两年后，他辞职，他说自己“脱下衬衣和领带，卸下优越感和骄傲，在嘈杂的加尔各答寻找内心的平静。洗衣，拖地，喂饭，成了我的工作和生活。”

他决定用一年的时间从印度走到非洲，他说这次出来是为了“fulfill responsibility”（完成自己的责任），他想在红尘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在加尔各答的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情的就是跑去海森房间找他聊天，和他讨论佛理。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信佛的想法，在曼谷生的一场大病更让我觉得“生命无常”，却苦于没有相应的渠道去了解关于佛教更深的东西。

就是在与他的多次谈话里，我加深了对佛的理解，所以他也算是我的老师。他离开加尔各答那天送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每个瞬间，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我们都是新鲜美好地活着”。看到这句话时我心里一动：不为过往所牵绊，不对未来存过多幻想，享受当下，只活在这一刻这一秒，这个状态多么美好。

这句话后来支撑我度过了好多不坚定的时刻。而我送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愿你的旅途漫长”。

3.其他义工

香港义工Steph，我遇见她时，她已经在加尔各答服务了一年半。

Steph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她，几年前放弃了广告公司优渥的工资，光明的前景，开始为慈善组织宣明会工作，后来又受宣明会之托来到加尔各答服务。住进了修女之家旁边的Guest house[5]里，远离了物质繁华的香港，守着不到4平方米的房间，每日与耶稣和穷人为伴。她每次笑起来，都有种天真到近乎傻呵呵的单纯，大概是因为内心有大爱和阳光，所以才能流露出最自然的真实吧。

台湾人Jessica，在垂死之家为病人剪了半年的药用纱布。这工作看似简单，却日日机械重复，需要极大的耐心，把一米乘一米的纱布一次次折叠，沿着硬纸板剪成小块，再分成便贴纸大小的方块。剪够病人一天所需的纱布，她一个人要“伏案工作”好几个小时，剪出两三百个小方块。我帮她剪了几日就落荒而逃，跑去洗衣拖地，真不知她哪来那么大的耐心，来应对如此枯燥的工作。她辞职前在台北小巨蛋做演唱会的企宣工作，认识台湾各大明星的经纪人，娱乐圈的各种浮华喧嚣她都领略过，我常常笑说她应该出本书，书名就叫《从台湾娱乐圈到垂死之家》，一定会很轰动。善良的她在印度一个极偏远的小镇认领了一个没钱上学的小女孩，每月会从工资中捐出八百台币资助她。

我们当中还有24岁博学多才的人大女博士月宁；32岁的上海物理老师Sara；在澳洲农场打工两年，流浪三年的台湾高山族人庆……

能够认识这样一群与众不同的华人年轻人，我感到很幸运，把我最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最后分享一个小故事。

每周一、三、五都是义工注册的日子，这时候会有来自日本、韩国、中国、西班牙等地的长期义工给我们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做orietation（培训）。

有一天，一个日本的长期义工告诉我们说昨天的orietation来了一个四十多人的中国团，是学校组织的，还有老师带队。我一听就说，绝对不可能是大陆组织过来的，肯定是香港的学校。第二天一核实，我猜对了一半，他们是香港的城市大学和台湾的辅仁大学共同带队过来的。

因为我知道，在大陆，大学多半只会组织去欧美这些发达国家的游学团，这种来第三世界国家当义工的活动，学校怕有危险，一旦出了事就得承担责任，只怕是避之不及。

在垂死之家认识的新加坡朋友曾说起，她们的初中曾在毕业的时候组织她们来加尔各答的孤儿院，去看望印度的小朋友，给他们带去闲置的衣物。学校的做法让从小在新加坡优越的环境里长大的她们了解到，同样是花样的年纪，在另一片土地上还有那么多为温饱发愁的的孩子，让他们学会“不自私”，学会感恩和付出。

同样是华人世界，做法却大相径庭。几乎所有的大陆义工都是看了《迟到的间隔年》才知道可以来加尔各答做义工，这是一种自我教育；而在同样说华语的香港、台湾等地，他们的学校教育中就会有这样的概念。这中间的差距有多大，可想而知。

想起在东南亚买的T-Shirt上印着这样一句话：Same,same but really different.

volunteer day上的华人义工们，我们的“那些年”

韩国义工

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有中国人的地方，必然少不了日本人和韩国人，垂死之家也不例外。在加尔各答认识的韩国人都很特别，我在修女之家认识的三个韩国人，一个19岁，一个32岁，还有一个五十多岁，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修女之家的义工。

1.美香

和我同一天去注册的美香，外表看起来白白净净的，她把手放在膝盖上，撑着胳膊，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那里，身子小小的，显得十分柔弱。因为打眼看上去娇滴滴的，我原本以为她是过腻了都市生活，过来印度“体验一把赤贫与混乱”。没想到她的故事并不写在白嫩的脸上，而是刻在心里。

她说她在韩国做社会工作，曾经在老挝、巴基斯坦各待了两年。我问她，在老挝时住在哪里？她说在离琅勃拉邦5个小时的小村庄。我去过老挝，这个东南亚最穷的国家到处都是原始森林，所谓的村庄也不过是隐藏在森林中的，只有一条土路的小山村吧。她说自己在那里协助营造校舍，也帮忙做些其他工作。无法想象，在那种没有网络、没有娱乐、远离现代化的村庄，她能够住上两年，是忍受了何等寂寞啊。

我曾问她，为什么要放弃在韩国安稳舒适的生活，跑到那么贫穷的国家去做社会服务，她睁大眼睛反问我：“难道你不觉得在社会上工作的人已经够多了吗？”

来垂死之家之前，她在达兰萨拉住了三个月，我问她在那里每天干什么，她说学藏语，也学些她感兴趣的藏族文化。她的包上挂的牌子上写着“I'm with Tibet,are you?”

她和Yoshiko一样都没有facebook，我向她询问联系方式，她说她只有一个电邮地址。等我快离开加尔各答的时候，她却好几天没有出现在垂死之家，可能是去南部旅行了吧，最后还是没能留下她的任何联系方式。

一年过去了，不知道她现在在世界的哪个角落，继续她的旅行，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认识她之后，我才明白“外表脆弱，内心坚强”这个词的含义，这个不到80斤的姑娘有一股比任何人都能闯荡的劲头，总能做出让人难以想象的惊人之举。

曾和一起做义工的朋友聊起过失去她消息的遗憾，朋友说江湖儿女江湖见，会相逢的人总会重逢。那就让我期待和她再重逢的那天吧。

2.A Youn

我是在垂死之家洗衣服的时候，认识的韩国姑娘A Youn。

来过这里的人都知道，洗衣服在垂死之家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快一百个病人的衣服、床单、尿布每天都需要更换和消毒。在垂死之家洗衣服需要经过四道工序：先在第一个充满消毒水的池子里浸泡，除去表面凝结的粪便；接着投入第二个池子，在热水中消毒；再在第三个池子用清水洗涤；最后在第四个池子里做最终的清洗。每个池子都需要有义工用双手一遍一遍地搓洗衣服，两百多件衣服在四个池子里如此轮番清洗，这样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而且，这方方正正的洗衣池建得过腰高，为了捞到水池里的衣服，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以与身体呈90°的姿势弯下腰来。如果每洗一件衣服都这样重复地弯腰再立起来，既浪费时间也不舒服，所以为了节省时间，我干脆一直弓着腰洗衣服，直到洗完水池里的衣服为止。这样一个小时过后，等几百件衣服从我手中淘洗过，再立起腰的时候，就听到骨头呜咽着“咯噔”一声，发出如白玉镯摔在地上断裂般的清脆声响——我的腰已经不堪重负了。

A Youn才19岁，是个很青春靓丽的韩国女孩，齐刘海，BOBO头，金棕色头发，亮色指甲油，就像所有这个年纪的女生一样，爱打扮，爱追星，Facebook里都是自拍，吵吵闹闹也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要说烦恼那就是零食吃多了，又胖了两斤。

可就是这个在温室里长大的韩国女孩，刚读完大一，就做出了一个跌破所有人眼镜的决定——休学一年，来印度做义工。她从一月份来到垂死之家做义工，到我遇到她时已经半年多了，每天的生活从在韩国时的上学、放学、约会谈恋爱，和朋友一起喝星巴克、吃甜点，到照顾临危的病人，帮她们洗带粪的衣服、用手帮病人喂饭、刷脏盘子，住有臭虫的房间，用冷水洗澡。

认识她是因为有好几次洗衣服的时候，她就挨着我站在我旁边。加尔各答38摄氏度的夏天，我们头顶上只有一台年代可疑的老式电风扇，刺啦刺啦地无力旋转着，让人禁不住怀疑吹来的都只是热风。

各国的义工们埋着头，面对水池站成一排，各自和眼前的衣服较着劲，每个人都洗得精疲力尽，身上的汗湿了一背，衣服稠乎乎地黏在皮肤上。和其他义工终日朴素、不施粉黛不同，A Youn每日来上工都要化妆，白白净净的一张脸上，有了BB霜的“庇护”，更是看不到一点瑕疵。虽然爱美，但她干起活来却毫不马虎。洗衣服停下来喘口气的间隙，我用余光瞥她，看到豆大的汗珠从她妆容精致的脸上一颗一颗地掉下来，她也没有时间擦，依旧一副专注认真的神情，瞪大眼睛，皱紧眉头，兢兢业业地在拧衣服，任由汗珠默默滑落，“扑腾”一声滴进消毒池……

我离开垂死之家的半年后，她也回了韩国，又回到了自己本来的生活轨迹中。再打开她的Facebook，照片里她还是那个爱美、爱吃零食、拍照爱摆V字的女孩，时尚靓丽，笑起来青春逼人，无忧无虑。而我是在她和父母去欧洲旅行的照片里，偶然看到她在布达佩斯的自拍，背后是希尔顿酒店富丽堂皇的大厅，才惊觉她家庭的殷实富裕……。

以后的她，或许会和她那中产阶级的父母一样，有一份光鲜稳定的工作，有一个事业有成的爱人，度假时住五星级酒店，租游艇出海，生活舒适，只缺烦恼。但年轻时的她曾去过印度，为陌生人洗过衣服，喂过饭，有过这么一段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经历。我想，总有一些东西是会在心底静静留下来的吧。

就像葡萄牙酒瓶底的沉渣。

3.韩国老奶奶

周日的时候，为男性残障患者服务的Nabon Jibon会给在街边长大的孩子免费发放午餐，这时候我们其他中心的女义工也可以报名参加去帮忙，还可以陪他们玩耍。Nabon Jibon不像垂死之家，这里的亚洲义工非常少，几乎全部都是西班牙人。

第一次去Nabon Jibon，和来自上海的义工Sara老师一起。我们在tea break的时候遇到一个韩国奶奶，她五十多岁的年纪，穿着朴素的麻布衣服，黑色长裤，鬓角已经花白，头发却梳得一丝不苟，端着一杯茶慢慢饮用。

韩国奶奶在Nabon Jibon第一次见到会说中文的亚洲人特别高兴，熟络地拉着我们说话。她曾经在台湾留学八年，中文说得特别溜。旁边的印度工作人员看她那么开心，打趣地说：“Sister,You have friends now.”（修女，你现在有朋友了。）她一听，笑得更加开怀了，眉眼全都舒展开来，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对啊，她们是中国人，我是韩国人，我们是朋友。”

这样简单直接的逻辑，听了让我极受感动。在中日韩三国的年轻人彼此讨厌，看不顺眼的今天，却有这样一个韩国老奶奶眼里没有恩怨是非，全是真情流露。

她曾在韩国的山区隐居十年，住在茅屋里，于高山上垦荒，自己种菜自己吃，业余时间帮忙把一些中国尼姑写的书翻译成韩语出版。因为长期没有人说话，她的语言能力有所退步，有时候修女之间的定期聚会，她开口说话，别人都听不懂，因为她早已混淆了中文和韩语。

老奶奶的脚步还没有停歇，她现在在德里的大学报班学习英语，暑假过来加尔各答当义工，就住在修道院里。

老奶奶一直没有结婚，膝下更无儿女，本该是抱孙子，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她却独自旅居异国，与一本《圣经》为伴。我曾问她，没有自己的家庭，难道不觉得遗憾吗？她很自然地笑着对我说，这些主内的修女修士不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家人吗？

因为我们来Nabon Jibon只待了一天，所以只和她见过一面，但这一面，我到现在依旧印象深刻。

义工联合国

如果你问我，在垂死之家认识的外国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在这里，无论是我认识的日本人、韩国人还是菲律宾人，都不会挑衅地和你谈政治，每个人都非常友好，友善地对待别人，各国之间的“恩怨”在这我们这小小的“联合国”会被淡忘。又或者说，在这个大家庭里，国籍的差别其实并不重要，我们都一样是人，一样是义工，在付出，在帮助他人。

进出修女之家，按照修女们的规定，义工必须穿带袖的上衣和过膝盖的裤子。无袖衫、超短裤还有裙子在修女之家的夏天是找不到的。因为义工的工作很多时候会弄脏衣服（清理病人的排泄物等），所以义工们大多衣着朴素，只求舒服合身就好，穿着在印度大街上几美元买的大甩裤、棉布衣去上工，衣服穿旧了、破了就再买新的。每日出门前都精心梳妆打扮一番，对镜贴花黄的场景在这里也并不存在，女义工们都梳着朝天辫，素面朝天，不施粉黛。

在修女之家，没有人会因为你的穿着而过度关注你，人们更在乎和看重的是内心。

在这里，你会感觉所有人都以最真实的一面对你，不带任何掩饰和伪装，这也更能让我的心静下来，不用去讨好任何人，做自己就好。

加尔各答对我们来说也是没有夜生活的，我们这些每天清晨就出门做义工的人，白天看到了那么多苦难，晚上哪里还有心情去寻欢作乐？即使是一向无乐不作，无酒不欢的西方人，在晚上的时候，也只是吹着加尔各答潮湿的夜风，和其他义工简单地吃饭聊天，早早就睡了。

加尔各答的夜，属于每个清醒的灵魂。

1.

在修女之家，来的最多、最络绎不绝的是日本的义工。特蕾莎修女之家在日本游客心中很神圣，几乎每个来到加尔各答的日本人都会选择到垂死之家或者其他机构服务，来感受一下这种大爱，即使有的人在加尔各答只逗留一天。

在垂死之家认识了几个特别好的日本朋友，我总是想起早晨在修女之家集合吃早餐的时候，我们会笑着对彼此说“ohayou”，还会用日语问“你好吗？”这已经成了每天的惯例。

Ryoko酱在纽约工作，五年前无意间听朋友说起过这个地方，打那之后她一直想来，却苦于没有机会，这个夏天她终于下定决心辞去在曼哈顿的工作，来到印度，把垂死之家变成她的生活，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34岁的护士Yasu酱，英语都说不了几句，我们常笑她“可以和全世界的人说日语”，却能够一身孤胆跑来印度，用她专业的护理知识照顾病人。

Mikio桑和我住同一间旅馆，就在我隔壁的隔壁的房间，每天早上他都会拿自己买的牛奶去喂旅馆的猫，后来甚至街上的许多流浪猫也“慕名而来”，每天清晨他一开门，门口总是围着一群嗷嗷待哺的猫。

2.

很喜欢在傍晚的时候去修女之家，在这时候的holy hour，教徒可以和主有一个小时静静相处的时间。

教徒们会双膝跪地，双手合拢，聚精会神地望着耶稣的神像，用心和主交流。而这时候，并不信教的我会一个人待在角落里，写日记，让一天经历的事在脑海中静静沉淀，凝结成故事。

修女之家祈祷室的窗户面朝马路，下午6点，外面是喧闹的车水马龙声，街上熙来攘往，汽车在鸣笛，行人脚步匆匆。这个二楼的房间却极其安静而神圣。黄昏的光线透过百叶窗洒进房间，照在教徒们安静平和的面庞上，那一刻我觉得无比美好，也无比的静。当看到熟悉的面孔跪在那里，凝望着上帝时，尤其震撼。菲律宾的Kristen还有法国人Peter，他们脸上呈现出的那种虔诚真挚的表情，真令人十分动容，让人相信可以把自己托付给神，去过另一种生活。

在垂死之家认识的西方人也与我之前结识的完全不同，梦想当神父的法国小伙Peter，二十四五岁的年纪，一看上去就有良好的家庭出身，彬彬有礼，有教养，长得也很帅，身上却总穿着最简单的白衬衫、牛仔裤，干干净净的，说话时心平气和，一点也没有同龄年轻人的浮躁。他对我们说，他想到最赤贫之地去工作，去古巴，去柬埔寨，去世界各地去传教，把上帝的福音带给他们。

还有20岁的法国姑娘Diane，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苍白的一张面孔，不施粉黛，一头金色短发，简单利落，明亮得如梅花鹿一样的一双眼睛，笑起来的时候眉眼弯弯，美得让人心动。这个夏天，她在垂死之家服务临终病人，她的哥哥在金奈的贫民窟，为NGO工作，服务穷人。

我曾经问她，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她说“To love and to be loved”（爱人以及被爱）。为了更好地去爱他人，她在法国学医，立志当一名医生，这一学就会是九年。

记得一天早晨在修女之家，和一个苏里南的黑人聊天，他说这里的生活会让那些物质丰富却心灵空虚的西方人，学会更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也让他们能够渐渐忘掉自我，不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只知道自己享乐，而不懂得奉献。

我觉得很对。

3.

如果你问我来到特蕾莎修女之家的意义是什么，学到了什么，我想意义有很多，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它让我们每天都感受到如此充沛宽广的爱，然后相信了这人世间的美好。

所以，以后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多少的苦难，我应该都不会轻易的放弃自己，不会轻生了吧。修女之家，它给了世人这种力量。

在这小小的义工“联合国”里，不含任何心机，任何恩怨，只有最纯粹的真实和爱。

Hotel paragon外垂死之家义工合影

如何说再见

1.

当初来垂死之家是因为对生死有困惑，甚至想要亲眼目睹死亡，来感受死亡对我的冲击。

可是我在垂死之家待了半个月，虽然有新病人来，但是也并没有看到病人去世，每天照常上工，和同样的一批病人打招呼，重复着洗衣服、喂饭，陪她们上厕所，一天一天仿佛连续剧般上演。

在垂死之家男女病人是分开的，由男女义工各自照料。女义工这边的四十多个女病人也被分成两类：一类是重症病人，完全没法动弹，终日坐在板凳上或者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需要照顾；另一边的病人情况较好，可以自己走动，但大部分人还是只会窝在地板上，只有上厕所的时候才会离开座位。

她们的表情麻木，迟钝，卑怯，空无一物，像被绝望无助的生活榨干了全部的血，每日被动地等待着洗澡、吃药、吃饭、睡觉，好像也在被动地等待着死亡。

义工的工作其实分好几种，最简单的就是洗衣服、到天台晾衣服、洗盘子、剪病人用的纱布，这些一般都是短期义工做的，因为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而长期义工做的工作则是更直接地服务病人，因为时间久了会了解某些病人的特点，才能够有重点地、更好地照顾她们，修女们也会把更多的责任交给这些长期义工。

其实直面病人的工作，更能够让人体会到衰老和病痛带来的很残酷的一面，而短期义工因为只和衣服、盘子、纱布打交道，体会并不深。

来垂死之家的第一周，我觉得自己很无用，帮不了病人，只能做些简单的洗衣服、洗盘子之类的工作，更多的是体验的性质。一周后，我才渐渐有得心应手的感觉，不会再一窝蜂地和其他义工抢一样的工作做，而是去找别人遗漏的点，也有了几个需要自己重点照顾的病人。

每天，我陪她们上厕所，走完那条对她们来说很漫长的过道，把她们带到马桶上，等她们排泄完毕，再给她们冲水；帮她们喂饭，学着她们的样子用右手把土豆、咖喱和米饭拌在一起，搅匀，再用手把饭一口一口地喂到她们嘴里去。我也注意到她们每日的变化：我照顾的第一个病人病情恶化，肚子像怀孕般的肿大，她挺着肚子走路，每一步都晃晃悠悠的，嘴里吱吱呀呀地在呻吟，想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手里拿着义工递来的装着咖喱饭的盘子，竟一口也咽不下去，眼睛瞪得像灯泡一样大，神情哀苦地望着我；另一个半瞎的病人，终日抑郁、沉默，总是一个人蜷在角落，某日却突然好似回光返照般，情绪变得特别高昂，站在狭隘的过道中央，哼起悠扬的印度曲子，还笨拙地伸展双臂，摆动起来，转着圆圈，跳起舞来。只可惜在垂死之家的每个病人都自顾不暇，陷落在自己的愁苦里，无人欣赏她的歌舞，没过一会儿，她就被拄着拐杖要去上厕所的病人一脸厌恶地推开了（过道太窄，错不开身），她一屁股坐到了床上，没了声音。

有时候我也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陪着病人坐在床前，听不懂她们哀怨的喃喃自语，安抚不了他们眼神里的愁苦和惶恐，只能一直面带微笑地看着她们，陪着她们待一会儿。

这样半个月后，我真的跟她们产生了感情，在快要离开的时候，非常的舍不得，很牵挂自己重点照顾的那几个病人；虽然，来来往往的义工那么多，我并不知道她们会不会记得我。

我也是这时候才明白，垂死之家也许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激烈。

它就像死亡本身，也许并不是一个面目狰狞的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不仅是在身体上，更是在心理上与之做斗争的过程。

2.

