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辅文

PROVINCIAL PATRIOTS：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

by Stephen R. PL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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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自序[1]

尽管这是我在中国出版的第二本书，但事实上，它是我在开始写作《天国之秋》之前就已经完成的第一本个人著作。这本著作源自我的博士论文，在经过修订之后，于二○○七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所以，它呈现的是我在学术界初出茅庐阶段的研究成果，反映的是我最初决定投身历史学领域时期的研究旨趣。

出于个人原因，我对中国的兴趣就产生于湖南。大学毕业之后，作为雅礼中学的英文教师，我在长沙度过了两年时光。自那以后，我常常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与那片土地密不可分——湖南是我的第二故乡，那是我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那里有我的朋友和学生。湘菜和湖南的大好河山令我着迷，直到今日，我花在游历湖南的时间远远多于任何其他省份。

虽然直到我申请耶鲁大学雅礼协会项目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说湖南。但在此之前，我的家族早已与这一省份产生联系。事实上，我父亲的伯父（我的伯祖罗伯特）早在一九一五年就生活在长沙，他是耶鲁大学雅礼协会项目最早期的英文教师。在我出生前几年，他便已去世，所以我没有机会当面问他当年的经历。所幸我还能看到他拍摄的照片，阅读他写的家书，因而，我也能对他的生活感同身受。

这些家书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一九一五年的长沙，这也使得我记忆中一九九○年代的那一段经历变得无比鲜活。伫立在街边，看长沙车水马龙，我想到了伯祖：八十年前，他像我一样风华正茂，站在相似的地方，望见一片旌旗招展，那是人们在庆祝袁世凯登基的典礼。他的家书丰富和加深了我的个人体验，促使我第一次真正对历史学产生浓厚兴趣。

从长沙回国数年后，我开始了在耶鲁大学中国史研究所的学业，湖南毫无悬念地成为我的关注重点。鉴于我对这一省份的莫大兴趣，我无法不注意到，如此多的湖南名人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里、在改良和革命的道路上，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然而，我所接触的主流中国史作品，几乎众口一致地认为“现代中国”发轫于文化精英中心——如北京，以及沿海对外中心——如上海和广州。与此相反的是，湖南被普遍描述为一个偏僻、落后，必然从北京和沿海地区引入“现代”精神而加以启蒙的内陆省份。我深知那只是一叶障目，于我而言，似乎可以写就一段完全不同的关于现代中国诞生的历史，那便是将湖南置于故事的中心，而非无关痛痒者。事实上，先后诞生曾国藩与毛泽东的省份，似乎完全有理由来尝试以一个新的方式讲述古老的故事。

通过这本书的研究工作，我想要更清楚地厘清贯穿晚清和民国初期湖南几代行动主义者和领袖的线索。在每一代中，我着重考察少数几个看起来尤其重要和有趣的人物，通过他们的话语和著作理解他们。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湖南人身份？他们如何思考湖南在未来中国潜在的角色？当中国首先面临列强瓜分的威胁，而后又产生军阀混战的局面时，他们的湖南根源有怎样的重要性？

最为重要的是，我想要理解当地的抵抗与牺牲传统，它激励了无数年轻的湖南行动主义者迈出无畏的步伐——在很多情况下，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来创造一个他人可以活得更好的幸福世界。

当我写成《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的时候，我将其献给我的父母和妻子。虽然这一目的仍然适用于英文版，但我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中文版，因此，我才可能将本书第一次献给那些在中国的人们。它让我有机会满怀深情地回想起那些和蔼可亲的人们，那些在我二十多年前初来乍到时助我形成生命观点的人们，那些打开我双眼使我重新看待世界并走上一条我从未想过的道路的人们。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敬意，我将此书的中文版献给我在雅礼中学时的同学和老师们。

二○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北安普顿，马萨诸塞

[1] 中文版自序译者：董风云，法国孟德斯鸠-波尔多第四大学国际关系硕士。

文前辅文

市民呵！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只在今日。

———毛泽东，一九二○年十月七日

目录

- 导论：为中国构想另一种未来

- 第一章 重新发掘王夫之

- 第二章 湖南复兴的基础

- 第三章 湖南维新运动

- 第四章 在日本重整旗鼓

- 第五章 湖南与清朝的覆灭

- 第六章 重建

- 第七章 毛泽东与湖南自治运动

- 跋：湖南与中国

- 致谢

- 索引

文前彩插

导论：为中国构想另一种未来

怪哉，湖南人在近代中国的事迹从未被当作整体来看待。个别的历史著作可能在行文中顺带指出，太平天国之乱（说不定是人类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冲突）的平定，乃是由湘军领导完成。或指出一八九八年北京师法日本明治维新改造中国，推动了三个月的“百日维新”，但其实在那之前三年，湖南就已施行类似的改革。百日维新失败，改革派遭捕遇害，其中最有名的殉难者谭嗣同，就是湖南维新运动的创始领袖。或会提到二十世纪第一场反清大叛乱的诸领袖，有一半是湖南人。又或指出领导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湖南籍成员居各省之冠，湖南人黄兴作为领导者参与这场革命的程度，远比事后得到大部分功劳的孙中山高。更近一点看，中国共产党第一届政治局的成员，整整四分之一是湖南人（包括毛泽东）。[1]但不论是这些说明湖南人对中国近代史进程有着非凡影响力的例子，还是其他例子，都是零落、孤立地出现，缺乏连贯性，几乎只是徒然地引人惊讶，而无法给予真正的解释。对此现象，历来的解释就只是含糊提及湖南人的神秘“精神”，有人推测那精神源自湖南多山的地理环境或爱吃辣的习惯。[2]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近代中国几乎每个重要的改革或革命团体的领导阶层里，都可看到湖南人的身影，但我们仍把湖南视为保守落后的地方。湖南予人的传统印象，乃是中国最排外的省份，是粗野之地，湖南的农民抗拒任何改革或进步思想，但这样的省份却出了这么多改革者和革命人士，似乎说不通。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矛盾之所以让人觉得吊诡，完全是因为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建立在一种普获认可但其实有待商榷的看法上：中国的现代性和随之而来的所有政治与社会改革、民族主义、全球文化交流完全是沿海通商口岸的产物，且从那些口岸向内扩散，启迪了内陆。[3]在接下来几章里，我会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湖南其实是不为传统所拘的文化中心，是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自成一体的节点。我们的目光停在通商口岸和首都太久，暂时转移一下视线，把湖南摆在中央，全新的中国近代史叙述随之呈现眼前。

在这一与主流叙述背道而驰的反叙述里，始于晚清的诸多湖南人的行动主义事例，其发生都绝非偶然。我的研究目标之一，乃是揭露上述诸多不相干运动之间一脉相承的东西，特别是揭开诸主事者的个人关系——师生间、作者与读者间、军中同袍间、同学间、后代子孙间与堂表兄弟姊妹间——他们因此被拉进一自觉的传统和一有意义之整体。我想弄清楚这些人如何理解他们自己的省份，以及其省份与外面世界（包括中国其他省、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中国近代史上那些家喻户晓的事件，对他们而言有多么不同？是什么激发他们付诸行动？湖南的历史学家所缅怀的是什么，哪些人是湖南青年效法的对象？他们对未来有何梦想？总而言之，湖南的行动主义者如何解读晚清直至清朝覆灭期间中国大地上的动乱和走得踉踉跄跄的建造新民族国家之路？研究发现，这些疑问的答案与我们预期的大相径庭。这使人不禁想问，今日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之由来究竟了解多少。

我要讲的故事，围绕着两个主题铺陈。第一个是湖南人的民族主义。在此，我所谓的“民族主义”兼具两种流传于湖南的想法：第一种想法认为，湖南人是一个自成一格的群体，有着与中国他省人迥然有别的共同特色；第二种想法认为，湖南人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有共同的先祖，以及最重要的，有共同的历史命运。那是种时强时弱的民族主义，弱时主张湖南人负有引领中国其他人步入未来的天命，强时则主张湖南人应该摆脱中国的束缚，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而从近代中国主流叙述的角度看，这一现象根本不该存在。传统的中国近代史认识告诉我们，儒家忠君爱国的观念自然而然转化为对中国大一统的向往，于是顺理成章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一不怀抱着中国一统的梦想。这一历史目的论（historical teleology），乃是由想以近代民族国家的形式保住古老帝国版图的中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所构造，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许多重要的湖南改革派只把湖南省当成首要效忠对象的事实，却恰好在掏空这个立论。本书检视的许多例子里，有一个一贯且有力的中心思想，即本省摆第一位，帝国（如果考虑到帝国的话）摆第二位。从中国境内民族主义发展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湖南省可同样轻易地（且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更轻易地）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把旧帝国弃之在后。或者如某湖南学生于一九○三年所说的，湖南人应该让中国步罗马帝国之后尘消失于历史舞台，湖南本身则要成为法国或英国之类的国家，把旧帝国的文明带进未来。

第二个主题与第一个密不可分，乃至今仍方兴未艾的对湖南学者王夫之的重新发掘。王夫之是明朝遗老，义不仕清，十七世纪隐居乡野，其生平和著作于十九、二十世纪成为建构新湖南认同和历史方向感的核心材料。王夫之比其他任何人或历史事件更有资格作为现代湖南人性格的原型，在许多人眼中，王夫之是在他们血液里事先植下改革、革命因子的共同先祖。读者或许会注意到，我对王夫之的探究，并未走从哲学角度分析他著作的传统路子，而是研究近代人如何响应他的想法，如何在他思想的基本要素和进步、民主、民族主义之类的“西方”思想之间找到不同寻常的契合之处。[4]本书是探讨思想历史的专题论著，但具体地说，这是一部以如下信念为基础的论著：思想不是抽象且不变的，而是有所待（contingent）且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我认为了解思想史的最佳之道，乃是把思想史摆在人的时空环境（human context）里去了解，这个时空环境包含了受自己生命中特别关注之事物驱动的读者塑造文本的意义以满足自己需求的方式，以及他们接下来将之解读并化为行动的方式。在这样的探究路径下，引述文本此时所具有的意义，至少就和该文本起初被撰写的那一刻同样重要。因此，本书不是在研究王夫之的思想本身，而是在研究王夫之的著作如何被后人运用：近代学者如何复兴他的著作，如何重新解读他的著作，又如何在数个世代的岁月里把他转变为令人仰慕的现代湖南精神象征。用此思想研究路径来探讨上述主题，可以说再适切不过，因为王夫之也非常重视文本意义经时空转换而改变的类似观念。

最后得谈谈我个人的地区史研究方式。这不是第一本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的有关湖南的书，却是第一本避免把湖南当成个案研究（case study）的书。已有人写出把湖南当作近代中国缩影的出色著作，而要掌握整个中国的趋势，这是较容易办到的研究路径。[5]但就本书的目标来说，湖南不是中国的缩影，就像中国不是亚洲的缩影；湖南就是湖南，是一个在湖南人心中独一无二的地方，湖南史与近代中国史不可分割，但不可分割不代表类同。这两种研究路径的差异在于：把湖南当个案研究，就是在强调当地历史里最容易被归纳出来以适用于其他诸省的元素，或者对今人所知之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似乎是最有助于阐明该过程的那些元素；但把湖南视为本身自性具足的一个主体来看待，则是要为湖南历史里该省所独有且与熟悉的叙述格格不入的诸多元素腾出空间。简单地说，第一种研究路径用该地区来小幅调整既有的中国近代史模式，以使其更为完善，第二种则用该地区来质疑该模式。

这是南辕北辙的两种原则，各以其中之一来做研究的两个学者，可能在同样的原始资料里找到截然不同的含义，且会选择循着那些资料所展开的截然不同的主线走下去。两人很容易会对另一人眼中最有趣的事物视而不见。但如果把他们的研究项目摆在一块，两种视角能创造出大不相同但彼此相当有关联的画面，且足以发挥类似立体镜之两张幻灯片的作用，真正深刻地呈现那些活在另一个当下、不可能知道自己未来的历史人物那充满矛盾的经历。本书所探讨对象的希望、梦想、背道而驰的意念、挫折，始终未呈现于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历史，主要因为它们反映了一个已湮没不明的、充满诸多可能性——为中国构想另一种未来——的世界。那是日后笃定认为一切都通向大一统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所无法理解的世界，也正是我以那些历史人物为对象写下此书的原因所在。

[1] 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始设政治局，共8名委员，其中蔡和森、李维汉为湖南籍，毛泽东并非委员。——编者注

[2] 对此问题，晚近大部分中国人似乎认为源于“吃辣”。关于学界从地理角度解释“湖南精神”，参见张朋园《近代湖南人性格试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期（1977年6月），第145～157页。

[3] 叶文心（Yeh Wen-hsin）在Provincial Passages：Culture，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一书中，对浙江省看似“褊狭落后”提出类似的观点。有人主张有一个由北京和上海往外扩散以启迪内陆地区的统一民族运动，她对此类民族运动（就她来说，五四运动）的狭窄主叙事，提出了令我受惠良多的批判。浙江省，用叶女士的话说，仍是“清末文化最先进、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第3页），但此描述并不适用于湖南，因此从这点来看，我的研究方向将与她的不同。

[4] 已有一些从哲学角度精辟剖析王夫之的思想的著作，尤其是Ian McMorran的佳作，The Passionate Realist：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Wang Fuzhi（1619-1692）（Hong Kong：Sunshine Book Company，1992）；以及其他出色之作如下：Alison Black所著的Man and Nature in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Wang Fu-chih（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8）与Kim Young-Oak所写的“The Philosophy of Wang Fu-chih（1619-1692）”（Ph.D. diss.，Harvard University，1992）。

[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大著作出现于一九七○年代约略同一时候，然后，对湖南的研究突然停摆。这三大著作为Joseph Esherick，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Charlton M. Lewis，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unan Province，1891-190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与 Angus McDonald，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Elites and the Masses in Hunan Province，China，1911-192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其中的McDonald对湖南政治文化的特性与习性最感兴趣，但他的主要目标仍是以湖南作为个案研究，借以说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起源，因而遗憾的是，（例如）他对湖南自治运动之分离主义意涵的探讨不够深入。

第一章 重新发掘王夫之

据认识邓显鹤的曾国藩所述，邓显鹤搜罗、刊布家乡湖南的文献，其搜讨之勤“如饥渴之于食饮”。而当邓显鹤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这份工作时，没什么文献可供他搜罗。因为明清数百年间，湖南产生的著名学者甚少，从当地通过科考成为举人和更上层楼成为进士的士子人数来看，湖南在诸省中也几乎是敬陪末座。他省人喜称湖南人为“骡子”，借以形容他们吃苦耐劳且固执的个性，但这种个性的人里面几乎出不了一流学者或领导人。[1]

但在一八一○年代，邓显鹤从某文献里读到一本明朝佚书《楚宝》，书中宣称这本书收录了他家乡所在地区历来出过的诸多大儒、名臣的传记，年代从公元前四世纪湖南地区为楚国南部之时起，经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灭亡，再经历诸多朝代，直到公元十四世纪明初为止。那是本不折不扣的地区性历史著作，完全不受省、国、帝国之疆界变动的影响。[2]邓显鹤花了十余年时间寻找该书，最后终于在湖南商业城市湘潭的某处私人藏书里找到一孤本。[3]为这一发现欣喜若狂的他，校订此书，重新刊行，并增添新词条以将后来的湖南先贤也纳入其中。经他增辑的新《楚宝》于一八二九年刊行，列出从楚国至十七世纪明末这两千年间湖南的历代贤人。

《楚宝·文苑》开头介绍楚国著名大夫屈原的生平。邓显鹤说明道，屈原的著名诗篇《离骚》是第一首“振南国之风”的诗作。[4]屈原在朝中遭谗，遭出卖，被贬至楚国南方（长沙附近），在那里成为后代无数人心目中忠君爱国、孤单寥落的浪漫象征。《楚宝》介绍屈原时引用了他的诗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5]然后说道，当秦国大军入侵他所挚爱的楚国时，屈原投汨罗江（湘江支流）自尽。

《离骚》以如下的著名诗句结尾：

乱曰：已矣哉！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6]

彭咸是个巫师，也是楚国南部地区的象征，这一节诗描述屈原以不屈服的心态拥抱被流放到未开化的南方荒野的人生。楚国被灭后，此国以荒蛮之地、巫师与巫术之地、浪漫文化之地（此浪漫文化已佚失，只有在诗歌中还可窥见，而屈原为其悲剧缪斯），为后世中国人所缅怀。屈原自尽一个世纪后，汉朝大臣贾谊，因宫廷阴谋，一如屈原被贬到湘江流域。有感于屈原的遭遇，他写下《吊屈原赋》回应《离骚》，赋中他发出同样的感叹：“已矣，国其莫我知兮。”[7]邓显鹤《楚宝》中论屈原的部分，以对贾谊的一段描述作结：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8]。

《文苑》门一章以屈原为始，以将近二千年后另一位同样悲剧性的人物作结。此人就是忠于明朝的学者王夫之。被邓显鹤称为“我师”的王夫之，二十五岁遭逢明亡清兴之变（一六四四年）。邓显鹤写道：“北京陷，夫之涕泣不食者数日。”[9]邓显鹤详细描述了明朝甫亡之时王夫之的生活：游历华南寻找尚存的明朝皇族，找到皇族，在西南与之共同抗清，然后满腔希望禁不住现实摧折而破灭。诚如邓显鹤所述，流亡朝廷的内斗和出卖，最终使王夫之决定隐迹江湖。

王夫之回到故乡湖南，回到深山中的老家“续梦庵”。他将在此度过余生，过着与屈原、贾谊有诸多相似之处的幽居流放生活。王夫之本人也体认到这相似的遭遇，曾写道：“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10]王夫之未如屈原自杀明志，而是在湖南中部山中度过了四十年隐士生活，钻研中国传统典籍（史书、哲学著作、儒家经籍），追索明亡之因和天下拨乱反正之道。

在《楚宝》中，邓显鹤引用了王夫之自撰的墓志铭：

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

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

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11]

但邓显鹤于一八二九年哀叹道，王夫之的著作（他“衔恤”——永久之悲——的体现）已佚失。他写道：“先生家故贫，著书笔札多取给于故友及门人家。书成，因以授之，不自收拾，藏于家者盖无几焉。”邓显鹤指出，他能看到的王夫之著作不多，于是以如下的恳求，作为王夫之这一词条和论楚地文人这一章的结尾：“安得士夫家有珍藏全部善本，重为审校开雕，嘉惠后学，使湖湘之士共知宗仰！”[12]

一八三九年，即《楚宝》刊行十年后，邓显鹤的愿望成真。那时他已把注意力转向湖南较晚近的历史，正在编辑、扩增另一部明朝诗文集，即以贯穿湖南的两条主要河川之名命名的《沅湘耆旧集》，书中收录一千余首七十岁以上的湖南人所写的诗。那时邓显鹤已六十二岁，也几乎要步入古稀之年。有一天，当他正在他位于长沙城南书院的书房里编纂《沅湘耆旧集》时，两名男子登门拜访。一人是来自湘潭的商人王世全，另一人是王世全的友人欧阳兆熊。欧阳兆熊是年轻文人，也是湘潭人，两年前已通过乡试成为举人。王世全是王夫之的六世孙。

王世全与欧阳兆熊呈上一份不为人知的王夫之诗作手稿，供其放入《沅湘耆旧集》中，且说这些诗只是开端。王夫之另一位六世孙王承佺，近几年在湘潭收藏了一批书籍，其藏书正符合邓显鹤十年前购求王夫之全书的心愿。这批藏书中包含绝无仅有的王夫之儒家经籍评注手稿，他论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他的文学创作草稿和政治论文，以及其他多种著作。他们询问邓显鹤是否愿意将它们刊布于世，可想而知，邓显鹤“大喜过望”。[13]

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项发现。王夫之的六部儒家经籍注解（包含论《尚书》《春秋》《诗经》《易经》的著作），已在一七七三年被湖南巡抚选中，进呈并被编入朝廷官修丛书《四库全书》，为湖南人难得之殊荣。但除了这些注解性作品，王夫之的著作——自一六九一年他去世后——只有少量传世。所有已为人知的出版物，就和《四库全书》收录的这些著作一样，全是注解儒家典籍的著作。因此，王世全和欧阳兆熊带给邓显鹤的这些未刊布的诗作，乃是全新的资料。而凭借这些诗作，加上同样不为人知的历史、哲学论著和个人创作，将大有可能使这位当地大学者的思想首度完整呈现于世人眼前。

但这些著作此前一直未曾刊布有其充分理由。王夫之隐居山野，因他忠于明朝，所以不肯顺服于篡夺大位的满人，且瞧不起在清朝当官的汉人。王夫之这一不肯顺服和蔑视当道的性格，深深嵌入了他的学问里。但当时的征服者，到了邓显鹤的时代，已是地位稳固且受人民认可的统治者。而争议就在这里。收录于《四库全书》的儒家典籍注解，只是王夫之全部著作里的一小部分，而且其中凡是表明其仇满倾向的字句都已遭移除。此外，编纂《四库全书》这个庞大计划，也成了必须找出反满著作并予以销毁的文字狱。[14]王夫之著作名列《四库全书》的殊荣，掩盖了他有九部著作被斥为异端然后惨遭烧毁的事实。[15]但受朝廷肯定和烧毁的著作，只有十五部，不及此时王夫之后人承诺给予邓显鹤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王夫之手稿的守护者费尽苦心，使他的大部分著作免于官方审查。因此，这严格来讲不是个“发现”，而是王夫之后人对他们已用心保守了将近一百五十年之秘密的刻意披露。

王氏宗族决定把这些宝贵手稿交给邓显鹤刊行，代表了多年来一直未定案的一个家族计划终于有了结果。乾隆帝时期清朝统治的巩固，使一扇门在十八世纪晚期首次开启。《四库全书》的编纂于乾隆帝在位期间大功告成，它代表了官方认可的中国正统学术著作的集大成。它在清廷主持下编成，为清朝从败亡的明朝继承了天命一事提供不容辩驳的明证，把清朝打造为中国道统的真正守护者。在这一昂扬自信的气氛下，宫廷史家回顾一百五十年前满人入主中原之事以从明人的忠君爱国精神里汲取新的教训，为此甚至批评未反抗的明朝官员（迅即背弃明朝、归顺满人的那些官员）为带有二心的“贰臣”（仕二朝的大臣），而那些忠于明朝者（至少是那些未拿起武器反抗者），则被试探性地捧为儒家忠贞不贰精神的典范。[16]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王夫之、顾炎武和黄宗羲这三位最重要、最具争议性的忠于明朝的学者，已被迎入官修的《国史儒林传》。

《国史儒林传》中的王夫之传，只强调他的儒家忠孝价值观，只字未提他未见于《四库全书》的那些著作。对于他在山中度过的后半生，这篇传记简短带过：“吴逆在衡湘，夫之又逃入深山。吴逆平，巡抚嘉之，馈粟帛请见，夫之辞帛受粟。未几卒。”[17]虽然行文造作，这则传记给了他重要的官方认可，至少他的名字不再是不能提的禁忌。[18]在王夫之名列《国史儒林传》之后，其家乡衡阳县一文人刊刻了他论古典典籍的著作十种，但刊印数量不多。这批书是自《四库全书》之后王夫之新著作的首度刊行，它们（尽管数量不多）未遭没收或烧毁意味着十九世纪初期出版王夫之的未刊行著作，已较无安全疑虑。[19]

从王夫之名列《国史儒林传》到一八三九年王世全登门拜访邓显鹤，这中间数十年代表了一个世代的过去。据某份王氏族谱，首次感受到先人召唤、“以复先业自任”者是王承佺。[20]根据同一份史料，最早开始搜集王夫之散落手稿者也是他。他似乎也经商极有成，因为他重建了王夫之最早的山中书斋续梦庵，也翻修了祠庙。一八三九年时王承佺已是湘潭该家族的族长，有财力且有威信支持他完成刊印王夫之著作的大愿。至于时机方面，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王承佺和王世全都是在乾隆朝大兴文字狱之后成年。他们的父亲对那段危险时期记忆犹新，大概没什么意愿冒着让家族抬不起头的风险刊行这些佚失的著作。

第一次刊行

邓显鹤欣然接下这一工程。他仔细翻查得自王承佺藏书的索引和书信，确认王夫之写了五十二部作品（如今则被认为有百部左右），包括二十二部注解古典经籍的著作，三部历史著作，十七部论哲学家的著作，十部“集”——包括王夫之本人的诗、剧作和政治性文章选集。在这五十二部已知著作中，邓显鹤能找到其中四十二部的手抄本。他组织一编辑小组抄写手稿，为出版做准备。一八四二年这一计划完工时，该小组有五名审阅兼编纂、八名主编、八名文字编辑和一名督导印刷事宜者。这批工作人员中，属较低阶层者，大部分是王夫之的直系后裔（五名文字编辑和那位印刷事务主管）；属于最高阶层的审阅兼编纂全是资深学者，主编则是年轻有为的学者，其中有数人不久前才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参与这项计划者全是湖南人。[21]

编辑群由不同层次人士组成一事，间接表明这一计划所具有的多重意义。王夫之后代的大量投入，表明这是家族之事，王氏家族有意借此传扬他们著作甚丰的先人的名声，进而光宗耀祖。他们搜罗手稿，借此启动这一工程，并且提供资金。总编自称“受聘”于王家；王氏族谱也提到，王世全个人捐了一小笔钱给这个计划。[22]

对于那些由邓显鹤领导、担任审稿或主编的那些湖南籍资深学者来说，这是和《楚宝》或方志之类的编纂工程一样光耀本省门楣的大事。他们是深受崇敬的一群人，以名列其中的何绍基为例，他于一八三五年得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后出任翰林院编修（清朝最高的学术性官职）。他的父亲是户部尚书。[23]身为湖南人，这些素孚众望的学者大有可能从他们的同乡先贤处得到威望，就和王家大有可能以这种方式来光宗耀祖差不多。有鉴于他们都已在仕途上颇有所成，其投入这份工作大概只是为了保存本省历史和提升本省学术水准。

角色最吃重的主编群，乃是较年轻的学者，三十岁出头。对他们来说，与资深学者搞好关系，攸关日后前途；参与这项工程等于实习当学徒。受魏源（湖南杰出的地理学家，当时在北京工作）之类学者的启发，经世之学（又称实学）盛行于湖南的岳麓、城南两书院，而这些年轻主编正是此领域的佼佼者。[24]编辑群的年轻主管（亦被视为实际促成此编纂工程付梓之人）邹汉勋，受聘于一八四一年，彼时手稿初步收集完成。时年三十五岁的邹汉勋尚未通过乡试（一八五一年他才乡试中举），但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方面钻研甚勤。他是邓显鹤的门生，常在家书中提到邓。他本身的学问反映了邓显鹤在方法、题材两方面对他的影响。例如，他早期曾写了篇文章，试图比较来自地理学、历史学、诗学、天文学方面的原始资料，以断定屈原的确切生卒年。他写道，是邓显鹤要他从事这一考证工作。[25]

邹汉勋底下有一八三七年乡试中举的欧阳兆熊，一八三二年乡试第一的左宗植和他一八三三年乡试中举的弟弟左宗棠。这些人全是讲究经世之学的学者，他们的兴趣涵盖从医学到地理学、军事策略再到洪水控制、天文学、农学等多种实用学科。欧阳兆熊尤其精于医学，左宗植则专注于天文学。左宗棠对军事史、农学最感兴趣，以“湘上农人”之化名出版过数篇谈农业的论文。[26]

留存至今的书信证实这些主编彼此交情甚笃（其中大部分人应邹汉勋之邀加入这团队），且彼此支持、关注对方其他的事业。有封邹汉勋写给左宗棠的信，提到左宗棠所编的一本军事策略地图集。一如他一心提升楚文化地位的恩师对他寄予厚望，邹汉勋也对左宗棠的著作寄予厚望：“皇舆图当速成，以张吾大国楚，使天下知吾楚复有绩学谈舆地之人在于草莽中也。”[27]在这赞誉背后，邹汉勋把湖南的知识界称作“草莽”，正透露了一种普遍的担心，担心湖南文化落后于中国其他地方。邹汉勋确信左宗棠的地理学著作将“使天下知吾楚复有绩学谈舆地之人”，而这份笃定指出了当地学者的一种防御性心态。这种心态在年轻一辈身上尤其强烈，表现在欲使湖南看起来默默无闻的杰出之处为世人所知的意向里。这一动机推动了邓显鹤先前那些出版品的问世，此刻则在背后推动王夫之著作的出版。

这一出版行动的另一个重要背景乃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爆发于编辑作业开始的那年，结束于付印那一年。在一八四一年夏写给左宗棠的某封信中，邹汉勋把王夫之注解《礼记》的著作（《礼记章句》）送去给他校对，并询问战争情况：“续寄上《礼记章句》一部望拨冗校之。英夷自（阴历）七月陷厦门以后不知又作何情形？”[28]他在信中既提到王夫之的《礼记章句》，也询问英“夷”的动向，其实有其深意，并非随兴之举。邹汉勋刚校正过王夫之的自序，此刻送去给左宗棠过目，而这篇自序对这类华夷争斗有非常具体的看法：“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仁而已矣；中国之所以异于夷狄，仁而已矣。”[29]换句话说，中国人之于蛮夷，就如人之于禽兽，两者间的差异在于仁。此外，王夫之解释道，“仁之经纬斯为礼”，因此，了解人兽或华夷之区别的关键，就包含在此书中。通过此序的阐发，《礼记》成为说明中国人优于外人的文献。

著述于明亡之时的王夫之，其所关注的“夷”，不同于此时邹汉勋所关注的“夷”。王夫之的夷是满人，邹汉勋的夷是英国人。但两人用的是同一词，而一八三九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自满人入主中原以来，首度有满人以外的“夷”人作势欲入侵中国。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王夫之关于夷的陈述，用在西方人身上，比用在满族统治者身上更为适切。邹汉勋写信时当然读过这篇序，但这篇序让担心时局的他生起何等戚戚焉的感受，他未留下只字片语的说明（但他的确在写给左宗植的某封信中引述了给左宗棠信中的这部分段落，同样把《礼记章句》和英夷动向之事摆在一块，此举倒也间接表露了他的心思）。[30]最后，只有这些主编看过这篇具有煽动性的序，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那年）将《礼记章句》付印时，他们把此序拿掉了。

一八四二年这部书以《船山遗书》之名付印时，被拿掉的不只那篇序。诚如先前所提过的，邓显鹤亲自看过王夫之的四十二部著作，共三百多卷。但最后他只出版了十八部一百五十卷，而且一如此前所出版的王夫之著作，全是注解经籍的著作。他按下历史著作、哲学著作和王夫之所有个人创作未出版，甚至未出版王世全最初拿来给他的诗作。

主要原因似乎是政治考虑，尤以《读通鉴论》《宋论》这两部历史著作最有这方面的顾忌。《读通鉴论》是王夫之读司马光的历史名著《资治通鉴》后发表的议论，《宋论》则是王夫之论外患频仍之宋朝的著作。诚如邓显鹤在某篇索引文里说明的，这两部著作，编辑们可完整取得。邹汉勋曾致函左宗植，说《读通鉴论》和《宋论》合计“约五六万字”[31]，这表示编辑已在计算字数以便出版。

邹汉勋在那封信中指出，最早向邓显鹤提出书计划的那两人意见不合。他写道：“晓岑（欧阳兆熊）怂恿半溪（王世全）欲其陆续付梓，勋恐其不能为力，又在局中，不便赞成，如何如何？”这封信间接指出了几件事：首先，不愿照计划出版的是王家，这说明他们担心引发轩然大波，自身可能遭殃。其次，这也说明邹汉勋很担心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挂上他的名字会危害他的仕途。总而言之，这些争议意味着这两部著作可能惹祸，致使它们最终未付梓刊行。

欧阳兆熊本人有志于经世之学，力促《读通鉴论》与《宋论》出版也就不难理解。它们严格来讲不属经世之学的范畴，但它们切实剖析中国历史，且特别着墨于秩序的建立和击退入侵外敌，而这两者在一八四一年正切合时势所需，因而还有经世致用的价值。诚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的末尾所写，审视历史的用意在于以古为“鉴”，用之于当下：

“鉴”者，能别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视者，可就正焉。顾衣冠之整，瞻视之尊，鉴岂能为功于我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32]

对于一八四一年时忧心于如何控制中国口岸之英国人的经世派年轻学者来说，王夫之论历史的著作极有借鉴的价值，但王夫之在其历史鉴镜里想识出的“失”，却是明朝的灭亡和满人的入主中原，而这一点在当下却可能招致祸端。

读者如何看待这样的著作至为关键；它既可以被解读为支持中国对抗西方入侵者的著作，也可以被解读为谴责中国当前统治者的著作，端视所处的时空环境与指涉对象。因此，王家会担心中国现状还不适于它们的出版，邹汉勋会担心自己前途受累，这也是极能理解的事。邹汉勋虽是总编辑，却还不是举人，他名下任何看似羞辱清廷的举动，都可能会葬送他的仕途。但从他的顾虑（“如何如何？”）中可察觉到，他与欧阳兆熊同样对这两部著作感兴趣，且认识到它们所具有的深意。在他讨论这两部著作的那封信中，他列出手上其他较具争议性的王夫之著作，指出它们的副本已誊抄完毕，随时可刻版，但坦承其问世还有待来日（“容后日褎稾面质”）。[33]

邓显鹤最后只刊行了十八部著作，且全是注解经籍的著作。但重要的是，这十八部著作中指出王夫之的著作不止于此的字句未遭抹除。邓显鹤写了篇《船山遗书目录序》，放在这批出版著作的第一卷里，其中列出了他所确信出自王夫之之手的所有著作，包括他已读过但未刊印的那些著作。因此，邓显鹤在出版物里证实，王夫之的著作比正在刊印的著作还多一倍，此次印行的并非王夫之著作全集。他甚至承认其他著作具有争议性，在文章里写道：“尝慨然发愤，思购求先生全书，精审锓木，嘉惠来学。以是强聒于人，无应者。”[34]因此，邓显鹤所刻印的《船山遗书》，强调了出版者的自我审查，把王夫之非经学类的学术著作自行剔除出出版之列。它也首度告知读者，王夫之写过不少政治立场鲜明的著作，而且那些著作其实并未佚失。

《船山遗书》也描述了王夫之的隐居生活，且内容大不同于《国史儒林传》所述。长沙岳麓书院山长[35]暨湖南经世运动开创者之一的唐鉴，为《船山遗书》的出版写了篇序，云：“夫人之不得于时，以幽忧隐怨抒其不平之情……先生不屈于外，不挫于内，探天人之精蕴，契性道之流行，知其所以然，而言其所同然。举凡所遇之艰，所履之险，所守之穷，皆若固然而无足怪者。”[36]相较于《国史儒林传》对王夫之逃居山中之事的草草带过，唐鉴将王夫之这一阶段的人生誉为他忠贞与愿意忍受孤贫以坚守其节操的明证。

最后，唐鉴表示，其实王夫之本就希望保存他的著作以供后人之用，说“先生发义理之真传，皆不得于时而欲传之于后世者也”。唐鉴最后论道，王夫之的愿望终于实现。他写道：“其性之冲和，理之纯粹，流露于楮墨间者，令人不能置也。”总的来看，唐鉴的序强调这些著作切合时代需求，它们不只是来自过去的学术著作，还是意在供人“致用”、供用于当下之作。

但邓刻版的《船山遗书》存世甚短，从鸦片战争结束到太平天国之乱爆发，只十余年时间。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国的天军摧毁湘潭城时，找到《船山遗书》的雕版，将其烧掉，并毁掉了为此出书计划所辛苦投入的所有编辑、刻版成果。这时，邓显鹤已离世，负责校刊的邹汉勋也在那年打太平军时战死。

郭嵩焘的发现

一八五二年九月，太平军进攻长沙时，一位名叫郭嵩焘的三十四岁学者与其邻居左宗植、左宗棠逃到山中。左氏两兄弟曾任《船山遗书》主编，这时带着一套《船山遗书》离家逃难。郭嵩焘在近半年前下葬了父母，此刻人生已没什么牵挂。在避难山中、远离下方山谷战祸时，郭嵩焘开始读王夫之的《礼记章句》，且在将近四十年后写了《礼记质疑》一书。在此书的自序中，他写道：“咸丰壬子（一八五二）避难山中，有终焉之志，读船山《礼记章句》，寻其意恉。”[37]在避居湖南崎岖山中，乡人在山下平原遭太平军屠杀之际，郭嵩焘看到了自己往后的人生道路。在《船山遗书》的序中，他大概会读到唐鉴对王夫之山中生活的描述，而那和他自己此时此刻的遭遇何其相似。

以王夫之为指引，郭嵩焘开始研究《礼记》，且终生不辍。这本书号称最古老的儒家典籍，书里详细论述了多种人际互动所应遵循的礼仪：该如何坐立、饮食或接待宾客，睡觉时该如何躺，肉该摆在盘中何处，如何举行婚丧礼，典礼和其他场合中得体的头手姿势、鞠躬，大臣的得体举止，君王的得体行为——也就是孔子认为最为重要，作为他的和谐社会观之基础的所有礼仪。

王夫之和他之后的郭嵩焘都认同孔子的观点，认为如果一个社会衰落，只能通过检讨该社会是否恪守得体的礼仪来寻得衰落的原因。礼仪决定人类行为的所有层面，因而是和谐社会运作的张本。要了解何为“得体”的礼仪，进而了解当今之世所应循的张本，学者得在经后人之手流传下来的不完整的文本中寻索埋藏其中的真义。此外，《礼记》的文本沿革史比大部分中国古典典籍更为含糊不明：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焚烧儒家典籍之后，据说含有夏商周三代礼仪的《仪礼》原本从此佚失。汉朝时编纂的三种较新的文本，都自称是以《仪礼》为本，而公元前一世纪编成的《礼记》只是其中之一。[38]但对王夫之和郭嵩焘两人来说，仔细研读此书，乃是了解他们所处之社会有何弊病的法门。

这一做法切近孔子的教诲，但到了明清时期，那已是专业人士的领域，而非主流的领域。宋朝学者朱熹对儒家典籍的诠释，后来被奉为儒学正宗，但他未注解《礼记》全本，只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抽出，视为自成一体的典籍，予以注解。于是，为了参加科考而读《礼记》的学生，只读过其余内容的基本正文。那些正文既未附上后人的注解，也就不会有儒家文人传统所极为看重的经文训诂、考证或注疏。老师要学生为考试选定一部儒家典籍来专攻时，《礼记》常敬陪末座。[39]

《礼记》所提出的良方，有多处对避居山中的王夫之和郭嵩焘来说别具深意，其中包含了文人处乱世之道。《儒行》篇写道：“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40]这就是郭嵩焘与王夫之关系的基本样貌。以王夫之这位古人为师，这一关系始于一八五二年，终郭嵩焘一生都是如此。郭嵩焘知道王夫之于明亡后隐居山中，就此度过余生。而此刻威胁清廷存亡的太平天国之乱，情势似乎和明亡时一样严峻，因而郭嵩焘认定他将“终焉”山中。他对王夫之著作的研读超越了他本身的时代框限，以这位先哲作为此刻人生的榜样。他以王夫之为师，一时成为隐士。

《儒行》篇接着写道：“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王夫之在此处加上注解，说这里的“忧思谓忧世思治”。也就是说，尽管身处险境（如他和郭嵩焘那般），学者的职责仍是专注于世事，通过其学问找出拨乱反正之道。王夫之的微妙区分，道出避居山中空谈哲理和在避难时寻找切实可行之治道两者的差别。

《儒行》篇也论及文人隐居这主题，写道：“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此前对这一行经文的注解将其解读为文人独居应杜绝离经叛道或不道德的念头，文人当上高官则能善尽其职责，行事不受拘束（大概是因为他有官员身份）。[41]爱隐居更甚于当朝臣的王夫之，在自己的注解里指出，《礼记》的文本在传写过程中出错，这一行经文应该倒转过来：“幽居当云不困，上通当云不淫。”也就是说，对放逐山林的学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德行，而是他能有何成就。经过王夫之的诠释性修正，首先，这一文本成为针对朝廷之腐败发出的道德性陈述——学者出仕必须念兹在兹避免淫行，暗示朝廷本身是不道德行为的根源。其次，最重要的一点，这一文本被赋予以下意旨：学者即使幽居——或更贴切地说，因为幽居所以——不该失去其潜能。王夫之在前一段里认为学者应将使天下拨乱反正视为己任，因此他的注解最起码间接表示，隐士即使独居，也不该失去为时弊找出针砭之道的能力，甚至认为隐士正因为幽居，才能找到时弊的针砭之道。否定世界的隐士和一心匡正世界的隐士，其差别在此。根据王夫之对《礼记》的解读，避难而隐居山中的学者，如写下《礼记章句》的王夫之或读到《礼记章句》的郭嵩焘，乃是最能献身于拨乱反正之事且发挥实质影响力的人。

逃至山中不到一个月，左宗棠就被召回长沙协防该城。在郭嵩焘的鼓励下，他下山重新投入纷乱的世局。但郭嵩焘留在了山中。一八五二年隆冬，太平军弃围长沙、北移湖北之后，郭嵩焘去了一趟长沙西南边的湘乡，参加其老友兼同学曾国藩的母亲的丧礼。这时曾国藩刚接到要他帮办团练攻打太平军的命令，但他原则上不愿接此职务，因为按照儒家礼制，父母丧，子必须守孝三年，而曾国藩极守礼法。郭嵩焘请曾国藩父亲出面劝说曾国藩，告以社稷有危，不应拘守礼法。两人合力说服曾国藩接下此任务，湘军于焉诞生。曾国藩和左宗棠，此前均没有带兵打仗经验，后来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两位最杰出的将领。但郭嵩焘却回到了山中，回到他的书堆里，继续与王夫之神交。湘军每次邀其出山协助平乱，均遭他拒绝。后来，次年春天，他才终于软化，下山参与平乱。[42]

湘军与王夫之著作的重新刊行

曾国藩组建湘军攻打太平军，而湘军的基本骨干乃是为因应清廷正规军战力日益低落而在中国各地兴起的乡团（保护村、镇，乃至有钱乡绅家宅的小型自卫民兵队）。曾国藩将这些零散的民兵组织正规化，在多处设立训练中心和招兵局，最后将它们串联在一块，放进一个从全省汲取资源的组织里。他这样做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的军队，从最低阶到最高阶，都建立在对个人的效忠上。高阶军官自择下属，士官挑自己的兵。建立在人与地区上的同乡情谊将这支军队从将领到步卒牢牢团结在一块。湘军这一建军方法，在帝国体制里是前所未见的。帝国体制必然把对地区的效忠视为帝国效忠的敌人，因为对地区的效忠乃是对帝国完整性的潜在威胁。[43]大体来讲，曾国藩接纳了来自村子的农民和来自书院的学者既有的效忠，将其扩大到涵盖整个湖南省的程度，再把这股效忠心态导入这一战斗力奇高的军事组织里。

参与一八四二年《船山遗书》刊印之事的学者，全与湘军诸领袖关系密切。为《船山遗书》写下赞序的唐鉴是曾国藩的恩师。郭嵩焘和左宗棠在一八三○年代一起受业于长沙的城南书院。郭嵩焘也曾在岳麓书院受业，在那里与刘蓉结为莫逆，并通过刘蓉的关系，在一八三六年与曾国藩结交。这三人求学时曾同住一处达数月之久。左宗棠、郭嵩焘和曾国藩三人还一起待在京城，参加了一八三八年的会试（但那一年只有曾国藩通过会试成为进士）。郭嵩焘于一八三七年通过乡试中举，与欧阳兆熊和湘军将领江忠源为同年。主编《船山遗书》的邹汉勋，在江忠源幕下当军官攻打太平军，一八五四年战死；左宗棠为邹汉勋写了挽联，强调邹与他和曾国藩交情甚笃。欧阳兆熊在医学上的钻研，使他能够在一八四○年曾国藩在北京卧病一月时救他一命[44]，结下终生不渝的友谊。[45]因此，出版《船山遗书》的那群讲究经世之学的文人最终都进入湘军，成为其核心骨干。王夫之的著作在他们的部队里流传甚广，因而一八九○年代有位学者在著述中说，王夫之论拨乱反正之道的历史著作为湘军将领提供了意识形态。[46]

一八六○年五月之前，湘军在战场上的角色主要是作为清廷八旗部队的辅助兵力，但在攻打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南京）的长达七年的战事在该月以官军的惨败画下句点之后，湘军成为平乱主力。此后，曾国藩和其湘军，在李鸿章的淮军支援下，主导了平乱。李鸿章是曾国藩门生，仿湘军之制建立了自己的地区性武装。一八六○年五月湘军开始围攻战略要地安庆城，十六个月后于一八六一年九月攻下该城。经短暂休兵后，次年春天，由湘军主导的进攻南京之役开战。在这场处处让人瞠目结舌的平乱战争里，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骁勇善战少有人能及。一八六二年五月，曾国荃率领三万湘军攻打南京城里据称达三十万兵力的太平天国守军——不久后城中守军还将得到从苏州召回的二十多万部队增援，为此役揭开了序幕。[47]

那年八月，当弟弟在南京被五十万太平军包围时，曾国藩写了封信给欧阳兆熊，转达曾国荃想重刊王夫之著作之意，且曾国荃已请曾国藩总揽这一出书工程。[48]重刊《船山遗书》的想法，出现于正全力以赴打一场战争时（人类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之一，最终夺走了三千万人性命），出现于这场战争的胜负还混沌未明、官军撤退而兵力大大居于劣势的湘军刚要攻打遭叛军盘踞九年的南京之时，这正戏剧性地说明了在湘军军官心目中，王夫之的学问会对他们匡正社稷的任务有多大影响（或更贴切地说，有多大用处）。曾国荃等湖南人承诺资助出书，欧阳兆熊代曾国藩拟了封信给仍在湖南的王夫之后代，请他们再次凑齐原始手稿，送到位于安庆的湘军司令部以供刊行。[49]

一八四二年，欧阳兆熊是第一版编辑群里较年轻浮躁的一员，这时他已五十三岁，担任新版《船山遗书》的资深主编。情况已不同于一八四二年，特别是这次刊行由王家以外的人出资，从而使王家较无权置喙刊印书目。一八四一年时邹汉勋担心欧阳兆熊的分量不足以让所有著作刊印，而这一次，重新刊行的工程由曾国藩挂名主持。一八六二年时，整个大清帝国没有哪个官员比曾国藩权力更大。这一次，欧阳兆熊的想法将主导出书事宜。[50]

欧阳兆熊讲述了一八六二年在王氏宗祠发生的一件怪事，证明这次重刊有前兆可寻。他说：“守祠者闻飨堂有声，开门视之，则先生神位自龛中跃至案上，植立不堕。”隔天（据欧阳兆熊所述），曾国藩的信送达，请他们集好手稿送到安庆以供刊印。欧阳兆熊把这视为王夫之本人欣然乐见重刊的明兆，指出王夫之“先生尝言‘吾书二百年后始显’，令子孙藏弆甚谨”。[51]欧阳兆熊严正表示，它们重见天日的时刻已到，新刊的《船山遗书》正实现了王夫之本人的遗志，他的亡魂证实此事不假。王承佺已死，他儿子把手稿送到安庆。[52]

重刊工作几乎是立即启动。曾国藩的日记记载道，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他已在帐中读此前未刊布的王夫之《读通鉴论》，每晚读数页。攻打太平军时，他用了一个月时间读完此书。该年结束前，他就在安庆设立了书局；选在安庆乃是妥协后的结果，因为曾国藩原更中意在湖南完成此事。但诚如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所说，湖南缺乏技术纯熟的雕版工匠，安庆则有许多这种人才。攻打南京之役打了两年多，重刊的编辑工作也耗时两年多。在左宗棠部、李鸿章淮军以及一支以上海为基地的常胜军的协同下，曾国藩策划了对南京的最后进攻，终于在一八六四年七月攻下该城。不久后，他将印刷总部移入满目疮痍的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南京）。[53]

一八六六年六月，雕版这一主要工作已完成，曾国藩用了四个月时间精读王夫之著作，然后为新版《船山遗书》写了序，概括说明这批终于要问世的著作之身世的坎坷。他在序里写到王夫之，说他“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一八六七年一月上旬，整批著作已准备付印，曾国藩写了封信给郭嵩焘，表达了其对王夫之的钦敬之情。曾国藩，一如郭嵩焘，主张《礼记章句》是王夫之最重要的著作。在致郭嵩焘的信中，他也特别挑出《宋论》来谈，写道：“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长短，乃较之王氏之说尤为深美，可以提尽后有万年之纲。”这段话出自刚平定清朝史上最严重的叛乱且此刻面临重建中国失灵的治理体制之艰巨工作的将领之口，的确是极高的赞誉。[54]

新版王夫之著作于一八六七年付印，同样取名《船山遗书》。在新版中，曾国藩和欧阳兆熊修正了多处地方以规避王夫之仇满的敏感议题，以原始手稿有缺陷为借口，删掉了原文中对清朝统治者不敬的字眼。诚如欧阳兆熊在其序里所写：“书中传写讹误，可以意会者，略为校正，其有日久漫漶者，不敢臆断，悉留空格，以示阙疑。”[55]其实手稿状况极佳，那些空白之处正是王夫之谈华夷之辨的部分。[56]

但编辑以空格取代冒犯当道的字眼，而非更动那些字眼乃至删除整个句子，其实反倒完整地保留了原意。于是，在《读通鉴论》中，读者能找到如下一段文字：“五帝、三王，劳其神明，殚其智勇，为天分气，为地分理，以绝□于□，即以绝禽于人（空格处分别为夷、夏）。”[57]在同一本书中，读者能读到王夫之谴责南北朝时期的司马国璠和其弟率先投奔夷狄之举的言论，“国之将亡，惧内逼而逃之夷，自司马国璠兄弟始”，并指出此举所带来的长远影响，乃是使“中夏之士相率而不以事□为羞”，然后问道：“罪可胜诛乎？”[58]在《噩梦》一文中，读者可发现，“宋之所以拱手而授天下于□□”。[59]而在《宋论》中，读者能读到在帝国北部遭入侵的女真游牧民族（满人的先祖）占领后，创立南宋朝的高宗，“积渐以糜天下之生气，举皇帝王霸慭留之宇宙而授之□□，自此始矣”。[60]（空格处为“异族”）有意猜测空格中为何字者，应轻易就能发觉王夫之的反满心态，尽管有此倾向的读者要再过一个世代才会大量出现。

湖南人的兴起

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许多人认为曾国藩可趁机夺取大位，但他本人并无此意。他的女儿忆及工人替曾家房子立屋梁时，边干活边唱道：“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61]但他几乎是平乱之后就立即解散湘军，而此举当然有其影响。步卒解甲归田，军官重拾书本。但尽管军队解散，这场漫长平乱战役期间所建立的层层效忠的关系并未立即被遗忘。湘军的成功，留下一张涵盖湖南乡间、深植在集体记忆里、盘根交错的关系网，将来自不同村子的农民结为同袍，且使他们与地位更高的本地学者和邻近城镇的士绅领袖连在一块。事实上，湘军把湖南省团结为一，使该省境内再怎么偏远地区的居民，都有了把彼此视为湖南人的凭借。共同经验所产生的宏大且深远的影响，创造出一省的集体认同感。此外，这不只是一支胜利之师，还是一支以儒家正统的捍卫者和帝国拯救者自居的正义之师。结果就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见而无比高昂的地区自豪感。

打赢太平天国，为湖南人入朝为官开辟了新通道，湖南的复兴于焉展开。朝廷惊觉国势日蹙、重建渺茫，于是按照军功，而非根据传统科考，授予官职和决定升迁。湘军将领迅速跻身官场最高层，且安排自己的军官旧部充任他们下面的职务。以新宁县这个位于湖南偏僻南部、地近广西边界的地区来看，就可清楚地看出此变化。一八五○年之前的两百多年间，即使是该县最杰出的子弟，官职也不过是县令（清朝最低阶文官）。但在太平天国之乱后的几十年里，新宁县产生了多达一百七十四位文官，包括三名统辖两省或三省之军政经事务的总督、一名巡抚与七十三名司道府县长官。新宁县还产生了一百六十七名统兵官，包括五十三名提督、五十八名总兵、五十六名副将和参将。这种情形并非新宁所独有；中国七个总督，“湖南骡子”一度占了六个。这时期有六千多名军官来自湖南，文官数目之多在各省中居第二位，其中大部分未取得进士资格。湖南省内平民家庭地位的上升，反映了该省人士在朝为官人数的增加。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湖南士绅，将近三分之二是平民背景出身的“新进”，比例之高居各省之冠。[62]

太平天国之乱后湖南人地位的上升，在华洋人士心里都留下了强烈且久远的印象。有位外国观察家在这场战争结束数十年后写道：“湖南人是个刚毅且独立的种族……尚武、急躁、顽强，同时又自尊心强、保守、倨傲。天生的冲劲使他们放弃了更平和的人生目标，从而使中华帝国的军队成员大概过半数是湖南人。许多文职也由这些人把持，他们的性格使他们头角峥嵘，成为国家自然而然的领导人。”固执与顽强，他人眼中湖南人的“特质”，过去使他们有了“骡子”的封号，这时则反过来使他们成为“国家自然而然的领导人”。[63]

一些习过经世之学的精英人士，包括曾国藩和左宗棠，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继续发光发热，协助引领中国进入一段充满生气的帝国重建期。朝中一小群最高阶官员，试图运用洋人科技使国家“富强”，成为自强运动的核心人物，而曾、左就位列其中。他们从国外购买昂贵设备，开设现代兵工厂和造船厂，且雇请外国专家掌理。在教育方面，他们在北京创设同文馆。那是教授外国科目的学校，以外国人为师资，学生则是经过挑选、准备将来从事外交工作的一群满族人。

郭嵩焘最初极支持这些改革。一八六三年，他署理广东巡抚，任上得到洋务历练，上书请派聪敏的南方年轻官员到同文馆习外语。郭嵩焘对外国人在华活动极感兴趣，特别是最早成立的中文新闻机构。主持同文馆的美籍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发行杂志《中西闻见录》（Peking Magazine），除了刊出以文言文写成的科学、技术文章，还刊布中国境外的新闻。郭嵩焘为此杂志写了篇序，序中赞扬丁韪良将“西学”带到中国的贡献，把他与明朝时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利马窦相提并论。[64]

湖南未受到这些改革影响，出于数个原因。首先，湖南与北京朝廷以及沿海通商口岸的中西接触地相隔遥远，而这时改革主要发生于沿海，其次是北京。重建也集中在受太平天国破坏最剧的地区（亦即华东），因此，湖南成功赶走叛乱势力一事，意味着该省在战后初期几乎得不到朝廷的关注。最后，施行已久的“回避本籍”任官政策，禁止官员在家乡省份任官，乃是帝国行政组织得以持久不坠的支柱之一。根据这一政策，新近得意于官场的湖南人，这时须在别的省份任职。因此，湖南人的崛起，意味着该省最有才华的人不能服务乡梓。曾国藩把此后的人生岁月投注于重建华东诸省。他与家人通信频繁，留下著名的《曾国藩家书》，但客死异乡，未返回湖南。左宗棠的军旅生涯绵延三十余年。他领军赴新疆平定作乱的穆斯林，然后把全部心力放在其收复地区的发展上。自号“湘上农人”的左宗棠将棉花种植和其他新农业引进西北。但一如曾国藩，他的奋斗事业对家乡湖南几无影响。力倡改革的三个主要湖南人中，只有郭嵩焘因职业之故回湖南。

郭嵩焘与船山祠

战后，郭嵩焘与曾国藩仍很亲近，一八六六年结为亲家，他的儿子娶了曾国藩的女儿。[65]但郭嵩焘与日益穷兵黩武的左宗棠失和，导致他遭纠弹，一八六六年被革去广东巡抚之职，于是早早就退休回到湖南。[66]太平天国之乱后，长沙的书院文化已根本瓦解。即使叛军打过湖南时未毁掉书院，书院也已遭到弃置，因为该省主要学者先是离乡参与漫长的平乱，继而受朝廷指派赴他省任官职。一八六六至一八七○年，郭嵩焘主持重建长沙古老的城南书院，将毁损的老建筑翻修后，又进一步在该书院内建了一座新祠，以纪念湖南先贤王夫之。[67]在这座船山祠中，他立碑表达他的愿景：王夫之所立下的榜样将为湖南知识界的复兴揭开序幕。曾国藩和欧阳兆熊使中国的学者得以读到王夫之的著作，但眼下乃是郭嵩焘将王夫之带回了故乡。

郭嵩焘的《船山祠碑记》，先是哀叹自十二世纪南宋以迄现在，“两庑之祀，相望于学，独吾楚无之”。[68]书院格局遵循孔庙设计，两道平行的长廊（东西庑）从大成殿延伸出去，廊上供奉有历代大儒牌位。过去六百年里“独”湖南未有儒者跻身两庑，乃是对该省历来学问落后的另一个证明。

他接着说道：“意必有其人焉，而承学之士无能讲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显于世，若吾船山王先生者，岂非其人哉？先生生明之季，下逮国朝，抗节不仕，躬涉乱离，易简以知险阻，通德达情，既诚以明，而其学一出于刚严，闳深肃括，纪纲秩然。”相较于唐鉴为一八四二年版《船山遗书》所写的序，郭嵩焘更强调王夫之所处世界的破毁和他生在“乱离”之世这一事实——比起唐鉴所经历的世事，郭嵩焘的晚近经历，更贴近于“乱离”之世。

郭嵩焘也为王夫之的不仕新朝赋予新且不同的解释。唐鉴委婉地表示王夫之的孤与贫合于道，因而“皆若固然而无足怪者”。但郭嵩焘表示，王夫之的孤独与苦难，其实正是他得以“通德达情”透彻理解人类社会的原因，也是他的学问“一出于刚严，闳深肃括，纪纲秩然”的原因。此见解饶富深意，与王夫之在《礼记章句》中对隐士的看法若合符节。唐鉴绝未把王夫之的隐士生活当典范来提倡，但郭嵩焘几乎让人觉得就在做这样的事。这一见解里既含有郭嵩焘对自己无缘参与朝政的孤独感，也含有他对湖南在帝国里被孤立的类似感受。一八七○年仍是战后重建时期，因而此碑记的读者会非常清楚什么叫作置身于乱世。郭嵩焘未明言的主张，即暗示与这样的世界直接接触有碍于对真学问的追求，与不完美社会往来，本身就是污染根源。因而，败毁的世界不是研究主题（subject），而是研究对象（object）。

郭嵩焘以这一主旨为本，继续铺陈这一碑记。他写道：“先生伏处穷山，无朋友之讨论，无门弟子之推崇……慨然以斯道自任，无所求知于人。”郭嵩焘强调王夫之“无门弟子”，“无所求知于人”（两者皆属夸大之语），借此再度表明王夫之的伟大与他的隐居密不可分，离群索居乃是使王夫之得以成为历代圣贤的“真正”承继者和延续者的原因。顺着这思路推断，王夫之若从他人那儿取得知识，不会悟到这真理，由此观之，郭嵩焘也暗暗批评了王夫之那一代和此后数代的其他学者偏离了此道。王夫之的避世独居和他的拒斥学界，在郭嵩焘眼中，正是他得以独一无二地窥见儒家道统之真理的原因。

最后，郭嵩焘透露了他的最大使命：建此祠“将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学，求其书读之，以推知诸儒得失，而于斯道盛衰之由，国家治乱之故，皆能默契于心，又将有人焉光大先生之业……确然有以知先生之学非元明以后诸儒所能及也，傥亦先生之遗意也与”！因此，船山祠要作为号召湖南人奋起的工具，成为郭嵩焘所挚爱之“楚”地受污蔑的学者重振声威的触媒。

郭嵩焘建造船山祠，借此延续并进一步阐发四十年前邓显鹤所抱持，重刊王夫之的著作“使湖湘之士共知宗仰”的梦想。这是他们两人表达他们希望王夫之的著作能对湖南人产生冲击时都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就是他们只针对湖南人而发，而非对所有中国人而发。在他们眼中，王夫之是湖南人的，且是为湖南人的，因此与中国其他地方截然不同。到了一八七○年，他的著作已全部付印，湖南人在清朝所掌有的权力高于此前任何时期，梦想已久的该省精神复兴所需的物质条件终于完备。借由船山祠，郭嵩焘给了湖南人一个重新发掘出的先贤（湖南本土的先贤之一），而且是能在现在启迪他们、为他们指引未来方向的先贤。郭嵩焘以此祠表彰王夫之的伟大，并打算扩而大之将此祠作为湖南学问重现光彩的开端，在楚地“草莽”中辟出的花园。而郭嵩焘通过王夫之为湖南提倡的治学模式，也没有局限于此祠所在的书院。这种治学模式，诚如湘军诸领袖所认知的，乃是一种最终寻求投入、改造世界并赋予世界以秩序的模式。诚如郭嵩焘后来所说明的：“臣在籍时，主讲城南书院……为夫之建立私祠，率诸生习礼其中，群怀感激兴奋之意。”[69]

[1] 引自曾国藩《邓显鹤墓表》，《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94），第269～270页。关于湖南人科考上的成就，请见Ho 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第229页。具体地说，湖南在明朝时（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间）排名十八省中的第十五名，清朝时（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年间）排名掉到十九省中的第十七名。骈庐主人，《谈江西老表和湖南骡子》，《湖南文献》第6期（1969），第51～55页。

[2] 直到清初，湖南与湖北仍为一省，两地合称为“楚”。明朝的原版《楚宝》包含整个楚地乡贤的生平资料，清朝邓显鹤的增辑版《楚宝》萧规曹随，未收录湖南、湖北分家后，楚地新出的贤人。但在参与原版编辑的学者名单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来自湖南：原版四十一名学者编辑中，三十五人是湖南人，大部分来自长沙和湘潭。剩下的非湖南籍学者中，来自江南者（四人）比来自湖北者（二人）还多。见《楚宝·楚宝原校姓氏》，邓显鹤编（一八二九年初刊，一九八八年扬州古籍书店重刊），“例言”第1a～2a页。随着湖南开始发展出有别于湖北而自成一体的认同，湖南人更强烈地自认为是“楚”的继承者，在湖南学者心中“楚”成为“湖南”简称。来自湖北的学者有时也以“楚”来称呼本省。湖南本省利益至上的心态，至少早在十八世纪晚期陈宏谋主政湖南时就露出端倪。他重建了长沙的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推动本省图书馆收藏湖南乡贤的著作，纂修第一部《湖南通志》，并在该通志中哀叹湖南始终被当成湖北的穷亲戚。请见 William T. Rowe，Saving the World：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 148。这一地方主义倾向在十九世纪初期时大为普及，且不只见于湖南。对于广东境内复兴的精辟研究，见Steven B. Miles，“Celebrating the Yu Fan Shrine：Literati Networks and Local Identity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Guangzhou，” Late Imperial China 25，no. 2（December 2004）：pp.33-73。

[3] 邓显鹤，《校刊楚宝序》，《楚宝》，邓显鹤编，（一八二九年初刊，一九八八年扬州古籍书店重刊），“叙”，第1a页。

[4] 邓显鹤，《楚宝文苑论次目录》，《楚宝》，卷15，文苑门，第1a 页。

[5] 邓显鹤，《屈原》，《楚宝》，卷15，文苑门，第1a～5a页。引文出自第3a页。

[6] Qu Yuan，“Li Sao（On encountering sorrow），”《离骚》 trans. David Hawkes，in Ch’u Tz’u：The Songs of the South，an Ancient Chinese Anthology（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pp. 22-34. 引文出自 p. 34。

[7] Constance A. Cook and John S.Major，eds.，Defining Chu：Image and Reality in Ancient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 关于贾谊，见第158页。

[8] 作者谓此语引自“邓显鹤《楚宝》中论屈原的部分”，其实是《楚宝》编纂者周盛楷照录了司马迁的《屈原列传》。邓显鹤对《楚宝》所做工作，是为每卷增加了《考异》与《增辑》，并未增删周氏编纂的历代传记。——校者注

[9] 邓显鹤，《楚宝》“王夫之”条，见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6册，第10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1996）。

[10] 王夫之，《九昭》，《楚辞通释》“卷末”，第1a页，《船山遗书》（上海：太平洋书局，1933）。

[11] 《船山全书》第16册，第104页。Ian McMorran有不同的译法，收录在The Passionate Realist：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Wang Fuzhi（1619-1692）（Hong Kong：Sunshine Book Company，1992），p. 1。

[12] 邓显鹤，《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6册，第104～105页。

[13] 邓显鹤，《校刊楚宝序》，《楚宝》，第1a页。

[14] R. Kent Guy，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Cambridge，Mass.：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1987）.

