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将此书献给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及政治犯师涛

中国的想像与真实

自十七世纪起,法国人便不断地造访中国,无论往昔造访的理由为何,今日大柢是宗教、军事、商业或艺术。法国对中国的这种狂热,并未将台湾排除在外;十九世纪末法国远征台湾未竟其功的经验及今日与台湾的文化经济交流,都让西方发现台湾是一个中华文明未受革命摧残的真正中国。从西方造访中国此一传承所产生的许多巨着,被视为西方汉学的根基。此一丰富的积累,至今依旧对西方有关中国的思想及视野,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此,许多法国政治思想特质,如科举制度癖好、倾向开明专制而非民主、过渡信任高级文官体系等,倘非取材自真实的中国,至少受往昔法国人对中国所持特有意念所影响。此一特有意念只是由这群众多造访中国的叙述者、爱好者或是学有专精之人士,针对自身所持的正反偏见,相互印证所造成。因此,在法国想像中,此一特有意念的中国便经常取代真实的中国。

以上对中国美化的想像,虽解释了浸淫在神话巨着及西方元首及外商对伟大中国展现出惊艳,甚或卑屈的态度,但根本毫无意义可言。

本书所采取的论述方式,可说本人三十年来云游中国之总结:本人长期旅游中国大陆及台湾之惊奇游记。我相信,我的论述方式十分特别,针对中国各区及各个社会阶层人士,倾听他们的心声。藉此作法,我让那些受苦受难、无法推选代表发声,未受经济发展眷顾,以及被剥夺所有公民或心灵权力的沈默中国人发出内心之言。我的乡野调查也扩及台湾,系因台湾亦代表中国,且提供世人有想像一个更自由的中国大陆之空间。

「谎言帝国—中国鸡年纪行」此一法文原版书,已移译成许多欧洲（波兰）及亚洲（南韩、日本）不同语版,在各国引起许多意见及论战。为何会引起如此多的汹涌波涛?简言之,肇因我所描述的中国,其真实悲惨的现状与中国共产党所声称的成功政绩清单,对比过於强烈所致。

「谎言帝国—中国鸡年纪行」法文版出版迄今近一年,现在已是狗年,我先前在该书对中国所作的观察及相对悲观态度,是否依旧如此?很令人遗憾的,答案依旧。中国人民的贫富差距日益严重,民主及言论自由毫无远景。所有期盼2008年北京奥运的到来,促使中共放松镇压箝制的人们,全都误判。

我藉此书在台湾出版中文版的机会,与读者分享北京共产党高层对本书之准官方回应态度。中共高层透过私下管道向我表示,该书所描述的一切,「虽属正确,但并非正面。」说得更坦白些,中共看过我的书后坦承,我在该书所描述的中国经济困境、医卫贫乏及道德沦丧等窘境,正确无误,且确实存在。但我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居然不信任共产党有解决以上问题的能力！」此即为何本书无法被北京视为「正面」之因。至少,此节我同意中共的看法:我的确不信任中共有解决该等问题的能力,因为中共根本就是制造这些问题的本源！因此,箝制新闻及缺乏民主,让中共根本不把任何批评看在眼里。既然发展沿海省份外销经济模式,比着重全中国衡平经济发展,更能让中共获得财政利润,为何共产党要采行那些可能削弱其权威及阻断财源的政策?专制政体本身的特性,即是无法与时俱进,无法永续生存。中国大陆难道是例外?中共会与时俱进?我们大家应该衷心祝福中共,倘能实现,无论是中国人或是全世界,均蒙其利。尽管我期盼此一时机能够到来,但我至今仍不太相信。

神话中国的除魅

「请不要神话中国,中国只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这是本书法国作家索尔孟要告诉世界所有读者的中心概念。作者索尔孟在本书严厉批判西方的中国专家,认为很多这些所谓中国通将中国人视为一个特殊的民族,以致於盲目支持现有的中国共产党政权,进而忽略民主、自由与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对於中国的重要性。

中国特殊吗?她是否与世界其他国家有如此巨大的差异?使得全世界各国均漠视中国共产党的威权独裁,不在乎毛泽东所屠杀的中国人数已远远超过日本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杀害的中国人,更已经遗忘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在邓小平下令屠杀那些在天安门广场上数千位自由斗士的英灵?由於世界各国神话了这一个国家,大家虽然无法原谅希特勒与列宁杀人的的暴行,但是却接受中国共产党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政策屠杀人民的必要性;世界各国惩罚了当年在围墙射杀前往西德投奔自由人士的东德士兵与军官,但是却对中国士兵在中印边界射杀逃难的西藏居民充耳不闻。这些都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民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沈痛指控。

事实上,中国一点都不特殊,印度的人口10亿,是一个重视人权的民主国家,也维持着不输给中国的经济成长率。美国、加拿大都与中国一样,均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但是美国与加拿大能够实施民主制度,尊重地区的差异。反观中国的国土横跨七十五个经度六个时区,但是全国却在同一个时区下运作,也就是中国以一套威权的制度来统治13亿人民。与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法国可以结合历史经验与现代观念,发展出注重传统的民主自由现代化国家,然而中国共产党则认为唯有威权独裁才能发展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可以如此笃定,只有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并且是有益於中国人民的幸福与发展?那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权力基础并不是来自於人民,因此,人民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质疑政府的政策。由於人民没有选票,不能要求不好的领导人下台。但是,执政的共产党政府有军队以及警察,可以镇压不同的声音,再加上西方强权社会与共产党政权的合作（例如最近被雅虎Yahoo出卖,而遭到判刑10年的记者师涛;或者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过滤资讯使得中国人民无法查询有关民主、法轮功、西藏等资讯的Google;甚至一直拒绝接见达赖喇嘛与魏京生的法国总统席哈克）,结果使得人民的声音遭到严重的打压。

在中国上海、北京做生意的外国人,会认为中国很进步、富裕并且自由,因为做生意只要在商言商,只谈共同的利益,不需要涉及政治理念。然而,北京与上海不能代表中国的全部,作者甚至以亲身的经验断言,上海是中国管制最严的城市,因为她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橱窗。

然而,除了共产政权与西方政府无道德的现实主义政策之外,中国人民难道是那么无辜吗?也不尽然。中国境内的民主杆卫者,冯兰瑞女士就认为,中国人最短缺的东西,就是记忆。低於四十岁的中国人已经对过去共产党屠杀人民的历史真相毫无记忆。而且,虽然毛泽东手上所沾满的鲜血比日本军阀还多;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成员的迫害,以及强迫进行人体器官移植的恶行不亚於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体实验,但是,仍然有许多人选择遗忘与视而不见。因此,现代的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就在人民被洗脑的状况之下,与外国强权合作,残酷的剥削大多数穷苦的人民,使得他们成为现代的奴工。在全世界一致短视近利,姑息恶势力的现实主义政策指导之下,中国变成一个穷兵黩武,剥削劳工,压榨农民的野蛮国度。

那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呢?索尔孟认为,再进行一场血腥的革命是不可行的方法,也非中国人民所愿。第二个可能性,则是要求世界各国放任中国,等待其破产崩溃。而这样的作法也不可行,因为中国的瓦解会对世界秩序带来过大的冲击,并且也无法保证会带来一个民主和平的新中国,倒是反而可能建立一个军事政权的中国,如此将对世界带来更多的祸害。

或许,比较可行的未来,是希望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努力自我进行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制度的国家。但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其党羽正持续享受着一党独自享有权力,以及快速致富的欢愉。此时要求其放弃权力,将财富用於人民的诱因并不存在。但是,索尔孟认为,以资本主义战胜苏联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历史为鉴,西方国家其实可以不如此谄媚中国共产党,是可以协助中国人民获得民主与自由的。西方世界必须将人权政策与贸易政策做结合,就如同冷战时代与苏联交往的方法。中国的共产政权不会比过去的王朝更具合法性,因为在中国统一之后的22个世纪里,26个朝代相继因为人民的不满而陨落。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现代政府的合法性,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是有可能结束其在中国的统治生命。

在华人世界里,索尔孟更认为,台湾民主化的成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虽然,中国不断嘲笑台湾的民主乱象,西方各国拒绝承认台湾的民主政府,但是台湾只可能被中国的武力摧毁,而无法被征服。索尔孟在结论中重申,世界各国必须对未来负责。北京的奥运是会成为1938年纳粹德国「害人危世」之柏林奥运的翻版,还是会成为1988年南韩「还权於民」之汉城奥运的再现,全赖我们做决定。因为中国的经济成长是依赖在世界各国的外资及市场,而非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在2005年的时候,中国的对外依存度,也就是其对内对外贸易总量占其GDP国民生产总毛额的近80%,而像美国与日本这两个世界第一与第二强的经济强权的对外依存度,则只占大约20%。事实上,是中国需要世界的市场,而非只是世界需要中国的制造。

更重要的是身在台湾的人民,必须重新好好认知台湾对世界未来命运是有影响力,并且有其伟大角色扮演的空间。台湾政治民主制度的成功,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极大的引导作用。事实上,中国认为其对台政策最成功的地方,并不是压制了台独的声音,而是非常具体的将台湾的民主影响力隔绝在中国之外。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深深影响着世界的未来走向,如果台湾的民主制度垮了,中国共产党必然额手称庆向世界以及其人民大声说出,华人不适合民主,也不需要自由。中国人民只有听从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走向繁荣。这将不仅是台湾的失败,也是中国的悲哀,更是人类世界更巨大冲突与纷乱的开始。时值北韩进行核武试爆,中国的朝鲜政策失败,整个东亚局势陷入紧张不安当中。而,所有国际政治专家均同意,台湾海峡与朝鲜半岛是目前世界上最可能引发强权直接冲突的地区。因此,台湾的世界使命,就是杆卫其独立自主的民主制度,做为中国的灯塔,以及世界追求民主国家的模范,如此东亚的和平才得以保障,人类文明才得以更加的进步。

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

吴志中於台北

2006年10月10日

虚构的中国

中国一苏醒,世界便颤抖。世界之所以会颤抖,是因为我们无法瞭解中国的真实面貌;而这也不是第一次。西方钻研汉学的观察家经常展现特殊本领,他们眼中的中国根本与实际的中国不符。从帝制时代的中国到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中国领导人哄骗西方的才能,向来非凡。中国强权是否会超越西方?事实上,中国整体经济力只能与欧洲单一国家,如义大利或法国相比,而且中国依旧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世界会颤抖,是因为世界所梦想的中国,比实际的中国要好得多;这可得话说从头了。

耶稣会教士、法国哲学家沙特,以及西方老板们

4个世纪以前,当义、法的耶稣会教士发觉所观察的中国十分美好,从此他们对中国的叙述观点,便长期在欧洲树立一个根深蒂固的中国形象: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而受一位哲君统治[1]。1702年,法国耶稣会教士即在《教义及奇特书札》（Les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此一畅销书中,将中国人形容成个性不鲜明且迷信的群众;唯有信奉孔子的官员,让西方的文人过客对中国留下精致优雅的印象。此一中国形象令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尤其是德国的莱布尼兹（Leibniz）及法国的伏尔泰（Voltaire）,心生向往之情。他们期盼在欧洲也能有开明专制的领导阶层,及无神论的道德观引领大众;伏尔泰的《至神》（L'Etre Supreme）一书,即有浓厚的中国思想色彩。在他的书房中,挂着一幅孔子画像,画像上题写「至圣先师孔子」,由此可见,真实的中国已被某些特定的中国意象所取代,而汉学也成了某种意识形态。

那么,真实的中国社会究竟为何?可和一般人想像的迥异?实际的情况是:人民屡遭官员勒索,而这些官员有时并不是循正规科举考试获取官职,反而靠贿赂或捐钱买官。而儒学呢?它通常被视为一种反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完全与民间信仰佛教佛陀及道教诸神相左。至於君王,假如中国历届朝代均具有正统的合法性,那又该如何解释26个朝代,直至1911年的共和革命,虽遭无数次改朝换代的政变冲击,却依然能被视为一脉相承的道统延续。

但谁会对这个真实中国感到兴趣?直到近年,法国汉学界仍大多专注於研究「孔子哲学」及宫廷风俗,少有人对探讨中国现代社会有兴趣。这种偏好研究古代中国士大夫的典范,遵循耶稣会教士及伏尔泰的研究方式,虽然退烧,但仍嫌缓慢。直至最近一个世代,我们学习中文,就如同任何一种外语,除了成为汉学家外,终於有其他无限发展的可能。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纷赴中国探险,就像中国已是个正常国度一而中国原本就是个正常国度一样。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呈现实际的中国面貌,来取代西方人所想像的中国;再也没有汉学家能像法国贝菲特（Alain Peyrefitte）一样,在1973—1994年间,受到如此广大群众的青睐。但贝菲特其实是将中国置放在另一个星球上,其3本书标题为《当中国苏醒,世界颤抖》、《僵化的帝国》、《中国的悲剧》、（Quand la Chine s'éveillera le monde tremblera, L'Empire immobile, La Tragédie chinoise）。作品中根本没有探讨到中国人民个体。据贝菲特的看法,无论是沈睡或是悲惨的中国,都是一个伟大的组织体。如此的美梦及恶梦,试问我们胆敢将此投射在世界其他任一国度之上吗?

如前所述,有关中国的第一个「虚构」,是出自保守派传教士的观感;而自1970年起,有关中国的第二个「虚构」,则由「激进主义者」接续传承,但他们并未更注重中国的实际现实面,并加以观察。那些梦想普世基督教化及哲君统治的耶稣会教士,在北京找到心目中的梦土;而西方那些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士,则热中寻求一个普世革命及绝佳领导。如果不是北京,他们又可在何处找到符合此一条件的地方?

在耶稣会教士考察中国后经过3个世纪,法国作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索勒斯（Philippe Sollers）、拉岗（Jacques Lacan）及同类型的许多其他人,也对真实中国视而不见。义大利女性主义者马希欧西（Maria—Antonietta Macciocchi）,虽在法义两国被视为知识分子权威,她却将中国内战称为「伟大的文化革命」,并撰写:「在3年混乱局势后,文革将开启千年至福的时代。」法国的哲学家新秀,如拉多 （Guy Lardreau）及姜贝（Christian Jambet）,将毛泽东视为耶稣复活,其「小红书」（即《毛语录》）则为福音书之翻版;他们对毛泽东主义的隐喻作法,像极耶稣会教士一趟中国想像之旅后,对儒家所下的诠释。而一直对暴力美学感兴趣的法国作家沙特（Jean—Paul Sartre）,根本无须亲赴中国听闻,显然就已是一位毛泽东主义者了。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Molière）曾写道:「一位博学蠢蛋,可是比一位无知的傻子,更为愚蠢。」当然,并非所有人均被第二个「虚构」所蒙蔽。同样在七〇年代,比利时作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又名西蒙·雷思（Simon Leys）,以及拍摄《他们办事,老百姓不放心》 （Chinois, encore un effort pour être révolutionnaire!）（该片是以影像破解毛泽东教条文宣之秘）的法国电影工作者魏延年（René Viénet）,他们两位则观察到,在中国有许多尸骸彼此绑在一起,顺着珠江流至香港海湾之事实。此外,也不乏有许许多多描写共产党屠杀的文字资讯,可供有意研究者参考。但这些瞭解真实中国的人,其对毛泽东主义的控诉言论,比起那些耶稣会教士及西方左派人士的幻想,似较显不合时宜。1971年,魏延年与陈庆浩出版「东亚丛书」系列专书中,由西蒙·雷思 （Simon Leys ）所着的《毛主席新衣》（Les habits neufs du président Mao）,此后则变成研究毛泽东独裁专制的经典书籍。这一切就如同苏联古拉格劳改营（Goulag）及纳粹集中营般的年代,只要罪证确凿,要对毛泽东主义者的罪行视而不见,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或许在七〇年代,要追随「毛泽东」才是符合时尚潮流,就如同中国古玩在十八世纪风靡欧洲,到二十世纪中叶则时兴要当史达林的同路人吧。现在也是如此,没什么大变化,以下所述就是第三个中国的「虚构」。

相形之下,如今的西方元首及商人代表团络绎不绝前往北京,是否会比古早的耶稣会教士及昔日的激进知识分子,更能看清楚中国的真正面貌?那可不一定。他们在商业利益及国家利益的驱使下前进中国,这不就跟早先的耶稣会教士一样?利益至上的考量并不必然是会洞察机先。就像1970年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一样,这些西方过客,虽已过一个世代的光景,但依然认为参访中国是件不寻常的经历,因此不以对日本及南韩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同样标准,来评判中国这个国家。造访北京的西方代表团总是心存某种惊讶之情,共产东道主专长营造身处异地的氛围,而中国历朝君王及毛泽东亦是操弄演戏的能手。

我们对造访中国的西方官员缺乏批判精神,感到困惑不已:中国并不会比非洲或是印度,更具有「异国风情」;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异国风味已更加淡化,但对伟大中国的幻想依旧遮 掩住中国的真实面貌。

现在的西方代表团,如同早先的耶稣会教士,只跟中国宫廷及官员打交道;而今日的中国官员比起往昔,可没那么温文儒雅:共产党领导人的待人接物及统治国家的方式,十分粗暴。我们或许不应对这些急促的西方访客要求过高,因为真实的中国是如此广阔,某些地区禁止造访,资讯遭封锁,受访者不是踌躇犹豫,就是遭受监控。虽然现在中共可容许中国人以个人名义批判时政,但需符合以下条件:讯息不得传播,不可筹组集会。任何非商业性的组织,不管其动机为何,是社会性,宗教性,或是文化性,一律被共产党禁止,而组织的号召者,其下场通常是不经审判便直接遭囚禁。中国人居住的真实中国,是遭专制共产党、国安局及文宣部爪牙所摆布的。而文宣部堪称中国效率最佳之部会,他们可以让外国人对该部提供的资讯照单全收,例如:无法查证的经济统计数据、选举舞弊、隐藏重大流行疾病讯息、声称社会祥和,人民对民主没有任何渴望······等等。

倾听真正的中国人心声

这些占全中国九成五人口,非属共产党员,总数达10亿之谱的贫农及保有自由心智的中国人,他们心中究竟在想些什 么?在这个独裁国家,我们实在无法具体衡量人民对共产党的 不满意度、反对及怨恨程度究竟有多少?但我们仍可走入中国 民间,与每一位勇敢的中国人会面,让他们有机会表达对自由 的渴望:这也就是我们目前所做的事。在中国从事乡野调查实 令人心动,而其所预期遭遇的困难亦非不能克服。许多记者、 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也曾对此致力研究,并达成一致性的 结论:中国人不喜欢共产党,广大的多数民众期望有另一个较 不腐败,且更公正的政体取而代之。因经济发展受益的中国人 比例实在很低,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共产党不公的埋怨心则日益 加重,且对未来亦不怀抱任何进步发展的希望。

为倾听这些具有自由心智的中国人民的心声,我花了鸡年整整一年的时间（2005年1月至2006年1月）,造访中国各地,倾听他们的心声,这不是件最起码该做的事情吗?某些人冒着生命危险跟我交谈,而我本身却无任何风险。对那些追求中国民主的人士（我此次调查所优先面晤的对象）而言,他们对西方政府与中共串连勾结的行径,感到难以理解。他们最常向我反问:西方怎么可以这么快就把天安门屠杀事件给遗忘了?受害者的尸骨至今甚至还未还给家属。我们是否有一刻怀疑过,假如中共自觉遭威胁,很可能会再度动用军队的决心?我们是否知道,在中国各地,乡间农民,工厂工人,均已挺身反抗中共统治?我们难道不知道,中共压迫宗教,无论任何宗教,数以千计的牧师、神父、信徒未遭审判,就被拘禁在「劳改营」之中?我们对那些被抛弃且无任何照护的数十万名罹患爱滋病的受害者,以及那些为吸引外资而沦落风尘的数百万年轻农妇,难道就没有一丝怜悯之心吗?从每年数百万的高级文凭毕业生到最卑微的普通工人,在中国各地迁徙奔波,我们对此又该如何看待?我们是否知道,那些受雇於中国外商企业的受薪者,在中共贪腐及讹诈后,每月仅能靠百余欧元（约合新台币4,400元）过活?我们又是否知道,共产党干部已先将从外商及中国劳工所窃取的数十亿资金,转汇到其亲属所居住的中国境外国度,以预防政变的爆发?

上述提问,无论是闪避回答或是以中国内政为由搪塞,均不适当。因为中国的未来命运走向,绝大部分是由西方来主导决定,没有外资,没有进口中国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必中断。中国六成的外销均靠外商完成,中共藉与西方决策者间维持特权对价关系,赖以残存。这也说明中共文宣部为何要积极迷惑或收买西方民意的原因！

有必要害怕中国吗?

西方对中国所采取的现实主义政策,显然是不道德的,要采取此种作法,至少也要有利於我们自身的利益吧！但中国产品的「入侵」,虽令人担心,却并非中国对西方最危险的威胁。这些廉价的进口品甚至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水平,西方虽会因为企业采取国际分工策略,流失某些本地工作机会,但也会迫使企业新革,此一挑战还是在西方因应能力范围之内。

跟共产党维持良好伙伴关系的真正危险是:我们居然允许一个独裁国家建构一个威胁邻邦、亚洲以及其他各国的军火库。现在没有任何一国足以威胁中国,为何中国还要追求成为军事强权?拥有700架战斗机及射程远达台湾、甚至日本、南韩及美国的核武,目的究竟为何?而更立即的危险是:中共为何在福建及江西山区,部署数百枚中程飞弹,瞄准台湾人民?我们猜得到中共的野心。真正对中国人及世界各国具有危险性的是中共,而真正的中国人是跟所有人类一样,渴望和平,而且不会威胁任何人。

西方可对中共采取另一种替代方案,其中,支持中国民运人士实具可行性。从现在到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依赖外商的中共,尤其脆弱。共产党虽期盼藉北京奥运获得举世认同,但也担忧发生人民反抗、重大流行疾病等意外事件,可能会让此美梦化为泡影。有关2008年北京奥运的重要性,让我想起两个历史则例:一是认可纳粹意识形态的1936年柏林奥运;另一是将南韩推向世界舞台,开启民主化进程的1988年汉城奥运。2008年的北京,将会是柏林还是汉城?端赖西方立场而定。我们是要依然对伟大中国心生惊讶之情,或是要跟真实的中国人分享我们的自由价值观?

目前是西方向中共施压的适当时机:要求中共停止囚禁民运人士及神职人员;要求中共同意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重返家园;要求中共在法庭中,落实中共宪法明文规定的人权条文;要求中共开放党禁,允许成立反对党;要求中共不再透过文宣部箝制资讯。就如现在流亡美国的民运人士胡平所言:「我们不要求中共做任何事,只要求中共什么事都不要再做。」而且既然中共对其民意支持度如此有自信,就要求中共办一场普选以探知真正民意所在。西方曾对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施压,现在要求中共比照办理,应该不是件不适当的事:「一人一票」的要求,对中共应该不会不得体吧。唯有如此,无论是中国人或是西方人,我们才能在一个终於回归正常的国家中,一起庆祝2008年的奥运！

中国人是否真心追求自由?

假如中国人有表达意见的机会,势必会要求自由。为什么他们要满意共产党的压迫统治?为什么他们要喜爱独裁统治,而且跟所有其他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对中国人民先入为主的偏见、重视经济及外交利益,以及中共领导人的文宣刻意误导下,让我们误信:在中国实施民主是谬误的想法,或是现在谈论中国民主,时机仍太早,甚至民主根本与中华文明无法相容。但身为现代公民的中国人,对何谓民主,知之甚详;他们受够中共勒索统治,一心只盼中共早日下台。

难道中国人没对中共现在放松社会箝制的作法,心怀感激?当然有,虽然自从中共允许人民有全家团聚、选择生活形态,以及少数人有致富权利后,中共的确不再像往昔那样粗暴对待人民。但中国人深知其一举一动仍遭共产党牢牢掌控,而且随时有政策改变及遭派系斗争波及之险;无论是在城市、乡村、或是企业中,每一位中国人依然遭地方小干部任意摆布。假如中国人有能力的话,一定会将这些共产党干部丢进历史的垃圾桶里。但中国人要将此付诸行动,可得先要有无比的勇气才行······。

西方将这些民运分子称为「异议分子」。此一词汇实过於简略;这些异议分子并非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少数人,而是中华民族的代言人。自从中国遭共产党宰制以来,这些民主使者便代代相传下去。共产党的传声筒竭尽所能要覆盖他们的声音,但我们在这里建议倾听他们的心声:他们是中国的荣耀,可能也是中国的未来！

「一个正常的中国」——这是中国民运分子所追求的目标。请透过本书倾听他们的心声吧！这不是另一本有关中国的专书,因为概括性论述中国并无意义,就像概括性论述西方的专书,俯拾皆是。中国人民无声无息,惶惶终日过活,其处境史无前例的艰辛,要想预测中国的未来,实在令人难以想像！因此,我们很高兴本书所倾听的对象,是每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心声。而这些独特的个人之所以被择选,是因为他们均确信自身追求目标的正当性,个性鲜明,在中共朝野两方对立的辩论中,具有代表性。这不是一本有关中国的专书,我们这里所建议的只是:我於鸡年期间与那些坚强不屈的中国人的面晤实录汇编。花一整年的时间,倾听中国民运分子及反抗独裁者的心声,对我而言,似乎是最起码的义务。这也是让我们不再重蹈西方面对暴君时心存幻想,因而惨遭覆辙的另一种方式吧。

[1] 柏拉图的名着《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心目中的理想国度,便是由一位深受哲学熏陶的君王所统治。

反抗异议分子

魏京生就坐在「禁止吸烟」标志下,用别人吸剩的烟蒂点起烟来;没人会责怪这位在中国蹲十八年苦牢的人违反法律。在鸡年开春首日,这家位於华府中国城的速食餐厅老板及顾客,都很高兴他的光临,大家争相和他打招呼。魏边吃汤饺边向我解释:「法治国家给我有可违反法律,却不用冒太大危险的自由空间。」依照魏的论点,能享受法律的保障及可能违反法律的空间,这即是民主。他流亡美国,喜爱民主,也包含民主的缺失及不完美之处。他虽期望中国能实施民主,但并未将之理想化;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已到穷途末日,没有任何修正替代的可能性。

魏京生是中国最知名及最坚贞的民运异议分子,他的民主运动之路始於1978年12月5日:那天早晨,他在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以「第五个现代化」为题,贴上大字报。「西单民主墙运动」系由当时共产党新任领导人邓小平一手鼓吹。邓只是想藉此让大众支持其「四个现代化」（农业、经济、国防、科技）改革理念,并将毛泽东遗孀江青的左派势力铲除而已。魏当年仅29岁,以水电工为业（跟波兰华勒沙职业相同）,认为有必要向当局建议采行「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直到那天以前,这个年轻人只在每周五下午,跟他的工作伙伴在北京动物园交换意见,从未曾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只在私生活领域表达过个人意志,并且跟一位「反革命」家族的藏女同居。同居在中国是非法行为,而且任何婚姻均需工作单位许可。既然魏及其伴侣无法获得婚姻许可,只好当精神伴侣以符合社会主义法律之规范。惟此一道德规范自然约束不到共产党领导人,众所皆知,毛泽东可是个嗜性狂人。

说真话的汉子

魏在大字报中如此写道:「他们应当有民主,如果他们向谁要民主,那他们只不过是要回本来就属於他们自己的东西。如果谁不给他们民主,谁就是无耻的强盗,比抢走工人血汗钱的资本家更纯粹的强盗。······我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神仙和皇帝,不要相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任何人的信任都必须有一个限度。任何想换取人民无限信任的个人,无一例外地都是野心家。重要的问题在於选择甚么样的人寄予信任,更重要的在於如何监督这些人执行大多数人的意愿,我们不能轻信任何人会自愿地为他人利益服务,我们更不能轻信任何人会为他人利益而损害自己的利益。我们只能相信那些在我们监督下向我们负责的代理人。」

这篇文章在西方根本平庸无奇,却在中国造成震撼。民众涌向民主墙前,有人高声朗读,好让别人听见;更有许多人感动流泪。在中共30年的教条洗脑后,魏讲出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想法;该篇文章更是以简单的散文体撰写,没有深奥难懂的马克思主义或其他词汇。魏署名发表大字报,被中共视为极度的挑衅行为。25年后,他向我解释,他之所以署名,是为了要找回中国人的尊严,摆脱奴性象征。

共产党让该大字报张贴数周。邓小平成功打击异己后,便将民主墙拆除。魏遭逮捕,被控「泄漏国家机密」;他那时只接受一位英国记者专访。他的公审虽经事先设计,但公审经过却被一名中国记者盗录,流传海外。这位记者——刘青还为此被判10年劳改。在新华社所公布的照片,我们看到魏京生理着光头,双臂羸瘦,朗读条文,训斥法官。他援引中国宪法,要求法官独立自主判决,法官虽显困窘,仍将他判刑15年。

法国汉学家多蒙纳克（Jean-Luc Domenach）将密闭单人囚室,简陋的床,以及劳改营（中国的「古拉格」）等,称之为「遭遗忘的群岛」（L'Archipel oublié）,魏即在此一处境下承受极大屈辱及无法想像的人生试炼,那种恐怖悲惨程度,堪与史达林及纳粹囚犯相比。在西方,我们已接受「纳粹残杀犹太人」的历史独特性,但中国知识分子则将文革的劳改及屠杀比成波兰奥斯维兹（Auschwitz）的纳粹集中营。我不由自主地观察起魏脸上的伤疤,想像他如何经历黑牢的孤独、虐待与拷打;他的牙齿因营养不良均已蛀坏,现在戴的是廉价假牙。至於其他,他似乎身体康健、精神抖擞且面露红光,像是个中国民间宗教的不朽神祇。多年的孤独黑牢、绝食抗议,及强迫苦役经历,难道没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当然有！他现在虽已对精神或肉体折磨免疫,再也没有受苦之感,但仍保有爱与热忱的情怀:假如他脱离民主奋斗之路,他则成槁木死灰。

他究竟如何坚持下去?如同南非总统曼德拉（Nelson Mandela）般,凭藉的是坚持信念的力量。他在黑牢中自我覆颂「我比狱卒自由」,因为他可以说出内心真正想说的话。「我比他们更快乐,因为我可以过一个真实的人生,而不是一个遭别人摆布的人生。」在1994年服完刑期后,魏又再度被捕;他被控「试图筹组工会」罪名送往劳改,「在人间蒸发」两年。由於西方人权组织要求中共释放魏京生,使他成为中国最知名的异议分子;1997年,中共以「健康因素」为由,将他驱逐至美国。此种作法,让共产党及魏双方均有下台阶,保住了颜面。

他当年仅29岁,生在共产中国,对民主又瞭解多少?他解释道:「当时,我从未读过西方哲学思想,如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或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但我所获得的资讯还够瞭解民主的优越性。」魏16岁时就当起红卫兵,走过大江南北,亲自体会过赞颂文革的八股演讲,与文革实际丑陋、饥荒、恐惧及屠杀间之落差。他补充说:「我当时就和今日所有中国人一样均认同民主:他们的知识足以认知到民主的优越性。」

「魏京生不就是个中国一段已结束过往悲惨时代的见证人而已吗?」只要有人胆敢提起他的名字,这就是我们在中国所听到的回应。共产党藉由此一官方说法,试图摆脱魏的纠缠。他所代表的是所有人都想忘却的一个年代,还是他对共产主义者还具有威胁的可能性?真相可能是一半一半:2006年的中国,虽不再是魏以前所认知的中国,但中国依旧遭共产党独裁统治,仍然排拒自我反省。因此,魏的民主奋斗之路,师出有名,为的是打击刻意忘却,打击违反人权,以及为迎接正常的未来预作准备。

听起来,魏京生可能比任何一位派驻北京,且靠共产党安排参访路线的记者或外交官,都更瞭解中国的民意现状?魏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后,所收到的听众电邮及电话回覆,成了他体察中国民意的测温计:全中国均向魏回应,因为只有「美国之音」的广播值得信赖。它是否真是收听率最高的传媒?当有人在中国如此提问,就会收到搪塞其词的回应,如「播报员说一口标准中文」,或「在全中国的收音品质还不错」。也有人回道:「我从不收听,这根本是美国总统布希的代言人！」在广东中山大学,有一位教授向我表示:「我所有的学生都在收听。」但另一位教授则说:「没有一位学生收听。」整体而言,可知「美国之音」在中国还算知名,其听众（或许少数有机,造成西方行为胆怯。不过,西方这样的偏差对他而言只是暂时:「美国人迟早会发现共产党无论在智慧财产权、人权议题、台湾议题、北韩议题,均欺瞒美国。」如此说来,美国与中国间的冲突,是否就无可避免?魏纠正说,是跟中共,而非跟中国。他强调,中国已历经26个朝代统治,民主世代势必来临;中国终将重返民主国家之林,中国人将可过着平日企盼的正常生活。对那些混淆中国及中共概念,屈从共产党压力及诱惑的人,魏是否会加以原谅?那可必须将魏想像成总统,或另一位跟他类似的人才行······。

天安门的幸存者

在台北,当我提及跟魏京生的面晤时,吾尔开希的反应虽称不上有点保留,但至少显示两人路线不同。吾尔开希表示,「魏是我尊敬的一位指标性人物,但他从未有机会付诸行动,而我则亲身站上天安门示威群众的第一线。我曾『指挥』过天安门革命;我曾是天安门革命的『指挥官』。」吾尔开希一谈起自己,很喜欢使用当时西方记者所给予他的指挥官职衔。

对於这位曾於1989年5月「号令」50万名学生,质问中共总理,与全世界记者对话,发动绝食抗议,以及不自觉将学生导向灾祸的瘦弱青年,要将这些影像与目前这位壮汉作一连结,实在必须花点时间适应。

吾尔开希在台湾娶妻生子,过着安稳平静的生活。但他一开口讲话,依旧有鼓舞群众及震撼权力的辩才。他黑色眼神依旧,有成吉思汗的影子。吾尔开希不是汉人,而是维吾尔人,出生在新疆的伊斯兰家庭,但是却认同中华文化。吾尔开希系其土耳其原名Urkesh Davlet的汉字译名。他令我联想起1968年5月,靠相同局势而声名大噪的法国巴黎学生运动领袖柯班迪（Daniel Cohn—Bendit）。

他们两位都是局外人:一位是德裔犹太人,另一位则是土裔亚洲人,两人均在引领一群群众下脱颖而出;他们的领袖特质或许是脱颖而出的主要关键。两人均蔑视执政当局,否定其尊崇性及合法性。因为他们出身来自别地,要与当局保持距离,应较容易些;柯班迪没被法国人尊重国家的传统所瘫痪;吾尔开希比任何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更容易摆脱身分陷阱,不被恒久中国的威权所驯服。吾尔开希坚信,追求民主必须摆脱其「中国特质」的意识形态所纠葛;独裁者随时会援引「某一个中国概念」,来禁止异议之声,或顶多容忍一下不平之鸣。中共故技重施,声称共产党之所以要摆脱民运分子纠缠,并非因他们主张要求自由,而是因为要求自由就不再是真正的中国人。在吾尔开希「指挥」天安门广场的时代,法国汉学家贝菲特（Alain Peyrefitte）便曾告诉法国读者,六四学生运动领袖「并非中国人」;贝菲特在此运用「中国特质」意识形态时,应会想起他担任法国教育部长时,所面对的另一号「外国」人物——柯班迪吧！假如吾尔开希是个正统的中国人,他应该不会像中国文人一样,只会向君王上书劝谏,甚至以死明志抗议而已吧。况且孔子学说虽已有2,500年的历史,但中国人的反抗则从未间断过。

跟柯班迪一样,吾尔开希也是落得流亡海外的下场,但两人命运的相似处也仅止於此。柯班迪继续从政,吾尔开希则否。他虽身处台湾海峡的对岸,但深为祖国劫难所苦;他梦想一个更伟大的中国及进行一场合乎所愿的革命。他说:「革命或许过於理想化！」吾尔开希捍卫他的天安门记忆,等待伟大时机的到来。他相信北京政府终究会承认学生运动的政治合法性。学生当时并没有要推翻共产党政权,他如是强调,学生只是要求共产党对话并尊重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这是否过於天真?当时共产党中,的确存有一股以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为首的自由力量。彼时正逢东欧「天鹅绒革命」及苏联「重建」时刻,在北京,学生企盼中国的戈巴契夫出现,而不是想进行政变。只不过他们错估共产党本质,实际上中共比苏联更独裁专断。

尽管中共不愿承认错误,吾尔开希仍期盼六四天安门学运,至少能被中国民运分子视为一正面事件。但此一期盼并没成功,无论身处中国或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对六四学运的历史意义立场分歧。1989年的学生抗议究竟是加速或是延缓中国迈向自由的进程?此一理论上的问题,便让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分子争辩不休。

吾尔开希认为,天安门之后,「无论是中国人看待自己的观点,或是全世界对中国人的看法,中国人再也不是奴隶！」这个北京之春也让我们注意到,每一次中国人动员聚集,总是要支持争取政治自由: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发生第一起学生运动后,直到1989年4月,只要有人高揭民主大旗,便能号召示威者群集。若想号召支持中共,可门儿都没有！每当中共在天安门附近的人民大会堂召开常会时,周围总是布满数万名公安及军人。中共是否害怕人民的力量?2005年3月,为让共产党每年一度的橡皮图章「人民代表大会」能顺利召开,中共需动员65,000名公安维护会场安全。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共总是以「现场」只有一位死者为由,否认到底;但3,000名示威群众试图逃离现场,却被周边巷弄的军队扫射。17年后的今日,中共依旧禁止提及或研究此一议题。丁子霖筹组成立「天安门母亲」组织,试图重建六四失踪者名单,却遭公安迫害。甚至在文学创作提及六四事件亦被中共禁止。就像文革经常在文学创作或电影情节中出现（但教科书可从未提及）,我曾向以《红高粱》一书及改编电影红遍海内外的中国知名小说家莫言请问,何时考虑将六四事件情节纳入创作题材,他略显困窘,向我弯身低声细语表示:「15年内是不可能！」

跟中国内战、大跃进、文革、劳改所造成的数百万条人命相比,天安门屠杀实无足轻重;下令枪杀学生的邓小平,对西方的反应居然如此强烈,感到震惊。欧美民意对昔日毛泽东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似乎比较不那么锱铢必较?因为六四屠杀是在电视中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天安门事件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其他国家,终将是共产党难以抹灭的印记。中国实施民主的一天,六四终将成为全国纪念日;共产党对此心知肚明,每年每到六四祭日,即加强北京的公安措施因应。离该日愈近,首都市中心,公安便风声鹤唳,民运分子手机故障,手机简讯及网路通讯难通,「敏感」网站也无法浏览。尽管中共政府如此强大,但似乎总是对一小撮反抗者心怀戒惧。

我们的记忆力短暂

我们如何能否认这些事实的存在?1989年6月4日（这可不是很久远以前的事）,西方世界曾对中共屠杀学生满怀愤怒之情。当年7月14日,适逢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当时幸免於难逃离中国的民运分子参加香榭丽舍大道游行。对中国人而言,民运学生参加法国游行,就如同那位不知名学生手无寸铁挡在坦克车前的景象,在西方所引起的震撼,是同样强烈。那时很显然无论欧美均不愿重蹈姑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史达林主义及赤棉之覆辙。西方政府最起码都决定以武器禁运制裁中共。在法国,虽唯有贝菲特试图替中共领导人缓颊,但也不支持武力镇压学生。他认为,宁可不公不义,也不要造成混乱局势,宁可屠杀小众,也不要引发内战。比利时汉学家西蒙·雷思虽曾是欧洲第一位谴责文革,头脑也一直比别人更为清醒,此次则认为西方的愤怒终将只是短暂记忆。自1989年6月起,他即以墓志铭纪念往生者,宣称「西方一群国家元首及商人将很快就会络绎不绝赶往北京,再度参加血腥凶手的宴会。」先前择选巴黎为寄居地的中国民运分子,瞭解法国的商业考量终究高於人权,於是他们便纷改赴美国及台湾各地。

流亡海外的异议分子在中国是否还有影响力?对那些经历相同事件的同一世代,是有影响力;此外,其他人对六四的印象则日渐模糊。有些民运分子选择融入西方社会,过着一般常人的生活,如教书的方励之（有「中国沙卡洛夫」（le Sakharov chinois）之称）,从商的柴玲,念书的王丹。谁能责怪他们?吾尔开希表示:「在中国,我们不知何谓个人主义,爱情与消费,一切都是群体性与政治性。一旦有机会到美国,发觉这一切美好的事物,当时年纪轻,仅20来岁,自然会当下品味起来。」共产领导人也算准这些异议分子彼此无法和平相处,就算流亡海外也无法组成有公信力的组织来威胁中共。事实上,中国民运分子随着不同的世代、策略及野心,各有各的看法。再加上中共在海外积极运作,已让这些民运分子无法有充分的影响力。对那些想接待魏京生、吾尔开希或达赖喇嘛的政府及组织,中共只要施压解除商业协定或拒绝核发签证,就足以让他们望之却步。当达赖喇嘛及魏京生造访法国时,现任总统席哈克（Jacques Chirac）总是拒绝与其会面。而当时担任巴黎市长的席哈克却曾发表专文颂扬同一个达赖喇嘛！另外,共产党也处心积虑防止海外华文媒体支持异议分子;在美国华人圈甚具影响力的纽约华文报刊,在2004年被中共秘密购并后,其政治立场也随之改变。尽管魏京生及吾尔开希或许备受孤立,但只要中共说谎,他们便可即时说明真相。对此,中共实也无可奈何。

我们以上所遇到的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他们均非自愿选择如此。以下还有其他民运分子,留在中国继续为民主之路奋斗。

民主老兵——冯兰瑞

时值北京一月,30道菜在中央转盘回转,菜色并不特别知名。酱汁凝固,卫生条件普通。我们用塑胶筷子在公碗中挟来挟去。跟主人一样,我们也吃得嘎嘎作响,酱汁洒满桌布。自从中国人专注拼私人企业,此类型的小吃店到处都是,在这家

北京小吃店用餐,令我想起参加中国正式宴会的往事:毛泽东当权时代,尊崇侍奉西方访客,宾客均对访中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有许多中国百姓饿死荒野,但西方参访团（当时均是集体参访）则是酒足饭饱。除了各种口味的佳肴外,宴会中还有演讲朗诵:「中国菜与法国菜是全世界两大美食。」这些虽是陈腔滥调,逐字翻译成法文后,仍引起在座宾客惊艳,而且不断以法语覆诵,再移译成中文,双方举杯尽兴畅饮。中国的宴会礼仪,要求乾杯,并向同座证明已喝完;这项仪节并未消失。学会逐桌向每位宾客敬酒,一饮而尽的风俗,也是在中国必学之「不二法门」。

对中国宾客而言,由於外宾的到访是吃饱饭的唯一机会,个个兴致高昂。法国外宾的反应又是如何?在中方甜言蜜语及燕窝美食攻势下,法方已遭迷惑;他们随时准备全部概括承受,无论是盘中美食,或是文宣八股。将中法美食捧上天,傲视群国,双方对各自文明的优越性,均心有戚戚焉。中国既然如此看重法国,法国如何能不喜爱中国的一切,甚至沦落成一丘之貉?当时,法国亲中的代表团、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士、共产党的同路人,以及其他轻信无定见的人士,在大啖中国美食的同时,亦接受其意识形态,而共产党屠杀几亿中国人的事实,也没令他们觉得难以下咽。我们当时应该多关心厨房旁的粗活小间,好好监督主厨的一举一动◊西方商人及旅客虽继政

治人物造访中国,但中共主厨的戏码是否更换过?表面上有,但实际还是由中共的小厨们主掌一切。当日的女主人——冯兰瑞女士则让上述幻觉破灭。冯女士独自一人,便可代表追求自由中国知识分子未竟其志的长征之路。

她表示:「民主是所有文明的共同点,也是全人类不可分割的祖产。」假如这句话不是在公共场所发出,或许听来十分平常。第一个令人惊奇的观察:冯女士在公共场所高谈阔论。难道在共产体制下,是可容忍人民赞颂民主?她表示,独裁体制从未松绑,只是日益灵活。共产党已放弃毛泽东时代洗脑似的作法,只要人民不群聚集结,就算异端邪说,共产党均能容忍。中共猜测,就算10亿中国人认同她的民主论点,她也鼓动不了群众群起反抗。她回忆道,假如这发生在六◦年代,她早就被十五、六岁的红卫兵抓起来刑求,强迫她承认错误。她可能会被打到承认对党不够坚贞,被迫对其反进步、反历史、反中国的罪行忏悔,也可能被冠上美国间谍罪名。今日,共产党不再攻击迟暮老人,昔日的刽子手都转业从商。中国人忘却悲惨过去,实有其必要······。

冯女士说,中国人最短缺的东西,就是记忆;40岁以下的中国人几乎对过往一无所悉,除非他们自己专研追求历史真相。因为今日的独裁者即是昔日独裁者的直接继承者,共产党今日的所作所为,刻意要让教科书对文革的恐怖及衍生的灾难,隐晦不明,并加以美化:共产党在1964年所引发的饥荒被遗忘,文革被简化成高中生的骚动行为。毛泽东虽已过世,但仍一直统治着中国。冯女士表示,中国的历任国家主席,应可改称为毛泽东三世或毛泽东四世,这一切都促使为人父母不敢向子女倾诉太多往事;或因屈辱的过往难以传承,或根本不愿再回想。

这位正义凛然的老妇人,冰雪聪明,看尽人间百态,往事历历在目,但她所属的世代,已逐渐调零。自1940年起,冯女士当时仅20岁,即跟随毛泽东,她还曾是中共历史的指标性人物。她表示,当年她可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因为她当时深信革命,服膺毛泽东主义的三项坚持:知识分子为共产党工具、毛主席人格神圣崇高、人类进化是阶级斗争下的产物。此一毛氏意识形态将儒家思想一点一滴从根拔除:孔子认为,人类本性,首重孝道,君王犯错,文人应勇於指正。毛泽东则否定人类本性,奴役文人,唆使子女与父母反目,控告尊长,夫妇对立。冯女士之所以如此强调毛泽东主义否定儒学之铁证,是因为西方许多亲中人士误信共产党承继中国历朝传承,在这个幻象下,毛泽东主义成了中华文明的化身,无可诟病、批判,几乎受到普世的尊崇。事实上,冯回忆道,中共仇视中国哲学思想,摧毁历史祖产及坚持消灭古典中国任何遗绪。因为北京的建筑师曾乞求毛泽东保存古城区,但未获同意。毛泽东自满地摧毁北京古塔,改建工厂烟囱,其他城市群起效尤。各城市先在革命名号下惨遭蹂躏,后复遭现代化之名所破坏。〈国际歌〉中「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呼吁,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国执行得更彻底。毛泽东承认,这是因中国革命主义者中,没有文人阶级,因此推行起来更为容易。

在经历这些苦难事件很久后,冯女士曾试图瞭解为何当时会相信革命之言。她坦承:「年轻之所以相信革命,完全出於新奇······当时的革命似乎可将中国自官僚体系、贪污腐化及外国殖民中解救出来。」那时没有人思考过日本现代化的模式是:进行经济革命,但保存君主体制;只有俄罗斯及法国大革命令人向往。「我们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就已是革命者;当擅用革命性语言的共产主义者出现时,我们便纷纷响应加入······,」她在50年后的今日自我辩解,「我那时只是跟所有中国人一样,只想追求自由而已！」

追求自由的中国人?这根本不是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冯女士认为,西方对一个世纪以来追求民主的中国人及因追求民主而丧命的中国人漠不关心,对此她甚感愤怒。在有权抗议的华人国度里,人民会要求些什么?在尚存自由空间的香港,25万港人於2005年12月上街向北京政府要求普选香港特首。中国人不是喜爱所谓的开明专制君主吗?冯兰瑞强调,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对民主理念十分熟悉。1912年,孙中山的共和政府筹组普选,当时除了妇女被排除在外（和欧洲相同）,吸食鸦片者及佛教僧侣亦无投票权。1/4中国人投票的结果,多数同意国民党执政。当时,中国跟西方民主国家比起来,似乎毫不逊色。冯女士表示,很不幸地,中国文人「琵琶别抱」;当时最流行的西方意识形态攫获他们的心。因为共和体制在他们眼中,无论是要进行经济现代化,或是抵御日本外侮,均效率不佳,因此1919年5月4日,学生走上北京街头要求以「赛先生（Science,科学）及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之名,进行革命。而对科学及民主的渴望何以会演变成既不民主、又不科学的极权体制?个中原因,众说纷纭。

西方最常以文化传承角度来解释:毛是中华帝国新王朝的创建者,虽以马克思主义为表象,但实际上承续天朝传统。而要将这些亟力摧毁中国的农民及工人,视为昔日中国官员的继承者,实在需要一个大跃进式的想像空间才行！

冯则提出另一种更虚心的说法:中共利用自身军队的优势及苏联强力的后勤支持。她表示,跟1917年的莫斯科一样,1949年在北京掌权的并非共产主义,而是军队。她要求不要将此种政变的标签,贴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之上。她坦承,中西方受骗的知识分子,着重探讨知识分子的激情,而忽略研究革命的本质。八〇年代初期（此一智识自由时期,自此后便不再重现）,冯女士出版一系列自由经济专书,象征与共产主义决裂,迈向民主的非革命之路,此后便被视为改革主义派的教科书。这就是为何当北京学生於1989年春天反抗时,她当时跟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同显迟疑不决的原因;她谴责学生流於口号激情,浪漫式的扭捏作态及幻想救世主的乌托邦国度！她认为,六四学运的学生,似乎不瞭解中国历史,与昔日学运前辈太过类似,只不过口号诉求颠倒错置而已。六四悲剧结尾更印证冯兰瑞论点的正确:学生根本不瞭解共产党的本质。

假如不是依恃革命,进行民主化究该走那条路?「从上而下。」冯女士如是认为。跟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民主化沦落成探索共产党政治局派系间的歧异,只好期待中国的戈巴契夫或叶尔钦出现,从共产党内部摧毁僵硬的体制。也有人认为这种态度过度谨慎,而其他人则坦承,中国人最害怕爆发内战。

不瞭解毛泽东及其继承者统治的中国,将无法感受上述简单对话的特殊意义。在现代历史中,从未有一整个民族被如此紧密禁锢:中国人不仅不可畅所欲言,而且还被迫要思想一致。一般而言,在极权体制下,只要人民住嘴,通常还能享有内在自由空间,但毛泽东主义则要求人民思想「正确」虔诚。社会控制扩及私生活领域:卧房、婚姻、性爱均需服膺共产党路线。七〇年代,人民麻木不仁,大家变成人云亦云的鹦鹉,整日复颂教条口号。私人间的对话,总以引述《毛语录》为开场白。人民所能接触的尽是内容乏善可陈的书籍,及共产党推崇的八出「革命」爱国歌剧。各城市的广场、车站、火车、办公室、工厂里,扩音器自清晨至深夜,整日播放军乐;军乐的震天嘎响,让人民无法彼此交谈、倾听及思考。毛泽东主义与史达林主义最主要的不同是:苏联领导自知说谎,苏联人民亦知共产主义招摇撞骗,漫天大谎虽被说成事实真理,但少有人相信;中共领导人则不以人民接受官方版真理及活在谎言中为自满,更藉洗脑手段,迫使中国人将谎言内化成真。毛式谎言的信奉狂热,较似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打击异己信仰,而不像无神论的史达林主义。由於中国并未去毛泽东化,因此这一切均成禁忌。1983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将毛泽东定位成「七分功劳,三分失误,功大於过。」毛泽东以前曾将这套说词用在史达林身上。为何是七分功劳?相信世人自有公断。至於三分失误部分,毛泽东可是罄竹难书:1949年大规模屠杀地主;1959年至1962年「大跃进」造成二千万人丧命,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则夺走三千万条人命······仅这三分失误便足以让毛泽东被控告违反人道罪的罪名。

冯女士的劫后余生,以及中国人依旧保持理性,显示中华民族对抗粗暴专制的决心。毛泽东无法创造中华新民族,史达林亦无法如愿创造苏联新人类。无论在中国或在俄罗斯,只消停止共产党文宣教条八股骚扰,便可找回人类的真正尊严。在2005年1月间,此次与冯女士的面晤,促使我下定决心在中国度过鸡年,倾听中国民运人士心声。这可是最起码的礼貌回应。

新秀辈出:具有耶稣及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特质的道德世代

中国异议作家余杰年仅30岁,他应该算是冯兰瑞的后辈。他在北京克绍箕裘,承继她的志业,继续奋斗。问他何不流亡海外?他拒绝流亡。他表示:「中共是在这里残酷独裁,压迫人民,因此就要在现地将之打垮！」

这一世代系1949年革命以来,堪称第三代民主反抗运动,其所冒的险可比先人少得多。余杰没经历比公安密室讯问更可怕的遭遇:而此仅止於恐吓而已。戴副作家夹鼻眼镜,举止天真的他,或许没被中共视为严重的威胁:这只是位没有组织群众能力的孤单知识分子而已。桀骜不驯的他,只有笔杆武器及学生、毕业生、年纪相仿的男男女女的读者军队。只要作家没有组织群众能力,共产党尚可容忍,睁只眼,闭只眼。但中共并不乐於见到作家拥有太多读者;出版余杰创作的书商,有时迫於压力,或拒绝手稿、或限制发行量,或出版后被迫关门。

跟「战士」魏京生及「指挥官」吾尔开希不同的是,余杰仅具反思能力:他以中国灵魂为诉求,中国即是其创作素材。

他请大家多读二十世纪浪漫作品,好将作者及人物的人道主义及个性特征作一连结。读者藉着对比,将可推论出遭中共禁锢的社会是多么粗暴,而这个社会则极力否定每一位中国人的身分及其内在的真实世界。甚受右派知识分子（亦即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推崇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余杰则是透过研读现有的翻译书籍,与之神交。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所下的诠释,对右派知识分子而言,似乎可适用这个中国的历史。余杰也以同样主题写下一篇短评。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一书中,说明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旧制度无自我改革能力所致。余杰认为中国过去所发生的事,也有相同因素。当慈禧太后拒绝改革派大臣建立法治国家的建议时,便曾在1898年发生中国历史上首次革命;他们原本有机会将中华帝国改革成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余杰认为,当邓小平拒绝1989年学生的民主改革建议时,便发生第二次革命。而第二次拒绝改革的结果,便将共产党体制判了无期徒刑。如同托克维尔对法国的观察,余杰也观察到在中国的革命已将菁英摧毁殆尽,中国文人无法通过1949年革命的试炼,已无法真正重生再造。尽管有教育界人士,但遭共产党挟持,遭受雇的学校限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甚至构思中国需要新观念的自由。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共为确保他们顺从,慷慨提高薪津待遇收买人心。而六四天安门发生前,教育界人士的无产阶级化经济状况,曾促使他们心生反抗之心;不稳定且有限的收入使得他们心态保守,虽在必要时会支持革命,但十分谨慎小心。

余杰虽可代表中国青年的心声,但无指挥号召力量,因此并不相信政治斗争会有所助益。与共产党正面为敌,对他而言,不仅白费力气,还会遭惹杀身之祸。他认为,魏京生的时代已经结束,年老民主战士的文革年代显然过时,当时善恶不两立,绝无模糊选择空间。余杰相信,魏京生不知道中国及共产党均有改变;中共虽依旧残酷,但变的更为灵活。余杰认为,因为公安及军队将「异议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冯兰瑞或魏京生等前一世代所期盼的民主革命,将不会发生。中国各城市居民对在鸡年期间所发生焚烧工厂及村庄的暴动,几乎未曾听闻。阻隔城乡,箝制资讯,这些作法使得地方反抗势力的总体力量,将永不可能汇流成革命洪流。即使透过网路,它也逃不过共产党资讯箝制的命运。那么中国就注定要被共产党永久统治吗?余杰表示,改变终将到来,人权亦将战胜,但并非透过革命之途或共产党蜕变之路来达成。「共产党不可能会进化,只会不择手段,就算动武,也要捍卫政权。」余杰表示,改变将透过祈祷以竟其功:中国第三类型的异议分子相信道德救赎之路。

鸡年期间,中国虽对道德、宗教、精神空虚等谈论甚多,但该如何填补此一真空?的确,中国人过去总是笃信宗教（或追求神秘主义,或迷信,无论用什么字眼形容均可）;他们可从未长期远离庙宇或神祇。共产革命后,祭坛及宗教神品一一被摧毁殆尽,毛泽东立即把自己神化以取而代之;推出「小红书」（《毛语录》）取代神圣经书,并要求所有中国人奉如佛经及道典般复诵。中共更构筑圣人崇拜:在共产党主导下,革命的殉道者成了圣人。在毛泽东当政期间,每一位中国人被迫要针对内心反抗共产党的罪恶忏悔。毛泽东的一神论,除广令众人受苦受难,还占据人民心灵。毛死后,个人崇拜消失无踪,而个人化的毛泽东主义也随之褪色隐退;中国人又得被迫面对邓小平「你们富起来吧！」政策。但单靠消费并不足以让人生有意义,而此也仅能图利少部分中国人而已。中国人是否该重寻传统的宗教信仰?

