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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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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_42

- Chapter_43

- Chapter_44

- Chapter_45

- Chapter_46

- Chapter_47

- Chapter_48

- Chapter_49

- Chapter_50

Chapter_1

Contents

[Trial version] Index

[Trial version] 粟裕传

[Trial version] 第一章 湘西育英才

[Trial version] 第二章 南昌起义前后

[Trial version] 第三章 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

[Trial version] 第四章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Trial version] 第五章 浙南三年游击战

[Trial version] 第六章 威震江南

[Trial version] 第七章 黄桥决战

[Trial version] 第八章 创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

[Trial version] 第九章 对日局部反攻

[Trial version] 第十章 进军苏浙皖

[Trial version] 第十一章 战和交织的岁月

[Trial version] 第十二章 苏中七战七捷

[Trial version] 第十三章 艰难和胜利的转折

[Trial version] 第十四章 沂蒙连战连胜

[Trial version] 第十五章 从“七月分兵”到经略中原

[Trial version] 第十六章 从子养电到豫东之战

[Trial version] 第十七章 揭开战略决战的序幕

[Trial version] 第十八章 南线决战建奇功

[Trial version] 第十九章 军政全胜过大江

[Trial version] 第二十章 在历史转折关头

[Trial version] 第二十一章 进入统帅部任副总参谋长

[Trial version] 第二十二章 就任总参谋长

[Trial version] 第二十三章 一九五八年蒙冤

[Trial version] 第二十四章 战斗在军事科研战线上

[Trial version] 第二十五章 名将不减当年勇——十年动乱中

[Trial version] 第二十六章 鞠躬尽瘁

[Trial version] 粟裕生平大事年表

[Trial version] 后记

[Trial version] 粟裕战争回忆录

[Trial version] 第一章 从枫木树脚谈起

[Trial version] 第二章 南昌起义前后片断

[Trial version] 第三章 激流归大海

[Trial version] 第四章 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

[Trial version] 第五章 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

[Trial version] 第六章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Trial version] 第七章 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

[Trial version] 第八章 苏中抗日战争

[Trial version] 第九章 向苏浙敌后发展和天目山战役

[Trial version] 第十章 苏中战役

[Trial version] 第十一章 苏中战役后的华中战局和宿北战役

[Trial version] 第十二章 鲁南大捷

[Trial version] 第十三章 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

[Trial version] 第十四章 英雄孟良崮

[Trial version] 第十五章 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和沙土集战役

[Trial version] 第十六章 豫东之战

[Trial version] 第十七章 济南战役

[Trial version] 第十八章 第三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

[Trial version] 第十九章 真正的铜墙铁壁

[Trial version] 第二十章 粟裕谈淮海战役

[Trial version] 编后记

[Trial version] 栗裕军事文集

[Trial version] 001-010

[Trial version] 001 游击战术讲授提纲

[Trial version] 002 卫岗处女战

[Trial version] 003 芜湖近郊官陡门的奇袭

[Trial version] 004 关于组织战斗

[Trial version] 005 战时参谋工作

[Trial version] 006 黄桥战役总结

[Trial version] 007 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的一些问题

[Trial version] 008 现代战争中的参谋工作

[Trial version] 009 苏北的形势和建立地方武装的重要性

[Trial version] 010 苏中反“扫荡”和基点争夺战

[Trial version] 011-020

[Trial version] 011 苏中斗争形势

[Trial version] 012 苏中反“清剿”斗争

[Trial version] 013 建议加强苏南浙东力量和向苏浙皖边区发展

[Trial version] 014 对苏南浙东工作的指示

[Trial version] 015 对坚持苏中斗争的几点建议

[Trial version] 016 作战方针和军事工作

[Trial version] 017 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的一些问题

[Trial version] 018 二旅移至苏南后的斗争方针

[Trial version] 019 苏中反“清乡”斗争

[Trial version] 020 敌军工作及其策略运用问题

[Trial version] 021-030

[Trial version] 021 关于开展和坚持苏浙皖边地区斗争的指示

[Trial version] 022 一年来战略指导的报告提纲

[Trial version] 023 一年来敌我战术之演变

[Trial version] 024 车桥战役的发起理由和战斗经过

[Trial version] 025 挺进苏浙皖和天目山战役

[Trial version] 026 巩固与发展 统一与分散

[Trial version] 027 对日大举反攻 准备应付内战

[Trial version] 028 请求改任华中军区司令副职

[Trial version] 029 建议先组织高邮和陇海路东段战役

[Trial version] 030 苏中军民动员起来 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Trial version] 031-040

[Trial version] 031 建议华中主力留苏中作战

[Trial version] 032 改进今后作战的几个问题

[Trial version] 033 苏中战役总结

[Trial version] 034 我军主动撤出两淮后之华中战局

[Trial version] 035 华中山东野战军集中作战的建议

[Trial version] 036 建议山野迅速南下 歼击宿迁东进之敌

[Trial version] 037 攻歼峄枣之敌

[Trial version] 038 利用战斗空隙进行休整

[Trial version] 039 莱芜战役初步总结

[Trial version] 040 孟良崮战役阵中日记和战后分析

[Trial version] 041-050

[Trial version] 041 拖住敌人 策应刘邓

[Trial version] 042 认清战局 改进工作 争取胜利

[Trial version] 043 山东我军转为主动

[Trial version] 044 陇海津浦路破击战

[Trial version] 045 直接配合大别山作战

[Trial version] 046 开展豫皖苏新区工作情况

[Trial version] 047 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

[Trial version] 048 伟大变化的一年

[Trial version] 049 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的建议

[Trial version] 050 外线作战方针英明正确

[Trial version] 051-065

[Trial version] 051 先打开封 后歼援敌

[Trial version] 052 集中华野全力攻济打援

[Trial version] 053 济南战役动员令

[Trial version] 054 建议进行淮海战役

[Trial version] 055 济南战役胜利原因和重大意义

[Trial version] 056 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方针和部署

[Trial version] 057 淮海战役统一指挥的建议

[Trial version] 058 建议抑留敌人于徐州周围歼灭之

[Trial version] 059 配合中原野战军围歼黄维兵团

[Trial version] 060 追击合围全歼徐州逃敌杜聿明集团

[Trial version] 061 淮海战役中粮食供应问题

[Trial version] 062 淮海战役中部队情况简报

[Trial version] 063 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一九四九年六大任务

[Trial version] 064 突破江防追歼逃敌的部署

[Trial version] 065 钳击吴淞围攻上海的部署

[Trial version] 资料回忆

[Trial version] 追忆粟裕同志 --刘华清　张震

[Trial version] 忆战将陶勇 --粟裕;叶飞;钟期光;王必成

[Trial version] 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

[Trial version] 悼念粟裕同志 --叶飞

[Trial version] 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

[Trial version] 1946.10.4酉时 张邓曾报中央

[Trial version] 怀念好师长粟裕同志 - 陈丕显

[Trial version] 粟裕在东南野战军组成以后 - 深切缅怀粟裕同志 --张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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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粟裕简介

* 粟裕传

* 粟裕战争回忆录

* 栗裕军事文集

* 资料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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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

（1907年8月10日－1984年2月5日），字裕人，中国湖南会同人，侗族。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1907年8月10日生于湖南会同坪村乡枫木树脚村。侗族。1924年春到常德，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参加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参加叶挺为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任教导队班长。6月转入中国共产党。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警卫队班长，是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成员之一。起义军在广东潮(安)汕(头)地区失败后，坚定地跟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10月任连政治指导员。

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到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的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红4军参谋长、红7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井冈山斗争，转战赣南、闽西和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

1934年7月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转战闽浙赣皖边。1935年1月同刘英率500余人突破封锁线到浙南，任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领导部队开展游击战争。他摒弃“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从实际情况出发，调整政策，注意团结中间阶层，重视群众经济利益，并把公开的武装斗争与隐蔽的群众工作结合起来。采取“敌进我进”的指导方针，挫败了国民党军多次“进剿”和两次兵力各达40个团的大规模“围剿”，使浙南游击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1月在闽浙边讲授游击战术时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4月任新四军第2支队副司令员、先遣支队司令员，率部挺进江南敌后，首战韦岗告捷。接着率领第2支队在南京、芜湖、溧水地区抗击日军。1939年8月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指挥，同陈毅一起，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东进北上、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开辟了苏南抗日根据地。1940年7月率部挺进苏北，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参谋长。10月协助陈毅指挥黄桥战役，粉碎了4倍于己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巩固发展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创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1师师长(后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苏中区委员会书记。制定游击战与要点争夺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保持基本区的相对稳定，发动群众改造地形，拦河筑坝，设置水下障碍，限制日军汽艇机动，开展海上游击战，在临江濒海、交通发达的平原水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挫败日伪军频繁“扫荡”、“清剿”和“清乡”，建成了巩固的苏中抗日根据地。1944年3月开始对日军发动局部反攻，组织指挥车桥战役，创华中敌后歼灭战的范例。同年12月率第1师主力南渡长江，任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又兼中共苏浙区委员会书记，巩固和发展了苏南、浙东抗日根据地，开辟了浙西抗日根据地。 1945年指挥所部在天目山区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3次自卫反击战，缴获大批美械装备，率先实现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日本投降后回师江北。1945年10月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指挥高邮战役和陇海线徐(州)海(州)段战役，歼灭拒降日伪军2万余人，为迎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准备了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使华中、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中央采纳他的建议，改变太行、山东、华中3支大军同时出击外线的计划，同意华中野战军主力先在苏中内线作战。7月起，指挥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余人，与12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作战，七战七捷，每战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一个半月中歼敌5.3万余人，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敢打必胜的信心，为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指导提供了实践经验。中央军委将苏中作战经验通报全军，要求各区“仿照办理”。10月山东、华中野战军会师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负责战役指挥。

1947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仍负责战役指挥。在战略上仍处于内线的条件下，先后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泰蒙、孟良崮等战役，共歼敌7个军(整编师)和1个快速纵队，内有国民党号称“王牌军”的整编第74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同陈毅一起率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鲁西南，掩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下大别山，指挥沙土集战役，歼敌1个整编师，迫使敌从山东和大别山区抽调4个整编师来援，实现了华东战区由内线向外线、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随即挺进豫皖苏边区。他体察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于1948年1月、4月提出3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建议，为中共中央采纳。5月陈毅奉调到中原工作，他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6月兼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六七月间，指挥华东野战军8个纵队、中原野战军2个纵队进行豫东战役，歼敌9万余人，取得了大规模攻城打援作战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打乱了国民党军防御体系，为尔后进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指挥济南战役，攻克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济南，歼敌10万余人。9月24日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原、华东野战军并肩作战，于11月6日发起淮海战役。11月8日与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联名提出将南线国民党军主力抑留于徐州及其周围逐步歼灭的重要建议，为中央军委采纳，对扩大淮海战役规模，发展成为南线的战略决战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战役中，作为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成员，直接指挥了华东野战军17个纵队作战。

1949年1月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仍代理司令员、政治委员职务)。在渡江战役中指挥所部追歼逃敌5个军于皖南郎溪、广德山区，解放南京、杭州。5月指挥上海战役，歼敌主力8个军于上海外围，使上海免遭严重破坏。先后兼任上海市军管会副主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南京市市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解放战争中，他富有战略远见，善于关照战略与战役和各战役、各阶段之间的联系，适时集中和转用兵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战役的胜利，积累了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

1951年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4年任总参谋长。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深入研究国防战略，制定作战计划，探索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作战指导和国家战备等问题，提出诸军兵种建设方针和富有战略创见的设想，使总参谋部在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发挥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同年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治委员。他致力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提倡学习军事辩证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要在军事领域解放思想，研究和回答现代战争提出的新问题。是军事科学研究实践的一位开拓者。“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在周恩来领导下，分管铁道、交通、邮电、港口建设和造船统筹。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67～1968年、1975～1982年任中央军委常委。1980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84年2月5日病逝于北京。主要军事著作有《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1979)、《粟裕战争回忆录》(1988)、《粟裕军事文集》(1989)等。

粟裕传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 主编

第一章 湘西育英才 一、毛泽东笑问粟裕：你是少数民族吧？

二、地主家的少爷偏偏和长工结成要好的朋友，立志做为民除害的剑侠。

三、十几岁的高小学生智斗欺压百姓的“痞子兵”。萌生“拉一支保护老百姓的好队伍”念头。

四、半个多月的沅江水路，湖湘文化和现实社会的生动一课。

五、在革命洪流和“人才摇篮”中成长，在革命实践中建立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坚定信念。

六、在白色恐怖中投笔从戎。粟裕说：“不拿起枪杆子，打倒新老军阀就是一句空话。”

第二章 南昌起义前后 一、投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完成由青年学生到革命军人的转变。

二、参加南昌起义。头部中弹昏迷，醒来首先想到的是：“绝对不能离开革命”。

三、激流归大海，军事生涯展开新的一页。

第三章 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 一、跟着毛泽东、朱德学打仗，学到了指挥作战的精髓。

二、红军基层部队的党代表。毛泽东的建军主张和根据地建设思想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三、进军赣南、闽西。在新的作战中学习战略决策和指挥。

四、左倾领导一再指示主力红军夺取大城市。第二次打长沙，从实践中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五、20多岁的红军师长反“围剿”屡建战功。毛泽东填词称赞：“前头捉了张辉瓒”。

六、坚持正确路线，反被左倾领导内定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

第四章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一、中革军委紧急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遣队领导却不知道中共中央的真正意图。

二、孤军深入白区步步艰险。参谋长纵有妙策，惜乎无权实施。

三、两千多公里征战，以周密的运筹使困境中的部队尽量减少损失，争取胜利。

四、危急关头更显出军事家胆识。

第五章 浙南三年游击战 一、再次奉命挺进浙江。出奇兵，过灵山，渡信江。

二、在闽浙边辗转游击，创造挺进浙江建立根据地的战机。

三、斋郎战斗。胜利完成打开进入浙西南通道的任务。

四、借鉴井冈山斗争经验，吸取先遣队失败教训，把工作重点放到“两个转变”。

五、面对蒋介石40个团的“围剿”，第一次提出并运用“敌进我进”作战方针。

六、开创又一个大发展的局面。适应新情况调整新政策，游击根据地建设有许多新创造。

七、抗击敌人43个团的第二次大“围剿”，创造一系列游击战的新战法。

八、根据全局形势发展变化，主动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停战协议。周子昆报告毛泽东：“粟裕还在”。

九、整训扩编部队，迎接抗日高潮。率部开赴皖南加入新四军序列。

第六章 威震江南 一、毛泽东指示派有军事知识之人去江南侦察。再次受命抗日先遣。

二、韦岗处女战。陈毅赋诗称赞：“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来嘉奖电：所属粟部，殊堪嘉尚。

三、小丹阳反“扫荡”。奇袭官陡门。国民党军专请传授游击战经验。日军惊呼：“新四军是个神”。

四、具有战略远见的举措——创办教导队，以先进的军事思想培养教育干部。

五、积极思考江南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任江南指挥部副指挥。坚定贯彻“向北发展”。

第七章 黄桥决战 一、领导部队树立打大歼灭战思想。东进攻取黄桥。

二、从攻占黄桥到退出姜堰。政治仗与军事仗巧妙结合。积极准备“独立作战”解决韩德勤。

三、以五千人劣势迎击韩顽三万余人进攻，战略上战役上都要以少胜多。排兵布阵奇中见奇。

四、坐镇黄桥指挥。一举解决苏北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评价黄桥决战胜利“对全国有绝大意义”。

第八章 创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 一、担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和苏中战略区领导人。确立苏中抗日斗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二、组织指挥讨李战役和春季反“扫荡”。适时主动地实行由城镇到农村、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性转变。

三、粉碎日伪军秋冬季大“扫荡”。敌进我进与要点争夺。为把苏中建成基本根据地奠定基础。

四、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立足当前着眼发展的治军思想。

五、在抗日烽火中结成终身伴侣。陈毅对粟裕说：“我看你的恋爱观念和你指挥打仗一样，认准了目标是不会改变的。”

六、在反“扫荡”、反“清剿”中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原地斗争。创造平原水网地带游击战新战法。

七、建议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改善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邹韬奋说：我在苏中看到了新中国的光明! 八、领导和指挥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人民斗争的胜利”。

第九章 对日局部反攻 一、组织发起车桥战役。将苏中军区适时地推进到局部战略反攻。

二、车桥大捷。华中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向反攻阶段发展。日军俘虏敬畏地说：“粟裕埃拉伊!”

三、南坎战役。对日连续局部反攻。苏中抗日根据地成为“汉高祖的关中”。

第十章 进军苏浙皖 一、中共中央决定：“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第三次先遣，跨江南下，发展东南。

二、新四军向日寇收复失地，首先遇到的对手却是国民党正规军——天目山第一次反顽大捷。

三、任凭几路来，我只打一路——天目山反顽第二次大捷。

四、“如果手中有3个纵队，就能成建制歼灭敌人”。坚主后续梯队及早南下。

五、驾驭变化，能动示形，诱敌深入。顾祝同、李觉终于上当了。

六、天目山第三次反顽大捷。中共中央高度评价粟裕。

第十一章 战和交织的岁月 一、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激烈搏斗中，开始谱写他军事生涯中大放异彩的新篇章。

二、参与组建华中战略区领导机构。传为美谈的“一让司令”。

三、组建强有力的华中野战军。从大兵团作战需要出发组训部队。

四、探索解放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力主举行高邮邵伯战役和陇海路东段战役，开辟自卫作战战场。

五、当和平烟雾弥漫的时候，粟裕指出：这场内战可能一直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新中国。

六、及时完成对付全面内战的各项准备，造成“蒋不攻李，粟不攻蒋，蒋若攻李，粟必攻蒋”的战略态势。

第十二章 苏中七战七捷 一、面对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严峻形势，探索战争初期指导规律，作出华中作战部署。

二、提出战争初期内线歼敌建议。中共中央对外线出击的战略方针作重要调整。

三、出奇制胜首战宣泰，声西击东再胜如南。面对4倍于我的敌军，粟裕说“还他一个6打1”。

四、智撤海安，奇袭李堡。为夺取战争主动权创造战机。为坚持内线作战方针“斗胆直陈”。

五、奇兵险棋顿收奇效，攻黄救邵打援一举三得。苏中民谣：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六、苏中战役经验的科学总结。歼敌数字以外的意义。

第十三章 艰难和胜利的转折 一、华中野战军挥师北上奋战淮海。粟裕预言：撤出两淮是对蒋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

二、华中分局建议山野和华野集中行动改变战局。中共中央指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三、涟水城畔铁拳痛击张灵甫。利用矛盾妙算智斗“猴子军”。

四、一手抓打仗，一手抓建军。总结战争初期的实践经验。

五、宿北战役。华东战局第一个转折的标志。在解放战争的战役指挥中最感紧张的第一次。

六、鲁南大捷。胜利实现华东战局的第一个转折。独创性的战争转折理论。

第十四章 沂蒙连战连捷 一、适应两军合编、战争发展的新形势，增强全军团结凝聚力，统一作战指导思想，特别关注技术兵种建设。

二、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沂蒙山区首创莱芜大捷。陈毅说：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三、打乱蒋介石的重点进攻部署，用“耍龙灯”的办法创造战机。泰山脚下再歼蒋军第七十二师。

四、以中央突破对中央突破，“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孟良崮上全歼蒋军“王牌”。

第十五章 从“七月分兵”到经略中原 一、自觉服从战略全局利益的决策。“七月分兵”后的几个消耗仗。

二、为华野几仗未打好引咎自责，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探索战争发展规律。

三、毛泽东说：“粟裕同志巧酉电意见极为正确”。华东战局第二个转折的标志——沙土集战役。

四、纵横驰骋于“四战之地”，胜利完成三军配合经略中原的战略任务。

第十六章 从子养电到豫东之战 一、在“中原逐鹿”的关键时刻，“斗胆直陈”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建议。

二、在中共中央作出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的时候，再次“斗胆直陈”集中兵力打大仗的意见，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

三、城南庄会议决定华野3个纵队暂缓过江，粟裕觉得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有口皆碑的“二让司令”。

四、扭转中原战局的豫东之战。驾驭战局转折的指挥艺术。第二个作战指挥上最紧张的战役。

五、实践证明在中原地区集中兵力打大仗是正确的，中共中央再次调整战略部署，决定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作战。

第十七章 揭开战略决战的序幕 一、逐步形成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建议集中华野全军攻济打援。

二、攻济打援并举的作战方针。用兵布阵的辩证运筹。

三、中共中央军委指令“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周恩来说：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四、当济南巷战尚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提出下一步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

第十八章 南线决战建奇功 一、在“小淮海”演变为“大淮海”的关键时节，提出三个关键性建议。

二、提前两天发起战役的果断决策。中共中央军委授权“机断专行”。

三、选择关羽打过败仗的土山作指挥所，要在这里打一个全歼黄百韬兵团的大胜仗。

四、战役关键阶段一肩勇挑三担，度过他战役指挥中第三个最紧张时刻。

五、再献解决百万人吃饭问题良策。总前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策划即将到来的渡江作战。

六、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齐显神威。杜聿明集团30万大军土崩瓦解。

七、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第十九章 军政全胜过大江 一、稳操胜券的京沪杭战役部署。周密组织渡江作战各项准备。

二、白马庙运筹帷幄，扬子江雄师扬威。争取军政全胜的战役指导思想。

三、机断专行一着神算，乘胜追歼10万逃敌。

四、精心设计解放上海的两全之策。粟裕说：“对上海采取完整接收，宁可让敌逃窜。”

第二十章 在历史转折关头 一、自觉实行由战争到建国的战略转变。组织指挥进军浙闽和解放华东沿海岛屿之战。

二、精心组织指导两航起义和上海防空。深谋远虑的华东空军建设方针。

三、毛泽东主席两次点将，要粟裕担负解放台湾和抗美卫国之战指挥重任。

四、以沧海一粟自况，以普通一兵自律。

第二十一章 进入统帅部任副总参谋长 一、毛主席亲自点将。周恩来、朱德登门传达中共中央命令。就任副总参谋长。

二、以主要力量抓大事、抓战略性问题。毛泽东说：粟裕能比较好地看出问题。

三、建设一支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军队。从解决建设方针、建设重点抓起。

四、建军先建校。整编整顿已有军校，筹划建设新院校。

五、力主利用抗美援朝和抗法援越战争锻炼部队。提高海军出海作战能力。

第二十二章 就任总参谋长 一、受命担任总参谋长。毛泽东亲自谈话，传达中共中央命令。毛泽东说：“根据我的了解，你可以胜任!”

二、对未来战争类型和模式的科学预测。“我们并不怕原子战争，但应积极准备……有备无患”。

三、提出重新划分全国军区方案。协助军委确定战略方针。主持制订作战计划。

四、一系列富有创见的建议，围绕一个目标：努力建成积极防御体系。

五、指导华东沿海对敌斗争。踏勘边防海岛。

六、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完成的一项特殊使命。

七、坚持原则，不卑不亢——总参谋长的国格、人格。

第二十三章 一九五八年蒙冤 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受到历时50多天的批判。

二、这场悲剧的主因。

三、历经坎坷，长达36年的冤案最终得到公正了结。

第二十四章 战斗在军事科研战线上 一、协助叶剑英创建军事科学院。在逆境中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军事科学。

二、以毛泽东思想和唯物辩证法指导军事科研。协助叶帅做好“军委训委”工作。

三、“对镜不须叹白发，白发犹能再挥鞭”——一个老兵的高尚情操。

四、叶剑英说：“不要换小班，要准备接大班”。“你是战将，要准备打仗”。

第二十五章 名将不减当年勇——十年动乱中 一、逆流中奋击。被江青、康生列入黑名单。林彪 集团说他有“特嫌”，对他进行秘密审查。

二、“主席说过，你过去有战功。现时打不倒，你去支撑这个局面吧!”临危受命，负责国防工业军管。

三、“将来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重上前线!”七千公里边境行。实地考察诺曼底登陆场。

四、整顿交通口。“为革命工作就要大胆好好干，要打倒，我们一起打倒!”

五、动乱中争来的水运工业“黄金时代”和港口建设高潮。

六、身在地方工作，心系国家安危，两次上书中共中央，提出现代条件下卫国建军方略。

七、与“四人帮”最后一搏——再任军委常委后的特殊任务。

第二十六章 鞠躬尽瘁 一、全身心地投入拨乱反正的斗争。叶剑英说：“你这第一政委这一关把得好!”力主开展军事外交。

二、首要问题是“统一全军作战指导思想”。提出在新形势下军事改革设想。

三、一篇报告引起强烈反响。系统提出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的战略、战术构想。

四、重病中的特殊奉献和最后的金玉良言。

粟裕生平大事年表

后记

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一章 从枫木树脚谈起

第二章 南昌起义前后片断

第三章 激流归大海

第四章 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

第五章 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

第六章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第七章 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

第八章 苏中抗日战争

第九章 向苏浙敌后发展和天目山战役

第十章 苏中战役

第十一章 苏中战役后的华中战局和宿北战役

第十二章 鲁南大捷

第十三章 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

第十四章 英雄孟良崮

第十五章 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和沙土集战役

第十六章 豫东之战

第十七章 济南战役

第十八章 第三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

第十九章 真正的铜墙铁壁

第二十章 粟裕谈淮海战役

粟裕夫人为《粟裕战争回忆录》（遗作）所写的后记

栗裕军事文集

游击战术讲授提纲（1938年1月）

卫岗处女战（1938年6月17日）

芜湖近郊官陡门的奇袭（1939年）

关于组织战斗（1940年4月16日）

战时参谋工作（1940年7月）

黄桥战役总结（1940年10月）

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的一些问题（1941年4月上旬）

现代战争中的参谋工作（1941年5月）

苏北的形势和建立地方武装的重要性（1941年6月7日）

苏中反“扫荡”和基点争夺战（1941年12月、1942年5月）

苏中斗争形势（1942年4月）

苏中反“清剿”斗争（1942年5月、11月）

建议加强苏南浙东力量和向苏浙皖边区发展（1942年6月5日）

对苏南浙东工作的指示（1942年7月至9月）

对坚持苏中斗争的几点建议（1942年7月19日）

作战方针和军事工作（1942年11月）

供给工作在现代战争中之重要性（1942年12月）

二旅移至苏南后的斗争方针（1943年2月至4月）

苏中反“清乡”斗争（1943年3月至1944年7月）

敌军工作及其策略运用问题（1943年6月15日）

关于开展和坚持苏浙皖边地区斗争的指示（1943年10月、11月）

一年来战略指导的报告提纲（1944年1月25日）

一年来敌我战术之演变（1944年1月30日）

车桥战役的发起理由和战斗经过（1944年3月8日、11日）

挺进苏浙皖和天目山战役（1945年1月17日至6月29日）

巩固与发展 统一与分散（1945年8月）

对日大举反攻 准备应付内战（1945年8月19日、24日）

请求改任华中军区司令副职（1945年10月27日）

建议先组织高邮和陇海路东段战役（1945年12月15日）

苏中军民动员起来 保卫抗战胜利果实（1946年6月24日）

建议华中主力留苏中作战（1946年6月至8月）

改进今后作战的几个问题（1946年8月）

苏中战役总结（1946年9月25日）

我军主动撤出两淮后之华中战局（1946年9月25日）

华中山东野战军集中作战的建议（1946年9月至10月）

建议山野迅速南下 歼击宿迁东进之敌（1946年12月8日）

攻歼峄枣之敌（1947年1月12日）

利用战斗空隙进行休整（1947年1月16日辰时）

莱芜战役初步总结（1947年3月8日）

孟良崮战役阵中日记和战后分析（1947年5月14日至20日）

拖住敌人 策应刘邓（1947年8月18日酉时）

认清战局 改进工作 争取胜利（1947年9月3日）

山东我军转为主动（1947年9月14日）

陇海津浦路破击战（1947年11月）

直接配合大别山作战（1947年12月）

开展豫皖苏新区工作情况（1948年1月17日）

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1948年1月22日）

伟大变化的一年（1948年1月25日）

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的建议（1948年1月至4月）

外线作战方针英明正确（1948年5月16日）

先打开封 后歼援敌（1948年6月15日至7月6日）

集中华野全力攻济打援（1948年7月至9月）

济南战役动员令（1948年9月1日）

建议进行淮海战役（1948年9月14日7时）

济南战役胜利原因和重大意义（1948年10月4日）

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方针和部署（1948年10月至11月）

淮海战役统一指挥的建议（1948年10月31日）

建议抑留敌人于徐州周围歼灭之（1948年11月7日、8日）

配合中原野战军围歼黄维兵团（1948年11月至12月）

追击合围全歼徐州逃敌杜聿明集团（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

淮海战役中粮食供应问题（1948年12月15日）

淮海战役中部队情况简报（1948年12月31日）

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一九四九年六大任务（1949年1月20日）

突破江防追歼逃敌的部署（1949年4月）

钳击吴淞围攻上海的部署（1949年5月）

资料回忆

追忆粟裕同志 --刘华清　张震

忆战将陶勇 --粟裕;叶飞;钟期光;王必成

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

悼念粟裕同志 --叶飞

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

1946.10.4酉时 张邓曾报中央

怀念好师长粟裕同志 - 陈丕显

粟裕在东南野战军组成以后 - 深切缅怀粟裕同志 --张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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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湘西育英才

一、毛泽东笑问粟裕：你是少数民族吧？

195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国庆节狂欢之夜。天安门广场，各族人民载歌载舞。天安门城楼，党政军领导人谈笑风生。

毛泽东主席和粟裕这两位湖南同乡谈兴正浓。

毛泽东笑问粟裕：“你是少数民族吧?是不是苗族?”

粟裕回答：“我们家乡少数民族很多。我们家是汉族。”

粟裕的家乡湖南省会同县，是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45.8％。在旧社会里，由于存在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当地许多少数民族居民便自称汉族。粟裕在这里度过了童年。他听家中老人说粟姓居民是汉族，所以一直认为自己是汉族。

直到毛泽东、粟裕逝世以后，毛泽东生前提出的问题才得到了准确的答案。1986年1月，会同县人民政府根据当地侗族群众的要求，经过长期的调查和识别，确认会同县粟姓居民的祖先是由湖南省通道县迁来的侗族。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全国人口普查文件，粟姓后裔全部恢复为侗族。粟裕一家也相应地由汉族恢复为侗族。

粟裕由一个生长在偏僻山区的普通侗家子弟，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成长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走过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

公元1907年8月10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粟裕出生于湖南省会同县伏龙乡(今坪村镇)枫木树脚村，幼名继业，学名多珍，字裕。17岁离家外出读书以后，即称字而不称名。战争年代，曾经化名金米、余良、苏群，与家人通信时称季业、季业之。

会同县位于湖南省西南部，南倚云贵高原，东枕雪峰山脉，历来是侗、苗、瑶等民族聚居的地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这里一直被中原人士视为荒凉落后的“蛮夷腹地”。然而，这里不仅有秀丽的山川和丰富的物产，而且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会同县属于亚热带季风温润气候地带，境内层峦叠嶂，溪流交织，景色如画，满山林木，遍地矿藏，是久负盛名的杉木、桐油、黄金产地。所产杉木，以高大、通直、少节驰名国内，被誉为“广木之乡”。所产桐油，在清末民初就以“洪油”为名远销海外。漠滨金矿已开采600余年，至今年产仍在2000两左右。

会同县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几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80年代发现的文化遗址表明，与北京山顶洞人同时，这里就有先民繁衍生息，而且与中原地区的发展息息相通。春秋战国时代，这里属楚国的黔中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里属于天下三十六郡之一的黔中郡。两汉时代，这里是“武陵五溪 ”之一的雄溪所在地。三国时代，诸葛亮曾经掌管湖南一带征调赋税、安抚少数民族事务，在这里留下了“诸葛营”、“诸葛井”等遗迹。唐宋以后，先后有王昌龄等文学家、政治家被“流放蛮荒”，在这里做官，客观上促进了中原与湘西的文化交流。北宋崇宁初年，县名由朗溪县改为会同，迄今沿用800余年。从宋代到清代，会同地区多次爆发各族人民反抗封建王朝的武装起义，并且与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互相呼应。粟裕邻村塘口人粟朝仪，在塘口创办广德书院，开会同书院建设之先河。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洒口人杨勉之、团河人马耀湘先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会同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分子。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会同地区兵连祸结，侗汉各族人文荟萃，形成了尚武奋进的民族精神和绚丽多彩的文化传统。

在湘西会同这块古老秀丽而又富有革命传统的土地上，粟裕迈出了人生道路的第一步。

二、地主家的少爷偏偏和长工结成要好的朋友，立志做为民除害的剑侠。

粟裕的少年时代，是在急剧变动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度过的。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繁，社会动荡，革命风起云涌。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于翌年建立中华民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趁机侵占中国领土，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1915年，以蔡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发动讨袁护国战争，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的阴谋。护国军打到会同的时候，会同人民用捐款等方式积极支援。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创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势如烈火燎原，迅速蔓延全国，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会同也举行了支持北京学生运动的游行示威活动。

1920年，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中华大地爆发了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会同县、特别是境内的洪江镇一度成为激烈争夺的地区。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

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展开了席卷全国的大革命。革命军的势力迅速发展到湘西会同一带。

革命与反革命、侵略与反侵略、革新与守旧的激烈搏斗，强烈震撼着祖国大地，震撼着粟裕的家乡，震撼着粟裕的家庭，对成长中的粟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粟裕的出生地伏龙乡枫木树脚村，坐落在会同县中部四面环山的丘陵地带，是一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村寨。侗族喜欢依山傍水结寨。枫木树脚村，前临双溪河，后靠大泽嵊。从双溪河北望，金龙山余脉银匠界状若卧龙，有人说伏龙乡由此得名。大泽嵊北麓枫树成林，村寨因而名为枫木树脚。粟裕一家居于村寨南隅，有东西两个院落。东院是正房，是家人居住的地方，粟裕就出生在这里。西院是花厅和其他附属建筑，是接待宾朋和雇工居住的地方，粟裕幼年读书的私塾就设在花厅，还有他练习武术的晒谷场。两院建筑，融侗汉两族风格于一体。两院之间，有山涧小溪潺潺流过。夏日水涨，粟裕常在这里嬉水纳凉。宅后有古枫、古檀、古樟，树干高大挺拔，枝叶郁郁葱葱，像几把绿色大伞撑在上空，浓荫覆盖粟家房屋。村前双溪河畔有粟家稻田，村民称之为“跑马长丘”，是粟裕幼年练习骑马的地方。

粟裕的父辈兄弟姊妹4人。粟裕的父亲粟周亨，字嘉会，是一个落第秀才，为人忠厚老实，写得一手好字，平日深居简出，不事劳动，除了练字、作诗以外，常常帮助别人书写对联一类文字。粟裕的二叔粟周贞青年时代在长沙读书，接受了民主革新思想，毕业回乡以后创办新式学堂，积极传播新学。粟裕兄弟姊妹5人，他排行第三。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童年的粟裕就感觉到，在会同这个偏僻的山区外面，还有广阔的天地。

1916年，粟裕9岁的时候，祖父去世，父辈兄弟3人分家，家境开始衰落。粟裕一家8口，分得100多担谷田(约合30 亩)，人多地少，常常人不敷出。后来，为了躲避匪患，举家迁入会同城内，修建新居欠了100多银元的债，生活更加拮据，常常以酸辣子、渍干菜佐饭，妈妈还不时提醒孩子们：“看菜吃饭。”

粟裕自幼聪明伶俐，勤学好问，心灵手巧，深得家人喜爱。夏日天气炎热，他把竹席漂浮在小溪水面，平躺在上面纳凉。秋天橙子成熟，他爬上橙树，背靠树杈，用竹竿捅下橙子，悠然自得地品尝。他见什么学什么，学什么会什么。看到别人下象棋，他就捡起打破的碗底作模具，用泥土制作象棋棋子。他还学会了理发、缝纫、做木工活，时常帮助雇工理发、补衣服，给妈妈做袜底，用小竹筒锯成圆梳给家人梳头，用竹片做成“孝子”给父母搔痒。看到妈妈缠足，行动不便，就做了一个恭凳给妈妈用。这个恭凳，妈妈一直使用了30多年。

父母亲把希望寄托在粟裕身上，为他起名“继业”，亲昵地称他为“继业朋”(“朋”为侗语，对男孩的爱称)，一心要把他培养成封建地主家庭的接班人。

然而，与父辈的愿望相反，粟裕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粟裕从小就愿意和雇工一起玩耍，一起劳动。粟家雇有两个长工，一个叫阿陀，20岁左右；另一个是“射毛儿”，本名粟永忠，是粟裕的同族兄弟。农忙季节还雇一些临时工，当地称为“做阳春”。粟裕与他们相处得很好，经常跟他们一起上山拣桐籽、茶籽，给他们理发、补衣服。粟裕的祖母有时责骂阿陀。粟裕劝她和气待人，说：“阿陀哥人老实，又勤劳，您不要骂他。”粟裕的妹妹喊粟永忠为“(身小)毛儿”。粟裕对她说：“不要这样喊他，要叫他(身小)毛大哥。”1984年11月20日，粟裕逝世不久，在粟裕家做过临时工的粟永连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帮他家做了十多年阳春，常在他家吃饭。粟裕和我们同桌吃饭，对我们很好。他是个忠厚人，不欺负人，冒起(没有)一点财主架势。”

长工阿陀是粟裕最要好的朋友。阿陀比粟裕大十来岁，没有读过书，讲话口吃，但是很会讲故事。粟裕特别喜欢听他讲除暴安良、杀富济贫的剑侠故事。

阿陀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他给粟裕讲“草上飞”的故事：有一个绰号“草上飞”的剑侠，身轻如燕，专爱抱打不平。他又给粟裕讲“一枝梅”的故事：有一个绰号“一枝梅”的剑侠，做了除霸惩奸的好事，就在墙上画一枝梅花作标记，然后远走高飞。官府对他毫无办法，老百姓拍手称快。

粟裕听阿陀讲故事，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感情随着故事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而变化起伏，对受苦受难的人们同情极了，对为非作歹的恶霸痛恨极了，对为民除害的剑侠崇拜极了。粟裕幼小的心灵里渐渐萌生一种遐想：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为民除害的剑侠。

学剑侠，做剑侠，首先要有真本事。粟裕就和阿陀一起练功习武。他们用布袋装满砂子，捆在腿上，蹦呀跳呀，练习“飞檐走壁” 功夫。他们把竹竿的节隔打通，灌上砂子，做成棍棒，在晒谷场上挥舞跳跃。他们在收割后的稻田里练习骑马射箭。有一次粟裕从马上摔下来，被缰绳勒伤手指，仍然坚持不懈。他们自己制造火药，用竹筒、子弹壳制造发射铁砂的火枪，又从田里捉来癞蛤蟆，挂在树上，当作贪官恶霸“枪毙”。后来，他们觉得枪毙“恶霸 ”(癞蛤蟆)不过瘾，还要食其肉寝其皮，就在野地里埋锅，杀狗吃肉，结果闹出了一场风波。

当地风俗不准吃狗肉，说谁吃了死后不能上神龛，不能跟祖宗牌位摆在一起。粟裕的继祖母本来就对粟裕的父亲不满，听说粟裕吃了狗肉，借题发挥，大骂大闹。粟裕不敢回家，在邻居家东躲西藏。后来还是粟裕的母亲求情，一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粟裕和阿陀的感情日益加深。湘西侗族习惯自制蜜饯，用冬瓜、丝瓜、梨子、芋头作原料，用小刀刻出虫鸟花卉等美丽的形象，经过糖渍晾晒，做成美观可口的食品。主人待客捧上三杯茶，同时送上蜜饯等佐茶食品。粟裕特别喜欢吃妈妈亲手做的蜜饯，常常拿蜜饯给阿陀吃。客人们带来的花生、红枣、板栗等，粟裕也拿来与阿陀分享。有一次，粟裕把妈妈挂在屋梁上的半篮子板栗吃光了，把壳子嚼碎再放回篮子里，妈妈还以为是老鼠偷吃的。

1913年，粟裕刚满6岁，父亲就把他送到私塾读书。父亲对粟裕与雇工亲密交往、整天弄枪舞棒很不满意，希望通过私塾的管教实现自己的目标。

私塾设在粟家西院花厅，教书先生是粟裕的一位堂伯父。开始时读《三字经》、《百家姓》、《幼学故事琼林》一类启蒙课本，后来读《论语》、《孟子》、《诗经》。讲课的方法是老师念一句，学生学一句。老师第一天教，学生第二天背，叫做“背温书”。老师教规很严。学生“背温书”，丢一句打一板，错一字打一板。粟裕很聪明，也很调皮。他对老师讲课不感兴趣，有时背不出来。粟裕的二姑粟竹英，比粟裕大8岁，记忆力很好，老师教一遍，她就能记得住、背得出。粟裕对她说：“二姑，我要是背不出来，你就提醒我。”有时粟裕背不出来，她就小声提示，粟裕大声念出来。老师以为粟裕都能背出来。因此，粟裕一般不会挨手板。1984年，邻居粟永连老人回忆当年与粟裕在私塾读书时的情况说：“我比粟裕大几岁，曾经一起在私塾读书两年。他记性好，性情好。我家里生活困难，要放牛、割草，耽误了课，他就帮我补课。我把‘目’字写成‘月’字，先生打板子。他细心地教我认读，搞清了两个字的区别。”

1912年，以孙中山为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对教育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创办新式学堂。粟裕的二叔粟周贞在邻村塘口广德书院遗址办起了第八国民学校，实行新学制，开设修身、国文、算术、体操、音乐等课程。粟裕常常跑到这所学校去看，觉得那里上的课内容好，听得懂，学生还唱歌、打球、做游戏，就要求转到这所学校去。父亲不准，他就偷偷地去。有一次，私塾老师在讲台上讲课，粟裕悄悄地带着同学们上新学堂去了。老师发现以后，要处罚学生。粟裕挺身而出，说：“这不关他们的事，是我带他们去的，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后来，他们终于冲破斗室，由私塾转到了第八国民学校。粟裕在这里第一次受到新学教育。

童年的粟裕，逐渐养成一副扶困济贫的侠义心肠。看到同学家中生活困难，就背着祖母和父亲，拿出几升米送给同学。父亲要他到佃户家收租谷，他看到佃户家生活困难，交了租谷全家就要断粮，就给佃户留下两担稻谷，回来对父亲说：“租谷收齐了。”有一次，政府发下派缴农业税的“还粮单”，当地土豪劣绅玩弄手段，对老实的农民敲诈勒索。粟裕对此愤愤不平。哥哥和一些进步青年宣传“打倒土豪劣绅”，粟裕感到正合心意，觉得非常痛快。

1916年，蔡锷的护国军与北洋军阀部队在会同展开激战。北洋军阀部队败退时，途经枫木树脚村。粟裕一家躲在山上，亲眼看到军阀部队边走边打枪，疯狂抢劫老百姓的财物。这场劫难使粟裕认识到，不铲除这些祸国殃民的旧军队，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一定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做一个为民除害的剑侠。

晚年的粟裕回忆起童年的生活，满怀深情地说：“我的童年早已随着时光流逝了，但它曾带给我欢乐，开启我的心灵，对我的成长和献身革命都是有关系的。”他总是特别怀念童年时代最要好的朋友阿陀。他说：“几十年来，阿陀的美好形象和名字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深深地怀念他，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很深刻，可以说是我童年的启蒙老师。”

三、十几岁的高小学生智斗欺压百姓的“痞子兵”。萌生“拉一支保护老百姓的好队伍”念头。

1918年，粟裕11 岁。会同境内土匪肆虐，烧杀抢掠。有一天晚上，土匪侵扰枫木树脚一带，绑架了粟裕堂叔家的孩子，要他们拿银元去赎。粟裕的父亲感到乡下安全没有保障，第二天举家搬到会同县城。为了防备土匪，他们在城里造了一个“窨子屋”，一座两层的木楼，周围是高高的围墙，还有厚厚的木板门。粟嘉会庆幸自己一家躲过了匪祸，亲自书写门额“余庆”和对联“莺迁乔木，凤栖梧桐”。

在会同县城，粟裕先后进入粟氏私立初级国民学校和会同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会同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前身，是创办于1666年(清康熙五年)的三江书院，到粟裕入学读书时，已有250多年历史。按照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普遍教育暂行办法》，高等小学“废止读经”，提倡新学，设置修身、国文、算术、中华历史、中华地理、博物、理化、国画、手工、体操、唱歌等课程。粟裕被编人高级部第12班，是高级部年龄最小的学生。

高等小学的课程，使粟裕耳目一新。他在这里不仅学到了新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接受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在国文课里，他第一次知道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初步懂得了要使中国独立强盛起来，必须摆脱受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瓜分的命运，打倒列强，铲除军阀。他学习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学习兴趣也很广泛，音乐、体育样样喜欢，学会了唱歌、吹笛、吹箫、吹口琴、弹月琴。粟裕家与城隍庙一墙之隔，庙内戏楼经常演唱汉剧，粟裕坐在阁楼上就可以听到。日积月累；他又迷卜了汉剧，还可以唱上几句。参加革命以后，在紧张的战斗生活里，仍然可以听到他哼唱少年时代喜欢的歌曲《小麻雀》、《葡萄仙子》，用口琴演奏《苏武牧羊》…… 会同县城虽然不大，但是与乡村的封闭状态有所不同，使粟裕扩大了生活范围，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在建房过程中，他和砖匠师傅混得很熟，常常和他们一起干活。往脚手架上送砖，他抛得很准。站在脚手架上接瓦，五片瓦一叠，接得也很稳。砖匠师傅都喜欢他，称赞他能干。他常常到会同街上购买日用杂货，看到伙计忙不过来，就主动上去帮忙，帮助糖铺包“客糖包子”，帮助油盐店算账、数铜板。他同缝纫师傅周合堂交上了朋友，跟他学习缝纫技术。周师傅要买缝纫机，钱不够，他就把积蓄的零用钱送给周师傅。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粟裕与劳动人民的感情一天天加深。

会同城里驻扎着湖南省第五守备区1个连的军阀部队。连长姓卢，横行霸道，县太爷都得听他的话，成了会同县的太上皇。卢连长手下有个周班长，是个中士，人们管他叫周中士。周中士也成了会同城里了不起的人物，还在县城设了公馆。这个连的官兵经常在城里打人骂人，调戏妇女，欺压百姓。会同城街道很窄，乡下人进城做生意，把粮食、蔬菜、水果、茶油等摆在路旁卖。卢连长的部队进出会同城，不顾街上人多路窄，总是排成四路纵队横冲直撞，肆意践踏粮担、菜篮、油罐。老百姓恨透了他们，管他们叫“痞子兵”。

粟裕和同学们看到痞子兵这样欺侮百姓，心中很气愤，就一起商量怎样惩治这些痞子兵。有一天，高等小学的学生放学回家，正好与卢连长的痞子兵相遇。粟裕一声口哨，几十名同学排成队，手挽手地朝前走，故意撞在痞子兵身上。痞子兵骂：“狗崽子，瞎了眼!”粟裕和同学们针锋相对：“我们操练，你们为什么挡路?”几十张小嘴一齐开火，把痞子兵痛骂一顿。

一次又一次交锋，双方积仇越来越深。

有一次，县城城隍庙唱戏，高等小学的师生和卢连长的官兵都站在广场上看戏。痞子兵站在前面。学生们站在后面，个子又矮小，看不到，大家心里很窝火。偏偏有个痞子兵还找了条长凳，站在上面看。

“拉下来!拉下来厂粟裕和学生们高声喊叫。

那个痞子兵充耳不闻，仍然大模大样地站在凳子上看戏。

几个学生冲上去，把那个痞子兵从长凳上拉下来。痞子兵抡起长凳就打。学生还击。广场秩序大乱。这时，有人大声喊叫：“有土匪!土匪来了!”戴白边帽的保安队朝天打了几枪，看戏的人们吓得四处逃散。

粟裕和同学们乘机返回学校，把校门紧紧关上。痞子兵排长带着一排人追到学校，要闯进去抓人。湘西民风尚武，学校里有军事操练课，学生们常常打着绑腿训练。学生们集合起来，手拿木枪、匕首，守在校门内。卢连长怕事态扩大，阻止那个排长进入学校。那个排长不肯罢休，扬言：“以后见到学生就抓，就打，就杀!”