[15] 姚觐远，《清代禁毁书目》（上海，1957），第125-127页；McMorran，Passionate Realist，p. 200.

[16] 请见“Minting the Coin” in Lynn Struve，The Ming-Qing Conflict，1619-1683：A Historiography and Source Guide（Ann Arbor，Mich.：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98），pp. 60-68，especially pp. 63-64。

[17] 《清史儒林传》，重刊于《船山遗书》卷1，第1a页。

[18] 唐鉴在其一八四二年的《船山遗书》序中，强调王夫之名列《国史儒林传》一事意义重大（重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407～408页），说王夫之因此终于名闻天下。然后他问道：“以其书欤？抑以其人欤？”暗示王夫之和其著作重见天日一事，随着他被采入国史而揭开序幕，且将因《船山遗书》而完成。

[19] 衡阳刻本船山著作未广为流通，邓显鹤开始搜罗刊印王夫之著作时，已几乎全部佚失。邓显鹤写道，他想利用先前那一刻本的刻版，但刻版都已朽坏，难以辨识。他写道，刻版“日久漫漶，显鹤病之，尝慨然发愤，思购求先生全书”。见邓显鹤《目录》，重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409页。

[20] 游雪门，《斯仙序略》，《邗江王氏族谱》，节录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553页。

[21] 王夫之著作的种类和数目，取自邓显鹤的《船山著书目录》（重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408～412页）。邓显鹤列出他所见过的著作和他知道存世但还无缘一睹的著作。《船山遗书》主编名单，《编校姓氏》，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415～416页。

[22] 邹汉勋，《致左季高孝廉书》，《新化邹氏斅艺斋遗书：斅艺斋文存》（南昌，1879）卷8：第12b～13a页。邹氏提及受雇于王家一事，见第12b页。王世全的捐资，见王者佐《半溪叔七秩寿序》，《邗江王氏族谱》，重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554页。

[23] Arthur W. Hummel，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1944），p. 287.

[24] 关于岳麓书院经世运动兴起的详细过程，请见Daniel McMahon，“The Yuelu Academy and Hunan’s Nineteenth-Century Turn towards Statecraft，” Late Imperial China 6，no. 21（June 2005）：pp.72-109。

[25] 欧阳兆熊一八六五年为《船山遗书》写的出版序中，说邹汉勋“实司其役”。见《船山全书》第16册，第420页。邹汉勋，《屈子生卒年月日考》，《新化邹氏斅艺斋遗书》卷1，第21b～24a页。

[26] 杨慎之编，《湖南历代人名辞典》（长沙：湖南出版社）。见第303页，谈欧阳兆熊的部分和298页谈左宗植的部分。谈左宗棠的部分，见Hummel，Eminent Chinese，p.763。

[27] 邹汉勋，《致左季高孝廉书》，《新化邹氏斅艺斋遗书》卷8，第12b～13a页。引文出自页13a。左宗棠的皇舆图似乎未刊行。见 Hummel，Eminent Chinese，p. 763。

[28] 一如邹汉勋在写给左宗植的另一封信中所引述的。见邹汉勋，《致左景乔舍人书》，《新化邹氏斅艺斋遗书》卷8，第11a～12b页，引文出自第12a～12b页。致左宗棠那封原信未收入此文集里。

[29] 王夫之，《礼记章句序》，《船山全书》第4册，第9～10页。

[30] 邹汉勋，《致左景乔舍人书》，第12a～12b页。

[31] 邹汉勋，《致左景乔舍人书》，第11b页。

[32] 王夫之，《读通鉴论》（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6），第1114页。

[33] 邹汉勋，《致左景乔舍人书》，第1b页。

[34] 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船山全书》第16册，第408～412页。见第410～411页。

[35] 经查唐鉴曾主讲于金陵的尊经书院和钟山书院，但非岳麓书院山长。——译者注

[36] 唐鉴，《船山遗书序》，重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407～408页。

[37] 郭嵩焘，《礼记质疑序》，《养知书屋诗文集》，重刊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6（台北：文海出版社，年份不详），卷3，第1页，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1），第81页。

[38] 请见Ch’u Chai’s “Introduction” to the 1967 University Books reprint of James Legge’s Li Chi：Book of Rites（New Hyde Park，N.Y.：University Books，1967），esp. pp. xlvi-lxxx.

[39] Benjamin A.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p. 272，410，466-467，563.

[40] 王夫之，《礼记章句》，《船山遗书》卷41，第3a页。

[41] 请参见：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2册，第1027～1028页。

[42] 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1），第851～852页。为郭嵩焘立传者都认为是郭说动曾国藩创建军队，郭在自传里也有同样的叙述。见李肖聃，《湘学略》，收录于钱基博与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长沙：岳麓书社，1985），第195页。

[43] Philip Kuhn，“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0，ed. John K. Fairbank and Denis Twitchet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p. 264-317.

[44] 原文作湘潭，误。1840年为道光二十年，据曾国藩日记与黎庶昌所撰年谱，是年正月，曾国藩抵京，六月“病热危剧，几不救”，幸得欧阳兆熊“经理护持”，吴廷栋“为之诊治”，至八月初，“病渐减，始能食粥”。——校者注

[45] 关于唐鉴与曾国藩，见杨慎之，《湖南历代人名辞典》，第266页；关于曾、刘、郭，见郭嵩焘回忆录，《玉池老人自叙》（养知书屋，1893），第34a～34b页，以及曾永玲，《郭嵩焘大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第44页；关于郭、曾、左、江，见Hummel，Eminent Chinese，pp. 438，751，763；关于邹汉勋与江忠源，见杨慎之，《湖南历代人名辞典》，第254页；左宗棠悼邹汉勋一文请见邹汉勋《新化邹氏斅艺斋遗书：斅艺斋外集》《邹君墓田记》，第1a～2a页；欧阳兆熊为曾国藩治病一事，见杨慎之，《湖南历代人名辞典》，第303页；关于曾与欧阳两人持续未断的关系，见《曾国藩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9），按照一九八九年岳麓书社版，第2035～2037页的索引，此书于一八四○至一八七一年提到欧阳兆熊共二百八十七次；曾国藩也为邓显鹤写了悼词（本章第一句中的引文）。

[46] 《拟请王夫之从祀文庙折》，节录于彭大成《曾国藩与〈船山遗书〉》，《船山学报》第一期（1988），第59，81-82页。见第59页。

[47] 关于淮军与湘军，见Kuhn，“The Taiping Rebellion，” p. 290。在Hummel的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一书中，邓嗣禹为曾国荃所写的传记，说南京太平军总数达五十万人，第749～750页。曾国荃的自传说来自苏州的援军达三十万人，使南京守军总数达六十万人。见曾国荃：《曾忠襄公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刊，1967），第548页。

[48] 曾国藩，《致欧阳兆熊信》，1862年9月18日。见《船山全书》第16册，第557页。

[49] 曾国藩，《致吴棠三信》，1863年11月19日。见《船山全书》第16册，第558页。

[50] 值得一提的，今日史学界一贯认为曾国藩刊行船山著作，基本上是从无到有的创举，但其实当时的人明显将此事视为一八四二年《船山遗书》的重新刊行。一八六○年代的刊行计划，除了工作人员上有部分重叠，欧阳兆熊和曾国藩都把此举称作先前那一刻本的“重刊”，而且曾国藩刻本取了和一八四二年刻本一样的名字：《船山遗书》（一八四二年刻本的编辑群经过一番辩论后才决定采用此书名）。有人以此一出书计划的完成日期（而非以此一出书构想的出现日期）为依据，误以为王夫之著作的刊行，在湘军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于是有章太炎等人的如下说法：章太炎认为曾国藩刊印船山著作，意在暗地里抨击满人，意在补偿自己帮异族对付汉人同胞的罪过（见第四章）。其实，曾国藩等湘军要人刊印王夫之著作，矛头并非对准满人，而是对准他们所攻打，且毁掉他们先前心血结晶的太平天国。最后，这一出书构想并非如中国史学界所普遍认为的，出现于打赢太平天国而志得意满之时，而是出现于这场平乱战役胜负未卜之时。因此，不能说湘军的胜利使王夫之著作的刊行变得可能，而应该是湘军希望王夫之著作的重刊有助于他们打赢这场仗。

[51] 欧阳兆熊，《王船山先生轶事》，《水窗春呓》（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8页。

[52] 刘经榜，《王翁梦祥先生序》，来自《邗江王氏族谱》，节录于《船山全书》16，第554页。

[53]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9），第820～831、1260。湖南境内缺优良刻工一事，见曾国藩致吴棠三信，1863年11月19日，重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558页。

[54] 曾国藩读王夫之著作一事，见曾国藩，《曾国藩日记》，第1260～1303页。曾国藩的《船山遗书序》重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418～419页。关于拿到可以上机刊印的版本，见曾国藩，《曾国藩日记》，第1325～1326页。关于曾国藩所偏爱的王夫之著作，见曾国藩，《曾国藩日记》，第1260页，以及他1868年11月20日写给欧阳兆熊的信，收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558页。曾国藩1867年1月10日写给郭嵩焘的信，重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560页。

[55] 欧阳兆熊，《重刊船山遗书凡例》，《船山全书》第16册，第421页。

[56] 关于原稿状况，见Kim Young-Oak，“The Philosophy of Wang Fu-chih（1619-1692）”（Ph.D. diss.，Harvard University，1982），p. 362。

[57] 完整文本见《船山全书》第10册，第536页。删改过的文本见《船山遗书》，《读通鉴论》卷14，第20b页。

[58] 完整文本见《船山全书》第10册，第537页；删改过的文本见《船山遗书》，《读通鉴论》卷14，第21b页。有趣的是，第一个“夷”字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59] 完整文本见《船山全书》第12册，第588页；删改过的文本见《船山遗书》，《噩梦》第23b页。

[60] 完整文本见《船山全书》第11册，第255页；删改过的文本见《船山遗书》，《宋论》10，第24a页。

[61] Thomas Kennedy，trans.，Testimony of a Confucian Woman：The Autobiography of Mrs. Nie Zeng Jifen，1852-1942（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3），p. 17.

[62] 关于新宁，请见Charlton M. Lewis，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unan Province，1891-190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 8-9。关于总督数目，见Charles Wilfrid Allan，Our Entry into Hunan（London：Robert Culley，1909），p. 15。关于湖南籍军官数目，见Thomas J. Weiss，“Hunanese among China’s Elite，1851-1911”（Ph.D. diss.，University of Chicago，1969），pp. 85-86；关于湖南籍文官数目，见同著作页57。关于湖南籍文官有无进士资格一事，见Ho 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p. 218。关于太平天国之乱后湖南新进士绅所占的显著比例，见Chang Chung-li，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p. 215.

[63] Allan，Our Entry into Hunan，p. 15.

[64] 郭嵩焘，《丁冠西中西闻见录选编序》，《养知书屋诗文集》卷6，第4a～5b页。论利玛窦之语在第5a页。郭在其伦敦日记中谈到他在英国与科学家会晤时，也想起利玛窦。见钱钟书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北京：新华，1998），第98页。

[65] 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台北：三民书局，1993），第169页。

[66] 见曾永玲：《郭嵩焘大传》，第143～149页。两人交恶始于攻打太平天国期间，此后更为恶化。郭嵩焘认为左宗棠傲慢，眼红曾国藩，左宗棠认为郭嵩焘是个书呆子。两人交情的破裂，出于个人恩怨甚于行动方针上的差异。一八八○年代两人终于重归于好。

[67] 陈勇勤，《光绪间关于王夫之从祀文庙的争论》，载《船山学刊》1（1997），第22～25页。见第23页。

[68] 郭嵩焘，《船山祠碑记》，《养知书屋诗文集》卷25，第1页。

[69] 郭嵩焘，《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船山全书》第16册，第582页。

第二章 湖南复兴的基础

湘军的胜利开启了湘军领袖的仕途，使湖南人名扬全中国，但战后湘军的解散也对该省带来较不利的冲击。就在湘军高阶军官继续为朝廷效力，飞黄腾达，曾国藩等将领出任要职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决策者之时，也有数十万刚失业的湖南步卒返回他们已十年或更久未曾闻问的家乡。多年来农村经济在丧失其最年轻力壮的成员的情况下勉强维持下来，一时之间无法迅速接纳如此多解甲归田者。失业率高涨，湖南境内基本民生物资的价格相较于邻省一下子陡升，许多留在省内的人原本是仅足温饱，这时则开始感受到日子难过。这些军人最初日子过得并不苦；挥霍着他们的军饷收入，且以其在外的冒险经历为傲，许多人不屑重拾种田生活，于是光靠储蓄度日，或尝试走他们没经验的经商之路，结果才几年工夫也沦为穷人。[1]

为脱离困境，他们采取穷人和弱势者的传统办法：加入秘密会社。秘密会社乃是常从事非法活动甚至走上叛乱之路的民间互保组织，在中国存在已久，湖南当然也不例外。但曾国藩组织湘军，率领其攻打太平军前，第一个行动计划就是铲除当地的秘密会社，借此磨炼这支新武装力量。战前势力最大的那些秘密会社（天地会和斋教）被消灭殆尽。但追随曾国藩出去打太平军的那些军人，多年征战期间彼此建立了深厚情谊。战斗艰苦，前途未卜，许多湘军军人加入源自四川且成立较晚的组织“哥老会”。战后他们把袍哥身份带回家乡，而在天地会和斋教遭肃清、尚无其他秘密会社出头的权力真空时期，哥老会的扩展未遇到多大阻碍。贫穷的湖南农民和商人迅即入会，返乡军人靠其接济度过苦日子。战争结束没几年，湖南就成为袍哥会最活跃的地方。[2]

中国地方社会的道德领导权，传统上由拥有地产的儒家士绅把持，而此时，这方面也开始出现大变化。在湘军中当过军官的新晋士绅，靠着多次征战积累的钱财和他们与这时在朝为官者的关系，买下大片土地。这些新晋士绅，整体来讲，心态往往比旧士绅更加保守——小心守护他们新到手的经济权力而唯恐失去，保卫他们新取得的道德权威。[3]太平天国之乱后，他们认为洋人，包括传教士和商人，是对湖南的生活方式最严重的威胁。传布基督教的传教士可能削弱士绅的道德权威，洋商则威胁他们的经济权力。洋商倚恃炮艇，已改变了东部、南部沿海的经济体。[4]

诚如这些新士绅所认为的，湖南人通过打败受基督教启发的太平叛军，保住清朝江山，已展现出他们的特质。返乡军官和步卒都对外国势力的威胁有过血淋淋的体验，此刻他们能充当中国的捍卫者——不只使中国不受基督教侵犯，也使中国不受他们眼中来自外国的其他任何东西侵犯——借此履行湖南的新使命。士绅与秘密会社向来相互敌视，但在湖南，他们在将洋人阻于境外的问题上立场一致。保守士绅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袍哥会则组织人力。事实表明，湘军征战期间所塑造的层级性联结，在战后数十年间用来纠集民众赶走外国传教士和商人时，同样管用。在湖南任职的清朝官员，畏于湖南人在朝中的影响力，几乎完全纵容当地好斗分子为所欲为。[5]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产生最亲西方之清朝官员（自强运动诸领袖）的省份，也以中国仇外心态大本营的形象为人所知。

太平天国之乱后，敌视洋人的心态普见于中国各地，但在湖南，这种心态之强烈已到了传奇故事的程度。一八六○年代晚期，即使租界已在沿海口岸牢牢扎根，即使洋人已受到强签的条约保障，可在各省自由走动，仍只有少数洋人敢靠近湖南。有位大胆的英国地质学家在一八六六年时乘船游历该省（夜里让船悄悄漂流过大城旁边），然后九死一生保住性命，得以活着向人诉说他的遭遇。他说，邻省广西的官员“一再问我们怎么敢去那里，那时只有一个洋人去过那里；那人侥幸躲过（广西）人民；却在进入湖南时遇害”。地质学家不理会警告执意前往，不久就遭“一大群手持火把的民众”包围，那些人“喊着‘杀了他！杀了他！杀了这个洋鬼子！’”直到他的官方保镖扬言把他们全砍头，烧掉村子，群众才散去。[6]

传教士和其他四处走动的洋人，开始对湖南另眼看待，称之为“封闭的省份”。他们把湖南与西藏拉萨、北京紫禁城同列为“现今世上少数让外国人不敢进入的地方”。[7]或者如某传教士写到长沙时所说的：“此城受到保护，不让西方蛮人踏足玷污。城内绝不可有外国人的踪影。一如北京城里坐落着不让汉人进入的鞑靼人的‘紫禁城’，湖南境内仍有一座围起的圣地，其城门始终不向异族敞开。”

郭嵩焘就置身该城里。他是唯一返湘服务桑梓且具改革意识的湖南领袖，不久后就成为湖南当地仇外士绅的围攻目标。他与曾国藩家交情甚深，但他在长沙的所作所为，几乎件件都遭到猜疑。而他高调支持改革运动，以及他与丁韪良等洋人众人皆知的友谊，使他在较暴躁易怒的湖南人眼中，就和洋人一样危险，或比洋人更危险，因为（有人担心）他具有权力，能作为洋人内应，使湖南敞开大门接受外国贸易和传教士。长沙城里谣传，若不制止郭嵩焘，湖南会被入侵异族宰制。[8]

因此，郭嵩焘在城南书院的教学，并不如他所希望的那么顺利。他发现新一代的学生傲慢无礼，并把他们的目无尊长归咎于在背后中伤他的士绅。[9]有一次，在讲解了《孟子》里“万物皆备于我”一句的意思后，郭嵩焘抓到学生在传阅一副揶揄他的对联：“万物皆备孟夫子，一窍不通郭先生。”[10]郭嵩焘怒不可遏。他在日记里回应道：“楚人好谣善谤，其端实自士大夫开之。”诚如他所认为的，湖南人心风俗日渐堕落。保守士绅带头宣扬仇洋心态，学生有样学样跟着仇外。

在郭嵩焘眼中，王夫之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了解礼，从而了解社会的道德秩序。因此郭嵩焘开始重振王夫之之学，以匡正湖南人的堕落道德。湖南学者和士绅群起抨击想进入该省的少数洋人，一有机会就侮辱郭嵩焘，这使他更加笃定地认为他们得研读王夫之著作才能得到挽救。这一重振作为有让人倍觉讽刺之处，因为王夫之的排满（即排外）著作，后来会被视为他最重要的著作。但那是后来的事，此时的郭嵩焘希望王夫之的著作能化解而非加剧湖南日益高涨的排外心态。

曾国藩死于一八七二年。那一年在长沙兴建宏大的曾文正祠时，郭嵩焘利用其与曾家的深厚关系，在该祠里另建一祠供奉王夫之。当地一名不满于他者阻挠施工，致使工程停摆了一段时日，但最终郭嵩焘还是将其建成。他将其取名为“思贤讲舍”，而它将是他一生志业的中心。此外，他在长沙推崇王夫之，使一场传播范围更广的运动露出曙光。王夫之的家乡衡阳县的县令效法郭嵩焘，一八七五年在该县建立了船山书院。[11]

一八七四年郭嵩焘重回北京官场，不到两年就升任礼部侍郎之位。他利用此职务之便，更大力宣扬王夫之的成就，上疏奏请让他从祀孔庙。从祀孔庙是儒者身后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就王夫之来说，那代表孔庙两庑里将摆上王夫之的牌位，而且不只北京的孔庙如此，各省府县里的每座孔庙和书院里也将如此。[13]从祀孔庙代表王夫之被尊为至圣先师孔子的传人，他的著作将跻身官定正统学问之林。

郭嵩焘在疏文里赞誉王夫之的思想和其忠孝精神，但学问上、道德上的那些成就，并非他立论的全部基础。即使上疏的对象是朝廷，他仍在疏中强调王夫之的湖南出身，写道：“湖南自周子敦颐后，从无办从祀成案，至今未敢陈请。”[14]郭嵩焘在疏文中提到，过去八百年来（周敦颐死于一○七三年），他家乡湖南未有贤人得到肯定，因此他奏请让王夫之从祀文庙，也等于是在奏请肯定湖南。郭嵩焘并没有像疏文在其他方面所暗示的那样以无私之心标举王夫之，视他为湖南省对清帝国儒学的贡献，而是紧紧抓住王夫之的湖南出身，利用他来为湖南争取朝廷的特别照顾。他的目标不是要让儒学挂帅的国家更好，而是要让湖南更好。

礼部后来明确驳回他的提请。但驳回之时，郭嵩焘已离开北京，他的仕途已有了戏剧性的转折，而这—转折最终将对他家乡湖南的未来有重大影响。一八七五年二月，英国通译马嘉里（Augustus Margary）在云南遇害，引发了长达一年半的外交纠纷。在接下来的谈判中，中国最终答应英国所求，将破天荒派遣使节赴伦敦王廷。这趟出使被定位为致歉之行。而在马嘉里事件发生后，只有一位中国官员建议此事件的最佳解决之道，乃是调查云南巡抚有无失职，而非驳回英国方面的抗议，这人就是郭嵩焘。[15]朝中百官认为，既然郭嵩焘这么积极地要平息洋人的怒气，那他就应是代表中国赴英致歉的不二人选。于是尽管极力推辞，郭嵩焘还是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

在湖南，对郭嵩焘与洋人勾结的猜疑，多年来日益高涨，这时则终于爆发。长沙文人公开称他是“湖南之耻”，有副指控他向洋“鬼子”出卖中国人的对联四处流传：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何必去父母之邦。[16]

九月，即他离华赴英“事鬼”之前两个月，长沙盛传郭嵩焘已邀外国传教士来湖南。那时正值乡试期间，长沙涌入许多自湖南各地前来应试的学子。听闻此传言之后，他们于九月十九日（乡试一个星期前）晚集合以展现声势。有人宣布郭嵩焘打算将传教士安置在不久前他协助重建的上林寺。学生愤慨于这一背叛湖南的举动，洗劫该寺，放火将其烧个精光。为平息这场暴动，当局不得不动用官兵，但官兵抵达时，学生也已开始烧郭嵩焘的房子。[17]

改变、进步、适应

郭嵩焘出使英国，在外交方面未取得重大成就，但仍有大出英国人与中国人意料之外的表现。要了解他出使一事的特殊之处，最好从王夫之有关社会建制演化方面的基本理念切入。王夫之在这一主题上的想法，在中国传统思想里独树一帜，似乎大大左右了郭嵩焘看待英国社会的非正统心态。

诚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所说明的：“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18]王夫之深信，建制必须配合当下的时空环境，而时空环境不断在变。他断言，盲目坚守正统只会带来败亡，只有因应环境而变才能常存。在名为《噩梦》的作品中，王夫之依序探讨了帝国的几大建制（税制、官制、学制、军制、盐政等），以说明明朝死守过时的建制，未随着环境改变而变革，因而削弱国力，终至不可避免的败亡。

郭嵩焘以王夫之为师。《礼记》云：“礼，时为大。”郭嵩焘《礼记质疑》（完成于一八七六年，但更晚时才刊行），引述了过去学者对此行字的解读：“郑（玄）注言圣人制礼所先后也，孔（颖达）疏揖让干戈之时于礼中最大，故云时为大。”郭嵩焘根据王夫之的见解，提出自己的解读，写道，“时”应该是指“一代之典章，互有因革，不相袭也”。他写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则与时违矣。”[19]这一根本而有力的见解——《礼记》的核心理念为改变以因应环境，而非模仿——使郭嵩焘特别能接受西方的进步与发展观念。

但王夫之当然从未去过异邦，郭嵩焘就在这点上不再只是跟着王夫之亦步亦趋。例如《礼记》云：“君子行礼不求变俗。”[20]郭嵩焘在《礼记质疑》里引述了对这句话的正统注解：“不务变其故俗，重本也。谓去先祖之国居他国者”（郑玄），换句话，君子绝不可更改自己的习俗。但郭嵩焘的见解与这则注解南辕北辙，主张《礼记》这行字的意思和传统注疏家的看法正好相反。他写道：“不求变俗，正谓所处之地之俗，君子不求立异也。注反以去国用其故俗为言，则亦有意立异矣。”在郭嵩焘看来，君子所不该试图改变或干预的习俗，不是其祖国的习俗，而是“所处之地”的习俗，不管处于何地皆然。换句话说，前往异邦的君子不该（如过去的注疏家和朝中保守派所认为的）死守自己国家的习俗，而该试着遵守所去之外邦的习俗。

于是，对郭嵩焘来说，出使外邦，自然该灵活变通，应该尽可能了解英国的习俗，置身国外时应该尽可能适应当地环境。郭嵩焘所提出的开明注解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从根本上削弱了中国的守旧心态，即被奉为圭臬的儒家注疏。郭嵩焘启程探索英国社会时，他笃信他之所为完全符合儒家学说，而且笃信整个中国官场里只有他一人能如此。

或许也该指出，郭嵩焘对上述《礼记》经文的诠释，不同于王夫之的诠释。王夫之从维护先人之国的习俗角度，解释这行经文。换句话说，王夫之解读这行经文时，指的是国家在不同时间里的变动，而不是在不同空间中的变动。但与王夫之不同，郭嵩焘置身于鸦片战争后列强争雄的世界里。郭嵩焘对古典典籍的解读，因此有所不同。这一不同当然也符合王夫之的一贯理念，因为不考虑天下大势的变动，死守王夫之的见解，将是“与时违矣”。整体来看，郭嵩焘接受王夫之一个地区在历史中（多次改朝换代的中国）经历不同建制的看法，然后将这些见解做地理上的扩大适用，以说明不同地区（中国与英国）在同一时期存在的制度。郭嵩焘采纳王夫之的见解，坚信建制必须配合情势改变，但也不拘泥于王夫之的见解，从而认为外国模式或许和中国过去的模式一样，经过改造可有益于中国的现在。王夫之一心欲通过在历史里寻找较适合当世的建制，来拯救已亡的故国。郭嵩焘则在当今的英国寻找适用的模式，以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祖国。做法上没有不同，只是在新的领域里寻找。

英国

出使英国让郭嵩焘来到一个新奇的世界，那是与他同地位的中国人里少有人能想象得到的世界，更别说他那闭塞的湖南老乡。在英国，他看到推动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并非其他中国人之前所看到的、只通过战船呈现的形态，而是在真正的引擎故土上看到它们。他看到工厂与磨坊，贫民窟与医院，学校、邮局与监狱，都被长长的铁轨和电线串连成环环相扣的系统。他参观了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公共建筑，并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高速走遍英国乡间，亲身体验到电报的用处。郭嵩焘去了水晶宫（Crystal Palace），向这座熠熠生辉、占地超过八公顷、作为英国工业实力之主要象征的玻璃展览馆，献上他的敬意。他会晤了已在现代化之路上奋进的诸国的外交官；来自日本的大使（这时明治维新已进行了十年）向他介绍亚当·斯密、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思想。他抱着强烈的好奇心观看了科学成果，主动拜会当时最顶尖的几位科学家：演化植物学家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爵士，实验物理学家丁达尔（John Tyndall）爵士，生物学家和达尔文的主要反对者欧文（Richard Owen）爵士。他甚至从内部探查了英国的上流社会，与贵族共进晚餐，参加白金汉宫的舞会，时时用笔将当地习俗和礼仪细心记下来。维多利亚女王接见了他，也特别接见了他的太太。在一八七七年的伦敦上流社会里，郭嵩焘和其随员，据某评论家说，是“当红名人”。[21]

对于并不存在于中国的器物和思想，中文里并没有对应的词，因此郭嵩焘所看到、学到的东西，有许多乃是他无法用言语向其国内同胞表达的。他得自创词语，方法是随意以中文字代表英文字的音，将英文字拙劣音译为中文的数个音节，创造出一些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中文短语：把deputation（代表）译为德比尔得升，把school board（学校董事会）译为斯古洛波尔克，把barrister（出庭律师）译为巴立西得尔，把civilized（文明的）译为色维来意斯得。对某些词语，例如以恩伯腊指称的emperor（皇帝），以京指称的king（国王），他本可以使用同义词。但他没有这么做，此举表示他不认为它们“相同”。西方的恩伯腊明显与中国的皇帝不同义，因此需要以不同的词语指称。还有些词语是借自日文，而其中的一部分会在后来沿用（civil right的今日中文译名“民权”，最早就出现在郭嵩焘的日记里）。他写日记时，日记中每个让人一头雾水的字，都使他与自己同胞隔阂更大。[22]

令郭嵩焘始终兴趣不减的乃是英国的社会建制（学校、邮局、法院和诸如此类者），此举正与王夫之对他的影响一致。他思索要怎么将它们移植到中国，并在这一工程上找到了志同道合者，一位名叫严复的学生。在自强运动的赞助下，一小群中国学生赴伦敦学习海军兵法，而严复是其中（在郭嵩焘眼中）最聪明的一个。这时严复对造船工程计算的兴趣，已远不如对支撑起英国科技、政体的丰富理论的兴趣。两人一老一少，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学生，数日朝夕相处，常在伦敦法院里消磨，旁听一连串案子的审讯，然后讨论那些案子直到深夜。严复把他至这时为止所已学到的光学和声学、物质运动、对数理论向郭嵩焘说明（钦佩西学之博大精深的严复说道：“苦穷年莫能殚其业”），郭嵩焘则把严复所讲全记在日记里。[23]

某次交谈时，严复严正表示，中国有三件当务之急：“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24]前两者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基本口号，第三者（让中国人民向同一方向迈进），则是民族主义的根源。郭嵩焘大表赞同，回道：“可谓深切著明。鄙人生平所守，亦不去此三义，而以是犯一时大忌，朝廷亦加之贱简，谁与知之而谁与言之！”要了解中国人能做（但未做）的事，郭嵩焘和严复只消看看在英国留学的数百名日本学生。那些学生在英国孜孜矻矻地学习技术和法学理论、经济理论，作为日本这个小国锐意革新之一部分，而日本当时人口三千万，只比湖南人口多一半。[25]

郭嵩焘在英国与严复的交谈特别重要，因为两人是用中文交谈。郭嵩焘的官方通译是苏格兰人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马格里曾在金陵机器制造局任职数年，中文讲得还可以。但郭嵩焘抱怨，通过马格里，他只能了解官方会议里所言的“四、五分之一”。[26]但严复是中国人，因而他们的讨论能天南地北无所不包，涵盖极复杂奥妙而非郭嵩焘的官场生涯所能理解的学科，只有严复尚未努力研读的学科才未谈到。几十年后，严复以其将西方知识译介给中国而著称于世，他的译作将让一整代的儒家学者得以认识孟德斯鸠、赫胥黎、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的著作。但对这时的郭嵩焘来说，年轻的严复是专属于他的独特窗口，让他得以一窥建构英国社会之根本思想与原则。而对这时的严复来说，郭嵩焘则是唯一有身份地位又能理解他的中国人。两人理念相契，结为莫逆，分别后还书信往来多年。这个学生后来以既钦敬又同情的口吻忆及这位政治家，写道：“惟公负独醒之累。”[27]

郭嵩焘通过严复了解英国的学校和思想，同时也研究公民社会的行动主义，亦即英国的公众人物如何改变英国政府的政策。对郭嵩焘后来的改革工作特别重要的，乃是他与“英华禁止鸦片贸易协会”的接触。这是英国的一个公共会社和游说团体，一八七四年（他来英之前两年）创立于伦敦。这个会社的目标，乃是促成中英两国在鸦片问题上的合作（因此在会名冠上“英华”）。诚如该会秘书长所写，“中国人自己须取缔中国境内的鸦片买卖。我们的任务是移除为了阻止他们这么做我们所加诸的障碍”。[28]但该会秘书长也亲自向郭嵩焘解释，诚如他们所了解的，中国境内贪污太猖獗，官员习于收受贿赂，“（中国人）不只无力禁止鸦片，也不想禁止鸦片。”[29]的确，到了一八七○年代晚期，中国在查禁鸦片上实际上似乎已举双手投降。鸦片进口与日俱增，于一八八○年中期达到史上最高峰，甚至中国国内的鸦片产量还远高于进口量。境外观察家估计，国内产量至少是通过外贸进口量的两倍，甚至可能是四倍。[30]

通过在该会里的熟人，郭嵩焘读到在中国的外国旅人所写的关于鸦片猖獗的文章。有位英国旅人声称，四川三分之一的可耕地用于种植罂粟。他报告道，以罂粟为食的野鸭，吃了毒品，神情恍惚，走路摇摇晃晃，可从路上轻易抓得，或趁它们睡在田里时捡拾到手。这现象极为普遍，致使野鸭成为四川一道名菜：“鸦片野鸭”，据说是吸整筒鸦片烟时最佳的佐菜。[31]不管这类记述是否有夸大之嫌，它们让郭嵩焘从外国人的角度了解到自己祖国的道德堕落，让他只能叹道“吾甚愧之”。[32]

郭嵩焘两度上疏建请皇上禁绝境内鸦片，两疏都写于他与这群人的代表会晤之后。第一疏强调“英国士绅设立公会，劝止贩运”[33]，接着说明他们认识到鸦片大大伤害了中国，因而有此作为。他把他两疏中的想法归功于该会第一任秘书长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chaftsbury）的启发。[34]郭嵩焘从其与该会会员的交谈推断，只有英国人关注中国的鸦片问题，而在中国，“无一人引为疚”。[35]他认为远在地球另一端的英国精英分子，比清朝朝廷还更关心中国人民的福祉，且这一想法将萦绕在他心头，使他更加相信中国的改革不可能始于朝廷。

公使返国

公使之职实际上是郭嵩焘在中国官场生涯的句点。他观念不僵固，愿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令英国人惊讶且敬佩，但这一性格也为他招来了自己国人的憎恨和嘲笑。诚如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的主编所说，这位公使“在英国赢得许多支持……（却）已无疑使他自己成为食古不化的中国人的眼中钉。”[36]中国境内谣言满天飞，指责郭嵩焘夫妇违反中国风俗：他的妻子与男人一同用餐，郭嵩焘在某个冷天将西装外套套在他的中国袍服之外。[37]

郭嵩焘有写日记的习惯，其中部分日记在他派驻海外时发表，以飨他在北京朝中的同僚。结果，不只保守派，就连他的友人，都予以毫不留情的痛批。郭嵩焘的日记里有诸多（在他们眼中）离经叛道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在朝廷正要把中国唯一一条铁路——由洋商行建造——买下来以便拆除之际，该日记却鼓吹建造铁路。[38]他建议铺设电报线路、电线以及开矿，都间接表示当时西方社会在某些方面优于当时中国社会，甚至说英国当今的繁荣犹如中国夏商周三代已无法复返的盛世。郭嵩焘盛赞英国的物质进步，但也称颂显然不符中国国情的英国社会建制（而这在国内人眼中是十足不可原谅的部分）。他公开表达对英国议会的激赏，特别是对议会多党制和辩论精神的激赏。他想让国人共享他对技术学校和法院的着迷。郭嵩焘日记的第一册于国内刊行之后，招来官场人士的严厉批评，致使清朝皇帝于一八七七年夏下令烧掉该书的雕版。[39]郭嵩焘黯然返华，深信一旦回到朝中，敌人可能不利于他，于是根本不去北京，以有病为托词，请假回湖南。

郭嵩焘回湖南所受到的对待，最能生动说明湖南士绅和官员对他敌视之深。当载着他从上海返乡的汽船靠上长沙主码头时，两名官员现身，要求该船立即驶离湖南，不得放下任何乘客。他们声称这是遵照省府禁止洋人和洋人船只入境的命令行事，尽管这船上的乘客全是中国人。但郭嵩焘返乡之事，几乎人尽皆知，他们阻止乘客下船，似乎是当地士绅早就计划好的，意在羞辱他。郭嵩焘勃然大怒，对他们吼道：“吾以请假三月回籍，不宜在外久延。”经过整整两小时的力争，官员才软化立场，这位退休的公使踏上他暌违三年的湖南故乡土地。只有两人在码头接他。其中一人解释道：“湖南官吏素尊，不能邀迎。”[40]

郭嵩焘的想法在驻英那几年发生很大改变，但家乡湖南的守旧心态未变，而且他发觉就连他的长沙老友都已不再了解他。返乡后某夜，郭嵩焘想向一位志气相投的友人说明他关于中国对外关系之弊病的新看法。郭嵩焘解释道，只消看看左宗棠在福建的工程。话中提到自强运动最先进的建设：“左季高近日在德国购买机器、织布、织羽呢，召集西洋工匠至两百人。”他主张，这“犹舍其本而务末，即其末节，亦须分别轻重缓急。织布、织羽呢，何关今时之急务哉？”郭嵩焘坦承，他知道不会有什么人愿意听他的话，但还是告诉他的友人，他仍得努力让人相信他“所见的真实处”。他说：“实见洋人无为害中国之心，所得富强之效，且倾心以输之中国，相为赞助，以乐其有成。”在中国（更别提在湖南），这大概是与主流观点最背道而驰的见解。郭嵩焘讲完后，那位友人只是一脸不可置信地望着他。当场两人都无语。那天夜里，郭嵩焘在日记里愤愤写道：“所据世俗之见，无足取也。”[41]

返乡后的头几天，郭嵩焘都忙着查明一八七六年他家遭焚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据他的线民所述，其实是当地士绅鼓动学生围攻他的房子。他们毁了郭嵩焘的房子后，巡抚非常高兴，“急据之以为士气，从而嘉奖之”。知府奉巡抚之命，把此事全怪在上林寺一名倒霉的和尚头上。该和尚遭逐出自家，然后被捕，巡抚随之宣布此事已无进一步调查的必要。[42]

郭嵩焘还得知，受他本人的拖累，他力倡让王夫之从祀孔庙之事已触礁，至少部分触礁。礼部发送《船山遗书》给三十名湖南官员，要他们就是否支持此事写下意见呈报礼部。郭嵩焘回长沙后，得知与他为敌的当地士绅李桓去找过这些官员，力陈王夫之不配从祀孔庙，劝他们不要支持郭嵩焘的从祀主张。湖南士绅和官员认同李桓的看法，或者说被他吓得不敢出声，因为没有一人支持郭嵩焘这个注定失败的提案。愤懑的郭嵩焘觉得自己和王夫之同是天涯沦落人：“其待两百年前乡先达、理学名儒如此，于并世之人何有哉！”[43]

但就在他掌握了一八七六年事件的这些线索时，新的谣言开始流传。有人说他要把上林寺改建为天主教堂，有人说郭嵩焘已鼓吹让一群洋人从邻省广西进入湖南。还有人说，湖南将有四个城市开放对外国通商，并已指派郭嵩焘掌管这四城。三年一次的乡试又要到来，许多人等着三年前的乱象重演。因此，当郭嵩焘遣使赴上海办一件不相干的事时，城里传言他正安排赴上海接受洋人保护，躲掉即将到来的考生。他需要暂时离开尘嚣，于是包了艘小船，打算到长沙附近走走，清静数日，却因大雨作罢。结果，街头上传出，那艘小船就是一旦暴民再作乱，郭嵩焘逃走的工具。[44]

郭嵩焘对湖南人也是满怀愤恨。在湖南人眼中，他是外面世界令他们鄙视之所有事物的化身，而在他眼中，湖南人则是中国所有弊病的集大成者。他曾在一怒之下宣布：“即令圣贤生于其间，非渐摩涤荡数十百年之久，殆难与化此积习也。”他主张，当世的湖南人是全中国最傲慢不忠、最腐化无知的人。他严正表示，他们“嚣”“猾”“无理”，“相与毁其室以为快”。在另一个场合里他愤愤道，他们“用其鼠目寸光，溪壑褊小之心，而傲然自以为忠孝，慢上无礼，漠不为耻”。晚上与朋友在家中闲聊，常变成对湖南人心风俗为何以及如何变成全中国最败坏者的激烈讨论。在敌人环伺的长沙城里，他常提到别人如何与他心有戚戚焉，例如有位痛恶楚人的北京高官曾告诉他，诋毁乡人者“大抵皆楚人也，他省持议，不如是之刻”。[45]

尽管饱受谣言、中伤、侮辱之苦，郭嵩焘仍留在湖南。毕竟他无别处可去。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有此遭遇者不只他一人，他由此得到些许慰藉。返乡几个月后，他登岳麓山。岳麓山隔着湘江与长沙相对，从山上可将这个城郭围绕的城市一览无遗。岳麓山具有神圣之氛围；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坐落于其山脚，湖南的伟大先贤葬于该山林中的小径旁。他登岳麓山那天是重阳节，有老人登高的习俗。郭嵩焘往上爬至贾谊祠。贾谊是遭贬谪的汉朝大臣，他在屈原的精神中，为自己的孤独找到安慰，为自己遭践踏的忠心找到宽慰。在贾谊祠，六十一岁的郭嵩焘的心境与古人遥相呼应，有感而发，写下这首诗：

生年与世两销磨，

岁岁登高奈老何。

海外人归秋色尽，

城南野旷夕阳多。

贾生祠宇疏泉石，

楚国风骚托啸歌。

莲社攒眉终待入，

堤防醉语更传讹。[46]

受同时代人的辱骂，自我放逐，远离朝廷，郭嵩焘回到他的“野旷”之居。从历史的视角望去，湖南是楚，而他认为湖南一直是不容于当世的先知和遭谗的忠臣避难之地。写这首诗时，郭嵩焘把自己放进这一先知忠臣不得志的传统里，自认是他所处时代的受害者，像贾谊、屈原一样受中伤，无助地看着周遭的世界消磨至尽。他无望于抵挡他如秋之暮年的凋零，一如他无望于反转自己老朽之躯的败坏，而且“楚国风骚”也为他送来悲意。

但每个让郭嵩焘不由得鄙视他湖南乡人的理由，也成为他献身重振湖南往日荣光的理由。他所蒙受的每份羞辱和中伤，都进一步证明“楚人”已堕落到何等地步，证明湖南一地道德人心的修复何等迫切。如果说湖南是全中国最糟糕的地方，那就没有比湖南更适合植下改革种子的地方。他已不再相信清廷和官员有能力或有意愿引领中国人民，而是把启动改革视为己任。湖南是他的家乡，一如它是王夫之的家乡[47]；如果他不照顾湖南人，他认为没有人会愿意揽下这责任。于是他下定决心不只要留在湖南，还要用其余生革新该省的风俗人心。

校经堂和思贤讲舍

郭嵩焘以一八七二年他在曾文正祠里建造的思贤讲舍和讲舍里的船山祠为基础，展开新的湖南复兴计划。自英返乡后的他，这时利用该祠作为湘楚认同信仰的中心，推崇湖南四位先贤：屈原、周敦颐（八百年来唯一从祀孔庙的湖南儒者）、王夫之、曾国藩。[48]郭嵩焘挑出这四人作为湖南传统思想的总代表，是沿用邓显鹤在《楚宝》里的谱系架构，并如邓显鹤处理更早之明朝著作的方式，将这谱系往更晚近扩延，把与他同代的曾国藩纳入先贤之列。此外，把曾国藩纳入先贤之列，有助于把湘军重新界定为滥觞自屈原的新兴湖南精神的自然产物，使湘军不致成为鼓动排外的肤浅借口。

在思贤讲舍里，郭嵩焘打造了他眼中中国理想未来的缩影。他一再揭橥的原则，乃是当地改革要自下而上（与朝廷改革的自上而下背道而驰）。他常以《孟子》中的一句话证明此原则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接在这句话后面的句子，郭嵩焘通常未引述，但凡是受过经学教育者都了然于心：“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身为已“觉”者，他要启迪人心，直到全天下人都改头换面，并把自己和他的讲堂打造为这一启蒙运动往外扩展的运作核心。

郭嵩焘全心地投入两项同时进行并彼此紧密交织的事业：一方面改革教育，另一方面促使德高望重的士绅投入当地的政治活动和道德活动。第一项源自他与严复的几次交谈、他本人对英国的观察心得与他对中国历史的非正统的检讨结果；第二项既以过去不容于当道之中国先贤为榜样，也以英华禁止鸦片贸易协会为师。这两项事业都以湖南作为当下的施行对象，两者都在思贤讲舍里，在王夫之肖像的注视下进行。王夫之被郭嵩焘选为湖南精神的鼻祖和让改革名正言顺的凭借，乃是湖南独一无二之命运的崇高象征。

郭嵩焘志向远大，但如果不耐心以对，他的时间表便毫无意义。他深信：“要用其百年之力以涤荡旧染；又用其百年之力，尽一世之人才而磨砻之；又用其百年之力，培养渐积以使成，以今日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三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也就是说总共要花上三百年，他的振兴计划才会有所成。[49]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是遥远之事，且在这之前要先进行湖南的改革。他无意将改革局限于湖南一地，但把湖南的改革视为优先，也就是先启迪“楚”，可能的话，再扩展到中国其他地方。

他从教育体制入手。他推断：“西洋政教、制造，其源皆在学校。”透过这一观察心得，他指出英国学校赋予学生理论基础（特别是科学与数学，如他从严复处所得知的），学校教出来的学生能发明和使用的不只汽船、电报之类的东西，还有议会、法院之类的建制。相对的，当时的中国学校，在郭嵩焘眼中毫无根基可言，它们的经学教育无用于现实世界。他写道：“中国招收虚浮不根之弟子，习为诗文无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邪，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在他看来，一个世代前还是湖南经世学问传统之基石的书院，这时已是道德沦丧，学生亦堕落不堪；那些烧掉他房子的学生就是明证。

郭嵩焘想把西方学校的精神带到中国。他严正表示：“稍使知有实学，以挽回一世之心，允为当今之急务矣。”[50]他在旧书院不再受欢迎，他也不想管旧书院的事，因为那些地方多的是与他为敌者。他重建思贤讲舍时，也与理念相契的湖南学政合作，重启已停办而注重经世之学的精修学校“湘水校经堂”。郭嵩焘和左宗棠一八三○年代都在这里读过书，那时它附属于岳麓书院，但一八七五年，这名学政将它迁离岳麓书院，在城南书院旧址上将其建为独立学校（城南书院则已搬到更好的地区）。[51]郭嵩焘从英国返乡时，两人一起制定了该校课程。

这所新学校强调中国传统学问的实用一面。一如郭嵩焘那一代，学生读四书五经不是为了学作诗、通过科考，而是为了从中找到解决农业、资源管理、军事策略、政府方面之难题的办法。[52]校经堂重建时郭嵩焘想待在幕后，但他的角色还是被人发现了。有份名为《伪校经堂奇闻》的匿名小册子四处流传，骂他是“内奸”，指责他建了“不讲时文试帖，而讲天文算学”的学校。[53]但至少没人把它烧了，有二十四名学生入学，郭嵩焘把这视为好的开始。他写道，“湖南校经堂课实开偏隅风气之先”。[54]

校经堂启用招生之后，设于思贤讲舍的学校于一八八一年二度开校，他称这所学校“讲求征实致用之学”。这所学校和校经堂同是他教育改革行动的重要一环。他写道，这两所学校的建立，都为“求一挽学校之陋”，两者的资金都来自湖南当地食盐专卖之所得。对于这两所学校，他认为思贤讲舍与他个人关系较密切，因为那是他讲学授课的地方，一八八一年建成后，他住进那里。五年后，他的儿子、孙子都进入此校就读，也住在那里。这所祠堂兼学校位于神圣的曾文正祠堂里，且曾国藩仍是年长湖南人尊崇的乡贤。靠着与曾国藩和曾家人尽皆知的终身友谊，郭嵩焘得以在该祠堂的保护墙后如愿施展抱负。[55]

严复为郭嵩焘概括说明了英法两国全国教育体制的课程和共同纲领，在他的协助下，郭嵩焘试图于思贤讲舍的课程里“摘取”该教育体制的“大要”。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一前所未见的模式“已若浩如烟海。使中土人视之茫然莫知其涯矣！”他贬低应考准备的重要性，引入以科学和数学为基础的实学课程。郭嵩焘找到一位数学与制造学老师，并聘请他到该校任教，那是第一个教这两个科目的老师。[56]

他这两所新学校也都强调礼的持续实践。在这点上，他遵循了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的以下见解：“夫礼之为教，至矣大矣，天地之所自位也，鬼神之所自绥也……人禽之所分辨，治乱之所司……舍此而道无所丽矣。”[57]郭嵩焘深信，中国的书院已失去其应有的礼之功用——通过行礼来赞颂儒家的结构与层级体系——而没有这一基石，书院无法充当有秩序之社会的基础。但就郭嵩焘所欲通过行礼来赋予秩序的“社会”范围来说，在此应该指出，其学校的礼，不是赞颂帝国的那些礼，而是赞颂本省与乡村的礼：该校主要的行礼活动，乃是适宜乡村实行、在四位湖南先贤诞辰时崇祀他们的大礼，加上每年初一时崇祀王夫之与曾国藩的那些礼。那是只针对湖南的儒家社会而打造的礼之基础。

四位先贤中，王夫之地位最尊，郭嵩焘把王夫之视为最崇高的湖南精神原型。郭嵩焘称思贤讲舍是“专祀船山先生”之地，为配合安座之礼（把王夫之像安立在学校大堂中的仪式），还特别把开馆仪式延期。郭嵩焘把一幅复制的王夫之自画像挂在墙上，并题词曰：“二百余年，星日昭垂，私心之契，旷世之师。”礼成，王夫之像安座于讲堂中，这所学校实质上成为这位隐居文人之生平与著作的礼拜堂。郭嵩焘的所有授课与演说，还有他门生的功课，都在王夫之的注目下进行。[58]

因此，郭嵩焘在思贤讲舍设立的学校，比他欲借由树立榜样来改革的那些书院，既更保守，又更进步。从向传统取得权威的角度看，它较保守；郭嵩焘更深入地探索历史，以从中找到他深信他的同时代人已忘记或腐化的礼之正统性。从引入与传统格格不入的元素来看，它又较进步；他所制定的课程，在“实学”中寻找治国与社会秩序之道，大大越出中国古典典籍的范围，探索外国学问领域。这一走向具争议性，但郭嵩焘在思贤讲舍里的教学是在曾国藩的羽翼下进行，因而外人不敢动他。

禁烟公社

郭嵩焘致力于开设新校时，也将他在长沙所能找到的少数支持者组织起来，成立一由省中耆老组成的新会社，以为改善湖南而努力。这个会社，一如学校，以思贤讲舍为基地，也以王夫之为其依归和典范。这个会社聚会时，先行崇祀王夫之礼，再行议事。第一次聚会举行于一八七九年十月十五日，王夫之两百六十岁冥诞之日。会员全是郭嵩焘那一辈的老士绅，大部分已从官场退休（如果曾当过官的话）。有些会员是交情久远的世交好友，大部分人与湘军有关联。有少数人和郭嵩焘一样感兴趣于中国之外的世界，且重拾他们年轻时的嗜好，彼此交换由通商口岸的传教士翻译的有关外国历史、地理学、医学的书籍。例如，有个郭嵩焘老友，名叫张自牧，嗜读外国历史、地理学方面的书，曾梦想书写将中英法三国历史熔于一炉的世界历史。另一位老友朱克敬，打过太平军，一八七一年因病退居长沙，以写作度过余生，并得到郭嵩焘等友人金钱济助，而他则把郭嵩焘的外事奏疏抄写进自己的著作里。与郭嵩焘合作者，乃是湘军意气风发的那一代中尚存人世者。每当有老迈将军来到长沙，此会社均欢迎他们与会。有位名叫李元度的会员，甚至是一八四二年版《船山遗书》的主编之一。[59]

郭嵩焘把这个会社称作禁烟公社，会名和他为英国的同性质会社所取的中文名几乎一模一样，表明他有意将两者关联起来。郭嵩焘的会社是禁烟公社，那个英国团体是禁烟公会。“社”与“会”基本上是同义词，都指“协会”，但郭嵩焘选择替他的团体冠上“社”之名，赋予它更多晚明中国文人结“社”的意味。因此，“公社”一词结合了过去中国不见容于当道之文人所结的民间会“社”和英国游说团体的“公领域”行动主义。郭嵩焘的禁烟公社与这两种模式都有相同的重要特性，即独立于政府之外：他向该社宣布，“盖原知官法之无可恃，姑求一二同志者躬自董率，行之乡党宗族。”[60]由于有志于影响湖南道德风气与政治的非官方人士入会，这个会社有心成为走英国公会路线的公民社会团体。它把重点放在湖南一省，因而成为一个世代后将在湖南大行其道的地方自治建制的先声。

鸦片主要是道德问题，而该社聚会的主题即与“人心风俗”有关。郭嵩焘说，人心风俗为立国之本，并引用宋儒苏轼的话说，“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因此，他驳斥自强运动人士追求国家富强这一基本原则，因为这一原则使他们着重于技术的改变，而非文化或道德的改变。

曾文正祠的主庭院是长沙城里最大的开放空间之一。因此，它为郭嵩焘的最根本计划——将学校的年轻学生与会社的年长学者（分别代表湖南之未来和过去的人士）聚于一堂，以为湖南共同奋斗——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他排定每年办两次会讲，日期分别为王夫之诞辰与屈原诞辰，对象包含学生和学者，演说时敦促“亲师取友以求共学之益，读书务实以立为学之程”。[61]

郭嵩焘从其位于思贤讲舍的讲坛阐明教育改革的理念，并一再强调教育改革是社会秩序与道德的根基。鸦片、学校、中国国力的衰落三者密切相关。诚如他在某次演说中所阐发的，“诚欲禁鸦片烟，必自挽回人心风俗开始。诚欲挽回人心风俗，必自学校始。两千年来，人才所以日下，由学校之不修也。此关天下全局。”[62]

郭嵩焘研读过儒家经籍（特别是《礼记》），推断三代时有供各阶层人民就读的全民职业学校。[63]诚如他在思贤讲舍某次演说时所说明的，中国的士农工商四“类”人，原都各有自己的学校，学校教学以实事为基础，他们在那里学习各自的手艺。他说（以《礼记》为证据），“尽天下之人皆纳之学，八岁入学，至于十五之年，其学已有立矣！”并说，“凡为士者，以致用也”，四类人没有等级高下之分。但在那之后，士大夫崛起，手上权力大增，于是学校完全交给他们。人人都想成为学者，技艺学校遭废。这促成了中国现今考试取向之教育体制的诞生，而在这样的体制里，士以外的其他诸类人抬不起头，且无知。他向听众问道，继续这样下去，“民安得不穷，国安得不弱？”郭嵩焘提议恢复教育体制原初的样貌，以修复该体制：让所有人同受教育，且以面向工作和成就的实学为基础，而非为当官、逸乐做准备。

他以当代英国为借鉴，说明过去中国原来的样貌和（以思贤讲舍、校经堂为起点）中国可以再度成为的样貌。他接着说道：“窃观西洋以商贾为本计，通国无一闲。”换句话说，所有人学“实学”的概念（中国原初教育体制的基础），在西方大行其道，而西方如今享用它所带来的好处。他在和严复的交谈中已断定，西方强盛的根源，不在其科技，而在其学校（类似中国三代盛世时讲究全民就读和实用主义的学校），现在他则把这看法告诉他的湖南听众。顺着这一思路走，向西方取经，就不是走洋人的路子，反倒只是在拿回原属于中国的一套原则。于是他推断，要找到改革之道，中国必须望向大洋另一边，以拾回中国自己的过去。

郭嵩焘也利用他的讲台痛批湖南省闻名于外的仇洋心态。例如，在一八八四年于禁烟公社的某次演说中，郭嵩焘探讨了外贸的重要。他不合于流俗的观点认为，不管中国人如何极力否认，中国人受惠于与外国通商已两千多年。他严正表示，“西洋布及时辰表沾被中国，未尝不利赖之”，“所最为害中国者，鸦片烟而已。今人相与沉溺鸦片烟之中，而侈口诃骂洋人，竟莫测其何以为名……今纷纷无识之议论，盈堂盈室，朝廷为之茫然，封疆大吏及当事者亦皆茫然。”[64]郭嵩焘“竟莫测其何以为名”这句话，照搬自英华禁止鸦片贸易协会的宣言，表明他有意从湖南内部宣扬他们的计划。郭嵩焘禁烟公社最引人注目之处，或许是他设址于长沙一事，毕竟长沙以“围起的圣地，其城门始终不向异族敞开”之形象著称于洋人圈。但就在那些城门后面，在不为城门外的任何人所知的情况下，郭嵩焘宣讲了他眼中的现代世界和与外国合作的主义，那是与外人（乃至城里人）眼中的湖南格格不入的东西。

郭嵩焘历次的演说，一再重申两个要点，那是贯穿他诸场演说的中心思想。第一，鸦片是中国与外国人交往所带来的唯一的有害东西；所有的战争、不平等条约、被迫在通商口岸划出土地成立租界，基本上都是中国因试图阻挡全球通商这个不可避免且有益之浪潮而自食其果。第二点则使他的演说暗含煽动意味：清廷和其所有官员昧于真正的世界大势，从而难成大事。

在另一场谈论中国人道德水平每况愈下的演说中，他再度表达了其对清廷和中国官员阶层的鄙视。他滔滔讲述国内的乱象，并以湖南这个最乱的省为例说明，然后根据宋儒张载（王夫之所大为敬佩的儒者）的一段话，说明谁该为此乱象负责：“仕者入治朝则德日进，入乱朝则德日退。”[65]言下之意，郭嵩焘不只将清朝斥为“乱”朝，更重要的，他还坚定地表示替清朝效力的学者只会把情况弄得更糟。这是已背弃朝廷、此刻试图在演说中说服周边之人跟进的放逐者所发出的心声。郭嵩焘不主张革命，但他的确认为清廷无能，无法照顾老百姓，因此，他的会社要努力让湖南人起来掌理自己的事。

与王闿运合作

即使是支持郭嵩焘的湖南人，也常常难以接受他那不合世俗的观念和计划，与郭嵩焘合作最密切的王闿运就是其一。他们两人都是禁烟公社聚会时的龙头，都在思贤讲舍授课。两人的友谊既长久又不尽契合，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有关如何对待洋人，两人意见不合。王闿运称郭嵩焘的海外日记“殆已中洋毒”。[66]他本身认为中国比郭嵩焘认为的要强大得多，外国威胁其实不大，因此，除了军事科技，夷人没什么值得了解之处。[67]

更糟的是，两人对王夫之的看法并不一致。王闿运一八六九年第一次阅读王夫之著作时便觉得平凡无奇。诚如他在那年冬天所写：“船山论史，徒欲好人所恶，恶人所好，自诡特识，而蔽于宋元明来鄙陋之学，以为中庸圣道。适足为时文中巨手，而非著述之才矣。”[68]王闿运是“今文”学者，深信自汉以来使用的经籍都是伪造。他特别批评王夫之承继宋朝理学一事，照王闿运的想法，宋朝理学乃是建立在讹误的经文之上。因此，他也对郭嵩焘在长沙崇祀王夫之一事心存怀疑。一八七○年，就在郭嵩焘在城南书院建造他的第一座船山祠后，王闿运写道：“筠仙（郭嵩焘）力推船山，真可怪也。”[69]

郭嵩焘虽钦佩王闿运的学问，但对王闿运受邀撰写的《湘军志》内容不表赞同。王闿运在这部多卷本著作中呈现的湖南豪杰，让某些人（特别是邀他撰写的曾国荃）觉得贬低了他们的成就。郭嵩焘读后大为不悦，还先于曾国荃斥责此书作者。他写道：“文人以笔求逞，则王壬秋（王闿运）是也，一以诋毁乡人为快。”他在禁烟公社的聚会上直接批评王闿运，并写道：“常疑壬秋高材博学，为吾楚之杰……然其流弊亦足以贻害人心风俗。”对于这一引发争议的湘军史著作，郭嵩焘的解决办法——若想到他在英国所写之日记的遭遇——倒令人觉得讽刺；他要王闿运把雕版交给他，然后将之烧毁。[70]

虽然常起龃龉，两人对争吵倒是淡然处之，此外两人都是坚持己见且坏脾气之人，这点大概是他们友谊不辍的主要原因。为了维系良好关系，他们忘掉了彼此间的不快，就像一八八○年春某个晚上两人在郭嵩焘家畅谈法律时所表现的那样。郭嵩焘阐释他的观点，认为建立良法并教导人民尊重良法乃是好政府的关键。他想让王闿运相信，英国的法律制度是该国治理如此成功，甚至比中国三代时还要成功的主要原因。诚如王闿运在日记里忆述此次夜谈时所写，他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听郭嵩焘长篇大论，同时只是点头称是，回以“真有此事？”[71]后来他在写给某个与他们两人都相识的友人的信中谈到此事：“筠仙盛谈夷务。筠仙言政事，好立法度，望人遵守，以夷国能行其法为不可及……铺陈久之。余以为法可行于物而不可行于人，人者万物之灵，其巧敝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未敢多辩，聊曰唯唯否否不然。”[72][73]

同样的，对于对方的怪异行径，他们也照老朋友的相处之道，以偶尔礼貌性地视而不见对待之，例如一八八八年春某晚王闿运顺道登门拜访郭嵩焘时所表现的。王闿运登门发现屋主正在院子里忙着做他在英国时养成的一个怪习惯：运动。当地人称之为“打洋拳”。王闿运悄悄地不告而别。[74]

然而两人在许多事情上有合作，郭嵩焘初想到组织禁烟公社时，就请王闿运和他一同主持。王闿运受湘军将领出身的四川总督丁宝桢之聘，主持成都尊经书院（《湘军志》雕版被郭嵩焘烧掉后，就由该书院学生出资重刻刊行），但只要他人不在四川，就是禁烟公社的支柱之一。王闿运每次回长沙，郭嵩焘都敦请他赴思贤讲舍执教，说明郭嵩焘对这位对手打从心底里的敬重。一八八二年，郭嵩焘初提此事，王闿运婉拒，一八八三年再提，王闿运再婉拒，一八八六年又提，王闿运不改初衷。一八八七年，郭嵩焘不死心再提，王闿运不敢四度拒绝，终于答应。王闿运于一八八七年搬进思贤讲舍，接任该校首席讲师，至一八九○年为止。[75]

那些年期间，郭嵩焘似乎已让王闿运认同他的看法，因为王闿运一八九○年辞去思贤讲舍的教职，乃是为了去接掌衡阳县的船山书院。王闿运此举发扬了郭嵩焘所开创的在书院崇祀王夫之的风气。[76]船山书院经费不足，直至一八八二年，连一位老师都请不起，协助郭嵩焘重建校经堂的那位湖南学政因而在该年开始找湖南要人支持该书院。曾国荃捐赠该书院图书馆南京版《船山遗书》的雕版，还有大笔现金。一八八五年，湖南衡阳出身的湘军将领、与郭嵩焘也交情甚厚的彭玉麟，为该书院搬迁至东洲村更大校地所需的经费募款。东洲是衡阳的圣地，那是王夫之年轻时求学的地方。[77]

东洲的船山书院，一如思贤讲舍，是爱乡情怀的产物，彭玉麟写道：“臣与夫之生同里闬，亲读其书，私淑其人。”[78]一如郭嵩焘对其长沙思贤讲舍的描述，彭玉麟和王闿运两人都称这座新书院“祀船山”。[79]对于郭嵩焘在长沙重振王夫之湖南先贤地位一事，王闿运最初并不尽赞同，但在王夫之的出生之地，即使对王夫之地位的重振尚有限度，他也勉力为之。王闿运在接下来二十五年执教于衡阳船山书院，确立了其作为当代中国大教育家的名声。郭嵩焘一八九一年去世后，出于对郭嵩焘和王氏后人的忠诚，王闿运揽下由郭嵩焘所开启的一年一祭王夫之的责任。[80]

郭嵩焘的遗绪

郭嵩焘一八八○年代在长沙推动的改革运动，有了令人乐观的开始，但他和禁烟公社其他会员全都已进入暮年一事，使这运动蒙上阴影。他的两所学校会营运下去；校经堂于一八九○年扩大为完备的书院，学生增加一倍为四十四人。思贤讲舍会继续大步向前，学生人数在十五至二十人之间。但长者逐渐凋零，第三次王夫之祭日会讲时，原始成员里已有三人辞世。接下来几年有一些新会员加入，大部分是创始会员的亲戚；较年轻的会员，如果才华洋溢，都已因为踏上仕途而离开长沙。除了该公社会员，还有哪些人出席听讲，未有记录可查。到了第五年，集会已不如往年频繁。一八八四年，只有五名会员出席，郭嵩焘的演说意兴消沉。他告诉这寥寥几名听众：“至今五年，人事之迁流运会，风俗之日趋于污下，但见有坏处，并不见有好处。”他在日记里透露：“即同社诸君，死者数人，在远不能合并者又数人。存者且相率引避，较之前数年人怀欣翼之心，今皆无之。”到了一八八六年，会员恢复到十二人，但靠着减少集会频率，出席人数才变多；一八八五年没有集会，即使在王夫之祭日那天亦然。一八八六年祭祀王夫之的联合集会变成最后一场集会；但郭嵩焘继续举行祭祀这位先贤之礼，即使祀祭礼后没有办演说。[81]

王闿运于一八九○年离开思贤讲舍后，郭嵩焘以另一位也姓王的湖南大学者代之。这两人人称“二王”，找到他们执教该校，乃是郭嵩焘的一大成就。该校新任校长王先谦，在一八六六年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不久中进士。他在文风鼎盛的江苏省当过学政，在那里以担任数个书院的山长而成名。他还因为直言批评官府滥权而名噪一时，也因此早早退休回湘。王先谦和郭嵩焘在长沙时交情日笃。郭嵩焘一八九○、一八九一年的日记，记载两人几乎每日见面，无法见面时则以书信往来。后来，王先谦晋升为长沙书院界的龙头老大，一八九一年郭嵩焘去世后，他先后接掌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他还继续掌理思贤讲舍，后来在该校创办了一家出版社。[82]

郭嵩焘本人不可能知道自己对后世的影响，但他在思贤讲舍确立的模式，独一无二且经久不衰：他欲建立一个统一的教学制度，向所有学生教授受西方启发的“实学”，他欲以非官方身份引领湖南的道德、政治风气，他欲以本省耆老取代非本省官员来照顾百姓，还有他不断标举王夫之，不只将其视为学者，还视为湖南的守护神——全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且会在他死后几年即开始迅速发展。

郭嵩焘对湖南的贡献，包括播下数个信念的种子成为他之后湖南改革派思想的基础：他们相信，湖南人独一无二且有别于其他中国人；湖南的学校和学者组成的协会同心协力，乃是落实湖南本地共有文化的关键；湖南人注定要负起启蒙中国之责；湖南人为王夫之的后代，因而注定要履行他不服当道、践实履行的遗风。这些强健有力的信念，是郭嵩焘在王夫之指引下习得的古典典籍学问、他对英国公民社会的探索心得以及他个人有关湖南和湖南历史的坚定见解三者和合的产物。

郭嵩焘的学校、禁烟公社、公开演说、船山祠，整个代表了一个以中国文化为基础，追求现代化之民族主义的早期、局部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欲在中国（在此则指湖南）的“传统”思想和民族国家林立的十九世纪世界现实之间找到合适的道路；另一方面则想找到方法来推广、散播此种混合文化，并将该文化视为一个族群共有的遗产和归趋。王夫之的本土根源是躲避不了的，因此郭嵩焘的计划是应湖南（楚）在中华帝国里持续不断的困境而生，受该困境驱动，且与该困境不可分割。这是湖南人未来民族主义的模式——受一湖南先贤的启发，由一湖南学者予以发扬，且为了湖南人的福祉而开展。

郭嵩焘死时，名声还未得到平反，李鸿章奏请朝廷宣付史馆为他立传，结果朝廷迅即降旨不准刊印他的任何著作。[83]但他挺身反抗衰弱的中央政府的姿态和他持续不辍为湖南和王夫之发声的作为，的确让认识他的人大为佩服。诚如在郭嵩焘晚年受教于他的学生易翰鼎所说：“仰见船山气质刚毅，勇于造道……韬晦四十余年以终其身……而天下莫及知。”易翰鼎发现他的恩师与这位先贤有相似之处，而这对湖南的未来是件好事。他写道，“湘阴郭养知先生嵩焘，忠诚笃实，刚健沉雄，质性与船山相似，实湘中近今豪杰也。”[84]

[1] 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第128～129页。彭先国，《湖南近代秘密社会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1），第103～104页。

[2] 彭先国，《湖南近代秘密社会研究》，第2、93～120页。

[3] 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第118～119页。彭先国，《湖南近代秘密社会研究》，第146～147页。

[4] Paul A. Cohen，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p. 77-87.