余杰将古老宗教排除在外,因为道教及佛教千年以来,均与当权者妥协,不足以作为当代所需的道德典范。他认为,这些宗教的工具性比精神性还高,且较属内在性,并无超越性;中国人祈求佛陀或诸神只是为获得具体利益,而非重建人道社会。在余杰的眼中,基督教义的普遍性十分鲜明,可藉此重寻道德精神本源,但他排除天主教。他表示,「官僚体制」的阶级制与共产党相仿,此一官僚特质,解释了为何罗马天主教在中国无法成功拓展之因:虽经一世纪的传教,天主教徒仍仅千万之谱。最适合中国的基督教模式,应是无须牧师引领的福音新教,透过研读圣经,直接与上帝对话。

余杰是如何改换宗教信仰?他的妻子,一位美貌的年轻女子代他回答,她表示:「我就是上帝所选的。」余杰5年前在北大决定改信福音新教。校园里,新教徒众多,而来自美国的英语教师对福音传播,有默默促进之功。余杰所凸显的道德渴望,说明了此一信教风潮。在这群知识分子中,也关切中国为何发展落后。何谓西方的优势?1919年五四学运及1989年五月学运均认为,西方的优势即在民主与科学。但在民主与科学的背后,基督教不就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此一反思,解释了人民为何倾向择选此一基督教义模式之因。我们可否将此一倾向与追求长生不老药的传统拉近距离?将耶稣充当神仙金丹?或是人生启示?但如此一来,所有这些因素混杂一起,恐怕就连我们本身或是新进教徒,都无能力予以辩识区隔。

在妻子信教2年后,轮到余杰被耶稣选中。这对30岁不到的年轻夫妻,每周2次在不同情况下所租的一间公寓里,参加群体祷告及研读圣经活动。一间地下教堂?有时候,一位所谓的地下牧师也会前来协助。他来自温州,因温州系福音传教士的历史大本营,所以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参加的人有哪些?学生、教育界人士、艺术家,及同一世代的自由派教授。福音新教是属於新兴菁英及富有住宅区的宗教吗?它的活动范围其实更广,我们预估在中国约有4千万「居家」新教徒,脱离共产党掌控,聚会研读圣经。另外,还需加上经中共官方认可的「爱国」基督教徒,约有2千万之谱。余杰认为,假如这6千万新教徒及千余万的天主教徒,能将批评力量群聚起来,将有利推动争取人权的诉求。想想基督教在亚洲民主中所扮演过的重要角色:孙中山就是天主教徒,南韩第一位民主总统金大中也是天主教徒,另外在台湾及香港,民主领袖通常是新教徒。从中国这波福音新教信仰热潮中,余杰梦想中国能出现像美国人权斗士金恩（Martin Luther King）博士一样的人物:他可能带领中国社会脱离革命及暴动之泥淖,而将整个局势完全改变。

我们观察到福音新教在全世界普遍发展,在所有宗教中,福音新教堪称是在世界各国征服最多信徒的宗教。福音新教虽来自美国,但是否可称为美式的宗教?美国文明对中国反抗分子确有某些吸引力,而他们也坦然接受。藉加入福音新教之便,让他们宛如参与个人主义及民主社会的美国梦想。除了美国梦想的原因外,福音新教在中国及其他国度的发展,鼓吹每个人成为自己心中的圣堂,说明此一个人化宗教的个人化特质。一个脱离共产党掌控的个人化圣堂,有与共产党正面交锋的机会:公安为转移余杰对反抗运动的注意力,经常会以长时间的讯问加以骚扰,余杰表示:「假如没有耶稣襄助,我恐怕无法在10至15小时的讯问下熬过来。」

有了耶稣,他便可毫无惧怕地活在「真理的阳光下」。这让他不断地挑战共产党箝制资讯的空间:鸡年8月,正当中共大肆庆祝共产党1945年对抗日本法西斯主义胜利时,余杰便在香港发表文章提醒,这些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可没像毛泽东屠杀如此多的中国人。而他也认为:「文明的奥运比赛居然会在窝藏屠杀者遗骸的北京举办。」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余杰的言论自由是否可以代表今后任何人在中国均可畅所欲言?你看,人民可自由表达心声,那么我们可得要相信共产党！但由於中国对其作品箝制,他并无法在中国发表此一言论。假如不是因为他在国外的知名度,尤其是在美国的名气保护着他,这位年轻作家可能早就关入大牢了。从现在起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余杰无须冒太多险便可畅所欲言,因为共产党害怕将他监禁,可能会引发美国捍卫人权组织抵制北京奥运。

共产党害怕老鼠

共产党为对付几位遭孤立、藉电脑与外在世界相连,既无军队,亦无组织的民运分子,所摆出来对付的规模阵仗,实令人瞠目结舌！中共政府及其镇压工具是如此的强大,但居然会因担忧刘荻的言论及着作,未经审判便将她判处1年徒刑?

刘荻是位北京学生,二十来岁,身材娇小且有近视,在网路上以「不锈钢的老鼠」笔名发表文章。这只老鼠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aclav Havel）、波兰记者米尼奇克（Adam Michnik）,尤其是前东欧共产国家异议分子的作品,移译成中文,在「自由与民主」的网站上发表。中共国安局认为她出言不逊,具危险性,便封锁网站,阻绝网友浏览。刘荻后在中国捍卫人权律师的抗议下被释放,但仍遭监视。因此,我需要透过很多次的尝试,才能与她会面晤谈。公安透过电话监听,只要我与她约好会晤时间,便禁止她外出赴约。国安局针对「中国的敌人」,采取「软禁在家」手段。其他的网路异议分子可没像她如此幸运:2003年,何德普因在网路上推荐筹组一个民主反对党,被判8年徒刑。

刘荻对共产党所投注的关注十分讶异,她认为,中共根本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强大,个性尤为懦弱。她表示,「甚至有些大人物,有时候还会害怕老鼠！」

除讽刺外,这只不锈钢老鼠似乎对她真正的险境并不十分清楚,必须要瞭解,只有当老鼠变成哈维尔,共产党才会真正惧怕:中共害怕步上苏联、东欧,尤其是最近的乌克兰、乔治亚等共产党衰亡的后尘。中共将每一个共产党国家的衰亡,均赋予一项简单原因;致命的错误,绝不容再犯！

苏联的错误,即是在经济改革前,先进行政治改革。苏联并不全然腐败,而是遭戈巴契夫容忍政治多元主义的粗心所扼杀,此一错误绝不可再犯！此一诠释可避免探讨苏联瓦解的真正原因。

那么波兰呢?假如波兰共产党过去能禁止组织工会,箝制天主教的话,波兰今日依然会是个共产国家:此即我们在中国报刊的所见所闻。在培育中共干部一条鞭思想的党校里,也是持如是看法。总之,中共监视宗教,尤其是服膺外部权威的天主教,禁止筹组任何工会,以免日后要与中国的「团结工联」相对抗。

而捷克呢?则是肇因於共产党容忍自由派知识分子有害的言论自由;中国可没此问题。

至於乔治亚,这个民主最新的牺牲者呢?中共派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专家亲赴考察,认为乔治亚共产党之所以失守,是因为非政府组织的致命影响所致,而有些组织甚至接受美国基金会,尤其是索罗斯（George Soros）的金援。而这一位索罗斯却以外商身分出现,在中国十分受欢迎,他今年成了海南航空的主要股东。

鸡年期间,以上中共诊断一出,任何具公民社会雏形组织的模式,均遭制止:无论是追求环境保护,打击爱滋的非政府组织,甚至北京及上海大楼的住户会议,均遭禁止。任何可能导致集会自主的一切,均遭共产党干部监控或消灭。

当然,以上有关东欧共产瓦解的表象分析,从未将当地的复杂情势考量在内。这些分析稀释对独裁政体的本质及其命运之诘问,此种辩论在中国根本无法想像。藉将共产主义的失败归咎於粗心,中共自信能恒久统治:捕捉老鼠仅属策略运用。我们实在怀疑这些老鼠有推翻共产党的能力,但有刘荻及何德普一辈新秀,我们应可看到中国新时代的来临。

毒草杂生

高耀洁在65岁以前,一直生活规律且默默无闻,只是位任职河南郑州医院妇产科的医生。但高医生的命运,自1994年2位来自上蔡县的农妇求诊后,便起了变化。高起初很惊讶,上蔡县是中国最贫穷的县治之一,那里的居民通常一辈子都没看过医生,由於负担不起,就算生病也不会求医。河南乡间,既没医生,也没医院,更无诊所,所以根本没有求诊的习惯。此外,上蔡县又距郑州200公里之远。10年后,她回想起这段不预期发生的往事,她表示,她的一生被打乱,某种程度来说,并非出自自己所愿,因此就算是多么微小的细节,往事亦历历在目。自此之后,扶持众生的使命便一直引领着她,也将伴随她直至离开人世为止。假如还为时未晚,她仍愿意奉献拯救中国免於爱滋病肆虐之水火。尽管年岁已高,行动不便,有心脏宿疾,她依然全心全力投入这个自内点燃希望的使命,促使她愤笔疾书,上网撰文,及照料那些遭遗弃的河南爱滋病患。高也因此与共产党发生龃龉争辩,被冠上一株「毒草」——此一政治性话语的称号。

「锄掉毒草！」此即中国在「百花齐放时期」,享有短暂言论自由后,毛泽东在1959年向中共产党员所下达的终结指令。百花齐放的结果令毛震惊,他紧缩政策,并藉此机会引蛇出洞,锁定不服专制统治的知识分子及艺术家。他下令,10%的异议分子应自社会中「锄掉」,遣送牢改营或就地正法。此一词汇与文革时代的「坏分子」,沿用至今,令人想起中共清洗社会的狂热往事。「坏分子」及「毒草」均系指无可救药的反革命分子。在血腥暴力的年代,中共会除之而后快;在和缓平稳的年代,如同鸡年期间,公安干部便采孤立策略:软禁在家,重复拘捕,未经审判便直接囚禁,好让他们无法污染社会纯洁的心灵。很不幸,毒草无穷无尽,只会愈锄愈多！

高医师反对「血头」

由於异常发烧难耐,2位上蔡县农妇决定要进城求诊;河南乡间,肝炎、痢疾、结核病十分普遍。但此种发烧及疲累现象,在病理学上并不常见。高医师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诊断,便判定2位农妇已罹患爱滋病！高对此尤表难以理解,她知道何谓爱滋病,但可从未真正碰见过。她过去深信,爱滋病甚至根本不会在河南存在。八〇年代初期,正当爱滋病先后在美欧等国出现时,中共卫生部还曾将爱滋病描述成资本主义社会堕落沈沦,道德瓦解的明证,自认为中国不会有爱滋病。之后,当中国出现爱滋病病例时,其病患还仅限於那些云南共用针头吸食海洛因的吸毒者,以及上海或北京等大城市的同性恋者。高医师,身为共产党名人之妻,是位清教徒,还曾坚信以上说法:爱滋病就是个「脏病」,中国民众可是一直如是认为。

因此,这2位农妇罹病过程,就成了难解之谜。高问诊后,发现她们手臂针痕处处:15年来,她们平均每周卖血两次。跟上蔡县的所有村庄一样,卖血成了她们赖以为生的主要财源。高开始恍然大悟,这个堪称中国可怕重罪之一的爱滋病,便是以此在该地蔓延开来。血贩传染人数也达数十万人之多。高想探究爱滋病是在何种情形下开始爆发开来,为何持续存在,以及为何直至2005年才肆虐全中国各地?

高曾向河南卫生单位提出警讯,但遭命令不可对外张扬:爱滋病在1994年还是归类为国家重大机密。少数发现此一真相的医生,以及胆敢对外报导的记者,都遭囚禁入狱。高往昔即遭公安监控,至今还是如此。共产党干部向她解释,泄漏爱滋病消息,会让河南蒙羞,而且同遭爱滋病肆虐的还有其他省份,若河南首先承认会令人感到遗憾。透露此一讯息,不仅会让河南农产品无法销售,广东工厂也会拒聘河南人,而且河南人也无法从军报国。但河南的干部并未向高坦承,自1980年起,血浆贩售业曾为私人企业赚进大把钞票,要当「血头」还需要有共产党干部配合才行！（「血头」一词,系新闻传媒援引贩卖人口「蛇头」之义,所创造的专有名词。）这些企业卖血致富后,多逃至美国定居。

这些受害者本身不也靠卖血获利?我们在今日还会听到此种论点。在河南最贫穷县治之一的上蔡县,对那些无法东进沿海各省打工的村民而言,卖血的确成为他们生活主要收入财源。血浆盘商以每40厘升血浆1欧元（约合新台币44元）的贱价搜购,村民卖血所得报酬,只够让他们留在村庄过活,缴交各种税款,而缴交税款即是中国农民的主要支出大宗。

许多受害者向我解释,假如逾越地方当局所制订的二胎化政策时,卖血收入也需用来支付相关罚锾。这些地方干部可是比税务官员更为嗜血:他们监视怀胎妇女,怀胎6月,依然强迫堕胎;而非法生胎,则没收家当。卖血报酬恰好用来供养这些恶劣官员。河南哪一个官员不贪腐?中国河南着名作家张宇,便以郑州为故事背景发生地,创造一位因过於正直致前景黯淡的可笑公安角色。张宇写道,干部不贪腐,其动机可疑。小说主人翁有点类似法国探长梅格烈（Maigret）的角色,单凭肉眼即可锁定宵小。他虽是恶霸可怕的对手,由於拒绝受贿,无赖成了顶头上司,自己也成了全市的笑柄。

高实地造访上蔡县,发现为何会传染如此多卖血人的原因:所有医疗器材均由一台农业牵引机运送,每个村庄只共用一个针筒抽血,抽血后现场分离加工,区隔血浆、红白血球及血小板。但只有保存血浆,血球及血小板则又再注射回卖血人的身体中;因为有人向他们解释,透过此种方式,较易恢复体力,每周才可以卖血二次,甚至更多次。为了要能多次卖血,村民几乎将原先所抽血量的半数,又注射回去。

「血头」及地方官员,何时知道爱滋病在河南蔓延?自1986年起,西方已知道爱滋病的传染途径,河南官员至迟也在1990年获知相关讯息。不过当时卖血风潮正达颠峰！中共之所以会在1996年明文禁止卖血交易,与其说是共产党良心发现,倒不如说是因高医师按对钮,运用国际媒体所致。美国《纽约时报》及法国《解放报》实地的采访报导,撼动中共高层,终使卖血交易完全遭禁。

共产党对这个事件的因应模式,更令人感到毛骨悚然:若经证实,归咎西方;若遭控诉,否认到底;乌鸦闭嘴,锄除毒草,绝不能在掌握经济发展之钥的西方面前,卑躬屈膝,丢了面子。

然而,高医师的使命根本尚未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爱滋病患的未来如何?共产党采取孤立政策,让他们自生自灭。公安围守,禁止他人进入。河南风景明信片再也看不到上蔡县,该县居民宛如在人间蒸发。当爱滋病肆虐全中国时,高医师及外国媒体均不向当局的恫吓屈从让步。或许是担忧或害怕引起外商反弹撤资吧?中共在2000年便承认爱滋病是个正常疾病,告知（很少的）群众,并引进疗法。2005年元旦,中共总理造访上蔡县「爱滋村」,在电视摄影机面前,与罹病村民握手致意。他宣布,上蔡县将建造成爱滋病治疗及预防的「模范村庄」。中共居然可将一个坏消息,处理成正面新闻,我们对中共文宣部的伎俩知之甚详:一切以维护国家秩序至上。媒体则转播经治疗恢复元气的爱滋病患,及上蔡县新设的医疗诊所等鼓舞人心画面。一座村庄,一口水井,虽所提供的是平日用水,无法生饮,但对这个为爱滋病、肝炎、痢疾所苦的悲惨省份而言,根本就是个奢侈品。每一水井上,从远方便可瞧见斗大红字:「政府给你幸福水源！」这些宣扬共产党荣耀的水井,却被周围邻区当成爱滋界碑,宛如现代版的痲疯病院。身康体健的人们则避免跨越水井界碑红线探险,外国传媒对此议题也兴趣缺缺。但高医师依然坚持如昔······。

高医师与我一起造访上蔡县。第一站参访的是铺有柏油,容易到访的文楼村。该村堪称具有模范诊所、模范医生,及模范社工的模范村庄。从郑州调派至当地的干部,下令大兴土木,建造病患住所,从其奇特的希腊廊柱便可一眼辩识,或许是为展现西化程度。由於爱滋病患并没有被真正视为正常病人,就算是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因此他们通常是足不出户。

2005年夏天,以积极对抗爱滋病自许的美国前总统柯林顿,造访河南爱滋村,笑容满面地与地方当局所特别挑选的「爱滋孤儿」合照。柯林顿到访的「笨拙」理由,却使某些西方领导人与共产党当局间的贪腐协议曝了光:中共同意美国前总统所主持的反爱滋基金会前进河南救援,但柯林顿本人不可造访太过悲惨的爱滋灾区。拍完照后,该基金会可以捐赠药品给地方卫生当局,但无权干涉如何分配。由於分配不当,导致几位爱滋病童几周后便过世。世人看到了柯林顿的照片;而那些受害者的照片,却永远也看不到······。

参访完文楼村此一「样版」后,我们续访南大吴村,由於路面太差,一般车辆无法通行。加上为逃离岗哨公安注意,我这个老外只好躲入牵引车后的帐篷拖车里,幸好此时公安尚未轮班巡视,一旦进入村内,就不怕被拦截。公安畏惧爱滋,根本不敢越雷池一步。此地,村民3,500人中,已有300人死於爱滋病,600人遭感染,因没有强制检验血液,恐怕感染人数应会更多。高试图劝导顽抗检验的村民。她虽曾引进药品救人,但却遭公安蓄意抹黑成毒药,河南农民太过纯朴,轻信谣言。她於是只好改配发衣物给那些一无所有的民众,卖血无望,所种蔬菜也无法输往邻省贩售,背井离乡成了最后解方,但需假造身分证件,掩盖声名狼藉的出身籍贯。村庄本身,为了残活,只能靠菜园及猪只为生,以排泄物施肥,面积虽小,但还有些生产力。我发现在村庄中央,有座大型的现代房子,高耸砖墙,锻铁大门:屋主究竟是位富农,或是公务员?村民笑着向我解释,这房子可是由某位河南老乡,远赴广东行乞,省吃俭用所兴建的！他去广东原想找结婚对象,但因职业卑贱,毫无所获,回乡后便用积蓄盖了这栋楼房。爱滋病可没把传统阶级观念给扫光,就算死於悲惨之中,还得保住面子！

政府有无发放爱滋受害者补偿金?中共声称有发放,亦经媒体证实,每位病患每月可收到120块人民币,约合12欧元（新台币528元）,这在当地可算是笔不小的数目。实际上,村民每月仅收到10元人民币,约合1欧元（新台币44元）。政府所发放及病患所收取间的价差,究竟落入何方?由於行政体系及共产党干部的薪津微薄,大部分补偿金早已落入他们的口袋之中,这在中国可是十分普遍！

这里有八成家庭感染爱滋,几乎每户人家,每间破柴泥房,都有长期卧床不起的病患在垂死挣扎。眼前的真实景象,夹杂过往画面,实在令人不能不想起纳粹死囚牢房。一位妇女准备帮她夫婿注射点滴,他卧床两年,全身布满痘痂,她一不小心,就弄伤了他。瓶中装些何种液体?她并不知道。标签写着葡萄糖字样。她注射点滴的目的为何?只是想有所作为而已吧。她向我们表示,「医院及电视都说要注射点滴才行。」因此她就注射点滴。

难道没有医生来看过他?她很厚道地表示,医生太忙。她口中的医生,就是所谓的「村医」。高医师耸耸肩膀,面露愠色。此时,这位村医正好过来向我们打招呼。这是一位幸免於难的村民。他向我解释:「我是基督徒,而且《圣经》也禁止贩售血浆。」他对基督教义一窍不通,如何成为基督徒?他回答:「因为家中信教。」他的医学及福音知识,同样蹩脚:他在郑州医院受训3周后,便获得执业医生证照。但这个家伙可不笨,他笑着叙述中国医药演进历史,毛泽东时代,他只受训3日,便晋升为「赤脚」医生。从3日到3周,中国可是进步神速！他坦承,他主要担任的工作,是陪伴垂死病患及安慰幸存病人。没多久,医院将仅剩爱滋孤儿。由於父母供不起学费,尽管号称是义务教育,但没有一家学校愿意收留。无论他们是身体健康或是爱滋带原,老师及未遭爱滋侵袭的人家均拒绝接纳这些孩童。北京青年李丹试图创设爱滋病孤儿救助学校,但遭中共当局囚禁,李丹解释,中共想抹去河南那段令人困扰的历史,而这些孤儿却成此一历史的见证人。

但爱滋病并未因此消失,反而随着村民所卖的血浆,在全中国散布。只有高医师观察到新爱滋病例已在所谓疫区外的省份出现;河南政府则采地理检疫政策,试图围堵爱滋,将受害村庄控制在37个,1个也不可多。此一荒谬可笑的否认政策,却让河南政府将爱滋病受害者（无论过世或仍在世）,预估在25,000人之谱。实际上,单就该省的爱滋受害者,就至少有250,000人之多。北京中央政府也据以仿效,将全国的爱滋病患预估在110万人之间。但各地医院每年所统计的病患却逐年增加100万人。而河南人四处打工,早已将爱滋病毒扩散至北京或广东,为将爱滋局限在河南所撒的漫天大谎,根本是荒诞不经！爱滋受害者,还扩及那些收购河南爱滋病血浆医院的受血者。卖血业在官方明文禁止前早已存在,禁止后也依然续存。中共在1996年明文禁止贩卖血浆,但高却在1998年发现一批遭爱滋病感染的河南血浆,先向西安医院兜售遭拒,后却被上海医院以低价买入并使用。由於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敢报导此一丑闻,为了拯救生灵,高於是上网公布真相。女斗士虽抗拒其义行遭政治化抹黑,但有心人士仍将高抹黑成一株「毒草」。

道德新生代陆续接棒

恐怖贩血及背弃病患并未激起河南人特别的互助之心;个人致富早成主流意识,同情怜悯已荡然无存。但这一事件却打动几位北京学生的心坎,自动放弃学业及前途,前进河南,支援高医师及病患。李丹及胡佳这2位学生舍弃假期,牺牲奉献,值得赞扬。这2名年轻人如同高医师的学生,而高也视之如义子。北京—河南两地夜车奔波,河南气候严峻、卫生不佳,让她对义子的健康叮咛再三。另外,任意诘问、审讯及威胁,也成家常便饭。李丹放弃在北大研读天文学的机会,在2004年,24岁那年,他毅然创建一个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罕见但却合法立案,以协助爱滋孤儿为念;胡佳年纪稍长,31岁也筹组机构,协助爱滋病患。碍於他的机构立案时并无非政府组织身分,虽非以营利为目的,但在中国法律眼中,仍被视为需缴税的私人企业。中共当局深谙企业本质,与之相处融洽,但对非政府组织则难以定义,担心其有支持民主活动之嫌,让共产党浑身不自在。

胡佳信奉佛教,为达赖喇嘛信徒,展现天地大爱胸襟（很令人遗憾,我在中国实在遇不到几位类此人物）,他胆敢将河南悲剧归罪於政治体制。尽管年纪轻轻,胡佳从事民主运动的纪录辉煌:1990年6月4日,六四天安门事件周年,他身穿黑衣,别戴白花,独自在现场悼念;他当时仅14岁。2004年6月4日,六四天安门事件15周年,他又独自出现现场,面对数千名公安,随即遭逮捕。胡佳批判河南领导人,先鼓励村民卖血为生,出事后又抵赖,至今依然否认到底。他很惊讶,居然无人为卖血丑闻负责、认错或遭追缉。难得有几起向河南法院提起的国赔诉讼,则在共产党主导下,遭检察官以缺乏证据为由一一驳回。据胡佳观察,河南在九〇年代,卖血风气达到颠峰,当时的省长就是李长春,此后在共产党平步青云;2004年,他进入中央政治局,在中国权力核心中排名第八,目前是负责文宣事务。

从卖血丑闻中,我们如何能不察觉到中共真正的本质?我们很惊讶,胡佳大声疾呼认清此一恐怖事实,却没遭共产党如毒草般锄掉。他现在只靠其西方知名度保护过活;在北京筹办奥运前夕,逮捕胡佳,恐会引起美国媒体抨击中共。我们必须解救胡佳、李丹、高女士这三根漂浮在中共血海中的麦杆。这些毒草的存在,是中国的骄傲,或许,也是中国的未来。

一位反对新闻符制的严姓记者

针对中共领导贪腐,严君提出另类解释:共产党党员瞭解国家真正处境,知道共产党末日已到。因此尽速致富,汇往国外,尤以美国最受青睐,他们已将旧金山、夏威夷及温哥华的许多社区买下。

严本身消息灵通。他在省报撰写专栏,是位经验老道的记者。但他同时又担任共产党「内部刊物」编辑,以「笔名」发表文章。这个内部刊物堪称中国奇事之一,发行两类刊物,其读者群,一是针对普罗大众,另一是针对共产党干部。第一类报刊只登载文宣讯息;共产党干部瞭解消息来源,知道该类报刊只刊登谎言。他们期盼获告实情,於是针对读者此一需求,严则择选中国及外国通讯社的电讯、无法在中国出版的文章、外国刊物节录,及上网搜寻资讯,复印结集成册后,在中共高阶干部间流传。在中国的每位干部,依据职等及所在地之不同,均被列为内部刊物赠阅对象。其内容主题不外是农民造反、工人反抗、干部及公安遇袭,工人谋害工头、法轮功在美示威、中国银行濒临破产、生态浩劫、疾病灾难迫在眉睫。共产党干部假如浸淫在西方新闻自由社会,可能会对上述批评免疫,但身处中国,他们已被事实真相与官方谎言间的差距,弄得六神无主。根据严的看法,中国民运分子虽期盼中共垮台,但共产党干部早从这些真实事例,确信中共末日迟早将临。

内部刊物与公共讯息间的差距对比,的确惊人。共产党所公开的讯息,均是正面报导、激励人心及鼓舞士气。如果报导贪腐丑闻,目的是劝人引以为戒,并凸显共产党打击决心。这一切都经中共文宣部门精心策划。中国各报刊编辑部,每十天就会收到明确指示,要求报导哪些主题,应如何报导,以及不可提及哪些议题。此一指示通常会张贴在编辑室,为保住饭碗,记者只能屈服现实。胆大妄为的记者,虽钻指令漏洞,报导一些呈现中国社会黑暗残酷面的社会新闻,但既没直指问题核心,亦无抨击共产党体制。还好有这些以冒险为乐的记者,地方报刊才得以报导欺瞒诈骗、非法交易及敲诈勒索的新闻,中国社会粗暴,对弱者更是不公不义！

在合法尺度边缘游走的新闻工作充满危险。2005年9月,湖南记者师涛因泄漏国家机密遭判刑10年。事实上,他仅将中共文宣部一份不具机密性的资料,上载网路而已！但此一判决主要目的,是为维持社会秩序,传达新闻需在共产党监控下,才能运行良好的讯息。师涛的判决亦揭露中共公安与美国企业间的共谋关系。师涛将文章上载雅虎网站,却遭出卖。这位美国华裔总经理,针对美国媒体抨击向中共泄漏记者姓名,提出以下辩解:「我们是为了尊重当地民情。」民情?雅虎既没屈从於法律,也没遭公安具函要求,就附和共产党箝制新闻及攻讦密告的惯习。而中共为感谢雅虎「尊重民情」,同意雅虎收购中国「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公司;柯林顿也应雅虎之邀,再度访问中国庆祝此一并购投资案。对於师涛案,柯林顿则略而不提。同一时期,另一家网路搜寻引擎公司Google,为在中国发展,居然同意删除「民主」字眼,并将台湾划归中国管辖之下！以上两大投资中国商机案所揭露的跨国企业与共产党间的贪腐协议,可都经过美国前总统祝福背书。

严评论道:「中国之所以威胁西方,不是因以低价纺织品倾销西方,而是腐蚀西方社会尊重人权、重信然诺及遵守契约等创建原则。」柯林顿表扬出卖记者的美国企业,并不是因面对强力竞争下,所作出的简单商业退却行为,而是代表西方精神的溃败;这也是战略失策,不思附和中国真正民情,却屈从遭中国人民鄙视的共产党政权「民情」。严自认被西方懦弱行径,弄得窘困不堪;难道不是西方呼吁中国人要保持冷静,要拒绝给予共产党统治之合法性吗?

在该日访谈时,除师涛外,尚有42名中国记者被控「泄漏国家机密」而遭囚禁。其中2位:一位是胆敢在广东政府坦承SARS病例前几个小时,对外宣布消息;另一位则是事前掌握国家主席致共产党干部的讲稿,内容述及忧心民主及宗教对中共的威胁。结果,两个人都被关起来。

几个月过去,严发觉我是真正支持中国民运分子,一位法国人有如此作为,实难能可贵。因此,他向我表白所从事的第三种职业:他以假名,将无法在内部刊物登载的实地调查,上网刊载。他讲述在中国所见所闻,时而正面鼓舞,时而悲惨莫名的简单故事,还有意义深远的轶事趣闻,想刊於内部刊物过於卑微,想载於民众报刊可能又太过醒目。他为何要冒此风险?因为唯有在网路上,他才能真正善尽记者职责。读者群有谁?他并不知道,只知已对中共文宣部造成压力,不得不强行封锁网站。被封锁后,严再另架新网站。这倒像是个无穷无尽的官民斗法！当局封锁不合时宜的网站及电邮,散播有毒邮件及过滤「禁忌词语」。只要网站胆敢提及台湾,立即遭破坏。在中国,想发送述及中国或台湾国家元首名讳,或「民主」字眼的电邮,门儿都没有。网路成了中共当局及民运分子的烟硝战场,就技术及词汇之灵活,较一高下！中共文宣部虽筹组数万名审核网军,打击特定网站,但面对隐形敌手的人海及灵巧战术,也逐渐显露疲态。

网路成了中国人资讯的首要来源,网友数是比平面媒体的读者数要来得多。严总结表示,他的同胞消息灵通,就算细节不是很清楚,至少大方向可都能掌握。如何把讯息传给无上网设备的人?村庄中,可藉为数可观的教师及共产党干部上网,将讯息转传乡里。官方报刊本身,对熟谙解码之术的人而言,本身就是个资讯来源:老练读者即可从审查端倪中,找到许多线索。

严对我讲太多密辛,我该指名道姓吗?严当然只是个假名而已······。

潘反对性伪善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未遭情报人员监控,这在北京与我交谈的人中,可是稀有现象。或许他专长领域的反叛性,还在中共可容忍的范围内吧。他是中国首位性学专家,虽对当权放肆无礼,但仍豁免审核。他曾将研究美国人性行为的《金赛性学报告》,移译成中文,并据以研究奉行。

潘既没在公共领域曝光,也没上网发表高见,他几乎成了隐形人。这一株「毒草」,少见稀有,隐匿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最斑驳建物的走廊深处角落。拖把及水桶的臭味,让人想起毛泽东统治的中国,虽脏乱不堪,又要求人民禁欲贞洁。他对此种次级待遇,并不太在意。现龄60的他,以及同一世代的大学教授,昔日所历经的羞辱,他的学生们毫无概念。为避免淫荡言论脱口,他刻意安排老婆在办公室内准备晚餐,并请博士班男、女学生各一名陪伴,一起与我会面。此一小团队对探讨影响中国社会最新革命风潮的「性革命」甚感兴趣······。

潘表示,中共从不会以禁锢心灵为满足,自1949年起,它也约束身体。在文革下,肉体愁闷,情色禁戒。中共在1949年所称的「解放」,并非指道德风俗。依照毛泽东的论点,真正的革命家应是「乾净无瑕」,没有物质贪念或肉欲遐想,与贪婪的日本或国民党军队相比,毛军战士堪称尊重或假装尊重他人之妻。1949年后,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即是个性爱沙漠,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根除娼妓之瘤,可是中共在六〇年代所大肆宣扬的「成就」。但奇怪的是,性病并没有消失。难道革命中国,还残留兽性遗毒?潘表示,当时,只要外遇,便送入集中营;同性恋,则处以极刑。集权政体不容非政治的欢娱彼此竞争！1980年起所施行的一胎化政策,更证实中国人无性生活之说。夫妻被迫分配相隔遥远的两地工作,每年只在新年假期重逢12日。1990年,婚外情仍被视为中产阶级犯罪,需入监囚禁。直至1985年止,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情色情节,或提及男女性器字眼,均一律删除。由於香港所出版的是完整版,因此读者期盼据以比较走私进口版及官方核准版间,有何差异。

此一枯燥乏味的体制并未完全消失。军中菜鸟应谨守禁欲自持,严惩任何淫行,青年精力得完全藉自渎发泄。在美术学院亦然,研读或呈现裸体的图像限制重重。情色与色情,在中文字面上难以区隔,中国最有名的杭州美术学院,有人向我解释,此端赖教师引导学生,以免冲撞良好道德风俗。以上清教主义之唯一例外就是毛泽东:从其私人医生回忆录得知,毛氏与众多女友,翻云覆雨,寻欢作乐。神化的舵手,独享采阴补阳专属秘方,延长老年青春。

潘将文革视为性压抑时代,进而决定在社会学院创设性学系所。他鼓励道德风俗解放,并非为了放纵欲念,而是想重回正常模式,赋予中国后极权体制,更多的人道关怀。但性爱纵欲后,是否就会得到自由?

他带着学生下乡调查。调查团队从校园起家,现已深入广东底层及盲流劳工。潘结语道,中国人人反覆寻求性爱经历。40岁以下的中国人,婚前、婚后及婚外,均勇敢尝试任何事;比起女人,男人较重视当下享乐或滥情。我的对话者详细描述性爱,令我的传译脸红心跳,矜持让她无法翻译,就算她知何所指,也不知如何用中文及法文表达。因为有些字眼具有普遍性,潘便协助她完成传译,2位学生神情严肃,点头称是。这些事情在中国不为人知?中华帝国时期,曾有过让西方收藏家趋之若惊的情色文学及稀有版画?利玛窦在17世纪所居住的北京,当时娼妓有40,000名,而且变性人还为数众多。潘解释,这一切是发生在十八世纪以前。康熙皇帝自1661年登基君临天下后,曾下令销毁所有情色书画,唯有外国收藏家的珍藏逃过一劫。但还是有些内容淫秽的性爱教本,以提供教导年轻夫妻之名,摆脱了内容审核。康熙皇帝的继承人,对性爱一样采取禁锢手段,并自我压抑,强迫亲友及百姓奉行贞节至上,唯有生儿育女,始能违背此一铁律。皇帝为管控道德风俗,还管到夫妻私生活?除非是亡命之徒,否则在古老中国,居住空间局促及无所不在的社会控制,是不容许产生放荡荒唐行径。虽仍有港口富人专属的寻欢场所,但整体而言,人民对此兴味索然,情色既是生理冲动,亦是社会的产物。

潘说,中国人赶上进度了。一胎化政策强化夫妻分隔两地的正当性,今日,该政策完全区隔享受性爱与繁殖后代之不同,且将情色合法化。一位学生表示:「中国的男人比女人更会享受性爱欢愉;比起西方,中国女人可是矜持依旧！」我的传译,终於找到知音,赞同表示:「大多数的中国妇女,仍少有性解放经历。」毛泽东统治时期,她们被训练成「劳工」,跟男人担负同样粗重的工作;而在新中国,如偶像广告,她们则被物化成消费物品。做个中国人不太容易,但要做个中国女人,则是更难。潘结论道,中国性革命尚未完成:新兴道德风俗仅是对过去禁锢的反扑,还称不上解放。解放将伴随西化而来,不仅是性爱习惯与姿势的西化,而且还包括男女关系的重新平衡。中国离此境界尚远,除了艺术圈,女性运动甚少听闻;同性恋运动也是如此。10年来,同性恋被视为一精神疾病,现除上海及北京,其他地方仍难以接受。

现在我们谈谈法律明文禁止,但大城市处处可见的娼妓。她是否亦属中国社会的「正常化现象」?潘将此一全民发展视为共产体制的邪恶:禁止娼妓只为便利共产党及公安（贪腐）管理。在广东,有恶棍与公安共营的宾馆,挂着三温暖招牌,艳帜高张。共产党看好娼妓吸引及套牢外资的潜力,取缔娼妓,罚锾金额太少,无法遏阻歪风。潘在广东实地调查发现,这些高级妓女如何被发掘及引领进入此行:台商有包二奶的陋习,欧商、日商及美商偏爱高级奢华的妓女,还有满足工厂工地贫穷盲流劳工生理需求的女农及待业妇女。一位北京女学生,偶而下海客串,乐於论证此一工作的正当性:「我促进国家发展。」她告诉我们,既没消耗石油（在中国可是十分稀有）,也没造成环境污染（另一项全国性问题）。

台北一家研究机构所做的调查证实潘之推论:九成中国台商有包二奶。这些数量众多的价廉待租妇女,的确是吸引台商投资中国的主要诱因。以上对台商习性的观察,不也可适用於西方商人身上?或许有人已对此一议题加以研究;或许共产党已请专人研究,并可能也做出欧美商人跟台商同受相同诱因赴中投资的结论吧。

一位反法西斯主义的犹太人——刘霞

「我是犹太人。」刘霞向我如是宣称。她外表看起来并不像。理着光头,脸庞清秀,身穿黑麻长洋装,看起来倒较像是位禅宗和尚,或是流行时尚人士。她是否就如美国小说家赛珍 珠（Pearls S Buck）在1948年所出版的《牡丹》小说中,所描述的最后一批中国犹太人?该书结语系献给河南开封的一群因通婚而消失的犹太族群,赛珍珠写道:「我们只要遇到一位额头坚毅、眼神锐利及音调清澈的人,或是看到可让图画更为清晰的灵活线条,或是刚劲干练的雕刻,均即代表以色列。以色列精神即靠世代相传,生生不息！尽管该犹太族群已消失,但精神永存。」

刘霞既不认同赛珍珠此一论点,亦无法在《牡丹》一书找到自我。对她而言,做为「犹太人」,就是要设身处地想像一位犹太人如何在纳粹德国压迫者统治下残活。她明确指出,共产体制与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并无什么不同。谁是所谓中国的犹太人?他们就是异议分子、自由心灵者、知识分子、艺术家、工会分子、带头反抗的农夫,以及独立自主的神职人员。上述均是共产党随时随地处心积虑,想自社会中锄掉的「毒草」,他们就像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先被锁定,贴上标签,密集监视,最后斩草除根。

「何谓文革?它与波兰奥斯维兹（Auschwitz）的纳粹集中营,又有何差别?」刘霞如是问道。所有生活优渥,未经工作磨练,及具有学业文凭的中国人,均遭红卫兵逮捕,施虐,枉送3,000万条人命。奥斯维兹与文革的真正差异是什么?欧洲,有人探询罪恶之源,期盼预防此恶重生;但中国,因是由当权的共产党下令进行文革,根本禁止此种反省。现今中共当权者,均曾是昔日的红卫兵。

就跟纳粹德国一样,在中国也是依照血缘或婚姻来判定何谓「犹太人」,刘霞即是其中一例。她自身并无从事政治活动,也很少公开发言,只是针对自己不对外展出而仅限亲密友人观赏的摄影及（抽象）绘画作品,偶发感言。当她的夫婿,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被捕入狱时,她曾藉洋娃娃创作,风格尖锐,拍摄囚犯遭刑求凌虐脸部变形之一系列照片。对抗共产党,他们手无寸铁,但刘晓波是「犹太人」,他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参加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遭判刑10年。刘晓波拒绝流亡海外,藉上网撰文发表支持中国人权的专文,留在中国继续奋斗。中共宪法虽有明文纳入人权,但仅为满足西方要求,在中国并无实际的法律效用。他偶而也在香港报刊发表文章,但香港报刊面对共产党压力,已逐渐丧失独立自主能力。刘晓波一被捕,刘霞自然成了「犹太人」,一株「毒草」,亦即从此刻起,为与囚禁的夫婿精神同在,她同样理光头。刘晓波出狱后,反抗决心依旧,并已蓄起头发,但刘霞则否,她坚持保留「犹太人」印记,直至中国法西斯主义倒台为止！

她是否将局势给抹黑?她邀请我到北京郊区的小住所作客。楼底下,有4位民兵站岗。咔嚓！有人自驻留在旁的车中,对我拍照。刘霞表示,「每天早上,我打开窗帘,看到的第一幕景象,就是窗底下的国安人员。」压力一直都在,有时候,刘晓波会无故被召唤到国安局讯问示警。这对「犹太」夫妇之所以没被囚禁,全仰仗他们在国外的名声所保护:刘哓波是国际笔会成员,而该会系由一群关注国际人权的作家所组成的协会。刘晓波及刘霞夫妇被国安单位发现跟老外交往,也有保护作用。至少当下是如此。共产党可以随时决定锄掉这些「毒草」,只需指派一名法官,就如同对待其他民运人士般,指控泄漏国家机密及图谋颠覆政府即可。这是打压中国所有「犹太人」的惯用手法。

「请向我解释欧洲法西斯主义与我们的共产主义有何不同?」她如是问,我无言以对。刘霞更举另一实证向我逼问:「三〇年代,直至1950年,法国知识分子纷赴莫斯科,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亚拉冈（Aragon）、马勒侯（André Malraux）[1]纷向史达林政权朝拜。现在,同样的人或他们的继任者,则喜爱中国。」这令我们想起这位喜爱史达林（为期甚短）及毛泽东的马勒侯;同一个马勒侯,曾在1933年出版《人类处境》（La Condition humaine）一书,创造一位中国英雄——陈氏,此书在法国文学史上,堪称第一部跟中国有关的文学作品。但陈氏只是个中国人,他没有容貌,没有个性,不是个个体,就以中国人称之即足以定义。马勒侯作品所创造过的人物,可从未如此描述,或许这是他对难以捉摸的中国认知,所呈现的一种下意识反应。刘霞表示,三〇年代,只有一位法国作家保住声誉,那就是纪德（Aiidrè Gide）,他在《苏联归来》（Retour d'URSS）一书中,控诉苏维埃法西斯主义。但对中国来说,另一个纪德似乎迟迟未出现。法国知识分子未曾在中国内部亲身经历,因此偏爱毛泽东及文革。我提出另一种解释:或许他们嗜爱暴力,而此暴力又是以令人心动的革命之名为之吧！法国作家沙特及毛泽东均非人道主义者。刘霞结语道:「倒不如说是他们的暴力幻想,促使暴力的产生」。

中共文宣部有系统地向西方媒体发布荒谬理念,如共产党的确不是个民主政党,但它阻止中国陷入法西斯主义的泥淖之中。刘霞对此论点知之甚详,此一论点也在共产党一声令下,在中国各大媒体广为宣扬。在她的眼中,此一说法根本不值得回应。

我们心情沈重地向中国这位被判缓刑的「犹太人」及法西斯体制人质——刘霞告别。事实上,今日的中国可能已比昔日的中国更为法西斯主义吧。

[1] 马勒侯（Andre Malraux, 1901—1976）,法国政治家、小说家。曾在中国参加革命,后参加西班牙内战。二次大战时,从德国集中营逃出,参加自由法国抵抗活动。1945—1946年,在戴高乐政府中任情报部长,1960—1969年任文化部长。以小说《人类处境》获龚固尔奖。

神秘的信教者

「上帝只有一位,就是耶稣！」老李对神学理论虽认识有限,但信仰很虔诚。我在陕西宝鸡巧遇老李。尽管没有刻意安排,但时不时都会遇上基督教徒。或许基督教徒为数较多?或是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喜欢与别人交往?

