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第1节：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1)

- 第2节：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2)

- 第3节：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3)

- 第4节：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4)

- 第5节：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5)

- 第6节：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6)

- 第7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1)

- 第8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2)

- 第9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3)

- 第10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4)

- 第11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5)

- 第12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6)

- 第13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7)

- 第14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8)

- 第15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9)

- 第16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10)

- 第17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11)

- 第18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12)

- 第19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13)

- 第20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

- 第21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2)

- 第22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3)

- 第23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4)

- 第24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5)

- 第25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6)

- 第26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7)

- 第27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8)

- 第28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9)

- 第29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0)

- 第30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1)

- 第31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2)

- 第32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3)

- 第33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4)

- 第34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5)

- 第35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6)

- 第36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7)

- 第37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8)

- 第38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9)

- 第39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20)

- 第40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21)

- 第41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22)

- 第42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

- 第43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

- 第44节：外贸带来的伤害(3)

- 第45节：外贸带来的伤害(4)

- 第46节：外贸带来的伤害(5)

- 第47节：外贸带来的伤害(6)

- 第48节：外贸带来的伤害(7)

- 第49节：外贸带来的伤害(8)

- 第50节：外贸带来的伤害(9)

- 第51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0)

- 第52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1)

- 第53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2)

- 第54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3)

- 第55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4)

- 第56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5)

- 第57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6)

- 第58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7)

- 第59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8)

- 第60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9)

- 第61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0)

- 第62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1)

- 第63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2)

- 第64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3)

- 第65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4)

- 第66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5)

- 第67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6)

- 第68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7)

- 第69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8)

- 第70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9)

第1节：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1)

第一章 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

假如美国经济分裂为50个州，各自设立了阻碍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进出的关卡，你会认为美国人的福利将因此得到增加吗？假如每个州都有自己的资本市场，让GE、微软、IBM这样的企业只能在其中一个州里开展业务，你会认为美国人将从中获益吗？在那样一个"美利坚不合众国"里，不存在跨州的直接投资、统一的资本市场和贸易，人民的生活水准无疑会迅速下降。有的州甚至会成为监狱，把绝望而沮丧的人民封锁在其中。同理，假如决策者们让欧洲经济陷入分裂，回到1945年时那种相互隔绝的民族国家经济体的状态，那里也必将爆发类似的灾难。

然而，这正是目前世界上某些被隔绝的地区的命运。假如那些批判全球化的人们得势，还将有更多的地方陷入这一泥沼。他们到底凭什么认为，把世界经济分裂为200多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片断，会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或许有的大经济体，例如美国，还可以继续维持自己的繁荣。可是那些规模很小的经济体呢，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爱尔兰……它们的未来会在哪里？

此外，为什么世界经济只能分裂成200多个片断呢？为什么不可以继续分解成1万个国家、60万个部落甚至60亿个可以自给自足的个人？在这里我们不知道什么层级的集体单位才是"合适的"，也找不到"合适的"的自给自足程度。如果有人以为人类现有的政治边界是自然形成、不可避免的，那其实是无稽之谈。同样，如果有人以为每个国家单位都应该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实际上也极其荒谬。今天的国家概念不过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很武断地留下的遗产。追求自给自足的运动，其逻辑归宿注定是个人的自治，也或许是达到家庭的组织层次。它将会让我们的未来大倒退，回到远古的中石器时代。

进一步分解我们这个本已割裂的世界经济是没有意义的，人们需要关心的应该是如何让世界经济能有效运转，让它的机制更接近于今天的美国，或者至少是欧盟的状态。这绝无可能吗？并非如此。这并无必要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全球化太多，而是太少。经济一体化的潜力才刚刚得到释放，假如我们想提高全世界穷人的生活水平，那就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全球市场。社会民主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民主主义者应该团结起来，保卫和促进全球经济的自由化，抗击那些从内部和外部纠集起来的对手。这就是本书的主旨。

反全球化运动简介

经济一体化的支持者们发现自己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在20世纪90年代，如果有人召开一次由商人、国际组织或西方国家政府首脑参与的大规模会议，而没有众多愤怒乃至带有暴力的抗议者们前来捧场，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加拿大观察家西尔维娅·奥斯特里把这种抗议活动称为"持不同意见运动"３，而我认为应该命名为"反全球化运动"。组织者们被迫缩短甚至取消会议，或者把会场挪到遥远的或保卫严密的地方，例如2001年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就安排在卡塔尔召开。在苏联崩溃后，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一度无敌于天下，可是短短10年之后它又陷入疲于招架的窘境。苏联的消失，以及它试图创造非市场主义经济体制的失败，似乎反而解放了人类的乌托邦梦想，大家的想象力不再需要受到正在发生的事实的约束了。

第2节：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2)

自由资本主义同其反对者之间的思想斗争正是本书的主题，但笔者的侧重点不是针对抗议活动的社会和思想根源４，而是关注反对者们提出的主要论点。这些人希望停止或逆转市场驱动的全球化进程，摧毁促进和协调这个趋势的国际组织。反全球化运动的成员大致包含两类群体：一方面是某些传统的经济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在今天占据更重要位置的，是那些目标单一、经常拥有大量成员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他人等。

传统的利益集团包括各种类型的工会，他们关心母国的工作机会和海外的劳工环境；还有农业和其他产业的游说团体，他们希望保护自身脆弱的经济地位。这些集团已经不再是唯一重要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支持者，但他们的影响力依旧不容忽视。1999年秋季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部长级会议召开的时候，工会成员构成了抗议者队伍的主力。工会的强大作用还体现在，克林顿总统在那次会议上发表即席演讲，呼吁世界对违反劳工标准的国家和企业进行制裁--这样的声明彻底断送了该会议达成建设性成果的可能性。美国规模最大的劳工组织--劳联产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民主党的政策选择，推动其转向反对贸易自由化和世界贸易组织。2000年，副总统阿尔伯特·戈尔在竞选活动中对保护主义表示的青睐也是为了取悦工会组织。与此相似，来自产业界的游说集团，特别是钢铁产业的影响，对于保护主义的反倾销法案也发挥了关键的支持作用。而来自农业的游说集团则一直在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国的贸易政策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这些集团有着精明的经济算计。例如，美国的工会就很好地捍卫着自己成员的利益，他们中的很多人所在的产业面临进口产品的威胁，包括钢铁、纺织和服装业。实际上，工会只覆盖了美国私人产业员工人数的9%，而且几乎全部属于"旧经济"的产业部门，这就注定了他们所持的是反对贸易自由化的立场。已故的有关集体行动理论的伟大思想家曼库尔·奥尔森指出，只有"具备广泛代表性的组织"才会支持提高总体收入水平、而不是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替自己谋利的政策。因此毫不奇怪，由于北欧国家（也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工会组织代表着更广泛的劳工群体，他们对贸易政策的立场也更符合自己国家的总体利益。

不过在反自由化阵营中，这些传统的利益集团已经不再是主导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主张自由贸易的心胸开阔的人们一直把狭隘的部门利益集团当成自己的对手，可如今他们发现许多反对者也有着充满理想主义的追求。自由贸易的杰出的捍卫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瓦蒂认为：

第3节：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3)

自由贸易的捍卫者……的出发点，或至少是他们所宣称的出发点，乃是更高尚的道德情怀。但今天的挑战者们也提出了不同的公益观，甚至宣称他们的立场更加高尚。由于理解我们的观点更需要人们进行深入思考，而他们的口号往往浅显易见，因此在公共政策辩论的场合继续进行捍卫自由贸易的战斗将变得空前艰难６。

新的对手已经变得更加理想主义，不再是代表狭隘的局部利益，他们的目标也表现得更加宏大。其中有环保主义者和资源保护主义者，他们担心自由的世界经济将推翻那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内监管体系，带来灾难性的世界环境灾难；还有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游说集团，他们警告说，在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旗号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主张的结构调整和自由化改革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额债务和严重破坏；还有消费者利益集团，他们关心产品安全和消费者健康；还有关注人权的集团，他们担忧中国、缅甸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受到了太多的剥削和压迫；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女性团体、关注本土族群的团体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团体。很多组织都打着不知道合不合适的"公民社会"的标签。可是，公民社会只是一个总称，泛指那些政府以外的各种社会活动，它不应该专属某些类型的团体。最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前任首席经济学家大卫·亨德森在研究中把这些群体命名为"新千年的集体主义分子"。

奥斯特里教授说，反全球化运动结成了一种"动员网络"，其目标是吸引公众关注国际组织在全球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迫使它们改变其计划和运作模式，甚至彻底取消它们。这种网络是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结成的松散联盟，其主要成员包括环保组织、人权组织、性别权利组织等非政府组织。

此外，这个联盟还应该加上在长期中更为危险的重商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右翼反自由主义群体，他们在19世纪末期发生的自由世界经济体制的大倒退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如今，这样的群体在美国拥护着帕特里克·布坎南，在法国支持着让-马利·勒庞。亨德森发现，商界和政界有许多人信仰某种重商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混合体，他把这种普遍存在的经济观、特别是国际贸易观称为"自助主义经济学"。这类观点的普遍存在也表明，更极端的保护主义并非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总之，从20世纪的民族主义和集权主义残骸中重新组织起来的反自由主义势力，正像浮渣一般在政治生活的表层沸腾。过去的某些观念正在重新树立，例如群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奋斗的价值，保持传统优越于快速变革，慈爱的政府好过冰冷的市场，集体主义胜过追求个人自由，民族国家优先于世界经济等。反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各类主义者设计出了一种新型的启蒙后的部落主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呼吁尽管不那么危险，却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他们的主导思想可以上溯到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然而与建立在黑格尔哲学上的民族主义或马克思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他们的思想根源更多地来自卢梭的"高尚的野蛮人"学说，或者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对于牛顿力学和"黑暗的撒旦工厂"的仇恨。

第4节：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4)

反全球化运动提出的抱怨

抗议活动包含各种差异悬殊甚至经常相互矛盾的见解，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在抗议。英国记者约翰·劳埃德（John Lloyd）认为，许多抗议者坚信，"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西方或美国资本主义的扩张，这是一种压迫性和剥削性的力量"。抗议者们共同的敌人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或者对于不喜欢新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的人来说，也可以称之为"公司主导的全球化"。总之，他们的对手是自由主义国际化，这里所说的"自由"来自传统的英国英语，而非现代美国英语。反全球化运动的意义不在于他们支持什么，而在于他们反对什么。

这些批评者对于市场驱动的全球化进程提出了如下一些指控：

? 全球化破坏了单个国家监管国民经济、收取税收、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的能力；

? 全球化破坏了民主过程，用不负责任的官僚、公司和市场取代了民主政治的规则；

? 全球化颠覆了公益性的民主政权，以服务于掠夺性的私人公司的利益；

? 全球化导致了大面积的贫困，加大了各个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 全球化摧毁了个体农户的生活方式；

? 全球化剥夺了穷人能购买得起的药品；

? 全球化降低了各个国家的真实工资水平，恶化了劳动条件，加剧了世界各地的经济风险；

? 全球化破坏了环境，导致大量物种灭绝，危害了动物福利；

? 全球化引起了恶性竞争，各个国家都被迫实行低税收、放松监管和低工资的政策；

? 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制造了危机，特别是让落后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 全球化鼓吹贪婪，把它当成人类行为的原动力；

? 全球化破坏了各式各样的人类文化……

到目前为止，出现了海量的鼓吹以上这些观点的论述文章，但其中绝大多数既不尊重事实，也缺乏严密的经济分析。唯一的例外似乎是金融市场，在这个话题上有部分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加入了批评者的阵营，其中最出名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还有位很著名的批评者是亿万富翁、投机商乔治·索罗斯，是不是很有趣，好像狐狸变成了看门狗。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也是一位学术界的反全球化主义斗士。这些人都代表比较严肃的批评。然而，尽管斯蒂格利茨和罗德里克都是重量级的人物，他们的意见在经济学家们中间却还是属于异类。此外还有无数的五花八门的抗议言论出来，就是为了令读者神经紧张，从歇斯底里的法国作家维维安·弗雷斯特到相对冷静的英国思想史专家约翰·格雷。位于他们之间的人包括英国记者拉里·埃利奥特和丹·阿特金森、美国评论家威廉·格雷德、剑桥大学的学者诺里娜·赫兹、加拿大记者瑙米·克莱因、美国国防问题专家爱德华·鲁特瓦克以及英国记者乔治·蒙比奥特。也别忘了还有政治野心家，如帕特里克·布坎南等。

第5节：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5)

大规模恐怖主义横空出世

2001年9月11日，这个相对舒心的世界发生了一件新型的恐怖的事情，无论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们还是反对者们来说，感觉都是如此。恐怖分子摧毁了纽约的世贸大楼，重创了五角大楼，第四架被劫持的飞机由于乘客的英勇反抗而提前坠毁。这绝对是个改变世界的时刻，唯一不清楚的是世界将如何改变而已。未来的走向将取决于全世界、尤其是美国将如何应对。

我们可以把这个事件看成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扩张的反击、人类的邪恶力量的延续、自由派的乐观主义的终结，以及对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袭击。所有这些观点都言之有据，最后一条亦不例外。对美国的袭击无疑也是对全球化的袭击。执行袭击的人满怀仇恨，他们厌恶西方的自由主义对他们的圣地和价值观的影响，因此采取了这种极端的对"文化全球化"的反击。这个事件似乎还将促使那些有着紧密对外联系的国家关闭商品和人员自由流动的大门。许多观察家，无论是同情还是批判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人，都很快得出了上述结论。

在全球化的支持者阵营中，摩根士丹利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在袭击发生后立刻在《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人员和资本（所幸不包括信息）的流动在今后将变得更加困难。这种限制不是绝对禁止，但相当于某种程度的税收。还有，增加国防开支的压力会增大，这在理论上也会挤压私人投资。可是，装备简陋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威胁毕竟比不上苏联。我们不需要动用庞大的陆海空军，通过先进的情报和安保工作就可以进行控制，不至于赔上一切。

在全球化的反对者阵营中，伦敦经济学院的约翰·格雷认为，全球化的失败非但不可避免，而且大有好处。他指出，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一样，也是某种吸引人心的长期存在的信念，"对于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人来说，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所有的社会都必须接纳自由市场"。格雷教授的讽喻过头了。全球化并不是疯狂的意识形态，而是自由的市场经济随着运输和通讯成本迅速降低而快速实现融合的过程。

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崩溃对世界绝无好处，也并非不可避免。不过，罗奇和格雷在有一点都是正确的：暴力袭击来自那些强烈仇视全球化的人。本·拉登的恐怖主义组织就是狂热的反自由主义分子，由于他们的独特出身，这种意识形态穿上了宗教的外衣，而不是打着阶级斗争或民族解放的旗帜。然而，他们的目标终归还是政权，为了夺取政权，他们首要的任务是要确定谁是自己的敌人。他们对穆斯林群众说，跟着我们的旗帜前进，打倒前面的敌人--美国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梦想重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9·11是对现代社会的沉重一击，袭击者们希望把地球倒转到公元7世纪。他们是现代文明真正危险的敌人。反对全球化的抗议者们是性格各异的淘气的孩子，假如我们无法说服那些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接受自由世界的经济秩序，这个社会面临冷酷的敌人的时候就不能维持。

第6节：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6)

本书的主要观点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多本回应反全球化人士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批评的优秀著作２１。本书计划从更广泛的角度出发来展开讨论。笔者想要指出，反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们在一场更重要的论战中站错了位置。我之所以坚决反对绝大多数针对全球化的指控，并不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非常完美，而是因为如果按照批评者们设想的那样去运转，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更糟，半个多世纪以来重建一个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将半途而废。

从下一章开始，本书将讨论经济全球化的定义。然后在本书的第二篇中，我将讨论自由市场经济对于维持长远的繁荣、民主和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考察市场经济机制与民主政治之间相互强化、相互依赖的关系，最后还将分析市场跨越国境后带来的各种影响。

在本书的第三篇，我将回顾全球化的悠久历史。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在某些领域达到的全球化程度前所未有，但在其他一些领域，虽然经济一体化的技术基础已经大为改善，实际成就却比以前有所退步。其中最主要的失败是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知识转移的方面，这些机遇还没有被我们很好地把握。

在本书第四篇，我将详细讨论反全球化人士的批评意见。他们的大多数观点都是错误的，对于贫困的起因、公司的庞大影响力、民主政体遇到的威胁、所谓环境和社会监管的恶性竞争等，他们的理解都不正确。当然他们也提出了少数正确的看法，例如深刻批判了发达国家对自由化问题的虚伪态度等，但很可惜，其他很多人却在鼓励这种虚伪愈演愈烈。还有的人指出，某些旨在管理全球经济运营的国际性机构、特别是金融领域的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也是客观的评价。

最后在第五篇，本书将讨论全球化面临的威胁的严峻程度。我将秉持有保留的乐观态度，同时也关注阻碍世界有效运转的主要障碍。与批评者们的观点不同，我认为这个世界面临的主要障碍不是来自有限的经济一体化，而是政治上的分裂。正是政府体制和质量上的巨大差别，才导致世界各国的人民的贫富差别如此巨大、如此持久。因此人类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就是在这么一个政府能力参差不齐的世界上，如何才能充分利用国际经济一体化来实现共同富裕。简而言之，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们需要的不是新的经济秩序，而是更好的政治环境。

爱德华·巴拉迪尔的说法并不正确。市场并非热带丛林，而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最精致的产品之一。它的有效运转要求众多的前提条件，其中既有内生也有外生的因素。最危险的丛林其实是政治生活，那里才是我们尤其需要提高警惕的地方。

第7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1)

第五章 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

就在不太久以前，计划经济和公有产权似乎还是未来的生产方式的潮流，即使像乔治·奥威尔那样的聪明人也成了这两个错误思想的忠实信徒。这样的信仰并没有在20世纪40年代画上句号。当我在70年代服务于世界银行的时候，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当地的知识水平如何，都希望模仿苏联，制定五年发展规划。某些较为成熟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制定出来的计划较为复杂，而落后的国家拿出的计划则相对粗糙。不过，所有这些计划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属于虚构的臆想，而且不是无害的臆想。这些构想给那些希望"按计划"发展的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可是在如今的反资本主义者的口中，这些计划经济的实验好像从未发生过，或者说即使发生过，即使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崩溃，那也不能说明什么。他们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它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如果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什么是政府能够做的事情，以及有义务做到的事情。

政府不能做的事情：中央计划经济的终结

在20世纪的反自由主义革命达到最高潮的时代，一种特殊的信仰开始成长，它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不但能够而且应该由中央控制和管理起来３。这是一个失败的信仰，是已故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的典型例子--以为我们拥有计划和控制人类命运的能力。

中央计划经济的信念可能部分源自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成功，部分源自人们以为如果某个产业是由少数大企业占据，要比由许多小企业展开竞争更容易进行管理，部分原因是来自战争时期开展的经济动员的实践。由于这些因素，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把国家视为一家庞大的企业。即便到了今天，我们还能在许多文章和讨论中看到类似的比喻，如"英国股份公司"或"美国有限公司"等。不过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里，以进步自诩的许多人可不认为这些都是比喻。在他们眼中，计划经济是合乎逻辑、必需而且有益于社会的，但他们错了。

首先，计划者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协调好一个现代经济的运行。就像麦克米兰教授指出的那样，美国有两万种不同的职业，任何中央计划都无法处理这样复杂的系统４。更糟的是，计划者们需要的有关生产的信息分散在下属的掌握中，他们可能不愿意把实情告诉上司，而是陈述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例如，工厂的经理给计划当局报告的产量水平可能比较低，是自己容易达到的标准，因为与超额完成指标相比，未完成任务更有可能遭受处罚。

第8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2)

其次，即使有可能制订出在技术上可行的计划，也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计划肯定会得到有效的执行。工厂的负责人可能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来安排生产，在需要和允许的时候欺骗自己的上司。例如，他们可能会完成基本的数量指标，但是在质量方面，即使存在有关的标准规定，也很容易逃避。计划者只能监督部分生产情况，而只有市场上的用户才能自动地审查所有的生产。

第三，计划者们不可能知道千百万人各自的需要，因此，计划即使在技术上可以制订出来，并得到实施，也不可能满足人们的各种真实需要。例如化妆品，中央计划者怎么可能比消费者更清楚某个女人想要什么样的产品呢？计划者只能给用户提供他们自以为对方应该需要的产品，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第四，由于产品的价格不能反映成本，就没有办法计划哪些物品的生产需要提高，哪些需要减少。在技术上可行的计划很可能是损害社会价值的。由于没有市场机制来生成价格，关于需要生产哪些产品的理性计算就不可能做到。

第五，拿计划经济与战争时期的管制措施进行类比是完全误导性的。战争的显著特征是目标由政府确定，而和平时期的特征是开支由个人消费者确定。在和平年代，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社会目标截然不同。

第六，即使上述的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计划制订者也不知道开发新的产品或者用新的方法生产老产品的潜力。更麻烦的是，他们会认为，这样的标新立异是给自己添乱。因为所有的创新自然会打乱现有的计划，增加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新产品该如何完成，或者新技术的实际效果到底如何。因此在实践中，我们看到的计划经济往往是抵制创新的，这与市场经济完全相反。

最后，对外贸易无法成功地融入计划，因为根据定义，外国人并不接受本国计划的约束，除非制订计划的人能控制对方。计划的本质是命令式的、等级式的，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家大企业。只有国家之间也存在这样的等级或命令体系，计划才能够跨越国界。由于这个原因，独立的计划经济国家都尽可能追求自给自足的状态。同时，它们当然还需要交易某些自己不能生产的物品，只不过由于计划当局不知道物品的实际成本，也就不知道通过交易能创造多大的价值。

完全的国家计划经济观念不但是错误，而且十分荒诞滑稽。它忽视我们所知道的激励和信息在经济运行中的一切作用，因此，在机械设备相同的情况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工人的人均产出要比西方国家低1/3。中国的农民的生产力则在公社体制废除后翻了一番。即使在官员们都正直奉公、卓有能力的条件下，计划仍然会失败。可我们也都清楚，那些能到达权力阶层顶峰的人们要保持这些品质会有多么不容易。中央计划经济在与市场经济的马拉松长跑中不可能获胜。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受到了这样的诱惑，甚至发自内心地欢迎。这就显得更加可笑了，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不像苏联的计委那样拥有对工厂厂长的权威。

第9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3)

政府需要为经济做的事情

既然中央计划经济无以为继，市场就成了唯一选择，不存在第三种让有大量劳动分工的复杂现代经济顺利运转的机制。只有在那些极少发生变化的、非常简单的经济里存在另外的行为模式。某些反市场经济的现代浪漫主义者幻想，可以由此逃离市场，例如他们经常提出，现有的经济体应该分解成更小的"地方"经济。他们是在白日做梦。他们应该记住，强制实施这样一种过时的生产组织模式的社会在过去往往是压迫性的、等级森严的国家。

那么，政府应该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做些什么呢？在最广泛的层面，至少应该有三方面的功能：首先，提供所谓的"公共品"--市场无法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其次，把外部性内部化，以便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第三，帮助那些出于各种原因在市场竞争中做得不好或者面临很大风险的人，以免社会的不平等超出合理的限度。

前文的第三章关于市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以及第四章关于现代发达市场经济的运转的描述，已经介绍过，政府必须提供某些必要的公共品。政府首先要保护民众的财产免受他人的掠夺，因此必须建立军队、警察、法官和监狱系统，政府还有一项核心职能是制定法律并保证其实施，然而这些职能需要独立地行使。司法相对于行政和立法要保持独立性，这是确保公民免受政府的掠夺行为的最为重要的一项制度安排７。