[5] 彭先国，《湖南近代秘密社会研究》，页139-143。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第120～121页。

[6] Albert S. Bickmore，“Sketch of a Journey from Canton to Hankow through the Provinces of Kwangtung，Kwangsi，and Hunan，with Geological Notes，”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1867）：1-20. Quotations from pp. 6，10.

[7] 一八九一年六月至七月有份匿名发表的《湖南：六周旅途见闻》刊登在《字林西报》与《北华捷报》上，并作为附录重刊于《中国一八九一年的排外暴动》（上海：北华捷报，1892），第267～304页。请见第274页。

[8] Charles Wilfrid Allan，Our Entry into Hunan（London：Robert Culley，1909），p. 17.

[9] 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台北：三民书局，1993），第183～184页。

[10] 《郭嵩焘日记》卷2，第600页。

[11] 《郭嵩焘日记》卷2，第622页。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第185页。尹海清，《船山书院概述》，载《书院研究》，李晓钟编[12]（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第291～298页。见第291页。

[12] 李为责编，编者为湖南省书院研究会与衡阳市博物馆。——校者注

[13] 陈勇勤，《光绪间关于王夫之从祀文庙的争论》，载《船山学刊》第1期（1997），第22～25页。见第22页。

[14] 郭嵩焘，《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船山全书》第16册，第582～583页。引文在第583页。

[15] 见郭嵩焘奏疏，《养知书屋诗文集》（台北：艺文印书馆重刊，1964），第1a-3a页。

[16]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重刊，1964），卷5（1876），第6a页。

[17] 王云五编《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重刊，1978）第79页，描述了这场暴动。也见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卷5（1876），第38～46页。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第340页，也描述了此事。令人倍觉讽刺的是，郭嵩焘重建上林寺，其实是为推动佛教以填补中国的精神真空，降低基督教对湖南人的吸引力。见郭嵩焘，《募修上林寺小引》，《历代名人记长沙文选》，郑佳明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第382～384页。

[18] Ian McMorran’s translation，from The Passionate Realist：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Wang Fuzhi（1619-1692）（Hong Kong：Sunshine Book Company，1992），p. 114. 请见 McMorran’s chapter “On Universal Change and Human History，” pp. 95-122，以详细论述王夫之这方面的思想。

[19] 郭嵩焘，《礼记质疑》（长沙：岳麓书社，1992），第272页。汪荣祖曾引用于其《走向世界的挫折》第187页。

[20] 郭嵩焘，《礼记质疑》第34～35页。

[21] Lai Chi Kong，“In Search of Wealth—Kuo Sung-tao and His Economic Thought，” Chinese Culture 25，no. 3（September 1984）：53-79.特别参阅第60页。也见《郭嵩焘日记》卷3，第169页。关于郭嵩焘的几场会晤，见Owen Hong-hin Wong，A New Profile in Sino-Western Diplomacy：The First Chinese Minister to Great Britain（Hong Kong：Chung Hwa，1987），p. 198。以及钱钟书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北京：新华，1998），第98页。关于郭在伦敦社会，见Demetrius C. Boulger，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New York：John Lane Company，1908），p.291，关于“当红名人”（lions of the season）的引文请见p.282。

[22] 关于郭嵩焘所新创的词，按照它们在本书内文里出现的顺序，见《郭嵩焘日记》卷3，第469、461、439、438页。关于他率先使用“民权”一词，见Joan Judge，Print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 64。

[23] Wong，A New Profile，p. 241.《郭嵩焘日记》卷3，第473、517页。

[24] 《郭嵩焘日记》卷3，第474页。

[25] 郭嵩焘在其“伦敦信”中向李鸿章谈到这数百位日本学生，表达了欣赏和极度忧心之意。见他的《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诗文集》，重刊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年份不详），卷11，第1a～10b页。

[26] 郭嵩焘的伦敦日记重刊于钱钟书所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引文来自第98页。

[27] Wong，A New Profile，p. 258.

[28] F. S. Turner，British Opium Policy and Its Results to India and China（London：Sampson Low，Marston，Searle，& Rivington，1876）.见 preface，p. v。

[29] 钱钟书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第189页。

[30] Hosea Ballou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 2（New York：Longmans，Green，1910-1918），p. 376.

[31] 曾永玲，《郭嵩焘大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第336页。

[32] 钱钟书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第189页。

[33] 郭嵩焘，《请禁鸦片第一疏》，《郭侍郎奏疏》，王先谦编（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刊，1968），第12、13a～16b页。引文来自文首提要，第13a页。

[34] J. B. Brown，“Politics of the Poppy：The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1874-1916，”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8，no. 3（July 1973）：97-111. See p. 104.

[35] 郭嵩焘，《养知书屋诗文集》卷11，第3a～3b页。

[36] 《北华捷报》，1879年4月4日。

[37] Wong，A New Profile，p. 257.

[38] Wong，A New Profile，p. 227.

[39] 见《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诗文集》卷11，第1a～10b页，遭下令烧掉的日期，见钱钟书为《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写的导言，第6页。

[40] 《郭嵩焘日记》卷3，第853～854页。关于士绅的意图，见杨坚为朱克敬《瞑庵杂识》、《瞑庵二识》（长沙：岳麓书社，1983）写的导言，第2页。

[41] 《郭嵩焘日记》卷3，第857页。

[42] 《郭嵩焘日记》卷3，第855页。

[43] 《郭嵩焘日记》卷3，第905页。

[44] 谣传他要把上林寺改为教堂一事，见《郭嵩焘日记》卷3，第907页。让洋人进来一事，见曾永玲，《郭嵩焘大传》页324。谣传郭嵩焘要督掌外贸一事，见《郭嵩焘日记》卷3，第925页，有关那艘船的传言见同著作，卷3，第914页。

[45] “……数十百年……”之语，见《郭嵩焘日记》卷3，第889页；“……鼠目寸光……”之语，见3：第863页；“……漠不为耻……”之语，见卷3，第886页；“……他省持议……”之语，见卷3，第886页。

[46] 《郭嵩焘日记》卷3，第936页。

[47] 原文云“一如它是王夫之、贾谊、屈原的家乡”，然而一般认为屈原是湖北丹阳秭归人，贾谊是今河南洛阳人，他们的家乡不是湖南。——校者注

[48] 《郭嵩焘日记》卷4，第216页。

[49] 《郭嵩焘日记》卷4，第19页。

[50] 《郭嵩焘日记》卷3，第823页。

[51] 丁平一编，《湘城教育纪胜》（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第84页。

[52] 郑佳明编，《长沙万象》（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第124页。丁平一编，《湘城教育纪胜》，第84～85页。

[53] 《郭嵩焘日记》卷3，第935页。

[54] 郭嵩焘，《重建湘水校经堂记》，郑佳明编，《历代名人记长沙文选》，第75～76页。引文在第76页。

[55] “讲求征实致用之学”一语，见《郭嵩焘日记》卷3，第919页；“求一挽学校之陋”，见卷4，第322页与卷4，第366页；关于资金来自盐专卖所得，见卷3，第918页；住在思贤讲舍里一事，见卷3，第919页；他的儿子、孙子搬进去一事，见卷4，第614～616页。

[56] 关于严复的贡献，见《郭嵩焘日记》卷3，第907页。也见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第346页。“……茫然莫知其涯……”语，见《郭嵩焘日记》卷3，第907页。关于数学老师，见卷4，第143页。

[57] 王夫之，《读通鉴论》（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6），第564页。

[58] 关于四贤和“专祀船山先生之地”，见《郭嵩焘日记》卷4，第216页。关于安座仪式，见卷4，第153页。台湾南港中研院史语所图书馆，有一幅郭嵩焘题词的王夫之画像复本。

[59] 关于他们所读的某些洋书书名，见《郭嵩焘日记》卷3，第908页。关于张自牧，见杨慎之编，《湖南历代人名辞典》（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第315页。关于朱克敬，见朱克敬，《瞑庵杂识》、《瞑庵二职》（长沙：岳麓书社，1983），特别是第98～106页转抄的郭嵩焘致李鸿章信和第114页的郭嵩焘诗。关于老将军来访，见，诸如，郭嵩焘的《浩园雅集图记》，收于《历代名人记长沙文选》，郑佳明编，第327～329页；郭在此文中描述了一八八○年禁烟公社数名会员在思贤讲舍大院里为湘军将领彭玉麟、刘坤一来访举办的庆祝活动。关于李元度，见李肖聃，《湘学略》，收于钱基博与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长沙：岳麓书社，1985），第172页。

[60] 曾永玲，《郭嵩焘大传》，第337页。《郭嵩焘日记》卷3，第949页。

[61] 《郭嵩焘日记》卷4，第216页。会讲日期为王夫之诞辰（阴历）9月1日和屈原诞辰正月21日。郭确定屈原诞辰时引述了邓显鹤的《楚宝》。见《郭嵩焘日记》卷4，第255页。引文来自卷4，第157页。关于曾文正祠的面积，见陈先枢，《曾文正祠、思贤讲舍和船山学社》，载《长沙晚报》，2002年1月15日。

[62] 《郭嵩焘日记》卷4，第322页。

[63] 以下段落以他的演讲为本写成，演讲文收于《郭嵩焘日记》卷4，第318～322页，特别是卷4，第322页。演讲中所表达的想法和数则直接的引文，也可见于《礼记质疑》“大学”“学记”部分。见第455、457、693页。

[64] 《郭嵩焘日记》卷4，第503页。

[65] 《郭嵩焘日记》卷4，第415页。

[66]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卷6（1877），第18b页。

[67] 见王闿运的《陈夷务疏》，Burton Watson在“A Memorial on Barbarian Affairs：Excerpts”一文中将此文译成英文，Renditions（2000），pp. 30-31。

[68]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卷1（1869），第4a页。

[69]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卷2（1870），第41b-42a页。

[70] “……诋毁乡人……”语，见《郭嵩焘日记》卷3，第886页；“……然其流弊亦足以贻害……”语，见卷4，第215页；烧毁刻版之事，见王云五编，《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第115页。

[71]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卷9（1880），第7a-7b页。

[72] 原文作“聊曰唯唯喏喏”，误，据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六年二月二日改。——校者注

[73] 曾永玲，《郭嵩焘大传》，第325页。

[74] 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1），第962～963页。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卷14（1887），第8b页。

[75] 郭嵩焘请王闿运出掌禁烟公社一事，见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第856页。王闿运学生重刻湘军志一事，见Wang Yitong，“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29 Classical Scholars of the Late Manchu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Research Project on Men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1963），p. 7。聘他出任书院山长的总督是丁宝桢，见同著作第5页。郭一再邀王闿运赴思贤讲舍执教一事，见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第883、897、941、962页。也见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卷14（1887），第3a页。王闿运搬进思贤讲舍一事，见王云五编，《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第143页。

[76] 尹海清，《船山书院概述》，第291页。

[77] 尹海清，《船山书院概述》，第292、295页。

[78] 彭玉麟，《改建船山书院片》，《船山全书》第16册，第623～624页。引文来自第624页。

[79] 关于王闿运，见他为《邗江王氏族谱》写的序，重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663页。关于彭玉麟，见《改建船山书院片》，第624页。

[80] 根据王闿运的日记，一八九二年，郭嵩焘死后，他立即接下祭祀王夫之的工作，直到一九一五年才交给别人。见《湘绮楼日记》每年九月一日的记载。关于他一九一五年为何不再行这些仪式，见本书第六章。关于王闿运大教育家的地位，见唐浩明以杨度为主角写的传记小说，《旷代逸才》（台北：汉湘文化，1995），第40页。

[81] 关于校经堂，见丁平一编，《湘城教育纪胜》，第85页。关于思贤讲舍，见同著作第89页。郭嵩焘对一八八四年集会的感受，记载于《郭嵩焘日记》卷4，第502页。

[82] 郭聘王先谦一事，见《郭嵩焘日记》卷4，第918页。王先谦的生平，见Howard L. Boorman，e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1979），pp. 379-380。王先谦以思贤讲舍为出版机构一事，见丁平一编，《湘城教育纪胜》，第91页。

[83] 田伏隆，《湖南近一百五十年史事日志》（湖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第36页。王先谦，《清王葵园先生先谦自订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第256页。

[84] 易翰鼎，《书船山遗书后》，重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696页。

第三章 湖南维新运动

郭嵩焘晚年待在长沙期间，有位也属于行动派学者的知己，但此人的目标和动机却与郭嵩焘最为背道而驰。此人名叫周汉，从一八八四年到一八九一年郭嵩焘去世这段时间，他与郭嵩焘同在长沙。左宗棠带兵西征时，周汉是其麾下的下级军官，一八八四年周汉迁回湖南，然后，与郭嵩焘之作为截然相反的，他把全部心力放在刊行那些小册和传单上，目的是宣传诛杀所有洋传教士和协助他们的中国人。一如郭嵩焘，周汉以湘军的经历来证明其作为的正当有理，但他对湘军经历的解读有别于郭嵩焘，把太平天国之乱归咎于外国思想（具体地说就是基督教）作祟，从而认为湖南的排外心态乃是湘军真正的遗绪。

周汉在名为《鬼叫该死》的小册子里写道，湖南青年或许已忘记，但太平军（因蓄发抗清故称“长毛”）作乱的真正祸首乃是洋教。他在此文中要“你们年轻人不晓得长毛反的情形，你们问问年老人看，长毛贼以前发的书是鬼叫不是呦！他们鬼子孙都称玉帝为‘天父’，称耶稣为‘天兄’，其余猪屁还不知多少”。[1]老一辈湖南人组成湘军，打垮受基督教启发的太平军，当前这一代因此也该组织起来打击基督教经文的新散播者——传教士和因他们皈依的基督徒。

周汉的目标或许和郭嵩焘背道而驰（周汉鼓吹要诛杀洋人，郭嵩焘呼吁理解与和解），但两人所锁定的宣传对象却是同一批人：湖南人。他们把湖南人视为自成一体、可与中国其他人分开的群体来宣说。在另一本名为《湖南通省公议》的小册子中，周汉直接抨击郭嵩焘在湖南的改革。他把郭嵩焘、曾纪泽（曾国藩儿子，继郭嵩焘之后出任驻英公使），与禁烟公社的两名会员朱克敬、张自牧称作腐化湖南的“四鬼”：“近二十年来，为郭嵩焘、曾纪泽、朱克敬、张自牧四鬼所煽，邪鬼日炽，正气日衰，湘人渐多变鬼。今郭、曾、张、朱四鬼随若天诛，余党犹蔓不绝。”[2]周汉把郭嵩焘的改革说得收效甚大，郭本人晚年若评价自己的改革成果，肯定远不如周汉所认定的这么伟大；郭嵩焘想必从未认为他的努力已创造出如此持久不衰、“犹蔓不绝”的网络，更别提认为他那寥寥几个年长的追随者气焰“日炽”。然而在周汉的想法里，要修补郭嵩焘及其党羽所造成的伤害，只有一途，即凡是与洋人交往者，一律“全家诛戮，房屋焚毁，土地充公，永作湖湘灭鬼之费”。

周汉的反基督教传单和郭嵩焘的改革，不只锁定同一批对象，还都具有欲团结湖南人反抗衰弱的中央政府的基本意图。在周汉眼中，洋人横行中国，乃是因为朝廷无能，未能将他们拒于门外；因此，湖南人得团结起来不让他们入境。另一方面，在郭嵩焘眼中，所谓的外国威胁，全是北京昧于洋人的真正意图和国际法的影响力所致；因此湖南人得带头展开以西方为师，启蒙人心的改革。于是，周汉和郭嵩焘出于不同原因都把错怪在清廷头上，对这一问题提出南辕北辙的对治办法，两人都归咎于北京，都主张解决之道必须以团结湖南人为开端。“作湖湘灭鬼之费”正属于郭嵩焘和其伙伴眼中那种由本地人赞助的公益事业。它或许愚昧无知，但它终究宣称是为湖南人的福祉而成立的组织，完全不受中央政府左右，就这点来看，它和禁烟公社相仿。

周汉与郭嵩焘所用媒介之南辕北辙，就和他们两人思想的差异一样大，而媒介将是让周汉引领风骚的决定性因素。因为郭嵩焘的学校和公社，在会员和发挥影响力的场所上都有所局限，而周汉则利用印刷品这个大众媒体宣扬他的理念。郭嵩焘最风光时，宣讲的对象一次顶多只有五十个观众，而周汉的一本小册子，据知就印了八十万份。[3]随着商贩将这些小册子带出湖南并大量散播到长江下游地区，这些小册子也融入民间文化。有位派驻汉口（邻省湖北的最大长江港口）的英国领事报告，孩童在汉口街上四处晃荡，嘴里唱着来自某本小册子的打油诗，讲述天主教徒如何将男女小孩开膛剖腹。那位领事费了好一番功夫，搜集到许多传单，但觉得其中大部分太骇人，不适合全译为英文呈报本国外交部。[4]

周汉的努力似乎没有白费。郭嵩焘一心一意欲打造正面看待洋人的民意，作为湖南全面道德重振运动的一环，但就在一八九一年他去世那个夏天，中国发生了迄当时为止最严重的排外暴动。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暴民烧掉教堂，杀害洋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信徒。攻击出现的地点正好与周汉的宣传小册子从湖南往外散播所循的贸易路线相一致。[5]

但周汉的胜利是惨胜，因为他宣传小册子的成功，激起了对湖南组织性排外行动的强烈且持久的反弹，从而最终为郭嵩焘版的改革开辟了道路。一八九一年乱民的暴行激怒了西方列强，勇敢的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追查海报与小册子的来源，查出其源自长沙。他把调查结果告知英国政府，后者即向北京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施压。总理衙门随之要湖广总督张之洞将周汉捕获处决。湖南的官员首度正视这个内地省份的排外心态，其对列强的挑衅将危及帝国本身的存亡。

总督张之洞进退维谷，后有要他将周汉处死的朝廷，前有湖南境内将他奉为英雄的青年学子。他向总理衙门陈诉周汉在湖南支持者众多，而犹如要证明他所说为真似的，一八九二年夏长沙学生暴动，力挺周汉这位宣传家。与此同时，英国人提出更多要求，要求湖南开放洋人入境居住，在长沙设领事馆以防再发生类似骚动。英国人以动武为威胁，终于迫使张之洞采取行动，镇压当地人。他下令将周汉软禁于宁乡，事情就此平息了一阵子。周汉虽然被捕，他的出版品却在几年后再度开始流传，一八九七年他离开宁乡家宅，回长沙重操他的出版事业。大量新的小册子出现，呼吁湖南人烧掉教堂，但这是他的最后之作；一八九八年，他在试图从长沙潜回宁乡时被捕，被判终身监禁。[6]

谭嗣同与更多支持郭嵩焘复兴理念的人士

并非所有年轻一辈的湖南人都倾向于支持周汉。来自长沙东边浏阳的年轻学者谭嗣同，痛恶周汉一如洋人。一八九五年，在其三十岁时，他便痛批湖南的守旧心态，措辞犹如郭嵩焘。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各省之毁教堂，打洋人，湖南之阻矿务，阻电线。以天子之尊，不能举一事。官湖南者动色相戒，噤口不敢谈洋务。加以周汉之稗士乱民煽惑之，快私志于一逞，而阴贻君父以危辱。”[7]

谭嗣同知道郭嵩焘欲重整湖南人心风俗之事，且支持郭的志业。在同一封信中，他提到郭嵩焘从西方返国，深信欧洲的繁荣昌盛与中国上古时不相上下，结果此说“几为士论所不容”。[8]谭嗣同的立场明显偏向郭嵩焘，站在当时湖南人的对立面。在两年前的另一篇文章中，他甚至把郭嵩焘与曾纪泽（周汉“四鬼”中的两鬼）誉为本有可能唤醒他们特别落后之省民的仅有的两位湖南人：“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湘乡曾劼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湖南人又丑诋焉。”[9]

谭嗣同对郭嵩焘的敬佩，在他早年受教育时就植下。谭嗣同父亲是任职于北京的高官，谭嗣同本人的早年岁月大部分在京城度过。但他父亲的家也充当了旅京浏阳同乡的会馆，因此，谭嗣同的私人教师也来自浏阳。虽在北京长大，他仍能掌握到源于长沙的部分知识界动态，而他的三个主要老师碰巧都是郭嵩焘重振船山学的拥护者。

谭嗣同的诸位老师中，任教最久且影响最大者是欧阳中鹄（与欧阳兆熊无亲戚关系）。欧阳中鹄于一八七三年中举后不久迁居北京，住在谭家，同时担任朝中内阁中书，一八七五年开始担任谭嗣同老师，当时谭嗣同十岁。[10]他是对谭嗣同日后发展影响最大的人士之一，他本人曾写道，谭嗣同之敬他，“如子之敬父”[11]。欧阳中鹄以瓣姜为笔名，“瓣”指庙中烧香一事，“姜”则指王夫之有时使用的笔名“姜斋”。因此，欧阳中鹄的笔名有“王夫之的崇拜者”之意。[12]欧阳中鹄未在长沙生活过，但郭嵩焘从伦敦返乡后曾拜访过欧阳数次。在一八七九年的日记中，郭嵩焘称欧阳中鹄“极肯向学，诚笃士也”，还说“于乡人得欧阳节吾……稍令人意醒”。[13]郭嵩焘很少赞美本国人，更别提赞美湖南同乡，由此可见他对欧阳中鹄的欣赏。

谭嗣同诸老师中声名最显赫者是刘人熙，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此人将在湖南的教育、政治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刘人熙在一八八九年开始教谭嗣同，是个进士学者，且在一八六七年时就以湖南乡试第一而闻名于世。刘人熙崇尚程朱理学，但学术成就主要来自对王夫之学说的研究，曾说王夫之的著作提供了“救世之道”。[14]他也热爱湖南文化，景仰邓显鹤，一八八四年他刊行了清代湖南学者重要著作目录，并取名《楚宝目录》，以向六十年前邓显鹤的《楚宝》致敬。一八九三年起，他开始有计划地寻找未被南京版《船山遗书》收录的王夫之著作予以刊行。[15]

刘人熙和欧阳中鹄两人交谊甚深（欧阳中鹄的儿子后来娶了刘人熙的女儿），两人虽都欣赏王夫之著作，却对王夫之著作各有所偏好；欧阳中鹄偏爱王夫之的《俟解》，刘人熙则更重视王夫之注解程朱理学四书的著作。另一老师涂启先，谭嗣同在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二年旅居浏阳时曾受教于他。太平天国之乱初期，涂启先因组织十村乡勇抵抗而名噪一时，其安排的课程着重于王夫之著作和数学。[16]

谭嗣同的三位恩师让他大略了解了王夫之学问的重要，他则将这些教诲融合为博杂的学问，其中既反映了他本人游历各地的阅历，也反映了十九世纪晚期中国通商口岸汇集的多样的外来影响。青春期时，谭嗣同足迹遍及中国各地，随升官的父亲来到甘肃，但也常回湖南、北京。他涉猎佛家、道家、西方科学著作、诗歌和今文经学，而今文经学是根据重见天日的经籍注解赋予儒家典籍新的阐释。他读遍了他买得到的通商口岸西书译作，特别是以科学、宗教、历史为主题的译作。但对他影响最深者，终究是王夫之。他皈依王夫之（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在一八八九年，那年他在台湾的哥哥突然去世，那时的他极为抑郁。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读完整部《船山遗书》，一个月后出关写下名为《王志》的文章。此文已佚，但谭嗣同三十岁时所写的自传谈到该文：“《王志》，私淑船山也。”[17]这一宣示在他的余生回响不绝。有位挚友忆道，谭嗣同一再说过：“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18]

重思湘军

在省外生活多年，谭嗣同已如同自英返乡后的郭嵩焘，和湖南乡亲有了隔阂，像是局外人。两人都敞开心胸接受在湖南罕有人听闻的外国思想，而郭嵩焘遭迫害的经历令谭嗣同痛心。但谭嗣同与郭嵩焘并不是同一代人。谭生于一八六五年，即太平天国覆灭的次年，他所知道的家乡湖南，乃是湖南籍官员叱咤中国官场的光荣时期。与郭嵩焘不同的是，他记忆中的湖南不是受冷落、落后的地区。而且郭嵩焘因与曾国藩交谊深厚，得以将湘军的改革遗绪与湘军遗留给湖南文化的仇外心态分别开来，而谭嗣同没有这份交情。谭嗣同将这两者融合为一，而其对湖南敌视洋人心态的厌恶，使他推断（这是郭嵩焘所极力避免的）湖南的排外完全得归咎于湘军和其诸位领袖。

谭嗣同认为湘军的征战与湖南省内的仇洋心态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至少在这点上，他与周汉看法完全一致）。他写道：“湘人守旧不化，中外仇视，交涉愈益棘手，动召奇祸。”[19]谭嗣同表示，湘军不只该为湖南人的仇洋心态负责，还该为全中国的仇洋心态负责，“独湘军既兴，天地始从而痛绝之（洋人）。”谭嗣同不只和郭嵩焘一样认为湖南人是中国境内最粗鲁、最坏、最顽固之人，还把整个中国的排外现象全归咎于他们。

据谭嗣同的说法，湖南人排外心态的反转点出现于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那场以中国惨败收场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人击沉中国北洋舰队，使清廷几乎无力抗拒日本的割土要求（包括要求割让台湾）。甲午战争的战败，严重打击了中国各地文人，但谭嗣同在此中找到了对湖南前途的可能冲击，特别是因为有湖南乡勇挂着熟悉的“湘军”旗帜参与了这场战争。他在此战结束后不久写了封信给恩师欧阳中鹄，信中说清朝的失败使中国的所有部队无一不败：旗军、淮军、湘军、粤军和来自其他诸省的团练，无一幸免。他写道：“即威名赫耀之湘军亦败，且较诸军尤为大败。”[20]其他地方的文人皆畅谈清朝这场惨败给予中国的教训，对谭嗣同来说，这惨败乃是预料之中的必然结果。不过自曾国藩那一代起即以中国保护者自居的湖南人竟也战败，在谭嗣同眼中，乃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大事。

然而湘军的“大败”不只重挫湖南人虚妄的自负，在谭嗣同看来，它还是中国挫败中的一线曙光。他写道，经此挫败，“湖南人始转侧豁寤，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21]那一“虚骄不可向迩之气”正是湖南省的排外心态。谭嗣同把周汉的产生归咎于它，把它斥为中国仇洋心态的根源，认为它阻碍了郭嵩焘对湖南人心的启迪，且在他看来，它就是中国对外关系走到大难临头地步的原因。因此，诚如谭嗣同所认为的，中国败于甲午之战，预示了守旧自大心态的终结，长久以来这始终是湖南改革的最大阻力。至少从那个层面来说，他乐见中国的战败，将其视为光明未来的迹象。[22]

王夫之与湖南的改革传统

甲午战争后，王夫之的身影浮现在谭嗣同脑海中。一如郭嵩焘在太平天国之乱的头几个月，在自己的人生与明亡后的王夫之生平之间找到相似之处。谭嗣同这时也把王夫之视为天下崩坏时学者处世的典范。他说他从恩师欧阳中鹄那里学到这道理。欧阳中鹄送他王夫之的《噩梦》，以让他了解“万无可为之时，斯益有一息尚存之责”。谭嗣同把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王夫之的时代相提并论，得出与郭嵩焘一样的结论：王夫之的所有思想和行动肯定牢牢建立在现实世界上。他在一八九五年写道：“然今之世变，与衡阳王子所处不无少异，则学必征诸实事，以期可起行而无窒碍。”他呼吁重拾经世致用之学，谴责同侪好玄虚、空谈之风：“若徒著书立说……不可施行于今日，谓可垂空言以教后世，则前人之所垂亦既夥矣。”[23]

郭嵩焘是在山中独自奋斗自行得出了这一结论，而一八九五年时的谭嗣同则把王夫之的这一精神——“征诸实事”的做学问精神和在“万无可为之时”承担责任的精神——视为在湖南师徒相承的一个传统。诚如他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使孔、孟、程、朱之传不坠于地，惟夫子（指欧阳中鹄）与刘夫子、涂夫子自当任之。”

此文中的关键词是“惟”。谭嗣同三十岁时就推断，孔子思想的真义，通过王夫之和谭嗣同的几位老师，（如他所看到的）是单靠湖南人保存下来的。中国的其他学者是否也觉得对天下生民负有责任，无关宏旨；谭嗣同的陈述引出了一个至少为他和他的恩师所抱持的主观看法，即身为湖南人，他们都肩负延续王夫之生命与著作（“绪脉”）的使命。这正是郭嵩焘于长沙初建他的船山祠时希望在他的湖南老乡中培养的信念，而到一八九五年时，它已表现为众所认可的当地传统，至少在谭嗣同眼中是如此。

谭嗣同对王夫之的回应，一如郭嵩焘对王的回应，皆汲取自王夫之的生平和学问：王夫之的放逐生活提供了抵抗、坚忍精神的典范，他的著作则为改革提供了正当理由。但郭嵩焘的兴趣集中在王夫之的《礼记章句》，而谭嗣同对形而上学的兴趣，则把他带进王夫之受宋朝理学家张载启发的哲学著作里，特别是《思问录》。谭嗣同一再引用《思问录》的句子，以证明制度、政府的全面改革应顺天应人，而他在本书的核心内容里找到的基本观念，乃是一旦存在着适合“道”之实践的物质条件，“道”必然显现。

王夫之有“道不离器”之说，而诚如谭嗣同对此说的解释，“无其器（适合的物质条件）则无其道，无弓矢则无射之道，无车马则无御之道。”[24]谭嗣同对王夫之观点的阐释，乃是抽象的“道”要具体可见，必须有让“道”可借以实行的“器”（下自船、工具或身体，上至社会或国家之类一整套物质条件的各种东西）。没有“器”，“道”将不可见，只作为潜能存在。谭嗣同进一步解释道：“信如此言，则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实用，果非空漠无物之中有所谓道矣。”因而那不似道家、佛家的“道”是存在于另一个领域的。如果“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实用，那么“器”就必须改变，才能抓住“道”。在这一观点里，天地间充斥着许多潜在的“道”，只有为它们创造了合适的物质条件，它们才可能具体可见。

谭嗣同把此观点延伸为涵盖整个人间社会的一个假说，亦即社会本身可视为一个器。他写道：“今天下亦一器也，所以驭是器之道安在耶？今日所行之法，三代之法耶？周、孔之法耶？……故变法者，器既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无，道之可有者自须亟有也。”于是，据谭嗣同对王夫之思想的诠释，要拥有这潜在的“道”，从而享有和平与繁荣，首先得改变社会。

从另一个方向，他继续说道，“道”只能通过提供适切的器才能被抓住，而且不只如此，要了解“道”只有通过研究物质世界之变化一途。他主张，“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乎哉？”[25]谭嗣同从其多方的求索中推断，了解这一变易过程的最佳办法乃是通过科学和数学，即郭嵩焘在湖南所推广的实用科学，用以矫正一个世代前的抽象哲学与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育。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结束甲午战争，之后三个月，谭嗣同忠于这一信念，回到故乡湖南浏阳，创立研习数学的会社（算学社），借此开启湖南知识改革计划。[26]

湖南本地的改革机构

谭嗣同回浏阳时，湖南已在大变之中。一八九二年压下周汉气焰后，清廷已开始派新官员至湖南，以防止排外暴力再生，避免此类暴力活动招来列强反弹。甲午战争后，这一举动得到强化；摇摇欲坠的清廷禁不起湖南境内再爆发仇洋暴力事件的冲击。湖南省的领导阶层换血，数名与郭嵩焘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且大部分极敬重他的新官员上任。最后——令人觉得讽刺的是，这主要得归功于周汉——郭嵩焘的变革计划将成为注目焦点。

两位最重要的新省级领导人是巡抚陈宝箴和担任其首席幕僚的儿子陈三立。两人都与郭嵩焘关系密切；陈宝箴于一八八○年代常拜访郭家，通常是和禁烟公社的几个会员一起去。不在湖南时，陈宝箴常和郭嵩焘书信往返，两人一直保持联系直到郭去世。陈三立曾在长沙师事郭嵩焘，据他儿子为他写的传记，他以郭嵩焘的教诲为基础，在改革、对外关系与科学重要性等方面拥有成熟的看法。陈三立钦佩这位老政治家对振兴船山之学的全心投入，曾为友人的《船山师友录》写序道：“顾其（王夫之）书久而后显，越二百有余岁，乡人湘阴郭侍郎嵩焘始尊信而笃好之，以为斯文之传，莫大乎是。”郭嵩焘则对陈三立怀着诚挚的敬意，在日记中极力赞誉他的文采。[27]

陈宝箴于一八九五年十月接掌湖南巡抚时，陈三立已四十三岁，父子二人合作无间，因而后世学者无法断定这位新巡抚以长沙为大本营施行的维新计划，究竟出自父子中哪一人的构想。[28]不管出自谁的构想，他们于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施行的改革，处处可见郭嵩焘的影响。这些改革涵盖了郭嵩焘于一八七○年代开始就锲而不舍地提出（且少获采纳）的所有主要提议。一八九五年上任后，陈宝箴几乎是立即就奏请创设湖南矿务总局，且获准。然后，在当地士绅协助下，他创办了和丰火柴公司。这是湖南第一家实业公司，俗称洋火局。来年二月，在矿务总局开设之后，陈宝箴获湖广总督张之洞允许，将一条电报线从汉口一路拉到湖南长沙。[29]这些都是（如谭嗣同所论道）过去遭湖南民众阻拦的改革，而陈宝箴的创举竟未遭到反对，这既要归因于周汉事件后随时可能落下的惩罚，也得归功于这些新官员的推动。陈宝箴的改革不只在工业发展方面，他昭告大众他也愿接受政治改革。诚如湖南某士绅所说，陈宝箴一在湖南上任，就决意整顿当地政府。[30]

受郭嵩焘影响者，除了新官员，还有士绅。曾任郭嵩焘思贤讲舍之主讲的王先谦，这时已是岳麓书院山长，长沙士绅界的大佬之一。新巡抚一表达其赞同之意，王先谦即纠集士绅支持维新。一八九六年，他协助创立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这是湖南最早的机器制造厂，来年生产了湖南第一台可用的发电机。[31]不久，他带头规划从广州经长沙到汉口的铁路建设，一八九六年立即动工（但要花上四十年才完工）。[32]一八九七年，王先谦甚至协助创办了一家汽船公司，衔接湘江沿岸的湖南城镇和洞庭湖边的港口，实现了郭嵩焘和王闿运多年未竟的志业。

在新任省级官员中，地位次于巡抚陈宝箴父子者是新学政江标。江标毕业自北京同文馆，来长沙时已满怀推动经世之学和西式科学教育的热情。他惊讶地发现该地已被郭嵩焘用心经营过，特别赞赏郭在思贤讲舍和校经堂（此时为校经书院）的新教育制度。江标将校经书院的持续发展视为他的主要施政项目，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间在该书院设立中西图书馆，扩大该校的西学课程，将地理学和外语纳入其中，并自掏腰包设立奖学金和从上海购买化学仪器等科学器材供实验室之用。[33]这些作为均与郭嵩焘对该校的原始构想一致。王先谦仿效江标做法，将数学和外语教学纳入岳麓书院的课程。这是对古典教育课程的一大修正，实现了郭嵩焘欲以新学校开风气之先，来改造古老书院的愿望。

郭嵩焘以为改革要花上数百年才能成，但此刻，每隔几年、几月，就有一番新气象。周汉和其党羽遭弹压后，湖南官员大换血，然后，距郭嵩焘去世才五年的现在，原被公认是中国最保守省份的湖南，摇身一变，成为公认的中国地方改革先锋。这是中外人士都在热切观看的一场试验，而对那些不知道郭嵩焘已辛苦打下基础的人，或不知道他个人对官绅领袖之影响的人来说，这一切就像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似的。

湖南维新的构想

官绅在湖南展开迅速的制度变革和工业发展，但把文教方面的变革交给较年轻的本省学者掌舵。这些学者以谭嗣同和其浏阳同乡好友唐才常为首。谭嗣同游历多省期间，唐才常是唯一带给他慰藉的人士。一八九五年谭嗣同深情地写道：“二十年刎颈交，绒丞（唐才常字）一人而已。”[34]一八七七年，两人都还年幼时，谭与唐首度结识，当时两人暂住在谭嗣同的浏阳家里，同在欧阳中鹄门下受业，唐才常十岁，谭嗣同十二岁。后来，谭嗣同回浏阳住了更久时间（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二），两人结为终身不逾的至交。唐才常公认聪慧过人，一八八六年十九岁时，在村、县、府三级考试均拿第一，为两百年来拿下此佳绩的第一个浏阳学生。靠着这一优异成绩，他于一八八七年进入长沙校经堂就读，一八九一年才离开，而这期间正好是郭嵩焘在世最后四年。[35]

一八九五年谭嗣同搬回浏阳，唐、谭两人重聚，并合力创办浏阳算学社。两人以此为起点，在新学政江标的鼓励下，促成以学习西方思想为宗旨的学会在省内各地与日俱增。到了一八九八年，已有校经书院的算学社、地理学会，数个学习国际法和民法的法律学会，一个讨论婚姻改革的湖南不缠足会，数个军事研究团体，一个推广俭朴生活习惯的延年会。经营有成的较大型学会，在较偏远地区设立分会，整个维新运动红红火火，引起了上海报纸的注意，称湖南这些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36]位于长沙、浏阳的学会，全是谭嗣同、唐才常、江标共同创立。[37]

在这股突然想把西方思想、科学、西式改革弄明白的氛围中，江标从上海引进湖南第一家铅字印刷厂，在校经书院的校园里创立了湖南第一份报纸。[38]他请唐才常和同样毕业自校经堂的何来保担任首批主笔，不久谭嗣同也加入主笔群。他们推出两份刊物，先是旬刊《湘学报》，继而是日报《湘报》。《湘学报》报道学术性主题（主要是科学和数学），《湘报》则含有来自湖南和国外的新闻和启事、转抄过来的该省诸学会动态、当地学者写的劝勉文、广告和价格报道以及一个以探索维新派思想为主旨的问答专栏。

王先谦于一八九七年提请陈宝箴巡抚开设结合中西学科的全新学校。唐才常、谭嗣同、陈三立与他一同规划新课程，大体上剔除传统书院科考取向的经籍课程。陈宝箴乐观其成，并将其取名为时务学堂。他以雀跃之情回应那些眼中只知湖南是周汉排外刊物之发源地的外人，宣告时务学堂正证明“内地之讲求西学者，湘人士实导其先”。此外，陈宝箴以该省新设的矿务总局收入作为时务学堂的经费，这一自给自足的创举，超越了郭嵩焘时代以食盐专卖所得为经费的做法，预示着这场维新运动的最后目标：本省自治。因为卖盐收入来自成立已久的帝国专卖事业下辖的该省份支机构，采矿收入则来自湖南本身，不受更大型机构管辖。[39]

时务学堂诸创办人聘请了一位非湘籍人士担任此校的中文总教习，即广东政论家梁启超。二十四岁的梁启超，这时已是备受敬重的社论撰稿人和政治改革的鼓吹者。他是今文学家康有为的门生，而康有为已推出一新理论，声称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唐才常也是时务学堂的师资成员，梁启超则成为《湘报》的定期撰稿人。时务学堂汇聚各路英才，由梁启超介绍来自沿海地区最新改革派思潮，谭嗣同和唐才常则投注于湖南本地思潮。诚如梁启超描述其与谭嗣同的几次交谈时所说的，“或彻夜废寝食，论不休。每十日不相见，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40]这三个年轻人掌控了湖南维新运动主要文化机构（报纸、长沙诸学会、时务学堂）的知识内容。

湖南维新运动期间流通的理念，借《湘报》的“问答”专栏得到充分体现。不到十年前湖南省还是保守心态当道，因而这一专栏所谈的主题格外令人吃惊：警察制度、铁路、度量衡、科学方法、博物馆、日食、女子教育、国际法、民主，只是其中荦荦大者。学者、官员、学生都发文来问，参与这一论坛，而主笔的回复则大部分出自谭嗣同之手。

但谭嗣同答复时措辞非常谨慎，因而往往是在提问里见到最大胆的见解。例如，二十八岁学生杨昌济（日后毛泽东的老师和岳父）致函《湘报》，提出一有关民主的问题：“愚观泰西新史揽要，专发明民主之益，即湘省士林中，亦多有言民主为五大洲公共之理，至当不易，牢不可破者。”[41]然后杨昌济列了长长一串可能的民主制度：由统治者与人民共享权力的制度，由数位统治者共享权力的制度，有总统或无总统的制度，只有人民掌权的制度。他思索哪种制度可在中国施行，如何施行。对于杨昌济二十六行洋洋洒洒的提问，谭嗣同的答复只有简短四行，且主要引用了一段晦涩难解的经文响应，未具体谈及民主。但谭嗣同的因应之道有其用处，因为将这提问刊印出来本身就把民主议题带进了公共论坛，而含糊的回复使谭嗣同不至因这主题招祸。

身为主笔，谭嗣同和唐才常深知大众传播媒体在打造共同体团结意识上的潜力。唐才常在其为《湘报》创刊号所写的序中探讨了这一主题，写道：“是一举而破两千年余之结习，一人而兼百人千人之智力，不出户庭而得五洲大地之规模……凡官焉者，士焉者，商焉者，农工焉者，但能读书识字即可触类旁通。”[42]通商口岸有商报，但当地此前唯一的此类刊物，乃是数年前周汉的小册子。而一如周汉，《湘报》主笔群致力于赢得三教九流之读者的认同。周汉已向世人证明，出版物不是文人的专利，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报人在追随他的脚步。

谭嗣同为《湘报》写的序比唐才常的序晚十天刊印，序中强调湖南维新运动在中国绝无仅有，从而表示湖南人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带领中国迈入现代国家之林。诚如谭嗣同“夫言新于今日，其惟吾湘乎！其惟吾湘乎！”的激动呼声，[43]他写道，这份报纸将有助于把省会的知识运动带到本省更偏远地区，并说：“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学者之所教，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游于学堂矣！……学会之所陈说，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晤言于学会矣。”郭嵩焘生前有心建立彼此关联的学会、学校，《湘报》则是他这一愿景的扩延，是一个能将学校的论述散布到湖南全境的第三机构。这个“新学”“新政”最终或能拓展到中国其他地区，但第一阶段只限于湖南，而从它矢志赢得所有湖南人的认同来看，它大有助于湖南省发展为有自我意识的共同体。

在湖南维新运动的论述中，“中国”之未来与“湖南”之未来的区别，充其量是不分明的。在《湘报》中，这两者往往混为一谈。谭嗣同在这篇序的末尾写道：“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湘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谭嗣同在此用“国”而不用“省”来指称湖南（这毕竟是《湘报》），实饶富深意，若非间接表示应把湖南人视为自成一体、不受更大之帝国管辖的族群，就是间接表示湖南人的心声就是中国的心声。

湖南维新运动作为具自我意识的省复兴运动，其巅峰随着一八九八年初期谭嗣同和受敬重的学者皮锡瑞创立南学会而到来。这是全省性的学者协会，定位为翼护其他学会运作的伞式组织。一八九八年二月南学会于长沙第一次集会，集会前夕皮锡瑞在日记里透露了他对于该协会影响湖南的寄望。他写道，“惟望将来人才辈出，风气大开，使我湖南再出曾文正、左文襄、罗忠节之伟人”，并表示如果他们再度拥有王夫之、魏源之类的大思想家，那将是因为他们今日所创的这个学会办得有声有色。[44]第一次集会引来三百多人出席，包括巡抚、学政，王先谦等大士绅，其余皆是湖南学者、学生。接下来几个月里上场主讲者，则包括欧阳中鹄、巡抚陈宝箴（陈利用此次开讲批评了周汉的追随者）、皮锡瑞与谭嗣同。

某次演说时，谭嗣同几乎从头至尾围着地球是圆的一说打转，以让台下的湖南学者、官员、学生相信该说。此事或许最能说明南学会的新奇之处，说明观众的出身与该会主事者的雄心之间的扞格不入。为让观众信服，他引用了多部中国古籍的内容，以拼凑出古代中国人就已认为地球是圆的这一结论，因而现代中国人应该把这部分的“西洋”观念视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一部分来接受。从中国古籍里找出西方科学起源，这个办法早有前例可循，最早的例子就是十七世纪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而就眼下此事来说，把这当作倡导改革的起点，的确很高明。因为他不只展现了他渊博的国学素养（以堵住那些心存怀疑的学者之口），还阐明了将在他后面几场演说里不断回荡的一个根本论点：不管是哪个地区，不管是哪个文明，都不能以世界的中心自居，中国尤其不能。[45]

梁启超于一八九七年写了《南学会叙》，概括说明了此时湖南人予人的印象。他写道，“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意指郭嵩焘振兴湖南的梦想终于渐渐实现。“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萨摩、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魏源）、郭筠仙、曾劼刚诸先生，为中土言西学才所自出焉。两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46]

湖南不久前还被视为守旧排外心态的大本营，这时已改头换面，致使梁启超觉得那是唯一能让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改革者（当然包括梁本人）尽情一展所长的地方。但梁启超所赋予湖南人的，不只是改革龙头这个新身份，因为梁启超把湖南学者比拟为萨摩、长州两藩的武士，从而编造出一个将会自行发酵扩大的类比。日本的萨摩、长州两藩一八六七年领导叛乱，推翻了德川幕府，为追求现代化的明治政权的出现揭开了序幕。这时清朝存世的时间只比已倒台的德川幕府短十年，梁启超宣告湖南人“任侠尚气与日本萨摩、长门藩士相仿佛”，形同表示湖南能推翻死气沉沉的清廷，为现代国家的建立揭开序幕。

湖南自治的暗示

一如湖南的工业改革乃是为了使该省经济得以自给自足，维新运动的知识层面改革最终也聚焦于湖南如何才能在政治领域也取得自主的问题上。诚如梁启超在长沙与谭嗣同一起奋斗时所解释的。“专以……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当时皮锡瑞在日记里说明，谭嗣同创立南学会的真正用意，乃是为湖南议会奠下基础。到了一八九八年，《湘报》已公开发表《建立湖南民议会》《筹保湘省私议》之类以政治改革为题的文章。有位来自长沙的士绅说，“令听讲所至之人议之，一日不能尽者，数日以伸之，斯可收西人议院之益矣”，另一位士绅则不耐烦地说道：“废此学（会）而改议院，以广招徕。”[47]

这一计划并非只有学者或士绅知情，因为谭嗣同和梁启超把此计划当作翔实的政策建议呈给巡抚陈宝箴。梁启超写了《南学会叙》后不久，也写了封洋洋洒洒的信给陈宝箴，信中以湖南应做好自治准备这一观点为中心铺陈。他写道：“不欲湖南之自保则已耳，苟其欲之，则必使六十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如万毫齐力，万马齐鸣，三年之间，议论悉变，庶几有济。”[48]他措辞的猛烈（“万毫齐力，万马齐鸣”），赋予开展新政治时代一事革命的意味。他接着说道，欲开启民智，要从设立湖南的现代学校开始。从时务学堂毕业的学生能在省内其他地方创立分校，散播“新思想”，最后使全省人心都得到唤醒。开启民智则会使本地民主政体得以诞生，他预期一年之后“（学）会中人可任为议员者过半矣”。[49]

梁启超最撼动人心的结论，乃是如果中国与列强的关系继续恶化，湖南就该准备完全独立。他主张，自给自足之现代社会所应具备的元素，在湖南不是已具备，就是已在计划阶段。他提到铁路、开矿、汽船、练兵、巡捕、报馆、学校、学会以说明湖南已具备的现代化事物，认为湖南人所欠缺的就只有独立自主且民主的政治意识。对于一八九八年成立的南学会，他说道：“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国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以为他日之基。”[50]因此，南学会的首要角色，乃是训练人民熟习民主，以建立可让湖南在中国亡于敌人之后可保住自己的湖南民主。梁启超（广东人）推断，湖南一旦独立，就能为华南其他地方领路，南学会之“南”因此而来。

时务学堂

有关本省主权和民权的话题极为敏感，坐镇湖北省会武昌、管辖湖南湖北两省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过去即表明他要制止梁启超倡言湖南主权和民权之事。[51]因此，相较于梁启超写给陈宝箴巡抚的那封信，作为大众媒体的报纸和南学会的演说皆噤口不言此事。但张之洞位于遥远的武昌，无法实时掌握湖南的动态，因而梁启超等人在较不公开的论坛里能有很大空间畅谈其主张。最畅所欲言的讨论（最起码那些被记录下来的讨论），出现于时务学堂师生之间。梁启超保存了该校学生所写的一批札记，一九二○年代予以发表，以证明在中国，“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52]学生的札记，主题极为广泛，包括不同形式的议会、民主、今文经《公羊传》、孟子论政的思想、国际上与中国当前面临相似危机和可能之前途的国家、女子教育与演化。

这些札记的基本观念打破传统，极为激进。例如有位学生建议废除千百年来形塑中国文人心智的科举制度。这一基本建议与许多老一辈学者的主张相一致，但这名学生接下来的建议，却让这些学者瞠乎其后。他以既玩笑又恶毒的口吻建议道：“各府州县修学究院一所，考验其年在四五十以上受帖括之害最深者入内，岁给蔬膳，怀抚羁縻，无使为会匪之续，此亦时政之大者俟。学究卒后，即将院改为学堂，是一举两善备矣，未知可否？”[53]

这名学生建议将老一辈学者终身监禁在美其名曰“学究院”的机构里，以阻止他们的观念戕害新社会，对此，老师的回复乃是，“此亦是一法，林文忠在广东禁烟，有老瘾者听其报名仍准吸食是也。此等无用废物，视之与鳏寡孤独同例，稍恤其无告亦未为不可，至谓恐其生异心为会匪之续，此是过虑，谚称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此虽雅谑亦可以见时文为害之烈矣。”

另一名学生就鲜明的政治主题发问，提出中国民主与主权的问题。他写道：“《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今中国非民为政之世固矣，抑为多君为政之世乎？为一君为政之世乎？如曰多君则中国故俨然一国也，如曰一君则中国固隐然十八省十八国也。”[54]

由此文可知，将中国分割为数小国的想法，已在学校里流传。这名学生的札记间接表明了一个较不为人所乐见的可能，即湖南只是混乱中国的一省。但从较乐观的角度看，湖南也可以被视为本身是处于第二世的一个独立国家，已在迈向民主之路上。就第一种状况说，进步将促成中国统一于一个统治者之下（从而使处于“一国”状态的中国从多君为政的第一世迈入一君为政的第二世）。但就第二种状况来说，进步将借由湖南一地以民为政的实行来达成（从而使处于“一国”状态的湖南从第二世迈入第三世）。后一可能状况当然与当时已在进行的维新运动若合符节。

但梁启超回道：“中国现时可谓上无权、下无权之世，凡天下无论君权之国、民权之国、君民同权之国皆可以强，惟无权之国不能强。今谓隐然十八君，译不类彼，督抚亦未能行一事也。书曰：为亿万心，今中国几为四万万心矣，可悲也矣。”因此，他主张，即使湖南被视为当之无愧的国家，谈主权也毫无意义，除非其拥有武力。

另一个学生就湖南本省武力这一主题发表了另一种看法，提出建立本省民兵部队的构想，表示古时寓兵于农，军队平时靠务农养活自己，战时则可自保。他写道：“中国苟欲自强必先自练民团始，盖民团之法随地可行，一乡之民团足以保一乡，一县之民团足以保一县，且可省军饷、固人心，岂不两全其美哉，敢问练民团之法须若何而后可行？”[55]值得注意的是，这名学生未举曾国藩为先例。但梁启超提到了，且回道本省民兵部队是湖南人所首创。他说：

曾罗诸公以乡团为湘军起点，遂定天下，中国民兵之将复其机，实兆于此。今日欲练民团，则必先上下之情相通，绅士有权而解事然后可，又必道路大通，阻力甚少然后可，又必养民之政略备，民能聊生，而后可。仍在诸君之成学与否而已。

由此，梁启超表示，曾国藩通过湘军实现的本地化军事组织构想，其实是建立本土民主政府的理想起点。换句话说，本地武装必须作为当地政治改革的后盾。梁启超已在其论南学会的文章中宣布，学者和士绅“同心”。因此，根据他上述评论里的陈述，湖南已做好以民为政的准备，只缺军队。

湖南境内竟有人讨论这些想法，乃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但更值得注意的，乃是讨论这些想法者是一群年轻学生和他们二十四岁的老师，其中无一人超过三十岁，或许这正是出现这样的交谈的原因所在。梁启超后来说在中国“新旧之哄起于湘”的含义可在这些年轻学生（其中大部分是青春期少年）中找到，他们破天荒地自愿抛开传统并讨论政治变革，好像那是自己的责任一样，好像自己的想法可以付诸实现一样。在这所独一无二的学校里师生的讨论，正是一个早期且重要的例子，表示主动权和权威正逐步转移到年轻人手上，而这一转移则代表即将到来之革命时代的发端。事实上，将在未来的那一时代里叱咤风云的伟大军事将领蔡锷，此时就在梁启超的班里。年方十五岁的他是学校里最年幼的学生。

重新诠释王夫之

谭嗣同将王夫之誉为湖南改革的先驱，而当湖南维新运动的政治发展轨迹偏向本土自治时，他也在王夫之的著作里找到支持民主的理论依据。据谭嗣同的说法，民主不是西方的概念，而是中国的概念，而且是只有王夫之一人予以正确理解的中国原则。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谭嗣同主张孔子的学说最初分化为泾渭分明的两大支。谭嗣同说，以孔子弟子曾子为开端，然后传给孟子的那一支，“畅发民主之理”。另一支滥觞于孔子弟子子夏，传给道家哲学家庄子，“痛诋君主”，遁世而“不为时君之民”。他推断，孔子学说的真义是支持民治，在无法达成民治时，则遁居山中。不管是哪种情况，孔子学说都不支持后来出现于中国历史上的那些集权、强势的皇帝。他说，“三代以下无可读之书”，唯清初仍忠于明朝的大儒之著作例外。其中，“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56]

谭嗣同在王夫之著作里找到民主原则，更具体地说，最有可能是在王夫之的政治性著作里的那些受孟子思想启发的段落中找到。那些段落强调统治者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人民。在《读通鉴论》中有一段回顾秦始皇行郡县制之前原本的封建制度的文字。王夫之写道：“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为而为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长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为天子。”[57]王夫之深信，最早几位君主是人民所选出的。而正是在这类段落里，谭嗣同能找到王夫之著作中“兴民权之微旨”之处。

唐才常把谭嗣同对王夫之民主思想的诠释带进了时务学堂的教室里。据在该校就读的唐才常之弟唐才质所述，唐才常崇拜船山著作，他的授课内容有许多以王夫之等忠于明朝之学者的著作为基础，从而向学生灌输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才质证实他哥哥带头于教室里激烈讨论王夫之的《噩梦》和《黄书》，以“发挥民主、民权之说而引申其绪，以启发思想”。[58]

王夫之的《黄书》出现于时务学堂的课堂上一事颇值得细究，因为王夫之对华夷杂处最严厉的谴责，有一部分就出现在这本短小的著作里，包括“仁以自爱其类”之类无情的话语。[59]这是最常被提出来证明王夫之的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著作，且是邓显鹤未刊印的著作之一（曾国藩刊印此作，但留下许多空格）。此书末尾说道，“延首圣明，中邦作辟，行其教，削其辟，以藩扦中区，而终远口口，则形质消陨，灵爽亦为之悦怿矣”，话中回荡着无比的悲愤之意。[60]选用此书为教材，透露了唐才常唤醒学生之心的策略，且有助于说明那些学生最后为何同他们前辈的想法分道扬镳，亦即为何他们不只质疑帝国集权统治的正当性，还从种族的立场上要求彻底推翻满人统治。

自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于一八九六年出版后，西方的种族分类说这时才刚开始在中国知识分子圈里流通。《天演论》为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说提供了社会性的诠释，告诉读者世上诸种族处于无所逃的生存竞争中。[61]但那本书所谈的种族竞争，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种族竞争，而非汉人对满人的这种族群竞争。浙江学者章太炎一八九九年后将成为反满种族主义最有力的鼓吹者，但此时还未将其想法付梓，而很有影响力的改革者康有为，此时正力倡汉人、满人其实系出同源的观点。[62]

但早在一八九六年开始撰写主要著作《仁学》时，谭嗣同思想里就存有明确的反满种族主义（此作在他死后才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他与梁启超以及此时差不多其他所有人的看法均背道而驰，断定曾国藩湘军的胜利无异于支持异族满人的统治而杀害汉人叛乱分子（太平军）。在某个用语极尖刻的段落中，谭嗣同问道：“奈何湘军乃戮民为义耶？”后面则写道，曾国藩和左宗棠“正孟子所谓‘上刑者’，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湘人既挟以自骄，各省遂争慕之，以为可畏恃以无败”。[63]在《仁学》更后面的段落，他严正表示：“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则有余。自屠割其民，而力受大爵，膺大赏，享大名，瞷然骄居，自以为大功者，此吾所以至耻恶湘军不须臾忘也。”[64]

谭嗣同对湘军的评价乃是此前所未有，郭嵩焘那一辈人（乃至周汉）若听闻此说，大概万万无法接受，但它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赢得了革命志士的肯定。谭嗣同表示，湖南人从不是中国的救星，事实正好相反——湖南人是中国人民的压迫者。曾国藩、左宗棠杀害同族兄弟以保住异族政权，因此，应把他们视为晚近历史上最罪大恶极之徒。但中国人民反倒把他们当英雄来崇拜，因为他们老早就忘掉了自己与满人间的族群差别。但通过阅读王夫之著作里有关满人的见解，也就是通过读出曾国藩版《船山遗书》中那些“空格”里隐含的意思，他们仍能懂得满汉的差异。

据梁启超的说法，谭嗣同思想里的这一种族主义成分征服了学生的心。拜谭嗣同之赐，他们首度读到了王夫之原就希望让人一读的论满人之著作。谭嗣同和梁启超把王夫之的著作当小册子在学校里散发，学生则热切地拜读。[65]诚如梁启超所说：“自将《船山遗书》刻成之后，一般社会所最欢迎的是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这两部自然不是船山第一等著作，但在史评一类书里头，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他有他的一贯精神，借史事来发表。他有他的特别眼光，立论往往迥异流俗。所以这两部书可以说是有主义有组织的书……‘攘夷排满’是里头主义之一种，所以给晚清青年的刺激极大。”[66]这正是曾国藩先前列为王夫之最出色的两部作品，但如今它们却令人吃惊地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解读。

因此，老一辈湘军和新一代湖南学生把他们大相径庭的意识形态都溯自同一湖南先贤，即王夫之。整个湖南维新运动期间，郭嵩焘的老友（暨批评者）王闿运都在衡阳旁观，在船山书院教书，拒绝学生要仿效长沙学校更改书院课程的倡议。他行祭祀船山之礼，如郭嵩焘初创此祭礼那般。有位学生数年后回顾此一时期，在这一现象中看出一极尽讽刺之事。他写道：“闿运主船山讲席于衡州，自命正学，斥近世排满之道。东南督抚倒屣以迎，而不知船山当日学派乃湖南排满之元祖也。”[67]

维新失败与逃往日本

一八九八年五月，王先谦的一名门生无意中拿到时务学堂学生的部分札记，送给王先谦看。倡议创立时务学堂的王先谦看过札记后大为震惊，写道：“是何肺腑，必欲倾覆我邦家也。”[68]他立即呈请巡抚陈宝箴解散该校，辞退该校老师。

但对长沙时务学堂的强烈抗议声，不久就被北京情势的重大转折淹没。年轻的光绪皇帝首度抗拒其姨母慈禧太后[69]的懿旨，下令变法革新。一八九八年六月，他把几位改革派大将召来京师，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并安插谭嗣同入军机处任职。谭嗣同于一八九八年六月下旬前往京城，因病在父亲的湖北老家留了一个月。八月底终于抵京，住进他小时候在浏阳会馆的家。九月五日，皇帝召见，隔天谭嗣同赴军机处上任。[70]

但这场后来人称“百日维新”的运动不到两个星期就戛然而止。慈禧太后通过政变重掌大权。她将光绪帝软禁，然后开始搜捕改革派。梁启超和他的十一个时务学堂学生逃往日本，不久，唐才常和其他多位来自湖南的老师、学生也赴日避难。谭嗣同于九月二十四日在北京被捕，距其获皇帝召见不到三星期。四天后，他的学生抵日时，他遭到斩首。

以王先谦为首的湖南士绅立即与朝廷合作，拆除湖南维新运动在文教方面的建制（但实业方面的建制，特别是开矿，大体上毫发无伤）。报馆遭勒令关门，学校恢复原本的传统课程。南学会遭废，陈宝箴遭革职，未再任官，不到两年即去世，他的儿子陈三立绝意仕进，选择以诗人身份度过余生。为维新运动效过力的其他非湘籍官员，仕途也受到阻碍，王先谦和其门生开始刊印著作，旗帜鲜明地驳斥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的改革派思想。[71]

谭嗣同遭处决仅三个月，梁启超在日本出版谭的《仁学》，并在序中写道谭嗣同是“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72]这一历史定位将永远跟着他，他将以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位烈士之名永远铭记于后人心中。但在谭嗣同生前，何为“中国”民族主义？当时“中国”的政治单位是帝国，而谭嗣同为帝国只效力了十九天。

《仁学》的内容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另一条解答之道。谭写道：“民既摈斥于国外，又安得少有爱国之忱。何也？于我无与也。继自今，即微吾说，吾知其必无死节者矣。”[73]谭嗣同不屑于为不民主之帝国尽忠的观念，深信只有让人民可以参与的国家，才值得为其死节。但最初让谭嗣同起而行之，促使他接下他的湖南恩师传给他的“孔孟程朱之传”、延续湖南先贤王夫之之“绪脉”者，乃是改造湖南的想法，而非改造帝国的想法。通过他在《湘报》的主笔工作，他所试图予以开化的地方，乃是湖南。也是在湖南，他通过南学会试图实现建立参与型民主国家的理想。在他看来，只有让人民终于可以置喙的国家，才是值得为其一死的国家。谭嗣同虽短暂效力于光绪帝，但他最念兹在兹的尽忠对象还是维新时期的湖南，而非清帝国。如果要把他当成为初萌的民族主义殉难的烈士来缅怀，如果（按照谭嗣同本人袭取自王夫之的形而上学来说）“民族主义”的抽象原则得借一具体的政治单位（“器”）以显现于世，那么它肯定既是中国初萌的民族主义，也是湖南初萌的民族主义。

但不管谭嗣同尽忠的对象是湖南还是帝国，梁启超和其追随者始终深信，随着谭嗣同的横遭处死，王夫之的遗绪里丧失了重要东西。梁启超后来写道，“船山学术，二百多年没有传人。到咸、同间，罗罗山泽南像稍为得着一点。后来我的畏友谭壮飞嗣同研究得很深。我读船山书，都是壮飞教我。”但由于谭的壮烈捐躯，梁启超推断：“船山的复活，只怕还在今日以后哩。”[74]

谭嗣同遭处决后，湖南维新运动的冲劲，将由避难日本的那些师生传承下来。这新一代湖南人由来自时务学堂的师生、在南学会集会场上聆听过演说的年轻学者以及在湖南内地研读过《湘报》的年轻读者组成，已见过令他们难忘的湖南新政府、新生活、新社会。在日本，他们继续发扬不管中国其他地方愿不愿追随湖南人脚步，湖南人都注定要带头走向未来的信念。但清廷终结维新运动手段之粗暴（谭嗣同遭处死即为最鲜明的象征），使许多原本以为改革有望的年轻改革派满腔悲愤，报复心切，坚定认为湖南终将再起。因此，谭嗣同的死代表了湖南改革的一个转折点，此后，那些自认为“湖南精神”之化身者，大部分将扬弃郭嵩焘和谭嗣同所开启的本土草根改革策略，转而采用更为激烈的变革之道。于是，谭嗣同捐躯后不到两年，唐才常返乡不是为了创立学会，而是创立军队。

[1] 周孔徒（周汉化名），《鬼叫该死》。宣传小册，出版年份不详，存于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图书馆。引文来自第18页。

[2] As translated by Eva Hung and Tam Pak Shan in “Anti-Christian Propaganda，” Renditions 53+54（Spring and Autumn 2000）：254-255.