宝鸡居民虽有80万人,但在全中国仅属「中型城市」。它与其他城市一样,都十分平淡无奇,1960年以前的遗迹,已所剩无几。值得注意的是,宝鸡只将街头摊贩大碗辣面美食传统保存下来。共产主义摧毁了地方建筑,但各省地方小吃则残存着。我是在参访宝鸡老人院时与老李结识。老人院在欧洲是个旅客不会有兴趣探访调查的地方,但中国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设置老人院,简直是项革命性作为。孝道,永别了！在此一胎化社会,物质主义弥漫,传统价值丧失。老人遭弃置在老人院,子女顶多每年元旦前往探视一次。宝鸡的老人院,十分简朴,没有任何公款补助,只欢迎有能力支付费用的老人进住:老人清一色都是退休的公务员。

老人院的女主管向我保证:「这里没有任何一位老人,有政治问题。」我实在不知道她为何要如此强调,但全中国所到之处,或大或小的歧视心态,如影随形。尽管他们是退休公务员,但其退休俸并无法支应开销,尚需义工协助搀扶久病卧床的老人,或照料菜园,提供三餐。

老李就是在养老院服务的义工,体形瘦小,已上了年纪,但眼神透露着不平凡的神秘目光。他喜欢耶稣,让他心灵平静,「让祂追着到处跑！」为了要与我们平常在中国所遇到的那些历代传承的基督徒有所区别,老李则自认是位「新」基督徒。之所以为「新」,一则他是刚信奉,另则「新宗教」,其中文意涵,就是指改革派教会。以一般中文字义而言,「基督徒」系指改革派,与「罗马天主教」正好相反。至於我们在中国北部所遇见的东正教派,则以「真正宗教」自居。

老李改信基督教前,信仰毛泽东主义。他强调:「我可是个毛泽东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这可是他自己的看法,他教育程度不够,无法加入共产党,只好在宝鸡工厂出卖劳力为生。一提到毛泽东,他就面露赞赏之情······我问他,是否同意邓小平对毛氏「七分功劳,三分失误,功大於过」之评价?他愤怒回答:「毛对中国是百分之百的好！」他以自身经历为例,从一无所有,自工厂基层逐步升级,一直干到第7级高阶的劳工,届龄60,安逸退休！他担任教职的太太也退休,而且也信奉基督教。他们的退休金,换算成欧元,实在微不足道,还好宝鸡的生活消费并不昂贵。显然,他没吃过红卫兵的亏,也没吃过红卫兵的苦。对我所谈的事情,仅知皮毛。他所在的「工作单位」,有住、有吃,也有薪俸,根本不知文革为何物！他表示,是有听过别人的悲惨遭遇,但这仅限於地主、人民公敌等「黑五类」。老李没认识半个黑五类,他印象模糊,只记得学校不知何因就关门,学生整日无所事事,但在年少气盛的年纪,「作些蠢事」,难以避免。还好,有毛泽东将所有人赶回学校,使社会回复平静。老李这位在六〇年代,堪称劳工贵族的7级高阶劳工,也就在此时势下经历毛泽东主义的洗礼,而学童们也是藉同样的方式,从课本中研读毛泽东主义。

美式风格的中国基督徒

老李一退休,就患有难以吞咽食物的疾病,遍寻名医都无法治愈。他太太听说有位王姓主教,神通广大,将双手置於老李头顶,心中默念耶稣之名,老李居然不药而愈,夫妻俩於是皈依圣门,在福音圣歌祝祷下,集体洗礼,成为基督活泉教会成员。宝鸡基督活泉教会计有2,500名信徒,每周日早上,信徒都心情愉悦前往位於市中心的全新教堂聚会。年届97岁的王主教,虽主持早课,说经讲道,但避免以灵恩派教会主祭仪式的方式,鼓励归化或引起不安。共产党也发布一套行为准则,供牧师遵循。

王主教表示,基督徒「乐善好施,仁父仁子。」在他眼中,基督福音即是孔子《论语》。对此,王主教并不觉得有何不妥,并表示:「耶稣是欧洲人,也是中国人。」此系承袭自一位美国牧师於1924年促使他皈依基督教的启蒙。当时,在全家信奉基督教之前,王主教曾是位陕西农民。他强调:「佛陀虽是印度人,而非中国人,但佛教还是个中国宗教。」他据此推衍,基督教「现在是,而且也将会是个中国宗教。」这话究竟有何含意?中国的任何信仰及民间传统,均无原罪概念,究竟,中国人为了皈依基督教,而接纳原罪概念?还是,基督徒为了成为中国人,而舍弃原罪概念?王主教当老李之面,重复强调:「上帝只有一位！」信徒老李,对主教演说活力,赞佩不已,但形而上学部分,则懵懵懂懂。

面对如此重要的宗教团体及如此广大的教堂聚会场所,地方当局居然会有所容忍,我实在感到惊讶。王主教强调:「基督徒行善至上,地方政府只会多加鼓励。」尽管王主教所属教派前已经共产党允许在案,而他本身也是个受薪者,但他对此并不道破。为对中共有所交待,他承诺遵守中国宗教「三不自治原则」:不可有外国传教团成员、不可收受外国资金补贴,以及不容许非中国教会组织干预运作。讲道誓词需先经共产党党员审核,并配合当时政令口号宣导。鸡年期间,每逢周日,王主教即会抨击法轮功为邪教,而法轮功对基督教,根本没有任何质疑之处。一般而言,共产党管控天主教是比基督新教来得严厉。至於天主教,王主教则与共产党同一阵线批评说:「天主教祈求的不是上帝,而是教宗;而且教宗不承认真正的中国,反而承认台湾。」

宝鸡基督新教的教堂聚会场所,不就是依赖台湾基督徒之助所建成的吗?王主教澄清,他们原籍是陕西人,只不过现在「迷途」在台湾。另外,用来演奏圣歌的钢琴,也是由一位移居美国加州的宝鸡人所捐赠。建物室内装潢之所以会很有美国味及少有中国味,是因王主教要求当地工人,依照一张从杂志剪下的洛杉矶教堂风格来施工所致。这究竟是一座福音会,浸信会,灵粮堂,或是任何其他支派教会的教堂?王主教对此则一无所悉,并对同属基督新教的所有支派间之区分,也无概念。谈论过多细节,实无必要。他表示:「对真正的基督徒而言,天主教徒,根本就是异端主义分子！」而针对余杰先前所定义,一群无需牧师在旁引导,自发聚会研读圣经的「沈默新教徒」,他们的看法又是如何?无论是李或是王,均表示毫无所闻。他们的答覆很平实:按教徒聚会（house churches）通常是由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所担纲主导。而无论是上述所称的沈默新教徒,或是官方许可的爱国主义派教徒,最终是否可如余杰所愿,殊途同归,汇流成一股革命性及批判性的灵修势力?若从他们信教的动机南辕北辙来看,这一推论,毫无所本。

向以信奉毛泽东主义为职志及以爱国分子自居的李,接着便对罗马教宗的行为表示愤怒:「这些远上帝,近教宗祈祷的天主教徒,根本不配称为基督徒。」他批评:「天主教教义,只对陕西农民有吸引力。」而他们根本就是轻信愚昧。他还补充说:「某些农民甚至还会相信法轮功！」这正可证明农民是多么的「无知及无能来瞭解真正的上帝。」李、王遵循党意,左批梵谛冈,右打法轮功,对我而言,倒像个同好结盟,而非异议分子。

但这些新教徒究竟将前往何方?有何终极影响力?没有人可以预测。李跟中国各地同类分子,均不以信奉为自满,反以宣扬信仰为念。当他宣称「耶稣让他追着到处跑」时,就必须瞭解,他的足迹可真的踏遍全中国。这些新式基督徒可是个个心怀宣扬教义热诚,这也说明了官方基督教会势力快速拓展的原因了。当李不在老人院充当义工时,则或搭火车,或乘巴士,云游中国,四处拜访教徒,劝人改信新教。他表示:「中国应该与一个真正的上帝结为一体,共组大家庭。」他回溯过往,认为这似曾是毛泽东主席所追求的终极理想。

李信仰之坚定,足以撼动山岳,但是否足以动摇共产党?我们自问,到底谁成为对方要胁的人质?我们在此或许可回想一件具重要意义的传闻轶事:1899年,新教牧师理查（Timothy Richard）在上海出版《全球杂志》（The Global Magazine）,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孙中山有机会研读〈共产主义宣言〉,中共至今仍对这位外籍传教士,心存感激之情。现今官方新教徒与共产党间所存有的奇妙联盟关系,倒也唤醒人们对往昔耶稣会与中国宫廷间利益纠葛的记忆,无论是昔日的耶稣会教徒,或是今日的福音传教士,两者均以摩登现代为掩护表象,将他们所信仰的上帝引进中国,为簇拥天主教教义充当中华帝国国教,昔日的耶稣会虽功败垂成,但今日的新教徒则仍有可为空间。美国教会在幕后着力甚深,他们财力可雄厚得很。

中国人的无神论迷思:耶稣会教士的虚构

尽管中国的神祇众多,但为何我们会如此难以辩识清楚?他们的庙堂中,有菩萨、有圣像、有诸神,数目之繁多,堪与印度相比拟。会辩识不清,其来有自。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先遭往昔义、法的耶稣会教士游记着作所局限,后又遭我们的文学创作及哲学思想垄断长达3世纪之久！我们可谈谈汉学学派的创立者勒康德（Louis Lecomte）神父,或许应改称为法国亲中学派的创立者吧。当法国耶稣会教士勒康德神父,尾随汉学先驱义大利神父利玛宝（Matteo Ricci）足迹,於1689年至1691年间造访中国时,早已决定既不参访庙宇,也对相关祭礼兴趣缺缺。他的《中国现状新版回忆录》（Nouveaux Mémoire sur I'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着作,虽强化了启蒙时代的哲学理论,但中国人却被描述成一群以无神论者孔子为尊,奉行无神伦理道德教义的人们。我们这位耶稣会教士总结,这群道德意识高张的中国人,只能活在等待基督崇高至神降临之中。他们以前不就被视为一堆空无一物的器皿,只待西方填满即可?自利玛窦以降,所有耶稣会教士均藉此手法,博取教宗及欧洲宫廷的支持······。

这些论述完全相同的勒康德神父及其他所有传教士们,是否曾真诚过?他们居然可对日夜挤满信徒的寺庙、引人入胜的仪典、冗长耗时的丧礼、贡香、群钟、道士及和尚,视而不见！而佛、道这堪称今昔中国,最主要的两大宗教势力,根本与儒家毫无干系。在勒康德神父旅居中国期间,寺庙仅在北京一处就达三千余座,其分布之密远超过当时欧洲任何一座城市的教堂,北京简直可称为圣城！但他却只以暗喻影射说:「中国人的『迷信举止行径』,不值得列为宗教信仰。」而这个被视为「迷信举止行径」的道教,无论是勒康德神父,或是其后直到二十世纪末的任何一位法国过客,均兴趣缺缺,更遑论中国佛教。

我们可以想像,一位旅行欧洲的中国人,途中观察到欧洲人为了祈福,在耶稣受难像前手画十字架,或在圣像前点燃蠘烛,他是否也可据以论断,欧洲人没有宗教,只有迷信?

这些前辈探险家,在中国之所以什么都看不到,究其原因根本是不愿意用心看。他们在中国优先交手的对象,更助长他们此一盲目心态。耶稣会教士在中国所交往的官员,鄙视甚至迫害这两大民间宗教;他们多是尊奉社会秩序、阶级、稳定、敬老及崇君的孔子信徒。孔子是哲学家吗?利玛窦深信在儒家中,可嗔到一种能让耶稣教徒据以附和的文人学派。但这些儒家规范,究竟来自何处?孔子声称来自中国远古的黄金美好年代（指尧、舜与夏、商、周的太平时代,简称三代）的启发,若要社会安定,只需恢复三代之治即可。儒家是宗教?或是哲学?或可说儒家是个怪异哲学,不太俗世,设有庙堂,施行祭礼,杀牛为供品,祈求上天庇佑,并崇尚慎终追远。还是我们该将之视为无神论宗教?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Leibniz）、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及伏尔泰（Voltaire）,均认同此一哲学思辩。伏尔泰在其《普世历史》（Histoire uni-verselle）,将中国描述成一个伦理道德意识甚强的国度,虽无宗教信仰,但系受上天此一抽象神祇庇佑的社会。此与法国哲学家所追求的「至神」,相距不远,而此一境界也是起源自中国。它一直是如此,法国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无神论者,都会对中国抱持莫名的好感,因为在他们眼中,一个无神的文明,是无法令人憎恨！

以下则是与上述法国的中国意识形态对立相左的实证:荷兰籍过客及叙述论者,在中国不以传播福音为职志,反以经商至上,十七世纪起,便采另一种观点看待中国,他们较关注民间社会的平民信仰,而非朝廷的儒家思想。他们的交谈对象是中产阶级的同业公会,而非官员。2个世纪过后,北欧各国虽仍维持与中国经商的传统,但并不经营特别的外交关系。在这个重商的欧洲地区,其民意对中国人权缺失甚为关注。法国,则是相反:承续耶稣会及开明专制观点,我们的主政者附和北京「强硬」政权,对中国的平民社会及民运分子,支持不甚有力。法国之所以会对中共政权逢迎献媚,虽出自利益考量,但其实也是因对中国另一平民化、个人式及抗拒性的道教,懵懂无知所致。

道教,桀骜不驯者的宗教

上层中国社会与底层中国社会,昔日各有宗教信仰,今日虽面貌迥异,彼此间的争端依然存在。往昔儒家宰制核心权力及其周遭公务体系,堪称「上层社会」的无神论宗教。儒家的宇宙观,天人之间,即存有某种阶级概念;为保持此一世界秩序,人类必须顺服此一崇高法则。但除了君王及官员外,又有谁会知晓相关运作规范?平民宗教,所谓「底层社会」宗教,就是道教及佛教。欧洲对佛教知之甚详,但对道教则少有接触。它的起始系老子《道德经》。道教堪称中国真正的大宗教,影响中国所有其他宗教信仰,甚至包含基督教及佛教。

道教的宇宙观,与儒家大相径庭,主张天人合一,肉体本身即是天地,藉唤醒自身,维持世界秩序。道教宫观,到处可见贤人及诸神影像,其主要追求目标为长生不老及财源广进,但对当朝权贵却又有点漠视。

儒道宇宙观之歧异,衍生出两大不同意识形态:儒家主张国家主义,道教则崇尚个人主义。老子主张「无为而治」,道教论者,抗拒既定成规,直至今日,依然硬颈,不屑臣服於执政当局。道教盛行的黄金年代,天人和谐,社会祥和,此即东晋思想家鲍敬言「无君论」之主张,但经法国汉学家勒维 （Jean Levis）移译后,简直等同无政府主义······。

道教也具民主素养。在中国历朝君王统治时期,信徒仍可自由择选道士代表。民选道士则需担负等同於维护秩序及保障民生的地方官员角色。清朝时期,尤其是在婆罗洲,更有许多道教社团组织,逐渐蜕变,粗具民主共和国模式。尽管这群信仰道教的可怜华人,於十九世纪遭荷兰歼灭,但也让世人对中国人遭儒家及耶稣会禁锢所呈现的被动刻板形象,为之改观。道教寺庙不仅曾是对抗行政官僚的公民社会缩影,也曾是友爱互助及经济创业的据点,此一特点在其他华人国度,仍存在着:在台湾,无论今昔,在许多商业活动中,都可嗅到道教团体资助的痕迹。美国万家华人餐馆中,大多是靠道教团体募集资金。法国有位既称不上哲学家,也不算是汉学家的朱利安 （François Jullien）於2005年便曾撰述表不:「假如不懂儒家,就无法瞭解现在的中国。」但如果对道教一无所知,又如何能瞭解中国?

道教十分宽容。受其熏陶的中国人,混杂各宗各派,赋予中式新面貌。在印度,唯有看破红尘的僧侣,始能皈依佛门,但在中国,就算俗世分子,亦可常伴青灯,只需敬佛守戒即可。中国的佛陀,以道教诸神之姿,变成一位慈悲为怀的神祇,而道教本身也融入佛教的悲悯精神,而更显丰富。中国人也自道教,学习堪舆风水之说及慎终追远之习。荷兰籍道教社会学家席波（Kristofer Schipper）强调,宗教之间,即使基督教及伊斯兰教亦不例外,存有神奇祥和的氛围及某种和解共存的共识。一直以来,中国各城各乡的信徒均和乐共处。

西方人经常自问,中国是否瞭解个人自由的真谛。答案从他们的宗教信仰中,即可窥知:在诸神及繁文缛节之外,所有宗教均是植基於内心自由之上。无论是信奉道教、儒家或是佛教,都是为自己所作所为负责,个人善行（通常）终获回报:儒家及道教是现世报,佛教则是另世报。总之,我们期望根除有关中国人无权自决及不适施行民主此一虚假文化的立论。

你错了！共产主义可不是儒家主义者

儒家曾在中国历朝具有国教地位,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不仅是儒家的变身而已?中共此一另类说辞,在西方甚为盛行。事实上,这根本是个迷思！对中共而言,此一迷思有利弱化其负面形象:假如共产党深植於传统之上,基於尊重传统,无人会责怪或是控诉其恶行······中共亦知,孔子不仅在中国的正面形象优於马克思或是毛泽东,在海外更不容赘言,匿藏在孔子背后,实是高招！

为让上述文化传承之说有说服力,中共最近动手修复几间「孔庙」,有些或具庙宇外观,但实际仅是昔日文人追求仕途应考的教室而已,仅存硬体外观;昔日庙堂内牲祭仪礼,已不复见。中共藉根除原始儒家内涵,而以不具神性及奥秘之抽象哲学记忆取而代之。在同一思考逻辑下,中国鸡年期间,中共下令重建孔子山东曲阜故乡城垣;孔子出生於25个世纪前,当地所有居民均姓孔。曲阜成了华人及外国人旅游圣地。严肃的儒学,已被丧失本源深义及注重行销的儒学,所取而代之。

为了要达成混淆视听,让世人误解「儒家」真义之目的,中共或径引孔子名言,或自创仿孔词句;自鸡年起,我们可经常听到「和谐」及「简朴」等创新字眼,而这二个词汇意义模糊,可与东方任一宗教相融合。但真的需要援引孔子,以「和谐」之名,才可达到孝顺父母、尊师重道,甚至顺服党意的目的吗?

儒家鱼目混珠的另一实例是:自国家元首以降之各层共产党领导人,要求中学及大学开班教授道德课程,灌输「正确价值观」。胡锦涛在元旦文告中表示:「青年需接受道德教育（亦即指儒家思想）及强化意识形态（亦即指马克思主义）」,宛如儒家及马克思是互补共生。在此种将诸说集大成的心态下,培育干部的共产党党校则广邀儒家哲人来校演讲。共产党领导人期藉重整「价值观」,提升党员道德及打击贪腐之目的,但成效未知。共产党领导人是否真的相信道德演说,即可改变共产党此一结构性问题?此已触及神秘教派禁地,实非局外人所能体察:此教派成员是否已被重复灌输的祭礼仪式所催眠?

为驳斥鸡年期间所兴起的此一冒牌道德说,我们特别指出,根据共产党与儒家关系发展史,两者根本无法并存;现代中国所进行的所有革命,从五四学生运动（1919年）至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均执反孔大旗。「打倒孔家店！」即是此二项中国激进主义创始运动的主要诉求口号。由於儒家将远古时代理想化,而共产党则是向往未来美好的时代,因此被中共刻意打成反动派。由於儒家人士排斥任何进步概念,共产党便对正牌儒家不断打压,甚至不惜以顺服的赝品代之。真正的儒家是植基於祭礼、祝礼及牲祭之上,一旦忘却礼节、歼灭祭司,则无人想读也无人会读儒学。所剩存的道德论述,也仅是选择性的刻意摘述。熟谙儒学的中共领导人坦承,会刻意避免引述孔子或孟子主张君权民授、反对专制的篇章。在下共产主义继承永恒中国文化传统及延续披戴帝国新装的结论之前,必须要提醒各位注意:中共真正唯一承续的远古传统,就是反教权主义。

反教权主义如何肆虐中国

反教权主义在中国并非新点子,共产主义者没有蓄意编造。昔日大清帝国与西方接触,体认欧洲先进技术后,认为有必要进行道德重整改革。但对於日本於1868年所进行的国家体制改革,则认为无此必要:中日两国亦自那刻起,路线大相径庭。正当日本帝国甩脱老辈菁英,培植新秀之际,北京的文人显贵则将中国衰弱归罪於传统及迷信,而非国家体制。因此中国自1898年起,中央及地方当局,便广征各地佛、儒、道寺庙,号称要改建成学校,遭亵渎及毁坏的祭祀圣地不可胜数,僧侣被驱赶,道士遭灭绝。但实际上,真正开张的学校并不多,只有几所中国大学,如北京大学及福州大学,至今还占据昔日庙堂及花园为据点。而通常遭指责毁坏圣地的文化大革命,则只是承续「激进主义分子」破坏圣像狂热而已。中国此等行径,只有1793年的法国恐怖统治及1917年后的苏维埃革命,可与相比;反之,中国邻近的日本、南韩,则将宗教与现代相互融合。

中国政治菁英为何会如此憎恨平民所信奉的神祇?在儒家本身遭迫害之前,儒家官僚体系便对佛、道持有民间「迷信」之成见,的确助长中国反教权的传统。另外,此或许是中国政治菁英遭西方「优越」羞辱的反扑行径。自1840年起,西方轻易以鸦片奴役中国人民,更让中国文人深信中华文明的腐朽必须革除,以便开展新貌。於是刻意摧毁老人,以具有现代思想及决断魄力、甩脱传统及迷信包袱的新秀代之,此一毁灭性偏见即始於当时。此种偏见,说明中共为何以暴力革命反对任何旧事物,到处摧毁庙堂、古城、纪念碑及典籍。北京古城遭摧毁而重建新城,这就是为何外国人在北京再也嗔不到古老中国痕迹的原因。古老中国已遭刻意捣毁,所剩遗迹,今日仅被充当怀旧凭吊之用,而非生意盎然之地。

中国人憎恨自我,捣毁祭礼及先祖遗产,无论是在日本或印度,根本无此现象:日本未遭西方殖民统治,无人会想到毁宗灭祖;印度部分领土虽遭西方殖民统治,但也未像中国沦落成吸毒中蛊般满怀屈辱。印度宗教派系之多,简直可与古老的中国相比,但没人会为追求进步,而摧毁宗教祭礼。

中国公权力介入反教权的结果,与激进主义分子原先所预期的正好相反。的确,各派宗教势力已大为削弱,尤以仅具外在祭礼仪式,但丧失内在信仰精义的儒家尤甚。佛、道寺庙也受难颇深:道场遭征收、典籍遭破坏、修道者及信徒均遭驱离。以进步之名,抹去整段中国宗教历史的记忆,此一中华文明的浩劫,实可与拉丁美洲古马雅、印加文明的消失相比拟。同时,这也造成中国社会的分崩离析。佛、道社圃组织曾是中国社会中,仅存之慈善机构。捣毁,造成社会慈善空窗,让穷老孤寡等弱势族群自生自灭。鸡年期间,中共虽曾鼓励佛教徒重建老人院及医疗诊所,但为时已晚。同时,也让中国经济破产:道教社团组织曾是资助中国及海外华人企业之金主,中共迫害宗教,也剥夺中国大陆承续华商数世纪来所藉以经商致富的传承。

中共是否会因此放弃迫害宗教?绝不会！中共因应对策,已日益精进。如同对待民运人士般,共产党镇压宗教的方式,也日益灵活。只要信徒不聚会,中共便可允许有信教空间。信徒若违反此一先决条件,则遭共产党锁定。只要信徒遵守官方的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相关「爱国」宗教组织之规范,相关宗教祭礼便可举行。而这些经共产党授权成立的宗教组织,凡事均会介入干预。另外,官方宗教组织只要觉得某一宗教神学教义不具理性,即会介入干预。中共官方道教组织所出版的道士教义守则写道:「藉提炼丹药达致长生不老之完美境界,根本完全不可行。」此一论点的确符合科学知识,只不过却质疑到道教精髓的真实性。

中共另一项毁灭宗教的作法,就是将宗教「博物馆化」。1990年允许开放参观的道教寺庙,系归观光旅游局所管。此即证明宗教之於共产党的真正价值所在:所开放参观的这些寺庙,外观宏伟,可替中共赚进不少财源。湖北着名的道教圣地武当山,5世纪以来均是隐士逃离俗世的避居之地,现已成观光圣地。古人需自山脚下步行,穿越丛林,跨越数千石阶,始能攀登金顶。现在,观光客可搭乘索道缆车直接登顶,迎面所见的是贩售明信片及宗教饰品的商人,昔日管理宫观的道士已不复见。远方虽瞧见几位头戴黄帽的虔诚朝圣者,但却遭吵杂的观光客包围,相机咔嚓声不停。「你看,中国宗教是多么自由！」中共领导人如是说。北京在文革前,约有七百余间道教宫观,而现在硕果仅存的白云观,也是同样的情形。中共在西藏亦是故技重施,将民族及宗教情感,化为观光资源;观光对西藏佛教之破坏,可是比中共解放军更为厉害！

身疲力竭的中国神祇

我在中国看了许多修复的古代寺庙及新盖的教堂,但走近一瞧,根本都是些赝品:不是博物陈列馆,就是共产党分支机构,或是老人院。或许是我事前搜寻不力?在中国某一地方,应该会有一个真正的道士,力抗中共反教权及寺庙博物馆化政策?经专家建议,於是我造访福州,终於遇见一位既熟谙金术之学,亦擅道学及宗教仪礼的道士。

长期以来,福州曾是中国最大的港口。法国作家克洛德 （Paul Claudel）曾在二十世纪初期在此地担任法国领事······在一间位於福州市中心,丑陋大楼围绕的玉帝道观,有一位年约三十余岁的道士,口诵经书,自我修练,祈求世界祥和:他是否是中国最后仅存的道士?从他的长发在头顶上所盘旋成的发髻看来,可看出他谨守道教教规。道士蓄发从不剪理,佛教僧侣则剃光头,蓄发长度等同岁月磨痕,剪发处置代表犯下大罪。说真的,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的存在:弃绝红尘,隐居山洞,静坐冥想,苦心专研,戒荤守斋,凡此均与中共所颁布的新教规完全相左。以古文朗读及钟鼓齐鸣的早晚课诵经,已抓不住信众的心,信众似乎对这位黑冠蓝袍的道士,耳聋目盲。他们围着他,只想接近香炉,祈求玉帝,焚香祝愿,财源广进,身体康健,爱情如意,并盼尽速应验。由於道教个人主义甚浓,没有道士会为此责怪信众。我发现信众多属年青人及老年人:前者祈求早结良缘及考试顺利,后者则是身体康健。至於壮年人,因历经文革思想灌输,则远离任何宗教信仰。

而道士本身是否会关怀信众?他眼中似乎也没有信众的存在。他专注内在修炼,追求长寿,甚至身心的长生永存。或许他登仙之日到来,会化为飞鸟而去?道士在中国今昔历史中,均被视为国家威胁,此并非肇因於道士的有所作为,而是其无所作为,与国家及共产党对其子民的期待相左之故。

这位福州道士代表何种重要意义?他远离红尘,归隐道观的模式,较能体现「新颖中国」,而非「古老中国」。诵经3小时后,他向我解释道,有一天他们全家观看电视时,看到一位道士,於是他心生向往之念。自该日起,便择定此一天职。这个实例,我们或可称为「道教复苏」,或是道教尚可依其原先古老模式残存至今。同样的情形,也可适用在民间传统。春节期间,人民仍会将佛、道财神贴在门上,只不过今日会再带点新意,将百元大钞悬挂其上。清明节期间,家族因为扫墓而齐聚一处;但这是为了祈求心灵平静,或只是为了赴乡间散心?古代中国的神祇,大多衰亡,而身经反教权主义及共产主义蹂躏的残存者,似乎也已身心俱疲。这就是为何新兴基督教堂能风靡中国的原因。反而在另一个华人国度,台湾,倒能保存中华文明精髓,道教生命力依然强韧;此即说明宗教并不会因华人社会的现代化而退缩（台湾可是比共产中国进步）。基於肆虐中国大陆庙宇的反教权主义,在台湾并未如此严重。远离中国的国民党领导人往昔虽不喜欢道教,但也不至於会像中共一样将之歼灭。因此,反教权主义对宗教之危害,可远比社会现代化为烈。

神秘教派倾巢再现

既然灭绝古代神祇,却又可以衍生神祇新秀,那么从覆灭的传统宗教中,再试寻宗教复兴之道,又何尝不可?只不过中共将之统称为神秘教派。这并不是个新现象。每逢中国历朝当局打压宗教,地下神秘教派便繁荣兴盛。1898年,清朝反教权主义,促使一贯道兴起,於上个世纪期间,吸引数百万名信众,甚至还有共产党信徒。近10年,约有五千余万华人改信法轮功。尽管实际信众数目不详,或许可从遭逮捕迫害的法轮功信众,反向间接推断。

中共迫害法轮功:囚禁信众,严刑拷打,使他们「意外」死於狱中。而他们所犯下的唯一罪行,就是信奉宗教及相信教主神圣领导。由於法轮功精义不甚合理,我们要与相关殉道者同一阵线,似显困难。无论是在中国,或是海外,法轮功在知识界募集干部,担任相关发言人的通常本职是大学教授及律师,我们很容易就可跟他们会面接触。首先,他们述说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现状,我们心生怜悯之心。另外,他们也会述及信奉经过:修炼因果法轮,远离邪恶,研读法轮书籍,治愈癌症。另外还涉及额头第三只眼的议题。台湾有位大学教授以流利英语向我解释（法轮功跟其他所有宗教,在台湾均可自由信奉）:「起初,除了鬼魂,尤其是在农历七月,我什么也不信！」我起初很诧异,接着恍然大悟,原来在台湾,每个人都相信鬼魂之说。他接着说:「我的妻子原本罹患癌症,但修炼法轮大法后,便不药而愈。」自此,这位大学教授也加入法轮功,并启蒙新学员体认神秘之境。

Secte一词在英语中,并无贬义,而仅是泛称某一宗教归属,且与其他宗教并无不同之处。假如要以贬义称之,应要使用cult一词。因此,中共即用英语将法轮功视为cult。

尽管他出於好意,试图劝服我加入修炼,但并不太坚持。

我与他话别后,便带回许多文件资料,也获告知可上网浏览。

我上了网,也研读了资料。这门教派是由李洪志所创,他撷取佛教精义,谴责物质世界表象,提倡悲悯关怀,另再融合道教精义,尤其是修炼气功,藉此臻於不朽之境。他又吸纳美式科幻精神,教导学员为世界末日作好准备。此外,怪诞荒谬部分,也不足为奇。人脉网络的组织,则有创新作法,资讯均透过网路互通有无,学员聚集私人场所、公寓或公园,静坐冥想或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功平和,诉求非暴力手段;加入或退出,毫不困难。我们未曾听闻法轮功敛财情事,彼此间金钱流通并不常见,只会要求学员花点小钱,购买经书。隐居美国的李洪志仅靠经书版税为生,没有其他财源收入。他不常公开亮相,营造个人神秘形象。

正如与西方大部分支持民主,但无宗教信仰的人士一样,我也无法接受中共终结迫害法轮功的动机。但支持非理性的法轮功,亦让同为支持人权的理性杆卫者的我,内心百感交集。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就算有人痴言妄语,也要支持保有另类思考的权利吧。现在,只需探究中共为何将法轮功视为政权头号敌人,及中国为何有数百万人民,如此风靡法轮功。

反对共产党的法轮功

起初,李洪志曾是共产党党员,也是一位经中共支持的气功老师。1970年到1980年期间,气功被捧为躯体科学,崇高地位与中药及针灸并列。中共当时认为,这些爱国学科可将西方知识取而代之。七〇年代,大学实验室广邀气功师傅示范集中内力,远距移物;八〇年代,气功风靡整个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学员聚集公园,练习此一被共产党视为「可净化人心」,且不具宗教色彩的缓慢动作运动。共产党员则在一旁监视参加此一体育活动的群众。这会仅是个吸引民众的运动吗?民众对佛教及道教的怀旧,则隐然暗藏其中。某些人忆起童年祭仪往事,与相关古老宗教信仰互相连结。李洪志除了融合中国传统宗教,并效法毛泽东之法,将学员聚集在运动场,重复呼喊口号,并指派证人上台证道。一切均如舞蹈表演般流畅,李大师的开释,永远都是合理正确。对大多数学员而言,群聚一起练习气功,只是个克服中国社会成员孤立无援的藉口而已。中国经历半个世纪所刻意营造的暴力、攻讦及憎恨统治后,李洪志教授互爱与关怀之说,风靡民众。学员彼此间重建信任及互助之情,与真正的共产主义完全相左。

法轮功学员中,退休人士或许为独居所困,占了最大宗。但法轮功也吸引公务员、军人、大学教授加入,甚至有共产党员相信李洪志之言,引起中共惊觉法轮功藉怪异信仰腐蚀共产党组织之虑。连我本身也对共产主义者、物质主义者及无神论者均加入法轮功感到讶异。有人向我坦承,法轮功学员间可建构亲如手足之情,而共产党党员间则无。这让我们想起昔日中国帮会,也曾有入会及互助机制。我们因此瞭解法轮功为何能在中国推展成功,甚至他虽未想推翻共产党政权,但仍让中共感到难以忍受:害怕法轮功就是个反对共产党的组织。

1999年4月17日,10万名法轮功学员透过网路联系,在北京中央政府所在地前静坐抗议,反对报刊杂志羞辱李洪志。共产党领导人惊觉,法轮功居然能透过网路联系,逃过公安法眼,筹组组织性活动。中共对那些不是受其掌控的组织性行为,尤其害怕,只要不是筹组性的活动,中共均可容忍,但只要是筹组性活动,可就不得了！自该日起,中共展开迫害行动,法轮功学员不敌公安,均遭追捕入狱。

中共中央政府不想在北京再看到法轮功学员,指派首都及各地的共产党基层委员会负责逮捕行动。只要北京截获任何一位法轮功学员,其原籍地的共产党基层干部须为此负责,缴交罚锾,党员生涯告终。此举引起共产党地方干部警戒,到处鼓励告发。假如一有学员被发现,就算以人身威胁、不经判决径予行政拘禁、囚禁监牢、严刑拷打、处以极刑等强力手段对付,无人会加以指责。因此,法轮功成了「劳改营」的成员大宗,公安自身即可不经法院审判、无须律师在场及不循上诉程序,径行以扰乱公安为由,处以4年以下有期徒刑。法轮功学员在狱中,与流氓无赖、妓女、吸毒者及同性恋者,囚禁一起。鸡年期间,遭囚禁的基督教牧师及天主教神父人数,也大幅增加。所有身心异常者,都不值得让法院来判决。透过道德讲学及手工劳动,引领他们重回正道。但没人视察过这些牢狱中心,外人实难以瞭解犯人在监狱的生活条件。根据有些幸免於难,得以离开监狱的人士所言,法轮功学员尤遭滥施酷刑,直至放弃信仰为止。2005年〗2月间,中共因无法拒绝「联合国人权组织委员会」派员造访监狱,该会所派遣的奥籍法学专家诺瓦克（Manfred Nowak）,才得以证实中国滥用酷刑之说。

另外,对付法轮功学员,还有一非暴力的作法,但有点滑稽可笑。你得好好站在共产党地方官员的角度来观察,若有某地的老人们持续聚集修炼气功情事,而他们专心修炼气功已逾十五余年,并深信可藉此保有健康,这事可不容忽视！但一位将修炼气功当成运动的老者,及一位服膺李大师而修炼气功的法轮功学员,该如何辨识区分?就因为外表无法区别,共产党地方干部则另想妙方。首先,锁定气功学员聚集场所,如公园、湖边、河堤及庙旁。另外,安置体育运动器材供学员使用,并宣导现代运动设备比落伍的气功更具健康效益。我们不久后应可看到老者荡秋千,及使用其他运动器材的画面。在这些民众传统聚会地点,共产党鼓励人民学习跳华尔滋,伴随放送来自西方的现代音乐,老人成双成对摇摆舞姿,古老的中国已不复见。只要共产党高层不再听闻到法轮功讯息,要采取何种作法,一切听任其便。尽管法轮功表面上已消失无踪,但已转入地下变成庞大的秘密组织。我不断地遇见透过网路及简讯所招募的法轮功学员,彼此间窃窃私语。

由於法轮功所专长的宗教及信仰领域,中共无法掌控,於是被视为具有威胁性。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朝代遭神秘宗教叛乱所颠覆;自称上帝之子的洪秀全,假托天父、天兄（耶稣）之名吸收教众反清,信奉白莲教,笃信身体刀枪不入,创立太平天国,曾经撼动满清政权。法轮功的特质与之相去不远,惟此并不意味着历史将会重演;只是无论是在北京,或是流亡海外的自由知识分子,均不讳言,会将法轮功视为一个客观结盟对象。

如何评断中国人的信仰?

中国修复重建佛道寺庙及信奉基督教的新兴热潮,让人相信中国有信仰复苏的感觉。中国各行各业人士,闲话家常总是会问及道德或是神秘议题。由於后毛时代的意识形态真空、狂热追求物质主义及伦理道德普遍堕落,往昔信教怀旧记忆便激发一股追寻自我的风潮。但这仅属个人感觉,并无实据可供佐证。至少,我曾经相信过······因为中共一切均可数据化,就连宗教也不例外。

北京有一间宗教研究机构,我们原本认为是个研究宗教信仰的组织,但其功能却是公安性质。研究员不以专研神学为务,却思如何防堵宗教。表象无法欺瞒世人,两位分属不同世代的研究员接见我,一位经验老到,权威十足,代表昔日的共产党,另一位则是思维较为现代,代表今日的共产党。

经验老到的那位,怕我忘记,便时时提醒我相关法则规范:只要符合爱国且组织性活动需经共产党核可之先决要件,中共即可承认这些宗教存在的合法性。自1949年革命以来,计有天主教、基督教、道教、佛教及伊斯兰教等5个宗教,获得中共官方认可;其他无法被官方归类的各宗各派,不是被视为非宗教组织,就是被冠上反革命神秘教派之名。这些「爱国宗教组织」,除管理各种宗教场地外,并有宗教行为的审核同意权。热心劝人信教是否合法?是的,但须经爱国宗教协会的会员认可,而且这个组织必须由中国人出面筹组;此一规定,便得以驱逐梵谛冈的天主教传教士、韩国牧师及日本佛教徒。这位年轻的现代研究员笑容满面地向我解释:「这可不是中国沙文主义作祟,是中国信众要求由中国人传授教义。」哦?那么佛教、伊斯兰教,或是基督教,昔日是如何传进中国?如果我们以此自问······。

我与他们分享在中国各省的宗教观察心得,请教他们:

「目前的状况是否可称之为宗教再生现象?」两位同僚窃窃私语。轮到年轻的研究员,要给我一个简化的回答,他向我表示:「由於我们是知识分子,我将给予一个诚恳的科学答案。」在进入长篇大论之前,他请人端茶上来;一位乡下女子,身穿不合身的宫廷侍女服饰,将热水瓶中滚烫的热水,倒入绿色茶叶之中,必须要等到茶叶沈入碗底,才是最佳品茗时机。我们边吹气边品茗,除需忍受烫唇之苦,也要避免喝入茶叶。

「没有,我们并没有观察到宗教再生现象。」年轻的研究员如是说。这家研究机构将5家爱国宗教组织的成员加总,2005年的信众人数可达1亿人之多。只要信众没有成为该等协会会员者,为避免影响数据的科学性,就不纳入计算之列。1亿人这个数据,不就跟1950年中共政权创立初期的数字一样！1966年至1976年间,文革造成信众人数大幅减少;1985年,重新开放宗教自由,信众人数又重回到1亿人之谱。只不过中国现有人口数,比起1950年,已成长2倍;因此,半个世纪间,中国信众的比例还需减半计之。两位党工满脸笑意:还有什么无法让我信服?

既然13亿中国人之中,只有1亿人有「宗教信仰」,此即意谓共产主义及经济进步的的确确消灭了中国宗教。两位特使得意洋洋。於是,我开始反击:

—基督教教徒不是有明显增长?

—它出发起始较晚;急起直追,赶上天主教。这是很正常的事！

事实上,基督教教徒比天主教教徒多了10倍之多,但中共对福音新教小团体的容忍度,似乎比具组织性且受中国境外指挥的天主教,要来的高。在美国佬的基督教与梵谛冈的天主教之间,中共似乎对美国较为偏爱。

两位为礼貌地摆脱我的纠缠,於是对我后续参访行程提供些许建议:既然有研究机构能够针对议题提供科学性答案,我必须注意不要被主观印象所误导。

或许我如同昔日的耶稣会教士,在惊讶之余,受自身偏见所局限?他们看不见中国的宗教;我则是看了太多。

然而,我并不想跟许多北美观察家一样（他们本身就是基督徒）下此结论,认为:中国人将集体改信基督教,狂热推翻共产党统治,创建民主制度。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还是太过中国化,其程度远比基督教化为高。假如要从中国宗教历史提供世人某些启示,不要让任何一个宗教宰制另一个宗教。中国宗教及各宗各派很可能持续分散各地,但就是这种多元主义,才可以带给中国摆脱一条鞭思考的契机。

遭羞辱的农民

现在我们向中国沿海各省道别,往西转访中国内地,在追溯往日时光的同时,惊觉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实际却惨不忍睹。

从首都北京搭机离开时,古老的中国似乎显得焕然一新,连机场的服务效率都更甚欧洲。而昔日那尊欢迎旅客到访的毛泽东巨像,已不知在何时被拆除。其实,除了北京及上海,在中国大部分的大城市,雕像依然到处林立,雕像文化根本未在中国消声匿迹！

两小时过后,我们抵达西安,一切运行如常,这里还是运作顺利的新中国。但这一切似乎过於美好。眼看通关机场及高速公路,面积超大,却门可罗雀。这些硬体建设,基本上是在统一中国的目标下,团结各省凝聚力,为共组中国单一市场所建的。但直到最近几年,中国各省市场其实仍各行其是,自我封闭。地方政府一方面各自发展农业及工业,自给自足,一方面又巧立名目,课征关税及设立各式各样的行政障碍,以保障自身利益及保护地方企业。只是,现在历史的新页已经开启,建构一个史无前例的真正大中国市场,已不再是幻想。高速公路,到处可见。我们猜想,也许建造这些公路让某些干部荷包满满,但对於一般中国平常百姓及搬运工人来说,根本无力给付过路费。况且,建造公路的财源究竟来自何方?这也启人疑窦。中国中部及西部的主要公路,通常只见政治领导们的德国奥迪黑头车,在其间穿梭不停,最终又是谁要负责偿还这笔建设投资费用?

热衷建造高速公路的怪癖

在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使用机场及高速公路的机会原本就很低。但国营银行只能遵照地方共产党部指示,出资兴建,造成呆帐的累积。即使在较繁荣的省份,过路费也不足以填平借贷缺口。於是,官股占多数的高速公路局,便大幅征收公路两旁的农地,转成建地再低价贱租,把投机风险转嫁到求偿不足的农民身上,让企业坐收渔利,并吸引毫无知觉的外商银行投资。

西方旅客惊艳於中国联外公路网络开发如此迅速的同时,是否关心过当地劳工的工作条件?受雇的乡间挖土工人,每周工作80小时。他们的住所简陋,伙食奇差,而且无权远离工地,将此开放性的苦役监牢称为「集中营」,实不为过。成都大学法学教授王怡则讽刺地表示,德国纳粹在三〇年代,也曾建造许多令欧洲人向往的宏伟高速公路！

在一个幅员广阔但民不聊生的国度中,居然有人独尊高速公路及私人轿车,实在本末倒置。若在城市发展铁路及大众交通系统,除对运输各省庞大人潮与货物的效益会好上千倍外,亦有利西部及中部各省的工业化,并能将货物运往沿海各省。

中共最近仅投资兴建连结西藏的铁路,并於今年正式启用。青藏铁路[1]经济效益虽低,却可让中共更易以殖民的方式反制叛乱的省份,并在必要时派遣大军压境。对此,藏人实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中共之所以将高速公路列为优先建设项目,除为了让主政者有机会快速致富外,面对紧急亦较能快速应变。中共领导沈不住气,无论对自己或对整个中国,他们所追求的,一向是立即利益,而不思长远规画。在中国,很少人会虑及未来。难道是因为没人相信有未来?其实资金之所以会投注在大型建设,而非教育普及与全民医疗卫生上,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并不奠基於人力资源的培训及精进上。刚好与日本及南韩发展经济的经验相左。有时,北京领导人在字里行间也会承认错误,并保证未来会尽量改善,允诺在贫穷省份提供学校、医院、工厂及火车服务。凡此种种,据我们以下的观察及描述,目前看来实仍属空言。

从中国沿海省份到西部内地,宛如重返上世纪

在西安市西郊,我们曾参访一座日夜赶工建造的高速公路工地,只有混拟土用罄时,才会让上工速度放慢下来。我们虽还身处在已开发世界,但从旁急驶而过的却是如上世纪老旧且超载的砂石车队。随后的行程,中国的历史场景不断在我们眼前一一浮现。我们看到毛泽东时期的工厂崩塌后,新颖工厂取而代之。昔日公营工厂,现则由私营工厂取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持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正在中国发生效应。我们所路经的村庄中,天主教及基督教教堂均见证过当地曾经历西方宗教洗礼,如陕西省就有中国第一座教堂遗迹,约建於西元七世纪。该教堂隶属波斯景教,早已失传,或许已和佛教融合为一。基督教义开始在中国流传时,便采行两种方式传播福音:或采纳中国习俗,与之共融;或以外来宗教之姿,打动人心。

沿着公路,可瞥见坟头的墓碑,依照风水习俗,散立於麦田及玉米田中。由於适逢初春清明节,多数坟头的杂草已清除,子孙缅怀祖先,纷往焚香祭祖。透过扫墓,让因文革四散各地的远方亲人,得以再次重逢叙旧,重建公民社会,并藉以维系后代子孙情谊。由於中共鼓励集结尸骨,推行火葬,以释放更多的可耕地,因此,这里每一座坟头及墓碑均代表着成功反抗威权体制的卑微象征。农民仍坚持在坟地四周播种收割,毫不畏惧权势。

车行约200公里后,高速公路逐渐变窄,路况变差,路面不再铺盖柏油,造成有些卡车身陷困境,动弹不得,或掉落山沟深渊之中。我们一跨越陕西省及甘肃边界后,立刻有人向我们解释说,由於地方高干私吞公款,使得公路最后只好以豆腐渣来堆砌。虽有些涉案人士入监服刑,但共产党干部则未受司法机关追究。只要涉案者是共产党干部,就算犯罪,司法机关也很少会加以追究。藉公共工程回扣提供政党献金,举世皆然,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倘若贪腐情形过於嚣张,共产党则会找个低阶的代罪羔羊受过,展现打击贪腐决心,但绝对不会损及贪腐共生链！

过了豆腐渣桥,有一条石子路通往山上。因为途经几个收费站,使得前进速度有所耽搁。面对收费站身穿制服的监察员要求过路费或索讨礼物时,若拒绝则可能遭课征高额罚金。曾行经中国各大公路的旅客,都会有遇到身穿制服的公务员勒索莫名其妙的过路费之经验,而所收的过路费最终还是落入私人口袋。从中共所公布的资料来看,针对农民所课征的各项税务,约有四成既不合法,也从未缴交国库。

途中,我们见有新颖工程中断停建,而村庄中,仍到处可见数世纪以来,从未改变过的土墙瓦盖屋。最后,我们终於抵达此行远征之目的地——凤凰塔村。该村居民约有12,000人,分居10个庄落,庄名十分别致,如鸭潭庄、毛家庄等。由於我与当地共产党书记的女儿就医於宝鸡医院时巧遇认识,所以受邀参访便无须向公安报备。在中国,不期而遇的友谊是最好的入境随俗之道。

远看中国乡间的刻板印象,通常是亘古不变,或如诗如画。但其实并非如此。以贫穷字眼来形容陕西或甘肃的情况,尚无法真正体现当地物资的匮乏。家家户户的房子内除必备的床、火炉及凳子外,几乎空无一物。土墙及炕床既无法抗拒酷夏,亦无法抵御寒冬。卫生条件不佳,水源稀少。村庄之间,没有公共聚集场所可言,更遑论社交生活。另外,村庄也没有和谐静谧的气氛,各村庄的角头时起冲突,破坏邻里关系,每户人家都自扫门前雪。只有到夜幕低垂,始能重拾宁静。不过中共在当地仍有些正面建设,如市镇间有电力供应,可观赏电视,但居民只收得到中央电视台讯号,收看官方政策宣导及综艺节目。尽管如此,居民还是藉此摆脱了离群索居的纠缠。

但是男丁们都上哪儿去了?在小巷中,只见到学龄的幼童及叼根烟坐着休息的老人。此地孩童之多,显见其父母应不太遵守家庭计画之规定:陕西省,每对夫妻可生2胎,而其他人口密集的省份,则奉行一胎化政策。但在凤凰塔村,平均每对夫妻生3胎,这表示他们隐藏多生一胎的事实,或支付高额罚金了事。此行是我第二度造访,第一次在4月,而现在已是入秋,年轻人手工收割玉米穗后,便以木耙犁田整地,准备播洒麦苗。每户人家在山侧平地均拥有1公顷土地,除了人力外,既无工具,也无肥料,只能耐心依赖贫瘠的土地过活。运气好时,倒可收割苹果及胡桃,卖钱为生。中间商凭藉卡车运输的优势及利用农民组织涣散,将居民这唯一的收入来源,从中剥削殆尽。

此地看不见男丁及年轻女子的原因,是共产党刻意让乡间贫穷困顿,前途无望,迫使根留乡土的农民无力改善自我命运,除了外移到沿海城市、寻求打工机会外,根本别无选择。中国与印度、巴西及印尼等其他开发中国家最大的不同是,虽然同为人口密集及以农村型态为主,其他国家的农民能发表意见,有时还能上达天听,但在中国则非如此,农民只能极辛苦地冒险打拼、学习新知及自求多福。

8亿农民命运,悲惨永久相随

有人认为,中国农民过多,而可耕地过少又收益不大,注定会贫穷潦倒一辈子。这根本是陈腔滥调,无法说明农民处境为何年复一年日益困顿不堪的原因（此点中共也承认）,除了离乡背井打拼外,别无他法。六〇年代,中国曾引进新研发的农产品种及农业技术,大幅提升谷物收成并根绝饥荒与缺粮问题。而七〇年代实施工厂下乡政策,农工合一就地发展农业及促进转型之经验,也曾证明实际可行性,可惜上述相关经验并未充分传承延续下来。反观如印度、孟加拉则采行农产商品化政策、组织私营合作社及核拨小额银贷给个体户等措施,成功就地改善农民生计,无须离乡背井。但在中国,静默无声且无法推派代表发声的农民,仍旧一无所有,既无耕地所有权,亦无抵押担保品,申办银贷无门,命运注定悲惨永随。中共虽深知改善农民悲惨处境,可藉采取土地私有化政策化解,但因恐可能衍生一批无须寄生共产党的新中产阶级,所以至今仍无法解套。

另外,共产党限定每户农家小耕地的使用方式,阻扰了耕地整并及采行机械化生产的可能性,导致十五年来,中国米麦总产量一直停滞不前。尽管农民有意整并耕地,商业化生产苹果,甚至建造果汁工厂,但这么一来,共产党就得被迫思考一些现实的问题,如放弃土地分割化政策、办理农民银贷、杜绝中间商剥削及建造村庄内外连结道路等问题,因此兴趣缺缺。虽然上述种种措施都具有正面意义,却令地方共产党书记十分「头痛」,必须向县级长官反应。地方共产党书记向我坦承,还是维持现状的好。

遭羞辱的农民们,前途无望,只好寄望孩子能透过教育改善未来。但藉此是否就能够摆脱目前的穷困?天下父母心,为了孩子,农民就算牺牲现有的微薄收入,也在所不惜。凤凰塔村设有一间经官方认可的学校,目的在提供该村2,000名孩童9年义务国教。但全村仍约有1/4孩童,或在街头闲逛,或下田帮忙工作,并非所有孩童均可入学。该校主任表示:「学校目前的设备,不足以接纳这些『残障』孩童！」但就我的观察,孩童真正的「残障」,应是父母亲无力供给学费所致吧。

然而,义务教育不是应该免费提供吗?在城市,公立学校的确是免费或靠公营企业捐助;但在乡间,可不是这么一回事。父母亲除需分担学校教学用品、暖气、粉笔、餐厅及其他名目等费用外,还需送礼给老师,好让孩子获得关照,顺利升级,完成学业,进入中学就读。而老师每月80块人民币的微薄薪津,以及入住学校破宿舍（1张简陋的床及火炉外,空无一物）的待遇,只会让城市毕业的准老师们望之却步。而乡间所称的老师,通常是由上过2周培训课程的农民出任,根本没经过正规训练。他们仍然保有种田工作,经常在学校及农地间来回穿梭。而这些准教师只会教孩童朗读、写字及算数。中共大肆宣扬的9年义务国教,又是另一项虚拟事迹！这也说明为何中国有25%的文盲率了。

但农民可能遭遇的最惨状况,还是疾病侵袭。要就近找个医生,必须搭大客车在颠簸石路行驶5小时,才能抵达宝鸡就医。加上在中国所有医院,无论是紧急或一般医疗照护,通常会要求病患缴交800块人民币充当保证金,以支付未来任何可能需付费的医疗行为。而较现代化的医院,会要求事先付帐。

药品部分,则由医师另以高价贩售。对绝大多数的家庭而言,看场病可是会负债好几年！但医院所提供的收费昂贵的医疗服务,并不能保障医疗品质,有时候反而愈医愈糟,如县级医院居然有人使用二手针筒来注射或输血,提供过期药品等。许多病患因此染上可能恶化成癌症的肝炎。村庄内的寡妇一大堆,又有谁关心过?