有一天，痞子兵抓住一个学生，问：“你是不是高等小学的?”这个学生见势不妙，回答：“不是。”痞子兵把他放了。这个学生回到学校一说，全校顿时紧张起来，所有走读生都不敢回家了。同学们决定罢课抗议。一位姓杨的教员支持学生们的行动，鼓励学生们坚持斗争。他说：“闹出祸来没关系，我在省城里有朋友，可以拉一支队伍来跟他们斗。”学生们用木枪木棒装备起来操练，准备对付痞子兵的袭击。

学潮越闹越大，会同县县长不得不出面调停。卢连长保证不抓学生，不打学生，不杀学生。学生们答应复课。一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经过这场斗争，粟裕产生了自己搞武装的念头，想到外面去闯一闯，拉一支保护老百姓的好队伍，好好惩治那些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痞子兵。

由立志做为民除害的剑侠，到想拉一支保护老百姓的好队伍，这是少年粟裕思想上的一次飞跃，为他后来参加革命武装斗争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粟裕的父亲看到粟裕上了几年私塾，又读了几年洋学堂，认为学到的本事够用了，就把管家、记账的责任加在粟裕身上。这样，粟裕除了上街采购、下河担水、打扫卫生等家务劳动外，还要管理家庭经济账目，每天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买了什么东西，都要详细记账。每月结一次账，送给父亲检查。这些事虽不复杂，但很繁琐，粟裕经常因此不能按时上课、交作业，学习成绩下降，不得不留级。这件事叫粟裕心烦。

那时粟裕的哥哥已经结婚。父亲不让哥哥管家，引起嫂嫂不满。她常常发火骂人，埋怨粟裕管得不好，吃得不好。这件事也使粟裕不快。

粟裕的父亲不顾粟裕反对，包办代替，为粟裕定下一门亲事。对方姓吴，年长粟裕两三岁，还是个缠足姑娘。粟裕对父亲的做法十分不满，坚决不干，心情更为烦躁。

尽管湘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但粟裕少年时代的会同是封闭的。远大的抱负与狭窄的空间、黑暗的社会、封建的枷锁，一次又一次地在粟裕的思想中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粟裕觉得，要想学到一点真本事，将来做一点为民除害的事，必须冲出家庭这个笼子，到外面去闯一闯。

机会终于来了。

1923年冬天，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在湘西各县招生。这所学校设在常德。招生的办法是，首先由各县考选预备生，然后到第二师范正式考试，择优录取。会同分到两个预备生名额。粟裕报名参加考试，被录取了。

粟裕拿着录取通知书对母亲说： “我考上了，要到常德去念书了。”

母亲梁满妹，慈祥和蔼，通情达理，虽然舍不得儿子远离，但是理解儿子求学上进的急切心情。她迟疑地说：“现在岁月不太平啊!不能出去噢!过一段时间外边太平了，再出去念书也不晚啊。”

粟裕听母亲这样说，认为她实际上答应了。

1924年1月8日，17岁的粟裕决心实现到外面闯一闯的愿望，自行离家出走。他步行110多华里，到达沅江码头洪江镇，准备从那里乘船去常德。

这时，粟裕发现自己没有带足路费，只好写信向家里要。会同的邮差把信从门缝塞进粟裕家里。事有凑巧，这封信被粟家喂养的一头大母猪咬掉一部分。粟裕的父亲拣到咬剩下的信一看，上面只有断断续续几句话，大意是坚决离开家乡到常德读书，如果家里不给路费，“讨米也要走”。

正在为粟裕出走而焦急的父母亲，看到“讨米也要走”这句话，更加担心了。父亲立即回信，答应他外出读书的要求，答应给他筹集路费，要他回家“从长计议”。

粟裕接到父亲来信，觉得情意殷切，就由洪江返回会同。但又担心回到家里被父亲扣留，就留在离城10余里的二姑家里，再次写信给父亲，要求把钱送来。

父亲派粟裕的哥哥多瑞去接弟弟，并转达他的许诺：一定筹足路费，让粟裕外出求学。粟裕才放心地回到家里。

父亲为粟裕筹集了几十块银元路费，还办了酒席为粟裕送行。席间，父亲很动感情，流下了眼泪。粟裕离家以后，父亲常常想念儿子。有一次，接到粟裕从常德寄来的信和好吃的东西，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吃梨子。醒来后伤心地说：“我梦见梨子(谐音离子)了，再也见不到继业朋了!”三年以后，粟裕的父亲因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逃离家乡得风寒而死，年仅42岁。

粟裕离家以后，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声明解除与吴家姑娘的婚约。信上说，自己十年八年，甚至一辈子也回不了家。吴是良家女子，请她另嫁高门。粟裕的姐姐看过这封信，对女儿说：“你舅舅最有良心了，他不愿耽误人家的终身大事。”

粟裕终于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闯过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关口，走出偏僻的山区，奔向广阔的天地。

四、半个多月的沅江水路，湖湘文化和现实社会的生动一课。

1924年1月中旬，粟裕第二次到达洪江镇，搭乘沅江航船去常德。

沅江，是湖南省湘、沅、资、澧四大水系之一，全长1060公里，“上捍云贵，下蔽湖湘”，自古就是连结中原地区与云贵高原的重要交通孔道。从洪江到常德，是得天独厚的风景带：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清澈见底的滔滔江水，鬼斧神工的奇石险滩，构成了秀丽不让阳朔、险峻敢比三峡的自然景观。几千年川流不息的沅江，也是中华各民族交往发展的见证。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例如屈原、马援、诸葛亮、王昌龄、王守仁、石达开、林则徐等等，都在沅江两岸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粟裕登舟出发地洪江镇(今洪江市)，古称雄溪，位于沅江与巫水交汇处，是湘西著名的军事、经济重镇。这里“百工毕集，商贾辐辏”，不仅是会同县的商贸中心，而且是沅江上游各县外运和内销商品的集散地。由洪江外运的桐油、杉木，远销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各国。由沿海各省市运来的工业品，经洪江转销湘黔边境各县。在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讨袁护国战争中，这里多次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年的洪江，可以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一个小小缩影。

沅江流域土匪猖獗，商船不敢单独行驶，要聚集上百条船一起行动，还要有军队护送。为了等船，粟裕在洪江停留了1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粟裕实地体验了洪江的社会生活。

粟裕搭乘的船队，2月下旬出发，途经黔阳、溆浦、辰溪、泸溪、沅陵、桃源，3月上旬到达常德，历时半个多月。一路上，粟裕饱览沅江两岸秀丽景色，目睹劳动人民遭受压迫剥削的苦难，听老船工和同行旅客讲述沿江名胜古迹和风物传说。

船队在辰溪县境内进入一段S形航道，到达著名的险滩辰州滩。这里航道曲折狭窄，流急浪猛，船队必须减速前进。突然，西岸的椿木湾响起枪声，一伙土匪冲下山来。

椿木湾位于凤凰山南麓，遍布茂密的原始森林，是土匪的大本营。1916年，北洋军阀1个师的部队战败溃散湘西，人枪散落民间，兵匪结为一体。他们沿江设卡截船，抢劫财物，气焰嚣张。土匪喝令船队停航，冲上船来，翻箱倒柜，用铁棒乱捅，装在木桶里的桐油哗哗地往外流，迫使货主赶快把买路钱送上。护送这个船队的1个营军队，视若不见，听如不闻，任凭土匪胡作非为。看到这一幕“兵匪一体”的闹剧，粟裕进一步加深了对旧军队腐败的认识，增强了自己拉一支保卫老百姓的好队伍的决心。

船队行至辰溪与泸溪交界处，老船工指点前面就是著名的箱子岩。粟裕放眼望去，全是刀削斧劈般的悬崖峭壁，遍布大大小小的洞穴、石罅，里面摆放着先民留下的 “悬棺”和“船棺”，还有几只用横木支撑的红色木箱。老船工说，这些红色木箱是诸葛亮存放兵书的地方。在沅陵和桃源交界处，还有传说诸葛亮安营设寨的营盘洲和布置疑兵的“孔明灯”。

沅江之行，给粟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仍然记忆犹新。广阔的天地，秀丽的山河，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腐败的社会，苦难的人民，壮烈的斗争，光荣的传统，一齐展现在粟裕面前，使他上了湖湘文化和现实社会的生动一课，进一步增强了他的爱国热情、求知欲望和革命豪情。

五、在革命洪流和“人才摇篮”中成长，在革命实践中建立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坚定信念。

1924年3月，粟裕到达常德。

20世纪20年代的常德，虽是只有10多万人口的小县城，但水陆交通发达，商品经济发展，是湘西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日、英、美帝国主义把魔爪伸向常德，在这里开办十几家洋行，作为向湘西倾销洋货和掠夺西南各省资源的据点。各派军阀也把常德视为必争之地，你来他往，连年混战，“民国以来无日不当兵事之冲”。同时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常德随之成为湘西革命策源地和新思想新文化传播中心。“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常德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迅猛发展。

粟裕就在这个革命高潮中到达常德。这时，第二师范1924年度招生考试时间已过，粟裕只好另谋就学之路，等待第二师范下一次考试。他的远房堂叔、堂婶分别在二师和二师附小当教师。通过他们，粟裕进入二师附小，插班在高小三年级读书。

粟裕在二师附小毕业，离二师考期还有半年，又考进了常德市平民中学。平民中学校长是教会学校毕业生，特别重视英语教学。每周四十几堂课，英语课和用英语讲授的其他课程就有31堂。粟裕没有学过英语，学起来非常吃力。他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学习环境，完成了学业。几十年后，他同子女们谈到外语学习，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他们，学外语就是要多开口，要像演员在舞台上那样“目中无人”，多背多练，熟能生巧，并把那时学的英语成段地背给子女们听。

粟裕想到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下定决心，分秒必争，发愤读书。粟裕上课的教室就是课外的自习室，听课的座位就是自习的座位。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他几乎整天不离座位，也很少有社交活动。在这段时间里，他只跟自己座位前后左右的4个同学讲过话，读书真是到了“如饥似渴”、“如痴如呆”的程度。结果，不到两个月就害了一场大病，咳嗽吐血，头发脱落。究竟得的是什么病，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既没有打针吃药，更没有条件住医院，凭着年轻，在床上躺着休息了一段时间，硬是抗过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粟裕检查身体，发现肺部有钙化点，联想到那场大病，推测那时得的可能是肺结核。

接受这场大病的教训，粟裕开始重视体育锻炼。每天早上，晨光熹微，一个瘦小的身影就出现在校园操场上，天天坚持长跑5000米，不论寒暑，风雨无阻，还积极参加体操、篮球等体育活动。这样，他的身体渐渐健壮起来。

常德各界爱国反帝运动日益高涨，粟裕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抵制日货等活动。平民中学附近有一所外国传教士办的教堂。粟裕和同学们向在教堂做工的中国同胞宣传，动员他们不买日本货，不做洋奴才。

在这段时间里，粟裕一度感到苦闷彷徨，性格也变得沉静多思。有时独自抱着一把月琴，拨弄琴弦，陷入沉思。他抱着“为民除害”、“拉一支保护老百姓的好队伍 ”的愿望，到外面来闯一闯。社会生活的现实告诉他，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只靠个人的行侠仗义行为是不行的。他开始把个人的抱负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思考社会的现状、祖国的命运、人生的意义和青年的责任，可是一时找不到正确的答案。

1925年春天，湖南省立常德第二师范招生。粟裕终于进入第二师范读书了。第二师范惯例，学生班次按历年招生顺序排列。当时的在校学生是第24至第29班，粟裕被编在第27班。

湖南省立第二师范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和革命传统的学校，前身是洋务派著名人物熊希龄创办于1902年的西路师范讲习所，辛亥革命以后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二师范，被誉为湘西“达德成材”的最高学府，与长沙的第一师范、衡阳的第三师范并列为湖南三大著名学校。这所学校以培养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人才为己任，教师多为海内外著名学者，教学内容突出当代科学文化知识，不收学费，供给膳宿、制服、医药、图书和部分文具。学生以贫寒家庭子弟居多，而且“多湘西隽秀”。许多有志青年在这里学习成材，踏上成功之路，成为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科学家、实业家，其中有辛亥革命首义总司令蒋翊武，原为辛亥革命元老后来成为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林伯渠，著名学者余嘉锡、舒新城，著名实业家李烛尘等等。二师因而名播四方，被誉为“人才摇篮”。

粟裕进入二师读书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并且建立了读书会等外围组织，公开组织指导学生们阅读宣传革命思想的书刊，学校政治空气很浓，学生思想活跃。在常德各界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革命运动中，二师共青团和学生会常常居于领先和骨干地位。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发生以后，以二师共青团员为领导骨干的常德学联，发动各界人民罢课、罢工、罢市，举行游行示威，组织查禁洋货的行动小组，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的口号，动员人民“不坐日本船，不吸英国烟”。斗争持续两个多月，迫使日、英轮船公司一度停业，经销日、英货物的洋行一度关门。

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和生活，粟裕感到如鱼得水，思想豁然开朗。他立刻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学生运动，废寝忘食地阅读秘密传送的革命书刊，包括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共产主义ABC》和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向导》、《新青年》等刊物。通过这些活动，他懂得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懂得了改造旧社会必须反帝反封建的道理，并且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了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

粟裕后来回忆说：“这些书刊，使我明白了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懂得了当前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当我一旦明白必须推翻旧世界和建立共产主义新世界的道理，就觉得少年时代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侠思想是多么幼稚可笑，后来的彷徨、苦闷，思路又是多么狭窄。我决心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注】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9页。

社会生活的实践表明，人们对于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一旦转化为信念，就会形成指引和鼓舞他们为之奋斗献身的巨大精神力量，从而使他们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态度发生决定性变化。

粟裕积极参加共青团组织的一切活动，包括共青团和学生会组织的文艺、体育、旅游、演讲等活动。学校有一个足球队，参加者多是富家子弟。粟裕和他们谈不来。他喜欢与贫寒家庭出身的同学一起打篮球，既为锻炼身体，也为联络感情。假日还常常一起到常德郊外旅游，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德山。德山有一所峻德中学，是美国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1925年暑假，粟裕和同学们到德山旅游，趁美国教师离校休假之际，动员峻德中学的学生们转学到长沙和常德其他学校，使这所教会学校几乎瓦解。

1992年，粟裕当年的音乐、美术教师，时年92岁的仓愧吾老先生，回忆粟裕在二师读书时的情况，师生之情溢于言表。他说：“粟裕同学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当时不知道他是共青团员，只知道他是思想进步很活跃的人。他中等身材，面目清秀，长得结实有力，一望便知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好学多才，品学兼优，在同学中颇孚众望，教师也很喜欢他，是全校有名的模范生。他喜欢唱歌、演戏，善于演讲。学校有什么大型活动，总少不了他。每当上台演讲，他态度从容，缓缓走到台前，目光炯炯地环视一周，把众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身上。演说有声有色，头头是道。演讲时，场内鸦雀无声。讲完后，全场掌声齐鸣。”仓老先生还说：“粟裕爱好音乐，常来找我探讨音乐理论、声乐和作曲。他对当代作曲家的作品经常进行评论，发表独到的见解。我喜欢打牌，他劝我不要打，说打牌玩物丧志，浪费时间。他还常常要我讲上海学生运动的情况，听后兴奋不已，惋惜自己未能身临其境。”

从1925年到1926年，随着常德工农革命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发展，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革命左派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日益尖锐。 1925年11月，国民党上层右派人物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戴季陶等在广州组织“孙文主义学会”，邹鲁等在北京纠集“西山会议派”，南北呼应，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常德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也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组织了以“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为骨干的“常德县体育会”，纠集反共势力，伺机向左派进攻。当时的长沙《大公报》报道：“常德学生界以二师为中心，故双方争执均以二师学生为领袖”。

在二师学生中也形成了左、右两派。左派以共产党员邓兴明、滕代远等为代表，其成员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织领导下的“救国义勇队”。右派以“体育会”骨干黄均德为代表，其成员是参加“体育会”的富家子弟。两派之间还有为数众多的中间力量。随着常德地区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发展，二师两派之间的斗争也日益激化，终于爆发了震动湖南全省的“二师事件”。

“二师事件”，又称“二师械斗”、“二师惨案”，发生在1926年春季，是国民党右派势力制造的一起反革命暴力事件，直接起因是滕代远支持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潮。

滕代远，湖南省麻阳县人，比粟裕早一年进入二师读书，编在第24班。他1924年加入共青团

Chapter_2

，1925年转为共产党员，是共青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德工学联合会执行委员、常德非基(督教)大同盟干事长。

1926年4月，桃源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爆发学生罢课斗争。罢课的远因是学生们反对学校黑暗统治，要求给予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得干涉学生的救国活动；近因则是学校拒绝录取并当众侮辱泸溪学生彭琮。按照惯例，第二女师每年从湘西29县招收60名学生，平均每县2名。可是学校主管招生的人员往往徇私舞弊，把分给别县的名额“照顾”到自己家乡。例如教务主任文焕章是石门县人，录取的石门籍学生就有五六人。泸溪选送的学生彭琮，成绩较差，学生们认为泸溪教育不发达，应予照顾，要求从宽录取。几经交涉，学校不答应。教务主任文焕章还把彭琮的考试成绩张榜公布，并加上“请看落第生”的讽刺性标题。因此引起公愤，两名学生撕掉文焕章的榜示。学校决定开除这两名学生的学籍，因而使矛盾激化，爆发了全校的罢课风潮。

桃源女师学生代表向常德学联通报消息，请求支援。共青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常德学生联合会派滕代远、邓兴明、金潜等前去指导女师的罢课斗争。女二师校长得知这个消息，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写信给二师校长，指责滕代远假借二师学生会名义到桃源煽动风潮，扰乱学校秩序。二师校长接到来信，原文照贴于学校公告处。“体育会”一派学生如获至宝，立即召开所谓“全校学生大会”，攻击滕代远“藐视校规，败坏校誉”，宣布取消滕代远的学生会会员资格，撤销他在常德学联的职务，开除他的学籍。参加学生会和“救国义勇队”的学生坚决反对，不承认“体育会”召开的学生集会为“全校学生大会”，宣布这个集会的“决定”无效，决定另行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请在桃源的滕代远立即偕同女二师代表返校，说明事实真相。粟裕坚定地站在“救国义勇队”一边。

4月8日晚上，全校学生大会在理化教室召开。开会之前，双方都作了充分准备，除了准备辩论以外，还准备了木棒、石头一类东西，剑拔弩张，气氛紧张。校长和教职员工看到形势不妙，把房门一锁，提前下班了。

理化教室与对面的“耐”字楼有一条走廊直通。“耐”字楼上层是“救国义勇队”办公室，实际上是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的办公室；下层是“体育会”办公室，实际上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办公室。这是公开的秘密，大家心照不宣。

在全校学生大会上，滕代远和桃源女师的代表说明事实真相，驳斥右派学生的诬蔑和攻击，双方发生激烈辩论。粟裕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起，义正词严，批驳得右派学生张口结舌。右派理屈词穷，由动口发展到动手。“孙文主义学会”的黄均德率领预先埋伏在会场外面的右派学生，手持木棒、刀子、砖石冲进会场，高声喊打，顿时棍棒交加，砖石乱掷，打伤进步学生30多人。“救国义勇队”负责人杨杰卿、邓兴明、何汝霖被打成重伤。右派学生从理化教室打到“耐”字楼，一个叫邓永祥的学生冲向二楼“救国义勇队”办公室。守护在楼梯口的进步学生手持红缨枪拦阻。邓永祥胸部中枪，摔下楼来。右派学生趁机大喊大叫：“救国义勇队杀人啦!共产党杀人啦!”原来同情左派的中间派，见状发生动摇，纷纷走散。左派由优势变为劣势，许多人跳窗翻墙逃走。黄均德等擅自下令全校戒严，搜捕进步学生，抓到了二师党支部的一名组织委员，搜到了一本党员、团员名册，企图进一步迫害左派学生。

常德二师右派明目张胆的反共暴行，受到湖南全省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却得到国民党右派控制的湖南省和常德县政府的支持。湖南省教育司指令二师开除滕代远等39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生的学籍，常德县政府还把邓兴明等3名学生领袖逮捕入狱。

“二师事件”以后，二师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遭到破坏，“孙文主义学会”和“体育会”等右派势力气焰嚣张。但是，左派革命力量没有被消灭，开始改变斗争策略，在学校中开展隐蔽活动。一度产生动摇的中间派，由于对右派的倒行逆施不满，转而倾向左派，二师一度被压抑的革命情绪再次高涨起来。

粟裕后来谈到二师这场斗争的经验教训说：这场斗争，本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同情滕代远和反对开除滕代远学籍的不仅是我们左派，还有大批中间派学生，人数上我们占了压倒的优势。可是就因为动了武，尤其是我们又伤了体育会的人，把中间派给吓跑了，我们由优势变为劣势。经过这次事件，我懂得了革命运动要取得一般群众的支持，否则自己会陷于孤立。”

六、在白色恐怖中投笔从戎。

粟裕说：“不拿起枪杆子，打倒新老军阀就是一句空话。”

1926年6月，粟裕回到故乡会同度暑假。此时家中经济更加困难，父母亲不愿让他再到外面读书。他在家里住了4个月，直到10月中旬才第二次离家出走，返回常德二师。

在家乡的这段时间里，他常常向家人和同学介绍常德的情况，动员同学粟宏贵到常德读书。粟裕头戴五色凉帽，在晒谷场与粟宏贵畅谈一两个小时。粟裕还劝父亲让妹妹粟粹芸同他一起到常德读书，或者到工厂做工。他勉励妹妹说：“你要崭劲(侗语，意为努力)识字念书，日后大有好处。”

粟裕回到常德的时候，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正经由湖南境内胜利进军。1926年8月，贺龙在常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积极支持常德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的活动。常德党、团工作空前活跃，工农革命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在常德共产党组织和总工会、农民协会的领导下，二师学生中的党员团员深入湘西各县，建党建团，组织农会，动员群众，支援北伐，在湘西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粟裕回到常德，立即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同二师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起，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

1926年11月，粟裕经邱育之、肖钟岳介绍，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庄严的入团宣誓时，他再次表达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1个月以后担任团小组长。

从1926年冬天到1927年春季，常德地区的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更加激烈。粟裕以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姿态，更加自觉更加勇敢地参加党和团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

1927年初，湖南省立第二师范与第二女子师范、第二中学合并为湖南省立第二中学，实现了男女学生合校的进步主张。不久又撤换了反动校长和部分守旧的教职员，校长由年仅28岁的共产党员胡佐武担任，增聘了一些进步教师，学生总数达到1700多人。共产党、共青团组织迅速发展，全校党员团员发展到四五百名。国民党右派势力销声匿迹，共产党领导的左派势力重占优势。在党、团组织领导下，粟裕和同学们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解放工农、打倒土豪、破除迷信、禁烟禁赌等活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紧接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常德的形势突然紧张起来。5月初，常德各校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红色宣传周”活动，在城乡各地召开了有10万人次参加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斗争。中共常德地委决定，由农运部长、二中(原来的二师)学生陈昌厚负责，组建革命武装，准备对付反革命政变。二中的党、团员和进步学生纷纷捐款买枪。粟裕与同学滕久忠凑钱买了一支驳壳枪和200发子弹，准备参加武装斗争。后来，常德党组织认为公开进行武装斗争的条件还不成熟，他们就把枪弹藏在贮藏室里，隐蔽待机。

5月20日，常德郊区土豪劣绅残忍杀害农民协会委员长萧洪贵，发出了反革命政变信号。5月24日，驻常德的反动军警发动“敬日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血腥镇压工农和青年学生。当时二中学生集资购买的枪械大约有几十支，外界传闻有七八百条枪，反动军警不敢轻易对二中动手，首先阴谋诱捕校长胡佐武。

胡佐武是二中共产党、共青团委的总书记，又是国民党常德市党部的主任委员、《湘西民报》(中共常德地委机关报)馆馆长。

湖南省防军独立旅旅长熊震派人叫胡佐武去“谈话”。同志们认为局势险恶，劝他不要去。胡佐武说：“不怕，夫子何惧之有!”毅然前往。结果被反动军警扣押起来，遭到严刑拷打，几天后被拖到东门外砍头。胡佐武高呼：“打倒军阀!”“共产党万岁!”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反动军警紧接着出动两个营的兵力包围二中，在校门口架起了机关枪。警察局长朱兴曙带兵到校园内逐室搜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白色恐怖笼罩全校。

面对这种形势，二中党组织通知党、团员迅速分头撤离学校。粟裕坚持到最后一刻，才和滕久忠等同学一起撤离。

面对军警包围，粟裕早就想好了撤退路线。常德雨季常常发生水涝灾害，所以城内的下水道特别粗大，而且直通城外。他和同学们从校园内的下水道人口，悄悄进入下水道里，趟着臭气熏人的污泥浊水，一直走到常德城外。在洞庭湖畔，搭乘一条木船，沿湘江南下长沙。在长沙车站，乘黑夜爬上火车，藏在座椅下面。火车沿洞庭湖东侧向北奔驰，第二天清晨进入湖北境内。这时，粟裕和同学们才松了一口气。粟裕晚年谈到这件事，风趣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坐了一个特等车。 ”

粟裕的目的，是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参加革命军队。他说：“反动派发动的‘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血腥屠杀，共产党员胡佐武校长的鲜血和‘二师’被围，深刻地教育了我，使我意识到，不拿起枪杆子，打倒新老军阀就是一句空话。”【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22页。他决心投笔从戎，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打倒新老军阀。

从立志做为民除害的剑侠到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从想拉一支保护老百姓的好队伍到毅然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这是粟裕青少年时代思想发展的根本性转变。从这时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一直恪守自己的信念，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不管受到什么打击迫害，一刻也没有动摇过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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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南昌起义前后

一、投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完成由青年学生到革命军人的转变。

1927年5月28日，粟裕逃到武昌。这时的武汉政府还没有公开反共。中共党组织已在武昌叶挺领导的第二十四师成立了教导队，专门收容湖南、湖北地区被反革命迫害的青年学生和工农干部，把他们培养成为中共党的基层军事干部。粟裕一到武昌就接上了关系，中共党组织的安排和粟裕的心愿完全一致。他毫不犹豫地来到宾阳门外的招生处，办好人学手续，顺利进入二十四师教导队，任学员班长，走上了武装斗争道路。

二十四师教导队规模很大，1000多名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中共党组织非常重视这批新生力量，派了坚强的政治、军事干部来领导。这批年轻人革命热情很高，但绝大多数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缺乏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教导队十分重视对学员的军事、政治教育，力争尽快把他们从一个革命青年转变为坚定的掌握武装的无产阶级革命军人。

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等中共党和军队中的领导人，经常到教导队作报告。粟裕每听广次报告，都感到收获很大。几十年后粟裕依然清晰记得，周恩来给大家作过两次报告，都是讲形势和任务。他说话爽朗明快，阐述的观点深刻鲜明，分析透彻精辟。周恩来对斗争前途满怀信心的革命坚定性，强烈地感染了粟裕和同学们。周恩来在报告中不时亲切地询问大家：“你们都是些学生，怕不怕苦？现在这样严格的军事生活，吃得消吗？”语重心长的鼓励大家“一定要肩负起阶级的重托”，“学会打仗，用革命的军队去战胜反革命的军队，去夺取革命的胜利!”【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24页。周恩来的话，句句说到了粟裕的心里。他直接受过反革命武装的迫害，深知没有革命武装的痛苦和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为自己能拿起枪杆参加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去感到高兴、振奋。恽代英讲话很幽默，富有鼓动力量，而且妙语连珠。粟裕和同学们听着听着情不自禁地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不少深刻的道理，就在这笑声中弄明白了。蒋介石叛变革命，一部分国民党人士实际上亲蒋，表面上却标榜自己是中间派，孙科就是其中的代表。恽代英是这样形象地给孙科画像的：“人家说孙科是中间派，我看他是站在中间，向前走一步，向右看齐!”【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25页。有一次，某部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军失利，败下阵来。有人嘲讽他们不会打仗。恽代英却力排众议，以坚定的语气对同学们说：“我看他们是演习了一次退却。打仗总是要在战争中才能学会的。”【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25页。听着恽代英的报告，粟裕只觉得全身热血沸腾，信心百倍。“在战争中学会打仗”从此成为粟裕参加军事斗争实践的指南，成为他从一名青年学生成长为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奥秘。叶挺给粟裕留下的是又一种印象。他讲话严肃，干脆利落，典型的军人气派。粟裕和同学们对这位北伐名将很敬佩，经常传诵关于他身先士卒的动人事迹。

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一般军队每天都是“三操两讲”，二十四师教导队却是“四操三讲”。“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课目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小时点名训话，实际上也是一堂简明的政治课或军人修养课。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粟裕和同学们立即跳下床铺，穿衣、洗漱，整理内务完毕，便是例行的10公里长跑，到达终点时按先后次序站队，最后一名站在排尾。虽然队长没有一声表扬，也没有批评一人，谁看了心中都有数。列队完毕只休息5分钟，然后重新集合，带回营区，直接走进饭堂。吃罢早饭就是军事训练。教官对学员要求十分严格，一个动作不符合要求，就要重做十几次，直到完全合格了才做下一个，有时一个排以至一个连都重复做一个动作，直到全排、全连整齐划一为止。武汉是有名的“火炉”，教导队开学又是在夏天，为了培养学员的吃苦精神，适应未来战争环境的要求，炎夏酷暑照常出操，有时还特意命令大家脱下帽子，光着头在烈日下晒。长官训话，大家肃静立正，连虫子叮咬都不准动一动。军事训练是严格的，生活又很艰苦，平常吃的饭经常有意掺杂谷粒、砂子，时间规定5分钟，谁也顾不上细嚼慢咽，更无法边拣砂子边吃饭。

艰苦、紧张的军旅生活犹如大浪淘沙，一些人吃不消了，退却了，先后离开了教导队；许多人坚持下来了，后来当了红军的师长、团长，绝大多数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解放后担任空军副司令的谭家述，就是粟裕在二十四师教导队同学中的幸存者。粟裕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艰苦的生活，开始时很不适应，一天操课下来浑身酸痛，疲惫不堪，但他立志从军，献身革命，崇高的理想、信念给了他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力量。他把艰苦的生活和紧张的操课，当作磨炼自己的最好机会，咬着牙坚持，自觉适应军旅的要求。

教导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校，很重视培养学员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劳动观点，假日外出必须集体行动，二人以上就要齐步行进。洗澡换下的衣服要在规定的时间集体洗晒。教导队设在武昌宾阳门外一所原来的大学里，宿舍的油漆地板，规定必须每天擦拭干净。尽管训练和管理都很严格，由于教导队废除了旧军队盛行的体罚，实行官兵平等的新型制度，内部关系比较融洽。上级的命令是必须服从的，但在中共党的会议上，大家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分上级下级、军官士兵，彼此之间都可以开展同志式的批评。发现谁有什么缺点或思想认识问题，便真诚地做工作，帮助教育。生活在这样的集体里，粟裕感到心情很舒畅。刚开学时一些青年学生出身的学员对严格的训练生活不习惯，中共党组织立即加强了思想教育，说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掌握武装、壮大革命力量，对于革命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使大家明确肩负责任的重大。有一次上政治课，教员突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艰苦与死何者更难受?”

一名学员站起来回答：“死更难受!”

教员扫了大家一眼，接着说：“不对。艰苦比死更难受。死只是瞬间的事，而艰苦则是长期的，时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呢?”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粟裕完全习惯了军旅生活，深深爱上了这样的军队，身体锻炼得更结实了，黑里透红的脸色，四肢肌肉鼓鼓的，走起路来虎虎有生气，比较好地实现了从青年学生到革命军人的转变。部队发的枪支很陈旧， “汉阳七九式”步枪就算是新式武器了，一个连只有寥寥几支，最多的是“老套筒”，还有9响毛瑟枪。粟裕懂得手中武器的分量和肩负责任的重大，对枪支倾注了深深的爱，一有空就认真擦拭，细心保护，枪身枪膛没有一点污迹。

1927年6月，粟裕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二、参加南昌起义。

头部中弹昏迷，醒来首先想到的是：“绝对不能离开革命”。

蒋介石叛变革命。汪精卫逐步暴露出假左派真右派面目，加快了反共步伐。武汉形势越来越紧张。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不但没有采取果断措施，还下令解散了武汉的工人纠察队，收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自动交给武汉政府的唐生智总部，并把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送给汪精卫过目，以表示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面对紧张局势，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改组，停止陈独秀的领导，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将由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以“东征讨蒋”为名，沿长江东进，经九江到南昌集中，准备举行武装起义。

粟裕和教导队的同学们早就憋不住了，都想拿起枪杆和反动派干一场。汪精卫政府对这支由清一色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的部队极端仇视和害怕，千方百计想缴教导队的枪。一天，粟裕和同学们正在议论下一步该怎么走，突然听到值勤哨兵一声“立正”口令，大家顿时寂静下来，一齐站起来，注视门外，原来是叶挺师长来了。粟裕和同学们迎上去，有人急切地问：“师长，我们怎么办?部队究竟开到哪里去?”叶挺用坚定的口气回答：“你们准备好，过三天就出发!”叶师长指示每人准备好2双草鞋。学员们虽然对具体的任务还不清楚，但知道部队要行动了，都很兴奋。当天晚上各连都召开动员大会，传达叶挺师长命令。粟裕和战士们连夜动手打草鞋。第三天，出发命令下来了，教导队离开武昌，经湖北的大冶、黄石港，坐民船沿长江而下，直奔九江。粟裕心情激荡，和同学们一路高歌：“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打倒军阀，打倒军阀……”为了沿途减少目标，各个中队改名为手枪队、迫击炮连、监护连。教导队到达九江不久，贺龙领导的二十军也到了，接着周恩来等都到了九江。粟裕预感到部队将有重大军事行动。果然，新的命令下来了：“部队沿南浔路往南开，月底前到南昌集中。”

部队按时到达南昌。粟裕所在的中队奉命执行南昌起义总指挥部警卫队任务。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是起义总指挥部，设在江西大旅社。这是一座4层楼房，进门是一个长方形庭院，南方称“天井”。穿过“天井”是大旅社的宴会厅，叫喜庆厅，三大间，呈长方形，一式花格子长窗。二楼有大小两套房间，大的是负责和领导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卧室。周恩来平时不住，来大旅社开会时在这里休息，或找人在这里谈话。起义前几天，警卫队就在江西大旅社总指挥部执行门岗和内卫任务，归前敌委员会委员、政治保卫处长李立三直接领导。粟裕明白肩负的责任重大。他把江西大旅社里里外外，包括周围地形，房间位置、布局、大小，乃至房前屋后一草一木，都仔细看在眼里，默记在心里，保卫总指挥部和首长的安全。那些天喜庆厅特别繁忙，叶挺指挥的二十四师和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的一些高级将领进进出出，二楼房间的灯光几乎天天彻夜通明。粟裕知道这是周恩来等在召开重要会议。他预感到马上会有重大行动发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粟裕格外提高警惕，在喜庆厅门口放了双岗，严禁外人人内，还架起两挺俄式水联珠重机枪，枪口对着旅社门外街道，亲自带班，在楼下往来巡逻。

7月31日，南方的炎夏高温灼人。傍晚，等待已久的命令终于下来了：“擦拭武器，补充弹药，整理行装，待命行动。”粟裕带领全班一边擦枪，一边小声议论：“要打仗了吧，跟谁打啊?是人家来打我们，还是我们去打敌人?”天渐渐黑了，部队还没有行动的迹象，粟裕早就全副武装，坐在打好的背包上待命。这时周恩来来了，他走到粟裕所在的中队跟前停下来，睿智的目光迅速扫了大家一眼，平静地说：“同志们，要打仗了，怕不怕?”粟裕和战士们齐声回答：“不怕!”周恩来满意地笑了笑，接着说，“好!这次打仗，我们是有完全胜利的把握的，你们准备接受光荣任务吧!”时间已经是半夜，外面一片寂静，战士们谁也不想睡觉。突然一声哨音划破夜空，随即传来紧急命令：“全体集合，班、排长到中队接受任务!”粟裕和战友们奉命去策应一支部队起义。这时南昌城内已响起清脆的枪声。枪声由稀到密，紧接着机关枪、迫击炮也一齐轰鸣起来。粟裕和战友们跑步向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驻地赶去，到达目的地立即把军官教育团营区包围起来，按照规定的联络信号，对空打了一排子弹。短时间的沉寂以后，军官教育团营区响起了表示敬礼和欢迎的号声。不一会，粟裕看到一队武装人员护卫着一位身材魁伟、仪表威严、蓄着大胡须的40岁上下的军官走了过来。警卫队有人小声说：“朱德，他就是朱德。”这是粟裕第一次见到朱德。朱德满脸带笑，边走边和蔼地向大家招手致意。粟裕和警卫队战士立刻迎上前去，把朱德护送到江西大旅社起义总指挥部。当时朱德的公开身份是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他顺利地组织、领导了军官教育团全部起义。

8月1日上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留在南昌的部队全部被缴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胜利占领南昌。

国民党当局迅速调集重兵逼近南昌，镇压革命。起义总指挥部决定撤出南昌，南下广东。8月6日，粟裕所在的警卫队奉命出发，沿途仍担任革命委员会和起义总指挥部参谋团的警卫任务，并负责押运在南昌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粟裕除随身带的驳壳枪和子弹外，还身背2支步枪、200多发子弹，加上背包、军毯、水壶、饭盒、铁镐、铁铲，共重30多公斤。另外，每班要抬1顶大帐篷，每人还要照管1个挑枪支的民夫。8月盛夏，天上一片云彩也没有，每天行军三四十公里，又热又累，谁照管的民夫途中跑了，那些枪支就得自己挑，行军第一天就有一些人中暑死了。

这是粟裕人伍以后经历的第一次长途徒步行军，从南昌出发，边走边打，边打边走，经江西抚州、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和福建长汀、上杭及广东大埔，9 月23、24日占领广东的潮州、汕头，整整走了一个多月才停下歇息。起义部队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寨打了一个胜仗；在会昌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敌人一个多师，缴获6000多支枪。粟裕奉命带领一个班把这些枪支装上船，押送去东江。对于粟裕来说，一路上任务很重，既要押送缴获的枪支，又要保卫起义军领导机关的安全，还要随时准备参加战斗，高度紧张，高度疲劳，粟裕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起义军占领潮州后，粟裕所在排奉命留在城内，负责后勤部门和物资仓库的警卫任务。大约是27、28日，前方传来隆隆炮声。粟裕知道，这是起义军在向揭阳、汤坑(今丰顺)的敌人发起进攻。起义总指挥部的意图是：打败广东境内的主要敌人国民党第八路军，起义部队重整旗鼓，以广东为基地，组织第二次北伐。粟裕和战士们怀着急迫的心情期待着前线的胜利消息。9月30日早晨，炮声突然由远而近，越来越激烈，从前方撤下来了一些零散部队。粟裕从他们口中得知，起义军进攻敌陈济棠师和薛岳师，开始节节胜利，后来在汤坑受挫，伤亡很大，部队正在后撤。接着，潮州城郊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国民党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竑率领3个师，沿韩江西岸向潮州扑来。留在潮州的起义军力量单薄，坚持战斗到黄昏，不得不撤出潮州城。这时从汕头方面传来消息，在帝国主义军舰配合下，国民党军队攻占汕头，革命委员会已经撤出。粟裕等保卫着后勤部门领导和其他干部，找到几条船只，东渡韩江，打算经饶平去三河坝，同二十五师等部会合。途中，前方又传来更坏的消息：革命委员会撤出汕头西进到乌石，与从汤坑转移出来的起义军主力部队会合，但遭敌人重兵围攻，受到覆灭性失败。

粟裕随部队翻山越岭到达饶平时，二十五师等部已在朱德率领下先期由三河坝撤到饶平。短短几天，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起义部队处境极其险恶。国民党集中5 个师，约4万余人，企图一举扑灭革命火种。起义部队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组织上、思想上都相当混乱。这时部队与周恩来领导的起义军总指挥部已失去联系，留下来的最高领导人就是担任第九军副军长的朱德，而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不是他原来统率的，领导起来非常困难。关键时刻，朱德毫不迟疑地挑起这副重担。他深刻分析当前形势，指出：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八一”起义这面旗帜绝对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现在的情况是，反革命军阀部队已经聚集在我们周围，随时都有可能向我们扑来。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甩开敌人重兵围攻，摆脱险恶处境，否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当时部队还有2500多人，师和团的建制还存在。朱德领导部队略加整顿以后，立即出发，一路急行军向闽粤赣交界方向作战略转移。

这是粟裕在短短两个月内经历的又一次长途行军，由广东饶平经平和、大埔、永定、武平、信丰，直奔赣粤边的南康、大庾地区。这是战斗严重失利以后的退却和转移，与撤离南昌时相比，士气低落，精神不振。国民党军很快发觉起义军意图，紧追不舍。沿途反动地方武装也纷纷出动堵截。连续行军打仗，起义部队减员很大，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对革命产生了动摇，陆续离开部队，其中有士兵，也有师、团领导干部。二十四师七十三团任七连连长的林彪，和几个黄埔生一起找到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说“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了”，表示要离开部队，动员陈毅和他们“一起穿便衣走”。陈毅坚定地回答：“我不走。”他开导林彪说：“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死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杀我。”陈毅还严肃地说：“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即使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还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41页。

粟裕面对起义失败的重重困难，没有动摇，没有退缩。他参加二十四师教导队，就是要实现青少年时期确定的志向，拿起枪杆组织一支为穷人的队伍。现在不管有多大的风险和艰难，仍初衷不改，坚定不移。

10月16日，起义军进到闽赣交界的武平。17日，国民党军钱大钧部跟着到了武平。朱德指挥部队在这里打了一个退却战，打退钱大钧两个团的进攻，随后命令粟裕所在排占领武平西门外的山坡，掩护大部队转移。钱大钧部进入武平城内，随即追出西门。粟裕和战友们一阵猛打，敌人不知虚实，慌慌张张退回到城内。

就在武平战斗中，粟裕第一次负伤，子弹从他的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粟裕只觉得受到猛烈一击，倒在地上，动弹不得，心里却依然很明白。他听到排长在说话：“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排长卸下了粟裕的驳壳枪，丢下他走了。过了不多久，粟裕睁开眼来，四下空无一人，静得可怕。他身子稍稍可以动弹了，但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站不起来。粟裕心中想：“无论如何要站起来，赶上部队，绝对不能离开革命。”他咬紧牙关猛地站了起来，随即腿一软身子一晃，又倒在地上。粟裕用力顺着山坡往下滚，又艰难地朝路上爬去，不料滑到了路边一片水田里。这时正好有几个起义部队战友沿着山边走来，发现了在水田里挣扎的粟裕，连忙把他扶起来，给他包扎好伤口，搀着他赶上了部队。

武平城西北5公里有条山路叫石径岭，这里地势险峻，悬崖峭壁间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已经被地主武装民团占领了。这时朱德突然出现在队伍前面，他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随即亲自率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陡壁攀登而上，出敌不意地在民团侧后发起进攻。战斗力本来就不强的民团，突然遭到天降神兵的打击，丢下武器四散逃命，让开了隘口和通路。朱德威武地站在断壁上，手里握着驳壳枪，指挥大部队胜利通过石径岭。

粟裕目睹了那惊心动魄的情景，内心油然而生对朱德无限钦佩和信赖的深情。

失败既是严峻的考验，也是一次汹涌澎湃的大浪淘沙。身带重伤、刚满20岁的青年粟裕，在自己认准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三、激流归大海，军事生涯展开新的一页。

在朱德指挥下，经过武平和石径岭战斗，起义部队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追击，在赣南山区小路穿行，在深山密林宿营。此时已是10月下旬，山区气温低，寒冷、饥饿像影子一样纠缠着大家，痢疾、疟疾更是折磨人。大革命失败了，特别是南昌起义军主力又在潮汕几乎覆没，革命的前途如何?武装斗争的道路还能不能坚持?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究竟向何处去?严峻的问题摆在每个起义军战士面前，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叛变投敌了，有的带着一个班、一个排甚至一个连自寻出路去了，部队到达江西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连那些原来握有实权的中、高级军官，也相继离队而去了。

粟裕没有走，他拖着重伤的身躯，艰难地然而坚定地跟着部队前进。行军途中，两位领导人的形象时时出现在粟裕眼前，看到他们，粟裕心中便充满了战胜困难的力量。

南昌起义当天，粟裕第一次见到朱德。勇夺石径岭隘口，粟裕眼望屹立在石径岭上英勇无畏的朱德军长，忘掉了头部中弹后伤口的疼痛，受到极大鼓舞。现在身穿和战士一样灰色粗布军装的朱德，满怀信心地走在转移队伍的前面，临大敌不惊，处险恶不乱，一路上谈笑风生，给基层官兵讲革命道理，提高大家的觉悟，坚定大家的信心，在困境中看到光明前景。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扛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前进，对稳定军心起了很大作用。在粟裕心目中，朱德不仅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也是这个革命集体的好“当家人”。

另一位领导人就是陈毅。粟裕原不认识陈毅，也不了解陈毅。在转移的路上，听人讲起陈毅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亲眼看到了陈毅的所作所为，对陈毅由不了解到逐步了解，进而由衷地钦佩。那时政工干部在部队是不被人重视的。南昌起义时陈毅是武汉军政分校共产党的负责人，8月2日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从武昌乘船急赴南昌。他排除各种险阻来到南昌时，起义军已于前一天全部撤走了。陈毅日夜兼程向南追赶，终于在江西宜黄地区赶上队伍。前委书记周恩来分配他到号称“铁军”的第七十三团当指导员，笑着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爽朗地回答：“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器我就干。”潮汕失败以后，许多原来握实权的人都离队走了，在师、团级政工干部中陈毅没有走。他挺身而出协助朱德带好队伍，痛斥动摇逃跑分子的可耻，赢得了官兵的尊敬和信任，在部队中建立起了威信，成为粟裕敬重的领导人。

1927年10月下旬，在江西信丰城西10多公里的一个山坳中，朱德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粟裕参加了这次大会，聆听朱德浓重四川口音的讲话。朱德首先当众宣布，今后这支部队就由他和陈毅来领导，接着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并且恳切地说服一些思想不太坚定的人“无论如何不要走”。朱德军长拿俄国革命打比喻，说明革命胜利道路的曲折性，讲得通俗、深刻，在粟裕脑海里留下很深烙印。朱德说：“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一次就等于俄国的1905年革命，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的作用。过去那个搞法不行，我们现在‘伸伸展展’来搞一下。”朱德还卓有预见地指出，军阀之间的战争一定要爆发。他说：“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现在新军阀也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42页。

作为政治工作领导人，另一个四川人陈毅的讲话富有鼓动性，他诚挚地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经得起失败的英雄。”【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42—43页。

粟裕听着朱德、陈毅分析人理的讲话，更坚定了在失败面前百折不挠的斗志。在以后的革命斗争历程中，粟裕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都能坚强挺立，昂首阔步前进，最终夺取胜利，堪称经得起失败考验的真正英雄。

10月底，部队从信丰来到赣粤边境的大庾山区。正如朱德早些日子所料，这时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继宁汉战争之后，又爆发了几场混战。他们各自忙于互相争夺，不得不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和陈毅抓住这个时机，对部队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整顿，这就是著名的“大庾整编”。粟裕自始至终参加了整编。

这次整编的重点是加强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由陈毅主持整顿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共产党支部。此时部队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约占部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陈毅把他们分配到各个连队去，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在此同时，对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共组成9个连队，其中7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粟裕从班长直接被提升担任步兵第五连指导员，连长耿凯是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学生，后来牺牲了。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部队使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任司令，对外化名王楷(由朱德的号玉阶演化而来)，指导员陈毅，参谋长王尔琢。经过“大庾整编”，部队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气氛渐渐活跃起来了，官兵再也不是愁眉苦脸，精神面貌大为改观。部队转战赣南山区时离队和走散的一些人，这时也陆续返回部队。部队总人数虽然只有饶平出发时的三分之一，约七八百人，但都是大浪淘沙保存下来的精华，是不灭的革命火种。

11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部离开大庾县境，来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这里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高涨，群众基础较好，又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大山。朱德、陈毅决定部队进入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起义部队首先打跑了占山为王、作恶多端的土匪，收缴了地主的武器，接着整顿原来的关卡，征收了一点税金，解决部队的给养。干部战士每天的任务除了出操上课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外，就是分散帮助农民生产劳动，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的道理。起义部队在这里活动了大约20天，粟裕和战士们受到的教育很深。过去大家只知道打仗，现在也做群众工作了，开始懂得要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虽然这还是初步的尝试，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意义重大。

12月上旬，部队转移到粤北仁化，得知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广州起义。就在这时，中共中央来信指示朱德、陈毅，率部于12月15日赶到广州，参加起义。部队日夜兼程南下，刚到韶关城郊传来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于是部队转移到了韶关西南郊的西河坝，住在一座天主教堂里。官兵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很深，每天集合都要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不久部队转移到韶关西北30公里的集镇犁铺头。粟裕和起义军官兵白天休养生息和练兵，晚上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农村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且开始了打土豪。

这一时期，粟裕跟着朱德、陈毅转战，探索和寻找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道路。朱德、陈毅领导部队逐步实现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尝试了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朱德还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正确运用革命策略，利用敌人阵营内部矛盾，同他早年在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滇军将领范石生实行短暂的“合作”，从而解决了起义部队弹药、冬衣、被服等供给困难。平时好学不倦的粟裕从中受到很大教育，增长了见识，学到了适时转变斗争策略、斗争形式，发动和依靠群众，以及从大局着眼思考和决策的本领。

1928年初，广东军阀张发奎命令范石生缴起义部队的械。范石生立即把这个消息秘密告诉朱德。朱德、陈毅连夜率部离开犁铺头，西渡武水，向湖南开进。1月22日，正是农历年关的前一天，在中共湘南特委协助下，朱德、陈毅带领这支打着国民党军队旗号的部队，利用早就参加革命但未暴露身份的宜章大地主的儿子胡少海的名义，兵不血刃地占领宜章县城。县政府门前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被扯了下来，县政府官员和豪绅地主被抓了起来，起义部队还解除了县衙门内外反动团队的武装，标志工农革命的红旗高高升起。部队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色军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先后成立，响亮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广大群众踊跃参军。粟裕和战士们撕掉军帽上的国民党帽徽，每人在脖子上系一条红带子作标记。粟裕几次率一个班出去执行任务，回来时后面跟着一长列要求参军的青壮年。不到半个月，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湘南创造了一片大好形势。