[3] 杨世骥，《周汉与反洋教斗争》（附供词），《湖南历史资料》第4期（1958）：第36～57页。见第39页。八十万这个数字见《新闻出版志》，《湖南省志》卷20（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第29页。

[4] Consul Gardner to the Marquis of Salisbury（received November 6，1891），in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1：Correspondence，Dispatches and Other Papers Respecting Anti-Foreign Riots，Insults，and Attacks in China，1840-1892，no. 97（Shannon：Irish University Press，1971），p. 649.

[5] Edmund S. Wehrle，Britain，China and the Antimissionary Riots，1891-1900（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66），pp. 24-25.

[6] 杨世骥，《周汉与反洋教斗争》，第44～45页。

[7] 谭嗣同，《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台北：华视出版公司，1977），第389～430页。引文来自第400页。

[8] 谭嗣同，《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台北：华视出版公司，1977），第427页。

[9] 谭嗣同，《浏阳兴算记》，《谭嗣同全集》，蔡尚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173～174页。

[10] 杨慎之编，《湖南历代人名辞典》（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第346页。

[11] Letter cited in Luke S. K. Kwong，T’an Ssu-t’ung，1865-1898：Life and Thought of a Reformer（Leiden：E. J. Brill，1996），p. 49，n. 51.

[12] 夏剑钦，《试论王夫之对谭嗣同的深刻影响》，《湘学》，王继平等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291～298页。见第291页。

[13] 《郭嵩焘日记》卷3，第961页。

[14] 夏剑钦，《王夫之思想、性行对谭嗣同的深刻影响》，《船山学刊》第1期（1995），第54～61页。见第56页。

[15] Kwong，T’an Ssu-t’ung，p. 72。谭嗣同写给刘人熙的信，收于《谭嗣同全集》（北京，1981），第138页。

[16] 关于涂启先，见Kwong，T’an Ssu-t’ung，p. 72. 刘人熙的外孙暨欧阳中鹄的嫡孙欧阳予倩，日后会在中国现代戏剧界大放异彩。关于欧阳予倩请见Howard L. Boorman，e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vol. 3（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1979），pp. 49-51。

[17] 谭嗣同，《三十自纪》，《谭嗣同全集》（台北，1977），第205页。

[18]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台北：中华书局，1979）。节录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729页。

[19] 谭嗣同，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The Jen-hsueh of T’an Ssu-t’ung（《仁学》），trans. Chan Sin-wai（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4），p. 168.

[20]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北京：1981），第158页。

[21] 谭嗣同，《浏阳兴算记》，第174页。

[22] 郭嵩焘若地下有知，也会和谭嗣同一样把中国败于日本视为幸事。郭嵩焘甚至在某场对其禁烟公社的演说中，哀叹湖南未遭逢华北诸省那样的饥荒，因为吃苦和牺牲能削弱湖南人的傲慢，强化湖南人的性格。见《郭嵩焘日记》卷4，第415～416页。

[23] 谭嗣同，《兴算学议·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北京：1981），第153～168页。见第164～165页。

[24] 谭嗣同，《兴算学议·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北京：1981），第160～161页。

[25] 《报贝元征》，《船山全书》第16册，第717页。

[26]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省志》卷1，第二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第138页。

[27] 关于陈宝箴与郭嵩焘的关系，见《郭嵩焘日记》卷3与卷4各处。有许多例子可说明陈宝箴与郭嵩焘两人关系的深厚，例如陈宝箴曾于一八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与禁烟公社一位主要社员一起拜访郭嵩焘，以协助规划思贤讲舍与曾文正祠的经费。见《郭嵩焘日记》卷4，第10页。关于陈三立受自郭嵩焘的影响，见刘纳编，《陈三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第8页。陈谈郭嵩焘与王夫之之语，来自陈三立，《船山师友录序》，《散原精舍文集》，卷1（台北：中华书局，1961），第17页。关于郭嵩焘对陈三立的欣赏，见《郭嵩焘日记》卷4，第49页，郭嵩焘在此将陈三立的书法与禁烟公社某社员的书法相提并论，说两人皆年轻，但都卓有文采，日后肯定大有成就，但就底子来说，陈三立较为深厚。

[28] Boorman，e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p. 226. See also Charlton M. Lewis，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unan Province，1891-190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 229，n. 4.

[29] 田伏隆，《湖南近一百五十年史事日志》（湖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第39页。

[30] 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第195页。王先谦，《清王葵园先生先谦自订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第744页。

[31] 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第220页。《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52页。

[32]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第306页。

[33]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53页。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第80页。

[34] 陈善伟，《唐才常年谱长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第6页。

[35] 陈善伟，《唐才常年谱长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第8～10页。

[36] 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第108页。

[37] 见林能士，《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1895-1898）》（台北：台湾大学，1972），第54～58页。

[38] 《新闻出版志》，第50页。

[39] 关于此校的规划，见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第218页。“……讲求西学者”语，见陈宝箴，《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节录于丁平一，《湖南维新运动史》，第131页。以矿物总局收入为经费一事，见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第82页。

[40] 梁启超，《仁学》序，in 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trans. Chan Sin-wai，p. 51。

[41] 杨昌济，《问民主之说》，收于唐才常与谭嗣同合编，《湘报类纂》，原出版于一九○二年（台北：大通书局重刊，1968），第452～454页。引文在第452页。

[42] 唐才常，《湘报序》，《湘报类纂》，第1～3页。引文在第2页。

[43] 谭嗣同，《〈湘报〉后序下》，《湘报类纂》，第5～7页。见第5～6页。

[44]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第4期（1958），第96页。

[45] 这篇演说取名《论近日西学与中国古学》。对十七世纪西方科学之中国起源的论点，见Benjamin A. Elman，On Their Own Terms：Science in China，1550-190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 172-177。

[46] 梁启超，《南学会序》，《饮冰室文集》第一部，卷2（上海：中华书局，1936），第64～67页。引文在第66页。

[47] 梁启超之语来自《戊戌政变记》（台北：文海出版社，年份不详），第249页。皮锡瑞之语来自《师伏堂未刊日记》，第77页。“令听讲所至之人议之……”语，来自《湘报》（北京：中华书局重刊，1965）第15期。“废此学（会）……”语，《湘报》第11期。

[48] 梁启超，致陈宝箴信，《戊戌政变记》，第249～262页。见第251页。

[49] 梁启超，致陈宝箴信，《戊戌政变记》，第257页。

[50] 梁启超，致陈宝箴信，《戊戌政变记》，第262～263页。

[51] Joseph Levenson，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 24-25.

[52]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遗编》序，《湖南时务学堂遗编》，梁启超编（上海：1922），第1页。台湾“国家图书馆”珍本书部门有书。

[53] 梁启超编，《湖南时务学堂遗编》，第8b～9a页。

[54] 梁启超编，《湖南时务学堂遗编》，第8a页。

[55] 梁启超编，《湖南时务学堂遗编》，第23a页。

[56] 谭嗣同致欧阳中鹄信，节录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724页。

[57] 王夫之，《读通鉴论》，《船山遗书》，第1a～b页。Translation is Ian McMorran’s from The Passionate Realist：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Wang Fuzhi（1619-1692）（Hong Kong：Sunshine Book Company，1992），p. 108。

[58] 唐才质，《湖南时务学堂略记》，节录于丁平一，《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189页。

[59] 王夫之，《黄书》，《船山全书》第12册；引文在第538页。

[60] 王夫之，《黄书》，《船山全书》第12册，引文在第539页。根据Ian McMorran在Passionate Realist，p. 127之译文。

[61] Kai-wing Chow，“Zhang Binglin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Han ‘Race’ in Modern Chin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ed. Frank Dikotter（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pp. 34-52. See especially pp. 36-37. See also Frank Dikotter，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62] Joseph 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A Trilogy，vol. 1（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5），p. 96.

[63] 谭嗣同，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仁学》），trans. Chan Sin-wai，p. 167。

[64] 谭嗣同，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仁学》），trans. Chan Sin-wai，p. 171。

[65] Lewis，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p. 49.

[66]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文集》第2部，卷17。引文在第80页。

[67] 铁郎（陈家鼎化名），《二十世纪之湖南》，《洞庭波》，创刊号，第1～21页。引文在第8页。

[68] 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史研究》，第221页。引文来自王先谦，《葵园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6），第861页。

[69] 慈禧太后既是光绪皇帝的姨母，也是他的伯母。——编者注

[70] Kwong，T’an Ssu-t’ung，pp. 195-201.

[71] 特别参阅1898年合集《翼教丛编》，王先谦弟子苏舆在长沙出版。

[72] 梁启超，《仁学》序。Chan Sin-wai’s translation from 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p. 51.

[73] 谭嗣同，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仁学》），trans. Chan Sin-wai，p. 158.

[7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81页。

第四章 在日本重整旗鼓

在一八九八年四月八日的《湘报》中，谭嗣同发文响应了南学会某会员的看法。该会员担心中国将有大难，谭嗣同的回应，则以引用王夫之诗词的一个对句作为开头：“抱孤心，临万端。”就王夫之在此诗中所表达的坚定决心，谭嗣同写道：“然因君又引出我无穷之悲矣！欲歌无声，欲哭无泪……会须与君以热血相见耳。”[1]

谭嗣同此文是在回应毕永年。毕永年是长沙人，谭嗣同的至交好友和共同奋斗的同志，长沙公法学会的创办人。毕永年对湖南改革能否持续感到悲观，在谭嗣同写下上述响应文后不久就东渡日本。他似乎把谭嗣同要像王夫之那样以“热血”面对中国难题的建议记在心里，因为就在他的同乡于长沙把湖南维新运动搞得最红火的时候，他已在东京寻找更积极、能更快收到成效的变革之道。

由是，毕永年加入孙文的圈子。孙文是来自广州的医生，在香港、夏威夷受过教育，梦想以革命推翻清政府，代之以美式共和政体。当时，与孙文交情最深的追随者是几位年轻富有、赞助他革命事业的日本人。他总爱和他们在东京的艺妓屋里就着清酒谈革命。他在日本、夏威夷、北美向有钱华侨募款，如愿募到大笔经费，但尽管他在一八九四年出资创立了第一个反满中国革命会社（兴中会），一八九九年时他在中国本土仍没有追随者。孙文的追随者是日本人和海外华侨。毕永年加入兴中会时，这个组织里除了他，只有一个成员是在中国本土招募的。那是一个来自广州的十四岁男孩，而他的入会全是因为父亲的要求。毕永年与内地的深厚关系，代表孙文革命前途的决定性转折，使孙得以和不满于清廷、有志改革的学生搭上线。[2]

于是，在唐才常于谭嗣同遇害后逃离中国，经香港、新加坡来到日本时，毕永年已足以扮演兴中会与湖南维新运动残余异议分子之间的桥梁角色。唐才常的要求着眼于个人恩怨，他要替他最好的朋友之死报仇，而且在时务学堂的诸学生和其他痛恨清廷粉碎维新运动的人里，他有一批现成的追随者。通过梁启超，唐才常还在一八九九年夏见到了康有为，康承诺资助其大笔经费。[3]孙文是反满革命家，康有为则提倡在清朝的体制内改革；不久，两人会在争取经费和支持者上互为最大竞争者，但在唐才常身上，他们找到了合作的机会。两人都支持唐才常报仇，而为了报仇，唐才常计划于华中起事。唐才常所揭橥的起事目标是自相矛盾的综合体，既要实现孙文的革命梦想，又要实现康有为的改革理想：先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朝，再将被捕的光绪皇帝迎回，担任独立新中国的国家元首。

毕永年于一八九九年年末返回湖南，不久唐才常和两名来自时务学堂的学生也返乡。他们开始招兵买马，以成立一具有民政、军事部门的大型组织，并将此二部门分别取名为自立会、自立军。选择“自立”一名，暗指梁启超上陈宝箴书中要湖南自立为独立政治单位的主张（“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自立会吸引到许多会员，一九○○年七月以“国会”之名在上海英租界开会。为鼓励外国支持这次起义，会中选出两位与海外有深厚渊源者为领袖。会长容闳是第一位毕业自美国大学（一八五四年毕业自耶鲁大学）的中国人，副会长严复是郭嵩焘在英国时即结交的老友，这时刚开始出版其翻译的西书。唐才常是总干事。[4]

但即使自立会得到孙文、康有为等多方势力的支持，且吸引了中国沿海地区数位名人入会，湖南人还是占会员的最大多数。自立会一〇六名核心成员中，至少六十七人是湖南籍，包括十名时务学堂毕业生和四名校经书院毕业生。[5]这场革命打出跨地域的国际革命运动旗号（也借此得其财源），但大体上是湖南人的反抗。[6]在湖南人心目中，这是为替谭嗣同报仇的行动。

湖南革命分子善加利用了哥老会成员对清廷的不满。太平天国之乱平定后，哥老会已从湖南扩散到华中诸省。毕永年于一八九九年从日本返国后，与华中各地的哥老会首领建立了密切联系。他居间奔走，促成这两个群体合组成一个名叫“富有山堂”的新组织，将许多哥老会会众纳入堂中，并与自立会代表联合领导。[7]他们相信海外多方人士所承诺提供的大笔经费会如期送来，组成以学生为首，且由农民秘密会党成员组成、号称四十个营的兵力，打算在湖南、湖北、四川、安徽四省诸大城市同时发难攻打官府。

就在他们准备起事期间，华北农村爆发拳乱，给了唐才常和其集团起事的良机——不是因为拳民与自立会站在同一边，而是因为拳民站在另一边。拳民想扶清灭洋，赶走洋人，而当拳民于一九○○年围攻北京使馆区，慈禧太后在背后支持他们时，容闳、唐才常即利用列强的愤怒与震惊，恳请列强支持他们的反清大业。他们拟了一份英文宣言知会国际社会，要他们勿将自立会与拳民混为一谈，自立会反对拳民所欲保住的清政府。该宣言写道，“我们，中国自立会的会员，已举兵起义，在此向你们保证：我们不再承认清政府为有资格统治中国的政治组织。”[8]这是个高招；拳乱已使清廷和外国的关系降到最低点，而排在第一位的自立会宣言签署人容闳，在西方名气很大，由他取代清朝，建立对欧美友善的新政府，西方人信得过。

但这份宣言于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散发给列强时，拳乱已垮掉。海外资金未如期送来，唐才常不得不将起事日期延后。但延期消息未送达以安徽大通城为基地的一支七百人部队。该部队统领，来自时务学堂的一名学生如期起兵，没想到其他单位皆按兵不动。这支起义军很快就兵败被捕，首领遭处决，随后总督张之洞残酷镇压，搜捕同谋。张之洞的探员追查首谋追到唐才常，将其逮捕。张之洞下令处死，悬首示众数日以儆效尤。唐才常的军队共有二十多人与他一同被处死，包括数名他在时务学堂的学生和曾助他主编《湘学报》的一名校经书院同学。[9]难怪张之洞把此次叛乱的罪魁祸首，归于不久前关掉的长沙时务学堂所传授的邪说。[10]毕永年从此不问世事，逃到广东某寺，来年死亡，死因不明。[11]

这次起事虽然失败，影响却很大。对中国人（特别是为官的中国人）来说，它标志着以学生为领袖的改革开始退位，革命渐居上风。但受此事件影响最深者是湖南人，他们为此又多了一批烈士。自太平天国之乱起，湖南人就被灌输他们负有为中国之前途开路的使命，而此次起事的失败使他们更加坚定此信念。因为，诚如许多湖南年轻人所认为的，正是湖南人策划了二十世纪这第一场反清的大叛乱，一如他们于一八九○年代带头改革，一如他们于一八六○年代拯救中国于太平天国之乱。愈来愈多的事例证明湖南的不凡。

教授民族主义：嘉纳治五郎和宏文学院

自立会起事惨败之后进入了重整期，这期间愈来愈多湖南学生东渡日本求学。他们成为全中国海外留学运动的一部分；其中有些人自费，但其他人是在清廷的支持与同意下过来的。对那些还不会讲日语的留学生来说，留学生活非常孤单，生活圈往往局限于同乡。第一批湖南留学生大部分跟着梁启超求学，就读于他所创设的华语学校“大同高等学校”。但有位曾在时务学堂受业于梁启超的湖南人，用心学习日语颇有所成，因而得以跨入日本人的社会。此人叫范源濂，靠着颇流利的日语，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受业于该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自一八九六年中国政府展开极小规模的海外留学计划起，嘉纳即受命掌理此计划在日的施行。认识到拳乱之后自费到日本求学的人数剧增，范源濂说服嘉纳在东京设立一所专供中国留学生就读的纯日语学校。嘉纳将其取名为弘文学院（后改名宏文学院），一九○二年创校。嘉纳本人担任校长，并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借来许多教职员，范源濂则担任日语老师对中国学生的翻译。[12]宏文学院不久就成为日本最大的中国留学生教育机构之一。[13]

嘉纳专为中国学生开设一校的动机不易探明，但他个人的一些独特兴趣最有助于厘清这一事实。他不只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还是将日本民族主义教育现代化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此外，他的文教活动与他的武术活动密不可分，他被誉为日本现代体育之父和柔道之父，在这方面的成就比他的教育创新更为后人所推崇。嘉纳把柔道视为日本古代武术的现代化产物：把科学运用于武士的格斗实践上。他按照同样的模式将日本教育现代化，把“现代”科学教育嫁接在日本传统与历史的道德元素上。嘉纳受德国体操风气启发，深信读书与运动（文与武、心与身）的正确结合，乃是国家强大的基础。此外，嘉纳的民族主义信念认为，现代国家的创建，必须通过用科学与理性消弭古代国家的迷信与传统才能达成。穿白色武术服、经科学改造过的柔道，与残忍的日本武士柔术具有某种关系，而组织严谨的日本现代学校和儒家武士书院之间，也重现了上述关系。从更大的格局来看，这一模式同样出现在现代明治日本与江户时期古日本之间的关系上。

至于嘉纳治五郎的日本民族主义为何会促使他创立学校培育中国留学生，那是因为他不只深信日本版民族主义的某些部分可出口外国，还深信照类似方式构筑的中国民族主义将有助于遏阻西方在东亚的扩张，从而增强日本的实力。嘉纳从其讲道馆出版名为《国士》的刊物，一九○一、一九○二年刊出数篇谈中日两国命运密不可分的文章。这一关系常以“自他共荣”一词表述，而“自他共荣”是柔道的基本原则之一，充当说明群体生活和对外关系的现成比喻用语。一九○一年六月十日，该刊物就刊出了一篇名为“清国之话”的文章。文中，有位日本学者写道，中日两国前途“唇齿相依……因此凡是关心我国前途者，也必须思考中国未来的路”。[14]嘉纳自己于一九○二年五月，宏文学院创立五个月后，写了篇名为《清国》的文章。文中他主张：“中国整体的保存和发展攸关东亚和平的维持，因此，出于比我们的利润与私利更为重要的理由，我们必须设法让中国变强。”借由这番陈述，嘉纳批评了日本不断要求中国给予更多贸易特许一事，表示还有远比商业利润更需关注的事。此外，他在同一篇文章中主张，在协助保住中国并强化其国力上，日本占有绝无仅有的有利位置，因为两国都以儒家思想作为道德文化的基础，两国文字相近甚于中国与欧洲诸国文字的相近。他解释道，日本有其利害，也有职责、有能力保住并强化中国，而这正是他创立宏文学院的原因。[15]

因此，宏文学院的课程设计，以训练中国留学生了解日本的民族主义教育制度，使他们回国时把该制度一并带回中国为目标。日语教学当然列为首要，因此，第一年九十九个授课时数，有五十六个小时用来教日语。但授课时数仅次于日语的科目是体育（十五小时），再次是地理学和数学（各十小时）。接下来几年，随着日语授课时数减少，体育仍是第二重要的科目，另外加进代数、算术、化学、自然科学通论、几何、地理学、英语（选修）。[16]

据一九○三年的某份湖南学生协会名册，一九○○至一九○三年，留学日本的湖南人有一半以上就读宏文学院。[17]就连时务学堂的授课都极偏重儒学典籍（尽管是以非正统的观点予以解读），因此，就读宏文学院一事代表首度有许多湖南学生接受以非中国传统学问为主的教育。这将带来长远影响。嘉纳对湖南留学生影响极大，一九○二年晚期，一群湘籍学生准备返国时，他数次邀他们晚间闲谈，讨论他对中国教育改革和其与民族主义之关系的看法。学生将这些谈话的内容集成小书出版，名为《支那教育问题》，并送回国内传播。[18]在谈话中，嘉纳针对中国人（在此指湖南人）修改了他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对湖南这个已在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被公认为中国教育、知识改革先锋的省份，这本书成为输入嘉纳哲学的一条重要的传输线。

值得注意的，《支那教育问题》中嘉纳的基本建议，竟有许多早在二十年前郭嵩焘就已提出。一如郭嵩焘，嘉纳提倡让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受教，并针对大部分人开设职校，针对少数有意成为教师、学者的人设立专门的奖学金。一如郭嵩焘，嘉纳提倡以自然科学、数学为主要基础的课程，并搭配以儒家伦理的德育课程，以自下而上建立新社会的基础。因此，嘉纳的论点——尽管已不算新颖——有助于支持并强化已在湖南运行二十多年的观念。

但当然还是有差异。例如，嘉纳在知识、道德之外，在课程加上第三个同样重要的支柱，也就是体育。而诚如王闿运所发现的，郭嵩焘在体育方面只自我要求，未加诸其学生。此外，嘉纳特别强调孩童教育的重要，视其为公民教育最根本的基础，主张小学老师是国家复兴最重要的凭借。他说，小学教育完善，其他一切会跟着变好。[19]一如梁启超和之前的郭嵩焘，嘉纳主张一整套的教育制度，从而整个开化的社会可从一粒种子长出。一校的学生毕业后，仿母校的方式自办新校并以母校的方式教学，于是以一个学校为起点，最后打造出整个国家。循着这个思路，他向学生解释道，中国教育最迫切的要务，乃是发展师范学校培育师资。嘉纳把师范学校与民族主义改革挂钩的主张，将随着听过他讲课的学生返国在湖南扎根，使湖南的师范学校日后在生产革命分子和培育师资上的成就同样亮眼。但这同样也只是对于一主要见解的增饰，而非一个全新的见解。早自郭嵩焘从英国回来起，就一直有一些湖南人深信该省的未来系于省内学校的改革。拜嘉纳之赐，这些在日本师事于他、学成返国、延续这一传统的湖南人，得以从界定明确的民族主义、现代爱国精神的论述里延续该传统。

王夫之与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源

嘉纳治五郎把日本民族主义的形式——使国民得以思想、行动一致的全民教育，全民健身，全民道德——传递给他的中国学生。但那是变质的民族主义，有形式而无实质。他告诉他们什么令民族国家强大，却未告诉他们什么构成“民族国家”。或者换个方式说，他告诉他们二十世纪初期世界许多民族主义共有的特征，却未告诉他们那些民族主义因何彼此有异。日本有其天皇膜拜仪式和重获重视、解释日本古代历史的神话，而这些东西，一如德国或法国民族主义的象征、饰物，完全不适用于中国。

中国要呈现出什么样貌——中国公民要如何有别于他国人，中国要从何处取得其权威，要如何理解中国的过去，以及要如何构思中国的未来——得由来自清帝国的学生自己去摸索（或设计）。这是个很浩大的工程，不只是在宏文学院受教于嘉纳的学生的志业，也是所有认为外界有中国可效法之处的中国学生的共同志业。他们开始探究世上许多其他国家的模式，以从中找出适合本国的模式。[20]而他们这么做时，有个极具影响力的观念浮现，那就是应以同一民族为基础建立国家的观念——为汉人且只为汉人存在的中国。

鼓吹纯汉族民族主义最力者是浙江人章太炎，他声称这一观念并非源自外国，而是源自王夫之的著作。章太炎曾任梁启超在上海所办报纸的主笔，也是一九○○年唐才常所办国会的一员。他曾在国会开会时当众剪掉辫子，以表达对让光绪皇帝复位的计划的反对。[21]他声称早在一八七九年十岁时就开始阅读王夫之的著作。照他所述，那是在他外公朱有虔领他读经读到曾静案时开始的。曾静是湖南籍私塾老师，因阴谋刺杀满人皇帝雍正帝被捕。[22]章太炎说，他外公拿这个故事来教导他“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亦即夷人统治中国，就如臣民弒君一样为天理所不容。章太炎问其外公：“前人有谈此语否？”他外公答：“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23]多年后，章太炎说：“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24]

接下来二十年章太炎研读王夫之著作，到了一八九七年，他已将王夫之的《黄书》大力吹捧为反满教科书。他说其他改革者读顾炎武、黄宗羲之类忠于明朝之大儒的著作，但章太炎认为那些大儒不够反满，因为他们生前对清朝并非百分之百否定，而王夫之的隐居山林证明他是坚定不移仇恨入侵外族的真正典范。章太炎写道：“康氏（康有为）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25]这其中没有可通融之处。在章太炎眼中，王夫之思想的精髓就在于其仇满心理的绝对，且在《黄书》之类著作里得到理论性的探讨，而这一观念似乎为汉人与其他族群的水火不容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九○二年四月，章太炎就提出了这一观点，彼时他试图召集中国留学生在东京一家饭店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并借此会悼念唐才常等殉难的自立军成员。诚如此会会名所表示的，章太炎准备向与会者说明，“支那”（意指由汉人当家做主的中国），在满人入主中原之时就亡了。因此，人人都在谈论的中国是否即将被外国强权灭亡的问题，根本没有意义：他主张中国已遭外国（即满人）入侵，满人已奴役汉人两百多年。[26]

由于日本警察的阻止，这场集会未能如期举行，但他所准备的演说文还是以印刷品形式四处传播。[27]在演说文中，他慷慨激昂地表示：“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民今方殆，寐而占梦。”他问道：“觉寤思之，毁我室者，宁待欧美？”[28]接着他说，王夫之已给了他们从集体梦境中醒来、了解他们之真正遭遇的方法。诚如他在此演说文中所写，“衡阳王而农有言，民之初生，统建维君，义以自制其伦，仁以自爱其类，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絪缊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悲夫！言固可以若是”。“自固”的“固”在完整版《黄书》中有解释：“民之初生，自纪其群，远其害沴，摈其异类，统建维君。”[29]在曾国藩版的《船山遗书》中，“异类”二字以两个空格取代。

《黄书》认为人与万物本就有异，且必须维持这天生差异以使大千世界欣欣向荣，全书就以此理论为基础。王夫之在《黄书》中写道，不同品类、群体会逐渐发展以适合自己的环境（包括实质环境和文化环境），于是，一如鱼不该在陆上生活，非汉人也不该在中国的文化—地理区里居住。[30]在某些人眼中，这理论等于是王夫之的演化论。放在一九○二年章太炎演说的时空环境中，这意味着只要满人控制中国（也就是说只要汉人未能“自固”），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就毫无意义。于是，“仁”与“义”是只适用规范汉人与汉人之间行为的道德原则，汉人与蛮人打交道时，就不适用。[31]章太炎以古希腊人、波兰人等民族未能建立其基础（“不能自固”）而亡国为例结束演说，间接表示除非汉人听进王夫之的示警，否则下场会和他们一样。

与梁启超、唐才常二人志同道合且关系密切的章太炎，是谭嗣同在世时少数读过谭之《仁学》手稿的人士之一。他从谭嗣同重新评价湘军之遗绪时的戛然而止之处，接续阐发他个人的看法。[32]谭嗣同斥责曾国藩和左宗棠为了保住异族政权杀害同族汉人，但章太炎更进一步去正视他眼中谭嗣同这一推断核心处存在的吊诡：他问道，如果曾国藩是满人统治者的奴隶，他怎会刊行王夫之的反满著作？

针对曾国藩这一奇怪的矛盾之处，章太炎提出两个解释。首先，曾国藩借刊行王夫之著作来弥补他对本族同胞所犯的罪行。[33]后来章太炎甚至主张有更为外人所难以察觉的因素，声称曾国藩和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其实有志一同于让中国摆脱满人统治，唯一的差别在于缓急，“曾缓而洪急”。[34]因此，曾国藩征讨太平天国只是为维持儒教国家之稳定的权宜之计，严格来说不是为了支持满人。

循着这一思路，曾国藩刊印王夫之著作就堪称意识形态的定时炸弹。这位湖南领袖将骨子里反满的哲学思想重植于中国土壤里，借此欲让满人无法永远统治中国。因此，章太炎对曾国藩之剖析的真正结论，乃是将反满动机拐弯抹角地植入曾国藩刊行王夫之著作一事里，借此将这位已死的伟大将军归入革命阵营。他从根本上表示，曾国藩是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革命的革命分子。章太炎的推断或许背离史实，且建立在一个有待商榷的前提下，即他对王夫之的反满诠释乃是唯一可靠的诠释，但此推断似乎对当时的中国年轻人很具说服力。[35]

章太炎深信王夫之是有独到见解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此信念充斥于他的许多出版物里，且延伸进一本当时影响甚大、传播极广的反满宣传小册《革命军》。《革命军》出自十八岁的四川学生邹容之手，章太炎为此书写了序，序中称赞“举义师”的太平天国，同时谴责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领袖阻挡他们实现大业。在序中，他评价了一八六○年代王夫之著作重获重视一事，特别指出此事令人倍觉讽刺之处：湘军诸领袖“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36]有份设址于上海公共租界的上海报纸，一九○三年夏刊出此序，使章太炎、邹容声名大噪，却也把他们送进了公共租界监狱。清廷要求从公共租界引渡此二人，但公共租界当局破天荒地申明通商口岸享有治外法权，使章、邹二人未落入清廷之手，免于人头落地。公共租界当局申明其治外法权，则是因其震惊于不久前某自立会成员在北京监狱遭打死一事。[37]

湖南人的民族愿景

随着更多湖南学生进入东京的宏文学院等校就读，原以来自时务学堂的湖南人为核心的湖南留学生，一九○三年时成长为人数一百多人的更大组织。一九○二年末，几位湖南留学生创立湖南编译社，翻译论政府、教育、科学、历史的外文书，供国内的湖南乡亲阅读（《支那教育问题》是其中最早问世的译作之一）。同一群学生也在日本创办了名叫《游学译编》的月刊，一九○二年秋首度问世。刊名很笼统，但它是由中、日两国境内的湖南学生撰稿，且是为这两国的湖南学生而写的湖南人刊物。它是日本境内第一个以个别省份为焦点的中国留学生刊物。这两项事业都得到了官方支持，也就是得到一八九○年代陈宝箴所创立的实业改革机构的支持，其中在陈宝箴下台后仍继续运作的湖南矿物总局，拨出了大笔经费给这份刊物，充当该刊在长沙的发行所。该刊第一期宣告，“有精神而后有物质，有理论而后有事实，有学术而后有政治”，所刊的文章涵盖学术与教育的许多面向，全是为了实现政治改革这个最后目标。[38]

《游学译编》的三个主编，代表了将湖南学生带到日本的三股泾渭分明的潮流。一个是杨毓麟，曾任时务学堂老师，唐才常的至交。杨毓麟代表了曾亲身参与湖南维新运动、后来东渡日本避难的学生。另一位是杨度，他在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就读衡阳船山书院时，是王闿运最喜爱的学生，因而代表了旁观湖南维新运动（钦佩但未参与该运动）的学生。王闿运极力反对杨度赴日留学，因而他也代表了受过正统儒家教育、与湖南当地有深厚渊源、却通过赴日留学与此前活动彻底划清界限的学生。最后则是黄兴。黄兴于一八九七年自较守旧的长沙岳麓书院毕业，后来就读于湖北的两湖书院。两湖书院是张之洞所创办，以推动被郭嵩焘斥之为流于表面的自强改革为创办宗旨。黄兴未因湖南维新运动的瓦解而改变原立场，他拿公费赴日求学，因此他代表了因中国境内由上而下进行较保守的改革而得以赴日的学生。对他们来说，赴日求学与他们先前在中国大陆的活动和关注的事物完全不相抵触，且还得到后者的支持。

这三股潮流汇聚于宏文学院，使原本因地域和受教经历分化为不同圈子的湖南学生在东京共聚一堂。《游学译编》是海外湖南留学生的喉舌，代表了他们诸多观点的合流。与此同时，它也是把他们对更广大湖南老乡的愿景落实的媒介，一如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湘报》为湖南人所做的。通过日本报刊和国外报刊，这些学生痛切地体认到中国在当今世界里的衰弱。他们看到周遭的日本人生活在当世一个最成功的民族主义社会里，与中国的情况呈强烈对比。凡是来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都受到日本强、中国弱之强烈对比的冲击，但湖南学生根据自己对本省历史与命运的独特理解，和他们对晚近湖南改革、反抗之经历的认识，回应这一冲击。其中有数人还曾在这改革、反抗的历程中扮演过某种角色。

一如在日的其他许多中国留学生，《游学译编》的撰文者开始构想如何为中国创造民族主义，如何利用日本社会的强来造就自己社会的强。但对湖南学生来说，他们构想的主要对象乃是湖南省本身。由于中国日后能否保持领土完整还在未定之中，湖南再度成为旗帜鲜明的排外大堡垒。诚如他们所认为的，湖南人已把洋人拒于门外数十年，也平定过太平天国之乱，无疑也能阻止这些想把中国瓜分的帝国主义者。

就在非湘籍人士章太炎开始把王夫之视为所有汉人的共同财产来宣扬时，聚集于日本的湖南学生开始更猛力地想将王夫之据为己有。他们这么做，其实是在追随谭嗣同、郭嵩焘、邓显鹤的脚步，由此观之，他们三人多年来的推广似乎收到了成效。到了一九○○年代初期，凡是湖南人所写描述湖南人性格的著作，鲜少不把王夫之视为他们的精神领袖。王夫之同时扮演了两种角色，既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先驱，也是现代湖南子弟的祖先。这两种看法直接助长了湖南人的自豪感，尽管是以不同的形式、出于不同的原因。但在湖南学生的著作中，最有力的看法，乃是这两种看法的交融为一：把王夫之视为湖南民族主义之父。

有数人对这一新湖南民族主义做出了有系统的阐述，其中之一是蔡锷。蔡锷曾是时务学堂最年幼的学生，后来成为自立军一员。一九○三年一月十三日，他在《游学译编》第三期发表《致湖南士绅诸公书》，勾勒他所构想的湖南未来。此信以湖南人所共有且经由此前几十年的情势发展已在湖南形成的一个信念为前提：湖南人注定要带领中国进入现代世界。蔡锷在此信中自信满满地写道：“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39]

梁启超认为湖南可扮演中国萨摩藩的角色，亦即扮演逼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之省份的角色，而蔡锷写此信，就是欲说服湖南士绅扬弃上述观念，转而追求更宏大的目标。他写道：“自戊戌政变来，湖南则渐媿薄有萨摩人之誉……（但）综湖南全部可以敌日本……然则萨摩何足况湖南？”于是蔡锷提出另一种看法，建议湖南人不要再把自己比拟为日本的诸藩，而应自成一体。

蔡锷未担心湖南在中国的地位，反倒表示湖南应把心思放在思索湖南如何独力将中国文明带进未来上。他写道：“夫湖南僻在中国南方，政教学术，大抵取索于中原，而非己有矣；则湖南者，亦犹罗马之英法，可谓能有新机耳。特湖南省也，英法国也，同异之间，如是而已。”

因此，湖南可以成为从古帝国的废墟中崛起的现代国家。作为有着内陆文化与思想的纯内陆地区，湖南看来已避开了在沿海或有洋人居住之地区的文化混杂。事实上，蔡锷写信时，长沙这个大城仍然禁止与外国通商。照他的类比，如果未来的湖南等于英国或法国，那清朝其他领土的下场，就会如罗马帝国的残余一样四分五裂且各无关联。蔡锷的文化“中国”观，不只背离把“中国”视为一地区的地理观，也背离章太炎以共通的族群身份界定“中国”的种族观。基于蔡锷的观点，中国的边界和其人民都是可变的。湖南则不然。

湖南代表最纯粹的中国内陆文明，然则湖南文化所指为何？蔡锷接着写道：“欧之化，其理想胎于文，其精神胎于武……湖南素以名誉高天下，武命自湘军占中原之特色……文想则自屈原、濂溪、船山、默深。”因此，湖南“精神”诞生自湘军，湖南“理想”，据蔡锷的说法，诞生自郭嵩焘从英国返乡后在思贤讲舍里祭拜的那些湖南先贤（湘军将领曾国藩属于“军事”范畴而非“文化”范畴）。未亲炙郭嵩焘教诲的蔡锷，竟重述了郭嵩焘对历史上湖南性格的原始陈述，说明在郭嵩焘去世十年后，他的努力已得到认同。

九个月后的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对新湖南民族主义的另一种阐述出现了，执笔者是曾在船山书院受教于王闿运门下的《游学译编》主编杨度。一九○三年秋，《游学译编》刊出最后一期，此时已有不少学生返乡。杨度在这一期发表了长诗《湖南少年歌》。[40]那是在学子即将返国的焦躁不安和日本正与中国展开新一轮缔约协商——要求开放长沙供日本人通商、居住——的气氛中，鼓励湖南人爱国的呼声（此诗发表四天后，清廷同意日本的上述要求）。

此诗开头写道，“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然后歌颂湖南的自然奇景（湖南的山川湖泊）。此诗写到“湖南自古称山国”，借此为湖南的反抗搭好舞台。它探索湖南人的爱乡历史，以屈原的事迹（“为哭将来民主稀”）为开端：

亡国游魂何处归，

故都捐去将谁属？

爱国心长身已死，

汨罗流水长呜咽。

不考虑当下的时空背景的话，此诗中屈原的“亡国”，或许代表中国。但就此诗的时空背景，特别是就当下一时的时空背景来看（发表于中日缔结条约开放长沙对外通商的四天前），“亡国”指的是湖南。“故都”代表长沙，“亡国游魂”是返湘的湖南学生。屈原溺死汨罗江两千多年后，屈原的“爱国心”仍存于这些学生心中。一如屈原无法魂归其已亡失的楚国，这些湖南学生回到即将亡于帝国主义的湖南。因此，屈原的“为哭将来民主稀”，乃是杨度对湖南和湖南人民前途的担忧。

在屈原之后，此诗继续写道：“此后悠悠秋复春，湖南历史遂无人。”接着向宋朝理学家周敦颐简短致意（周“空谈未救金元辱”）之后，杨度转向王夫之，以整整一个诗节描述他：

惟有船山一片心，

哀号匍匐向空林。

林中痛哭悲遗族，

林外杀人闻血腥。

留兹万古伤心事，

说与湖南子弟听。

杨度笔下的王夫之，与此前之人所构筑的王夫之形象稍有不同。一如郭嵩焘或唐鉴，他特别强调王夫之的自我放逐幽居，但比起郭、唐所唤起的王夫之，他笔下的王夫之的痛苦与愤怒之情大有过之。杨度想用王夫之（个人而非学者身份）作为湖南人反满民族主义的龙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王夫之的学问没有让人觉得是哲学，而让人觉得是“万古伤心事”，要人想起满人所带来的苦难。杨度在船山书院受教于王闿运门下时，肯定仔细研读过王夫之的著作，但在此诗中（或者在他其他出版的著作中），完全看不到他曾认真钻研过王夫之思想的迹象。这是个重大的转折，而且在赴日留学的较年轻一辈湖南人中普遍可见。王夫之的历史地位，一时之间完全建立在他一生反抗当道所树立的榜样和他的反满著作上。原被视为改革派哲学家的王夫之，此时摇身一变成为湖南当地反满、反帝国主义的典范。但不管是被视为何者，他仍如一八二九年邓显鹤所盼望的那样，乃是湖南人“宗仰”的典范。

因支持清廷而令杨度遗憾的湘军那一代，在《湖南少年歌》中则成为湖南无可匹敌之武力的明证。这支武力不只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还在此后建立了伟大功业；杨度写道，左宗棠后来带兵平定西部的回乱，把清帝国辽阔的西部地区变为“湖南殖民地”。至于这支湖南武力未来会走向何方，杨度追随蔡锷等人的脚步，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以全球史为模拟，阐述湖南的命运。他写道，“欧洲古国斯巴达，强者充兵弱者杀。雅典文柔不足称，希腊诸邦谁与敌？”同样的，“区区小国普鲁士，倏忽成为德意志。儿童女子尽知兵，一战巴黎遂称帝。内合诸省成联邦，外与群雄争领地。”

这将是湖南为中国扮演的角色。诚如此诗接下来所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湖南将是年轻、尚武的国家，将振臂而起，改造其周遭地区，打造出由它领导的新帝国，带领其他省（如有必要不惜动用武力）组成一新联邦，建立以湖南为典范（且受湖南保护）的中国。一如蔡锷，杨度深信中国的未来基本上系于湖南一身。也和蔡锷一样，他深信湖南人是中国赖以抵抗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唯一凭借。诚如他接下来所写下的此诗最著名的句子：

若道中华国果亡，

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位湖南青年在此喊出他的心声：湖南人是中国抵御外侮的唯一支柱，湖南人会是最后一个倒下者，湖南人比其他人更能顶住帝国主义者的进犯。

但“中国”究竟意指地理中国，还是文化/民族中国，此诗并未明确交代。如果他所指的是地理中国，且真正目标是驱逐洋人和满人，保住中华帝国的疆域，那么把湖南模拟为普鲁士、斯巴达一事，就表示湖南人应征服中国，并按照湖南的模式重建中国，也基本上就是要推翻积弱不振的清朝，在清朝原有的所有疆域上建立一新帝国，而在这个新帝国中，湖南人能将其他省统合为一个新联邦。湖南人将赶走列强，继续担任新中国的领袖和守护者。

如果他所指的中国是一个文化实体或民族实体，此诗就在暗示，注定要拯救同胞者，乃是湖南的汉人民族主义者，即整个汉民族里获选担负拯救任务的一群人，其角色类似萨摩或长州藩的日本人。至于可能性如何，此诗的最后几行暗示，“中国人”不是单一不可分割的实体。湖南人要先救湖南，再救中国：

凭兹百战英雄气，

先救湖南后中国。

……

诸君尽作国民兵，

小子当为旗下卒。

“小子”当然是指此诗名中的少年：湖南少年。因此，此诗考虑到湖南与中国间的层级关系，位于中国民族主义之下的湖南民族主义，湖南的爱国志士将先建立他们自己省的主权，然后为中国其他省建立主权。最后，杨度此诗虽未排除一统中国的可能，却把那视为次要目标，即拯救湖南的首要目标达成后的下个目标。萨摩、长州的情况则不然，他们的叛乱把矛头指向帝国中枢，而非局限于地方。在杨度的诗中，湖南人先当“湖南子弟”，再当中国人。

自治与汉人省

除了蔡锷、杨度等人提出的文化性吁求，也有谈湖南与中国独立之关系的这类政治性更明确的文章。一九○三年五月号的《游学译编》，就出现了《湖南自治论》这样一篇文章。[41]此文章标题中的“自治”，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乃是很常见的词。在明治日本，自治代表以立宪君主政体为基础的制度，且在这种政体里，省和地方的权力乃是由天皇向下逐步授予。地方“自治”系以德国制度为本、配合当地条件改造而成，减轻了中央政府负担，使地方政府能因应当地情况，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那是重复于各种行政领域的一种模式，就连宏文学院的教科书都以很长的篇幅描述所谓的学校自治体制。在这一学校体制下，地方小学将按照中央的指令治校，做法一如地方在完全配合中央政府的需要下料理本地事务。[42]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将这种自治模式誉为可搬至中国施行的改革措施[43]，而晚清和中华民国的行政体系改革者，将一再试图改造这一日本—德国模式，借以精简中央政府对各省州的治理。在现代中文用语里，自治一词几乎无一例外地均指这种把中央政府的统治权摆在第一位的模式。[44]

因此，《游学译编》中所鼓吹的那种自治模式竟与此背道而驰，就是极值得注意之事。《湖南自治论》的不知名作者，一开头先夸称（这时已是稀松平常之举）湖南具有独一无二的自立能耐，问道：“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者，非湖南乎？矿产之富足敌泰西一国土地，所入岁有余饶者，非湖南乎？士气坚毅，民风强悍，勇敢之风为各省之冠者，非湖南乎？”舞台就此搭下：湖南的勇武历史使它成为帝国里最有战斗力的防卫力量，湖南地理和湖南人性格的完美搭配（一方面有丰富的矿藏和农产，另一方面人民勇敢），表明湖南在实质上和文化上的自立乃是合理之事。此文作者主张，湖南人强悍、坚毅的性格，使湖南成为中国境内独一无二的地区，成为公认衰弱的中国里唯一的异数。他论道：“各省容有患，湖南自无患也。”于是，湖南又是抵抗外力入侵时坚不可破之堡垒。

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此文作者建议湖南人不应费心为帝国卖力，而应对中国其他地方死心，建立自治政府，走自己该走的路。在此作者的自治构想中，权力不来自上，而来自下，从个人的自治开始做起：“由个人自治而至于府县自治，由府县自治而至于阖省自治，至于阖省自治，则基础固矣。”

作为起点的“个人自治”是最棘手的部分，因为这与以孩子顺从父母、臣子顺服君主为基础的儒家社会秩序相抵触。此文作者搬出卢梭的《民约论》，视此为另一条可行之路，主张必须扬弃旧的家庭制度，必须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的主宰。个人一旦摆脱父母的控制（从而摆脱儒家层级体系的控制），那么国家也能得到重建。各级自治单位（个人、村、县、州、省）能陆续得到建立，一个带一个，最后“府一国也，县一国也，村一国也，乡里村与个人皆各为一国也”。诸个人结合为村，诸村结合为县，依此往上结合，最后诸省结合在一块，一个“大联邦”诞生。在日—德那种自治模式里，行政权责是通过范围愈来愈广的建制下放，上述的自治则绝非这种模式，而是草根自治。

这位湖南籍作者的自治观，似乎源自美国南方。《湖南自治论》这个标题，暗指几个月前湖南编译社出版的《自治论》。《自治论》译自英文，很可能是通过日译本转译过来，原书是一八五三年出版的《论公民自由与自治》（On Civil 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作者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学者利伯（Francis Lieber）。《游学译编》常宣传此译作，该刊物的读者应该很熟悉此书。此外，《游学译编》和湖南编译社两者的主编，几乎是同一批人马，因此，《湖南自治论》似乎是一个为湖南人改写的《自治论》，而且译者和改写者可能是同一人。

《自治论》译本现已遗失，但比较利伯的原作和这位不知名姓的湖南学生的文章，可看出端倪。利伯是德裔，在德国的耶拿受教育，一八三五至一八五七年在南卡罗来纳学院教政治经济学。[45]一八五三年，美国内战的酝酿期时，利伯写了《论公民自由与自治》。在公认联邦将出手干预，进而会在不久后逼迫南方脱离自立的紧绷气氛中，利伯以和联邦权力背道而驰的个人自由、自决观念为基础，阐述自治理论。到了一八七○年代，此书已成为美国境内论自治的标准教科书，到了一八九○年代，此书的影响已遍及全球。一八七四年，耶鲁大学校长伍尔西（Theodore Woolsey）为此书第三版写了序，序中哀叹内战后，州自治权遭牺牲，并不得不接受更强势联邦政府的趋势。他写道，利伯此书“告诉世人，除了受到监督与保障的自由，除了得到清楚说明的自由，除了靠本地自治机构来教育所有人民并节制行政权的自由，除了在某些界定明确的范围内让州权抑制美国联邦权的自由，没有万无一失的自由”。[46]

利伯在此书本文中清楚地解释道：“自由绝非政府的施舍，政府的权力必须得自人民。”[47]此外，自治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在干预的大原则占上风之处”，自由“不可能存在”。在此他所谓的干预，指的是政府的干预，也就是“行政管理部门欲……以其行动取代个人与次要活动与取代自立的整体倾向”。[48]因此，自由与中央政府的干预无法并存，自治基本上是民主的，自治权来自个人固有的自主。

《湖南自治论》照搬利伯的看法，一开始就斩钉截铁地表示，自治的最重要精神，乃是绝不可允许上层干预下层的运作，“自治”的基本原则不是授权，而是自主。也就是说，村的需求绝不可侵犯个人的自主，联邦的突发奇想绝不可侵犯省的自主。对利伯来说，是小我授权给大我，而非大我分权给小我。把这一自治观用在湖南身上，未来中国联邦的成立，就是有前提限制、视条件而定的，且须在满足省的切身需求后才追求之。因此，这一自治观与中国近代史上所普遍认知的自治观，乃是相对立的。[49]

诸省组成“大联邦”是遥远的梦想，其形式就和世上任何一个从古帝国脱离出来的现代国家一样不可预测。此文作者写道，如果他们挺身战斗，“举湖南而皆为斯巴达，庶能生存于二十世纪之秋”。他警告道，如若不然，“凭故墟而吊波兰，怅萍踪而怜犹太，是则湖南之肖影也”。他主张：“言中国自治而必始于湖南自治，犹言湖南自治必始于个人自治也。”他在结尾时写道：“外人之论者，以新英国、小日本目湖南矣……湖南而欲于世界舞台占一席也。”他推断，如果湖南人挺身迎接面前的挑战，“后之读历史者崇拜我湖南，爱敬我湖南，欢欣鼓舞我湖南，其现今之湖南人乎？其现今之湖南人乎？吾敢为湖南之国民祝曰：‘湖南自治万岁！’敢为中国全体国民祝曰：‘中国自治万岁！’”

要了解湖南人的自治论，须以这一模式为依据，而非以日本模式，或后来出现于中国的任何中央集权“自治”政策为依据。湖南人怀着他们所谓传承自王夫之的反抗传统，自豪于他们优于他省人的勇武善战，痛恶帝国统治，深信湖南蕴藏丰富天然资源，一心要走自己的路，因此他们所谈的自治是利伯版的自治，而非日本版的自治。诸自治省的联合的确能为中国拼凑出民族主义，但那种民族主义不走经先验存在的中国允许、辖下组成诸邦才被赋予有限度之自治权的路子。在后一种民族主义下，爱国主义是最高原则，忠于自省则只是其衍生物。这些与《游学译编》有关联的学生对湖南之前途所提出的观点，的确支持以一统中国为最后目标，但不支持将爱湖南含摄于其中的任何中国民族主义，不支持以新皇帝取代旧皇帝，也不支持章太炎以居住其中的民族界定国家的国家观。他们一致认为，湖南的领土和独一无二的文化必须先确立，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再确立中国的领土和独特文化。对这些撰文者来说，中国民族主义只存在于透过湖南民族主义的棱镜观看之时。

杨毓麟的《新湖南》

针对源自湖南的民族主义，此时最撼动人心且传播最广的表述出自《游学译编》主编杨毓麟之手。杨毓麟字笃生，号守仁，一八七一年（或据某些记述，一八七二年）生于长沙，年轻时读过校经堂，与唐才常是该校同学，当时正值郭嵩焘晚年。他天性聪慧，于一八九八年二十六岁时即中举。[50]湖南维新运动期间，他在时务学堂与唐才常、梁启超一同执教，是活跃的南学会会员。一八九八年维新运动垮掉时，他遁入湖南乡下数月，最后重新露面，助唐才常领导自立军起事。起事失败，他再度逃亡，最终逃抵日本，一九○二年入东京宏文学院，协助创办《游学译编》。因此，杨毓麟的早年生涯使他与湖南三代行动主义者——郭嵩焘、谭嗣同、湖南留日学生会——有密切且长久的接触。

杨毓麟投入宣传事业，始于其在日本为这份学生刊物翻译，他第一部（且后来让他声名大噪的）原创作品是名叫“新湖南”的小册子。他以“湖南之湖南人”为笔名发表此作。[51]而此笔名，只消前后对调词语，即暗示了贯穿全文的口号：“湖南人之湖南”。此作的发表日不详，很可能是一九○二年冬[52]，一九○三年八月《游学译编》首度为它登广告促销。广告文说明此作已第二次印刷，第一次印刷“数千”本已散发完毕。广告文也给了这部小册子或许是最精辟的摘要说明，断言：“是书论湖南之形势与湖南人之特质，发挥民族主义，寓地方独立之义。”[53]这本小册子含有数章，各章之名正为此书的总体要旨提供了精要的梗概，包括《湖南人之性质及其责任》《现今大局之危迫》与《破坏》，以及作为全书之结论的《独立》。

在《湖南人之性质及其责任》一章中，杨毓麟探察使湖南人有别于其他中国人的湖南精神（他将其称为“特别独立之根性”）。一开始，他描述满人征服湖南和随后的黑暗时代，最后将现代湖南人性格的形成归因于邓显鹤的付出（邓显鹤重新发掘湖南人之过去，特别是他重新发掘王夫之一事）。他写道：“诸君试披《楚宝》及《沅湘耆旧集》，所载遗闻轶事，焄蒿凄怆，为何如哉！王船山氏平生所著书，自经义、史论以至稗官小说，于种族之戚，家国之痛，呻吟呜咽，举笔不忘，如盲者之思视也，如痿者之思起也，如喑者之思言也，如饮食男女之欲一日不能离于其侧，朝愁暮思，梦寐以之。”他深信，湖南人的过去通过邓显鹤的出版物得到重生，而先人的精神可透过现代湖南读者苏醒过来。王夫之的著作特别体现了湖南先人的悲戚与哀痛，而此悲与痛要由新一代湖南人来报仇雪恨。

杨毓麟接着描述王夫之的著作最初是如何被人发现的（“往往于破寮废刹中遇之”），说自从发现它们，“种界之悲剧流传于我湖南人之脑蒂者，最为浓深微至”。杨毓麟（一如欧阳兆熊）把王夫之著作的重新发现视为偶然，而非刻意之举，借此赋予这些著作兆示的性质，好似它们的现身传达给湖南人某种迹象。他写道，当湖南还是落后偏僻之地，还未与湖北分家之时，“达于朝者寥寥焉”，但王夫之著作的重见天日，引发了一场复兴，此后，“洞庭以南，自为风气”。

在杨毓麟的概述里，王夫之的精神类似十九世纪初期经世派学者的精神，尤其类似魏源的精神。最早出版王夫之著作的那一代湖南人，就受了魏源的启发。但他写道，真正将王夫之的反叛独立精神和魏源的经世之学融于一身者，乃是郭嵩焘。郭“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郭嵩焘追随邓显鹤的脚步，构筑湖南精神的谱系，如今，在去世十年之后，他本人可在这一脉相传的谱系里占有一席之地。

但湖南性格的最高发展结果，在杨毓麟的殉难友人谭嗣同身上显现出来。关于谭，他写道：“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杨毓麟提出，从王夫之到郭嵩焘，再到谭嗣同，其一贯不变的精神，乃是在中国最保守的这个省份里无所畏惧地追求他们的志业。他问道：“是何也？”然后答以“是独立之根性使然也”。王夫之决意独居山中，郭嵩焘决意不顾湖南人的守旧心态，宣传西洋政体的殊异之处，谭嗣同为了湖南维新大业以身殉之，这些全是某个一贯精神的一部分——隐伏在湖南人性格里的基本独立特质。

于是，杨毓麟顺理成章地推断，在中国诸省中，因湖南省民固有的特质，独独湖南省适合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在最后一章《独立》中，他陈述了自治湖南也许可以走的两条路。第一是完全独立，以天心阁为独立之象征。他写道：“建天心阁为独立之厅，辟湖南巡抚衙门为独立之政府；开独立之议政院，选独立国会员，制定独立之宪法，组织独立之机关，扩张独立之主权，规划独立之地方自治制、生计、武备、教育、警察诸事以次备举。以吾湖南为古巴……以吾湖南为瑞士。”

瑞士老早就是脱离帝国（不管是脱离哈布斯堡帝国还是拿破仑帝国）独立建国的典范，古巴则已于一九○二年，即《新湖南》写成之年，脱离美国独立。他指出，这一借由与中国其他地方切断关系来达成湖南独立的构想，“庶可谓吾党得意之秋乎”！但他断言这样的独立并非他们所追求的独立。于是，他提出第二个独立目标：“湖南者，中国之一部分；新湖南者，畔全体而裂其一部者也。非能畔而裂之，则亦不能缝而完之……故吾党欲新中国必新湖南。”

于是，湖南的独立似乎将是通往中国独立的踏脚石。但他在更早时主张，湖南以其独立之精神特异于世，因此，他的“党”一心只想要湖南作为中国的典范。他解释道：“以制造湖南人得为独立性之头等国民为程限，以制造湖南得为独立性民族之头等国为程限”，湖南的革新就完成。“然则所谓独立性民族之头等国者，以湖南为范围乎？抑非以湖南为范围乎？”

但湖南担负这一典范的潜力，只存在于它的人民（它自己的“民族”）和历史中，即存在于与中国其他省和其他中国人截然不同的湖南人和湖南历史中。杨毓麟接着说道，西方最了不起的独立精神，要在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人和条顿德意志人身上觅得，然后严正表示，湖南要实行自己的模式：“吾能不以条顿民族之独立性制造湖南人，而以湖南人之独立性制造湖南人。”但如果英格兰人、德意志人的“独立性”不适用于湖南人，那么“湖南人之独立性”为何可用于制造中国国民？在杨毓麟的《新湖南》中，没有中国原始种族这回事；湖南人就和中国人（或者广东人或四川人）一样是一个“民族”。

在这点上，《新湖南》出奇含糊；它宣告独立的湖南乃是建立独立中国之前的必要步骤，却未对如何实现中国的重归一统提供施行架构。此外，杨毓麟畅谈湖南人如何独特，畅谈湖南精神随时可被改造用于建立现代独立国的国民，却对中国其他地方如何能追随湖南的脚步少有着墨。他不关心其他省，因此，“新中国”的形象不过是附带一提的东西，是个幽灵。《新湖南》较念兹在兹的远景，乃是以王夫之、郭嵩焘、谭嗣同桀骜不驯的反抗精神为基础的独立湖南国。此外的远景，他未详加着墨。

其他观点

相较于他省人士的著作，这些以湖南为中心，慷慨激昂而陆续问世的著作，的确与众不同。在日本，其他省份的留学团体也出版自己的刊物，并组成自己的学生会，但他们所表达的情感，以及对自己家乡省份的希望和忧心，却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现的。来自湖北（湖南北边的邻省，湖广总督的驻在地）的学生，也称自己的省为“楚”，撰文抒发他们对屈原的敬意。但他们的刊物《湖北学生界》的思想走向完全以中国为中心，关注汉人的命运。少数讨论湖北本身事物的文章，强调其在帝国的中心位置。由于长江的最大港口在其境内，湖北被称作“九省通衢”之地。这些文章声称，谁控制了湖北，谁就将控制中国。湖南人自豪于能顶住外国人的进犯，湖北学生则写道他们的省是反经济帝国主义斗争的主战场，而他们败下阵来。[54]

来自华东的学生也往往把自己的家乡省份视为帝国的缩影，是整个帝国不可或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5]例如，来自浙江的学生，在他们的刊物《浙江潮》里搬出满人征服当地时的血腥杀戮往事，声称许多浙江先人死于满人之手，借此培养仇满意识。[56]但与湖南人不同的是，浙江的士大夫数代以来一直是清廷的支柱，对于在旧统治集团里的地位，他们未怀有像湖南人那样的痛恨。因此，在《浙江潮》里，看到的不是对该省独立的憧憬，而是对全中国不渝的关注。该刊的文章提醒读者，帝国的荣枯始终落在浙江人肩上，浙江人长久以来一直以天下为己任，浙江人是中国诸省之治理、哲学、艺术的中心。[57]

要再找别的观点，可以把目光投向帝国的边陲地区。云南位于西南边，法国人从中南半岛往北扩张势力，云南首当其冲。来自云南的留学生，在日本也出版了一份刊物。在此刊物中，可找到靠着日益衰退的帝国力量存活的一省所发出的心声。诚如某云南学生所示警道：“中国或幸而不亡，而云南则不久必亡。汉族或不致全灭，而云南至一千数百万汉种，则灭可立待。”[58]这一观点与杨度所谓直待湖南人死光，中国才会亡的观点，正好南辕北辙。对这位来自云南的学生来说，云南省的灭亡是必然之事，即使中国其他地方未亡亦然。

与湖南人著作中追求本省独立的中心思想最近似的声音，出自住在海外的粤籍作家欧榘甲之口。欧榘甲出版名为《新广东》的小册子，与杨毓麟的《新湖南》相呼应，在此书中，他以类似的措辞谈到应打造一“广东人之广东”。[59]但他所提出的远景，有一部分取决于湖南的成败；他描述了南方的民族主义，在这一民族主义下，有着以商贸活动闻名、有华侨渊源以及有与外国人打交道长久经验的广东，能与有着军事优势和扼控内陆的湖南连手，在清帝国瓦解时一起独立。他写道，最棘手的难题乃是将两省的秘密会社（湖南的哥老会、广东的三合会）拉拢进来。只要能克服这一难题，湖南、广东就能连手造反，拿下广西省，进而建立一个从长江绵延到太平洋海岸的新南方国。

欧榘甲将湖南誉为省份独立的发祥地，“烈士”谭嗣同和唐才常在湖南建立了第一份独立的省报，“全省人民智识开通，张独立不羁之精神，不受朝廷之束缚，不受他邦之吞噬”。事实上，他的《新广东》既提出了广东人可走的另一条道路，也在强化湖南作为中国境内独立势力龙头的形象上有同样程度的着墨。但这或许不足为奇，因为他对湖南的敬重，源自他本人曾参与湖南维新运动一事。他曾与杨毓麟一起执教于时务学堂。梁启超带了几名粤籍助手到长沙，欧榘甲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他代表的不是广东地方主义的一支，而是湖南独特环境对他省行动主义者的吸引力。[60]在欧榘甲版的广东自立远景里，独立的成败系于希望湖南会支持广东独立。但在湖南人自己的著作里，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情况。

湖南为清帝国里独一无二之一省且将领路迈向现代中国的意识急速萌发，而这一意识的核心乃是后人重新建构出的王夫之形象。王夫之这位湖南先贤赋予了湖南人身份认同和目标。但到了一九○三年，关于王夫之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已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诠释。一方面，有非湘籍人士追随章太炎的思潮，认为王夫之是中国人共有的资产，他的著作是汉族民族主义的原始资料。另一方面，有湖南学生认为王夫之是湖南人的资产，他们自己的精神先祖，是他们地区近乎神话般的象征，代表着独立、反抗到底的独一无二性格。依观点的不同，可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由一湖南人所构想出来的，也可以说湖南人的性格是由一民族主义者所构想出来的。这两者是湖南学生建构他们各式各样之湖南未来远景——当之无愧的一个国家、中国一统后的全国龙头、可能与美式联邦制有关联的自治单位——的起点。

中国遭列强瓜分似已迫在眉睫，此省因此是理所当然的依靠，因为它是仍未受到威胁的最大政治单位。或者更具体地说，湖南是仍未受到威胁的最大政治单位。因为其他省（当然没有一省拥有湖南的资源和人才）皆无法夸称像湖南那样顶住外力入侵：上海是支配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国际转口港，德国人取走山东，日本人拿下台湾，俄国人从北边入侵东北，法兰西帝国入侵广西、贵州、云南这西南三省，英国的香港殖民地正把势力伸入广东，传教士和商人横行中原。但湖南仍未遭占领、瓜分、入侵，因而它的幸存——借由扬弃四分五裂的清帝国、重拾其楚人根源来幸存——比保住整个帝国，更有可能实现。

这一代湖南人所表达的民族主义，建立在郭嵩焘、谭嗣同打下的基础上，通过郭、谭二人的宣说，他们渐渐开始相信湖南人拥有由王夫之的著作和生平发展出来的讲究反抗和忠贞的共同文化。他们也都抱有从湘军一路流传下来的信念，即相信湖南人的作战本事、齐一行动的能力在中国首屈一指。此外，自立军的作为表明，比起对付汉人太平军，这一武力对付满人统治者时毫不逊色。最后，基于以上这些理由，他们都认定湖南人注定要引领中国走向未来。到了一九○○年代初期，清朝的领土危机已使“中国”前途未卜，因而郭嵩焘欲借由湖南一地，从长沙思贤讲舍往外扩散的启迪民心过程（在湖南维新运动期间首度遭到质疑的过程），来改造帝国的初始远景，已几乎遭扬弃。代之而起的，乃是湖南独立建国的分离主义远景，而在湖南独立之后，中国可能重归一统，也可能不会。这些想法在留学民族主义日本的海外湖南人群体里被催化出来，将随着这些学生返乡应用所学而开始流入湖南。

[1] 谭嗣同，《答毕永年》，《湘报》第29期（1898年4月8日），重刊于《谭嗣同全集》，蔡尚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408页。

[2] 关于孙文的愿景，见Harold Z. Schiffrin，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 43。关于这位不情不愿的广东男孩，见 Kit Siong Liew，Struggle for Democracy：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 41。关于孙文命运的这项转折，见Miyazaki Tōten，My Thirty-Three Years’ Dream：The Autobiography of Miyazaki Tōten，trans. Etō Shinkichi and Marius Janse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pp. 174 and 187.