在垂死之家的最后一天，我和菲律宾姑娘Kristen一起帮病人做复健。

Kristen会在这里做两个月，所以修女把做复健这样一项长期的工作交给了她。那天我当她的助手，和她一起将病人抬到按摩椅上，我负责脚部的复健，她负责手部。

很多病人尤其是重症病人终日无事可做，只知道坐在板凳上发呆，长期以往，她们的肌肉只会更加萎缩。Kristen做这项工作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锻炼到她们已经无力的肌肉，好让她们尝试自己走动。

垂死之家的这些女病人已经习惯了在凳子和床上度过一天，突如其来的按摩椅让她们觉得碍眼，她们拒绝坐上去，也拒绝做所谓的复健，对能够重新走路更是没有兴趣。我和Kristen的工作进展得困难重重，必须对她们软磨硬泡，或者拿出修女作为杀手锏，才能把病人“骗到”按摩椅上。

但很令人意外地是，有一个新来的老奶奶对做复健怀抱着特别高的热情，主动要求“上椅”。脚部的复健部分是让病人蹬一个类似脚踏车的东西，来运动腿部肌肉，而我需要做的是按着病人的双脚，让对方可以匀速地进行运动。

但是老奶奶非常不听话，两只脚蹭蹭地蹬得飞快，速度快到已经达不到复健的目的了，我连忙按住淘气的她，让修女帮忙翻译，示意让她蹬慢些。

Kristen一边继续给老奶奶做复健，一边和我说起这个老奶奶的故事。原来，这个半秃的老奶奶已经九十岁了，几天前被家人遗弃在加尔各答街头，她浑身肮脏，衣不裹体，躺在街边奄奄一息。是修女之家的义工发现了她，帮她清洗干净之后，带回了垂死之家，把已经半只脚踏进尘土的她，又从死神那里救了回来。而老奶奶之所以做复健做得那么卖力，是因为她说“复健做好了，等脚能走动了，就可以自己走回家了”，老奶奶说这话的时候满脸笑容，病容都消了几分。

我抬头望着半秃的，一头白发的她，听了这话心如吞针，却也由衷地为她高兴。至少她是带着希望活着的。

也许即使没有新生，希望也可以救世。

3.

在垂死之家的最后一天，又有很多新的义工来。一个墨西哥姑娘休学了半年来到这里，打算学习如何去爱（后来听之后去做义工的朋友说，原来她自己有先天性心脏病，所以更萌生了去帮助他人的心）；一对中年西班牙夫妇利用假期来这里当义工，会待上三周。

离开垂死之家的日子到了，我的故事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他们的，新的故事了。

曾经有一个在垂死之家工作的义工对修女说：The patients don’t need me,but I need those patients.（病人们不需要我，但是我需要他们。）

在垂死之家做义工的这段日子，看似是我在付出，在给予，但在这个过程里，我收获的其实远比给予的更多。

后面的话：

离开垂死之家半年后，在网上偶然看到香港义工Steph放在facebook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印度男人瘦骨嶙峋，看上去奄奄一息，Steph说前两天他去了天国。我觉得他的面孔眼熟，过了一段时间才突然想起来，他就是在修女之家路边搭帐篷的乞丐。

每天清晨去上工的时候，总能路过他的“家”，一个下雨天会漏雨的帐篷，一些他不知从哪儿捡来的破烂和瓶瓶罐罐，就是他全部的家当了。他衣不蔽体，上身的肋骨有几根都可以数得清楚，浑身总是脏兮兮的。每次看到我们，他却很爱笑，从不主动乞讨，咧着嘴，露出仅剩的几颗黄牙，沟壑纵横的脸上写满沧桑。

我不知道他在那里住了多少年，只知道在印度，这样在路边搭个帐篷就是家的乞丐不在少数。据说他是因为下雨天还睡在路边，发高烧去世的。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忍不住想，在离修女之家不到一百米的地方还会发生这种事，这个世界真的在变好吗？

打倒他的并不是加尔各答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或者久久不退的一场高烧，而是长期住在路边，风餐露宿，只有草席裹身的环境。

曾经有很多人质疑过垂死之家，觉得这里的修女、当地女工医疗水平不专业，护理知识不高，耽误了病人的救治。我也曾有过同样的疑惑，并且问过Steph这个问题。她是这样回答我的，她说这里是垂死之家，是给即将离世的病人们做临终关怀的地方，这里不是医院。特蕾莎修女能做的就是让这些被遗弃的病人，在垂死的双眼里，能看到有人握住她的手，陪伴着她走完最后一程，让她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还能感受到自己被爱，被关怀。

印度有太多需要帮助的穷人，他们在铁皮棚搭建的连片的贫民窟里食不果腹，他们在路边的帐篷里日晒雨淋，他们在大街上光着脚衣衫褴褛。但修女之家下属的七个机构能收容的人毕竟有限。

就像Steph说的那样，如果印度政府能多做些事，如果病人的家庭不要把他们遗弃，要是有一天，修女之家没有了存在的必要，那才是最好的结局。

一个信教的朋友说：我们在这世上的生命，本就是客旅寄居他方。希望那个爱笑的印度乞丐灵魂已经得到拯救，回了天家。

金　奈·印　度

金奈的海风

终于还是要离开加尔各答了，对这座城市的感情与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无比芜杂。

一方面很舍不得垂死之家，舍不得那里的病人和义工朋友们；另一方面，自己也被那里充满尿骚味的大街，街上令人神经衰弱的鸣笛声，旅馆满床的臭虫，折磨得够呛。可以踏上下一个目的地，我也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加尔各答火车站有着不亚于春运的滚滚人潮，我裹挟在人群里，呼吸着混杂着咖喱、垃圾，尿骚味的空气，从一群人手一个大编织袋的印度民工中试图突出重围，还要用眼睛斜着光，注意着不要踩到地上的粪便。

人和包一起安全挤进车厢的那一刻，我终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坐上火车，一放下包，我就躺在床铺上睡了过去。在垂死之家服务的这半个月，已经好多天没有睡过一个安稳的午觉，此刻终于可以安心入梦。睡得酣甜的我，一时忘了自己身在印度，像是灵魂出窍般飞到了其他地方,那里鸟语花香，空气清新，绿树繁花。

但醒来后，揉揉眼睛，火车走道上小贩叫卖“Cha cha”（茶）的声音，还是一下把我拉回了“残酷现实”。窗外，是一成不变的田野景色，火车还在不疾不徐地向南行驶。

这趟火车从北到南，从北印度到南印度，我需要坐上两天一夜。上次坐这么久的火车，还是在从拉萨坐火车回家的时候。

在列车上一个人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吃光了买来的饼干，读完了两本书，经过了三十六个小时的颠簸后，火车终于抵达金奈，而且奇迹般的没有晚点。

正值黄昏时分，有阳光透过车窗洒进来，光线像丝绸一般拂过人们的面庞，照得每个人的脸部轮廓都柔和了起来。人们在车厢的过道错着身子，取着行李，迫不及待地离开车厢。我却被这一刻世界的温柔所打动，独自呆坐片刻，突然想起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想起在农场的时候，立陶宛姑娘Sandra告诉我说他们一家人会在周末的时候，趁着清晨，去森林里采摘还滴着露珠的蘑菇。

这件明明和眼前印度的景色毫无相关的事，想起来却让我会心一笑。也许立陶宛森林里那滴着露珠的蘑菇，和此刻南印度柔和的阳光，都是一样的，是生活里值得歌颂的美好事物吧。

许是金奈靠海的缘故，走出火车站，呼吸着这里的空气，觉得比加尔各答要清爽得多。坐上公交车，车厢空旷，看着手捧鲜花的妇人和窗外干净整洁的大道，觉得分外赏心悦目，那一刻，仿佛觉得在自己的印度之旅里，来金奈是度了个假一般。

住在金奈的沙发主宽敞明亮的家里，悠然地吹着空调，睡在铺着白床单的客厅里，不用担心被臭虫咬得睡不着觉；一个月来第一次洗到热水澡，不用担心水龙头突然拧不出水……这种强烈的反差，竟让我一下子有了种住进五星级酒店的奢华感。其实我住进的也不过是一幢普通的公寓罢了，只是加尔各答十五元人民币一晚的旅馆，条件实在差强人意。

此刻，我也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在曼谷再见到农场认识的俄罗斯女生Natalie时，本担心在农场待了三个月的她，会不适应城市的喧嚣；她却说我怀念农场，怀念那里的清静，但我也爱极了现在铺着白床单的房间，还有酒店淋浴喷头里的热水……

一个热水澡洗去了我满身的疲惫，浑身说不出的惬意舒服。我贪恋这来之不易的片刻安宁，懒洋洋地不想出门，心里想今天就让我什么都不想，大睡一场，在金奈做个“恶俗的过客”吧。反正，第二天晚上我就要搭飞机离开了。

沙发主家离金奈的海滩步行只要几分钟，傍晚吃完饭后，我们一起去海边散步。

夜幕低沉，大海似是融入了远处的天幕里，夜色茫茫一片，空气中全是潮湿咸腥的海水味，海浪一波波涌来又褪去，白色的泡沫抚过脚踝，这个浓墨般的夜晚适合感怀心事。

我脱下鞋子拿在手中提着，在沙滩上一个人沉默地走在前面。内心有千言万语，百转千回，却又平静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怔怔地望着印度洋的这汪海水，突然想起加尔各答和那里的友人们，竟已如前尘往事般遥远，温和。

那时我的眼伤已经基本痊愈，臭虫问题也留在了加尔各答，在印度的最后一晚，心里念着海森送我的句子“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我们只是新鲜美好地活着”，望着印度洋的这一片大海。轻轻地，把沉重的过去放下。

此刻的自己，于过去没有羁绊，没有牵挂，对未来也没有期盼，没有忧心，只是一心一意专注于当下，专注于此时此刻内心的喜悦。

也在心里轻轻地对自己说了声：嗨，吴小凡，你要往前走了。

金奈的沙发主

金奈的沙发主Pinto是个一点也不“印度”的印度人。

他刚满24岁，前一年刚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操着一口标准的美式口音，一出口就让听惯了阿三英语的我惊艳无比。上个月刚和女朋友一起去香港、澳门旅游、购物归来，听他的口吻，香港的物价其实很“亲民”。他姐姐两年前移居去了奥地利，他还有其他亲戚散布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

而最让我惊讶的是，他是印度少有的无神论者。印度最大的魅力之一就是允许各种宗教混乱又和谐地存在着，在这里，信仰和呼吸一样自然。但他却选择哪个队伍都不站，实在稀奇。或许他身上唯一印度制造的烙印就是，他是个IT工程师。

和我在加尔各答见到的那些终日在街头游荡，冲女游客抛媚眼的印度小哥不同，Pinto聪明自信，彬彬有礼，富裕，有教养，且踌躇满志。他过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他家的厕所和我在加尔各答的房间一样大。他穿着熨烫平整的白衬衫，戴着薄薄的金表，蹬着锃亮的皮鞋，头发用摩丝打得一丝不乱，带我去高档的餐厅用餐，和他来自欧洲某小国的室友一起，对世界格局高谈阔论。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印度的中上层阶级，从他身上我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印度，这个印度体面，有朝气，欣欣向荣。

是啊，印度那么大，若我只看到了贫穷，那对这个国家的体验也太不完整了。以这样冲击的方式结束自己的印度之旅，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经历。

和印度人一起聊人口问题、民主问题绝对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一个来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和一个来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的人，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体会都很深，很切肤。可我在加尔各答服务了半个多月，接触到的大部分是来自各个国家的义工，能接触到的印度人，而且是英文好到可以深入交谈的印度人实在是凤毛麟角，这也不得不算是一种遗憾。这次和Pinto聊天，我像是一下打开了话匣子，把自己在印度这些天来的感悟和思考都一并向他倾吐而出。

他询问我对中国民主的看法。

我说在中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连民主的概念是什么都不知道，只要能吃饱穿暖，活下去，就很好了。对这部分人来说，民主并不比柴米油盐重要。

我和他说起自己对印度人口的看法。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苦难可以麻木不仁，可以无所谓，那是因为没经历过，曾经的我也很自私地希望印度的人口早日超过中国，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尽早摆脱“世界人口第一”这个难堪的帽子。可当我在加尔各答见到铁皮棚搭起的贫民窟，密密麻麻地连成一片，垃圾成山堆放在路边，在烈日下腐烂，汇成污流时；当我在Nabon Jibon接触到在街边长大的孩童，看到他们的家是街边一个几块布撑起的棚子，本该无忧无虑、尽情嬉戏的年纪，却过着风餐露宿、雨打风吹的生活时，我是多么真心地盼望印度政府也可以采取措施控制人口……

否则，在面积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印度，面对不断攀升的人口，只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住进贫民窟，或者没有未来的睡在街头。

他看着我，若有所思。但随后用漫不经心，又不可置否的口气说，可是用人为措施控制人口在印度根本不可行，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有宗教信仰，你不能规定每个家庭只能要几个孩子，那是要了印度人的命。

说到民主，说到信仰，印度的人口问题又成了无解的命题。

我叹了口气，没有作答。周围的空气也陡然变得凝重起来。

我们两个人挤在印度车夫奋力前拉的人力突突车上，耳边略过街两旁闪着灯的店铺，高大的棕榈树和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在金奈浓的化不开的夜色中，一路狂奔。

我们兀自沉默着，再没有多话。

·本章图片由计雪妮、海森和Han Chan提供

游历大千世界，观生命如梦幻泡影。

[1]特雷莎修女之家位于加尔各答，为特雷莎修女创办的服务机构，仁爱之家(Missionaries of charity)的总部。

[2]Hotel Maria 是Sudder Street上义工聚集的一个旅馆。

[3]圣时，罗马天主教灵修传统，长达一小时的宗教敬礼，其间诵读并默想圣经、歌唱圣诗、赞颂祈祷等，面对面向耶稣倾诉心声。

[4]印度风味，用酸奶制的甜品。

[5]类似于青年旅舍，在很多国家都有的为接待背包客的经济旅店。

第五章　热情的岛屿

2013年夏天

路线：阿努拉德普勒—康提—冥想中心（科伦坡）—加勒—香港

CHAPTER　5

重生

康提的沙发主家清贫，一家五口人挤在山间的小房子里，每个人都很瘦，分着锅里可怜的米饭和咖喱。在斯里兰卡，也许只有富人才有胖的权利。

我的女尼朋友每日守着寺庙四角的天空，天亮前起来诵经，一日两餐，过午不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几本经书，八年来不曾踏出寺院一步。

加勒的沙发主家做珠宝生意，开着豪车，住独院别墅，送孩子去澳洲留学，做工考究的衬衫下藏着一个松弛的大肚腩。

想起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写到：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

人们前面应有尽有，人们前面一无所有；

人们在直升天堂，人们在直下地狱。

小说发表于1859年，狄更斯写的是一百多年前工业革命背景下，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激化的英国。但悲哀的是，这些话放在快两百年后的今天依旧适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天堂与地狱的差距更加明显。

那日我坐在加勒附近的海滩，躺在沙滩上一睁眼就看到蓝天白云，椰影摇曳，突然想：我多么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这样共同沐浴在阳光下。

偶然拾来的无人沙滩

康　提·斯里兰卡

康提的沙发主

到了斯里兰卡以后，来到圣城康提，正好赶上斯里兰卡最盛大的佛教节日“佛牙节”开幕。传说康提的佛牙寺里供奉着佛祖释迦摩尼涅槃后的佛牙舍利，每年的七八月份的康提都会有象队巡游，让民众分享佛牙荣光。这个时候，康提城里张灯结彩，热热闹闹，挤满了熙攘的游客。

看佛牙节开幕的男孩

和佛牙节的志愿者小男孩合影

我住的沙发主家在距离康提市里半个小时以外的乡下，四周青山绿树，田野苍翠。在山村的路上走着走着，经常前方会突然出现一头大象，甩着长鼻子优哉游哉地从你身侧迈过。

要去沙发主Gamini的家，必须沿着路边的一个土坡向山上爬个五分钟左右，他的家就隐蔽在山腰上的一个小土屋里。康提城内热闹非凡，这里却自有一片幽静，仿佛和城里的那个世界脱节了一般。与城里的世界同样脱节的，是这里家徒四壁的贫穷。

Gamini的家很简陋，除了几张硬板床，一个破了洞的沙发，一个掉了漆的衣橱外，家里空荡荡的就只剩下人了。玻璃窗是用报纸糊的，地板是没铺砖的水泥地，屋内的电灯泡灰扑扑的，在黑暗中吱吱作响。

Gamini有两个弟弟，这个五口之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父亲，他在城里的汽车店当维修工。一家五口人都像竹竿一样高高瘦瘦的，整张脸凹陷下去，颧骨又高高凸起，更衬托出一双眼睛的大而空洞。

到的第一晚，Gamini招呼我去吃晚饭，这个赤贫之家的晚饭是用电饭锅煮的一小锅米饭，分到各自盘里时，浇上香料熬出的咖喱汁，再配上少得可怜的几块土豆。

六个人里，Gamini给我第一个盛饭，他小心翼翼地掂起勺子，放进锅里。那种小心翼翼，是在心里反复掂量，计算，生怕给我多了别人分不到，又怕给我少了不好意思。这种情况下，连多一滴咖喱汁都是珍贵的。

厨房晦暗的灯光下，他皱着眉头，踌躇着，反复掂量饭菜的分量，每一个动作都像慢镜头。在往我盘子里添了两勺饭后，他犹豫了几秒，又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用勺子稍微一撇，“偏心”地从两三勺就能见底的锅里又分了点咖喱汁给我。我看着自己盘子里那两勺再普通不过的咖喱土豆饭，心里一阵心酸。

我是家中的独生女，从小衣食无忧，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内心煎熬的博弈”。然而，这对我来说短暂的“贫穷”体验，对于斯里兰卡的这家人来说，却是一辈子的生活。

Gamini告诉我，他从两年前开始接待沙发客，他知道背包客们的辛苦，在东南亚、南亚旅行了一圈，跋山涉水来到斯里兰卡后，往往也两手空空，不剩多少旅费了，所以想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但是Gamini家里条件有限，有时候甚至都没有东西给沙发客吃。所以他妈妈不是很喜欢这些在家里来来去去的外国人。

确实，在这个家庭里，妈妈显得最不热情。并不是看起来不善良、不友好，只是有一大家子要操劳，柴米油盐酱醋茶贵，她的笑容都像是从牙缝里硬生生挤出来的，显得格外勉强。

Gamini说因为家里条件的原因，他已经很久没再做过沙发主了。这次又重新接受沙发申请是因为康提有佛牙节，游客们蜂拥而至，旅店人满为患，他担心那些沙发客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所以才又把自己的家奉献出来。

我事先并不了解这个家庭的情况，Gamini没有和我提过，他只是简单地说，如果你不介意和另外三个沙发客挤在一起，那么欢迎你来我家。

那晚迟些时候又来了三个欧洲的沙发客，家里的床不够睡，我们只能两个睡在硬板床上，两个睡地上，盖着硬如纸壳的被褥，不足六平米的房间满满当当地挤了四个人。第二天早上，Gamini的妈妈早早起床，煮了一大锅饭，但面对家里暴增的人口（九个人），那锅饭根本不够吃。我瞥见妈妈偷偷塞给弟弟两包方便面，于是还在上学的弟弟一口饭都没吃，就背着书包跑出门赶公交去了，那天同样没吃上饭的还有工作的父亲。

Gamini对我说，按斯里兰卡的传统，家里来客人了，就要给他们提供最好的，这是礼仪。尽管他们口中最好的东西也只是多一勺的咖喱土豆饭，可那是这家人能给予的，最深的热情了。

知道我也做了两年的沙发客，既接待别人，也住别人家，Gamini突然垂下眼睛，目光黯然。他说其实他很困惑，两年了，那些沙发客来了住在这里，吃着免费的食物，说声感谢，然后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之后再没有任何联系。那他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Gamini很喜欢读书，也很用功，大学毕业后工作了几年，但还是想继续学业，终于他申请到了奖学金，足够支撑他读完研究生了。要知道，如果没有奖学金，这个家是绝对拿不出他读研的钱的。

有一次他需要交给学校大约五百美金的注册费，可是家里一穷二白，根本凑不出这笔钱。情急之下，他想到一个办法：向曾经借宿过他家的沙发客求救。他给几个关系很好，后来也一直有联系的朋友发了邮件，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并表明等自己有经济实力了，一定会把这笔钱还给他们。他等了很多天，最后也只收到一封回复，回复的那个德国人邮件里只有寥寥的几句话，他说抱歉，自己无能为力。

Gamini无奈地苦笑了一声，和我说，我也不是想向他们一下借500美金，即使是十美金，对当时的我来说也是救命稻草了啊。

Gamini虽然穷，但是有骨气，他向我说起家里的情况时，并无让我可怜之意，只是客观坦然地说明情况。那次低下头来，去求助相识的沙发客，也实在是被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才硬着头皮开了口，谁料会是这个结果。他说，自从那件事以后，就觉得人情太冷，对在家里接待沙发客这件事也意兴阑珊起来。

听完这些话，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聊胜于无地安慰说，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尽自己能力帮你，就算只有二十美金。

从2011年去越南开始使用couchsurfing以来，到斯里兰卡的时候，我已经住过了快十个国家的二十几个沙发。我住过很多条件好的沙发，也有条件一般的，遇到过很多很投缘，很喜欢的沙发主。

西昌的波兰沙发主是个文艺青年，他画画，开过自己的小画展；他弹吉他，写歌，曾沿着云南昆明一路卖唱到丽江，每天赚够了钱就回去。西昌夜晚华灯初上的时候，他拎着红酒带我去他的美国朋友家看一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时光悠长又美好。

秘鲁首都利马的沙发主是个自由职业者，他喜欢骑自行车，就骑着自行车来车站接我。我第一次遇到骑自行车来接我的男人，扑哧一声就笑了。我俩沿着利马的大道，夹在车水马龙间，骑了快一个小时才回到家，回去的路上他给我买了根冰棍吃。

杭州的沙发主是个建筑师，他家里有他从北欧旅行时买回来的各色工艺品，我躺在客厅的榻榻米上，听他娓娓道来这些宝贝的来历，一抬头看到房里灯光的光影斑驳，觉得在他的房间里，就好像是通往世界各地旅行。

然而，之后我们都没有再怎么联系，他们是留在我couchsurfing主页上的一个头像，一个正面评价，再无其他。他们曾对我的好意，很多时候我都无以为报，或许其实他们根本不要求我的回报。交汇时，我们曾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就是最好的礼物，而人海中我记得他，他记得我，也已经是最好的纪念了。除此之外，也不该再要求其他。

与这些人，虽然远隔万重山水，但都彼此知道，若有机会再见面，还是可以照旧一起谈天说地，把酒言欢。

接受过那么多陌生人“平白无故”的好意的我，也心怀感动地要把这份情谊继续传递下去，带给我遇到的人。我在家里做过三次沙发主，接待过一对带着三万美金辞职环游世界的西班牙夫妇，一个在深圳教书的美国人，一个大一穷游的中国女孩儿。

我所做的是为他们在陌生城市留了一盏家的灯光，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去处，就像我的沙发主们曾经对我温柔相待那样。

把陌生人的感动不断地传递下去，传给下一个陌生人，这也许就是沙发旅行的意义吧。Gamini，虽对你了解不多，下次如果你需要帮助，请给我个机会，哪怕只是尽些微薄之力。

科伦坡·斯里兰卡

冥想初体验

1.