因此，保护产权的一项基本要求就是实行公平的法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指出，"立法和司法改革不但对于法律制度自身的发展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其他领域的进步，如经济增长、政治发展等也具有关键意义，这些都是社会整体进步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想见，世界上法治质量指数最高的国家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其次是东亚国家，法治质量最低的国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前苏联国家，后者反映了长达七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和党国体制留下的消极影响。

在目前的阶段，政府需要提供的第二个公共品是稳定的货币。在过去三个世纪中，货币体系有了重大的变革。最开始，大多数货币是金属铸造的，后来的大多数货币成了纸币，但还可以与金属兑换。最后进入20世纪以来，货币成了纯粹由政府创造或者说许可流通的交易工具。这其中的每个阶段都出现了新型的挑战。

只有当政府能始终控制自己的负债水平，或者在即使政府陷入财政困境之后，中央银行仍能保持独立性的情况下，货币的价值才能保持稳定。在历史上，政府的财政危机是酿成经济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政府为了解决赤字会通过通货膨胀或者铸币造假的形式干扰经济的运行，还有，政府拖欠债务会破坏给自己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这些危害也可能同时发生。

第10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4)

以上的故事自古有之，并且在不断翻新。最近的案例是阿根廷政府在2001年底的破产。1575年，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由于欠债，把著名的福格尔银行（the Fuggers）给拖垮了。而在17世纪末，英国的威廉三世创立了英格兰银行来管理国债，以应付与法国的战争。这样的安排使英国政府在财务管理上做得非常出色，足以保证长期战争的需要，而没有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债务拖欠（包括通货膨胀和铸币造假的手段）。货币的稳定、信用和公共财政，加上人们或多或少诚实缴纳的税收，以及大海和皇家海军的帮忙，成为英国在18～19世纪早期对法国的一系列漫长战争中确立了胜势１１。同样，它们对于英国经济在18～19世纪的快速发展也功不可没。

在20世纪30年代和大萧条过去之后，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对于稳定货币和健康财政的义务与负责宏观调控的义务需要调和起来。这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发表1936年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经济学创见。但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滞胀带来的经济崩溃，这种论调又过时了。如今，通货膨胀目标控制和稳健的公共财政被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是实现宏观稳定的条件，也是合理的、应该达到的目标。不过，关于中央银行在控制金融泡沫方面负有多大义务仍然存在很大争议。

另外一个有着公共产品性质的重要产品是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在历史上，道路是非常典型的可以由政府来提供的基础设施。道路空间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因为其使用无疑存在竞争性：两辆汽车不能在同一时间占据同一地点。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又很难对使用者进行收费（不过现代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道路收费变得越来越可行）。基础研究则更接近于纯粹的公共产品。因此，政府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资助者，而在自由社会，慈善捐助和企业资助也是重要的资金来源。

政府在把外部性进行内部化的时候也是在提供公共品。任何发达的社会都采取某种形式的规划和监管，以保护环境。类似的，任何社会也都有某些防止污染的措施。在某些场合中，交易者自身的理性选择可能导致无辜的其他人遭受巨大损失。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经济产出的提高以及城市化程度的上升，这类相邻效应正变得越益突出。环境的溢出效应可能是地区性、全国性的，也可能是全球性的。在应对具有全球效应的环境外部性的时候，就必须提高到国际层面上进行解决。

除了提供公共产品以外，政府还要直接提供或者资助某些公益产品--这些产品是由个人消费的，但是社会往往会进行干预，例如规定提供的类型和水平。其原因可能在于：这些产品具有公共品的某些特征（例如，一个人的健康和教育状况会对其他人有益，反之亦然）；或者是为了保证公民在社会上具备起码的素质，需要对这类产品有一定程度的消费；或者因为涉及这些产品或服务的信息提供不充分；或者因为市场失灵，导致它们不能得到足够的供应；以及综合性的因素。

第11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5)

公益品的典型例子是医疗和教育，各国政府对此都在提供资助。对于医疗来说，普通的消费者很难知道自己的确切需要，另外，医疗也具有重要的公共品的某些特点：一个人如果患上传染病，就可能威胁到周围的其他人。类似的，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人们对于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可能不足，因为这些投入往往需要数十年之后才能产生收益。出于公平以及效率方面的基本考虑，所有发达国家的政府对教育和医疗都有大量投入。当然，这样的资金支持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由政府自身来提供上述服务，政府完全可以从竞争性的私人部门那里购买这些服务，而且效果可能更好。

政府还要对私人企业执行监管政策，一个重要的例子是竞争政策。有时候，政府还会感到有必要针对某些有垄断性的产业建立特殊的监管体制，例如供水、供电或电信产业，因为一般性的竞争政策在这些领域还不够。有时候，市场机制的运转非常复杂，政府自身也可能直接卷入机制设计，或者通过独立的机构参与到其中。最近数十年以来，这样的机制设计在电力市场监管、无线通讯频道拍卖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于电力行业的放松管制的改革就曾遭到失败，电力批发价格飚升，反映了机制设计失败后可能发生的混乱景象。政府还需要负责制定有巨大经济影响的政策杠杆，例如贸易或投资壁垒的内容和水平。此外，政府还要为自身的运营征税，并妥善花费财政资金。税收和公共行政的效率对于私人企业的运营有着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经济活动的激励，以及涉及政府采购的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商之间的竞争。

在私人部门难以自己进行组织管理的时候，在合同期限太长、难以有效控制的时候，在政府感觉有必要提供保护的时候，政府经常会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监管。出于上一章里提到的原因，金融市场的监管就特别严格。政府还越来越发现，它们对于生产流程和产品的安全和健康的监督也越来越多。

市场会对收益进行分配，在这个基础上，政治生活会参与再分配。所有发达的民主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再分配，其中许多是为了给那些不幸或者需要帮助的个人提供必要的安全：老人、单亲父母、有子女的家庭、残疾人以及失业人员等。还有，大多数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运作，以便实现它们出于某些原因更希望得到的结果，最低工资制度和反歧视法律就属于此列。

让政府的干预更有效率

简单地说，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可谓无处不在。穷国和富国的区别不在于后者的政府做的事情更少，而是它们总的来说做的事情的方向更合适，也执行得更好。政府有某些必须行使的职能，首先是保护产权，以及管好自己的财政。政府还有一些目前必须行使好的职能，如提供稳定的货币（当然，人们也有可能设计出不需要稳定货币的社会）。政府还有一些由于潜在或现实的市场失灵而需要行使的职能：建设基础设施、开展基础研究和提供公益产品；对于竞争市场和有垄断性质的公用事业部门的监管；把外部性内部化，特别是开展环境保护。最后，政府还有某些因为选民的压力而必须行使的职能：收入再分配、提供安全网，以及反对歧视。

第12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6)

政府的某些行为无疑是必要的，但即使是运行良好的自由民主政体有时做的事情也远远超出了它们的能力范围以及责任范围。有时社会上会出现强大的压力，迫使政府去做某些事情，而实际上什么都不用做的效果可能好得多１２。在任何时代，政府最多听到的都只是那些希望它采取行动的人的声音。政治家和官员们如果说采取干预行动会让情况变坏，因此最好是不采取措施，那样做对他们自己往往没有好处。相反，这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如果通过干预让其他人对自己产生依赖性，还可能得到个人的好处。

此外，即使认同政府应该采取行动，也不表明行动的方法就一定是正确的。例如，计划经济国家的历史就表明，即便用心良苦，但在设计干预方法的时候也可能出现重大缺陷。好的政策有什么含意呢？它们通常是常识而已，但不幸的是，许多人的见识却与常识有着很大的出入。

所谓有效的政策，第一个要求是符合如下部分特征：例如可信、可预测、透明，以及在时间和行动上要有持续性等。私人部门的人士如果不知道政府想要的结果，就不会采取政府所期望的行动，他们还需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其他选择。或者说，政策必须是可以预测、可以相信的。如果政策的执行可以打折扣，被管制的产业的行为就会使政策难以维持。在这个过程中，政策的执行成本会大大提高。

可信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贸易自由化。如果企业人士知道，若干年之后对进口的限制会消失，他们就会更快地进行结构调整，这反过来会减少相关人士的成本：工人们知道企业可能会进行精简，因此会及早尝试寻找其他的就业机会；投资可能更多流向其他领域等。但如果政策的变化缺乏可信度，那么企业和工人会认为，如果不采取调整措施，对自己可能更有利，同时推测政府到时候果真会食言。由于没有做出调整，如果真的执行了预定的政策，其成本就会高于做了调整的情况。因此，政府届时可能会真的做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缺乏可信度将成为自我实现的事情，其后果不但是对于当前的领域调整有害，还会影响到政府在其他方面的信誉。所以说，政府的软弱会带来不必要的成本。这正是通过国际间的协议来推动自由化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因为国际协议可以增强政策的可信度，让结构调整更坚决地进行，同时强化政府的信誉。在环境保护政策方面，也会有类似的情况。

有效的政策的第二个要求是其直接性。假定存在某个典型的市场失灵，那么合理的政策就是直接针对这个失灵采取行动，而让间接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例如，出于这个原因，以及后文要提及的讨论，用贸易政策来解决环境问题可能就不是最好的办法。还有，即使我们承认，农业政策应该包含经济、社会、食品质量和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目标，那我们也很难相信，通过提高价格来刺激产量是能够同时达成这些目标的最好途径。很大的可能是，希望同时做到一石三鸟的政策到最后可能什么都不能实现。欧盟实行的一般农业政策就是这方面的绝好例证：它在经济上增加了生产的成本；在社会上没有能够保护农村原来的生活方式；它导致食品的质量下降；此外还造成了环境的恶化。

第13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7)

另一个案例是减少所谓温室气体的政策。成本最少的政策是：让所有经济活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边际成本达到同一水平，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均衡状态，人们就可以增加边际减排成本高的产品的生产，降低边际成本低的产品的生产，从而在总排放水平相同的情况下获得更有价值的产出。这样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对排放税的征收不应该有例外的情况。

有效的政策的第三个要求是发挥激励的作用。政策应该诱发预想的行为，这包含两层的分析：首先是市场的激励--通过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经常是最有效的手段。如果人们知道采取某个不受政府欢迎的行动要交税，采取某个受欢迎的行动会得到补贴，那么税收和补贴就比数量控制和命令效果更好，因为它们是合乎市场规律的措施。

其次，也是更深层的激励机制，乃是把市场失灵视为产权不完整导致的结果。如果这样的失灵能够得到纠正，市场自己就能产生最好的结果。麦克米兰教授以美国的排污权交易为例对此进行过介绍，根据1990年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美国环保署创建了一个交易排污权的市场。交易的结果显示，降低污染需要的成本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市场上每吨二氧化硫的排放权的实际平均售价只有150美元，而美国环保署原先估计的价格是这个水平的五倍。

突出的市场失灵必须得到重视，这又引出了有效的政策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要求：纠正的可行性。治疗是需要成本的，我们需要确信采取治疗后得到的收益高于对疾病放任不理。政策措施采取后，如果情况得到了确切的改善，政府的行动才是合理的。在进行这些判断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忘记，政府自身也有失灵的问题。后面将会提到，我们必须避免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曾说的"真空分析法"--意思是说拿实际的市场运行和理想的但无法实现的情况做对比，那只有万能而仁慈的政府干预才可能做到。

政府为什么会失灵

我们现在知道：有些事情政府不能做--例如全盘的计划经济。我们也知道有些事情政府必须做--例如保护财产权利。要想建成发达的市场经济，这是"必须有"的条件，另外还有某些"最好能有"的条件。但不幸的是，政府的机制与市场一样存在缺陷，实际上，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和如今的大多数国家，政府失灵的情况总是存在。政府非但没有提供"最好能有"的服务，连某些"必须有"的服务有时也未能尽责。我们经常看到，导致市场无法繁荣起来的最重要的破坏就来自政府自身，政府非但没有弥补市场失灵，反而变成了失灵的来源。这不是意外，而是政治生活内在的问题造成的，特别是对于贫穷国家来说，它们尤其需要改善自己的政府治理。

第14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8)

好政府的缺陷

我们首先来看看发达的民主政体，例如英国和美国，它们有着稳定的政治制度、牢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定期的选举体制、良好的法律体系、独立的司法系统和受到严格控制的腐败。这些国家的政府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当然有人或许会说，瑞典、瑞士甚至法国的政府表现还更好。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今天的发达经济体如我们所料，都有着最成熟、最负责和最遵守法治的政府。

在某些观察家（包括经济全球化的批评者）眼中，这足以证明，政治活动要优先于其他所有活动，高于市场活动。本杰明·巴伯教授对于民主政治体制就有着这样浪漫的观点，"消费者花钱的自私自利的动机与谁负责什么职能无关，与他们希望生活在其中的市民社会的类型也无关。人们是通过民主政治的舞台、作为公民来控制他们的私人消费可能导致的公共和政治后果，实现社会目标"。巴伯的前半部分描述并无什么意义，如果没有人愿意购买他兜售的东西，他会继续从事原来的生意吗？他关于民主的描述则显得较为严肃，实际上这对于全球市场经济的讨论也非常重要，因为巴伯的核心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政府非常重要。

但困难在于，巴伯给现代的大众民主描绘的政治生活形式是：全体公民都参与共同事务的讨论，但这在今天有着复杂的代议制度的民主政体里，是关于政治该如何运作和可以如何运作的很天真的看法。美国有着大约三亿不同背景、生活方式和经历的人，这个规模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古希腊城邦的讨论相去甚远，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即使曾经真的存在过，也早已成为过去了。

那么这样的民主形式会面临哪些问题呢？其中之一是，现代政府与现代经济和社会一样，组织都极其复杂，有着非常精细的劳动分工，它们的决策非常技术化。对于哪怕非常小的一部分决策，外边的观察者也很难知道具体情况，更别说正确地做出判断了。对于这个结论我本人很有自信，因为我自1987年以来就一直在《金融时报》担任观察家的角色。

要弄清楚政府从事的具体工作非常困难，而且，大多数国民甚至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他们是处在"理性的无知"的状态。人们普遍这样选择的原因在于，个人对于政策产生实际影响的可能性几近于零，因此，即便他们拥有分析决策的机会，又凭什么要耗费自己的精力去参与呢？很自然，借用一个现成的例子，大多数选民对于目前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政策讨论也完全没有合理的分析依据。

有三类可能相互重叠的人群得到的信息相对充分：第一类是那些以此为职业的人，报纸上的专栏作家、相关领域的学者以及政府内部的官员和政治家；第二类是自己的生计与特定的政治决策有关的人，如医疗政策关系到医生的利益，教育政策关系到教师的利益，农业政策关系到农民的利益，外贸政策关系到炼钢工人的利益，知识产权政策关系到许多公司的利益等；第三类是那些对特定政策有特别的兴趣的人。第一类人群通常是批判性的，第二类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第三类则常常是狂热的。因此，我们绝不能认为，从这样的政策讨论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看法就一定能代表公共利益。人们对于政治决策的影响很不平衡，而且，施加影响的过程的某些特点也可能造成破坏。例如，政治生活中的一人一票制度似乎比市场经济中的财富悬殊要平等得多。然而财富除了意味着更大的购买力以外，也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政治影响。此外，其他的人也可能产生超出自身比例的更大的政治影响，特别是擅长制造舆论的人。我们看到那些舆论领袖们一般都倾向于加强政治，而主张限制市场，就会明白这绝非偶然了。

第15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9)

在选举中，人们把选票投给某个候选人或某个政党，这些政治派别对于一长串的事务有着各种承诺。但即使自己支持的人或党派获得了胜利，人们也不指望很多承诺都能得到兑现，经常会感到失望。对于大多数选民而言，伴随着选举的结束，政治参与就结束了。接下来，在两次选举之间，政策是在具有特殊利益的游说者、自诩代表"公众利益"的团体、记者、专家、官员、政治家、大人物以及任何有路子的人的秘密活动中制定出来的。

大多数人都会同意，那些有特殊的经济瓜葛的人绝对不是公共利益的客观的追求者，那么，其他参与者又在扮演什么角色呢？有人或许希望，绿色和平组织、乐施会以及其他类似团体应该是公正的，不寻求任何特殊利益。然而，许多非政府组织却严重依赖政府的资助，其他则多少通过对危机的渲染来筹集资金。公务员体系被认为代表广泛的公共利益，但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算盘，特别是要保住自己的饭碗。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发现，所有发达国家的公共开支占GDP的比重在上个世纪都持续提高１８，似乎只有经济危机的爆发才能逆转这样的势头。

发达的民主国家确实为社会经济的运转提供了基本需要的服务，但在许多政策细节上面表现却异常糟糕。如今的农业政策的制定远不能用巴伯所描述的方式来进行，欧洲大陆乃至其他国家的大多数外贸政策、环保政策、对于许多产业的风险管理、能源政策、劳动市场政策等都是如此。政府是绝对需要的，这一点没有疑问。但在依靠政府来诊治所谓的市场失灵的时候，如果政府自身又会带来其他各种失灵，那就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糟糕的政府带来的灾难

但无论是以现代还是过去的标准来看，发达的代议制民主政体还是最好的政府体系。如果我们看看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看看上个世纪的历史，就能发现到处都是腐败、无能、残酷、阴沉和恐怖的政府。20世纪的很大部分历史是掌权者对无辜百姓的犯罪史。

可惜，这样的恶政府的时代并没有完全过去。对外战争、内战、屠杀、政治动乱、独裁、政府失灵、公共部门的挥霍、对市场的横加干预、政府欠债、通货膨胀和腐败，这是过去半个世纪发展中国家非常司空见惯的事情。要指望政府付出诚恳而公正的努力来保护产权，提供公共品和公益品，提高国民的经济福利，大多是笑话，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至少在90年代，世界银行也不得不承认，恶政府的掠夺是破坏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实际上，在詹姆斯·沃尔芬森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时代，认识到这一点可能是该机构最重要的进展。

第16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10)

这里，我们来看看更典型的政策失败的例子。从前曾服务于世界银行的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指出，发展中国家一个主要现象就是，外汇的黑市价格要比官方价格高出很多，这是通货膨胀受到压抑时的一种表现。政府试图通过印钞机来支持公共部门的开支，这违反了政府应该提供的基本职能之一，从而制造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然后政府又通过人为地控制外汇汇率来部分压制价格。可是通货膨胀的压力终究会表现出来：非贸易品和服务的国内价格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下降，出口量减少。由于外汇收支恶化，人们都急于卖出本国货币，这就导致了外汇黑市的产生。但黑市不只对经济有破坏作用，还可能成为腐败的源头，人们有着压倒性的动力在黑市上卖出外汇，而不是去官方机构。伊斯特利指出，黑市的溢价会达到病态的程度："1982年，加纳货币的黑市价格比官方价格创世界纪录地高出了4 264%，而在过去的20年中，有18年的黑市价比官方价的溢价都在40%以上"。

再看看墨西哥，从1970年到1982年，两位糟糕的总统以帮助穷人为名毁掉了这个国家原本可以自豪的宏观经济稳定。1976年的危机迫使货币贬值，经济增长率大幅度降低，然后，石油价格上涨为经济提供了转机。可惜洛佩兹·波蒂略（Lopez Portillo）总统又把财富给浪费了。墨西哥的货币在1982年再次贬值，政府还拖欠债务，引发了整个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痛苦的改革随后启动，但政府没有成功地对银行部门进行监管（又没有完成一项重要的基本职能），导致20年之内爆发了第三次外汇危机：1994～1995年。

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当然不是政府失灵的唯一领域，政府垄断导致许多国家的人民长期不能得到充足的电力、电话、供水、教育和医疗服务。"在尼日利亚，政府几乎完全不能提供基本的服务，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现油田之后，政府已经从中累计获得了2 800亿美元的收入。政府更热衷于把资金花在80亿美元的钢铁厂这种项目上，可是钢材至今还没有生产出来，还有从无到有地建设一座新的首都，还有统治者从中间盗取的大笔资金"。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发现附加价值受到严重损失的例子--企业的投入显著高于其收益--因为政府以自力更生和保护国内产业的名义对它们进行了很好的保护。我们再看看印度政府的开支，该国的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开展的一项谨慎的研究发现，大约有10%的GDP--相当于全部政府开支的40%--被用于给相对富裕的人群提供电力、供水和食物上。可是到2002年，该国的平均识字率却只有57%。

第17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11)

此外还有腐败的蔓延。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曾经在利马进行过注册一家小型服装企业的实验，他为此花费了10个月的时间。当时，他遇到了10次政府官员主动索贿的情况，其中两次他不得不支付贿赂，否则试验就无法进行下去２３。请记住腐败的含义：滥用公共职位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一个普遍存在腐败的政府如何能提供市场繁荣需要的服务呢？答案当然是不可能。

腐败现象到处都存在，但是贫困国家的腐败情况要比富裕国家严重得多。透明度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制作了一个著名的指数，以0~10的数字来代表人们对于各个国家的腐败情况的感受程度。2001年，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的得分都在7以上，丹麦的表现最好，为95，在发达的自由民主政体中，表现最差的是法国（6.7分）、比利时（6.6分）和意大利（5.5分）。腐败情况最糟糕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0.4）、尼日利亚（1.0）、乌干达（1.9）、印度尼西亚（1.9）、玻利维亚（2.0）、肯尼亚（2.0）和喀麦隆（2.0）。在其他国家里面，俄罗斯和巴基斯坦都是2.3分，印度是2.7分，中国是3.5分，巴西为4.0分。

正如我们所料，有确切证据表明，腐败水平严重影响了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腐败极其严重的国度里，没有人愿意投资，或者做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里介绍的那些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事情。然而腐败的影响在各个国家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分析了集中式的腐败和分散式的腐败的异同。在集中化的腐败情况下，某个领导人可以决定贿赂的总体水平，例如在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而在分散化的腐败情况下，各个官员和政治家都在争夺贿赂，例如印度的情况。

如果统治者较为聪明的话，集中式的腐败的破坏程度会比较低。如果腐败所导致的"税收"比率太高，对于统治者而言其实是不利的。然而在分散式的腐败情形下，众多掌权者都竞相捞取好处。这样的破坏性的竞争会造成经济的崩溃，就像尼日利亚那样。政府是天然的垄断者，掠夺者之间的竞争绝不是好事。

腐败的一个特殊情况是政府被私人利益集团所俘获，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案例是鲍里斯·叶利钦时代的所谓"寡头"政治。在经济新贵们争夺利益的时候，他们竞相对决策者和官员进行腐蚀。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00年告诉俄罗斯的商界巨头们，"你们自己造就了这样的政府，你们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政治和准政治的方式控制了政府。因此，你们可能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责怪镜子了"。这样的俘获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因为精英们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公正的法治。只有广大竞争性的商业群体才需要法治的支持，但这样的群体在政治上的有效组织并不容易。

第18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12)

在一个法官、公务员和政治家们对于受贿熟视无睹的社会，那些希望改革的人们会遇到陷阱。在这样一个每个人都在欺骗、收受贿赂的社会里，作为个人没有不参与进去的激励。在这样破坏性的游戏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应该是随波逐流，因为罪行普遍存在，大家都没有独善其身的激励，被抓住的机会很小，处罚也很轻。然而在一个欺骗和贿赂很罕见的社会里，人们采取欺诈行动的动力就小得多，因为这种恶行更容易被发现，也会因此失去正常的收益。不过，从糟糕的社会向诚实的社会的转型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结论

好的市场需要好的政府的帮助，国内市场如此，在全球市场上也是这样。我们在下一章将会谈到，全球市场是从国内市场发展起来的。然而糟糕的是，好的政府并不容易建立起来。即使在发达的自由民主政体中，政府的行为虽然相对来说很规范，但与市场体制一样，政治和行政流程中还是存在各种缺陷，一般来说，我们还需要对市场的缺陷和政府的缺陷进行权衡对比。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表现通常更加不称职。许多政府是完全的无能或腐败，甚至兼而有之。这既是糟糕的政策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分散式的、竞相追逐的腐败，包括被私人利益集团俘获的政府，对发展尤其有害。除非这些障碍至少部分被清除，否则那些国家不可能有显著改善。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办法就是让本国的经济对世界的竞争打开大门。