[3] 总数为三万元，见皮明庥，《唐才常和自立军》（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11页。

[4] Charlton M. Lewis，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unan Province，1891-190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 95-98.

[5] 杜迈之编，《自立会史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第79～99页。

[6] Charlton Lewis 在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一书的第83～109页表达了类似观点：“它是个以湖南人为主的组织。”他认为这场起事为湖南维新运动敲响了丧钟。但如果把目光从湖南本身转移到留日学生身上，我们发现在失败的湖南维新运动和后来的湖南民族主义之间有颇强的连续性。顺着这一思路走，就湖南青年反清心态的发展来说，自立军将代表着这一过程里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但自立军既不是改革或革命的起点，也不是改革或革命的终点。

[7] 关于不同革命分子在与袍哥会联合后的组织里所担任的职位，见杜迈之编，《自立会史料集》，第103～105页。毕永年是“总堂”，唐才常是“副龙头”。

[8] 陈善伟，《唐才常年谱长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第622～623页。

[9]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省志》卷1，第二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第191页。

[10] Lewis，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p. 105.

[11] 杨慎之编，《湖南历代人名辞典》（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第333页。

[12] Howard L. Boorman，e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vol. 2（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1979），p. 7.

[13] Paula Harrell，Sowing the Seeds of Change：Chinese Students，Japanese Teachers，1895-1905（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 34-35.

[14] 根岸福弥，《清国の话》（中国史话），《国史》第33 期（1901年6月10日），第46～50页。东京讲道馆档案室存有整套此刊物。

[15] 嘉纳治五郎，《清国》，《国史》第44 期（1902年5月10日），第1～5页。嘉纳和其同事以“清国”指称中国，他的中国学生则偏爱用“支那”指称中国。这与Stefan Tanaka 在Japan’s Orient：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一书中的说法正好相反，该书说偏爱用“支那”一词指称中国者是日本民族主义分子。

[16] 嘉纳治五郎，《宏文学院章程要览》，第4～5页。存于东京讲道馆档案室。

[17] 一百一十六名留日湖南学生中，六十四人就读宏文学院。见《湖南同乡留学日本题名》，《游学译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第1043～1055页。由于《游学译编》的页码标注让人糊涂（每篇文章单独标注页码），除非另有说明，本章中《游学译编》的页码全指三卷本全册的递进页码。

[18] 杨度，《支那教育问题》，刘晴波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40～70页。

[19] 杨度，《支那教育问题》，刘晴波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45页。

[20] 日后会有许多国家和民族，能让湖南籍作者觉得可作为他们家乡湖南（而非中国）的借鉴，包括菲律宾、德兰士瓦、波兰、希腊、斯巴达、普鲁士、华盛顿（把中国视同北美十三殖民地的话）、印度、犹太人、瑞士、日本、土耳其、瑞典。

[21] 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刊，年份不详），第7页。

[22] 据岛田虔次的说法，章炳麟在蒋良骐编撰的《东华录》里读到曾静的事迹。见Shimada Kenji，Pioneer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Zhang Binglin and Confucianism（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 45。曾静阴谋刺杀雍正皇帝的来龙去脉，见Jonathan Spence，Treason by the Book（New York：Viking，2001）。

[23] 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第15页。

[24] 岛田虔次，Pioneer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p. 45.

[25] 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第16页。

[26] 如果一九○二年是“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之年就是一六六○年，而这就颇令人费解。姜义华声称章太炎以崇祯皇帝自缢那年为亡国之年，但那是一六四四年。见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160页。章太炎认定的亡国之年倒比较接近（但仍未完全吻合）永历帝（桂王）一六六二年初期遭处死那年。

[27] 一九○三年，章士钊将它（连同杨毓麟的《新湖南》和谭嗣同的《仁学》）放进他编的《黄帝魂》中重新刊印。见高田淳，《清末的王船山》。《学习院大学文学院研究年报》第30辑（1983），第91～143页。

[28] 章炳麟，《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船山全书》第16册，第793页。

[29] 王夫之，《黄书后序》，《船山遗书》，《黄书》，第1a页。太平洋书局版采南京版内文。

[30] Ian McMorran在The Passionate Realist：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Wang Fuzhi（1619-1692）（Hong Kong：Sunshine Book Company，1992）一书第五章第123～149页，详细探讨王夫之哲学的这个部分，内容发人深省。

[31] 王夫之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只适用于汉人，且在其《春秋家说》中对此有最生动的表述：“中国之于夷狄，歼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绐之而不为不信。”见《船山全书》第5册，第299页。

[32] 他在一八九七年读到《仁学》手稿。见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第5页。

[33] 章炳麟，《札记》，《检论》卷8（台北：广文书局重刊，1970），第2页。

[34] 章炳麟，《书曾刻船山遗书后》，《太炎文录续编》（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编，1938）。

[35] 章太炎对于曾国藩为何刊行王夫之著作所提出的民族主义解释，不只在当时令某些人相信，今日学者也搬出此说作为貌似有理的解释。请见诸如K. S. Liew’s Struggle for Democracy（1971年出版）。他在此书第12页写道，“不管曾国藩有何动机，至少有一点应是毋庸置疑。在中国遭比满人更强大、更异类的敌人围困之时，他抱持和王夫之一样的看法、一样的民族主义抱负，且欲将它们传播出去，以因应中国当前的需要”。

[36] 章炳麟，《序〈革命军〉》，《章太炎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52页。

[37] 这位遭打死的自立会成员是湖南人沈荩。见Arthur W. Hummel，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1944），p. 769.

[38] 关于湖南编译社，见《新闻出版志》，《湖南省志》卷20（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第49页。《游学译编》为中国学生在日本所出版第一份省刊一事，见胡绳武、金冲及著《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81页。矿物总局办公室的地址，列在每一期《游学译编》最后一页上。引文来自《游学译编》创刊号序，第7页。

[39] 蔡锷，《致湖南士绅诸公书》，《游学译编》，第193～200页。

[40] 杨度，《湖南少年歌》，《杨度集》，第92～96页。

[41] 作者不详，《湖南自治论》，《游学译编》，第1225～1244页。

[42] 宏文学院谈小学治理的中文教科书，有整整一章谈地方治理，其中包含日本小学体制的自治层面。见《日本小学制度提要》（东京：弘文学院丛书，1904）。这一教科书现藏于筑波大学图书馆。

[43] 请见，攻法之，《敬告我乡人》，《浙江潮》第2期（1903），第1～12页。

[44] 这一主题的权威之作，是Philip Kuhn所著的“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Problems of Control，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p.257-298。Kuhn于此书一开头指出，二十世纪初期盛行于中国的自治理论“与民主没什么关系”（第257页）。他的主题是从治理角度出发，把中央集权国家当成起点的自治定义。他把这一定义的来源溯至日本，再上溯至德国（第271页）。这篇湖南自治文间接表示，二十世纪初期时，有另一种“自治”论述——的确与民主有很大关联的“自治”论述——其实也流通于中国，至少流通于湖南学生群体里。

[45] 利伯后来于一八五七至一八七二年间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为哥伦比亚法学院的公共史与宪法教授。除了写下《论公民自由与自治》，他还以撰写第一版《大美百科全书》（1829-1833）和拟定最早的战场军事行为准则（这一准则为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所采用）为人所知。

[46] Francis Lieber，On Civil 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3rd ed.（Philadelphia：J.B. Lippincott Company，1901）. Quotation on p. xvi.

[47] Francis Lieber，On Civil 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3rd ed.（Philadelphia：J.B. Lippincott Company，1901）. Quotation on p. 20.

[48] Francis Lieber，On Civil 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3rd ed.（Philadelphia：J.B. Lippincott Company，1901）. Quotation on p. 249.

[49] 这篇文章也避谈封建、郡县这个中国自古即有的二元对立问题。封建、郡县都建立在中央集权和皇帝具有统治正当性之上，而《湖南自治论》把自主个人视为立论起点，不同意这一前提。关于这一争议，本文作者把立场表达得非常清楚，写道：“顾亭林之郡县论，近人之分疆析吏篇，辩矣而非当也。何者？皆为君治民而言，非为民自治而言。”见《游学译编》，第1231页。

[50] 杨慎之编，《湖南历代人名辞典》，第347页。

[51] 杨毓麟，《新湖南》，重刊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1978），第612～648页，此文之名解读为“更新湖南”亦无不可。胡绳武、金冲及著《辛亥革命史稿》，第182页，指出其“有巨大影响”。

[52] 胡绳武、金冲及著《辛亥革命史稿》，第187页，注2。

[53] 见《游学译编》里的广告，第951页。

[54] 《序论》，《湖北学生界》第1期（1903），第1～16页。引文来自第2页。也见《敬告同乡学生》，《湖北学生界》第1期（1903），第1～16页。

[55] 请见 Bryna Goodman，“The Locality as Microcosm of the Nation？：Native Place Networks and Early Urban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 China 21，no. 4（October 1995）：387-419。Goodman 把重点摆在当时上海的江苏、浙江学生族群，发现他们把“家乡看成缩影，即全体的体现”。（第403页）

[56] 见诸如，《新浙江与旧浙江》，《浙江潮》第1期（1903），（第一部）第1～6页。

[57] 见诸如，公猛，《浙江文明之概观》，《浙江潮》第1期（1903），第2～3页。或醒狂，《敬规浙江人》，《浙江潮》第9期（1903），第1～5页。

[58] 侠少，《云南之将来》，《云南》第2期（1906），第1～9页。引文来自第1页。

[59] 欧榘甲，《新广东》，重刊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69～311页。

[60] Prasenjit Duara在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Chicago，Il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一书“Provincial Narratives of the Nation”一章中，将杨毓麟的《新湖南》和欧榘甲的《新广东》一同举出，以说明这种以省为主体的民族主义观念普见于中国（第181页）。但应该指出的，欧榘甲的文章也产生自湖南维新运动和该运动的后续余波，从这点来看，以欧榘甲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立论并不够充分。此外，湖南民族主义者的思路似乎大不同于来自浙江、江苏之学生的思路——Duara在其书中将这两省的学生与湖南人、广东人并为一谈（第183页）。我认为湖南人的民族主义论述，截然不同于当时来自中国其他地区学生的民族主义观念。两者间当然有部分相同，但湖南人与那些和他们共同奋斗者，本身代表了一个比过去学者所认为的还更独特、更重要的现象（过去的学者寻找中国各省学生在日本的“普遍”经验，几乎必然得出一普遍化的中国民族主义观）。

第五章 湖南与清朝的覆灭

杨毓麟在湖南的经世学前辈，若得知他不只是纸上谈兵，至少原则上可能会表示嘉许。他在《新湖南》里描述他的湖南独立远景时，也在《破坏》这一章中提出了实现的办法。他在该章写道，欲“改造社会”，“不能仍旧社会而组织之，则必破坏旧社会而涤荡之”。[1]他主张必须实行完全之革命，而在阐明这一主张时，他解释道，他的理论有外国根源。他写道：“今世界各国，破坏之精神最强盛者，莫如俄国之无政府党。”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学说这时刚开始在日本传布，杨毓麟则成为第一个认真提倡此说的中国人。[2]为落实他的理论，他于一九○三年五月创办了名叫“军国民教育会”的团体。这一团体提倡以暗杀为政治手段，其下辖的一个团体则取了更为贴切的名字“暗杀队”。[3]杨毓麟偏爱用炸弹，暗杀队其他成员则大部分偏爱用枪，而他学会了制造十种炸弹。这一知识来之不易，一九○三年后期他试验炸弹时失去了一只眼睛。[4]

杨毓麟在日本时合作最密切的同志是黄兴。自两人于一九○二年与杨度一起创办《游学译编》起，杨毓麟就开始与黄兴合作。黄兴最终会成为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但一九○二年五月初来日本就读于宏文学院时，他还是传统养成教育的典型范例——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门生，受过传统典籍教育。但在他就读于宏文学院，着迷于嘉纳治五郎的教诲之后，情况开始改观。黄兴经正式的宣誓入会仪式进入讲道馆，成为嘉纳的徒弟。讲道馆设于东京的柔道总部，嘉纳在此培育其日本弟子。黄兴是少数投入嘉纳门下的中国学生之一。[5]嘉纳的文武合一之说令黄兴彻底折服，除了在宏文学院读书，不断练习柔道，他还极尽可能地向日本军官学习军事技能。他观看日本军人操练，且勤练枪法，准到在射击比赛中得奖，并以体力过人闻名于中国留日学生界。[6]就是在一九○二年这个时候，他遇见了年长他两岁的杨毓麟。一九○三年初期，黄兴陪同杨毓麟探索无政府主义，成为军国民教育会的创始会员。他也加入了暗杀队。

受杨毓麟的《新湖南》影响最深者，似乎就是黄兴。最起码黄兴是试图将此影响化为行动的人。一九○三年晚期从日本返华后，他回到家乡长沙，接下同样从宏文学院毕业的同学胡元倓所提供的教职。这时胡元倓刚创办明德学堂（湖南第一所私立学校），而尽管科考仍存（两年后才会废除），明德学堂却完全不教儒学课程，而是实行嘉纳治五郎的建议，把重点放在数学、科学和体育。胡元倓希望他的学校为中国的新国际产业培育银行家和行政官员而不是儒家文人。这所学校或许不符传统，但还是得到那些在湖南维新运动期间开始对现代商业感兴趣，且体认到胡元倓求学经历很扎实的当地士绅的支持；东渡日本之前，他是王闿运的学生，他的长兄是郭嵩焘的门生。[7]

黄兴在明德学堂身兼二职，既是速成师范班的主任，也是体育主任。嘉纳治五郎为中国教育改革开了两道药方，即培育小学老师和提倡武术，而上述职务正是落实两道药方的绝佳职位。但黄兴也把杨毓麟的无政府主义带回了长沙。黄兴的某位学生回忆道，一天的授课结束后，黄兴常留在学校的化学实验室摸索炸弹的制法[8]。[9]

黄兴在日本时结交了许多湖南学生，当他在明德学堂建好根据地，他们便回到长沙，聚集在他身边。湘军军人子弟刘揆一，一九○二年和黄兴等人创办湖南编译社时就认识黄兴，一九○三年秋和陈天华一起回乡。陈天华是湖南籍宣传家，刘揆一在宏文学院的同学，返乡后开始在明德学堂教历史。刘揆一和陈天华也都是暗杀队成员。杨毓麟则兜了较大一圈才回来；他打算在颐和园内炸死慈禧太后，久无机会下手，于是在一九○四年初期也返回湖南与黄兴会合。最后，除了与自己一样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湖南同乡，黄兴还吸引到一些从未出国的湖南学生加入，其中最重要者是来自桃源的二十一岁学生宋教仁。黄兴于一九○三年返回长沙途中来武昌母校演讲时，宋教仁正在该校就读。两人在此结识，从此成为挚友，直到一九一三年宋教仁英年早逝为止，两人几乎形影不离。[10]

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即呼吁湖南人组建军队的杨度《湖南少年歌》刊出整整一个月后，三十名从日本回来的学生聚会商议成立华兴会之事。[11]他们揭橥的目标是以暴力推翻清政府，并由湖南人以湖南为基地领导此行动。杨毓麟这时还未前来加入（此时他仍想伺机暗杀慈禧太后），但他的《新湖南》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宣言。[12]他们的主要计划是一年后（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起事，（假设杨毓麟刺杀未成）那一天将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岁生日。那一天，湖南省的满汉高官会齐聚长沙的巡抚衙门参加祝寿宴，黄兴一伙人打算引爆一颗大炸弹，把整个巡抚衙门炸掉。然后他们要占领长沙，接着省内各地起事，再来宣布湖南独立。

一九○四年二月，即第一次聚会商议的三个月后，华兴会在明德学堂董事龙璋的长沙寓所里举行正式成立大会，有黄兴、杨毓麟、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一百多人到会。他们的方针是“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13]他们表示各省要负责自己省内的起事，从而把整个革命视为个别省份各行其是的反叛，而非协调好的行动。就此次起事来说，革命的动机，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这动机不会来自某个同构型、总体性的中国民族主义远景，而是来自互不相干的各省自决远景。

与会者推举黄兴为会长，而他在向这个新湖南会社做第一次演说时，开头就驳斥以北京为起点的集中式革命构想。他解释道，法国大革命在巴黎爆发的先例在这里不管用，因为北京的人民软弱，欠缺政治意志。相对的，他指出湖南人最有可能出任革命领袖，其言语很可能照搬自《游学译编》或《新湖南》。他严正表示：“今就湘省而论，军界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固结……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导火线而后燃。”

在长沙引爆炸弹后，须在农村造成各地蜂起的局面，为此，黄兴与刘揆一找到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共襄盛举。马福益与刘揆一的交情较深，据说刘揆一此前曾救了他一命。现存的马福益传记称，黄兴和刘揆一很轻松地就说服他支持他们的反清革命，因为马福益是在湖南长大，年轻时读过王夫之著作，深为激赏。[14]

华兴会起事的筹组活动，有许多是以“现代”学校、商业公司为幌子进行。晚近才出现于中国的学校和公司，为社会组织和社会接触提供了不受干扰的新空间。这种以合法机构掩饰地下活动的做法早有先例，一八八○年代郭嵩焘就利用曾文正祠来组织其引发争议的学校和公共会社，一八九○年代谭嗣同则试图把南学会打造为省议会的基础。华兴会本身以“华兴公司”之名示人，以股票为会员证，会员称作股东。入股即表示入会。至少有二十七名华兴会创始会员和明德学堂有关系，若非该校老师，即是该校学生，该校充当宣传和招募会员的大本营。黄兴也于一九○四年五月创立了东文学社；表面上是教授日语的学校，其实是在把他于东京习得的战术教给华兴会会员。在武昌，宋教仁创立科学补习所，充当吸收湖北学生和新军士兵加入革命的中心。[15]

黄兴所计划的起事，以四年前唐才常自立军失败的起事为基础，但他决意避免重蹈唐才常的错误。唐才常打算在华中各地同时起事，黄兴则把他起事的初期阶段局限在湖南一地，更具体地说，局限在长沙、岳阳、常德、衡阳、邵阳这五大城，并以长沙为发起点和革命基地。与此同时，黄兴派他在华兴会领导阶层里最信赖的助手，赴他省联络志同道合者策应湖南革命：宋教仁赴湖北，杨毓麟赴上海，陈天华与明德学堂学生姚宏业赴江西。但革命前夕他们退回湖南，因为这些外省组织的成立，并不是为了（如唐才常所曾尝试的那般）让湖南人领导他省起义军，而只是为了取得他省人士的支持。最后，自立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乃是承诺赞助革命事业的华侨金主未依约拨款。相对的，黄兴的资金来自当地，来自支持革命的湖南士绅。捐款最多者是明德学堂董事龙璋，据说他曾捐款两万三千银圆供黄兴购买军火。[16]

尽管如此精心筹备，黄兴层层构筑的掩护体系却有个弱点：为营造合法机构的形象，他的团体用来掩护地下活动的学校和学会，得接受并未参与革命起事的学生入学入会。据某则记述，就是这样一位来自明德学堂的学生，气愤于老师对他某篇作文的批评，于是向学者王先谦密报该校的不法情事。[17]同样是王先谦，郭嵩焘思贤讲舍的前校长，一八九八年拿到时务学堂学生的札记时，向当局通风报信。这一次他再度通知官府，警察立即出动搜捕阴谋造反者。胡元倓费了番功夫把黄兴偷偷带出明德学堂，将其藏匿在另一个新机构长沙圣公会教堂里，该教堂华籍牧师再把黄兴偷偷带到上海。黄兴与杨毓麟在上海重聚，两人东渡日本。华兴会的领袖，在省外熟人的协助下，也大部分逃出，若非逃至上海，就是逃至日本，但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于一九○五年四月被捕，并被处死于长沙。

加入同盟会

湖南人在长沙筹划起事时，孙文在日本继续进行自己的反满革命计划。但自一九○一年毕永年死后，他即再度与华中脱钩。他的兴中会，有别于黄兴的华兴会，几次在沿海地区起事均失败，他的计划未得到内地人民的实质支持，只能寄望于外国为革命势力出面干预，但概率不大。孙文未受过传统典籍教育，因而也未能得到东京中国学生的大力支持，在那些学生眼中，孙文没有文化。与华兴会成功让文人与农村秘密会社一起献身革命不同，兴中会的成员以来自沿海省份的商人、工人居多。例如，宋教仁就蔑视孙文的革命本事。他认为孙逸仙能闹，但就此而已。[18]

一九○五年七月，孙文想把杨度拉入兴中会。在写出《湖南少年歌》后的两年间，杨度已成为公认的日本中国留学生总会领袖。这时，他的政治主张已大大不同于先前在《游学译编》的工作伙伴杨毓麟、黄兴，转而相信反满革命将弊多于利。他赞成在中国建立日式立宪君主政体，使权力为人民所共享，同时仍保留满人皇帝作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杨度立场极为坚定，因而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孙文仍未能说服他加入。[19]但对孙文来说，这几次会晤不算毫无所得；杨度本人不愿加入兴中会，但给了孙文更受用的东西，即介绍孙与黄兴认识。

一九○五年夏再度抵日时，黄兴为湖南起事的失败，已是满心愤恨与失望。因此，在如何实现湖南革命的目标上，他愿意接受新的建议。孙文提议他的兴中会与黄兴的华兴会结盟，如此可望促成跨省的协调合作，毕竟在这时看来，单靠一省的革命都成不了事。黄兴决定与孙文合作。这一决定代表湖南革命进程的一个转折——首度有身居领导要职的湖南人，提倡要湖南本省的革命传统屈居于一全国性的运动之下，而该全国性的运动以泛中国民族主义为基础，未明言由湖南人领导。

一个星期后的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八日，黄兴召集华兴会领导干部开会，鼓励他们支持两会结合。据宋教仁写下的会议记录，华兴会诸领袖（他所谓的“湖南团体”）在是否应与孙文联合上正反两派对立，势如水火。问题症结在于湖南人是否该为更庞大的运动规模而自毁本省的支持基础。

宋教仁本人和他的任何湖南同乡一样，清楚地了解他们一直在打造的湖南本土传统，这由他该年所写、描述华兴会之特性的文章即可见一斑。他在该文中写道：“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庚子唐才常一役，根据地在汉口，而原动力则湖南。去岁甲辰，湖南学生与会党合谋发难于湖南，以出长江，虽皆不成，要为湖南人反对满族之萌芽矣。”[20]

他的记述中含有湖南民族主义的基本信条：王夫之是湖南民族主义之父，留给湖南人独一无二的遗产；湖南人具有领导起事反满的传统；华兴会的起事表明欲建立独立的湖南。宋教仁本人虽然相信湖南民族主义的存在，但华兴会起事失败之后，他明白没有他省的帮助，华兴会成不了事。因此，他接受了孙文的观点。

革命反满应由诸省同心齐力进行这种看法，并非立即就得到其他人赞同。曾作为黄兴与哥老会搭线之联络人的刘揆一，就代表了反对的一方，宋教仁称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反对：“刘霖生则主张不入孙会之说。”黄兴提出折中方案，即把两会的结盟视为只是一时权宜的合伙关系。他建议道，独立的湖南团体或许可“形式上入孙逸仙会”，同时“精神上仍存吾团体”。因此，可利用孙文的组织来进一步推动湖南脱离清政府独立的大业，同时不把湖南省的利益交给孙文，或放弃他们自己组织的结构和本地支持。宋教仁认识到湖南革命运动的发展面临危机，最担心的乃是与孙文联合的湖南人，和未与孙联合的湖南人两者的关系会有何变化。[21]

黄兴的折中办法占上风，而随着湖南人终于加入，孙文的革命事业走上了全新的道路。华兴会是当时日本境内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留学生组织，当学术素养和革命资历皆无可挑剔的黄兴和宋教仁在一九○五年八月为东京的中国留学生联合主办一场孙文欢迎会时，谁都看得出，孙文不再受到留学生的排斥：一千三百多名中国学生到会。隔周，革命同盟会举行成立大会，有代表中国十八省中之十七省的学生与会。未有学生代表出席的省份是甘肃，原因纯粹是在日本没有甘肃学生。孙文被选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22]

溺死、绝望与讲述湖南人之牺牲的诗歌

华兴会大部分资深会员都加入了同盟会，但在本省利益至上主义和泛中国革命之间抉择的矛盾情绪还是久久未消。这一矛盾情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就是陈天华。他是湖南籍作家，自《游学译编》创立起就与黄兴、杨毓麟共事，也是最早支持加入同盟会的湖南人之一。陈天华是新化人，新化位于长沙西边的偏远地区，而该地汉人、苗人愈演愈烈的紧张关系，迫使当地官府立起一道隔栅以将汉苗隔开。[23]家乡地区的族群冲突，使他很容易就接受章太炎的种族主义思想，一九○二年东渡日本后，他热切拥抱汉族民族主义理论。他生性潇洒浪漫，剪掉辫子，效仿同乡先人打过的太平天国战士留着及肩长发。

陈天华的第一篇发表作品，一八九八年刊登于《湘报》，文中猛烈抨击缠足恶习，但要到五年后在日本，他才真正出名。在其主要著作《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中，他表达了其排外主张，仇外之激烈为一八九○年代周汉刊行湖南小册子以来所仅见。在《警世钟》中，他重现周汉著作的观点（陈天华小时候，周汉的著作充斥他家乡地区），写道：“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这样的字句和周汉的反基督教布告没有两样，但陈天华把矛头更进一步指向周汉绝不会论及的对象：满人。他接着写道：“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24]

陈天华就汉人民族主义写了数部广为流传的作品，但也数次把湖南人当成有别于整个汉民族的一个族群，向其发出恳求。一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军国民教育会成立两星期后），他在《苏报》发表《敬告湖南人》一文，文中号召湖南人推翻清廷，主张所有湖南人共同肩负一个始于一八五○年代而独一无二的历史重任。他写道：“抑诸君湘人也，我请与言湘军，湘军之起，都三十万，死者半焉，可谓惨焉。然湘军死十五万人，而获无穷之名誉……则其功岂仅曾、左。盖曾、左所杀者同胞，而我所排者外族耳。”[25]对陈天华来说，曾国藩、左宗棠留下的罪过，意味着现今的湖南人应该为了其他中国人挺身领导革命。他自认是那背负重任之群体的一员。他推断道：“但使异日青史书曰，中国之亡，湖南与有力焉，则吾所万不忍受者也。”

但一九○五年初期，他忽然放弃革命，转而拥抱立宪政体，令他的湖南同志大为惊愕。在此必须一提的，他这一转向，乃是出于一省的利害考虑，他宣称君主立宪政体最优，因为那将使各省得以有最大可能取得自治地位。换句话说，省级自治乃是比驱逐异族统治者更值得追求的目标。留日湖南学生仓促集会，谴责他的请愿书，因为该请愿书支持立宪（从而严格来讲支持皇帝，反对革命）。但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从该请愿书的诸多要求中，特别挑出陈天华强调省级自治一事来谈，表示那是这份请愿书里值得支持的部分。其他湖南代表同意此说，众人认可此请愿书追求省之独立与地方自治的主张，同时将请愿书中的其他部分全部斥为异端。[26]此事说明，就在同盟会创立前几个月，大部分有影响力的湖南革命分子仍把省级自治（至少是湖南的自治）视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他们与陈天华意见不一致之处，只在于用什么办法最能达成这一目标的问题上。

但随着革命同盟会的创立，陈天华似乎彻底放弃湖南利益至上观，转而支持泛中国革命。一九○五年十月，他谴责本省利益至上主义，视其为汉人团结最大的障碍：“夫省界何物也？谓非同一种族之人，同一区宇，但因满政府政治上之区域而划分者乎？……且分省不已而分府，分府不已而分县，势非至于四万万人分为四万万国不止，其何以联合大群以御外侮乎？今日者，国权未伸，外人势力之侵入有加无已。满洲未去，汉人权力消亡；此皆不顾，而先从事于省界焉，不外御其侮，而但阋于墙，甚矣其愚也。”[27]

陈天华的论点中，省界是帝国专断划设的分界，而非自然形成的分界（例如种族间的分界）。陈天华把他此前热情拥抱的本省利益至上主义斥为削弱汉族团结的迷信，从而与他此前所有诉诸独特湖南人族群的主张相矛盾。曾力倡本省利益至上主义的他，这时似乎已完全皈依把省视为无意义之单位的中国民族主义。

然后，陈天华有了惊人之举，向世人道出他最后的心声。一九○五年十二月七日，即同盟会创立四个月后，他宣告弃绝本省利益至上主义两个月后，他在东京湾投海自杀。他留下两份绝命书，做法正与他政治立场的矛盾相一致。其中一份写给所有中国留学生，要他们终身爱国不渝。他写道：“人皆以爱国为念，刻苦向学，以救祖国，则十年二十年之后，未始不可转危为安。”[28]在此绝命书中，他区别民族与政治之不同，呼吁汉人学生把重点放在政治而非民族，甚至要他们放弃仇满心态，让满人成为“同等之国民”。

陈天华主张，把中国土地上的所有居民纳入不分民族、以国家为基础的爱国主义里，汉人或许就能完全免去革命的必要：“然而举中国皆汉人也，使汉人皆认革命为必要，则或如瑞典、诺威之分离，以一纸书通过，而无须流血焉可也。”对他来说，瑞典与挪威不流血而分开，正是当代的一个明证，证明重大的政治改变，乃至彻底改造一个国家，如果能使各方达成一致见解，不流血就可达成。他主张，把汉人的族群一体意识，纳入更大同的多民族民主中华国，并让满人在这中华国里仍享有一席之地，汉人不需革命就能完成政治改变，不需流血牺牲就能享有自由。

陈天华另一份绝命书写给“湖南留学生”，文中并非呼吁满汉和解，而是呼吁湖南人团结。全文如下：“呜呼！同乡会不可解散。呜呼！愿我同胞养成尽义务守秩序之国民。当今之弊，在于废弛，不在于专制。欲救中国，惟有开明专制。呜呼！我同胞其勿误解自由。自由者，总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我同胞其听之耶？呜呼！愿我同胞其听之！其听之！”[29]

他敦促汉人学生撇下与满人的民族歧异，建立以国家为导向的泛中国民族主义，同时也恳请湖南人勿解散同乡会。此外，他于一九○五年十月抨击本省利益至上主义，并在表面上放弃了认为只有君主立宪能确保湖南自治地位的主张，但在他只有“开明专制”能保住“总体之自由”的恳求中，这些先前的主张有了更为极端的表述。专制似乎会是保住这一湖南组织的结果，而这的确发人深省。据某友人的说法，他内心痛苦的主要根源，乃是华兴会在湖南起事的失败，那带给他的苦楚从未消失。[30]但据大部分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说法，他绝望的不是湖南人，而是所有中国人。[31]对于湖南人，他要求保住同乡会组织，对于所有中国人，他则要求族群认同完全服从于未来国家的需求。如果湖南人遵从他的建议，把中国人认同摆在首位，那么湖南同乡会——照陈天华先前的逻辑，即是区别湖南人与其他中国人的人为障碍——会是第一个该除去的东西。因此，陈天华这两个要求同时存在且互相抵触，好似出自两个不同的人之口，而他自杀所要传达的意涵，就和湖南人欲使本省前途和帝国前途并行不悖一样令人困惑。

陈天华的突然自杀使湖南留学生圈子里的友人大为震撼。例如，他在华兴会起事时的伙伴、明德学堂学生姚宏业，陡然意志消沉。他与陈天华一样悲戚地认为中国学生缺乏获致成功的决心。姚宏业始终敬佩陈天华；在陈天华留长发以向太平军致意后，姚宏业即根据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姓，把他名字中的“宏”改成“洪”。一九○四年从明德学堂毕业后（黄兴是他在该校的老师），姚宏业追随陈天华的脚步加入华兴会，两人受黄兴之命同赴江西联络革命党人。一九○五年，姚宏业再度追随陈天华到日本，在该地也加入同盟会。但陈天华死后，姚宏业意志消沉，四处漂泊。一九○六年春，他来到上海，隐隐怀着将上海的湖南学生组织成共学会的念头，结果发现他们对行动救国不感兴趣。由于为该学会募款不顺，他最终死心。一九○六年五月，即陈天华自杀五个月后，姚宏业决定最后一次追随他好友的脚步，投上海黄浦江自杀。[32]

两人自杀相隔将近半年，但装着两人遗体的棺木（陈天华棺木来自日本、姚宏业棺木来自上海）却是一起运抵长沙。五月二十三日，商人禹之谟出面接下，统筹他们的丧葬事宜。禹之谟是湘乡人，曾国藩的小同乡，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间曾随湘军打过中日甲午战争，战后迁居上海研究实业。[33]一九○○年，他加入唐才常的自立军，然后赴大阪继续研究实业，一九○二年返国。在湘潭创立湖南第一个现代棉织厂后，他加入黄兴的华兴会，然后成为最早加入革命同盟会的湖南人之一。黄兴派他去长沙建立同盟会湖南分会。友人证实，一九○五年和一九○六年，他将许多时间耗在长沙茶馆，替同盟会分发反满刊物。[34]

因此，禹之谟既是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人物，也是跨省性革命同盟会的核心人物。基于这原因，禹之谟究竟是以革命同盟会代表的身份，还是以湖南革命运动代表的身份，接下陈、姚两人遗体，就攸关以下问题的厘清：湖南人是否真的被纳入革命同盟会，抑或澎湃汹涌的湖南革命运动只是利用同盟会来进一步推动其宗旨和目标。

诚如后来的发展所表明的，不管陈天华、姚宏业有意赋予他们的自杀什么样的意涵，二人之死都被视为为湖南而死，而非为中国而死。在陈家鼎、宁调元这两位明德学堂学生暨革命同盟会同志协助下，禹之谟宣布陈天华、姚宏业为楚之烈士，要求将他们葬在岳麓山。岳麓山是湖南最神圣之地，湖南历代先贤祠庙之所在，一八七九年，郭嵩焘就爬到此山上的贾谊祠，写下哀叹自己年华老去的诗。湖南巡抚禁止了这场葬礼，这三位主办人即纠集长沙诸所新学校的学生，于一九○六年六月十一日浩浩荡荡地为陈天华、姚宏业两人送葬。现存的记述说有一万多名来自长沙诸新式学校的学生（这时新式学校已总共教出三万多名学生），一身素白，戴草帽，边走边歌，人龙绵延超过五公里，无视巡抚的禁令，送两具棺木到岳麓山下葬。[35]

送葬行列前头高举禹之谟所撰挽联，部分写道：

杀同胞是湖南，

救同胞又是湖南，

倘中原起义，应是湖南。

烈士竟捐生，

两棺得赎湖南罪。[36]

最重要的是，这是场为湖南人赦罪的活动。他们将陈天华、姚宏业两位革命志士葬在岳麓山，最主要的是想借此扫除颂扬曾国藩、湘军（“杀同胞”者）成就的官方湖南历史，代之以新的革命使命观。十二年后，毛泽东（二十六岁的长沙老师和新闻工作者）称这一送葬之事是“湖南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说“湖南的民气在这个时候几为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37]但在学生解散后，巡抚派兵挖出棺木，逮捕看顾棺木的学生。禹之谟从长沙逃回湘乡老家，两个月后，被百余名清兵逮捕入狱。

《洞庭波》

湖南巡抚开始逮捕学运分子时，禹之谟的两个助手陈家鼎、宁调元，在明德学堂创办人胡元倓的协助下从长沙逃到日本（两人都是该校学生）。两年前，也是胡元倓偷偷助黄兴脱离险境。[38]在东京，他们两人与因为华兴会、革命同盟会结识的杨毓麟会合，三人合办了新湖南刊物《洞庭波》。洞庭湖构成湖南省北界，湖南就因位于洞庭湖之南而得名。更古时，洞庭湖为楚国南北分界，屈原被流放到楚国南部，即流放到该湖之南。《洞庭波》之名出自屈原《湘夫人》一诗的第一诗节。此诗节描述诗人在洞庭湖对岸瞥见湘水女神：

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39]

凡是具有古典文学素养的中国人，都非常熟稔这首诗，《洞庭波》的刊名让人一见即生起此诗中的鲜明意象。遥远北岸上“眇眇兮愁予”的眼神，赋予此刊物可望而不可即的渴慕之感。树叶飘落洞庭湖，则赋予该刊失落之感。陈天华与姚宏业都是被洞庭湖水吞没的落叶，被衰败时代的“秋风”吹落，淹死湖中，成为献给湖南神灵的祭品。《洞庭波》在形象和措辞上，比此前任何湖南刊物都带有更为顽强的湖南味。它在两位湖南“烈士”葬在岳麓山，而民心悲愤正浓的势头上问世，把他们放进从屈原一脉相传下来的传统里。它所刊出的作品，有许多暗喻远溯楚国，因而在意象上强化且深化杨毓麟先前的出版物。

此刊发表了数首为姚、陈二人下葬所写的诗，作者则以“屈魂”“湖南某君”之类笔名示人。在这些诗的暗喻性用语里，最应注意的乃是陈天华、姚宏业二人的自杀都是投水而死，不管姚、陈二人的真正用意为何，此刻他们可被解读为重现屈原千古不朽的自杀壮举。一如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在敌人入侵前夕警示楚人，陈天华和姚宏业（在这些诗人的解读下），也以同样的死谏来抗议他们湖南乡人未能在中国即将遭外人入侵时接受他们的号召起身革命。屈原是湖南人这一自杀殉道方法的始祖。通过陈天华、姚宏业，此举重现于现代。那是湖南人所能深刻体会，带有浓浓的湖南历史之永恒悲剧意涵的自杀之举。

在其中一首诗《哭亡友姚君宏业》中，姚的投水自尽促使作者反思湖南的情势：

湘魂一去痛何如，

忍令平生付子虚？

欲识船山真面目，

诸君仔细读遗书。

……

我亦长沙痛哭生，

十年奔走事无成。

病中几点忧时泪，

和洒湘流吊屈平。[40]

这首诗以姚宏业入诗题，以屈原入正文，把这两个同是投水自尽的哀悼对象连在一块。王夫之的著作以驱邪物的形象出现，如果运用得当，或许能阻止湖南人的悲剧，亦即“湘魂一去痛何如”的发生。此外，诗中提到“十年奔走事无成”，暗指作者是杨毓麟那一代人（说不定就是杨毓麟本人）。对这位作者来说，湖南人独立之梦始于十年前的时务学堂和南学会。

在这些诗作的衬托下，《洞庭波》的主要文章，二十一页的《二十世纪之湖南》登场，此文作者为禹之谟的副手陈家鼎。[41]陈家鼎一开始循着先前《游学译编》所刊湖南民族主义文章的调子，或杨毓麟《新湖南》的调子（杨毓麟毕竟是现今这份刊物的主编），以一首赞歌描述湖南境内的反抗、进步、殉难的历史，但陈家鼎在此文中未把湖南称为省，而是称为国。他写道，一切滥觞于屈原：“屈原以文章唤起国魂，船山以学说提倡民族。时务则魏源、郭嵩焘、曾纪泽为之先声。种界则曾静、贺金声、陈天华、姚宏业效其死命。以如斯之光荣历史，如斯之开化民俗，如斯之大好人物，如斯之英伟事业。”

在探索了这一从楚国往下绵延到当今之世的英雄精神之后，陈家鼎以古今中外的其他英雄、烈士为对比，思索湖南英雄、烈士的伟大之处，并写道：“虽使之流唐漂虞，涤殷荡周，驾欧驱美，轶非凌澳。鬻熊孙子人人皆拿破仑，湘中城池处处号圣彼得，纵横上下不可一世。以湖南比近世之帝国，一日耳曼二十五联邦中之德意志也。以湖南比世界之共和国，一美国十三州中之华盛顿也。”因此他宣称，湖南理当称扬于世界舞台，至少和近世任何一个著名国家一样伟大。

但接着陈家鼎话锋一转，问道：“骎骎乎号一近世界之新主人可也，而孰料有大不然者。”然后此文语气转为愤恨，而与此前谈湖南民族主义的较乐观文章迥然有别。因为陈家鼎发现其他文章少谈一样东西：中国境内的公敌。他把陈天华、姚宏业的未能下葬，称作非湘籍官员一贯主动打压湖南人的一个事例而已，循着这条思路，他发出一前所未见的指控：威胁湖南人性命者，不只满人和外国帝国主义者，还有——且这是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有其他汉人。

陈家鼎再度搬出过去湖南人对被帝国视之为落后草莽之地的痛恨，然后狠狠斥责他省人对湖南人的压迫，并用西方的惊叹号来强化他的观点：

政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喜生事端也。军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最占势利也。学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太无程度也。商界工界乃至妓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性太野蛮也。海内所欲打！打！！打！！！者，非别省也，湖南也。所欲杀！杀！！杀！！！者，非别省也，湖南也。

对于湖南人在太平天国之乱中与汉人为敌这一主张（由谭嗣同首次提出，而这时被普遍接受），陈家鼎认为那不是湖南人的自我批判，而是湖南所必须驳斥的恶意指控，亦即湖南人在征战上的丰功伟绩，已使湖南人成为他省人仇视、痛恨的对象。

在他看来，湖南人因此遭受其他汉人的迫害，比印度教徒或犹太人所受的迫害更有过之。他解释道：“哀湖南者，莫不曰湖南之在今日，将为天下第二之印度犹太也。然而犹太者西洋文明之母国。俄偶残杀之，各国报纸皆诋俄为野蛮。现今犹太国虽亡，而遗族犹散处于欧洲各国。湖南且被各省之排，尚望见容于各国乎？”同样的，“印度种虽垂灭，犹有站街之资格，今且欲离英而自立矣。湖南则哑国也，奴薮也”。在他看来，湖南人连鼓起类似印度教徒的叛乱意志都办不到，湖南人默默接受被奴役的对待。

湖南人受到满人、西方帝国主义者、其他汉人的攻击，又无处可避难，于是陈家鼎描绘出如果不团结在一块，湖南人在新的世纪可能会有的遭遇。他预测，他们会陷入演化斗争，且败下阵来：“来日虽久，无可为南风强竞之时。无论满洲人、各省人、各国人，皆有仇视湖南之时，一若必使一种南楚民族尽付之天演淘汰而后快者。危哉，湖南人！危哉！二十世纪上之湖南人，不知天下何憾湖南人之深。”

陈家鼎转而谈起熟悉的教育问题，作为培养这个南楚民族挺身自保之心的起点。他说，日本一九○五年之所以能击败俄国：“无不由该教师以国仇之必报，平日印入儿童脑中。”他主张，湖南人必须以日本人为师，透过学校灌输学生必须为湖南人所受的苦报仇的想法。这些学校的基本职责，应是“以清虏南掠之惨，及湘人祖若曾积尸之多，演动一般国民，而又主张船山学风奉为宗派，俾曾（静）、唐（才常）、陈（天华）、姚（洪业）之死状，童樨皆知，耳濡目染，教育之影响全国必也大矣。”因此，陈家鼎的《二十世纪之湖南》，把先前有关湖南独特性的陈述，统合成一种宣传体系所追求的远景，也就是要利用湖南人受满人和其他汉人的迫害的事实，把湖南人塑造成一个能在华南立足，骄傲、独立、自成一体且强大的实体。它的文化的核心主义，如学校所反复灌输的，将是王夫之的思想，它的历史的中心母题将是殉难。

这篇慷慨激昂的长文，最起码说明了尽管不久前建立了泛中国的革命同盟会（《洞庭波》三位主编都是其会员），强有力的湖南分离主义意识仍在迅速茁壮。《洞庭波》继同盟会之前的湖南学生著作而起，而民族主义意识更为激烈、更富诗情、更为深刻。先前所有湖南人著作均含蓄地表示，把湖南人界定为有着共同文化、共同历史命运的一个“民族”，而非界定为一个省（只是个地理实体），最为理想，而《洞庭波》代表了对这一含蓄主张的细微调整。此外，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湖南人在过去历史上所受到的压迫，更甚于犹太人或印度教徒所受到的压迫，借此给了湖南民族主义挺身准备战斗的动机。

从某个观点来看，陈家鼎的《二十世纪之湖南》可以说承继了郭嵩焘一八七○、八○年代重振湘楚文化的作为。郭嵩焘希望湖南领路通往未来的中华国，主张湖南的学校按照王夫之的思想重建，而这一希望和主张，在陈家鼎的文章中，均得到重述。但自郭嵩焘的时代以来，中国其他地方已被视为湖南必须打击的真正敌人。界线更为分明，怨愤更为深重，要求脱离“中国”自立的主张更为激昂且明确。

但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洞庭波》的诸位湖南主编也受了周汉的影响。周汉于一八九○年代所作的煽动性的排外小册子，乃是他们一九○○年代反满杂志的先祖。《洞庭波》只刊出一期，日本政府就因清廷施压而迫其停刊，然后，主编之一的宁调元从日本返回湖南，协助领导湖南、江西交界山区的一场矿工叛乱。宁最后入狱，且无巧不巧，就和周汉关在同一间监狱。自一八九○年代个人出版品遭查禁后，周汉即被关入狱中，这时还未出狱。

这位一生鼓吹同胞杀洋人的老耄反基督教宣传家，一九○七年时已几乎是明日黄花，他所追求的目标在他的家乡长沙已几乎遭遗忘。就连他的女儿这时都在长沙某女子学校教西方科目。[42]但虽已过气，他和年轻的反满行动主义者宁调元的共通之处不只在于关在同一处监狱。两人是两代人，两种思想的化身，却都基本上执着于将外人赶出湖南。在狱中，两人在某方面意气相投。周汉写了张条子给宁调元，说：“余年六十，一生为虾戏犬欺，不绝灭外来侵凌，余死不甘心。”[43]若非年龄有异，把这条子说成是宁所写，亦无不可，因为它的意涵也正是宁的心声。坚持自己信念的周汉，来年终于获赦，但这时他已对外面世界死了心；他拒不出狱，在狱中度过余生。

王夫之的从祀文庙

曲解王夫之的思想为自己目标所用者，不只湖南革命人士。他们以王夫之为本省先祖，围着他重整旗鼓时，把王夫之描述为所有反满民族主义者（而非只是他湖南家乡之反满民族主义者）之精神始祖一事，也普见于个人创作和大众报纸上。早在一九○三年，上海报界就经常在谈民族主义的文章里提到王夫之的名字，频繁到令《苏报》主编抱怨它们浮滥肤浅。他要读者更深入思索，在某文章里写道：“今以限于日报之例，未能竟其词，此不过其九牛之一毛也。”在此文别处，他严正表示，“王船山者，亡国之一国民也，故其言皆亡国之音，所说多亡国之惨。”他说，那些著作“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44]蔡锷于一九○四年为《东方杂志》撰文时，写了一篇名字取得很贴切的文章——《采王船山氏说证中国有尚武之民族》，文中大量引用王夫之《黄书》某章的字句。[45]王夫之在该章中根据各地区人民的气质，将不同地区的人民分门别类。王夫之的思想可以说变成了无所不包，他的著作似乎预见了进入中国的许多“新”思潮。例如，一九○六年《东方杂志》某文，以大量的原文为证，主张王夫之在亚当·斯密出生前，就描述了他《国富论》中的经济理论。[46]

但十九世纪时最早使湮没于历史的王夫之重见天日的那些学者，其打造出的王夫之，也就是湖南儒家先贤形象的王夫之，著作能使天下拨乱反正的经世学者形象的王夫之，并未完全消失。激进学生走过湖南维新运动、自立军起事、华兴会起事未遂、埋葬陈天华与姚宏业这诸个阶段时，王闿运仍在衡阳经营船山书院，自一八九○年代以来未有改变。他也继续在王夫之诞辰和每年大年初一时主持崇祀王夫之之礼，一如一八八○年郭嵩焘首创这些仪式时之所为。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于一八九三年开始悄悄搜集、刊行王夫之几部此前不为人知的著作。[47]但这些都是局限于湖南一省之事，且与这时其他援引王夫之来张扬己说的行为不同的是，它们与帝国政治或国际政治无关。

但一九○七年御史赵启霖重提郭嵩焘一八七六年未竟的梦想，奏请礼部让王夫之从祀文庙，从而使上述情况改观。赵启霖是湘潭人，而王夫之后代，以及欧阳兆熊、王闿运、十九世纪复兴王夫之著作有功的其他人，也都是湘潭人。赵启霖于一八八○年搬到长沙就读于岳麓书院，在校成绩优异，一八九二年三十三岁时中举，再数年考上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短短的自传完全未交代自己的师承，但他把一八九一年郭嵩焘的去世列为那一年他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由此可知他极为推崇郭嵩焘。[48]赵启霖曾为郭嵩焘写挽词，词中有曰：“不有俊民，谁拯国疪。”[49]郭嵩焘从英国返乡后那数年期间，赵启霖住在长沙，与陈三立来往密切，而陈三立的父亲就是曾非正式受教于郭嵩焘的前湖南巡抚陈宝箴。年近三十的赵启霖，若要就读思贤讲舍，年纪太大，若要加入禁烟公社，年纪又太轻，但他后来的著作仍透露了郭嵩焘对他的影响。赵启霖喜爱经世之学，提倡船山之学不遗余力，后来积极鼓吹禁烟。[50]一九○七年向礼部奏请让王夫之从祀文庙时，他是在刻意追随郭嵩焘的脚步。

赵启霖的从祀文庙折和郭嵩焘的从祀文庙疏，两者的主要差异之一，乃是赵启霖奏请将忠于明朝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大儒同时从祀文庙，一如十八世纪末将他们三人当成一个群体，纳入清朝《国史儒林传》中。借此，争议性较大的王夫之能搭较为当局所接受的顾炎武的顺风车一起从祀文庙。

但更重要的，乃是赵启霖奏请的时机，因为他写此奏折时，儒家体制已明显式微。科举制度于一九○五年废除，一九○七年赵启霖写下此奏折时，清廷正在研究如何改变体制，走君主立宪制。许多人察觉到正当性危机（即使还未降临）步步逼近。一九○六年，有份皇帝诏书指出，教育必须推崇“忠君尊孔”。[51]赵启霖解释道，王夫之等三大儒正是忠君尊孔的完全典范，奏折一开头就提议借由推崇这三位忠于明朝的学者来“崇国粹”。[52]然后他表示，研读这三大儒的著作，乃是恢复中国正统思想体系的最佳办法：“自中外交通，学说纷杂，后生昧于别择，或至轻诋国学，自忘本原。”在赵启霖的奏折中，这三大儒（如一八七○年代诸大臣对王夫之的断定）未威胁到儒家正统的安稳，反倒成为摇摇欲坠之意识形态的支柱，体现了中国“国学”的“本”与“原”。

郭嵩焘一八七六年的从祀疏，把王夫之说成受冷落的湖南先贤。它含蓄地要求肯定湖南，肯定这个以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挽救清朝，却遭遗忘的落后地区。相对的，赵启霖只略加提到王夫之的本籍，较爱把他描述为纯正中国人，从而是抵挡非中国思想体系入侵的堡垒。耐人寻味的，这一次反倒是礼部在回复此奏折时，特别针对王夫之的湖南出身表示看法，称那是他最重要、最引人注意的地方之一。据官方记录，诸大臣审议此事时指出，尽管王夫之的著作直到晚近才让人得以一睹，“同治以来中兴名臣大半奋迹衡湘，则亦未始非其乡先生教泽之所留贻”。[53]

在朝廷对教育、政体方面的政策大幅改弦更张之际，礼部大臣似乎带着怀旧之情回顾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的那段重建岁月，认为湘军诸将成功稳住同治皇帝的统治，正表明王夫之的学问有助于王朝的救亡图存。那与郭嵩焘含蓄的指控——湖南未得到应有的肯定——大相径庭，因为这时王夫之被视为使湖南人在十九世纪大放异彩，说不定也会使中国在二十世纪大放异彩的大功臣。在朝廷眼中，王夫之不再是威胁，更为可怕的威胁即将到来，而且其中有些威胁已把王夫之据为己有。与那些把王夫之誉为反满民族主义者之老祖宗者相反的，清廷终于欣然接受赵启霖所解读的王夫之，将他视为忠君爱国者。

章太炎首开先河将王夫之称作汉人民族主义之父，因而在听到赵启霖的奏请已得到朝廷赞同时惊骇不已。一九○八年七月十日，他在《民报》发表文章表达对此事的看法，写道：“衡阳所著，则有《黄书》、《噩梦》，其尊汉族而拒羯夷，成文具在……今于衡阳反无一言，岂彼满洲贵胄者，未睹衡阳之书耶？抑自知东胡秽貉，荐食神州，罪在不赦，故不敢公吐盗言以憎主人也。若是，则彼满洲人者，亦以汉人排满为当然耶？”[54]

他以这一怀疑为基础，质疑这时支持赵启霖奏稿的满人大臣之动机。他搬出他的理论（这次把那理论说成听自他人的说法），说曾国藩刊印王船山著作系为替他杀害同属汉人的太平天国叛乱分子的行径赎罪。章太炎写道：“曾国藩身为汉奸，狝薙同种，而衡阳遗书数十种，素未现世，实国藩为之刊行，湘人父老相传，以为国藩悔过之举也。”如果说曾国藩刊印王船山著作，乃是他私底下反满的证据，当今朝廷支持让王夫之从祀文庙，则意味着连满人都承认他们该被推翻下台，或者如章太炎所说的：“然则尊祀衡阳，默无非议者，其亦满人悔过之举耶？”

这一请祀案未因章太炎的嘲笑而破局，两个月后的一九○八年九月，礼部同意所请。于是，在郭嵩焘去世十七年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这位湖南先贤的牌位进入中国各地的文庙。同样的，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被迫隐居山林，发奋著书的王夫之，在去世两百年后，反倒成为替该王朝之正统性挂保证的体制化象征。但这一奇怪的结合将只持续到清朝覆灭为止，也就是将只再持续三年。

迈向革命

“湖南团体”与其所加入的同盟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55]一九○八年，双方出现明显裂痕，宋教仁带头欲拉下同盟会总理孙文，代之以黄兴，而参与这场倒孙运动者以湖南人居多。在黄兴的阻止下，宋教仁才收手。辛亥革命爆发时，与其他华中革命党人密切合作、协助领导该革命者，乃是黄兴；正在美游历的孙文，得知此事大吃一惊，最初毫未参与这场起事。清朝覆灭后，据说章太炎严正表示：“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56]孙文未在人选考虑之列。黄兴有来自湖南和华南的支持，另一位省级领导人黎元洪则有来自河北和华北的支持。在黄兴与宋教仁主导下，折中人选孙文出线，以防上述两派冲突。[57]黄兴最终未能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却仍是第二把交椅，革命后有数年，孙黄二人的名字一起出现在国民党大部分政策声明的最上头。[58]湖南学生团体的其他领导人物，从此驰骋于全国的大舞台上，就和当年湘军领袖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发迹的方式差不多。宋教仁成为农林总长，一九一三年差点成为总理。刘揆一成为工商总长。蔡锷是云南都督和四川督军兼省长。杨度成为军事强人袁世凯的高阶顾问，而袁会在一九一二年接替刚当上总统不久的孙文，成为中华民国总统。但一如太平天国覆灭时所发生的，湖南诸领袖决定为更大的政府效力一事，使湖南的地域主义失去了影响力，至少眼下是如此。把中国打造成此刻的样貌之后，他们离开发迹地湖南，到新政府闯天下。