正当中共及其他各国担忧SARS及禽流感疫情（目前受害者仍有限）的同时,又有谁关心过上千万甚或上亿中国人民可能感染的肺结核、疟疾、肝炎、霍乱、痢疾等问题?预防及对抗禽流感疫情的过程,十分复杂,而且所费不赀,甚或会徒劳无功。但是,只需教导中国人民基本卫生常识,就可以解救众多生命。中国乡间,不习惯洗手及与动物同住等不良卫生习惯,是造成疾病传染的二大媒介。但共产党基於投资改善卫生环境,无法立即获益而不加闻问,实在令人不耻。中国西部乡间与沿海各省的平均寿命相比,约少了10岁之多,而其间的差距,实有日益扩大的趋势。

平常百姓既然得不到基本的医疗照护,只好求助村庄道士,希望能提供精神良药,对此,共产党则以「人民鸦片」称之。

凤凰塔村的赵道士,是位正牌的道士吗?虽然他出示中国道教协会所认证过的证书以资佐证,但获颁该证书,根本无须具备丰厚的神学基础,只需贿赂该协会,维持良好关系,就可拿到。在中国,没有不可卖的物事,就连宗教圣职亦可贩售。赵道士蓄口长胡,态度热忱。「由於共产党德政」,他得以重建於文革期间遭捣毁的凤凰塔村的道观,外观现虽耀眼,但仍忠於原味。他再三向我强调绝不涉足政治。他主要工作虽是作法超渡、解救亡灵,不再纠缠生者,但平时遇有头痛、癌症、虚弱病患求诊时,他则以草本香柱及念咒解噩等方式处理。每一项疗法,可无一不收费。但此种疗法,因从未经科学验证,不仅效用令人怀疑,有时候药方的有毒物质,甚至还有夺走人命的危险。

在「自由化改革」前,所谓的真正共产主义年代期间,这里的医疗卫生水准是否有比较好?毛泽东时期,该村曾设有卫生所,文革期间曾派遣一位城市年轻女子进驻服务。但耆老忆起昔日这位「赤脚医生」时,还是认为现在的赵道士能力比较好。

我曾造访过中国许多地方,却以这个村庄为例说明,是否会过於偏颇而以偏盖全呢?诚然,现今的一切,与六◦年代,共产党没收农民谷物收成,迫使农民吃树根及树皮之惨境相比,显然好得多。1950年至1978年间,中共实施「大跃进」时,鼓励农民根留家乡打拼,农民也尚足以残活。1979年起的「经改」,重行土地使用权私有制（可不是土地私有制）,也解救了农民饥荒於水火中。中国的确不是处处晦暗,但是现今有1亿农民生活於饥饿边缘,却是不争的事实。1亿人民对整个中国而言,可不是轻如鸿毛。

针对上述中共正面进步的措施,我们是否也该对其英明大肆赞扬?其实中共废除农民大锅饭制度后,实施农改成功与否,端赖农民的理性,而非邓小平的天纵英明。尽管共产党曾因没收农民私有财产及谷物收成,造成数以百万农民丧命,但如今共产党要求农民工作,他们还是任劳任怨地工作。因此,共产党实在没有足以自满的余地。而我们需要为了证明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有所进步,就将现今的中国永远与昔日的中国相比?难道我们不应将中国与遭遇相同挑战的其他国家相比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将农民认真工作及努力求学的因素纳入,将昔日的中国与未来可能的中国相比?我认为最后一种方法应是最适切的。但对共产党而言,也是最不利的。因为开发农业、改善8亿农民生计,绝不是中共当局的优先考量目标！

青少年被迫离乡背井

卢甚至在我开口提问前即解释:「共产党现在既不下令,也不管理,提供的仅是建言！」担任凤凰塔村书记一职的卢,应该早被长官告知,有位老外未事先申请就到处在中国探险吧。卢看来似乎蛮诚恳的,至少他本身就是务农出身,而不是由共产党自城市指派的党员。村庄的共产党书记蛮横及作威作福的例子,虽不胜枚举,但村民对年轻的卢倒抱怨不多。的确,村民要应付共产党书记及其配偶所需,包括为其建造一间现代白瓦建物,支应其日常所需及其他开销,如香烟及卢赴城市公干的车资。共产党在乡间一向靠农民供养过活,因此很容易成为鱼肉乡民的地方恶霸,当他们邀请亲友作乐时,这些非正式但也最沈重的相关开销也转嫁到农民身上。另外,共产党书记强取豪夺农民土地建造房屋情事,也时有所闻。农民们有些忍气吞声,有些则请愿抗议;甚至有人远赴北京,伸张权益,但途中,或遭公安痛殴,或遭囚禁监牢。当请愿者在首都聚集人数日益庞大时,公安则迅即将之囚禁,等待时日再遣返回乡。当有人赴京请愿成功时,传媒则据以称颂党中央领导英明,批判地方干部漫不经心。其实这根本是一场戏:只要没人上告上级,基层共产党干部有什么事不敢作！

但卢对村民的要求并不多,有人向我表示:「他识字,读写均佳。」他上过高中,能够看懂官方文书,并将之译为家乡话与村民沟通。卢对能在80位候选党员中脱颖而出,感到十分荣幸。但这不就仅是个村庄低阶干部而已吗?而所服务的人数也只有2,000人。他坦承,共产党在挑选人选时实应更为谨慎,只不过符合「同意致力服务人民」资格的并不多。共产党书记中,有多少女性代表呢?被我突然一问,卢在承认没有以前,似乎曾在脑中数过,但后经思考表示,可能有一席吧。

卢曾收到高层指令,需向我说明政府政策,他表示:「共产党系以发展中国为唯一己任。」他负有向村民解释此政策之任务。是的,我的确听得很清楚,要发展的是中国,而非村庄;而要发展中国,则要让价廉及温驯的乡间劳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俾供工厂使唤。

凤凰塔村的少男及少女一满16岁,卢即催促他们离乡背井,贩卖劳力。人口外移现象根本就是共产党蓄意唆使,而不是自发性行为。县府共产党每年依照年龄、性别及职能,订定所需的劳力配额后,告知卢据以招募。而这些名额反应了中国沿海各省、城市甚或乡间之工业及服务业,所需的劳力概况。假如卢当年无法确实执行配额,下场不是遭罚锾,就是遭降级处分。实际上,甚至在卢开口催促前,少年们就已纷纷表达离乡意愿,因此要完成上级所交付的任务,根本不是件难事。

跟共产党一样,家长也认为根留家乡,无所事事,这更助长离乡背井的风气。少年离家后,家里则盼望收到部分薪津补贴,有些人会寄回,有些人则自此音讯全无。回乡接父母亲同住的事例,更是少有。中国传统孝道,已让市场经济给破坏殆尽。父亲远赴外地谋生,了无音讯,寡母无力扶养子女,或亦被迫出外谋生,或服毒自杀,致孤儿人数日益增多,且无人关注孤儿教育问题。当他们长大成人后,将遭中国寻找打工机会的庞大盲流所淹没。而天知道,目前中国盲流究竟有1亿人或2亿人?

此时,我们观察到共产体制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巧合:1958年,毛泽东下令工业产能「大跃进」,地方干部负责将2,000万农民送往工厂劳动。3年过后,「大跃进」失败,饥荒遍野,这2,000万农民又被遣返回老家。毛泽东欢颂着:「能在弹指间调动2,000万中国人的共产党,可是个多么伟大的政党啊！」但这世界上也绝对没有任何其他政党可以做出同样的事情。

我从老王口中,得知村庄学校概况、农田生活、自杀悲剧、离乡背井、一去不返等实例。老王参选获胜担任村长,同时也兼任该村势力最大的角头领袖,权力之大,无须买票,即可当选。但村长及共产党书记,究竟是谁在主导呢?老王的主要工作是调解家族间的纠纷,尽管他支持整并农地、种植苹果、建造果汁工厂,但年轻的卢反对。老王承认,卢决定一切。权力层级组织在全中国的城市、村庄、企业及大学,均采中央一条鞭模式,即共产党决定,行政单位执行,军队或公安监视。老王遵循共产党路线,也催促年轻人赴城市发展:「女孩从事服务业,男孩则是劳力工作。」以他的女儿为例,也远赴西安,在餐厅当服务生为业。但她的近况如何呢?老王则沈默不语。或许在老外面前表达感伤之情,会没面子吧。这个中国固有的文化特色,使得我的田野调查难以进行。访谈内容可自行扭曲,但面子可千万丢不得！

盲流劳工,二等公民

凤凰塔村子弟的长途迁徙实例,或许可据以写成悲壮史诗,但其中大部分已音讯全无。有些是一个工地,接着另一个工地的接;一个工厂,接着另一个工厂的换。薪津有时拿得到,有时则否。鸡年年初,中共估算雇主积欠盲流劳工3,600亿人民币工资,并要求务必在该年年底前支付还清。盲流劳工们挨饿受冻,还动辄遭同侪痛殴,盗匪劫财,公安罚锾。但在中国历史上,现在的一切没有变得更好吗?

半世纪以前,农民需要申请获准,始能在城市搭乘火车观光;直到1984年,农民还需准备饭票才能就食,而且仅限当地使用。此外,要赴城市工作,可得事先申请通过才行。从这些内部许可证件直到最近才明文废止看来,农民以前所遭受的勒索威胁情况,令人难以想像。

此后,农民可自由迁徙,出卖劳力,让工厂及工地顺利运转,并建造大楼及公路,服务市民。市民及农民,透过穿着、举止、习惯及乡音,肉眼即可辨识。市民鄙视农民,可毫不遮掩。无论是北京或上海,其市民倨傲对待河南省或陕西省的农民,就像欧洲人鄙视非洲黑人一样。甚至在《山东日报》的读者投书,有人表示,盲流劳工身上气味难闻,建议公共交通工具,应设置分级车厢。但他们不全都是中国人吗?至少从外表看来,的确是。

城市人及乡巴佬间的不同,并不局限在地理位置或经济能力。这根本就是「合法歧视」,其实就是共产革命的产物,也是最不为外界所知的一面:五〇年代,毛泽东将人民区分为2大类:「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及「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简称地富反坏右）。每个中国人一出生就得报户口,户口名簿上则注记人民类别及省籍地。出身血缘则透过母亲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每一位中国人的命运,与户口密切相关。每个人的权利范围,因血缘出身不同,会有很大的差异。而此血缘出身,就如同印度种姓制度,与每一位中国人的一生紧密结合。美籍华裔学者王飞凌曾探讨专研此一敏感议题,惟在2004年研究期间,即遭逮捕,遣返美国。2005年11月,共产党宣布完全废除户口制度。但这迟来的措施,已无法阻止地方当局另设合法门槛,阻扰乡巴佬们融入当地社会。

乡巴佬们,请止步！

大部分的农业外来人口无法与市民共享公共服务设施,诸如受市府或企业补助的社区住宅、初级教育、医疗照护等。市府以他们并非纳税人或平时无扣缴分摊费用为由,排除适用。2005年,由於300万外省移民的孩童,向北京申请就读现有学校未果后,北京市府乃宣布另成立特殊学校容纳。但上海市府则处心积虑,防止外省移民与城市居民相互融合。

上海1,700万居民中,有1/3系外省移民,但他们几乎不可能获得上海公民身分。上海公民凭身分证,即可使用公共设施。上海跟中国其他城市一样,都存有以血缘身分决定「另类国籍」的现象。鸡年期间,「改革」风潮压倒一切,上海市府虽同意放宽规定,同意通婚可获得当地身分,但需符合一堆荒诞不经的条件为前提:上海人的老婆,若非上海人,即日起通婚15年后,即可自动获得上海市民身分,因此,该两人婚生子女,亦可藉母亲获得的身分,传承下去。起草此项大胆革新的创始者,则向我说明,会娶「外籍女子」的上海人,通常是「非贫穷,即残障」。那么非上海籍的男子,要娶上海姑娘,其命运不禁令我担忧起来。市府人员表示,由於「上海姑娘从不会下嫁上海以外,任何一位外省籍的中国人」,因此新法并无相关规定。但要在中国规避禁令,应该还是有可能的,从墙上到处可见保证提供假证件的广告,即可见一斑。不过这可是一项高昂的投资,很少外省移民能负担的起。

上海就如同北京及中国其他大城市一样,1/3人民在城里工作,却居住在城外,注定成为二等公民。身为城市边缘人,居无定所,也无法适应城中生活。由於无法在城里让孩童受教育,找到适当住所及工作不确定性高等因素,适应不良的外省移民纷纷放弃离去,但随即取而代之的又是另一批涉世未深的苦力。北京社会学家韩琪女士研究盲流劳工议题表示:「盲流劳工对中国的发展,所付出的代价甚大！」她认为,只有少数外省移民,如大学毕业生及致富商人等,得以合法成功地融入城市生活。由於需要靠文凭或巨额投资,才得以改变户口烙印,使得其他的外省移民注定要重返家乡或在城市间不断地飘移。

靠自修摆脱农民烙印,到底有多少成功的案例?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乡间学校教育品质低劣,就算成功通过大学入学考试,接下来上大学可又是一笔巨额开销。中国社会间的流动性原本就不高,随着城市菁英彼此近身复制,流动性又变得更低了。乡间人口虽占总人口的80%,但北京大学的学生,约只有20%来自乡间。且此一比例现正不断下降中,而他们也被同侪视为二等学生。在中共背书下,城市的中国人以合法歧视之姿,剥削乡村中国人,於是造就了中国今日的经济发展。

毛泽东仍是伟大的舵手

如何想像中共能蓄意创造两种人民,而且几乎是在中华民族内,将之区分成两大族群?我们之所以会如此惊讶,完全是因为没有正确瞭解共产党的本质。法国历史学家比昂科（Louis Bianco）表示,毛泽东的说辞曾让人相信,革命是由农民发起,但实际上农民在共产党游击战中只是个「小角色」,他们从未能主导,更谈不上从中获利。北京社会学家李路路表示,「如同1789年法国大革命,放火烧毁法国贵族城堡的是农民,但掌权的却是律师。」在中国,权力则是落在文官、军人及工人前卫队身上。在毛泽东时代,工人（而非农民）,即是所谓的特权人士。而且毛泽东心中的中国,并不是乡野乌托邦式,而是一个工业军事强权。1959年,就算中国「大跃进」失利,遍地饥荒,中共仍外销谷物来投资建造核武,及提炼酒精发射火箭。我们可得好好的记住这些前例,毛泽东时代所赚取的外汇,均挹注在建构军事强权上。那么在毛泽东继承人所遵循的共产体制主导下,今日中国的作法会有所不同吗?

毛泽东所推行的经济发展计画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该计画植基於国营企业、计画性经济体制及锁国封闭心态上。尽管如此,其工业计画蓝图仍是一脉相传。自邓小平起,改行自由化经济的目的,并非要改变策略,而只是改采经验证有效的另一种方法而已。但无论是毛泽东统治时期及后毛泽东时代,或是解放革命前、后时期,农民在其工业计画蓝图中,一直只是个无产阶级分子而已。这种情形,至今依然。每年每1,000名农民中,只有不到2名,得以成功摆脱农民烙印,合法晋升为市民阶级。

身为长期受到忽视的一群,农民们的处事态度,是否依然被动?鸡年期间,农民已忍无可忍,乡间群情骚动的状况不断发生。

抗暴及镇压时刻

2005年5月,中国河北省绳油村百户农家拒绝无偿放弃耕地,供发电厂建地之用,当地政府即雇用民兵,强迫驱离,农民手持长叉,奋力抵抗,结果12名农民命丧黄泉,发电厂则如期开工。

假如村民没有以简讯通知北京记者,此次抗暴及镇压可能仅是件不为外人所知的平常事件。当记者赶到时,一切均已结束,村庄已遭公安圃团围住,采访记者遭逮捕,新闻完全被封锁。但口耳相传及网路流言四起,引起北京中央关切,由中央所核拨的征地补偿金居然被地方干部掏空,只将极少金额发放农民。为此,农民四处请愿,至地方党部抗议未果,只好决定采取日夜轮班看守家园,并绝食抗议。於是,地方共产党干部便雇用打手介入。值得注意的,并非抗暴事件发生的原因,而是在事件发生后,消息居然传播迅速！在幅员广大的中国,每日都会发生或无证人,或没有愿意作证的证人,挺身而出的类似事件。

2005年9月,浙江省东阳市当局未遵守承诺,关闭5座具污染性的化学工厂,引起农民设障阻扰,发生警民对峙数小时的事件。工厂四周农地,布满含毒污水,无法耕种,农民感染皮肤恶疾,甚或癌症重病。数月以来,村民们曾反应及抗议多次,终於2005年6月,获当地政府允诺关厂而平息了事。但直到9月,化工厂居然运作如常,引发农民心中怒火。在此次农民抗争事件首领引导下,一位香港记者来到东阳市,实地拍摄双方对峙情况,并於网路传送。中国当局虽禁止传媒报导,但香港记者依旧详实刊载,也引发美国刊物后续关注。12月6日,也发生类似的事件:东州当局强迫征收农民土地,建造发电厂,引发警民对峙,公安向示威群众扫射,死亡人数不详。此系1989年天安门屠杀事件以来,首次发生公安开枪扫射民众,且透过村民通知港媒,也让中国以外的国家报导此事。但只有一小部分的农民抗争事件,得以经由香港媒体而为世人所知,绝大部分则否。有些事件因发生在中国人迹罕至的内陆远方,既缺人证,又无画面,而且香港也愈来愈难摆脱北京中央政府的掌控压力了。

在幅员广大的中国,以上种种究竟仅属难以避免的零星事件,还是可代表乡间普遍起义之先兆?共产党对此提问无法回应。2005年7月,中共公安部部长在政府秘密会议中坦承,2004年,中国发生74,000起民众反抗事件,计牵连376万人,而且事件蔓延速度也日益增快。由於地方不会凡事往中央呈报,因此实际的数字绝对更高。官方传媒获告此一「机密」讯息后,便善加运用并加以报导,虽遵照共产党指示,命令农民「遵守法令」及运用「适当方法」请愿（指透过请愿办公室途径请愿）,惟并不否认农民请愿之正当性。面对抗争事件,共产党似乎赞同农民见解,与之同一阵线谴责地方贪腐干部、投机建商及不诚实的企业主。

共产党长期小看了乡间暴动的严重性,并将之视为城市化及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直至鸡年,这些反抗事件似乎在地方有蔓延的趋势,而彼此间却又毫无关联。农民抗暴是否属於中国历史传统的一环?从远古时代至今,历代中国农民都曾手拿长叉,先后反抗历朝官员、查税官员及共产党干部。而中国乡间唯一有过一段静默的时期,就是毛泽东恐怖统治时期。自1990年以来,因中共不常动手镇压反抗事件及传播资讯管道更为多元,让我们瞭解为何中国抗争事件会陡增,及西方更能掌握事件前因后果之因。透过网路及手机传播资讯,的确能够让农民间互通讯息及筹组行动,但是否会从反抗,转变成抗暴,甚或革命?

在中国东部省份的乡间,较为繁荣富庶,无论是自城市衣锦荣归的村民,或由退伍军人所出任的农民领导人,均十分擅长筹组抗争行动。假如抗争行动惊吓不了共产党,那么整个联系网络倒是可以令其生畏。就在2005年得知反抗事件数目如此庞大的同时,共产党也采行新策略试图阻止颓势。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意外。此种战略是依据意识形态而非事实,来诠释抗争事件。而我们也发现,所制订的相关法令,都是为了巩固共产党控制而订,并不是让农民有发声的机会。

共产党永远是对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党国英,身兼中共中央政府顾问,负责灌输共产党干部新颖的正确思想。共产党现已蜕变成由专家,而非革命家所组成的政党,因此目前是由乡间的专家们,藉分析冲突及数字化体现,来订定正确的因应之道。但是难道就没有考量过要订定解决之道?我们姑且听听他的看法吧。他劈头就简介,农民抗议有五大原因:

一、税务部分:除了8.48%所得税外,地方共产党干部还巧立名目,将村庄公共设施费用,转嫁到农民身上。有些农民认为,共产党干部挪用地方税款,购买轿车,建造住宅、结算赋税,令人难以忍受！而中央政府并不认为农民有错,并於鸡年年初,宣布取消向农民征收任何税捐。党国英结语道,藉由共产党与农民站在同一阵线,农民反抗的主因即消弭於无形。对此种说法,我是否应该照单全收?北京可能已被党国英自己的推论所蒙蔽了?尽管农民税务已正式废止,但地方共产党仍以不可胜数的其他名目向农民讹诈金钱,而其所引起的民怨,可比官方昔日所明订的税目要大得多！

二、控制幼儿生产数:比起税务官员,农民可更憎恨家庭计画官员了。他们造访时,经常引起双方斗殴。党国英则表示,控制幼儿生产数十分成功,因此,这项因素所引起的不满情绪,应会自行嘎然而止。这种话,他居然说得出口,我实在不知道应相信什么了。中国人口成长速度,明明比一胎化政策所预定的目标快2倍:难道共产党早已经放弃一胎化政策?或是在没有掌握可信的人口数据下,他还坚信,事实会与他说的内容恰巧相同?

三、农民「由於不谙会计规则」,超估村庄企业所获取的利润:这些集体企业,在乡间为数众多,在农民空暇时,聘雇许多农民劳动,随着利润分配,也改善了农民生活水平。其实,假如真有利润的话,也只有地方干部知道真正的利润到底有多少;但自认遭欺瞒的农民,则上街抗议。党国英认为,共产党只要将这些企业改成私有化,未来所有可能的冲突,将自然化解。不过我们对此感到困惑:私有化将使共产干部变身成私有企业主,而这些企业昔日又归他们所督管,我们也怀疑会有其他解决之道,但既然从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官民对抗也将会变成企业主与劳工间之对立,此一争议便可在形式理论上获得化解,共产党无须再为此负责。

四、财产所有权部分:农民土地无论是遭房地产建商,或遭工业企业主强征,所获得的补偿金均过少,甚至遭强取豪夺。中央政府未来将会注意补偿金应确实反映土地的真正价值。党国英表示,重点是:「农民一获得补偿金,就会大肆消费——大吃大喝、沈溺玩乐、美女环伺,最后又落得贫穷困顿、工作无着的处境······。」但这些本来就是会发生的。

五,也是最后一项最具关键性的原因,根据党国英的说法,即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地方共产党干部执行中央指令时,根本既无忠诚,也无效率可言。中央政府对农民是十分公道且友善,但失控的地方干部实有待加强教育。共产党将藉加强党校教育培训,以减少反抗活动,藉着让公务员更瞭解农民生活处境,将有助於消弭农民的反抗动机。

令我们惊讶的是,让农民有表达意见的空间、择选代表发言、与共产干部对话等措施,居然完全不在共产党考量之内！由此可以看出,在党即国家的体制下,双方根本没有对话及寻求共识的空间。中央政府自认为知道什么事对人民有益,思考方式总是从上而下,以为:好的政党所训练出的好公务员,将能够建构一个好的政府。

在听取简介时,我曾提及坊间流言说,在浙江省似乎有农民组织的代表,准备与共产党代表对话,交换意见。想不到党国英竟表示:「我们所掌握的资讯显示,他们有意图共谋之情事。」在中国,任何共产党以外的组织行为,都可能会被认定是意图谋反。

党国英的策略可能无法消弭农民反抗之源。但农民的整体力量,足以发起一场革命吗?对此,我们持保留态度。共产党在公安、民兵、军队的协助下,要驱除暴动,可说是易如反掌,但暴动可能会让反抗者及共产党反制镇压,均流於暴力行为。而从某个角度来看,暴动不仅无法撼动共产党根基,反而会被其所用,以维安至上为藉口,行强化中央政府职权及共产党无可替代之实！

共产主义者会变成社会主义者?

10月初,正逢国庆、渡假及「黄金周」放假时期,北京适逢秋天。气候温和,光线柔和,空气污染程度较不严重,没有太多沙尘及排烟,一眼望去,雄踞北京北郊,阻挡北风侵袭的高山,还依稀可见。而秋季也是个能做出好决议的时机。鸡年期间,共产党领导突然态度丕变,注意起城乡不平等的严重性,繁荣富庶的城市与惨绝人寰的乡间,形成强烈对比。而中共在秋季所发表将进行社会民主革命的谈话,至少曾一度让我们相信。

从国庆日开始,中共国家主席便向「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居功厥伟的外省移民」,致上最高敬意。尽管农民平日与市民共处一地,但却遭雇主鄙视成隐形人,突然间居然有了人样！

中共所发布的2006至2011年之五年发展计画,确有社会民主革命的影子,该计画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以来,所订定的第11个发展计画。但这实际上不能算是个计画,倒像是个纲领,其遣词用字之间,倒可嗔出市场经济至上,公权力介入次之的讯息。中国以此「纲领」,设定「促进社会和谐」,作为未来的雄心壮志。这个儒教意味浓厚的字眼,系指在城市/乡村、市民/农民、乡下省份/工业省份、中国中部/西部等之间,重建尊严平等对待的相互关系。在25年「经改」期间,遭鄙视的农民,应能在5年之内,享有教育就学、医疗照护、繁荣富庶等权益。好伟大的雄心壮志,但该如何做才能达到此一目标?可用「科学」的方法啊！但只在「纲领」中,以正面报导评论佐证,一直不断复诵「科学」方式,这样就行了吗?何谓「科学」的纲领?有人认为,「科学」是革命及后退之相反词,如择选市场经济,就可被视为「科学」;对迷恋国家经济及昔日大跃进活动的驳斥,亦可称为「科学」。但当国家隐退及市场完全自由化时,该如何引领这个「科学」经济走入穷人群中呢?解决之道也是「科学」的,可从民主之中创造新和谐社会！我们得擦擦眼,竖好耳朵,是否有听错,是民主吗?

在发布五年钢领的同时,中共同时也在10月,做一革命性创举,发表中国民主白皮书。有人激动翻阅,期待独裁政体自我批判,走向言论自由及多党政治。结果,当然是失望的。我们又怎么可能有其他的期待?

该白皮书是以中、英文版出刊,虽以西方世界及中国民众为诉求对象,但中国人可一点都不会在意。白皮书内容生硬八股,对共产党1949年以来的各项政绩,洋洋洒洒,对众多流弊则毫无悔意。白皮书并解释,既然民主制度有两党制、多党制及单党制等多种模式,中国实无从国外学习经验之必要。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内（非向外）本身就是注重自由交换意见,所以中国共产党即是个民主政党;而中国共产党又是人民於1949年所自由推选,因此中国亦是个民主国家。这本白皮书,虽没有针对防止共产党专断,研拟任何配套措施,但已允诺权力下放,让地方选举选出的村长或区长们,拥有更多权限。只不过执行政策责任的定义权,还是由共产党主导······。

除了盛赞外省移民、誓言促进社会和谐、开发科学经济及浮夸实施民主外,在北京太阳底下,别无新鲜事,仅有一场秋季例行烟火秀而已。显见,中国自由主义者对该白皮书兴趣缺缺,充满怀疑。在中国现存有一群相信共产党更甚於中国人民,及为佐证其前进中国眼光精准,随时大肆宣扬好消息的西方人士、传播媒体及企业顾问。他们认为,中共已坦承有社会不公不义、农民抗争及民主请愿存在之事实,可喜可贺;同时,他们也认为「经济改革」已从1979年实施至今,未来势必会实施「政治改革」。但中共国家主席及总理等温文有礼的改革派,不是向来以充分掌握讯息着称,为何会受共产党内的保守派所阻扰?更令人难以启齿的是,以上不就是苏联垮台前,众多学者专家们针对共产政体未来可能演进,所下过的分析见解?但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共现正处於繁荣曲线之颠峰。除了北京自己,我们实在看不到有其他任何人、事、物,足以引领中共削弱自己,走上正确改革之道?在民主体制下,政党会根据纲领,设立学校及卫生机构。但是没有选举机制,有何动机能促使中共将获利的工业投资,转投资至无法立即获益的社会建设?要靠伦理自律,还是奉献义务?由那些专靠残酷诡诈手段,登上权力高峰的领导人们,所提出的新儒家马克思主义,又有谁会相信呢?丁一凡是一位接近北京权力高层的政治评论家,且负有哄骗西方访客之任务。他则向我提出另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观点:共产党的确很畏惧民间发生暴动,十分害怕失去政权,在此压力之下,势必会同意实施社会政策纲领。我们实在很愿意相信丁一凡所言,希望共产党虽权谋至上,但恐惧仍可令共产党凡事三思而后行。但把「马基维利《君王论》[2]」用在促进社会和谐的纲领中,似乎没有比用「经济决定论」来的更具说服力:为什么共产党将不会改变路线?对此,马克思可比孔子或马基维利都解释得好！

共产党是不可能改革的！

中国新生的国力是植基於高额经济成长率之上。而此成长率,乃是由企业剥削乡间劳力,再转销到世界市场所致。假如为促成此一制度有所演进,可能会导致部分生产力转销到国内市场,并进行一些无法立即获益的公共投资,如促进乡间教育水平、注重公共卫生、建造乡间连结道路等,但如此一来自然会造成经济成长率的下降。共产党的党员结构,是以文职及军职等干部阶级为主,并无法反应人民的组成结构。他们会同意在促进社会和谐的口号下,牺牲自身丰厚的收入?这不太可能,而且根本完全不可能！共产党已被其党员结构及自己所创立的政经制度所绑架,因此进行任何改变,对中共都可算是自杀行为。

2005年10月的社会民主伪革命,则在烟火助兴下,以中国式的方式完成了！在发表科学和谐纲领及出版民主白皮书的同时,中共发射火箭并成功搭载2名太空人,漫游太空。我们只看到电视不断重播中共国家主席,在火箭发射前、后及抵达目的地时,不断恭贺太空人的画面。中国传媒以大标题显着报导:「中国顺利完成太空壮举,让举世惊艳！」但单投注在这火箭的建造金额,便足以建造数百座医院及学校,假如反其道而行,促进了中国社会和谐后,举世是否仍会同样惊艳?

同样是发生在10月,广东太石村有2,000名村民连署要求罢免贪腐的村长。但他紧急收买一批民兵,暴力痛殴村民,直至村民放弃连署为止。12月,同样在中国最繁荣富庶的广东,居然发生东州武警枪杀民众事件。

该如何解读中国的未来?请愿及示威此起彼落,是否代表中国已具公民社会雏形?还是我们该担忧民兵暴力相向及武警枪杀人民毫不手软的事实?假如中共要这些遭羞辱的农民一直被羞辱的话,共产党是不会放弃对公安、军队及民兵的掌控:因为中国经济就是建立在此,以及建立在剥削无产阶级农民的利益之上！

[1] 青藏铁路起自中国青海省会西宁,终点为西藏首府拉萨,全长1,956公里,是目前全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全线建成历时近50年,其中,西宁至格尔木段共814公里,於1984年完成,格木尔至拉萨段1,142公里,自2001年6月动工,2005年10月全线贯通,2006年7月1日正式通车。

[2] 马基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义大利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其代表作《君王论》（The Prince）主张为了取得权力,可以采用一切手段,而被统治者也会以背叛来报应统治者的恶劣行径。教宗曾经批评此书,后人则将「马基维利」作为不择手段的形容词。

被剥削的劳工

「欢迎投资劳力资源丰富的广东省！」斗大字眼高挂在广东中山市民森纺织企业公司的门墙上。广东对外省移民而言,是个淘金地:广东总人口约1亿,而外来劳力即占1/3强。另一个大型标语则写着:「招募劳工！工作平稳,薪津稳定！」民森纺织以当地风评论之,尚称合理善待劳工,也堪称模范企业。2005年初,中共曾慎重其事要求所有雇主即日起至当年年底,需将积欠劳工的薪津还清。由於他乡盲流劳工随时等待工作机会,某些国营或私营企业,一直以试用方式招募劳工,且可2年内不需支付薪津。这也就是为何民森纺织要以上述条件吸引招募劳工,以及为何地方共产党部要推荐我参观该企业的原因了。

上述标语其实反映了许多当下的重要议题。「此地招募劳工！」这句话意味着广东经济发展如此迅速,就连盲流劳工也满足不了其招募需求。企业间彼此挖角情形普遍,受薪者频繁更换雇主,或期望努力赚钱或期望改善工作条件。而在盲流劳工世界,也存有一雇主好坏排行榜:最糟的是大陆的中国人,其次是台湾、香港、南韩及日本;以尊重劳工着称,最令人向往的,首推欧洲的雇主,美国次之。企业间的竞争激烈,尤其是中国企业间更为明显:不但产品彼此抄袭,在相同的地方生产同类的商品,而且削价竞争,直至将对手割喉为止。中国确有市场商机,却毫无法律章法规范！

单广东一省,就吸纳约1/3外商投资,其货物出口量更占全中国1/3。但现在中国其他省份也采「世界工厂」策略,对广东形成强大的竞争压力。民森纺织创办人高老板十分重视欧洲及美国客户们的人道要求,欧美虽以全世界最低廉的价格,向其买入商品,但也要求中方不可过於「剥削」劳工。贩卖商品八成为中制品的美国沃玛商场（Wal—Mart）[1]连锁店,则定期派员赴中国视察,确认中方是否善待劳工及抽查商品品质。

中国外销企业端赖西方消费者为生,美国市场尤为重要！美国国内市场蓬勃与否,与中国经济荣景休戚与共。美国消费者堪称是促动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无论是美国之外的市场或是中国内部本身的市场,均无法与之相比。美国单就沃玛商场一家,在中国所购入的商品总额,就比澳洲或加拿大还多。在正式参访民森纺织工厂前,高老板坚持先带我参观宿舍、餐厅、运动场,及专为员工所准备的医务所及菜园。除每月薪津约100欧元（约合新台币4,400元）外,并免费提供4人合住一间房间之福利,惟薪津系按件计酬,并不固定,遇有成品瑕疵或布料损毁,则科以罚金。

高老板开一辆昂贵的美国悍马（Hummer）轿车载着我,参观一间间厂房。在广东,人民对功成名就并不会指点议论,至少,以他为例,大家都知道其成功致富之道为何。在厂房内部,最常看到的标语就是「奉献」一词,而30年前,则是「革命」。在众神庇荫下,悉心奉献企业。在每一厂房,都有上香供奉财神爷,令我们不禁联想道教与企业精神间,存有暧昧关系。此与三、四十年来,亚洲评论家们不断向我灌输的理论,恰恰相反。法国汉学家凡德米契（Léon Vandermeersch）及美国战略分析家凯恩（Herman Kahn）总是将日本、南韩及中国的经济成就,归功於儒家精神。但儒家并无法解释企业间所盛行的纪律精神,何况儒家是美化威权,又鄙视商业行为。孔子的门徒只会想在公职占有一席之位,而不致於想贩售纺织品。南韩及日本,只有在昔日政治体制专断时期,才会主张企业威权主义;而现今的中国,则以独裁手段,迫使劳工遵守纪律,剥夺相关权益及禁止组织工会。这些根本与孔子无关。因为没有企业主,就不可能有企业之存在。而且,在中国几乎所有外销企业主均信奉道教,如高老板信奉的是财神爷,而非道貌岸然的孔夫子！

真正成功之因

民森纺织除投资欧洲、美国、孟加拉、菲律宾、墨西哥外,也刚在日本、南韩及台湾等3地投资。其成功之道在於,劳工品质佳、劳力低廉及配合度佳:除每周固定工作45小时外,还需另加其他加班时数及断电工作停顿之补班时数。至於设备部分?最新引进的机器虽是日本制,但是属於高龄的二手货;不过,劳力的机敏灵巧是比机械性能更为重要。中国虽缺乏资金,但劳力充沛;而欧洲则恰好相反。在中国,劳工只要工作稍有懈怠,就会被解雇取代。

但我们是否能说,中国经济完全植基於剥削乡间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力呢?我们不能如此快速地下结论吧。因为不知善用本身丰沛人力资源的国家,还有很多,民森纺织开发世界市场的真正成功之因,的确包括善用廉价劳工,但若没有沿海各省企业主的干才领导,就没有中国经济奇迹！高老板除擅长引领劳工专心工作外,其开拓海外市场、接收巨额订单（衬衫需求量,系以百万计）的能力,更是一绝！他重然诺、价格合理及准时出货等特质,在中国企业界可并不常见。

但高老板并不是个偶发性特别人物。广东昔日曾出了许多杰出商人,只不过自共产党禁止经商后,许多人便纷纷避居香港,并在英国自由市场下,创下佳绩。中国实施经济改革后,海外华人也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倘无香港、台湾、新加坡、美国、法国、澳洲及加拿大等地华人的襄助,就没有中国经济奇迹。执外销企业牛耳的民森纺织企业,其外（港）资占六成,而且老板就是港人,并建构海外华人外销网络。自由的华人引领较不自由的华人,着手干活。

工业繁荣重返广东,是否应归功於共产党呢?广东共产党成员的大老板即占1/3,中共联合企业主及实施市场经济的措施,的确有助经济复苏,如建造道路、兴建港口与地方机场、服务外商、充实地方建设,及便利外销等。由於能源供应不甚稳定,企业自行建造发电厂,其所排放的环境污染,亦被视为经济成长的必要之恶。劳工部分呢?共产党保障温驯人力不虞匮乏,而此无产阶级人才库,对中国经济成长,实具决定性的贡献。至於在公共卫生领域,医院设施又是如何呢?这点,广东省政府可就忘了兴建医院。该省的富人都远赴香港就医,而当地穷人,则自求多福。

工业革命之先例

乡间盲流劳工冲往工业城市,不也是欧美等已开发国家先前发展所必经的一个阶段?每当经济改革遭抨击为粗暴,中共即会援引欧洲发展前例:既然欧洲历史已有先例,任何问题均将迎刃而解,因此中国经改也将毫无问题,正常运作。中国正处於过渡时期,经济发展终究会化解目前所引起的所有疑虑,而这个市场经济铁律不是也已先后为十八世纪自由经济学家及二十世纪的马克思所接受过?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真能与十九世纪的欧洲相类比吗?

这两者之间的确有以下共同现象,如传统农力转往工厂,经济立即成长,以及运用机械比农田镰刀创造更多附加价值等。中国「奇迹式」的经济成长,其实是乡间劳力转移至城市的必然结果。中国目前的经济成长率之所以会比昔日的欧洲高,其实是因为昔日中国乡间的生产力,根本是出奇的低,而在今日引进西方技术后,才会有相对大幅成长的现象。如同50年前的南韩、日本及台湾,中国目前亦运用西方成熟技术,缩短经济起飞期约百年,而「奇迹」总是对后来者较为有利。综上所述,中国经济成长的奇迹,系归功於乡间人口外移及迟迟起动的经改列车。此一说法并不会使该成功的事实褪色,反而可让人更瞭解其成功的原因。

跟欧洲工业革命相比,也凸显了中国经济成长的另一项特色:残酷！无论是法国或是英国,其乡间人口外移曾被视为是人间惨剧,并饱受基督教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抨击,於是促使马克思主义的崛起。而有数以亿计的无产阶级涌向城市近郊的中国,单就所影响的人数就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但中共却宣称:「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均跟西方类似,只不过所影响的人数更多及发展的速度更快而已！」关心环境污染及劳工的工作条件,而忽视经济改革的成果,可能会被视为是伟大中国的敌人。但这根本是两码子事！昔日欧洲及今日中国的差异,实并不仅止於数目及速度而已······。

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已有「社会缓冲机制」的存在,如在行政机关尚未亲力亲为之前,教堂及慈善机构便已发挥相当的功能,但在今日的中国,此项机制或遭遗忘,或遭诋毁,甚至这些中介机构,早在中国文革期间便被损毁殆尽,至今尚未解除重建禁令。在孤立无援的大海中,只有几个靠西方资金支撑的慈善机构苟延残喘。今日,中共当局也开始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如六〇年代曾遭共产党歼灭的佛教徒,今日亦在中共鼓励下,重建了医院及养老院等。另外,在天主教重获影响力的上海,众多穷农夫或穷渔民（其中多为天主教徒）,则藉此获得医疗照护及孩童就学之救助。

但这些社会救助力量仍属微小。整体而言,中国农民离乡背井赤裸面对市场力量之冲击,就如同昔日的法国人或英国人一样。当时英国有恩格斯出现,今日的中国发展现况,应也会出现另一个中国恩格斯吧?中国堪称在既无法律规范,亦无建构集体慈善网络的人类历史中,创立了举世唯一的劳动市场。往昔的经济学家们只在纸上谈兵,论述提及此种情形外,可从未真正思考过它可能会真实地存在。中共领导以身示范,证实这些古典主义学派的经济学者,论述正确:劳动市场愈不受羁绊,经济成长愈能自其得利。但那些经济学家可从未拥有像现今中共领导般如此大权在握。

认同「过渡时期」说法的乐观主义信徒认为,中国现阶段野蛮的资本主义,终将於文明化后,逐步迈入法治国家之林。中共颁布许多法令,从字面上看来,与西方无异,如私有财产权、契约、会计、安全、保护受薪者及社会保险等,虽有所规范,惟实际根本形同具文！遇有援引该等法条时,通常或为帮助有政治靠山的企业主,或为摆脱外销竞争对手。当然,在外商以利益至上的压力下,中国市场有可能会逐渐遵循可预测的法律规范;但在欧洲,这些人民权益早在资本主义诞生前就存在,而中国则恰巧相反！当西方进行工业革命时,曾就地采行既有相关权益、注重环保及尊重契约精神;而中国则是,利益第一,其他次之。中国此一史无前例的经济革命前景,仍充满变数。

一位尚不足以危害他人的竞争者

这个「中国工厂」是否会让欧美感到惊骇?西方是否应拒买中制品?当然不可以,尤其中国的存在,可让西方更为富有。每一个西方人均可以更低价买到衣服、鞋子、玩具、运动用品、电子物品,无形中提升了西方的购买力,而此可得归功於中国制造商呢。自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初期以来,经济发展虽被公认系植基於国际分工之上,但制造商不断寻求更好商机的作为,总会引发主张自立更生派的议论、忧虑及反扑。直至今日,最有效的解决之道仍是,接受可创造相对利润的国际分工现实。以纺织业为例,这家广东最具生产力的民森纺织,无法在3个月内,将新产品行销至西方市场上,而法、义某些制造商,则有办法在3天内便完成此一任务。但先决条件是,欧洲制造商也必须要仿造高老板在广东的成功经验,只不过由於根本找不到万名任人奴役的劳工,所以实际上绝无可能。因此西方人是否应该以十倍、百倍价格,来购买欧洲制衣服呢?面对此一窘境,西方到底是变穷了?还是变富有了?

随着中国向西方购入的机械、飞机、汽车、化妆品的数量及金额日益庞大,西方对中国经济成就的兴趣,也日益大增。倘若西方要更繁荣富庶的话,中国则必须更富有。尽管此一论述基本为真,但此却说服不了那些遭西方企业为投身中国市场而遗弃的西方纺织业劳工们！他们是否终将在国际分工的旗帜下被压垮?这或许是那些无法成功重整经济活动、或无法放弃老式思想,迎向未来的国家们的最后下场吧。惟此与中国竞争力无关,只不过相形之下,更凸显西方国家的没落早就开始了。

欧美敌视中国市场的人士则认为,应要摧毁不具道德性的经济。但此端赖所处之地域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而定:假如我们认同中国人有权跟西方同样享有进步与开发的权利,经济则可入列人道科学之林。不是也有人预测中国经济有一天终将超越西方?从该角度来看,上述充满人道主义的论述及对中国人慈悲为怀的作法,岂不是自杀性的行为?

上述论述,不用太相信:因为中国每人平均所得低於西方20倍,总产值与义大利差不多,根本还只是个经济「侏儒」。侏儒要蜕变成一威胁欧美日的巨人前,可还有数以千计的难关要克服,如政治机构的不可预测性、缺乏法治精神、民众困顿潦倒、能源缺乏、银行倒闭、资金外移、疾病警戒等。而此还仅是威胁中国未来发展之冰山一角而已。假如西方继续放任而无所作为的话,中国可迟早会真正地「威胁」到西方！

中国经济抄袭仿冒的多,改革创新的少

就算中国经济没遇上前述所称的难关,由於改革创新的少,对西方其实并不甚具威胁性。中国企业只是将别人的设计,加以组装或复制。想想中国昔日曾商业「入侵」西方两次,那时的中国可比现在更具威胁性,如两千年前的蚕丝及十八世纪的陶瓷。那时的中国人可具备了西方人没有的专业知识,惟当时中国并无商标或改革创新概念。假如我们相信中共官方统计数据的话,其半数外销品不就都是高科技产品吗?但这些数据根本是将家电产品或任何涉及电子的产品,灌水充数而成,其中很少是由中国本身自行设计的。

事实上,电子产品、服饰、家电用品、汽车等,中共一律均采组装、分包及模仿政策。中共有时候会尊重智慧财产权的规范,但绝大部分根本是弃如敝屣。大陆仿冒情形十分普遍,走进任何一家商店,均可低价买到任何西方奢侈名牌或电子产品的仿冒品。在中国参访一间制造衬衫的工厂十分容易,但要参访黑社会掌控的DVD、药品、毒品等仿冒品的工厂,则非易事。没人知道仿冒业究竟在中国经济成长中,占有多少比例,但绝不可小觑！另外,电脑软体仿冒品也透过网路行销全世界,而网路的虚拟环境亦挫败打击非法交易的士气,让西方企业十分担忧。中国仿冒者的创造性无穷:2005年夏天,在中国居然已公然贩售《哈利波特》第七集,但英国原着作者根本还没开始写,更遑论出版。或许有人为中国人辩解,认为这根本是渊远流长的传统:西班牙传道士纳瓦雷特（Navarrete）於一六六〇年代曾表示,广东的工匠根本就是「仿冒欧洲艺品后,再以真品价格於中国贩售。」

直至今日,中共每隔一段长时间,便「杀鸡儆猴」,打击仿冒行动,满足一下国际期待,但仿冒根本是结构性问题,无法根绝。保护智慧财产权的概念,不仅无法内化在中国人心中,甚至还被视为是西方保护主义的手段之一。就如上海大学智慧财产学系系主任,虽担负教育中国新世代企业家的任务,却表示:「国际名牌太过昂贵,阻绝全人类共享世界经济的好处。」换言之,对他而言,智慧财产权像是窃取不当利益,而仿冒者反倒成了人道主义者！

面对中制品到处涌现的现实,我们必须瞭解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意义:大部分的出口商品虽在中国组装,但很少由中国自行设计。以民森纺织企业为例,其布料及零件则分别进口自菲律宾及南韩,但款式设计却是出於美国人或欧洲人之手。此种国际分工虽与全球各行各业雷同,但中国企业依赖他国的决策、资金及原料的情形,尤为明显。大部分的中国企业,是依赖廉价劳工,而非创造力,来赚取商品的附加价值,但这终究不是长久致胜之道。

或许有人抗议说,南韩及日本在创造国际知名品牌之前,不也曾经历过前述阶段,为何中国遵循此一模式,就无法产生正面效应呢?那是因为就目前而言,由於缺乏革新创造力及体制过於僵化,中国根本不太可能会有正面效应产生。

另外,中共发展经济策略的方式,就是独尊「剥削劳力,快速致富」之道。共产党不仅禁止筹组任何工会组织,还与国内、外企业主共组神圣联盟,剥削劳力,将薪津压减至最低。但南韩及日本的经验,则与之相反:工会请愿及乡间人口外移,均迫使企业主采用机械化生产及强化革新创造能力来因应。中共无穷尽地剥削广大的劳力,让企业短视近利,而不思改革创新。为何企业主们会如此呢?因为在共产党营造汲汲营利及立即致富的整个社会氛围下,没人会想要永续经营,而漠视环境保护及卫生医疗的重要性,也是短视近利的表现。近年来为举办奥运,中共只选在北京使尽全力改善环污问题,但因不是一项放诸四海皆准的政策,无法立即获得成效,而其他地方也根本毫无动静！

此外,共产党政体的本质也让人不习惯长期规划,例如:法律的不稳定性、智慧财产权的不确定性、财税的不可预测性及共产党政策的反反覆覆,均让人只想在最短时间内致富,并将所得利润移至中国境外。既然研究开发无法立即获利,为什么要投资其中?在中国申请商标专利,可能无法像外国智慧财产权般受到尊重,倒不如把研究人员送往美国,以合法或非法手段,引进某一革新创新的概念来牟利,获利反而会更快更多。另外,中共向外国购入货物,要求技术移转的作法,实很精明,如中法空中巴士交易,即是一例。尽管上述所有方法,均大开仿冒之门牟利,但终究只在西方后面,当一名永远的跟随者而已。

这在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中,有轨迹可寻。六〇年代,毛泽东为发展核武时,即认为仿冒俄、美、法的既有经验,比鼓励中国自行研发,更来得快速有效。结果也证明,中国间谍圆满达成任务,并促成中国於1964年成功发射第一枚核弹。中国是否已有所改变呢?从官方统计数字看来,工程师的数目,的确不断攀升。这其实是个非常好的现象,但在自满於数字游戏的同时,是否也要探究其培训品质的良莠。中国现行大学教育,并不鼓励思考创造:学生被动听讲、政治禁忌束缚讨论内容、表现杰出的学子远赴海外留学,而追求学问、具思考创造力的留学生则归化美籍。因为少有留学生返国服务,偶有一例,则被视为爱国英雄。

中国威胁论者主张,一个繁荣富庶的中国将会威胁世界。但开发程度不够的国家,远比满足繁荣富庶现况的国家,对世界秩序的威胁要大得多。我们对中国威胁论实持完全质疑的立场。而以「开发」一词,形容中国现今所发生的一切,是否适当呢?除开发中国外,中共想建构的是政军强权,全中国二成的城市权贵,宰制其余八成的乡间农民,均是为此野心在努力。整体而论,中国某些省分的确富庶繁荣,但绝大部分的地区尚处於停滞开发状态。

面对香港,上海兵败如山倒

无人会质疑中国现有为数2亿的富足人民之事实。但中国是否有一天会如其领导人所愿,睥睨全世界?届时恐怕亚洲各国,得首当其冲面对此一冲击了。但从上海失败的经验看来,实还有段路要走······。

上海,真是个失败的经验吗?这座光彩炫目的城市,高速公路蜿蜒处处,摩天高楼林立,本身不就是中国挺直腰杆的象征吗?首先,这是一个北京及上海领导们专门为吸引外资,甚或吸纳香港外资的橱窗。

昔日的上海,经济停滞萧条,欧式建筑斑驳,根本是个晦暗无光的城市！1990年中共所提出的建设大上海计画,其目的即是要与香港相抗衡,甚或取而代之。香港曾经是上海追求成功之标的,但在15年后的今天,上海很明显是打输了,现在有谁还会重提上海昔日想超越香港的雄心壮志呢?