早在1927年10月南昌起义军抵达信丰时，赣南特委派来接头的人，就第一次对他们说了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上井冈山的消息。以后，朱、毛分别率领的起义军，都千方百计主动做了不少联系工作。1928年2月，湘南大好形势遭到左倾盲动主义领导的严重损害。各派系军阀又互相勾结，集中7个师的兵力“协剿”起义军。为了保存革命力量，4月上旬，朱德、陈毅果断决定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毛泽东亲率井冈山工农革命军赶来迎接，并掩护湘南部队顺利到达砻市。4月24日前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了。清澈的龙江穿过群山环抱的宁冈砻市，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建筑——龙江书院，两位伟人——毛泽东和朱德，还有陈毅，在这里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见，共同决定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军党代表和军委书记。5月4日，在砻市龙江河滩召开了会师庆祝大会，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分坐在会场左、右两边，全军共有6000多人。就在这次大会上，正式宣布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粟裕被委任为二十八团五连中共党代表。自从潮汕失败以后，南昌起义部队没有过过一天安稳日子，现在上了井冈山，粟裕感到革命总算有个“立足点”了。粟裕军事生涯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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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

一、跟着毛泽东、朱德学打仗，学到了指挥作战的精髓。

在战争年代，粟裕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军事，他的成长道路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从1928年4月上井冈山开始，到参加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粟裕一直跟着毛泽东、朱德转战，身在军队最基层和战斗第一线，学军事的注意力却放在高层次战略决策和战法问题，在实战中学到了毛泽东、朱德指挥战争的精髓，从红军的一名基层干部，成长为高级指挥员。50多年后粟裕回忆这段历程，深有体会地说：“我跟随毛泽东、朱德同志学习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找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内在规律去寻找。我学到的这条道理，使我终身受益。”【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74—75页。

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进军，沿途同国民党军队打的都是正规战，两军对阵，正面交锋，谁把谁打垮就是胜利。后来，起义部队几经消耗，只有几百人了，不能再按老办法打了。朱德、陈毅决定把部队带上山打游击，在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崇义县西边一带活动个把月，上上下下都觉得这样搞有出路。根据形势变化，战略战术要从打正规战转变为打游击战的认识，就这样在实践中产生出来了。湘南起义以后，朱德、陈毅运用打游击性运动战的新战法，创造了以1个团的兵力打败许克祥5个团的以少胜多的范例。粟裕细细体察这段亲身经历，从失败和胜利正反两个方面学习军事战略转变的道理。

南昌起义余部上井冈山和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新成立的红四军和敌人周旋所采取的战争形式，初期以游击战为主，也有比较初级的运动战，后期则是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红军的军事训练不同于国民革命军，完全从实战出发，适应新的战略战术要求，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部队活动和作战区域都是大山，平时特别重视爬山训练，提高官兵山区作战机动能力。粟裕在连队当指挥员，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集合部队爬山，不管山多高，粟裕带领大家一个冲刺到了山顶，休息几分钟又快步冲下山来，完成任务再吃早饭。夜战训练也是重点课目。有的战士头脑里残留不少迷信思想，夜晚在荒山坟地摸爬滚打，怕碰上“鬼”。粟裕给他们讲科学知识，以科学破除迷信，夜晚和大家一起操练，消除战士的顾虑，把连队锤炼成“夜老虎”。部队弹药奇缺，1支枪一般只有3发子弹。这3发子弹怎样使用，粟裕专门作了规定：冲锋前打一两发，打的是排枪，造成声势，压倒敌人。接着大家端着枪勇敢地往前冲，节省子弹，不准打枪。第三发留在追击时用。平时训练，谁都舍不得打实弹。因此，粟裕特别重视射击训练，每天组织全连苦练单手无依托举枪瞄准，许多人练出了好枪法。粟裕在二十四师教导队时练过手劲、臂力，现在练得更强壮了，单手举枪瞄准，可以坚持20 分钟，瞄准和射击精度很高，在部队很有点名气。

上井冈山不久，毛泽东、朱德就总结提出了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16个字听得明，记得牢，包含的道理弄得清，粟裕把它作为学习军事指挥的好教材，熟记在心，结合战例细细体会，举一反三运用。朱德用兵灵活机动，对付不同的敌人，采用不同的战法。粟裕在朱德直接指挥下作战，连连取胜。打歼灭战是红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战略战术的运用常以歼灭敌人为作战目的和获胜标准。对付战斗力不强、一打就垮的敌人，朱德常常采取穷追猛打的战法；对付战斗力较强的敌人，则运用迂回包围战术。井冈山第二次反“进剿” 作战，粟裕跟随朱德向江西遂川一带运动，突然遇到了江西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军一部。该部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和红军刚一接触就慌忙后撤。朱德立即命令追击，一面领着部队跑步猛追，一面不停地督促大家：“快追，快追！”粟裕带领全连跟着朱德军长连续追了35公里。粟裕和红军战士天天练爬山，体力强，耐力好，追得敌人一个个气喘吁吁，溃不成军，结果俘敌营长以下官兵300多人，缴枪250多支。粟裕把这种迅猛追击总结为歼灭敌人的一种战术。

1928年6月，粟裕运用毛泽东、朱德讲授的战法，在七溪岭打了一个漂亮仗，展示了这位年轻军官的勇气、胆识和指挥才能。那时，蒋介石国民党抽调湘、赣两省各5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进剿”。湘敌吴尚部5个团由茶陵向宁冈推进，赣敌杨池生、杨如轩部5个团由吉安向永新推进。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对战斗力较强的湘敌采取守势，集中兵力打战斗力较弱的赣敌。红军主动撤出江西永新县城，退到根据地中心地区宁冈，把主力集中在敌人进攻的必经之路新、老七溪岭，控制要冲，寻机歼敌。粟裕那时在二十八团当连长。朱德命令粟裕控制老七溪岭。粟裕率领全连迂回赶到时，赣敌右路先头部队已抢先占领了老七溪岭制高点。粟裕组织部队多次攻击，从早上打到中午，都没有成功。经过半天激战，双方都很疲劳了，枪声一停，敌人一个个躺下休息。粟裕却成竹在胸，他抓住时机，不怕疲劳，连续作战，趁敌人午后疲惫松懈时隐蔽接敌，突然发起攻击，出其不意，突破了敌人防御阵地。七溪岭山峦重叠，地形险要。粟裕冲在最前面，迅速冲上了制高点。他回头一看，发现只跟上来9个人，连队其他人还在后面。粟裕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怎么办？退下去，等于又一次攻击失败；冲过去，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危险性很大。狭路相逢勇者胜。粟裕没有犹豫，当机立断，把9个人分成两组，6人控制制高点，接应后续部队，自带 3名战士，越过山顶，猛追逃敌。翻过山坳，粟裕发现有百余名敌人猬集在一起，立即冲上去，大声喊道：“放下枪，你们被俘虏了!”留在制高点的司号员十分机灵，在山顶吹起了冲锋号，旗手又不停地挥动手中的红旗。敌人一时懵了，不知道红军上来了多少人马，后面还有多少人马，吓得乖乖地缴枪投降。粟裕命令俘虏把枪机卸下，背着枪下山，4人押了上百名俘虏。敌人完全被粟裕和红军战士的大无畏气概镇住了，没有一人敢乱说乱动。粟裕的精彩指挥，迅速在红军中传开，被誉为“青年战术家”。在朱德指挥下，这次战斗取得了歼敌1个团、击溃2个团的重大胜利。红军趁胜追击，一直追到永新，重新占领永新县城。红军官兵中很快流传开了两句顺口溜：“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指杨池生、杨如轩)。”

这次战斗胜利，粟裕进一步深刻体会到了毛泽东、朱德坚持井冈山斗争所采取的战略和作战方针的正确：对湖南采取守势，因为湖南的敌人是地方军，有一定战斗力；对广东不主动惹它，因为广东的敌人是正规军，战斗力较强；对江西则采取攻势，因为江西的敌人是从云南开来的，既水土不服，又不愿为江西的军阀老财卖命，士气低落。粟裕把这种战略、战法概括为“打弱不打强”。在兵力使用上，毛泽东、朱德很注意发挥各支部队的特长：战斗力较强的团用在打迂回、打进攻，战斗力中等的团用在协助正面攻击，战斗力较弱的团用在牵制和骚扰敌人。同时还注意针对敌人弱点作战。从云南来到江西的杨池生、杨如轩部，官兵大都抽鸦片，刚过足烟瘾时部队很有一些战斗力，可以打几个冲锋，往后就不行了。摸准了这个特点，毛泽东、朱德便命令红军先和敌人“熬”，“熬”得他们烟瘾发作，又流鼻涕又流眼泪，哈欠不断，一点精神也提不起来，这时红军一个冲锋，就把他们冲垮了。粟裕在实战中学习，在实战中体会，学战略、学战法，提高实战本领，一点一滴地增长军事才干。

二、红军基层部队的党代表。

毛泽东的建军主张和根据地建设思想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朱德、毛泽东分别领导的两支红军部队井冈山会师以后，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个重大课题，摆到了毛泽东和朱德面前。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以极大的精力，亲自领导了军队的全面建设和改造：在红军中肃清旧军队习气的残余，与旧军队的旧制度、旧思想、旧作风、旧习惯彻底决裂，把贫苦农民、知识青年、旧军人改造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人，按照无产阶级和人民利益的需要，建设一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粟裕还是一名基层干部，他经历了军队建设和改造的各个重要阶段，又爱思考问题，对毛泽东的主张和建军思想体会很深，得益很大。后来他独当一面领导革命和战争中，对军队和根据地建设所采取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做法，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实践，都可以从他在井冈山战争时期跟着毛泽东、朱德学习找到源头。

1928年4月底，毛泽东、朱德在砻市龙江书院文星阁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接着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两个会议，一个主题，都是研究建军原则。作为连队党代表，粟裕参加了这两次会议，直接聆听毛泽东在会上讲话，阐述建军原则。精深的马克思主义道理，毛泽东讲得通俗生动，许多没有文化的泥腿子、庄稼汉一听就懂，牢记心里。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详细解说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与保持人民军队本质的关系。粟裕跟随朱德、陈毅转战粤、闽、湘、赣边途中，经历过几次卓有成效的整顿和整编，军队面貌大变，但回想起来，粟裕感到毛泽东阐述得最深刻，说到了根本上，说到了最关键的问题，也说到了大家心里。

不久，毛泽东又召开了一次连以上党代表会议，再次讨论建军原则问题。粟裕在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学习时，接受了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教育，但二十四师的教育特别是军事教育，基本上沿用的是旧军队那一套，强调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现在，粟裕这样来自基层连队的政工干部，能够和毛委员等领袖人物坐在一起，平等商讨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这本身就是新的建军思想的生动体现，粟裕感到心情特别舒畅。他联系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在会上毫无顾虑地发表了不少看法。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重申了“三湾改编”，时确定的“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原则，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朱德、陈毅领导南昌起义部队在大庾整编的时候，特地派党员担任连队的领导干部，加强了基层党的力量，但党支部还只是建在团上。毛泽东的“支部建在连上”这个建党措施，就使党的工作在部队基层扎了根。粟裕经历了这个过程，又在连队担任党代表，深深感到毛泽东的主张高明，意义重大，衷心拥护。回到连队，他按照毛泽东的教导，认真发展党员，很快把中共党支部建立起来，成为连队的战斗堡垒。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粟裕多次调动工作，一会儿任连队党代表，一会儿任连长，每次调动都是为了加强连队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加强政治工作。连队新成份和解放过来的战士多了，需要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上级便调粟裕去当党代表。某个连长军阀作风严重，需要调离。连长谁来当？上级又想到了文武双优的粟裕，于是他便由党代表改任连长，既负责军事工作，又做政治工作。

在旧军队里，官大一级压死人，长官打骂和体罚士兵是常有的事。红军是新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早就明令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全新的官兵关系，规定长官不得随意惩罚士兵，特别是废除了肉刑。但由于红军中一部分部队来自旧军队，一部分军官原来就是旧军队的长官，习惯了过去那一套，军官打骂士兵的风气一时还比较盛行。粟裕坚决拥护毛泽东倡导的官兵平等原则，在自己连队废除了肉刑，但受旧传统观念的影响，有时遇到一些做了坏事的人，觉得还是要给他一点苦头吃，不然改不过来。连里有个通信员喜欢赌博，屡教不改，一次他正在赌钱被当场抓住了。粟裕很生气，就对他罚站，命令他脚跟并拢，两腿半弯曲下蹲，双手举起。大家把这种惩罚架势称为“两腿半分弯”，身体再壮的人，这样站久了也受不了。这个通信员虽然吃了苦头，但嗜赌的恶习还是改不了。为了教育这个人彻底改掉恶习，粟裕想了很久，最后觉得还是应该给他讲明道理。后来，这个人又一次赌博被抓住。粟裕这次没有罚他，把他叫到连部，耐心地同他谈话，讲赌博的坏处，讲革命战士应该树立远大理想，和旧的恶习决裂，一连讲了两个小时，讲得他掉下了眼泪，既痛心又羞愧，发誓以后决不再赌博。这个通信员明白了事理，果然不再赌了，还检举别的经常赌博的人，协助连队干部做好禁赌工作。粟裕从这件事深刻体会到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感慨地说：“对待自己的同志，舌头比拳头还灵啊!”

在粟裕心目中形成了一个很牢固的观念：只要是毛泽东、朱德提出的，坚决照着去做，没有错!井冈山斗争时期部队生活很艰苦，那时布匹缺乏，即使有钱也难买到，军衣都是自己动手缝。有时领到的是白布，又没有染料，怎么办?粟裕和大家一起找来锅底灰，放在锅里煮，再把白布放进去染成灰黑色。连里没有人会做衣服，怎么办?粟裕第一次做裤子时，先把身上穿的裤子脱下来，沿缝线拆开，分成一块一块，再照着样子剪裁，照着样子一针一针缝。做一条新裤子，同时还要拆一条、缝一条旧裤子，自己做的新裤子穿在身上感到特别高兴。天气冷了，部队缺之棉衣，毛泽东、朱德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穿棉衣，把棉衣让给伤病员。粟裕带头响应。

部队的伙食费，除粮食外油盐和菜每人每天5个铜板。那时按市价1块银元可以换330个铜板。每个星期还可以分一次节余的“伙食尾子”。战士们用这仅有的属于个人的一点钱，买来最便宜的油豆腐打“牙祭”。粟裕和战士们相处像兄弟，大家都爱把他请去，一起吃得很开心。主食几乎餐餐吃红米、南瓜。南瓜吃多了胀肚，不舒服。战士们风趣地编了一首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歌谣生动地唱出了红军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粟裕很喜欢这支歌，经常和战士们一起高唱。由于敌人封锁，生活上最困难的是缺少盐。长期没盐吃，行军、作战没有一点力气。粟裕便和战士们一起把长在房屋墙脚下的一种白毛刮下来，熬成硝盐。这东西又苦又涩，但总比没有盐要好。有时部队筹款多了，就能发点零花钱，多的时候一人一次可以发四五元，大家便用来剃头、买牙刷、肥皂，有时候还可以买只鸡改善生活。多数时候是连续几个月不发1元钱。部队生活虽然艰苦，但从朱军长、毛委员起，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样，当官的没有一点特殊。只有军医受优待，每月给发10元零花钱，因为部队军医很少。而旧军队官兵差别很大，当官的还克扣当兵的军饷，所以常常有闹饷的事。红军中官兵一个样，从来没有闹饷的事发生。

在红军驻地到处可以看到这样一副对联：“红军中官兵夫薪饷吃穿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部队吃的粮食都是自己从山下往山上挑的。有一次，朱军长开会回来，走在路上正好遇到挑粮队伍，就跳下马抢过一条扁担，和大家一起挑了起来，还让人把体弱同志的粮担放到马背驮上。红军中很快传开了“朱德记” 扁担的佳话，一直从井冈山时期流传到现在。粟裕在和战士挑粮的时候，亲眼看到过朱军长挑粮和那根写着“朱德记”3字的扁担，心里热乎乎的。粟裕从这里看到了伟大革命家的榜样力量、人格力量，看到了毛泽东建军思想的真谛。

几十年后，粟裕回忆起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倡导的官兵平等原则，有一段极其深刻的论述：“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不能体会到官兵平等、废除肉刑这些基本制度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因为他们是在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而当时，这些基本制度，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激发着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希望，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这些新型的制度，是进行政治工作的强大武器。那时对于红军最有力的宣传就是：‘红军官兵平等’，‘ 红军不打士兵’。这简单的语言，对劳苦农民和广大士兵，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它是红军阶级本质的具体体现。”【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69页。

粟裕参加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在斗争实践中确立了根据地建设的思想，这对他以后独立领导和支撑一个战略地区的武装斗争，并且取得重大胜利，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南昌起义部队潮汕失败以后，朱德、陈毅率余部艰苦转战，一直想寻找一个革命立足点。南昌起义部队登上井冈山的时候，毛委员领导的井冈山红色根据地已经初具规模。粟裕上井冈山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革命有了一个“家”了，再也用不着像陈毅形象比喻的那样做“釜底游魂”了，心里无比喜悦。

在朱德、毛泽东领导下，粟裕带领连队积极参加建设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湘南起义以后，部队打下一个地方，夺取了政权，也要做群众工作。粟裕把两种做法进行对比，仔细思考：湘南起义以后做群众工作，重点是扩大红军，较多从军事上着眼。上井冈山后，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两件事紧密结合在一起了。粟裕觉得井冈山的做法高明得多了。毛泽东规定所有部队都要做社会调查。粟裕带领连队完成一天的训练任务后，就按照军部发给的社会调查表要求，认真进行调查：驻地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有多少，各占多大比例，各阶层分别占有多少土地及所占土地的比例，群众斗争情况，当地工价、物价，地方农产品、土特产品生产情况，地形特点，河流宽窄、深浅及流速、流量、流向，粟裕对每一项都了解得很细，除了把调查情况写成报告上报外，还和大家一起分析研究，把调查的过程变成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阶级斗争的很好途径。

每到一个新区，粟裕都积极参加建立中共地方党和政权的工作。他总是先物色对象，然后有目的地让他送情报，经过几次考验，任务完成得都很好，就作为建党建政骨干，地方党组织和政权很快建立起来了。毛泽东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红军的屁股。毛泽东用幽默、形象、通俗的语言和比喻，说明了中国革命富有创造性的一个伟大思想。毛泽东把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的领导方法，概括成好懂好记的两句话：“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保证部队参加根据地建设工作制度化，对纠正单纯军事观点起了重大作用。耳提面命，粟裕在井冈山经常直接聆听毛泽东讲革命道理，结合实际体会，认识不断提高。

1928年夏天，井冈山根据地红军遭受了“八月失败”，这件事从反面教育粟裕，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提出的根据地思想的重要意义。

红军初创时期流寇思想、乡土观念、极端民主化比较严重，一些人不愿意在农村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认为老在山沟里哪能打天下。还有人觉得老住在一个地方，土豪打完了，没有猪肉、鸡子那些好东西吃了，总想打到外面去、打到城镇去。这种错误思想很容易接受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中共湖南省委派杜修经来井冈山，趁毛泽东不在的时候，把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都拉到湘南去了。第一仗就是打郴州。战斗开始还顺利，打下了郴州县城，缴获颇丰。黄昏敌人反攻了。红军一梯队和二梯队相继垮下来，只好退出郴州，缴获的两房子枪支弹药全丢掉了。粟裕那时在二十八团三连任连长，奉命掩护部队撤退，经资兴，转战到了桂东。由湘南暴动的农民武装发展建立起来的二十九团乡土观念更重，战斗一失利部队就散了伙，战士们都往老家跑。这就是军史上说的“八月失败”。毛泽东闻讯，带了1个营到桂东来接二十八团，并且交代留在井冈山的三十一团，见面不准讲二十八团的缺点和失误。二十八团受挫后情绪低落，粟裕听说毛委员亲自来接大家，心情非常激动。两支部队见面，战友重逢，倍感亲密，有的同志说这是第二次会师。

在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去湘南的时候，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乘机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会剿”，出动4个团占领了宁冈的茅坪，向黄洋界。肖口进攻。守山的红军只有1个营，他们运用毛委员的战略战术，利用黄洋界有利地形迷惑敌人，打击敌人，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胜利，井冈山根据地转危为安。红军战士套用京剧《空城计》的唱腔，编了一段唱词，叫《空山计》，歌颂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很快在红军中传唱开了。1978年春天，粟裕重访井冈山登黄洋界，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当年唱熟的《空山计》：

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

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

我举目抬头来观看，

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

只因我农民斗争少经验，

三十一团分了兵，

二十八团又离开了永新。

你连占我宁冈茅坪多侥幸，

贪而无厌又来夺我的五井。

你既来就该把山进，

为何在山下扎大营?

你莫要左思右想心不定，

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援兵。

你上得山来我别无敬，

我准备了红米南瓜，南瓜红米，

犒赏你的众三军。

你来，来，来!

我毛泽东在黄洋界上把驾等，

等候你到此谈谈心。

1928年10月上旬，湘赣边界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离茅坪镇几里地的步云山召开。会议针对“八月失败”造成的损失，既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又批驳了一味主张分兵，东流西走，走州过府，不要根据地的流寇主义。毛泽东在茅坪八角楼写下的那篇著名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为这次党代表大会写的决议案的一部分。粟裕参加了这次会议，受到很大教育。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体会，把毛泽东的根据地建设思想概括为两句话：打仗是为了建设根据地，建设根据地是为了给打更大的胜仗创造条件。

1929年12月底，中共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的古田村召开，即著名的“古田会议”。粟裕参加了会议。对于粟裕来说，参加这次会议，是对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一次系统学习，也是对红四军中共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一次系统清理。会议制定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制度，粟裕打心眼里拥护，在以后几十年的军队工作中，不管客观条件如何变化，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建设部队，始终是粟裕严格遵循的最高原则。

三、进军赣南、闽西。在新的作战中学习战略决策和指挥。

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群众基础较好，反动统治力量薄弱。但井冈山地区经济落后，范围狭小，缺少回旋余地。它西有湘江，东是赣江，都是流急水深，不能徒涉，限制了红军的行动；向北是九江、南昌、武汉、岳阳等大中城市，向南是国民党军力强大的广东。从战略和发展观点看，以井冈山作为红军的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但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从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和群众基础种种条件分析，紧相毗邻的赣南、闽西，可以在30多个县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有条件发展成为大块根据地。 1928年12月，彭德怀、黄公略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主力上了井冈山。蒋介石集中湘、赣两省6个旅约3万兵力，对井冈山发动以前未曾有过的联合“会剿”。1929年1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及边界各县中共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1父，作出了红四军向赣南出击，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的决定。10天以后的1月14日，粟裕跟随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自离井冈山，出崇义，战大庾，折南雄，过三南(全南、定南、龙南)，经瑞金，血战大柏地，攻占宁都城，一路征战，历时3个月。对红军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长距离战略转移。粟裕亲身参加了这段历程，从战略的高度认识这种转移，认为它既是退却，又是特殊形式的进攻，即从一个方向和区域向另一个更有利的方向和区域去求得发展。粟裕就是这样不断在实践中学习、思考，加深对毛泽东、朱德的战略思想和用兵之道的理解。

四军下井冈山第一个目的地是大庾，在大庾城东北与赣军3个团激战失利，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不幸牺牲。何挺颖是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优秀政治工作领导干部，深受粟裕和官兵爱戴。粟裕听说何党代表牺牲，十分悲痛。

红军沿粤赣边界转战。蒋介石前堵后截，穷追不放。红军连战失利，陷入被动。1月底的一天凌晨，红军突然遭到赣军刘士毅部袭击。粟裕所在的二十八团担任后卫。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却拉起队伍就走，把毛泽东、朱德和军直机关都抛在后面。红四军领导机关身边只剩下1个后卫营掩护，情况危急。后来，毛泽东带着机关干部冲出来了，朱德等却被打散了。粟裕带着连队来到一个叫圣公堂的地方休息，听说军长失散了，急得就像天塌似的。战士们个个心中悬着一块石头，为军长的安危担心，都打不起精神。二十八团是参加南昌起义的老部队，粟裕担任过起义总指挥部的警卫班长，行军作战，朱德总是和二十八团在一起，对粟裕很器重。粟裕和战士们也都敬重、热爱朱军长。下午4点多钟，朱德脱险回来了。粟裕和官兵们看到军长安然无恙，非常高兴，士气顿时高涨起来了。不幸的是朱军长的爱人伍若兰被敌人抓去了，后来惨遭杀害。

毛泽东、朱德和红四军前委都在认真考虑如何摆脱敌人，变被动为主动？前委曾决定分散活动，但分散很可能被各个击破，很快放弃了这个计划。爱动脑子的粟裕也在思考：在敌占区活动，长距离转移，面对敌人的围歼和种种不利条件，如何处理好走与打的关系，争取主动?粟裕认为，只有走得好才能走得脱，既尽量避免对我不利和不必要的战斗，保存有生力量，又能选择有利时机，打击敌人，夺取主动权。粟裕认为，走好是打好的前提，打好了才能走得更好，始终掌握着打仗的主动权。粟裕在战略转移中思考得到的这些真知灼见，在以后的战争实践中不断被深化，被丰富，成为粟裕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

这时已是隆冬，部队穿行在崇山峻岭，山岭一片冰雪。红军战士身上穿的还是单衣，而且都已破破烂烂，山风劲吹，冻得瑟瑟发抖。毛泽东、朱德指挥官兵不停地走着，每天五六十公里。粟裕想的和毛泽东、朱德正在指挥红军做的是那样地一致：用走得好来实现打得好，摆脱被动，争取主动。粟裕越走越感到脚下生风。连续的急行军，炊事担子掉在后面，赶不上为大家做饭。粟裕和战士们想出了“快速煮饭法”，他们每人带一个搪瓷缸子，一到宿营地，各人往自己的搪瓷缸子里放一把米，加上水，一个班烧起一堆篝火，把缸子放在火中，大家围着火睡觉，等到醒来时饭也熟了，吃过饭接着走，既省事又省时间。粟裕在走的过程中学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粟裕和红军战士们继续向东疾走，经瑞金北部，向大柏地前进。国民党军依然在后面紧追。红军好长时间没有打仗了，一直被国民党军追着跑，战士人人心中憋着一股气，燃烧着一团火。朱德军长照例跟着二十八团行军，走在粟裕他们身边。先是谁也不吭声，过了一会，几个战士装作没有看见朱德，自言自语发起牢骚，大声说：“当军长，不打仗!怕死就让我们来指挥好了!”谁知朱军长接过话茬说：“你们想打仗吗?打就打!”说罢，军长大衣一甩，粟裕和战士们立即跑过来领受作战任务。朱德带领大家一个反冲击，很快把尾追的敌人打垮了，还缴了七八十条枪。战士们兴高采烈，围着军长有说有笑。这一仗并不是偶然的胜利，毛泽东、朱德早就选好了打击敌人的好战场好战机，朱德军长又因势利导战士的杀敌情绪。敌人一路紧跟着红军追赶，骄横不可一世，说什么也没有想到红军会突然来个反冲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毛泽东、朱德牵着刘士毅的鼻子走。刘士毅错误估计形势，还以为红军陷入了困境，急切地想邀功领赏，加紧往前追赶，十五旅更是孤军突出，弱点已经暴露出来。

农历除夕，红四军到达大柏地。官兵们先是打土豪、送旧年，然后封锁消息，主力埋伏在离大柏地10多公里的石板道两旁山间树林里。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天下起了毛毛雨，雨停了便刮风，风停了又下雨，粟裕身上穿的单衣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裹在身上非常难受。大约下午3点钟光景，刘士毅部大摇大摆地来了，毫无觉察地走进了包围圈。红军官兵立即开火，双方激战整整一夜。粟裕指挥连队扼守要隘，把刘士毅部死死堵在伏击圈内。这一仗，红四军歼灭刘士毅部两个团大部，活捉团长以下官兵800多名。这是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陈毅来给中央写报告，称大柏地战斗是“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大柏地战斗胜利，红军改变了大庾失利造成的被动局面。实践证明毛泽东、朱德军事战略的胜利，也证明粟裕关于走与打的辩证关系的认识符合实际。红四军乘胜进占宁都县城。在宁都战斗中，粟裕臀部受伤，被送到卫生队治疗。这是粟裕第二次负伤。

1929年3月12日，部队进至闽西长汀四都镇，接着围歼驻在长汀的地方军阀郭凤鸣旅，全歼郭旅2000多人，旅长郭凤鸣在距城10公里的长岭寨被击毙。红军乘胜占领汀州。这是红四军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很快在这里打开局面，接着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1929年4月蒋桂战争爆发。毛泽东、朱德抓住战机，立即挥师江西，打通闽西与赣南的联系。闽西革命形势迅速发展，5月23日红军进占龙岩县城。按照敌我力量对比，红军完全可以打下闽西另一个城市漳州，但毛泽东和朱德决定不打。这是为什么呢？粟裕细细琢磨。原来漳州是福建地方军阀张贞的后方基地，红军如果打漳州，张贞势必会向蒋介石求救。蒋介石正好乘机派中央军进入福建内地，这不利于红军在闽西发展和苏区建设。毛泽东、朱德用兵着眼全局，深谋远虑，给了粟裕许多启示。

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粟裕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住在永定附近一座叫天子洞的大山半山坡上养病。粟裕带领三连担负保卫毛泽东的重任。粟裕把全连分成两部分，亲自率领一部分跟随毛泽东身边，另一部分在住地附近活动，严密监视敌人。粟裕每次到毛泽东住地去看望，总是见到毛泽东在聚精会神写东西。粟裕悄悄地走进去，停留一小会，看看没有事，又悄悄地走出来，不敢去打搅。广东军阀陈维远的部队就在永定附近，始终未敢进山活动。

1929年9月上旬，红四军发展到7000多人。部队又一次整编，粟裕由三连连长升任一纵队二支队党代表，时年22岁。

1929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红四军由闽西进入广东，开辟新的根据地。从井冈山开始，粟裕一直跟随毛泽东转战，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已有很深的认识。毛泽东从南方数省敌我力量对比出发，提出了“攻赣、防湘、不惹粤”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这个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中共中央进军广东的指示显然和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不一致。但是中共中央的命令不能不执行，结果部队遭受了很大挫折，中共中央不得不放弃打到广东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

1929年11月初红四军撤回赣南、闽西，继续发展，后来建立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两个中央政权对立的局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粟裕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又从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短短两年多一点时间，经历3次大的战略转移，从战士成长为红军的基层指挥员。他的职务决定他有时能直接听到毛泽东和朱德的讲话，从中认真学习，吸取营养，但更多的时候是从执行毛泽东、朱德的战略决策和军事指挥中学习。粟裕平时话不多，但爱思索、想问题、善总结，一次次的成功和失败，都给他提供了学习的丰富材料。他从这些曲折中体会到成功或失败，都与战略出击方向的选择紧紧关联在一起。

他在晚年撰写战争回忆录时说：“出击方向的选择是战略问题。要对敌我形势作正确的分析，要对具体地域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种条件作综合分析，尤其要注意选择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和注意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同时出击时机的选择也十分重要。”【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89页。粟裕跟随毛泽东、朱德学习选择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得益匪浅。

四、左倾领导一再指示主力红军夺取大城市。

第二次打长沙，从实践中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1930年上半年，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随着“立三路线”在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占统治地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影响了红军作战指导。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粟裕随红军部队开始了新的行动，经过了一段不平凡的战斗历程，受到新的锻炼和考验。

1月，粟裕与支队长肖克率二支队随主力红军进军赣南，2月下旬在吉水、吉安一带参加消灭单独进犯苏区的唐云山旅战斗。战斗中，一发迫击炮弹打过来，在粟裕身边爆炸。粟裕只觉得头部被猛地一击，昏了过去。他在地上躺了一会，挣扎着站起来，可是说什么也站立不稳。战士们见他满脸是血，急忙把他送到后方医院，治疗3个多月，6月初才伤愈归队。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组成红一军团，粟裕任红十二军五支队支队长。在以后的革命战争岁月中，工作一劳累，战事一紧张，他就要犯头痛病。解放以后医生检查，发现他头骨里有块弹片。粟裕这时才想起是消灭唐云山旅战斗头部负伤时留下的。这块弹片直到粟裕去世遗体火化，才从骨灰中取出来。

8月，中共中央指示主力红军攻取大城市。粟裕率部由赣南向湖南进军。红军官兵个个满怀革命激情，斗志高昂，一夜急行军35公里，直奔文家市。河水阻隔，大家顾不得找船摆渡，奋勇游水过去。20日拂晓，红军犹如神兵天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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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敌人面前，不到1个小时，装备精良的敌戴斗垣旅就被消灭了，旅长戴斗垣被打死，俘敌1阗0多人。也许是急行军出了一身汗，接着游泳过河着了凉，粟裕当天晚上就发起高烧，也没有什么药吃，凭着年轻壮实，抵抗力强，蒙头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好了。

8月底，部队奉命第二次打长沙。粟裕支队的任务是从南面大托铺攻城。这时的形势与7月下旬第一次打长沙时大不一样。长沙守敌达31个团，计10万人，周围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还有外壕、铁丝网、电网等好几层障碍物。而红军不会搞近迫作业，连交通壕都不大会挖，又不会爆破，更没有炸药，挖工事的铁锹也很少，完全没有打坚固设防城市的装备和技术。粟裕利用黑夜掩护，组织部队悄悄挺进到敌人铁丝网前，破坏敌人工事，挖掘前沿工事。天一亮，敌人发现了红军的意图，立即组织反击。粟裕便命令挺进到城下的部队撤下来。可是晚上再突到前面去继续挖时，头天晚上挖好的工事已被敌人破坏了，只得重新来。红军发动了两次总攻，都失败了，伤亡很大。粟裕心情焦急，同时产生了许多疑问。他冷静对比敌我，认为以红军现有的力量和装备、技术，根本不具备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提出的“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口号虽然动人，但一时成不了现实，他企盼早日纠正打长沙的错误决定，避免不必要的过大伤亡。9月12日，毛泽东、朱德果断下令撤长沙之围。粟裕闻讯称赞毛泽东、朱德决策英明。

第二次围攻长沙历时16天，昼夜作战，粟裕连续10多天没有很好睡过觉，高度疲劳。部队转移到醴陵，他竟一觉睡了2天1夜，才缓过劲来。

部队在株洲、醴陵、萍乡、攸县一带活动，中共中央长江局派周以栗为代表，要主力红军回师打南昌。红军一些领导对打大城市很有兴趣。毛泽东坚决不同意长江局的决策，反复做工作说服了周以栗，决定改打江西中部的中等城市吉安。毛泽东指挥红军从湖南向江西杀了个回马枪，10月4日顺利攻下工商业发达的吉安。中共中央接着又派涂正农来宣传“立三路线”，要红军继续打南昌、九江，会师武汉。结果涂振农又被毛泽东说服了，同意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还积极做红军高级指挥员的工作，在峡江一带不停地开会统一思想。这时毛泽东已经敏锐地洞察到蒋介石就要向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了，红军应该有所准备，便在11月1日运用政治委员具有的最后决定权，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的双重身份，和朱德总司令一起签发命令，红军紧急渡过赣江，进到东固地区整训，准备迎击强大的敌人。

部队在峡江转来转去的时候，担任支队长的粟裕，知道有的领导人仍然热衷于打大城市，领导层中对红军下一步行动的意见不一致，等待作出最后决定。但粟裕从打长沙的教训中深切地感到，红军不能再去打南昌、打九江，当务之急是准备对付即将进犯苏区的敌人。他接到毛泽东、朱德署名的命令，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放下来了。

五、20多岁的红军师长反“围剿”屡建战功。

毛泽东填词称赞：“前头捉了张辉瓒”。

1930年冬天，粟裕调到红二十二军任第六十五师师长。军长为陈毅。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8个师1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红军发动了第一次军事“围剿”。红二十二军缩编成第六十四师。粟裕后来担任了六十四师师长，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时年23岁。

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总指挥是鲁涤平，部队以平均日行35公里的速度，多路向中央苏区进攻。张辉瓒的十八师和谭道源的五十师，是鲁涤平的嫡系，也是这次“围剿”的主力。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提出“撒开两手，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作战方针，和朱德一起指挥红军向根据地中部退却，集中4万兵力的绝对优势，在运动中寻机分别歼灭各有1.4万人的张辉瓒师和谭道源师。红军东渡赣江，12月25日在宁都小布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特意写了一副对联，贴在主席台两旁的柱子上，高度概括了歼敌的战略指导思想，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注】《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29页。。粟裕反复吟诵，钦佩这副对联概括得好，短短46个字，把红军的战略战术说得明明白白，通俗好记，称赞它是 “克敌制胜的法宝”，认真揣摩，细细研究，灵活运用到指挥作战中。红军第六十四师武器装备比较差，除去几百条土造的“单打一”长枪外，其余都是梭镖，因此有人称六十四师是“梭镖大队”。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在粟裕带领下参加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取得了辉煌胜利。

毛泽东、朱德原来准备先打谭道源师，两次设伏都没有得到战机。这时，张辉瓒师孤军深入，弱点逐渐显露出来。朱总司令、毛总政委决定把张辉瓒的十八师一步步引进龙冈予以歼灭。粟裕领导的六十四师参加了这次战斗。12月29日，张辉瓒师被诱进入龙冈。30日清晨，龙冈大雾笼罩。上午10时左右，浓雾渐渐散去，毛泽东、朱德下达了战斗命令，埋伏在龙冈四周的红军一齐出击，敌人顿时慌了手脚，乱了阵势。战斗持续到黄昏，敌十八师不漏一人一枪全部彻底干净被歼灭，师长张辉瓒也当了红军的俘虏。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胜利。第六十四师大改装，所有的梭镖和土造的“单打一”长枪，全部换上了五响快枪“汉阳造”。战后，毛泽东诗兴大发，挥毫填了一首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以磅礴的气势，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同时记录下了粟裕率领的六十四师参加战斗的辉煌战绩：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毛泽东、朱德接着指挥红军打谭道源师。粟裕率六十四师担任正面攻击。战斗异常激烈。谭道源依仗优势装备，向粟裕师发起反击。前面的部队一时未能挡住敌人攻势，被冲开一个缺口。敌人一直冲到六十四师师部指挥阵地跟前。这时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加上司号员、通信员等少数几个人，形势非常危急。粟裕临危不乱，指挥大家全力拼杀，不让敌人再前进一步。突然有人在粟裕身后打冷枪，子弹从他身边穿过，把通信员打死了。后来查明，打冷枪的是一个混到红军队伍里的坏分子，他原来想在混乱中打死粟裕，也许是害怕，手一抖打偏了。幸好军部就在六十四师指挥阵地后面山头上，相距只有二三百米，发现这里情况紧急，立即派1个连增援，从翼侧迂回到敌后，实施两面夹击，把这股敌人消灭了。1931年1月3日，红军歼灭谭道源师1个旅，俘敌3000多人。

打张辉瓒和打谭道源两仗，前后相隔不过5天，战果悬殊。作为红军师长的粟裕，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战略战术的运用问题，他对这两仗作了对比，打张辉瓒部队迂回得好，红军从四面八方重重包围敌人，张辉瓒无路可逃，乖乖就歼。打谭道源，有1支红军部队行动慢了点，对敌没有及时形成包围，因而没有获得全歼敌人的胜利。粟裕从中得出两条经验：第一，山地作战是红军的主要形式，部队一定要善于爬山，谁先抢占山头谁就占据优势，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占据优势；第二，打歼灭战，迂回、包围很重要，特别是山区作战，只要迂回得好，把几个口子卡住，就能形成包围，敌人插翅也跑不掉了。粟裕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总结得出的经验，以后发展成为他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战法，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地聚歼敌人。

红军以后的几次反“围剿”，粟裕都在前线带兵作战，他有意识地体会毛泽东灵活用兵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每次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

蒋介石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于1931年4月1日发起进攻，总兵力增加到20万，由何应钦指挥，摆开了“一字长蛇阵”，西起赣江岸边，向东一直延伸到福建省的建宁，战线长达500公里，左、右两翼战斗力很强，中间是一些杂牌部队。能否以根据地为依托，粉碎敌人的“围剿”，苏区和红军领导层中意见不一。中央苏区中央局几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粟裕每次都参加了。会上，毛泽东反复阐述红军留在中央根据地作战的理由。粟裕越听越觉得毛泽东的主张正确，坚决支持留下来打。几种意见争论很激烈，会议一次次开，结论还是定不下来。毛泽东早就成竹在胸，预作运筹，他一边参加会议讨论，一边命令部队向东固方向推进，逐步作好战略展开。当大家终于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时，部队已经完成战略部署。

怎样确定作战方向呢?毛泽东的形象比喻，给粟裕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毛泽东说：现在敌人的阵势是只螃蟹，两边两只大钳子，中间是个软肚皮。软肚皮好打，但搞得不好，钳子就会夹过来。毛泽东又精辟分析了国民党军队的派系斗争：蒋介石一贯借刀杀人，扫除异己。红军先打中间软肚皮的杂牌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会积极前来救援。战局发展完全如毛泽东总政委所料，红军从富田、东固之间打起，对准中间软肚皮的上官云相、孔繁祥两支北方部队开刀，长驱15日，横扫 700余里，一直打到福建省的建宁。敌阵左翼蒋介石的“四大金刚”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四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都没有出动；右翼蔡廷锴、蒋鼎文两支部队也是作壁上观。红军顺利捅破了“软肚皮”。国民党军队的“一字长蛇阵”全线崩溃。5月31日，蒋介石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以失败告终。

粟裕经历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高层决策过程，又在师的领导岗位上参加了作战的全过程。他深刻体会到第二次反“围剿”，是正确选择打击目标的一个典范，毛泽东、朱德指挥作战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分发挥红军和根据地优势，准确选择歼击对象，其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一般说来打仗总是先打弱敌。但什么是强敌?什么是弱敌?粟裕认为这些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强敌因未展开，虽强犹弱；弱敌作困兽斗，虽弱亦强。所以，强与弱因时因地因情况不同而变化着，关键在于正确判断，难就难在正确选择。粟裕钦佩毛泽东、朱德对这个作战原则的运用得心应手，深受教育，深得教益。

蒋介石第三次军事“围剿”来势之快，出乎红军意料。蒋介石集中30万兵力，亲赴南昌行营指挥，并变换作战方针，实行分路围攻、长驱直人战略，趁红军主力还在分散做群众工作之机，急速推进到苏区中心地区，占领了东固、富田、东韶、黄陂等许多地方。毛泽东、朱德快马传令，3万多红军主力部队日夜兼程，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回到了苏区。毛泽东、朱德灵活指挥红军避强击弱，先打上官云相。8月7日至11日，红军接连打了3个歼灭战，毙、伤、俘敌1万多人，从被动中初步夺得了主动。毛泽东、朱德又充分利用在苏区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故示假像，牵着敌人穿行于高山险路。敌人像匹瞎马乱奔了两个月，有3个师在运动中遭到红军歼灭性打击，其余部队受尽苏区军民不断袭扰和坚壁清野之苦，哀叹“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就在此时，两广军阀趁蒋介石陷在江西脱不出身，向湖南衡阳进兵。蒋介石一时变成两面受敌，不得不对红军实行总退却。红军趁势分路出击，又歼敌2万多人，赢得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在敌人撤退的时候，红四军和红三军团联手打了一场恶仗，对手是战斗力很强的蒋鼎文、蔡廷锴。双方打到最后都急红了眼，蒋、蔡集中军官、军士冲锋，红军则集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拼杀。双方伤亡都很大。粟裕率部参加了这场恶战。他认真总结这一仗的教训，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和敌人硬拼，因为敌人已经决定撤退了，又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他进一步认识到，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员，随时都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切忌感情冲动，特别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保存有生力量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

粟裕参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直接指挥下作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对毛泽东、朱德用兵之灵活，创造和捕捉战机之巧妙，深为钦佩。他细细体会毛泽东和朱德的军事思想，感到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战争指挥艺术是一门永无止境的学问。从此，随着职务的变化，粟裕处处注意学习和研究指挥艺术，特别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的军事运筹，逐步达到了很高境界。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1931年11月，粟裕调任红四军参谋长。不久中央军委在江西瑞金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红军学校)，叶剑英担任第一任校长。红军学校下设4个连，粟裕被调任三连连长。红军学校每期学习3个月。四连即政治连是第二期成立的，粟裕又被调去担任政治连连长。叶剑英调任红军参谋长以后，肖劲光、刘伯承先后担任校长。政治连有400多名学员。粟裕对学员要求很严格，又处处以身作则做榜样。每天的军事训练很紧张，粟裕和3名排长亲自讲课做示范。负责讲军事课的还有伍修权、朱瑞等。政治连特别重视政治教育，教员中有从苏联回国的蔡畅、郭化若等。红军学校经常请一些领导人来校作报告，邓颖超就给大家讲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课。政治连住在一家祠堂里，尽管很拥挤，粟裕还让腾出一间洁净明亮的房子，布置成为“列宁室”，墙上贴着标语、地图，桌上放有书报，训练之余大家都爱到这里来看书学习，开展娱乐活动。粟裕经常和大家一起唱歌做游戏，辅导文化低的学员学文化。政治连的墙报办得很有特色，版面是一块布，贴满稿件，挂在“列宁室”墙上，每周出一期，都是学员自己写的，内容都是发生在连队和学员身边的新事。政治连学员毕业回到部队，许多人担任了政治指导员，为加强红军的政治建设作出了贡献。1960年，粟裕去广州，同当年在中央苏区红军学校政治连学习的廖冠贤不期而遇。二人回忆起将近30年前的这段难忘经历，粟裕动情地说：“红校四连的同志们多数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至今留下已知道的，只有你我二人。我们是幸存者，创业难啊，不要忘记死难的烈士！”

1932年2月，在红军学校带过两期学员的粟裕，被调回红四军仍任参谋长。1932年12月，粟裕被调任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师长。半年后学员毕业，教导师随即解散。1933年1月，方志敏在赣东北创建的红十军奉调到了中央苏区，和红三十一师合编成立红十一军，军长周建屏，政治委员肖劲光，粟裕被调去担任参谋长，不久参加第四次反“围剿”。

六、坚持正确路线，反被左倾领导内定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规模超过了以往几次，集中5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同时进一步加紧经济封锁。这时王明左倾错误已经扩展到中央苏区，毛泽东被排挤出了红军领导岗位。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他们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用兵，先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再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粟裕所在的红十一军在东线福建方面作战。周恩来、朱德命令红十一军伪装红军主力，执行牵制任务。2月中、下旬，粟裕协助周建屏军长、肖劲光政委率红十一军先打新丰镇，再东渡抚河，大摇大摆地向黎川前进，迷惑、吸引敌人，掩护红军主力秘密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在宜黄的黄陂山打了个漂亮的大兵团伏击战，全歼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仅一个团逃脱。3月中旬，红十一军再次奉命担任钳制和吸引敌人先头纵队的任务。粟裕精细筹划，在地方部队配合下，牵着敌人先头部队鼻子加快南进步伐，与后续部队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为主力红军创造了各个歼灭的战机。埋伏在东陂地区的主力红军又打了一个漂亮的山地运动战，一举歼灭敌十一师大部和第九师一部。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以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一步发展，命令红军部队进行所谓“不停顿的进攻”。5月，粟裕与政委肖劲光奉命率红十一军进攻江西东部的硝石。驻防硝石的是1927年在湖南发动“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战斗力比较强。红军战士恨透了许克祥，仇人相见，战斗十分激烈。天下着雨，红二十八师攻打一个山头失利，形势紧张。粟裕和肖劲光闻讯赶到前沿，组织部队再次冲击，迅速把敌人打垮了。红二十八师乘胜追击，没有料到敌第二梯队突然从红军后面打了过来。这时粟裕手中已没有部队，情况极其危险。粟裕立即带领身边的警卫人员冲上去堵截，压住敌人进攻。一颗子弹飞来，击中粟裕左臂，血管被打断，鲜血直流，粟裕当场昏了过去。幸好身边的警卫员懂得一些急救知识，迅速用绑腿把粟裕左臂上部扎紧，止住了流血，又找来担架，抬着粟裕送往20多公里外的救护所。山道崎岖，雨大路滑，走了三四个小时才送到。第二天，粟裕负伤的左臂肿得像腿一样粗，皮肤变成了紫褐色。救护所见伤势严重，连忙把粟裕转送到了军医院。医生一检查，子弹是从左前臂的两根骨头中间穿过去的，骨头都伤了，还打断了神经，已经感染，出现坏死现象。医生决定立即截肢，否则有生命危险。粟裕想，只剩下一条胳膊，在前线作战该多不方便，坚持不截肢。他对医生说：“即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胳膊。”医生只好尊重粟裕的意见。

伤口很快化脓了，需要开刀。医院没有麻药，医生拿来几根麻绳，把粟裕的左臂紧紧绑在凳子上固定好，然后切开伤口，挤出脓血，清除坏死组织。粟裕疼得浑身大汗淋漓。他用右手紧紧抓住桌子，咬紧牙关，刚毅地坚持着支撑着，没有喊一声痛。医院没有药品，治疗就靠盐水。医生把蚊帐布剪成二指宽、五六寸长的布条子，放在盐水里浸泡，每天早晨从子弹进口处捅进去，第二天从子弹出口处抽出来，再放进一条清洁的布条子。这样捅了几个月，每捅一次粟裕都是钻心痛，伤口虽然没有再感染，可就是长不好。眼看敌人第五次军事“围剿”就要开始，其他伤员一个个伤愈出院返回前线，粟裕心中焦急如焚。就在此时，粟裕经历了一次遭敌特袭击的危险。

那是一个赶集日子的早晨。军医院设在硝石南边的团城。敌人的便衣队伪装赶集混了进来，袭击军医院。医院毫无准备，又没有武装力量，大家立即分散四处隐蔽。粟裕一跑出门就遇到4个敌人便衣。敌人紧迫不放。粟裕虽胳膊负伤，但两条腿很利索，而且平时训练有素，一口气跑了10多公里，甩掉敌人，转危为安。后来粟裕被送到方面军司令部手术队，用当时根据地最好的外科药品碘酒治疗，不到半个月伤口就长好了。这是粟裕第四次负伤，左臂虽然保住了，但留下了终身残疾。

粟裕伤愈出院回到部队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一个多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第 七军团，下辖十九、二十、二十一师。十九师是由红十一军改编而成的。寻维洲任七军团军团长，肖劲光任政委，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11月11日参加了浒湾、八角亭战斗。

浒湾、八角亭靠近敌人的战略要点江西抚州的金溪县。守浒湾的是冷欣的1个师，下辖5个团。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七军团正面进攻，夺取浒湾，三军团迂回侧后。七军团发起攻击后，与固守八角亭的敌人形成对峙。粟裕率领的二十师是刚由地方部队改编成立的，全师只有2000多人，而攻击正面宽达10公里，还要派出2个营去掩护兄弟部队，用在主阵地的兵力实际上只有1500人左右。敌人发现三军团进攻其侧后，立即倾全力猛攻正面。粟裕指挥二十师和十九师一起奋力反击，第一天把敌人打垮了，还缴了几百条枪，天黑后各自收兵。从枪声判断，三军团和敌人打得很激烈，但三军团一次也没有和七军团联络，彼此不知道对方情况，没有协同配合，各自打成了消耗战。第二天早晨，敌人继续在正面猛攻，还出动了飞机、装甲车。红军战士没有见过装甲车，面对这样的铁家伙，不知该怎样对付，十九师的阵地被敌人两辆装甲车冲垮了。擅长游击战的红军指战员，从来没有见到过飞机轰炸场面，望着集中投下的炸弹，有人大声叫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他们不是胆小怕死，而是不知该怎样对付敌人的空中袭击。粟裕指挥的二十师阵地战斗也很激烈，敌人以密集队形冲杀，二十师师部阵地最后只有机枪排的一挺重机枪，仅剩70多发子弹。机枪排长舍不得把子弹打光，粟裕抢步上前，夺过机枪，猛扣扳机，“哒，哒，哒”，70多发子弹一齐射向敌阵，遏制了敌人的攻势。子弹、手榴弹全打光了，粟裕和战士们就用枪托和石头砸，一直坚持到天黑。敌人进攻的枪声渐渐停止了，粟裕率领幸存的战士们沿着抚河撤退，第二天早晨才找到七军团指挥部。

浒湾战斗失利，粟裕总结得出了很多教训。从红军总兵力看，是完全可以把敌人消灭的。由于红军通讯联络太差，兄弟部队之间没有一点配合，对敌没有形成有力夹击，打成了伤亡很大的消耗战。这次战斗，红军还吃了不了解敌人新式装备的大亏。50多年后粟裕还说：“这一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说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敌军武器装备的变化，我军的战术、技术也需要相应地发展。所以我历来主张要给部队讲真实情况，让部队了解敌人。由于受‘左’的影响，有一种倾向，就是不敢实事求是地讲敌人的力量。”【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04页。粟裕认为，实事求是看到敌人的优势，绝不是左倾领导人所说的“恐敌病”。了解敌人才能最终战胜敌人。与其战争打响了由于缺乏思想准备而“恐慌”，不如交锋前“恐慌”。战前“恐慌”还有时间做好工作，研究对策；战时“恐慌”想补救已经晚了，等待的只能是打败仗。

此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已在中央苏区占统治地位，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共产国际又派遣只会用地图指挥作战的李德来担任军事顾问。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肖劲光被撤销七军团政委职务，由乐少华接任。部队的气氛和过去不大一样了，沉闷、压抑，没有生气。粟裕也被乐少华扣上了“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受到限制和监督使用。50年后粟裕撰写战争回忆录时，披露了这段现在看来是那么荒唐的事，说起了这顶大帽子的由来：“我们在闽赣边执行牵制任务时，一次我们阻击向江西前进的敌第十师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我从前沿跑回来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军团长和政委坐在一根木头上。军团长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政委没有作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他突然跳了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X，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我们只得停止追击。当晚军委来电批评我们为何不继续追击。他才没有说的。但他从此把我作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加以限制和监视。”【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05—106页。

浒湾战斗以后，粟裕率部队在清流、归化、将乐、沙田一带活动。军委给七军团的任务是无论如何都要拖住福建方面的敌人，不让他们向江西增援。七军团兵力不多，不能打规模大一点的运动战。粟裕从实际出发，积极筹划打游击性的运动战。他指挥部队占领交通要道附近的山头，居高监视敌人，发现敌人向江西方面行动，马上就打出去，袭击敌人尾巴，把大部队吸引回来，牵制住敌人。粟裕还谋划了奇袭永安县城，取得很大胜利。

永安是国民党军鲁涤平部的后方，县城周围筑有较高的城墙。这时红军战士已经学会了一些攻城技术。粟裕总结第二次打长沙的教训，组织指挥战士把坑道一直挖到永安城墙脚下，又找来一口棺材，里面装满黑色炸药，挑选一批战士伪装出殡队伍，把棺材抬到城门口，趁敌不备点着引信，把城墙炸开一个大缺口。预先埋伏在城边坑道中的战士一跃而起，冲进了永安县城。那个负责点燃导火索的工兵排长，因为来不及撤离，被炸塌的城墙埋在里面，光荣牺牲了。打进永安城，缴获了敌人一个兵工厂。中央苏区派来了许多民夫，把兵工厂里的武器、弹药、机器都搬走了。在清理战利品的时候，还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部队打下兵工厂，发现有许多长方形的铁皮桶，里面不知装的是什么，摇摇还有液体流动的响声。通讯员想办法打开了铁皮桶盖，点了根火柴，凑到桶口去察看，谁知“嘭”地一声巨响，桶里那水一样的液体烧起来了，幸亏扑灭得快，没有造成大火，那个通讯员为此受了处分。原来铁皮桶装的是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汽油，汽油一碰到明火，自然要燃烧爆炸。贫苦农民出身的通讯员从来没见过汽油，更不懂得这些道理，挨个处分实在有点冤!