湖南革命志士在迈向辛亥革命途中的矛盾心态，如今已大体上遭遗忘，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中华民国政府效命。民族主义者的历史支配了对这段时期历史的叙述，就连其中最可疑的湖南革命人士（杨毓麟、陈天华，乃至反对创立革命同盟会的刘揆一），都被誉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英雄。但把他们的动机和效忠对象单单归于一统中国的梦想并不公允，因为他们也着眼于更近的目标——湖南自治。

在看似可行的泛帝国革命运动逐步发展之际，本省利益至上的心态并未消失。其实以《洞庭波》为指标来说，湖南本省民族主义的发展程度，至少和中国民族主义一样高，而就湖南来说，它能有更根深蒂固的根源作为依据。华兴会决定与孙文合组革命同盟会一事，并非如今人所常认为的，结束了这个较早成立的组织。如同宋教仁所说的，试图让湖南脱离清政府独立的湖南人，并未完全忘掉他们该忠于自省乡民，他们的中国民族主义热情多半从本省生存、自治的角度发出。陈天华、姚宏业的投水自尽，被民族主义历史学家追念成是为自由中国梦想而死的英勇行动。但对拥有他们的遗体，进而拥有他们的象征性资本的湖南人来说，他们是为了赎湘军的历史罪行而死，他们的死是屈原之死的翻版。尽管华兴会起事失败（其实是《新湖南》的失败），尽管未能如愿下葬陈天华、姚宏业，日本湖南学生的湖南民族主义激越言词，并未在他们返回大陆后减弱，反倒以更阴郁、更愤恨的形态呈现，对非湖南人的不信任，就如同对满人的不信任一样，且思索着湖南人是否要挺身而出把所有非湖南人赶走。

在所有湖南民族主义者的想法里，都立着王夫之这位崇高人物。在辛亥革命前那些年里，王夫之的地位逐步升高，但他的角色分化为彼此冲突的多种形貌，并以如下三种为主：中国民族主义之父、“湖南精神”之原型、湖南一地所自诩的儒家传统思想的领袖。他著作里的基本精神，使这些主张彼此水火不容，那精神就是他毫不掩饰的仇满心态。诚如第六章会看到的，一九一一年清朝的覆灭，继之以革命党人成立新政府，将终于在湖南创造出一个政治环境，把这些对王夫之遗产的不同理解重新统合，在一综合体里调和它们的差异，且首度居于共同基础之上。

杨毓麟的投水自尽：尾声

杨毓麟的著作影响了湖南民族主义的发展，且他与几乎所有湖南改革派和革命党人（在郭嵩焘的校经堂、在时务学堂与南学会、在自立军、在《游学译编》、在华兴会、在革命同盟会的改革派和革命党人）都有深厚私交，但他并未和他的朋友一样，于革命后的政府里担任新职。华兴会起事失败后，他已然曲折的人生奋斗道路变得更难捉摸。一九○五年，他改名杨守仁，前往北京任职于清廷的京师大学堂译学馆。[59]一九○五年九月，清廷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外国宪政时，杨为随员之一[60]。但一行人就要从北京火车站启程时，杨毓麟的前暗杀队成员吴樾，想引爆炸弹阻止这趟行程，却在车站里炸死了自己。杨毓麟过去的作为反倒差点害了他自己，因为差点要了他命的那颗炸弹，就是他教吴樾制造的。经过这一意外的延搁，考察团在十二月终于成行，杨毓麟跟着远赴日本，而在日本，他和宋教仁一起投入清廷的外国政治书籍中译事业。[61]陈天华、姚宏业下葬事件后，杨毓麟借着《洞庭波》和《汉帜》（他曾在《汉帜》上宣传一部以“烈士”吴樾为主题的书），重拾以湖南为中心的革命报刊事业。然后，一九○八年，他又回去为清廷效力，被留欧学生监督聘为秘书，随行到伦敦。一九○九年他辞去政府职务，搬到苏格兰的阿伯丁，在那里学英文、政治经济学、宪法，就此度过余生。[62]

就在杨毓麟待在苏格兰期间，有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东西，穿透他夸夸其谈且自相矛盾的政治著作而留存为我们所知。因为这位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湖南独立的鼓吹者、炸弹的供应者、渗入清廷的内应，也是个父亲。有几封他写的家书保存至今，信写于一九○九年，收信人是他的幼女。当时他三十七岁，而他女儿与妻子住在长沙。这些信中的思想情感，似乎与他的公众形象格格不入。它们流露出令人感动的守旧心态，而由于出自一位把早年生涯的大半投入摧毁中国传统社会的人士之口，那心态更让人觉得突兀。他写道：

字谕克恭知悉：

汝写信与我，我甚喜欢。汝寄来文章一篇，尚不太坏。用心学去，尚是可造。惟汝每次写信与我，字体特别潦草。去岁信上说是眼睛看不见，汝眼光何至如是不佳？可告我。

汝此次考试如何？前信说是考在十几名上，何不发愤用功考到前三名耶？汝只寄文章给我看，但是我最喜欢知道者是汝算学学得如何？英文学得如何？体操如何？以后须将此数项功课一并告我，不可专寄一篇文章与我，切嘱切嘱。

现在我写信与汝母亲，要汝往周氏女塾寄宿。汝到学堂寄宿后，自己须要切实学好做人，切实用功求学，不可在学堂内与同学诸人终日闲谈乱讲，不可与同学诸人闹意见。待同学诸姊妹宜格外客气，彼此以求学用功相勉励。见学堂监督教习，尤宜恭而有礼，恪守校训，不可违抗。一切日用饮食起居，须有一定规则，按照一定钟点。钟点是人生在世一件必须谨守的事，人无一定做事钟点，便是不能学好的凭证。切戒切戒。

晚上休息上床不可胡思乱想，须认定一段格言，或认定一个算学题目，用心思考，自然而然入梦，神魂清爽。

平日除与诸女同学往来及休息往来外家请安外，不准汝与男同学往来，亦不准汝妄向别的人家行走。此是我定的规矩，汝若违背我的规矩，便不是我的女儿，将来是不好见我的面。

汝写信与我，称外家为“婆家”，“婆家”二字不合，我已写信在克念信上，汝可索看。

克念为人，天资平常，精力亦差，我怕他虚浮懒惰，汝须嘱咐他，要他切实用功，要他发愤，要他一切事情必须谨守一定钟点，要他用心学作文章，学读英文，学习算学、体操。

祖母在家挂念汝等，汝须与克念常常写信向祖母请安。十叔、伯母、叔母，亦宜常常写信请安，不可间断。有暇时宜写信与我，告我近日所作功课。

平日用钱极宜俭省，买物但求适用，万万不可贪好看。但求价贱物良，不可贪价贵，愈贱愈够用。用钱但有节省之法，别无他法。

身体须保养。保养身体，只有用心习体操之一法。我到此国，看见一个女学堂，诸女学生闻进学堂三个月，无不肥胖者，全是习体操工夫，汝宜每日习体操一点钟。

父守仁谕

五月初三日[63]

这位老无政府主义者给女儿的劝诫，或许可扼要归纳如下：用功读书，学作文章，考好成绩，与同学相处融洽，尊敬师长，勿与男同学往来，别把时间浪费在无益的消遣上，定时运动，拜访亲戚，饮食起居要规律，最重要的要守规矩。这番话竟出自年轻时学制炸弹、阴谋暗杀慈禧太后、出版小册子鼓吹湖南脱离中国压迫桎梏的人士之口。身为父亲，杨毓麟严格、保守如曾国藩。这告诉我们什么？或许这封信透露他放弃了他先前的奋斗目标，透露了一位父亲的体悟，体悟到稳定、传统、按部就班的改革比激进改变重要，体悟到他离世后，传统生活方式会比他走过的人生更有益于他的女儿。也或许这封信证实了他所追求的教育、政治、文化方面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就要发生了。他的女儿毕竟能上私立女子学校，能像西方国家的女孩那样做运动。她的考试科目除了作文章，还有数学、英文。也或许这封信证实，此人虽是他那一代最激进打破传统桎梏的年轻思想家之一，却仍是个进士文人。他仍在他从小接受且精通的仪式和礼节中找到安心，找到必然之感和慰藉。也就是说，他的激进思想从未离开他一八八○年代在长沙所受教育与教养的根，或许他攻讦传统制度时措辞的恶毒，与他对传统制度之基础的信任程度，有等比例的增减关系。他虽有革命分子的头脑与文笔，却仍有一颗改革家的心。

在人生即将走到尽头时，杨毓麟似乎已丧失了政治热情，因此，杨毓麟为何在辛亥革命前夕的一九一一年八月投水自尽，也就更让人摸不透。对此，流传两种说法，但都不尽令人满意。据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历史学家所说，那是因为他误信老友黄兴已在三·二九黄花岗起义遇害的传闻，从而绝望于中国的未来。[64]但当时他留给叔祖杨昌济（按：两人年纪差不多，但杨昌济大杨毓麟两辈）的短笺，完全未提及这方面的事。在短笺中他告诉杨昌济，“脑炎”使他头痛得眼花，连续数晚睡不着觉，他已受不了。不管他是愤于中国革命失败而自杀，还是因承受不了精神疾病的折磨而自杀求解脱，或者是出于别的截然不同的原因而寻死，他的自杀是有计划的，非临时起意。一九一一年八月十日，他把阿伯丁银行的存款一百三十英镑全领出来，换成汇票。[65]然后买了一张到利物浦的三等车厢车票，在利物浦火车站时，他寄出两封以红墨水写就的信。其中一封附上一百英镑，寄给位于伦敦的两位友人，嘱咐他们买一小型炸弹厂。另外三十英镑寄给在中国的老母。然后他搭电车到利物浦湾，脱到只剩内裤，把脱下的衣物整齐折好，与他的手表和零钱一起堆放在海滩上，并在最上面摆上他的油纸伞（后来有人说这是为让路过者知道他是中国人）。然后走入利物浦湾寒冷的大西洋海水中，一如当年屈原走入汨罗江。后来，一群渔民发现他的尸体漂浮在海上，将其带回岸上。[66]

[1] 杨毓麟，《新湖南》，重刊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1978），第612～648页。引文来自第637、641页。

[2] Martin Bernal说，在中国学生对俄国无政府主义的早期探索上，杨毓麟是“关键人物”。请见 p. 118 of Martin Bernal，“The Triumph of Anarchism over Marxism，1906-1907，” in China in Revolution，ed. Mary C.Wrigh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p. 97-142。亦见Frederic Wakeman Jr.，Spymaster：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 168。

[3] 曹埃布尔，《杨笃生蹈海》，《辛亥革命》卷4（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316～323页。见第319页。

[4] 冯自由，《“新湖南”作者杨笃生》，《历代名人记长沙文选》，郑佳明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第452～458页。在《杨笃生蹈海》（第319页）中，曹埃布尔说这些团体创立于一九○四年夏，但此说肯定多了一年，因为那时杨毓麟和黄兴都已回到中国了。

[5] 入馆中国学生名单存于东京的讲道馆博物馆和档案室。有趣的是，鲁迅也是入讲道馆习艺的中国学生。

[6] Chün-tu Hsüeh，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 9.

[7] 曹铁安，《明德春秋》（长沙：长沙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3），第36页。

[8] 炸弹，译者译为爆裂物，据黄一欧《黄兴与明德学堂》改。——校者注

[9] 黄一欧，《黄兴与明德学堂》，《辛亥革命回忆录》，甄冠南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32～137页。见第136页。

[10] 见《明德中学建校八十五周年纪念册1903-1988》（长沙：明德中学，1988），第121页。关于抵达日本方面的资料，见《游学译编》中的湖南同乡会名册，第1043～1055页，尤其是第1051～1052页。关于陈天华，请见 p.214 of Ernest Young，“Problems of a Late Ch’ing Revolutionary：Ch’en T’ien-hua，” in Revolutionary Leaders of Modern China，ed. Chün-tu Hsüe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 210-247。也见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328页。

[11] 黄一欧，《黄兴与明德学堂》，第134页。

[12] Martin Bernal在“The Triumph of Anarchism over Marxism”一文中，称《新湖南》是“为这个团体辩护的声明”。见第119页。吴建华也称杨毓麟是华兴会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吴建华，《蹈海烈士杨守仁》，《湖南文史资料》28（1987）：第22～31页。见第24页。

[13] 黄兴在会上的讲话内容，被节录于胡绳武、金冲及著的《辛亥革命史稿》第328～329页。欲了解这场成立大会，也参见田伏隆的《湖南近一百五十年史事日志（1840-1990）》（湖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1904年2月15日条；《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省志》卷1，第二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第223页；《明德中学建校八十五周年纪念册》，第10页。

[14] 《清史》，卷8（台北，1961），第6241～6242页。也参见Charlton M. Lewis，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unan Province，1891-190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 166。

[15] 关于“入股”，见Kit Siong Liew，Struggle for Democracy：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第29页；该页引用了黄一欧《回忆先君黄克强先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609页。《明德中学建校八十五周年纪念册》第10页，列了与明德学堂有渊源的成员名单。据曹铁安的说法，革命同盟会二十三名创始会员，也因为在明德学堂任教或求学而与该校有关联。见曹铁安，《明德春秋》，第42页。关于宋教仁的角色，见Liew，Struggle for Democracy，pp. 30-31。

[16] Lewis，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p. 168. Harold Schiffrin认为黄兴在当地总共借到五万元。见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 340。

[17] 黄一欧，《黄兴与明德学堂》，第135页。

[18] 冯自由，《革命逸史》，卷1（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8），第113页。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期，1969，第70页。关于孙文与华中缺乏联结，见Chün-tu Hsüeh，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p. 34。关于在日中国学生对孙文的看法，见Liew，Struggle for Democracy，pp. 41-43。在该书第45页，作者主张孙文“与新学生菁英渊源极淡”，湖南学生加入与其合作后，他才得到中国学生的支持。Chün-tu Hsüeh在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一书中也说：“整个来看，在日本的中国学生认为他是个没文化的亡命之徒，难相处，他们与他没往来。”（第35～36页）。

[19] 胡绳武、金冲及著《辛亥革命史稿》，第385页。

[20] Liew’s translation in Struggle for Democracy，p. 13（原文请见《呜呼湖南与端方》，《宋教仁集》，第100页）。

[21] 宋教仁，《我之历史》，《中国现代史料丛书》卷1（台北：文星书店，1962），第69页。

[22] 胡绳武、金冲及著《辛亥革命史稿》，第319页；《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227页。

[23] Peter Perdue，“Insiders and Outsiders：The Xiangtan Riot of 1819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Hunan，” Modern China 12，no. 2（April 1986）：166-201. 见 pp. 173，176.

[24] 陈天华，《警世钟》，节录于《辛亥革命史稿》第297页，以及《辛亥革命》2：121. 译文部分根据 Ernest Young’s in “Problems of a Late Ch’ing Revolutionary，” p. 220。

[25] 陈天华，《警告湖南人》，《陈天华集》，Li Peicheng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第10～13页。引文在第13页。

[26] Young，“Problems of a Late Ch’ing Revolutionary，” p. 232.

[27] 陈天华，《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陈天华选集》，《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节录，（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第13页。

[28] 陈天华，《绝命书》，《革命页烈先进诗文选集》，第20～24页。

[29] 陈天华，《致湖南留学生书》，《陈天华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第233页。

[30] 附加于陈天华《绝命书》的评论，《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第23页。

[31] 国民党《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的编者，以一百多页的篇幅呈现陈天华的著述，却既未选入陈天华留给湖南人的绝命书，也未选入他鼓吹君主立宪的请愿文。借此，该选集的编者将他打造为不折不扣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今日很典型的一个形象）。此外，湖南人出版的《陈天华集》，包含他所有谈湖南问题的著作，但也略去他的立宪请愿文。本书中关于这篇请愿文和湖南人对此文之反应的信息，取自Young，“Problems of a Late Ch’ing Revolutionary，” pp. 227-233；永井算已，《陈天华の生涯》，《史学杂志》65，no. 11（November 1956）：52-59（Young当成原始资料予以引用）。永井的请愿文副本来自日本外务省档案室。见永井，《陈天华の生涯》，第68页，注释56。

[32] 关于姚在明德学堂，见《明德中学建校八十五周年纪念册》第121页。关于他赴上海，见《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242页。关于他的生平，包括他与陈天华的关系和他的投水自尽，见杨慎之编，《湖南历代人名辞典》（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第340页。

[33] 杨慎之编，《湖南历代人名辞典》，第341页。

[34]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246页。

[35]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246页。也见毛泽东在《本会（湖南学生联合会）总记》中对此送葬行列的描述，Stuart 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Armonk，N.Y.：M.E. Sharpe，1992），1：399-406。

[36] 陈旭麓，《禹之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64～65页。

[37] 毛泽东，《本会总记》，第402～403页。

[38] 曹铁安编，《明德春秋》，第42页。

[39] 引自《船山遗书》版《楚辞通释》卷2，第5a页中的《湘君》。王夫之认为此诗出自屈原之手（第1a页）。湘君是水神，湘夫人是其伴侣。

[40] 《洞庭波》，第212页。此刊物与《二十世纪之支那》、《汉帜》合订重刊（台北：中华民国史料丛编，1968）。原刊物每个部分和每篇皆独立编注页码，因此，为了方便，我用合订本的连续页码。

[41] 陈家鼎（笔名铁郎），《二十世纪之湖南》，《洞庭波》，第135～155页。

[42] Arthur Rosenbaum，“Gentry Power and the Changsha Rice Riot of 1910，”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no. 3（May 1975）：689-715. 见 p. 694。

[43] 杨世骥，《周汉与反洋教斗争（附供词）》，《湖南历史资料》第四期（1958）第36～57页。此信节录位于第48页。

[44] 章士钊，《王船山史说申议》，重刊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722～731页。

[45] 《采王船山成说证中国有尚武之民族》，《东方杂志》，1904年9月4日。此文匿名发表，但郑焱在《近代湖湘文化概论》（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188页中，坚定表示此文出自蔡锷之笔。

[46] 《王船山学说多与斯密暗合说》，《东方杂志》，1906年11月11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文着墨于水与黄金的比较价值观。

[47] Ian McMorran，The Passionate Realist：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Wang Fuzhi（1619-1692）（Hong Kong：Sunshine Book Company，1992），p. 203.

[48] 赵启霖，《瀞园自述》，《瀞园集》（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第329页。赵启霖认为郭嵩焘之死是首件值得纳入他自传里的重要死亡事件（郭死时他三十二岁），且郭之死是他眼中一八九一年的七件大事之一。

[49] 赵启霖，《郭养知侍郎挽词》，《瀞园集》，第217页。

[50] 易孟醇，《赵启霖传略》，《瀞园集》，第385～390页。

[51] 陈勇勤，《光绪间关于王夫之从祀文庙的争论》，载《船山学刊》第一期（1997），第22～25页。见第25页。

[52] 赵启霖，《请三大儒从祀折》，《瀞园集》，第4～6页。

[53]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原付梓于一九○九年（北京：中华书局重刊，1958），第5993页。

[54] 章炳麟，《王夫之从祀与杨度参机要》，《章太炎政论选集》，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426～428页。

[55] 对此冲突更全面的探讨，见Noriko Tamada，“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Revolu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Papers on China，1968），vol. 21，pp. 189-195 和 203-205。

[56]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罗家伦编，卷3（台北：中国国民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一九九○年代），第427页。

[57] Liew，Struggle for Democracy，pp. 134-136.

[58] Chun-tu Hsueh，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p. vii.

[59] “守仁”一名暗指唯心主义哲学家王阳明（又名王守仁）。替杨毓麟立传者一致认为，他化名守仁，纯粹是为欺骗清廷，丢掉旧身份。当他为清廷服务时，这一选择就有其道理，因为他先前的身份乃是著名的反满行动主义者，而与王阳明扯上关系，将使他显得无害，或至少变得鲜有人知。见曹埃布尔《杨笃生蹈海》，第318页，以及吴建华《蹈海烈士杨笃士》，第22页。

[60] Zhu Maoyi，《杨德麟、杨毓麟传略》，《长沙县文史资料》第9辑（1991年12月），第42～44页。见第43页。

[61] Noriko Tamada，“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p. 193.

[62] Zhu Maoyi，《杨德麟、杨毓麟传略》，第43～44页。

[63] Min Qunfang编，《杨毓麟家书十五通》，《湖南文史》第43期（1991），第197～226页。此信在第201～202页。

[64] 他的墓碑以花岗岩制成，中文碑文写道：“中国蹈海烈士杨公守仁墓。”英文碑文则较详细（未见到英文碑文，此书根据此碑文的中文翻译再译回），写道“中国烈士杨守仁，因政治思想而死，死于一九一一年八月五日，得年三十九。”在郑佳明编《长沙名人》（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第28页，可找到此墓碑的照片和碑文的（中文）副本。吴建华在《湖南文史资料》第28期（1987）刊出的杨毓麟传（第22～31页）和朱茂怡在《长沙县文史资料》第9期（1991）刊出的杨毓麟传（第42～44页），都表达了杨毓麟是为革命殉难这个当代中国史学界的看法。更往前看，曹埃布尔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辛亥革命》里所写的《杨笃生蹈海》一文，似乎是目前为止最可靠的杨毓麟生平记述，而此文也认为杨毓麟哀痛于黄花岗起义的失败，特别是深信黄兴已在此次起义中遇害，乃是他自杀的原因。这些革命后的记述都支持他墓碑上的碑文（反之亦然）。但他的绝笔信（对他自杀时之思想的当时记录），刊载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一、十二日的《民立报》上，也就是刊载于他投海约两个月后，而完全未谈到对黄花岗起义失败的哀痛，反倒举出个人无法承受的精神病痛作为他决定自杀的原因。见郑焱，《杨毓麟先生绝命书》，《长沙文史资料》第10期（1991），第203～204页。

[65] 吴建华，《蹈海烈士杨守仁》，第31页；郑焱，《杨毓麟先生绝命书》，第204页。

[66] 此处对杨毓麟人生最后一日的叙述，系根据曹埃布尔《杨笃生蹈海》一文写成。该文收于《辛亥革命》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316～323页。杨毓麟投海时，曹埃布尔人在伦敦，得知此事后赶去利物浦协助领回杨毓麟的棺木。曹埃布尔对发现杨毓麟衣着、遗体一事，则转述自较早赶到利物浦的两位中国学生（见第316～317页）。这两位学生是石碤和吴稚晖。杨毓麟就是把一百英镑和购买炸弹厂的嘱咐文寄给这两人。记载杨毓麟留下纸伞以表明他是中国人一事者，乃是曹埃布尔，但从其字里行间无法判断这究竟是他亲眼所见，还是转述其他学生的说法。杨毓麟赴利物浦之行、他寄出的两封信、信中所附的金额，也得到他绝笔信的证实。

第六章 重建

随着清朝的覆灭，王夫之以仇满为招牌的汉人民族主义形象，顿时变得无足轻重。清已去，王夫之的明亡之哀，可说是得到平复。那些从泛汉人角度援引王夫之学说虽然变少，但王夫之却未遭遗忘。相反的，人们不再将王夫之视为反满象征来运用，反倒为他生平与著作中更古老、更深刻的道德性、政治性诠释的复苏开启了一道门。随着他对所有中国人的重要性降低，他将回归他的湖南出身，再度成为湖南人的资产。

辛亥革命后的头几年，两位学者分别将船山之学带回湖南。他们彼此独立，互不相干，且在许多方面大相径庭；一位是从未离开中国的老儒家学者，另一位是在日本、欧洲读过十年书的归国学生。一位是古典主义者，一位现代主义者，前者教自治的政治优点，后者教修身的好处。尽管两人有这些差异，但都抱持一项使命，即打造新的省籍认同，以符合新政治时代的需要。他们对王夫之的诠释重叠且彼此交织，因而将拾起从郭嵩焘到杨毓麟，这几位王夫之的湖南化身的不一抱负，并将它们投向未来，为新一代湖南青年提供在变动世界中自身独特地位的远景。

刘人熙与船山之学的二次复兴

从政治上看，对本省利益至上主义来说，辛亥革命最初似乎是天外落下的收获。随着清帝国的瓦解，中华民国早期承继的政治遗产，几乎就只是由独立诸省宽松结合而成的邦联。这些省是在辛亥革命后仍完好无损的最大行政单位。[1]但与诸省新获得的自治相抗衡的，乃是现实上的需要，即建立能将外国帝国主义者拒于门外的中央政府，而一方离心与另一方向心力量之间的角力，将成为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在位期间的特色。[2]其核心是所谓的自治机构之地位，特别是省议会的地位。一九○八年，清廷在最后一刻进行了宪政改革，其中一部分即是创建这些自治机构。事实上，角力既在机构本身，也在“自治”一词的含义。利伯把自治一词定义为代表不可侵犯的地方自治（《湖南自治论》里的自治定义），但上述自治机构的精神与利伯的定义背道而驰，乃是仿日德模式，以中央政府为最高权力单位，“地方自治”一词几乎只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授权。但在中华民国初缔构时，议会突然有机会掌握实权。[3]湖南长期酝酿的省自治终于有了实现机会；清朝避开本籍的任官规定已废除，一九一二年，湖南首度能由湖南人自己治理。

一九一二年上任的新湖南都督是素孚众望的湖南学者谭延闿。谭延闿一九○四年中进士，是湖南两百年来第一位会元（会试第一名），而由于科举制于来年废除，他也成为中国最后一位会元。[4]谭延闿长期活跃于湖南教育圈，是明德学堂的主要赞助者之一，且当过该校校董。一九○九年曾任湖南省咨议局首任议长的他，还得到湖南省议会的大力支持。除了得到当地的支持，谭延闿也以行动表明他能得到现任职于中华民国政府的湖南同乡协助，推动湖南本地的财政新措施，例如一九一三年二月，在黄兴与蔡锷的协助下，他成功地将湖南矿务总局的一半税收拨给明德学堂，而非上缴中央政府。[5]

谭延闿选择上了年纪的刘人熙当其新省府的民政司长。一八八○年代晚期，带领谭嗣同认识王夫之著作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欧阳中鹄（一九一一年殁），另一位就是刘人熙。刘人熙对这位湖南先贤的关注和对湖南整体学术的关注，自他编纂《楚宝目录》以向邓显鹤致意起，从未稍减。他在直隶、广西和江西三省教书、担任教育官员数年，然后在一九○七年返回湖南，担任长沙的中路师范学堂监督和湖南教育总会会长。辛亥革命后，旧的权威体系遭扬弃，刘人熙担心儒家伦理道德会落得和皇帝、科举一样的下场，于是决意为后帝制时代的湖南打造新的道德基础，并以王夫之为该基础的核心。

在这方面，刘人熙的前辈是郭嵩焘。特别值得一提的，刘人熙以郭嵩焘的思贤讲舍为模板进行他的道德工程。郭嵩焘以思贤讲舍的船山祠为基地，鼓励当地士绅带头展开本省的道德复兴。一如郭嵩焘，刘人熙在王夫之身上看到了能将陷于大规模政治变动阵痛里的湖南人心团结为一的方法。郭嵩焘生前未能尽展其抱负，但一九一二年的湖南已是共和国中的自治单位，而非帝国的下属单位，发展并治理本省社会和文化，似乎已具有可能性。在这一新政治环境里，刘人熙请求都督谭延闿允许将思贤讲舍的旧址改辟为船山学社，用以支持与宣传王夫之的思想。谭延闿支持这一构想，承诺拨款四千元。[6]

在如此动乱不安的时期，建立船山学社并非易事。长沙正值革命动乱后百废待举之时，土地奇缺，而思贤讲舍的旧址已被一商业学校占用。尽管郭嵩焘所建的老船山祠仍位于旧址，但该商业学校的负责人不肯让步。谭延闿提供另一块地当校区，但该地已被一红十字医院占用，得先将医院迁走，船山学社才能进驻。[7]

全国性的障碍加剧湖南本地的障碍，一九一三年三月，各省与袁世凯中央政府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发展为公开叛乱，刘人熙的计划因此延搁。前华兴会的行动主义者宋教仁，已在一九一一年将革命同盟会改造成名为国民党的政党。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国会大选中，宋教仁以保存地方自治为政纲，领导国民党大获全胜。[8]若无意外，宋教仁将以最大党党魁身份组阁。袁世凯受到国民党权势日盛的威胁，加上各省议会的影响力大于总统的影响力，于是趁宋教仁还未当上总理之时，派人在上海将其暗杀。宋教仁遇害点燃了二次革命的引信。在这场由黄兴、孙文领导的二次革命期间，已加入国民党的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不听令于北京。但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战事，袁世凯打败革命势力，立即着手拆解地方自治组织。

谭延闿承认叛乱失败，八月十三日宣布撤销湖南独立，但四天后袁世凯仍不收手，以解散湖南省议会作为报复。[9]一个月后，袁世凯派将领汤芗铭入侵湖南，赶走谭延闿，占据省政府。十月汤完成使命。接下来几个月，袁世凯重启避开本籍的任官规定，借以防范地方势力坐大，一九一四年二月，宣布彻底废除地方自治。[10]

二次革命后湖南省失去自治地位，但刘人熙仍继续其计划。人称“汤屠夫”的湖南都督汤芗铭以铁腕统治湖南，但他压迫的矛头指向二次革命的支持者（至少最初是如此），刘人熙并不在其中。因此，尽管谭延闿可能为了自身性命安全，于一九一三年八月逃到上海，刘人熙选择留在长沙，担任汤芗铭顾问。不久他便获邀到北京，当袁世凯的政治顾问。[11]

有了直达天听的机会，刘人熙随后在那年秋天恳请总统允许继续他的计划，在思贤讲舍旧址建船山学社。[12]他呈文袁世凯：“人熙于民国元年承泛民政司长任，即鸠合同人，发起船山学社，思集合俊才，讲求正学，由船山以津邹鲁：发行杂志，以为海内学者之媒介。诚以王先生夫之，在前明遗老中精深博大，独来独往，其魄力实在黄梨洲、顾亭林、李二曲之上，非徒一省一乡之模范，实民国正学之先河。”[13]

亟须儒家学者支持以强化统治正当性的袁世凯，似乎被这份呈文打动。袁世凯允其所请，于是一九一四年五月，刘人熙带着新资金和允他全权处置思贤讲舍旧址的总统谕令回长沙。刘人熙找人将旧建筑翻新，作为船山学社总部，并整修其内的船山祠。郭嵩焘在思贤讲舍的墙上挂上王夫之像，刘人熙萧规曹随，在船山学社墙上也挂上了放大的王夫之像，并将郭嵩焘写给这位先贤的词联复制到肖像顶上。[14]

翻修工作要到一九一四年秋才全部完工，但刘人熙不等完工，就组织一群当地学者，其中包括明德学堂创办人胡元倓和几位前革命党人，一同创立船山学社。[15]一九一四年六月十四日，他们在临时校舍里宣布船山学社正式开幕，并批准一份纲领，以推动一连串与提倡、散播王夫之思想、学问有关的计划。据这份纲领，他们的计划将涵盖搜集更多王夫之遭遗忘的著作出版，刊行期刊《船山学报》，另建船山祠，建立船山大学和对公众开放的船山图书馆。但它最重要的活动是接续郭嵩焘生前的志业：刘人熙等人打算推动公开演讲计划，地点就在一八八○年代郭嵩焘向其湖南禁烟公社阐述国际关系与教育改革的地方，届时新船山学社的学者将每周演讲一次，谈王船山之学。演讲主题将依性质分为哲学与治理两大类，而把治理纳入，表明这绝非学界的空谈。[16]

刘人熙的第一场演讲是在开幕典礼当天，阐明振兴船山之学的新阶段所追求的大目标。诚如他向听众阐述的：“表彰船山之绝学，一面为拯溺救焚，亟于维持人心风俗，本社同人，处此时艰，均与有责，自当一致进行……愿同人以船山之心为心，以船山之学为学。”[17]船山学社的两个宗旨，重现了在思贤讲舍中，郭嵩焘重振船山之学的目标，使其成为湖南道德思想的基础，以及透过此计划为湖南人民指出新方向。刘人熙口中的“人心风俗”，在郭嵩焘主持思贤讲舍的那些年，也几乎出现在他每页的日记里。它代表刘人熙与郭嵩焘所共同抱持的对湖南之道德人心的深切关注。

从文化上看，船山学社扮演了保守角色。在第二星期的演讲中（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船山学社社长之一的廖名缙称“学说者，所以药国家社会之病”，接着说道，王夫之的思想为“针对时病之方剂，此蔚庐先生（刘人熙）所以有开设讲学之举也”。[18]刘人熙于同一天的个人演讲中进一步阐发这个“药国家社会之病”的比喻，说王夫之曾在诗中说检视骨头治痼疾，借此躲掉老毛病，于是要诸君了解这点，勿认为旧帝国无法以民国之身找到新生命。[19]“骨”是疾病缠身的旧政体的骨架，刘人熙口中的“骨”意指儒家典籍。在各界普遍有意将儒家经典视为旧帝国的糟粕予以丢弃时，刘人熙相信必须保留这些典籍，因为只有它们含有让中国在成为共和国后，拥有“新生命”的方法。

早期的演讲往往把中华民国视为一个文化整体，尽管船山学社的创立得到袁世凯财务、政治上的援助，它们却持非常强烈的反中央政府立场。刘人熙主张，事实表明民国的政治人物完全无法建立道德和秩序，他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九日的演说中指控道：“以言德，则可以诬仁之性，而使同于禽兽，以言治，则可以饰乱之实。”[20]

刘人熙提倡通过学者与公民的合作达成地方自己当家做主，取代中央政府。至于学者，刘人熙搬出王夫之的主张，认为学者的责任在于匡正当今社会。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九日的那场演讲中，他说道：“在一国，则存亡所关。天下安危寄于少数之人才，而少数之人才，多出于士类。”他接着说道：“博通中外时势之变迁，以期适我国情，张我国势。”“此则吾辈皆有责任，而不可专依赖政府可也。”他的分权主张既重述了郭嵩焘对清朝和其官员昧于世局变动的指控，也重述了郭嵩焘所谓本地学者必须照顾自己乡民的信念。刘人熙还在王夫之身上为制度变革找到了依据，就和郭嵩焘在王夫之身上找到的依据一样，即学者必须拥抱改变，扬弃过去的正统观点，“以期适我国情”。

刘人熙在贬低中央政府的同时，也要求开启民智，构想建立一个受过教育、自动自发、能自下而上打造自己社会的公民整体。他哀叹道这还只是个理想，说“立国于地球之上，乃有光荣于世界”，乃是每个人必须履行的神圣责任。还说那应是民国教育的指南，尽管有人说齐家治国无关己事。他说，自周孔之日起，人们已依赖成性，放弃自己，即使周公或孔子再世，又能如何？换句话说，从周孔一脉传承下来的中国传统治国之道，在他看来，使中国人变得被动且依赖，无法为自己国家尽自己应尽的责任。

在另一场演讲中，刘人熙痛斥把自主权交给政府这同一问题。他抱怨道，今人把政府视为他们的轴，政府把人民视为它生命力的根源。但如果人民放弃其生命力，手、脚、耳、目都不再听从自己的心，全变得愚蠢，即使政府自己寻找知识，又有何用？他推断，民国要能运行，人民与学者必须在完全不受中央政府领导阶层干预的情况下通力合作，唯有如此，国家才会强大。至于如何应对倚赖中央政府这个难题，刘人熙主张：“上策莫如自治。”

船山学社鼓吹以自治解决依赖中央政府的难题，而在该社创立一年后，随着另一场危机的爆发，这一主张有了崭新的意义。危机始于一九一五年五月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之时，当时日本以一战期间攻打华北境内的德国人为借口，强取中国的土地和通商权。如果说强大的中央政府存在的主要原因乃是保护国家免受外国帝国主义的欺凌，显而易见，袁世凯政府未尽到这一职责。三个月后，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由六名总统顾问在北京仓促组成的政治团体“筹安会”正计划让袁世凯称帝。如果总统成为皇帝，民国将回复为帝国；革命成果将烟消云散，革命所带来的真正地方自治的希望将落空。

袁世凯称帝所带来的威胁，使船山学社通过反动具备了根本的政治形态。该学社的演讲和刊物反对袁世凯的中央集权，以自治和地方上对袁世凯的反抗作为他们集结人心的号召。一九一五年春，中国各地爆发反“二十一条”的抗议活动，在长沙，抗议声音汇聚于船山学社。五月十六日，即袁世凯接受日本要求的一个星期后，数百人挤进学社的院子里，聆听演讲者痛批袁世凯的不当与民国政府的软弱。[21]学社早有的地区主义精神，让位给东山再起的本省利益至上主义。

这一转变反映在《船山学报》的文章里。在筹安会成立后的一九一五年八月下旬，这份刊物终于开始发行。在第一期里，刘人熙写了序说明此刊的编辑目的，他以悲痛的口吻问道：“船山学报何为而作也？忧中华民国而作也。”[22]鉴于中华民国未能达成长治久安，刘人熙解释道，王夫之的著作乃是国家趋治避乱，所不可或缺的。他写道：“船山思想连通天人，结合体用，其独立精神举世无匹，因而足以启蒙昧，使弱者有强固立足点。”这些都是诠释船山思想时常见的主题：极类似唯物主义的“天人”合一说；体用合一说，即认为所有哲学都是实用哲学的实用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是船山思想的“独立精神”，即王夫之隐居山中的独立生活已成为他学问独立精神的象征。

刘人熙主张，这一独立精神乃是独立国家的最基本需要（此刻中国似乎只有独立之名而无其实）。诚如他所主张的，“独立之国，不可无独立之教育；独立之教育，不可无独立之学术；独立之学术，不可无独立之精神”。这一“独立之精神”正是王夫之的精神，而刘人熙希望这精神终会成为真正独立之中国的精神。

但尽管刘人熙“忧”中华民国，他在此文末尾解释道，他当下最关注的乃是他的家乡湖南。他断言道：“在湘言湘，愿与湘人士昌明正学，以新吾湘。”一如郭嵩焘，刘人熙重振船山之学，主要是为了湖南。一如郭嵩焘构想开启湖南民智，最终扩而广之，开启全中国的民智，刘人熙在此文最后也说道：“又民国之一分子也，愿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但一如郭嵩焘在一八八○年代重振王夫之学问一事，刘人熙把将船山思想散播到中国其他地方的远景摆在第二位，而把通过湖南人颂扬、研究这位湖南先贤，从而使湖南焕然一新一事摆在第一位。

在另一个层面上，刘人熙的序也大大取经于杨毓麟的《新湖南》。刘的“新吾湘”一词（意为“使湖南焕然一新”），令人想起《新湖南》，而刘人熙的听众应该很清楚杨毓麟这一著作。杨毓麟深信，在取得独立上，湖南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力。杨的这一信念源自王船山之学，且在刘人熙的文章中得到新的表述。刘人熙宣称船山之学有助于独立精神的创立，且那是湖南人所独具的独立精神，从而重申了《新湖南》的以下主张：“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无所表现，其影响仅仅及于学术而未大显。”[23]刘人熙宣告，重振湖南的“真学说”必然来自王夫之，而在这一宣告里，他其实重述了杨毓麟一九○二年的宣告：打造独立湖南的第一步乃是拒斥外部模式，“以湖南人之独立性制造湖南人”。

重新唤醒湖南民族

一九一五年九月一日，即筹安会成立两个星期后，刘人熙正式辞去其政府顾问之职，发行了湖南《大公报》的创刊号。这份新日报是全国性民营报纸《大公报》的子机构，全国性《大公报》报道湖南境外的消息，但刘人熙和其职员在湖南《大公报》里放进了本地所有消息、社论与广告。一如《船山学报》，刘人熙将利用湖南《大公报》来团结湖南人对抗中央集权的威胁；而与《船山学报》锁定较窄小的文人读者群相反，湖南《大公报》以所有能识字、关心政治的湖南人为其读者，特别是商界人士和教育工作者。

就是在这样的时空环境下，刘人熙下属的主笔之一，龙兼公，指出了一件引人注目之事，即鼓动袁世凯改制称帝者乃是杨度，即《游学译编》创办人之一且写下革命性作品《湖南少年歌》的那位杨度。民国肇建后这几年，这位前学生领袖已一步步爬上袁世凯的参政院参政之位，如果袁如愿称帝，他很有可能当上首相。第一个建议袁世凯称帝者是杨度，而主导筹安会者也是杨度。[24]

龙兼公在《湖南人未尽死》一文中痛批杨度背叛湖南民族主义，文章标题影射杨度的《湖南少年歌》。诚如他所写的那样，杨度为新湖南所写的歌说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那曾是他对湖南人的期望。“乃今者筹安会之发起区区六人，而湘人实居半数，杨度且为之领袖焉，哀莫大于心死，湖南人其尽死乎？”龙兼公的答案是否，并指出湘江流域人民对袁世凯称帝的强烈反对，断言这一地区“固未尝无一线生机也，记者以是知湖南人之未尽死，即以是决中国之必不亡”。[25]

以同样一股欲重新唤醒湖南民族情怀的精神，刘人熙在《大公报》创刊号发表报头社论长文《今后之湖南》。文章标题承继了《二十世纪之湖南》《新湖南》之类湖南民族主义作品的一贯精神。《今后之湖南》是辛亥革命后问世的第一篇这类文章[26]，反映在清朝覆灭后，湖南人对本省命运的想象再次与中央政府爆发如此严重的冲突。他以笔名“师农”发表此文，“师”代表将某人当作老师，“农”暗指王夫之的字“而农”，因此，“师农”意指“以王夫之为师者”。

在《今后之湖南》中，刘人熙写道：

近耳乡人之言曰：湖南人不知随俗变化，与时偕行，好犯难鸣高，以冒不韪，至于今日，几乎排摒不容于世，无湖南人回旋之地。记者骤闻是言，不禁喟然有今昔之感，非为个人与时枘凿而鸣其不平，亦非慕他人之富贵利达而为是热中之语，良以吾畴昔之所希冀与天下所想望之湖南，如奇花初胎，鲜妍灿烂，犹历历在吾心目中，而今何如也。沅[27]兰湘芷，夙启文明，何昔日之芳草兮，今忽变为萧艾也，此屈灵均之所以惓惓而悲也。

楚国复兴的象征再度被拾起——把湖南的悲剧说成屈原的“惓惓而悲”，把楚国浪漫化为文明的起源，拿湖南未来之梦（如奇花初胎鲜妍灿烂）与其他中国人加诸湖南人的不公相对比。一如他的前辈，刘人熙感叹这一看上去曾经伟大的地区在现今世界里的衰败，且承接陈家鼎一九○六年《洞庭波》上的文章，进一步指控湖南人遭“排摒不容于世”的赤裸裸迫害。

刘人熙接着探索现代湖南的起源，即湖南脱离蛮荒的楚国、现身历史舞台之时。他说：“吾悲现在之湖南，吾不能不溯已往之湖南，已往之湖南在中国果占若何之位置乎。在古昔时，湖南本属要荒之地，洞庭衡岳间为三苗之所宅，春秋楚地尚不及湖南，至战国时，吴起相悼王，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湖南始进而中国矣，然泽畔行吟，屈原哀怨，长沙卑湿贾谊伤悲，三湘七泽之间，恒视为放逐孤臣之地，其时之价值盖可知矣。”

一如邓显鹤等曾参与第一次船山之学复兴的学者致力于摆脱湖南文风不振的形象，刘人熙也哀叹湖南在宋朝周敦颐和明朝王夫之之前这一段时间里缺乏受肯定的贤人。他写道：“湖南人物古时罕见，唐末刘蜕使得进士，谓破天荒。宋明以后，吾道南来，宋有濂溪开理学之先河，明有船山集群儒之大成，其间刘三吾、刘大夏、夏原吉、李东阳、杨嗣昌诸人，鸿名硕业，烂于当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湖南文化遂蒸蒸日上矣。”

从写到重新发掘王夫之的时候开始，刘人熙陈述的力道渐增，在湘军那一代领头促成湖南复兴之时达到最高潮。他写道：“前清中叶，曾左彭胡，相继崛起，功业更隆于前，古学有罗山玉池，文有柈湖天岳……内而公辅，外而藩镇，时有八九均属楚材，湘人足迹几遍天下，此为湖南极盛时代。”

但这一极盛时代的荣光，即湖南人在十九世纪达到的权势巅峰，到晚清时开始瓦解，也开始招来强烈的反制和压迫。刘人熙讲到湖南反抗遗风所招来的惨烈后果时，措辞转为愤怒，因为他的学生谭嗣同、唐才常的横遭处死，就是这些惨烈后果的开端。他写道：“清之末叶，戊戌庚子辛亥之变，三湘人士拌头颅捐顶踵，成仁取义，舍命不渝，当时且有小日本之目，人以是称，湖南人亦以是自命。”

刘人熙接着说道，正由于湖南人领导辛亥革命，也就是说湖南人独一无二的反抗本事，中华民国才竭尽所能地摧毁湖南精神，使湖南再度成为无力威胁中央政府的落后之地。汤芗铭对湖南的高压控制，正足以说明此点。他论道：“湖南人之势力，遂有一落千丈之势，至赣宁之乱，裒然称首者，实为楚产，湘省亦以暴徒劫持之故，附和独立。”

一如曾国藩、左宗棠在辛亥革命前因为支持清朝统治者、杀害汉人同胞的罪行而受到抨击，刘人熙接着也谴责杨度和筹安会中的其他湖南人与自己人作对。他在一段将曾、左与后来的杨度相提并论的文字里严正表示：

湖南人利于主君，不利于共和。故前清时代，豪杰云兴，戡定大乱，以巩固皇位，拥护君权。今国体行将变为君主矣，筹安会发起之六君子，湖南实居其三，而省垣分会之设，首应者亦大有人，在将来功名富贵逼人而来，诚未可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捷足先得，此其时矣。于以知湖南人终不可及。

最后，他以一段感性之言作结，那口吻就和许多把湖南视为决定中国未来之唯一力量的前辈没两样。他写道：“民国之存亡，系乎筹安会之成功与否，而湖南人之命运，亦将与国以俱休，吾为民国前途悲，吾又不能不为今后之湖南惧也。”

在湖南与中国其他地方处于何种关系上，这篇社论奇怪地含糊以对。因为如果刘人熙所谓的湖南极盛时代指的是中国高阶官员大半出自湖南的后太平天国时代，那他似乎就是希望湖南人成为统一之中国的领袖，整个中国里最重要的一员。但他笔下的种种哀叹，像是哀叹湖南是流放之地，孤臣的住所，哀叹湖南烈士的牺牲（包括他的两个学生），哀叹汤芗铭的占领，使他吁求湖南独立，好似他已断定湖南与中国永远不可能和谐并存。这篇社论隐含着一个看法，即有两个国家，一是湖南，另一是湖南以外的中国，即中华民国。如果湖南与中国有同样的方向和目标，特别是如果由湖南人领导中国的话，将会有另一个极盛时代，两国将紧密结合，难以区分。但当两者利益相抵时，一如过去两者多次发生利益冲突时，一如在袁世凯当政期间两者利益再度抵触时，就只有三种可能：湖南脱离中国；让湖南继续在中国压迫下受苦；或者湖南人挺身而起，迫使中国实行符合湖南需求的形式。

刘人熙这篇带着不祥意味的社论发表才几个月，中国就再度分崩离析，陷入内战。中华民国的国脉，最终在一个湖南人的领导下得以保住，尽管其方式不是刘人熙所能想象的。在刘人熙眼中，是湖南人杨度使中国陷入这场危机，而结束这场危机者，则是杨度的留日老同学暨湖南同乡蔡锷。蔡锷年轻时就读于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后来成为自立军领袖之一，也参与《游学译编》的撰述，与黄兴、杨毓麟交情甚笃。他在日本、中国求学时把重点放在军事策略的学习，这时则任云南都督。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执教时，蔡锷使新一代军官受到其湘军前辈著作的熏陶[28]（他的学生包括日后协助带领红军在另一场长逾三十年的内战中获胜的年轻朱德[29]）。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下旬，蔡锷接下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重任，先是在云南起兵反袁，不久后反袁势力扩及四川、广西。蔡锷亲自培训的云南军队构成所谓护国军的骨干，他率领护国军征战，骁勇善战如同当年打太平军的湘军。蔡锷所辖兵力仅及官军的十分之一，补给、训练也相对缺乏，但他仍指挥其部队在冬、春期间取得一连串漂亮的胜利，兵威所及之省份，省府都转而投入他的阵营。云南带头起义后，一个接一个省份宣布独立，不受北京政府节制，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汤芗铭眼看袁世凯行将挫败，终于宣告湖南独立，想借此保住其权位。[30]一个星期后的六月六日，颜面扫地的袁世凯去世（似乎死于自然原因），护国讨袁战争结束。

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之位，立即着手将民国政府恢复为一九一二年的样貌。他任命刘人熙接替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湖南再度由湖南人治理。[31]刘人熙在谭延闿从上海回来之前，只做了几个星期的都督，就被谭延闿取代，但那段时间已足以让他断定，黎元洪治下的中华民国所走的新路最终会符合湖南的利益。于是，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刘人熙正式宣告撤销湖南独立。

跨越数个世代

刘人熙重振船山学的举动，在湖南至少招来一人出声反对，那人就是爱与郭嵩焘唱反调的郭嵩焘老友王闿运。一八七○年代郭嵩焘首开先河重振船山之学，王闿运从一开始就持怀疑立场，但他还是接掌船山书院，后来也主持王船山之祭礼。因为这些都是本地的事务。船山书院坐落于王夫之生长的村子，祭礼则是为了表彰一位乡贤。在王闿运眼中，以这类做法来推崇、延续本地先贤的贡献甚为适切。但对于郭嵩焘重振船山学的举动里所暗含的爱乡地域主义，他却不以为然，对于一八九○年代晚期由此发展出的王夫之民族主义论述，他也敬而远之。但岁月磨掉了他的耐心。一九○七年赵启霖奏请让王夫之从祀文庙时，王闿运已厌倦每年在衡阳向王夫之献祭之事，在日记里指出由王氏家族筹办牲祭较为妥当。他之所以不满，还因为经费短缺；祭祀时通常以公猪为供，但因买不起公猪，他不得不在那年拿较劣等的乳猪充数。一九一一年，他表达了对王夫之的史论（他从不喜欢的船山著作）风靡学界这一现象的困惑。他在日记里写道：“王夫之史论，似甚可厌，不知近人何以赏之？”[32]

一九一五年春，刘人熙在船山学社里的反袁演说渐趋激昂时，王闿运已是八十三岁的老人。他刚从国史馆馆长之位退下，重回湖南船山书院。国史馆馆长之职是他的前学生杨度安排授予的荣誉性职务，他就任不久即离职。他并不欣赏袁世凯，杨度宣布成立筹安会时，王闿运愤愤写信告诉他：“总统为人民公仆，不可使仆为帝。”[33]

王闿运厌恶袁世凯的称帝计划，但未因此就容忍刘人熙和其追随者把王夫之当成湖南民族主义龙头的作为。那年五月，他为邗江王氏族谱（王夫之家族后代的族谱，非王闿运自己宗族的族谱）写了序，序中严厉批评刘人熙和其小舅子王芝祥曲解王夫之著作的意涵。王闿运写道，王夫之“独感其故国之思，不咎君相，而但恨代者，以致二百年为乱党借口。有王芝祥、刘人熙仇视故君，而借口云船山之学”。[34]

值得注意的是，王闿运竟是以王氏族谱序的形式，批评刘人熙和其他“乱党”用王夫之的民族主义著作来界定王夫之的贡献。王夫之的著作得以在一八三九年“重现”，乃是王夫之家族后代和抱持复兴本省意识的湖南学者两方通力合作所促成。几乎自那之后，这两股力量就意见不合，而王夫之著作的刊行，在对王家和对湖南省的意义上，王家后代与欧阳兆熊、邓显鹤之间的认知不同，关系变得紧张，即是不和的开端。一段时日之后，王家后代已无权置喙如何诠释、运用他们祖先的遗产。但王闿运通过其在船山书院的教学，以及与同属湘潭人的王家后代的深厚交情，一直试图阻止把王夫之打造为民族主义象征的诠释走向。数十年来，王闿运一直试图把祭祀王夫之一事保持为家族之事和乡人之事。在王氏族谱序的结尾，他解释道：“故书其卷端，以质船山，因以告其族人。”面对拿王夫之来攻击中央政府的那些人（最晚近者是刘人熙），王闿运自认为是王夫之的守护者，而王夫之的身份是某家族的先贤，本地的一名先贤，仅此而已。

一九一六年秋，对湖南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秋天。王闿运，伟大湘军那一代的最后一位代表，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日去世，享年八十四岁。十一天后的十月三十一日，黄兴在上海死于胃病，享年四十二岁。黄兴去世才一个星期，蔡锷在日本治疗喉癌期间去世，享年三十四岁。王闿运的葬礼是在湘潭举行的家奠，符合他个人的喜好，尽管当时总统黎元洪仍派了特使前来致祭。[35]而黄兴与蔡锷的遗体则在一九一七年初运回长沙，在精心策划的官方仪式里，隆重下葬岳麓山。葬礼之前，湖南《大公报》头版连续两个多星期预告此事。葬礼由袁世凯下台后再度出任湖南都督的谭延闿主持，数千人到场致哀。湖南《大公报》社论《论黄蔡二公之国葬及国民之感想》写道：“英雄者实为民族国家之元气，二公我国之英雄也，二公者尤手建民国之英雄也。”[36]十年前，他们的同志陈天华、姚宏业的遗体，是不顾官府禁令强行葬在岳麓山上，而今，黄兴、蔡锷的葬礼，则颂扬湖南人对缔造中华民国的贡献，反映了一九一七年湖南与中华民国合为一国的时刻（但这一刻瞬间即逝）。

学者的归乡

杨毓麟的葬礼，远不如后来黄兴、蔡锷的葬礼风光。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他的尸体被人从利物浦湾找回，与他一起在阿伯丁大学求学的叔祖杨昌济便前往利物浦安排下葬事宜。因经费有限，且把遗体运回国可能会招来政治麻烦，因此，在杨毓麟身处中国的家人的同意下，杨昌济将杨毓麟葬在利物浦当地的公墓里。[37]他写了挽词，以哀思口吻描述了杨毓麟生前最后几年的孤单：“性至孝，对其家恩义甚笃，然因国家多难，常怀舍身殉国之志，公而忘私，近十年来居家仅四日也。”[38]

杨昌济或许是在抒发他自身的孤单，因为他的人生与杨毓麟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从一八九二年开始生活在一起，当时杨毓麟二十岁，杨昌济二十二岁，两人都就读于城南书院。一八九○年代晚期，两人在长沙岳麓书院宿舍同住一寝室，也都积极参与湖南维新运动。[39]杨毓麟在时务学堂教书时，杨昌济加入南学会和反缠足会。他曾投书谭嗣同在《湘报》上的“问答论坛”（他提的问题与民主有关），并在《湘报》发表过一篇主张为工、农、商设立学校的文章。一如郭嵩焘，他主张商业是现代经济势力与政治势力的基础，因此中国以士人为中心的教育制度只会使国家变弱。[40]

杨昌济早早就把重点放在教育改革上，视之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且此心志始终不变，因此，他有一段时间走上和杨毓麟不同的人生道路。或者如他们两人的某位共同友人所说的：“刻意为学，而志趣不同。”[41]杨昌济愤于湖南维新运动的失败和谭嗣同的惨死，但并未因此像杨毓麟那样投身自立军，与唐才常一同举兵起义，反倒于一八九八年变法失败后回到位于长沙附近的老家村子，幽居研究经世之学长达四年，包括集中阅读王夫之的史论。[42]一八五二年郭嵩焘逃到山中发掘王夫之思想的意义时，做出了舍武从文的选择，杨昌济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且这一选择决定了他一生的走向。面对冲突仍孤单地追求学问义理，乃是他后来灌输给学生的原则。

一九○二年，杨昌济通过了湖南省的海外留学计划考试，次年与陈天华、刘揆一同赴日本。在宏文学院他与杨毓麟重聚，通过他与黄兴、蔡锷结为至交。[43]但当其他人返国，打算通过华兴会搞革命时，杨昌济仍埋头于求学。他在嘉纳治五郎的用心指导下度过整整六年的学习生涯，首先就读于宏文学院，后来，在嘉纳断定该校已没有东西可教他时，进入嘉纳执掌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与日本学生一起读书。嘉纳曾颁奖表扬他的优异表现。[44]革命党人来往于中日两国时，杨昌济与他们联系甚密，但他从未加入革命同盟会。

一九○九年，杨昌济与杨毓麟再度重聚。杨毓麟去英格兰时，邀杨昌济同行，然后两人从英格兰继续前往苏格兰。在阿伯丁大学，他们一如年轻时那样再度成为同窗，杨毓麟学英语以便学习政治经济学和宪法，而杨昌济则照着兴趣走，学教育和哲学。[45]两人在这里待了将近两年，而在这段时期的末期，杨毓麟开始因头痛和失眠向杨昌济诉苦。杨毓麟自杀后，杨昌济漂泊无依。在完成阿伯丁大学学业后，他于一九一二年前往柏林攻读哲学，但只待了九个月。一九一三年春决定返国。

并非杨毓麟的使命感强过杨昌济，而是两人选择表现使命感的方式不同。杨昌济回到长沙，把心力放在重振本省教育上，运用了他从日本嘉纳治五郎那里和在苏格兰、德国学到的所有东西，以应对在他眼中不断后退的该省知识学习状态。他的目标，一如嘉纳所教他的，乃是教育出新公民，进而为新国家打下基础。他在《教育与政治》一文中说明了他的目标。此文刊登于一九一三年的《湖南教育杂志》，文中说道：“教育与政治有密接之关系，互相为因，互相为果。无善良之政治，则不能有善良之教育；抑可云无善良之教育，则不能有善良之政治。”[46]

要在中华民国创立好教育（进而创立好政治），基本的难题在于扬弃儒家政治体制和科举制度，同时又不失去儒家道德观中有用的部分。这也是刘人熙在船山学社所遭遇的基本难题，但杨昌济的解决之道不同。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民国之废读经，则未必含有废孔教之意。”[47]诚如此言，杨昌济想把孔教转化为国教，而他为此所采的方法明显仿自嘉纳治五郎，即保留旧有的基本意义，但将其改造为现代形态。[48]他建议抛弃传统形态的古代经典，将其改造为现代公民的教材。他说：“《诗经》之诗有可选入国文读本者，《礼记》中之言礼意者可作中国伦理教授之材料，无读经之名而有读经之实，在施教者加之意而已。”[49]

刘人熙想保住传统典籍，视它们为可让人从中找到中国问题解药的东西，杨昌济则鼓吹彻底的解剖、重组、重新诠释。国学派和现代派的根本差异就在此：刘人熙相信原始经文必须保存，以便找到它们的意义，杨昌济则相信原始经文必须拆解，以便保住它们的精神。为此，杨昌济编写了教材《论语类钞》。杨昌济此举，正体现了他在《湖南教育杂志》那篇文章里所呼吁的，即把儒家《论语》的原文转化为公民的伦理学、道德行为方面的教材。此书编成“立志第一”“宗教思想”“儒家态度”“性道微言”数章，把《论语》拆解成作者所挑选出，按主题编排的个别句子。在挑选出的每一句孔子言谈后面，此书提供传统的注解，然后开始长篇的解释。这些解释以他个人写入的轶事、历史上的例子与西方各类哲学家的比较为基础。传统注解部分则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王夫之。

为刊印此书，杨昌济在长沙创立了教材印刷公司宏文图书社。宏文图书社最终刊印了从代数到英语、从国学到农业的多种书籍。它也推动了本省的学术计划，接下原送到上海印刷的《船山学报》出版之责。这家出版社也是杨昌济的住所，而社名“宏文”包含深意，因为与嘉纳治五郎的“宏文学院”同名。[50]

杨昌济与船山学社

杨昌济加入船山学社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他在一八九六年最先开始阅读的王夫之著作是《读通鉴论》《宋论》；而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幽居苦读四年，船山著作就是这期间阅读的核心。[51]一九一三年返华时，王夫之已是他著作里最常引用的中国哲学家之一。杨昌济早在一九○七年时就结识了刘人熙，当时刘人熙是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后来的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而杨昌济则是他在日本的代理人，负责通过嘉纳治五郎引介日本科学教师来长沙执教。[52]因此，一九一四年六月上旬船山学社创立时，杨昌济会受邀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杨昌济并未接受邀请，他的理由颇能说明他的人生志向。他解释道，教务繁忙，抽不出多少时间参加其他活动。一九一三年谭延闿邀他接掌湖南教育司，他也以同样的理由婉拒，几个星期后他又以同样理由拒绝了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校长之职。教学工作的确令他分身乏术，但更重要的是，这凸显了他将教导湖南青年摆在首位的决心，宁可为此牺牲掉行政与政策导向的职务，乃至学术团体的职务。他的文章常把中国教育说成浩大的工程，但他实际的工作内容几乎全是面对面的讨论和以身作则的近身指导。基于这些原因，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门下学生喜欢称他为“孔夫子”。[53]

除了有工作缠身，杨昌济似乎也和王闿运一样，对船山学社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抱持怀疑态度。他非常清楚最近几年王夫之已被冠上汉人民族主义始祖之名，但中国目前已不再受满人统治，所以他也怀疑如此诠释王夫之的一生志业，对中国能有何用处。一九一四年六月下旬，杨昌济思考受邀加入该学社一事时，在日记里以颇长的篇幅写下了对该学社的看法：“学社以船山为名，即当讲船山之学。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54]

但在杨昌济眼中，王夫之所提倡的纯汉人民族主义，已不再适用于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存的中华民国。他接着写道：“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前日之重要。”但那不表示完全不需要民族主义，他指出：“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杨昌济主张中国应拥抱另一种民族主义：“吾国圣贤之教，本取世界主义，故恒谓吾国为天下，因世界尚未交通……今则万国交通，时势大变，不得不暂舍世界主义而取国家主义。”

因此，杨昌济主张，王夫之的汉人民族主义思想，以“世界主义”为基础，必须予以修正，以因应变动的世界，毕竟在这样的世界里，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只是捍卫人民的统一与自由，还有国家的统一与自由。辛亥革命后，中国不再受满人控制，王夫之著作的“狭义之民族主义”，也就是杨昌济所发觉船山学社里施行的那种主义，似乎已派不上用场。杨昌济提出用只讲国界区隔而不讲民族或文化区隔的国家主义，来取代王夫之的汉人民族主义。

在这篇思索船山学社的族裔文化民族主义的日记末尾，杨昌济针对继续拥抱这种以文化为基础的国家定义，提出了忧心忡忡的示警。他写道：“余前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听其西洋历史讲义，谓中国人与罗马人同，唯宝爱其文化；虽外人入主其国，苟不伤其文化，即亦安之。私心揣测，谓日人不怀好意，颇有继满洲人入主中国之思想，此吾国人所当深念也。”