到达斯里兰卡的第三天，我收拾好行囊离开圣城康提，独自坐上了开往科伦坡冥想中心的小巴车。

几个小时后我在一片尘土飞扬中仓皇下车，小巴车渐行渐远，我一抬头看到一座位于郊外的寺庙，有些惶然地走了进去。

Vipassana（也就是内观冥想）这个词第一次听说，是从日本姑娘Yoshiko口中，它被我一笔一画地记在日记本里。后来在印度也遇到过几个参加过冥想课程的朋友，和他们聊过之后很感兴趣，可惜在印度的时间全都给了垂死之家，无法成行。

于是,到了旅程的下一站斯里兰卡后，我搜遍网络，终于找到一家可以接收外国人的冥想中心，以了却自己一个心愿，也算“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吧。

2.

办理好注册手续后，我被人领进后院，在院子里迎接我的是一个穿褐色袍子的尼姑，她叫Sumeda，年轻，清瘦，眉眼轻细，还意外的很漂亮，用英文轻声告诉我一些注意事项。踏进安排的房间，我放下行李，宽敞明亮，待遇不错。这幢独院里暂时就我们俩人住，她的房间就在我隔壁的隔壁。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因为英文好才被安排和外国人住在一起的，方便照顾我们的起居。

第一眼看到她，我是害怕的，因为印象中的尼姑都是严厉，不苟言笑的，不知道她会不会惩罚不好好冥想的我。放眼望去，周围大多是穿一身白衣在树下冥想的中年妇女，没有同龄人，看起来我又是唯一的外国人。我想，日子可能会有些难熬。

第二天当早上4点的闹铃响起的时候，我从梦中惊醒，恹恹地不想起来。很久没这么早起过床了，而且这将成为未来几天生活的常态，想到这儿，冥想的热情就似乎被打消了一半。可隐约中看到Sumeda房间的灯光透过窗户射到走廊上，我就赶紧一个激灵爬起来。她已经醒了，第一天冥想我可不想迟到。

Sumeda的房间，干干净净的只剩几件衣服几本书

3.

从4点半开始，在冥想中心禅修的人要到大厅里诵佛。梵文写的经文我不会读，就跟在她们后面依葫芦画瓢地跪在地上，嘴里念念有词地模仿着。半个小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只知道自己膝盖疼得厉害。

诵经结束后是一个小时的冥想时间，我拿出毯子坐在Sumeda旁边，学着她的姿势盘腿坐着冥想。凌晨5点多的天空还是漆黑一片，我闭上眼睛试着什么都不去想，人却早已饿得头昏眼花，无孔不入的蚊子也惹得我心烦意乱。心定不下来，就睁开眼睛，透过院子的窗户看天空，看高大的椰子树背后的蓝天一点点亮起来。偶尔瞥一眼身边的她，还是端坐如钟，真是羡慕她心无杂念。

之后的一整天里，除了一日两餐和傍晚的诵经，剩下的时间就是没完没了的冥想。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冥想的我，躺在床上满心疲惫地想，这才开始第一天，我就有种度日如年的感觉，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熬下去啊。

4.

冥想静不下心来，时间无处排遣，总得给自己找点其他事做。我开始在冥想的时候，偷偷观察后院窜来窜去的松鼠，夜晚的时候可以看到的萤火虫，甚至连在地上爬着的蚂蚁都能引起我的兴趣。

我也渐渐发现Sumeda比我想象中爱笑，不是我想象中一副尼姑该有的刻板模样。

在冥想中心，修行的人之间必须“禁语”，她是唯一一个每天可以和我说话的人，因为我在生活上、冥想上有疑问需要她的帮助，总免不了开口。我们每天朝夕相处，也培养出不少默契。清晨各自做完冥想后，她会侧立在门口等着和我一起去吃早餐，吃完饭后我再赤脚紧随其后和她回“家”。我们会凑在水池边一起洗用过的盘子，她帮手脚笨拙的我戴上白色纱丽。

我们变得非常亲密，我信赖她。放下了防备的我，每次和她说话都会嬉皮笑脸的，没上没下，仿佛只把她当成一个剃着光头的普通姑娘。她看到我，也会经常莫名其妙地偷笑起来，每次不想做冥想就和她撒娇耍赖，连纱丽都不会自己戴的我，在她眼中大概也只是个孩子。

5.

记得有一天，Sumeda突然来找我，眼神中有窘意，支支吾吾地对我说要把放在垃圾桶里的东西烧了，扔到后院。我被她的英文弄得摸不着头脑，也不明白她所指何物。见我半天没明白，她直接把我带到院子里放垃圾桶的地方，我顺着她指的方向一看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我换下的带血的卫生巾。

那天刚来大姨妈，在厕所却怎么都找不到垃圾桶，又不好意思问她，就把它扔到了后院唯一的垃圾桶里。

听了她的解释我才知道，在寺院里用过的东西要集中焚烧或者埋在土里，因为万物循环。Sumeda拿出火柴要带我到后院烧了它，我拦住她从包里掏出打火机，特别英勇地说，用这个。

我想逗逗她，就问她，你知道我为什么包里会有打火机吗？她摇摇头说不知道，我特别坦然地对她笑，说，因为我抽烟啊。

Sumeda马上脸色大变，急急忙忙地对我说抽烟不好，只能带给你片刻的快乐，又何必去追求呢？

我不管她，自顾自地说佛祖都说了，人活在世上有那么多痛苦，既然有如此短暂的快乐可以享受，为什么不把握当下呢？

我又问她，你知道世界上有个地方叫墨西哥吗？她说知道。我说我在那里的时候，抽了很多烟，喝了很多酒。

她担心地问我，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你很不快乐吗？

我看着她似笑非笑地说，不啊，那个时候的我，很快乐。

6.

Sumeda 20岁出家时还未谙世事，之后又过了八年寺院围墙内每日冥想的枯寂生活，所以在待人处事方面显得和年龄一点都不相符，比我更像个孩子。我见过她的房间，她随身有两套衣物，柜子上摆着几本经书，还有简单的洗漱用品，除此之外，整个房间干干净净的就什么也没有了。相比之下，我却是个被尘世羁绊得很深的人，房间里乱糟糟地摆着各种东西。属于你的东西越多，越不快乐，我想这是真的。

我曾经问她，为什么要出家，为什么要把自己最好的青春时光埋葬在这样一个无声无息的地方？

她说，因为要修涅槃，从轮回之苦中解脱出来。

寺院里也有一些已经很老的尼姑，老到笑起来牙齿都缺了很多颗。我说你看她们都修了那么多年，也没有修到涅槃啊，你不怕吗？她说今生如果修不到，那就来世继续修。

我为她感到惋惜。我从来不知道在我们这些女孩读书、打工、恋爱、失恋，抱怨着，迷茫着，但也还算快乐地度过青春的时候，还有人守着墙内清静的寺院，八年了都不曾踏出一步。

和家人团聚的新年对她来说也是平常的日子，这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没有什么不同，只有满月的日子，来寺庙供养的佛教徒会比平日更多些。

我说服不了她，只能怜惜地看着她，淘气地摸摸她的光头，摸得她咯咯直笑。

菩提树上的菩提叶

冥想中心的院子里种了很多棵树，南亚的雨季雨水充沛，这些热带的树木长势很好，树枝上的叶子结得热烈、茂盛，树枝上累累地挂着很多叶子，阳光细细描摹每棵树的轮廓，地上有斑驳的光影。每次风一吹，边角泛黄的绿叶就会萧萧地落下来。

正午吃完饭后，我们去扫落叶，打扫寺院。扫帚摩挲着地上的沙粒，发出“沙沙”的声音，院子的墙上有松鼠灵敏地爬过。

这些落下的叶子是长在菩提树上的菩提叶。

佛祖当年就是在一棵菩提树下悟道，找到了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的智慧。

朋友去过佛祖觉悟的菩提迦叶，印度向来以脏乱差著称，可菩提迦叶却是个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干净整洁的地方：庙宇上到处是碧绿的鹦鹉，早晚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僧团念经，像片极乐的净土。

佛陀出身帝王之家，是印度迦毗罗王国的王子。他本在宫中过着舒适奢华的生活，却在一次出城巡游时，偶遇老人、病人、死者和修行者，由此受惑于人生的生老病死之苦。苦思不得离苦之道，身为王子的他竟舍弃了世俗的享乐，从王宫的高墙中走出，遍访名师，以求解脱。他曾在苦行林里苦修六年，每日忍受饥饿，身体形容枯槁，却依旧不得其法。

斯里兰卡的寺院，在树下冥想

后来，他来到菩提迦叶，于一棵菩提树下冥想，发愿不成正觉，永不起身。他在第七日悟道，悟得三明和四谛，断绝烦恼业，获得解脱。之后他为了苦渡众生，走遍印度各地，感化了众多信徒。他于八十岁时入灭，脱离了尘世的烦恼,达到涅槃境界，火化后留有舍利。

我问佛，你放着好好的王子不做，却去当苦行僧，去传道，度那苦海众生。你苦苦寻求的解脱之法究竟是什么？

佛说，我在菩提树下冥想的夜晚，看过五百世的轮回，生生灭灭。

荣华富贵，不过是清梦一场；玉盘珍馐，只道是味同嚼蜡。

这大千婆娑世界，也只是梦幻泡影罢了。

我们每天扫的这些落叶，收集起来后，会被倒在后院的空地上。后院的参天大树遮天蔽日，花草各行其是地生长着，露水在阳光下闪着光，鸟儿发出清脆的啼声，轻扑着翅膀飞过。落叶日积月累成厚厚地一叠覆在土壤上，经过岁月的流逝，变成枯叶，再腐败分解，供养着土壤。空气中夹杂着植物腐败和绿芽新发的味道，自有一股清香。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那天，我又去扫落叶，抬头看到一片菩提叶在风中摇曳着凋落，久久没有说话。

赠予自己平静与喜乐

Sumeda当年会出家，是因为一场失恋。

她出家前有一个谈了很多年的男朋友，两个人青梅竹马，对对方都是初恋，他给过她最纯真的美好。但是有一天男孩却突然背叛了她，恋上了另一个女孩。他们争吵着分手，那一年Sumeda 20岁，初恋的苦涩让她悲伤欲绝，她整晚整晚地哭泣，像个游魂一样失魂落魄。几个月的时间里都一蹶不振，20岁的她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何世间会有那么多伤心和眼泪，她不知如何面对这样的痛苦，便有了出离心，想到了出家，以寻求解脱。

她在20岁那年披上袈裟，剃发成尼，头发和眼泪一起簌簌落下，也一刀剪断了和世俗的牵绊。

我刚见到她的那个下午，她拿个小板凳，坐在寺院的走廊里写信，阳光从窗子外洒进来，在走廊上投下一深一浅的影子，她迎着光坐着，一笔一画地在写，明亮的光线在她身上镶上了一层金色的边。

我后来问她，你那时在写什么？

她说寺院下个月会有一场很大的法事，要给其他寺院的法师写邀请信。

“平时也会给家人写信吗？”

“会写，但写得少。上个月才收到母亲的信，她告诉我家里很好，哥哥新添了个儿子。我也告诉他们我很好，叫他们不用挂念。”

20岁以后的八年里，她没有踏出过这方寺庙一步，这里没有车水马龙，也没有红尘羁绊。在这八年时间里，我们踉踉跄跄地，被时代裹挟前进，看到笔记本取代了台式机，苹果、三星取代了诺基亚，数码相机取代了胶卷，看到全世界的人都在为Facebook和Youtube疯狂。但是科技再发达，人类社会发展再日新月异，都和寺院里的她没有关系。她有的只是四角的天空，静寂的佛堂，她住的院子和后院的几棵树罢了。

那天我在院子里读书，她走过来和我说，我帮你拍几张照片吧。我乐了，连忙说好啊，把单反相机从包里拿出来给她。她第一次用单反，不会拿，摆弄了几下还是不得其法，我耐心地教她，看她依旧一脸困惑的样子，在心里忍不住笑了，拿相机拍照这事在她生命里估计还是头一回。

后来她用双手笨拙地抓着相机，把脸紧凑到相机的小屏幕跟前，找了好久才找到快门，给我拍了几张看书写字的照片。她不懂构图，有几张人是歪的，可我每一张都存在相机里，没舍得删。

sumeda帮我拍的照片，正在写日记

和她熟了以后，我爱惜她，爱憎分明地说：我恨你的前男友，要不是他，你就不会一时冲动出了家，就可以去过普通人的生活了。

她笑了笑，语气平和地说，我倒是真的很感谢他，是他的舍弃，才让我下定决心来到寺院，也才拥有了现在这样清凉平静的生活，没了世俗的痛苦和烦恼。

那些恨海难填的往事，对她来说，早已如袅袅青烟远走，在心中了无痕迹了。

她的确过得自足，规律。每天只睡六个小时，晚上10点睡觉，早上4点准时起床；她没有洗面奶，自然也不需要护肤品，每天早上就是用清水洗一把脸，再刷牙。

4点半到5点是诵经时间，修行者跪在佛堂，前胸趴在地上，对着佛像的方向，双手合十放于头前，轻声诵念巴利文的经文，念完后，再向佛祖递上刚采摘的鲜花。

5点开始一个小时的冥想，6点吃早餐。南传佛教的僧人不需要自己动手做饭，会有信徒自发前来供养，带来自己亲手做的饭菜、水果和一些蜜饯。

每天来的信徒都不一样，带来的食物也不同，就像佛祖当年沿街化缘，并不知道会吃到什么。但是每日的餐食里，巧克力、冰淇淋、汽水这些肯定是没有的。于是在寺院待了一个星期后，我坐车回科伦坡，去超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买了瓶蓝莓味的汽水。

8点半到11点打扫寺院和清理内务，她会做一些很琐碎的杂务：打扫寺院的落叶，洗用过的盘子，给后院的植物浇水，清理马桶等，但做这些也都是修行。

11点吃中饭，斯里兰卡的僧人如今还恪守着佛祖当年的传统，一日两餐，过午不食。

下午她会洗一个澡，因为是光头，所以不需要洗发露和护发素，带入卫生间的只有一块香皂而已。

她有三套袈裟，没有自己的衣服，两套袈裟平时换着穿，一套冬天稍冷的时候穿。僧衣是赤褐色的，把她裹得严严实实，不能露出胳膊和腿。洗完澡后，她把洗好的袈裟晾在后院，滴着水的衣服在太阳下闪着光，像裙摆随着风轻轻摆动，院子里不知名的小花开得灿烂。

她的青春也和这野花一样，开在无人知晓的地方。

每天她冥想的时间加起来超过十个小时。她说剃发出家，可以去城里的寺院修行，也可以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城里寺院的僧人是很自由的，访客多，信徒也多，僧人可以有手机，还可以经常出门去做法事，与世俗上的人接触。而她选择来这个寺院，就是因为这里幽静，不会被外界打扰，可以更加专注地修行，更快地达到涅槃。

寺院看似戒律很多，但其实有更大的自由去学习和修行。她这么对我说。

因为长期过午不食，她非常瘦，说话的时候锁骨很明显，走路的时候袈裟外露出的脚踝是凹进去的。但她却像《空谷幽兰》里那些隐居的修行人一样，在灵魂深处都有簇纯粹而坚定的火焰，那就是坚持和相信着她的信仰，她的修行。

我后来想，世俗生活有世俗生活的欢喜，也有它的局限。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也许20岁的她，一开始出家只是少女的赌气之举，但她确实在后来的修行中，在这种清静的生活里找了平静与清凉。

我又怎么能狭隘地说守着寺院四角天空的她，就不幸福呢？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罢了。

焚香与鲜花

斯里兰卡是个十分尊佛、敬佛的国家，在这个人口只有1500万的小岛国，却有着大小寺庙5000多所。在寺庙禅修的时候，每日会有信徒前来供养。他们自发来到寺庙，带来自己做的，混合着豆蔻、胡椒、肉桂等香料的咖喱菜，香糯的米饭，还有色彩浓郁的各色热带水果，青木瓜、金芒果、红瓤西瓜，以及金椰子做的椰奶果冻。偶尔还有信徒从家里带来的糖果、蜜饯作为饭后甜点。

每次吃饭，待我们坐定后，身穿白衣的信徒们会托钵、鱼贯而入，为我们添上饭菜。一日虽只有两餐，每餐却都有十几道不同香料熬制而成的可口素菜。信徒中有头发花白的花甲老人，颤颤巍巍地用勺子将汤舀进我的碗里；也有盘着头发的中年妇女，她们总是毫不吝啬地在我盘子里添上各样水果。门外也站着很多双手合十，眼神热切的锡兰人。亲自供养修行者的机会有限，穿花裙子的少女手里拉着她少不更事的弟弟站在门外，眼神懵懂。男孩时不时调皮地眨着眼睛，眼睫毛又浓密又长。

佛教有三宝，佛宝、法宝、僧宝。僧宝是依诸佛法出家修行的沙门，是信徒们皈依的对象。在斯里兰卡，像Sumeda一样的僧侣地位很高，信徒们与之交谈前，要跪拜在地上，磕上三个头，以示尊敬。寺院每天会来十几个信徒，他们往往是一家三代人，拖家带口地趁天还没亮就出发，在附近的村庄坐上一两个小时的车，风尘仆仆地赶过来，只为给寺院里的僧侣做上一顿素食饭菜，以供养僧宝。而我们这些在家的短期修行者也沾了光，除了美味的食物外，还获赠了他人崇敬的眼神。

除了带来食物外，信徒们也会送来供奉佛祖的焚香和蜡烛。每天傍晚，天色渐晚的时候，我会和Sumeda一起上一炷香，暗红色的焚香，燃烧的部分露出黑炭一般的颜色。傍晚的院子，笼罩着轻纱一般的夜色，似有似无；香雾袅袅升起，发出檀木般的清香。