由于攻占永安城的胜利，七军团受到了表扬和奖励。然而，粟裕和红军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局部的个别的胜利，却无法扭转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造成的失败，也无法在总体上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军事“围剿”。

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粟裕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和指挥下转战，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学习、成长。领导层中正确与错误不同意见的争论，胜利与失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给粟裕学习中国革命的道路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生动的教材。他在实战中逐步加深了对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理解。粟裕从亲身的经历中深深体会到：“作为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00页。。从此以后，粟裕更加自觉地刻苦地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站在战略的高度思考作战，从全局出发驾驭局部，即使是在以后长期远离中共中央乃至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也尽可能地去了解和重视学习战略性问题，所以能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作出正确判断，采取适应新情况的方针政策，把革命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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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一、中革军委紧急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遣队领导却不知道中共中央的真正意图。

1934年7月6日晚，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出发一支部队，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它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粟裕担任先遣队的参谋长。这是中共中央决定战略转移最早派出的一支红军部队。但中共中央派出这支部队最迫切的真实的意图，包括粟裕在内的先遣队领导谁也不清楚。若干年以后，粟裕见到了当年在极小范围内阅读的两份中央文件，才明白了中共中央的意图。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50多万兵力是重点进攻中央苏区。此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已经把持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们排挤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否定红军许多高级指挥员的正确主张，第五次反“围剿”打了整整一年，大小战斗上百次，红军没有打过一次痛快的歼灭战，越打越被动，越打越憋气，苏区根据地也越打越小，到1934年4月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300余里。到1934年6月情势更为严重，左倾冒险主义领导最后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向西南突围，准备到湘西去与第二、第六军团会师，创建新苏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组成和派出的。

1979年底，粟裕向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询问：抗日先遣队是否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派出的?叶剑英说：“五次反‘围剿’初期，毛主席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没有采纳。后来派出先遣队，主力红军已经要作战略转移，那时毛主席处于无权地位。”【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34页。那么，那时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呢？当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元帅，1973年12月回答军事科学院的提问时明确指出：“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西南部转移)。”【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34页。

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的是红七军团。接替肖劲光担任政委的是乐少华。1934年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到瑞金休整补充。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几位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化名李德，又叫华夫，1933年9月到达中央根据地)，接见了军团长寻维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要求在1个半月内赶到。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还发出了《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

“训令”规定红七军团的任务：“中央及军委决定派七军团长期到福建、浙江去行动，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开展反日运动；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深入到敌人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州)江(山)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

“训令”对红七军团的行动计划和完成时间，规定得很具体：“行动计划预定分为三步：第一步，七军团于7月7日晚由瑞金出动，经连城之北，永安东南，尤溪之东，约于7月25日到达闽清以西之闽江地域渡闽江；第二步，渡过闽江后，七军团即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经由古田、庆元、遂昌向浙西前进，8月中旬应抵达杭江铁路之兰溪地域，在红十军的协助下消灭浙赣边境上的敌人；第三步，8月下旬，在浙江及皖南地域，创立广大的游击地区及苏维埃的根据地。”

“训令”对先遣队决策领导核心和任务也作了具体规定：“党中央派中央代表曾洪易及工作团随军行动。如联系中断时，则由中央代表、军团长、军团政委3人组织七军团的军委，中央代表领导党的工作、反日运动和游击战争，并与地方秘密党组织取得联系。”

为什么规定红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皖南呢？因为这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已内部制定了一个中央苏区“大突围”、“大撤退”计划，拟定在9月、10月间实施。派红七军团去皖南，威胁国民党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正是为了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实行“大搬家”的战略意图。但中共中央领导人并没有把这个意图告诉红七军团领导，为此制定的绝密文件也没有向红七军团领导传达。

七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较新的军团，接受抗日先遣任务时，全军团约有4000人。奉调到瑞金后突击补充2000多名新战士，总共6000多人，其中战斗人员4000多人，分编为3个师，实际上各相当一个大团；非战斗人员约2000人，包括中共中央派出的随军工作团。全军团仅有长短枪1200到1300 支，一部分轻重机枪，6门迫击炮，许多战士拿的是梭镖。但其他物资却不少，中共中央为他们印制了大批宣传品，大约有300多担，连同部队的后勤物资和炊事工具，总共500多担。新成份多、非战斗人员多，武器不足，负荷沉重，行动迟缓，给七军团行军打仗带来很大不便，也使27岁的军团参谋长粟裕运筹戎机增加了困难。

红七军团离开瑞金，经福建的长汀、连城、永安，攻克大田县城，经尤溪以东，进入闽中地区。中共中央命令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专程从江西东进，护送七军团北上。两支劲旅同时挥师东进。国民党正规部队慑于红军强大威力，龟缩在县城据点不敢出来，沿途民团和地主武装更是不堪一击。7月30日七军团从闽江下游南岸的樟湖坂镇胜利渡过闽江，完全进入白区。

按照中共中央“训令”，七军团此时应由福建北上经浙南、浙西去皖南，实现第二步、第三步行动计划。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忽然改变计划，7月31日电令七军团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粟裕马上重新选择进军路线和制定作战方案，转兵向东，8月1日进占福州西北闽江边上的重要集镇水口，另一部占领古田县城。按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军团部在水口镇召开“八一”纪念大会，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并在大会上对北上行动和攻打福州进行了动员。官兵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中共中央出于总的战略意图考虑，对红七军团北上行动作了突出宣扬。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专门接受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谈目前时局和红军抗日先遣队。毛泽东主席详细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和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对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形势，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遣了一支抗日先遣队，这两天已经迫近福州，即将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毛泽东特别强调，这支先遣部队“有充分的战斗力，配备了充足的火力，战斗员指挥员都是质量很好的曾经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表现了最大的英勇”，并且预言“先遣队必能得到沿途民众的援助”，“很快壮大成为抗日作战的大力量”。这篇谈话刊登在1934 年8月1日的《红色中华》第二版。8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瑞金参加“八一”阅兵典礼发表演说，8月2日出席红军家属第一次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都论述了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意义。《红色中华》作了详细报道。从8月1日到9月21日，《红色中华》连续刊登14条电讯稿，报道抗日先遣队北上的胜利消息，最多时一天刊登4条，都在第一版。

红七军团突然在闽中地区出现，引起国民党当局震惊。福建省主席陈仪命令部署在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剿匪”的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集中到福州。蒋介石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和海运驰援福建。“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也急忙从漳州飞到福州视察。8月7日，红七军团到达福州西北近郊，当晚便发起进攻。

红七军团横渡闽江的时候，军团长寻淮洲坠马负伤，军事指挥重任落到了参谋长粟裕身上，眼前的重要一仗就是中革军委电令的袭取福州。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是东南沿海的大城市，筑有高大的城墙和坚固的防御工事。红七军团远道而来，对福州驻军的兵力和工事情况都不了解，以装备粗劣的数千之众去攻打省会大城市，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粟裕从来没有打过这种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从心里不同意打福州。然而，中革军委命令非常明确，还说福州市内的地下党组织将进行策应配合。作为军人和下级，粟裕只有服从，不容许违抗命令。他默默地提醒自己：把各种不利因素想得周到些，争取以尽量小的牺牲，换取尽量大的胜利。

粟裕命令部队迅速展开，占领城外一带高地。深夜11时左右，粟裕下令攻击。几个连的攻城部队犹如猛虎下山，直扑福州北关外围小北岭一线。战局开始发展很顺利，后来，遭到凭险扼守的敌人猛烈还击。善于野战的红七军团不熟悉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器材，而且根本没有所称市内地下党组织的策应。实际上福州地下党中心市委已在1934年4月被敌人破坏了。部队几度强攻都未奏效。8日下午，粟裕指挥红七军团再次向福州外围发动猛攻，战士们打得十分英勇，仍然没有办法打进城里。蒋介石出动了飞机，对红七军团阵地轮番轰炸、扫射。红七军团损失很大。面对严峻的局势，粟裕心急如焚。为了保存实力，避免过大伤亡，给部队以后行动带来新的困难，必须趁夜晚迅速撤出战斗。可是粟裕不在七军团的决策层内，没有这个权力。如何说服军团领导采纳他的意见呢?粟裕反复考虑，特别强调说，中革军委的命令是要红七军团“相机袭取福州”，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袭取”的机会，即使付出很大代价攻进城去，也解决不了城中敌人，权衡轻重，还是以撤退为上。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政委乐少华也觉得“袭取”福州无望，再攻下去只有加大伤亡，粟裕提出的撤退意见有道理，只好表示同意。

夜幕笼罩了福州北岭，北门外的里洋、笔架山、隐士山坡一带高地一片漆黑。粟裕指挥红七军团主动撤出战斗，8月9日晚转移抵达福州东北20公里的桃源、北石岭地区宿营。这里离闽东游击区只有10公里左右。

长期的行军、作战，部队十分疲劳，干部战士一躺下很快便进入梦乡。作为参谋长，粟裕知道肩上的责任，他把部队目前的处境又认真想了一遍，派出一支侦察部队，以防尾追之敌袭击。不料黑夜里侦察部队走错了路，从福州追来的蒋军八十七师一个团突然闯入桃源与降虎之间的梧桐山高地，与先遣队警戒部队相遇，双方立即接上了火。情况十分危急。粟裕迅速率部投入战斗，组织优势兵力和火力首先将突人之敌击退，接着紧急部署部队抢占阵地，迎击敌人反扑。天渐渐亮了，战斗同时在桃源西南的降虎、茶亭、汤岭、板桥等地展开，激战整整一天，双方逐步形成对峙状态。敌人增援部队源源开来，企图实施两翼包抄，还出动飞机狂轰滥炸，俯冲扫射。形势对红七军团越来越不利。粟裕敏锐地洞察敌人意图，力主尽快撤出战斗。先遣队政委乐少华也感到形势严重，赞成粟裕的意见。部队趁着夜幕悄悄撤出战斗。粟裕亲率一个连殿后掩护。部队继续向闽东游击区转移。

中革军委电令攻打福州，给红七军团以后的行动造成很大困难。部队刚过闽江时声势浩大，国民党军弄不清先遣队究竟有多大兵力。攻打福州这一仗，暴露了红七军团实力，不过是一支几十人的牵制力量。从此，国民党军就一直疯狂地追击、堵截，千方百计要消灭这支部队。

攻打福州失败和桃源血战，两次危急关头都由于粟裕随机应变，处理得当，七军团避免了更大伤亡。这两仗引起了粟裕的思考：攻城，不是红军的长处，红军既没有这方面的作战经验，又没有必要的器械，特别是不顾攻守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以深入敌占区的一支并不强大之师，去强攻并且还想占领敌重兵防守之城，口号虽然鼓舞人，结果不仅不能奏效，还造成重大伤亡，影响士气。桃源激战一昼夜，红七军团采用的还是阵地战打法，猛打硬攻，虽然毙伤俘敌很多，缴获几百支机枪、步枪，但自己伤亡七八百名，还牺牲了几名师、团干部。这种打法是不是适合处在新形势新环境中的先遣队?粟裕心中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一路行军一路深沉地想着。

二、孤军深入白区步步艰险。参谋长纵有妙策，惜乎无权实施。

8月10日夜晚，粟裕指挥先遣队从桃源、降虎一带阵地撤出战斗，继续东进。国民党军第八十七师一直紧紧尾追，到连江县潘渡一带把“追剿”任务移交给从武昌坐船赶来的第四十九师。

8月的南国，赤日炎炎，大地生烟。先遣队在白区行动，民夫很不好找，重伤员大部分由干部战士抬着，行动更加困难。粟裕既要代理军团长寻维洲指挥作战，又要完成参谋长的本职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无暇休息。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攻打福州的时候，中共连江县委潘渡区委就派游击队员前往北岭一带侦察。先遣队转移到达潘渡，连江县委接到潘渡区委报告，立即派宣传部长陈元前来迎接。中共连江县委迅速组织苏区群众和赤卫队员，还动员了几百名船工，不分昼夜将先遣队的伤病员抢运到安全区，分散到连江沿海的鹤屿、颜屿、下屿、下宫等地红军医院和临时医院治疗。粟裕来到海边，和转移的伤病员道别，鼓励他们安心养伤，坚持斗争。先遣队安排好伤员，粟裕立即指挥部队向罗源挺进。寻淮洲、乐少华、刘英、曾洪易等在罗源百丈村先后会见了连江、罗源中心县委和闽东红军独立团、连(江)罗(源)红军第十三独立团的领导人。闽东红军独立团团长任铁峰要求先遣队配合地方红军打下一些县城，使几块小游击区连成一片。寻淮洲等考虑到中革军委交给的任务，答应了闽东方面提出的攻打罗源县城的要求。寻淮洲把攻城任务交给粟裕具体实施。

罗源县城驻有国民党地方保安团1个营、海军陆战队1个连，还有县警备队、民团等。粟裕率先遣队右翼部队抵达罗源白塔，离县城大约5公里。连(江)罗(源) 红军第十三独立团一部由参谋长杨采衡率领，配合先遣队攻城。粟裕认真分析情况：从兵力对比来说，我强敌弱，这与打福州时完全不一样。敌人守在城内，先遣队缺乏攻城作战经验和器械，这是与打福州相同的。但是攻打福州失利的阴影还留在相当一部分干部战士心中，产生着消极影响。粟裕反复思考着、比较着，如何以尽量小的代价攻下罗源县城?粟裕和杨采衡等商量，确定了智取的作战方案。他们派出侦察兵化装成农民，与地方红军游击队侦察员一起混进城里，摸清敌人兵力部署、工事设施和地形交通。然后一部分人出城汇报情况，一部分人隐藏在城区原清政府军械库作内匝。与此同时，地方党动员赤卫队、贫农团积极行动，赶制攻城竹梯、火把，并且杀猪宰羊，砻谷舂米，准备庆贺胜利。部队的情绪很快振奋起来了。

8月13日下午，粟裕在白塔召开攻城部队战前会议，具体交代作战任务。夜晚10时，各部队分别到达预定位置。8月14日零时30分，粟裕一声令下，战斗首先在东门、西门打响。敌人连忙调兵增援东门、西门。打东门、西门是粟裕的佯攻计，南门才是真正的主攻方向。忽然南门起火，潜伏在城内的侦察员按时放火为号，策应攻城部队。城内城外夹击，南门守敌吓得不知所措，纷纷投降。战斗仅仅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红军就攻克罗源县城，歼敌1000多名，缴获机枪3挺，步枪200余支，还有许多弹药，活捉县长、国民党县党部指导员、保安团营长及警备队长等。红军打开县监狱牢门，救出40多名革命志士和无辜群众。8月15 日，先遣队把俘虏交给地方红军，离开罗源县城，向毗邻的宁德县挺进。中共地方党组织和红军在大街中心召开诉苦公审大会，判处罗源县长等7名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死刑，就地枪决。群众拍手称快。

同样是攻城，粟裕巧妙运筹，以很小的代价攻克罗源县城，震惊了国民党当局。粟裕在这次指挥作战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可惜的是七军团的大权掌握在左倾宗派主义领导人手中，粟裕的军事才能不能得到很好发挥，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

先遣队进入闽东，这是红军主力部队第一次到这个地区。当地党、红军和苏区群众非常兴奋，热烈欢迎。闽东游击区领导人叶飞等前来欢迎，在宁德县赤溪的阳谷村和先遣队领导会面。这是粟裕和叶飞第一次会见。闽东党、红军和苏区群众迅速妥善安排好了先遣队的伤病员，还动员一批青年参加先遣队，支持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连续在罗源、穆阳镇打了几个胜仗，极大地鼓舞了闽东党、红军和根据地群众。根据先遣队领导决定，粟裕从部队挑了几百条好枪送给闽东党和红军。先遣队留下的几百名伤病员，后来许多人成为闽东独立师的骨干。

8月16日，中共中央电令先遣队离开闽东，沿闽浙边境向闽北前进。此时寻淮洲伤势好转，重新参加一些军事指挥。粟裕在帮助军团长遂行军事指挥的同时，努力做好参谋长的工作。

先遣队转战闽东，向闽北转移，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紧紧咬住不放。粟裕是先遣队领导人中最忙的一个。敌人靠近了，他立即运筹阻击，制定作战方案，提请军团领导下决心，狠狠打它一仗，煞煞敌人威风。仗刚打完，又要运筹如何迅速摆脱敌人，变被动为主动。然而，先遣队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一直无法彻底扭转过来。粟裕感到困惑。先遣队离开中央苏区以后，行军走什么路线，每天前进多少里程，在什么地方宿营，攻打哪一个城镇，都由中革军委电报遥控指挥，在作战指导和指挥上实行绝对集中，规定得非常具体。例如，中革军委要先遣队每天挺进15公里左右，不要你多走，也不让你少走。这一切同粟裕在毛泽东等领导下参加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完全不一样。随着仗打得越多，粟裕在军事上越来越成熟，思想越来越开阔，想问题越来越深刻。他认为，先遣队孤军深入白区，面对的是优势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行军、作战等军事行动必须不断根据变化着的情况，作出灵活机动的改变。古时用兵尚且有“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说法，现在怎么能不顾敌情我情，一味按完全脱离实际的电报指示行动呢?粟裕又认为，先遣队北上远离后方，沿途经过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就是最好的依托，应该凭借来休整部队、安置伤病员、补充新成份，并在根据地群众支援下，抓住战机打几个漂亮仗，为下一步行动打下基础。可是上面不让停留。粟裕走一路思索一路，对新环境中的行军、作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见解：行军，应该采取跳跃式前进，根据地形、敌情，该快则快，该慢则慢，动若脱兔，静似处子。作战，面对强敌追剿，应适当分散兵力，同敌人盘旋兜圈子，多打游击战，以吸引、迷惑和寻机打击敌人；遇到有利战机则集中兵力，打游击性的运动战，歼敌一部，以改变不利态势，争取战场主动权；既要积极打击敌人，又不盲目地打硬仗，拼消耗。粟裕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和看法，同寻淮洲军团长等领导干部交谈过。大家都有同感，都很赞成。粟裕也向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和七军团政委乐少华建议过，可是，把持了军团领导权的曾洪易、乐少华，对粟裕的正确意见听不进、不采纳。

曾洪易曾在闽浙赣苏区任中共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推行左倾路线，给闽浙赣苏区造成极大危害。来到抗日先遣队以后，面对艰险的斗争环境，一直悲观动摇，最终叛变投敌。乐少华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用“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压人，滥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在军团三人领导核心中，只有寻淮洲是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军事指挥员。他参加过秋收起义，作战勇敢，联系群众，有胆有识，机智灵活。但是，把持中共中央领导权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推行宗派主义组织路线，对红军中从基层成长起来的有实战经验和领导水平的干部，采取排斥和不信任态度，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军事一把手，却无法行使军事指挥权。乐少华对行军作战都要指手画脚瞎指挥，有时军团长刚下令部队展开，乐少华则要部队撤下来，使下级指挥员无所适从。粟裕不是军团军事委员会成员，他的许多正确主张尽管得到中下层干部拥护，却得不到曾洪易、乐少华重视。粟裕出于公心，维护军团长寻淮洲的权威。乐少华大为恼火，大声呵斥粟裕是“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分子”，扬言要撤粟裕的职。一向平和的粟裕愤怒抗议说：“你还没有资格撤我的职!”

军团主要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乐少华和寻淮洲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曾洪易愈益暴露出严重的恐慌动摇，竟然要求离开部队。部队攻克闽东豪绅地主集中地福安县穆阳镇，筹集到3万元现洋和大量物资。8月24日，部队离开穆阳继续北上，乐少华独断专行确定一条行动路线，结果走错了路。军团长寻淮洲气愤地批评乐少华。乐少华蛮横地与寻淮洲大吵大闹。曾洪易身为中共中央代表，不仅不支持寻淮洲的正确意见，连他们吵架也不劝阻，站在一旁冷眼观看。从内心里说，粟裕是支持寻淮洲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必须顾全大局，不能使寻、乐矛盾再扩大。形势这样险恶，主要领导再不团结，必然会给部队带来重大损失。他默默地给自己加了一项新任务：部队每到一地，粟裕除了周密安排宿营、警戒外，还要派出人员去调查下一步行动路线，提出行军方案，然后送给曾洪易、寻淮洲、乐少华，等三个人签名盖章都同意后再去组织实施。

按照粟裕提出的行军路线，部队在闽浙边行动，继续向闽北前进，8月26日由福建寿宁进入浙西南的庆元县，连续击溃国民党地方保安团和地主武装大刀会的拦阻，8月28日下午攻克庆元县城。部队在庆元县休整一天，8月30日向西挺进，在竹口歼灭国民党浙江保安第三团(缺1个营)，消灭丽水保安警察大队和庆元县保卫团大部，活捉庆元县长张致远，击毙县保卫团副团长丁南，浙江保安二支队司令官杜志成落荒而逃，浙江保安第三团团长何世澄兵败自杀。先遣队短短几天内连战告捷，军威大振，9月初进入闽北苏区东北的古楼一带游击区。

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苏区，是闽浙赣苏区的一部分，领导人是享有很高威望的老共产党员黄道。先遣队离开中央苏区以来，一路马不停蹄，战斗一个接着一个，此时全军已不足4000人。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始终咬住不放。粟裕、寻淮洲等都竭力主张利用闽北苏区有利条件，让部队好好休整一下，同时坐下来认真总结出师以来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的行动和作战。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前堵后追下，先遣队一直处在被动地位，也需要闽北苏区的支援，寻找战机打几个胜仗，振奋士气，摆脱被动局面。可是，中革军委一次又一次来电，催促七军团行动。9月4日电令七军团：“现已开始作战计划的第三步，中心任务是：继续彻底破坏进攻红十军及闽北苏区之敌的后方；在闽浙赣边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苏区”，并规定“上述任务应于9月内完成。”9月7日，中革军委又来电批评七军团：“你们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并命令：“立即执行4日的训令”，“集结兵力转移到新的隐蔽地域”。9月10日军委两次来电：“命令七军团仍应执行原定北上任务”。实际上，那时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左倾路线领导人把持的中共中央明知这个情况，仍然机械地要先遣队按原计划到皖南去，这是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而此时粟裕的战略思想和中革军委指示完全不一样：从眼前看，粟裕竭力主张七军团应该依托闽北苏区，寻找战机给尾追之敌第四十九师以有力打击；往下一步想，还应在福建地方党组织和地方红军配合下，以军事斗争作支撑，更大规模发动群众，把闽东、闽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再同群众条件较好的浙西南庆元地区连结起来，创造较大的局面；最后从这里跳跃式地向浙西和皖南发展，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真正调动敌人离开中央苏区。可是粟裕的真知灼见既未引起中革军委重视，也没有被曾洪易、乐少华采纳。凝视闽北苍山峻岭，想起中革军委三令五申的脱离实际错误指挥，粟裕心中极度惆怅。

按照中革军委指示，七军团在闽北只停留了短短几天，安置好一批伤病员，随即离开浦城县古楼游击区，通过枫岭关，向北进入浙江省江山县境内，从此结束了在福建省境内的战斗历程。为了破坏交通和迷惑敌人，粟裕派一个团殿后。9月14日，这个团在江山县清湖镇归队，但去接应的红五团却在峡口与敌遭遇，被封锁在杭 (州)江(山)铁路和衢江南边，与七军团主力失去联系。政委洪家云率领部队冲出包围，撤回到闽北苏区，便留下来归中共闽北党领导，改编为红三团，在闽浙边的浦城、江山、龙泉等县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3月，粟裕、刘英率新组建的挺进师挺进浙西南，途经闽北，洪家云和红三团重新归建，编入挺进师。

三、两千多公里征战，以周密的运筹使困境中的部队尽量减少损失，争取胜利。

先遣队进入闽北苏区时，已是从瑞金出发后两个月，超过了中共中央规定的到达皖南的期限。按照中革军委9月4日电报指示，先遣队离开闽北，已开始了出发时规定的作战计划的第三步，即“在浙江及皖南地域，创立广大的游击地区及苏维埃的根据地”。那么，部队就应该向皖南急进。粟裕感到困惑的是，就在9月4日的同一个电报指示中，中革军委又给先遣队规定了当前的“中心任务”：一是“继续彻底破坏进攻红十军及闽北苏区之敌的后方”，二是 “在闽浙赣边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苏区”，还进一步指出：“首先破坏龙泉、浦城、广丰、玉山间的公路交通线，其次破坏兰溪、衢州、五山、江山、常山间的铁路和公路交通线”，并且明令“上述任务应于9月内完成”。参谋长粟裕接到中革军委这样的电报心里直犯难。叫粟裕犯难的何止9月4日电令!这段时间，中革军委电报不断。部队加快一点行军速度，以便早一些赶到皖南，中革军委马上来电严厉批评：“不须以急行军增加病员与疲劳，每日行二三十里”【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19页。。敌人乘机加紧了追击围堵。在这种情况下，参谋长的工作非常艰难：既要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深入敌后进行破袭活动，又要对付强大的敌人和保存自己。眼前的情况对先遣队十分不利。粟裕认为，从实际出发，当前最好的战略决策就是避敌锋芒，“走”为上计。中革军委却多次批评：“对保安团畏惧其截击是不对的”。事实上，这段时间先遣队也连续打了不少胜仗：9月13日攻占江山县清湖镇，消灭浙江保安团1个营。9 月15日在江(山)常(山)公路的大陈地区，打垮了浙江保安3个团7个连的进攻，一度攻人常山县城，缴获一批物资和现金。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反革命的社会基础雄厚，保安团人数多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保甲制度严密，加上交通和通讯便捷，蒋介石能及时掌握红军行动情况，迅速调集部队“围剿”。而先遣队行军作战的指挥权，掌握在千里之外的中革军委手里，他们对当面实际情况完全不了解，凭主观愿望发号施令。先遣队只能机械地按照电报规定的时间、地点、路线、里程慢慢走，差不多天天要打掩护仗、遭遇仗，尽管也取得了不少胜利，但处境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困难。特别是一仗打下来伤员无法安置，只好自己抬着边走边打，边打边走。一个伤员要安排两个战士抬，还要一个作替换，部队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随军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越来越悲观动摇。

部队在浙西艰苦转战。9月17日，中革军委电报严令七军团：“在未执行军委给予的破坏杭江铁路及其附近公路的任务之前，禁止继续北进。”粟裕拿着电报，忧心忡忡地去找寻维洲、乐少华和曾洪易。粟裕心中很清楚，限于当时当地的群众基础和七军团的技术、装备条件，要在敌人心脏地区广大地段上破坏铁路、公路，是根本办不到的事。中革军委的指示完全脱离实际，闭门造车。寻淮洲、乐少华、曾洪易看了电报，都没有说什么。粟裕站在旁边等了一会，又默默地退了出去。18日，中革军委又来电令：“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方法占领该城，并确保于我军手中”，规定先遣队要以遂安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尔后再向浙皖边境发展。粟裕把电报交给寻淮洲，焦急地问：“怎么办?”

粟裕早就把遂安那一带的情况侦察清楚了。他对寻淮洲说，遂安位于新安江上游，距离杭州只有200公里。这里虽然是山区，但处于衢江、兰江、新安江三角地带，江水较深，汽船可以通到建德、兰溪，还有浙赣铁路和公路干线，交通方便，敌人行动十分便捷。居民多以竹木为业，产粮很少，部队进去以后给养困难极大。而且这里没有共产党的工作基础，相反，赣东北的逃亡地主都在这里聚居。显然，要以遂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是不适宜的。粟裕又向军团领导扼要分析敌情：国民党第四十九师、浙江保安第一、第二纵队，以及新增调来的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正从几个方向加紧对先遣队追击、“围剿”，企图堵死红军前进道路，实施多路合击。先遣队再次陷入危急境地。乐少华听了粟裕分析，感到事态严重，弄不好七军团会全军覆没。乐少华和军团其他领导反复研究，决定不顾中革军委的批评和电示，率部向皖赣边行动。在向皖赣边转战中，粟裕右臂中弹负伤，弹头一直留在臂内，新中国成立后才取出。

9月30日，七军团一路征战到达皖赣边之段莘地区(婺源县北)。这里距离原定最后目的地皖南已经不远，粟裕及七军团官兵这时才知道皖南几个县的暴动早已失败，幸存的一些干部和群众分散在山里坚持斗争。粟裕千方百计派人寻找他们，了解情况。有次在路上遇到皖赣特委和当地游击队的负责人，粟裕和军团领导同他们长时间交谈，询问皖南敌我斗争形势，根据他们的建议，决定继续西进到黎痕地区。

粟裕经过详细调查分析，认为皖赣边和皖南各方面的条件，比七军团经过的浙赣边、浙西都要好。这里既有大山区，又有丘陵地，河道可以徒涉，便于隐蔽和机动；经济比较富庶，有利于解决部队的粮食、给养；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稍大一点的村子都有报纸，便于了解全国的形势、动向；有共产党的工作基础和群众条件；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向东北可威胁芜湖、南京，向东可以威胁杭州。粟裕积极建议在这里停下来，开展游击战争。军团领导接受了粟裕的意见，马上致电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提出在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与当地党和游击队密切配合，争取在休宁、婺源、祁门一带消灭尾随之敌，以扩大皖赣苏区，寻找有利时机再进入浙江。由于连续作战和长途行军疲劳，部队大量减员，每个步兵连多的只有20多人，少的仅十几人。给中共中央的请示电还建议将部队整编为4个营，精简机关，充实连队，以便机动作战。为此，粟裕认真制定了整编方案。离开瑞金以来，粟裕感到最苦恼的是，身在敌占区斗争第一线的军团领导，面对瞬息多变的复杂形势，对行军作战却没有一点机动权。他力主在电报中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在敌人严重进攻的情况下，允许军团领导机动、自主地解决问题。遗憾的是，粟裕和寻淮洲等符合实际情况和需要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和批准。

10月15日，中革军委指示七军团转移到闽浙赣苏区整顿补充。军团领导专门开会研究。粟裕坚持皖赣边有发展条件。军团领导这次同意了粟裕的意见，认为进入闽浙赣苏区还要通过敌人几条封锁线。如果今后仍然要去皖南，则不如不去闽浙赣苏区，主力向皖南游击区行动。18日，中革军委复电同意，21日却又电令：七军团仍要去闽浙赣苏区。粟裕手持中革军委电令，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这明明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可是军令如山，必须坚决服从，随即作好了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部队迅速由皖赣边出发，在浮梁、德兴之间通过敌人两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重溪地区。

七军团自江西瑞金出发到进入闽浙赣苏区，转战闽、浙、赣、皖4省的几十个县，历时近4个月，行程1600多公里。这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第一阶段转战。由于左倾错误的决策和指挥，七军团历尽艰难，损失很大。但广大官兵用生命和鲜血在军史上写下了永放光辉的一页。在几千里征战中，粟裕越来越深切地看到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及其对红军的危害。他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无法对部队的军事行动起决定作用，更无力扭转局面；但他的周密运筹和军团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的努力，对部队在困境中尽量减少损失和夺取局部胜利，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先遣队在到达闽浙赣苏区时，仍保持了部队的主体力量。教训也是一种财富。粟裕在失败中学习，形成了许多正确的认识，特别是他对先遣队行动战略指导上的许多见解和建议，都是与左倾领导者针锋相对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情况新形势下的灵活运用。遗憾的是粟裕这些正确意见没有被决策者重视和采纳，无法得到贯彻，直到他独立领导浙西南游击战争时才得以充分发挥。

四、危急关头更显出军事家胆识。

1934年10月，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下，中央苏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中革军委明令各根据地和留下来的红军部队接受中央军区指挥。此时，先遣北上的红七军团正在闽浙赣苏区休整。

闽浙赣苏区是著名革命家方志敏创建的老苏区。方志敏(1899—1935年)，江西弋阳人，1922年8月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常委兼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弋(阳)横(峰)起义，创建赣东北(即闽浙赣)苏区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并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围剿”，红旗一直在这里高高飘扬。红七军团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1933年红十军奉命调到中央苏区，后来组成红七军团，闽浙赣苏区随后成立了新的红十军。红七军团这次来到闽浙赣苏区，等于是子弟兵回老家，苏区人民格外热情欢迎，亲切地称七军团为“老十军”，方志敏亲自到驻地看望大家。11月7日，七军团召开全体军人大会，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方志敏应邀参加。就在这次大会上，粟裕第一次见到方志敏。方志敏对粟裕这位红军青年将领的军事才能早有所闻，今日得见，紧握着粟裕的手热情问好。

七军团在闽浙赣苏区召开政治委员会会议，检查从瑞金出发以来的工作，开展对曾洪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会后，曾洪易一气之下独自跑到闽浙赣省委所在地葛源去了。七军团领导把会议精神报告中央军区。中央军区复电指出：不仅是机会主义错误，而且已形成了严重的曾洪易的退却逃跑路线。

从瑞金到闽浙赣苏区，在4个月的艰苦征战中，粟裕对身为中共中央代表的曾洪易的表现历历在目。曾洪易给七军团造成了极大危害，今天开会清算完全必要。但是，造成七军团一路被动、损失重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亲历其境的粟裕已经作了很长时间的思考，有了自己的认识。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决策层和七军团掌握实权的个别领导人战略决策和军事指挥上的严重脱离实际，领导作风上动辄训人、压制不同意见的家长式统治，干部路线上的宗派主义。不彻底揭发和清算左倾错误，就不能正确吸取过去4个月的经验教训，还会继续危害革命，危害七军团。

粟裕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深深感到会议的指导思想不对头。在七军团的主要领导人中，曾洪易和乐少华虽然有矛盾，但他们贯彻执行来自中革军委的左倾路线决策基本一致，没有分歧。特别是乐少华，认为中革军委的指示都是正确的，因为七军团没有坚决执行，所以没有完成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粟裕认为，七军团的当务之急是清算左倾错误。恰恰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这次会议没有涉及到。

1934年11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红七军团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七军团整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别编为第二十师和第二十一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仍担任军团政委，原七军团军团长寻维洲被降任第十九师师长，支持寻淮洲的原七军团参谋长粟裕被调离主力部队，担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为了统一领导十军团与创造新苏区的行动，不久中央军区又决定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第十九师政委)、刘英等5人组成军政委员会。对于这种干部任命，粟裕内心感到非常不理解，并为寻淮洲军团长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忿忿不平!

新成立的红十军团的任务是：十九师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二十师、二十一师留在闽浙赣老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苏区。寻淮洲率十九师通过封锁线，出敌不意，向浙皖赣边进发。摆脱了左倾领导的干扰，寻淮洲从实际出发用兵，灵活机动指挥，抓住战机歼敌，渡新安江，逼近昌化、于潜 (今于潜镇，属临安县)、临安，震动了杭州；又从浙江入皖南，克旌德县城，一路北上，威胁芜湖、南京，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1934年冬，蒋介石集中正规部队和各省保安团20多万人，封锁闽浙赣苏区和“围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而闽浙赣红军总数只有2万余人，敌我兵力对比悬殊，形势越来越严重。中央军区电令十军团立即率二十、二十一师转到外线，同十九师会合，集中兵力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浙皖赣边新苏区。军政委月会主席方志敏随十军团行动。方志敏非常器重粟裕的军事指挥才能，由于他的提议，粟裕重新担任主力红军十军团参谋长。12月10日，红十军团部率领二十师、二十一师进至黄山东南的汤口，与先期到达的十九师会合。粟裕非常熟悉十军团所属的各支部队：红十军和闽浙赣苏区的地方武装长于打游击战，现在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显然不符合实际。这是左倾错误没有得到清算造成的战略指导又一次重大失误。几十年以后，粟裕在总结这一段历史经验时沉痛地说：这一重大失误，“为后来红十军团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26页。。”1973年12月，朱德元帅在评论合编成立十军团的教训时指出：“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37—138页。

谭家桥战斗是红十军团3个师全部转向外线作战后进行的第一仗，对于红十军团至关重要。蒋介石国民党调集重兵多路尾追堵截，企图围歼红十军团。13日，红十军团沿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转移，经乌泥关进到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据侦察获得的情报，蒋介石嫡系王耀武率领的补充第一旅及浙江保安第三团一个加强营，紧紧尾随“追剿”已抵汤口，其他各部相距尚远。此时红十军团兵力与补充第一旅等部差不多，虽装备不如对手，但所占地形十分有利，且部队士气高涨，群众条件也好。红十军团领导决定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段公路两侧有利地形，打一场伏击战，争取歼灭孤立突出的补充第一旅大部，粉碎国民党军企图围歼红军的阴谋。根据军团首长决心，粟裕立即作了安排。

十军团的作战部署是：从乌泥关起沿公路两侧自南而北，按十九师、二十师、二十一师顺序设伏，并在公路上埋了地雷。十九师是十军团战斗力较强的师，配置在上峰，以一个连控制乌泥关隘口制高点，主要兵力部署在乌泥关以北，与二十师、二十一师阵地依次衔接。二十一师以一个营的兵力在谭家桥正面构筑工事坚守，待补充第一旅通过乌泥关进入伏击地域以后，即行封锁乌泥关口，断敌退路，同时阻击可能增援之敌。二十师、二十一师会同十九师部分部队对敌拦腰出击，并排冲杀下去，将其大部歼灭于乌泥关至谭家桥的公路上。

粟裕提出的作战部署和军团首长的决心是正确的。敌补充第一旅曾被十九师打败过。现在十军团有3个师，对付补充第一旅应该说是有一定把握的。结果由于轻敌，关键时刻军团首长指挥不果断，加上改编不久的二十师和二十一师缺乏野战经验，几个师之间战斗配合不好，战斗力较强的十九师没有按原计划配置兵力，以及因地形限制兵力展不开来等等原因，双方从12月14日上午9时激战到黄昏，十军团最终失败，撤出战斗，向北转移。激战中，十九师寻淮洲师长亲率部队夺回一度失守的乌泥关制高点时身负重伤，在转移途中牺牲，年仅22岁。寻淮洲的牺牲，是红十军团的一大损失。谭家桥战斗，十军团伤亡近千人，特别是牺牲了不少很有军事才华的师团指挥员。红十军团外线作战初战失利，愈加陷于被动。

谭家桥战斗之后，蒋军第四十九师、补充第一旅、第二十一旅及一些地方部队，共约20个团的兵力，蜂拥而来一齐追击红十军团。红十军团在皖南和皖浙赣边的十几个县往返转战，大小战斗10余次，打的都是消耗战，虽然给予敌人相当杀伤，但红十军团处境更为艰险。面对这种形势，回想起七军团离开瑞金以来作战的经验教训，粟裕认为，采取正规军打运动战的办法，不适合不利于红十军团；红十军团要摆脱已经形成的被动局面，坚持长期斗争，关键是要迅速将正规军转变为游击队，把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

1935年1月9日，红十军团转移到浙江西部遂安县茶山村。军团领导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中心议题是部队向何处去?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军团师以上干部全部出席，在谭家桥战斗中负伤的乐少华、刘英，也挂着绷带参加会议。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争论异常激烈。一种意见主张分兵：粟裕、刘英率十九师到浙西南活动，方志敏率二十一师回赣东北坚持，乐少华、刘畴西率二十师留皖南作战；另一种意见主张暂不分兵，一起回赣东北，先休整后分兵。军团长刘畴西主张后一种意见，而粟裕力主分兵。七军团时期，粟裕曾在浙南、浙西活动。七军团改编为十九师以后，部队又在浙江打了不少胜仗，击溃过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粟裕对浙南、浙西比较熟悉。中央军区也有电报，命令十军团转向浙西南活动。在茶山会议上粟裕提出，部队要摆脱困境，必须立即分兵，改变大兵团集结的部署，迅速实现两个“转变”：由正规军转变为游击队，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十军团后，1934年11月18日中央军区即命令十军团全部出击，明确指示：“集中主力争取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粟裕接到电报就对中央军区的这一战略指导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改编后的红十军团仅有 8000多人，和敌人相比力量悬殊，面对极端不利的态势，组成大兵团，集中起来打运动战，树大必招风，再说这棵树并不是真正的“大树”，最终必然会被大“ 风”吹折。但粟裕在红十军团内不是主要负责人，没有进入决策层，没有决策决定的权力。实战中的一次次失败，粟裕愈加认识到必须改变大兵团打运动战的作战指导方针，在茶山会议上充分阐述了已在心中积压很久的意见。

刘畴西等十军团主要领导一心想着部队急需休整，坚持全军返回赣东北苏区。粟裕的分兵主张没有被采纳，甚至使个别领导感到厌烦。茶山会议最后作出了全军南下返回赣东北苏区的决策。历史已经证明，这是造成怀玉山惨痛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方志敏被俘后在狱中写下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沉痛地总结了返回赣东北苏区的教训：“一来，进苏区通过敌人封锁线很难；二来，进了苏区，在被封锁线圈得很小的地方内，易被敌人包围；三来，再出苏区，又要通过封锁线，更加困难。”方志敏最后总结说：“这种决定，正等于老鼠钻牛角”，并把这作为这次失败的“主因”。

茶山会议后，为了调动敌人、摆脱敌人，粟裕指挥部队经安徽的茂林、泾县、宁国等地向宣城、广德挺进。尾追的国民党军30个团慌了手脚，他们怕红军突然向芜湖、南京进军，赶忙跑到前面堵截。粟裕立即来个“回马枪”，红十军团全部约3000人，由浙江遂安经开化、婺源、德兴苏区南下赣东北大苏区。粟裕率领先头部队800多人走在前面。这支所谓的先头部队由军团机关人员、后勤人员、伤病员以及没有弹药的迫击炮连、重机枪连组成，战斗力很弱，方志敏和在谭家桥激战中负伤躺在担架上的乐少华、刘英随同行动，但军事指挥全由粟裕负责。主力部队2000多人组成另外一路，由军团长刘畴西率领。

粟裕深知形势险恶和肩上担子沉重，摆脱险境的惟一办法，就是赶在敌人包围圈合拢之前，不惜一切代价急行军，突出封锁线，靠拢苏区越近越安全。粟裕把部队编成3个战斗连队，1月10日晚上从茶山村出发，向南挺进。这时国民党军调集20个团的追剿部队，全部南下围截。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行至开化县西北的大龙山，就遭遇国民党军拦击。粟裕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在夜幕掩护下转移，避开敌人，绕道山脊荒径继续南下。部队在荒山野岭行进，找不到向导，又无现成的道路可走。粟裕凭着地图和指北针指挥，判明进入赣东北的方向，命令部队在荆棘中开路前进。1月12日清晨，部队抵达开化县的杨林。从这里翻过一个山头就是开化、婺源、德兴苏区了。部队昼夜行军打仗，十分疲劳，又饥又冷，有人觉得这里比较安全了，主张休息一下再走。粟裕坚决否定了这种意见，果断地率领先头部队连续行军，破冰踏雪，一鼓作气冲出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合拢的浙赣边境封锁线，前进到靠近闽浙赣大苏区的港头，才命令大家停下来休息，等候主力部队。

而此时率领2000入主力部队的刘畴西，却是另外一种运筹和决策，终于铸成了极大危害。

刘畴西，湖南长沙人，1920年冬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参加共产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东征打陈炯明时负重伤，截去左臂。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在第二十四师任营长，潮汕失败后又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至1930年在苏联学习，回国后先后任红军师长、军长、中央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他是一位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领导人、军事学者，但实战经验不丰富，谭家桥战斗就表现出了他优柔寡断和紧急情况下缺乏办法的弱点。红十军团现在的处境远比谭家桥战斗时严峻，刘畴西的弱点表现得格外明显。