杨昌济在结尾拆解族群民族主义概念，主张中国必须弃绝旧帝国的文化基础，也就是说必须抛弃刘人熙和船山学社其他学者在湖南本地极力捍卫的旧体制部分。杨昌济示警道，把中国牢牢结合为帝国，使中国得以在满人和满人之前的多个异族入主后仍存世不坠的那些经籍，可能会葬送中华民国。因为如果中国人继续以文化，而非以政治疆域界定自己，那么如果日本人入侵，中国人会如十七世纪的先民对待入侵的满人那般，对日本人的入侵不做大的抵抗。

不管是因为他对这种民族主义有所保留，还是因为抽不出时间参加，杨昌济选择不参与船山学社的活动。[55]虽然他未出席该学社的演讲，却极鼓励他的学生去听。诚如他在一九一四年十月十九日的日记里所载，船山学社以一场演讲启用其新修复的院地，而那天正好是王船山两百九十五岁冥诞，“阅熊萧二生日记，知船山学社切实讲船山所著之书，此事深惬鄙意。刘艮老之绪论亦甚平实，青年肯往听讲，必有益也。”[56]

杨昌济的课程：湖南角度

学生去船山学社听演讲，理解刘人熙如何从湖南本省暨民族主义的角度重振这位先贤的思想时，杨昌济会给他们另行提供一种王夫之遗教的诠释。在他眼中，王夫之的遗教对一九一○年代的长沙学生特别重要。刘人熙的公开演说和出版是属于从郭嵩焘传承下来的那一脉本省民族主义，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学时对王夫之的运用，则走民族主义色彩较淡、但湖南人色彩同样浓厚的一脉。

特别值得一提的，他利用了他所极为钦佩但风格大异的两个典范：曾国藩与谭嗣同。杨昌济不同意晚清从反满角度将曾国藩斥为汉人叛徒的说法，一再于日记里写到他对曾国藩的钦敬，誉之为行动与律己的典范。从小到大，杨昌济花了很多时间一读再读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他在日记里写下他对曾国藩个人习惯与治学习惯的心得，以及他自己的阅读进展，然后，将自己的日记化为教材，把那些观察与和阅读感受传达给他第一师范的学生。

曾国藩偏爱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杨昌济把这两部著作都用于课堂上。他仿效曾国藩，利用它们来教治世之道。例如，他把《读通鉴论》的内容分成三大类，每一类目各有其教学目标。首先是“世界的理想”，主要探讨历史变迁与礼教；第二类是“国家的主义”，探讨立法与行政；第三类是“个人的精神”。杨昌济在其日记兼教材中解释道：“余最重个人的精神，又重行政与世运。”[57]杨昌济写道，王夫之思想里的某些部分“已成明日黄花”，因此他根据当世的需求解读王夫之，特别是论及王夫之对礼教的讨论“以今日之眼光观之，亦有不免属于迷信者，吾人当分别观之”（郭嵩焘若听闻此说，大概会老大不高兴）。

杨昌济也把曾国藩当作人品的典范。杨昌济从未涉足军务，但极为景仰文武兼备之人。他在著作和教学里一再提到的几种人中，有一种便是豪杰，即他眼中战功与学养齐高的英雄人物。他告诉学生，所有圣贤都出自这一基本类型，并引用了王夫之的一段话：“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58]

杨昌济在《豪杰之好学》一文中详述了豪杰的特质，并在文中举出拿破仑、曾国藩、湘军将领胡林翼作为豪杰之原型。他写道：“拿破仑有军用图书馆，行军时犹挟书籍自随；欲攻何国，则先取关于该国之书籍观之……曾文正在营中读书如常，云借此以养心；胡文忠在军中每夜会讲《论语》，虽病不辍。”[59]将领带着图书馆征战，或在营帐中夜读，或向士兵讲述《论语》，都是杨昌济眼中豪杰的与众不同之处。豪杰集将领、老师及学者三种角色于一身，文武兼备，他极鼓励他的湖南学生仿效这样的人生。

曾国藩或许是杨昌济眼中理想的行动型人物，但谭嗣同则是他眼中的哲学家典范。在《论语类钞》中，杨昌济忆起他第一次读到谭嗣同的《仁学》时那种准宗教的体验，他写道：“余在笃生（杨毓麟）家初读谭浏阳《仁学》时曾有此感想，当时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死灭。未识海内亦有与我同感者否？”[60]

杨昌济对王夫之著作的初步哲学性了解，有许多就是通过谭嗣同作为中介，特别是通过谭嗣同在《仁学》中所运用的王夫之形而上学。杨昌济在欧洲所学，主要是新康德主义的观念论，他因此对谭嗣同关于个人心智与外在世界关系的看法特别感兴趣。在这一主题上，他尤其对谭嗣同在《仁学》中所引用的船山之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极感兴趣。杨昌济将船山此言和谭嗣同对其的解释“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见”抄进日记里。[61]但谭嗣同的解释仍然模糊，只能充当起点，而无法作为解释。

杨昌济自己的探索始于他的《论语类钞》，更具体地说，始于“立志第一”这章。他在此章写道：“王船山曰：唯我为子故尽孝，唯我为臣故尽忠，忠孝非以奉君亲，而但自践其身心之则。”[62]王夫之这番话意味着孝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为人子者的自我实现，而非为了父亲好，忠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为人臣者的更上层楼，而非为了君主好，从而在实际上解构了儒家父子、君臣的层级关系。杨昌济论道，这说明“船山重个人之独立如此”。于是，他重新界定儒家道德观的功用，认为其存在不是为了使个人顺从于社会，而是刚好相反：为了颂扬并发展个人的自主。

在得出个人自主意志的自我实现为人类社会最重要之事的心得之后，杨昌济进一步主张，人类社会其实是整个自然界的中心。谭嗣同把王夫之“道不离器”之说解释为道只有通过人类社会（道之“器”）的刻意改造才能实现时，已理解王夫之形而上学的这一根源。在《论语类钞》的“性道微言”一章中，杨昌济阐明《论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句话，借此将这一主题放在国际大环境中重新讨论。诚如杨昌济所写，这是人本主义，“以人言人，自当立人之道。天地不与圣人同忧，圣人亦不与天地同不忧，故曰立命，曰造命。人为天地所生，而反以为功于天地，故尽人事者人之责任也。”

为更进一步解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他引入达尔文的进化论，说：“近人以达尔文倡进化论，谓生存竞争优胜劣败，遂以主张自我争权攘利为人道之当然。此不知立人之道之义者也。生存竞争，本生物界天行之原则，然人类所造出之宗教、政治、道德，则以合群为教，欲以减杀人生剧烈竞争之苦痛，是亦人治与天行抗之一事也。夫子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明人之责任。”杨昌济对达尔文的评论，取自赫胥黎的《天演论》。自严复于一八九六年将此书译为中文后，此书即在中国大为流行。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在斯宾塞眼中“血淋淋”的你死我活之斗），被赫胥黎的道德性诠释软化，道德成为不让残酷的自然界为所欲为的必要。因此，演化竞争的自然法则成为社会福祉的间接立论依据，最终，主观的人之德性能取代客观的自然。

分析完欧洲有关人之伦理学与自然法则之对抗的辩论，杨昌济转移焦点，声称这一切已被王夫之在中国的时空环境中道出。他引述了王夫之《诗广传》的一段话：“或曰圣人无我，吾不知其奚以云无也？我者，德之主，性情之所持也……呜呼！言圣人而亡实，则且以圣人为天地之应迹，而人道废矣！”王夫之提“无我”，意在指出以下观念：圣人与自然为一，没有脱离自然而自存的圣人。但诚如杨昌济对这段话的解释，王夫之极力反对此说，主张应是有我，即圣人不是“天地之应迹”，亦即不是他所处环境的产物，而是纯粹主观的“我”，因而以超越客观自然界的方式体现了德。或许，诚如杨昌济所阐明的：“船山亦主张人本主义者也，其言道与德之区别，即客观与主观之别也。近世伦理学家言自我实现说，与船山之论暗合。”[63]

因此，杨昌济认为，王夫之比赫胥黎、达尔文更早一步描述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且在那世界里，作为德之贮藏所的自我，乃是外在真实世界的最高主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要表达的意思，乃是实现道的唯一方法，是完全投身人类社会，而非任由自然走自己的路。或者换个方式说，没有自我，就不可能有道。天理体现在人欲之中。一如谭嗣同从王夫之那里汲取的立论，认为道只能透过在人类社会里的具体展现而存在，杨昌济也透过王夫之的其他著作，提出世界基本上是以人为中心，凡是重要的事物都对应着可知的人类世界的轮廓。把此观点与前面“立志第一”中的观点——人类道德秩序的存在乃是为了自主个人的自我实现——两者综述而谈的话可推论出以下观点：通往“道”的道路决定了个人自我修养之路。杨昌济从王夫之那里汲取出的这个哲学观念，本质上是唯意志论的，主张个人意志乃是决定世界样貌的最根本力量。这一教诲将为他的诸多学生所谨记在心，而其中许多人将在日后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湖南分部。[64]

因此，刘人熙与杨昌济把湖南人对王夫之的诸多不同的诠释——例如一八六○年代曾国藩眼中的王夫之、一八七○和八○年代郭嵩焘眼中的王夫之、一八九○年代谭嗣同眼中的王夫之、一九○○年代湖南民族主义者眼中的王夫之——汇聚在一块，并把它们当成共存的、同时出现的、对湖南和中华民国的未来同样重要的诠释。刘人熙在郭嵩焘所打下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并在其中加上杨毓麟等湖南留日学生的本省民族主义。赴船山学社听他演讲的学生，将能了解湖南历史与学问对他们个人的意义所在，将能学到反抗与地方自治的“湖南传统”，将了解文人阶层（即他们自己）持续在扮演的领导角色。杨昌济将通过曾国藩要他们把王夫之的史论当成了解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凭借，要他们景仰并仿效文武双全的豪杰之士。通过谭嗣同，杨昌济将让他的学生了解从事自我修持的个人将发挥多大的功用，并传授给他们一种唯意志论的且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

整体来看，两人在打造新湖南公民上的努力有其相同之处，都教人了解找到正确学说的最佳方法是独立学习，而通过才兼文武之士的引领，人的意志乃是体现道、使世界拨乱反正的唯一力量，学生寻找学说时的自主，类似于省的自治、国家的独立乃至可知世界的形状。这些教诲最终都源于对幽居湖南山中的王夫之所长久抱持的浪漫想象：王夫之隐居续梦庵，著书立说寻找拨乱反正之道。

这是很有力的结合，而他们的听众都是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受教于杨昌济和赴船山学社听刘人熙演讲的湖南学生，而这些学生将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就和十九世纪中叶出身岳麓、城南两书院的湘军将领，或二十世纪初时务学堂与宏文学院中关系紧密的湖南籍校友一样。这新一代顽强的湖南学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亦将成为那一代人之龙头者，乃是年轻的毛泽东。一九二○年代初期，毛泽东会娶杨昌济的独生女为妻，有一段时间以船山学社为家。

[1] Ernest P.Young，“Politics in the Aftermath of Revolution：The Era of Yuan Shihk’ai，1912-1916，”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2，ed. John K. Fairbank and Denis Twitchet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p. 208-255. 关于一九一二年的政治结构，见第213页。在该页，Young写道：“这个早期共和国最初实际上是个诸省联盟。”

[2] 对诸省与中央这一紧张关系的权威性研究著作，乃是Ernest Young所写的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

[3] Philip Kuhn，“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Problems of Control，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p. 257-298. Kuhn主张，辛亥革命前的晚清自治“肯定意在防止，而非促进，地方层级出现对正规行政系统真正的反制”，但“辛亥革命使某些自治实体开始与县级政府直接争夺财务的总管理权”。（第276、278～279页）。湖南肯定就是这样的情况。

[4] Angus McDonald，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Elites and the Masses in Hunan Province，China，1911-192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 86.

[5] 田伏隆，《湖南近一百五十年史事日志（1840-1990）》（湖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第60页。这些资金要用来创建明德大学。

[6] 《湖南船山学社大事记》，重刊于《瀞园集》（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第406～461页。见第406页。关于谭延闿的承诺，见梁绍辉，《刘人熙与船山学社》，《船山学报》第2期（1986），第78～82页。见第80页。

[7] 《湖南船山学社大事记》，第407页。

[8] Young，“Politics in the Aftermath of Revolution，” pp. 219-225.

[9] Young，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p. 149.

[10] Kuhn，“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 279.

[11] 梁绍辉，《刘人熙与船山学社》，第80页。刘人熙的小舅子王芝祥与袁世凯的某位顾问关系甚厚，因而得以居间促成汤芗铭雇用刘人熙，使刘人熙在汤芗铭接掌湖南后能受其保护。

[12] 刘人熙日记1914年8月19日条，节录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880页。

[13] 梁绍辉，《刘人熙与船山学社》，第80页。

[14] 刘人熙日记1912年11月1日条，描述了他如何备好这幅放大的王夫之像和郭嵩焘的书法。见《船山全书》第16册，第879页。

[15] 刘志盛列出参与了辛亥革命的船山学社十五位创始会员，包括刘揆一、其弟刘道一。见刘志盛，《湖南船山学社略考》，《船山学报》第1期（1984），第144～150页。前革命党人名单在第146页。

[16] 这份纲领重刊于《湖南船山学社大事记》，第408～409页。

[17] 《船山学社讲演集第一》，《船山学报》第1卷第1期（1915年8月20日），第2～3页。

[18] 《船山学社讲演集第一》，《船山学报》第1卷第1期（1915年8月20日），第5页。《湖南船山学社大事记》第409页，把廖名缙列为副社长。

[19] 《船山学社讲演集第一》，《船山学报》第1卷第1期（1915年8月20日），第4页。

[20] 《船山学报》第1卷第3期（1915年9月22日），第21～23页。

[21] 梁绍辉，《刘人熙与船山学社》，第81页。

[22] 刘人熙，《船山学报叙意》，《船山学报》第1卷第1期（1915年8月20日），第1～5页。

[23] 杨毓麟，《新湖南》，重刊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1978），第612～648页。见第617页。

[24] Young在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一书第222页，认为袁世凯称帝是杨度和袁世凯儿子的主意，但就《大公报》的诸位湖南籍作者来说，那完全是杨度一人的主意。

[25] 龙兼公，《湖南人未尽死》，《大公报》（长沙），1915年9月22日。

[26] 刘人熙，《今后之湖南》，《大公报》（长沙），1915年9月19日，第2页。

[27] “语”原译作“与”，“沅”原译作为“浣”，误。作者云“刘人熙在《大公报》创刊号发表报头社论长文《今后之湖南》”，亦误。此文刊于《大公报》第十九号（1915年9月19日）。任波兄代为查正此文，谨致谢意。——校者注

[28] 见丁平一，《湖湘学风对蔡锷军国民思想形成的影响》，《蔡锷新论》（蔡锷去世八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发表的论蔡锷之新文章），郭汉民和严农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第157～161页。对此教材的描述，见该著作第161页。这本教材，《曾胡治兵语录》，日后被蒋介石重新编校，作为黄埔军校教材。

[29] 后来朱德在延安说道：“我一生中有两个老师，一个是蔡锷，一个是毛泽东。”见Yang Juntian，《蔡锷与朱德》，《蔡锷新论》，第368～374页。引文在第368页。

[30] Edward A. McCord，The Power of the Gun：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 207.

[31] 湖南本地也有人强力鼓吹黄兴或蔡锷接掌都督之职，但两人都无意返回湖南政坛。请见McCord，The Power of the Gun，p. 229。

[32]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重刊，1962）卷29（1911），第13a～13b页。

[33] 王云五编，《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重刊，1978），第333页。

[34] 王闿运，《邗江王氏族谱序》，重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663页。

[35] 王云五编，《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第342页。

[36] 《论黄蔡二公之国葬及国民之感想》，长沙《大公报》，1917年4月14日。公告占了半个头版，从1917年3月26日开始刊登，直到4月16日黄兴下葬为止。至于送葬队伍，据长沙《大公报》报道，4月13日有一千人跟着蔡锷灵柩渡过湘江，4月16日则有六千人跟着黄兴灵柩渡过湘江。人数出现差异，似乎是天候使然；4月13日蔡锷出殡时下大雨，三天后黄兴出殡时则是晴朗的春日。

[37] 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65页。

[38] 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杨昌济文集》，王兴国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第31页。

[39] 李肖聃，《本校故教授杨怀中先生事迹》，《杨昌济文集》，第375页。

[40] 杨昌济，《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杨昌济文集》，第16～20页，原刊于《湘报》第153期（1898）。

[41] 李肖聃，《本校故教授杨怀中先生事迹》，第375页。

[42] 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第198页。

[43] 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第51页。

[44] 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第200页。

[45] 据王兴国的说法，当时在阿伯丁只有四位中国学生，即杨毓麟、杨昌济、章士钊和另外一人。见《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第61页。

[46] 杨昌济，《教育与政治》，《杨昌济文集》，第43～46页。引文在第43页。

[47] 杨昌济，《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杨昌济文集》，第52～66页。引文在第53页。

[48]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在第95～97页，杨深入探讨了他所效法之嘉纳治五郎自修教材的结构。

[49] 杨昌济，《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第55页。

[50] 关于《船山学报》的刊印，见《湖南船山学社大事记》，第413页。据湖南第一师范一九一四年职员学生一览表，杨昌济的住所是宏文图书社。另一位老师方维夏，也住在宏文图书社，为第一师范农业博物课程教员。见谭延闿编，《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一览》（长沙，1914），第197、199页。

[51] 杨在《达化斋日记》，1896年9月13和16日，第9～10页，记载了他初读船山著作的事。王兴国称杨昌济一八九八年后的幽居苦读，以《春秋公羊传》、王夫之《宋论》和他其他的历史著作，以及为日后出国而学的英语为主。见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第198页。

[52] 有一些载有刘人熙、嘉纳治五郎、杨昌济名字的聘任合约，目前保存于东京讲道馆的宏文学院档案室。

[53] 杨昌济婉拒加入船山学社的邀约一事，记载于《达化斋日记》第41页。他拒绝出掌湖南教育司一事，见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第201页。关于第一联合县立中学，见他1914年7月5日的日记（《达化斋日记》第49页）。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解释道，他拒接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校长之职，乃是因为他每星期教修身等课程二十多小时且需要全心投注于此工作。学生叫他“孔夫子”一事，见Siao-yu，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Syracuse，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59），p. 38。

[54]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第47页。

[55] 他未再于日记里提及船山学社，他本人未列入该社会员，也从未在《船山学报》发表文章。

[56]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1914年10月19日，第99页。

[57]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12日，第172页。在同一天的日记（1915年4月12日）里他写道，对他的学生来说，读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宋论》里的阐述，比读司马光原作《资治通鉴》更有益处。

[58] 杨昌济，《论语类钞》，《杨昌济文集》，第67～99页。见第69页。

[59] 杨昌济，《豪杰之好学》，《杨昌济文集》，第221～222页。诚如毛泽东在其1913年11月15日的上课笔记里所写的，拿破仑正好就是豪杰却非圣贤的例子。请见Stuart 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Armonk，N.Y.：M.E. Sharpe，1992）1：19。

[60] 杨昌济，《论语类钞》，第80～81页。

[61] 《达化斋日记》，第44页，1914年6月18日。

[62] 杨昌济，《论语类钞》，第71页。

[63] 杨昌济，《论语类钞》，第83～84页。“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语，出自《论语》《卫灵公篇》。

[64] Frederic Wakeman Jr.，History and Will：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对于毛泽东早期受哲学熏陶对其日后政治思想的重要性，有更全面的论证。

第七章 毛泽东与湖南自治运动

毛泽东一九一三年起的课堂笔记《讲堂录》，即有关其在杨昌济门下受教期间的最早可见的文献，以抄录屈原的《离骚》为开头。《离骚》是邓显鹤于一八二九年的《楚宝》中称之为初“振南国之风”的那首诗。毛泽东早期受世界主义思想的影响，尽管如此他后来的志向转为改造中国，但他所受的养成教育不可避免地是带有浓浓湖南先贤遗风的湖南教育。有位他年轻时的友人忆道，他和毛泽东喜欢探访湖南历史故地，一起去过屈原流放时所居之地，以及王夫之的老家村子。另一个同学忆道，船山学社一开始办演讲，“泽东同志邀请我们少数人也去听讲，他极其推崇王船山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毛泽东也从湖南人的角度看晚近历史，他的早期著作就以“黄兴的运动”——而非孙中山的运动——称呼促成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反满行动。[1]

在这一方天地里，曾国藩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一九一五年杨昌济告诉二十二岁的毛泽东应以曾国藩为师，曾国藩正是“农家多出异才”的明证。[2]这是很贴切的联结，因为毛的家乡韶山村与曾国藩的家乡湘潭镇位于同一县[3]。杨昌济把他对曾国藩的景仰传给这位学生，毛泽东几乎读遍杨昌济交给他的所有东西。到了一九一七年夏，毛泽东对曾的尊崇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在写给另一位老师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4]对于为何独服曾文正，他多年来给了多个理由，而这些理由全围着杨昌济将曾国藩称作典型豪杰时所提出的儒将特质打转。毛泽东特别欣赏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完满无缺”。[5]他欣赏曾国藩按部就班的读书习惯，[6]称颂曾国藩所从事之活动的多样，例如曾国藩先是研读儒家典籍，然后撰写文章，然后又参办实事。[7]他称赞曾国藩养生计划的持之以恒，例如他每餐饭后走一千步的习惯。[8]毛泽东与两位来自湖南第一师范的挚友喜欢自称“三豪杰”，[9]且得意于学业和健身并重。他们于寒冷的秋天在湘江游泳，上岳麓山露营，身无分文徒步湖南乡间，以亲身体验想象里湖南先人生活的艰辛。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时，拜多年来许多长沙教育改革者的努力之赐，毛泽东同时吸收了中外思想。他所受教育的驳杂，不只源于该校中西混合的基本课程——数学、科学、体育、中国历史、儒家典籍（主要是被时务学堂列为最重要科目的《公羊传》）、中国传统文学、伦理学、西洋史、国民初级读本、英语，[10]也源于杨昌济本人兼容并蓄的背景。杨昌济的人格对修身这门课影响甚大，学生手上的课本，就是这位老师的生平和思想。杨昌济的《论语类钞》阐扬王夫之对个人主义、人本主义之诠释，毛泽东和同学借由阅读这本教材，渐渐理解儒家典籍《论语》的重要性。他们读杨昌济出版的日记，把老师的求知过程和对现代世界问题的思索当成师法的对象。师生关系非常密切，因而后来有位替毛泽东立传的学者觉得难以断定杨昌济的思想止于何处，毛泽东的思想始于何处。[11]

杨昌济和刘人熙都以自己的方式教授个人主义的学说，不论是精神上还是政治上的个人主义，都扎根于王夫之的著作。毛泽东在船山学社听刘人熙演讲，领会老师在自我修养上的思想和学识，用他们的哲学思想来理解学者与周遭世界的关系。这方面的影响可见于毛泽东一九一八年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的《伦理学原理》中文译本时所写的批注。读了此书作者关于即使自我牺牲都出于利己之心的论点后，毛泽东在批注里回应道：“观此语始知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12]

在与此类似的批注中，毛泽东回应泡尔生对人类道德的世俗化观点，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13]这些几乎都是对王夫之“天理寓于人欲”的另一种说法，重述了杨昌济对于主观个人的心智是可知世界里最强大力量的解释。从这一自我至上的原则出发，毛泽东推断：“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14]这正是杨昌济在王夫之著作里找到的同一原则，亦即绝不可让个人受制于中国传统儒家的人际关系规范（臣事君、子事父）。

杨昌济的教学，把个人自主与自我修养的原则落实成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门科目，用他的话说，就是实行“自修”。在一九一四年的日记里（供他学生在课堂上研读的日记），杨昌济讨论了一种教育制度，该制度将颠覆儒家师生的阶层关系，使学生得以发展个体性，同时也保留课堂的外在结构。他写道，美国已有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学校，而在这种学校里，“每点钟教员只讲十数分钟，而其余则任学生之自修。又有分一班为二组，上午甲组听讲，乙组自修；下午则乙组听讲，甲组自修，要以养成生徒独学之习惯为主。”[15]

“独学之习惯”符合个人主义的大原则，但也与杨昌济本人的经验极契合，因为一八九八年变法失败后那四年，他埋头于独立阅读。郭嵩焘一八五二年为避太平军进犯而逃入山中，进而发现王夫之的《礼记章句》时，或许也可以说是埋头“自修”。而王夫之当然就是最高的自修典范，人生最后四十年全投入自修。但最终将自修落实为一个机构的基础，而非个人独自修持者，不是杨昌济，而是他的学生。

在这些想法的影响下，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创立了学生自治会，且更重要的是，他在一九一八年四月纠集几个学生组成一秘密的独立学会“新民学会”。[16]诚如毛泽东对此学会的说明：“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且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17]这个学会一开始未有明确的政治哲学，而是为了体现杨昌济眼中理想的哲学追求，与学者个人的自我修养，以此为求索“道”的根本途径。据该会会章，此学会的长期目标不只是精进会员个人的学问、品行，还在革新社会，更具体地说，即“改良人心风俗”，而郭嵩焘创建思贤讲舍和刘人熙将思贤讲舍重建为船山学社时所揭橥的目标也是如此。

过去的阴影：湖南五四运动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在二度出任都督的谭延闿主政下，湖南再度展开看来平和的自治，只是这次的自治为时不久。一九一七年，袁世凯生前的权力基础北洋军已掌控华北，而在华南广州，则有另一群人另立“中央”，与北洋军打对台。湖南对任何一个都无须效忠，但地理位置正处于两者之间。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上旬，北洋军向南扩张势力，派张敬尧将军领兵入侵湖南。南部诸省与北洋军内战爆发，以湖南为主要战场。湖南省受创严重，北洋军曾在长沙东边的醴陵县屠杀二万多名湖南人。该月底双方停火，杀戮终于停止，但张敬尧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牢牢掌控该省。地方自治的理想再遭打击，湖南受到由北方中央政府派来的另一个外人的严酷统治。[18]

面对张敬尧的压迫，湖南省几位改革派大将最终死了心，离开湖南。刘人熙于一九一八年春迁居上海，躲避湖南战祸，把船山学社交给副手掌理，但刘人熙一离开，张敬尧随即没收船山学社，将其辟为他的部队的临时兵营。[19]杨昌济不久后也离湘，放弃他先前欲通过教育改革来改造湖南社会的计划，举家迁往北京赴任北京大学教职。[20]

离开长沙前夕，杨昌济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其欲在湖南创办大学的理想（湖南第一师范为中学，却是湖南最高学府）。此文读来像是一篇对湖南家乡的告别书。杨昌济写道：“德国之普鲁士实为中枢，日本之鹿儿岛多生俊杰，中国有湘略与之同。”又云：“湘省现在政、学各界不乏有气力之人，所望协力同心促成盛举，湖南之昌，中国之兴，将于此举卜之也矣。”[21]但一九一八年夏离湘时，杨昌济把创办大学之“盛举”完全交给他学生一辈负责。两人自此未再回湘，刘人熙于一九一九年在上海辞世，杨昌济于一九二○年死于北京。

毛泽东追随恩师脚步于一九一八年秋来到北京，在杨昌济家住了数月，同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他也开始追求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一九一九年四月回长沙，在一小学觅得教职，开始热心于公共事务，着手填补杨昌济、刘人熙离去后留下的空缺。

毛泽东的地方行动主义之起始，恰好也是他与名叫彭璜的学生合作的开始。彭璜也是湘潭人，比毛泽东年轻三岁。毛泽东作为杨昌济弟子，已稳稳走在通往学者的道路上，而且是富有魅力的湖南第一师范学生领袖。彭璜则是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学生，打算走经商之路。[22]一九一九年五月，彭璜在长沙学生圈的影响力似乎较广，因为他和毛泽东最初开始合作时，彭璜已发起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并担任会长。他引介毛泽东加入该会，并担任该会报纸《湘江评论》的主编，而该报于七月开始刊行。约略同时，毛泽东也引介彭璜加入新民学会。[23]两人几乎形影不离，一如一八九○年代的谭嗣同与唐才常，接下来的两年期间，凡是其中一人所参与的组织，大部分也挂有另一人的名字。

促成他们奋起而行的因素，乃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于一九一九年春爆发于北京，肇因于凡尔赛条约强加于中国的辱国要求。这场由学生领导的运动，有政治、文化两个层面，而在文化层面，它鼓吹将上海、北京、日本的几位激进学者通过创办杂志所发展出的“新文化”——包括西方的个人主义、科学、民主诸思想——散播到全中国。新文化宣传家的主要刊物《新青年》于一九一五年创刊，而自创刊起，杨昌济就是该刊订户。他把此刊物交予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读，一九一七年毛泽东在此刊物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刊行全国的文章《体育之研究》，文中称嘉纳治五郎是东方“著称之体育家”。[24]

一九一九年春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回到长沙，立即推动新文化运动，在公众心目中烙下新文化运动者的形象，自此与北京、上海的学者站在同一阵线，特别是《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而非谭嗣同或曾国藩之类人物。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写道：“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25]新文化沿着湘江“奔腾澎湃”涌入湖南，这个意象颇有意思，因为五四运动大部分最重要的“西方”思想，像是科学、民主、理性，就湖南来说，并不是破天荒的新玩意儿。上海、北京的这些“新”知识目标，在湖南这个内陆省份，自郭嵩焘从英国返乡之后起，大部分已提倡了数十年。

事实上，五四运动所提出的重要知识计划里，只有一项在一九一九年之前未曾在长沙以类似的形式出现过，那就是毫不掩饰地抨击儒家学说，将其斥为奴役中国人民、使其无法在世界上与他国竞争的保守哲学。但这一抨击在湖南未成为气候，至少在此时是如此。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间，长沙一地对儒家的批评很有限，就毛泽东和其同志来说，他们不会因此批评而不读古籍（事实上，他们于一九二一年所创立的“自修大学”，其中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就是对中国传统典籍的重视，丝毫不逊于对马克思或康德著作的重视）。五四运动对儒家的抨击，只有一点真的在湖南构成声势，而且堪称是五四运动的所有分析里最受瞩目的一点，即从个人主义角度对儒家三纲的抨击。但那在湖南也不是头一遭的新鲜事；诚如杨昌济一九一三年于其《论语类钞》中所说的，解构儒家三纲乃是王夫之个人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成分。

毛泽东既是湖南本地传统的继承者，又是一种世界性“新文化”的供应者，两个角色间的拉扯，导致他在对待湖南省历史时产生了矛盾。[26]一方面，毛泽东和他的同志很容易就认同湖南学生的行动主义传统，照他的分析，这一传统始于一八九○年代。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四日《湘江评论》第四期，他概述了湖南学生运动，把时务学堂视为湖南学生意识的根源。以那为起点，毛泽东详述了湖南学生在唐才常自立军中的殉难、明德学堂延续时务学堂的行动主义使命、华兴会起事的失败，更进一步生动描述了一九○六年陈天华、姚宏业下葬岳麓山之事。[27]

他写道，这一阶段湖南学生运动的高潮，乃是辛亥革命前不久的一九一○年省运动大会。湖南学生在该运动会中唱了学生运动歌：

大哉湖南，

衡岳齐天，

洞庭云梦广。

……

湘军英武安天下，

我辈是豪强。

……

军国精神，

湖湘子弟，

文明新气象。[28]

不管一九一○年时湖南青年是否真唱了这首歌（那时毛泽东还不在长沙，因此这应是从他人口中听来），其军国主义精神与杨度的《湖南少年歌》相呼应。毛泽东于一九一九年提到此歌，显然是为了让人注意到过去湘军和现今湖南学生联合会在“梦广”[29]上的历史关联。《湘江评论》预告其将在下一期把晚清行动主义与他这一代湖南学生桥接起来，但张敬尧没收、销毁了该期杂志。

直率的行动主义是一回事，知识改革是另一回事，毛泽东拥抱前几代激进学生，却不屑于他们的知识计划。在以健学会这个新学会的创立为题的文章里，他回顾一八九○年代维新运动的南学会、《湘报》与时务学堂时，严正表示“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30]最后他断言先前这场维新运动未产生持久的效用，写道：“仅可说是，笼统的变化，盲目的变化，过渡的变化。从戊戌以至今日，湖南的思想界，全为这笼统的，盲目的，过渡的变化所支配。”最后，他表示这个新学会将做先前诸学会所做不到的事，即启迪此省之人心。他写到健学会，说：“在这么女性纤纤暮气沉沉的湖南，有此一举，颇足出幽因而破烦闷。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我们正应拍掌欢迎，希望他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希望他自己这一代人的活动成为“张本”，就是要把他的前辈们全打入冷宫。

毛泽东以两手策略对待他的湖南前辈，基本上乃是欲将传统民族主义领域里的力量揽为己用，同时又在知识领域取得独创性。因为借由谴责先前的知识改革计划，可使他和他的同志回到原点，将矛头同样对准邓显鹤和邹汉勋一八三○年代时就展开抨击的湖南落后“草莽”文化。诚如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写：“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31]这段话其实就和郭嵩焘一八七九年从英国返乡时对湖南人落后的谴责，或一八九五年谭嗣同搬回浏阳创立算学会时对湖南人狭隘傲慢的哀叹如出一辙。总而言之，毛泽东的口吻和他的改革派前辈之间的差异其实并没有那么大。近代，一个又一个自觉“开明”的湖南人，深信必须通过教育让浑浑噩噩的本省乡民认识现代世界潮流，而毛泽东只是这类湖南人的最新代表。

湖南人其实没什么必要去“响应”五四运动，而毛泽东如此描述他的作为，或许是出于社会考虑，而非知识考虑。湖南仍未被承认为中国知识界龙头。因此，毛泽东爽快地支持五四运动的世界主义，或许是源于单纯的个人因素，即源于他的乡下人出身和浓重的韶山口音所带来的尴尬。那尴尬使他很想得到首都当红知识分子的接受。[32]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那或许也说明了他个人野心之大。他想唤醒湖南，因此，他不愿承认自己景仰和延续那些湖南前辈的志业，这乃是为了将自己包装为开创者而非仿效者的手段。不管出于哪种原因，他追随前辈的脚步，但把他走过的足迹掩饰得非常好，让后来的史学家都相信他的说法，认为他的早期活动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完全是出于五四运动的世界主义，即以北京为中心，而非出于他居住、工作所在的这个“落后”内陆地区。但大家不要忘记，那些把湖南说成落后草莽的说法，不是对外部世界或真实世界的观察心得，而只是一个修辞手法，湖南数代改革者所用的一个比喻，而毛泽东沿用这一比喻正表明他对湖南本地传统的执着。

“湖南精神”再探

对于此时的毛泽东来说，他的湖南根源其实比他的世界主义更为重要，而透过毛泽东最敬佩的五四运动领袖陈独秀的眼睛看年轻的毛泽东和其同志，可以找到对这一特点更直接的确认。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发行人，著名的科学、民主提倡者，亦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毛泽东是在一九一八年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结识陈独秀。一九二○年一月上旬，即陈独秀刚出狱不久时，他针对这新一代湖南青年写了《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33]

此文以介绍湖南的行动主义历史为开头，行文中搬出湖南精神，因而引人注意，因为首度有非湖南人大谈湖南精神。陈独秀写道：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论定，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一百多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现在哪里去了？

然后陈独秀描述了他在狱中仿佛神灵显现的怪事：“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止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那些在狱中让陈独秀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可爱可敬的青年”，不是别人，就是陈独秀在北京遇过的毛泽东等湖南新行动主义者。

接着陈独秀搬出“真生命”之说，借以评价这些湖南新世代与过去的关联。他以南非作家奥莉芙·施赖纳（Olive Schreiner）笔下的蝗虫渡溪为比喻，说明此说：“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陈独秀表示，个人生命的价值，以其为永恒的社会整体所完成之事，以其所造的“桥”，为标准来衡量。他写道：“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伟大精美得多。”这是从特别尚武的角度对王船山之遗绪做出的诠释，在这一诠释下，王船山的遗绪体现在两代湖南将领身上，而非体现在较文化导向的谭嗣同或郭嵩焘身上。没有史料显示此时的毛泽东明确将自己或他的同志自视为源自王夫之的军国“湖南精神”的继承者，但五四运动领袖暨中国共产党创办人之一的陈独秀显然这么做了。

自治

在政治方面，泛中国的五四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其首要之务就是让中国摆脱列强压迫，而毛泽东、彭璜领导的湖南行动主义者的首要目标，同样也是“反帝国主义”，但矛头大半对内。他们所关心的，不是让中国摆脱列强压迫，而是使湖南摆脱“其他”中国人的压迫，即张敬尧的压迫。于是，当五四运动的主流投身于中国历史问题，反抗列强干预时，湖南行动主义者则投身于湖南历史问题和反抗中国干预。

一九一九年夏末，张敬尧开始有计划地让湖南批评者噤声。八月三日，他查禁《大公报》，一星期后查禁《湘江评论》。船山学社（这时已改辟为一小型中学）开始充当反张行动的地下基地。刘人熙于一九一八年迁居上海时见到陈家鼎（《洞庭波》主编和《二十世纪之湖南》的作者），陈家鼎转交孙文的一千元给刘人熙。[34]一九一九年八月，孙文曾派两名同党分子赴长沙，鼓吹支持抵制日货。两人被安置在船山学社，然后八月十六日夜，张敬尧派一队刺客，将他们杀死于熟睡之际。[35]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毛泽东终于逃到北京。来年春天，他与彭璜在上海重聚，那时彭璜已在上海刊行湖南人反张杂志《天问》。此杂志名一如《洞庭波》，都取自屈原的诗。

湖南流亡人士的群体日益壮大，而毛泽东与彭璜则成为这个群体的主要发言人。两人一起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此会最初以彭璜在上海法租界的住所为大本营。此会鼓吹恢复地方自治和解除湖南军事管制，本质上就是延续谭延闿先前的统治。[36]一九二○年四月一日毛泽东写了该会宣言，呼吁“全国”人民支持湖南人驱逐张敬尧、废除军事统治的大业。“论者谓湖南为东方之瑞士，吾人果能以瑞士为吾侪‘理想湖南’之影相。”但后来他也强调湖南是全中国不可分割之一部分（重要的是，他是以全中国人民为宣说之对象），写道：“湖南为全国之一部，湖南之改造即全国改造之一部。”[37]那一部分的改造构想不久后就胎死腹中。

一九二○年夏，随着湘籍将领赵恒惕着手将张敬尧赶出湖南，他们卑微的要求转化为更宏大的构想。六月十四日赵恒惕如愿赶走张敬尧，为谭延闿三天后第三度（也是最后一次）出任湖南督军铺道。谭延闿回任一个星期后的六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不再只是主张“唤醒”湖南人，还进一步宣告湖南应趁此有利时机将自身建立为完全独立的政治与文化实体。[38]

在谭延闿重新执政的乐观气氛中，毛泽东一派昂扬自信。他解释道：“以现状观察，中国二十年内无望民治之总建设。在此期内，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也。”[39]

毛泽东笔下的“桃源”，出自四世纪时的一则乌托邦社会故事。故事中的桃源与外界毫无往来，因而居民过着与世无争的恬静共有制生活，完全不知蹂躏中国其他地方的战祸和饥荒。以桃源为比喻极能打动人心，对于欲创建完全不受中国其他地方宰制的“湖南文明”一事来说，桃源代表了生动有力的先例。此外，毛泽东“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一语，令人想起前辈刘人熙、杨毓麟的词语，代表了原本有意成为世界主义者的毛泽东，渐渐转变为自豪的湖南民族主义者，终于拥抱了他在不久前还似乎敬而远之的湖南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接着表示：“吾人主张‘湘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乃以在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40]但其间的差异几可说只是语义上的差异。他之所以否定带有地方主义、野蛮主义的“部落主义”和暗含破坏中国一统之意的“割据主义”，不是政治现实上的妥协，而只是用语上的妥协，以除去省自治的负面含义。因为他的确要湖南人发展自己的文明，而那就是部落主义。而且他的确要湖南人在接下来二十年里自己管理自己的政府和社会，而这也予人割据主义的印象。但他的湖南人否认存有一个作为他们分离“割据”之对象的中国总体，光从这点来看，严格来讲，他的湖南人就不是“割据主义者”。而光从他们自认是“民族”而非“部落”来看，他们也不是“部落主义者”，而且他们所表达的目标不是野蛮主义，而是自身文明的进步。

一九二○年夏秋二季，湖南自治运动陡然勃兴，重新唤醒一八九○年代改革者、日本湖南留学生、湖南反满行动主义者与民国初期本省改革者受挫的地方主义梦想。七月七日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不再受北洋政府管辖。在他领导下，流亡各地的改革者和年轻的行动主义者大举返湘。自一八九○年代晚期湖南维新运动时即参与改革的著名湖南人士被召回湘担任顾问，协助草拟自治法。[41]各方的反应都是压倒性的支持。自一八九八年湖南维新运动失败以来，士绅改革者、本地官员、年轻改革派知识分子再度站上同一阵线，一致希望改造湖南省。他们的本省自治梦想，明显近似于美式政治自由愿景，因而有位上海记者于该年十二月出版论湖南自治运动的书时，把自由女神像摆上该书黑底的封面，光束从女神高举的火炬中发射出来。[42]

一九二○年夏，毛泽东与彭璜回到长沙，一头栽入自治运动，八月二十二日主导建立俄罗斯研究会，九月九日监督建立文化书社。在这两个机构里，商人彭璜都担任会计干事，亟思一番作为的学者毛泽东则担任书记干事。文化书社推动新思潮的学习，贩卖的书籍从杜威、罗素的译作到论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达尔文主义、哲学概论的著作，包罗广泛，还有《新青年》之类杂志和白话文小说。

彭璜把俄罗斯研究会定位为探索俄国历史、评估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中国之可行性的论坛。他对俄国革命的诠释，正符合省自治的目标，因为其本质就是无政府主义观点。诚如他在那年八月某篇谈该研究会的文章里所说：“我们要记得清楚的，就是二十世纪的‘新潮’，首先产生了一个‘新俄罗斯’，不是‘新俄罗斯’产生二十世纪的‘新潮’。”[43]在他看来，俄罗斯人称不上是全球革命的领袖，只是世界性改变力量中真正自发且追求分权的首例，而湖南（彭璜笔下的“东方之瑞士”）则可能是第二个例子。也就是说，湖南人不必亦步亦趋追随俄罗斯，但思考俄罗斯革命里可能适用于湖南人的部分，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农工政府，将大有益处。

一如一八九○年代巡抚陈宝箴等省级官员直接支持谭嗣同、唐才常的学会、学校与报纸，一九二○年这些有心改革文化的年轻人，最终也是在省政府的支持下奋斗。谭延闿聘请毛泽东出任湖南第一师范（湖南最高的此类学府）附设小学的校长，且亲自为文化书社的匾额题字。曾任第一师范历史老师的长沙县知事姜济寰，担任俄罗斯研究会的名誉总干事，对文化书社捐款最多，该社三分之一以上的经费为他自掏腰包提供。[44]

他们不需创办报纸，因为已有一份报纸，可以说没人比湖南《大公报》主笔更支持自治运动。这位主笔就是极力主张本省利益至上的龙兼公，他自一九一五年刘人熙创办该报抨击袁世凯起，就一直任职于该报。一九一五年谴责杨度支持袁世凯的《湖南人未尽死》一文，就出自他的手笔，而在先前那场危机期间，他甚至还呼吁“倾覆”袁世凯政府。[45]经过数年内战和外人再度入主湖南，到了一九二○年秋，龙兼公的地方主义心态更为坚定。此外，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数次撰文抨击媒妁婚姻期间，他与毛泽东培养出深厚的伙伴关系。一九二○年的自治运动中，他们携手合作，有时让人觉得两人根本就是在《大公报》头版上互相唱和。例如，九月五日，龙兼公发表社论《湖南门罗主义》，呼吁实行不干预政策（具体写道：“我用心干我应干的事；我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我也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的事。”）。[46]隔天，九月六日，毛泽东发表《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一文回应。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发表社论《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龙兼公也于十天后发表社论《湖南自治运动已发起了》响应。

一八九○年代的湖南维新运动包含了两个论述领域，一个领域较公开且温和，出现于《湘报》和南学会；另一个较受局限且激进，出现于私人集会和时务学堂课堂上。同样的，一九二○年湖南自治运动公开的省自治论述，同样有助于掩饰新民学会里较激进的对话，新民学会在这整个时期一直是个地下组织。[47]这时，该学会已有数名会员在勤工俭学计划下散布到中国、欧洲各地，但学会仍由毛泽东编辑并发送谨慎公开发表的通信稿给会员来维系，而那些通信稿其实就是一种以印刷媒体形式掩护的交流空间。他们有文化书社作为他们在长沙的实体总部，而在一九二○年秋，湖南自治运动正大张旗鼓的喧嚣下，毛泽东、彭璜与担任船山学社社长的老学者贺民范、前第一师范学生暨毛泽东挚友何叔衡，在文化书社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四位创始人。[48]

湖南共和国

一九二○年九月五日，湖南《大公报》推出定期专栏《湖南建设问题》，以宣扬关于湖南未来应走之政治路线的观点。毛泽东和彭璜为此专栏的主笔，但也偶尔执笔该报社论。此时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没有人再提负面的“部落主义”或“割据主义”。《大公报》那年九月所刊文章的主题，乃是湖南是否该成为独立国，以及如果该往这条路走，该怎么做。

毛泽东为此专栏打头阵，九月三日发表《湖南共和国》一文，文章一开头就写道：“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49]两天后，他写了《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文中宣告：“湖南人呵！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个旭日瞳瞳的湖南共和国来！”[50]隔天，他开始发表分两天刊载的文章《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文中冷冷评估了湖南在中华帝国里的地位，说“元明历清，长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极惨”，“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51]同一天，彭璜开始发表一篇分三天刊载的文章，全文谈湖南需要自行建立一新式共和国，既非中国式也非美国式的共和国，而是独一无二的湖南式共和国。接下来几星期，他们的文章构成此报探索自治问题的核心文章。

在《对于湖南建“国”的解释》一文中，彭璜说明了湖南与中国的关系，文中他批评中文“国”一词既可以指帝国，也可以指自决国。他解释道，中华“国”是第一种，但湖南“国”会是第二种。他写道：“人太专注于这个‘国’字。所以一说到建‘国’，就发生破坏‘大国’的恐惧。却不知民族自决的建国，根本不同于帝国主义的建构，却不知‘怕建小国破坏大国’的思想，就纯粹是偶像的国家思想。”[52]

至于那些反对建立独立湖南国者，新民学会会员张文亮，在九月二十七日《天经地义的“湖南国”》一文中，把他们分为两大类。[53]第一类反对者包含新文化运动里希望废除所有国家以造全球“大同”之局的一群人，而来自今文经学的“大同”一词，正好切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想。第二类反对者包含仍坚信中国应为一国之过时观念的“抱狭义的爱国主义者”。张文亮初步支持废除所有国家，但对中国民族主义者则十足不屑。他写道：“对于第二派的爱国志士（爱中国的）可以视同狗屁。严格点说来，简直可以不齿他。”并说：“我更希望把‘中国’二字远抛东海……欲谈湖南国，绝不容再所谓‘中国’存在！”张文亮觉得，如果民族主义的现象必须继续下去，它的对象应是湖南。

靠着在《大公报》上撰文成为众所公认最激昂、最坚定的湖南民族主义提倡者，并与中国民族主义抗衡的，乃是彭璜，他的坦白无隐，使毛泽东的文章相较之下都显得含糊暧昧。彭璜《怎么要立湖南“国”》一文，从九月二十三至二十六日分四期刊载。文章一开头，他明确区分建国与建省的不同：“一个是附属的，一个是独立的。一个是因袭改良的，一个是根本改造的。一个是没有独立宪法的，一个是有独立宪法的。一个是‘半’自治的，一个是‘全’自治的。所以要立‘国’，就是要独立，要根本改造，要有独立宪法，要完全自治。”[54]

他所谓的“半”自治，指的是晚清和民国时期以国家为导向的自治制度。这一制度袭取自日、德，把中央政府视为其起点。相对的，“全”自治是利伯的美式自治，是建立在个人自由之上，并被视为固有政治权利的地区自治，这一政治权利为省加入联邦留有余地，但不容联邦的中央政府侵犯省之自治。[55]彭璜在此文中解释道，鉴于中国中央政府管辖湖南多年，推动湖南自治运动其实就像是将一个国家从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以“铲除专制主义”。

更令人震惊的，乃是彭璜关于民族的论点。自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湖南行动主义者一直以“民族”之类词语来描述湖南人，以“民族主义”一词来描述他们对省的忠诚。但彭璜在《怎么要立湖南“国”》一文中更进一步声称，汉民族的定义只是逼湖南人顺服中国的假统一，借以压迫湖南人的工具。针对这一主题，彭璜做出历来最明确之一的描述：

深觉得这个笼统混杂的汉族名目，压住了我们湖南人的向上，阻止了我们湖南人的进化，牵制了我们湖南人的发展本能！现在硬觉得我们湖南人不叫是汉族了！要不然，就是“非湖南人”不叫是汉族？湖南有湖南人的特性，湖南有湖南人的风俗，湖南有湖南人的感情与本能。移言之，湖南地方的人民，是有一种独立的“民族性”。这个“民族性”很不与各省同胞相类，所以认定湖南人与各省同胞是同一民族，原来是个解释民族的莫大错误！

最后，彭璜不只宣称湖南人为不同于其他中国人的一个民族，还预示湖南将在日后出现以农民为基础的权力中心，他宣称乡下湖南人既不关心“中国”，也不认为中国是他们应效忠的实体。他写道：“一地方人的要求独立愈必要，我们湖南人对于湖南人的感情怎样？我们湖南人对‘非湖南人’的感情又怎样？要是我们随在留意，是很容易证明的。我是一个乡下人，我从我的乡村生活中间，看出了湖南人心中只有一个湖南，不有一个中国。我平日从省城回家去，乡下人所与我交谈的总是：‘湖南的大局如何？不是袁世凯要血洗湖南？听说北方要放个什么汤芗铭作湖南都督？听说陈复初有奸党降了北方？这个畜生……湖南倒霉了，曾官保一辈的人都死完了。再也没有这等人了。’”[56]彭璜以前人所未发的最强烈湖南民族主义宣告，为此一连载文章的最后一期作结。他写道：“简单地说，中国的湖南，简直是英国的爱尔兰了？凡是主张正义人道的人，哪个不赞成爱尔兰独立……湖南人的精神果犹未灭绝！就应当趁此晨光万丈的时代……大呼精神独立！民族独立！湖南独立！”[57]

一九二○年九月和十月上旬的湖南《大公报》，充斥着湖南省人对中华民国的反感心态，而此心态在十月十日，中华民国第九个国庆节那天达到最高点。那一天，湖南《大公报》副主笔李景侨暂代龙兼公主笔之职。他以挖苦的口吻写道，龙兼公忙于自治运动，抽不出时间写“国庆节”社论。于是李景侨发表他的辛辣观点，写道：“我们不庆祝过去的中华民国，应庆祝将来的湖南‘国’，不可吗？”最后写道：“中华民国骗了我九年的‘庆祝’，不又被湖南‘国’连本带利都骗去了。那么国庆节的时评我还是不作！”[58]在同一期，张文亮以嘲笑的口吻写道：“又是照例的九年国庆到了！哈哈！同胞！‘国庆’！怎么叫做国庆？国中一年来有何可庆？……那么，今日的国庆岂不成了国丧吗？”[59]毛泽东则向上海《时事新报》投了《反对统一》一文，文中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写道：“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到现在算是大明白了。”他主张中国所有问题都源于过时的“中国”观念，然后断言中国应该根据既有的省区分为诸多小国。最后他写道：“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而希望有一种‘省庆’发生。”[60]

同样在一九二○年十月十日那天，二万多名湖南人走上窄小的长沙街头，其中包括二千名士兵和军官、三千名工人、八千名学生、数千名农民和商人。他们在音乐与鼓声的伴随下游行，要求召开人民宪法会议。他们所携带的请愿书是由毛泽东、彭璜、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联合起草。请愿书里有这么一段：

吾湘现处特别地位，应采革命精神，趄断从前一切葛藤，以湖南一省完全自决自主，不仰赖中央，不依傍各省，铲除旧习，创建新邦。至此后制治精神，宜采取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以解决政治上及经济上之特别难点，而免日后再有流血革命之惨。又依湖南现在情形，宜采取湖南门罗主义，湘人完全自治，不干涉外省，亦不受外省干涉。[61]

而就在湖南《大公报》头版回荡着要求独立的呼声，新闻从业人员宣告中华民国已死、湖南国复兴，上万民众游行街头要求为独立的湖南国建立社会主义人民政府之时，刊在湖南《大公报》国庆节特刊底部，在一运货代理商的广告和美国补血药广告之间，有则不起眼的小告示，说两天后船山学社要举行一年一度的王船山纪念仪式。那一天，一九二○年十月十二日，农历的九月初一，是王夫之三百零一岁诞辰。

湖南宪法

与充斥报刊上激越的湖南建国言论大异其趣的是，谭延闿主政下的湖南政治人物推动了一更棘手却更务实之事，即为湖南国的自治制定宪法。谭延闿大张旗鼓地准备，召开了一场从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二十日的大会，邀请数位最知名的中国、西方思想家前来长沙，就他们的社会、政治改革构想发表演说，以推出一部理想的本省宪法为目标。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是主题演讲的演讲人，而他认为正可利用这一机会好好谈谈湖南受诬蔑的知识史。他以一段轶事为开场，轶事主角是他远行时遇见的一位湖南籍学者，那位学者告诉他：“湖南人才，在历史上比较寂寞，最早的是屈原；直到宋代，有个周濂溪；直到明季，有个王船山，真少得很。”蔡元培不理会这位学者的忧心，解释道：“我以为蕴蓄得愈久，发展得愈广。近几十年，已经是湖南人发展的时期了。”[62]

蔡元培接下来所讲，则是耳熟能详的事。他解释道，湖南的近代复兴可分为三个阶段：湘军时代、维新时代和革命时代。他的分期与杨毓麟、刘人熙之类学者的叙述没有二致，且一如陈独秀的《欢迎湖南人底精神》，间接表示这一湖南历史观已在湖南之外得到认可。文中再度提到从屈原到周敦颐、再到王夫之那一脉相传的传统，也再度提到曾国藩、谭嗣同、黄兴那一传统的相承，声明宣告即将发生的事——包括起草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省宪法——乃是湖南独立传统的自然结果。

在这场大会期间共举办了五十多场演说，其中最轰动者，乃是杜威与罗素这两人的现身。他们两人是当时在世哲学家中最著名的，正巧同时来中国巡回演讲。他们彼此长久以来都是竞争对手，实际上从未见面，直到来到长沙，在谭延闿所办的盛宴上，两人才真正碰面。[63]他们的演说在较年轻的改革者身上得到最大的共鸣，与往往把重点放在立宪政体这个主题上的中国主讲人不同，这两位外国哲学家讲述了更广阔的社会改造构想。杜威的主题对湖南听众来说很熟悉，不只是因为毛泽东和彭璜在文化书社出售他著作的中译版。他谈到如何通过教育渐进改革社会，且以小学为起点，此论点和嘉纳治五郎在《支那教育问题》中的观点类似。此外，杜威建议学校的改革必须以赋予学生个人权力为起点。值得注意的是，主办单位将他的演讲题目译为“学生自治”。身为湖南省第一师范附小的校长暨老师，以及“学生自治会”的创办人，毛泽东肯定立刻就注意到了这点。

杜威的乐观构想以草根模式为基础，以学校作为改造较广大社会的微观实验室。相比之下，罗素是从宏观世界层面谈社会改造问题。他的演讲题目比杜威的题目悲观得多，名为“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府”，并以令他理想破灭的俄国之行为基础。[64]他在演讲中提醒长沙听众，布尔什维克革命最终是场失败的革命，因为其并未带来工人的解放，而是带来如皇权一样极度压迫人民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同年更晚时，他在伦敦出版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olshevism）一书中会谈到此议题。他在长沙的演说似乎就在详述那部带有严厉批判性的著作中的几大主题。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的罗素，主张以自主劳工单位为基础，自下而上建立社会主义政府。在一九二○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身上，他看到个人自主与群体自主被自上而下、组织严密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背叛。[65]罗素的演说译成中文，分四期刊登在《大公报》上，立即切中当时正努力厘清该为从下而上建立的省自治奋斗，还是该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加入国际“大同”的湖南青年的需要，不过罗素本人当然未意识到这一影响。

但谭延闿的督军兼省长之位，坐得和前两次一样短。十一月二十四日，即宪法大会闭幕还不到一星期，赵恒惕就在一场政变中掌控湖南军队，把谭延闿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赶出湖南。这场大会的宏大承诺就此化为泡影。省政府再度落入军国主义者之手，尽管此人是湖南人。赵恒惕够精明，他听取建议，利用湖南自治运动的势头来为自己的统治取得正当性。于是，一九二一年一月，他邀请一群地位尊崇的湖南士绅成立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要他们用四个月时间拟出省宪。宪法草案于四月出炉，八月获委员会批准，十一月一日交全省公民复决，获压倒性多数通过：据称有一千八百万人赞成，只有五十万人反对。[66]一九二二年元旦，赵恒惕颁布湖南宪法，同时还配合举办公众游行与铸造新币。[67]

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一省颁行的宪法，光因为这点，湖南宪法就值得注意。[68]它让投票民众享有前所未见的权力，至少书面上是如此。美国驻长沙领事因此将它与加州州宪相提并论。[69]湖南宪法第四条明确规定：“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而省民限于在湖南居住超过两年的中华民国国民。在另一条，省民不论属于何种性别、种族或宗教，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省议会议员由人民选出，省长由省议会议员选出。

但这不是《大公报》的撰文者所要求的那种独立湖南共和国的宪法，而且湖南宪法第一条承认湖南的从属地位，明文表示“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70]谭延闿遭驱逐后，富有理想色彩的年轻行动主义者与湖南的士绅已出现裂痕，此刻，裂痕则扩大为无法弥合的鸿沟。一九二三年，毛泽东就写道：“军阀利用民意借省宪以自保全，故省宪仅为湖南这不利的地势上一个弱小的军阀（赵恒惕）用来保险的工具。”[71]

分裂

赵恒惕的政变夺权，粉碎了建立百分之百独立湖南国的希望，但年轻激进分子拟出替代计划。诚如张文亮在《大公报》上所写的，湖南民族主义的反对者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忠于中国，另一类直截了当地反对所有国家的存在。新民学会的成员不包含前一阵营的人，于是，当湖南国似乎无缘实现时，投入后一阵营就成为新民学会偏爱的替代道路。新民学会留法成员写信给长沙的会员，提到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的需要，在留法会员的督促下，长沙成员开始转而采取超越国家层次的全球革命观。

一九二○年十二月，即谭延闿被拉下台几星期后，毛泽东写信给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说道：“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都鄙弃爱国；多数人都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之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的隶属于无意义的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72]

但应采取哪种社会主义，以及应如何落实该社会主义这些问题，仍未厘清。在同一封信中，毛泽东提到罗素最近一场谈布尔什维克的演说。他把罗素的立场说成“主张共产主义，反对劳农专政”，并指出罗素（一如杜威）深信改革应通过教育渐渐施行。毛泽东说，罗素在长沙演说后，他与彭璜有过详细的辩论，然后毛泽东得出结论：罗素的主张“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这句结论代表毛泽东彻底扬弃了通过教育改革的路线，即杨昌济、谭嗣同、郭嵩焘的一贯主张，转而走上唐才常、杨毓麟、黄兴的路线。他简单解释道：“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还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而毛泽东这时的想法认为，此刻已走到其他诸路皆走不通的时候，只能诉诸革命。

这一转变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初在文化书社的一连串密集会议上完成。会议选在平静的元旦假期时，新民学会十八名会员聚集在一起讨论他们未来的新方向。经过多方辩论，他们决定，原以杨昌济“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为基础创立的新民学会，在成立三年之后，要以实行布尔什维克式革命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其新使命。从一开始，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就在辩论上占了上风。何叔衡主张：“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毛泽东同意此观点。毛认为罗素版的共产主义不值一提，因为它“放任资本家，（因而）亦是永世做不到的”。彭璜大力支持布尔什维克式共产主义革命，反对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搬出他在俄罗斯研究会的研究心得，表示他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优越性，相信该走革命之路，并说：“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最后投票时，十二人支持布尔什维克式革命，两人投票赞成民主，一人投票赞成罗素的温和共产主义，三人未表达意向。那次会议之后，异议者离开新民学会，走自己的路；留下来者着手计划革命。诚如其中一位持异议的会员萧子升（即萧旭东）所说，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的诞生，造成新民学会的死亡。萧子升是该会的创会成员之一，毛泽东年轻时的“三豪杰”之一。[73]

支持和反对共产主义者的分道扬镳似乎颇为祥和，彼此未出恶言，但在留下来的革命共产主义者的核心圈子里，同居领导之位的彭璜、毛泽东却在不久后就失和。原因并不清楚，但毛泽东写给彭璜的一封信（日期注明为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却提供了些许线索。信中毛泽东举出自己所犯的几个错误，表示在自我修养上没做好。但这一谦逊和自我批评，大体上只是为了接下来无情批判同志彭璜所做的铺陈。毛泽东写道：“于吾兄久欲陈其拙愚，而未得机会。”接着在略加赞赏彭璜的过人之处后，他列出彭璜性格上的一大堆缺点，说彭璜“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感情及意气用事”“时起猜疑”，观察批判太过主观，不愿承认他人的长处，还说他“略有虚荣心”“略有骄气”“少自省”，说他“少条理而多大言”“自视过高”。但直到信的末尾，毛泽东才道出真正的症结：毛泽东暗示道，彭璜直接挑战毛泽东在这个学生组织里的权威，有意使其他会员反对他。毛泽东写道：“兄说待我要‘反抗’，兄看我为何如人？如以同某人款待我，则尽可‘不答应’，何‘反抗’是云。”[74]

这封信是现存最后一份表明彭璜当时仍在世的文献。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后，彭璜即从历史记载中消失，现存对他生平的简短介绍在谈到他的死亡时，也是如此简单含糊一笔带过：“一九二一年冬，因精神失常，在长沙失踪，下落不明。”[75]就连这些粗略的介绍都只见于湖南本地的史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的角度看，他连短短一篇生平纪念文都不配。[76]自一九一九年起，直到湖南自治运动结束，彭璜与毛泽东两人形影不离，彭璜受到后人如此冷落就显得特别突兀。在所有以湖南为中心的行动主义组织——新民学会、湖南学生联合会、俄罗斯研究会、文化书社，以及最后的共产主义小组里——彭璜与毛泽东都是一起奋斗的同志，两人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的先驱。彭璜是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支持者，其对布尔什维克式革命的支持，绝不逊于毛泽东。光是基于这些原因，他在一九二一年冬的疑似死亡，就理该让他跻身革命烈士之林。

新民学会会员同意施行布尔什维克式革命，却并未讨论那是意味着他们该以布尔什维克模式领导他们自己的革命，还是该投身布尔什维克革命本身，向第三共产国际宣誓效忠。此事攸关未来的路线定位，且与彭、毛两人的最大分歧直接相关：彭璜从未像毛泽东那样表态希望成为世界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彭璜的著作无一不强调地方自治和地方自决，甚至表示有必要发动湖南本地的布尔什维克式革命。彭璜于一九二○年写道：“二十世纪的‘新潮’，首先产生了一个‘新俄罗斯’，不是‘新俄罗斯’产生二十世纪的‘新潮’。”这表示他相信存在一个激发俄国革命（且将继续激发其他地区的革命）的自发全球性革命“潮”，但那并非任何外力所领导的“潮”。共产国际代表了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苏维埃布尔什维克是全球性革命的领导，且那场全球性革命要由苏维埃顾问和官员从幕后主导。彭璜与毛泽东开始意见不合之时，彭璜开始告诉他人“反抗”毛时，正好是毛泽东与何叔衡决定加入受莫斯科共产国际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之时。