如何改革政府

良好的、相对廉洁的政府虽然在本质上也很不完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尽可能好的政府。对此的回答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内部的改革和治理的竞争。

内部的改革

在发达的自由民主政体的治理改革中，其设计目标就是提高其效率。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反映着以上讨论的好市场和好政府相互需要的观点。更准确地说，就是政府越关注自己的必要职责，越少参与经济事务和监管，其运转一般就越好，经济就越能正常发展。好的市场保护了政府，好的政府也在保护市场，它们存在共生关系。

这是私有化运动的重要理由之一。对于一般的生产性企业而言，国有化通常意味着政治干预和资源浪费，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自身的精力和注意力的分散。在公用事业中，私有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和清晰的管理体制，这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也提高了监管的质量。政府既作为生产商又扮演监管者的角色显然是很困难的，这两种活动有着本质的差别。

这个逻辑在很多地方都是重要的、有价值的，而在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迫切。它们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减少腐败的机会。批评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人们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控制、监管或限制会带来更多的腐败机会。在市场价格与官方价格或政府许可价格之间存在差价的时候，就会产生说谎和行贿的动机。如果外汇的黑市价格是官方价格的两倍，人们就会给官员们行贿，以便拿到外汇后到黑市上去出售。类似的，如果某种大受欢迎的产品的进口有数量限制，或者要缴纳的关税很高，商人们就会给官员们行贿，以便能够更便宜地输入货物。还有，如果我们需要一大堆政府许可才能从事某项业务，官员们也会产生索贿的动机。但更糟糕的是，一旦人们知道政府可能创造出这些腐败的机会，就会出现相应的游说势力。这样一来，非但政府的腐败在严重制约发展，而且会有大量的资源消耗在这些企图寻租或者对破坏性的利润的追求上面28。

第19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13)

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曾在肯尼亚工作，那里正好实行了进口控制政策，我亲眼见到这样的措施带来了公务员的腐败。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世界银行的印度办公室工作，那里的腐败的进口控制制度已经实施了很长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统治的末期。然而与英国不同的是，这样的限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没有放松。相反，整个限制体制变得越来越更加复杂。这些限制和其他监管措施一样，都在侵蚀着公共权力部门。如果英国在1945年实施的控制体制也像印度那样再延续45年的时间，它的公务员体系还会保持现在这样廉洁自律吗？我看很难。

治理竞争

掠夺行为是不劳而获、颇有吸引力的。在历史上，国内的压力和境外的竞争都是对政府施加的重要约束。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有些国家远远落后于邻邦，许多人才已经准备离开，投资也大量转移到别处，国库空虚、资本外流，令糟糕的政府不得不推出改革。就像第三章介绍的那样，对于人才、资本、新观念的开发和应用的竞争，是解释欧洲文明的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政府是自己领土上的天然的垄断者，在同一块土地上展开竞争会导致内战。我们知道，垄断者往往是掠夺性、压迫性、懒惰和懈怠的３０，因此鼓励开放经济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就是它会给政府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如果我们认为政府总是正直、明智和负责的，那或许可以不要这样的压力。但很多反对全球化的批评者们的荒诞之处在于，他们多数人对这两者都不接受。于是，他们就不免陷入一个两难的尴尬境地：一方面要政府更多地进行干预，但这会带来腐败，同时又要关闭国际市场，但这会让糟糕的政府减轻压力；另一方面他们还指望政府更多地为民众的公共利益服务。然而理论和实践都显示，政府的干预越多，市场越是对外封闭，政府就越是容易被特权集团所操控。既反对自由主义的经济交往，又要防止政府被特殊利益集团和腐败的政客控制，那是自相矛盾的。

结论--找到谦卑的公仆

好的政府是必需的，它自身能良好地运转，又要服务于发达的市场经济的运行，而市场的发展是繁荣和自由的摇篮。市场和政府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常微妙的共生关系。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一个谦卑而诚实的仆人。那么，我们能找到多少这样合格的政府呢？目前还不多。这个现实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看到，当市场跨越国境之后，这种影响将变得尤其重要。糟糕的政府是让经济活动跨越国境、实现更大收益时要面临的巨大障碍，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障碍。

第20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

第九章 不平等带来的愤怒

全球化虽然把人们空前紧密地连接起来，却极大地加剧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200个人掌握的资产超过了经济阶梯最底层的20亿人的收入的总和，这样的现实足以令每个人驻足深思。

杰伊·马祖尔先生不会感到孤独，伊格纳西奥·拉莫内也在《外交世界》中抒发过类似的感慨：

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急剧扩张……伴随着不平等的爆炸性增长、大众贫困和失业现象的再现--这是现代政府和现代公民权利原有的基础的对立面。

其结果必将是不平等的剧增。如今，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有超过6 000万贫困人口，而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区欧盟有超过5 000万贫困人口。在美国，1%的人拥有全国39%的财富。在整个地球上，前358位最富裕的人（都是亿万富翁）拥有的财富之和超过了世界上最穷的45%的人口的年收入，那可是整整26亿人。

让我们暂时不去仔细探究上述的推导的逻辑--世界上最富裕的两个区域的贫困人口（到底是如何定义的？）有多少--给我们传达的到底是关于全世界的不平等或者贫困的信息，还是美国和欧盟内部的不平等的信息。让我们也先不要理会，用一群人的资产和另一群人的收入进行对比，是否就像拿苹果和橘子做对比一样不太合适。因为要计算富人们的持续收入，我们至少应该把他们拥有的资产价值除以20。其实，这样荒唐的言论不过是让拉莫内的咒骂成为对全球化的众多批评中的具有代表性的空话罢了。不过，他的不严密的言论背后的问题仍然需要回答，如下是对于所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在过去20年带来的影响的七个主要的批评。

第一，最富裕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与最贫穷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之比持续提高。

第二，高收入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的绝对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第三，个人之间的全球性的不平等现象在加剧。

第四，绝对贫困的人口的数量在增加。

第五，绝对贫困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也在增加。

第六，世界上的穷人不但收入水平在恶化，而且其他很多人类福利指标上也在恶化。

第七，每个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状况都在扩大，特别是在大多数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家。

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将考察我们所知道的这几个方面的情况，以及答案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但在入手之前，我们还是需要弄清楚人们究竟关心什么。大多数讨论要么是判断世界上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否在拉大，要么是计算贫困人口的数量是否在增加。然而全球化的批评者们自己也经常提出，生活的内容不止意味着收入的增加。因此，最重要的一定指标是穷人的整体生活水平，它不仅仅是指狭义上的收入，是广义的关于健康、预期寿命、营养和教育情况的综合指标。

第21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2)

同样，我们还需要知道，不平等的扩大可能有不同的方式。例如我们很快能想到如下三种可能：富人们的收入增加，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富人们的收入增加，穷人的福利没有受到直接影响；富人们的收入增加，并通过各种渠道也让穷人收益，只是穷人的收益与富人的收益增加不成比例。看起来，第一种情况是不理想的，第二种可以接受，除非富人的福利增加毫无意义，第三种无疑是值得采纳的，虽然我们可能希望收益能更多地向穷人倾斜。很自然，真正的平等主义者会不同意这样的判断，实际上极端平等主义者甚至会认为，一个人人都是赤贫的小农的社会也比我们现在的社会更好，因为那是最平等的。但我相信，包括许多反全球化的抗议者在内的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种想法太疯狂了。那样极端的平等主义者基本上还是很少的。大多数人甚至并不赞成已故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主张的平等主义，他认为，只有在不平等的程度对穷人有利的时候才是可以容忍的。

我们同时还需要仔细考虑全球化与不平等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国际经济一体化可能在多个方面影响全球不平等，例如有如下一些可能：全球化导致穷人的收入降低，由此扩大了不平等；全球化提高了富人的收入，而对穷人的收入没有什么影响；全球化同时提高了穷人和富人的收入，但穷人的收益的提高幅度不及富人；全球化提高了穷人的收入，其比例超过富人的改善程度。第一种情况肯定是糟糕的，前三种情况都肯定会导致不平等的扩大，后两种情况的发生则都会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

然而，也有这样的可能：不平等和贫困现象并不是全球化带来的，而是全球化与拒绝全球化的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全球化可能有助于提高全球化的参与者的收入，而拒绝全球化却导致被排除在外的人的收入水平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时代可能伴随的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就不能归咎于全球化，而是其对立面所致，因为某些国家拒绝（或没有能力）参与其中。

因此，我们在如下的讨论中要关注的最主要的问题包括：广义的人类福利水平在提高吗？生活在绝对贫困状况中的人口的比重是否有下降？如果不平等有所扩大，是不是因为富人在获得好处的同时牺牲了穷人的利益？是全球化在危害穷人还是拒绝全球化在危害穷人？为了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到起点，从经济增长开始。

经济增长与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是世界银行驻印度的高级经济学家，那段时间是该国独立之后经济最困难的10年。在早期的通过内向型发展模式刺激经济增长之后，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基本上停滞了，其结果导致数亿人陷入了毫无希望、没有止境的贫困。在1968年出版的一本书里，著名的悲观环境主义者保罗·埃利克（Paul Ehrlich）把这个国家从整体上否定了。３作为一位来自英国的年轻人，在印度当经济学家是很有意思而令人惊讶的经历：如此常见的贫困、如此巨大的沮丧、如此盲目的自满。但我当时就坚信（今天依然如此），如果走向正确的政策改革道路，这个庞大的国家完全可以启动快速的经济增长，大幅度减少贫困。因为没有哪条铁律规定，印度的真实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只能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十分之一。

第22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3)

自那些不幸的年代以来，印度从两方面的革命中取得了成果：绿色革命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自由化革命也随即启动。在拉吉夫·甘地领导下，政策改革一开始显得很犹豫，在20世纪80年代起步，到1991年由于严重的外汇危机而促成了改革的"大跃进"，那是由印度最杰出的官员、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的曼莫汉·辛格指导下完成的。逐渐地，印度放弃了伪斯大林主义的荒谬的控制模式，转而为个人、企业和市场服务。结果在1980～2000年间，印度的人均真实GDP翻了一番，滞胀也已经成为历史。

印度不是唯一的增长榜样，它甚至还远远落后于更加充满活力的、自由化步伐更大的邻邦--中国，从1980年到2000年，那里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提高了400%。应该记住，中国和印度的人口之和占全球的2/5，中国的人口超过了整个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总和。许多东南亚国家也取得了高速增长。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03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从1975年到2001年，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在2000年占世界人口总数的31%）的人均GDP增长速度达到了5.9%，南亚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2%）同期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则是2.4%。从1990年到2001年间，东亚的人均GDP增长速度为每年5.5%，南亚的速度则提高到3.2%。

此前从未有如此多的人和占世界人口比例如此大的人群的生活水平能得到如此巨大的提升。从1975年到2001年，高收入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的人均GDP增长速度为每年2.1%，从1990年到2001年，则仅为1.7%。这段时期出现了部分的收入趋同：占世界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收入，与最富裕的国家相比，增长速度要快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说马祖尔和许多喜欢他的人们犯了常识性错误的坚实证据。全球化并没有加剧而是减少了收入不平等，同时也减少了贫困的发生。批评者们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发生呢？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的生活水平的巨大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不是一直都在扩大么？的确如此。世界上主要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不是也在拉大么？也的确如此。那么，全球的不平等状况怎么可能得到改善呢？借用比尔·克林顿的竞选口号来说，"是增长，傻瓜"。拥有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贫穷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给最重要的一种不平等--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它对于改变世界的贫困现象也有类似的作用。亚洲的崛起正在改变了世界，正在让地球更加美好。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已故的冈纳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名著来说，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所上演的"亚洲的戏剧"（Asian Drama）。

第23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4)

那么读者也许会问，这样的进步与国际经济一体化有什么关系？世界银行对于全球化进行了分析，在2002年公布的报告中，它把73个发展中国家（它们在1997年总计拥有40亿人口，占全部发展中国家人口的80%）分为两组：４第一组是自1980年以来，贸易额对GDP的比例增长幅度最大的排名前1/3的国家，第二组是其他的2/3的国家。前一组国家的总人口为29亿，贸易额对GDP的比例提高了104%（在同期，高收入国家的同一比例提高了71%），而其余的2/3的全球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比例有所下降。

从1980年到1997年，前1/3的24个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提高了67%，相当于每年增长3?1%。相反，另外49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的提高幅度只有1?0%，相当于每年增长0?5%。如表9?1所示，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国家的教育水平在1980年并没有显著优势，同时总体上比第二组的发展中国家更穷。世界银行指出，"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新成员"的进口关税下降了34个百分点，而其余国家只下降了11个百分点。积极参与全球化国家的法治水平的改进程度也比第二组好得多。因此，世界银行的结论是，"随着这些更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国家的内部改革以及与世界市场的融合，它们开始迅速增长，从20世纪70年代的2?9%持续提高的90年代的5%左右"。５

世界银行报告的结论是正确而重要的，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24个积极全球化国家的组成有些特别之处。其中，中国和印度就占了全组国家总人口的75%，如果加上巴西、孟加拉、墨西哥、菲律宾和泰国，则占了92%。还有，这一组以亚洲国家为主，它们的人口占这组积极全球化国家的总人口的85%。

我们能够从世界银行概括的这组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得到什么启迪呢？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宣称，所谓国际经济一体化会必然导致穷国愈穷、富国愈富的说法没有根据。这么多的国家在积极加入世界经济融合之后实现了繁荣，有些国家的进步幅度还特别大。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的一个更微妙的问题是，这些相对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究竟采取了哪些正确的政策？批评者们会说，成功并不意味着应该全盘接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私有化、自由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开放。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他们在坚持这种怀疑态度的时候，却往往会因为对个别政策的讨伐而否定了整个市场取向改革的大方向。其实所有这些取得成功发展的国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向市场经济靠近，也就是推广私有产权、自由创业和竞争，越来越多取代国有制、计划经济和保护。不管过程是否犹豫，这些国家都选择了经济自由化以及和国际经济融合的道路。这才是核心，其他都是注解。

第24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5)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如今的中国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如今的印度和英迪拉·甘地时期的印度，差别将是相当惊人。在很多情况下，市场力量的运行在四分之一世纪前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可能是犯罪。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自由基本上被禁止。在印度的控制体系下，一家像样的企业如果没有政府的批准也不能随便开展生产、投资和进口。从一开始，许多重要的自由化必然也很自然是针对国内的，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仅仅是农业部门的解放就把中国推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与之类似的，取消对工业发展的若干荒唐限制也加速了印度的成长。在这两个国家，都是这些初期的改革，加上充足、廉价而勤奋的劳动力保证了经济的加速启动。

然而，这两个国家也都不能忽视全球经济融合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中国。中国的出口额在1980~1990年每年增长13%，在1990~1999年增长11%。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的商品贸易额与GDP的比例以市场价格计算从33%提高到了44%，对于如此巨大的经济体来说，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商品贸易对总产量的比例在同一时期从47%提高到了66%。６2001年，中国的总商品出口额达到了2 660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的4?3%，而在1977年仅为0?7%。７到2001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商品出口国（欧盟国家相互的贸易也包括在内），落后于英国，但已经超过了加拿大和意大利。同时，流入中国的私人资本也从1990年相当于GDP的3%提高到2000年的13%。到2001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3 950亿美元，占世界的6%，而在1990年仅为250亿美元。到2000年，新增外国直接投资相当于中国总固定资本形成的11%，外国企业贡献了中国制造品销售额的31%，以及更令人吃惊的出口额的50%。８或许理论上依然有这样的可能：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与它和世界经济的融合无关。但这样的猜想未免过于荒唐。

印度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要差得多，因此不奇怪的是，其增长速度也不那么惹眼。不过印度的变化正在逐步显现。20世纪80年代印度的商品出口额有所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外汇危机的爆发，结束了80年代面向国内为主的自由化改革进程。而在对外的自由化改革启动后，自1990年至1999年，印度的出口额保持了5.3%的年增长速度。印度在世界商品出口额中的比重从1951年的2.1%下降到1980年的0.4%，到2001年已逐渐提高到0.7%，位居世界第30位。在1990~2000年间，商品贸易额与GDP的比例从13%提高到20%。印度还在商业服务业出口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软件业），到2001年，服务业出口收入达到了200亿美元，接近于商品出口收入（440亿美元）的一半。印度在世界商业服务业出口中的比重达到1.4%，两倍于在商品出口中的比重，排名世界第19位，不过还落后于中国的330亿美元（占世界服务出口的2.3%）。印度在吸引直接投资方面也较为落后，在2001年只得到了34亿美元。但对于一个数十年以来一直反感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来说，这已经是革命性的进步的。1990年，外国直接投资在印度的存量仅为17亿美元，到2001年已达到了220亿美元。总的来说，20世纪90年代是印度在独立之后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十年，也是印度对于国内外的商业最为开放、最大幅度地融入世界经济的十年。这是偶然吗，恐怕很难。

第25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6)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银行所提到的另一个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经济体、更有意思的孟加拉国。毫无疑问，孟加拉国是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最穷的大国之一，我清楚地记得，许多人曾认为它毫无希望。但即使这个国家也从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得到了许多好处。孟加拉国的人均GDP在1975~2001年间保持了2.3%的增长速度，在四分之一世纪略多些的时间里提高了60%。从1990年到2001年，那里的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而大大加速，达到3.1%。在1975年，孟加拉国的人均真实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一半，而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和对方相当。在80年代，孟加拉国的商品出口额几乎完全没有增长，而90年代以后的增长速度却达到年均15%。从1990年到2000年，出口额与GDP的比重从18%提高到32%，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高出6个百分点。孟加拉国没有在一夜之间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吸铁石，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在75个国家的腐败成本排名中，它的表现是最差的。然而到2001年，该国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还是达到了11亿美元，比1990年的1.5亿美元大有提高。即便对孟加拉国来说，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还是值得的，这还只是开始，但结果已经显现。

如果说，成功的市场改革，包括更大幅度地融入世界经济，能够很好地解释过去20年里许多国家的巨大发展，那么失败的案例，没有利用好全球经济一体化机会的国家又该如何解释呢？发展的失败要涉及制度、资源禀赋和政策等许多方面的复杂的相互作用。

对于制度及其演化机制的强调，目前已经成为研究发展能问题的侧重点。如我们所料，许多研究发现，经济发展表现糟糕的国家往往有着腐败、残忍和掠夺性的政府，有时还要糟糕，完全没有像样的政府治理，而是陷入军阀之间的内战。政府失灵、政府没有提供发展必需的很多服务，乃是非洲的灾难的根源。这既反映了政府造成的人为的障碍，又反映了非洲的大人物们道德责任感的薄弱（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恐怕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只是其中之一。如今我们依然看到，统治者的破坏把曾经繁荣的津巴布韦变得和扎伊尔几乎一样可怕。１１更令人失望的例子是非洲的大国尼日利亚，尽管在30年里获得了丰厚的石油收入，但都被愚蠢的公共开支和资本抽逃夺走，导致如今与1970年相比，该国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几乎没有增长。处于极端贫困的尼日利亚人的比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不到每天1美元）在这段时期提高了一倍。同时精英阶层却在大肆劫掠，2000年，最富有的2%的人的收入相当于底层的55%的人的总和，１２尼日利亚的许多财富被转移到海外。但这不是唯一的案例。据估计，在1990年，大约40%的非洲的私人财富都存放在海外，而糟糕的政府却没有钱提供发展必需的基础设施。结果，非洲国家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与它们本已落后的经济水平所对应的理论水平相比，还要差得多。

第26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7)

发展的第二个障碍是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地处热带对经济发展不利，但这种因素是通过各个国家的制度演化发生作用还是发挥着独立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议。也有可能是两方面都有影响。各种疾病在热带地区比较流行。另外可以肯定的是，殖民体制也倾向于在热带地区建立掠夺性的制度。与海洋的距离太远也是不利的，特别是对内陆国家。由于地理封闭导致的不利可以理解为自然形式的对外保护，也构成了这些国家拒绝全球化的理由。

另外，自然资源禀赋对于发展也有影响，特别是矿产资源，似乎对于经济发展不是刺激，而是障碍。这种"资源的诅咒"有许多发挥作用的形式：资源可能导致政治腐败，带来竞逐资源收益的斗争，经常还会诱发内战；资源可能导致贸易条件不稳定，因为自然资源和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很大；资源可能导致实际汇率水平太高，阻碍了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的发展。

人均真实GDP的变化数据显示，资源较少的发展中国家在1960~1990年间的增长速度比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要快2～3倍。世界银行证明，在过去40年中至少有45个国家经历了"不可持续的增长"。研究者把它们在1999年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与过去10年进行了对比，有的甚至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在这些未能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国家中，除了6个以外都掌握着"单点资源"（point?source natural resources）--石油或矿产。尼日利亚就是个被石油拖垮的国家，安哥拉是另外一个，其人均GDP水平到今天还低于1960年。此外，所谓成功的发展需要更多援助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如果说外国援助是一个国家致富的充分条件的话，安哥拉和尼日利亚就不会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景象。

即便自然资源没有产生腐败、寻租的社会，也可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成功的发展模式应该是促进劳动力密集型制造品的出口，中国内地就在追随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韩国四小龙所走的这条道路。这些经济体在制造业出口方面的成就令人惊讶，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出口商品中还只有25%是制造品，到1998年已经提高到80%。以前所提出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出口资源产品，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品的观点已经完全过时。如今，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通过工业制造品的出口（以及服务的出口，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出口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9%提高到了17%）来换取大宗原材料商品的进口。

制造业发展道路有一些显著的优势：世界制造品市场尽管还不是完全自由，但相对开放、有活力。而农产品的市场相比之下则增长缓慢，价格敏感度不高（例如典型的热带商品：可可、茶叶和咖啡），或者主要进口市场的保护倾向严重（例如主要的温带作物），或者两种困难都存在（例如食糖）。制造业还根据比较优势的原理设计了自然的价值链。专注于自然资源出口的国家会发现，它们难以进入竞争性的制造业，因为在进入世界市场的时候，它们的工资水平已经较高，从而必须从事相对高生产率的环节。但由于制造业有着边干边学和其他外溢效应，在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情况下，直接跨入较高层次的出口产品的生产并不容易。这种产业转变还可能受到普遍的保护政策的制约，如阿根廷和其他资源富裕的国家就遇到过种类情况，其目的是把资源的收益惠及政治上强大的工人阶级。但资源丰富的国家建立制造业的任务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美国就是一个成功转型的案例，从一个多世纪前就开始了工业化。近来，智利也在以往的资源产品出口之外走出了新的发展道路。

第27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8)

最后一个方面的资源是人力资源，既有隐性又包括显性的部分。隐性的人力资源包括社会深层的文化和行为模式，即所谓的软实力。在显性的人力资源部分，则包含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所有取得成功的经济体，包括欧洲、英国的部分前殖民地以及后来的东亚国家，都有着成熟的农业国的历史，成熟的行政管理传统和发达的商业传统，这不是偶然。从这个角度来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由于长期和欧亚大陆的文明隔绝，当然处在很不利的位置，他们依旧受到古老的部落传统的束缚，在国家独立之初缺少足够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随后又犯了各种错误。