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从杨林出发不久，刘畴西军团长率领的主力部队接着到了杨林。刘畴西心想山那边就是苏区，又顾虑部队过度疲劳，命令在当地宿营，到第二天 (13日)下午才继续前进。这是关键时刻指挥上的关键性错误。就在十军团主力在杨林宿营休息的时候，国民党浙江保安第二纵队第五团从星口连夜急进35公里，赶在十军团主力部队之前到达开化、婺源、德兴苏区东部边缘的王坂、徐家村，占领了堵截十军团前进的有利阵地。十军团主力进到徐家村，立即受到先一步到达的敌人阻击，双方展开激战。刘畴西以一部分兵力掩护，大部队改变行军路线撤退。战斗持续到14日下午，至15日十军团主力部队才大部分进入开化、婺源、德兴苏区。

开化、婺源、德兴苏区是闽浙赣大苏区北面的一个外围小苏区，直径约15公里，周围约50公里。蒋介石觉察到了红十军团的意图，加紧往这里调集人马，堵截十军团进入闽浙赣大苏区。1月16日，已经到达港头的方志敏和粟裕商谈军情，二人一致认为，敌情严重，部队应该立即行动，不能再在这里延误。方志敏决定粟裕率先头部队先走，同时通知刘畴西率军团主力迅速跟上，全军团务必在当天夜晚全部通过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下午6时左右，粟裕集合先头部队刚要出发，刘畴西派人来通知，军团主力部队已经到齐，距离这里只有5里路，但人员疲劳极了，当晚不能再走。粟裕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向方志敏汇报。方志敏召来政治部副主任涂振农商量。粟裕很着急，对方志敏说，情况这样紧急，决不能再迟疑延误了，部队今天晚上必须通过封锁线。方志敏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方志敏让粟裕以他的名义，给刘畴西和接替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的王如痴写了一封短信，让刘畴西派来的传令兵带回去。信上说，敌情万分严重，限令无论如何在今夜迅速跟进，通过封锁线。

信送走了，粟裕心中仍很不平静，很不踏实，这样一封短信能否改变军团长的决策?他想到作战指挥经验丰富的寻淮洲已经牺牲，刘畴西军团长指挥又不果断，2000多名指战员的生命岌岌可危。于是粟裕主动向方志敏建议，由他回去协助军团长掌握部队，迅速跟进，连夜通过封锁线。方志敏觉得粟裕的提议很正确，也很必要。但他认为以粟裕的资历、职务，很难改变刘畴西的决心，方志敏决定自己留下来，以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和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改变刘畴西的错误决定，率部尽快脱离险境。

敌情正如粟裕估计，国民党军虽然已经加强了开化、婺源、德兴小苏区和闽浙赣大苏区之间的封锁线，因为兵力不足，一时尚未形成牢固的包围圈。粟裕率先头部队通过时，山上碉堡里的敌人用猛烈的火力阻击。粟裕迅速派出两个战斗班机动灵活作战，把敌人火力吸引过去，同时命令部队不顾一切往前冲。黑暗中，敌人弄不

Chapter_4

清红军情况，不敢离开碉堡。粟裕率先头部队800多人午夜前全部通过封锁线，17日平安到达闽浙赣苏区广财山地区，等候方志敏和主力部队。粟裕肩上的一块石头放下了，但他的心仍然悬在大部队。下半夜过去了。天亮了。主力部队没有过来。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仍然不见主力部队踪影。粟裕几次派干部组成便衣队前去接应，都没有联系上。开始还能听到远处的炮声、枪声，以后就沉寂了。粟裕惦记部队、惦记战友、惦记已经脱险为了全局毅然返回去的方志敏，心急如焚。大约经过一个星期，闽浙赣省委告诉粟裕，从截获敌人的无线电通讯得知：先是搜山敌军报告“清剿”基本结束，要求撤出休整；后是蒋介石传来命令，方志敏、刘畴西等仍在山上，务必搜查抓获，谁敢撤出休整，“杀毋赦”。最后又从敌人通讯中获知：方志敏、刘畴西都在敌人搜山中被捕了。

战局的发展也正如粟裕估计，刘畴西坚持就地休息，延误了戎机，后来通过封锁线时指挥又不果断，敌人一打枪阻击，刘畴西就命令部队返回改换突围方向，接连几个回合折腾，耽误了几天时间。追击的敌人火速赶来，把早已疲惫不堪的十军团主力重重包围在怀玉山区，再实施分割“搜剿”。十军团勇士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弹尽粮绝，又遇天气骤变，风雪交加，满山一片银白。战士们冻得瑟瑟发抖，仍坚持人自为战，表现了革命战士无比坚强、无比忠诚的大无畏精神。被围部队只有少数人跑回闽浙赣苏区，另有一小部分突围到皖南坚持斗争。方志敏隐蔽在陇首封锁线附近的山里，1月24日被敌搜山部队抓获，1935年8月初在南昌英勇就义。刘畴西也在敌人搜山中被捕，惨遭杀害。

得到主力部队全军覆没的消息，粟裕内心非常悲痛，他意识到在此情况下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先头部队的同志们都关心着主力部队，关心着方志敏同志。为了稳定部队，粟裕和乐少华、刘英等商量后，决定先不公布这个噩耗，率领部队去找闽浙赣省委、省军区。出发前，粟裕站在队伍前，抑制内心的悲痛讲话说：“同志们，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回到根据地。方主席虽然没有过来，但我们的主力部队已改编为游击队，回皖南打游击去了，暂时不能回到闽浙赣来，所以我们不必在这里等了。现在我们要开到磨盘山去与省委、省军区会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粟裕以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支拥有800人之多的久经考验的骨干力量，他们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在粟裕等的率领下，这支部队从挫折中站起来，踏上了新的征程。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自1934年7月初从江西瑞金出发，到1935年1月底在怀玉山失败，全部过程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时期。粟裕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改变这种败局。但是他确实以自己的军事才能和周密运筹，使这支部队尽量减少损失，为革命尽可能多地保留了一批骨干。善于总结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是粟裕的一个重要特点。抗日先遣队历时6个月、跋涉2800多公里的艰苦征战，给了粟裕的一生和成长重大影响。他走一路思考一路总结一路，以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的精神和高度责任心，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意见和建议，可惜绝大部分没有被采纳，而凡是被采纳了的，无不立即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以后他独立领导一个游击区、一个战区、一个野战军的军事斗争所采取的战略决策，很多指导思想都可以在抗日先遣队时期找到滥觞。

40多年以后，粟裕在回忆这一段斗争生活时，认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原因，除了客观上敌人强大外，主要还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它给了我们极其深刻而沉痛的教训。这种主观上的主要的原因，粟裕着重总结了以下4点：

第一，中共中央决定派出抗日先遣队的战略意图，赋予抗日先遣队的战略任务，是要以它的北上行动，促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这个过高的要求，实际上完全没有实现的客观基础，因而是主观主义的。战略决策的错误，最终导致了在作战指导上的盲动冒险。

第二，在客观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军事上未能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战略转变。成立新的大兵团十军团更是一个严重教训，导致了几乎全军覆没。

第三，在作战指导上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严重脱离实际，导致部队作战行动不从实际出发，处处被动挨打。这种绝对集中的指挥错误，既有中共中央左倾路线决策者的责任，又有军团内部只知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的极少数几个领导人的责任，造成的危害极大。

第四，左倾宗派主义的于部政策，严重损害了军团领导核心的战斗力，给军团带来了无法摆脱的灾难，这是导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组织上的原因。

粟裕认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斗争历史，首先是一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英雄史。方志敏、寻淮洲领导的广大指战员和烈士们创造的光辉战斗业绩，已经成为红军斗争史中英勇悲壮的一页，永垂青史；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留下的深刻的历史教训有力地证明：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就要遭受挫折。这是无数前辈和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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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浙南三年游击战

一、再次奉命挺进浙江。出奇兵，过灵山，渡信江。

1935年春节前后，在闽浙赣根据地崇山峻岭之中，夜幕渐渐低垂，笼罩群山，一间竹木搭起的草屋里油灯亮了。粟裕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对着隐没在黑暗中的松林竹海沉思。

这些日子，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粟裕居住的这间草屋进进出出的人特别多，有时几个人凑在一起轻声细语商量，有时十多人围坐在桌子四周热烈讨论，每个人的神情都很严肃。晚饭以前，一个重要会议刚刚结束，人散了，屋里沉静了，粟裕没有和大家一起去吃晚饭，他要把会上讨论的问题和各种意见重新好好想一想，选择最佳方案，以便作出最后决策。

前些日子，大约是1月底、2月初，闽浙赣省委把粟裕和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刘英召去，传达苏区中央分局转来的中共中央1月15日指示电，要他们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率部立即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并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根据地及邻近游击区域，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行动。这时，党的遵义会议已经举行，毛泽东重新回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正指挥红军胜利进行“四渡赤水”战斗，摆脱一路上被敌人围追堵截的被动挨打局面。但是，有关遵义会议的情况，粟裕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苏区中央分局转来的中共中央指示，也没有提到遵义会议精神。

粟裕对浙江并不陌生，1934年他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时，曾率部路过浙江，经历了一段艰难历程。粟裕静静听完闽浙赣省委负责人传达的中共中央指示，在片刻的沉默中，对即将担负的艰巨任务和面临的险恶形势，在脑海里飞快地作了一番思考，然后同刘英一起站起来，坚定地说：“请转告苏区中央分局和党中央，坚决完成任务。”粟裕认为：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是蒋介石的老巢和发迹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浙江就占了蒋、陈两家。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许多重要成员，如陈诚、胡宗南和特务头子戴笠等都是浙江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就像一把钢刀对着蒋介石集团胸膛，蒋介石怎能睡得安稳，岂能听之任之!但是浙江的工农劳苦大众是有革命传统的，1930年初夏，在浙江南部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它是直属中共中央军委领导的编人正式序列的全国14支红军部队之一，革命烽火燃遍浙南的温州、台州、丽水和金华地区20余县。由于反动势力强大，红十三军失败了，浙江共产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全省已没有一块红色根据地或游击区域可以作为挺进师的依托，但红十三军在浙南留下了不少革命火种。挺进师进入浙江，还可以同坚持在南方斗争的周围一些省的几个老苏区互相配合，互相支援。浙南山岭起伏，森林茂密，地理条件也有利于红军挺进师活动。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怀玉山失败以后，粟裕一直在考虑这次失败的严重教训。粟裕认为，从军事战略和战术上总结，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先遣队领导人没有根据变化了的敌情、社情和地理环境，适时实行战略转变：确立分散打游击的认识和决心，自觉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把打正规战变成打游击战。挺进师只要能完成好这两个决定性的转变，完全可以在浙江立脚生根。

在中共闽浙赣省委和省军区帮助、支持下，粟裕和刘英很快完成了挺进师的组建工作，王蕴瑞为参谋长，黄富武为政治部主任，姚阿宝任政治特派员，刘达云任供给部长，谢文清任没收委员会主任，张友昆任卫生部长。闽浙赣省委将闽浙赣独立师100多名精兵补充编入挺进师。全师共500多人，有轻重机枪12挺，长短枪 400多支。为了适应游击战争需要，师以下不设团、营、连，编成三个支队、一个师直属队。支队实际上只是连的规模，但大都由团级干部担任领导，战士中许多人都是有实战经验的红军基层干部。宣布挺进师成立那一天，500多人齐刷刷地站好队，虽然天气寒冷，大家衣服单薄，但个个精神抖擞。粟裕、刘英走到队前，立正，向大家敬礼，刚毅的目光从排头扫到排尾。他们先宣布中央分局转达的中共中央电令、挺进师编制及各级领导干部名单，然后分别讲话，从全国的形势讲到挺进师的任务，从挺进浙江的困难讲到夺取胜利的信心。粟裕讲话时强调说：今大的事实充分说明，党中央还在领导着中国革命，主力红军还在艰苦战斗，闽浙赣省委还在敌后坚持，北上先遣队的不少老同志小是也都站在这里吗?共产党和红军是消灭不了的，革命的烈火是扑灭不了的!我们一定要叫革命的烽火燃遍浙江。

挺进浙江，到哪里落脚?粟裕多次派侦察人员出去了解情况，和刘英等挺进师领导反复商量研究，最后大家选择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进入浙江创建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这里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可以与闽东、闽北和闽浙赣几块游击根据地互为犄角，互相支援。这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还有一个青帮组织，其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同共产党有联系，可以作为挺进师挺进浙江的初步依托。这里大部分地区山岭连绵，古木参天，道路曲折，便于游击队隐蔽和机动。

挺进浙江，走哪条路线?这是粟裕考虑的又一个问题。挺进师组建时，正是蒋介石集团对苏区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之后，敌人在苏区四周重兵设防，碉堡林立，挺进师要人不知鬼不觉地从敌人包围圈中跳出闽浙赣根据地，挺进浙江，困难很大。粟裕和大家商量后确定，进军路线由闽浙赣根据地的上饶地区南下，先到闽北，然后进入浙江。南下闽北必须渡过信江。敌人在信江北岸布置了几道封锁线。为了迷惑敌人，2月上旬，粟裕运筹了一次“声东击西”的军事行动。那时，进攻闽浙赣根据地的蒋军第五十七师一部，驻防在江西省贵溪县的裴源、河上溪一带。粟裕率领挺进师日夜兼程，穿越三县，向五十七师一部发动突然袭击，歼敌200余人，狠狠打击了进攻苏区的蒋军气焰。就在这时，粟裕又出奇兵，命令挺进师迅速撤出裴源，突然向北，返回闽浙赣苏区德兴县的童山关一带隐蔽。

这一带有座大山叫灵山。过灵山只有走乌鸦弄。虽说有条路，那是采药人“踩”出来的，崎岖险峻，一边是望不到底的悬崖，另一边是直插云天的峭壁，一般人都不知道，所以敌人没有设防。但要过乌鸦弄，没有可靠的向导不行。粟裕把这个任务交给上饶中心县委书记徐旺生。三天后，徐旺生领了一位年过花甲、两鬓霜染的老人来见粟裕。粟裕和蔼地问：“老人家，你是做什么活的?这一带的山路熟悉吗?”老人身板结实，说话爽朗，他拿起旱烟管，打上火，抽了一口，乐呵呵地说：“ 我常在灵山采药，哪条路都走过几十回。”又说，“那年闹暴动，山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工农药店缺少一种叫杜仲的药材，我背起药篓进了山。杜仲这味药这里很少见，苏维埃政府洪福大，那次进山采到了一大堆。托苏维埃政府的福，这次一定能带着你们顺顺当当过灵山。”说得粟裕和挺进师战士都笑了起来。

2月27日下午4时左右，粟裕指挥挺进师从德兴南下，翻越灵山。采药老人在前面带路，战士们一字长蛇阵排开，鱼贯前进，不一会就上了乌鸦弄。凭着几十年采药练成的翻山越岭本领，老人带领几个尖兵攀登上一道峭壁，放下早就准备好的绳子，战士们一个个拉着绳子向上爬。粟裕两臂都负过伤，攀登峭壁困难大，在同志们帮助下，一步一步往上攀。部队胜利通过乌鸦弄，登上灵山顶。

山高风急。爬山时人人出了一身汗，登上山顶寒风一吹，冷得瑟瑟发抖。粟裕命令部队立刻下山。战士们一夜急行军70多公里，路上遇到敌人喊话不理睬，打枪不还击，关卡岗哨问话由化装成国民党军的侦察连上前应付，连续突破6道封锁线，拂晓到达信江岸边。

天渐渐亮起来了，激流翻滚的信江横卧在面前。它足有百丈冤，成为一条天然巨堑，两岸青山环绕，险峰耸立。部队如果不能在天亮以前渡过江，进入闽北苏区，将彻底暴露在追赶过来的故人面前，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粟裕迅速派出两支小分队，分别到上游和下游寻找船只。忽然，队伍中有人喊了声：“来船了!”粟裕寻声望去，江上果然驶来了六七只木船。粟裕一面命令部队就地警戒，防止发生意外，一面派侦察连向船上喊话。原来这是从上饶到河口镇的运货船，他们开始以为是国民党军队抓差，不肯靠岸，后来听说是红军，就把船驶到岸边，卸下货物，分批把挺进师战士渡过江去。粟裕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暂时放下了。

二、在闽浙边辗转游击，创造挺进浙江建立根据地的战机。

挺进师渡过信江，3月1日清晨，在上饶县石溪宿营。战士们刚刚从酣睡中醒来，突然背后山顶响起密集的枪声，部队遭到袭击。粟裕拿起望远镜向四周山峦观察，根据枪声判断，敌人是战斗力不强的地方部队。粟裕命令一支队迅速出击，向敌人发起进攻，其他人员集合立即转移。朝阳从东方升起来，金色的阳光首先把山顶照亮，从低处向高处仰望，敌人的举动看得清清楚楚。粟裕命令神枪手端起长枪瞄准、射击，“叭叭”两声枪响，山顶上2个敌人应声倒在了血泊中。敌人是铅山县石塘街靖卫团，团丁们突然遭到打击，顿时乱作一团。粟裕接着命令：“冲锋!”冲锋号划破长空，激荡山间。一支队战士如利箭出弦，连追几个山头。敌人四散逃窜。整个战斗只进行了40分钟，打死打伤敌人十几人，俘敌12人。但挺进师仅有的一部电台在遭袭击中被敌人打毁了，从此挺进师和中共中央及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石溪一带原是闽浙赣苏区上饶县河南区委领导的“灰白区”，蒋介石发动军事“围剿”，这里和苏区失去了联系，但党团组织、工会组织和贫雇农协会、妇女会还在。群众听说从赣东北苏区来的红军部队把靖卫团打垮了，个个喜出望外，躲进山里的纷纷跑了回来，亲切地向战士问长问短。粟裕、刘英看到这种情况，命令部队原地休息，分散举行群众会，开展宣传，扩大红军影响。下午，挺进师召开全师排以上干部会，粟裕在会上讲话说：“早晨这场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我们仅有的一部电台被敌人打掉了，这是我们的最大损失。这次战斗的教训，是我们翻越灵山、一夜突破6道封锁线后产生了轻敌思想，敌人埋伏在跟前也不知道，遭了袭击。这个教训一定要认真记住。”会议决定夜袭上饶县甘溪镇，压一压敌人气焰。粟裕向大家详细布置了行动计划。晚饭以后，天很快黑下来了，战士们手持竹篾子编的火把，向甘溪镇进发，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游动的火龙。已经到了甘溪镇，走在前面的侦察排在镇外抓“舌头”时开了枪。镇上的靖卫团团丁刚要吃晚饭，听到枪声，吓得扔下饭碗，枪也不敢放，各顾各逃命去了。这是挺进师出发以来打下的第一个集镇，供给部干部战士全部出动，筹集粮食、布匹、食盐和中西药材。不少群众前来报告，有个大地主兼资本家开的店铺里堆满了大米和盐。战士们进去一看，果然满仓满囤的稻谷、白米和食盐。战士们向政治部主任黄富武请示如何处理?粟裕、刘英、黄富武研究决定，叫这个大老板捐粮1000担、食盐 5000斤和一部分现金，限他下午2点前交齐，一部分补充部队，一部分分给贫苦百姓。供给部同志还在镇上买了1000多匹布和800多元钱的中西药材、卫生器械。

挺进师在甘溪镇住了一夜，第二天继续前进，开始进入闽北苏区。国民党对苏区发动军事“围剿”，实行“三光政策”。红军战士一路上只见倒塌的房屋，荒芜的土地，不见人烟。挺进师从闽浙赣根据地出发前，曾向闽北党组织通报了进军路线，请他们派人接应。可是，部队进入闽北根据地时，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闽北的同志，却到处碰到敌人。敌人似乎早已知道挺进师要从远道来闽北。这究竟为什么呢?战士们从村里和凉亭边捡来一堆敌人的宣传品，粟裕细细翻阅，发现里面有一些是署名李德胜的“劝降书”，这才真相大白。那个李德胜原是闽北军分区司令员，他把挺进师要到浙江去的行动计划作为晋见礼出卖给国民党当局，叛变投敌了，并且带着蒋军来闽北伏击和“清剿”挺进师。形势突然变得更加严峻了。粟裕和刘英决定暂时放弃先到闽北同闽北苏区领导人黄道联系的计划，独立灵活机动作战，伺机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

3月初，挺进师进入闽北崇安县坑口乡车盆坑，终于与闽北中共党组织和红军会师了。战士们就像到了家一样高兴。粟裕、刘英抓住这个间隙，对部队作了一次整顿，安置伤员，清理无用的笨重装备，特别是召开全师官兵大会宣布：中央红军长征已经到达四川、贵州边境。这个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全师官兵，大家从这里看到了红军的力量，看到了胜利，多少日子一直被压抑的情绪进发出来了，多少日子听不到的歌声又响起来了。师部宣传员根据形势新编了一支歌，很快就在全师唱开了：

中央红军野战军，

沿途胜利多得很，

创造大片新苏区，

消灭很多白匪军。

每当歌声响起的时候，粟裕往往情不自禁地掏出随身携带的口琴，悠扬地吹了起来，为战士们伴奏。歌声琴声吸引了闽北苏区乡亲。

1934年7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浙江时，红五团二营政委洪家云，奉命率四连和六连去闽北执行接应兄弟部队任务，后来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留在闽北坚持斗争。挺进师和闽北红军会师后，洪家云接到通知，立即赶来和老部队会合。在崇安县岚谷，分别8个月的战友重逢了。同志们热烈地欢呼、拥抱，激动得热泪直流。大家在野外点燃起一堆堆篝火，围坐在一起开怀畅谈，说起怀玉山失败和已经为革命牺牲的战友，心情都很沉重。火光下，粟裕笑吟吟地走过来了，同重逢的战友一一握手，向大家问好。洪家云和战士们“呼”地围了上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从此洪家云部重新归建挺进师。挺进师在岚谷进行了短期整训，刘英向大家作政治形势报告，粟裕作部队整编和今后任务报告。粟裕说：“按照中央要求，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跳出闽北苏区，插到浙江敌人后方去!”师部决定，将原来三个支队扩编为三个纵队，纵队设立行动委员会。各纵队领导是：第一纵队纵队长王蕴瑞(兼)，政委刘达云(兼)，下辖第一第三支队；第二纵队纵队长李重才，政委洪家云，下辖第四第六支队；第三纵队纵队长刘汉南，政委方志富，下辖第七第九支队。师机关人员编为政治连，连长王维信，政委宗孟平。刘英、粟裕、黄富武、宗盂平、王维信、姚阿宝、刘达云、洪家云、方志富等9人组成挺进师政治委员会，作为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挺进师及其活动区域的党政军工作。挺进师组建时补充编人的原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100多人，在挺进师离开闽浙赣根据地时，大都故意掉队跑凹老家去了。洪家云部有150余人，几十支步枪、几挺机枪，他们的归建，使挺进师人员又恢复到500多人。

1935年3月23日深夜，春雨紧一阵疏一阵下个不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粟裕指挥挺进师离开闽北苏区，夜越仙霞岭。

海拔近2000米的仙霞岭，横卧在闽、浙、赣三省交界地带，成为阻隔三省交通的天然屏障，也是敌人阻挡红军从闽、赣进入浙西南的最后一道封锁线，隘口、要道碉堡林立。粟裕早已派人把山岭碉堡分布和敌人活动规律，调查得清清楚楚。每天晚上10点以后，守碉堡的敌人就哼着小曲，到附近村里“吃野食”搞女人去了，现在又下着大雨，真是天赐良机。部队冒雨挺进，快过封锁线了，粟裕命令大家就地隐蔽，侦察排按照预定作战计划，迅速迂回到碉堡跟前，严密监视敌人动静。部队加快步伐，从半山腰悄无声息地过了封锁线，凌晨4点多钟来到闽北浦城县仙阳镇。小镇还在沉睡中，只有几条狗偶而狂吠几声。粟裕命令部队露宿街头屋檐下，不准惊扰老百姓。宣传员忘记了一夜翻山行军的劳累，分头张贴标语。山村百姓都有早起的习惯，天刚破晓，镇上的人一开门，看到满街的标语：“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又看到蜷缩身体睡在湿漉漉石子路上的队伍，又惊又喜。粟裕命令挺进师官兵立即开展宣传工作。这一带群众对红军并不陌生，特别是贫苦百姓，听说挺进师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格外亲热。这一天，仙阳镇店铺照常开门营业，早市仍像平时一样热闹，人人脸上都露出几分惊喜。

三、斋郎战斗。胜利完成打开进入浙西南通道的任务。

浙西南是一个重要战略地区，国民党在那里驻有较强的保安团。如何以最小的代价顺利地打进去，是粟裕运筹挺进师进军全局的一件大事。他冷静分析敌情，认为挺进师直接打进去，可能会遭受较大伤亡，不利于以后的坚持和发展，决定先在外围活动，迷惑敌人，调动敌人，把保安团吸引出来，给予各个打击、歼灭，伺机进入浙西南。1935年3、4月间，粟裕、刘英率领挺进师，在闽浙边境进进出出，游击于龙泉河以南的庆元、景宁、松溪、政和、寿宁、泰顺一带，往返作战，一度进到浙江省的江山县，先后打了大小几十仗，歼灭一批保安团和地主武装。

3月25日拂晓，粟裕指挥挺进师，在龙泉县住溪打响了进入浙西南的第一仗，旗开得胜，消灭地主武装一个分队，缴获枪支40多支，俘敌30多人。挺进师没收镇上土豪的财产，打开谷仓，分给穷苦百姓。部队继续朝东北方向前进。夜里，天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小雪，气温下降。战士们买来干柴烤火取暖，挨在火堆边宿营。凌晨3点钟左右，担任前卫的部队突然遭到敌人保安队袭击。前卫部队一个反击，就把保安队打垮了，还抓了两个俘虏。粟裕细细审问，得知江山县和遂昌县一些乡镇都驻有保安队或武装警察，正准备联合进攻挺进师。粟裕立刻和刘英商量，改变行军路线，避开敌人锋芒，向东南转移，沿着九龙山前进。

九龙山坐落在江山、遂昌、龙泉三县交界处，海拔约2000米，山套山、峰连峰，深渊绝壁，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崎岖难行，加上连日下雪，道路难辨，更增加了几分险情。战士们手拉手艰难地往上爬，一个人不小心滑一跤，就会接二连三撞倒一大串。山越爬越高，气温越来越低。战士们身上衣服单薄，光脚穿双草鞋，有的连草鞋也没有，赤脚踏雪前进。许多人脚板被锋利的岩石、树杈划破了，鲜血滴在皑皑白雪上，像绽开一朵朵红艳艳的杜鹃花。粟裕脚穿一双破布鞋，鞋底已经磨破，扎着几张棕片。他走在队伍前面，往高坎爬时，顺手抓住身边被积雪压弯的树枝，一用力借势登了上去，回头对后面的同志说：“抓住它，这是我们的好帮手!”师部宣传员手里拿着红旗，边摇边喊：“同志们加油，看谁得红旗!”有的人别出心裁，在山上用雪堆了个“敌人”，朝着山下喊道：“冲啊，不让敌人逃跑!”战士们的情绪都被鼓动起来了。

第二天傍晚，部队翻过九龙山，赶到龙泉县高山村宿营。刚进村，迎面走来一位老农民，说要找“长官”。粟裕走过去，和气地问：“大伯，你有什么事吗?”他打量了粟裕好一会神秘地问：“听说红军在江山、庆元那边打败了很多白军!”站在一旁的战士抢着回答：“是啊!”老农民指指白皑皑的九龙山又问：“这山那么高，你们会飞吗?”战士拍拍双腿戏谑地说：“翅膀长在这里!”粟裕和老农民都笑了。

景宁县的沙湾镇南通庆元，北达遂昌，东至温州，西连龙泉，是邻近几县的交通枢纽。镇上驻有浙江省保安第二团一个中队，镇两头各有小塔形状的水泥碉堡。保安团自恃这里地势险要，工事坚固，恣意残害周围群众，猖狂极了。挺进师决定挥师沙湾，拔掉这颗“钉子”，压压敌人气焰。4月的一天，晨曦微露，战士们匆匆吃过早饭，集合好队伍，等待师首长下达出发命令，每人腰间都挂着一个小布袋，里面装满了饭团。粟裕走到全副武装的队伍面前，习惯地扫了大家一眼，坚毅而刚劲地说：“同志们，今晚我们要攻下沙湾镇。第一个任务是要用我们的飞毛腿越过5条长岭、十几座大山，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500多名战士喊出同一个声音，震荡山谷。

粟裕命令二纵队担任前卫。队伍一会儿走在风化的山岩沙砾路上，发出沙沙的响声；一会儿钻人古木参天的深山老林，阴森潮湿。饿了，抓把饭团塞到嘴里，边走边吃，脚下依然快步如风。日头已经过了头顶，行军速度渐渐慢下来了。粟裕命令宣传员在前面山岗设起了“行军鼓动站”，小鼓“咚咚咚”一擂，小锣“哐哐哐”一敲，山岗上响起了清脆的山歌：

同志们，累不累?

说不累，有点累。

同志们，苦不苦?

不怕苦，真艰苦。

为谁苦?为谁累?

自己肚里都有数。

同志们，快快走，

前面已到王家口，

翻过“刀子山”，

就是沙湾镇。

经过大半天急行军，战士们都精疲力竭了，忽然听到既不像快板也不是曲子的鼓动词，顿时来了精神，脚下不由得轻快起来了。太阳偏西时，尖刀班忽然碰到几个农民神色慌张往山里跑。一查问，说是县老爷坐着轿子，带了六七十个民团团丁，到王家口吃喜酒来了。粟裕一听，笑了笑说道：“真是兔子撞到枪口上了!”立即命令：“前卫排，迅速剪断电话线，在各个山口放哨警戒，封锁消息，其他人员跑步跟进!”说完大步走在队伍前面，带领战士急速跑了十几里山路，将王家口团团围住。战斗进行了不过10分钟，几十个团丁刚刚还在兴高采烈地猜拳喝喜酒，转眼间都乖乖当了俘虏，只是狡猾的县老爷在混乱中逃跑了。战士们在村后树丛里捡到一只斜纹呢布鞋，是县老爷慌乱中跑丢的。

部队重新启程出发，天黑时赶完180多里路，来到沙湾镇附近。粟裕从二支队挑选十几名精壮机灵的战土，在夜色掩护下分头摸到镇两边的碉堡。突然碉堡上的信号灯亮了，奇袭碉堡成功了。守候在镇外的战士一齐行动，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沙湾镇，枪声、喊杀声交织成一片。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神兵天降，一时乱了阵脚，哪里还顾得上抵抗，各自夺路逃命。

粟裕指挥挺进师在龙泉河以南接连打了几仗。敌人震惊，同时产生了错觉。国民党当局判定挺进师要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立脚，立即把龙泉河以北的浙江省保安团调到河南，命令福建的新十军和第五十六师北进，企图南北夹击，消灭挺进师。粟裕却悄悄地率领挺进师向北转移了，4月下旬进入浙江省庆元县斋郎地区。这里地处庆元、龙泉、景宁3县交界，山高林密，重峦叠嶂，是打伏击战的好地方。粟裕命令部队抓紧时间抢修工事，然后就地休息，养精蓄锐，自己带了几个参谋登上海拔1248米的主峰，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周围地形，一个以逸待劳、以少胜多的作战方案很快在心中形成了。

部队在村里休整了两天。战士们按照红军的老传统，利用修工事间隙，把村里村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给各家挑水、劈柴，像对待亲人一样，并在墙上写满了“打土豪，分田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等大字标语。由于国民党的造谣宣传，挺进师刚到斋郎，群众大都躲到山里去了，村里只留下几名老弱病残。他们见到红军这样和蔼可亲，顾虑消除了，纷纷把躲在山里的亲人找了回来。

国民党当局发现挺进师到了斋郎，立刻命令保安团从东北、正东和东南3个方向分进合击斋郎。浙江省保安第一团团长李秀率1200多人，福建省保安第二团团长马洪深率1000多人，还有近千人的地主武装(主要是“大刀会”)配合。敌人用心险恶，他们知道挺进师兵力有限，弹药不多，更无后方补给，便让地主武装打头阵，先对挺进师进行骚扰和消耗，然后出动主力突进，以收渔翁之利。如何对付这几路敌人，粟裕早已作了周到安排，成竹在胸。

4月28日早晨，太阳渐渐升高，照得群山金光闪耀。突然，山下响起了“呜呜”的牛角号声，接着传来一阵阵零乱的“冲啊、杀啊”的呐喊声。数百名地主武装“ 大刀会”会众，率先向挺进师阵地发起了冲锋。这些人身穿红色或黄色衣裤，袒露胸膛，耳朵里塞着棉花，嘴里念念有词，自以为吃了咒符，神仙附身，刀枪不入，大模大样地往前冲。粟裕命令部队沉着应战，把敌人放近了再打。敌人的子弹在挺进师战士头上呼啸，炮弹在附近炸起团团烟尘，粟裕和战士们毫不理会，瞪大双眼注视山下。敌人离挺进师阵地只有20多米了。“打!”粟裕一声令下，手榴弹、枪弹一齐射向敌人。冲在前面的“大刀会”门徒哗啦啦倒了一片，死的死，伤的伤。走在后面的看到咒符不灵验，神仙不保佑，子弹照样要他们的命，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逃，保命要紧，队伍乱了阵脚。粟裕驳壳枪一挥，大声喊道：“同志们，冲下山去消灭敌人!”说完，第一个跃出掩体。司号兵吹起了嘹亮的冲锋号。战士们看到粟师长一马当先，斗志倍增，像猛虎下山一样冲向敌阵。粟裕精心指挥，没有花费多少弹药，第一个回合较量很快结束了，“大刀会”死伤10多人，20多人当了俘虏。这些人大都是山区农民，粟裕、刘英对他们教育以后，全部放了回去。

这时浙保第一团李秀部到了离斋郎5里地的黄麻岭。李秀自以为人多装备好，坐在轿子里指挥作战，骄纵轻进。粟裕早已派出一支小部队，在黄麻岭一带和李秀部若接若离，似打似走，引诱李秀一步步进入了粟裕预先安排好的阵地前沿。挺进师居高临下，灵活机动作战，利用有利地形隐蔽杀敌。浙保第一团1200多人挤在一条狭窄山谷里，兵力施展不开，优势变成劣势。李秀吓得六神无主，一会儿命令向大垄岭进攻，一会儿命令沿放牛场前进，连续发动10多次冲锋，都被挺进师压了下去。

激烈的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傍晚，李秀不甘心失败，爬到一个小山包上指挥，被挺进师战士一枪打断了手。李秀胆战心惊，率领残部慌慌张张向斋郎东北方向的景宁县英川溃逃。粟裕命令全师出击。战士们一直追到5公里外的温堆，来不及逃跑的敌人纷纷缴枪投降。这一仗，打死打伤浙保第一团300多名，俘虏200多人，缴获长短枪150多支，轻重机枪5挺，子弹万余发。挺进师有20多名战士牺牲。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闽保第二团马洪深部从庆元出发进到离斋郎10公里的梅岙，就不敢再前进了。浙保第一团大败后，闽保第二团感到孤立无援，很快撤出了浙西南。

斋郎战斗是挺进师挺进闽浙边的关键一仗。斋郎战斗的胜利，迫使国民党保安团在以后一段时间内由进攻转为退守，龙泉河以北的敌人已比较空虚，一些反动地主纷纷逃离浙西南。挺进师获得了开辟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有利时机，胜利完成进军以来的第一个作战任务——打开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

一支只有500多人的装备简陋的部队，远离根据地，孤军插入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每一步都有万分艰险，每一步都可能陷入覆没境地，其艰难险阻绝不亚于当年的抗日先遣队。然而粟裕运筹和实施战略指挥，无论行军还是作战，每一步都出乎敌人意料，叫敌人摸不透，抓不住，打不着，不但处处被动，还时时挨打。挺进师挺进浙西南，胜利完成第一个作战任务，充分显示了粟裕从实际出发灵活用兵的军事指挥才能。

四、借鉴井冈山斗争经验，吸取先遣队失败教训，把工作重点放到“两个转变”。

斋郎战斗胜利，挺进师威名大振。国民党浙江省当局十分惊慌。4月6日省府机关报《东南日报》还吹嘘说：“浙省无匪迹……治安绝无问题”，不到一个月便惊呼：“松遂龙各县大半赤化”【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54页。。浙江省保安处副处长宣铁吾4月30日的一份报告，对地方当局的心态作了形象描写：“明知景、泰 (即景宁、泰顺二县)最近只四五百匪，而县政府、县党部等非常恐慌，每天有许多的电报打来告急，好像不得了的样子。有一县，一听到城里步哨走火的枪声，县府主持人就赶快逃得很远……专顾自己保全性命”【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481—482页。。

5月上旬，挺进师在闽北政和县境内召开政委会会议。经过1个多月在闽浙边进进出出作战和调查，粟裕对浙西南的具体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这时，挺进师已改编为4个纵队和2个独立支队。在政委会会议上，粟裕分析敌情，对一个多月军事行动的经验教训作了初步总结，提出了下一步的作战方针。粟裕认为，挺进师前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作战。进入浙西南地区以后，再集中行动对我不利，要在这里站住脚跟，完成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就要把武装斗争和建设新的根据地结合起来，挺进师要尽快实现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转变，由全师集中行动打正规战到分散开展广泛游击战争的转变。粟裕提出：把第四纵队留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活动，牵制敌人；第一、第二纵队担负开辟基本区，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其余则随师部北进，辗转游击于浙赣路以南一线。经过讨论，政委会会议决定：开创以仙霞岭及其以东地区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具体行动方案包括：第一，选择龙泉、浦城、江山、遂昌和龙泉、云和、松阳、遂昌东西两片地区，作为建立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这里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工作条件；第二，。洪家云率领第二纵队，回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衢州等县开展游击战争，宗孟平任第二纵队随军代表兼行动委员会书记；第三，师政治部全体人员和第一纵队，分散于龙泉、云和、松阳、遂昌等县间活动，建立共产党和各级革命组织，由黄富武、王蕴瑞、刘达云组成政委会分会，黄富武任书记；第四，粟裕、刘英率第三纵队至杭(州)江(山)铁路沿线附近游击，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北调，掩护第一、第二纵队活动；第五，成立浙西南特委，宗孟平任书记，开展地方党的工作。各个纵队均采取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教导的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每个干部、战士都要学会打游击和做群众工作两套本领。

挺进师原来所在的老部队，是中央苏区一支长于打野战的正规兵团，现在要分散打游击，一切都得从头学起。粟裕决定把干部放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掌握新本领，适应新形势。开始时，他让团级干部带一支小部队出去单独活动，约定3天后在某地会合，以后逐步把单独活动时间延长到5天、7天、10天……干部、战士单独活动的办法渐渐多了，胆子也大了。在单独活动中，干部、战士了解了群众的疾苦，熟悉了当地风俗习惯，学会了一些浙南方言，积累了在新区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开始群众对红军不了解，加上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宣传，男女老少都很害怕，红军一来纷纷躲了起来，有时连个向导都找不到。粟裕和大冢一起想了个办法：部队开到一个村子，叫侦察员装扮成百姓，满山满坡乱跑，嘴里不停地喊：“红军来了，快跑啊!”躲在山上的群众听到喊声，以为红军来搜山了，都钻出来跟着跑。这时侦察员再把他们拦住，向他们耐心宣传，说明红军是怎样一支部队，到浙西南来干什么的。如果要找向导带路，说明带10里地给1元银洋。群众从亲身的接触中感到这支部队对老百姓很亲，一点也不可怕，非但不抢百姓东西，带路还给银洋。一传十、十传百，群众很快了解了红军，拥护挺进师。1934年浙西南大旱，农业歉收。1935 年春天又发大水，夏粮荡然无收，浙江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到处是灾民、饥民。国民党政府和地主豪绅依然对农民残酷剥削，敲诈勒索，阶级矛盾尖锐。面对这种状况，粟裕认为，这是把群众紧紧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最好时机。他和刘英商量后公开对百姓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夏荒。”挺进师的口号和举动，赢得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浙西南农民的心，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欺骗宣传彻底破产了。挺进师争取了群众，也就取得了在浙西南分散打游击、建立根据地的主动权。

龙泉、浦城、江山、遂昌一带青帮组织有较大势力。粟裕通过深入调查，对这个组织的领袖人物松阳县安岱后村的陈凤生和斗潭村的卢子敬，有了全面的了解。他们和共产党及红军早有联系。陈凤生年轻时在外地经商，接触进步思想，借青帮之名组织农友开展革命斗争，1930年3月19日领导了攻打国民党警察所的武装斗争。卢子敬早年留学日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萌发变革思想，中途归国在乡里办学，积极学习和传播革命道理，后与陈风生、陈丹山在松阳、遂昌、龙泉三县边境发展青帮5000余人，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政治主张。陈凤生、卢子敬和陈丹山实际上是当地很有威望的群众领袖。青帮会众绝大多数是贫苦青壮年农民，有强烈的朴素的革命要求。挺进师一到浙西南，立即受到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和青帮会众热烈欢迎。许多青壮年围着挺进师战士问这问那，表示要参加红军。陈风生、卢子敬主动找刘英、粟裕介绍当地情况，真诚希望得到共产党的领导。粟裕积极主张对青帮采取团结和教育政策。挺进师从此在浙西南就有了很强的依靠力量。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先进分子，在斗争中先后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粟裕提出的两个“转变”思想，使浙西南革命斗争迅速出现了新的形势。挺进师各个纵队时分时合，机动灵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5月17日，粟裕率第三纵队攻打松阳重镇古市，陈凤生组织千余农民配合，俘虏地方保安基于队10余人，缴枪20多支，活捉并就地处决了镇长叶薪、巡官石振雄。5月21日，粟裕指挥第二、第三纵队夜袭龙游溪口，处决罪大恶极的县第三公安分局局长陈笺年。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率士官教育团到金华及浙赣铁路沿线视察。士官教育团装备精良，黄绍竑视为“怀中利剑”。粟裕得到侦察员报告，精心运筹，以逸待劳。6月14日，粟裕指挥第三纵队和师直属队，先在宣平北乡打了个漂亮仗，歼灭士官教育团一个连。15日又在汤溪小溪口出奇制胜，再歼士官教育团1个连。黄绍竑两天损折两个连，再也没有心思“视察”，于20日匆匆跑回杭州。7月中旬，粟裕率第一、第二、第三纵队袭击龙泉住溪镇，全歼保安基干分队30余人，缴获长短枪30余支。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处在遂昌设立“浙南剿匪指挥部”，宣铁吾任总指挥，调集浙保3个团和1个税警团、9个保安大队进剿遂昌、龙泉间的九龙山。粟裕巧用声东击西计谋，引得保安团队在黑夜里互相乒乒乓乓混战一场。

粟裕及时提出并努力实现的“两个转变”战略决策，在浙西南武装斗争中发挥了极大作用，短短4个多月，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迅速发展。松遂之间的安岱后、大泮坑、大横坑、苏马坪，龙遂之间的玉岩、枫坪、小吉、上田、东畲，遂西南的王村口、独口，龙西的碧溪、住溪，福建浦城的毛蛘，甚至丽水的雅溪、曳岭、丽云，龙南的上田、季山头、黄桶……几乎是一片火红。这些基本地区都建立了红色游击队，发展了群众武装，普遍成立了各种革命群众组织。住溪、王村口、官塘、枫坪、谷陈等地建立了临时苏维埃政府。挺进师迅速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5个纵队、2个独立支队，连同地方工作人员，不下2000人，还有地方武装近千人。挺进师在浙江的第一块游击根据地，已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5县之间建立起来，纵横百余公里。领导中心就放在遂昌县的王村口，师部和王村口苏维埃政府设在建于清乾隆年间的蔡相庙内，并在这里建立了后方基地，在后山设有军需物资供应站、军械修理所和伤病员休养所。游击区域发展到北抵浙赣路，南到闽浙边界西段，西到赣闽边境，东到丽水、宣平广大地区。挺进师初步实现了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在浙江站住了脚跟。

眼看“八一”建军节就要到来了，挺进师在松阳玉岩召开政委会会议，决定“八一”前夕在浙西南开展一次以“缴枪扩军”为内容的声势浩大的大示威，各纵队全面出击，向敌人显示红军力量，进一步扩大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军事影响，发展根据地。

誓师大会在遂昌王村口的天妃宫举行。王村口天妃宫始建于清朝乾隆五十九年，咸丰、光绪年间几次重修。庙宇构造精细，气势宏伟，基础全用块石垒砌，红漆宫墙，相配青石栏杆，宫门上方青砖浮雕栩栩如生。主殿正中塑有天妃娘娘神像，高处悬挂着皇帝的敕封匾。1935年5月挺进师进驻王村口，宽敞的天妃宫就成为挺进师和王村口苏维埃政府召开群众大会的会场。誓师大会开得很热烈，挺进师5个纵队的代表争先恐后上台表决心，互相挑战，要在大示威中比一比谁缴的枪多，谁消灭的敌人多。

“八一”大示威打了不少胜仗，第二纵队夜袭衢州城最富有传奇色彩和戏剧性。衢州是国民党的军事重地，城东有军用的江南机场。按照粟裕的部署，二纵队从王村口出发，经过两天翻山越岭，先在衢州南面的龙潭山上隐蔽下来。7月31日深夜，队伍悄悄地下山，在漆黑的田野时而快速疾走，时而匍匐前进，直拜火车站。敌人的探照灯光柱扫来扫去，战士们头上身上都有伪装，敌人一点也没有发觉。战士们先是轻手轻脚地撬铁轨，没有多久，被撬下的铁轨横七竖八地躺在路基边。突然，二纵队的行动被敌人的巡逻队发现了，双方立即乒乒乓乓开了仗。火车站的警备队听到枪声也紧急出动了，机枪“哒哒哒”地乱打，探照灯忽左忽右、忽前忽后急速乱扫。二纵队领导挑选几个机灵战士摸上去剪断了照明电线，探照灯立即瞎了眼，衢州城顿时陷入黑暗之中。城里的达官贵人、富商阔佬听到枪声已是心惊肉跳，电灯一灭更是慌作一团。守城军警漫无目的地开枪壮胆，全城格外混乱。二纵队领导命令一个排摸到城东飞机场。夜幕中的机场很快冲起一片火光，接着响起了震天的爆炸声。等到敌人接通电源，调来部队包抄，二纵队早已悄无声息地转移了。在此同时，一纵队袭击了仙居，三纵队袭击了遂昌、汤溪、金华，四纵队袭击了龙泉八都镇，五纵队袭击了龙泉、松阳。这次行动共缴获长短枪100多支，轻机枪2挺，扩充红军新战士400多人，散发标语、传单数万张。

“八一”大示威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极大地扩大了红军在浙西南新区的影响。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也有严重的失误。粟裕以后在回忆这一段战斗历程时说：“八一”大示威，“虽然给了敌人保安团队和反动地主武装以相当的打击，但却过早暴露和消耗了我们的力量”【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58页。。不久，国民党当局提前集中力量对浙西南根据地进行了第一次“围剿”。挺进师遭受了严重损失。

五、面对蒋介石40个团的“围剿”，第一次提出并运用“敌进我进”作战方针。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无疑在国民党后院建起了一座革命堡垒，烧起了一把烈火。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东南日报》大声疾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

蒋介石是绝不容许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他身边立足的，迅速调集地方保安团“清剿”。保安团屡屡失败，革命烈火越“剿”越旺。蒋介石下令调主力部队人浙“围剿”。7、8月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担任“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原来设在江西上饶，主要对付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后来移到福建南平，重点对付闽赣边境红军。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以后，7月下旬又移到靠近浙江的福建浦城，9月中旬进一步移到浙赣铁路上的浙江省江山县，一步步逼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这时，刚提升担任浙江省保安处长的宣铁吾，也把他设在遂昌的“浙南剿匪指挥部”搬到了龙泉，与“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成犄角之势，从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把挺进师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钳制在中间。8月23日，国民党当局“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制定了对四省边区红军游击队的《第一期清剿计划》，明确提出“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限10月15日前全部肃清之”【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4 月，第1版，第484—485页。。蒋介石认为，主力红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只不过是红军的“残余”，对他们用兵只能称“清剿”，而不叫“围剿”，以示轻视。

国民党在福建、江西、浙江、安徽四省共有63个正规团，受“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节制，归罗卓英统一指挥。罗卓英的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装备精良，兵员充足，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黄维、霍揆彰、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当时都是这个军的师、团长。

按照《第一期清剿计划》，罗卓英的部署是：第十四师3个团在北面，第九十四师3个团在东北，第六十七师3个团在东南，浙江省的4个保安团在南面，第三师2 个旅5个团在西南，郜子举的“剿共军”第二纵队2个支队4个团在西北，动用了这样强大的军事力量，把挺进师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团团包围起来。罗卓英按照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战法，命令各部都构筑碉堡，整个包围圈形成一个碉堡圈。从北面的溪圩到南面的龙泉，又用碉堡群把包围圈分为东西两部分。还调第五十六师的2个旅6个团，在东南方向构筑了第二道封锁线，切断挺进师向闽东、闽北转移的退路。这次“清剿”，国民党当局出动正规军32个整团近7万人，连同地主武装，号称40个团。9月21日，罗卓英亲临龙泉“视察”，24日在丽水发表谈话，不得不承认红军在浙西南发展之迅速。罗卓英说：“当时刘英、粟裕等仅有数百人，现在统计数达3000人以上……其进展程度，比江西还要厉害”【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478页。明令各部队：“遵照委座(指蒋介石)历颁各项剿匪要旨……动作敏捷，勿处被动地位，致失机宜”【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478页。。