我对着佛像闭目冥想，不消一会儿工夫，抬起头便只看到燃尽的灰烬，细屑一般的烟灰风一吹就散了。焚香这有形的事物，便就此化作了无形，从世间消失了。

想起在Anuradhapura古城看佛塔时，看到锡兰人穿一身朴素的白衣，手捧沾着露水的鲜花，赤脚踩在地上，在默诵完毕后，双手向佛祖递上鲜花。那些花朵在佛的目光下枯萎，隔日又会有信徒送来新的花束。

生命无常，美好的事物易逝，且不可追。

寺院的书柜上，摆着很多之前来冥想的外国人留下的旅游书。有天我翻到一张世界地图，跑去找Sumeda聊天，颇有些洋洋得意地指着地图上的小点告诉她，我去过这里，我去过那里，我在墨西哥住了一年，我见过马丘比丘，我在泰国的农场当过义工，我在印度服务过病人……Sumeda先是微笑着，目光随着我的手指游动，然后突然转过头来看着我，颇有些郑重地对我说：凡，你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你走了那么多地方，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内心的平静。但你知道吗？最重要的不是去找，而是去做……

我一下愣在那里，久久没有说话，脑海中霎时闪过无数画面。从2010年的夏天开始频繁地上路，刚开始出发的时候，只是想去看看书中、画中的烟雨江南、西北大漠、雪山、荒原，没想到后来越走越广阔，出了国，去了万里之外的美洲，在大洋彼岸的生活、在别处，试图找到生命的意义，却又在反复出走中，忘记了自己为什么出发，只是变成了习惯性地坚持旅行这个动作。这次的东南亚、南亚之旅，却因为偶然的义工经历，成了一场从心出发的旅行。不知不觉中才突然发现，这些年被我遗忘的初心，我想要寻找的答案，其实已经找到了。

对于Sumeda来说，她内心的平静就是守着这方寺庙，恪守戒律，过这种修行的生活；而我找到的平静，是像特蕾莎修女之家每个人做到的那样，to know，to love and serve。这对我来说不是去follow Jesus，而是为了自己的心去做，去认识世界，去爱，去奉献，去服务他人。

生命如这焚香，花朵般易逝，应该抓紧时间行善，于这世间多种善因才是。虽然也舍不得寺院这般心静如水的日子，可我想我已经找到了自己想要找的东西，离开了寺院，生活中也处处都是修行和道场。

离开寺院的那天早上，做完冥想后，我来到Sumeda身边站了很久，没有说话。她看着我笑，问我想干嘛，以为我又要做什么调皮的事。我却突然间跪下了，给她磕了三个响头，我说，谢谢你教会我的一切，我的老师。

我对她说话从来没有那么郑重过，我总是用开玩笑的语气。她用手点了一下我的头，这是僧侣回礼的方式，她说她很高兴可以看到我的改变。

她在我走后，依旧过着那般枯寂无声的日子。而我则留起这三千烦恼丝，推开那道门，如她所说，该在尘世中历练、践行了。

佛堂的时光

在寺院修行的时候，要守很多戒律。比如，僧侣穿袈裟，修行者（yogi）人人着一身白衣，并戴上白色纱丽，遮住腰身，就是“不着华衣”之意，是让人们不要执着于外表，起分别心；而一日两餐，过午不食，则是减轻供养人的负担，也是减少对众生的伤害。

佛教里说众生平等，要对万物生灵怀慈悲之心。所以面前有飞虫的时候，不能起杀意，一巴掌拍死它，只能用手驱赶。走路的时候也是，要留心不要踩到草丛里的蚂蚁，至少不能刻意伤害它们。

一开始，我并不习惯，冥想时听到蚊子的嗡嗡声，会觉得莫名烦躁，只想就地把它解决，但随后想起不能杀生的戒律，便放下了这个念头。

久而久之，连一只蚊子也不忍伤害的我，便从心底升起了菩提心，觉得就算是最细小的生命，也应该得到尊重。再后来，蚊子的叫声也不能扰乱我冥想时的思绪了。

寺院里下午四五点的阳光很和煦，暖暖地照在身上很舒服，我和Sumeda坐在一起聊天。有蚊子来扰，我假装要拍它，伸出手去，Sumeda眼神中露出惊恐，连忙抓住我的手臂，脱口而出一句“不能杀生啊”。在比蚊子略低的位置，我对着空气拍了个很响的巴掌，然后转过头来，笑嘻嘻地看着她。

她松了一口气，表情佯装嗔怒地瞪了我一眼，一副拿我没有办法，无可奈何的样子。

Sumeda待人真诚，心里没有邪念，没有想过别人会骗她，更没有想过去骗别人，他人的话她从来不假思索地百分之百相信。

因为出家人不可以妄语，他们之间都是这样，不说谎，不夸张，说话时用的都是再朴实不过的，平铺直叙的语言。

每天下午，寺院都会有道行很深的和尚来讲课，如果你在冥想上有问题，可以去找他解惑。第一天来的和尚肥头大耳，一双招风耳，黑漆般的皮肤，西瓜般滚圆的肚子，手中拿着蒲扇摇头晃脑的，像南亚版的鸠摩智。他英文不是很好，随便指导了我几句，便打发我走了。

我没得到什么启发，冥想依旧不得其法，心静不下来，除了每天应付般地跟着Sumeda一起早上冥想几个小时外，下午和晚上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和睡觉了。

第二天来的和尚和前一天不是同一个，Sumeda把我亲自带去佛堂，说今天来的和尚很有智慧，让我好好听他讲课。我被领进灯光幽暗的佛堂，还没来得及看清对方的样子，先是跪在地上对着他磕了三个响头，以示尊敬。再一抬头看到坐在阴影处的他，一下惊呆了，对方五官深邃，身材匀称，竟是个帅到可以去演偶像剧的大帅哥。那真是电光火石的一瞬间，没想到自己来到这偏僻乡下的寺庙，住在只有女性的院子里，竟然还有帅哥看。

我在脑海中幻想着他的故事：他如佛陀一样，出身王宫贵族，后来断然舍弃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在寺院剃发出家，成了隐世高人……帅和尚有双明亮漆黑的眼睛，眉宇轩昂，笑起来的时候，有种荣辱不惊的淡然。

他的英文也不是很好，就请来Sumeda帮我翻译。关于冥想，他给我深入浅出地讲了许多道理，浅显易懂，比第一个胖和尚好多了。

可我的心思却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光顾着天马行空地想象他出家前的故事了……

帅和尚关心我的冥想效果，经常托Sumeda问起我的情况。

我问Sumeda：“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她说：“有时候冥想，有时候看书，有时候睡懒觉……”

我着急了，跺着脚很懊恼地说，“哎呀，你怎么能这么和他讲呢?”

Sumeda看着我气急败坏的样子，扑哧一笑，说：“我们出家人，不可以撒谎的嘛……”

Sumeda告诉我，帅和尚慧根深，很早就出了家，20岁的时候在科伦坡的寺院修行，因为长相帅气，很多女孩爱上他，经常来寺院里找他。帅和尚不堪其扰，觉得影响修行，就搬去了一家丛林里的寺院。那里交通不便，不能出门，他得以静心冥想，一待就是很多年，现在又辗转来了现在这家修道院。

他很有智慧，年纪轻轻的，就对冥想和修行有了很多自己的体会和见解。Sumeda从屋内拿出一本薄薄的书，翻给我看，上面圆圈般的僧伽罗语像咒语一样神秘。她说这是帅和尚根据自己冥想的体会写成的书，她经常拿来读，很有收获。

一天下午，Sumeda在我窗子外叫我，我正在房间读书，她说帅和尚有事找我，叫我去讲堂。我连忙起身，佯装发怒地瞪了她一眼，怪她告状，心想肯定是我利用冥想时间读书睡觉的事被帅和尚知道了，他要找我谈话。Sumeda像个调皮的孩子做了坏事，站在窗外捂着嘴冲我笑。

去了佛堂，只见帅和尚端坐凳子中央，手里拿着蒲扇不紧不慢地扇着风，看见我来，对我浅然一笑，算是打招呼。出乎意料之外，帅和尚并没有因为我没有好好冥想而责怪我，反而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给我讲了很多佛经上的故事。他知道我再过两天就要离开寺院了，所以想尽量多传授我些东西。

帅和尚布道结束的时候，我眨了眨眼睛，用开玩笑的语气和他说：知道吗？你是我见过最帅的和尚。

反正估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我说话也没了遮拦。

帅和尚扇着蒲扇，笑了，问：你猜我今年多少岁？

帅和尚穿的僧衣宽大蔽体，全身只露出半边肩膀。皮肤也是有记忆的，光看那半边肩膀，他的皮肤比起二十出头的男生黯淡了许多，眼角也有了些皱纹。他说话时有种轻快的稳重，但看起来依然年轻有朝气，我猜他大概是二十六七岁的样子，和Sumeda年纪相仿。

我把我的猜测告诉他，他扬起嘴角笑了一下，说我已经35岁了。

我瞪大眼睛看他，不敢相信。以这个年纪在世俗的世界里，都该有个会打酱油的孩子了。

“美丑都是昙花一现，是表面的东西。皮囊会老去，再美的面容有一天也会布满皱纹，所以不必太执着于外在的东西，否则以后失去了会很痛苦。”

“没有什么美可以比的过一颗纯净善良的心，与其关注外在，不如专注于内心。”他这么和我说。

我跪在地上，抬头望着他，愣了好久没有讲话。他的话，一下一下，像木鱼敲在心上。

后来在加勒附近的Kikili海滩，遇到锡兰男人挑起眉毛看我，夸我美丽，我只是笑笑，不以为意。我想起帅和尚的布道，外表只是遮蔽了世俗的眼睛，我的内心你又何能从第一眼看到呢？我记得斯里兰卡那个炙热的午后，阳光明晃晃地四处流动，窗外蝉鸣如噪，佛堂里的时光却静谧清凉。Sumeda双手合十，垂目低眉，侧立于阴影处；帅和尚执扇布道，谆谆教诲。

佛将陪伴他们的一生，于我也是。从此，那些清规戒律不再是束缚，反而让我的心更加自在了。

God is too big to be in one religion

斯里兰卡8月闷热的午后，我一个人躺在寺院的房间里读书，床头的小电风扇发出吱拉吱拉的声响，白晃晃的太阳把周围的一切都照成一场幻觉。

手边有在印度时修女送的特蕾莎修女语录《爱的纯全》和《爱的奉献》，香港义工Steph送的一本传教玫瑰经，寺院还有一面书柜，摆着很多英文版的佛教经书，我也会找来读。

在清迈的农场时，每晚要做半个小时的冥想，冥想结束后，农场主Pi Nan会和我们讲些佛经里的故事，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了“无常”“无我”这些佛教上的概念，但也只是皮毛。

后来在加尔各答，认识贵人海森，生病的那段日子，会经常到他房间和他讨论佛理，解除心里的一些困惑，对佛教的认识也由此渐渐清晰起来。那时已经有了信佛的想法，但也会每天清晨去修女之家做弥撒，傍晚和天主教徒一起参加holy hour，感受天主教对我的冲击。

我曾因为学习的原因，在墨西哥居住过一年。西班牙人循着哥伦布开辟的路线来到这片土地后，从印第安人那里掠夺走了金银珠宝，但也带来了现代文明，带来了天主教和圣母玛利亚。在墨西哥，每座城市，每个小镇、村庄，都有一座尖顶教堂屹立在城市中心，塔楼极力向天空伸展，无论走到哪个角落，一抬头就能看到它。

在这里，宗教伴随着人们的一生，孩子出生时要去教堂做洗礼，结婚要去教堂做公证，葬礼上神父会来做祷告。

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宗教已经不再如之前那样深入人心，宗教是家中橱窗里落了灰的圣母玛利亚像，是假期，是圣诞节大餐。谈及信仰时，墨西哥朋友对我说：“我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停顿了一下，对我狡黠地眨了眨眼。

比起周日和家人一起去教堂做礼拜，我的朋友们更热衷于派对、酒精、Facebook和性。再没有比拉美人更注重享受当下的人了，人们在派对上醉生梦死，在酒吧认识陌生人享受一夜欢愉，就算死后下地狱又如何，至少现世是快乐的。也同样因为这个原因，人们骄纵、贪婪，追逐金钱和利益的冲突不断，那里有最美丽的风景，最热情好客的拉美人，也有最猖獗的毒枭，最腐败的警察和最危险的治安。

那一年在拉美，我并没有深刻地感受到天主教带给人们的教化与影响。直到在加尔各答接触到了特蕾莎修女之家的修女们，看到了真正被天主教感化，日日行善的人，才明白如果真的让天主教的观念根植人心，教会人们去爱他人，力量也将十分伟大。

有一天，我拿着特蕾莎修女的书跑去问Sumeda。

“知道特蕾莎修女吗？”

“知道。”

“你怎么看待她，还有天主教？”

“她是很伟大的人，做了很多善事。天主教，还有其他的宗教，都是很好的。”Sumeda并没有因为自己信佛，就否定其他宗教。

在斯里兰卡旅行了一圈，等再次回到首都科伦坡后，我在斯里兰卡的旅程就算结束了。在斯里兰卡的最后一晚，住进科伦坡的沙发主家，一进门，就看到客厅里挂着的画像不是垂目低眉的佛陀，而是头上有三只眼的湿婆。

我的沙发主Fa是泰米尔人，一个年轻时尚的女大学生，刚二十出头。和占这个国家大多数的僧伽罗人不同，泰米尔人信仰印度教，祖先来自南印度，供奉湿婆、梵天和毗湿奴。

Fa的妈妈是个肥胖的中年妇女，她穿着拖拖垮垮的条纹睡衣，顶着一头鸟窝一样的乱发，一副典型家庭妇女的居家打扮。她出生在南印度，十几岁随家人搬来了斯里兰卡，和她聊天的时候，她用一种“我刚做了一个煎蛋”的平常语气告诉我，她会七种语言，信仰五种宗教。

我大吃一惊，连忙问是哪七种语言，哪五种宗教。她说有印地语、泰米尔语、僧伽罗语、英语，还有三种印度当地语言。她信印度教、天主教、佛教，还有两种我叫不上名字的印度当地宗教，比同样出生在印度的少年派还多元。

Fa妈妈的脖颈上戴着一个十字架项链，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幅佛陀盘坐莲花之上的画像，她白天刚去参拜完印度庙回来，她看着一脸迷惑的我，说信仰对她来说就像呼吸和说话一样自然，而这些宗教对她来说是可以共存的，并没有孰轻孰重。

看到Fa的妈妈，印度中年妇女版的“少年派”后，我想，也许无所谓非要信仰哪一门宗教，God is too big to be in one religion，佛教也好，天主教也好，印度教也好，都是教导人们向善的——教导人们怀一颗柔软之心，去做好事，去爱他人。

或许其实与信仰哪一种宗教相比，把宗教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让神住在我们的内心，借着我们走遍世界去行善才更重要吧。

最后坐上飞机离开斯里兰卡的时候，我手上戴着佛珠，身后的背包上挂着一个十字架。

斯里兰卡的孩子

加勒附近的海滩，我们下错了站，始终不知道这片海滩的名字，那个静待黄昏的下午却如此静谧美好

香　港

港女Brenda

在老挝、泰国、印度和斯里兰卡待了近两个月，所到之处大多是穷苦贫瘠之地。这次从斯里兰卡飞到香港，看到玻璃擦得锃亮的高楼大厦，灯火通明的高档餐厅，步履匆匆、西装笔挺的行人。极奢华和极穷困的反差太大，我一下懵了，一时没法适应。

明明是在同胞的地盘上，内心却惶恐不安起来，下意识地扯了扯身上还是在东南亚某个市场买的廉价T恤，生怕别人看出我的窘迫和狼狈。

这种胆怯不安在见到我的朋友Brenda时才稍稍安定下来。Brenda 是2011年和我一起在越南做志愿者的朋友，我们也一起去过柬埔寨旅行。她是香港人，典型的港女，要强，爱拼，但也有些“小心眼”，爱斤斤计较。

这次时隔两年在香港相见，她刚下班从公司过来，在地铁站离老远看到我，就热情地拥抱了一下。寒暄几句后，我再仔细打量她，发现许是上了班的缘故，她从里到外都打扮得很精致，精致的妆容，精致的套裙，精致的手包，整个人就像个精致的瓷娃娃，可唯独不容易看到内心的悲喜。

19岁时第一次踏出国门，我去的就是越南，19岁的世界那么轻，交到来自十几个不同国家的志愿者朋友，就以为自己看到的是全世界了。那时的Brenda，必然就是我看世界的重要窗口。

她身上有很多光环，从小就念书好，初中读佛教中学，念着自己最不喜欢的、枯燥的佛经也能考第一，大学读的是学校最好的专业，大三拿到系里唯一的全额奖学金，去常春藤的康奈尔大学交换了半年；她工作能力出众，操着一口标准流利美式发音的英语，跟越南项目的负责人周旋、沟通，有她在的地方工作就有质量保证。她的谈吐，言行举止，所代表的就是站在她背后的香港的“精英文化”。

说实话，那时候的她让我很羡慕，我拼命昂起脖子，仰望着她，却又觉得无法望其项背。在越南时的我，经历还单纯的像一张白纸，那是我第一次从别人身上看到那么多的可能性：我想做拿奖学金，在美国名校交换的Brenda；想做在瑞典上学，还有个匈牙利男友的韵琦；想做在波兰读商科，一脸高冷的Ola。那时候，谁都看起来比我酷，我想做任何人，除了我自己。

那时候的我也尚不明白，在看到那么多的可能性以后，不应该无动于衷，嘲笑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应该去找到自己的可能性才对。

这次在香港再见到Brenda，她褪去了很多之前的光环。毕业后的她，在这两年间，成了一个终日忙碌的上班族，也像大多数港人一样，活得有些用力。她家住在远离香港市区的大屿山，每天通勤的时间有三个小时，经常是天不亮就起床，拿起一块菠萝包就去赶公交；她上班压力大，本来身材就小巧玲珑的她，如今又暴瘦了好多斤，看上去更显纤弱了；她父母老来得女，等她工作的时候，父母已经双双退休了。作为家里的独女，她觉得现在自己身上压力很大，要多赚钱养家，补贴家用了。

这次的她，看起来好生疲惫，精致的妆容下，依稀可以看到那隐藏在粉底下面的重重的黑眼圈。她央着我和她一起回忆越南的往事，仿佛那些还算精彩的过往，是她如今乏善可陈的生活里唯一的一束光芒，所以需要反复咀嚼。

看到我曾经那么羡慕过的人，呈现出被生活拖累得如此疲态，我觉得分外“难堪”，好多话也不知从何说起，不知是该安慰她好，还是安慰自己。

入夜，她带我去了华灯初上的维多利亚港，去看维港夜景。倚着凭栏，看到维港对岸的灯光闪耀，像是一座繁星之城，那是我此生以来见过的最美的夜。

和东南亚的炎热原始和魔力相比，谁说繁华都市里的万家灯火又不迷人呢？我不由得轻叹一声，真美好啊。

Brenda站我旁边，她已很久没有来维港了，平常工作太忙，若不是此次特地陪我，她根本没有闲心停下来去看看这座她最熟悉的城市里的风景。她突然很感性地说，对啊，真美啊。突然间觉得自己好幸福啊，能在香港出生、长大，比我们当时在越南见过的那些孩子要幸运多了。

我转头看着她，好像一下子不认识眼前的这个人。我印象中的她总是有很多抱怨，我们在越南的时候，她抱怨项目不好，抱怨越南人太懒，抱怨胡志明市下过暴雨后的瓷砖地呲得她一身脏水。这次我第一次看到她真情流露，说出这样感恩的话来。

这两年，我也算走过了万水千山，最重要的是我不再左顾右盼，而是找到了自己的可能性，懂得做自己，和自己相处了。

我不再羡慕她，并不是因为如今的她没想象中那么光鲜了，而是我已经成长到不再需要那样一个所谓的标杆了。

维港夜色再美，放在白天，也是稀松平常的平凡风景。港女Brenda，穿着精致的套装，蹬着高跟鞋，出入中环的高楼大厦，却也有忙工作到没时间吃饭，只能买菠萝包填肚的窘迫，还有下班赶公交回家，靠在窗户上就睡着了的疲惫。

其实，我们都不过是被生活拖累的普通人，但也在努力把生活变得更好些。

重庆大厦

我在香港的时候，住在铜锣湾百德新街上的一家青旅，听Twins唱了快十年的“在百德新街的广场，心中有种顾盼自豪”，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和这条街扯上关系。

香港的青旅都隐藏在某幢不起眼的大厦的三四层，外面是西装革履、脚步匆匆的人们，一个被繁华的高楼大厦堆砌起来的纸醉金迷的世界。而一推门进去，烟雾缭绕的大厅里，是一群举着酒瓶，围坐在一起聊天的鬼佬，地上随处堆放着大背包，包上的飞机行李牌还没来得及拆，好像还附着着上一个目的地的灵魂。没有找到沙发，发出的请求大多没有回复，有回复的沙发主冷冰冰地告诉我，在香港你提前一个月找沙发都不嫌早，暑假两个月每一天我的沙发都是满的。