最后还有政策的制约。如果资源禀赋和既定制度能决定一切，我们就不会看到政策改变给某些国家带来的腾飞。然而，韩国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的快速发展都是在汇率改革和出口促进政策后出现的。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在不断重复各种失误，包括真实汇率水平高估（经常用于抑制财政超支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例如今天的津巴布韦）、关键部门（如发电、送电、出口产品销售等）的效率低下腐败不堪的国有垄断企业、成本高昂而变化不定的进口保护和糟糕的经济控制系统等。这些错误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相对优势。如果某个国家有着足够多极其廉价而勤奋的劳动力，如今天的中国，则更容易在拥有这些失误和政策缺陷的条件下继续发展，而阿根廷或墨西哥则无法持续。然而，也只是在一系列改革后，中国才开始很好地融入世界经济。没有中国那样雄厚的人力资本的国家，当然更需要找对好的政策。

经济增长和不平等

通过参与一体化进程而成功取得经济发展的国家对于世界不平等有什么影响呢？不平等是对相对收入分配的描述，如果拥有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贫困国家的平均真实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富裕国家，那么以人口权重衡量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就会减少。即使全世界最富裕的个别国家和最贫穷的个别国家的收入比拉大，或者富裕国家的平均收入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的绝对差距拉大（实际如此），整体的不平等也会缩小。

以上两个特殊情况需要多一些解释。首先，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对比为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的真实人均收入提高了440%，同一时期，美国的水平只提高了60%。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的平均真实收入水平在1980年仅为美国的3%，到2000年已经提高到12%。所以在相对不平等指标上，已经有了巨大的改进。然而，这两个国家的真实收入水平的绝对差距却从20 600美元扩大到了30 200美元，原因很简单，中国的生活水平在初期只有美国的1/30，如果想缩小两国之间的绝对差距，中国的增长率就必须比美国快30倍才行，而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如果中国继续保持更快的发展速度，绝对差距最终将会缩小，就像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快速接近美国的情况一样。

第28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9)

其次，尽管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对比值一直在拉大，但居住在世界最贫困国家中的世界人口的比重却在下降。30年以前，中国和印度位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列，而今天的最穷国家却是塞拉利昂，人口只有500万的小国。中国的平均收入今天已经是塞拉利昂的10倍以上。如今，世界上最大的极端贫困的国家是尼日利亚，它在2000年拥有1?27亿人口，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只有美国的1/40，中国的1/5。因此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最富裕国富和最贫困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比的扩大，与按人口权重计算的各国间不平等程度的缩小，其实并不矛盾。还有，世界上各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情况完全有可能扩大（马祖尔认为这是事实，其实不然），但全球的不平等情况仍然可能同时缩小。除非国家内部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的扩大，能够抵消各个国家之间以人口权重计算的不平等的缩小，否则，不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缩小，而且全球的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会随之缩小。

来自牛津大学的安德烈·波尔索（Andrea Boltho）和罗马大学的吉亚尼·托尼奥罗（Gianni Toniolo）计算了49个国家（包含世界人口总数的80%）自1900年以来按人口权重计算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在计算不平等指标--基尼系数--的时候，他们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平均收入乘以各个国家的人口，结果发现，各国之间按此方法计算的不平等水平在1980年达到了峰值，为0?54，此后则下降了9个百分点，达到0?50，这是过去60年以来从未见到过的好转。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的改善正是我们期望看到的情况。

衡量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状况要考虑人口多寡的因素，是因为我们关心的是人的生活状况，而不是抽象的国家。因此，正确的做法就一定是也要同时考虑各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变化。弗朗索瓦·布吉翁（Fran?ois Bourguignon）和克里斯蒂安·莫里森（Christian Morrison）为世界银行提供的论文对1820~1992年的收入分配情况进行了大胆的前沿研究，如图9?1所示，他们得出了如下五个重要结论：

第一，从1820年到1980年，全球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逐渐扩大。

第二，在过去160年中，全球不平等状况的扩大全部都是来自国家之间的差距的扩大，而不是来自国家内部的变化。他们经过相对粗略的估计发现，各国内部在1980年的不平等状况并没有1820年严重。

第三，在1820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只有13%的部分是由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导致，而到了1980年，由国家之间的差距导致的不平等却占到了60%。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可以完全解释世界不平等的扩大"。到1980年，决定某个人的贫富状况的最大的单一因素不再是他所处的阶级或从事的职业，而是他所居住的位置。

第29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0)

第四，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1910年达到顶峰，此后到1960年逐渐下降，然后又开始缓慢上升。

第五，由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的改善，抵消了各国内部不平等状况的轻微加剧，从1980年到1992年，全球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有所减小。

因此最重要的结论是，自19世纪初以来，世界上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主要是由国家之间的相对贫富变化决定的。特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个人之间的差距的扩大，主要是因为欧洲和英国殖民地的发展速度很快而另一头的亚洲国家增长缓慢所致。所以，起决定作用的乃是较长时期中的经济增长的相对速度。结果在过去20年里，亚洲国家的增长速度的改善，尤其是一些大国的显著进步，完全扭转了世界不平等扩大的趋势。

世界银行的这份研究也存在两个弱点：由于回顾的历史很长，有关的数据非常有限、粗略；另外，截止时间是在1992年，而那正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刚进入增长高潮的时候。更新的研究依照这个思路弥补了上述缺点，例如世界银行另外一个项目组的三位专家，以及以前服务于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瑟吉特·巴拉（Surjit Bhalla）、哥伦比亚大学的萨拉-伊拉-马丁等人各自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家庭或者个人之间的在世界范围的不平等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顶峰，然后开始下降。下降的原因不但来自国家内部的平等化，而且是源于国家之间的差距的缩小。

例如，世界银行的三位专家发现，高收入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1980～1995年之间有所增加，然而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状况却从1965～1969年时期的高峰持续下滑。这一现象的原因完全是因为国家之间按人口权重计算的收入差距在缩小。巴拉的结论与此相似，而且更强烈。他认为，全球的不平等在2000年要低于191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按照基尼系数计算，已经从1980年的顶峰下降了5个百分点。他也认为，在1980年之后，高收入国家内部的人们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但仍然显著低于1960年的水平。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人们的收入差距，如果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则大为缩小，如果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则没有缩小。最后，萨拉-伊-马丁的结论是，世界的不平等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精确地说是1978年）达到了峰值，那以后直到1998年，不平等程度减少了5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如果按照其他一些指标来看，下降的幅度甚至更大。

也有其他人反对这种"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在全球化时代有所改善"的说法，其中最突出的挑战是或许来自世界银行的其他研究者。例如，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就写过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分析他所说的"从1988～1993年的世界收入分配变化的真实情况"。２７这项研究（以及以下要提到的关于世界贫困状况的世界银行的其他研究）和上文提到的研究的主要区别是，它们没有采用国民账户的统计数据，而是根据居民家庭收入和支出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调查包括了家庭消费，这对于贫困国家的穷人来说非常重要；同时排除了存货增长和未分配利润，这对于居民的现实福利没有影响。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一个重大的不利之处：调查得到的开支水平和变化幅度，与国民账户数据的关联度往往比较低，这不免令人怀疑数据的准确性。国民经济账户或许有缺陷，然而却有着自我检查的优点，因为它的数据是通过产出、收入和支出的独立数据分别汇总形成的。而在家庭收入和支持调查方面，则没有类似的核对机制。

第30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1)

总之，米拉诺维奇的结论是，1988~1993年之间的分配不平等状况有显著扩大，按照基尼系数计算，不平等从0?63提高到0?66（在很短的时期内增加了5个百分点），他还认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了，南亚的农村居民的按购买力调整后的收入水平增长缓慢，同时，一些主要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在快速增长"。２８这样的结论与上面提到的几位研究者的看法很不相同，但至少在有一个方面是一致的。米拉诺维奇也承认，"各国之间的平均收入的差距……是决定世界不平等状况的最主要的因素，它解释了全部不平等来源的75%~88%的部分（与不同的指标有关）"。２９米拉诺维奇还得到了其他一些统计结果：世界上最富裕的1%的人的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底层的57%的人；位于国内平均收入最下层的10%的美国人比世界上2/3的人的生活状况更好。

米拉诺维奇提出的世界不平等状况在5年时间里快速扩大的结论，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罗伯特·维德（Robert Wade）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的影响很大的一篇文章的基础，不过，他的结论可信吗？３０又有哪些启发意义？部分的答案在于，那是一段比较特殊的时期，这使得结论更为可信，但启发意义却会打折扣。例如在1989年的政治波动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而印度也在1991年遭遇了经济危机。因此，米拉诺维奇分析的正好是这两个发展中大国在过去20年里发展最缓慢的时期。３１其实，萨拉-伊-马丁也曾发现，世界的不平等状况在1986～1989年之间有所恶化，但在1990年后又开始改善（参见上页图9?2）。因此，把这段时期的结论推广到整个20年是危险的。同时，米拉诺维奇估算的不平等状况的扩大幅度令人惊讶，根据巴拉的估计，高收入国家的相对收入需要增长27%，才能导致世界收入不平等状况扩大5%（以基尼系数计算）。这样大的增幅显然不存在，因此，米拉诺维奇的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值得怀疑。

例如，米拉诺维奇采用的家庭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的收入水平在1988~1993年之间没有提高，但国民账户统计的数据却不同。那么，实际情况如何？部分原因如上文所述，是因为家庭平均收入和开支的增长在家庭调查中反映出来的速度要慢于国民账户反映出来的速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调查数据是来自两位权威的世界银行研究员，他们估计了1987~1999年的绝对贫困率的变化，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真实消费水平只增长了11%。３２但巴拉却发现，同期的国民账户（以购买力平价换算后）显示，平均真实收入增长了24%，消费增长了21%。11%和21%的差距不能算小，而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第31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2)

巴拉还发现，在1987~1998年，收入调查显示的平均收入与国民账户反映的数据之比在东亚各国从56%下降到46%，在南亚各国从75%下降到62%，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从69%下降到63%。在消费调查方面，两个数据来源得到的平均比值在东亚各国从82%下降到81%，在南亚各国从73%下降到56%，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从125%下降到115%。类似的，米拉诺维奇也发现，在非洲，他使用的平均家庭收入/开支的调查数据在1988年相当于国民账户的数据的79%，而到了1993年只剩下70%。而亚洲国家的下降幅度不大，从61%降到59%。总之，在米拉诺维奇的研究中，从1988年到1993年，有着最多贫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幅度低于国民账户（按购买力平价换算）反映的数据：亚洲国家分别是49%和54%，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分别是19%和33%。从这里，我们一定可以部分解释他的研究与使用国民账户的其他研究者的结论出现差异的原因。

那么，如何解释调查反映的增长率和国民账户反映的增长率之间的巨大差异呢？在理论上存在如下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家庭调查在估算消费和收入水平时是正确的，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许多重要的发展中国家远远低于我们以前的估计，国民账户并非可信的估计，而是有宣传成分。第二种可能是，国民账户和家庭调查的数据对于它们所覆盖的指标来说都是正确的。如果所有被家庭调查低估的开支和收入数据都是来自富人，如果富人在收入和开支方面的真实比例都在快速增长，这种情况就可能出现。并且意味着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收入和开支正在变得更加不平等，变化速度比关于不平等的标准估计更快。第三种可能是，家庭调查在估计真实收入和开支方面成了越来越不可靠的办法，虽然在我们需要计算收入和开支分配的时间变化的时候，它们还是主要的手段。

第一种可能并不现实。如果我们拒绝承认有关经济增长的国民账户数据，那我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可以说就相当于一无所知。还有，尽管人们对于国民账户的准确性，特别是中国的数据，存在某些疑虑，但是对任何国家而言，国民账户都是收集最仔细、最详细的全国性数据。于是，留下了后两种可能性。根据现有的数据，我们还不能进行辨别。或者说，这些国家变得不平等的速度有可能超出所有数据的显示（由于富人的收入和开支的快速增长没有在调查中充分显示出来），也有可能是家庭调查本身不够可靠。

这还不是唯一的困难。把收入水平换算成购买力平价的时候，也会产生严重的扭曲，因为可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的消费，和不可贸易的服务消费在不同家庭之间比例差别很大。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消费的产品的比例更大，而富人消费的服务的比例更大。从西方来到发展中国家的旅行者都会惊讶地看到，当地的富人能够雇佣成群的仆人（这种景象在西方国家早已尘封在历史中），却未必买得起最先进的机器。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收入分配将会比按国内相对价格计算的结果更加不公平。相反的情况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服务的价格相对于产品会上涨。如果穷人消费的产品的比重超过富人，他们从增长中获得的好处就比富人要多。主要的推论是，尽管初始的收入分配可能比按照国内相对价格计算的实际效果更不公平，但其通向公平的速度可能比数据显示的更快。这又强化了如下的观点，穷人在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可能获得更多的好处。

第32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3)

最终的结论是，过去20年以来，世界上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很可能有所缩小，因为主要亚洲大国的相对快速的增长。这同时可能伴随着许多国家内部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最富裕的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与最贫困的国家的相对比例拉大，高收入国家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的绝对差距也有扩大。但后者不过是历史留下的残酷现实，在1980年的时候，国家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绝对差距不可能马上缩小，只有当相对收入的差距足够缩小后才有可能。

不过这样的描述没有考虑到，许多国家并没有得到快速增长，其中大多数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国家的增长速度也不行，此外还有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转轨时期的中东欧国家，特别是前苏联各国。例如在90年代，根据世界银行的人类发展报告，占世界人口总数12%的54个国家的真实人均收入出现了负增长，占世界人口总数26%的另外71个国家的真实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也只有0～3%。３３类似的，根据世界银行对于全球化的研究，总计拥有11亿人口的许多国家在1980~1997年的真实收入水平陷入停滞。虽然有许多国家的糟糕表现，但世界的总体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仍然可以继续（随着中国人的平均收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改善就很可能发生），不过，世界贫困状况的规模和地区分布却会受到显著影响。这个话题与收入分配一样令人烦恼，下面我们就转入相关的讨论。

增长和贫困

从所有指标来看，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前，世界的不平等状况都在扩大。自那之后，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主要是因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迅速成长。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推动导致世界不平等状况在过去两个世纪长期扩大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从英国开始、极不平衡地扩展到全球的结果，其影响波及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大幅度的改善，而极少有人的情况恶化。但这样富有活力的增长必然是不均衡的，因为气候、资源或政策方面的优势，世界上某些地区更能利用增长带来的新机遇。同样，在某些国家内部，例如中国或印度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某些地区可能比别的地区更容易抓住发展机遇。要怨恨这样的不平等的增长，就等于是在怨恨增长本身。它相当于说，与其让某些人先富起来，即使到最后会使所有的人都得到好处，也不如让大家继续保持同等的贫穷。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关心贫困的变化要比关心不平等更有意义。虽然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也存在某些争议，但我们仍可以得出部分有说服力的结论。

第33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4)

一段时间以来，世界银行对于绝对贫困水平的定义是，按照1985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的收入低于1美元。布吉翁和莫里森也使用这个标准对于1820年

以来的绝对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与他们考察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同期。３４他们从中得到了三个有趣的结论：第一，绝对贫困的人口数量从1820年的9亿人增加到了1960～1980年时期的峰值13～14亿人，然后逐渐下降到1992年的不足13亿人。第二，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在世界上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1820年的超过80%，下降到20世纪初期的2/3，1950年的近50%，1980年的32%，以及1992年的24%。人数的增加和比例的下降反映了产出的增长和人口的繁衍之间的竞赛，特别是在贫困国家。1820年，世界的总人口只有10亿多一点，到1910年达到17亿，1992年则已经增加到55亿。

在这个领域，布吉翁和莫里森的研究又给我们提供了保持乐观的理由。总体来说，绝对贫困现象虽然还不少，但相对于数量大大增长的总人口来说已下降到不足1/4。当然，我们还必须仔细分析自1980年以来的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变化。这里的权威研究同样来自世界银行，该机构的目标也是建设"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

第一，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从1987年的11.8亿下降到了1999年的11.7亿，不过在1990年时曾经跃升到12.9亿，这也反映出米拉诺维奇选择的1988～1993年的考察阶段非常特殊。

第二，绝对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发生在充满活力的东亚国家，从1990年的4.86亿减少到1999年的2.79亿（包括中国在内）。如果不包括中国的数字，则是从1.14亿减少到0.57亿。中国自身的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在1990～1999年间从3.76亿减少到了2.22亿。快速的经济增长大幅度减少了贫困。这在今天与过去两个世纪的总体情形一样，仍然是真理。

第三，南亚国家的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在1990~1999年出现了轻微下降，而在东欧和中亚（前苏联国家）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却快速增加，从1987年的2.17亿增加到1990年的2.41亿，到1999年又增加到3.15亿，非洲的情况尤为严重。

第四，贫困的发生率在东亚各国大幅度减少，从1990年占总人口的30.5%减少到1999年的15.6%，如果不包括中国，则是从24.2%降低到10.6%。中国自己的贫困率在9年时间内从33%下降到不足18%的水平，这无疑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快速的大规模减贫运动。

第五，在20世纪90年代，南亚各国（主要是印度）的贫困发生率也显著减少，从1990年占总人口的45.0%下降到1999年的36.6%。但是贫困率在东欧和中亚国家显著上升，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也从47.4%提高到49.0%。

第34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5)

与不平等方面的统计数据类似，在有关贫困的数据上也存在争议。秉持乐观主义的一方仍然是巴拉和萨拉-伊-马丁，图9.4显示了他们的研究结论和世界银行的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的对比（双方对于贫困的定义差异非常小）。三方的研究结果都显示，在1990年到20世纪末的10年之间，贫困人口有显著减少。但世界银行认为贫困率在9年时间里减少了9.5个百分点，萨拉-伊-马丁认为在8年时间里减少了13.1个百分点，而巴拉认为在10年时间里减少了25.6个百分点。

从这些分歧中能得到什么结论吗？正如萨拉-伊-马丁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的研究与世界银行的相比，在经过某些校正后大致相当。３７与他们分歧较大是巴拉的结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巴拉采用了国民账户的数据来计算平均收入和开支的增长，用家庭调查的数据来计算收入和开支的分配，而世界银行在两方面采用的都是家庭调查的数据。

这样的方法差异带来的最大影响在一个令人惊讶的案例上有所反映：印度。我们知道，印度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提高了大约一半，但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处于极端贫困状况的人口的总数却只有很少的下降。在整个南亚（以印度的数据为主），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在1990～1999年间只是从5.06亿下降到4.88亿。巴拉认为，这似乎不太可能。由于4.88亿极端贫困人口相当于全世界总数的42%，因此，任何重大的计算错误都可能导致整体结论出现明显偏差。

我们已知的一个事实是，在1987～1998年期间，对于南亚国家而言，从居民调查得到的消费数据与国民账户反映的数据的比例从73%下降到了56%。看起来，家庭调查似乎没有充分反映南亚国家的消费支出的增长。还有，如巴拉指出的那样，在印度进行的工资和失业调查显示，农村地区的工资水平与国民账户反映出来的消费增长幅度更为接近，和家庭调查的数据则有较大偏差。此外，印度官方估计的贫困率在1999年是26%，或者说2.6亿人口（其标准是按199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每天1.25美元，略高于世界银行的1.08亿美元，这样得到的数字应该更为保守）。可是，世界银行根据较低的生活费标准计算得到的数字却是接近3.6亿人。世界银行还根据印度政府的1.25美元的标准进行了计算，得到的贫困人口的总数达到了4.7亿，比印度政府自己估计的数据高出了2.1亿。印度政府认为，自己的数据有所高估，而其他人的研究--例如著名的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也都认为印度的绝对贫困人口的数字比世界银行的估计要少得多，在1999年约为1.5亿。

第35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6)

简短地说，有充分理由认为世界银行高估了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同时低估了减贫的幅度。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必然意味着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平等状况有严重恶化。这在逻辑上是有可能的，因为有许多穷人居住在非常落后的邦里，如北方邦和比哈尔邦。但印度政府自己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个猜测。我们可能不会像巴拉那样过于乐观，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1993年购买力平价）的人口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44%下降到2000年的13%。但印度乃至整个世界的贫困状况的减少幅度，很可能要比世界银行估计的大得多。

不消说，这样的看法很多人并不接受。与萨拉-伊-马丁同样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托马斯·波吉（Thomas Pogge）和桑贾·瑞迪（Sanjay Reddy）认为，如果说世界银行的数字不够准确的话，那也是因为估计过于乐观了。他们特别指出，用这样一个测量标准（按1993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生活费低于1.08美元）比较世界各地的贫困，犯了三个方面的原则性错误：第一，世界银行采用的国际贫困线"并不能满足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因此，"这样的贫困线对贫困的估计毫无意义"；第二，"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没有考虑人类需要的基本资源的估值"；第三，"现有的对于贫困的估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它们对于许多基本参数的数量变化非常敏感，其依靠的数据又非常有限甚至完全缺乏"。

我们先承认大部分批评的合理性。很显然，在把各个国家的数据转换成购买力平价时，购买力价格本身就是反映经济体平均水平的数据，并且每年都在变动。所以客气点说，这是个比较粗略的简化做法。同样，每天1美元的标准本身是基于主观判断，对于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含义。的确如波吉和瑞迪所言，按照购买力平价换算会涉及许多非贸易的服务的价格，将导致对穷人的真实收入水平的估计出现较大并不断扩大的误差，因为后者消费的产品的比重一般高于富人。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应该设置更高的贫困线。同时，这可能还意味着贫困减少的幅度大于世界银行的估计。因为在高速增长的国家里，商品的价格通常会相对下降。

但主要的问题在于，对研究数据改进是否容易做到？波吉和瑞迪认为，这样的测算不应该采用主观决断的收入水平，而是针对必要的生活能力--卡路里和基本营养。他们提出，"人们需要获得一定的收入来避免贫困，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上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使用当地最合算的商品组合，以满足基本生活所需要的相关保证"。这个建议看来是符合人们的直觉的，实际上，长期以来的经验表明，在不同国家就贫困水平达成一致意见几乎没有可能。

第36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7)

波吉和瑞迪提醒我们，所有关于贫困的估计都是主观的。当然，没有充分理由让我们相信某个人对于某个时期的贫困水平的估计，但能否看清趋势则是另外一回事。很显然，极端贫困（按绝对标准而不是相对标准）的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在过去两个世纪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趋势自1980年以来还在持续。另外我们几乎也可以断定，东亚国家的极端贫困的人口数量在过去几十年、特别是最近20年里大幅度下降。这种情况是否也发生在印度不是那么确切。但令人鼓舞的是，中国和印度都显示，按照它们各自的指标计算，极端贫困的人口的数量大量下降（印度在1980～2000年减少了1亿人，中国在1978~1999年减少了2.2亿人，同时两个国家的总人口在此期间还有大量增加）。由于东亚和南亚的这些进步，因此尽管不能完全确定，但整个世界的绝对贫困的人口还是有很大的可能下降了。更有可能出现的事情是，极端贫困现象减少的国家主要应归功于经济增长加速。这对于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而言也是适用的（尤其像中国这样对人口流动有所控制的国家）。

贫困与人类福利

由于缺乏波吉和瑞迪建议的国际之间的对比办法，我们必须寻求其他方面的支持证据。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确凿无疑的好消息：很显然，在最近几十年里，整个人类的福利状况都大有改善。独立分析人士英杜尔·郭克拉尼（Indur Goklany）令人信服地指出，人们如今可以用比以前更低的收入水平来享受更好的健康、更长的寿命。这主要应该感谢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组织革新的成果。在1913年出生的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52岁，美国那时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比中国在2000年的水平要高50%，比印度的高150%，然而中国人在2000年的预期寿命为70岁，印度人则为63岁。1900年，瑞典人的预期寿命是世界上最长的，但也只有56岁，而在2000年，只有少数非常贫困的国家（多数在非洲），人们的预期寿命才低于这个数字。正如郭克拉尼所述，预期寿命与人均GDP的相关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上移。类似的情况是，婴儿死亡率与收入的关联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下移。从许多显示人类福利指标和收入水平的关系中，也能看到相似的表现。