这一裂痕的存在，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创立时的一个更大的危机。当时中国境内已有数个早期的独立共产主义“小组”，而这些“小组”对于未来要走的路，抱持两种彼此矛盾的可能，即可能走向实现由独立自治的地方革命运动组成的无政府主义愿景，也可能被吸纳入俄国所构想的、有着一体化结构的国际政党组织里。加入中国共产党，意味着放弃这两种可能的前一种，于是，随着这个政党的成立，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被赶出这个蓬勃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77]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结构与地方共产主义行动主义的自主性之间的这一冲突，诚如在湖南所见，意味着得在保住湖南长久以来的自主行动主义传统和向国际运动宣誓效忠之间做一选择。彭璜是湖南本地自主性最坚定不移的拥护者，毛泽东则大张旗鼓，欲将湖南学生行动主义路线导入苏联领导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里，且最终如愿。因此，彭璜的失踪，使毛泽东所坚持的道路的唯一障碍消失了。

一九○五年黄兴倡导将华兴会并入泛中国的革命同盟会时，这个群体里有数人反对，但在那时，华兴会这个湖南组织在人数上和组织上都是整个革命同盟会里势力最强的一部分。在这个较早期的例子里，历久不衰的湖南一体感，在华兴会并入更大团体后轻易地保存了下来，且在辛亥革命后回流湖南本省。但在一九二一年，苏联共产党全然不同于革命同盟会。它是高度官僚化的意识形态组织，由莫斯科在背后一手操控，吸收了湖南人的地域忠诚，使湖南人致力于实现苏联共产党的目标，无意把湖南人归还给湖南。不管一九二一年冬彭璜的遭遇为何，湖南本土民族主义的冲劲和独立“精神”，大体上已跟着它的最后一个且最直言不讳的倡导者一起消失。

新方向

一九二一年三月，即彭璜失踪后不久，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剩下的三名成员，毛泽东、何叔衡和贺民范，在船山学社内创立了反日的“中韩互助会”。贺民范仍是船山学社社长，何叔衡这时已被选为副社长，将于五月接替贺民范的社长之职。船山学社的老会员已不再如刘人熙主持时那么活跃，社里选出一批新会员时，他们并未反对，或许还为有新血加入而感到欣慰。其中有些新会员年纪更大，例如来自湖南第一师范的老练教师方维夏与曾是华兴会会员的仇鳌。其他的会员则都较年轻：李六如、王季范、熊瑾玎、张唯一与陈章甫等。其中有些人来自第一师范，大部分是新民学会会员，而他们后来全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年七月，毛泽东与何叔衡代表湖南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体会议。回长沙后，他们在船山学社里创立了自修大学，至少在表面上承诺要首度实现杨昌济欲建立以自修为基础的学校和为湖南创办大学的遗志。[78]毛泽东为自修大学写了广告文，刊登在《大公报》上，文中突兀地重提湖南知识复兴的长久未竟之梦：“湖南人尽管是峥嵘活泼如日方升的，尽管是极有希望的，但是没有可以满足其精神的欲求而发挥其文化的冲动，湖南人到底有什么意义？说到这里，便觉得湖南人有一种很大的任务落在他们的肩膊上来了。什么任务呢？就是自完成自发展自创造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湖南自修大学之设，窃取此意。”[79]

于是，寻找将满足湖南重生之需求，且满足湖南人“精神需要与文化本能”的学说，再度在王夫之的肖像底下展开。自修大学彻底接管船山学社的建筑和经费，但那并非很突然的改变，因为船山学社里已充斥着倒向这一新社会主义运动的社员。[80]或许这转变其实并没有那么激烈，因为船山学社所在地一直是有心唤醒湖南者的保护壳，而它最新的化身与先前的化身没什么差异。一如一八八○年代郭嵩焘用它来作为他新式学校的栖身之地，一如一九一五年刘人熙用它来组织反袁世凯运动，此刻，船山学社这个保护壳，其与当地学界的深厚关系、其所彰显的湖南士绅之骄傲，为中国共产党初生的湖南支部，提供了可让他们近乎随心所欲工作的保护空间。这是令人兴奋的一刻，而毛泽东、何叔衡和其他老师、学生一起住在这学社里。当地同志说毛泽东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就在那里秘密结婚。[81]

一如先前那些设在这一地点上的机构，自修大学建立在中西模式的综合基础上。毛泽东写道，自修大学要“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82]，做法与郭嵩焘欲在思贤讲舍将西方数学、科学纳入以礼为基础的传统书院的企图极其类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毛泽东邀请李达回长沙接任此校校长。李达是在上海居住多年的湖南人，且已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上海代表的身份选入中央局。[83]毛泽东、何叔衡、李达开始发行名为《新时代》的杂志，李达在此杂志上发表了《中国革命与日本帝国主义》《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两篇文章。[84]《新时代》也刊出论中国传统哲学的文章，以与论马克思、康德的文章取得平衡，正符合自修大学杂糅中西文化的走向。

学校、报纸和公共会社三者鼎足而立，缺一不可，因此自修大学也开始办演讲。在该校，在曾文正祠的故址上，在郭嵩焘曾建造思贤讲舍以改良湖南人心的那些建筑里，在刘人熙创办船山学社并把王船山标举为现代湖南之圣贤的地方，同一地点上的新主人这时开始仿照他们年轻时聆听过的那些公开演讲，办他们自己的公开演讲。然而，这时他们为了替湖南社会打造新道德基础而阐述的构想，不是来自王夫之，而是来自马克思与列宁。

王夫之此时退居暗处。自修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满是他的著作，该校正门上有他的名字，但《新时代》出刊头四个月，他的名字连一次都没提到。或许他已功成身退。他的思想经过早期诸位湖南学者的诠释、传扬，已融入这所“自修”学校的骨子里，提供了有力的个人自我修养愿景，亦即“道”的实现方式。它为学问如何使世界拨乱反正提供了典范，为抵抗外人的本省传统提供了起点，也为他们这时通过翻译的欧洲著作所探索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唯意志论哲学提供了基本支持。

一九二三年秋赵恒惕终于派兵到船山学社关闭自修大学时，此校已有两百多名师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被赶到街上后，除了化整为零进入其他学校，准备在其他地方重整旗鼓，他们几乎做不了别的事。[85]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枪口下被赶离栖身之所，而且不会是最后一次。但他们已成气候，追随者将愈来愈多。

一九三七：尾声

十四年后的一九三七年初冬，七零八落的红军在西北安营扎寨，毛泽东则是这支军队的新领袖。逃出江西苏区，长征至此，九成的红军不是在途中战死，就是在途中冻死、累死。来自长沙的老同志，已有许多人丧命。当其他人离开江西展开长征时，年近六十的何叔衡留了下来，一九三四年遭国民党军包围，从福建一悬崖上跳下身亡。但这支队伍也已吸收了其他能干的湖南人，包括来自湘潭的高明战略家彭德怀，以及已从俄国留学归来、这时担任中原指挥官的刘少奇。还有身材粗壮、来自四川的将领朱德，此人在云南讲武堂受教于蔡锷时，曾通过研读湘军将领曾国藩、胡林翼的著作而初学行军作战之道，这时则担任毛泽东的首席军师。

日军入侵南京，如当年太平军击溃清朝官军一般大败国民党军队。就是在延安巩固与准备的这段时期，毛泽东终于成为他的恩师杨昌济所一再勉励他要成为的角色：文武兼备的豪杰。一如在战场上向士兵讲述《论语》的胡林翼，或带着图书馆征战的拿破仑，毛泽东这位如今统领红军的前小学教师，开始对他元气大伤且人数居于劣势的部队草拟一连串的学术演讲。他从杨昌济那里学到唯有靠武力与理念的携手合作才能打胜仗的道理，而杨昌济则是从曾国藩那里学到这道理。面对不计其数的日军涌入中国，而他自己的士兵又快饿死，他所要打的这场漫长战役肯定毫无胜算，和一八六二年曾国藩看着弟弟曾国荃带着小股湖南子弟兵去南京围攻太平天国首都时一样希望渺茫。但一如毛泽东从其许多代湖南先辈那里所学到的，这类最困顿的时刻，世界秩序似乎就要倾覆不复返的时刻，正是人该求助于书籍的时刻。于是他拿起笔，拟了封信给曾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这时在长沙替八路军征兵的徐特立，请他尽可能地搜集王夫之著作送到前线，一如七十五年前另一位来自湖南的儒将写信提出同样的要求。[86]

[1] Stuart 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Armonk，N.Y.：M.E. Sharpe，1992）1：9，n. 1，描述了《讲堂录》。他指出屈原的《楚辞》“一直是毛毕生最爱的作品之一”。关于毛年轻时的游历，见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第84页。关于毛出席聆听船山学社演讲，见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第42～43页。毛把辛亥革命称作“黄兴的运动”一事，见Robert Scalapino，“The Evolutionof a Young Revolutionary—Mao Zedong in 1919-1921，”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no. 1（November 1982）：29-61。见p. 40。

[2]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169页。

[3] 湘潭镇，原文作Xiangxiang，殆谓湘乡。而曾国藩是湘乡人，毛泽东是湘潭人，湘乡与湘潭是两个县，作者谓同一县，误。杨昌济日记云：“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作者或是误会了“连界”的意思。——校者注

[4]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in 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1：130-136. 见 p. 131。本章中，我大致上引用Mao’s Road to Power一书中毛泽东早期著作的英译（Armonk，N.Y.：M.E. Sharpe，1992）。在有特别指出之处，我则根据竹内实所编的《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东京：苍苍社，1983-1986）和《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的中文文本，予以修正，以配合我的看法。

[5]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第131页。毛后来自称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精神传人，这观点就让人觉得讽刺。

[6] 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5年9月6日，见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1：75-80. 见 p. 80。

[7] 毛泽东，《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见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1：62-65. 见 p. 62。

[8]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见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1：p.113-127. 见第122页。

[9] 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1：19，n. 52.

[10] 湖南省立图书馆保存的一份一九一八年第一师范学校目录，详细全面记载了课程。《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长沙：1918年9月），“教务栏表”部分，第21～35页。

[11] 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第82页提到李锐。

[12] 毛泽东，《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in 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1：175-310.见第208页。

[13] 毛泽东，《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in 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1：175-310.见第273页。

[14] 毛泽东，《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in 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1：175-310.见第208页。

[15]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第88页，1914年9月26日。

[16]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第56页。

[17]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1920冬），in 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2：18-32. 见第19页。

[18] Edward A. McCord，The Power of the Gun：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 245，297，and 263. McCord gives an excellent blow-by-blow account of the fighting in his chapter “The North-South War and the Triumph of Warlordism，” pp. 245-266.

[19] 《湖南船山学社大事记》，重刊于《瀞园集》（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第406～461页。见第414页。

[20] 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204页。

[21] 杨昌济，《论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杨昌济文集》，王兴国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第346～355页。引文在第351页。

[22] 《人物志》，《湖南省志》第二部，卷30（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第422页。亦见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2：77。

[23]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第25页。

[24]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118页。他在更早时写给老师黎锦熙的一封信中（1916年9月9日），对嘉纳治五郎有同样的评价。见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1：106。

[25] 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4年7月14日，见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1：318-320. 见第320页。

[26] 关于在不同环境里出现类似的动态，见叶文心（Yeh Wen-hsin），“Middle County Radicalism：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Hangzhou，” in China’s Quest for Modernization：a Historical Perspective，ed.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Wang Xi（Berkeley，Calif.：Institute for East Asian Studies，1997）。湖南的都市省城和浙江的乡村“中部诸县”是大不相同的地方，但返回家乡面对到自己“落后”根源的沿海世界主义者，其困惑的状况乃是叶文心和我笔下研究对象所共有的处境，而她的看法已为许多人所接受，如：“五四”的激进主义在不同地方呈现大不相同的样貌。

[27] 毛泽东，《湖南学生联合会总记》，1919年8月4日，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399-406.见第402～403页。毛泽东在细节描述上不够严谨，把陈天华与姚宏业说成从日本返回途中一起自杀。这类错误在毛泽东的《湘江评论》文章里颇常见。

[28] 根据竹内实《毛泽东集补卷》里的中文文本（1：122）译成。

[29] “梦广”不词。“洞庭云梦广”，作者将其译为“The clouds of lake Dongting have broad dreams”，译回中文则是洞庭之云，梦想广大。此系误译。此句原义，谓长江以北的云梦泽与以南的洞庭湖，水面广阔。洞庭与云梦是地理名词，广是形容词，云梦之梦非梦想之梦，不能与广字合为一词。——校者注

[30] 毛泽东，《强学会的创立与进步》，1919年7月21日，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369-376. 见第370～371，376页。

[31] 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第320页。

[32] Jonathan Spence在Mao Zedong（New York：Penguin，1999）第97页，提到毛泽东生活的另一部分时，首度提出这看法。

[33] 陈独秀，《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独秀文存》（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65），第651～653页。

[34] 《湖南船山学社大事记》，第414页。

[35] Li Xingzhi，“Huang Zhong yu Chuanshan Xueshe can an”，《长沙县文史资料》7（1989年12月），第175～176页。

[36] 毛泽东，《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1920年3月12日，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502-503。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会址，在该文献中列为彭璜在法国租界里的住所。

[37] 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1920年4月1日，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510-513. 见第511页。

[38] 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答曾毅书》，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526-530。见第526页。原文于一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刊登于上海《申报》和《国民日报》。

[39] 根据竹内实编《毛泽东集补卷》里的中文文本（1：199）而有所修改的译文。

[40] 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答曾毅书》，第527页。

[41] 返湘人士包括一八九○年代维新运动的重要官员熊希龄；说服嘉纳治五郎为中国留日学生专设一校的时务学堂毕业生范源濂；曾与黄兴一同在明德学堂教书的革命分子张继。

[42] 王无为，《湖南自治运动史》（上海：泰东图书局，1920年12月）。

[43] 彭璜，《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长沙《大公报》4-4，1920年8月30日。

[44] 毛泽东所写的《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号》，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2：56-58，说姜济寰总共捐款超过二百七十八银圆。

[45] 《人物志》，第205～206页。

[46] 龙兼公，《湖南“门罗主义”》，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5日。

[47] 诚如毛泽东在一九二○年冬《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所写的，新民学会成立已三年，仍未在社会里打出名号，只有与他们相熟的少数友人知道。见 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2：31-32。

[48] 《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史料汇编》（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第534页。

[49] 毛泽东，《湖南共和国》，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543-545. 见 p. 543。

[50] 毛泽东，《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546-547。见 p. 547。

[51] 毛泽东，《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550-553。见 p. 551。

[52] 彭璜，《对于湖南建“国”的解释》，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16日。

[53] 张文亮，《天经地义的“湖南国”》，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27日。

[54] 彭璜，《怎么要立湖南“国”》一，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23日。

[55] 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十月三日的《“全自治”与“半自治”》一文中也探讨了这个议题。他在文中发出类似的主张，亦即凡是要谈联邦，就必得先谈省的自治。因此，在确立省的“全”自治之前就谈中华联邦之事，可被视为帝国主义式的中央政府欲继续压迫地方的举动。请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563-564。

[56] 彭璜，《怎么要立湖南“国”》二，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24日。

[57] 彭璜，《怎么要立湖南“国”》三，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25日。

[58] 李景侨，《国庆节的谈话》，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10日。

[59] 张文亮，《我对于今年国庆节的感想和希望》，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10日。

[60] 毛泽东，《反对统一》，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579。初刊于1920年10月10日《时事新报》。

[61] 王无为在《湖南自治运动史》《第一次自治运动记事》（第85～87页）中，描述了这场游行。关于请愿书的起草者，本书是根据Angus McDonald，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Elites and the Masses in Hunan Province，China，1911-192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 46。请愿文重刊于王无为的《湖南自治运动史》。引文见第86～87页。

[62] 蔡元培，《论湖南的人才》，《历史名人记长沙文选》，郑佳明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第698～700页。

[63] 诚如罗素于一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写给友人的信中所说的，“这位湖南省长是中国诸省省长中德性最高洁者，昨晚盛宴款待了我们。杜威教授夫妇在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Bertrand Russell，Autobiography（New York：Routledge，1995），p. 372。

[64] Bertrand Russell，《布尔札维克与世界政治》，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29日至11月3日。

[65] 罗素在其著作更明确地从自治的角度谈此事，写道：“通过自治来进行的另一个好处，乃是它往往使社会主义体制免于走上现今存在于俄国的那种真正可怕的集权。”请见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51，reprint of 1920 edition），p. 128。

[66] 诚如张朋园所指出的，将近一千九百万人投票一事极为可疑，因为当时湖南省只有三千万人口，其中有很多人的年纪还不具投票资格（当时平均寿命只有三十二岁），而且大部分人不识字。见《湖南省宪之制定与运作（1920-1925）》，《中国近现代史论集》卷2（台北：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编纂委员会，1981），第534～581页。

[67] McDonald，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p. 48. 张朋园，《湖南省宪之制定与运作》，第546页。

[68] 赵恒惕于一九五九年送了一份一九二四年修订后的湖南宪法给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图书馆长，并附上一信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省宪”。那份宪法，连同该信，现藏耶鲁大学的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张朋园在《湖南省宪之制定与运作》一文所附的注释里提出类似的主张，说一九二○年代其他省所拟的宪法只是纸上作业，湖南省宪法是唯一付诸实行者。见第578页。

[69] 张朋园，《湖南省宪之制定与运作》，第551页。

[70] 《湖南省宪法》，一九二四年修订版重刊本，藏于耶鲁大学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

[71] 毛泽东，《省宪下之湖南》1923年7月1日，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2：166-177. 引言请见第166页。

[72] 毛泽东，《毛泽东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1920年12月1日，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2：5-14.

[73]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2：60-86. 引文请见第67～70页。关于萧子升与新民学会之“死”，见Siao-yu，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Syracuse，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59），p. 188.

[74] 毛泽东，《致彭璜》，1921年1月28日。英文翻译根据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2：37-39，以及《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第17～19页的中文文本。

[75] 杨慎之，《湖南历代名人辞典》（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第415页。《人物志》，第424页。

[76] 我要感谢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馆长Annie Chang，为我不辞辛劳在中国所出版的合集中寻找彭璜的简略生平资料（且最终白忙一场）。

[77] Samuil Naumovich Naumov于一九二六年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是已知最早介绍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著作之一，提供了一位苏联顾问对于此事的观点。他写到在北京、上海、广东诸地独立运作的共产主义小组合组为中国共产党时，小组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决定退出。诚如他所说明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党纲与他们的基本理念相忤，不想留在组织里。”译自C. Martin Wilbur与Julie Lien-ying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见 pp. 450-451。

[78] 一九二○年三月，毛泽东把“自修大学”一词的发明归功于胡适（见他一九二○年三月十四日写给周世钊的信，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506），进一步证明他消费湖南同乡，以向五四运动名人输诚的倾向。其实，早在一九一四年，在杨昌济日记（即毛泽东于第一师范读过的教材）里，杨昌济就写到设立“自修学校”的需要。

[79] 毛泽东，《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见Mao’s Road to Power 2：88-92.见 pp. 91-92。

[80] 杨青，《何叔衡》（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第97页。

[81] 至少李达是这么认为。他深信毛泽东和杨开慧在船山学社里结为夫妻。见《李达同志谈有关湖南自修大学的情形》，1962年12月11日，《湖南自修大学及湘江学校》，《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资料丛书》卷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第203～204页。

[82] 毛泽东，《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2：88-92。见 p. 88。

[83] 《人物志》，第251页。

[84] 李达，《李达自传》，《湖南自修大学及湘江学校》，第203页。《新时代》第4期（长沙：湖南自修大学，1922），一九八○年香港商务印书馆予以重刊。

[85] 陈家鼎，《船山学社》，《湖南自修大学及湘江学校》，第214页；《船山学社驻兵》，长沙《大公报》，1923年11月7日；《船山学社改组情形》，长沙《大公报》，1923年11月9日；《省长取消自修学校》，长沙《大公报》，1923年11月10日。

[86] 此信可见于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第30页。也可见于李锐，《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台北：时报文化出版，1993），第147页。

跋：湖南与中国

在漫长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湖南一地所汇聚的真实和想象的能量，澎湃汹涌，为中国境内所仅见。湖南昂扬不衰的地域自豪感，加上其悍然重新塑造本地历史的反抗精神，优于他省的军事功绩；未受外国帝国主义直接欺凌的处境，物质自给自足的潜力——尽管其中某些特点在中国并非湖南所独有，但没有其他哪一省能将它们齐聚于一身。因此，看到那么多湖南人成为改革领袖、革命领袖，或他省的行动主义者常把湖南视为典范，也就完全不足为奇。但我们想起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人物时，习于先将他们视为“中国人”，鲜少认为家乡是左右大局的关键因素。于是，众多湖南人跻身中国近代史舞台的中央一事，就变成细枝末节之事。但家乡渊源绝非小事，重要性几乎不下于中国人身份。如果忽视了形塑湖南人的因素，就会丧失理解他们改变周遭世界之动机根源的机会。

湖南行动主义者的地区主义似乎并非一般人所共有，因而无法轻易归纳成湖南的一般情况：说某些走在前头的湖南人是本土利益至上的爱湘者，并不表示每个湖南人都是这样的人。但湖南省特有的癖性，为了解近代中国开了另一扇窗，有助于弥补长久以来研究近代中国时偏重对外接触、中央政府所带来的缺失。本书涵盖的鸦片战争至民国初年的数十年，正与谈论中华民族兴起的标准化叙述里的许多事件在时间上相重叠：鸦片战争时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犯；帝国腐败和通商口岸的兴起；太平天国之乱后格局有限的自强运动；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期间短暂得势的激进改革派；中国民族主义在日本的壮大，终至催生出革命同盟会；推翻清朝为汉人民族国家铺路；最后是夭折的中华民国和不利于中国统一的军阀之间难以消除的紧张关系。这一熟悉的叙述几乎把重点全放在通商口岸的知识分子和北京的官员身上。内陆地区出现的频率远低于此，且出现时的角色通常是绊脚石（必须平定的叛乱中心、军阀割据区、落后之地），或仿效“现代”地方的知识分子展开改革运动的穷亲戚——“现代”地方即受外国影响最深的地方，以上海为首。

于是，看到这么多“现代”发展单独出现在内陆湖南，且其中许多发展早于“现代”地方出现于湖南，就特别引人注意。在自强时代，郭嵩焘的眼光即超出“富强”问题，对有限的改革提出批评，这在许久以后才普遍得到接受。湖南维新运动不只早于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数年，而且建立在更早时由郭嵩焘所打下的当地体制性基础上，而清廷一八九八年的变法几乎是突然凭空迸出（至少梁启超这么认为），且其动力有许多汲取自湖南的改革潮流。在湖南，士绅与秘密会社农民的合作，对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至关重要，其根源可溯及一八六○年代湘军的解散。

同样引人注意的是，早期民族主义与独立的观念并未总是把“中国”当成它们的中心。湖南民族主义观念在赴日留学生间的流通，至少和中国民族主义观念的流通一样早。二十世纪头几年，忠于湖南之心，作为组织反清革命的基础，其实比软弱无力的泛中国观念更为有效。今人习于从晚清民初中央主导改革的角度思考中国境内的“自治”，但我们发现湖南提供了另一种“自治”版本，即自下而上的建造，且把省自治视为自治的起点。最后，今人虽习于将五四运动视为从北京、上海往外发散的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湖南却给了我们另一种形式，在此，国是湖南，侵犯湖南的帝国是中国。在北京、上海两地的爱国精神表现为抵抗外国帝国主义、保住中国领土完整，在湖南却注入了一独立运动，且该运动完全不关心中华民国的存亡，其主要宣传反倒主张湖南自立为另一个国家。

这一切表明，湖南，一如上海或北京，乃是促成改变的主要推力之一，也是新思想、新能量的基本来源。因此，近代中国史不只是通商口岸与中央政府的历史。当我们远离那些与外人有接触的中心地区，把目光移离中央政府大员，对于变革如何在中国生根立足，如何在中国传统与诸国竞争的新世界之间找到安身立命之道，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观察这其间的演变时，我们看到内地湖南的改革者和沿海地区更为人知的改革同道之间，有一极发人深省的差异，即湖南人是在较不受外国人影响的情况下推动改革。这不是说湖南的改革者完全不受外国思潮的影响；其实正好相反，在这一“落后”省份里传布受西方启发的制度改革、政治改革理念之多，远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但那些理念完全由本地人引介进来，且和本地学者的著作并行不悖，因而它们在湖南受接纳的程度，远高于它们在炮艇阴影下进入的那些地方。事实上，改革一旦在湖南上路之后，专注于截然划分中西或传统与现代的想法，还没有谈现代中国崛起的标准化叙述里来得多。

与通商口岸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湖南的改革者不是在遭外人占领的地方推动改革，因此能把外国思想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分别看待。他们未倚赖与其合作的外国人，未读过教会学校，未利用外国人的治外法权来掩护他们在外国控制区的活动，他们的生活未因不平等条约而脱离传统。他们在由保守中国士绅主导的地区而非由西方列强主导的地区里推动改革。这往往意味着他们在一开始会受到较大的阻力，但一旦他们的计划开始推动且得到当地人支持，他们施展抱负能比在沿海地区更自由。

此外，与上海或香港被抽离文化母土的中国人不同，在长沙城内或周边奋斗的那些湖南人不必拉攀同乡关系；他们周遭的人几乎全是湖南人，他们在本土的土壤上奋斗。或许因为这一原因，他们未投身抽象的理论领域，而是投身切身、实用的领域，他们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本地。在这一时期的湖南所看到的主要改革典范，不是写哲学性宣传小册子，独自窝在书房里梦想着大中国，希望吸引到国内其他地方之学者、大臣注意的作家；而是学校老师这个一再出现的典范：有远见的独立之士，创办学校或学会，以在本地宣扬个人所认为未来应走的道路，亲自向一小群学生说明他的未来构想，希望他们步出他的教室之后前去改造世界。

改革方面如此，革命方面亦然。民族主义，从而革命，也都在湖南以出乎意料的样貌呈现，但欲了解其中的差异，需要先区别同样挂着“民族主义”之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第一种是草根民族主义，大体上是为反对既有的政权而出现。它通过宣传（往往是秘密宣传）来推广，且包装以觉醒的语言。它是前瞻的、虚拟的、固执的，想象未来的黄金时代，新兴民族将统治国家或建立自己的国家。助长革命者，就是这种民族主义。另一种是以国家为导向的民族主义，源自已然确立的政府。它通常通过国家教育体系灌输给人民，要人民忠于国家，借此给政治实体赋予感性基础。以国家为导向的民族主义，与草根民族主义相对立，有助于防止革命。

我们今日所知的中国民族主义，乃是以国家为导向、扎根于领土和政府、自上而下打造出来的民族主义。但湖南人的民族主义属于草根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孙文之类反满行动主义者的汉人民族主义也属之。这一区别极为重要，因为存在草根民族主义时，不管多少种民族主义都可以并存，就像陈天华或杨毓麟之类的个人能忽而为湖南而战，忽而为汉族中国而战，不知道哪一个最终会存活。在任何一个既定政府的领域里，本来就存在着许多觉醒的团体，在高明宣传家的妙笔之下，这些团体都可能被彻底改造为自认是自成一体的民族。但当说到以国家为导向的民族主义时，基于主权，一国之内只能有一个中央政府，于是只能有一个民族主义。单一民族主义得倚赖深度、强度足以激发未来命运感的线性过去，来取得其情感力量，因此它把与之竞争的民族主义从成文历史里抹除。在比它更早存在的诸多草根民族主义中，只有最近似于国家之最后形态的民族主义会存续不消，被视为通往现代的唯一一脉民族主义而写进史书里。就中国来说，孙文的早期路线被封为中国民族主义的起点，湖南人的民族主义则已彻底消亡。

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里，并不具有因受引导而相信的延续性存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几年里提倡的反满民族主义，在清朝覆灭后立即束之高阁，而试图取代且以多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则对“中国人”的构成要素赋予全然不同的想象。同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后来在台湾延续下去的“中华民国”，各提出孙文的中国民族主义作为他们自己的起源，而这些主张看来却还是难以调停两岸所分别代表的截然不同的中国观。如果混乱的一九二○年代真的造就出独立的湖南国，本书中的那些人物将是它自然而然的先行者，而当时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则将以蓄意阻挠者的形象出现在史书里。他们将被描写为抱残守缺的阻挠者，死抱着保住旧帝国这一过时观念，然后被用当时《大公报》主编常用来描述他们的生动词汇来草草打发掉。

与此同时，从推翻旧国的民族主义转变为创立新国的民族主义，这一转变本身有助于说明为何毛泽东之类的人物会在快三十岁时拥护湖南独立，五十岁出头时却以武力统一中国。或者说明蔡锷为何在一九○三年时考虑到清帝国有可能解体，却在一九一六年领兵重新统一中华民国。或说明为何黄兴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把共和国的利益摆在湖南的利益之上。这些人都关注既有的国家，而非永恒的中国。清帝国不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我们都把它们称作“中国”。透过这些革命分子早期的行动主义，我们看到本省的命运，比他们所在的帝国或民国之命运，更清楚地呈现在他们眼前。

于是，湖南民族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在清朝由衰至亡期间，能以其草根形态并存。同样的，民国初年，在“中国”一词的含义特别薄弱之时，湖南的省民族主义，在以国家为导向的中国民族主义打造得并不顺遂时，持续壮大。在中国和湖南国似乎结盟期间，湖南的省民族主义几乎消失，轻易就被整合进得到认可的省、帝国层级体系，或省、共和国层级体系。但当中央与地方出现冲突时，两者就会分道扬镳，要求人民只能忠于己，不能忠于对方。本书所涵盖的时期，大部分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只有一八九八年夏天与洋溢乐观情绪的民国初年是显著例外。

但长远来看，在以中国为导向的民族主义里，没有一省之草根民族主义的容身之地，所以在政治上将湖南整合进中华民国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使湖南人的故事也被纳入永恒中华民族的更宏大叙述之中，湖南人只有在推动中国前进的步伐上有所帮助时，才可见到他们的故事。于是，在谈中国历史的书里，杨毓麟、黄兴或谭嗣同，乃至毛泽东之类的个人，就成为只关心中国与汉族的命运，注定要终身为中国效力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我们几乎不知道在他们人生的某些重要时刻，他们的行事只被爱省之心驱动。而对于那些从未为中国效力的人，例如彭璜，我们则一无所知。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走向逐渐放权的这些年，地方史在中国各地重获重视，在湖南亦不例外。老湖南英雄的坟墓仍坐落在岳麓山上，且为大胆的郊游者精心标示出它们的所在。山脚的岳麓书院建筑刚修复，目前是湖南大学的一部分。华兴会会员的照片挂在明德中学的新校舍墙上，新民学会在湖南第一师范受到尊崇，长沙两条大道以黄兴、蔡锷为名。湖南作家，包括散居中国各地的外籍作家，推出愈来愈多《湖南人的精神》或《创建民国与湖南精神》之类书名的著作。在改革的新时代，曾国藩大受欢迎，在长沙任何书店都可以看到他的著作摆在抢眼位置，往往经概括、简化为自助攻略书籍（《曾国藩九九方略全鉴》），让新一代湖南青年通过运用本省先贤的策略在商场上取得优势。郭嵩焘宣扬对西方开放，因此不只生前受到诋毁，一九六○年代时再遭诬蔑，“文革”时红卫兵毁了他的墓。但在中国放开脚步走入国际社会的新时代，他终于得到平反；去世百年后，他被誉为有远见之人。

来长沙的游客仍能一访船山学社，该学社如今经过翻新，成为革命景点。其大门上的书法出自毛泽东，船山学社最为人知的身份，乃是自修大学故址，毛主席早年在湖南留过足迹的许多地方之一。王夫之的名字除了与毛泽东持续有关联之外，其本人也仍受到有意义的关注，一九九六年，长沙岳麓书社的一组人，经过十四年的努力，终于出齐十六卷《船山全书》，分量比曾国藩版几乎多了一倍。这一出书计划使王夫之著作重获关注，而在湖南学者眼中，他解释现代世界变化的本事，似乎没有减少多少。晚至一九九九年，仍有湖南师范大学的教授在复刊的《船山学报》上刊出文章，主张这位晚明大儒其实预见了中国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1]

许多湖南人，特别是与外省人常有接触的湖南人，继续抒发他们对本省和本省历史的由衷自豪，但他们的爱乡之心已没有过去那种颠覆意味。就在重建后的湖南历史继续被重述时，大家已忘了在现代观念中，身为湖南人意味着最初对清廷与中华民国中央集权政府持续未消的反抗。十九世纪复兴湖南的本地学者，因厌倦忍受来自帝国发达地区的鄙视，而扬起湖南爱湘意识的浪潮，而郭嵩焘则以此来打造湖南人的现代身份认同和共同目标，使他的湖南老乡向上提升，不致被无能的清朝困住。王夫之则是吸引这数代湖南行动主义者的精神导师。透过他，他们能离开帝国传统，指出他们的湖南家乡独特的新思维模式。他们相信，他的反抗与蔑视当道的精神流淌在他们湖南人的血液里。随着时日的推移，对作为湖南人最有力且最清楚的陈述，会陆续出现在捍卫湖南地方自治，使之处于不受外国人、清廷、民国政治人物侵犯和外省人干预的大环境里。那一蔑视当道的潜在精神，即促成改变的力量，促成革命的力量，最终将产生巨大冲击，且影响远远超出湖南的边界。清朝的衰败和民国的无能，激发了其他团体的出现，以集合群体之力匡正时弊，但至少对湖南人来说，湖南省才是精神支柱、家乡、天命。

湖南人的黄金时代从未降临，而其所激起的热情几乎已遭遗忘。但不容否认的是，欲创造伟大湖南的意志，乃是主导中国近代史进程的主要力量之一。然而，当我们顺俗地在那些自封为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人身上寻找现代中国的起源时，便蒙蔽了自己，看不到事实。但如果我们能使自己摆脱结局注定的心态，那么也许会了解，如同遗忘的起源和无缘实现的愿景，最终的结局并非总能让人信服，也并不那么启迪人心。研究那些如愿实现抱负的人，他们偶然的成功事后被宣称是天命，可让我们了解世界如何成为现今的样貌。但这些只是历史一隅，当我们看着历史之镜，便能以那些曾别有抱负、眼光专注于不同目标的人为借鉴，这些带着满腔热血的人，曾领航迈进那也许有可能、却从来没有实现的未来。

[1] 彭大成，《呼唤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思想先驱——王船山》，《船山学刊》第33期（1999年夏），第11～14页。

致谢

在此，我最要感谢者，乃是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他看过本书的所有初稿，既教学也著述的他，启发我走上了历史学家之路。我也要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审校对整部手稿所提供的宝贵意见，感谢指导此书编写的主编Kathleen McDermott。在耶鲁大学，Valerie Hansen、Frank Turner与Michael Auslin在整个事前研究和动笔撰写期间给了我支持和意见，也感谢教我体会儒家经籍注疏之阅读乐趣的金安平。在我以交换学者身份待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一年期间，已故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既飨我以他如百科全书般渊博的学识，也让我享受到他绝妙的幽默感。叶文心、柯娇燕（Pamela Crossley）与Thomas Dubois在学术会议上对这项学术计划的一些部分提供意见，我希望未辱没他们的宝贵建议。Jack Chen协助本书中某些诗的翻译。Steve Miles助我了解晚清地方主义的大局。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森分享了他在船山学复兴方面的渊博知识。在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家里，Richard Minear与Jerry Dennerline提供了编辑方面的指导，甚至在最后一刻，身为图书馆馆长的Sharon Domier，也在图书馆资源的利用上给了我莫大的帮助。书中地图出自麻省大学地球科学系Donald Sluter之手。

湖南省图书馆珍本部门的邓先生（Deng Liqiu）特别帮我找资料，台北图书馆的卢锦堂（Lou Kam-tong）先生、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的Annie Chang女士、东京讲道馆档案室的Naoki Murata教授，亦然。在长沙，我得到许多图书馆馆长、出版者、博物馆职员的协助，由于人数太多，无法在此一一列出，但我要特别感谢岳麓书社的曾德明（Zeng Deming）把个人珍藏的一本绝版书给我。在长沙，我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留下令人难忘的温暖回忆，其中最为难忘者乃是无意间经人介绍，与一九四六年毕业自耶鲁大学的Randolph Li先生的初遇。二○○一年夏天某个湿热的午后，他邀我到他府上认识他的妻子（郭嵩焘的后人），边喝茶边听他们夫妇谈郭嵩焘的生平事迹。太平天国时期，郭嵩焘避难山中，初读王夫之的著作。而我就是靠这位先生的指引，去了郭嵩焘当时的避难之处。我也要感谢那位受我之雇骑摩托车载我来到那山中隐居处的人士，因为他让我见到那里真的像是遗世独立之地，尽管后来他把我丢在空荡荡的土路边。

在机构给予的支持上，我要感谢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为我的研究和撰写提供了丰厚的经费。富布莱特奖助金，加上台湾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联合资助，支持我在台湾中研院做了一年的研究，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和耶鲁大学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则资助了我在湖南和日本的研究。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校区历史系允许我请假做研究，使我得以在本书撰写的最后阶段免于教务的羁绊。更早时，我刚大学毕业，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雅礼协会送我到长沙教学两年。那段经历对我的影响至今未消，而本书的构想就滥觞于当时在湖南与我的学生、同事结下的情谊。

我要把此书献给鼓励我探索世界的父母，也献给带我回家的Francie。

索引

（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nalects，179，180. See also Classified Selections from the “Analects”

Anarchism，125-126，128，198，211，267n75

Anglo-Oriental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44-45，51，55，57

Anhui Army，24，26，71

Antiforeignism in Hunan，2，35-36，57，107，144；Guo Songtao as target of，36-37，38-39，46，48，52；Zhou Han and，64-67，78，144；imperial attempts to curtail，66-67，74；Tan Sitong on，67-68，70-71. See also Gentry，Hunanese；Zhou Han

Assassination Squad，125-126，127，151

Beiyang Army，187-188，197

Bi Yongnian，94-96，97，246n7

Board of Ritual，37-38，47，146-148. See also Wang Fuzhi：canonization of

Bolshevik Revolution，198，206，208；as model，209，210-211

Book of Mencius，37，50

Book of Ritual，20-23，40-41，56，174；Wang Fuzhi’s commentary on （Liji Zhangju），16，20-23，26；Guo Songtao’s commentary on （Liji Zhiyi），20-23，40-41

Boxer Rebellion，96-97

Cai E，86，145，149，156，215，220；letter to Hunan Gentry，108-109；and National Protection Army，168-169；burial of，171；memorialized，193-194，221

Cai Yuanpei，205

Changsha，9，31，166；and foreigners，36，57，66-67，108，109-110；as base for revolution，127-129

Chen Baozhen，74-75，78，81，90-91；letter from Liang Qichao，82-83，95

Chen Duxiu，189，193-194

Chen Jiading，138，139，195；“Huna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40-144

Chen Sanli，74-75，78，242n27

Chen Tianhua，127-129，133-136，149-150，173，219；suicide，135-136；burial with Yao Hongye，137-139；memorialized，139-140，141，143

Chengnan Academy，11，14，52，62，229n2；Guo Songtao and，31，37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193，210-212；Hunan cell，209，210，213-214

Chinese Revival Society （Hua Xing Hui），127-130，136，137，150，211；unites with Revive China Society，131-132，133. See also Huang Xing

Choshu，81-82，112. See also Satsuma

Chou An Hui （Society for the Preparation of Peace），162，164，167，170. See also Yang Du；Yuan Shikai

Chu，8-9，139-141，165；as regional name for Hunan，8-10，15，32-33，49-50，124，143，166，228n2；as name for Hubei，121，228n2

Chuanshan Yishu （1842 edition），13—20，24，25，55，232n47

Chuanshan Yishu （1867 Nanjing edition），25-28，47，60，69，89；censorship of，27-28，104，232n47

Cixi. See Empress Dowager Cixi

Classified Selections from the “Analects，” 174，179-182，185，190

Comintern，206，210-211

Communism，193，198，208-209. See als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Comintern；Hunan communist “small group”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the Aid of Government，The （Zizhi Tongjian），17，261n56

Confucian bonds，179-180，186，190

Confucian temples，31，37-38，146-148. See also Wang Fuzhi：canonization of

Confucius，20-21，72，87，180-181，191；as nickname for Yang Changji，175

Cuba，119-120

Cultural Bookstore，197-198，199，206，208，210

Da Gong Bao （Changsha），164-167，171，212，220；shut down，195；and Hunan Self-Government Movement，198-199，199-204，206

Democracy，79，82-83，84-88，91-92，115，249n44

Deng Xianhe，8-20，88，118，157，170. See also Chuanshan Yishu；Elders of the Yuan and Xiang；Treasures of Chu

Dewey，John，197，205-206，208，266n61

“Discussion of Hunan Self-Government，A，”112-116，156，249n49

Dongting Lake，76，119，139，166，189，191

Education reform：Guo Songtao and，51-54，56-57；in Hunan Reform Movement，76，78，84；Wang Kaiyun resists，90；Kano Jigoro and，98-101，113；Hu Yuantan and，126；Chen Jiading on，143；Liu Renxi on，161，163；Yang Changji and，172-175，186-187，188；John Dewey on，206；Mao rejects，208. See also First Normal School；Jiaojing Tang；Kobun Institute；Mingde School；School of Current Affairs；Self-Study University；Sixian Jiangshe

Elder Brother Society，34-35，96，122，128-130

Elders of the Yuan and Xiang，11，118

Empress Dowager Cixi，90-91，96，127

England，16，38，203；Guo Songtao in，41-45；as model，46，53，56-57，59，108

Evolution，88，104，142-143，180-181. See also Progress

Examinations，civil-service，8，21，126；vs. military service as means of advancement，28-29；as occasion for antiforeign demonstrations，39，48；criticism of，52，53，56-57，84；termination of，146-147

Fan Yuanlian，98，264n39

fengjian （feudalism），87，249n49

First Normal School，175，177-182，183，188，221；Mao as student at，183，185-187

Foreign Devil Extermination Fund of Hunan，65

Four Treasuries，11-13

fu-qiang （wealth and power），29，47，55

Gentry，Hunanese，29；cooperation with Elder Brother Society，35-36；and antiforeignism，35-37；and Guo Songtao，46-47，75；and provincial reform，75-76，80-82，86，91，108，126，197，207；support for Chinese Revival Society，129

Germany，111，141，188；gymnasium movement in，98-99；and state-centered model of self-government，113，156，249n44

Congyang commentary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84，185

Greece，104，111

Gu Yanwu，12，102，146，159，249n49

Guangxu emperor，90-91，95，102

Guo Songtao：during Taiping，20-23；and Wang Fuzhi，20-23，31-33，37-38，39-41，47，63，74-75，119；and Zuo Zongtang，20，24，31，234n63；and Zeng Guofan，24，26-27，31，37；support of self-strengthening，30；and Chengnan Academy，31-33，37；as target of gentry antiforeignism，36-37，38-39，48；insulted，37，39，46；house burned，39，47；embassy to England，41-45；and Yan Fu，43-44，53；and Anglo-Oriental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44-45，55，57；London diary condemned，45-46；criticism of self-strengthening，46-47，55；writes poem at Jia Yi Temple，48-50；reform work in Hunan，49-63；“Four Worthies，”53；lectures at Sixian Jiangshe，56-58；relationship with Wang Kaiyun，58-61；“Playing Foreign Fists，”60；at end of life，61-63；and Zhou Han，64-66；and Tan Sitong，67-69；and Hunan Reform Movement，74-76；as symbol of Hunanese reform，81，119，141，146；attacked by Red Guards，222. See also Jiaojing Tang；Public Society for Opium Suppression；Sixian Jiangshe

Hall for Contemplation of Worthies. See Sixian Jiangshe

Hall of Wealth （Fu You Tang），96，246n7

Han Chinese，122，133-136，142，148，176，219，221；vs. Hunanese，202

haojie，178-179，182，185，209，215，261n58

He Minfan，199，212

He Shaoji，14

He Shuheng，199，209，211，212-213，215

Hindus，as analogy for the Hunanese，142-144

Hong Xiuquan，104，137，262n4. See also Taiping Rebellion

Hu Linyi，166，179，215

Hu Yuantan，126，130，139，159

Hua Xing Hui. See Chinese Revival Society

Huang Xing，1，106，125-132，137，149，154，156，158，220-221；and Zhang Zhidong，106，125；and Kano Jigoro，126；burial of，171；memorialized，184，193-194，205. See also Revive China Society；Revolutionary Alliance

Huang Zongxi，12，102-103，146，159

Hubei Student World，121

Humanism，179-182

Hunan Army，23-25，28-29，86，166；and publication of Wang Fuzhi，24，25-28，233n47；disbandment，effects of，28，34-36；reform legacy，50，147；antiforeign legacy，64，70-71；repudiated，88-89，104-105，138；as symbol of Hunanese strength，109，111，124，134，166，191

Hunan communist “small group，”199，209，210，212

Hunan Constitution，207，266nn64，66

Hunan Constitutional Conference，204-206

Human Gazette，77，78-80，82，92；Yang Changji publishes in，172；Mao’s evaluation of，191

Hunan Mining Bureau，75，78，91，106，157

Hunan “mules，”8，29

Hunan Reform Movement，74-91，92，217；study societies in，77

Hunan Republic，199-204

Hunan “spirit，”1，93，123，150，221，227n1；Guo Songtao and，48-54；Cai E on，109；Yang Yulin on，117-121；Liu Renxi on，163-164；Chen Duxiu on，193-194；Mao on，196，212-213；Peng Huang on，203；Cai Yuanpei on，205

Hunan Student Alliance，189，191，210

Hunan Studies Journal，77，97

Hunan Translation Bureau，105-106，114

Hunan Zizhi Lun. See “Discussion of Hunan Self-Government，A”

Hundred Days of Reform，1，90-91，217

Huxley，T. H.，44，88，180-181

Independence Army，95-97，103，124，129，167

Independence of Hunan，82-83，85，113，117-121，122-124，142-144，158，167-168，169，196-207；Chinese Revival Society and，127，131-132. See also Provincial autonomy

Independence Society，95-97. See also Independence Army

Individualism，114-116，136，178，179-182，185-187，189-190

Ireland，203

Japan，42-43；aggression toward China，70-71，99，109-110，162，176-177，215；nationalism of，98-99，101-102，107，143；Hunan analogous to，108，116，167；and state-centered model of self-government，112-113，116，156，201. See also Choshu；Meiji Restoration；Satsuma；Sino-Japanese War

Jews，as analogy for the Hunanese，116，142-144

Jia Yi，9，49-50，166

Jiang Biao，76-77

Jiaojing Academy，61，76-77，96. See also Jiaojing Tang

Jiaojing Tang （Xiangshui Jiaojing Tang），52，56，61. See also Jiaojing Academy

John，Griffith，66

Judo，98-99，126，251n5

junxian （prefectural system），87，249n49

Kang Youwei，78，88，90，95，103

Kano Jigoro，98-101；and Huang Xing，126；and Yang Changji，173-175；Mao on，189. See also Judo；Kobun Institute

Kobun Institute （Kōbun Gakuin），98-101，107；Huang Xing and，125-126，127；Yang Changji and，173，175. See also Kano Jigoro

Law of avoidance，30，156，158

Li Da，213-214

Li Hongzhang，24，26，236n24

Li Jingqiao，203

Li Yuandu，55

Li Yuanhong，149，169，171

Liang Qichao，78，81-86，89-92，95，98，117，123；and Tan Sitong，78，89-90，91-92；letter to Governor Chen Baozhen，82-83. See also School of Current Affairs

Liao Mingjin，160

Lieber，Francis，114-116，156，201，249n45

Liu Kuiyi，127，128，132，149；and Wang Fuzhi Institute，258n15

Liu Renxi，68-69，146，157-169，182-183，195；speeches at Wang Fuzhi Institute，160-162；“Hunan in the Future，”165-168；as governor，169；criticized by Wang Kaiyun，170-171；and Yang Changji，175，177；leaves province，188. See also Da Gong Bao；Wang Fuzhi Institute

Liu Shaoqi，215

Long Jiangong，164-165，198-199，203，204

Long Zhang，129

Lu Xun，251n5

Luo Zenan，80，166，193-194

Ma Fuyi，128，130，131

Macartney，Halliday，43

Manchus，9-10，103，118，121，177；resistance to，11-12，27-28，89-90；as barbarians，16，102；as racially different from Chinese，88-89，102，104；revolution against，94-95，104-105，127-134，149-150；as part of Chinese state，135-136，176. See also Qing dynasty；Wang Fuzhi：anti-Manchu sentiments

Mao Zedong，1，138，183，214-215；and Yang Changji，79，183，184-189；and Wang Fuzhi Institute，183，184-185，199，212-214；admiration for Zeng Guofan，184-185，262n4；education of，184-187；and New People’s Study Society，187，189，208-209，210；and Peng Huang，188-189，194-195，197-204，208-212；and May Fourth Movement，189-190，192-193，194-195；and Xiang River Review，189-192；on Hunanese independence，196-197，200，203-204；and Long Jiangong，198-199；and Hunan communist “small group，”199，209，210，212；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210-211，212-214；and Self-Study University，212-214

Margary Affair，38

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W.A.P.），30，36

Marxism，198，208-210，213-214

May Fourth Movement，189-190，192-193，194-195，217，227n2，263n25，267n76

Meiji Restoration，42，82，99

Mencius，37，72，87

“Middle Kingdom” （zhongguo），81，203

Militia，local，23-24，85-87. See also Hunan Army

Mill，John Stuart，42，44

Milo River，9，109-110，140

Mingde School，126-130，139，156-157，221

Ming dynasty，8-10，11-12，16，18，40，228n1

Ming loyalism，9，11-12，87，102-103，146-147

Missionaries，Christian，30，35-36，39，54，64，66，81

Monroe Doctrine，199，204

Napoleon，141，179，215，261n58

National Assembly，95-97，102. See also Independence Army；Independence Society

Nationalism，2，43，62-63，98-101，219-220；Hunanese，2-3，92，107-121，123-124，131-132，137-144，149-150，164-169，182-183，196-204，217-221；Chinese，3，91-92，99，101-105，123，133，135-136，149-150，175-177，201，219-221；Southern，83，122；grassroots vs. state-oriented，219-221

Neo-Confucianism，68，69，72-73，110，166. See also Zhou Dunyi；Zhu Xi

New Guangdong （Xin Guangdong），122-123，250n60

New Hunan （Xin Hunan），117-121，122，125-127，150，163-164，250n60，252n11

New People’s Study Society 187，189，199，201，208-209，210，212，221

New-text （jinwen） Confucianism，58，69，78，84，201. See also Gongyang commentary

Ning Diaoyuan，138，139，144

On Benevolence （Ren Xue），88-89，91-92，104，179. See also Tan Sitong

Opium，44-45，54-58，84，146

Opium War，15，41，84，216

Ou Jujia，122-123，250n60

Ouyang Zhaoxiong，11，15，17-18，24；and Nanjing edition of Chuanshan Yishu，25-26，27

Ouyang Zhonggu，68，69，71，77，81，157

Peach Blossom Spring，196

Peng Dehuai，215

Peng Huang，188-189，195-196，197-199，204，208，209-210，221；Hunan-nationalist writings of，200-203；disappearance，210-212

Peng Yulin，60，166，238n57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220-221

Physical education，60，126，152-153；Kano Jigoro and，98-101；Mao and，185，189

Pi Xirui，80-81，82

Poland，104，116

Progress，39-41. See also Evolution

Provincial autonomy，122-123，134，156. See also Independence of Hunan；Self-government

Prussia，111-112，188

Public Society for Opium Suppression （Jin Yan Gongshe），54-58，60，61-63

Qianlong emperor，12

Qing dynasty，10，12，82，96-97，124，148；and reform，146-147，151，156. See also Hundred Days of Reform；Manchus

Qu Yuan，9；Wang Fuzhi and，10；Zou Hanxun on，15；Guo Songtao and，49-50；Cai E on，109；in “Song of the Hunan Youth，”109-110；Hubei students and，121；in Waves of Lake Dongting，139-141，150；Liu Renxi on，165-166；Mao and，184；Cai Yuanpei on，205

Railroads，42，45-46，75，83，196

Refuge of Continuing Dreams，10，13，183

Republic of China，149，171，220-221；provincialism in early years，156，160-162；“Second Revolution，”158；Hunanese response to Yuan Shikai’s coronation，162-169，198；“Five Races as One Family” in，176；vs. Hunan Republic，200-204，207，218

Republic of Hunan. See Hunan Republic

Revive China Society （Xing Zhong Hui），94，130-131. See also Sun Yatsen

Revolutionary Alliance，1，130-132，133，158；tensions with Hunan faction，137-138，143，149，150，211

Russell，Bertrand，197，205-206，208，209，266nn61，63

Russian Studies Society，197-198，209，210

Satsuma，81-82，108，112，188

School of Current Affairs （Shiwu Xuetang），78，83-86，100，190-191；student essays from，84-86；Wang Fuzhi in，87-88；shut down，90-91；and Hunan student activism，95-97，190

Self-government （zizhi），55，114-116；Hunanese，82-83，112-117，119-120，156，162，194-199，201-202，204；state-centered model of，112-113，116，156，201-202，249n44，257n3；“A Discussion of Hunan Self-Government，”112-117，249n49；Yuan Shikai and，158. See also Independence of Hunan；Lieber，Francis

Self-strengthening，29-30，36，43，46-47，55，216-217

Self-study （zixiu），186-187，212，214，260n50，267n76

Self-Study University，190，212-214，222，267n76

Shanglin Temple，39，47，48，236n16

Sino-Japanese War （1894-1895），70-71，74；defeat of Hunan Army in，70-71

Sixian Jiangshe，37，50-56，60，61-62，76；rebuilt，157-160. See also Self-Study University；Wang Fuzhi Institute

Smith，Adam，42，44；and Wang Fuzhi，145

Song Jiaoren，127，131-132，151；and Chinese Revival Society，128-129；on Sun Yatsen，130；and Revolutionary Alliance，131-132，149；support for provincial autonomy，134，158；assassinated，158

Southern Study Society （Nanxuehui），80-81，82-83，91，92

Sparta，111-112，116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11，84，185，248

Statecraft scholarship，14，17-18，19，24，29，51-52，119，172

Steamships，46，51，73-76，83

Sun Yatsen，1，94-96，150，195，219-220；and Huang Xing，130-132，149，158，184. See also Revive China Society；Revolutionary Alliance

Sweden，135

Switzerland，119-120，195，198

Taiping Rebellion，1，19-26，64，89；consequences for Hunan，28-29，30，31，34-36，97，107，142，168；admiration for rebels，105，133，137. See also Hong Xiuquan；Hunan Army

Tan Sitong，67；on Guo Songtao，67-68；on Hunanese character，67-68，70-71；education of，68-69；and Wang Fuzhi，68-69，71-74，86-90；on Hunan Army，70-71，89，104，142；and Tang Caichang，76-77；and Hunan Reform Movement，76-81；and Hundred Days of Reform，90-91；executed，91；as martyr，91-93，96，119，122，166-167；influence on Yang Changji，178-182. See also On Benevolence

Tan Yankai，156-158，169，171，196-198，206-207

Tang Caichang，76-79，87-88，91；and Independence Army Uprising，95-97，129；executed，97；as martyr，103，122，131，143，166-167，190；and Yang Yulin，117

Tang Jian，19，20，24，31-32

Tang Xiangming，158，168，169，203

Three Dynasties，21，46，56，59，73

Tongwen College，30，76

Translations from Students Abroad （Youxue Yibiati），106-117，125，164

Treasures of Chu，8-10，14，50，69，118，184，228n2

Tu Qixian，69，72

Victoria，Queen （of England），42

Voluntarism，182，214

Wang Chengquan，11，13，26

Wang Fuzhi，3-4，9-10；as model for the Hunanese，10，31-33，53-54，62-63，71-74，81，107-108，110-111，118-119，160，164，182-183；anti-Manchu sentiments，11-12，16，18，27-28，37，88-90，102-105，110，131-132，145，148，155；in Four Treasuries，11-13；descendants of，11-13，14，25-26，61，170-171；censorship of，12，16-19，27-28；and other Ming loyalists，12，102-103，146，159；biography in Qing dynastic history，12-13；on Chinese and Barbarians，16，27，88，90，104，248n31；and restoration of order，17-18，22-23，25，26-27，53，161，178，182-183，215；Tang Jian on，19；Guo Songtao and，20-23，31-33，37-38，39-41，47，50-54，62-63，119；Zeng Guofan on，26-27；rituals in honor of，31-33，53-54，61，90，145-146，169，204；canonization of，37-38，47，146-148；and institutional change，39-41；Wang Kaiyun’s ambivalence toward，58-59，60-61，90，169-170；Tan Sitong and，68-69，71-74，86-90，92，119；and reform，71-74；and democracy，86-88；and ethnic nationalism，88，102-103，123，148，175-177；Zhang Binglin and，102-105，148；and evolution，104，180-182；in “Song of the Hunan Youth，”110-111；in New Hunan，118-119；and independence，119，162-164，182-183；in Waves of Lake Dongting，140，141，143；in the popular press，145；and capitalism，145，222；Liu Renxi on，158-159，160，161-163，166，182-183；Yang Changji and，172，174，175-183；and individualism，179-180，182-183，185-186，190；and humanism，179-182；and voluntarism，182，214；Mao Zedong and，184-187，213，215，222；Chen Duxiu on，193-194. See also Chuanshan Yishu；Sixian Jiangshe；Wang Fuzhi，works；Wang Fuzhi Institute

Wang Fuzhi，works：Liji Zhangju（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Ritual），16，20-23，26，40-41；A Discussion of the Song （Song Lun），17-18，26-27，89-90，178，26n56；On Reading the Comprehensive Mirror of Government （Du Tongjian Lun），17-18，26，27，39，53，87，89，175，178，261n56；Nightmare （E Meng），27，40，71，88，148；Si Jie （Waiting to Be Understood），69；Si Wen Lu （Records of Thoughts and Questions），72-74；Yellow Book （Huang Shu），88，102-104，145，148；Shi Guang Zhuan，181；Chunqiu Jiashuo，248n31. See also Chuanshan Yishu

Wang Fuzhi Academy，37，60-61，90，110，145，169，170

Wang Fuzhi Institute （Chuanshan Xueshe），157-162，182-183，188，195，204，212，222，258n15；Yang Changji and，175-177；Mao and，183，184，212-214，222；shut down，214. See also Liu Renxi；Self-Study University

Wang Fuzhi Journal （Chuanshan Xuebao），159，162-164，175

Wang Jingwei，149

Wang Kaiyun：and Guo Songtao，58-61，76；critical of Wang Fuzhi revivals，58-61，90，169-171；history of Hunan Army，59，60；as educator，60-61，90，126；rituals for Wang Fuzhi，61，90，145-146，169；and Yang Du，106，110，170；death of，171. See also Wang Fuzhi Academy

Wang Shiquan，11，13，14，17

Wang Xianqian，61-62；and Hunan Reform Movement，75-76，78，80，90-91；and suppression of Chinese Revival Society，130

Washington，141

Waves of Lake Dongting （Dongting Bo），139-144，150

Wei Yuan，14，80-81，109，119，141

Xiang River，9，11，75-76，185，192；as symbol，140，189-190

Xiang River Review，189-190，191，192；shut down，195

Xiangtan，8，13，19，146，170-171

Xiao Zisheng，209

Xing Zhong Hui. See Revive China Society

Xiong Xiling，264n39

Xu Teli，215

Yan Fu，43-44，53，88，96，181

Yang Changji，79，171-183，188；and Yang Yulin，154，171-172，173；and Wang Fuzhi，172，175-182，190；in Japan，173；as educator，173-175，177-182，188，190；admiration for Zeng Guofan，178；and Tan Sitong，179；and Mao Zedong，183，184-187，188，215，267n76

Yang Du，106，130-131，164；and Translations journal，106，125；and Wang Kaiyun，106，170；and “Song of the Hunan Youth，”109-112，122，127，191，193；and Yuan Shikai，149，164-168，258n24. See also Chou An Hui

Yang Dusheng. See Yang Yulin

Yang Yulin，106，125-126，127，219，221，256n63；and New Hunan，117-121；and Huang Xing，125-126，130，154；and Waves of Lake Dongting，139-140；end of life，151-154；letter to daughter，152-153；burial，171-172；and Yang Changji，171-173，179. See also New Hunan

Yao Hongye，129，137；burial with Chen Tianhua，137-139；memorialized，139-143，150

yi （barbarian），16

Yongzheng emperor，102

Yu Zhimo，137-139

Yuan Shikai，149，156，158-159，162，168-169，203；and Yang Du，149，164-165. See also Chou An Hui

Yuelu Academy，14，24，48，221；Jiaojing Tang separated from，52；Wang Xianqian and，62，75-76

Yuelu Mountain，48-49，138，171，185，221

Yung Wing，95-97

Zeng Guofan，23，28，30，37；and Hunan Army，23-25，34-35；and Guo Songtao，23，31，37，50，52-54；and republication of Wang Fuzhi，25-27，88，104-105，148，232n47；and self-strengthening，29；as symbol of Hunanese strength，50，80，109，134，166-167，193-194，205；repudiated，70-71，89，104-105，134，167；as military model，86，168，215，259n27；Zhang Binglin on，104-105，148；Yang Changji and，178-179；as haojie，178-179，185；Mao and，184-185；renewed interest in，221-222. See also Hunan Army；Self-strengthening；Zeng Guofan Temple

Zeng Guofan Temple，37，50，52-53，55. See also Sixian Jiangshe

Zeng Guoquan，25，59，60

Zeng Jing，102，131，141，143，247n22

Zeng Jize，65，67-68，81，141

Zhang Binglin，88，102-105，148，232n47

Zhang Jingyao，187-188，195-196

Zhang Taiyan. See Zhang Binglin

Zhang Wenliang，201，203

Zhang Zai，58，72-73

Zhang Zhidong，66-67，75，83，97，106

Zhang Zimu，54，65

Zhao Hengti，196，206-207，214，266n66

Zhao Qilin，146-148，169，255n47

Zhejiang Tide，121-122

Zhou Dunyi，38，50，109，110，166，205

Zhou Han，64-67，144-145；“The Devil’s Doctrine Must Die，”64；“An Appeal to the Hunan Public，”65；suppression of，66-67，74-76，81；influence，79，133，144. See also Foreign Devil Extermination Fund of Hunan

Zhu De，168，215

Zhu Kejing，54，65

Zhu Xi，21，68，72. See also Neo-Confucianism

Zou Hanxun，14-20，24

Zou Rong，105

Zuo Zongtang，15-16，24；and Guo Songtao，20，24，31，46-47，52，234n63；military career，23，26，30，111；as reformer，29，46—47；as criminal，89，104-105，134，167

Zuo Zongzhi，15，16，20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著者/〔美〕裴士锋（Stephen R. Platt）

译者/黄中宪

校者/谭伯牛

出版人/谢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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