也没有预定旅社，信用卡出了问题，暂时用不了。只是记下了几家青旅的地址，准备直接过去问。他们有那么多房间，总会有一个空床位吧，我这样侥幸地想着。

还算幸运，找到第二家青旅的时候我终于有了一个床位，180港币的价格够我在印度住上十个晚上了，不过这里可是寸土寸金的香港，没什么好抱怨的。“两个晚上”，我对前台说。

这是我第一次来香港，在去过十个国家之后。

没想过等这一天需要这么久。一直想来看看那个伴我长大的TVB剧里的香港究竟是什么样。而且对内地人来说，去香港也是一件很有情结的事，我想看看华人世界里的另一种可能性。

这座城市让我觉得熟悉又陌生，坐在地铁里，元朗、旺角、九龙、中环、湾仔，这些名字哪一个不是在港剧里听过上百遍，我知道《岁月神偷》里的哥哥常去的金鱼街，《月满轩尼诗》里张学友和汤唯相识相恋的电器行，我还知道麦兜喜欢点一碗鱼丸粗面。陌生则是因为这座城市总给我一种疏离感，它高高在上，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和价值观，无情地诠释着“适者生存”的道理。

晚上和青旅的朋友一起去了兰桂坊，入夜的香港很安静，城市的这个角落却在狂欢。7-11里买啤酒的队伍排成长龙，酒吧外的街道熙熙攘攘，买不起酒吧里酒水的我们站在外面，举着啤酒瓶蹭着酒吧里的音乐，跟着节拍摇摆着身体，身边是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年轻人。霓虹灯的闪烁下，这个香港的夜显得迷离又美好。

两天对这座有故事的城市来说实在不够，我决定多待一晚。却突然被告知因为是周六，房间已经全部被订满了，没法续房。这个消息有如晴天霹雳，没有青旅，难道让我去住酒店吗？在香港，酒店的价格可不能和国内的“7天”相比啊。

看着前台一副没得任何商量的模样，我那句“我实在没钱住酒店，可不可以让我睡大厅”的话也只有生生咽了进去。前一晚酒精带给我的刺激感依旧残留，兰桂坊狂欢之夜的激情还没褪去，第二天这变故就如同当头一棒，让我切肤地体会到了这片土地上，残酷的，现实的一面。

没有办法，只能背着背包搬出去。我从不提前规划好行程，做什么事都是兴起而为之的随性在香港看来是行不通了。

也试着找过铜锣湾其他的旅店，在网上搜到了300港币的价格。哪知到了以后，却被老板告知网上的信息是错的，她还用讥讽的语气告诉我，在铜锣湾你能找到三百的旅店简直是做梦。

于是我只剩最后一个选择，重庆大厦。

两个月前这里刚发生过强奸案，一向胆大的我心里也没了底，空手对色狼这事，实在太过危险。

但是不去的话，总不能过关去深圳找地方住吧。

半个小时后，我战战兢兢地站在了重庆大厦门口。巧的是，几天前我还在铜锣湾的一家二楼书店翻到一本叫《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贫民窟》的书，书上说在尖沙咀这幢老旧的建筑里，鱼龙混杂地居住着至少来自120个国家的人。

不过这里主要还是印度人的重庆大厦，说着印度英语的印度人，随处可见的印度餐厅，香料和咖喱的味道混杂着扑鼻而来，竟让我一瞬间有种时空错位感，好像回到了一个月前的加尔各答。

不过这样的亲切感没有持续多久，没多会儿这里的氛围就显得混乱可疑起来。人们看起来无所事事，守着无人的橱窗，眼神空洞，四处张望，百无聊赖，却又不时拿起手机频繁地打着电话，交头接耳，好像在做什么秘密交易，有种黑帮片场景的即视感。

不敢在一楼多作逗留，我赶紧坐上电梯离开。重庆大厦的每一层都有很多家廉价旅店，火柴盒一样密布，在十楼我随便找了一家推门进去。旅馆却意外地看起来非常正规，大厅并不宽敞，却干净明亮，白色瓷砖的地板被擦得一尘不染，亮澄澄地闪着光，角落里还摆着一株高大清淡的绿色植物。

老板是裹着头巾的印度锡克人，见我背包推门而进，微微颔首，礼貌地向我问好。

前台的印度小哥把我领进多人间，来自菲律宾的客房服务生帮我铺好床单。走进房间，里面已经有两个人了。我们互相打了个招呼，一个略显苍白瘦弱的法国男生睡上铺，一个高高壮壮，有些谢顶的美国人睡对面的下铺，我挑了老美旁边的下铺安顿好。

香港的8月盛夏，烈日炙烤，透亮的阳光从十楼的窗户外直直地穿透进来，亮得刺眼。虽然开了空调，房间里还是闷热不堪。我们三个都懒洋洋地窝在房间里，不愿出门，就互相聊起天来。或许是因为身在异乡，又都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的缘故，每个人说话都惊人的坦诚。

法国男生在中国待了好几年，交了一个中国女朋友，现在准备在深圳白手起家，自己创业，把法国阳光海岸的优质橄榄油卖到中国；美国人在北大读过书，在国际学校教过英语，已经陆陆续续地在中国学习工作了七年。这两个“中国通”此番都是专门来香港续签自己的内地签证的。

老美告诉我，2013年7月针对外国人的签证政策改革以后，像他们这样的外国人因为在中国居留的时间过长，都很难再拿到工作签证了，这次来递签“生死未卜”。已经三十出头的老美为此尤其感到苦恼，不知道是就此回国发展算了，还是继续留在中国，毕竟他的梦想是开上劳斯莱斯。毕业十年，他的美国同学中有的人已经在市郊买了一栋200坪的房子，院子里的草坪修理得整整齐齐，在阳光下闪着光，周末开车带老婆孩子去海边兜风。可他呢？还留在北京庸庸碌碌，住单身公寓，挤地铁上下班，教小学生说英语，拿一份死工资，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头顶渐渐秃下去，肚腩渐渐长出来，青春逐渐消磨殆尽，连尾巴都不剩，自己也离劳斯莱斯越来越远。

老美说如果这次续签不成功，他就直接回北京打包行李，订一周后的机票回他爱荷华州的老家了。但美国又有什么呢？金融危机、公司裁员、失业……要找到一份好工作又谈何容易。他虽然有北大MBA硕士的一纸文凭，却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再说了，爱荷华州又有什么适合他的工作呢？去农场开荒种玉米吗？他讥讽地笑了笑，然后生活还不是要背井离乡去美国的大城市打拼……

一口气说完这些后，他表情萎顿，目光黯然，摇晃了下脑袋，长长地叹了口气，肥大的背影显得落寞极了。随后又开始絮絮叨叨地和我说起自己是多么地热爱中国，他每天早上会起床去公园和北京的一群老大爷一起打太极，周末还有几个固定的棋友……

同样是未来不确定的待业青年，法国男生明显显得乐观得多。他的公司才刚刚起步，才拉到合伙人，连一桩订单的影子都还没见到，自己就在中国的“酒桌文化”上先折了腰，请客户吃饭的时候被灌得上吐下泻，差点送去洗胃。

可当我和老美在下铺对对方的职业发展前景、中美如今的就业状况进行严肃交流的时候，他则蜷在床上裹着被子，对着电脑幽暗的屏幕，看法语配音版的《海贼王》，配合着动画片里的特效音乐，时不时地发出一声声爽朗的大笑。

在老美滔滔不绝地抱怨了快半个小时后，法国男生才终于把注意力暂时从屏幕上移开，朝着我们这边望了一眼，咳嗽了一声，准备发表自己的意见。

他耸了耸肩，用口音蹩脚的中文安慰老美说：“嘿，老兄。这是你第一次来香港，先不要想那么多了，好好去看看这座城市吧，香港的夜景还是很美的。”然后法国人关掉电脑，爬下了床，对着房间里的梳妆镜照了照，在梳子上挤上发油，把自己一头卷发梳得笔直油亮，就穿着黑色衬衫、牛仔裤和球鞋，吹着口哨出门吃饭去了。

门“嘭”地一声被带上了，房间突然只剩下了我和老美两个人。空气一瞬间有些凝固，我和老美面面相觑，一下子不知该说些什么。

美国人颇有些自讨没趣，匆忙与我结束了对话，盖上被子开始闷头睡午觉。不久后，我也离开了房间，出门去旺角赴香港朋友的约了。

因为第二天要出发去澳门，我那晚睡得早，房间关灯的时候法国男生和美国人的床铺都还是空的。

第二天清早从青旅退房离开的时候，美国人已经起床。他看到我，和我熟稔地打着招呼，对我说，前一晚他拎了一瓶啤酒，去了维港对面的香港文化馆。他在门口的台阶上一个人坐着，吹着夜风，伴着月色，一边呷着冰凉的啤酒，一边蹭着免费WiFi，上了一晚上网。

说完朝我眨了眨眼睛，“那个法国佬没说错，维港的夜景真的很美。”

我笑笑，转身走了。我想对于这座城市，我们都各自有了留在心底的故事。

·本章部分图片由唐小六提供

老师问我长大想做什么，我说“快乐的人”。老师说我不懂问题。我告诉老师，是他不懂人生。

——约翰·列侬

第六章　二十五岁之前去欧洲

2014年春天

路线:巴黎-阿姆斯特丹—莱顿—鹿特丹—法兰克福—卡尔斯鲁厄—巴塞罗那—蒙彼利埃—马德里—巴黎

CHAPTER　6

另一种旅行方式

2014年1月底去了趟苏州，跟几个墨西哥和韩国朋友一起，住在苏州老城区的青旅里。街上有很多旧营生，很有古旧的味道。

白天，和朋友租了条木船，沿着老城的河道顺流而下。时值冬天，南方的风却湿润而轻柔，微微拂面，看着周围白墙青瓦，长着青苔的石板路，闻着空气中不知名的花香，心里默默地想：姑苏慕容家真会挑地方住啊。

撑船的老人鬓角花白，穿着单薄的毛衣，手上是多年的老茧，在船头一边划桨，一边唱起船歌来，悠悠的歌声传来，像一声婉转的咏叹。八个人挤在窄窄的木船里，窘迫得错不开身，却觉得亲密。墨西哥同伴没坐过这样的木船，也没听过这样的歌声，就凑到前面给老人录影，还轮流跑到船头摆各种姿势拍照，我笑笑，无奈但又积极地配合他们。

傍晚的时候，夜色阑珊，几个人没有目的地出门散散步，路过小摊铺，随手买了烟花，找个无人的地方，在河边放了起来。墨西哥朋友拿相机录了像，相机扫过我们每个人的脸，视频里的我们又蹦又跳，快乐得像在游乐场玩耍的孩子。

从外面散完步回来，和韩国朋友一起趿拉着拖鞋，哆哆嗦嗦地跑到楼下的便利店买啤酒喝。嘴里哈着寒气，搓着冻僵的手，骂骂咧咧地说天气真冷，心里却觉得温暖。屋外寒风凛冽，木窗被吹得咯吱咯吱响，我们一人一罐啤酒，蜷着身体，窝坐在青旅大厅的沙发上，自有一方天地。韩国男生Moon随手拿起一把吉他，自弹自唱了几首民谣，声音清静悠扬，我和朋友随着音乐轻轻摇晃着脑袋，那一刻，莫名地感到心安。

突然想起，上次这样和朋友出来旅行，恐怕要追溯到三年前在越南的大叻了，自那一年在春香湖边和朋友挥手告别，之后都是自己一个人上路，去了西藏，也去了印度，并没有觉得孤单过。但这次在苏州却突然觉得，有情投意合的朋友相伴，旅行其实会更快乐吧。

之前听过一句话：“我们会抱怨天气不好，环境不对，都是因为没有和对的人在一起。”这样和朋友待在一起，即使是来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的江南，只是随意坐坐、走走，随便做点什么都好，都觉得快乐，幸福。

这一年的4月到5月，我会去欧洲旅行，完成大学时代最后一个梦想。

这几年在旅行的路上认识了很多欧洲的朋友，为什么不去拜访他们，去他们的城市旅行，看看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我给很多朋友发了邮件，联系好了要住的沙发，根据朋友所在的国家和城市，规划出一条荷兰—德国—西班牙—法国的路线，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卡尔斯鲁厄，西班牙的马德里、巴塞罗那，法国的蒙彼利埃、巴黎。

4月离开潮湿的家乡从上海飞到莫斯科，又转机飞到巴黎，再直接从巴黎坐车去阿姆斯特丹。欧洲的春天，草长莺飞，风和日丽，车窗外掠过大片大片的油菜花田，一路上的景色有如油画般静美。

到达荷兰小镇Leiden时已是傍晚，在灯火通明的火车站，看到来接我的朋友，在荷兰上学的Joyce时，初到异乡的忐忑一下消失了，我们笑着拥抱。

此刻，欧洲对我来说也不再像是陌生的异乡。

荷兰莱顿，朋友家的阁楼

荷兰莱顿小镇，飞扬的青春

阿姆斯特丹街头吃冰淇淋的女孩

荷兰Leiden，不要告别

法　国

巴黎

造访巴黎的第一站，是巴黎的地铁。

清晨五点的地铁站还很冷清，站台上没什么人，这座繁华的城市依旧在沉睡，并未苏醒。但车厢里已有了形形色色早起赶路的人，他们脸上多是疲惫的神情，靠在坐位上眯着眼睛休息，大概他们的身体也像这座城市一样，还未完全醒过来。

早就听闻过巴黎地铁的“恶名”，听很多来过的朋友抱怨这里的脏乱差，空气中混杂着尿骚味和狗粪的味道，一点都不符合巴黎浪漫高雅的气质。

我却几乎是看完第一眼就爱上了这里，虽然看上去陈旧，却因此到处都是时光附着的味道。每次地铁从悠长深邃的隧道里呼啸而来，风拂过我面庞的时候，都会突然恍惚：它是从上个世纪穿梭而来的吗？

后来也去了马德里、巴塞罗那，那里的地铁干净、有序，但我总觉得过于精致，像个玩具，反而没了感情。哪像巴黎地铁这般真实，有血有肉，如老朋友般亲切。

巴黎是继纽约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熔炉”，各色人种、民族在这里聚集，热热闹闹，精彩纷呈。在这里，我不再有在墨西哥地铁里的局促感，“热情过度”的墨西哥人总爱好奇地盯着我这个亚洲女孩，从头看到脚。可是在巴黎，我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异乡人，淹没在这芸芸众生之中。而我也得以把自己坦然地藏在角落，像《天使爱美丽》里的女孩那样，带着自己的小心思，隐秘地观察这小小地铁里的大千世界。

地铁里贴满了卢浮宫最新的展览信息，最近上映的电影，戏剧演出海报。走进巴黎的地铁站，艺术的气息扑面而来，那一张张飞扬的海报，让我不禁驻足，看出了神。这个连电车上都是卢浮宫展览海报的城市，教我如何不爱？

在欧洲绕了一圈后，又回到巴黎。在巴黎的日子，随便沿着塞纳河畔走一走，这里一帧帧的人和景都像极了电影里的场景。我去了卢浮宫，也去了奥赛博物馆。

梵高、高更、莫奈、塞尚、毕加索、达利、海明威、马尔克斯……想着这些大师的名字，觉得不可思议，我竟然走在这些大师居住过的巴黎，他们的故事好像都还凝固在巴黎的风里，触手可及。

那天从卢浮宫出来，我沿着林荫大道一步步走向凯旋门，下午三四点，阳光是金色的，天空蓝得不像话。

走在巴黎的阳光下，心里是欣喜的，却并没有很激动，因为好像仍然活在梦里，还没有醒来。

巴黎地铁站告示栏里的海报

巴黎街头的书报亭

Celine，Celine

我在巴黎的朋友Celine，就是这个“世界级的文化熔炉”中的一员，她出生在比利时，却在非洲的法属小岛留尼汪长大，18岁来巴黎上大学，之后就留在了这里。她的父亲是比利时人，母亲是留尼汪当地的黑人，父亲在留尼汪工作时和她的母亲坠入爱河，便在那里成家立业。她作为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有着格外油亮的皮肤，一头栗色的卷发。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该叫Celine哪国人，她拿比利时护照，却并未在那里生活过，她说着法语，却不是法国人。

Celine

和Celine相识于一年前的墨西哥，我们是同一所大学的交换生，在新学期交换生的交流活动中认识。印象最深的是，无论何时何地，她手里总爱握着一杯咖啡，她有着和《爱在日落黄昏时》[1]的女主角一样的名字，像只小猫一样慵懒又俏皮，所以那时候的我总觉得，这个从法国来的姑娘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

在墨西哥的时候，我们一起携手去过不少party，她生日那天在家里的二楼露台办派对，那是墨城的老城区，有很多陈旧的殖民时期的建筑。深夜的墨城，刚下过一场雨，夜风吹来潮湿，露台上放着节奏感十足的电子乐，朋友在分发披萨，人们在黑暗中点起烟，三三两两地聊着天。凌晨1点钟，墨城的夜早已落幕，这里的夜晚才刚刚开始，气氛正酣。我们各自拿着手中的冰啤酒举起杯，杯子碰到一起，撞出乳白色的泡沫。

而此时她开车带着我，在巴黎的街道上狂按喇叭，正赶上下班高峰的堵车时间，车已经在路上一动不动地20分钟了。她拍了一下方向盘，就势向后一躺，鼻梁上的墨镜差点滑落下来。

Celine刚下班回来，上学时一直拿奖学金的她，作为巴黎某名牌大学化学工程专业的硕士，毕业后却几乎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于是暂时找了一份端茶倒水的接待工作来养活自己，好负担每月的房租和一日三餐。哦，对了，还有买啤酒的钱，她略带嘲讽地着补充道。

Celine的家在巴黎地铁13号线的最北边，在巴黎已经属于略显荒凉的郊区。从地铁出来走回家的路上，放眼望去，街边天桥上的黄漆已经剥落，简陋的涂鸦随处可见，电线杆杂乱地耸立着，路两旁的小店出售着廉价的衣服，头戴着毡帽的中东人吹着口哨走过。她住的地方是一个偏僻街道的二楼公寓，房间里摆设简单，只有白色的窗帘和褐色的木制家具。透过窗户望出去，看不到埃菲尔铁塔，只看到一排排低矮的红砖瓦房，灰扑扑的。这里离那个光鲜亮丽的巴黎很遥远。

这间屋子的房租只要200欧元一个月，是她目前能够负担的房子里最好的选择了。Celine有三个室友，一个是附近大学艺术系的学生，戴着鼻环，染着一头绿发；一个是面包店的巧克力蛋糕厨师；还有一个是图书馆档案员。她对自己的室友并不满意，觉得他们有点巴黎乡下人的蠢劲儿。

吃Celine糕点厨师室友做的法式巧克力蛋糕

我到达巴黎的第二天下午，她从班上溜出去，参加了一个公司的面试，职位是化学工程师。她洗掉宝绿色的指甲油，摘掉造型夸张的耳环，涂上桃红色口红，带上细长的项链，穿着职业装去参加了面试。面试官对她的面试表现很满意，但最后也很坦白地告诉她，“你很优秀，但是现在有像你这样履历的人太多了，在巴黎至少就有三千个”。

“他们叫我回家等消息。”说完这句话，Celine举起杯子干了一大口酒，然后重重地放下酒杯。我们正坐在蒙马特高地的露天酒吧里聊天，她刚面试回来。

来到欧洲以后，大概因为去的地方都是大城市的缘故，并没有很深刻地感受到经济危机对这片土地的冲击，只看到四月的欧洲草长莺飞，美好得像印象派大师们的画作。然而，有次和荷兰的朋友从鹿特丹坐船去附近的小镇观光时，却看到这距离鹿特丹坐船只有20分钟的小镇竟像座末日降临前的空城，宽阔的街上没有行人，空荡荡的，街道两边的店铺全部大门紧锁，只有连锁的大型超市还开着门，但也十分萧索。荷兰朋友平日生活在鹿特丹，很少出城，也感到奇怪，问了超市的营业员才知道，经济危机来临后，人们节衣缩食，很少出门购物，店铺付不起租金，纷纷倒闭。

那个无人的小镇，其实就是欧洲经济危机的一个缩影吧。

不过此刻巴黎的蒙马特高地依旧热闹，广场上的喷泉边有乐队在拉小提琴，高高低低的街道错落有致，街边的法式面包店散发出浓郁香气，五颜六色的马卡龙被精心摆放在灯光明亮的橱窗里，拍《天使爱美丽》的咖啡馆就在拐角，电影《红磨坊》里的剧院的演出还在全天不休地上映。当年，这里曾经因为远离巴黎市区，房租便宜，吸引过很多落魄的艺术家，梵高、毕加索、达利等人都在蒙马特高地留下过自己最年轻也最潦倒的青春。可如今，它已然成为巴黎最繁华和艺术的街区之一，聚集着众多朝气前卫的年轻人，租金自然也不复当年。