在整个发展中国家，自1970年之后，人们的预期寿命每年约提高4个月，从1970年的55岁增加到2000年的64岁。在南亚是从1970年的49岁提高到62岁，在东亚是从59岁提高到69岁。然而不幸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有32个国家出现了预期寿命下降的情况，主要是因为艾滋病的扩散，或者政府的无能（如东北亚和南部非洲的个别国家）４４。下降还来自于西方人对于DDT杀虫剂的恐惧，这导致有的国家丧失了唯一能控制致命的疟疾病蔓延的办法。预期寿命的提高也意味着世界的不平等状况的改善。在1950年，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只有高收入国家的2/3左右（分别为44岁和66岁），到2000年，这个比例提高到了82%（64岁和78岁）。

第37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8)

同时，发展中国家总体的婴儿死亡率从1970年的107‰下降到1980年的87‰，2000年的58‰。在东亚这个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则从1980年的56‰下降到2000年的35‰。在南亚，婴儿死亡率从1980年的119‰下降到2000年的73‰。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进步又是最慢的，但也从1980年的116‰下降到了2000年的91‰。

失去自己的孩子是人生可能遭受的最痛苦的打击之一，因此，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本身就是极大的福音，预期寿命的延长也不例外。此外这些改进还意味着对教育的投资会变得更有价值。全世界的家庭正变得越来越小，对儿童的教育则越来越受到重视。平均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成人识字率已经从1970年的53%提高到了1998年的74%。到2000年，成年男性的文盲率在东亚国家下降到了8%，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还有30%，在南亚为34%（这实在令人汗颜）。成年女性的文盲率比男性更为普遍，但也在改善。从1990年到2000年，东亚国家的女性文盲率从29%下降到了21%，在南亚国家则从66%下降到57%（这更加令人尴尬），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从60%下降到47%。年轻人中的文盲比率大大下降，这就保证了随着时代的进步该比率还将下降。

生育率的下降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发展中国家总体的平均女性生育率从1980年的4.1下降到2000年的2.8，东亚国家从3.0降至2.1，已接近基本替代率，拉美国家从4.1下降到2.6，甚至南亚国家也从5.3下降到了3.3。在这个指标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进步幅度又是最小的，但也从6.6下降到了2000年的5.2。总体来说，生育率的下降告诉我们，女性对于生育有了更大的控制，孩子数量减少意味着每个孩子得到的来自父母的投资有所增加，并且对孩子生存、成熟的信心有所提高。发展中国家正在发生的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令人鼓舞，这既是人们的福利得到改善的标志，又是促进改善的动力。

我们再看看饥饿问题。食品产量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人口的增长，自1961年至1999年，全球的人均日食物供应量增长了24%，其中发展中国家增长了39%，达到2 684卡路里。到1999年，中国的人均日食物供应量增长了82%，达到3 044卡路里，而在1961年仅能保证基本生存，为1 636卡路里。印度在1950～1951年的水平为1635卡路里，到1999年增长了48%，达到2 417。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计，每个成年人每天大约需要2 000～2 310卡路里的食物供应，从这个标准看，发展中国家的食物供应水平已经从缺乏达到了充足。饥饿现象依然存在，但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长期营养不良的总人数已经从1969～1971年的约9.2亿下降到1997～1999年的7.9亿，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比例也从35%降至17%。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缓慢，饥饿的情况也要糟糕得多，从1979～1981年到1997～1999年，营养不良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从38%下降到34%，但绝对数量却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从1.68亿上升到1.94亿。

第38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9)

我们再看看最有争议的指标之一：童工。从理论上应该认为，随着父母收入的增加，儿童数量的减少，预期寿命的延长，儿童应该更多地得到教育机会，而不是被过早送去参加劳动。令人高兴的是，事实也的确如此。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0～14岁的儿童参加工作的比例，在整个发展中国家从1980年的23%下降到了2000年的12%。东亚各国的成绩同样是最可喜的，从26%下降到8%，南亚国家是从23%下降到15%，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降幅最有限，从35%下降到29%。中国的变化令人惊讶，从1980年的30%下降到2000年的8%。印度落在后面，从21%下降到12%。因此，正如我们可能预期的那样，越是在经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那里的父母就越是不愿意让孩子过早参加劳动。这些人之前让孩子过早从事工作并不是出于无情或恶毒，而是迫不得已。

最后，我们还应该记住过去20年以来在其他方面的一些重要进展：世界范围的民主潮流，尽管还不甚完美；世界广大地区为个人提供的经济机遇，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随处可见的妇女地位的改善，虽然还不是发生在所有国家。

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新的趋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经济高速成长的国家的人民，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他们的教育和营养条件得到了提高，他们对子女的哺育更好。所有这些好事的发生并不都是因为收入的提高，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也至关重要。与历史上的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能够在更低的收入水平上取得更高的社会成就。但我们也可以想象，收入增长最快的国家社会进步的幅度往往也最大，依然是那句话："是增长，傻瓜"。

各国内部的不平等

如果说马祖尔关于全球不平等状况恶化的论断有误，那么对于各国内部的不平等变化他至少说对了，是吗？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全球化在改善整体的分配状况时，会加剧各国内部的差距，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为了更精确地加以描述，我们需要知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别发生的情况。

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在世界银行所谓的"新全球化参与国"中，不平等的情况的确有所加剧。这组国家总共是24个，总人口接近30亿，但不平等的扩大只是因为中国的影响。４６而中国在过去20年里的不平等情况恶化，几乎完全是因为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但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背后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下，收入分配过分均等；第二，在最初期的废除公社体制、刺激农村经济增长之后，后来的增长主要来自融入世界经济的影响，而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是沿海地区；第三，就像我们看到的整个世界一样，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任何增长过程都肯定存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这在印度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第四，中国在政策上阻止从内地农村到沿海发达地区的自由移民。因此在很多方面，今天的中国正在比较小的层次上复制整个世界在过去20年里发生的故事。造成国内的不平等状况加剧的原因，与世界层面一样，是由于成功地融入世界经济的地区或国家与没有融入的地区和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的差异正在扩大。最贫困的地区或国家并没有受到全球化的伤害，它们反而是因为没有加入全球化而受到伤害。中国乃至全世界面临的挑战都在于，如何提高落后地区参与全球化的能力，而不是听任某些批评者的意见，反而把它们同世界隔绝起来（这当然也是很难做到的）。

第39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20)

如果我们审视其他的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则会发现它们的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方向不一。杜大伟（David Dollar）和阿特·克拉埃（Aart Kraay）在一篇知名的文章中指出，对外贸易促进了经济增长，穷人从收入提升中获得的好处与富人的比例相当。这项研究的基础是137个国家，结果发现最底层的20%的人平均来说从增长中获得了同比的收益。很有趣的是，这与人们之前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传统的看法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兹最早提出的，他认为社会不平等会随着增长过程首先恶化，然后再逐渐改善。巴拉在后续的分析中认为，实际上库兹涅兹是对的，杜大伟和克拉埃的计算出了差错。后来的证据显示，增长中的经济体的不平等状况有轻微扩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库兹涅兹的假说的确成立，经济增长对于穷人来说也比停滞不前要有利得多。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穷人也会从增长中受益，越南就是个有意思的案例。调查发现，在1992～1993年位居贫困程度最底层的5%的家庭，其中的98%的收入在6年后有所提高。同样的贫困减少的现象也在20世纪90年代的乌干达发生了。然而，这方面还有两个要点需要注意：首先，即使如杜大伟和克拉埃说的那样，穷人能够从收入增长中获得同比例的好处，但绝对收入的提高幅度还取决于他们最开始的收入份额，这对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的程度有着重要影响；其次，穷人能否从通过外贸来刺激的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好处，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对于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在采纳外向型发展策略时的不同经历，比较优势的理论能够提供解释。

标准的理论和经验认为，自由化政策对于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的收入提高有利。在东亚各国，初始的比较优势是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国际经济一体化对于提高穷人的相对收入特别有利--总体而言事实也的确如此。而在拉丁美洲，那里的土地资源更为丰富，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历史上奉行的保护政策的目标是把收入从农业部门转向产业工人阶级。在此情况下，从理论上可以预期，自由化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状况扩大。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进入世界经济分工之后，拉丁美洲的非熟练劳动力受到的负面影响可能还将继续扩大。

高收入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让我们将注意力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这里的实际情况更加清楚：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了。在差距没有拉大的地方，则容易出现较高的失业率。另外，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的恶化更多是因为相对工资的变化所致。这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工薪阶层往往属于地位较高的阶层，特别是在现代产业部门就业的人。发达国家的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收入的比例在扩大，这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的英国和美国表现得非常突出。特别是在美国，"差距扩大非常严重，低技能群体非但没有获益，甚至可能受损。在1973~1998年中，尽管劳动力总体上获得的真实收入有了大幅度增加，但低技能劳动力的真实工资水平却没有显著改善"。

第40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21)

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收入的扩大，在其他高收入的大国中（例如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并不那么明显，至少对全职员工是这样。但如果我们考察工作时间和失业率的情况，就会发现它们也具有类似的特征。非熟练劳动力更容易失业或者被迫从事兼职工作。结果，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4个成员国中，有20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拉大，主要是因为劳动收入内部的不平等情况加剧。

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原因何在？理论上存在几方面的可能，有的来自劳动力的需求因素，有的关系劳动力的供给方面。其中包括：外贸的影响，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的进口增加，部分是因为跨国公司的生产外包所致；竞争的普遍加剧，削弱了某些产业内部（如钢铁和汽车制造业）的垄断局面，而这些产业在历史上曾经给那些依赖工会组织进行谈判的非熟练劳动力创造了很大的工资溢价；法律和其他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变革，削弱了工会的谈判筹码；技术、特别是需要人的技能的技术变革，这些创新增加了社会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教育体系的失误，没有尽快增加熟练劳动力的供应；以及非熟练劳动力的移民等。

对外贸易和移民对于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是可能的解释之一，或者更精确地说，它们导致高收入国家的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地位下跌。有的人或许会进一步指出，对外贸易的增加导致发达国家的技术变革有更多技能化倾向，其目的是节约从世界标准来说相对昂贵的非熟练劳动力的花费，它使得企业倾向于开发能节约简单劳动的技术。然而即使不是这样，一条著名的经济学定律--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也认为，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劳动力的工资，将在贸易中趋同。如果这个定理成立，那么由于世界上的非熟练劳动力人数太多，同时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劳动力的比例大大提高（包括潜在的和实际的影响），高收入国家的普通劳动力的收入就注定会下跌，至少是相对下跌。从更加残酷的角度来说，高收入国家的工人们在历史上因为自己国家对于制造业的垄断而获得了过多好处，如今他们则要面临来自全世界的非熟练劳动力的自由竞争，后果当然是很严重的。

我将在下一章更具体地考察对外贸易的影响，并继续上述的讨论。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适用需要一些强有力的假设，其中，生产效率在所有的国家中必须相同，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还有，在应用这个定理的时候，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会出现改善（劳动力密集型的进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出口价格下跌），然后这会带来生产方式的转变，更密集地利用多余的非熟练劳动力。然而哥伦比亚大学的贾格迪什·巴格瓦蒂等人指出，上述景象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并未出现。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每个产业都更多使用熟练劳动力，在大多数研究者看来，这种情况的发生，显示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还是倾向于技术密集型的技术变革。林德特和威廉姆森教授总结了经济学家们关于美国的不平等扩大的看法（因为美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尤其突出），发现大家普遍认为，差距扩大中大约15%到1/3的因素是由于外贸的影响。５７

第41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22)

结论是，发达国家在过去20年以来出现了不平等扩大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的增加。不过即便如此，还需要留意如下两个重要的补充。

第一，如果这是事实，那也是一个对于进口国和出口国都有利的经济发展的结果。发达国家的正确反应是：帮助那些由于廉价进口产品而受到冲击的人们，例如开展再培训、改善教育、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工资补贴，以及最直接的增加转移支付。如果发达国家无法正确和有效地处理内部的收入分配问题，而是剥夺世界上广大穷人改善自己生活的机会，那将是很不道德的。

第二，请记住，发达国家的这些变化都是增进世界繁荣的过程的一部分，巴拉对此有特别的解释。他把"全球中产阶级"定义为按199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年收入在3 650～14 600美元的人。根据他的分析，在1960年，64%的世界中产阶级都居住在高收入国家，而今天已经下降到17%，位于亚洲、中东和北非的中产阶级所占的比重从1960年的6%提高到了1980年的16%，到今天已达到51%。只有最自私的西方人才会对这样巨大的变革、这样迅速的进步抱怨。

结论

让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关于经济增长带来了剥削、贫困和不平等的说法上，并结合我们已经知道的答案进行一番比较：

第一，在全球化时代，最富裕国家的平均收入与最贫穷国家的平均收入之比在持续提高。回答：正确。

第二，高收入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的绝对差距在不断拉大。回答：正确，但不可避免，主要原因是20年前的起点差距太大。

第三，个人之间的全球不平等现象在恶化。回答：错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的个人之间不平等状况从各种可能的指标来看都在缩小。

第四，绝对贫困的人口的数目在增加。回答：可能不正确。极端贫困的人口数量自1980年以来很可能下降了，这是两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新现象，主要是归功于亚洲人口大国的快速增长。

第五，绝对贫困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也在增加。回答：错误。极端贫困的人口在世界上的比重肯定是下降了。

第六，世界上的穷人不但收入水平在恶化，而且其他很多人类福利指标都在恶化。回答：绝对错误。按照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识字率、饥饿发生率、生育率、童工比率等指标来计算，人类的整体福利都大有改善。这些指标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改进幅度最小，部分是因为疾病的影响，部分是因为经济增长的缓慢。

第七，每个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都在扩大，特别是大多数积极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回答：错误。在大多数有效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并未拉大，尽管中国例外。高收入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有显著扩大，但全球化对此造成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并不清楚，很可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从广义上看，人类福利的指标有所提高；陷于极端贫困状况的人口的比例在减少；最贫困的人们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受到了剥削，而是根本没有人去利用他们，被隔绝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快速加入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高速增长，正在让地球变得越来越美好；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让那些没能成功融入世界经济的国家有效加入建设性的、互利的生产网络。

第42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

第十章 外贸带来的伤害

显然，如果本地的人民自己种植食物--至少能保证他们免受市场的制约、实现独立生存--以及在必须利用世界市场之前，尽可能制造自己需要的其他产品，那么任何国家或社区的安全都会得到加强。社会的目标不应该是追求最低价格的产品，而是寻找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手段，以及在一个不会由于世界市场的动荡而崩溃的体系中，实现永恒、富足而稳定的生活。如果人们自己种植作物、自己生产必需品、控制自己生活的条件，价格就将完全不是要考虑的问题。

左派们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向后看，一种是向前看。任何了解他们的思路的人都不会感到惊讶：今天反对"公司全球化"的人是属于前者。卡尔·马克思知道，世界市场经济是"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敌人。而如今的许多全球化反对者的期望就是民族主义的自治，甚至地方性的自治。尽管这样的主张最突出，但还有其他的批评意见。自由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面临着各种形式的攻击，本章将回答如下九个主要的质疑。

第一，来自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掏空了发达国家的工业，使得高收入国家无力竞争，除非大幅度削减工资。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的提高可能带来全球性的过剩、滞胀和萧条。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来自对工人、包括童工的残酷剥削。

第四，世界自由贸易毁坏了自然环境。

第五，由于各种原因，自由贸易应该被"本地化"所取代。

第六，自由贸易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策略，它们无力与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业开展竞争。

第七，商品贸易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公平、合算。

第八，世界贸易组织是个反民主的机构，被跨国公司的利益所俘获，威胁到国家主权、环境和人类福利。

第九，高收入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强加的自由贸易政策是虚伪的，它们自己仍然奉行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对发展中国家最有利的产业领域。

读者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抱怨相互之间并不一致。认为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地方都缺乏竞争力是毫无道理的（虽然每个人在某些方面可能都有缺乏竞争力的时候）。人们也不应该在建议实行本地化的同时抱怨高收入国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设置障碍。人们不应该在鼓励发展中国家追求自己的发展策略的同时，又呼吁发达国家追求自给自足（如果前者的策略是为后者提供出口）。人们不能既指望每个国家或社区都负责制定自己的环境保护标准，同时又给其他地区强制输出更高的环保标准。可理论上的一致毕竟是很难达到的，因为这些抱怨原本就来自不同的人群。那么我们的任务则是从中去伪存真，找出合适的建议，这就是本章的主题。

第43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

对廉价劳动力的恐惧和去工业化的误区

上一章里提到，学术界关于进口商品对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有过很多研究。但在大众讨论中，很多结论被简化了。人们又重新热议所谓"血汗工厂"的话题：发达国家的工人们怎么可能和中国人竞争呢？工作机会流失到海外以后，人们怎么可能实现再就业呢？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和大规模失业这些现象，我们如何可以避免？幸运的是，对于所有这些难题的解决方案其实都是很轻松的。

首先来看看所谓中国工人拥有的压倒性的竞争优势。的确，在1995～1999年，中国的制造业工人的年平均成本只有730美元，而德国工人是35 000美元，美国是29 000美元，英国是24 000美元。那么，德国、美国和英国的工人的工资会被中国人拖下去，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前景吗？实际情况远非这么简单，而且基本不会。中国的人工成本便宜是因为生产率比较低。每位美国工人每年能创造81 000美元的附加价值，德国工人是80 000美元，英国工人是55 000美元，而每名中国工人只能创造2 900美元。因此，尽管发达国家的工人的工资水平高出很多，但他们的竞争力未必会受到影响。

生产力水平和工资水平的相关关系是非常显著的，例如，斯蒂芬·古拉伯分析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这个指数考虑了劳动力成本、生产率和真实汇率的变动，如果工资随着生产率提高，同时真实汇率保持稳定，那么单位劳动力成本就会保持不变。古拉伯考察了七个发展中国家，发现其中五个在1970～1993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印度、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两个有所下降（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在前五个国家，工资水平上涨的速度超过了生产率，在后两个国家，工资的上涨速度则更慢。发生这样的偏离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初期（或末期）的真实汇率高估或低估，初期或末期的劳动力市场失衡等。但总体情况很清楚。古拉伯分析了49个国家在某一时点的情况，发现正如我们预测的那样，各国工资上涨速度的差异大部分可以用生产率的增长来解释。

那么，发达国家的工人的生产效率为什么比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高那么多呢？一个解释是，他们手中掌握的资本设备要多得多。2000年，中国的人均总资本形成只有美国的水平的4%（按市场汇率计算）。另外，由于中国是在快速增长之中，它在几年前的投资率相对更低，因此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拥有的能投入的资本就更少。第二个解释是，美国和欧洲的工人的受教育程度平均来说更高。第三个解释是，中国人缺乏成熟的现代管理和制造的经验。最后一个解释是，中国的制造业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在结构上存在差异。中国专注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因此平均每个工人的附加价值少于发达国家。但通过相对不熟练的劳动力生产的廉价产品的出口，中国可以逐渐获得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中包含的技术诀窍。但在目前而言，中国并不出产波音飞机，而美国则不专注于服装制造。

第44节：外贸带来的伤害(3)

到未来，中国的工人和管理者的效率以及他们掌握的资本将会快速提高，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快速进步。６但这并不会让中国的竞争力变得无法抵御，因为在一个竞争的经济世界里，工资也会水涨船高。这种情形已经在亚洲其他快速发展的国家出现了，如韩国。今天的韩国的工资水平已经是中国的15倍，而在50年前则差不多。进入高技能阶段以后，中国人的工资和劳动成本将随着生产率水平相应提高，同时其比较优势也会改变。今天的韩国已经基本上放弃了服装制造，到一定的时候，中国也会放弃。

在这方面，有的人会进一步指出，中国和韩国存在不同之处，中国有着大量潜在的劳动力供给，在竞争环境中，这些人的工资不会受到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的推动，而是由农村的低生产率决定的。如果农村的生产率进步缓慢（实际情况也很可能如此），如果劳动力市场又保持活跃的竞争，那么，中国的工厂的工资水平的提高就会很慢。同时中国的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却肯定会普遍提高，这会不会让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可遏制呢？

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假定真实工资一点都没有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一单位资本和劳动可以创造的产出）却在持续提高，果真如此的话，人们就有动力继续利用依然廉价的劳动力，从生产率的提高中获得更多利润。这样一来，整个产业的就业人数会大量增加，而每个工人的生产率的提高就会仍然较慢。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出现的景象。但接下来，当劳动力供给开始紧张之后，工资和劳动生产率都会快速提高。历史上，韩国在一二年的快速增长后就出现了后面描述的事情。

如果条件允许，中国也将走上同样的道路。然而，如果政府限制劳动力自由进入现代工业，或者工资被提前推高（如现在正在发生的那样），则将导致中国最后出现二元化的经济：少数有特权的人享有较高的工资，但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会受到限制，总体的生活水平也低于理想状态。由于中国对劳动力流动实行限制，这很可能发生。也是沿海地区和内地居民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原因之一。但总之，我们仍然可以确信，真实工资水平和人均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依然成立，要么是真实工资和生产率在长期保持缓慢的增长，要么是真实工资和生产率都快速提高。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方面并不具有那么压倒性的优势，那为什么在过去30年里，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理想的制造业工作机会大幅度萎缩呢？从1970年到2000年，美国共损失了250万个制造业岗位，制造业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从26.4%下降到了14.7%。英国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在1970～1998年之间减少了350万个，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从34.7%下降到18.6%。英国的情况可以说比较极端，但其他国家的大趋势也是相似的：德国的制造业就业比重在1970年为39.5%，相当高，到了1999年已经下降到24.1%。

第45节：外贸带来的伤害(4)

为了理解过去二三十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数的绝对减少，以及相对比重的下降，我们必须寻找最根本的原因。在理论上，就业数量取决于产出和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超过产量的增速，就业量就会减少。如果制造业的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显著超过其他行业，那么不管就业岗位的绝对数量如何变化，这些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人数的比重都会下降。接下来，产量则取决于需求的增长和贸易收支的变化。如果贸易收支严重恶化，即使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仍然在增长，国内的产量依旧可以下降。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美国著名的关注贸易领域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计算出，美国制造业的贸易逆差的上升，大约可以解释制造业产值在GDP中的降幅的1/4（从1970年的25.0%下降到2000年的15.9%）。2001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贸易赤字达到了3 000亿美元，接近GDP的3%，其中有1 650亿美元来自发展中国家。然而，欧盟国家在制造业领域总体而言却有着1 200亿美元的盈余，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盈余为500亿美元。因此，外贸导致美国对制造品的需求的增长和国内产出之间出现了缺口，但对欧盟而言却不是这样。在欧洲，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制造品贸易对于欧盟的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进口产品和出口产品的劳动力密集程度的变化。或者说，如果与发展中国家维持贸易平衡，有利于提高制造业的生产率，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会紧缩，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会扩张。这对欧盟自身是有利的，因为与其他提高生产率的措施一样，这可以提高欧洲人的潜在收入水平。唯一的要求就是劳动力市场要发挥重新配置资源的作用。

让我们来仔细看看产量和生产率的关系。在1973～1995年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2.5%，而对于整个商业部门来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只有1.5%。其他所有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的差距。因此很自然地，相对于整个商业部门来说，如果两个部门的产量增长速度相当，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将会萎缩。此外，高收入国家的人们花在制造品上面的支出份额在减少，而服务消费的份额在增加。于是，对于制造品的需求的放缓以及生产率相对更快的增加，共同导致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的比例在未来还将继续下滑，这与贸易收支无关。