上海是否能称得上亚洲财经中心?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面向来观察。首先,上海股市吸耗数百万投资人的血本,中国大企业纷赴香港挂牌上市后,已沦为次要股市投资市场。在服务业的表现方面,上海跟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无论是旅馆业、商业或服务业,实无服务文化可言。在城市规画方面,除了几栋外国建筑师所设计之成功建物外,整座城市的建造根本毫无章法,一切急就章,且牺牲通讯及公共卫生网络的建构。上海1,700万居民中,居然有一半人口无净水设备可用,这可从黄浦江江水颜色便可窥知其问题严重性。而在创造性、时尚、设计及广告部分的表现,尽管几家艺廊的中国新一代艺术家作品,确具美学天赋,且在欧洲传媒宣扬下,似有中国创新文化诞生之趋势,但大体而言,创意乏善可陈。造访的西方记者们只针对12位明星级艺术家,不断强化报导,营造有利氛围,硬撑上述立论而已。至於上海在电影、音乐上的表现又是如何?由法国建筑师所设计的上海歌剧院,除上演美国百老汇歌舞剧时门庭若市外,平时根本门可罗雀。

上海的领导们曾相信,只要直接抄袭香港硬体城市规划建设,便可蜕变成香港。但香港所代表的意涵,不仅局限於是个城市,而且还是个融合的文化体,正如同时在香港及上海两地投资的汇丰银行老板,就曾很技巧地形容,在香港生活是比上海「自在」的多！相对於香港法治、法院及新闻自由的「自在」,实施共产主义的上海,根本还是个丛林世界！共产党领导们认为,市场经济需屈从丛林法则,银行家虽不受该法束缚,但银行家们还是比较喜欢法治香港,而非丛林上海。上海除表面光鲜的建筑外,其他根本未变:上海还是1990年以前的上海,上海依然是毛泽东心中的那个工业城市。

1949年共产革命以前,上海曾是座繁华的财经大都会,共产党为惩戒上海,便强迫转产重工业。今日,上海外滩区虽伫立一排排保存完好的欧洲式建筑,但离黄埔江头不远处,即可瞥见代表上海幅员广大的传统工业区,该区则布满钢铁、通讯材料、化学、汽车业等上海「四大经济支柱」产业。其实,这才是真实的上海。前述工业,无一私有化,均由上海市直接掌控,聘雇上海半数的就业人口,提供市政主要预算财源。上海所赖以为生的是工业,而非服务业。上海市政府,一切以保障就业及稳定预算为考量,对创意、时尚或服务业,兴趣缺缺。

上述公营工业,虽素以管理良善着称,让社会主义者感到满意,却让自由主义者坐立难安。但他们是否真是管理良善?1990年以来,上海市政府借重外国专家改善生产模式与技术,但这些企业似无自由管理劳工之权力。企业所聘雇的多余职工人数,均由地方政府所裁定。聘雇劳工政策系属稳定社会之一环,惟此并不符合经济生产效益。另外,这些企业独占市场,地方当局以各种藉口,阻扰任何中国或外国的潜在竞争者与之竞争。但这也使得上海企业的真正效率,更深不可测,无法衡量。

上海与香港的发展,正好相反。昔日确保香港繁荣的组装业、纺织业或电子业,均在八〇年代转赴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设厂,仅有设计、经贸及金融等服务业根留香港,聘雇一群比工业时期为数更多、能力更佳且薪给更优的人力。

上海是否能跳脱宿命?未来实仍有可为:中国幅员够大,可比照欧洲伦敦及法兰克福两大财经城市共存模式,发展出一套香港与上海共荣的未来蓝图。惟上海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符合汇丰银行前述所提「自在」的条件,一切均遵循习惯法及法律之规范?上海在此之所以会表现远落后於中国其他城市,实因中共公安及文宣部紧密监控有关。无论是北京或是广东的记者、作家及律师们,还得以逃脱中共警网监控,有机会表达心声;但上海风声鹤唳,一有异议倾向,即身陷囹圄。上海堪称是全中国最不自由的城市,鉴於上海系许多工人或学生反抗运动之起源地,致现今的上海领导者仍禁锢言论自由。在鸡年所造访过的中国城市中,只有在上海,我根本无法跟任何一位异议分子接触。我只要说及人名,对方即遭公安网路及电话监视并软禁在家。上海之所以会比不上香港,除了地方政府重视重工业发展外,嗔不到任何自由气息,亦是主要原因。上海只是依照共产党憧憬中的中国,所虚拟出的现代橱窗,致任何到访中国的外国人,立即丧失批判精神,并为上海刻意营造的繁华假象所迷惑。

是否必须投资中国?

吸引西方资金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没有大量的外资挹注,中国经济可能无法开发。但这些西方企业是否能在中国赚到钱?这个问题,我针对相关的企业领袖或银行家,问了好几遍,但获得的答案大多是:静默不语！为何静默不语?若以复杂会计为由来切入解释,应会是个好理由。由於事涉跨国企业在中国所生产的商品,与日本或西方设计、中国组装、他国包装及销往未知之地的同种商品,其销售管道一致,其实很难将剥削中国劳力之因素,单独抽离审视。

但针对外商在中国静默不语,一般的说法认为,投资中国其实毫无真正利润可言:每个投资者,是怀抱致富希望前进中国,而非为了要致富才前进中国。简而言之,只是为了前进中国,而钱进中国！汇丰银行认为,外商一入中国之境,便丧失基本判断能力,视普世的财经规范於无物。外商的中方合伙人的确也无所不用其极地规避法律规范。中国经济模式亦毫无诚信可言,如作假帐、已认签的契约无约束力、司法不独立、贪腐横行、侵害智慧财产权频传等。而同样丧失基本判断能力的汇丰银行,也就在2005年引发一股西方投资中国银行风潮,但这些银行可是声名狼藉、管理不善及呆帐累累。无论是汇丰银行,还是所有其他追随者,则异口同声表示:中国市场庞大,必须洞烛机先,此刻前进中国,是为等待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之兴起,期盼他们届时已有西方消费模式习惯。假如这个赌注无法实现,西方企业便会血本无归。有些企业可透过保险理赔,弥补损失。但若以「政治风险」搪塞的企业,其损失可能就要转嫁到其母国的所有纳税人身上！不过有人向我保证,这种情形绝不会发生,他们认为中国商机无穷,终究会融入西方体系之中,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但任何投资都是项赌注:投资所引发的贪婪之心及取巧投机,难道就唯独不会在中国发生?事实上,目前研究中国的专家可分为深信派及质疑派:深信派认为,一切会愈来愈美好;质疑派则反驳,一切如昔,毫无改变！尽管双方所依据的资料来源相同,零散且无法验证,但因为对中国未来的看法不同,导致「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状况。有位专家就说,爱慕中国之情不容分割,只要爱上了,就毫无保留的付出吧。

就连欧洲经贸专业媒体,也遭中国蛊惑:他们只着重报导中国商机无限及中方许诺约定的正面消息,但并无针对投资中国成功或失败案例来深究其因,诸如义大利投资者在中国的表现,究竟如何超越法国投资者?系应归咎或归功於欧洲企业主,还是中方的合伙人?中西双方采行的方法,是否南辕北辙?当藉由上述观察经验的传承,我们将可更瞭解欧商在中国的投资行为,以及中方的对应态度。因为这实在是个罩着神秘面纱的国度······。

西方银行家及企业主在中国耗费或投资自身股东资金时,是否有滥用股东信任而昧於一面倒的正面报导?在投资中国的热潮氛围下,的确有些西方股东蠢蠢欲动,认定必须前进中国,而主张钱进中国。只要西方企业前进中国,其股价指数立刻在股市上扬。在这股投机泡沫风潮的驱使下,不前进中国将遭孤立;而对前进中国持谨慎态度的企业们,在下次西方首长正式访问中国时,将冒无法入选随团参访之险了。

[1] 沃玛商场（Wal—Mart）,是美国最知名的百货超市连锁店,也是全球最大的连锁企业。创办人山姆·华顿（Samuel Moore Walton, 1918—1992）,被《富比士杂志》选为二百年来最有影响力的20名企业家之一。

虚假的发展

茅于轼虽是中国最具洞察力的经济学者,但也为此遭到公安监视。他对个人安危并不甚在意,反而对中共派遣4名大汉及2辆车子全天候跟监的花费,无端严重耗损国库,忧心不已。他认为,已届80高龄的他,能逃到何处?中共耗费如此多的人力物力,根本毫无效益可言。

他就像中国其他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一样,过着俭朴生活。他在北京的住所破破烂烂,是一栋六〇年代的建物,冬寒冻,夏酷热,空间紧绌,设备阳春。他跟妻子所住的公寓,除书本、纪念品到处可见外,还可看到遇雨集水的脸盆。如果他选择服务共产党之路,其生活将可大大改善。而中共刻意收买知识分子的作法,可会比派员跟监更为划算。共产党贿赂得逞后,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不再是反抗分子,但有些「专家」则是依然故我,坚持原则。「知识分子」此一西方用语运用在此,是否适当?长期旅居美国的小说家陈君,在比较中西文化后,认为中国「文人甚多,但少有知识分子！」

身体欠佳,有点重听的茅于轼,自认根本没有颠覆共产党统治的能力。他的政治论述,既非暴力诉求,也无革命意涵,充其量只能算是个胆大妄为的人吧！2004年,适逢六四镇压事件15周年之际,他致函中共领导人,要求共产党承认屠杀罪行,并向全中国人民道歉。他认为,唯有这样才能让人民忘却昔日苦痛,迎向未来,空等只会加深怨恨。该信函虽在网路广为流传,获得其他具相同理念的知识分子连署,并引起国际传媒注意。但这一切均白费力气！这些中国伟大的领导们根本无法容忍任何异议声音。当茅于轼在2005年再次将旧作结集出版《把自由给你爱的人》一书时,也遭封杀而无法流通贩售。因为无法控告中共文宣部,茅只好跟出版社打官司。结果出版社败诉,此种结果有时会发生的。但法治理念是否有因此而逐渐真正落实?或是共产党故意让人民相信中国未来将往法治方向发展?尽管茅官司胜诉,但市面上还是看不到这本书！焚书虽在中国已不复见,共产党却也乐於私下运作,让异议书籍消失於无形。

哪种经济奇迹?

茅于轼还有其他更劲爆的言论。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不是奇迹,根本是个灾难！

难道他对中国每年9%或10%的经济成长还不够满意?话说回来,假如这个数据是千真万确,他或许会满意吧。但事实显然相反！只有中共掌握得到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根本无法供人检验。这些资料来自一个不把数字精确当一回事的政府,实在难以让人信服。从1960年到1980年间,中共毫无统计资料;1980年的统计资料则怪象百出;1990年,中共统计中国可耕地有9,500万公顷,平均每人只有0.08公顷,甚至比孟加拉还少。这个未经检验的数据显示,中国人无法自给自足,笼罩在饥荒的阴影下。但一张卫星空照图却让数据破功,指正统计讹误,中共在2000年的中国可耕地实际上是1亿5千万公顷,但中共为让平均耕地产值提升,故意降为1亿3千万公顷。中共类似的荒诞不经的统计数据,还不是仅此一例,类此情事到处可见。

此外,中共还有将不利的统计数字删除的习惯。基於此,茅于轼年复一年,除了将官方统计数字的不合逻辑及断章取义等缺失一一指出外,并重新计算统计,提出他的看法:中国每年实际的经济成长约有8%,而此成长应归功於将农民、无生产力或无业人民,引导转入工业开发所致。此成长率与同一时期的日本、南韩相当,不仅谈不上神奇,甚至连数据本身也毫无意义可言。首先,需要把中国经济成长模式所带来的生态浩劫、土地衰竭、环境污染、疾病蔓延、社会动荡等负面效应一一扣除。被国际经济学界喻为此学派先驱的茅于轼,估算相关负面效应产值约达10%,理应扣除后才能体现真正的成长率。除了中国之外,可无任何专家会质疑此种算法。

茅于轼也承认,乡间人口外移及自然遗产损毁,是追求经济成长的必然结果。但他质疑的是共产党野蛮的管理模式！由於中国无论是能源、原料或是水源均短缺不足,上述经济成长速度根本无法永续存在。能源、原料可以进口,但水源不行。中国水源稀少,却又管理不善,如免费供应、浪费水源,以及污染严重等问题,毫不处理。而中共不认为净水厂是项值得的投资,造成数千万人民无饮用水可喝,甚至有许多民众因此丧命。

在扣除负面效益,重新估算出真正的经济成长后,茅于轼转而批判有许多产品,或因品质低劣,或因无销售市场,根本找不到买主,效益为零！此种现象在国营企业中,尤为明显。中国尚有为数10万间遵循毛泽东模式运转的国营企业,而这些企业只为达成共产党所订生产目标而生产,产品产量一达成后,其余一概不管。另外,这些企业也招募一群共产党无法解雇或无法运用於新产业开发的无效人力。

这样的企业居然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存,令我感到十分惊讶。茅对此反驳道,中国根本不是市场经济体制！大部分的国营企业并无真正的会计程序,我们实在无法判断其营运荣枯,而且另有银行提供资金填补缺口,会计健全与否根本不重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要求银行提供借贷,但因政治或个人因素,银行通常不敢要求偿还。

对此,北京有人则认为,银行业终将蜕变成真正的企业。但我在鸡年期间所观察到的现象并非如此:在政治力介入银行后,不仅兴建的一堆建物、住房及办公室,少人居住,而且还大兴土木,建造一些毫无用途的公路、机场等大型公共建设。上述不具生产力的投资,既无法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还吞噬掉经济成长利润,尤其是贸易外汇盈余。茅于轼认为,扭曲市场经济的政治性投资,所造成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令中共颜面无光,堪称是中国经济主要缺失。

二成失业者

失业率不是控制在3.5%吗?中共每年年初所发布的官方失业数据,十年如一日,一成不变。而其中所透露的真正讯息是,失业率根本无从预估！在中国为数10亿流窜各地打工的盲流劳工,我们是该视为就业人口,亦或失业人口?另外,那些为数数百万计,而无所事事、或无耕地可种,或仅靠狭小耕地过活的农民们,倘有机会赴城市转业,早就背井离乡了。凡此,我们也无法将之计算在内。不过,依照合理估算,此类失业人口约占二成。但上述失业问题不仅局限在社会底层人士,约有2/3的工程师及大学生,也因一时找不到适当工作,只好继续就学。这种现象是因中国经济发展,一向不重视专业能力的服务业,而偏重於众多非专业劳工的雇用所致。此即说明了为何有如此多的大陆学子远赴美加留学的原因。

姑且不论中国经济成长率多高,但因投资不当,根本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而外商企业通常是高产能、少雇员;至於纺织、资讯的外销厂商,因应短期合约,仅雇用些无具专业的妙龄女工。至於那些贫农、学生或遭公营企业解雇的劳工,则是前途黯淡。

对此,茅于轼有何良方建议?他认为,除了学习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及南韩的昔日经验外,别无他法,也就是只能将外销利润转换成盈余投资,促使就业机会与经济成长,共存共荣。投资地点应择选在中型城市,而不要一味集中在沿海大都市,造成巨大人口吸磁效应。此外,注重学校教育及卫生医疗等有助提升人力资源的投资,除可减缓社会冲击外,并有助於引领中国从准资本主义,迈向持久的经济发展。中国倒可采行亚洲「四小龙」模式,致力提高人力素质,专注开拓外销市场。

但茅于轼的苦口婆心,能否上达天听?当然不能！因为中国的经济模式与政治体制乃互相牵制,在这城市阶层独大、官僚体系把持共产党,以及农民毫无任何择选代表发声的国度里,经济也只能是服务政治权力的工具。

定时炸弹—银行

目前威胁撼动中国的各种预测中,哪一种最有可能发生?茅于轼认为,当然是巨额呆帐,引起银行破产倒闭。目前中国资金淹脚目,银行资金进帐收入远高於呆帐支出,一时无虞,但中国最近曾发生几起大型金融恐慌事件,如2002年,广东银行主管亏空公款逃逸,中央银行立即介入,平息挤兑风潮。茅于轼坦承,中国人一般十分信赖银行。但银行却在政治压力下,常作出不合经济效益的借贷。银行此一繁荣景象究竟能持续多久?他认为,只要有世界市场继续支撑中国经济成长,外商仍然迷恋中国市场,以及中国人依旧习惯将金钱存放在邮局及银行的一天,此项经济荣景便可持续下去。由於上海股市惨跌造成投资者大失血后,资金禁止外流,存户除将资金置放在银行外,根本无所选择,银行所汇集的储金,可是既多且稳。另一项投资之道,即是房地产,但这可需要足够资金才行。中国存户们将资金,或存银行、或炒作房地产,造就数百万间天价的公寓及办公室荣景;而只有世界因中国发生冲突或流行病而拂袖而去,或是中国人担忧积蓄泡汤的恐慌席卷银行及全中国时,此一荣景才会破灭。茅于轼结语道,中国人可能会同意放弃全部或部分自由,但要让他们吃亏赔本,这可就无法再原谅共产党了。共产党也深谙此理,所以当然会不遗余力,防堵银行破产倒闭的情事发生。

2005年,中共进行银行改革,期盼能符合西方财经标准规范。尽管共产党邀请外商银行见证此项进步改革,却又不鼓励他们投资中国银行,运用既有商业通路、开发数百亿中国人信用卡及投资理财市场商机。中国银行是否真能改革蜕变成功?尽管议题有点技术性,却直瞄共产党体制的红心！

中共中央政府需要管理良善的银行辅助,金援确实且必要的商业活动;但亏空存户储金,甚或导致银行破产倒闭,则又可能使共产党垮台。真是一个两难的决定。不过,一个具理性的银行,是不会屈从共产党高干提供免费借贷的指令,因为借贷不仅支撑住那些不具生产力的国营地方企业,而且还成了提供工作机会及保障薪津的财源。没了财源,国营企业的干部影响力及工作机会,均将无以为继。这涉及另一敏感议题。假如银行有理性,将不再借贷给莘莘学子们。现在尽管银行深知学生无偿还能力,但基於他们有可能摇身成为未来的共产党干部,因此根本不敢向他们索讨银贷。综上所述,进行银行改革可能会导致学生暴动、数以千计的国营企业倒闭,以及地方共产党高干丧失影响力。

但在维持经济效益理性、避免银行倒闭与维持社会稳定、保持地方共产党对借贷的影响力之间,中共将如何自处择选?下列那一项原因会首先引爆危机,是地方共产党势力?未获补助金的学生们?前述的失业族群?或是整个财金体制?中共领导及外商期望透过维持经济成长、汇集资金、驯服存户等方式,让钱淹脚目的事实化解掉前述矛盾。茅于轼的「共产党未来端赖银行」之主张,确是真知灼见。

中产阶级根本找不到

中国是否会自动「过渡」到民主体制?随着经济成长,是否会产生一群既不受权力掌控,且会要求政治自主权的中产阶级?

茅于轼对前述推论前景并不看好。他表示,会有一群靠经济购买力笼络共产党的「新贵」阶级产生。但基本上,这个阶层系由官僚、高干及其相关亲友所组成,端靠其职务所衍生的开销、利益及薪俸为生。这群假中产阶级的命运与共产党休戚与共。他们通常属於官僚阶层,其收入丰盈端赖共产党领导赏赐。除一小撮个人企业主外,这些「新贵」阶级都为公务、军队、国营企业或受官股掌控的私有企业等体系所聘雇。他们蒙共产党恩惠,可所说是「企业阶级」！

这批新贵奢华生活的财源,并不是来自自身薪津,而是靠合法或非法的对价关系！他们以豪华进口轿车代步、手机随身,而他们出入声色娱乐场所及餐厅、公关公主环绕、海外考察、赴澳门或拉斯维加斯赌场豪赌等帐单,均由中共公务机构或国营企业买单。在中国,无论是土地、住所或企业大楼及厂房,人民拥有的只有居住使用权,而这个「灰色地带」引起住户极大疑虑。一般而言,人民可获得建物本身使用产权,但却无法拥有建物下的土地所有权,而土地所有权系由国家、军队或地方政府,透过短期契约转让建商。一旦租约到期,地上建物,无人可预测其未来。地产的不可预期性,促使这批「新贵」阶级热衷追逐快速致富、有效投资及外移资金的游戏。外商们或许是因有保险可依恃,自认受中共威胁的程度较低,反而纷纷投入这些长期看来较具危险性的产业。

另一项「新贵」阶级致富之道,是累积银行呆帐:透过关系运作,很容易获得银贷。他们办理借贷,需支付5%银行仲介费及15%共产党干部仲介费,利率似乎偏高。依据规定,借贷资金后,应再转投资於地产业或工业,不过无论是否有转投资的事实,只要共产党继续给予关爱的眼神,而共产党也适时从中获得回报,那么这些银贷可就永无被偿还的一日了。共产党藉此法平息了异议声音,也让主张中国经济体制可以产生一批支持民主中产阶级的理论,受到质疑。目前,此种韩式民主阶段式的理论,根本无法适用於中国。这些「新贵」阶级,既称不上是独立政治体制之外的公民社会雏形,也不会为争取社会自由解放而与当权对抗！事与愿违,他们反而是与保障其荣华富贵的政治体制,互相紧密结合。

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仅限於物质层面。除茅于轼上述分析外,我个人观察认为,中共教育所培育出的依存心态,亦影响甚巨。中共教育本质专断,不喜欢学生参与,只要死记背诵,无须独特见解,即可通过考试。只要教育依存共产党心态一日不除,学生便无独立思考的能力,民主根基就无法扎根落实。

一切均以过渡理论解释

「您批评得对,但我们现正处於过渡时期！」这句回答是我与每一位中共领导对话所获得的标准答案。他们自认无需茅于轼之流或是任何西方观察家来评判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尽管共产党坦承确存缺陷,但全都以「过渡时期」轻描淡写,一语带过。

盲流流窜、人伦悲剧、传染疾病、出卖灵肉、投资失准等均被统称为「过渡」现象。为终结此一现象,我所获得的标准答案是:「唯有持续经济发展,别无他法！」船到桥头自然直,这可真是个摆脱批判困扰的良方。如果你批判心态依旧坚定,你不是被视为中国的敌人,就是与中国现实脱节,想跟共产党高干对话,根本行不通！或许是因我们彼此之间,已隔了一条意识形态的鸿沟。尤有甚者的是,自认有理的共产党高干认为,所有针对他们的批评,都是愚蠢不堪或怀恨在心?他们这种乐天知命,无论好坏,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心态,事实上也能被某些市场经济的学者所认同。

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知名的经济学者贝思坦 （Michael Berstam）,在观察比较昔日专制政体迈向市场经济的演进后表示,专制时代的教育或是卫生医疗设施,通常较能维

持在一定的水平,如古巴、前苏联、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均会针对代表国家门面的上述领域投下重金,使其臣民平均寿命大增。他们尽管身陷囹圄,但身体状况较佳,亦受过教育。这些国家一旦投入市场经济,凡是无法直接有产能的医院或学校,则在工业至上下被牺牲。过渡时期的教育与卫生医疗水平,日益降低,要耐心等待,直到经济发展蓬勃,自然会让政府及个人再度关注教育及卫生医疗的投资议题。过渡时期前,中共公营医院或学校的服务均免费提供,但要享受更优质的服务,目前的中国富裕人家可得要自掏腰包。

贝思坦亦以同样的逻辑,推论环保议题:环境品质,在经济萧条的专制社会,通常较为持稳;一旦迈入过渡期后,则开始走下坡。过渡期结束后,企业及社会自然会试图找到环保、节水、省源良方,透过较高昂的生产方法,减低环污冲击。

这位美国知名的自由主义经济论者,同意中国现有的策士之见,请世人针对「康健的停滞」或是「危险的发展」,择一表态。无论哪一项阶段,均有赢有输,只是输赢的对象不同而已。就因为不是只有赢家,因此作任何选择均需有人仲裁;但要由谁仲裁?在中国,由中共一党定之;而与中国人口幅员相仿的印度,则是以民主程序决定。

中印之类比

为什么要与印度比?将中国与印度类比的想法,可是我在鸡年期间所得到的灵感。这两个国度虽相互比邻,但彼此十分陌生。15个世纪以前,佛陀的信徒翻山越岭从印度来到中国传教,中国人将之充分融入后,反而跟道教比较类似。除了中共为确保共军优势,曾在六〇年代与印度在喜玛拉雅山发生过零星冲突,此后中国采行革命体制,印度则奉行保守主义,各行其道,互不相涉。惟至二十世纪末,无论是中国或印度,均曾发生成长停滞与民生悲惨之困窘。苏联瓦解后,市场经济的独大促使中、印两国奋起改革:甘地、邓小平则分别於1989年、1992年改行自由主义。尽管全球化经济虽具效益,并非完美,印度人及中国人还是同时接纳。

在这场追逐经济成长的赛途中,中国表面上以9%领先印度的6%。从表面上看,两国经改起跑点相当,15个年头过去后,每人年平均所得,中国人以1,200美元,领先印度人600美元。但这里所指的是哪些中国人?这个总体平均数,除无法呈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外,也未将民主、宗教自由、尊重生命的非经济价值考虑在内。

中国的经济成长多归功於外商（而他们本身通常是华裔人士）。经查喜欢投资中国的外商平均有12位,但喜欢投资印度的外商仅有1位,为何喜好比例是如此悬殊?因为他们在中国比在印度更容易致富:中共迅速拟定相关法规,提供大量的温驯受薪劳工,既忽视劳工的社会权益,也不重视环保,此即为独裁体制之优势。而在主张公民有权的民主印度,一切都变成十分缓慢。就长期而言,印度比中国更具可预期性,且无受政治力干扰。惟在中国的获益,则快速累积中······。

另外,中共领导的文宣技巧也比印度好得多。每一家西方大型企业均不由自主加入开发「大中国」经济市场的「伟大行列」。只要对中国市场表现略微迟疑,即被某些西方传媒批为落伍赶不上时代,或是敌视中国！

甚至到2005年,不仅没有任何中国经济学家对印度产生兴趣,而且也少有印度人正视中国的存在。直到英籍印裔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米亚塔·森（Amyarta Sen）审度中国经济现况后,中国昔日对印度的漠视态度始有改变。此后,中共派遣许多考察团纷赴印度取经。阿米亚塔·森结语道,中国只能靠不确实的数据,来领先印度。但访印之行让中国人发现,印度模式也是可供参考的另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从印度角度来看中国

我们能否将印度与中国一起比较?这个问题如果单考量经 济成长单一因素,而不论历史及文明的差异性,将失之偏颇, 毫无意义。比较两者的主要作用,是因他们实有比较之必要,而且可从中启发思考。阿米亚塔·森也藉此撼动了中共的自信心,认同不将人文因素考量在内的经济成长率是错误的！而中国人平均寿命停滞不前,甚至西部各省还有下降之态势,系因牺牲教育、医疗卫生及环保,专注於量化经济成长的结果。印度的情形刚好相反,如注重底层人民,无论从全国各地或是总人口来看,平均寿命均有增长。1979年,中共开始进行经改时,中国人平均寿命比当时的印度人长14岁;此部分系归功於中国到处有基本医疗设施所致,而印度根本无法与之比拟。20年过后,中国人平均寿命没有变化,而印度人却从57岁增长到64岁。甚至在印度某些省分,如卡拉省平均寿命达72岁,远超过印度人口总平均寿命;另卡拉省的幼儿死亡率也降到1/3,而中国在此方面则毫无改善。

另一项重要人文的因素,系从男女比例,也可观察到一国虐杀女婴及尊重生命之程度。在此,印度表现比中国好:印度是100:107,而中国是100:94。卡拉省的男女比例,甚至与西欧相当。

尽管阿米亚塔·森的乐天主义也需稍作修正,探讨中国及印度等多元复杂的国家,过於重视个例或通例,可能会产生误导,如有人可能质疑选择卡拉省作为整个印度的代表性,而上海人及北京人的平均寿命又比卡拉省人还长！惟整体概势仍不容忽视,从平均寿命、幼儿死亡率、男女比例等角度所呈现的生活品质而言,民主印度的进展速度是比共产中国快速！

中国是富有了。但假如我们考量上述人文因素后,我们还能认为中国已开发了吗?而对开发较慢的印度,难道她不会进步得比较快?

此端赖我们对发展及进步之定义为何?阿米亚塔·森将人文因素视为比经济成长更为重要的衡量进步标准,这不就是一项印度哲学色彩浓厚的选择?但两国对发展模式意见歧异,是否系因文明差异或是否信仰民主所致?中国牺牲教育及医疗卫生而专注於经济市场,是否系因禁止相关讨论所致?遭牺牲的通常是为数众多的穷人,但他们的心声是无法在中国被人所倾听的;而在印度,穷人有投票权及新闻媒体揭弊,政府在选举时有求於穷人,根本不敢牺牲穷人的利益。此外,印度民主重视有助於改善人民福祉的非经济性及无法量化的价值标准,如家庭、传统、宗教等。而中共则将那些无法体现在经济成长率的文化或精神价值标准,均视如敝屣。

中国自认发展比印度快速,但致富最快的国家是否就是发展最好?一位自由信奉宗教及注重传统的印度穷人,与收入相同的中国穷人,两者相比,谁会感觉较不穷困?一个是保存了传统价值,另一个则是被完全剥夺一空。

我们承认此种注重发展品质的分析观点,对习以为常的印度人民占有优势,但却也令部分中国人不禁担忧起来······。

从中国角度来看印度

北京社会科学院经济学者陈新自从考察印度后,便以另种角度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

1989年以前,该学院堪称共产体制「自由化」的实验室,曾构思提出国营企业私有化及中国向世界市场开放等理念。但六四事件后,受学生拥戴的研究员均纷遭罢黜,而被较谨言慎行的新一代研究员所取代。从其谈话中,也感受得到共产党愿意倾听建言的局限性。

陈新堪称新一代研究员代表:英语流利,不打领带（在中国知识分子界中,可会被视为准异议分子）。尽管我与他在办公室独处交谈,但还是会有第三者藉送茶水之便,趁机注记及监视。我们能自由的谈天说地?这是个多么天真的想法！监视任何细节的跟监注记作法,早被针孔摄影机所取代,显见箝制手法也与时俱进。

陈新在实地观察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与中国相当后,表示中、印两国30亿人口,根本不可能一起挤身发展出西方的消费模式。因为假如经济不断成长,每位中国人及印度人进出均以车代步,享有西方式的舒适生活,届时将导致环保及实务上的死胡同！因为即使采取严厉的能源政策,也不够所有西方人及亚洲人使用。届时全球可能变成一座汽车停车场。尽管目前中国平均每70人,1人有车,而美国是每2人,即1人有车,但上海及北京等城市的交通根本就已寸步难行。或许西方出让现有的能源配额,才能促使一个中国或印度消费生活型态的形成吧?不过陈新对此则不抱希望,西方哪会为了与中国及印度共享能源,而自我限缩?此外,假如中国人或印度人影响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届时主宰世界原料及能源市场的美国,就会抵制中、印两国的经济成长。

陈新强调:「以上所言,系属观察心得,绝非反帝国主义式的言论。」他藉此想引导出什么理念?中国应该以东方「和谐」概念为轴心,采行另一套发展模式。他的谈话内容几近异端邪说,因为中共目前倾全力追随全球化脚步,建构消费型社会,根本没有想到还有其他替代方案可行。陈新阐述道:「中国东部沿海各省采行的是西方模式,而中国中、西部各省则是东方模式,中国人应就上述两种生活模式,做出抉择。」政府应该大量投资,教育农民及改善其卫生医疗水平,导引他们就地就业,从事有报酬性的活动,始能让他们做出真正的抉择。陈新认为,唯有创造较具和谐性的中国,政治自由及自主管理始能落地生根。而这个自然主义者之梦,的确受印度文明及乌托邦社会主义影响。

和谐社会,陈新认为已在卡拉省找到实际典范,这个卡拉省是多么美好。这个国度令试图寻求发展替代方案的人士,心生向往。卡拉省教育普及、男女平等、宗教和谐相处、平均寿命长,简直是社会净土！更美好的是,卡拉省还是由印度地方共产党所统治,政治正确。那里无工作压力,生活更显美好。当地政府之所以能投资教育及卫生医疗,让卡拉省「舒适美好」,一切均归功於该地侨民回馈乡里的贡献。其侨民则多选择移居英国或波斯湾国家。金钱循环效应通常不为人所知,且对上述的乌托邦主义者而言,也忽略卡拉省海外侨民衣锦荣归的事实。印度和谐之道,可不一定要植基於禁欲苦行之上。

综上所述,卡拉省根本是个难以复制的神奇典范。但中国新一代学者们会亲赴该地考察追求和谐之道,更具重大意义。此是否能成为中国模式的发展方向之一?还是代表中国下一大步经改方向的先兆?陈新追求「和谐之道」、文人们时兴追求「道德价值」,以及许多中国人民「追逐宗教」等现象,我们将试图拉近三者因果关系。惟陈新的主张却碰上了一条难以跨越的共产党红线,即:无论是否有受允许,追求和谐之道,亦无须借助民主。只不过假如舍弃民主,世人将无法瞭解印度了。

实施民主与否,差异可大了！

民主制度引领印度迈向和谐之道;中国因非采民主制度,故追逐强权之路。印度农民透过投票机制,乡村可获得电力、道路、学校、医疗机构之回馈建设;但中国农民则否,一无所有。在印度,不把乡民需求当一回事的议员,通常无法再次当选;而中共地方书记则是以驱赶乡民前进工业区为职志。中、印两国运用不同的合法性权力,所造成的经济策略也有差异。的确,两国的市场劳力需求,造成乡间人口外移、个人消费至上及生活物质主义化,但印度实施民主,减少市场冲击并赋予人民自由选举权利,而中共则是什么都没有给予人民。

在印度的发展模式中,其领导人从不考虑建立帝国强权,假如受到诱惑,选民会迅速引领领导人正视地方发展现实。2004年,当印度执政党过於偏执崇尚国家主义时,即被选民唾弃,改以社会主义联盟政府代之。穷人选民是决定印度政治走向之多数。印度藉政党轮替、新闻自由、不完全摒除贪腐及受强权政治理念诱惑等现实,不断凸显和谐之道的重要性。印度农民盼根留故乡,投入生产农产品谋生的心声,民意代表们只能支持。而此作法并非为追求印度之强权地位,而是为改善印度最卑微人群的福利。印度圣雄甘地曾说:「经济进步与否,必须要由最贫贱的印度人民来评断。」

印度与中国间最大的不同是,印度系以服务业及资讯产业为主,而中国则是工业。这是因为两国民族特性的不同,还是政治选择的歧异所造成?民族传统影响很大,但政治性的择选,则又更强化此一趋势:印度采行地方分权,而中国则是资本集中。中国之所以选择工业至上,是因共产党想藉此强化强权地位,而非以苍生为念;只需为数约二成既得利益或认同民族尊严至上的中国人,支持提升中共强权地位即可,其他人都只是为达此目的而被利用的燃料而已。

尽管资讯产业的新革创新（尤其是软体）及政治文化间的关系,通常无法具体论述,却是真实存在的,如有创造力的北美、西欧、南韩、台湾及印度等,均属民主国家。

印度不仅是个和谐之国,而中国也不只是追求强权地位。虽然单透过民主,并无法解释两国为何发展模式如此歧异?但若没透过民主,两者间的岐异点,则更无法厘清。

鸡年期间,中共文宣首次使用「和谐之道」字眼。或许是担忧引起社会混乱?但中国人又不是傻子,「和谐之道」套用在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身上,就是所谓「不可批评老师及共产党。」在此,中共追求强权的野心昭然若揭。「和谐之道」的呼吁根本不具公信力,简直白费力气！在此种共产党体制下,根本不会有重要财源挹注於乡间,以改善教育及卫生医疗水平。共产党只有口惠之便,但其优先目标依然未变。中共追求强权乃是共产党存在的原因,因此10亿辛勤的中国人注定只能为其做嫁。

征服世界

在追求中共强权地位及改善中国民生间题之间,应如何取舍?自毛泽东时代起,共产党早就选择就算牺牲人民的安和乐利,也要建立一个具征服世界能力的中国,因此才会奴役农民劳力,凡事以发展重工业及军力为主。而今日此一目的仍未改变,操弄手法则日益精进。比起毛泽东时代,上述意向甚至遭大肆宣扬,毫不避讳,如共产党便於鸡年期间,特举办郑和下西洋特展,向世界展示中国昔日国力。

郑和於1405年,奉明朝永乐皇帝（明成祖）之命7次下西洋,动员300艘船只及3万名船员,足迹从中国到东南亚,遍访印度及阿拉伯半岛,并远至非洲东岸。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就采取锁国政策,昔日的丰功伟绩便仅留存在历史的记忆之中。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才迫使中国门户大开。600年后,中共领导忆起这位明朝宦官的丰功伟迹,便於国家博物馆举办「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特展」。惟随着明朝当时刻意毁尸灭迹,相关见证实物已所剩无几,只有重建当时船只模型,但文献不多,只配上几张当时船只到达各地的现今照片。因缺乏实际古物,特展提供许多书面资料供参考,内容充斥着共产党褒扬歌颂式的字眼。大幅海报则以显目字眼提醒游客,郑和比哥伦布、麦哲伦及达伽马等人早约100年便完成绕行世界一周之壮举。郑和的船舰不仅比哥伦布的大3倍,其船队乘载的船员3万人亦比哥伦布的88人多的多。另外,并针对那些可能不瞭解特展缘起的游客们强调,郑和系「第一位最伟大的航海家！」中国昔日曾超越西方,比之西方可毫不逊色······。

这项特展亦传达以下讯息:「当时身为世界超强的中国,无任何可与匹敌之国,藉下西洋之便,所到之地应皆被征服。但却舍行此道,避免伤及任何无辜。」既然当时中国有能力却没作,「为何今日或明日就会侵略他国?」举办特展的主要目的,是要将中国崭新的雄心合法化,并给世人中国「和平」崛起之印象。共产党习惯藉办理历朝特展,试图重写历史,为当下特定目的所用。

该项特展的目的,根本不在探究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原因。我们知道,郑和率领如此庞大的舰队,并不是以游山玩水为务。当时明朝甫立,藩属国藉机不再朝贡,於是派遣郑和下西洋,展示中国国力及招纳海外藩属。虽号称以和平展示国力,但如果遇有反抗,仍不排除以武力相抗,如郑和在锡兰开启战端,苏门答腊君王也因对中国不逊而遭斩首。这些暴力行径,虽与欧洲征服者的讹诈勒索相比,仅属小儿科,但此特展则毫无述及。

哥伦布与郑和之间的真正差异究系为何?是帝国主义?其实,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行径根本如出一辙！明朝兼并西藏、金朝、新疆。可见当时中国明朝跟西方一样,均自认比所有其他邻近民族优越,但不同的是,西方会将其「基督教义」之普世价值输出海外,但中国输出的只是蚕丝及陶瓷。另外,西方坚持宣扬人权理念,而中国输出仅是货物,毫无普世雄心。今日的中国人是会像明朝时期一样,只卖商品,比西方人更谦卑?还是在坚信文化优越感后,比西方人更为虚荣?假如由一个多元化国家举办类似特展,可能会针对其特殊性及岐异性加以探讨,但中国对此议题则不加闻问。

在参观完该特展后,游客根本不知郑和下西洋最后被迫终止的原因,因明朝根基稳固后,官员们即禁止海外探险的风气:是因为耗资过高,或因为杜绝引入外国思想进入中土之险?究竟为何,无人知晓。郑和下西洋的相关文献均已被摧毁,其相关航海技术亦遭人遗忘,而此次特展对此亦毫不提及······。

我们可从郑和下西洋获得哪些启示?曾经超越过西方的中国,是否可能恢复昔日的光荣年代呢?郑和以和平方式宣展国力,是否意谓中国未来也能和平崛起呢?现代的中国是否跟明朝的中国一样,面子及里子均需兼顾?中国是否会再度锁国?上述疑问似乎均可在相关历史中找到可能的答案,但在中国根本无人针对上述议题公开讨论。

民主的阴影

尽管吉让拥有千头牦牛及穿戴珠光宝气的娇妻,但他对中共推行中国式民主的作法,无法理解。他跟其他四百余位生活於青海高原的察拉居民一样,都回应了议会选举活动的通知,但该通知却用中文撰写,或许因为不谙中文,致衍生出后来的误解吧。

历史上,青海隶属於西藏的一部份,但自1965年起,中共便藉将西藏分成多省,期能化解藏族争取自治的情绪。正当2005年初春时刻,青海高原雪融之际,无论贫贱富贵,距离远近,察拉每户牧羊人家无人不配合出现。生活在中国的藏族,无人会错失中共的与会召唤。该年,藏族与汉族声称共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而所谓「和平解放」只是「殖民」的美称罢了。中共传媒报导也宣称,藏族「浸淫欢乐之中！」

在当地担任中共书记要职及发出通知的凯朗,虽属藏族,但谙中文的他却选择与当地权贵同谋。中共为感谢他对党的奉献,藉提供购买冷冻柜及发电机银贷利多,保障他优惠价贩售肉品及盐渍奶油的营收。而其他商家,则饱受汉族中间商的剥削之苦。只要他一日担任中共书记要职,银行便不会催讨银贷。从他个人的「奇遇」,即可窥探中共统治藏族萝卜及棒棍并用的手腕,或许中共对付藏族的手段稍强硬些,但全中国人不是同受中共同一手段的对待吗?

藏族的选举玩偶

藏族牧羊人,扶妻携幼,盘腿坐在湿草地上,村庄唯一象征现代化的白砖建物,即是中共地方党部的所在地。但因牧羊人家庭散居於方圆30公里的帐棚及土茅屋内,「村庄」也仅只是概念,从未真实存在过。深谙统治巧门的中共,藉声控系统训练藏人,一听到国歌响起即起身站立,凯朗接着发表冗长难懂的中文演说后,每人窃窃私语并从所能理解的只字片语中,自行重组演说的重点。

凯朗广播演说的大意就是,「察拉已实施民主！」当日,村民被召集来投票选举地方委员及村长,而且还是采秘密投票方式进行。凯朗向村民当面展示糊红纸并上了锁的空木箱后,便摇晃选票说,黄色的投选地方委员,粉红色的投选村长。候选人姓名已预先印制在选票上:5席地方委员,有6人角逐;村长候选人则仅有1位。针对专程来此观摩的外国观察家及记者们,凯朗书记表示,候选名册是经过村民事先协调定案。但藏人听到后,则眼神茫然,面面相觑！接着,凯朗则说明秘密投票的步骤,而在尿墙角落挂上廉幕,就成为选举人的秘密投票室。他提醒人们不可贿选（亦即买票稀松平常）,并介绍两名遏止贿选犯罪任务的省会公安。

凯朗认知到中共权贵雷鸣似的演说方式,已不再引起人民注意,期间,藏女七嘴八舌,藏男则饮酒作乐。直到凯朗播放流行曲风的藏歌,才吸引了民众的注意力,藏女们笑颜逐开,展示镶金贝牙。选举活动也随之开锣。

首先,凯朗介绍经共产党推选的候选人,他来自西藏,以豢养牦牛为生,而且还是察拉唯一拥有轿车的人家。他也是一位藉银行贷款享有冷冻柜的实例。尽管他身穿传统藏服却外披中共军用二手绿大衣的搭配有点突兀,但因应当地动辄15度温差的保暖,可是令人羡慕。他虽慢条斯理以中文发表政见,但他的浓浓藏音,应可让听众知其所指吧。他承诺不同流合污（此亦凸显贪污系普遍存在）、慎用公款、铺造连结村庄中心及国道的石路,及以最好的方式解决藏族牧羊人家土地划分之争。最后,他矢志奉行共产党意旨,打击贫穷及与时俱进。但无人对这些照本宣科的声明有兴趣。竞选活动一结束,凯朗书记随即分送选票单。

但这一切却被吉让给破坏了！他起身站立,自行发言,除感谢共产党德政,赋予察拉牧羊人家自由参政的机会外,并宣布要参加村长选举。他气定神闲且语气和缓地用藏语表达心中所思。话毕就座,娇妻镶金贝牙的笑容即迎面而至。听众们似乎心满意足,但从一个日晒黝黑的脸庞表情,却可嗔到玄机处处。

略显困窘的共产党书记,随即走进白砖土屋中,与地方当局协商因应之道。1小时后,当地权贵全部现身,宣称:中国政府尊重民主机制,选民可在粉红选票上,自行写上表态参选的异议分子吉让之名。但大多数的藏族牧羊人家根本不识字！共产党书记愠色不悦地道:「就让识字的人帮助那些文盲吧！」整个选举过程原本要按照数月前的剧本,照本宣科进行,结果半途出现个程咬金,徒增复杂度:官方媒体摄影师则停止拍摄此际的混乱场面;那些为外国观察家准备,负责烤牛及奶茶宴的厨师们,也方寸大乱。

大家投票后,开票虽采公开方式进行,且无作票机会,但藏族似乎已将殖民性格内化,官方村长候选人以2/3多数票大幅领先;而冒失鬼吉让则当选地方委员。他掩饰失望之情说,这就是民主的精神！然后秩序随之恢复。

突然间,在草原中看到一辆中制美规的别克（Buick）黑头车,一位「重量级」干部随之下车。在中国若要凸显身分地位,通常是身穿深色西装,搭配白衬衫、红领带及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共产党权贵,无论年纪大小,绝无一根灰发或是秃头。这位高干既没自我介绍,也没报上名号。众人则窃窃私语认为,他一定是来自青海省会西宁的「高官」。他抓起麦克风,以共产党铿锵有力的惯常表达方式,恭喜了察拉的民众,在遵守中共16全会指示下,往民主更迈进了一步。此次选举不仅促进了中国的整体发展,也是民族融合的完美典范。他另宣布提供3,000人民币利多经费,供当地委员会自由运用,惟仍需经当地共产党书记细心督导。而这笔经费对青海而言,根本少得可怜。这位「高官」上车前,同意入境随俗将手指浸在盐奶镶边的白酒杯中,向周围弹洒3滴祈福后,将白酒一饮而尽。一时热意袭身,赶走了高地的寒冻及晕眩之苦。

瞬间,太阳下山,寒雪笼罩。藏族牧羊人在满饮奶茶及饱餐烤牛后,或骑马或开车,迅速一哄而散。察拉重返宁静的黄昏时刻。此种共产党施行「民主」的样板村庄,计有65万个。

桀骜不驯的吉让下场将会如何?或许他仅是个小人物,还不致遭到共产党骚扰,但他虽担任共产党纪律委员会成员,却可能无法如愿得到无偿银贷购买冷冻柜了。

在告别察拉重回西宁的路上,中共地方官员则向外国代表们提议顺路探访观光胜地:鸟岛。鸟岛毗邻中国第一大湖青海湖畔,堪称候鸟必经之地。我们则循例拍照留念。隔日,国际传媒报导,在鸟岛所采集的鸟尸,已被证实为禽流感带原者。由於禽流感、非典型肺炎（SARS）及爱滋病,均列威胁中国之重大流行疾病,只要路经该区域的旅客,一律需隔离检验！但我们却无遭此待遇,或许是作业疏忽所致吧。但事实绝非如此。这只显示,中共毫无卫生安全的警觉性,任务优先顺序错置,只想在藏族及外国人面前保住颜面,一意孤行并坚持选举如期举行。或许认定流行疾病并不危急,致中国传媒在4个月后才报导此一流感鸟尸新闻吧。

共产党绝不会迈向民主体制！

在一个一党专政、无反对党、教条淹没资讯、相同论点一再重述及查禁反批判言论的国度里,选举又有什么代表意义?非民选的北京政府及习於自我任命的共产党,自1980年起,制订中国所有村庄均有权举行地方选举法令的作法,究竟有什么真正目的?假如共产党认为民选地方村长及代表是件好事,为何此种地方民主只能限於乡间?城市因无法适用该法令,只能在一言堂主导下,任命区域委员会的代表。反之,乡间选举倒已成北京政府之优先任务。此种策略令人不解,甚至在中国也引起正反两派意见,支持者乐观以对,反对者则批评虚伪。

事实上,65万个中国村庄,每一个情形各异且复杂,实无法逐一演释。北京「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认为,从多元展现到邪恶摆弄的见解,不一而足。一般而论,华北地区的选举行为受地方角头势力所主导,而华南地区则是贿选决定结果。经济利益筹码愈大,贪渎情形通常是愈严重。对毫无资源的藏族村庄而言,实无筹码可言。但在繁华省份的村庄,则是拥有众多企业,村长简直等同一个掌握实权的老板。

在民选的村长及自我任命的共产党书记间,究竟是谁才有领导权与决策权?实务上,并无定律。端赖谁的靠山大,谁的财库多。根据中共民政部表示,约有1/3的村庄,共产党书记身兼村长职务。这是否是中共鼓励角色任务错置,还是希望藉由民选,强化职务代表的正当性?或许这不失为是个强化中共在乡间正当性的作法。对共产党而言,这也不失为藉农民之手,除凶剔恶,清理门户的良方！

这项策略听来似乎很理性,但各省对此见解各异。有些省份的共产党鼓励旗下书记参选,强化民主的合法性及减轻地方政府的行政负担（村长及共产党书记二职均是由村民所供养,此即意谓需双重薪津支出）。有些省份的共产党则主张严守村长及共产党书记的职权分际,可限缩独裁专断之险,迫使双方协商寻求共识,落实真正民主的分权体制。但也有许多省份的共产党,藉完全不举行或择选部分村庄举行地方选举,垄断村民的选举权益。

总之,中共的中央政府似乎并不如人民所想像般的强大。尽管中央拟定实行方针后,地方共产党代表则考量个别利益得失及背后靠山,合纵连横,以便各行其事。中共的中央集权,根本就是北京当权者与地方共产党大老间不断讨价还价的过程。

此外,为抚平800万农民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中共才对地方选举产生兴趣。派驻各地的共产党书记生活起居,端靠农民血汗供养,平均每20名农民,才能养活1名共产党书记,而农民供养负担也日益沈重…地方「高干」们随意向农民课征税务、科以罚缓及施行劳役,导致农民群起抗议。只有大规模的抗议,才会由国际传媒披露,而其他憎恨中共的此起彼落之声,则是永不被世人所知。施行地方选举或许称不上是民主,但还是代表「中共愿意倾听民意」的弦外之音。

但根据我们的所见所闻,碍於中共没有与人民对话的传统,有意倾听民意的讯息并不为多数人接受。地方选举的筹办方式过於笨拙,简直污辱农民！前述这名察拉藏族牧羊人临时参选当选后,是否真有「被共产党倾听之感」、「会更爱共产党」,甚或「对共产党更有向心力」,我很怀疑。中国人自1949年以来,被迫参与了不可胜数的例行性群众运动,或许他会认为只不过又参与了一次类似的运动罢了。地方选举如同「大跃进」、「文革」、「经济改革」,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纪录。西藏的地方选举,让人联想起中共昔日刻意安排的样板工厂、模范村庄等实例。自1960年后,宣传口号虽变更,但表象仍重於实质。尽管人民屈从,但其中的应付弹性,仍是劫后余生的最佳自保之道。

民主化过程的理论

我坦承以上有关村庄选举的论述,是有点悲观,但还是有 另一种普受中共及中国观察家接受的乐观论点,此种论点则是 西方色彩较浓,我们姑且将之称为「过程理论」。共产党的辞 汇从未正式将「民主」字眼排除在外,如毛泽东专政时期的1954年,中共便曾举办过多元化的选举。后来只是在史达林主义推波助澜下,毛泽东主义於是放弃维持多元民主表相,而采单一民主制。此后,中国人少有投票机会,但只要有机会,一定是一面倒的支持或反对！邓小平在1981年曾发表,并不排除中国在未来50年后成为多元民主国家之可能性。但为何要等待如此之久?除了共产党害怕失去政权之疑虑外,邓小平还提出以下两项论述。

不成熟的多元主义将可能让中国分崩离析,甚或内乱连连,如1911年辛亥革命后所举行的自由选举,便造成地方权贵及军阀势力坐大,让国家动荡不安及内战频仍。举办自由选举,是否会像昔日内斗般导致分裂,我们持保留态度。现今的中国,其国家融合的同质性,堪称历史之最,绝非1911年的中国可与比拟。除各省间关系紧密,民族融合顺利及经济制度一统化外,职场、商场、电视及学校,均逐步采用国语,让各地风土民情日趋一致化。另外,如同西方观察家所言,中国如要采行民主,应采行邦联制。比起不择手段的中央集权制,邦联制应较易回应多元主义的需求呼声。

有感於中国人尚未做好负责任公民的准备,共产党提出实施自下而上的渐进式民主制度。这种倨傲心态,也让人瞭解共产党为何对村庄选举要施行各项强辩预防措施。只不过我们实在难以想像,为什么在1913年或1954年已知如何投票的中国

人,需要在2005年再学习如何投票?无论是印度或巴西,这些土地及人口均可与中国比拟的国家人民,已会投票选举,可不需一个政党在旁协助50年?该学习投票选举的,根本不是中国人民,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共高干们才需要学习自我思考,不要盲从。有朝一日,他们可能也要学习,如何因应败选的结果。

那些与共产党既无渊源,亦非华裔人士的外籍观察家们则认为,中国的地方选举已是条不归路,共产党可能无法掌控,最后终将会被选举逻辑之必然性所击倒,如在中国十分活跃的福特及卡特等两家美国基金会,便持此乐观看法,支持中国的村庄选举活动,提供地方政府后勤支援及谘询服务。察拉即是在此机制下的产物,共产党干部似亦乐於向我呈现藏族自由生活面貌。美国卡特基金会曾捐赠数台电脑供该地方政府使用,但中国实际上并不缺乏电脑,究竟是谁上了谁的当?是思想单纯的卡特,还是陷入选举机制泥淖的中国共产党?