“我在这里租过房子。”Celine看着街道上的行人，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眼神里有几分怀念。上学时的她，因为拿奖学金，资金充足，生活小资，可现在的她已经负担不起这里高昂的房租了，和之前夜夜笙歌的生活也早已相去甚远。

和Celine在蒙马特高地的小酒馆里一起喝酒聊天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回忆起一年前在墨西哥的生活，回忆起我们一起去看弗里达的蓝房子，一起去Chapultepec公园野餐，她带来自制的法式糕点，还有那次在她家的生日派对，每个人都喝得酩酊大醉，最后一起横七竖八地倒在沙发上睡了过去，第二天起床都断了片……

“我今年可能连请人吃披萨的钱都没有了，”Celine朝着我苦笑了一下，她的生日又快到了，“估计就是和我姐一起吃顿饭吧，现在在巴黎也没有什么朋友，更何况他们每个人也都自顾不暇。”

来巴黎之前，完全没有想到在墨西哥活得那么恣意潇洒的她，如今却被生活压得这么喘不过来气。那段墨城岁月，仿佛成了她人生中唯一可以反复咀嚼的快乐。

“不过至少我还买得起啤酒喝。”她突然笑了一下，然后快乐地吹了声口哨。

仰头痛快饮着啤酒的她，让我在隐约中又看到了那个墨西哥认识的Celine的影子了。

蒙马特高地的餐厅服务员

在地铁上捧着法棍的Celine

在小酒馆喝的橙子味的啤酒

蒙彼利埃的早餐，清晨面包店刚出炉的可颂

和在清迈农场认识的法国朋友Vanesa重逢在蒙彼利埃

法国斯特拉斯堡老城街角的书店

德　国

Cool people always meet cool people

深夜海德堡灯火通明的火车站，我独自坐在空荡无人的大厅里，等一个三年没见的朋友。

“Fan,are you in Frankfurt? Is there any chance that you will pass by Heidelberg or Manheim? I would love to meet you there!”（凡，你在法兰克福吗？你会路过海德堡或者曼海姆吗？期待有机会在那里见到你！）

坐在从法兰克福去往卡尔斯鲁厄的大巴上，蹭着车上的免费WiFi，Facebook上我在法兰克福的照片下面，评论里突然闪出这样一句话。留言的名字有些陌生，我点开头像一看，才发现这条热情洋溢的留言来自一个之前只有过一面之缘，已经许久没联系的朋友，德国女孩Beccy。

2011年的夏天，我在越南做完志愿者后，从西贡一路向北游荡到河内，再从河内回国，暂时在南宁落脚。在南宁的时候，借宿在一个美国老太太家里，她在广西大学教书，我就住在学校分配的公寓里，和我同住的还有一个来自德国的沙发客。

同住的女孩叫Beccy，刚满20岁，身材高大的她像德国版加一号的洋娃娃，她跟随学校的项目到北京实习，会在中国待上四个月。趁实习还没开始，女孩因为看到Lonely Planet封面上龙脊梯田的照片，甚是喜欢，就在项目开始前从北京一个人飞来广西旅行，素不相识的我们也因此凑巧分享了同一个沙发。

在法兰克福河畔的草坪上遇到可爱的土耳其裔小男孩

西大里有一条美食街叫“狗街”，露天的摊铺里售卖着各式小吃：螺蛳粉、桂林米粉、馄饨、包子、炒饭、炒粉，一到饭点，这里就会挤满刚下课的学生，炒饭的油锅里飘出葱蒜爆炒的浓郁香味，蒸包子的蒸笼腾腾地冒着热气，实在是一副热闹的红尘景象。而在这里，学生吃剩下的小吃都会被好心的商贩拿来喂狗，“狗街”也因此而得名。

有天清晨起床，我们一起去“狗街”吃早餐，我买了一笼香喷喷的猪肉包子，准备和Beccy一起分享，她看到我递过来的包子，突然间把眼睛瞪得像灯泡那样大，洋娃娃一样的脸上写满惊恐，她诘问我：You have to tell me what meat in it,I'm afraid to eat dog or cat.（你一定告诉我这里面是什么馅的肉，我可不想吃到狗肉或猫肉）。

听了她的这句话，我递包子的手一下尴尬地停在了半空中，周围的空气也仿佛突然凝固了。我大脑空白了几秒后，把手缩了回来，一个人默默地吃完了包子。

这个说话柔柔弱弱的德国女孩当初一听到“狗街”的名字就吓了一跳，还以为是吃狗肉一条街。虽然我拍着胸脯，再三向她保证包子馅里绝对没有狗肉，她还是把盛包子的盘子推得离自己老远，碰都不敢碰一下。

我陪她在“狗街”几十个早餐铺前转了一圈，在这期间我又喝了一杯鲜榨豆浆，买了一大块红壤西瓜，她还是一无所获，最后饿着肚子和我一起走回了家。那是Beccy到中国的第一个星期。

我们在同一天离开南宁，礼貌性地互加了Facebook，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直到三年后这条热情得有些出乎我意料的留言突然出现。

巧的是，Beccy的大学所在的城市——曼海姆（Manheim），恰巧就在从德国中部的法兰克福到南部卡尔斯鲁厄的路上，车程不过一个小时。第二天我去海德堡（Heidelberg，离曼海姆半个小时车程）玩，正好与刚从德国南部老家过完复活节回来的Beccy碰上了。当天晚上她就把我接回了她在曼海姆的家。

这次和她在德国的重逢完全在意料之外，三年来，她只是我Facebook上众多好友中的一个，一个名字和一张略显陌生的头像，本以为我们会继续这样不温不火地存在于对方Facebook首页的状态里，并无交集。谁又能料到在收到那条留言后的一天内，我就像变魔术一样出现在了她的城市，睡在了她公寓房间的沙发床上，并和她共用一支牙膏。这世间的事真是奇妙。

那晚她带我夜逛曼海姆。4月的德国乍暖还寒，夜风打在脸上，像结了一层冰霜。夜色浓稠，路灯投下昏黄的影子，广场上高大的雕塑在夜色中孤绝地耸立着，看不清脸部表情。宽阔的大街上空荡荡的，除了喝醉酒后四处游荡的酒鬼，这个城市属于我们。

和Beccy在德国曼海姆久别重逢

我们各自裹紧了身上的风衣，大步向这座城市更深的夜色里走去。

Beccy和我聊起分别后这些年的生活，她说其实她一直在Facebook上关注着我的动态，关注着我在世界各地的旅行，翻着我的照片，想象着那些遥远的地名带给这个中国女孩的冲击与改变，而看到我坚持在做自己喜欢的事，也让她感受到了动力。

这三年里，我去了墨西哥，又去了印度，她从中国回国后，又飞去了纽约实习。再见面时，她不再是那个总是显得拘谨羞涩的女孩，时刻抱着她的灰色泰迪小熊——她变得开朗得多，也爱笑得多。

我问起她那四个月的北京生活如何，她说很喜欢，在那里过得很开心。

她又说起，有很多中国人在她的学校学习，但他们往往抱团在一起，很少和德国人接触。其实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融入德国人的圈子，而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就是比较内向……听了这话的我暗暗吃惊：三年前那个对中国满怀偏见，连包子都不敢吃一口的女孩不见了。她在中国生活过，懂得了我们的处事方式，可以更宽容地看待我们之间的文化差异了。三年后，我们都变成了更好的人。

我问她是否还记得当年非要诬陷包子馅是狗肉做的，她大笑了几声，满脸疑惑地问：“我真的做过这件事？”

一起走回家的路上，夜更深了，我感叹地说了一句：真是没想到可以再见面。

Beccy看着我笑笑说，you know,cool people always meet cool people!她的眼眸在黑暗中依旧闪着光。

我想对于在做自己喜欢的事的人，无论世间多纷繁复杂，你都会看到他们还是能保持初心不变。一路收获，一路风景，会遇到许许多多有趣的人和事，而这些有趣的人，有一天彼此的路还会交叉在一起。像我们这样热爱旅行，热爱看世界的人，总是会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再相遇吧。

末了，Beccy说，明年毕业后，我可能会申请去英国读研究生。她对我眨眨眼，“到时候来英国再来蹭我的沙发吧，我相信我们会再见的！”

Beccy家的德式早餐，有奶奶亲手烘焙的面包

值得

在Beccy公寓的沙发床上睡了一晚后，起床和她一起吃早餐。

因为刚从复活节假期和家人度完假回来，她带来了德国南部乡下奶奶亲手烘焙的面包和三角形蛋糕。摆满整整一桌的还有一大块黄油，塞得满满当当的无花果酱、蓝莓酱、草莓酱，以及几个被涂得五颜六色的复活节彩蛋，这在德国早餐里算是丰盛的了。

清晨的阳光从窗户外倾泻而来，照亮了整个厨房。吃饭的时候，不经意间，一个亚洲面孔的女孩走进厨房。Beccy看到她，一下惊叫起来，“Fan,I forget to tell you that I have a chinese roommate！”（凡，我忘了告诉你了我还有一个中国室友！）Beccy住学校的学生公寓，同一楼层里，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间，没有大厅，厨房和厕所是公用的。说是室友，其实只有在共用厨房的时候才会碰面。

我和女孩打了声招呼。她叫Luxi，高高瘦瘦的，北京人，和Beccy同一所大学，读金融。她说话时语气很平，没有语调起伏，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沉稳，也不像其他北京大妞那样性格外向，我们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她反应始终淡淡的，我也就不再自讨没趣，没有继续聊下去了。

Beccy那天早上学校有事，草草吃完早餐就出了门，于是厨房只剩下我和Luxi两个人。她在厨房给自己做了简单的煎蛋，炒了一个素菜，然后在我对面坐下，开始祷告。我突然来了兴趣，问她：你信教吗？她说：我是基督徒。我说：噢，我信佛教。

吃饭前做祷告的Luxi

就这样我们再次开始聊起天来，随着聊天的深入，渐渐地，她笑容多了起来，放下了拘谨，脸上的表情也生动多了，我这才发现原来她并不是生性冷淡，难以接近，只是有些慢热温吞。她说她前几日还在苦恼地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好像丢了自己的笑容。然后恰巧我就出现了。

断断续续地，她和我说了些她为什么会在德国选择信教的故事，我还没来得及听完，当天下午就坐火车回了卡尔斯鲁厄。

后来我对她说：你可以把你的故事告诉我，我写进书里啊。她答应说：好啊。等我回国后，她就用邮件告诉了我，我们那天没有讲完的故事。

Luxi毕业于国内最好的一所外国语大学，学德语专业。

毕业后的她顺理成章地来到德国继续深造，也申请到了德国最好的商科大学。坐在上百人的教室里放眼望去，亚洲面孔不超过十个，她在心里窃喜：精英大学门槛真高，可不是有钱就可以进来的；而且亚洲人少，融入德国人圈子的机会就更大了。

可是渐渐的，她发现一个问题：她听不懂。就算毕业于国内顶尖的外国语大学，就算国内的德福考试高分通过，她依旧听不懂教授讲课，听不懂同学聊天。这对她来说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不过询问同届的中国人，情况也大多如此。

日复一日，她硬逼着自己去融入德国人的世界。可处在他们中间，耳边的声音却大多像是噪声，刚飘过来，又直接溜走了。于是渐渐的，她习惯了听不懂教授讲课，习惯了发问无人理睬，习惯了被忽略。但问题是，课业怎么办呢？只好自己一个人回家对着课本，翻着字典硬啃。

和国内严进宽出不同，想从德国的名牌大学毕业，必须踏实努力地学习。在德国的大学里，每门考试一共有三次笔试机会，如果一门课三次不及格，在全德国范围内就不可以再继续学习这个专业了。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便因此中途打道回府。临考试前的一个月，学校的图书馆往往彻夜灯火通明，到处都是挑灯夜读的学生，人手一杯咖啡，鏖战到天明。说来“洋人不刻苦”只是句玩笑话罢了，他们认真刻苦起来，国人往往也难以企及。而且不得不承认体力上的悬殊差距，德国同学们可以晚上party，白天继续精神抖擞地来上课，依旧潇洒，依旧靓丽，不愧是训练有素的“德国战车”。“能在德国挺过来，就能在任何环境挺过来。”Luxi说这句话道出了德国留学生的心声。不光是因为语言水平的问题，更大的原因在于德国人的个性。是的，他们严谨、认真、诚实守信……但他们内心的保守、冷淡和对华人或明或暗的排斥，也使得融入变得异常困难。

当初到德国的Luxi还在挣扎于初离开父母的不适应、打理生活琐事的琐碎，纠缠于外管局、银行、保险、房东之间时，她的同学，那些顶尖商科学校的学子们，已经开始默默地比拼成绩，从实习到穿着再到谈吐与社交技巧。

谁会有时间怜悯一个搞不清状况的外国人呢？

有人打趣英国的生活像在验尸所，在德国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只能自己一个人熬下去，熬，熬过德国一个个阴郁冰冷的冬天，也熬过一个人空寂的房间。一起来的同学，有人没有扛住，得了抑郁症被父母接回了国，再也没回来。

渐渐的，Luxi学会了伪装，假装自己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环境，她在邮件里告诉我：“我伪装得好像自己内心已经被锻炼得越来越坚强，但这其实更像是演给自己看的独角戏。在心里反复告诉自己没有做错当初的决定，没有虚度这些光阴。于是，慢慢地，好像自己也确实被说服了。”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一节经济课上。上课的时候，一个德国女孩坐在她旁边，那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德国同学主动向她搭讪。Luxi受宠若惊，特别开心，但是女孩随后便告诉她自己是基督徒，想邀请她去参加基督徒聚会。

她重新燃起的对融入德国人圈子的希望又一下子破灭了，顿觉一阵心凉。 Luxi在心里怨愤地想：原来你找我搭讪只是为了传福音。但面对德国女孩的热情，Luxi也并不好意思回绝，嘴上答应了，心里却没有要去的意思。后来女孩在课上见到她，又重提了几次这件事，Luxi怕拂了对方的好意，终于还是决定去参加一次，她在心里告诉自己：只去一次，一次就回来。

那是一个华人的查经小组，每周聚会查考圣经。Luxi站在教堂里，生平第一次手捧圣经，读路加福音。查经小组里的每个人都在分析圣经里的内容，一字一句地讨论，他们讨论得很认真，内容也很有趣。Luxi听得津津有味，觉着很有道理。和她之前的假设完全不一样，《圣经》里的这些话很鲜活，有着她从未见过的视角，让人难以相信是耶稣两千多年前说的，因为它们仍然适用于今天，甚至更超前。

接着，她又不由自主地去了第二次。这一次，她对耶稣的感受更深了。Luxi后来回忆那天的场景说，上帝一定在那里看着我，有着无法形容的高兴，因为一个孩子终于要回家了。

事实上，查经小组里没有人试图劝她信主，他们就是像做案例分析一样会一起讨论经文，有时候也会有分歧，会争辩。

耶稣让Luxi在德国压抑孤独的生活中看见了希望的曙光，她开始觉得自己过去的伤痕都完全可以被医治，并且无论怎样，无论她是强是弱，都被上帝无条件地深爱着。于是她接受了洗礼，成为了一名基督徒。

她在邮件里这样写道：“也许有人会说，信仰是弱者的拐棍，是弱者的精神鸦片，是因为我不够强大来战胜这里的生活，才会去选择相信神。我承认，确实有人handle（处理）得很好，也能融入，工作有成就，他们好像不需要神。但是这些说法对我已经无所谓了，知道多一个人爱我，有一个人他可以原谅我所有的软弱和罪过，依旧无条件地爱我，难道不好吗？神是真实的，不管我是强大还是脆弱，不管我是总统还是罪犯，他都一样地爱着我。”

读完Luxi的故事，突然想起自己几年前看过的一本郑秀文写的书。2000年到2004年的她正走在整个演艺事业的巅峰期，和刘德华主演的贺岁片年年票房大卖，唱片销量也一路飘红。看起来一切完美的她，却说自己“当年，我在乐坛略有小成就，但其实那时我从来没有活出真正的自己。我习惯活在一堆价值观中，以为成就越大，自我存在的价值就越高。可当我拥有很多人人渴求的东西，却发现自己内心一无所有”。

外表风光无限，内心却饱受煎熬，她每日每夜都在与黑洞一般的幽暗情绪作斗争。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不得不在最风光的时期选择退隐舞台。而正是在那段最痛苦的日子，她找到了耶稣。她跪在教堂里，望着向她伸出怀抱的上帝，一时间泪流满面。

过去这些年，身处人心浮躁的演艺圈，她说自己活得太认真，所以不快乐。但在耶稣面前，她才第一次发现原来她不需要坚强，不需要去硬撑着去当什么万人崇拜的流行天后，就算她只是香港茶水间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港女，上帝也还是一样无条件地爱着她。

那一刻，她觉得如释重负。

郑秀文写的那本书的名字叫《值得》。她后来很平静地在书的最后这样总结道：“在这场试炼里，我所得到的，远比我所受的痛苦更值得记住；对于苦难，我有种崭新的体会。我要感谢这场忧郁。”

Luxi也是一样，她说自己感谢耶稣的恩典，让她身陷苦难，让她知道自己是软弱的，若不是这样，又怎能一抬头找到耶稣呢？

Luxi在邮件最后对我说：上帝爱你。

嗯，我知道，佛祖也一样爱着我。

16岁错过的世界

来到德国南部小城卡尔斯鲁厄，是为了拜访多年的好友，周同学，他在这座城市读书。这是座靠近德法边境的小城，开车一个多小时就会越过并不明显的国界线到达法国。

小城只有不到10万人口，是座年轻的大学城，经常有高而瘦的德国年轻人穿着套头衫骑着自行车从身边掠过，金黄色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着光。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从阁楼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城市古老教堂的尖顶——傍晚的时候，会笼罩在粉红色的晚霞中。

周同学的室友也都是附近大学的学生，他有一个墨西哥室友，叫Diego。巧的是，我住在他们家的那几天，Diego的妈妈也刚好从墨西哥飞过来看他。

Diego来自墨西哥北部的奇瓦瓦州（Chihuahua），身材高大，一头浓密的黑色头发，眼窝凹陷，眼神深邃，是白种人的后裔，在德国读工程，爱好汽车和篮球。我在卡尔斯鲁厄的那几天，白天周同学和Diego都忙着上学，家里只有我和Diego的妈妈两个人。她是个朴素的中年妇女，穿着灰白色的毛衣，化着淡淡的妆，戴一副很厚的老花眼镜，话不多，但对人亲切友善，每天都会和我贴面礼问好。

Diego怕妈妈在家无聊，给她买了很多份报纸。她看不懂上面的德语，却喜欢做报纸上的数独，经常戴着老花眼镜在厨房的木椅上一坐就是一下午，拿着笔认真地划写着。和她聊天才知道，原来她是墨西哥一所大学化学专业的退休教授，读理工科的她，怪不得有这么“独特”的爱好，也比我认识的其他墨西哥人要安静许多。

有一句玩笑话说，墨西哥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这句话其实是在形容墨西哥和它的邻国美国之间暧昧不清的关系，一个贫穷混乱的第三世界国家紧挨着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墨西哥人生活的乐趣之一就是咒骂骄傲自大的美国人，另一方面又对邻国极其谄媚，毕竟光是靠美国近这一点，就给萎靡不振的墨国经济带来了不少增长点。有钱的墨西哥人一般都会选择移民美国，家底殷实的中产阶级也都会把孩子送到美国去读书。Diego的家，奇瓦瓦州就在美国的边境线上，那是个被美国同化很重的州，人人都以会说英语为荣。我心里疑惑，为什么Diego舍近求远，不随大流去美国读书，而是跑来了德国呢？

Diego的妈妈告诉我，她的丈夫也是大学里化学专业的教授，经常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出差。有一次，丈夫来德国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圣诞节假期的时候，她带着两个孩子来欧洲看望丈夫，一家人就在欧洲自驾游旅行了一圈，从迷人的英国乡野，到阳光像蜜一样甜美的伊比利亚半岛，再到海水和天空一样深邃的黄金海岸，Diego经常痴望着窗外的景色说不出话。回程的飞机上，这个还在流着鼻涕的小男孩很认真地对妈妈说：以后长大了，我想来欧洲读书。那一年，Diego 6岁。

斗转星移，Diego果真18岁离家，独自来欧洲求学，到现在已经五年。而有趣的是，那一年他8岁的姐姐，也在几年前嫁给了一个法国人，定居在了欧洲。Diego的妈妈当时带着两个孩子坐上来欧洲的飞机时，大概从没想过这场旅行会如此深远地改变姐弟俩的人生吧。

我和周同学是高中同班同学，15岁时就已相识，但真正熟稔起来是因为我们都参加了一个国际交换生的选拔。16岁那年，我被选拔去墨西哥交换，他去德国。谁料最后我的签证没过，当地学校都开学两个月了，我还在家里苦苦等待北京大使馆的消息，而彼时的他已经在德国北部的小城里吃着黑面包和香肠，和寄宿家庭愉快相处了。