我们来讨论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某个经济体在初期的制造业就业比重为15%；制造业的生产率每年增长2.5%，而其他产业的生产率每年增长1.5%；对于制造品的需求每年增长2.0%（真实价格计算），其他产品（以服务为主）的需求每年增长2.5%；该国的制造品和服务的外贸收支都保持平衡。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经过25年之后，该国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就会下降到11%，在50年之后下降到8%，100年之后下降到4%。简单地说，农业的今天就是制造业的未来。

第46节：外贸带来的伤害(5)

如果认为这将是灾难，那就说明你陷入了"劳动总和谬论"的误区。这种观点以为，经济体中的工作岗位的数量是固定的，而任何有经济史常识的人对此都不会当真。要知道，200年以前，在如今的高收入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的比重大约为3/4，但现在只占已经扩大很多倍的总人口的2%～3%。有那么多人不需要种地了，他们都没有工作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工作，其中许多职业比他们的祖先在1800年想象的要有趣和轻松得多。未来也会是同样的。

于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超级竞争力浪潮会导致发达国家的就业、产业和经济活动出现巨大浪费的观点都是妄想症。不过，这对于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是有启示性的。当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为美国或欧盟提供产品的时候，进口国的贸易条件和真实收入水平将会改善。这意味着，它们进口的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出口产品来说会下跌，也就是以相同的出口产品能买到更多的进口产品，自然代表着改善。实际上，对于那些给中国提供其需要的高级产品和服务的高收入国家来说，这正是鼓励中国加入世界市场对自己有利的原因。贸易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方都有利的事情。

然而在一个拥有很多国家的世界中，新加入的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也完全有可能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但这不是通过进口国的市场竞争进行的，而是通过其他市场。随着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成长，它们出口的产品（制造品，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品）的价格相对于它们进口的产品的价格显著下降（高级制造品、能源、其他原材料产品和食品）。

这个趋势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过去30年，初级产品的真实价格一直保持低迷，唯一的例外是石油，其真实价格在20世纪70年代暴涨，在八九十年代下跌。对于多数高收入国家而言这是很有利的，因为它们都是原材料商品净进口国，而对于很多原材料净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不过，假如中国哪天成为世界最大的原材料商品进口国（已经极有可能），就足以逆转商品价格的整体走势。此外，中国还会压低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价格。尽管劳动力密集型制造品的价格下跌对于发达国家有利（净进口国），却可能伤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此外，世界高级制造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原材料产品价格如果降低，则会损害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

总的来说，最终的结果取决于这些相互冲突的效果的大小。以美国做个极端的例子，2001年，美国的GDP接近10万亿美元，商品出口额为7 300亿美元，进口额为11 800亿美元，制造品的净进口额为3 000亿美元，原材料产品的净进口额为1 500亿美元。现在假定，中国对于不同制造品的相对价格没有影响（当然，中国很有可能会降低美国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提高美国的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这对美国有利），再假定中国的崛起导致全部原材料商品相对于制造品的价格翻番（暂时不考虑美国出口和进口的商品类别的差别，制造品的价格假定保持不变）。那么总的来说，这将导致原材料商品的美元价格回到1980年左右的水平，美国的原材料商品的净进口额将从2001年的1 500亿美元增加到3 000亿美元，这样，美国将遭受相当于GDP的1?5%的损失，或者说正常增长幅度的一半。对于欧盟来说，损失幅度可能更大，因为欧盟对于原材料商品的净进口幅度更大（2001年为1 600亿美元），但结论是相同的。即便原材料商品的价格翻番，

第47节：外贸带来的伤害(6)

美国和欧盟的损失都不到GDP的2%，还有，这样的相对价格变化的假设是非常极端的情况。

那么结论是什么？首先，所谓"不可抗拒的中国竞争力"是头脑发热的臆想，因为真实劳动力成本必然会随着生产率提高。其次，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岗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需求的相对疲软和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而不是源于贸易赤字。第三，即使原材料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对于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有极大影响，对于真实收入水平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总之，有关去工业化和廉价劳工的世界竞争的担忧并没有必要。

对于生产能力过剩的担忧

关于厄运来袭的预言还很多，下一个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生产能力大增，可能给世界带来过剩、通货紧缩和萧条的威胁。这就是对世界市场经济新秩序最有影响力的批判者之一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的核心思想，他写道："现有的体制根本上说是病态的，因为它在消灭消费者的收入的同时，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产品过剩"。这真是非常奇妙的思考。拥有世界最高收入的美国人的确在不断地花钱，非常轻松地就能拥有各种各样的商品。然而我们也该问问，世界上还有数十亿穷人，他们为什么不能吸纳剩余的产品？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世界不可能因为产品过剩而苦恼，只可能因为购买力不足。

请思考一下基本的经济机制，来自中国的廉价的服装取代了欧盟和美国的生产，这可以解放更多的劳动力，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让欧洲的中央银行和美联储可以执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刺激国内需求的扩张。这还有助于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把在服装上花的钱节约下来，从而增加了他们的实际收入，可以把钱花到其他方面。同时，中国的工人的收入也有增加，并且用于自己的消费、投资或储蓄。由于中国的工资比美国低，因此，在中国高效经营的国内外企业的确非常挣钱，但与格雷德的担心相反，利润并不是无休止地吞噬资金并且使之消失的黑洞。获得利润的人自然会把钱用于投资和消费，不是在这里，就是在其他地方。最后，如果中国人不愿意把所有增加的收入都花掉，他们还可以借给其他人。这个世界上并不缺想借钱的人，所谓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是没有充足理由的。

的确，有些国家的储蓄超过了本国的投资（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超过了支出），而其他一些国家的投资则超过储蓄。例如，从1997年到2001年，日本的平均总储蓄率为29.8%，而总投资率为27.5%。与之相似的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若干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储蓄率达到36.9%，而总投资率只有33.9%。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国家的储蓄率只有17.9%，而投资率为21.7%，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储蓄率为13.9%，投资率为17.6%。最后，美国的储蓄率只有17.5%，投资率为19.5%。

第48节：外贸带来的伤害(7)

国际金融中介体系一直在把储蓄过剩的国家的资金转移到储蓄不足的国家，只有当这个体系无法正常运转的时候，盈余和赤字的不平衡分布才会带来麻烦，特别是对于那些净资本流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也是美国在目前作为最后的资本进口国对于稳定世界宏观经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原因。美国和欧洲在资本输入上都处于很好的位置，因为它们有着相对可靠的金融体系，并且能用自己的货币借款。但长远地看，我们必须考虑两个进一步的解决方案：第一，资本过剩的国家，特别是日本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开拓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平稳和安全的投资渠道；第二，它们应该鼓励自己的国民随着收入增长更多地开支，措施包括改革国内的金融体系。当然这里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如果有的人（特别是亚洲人）就喜欢今天多留一些储蓄，那么别的人就该鼓励多花一些。

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遭到剥削所引发的担心

我们可以说服许多人：来自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进口制造品，并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大量工作岗位的丢失。但批评者们会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主要来自对劳工的残酷剥削，包括许多儿童。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答案是，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而且即使实际情况如此，也不见得就无法容忍。

愤世嫉俗者可能想知道，为什么发达国家有那么多人在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关心起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受剥削的情况了？是不是因为他们开始感受到来自对方的竞争？的确有这种可能。迈克·摩尔的前演讲撰稿人菲利普·勒格兰在一本关于全球化问题的杰作中报道了一位资深的美国工会领袖和他之间的私人讨论，"我们并不是评论第三世界的工人怎么样，我们只想保护自己的会员的利益"，１４这是个诚实的好榜样。但仅仅是利益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的激进人士以为西方的跨国公司在随意剥削第三世界的工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们发现自己购买的很多物品都是发展中国家的穷人生产的，而那些人的工资水平之低令他们瞠目结舌。这使得很多人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他们进行了非常简单的推理，然后得到了完全不符合事实的结论。他们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本来就非常艰苦地生活，才会接受西方人眼中这样简陋的生产环境和这样低廉的工资，而并不是因为掠夺性的工作才使发展中国家的人遭受了苦难。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谈到，中国在过去20年的快速增长已经让很多人摆脱了赤贫，减贫的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丝毫不意味着剥削。还有，数千万离开中国农村到沿海的工厂务工的人（其中很多还是女性）并不是被其他东西强迫，而是因为家乡的贫困。尽管他们的打工收入在富足的西方人看来非常微薄，但相比较来说已经有了巨大的提高。这对女性来说或许尤其重要，由于能自己获得收入，她们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的地位可以得到改变。一位见多识广的孟加拉国的分析人士就曾指出，"女性的收入给她们带来了社会地位和谈判筹码，一个典型的证据就是平均的结婚年龄的提高"。

第49节：外贸带来的伤害(8)

有头脑的批评者或许都能接受这些意见，但他们还会指出，由于缺乏有力的劳工权益保护，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的劳动成果可能被人剥夺。而工会可以限制雇主滥用自己对工人的优势谈判地位、保护个人免受恐吓和其他形式的剥削，以及保证基本的安全和健康标准。这些措施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就此认为欧洲人过分热衷的奉行积极干预主义的工会和工人权利就一定适用于劳动力富余的发展中国家（乃至其他富裕国家），那可能就错了。这样的干预其实也会带来不公平和浪费。

在如今的中国，较为现代化的产业部门雇用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还很有限（可能只有1/8），因此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是由内地农村的价值决定的，或者用术语来说，即所谓的"机会成本"。格雷德之类的批评者抱怨说，与西方国家的类似工人相比，中国这些国家的工人们的工资收入实在太少，虽然双方的工厂的效率都一样。这可能是事实。但是让全世界各地的同等技能的工人都拿同样的工资，则是不现实的。如果企业都像格雷德认为的那样在追求最大利润，它们就会增加雇员，直到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等于最低成本为止。任何一座工厂在中国雇用的人数都会比在高收入国家多得多。在这样的企业里，劳动力的平均产出远远高于其边际产出。所幸的是，这使得中国成了一个适合投资的理想地点，并且刺激了那里的高速增长。

此时进行积极的工会干预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假如发展中国家的工会成功地把少数在现代产业中工作的员工的工资和劳动环境改善到和西方同行接近的地步，现代企业的劳动成本就会远远高于其机会成本，劳动力市场就会二元化。大多数人拿很低的收入，而少数有组织的人则享受高工资。但这样一来，现代产业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率就会下降，产业的发展将会减速，人们将竞相追逐这些高收入职位，带来更多的公开失业。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将会减慢，延缓农村由于劳动力短缺而导致工资上升的时机的到来。工会干预可能取得的结果只会是在贫困的海洋中创造一个特权的小岛。

这样的结果能够算是进步吗？很难。它也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推测，而是我们可以在印度看到的实际情况，那里就有着强大的工会、工作保障、对小型企业的保护、禁止破产企业关门等政策，从而大大制约了现代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的增加。如今，在这个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国度，在大型企业中就业的人数竟然只有500万，而且看不到迅速增加的前景。印度的工业化被妨碍了，印度的工人们的确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不会有资本家的剥削，因为他们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情况则恰好相反，如今，这些国家的工人们的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是印度人做梦都想得到的，正确的发展道路是通过现代产业部门的利润带来的产量和就业的迅速增加，最终改变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这也是中国正在沿袭的模式，只有这样才能让全体国民都获得好处。

第50节：外贸带来的伤害(9)

同样需要小心的是目前非常流行的对于童工问题的讨伐。在这方面我们又看到现代西方人在用他们已经很幸运地能享受的标准来要求发展中国家。他们不是用发展中国家十分贫困的现状和当地居民的其他选择来做对比，而是从自己所处的环境出发。目前，在发展中国家有大约2.5亿5～14岁的儿童在从事劳动，他们占世界儿童总数的比例其实是历史上最低的时期。其中，70%在从事农业劳动，只有大约1 000～1 500万人在从事出口产业，主要是在南亚。这些儿童之所以从事工作，不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比其他地方的父母更狠心，而是因为贫穷。毫无疑问，更为富裕的社会的父母拥有的子女数量更少，投入每个孩子的教育的资本更多。值得欣喜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已经出现了显著下降，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估计在2000～2015年只有0.9%，即使在印度，目前估计也会降到1.3%。

收入的增长对于童工现象的影响也是很显著的。从1993年到1998年，越南最穷的10%的人口的真实平均收入提高了一半以上，随即带来了童工的大幅度减少（主要是在家庭农场）和教育投资的增加。假如西方的贸易制裁把童工赶出了出口加工厂，如果他们的父母不能养育他们，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家人的照顾，他们就只能做别的事情，包括卖淫或者农业劳动。他们也可能去只面向国内市场的工厂做工，这些企业大多数的待遇和条件要比外向型企业差得多。西方的煽动者们的良心可以被救赎，却会付出更大的他们原本希望避免的代价。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就是孟加拉国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生的情况，主要是出于西方人对沃尔玛购买的部分由儿童加工的服装的抗议，结果导致数千名儿童被解雇，其中许多人去了更危险、更廉价的工作。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很不愿意接受由世界贸易组织来强加更为苛刻的劳动标准。但这是否意味着什么改进都不能实现呢？显然也不是。鼓励发展中国家发展出口导向型的产业就会提供帮助，这会提高它们的收入水平，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自然会带来劳动标准的提高。另外，还可以给那些合理监督工作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增加援助，特别是面向职工健康和安全方面，但这些福利应该针对所有企业，而不仅仅是出口商。如果高收入国家的人们希望加快结束童工现象，那可以通过援助来改善贫困儿童的教育，给他们的父母提供一定的补助。相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出口制裁，则是在惩罚他们的贫困，同时又把他们致富的梯子夺走。客气一点说，这是愚蠢的行为，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彻底的伪善。对于一切发表的讨论，最终的检验要看：高收入国家在大声说教的同时，是否愿意拿出必要的真金实银。

第51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0)

对环境的威胁

市场全球化的批评者们普遍认为：这种全球化在本质上对于环境保护有害，即使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但事实也是如此，因为世界贸易组织现有的运作方式有问题。这些说法虽然经常被重复，却有一个很明显的弱点，那就是尽管没有全错，但至少是过于夸大了。这里我们不可能很详尽地深入讨论这个复杂的问题，不过还是重点看看几项主要的指责：全球化刺激了经济增长，这在本质上对于保持环境的可持续性不利；全球化带来交通运输的增加、能源密集型的生产和分配，在本质上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性；全球化鼓励各国在环境监管方面恶性竞争；世界贸易组织妨碍各国采取个别或联合的行动来防止不同的环境破坏。２３

首先来谈谈全球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这个话题，绿色和平国际组织的执行主任托马斯·伯德写道，"现代经济是喷着火焰的石油吸血鬼，它正在慢慢煎熬我们的地球。所谓世界生产和消费的大幅度提高对于环境有利的说法荒谬之极"。２４他所反对的不是贸易，而是经济增长本身。伯德的看法在环保组织中间很流行，但问题在于，要说服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人口为了保护已经被富裕国家的居民破坏的环境而放弃经济增长，同时让发达国家的人继续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这样的可能性永远为零。而说服发达国家的富裕居民把生活水准降低到世界平均值，以实现全球经济的零增长，可能性同样不存在。２５让经济增长停止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我们的挑战是如何控制它，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比伯德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很复杂的，例如，随着居民们变得富裕起来，他们会要求改善当地的环境破坏。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阿兰·克鲁格和吉恩·格罗斯曼在1994年提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5 000美元的时候，这种保护环境的要求就会大量涌现，当时的捷克共和国就是那个收入水平。２６在人均GDP达到8 000美元的时候，地方的污染情况会得到显著改善。同时，二氧化碳排放量会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继续增加，但速率不同，有的经济体，例如美国，在收入水平相当的情况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要显著高于其他国家。２７因此，全球变暖的挑战的确会随着GDP的提高而恶化。所以公正地说，随着真实收入水平的提高，地方性的环境污染会逐渐下降，而全球性环境问题可能会继续加剧。

此外，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对于环境的破坏远逊于计划经济。例如苏联就发生过多起世界上最严重的环境破坏灾难，包括咸海的干涸现象。２８中国在环保方面的记录也不佳。这里有三方面的原因：执政者面临的政治压力与西方国家不同；国有企业有效使用资源的动力不强烈；技术水平的落后和自力更生的愿望，例如，曾经有一个不寻常的例子，为了减少进口，东德用大量高污染的褐煤来取代石油作为燃料。

第52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1)

基本的逻辑在于，经济活动必然带来环境的外部效应，理想的政策措施则是把这些外部性的成本内部化，让决策者们自己判断有关的成本和收益。市场带来的问题，也必须通过市场的办法去解决。当环境危害是地区性、全国性或全球性的时候，这样的内部化就应该分别在地区、全国和世界的层次上进行。当然，这样的政策在全球的层次上能否达成和实施，目前还是未得到解答的问题。不过，达成统一的世界碳排放税率，与达成统一的冻结经济增长的协议相比，可能性还是要高得多。在完成这样重大的目标之前，一个好的办法是取消那些对环境保护不利的政府补贴。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取消对农业中使用的杀虫剂和肥料的补贴，对商业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的补贴，以及对深海捕鱼的补贴。２９

其次，让我们谈谈贸易和环境的关系。批评者们说，由于开展贸易需要交通运输，而运输要消耗能源，因此贸易肯定对环境有害。但这样的联系显然是被夸大了。３０环保主义者提到的很多环境危害与贸易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国内贸易耗费的能源更多；森林砍伐主要不是为了发展出口，而是因为土地的缺乏和贫困（由于人们买不起商业能源，就会把木头作为燃料）；类似的，脆弱的干旱地区的生态压力也是人口过多和土地权利不明确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发展对外贸易都可以为人们获得比本地生产的更廉价、更环保的资源：能源和食品。

更糟糕的是，限制参与国际贸易对环境反而有直接的破坏。与农业保护程度较低的国家相比，受到严格保护的国家的单位农业产出使用的肥料、杀虫剂和能源更多。例如，与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相比，瑞士的单位土地面积使用的化肥数量要高出10倍。这种问题早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就被人注意到了，他指出，"通过玻璃、温床和暖墙等手段，苏格兰也可以培育出极好的葡萄……"类似的，疯牛病也是英国采取的集中饲养模式导致的结果，这种模式对肉牛来说，生存环境要比在阿根廷或者巴西恶劣得多。由高价格保护的农业在各种投入上肯定都更加密集，包括那些对环境有害的种类。

现在再看下一个论点，所谓全球化导致了各国在环境保护监管上的恶性竞争。它包含三个要点：第一是对外贸易鼓励了环境破坏型的生产活动的搬迁；第二是各国的监管程度存在差异，诱发了这类搬迁，这是很不合理的；第三是结果导致了恶性竞争的爆发。在评价这些观点的时候，我们需要首先弄清楚，此时是在讨论地区性或全国性的环境破坏问题，而不是全球性的问题。

监管竞争方面的危险即使真的存在，也是被夸大了。首先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发达国家并没有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污染型产业。污染型产业往往是比较复杂的、资本密集型的部门，即使发展中国家的监管标准更低，把这些生产搬迁过去获得的收益也很有限。还有，跨国公司在不同的国家经营工厂的方式并不敢有太大的悬殊，那样做的节约有限，却可能让自己遭到公众的谴责。出于这些原因，发展中国家在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份额并没有增加。

第53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2)

但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是出于环境监管政策的考虑，把企业从一个国家迁往另一个国家，或者从国内的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那也可能是完全合适、对各方都有利的。激进的反全球化的批评者们的一个观点是，这会破坏地方的自治权。可是，环境监管方面存在差别恰恰是这种自主权的自然的表现。在处理本地的环境外部性问题的时候，收入、偏好和地理位置的差异完全可能让不同的地区或国家采取不同的环保标准。如果污染企业要从标准较高的地区或国家迁往标准较低的地区或国家，这个世界无疑会得到改善。高标准的地区或国家能够消费污染产业的产品，而不必在本地生产，同时低标准的地区或国家的经济能更加繁荣，以补偿它们对于污染的更大度的容忍。

对此观点的反驳是，企业可能利用所谓"监管套利"来破坏高标准的地区或国家的监管。这种危险显然是存在的，然而合适而正确的反应应该是：地区之间并不是处在零和博弈之中，某个地区如果在污染产业方面拥有比较劣势，那么就会在非污染产业上拥有比较优势。

而且在实际上，所谓环境监管发生恶性竞争的证据不足。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监管正变得越来越严格，部分是来自政治压力。３４实际上很明显，污染的大气和水源在吸引跨国公司的时候是很不利的条件，因为这会导致外国的职业人员不愿意前来工作和居住。显然，许多国家都发现，执行环境监管是困难的，因为当地的行政系统软弱或者腐败。但有两点很清楚：第一，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的环境退化都与外贸无关，例如，德里在冬季由于燃料导致的空气污染；第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发展（这是受到鄙视的"新自由主义"或"公司主义"全球化时代最吸引人的特征之一），正如本书第二部分所讨论的那样，极大地加强了当地环境保护团体的游说能力。

在高收入国家，同样确定无疑的是，环境保护标准在过去二三十年正在竞相提高，而不是恶性竞争。随着监管的加强，地方的空气和水源的质量大有提高。如果还没有做到，经常是因为农业的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化肥的投入太多。布琼·隆伯格在《多疑的环保主义者》一书中举出了很多例子，表明在过去几十年里高收入国家的地方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３５批评者们可能以为，目前的监管标准还不够严格，但他们不能否认改善的大趋势。

最后我们再看看世界贸易组织的角色。批评者们指出，它在本质上是仇视环境保护监管的。他们所引用的证据是世贸组织中发生的一系列纠纷案例，例如，"金枪鱼-海豚"案件--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关于美国禁止进口用可能杀死海豚的渔网捕获的金枪鱼的争执；美国对委内瑞拉及巴西之间关于美国执行的清洁汽油标准的纠纷；还有美国对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泰国关于限制进口用威胁海龟生存的渔网捕获的小虾的争执等。可是，在所有这些争执中，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的关贸总协定--都没有否定美国保护环境的权利，而是坚持认为：美国不能对国内产品和外国产品进行歧视（例如在清洁汽油的问题上），美国没有权利单方面决定何种行为方式，特别是在标准不合理的情况下。例如在有关小虾进口的案例中，美国禁止进口所有来源的小虾，包括人工养殖的部分，这对于海龟的生存其实没有任何威胁。３６

第54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3)

在世界贸易组织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方面，存在如下三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各个国家是否有权利制裁其他地方采取的加工和生产方式（PPMs），发展中国家认为，这样的制裁既有可能严重干预它们的主权，又会带来严重的保护主义壁垒。要确定某个产品的部件和原料都来自哪里，并分析它们是否都符合进口国的环保标准，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特惠贸易安排中的产地原则已经够糟糕了，加工和生产方式原则更是会形成巨大的障碍。有意思的是，即使环保标准是各个国家自由选择的，生产方式导致的环境影响也都是地方性的，那些鼓吹地方自主权的反全球化人士却一概否认这点。

第二个问题涉及世界贸易组织和多边环境协定之间的关系。有的多边环境协定把贸易制裁纳入了推动环保的执行手段，这很可能导致各国的纠纷，虽然目前尚未真正发生过。如果协定的签署国对非签署国、但又是属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国家采取贸易制裁，就会出现很大的麻烦。例如，京都议定书就包括了进行贸易制裁的措施，那么，如果使用世界贸易组织禁止的行动来对非签署国（如美国），进行制裁，就会发生很有趣的事情。３７部分的解决办法是，在这些多边协定中限制贸易制裁的规模，但它们对于环保目标的实现效果通常很有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珍稀物种国际贸易协定》（CITES），有人质疑，长期来看，禁止象牙贸易对于保护大象是否是有效的办法？在采用贸易制裁的时候，多边环境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之间必须达成某种协调。