就在罗卓英到龙泉“视察”的时候，挺进师政委会召开会议，研究怎样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粟裕分析敌我双方力量，认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面临的形势，与当年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有很大的不同，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必须相应改变。他在政委会会议上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提出了新的作战方针。粟裕说，当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围剿”时，毛委员领导我们以运动战歼敌，开展反“围剿”斗争。尽管红军在总体上处于劣势，但是仍然有可能集中相当数量的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来犯敌人。那时的情况是，只要有一路敌人被打败，敌人的“围剿”也就被粉碎了。井冈山斗争时期，朱总司令和毛委员领导我们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红色政权。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只是一支游击队，一次最多只能消灭敌人一个营，而敌人整团整师压过来。我们必须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存有生力量，保卫根据地。参加会议的人都觉得粟裕的分析和提出的战略方针有道理。面对蒋介石大军压境，游击战该怎样打呢?大家都期待粟裕进一步拿出办法。粟裕接着指出，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虽然有时也主动进攻，但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方针。现在敌人压过来，我们留下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主力部队迅速跳出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进到敌人后方去，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开辟和建立新的根据地，这就叫敌进我进。

在中国共产党的将领中，粟裕早在1935年9月就提出了敌进我进战略方针，并对它通俗、形象地作了阐述。这是粟裕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不断上升到战略高度的一个重大成果，是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政委会一致赞同粟裕的意见。会议决定：留下第二、第五纵队和广浦独立营，在浙西南特委和军分区领导下，就地坚持斗争，和敌人周旋；第一、第三、第四纵队及师直属队，在粟裕、刘英率领下，从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中心南下，趁着夜幕掩护，偷涉龙泉河，突破敌人云(和)龙(泉)封锁线。粟裕和刘英各带一部分队伍，向南挺进到闽浙边境的福安、福鼎、寿宁、泰顺、庆元等地区活动，以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

罗卓英是狡猾的老狐狸，很快发现挺进师主力已经突出重围，进入浙闽边境。罗卓英知道，在浙闽边境这样地形复杂的大山区，以数万兵力“围剿”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的红军，劳师动众，不会取得大的效果。在罗卓英心目中，追剿突围红军固然不能放松，摧毁共产党在浙西南刚建立起来的游击根据地，亦是当务之急。罗卓英决定：用1个师约5个团的兵力，追堵“围剿”突围红军，务求全歼；命令几十个团的主力部队，就地死死箍住纵横百多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中心区，步步紧逼，不断收缩，彻底摧毁红军根据地。9月19日，罗卓英开始血洗浙西南。浙西南红军和人民群众陷入了极度的危险境地，遭受了持续8个月的前所未有的灾难。

挺进师第二、第五纵队、广浦独立营和浙西南群众，在浙西南特委和军分区领导下，浴血奋战，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根据地。10月30日，挺进师政治部主任、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在遂昌王村口馒头岭附近遭敌袭击负伤被捕，大义凛然，威武不屈。12月12日，在丽水大水门外英勇就义。1980年2月，丽水县为他修建了纪念碑。

第二纵队是留在浙西南坚持斗争的主力。纵队政委洪家云率领第六支队，纵队长李重才率领第四支队，大量杀伤敌人后分头杀出重围。他们袭击乡公所，痛歼自卫队，积极创建新的游击根据地。1936年4月，国民党当局出动正规军4个团，在江(山)浦(城)遂(昌)三县地方武装配合下，对第二纵队新开辟的根据地进行“围剿”。在战斗中李重才光荣牺牲。正患重病的洪家云，被国民党军包围在藏身养病的岩洞里，壮烈牺牲。

和第二纵队一起坚持浙西南根据地斗争的第五纵队，是以当地干部、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为主体组建起来的浙西南子弟兵，在反“围剿”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作出了很大牺牲。陈凤生、卢子敬和陈丹山都把一腔热血洒在故乡的土地上。

国民党军对挺进师游击队和根据地人民的杀戮惨无人道。他们漫山遍野放火，来回“清剿”。抓到游击队和革命群众就砍头示众，开膛挖出心肝下酒，被捕杀和活埋的基层干部、群众不计其数。但是浙西南人民没有被吓倒，没有屈服，掩埋好同志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意志更加坚定。

几十年后，粟裕回忆这一段战斗历史时，不无沉痛地说：“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将两个纵队的兵力留在浙西南是留得多了。如果我们当时对敌情有足够估计的话，主力部队还可以少留一些下来；留下的部队也应该化整为零，采取武工队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活动方式坚持斗争。”【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60页。

粟裕、刘英率领的挺进师主力撤出浙西南中心区，南渡龙泉河，和追堵的国民党军周旋于浙闽边境。敌人的追堵部队有5个团，10倍于挺进师，还有地方保安团和地主武装配合。挺进师处境仍很艰险，战斗频繁激烈。10月·5日，在福建省寿宁县郑家坑，粟裕、刘英和中共闽东特委主要负责人叶飞等会师。1934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渡过闽江向闽浙边挺进经过闽东时，粟裕和叶飞第一次见面，那时粟裕是抗日先遣队参谋长，叶飞作为闽东特委和闽东红军代表前来迎接。时隔一年，两人再次见面，战友重逢，心情都很激动。刘英、粟裕和叶飞等多次交谈，一致认为，敌人组建了一个“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四省边区部队对付红军。红色游击区却互不联系，各自为战，这对斗争很不利。浙江与闽东、闽北这三个地区的红军和根据地应该密切联系起来，即使一时难以做到统一行动，也可以在战略上互相协调、互相策应，便能更加有力地打击敌人和粉碎敌人的“围剿”。双方很快取得一致意见：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经协商，临时省委由刘英、粟裕、叶飞、黄富武、刘达云、阮英平、范式人、许信馄、洪家云、方志富、许旺等11人组成，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同时相应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委。

11月7日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纪念日，挺进师和闽东红军在泰顺县白柯湾搭起讲台，召开纪念大会。两支红军部队亲如家人，互相拉歌，齐声欢唱，会场气氛很热烈。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主要领导人刘英、粟裕、叶飞等走上讲台先后讲话，从苏联人民的胜利讲到中国革命的前景，战士们很受鼓舞，全场不时发出一阵阵掌声。

种种情况表明，狡猾的罗卓英不受红军调动，集中兵力要摧垮浙西南根据地，军事斗争形势严峻。省军区司令员粟裕反复思考，分析比较，认为浙南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应该把斗争重点放在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他对刘英说，浙南地区东濒东海，南接闽东，山岭连绵，地势险要。比起浙西南来，浙南有两个更为有利的条件：一是从1924年起，这里就有共产党的活动。1929年冬至1931年，共产党在这里领导了武装暴动，成立了红军第十三军，红旗插遍瓯江两岸许多乡镇，在群众中造成很深的影响。闽东党的工作也在这里有了较好的基础，可以作为挺进师的依靠；二是这里远离浙赣铁路，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便于挺进师活动。刘英认为粟裕的建议很有道理，并和粟裕详细研究了行动方案。

挺进师在闽东根据地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开始踏上新的征程。叶飞特地调一个步兵排给挺进师。粟裕、刘英把一挺重机枪连同机枪班充实闽东红军。挺进师从浙闽边境出发，向东北疾进，出敌不意攻下浙江省瑞安县的珊溪镇，先在瑞安、平阳、泰顺三县交界地区立足，再向东南和东北发展，一直打到瓯江南部，直抵东海之滨。粟裕灵活用兵，指挥挺进师在浙南兜了两个大圈子，把敌人拖得疲劳不堪。挺进师乘机攻下瑞安、平阳、泰顺外围几十个重要市镇和据点，很快打开了局面。粟裕和刘英作了分工：刘英带少数短枪队和省委机关在瑞安、平阳、泰顺地区开展浙南根据地建设工作；粟裕率领武装部队，在浙闽边界进进出出，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浙江，吸引和打击敌人，掩护和保卫省委开展工作，支援浙西南斗争，寻找和收拢在敌人包围圈里艰苦战斗的战友。

在粟裕指挥下，部队采用迂回战术向北行动，白天隐蔽，晚上行军；有时突然来个“回马枪”，引诱敌人“狗咬狗”自己打自己。挺进师一路上打土豪、“请财神 ”，把地主家的粮食、衣服分给贫苦农民，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乡保长、土豪劣绅，越过浙赣铁路，直指天目山麓。围困浙西南根据地的敌人坐不住了，终于被粟裕“牵”了出来。

坚持浙西南斗争的第二纵队，纵队长李重才、政委洪家云等大部分同志牺牲以后，四支队支队长余龙贵带领12名战友，在遂昌、浦城交界的山区打游击。冰雪封山的严冬过去了，转眼到了1936年暮春。这时，粟裕率主力部队回到了浙西南，寻找散失在山里游击的红军战士。这一带是老区，乡亲们对红军很亲切。他们告诉粟裕有一个扛机枪的高个子红军，带着10多个战士，常来村里活动。粟裕一听，马上想到那个“扛机枪的高个子红军”很可能是余龙贵，心里很高兴，马上对乡亲们说：“你们快去寻找，一定要找到他们，就说过三天金米来带他们!”乡亲们也很高兴，不少人自告奋勇上山寻找。

那天，余龙贵和12名战友正在山坡上休息，远远望见几个打柴的老乡，挥舞砍柴刀向山上跑来，边跑边喊：“可找到你们啦，可找到你们啦!”余龙贵和战友们很奇怪，迎上去问道：“老乡，好久没有见面了，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啊?”老乡气喘吁吁地说：“我们的队伍回来了，红军回来了!”同志们一听，又惊又喜，抓住老乡的手，要他们说得详细一些。老乡说：“前天村里来了一支红军部队，带队的脸色较黑，个子不高，但很敦实。他一住下就打听这里有没有红军，要我们赶快来找你们，还说他叫‘金米’，过三天来带你们。”

“金米”，这不是粟师长的代号吗?师长亲自来找我们，大家心里不知有多高兴、多激动，就像流落他乡的孤儿马上就要见到母亲一样，一个个面露笑容，心潮激荡。

第三天，粟师长果然来了。时间已是傍晚，太阳就将落山，金色的阳光洒满山村，在老乡带领下，余龙贵和12名战友急切地跑进村里，只见粟师长早就站立在门口，挥动右臂在向大家招手。余龙贵和12名战友快步跑上去，围在粟裕身边。粟裕挨个和大家握手，嘴里连声说：“好哇，都回来了，都回来了!”挺进师的同志听说二纵队战友回来了，都高兴得一齐围了过来。战友久别重逢，有多少心里话要说啊，可是许多人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余龙贵向粟师长汇报了半年来二纵队的战斗历程和重大牺牲。粟裕心情沉重，仔细地听着，对牺牲的每一个干部、战士的情况，都询问得很详细。听罢汇报，粟裕长时间地陷入了沉思，然后抬起头，看着余龙贵等二纵队战友，缓慢而坚定地说：“我坚信毛委员说的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革命牺牲的同志的可歌可泣事迹，我们要把它记在功劳簿上，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他们，纪念他们!”

已是深夜了，粟裕站起来送余龙贵等回去休息，转身看见了床铺底下的油布包，马上叫住余龙贵，笑着说：“这包玩艺儿还得你来收拾收拾!”

“什么好东西?”余龙贵问。

“机枪零件!”师长的警卫员抢着回答。

余龙贵一听，马上来了精神，顾不得回去休息，当场把油布包打开，原来是一挺捷克式轻机枪的全套零件。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余龙贵就是一名出色的机枪手，他“ 咔嚓、咔嚓”一阵摆弄，一挺新机枪很快装好了。粟裕接过机枪，反复欣赏，赞许地点点头，笑着说：“好哇，一堆废铁一会就变成一件宝了!”余龙贵和战士们都高兴得笑了。

1936年4月，粟裕从国民党当局的报纸上发现一条报道，说浙东南山上有“共匪”活动，立即率部跋山涉水赶到浙东南，转战于丽水、武义、永康、缙云、永嘉一带，寻找战友。这时，原国民党陕西省政务厅厅长、现任第四十六军秘书处长的陈素子，正好返归缙云老家祭祖。他看到红军势力越来越强大，便和地主、豪绅密谋，组织了有千余人的民团，专和红军作对。4月7日夜晚，粟裕师长巧用奇兵，人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民团指挥所，活捉了陈素子和民团另一名头子、土豪李志仁。群众一致要求枪毙这两个反动家伙。第二天，独立师在缙云召开公审大会，就地处决了陈素子、李志仁。

5月中旬，粟裕在缙云县壶镇王龙坑见到了张文碧带领的第一纵队10多名同志。从浙西南突围以后，一纵队60多名精壮战士，奉命北渡瓯江，向浙东地区发展，在当地坚持斗争，开辟新的根据地。在敌人的“清剿”和反“清剿”中，纵队长王屏等几十名战士先后牺牲了。张文碧等10多名战士在深山老林里苦苦支撑，熬过严冬，迎来了与主力会合的春天。粟裕告诉大家，现在整个闽浙赣的革命斗争仍很艰难，但全国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对我们十分有利。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央红军击败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天险，长征二万五千里，已经胜利到达陕北，革命的火焰又在北方燃烧起来了。大家听了心情都很激动和兴奋。

六、开创又一个大发展的局面。

适应新情况调整新政策，游击根据地建设有许多新创造。

从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是挺进师经受严峻考验的重要时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暂时丧失了，但又在浙南开辟了大块新的游击根据地，并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从总体上说，罗卓英40个团的“围剿”没有能够消灭红军，挺进师虽然遭到严重损失，仍取得反第一次“围剿”的胜利。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发表通电，出兵湖南，反对蒋介石，企图夺取南京国民党政权。蒋介石急电嫡系罗卓英部主力南调，同时采取收买两广部队的手段，对付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挺进师面临的敌情和军事压力缓和了。从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到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红军挺进师游击战争的第二个发展时期。

在反第一次“围剿”斗争中，粟裕和刘英经常分开活动，组织形式也相应有了新的变化，即组建了“突击队”和“牵制队”。所谓“突击队”，就是武装工作队，由刘英带领，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带领便衣队、短枪队，和省委机关一起在浙南基本地区坚持斗争，发动群众进行根据地建设。“牵制队”是挺进师游击队的主力部队，由粟裕带领，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开展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和打击敌人，掩护和保卫基本地区，发展新的游击区。

“两广事变”以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根据新形势，作出两项决定：一是刘英、粟裕分别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挺进师政治部名义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国民政府放弃反共，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二是恢复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许信馄任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同时重建第二纵队，赵春和任纵队长，张文碧任政委，由粟裕统一领导，回到浙西南地区活动，再度占领龙泉的住溪和遂昌的王村口。

粟裕率领“牵制队”单独活动，独立处理政治和军事问题，他的军事才能和政策水平得到了更好的发挥。这对红军挺进师游击战争第二个发展时期的出现，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粟裕脑海里经常考虑着一个问题：红军游击队要在敌后长期坚持，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必须为游击队主力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主动向敌人出击的“跳板”。粟裕从实际情况出发，在游击根据地建设上有许多新的发展。他带领“牵制队”一面打仗一面建设根据地，在一些重要地区把几个或十几个工作基础较好的村庄连成一片，建成一个游击基点，相隔二三十里再建一个。这样逐步向外发展，一个个游击基点联系起来，便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在较大块游击根据地外围，还有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这些小块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开始是临时性的，经过斗争考验不断加强和发展巩固，而且形式多种多样，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在敌人势力比较强大、敌我争夺频繁的边缘地区，还有“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这种两面政权，或者是把原来的保、甲长争取过来，为红军游击队做事，或者是把秘密共产党员派进去担任保、甲长。敌人来了，他们赔着笑脸接待，虚与委婉应付，成了红军游击队的保护伞和挡箭牌；敌人走了，他们又明里暗里按照红军游击队的主张办事。小块游击根据地的政权完全为红军游击队掌握，当地群众心中都明白这个秘密。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步步加紧，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粟裕虽然被隔绝在一个封闭的区域内活动，但他时刻关心着全国的大局，使局部地区的斗争适应全国的形势和大局。他通过各种途径主动了解全国形势，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决策水平，不断调整游击根据地内实行的政策，靠政策团结越来越多的人，加上有力的武装作依靠，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不断巩固、发展。

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粟裕改变了过去打土豪的政策，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粟裕调整了对敌斗争政策和口号，对国民党的乡长、镇长和保长由镇压改为争取；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欢迎白军士兵杀死长官拖枪过来当红军”，改为“ 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把苏区沿用多年的“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对地主兼工商业者征收“抗日捐”。游击队每到一地，找到当地的士绅地主，根据游击队的需要和征收对象的财产情况，要他们捐助一定数量的大米、衣服和现金，并说明这是资助游击队抗日。地主士绅见红军的要求并不过分，而且很有道理，一般都愿意捐献。有时红军游击队进村时地主士绅已经吓跑了，游击队住在这些大户家里，杀圈里的猪，吃囤里的米，临走时留下条子，提出各家应捐的款额，扣除吃掉的米、肉，要他们把不足部分送到指定的地方去。地主士绅回来发现条子，再看看家财没有什么损失，心里比较踏实，大都按游击队的要求把不足部分的钱物送去。这样做的结果，红军游击队和地主士绅的矛盾不但不会激化，相反得到他们称道。当然也有顽固抗拒的。粟裕命令游击队先是给他写信警告，后是罚款惩处，最后便采取强硬措施。汤溪周村有个当乡长的地主，游击队通知他出500元抗日捐。他不理睬。游击队对他发出警告，加倍罚款，限期交付1000 元，否则严办不贷。他冷笑说：“想惩办我，谅他们没有这个本事!”粟裕决定煞一煞这个顽固分子的气焰。游击队掌握了这个乡长的行踪，一天趁他出门，在半路上来个“攻其无备”，把他抓了起来。这个乡长见红军游击队较了真，吓得面如土色，腿似筛糠。游击队还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严肃指出他的错误态度，给他讲交抗日捐的道理，问他认罚不认罚。这个乡长连连点头，再三表示：“认罚，认罚。”粟裕下令把他放了回去。这个乡长很快送来了捐款和罚款，逢人便说：“ 共军厉害，共军讲道理！”

浙江山区竹木茂密，资源丰富。粟裕在领导游击根据地建设中，不仅重视军事斗争，而且重视发展山区经济，专门制定了支持竹木和山货外运的政策，允许中立的地主士绅和商人自由来去，欢迎平原城镇的商人进山做买卖。遂昌县的门阵乡坐南向北，背靠大岭，面对金(华)汤(溪)平原，群峰守望，竹木葱茏。这里可以扼制三条交通线，还有一条竹木放筏的必经小溪。1936年底和1937年初，粟裕先后派部队到这里开展工作，实行新的政策，建成了新的游击根据地中心。门阵乡一时经济发展，商业繁荣，被群众称为“小上海”。平原地区的客商运来了根据地极其需要的布匹、药品，再把山区的特产运出去。离门阵较近的浙江经济较发达的城市金华，实际上成了红军挺进师的“军需补给基地”。商品流通，促使山区经济发展，群众得益，生活改善，更加拥护红军，协助游击队防奸防特。

粟裕还重视团结和争取知识分子，亲自向他们特别是向青年宣传革命和抗日。1936年初冬的一个深夜，粟裕率领部队来到深山的一座古庙前。山区的夜寒气袭人，战士们轻轻叩门，想进庙里避风休息。庙里是所小学，教师从门缝张望，借着月光，看见门外站着一批衣衫不整的带枪的人，以为来了强盗，吓得不肯开门，任凭粟裕和战士怎样解释也没有用。粟裕命令大家靠在墙脚下避风。夜风习习，寒彻肌骨，战士们谁也没有一点睡意。有人提议：“请师长来一段口琴吧!”粟裕从口袋里掏出多年来一直随身携带的口琴吹奏起来。粟裕吹的是许多人熟悉的《苏武牧羊》乐曲，深沉的琴声，吹奏出了西汉使臣苏武被羁漠北坚贞不屈的爱国主义情怀。战士们先是静静地听着，继而和着琴声低吟，最后放开嗓门高歌。琴声歌声，抒发了红军战士誓以血肉之躯筑起抗日长城的豪情壮志。乐声歌声刚停，庙里响起喝彩声，接着庙门“吱”地一声打开，一名青年教师神情激昂，手提灯笼走了出来，后面跟着两鬓斑白的老校长。校长连声说“请”，把大家招呼进门，不住称赞：“我在山里教书多年，从来没有见过纪律这么好的军队，这位老兵的口琴吹得太好了!”粟裕和老校长、青年教师彻夜长谈，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老校长和青年教师频频点头拥护。后来这所小学校成了挺进师的联络点和情报站。粟裕利用各种机会做工作，把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团结在共产党周围，通过他们，粟裕收集到各种新出版的报纸和书刊，从中掌握了许多国内外重要情况。

粟裕领导的这个时期的军事斗争更加灵活自如，得心应手，游击战的范围更加广泛。有了公开的、半公开的、秘密的游击基点作依托，部队打过仗疲劳了，粟裕便带着大家急行军一个晚上，顺利转移到了游击基点。群众站在游击队一边，封锁了消息，游击队就可以安安稳稳住下来，休整三五天。粟裕又利用这个间隙派人侦察敌情，部署下一步行动，适时跳出去打击敌人。

“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无暇顾及浙西南红军。粟裕率领“牵制队”掩护和策应刘英率领的“突击队”行动，集中力量打通了浙南根据地内各县、区之间的联系，使各基本区连成一片，然后又发展新区，扩大根据地，打通了温州沿海的交通口岸。1936年8月，粟裕、刘英与活动在乎阳北港的一支革命力量汇合。这支队伍是由老共产党员叶廷鹏为首组织起来的。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叶廷鹏与共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仍在那里发动群众，坚持斗争。挺进师进入浙江，革命形势有了发展，叶廷鹏团结了一批革命青年，并与北港凤翱乡群众领袖郑海啸一起，在平阳北港和瑞安、平阳边界创建了一块纵横15公里的秘密工作地区，主动要求闽浙边临时省委来领导。刘英、粟裕和叶廷鹏会合，浙南游击根据地范围进一步扩大，成为红军游击队的大后方。

粟裕率领的“牵制队”的活动范围也有了很大发展，东进可到永康、武义、东阳、仙居、天台，南下可达云和、景宁、庆元和福建的寿宁、松溪、政和等浙闽边地区。粟裕巧妙地把活动重点地区放在对敌人威胁最大、对外界影响最大的浙赣线南侧，迭出奇兵，有时打到武义汤恩伯的家乡，有时打到青田陈诚的老家，有次还逼近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

根据地进一步扩大，由浙闽边境东段向北，一直延伸到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纵横500余里，成立了浙南和浙东南两个特委、10个县委和1个中心县委，建立了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党、政、军、民、学、工、青、农、妇、儿”各种组织齐全，工作十分红火，一批地方干部迅速在斗争中成长。一度丧失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不仅重新组织了浙西南特委，还重建了龙浦、龙遂、江浦三个县委及若干个区委。粟裕亲赴浦城，宣布恢复龙浦县委。浙西南为浙、闽、赣三省通道，敌人势所必争。粟裕清醒洞察这个局势，接受第一次反“围剿”的教训，决定在这里以秘密工作为主，表面上看起来工作不像过去那样轰轰烈烈，但更加扎实，干部群众更加坚强，对付敌人“围剿”更有办法了。活跃在浙东地区的游击队，出没于瓯江北岸广大地区，建立了共产党的浙东特委和几个县委，各个县委都有自己的武装。敌人专门成立了“绥靖专员公署”对付红军浙东游击队，始终不能得逞。

1936年底，红军挺进师再次由几百人发展到1500多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达到数千人。挺进师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绍兴等地区所属的30多个县境，游击战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红军挺进师在浙江又呈现出一个大发展的局面。

七、抗击敌人43个团的第二次大“围剿”，创造一系列游击战的新战法。

1936年12月12日，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反共内战条件，国共两党达成“团结抗战，共赴国难”协议。

粟裕和挺进师游击队是从城里搜集来的《东南日报》和上海《申报》上得知“蒋委员长西安被扣”消息的。战士们高兴万分，奔走相告，都盼着早些把这个“独夫民贼”杀掉。不久又传来消息，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副主席去西安做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已经平安回到南京。战士们尽管思想上很不理解，但想到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对革命事业总是有利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一解决“两广事变”，就策划好了对红军南方游击区新的“围剿”方案。10月初，国民党军委会任命张发奎为“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主任。仅仅过了两个月，国民党军委会又从湖南调来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代替张发奎，担任“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主任。刘建绪是个反共老手，在湖南时同贺龙领导的红军打过仗，从中摸到了红军打仗的许多特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蒋介石立即采取“北和南剿”反动策略，妄图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一举消灭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蒋介石还派国民党CC系骨干分子朱家骅接替黄绍竑担任浙江省主席，调浙江省保安处副处长蒋志英到温州地区主持“剿共”。

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的“清剿”范围，原来包括浙南、赣东北、闽浙赣、闽东、皖南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后来蒋介石把浙南红军游击区作为“围剿”的主要进攻目标。1936年12月15日，刘建绪由杭州到达江山“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任总指挥，随即调集主力部队6个师、2个独立旅以及四省保安团，共43个团的兵力，约10万余人，准备大规模进攻浙南游击区。“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制定了非常详尽的《闽浙赣皖边区绥靖计划》，确定军事政治密切协同、互相推进的“清剿”要领，强调“纵横反复搜剿，以及尽绝根枝”，最终达到“肃清闽浙赣皖边区残匪(指挺进师游击队)之目的”，并且明令“各部均于 1月15日开始总清剿，限6个月内，将全区之匪，一律肃清”【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517— 524页。。从1937年1月1日开始，刘建绪不断电令所属各部队长官，加紧“清剿”、“进剿”、“驻剿”、“堵剿”、“围剿”、“搜剿”、“合剿”红军挺进师。

浙南游击区的范围已经大为扩展，刘建绪不可能采取罗卓英那样包围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作战方针，改为拉网式逼进，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由外围到中心逐次展开，企图先把挺进师压向东南，然后在浙南包围聚歼。刘建绪命令第六十三师等部由浙赣路一线向南推进，压挺进师南下；命令新五师、第五十二师及赣、闽保安团沿江山至浦城公路及松溪、庆元、政和一线驻防，由西压迫挺进师东移；在浙闽边大量陈兵，构筑稠密碉堡工事，专门组织了“浙闽边清剿指挥部”，任

Chapter_5

命第十九师师长李觉和永嘉保安司令许蟠云为正、副指挥官，企图切断挺进师向福建机动的通道，被迫转移沿海地带堕入包围圈受歼。此外，还强迫群众组织“联甲”及“剿共义勇队”、壮丁队，配合国军“进剿”；采取移民并村，焚烧边区零星房屋、茅棚，按人头逐日配给油盐柴米，用种种高压手段把红军和群众隔开来，然后困而消灭之。

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挺进师领导对“西安事变”以后的形势还不能迅速作出正确的判断，为了推动革命形势发展，挺进师决定对当面敌人发动一次勇猛进攻，这就是1937年1月的“峰文战斗”。

峰文是泰顺县境内的一个村子，在根据地中心区，地势险要。粟裕、刘英决定利用有利地形，同4个团的敌人作一次较量。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敌我互有伤亡，最后形成各自据险对峙局面。从兵力对比来说，显然是敌众我寡，如果敌人的援兵开上来，红军挺进师很可能会陷入被包围的不利境地。粟裕分析战局，认为必须迅速结束战斗，再也不能延误时间。这时师侦察排获悉，福鼎、平阳、泰顺交界处的大东山下驻有闽保1个团，战斗力比较弱。粟裕和刘英决定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吃掉这个保安团，由此撤到峰文村南面的大山里、摆脱被动昆面。

时间已是下半夜，群山静悄悄，偶而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声。粟裕命令余龙贵率领二纵队少数部队，迷惑和牵制、阻击峰文岭当面敌人，主力部队悄悄撤出战斗，向大东山迂回。粟裕深知，这一仗的关键，在于二纵队能否迷惑和阻击住西、北、南三面的强大敌人。望着粟师长严峻的脸，余龙贵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天还投有亮，趁着浓雾掩护，粟裕、刘英率领的挺进帅主力。突然出现在大东山下，与福建保安团接了火。敌人很快发觉了挺进师的意图，调动兵力猛攻峰文岭，企图打开一条驰救大东山和“围剿”挺进师的通路。峰文岭是一座拔地耸立的山嶂，岭北是800米高的峭壁，东南面坡度陡直，整个山峰易守难攻。满山满坡的敌人吃力地往上爬。余龙贵命令战士沉着应战，还特意挑了几个好射手，专拣敌人指挥官打。蛇无头不行。一个个指挥官在挺进师射手的精确瞄准下栽倒，冲锋的敌人乱了阵脚，爬一会躲一躲，生怕红军的子弹打过来。当敌人进入火力网时，余龙贵一声喊“打”，两挺机枪和步枪一齐“哒哒哒”地怒吼起来，手榴弹紧跟着飞向敌阵，炸得敌人抱头鼠窜，滚下山去。

敌人调来迫击炮轰击，密集的炮弹炸得山头硝烟弥漫，碎石乱飞，碗口粗的树干被炸断，茅草燃起熊熊大火。挺进师战士以山崖石壁做工事，这边烧着了滚到那边去打，那边烧着了又滚到烧灭的地方坚守。敌人不断增兵，始终无法攻上峰文岭。天快黑了，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烈，从四面八方往上爬。可是二纵队一直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余龙贵心想：阻击已经打了整整一天，主力肯定顺利转移出去了，如果再在岭上坚守，剩下的100多名战士都会牺牲，他们可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宝贵财富啊!余龙贵果断地下令撤退。在夜幕掩护下，大家利用战斗间隙，迅速从东南面峭壁上攀着葛藤滑下去。山脚下是一条干涸的溪沟，大家沿着溪沟拼命往前奔。东、南两面山上的敌人离二纵队不过百米，可是天黑雾浓看不清楚，大声喊问：“哪个部队?跑什么!”听口音，是福建保安团。余龙贵赶忙让闽北籍战土答话：“自己人，‘共匪’跑了，快追!”大家一口气跑了10多里，摆脱了敌人，来到约定的会合地点冬瓜坪。粟裕、刘英已在这里心焦地等了好一会，一听说二纵队回来了，喜出望外，快步跑来迎接。原来粟裕、刘英率领的挺进师主力击溃闽保一个团后，已在下午两点钟左右撤退到了目的地，并派传令兵去通知二纵队立即撤出战斗，谁知命令没有传达到，传令兵也没有回来，可能是途中牺牲了。

峰文战斗以后，刘建绪接连不断电令各部寻找挺进师主力和领导机关。就在这时，浙南军分区司令员罗连生被捕叛变，供出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主要领导人的活动地区。刘建绪立即凋集部队对瑞安、平阳、泰顺、福鼎一带发起大规模进攻。

面对严峻的敌情和形势，粟裕认为，蒋介石调集了这样强大的部队“围剿”挺进师，用意是要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一举全歼红军南方游击队。因此，目前这一仗很可能是国共双方已经打了三年的游击战争的最后一仗。粟裕从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教训出发，确定了这一次反“围剿”作战的指导思想：在强敌进攻面前，为了保存红军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必须确立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相统一的指导思想，粉碎敌人的“围剿”。

粟裕率主力冲破刘建绪独立第九旅和保安团的几道封锁线，果断地跳到龙泉河以北的松阳、遂昌地区，回到原浙西南根据地坚持斗争。挺进师一路上穿行于敌人封锁圈和碉堡之间，差不多天天要连打数仗，最多时一天打了7仗。这段时间，粟裕按照自己确定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同敌人周旋，是他运用游击战术成熟时期。针对敌人“大拉网”战术，粟裕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敌人的“网”拉过来，粟裕率挺进师巧妙地钻过去；敌人要红军游击队的山头，红军游击队要敌人的后方。敌人大规模“围剿”，粟裕又把挺进师主力作战单位分小、分散，有时几十人，有时十几人，乃至几个人活动，组自为战，人自为战，人少目标小，敌人抓不住，“咬”不着。瞅准机会，粟裕便把分散的部队迅速集合起来，狠狠地“咬”敌人一口。农历大除夕，在龙泉通往云和的公路上，挺进师游击队成功地伏击了敌人一辆汽车，缴获大批年货，还有许多十万分之一、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这真是给化整为零活动的挺进师雪中送炭!

井冈山斗争时期，粟裕在朱德、毛泽东指挥下打过许多胜仗，对红军游击战的“十六字诀”体会很深。在浙南游击战争时期，粟裕以“十六字诀”为指导，结合浙南游击区斗争实际，在作战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新经验。

在游击战术的具体运用上，粟裕归纳得出6条原则：(1)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2)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3)支配敌人，掌握主动；(4)积极进攻，绝少防御；(5)飘忽不定，出没无常；(6)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

对作战、行军、宿营等，粟裕提出了一套通俗好记的要领。在作战行动方面，粟裕总结了这样5条：(1)反敌人之道而行，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2)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3)站在敌人翼侧、后方和圈子外围，不为敌人所合击；(4)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等于等死；(5)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只要枪一响，刺刀就要杀到敌人肚皮上去。粟裕认为，隐蔽游击队的行动和企图，是一条重要的原则。因此，他十分重视游击队的行动方式，总结出了兜圈子、大小圈、“8”字形、“S”形、电光形、杀回马枪以及东去西返、早出晚归等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做到飘忽不定，出没无常，叫敌人无法捉摸。每次行军，都要派专人殿后，负责清除沿途留下的痕迹，踩倒的草要扶起来，足迹要抹掉，有时还故意在某个方向造出一点痕迹，迷惑敌人。宿营一般选择小村庄，最好独立砖瓦屋，而且一定要有前后门。粟裕规定部队实行“5班制”，粟裕亲率一个班，成员有参谋、警卫员、卫生员、绘图员、司号员、炊事员、理发员等，他们既是指挥机关的干部及专业人员，同时又是战斗员，站岗、放哨、侦察、打仗样样精。每到宿营地，这个班住在中间，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别放一个班，哪个方向发现敌情，就由住在那个方向的班顶住，掩护其他班迅速转移，摆脱敌人后到预定地点集合。粟裕每天都要给大家规定至少两个集合点，如果第一集合点有敌情，就到第二个点去集合，分散集中非常灵活，非常有效，很适应游击战的情况和需要。部队每到一地，粟裕都规定必须认真调查地形、道路，而且规定得很细，例如，从驻地出发，往前走多少距离有岔路，往右走通到哪里，往左地形怎样；从某地到某地，大路如何走，抄小道有几条，都掌握得清清楚楚。这样，即使在路上遭遇敌人，三转两转便能摆脱。为了做到“知己知彼”，粟裕非常重视向敌人调查，千方百计收集敌占区报纸，细细分析，从字里行间、正面反面判断情况。浙江通讯事业比较发达，乡镇都通电话。粟裕经常派游击队从电话线偷听来往通话，从中了解情况。有时，粟裕还采取“火力侦察”办法掌握敌情，先出其不意袭击某个乡公所或镇公所，把乡长或镇长抓起来，让他给县长打电话，报告这里情势紧急，要求县里赶快派兵来。县长的答复就是最权威的军事情报。

粟裕认为，积极进攻是游击战的一大特色。敌人进攻游击队，游击队居被动地位，赶快转移，摆脱被动。游击队进攻敌人，游击队是主动的有计划的，而且早作好了准备，只要情况没有变化，坚决打。在积极进攻中，粟裕运用最多的是袭击，敌人后方是游击队袭击的主要目标。他把袭击的主要对象分为三种：一是国民党基层政权和民愤大的爪牙。游击队经常人不知鬼不觉地把他们抓起来，根据他们的罪行大小或杀或罚，造成地方统治者恐慌；二是袭击敌人哨兵和侦探，动摇敌人军心；三是捕杀敌人落伍、掉队官兵，挺进师称之“截尾子”、“打尾巴”。敌人大部队出动，都在岔路口做路标。游击队摸准了这个规律，事先在岔路口埋伏好侦察员，敌军一过，就巧妙地移动路标，将掉队的零星人员引到设伏地段，轻而易举地活捉或歼灭。

这段时间挺进师游击队要抗击刘建绪43个团的“围剿”，是粟裕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艰苦、最险恶以及作战最频繁的时期。国民党军不仅人多，往来追剿一刻不停，而且也摸索到了一些有效的“围剿”办法。挺进师游击队时不时地在路上和敌人遭遇，不知经历过多少次惊险。有一次，粟裕率领的一支游击队，被敌人压缩、包围在龙泉河和松阳溪之间一片二三十里长的三角地带。粟裕带着大家一忽儿向南，一忽儿向北，又兜圈子，又杀回马枪，一天一夜急行军90公里，连打7 仗，才冲出包围圈。还有一次，游击队被敌人逼到了浙南的飞云江，冒险在下游渡江。熟悉水性的粟裕刚下水，就被漩涡卷了进去。粟裕奋力搏斗，转了三四个圈子，还是划不出来，眼看就要被漩涡卷到中心往下沉，后面的同志急中生智伸过来一把雨伞，粟裕迅速攥住伞柄，趁势脱离漩涡。为了摆脱敌人追堵，有次游击队连续三天三夜没有歇一会脚，最后到达金华附近的秘密游击基点，一个个倒头便睡，粟裕一觉竟睡了近40个小时。

刘建绪的“围剿”动用兵力比罗卓英那次多，持续时间也长，由于粟裕领导游击战的经验越来越丰富，驾驭越来越娴熟，始终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加上别的一些因素，尽管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地区遭受了严重摧残，但是几块游击根据地坚持下来了，而且保存了较多的干部。浙南这个红军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撑点坚如磐石。

粟裕在红七军团、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及浙南挺进师(三年游击战争)工作期间，由于对左倾错误指导下的种种作法不满和抵制，与有的领导人在工作上产生了分歧，有过多次挨整的经历。晚年粟裕撰写战争回忆录，记叙了这些经历，并以求实向前看的态度和宽广的胸怀说：“当时我们都还年轻，又失去了中央和中央分局的领导，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和对问题的处理上，留下不成熟的痕迹”【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70页。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是中央军区领导人，1948年4月25日他在华东野战军高干会议上说：粟裕“是多年受委屈的，是提拔得最慢的一个。他受过人家的打击，决不会打击人家”。陈毅说的这段话，既是对粟裕在上述历史时期遭受错误打击的公正评述，也是对粟裕为革命忍辱负重工作高尚品质的赞扬。

八、根据全局形势发展变化，主动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

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停战协议。周子昆报告毛泽东：“粟裕还在”。

粟裕领导挺进师主力在浙南、浙西南坚持游击战争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一步一步从东北伸向华北、华东等地。1935年的“华北事变”，使由“九一八事变”以来逐步上升的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全民族抗战开始。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扩大侵略，淞沪抗战爆发。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在南京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多万无辜百姓惨遭杀害。寇深祸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中国共产党尽管还在艰苦的长征途中，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年底进一步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6年12月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终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早就同中共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又单独活动的粟裕，以革命家的政治敏感和洞察力，密切注视着形势发展，千方百计揣摩和了解中共中央新的精神，以使自己的行动融人全党中心的大局。粟裕率部每到一地，就要大家广泛收集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和一些大城市出版的杂志，从字里行间了解情况，分析形势。通过各种渠道，从上海等地搞来《大众生活》等进步刊物，看到了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和1935年底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了解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总路线，马上组织部队学习和宣传，并且发表宣言和公开信，拥护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挺进师每到一个村镇，就把大字标语写到那里，过去写的内容都是“ 打倒蒋介石”、“蒋介石卖国”，简短几个字，饱含着红军战士的深仇大恨。现在，粟裕让宣传员把书写的大标堵改为“联蒋抗日”。对蒋介石要联合，战士们这个思想弯子可就转得大了，连老乡也感到奇怪，一边看一边悄悄询问：“是不是写错了?”粟裕耐心地给大家讲形势课，进行教育，帮助大家转好这个思想弯子，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

1937年春，经过多方努力，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同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通过上海地下共产党与中共中央恢复了联系。但那时粟裕和临时省委失去了联系，处在闭塞状态。刘建绪对挺进师的“围剿”屡屡失败，格外疯狂。1937年4月，粟裕率领部队转移到遂昌、金华交界地区的门阵一带活动，开辟新的根据地。他们在“白砝岗”搭草篷建营。战士们白天在山上练兵，和群众一起种苞米，晚上下山做群众工作，发展党组织，有时还跳到外线袭击敌人，很快建立了以门阵为中心方圆近百里的沿铁路线革命根据地。这是继浙西南、浙南之后粟裕率挺进师在浙江建立的又一块游击根据地，并根据形势变化，在门阵采取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政策，把更多的人团结在周围。

1937年9月，金(华)衢(州)平原不时传来消息，有的说：“国共合作了”，有的说：“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真真假假，众说纷纭。粟裕分析形势，认为很可能是国共合作了。他把刘亨云找来，交给他一个秘密任务。刘亨云立即带领1个排出发了。他们身穿国民党军装，大模大样来到龙泉县溪口镇，直往镇公所里走。一个巡官模样的人迎上来，笑着问：“你们是哪个部门的，从哪里来，有什么公干?”刘亨云仰着头回答：“我们是出来剿共的，我是连长，奉上级命令，有急事要和县政府联络。”那巡官见刘亨云口气不小，看牌牌是上尉军官，哪敢怠慢，连忙讨好地为他叫通了县政府的电话。刘亨云拿过话机，打起官腔，哼啊哈呀地问：“报上都说朱、毛红军投降了，究竟怎么回事，这共还剿不剿?”电话里传出对方声音：“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了，蒋委员长已向全国下达了全民抗战命令。共军改编为八路军，听从蒋委员长指挥了。”

侦察的情况证实了粟裕的判断，他迅速召开干部会议，研究行动部署，决定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动员和教育。大家听说国共合作抗日了，都很兴奋，觉得1934 年7月接受的先遣抗日任务，到今天就要实现了。粟裕特别告诫大家说：“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一直是工农大众的死对头。现在形势变化了，他不得不接受中央团结抗日主张，但我们千万不能放松警惕，以防发生意外。”粟裕让人把当地的保长找来，要他把挺进师的抗日宣言和通电送到遂昌县政府，要他们尽快派代表来和红军谈判，以便早日开赴抗日前线。

遂昌县长接到粟裕送来的信，9月18日便复函同意谈判，并派兵役科长朱镇山为代表去门阵。粟裕同大家一起商定了谈判的原则和条件，特别明确了必须坚持的几个重大问题，指派谢文清为代表出面谈判，自己悄悄坐在一门之隔的房间里静静地听着。

9月19日，朱镇山来到门阵。谢文清客气地把他请到屋里。谈判在门阵一家姓张的村民客堂里进行，中间一张八仙桌，两边面对面坐的是血战10年的死对头—— 国共双方代表。尽管是和平谈判，气氛仍很紧张，还带几分杀气。谢文清腰里别着手枪，屋外山头上加了荷枪实弹的岗哨。10年血与火的斗争，“围剿”和反“围剿”，不知有多少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牺牲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屠刀下，大仇未报，血债未偿，今天却面对面坐着谈判合作抗日和改编红军的事来了，粟裕和挺进师官兵个个热血沸腾。但是，为了民族大义和国家大局，粟裕再三要大家克制感情，冷静处理团结抗日大事。朱镇山首先提出，现在国共合作了，请粟师长和全体弟兄下山到遂昌城里集中，听候改编。谢文清根据粟裕预定的方案，当即严正拒绝，说：“为了共同抗日，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停战谈判。但国共合作并不是谁投降谁，当前我们应当以民族利益为重，合作共同抗日。”谢文清提出7早已准备好的三点意见：第一，红军游击队将开赴浙南根据地，国民政府和军队沿途不得留难；第二，红军游击队已经停止了打土豪，政府应给予补充弹药、给养；第三，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合作。红军游击队要保持独立性，不进城驻扎。

经过三天唇枪舌剑争论，国民党当局最后答应了挺进师坚持的原则立场和条件，表示欢迎粟师长率部下山。这时部队早已奉粟师长命令，集中在门阵组织学习和练兵，迎接民族民主革命新高潮的到来。1937年7月成立的宣(平)遂(昌)汤(溪)工委，也在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发动群众为即将开拔的红军游击队筹备给养，缝制新衣。9月22日夜晚，国共双方代表和门阵军民在白沙庙召开联欢会，粟裕特地让人请来了木偶剧团为大家演出。山村沸腾了，乡亲们舞起了传统的“板龙灯”，百多条木板长凳连接组成一条长龙，百多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每人肩扛一条板凳，踏着锣鼓点子起舞，条条板凳上都点有油灯，远远望去，就像一条火龙在山间游动，十分壮观。

9月23日，粟裕率领红军游击队和地方干部50多人出发了，官兵们依依不舍地告别门阵的乡亲。门阵乡亲含着热泪送了一程又一程。红军游击队翻山越岭，避开大道，沿着崎岖山路南下，绕过遂昌县城，经石练、湖山、王村口、大潘坑、船寮、青田、大峃，到达飞云江南岸，和刘英派来的联络员相遇，随即一起上路，10 月10日抵达平阳北港，和刘英等挺进师新老战友会合。历尽劫难，胜利重逢，刘英和粟裕两双坚强有力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刘英向粟裕介绍了闽浙边临时省委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谈判的经过。1937年4月，已经和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的闽浙边临时省委，了解到中共中央关于“ 联蒋抗日”的主张，以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名义，向浙江省国民党当局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文电。刘建绪奉蒋介石之命，在报上公开表示要和浙江红军谈判。双方代表在鳌江谈了3天。国民党代表妄图以和谈为名，逼迫红军投降。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代表据理力争，坚持合作抗日立场。谈判随之破裂。8月，迫于抗日高潮到来，刘建绪亲笔致信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要求重开和谈。9月16日，双方代表在温州达成合作抗日协议。

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这是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主张顺应历史潮流，合乎全国民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作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领导人的粟裕，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得不到中共中央任何指示的情况下，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能够如此准确地与中共中央新的精神一致、合拍，自觉实现两个革命时期的战略转变，所采取的原则立场和策略完全符合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这不能不令人叹服粟裕胸怀全局驾驭局部的本领。共产党人的革命坚定性和一切以大局为重的宽广胸怀，在粟裕身上得到了完美统一。

挺进师分散在浙南各地的游击队，先后来到平阳北港山门街集中，大约有500人上下。这个数字和挺进师1935年初离开苏区挺进浙江时差不多，但成员结构有了很大变化。原七军团、十军团的老骨干不多了，他们绝大部分已经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充实的许多新成份，有浙西南、浙南、闽浙边的工农子弟，有来自上海、温州等城市的知识青年。部队装备虽然仍很落后，但官兵的思想觉悟高了，作战经验丰富了，战斗力强了。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和国共合作抗日协议，1937年10月部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委，下辖3个支队、1个教导队。“抗日游击总队”在平阳凤翱乡风林村召开成立大会，粟裕、刘英分别讲话，阐明国共合作和部队改变番号的意义，号召大家坚决执行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保持和发扬红军优良传统，加强学习，加紧训练，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粟裕1934年7月离开中央苏区以后，毛泽东一直挂念着这位井冈山时期智勇双全的青年将领，苦于通讯联络中断，3年得不到粟裕一点消息。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中共中央一接上关系，党中央、毛主席很快来电询问粟裕情况。这时粟裕和刘英也失去了联系，临时省委几次派人寻访都没有音信，便如实报告中共中央：“粟裕同志可能已经牺牲。”1937年5月陕北召开苏区代表会议，洛甫(张闻天)致开幕词，首先悼念在各个战线上无数英勇牺牲的战士、我们的最忠诚的同志、中华民族的最优秀儿女，接着宣布李大钊等烈士名单，其中就有粟裕。1938年初，闽浙边临时省委派人到南昌新四军军部向项英汇报工作，请示今后行动，专门介绍了粟裕在浙西南坚持斗争的情况，并说：“粟裕现在已经回到省委，正同刘英在一起加紧培养干部，训练部队。”刚从延安过来的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立刻把这个喜讯报告延安：“粟裕还在”。毛泽东主席闻听非常高兴。

九、整训扩编部队，迎接抗日高潮。率部开赴皖南加入新四军序列。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一个新的极端重要的问题摆到粟裕面前：从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中共中央的总路线和方针、政策变化了，民族解放战争赋予了革命战士特殊的新使命，斗争形势将更加复杂。如何使大家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地适应这种新的发展和变化呢?粟裕经过深思熟虑，又同刘英反复商量，决定抓住从部队集中到出发抗日这个间隙，在加紧练兵同时，组织党政军干部重新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政策。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凤林村召开了扩大会议作动员，粟裕在会上作抗战形势报告，向党政军干部提出重新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政策的任务。临时省委和“抗日游击总队” 接着决定采取两项有力措施：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和开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

军政干部训练班主要集训部队连以上和地方县以上干部，每期半个月，连续办了3期，粟裕亲自讲课，教育训练内容有三个重点：一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二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关系；三是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内容和相互关系。这些党政军基层干部阶级立场坚定，作战勇敢，为革命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就是文化水平低，理论基础薄，一开始学习，对什么叫矛盾就是弄不懂。最后还是粟裕给大家讲了关于“矛和盾”的那个古代寓言，才算叫大家开了一点窍，慢慢跨进了革命理论的大门。

“抗日救亡干部学校”设在山门街畴溪小学内，粟裕担任校长，公开招收抗日青年入学培训。1938年1月5日，温州《浙瓯日报》刊登了经粟裕亲自审定的《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救亡干部训练班》招生启事：