签证直到11月才下来，可我遵循老师和父母的期望，放弃了出国的机会，继续留在国内规规矩矩地读完了高中，也安安稳稳地上了大学。那些岁月过去之后我再在卡尔斯鲁厄见到周同学，才明白自己那一年到底失去了些什么。

17岁他从德国回国后，重新念了一年高二，高中毕业后选择继续回德国读大学。16岁那年在德国独自生活的经验加上出色的德语，让他很快就适应了德国快节奏的学习生活，也非常好地融入了德国人的圈子。现在的他，读着全世界顶尖的工程专业，准备申请奖学金到瑞士继续读研。

不禁叹惋，如果那一年我最终去了墨西哥，或许对自己的人生所做的决定又会不一样吧，应该也会继续留在国外上大学的。可16岁时没看到的世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命运的转盘，还是带我去了不同的地方。

在离开卡尔斯鲁厄的巴士上，靠着车窗看着城市郊外一闪而过的田野和干净整洁的屋舍，心想以后有了孩子，我要带尚年幼的他去看欧洲，去看美国，也去看越南和柬埔寨。让他去见小溪，也见大海，然后寻到自己想要的河流追溯而下。

西班牙

美术老师与《格尔尼卡》

马德里索菲亚王后艺术博物馆，是西班牙现代艺术的中心。室内纯白的设计，圆形穹顶的走廊，都给人一种艺术殿堂的神圣感。在一个幽静的午后，我独自来到博物馆看画，走着走着突然看到三楼展厅里的一幅画前人头攒动。下午的博物馆，来参观的人很少，十分清静，只有这幅画前面聚集的人最多。走上前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毕加索的画，还是他的传世名作《格尔尼卡》。

来索菲亚皇后博物馆，不是为了特地看某个人的画，来之前也并没有特意去了解这里有哪些珍品。我想也许在没有任何期待的情况下，不带偏好地去看画，和喜欢的作品不期而遇，才会有更大的惊喜吧。

和我印象中不同的是，原作是黑白的，画幅很大，一眼望过去十分震撼。亲眼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我仿佛一下坠入了时空隧道，在转眼间回到了八年前，初二某个沉闷的下午，在那本薄薄的大开本的美术书上，我第一次看到印刷版的《格尔尼卡》。

教我初中美术的老师是个沉默的中年男人，面庞瘦削，留些许胡茬。印象中，他的肩膀好像永远撑不起那薄薄的衣衫，他常年面色不好，应该是抽多了烟的缘故，牙齿很黄。

他上第一节课，就让我们打开美术书的第一页，欣赏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我那时候14岁，对美的概念是像明信片一样漂亮的油画，是水墨意境的山水画。看到有男性生殖器官的大卫雕塑还觉得羞愧，觉得欣赏不来，更何况是这样一幅丑陋的、夸张的、让人完全不知所云的抽象作品。

索菲亚皇后艺术中心门口的雕塑

他花了大半节课的时间给我们讲解这幅画，说这幅画背后的历史背景和创作动机，说毕加索如何形成这种超现实主义的风格，通俗点说就是这幅画为什么是名作。可我盯着《格尔尼卡》看了好久，还是觉得它像我第一眼看到的那般丑陋不堪。画上那些愤怒的公牛，伸出舌头尖叫的人，对我来说只像是六岁调皮小孩无心的粗劣之作，完全没法和同样出现在美术书里的，莫奈的《睡莲》相比。

或许是因为根本没有回应，后来他再也没花那么长时间为我们讲过一幅画，这些对于一群没有美术基础的初中生来说，确实也太高深了。但他也并没有试图改变自己的风格，去讲那些精美的印刷品。渐渐的我没了耐心，对美术课的记忆，从此也只停留在那些昏昏欲睡的下午。

然而，这么多年后，在美术书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画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幅印在美术书封面第一页的《格尔尼卡》。也许它够奇怪，远远超出了我对美的理解，所以记忆格外深刻吧。

说来奇怪，虽然教了我们三年美术，但他在我们心中存在感极弱，甚至班上连说出他姓什么的人都屈指可数。

他上课没有板书，也并不激昂，来了就端着一个茶杯，拿把椅子坐在讲台中央，用类似喃喃自语的声音对着我们讲梵高，讲飞天图，讲超现实主义。

每次他上完课就走，从不说一句多余的话。但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记得他的样子，大概是因为他的气质和学校里其他老师都不同。中学美术老师的身份，再加上他清瘦、沉默的形象，是极容易让人联想到“郁郁不得志”这种词的。

我所在的小城，直到我上高中才有了一家像样的电影院。因为产煤，建了很多电厂，竖起了很多高耸入云的烟囱，天空长期灰蒙蒙的，空气中好像总有一层霾。

因为城市小，走出去才是唯一的出路。之后的我，像班里其他同学一样升学，走出了小城，去省城上了高中，又考上了外地一所外国语学校。对一个从小没受过艺术熏陶的人来说，美术和美术馆在这些年里都是生活里的奢侈品，遥不可及。

但谁又曾料到，后来的我因为爱上一个人，也开始爱上了那个人视如生命的美术。我试着去接触更多的美术作品，一开始只是为了和那个人有更多的共同话题。渐渐的，作品看得多了，对美术的鉴赏和理解能力也一下提升了不少，自己也变得真正热爱这门艺术了。在欧洲的时候，我去看了很多博物馆，索菲亚皇后博物馆就是其中一个。

14岁时那个看着美术书封页里的画发呆的我，又怎么会想到八年后自己竟然有机会亲眼看到大师的原画。这从来都不是我的梦想，在达成的时候灵魂却也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这些年过去，我终于看懂了毕加索，看懂了那些被我认为丑陋夸张的公牛，那些濒死长嘶的马匹，手捧着死去的小孩嚎啕大哭的母亲，在哭诉些什么，在呐喊着什么。画面里没有呼啸着压过天空的轰炸机，没有从天而降的重型炸弹，却聚集了残暴、恐惧、绝望、死亡和呐喊。

我好像也突然读懂了美术老师的寂寞。那个面色蜡黄，牙齿发黄的中年男子，年轻的时候是否也曾对艺术有过狂热的追求？但小城没有艺术，小城不需要艺术家。他住在昏暗的筒子楼里，常年穿一件暗色条纹衬衫，他的手已很久没拿画笔，他白天在课堂上讲拉斐尔、米开朗琪罗、梵高，下班后忙着给孩子换尿布，抱着孩子去超市买酱油；他眼角长出了皱纹，脸和肚子一起松弛了下去，周末也不再坐着绿皮火车去杭州的国美看画展了。

他讲课的眼神一点点黯淡下去，生活里的琐碎、庸常，消磨掉他最后一点自以为是的才华。他磨平了棱角，接受了命运，成了小城的重点中学里，一个无足轻重的美术老师，也闭口不再谈他的母校，曾经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后来的清华美院。

没有人认真听他讲《格尔尼卡》，正如没有人在意他的悲伤，就算那曾是他的灵魂。

多年后，于故乡成了游子的我，站在离小城几万公里的异国土地上，把初中那本薄薄的美术书封页上的画变成现实，也终于读懂了，那个中年男子的寂寞。

没有皇马的马德里

巴塞罗那的街景像一场昏黄的旧电影，迷宫一样的老城区，时空仿佛定格在一百多年前。坐在山顶的餐厅里喝咖啡，看山脚下的老房子重重叠叠，吹来的，是地中海咸腥的海风。

这是一场绝不输给巴黎的流动的盛宴。但巴塞罗那再好，对我来说都没那么紧要，悲喜都有如隔靴搔痒。因为这些年来，我心里的那座城只有马德里。

西班牙里巴塞罗那米拉之家，离住的旅馆只有半条街的距离，像是住在了梦里

曾看过一句话：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很多决定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千樯，你作出抉择的那一瞬，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

爱上皇马的那天，如果在日记里记述下来，大概会显得相当沉闷和平凡，又怎么会料到它竟完全改变了万里之外，一个中国女孩的人生轨迹。

高二那年，我被选为国际交换生，可以出国读书一年。由于项目里没有西班牙，我在出国的志愿里填了三个南美国家，想去学马德里说的语言。最后命运替我选择了墨西哥。

16岁出国前的暑假，去北京学了一个夏天的西班牙语，那一年地铁10号线刚开通，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赶地铁去中关村上课，从早上8点一直学到下午3点，中间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下午回去的地铁上人很少，空调吹得后脊背一阵发凉。那是奥运会的夏天，北京城热热闹闹，却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只是埋头学语言。

最后很戏剧化的是，因为签证问题我没能去成墨西哥，回了高中继续读书，再也不谈出国，不谈我的西班牙。在高中那片弹丸之地，这些都是太奢侈的东西。然而，呼吸过自由空气的人，是再也回不去那只有四角天空的世界了。

虽然还是过着平常的日子，把自己埋在永远做不完的试卷里，但去一次马德里，去伯纳乌球场看一场比赛，亲吻一次那里的草坪，是我从未说出口的梦想，也是支撑我走过平淡高中生活的唯一曙光。

高考结束以后，没有放弃想去西班牙的梦想，我去重庆上了心心念念的西班牙语专业。Life is a circle.人生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圆圈。再两年后，命运之手垂青，我拿到公费奖学金，在四年后还是去了墨西哥交换。与此同时，我也放弃了去西班牙自费留学的机会。

机缘巧合之下，开始在国内一家新闻媒体做兼职，翻译西甲新闻。足球，兜兜转转，隔了几年的光阴，以另一种方式来到面前，变成了我每日的生活。

那时每天早上下课以后，我立马飞奔回家，热一热冰箱里放着的前一天的墨式汉堡torta，喝点牛奶，就开始对着电脑屏幕一篇一篇地翻译新闻，直到肚子又开始咕咕叫，抬起头才发现天色已晚，便又匆匆忙忙地随便吃点东西，去赶晚上7点的葡语课。每天翻译足球新闻，是工作，也是生活的添加剂。那段时间的我，没有时间去party，没有时间去恋爱，却过着自己理想的生活，充实又简单。

就这样做了半年的兼职翻译，笔下的那些人物几多荣耀，几多沉浮，我都在纸间陪他们一同经历，life is a circle，这话对足球来说同样适用。世事无常，没有人能永远站在巅峰，也没有人会一直沉在谷底。皇马这支我从15岁就开始喜欢的球队，无论低谷也好，巅峰也罢，已经深深刻进了我的青春岁月里。

学了四年西班牙语，在课上听着老师说西班牙的文化，说那里的海鲜饭，说那里彻夜狂欢的年轻人、不打烊的小酒馆。这几年去了墨西哥，去了南美，却一直没能去成向往已久的西班牙。于是，2014年4月，我向欧洲进发，去完成我大学最后一个梦想。

浇上墨鱼汁的黑暗料理：西班牙海鲜饭

5月初的时候，从巴塞罗那坐车到马德里，一路上阳光一泻千里，公路旁山丘起伏，天际线上一抹烫红的夕阳，有如史诗般壮阔，像《勇敢的心》[2]里的场景。数着离马德里的距离越来越近的公路牌，我却觉得极不真实，像做了一场太痴的梦。

这些年来，马德里像是个方向，我一直在朝着它走，却总是兜兜转转。从中国到马德里，先行至墨西哥，才得以走向它。

从喜欢上皇马的那一年到现在，八年的时间，我终于踏上了这片魂牵梦绕多年的土地，这对我青春里有过的坚定来说意味着什么，只有我自己最清楚。

在马德里的三天，大多数时间我没有刻意的目的地，只是随意走走。去了普拉多博物馆，去了索菲亚皇后博物馆，去了旧货市场，去了太阳广场，看了马德里的标志——小到要淹没在人群里的小熊雕像。

可唯独没去伯纳乌，未如我16岁所愿，在伯纳乌看一场比赛，亲吻一次那里的草坪。大概就像喜欢的作家说的那样：这些年来，“向往”成了一件多么美好的事，以至于“得到”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只是站在这里，呼吸着马德里的空气，看着地铁里伯纳乌那一站的标识，就觉得已经good enough了，这美好竟让我觉得：此生如此，实在也已了无遗憾。

也在心底觉得，还会回来吧。所以这次，并不急于看完所有的景色。

永远是这样，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海子

[1]《爱在日落黄昏时》(Before Sunset) ：导演理查得·林克莱特(Richard Linklater)于2004年拍摄的爱情片，由伊桑·霍克(Ethan Hawke)和朱莉·德尔佩(Julie Delpy)主演，该片在巴黎拍摄。

[2]《勇敢的心》(Braveheart):派拉蒙影业公司出品的战争片，由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执导，梅尔·吉布森、苏菲·玛索(Sophie Marceau)、凯瑟琳·麦克马克(Catherine McCormack)等主演。影片以13～14世纪英格兰的宫廷政治为背景，以战争为核心，讲述了苏格兰起义领袖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与英格兰统治者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

第七章　后来的故事

2014年

To be continued…

CHAPTER　7

重返农场

2014年的冬天，我又回了农场。去年夏天一切有魔力的时刻开始的地方。

来这里之前，准备了很多话要告诉Pi Nan，农场的主人。想告诉他我离开之后的故事，告诉他我是如何因为在农场和佛教结了缘，才在去印度垂死之家做义工，在斯里兰卡的寺庙禅修后，最终找到内心的平静。

God is too big to fit in one religion

法国义工和Nobara桑

小巴在山路里弯弯曲曲了几个小时终于到达农场的时候，我下车看到农场熟悉的景色，深呼了一口气，有种回到家的安心。那一刻，电光火石般，我有种“对了，就是这里”的感觉。

农场有很多变化，厨房被改造成了屋舍；Nobara桑头发长长了，也变得有些怕生，她不再围着我打转了；这个季节没有吃不完的鳄梨了，当时的那些朋友也都不在了。我如此想念他们，闭上眼依旧能听到当时的欢声笑语，那一幕幕场景有如昨天一般熟悉，历历在目。

不过可喜的是Pi Nan没有变，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感觉自己远离了浮躁，整个人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他本身有一种很沉静的气场，让你觉得生活就应如此不疾不徐，不紧不慢，没有什么好忧虑和担心的，安静的生活就是生活本身的面目。我突然觉得其实什么话都不必说，不必表达，这半年的时光就像河流，在我们之间这么静静地流淌过去。

回到农场，对我来说有很特别的意义，好像一下唤醒了这半年来被世俗生活蒙蔽的盲目的自己。我站在曾经待过的地方，隔着时光看到当时的自己是那么生机勃勃，那么充满好奇。

然后我突然变得很失望，因为我发现自以为的那些蜕变其实那么短暂，原来我经历过什么都只是经历而已，回去后的我还是要被尘世羁绊着，变得不快乐。

那么我来，是为了什么？我一而再地来到这僻静的山中，其实是为了逃避吗？

我悲哀地发现：旅行不是答案，生活还是无解。

但不管怎样，在这三天时间里，我还是遇到不少有趣的人，他们让我相信：不要妥协，要去做自己。

刚高中毕业、才18岁的加拿大男生，在义工中显得特别羞涩，说话的时候都怯生生的，但我在离开的那天晚上无意中问到他上大学想学什么专业，他一改往常说话的模样，用很坚定的语气告诉我他喜欢烹饪，想从烹饪学校毕业后自己开家小餐厅，专门做Breakfast的就好。我想告诉他，他是我遇到的最酷的加拿大人。

在加拿大生活的斯洛文尼亚大姐总是一副精力旺盛、生机勃勃的样子。她在加拿大从事社会工作，为残疾人、智障人士提供汽车接送服务，她说她很喜欢这份工作，说她的陪伴能给许多老人家带去很多欢乐，不过现在政府财政开支缩水，这种社会服务已经外包给出租车司机了，她必须找其他兼职工作来维持生活。每次和她在一起听她聊天，都觉得她，是懂得生活的人。

一起坐小巴来农场的西班牙金发美女Hermi，我在走的那天才知道她是个电影演员，她来自距离西班牙本土很远的加纳利群岛，三毛就是在那里永远地失去了荷西。我想告诉她那个故事，那片岛屿曾让一个女人失去了她最爱的人。

西班牙人Hermi，她的职业是电影演员

把自己晒得黝黑的芬兰男生在芬兰有一个自己的小农场，专门种植有机植物，此番是来东方取经的。

山中的日子那么充实，让我有一种“山中虽一日，人间已百年”的感觉。

走的那天下午，来自阿拉斯加的女生Anne弹着她的夏威夷吉他给我们唱了一首《Don't worry,be happy》，我一下子被击中了。去年夏天第一次来到农场的那个下午，哥斯达黎加男生就靠在冥想室的墙上，用青涩的声音唱了这首歌。那一刻我突然觉得life is a circle,人生如此奇妙。别想那么多，don't worry,be happy。

人生这道题，谁不得慢慢探索呢？

阿拉斯加的女孩Anne在弹吉他

海滩

“我希望过的生活，是在炎热的下午，穿着巴基斯坦皮凉鞋和细麻的薄袍子，顶着满是发茬的光头，和一群和尚兄弟，骑着自行车，到处鬼叫。我希望可以住在有飞檐的金黄色寺庙里，喝啤酒，说再见……”

这是凯鲁亚克在《在路上》中描绘的梦想中的生活。2000年的时候，电影《海滩》里的莱昂纳多嫩得像根葱，穿着最简单的T恤、短裤，踏着最便宜的拖鞋，像其他来寻欢作乐的西方年轻人一样，把最荒唐放纵的青春留在了东南亚那片热到只知道流汗的土地上。

电影的海报，那年的莱昂纳多嫩得像棵葱

在泰国见过太多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搭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在飞机上看着电影喝了六罐啤酒，彻夜未眠，然后终于抵达了东南亚的门户——曼谷，一座令人迷失、令人眼花缭乱的不夜城；他们用暑期打工赚来的钱出门旅行，肩上背着崭新的70L的背包，穿着印着大象的大甩裤，把青春安置在廉价旅馆的白床单上；他们在人来人往的考山路街头点一份炒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虽然手头并不富裕，却总有足够的钱买啤酒，在酒吧来一场烂醉。他们很穷，他们落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年轻，他们放纵，没有什么好仰仗，只有一副好皮囊，和一双明亮的眼睛，写满对世界的渴望。

如果说岁月如金，人生里大概再没有如此挥金如土的岁月了。

帕岸岛上的满月派对，风中飘着浓烈的荷尔蒙的味道，鬼佬们穿着印有Full Moon Party字样的荧光色T恤，裸露的胳膊和大腿上涂抹着五颜六色的图案。他们左手拿着啤酒，右手搂着朋友或爱人，如动物般昼伏夜出，在海滩的小巷里摩肩擦踵，大声鬼叫，眼睛里发出幽亮的光，年轻的脸上写满兴奋与放肆。海滩上一排排的酒吧里放着和欧美同步的夜店歌曲，头顶的霓虹灯变换着迷幻的灯光，照在人们的脸上忽明忽暗，各种颜色的头发、眼睛、皮肤，各种分贝的尖叫，在一个个不眠的夜晚，他们在一片异域风光里对酒当歌，醉生梦死，过着没有明天的日子。只因这里是泰国，人们在遥远的东方摆脱了世俗的牵绊与束缚。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背景，只知道抓紧日光下无处躲匿的欲望。

年轻真好，可以荒唐，可以纵情享乐，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宿醉一场，可以沉迷在酒精、性和drugs里无法自拔，且不计后果。

但也是因为年轻，所有人都只看到了阳光海滩，大片的棕榈树，却没有人注意过派对结束后退潮的海滩一片狼藉。那些荒芜的街道，随处可见的空酒瓶、垃圾，像青春席卷而后的残骸。

满月派对上卖酒的小哥

我的满月派对妆

2014年4月的时候，坐车穿过海岸线从巴塞罗那到法国的蒙彼利埃。西班牙的海水颜色深蓝，在太阳光线的折射下，竟美得让人时刻都想纵身跃入。同伴是在拼车网站上找到的，三个法国大男孩，都是二十一二岁的年纪，稚气未脱中又带着几分成熟与稳重，说起法语柔软得像喃喃耳语。

前座开车的男生叫Kilian，车上闲聊时，后座的男孩问我来自哪里，我说中国。他突然叫了一声说：Kilian你去过亚洲吧。Kilian一头蓬松的棕色卷发，穿着圆领T恤条纹衬衫，戴着深色墨镜，虽是简单的搭配，却在细节里显出良好的品味，说话克制，彬彬有礼。处处照顾同伴，会帮女生先拉开车门，像典型精英阶级家庭里那些谦逊、富有教养的孩子，虽然物质丰盈，却并不炫耀。

我想象着他的人生，上最好的大学，读最好的专业，以后也会拥有和父母一样稳定的工作和舒适的生活。然后就在这时，Kilian透过反光镜眨着眼冲我笑笑，回答了刚才那个问题:嗯，我去年夏天和几个朋友去了泰国。