就我而言,从中共采取此种村庄选举模式看来,根本无意迈向民主之路。没有资讯自由及结社自由的民主,其合法性尤令人质疑。

共产党路上的一粒沙

尽管贵州与青海间隔约2,000公里远,气候景象各异,但贵州农民与青海牧羊人家却同受贫穷之苦。在察拉,人们勉强以饲养牦牛及贩卖奶油蝴口;而在马官村,每户人家则端赖小田种稻过活。在中国经改后,贵州的旅游业开始热络起来。贵州每人平均年所得仅约100欧元,境内缺乏电力及机械化设备,学校严重不足,且毫无医疗机构。对那些热衷异国情调的旅游爱好者而言,则会很高兴置身在永恒的中国意境之中:牛后立着一农夫,农妇在田中整地,岩山峻岭如同碑石般处处环绕。巨大的中国,其实是历朝各代及不同文化之累积成果,唯独共产党则是一成不变。

在察拉观摩选举后,我在马官村参与一场委员会会议,见证另一项难以抗拒的地方民主成果。这场会议颇具重要性,除带点瑞士小镇式直接民主的味道外,还选在党部所在地前的露天公共场所举行。而这个共产党建筑风格,就像在察拉及其他各地的一样,均是白砖土屋建物。尽管这是为了呈现现代化的进步,但毫无风格与品味可言。

在黑板上,用粉笔注记着当地有多少怀孕妇女、她们的姓名及怀胎进展情形。我们不要误以为贵州官员特别关心孕妇,他们只是要藉告密及峻罚来严格执行一胎化政策。为规避此一政策,贵州孕妇通常会乔装成藏族或夷族等少数民族,但因公安深谙其道,根本是白费力气。

在马官村主持会议的高干,跟在察拉所看到的高干,简直是同一模子刻出来:同样的浓密乌发、相同的抑扬顿挫及得意扬扬的辞藻。郑如同其他地方党员一样,均出身自城市且受过教育。共产党完全无法反映社会组成民众之多元性:6,000万名党员中,为数占全中国人口八成之多的农民仅有5%;工人党员数不仅无足轻重,还日益减少;妇女党员仅占10%强。而无论是农民、工人或是妇女党员,均没有被赋予重要的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实权。

就像凯朗在察拉的所言所行,曾在马官村议会中也如法炮制发表官方说法,对「增进民主意识」及「歼灭贫穷」二项成果,感到满意。略有所思的地方委员,只顾抽烟,没表达任何意见,郑便敲定会议的讨论议程。在中国,大多数的民选议会每年仅开会1次,而其开会目的并不是要交换意见,而是藉此对共产党秘密的决议来背书。

一进入马官村,迎面而来的是一幅类似中国水墨画的山水景致。但这个人类共同的遗产,却成了公共垃圾场:鱼尸处处、水塘布满浮萍及保特瓶。郑宣称:这幅破败景象已严重影响马官村声誉,必须开会解决水塘的未来。共产党书记则建议填平水塘,改建成供老人休闲的公圜。之后,大约有5至6位与会人士举手发言,都赞扬共产党书记的睿智英明。尽管开会过程初期,一切均如预期,但也发生类似察拉程咬金事件。一位身穿蓝色毛装的耆老,没被邀请就径自发言,并从口袋中掏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诗篇,赞扬水塘曾为村庄之耀的光辉时光。他主张只消凿深及清理水塘,即可让鱼儿复育,重回昔日马官村的优美景致。郑盛怒不已,来自贵阳省会的长官们,则召开密会寻求解决之方。郑宣布以填平及深凿两案并呈,由投票方式处理。尽管采秘密投票,但奇怪的是,居然无人对开票过程有兴趣。最后,郑宣布填平案获胜:进步建设派获胜,不仅夺走马官村的未来,也击败了毛装诗人。要将他视为反抗分子,可能太过夸张,他只是对已消失的中国朝代充满憧憬而已,只不过谁知道他怀念的是历代帝王,还是毛泽东?他不就是那颗卡住共产党专权机制的沙粒?类似的沙粒在中国到处可见,有时会聚沙成塔,瞬间结成对抗共产党勒索与滥权的武器。

这同时,还发生一件郑没预期的小插曲:负责播放音乐的音效师,居然未如预期播放国歌,而以《国际歌》取代。这首1970年的大合唱曲,令人想起毛泽东时代。参与会议的代表及村民们则呆若木鸡,不知是否该起立致敬?听到国歌,是该起立,但对这首20年来没听过的《国际歌》,不知如何应对。因此,代表们纷纷离开现场,当日适逢马官村市集日,《国际歌》的歌声则被商贩叫卖的大嗓门所淹没。下次会议,期待来年再相见啰。

假如马官村没列入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林,高层的权贵不自视为民主分子,赞扬民主进步的话,世人对马官村的印象,可能还是停留在「风景秀丽」而已。当地的村民当然不笨,只是用自己的方式,谨小慎微地向当权者示意。

有几位较具胆识的出席委员则向我表示:他们赞同采行民主制度,但更期盼能拓展至县级,而非局限在村庄层级;县级共产党才具有真正决策权,而马官村村庄级的共产党书记只是个橡皮图章。因此,他们此一呼声并非仅是技术性层面的问题,而是具高度政治意涵。他们也希望能有参与讨论设定议程的机会,而非任凭郑来摆布。另外,马官村既缺电力、道路、饮用水,也缺学校及医疗机构,却利用每年一次的会议,来讨论是否填平水塘,备受众人讥评！而当地政府建造横贯全贵州省的东西向高速公路,显示其财政并不紧绌,只不过这条付费公路只有共产党官僚们在使用,一般的车辆还是取旧道而行,尽管坑坑洞洞,但免付费用。当地则一直流传着「贵州共产党高干侵占公路公款致富逃往澳洲」的传闻。

如同中国所有的村庄,由於丑闻事件不被官方传媒所报导,因此相关资讯均藉谣传方式四处流传。农民们透过实际经历,体认到共产党体制的本质、思路逻辑及漫天大谎。但中国幅员广大及各地片段资讯,根本无法让各地的亲身经历与国家体制现状的整体概念相连结起来。

「你们期盼中国政府民选吗?」我经常向农民们提出此一问题,但通常的回应是:沈默不语。为何会如此呢?对共产党的恐惧是其原因之一,但共产党阻止中国与民主议题作心灵式的接触,才是主因！

小步前进理论的改革主义

外围的观察家曾试图以西方历史与习惯,来分析中国的现状,但我们是否过於低估中国迈向自由进程的重要性?尽管共产党态度强硬,但地方选举难道没有激起农民对自由的渴望?如同前述,美国派驻中国的基金会组织即持此一信念。以「改革家」自居的中国维权主义分子,也持相同看法。他们之中,不乏执业律师。律师跟法律一样,在中国是项新兴行业及新颖事物。中国绝大部分的律师虽从事处理少数涉及政治的商业及民事案件,但极少有人会为坚持法治理念,而不惜对簿公堂。

北京一位专精新闻法的职业律师浦志强坦承:「我几乎每打必输！」针对企业及共产党冒险揭弊的新闻界,如不屈服於中共公安及文宣部施压,常遭致反控毁谤,索偿巨额罚金或被迫停刊。浦律师尽管官司打输,但自许为雷鸣巨人,可不是个易受恐吓封口的平常人。他刚正不阿的个性在新闻界独树一格,有人打趣道:「若他没被公安逮捕,则需10名大汉才抓得动他！」

浦律师强调:「重点是永不妥协！」他藉上法庭打官司,将法治、诉讼及正义的概念,注入中国社会之中。他也希望藉其法律论述,撼动一味接受共产党指示办事的法官权威。浦律师采取的诉讼策略,系善用中国法律理论与实务的矛盾。尽管中国虽立有宪法、法律及法规,但从未真正落实过。基於徒法不足以自行,他即援引宪法於2004年所增列的人权法条,开始民主教育之路。在这个凡事预先定案及决策藏镜人从未曝光的国度里,他只能藉与企业主或政治领导打官司,推展「为自己所作所为负责」的概念。他指名道姓揭露贪赃枉法之徒,有时候还打了胜仗呢！

他捍卫的某些杂志刊物,甚至还打赢毁谤官司,获得补偿金。另如那些城市公寓及乡间土地遭不当手段征收的受害者,最终甚至也如愿以偿获得金钱补偿。浦之所以赢得了官司,完全是共产党下令法官放水所致。从这个角度,他不仅成了共产党人质,他的少数官司功绩,也成了证明中共司法独立、保障新闻自由及私有财产的样板。他也承认,这根本是场戏！这手法跟地方选举简直如出一辙。但是共产党终究不会因人民初尝民主滋味,而对法治诉求让步。因此任何有助於人民瞭解民主的一小步,都是值得鼓励。

六四工人运动领袖韩东方也认同浦律师的改革论点。韩东方遭中共监禁2年后,目前避居香港。1989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系他发起,经常被誉为「中国的华勒沙」[1]。但他驳斥此一类比,他要捍卫的是中国受薪者们的权益,而「团结工联根本是个以推翻共产政权为职志的政治性组织！」韩在香港密切关注大陆工作冲突事件,试图透过中国现有法律,来化解纷争。遇有冲突性强的争端,他则自港致电劝告示威者放弃武力,勇於在法庭捍卫理念。透过发行《中国劳工通讯》集资,来金援聘雇北京的执业律师,与省级法官相抗衡。在中国,约有七成的诉讼进行,是无律师在场旁听。对於那些遭遇工安事件及无预警裁员的工人而言,藉由媒体压力及辩护协商,有时还可争取回应有的补偿。

从整个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些官司胜利,在比例上根本微不足道,但的确可让某些原告的人生起了变化。浦与韩对此种引领工人将反抗情绪,转移成追求法治的教育功效,均感到满意。但这些受他启发的工人,或是遭与共产党同为一丘之貉的企业主剥削的外乡移民,他们对此是否真心信服?在信任无独立思考能力的法官、援引模棱两可的法条,及接受外资金援的非政治化活动三者之间,其合作空间根本十分有限！

无论是出自权谋或信念,韩东方也坚称奉行左派理念。他并阐述道,这就是「不与中共敌对,却又能引领中共弃恶扬善,重回真正社会主义之道」的中国新左派主义。

不管别人如何看待,韩东方和浦志强仍属坚信中国有实施法治未来的思想前卫者。他们观察到,中国出了一批新世代法官,且以女性居多,通常秉持司法独立及抗衡贪腐为职志。法国政治学者布列姆（Stephane Blame）则将他们比喻为1980年义大利对抗黑手党势力的「洁净之手」世代法官。但当时的义大利已是个多党制民主国家,这个比喻似乎有点过头。此外,长路漫漫,终点难测。2005年,中国有75%的刑事犯遭判刑定识,其中,2/3无律师从旁协助辩护,出庭人证只有公安。显见,中国法庭目前的要务是维持社会秩序,而非维护司法正义。

但上述现况并不足以动摇支持改革主义者的信心。目前任职四川成都大学的王怡则以最明确的方式,将实际作法加以理论化整理。他认为,在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根本毫无合法性,他们既无意交出政权,也无意自上而下进行戈巴契夫式的改革。若要引领中国回复到「民主常态」,有下列两种方式:一如中国境内、境外的异议分子余杰及魏京生等为首的「自由主义派」;另如王怡所赞同的「改革主义派」。改革主义派主张采取各种合法方式,避免与共产党正面冲突,来唤醒人民对法治及公民社会的渴望。因从不采直接方式与共产党对干,有打赢若干官司的回报。改革主义派可能化解愤怒人民及共产党间可能发生的暴力冲突。在迈向法治这条漫漫长路时,中国人或许可筹组自觉性的政治社团,让过渡到民主体制成为中国现代化后的自然成果。但此需耗时多少年?预估需时30年的王怡,届时他可是已届60高龄。

於是,有人反驳说,这套改革式的理论,实在令人费解。因为,他们不仅认为30年内不会有任何星星之火,撩拨改革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敏感神经,而且还认同共产主义者及新儒学主义者的看法,主张人民在下民主最佳决定前,仍须接受专家及知识分子的引领,根本就是对人民的「孔式」傲慢心态！

对我们局外人来说,该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小说家莫言向我表示:「人民的苦难日子捱得够久了,任何迈向光明的一小步,都是意义非凡的解放。」未亲身经历这些苦难的我们,也许应该倾听浦志强、韩东方、王怡及莫言之言吧。

当中国人票选超女之时

关注中国民主前景的我,经常自问,是否应该凡事正面思考?无论是法条主义、改革主义、抗争、抗议,还是异议,是否可成为促使中共蜕变的关键?靠传送一篇网路攻击文章、一则简讯、一张文宣单、一起诉讼或一场地下弥撒,是否就足以撼动中国?改变中国或许不如民主主义者及共产党所想像的快,但另辟蹊径或许可促使独裁政权蜕变成自由民主吧?有人认为可藉宗教之力促成,但为何不善用新闻传媒之力呢?对於这一连串的疑问,在寻找答案之前,一个电视歌唱比赛所引发的现象,却更值得我们深思。

来自四川年仅20多岁的超女李宇春,向中国人民所指出的自由康庄大道,是否比任何一位知识分子,或是民主斗士所能引领的方向,更为清晰具体?在鸡年夏季期间,有4,000万中国人在追逐崇拜偶像,无论共产党、检审者及知识分子根本不知有这号人物的存在。美国《美国偶像》（American Girl）节目举办歌手比赛的模式,风行世界各国。中国湖南卫视电台也赶上风潮模仿,在蒙古优格私有企业赞助下,举办超女歌手比赛,总计吸引20万名候选人参加。周复一周的分组歌唱比赛,观众与日俱增,直至总决赛,吸引4,000万名观众,透过简讯票选,计有400万人投票支持李宇春。这个得票数纪录,在中国根本无人能比,所向披靡,尤其是需透过付费简讯投票,形同设置选举门槛,限制了投票者的人数。

假如我们没有刚好在中国实地观察,且中共也没被这数字所撼动,而试图采取立场导正超女真正意涵的话,李宇春传奇可能只是条影剧版的新闻。但就在李宇春赢得超女头衔的隔日,中共官方社论却发表抨击民主危害社会论,文章中说:李宇春「无艺术素养却自发性」参选的行径,「教坏中国青少年！」她一身牛仔裤配上黑衬衫,用西班牙文及英文高唱的举止,根本是个坏榜样,不值仿效！而她的歌迷们犯下的错误更大,居然票选支持这位既无专业、「也不谙唱歌技巧」及「不具美丽外貌」的乡野村姑。这篇社论在饱受香港传媒抨击后,社论作者周黎民在谈论时,则强调其文章见诸报端前,已事前征得「文化界」同意。经抽丝剥茧,周黎民在中共官方英文报刊《中国日报》（China Daily）发表大作,表达中共文宣部的官方立场。李宇春带点男孩气、不修边幅及头发凌乱的风格,实与中共中央电视台（CCTV）每周六晚上节目所推崇的艺术审美标准,相去甚远。共产党眼光甚为敏锐,还将「票选李宇春」视为是人民顽抗的行为。如同中共文宣部社论结语所称,「未预先准备的民主行径」,不谨慎因应,终将激发人民反抗政府的意志。然而,与其接受机械化的美女标准,不拘小节的中国人,宁可万中选一代表他们发声。

[1] 华勒沙（Lech Walesa, 1943-）,波兰前总统。曾任汽车工人及造船厂电工,1980年领导罢工,掀起全国大罢工的风潮,主要诉求是争取工人的权力。1981年当选第一届全国团结工联主席,戒严时期被逮捕软禁。1983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1990年波兰的共党政权下台,华勒沙当选为波兰总统。

野蛮国度

中国这个国度与世界其他各国并不相同。对西方观察家而言,由於中共隐藏革命背景,顺应世界注重经济效率及社会秩序之潮流,因此并无法立即感受到其特殊性。而且,这个政权也采行国际通用的政治、外交与行政的语汇,似乎像个正常国度。中国不也有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民大会、宪法,以及法律规章?但所谓法律,根本是个门面、装饰品。真正在这个门面下运作的,其实是透过一种无形也不为人熟知的机制,而掌控国家运作的权力,且又专属中共的统治阶级所有。真正权力核心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又有谁曾真正的参与过?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根本不知其中成员有哪些人,而中委会的决议又密而不宣?统治阶层的神秘面纱,除使共产党领导们令人难以捉摸及无需为任何人负责外,并能完全掌控那些负责监控,甚至恐吓人民的党工及共产党机器。虽说这世上没有任何国家是完美无缺,但像中共如此残害生灵、抢夺劫掠以及漫天说谎的国家,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丁女士於1989年6月4日清晨,便深深感受到中国是个野蛮国度。

丁子霖毫无惧色反抗刽子手

6月3日晚间,假如17岁的蒋捷连没有违反母亲的叮咛,而执意赴天安门广场声援示威抗议的同伴们,丁子霖女士今日应是个白发苍苍,普受敬重的退休教授。但6月4日清晨,她在北京的医院里找到身中多弹的儿子遗体,却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16年后,这位母亲依旧想瞭解中共为何要屠杀他的儿子?是谁开的枪?是谁下的令?这些疑惑至今均未获得任何回覆······。

在爱儿遭枪杀后的头两年,丁子霖内心一直自责未能阻止他赴险境,甚至一度想自杀了结余生。同时,她也思索是否爱儿犯下不可弥补的大错,才导致命丧。由於中共禁止谈论六四天安门事件,丁子霖根本不晓得这世上还存有一群跟她境遇相同且自我封闭的父母亲们。就在这两年,她得知「国际红十字会」曾估算六四受难者约达2,800人,伤残者亦大约此数字。究竟这些人是谁?出身何处?许多家庭自此绝口不提涉及事件的子女、近亲及朋友。大部分的受难者遗骸则凭空地在这世上消失。治丧无望,除使这些灵魂永远游荡人间外,更令他们的至亲感到无尽绝望。这种情形并非仅此一例。在2005年12月,中共武警开枪镇压广东汕尾东洲的抗议村民后,也采同样手法,让人民无法探知受难者人数,亦禁止人民瞭解他们丧命的原因。

1991年,那位曾与中国真正的领导人邓小平共同作出枪杀示威民众决策的总理李鹏,以受难者家属想保持沈默与秘密为由,宣告中共拒不公布受难者人数后,官方立场至今仍未松动。这个漫天大谎反让丁子霖化悲愤为力量,决定走出悲情,蜕变成一位英勇的女战士。她曾致函总理李鹏强调,六四受难者的家属不想保持沈默,不放弃追求事实的真相,并透过香港记者笔下传达家属的悲愤之情。自此中共的打压动作不断,以「伤害中国人民情感」为由,对她与教授夫婿展开逮捕、讯问、威胁、骚扰、监控与强迫退休等行动。尽管丁子霖与她同一世代的人,内心的「恐惧」梦魇,实非旁人所能体会,但他们已历经太多的恐怖恶行、歼灭运动、革命与政治斗争,早已练就一身无畏之心。

丁子霖以她微弱的力量,矢志建立完整的六四受难者名单,但这却是件既艰巨且难以完成的任务。因为大多数的受难学生均来自不同省份,相关受难家属也就遍布全国各地,此外,受难者不仅有学生,还有路人、邻省工人、运送蔬菜至北京的菜农,以及声援学生的医生,他们都在枪林弹雨中相继罹难。这根本不是镇压行动,而是有计画的屠杀。当丁子霖有机会与受难者家属晤谈时,总是会尽量劝说他们同意出面为六四受难者作证,询问是否有亲眼见到遗体,还是已遭军方掩埋。丁子霖的一举一动都遭中共公安严密监控,受访的受难者家属也逐一遭到便衣讯问、威胁与骚扰。

直至鸡年,丁子霖只能搜集到189名六四受难者名单,连同照片准备透过香港出版。这令人想起阿根廷或智利所发生的失踪者母亲的事件。而当全世界都支持阿根廷及智利失踪者母亲的同时,未获西方任何声援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则益形孤单。她孤独一人在偌大的中国,试着在物质上帮助那些经济陷入困境的农工受难者家属。丁子霖为他们在中国募款,但筹募情形却不理想。难道是中国同胞们欠缺悲悯之心?对此,丁子霖则缓颊道:「中国人民是担心中共迫害才有所却步。」共产体制破坏昔日宗教互助管道后,崇尚物质成就便取而代之,已让这个社会日益丧失慷慨施与之心。丁子霖的金援大多来自海外华人,她与夫婿还因此被控以从事外币走私勾当为由,而入狱两个月。丁子霖将这些捐赠重新分配给需要帮助的家庭后,中共公安随即造访受援家庭,并试图劝服他们相信,丁女士根本藉由外援来假公济私与中饱私囊。除饱受威胁外,丁女士还要对恶意中伤自清。

鸡年期间,西方高层首长络绎不绝造访北京,法国总统席哈克不仅是其中之一,而且还主张解除对中国武禁的禁令。而这项禁令系六四天安门后,西方对中国所施加的惩罚。为了说明法国立场丕变,席哈克解释道:「六四天安门已成过去式了。」但事实上六四天安门根本还未成为过去式！只要丁子霖与其他受难者家属未能搜齐六四罹难者名单,且未能为他们举行丧礼的一天,不仅六四天安门永远都不会成为过去式,而且中国也无法名列正常国家之列！

以家庭计画之名,行绝对残酷之实

中共多年来,努力向世界呈现以人性化方式控制人口生育成果的神话,居然被一位年仅34岁的山东盲眼农夫陈光诚所戳破,令北京的官员郝林娜沮丧不已。

身为中共政府高层极少数女性主管之一的郝林娜,举止优雅,通晓英语,现任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国际部主任,她几乎已让中外人士相信中国计划生育措施,纯粹是为了避免人口爆炸。另外她也让人遗忘中共在1980年的强制结扎、强制堕胎、拷打威吓等骇人举措,使得至今只剩下反对堕胎的美国,持续关切中国强制性计划生育的政策。从该政策之目的与实际措施而言,强制化特性的确已淡化许多。如30年前中共曾强制所有中国人采行一胎化政策,而今则考量民众养儿防老的心态,稍作调整。一胎化政策仅在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及人口稠密的省份（如四川省）等地施行。其他地方,第一胎是女婴者,有权再怀一胎。人口密度不高的地区,就算第一胎是男婴,亦有权怀第二胎。而少数民族则可怀三胎,惟藏族则毫无上限。

过去强制性的举措已逐渐被鼓励避孕及罚金等劝说方式所取代。郝林娜自豪地说:「在中国农村,奉行一胎化政策的父母亲们,自60岁起每人每月可获得60元人民币退休金,取代日益丧失的养儿防老传统。」至於罚金部分,由於隶属地方政府的权限,且系农夫饱受恐吓威胁之源头,郝林娜在这方面的说明,则显得有点含糊其词。

她继续说道,中国经过为期30年的计划生育措施「教育」后,每户家庭平均出生率已从5.9人降至1.8人。出生率方面,中国堪与欧洲相比,且自2033年起人口将出现负成长。「由於施行计划生育措施,中国现今人口约维持在13亿之间,假如没有管控的话,可会飙升至16亿人。」而所「节省」的3亿人口每年可能会增进国家经济成长率约4%。不过郝女士这些精算的统计数字,并不一定是精确无误,我们就把它当作是统计月报的资讯吧。中国当局所宣布的统计数字很少是准确无误,而且人口数的推断论也不可靠。西方每对配偶平均出生率约2.3人。另由於妇女教育程度日高、注重经济发展,以及婴儿死亡率降低等因素,已造成全世界的人口成长趋缓,因此我们无法断言人口数一定是正向成长。自1975年起,中国停止施行强制计划生育措施,使得印度人口现状,也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此外「这些没出生的3亿中国人口」也可能是产值贡献者,所以少掉他们可加速经济成长之推论,也是无法成立的。

但这天,在北京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谈论上述重要议题,并不是适当的时机,如何把陈光诚这个惹人厌的家伙处理掉,才是当务之急。由於陈光诚事件已引起国际关注,郝林娜明知我见她就是要问此一事件,但她顾左右而言他,仅谈中国人口政策。

2005年9月6日下午,陈光诚在妻子陪伴下搭乘火车抵达北京,并在人权分子及美籍记者护送下,往请愿办公室前进。但是途中,公安以未事先向居住地山东临沂及前往地北京报备此次行踪为由,拦截逮捕陈光诚。此事件随即受到美国媒体关注,并波及郝林娜。根据陈光诚在临沂所进行的调查中,最近3个月,至少有7,000名育有2位幼儿的妇女遭强制结扎,另有数百名怀胎8个月的妇女被迫堕胎。对此,临沂市的医疗人员坦承,相关作法是将受精体置放入滚烫沸水中,蓄意让之毙命。

而郝女士对此有何反应?她闻之愤怒不已,亲赴临沂调查本案真实性后,除谴责不人道的行为外,也肯定了陈光诚反映的情况属实,并宣布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地方官员需再教育。她说:「这些地方官员不瞭解法令真义。」郝女士并刻意向我强调,我们也不应过度渲染本案的严重性。应该「不至於有7,000名妇女」会遭强制结扎?而且「有些案例是自愿」,这个数字应是临沂市每年万名出生数中所推论而出的。但这究竟算不算是地方政府的「处置失当」?

对中共而言,追求真相永远不会列为第一优先。郝女士还睁眼说瞎话,声称「临沂事件」不算处置失当。而事实正好相反,此事件不仅揭发了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农村所造成的恐怖恶行,并揭露了中国出生率降低的真正原因。更令人吃惊的是,资讯在临沂,均遭过滤。强制结扎或堕胎是直接经由法令公告,由乡市镇政府下令执行的。另为合理化这些极端作为,相关当局曾指称临沂市妇女有生育3胎的趋势。为逃避地方政府的监控,这些怀孕妇女们只好远赴他乡。此外,假如北京得知地方政府坐视出生率飙高而无所作为的话,将会严重危害相关官员们的政治生涯。为免前途不保,只好先下手为强了！临沂市的公安与支领共产党薪水的「民兵」,於是针对育有2子的妇女及孕妇,大肆展开猎捕行动。凡是不予揭发的相关亲友,都会遭到囚禁、殴打或每日科以百元人民币之罚锾。整个村庄完全与人世间隔离断讯,直到他们透露逃亡妇女们的行踪为止。而向地方当局抗议绑架妻子的先生,亦遭严重毒打。受害妇女被引导至医院后,即被施以麻醉,并用我们难以想像的粗糙手法,径行开刀手术。临沂市就是以上述手段达成人口限额成长的目标,而这些共产党官员也自认藉此可拯救他们的公职生涯,只不过万万没想到出了个陈光诚这个盲眼程咬金。

多年来,陈光诚在中国自学法律,协助农民伸张微弱权益。他的农庄已变成那些屡遭虐待、为罚缓及恐吓所苦的村民们的「司法谘询中心」。自强制结扎丑闻爆发后,这位地方人权分子已成国际媒体熟知的英雄,实让郝女士十分难堪,不知该如何化解此一僵局?

结果,他们以中国惯用的手法,将陈软禁在家,让他噤声不语。为确认陈光诚生命无虞,北京的人权分子们北上却无法与其会面,甚至还遭地方民兵痛殴。尽管郝林娜对本案愤怒不已,但没有针对强制结扎及堕胎罪行,采取任何惩处措施。事实上,郝女士想采拖字诀,让世人淡忘。於是她突然面带微笑向我问到:「中法人民之间,不是应该共为限制全世界人口成长及保存自然资源,而共同努力?」

不,我无法认同此种说法。因为至今毫无任何具体事证,可以佐证中国假如没有实施这个专横的计划生育政策,就不能让人口成长迟缓,而我甚至认为此种政策只会强化中共对人民的监控,却无其他任何正面作用。受害父母们的苦痛及官僚体系的迫害行径,更是血证斑斑。中共一胎化政策导致人民虐杀女婴及全球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等反常效应的确存在,而其效益却不可预期。强制性计划生育亦将使人口加速老化,让养儿防老的年迈父母亲们陷入绝境。欧洲或日本的人口老化问题,尚可靠退休俸支撑过活,但在贫穷的中国,这可是史无前例。此外,一胎化造成中国独子们像「小皇帝」般养尊处优,他们未来的社交行径实令全体中国人感到茫然。

主张废除死刑论者的孤独

十月间,长沙市安排2,000名学童在学校目睹一场集体处决死刑犯的震撼教育。有6名走私毒贩被捕后不久即遭处决。中共每年十月国庆日期间,都会筹组类似场景,或许是为夸耀共产党国家的万能无敌吧。

一般而言,中国人并不反对以死刑来惩处犯下血案的罪犯。但问题是实际上遭判刑处决的人究竟是谁?他们是否真是长沙的走私毒贩,或是这些指控只是藉口?每年究竟有多少起类似案例?这是国家机密！中国境外的人道组织团体估算,每年大约有3,500至15,000起。而广土众民的美国及弹丸之地的新加坡则约有50起。中国的统计数字通常是无法探知的,而判决及判决理由均不可考。在法律明文规范的16种处决理由中,法官的裁量权有犯下血案、逃税、贪腐、猎杀猫熊、走私文物以及企图颠覆政府等罪名。控诉理由既如此五花八门,这些隶属共产党高层管辖而毫无独立审判权的法官们,会如何阐述运用,我们应可想像。

到底有多少罪犯,是因政治立场不同及反抗专制,而遭到处决?有多少藏人及维吾尔人,在无律师陪同下即遭判决、囚禁,并以阴谋破坏国家团结为由处决?而在这个人人都逃税且贪腐情形十分普遍的中国,居然有人会为此遭枪决,而其他人则逍遥法外继续兴旺发达,岂不怪哉?处决示众,究竟是为了让学童们引以为戒?还是警告共产党内同一阵营的失意派系?

中国的死刑判决不仅是专横,其中还商机无限！处决前（不是处决后）几个小时,罪犯体内的主要器官就先被摘除,以因应那些依靠注射活体细胞延寿的老年人及外科移植的需求。罪犯遭摘除器官后,再快速缝合伤口,送往刑场处决并焚尸结案。中共此一行径,可是铁证如山。

商机还不仅於此。2005年夏,30具塑化的人体标本所组成的「人体大探索」教育展,不仅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巡回展出,甚至也远赴台湾。展品在美国展出时,有人质疑那些来自中国的人体,是否有遭处决后被回收制作成标本之情事。尽管中国政府对此避而不答,造成展出中止,而在欧洲则认为中西人体均同等重要,对此仍议论纷纷。

但在反对死刑的欧洲,有人为此出面抗议吗?法国新闻媒体及知识分子每年会例行性地发动请愿活动,吸引艺文界人士连署,共同谴责美国等施行死刑的国家。尽管死刑如此令人厌恶,但众人皆知在美国死刑的判例稀少,且相关判决是透过民主共识及司法独立程序后,所达成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身为连署成员之一的我,近年来均签署同样的连署书,试图谴责美国与中国,但均未能如愿。有人则向我驳斥,为何要针对中国?

这些遭开膛破肚的处决犯难道就没有丝毫可怪罪之处?不为美国所接受的死刑,对中国人就不能适用?中国的暴力犯罪已泛滥到非以死刑不能遏阻?中国政府所拥有处决人民的行政与司法之合法性,与美国有何不同?中国人的命就比不上美国人的命?人权价值为何就不能适用於黄种人身上?有些人则不以为然地说,请尊重中国文化的差异性,不要把西方人命价值的概念强加於中国。但中共宪法现不也已将人权价值纳入其中了吗?难道「亲中」及「憎美」两种爱憎情绪交互运用,已使人们对要求中共废除死刑的所有正面意义给消磨殆尽?究竟为何要针对中国人赀议批评?

贺卫方虽是中国人,却主张废除死刑。他主张的理由与西方人士没有两样:国家没有杀人的合法性、判处死刑无法吓阻犯罪。此外,那些深具政党偏见及易受金钱诱惑的中国公安及法官根本不称职,而且渎职严重。但回应赞成主张废除死刑并不如预期踊跃,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年约四十余岁,只好形单影只地继续为理想而奋斗。他戒慎恐惧自我提醒:他的祖父母曾出於理想主义而投入共产革命,而后却备尝专制苦果;他的父母深信文化大革命,最后却因内乱斗争命丧黄泉。如同许多中国人一样,他不提倡政治暴力,而改循教育之道。但向学生及网友们解释为何要废除死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共虽同意可酌修死刑条例,但反对完全废止,因此在法律上谈论废除死刑仍是个禁忌。贺卫方只能采取迂回方式宣扬废除死刑之理念,如抨击明显的司法疏失、无（事）证处决,另并建议至少要有全国性诉讼更审之程序:因为高等法院的全国性法官比起那些地方法官,无论在能力或是审判独立性,均要强得多。不过贺卫方对他们仍无法完全寄予厚望,因为中国的法官仅是个职业工匠,不像西方的法官担任三权分立之捍卫后盾。法律无法强制国家接受,反被国家当成「吝惜」授予给法律主体者之工具,而且法官们从不会与国家唱反调。

更需贺卫方费劲的是,要如何劝服法学院及人权组织中那些思想前卫的中国人。贺卫方坦承,尽管现代法律概念来自西方,与中国渊源不深,但并不会因此让它丧失其普遍性特质,或是不适用於中国。中共对它的接纳程度大概就是如此。但人权概念有两种:一种是强调食衣等物质权利的中国式概念,另一种则是着重资讯及结社自由等抽象权利的西方式概念。将西方式人权概念强加适用於中国,就如同中共文宣部所言,是一项反对伟大中国的帝国主义阴谋,而这项充满沙文主义的论点,挑动中国人民民族自尊心的神经。因此,贺卫方独立反抗共产党文宣机器,否定上述道德相对论述的立论性,只好在小团体里及学生堆中,或是与其他透过网路得悉其论点的不知名人士,宣扬其人权主张。作法假如更积极或是论调更激化,均可能让他教职不保,黯然退隐。改革之路虽有,但仍十分有限！

面对贺卫方这位满脸笑容、怡然自得、正义凛然但却不浮夸的大学教授,我们自觉卑微与渺小:在中国安全无虞地漫游,能做的仅是注意倾听,面对这些无力感,不禁让人心生羞愧。我们生活在安和乐利的西方,到底能为他尽些什么心力?目前,反抗中共对西方领袖的施压、遏止中西互媚合污,以及在下次巴黎或纽约的反对死刑请愿连署书中,同时谴责中国与美国等作法,是我们在中国境外唯一拥有的有效制衡中共的利器。

共产党与贪腐共存共荣

由於贪腐事态严重,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们,为此召开会议因应。出席者清一色男性,确认了妇女在中共决策机构中的无足轻重,惟只见端茶接待的侍女。一入会场,位居中间主位、蓄有一头长官级惯有的乌黑染发的副书记刘峰岩,首先映入眼帘。墙上斗大的时钟正值两点整,正是我们事先所约定的时间,让我倍感荣宠。由於中共在鸡年鼓吹反腐倡廉,於是我便要求拜会相关主管机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他们居然同意接见,就连安排此次参访的法国使馆,也同感惊讶！没有任何一位记者可达成此一使命,幸好我的身分不是记者,让我在中国参访便利了不少。事实上,中共期盼的是向来访者「传达讯息」,并以主观认定我是来听讲的。我的确是如此,但我不仅对相关事实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与中共官方说法大相径庭。

於是,两点整是听这位副书记发表反腐倡廉新政策的时候了。他无预留讨论时间让我发问:中共惯用的手法是铿锵有力的陈述政策,而非集思广益讨论。至於,我是否有自己的看法,或此次拜会是否有符合我的期望,无关宏旨。尽管如此,他们仍是以接待外宾的规格,来看待我此次的造访。副书记发表的内容赘言冗长,实在可以简洁些,真正想要传达的讯息其实是:「反腐倡廉对中共是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因为许多中国人均认为,贪腐是憎恨中共干部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可完全不符合西方政治的运作逻辑。在西方是以一个独立於行政机关的机构负责监督事宜,并藉由三权分立的架构,打击行政机关的滥权行为。但在「党国合一」体制下,这个纪委会所做的却是如副书记所言的:以r自律」抗衡「个人致富的行政滥权」。无论是地方领导、市长、县长及省长们,都身兼行政部门官职、人民代表、公营企业老板及雇主等多重身分。外在的诱惑是如此的庞大,只有圣人才能抗拒身兼数职所牵涉的庞大利益吧！但副书记并不愿深究此一议题。他表示,2004年计发生162,032件贪腐案件,处分了5,916名干部,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的有4,775名共产党成员,并将其中的900名判刑定瓛。凡此均展现纪委会执行反腐倡廉之坚定决心。但他还是没就身兼数职所引发的职权混乱问题进行批判。他续道,对一个拥有6,000万党员的共产党而言,900名所占的比例,可说少之又少,共产党之清廉,实可见一斑。今年,共产党通过300余件法规及数千条条例以反腐倡廉,预计至2010年应可让这些「坏俗」、「坏行」及牟取私利等情形,消弭於无形。2020年,甚至可让「全中国人民刚正不阿」,并摘除这个中国古老的「贪腐」魔咒。

面对副书记完美无瑕的演说,我中途多次利用侍女奉茶打断之空档,藉机询问媒体所扮演的角色。他神态自若地回答我说:「当它正确报导事实时,效益宏大,但如果夸张报导,则祸害无穷。」甚至有「外国媒体据以报导,企图颠覆中国政府」,但「没有法国报刊参与此次反中国之图谋。」我对此则不做回应。

在听讲这篇充斥马克思、毛泽东及邓小平用语的长篇阔论时,幸好目光还可偶而飘向窗外,观赏公园的树木。江青自命女皇时,便是在这个公园练习马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便是坐落在她这个锺爱的娱乐场。众所皆知,共产党自尊心甚高,且惯用两面手法。

刘峰岩称颂中共对抗此一中国古老陋习的同时,我们却从中国报刊中得知,几乎在所有私有的煤矿田,专责矿田管理与安全工作的,均归共产党干部配偶或亲友所包办,而在能源短缺严重的情况下,更让这些煤矿田赚满荷包。但媒体却经常报导矿田忽略公共安全,只重视生产力的提升,导致塌陷灾变时有所闻。对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有何具体反应?他们没有进行任何调查,也无任何共产党干部遭到罢黜,而自2005年初起,矿工死亡人数已达3,000名。

这个发生於鸡年的悲惨时事,让世人得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真相:中共反腐与自腐,根本是一体两面。中共当然严词驳斥与贪腐间难以分割的关系。而西方人士不就是藉此与中共干部维持良好关系?瞭解中共干部需求的西方企业家与政客们,试图以另一种理论来为中共辩解。贪腐不就是中华文化与生俱有的东西吗?这也是刘峰岩告诉我们的说词。自古以来,中国官员便对买官鬻爵、收受贿赂及贩售服务习以为常。由於薪俸不高,公务员需靠人民供养过活。中共不就是把这个古老的传统「文化」加以发扬光大而已吗?税务稽查员依据纳税人所提供的贿赂酬金多寡调整缴税额度,中共干部为子女购买大学文凭,部长任意任用私人,还有人在澳门赌场挥霍公帑,凡此种种不都是这种中国特殊习性承继者的具体表现吗?有谁敢甘冒大不讳大肆批判?又如何能信誓旦旦於2010年将贪腐习性根除?

但上述所谓文化决定论根本经不起检验:假如中共掌权是为了对抗贪腐,但贪腐情形却因昔日儒家道德规范沦丧而益形严重。另外,无论是台湾、新加坡或香港的华人官僚体系,都不像中共如此腐化。而且,中国人对中共干部的贪腐深恶痛绝,因此中共绝不是中国高贵传统的杆卫者。

有一种解释中国贪腐现况而普受西方人士接受的说法是: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法治观念尚未深植人心,「走后门」可让人迅速找到解方而不致迷失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中。藉由这个后门,外商也获得循正常途径无法获得的利多优惠。中国的经验验证了贪腐减缓专制政体的紧迫叮人,昔日的苏联亦是如此。惟「后门」只供有力人士与富贵人家独享,平常百姓不仅不得其门而入,反而常为了安排孩童入学、争取国宅、办理身分证件,或是需要官僚体系核准程序的任何事情,散尽家财。

另一种普为西方亲中人士及中共领导所惯用的说词是:中国正处於发展过渡时期。从国有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滥权乱象难以避免;且从公有财产制转型至私有财产制,有国营企业主使用银行贷款,甚至以公帑购置股票堆积个人财富。一旦完成私有财产制,这些乱象终将停止。主张此种过渡论述者认为,中国统治力量会被市场经济力量所削弱,因此必须要强化管制能力。更多的国家管理介入,是为了实现更开放的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政府目前的论述。

只不过过渡时期转眼已25年之久,而贪腐情形则日益严重。从中共不时地杀鸡儆猴惩处共产党干部,便可一叶知秋了。而在一个国家机器无所不在的国度里,如何再强化其管制能力?在中国假如没有经历一连串的审核许可程序,是什么事都无法达成的?情形恰好与上述的过渡论述者的看法相反,由於中共所采行的私有财产模式,已将贪腐陋习纳入体制之中,结果只会让贪腐更加猖獗而永续生存下去。因为在中国所进行的私有化从不完整,它只是一种在公权力永久控制下,让渡予私人的一个生财权利而已。共产党透过监控私有市场机制及权利让渡式的私有财产制,而让那些特权享有者心存「感激」。这也就是回归到我们此节的标题:中共创党至今,与贪腐共存共荣。

中共是个权力机器,也是个征服中国及确保共产党成员致富的经济机器。1934年至1949年间,中共便在陕西省延安创立多家企业公司,自给自足并满足党员日常所需。毛泽东不认同经济与政治迥异之分野,从不认为民间社会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因此他鼓励党员自谋财源,甚至走私亦可。在中共内部,自始主张及谴责牟利之声便此起彼落势力相当。中共以正直着称的黄克诚将军曾於1946年抨击:「中共干部只向往城市的纸醉金迷及繁华富裕。」1949年中共掌权前进北京后,这些干部同时获得纸醉金迷及繁华富裕的回报。而王朝的创建者及后宫满佳丽的毛泽东,则带头享乐。他的太座江青对此也不遑多让。但同一个毛泽东亦於1963年使用中共最擅长的隐喻,要求革除贪腐的「老虎」及「苍蝇」。这便是共产党贪腐与反贪腐双重性格之起源。

除了要赖以维生之外,人们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无论是中共创党农兵,或现代雄心壮志的学生,加入共产党最主要的考量即是经济温饱的需求。6千万党员当中,又有多少人还抱持理想而加入共产党?在共产党只重视牟取私利的当口,党员又能抱持哪种理想?

致富至上政策已让中共陷入两难的境地:如何鼓励人民竞相投入「商机大海」,而不让负责执行的中共干部有牟取私利的空间?新加坡的作法是:公务员薪俸比照私人企业干部办理,遇有贪赃妄法情事则严惩。新加坡深受英国法治思想影响,且公务员人数亦不多,采行此种监控之法,相对容易得多。而在中国,解决贪腐则采遮掩之方:中共干部纷向1979年的「自由革命」靠拢,渔翁得利。当时的邓小平难道有其他选项?每一位认同前毛泽东主义的共产党干部,都无法抗拒财产私有化后所带来的庞大利益。26年来,共产党上下一心推行自由化政策,而干部及相关亲属不是自己当起企业主,就是收授企业主给予的好处,获取庞大利益。

同时,共产党虽必须谴责贪腐歪风,但这只是例行公事,实际上与贪腐并行不悖。自1949年以来,大概每两年就会推行一场反腐倡廉运动,一连串不同的运动口号,可让中共文宣创意展露无遗:1980年推行反特权及反歪风运动、1982年终结经济犯罪运动、1988年推行「清廉」政府运动、2005年推行「小眼瞪大眼」运动（此即鼓励孩童揭发父母罪行）。政府不断地印制反腐倡廉手册、反腐法律汇编、案例研究报告、文宣广告。刘峰岩向我们宣称有300个反腐法律,尽管不清楚内容为何,但光是相关法律可就有300个。

无论是上述反腐倡廉运动、手册、法规及广告,还是那些大张旗鼓审判起诉中共领导干部,甚至判处极刑,都不过是想让人民相信共产党扫荡贪腐的决心而已。这些诉讼及文宣,并非真要杜绝贪腐乱源,而是把贪腐维持在一个能为人民所忍受及共产党干部可接受的范围之中。假如中共扫荡贪腐太过彻底,反而会伤及自身,让共产党干部无诱因进行经改,甚至起而反抗经改。

贪腐与改革竟是如此牢不可分吗?自社会主义转型至市场经济,是否一定要有贪腐这个过渡时期?前苏联的每一个成员国,藉由实施企业私有化让共产党领导们有改变信仰的契机,但在实际的过渡期间,共产党通常会将机会平分给行政官僚体系及企业主新阶级们。而在中国则并非如此:中共没有蜕变成超然的行政机构,法治也没能取代「走后门」的人脉关系,再加上缺乏民主机制,因此除靠自律外,毫无制衡力量,中共本身的堕落当然随之而至。

以下即是例证。在鸡年的五月间,南京市政府下令请市府干部提交婚变报告书。南京市府似乎已察觉到中国95%遭惩处的贪腐共产党干部都有「包二奶」之陋习（中共最喜欢精确的统计数字了）,想藉此遏阻贪腐蔓延,或至少集中贪腐的打击对象。中共官方报纸於头版评论:「共产党反腐倡廉具创意！」该文提及,为达杀鸡儆猴之效及满足人民倡廉需求,共产党於2000年执意将中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判处极刑,遏阻贪腐歪风。此例不仅是因贪腐遭处死的中共最高阶官员,同时他也是大搞婚外情的代表。

由於中国对结婚及离婚均由个人自由意志决定,几名北京法学专家据以质疑南京市府要求部属提交婚变报告的合法性。南京则有人以「打击贪腐歪风乃国家当前要务,婚变报告合法与否有何意义」反驳。

鸡年一整年,南京市政府所设立的婚变报告登记所,毫无斩获。中共干部是否因此而返璞归「贞」?而此类婚变报告又能发生什么作用?南京市府领导们是否真会相信他们自己的指令可以贯彻执行?在经历六十多年共产党所倡导的一连串难以理解的反腐倡廉运动后,应该没有任何领导真会相信。主张民主论述者则语带嘲讽认为,中共终将自行终结,瓦解於贪腐之中。只不过中共总揽政经大权,要让他自行瓦解,实在不太可能！

中共大哥讲话了！

「中国面临肥胖问题的新威胁！」这就是鸡年8月10日《中国日报》（China Daily）的社论标题。该报系属中共文宣部官方喉舌报刊之一,只不过研读该报,只能嗔出共产党国家的本质,对中国真实社会的瞭解,毫无助益。

当日,在一个毫无特别意义的日子里,中共文宣部发觉,或更明确的用语应是发布,12%中国人患有肥胖问题,必须节食。未具名的社论（该文出自共产党拟稿小组）呼吁发起对抗肥胖问题运动,而饮食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罕被准许享有的娱乐之一。生活朴实一直是共产主义言论所惯用的语词:要求人民反璞归真及生活朴实的陈腔滥调,也是中共控制人民追求个人主义及享乐主义的一种妙方吧。只不过共产党干部实在很少以身作则。经拼凑所硬掰出的肥胖问题,只是要让世人相信,中国只有饮食过量的问题,同时并否认1亿中国人有营养不良及濒临饥饿边缘的问题（我们可在多家科技刊物找到相关统计数字）。中共否认饥饿问题的存在,与低估爱滋病及其他流行病变肆虐中国的手法根本是如出一辙。在中国要永远生活在无忧无虑之中,才算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啊！

《中国日报》（China Daily）於同周也是一个毫无特别意义的日子里,又发表另一篇社论呼吁「传统上,中国领导们总是把人民利益置於至上。」3世纪前,孟子不就写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吗?这位同样受雇於中共文宣部的不具名作者续道,1911年孙中山则进一步阐释成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及民权主义之「三民主义」。最后,毛泽东主张「服务人民为领导唯一之报偿」,则彻底改变国家与人民的关系。

毛泽东陈义过高,根本远离中国人民实际生活体验,「服务人民」早已成人民闲谈笑柄。

中国报刊每日尽写些无趣文章,几乎已成人们茶余饭后之笑谈。中共文宣部是否想藉不停重复,达到洗脑目的?这些官方无聊文章主要目的系为灌输中国人民正确的意识形态,而非要让中国人民麻木不仁。这些撰写社论专栏的「记者们」,身负反映当日文宣主轴之任务,尽管文章与现实社会脱节,但对所撰内容却仍深信不疑。

同周另一个不起眼的日子里,中国官方喉舌又掀起另一议题:打击间谍活动。我们从文中得知,4个月前持英国护照遭中共公安逮捕的新加坡《海峡时报》驻中国特派员程翔坦承,替境外情报机关在中国搜集情报,服务台湾。他并承认,「收取大额佣金从事间谍活动。」文中所说的程翔,身陷囹圄且无辩护律师,根本无机会替自己辩白。依据香港报刊披露,程翔是因获得中共内部派系斗争之机密文件而遭逮捕。对此,《中国日报》（China Daily）如何看待呢?该报则认为,那些「长期遭受香港殖民主义压迫,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始获自由」的香港记者们,有滥用言论自由之嫌。

在英国殖民期间,港媒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媒体之一,但自从回归中共统治后,香港媒体自由度已不若以往,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而中共文宣部的「记者们」对他们笔下所描述的「间谍」程翔及香港现状,是否也像对肥胖问题及「领导服务人民」等文章一样深信不疑?这些刊载中共大哥自言自语的中文报刊,也只有中共大哥自己,还有一些西方亲中人士会相信吧?他们任何人无论是出於深信间谍指控或是有利便宜行事,都不会支持释放程翔。中共到底要一意孤行至何境地,西方的中国友人们才会起而反抗呢?