第三个问题是科学证据的作用。世界贸易组织关于食品标准和环保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有关的措施必须建立在"充分的科学基础上"。而批评者们声称，这个原则和预防性原则有冲突，因为预防性原则强调，不管是出于怎样不充分的担心，都足以行使禁运的权利。这给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一个普遍问题，下文还将涉及。但基本的回答是这样的，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完全有可能采取超出其合理规定之外的措施。一个国家显然不会同意伙伴国随意根据古怪念头实施进口限制，因为这会给保护主义打开大门。但世界贸易组织同时又有关于索赔的规定，如果某个国家的制裁不能得到科学的证明，就可以诉诸赔偿来弥补。

结论是，所谓贸易自由化导致环境破坏的论点全都缺乏证实。当然，对于环境外部性的控制的确要求采取目标清晰的措施，使得决策者明确自己的成本，对于应对气候变暖这样的全球性环境威胁也是如此。然而贸易绝对不是采取应对措施的主要障碍，障碍在于各国是否愿意承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与生活中的高成本。３８由于最主要的排放国是高收入国家，特别是美国，因此它们的环境游说集团冲在指控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前沿，这就更加令人不能接受了。这些人在环保主义者中间的浑水摸鱼，或者说，正在忙于制造温室气体的人是没有资格谈论环保主义的。

第55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4)

"本地化主义"的荒唐

全球化的批判者们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更好的方案，他们称之为"本地化"。根据这个设计，世界经济又会重新置于集权的控制下，不过是在地方的层次。"在生产、劳动和市场能有效实现本地化的任何地方，这种方向都应该鼓励，并制定相应的规则。国际的、地区的和亚地区的贸易当然会继续存在，不过是作为最后的选择，而不是体系自身的目的"。每个国家都有实现贸易平衡的义务，还应该实行有利于本地生产的歧视性政策，坚持这样的原则：如果某个企业希望在某个地区进行销售，就应该在当地扎根生产。４１他们的目标是结束由于远距离贸易和公司的迁移导致的"残酷竞争"，唯一例外的贸易品是"少数经济作物、矿产，以及某些特定地方生产的奢侈品，如苏格兰威士忌等"。４２这个体系根本的任务是实现自给自足，让每个地区和国家只进口那些"它们不能合理地生产出来的物品"。

这类把市场分解开的想法（从全球市场分解为区域市场，区域市场分解为国内市场，国内市场分解为地方市场）面临三个方面的难题：首先是我们为什么要认真考虑这个建议；其次是在实际操作中该如何操作；第三是我们凭什么认为这样做在经济安全、繁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是值得的。

正如大卫·亨德森所言，提出这一建议的人们属于"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对于那些希望把经济生活重新置于政治控制之下的人来说，这个模式很有吸引力。他们的作品中充斥着"自力更生"之类的术语，但他们所谓的"自力"是指集体的自力，而非个人。他们设想的世界中看不到积极的、有目标的个人，除非是草根主义的活跃分子或者社区企业家。相反，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都有一个组织，如积极分子期望的那样有着同样的心跳，个人希望购买什么物品、到什么地方去投资、生产市场需要的什么产品的梦想，统统都应该被打破。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们希望通过集体的会议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组织其他人也被其他人所组织。

那么，这样的经济体会如何运转呢？它们需要有贸易壁垒，对地方性的农业、风力发电厂等产业的补贴，控制企业的选址，以符合"在当地销售"的原则，控制资本外流到其他地区等。并且通过竞争政策来确保地方性的企业之间保持竞争，地方上的人应该有在本地购买的权利。或许，为了粉饰这样的封闭社区的失败，代表成功发展的指标不再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指标，如GDP、GNP等，而是更为主观的社会和环境评价"。还有，那样的社会将建立"新的教育体系，以便反映和传递这种新社会的价值观"。我们是否应该把这样的新型教育部门称为"真理部"？

第56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5)

但基本的问题在于，对贸易的控制如何进行？显然，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可能有阻碍贸易的物理屏障，例如在牛津和雷丁之间建立关卡，或者纽约和新泽西之间建立哨所等。但是在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层次却有障碍。实际上，我们可以期待，这会导致保护主义在国家之间或区域之间（如欧盟）的层次上复活，而所谓的本地化则只是作为口头宣传而已。

最后，这样的本地化的后果是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在本章开篇引用的语录中已经指出，本地化的倡导者认为，"各地的人民如果能够自己生产食物，那么所有国家和社区的安全都将得到加强"，关键词肯定在"如果能够"上面。自给自足的农业其实是最危险的生活策略之一，因为一旦歉收就可能导致饥荒，而且稍微扩大一点规模的自给自足也不能保证安全。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对于最不发达国家而言，食品在20个国家的进口中所占的比例达到20%以上，在10个以上的国家超过30%，有4个国家的比例甚至超过40%。４８假定这些国家（其中许多位于生态脆弱的干旱地区）在被迫实行自给自足之后就能获得更大的食品供应安全，那实在荒唐。能够购买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食品，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安全的保证，因此，贸易可以促进安全。我们可以问问东北亚某个国家的人民，如果那里的领导人不是坚持"自力更生"，而是允许国民通过出口制造品来换取粮食，他们的食品供应是会恶化还是改善？当然，没有人能有机会走过去问他们，与所有的封闭经济体一样，那里一定有着严格的政治控制。

第二个后果是环境方面的，主张本地化的人从信仰而非逻辑出发提出，与全球化经济相比，这样的自给自足的区域、国家或地方经济体对环境的破坏更小。但正如我们在上节中已经讨论过的那样，这种关于封闭经济的环境友好特征的幻想完全没有依据。例如，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推行的大跃进，就是一个典型的以"本地化"为目标的项目，它鼓励每个村子的人都参与炼钢，结果是导致了大面积的饥荒、惨遭蹂躏的环境和极有限的合格的钢材。实际上，这已经充分证明了以地方的自给自足来实现环境保护的手段的愚蠢。的确，如果人类的经济活动真的缩减到一个很小的规模，自然环境当然会得到改善。但在那样的水平上，人们恐怕随时都有可能饿死。"让自己苦一点，救救环境"并不是最有销路的口号。

第三个后果是，除非所有的地方经济都能产生足够的竞争，否则效率的改进就会停滞。假如像我们开篇的引文那样，本地化的倡导者认为价格不再重要，那么，以最低的成本来满足需求也就没有必要了。英国的消费者就可以继续购买本国生产的昂贵的汽车和经常出毛病的家用电器，而不能再购买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量涌入的日本进口产品。同样，也不会再有大大提高了几乎所有国家的生产率的产业内贸易和零部件贸易。除了美国以外，可能其他国家都将发现，自己会越来越远离世界的技术前沿。同时，前沿本身的推进也会大大减缓，因为竞争强度骤减，创新压力不复存在。还有，如果说价格以及效率都不再重要，那么资源的使用效率如何也就没有关系了，因为企业竞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就是竞相降低资源的消耗，这其实就是在过去30年里单位能耗的产出能有如此大幅度的提高的原因。但在本地化的梦乡中，那样的努力也将不再需要。

第57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6)

英国至少还有某些创造、使用和吸引制造先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则不然。这是第四个、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后果。经济发展将遭到阻碍，我担心这恐怕正是本地化主义者的愿望。假设有这样一个世界，各国不能随意进口本国能够生产的产品。于是，发展中国家唯一能够出口的产品便只能是热带地区的农业产品，如咖啡、茶叶、可可、香蕉、棉花，可能食糖都不能算，再加上某些矿产品，包括被风能取代前的石油等。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制造任何高收入国家不能制造的产品。但根据定义，反过来则不然。有许多先进的产品，如药品、电器、先进机械、飞机等，只有发达国家才能制造。

在这样的新世界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将只剩下原材料商品，许多国家将不再有能力进口高技术产品。许多著名的反全球化领袖甚至主张停止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商品出口。例如，法国的反全球化组织"阿塔克运动"的主席伯纳德·卡桑曾说："我很惊讶，为什么说贫穷国家、不发达国家必须获得发达国家的市场。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希望不发达国家开展出口，但出口的物品是什么呢？其实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市场最需要的商品。"用他自己国家历史上的一位被处决的王后的话来说，那就等于是"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吃可可豆好了"。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行政策，那么，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也会大量取消，因为很少有落后国家能够生产其他国家不能生产的产品。的确，我们看到现实中有的国家追求自给自足的后果之一便是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大大减少。

2000年，发展中国家总共出口了价值10 600亿美元的制造品，占全部商品出口的71%，而进口了价值16 160亿美元的各类产品。假定如本地化倡导者所建议的那样，由于这些国家生产的制造品在发达国家都能在本地生产，而让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品出口停滞，那么，它们的出口额就会下降2/3--背后的假定是各国的贸易平衡保持原状（因为本地化主义者反对贸易赤字，所以这符合他们的愿望）。这实际上还可能低估了彻底本地化造成的贸易减少，因为温带的农业产品甚至许多矿产品在如今的许多进口国其实也可以供应，只要它们不在乎付出更多的成本即可。

世界贸易遭受如此巨大的萎缩将重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制造业出口国，受害最严重的将包括孟加拉国、中国、以色列、韩国、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和台湾地区，这些地方的制造品出口占全部商品出口额的80%以上。以毛里求斯这个小小的岛国为例，根据本地化生产的原则，恐怕除了旅游以外，那里将没有任何可以给世界其他地方提供的特殊产品。在1961年，由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詹姆斯·米德领导的一个委员会认为，这个生产食糖的小岛毫无经济发展的未来，结果他们错了。作为世界银行的年轻经济学家，我在1971年获得的首次使命就是去调查那里的出口加工区的早期发展。就是这样的出口加工区，证明经济学家们的判断出了差错。毛里求斯抓住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产业的机遇（首先是服装），获得了繁荣。当时那里的人口约为70万，相对贫穷，而今天的总人口已增加到100万，平均GDP接近1万美元（购买力平价），从1975年到2001年，该国的人均真实GDP的年增长速度达到4.7%，累计提高了230%。毛里求斯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如果本地化的建议完全付诸实施，这样的动人故事无疑会立刻终结。

第58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7)

的确，本地化的支持者们会建议，毛里求斯这样的小国可以加入类似的区域性的合作组织。但合作者是哪些国家呢？那里的非洲邻国同样不能生产高级的制造品，无法让当地人继续维持今天视为必需的文明的生活状态。例如，离开计算机和电视以后，人们将失去最重要的学习、交流和通讯工具。其实本地化的宣传者们似乎也很清楚某些后果，《经济全球化之外的选择》一书的几位作者注意到，"某些社区的资源禀赋比其他更好"，的确如此，他们的建议是建立"再分配机制"，不过没有具体说明，但看来他们没有注意到，再分配机制必然导致贸易失衡，因为这样的收入转移必然导致进口超过出口。于是，实现贸易平衡和在国际间进行再分配的建议就会发生矛盾。

这些书的作者们指责市场自由派奉行傲慢的乌托邦主义，但我们至少能指出，现有的民主国家都维持着开放的市场经济。相比之下，有谁能找到一个高度民主、繁荣却自我封闭的经济体？在政治上，自给自足总是专制者的目标，因为这可以增强他们对国民的控制力。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无法带来繁荣。最接近这样的状态的经济体包括朝鲜和古巴，它们恐怕远不是理想国，在政治上也就不用说了。本地化主义者的目标将是一个噩梦般的世界，一个共同贫穷的世界，一个最穷的人、最应该通过贸易获得自己迫切需要的产品的人会成为最大受害者的世界。这些主张者居然把自己描述成穷人的朋友，只能说明他们是多么善于自欺欺人。要是这样的人也能成为朋友，世界上的穷人就不可能再有敌人。

对于自身发展战略的忧虑

现在，让我们把精力从那些希望把世界经济肢解的人转向部分较为严肃的分析人士，他们希望保护发展中国家，使它们不要承受向自由贸易转轨带来的过大压力。有的学者认为，自由贸易政策的优点被夸大了，过早的自由化可能给发展带来巨大破坏。对于现代的正统贸易和发展理论的主要批评来自剑桥大学的张夏准、麻省理工学院的爱丽思·阿姆斯登和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等人，还有其他一些知名学者。５２但这些人都不否认贸易对增长所起的"侍女"的作用--"侍女"来自更早期的著名经济学家欧文·克拉维斯的说法。相反，所有的人都注意到，成功的经济体既更多地融入了世界经济，又注重依靠本国的力量。他们并不强调对于特定地方的回报或类似的东西，也不反对使用市场和经济激励，并承认良好的市场机制是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他们反对说国际贸易自由化是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充分甚至必要条件。他们的反对是有道理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确不是那么简单。

第59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8)

张夏准博士可能是受到了自己的祖国韩国的经验的影响，提出，"积极的工业、贸易和技术政策对于把发展幼稚产业的风险在社会上分散是必要的"。他的论断根据对今天的成功经济体的历史分析，从最早的工业化国家英国开始。所有这些经济体，包括美国、德国、法国、瑞典、比利时以及后来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采用了各种积极措施来克服落后、促进工业发展。这些观察无疑是正确的，他还提出两个方面的重要见解：第一，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唯一正确的办法，也就是进行关税保护；第二，积极的工业、贸易和技术政策是必要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执行这些政策的国家都必然会取得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因此，他想表达的含义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拥有执行这些政策的机会，否则，已经处于发达地位的经济强国可能在自己取得成功后"蹬掉上楼的梯子"。

阿姆斯登教授的观点与此没有太大差别，不过是参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经济理论，她描述了工业追赶国的两种现代化战略。

包括中国、印度、韩国和台湾地区在内的这组经济体，奉行"相对独立的政策"（相对的含义是，承认所有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化程度都有增加），它们的长期增长策略的前提都是"培养"自身的技术能力，也就是培养民族技术，建立民族企业。另一组经济体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和土耳其，奉行"一体化主义的政策"（当然，没有哪个国家完全放弃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自主权），它们的长期增长策略的前提是"购买"技术能力，依靠外国的规范商业的规则（例如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以及外国投资和技术的溢出效应来扩大财富生产。５５

她进一步指出，第一组国家的干预主义政策是所有后进国在1980年的时候都在采用的，其理由来自如下的简单事实，即，"这些国家都没有足够的知识资产在世界价格水平上同西方的现代工业竞争，政府干预到处出现的原因是应对竞争力缺乏，而不是因为裙带资本主义的影响，或者需要"协调"投资决策，或者取得"外部性"的需要，或者其他关于政府干预的教科书里的解释"。５６她认为，由于缺乏足够的知识，就不可能找到长期的可以维持高盈利的投资机会。这个障碍是政府可以也应该克服的。

罗德里克的观点与他们有相当差异，在某些方面，例如主张对投资进行协调等，他比较接近阿姆斯登教授所反对的立场。罗德里克的核心观点是，贸易自由化的好处被支持者们过分夸大了，政策制定者其实应该"把重点放在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上面--投资、宏观稳定、人力资源培养和改善治理--而不是让国际经济一体化来主导关于发展的思考"。５７他认为，发展成功的经济体会更加开放，但也指出，通过降低贸易壁垒来增强开放度并不能保证发展成功。相反，过去采纳的高度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政策更有效。他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表现在1973年以前比以后更好，５８而后来的滑坡主要是因为面对一系列冲击的时候没能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特别是两次石油危机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债务危机。

第60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9)

这些都是对自由贸易学说的严峻挑战，它们都成立吗？正确的答案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言之有理的。

的确，许多成功发展的国家曾经用不同方式来促进产业发展，今天也依旧在继续。但我们必须避免从先后顺序来推导因果关系的常见谬误：A发生在B之前，并不意味着A就是B的原因。虽然有的干预主义措施发挥了作用，但也有很多失败了。即使19世纪实行的进口替代的好处现在也被否认了。还有，在促进产业发展的措施中，对幼稚产业高度保护，包括完全禁止竞争产品进口，特别是在缺乏与之配套的出口激励或出口要求的情况下，尤其缺乏效率：这些政策会导致贸易政策对国内市场倾斜，向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增加征税，把支持的好处限于那些缺乏竞争力、只面向国内的狭小市场的企业。结果，这会带来著名的、令人沮丧的效应--创造出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言，"长期受到保护的企业通常不会变得更有效率，而且在竞争环境一旦加剧以后很难存活"。世界银行举了印度的机床工业的例子，它长期受到100%的关税保护，但是当关税最终下降之后，来自台湾的制造商迅速占领了1/3的市场。那以后印度的本土企业开始反击，但真正成功的企业是新企业，而不是缺乏活力的老牌企业。

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的确需要采取某些措施来克服许多后进的障碍，特别是如阿姆斯登教授指出的那样，缺乏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知识，这些都是重要的落后特征。这些措施在实施的时候不时发生偏差，但有时也能奏效。主权国家的政府应该有一定的权利采取这些行动，在必要的时候纠正过去的失误，不过在很多情况下，采取贸易方面的措施依然不是最有效的。

罗德里克教授的观点看起来更存在争议，但让我们首先接受他的观点中很直观的部分：只是开展贸易自由化，而不考虑其他环境，并不能带来快速增长。在这方面，明智的人士从来不存在歧义。关于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必要性以及实现的难度也没有什么争论。关于良好的政府、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入增加等话题，同样没有异议。所以从这些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质疑，罗德里克的某些假设以及他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采用的方法是否存在问题。除了这些困难之外，至少还有另外两种反对罗德里克的意见。

第一，关于投资水平本身的重要性存在激烈争议。例如，威廉·伊斯特利在出色地分析发展失败案例的时候，就发现"尼日利亚和香港地区在1960～1985年间的工人的平均物质资本都增加了250%，结果却大相径庭，尼日利亚工人的平均产出在这段时期只增长了12%，而香港地区的工人却增加了328%"。罗德里克有些含糊地认为，如果说投资是增长的核心，那么，"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从长期来看将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但归根到底，投资的回报还是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投资的确重要。决定投资回报率高低的条件包括市场体制的运转如何，相对价格是否扭曲等。然而，这些条件不但会影响投资回报率，也会作用到投资的规模上。罗德里克和其他学者指出，众所周知，东亚国家的投资率是政府为了保护出口产业盈利能力的决心造成的。这种可能性其实非常小。应该强调，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出口市场的好处在于它的规模可以视为无限大。这就给能盈利的出口商扩大产能带来了巨大的激励。

第61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0)

第二，罗德里克关于进口替代政策相对好处的说法在几个方面存在疑问。一个是关于进口替代经济体的增长成绩必须进行仔细检验，因为这样的增长速度经常是用高度扭曲的国内价格而非世界市场价格水平来衡量的。另一个是他无法证实，如果继续执行进口替代政策，1960～1980年的增长速度还可以持续。如果我们用1960～1980年的苏联计划经济的增长速度和此后20年的苏东国家非常困难和混乱的改革时期相比，也能得出苏联的社会主义优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荒唐结论。

还有，与罗德里克的看法相反，有充分理由相信，进口替代战略有其天然的极限。随着进口比例对GDP的下降，这样的国家将越来越难找到好的进口替代项目，最后，增长率将受到出口部门和农业部门的表现的限制，这两者则会受到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的束缚。

最后，东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应对外来冲击的强大能力与它们的出口导向策略有关。一些经济学家发现，拉丁美洲国家在应对宏观经济冲击上面临巨大困难（这些冲击对GDP的相对影响并不比东亚国家面对的冲击更大），部分原因在于它们的产品和服务出口部门规模偏小，因此，用学术术语来说，就是在支出调整为既定幅度的情况下，拉美国家需要对真实汇率进行的调整的幅度就比东亚国家大得多。韩国在这方面的优势尤其突出，能够通过推动出口来减轻国内衰退，并且在真实汇率上只需要做很轻微的调整。这是出口导向政策的主要好处之一，特别是在容易扩张的制造业有着很强比较优势的国家。

当然，除了这些反对意见之外，罗德里克教授的许多观点还是值得重视的。特别是，他正确地强调说，成功的发展除了贸易政策外还需要其他许多条件，此外，张夏准和阿姆斯登也正确地指出，某些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如韩国和台湾地区，并没有完全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而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则相反。发展中国家要建立本土的技术能力，需要付出特别的努力，如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消除了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和高关税，因而有理由认为，进一步的自由化已经不再是当务之急。还有，我们需要讨论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是否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自主性施加了过多的限制，本章的倒数第二节将回应这方面的问题。

初级商品出口国面临的陷阱６４

2000年，在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中食品只占9%，工业用农业原材料占2%，矿石和金属占4%，总的比例为15%，比1990年的24%大为下降。同时，在2001年，在发展中国家的全部产品出口中，燃料占21%，制造品占61%，从这里似乎可以轻松地判断出，初级商品出口对于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再重要了，但实际是不对的。许多国家依然严重依赖这些初级产品，燃料以外的初级产品占自己的产品出口额的一半甚至更多的国家包括：贝宁、布隆迪、喀麦隆、智利、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危地马拉、几内亚、洪都拉斯、肯尼亚、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尔、巴拿马、巴拉圭、塞内加尔、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乌拉圭和津巴布韦。总体来说，有50个以上的发展中国家依赖三种甚至更少的商品，占其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有17个国家的非石油初级商品出口占全部出口收入的3/4以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确定的高负债贫困国家（HIPC）中，有37个初级产品的出口占全部商品出口额的一半以上。

第62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1)

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又应该以及能够为此做些什么？答案是非常直接的。初级产品的需求增长缓慢，但供应却在增加--部分是因为新的生产商加入，部分是因为生产率的改进。此外，需求和供给对于价格的反应（即其价格弹性）非常小。例如，过去10年以来主要咖啡消费国的咖啡消费量非常稳定，而产量却在扩张。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从1997～1998年的9 600万袋提高到了2002～2003年的1.226亿袋。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供给的小规模调整，例如某个大的生产商的收成不好，就可能带来价格的巨大波动。同时，对于原材料产品的需求又受到增长模式转变和不断创新的不利影响。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增加不需要消耗那么多的传统原材料，而光纤的普及则对铜的消费造成了致命打击，正如塑料对于铝制品的打击一样。

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呢？简单地说，唯一能够推动价格提高的政策就是削减供给。高收入国家如果愿意是能够削减这些供应的，但所有这些国家却通过自己的农业政策增加了供应。发达国家不愿意，因为这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发展中国家要减少自己的供应，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此前有过尝试和失败的经历，主要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利益的分歧太大，以及缺乏相互配合的能力。最简单的政策是达成普遍的、较高的出口税率，而把收益再转移给国内生产商，这样的机制很难实现，而关于统一供给价格的协定则更难达成。不幸的是，由于缺乏供给方面的管理，私人组织制定的初级产品的"公平贸易"计划的增加不会带来预期的更高收入。这样的计划在理论上可能使某些生产商得到较高的价格，但如果价格的提高会带来投资，导致产能的相应提高，最后还是会损害大家的利益。而且实际上，这样的公平贸易运动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影响：只有不到1%的可可、茶叶和咖啡是在这样的公平贸易协定下进行的，而在棕榈油和椰子油贸易中，这样的协定完全不存在。

除了供给和需求的基本作用以外，商品贸易还涉及三项重要的政策。第一，是否有可能建立更有效的机制，以确保农民免受价格波动之苦？第二，发达国家关税水平的提高，严重歧视了发展中国家提高自己产品附加价值的活动（下文将涉及），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延续的恶习了，并没有丝毫减弱迹象。第三，国际商品交易过分集中在少数大企业的控制中。例如，雀巢和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就控制了烘烤咖啡和速溶咖啡市场的一半左右。乐施会认为，如果废除交易板制度（marketing board），虽然会很没有效率，却能带来对抗寡头企业的制衡力量。这看来也很不现实。如果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回合中能把促进市场竞争的内容包括进来，这可能是个很适合起步的地方。最后，过分陷入商品贸易对于国家发展并不好，应该鼓励它们尽量实现多元化。