“泰国”，听到这个词我忍不住会心一笑，脑补眼前这个法国“乖乖仔”穿着印有“Tiger Beer”字样的，只要100泰铢的廉价T恤，戴着新买的5美元的塑料墨镜，背着背包和同伴走在曼谷白天热浪袭人的街头，穿梭于一个又一个旅行社、便利店、纹身店和按摩店之间的场景。他也会在夜晚买醉，酒后失态宿醉一场，也会在房间里吞云吐雾抽着叶子，和在酒吧认识的，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女孩享受片刻欢愉……

我好像一下明白了些什么。这个在自己国家一本正经、谦谦有礼的男孩，大概也像那些在东南亚随处可见的醉生梦死的年轻人一样，把最荒唐放纵的时光，最疯狂肆意的自己留在了那片欲望疯狂滋长的热带土地上。

直到有一天，世界愿意原谅他们当时的幼稚。

走出垂死之家

我们必须在爱中成长，为此我们必须不停地去爱，去给予，直至成伤。

——特蕾莎修女

记得离开加尔各答的前一晚，马来西亚华人Han Chan来找我聊天，他问我在垂死之家做义工有什么感受，找到了什么意义没有？

那一晚在旅店的顶楼天台，夜色静谧深浓，月光很凉，我们一人一把椅子，并排坐着，对着月色，断断续续地说了很多话。其实说到意义，我也很迷茫，在垂死之家这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能看到、做到的还太少，与其说是病人需要我，不如说是我需要病人，是她们让我可以有机会去付出，去奉献，去行善。

这段经历可以给我的人生带来多少改变和影响？说实话，我不知道。

我反问他，那你呢？为什么还要回来？我在加尔各答遇到他时，已经是他第二次来垂死之家服务了。而他第一次来，则是五年前的事了。他也并没说出个所以然，只是说或许就是冥冥之中有种东西在指引着，告诉他，是时候该回来看看了。

加尔各答，海森与我

2013年7月，我在加尔各答做义工的时候认识了一群很特别的华人朋友，海森、月宁、Han Chan……我们在加尔各答短暂相遇后，又各自离开，有的继续旅行，有的又回到了原本的生活中。

旅行时灵魂过高，当我回国后一头扎进世俗的生活里时，又难免显得过低了。加尔各答还被我们经常提起，但又显得那么遥不可及。可我心里念着那里的修女和病人，还总想着回去。

我的义工朋友海森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印度走到中东又走到非洲。他到了肯尼亚之后，联系了当地贫民窟的学校去做志愿者。

他服务的Mathare贫民窟，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最古老、条件最差的贫民窟。简易铁皮棚搭起的房子里，聚集着这座城市里大约70万最贫穷的人口。成片的垃圾填满土地和河流，人们和垃圾、排泄物、积水每日生活在一起。没有水、电、气供应。海森在博客里写道：“南半球的内罗毕，海拔1798米。五六月份，北半球莺飞草长，这里雨打风吹。”

我身边去过肯尼亚的朋友不少，大都是利用暑期时间在那里教英语。他们千里迢迢地来到非洲，见识到了这里的贫穷与忧愁，原始与荒凉，却也只是看到，假期一到，也就离开了。回国后，又回到了自己之前的生活中。

原本做个支教老师后就可以“安心”离开的海森，却意外地给自己选择了一条更难走、更辛苦的路。

海森做志愿者的汉卡小学，位于Mathare贫民窟深处，只有铁皮搭起的棚子，孩子多是孤儿，靠学校供给的稀粥为生。学校只有八间教室，铁皮破损严重，裂出窗户般大的口子。下一场雨，气温骤降到10摄氏度，风从破口子灌进来，教室便冷得像冰窖。没有厚衣服的孩子，便不来学校了。坚持上学的，有的频繁地感冒发烧，也不去看病，能忍则忍。每学期都有小孩病死。

海森在和校长联系的时候了解到，因为小学是自发筹建的，没有得到政府的补贴，每月需要交纳的高昂的租金，使得学校原本就不宽裕的资金变得更加拮据。学校入不敷出，甚至连老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但是如果能够帮助学校修建永久性校舍，学校就能免去交房租的钱，也能从原本就不多的资金里“抠”出钱来，给老师们发放拖欠的工资了。萍水相逢，海森却毅然决定接手，扛下重担，为孩子们向国内的朋友发起筹款，帮助孩子们建起水泥墙的校舍。

他找到我们一起做过义工的朋友月宁，来负责国内筹款的统筹，月宁人民大学商学院在读博士的背景，使这个筹款项目在设计上更为科学、合理。海森自己也摇身一变从志愿者成了“监工”，去现场勘探，去找设计师，找工人，一遍一遍地做预算，和当地人“斗智斗勇”……

海森和月宁做的这个项目，让我们一起在加尔各答做过义工的朋友都感到有种纽带在彼此联系着。整个加尔各答义工群都行动起来，视这件事为己任，不遗余力地去帮忙，去宣传。在台湾上学的Han Chan负责努力地把这个项目扩散到台湾；我把要筹款的文章发在朋友圈，得到了各路朋友的转发，文章如星火燎原般，源源不断地推送出去……

最让我感动的是，大学参加过的国际志愿组织里，很多已经好久不联系的朋友也都纷纷伸出援手。他们有的去过肯尼亚，知道那里的环境有多艰苦，叮嘱我一定要转告海森，谢谢他做了他们想做却没能去做的事；有的人没去过，却因为有过相同的公益背景，远在英国也要跨境打来捐款……

我这才突然明白了之前Han Chan问我的那个问题。我们这些义工不辞千辛万苦，来到与故乡远隔万重山水的印度服务，在垂死之家当一名普通的义工，帮病人洗衣服、洗盘子、剪纱布、喂饭，这样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想是这段经历让我学会放下自我，卸下那些所谓的骄傲。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放得低一点，再低一点，卑微到尘埃里去服务，去付出。海森在肯尼亚的一张照片我特别喜欢，他的身影淹没在非洲孩子们用力挥舞的手臂里，若隐若现。我们做志愿者不就是这样吗？放下自我，把自己低到尘埃里，直到忘记自己的面目，才能更纯良地去付出，方得始终。

而这一粒垂死之家在我们心中播下的爱的种子，也终于在十个月后的肯尼亚，偶然地开出花来。

我也这才明白，原来我不一定非得回到垂死之家，才能去付出、去行善。身处都市的我，一样可以去帮助别人，种善因，结善缘。让那段垂死之家的经历，不再只是经历，而是在我们心里汇聚出力量，搭起一座连接起人与人内心的桥梁。

如今走出垂死之家的我们，还会把从那里获得的爱与感动传递下去，传给地球另一边肯尼亚贫民窟天真的孩子们。

它也一定会继续传递下去，在恰当的光和水的作用下，在别处又开出新的花朵。

如若一无所有，能否快乐依旧？

为什么会想要去印度呢？一年多后的自己身处南美，在一个离过去的一切都很遥远的地方，再回想起这个问题，竟然一下子答不上来。

与电影《在恒河游蝶泳》里的照子因为想要丰富人生经历，在面试的时候有可以夸耀的事情才来到印度不同，那时的我大概满脑子想的都是要改变人生观、世界观之类的事吧。

那些年，别人的梦想是美好又梦幻的欧洲，是自由之风劲吹的美国，而我的梦想，一直是混乱、贫穷又神奇的印度。

2011年的夏天，在越南旅行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叫Saori的日本女孩，那年我19岁，刚背上背包上路，越南是我去过的第一个国家。她比我稍长几岁，也是大学生，每年寒假拼命打工攒钱，暑假出门旅行，就这样已经独自走过了十几个国家，美国、西班牙、意大利、摩洛哥……遇见她时，她正在做一场环东南亚的长途旅行。她告诉我，在她走过的这些地方里，印象最深、最钟爱的还是印度。我见过一张她和印度小孩的合影，照片里的她身处赤贫之地，却笑得格外甜美。我们在顺化分手时，她对梦想着环游世界的我说，印度给你的震撼是别的国家无法比拟的，你一定要去看看……

等自己打工赚到钱，真的有机会踏上这片土地时，已经是两年后的夏天了。在加尔各答，住进了一间230卢比一晚的旅馆。年久失修的墙壁上油漆早已剥落，裸露处是旅人留下的随意涂鸦，长期被雨水浸泡的部分，长满青苔和发黑的霉点，裂着缝的地板上有蟑螂爬过。旅馆里只有公共浴室，没有热水洗澡。

也像电影里的照子一样，我坐在一堆印度人中间吃饭，点一份最普通的土豆咖喱饭，只要40卢比（约合人民币4块钱）就能够填饱肚子。学着像当地人一样用手抓着吃饭，这样做很奇妙的是，比起嘴巴，可以用手先感受到食物的温度和质感，所以好像也因此感觉到了和食物之间更多的联系。如此吃法，满手都是咖喱的味道，吃完后像印度人一样泰然自若地在洗水池用水洗了洗手，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在印度的时候，似乎一直在给自己的生活做减法，对任何物质上的要求都降到最低。去过的国家里，大概印度的住宿和卫生条件最差，也是最危险的吧。旅馆外的角落里总有一群聚众注射针管的印度人，瘦骨嶙峋，皮肤因为长期注射毒品呈青黑色，看路人的时候眼神迷离，还会时不时发出怪叫。住的房间里有臭虫，我的两个胳膊和脚踝都被咬得“体无完肤”，红肿肿地起了四五十个包，痒得我几乎整晚整晚失眠。

现在想想，也许印度教会我的是如何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也能感到快乐吧。

加尔各答38摄氏度的夏天，风像高烧病人呼出的气，热到让人只知道流汗。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嘎吱作响的老式电风扇，躺在房间里读书，嗓子干到可以冒烟。

用自己攒的钱出门旅行，因为预算有限，所以平时只买最大桶的矿泉水放在房间里喝。每周有那么一两次，做完义工的午后，忙里偷闲和朋友去冷饮店喝东西。那种在炎热的夏天，给自己买上一杯冰镇的lassi，然后一口喝下去的感觉，好像说自己拥有整个世界，也不为过呢。

电影里的日本男孩慎吾一个人跑来印度，整天晃来晃去没有事情做，把钱花光了也不愿意离开，他挠挠脑袋对照子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挺喜欢印度人的，因为他们看上去好像很快乐。”

“印度的人好像很快乐”，这大概是去过印度的人的共识吧，就算是住在雨打风吹的贫民窟，食不果腹，那些赤着脚在尘土里奔跑的孩子也总有快乐的理由；就算是出生贫贱，做着最下等的工作，每日洗刷碗碟、清洗马桶，对那些穿着艳色纱丽的印度女工们来说，生活里也总有足够多的事，能够让人开怀大笑。

就像每日穿梭于印度街头，闻着垃圾呛人的熏臭味，大街上的尿骚味，但也能闻到咖喱和奶茶浓郁的香味，就看那些生活中的烦恼是否让你的心蒙了尘。

一年多后的今天，回想起那段在印度的经历，觉得自己好像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因为文化上的冲击和震撼，而做到彻底改变人生观、世界观。倒是学会了一点，就是感知快乐的能力。

一个人住在南美，和过去的自己隔了一整个大洋和一片大陆。在靠近赤道的委内瑞拉，没有冬天，一年四季都有明晃晃的太阳高挂天空。在这里每天都能吃到西瓜，一口咬下去全是夏天的味道，所以感觉夏天好像从未结束过。只是因为这一点，就可以快乐很久。

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

2014年1月22日至26日，家里来了一个国内的沙发客，她叫Ariel，刚上大二，利用寒假旅行。去年夏天才开始背包上路的她看起来总是一副朝气蓬勃、精力过剩的样子，谈起接下来要去的目的地时眼睛直发光。

这是我第三次做沙发主，却是第一次接待中国的沙发客。之前家里来过一对环球旅行的西班牙夫妇在和一个在深圳教书的美国人。couchsurfing已经用了三年了，其实我早已过了对此痴迷的阶段，虽然依旧毫不怀疑它存在的意义，却已并不如以往般执着于这些短暂相遇、交汇时擦出的火花。

决定接待她，是因为其他沙发主人在接待我时倾注的感情和精力，很多时候我除了真诚地道一声“谢谢”外无以为报，只能在有机会时加倍地“报答”给他人，好把这份感动传递下去；也是因为寒假自己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事干，多个人可以热闹些。

说实话，合肥实在是个有些无聊的地方，并无什么特别的去处。作为一个中部的三线城市，和它周围的许多城市，比如与距离一个小时的南京相比，这里的娱乐方式实在贫乏得可怜。人们消遣的方式无非是逛商场或者与朋友聚餐，唱KTV。在合肥生活了这些年，每次出门我自己都会困惑到底能去哪儿。况且冬天天气太冷，家才是最温暖的去处。

三天的时间里，我们不是窝在家里看电视或者各自发呆，就是在厨房研究如何做饭，出门就绕着市中心随便走走，晚上再和朋友去酒吧喝点酒。

三天后，她快走的时候有些不好意思，吞吞吐吐地对我说，“其实啊，我觉得你和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我笑了笑，问：“怎么不一样了？”她对我努了努嘴说，“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不太一样。”

其实我明白她想说的是什么。

在看了我couchsurfing的主页和我写的书后，在她心目中我是个在拉美生活过一年，在印度做义工，游历过十几个国家，和世界各地的人做朋友的姑娘（虽然事实如此），简而言之应该是个很酷的人，怎么都不该是这个在现实中做事笨手笨脚，穿着花睡衣懒懒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看起来普普通通、胸无大志的样子。

这，也太幻灭了吧。

我理解这种感受，刚用couchsurfing的时候，我是个连国门都没迈出去的菜鸟一个，主页上一片空白，19岁的我当真没什么有趣的经历可以写上去，只能看着别人地图上插满小红旗的地方羡慕得流口水。于是，被一个我认为很酷的人接待时，我总是满怀期待地见到他们，满怀期待他会与我分享他对去过的国家，甚至世界的见解。以至于见到真人以后的我经常会大失所望，发现对方也不过是被生活所累的普通人而已，那些经历不过是过往的勋章，装点着闪闪发光的过去而已。

如今走的路多了我才渐渐明白，那些把“在路上”活成一种生活状态，变成一种职业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人，尤其是背上背包千里迢迢来到东南亚的西方人，进行一趟艰苦的旅行，说是为了体验也好，猎奇也罢，其实更像是为了完成某种年轻人的“仪式”。

短暂的狂欢之后，我们还是要卸下背包，穿上西装打上领带，换言之，回归生活。而那些关于远方的回忆，则变成了年老后的炉边故事。

也许承认自己平凡有点艰难，但我们都不过是被生活拖累的普通人而已，而生活对谁来说不是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呢？

Ariel在合肥待了三天，三天后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什么lifechange experience（改变人生的经历），也没什么可以铭记一生的时刻。但也可以说发生了什么，傍晚我们坐着无人的公交车前往市区时，少了许多平日的喧嚣，街周边店铺的灯光在冬日里显得如此温暖，我突然发现原来这座城市也有如此柔软的一面；晚上和一群朋友去酒吧喝酒，两个人喝得有点醉醺醺的，在街上冻得嗖嗖地买麻辣烫当宵夜，在凌晨两点钟的时候吃到辣得说不出话来，就看着对方傻笑。

没有什么宏大的叙事，这就是我对这三天的回忆，一些细小的，温暖的时刻。

而我也终于开始明白，生活原来就是杜拉斯说的疲惫生活中不灭的英雄梦想。若是不懂得在平常生活中找到精彩，努力活出色彩和滋味，只一心把快乐寄托在旅途上，这样的人不懂生活。我们的快乐可以在现实中，在一蔬一饭，一朝一暮里。

我相信，世界之大，它的精彩可以是日出日落的吴哥窟，云雾散后的马丘比丘，也可以是最熟悉的城市里一盏冬日的街灯，一碗深夜的麻辣烫。

后记

就等故事都经过

鲁迅在《朝花夕拾》里说，“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乘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这本书里的故事集中发生在2011年到2014年的三年时间里，是不同阶段的我，是那个更年轻的时候，背着包，兴致勃勃的，眼睛里写满对世界的渴望的自己。

那三年里，在东南亚、南亚、拉美、欧洲四处游历，住沙发，做义工，学习冥想，拜访朋友……有些经历在当时或许并未觉得多离奇有趣，却在与往事之间隔了层雾后，佐酒回忆时起有了不同的感悟。2014年5月，因为一些机缘，有了出版书的机会，我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把那些曾经击中过我内心的故事写了下来。这本书，它也像我的“朝花夕拾”，是他日采摘的花朵。

2014年的9月12号，在交了初稿后的第三天，我就坐上了飞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飞机，开始了一段人生新的旅程——去了人生中的第17个国家，在南美的委内瑞拉生活的工作。

这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国企里做西语翻译。它像其他国企一样，安逸、福利好，外派的工资又足够高，可以让人能够尽快地向世俗的成功靠拢。

可虽然身在大平洋另一端的南美，世界却不再像大学旅行时那样，如万花筒那般奇妙有趣。我渐渐明白，原来在别处的生活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跳salsa舞，喝朗姆酒，阳光，海滩，派对，而是每天上班下班，朝七晚六，守着营地里四角的天空和夜晚独自一人的空寂房间。

大学时我最喜欢的电影是数着公路牌四处流浪，在阿拉斯加雪地里搭帐篷的《荒野生存》，现在最喜欢的电影则是一个普通的中年杂志社编辑白日做梦的《白日梦想家》，我也是工作后才突然明白，能在庸常琐碎的生活里不失去做梦的能力，原来，多么难得。

我把曾经看过的雪山，高原，蒙彼利埃阳光的照片贴满了房间的衣柜，提醒着自己不要忘记过去生活的丰美。

其实体制内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好，但我却看到自己眼中的光在一点点地黯淡下去，国企的生活像温水煮青蛙，把年轻人的锐气灵气，对生活的温热情怀全都消磨殆尽。

写下这篇后记的时候，我已经决定辞去这份工作，回国当一个北漂，继续“做梦”去了。做出这个决定并没有想象中容易，但我更加害怕自己变成一只青蛙，慢慢地陷入生活的温水之中，到最后连挣扎的勇气都没有了……

我还年轻，还有好多奢望，我想再给梦想一点时间，去做些更有意思的事。我想把这一年在南美的经历写下来，再写成一本书，也想要继续在这世间开始新的人生冒险，遇到更多有趣的人和事儿，把更多的故事记录下来。

今年生日的时候朋友送了我一首聂鲁达的诗，希望我的生活像智利诗人的情诗一样美好动人。现在23岁的我这样告诉自己：加油，吴小凡，继续上路吧，前方就像聂鲁达的情诗一样美好！

感谢父母，感谢所有在路上遇到的朋友，感谢编辑小常，是因为有了你们，才有了现在的这本书和如今的我。

就等故事都经过。

2015年10月11日

于卡贝略港·委内瑞拉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行者的涅槃（代序）

目录

第一章　雪山的夏天

西　昌

两个David和一种生活

梅里雪山

雪山与何沁心

王王子

莫多情

逃跑的人

一个老师和一所学校

藏人农布

花吃了那女孩

觉色的小师傅

拉　萨

不曾抵达的西藏

最温暖的一碗面

山翻过去永远是山

猪皮男生

加德满都·尼泊尔

穷人的慷慨

博卡拉·尼泊尔

博卡拉的星光

第二章　魔幻拉美

墨西哥

当时只道是寻常

学生老宋

古　巴

两个世界的古巴

我从中国来看你

秘　鲁

去马丘比丘

我们谈什么都像谈死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第三章　我的忧郁热带

一场远行

老　挝

琅勃拉邦，醉酒之夜

清晨布施

湄公河行船日记　第一天

夜宿Pakbeng

湄公河行船日记　第二天

会晒的小火锅

泰　国

泰国初体验

清迈的夜

清迈农场—Where I call it peace

逃离清迈

两个农场

山中不知年

No work,no eat

野蔷薇

离开农场

Mindful Farm Family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柬埔寨

微笑的高棉

缅　甸

相遇相错悄无息

法国人的优雅

第四章　盛得下你的恨与爱

加尔各答·印　度

在白夜中行走

我曾被你温柔相待

在垂死之家

缘起垂死之家

既是天堂也是地狱

种姓制度下的女工

印度街童

Volunteer Day

拥抱加尔各答

物质之低，灵魂之高

天使在人间

Same,Same but different

韩国义工

义工联合国

如何说再见

金　奈·印　度

金奈的海风

金奈的沙发主

第五章　热情的岛屿

重生

康　提·斯里兰卡

康提的沙发主

科伦坡·斯里兰卡

冥想初体验

菩提树上的菩提叶

赠予自己平静与喜乐

焚香与鲜花

佛堂的时光

God is too big to be in one religion

香　港

港女Brenda

重庆大厦

第六章　二十五岁之前去欧洲

另一种旅行方式

法　国

巴黎

Celine，Celine

德　国

Cool people always meet cool people

值得

16岁错过的世界

西班牙

美术老师与《格尔尼卡》

没有皇马的马德里

第七章　后来的故事

重返农场

海滩

走出垂死之家

如若一无所有，能否快乐依旧？

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