中共平日镇压事件簿

鸡年期间,在中国地方报刊或网站所刊载的一些讯息,虽不比前述议题更具神秘性,但没有一家西方传媒以头版头条方式加以报导。或许是因为相关新闻议题过於平庸吧。还是这些新闻议题根本不符合西方想瞭解中国的角度?

54岁的上海律师郑恩宠因为协助上海拆迁户控告亲中共富商周正毅,而被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郑恩宠遭囚禁在戒备森严的牢房里,无权与律师面晤。

中国建设部资料显示,2005年第一季约有4,000个组织及18,000人控诉中共非法征收人民土地。单是该年9月份,即有36,000名请愿者在北京遭逮捕。

河南石家河庄,公安在地痞流氓协助下施放橡胶弹,驱散上街抗议当局非法征收及非法损毁家园的农民。

上海公安部成立紧急小组,专责镇压「政治威胁」,成员有80人,配备有「高科技监测器材」。

向上海卢湾法院控告地产大亨非法损毁土地的被害者及相关律师们,被禁止参加法院旁听,并遭判败诉。

中国国营电讯公司——中国电信以避免传送「色情讯息」为由,废除简讯功能的22项服务项目。在中国透过网路或是简讯传输不法讯息,有被判处终身监禁之虞。电信简讯功能遭过滤审核软体之监控,除色情暗语外,亦无法搜寻「法轮功」、「天安门」、「政治犯」、「劳改营」、「台湾」、「西藏」、「新疆」、「中俄边界」、「贪腐」、「极端民族主义」、「真理」、「理念」等近千句关键字。

内蒙古库伦大日如来兴源佛寺透过外国金援捐赠整修完成,寺方住持原本要主持相关典礼,却遭公安以「指使迷信」罪名逮捕。

前重庆明光仪器厂职工——杜红旗,为维护被解雇工人的权益,遭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名」判有期徒刑3年。

福建公安破获贩婴集团,寻回53名男婴。每名男婴以2,000元人民币成交,再以15,000元人民币卖出。该集圃也贩售不同年龄层的女孩,充当配偶、娼妓或女仆之需。

广东《东州工今》杂志总编辑萧维宾,因刊登前共产党党员呼吁中共学习西方进行三权分立政改文章而遭罢黜。

安徽蚌埠纺织厂万名退休工人走上街头,抗议退休俸减少及缺乏医疗给付。

《中国日报》预估中国公私营企业计积欠民工工资达36,000亿人民币。中国副总理曾培炎要求大陆各级政府,至迟需於2005年底前清偿完毕。

记者黄金钦在网路传送捍卫人权文章,却遭江苏常州法院以「颠覆罪名」判处12年有期徒刑。

北京大学网路论坛「一塌糊涂」,因探讨贪腐、人权及台湾等敏感议题遭禁止。

中共颁发消灭贫穷奖,表扬9个民间组织,并宣称10年内将完成消灭贫穷之任务。

最后,终於有件好消息！中共最高法院检察长以违反人权为由羁押1,780位公务员及法官,罪名如窃据财产、非法持有、施虐犯人、刑求致死、选举舞弊等。这些系因应2004年中国宪法引进保护人权修正案后,所促成的正面结果。中国的人权终於崭露一丝曙光······。

共产党末日

中国政权是否依旧厉行共产主义?而共产党本身是否是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苏联共产体制尚存时,我们就曾讨论过这一议题:理想化的共产主义与现实中的共产主义是不同的,后者只是前者的邪恶版。唯有透过此项区别,始能保存住共产主义的理想性。但对那些曾深受苏联共产体制统治苦楚的人们而言,对上述说法则无法认同:因为存在这世上的就只有这种邪恶的共产主义。苏联倒台前曾坚信实施共产主义之必要性,而中国则因其领导者自称为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的信徒,所以至今仍是采行共产主义。

经济起飞发展并不会减少中国的共产主义气息,因为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独裁统治者或是整个共产党,自始以来就否定个人自由意识的存在,而经济发展只是为了让马克思主义续存而已。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换块招牌,抛开意识形态的牵绊,或是放弃专制权力垄断政治。马克思一列宁主义思想是中共产党工干部的入门必修课程,除了浸淫在教条主义的学习外,尚须定期至共产党党校实习。究竟在这些共产党党校能学习到哪些东西?学习管理现代化中国的方法吗?这当然是他们的官方任务,但现在从其外在命名,我们亦可嗔出端倪。2005年3月,中国上海浦东干部学院正式成立,并开设「领导干部经济管理研究班」,俾训练各地党工干部学习「国际型创新领导风范」之道及「经济与社会发展谐和」之方。这些干部

学院或共产党党校所教授的课程宗旨是否真能达成?可惜的是,我们在这些学校里只见识到马克思一列宁主义教条的背诵能力而已。而中共运作方式较像是个邪教,根本不像是个学习「国际型创新领导风范」的地方啊！

如何学习枯燥无味的官方说法?

这世上早已少有会在公开场合悬挂马克思及恩格斯两位思想大师的肖像了,而他们却曾长期悬挂在天安门广场上,后来因妨碍交通才被撤走。因此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只能看到毛泽东的肖像。但就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玻璃门外,有两座巨大花岗岩材质的大胡子雕像矗立在前方。我问该校教务主任陈熙春:「党校开授哪些课程,让党工干部得以学习到『经济与社会发展谐和』之方?」这个用语只是我不想让对方将我视为中国的雠寇,所临机想到的。在此次的访谈中,我瞭解陈君表达的逻辑,也尽量使用其词汇,俾达宾主尽欢的目的。

陈主任头发灰白而整齐,戴副金属框的小眼镜,外表不像教员,倒较像个官员。他能言善道,对我「想瞭解共产党教育之道」满怀感激。他并问我「是否也喜欢中国共产党?」虽然我给予的答案模糊有点令他失望,但他仍对我以下的「直率提问」有问必答。

他说:「为充分瞭解马克思主义学问之精深」及重新唤起对该意识形态的学习意愿,以免遭过多的日常俗务熏染而退步,因此共产党干部每2至3年必需重回党校重点学习。原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竟是管理现代化中国的必经之途啊！对此,我十分瞭解。我问:「中国的真实现况除与十九世纪马克思及恩格斯所描述的景况迥然不同外,也跟他们昔日论述不再相吻合了。难道您对此从未产生怀疑吗?」这个重要问题一提出,让他感受到我是位严谨的参访者。於是他便请其他3位教授一起作陪,茶水服侍,不急不徐,将我这位浪费他整个下午的不速之客奉为上宾。在这个促进中法友谊交流这个大帽子下,他们实在无法摆脱我的诘问。

陈解释道:「党校教育宗旨系为让共产党干部们针对社会新兴要求,找到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之方。」何谓社会要求?陈回答:「您根本无法想像中国人民现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是如何严厉?他们要共产党代表人民发声,并回应人民所求。」

这些在民主国家中根本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陈似乎发现到,在独裁统治下,权威至上的原则已不敷使用了。

「针对人民这两大要求,共产党有三大回应。」这是共产主义的特色,也是中国传统的惯例:遇严肃议题,均会引经据典说明。熟记条列说明往往比内容更为重要。针对人民代表性这一个要求,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曾以「三个代表」思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回覆过了。每个中国人民均熟知代表有3个,如同文革期间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以及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但无论是3个或4个,能熟背内容所指为何的中国人,实在少之又少。「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是句民间口号,我们或许忘了其前身即为1987年的中共口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及忠党爱国为基本点。」尽管如此,陈续道:「三个代表」已「彻底」解决了共产党与人民间的矛盾,因此这个思想非常地重要。或许这也是为何在中国所有媒体、重要谈话以及「具有非常重要思想」特质者,自然会引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神奇用语一直被重复使用,是为了思想教育共产党党工）形成之前,中共曾是工农军无产阶级的领导先锋队。那时中共只是个革命性政党,尚不足以代表全中国社会。他未提及「社会其他优秀分子先锋队」,因我已猜知答案,就不针对此节提问:此处优秀分子系指昔日共产党设有禁止入党禁令的私营企业主。共产党看好这些「资本主义者」来发展祖国的经济,但该如何将之纳编,实是伤透脑筋。还好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使共产党从革命先锋代表,成为「各种最先进生产力（此即指私营企业主）、最先进文化（这我可就满头雾水不知所指了,或许是考量中国文化日益平庸,因此所指应是教员们吧！）以及全中国最大多数人基本利益的代表。」由於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故（又是这个重覆性神秘词语）,共产党得以代表「工农军先锋队」、「社会其他优秀分子们」,以及「整个国家利益」。一件我只消用四句话便可表达完毕的事情,陈先生却讲了一小时！

在党校里,共产党干部们伴随冷气轰虫作响声,长时间聆听课程。陈继续说:「由於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故,企业主阶级亦可加入建设祖国行列。」简而言之,私营企业主陆续入党,而共产党内的农工阶级却已日益凋零。由於这些私营企业主们是现状的受益者,当然不会请求诉愿,也不会要求民主,这可就让共产党高枕无忧了。那么妇女代表性议题?自始以来,只能是个充数样版罢了！除各方纷杂人马加入共产党外,没人敢承认「昔日革命性的政党已转变成技术官僚机器,红五类阶级已陆续被其他优秀分子所取而代之了。」此一事实。陈结语道:既然已代表了全中国社会,「共产党就是要以永远执政为职志。」既然共产党已代表了全中国人民,其他政党就无存在之必要,多党政治也无法代表任何人。陈向我强调,「我对此是瞭解透澈的！」

共产党已依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倾听民意并满足所求」,西方所谓的「民主议题」,对共产党而言只是个「良善政府议题」而已,而且中共也已找到解决妙方。环绕在陈一旁的3位教授突然兴致勃勃说:「哦！我们可举请愿办公室为例吧,这可是一个良善政府如何因应复杂社会的最佳写照啊！」

在中共每一个组织部门里,均设有所谓的请愿办公室,任何不满现状的中国人民均可前往诉愿并录音存证。这简直是棒透了,不是吗?这个用资讯科技将人民诉愿——录音存证的中国,实在令我们感到惊讶！一个在地方小镇不满意的小小请愿者,可向其上级单位请愿,从市镇越级到县,甚至从县越级到市······某位研修请愿议题的王姓教授则建议其共产党干部学生们到请愿办公室实习,体验现实人生。而本身即在上海市请愿办公室里实习半年的王老师续道:「从合法成案率达9成的各种请愿案件中,可瞭解人民『喜爱上海市府及中国共产党！』」为何有如是推断?「假如公民们对现有体制不信任,就不会利用此管道请愿发声。」对此说明,令我无言以对。

究竟有多少中国公民有勇气现身请愿?又有多少请愿案件确实被录音存证了（相信相关资料应非常完备）?而又有多少请愿案件获得满意的回答?王教授认为我这一提问提的好,值得「长期观察,研究研究」。事实上,根据北京社会科学院甫发表的相关研究显示,仅0.3%的合法成案请愿案件获得满意的答覆。由於王教授对此并不知情,且此与他自身实际经验并不相符,因此质疑该研究之科学正确性。而共产党干部学生们是否遵循王教授建议,择选至请愿办公室中实习体验真实人生?王教授则遗憾的回答:「他们实在『太过忙碌』了。」

我们的访谈似乎迷失在过於具体的枝微末节之中。陈重拾发言主导权:「重点是共产党已针对『中国民众日益不满情绪』此一明确的社会议题,找到正确意识形态性的解决之方。」陈曾提及公民有「重要的要求」及「立即性的要求」,何谓立即性的要求?陈承认说:「哦,是的。中国已是个『公民社会』。」他特别以宣布口吻道:「共产党透过实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请愿办公室机制,适应社会所需,其力量可如盘石般巩固。」王教授补充道:「深谙社会演进之道的共产党将执政久远。」

替我逐字翻译的随行传译曾私下向我问到,他们言语索然无味,为何却要有闻必录?直到这个访谈结束后很久,我才对她解释:他们对共产党真正的思想毫无触及,只是不停重复背诵那些朗朗上口的教条词句而已,内容根本乏善可陈。她问道:「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吗?」只要是集权政体者,都会用这句话扪心自问。或许人民是出於野心而非信念来决定加入共产党,而外在世界的派系化让他们丧失心智,随着意识形态词汇的大张旗鼓,淹没了自我批判的心声。尽管本身并非笃信不疑,但已很难从中脱困了。

陈拟以「您是否还有问题要问呢?」摆脱我的纠缠。我还有一个人权议题想请教。陈试着消磨时间道,六月的上海天气燠热,让我们清凉一下吧。他请人送上湿纸巾,让我们的脸和脖子好好的凉快一下！

深谙欧洲人习性的陈,对我这个提问并不惊讶,而且早有预备。他向我介绍:「这就是杨老师！」杨老师自我介绍他的经历,他现任共产党党校教授、律师、人权议题及爱滋病专家。爱滋病?杨老师目前是中国出席国际会议探讨爱滋病的代表。中国在打击爱滋病方面成效不彰,但杨老师总是仗代表团人多优势,瘫痪所有对中国可能的批判。

认定西方对中国人权毫无所悉的杨老师一开头就说,尊重人权可是中共宪法所明文规定的。的确是,中共为取悦西方世界,终於2004年将保护人权条款纳入宪法之中。杨老师答道:「但这个对欧美人道主义的让步举措,对共产党确是毫发无伤的。」

我问道:「一个自认权益遭威胁的中国公民,究竟是要前往请愿办公室诉愿呢?还是援弓I宪法法条,告上法院?」杨老师虽认为我对中国毫无所悉,但仍乐意引领我一窥其中之奥。在中国,宪法系「法律母法」,而其条文「过於神圣,少有人会援引。」那么宪法有什么作用呢?杨老师解释道:「宪法可『照亮人民代表的康庄大道。』」人权概念是否有被一般性的法律所纳入,俾利中国公民援引使用?杨老师答道:「还没有。中国现还处於过渡时期,时候还未到呢。」我差点忘了,西方习惯於轻信中国的承诺,而且「过渡时期」这个词汇,在中国也是任何事情都解释得通的万灵丹啊！

在贵宾室里,共有陈、王、杨、邓4人,但邓先生至今未发一语。比起其他3位头发泛白,邓年约40,年纪最轻。共产党党校由书记负责监督校务运作,因此他的不发一语正显示,他才是学校真正的老板。这种设计在中国所有的组织机关中,乃司空见惯。陈请邓发表结语。邓则虚情尊老,并假意婉拒。老板的矫情举止,在中国也是屡见不鲜。他就是共产党书记,英语流畅,而其他3人仅谙中文。他说:「或许西方难以承认,但共产党所预订的目标,进度均超前。我们不需要西方式民主,因为现在的中国比您们的民主更先进。共产党倾听人民心声,回应所忧。采行西方式民主,对中国简直是倒退！」该说都说了,於是访谈结束。由於中法友谊刚倒退一级,我们几乎不相道别地离去······。

如何在共产党升官晋爵?

在西方,我们经常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长的很像,但中国人对西方人也抱持同样的想法。不可讳言的,中共干部们还真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一样！我在共产党党校里,看不见女性干部学生。或许有一、二位吧,但她们举止过於低调,简直像是送茶水的女服务员。男士们可是个个穿上代表现代化精神的西装,甚至盛夏时分,也穿着晦暗色系列的西装,配上白衬衫与领带。非共产党干部很少如此穿着,就连西方也很少人会有如此的品味。至少目前,西装一衬衫一领带如是穿着,应可算是中共干部们的制服吧。

从共产党干部们大摇大摆的举止,有点特色独具,又有点不甚起眼,狂傲中又带点矫情的谦虚与过多的礼节（这在中国可算是特例）,传达的讯息是:他们可是有权之士！这种应对的举止是无法透过学习而来的,而是不断的模仿刻意外露的。同质化样版的学习,共组团结阵线,这即是共产党党校的主要目的。

流行交换名片。在中国各地,与有力人士交往时,就要交换名片。而我们的名片存货可要带够,免得用罄被视为鲁莽之徒。在共产党党校里,交换名片尤其频繁,因为这是个累积人脉网络（中共既像神秘宗教组织,又像帮会人脉网络）及强化社会交谊本钱（关系）的方式之一。由於「关系」之故,共产党干部们在高层圈里长袖善舞,藉由「关系」,晋升封爵大有人在。「关系」良好的共产党干部,受到下属、同侪、市民的尊敬;假如后台「关系」不够强硬的话,可能无法号令别人,甚至遭到讥笑。要在机关组织里顺利解决问题,共产党干部们就要展现其后台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具有神奇功效的。在共产党党校里,可同时重拾意识形态之记忆（如同用共产党的词汇——「维持先锋队的地位」）并累积人脉「关系」。在一个视法律如蔽屣的国度里,「关系」的威望能量将宰制所有行政及法律的决定。这是明文所允许的。但为了升官晋爵,共产党干部圈里,还有3个可暗做而不可明说的要诀。由於中共像极神秘宗教或帮会组织,一入党便难脱身,为此我可要感谢一位少见的共产党叛节者所提供的内幕消息。他说:当我们入党时,需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原来中共还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曹思源位居共产党高位,是中国破产法的执笔起草人,被喻为「中国破产法之父」。他对1988年藉此法完成了国有部门的重整,至今仍与有荣焉。曹说:「要在共产党内出人头地,必须要谨守三大铁律。」第一个铁律是:要「喜欢你的上司」,你喜欢他,他才会喜欢你。只能对他唯唯诺诺称是,与他英雄所见雷同,而不要对他批评或是唱反调,对他讲话时轻声细语、态度谦卑。第二个铁律是:无论是对上司、其眷属或是朋友,逢年过节均要私下送点小礼。一般而言,他建议将「上述两大铁律均适用於与上司关系颇近的亲友们。」第三个铁律是「避免上司头痛伤脑筋。」上司不喜欢麻烦事,不喜欢听无意义的空话,不喜欢他的直属上司们谈论到他。为了要让上司安心无虞,下属们可就得小心翼翼地处理,而不让任何抗议、请愿、或其他形式的活动讯息上达他的天听。无论人民异议的声音多么无伤大雅,指挥公安的市委会下属们依然会处理到完全的寂静无声为止。在共产党里,只要出发点是要让上司高枕无忧,就算要动用公安力量维持社会秩序,也绝不会手软。只要奉行上述三大铁律,要封官晋爵攀登顶峰,绝对是指日可待！

我验证过,曹以上对我讲的确是事实。党校有人向我解释:请愿办公室所录音成案的件数,与党工干部的官运前途息息相关:成案件数少者,考评优良。共产党党校教员以此作为评断组织机构运行良好的依据。而照曹的说法,这是党工干部恐吓市民断绝请愿之念的最佳动机。上述哪一种说法较符合实情?当然是曹语新解的看法啰。

共产党如何自我美国化?

由於我们刚刚从访谈者所描述的中共言论与运作模式中,实在无法对共产党未来的远景有清晰的认识,於是我也就顺势批判共产党新世代领袖养成教育,徒具西式的现代化外观,内在则乏善可陈。而陪同我参访党校的人士居然认同我的看法,让我大吃一惊:「的确是的,共产党干部的培训确实无法配合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时俱进。」於是他便建议我参访另一个既可展现象征共产党璀灿远景,又具教育性与「前卫性」的机构。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是为了引领中共高阶干部迎向二十一世纪挑战而设立的。该校主任表示:期待藉该校的设立,能让中共脱胎换骨成「能因应国际潮流」的法式行政技术官僚体系（Enarchie）。一听到对法式管理风格的褒扬,令我不好意思反驳。因为法国也正想摆脱行政技术官僚体系的束缚啊！这间干部学院坐落於上海新兴开发区的浦东,位於黄埔江右岸,那里有办公大楼、住宅大楼、高速公路交错林立,带有点美式曼哈顿都会区的风格。或许为崇尚法式行政技术官僚体系之故,共 产党干部学院由法国知名建筑师贝舒（Antoine Béchu）设计,除了可展现中共的国际观外,又可向世人夸耀连知名西方人士也仰其鼻息的讯息。有人向我说明道,会议中心上方一整排鲜红色的异性钢架构,即象征中国古代文人的书桌;垂直挺立的方形高塔,则是象征中国文人不可或缺的笔筒。要建造这个结合美式称谓与法式建筑,所建构而成的现代古典融合体,所费当然不赀,令我不敢询问建造这个周围为中式、英式、法式花园所环绕的建筑物,究竟花了中国人民多少血汗钱?或许这个建筑体现了共产党所自许为是的外在形象吧。但在外在炫丽现代的外表下,实找不到任何实质的内容。中国这种盲目现代建筑追求风,俯拾即是。在北京由法国知名建筑师安德烈（Paul Andreu）所设计的「巨蛋」国家大剧院,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徒有外在硬体设施,但无人真正关心未来到底要上演哪些有意义的剧码。

在这个称谓具美式风格的干部学院里,除了公关人员,我所遇见的人均不谙英语或是其他外语。至於学生,由於干部学院系针对培养那些政治前途看好的中级以上共产党干部,但他们的德高望重已对学习兴趣缺缺了。干部学院针对那些公务繁忙的高干,所举办的这些为期最多数周的培训课程,到底有何预期目的?或许中共是为了弥补一般共产党党校不够国际化的缺失,於是另立干部学院让这些现在或未来的高阶共产党干部,有机会学习西方的现代化精神:大概包括在学院里学习西方人的举止,去除乡巴佬随地吐痰及翘二郎腿乘凉的坏习惯吧。为了确实领略其中精义,落后省份的干部需与上海的大公司老板及高级共产党干部实地交流互动。透过中国与现代之激荡,寻找最佳的模仿之方。实习期间,共产党干部学员需到处参访企业及行政部门,领略「先锋管理」之道。「先锋」这个字眼政治意涵十分正确,但对学员而言,「美式管理」似更为精准。由於中共对美国管理模式明贬暗褒,每个人蜂拥学习美国化的外在举止外,亦对美式管理风格趋之若骛。

难道中国内地落后省份的市长,对干部学院的奢华与上海企业及公部门的繁华不会感到屈辱?干部学院的主任似乎遗忘马克思奴役理论而答道:「事实正好相反。」对内地落后省份干部的震撼教育,是为了要激起他们奋斗学习上海及浦东精神的意志。干部学院就如同毛泽东时代,所惯用的毛式共产教育风格之样版村庄与工厂。昔日是推崇大庆油田艰苦创业的「铁人」精神,而今日则鼓励抄袭浦东之美式管理阶层风范,惟独毫无任何鼓励自我思考与自我检视的课程······。

我对这些共产党干部承平时期管理社会活动的能力实感忧心。有人要我放心,因为共产党什么都设想了。如位居上海门户的样版村庄——吴江市,共产党干部对农民请愿与现代冲击的管理之佳,更创造「和平共存」之美誉。这也是学院干部学生学习参访的必经之地。

学院主任顺道对我提出发表几场演讲的邀约。正当我思忖该谈论哪些主题时,他却告诉我谈论什么主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让那些内地省份的干部近距离观察一位知名法国演说家的风范即可。显而易见地,西方演说者在中国的作用是观赏用的花瓶,而不是交流倾听的媒介。於是我回答道,与其尽心演说内容的准备,届时我会更用心择选适当的衣着。我也藉此下个结论（或许下得有点快）:中共所梦想建构的未来与昔日相同,就是依然故我而没有未来！

重寻昔日统治合法性的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追求昔日统治合法性的过程。在中共官方版的源头论述中,共产党可是筹组爱国运动,对抵挡日本入侵及打击国民党贪腐,不遗余力。但事实上,毛泽东的军队可是竭尽心力避免与日军正面交锋,以免造成共军过多伤亡损失。1949年,中共夺得政权,重建社会秩序并允诺实施民主。那时就连深受苏联殖民切肤之痛的东欧国家之自由活动主义者们,也纷纷响应中共,深信中共会遵守举行自由选举之承诺。但毛泽东独断独行称:中国无须以苏联为师,以独裁政体进行现代化,并以荒诞不经的「大跃进」及「大炼钢场」理论,将中国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成功解放全国人民」及「创建现代化国家」后,毛泽东便思忖发动文化大革命巩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我们对文革是如何摧残知识分子与中华传统文化,至今仍记忆犹新。直到毛死后,文革始停。邓小平继任,藉鼓励个人致富,开启巩固中共统治合法性的第四阶段。

经济发展是否能确保中共,找到其日思夜想永恒统治中国的合法性?那些轻忽中国人民自由与正义渴望的西方人,似乎相信中共将可藉此永存。宗教请愿之声此起彼落、深受劫掠之苦的农民及失业者示威频仍、知识分子的大字报到处可见,令中共体认到全中国尚有2/3未能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之利,认定经济发展仍待开发。於是中共便另激发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作为巩固共产党统治的第五个合法手段。而民族主义总是在国家处於战乱时刻,最为鼎盛。

如何激发中国人的爱国意识?中国人是很少有爱国意识的。由於久受农业传统的帝国统治,每日关心的是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家乡与土地。中国人民天性偏好永恒不变之定律,毫无犯他的侵略性。即使数世纪以来,中国经历多次外来移民的融入,就算是离乡背井的中国人,依旧保持其原有之习性,对个人或家庭幸福仍十分执着。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这个夹杂屈膝凌辱与复仇血恨情仇的爱国主义意识才逐渐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蔓延开来。这个仇外的爱国主义意识红线,与中国近代史及中共史紧密相连。中国虽为主权国家,但在十九世纪末时,却遭西方列强的割据占领,而几近瓦解。於1897年担任法国福州领事的克洛德（Paul Claudel）,在其外交信函中便将中国描述为「如同『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的一具待支解的尸体」。这字里行间亦透露了这位负有拓展法兰西帝国版图任务的克洛德领事之憾恨与狂喜心态。

中共官版历史及教科书中,只是一面倒地将中国近代所遭受的不幸,怪罪西方帝国主义,而毫无自省批判。在共产中国里,从没有人会问:为何中华帝国会这么容易成为西方的刀殂鱼肉?中国领导人执行现代化的昏庸无能及贪婪腐败,又该负什么责任?反其道而行的是,只要是仇外的爱国主义活动,无论是1900年的义和团或是1949年「解放」先贤,均被奉为救赎中国之典范。中共反美日,是为了洗刷昔日屈辱怨气。但反台湾,则是将台湾打成不采行共产主义的民族叛徒。因为在中共眼中,唯有共产主义始能代表国家与民族。

现在问题是,如何让中国人民认同这段拼凑的历史。褒扬某一意识形态,需有历史圣地相搭衬。对这项新型民族主义,起始地是在延安。我们可别忘了2,200年以前,中国第一个一统帝国的首都便是在延安,而延安还是由那位在人类历史享有专制血腥独夫名声的秦始皇所指定！

爱国民族主义的虚拟

自从毛泽东神话破灭后,秦始皇传奇似乎日久弥新。八〇年代,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来自全中国的朝圣者及学童们有时需排上数个钟头,甚至数日,只为在短短的几秒钟,绕行这装载昔日伟大舵手的玻璃灵柩。在守卫的催促下,行列队伍彼此簇拥,根本没时间观察死后的毛主席与在世的毛主席实相距甚远。有人说,因为苏联防腐技术不够先进,致毛主席死后尊容青白变样,尽管此与他生前的身体状况无涉,但败笔确实是在额头上。这座北京陵寝现已成穿堂风处处的冷清宫殿了！

现在同批朝圣者与后代子孙已纷纷赶赴西安。这个位於中国中央西安的第一位帝王的巨型陵寝,正是考古学家与建筑师们所修整与重建成的。现在这里可成了众多中外旅客必经之地。

中国每个公共纪念性建物均有政治意涵。秦始皇陵寝一望无际及夸耀铺张的陈设,均为了要强调他自身所代表的历史合法性。文革之父与之相比,根本小巫见大巫。而秦始皇的猴灭人性比之毛泽东,也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始皇或许是出身蒙古或西藏蛮夷之后,好战尚武,於西元前3世纪,便完成中华帝国一统大业,宰制全中国人民。他牺牲百万奴工,只为建造北部长城;焚书坑儒,只为营造始皇元年之虚荣;强迫中国各种各族,认同炎黄子孙,编制大汉民族之神话。死后,除数以千、万计的士兵与奴婢被迫一同殉葬,伴主同赴阴曹地府外,另建造兵马俑随行护卫。

九〇年代,中共比照苏联及北韩用巨型物装饰共产主义纪念碑的作法,在秦始皇陵寝外盖一系列花岗岩大理石材质的廊柱。为增添中国始皇帝全国性的崇仰魅力,几乎成为北京政府御用导演的张艺谋,更拍摄一部史诗般的电影《英雄》,惟宣传意味过浓:影片所呈现的秦始皇为完成一统中国大业,而为其宿敌们所景仰,不过身处其中的中国人民似乎仍懵懂未知。当游客们造访西安,体验中国文明的伟大时,更显自身如蝼蚁般渺小。尽管西安充斥着中国法西斯主义,但并不妨碍游客竞相拍照留念的兴致。我一时迷失在历史思考的洪流里,并对那座白色巨型的秦始皇雕像感到难以忍受。突然间,人群里有一位谙英语的导游低声向我说:「秦始皇根本就是史达林！」话毕,一溜烟,人就淹没在观光人潮之中······。

秦始皇虽为中国永久统治之象征,其实也代表着群雄并起的不稳定朝代。他虽矢志创立流传「万代」的帝朝,但死后2年,他的后继者已被推翻。此后,中国帝王朝代总共轮替了26次,而且还是经常遭非汉族的蛮夷所统治,或许中共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与这位帝国创建者保持距离吧！

寻找替罪羔羊:日本

2005年春天,日近天安门起义事件15周年之际,如同每年的例行活动般,外国记者可看见公安进进出出,好不忙碌:任何团体,或是一小撮人聚集,均会被驱离,禁止靠近天安门广场。年复一年,中共依然对任何悼念活动戒慎以对,深怕重燃民主运动之火苗。但16年来,天安门广场上的少数集会活动只能集结到法轮功信徒,如今只有香港仍有一些人持续悼念六四镇压的受难者。

倒是北京、上海与深圳的学生队伍,高举反日旗帜,游行街头的景象,令人十分吃惊。他们攻击日本领事馆、捣毁日本品牌的产品（尽管这些产品在中国制造,为中国人所拥有）。他们是否真如媒体所称均是学生?对我而言,他们十分年轻稚嫩,而周边鼓动促拥的干部们又嫌过於老成。这些真是自发性的抗争示威活动吗?官方说法路人皆知。中国的仇日组织当然可以透过网际网路与行动电话,号召有志之士一同共襄盛举。但中共以管控严密着称,连电邮也不放过,怎么可能会让这些活动者自由筹组而事先毫不知情?在镇暴公安温和关怀的眼神监视下,反日示威活动顺利进行,而无任何出人意表的事件发生。没有任何示威者遭逮捕,「学生们」示威完毕后,便井然有序地搭载等候多时的公车离去。事发后3个礼拜,中共终於现身呼吁终结抗日乱象,要求校园老师停止学生放荡不羁的抗议行动。而抗日示威活动如同之前发动时一样,突然也「自发地」嘎然停止。

在中国各地,通常人民并无示威习惯,或者遥远省份所发生的示威活动根本也无人关心,因此中国示威活动倘能聚众到2,000人,其震撼力就十足了。派驻北京的外交官与记者,都对此次示威感到十分好奇:民众的自发参与和共产党的暗中介入,究竟有何关联?共产党是示威活动的幕后黑手,或是安抚中国民间仇外情绪的调节舵手?还是我们参与了一场脱离共产党摆布的公民社会活动?

上述中国观察家所关切之议题的结论,实令人吃惊:以中共监控之严密,任何仇日示威抗议活动绝不可能不在其掌握之中。仇日示威活动剧本是由共产党所拟定的,仇日讯息是要传达给全世界的其他国家,而非中国内部的人民。这个讯息十分单纯:中国人民已十分愤怒,还好中共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控制情势。因此,西方在担忧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同时,也要思考支持一个能安抚人民仇外情绪的中国政府。所以只要中共在中国永久执政,无论是对中国、西方与日本人,这简直是两全其美。假如中共倒台,法西斯主义与兵乱战争可能席卷亚洲！那时西方媒体,特别是法国,可会自尝苦果。因为西方专栏作家可是坚信,中共能在亚洲发挥维持秩序并压制人民怨怒之力量。

对反日示威期间待在中国的西方人而言,一定能感受到中共宣传部门操弄手法之高超:只要上网漫游,就会看到反日标语与南京大屠杀的可怕画面。中日第二次战争系发生於1937年的南京（第一次发生於1894年）,依据中方的说法,日本军阀冷血屠杀近30万无辜的中国百姓。在中国各大城市里,都举办纪念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展。日军挥刀残杀中国幼童的可怕图像在中国的教科书随处可见。北京国立历史博物馆的海报则强调,日本军阀屠杀30万中国百姓,而非日方所称的24万人。正当仇日示威活动趋缓平息之际,北京政府又掀争议,将12月14日订为「南京大屠杀的序日」,供全国民众悼念。而日本并不否认大屠杀存在的真实性,只不过日本史学家对受害者人数及当时发生的情境尚有异见——其实无论如何,这些罪行都无法轻描淡写。而正当反日示威活动到达高潮,电视新闻上居然看不到任何一则南京大屠杀或是中共解放军战胜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相关报导。我们需正视此一事实:毛泽东没有向日本宣战,反而是在中日战争期间,藉保留实力,完成夺权统治中国之目的。

除了操弄中国人民之外,中共到底还想达成哪些诉求?鸡年抗日示威活动肇因於日本历史教科书想淡化南京大屠杀的残酷性。而这本教科书根本从未问世出版过！但如今有没有出版已经不重要了,日本历任领导人及天皇经常为昔日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被迫向中国人民致歉。惟中共领导人认定日方致歉诚意不够,所以中方媒体根本从不报导。中国民间则以讹传讹谣传「日本从未承认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而且日本教科书也根本否定大屠杀存在的事实。」凡此,对无法上网搜寻的中国人而言,根本是三人成虎。中共指控日本「拒绝面对自己的历史」。这个指控居然出自中共口中,令人有不知今夕是何夕之感。无论是中共或是中国人,不也从来都不曾面对自己的历史吗?就在2005年8月纪念「中共战胜日本法西斯主义」60周年之际,一署名余杰的作者,在香港媒体指称:「毛泽东双手所沾满的血腥,可比日本军阀还多！」

日本人的确没像德国人一样那么反躬自省,但日本也拒绝被类比成灭绝人性的德国纳粹。事实上,无论是日本的帝国主义或是南京大屠杀罪行,都无法与德国纳粹主义及灭绝犹太人的至恶相比拟。而且,日本也经常透露巨额经援中国,系为弥补过去对中国所造成的损害。但中共则驳斥:这是不够的！永远都不够的！因为除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梁子外,在近代历史上,日本的罪在於使中国被塑造成卑躬屈膝的形象。日本这个弹丸之地,自伟大的中国引进了文字、佛教、建筑、宫廷文化后,融合东西方之长,蜕变成具有特色的现代化国家。且日本未经革命与内战蹂躏,没有一党专政,国家发展运行良好,也无须藉凭空想像外在敌人,来圃结人民巩固人心。凡此种种,对於中国伟大的领导人而言,这是难以接受的。中共领导人对此焉能不生气呢?假如中国人民知道历史真相,应不会这么憎恨日本:如同鸡年的仇日示威活动期间,仍不乏有许多教授挺身指控共产党操弄历史,阻止学生们走上街头。北京一位学生告诉我说:「我憎恨日本,但我不知道为何如此?」然而,在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千方百计想进入日商公司就业,也有为数约50万名具职业技能的中国人旅居在日本。

或许一个民智较开发的中国,较不会动辄仇外吧。而这并不符合中共的统治利益。共产党掌控憎恨日本这条紧箍咒,可动员仇日的爱国意识情绪,成为永久宰制中国的第5个合法性基础。为什么挑日本,而非美国呢?攻讦日本,风险成本较低:顶多日籍观光客不来,日商投资停滞,而且自有其他人会陆续取而代之。假如挑美国的话?美国或许是个危险的敌人,但其支持与否也牵涉到中共能否「和平崛起」的关键！这当然是指太平洋地区······。

中共虚晃的替代方案:新儒学主义

「当共产党瓦解后,民主并不会取而代之。相信我有阻止此事发生的能力！」发出此语的潘维,年纪虽不到40岁,却是北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的教师,但我并不认为他的能力有大到可以影响历史潮流。不可讳言,毛泽东发迹前也仅是个图书管理员而已。在清华美式风格的校园中,大部分的学子穿着酷似年轻的美国佬。他们绝大部分想赴美国留学,海外就业。每年约有60万名中国学子负笈留美,但只有半数不到的比例选择返国就业。同样这批学生也兴致高昂参加返美示威活动:因为教科书将美国描写成十九世纪英法殖民帝国野心横行的背后藏镜人。中共似乎已针对未来的中美对抗局势先预作准备了。

潘维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留学近10年后,毅然决定返乡报效祖国,可说是中国新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但他本身却深陷於众多外在矛盾的诱惑之中…「在美国学习可能在中国学以致用的学问」后,潘维衣锦还乡,并发表〈民主迷思〉,批判中共与民主。潘维说:「民主根本就是脱序乱象。」在中共文宣部大力宣导下,这种信念可说在中国俯拾可寻,比比皆是,可算是宣导得利,功劳一件！他语气坚定地说:「民主造成了俄罗斯、印度、菲律宾、印尼及台湾的脱序乱象。」那日本呢?他答称:「日本虽井然有序,但非是民主国家。」无论俄罗斯或是日本,这些国家在他的口中像是张游戏用的扑克牌,无任何实际确实之含意。在中国,我们经常听到:俄罗斯之所以陷入万劫不复境地,肇因於太快施行民主制度,且不应在经改未成前,先执行政改:这些似是而非的论点,只是用来堵住世人的嘴,强化中共固有信念而已。

我这个对话者坦承,不喜与人讨论:尽管这是所谓新儒学思想信徒的风格,但我还是不想入乡随俗。孔子厌恶歧异与讥讽,而潘维脸上则冰冷毫无笑容。

潘维说:「共产党是该离开权力的时候了！原因有二:首先是贪腐,这是中国传统乱象的极致表征。其次是经济模式不当,造成中国经济成长遭西方所牵制。」潘维指着电脑说,这是由中国劳工所拼装的,但却要靠美国的软体才能运作。他说:「假如我们仿制这套软体,美国会研发功能更强的软体来抵制盗版软体。」为让中国达到西方创作力之水平,「中国人民需要自由及批判精神！」对此,我们心有戚戚焉。但他颂扬自由后却摒弃民主,可令人百思不解······「在研读西方政府组织之后」,潘维结论是:「西方的优越性并非植基於民主之上,而是法治奏效。中国人将法治与选贤与能的模式搞混了！中国是应实施法治的,但透过选举选择领导人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既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使用更具效率的科举制度,足让优秀人才能学而优则仕啊。」

民主或许无法择选出最佳的人才,但至少可以调合偏见思想及以和平方式排挤政敌?潘维虽认同我的论点,但并不认为此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人民同质化高,不像西方阶级区分严明。」多数与少数的概念无法在中国适用。藉由选举制度在社会团体中权衡折冲,或许在西方有用,但在中国则显多余且不必要。

潘维说:「看看我们周边这群优秀的孩子们,来自中国各地各个阶层。他们牺牲青春,通过大学联考,只为来此就读。」他们就是未来的领导者,根本无需经选举程序。但是他们所历经的考试,只是验证平日学问之累积,并无个人省思或是批判精神！而课堂上也是如此:老师无法容忍学生异见,学生也就无参与意愿。中国大学殿堂所制造的是高效能机械,而非培育有创见之个体。

潘维仍不为我的批判所撼动。因为他将社会视为领航机械,而非七情六欲的身躯。他的菁英论述计画显然与科举制度紧密相关,如同法国汉学家巴拉斯（Etienne Balazs）所描述的统治中华帝国之「天朝上国官僚体系」。这个体系以儒学思想为本,掌握极大权力◊巴拉斯描述道:「没有了这个官僚体系文化加持,中国文明或许会黯然失色。但中国人民倘能个别生活时,是否会发展的更好?」我们可无穷无尽地探讨「天朝上国官僚体系」优劣得失,但这毕竟仅限於封闭的世界里,一遇到外力冲击,如1840年,即树倒猢孙散！

清朝瓦解后百年的今日,还有人自称是新儒学主义的信徒?潘维所依仗的这个意识形态,只有中国的学术界、企业老板与共产党领导们可接受。可怜的孔夫子几度起落,曾为中华帝国立基,后被毛泽东贬为中国落后之源,再被邓小平所平反！如同马克思从不会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一样,帝国儒学思想与现在流行的新儒学思想,都尊崇孔子,但究竟哪一个孔子,才是真正属於中国本土思想?

早在清朝初期（时值西元十七世纪）,曾有第一波反清意识文人所组的新儒学运动,反对满清帝国的统治。而这些新儒学主义者,曾盼藉孔子学说,注解君主良善行为准则及尊重地方自治精神。套句现代术语来说,这个反清活动还颇具自由精神精髓,尤其清朝对统治中国的效率十分自信！因此,现代民主主义论者常举此为例。但对「新新儒学主义」潘维而言,新儒学主义仅保存孔子的道德观与阶级论。「新新儒学主义」其

实源自美国,此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通常是任职於美国大学的汉学家,如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巴利 （Theodore de Barry）。新儒学主义者自美国学习理论基础外,并由美国右派分子将之完备化:按潘维「专制主义化的孔子」论述,其实是翻版自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基督至上」之主张。他们均主张道德主义与政治神学。中国的新儒学主义即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它是中国除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第3种选择:在这旗帜掩护下,较无风险,可反对中共、批判贪腐（每一中国人都如是作）,以及将自由主义打压成外来物。它也可让中共这批新秀官员规避民主,因为实施民主势必会将治权,交给那些同受中国大学教授与统治阶层鄙视的无知野民。

事实上,潘维主张的由考试择选专家统治的论述,在法国也是如此······但这些专家们由谁来领导?在这个既非世代相传亦非民主自由体制下,如何找到称职的老师?潘维认为,孔门的弟子——孟子提供了3种方法值得现代中国参考:一、君主是由一群睿智贤达所指派。潘维应会担任引导这群贤达之责吧。他虽年仅40,但一付道貌岸然的智者模样,展现出沈稳老成的一面。二、由在位者指定继位者。对此我则异议道:「自行遴选不已是共产党的常规吗?」潘维回道:「由於创党者毛泽东奉行马克思主义,而非新儒家主义,因此成效不彰。」毛的错误即是「将外来思想引进中国」。第三、透过政变,以贤主取代昏君。显然不想因此入狱的潘维答道:「因为中共并非完全昏庸无能。」它有效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一统中国,并获得国际认同,因此第3种方法并非必要。而且从共产主义转换成新儒家主义的权力过渡时期,仍有待筹划。

完美的「权力过渡」模式,则是共产党领导自发性引退,由睿智贤达接棒替代。由他们所指定的明君,引导中国摆脱不必要的意识形态及公安军警箝制的牢笼。由於人民的认同,这位明君无需保卫政权:基於国家经济考量,实施私有财产制;公部门,则采行西方的规划经济制;而且不再害怕言论自由,无论新闻、宗教、结社等自由均将开放。

上述完美计画,应是以全中国人民均有同质想法为前提。不过,中国人民是否真与西方人民不同?潘维对此则深信不疑,因为中国社会系以建造道德共同体为己任。

假如在这个新儒家体制下,出现异议分子该如何处置?潘维答道:少数团体是难以根绝的,如果遇到明君,他们将永远是少数团体。一旦他们日益茁壮,就表示这位明君尚有不足之处。而新加坡的李光耀家族,即是新儒家主义的最佳捍卫者,其反对党在国会的势力仅剩一席。向北京举新加坡为范例,简直是污辱「伟大中国」。潘维对此则默不回应。

我们对话愈趋尖锐。幸好我们达成下列共识,让彼此均有下台阶而礼貌道别:一、中共让中国结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大最坏之物。二、中国未来3种可能的发展模式是:共产主义永续、自由民主、新儒家主义。惟潘维所定义的新儒家主义,等同於欧洲的法西斯主义:他们的信徒均认为国家秩序的维持超越个人民主的选择,并强调道德与贞洁之重要性。新儒家主义真的比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更中国化吗?潘认同此说,但其真正目的是为了瘫痪任何批判。我们来赌一睹,奉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中共终将会把新儒家主义纳入。因为它与民族主义同是中共的伪装面具,是另一项较不具威胁性的选项。

毛泽东主义的怀旧情怀

我们应将河清归类为民族主义者、新儒家主义者或是左派分子?中共将之视为左派分子,但他以保守派分子自居。他的哲学短评曾於法国及香港出版,目前在杭州教授艺术史课程。河清对中共政权的批判十分严厉,他认为中共领导者与外国企业透过魔鬼契约沆瀣一气,图利少数,牺牲多数,摧毁中华文化。尽管他的言词浮夸,但颇能反映文革后所出生之文人世代的心声。因此我们需听听他的想法。

他结合少许儒学、一些马克思思想、以及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与美国未来学家杭亭顿（Samuel Hungtington）两位当代大师解构权力之主张,来分析中国现状。自美国杭亭顿的论述,河清借用其「文化冲突论」来说明。相信各民族会往全球和平及民主共识迈进,可能太过一厢情愿。尤其世界现状充满文化歧异,对抗也就难以避免。特别是杭亭顿认为中美之间,实难免一战。中共将中国推向世界经济开放,无视中华文化的特殊性,硬在中国实施资本主义,根本就是犯了反抗固有价值观的滔天大罪！固有价值观到底是何指?河清认为,西化导致物质个人主义高张,损害他人,而中华文化并非立基於个人自私的效率上,而是重视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儒家特有的家庭、团体及民族的伦常互动关系。接受全球化的主张,会令全中国人精神分裂:每人被迫学习西式效率典范,而内心深处,则根本是完全的中国。为了吸引美元资金,中共干了出卖全民族灵魂的勾当！

河清也引用社会学家布迪厄的「阴谋论」指出,全球化并非自己出现,而是嗜利的资本主义有心人士强加於中国的。但中国人民不是有从中获得好处吗?河清回答:「这些好处只是城市居民独享,偏远地区的农民根本无利可图。」少数得利的特权分子,对中华精神文化所造成的伤害,根本难以估计！不过,难道中国没有因此而进步吗?对此,河清驳斥西方进步概念。他认为,中华文化是植基於和谐,而非进步之上。西方人於十九世纪将进步概念引入中国,让所有中国人感受落后之耻。此后,中国菁英不停地西化,期能迎头赶上西方,但这根本是场自杀式的赛跑！为治愈中华民族的精神分裂症,扬弃激进式及物质化的意识形态,会比起唾弃中共来的适切。而让河清对中国不幸命运深感悲痛的是,中共不仅是个物质主义及激进主义的政党,而且还是否定自身文化与精神传统的彻底共产主义者。

河清认为,虽无法改写中国历史,但至少可终止中国现行发展方向。透过文笔,河清积极鼓吹中国应实施锁国政策,重视固有价值观及内部市场。所言甚是,但该如何着手进行?

采行民主?河清认为,中国人不知民主为何物,他们的需求并非政治性,而是心灵层面。但所谓中华固有的价值观究竟何指?它们是亘古不变的吗?在河清眼中,中华文化即是儒家思想,而道教与佛教则属「迷信」。他倾全力重建其心中理想的政体,但他的典范居然是毛泽东,令人感到惊讶！或许是因为毛重视农民发展、主张经济自主且愤世嫉俗的国家自主论吧。但凡此种种,仅限於口惠而实不至。实际上,毛泽东甚至是牺牲农民,想让中国成为工业强国！毛虽失败,但其后继者却成功了。这位年仅40的学者,居然会把毛氏传奇与毛氏主义的真实历史混为一谈,让人难以理解。

混淆错置的事例还不只一端呢。无论是那些怀念美好过去年代的怀旧主义者,还是那些号称民智开发的知识分子们,也是如此。或许这才是河清所批判的精神分裂症吧。这个精神分裂症还不至於让中国人民在固有的集体价值观与追求个人主义化之间,过於撕裂。但它却让中国新世代的菁英分子拒绝面对自己的历史。中共反对诚实面对中国历史的行径,只会加深并恶化这个精神分裂症。我们同意河清所言,精神分裂症无论是对民族或个人,实在是一令人感到痛苦的疾病！

共产党的末日

中国所呈现的整体形象,并不协调:中共文宣影片所强调形塑的是成功、进步、稳定及和谐,但影像却是经济跃进、暴发户新贵及悲惨平民交叉呈现。当影像出现贫苦的农民、百受凌辱的移民、遭排挤的劳工,以及孤独老人与病人时,影片都以「我们正处过渡时期」一语带过。这不正是昔日导致中国帝王逊位时所呈现之民心涣散的景象?在中国最后一个朝代一清朝统治下,当宫廷故步自封,紧守儒家教条时,人民却在经历22个帝王统治世纪后,首次於1912年以行动表达支持共和体制的决心,向现代大步迈进。

假如悠久的中国历史可为殷鉴,中共应当坐立不安。22个世纪间,中国共有26个朝代均因暴乱而相继殡落。中共内斗史比起中国历朝史,可毫不逊色:自掌权起,中共领导不停转换路线所引起的内部斗争,远比社会动荡来的严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十年改革等所体现的中共内部政变型态,到底何时能终止?1979年以来所采行的路线有维持至今否?由於中共内部系采共同指定领导而毫无章法,派系倾轧一蹴即发,让我们不得不心存观望。倘若路线持续维持?但此并满足不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期望。中共内部现存反对自由经济的左派势力,以及反对道德美国化的民族主义势力二大派系。而这两大派系的权力斗争之激烈,根本毫无协商或妥协契机。中共与人民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因中共所特许的乡村选举及请愿办公室等二种让人民表达心声的方式,并无法回应人民实际需求。中共具有不喜且不愿倾听与妥协专制的特质,根本无法与时俱进。他只知以镇压、禁止与囚禁等手段因应。如同1930年毛泽东所言:「枪杆子出政权。」我看中共也只剩枪杆子可用了······。

中共与人民间的短程竞赛关键在於:重新分配经济成长的收益,是否会平缓人民请愿之心?然而缺乏民主制衡机制,贫富差距也可能日益加剧,富者愈富,贫者则一贫如洗,生活绝望。只消一地方性抗暴事件、银行倒闭或传染恶疾等星星之火,即可让百万中国人挺身要求中共下台！届时解放军将如何因应?中国人的苦难不会因一个天安门屠杀就画下休止符,反而会在每一个城市中陆续燎原,数以十计,甚或千计。中国流亡美国的民运分子魏京生认为,届时解放军将不会再以枪杆子指向人民了。1989年,解放军虽由中共指挥,但其屠杀人民的指令曾让下令的军官与执行的士兵意见纷歧。假如再发生一次抗暴事件,可能会让解放军离心离德。但如同毛泽东的至理名言:在专制体制下,不开枪者即死！正如当戈巴契夫对下令屠杀波罗的海四小国及东德示威者显得犹豫不决时,其实已敲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丧钟！西方昔日对苏联此一发展,竟然无力预知,亦缺乏深度研析,而今面对中国居然也持相同轻率的心态。为何法国会对中共如此友好?或许是因法国自身也有崇尚专制的意识形态作祟所致吧。

法国「恋中癖」的意识形态

中国档案依旧尘封,照片稀疏,影像无存:中共在二十世纪大肆屠杀同胞的恶行依旧浑沌未明,尚未引起普世良知注意。因此,法国对中国的迷恋依旧,称不上与时俱进。法国历来的政府,抛开天安门外交阴影,已将昔日对中国帝王的爱慕之情,转移至中共身上。中共也因带给中国和平与繁荣,普获国际信任。惟法国领导人似乎对中共藉警察治国,或利用人民害怕内战再起的弱点达致上述目的之手段,毫不关心。如同法国汉学家贝菲特在1995年所言:统治这么庞大的国家,只能采行铁腕政策。而大多数中国民运分子目前所期盼建立的中国邦联制,他也根本毫不在意。对於中国民主此一议题,自诩汉学家的前法国总统季斯卡（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於2005年对上述既实用且具文化面的建议,也持反对立场道:「中国幅员太广大,可能不适合采行选举制度。」及「多神论的中国人根本不知个人自由及民主为何物?」一听到法国前总统竟出此言,我们是否也要禁止加拿大人、巴西人在幅员太过广大的国度中投票呢?是否也要以印度多神论现象比中国更为显着,而禁止印度人实施民主制度呢?面对中国时,法国外交圈通常会以尊重文化差异性为基调,中国人与法国人不同,因此不会强力要求中共要尊重人权。这种爱慕中国,却又轻视中国人民的「文化相对论」现象,在法国汉学界可十分常见。自3个世纪以来,法国汉学界对这个所谓「恒久」中国可一直不停地表达敬意。

法国汉学家沙瓦纳（Edouard Chavannes）、卡内（Marcel Granet）、马斯培洛（Henri Maspero）、德艾米勒（Paul Demiéville）、巴拉斯（Etienne Balasz）等曾出版许多有关中国思想的巨着,但却被晚学后辈们抽离其中的历史意义,而变成考古学。在法国大学里,我们只对比利时汉学家西蒙·雷思自澳洲所移译的孔子《论语》在文义上争辩不休,但却忽略探讨孔子对中国的影响。2005年,在法国既称不上哲学家,也不算是汉学家的朱利安（François Julien）写道,假如不瞭解儒家,就无法瞭解现今的中国。的确,假如我们对基督教义毫无所悉,实在无法瞭解法国。但我们熟读卡多内神父所移译的《新约全书》后,便可瞭解当今的法国吗?而整个中国是否亦已被孔子《论语》所涵括在内呢?