(一)宗旨：培养抗日救国的军事、政治干部人才。

(二)资格：初中程度或同等学级，男女兼收。

(三)年龄：20岁以上至35岁。

(四)受训时间；暂定3个月。

(五)校址：平阳北港。

(六)名额：100名。

(七)报名日期及手续：自即日起至1月10日止，凡愿来训的，请至下列各处：(1)各驻地办事处，温州九柏园头4号；(2)本部政治部；(3)平阳北港民教馆。

(八)开学日期：1938年1月15日。

(九)入学手续：于开学前3日到校，经考试及格后编队受训。

(十)待遇：有钱出钱，没有钱由本校津贴伙食，但服装被铺自备。【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96页

消息传开，首先是温州的热血青年奔走相告，纷纷来到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州办事处报名。浙江其他地方乃至外省的一些向往共产党和红军的爱国青年，也赶来报名或联系入学事宜。最后录取学员大约150名，大多数是中学生，少数小学生，个别大学生，还有当过工人和小学教师的，其中女学员30人左右。开学典礼那一天，粟裕和刘英都来出席，向年轻人介绍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宗旨，讲述当前抗战形势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明学校的性质、任务，目的是培养抗日救亡运动的青年干部。课程有游击战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政治经济学、群众工作、时事和农村经济、哲学等。粟裕亲自讲授游击战术课。粟裕每次来校讲课，衣着和普通战士差不多，不同的只是有时披一件黑色军大衣。他用浓重的湖南话给学员讲课，举出一个个实际战例，把游击战术讲得生动易懂，引人人胜。粟裕说话很有风趣，他左臂负过伤，刘英右手腕负伤致残，有次上课粟裕说：“人们以为刘英和我是三头六臂，其实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只有一双完整的手。”说得大家都笑了。

把抗日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去论述，在共产党军队将帅中，粟裕是最早这样认识和实践的人之一。他向学员讲授游击战术课时，开宗明义就阐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他说：“抗战以来的事实证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正规军在正面进行的正规战争是很不够的，必须同时在敌人的后方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最后把侵略者赶出去。”【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1页。接着对游击队的任务、游击队的组织、游击战术、游击队的教育工作、游击队的补充与供给工作，作了全面充分的讲授。特别是对游击战术，粟裕讲授得格外详细，分17个方面逐个阐述，包括游击战术原则、游击队的动作要领、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破坏工作、工事构筑、通信联络、保守军事秘密、战斗准备、战斗动作、战后动作、怎样设伏和什么样的地形适宜打埋伏、怎样截击敌人的行军纵队和运输队、游击队的进袭和怎样进行运动防御。对他在实战中总结概括的游击战术的6条原则，一条条举例详细讲解。在授课中，粟裕第一次正式讲述了他在1935年提出的“敌进我进”的游击战方针，这是他对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提出的游击战用兵“十六字诀”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

新四军军部成立后，连续两次来电，催促“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集中。1937年9月下旬，刘英曾派吴毓、龙跃到杭州，向国民党主持谈判事宜的邓诩和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作礼节性拜访，然后乘汽车由京杭国道抵达南京，找到八路军综述办事处。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听了他们的汇报很高兴，并告诉吴、龙，南方各省游击队准备改编为新编第四军，拟请叶挺出任军长。博古特别叮嘱在新四军组成之前，为防止国民党阴谋，没有我博古的亲笔信，别人来调你们部队，不要听他们的命令。所以对这两次电令，粟裕和刘英商量后都没有执行。1938年3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来到平阳山门街，向粟裕、刘英传达上级指示，研究部队进一步整编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南方各游击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英勇的游击战争，给予了高度评价。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侵略军可能在温州沿海登陆。为了做好日寇登陆后我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并防止国民党当局再次背信弃义，发生变故，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浙江临时省委，刘英留下来任书记，继续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和干部坚持斗争；粟裕率“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的战斗行列。“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部分人员组成战地服务团，随部队行动。粟裕陪同曾山来到“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作报告。曾山从抗日战争形势讲到党中央的主张和国共合作抗日，从抗日救亡讲到青年肩负的历史重任。大家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

新的革命使命在召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3月的浙南已是春光明媚，春意盎然。18日清晨，粟裕率领“抗日游击总队”500多名健儿，从平阳小镇山门街出发。和红军游击队结下血肉情谊的浙南群众，从四乡八镇赶来。他们敲锣打鼓，唱着歌，呼着口号，站在镇中街道两旁欢送。3年来，浙南游击区的群众把这支队伍当作自己的子弟兵，用生命和鲜血保护这支队伍，支援这支队伍渡过难关，战胜敌人，发展壮大。怀着依依不舍的深情，粟裕边走边和乡亲们挥手告别，和留下来坚持斗争的挺进师新老战友握手告别。

部队经过几天行军，到达丽水县大港头。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在丽水碧湖会见粟裕。粟裕的大名，黄绍竑早已如雷贯耳，在他的想象中，粟裕一定是个威风凛凛的英雄，一见面却是个身材瘦小的普通人，斯斯文文像个知识分子，一双深陷的眼睛闪着睿智的光芒，不由得肃然起敬。黄绍竑客气地留粟裕在碧湖吃午饭。席间，粟裕邀请黄绍竑去“抗日游击总队”视察。黄绍竑一口答应。饭后，粟裕陪同黄绍竑乘车来到大港头。“抗日游击总队”这时已经集合在一座小庙旁边的空地上，500多人的队伍虽然装备落后，各式各样的枪支都有，不少人拿着大刀、长矛，有的还是赤手空拳，也没有制式军装，但一个个精神抖擞，士气高昂。黄绍竑脸上再次露出了钦佩的神情。粟裕首先致欢迎词，浓重的湘西话句句掷地有声。他说：“在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久远的历史上，凡是团结的、统一的都能有效地抵御外侮。今天，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濒临着亡国火种的危险。‘国共联合，团结抗日’，适合世界之潮流，合乎民众之需要。我们要为国共两党的团结抗日，为加强民族统一战线，为增进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大团结，为驱逐日寇、光复中华而努力奋斗。”

粟裕请黄绍竑讲话。黄绍竑再三对大家表示慰勉，预祝大家开赴前线旗开得胜，为国家为黎民多立战功。1938年3月上旬刘英随曾山去南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请示工作，在金华与黄绍竑进行过一次会谈，要求省政府拨给“抗日游击总队”500支步枪、10万发子弹和1000套军装。黄绍竑答应发给5万发子弹、 1000套军装。在大港头讲话时，黄绍竑当众宣布：“应贵方要求，经省政府批准，发给你们军装、子弹等军需物资。”兑现了和刘英会谈时的承诺。

3月25日下午3时左右，粟裕率领的“抗日游击总队”北进抵达遂昌。在坚持浙西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遂昌是红军挺进师活动的重要地区，挺进师师部和领导中心就设在遂昌的王村口。遂昌人民把红军看成是自己的救星，他们听说“金米”师长带领的队伍路过遂昌开赴前线抗日，纷纷赶来迎送。县抗日自卫委员会也通知各机关团体、学校及各界人士到东岳宫集合欢迎。粟裕决定部队在遂昌稍作停留，他把战地服务团负责人陈雨笠找来，要他们安排做好4件事：第一，召开各党派、各阶层座谈会；第二，访问当地进步人土；第三，举行军民联欢晚会；第四，服务团走上街头向群众开展宣传活动。粟裕强调说：“这4件事一个中心、一个目的，都是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当晚7时左右，军民联欢大会在县城王家祠堂举行，百姓争先恐后潮水般涌向会场。“抗日游击总队”官兵全体参加，他们身穿新军装，高唱抗日战歌，列队雄赳赳跨进会场，1000多名群众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粟裕英姿焕发走上讲台作团结抗日演说：“我们的红军在浙西南坚持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由于广大人民特别是遂昌人民积极的支援，使我们不断地取得胜利。我代表全体指战员向你们致敬。”粟裕举起右手，恭恭敬敬地向遂昌父老乡亲行了一个军礼，全场报以雷鸣般掌声。粟裕接着说：“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以来，民族危机日深一日，只有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全面抗战，才能求得民族解放、主权独立。我们必须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对敌人的任何幻想都是灭亡之路。我军是人民的部队，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我们不怕任何敌人，不怕任何困难。现在，我们就要开赴前线，歼灭日寇，保卫神圣的祖国，保卫我们的家乡。”粟裕和全场军民一起振臂高呼：

坚持抗战到底!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26日上午，陈雨笠代表粟裕邀请30多名知名人土，在县民众教育馆召开座谈会。陈雨笠向大家宣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大家一起商讨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不少人听了共产党的主张，纷纷站起来发言，拥护国共团结抗日，呼吁尽快释放“政治犯”。会后，粟裕几次致函遂昌县政府和县长，指出：“自西安事变后，各党各派划除成见，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此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尚有共党及共党嫌疑犯仍禁锢囹圄，诚令人不得其解!”提出释放雷有德等20名“政治犯”，“俾使参加抗战”，并开列出了具体名单。

粟裕亲赴监狱看望这些为革命失去自由的志士，表示慰勉。遂昌县长复信，同意释放“政治犯”。27日，粟裕亲自将他们带回部队参加抗日。

“抗日救亡总队”告别遂昌继续北进，一路上不断和当局交涉释放“政治犯”。这时，浙西南抗日救亡运动的巨浪已经形成汹涌澎湃之势，许多地方都成立了“抗日自卫委员会”，部队每到一地都收到许多传单和慰问信，受到很大鼓舞。部队到达龙游县，这里有铁路通往衢州，战士们要求坐火车过把瘾，同时也好早些奔赴抗日前线。粟裕派人交涉，500多人全部坐了一段路程火车。1938年4月18日，部队到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安徽省歙县岩寺，加入新四军的战斗序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粟裕担任二支队副司令员。

1942年春天，在浙江坚持斗争的刘英，由于叛徒出卖在温州被捕。他在狱中顽强斗争，坚贞不屈，5月18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了。粟裕和刘英从1934年开始在一起工作，共同经历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和浙南三年游击战争这两段极其艰难的历程，其中有并肩战斗的战友深情，也有对一些问题分歧产生的隔阂。但是，在粟裕的心目中，刘英仍然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位为人民不屈不挠奋斗一生的优秀共产党员。刘英牺牲以后，粟裕千方百计找到烈士的遗孀和遗孤，把他们接到江苏淮安根据地，主动担负起了抚养的责任。刘英的岳母是一位小脚老太太，走路不便，两个孩子还小。粟裕让人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辆马车，遇有敌情便坐马车随大部队转移，保证他们的安全。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失去中共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领导，面对国民党军几十个团的一次次“进剿”、“围剿”，挺进师内部领导人之间后来又产生了严重分歧，在这样复杂和严峻的情况下，粟裕把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学到的经验，以及在抗日先遣队时期总结的教训，运用到了新的斗争环境，坚持从实际出发，自觉地实现由正规军到游击队和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两次转变，所采取的重大举措完全符合中共中央的意图。他在艰苦的环境中保持了浙南这个支点，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配合和掩护了邻近游击区的斗争，并为以后组建新四军培养、锻炼和储备了一批战斗骨干。这一切都和粟裕能够不断地思考战略性问题，从而在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有重要关系。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形势险恶。粟裕不仅坚定地坚持下来，而且不断走向胜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粟裕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粟裕已经萌生了一个想法：以后革命胜利了，一定要把这场艰苦的斗争好好写一本书。他把书名都想好了，就叫《信念》。每经历一次新的紧张复杂的斗争，他的这个想法愈加强烈。新中国成立以后，粟裕经常对人说：“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不管形势怎样险恶，鼓舞我们的强大精神力量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总是要胜利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信念，推动着我们从失败和挫折中接受教训，推动着我们在新的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走向新的发展。”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粟裕逐步成长为无产阶级军事家、战略家的一个重要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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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威震江南

一、毛泽东指示派有军事知识之人去江南侦察。再次受命抗日先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经过多次谈判，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布国共合作抗日。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当局协商，蒋介石同意将共产党留在南方8个省14块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任命北伐名将叶挺为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番号。10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由项英担任主席，陈毅担任副主席。刚成立的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1938年3月，第一、第三支队先后在安徽省歙县岩寺集中。4月，二支队抵达岩寺。长江以北的第四支队也在皖西集中。

粟裕是1938年4月中旬率“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到达皖南岩寺的。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二支队下辖第三、第四团。粟裕任二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是张鼎丞。这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已经近10个月。占领上海、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正把主要兵力集中投放在徐州方向，企图进一步夺取徐州，打通津浦线。中共中央对刚组建的新四军发出一系列指示，要他们深入敌后，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4月24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指示新四军“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并特别强调“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注】《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5页。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从第一、二、三支队抽调部分团以下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先遣支队，共400多人，由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熊梦辉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处主任。熊因病未到职。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军部赋予先遣支队挺进苏南敌后战略侦察的具体任务是：在政治上，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宣传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军事上，在新四军主力部队开进之前，先到江南侦察了解日军、伪军情况，特别是敌人的薄弱环节，了解江南平原的地形及风俗民情、群众条件，附带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为后来开进的部队创造和准备条件。

此时粟裕刚到皖南仅几天。抗日救亡的历史使命在召唤。他毅然受命，再次担当起了先遣抗日的重任。粟裕深知，一支仅有数百人的游击队，深入到已经沦陷的江南侦察，在日本侵略军重兵控制的腹心地区活动，困难很多，危险很大。粟裕同时深知，先遣支队的成败关系甚大，但是只要采取正确的战略和方针、策略，运用红军时期担负先遣任务和在敌人腹心地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一定能够在苏南敌后站住脚跟。他对完成这次任务满怀信心。陈毅知道粟裕肩上的担子很重，便将身边得力的副官和测绘参谋派到先遣支队。粟裕感动地说：“陈毅同志把强兵能将都调来给我了。”

临行前，新四军军部召开先遣支队到敌后作战略侦察动员大会。新四军领导人到会讲话，进一步明确先遣支队担负的任务的重要意义，强调大家一定要在粟司令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团结战斗，胜利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4月28日，正是江南草长莺飞时节，粟裕率领先遣支队出发了。陈毅从岩寺赶到南陵，与驻扎在这里的川军交涉，为先遣支队疏通前进道路。再往前就是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宣(城)芜(湖)路封锁线了，陈毅才和粟裕挥手告别。

先遣支队编成极为精干，下辖司令部、政治处和三个侦察连，成员全是经过十年内战的骨干。干部实行高配。侦察员都是干部。三个侦察连挑选的都是各支队武器装备最好的连队。

先遣支队向敌后开进愈深入，战争的气氛愈紧张、愈浓烈。自从出征以来，粟裕总是走在队伍的前列，每天出发时都要集合大家讲话，明确当天的任务和要求。一到宿营地就抓紧时间了解社情民情敌情，勘察地形，做群众工作。夜深了，部队休息了，粟裕还在和各级领导研究情况，部署第二天的工作。粟裕这一年刚好30岁，每天都是满负荷工作，始终精力旺盛，斗志高昂。

先遣支队到达南陵县城时，受到当地百姓热烈欢迎。部队在东门外宿营。连日行军疲劳，指战员们很快进人了梦乡。子夜时分，粟裕突然下令紧急集合。指战员们站好队，粟裕讲话说：“同志们，我们是负有光荣任务的部队，群众所以欢迎我们，是因为我们不是从前方溃逃下来的，而是向敌人开进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定受到了敌特、汉奸的监视。这里离敌控的芜湖很近，说不定我们的行踪已经被敌人发觉了，敌人很可能对我们发动突袭。因此我们决不可高枕无忧，必须立即转移。”

天刚破晓，敌人的飞机果然来了，在南陵城东门上空盘旋，狂轰滥炸，俯冲扫射。全城群众都在为先遣支队担心。而这时先遣支队早已平安转移到离南陵不远的麒麟桥一带山村宿营了。队员们被炸弹的爆炸声惊醒，望着东门外腾起的滚滚烟尘，由衷地佩服粟裕料敌如神，指挥英明。南陵群众发现先遣支队安然无恙，由惊转喜，议论纷纷，都说这支部队是神兵。国民党东北军部队也称赞说，新四军指挥员有远见，敌人飞机炸了个空。

先遣支队深入敌后，沿途受到很多不应有的阻碍，特别是那些一心只想抢地盘的所谓“游击队”，更是处处刁难，不让通过。直到5月19日徐州失陷那一天，先遣支队才正式进入苏南敌后战场。

粟裕这时更忙了。每到一地，他部署好部队的宿营与警戒，就亲自动手调查研究，找当地有名望的人士和村长、商人、农民谈话，了解情况。经常一夜只休息三四个小时。为了迅速弄清敌情，粟裕不仅派出便衣侦察，还派出三个组进行武装侦察：一个组去丹阳一带侦察常州方向的情况，一个组去龙潭、下蜀一带侦察南京方向的情况，一个组从溧水县以北的乌山越过京杭国道，经句容天王寺，到了茅山的乾元观，后又经宝堰到上党，侦察镇江方向的情况。武装侦察组迂回于南京近郊，出没于铁路沿线，游击于敌人后方，侦察敌人军事部署和行动，并且测绘了地形图。

进入江南敌后以后，粟裕几乎天天都要把部队行动和侦察得到的情况发电报告新四军军部，亲自动笔写了一份综合报告，派专人送回皖南。粟裕根据战略侦察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对江南敌后错综复杂的军事、政治形势和经济情况、社会情况、地理地形、群众条件等，作了极其详细的分析汇报，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供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决策参考。

粟裕的汇报归纳起来有以下一些重要内容：

粟裕从全局上分析新四军挺进江南战场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江南处于日寇侵略我华中内地的主要后方。新四军进入江南，能够大量地牵制日军的兵力，对全国的抗战局势有利。南京、芜湖失陷以后，江南战场在战略上降到了次要地位，日寇下一个进攻目标是徐州，抽调了最强大的兵力到津浦线去作战，包括京沪杭、京芜、京杭在内的整个东战场地区，兵力相对不多，这就有利于新四军在这一带站住脚跟，发展壮大，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粟裕从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对敌我双方作了详细对比，实事求是地指出，从江南整个情况来看，敌人处于优势，我们处于劣势。粟裕进一步透过现象看本质，以大量事实说明，敌人的优势和我们的劣势都是暂时的，是可以转变的。

政治方面：

敌人占领了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和战略要地，气焰嚣张，骄傲蛮横，肆无忌惮，三五个士兵，甚至徒手士兵，也敢到远离据点十里、八里的村庄横行。这就孕育着 “骄兵必败”的历史必然。日寇在占领区内到处建立伪政权(维持会)，培养了许多汉奸、护路警。这些民族败类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力。人民遭受敌人烧杀淫掠，敢怒而不敢言，一时毫无抵抗的能力。

军事方面：

敌人占领了一批大中城市和战略要地，更便利其继续向我们进攻，特别是控制了交通线和掌握了交通工具，往来顺畅通行，毫无阻碍。但敌人兵力不足，在交通线上相距五六十里地才有一个据点，每个据点多则20余人，少则仅3人或4人。但他们的兵器及技术条件都占了优势。江南的(江)宁镇(江)丘陵地带也有利于敌人机械化部队和骑兵展开。粟裕分析我们各方面所处的暂时劣势，着重汇报了江南人民的情绪，指出：京、沪、杭、芜等地相继失守，给江南人民的抗日情绪以极大的打击。南京失陷以后，江南已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人民感到无所依恃，政府的抗日国策也无法传达到人民中间。江南老百姓已有半年多没有见到中国军队了，渴望有一支能打日寇的军队。而那些留在沦陷区的所谓“游击队”，其成份最大部分是流氓、地痞、土匪，还有吃了败仗的散兵游勇。他们不仅不抗日，还和日寇互相默契，互不侵犯，却对新四军先遣支队百般阻碍，不让通过；对老百姓敲诈勒索，奸淫抢掠。群众恨之入骨，咒骂他们是“小日本”。有些地方的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武装自卫，和这种“游击队”对抗。江南人民不了解新四军，看见他们穿和国军一样的军装，误认为也是这种“游击队”。这样增加了先遣支队深入江南敌后侦察和发动群众的困难。

粟裕在报告中向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提出，在苏南敌后广泛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当前至关重要。他说，上海、南京失陷后，中共江苏省委虽然在群众中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仅仅局限于上海周围一些地区。对老百姓提出的一些现实问题，一时也很难使他们得到信服的答案。如不少老百姓提出：“既然你们说抗战一定会胜利，敌人力量在削弱，为什么徐州又撤退了呢?”这些都要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去解决。

粟裕还详细汇报了先遣支队在苏南敌后开展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做法和已经取得的效果。

粟裕率先遣支队走到哪里，就把宣传工作做到哪里，全体指战员人人都是宣传员。先遣支队在乌溪镇召开群众大会，粟裕站在一张方桌上对乡亲们说： “我们新四军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来到敌后南京城下，为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解放江南人民而战斗到底!新四军是保障人民利益的队伍，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收复失地，希望各界人士大力配合。”在小丹阳、薛镇，粟裕召开地主士绅、民主人士座谈会。在亭头，粟裕接见了安徽当涂青年抗日救亡团负责人朱昌鲁。救亡团成员主要是学生和小学教员。朱昌鲁向粟裕详细汇报当涂青年抗日救亡团的情况，并提出参加新四军的要求。粟裕赞扬救亡团的抗日举动，接受了他们的要求，派政治处干部陈雨笠负责指导救亡团的工作。薛镇地区的刘一鸿是当涂县采石镇邮电局长、国民党员，毅然决然带了队伍投向新四军。他激动地对粟裕说：“我为何要投奔共产党，道理很简单，蒋介石不抵抗，国民党太腐败!我是中国人，不甘忍受日寇的蹂躏欺侮。我要抗日，所以我到新四军来了。我要把鲜血洒在疆场上!”

粟裕率先遣支队在敌后作战略侦察，特别强调部队一定要严格执行铁的纪律，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表明新四军是民众的队伍，取得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江南群众不了解共产党、新四军。先遣支队初进江南时，群众不让他们进村进屋，队伍一靠近村庄，群众自卫组织就开抢。粟裕命令大家不准回击。有时无法进村做饭，便以干粮充饥，在野地露宿。有时还饿肚子。遇到下雨，没有地方躲避，个个都成了“落汤鸡”。但是从支队司令粟裕开始，大家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十项注意”。粟裕反复强调，对群众不能直呼“老百姓”，要亲切地尊称“老乡”。先遣支队终于以秋毫无犯的模范行动赢得了江南群众。长久以来，江南群众中流传这样一句话：“ 出门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现在大家把这句话改成“遇到新四军，亲如一家人”。

新四军的美名很快传遍江南。乡亲们把战士们请到家里作客，协助先遣支队送信、带路、打探消息、捕捉敌探、破坏敌人交通，还出现了牺牲自己生命救护新四军伤员的动人事迹。先遣支队与江南人民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

粟裕率先遣支队深入江南侦察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向新四军军部的汇报有事实有分析，既充分看到了在敌后活动的种种困难，又提供了怎样在不利条件下做好工作、开创局面的成功做法和经验。

193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电示新四军：“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5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人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20页。5月中旬，陈毅率一支队由皖南东进，沿着先遣支队开辟的路线向敌后挺进，通过宣(城)芜(湖)路封锁线，6月3日抵达苏南的高淳。粟裕闻讯立即赶去。8日，一支队与先遣支队在石臼湖东的溧水会师。粟裕根据敌后侦察20天的情况，向陈毅汇报了长达5个小时。陈毅对粟裕卓有成效的工作极为满意。

陈毅向粟裕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向敌后进军，发动广泛的游击战的“五四”指示精神。粟裕结合亲身的实践，更深刻地领会了十共中央的战略意图。粟裕还同陈毅就江南形势、新四军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二人看法完全一致。

先遣支队深入江南敌后作战略侦察的任务至此已圆满完成。粟裕在新四军波澜壮阔抗日战争历史的开卷，就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一章。

二、韦岗处女战。陈毅赋诗称赞：“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来嘉奖电：所属粟部，殊堪嘉尚。

粟裕考虑问题从来都是走一步、想几步，预作谋划。深入苏南敌后的所见所闻，引起粟裕许多思考，一个既有现实针对性，又有深远意义的问题在他脑海里盘旋：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国民党正规军节节败退，老百姓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粟裕和先遣支队经过一段时间工作，江南人民逐渐了解了新四军，但他们心中仍在嘀咕：“新四军好是好，可是队伍少，武器差，能打败鬼子吗?”江宁铜山镇叶家庄一个叫叶文明的士绅，有一次直言不讳对粟裕说：“你们讲的抗日大道理非常正确，你们这支部队作为抗日宣传队是无可非议的。如果你们真要同日军交战，就不那么简单了。国军百万大军，还有飞机、大炮、坦克支援，在上海、南京都遭到惨败，何况你们……”粟裕认为，苏南的形势和群众的情绪已向先遣支队提出了一个责无旁贷的问题：尽快打一个胜仗!江南百姓需要用打胜仗来激发抗日热情，鼓舞胜利斗志；新四军指战员们渴望用胜仗来煞一煞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他们的不可战胜神话，同时显示自己的战斗威力。几天来，粟裕一有空闲就对着作战地图凝思：新四军深入江南敌后的第一仗必须打胜，不许打败!这一仗怎样打，选在哪里打呢?粟裕的目光渐渐停留在地图上一个名叫“韦岗”的地方，前几天他率领先遣支队侦察敌情到过这里，他随手拿起一根火柴棒，在地图上量出韦岗到南京、镇江的距离，计算日军增援部队到达的最快时间。利用韦岗有利地形出敌不意打一个伏击战的方案在粟裕脑海里愈来愈清晰。

恰在此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于6月11日下达命令，要新四军“派兵一部，挺进于南京、镇江间破坏铁路，以阻击京沪之敌，务于3日内完成任务，否则严厉处分”。新四军军部当即决定：由粟裕率先遣支队及一支队各一部，共4个连，携带电台一部，由现地出发，务于3日内到达镇江、龙潭间完成破坏该段铁路的任务。

任务来得突然、急迫。经过短促动员和紧张准备，当日下午4时粟裕便率先遣支队两个连和一支队两个连由溧水县李家山出发了。同时，陈毅率一支队向东到竹箦桥，再向北折宝堰、白兔，相机策应。

粟裕本来准备在当晚通过天王寺与溧水间公路，部队刚到新桥东北5里地的王庄，就为国民党军七十六师警戒部队所阻，一直被拖延到12日午后才由王庄继续前进，连续3个雨夜急行军100公里，15日拂晓前进抵句容至下蜀公路以东的徐家边隐蔽。当日下午4时出发，晚10时到达下蜀，按预定计划开始破击铁路。粟裕一边指挥，一边和大家一起奋力干，4个半小时破坏铁路40米。此时已近凌晨3点钟，粟裕命令警戒部队向火车站之敌发起攻击，进行袭扰，同时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虚张声势，扬言要在数日内攻克句容县，造成敌人恐慌，引诱敌人增援，以便寻机歼灭之。16日黎明前部队全部安全撤至下蜀以南20公里的东谢村隐蔽休整。京沪铁路交通被迫中断数小时。

新四军胜利完成破路任务，大大激发了官兵的斗志。下蜀与韦岗相距不远。积极作战是粟裕一贯的作战指导思想。他决定立即奔赴韦岗，按预想的方案打一场伏击战。

韦岗位于镇江西南15公里，相对江南平原、水网地形来讲，这一带是丘陵和小山地，镇(江)句(容)公路从这里蜿蜒通过。在韦岗以南的公路东侧有标高198 米的赣船山，西侧有标高455米的高骊山，公路夹在两山脚下，形成一条弯道。敌人的汽车南来北往，每天有五六十辆，通行时间以上午8时至9时和午后4时前后最多。粟裕把干部召到一片竹林开会，宣布在韦岗伏击敌人车队的决定。他说：“为了求得秘密，伏击队必须在夜间急行军出发，拂晓前进入伏击阵地，采取突然行动。”他亲自给部队作战斗动员，说明首战的重要意义，向指战员提出吃苦耐劳、迅速、隐蔽、灵活、勇敢等战斗要求，最后从各连挑选精干人员百余名，组成6 个步枪班、1个机枪班、1个短枪班，参加战斗行动。

午夜以后，粟裕下令部队从下蜀后山出发。天正下着大雨，能见度极差，周围是黑糊糊的一片。粟裕率参战部队消失在茫茫雨夜之中，沿着曲折泥泞的小路，向伏击地点韦岗急行军。部队到达赣船山与高骊山之间的预定地点后，粟裕立即布置大家隐伏千公路一侧有利地形，准备截击日军汽车队。

17日上午8时20分，由镇江方向开来的日军第一辆汽车逼近伏击区域。先遣支队机枪班迎头射击，击中汽车，车上敌人弃车逃命。也许是天雨有雾，也许是公路弯道，后面的敌人没有发现前面的情况，没有听到枪声。六七分钟后，第二辆汽车进入伏击区，又遭到新四军机枪、手榴弹一阵猛击，翻人公路北侧水沟中。车上坐的都是军官，驾驶员和日军少佐土井被当场击毙，大尉梅泽武四郎潜伏在车底下，用刺刀刺伤近前搜索的新四军战士，当即被击毙。又过了约5分钟，敌第三、四、五辆汽车接踵而至，车上约有日军30余人。粟裕命令已经全部进入阵地的战士们猛烈射击，第三、四辆车被击中。第五辆车见势不妙，紧急刹车停在伏击火力射程之外，车上日军全部跳下车，潜伏在公路两侧，以密集的火力抵抗。一场激战过后，日军只抢了一部分伤兵和死尸上车逃走了。粟裕命令部队打扫战场，收集战利品及焚毁日军汽车，然后迅速分路撤退。很快自镇江开来17卡车日军，还有1辆坦克，赶到战地大肆轰击，又飞来3架飞机低空盘旋侦察。而此时粟裕早已率部安全撤离了。

韦岗伏击战激战半小时，击毙日军10余名，伤数十名，击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10余支，日钞7000余元，以及车中满载的军需物品。

韦岗伏击战的胜利证明：日军的暂时优势并不可怕。新四军在江南敌后完全能打胜仗。粟裕兴奋之余，作五言诗一首：“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韦岗斩土井，处女奏凯还。”陈毅司令员喜闻新四军深入苏南敌后首战告捷，在宿营地又看到几百名乡亲兴冲冲前来围观战利品，当即口占七绝一首，抒发心中的欣喜：“故国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新四军军部盛赞：“先遣队的确起了先锋作用，奠定了我们在江南发展和胜利基础”，并“在全军表扬，号召全军学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向新四军军部发了嘉奖电：“叶军长：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

1938年6月17日，也就是韦岗战斗结束的当天，粟裕给新四军军部写了一份长达五六千字的报告，题目就叫《卫(韦)岗处女战》。报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汇报奉命破坏铁路的全部情况，第二部分汇报韦岗战斗经过。报告特别强调了韦岗战斗胜利的意义，指出：“(1)这是本军出动江南的处女战，这一胜利真是旗开得胜，因此大大地提高了战斗情绪及本军的政治影响。(2)自南京失陷后，江南广大人民未见过中国军队的胜利，这次战斗大大的振奋了群众。(3)战区司令长官给我们的任务只是破坏京镇铁道，但我们不仅完成了破坏铁道的任务，而且更加倍地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这使本军提高了在抗战军队中的地位。(4)打击了日寇横行无忌的行为。”【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09年7月，第1版，第18页

由于韦岗战斗的这种特殊作用和意义，粟裕在报告中以政治家、军事家的睿智和眼光，详细论述了敌我双力的优点和弱点，为新四军军部制定深入江南敌后的战略战术，为兄弟部队正确吸取经验教训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丁极其有说服力的战例作佐证。

韦岗战斗的特点是伏击日军的汽车。日军依仗其机械化优势，在江南平原地区作战机动性很强。伏击敌人运兵车将是新四军在江南作战的一种重要形式。粟裕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在报告的最后部分专门列出一节，论述今后伏击敌汽车应注意之事，从打汽车之地形选择、火力配备、截获后的处置等10个方面，分别加以详细阐述，连一些细节都介绍得很周到，如投掷手榴弹的提前量应为多少米，为兄弟部队提供了克敌制胜的许多好经验新招数。

韦岗战斗结束没几天，国民党第三战区某游击司令部派人来找粟裕，向新四军要日本步枪2支、手枪1支、军刀1把、望远镜1具、军大衣1件、军帽1顶、皮鞋1 双等，并且提出要以1挺机枪换1支日本步枪。粟裕微笑着对他们说：“你们要，我们可以送给你们，只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打个收条给我们。”来人灰溜溜走了。对粟裕此举很多人不解，问道：“粟司令，人家出高价同我们交换，赚钱的生意你不做，还要白送给他们?”粟裕笑眯眯地说：“你们都是小傻瓜，如果按来人的意思做了，我们就上当了。他们若得到这些日本武器装备，就可以拍出照片，到处吹牛皮，说这仗是他们打的。”经粟裕一指点，大家豁然开朗。

6月下旬，临时组建不到两个月的先遣支队光荣完成了历史使命，几个连队各归原建制。新四军军部来电称赞：“先遣队的确起了先锋作用，奠定了我们在江南发展和胜利基础”。【注】《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30页。

三、小丹阳反“扫荡”。奇袭官陡门。国民党军专请传授游击战经验。

日军惊呼：“新四军是个神”。

新四军第一支队进入苏南，杀敌攻城，捷报频传。他们首次生俘日军，首创攻入县城，摧毁伪政权，火烧京沪铁路重要据点新丰车站，全歼日军80余人，南京、上海为之震惊。第二支队奉命也于6月中旬从皖南出发，先后到达(南)京芜(湖)铁路以东(南)京杭(州)公路以西的江宁、溧水、高淳及安徽的当涂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新四军军部指示：“二支队主力到达指定地点后，归粟指挥”【注】《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34页。。完成先遣抗日任务的粟裕回到二支队。不久二支队司令部移驻当涂塘南阁。

6月中旬，国民党军同日本侵略军进行的新一轮武汉会战已经开始。南京失陷以后，武汉实际上成了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随即大规模向武汉进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集 100余万兵力，在安徽、江西、河南、湖北等省抗击日军进攻，保卫武汉。23日，新四军军部指示挺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目前中心任务是，开展胜利的游击战来配合各方执行保卫武汉的总任务，同时使本军在全国政治地位提高”【注】《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30 页。。然而，在交通发达、人口稠密、日军驻有重兵的江南丘陵、平原和水网地带，能不能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除了韦岗战斗外还缺乏更多的作战实践。在共产党内部，甚至在新四军高层，看法也不一致。新四军官兵打惯了山地游击战，能不能在日军占有极大优势条件下进行丘陵、平原和水网地区游击战，并且取得胜利，谁都心里没有底。从作战对象讲，同国民党军较量过10年，对他们摸得比较透了，但对付日军将是怎样呢?大家都缺乏了解，心中没有底。粟裕认为，8省健儿走出深山野林，汇成新四军的抗日铁流，只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成了转变，至于军事上的转变只能靠军事实践来完成。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精神，粟裕率领二支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开展更加广泛的丘陵、平原、水网地区敌后游击战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7月初，二支队三团一营伏击当涂至芜湖之间的火车，击毁敌军车一列，缴获大批军用品。8月5日，第二支队一部在芜湖以东永安桥与日军遭遇，首次俘获日军1名。8月中旬，二支队司令张鼎丞率第四团从南陵出发，通过封锁线，到达第二支队司令部当涂县塘南阁。后来张鼎丞根据上级安排去延安。

国民党当局对挺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一方面玩弄“借刀杀人”诡计，企图借日军之手消灭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另一方面又实行“画地为牢”，规定江南新四军活动的区域，只能在京沪铁路以南，东西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宽只有五六十公里的一块狭长地带作战，倘若“越界”，就要被视作违反“军令”、“政令”处罚。

粟裕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冲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牢笼”，领导和指挥二支队迅速展开于京芜铁路以东、京杭公路以西地区，独立自主地游击江南，打击日本侵略军。

此时，正面战场的武汉会战正酣。国民党当局迫切需要深入江南敌后的新四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更多地牵制敌人一些兵力。新四军不负众望，以一系列的战斗行动有效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这是日军万万没有料到的。日军立即调整兵力部署，采取防御性的攻势反扑。8月22日至26日，日、伪军出动步兵4000余人，骑兵500余人，并有轰炸机20余架配合，兵分八路，水陆并进扫荡，企图一举聚歼初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二支队三团于小丹阳。

粟裕敏锐地注视着敌情发展，筹谋应敌良策，决定采取敌进我进游击战术，变被动为主动，分散袭击敌人后方。粟裕命令二支队三团一部进袭当涂，造成敌之恐慌；一部进击南京以南的陶吴，牵制敌兵力；另选精兵一支，奔袭南京近郊，夺取雨花台制高点，袭击中华门内外日、伪军事目标。此时一支队已动员广大地方武装及人民群众将京沪、京杭、镇句、句丹、京镇各公路彻底破坏，并派部队进袭麒麟门，给南京敌人以极大威胁，有力地配合了二支队的作战行动。日军到达小丹阳，不见新四军踪影，却连连收到后方告急电报，慌忙撤退回防。粟裕抓住战机，命令部队勇猛追击，连克小丹阳、薛镇、护驾墩、博望等村镇，毙伤敌5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合击计划，自己无一伤亡。

粟裕指挥的敌后游击战节节胜利，打得日军胆战心惊。日军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地说：“新四军是个神，你打他时一个也没有，他打你时都出来了。”

1939年1月，粟裕亲自组织指挥了奇袭官陡门，在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抗战史上谱写了新的光辉篇章。

官陡门位于安徽芜湖附近，驻有伪军200余人，据点四周河沟交叉，离飞机场6里许，离铁路仅3里，南面8里的永安桥北面10里的年陡均有日伪军驻守。可供进攻官陡门的路线有两条，都要通过几条深不可徒涉的河流，并且必经敌人之青山、苗池据点。官陡门有什么风吹草动，西、南、北三面各据点派出的增援部队，在半点钟内都可以赶到。出动飞机不到两分钟就可以飞临上空扫射。官陡门的街道建在河两岸的堤埂上，不到100米长，全是砖瓦房屋，河上只有约1米宽的木板桥贯通。敌人认为这是最安全的地方。粟裕却在这样的地方导演了一幕出奇制胜的活剧。

1月18日，粟裕在二支队司令部驻地狸头桥对参战的三团作了简短动员，便率队北进，25公里路只一次小休息就走到了，当天下午便停止行动宿营。第二天上午部队继续原地休息。下午，粟裕组织队伍悄悄地上船，突然转向西开，划到丹阳湖西岸。部队翻过堤埂，改乘早已预备好的几只装肥料的船，继续由水道西进，午夜以后到达预定地点隐蔽集结。这里距攻击目的地还有35公里。20日下午5时，粟裕带领部队冒着寒风向西疾进。21日凌晨2时行进到离官陡门差不多20里的地方，前面还需渡过一条河。如果再走水路，敌人可能已经封锁渡船。粟裕当机立断，多绕5公里地改走陆路，一定要抢在天亮前发起攻击并结束战斗。部队跑步前进，巧妙地通过了敌人的头道桥据点，4时许隐蔽到达敌据点前沿。按照预定作战方案，粟裕率主力过桥，从西向东打；另一部留在河东岸打。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冲锋号声和“缴枪不杀”的呐喊声响成一片。突击队迅速冲破铁丝网和其他障碍物。敌人来不及从掩蔽部里跑出来，就被炸了个人仰马翻，不是丢了命，就是当俘虏。新四军一举攻占了伪军司令部。

战斗只花了8分钟，连清扫战场总共用了20分钟。周围之敌还没弄清怎么回事，粟裕已率部押着俘虏带着战利品安全撤出了。奇袭官陡门，粟裕指挥的新四军以轻伤2名的最小代价，换来俘敌57名的重大胜利，打死打伤的敌伪无法统计，还缴获了一大批枪支弹药。粟裕组织指挥游击战的美名在江南广为传颂。重庆《新华日报》后来发表了粟裕撰写的介绍战斗经验的文章《芜湖近郊官陡门的奇袭》。

1939年1月，粟裕根据挺进江南敌后的实战经验，与二支队参谋长罗忠毅合编了一本《实战经验录》，2月25日延安翻印了这本小册子。粟裕对挺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开展游击战争提出了许多新观点。粟裕认为，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进行的完全是游击战。相对八路军来说，新四军人少，武器装备也差，没有打大仗的经验，活动区域狭小，作战条件更差，通讯联络也很落后。一、二支队惟一的通讯工具是各有一架电台，可以互相通报情况，与军部联络。而敌人交通方便。新四军处在敌人据点网之中，打大规模的战斗或运动战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关于游击战的协同和原则问题。粟裕认为：在形式上看是各打各的，但是是在统一意图下独立自主地进行的。我们的原则是积小胜为大胜，不贪多，哪怕只打死一个敌人，只缴一支枪都是好的。只要天天有胜利。

关于战法问题。粟裕认为：要打夜战、近战、白刃战、伏击战、袭击战……这是由于我们的武器装备等条件决定的。日本的武器精良，我们拼他不过。只有近战、夜战、白刃战，才能避开故人之长，发挥我军之长。打他措手不及，使之处于被动。

关于打击对象和目标选择问题。粟裕说：新四军专打弱敌，或打敌人弱点，打的是运动中的敌人，一般不打驻止之敌。

关于战术动作问题。粟裕认为，过去三年游击战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山区打的，而现在则在丘陵、平原、水网地区。在这样地区作战，要求更加速战速决。解决战斗要求非常迅速，必须采取突然的、短促的像闪电一样的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不让敌占领一个阵地，使其没有站足的地方，没有还手的工夫。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消灭敌人。他还形象地比喻说：我们要像鹰抓兔子式的才行。战斗行动最多两小时，一般的超过两小时不能解决战斗的，就果断撤出战斗。在敌人增援快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迅速脱离和远离敌人。

粟裕的思考非常细致周到，他强调：战前的侦察、破坏交通非常重要，如地形要详细侦察(哪些地形我用，哪些地形留给敌人)，要预先作出周密布置。作战方法和作战手段只能用一次，要适当及时的改变，否则敌会迅速的抓住我们的规律，而使我们吃亏。

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对粟裕高超的游击战组织指挥艺术非常敬服，专门派人来请粟裕去传授游击战的经验。粟裕连续给他们讲了几个小时，有理论有战例，生动活泼，通俗深刻。许多国军将领深感获益匪浅。一名川军师长感慨地说：“粟司令，从前我对你们共产党的军队是有点瞧不起的。可是今天听了你的报告，我才知道你们的水平太高了。共产党里有你这样的人，难怪立于不败之地!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在粟裕领导下，二支队在取得一系列游击战胜利的同时，较好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卓有成效地做好群众工作。粟裕对敌后抗战中的群众工作，也有许多新的见解和观点。他认为，中日战争爆发，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这种情况下的群众工作较之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着许多新的特点：日本侵略军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侵略它国使其根本没有社会基础，因而它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阶级敌人还孤立。江南平原、水网地带虽不如山地较容易开展游击战，但内在潜力较山区有过之而无不及。江南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能给新四军更多的人力物力支援。只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新四军非但能生存，而且能发展，同样也能建立较大根据地。

粟裕十分注意发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努力培养他们成为群众的领袖。他认为，这样做“新四军就与群众之间搭起了桥梁，架起了一条线。”在粟裕的组织领导下，二支队活动区域普遍建立起了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工人救国会、商界救国会、教育界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一些地方还发展了新党员，成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二支队防区周围有巫恒通、樊玉琳、孔庆哲等地方实力派武装。粟裕与他们频繁接触，对他们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巫恒通领导的自卫武装后来接受新四军的领导，1939年初成立的新四军新三团，就是以巫恒通领导的自卫武装为基础组建的。1939年9月下旬，国民党当涂县政府恢复组织，粟裕领导的二支队很快与他们加强了联系，双方约定交换军事情报，共同组织县的动员委员会，修理军械，医护伤病员，领导人互访，达成了合作抗日协议。

粟裕认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应首先在开明士绅中找对象，通过他们去扩大统一战线更容易收效。有些士绅、地主吃过日、伪军的亏，心中有一股怨气，去做他们的工作往往是容易成功的。新四军英勇善战和模范遵守纪律的影响、教育作用很重要，这样会使这些人正确地认识共产党、新四军，并对共产党、新四军产生向心力。政策和力量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之根本。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方式和细节，粟裕也总结出不少新经验。他认为，对象不同，方式不同，要有适当分寸。有时要负责人亲自出马，同他们接触周旋，给他某种面子，甚至抬他一下；有时负责同志就不能出面，以免增加他欺骗群众的资本。

新四军对日、伪作战取得一系列胜利，在江南敌后百姓之中树起了崇高的威信。日、伪军连遭打击再也不敢轻易出动，群众的利益得到了某些保障。随之而来的便是群众积极要求抗日和参加新四军，部队迅速发展壮大。

粟裕对那些勾结日伪、阻碍抗战、残害群众的土匪武装，经多次教育无效的，采取了坚决的打击行动。粟裕认为，非此不能更好地发动群众，非此不足以平民愤，非此不足以严惩汉奸卖国贼。国民党溃军军官朱永祥率众千余人，自称“苏皖游击司令”，名为抗日救国，实则扰民诈财，不亚寇匪。群众恨之入骨，称之为“小日本 ”。后来朱永祥竟发展到与日伪沆瀣一气，勾结日伪袭击新四军。1938年7月6日，新四军一支队一部与二支队一部在当地民众武装配合下，将朱部一举歼灭。朱永祥被活捉，解送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法办。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挺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经过半年多的斗争，在敌后先后建立起了茅山、丹北、横山、江句、句北、小丹阳等10多块小型的游击基地，拥有40万人口。

1940年1月1日，当时在新闻界颇有影响的上海申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粟裕将军会见记》的文章，作者署名“任重”。文章一开始就说：“在江南游击区里流行着一支歌曲，其中有两句是‘司令将军亲自上火线，弟兄们赶快冲上去’。我想这一定是指粟司令。”文章称：“在日军重兵包围之中，在江南最艰苦的游击区里能与这位后方民众所称颂的游击司令会面，实是十分幸运的事情。”

文章以崇敬的深情，称赞粟裕“率领先遣支队挺人京镇沦陷区”，取得韦岗处女战、官陡门之战的胜利，而且“不断地向日人进攻，一直进攻到南京、镇江的外围日人的据点里”，“简直要使外来侵略者发抖”。

文章作者说，他在南京附近与粟司令会面，差不多每夜秉烛长谈，听粟司令从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分析江南游击区错综复杂的抗战形势。作者高度评价粟裕这位青年将领对江南大局观察的敏锐，对政治有深刻的认识，军事上深知战略战术，而且深知敌我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社会上的实际情况。作者经过“实际的观察与考查 ”，得出了一个结论：“粟司令不是一个平凡的军人”。他不但“运筹帷幄之中”，而且“决胜千里之外”。

四、具有战略远见的举措——创办教导队，以先进的军事思想培养教育干部。

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粟裕用了相当的精力，对部队教育训练特别是干部培养教育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有益的实践，成为他在江南时期军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粟裕率部从浙南开赴皖南集中时即敏锐

Chapter_6

指出：“现在需要大量的知识青年充实部队新的血液。”粟裕率二支队挺进江南以后，充分利用江南有利条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青年充实到抗日的洪流中来，二支队的骨干得到了很大加强。

对于这样一支部队应该怎样加紧教育训练?对于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应该怎样加紧教育培养?粟裕认真地思索：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的干部都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但文化素质差；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文化基础虽好，但缺乏战斗经验。从整体上说，他们都普遍缺乏现代战争知识。而新四军面对的恰恰是现代化装备的日军。粟裕认为，培养训练干部增强现代战争意识，加强现代战争知识的学习已是当务之急。

二支队挺进江南初期，处在一种特殊环境中，教育训练部队主要采取以战教战的方法，打一仗马上就总结经验教训，以实战经验和要求来教育干部，训练部队。随着根据地的建立和部队发展，支队司令部专门组建了一个训练队，经常抽一到两个连来宣城县狸头桥司令部进行军事轮训，每次两到三个月。集训内容：军事以射击、投弹、刺杀等技术为主，辅以队列、战术训练，总结战斗经验；还有政治、文化学习。

挺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人少、枪少，尤其是干部骨于少，有的连队只有连长一个人主持全面工作，直接制约和影响了部队的壮大和发展。粟裕把江南新四军发展的目光投向苏北以后，更感到培养和训练干部的紧迫，仅靠军事轮训远远不能满足部队发展需要。粟裕认为必须办一个教导队，更好地解决于部、骨干培训问题。

1939年3月，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根据军部命令，组织10个人到前方参观学习，以充实教学实践内容。粟裕亲自向参观团介绍情况。参观团结束活动返回军部时，粟裕又一次会见他们，特地对参观团说，我们这里要办一个教导队，需要有办教导队经验的人。我已给军部周子昆副参谋长打电报，建议你们留下一个人。

军部教导总队七队队长杜屏是到二支队的参观团成员，军部决定派他到二支队工作。1939年5月，杜屏奉命来二支队报到。粟裕亲自接待，任命杜屏为教导队队长，并向他详细介绍自己的想法。粟裕说：“教导队的干部，指导员、文书、文化教员、军事干事、政治干事我们都准备好了。下一步主要就是选调学员。学员以班排两级干部为主，少数为连级干部，训练时间半年左右。”粟裕亲自审定学员名单，严格把关，不合格的坚决退回部队。粟裕特别强调“三不要”：一是体弱多病的不要；二是在部队表现不好的不要；三是没有培养前途的不要。第一期学员90多人，都是从各部队精心挑选出来的。粟裕还认真审定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中军事训练课占70％，政治教育课占30％。军事训练主要有游击战术、射击、投弹，还有班、排、连、营4级攻防战术。政治课主要是统一战线、群众工作、政治常识及个人教育等。