第63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2)

世界贸易组织面临的威胁和机遇

再转入下一项指控：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反国家的组织，被跨国企业的利益所操纵，对于主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权施加了无理的限制。其实，这种抱怨的强大和持久充分表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功已变得更加惹眼、有影响力和潜力了，因此也自然招致了更多的敌手。当我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关贸总协定感兴趣的时候，大多数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而今天，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怨恨的标志。从漠不关心到充满仇恨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很明显，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与二三十年前的关贸总协定是非常不同的机构。首先，世界贸易组织有几乎所有国家的积极参与，很快就会成为覆盖全球的具有普遍代表性的组织。其次，在加入了农业、服务业、《贸易相关的投资》（TRIMs）和《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内容之后，在乌拉圭谈判中，这个体系覆盖了几乎所有贸易领域。第三，自由化大有进展，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多地影响到我们以前认为是纯粹属于国内事务的决策。这样的"深入一体化"的例子包括：在乌拉圭回合的协议中加入卫生和植物检疫标准，以及与之有关的农业自由化，还有关于贸易的技术壁垒的协议等。第四，世界贸易组织还是唯一在所有规则上实行普遍参与的机构，所有的成员国，包括发展中国家，都必须遵守承诺，即使是那些非常不情愿的部分。第五，纠纷处理机制与以前相比要更有执行力、更尊重规矩，冲突方不再能够阻挠裁决（panel finding）的采纳，此外也不能中断纠纷处理过程。

正如本书第二部分已经指出的那样，世界贸易组织将被视为应对现实问题的制度反应机制：在一个拥有众多主权国家、各国有着极其不同的经济实力和发展程度、也都受到保护主义压力的世界中，应该如何维持互惠的自由经济体系。这里特别需要的就是妥协，对进步保持开放态度。但如果要继续有所改进，我们就必须理解这样的机构是什么性质，它如何运转。下面的讨论就将针对如下三个核心问题：世界贸易组织如何运转？它是否削弱了国家主权？世界贸易组织还需要哪些改进？

首先，世界贸易组织是做什么的？简单地说，它为开放的世界市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实际上，这样的公共产品开始很多是由拥有最大市场的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和欧盟提供的，它们占世界总进口的40%左右（不包括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这些主要贸易国最先达成了开放贸易的互惠协议，通过非歧视性原则推广到世界范围。正如达特茅斯学院的道格拉斯·欧文指出的那样，"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在于，它改变了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有利于促进贸易自由化"。互惠协议和非歧视性原则的结合创造了一个自由的、有法可依的贸易体系，其基础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经济学家们认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逻辑是重商主义的，这的确是事实，但他们也肯定会同意，重商主义者之间的裁军协议已经奏效。

第64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3)

在这些协议中，对于违反规则的制裁是取消让步，其目的是恢复协议被其中一方打破之前的情况。所以严格地说，把违反协定带来的贸易反应措施视为"制裁"并不准确，更好的角度是把这样的行动视为在违反规定之后试图恢复协议的过程。这个体系显然需要一个实体来决定某个国家的权利是否遭到了侵害，很自然，它就导致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也就是主权国家通过这样的机制来保护自己免受其他国家的无理纠缠，同时接受采取报复的自由要受到公正程序的管理。

国家之间的实力差异没有被世界贸易组织排除，拥有较大市场的国家依然更有能力保护市场进入、阻挠其他国家的出口。实际上，除非大国自愿服从，否则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小国并没有多大帮助。这反映了世界贸易组织并不是世界政府的现实，而是组织和规范成员国本身不平等的自助能力的办法。但由于各国都遵守非歧视性原则，行动的效力会有效地适用于全体国家。

除了上述的优点以外，世界贸易组织在促进贸易自由化方面的作用其实有限。首先，世界贸易组织并不是唯一的促进自由化的机制，相反，通过单方面措施和特惠贸易安排，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对贸易管制大规模自由化了。其次，国际间的规则制定并不总是也不必然是自由化。反倾销就是一个世界贸易组织奉行的一个很糟糕的贸易政策，为保证贸易收支平衡而采取进口限制规则也是一个。还有一个限制是，在多数争议领域，特别是农业部门，标准的互惠自由贸易安排并不适用。不过，世界贸易组织对于那些不愿意自由化的人来说又成了有趣的靶子。把这样的贸易管理体系延伸到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之外，是在乌拉圭回合的《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开始的。如今，相当多的反全球化人士注意到，可以世界贸易组织的强制执行机制来实现自己希望达到的目标。然而，一个在世界各国提高监管壁垒、消除各个监管体制之间的差异和相互竞争的世界贸易组织，可能会比没有这样的组织更加糟糕。

再转入第二个大问题：世界贸易组织是否削弱了国家主权？基本的回答是没有。贸易体系的基石是各国之间的可执行的协议，大多数是包含在国内法律中。只有政府借助立法和执法上的垄断权才能制定法律，因此，贸易体系不可避免是在政府间达成的。世界贸易组织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秘书处而已，总预算不过8 000万美元，服务于政府间的协议框架，它本身并不是政府。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每个成员国的立法机构是民主国家的问责地，参与世界贸易体系的政府需要解释他们的行为及其原因。然后，各个国家的议会不能单方面决定自己国家每天要面对的贸易政策，当然它会授予政府谈判权，并保留最后的审判结果的权力。对于立法机构的决策权的限制，部分原因还在于贸易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伙伴国的相应策略，至少对那些拒绝接受单边自由主义的人是这样。

第65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4)

这种对于立法自由的自我限制并不意味着民主被颠覆，而是民主的一种表达。所有现代民主国家都遵守宪政，就是说，他们承认对于立法机构的多数人的暂时意志要有所限制。一般来说，在这样的立法机构里有两种利益容易被夸大，而牺牲公众的利益：力量集中的生产商的利益（企业游说集团），以及对于特定政策目标有强烈感情倾向的群体（主要是非政府组织）。如已故的罗伯特·哈德克（Robert Hudec）教授所言，依靠国际谈判来对抗被这些集团主导的立法程序，可能是理性、有效地确保公众利益的办法，比国内立法程序的结果要好。

那些发现自己决定国内立法的能力被削弱的人，自然会痛恨这些国际程序。但问题是，世界贸易组织在直接影响国家之间的谈判和纠纷解决上，可以在民主的旗帜下走多远？或者是如耶鲁大学的丹尼尔·艾斯蒂（Daniel Esty）教授所说，要服务于这个体系的"合法性、权威性和对公平的承诺"。他认为，"公共支持不能建立在政府权威的基础上，个人是否接受才是重要的。这样的组织必须证明自己与世界公民有着天然联系，自己的决策反映了全球民众的意志。非政府组织就代表这样的重要机制，世界贸易组织可以由此到达公民，与全球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必要的桥梁"。

然而，除了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来表达以外，"全球民众的意志"该如何定义和评估？显然我们没有理由接受，一些标榜非政府组织的机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资源较为丰富的组织）就足以代表"全球民众的意志"。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能会抱怨说，发达国家对于劳动标准和环境保护的突然关注，其实反映着虚伪的保护主义。或者在环保问题上，反映了一种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进步来维持自己的大量消耗资源的舒适生活的愿望。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它们会认为给非政府组织敞开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等于是让自己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同时面对强大的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它们的非政府组织。

的确，建立世界民主秩序所需要的基础原则目前还不清晰。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是规模最大、经济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间的共识，这看来是比较适合世界现状的--因为公共品的提供是由各国政府联合负担的。除此之外能有什么选择呢？一人一票的办法将给印度和中国占世界40%的选票，一位名为乔治·蒙比奥特（George Monbiot）的人最近的确提出了这项建议，但显然不符合大多数激进行动者的想法。

因此，我的结论是，对于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实行普遍民主制的要求放错了地方，同样，对非政府组织开放争端解决机制的要求也存在无法克服的困难。如果要争端解决小组征求专家们的意见，包括那些为非政府组织和私人企业服务或聘请的专家，可能不会有什么反对。但是如果要正确听取这样的意见，则必须解决一系列实际和理论问题，例如，哪些非政府的声音需要听取，不能武断地限定范围。世界贸易组织的其他会员国和私人企业目前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也没有发言权，它们的意见是否也需要听取？此外，还必须找到资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私人机构加入的办法，必须找到增加争端解决程序的资金的办法，以确保其完成任务量。这还涉及扩大对公众的透明度的问题。这方面的方向应该是相对明确的。世界贸易组织需要执行和非政府机构举行讨论会和讲座的计划，还需要改进文件的分发形式，网站将是最重要的改进方向。世界贸易组织的更多活动将对媒体公开。但是要这样做，特别是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声音，世界贸易组织的经费就必须得到充实。

第66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5)

最后，世界贸易组织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这里，近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如下一些主要事项值得优先考虑。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单一认诺（single undertaking）的看法需要重新思考。坚持让所有成员国都签署所有协议，带来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压力：寻求最低的公约条件的趋势；以及强制接受政治上难以通过的义务。在关于服务业以及投资和竞争的进一步谈判中很可能出现新的僵局，应该找到其他办法来绕过这类困难。很自然，没有参加这些谈判的国家不指望从其结果中得到好处。如果能重新审视单一认诺的原则，那也就可能重新检讨组织的共识：如果不是所有国家都会牵扯进所有涉及的问题，那也就不可能指望所有国家积极参加所有问题的协商。

其次，争端解决机制至少在如下几个重要方面需要重新反思：在组织的文件规定的基本含义比较模糊的情况下，陪审小组不应该试图创造法律。相反，他们应该鼓励争议方重新回到谈判。在必要的时候，他们还应该确实承认法律规定不清晰。

第三，赔偿的范围需要拓宽，包括经济赔偿，因为通过贸易进行赔偿经常会给第三方造成不公平的成本。双方的僵局通过经济补偿来解决应该成为惯例，例如美国和欧盟之间的牛肉荷尔蒙的案例就可以适用这样的处理。

第四，如上文所述，幼稚产业保护和补贴合法化的问题需要重新检讨，阿姆斯登教授的分析指出，"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主义口号的作用比实际行动更坏"。即使幼稚产业保护不再被普遍接受，国际社会还是需要考虑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有更大的自由来制定出口条件、出口补贴和其他促进早期产业发展的措施。

第五，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多边环境协议的关系方面，需要达成某些法律上的解决方案。

总之，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抱怨要么属于误解，要么属于被过分夸大。这个组织并不是暴政，相反还相当脆弱。它并非不民主，而是民主的声音的表达。这个组织可以改进，如果没有它，经济大国将比现在更加容易为所欲为。追求那样的结果，如果不是精神错乱，也是毫无意义。

富国的伪善

我们转入最后一个更合理得多的指控，即富国在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其实非常虚伪。它们呼吁发展中国家调整、自由化、应对市场力量，但自己却不这么执行。相反，发达国家强迫发展中国家更多考虑发达国家的利益，自己却不那么关心发展中国家。更糟糕的一点是，发达国家给贫困国家制造的贸易障碍，远远超过它们相互之间的壁垒。这些也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在利用世界市场的时候遇到的唯一困难，它们还需要克服彼此之间的壁垒。

第67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6)

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率只有3%左右，然而农业产品的平均关税率几乎是制造品的两倍。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关税壁垒通过关税高峰措施（tariff peaks）也可以提高到15%以上。用这样的高峰税率进口的产品相当于加拿大、欧盟、日本和美国（所谓四边协议集团，Quadrilateral）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全部产品的5%，超过它们从最贫困的国家进口的全部产品的11%。在北美，关税高峰措施在劳动力密集型制造品，特别是纺织品和成衣中最为常见。在欧盟和日本，则更多出现在农产品、特别是加工食品中。在所有发达国家的鞋类进口中都存在高峰税率，并且比纺织品和成衣的还高。

在美国，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中有6.6%的关税率超过15%，欧盟的比例是4.9%，加拿大是4.8%，而日本是2.8%。发达国家的制造品进口的平均关税率只有3%，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平均关税率却达到8%，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的平均关税率更是高达14%。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还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保护主义的拖累，它们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产品的平均关税率相当于发达国家的进口关税率的3倍多。世界银行估计，全世界的穷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生活费低于2美元）面临的平均税率为14%，而其他人面临的平均关税率是6%，这是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共同导致的后果。

美国的进步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的研究给这些不平等提供了令人震惊的证明。按市场价格计算人均GDP只有370美元的孟加拉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在2001年支付了3.31亿美元的关税，平均税率达到14.1%，带来的关税收入与法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相当。但法国的出口额是孟加拉国的13倍，因此其平均关税率只有1.1%。类似的，来自人均GDP只有260美元的柬埔寨的产品给美国上交的关税为1.52亿美元，平均关税率达到15.8%，而来自新加坡的进口产品上缴的总关税仅为9 600万美元，平均关税率为0.6%。平均来说，该研究所估计，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关税率相当于最发达国家的4～5倍。这是一种耻辱。

如上文所述，关税特别是加工后的农产品的税率近期快速提高，这对于欧盟和日本尤其突出。平均来说，欧盟对于加工产品的关税率比未加工产品高2.75倍，日本的比例更是达到3.75。这样的关税对于国内附加价值的保护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某种原材料产品（咖啡）的关税率是5%，而成品的关税率则是14%，假定世界市场上的原材料生产和加工过程产生的附加价值在最终产品的价格构成中各占一半，那么对加工过程的"实际保护税率"就相当于23%，这是非常大的补贴。如今，在英国碾磨的可可豆的数量比加纳还多，关税保护绝对是很大一部分原因。

第68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7)

非关税壁垒对发展中国家也是很重要的障碍。欧洲对工业品的真实保护水平如果只考虑关税是5.1%，但如果把非关税壁垒计算进来则相当于9%。８４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产品标准。乐施会引用的一份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欧洲实行的控制黄曲霉素含量的新的食品标准将导致非洲的坚果、谷物和干果出口国每年增加6.7亿美元的成本，同时并不会对消费者健康有明显好处。反倾销措施也是发展中国家出口商面临的重要障碍，特别是小型的、缺乏经验的企业。在乌拉圭回合结束后的5年时间里，美国和欧洲总共提起了234宗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诉讼。任何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都知道，所谓的反倾销缺乏足够的经济学理论根据，更不用说在实践中的荒唐了。也许在这个漫长而无耻的反倾销历史中，最丢人的事情就是美国的《伯德修正案》，它规定把反倾销案导致增加的关税收入转移给提起诉讼的公司。实在难以想象，还有什么更好的腐蚀贸易政策体系的办法，特别是，判断倾销行为的规则使得证据的获得轻松到了十分荒谬的地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惠贸易安排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对贸易体制最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和少数受益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的协定。欧盟对于开启这股潮流要负责任，而美国也很快成为积极的推动者。这些歧视性安排给不能享受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显著困难，被其他国家陷于不利的地位。请注意，某些没有加入所有这些特惠贸易安排的国家，例如孟加拉国，却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这些安排还对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造成了潜在障碍，因为受益国总是想保留自己的优势。最后，这样的歧视性安排让强大的发达国家有更大的控制弱小的伙伴国的手段，比如支持它们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立场。

在乌拉圭回合的艰巨谈判中，发展中国家最终不情愿地接受了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手段和服务条款。作为对价它们得到了解除多种纤维协定规定的对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壁垒。根据纺织品和服装协议，发达国家到2002年1月应该至少取消51%的进口配额，在表面上它们也这样做了。但实际上它们只取消了实际受配额限制的进口产品的12%的配额，事实上，全部自由化措施一直拖延到2005年集中兑现。如今人们依然担心，配额限制在2004年还对发展中国家在这些部门的80%的出口产品适用。因此，欧盟和美国的软弱无能的政府没有逐渐地取消这些限制，而是在2005年于仓促中全部实施。这就违背了分阶段自由化的基本思想，也就是强制各国分阶段进行调整。在最后阶段集中实施自由化必然会触发激烈的政治反抗，这反过来可能导致更多的反倾销案例，以及针对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剧增采取所谓的"安全保护"（safeguard?protection）的行动。

第69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8)

不过，最丑陋的事情还是对农业的保护，在这个领域，许多发展中国家拥有比较优势，但它们却很难提高自己在世界出口市场中的份额。虽然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农业占GDP、总就业和外贸的比重已经下降到微不足道的程度，情况依然看不到好转。阻止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扩大出口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的巨额补贴。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01年，发达国家的农民得到的总补贴达到了3 110亿美元，是全部发展援助金额的6倍，超过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GDP的总和。在2000年，欧盟给每头奶牛提供了913美元的补助，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每人只得到了8美元。日本人就更加慷慨了，给每头奶牛的补贴达到了2 700美元，而给每个非洲人的援助只有1.47美元。美国人也不客气，每天给棉花提供的补贴为1 070万美元，给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每天只提供310万美元。这样的表现真是令人作呕。为了给自己采纳的古怪的农业政策体制--共同农业政策--进行辩护，欧盟已经开始使用"满足多种功能"的术语，其含义是，农业补贴的作用不但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且是为了保护环境、食品安全和乡村生活方式。欧盟关于共同农业政策的多功能概念是可取的，但在服务于哪些功能上却完全错了。共同农业政策是累退性质的补贴，50%的收益让17%最富有的农民获得了，而这些人最不需要帮助，因此它是浪费性的，它消耗了欧盟大约一半的财政；它是环境破坏型的，鼓励了没有必要的农业集约生产；它对发展中国家有害，剥夺了它们的市场，通过泛滥的补贴打击了发展中国家农民的竞争力。这是一种带着报复功能的多功能政策。美国的情况与此相似：规模相对小的80%的农民只得到了16%的补助。

不幸的是，乌拉圭回合谈判虽然对农业部门的保护主义引入了部分约束，但还远远不足。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生产商补贴估计数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欧盟和美国的农业补贴与1986～1988年（乌拉圭回合协定的基础数据年）的时期相比更高了。许多补贴还是与产量挂钩，还有，许多原本认为不会影响生产的补贴的实际效果也不同于预想。由于农业补贴是反周期性质的，会增加剩余世界市场的不稳定性，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有破坏作用。还有，补贴产生的剩余产品继续倾销到世界市场。例如，美国和欧盟占世界小麦出口量的一半，价格比各自的生产成本低46%和34%。1998年，补贴出口的产品占全球出口额的1/4。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脱脂奶粉出口地区，价格相当于其生产成本的一半，还是最大的白糖出口国，价格为生产成本的1/4。有的人指出，这样大的倾销对需要进口食品的发展中国家有利，但除了少数情况外效果并非如此。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口是农民，而且占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因此，倾销产品只是对少数城市人口有利，而牺牲了大多数农村人口的福利。补贴食品经常使得发展中国家变成净进口国，否则它们本应该保持净出口，农村经济发展要健康得多。尽管在转向提高世界食品价格的过程时需要小心应对，并且需要给食品进口国和容易爆发歉收的国家提供食品援助，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取缔发达国家现行的农业补贴政策，发展中国家将获得巨大收益。世界银行估计，由于这些补贴，发展中国家每年的福利损失高达200亿美元，相当于全部发展援助的40%。

第70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9)

这还不是发达国家的虚伪行动的全部。乌拉圭回合还涉及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原则的引入，并纳入了随后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对于某些规模较大、较为领先的发展中国家，如巴西、中国和印度而言，引入专利权或类似的保护措施或许是需要的，但对其他国家却成了榨取租金的工具，可能损害当地的教育能力（由于版权保护）、改造设计的能力（也是由于版权保护），以及应对严重的公共健康挑战的能力。世界银行估计，通过授权费的形式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主要是美国公司）的收入，可能会从目前的每年150亿美元提高近四倍。如果那样，就相当于抵消了全部发展援助。然而正如本书第二篇讨论过的那样，限制知识的使用会带来明显的效率损失。当贫困国家使用知识受到产权限制的时候，这还造成不公平。药品的问题只是报道最多、也最突出的成本。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发达国家在支持企业在海外保护专利权的同时，在本国却没有这样履行的原则。例如，美国在2001年后期爆发炭疽热病之后，威胁拥有高效抗炭疽热病药物的生产商拜尔公司降低价格，加拿大政府的行动则更加过分。

同样，在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也需要注意到，发达国家在保证自己的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市场进入上，要比接受劳动密集型服务的人员流动做得更好。这也是一种伪善。还有，关于海关估值等标准对发展中国家也非常不利，与发达国家设定的食品安全标准的作用类似。

全球贸易自由化给发展中国家扩大贸易、改善福利提供了巨大机遇，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2015年的世界总收入因为商品贸易自由化将增加3 550亿美元（1997年价格）。发展中国家每年将获得1 840亿美元的收益，其中，1 210亿美元来自它们自己的自由化，其余来自发达国家的自由化。发展中国家获得的收益的80%将来自农业部门的自由化。世界银行估计，加上其他的动态收益，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每年将增加5 000亿美元，其中3 900亿美元来自农业部门，1 200亿美元来自纺织品和服装。作为参考，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全部GDP按照市场价格计算为6.3万亿美元。

世界银行还对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带来的收益进行了估算，当然也承认这其中的判断因素大于科学计算，这类研究要面临三方面的困难：如何测算低效率造成的成本；如何测算垄断导致的价格偏高；如何衡量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世界银行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将给它们带来每年9 000亿美元的收益，比它们从商品贸易自由化中获得收益高4.5倍，与基本水平相比是9.4%的增长。其中，6 700亿美元的收益将来自贸易和运输的价格下降。

最后，世界银行估算了自由化的社会后果。首先，非熟练劳动力，主要是农村人口从自由化中获得的最大收益，来自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现有的不利于农业的贸易体制的改革，以及更多地融入世界市场。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的涨幅将超过熟练工人和资本的报酬。其次，将出现大量人口迁移，但收益将远远超过成本，这是为什么需要长期、坚定进行自由化的原因之一。第三，根据世界银行的基本估计，全球贸易额将增加到11.2万亿美元，如果自由化进展顺利，还可以再增加1.9万亿美元，达到13.1万亿美元的规模。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的好处最多，出口额将增加1.3万亿美元，其中6 000亿美元是对发达国家的出口，7 000亿美元是增加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将增加2 000亿美元，纺织品和服装将增加1 800亿美元左右。这样的数字远远超过任何可能的外国援助的提高。

总之，发达国家目前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是一种耻辱，但就此认为通向繁荣的贸易之路被堵死了也不免夸大。我们需要记住，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同时，进一步的自由化将给所有的人带来好处，唯一重要的限制条件如上文所言，就是发展中国家要能够制定有利于长期增长的必要政策。

结论

自由贸易和世界贸易体系已经成为人们不喜欢的所有事情的避雷针，但如果我们回头审视一下本章讨论的所有指控，就会发现批评者分为如下几种类型：第一种，人们相信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威胁到了发达国家的有特权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抱怨很大程度上是站不住脚的。第二种，人们希望终止所有的贸易，他们的主要建议是进行本地化，这是愚蠢而危险的，特别是对于那些他们假装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而言。第三种，人们害怕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自由受到过多限制，特别是对促进幼稚产业的发展不利，这类观点有一定参考价值，但被夸大了，还需要认真探讨。第四种，涉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指控，他们的抱怨基本上都是错误的，或者过分夸大了。当然，世界贸易组织并不完美，也需要改革。第五种，也是最有价值的抱怨是关于今天世界的穷人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主要来自初级产品市场的糟糕状况以及发达国家的虚伪态度。

最后，我们还遗漏了一个重要的抱怨：公司的庞大力量正在统治世界经济、政府和国际经济组织，它正威胁到民主以及他一切美好的事物。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