法国汉学家通常由那些文学语言系的专家兼任,他们是否又过於神通广大?我们是否可单靠语言学习,就可瞭解美国或德国呢?

的确,除上述「学院汉学派」外,最近尚有另一种「务实汉学派」产生,其代表性人物为办文干（Jacques Pimpaneau,李天禄友人）、侯花明（Marie Holzman）、多蒙纳克（Jean—Luc Domenac）等。他们知道如何分辨「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外,亦瞭解「文学中国」与「社会中国」之差异。但这个新兴汉学派尚未能在法国政学界里找到知音,觅得如前一学派代表贝菲特般同具影响力的代言人。整体而论,法国外交政策基本上是依循「学院汉学派」思维而行。这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对法国左派或右派外交政策均影响甚巨的戴高乐主义传统,即较注重国与国之交往,而忽略人权价值的重要性。此外,法国除在所谓「尊重多元文化差异性」阿谀中共,同时并将捍卫民主及人权等普世价值的任务,尽弃给美国大老粗去负责。

幸好,钻研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生态学、神学等新兴世代对中国兴趣高昂,学习中文热潮也日益普遍,让研究中国逐渐不再是文学系的专利。惟专研中国社会现实风潮则在中共蓄意阻扰下而进度迟缓。基於爱慕儒学的汉学家,有利中共维持专权体制,将永受北京欢迎。而那些对中国现实社会过於好奇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或他们的学生们,在中共刻意封杀下,将无法在中国工作,只能转赴台湾或香港另谋生机。同时,中共监控记者言论十分严密,只要胆敢批判北京,或揭发丑陋实情,即被驱逐出境。此外,中共审核记者报导并向报刊主管施压,逼得这些主管得自行过滤报导,以避免触怒北京,并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直至2005年12月间发生中共武警开枪镇压广东汕尾东洲抗议村民事件后,中国人民此一抗暴事件始能再登上法国报刊的头条新闻。更遑论那些支持中国民主及人权的政治学者们,可更难获得入境中国签证之许可了······因此,法国学院汉学派与中共,基於共同推崇古典汉学,一致漠视现实中国之理念,自然永存某种联盟关系。

如同法国总统席哈克2005年参访北京时曾表示:「在中国,时间步调比起其他国度慢了许多。」这句美丽词句除肯定了那些亲北京的学院汉学派外,并让中共据以作为「以拖待变」的藉口。邓小平早已说过,要评断共产革命之成果,现仍太早。倘遇有人批判北京,中共官员会异口同声的以「中国正处过渡时期」而虚应故事。只不过这个所谓的「过渡时期」似会永续地存在。中共与法国学院汉学派间「以拖待变」的默契,让我们无法纯以意识形态来评判。在对伸张人权价值不甚热中的法国,连左派现实社会主义者魏得林（Hubert Védrine）亦担忧中国假如实施民主选举,恐会选出比中共对世界秩序更具危险性的民族主义者。而这个普受法国左派社会主义者认同的论点,似乎传达中共并不危险的讯息。但无论是对生活在恐惧下的全体中国人民而言,或是遭北京兼并的藏族、维吾尔族而言,甚或是对那些北京声称主权扩及台湾、南韩、越南等邻国而言,中共难道不具危险性吗?在中国成立一个民主政府,到底会在哪些层面产生更令人害怕的后果?

难道法国无论左派或右派,均较喜欢开明专制,而非自由民主吗?到底中国人与西方人有哪些不同,以致於无法享有自由民主呢?至於「过渡时期」之藉口,根本不值一提。有心做什么事,难道还会永远嫌早吗?对那些一直活在过渡时期且期盼「千年幸福」的中国人民,我们究竟该说些什么?请他们稍后再来吗?法国政学界居然会无视中国人民的存在,而赞同这个反历史的恒久中国论述,实在令人费解！中国之演进将超乎这些「恋中癖」的想像。

共和主义者

赴约早到的习惯,到处皆然,但在以保存中华文化着称的台湾参加晚宴,尤需早到;但李昂却迟到了······。

我与李昂相约在台北市中心一家既吵闹又通俗的酒吧相见。在这里,可呼吸到民主气息,人们高谈阔论,受访的一方无需担心遭到逮捕,身为采访者的我,也无受监视的疑虑。从北京刚抵台北,突然感觉如释重负。生活於民主之地的人们,每日泰然应对日常事务,凡事无须思虑再三,我们是否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民主气息?或许我们需在被剥夺后,才能体会其中之妙吧。

她终於来了。因为刚从支持女同性恋的抗议活动现场赶来,所以气喘吁吁、眼神愤怒,头发略嫌凌乱。她是同性恋者吗?当然不是,她只是为其新书遭禁而发不平之鸣。台湾女性十分时尚,惟李昂非此族类。她虽身材娇小、清淡粉妆,充满愤怒及讽刺的眼神,但却魅力尽现。如今已归籍台湾的吾尔开希曾警告我:「当心点！她可是会把你生吞活剥的。」1983年,李昂时年25岁,即撰写《杀夫》一书,此书虽让她一炮而红,却给人挥之不去的刻板印象。该书是描述台湾一名农妇被迫与屠夫结婚,嗜好强暴老婆与屠宰猪只的老公,最终却被老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宰杀了。现在,她是否仍会依据社会真实事件,撰写顾及女性地位的类似小说?「当然不会啰！」李昂回答。「台湾的民主除让政治松绑外,也让女性在法律上及实务上完全解放了。」她们有投票权,也可自由表达意志。「我们有关女性地位的诉求及目的已完全达到。」她补充道。但台湾男性欺瞒老婆、金屋藏娇的恶习不是依旧吗?李昂笑斥说:「他们现在养不起了。」心怀多妻美梦的台湾男性,如今以投资为藉口远赴对岸,另寻廉价野花去了。现只剩女同性恋者的权益待争取······。

李昂表示,男同性恋者在台北艺文及影视界,早已执牛耳,惟独女同性恋者仍遭鄙视,有待撰写新着伸张,并亲赴相关主管单位抗议。「我有点孤单。」她抱怨道。因为女同性恋者往往不敢随同现身,也怕现身后遭雇主或家人报复。

悠游自在,女性与中华女性

捍卫女同性恋者虽号称为李昂争取女性权益的最后一战,但此是否意味她先前所有其他的战斗都已战胜?当然毫无疑问。生活在台湾的华人是最自由的。因为台湾除女同性恋者外,任何意见或态度均可表达或表态。但随着李昂的新着,相信仍会有改善的一日。

我向李昂强调:至今尚有许多欧洲人仍认定「华人不知个人自由为何物?且与生俱来就是不自由。」李昂气道:「或许有人应对『何谓人类』下个定义吧?」尤其马希欧西（Maria—Antonietta Macciocchi）及克莉丝娃（Julia Kristeva）这两位欧洲知名的女性主义者,更让她动怒。前者曾代表法、义道德良心,却将毛泽东的中国视为梦想国度,并於1971年出版《来自中国》一书,除赞扬毛泽东为「举世天才」及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三年苦换千年福」的过渡期外,并对他废除体力劳动与智能劳动的分野,达致普世平等大为赞叹！不过因该书充斥着为中共宣传的八股事迹,而早被世人所遗忘了。而身为法国心理分析师及知名作家的克莉丝娃女士,则深信已从同一中国找到两性「恒斗」之解方。克氏将《中国女性》一书中的女主角一王女士（或赵女士）,因老公在劳改营再教育而长期独守空闺的情况,视为「解放之方」,因为如此,女主角才有在白天以农妇自食其力,晚间则蜕变成艺术家之契机。但克氏在2001年再版该书时,却於自序中强调,「该书文中无任何字可改！」若非如此,该书恐亦已为世人所遗忘了。克莉丝娃认为,自己并无观察到毛泽东统治的中国有任何暴力的存在。她并强调,毛泽东统治的中国或许专断,但仍容许别人有批判空间。或许她认定中国女性解放比欧洲更彻底吧。

无论是1976年或是2005年的克莉丝娃,都令李昂气愤不已。为何她当时会对中国女性屈服於共产党指令,而扮演「解放的」女人角色的事实,视而不见?克莉丝娃女士虽没有藉建造西式避暑山庄,或用中文及满文移译大部头文集以方便传教,但却承续十七世纪耶稣会教士「什么都看不见」的传统。这点着实令李昂感到不解,也许归咎於年少轻狂吧。1976年,克莉丝娃尚未满30岁,才会受偏好文化大革命的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及索勒斯（Philippe Sollers）所影响。但李昂对克莉丝娃30年后,却「一字不改」再版旧着之行径依然感到不解:难道她一直都对悠游自在生活於台湾的中华女性视而不见吗?

当我谈到李昂下个战斗诉求时,她似乎觉得有点气馁。於是我另提议道:是否可争取中国大陆数百万名娼妓权益?就如同在中共所称「具有中国式社会主义特色」的新中国,人蛇集团、公安、共产党干部狼狈为奸,娼妓更形泛滥复杂:妙龄女子逃离乡间,却只能在城市出卖灵肉为生。我们实在很想知道,这是否就是中共所谓的「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所具有的特质?李昂当下承诺研究研究······。

台湾堪称艺术宝地。身为最知名华人小说家之一的李昂并不孤单。台湾人民约2,300万,但对文学、电影、造形艺术、美食等现代中华文化的贡献,实远超过人口数达13亿的中国。对岸,共产党体制只鼓励歌咏亘古不变的中国民间创作及巨型表演。现代艺术家均於边缘苟活,如果遇到特例,都是依赖西方为生。假如李昂生为对岸的中国女性,是否能有机会出版《杀夫》一书?今日或许可以,但25年前可绝对不行。她的下场不是噤声失语,就是身陷囹圄。高行健流亡法国后,才能靠撰写小说,获诺贝尔文学奖肯定之殊荣。今后,他如果执意要继续创作戏剧或歌剧,也只能在法国及台湾了。不幸的是,专制独裁会扼杀数以万计艺术家表达及发声的权益,而这简直犯下r谋杀莫札特」般的罪孽啊！

共产中国不仅持续谋杀莫札特、李昂及高行健般有才华的人民,也耗费巨资到处建造表演内容贫乏的演艺厅堂。2005年,百老汇音乐剧在上海演艺厅上演;法国建筑师安德烈所设计,外型类似「幽浮」的北京「巨蛋」剧院即将完工,却是一间毫无映演内容的空荡演艺厅······自称爱好中华文化的欧洲人,接踵而至赴中国观光,却很少有人前往台北一游。

台湾是否真具中华特质?

台湾是否会因民主化而减低其中华特质?我们是否因中国主政者陆续为皇帝、独裁者、或政委,而认为中国已专制化?中国是否因长期受以儒学或马克思为名的铁腕统治而同质化,甚至伟大化;只要不认同此说者,非异议分子,即分离分子。

中共政权故意让西方错认「维持领土统一」与「独裁政权」是中国固有传统。在中共主导与西方政商名流的配合下,造就出一个招摇撞骗者:共产党领导昔日处处破坏文化,今日却以文化传承延续者自居。李昂解释道,中共玩弄词汇,故意将中华与中国搞混:在西方语词中,仅有一种表达方式。但以中文,却可将之区分成中国与中华:前者意指国家,后者则谓文化。或许如同西方政商名流所说:面对「伟大中国」时尽露窘态,害怕冒犯「中华文明」,只好对「中国国家」逢迎拍马。这种心态正好被北京当权者利用,因台湾拒绝臣服於一个不具合法性的国家,便指责台湾背弃「中国文明」。

华人本身并不会搞混。因为不论是李昂,或是生活在北京、台北、巴黎或洛杉矶的华人,均拒绝臣服於目前北京的当权者。生活在台北的李昂学识丰富,甚至比北京的文盲统治者更中华。当然我们也瞭解,质疑中共对中华文化的专有权,是会让高干们跳脚的！

我们应学着区分中华与中国的不同外,更应进一步从个别的历史、语言及文化面切入观察不同的地域:中国应类比整个西方世界,而不应把他单一族群化。中华文明就像西方文明。西方人,可以是法国人、基督徒、英国人、义大利人、犹太人或回教徒…,华人亦可指道教信徒、佛教信徒、儒学信徒、回教徒或基督徒,无论是讲广东话或是上海话（广东话与北京话的差异,就如同法语与义大利语般）。李昂堪称为真正的华人,她在台湾出生,谙华语（华北语言）及台语（华南语言）,尽管主张无神论,却相信鬼魂的存在（正如同她所说,这是普遍现象,尤其在农历七月尤甚）,而身为现代公民的她则又谙英语。

台湾的神祈

现在场景换到基隆,一个位於台北北方的港都。1885年中法战争战败后,法国将领孤拔（Courbet）及数以百计的法国水手命丧之地。陈道士说明自身如何从药剂师转换跑道成立道坛的经过:因应小城镇人们渴求心灵寄托比药物强烈,於是将西药房改设成道坛。道坛里有道教的神祇,还有办理道教仪式的相关物品。身穿华丽道服的陈道士,相貌堂堂,深具神力,抚慰遭遇不幸的信徒,并指引他们向适当的主管神祇许下誓愿。他学识丰富,子承父业,精通道教各项仪式。因应信徒工作、健康或是爱情的誓愿,都有特殊解方。陈道士解释道:誓愿是无须事前付款,只要在实现后,自由捐献即可。他表示,他只负责生者,往生者,请向佛教另求高明。佛道可谓各司其职啊！但道教与台湾到处可见的乩童之关系,并不那么好。陈道士抗议道:「这是因为乩童没受正规神学理论教育之故,但是台湾人却十分珍视他们通灵的服务。」

西方人似乎对中国社会存有缺乏怜悯心的主观定见,为释此疑,於是我问道:「怜悯与慈悲在道教中具有何种地位?」尽管问题似乎让陈道士有点措手不及,但他仍找出一强而有力的事证,来佐证道教具有怜悯精神:「中国唐朝瘟疫横行,道士挺身免费作法消灾解噩,终平息瘟疫之灾。」唐朝,距今不是已千年之久吗?陈道士於是另提近例:2002年台湾适逢SARS肆虐,道士们亦是慷慨解囊,免费作法,为民消灾解厄。

西方人基本服膺基督教「情感与爱护他人」的教义,或许是因为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教义不同所致,我们对此回答并不感到满意。在基督教义影响下,西方人的行为模式较易受情感与爱护他人所指引。中国的宗教认为情感与爱欲都是瞬间之物,无法永续持久,只有宇宙的法则（天道）始能持久永恒:西方认为爱是正面的事物,而中国则认为依循天道至上。或许藉此可说明为何共产中国会灭绝仪式,少以爱为诉求,冷酷总是位居社会关系的制高点吧。

中国打压宗教约达50年,此刻堪称稍有宗教自由,并令西方旅客为之神往。但与台湾相比,这根本只能算是受高层紧密监控下有条件式的宗教自由。因为一个真正宗教自由的中国,必须要像台湾一样,有道士、法师或是乩童。几乎所有台湾人都会参访各式庙宇,祈祷、谘询或祈求愿望,并在请示神意、永生者或乩童后,始会下重大决定。此外,台湾的天主教、基督教或犹太教信徒也像道教信徒般,会向上帝提出实用性的请求。台湾的神祇间竞争激烈,中国人与印度人对神祇都采「随性发展」的轻松态度面对:中国人对宗教观心中自有认知,无论外界将他们的信仰视为狂热、虔诚或是迷信。

与一般认知相反的是:经济现代化对台湾宗教影响甚大,成功的企业家心中惦记着要建造光彩耀眼的新颖庙宇回馈神明。如同在古代中国,庙宇通常是商业同业公会、商务中心、养老储金会的所在地,信徒们则透过庙宇地利展开商业攻坚行动。

台湾跟日、韩、美等国一样,印证了宗教的天敌是反教权主义者,而非经济的进步发展。台湾人对宗教的态度,反而更拉近与美国的距离:美国人透过传教者各自与神祇沟通的习惯,与台湾人藉由乩童向祂们表愿,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一位不想讨论中国神祇的西方旅行者而言,在台湾也有机会遇到一些将道教贬成通俗迷信的儒学论者。有一位曾派驻欧洲国家担任大使要职的旅客,便对十八王公庙讥言道:「您能想像那些人居然会将犬狗化为神祇而加以膜拜?!」我也曾亲自参访过这间面对海洋的神坛:信徒们在神化的铜造犬前上香,用一迭黄色的银纸,在其身体每一部位摩擦,祈求不同的赐福:「摸狗嘴,你会大富贵;摸狗头,你会起大楼;摸狗耳,你会顺心顺意;摸狗肚,你会好头路。」信徒们是对神犬有所求,或是为神犬的以身殉主精神所吸引?

尽管道教的不驯与儒家的官僚体系冲突,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但令人惊叹的是,从未藉信仰之名,酿成流血憾事:多重世界观的和平共存,系政治多元化的根基。

多样民主如何诞生?

马英九市长一股脑儿地向我上了堂中国民主课程。因姓「马」之故,台北市政府市长办公室内,马的图腾到处可见,无论是雕塑、绘画、立灯、壁毯······马市长当选台北市长大多归功於妇女的选票,他年近60,仍享有台湾最具魅力政治人物的美名。

马市长分析了华人世界不同民主理念的多样性。为方便阐述,他就自由、法治及民选等角度切入研析,不过截至目前,尚没有任何华人国度或地区同时具有上述3项要件。

英国创建了香港法治制度,尽管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管辖后,无论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或是企业自由,均能确保,但港府特首却非民选产生,而仅透过约1/3议员民选的立法会建议后,再由北京当权指派。因此,香港只能称为部分民主的华人地区。

英国另也创造新加坡的法治制度,但新闻自由或企业自由均受限颇多。尽管政府经民选产生,但要取代自1963年建国以来即当权的执政党,根本是天方夜谭！如同马市长所说:「中国的民主仅是个程度差异的问题。」

在台湾,无论全国性或是地方性人民代表均经民选产生、昔日执政的国民党已在野,尽管选举充斥贿选传闻,但仍受严厉检视。经济享有完全的自由,新闻的自由似有过度,令人难以招架。惟台湾离法治距离尚远:贿赂、贪腐、封建充斥,传统的派系与人情压力胜过对法律的尊重。马市长认为,这并非属中华文化的特质,而是归咎於公权力的不彰。自他当选台北市长以来,在警察确实执法及高额罚金双管齐下,市民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形良好。马市长表示:华人跟每一个人一样,只要确实执行罚则,就不会闯红灯,跟中华文化毫无干系。

至於中国,无论是自由、法治或是民选,均付之阙如。面对多样的中华国度、多样的经验及多样的民主模式或缺失,否决了「文化决定论」。马市长结语道:「民主是需要学习的。」

假如马市长不是华人的话,上述言论堪称适切。为让中国人民行为符合领导们的道德标准,在中国为维持秩序,有另一套观点:统治者只要公平,即可维持社会和谐。此一不知是否曾实现过的古典中国梦想,则被某些汉学爱好者们视为替代西方秩序观的另一种选择。就东方观点而言,法治概念,西方是显露於外,而中国则是蕴藏於内。实属有趣的哲学辩论范畴,只是现代的华人并不热衷讨论。马英九本身虽为道德化身并以打击贪腐着称,但除西方法治概念外,他并无思考法治是否以其他模式存在。对他而言,法治似乎是一种普世标准,至於起源於何方,并不重要。或许我们可以声称:法治概念本来就是中国固有的特质之一,因为昔日帝王颁布过刑罚让庶民有所依循。马市长并观察到另一决定性的事实:自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便一直与西方交流互动。中国系属西方所勾勒的世界共同体之成员,因此并无任何现实的替代性方案,可取代现有的西方标准。

马英九是否为民主使者?我曾於1986年与他有一面之缘,当时他担任执政的国民党的副秘书长,如今他已升任主席一职。马市长或许忘了昔日曾发表过的言论,但我仍保有当时谈话要点的注记。1986年,台湾的研究均强调「经济奇迹」,民主议题尚未形成风潮。那时我们来到台湾,是想瞭解为何中国经济停滞不前,而台湾却能成功地摆脱贫穷。其实,台湾成功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以私有财产、向国际开放市场、企业自由、税制温和,与货币稳定等所达致。在昔日的研究中,我曾稍稍提及过法国农业学专家杜蒙（René Dumont）（杜蒙系法国生态环保运动的创始人）的理念,30年后的今日他终於出版一本探讨台湾土地改革的专书,文中并指称台湾土改经验堪为第三世界国家学习典范。台湾土改政策虽在美国施压及国民党主政下完成,但其本质却是完全的自由:地主土地虽遭征收,但藉政府所发给的补偿金,摇身变成工业企业家。农民藉贷款购地,瞭解土地的经济价值与理性开发之真义。杜蒙盛赞土改政策造就了台湾经济、农业及工业的发展,而同时期的共产中国却是藉血腥谋杀地主的手段,达成土地集体化之目的。

当时,甫从美国学成返国的马英九,一开口即用「孙中山博士说」引言,这和儒家「言必称孔孟」及毛泽东主义论者言必引用《毛语录》」之惯习类似。他当时承继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论述认为,仅存一个真理。国民党遭毛泽东解放军驱赶而偏安台湾后,曾专制统治当时的台湾民众。迁移至台湾已数世代的人民（其中九成为华人）,虽曾多次反抗国民党统治（最后一次为1979年的高雄美丽岛事件）,但都遭强烈镇压。惟国民党迁台后尽管独大,但从不是一党专权,按其中心思想一直以共和主义论为主轴。2000年总统选举中,在野的民进党击败执政的国民党。此后,独大的国民党逐渐转型为民主的政党,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亦服膺民主轮替理论的常规。依靠台北市长的超人气,马英九可能出马角逐2008的总统选举。

台湾的专制者如何终结?

期盼中国大陆学习台湾经济自由自然演进到政治自由经验的论述,实具吸引力:不仅具历史意义,也让西方感到安心。既然台湾及南韩的经验显示:经济发展会让民主水到渠成,促使许多国家乐於与中国经贸交往。但别忘了西方鼓吹与苏联经贸交往的人士,在八〇年代曾对苏联也有同样的期许,但却无法让柏林围墙消失:让苏联或东欧的共产独裁政权垮台的因素,与西方经贸交流无关,而是他们无法抵挡美军压境的压力所促成的。台湾经验无法施行於共产中国,而台湾昔日的独裁政权比起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根本小巫见大巫。如皮诺契特 （Augusto Pinochet）的智利、蒋介石的台湾或是南韩等独裁政权可演变成民主政体,但纳粹、苏维埃社会主义论者等极权政权则从未演进。极权的独裁者只有在外在的经济或是军事压力下才会消失。

蒋介石并非毛泽东。蒋氏排拒任何与台湾自治有关的联想,但除了一统中国的教义外,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并无相同之处:国民党并不否定民主原则,只是在动员戡乱名义下有所「延迟」。台湾公民社会从未遭摧毁,植基於土地、商业与企业私有化的台湾经济,堪称自由。台湾艺术工作者从未被要求为意识形态或是屈从官方美学标准而创作。无论是道教、佛教或是基督教等活动,从未被胁迫。台湾众多的教会,尤其是长老基督教会,甚至积极鼓吹民主而毫无惧色。尤其蒋氏身为基督教徒,又与美国交好,於是对此异议活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跟南韩及香港一样,台湾教会对社会正义、捐助穷人、医疗研究、扫除文盲等,均扮演重要的现代化角色。

因此台湾社会在独裁年代里,仍得以保存了自治及多样自由。从台湾经验,我们或许可下个结语:藉由经济繁荣,从独裁步上民主是无法抵挡的?南韩不也是循相同的模式吗?但依据国民所得高低来作为迈向民主必经阶段的论述,并无法让世人瞭解为何新加坡可为一繁华的华人国度,却无法被视为一民主国家?而印度虽贫穷但仍入民主国家之列。事实上,台湾之所以会迈向民主化,完全归功於美国的外在施压:自美国在1976年承认中国以来,台湾只能藉转化成民主国家典范,以道德中国与对岸的专制中国相抗衡。蒋介石的继承者——蒋经国对此了然於胸,而南韩的独裁者亦认知到:假如未能转化成自由阵营以对抗北韩的专制政权,美国是不会支持首尔对抗平壤的。

六〇年代以来,台湾菁英分子赴美留学风潮对民主亦有促进之功。而中国大陆是否也有如是发展?中国赴美留学生,返国服务数量有限,大多选择滞留他乡,就算返国服务,年纪又太轻而未能赋予重责大任。20年后,这些政治菁英能否自外於革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有人看好中国共产党会温和质变演进,但此仍仅是个赌注选项。

台湾与中国大陆间,经济、社会或宗教的条件实在无法类比,中国共产党不是国民党,而且毫无任何施压北京扬弃专制的国际势力。更有甚者,中国共产党已与西方政治领袖或外商共组联合阵线,并以国际稳定为名,行剥削中国内地廉价劳工之实。昔日美国对台湾或南韩采行民主化的坚持,并没有一体适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因此,要看到北京如蚕蛹般愉悦且立即蜕变成多元化的彩蝶,可能性实在不高。

亚洲价値之迷思

现在我们来谈谈民主此一议题。台湾虽有民主化成就,但却被西方政府视为贱民或是鸡肋般无足轻重。如梵谛冈虽高举道德旗帜,但私底下却已做好与台北断交,前进北京的准备。西方对中国极尽阿谀奉承,但对台湾人权毫无关爱眼神。台湾人常自问民主化究竟带来什么好处?他们因不满选举贪腐及立院全武行,对内政期望产生失落感。而北京电视台则一旁虎视眈眈,从不会错失转播台湾立院乱象之机会。

台湾人是否会因为对民主期望过高而产生失望?浸淫於儒学教育的华人们,有将其领导人神格化的倾向。台湾是否对民主制度的平庸层面准备不足?施明德对我说:「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台湾终究会习惯的。」

施明德21岁时就被指控密谋推翻国民党而遭囚禁与凌虐。那时他只是个有感政治禁锢而参加学校社团讨论会的学生。一直到1990年重获自由,施明德已从昔日少年成长为年纪已届49岁的中年。我向他问与魏京生同样的问题,如何能抵抗凌虐、黑牢、绝食等不人道待遇?他的回答是,基督信仰居功颇大,他并因感激基督长老教会的杆卫,而从天主教改信基督教。施明德表示,他比较喜欢与上帝直接沟通,而非透过那些学识不及他的教士们担任媒介。而「热爱生命」的信念,也让施明德得以度过漫漫长夜。他就算面临禁锢的最坏时刻,也对此信念深信不疑。因此,重见天日后,施明德决定享受生命。与曼德拉或华勒沙不同的是,施明德并无担任任何重要公职,他举止优雅,神态有点像花花公子,身边总不乏美女环绕,整体外在形象比较像个明星。

1995年,面对昔日压迫的国民党刽子手们,施明德当选立委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原谅你们。」而今日,这些刽子手们只能扮演反对党的角色。

原谅是否因为基督徒之故呢?施明德认为此一问题愚昧。「因为西方人对找寻历史、文化、宗教与民主间之因果关系,一直是乐此不疲。亚洲人采行民主制度,只是因为该制度能运行良好,与是否是西方人、印度人、日本人或是韩国人无关。」

有关中国是否适宜采行民主之议题,流亡美国的魏京生亦给我上述相同的答案。亚洲的民主主义论者主张采行民主制度,只是因为该制度能运行良好,而西方则有某些人以「亚洲价值」为名,否定民主制度的普世性。

施明德对台湾政治低压及人民失望现象并不否认,而这些现象系针对台湾运行的体制,而非质疑民主制度之真义。台湾或许思考不周或受美国影响,而采行一个与本地生态无法契合的总统制。台湾是个族群分裂,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社会: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民意是根据意识形态之不同而竞和,但在台湾却是本土与外省的族群意识挂帅。选举成为族群斗争:代表台湾本土的民进党鼓吹「远『中』独立」及强调本土意识;而国民党则强调其中华特质,并期待有朝一日重回永恒中国之怀抱。施明德认为,唯有采行内阁制,透过协商机制,始能化解「族群」阵营的僵持,而总统制只会激化双方之对立。

上述争议似乎显得有点技术性,但民主制度运行之争议大都起源於此:我们在许多国家可看到因一昧移植西方（以美国尤甚）民主经验,忽略自身地方民情,致民主势力式微。民主此一议题本身,不能仅局限在探讨采行内阁制或是总统制、联邦制或一统制之差异。同样的,魏京生认为中国民主除联邦制,别无他途,而施明德则认为台湾民主需植基在内阁制上:施明德希望透过内阁制,让台湾人忘却族群,齐心共议经济及社会发展议题。在台湾政党是否有左派、右派之分?施明德笑道:「不可能！台湾根本没有左派政党之生存空间。因为左派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北京政权的共产主义。」

中华民国是否会消失?

这世上是否存有另一个像台湾同遭威胁的民主国家?答案应该是以色列,而且台湾经常举以色列自喻。以色列的敌人们绞尽脑汁要将之从世界地图中抹去,而北京当权只声称要并吞而非摧毁台湾。这种论述上的区别,对每日生活在中国福建沿岸飞弹威胁之中的台湾人而言,似乎已无什么意义。

我们在担忧台湾甚或整个亚洲遭中国军事威胁之前,让我们检视北京的要求是否合理。从法理言,似乎站不住脚。台湾在1895年成为日本殖民地以前,自十五世纪起,已陆续遭大陆的中国人所侵占。1945年,日本战败将台湾归还当时的中国一一而此中国系指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国,或4年后取而代之的毛泽东共产党的中国?事实上,台湾几个世纪以来靠自己的努力,发展成一个自治国家。尽管华人意识浓厚且形象鲜明,但从未被中国所真正统治过。因此中国共产党所要求的两岸统一,实是象征性大於法理性:或许解放军想与国民党军算个总帐,或想收回台北故宫的中华文物宝藏,或想继收编藏族、维吾尔族后,再次扩及台湾的中国至上狂妄心态所导致吧！如同对西藏及东土耳其斯坦（新疆）般,中国想纳编台湾的心态,纯系昔日帝国欲望在作祟。假如中国非共产政权,可能会停止此种帝国主义行径,甚或亦较容易随和妥协。台湾的民主主义论者期盼,中国能比照美国或是欧盟成立邦联制,并以理性协商取代军事威胁,但此主张离国际现实尚远······。

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是否真实存在?中国解放军绝对有摧毁台湾的能力,此点实毫无疑问,但只能摧毁台湾,而无法征服台湾民心。中国飞弹或许能摧毁台湾,但其舰队似无法占领台湾,且解放军也无力遏制台湾人民的反对声浪。尚有另一种乐观主张认为:摧毁一个对任何国家均不具威胁性的台湾,对中国毫无利益,而中国又无殖民台湾的能力,因此中国最终也只能骚扰台湾而已。尽管北京的浮夸之士对台湾玩弄神经战术,但威胁不了台湾的共和国体制。上述心态在台湾充斥,也使台湾人将中国视为一个虚拟的实体,而非可怕的近邻,就这样日过一日。

然而上述论述却只能在中国为理性政权之前提下,始能成立。目前北京是理性的,因为他深知军事攻击除会摧毁台湾,也会让中共国际信誉扫地。不过,中国共产政权的思维深不可测,例如过去,尽管解放军於1960年及1979年先后发动中印与中越战争的初衷,只是为了恫吓对方,但中越战争后来却失控而酿成大灾祸。鸡年期间,中国的参谋长曾发表言论:一旦台海开战,北京已准备首先使用核子武器瘫痪美国。中国此举对那些支持「中共为一理性政权,无须担忧北京对台湾挑衅或是其国防预算激增」之论述者,究竟有何想法?难道他们真的认为,中共国防「现代化」只是为了保护中国沿岸的经贸发展?中共军队及导弹装备并无军事用途,而仅是个「现代化版」的防御性长城而已。但我们需思考的是,这个长城究竟是为了要防御哪些「蛮夷之邦」?是日本或是美国?或是中国内部的民主主义论者?别忘了,邓小平发动天安门军事屠杀后,曾以「钢铁的长城」感谢解放军。

还有另一乐观论述认为:中共解放军只想让全世界能正视中国的存在而已。因为中国虽为联合国安理会之成员,但因无像欧美俄有部署海外军队之真正实力支撑其立场,因此在国际事务上的发声仍嫌薄弱。假如中国解放军除担任外交及防御任务外,还别有他图的野心,届时难保不会对世界产生威胁。

上述令人安心的论述系植基於中国解放军之理性。我们得好好的回想,中国解放军的过去行径实无法掌控,其未来的举止更难预测。无论是中国的中央或邻近省份,均已遭中国解放军势力控制。而且解放军是与中共平起平坐,共享权力,而非仰赖共产党鼻息,甚至於1989年摇身一变成为镇压民众,捍卫共产政权的最后依靠者。由於解放军目前仅威胁中国的汉族、藏族及维吾尔族,我们根本忽略了他们有一天也可能会威胁全世界。美日保障了台湾人的自由生存权固然是好事,但又有谁会为保护中国的汉族、藏族及维吾尔族们,而抵抗中国解放军?

与其远忧中共入侵西方自由世界的祸害,我们倒不如好好近虑一下,西方自由世界如果继续支持一个将13亿人民押为人质的共产军事复合体,将会产生哪些后果?

人世间的道路

我以中国民运代表人士魏京生为起点,撰写鸡年专书,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小说家——姜戎陪伴下,对此书作一完结。姜戎的《狼图腾》一书,已在中国连续两年荣登最畅销书籍排行榜,销售了1,400万本,而其中有1,300万本盗版。姜戎花了10年撰写这本600页的小说前,从未从事过文学创作。他也是个反抗的歌颂者,自年少起,就与中共冲突不断,以「姜戎」为笔名似有轨迹可寻,我们可衍述为一个挑战「古典中国」的「北方蛮夷」。中共之所以没将该书像其他异议书籍般查禁,主要是因该书十分畅销,而且姜戎本身从未接受媒体访问或是现身萤幕。

中国两个图腾:狼与龙

如何解释《狼图腾》这本书的寓意?首先,这只是本描述蒙古草原猎狼的故事,而姜戎在六〇年代曾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主动下乡至内蒙古。虽纵横蒙古草原10年,但却学习到与中共期望相反的启示:中国并非仅存一个文明,而是由游牧民族（即一般正史所称之蛮夷）文明与汉族农业文明所共组而成。姜戎认为,前者自比为狼,认同「狡猾、自由、威严、独立」的狼性特质,并以狼为图腾;而后者则是像一群先后被儒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等意识形态牢笼所套牢,且「温驯如羊群般」的被动农民。由於神龙呼风唤雨有利农耕,汉族农民向来将之奉为图腾。

姜戎依在内蒙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撰写此一中国历险记般的文学史诗。姜戎解释,当中国人举止似「狼」时,将更伟大,而他们假如依然沈浸当「羊」,就很容易遭野蛮民族、西方列强、大和民族或共产党的禁锢。对这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作者而言,是文化决定民族未来的命运,而非经济。

姜戎是否是中国的索忍尼辛?《狼图腾》除描述蒙古草原狼群传奇外,并藉歌颂狼图腾,褒扬游牧民族文明的自由,眨低汉族农业文明的懦弱。藉狼与龙的对比,呈现两种不同文明的特质,展现中国真实面,这也是该书对自比为狼的中国青年读者们,造成巨大回响的真正原因。

同时,还有不可胜数的网站,响应该书号召,共赴理想,藉隐喻创作以逃避中共的审查管制。从全中国人民对《狼图腾》的热烈回响,姜戎结语道:中国人终究会拾回其真正本性的,「在中国羊群中,已有狼群苏醒了！」中国人想要从「羊」蜕变成「狼」,只消扬弃儒学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等庸俗之物即可。

我向姜戎表示,狼在西方文明中,可是声名狼藉:他会啃噬小女孩,而现在,狼又被视为「新野蛮自由主义」之象征。姜戎本人即是支持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全球化等「狼群文明」。而中国共产当局较喜欢维持温和羊群的社会,而梦想自主的中国青年们则有些受够而按耐不住了。如同姜戎所说,他们藉李宇春之「母狼」形象,抒发胸中郁闷。

李宇春是何许人也?她就是八月间在湖南卫视《超级女声》节目夺得冠军的业余女歌手。身为李宇春粉丝的姜戎夫妇从没有错失任何一场「超女」比赛,而这个模仿自《美国偶像》 （American Girl）或法国《明星协会》（Academy）的节目,创下中国有史以来收视率新高。当然,这是世界全球化之必然。《超级女声》及《狼图腾》堪称中国在鸡年中,两件最值得大书特书的现象。为让世人瞭解中国未来何往,姜戎请我们要好好探究其中所呈现的深意:《超级女声》所代表的是一位平凡朴实、自由不羁及精力充沛的中国女子,透过网路的民主选票,击败了中共官方长期透过国家电视台所传输之漂亮宝贝型女子形象。

适逢「鸡」逝「狗」起之际,姜戎以中国新兴标的——「麦当劳」为例,作为狼与龙对话传奇的结尾。麦当劳正盖於圆明园对面的停车场旁,而圆明园系耶稣会建筑师於1750年仿凡尔赛宫所建造的皇室居所,却於1860年遭英法联军所蹂躏,破坏殆尽。中国已不再自外於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很久很久了,她已是我们的一分子！中国人与欧洲人间的憧憬或论点,或许如「龙」与「狼」般的歧异,但他们本质上根本没有什么不同。中国人并非生活在另一个星球的异类,他们的欲望、痛苦、喜乐均与我们无异,因此我们无权将中国人视为异类,甚至否决他们享受如同美国咖啡般廉价的基本言论自由。中国的异国情调已不复在,唯有共产体制对中国本身才称得上异国情调。但这个「异国情调」将会支撑多久呢?

中国将何去何从?有从革命到维持现状等四套剧本

由於中国难以捉摸而拒绝预测,西方汉学家於是自满地对中国写了以下四套未来剧本因应。但该等剧本对我而言都不可行,或许可藉第五套剧本强制,但这套剧本又尚未开始动笔······

再进行一场血腥革命吗?如同本书鸡年所观察的,中国人民不满情绪到处充斥,并会撼动整个中国。但这些不满是否需以继1911年推翻满清、1949年推翻国民党共和国之后,於百年间发动第3起血腥革命而作为终结呢?远景论者虽深信此说,数以千万中国人民情绪日益不满虽如是深,但他们只是像盘散沙一样,无法合纵连横共组团结一致的巨大反对势力,以对抗中共公安或解放军势力,因而遭一一个别击破。

宗教活动是否会对中共造成严重的威胁?中国昔日朝代遭神秘宗教推翻之历史前例将不复见。宗教派系的兴盛满足了中国社会中个人或是团体的集体救赎心态,但不会以千年祸害之姿来呈现。中共出其不意且强力镇压法轮功活动的技巧日益专精,已充分展现不让宗教颠覆的决心。中国反对势力易受暴力威胁之惧而瘫痪,采取血腥革命之途可能性甚低:中国人害怕爆发内战的恐惧,更甚於对中国共产党之憎恨。尽管他们深信中国共产党为北京政权的罪恶渊薮,但中国没有任何反叛者、反抗的农民、罢工的劳工或是宗教的殉道者敢向中共提出另一条解决之道。只有中国知识分子敢对自由民主的欲望有所期待,但中共对此则如履薄冰般谨慎。

第一套剧本既然不可行,我们就讨论第二套可怕的剧本:中共破产倒台。中国劳工缺乏劳动动机、素质欠佳、居住卫生条件差可能引发疾病蔓延。另水源短缺、污染严重等管理不善现象,将使中国经济发展瓶颈难以突破。因此,中国未来无法保持目前高额的经济成长率,实可预见。而中国共产党又无法掌握经济成长的两大动力:美国消费者的需求与中国人民的储金率。只消美国消费者与中国人民储金琵琶别抱,另择他人,则会引发一连串的银行倒闭风潮,而让中国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理论上,在长期的过渡发展之后,中共假如将经济发展植基於内需市场上似乎会较稳固,但同时却会丧失高额经济成长率所带来的合法性。

第二套剧本会引导中国采行民主制度?我们宁可相信中国会有一个军事政权取而代之,来平定社会乱象,并阻止向往香港及台湾体制的西藏、新疆、福建或广东等省份离中国而去。

由於西方世界经济需要中国廉价工厂的支撑,假如全球经济成长过慢,西方将自食苦果,而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此互赖立论下而暂时幸免。因此第二套剧本并不会比第一套剧本更具可行性。

我们现在探讨其他两个较为人接受的温和剧本。第三套剧本即是:透过渐进与组织的过渡手段让中国迈向民主。此说吸引了中国及其他世界绝大多数人们的目光。根据改革派论者的预测,面对中国社会的日益纷杂与择选多元之态势,中共自身将认知到与中国人民对话的必要性。与人民对话的风潮将压倒维持共产党威权之固态,而使中共内部因裂解,而产生拥护自由主义及国家干涉主义等不同派系,甚至会因而促使不同主张的政党之产生。而中共本身亦产生质变,从革命政党演进成专制政党,再从极权政党演化到专制政党,再从专制政党蜕变成民主自由政党。这不就是中国地方选举制度、法律司法正义蓝图、媒体所出现的社会公论、以及民主白皮书等等所指引出的方向吗?

但这套乐观剧本,实现之日恐遥遥无期。中共掌握上述所有演进的生杀大权,将中国人民民主化心声置於「中国特色」之下,而其所谓「过渡期」仅是「无限延宕」及「永久执政」的代名词而已。

短期内,要期盼中共自我改革,由占大多数的农民取代现有的技术官僚,扬弃追求国力展现之顽念改以民生经济为念,以断尾求生,可能性不高。以历史为鉴,无论是法国路易十六或是戈巴契夫等威权体制之所为,均在在显示进行过渡期的改革实是让政权最岌岌可危的。因此无任何诱因可让中共改寻此道而为。温和改革主义论者之主张,只能算是个崇高的理想吧。

现在检视第四套剧本:中共维持专权统治现状。我们可以不喜欢中共、担忧北京国力扩张欲、对中共鄙视其人民之行径感到震惊,但我们仍须同意中共应会理性地达成下列既定的特别目标:

第一个目标:维持中共统治权力。一般而言,独裁者会因互斗或继任者难寻而亡。但中共现在透过世代交替和平移转政权,俨然已成一个无须继承者的朝代。另也透过改善共产党经济、国防、社会活动的管理及管控能力,成功地从乌托邦理想主义向经济发展现实演进,以及从昔日战斗主义至上,演化成凡事深思熟虑而后动之专业。

第二个目标:中共共产党党员致富。此点,中共透过国富手段,达成巩固权力与个人致富之目的,实不得不让人赞叹其能力局超。

世人是否应对中共达成上述两项目标之壮举而感到惊叹呢?我们不是质疑中共的管理效率,而是不信任北京的帝国野心。该目标仅是共产党一党之私,根本不是广大中国人民所渴望达到的梦想。一般平常人日常生活所期盼的是个人幸福、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无需为五斗米离乡背井、少点官僚体系的欺瞒、言论自由、少点军购预算,相信世人对此应不会怀疑吧。但是这群为数众多的中国人民心声,根本毫无被国内或海外的世人所倾听。这群为数十余亿的沈默人民,实是中国共产党神奇般统治效率下的第一线的受害者！

除了那些仰赖中共共生共存的人们外,中国人民对此心知肚明。假如他们有如同香港、台湾及海外华人世界同样的机会,中国人民就会择选自由民主之道,来证明共产体制根本不是个普世典范,而所谓的西方价值同样也适用於中国人民身上。

西方人权关怀的义务

第四套维持中共统治现况的剧本,具可行性,但却令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感到难以忍受。尤其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完全不是中国内部人民,而是外在的西方民主世界所赋予的。因此,中共未来的发展全系於西方世界的一念之间。西方与中共交往时,应切记中共根本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民。

如同有些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所言,是否应对中共经济抵制?经济抵制中共并不为西方所乐见:超过10亿的中国人民藉此而摆脱贫穷,重建文明。而且透过此波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亦让西方获益良多。西方应深思如何才能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获益,而非仅让心存军事技术官僚的中共独享,并要有具体行动。

假如西方世界相信尊严存於所有文明之中,至少应言行一致,并倾听中国民运人士之心声。此种作法,是有成效的。我们回想苏联尚存的年代,那时西方世界把支持苏联异议分子、将经贸交往与人权议题结合、扼制苏联军事扩张野心等作法,视为理所当然且正义凛然。同样地,我们是否应抵制中国雅虎网站,直到遭中共禁锢的记者——师涛释放为止呢?我们能想像师涛只因发了一封支持民主的电邮,就被这家美国网站公司出卖,而遭中共公安判刑10年吗?中共这种特殊的行径实与西方平日所捍卫及深信的人权理念完全相左。就让我们像支持苏联异议分子般地倾听中国民运分子们的心声吧！或者就停止高举人权道德伪善的旗帜,直接对他们的心声来个充耳不闻吧。

前述建议对西方政治人物或商人或许有点脱离现实。但是这个建议实与昔日西方发动支持遭共产党压迫的苏联或中东欧国家人民的人权运动般,同具可行性。我们是否需对人世间的道义行为及批判义务来辩护呢?付诸行动的时刻已来临！就在鸡年将逝的时刻,我们重申本书先前所期盼,西方因应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之作为。西方要让北京奥运成为柏林奥运或是汉城奥运的翻版,全在一念之间。让我们深思一下,西方应参加纳粹「害人危世」的1938年柏林奥运,还是参加南韩「还权於民」的1988年汉城奥运呢?

因为北京政权对其国际形象十分在意,而且外商亦掌握中国经济成长之关键,因此支持中国人权的外在力量,定会发生效益的。请别忘了中国人也是我们大家庭的一份子！

巴黎—北京,2006年

感谢后记

《帝国谎言—中国鸡年纪行》一书是本人2005年1月至2006年1月间,一整年参访中国的旅游调查实录。在此之前,从1977年起,本人几乎每年以同样的手法出版相关专书,如1988年出版《民族新富论》探讨中国经济发展、1989年出版《当代真正的思想家》探讨中国宗教现况、1991年出版《资本论续集及完结篇》探讨中国大陆及台湾的政经改革、1997年则出版《世界是我的部落》探讨中国与邻邦之关系。

在此次撰书期间,本人想藉此特向下列人士致谢:马丁（Claude Martin）、沛松（François-Marcel Plaisant）、雷欧（Jean-Paul Réau）、薛最尔（Gérard Chesnel）、巴胡（Pierre Barroux）、夏皮（Nicolas Chapuis）、夏欧堤（Paul Jean—Ortiz）、布烈兹（Daniel Blaise）、卡皮亚克（Bruno Cabrillac）、帝莫尼耶（Christian Thimonier）、王华（音译）,以及陈德元（音译）。

赵复山、戴巴利（Theodore de Barry）、杜维明以及席波（Kristofer Schipper）启发了本人对中国宗教议题之兴趣。另威尔（Pierre-Etienne Will）及赵仪文（Yves Camus）则引领本人认识现代汉学之精深。

与贝菲特（Alain Peyrefltte）在中国及法国多次面晤,对本人撰书本书助益颇多。

此外,本人还感谢於2005年伴随参访中国的杨汉生（音译）、欧阳章同（音译）,以及安沙（音译）。

另侯芷明（Marie Holzman）及魏延年（René Viénet）协助 校对文稿,也在此一并致谢！

国家图书馆出版品预行编目资料

谎言帝国！中国鸡年纪行/索尔孟着;许益源译.

--初版.--台北市:允晨文化,2006[民95]

面; 公分 —— （当代丛书;8）

译自:L'année du Coq

ISBN 978-986-7178-26-8 （平装）

1.中国-政治与政府 2.中国—社会生活与风俗

574. 109                    95020738

当代丛书⑧

谎言帝国——中国鸡年纪行

作        者 : 索尔孟

发  行  人 : 廖志峰

译        者 : 许益源

责任编辑 : 周汝婷

美术编辑 : 刘宝荣

出        版 :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 台北市南京东路三段21号6楼

网        址 : http://www.asianculture.com.tw

e - m a i l :  asian.culture@msa.hinet.net

服务电话 : （02）2507-2606

传        真 : （02）2507-4260

划拨帐号 : 0554566-1

初版日期 : 2006年11月

法律顾问 : 蔡钦源、邱贤德律师

登  记  证 : 行政院新闻局局版台字第2523号

电脑排版 : 凯立国际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 欣佑彩色制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装        订 : 聿成装订

定价:新台币300元

ISBN-13:978-986-7178-26-8

ISBN-10:986-7178-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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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献语

序言 中国的想象与真实 / 索尔孟

导读 神话中国的除魅 / 吴志中

前言 虚构的中国

第一章 反抗异议分子

第二章 毒草杂生

第三章 神秘的信教者

第四章 遭羞辱的农民

第五章 被剥削的劳工

第六章 虚假的发展

第七章 民主的阴影

第八章 野蛮国度

第九章 共产党末日

第十章 共和主义者

第十一章 人世间的道路

感谢后记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