二支队教导队成立后，粟裕对教导队的建设倾注了很大心血。他对教导队的训练事必躬亲，提出明确的要求，还每星期听取一次汇报，并组织检查，亲自督促、示范、讲解、授课。1939年8月，新四军军部决定组建江南指挥部。月底，粟裕前往具体负责江南指挥部组建工作，他别的部队没有带，只带了教导队，并亲手操持了一、二支队教导队的合并，成立了江南指挥部教导队，杜屏任大队长，温华贵任教导员，下设3个中队。原二支队教导队的学员并未因合并而影响教学，到11 月初完成计划规定的学业后毕业。

粟裕还通过言传身教，对机关干部进行培养教育，提高他们的军政素养和业务能力。江南指挥部驻地的早晨，天刚蒙蒙亮，起床的哨音刚响，指挥部机关人员跑到训练场，这时粟裕已经着装整齐地站在小山坡上等候大家了，几乎天天这样。发现操练和指挥上的问题，他总是不声不响地走来，耐心指出，亲自示范，一一纠正。粟裕从不大声斥责人，即使批评也是声调平和，脸色并不严峻，有时还带着一点笑意。但他那深邃的目光里有一种力量，使你觉得非改不可，非学会不可。训练时每个人都那么认真，不敢疏忽大意。一次射击练习，有几个刚来不久的青年学生觉得已经达到了要求，便趴在那里悄悄谈起天来。突然他们觉得有人过来了，抬头一看，粟裕已站在身前。粟裕一声不吭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元，放在一个学生的枪上，发出口令：“击发!”随着扣动扳机时的振动，铜元掉到了地上。粟裕拿过枪，一个卧姿趴下，让那学生给他放好铜元，发出射击命令，几次击发铜元纹丝不动。他站起来走了。这件事前后不过几分钟，除了一个口令，粟裕没有多说一句话，可是对几个青年学生和指挥部人员的教育很深。对于刚调来司令部担任见习参谋的新成员，粟裕鼓励他们大胆工作，有意布置他们起草文书、命令，去现场测绘地图。写不好、绘得不准确，他一一指出，让他们重做，在实践中提高，使他们的工作很快适应战争的要求。

粟裕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开会，应邀去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九队讲军事课。第九队是高干队，学员多数是红军出身的营团干部，他们来自工农，文化基础较差。粟裕结合实际战例讲课，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广征博引。学员们听得懂、记得住、领会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粟裕几次回皖南军部，都被教导总队请去讲形势、上军事课，成了他不可少的活动内容。学员们都非常喜欢听他的课。

1940年4月16日，粟裕给集中整训的主力部队指挥员讲授《关于组织战斗》课，听课的都是各级领导干部，大都没有系统地学过军事理论，不少人打了十几年仗，取得过不少胜利，但对怎样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在理论上说不清楚。粟裕以自己的丰富实战经验和深刻的理论思考给大家讲课，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讲得通俗易懂。他在讲课中着重指出：“什么是组织战斗?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比，也是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是各种力量的总决赛。要保障战争的胜利，一定要把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好；战争的哪一方能多动员些力量，那一方就多一层胜利的保障。”【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2页。

粟裕认为，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式武器不断产生出来，同时战争的性质、战争的范围和规模、战争的形式和手段，都在不断变化，于是军队的指挥关系也不断演进。粟裕把有军队以来到现在的军队的指挥关系分为三个时期，逐个讲解，使大家了解过去，更好地掌握现在：首先是火药发明和用于战争之前的冷兵器时代，军队作战的战斗队形和战术，无论攻和防都较简单。所以只有简单的指挥关系，通常由军队的主将以口语或旌旗、鼙鼓之类的信号传达命令，进行指挥，称之为 “司令时期”；二是火器发明，特别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军事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指挥关系复杂起来了，有了参谋处的雏形组织，称为“拿破仑时期”；三是19世纪初叶以来，人类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目前正在进行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更加发展，由于战争的需要，军队的编成和武器装备日益复杂、精良，现代化海空军和装甲兵的出现，使战争由地面扩展到海上和空中，由线式的战争发展成为面的和立体的战争。因此在军队使用和指挥关系上也起了变化。作战时，要使各军兵种在规定的时间和战线上协同配合，发挥最大威力，取得预定效果，就必须有周密的组织部署，所以现在是“组织战斗时期”。

他所以讲这些内容，是联系到江南新四军下一步发展方向和作战规模变化的需要。他说：“可能不久的将来，我们要打更大规模的仗。打大仗，不像打小仗那样，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这样多人，如果打不好，走是走不了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要作准备，准备愈充分，胜利愈有保证。”【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3—34页。接着他又从明确任务了解意图、战争动员、侦察、制定作战方案、战时勤务和战后勤务等问题，分门别类讲述。讲课中粟裕一概以实战为例说明问题，所引用的战例大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所以讲得生动活泼。

那时粟裕刚从三年游击战争的深山老林里走出来，投入江南敌后抗战的洪流，仍处在一个范围不大的作战圈子里，然而他讲授的《关于组织战斗》课，体现了粟裕的认识和思维的超前性及视野的开阔性。他的“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比，也是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是各种力量的总决赛”的观点、关于“由线式的战争发展成为面的和立体的战争”的阐述，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他的三个作战指挥时期的划分和界定也是科学的，是符合战争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粟裕之所以具有超前的思维意识与现代的军事理论观念，很重要的一条是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注重研究新情况。当年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都记得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大堆书，多数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还有《孙子兵法 》等。1940年春，部队缴获到一台收音机，粟裕要司令部安排人每晚轮流值班，收听新闻广播，并速记下来，选重要的每天抄送首长传阅。诸如这种通过各个渠道收集来的情况和信息，丰富了他的头脑，扩大了他的视野，使他虽处局部，却能从全局思考问题，把握今天，预想明天。

五、积极思考江南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

任江南指挥部副指挥。坚定贯彻“向北发展”。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新四军挺进江南，坚持敌后抗战。然而，粟裕对与之较量过10年的老对手国民党当局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抗日战争逐步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对国民党政府由集中军事打击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将重点转向华北、华中占领区，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蒋介石方面，当初把新四军放在敌人统治力量最强、交通最方便、作战最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虽有牵制日军、配合正面战场的作用和需要，但主要意图是想假日军之手削弱以至消灭新四军。然而，半年多过去了，陈、粟等领导的挺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扎根于江南这片沃土，发展壮大。国民党蒋介石对此非常嫉恨和恐惧。正面战场一连串失败，以蒋介石为首的一部分人对抗战采取消极态度，对内对外政策有了很大变化。并于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设立了防共委员会。以此为标志，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在不断悄然升级。

挺进敌后的新四军处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夹击的错综复杂形势之中，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处境更加严峻了。粟裕形容这种军事、政治斗争的复杂形势是“党内外，敌友我，矛盾重重相交错”。一从敌方说，江南是日军侵华的指挥部所在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工农业发达，是军需、给养的补给基地。从1939年1月起，日军在京镇芜三角地带进一步增加兵力，采用攻守并用的战术，深入重要集镇，构筑“梅花桩”式的据点，加强了对新四军挺进江南初期创立的茅山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二从友方说，国民党第三战区抛出了《江南沦陷区内诸种武力之整理方案》，对新四军活动区域采取“画地为牢” 政策，规定江南新四军只能在江宁、句容、丹阳、镇江、当涂、芜湖等县境活动。还成立了所谓“第三战区抗敌总动员委员会”，规定一切社会宣传、群众工作、扩军、减租减息等均由该会负责，任何驻军不得插手。三从我方说，面对这种形势，江南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更显得重要，粟裕更为关注。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便不能从根本上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和束缚，也就谈不上发展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抗日局面。而恰恰在这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上中共党内意见尚未统一，一波三折。

早在1938年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对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指出：“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注】《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 1版，第48页。5月4日又进一步指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种困难……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20页。粟裕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挺进江南以后积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很快打开了江南敌后抗战局面。

而这时新四军高层领导中对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方针存有不同的意见，项英主张“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并作出了“部队不宜全部出动”的决定，致使新四军的部分主力、许多骨干和大批新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滞留在皖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四军在敌后的迅速发展。

193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是借视察第三战区工作的机会，专程来新四军传达和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

皖南春早，景色宜人。周恩来的到来，使云岭更加生气勃勃。

新四军主要领导和各支队负责人聚集在皖南。粟裕从苏南回到军部参加这次重要会议，听取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作的《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周恩来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必须“独立自主”地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会议期间，周恩来同新四军领导交谈，广泛听取包括粟裕在内的各支队负责人和其他干部的意见。他肯定一、二支队在江南敌后的发展是符合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经过整整两天讨论，根据中共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项英等商定新四军今后发展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从此在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之间、军部和各支队之间，对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

皖南之行是粟裕进入江南敌后以来参加的一次高级别会议，讨论的是新四军战略发展方针这样的重要问题。这使他对全国的斗争形势和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粟裕非常拥护周恩来与项英等商定的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积极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

粟裕率二支队挺进敌后，既以主要精力考虑对付日军，还以相当精力注意友军的磨擦；在开展敌后抗日斗争中，既贯彻中共中央的“独立自主”原则，又关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因反对磨擦而遭致破坏。粟裕把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最终以军事斗争的胜利来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国民党第三战区给新四军二支队划定了南京、天王寺、秣陵关这个最长距离不过30公里狭长三角地带的活动区域。粟裕认为，不能盲从这个规定，必须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束缚。结果二支队向南打到高淳、郎溪，西南打到芜湖，东北打到镇江、金坛一带。在冲破种种束缚的过程中，粟裕巧妙地把握好“度”，不四面出击，过分刺激友军。抗日无罪，冲破防区的抗日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斗智的结果，二支队一次次地打到防区以外，虽也遭致国民党第三战区的“追查”、“警告”，但他们也不好过深追究，最终造成一个个冲出防区的既成事实。而冲出防区的每一次行动，不仅在军事上打击了日寇，而且在政治上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二支队活动的根据地也在一次次冲出防区作战行动中扩大、延伸，部队得到了锻炼、提高、发展。二支队挺进江南敌后不到一年时间，便由原来的1700余人发展到6000余人。

此时，苏南的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移驻溧阳山丫桥，又成立了第一游击区指挥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兼总指挥，江南行署主任、六十三师师长冷欣兼副总指挥，并将四十师、五十二师一部前调，监督新四军，蓄意挑衅。日、伪军也增加兵力，对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扫荡”。1939年4月10日，日军千余人分三路向二支队驻地狸头桥进犯，寻歼新四军第二支队主力。粟裕派少数兵力佯动，阻滞敌人，掩护主力转移，相机打击敌人。阻击部队顽强抗击敌人5小时后迅速撤出。当晚敌人进至狸头桥附近，却找不到二支队的踪影，只好宿营于红杨树。这时，粟裕派出的游击小组夜袭红杨树之敌。黑夜中日军固守房屋应战，第二天早晨灰溜溜地撤退了。这一仗二支队毙敌40余人，伤敌3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分进合击计划。

为加强统一领导，集中力量打破敌顽夹击，坚持江南敌后抗战，1939年8月，新四军军部决定第一、第二支队合并指挥。11月7日，江南指挥部在溧阳县水西村正式成立，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罗忠毅任参谋长，刘炎、钟期光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仕。江南指挥部领导的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共计1.4万余人。

陈毅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政治上恢廓大度，有远见。粟裕对中共中央的决策也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且长于战役的组织指挥，用兵如神。在陈毅领导下，作为陈毅的助手，粟裕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而陈毅又把全盘的军事指挥重任放手交给了粟裕，让他尽情地施展。陈、粟二人同住在水西村一家李姓的宗祠内。白天二人根据分工忙着各自的工作，晚上，透过宗祠阁楼的灯光，便可看见陈、粟在一起商议军政大事的身影。在江南指挥部粟裕负责的摊子大了，担子重了，工作更忙了。指挥陈毅把主要精力用在抓统战工作上。新四军军部虽然下达了罗忠毅任参谋长的命令，但罗忠毅一直在二支队司令部驻地狸头桥主持工作。这样粟裕便兼起了江南指挥部参谋长职务，作战、训练、后勤及地方政权建设等全盘工作落在了他的肩上。1940年2月7日(农历除夕)，陈毅亲笔写了一副对联：“轻裘缓带羊叔子，食少事繁诸葛公”，贴在粟裕宿舍门上，称赞粟裕面对繁忙工作所表现的敬业、负责精神，同时提醒他注意身体和休息。

就在江南指挥部正式成立那一天，宝堰日军一个加强中队采取夜间出动、拂晓攻击的战法，奔袭延陵。陈、粟早有准备。日军扑了个空，灰溜溜地撤回据点。陈、粟又安排好了击敌方案。日军还在途中，王必成团长率领的新四军第二团突然杀了出来，会同新六团、丹阳独立支队，将日军包围在贺甲村。8日下午3时，王必成指挥各部发起总攻。日军依托有利地形，构筑环形工事，负隅顽抗。新四军前仆后继，连续攻击拼搏，经过26小时强攻，全歼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击毙武村中队长以下日军168名，生俘3人，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28支、掷弹筒2具、指挥刀2把。延陵大捷，开创了江南敌后歼敌的新纪录，受到延安总部通报表彰。

江南局势越来越严峻。新四军在国民党顽固派和日军的进攻中处境更加困难。1939年11月7日，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等在重庆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商谈，一致认为新四军只有坚决而秘密地执行以一部坚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继续发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华中为我党我军最重要的生命线。我党我军不控制华中不能生存。并在军事上派八路军主力2万余人南下。已进入华中敌后的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与持不同意见同志的讨论，也认为苏北是当时华中最有利、最能发展的地区，是我军的战略突击方向。这样，发展苏北的任务便由关系新四军发展方向的一个局部问题，上升到关系对日、对顽斗争的全局位置上来了。粟裕坚决拥护和赞同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认为“向北发展”已到了时不我待的程度，应当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力争主动。

事实上，江南新四军“向东作战”目的达到后，陈毅和粟裕一直在考虑“向北发展”的问题，并且积极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粟裕认为，新四军在江南主要与日军作战，打的是一些小规模的游击战，一旦向北发展，势必要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就会与他们打更大规模的仗。粟裕站在这个战略高度思考，从皖南回到江南后，在集中整训主力部队指挥员向他们讲授《关于组织战斗》军事课时，反复提醒大家：“可能不久将来，我们要打更大规模的仗”。引导大家在思想上提前作好准备：作战对象要从主要打日军变为打国民党顽固派，作战形式要从打日军的小规模游击战变为打国民党顽固派的大仗。

大约是在1939年10月底11月初，出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粟裕及时紧紧抓住，协助陈毅做了一篇“向北发展”的绝妙文章。

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通过他的同乡、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王敬久，弄到10万发子弹。王敬久要李明扬自己派部队去取。因途中要通过日军严密控制的重重封锁线，危险很大，李明扬决定找新四军帮助，托人捎了一封亲笔信给陈毅。11月11日，陈毅接信后即找粟裕商量。粟裕毫不迟疑地提出：从二支队抽出力量，由卢胜、陶勇率领四团团部及第二营，担任协助护送弹药的任务。弹药于11月中旬送到了李明扬手中。卢胜、陶勇所带的部队也借机渡江北上，后进入苏皖边区，与先前渡江北上在那里活动的梅嘉生支队合编为苏皖支队，最终同活动在淮南的第五支队取得了联系。这是粟裕协助陈毅走出的“向北发展”关键一着棋。接着，粟裕又和陈毅走出了另一着妙棋，决定叶飞率领老六团由苏南开到扬中，与管文蔚部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然后渡江北上，加强苏北力量，在扬州东部地区开展斗争。这样，大江两岸的苏南、苏中、淮南三面联通，互为犄角，造成了新四军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发展的有利态势。

新四军东进北上和八路军南下，蒋介石十分害怕。共产党领导的两支劲旅一旦会合携起手来，共同发展华中，在蒋介石看来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他急令顾祝同和韩德勤先在江南江北形成两面包围新四军的战略态势，再乘机拔掉眼中钉。1939年底，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指示中强调指出：顾、韩兵力在冬季反攻名义下，从江南、江北两面包围新四军，各地必须在一切地方准备对付突然事变。为此，1940年1月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东南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联席会议。项英主张：皖南与江南组成两个独立作战单位，在不影响争取苏北的条件下，由江南加强皖南力量。在国民党大举进攻皖南新四军军部时，先打破其进攻，随即向浙、闽发展。会后，项英将这一决定上报中央军委。

项英的主张传到苏南，粟裕坚决反对新四军军部“向浙闽发展”。在这方面粟裕是有切身体会的。历史的教训不能重演。粟裕向陈毅谈了自己的看法。陈毅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反对项英的主张。4月21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可以和中共中央直接通电报了，陈、粟等4人联名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一份电报，建议皖南新四军军部及主力部队东移苏南，并提出“皖南、苏南分则力弱，合作可以开展局面”，“应先放弃皖南，集中全力发展苏南，直到海边”【注】《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57页。。

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复电项英，重申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不同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再次强调“江南陈毅同志应努力向苏北发展”【注】《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217页。。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在向严重化方向发展。顾祝同调集5个师、1个旅，连同地方保安团约18个团的兵力，切断新四军皖南、苏南之联系，围歼皖南、威逼苏南之企图已昭然若揭。同时勒令新四军江北第四、第五支队和叶飞、陶勇部队南调。蒋介石的目的是要截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南北联系，陷人皖南、苏南狭窄地区，任其摆布，最终消灭之。

黑云压城，山雨欲来。粟裕认为，苏南与皖南最大不同点，苏南是敌后地区，国民党军队不敢去，即使去也是少量的。真正磨擦起来，新四军未必吃亏。皖南地非敌后，皖南新四军处在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的三面包围之中。蒋顽对两个地区形势的分析说得更为露骨：“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以当时新四军兵力来看，实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可行的策略是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一旦两处会合，身处敌后，东进北上，就更如“海滨之鱼”住苏南、苏北纵横驰骋，纵然与顽磨擦，也有全胜的把握。4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项英：如顽军大举进攻皖南、苏南，军部与皖南部队向陈毅靠拢为有利。粟裕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

5月2日，陈毅和粟裕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把皖南主力集中苏南，并指出：皖南部队企图于顽方进攻时长征闽浙，不可轻试。

可是项英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以种种理由不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北上江北和东移苏南的指示。形势越来越严峻。粟裕想尽一切办法，力促皖南主力迅速北上或东移苏南。

5月4日，中共中央再次指示新四军“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同时指出：新四军一、二、三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97页。也是在这天，由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极为重要的指示，即第二个“五四指示”，严肃批评项英的严重右倾观点，强调：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收到中共中央第二个“五四指示”，陈毅和粟裕立即召集团级干部会议传达，研究拟订了贯彻实施的具体计划。经商议，于5月17日、19日和27日，由陈毅以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的身份三次致电中共中央和项英，促请军部及皖南主力速移苏南。考虑到电报不能详细地、原原本本地反映他们的意图，又派江南指挥部政治部民运科长曾如清专程赴皖南汇报。

为迎接新四军军部东移，粟裕从军事上做好了周密安排。三四月间，粟裕亲率战地服务团前往溧阳山丫桥冷欣的副总指挥部，以汇报和“慰问”为名，侦察冷欣进攻新四军的意向、方案及其指挥部周围地区兵力部署，设想反击和进攻冷欣指挥部的作战计划。

粟裕对此行可能会遇到的情况考虑得很周到，出发前就向随行的作战参谋交代，一路上要注意观察打听，到了冷欣指挥部就以卫土身份出现，见了大官不要害怕，见机行事。到了山丫桥，粟裕去给冷欣汇报，要作战参谋带了材料和地图跟随，嘱咐参谋利用挂地图的机会，观察原挂在那里的冷欣部队的部署图，用脑子记下来。粟裕在山丫桥三天，每天清晨都和参谋起来跑步锻炼身体，每天各跑一个方向，把看到、了解到的情况悄悄绘成图。粟裕特别关照要注意收集纸篓和厕所里的纸片。参谋人员果然在厕所里发现一张国民党挺进纵队南调茅山的草图。返回江南指挥部后，粟裕根据这次实地侦察，很快拟定了一个作战计划，冷欣一旦对江南新四军发起进攻，粟裕只要用两个加强团，便可拿下他的指挥部。

粟裕还派作战科长吴肃率领侦察组，配合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率领的侦察组，由江南和皖南分头对进侦察，为军部东移勘察选择一条合适的路线。出发前粟裕向吴肃作了专门交代。吴肃返回江南指挥部后向粟裕详细汇报。粟裕据此拟定了派三个团接应军部东移的计划。粟裕与参谋人员精确计算，从江南指挥部控制的水阳、狸头桥及江南指挥部驻地到军部驻地皖南泾县云岭，仅80到150公里路程，互相对进，一昼夜便可接应上。

然而，由于项英的错误，皖南新四军东移之事最终没有实现。

此时大江南北反共风云日紧。蒋介石部署的由顾祝同、冷欣、韩德勤、李品仙从南、北、西三个方面向新四军进攻的阵势已基本就绪。苏南的冷欣企图合围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江北的韩德勤步步紧逼已北渡长江的新四军部队，并断绝了江上交通线。形势发展到了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粟裕和陈毅每天晚上都要商讨到深夜。粟裕敏感到此时如不跨江北上，江南新四军势必陷入冷欣的包围之中，后果不堪设想。他向陈毅直抒己见，坚决主张北上。6月15日，陈毅将他与粟裕商讨的最后结果急电中共中央和项英、刘少奇：“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注】《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227页。

在粟裕周密筹划下，北移的全部工作已经准备完毕。陈、粟决定将指挥部及所属北上部队首先移到茅山。粟裕率部离开水西村，过溧(水)武(进)公路，亲去茅山地区扩军。冷欣发现江南新四军主力有渡江北上意图，连夜调集两个团赶来堵截。6月18日，粟裕调兵遣将，在茅山脚下的西塔山附近亲自指挥反顽战斗，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团各一部。粟裕接着又巧施“金蝉脱壳”之计，引诱前来“扫荡”的日军和顽军乒乒乓乓打了几个小时，双方才发现自己打的不是新四军。冷欣气急败坏地说：“粟裕真厉害，我们上了大当，吃了大亏。”

江南还未摆脱危险，江北又出现了剑拔弩张局面。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将以10倍的兵力大举围攻驻郭村的新四军挺进纵队。这时陈、粟紧急商定：陈毅身着便衣于6月28日夜由扬中过江，处理江北事端；粟裕组织机关、部队随后跟进。就在粟裕部署部队过江的时候，郭村战斗爆发。陈毅退至长江中的新老洲写信给粟裕：“速派主力部队，克服一切困难，渡江支援”。

粟裕立即加快了渡江进程。他深知军中电台和机要人员的重要，7月初亲自安排先把十几个机要人员化装送过运河和铁路，一直看着他们平安过去才返回部队，半夜再率指挥部机关及大部队通过运河及铁路封锁线，抵达江边。

7月8日，粟裕率江南指挥部渡过长江。此时郭村保卫战已获胜利。江南与江北两支新四军部队胜利会合于吴家桥地区。驰骋江南两年的粟裕开始投入到苏北抗日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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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黄桥决战

一、领导部队树立打大歼灭战思想。东进攻取黄桥。

1940年7月8日，陈毅、粟裕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渡江抵达苏北。7月12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兼政委，粟裕任副指挥兼参谋长。粟裕时年33岁。

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有2000多万人口，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定的重要战略地位。这里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既是控制日寇沿长江进出的重要翼侧，又是连接新四军与八路军的纽带。苏北的抗日局面打开以后，向南可以和共产党领导的江南抗日部队相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向北、向西发展，可以与山东、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相连接，直通华北、中原。因此，苏北是侵华日军、国民党顽固派、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三种力量的必争之地。

1939年底和1940年初，中共中央作出了大力发展和巩固华中的战略部署，1940年4月5日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43页。。命令八路军主力两万多人由冀鲁豫分路南下，会同新四军第四、五、六支队以及由江南指挥部领导的已到达苏北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共同完成发展华中的任务。当时的苏北除日本侵略军外，广大敌后地区大都为国民党所统治。蒋介石顽固派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素以反共专家著称。他从不抗日，却不断制造磨擦，摧残抗日力量。他指挥的苏北地区国民党军总兵力有16万人，其中韩系8万人，号称10万人，嫡系主力是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其他是驻在泰州及其附近地区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部，驻在曲塘一带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他们深受韩德勤排挤和歧视，政治态度和韩德勤有差异，属中间势力。李明扬是老同盟会员，有一定的民族意识。贵州籍苗族人陈泰运属宋子文系统，有一定的抗日意识，前些时候遭韩德勤软禁，得到了共产党的帮助才脱险。因此，苏北抗战的主要障碍是韩德勤。新四军北渡长江，必然为韩德勤所不容。新四军与韩德勤的斗争，中心是夺取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新四军要坚持和发展苏北抗日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必须从韩德勤手中把苏北抗战的领导权夺过来。早在1940年5月8日陈毅就向中共中央提出：“解决苏北问题，应先向省韩下手。”【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213页。

粟裕对苏北的各种派系武装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力量最大的是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长江北岸及运河沿线各县城及大镇、要点；其次是韩德勤部，控制了东台、兴化、阜宁及广大乡村；再其次是李明扬部，控制了泰州和如皋以南地区；先行渡江在苏北活动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力量很小，仅开辟了吴家桥小片地区，只算得上第四位或者第三位。粟裕分析李、陈等地方实力派与韩德勤之间的矛盾，认为他们间的矛盾虽有其自身的利害关系，但也包含有坚持抗战与破坏抗战的成份。在苏北国民党顽固派与新四军之间，李、陈等地方实力派处于重要的地位。如果他们能保持中立，新四军就便于同韩德勤作最后的较量。粟裕完全支持陈毅提出的“联李、击敌、反韩”的斗争策略。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扬州、泰州间的塘头进行了整编，所属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9个团。一纵叶飞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一、四、五团；二纵王必成任司令员，刘培善任政委，下辖二、六、九团；三纵陶勇任司令员，刘先胜任政委，下辖三、七、八团，全部共7删余人。紧接着陈、粟召开会议，讨论新四军以何处为中心建设根据地问题。对这个问题会前有三种议论：一是扼守扬(州)泰(州)地区，二是北进兴化，三是进取黄桥。粟裕力主东进黄桥。在会上，粟裕发言充分阐述进取黄桥的理由：第一，黄桥处于靖江、如皋、泰州、泰兴4县之间，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便于向(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发展。只有控制通、如、海、启才可以与我江南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寇和切断韩顽与江南冷欣的联系。第二，已为北渡新四军控制的吴家桥、郭村一带，原为李明扬和李长江的势力范围，地区比较狭小，如果向外发展，势将与二李发生矛盾，影响全力对韩，与我统战方针违背。水城兴化是韩德勤盘踞中心，周围全是水网，对我进出不利，且地域偏西，对日寇威胁不大。第三，占据黄桥一带的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一贯勾结日、伪，积极反共，敲诈勒索，久失人心，而且战斗力较弱，易于歼灭。第四，黄桥地区有我党的工作和影响，群众基础好。我军东进抗日，必能获得地方党的配合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粟裕的意见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赞同。陈毅当即决定：部队休整一个星期，尔后向东挺进。苏北指挥部随即发布了政治动员令，提出“团结、抗战、反顽”口号，要求全体指战员做好打运动战、歼灭战的充分准备，严格执行纪律，宣传党的政策，开展群众工作。

进军黄桥，必经二李防区。陈毅和粟裕研究决定同“二李”谈判，明确告诉李明扬、李长江，新四军东进以后，把每个月能收税5万元的吴家桥地区让给“二李”。以此为条件，请他们协助新四军东进。

有的同志对此不很理解，认为让出吴家桥一带是“太大方了”；有的担心“二李”出尔反尔，不让新四军经过其防区。粟裕耐心地向大家解释，做工作。粟裕说：我们这么做有利于集中共力，不用分兵去把守吴家桥。而“二李”得了吴家桥，增加了收入，扩大了地盘，还把我们送到抗日前线去，离他们更远一些，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经过多次淡判，双方达成口头协定：“二李”掩护新四军东进；新四军东进后，即将江都县(即扬州)境内的仙女庙(现江都市)以东的宜陵、吴家桥地区的15平方公里防地让给“二李”，但“二李”不得摧残新四军党政干部和群众；将来如果韩德勤与新四军作战，“二李”须严守中立；今后抗敌一致行动。

“二李”的工作做通了，但粟裕深知，前面还有曲塘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黄桥一带的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韩德勤更是在北面窥视着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一举一动。部队在出发前抓紧休整，粟裕亲临前方做好东进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

眼前摆着两个对手：税警总团和保安第四旅。粟裕认为税警总团属争取势力，至少在同韩顽大战之前要尽可能地争取，打他主要是为了拉他。对极为反动的何克谦部，则必须狠狠地打击他，消灭他，而后新四军才能进驻黄桥。一旦与这两部交起火来，应区别对待，把握不同的“度”数。粟裕找各个纵队指挥员开会、谈话，让他们都了解和掌握这些原则和策略，同时积极作好对付韩德勤的作战准备。

为了使部队适应即将到来的作战对象、作战规模的变化，粟裕多次深入部队进行教育动员。新四军挺进苏北，情况变化了，军事上必须来一次转变，即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作战方式的转变；在作战指导上也要树立打歼灭战的思想。粟裕特地在塘头附近彭家庄召开了苏北指挥部参谋工作会议，并亲自在会上作《战时参谋工作》的报告。他指出：“我们要依据环境，依据我们的技术、物质条件和有生力量，区别不同作战对象，确定我们的作战方针。对日寇，因为它装备技术比我们强，还是同它打游击战。其规模大小，因地制宜。”“在苏北，目前敌人的据点少，间隔、空隙大，可以采取游击兵团形式，打大一点的游击战。对于正在准备向我们进攻的顽固派军队，因为他们除了数量多，装备好之外，其他方面都不如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必须采取主力战、歼灭战、运动战的自卫作战方针，集中几万人进行会战，在会战中歼灭他。”【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3页。

早在三个月前，即在江南水西村时，粟裕便对局势发展作出了正确判断，极有远见地断言：“可能不久的将来，我们要打更大规模的仗。”如今江南新四军主力已北渡，“不久的将来”变成了“就在眼前”。因为韩德勤秉承蒋介石意旨，决不容新四军在苏北立足生根，必定要乘新四军立足未稳而解决之。粟裕形象地分析说：他 (指韩德勤)来进攻，我们背靠长江，退无可退，只有坚决自卫，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要包打胜仗。这一仗打成平手不行，或者只消灭他一部分也太可惜，非要打个干净彻底的歼灭战不可。假如打得他只痒不痛，他以后还再来，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把他吃干净的问题，只要我们从各方面进行充分准备，一定能搞好。

粟裕提早进行了战略战术动员。他在东进前的一次会议上说：“像今天这样集中兵力准备打的大仗，还是五六年前在内战中打过，在座的高级干部有的参加过，中下级干部基本没有参加过。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和抗日战争以来，没有打过这样的大仗。这几年部队长期分散，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通信联络很困难，都是各打各的。虽然部队游击战术有了进步，但滋长了一些游击习气。这种情况，对于集中兵力打大仗是很不利的。”为了确定和贯彻好打歼灭战的作战指导思想，他要求部队第一要绝对服从命令，第二要严格遵守时间，第三要树立兵团观念，第四要协同一致。

7月25日，陈毅、粟裕率部按计划开始东进。部队通过口(岸)泰(州)线上的“二李”防区时，李部如约让路，朝天鸣枪，以掩韩顽耳目。“二李”给韩德勤报告称：“在缪湾一带发生激战”，“新四军伤亡惨重，一部绕道东去……”

韩德勤得知新四军东进消息，一面打电话责问李明扬为何不阻拦，一面命令何克谦率保安第四旅由黄桥及其以南地区向北攻击；命令陈泰运税警总团由曲塘南下至北新街一带，妄图南北夹击，消灭新四军于运动中。陈、粟早已成竹在胸，把同顽固派争夺中间派的策略思想运用于军事，把政治仗同军事仗结合起来打。新四军东进到北新街以南，粟裕突然命令部队调头向北，击溃陈泰运两个团，歼灭1个多营，然后把俘虏的官兵都释放，并归还了缴获的武器，叫他们回去告诉陈泰运，只要不打内战就可相安无事。在对付陈泰运的同时，命令第二纵队攻占黄桥以北及东北的蒋垛、古溪、营溪，第一纵队攻占搬经，截断何克谦的退路，第三纵队攻占黄桥及其以南地区。

7月27日，二纵已经包围营溪，何克谦部负隅顽抗。粟裕亲临第一线指挥。在接敌运动中，随行的两名参谋人员被冷枪打伤。粟裕处险地而不慌，依然坚毅沉着，双目炯炯注视周围，机敏前进。天蒙蒙亮了，粟裕靠近到距敌三四百米的斜坡上，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敌人火力点和兵力配置。二纵这时缴到了一门八二炮，但不会使用。粟裕得知此事，要王必成找使用过这种炮的解放战士来打。王必成叫人把从蒋垛俘虏的国民党军炮兵排长带来，用这门炮摧毁了敌碉堡。营溪被新四军攻克。之后，又经28日一夜激战，各部胜利完成了任务。29日凌晨解放黄桥。此战歼何克谦部主力近2000人，在共产党团结抗日号召下，何部两个团由陈宗保等率领于战后起义。随后，陈、粟率指挥部开进黄桥。当晚各界群众1000余人在黄桥中学操场举行军民联欢大会。

顺利攻取黄桥，是实现建立大黄桥根据地战略目标的第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紧接着，陈、粟马不停蹄，以黄桥为中心，积极开展大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活动：分兵发动群众，清剿散兵游勇；成立泰县、如皋、靖江、泰兴、江都5个县政府，委派惠浴宇、梁灵光、刘万里、陈同生等任县长；指示管文蔚筹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苏北军政干校；出版石印的《抗敌报》(苏北版)；建立4个税卡，5天便收税近6000元；10天内扩大新兵100多名。同时，陈、粟还派部队攻下了黄桥以南靖江县属的孤山、西来镇等日、伪据点，挫败了日军两次报复性“扫荡”。根据地的各方面建设开展得有声有色，扎实深入，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四军声威大振，群众情绪高涨，以黄桥为中心的大根据地很快初具规模，为以后与韩德勤决战准备了比较理想的战场。

从7月29日进入黄桥那天起，粟裕更加繁忙了，他除了参与领导根据地建设的各项工作外，还对照着军用地图，一一实地核对黄桥及其附近地区的桥梁通道、村舍、房屋、树林、田畴等等，对黄桥地区的地形特点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个准确的了解和把握，随时准备在黄桥地区同韩顽进行一场大的较量。

二、从攻占黄桥到退出姜堰。政治仗与军事仗巧妙结合。

积极准备“独立作战”解决韩德勤。

陈、粟进占黄桥，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大根据地，韩德勤感到这是对他的莫大威胁。他的主力在兴化附近，鞭长莫及，只有强令南面的“二李”和陈泰运等地方实力派武装来对付陈、粟。但他知道，“二李”、陈泰运等是靠不住的。于是，他于8月14日派一姓仇的代表来黄桥向陈、粟问罪，诬称陈、粟率部“擅自江南北进 ”，“此次攻占黄桥各地，尤违中央抗战及团结御侮之旨”等，最后假惺惺地以高姿态同陈、粟达成协议：韩部驻姜堰、曲塘一线，不再南下；新四军驻黄桥、蒋垛、营溪、花园桥一带．不再北进。实际上韩顽暗中却在调动兵力，调整部署，妄图消灭新四军于立足未稳之时。

粟裕根据多方面的情报分析，对韩德勤军事上的阴谋看得非常透彻：韩方作出和平姿态，同意各守防地，一是缓兵之计，在他们的主力尚未到海安、姜堰一线之时用来限制新四军，使新四军不好进一步夺取姜堰等要点；二是懈兵之计，使新四军麻痹松懈，不作应战准备，以便他们密调主力，突然袭击。粟裕精确计算、判断，还有半个月时间韩德勤将向新四军发动进攻。8月15日，粟裕以个人名义报告中共中央和叶挺、项英、胡服(刘少奇)，提出对付韩德勤挑战的部署：(一)派一纵队(即管文蔚、叶飞部)全部即东进如皋以东南及南通以北攻石港，以截断省韩与上海之交通，使海门、启东全人我手；(二)二、三纵队主力及直属队仍控制于黄桥至如皋之线，加紧江北地方工作及本身扩训；(三)为集中力量以对付不可避免之省韩的进攻，决将张道庸(即陶勇)全部东移，而将塘头、宜陵地区暂放弃并借此为争取二李之中立；(四)今后与江南交通已由江上另新建路线，正在开始。粟裕在报告的最后表示：“我们决以全力对付”韩德勤。

从军事实力看，韩德勤数倍于苏北新四军。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中原局原来的意图，是要等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增援部队南下后，与苏北新四军一起解决韩德勤。中共中央为此还对韩德勤公开提出了“韩不攻陈(毅)，黄(克诚)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注】《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08页。的严重警告。粟裕分析形势，认为苏北局势已发展到“箭在弦上”的紧要关头，离决战的时间不多了，苏北新四军必须立足于独立解决韩顽而不依赖八路军部队南下的远道增援上。陈毅报中共中央和胡服的电报也建议，八路军和新四军五支队迅速推进到运河以东增援，同时表示：“我们亦积极准备单独解决决战任务。”【注】《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241页。

粟裕果断地将塘头、宜陵一带的新四军撤离东移。这样虽然使苏北指挥部与淮南五支队的间隔更遥远了，苏北指挥部也更不能抽出部队去接应五支队东渡运河过来增援了，但达到了集中兵力。后来的实践证明，粟裕的这个决心是正确的。由于种种原因，八路军南下部队前进速度不快，不可能对苏北指挥部新四军作直接的战役配合。暂时放弃的“已得阵地”，在决战胜利的条件下恢复并不太难，而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才是对决战生死攸关的第一要着!更何况与韩顽相比处于绝对劣势的新四军，每增加或多集中一名士兵，便可增加几倍的信心和勇气。

一切都在粟裕的预料之中。8月21日，韩德勤在东台副总司令部下达了分左、右两翼向黄桥地区新四军进攻的作战命令。为了把“二李”、陈泰运拖上战车，韩德勤特任命李明扬为进剿军总指挥，李守维、李长江为副总指挥，陈泰运为右翼副指挥官，要求在8月30日集结完毕，9月2日起开始攻击前进。与此同时还下令封锁粮食，不准海安、泰州一线以北大米产区的粮食南运，使黄桥地区的新四军更增加了困难。

“狼总是要吃人的”。粟裕经常用这句话告诫作战部门的同志看清韩德勤的反动本质，作好对付韩德勤进攻的准备。

粟裕深知，韩顽这次进攻，意味着新四军将第一次和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正面交锋。新四军处于“东南一隅”，兵力对比上居绝对劣势。粟裕当然希望八路军部队迅速南下，配合新四军一举解决苏北问题，但他和陈毅还足以可能出现的最困难情况为着眼点，向中共中央和胡服、叶挺、项英表示了自己的决心：“积极准备单独解决决战任务”，并协助陈毅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陈、粟的意图得到了中原局领导人胡服的支持。胡服当即决定“以9个团从苏北全部南下”，配合陈、粟解决韩军主力。然而尽快实施远道增援是不现实的。后来事实证明，在这次战役中，八路军南下部队只是作了战略配合。

与此同时，陈、粟做好了单独解决决战任务的部署。粟裕从新得到的各种情报正确判断：韩军虽倾力来犯，但右翼只有“二李”、陈泰运的部队。新四军渡江北进，对“二李”、陈泰运早做了大量工作，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已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作用；而且“二李”、陈泰运也不愿受韩德勤驱使与新四军拼实力。他们只是接受命令而未执行，这样右翼等于无翼。左翼虽是韩军主力部队，但也只是一一七师(少1个旅)、独立六旅(少1个营)、保安一旅(少2个营)。这样算来，韩军进攻的总兵力不过7个团。情况变得对新四军有利起来了。

陈毅和粟裕商量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方针，一方面严守自卫立场，坚持不先放第一枪；另一方面逐步收缩，诱顽左翼深入新四军防区，再集中兵力予以各个歼灭。韩军左翼骄横冒进。9月5日，保安第一旅占领营溪，同一天，一一七师打到古溪北面，随即猛攻古溪。此时粟裕早已做好了反击的部署。5日夜，新四军第一纵队按预定计划出击营溪，一举击溃韩军先头部队保一旅两个团，俘虏数百人。接着第二纵队、第三纵队从古溪正面出击。韩军一看势头不妙，即以一部兵力以强大火力掩护主力迅速缩回曲塘、海安。新四军反击得手。陈、粟命令释放俘获的保一旅全部人员，发还了他们的枪支。保安一旅是新四军的争取势力，中共江北特委对他们早已做了不少工作。大战还在后头，陈、粟绝不放过争取任何可能争取的力量。陈、粟此举在各保安旅、团中影响甚大，尤其是保一旅旅长薛承宗大为震动，在以后的黄桥决战中果然保持了中立。

营溪反顽是新四军与韩德勤在军事上正面交锋的第一仗。这一仗的胜利使粟裕更加坚定了“单独解决决战任务”的决心。后来，面对韩顽大军压境，9月11日中共中央又明确来电：“八路军、新四军只能作战略配合，不可能希望他们作战役配合”，要陈、粟“准备独立作战”。虽然形势非常严峻，但在陈毅统一领导下，粟裕依然从容布兵，敢于迎接常人难以想象的挑战。

营溪之战，韩德勤尝到了新四军的厉害，便改变战术，缩据水网地区暂不出击，指令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进驻原税警总团防地姜堰，严密封锁新四军粮源，并挟制“ 二李一陈”，企图把新四军压缩在沿长江狭小地区，勾结日伪合击。姜堰是运盐河上的重镇，素有“金姜堰，银曲塘”之说，有着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是周围有名的粮、棉、盐、油主要进出地。姜堰一卡住，运盐河以南黄桥地区的生活必需品马上就会发生困难。权衡整个情况，粟裕深深感到，与韩顽长期相持对我十分不利。要摆脱困境，必须首先打下姜堰。

保安九旅在姜堰一带借查封粮运敲诈勒索。韩军军官们却自己运粮走私，甚至资助日寇，大发其财。粮食缺乏，物价暴涨，民众绅商苦不堪言，对韩德勤的封粮苛敛大为不满。陈、粟决定先在政治上揭露韩德勤粮禁真相。老百姓中很快传开了4句话：“饿了老百姓，肥了韩德勤，难了新四军，帮了日本兵。”各界代表纷纷出面奔走和平，反对粮禁，强烈谴责保安九旅。苏北名宿韩国钧致函陈毅，引经据典，痛斥时弊：“征引及宋、明不亡于外寇，而亡于内部，痛心之言，闻之泪下!”

保九旅已处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境地。用武力解决保九旅，攻占姜堰，打开粮源，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

负责军事指挥的粟裕，早已将张少华的保九旅驻防情况摸得一清二楚。韩德勤在姜堰驻有6个团，而粟裕手中的部队总共不过9个团，用9个团对据堡固守的6个团实施攻坚，伤亡势必不小。粟裕决定用调虎离山之计，将韩顽驻姜堰部队调走一部分。他命令一个纵队东进佯攻海安，乒乒乓乓打得很剧烈，并威胁如皋、海门、启东。自诩精于谋略的韩德勤果然上当，像听从粟裕的命令一样立即把姜堰驻军调了一部分到海安，只留下两个团驻防。

保九旅旅长张少华依托姜堰南面的运盐河，构筑了以36个碉堡为核心的防御工事，并加设了电网，以求固守。粟裕决定采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去”的战术，挑选两个排的优秀战士组成“勇敢队”，担任突击任务，在碉堡与碉堡的间隙中穿越，直捣保九旅司令部，乱其指挥，得手后再由里向外打，实施内外夹攻。

粟裕谋划的这种战法收到了奇效。9月13日，粟裕以第二、第三纵队围攻姜堰，第一纵队在白米、马沟一带打援。在夜色掩护下，由共产党员率领的“勇敢队”悄悄涉水渡河，自姜堰镇北突击，用橡皮裹着刀把的马刀，奋力砍倒电网，猛插进去。保九旅做梦也没有想到新四军会这样打进来，顿时阵脚大乱。担任突击任务的“ 勇敢队”很快打掉了保九旅司令部，然后由内向外刊，四面开花冲击。新四军主攻部队也迅速由外向内攻击。粟裕实施内外夹击，仅一昼夜就结束战斗，攻克姜堰，歼敌千余，缴获一大批军用物资。

打开姜堰，粮源畅通。为保持政治上的优势和进一步争取上层人士，陈毅和粟裕张弛有度，再次向韩德勤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表明共产党、新四军初衷不变。苏北知名人士韩国钧、黄逸峰、朱履先等积极响应，联名向各方军事长官发出呼吁电，希望各方“停战息争，一致抗战”。在陈毅建议下，大家商定9月27日在姜堰召开苏北各界军民代表会议。韩国钧、李明扬、陈泰运都将派代表参加。

然而，韩德勤反共是铁了心的。在此之前，他已召开了旅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并在嫡系心腹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和独立六旅旅长翁达两名中将的唱和下，决心在一星期内把陈、粟“赶下长江”。韩德勤向亲信布置了两条密计：一是佯攻姜堰，诱新四军分重兵把守姜堰，韩军主力却从海安、曲塘出击，直取陈、粟大本营黄桥。二是要陈、粟退出姜堰，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新四军以鲜血换来的“金姜堰”是决不会退出的；如果不退，他就有了向新四军进攻的借口。

韩德勤拒绝参加苏北军民代表会议，还在会议前夕通过韩国钧向陈毅转来电报：“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先退出姜堰，再言其他。”中间人士都非常担心，认为韩德勤要价太高，新四军必不答应，和谈必将失败。

陈、粟对韩德勤的阴谋洞察无遗。粟裕早已在军事上作好了对付韩德勤的作战部署。9月27日，各方代表云集姜堰，军民代表大会正式召开。陈毅慷慨陈词，语出惊人，宣布新四军退出姜堰，表明共产党顾全大局、忍让求全。陈毅铿锵恳切之言，博得了所有代表的同声赞叹。

让新四军退出姜堰，只不过是韩德勤的托词而已。果然，会议在结束的时候又接到韩德勤电报：新四军必须立即撤出姜堰，经黄桥开回江南，否则无商谈余地。代表们闻讯大骂韩德勤言而无信，姜堰的普通民众也被激怒了。大家更加同情和拥护陈、粟，在短时间内筹措6000多元慰劳新四军。

陈、粟决定新四军撤出姜堰，并送个大人情给“二李一陈”，进一步争取他们。“二李”得知他们将从新四军手中接防姜堰，白捡到“金姜堰”，喜出望外，立即派部队单独接管姜堰。陈泰运则从陈、粟那里得到100多条枪。“二李一陈”皆大欢喜，深感新四军讲信义，向陈、粟保证，如韩德勤进攻新四军，他们决不参战，并答应给新四军提供情报。陈泰运还与新四军订立了条约：如果韩德勤叫他打新四军，他朝天开枪，新四军不必还枪。韩德勤什么也没有捞到，反而加深了与李、陈的矛盾。

粟裕后来回忆这一段尖锐复杂的斗争时说：“我军自攻取黄桥到让出姜堰，把军事仗与政治仗、自主的原则与以退为进的策略结合得十分巧妙。尤其是姜堰，如不夺取，便没有让出的文章司做。而让出姜堰，对我是‘一举三得’，既揭露了韩德勤积极反共、破坏抗战的罪恶阴谋，在政治上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同情，造成我党我军完全有理的地位；又加深了苏北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还使我适时集中了兵力，在军事上对付韩顽的进攻处于有利地位。这些处置是陈毅同志对党的斗争策略的杰出运用。”【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226页。

9月30日，新四军信守诺言，全部退出姜堰。就在这天，韩德勤电令所属各部“务集中力量”，对新四军“包围而歼灭之”。看来韩德勤不把陈、粟“赶下长江”是绝不会罢休的。

决战黄桥已是不可避免。陈、粟向中共中央报告称： “韩之进攻企图已极明显，一周内大战必爆发。” “部队已积极准备作战，以独立作战为原则”。【注】《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635页。

早在9月13日夜新四军攻克姜堰时，粟裕就以战略家的眼光估计：“15天到20天之内，顽军将有大动作……这才是苏北命运的决战。”从那以后过了20天，即10月3日，韩军果然大举进攻，决定苏北命运的大战爆发。

三、以五千人劣势迎击韩顽三万余人进攻，战略上战役上都要以少胜多。

排兵布阵奇中见奇。

新四军进驻黄桥已经两个月了，粟裕对黄桥及其周围地区的地形已经了如指掌：黄桥为中心的地区，北面、东面是通扬运河，南边是长江，西南有一条从泰州到口岸的通江运河，周围有如皋、泰兴、靖江等日军据点。这个地区河多、桥多、路窄，对于顽军的重武器如各种山炮、野炮之类，实在是天然的障碍，韩顽窜犯不易，逃跑更为困难。相反，那黄桥周围的旱地，高秆作物半割半留，既便于伏兵隐蔽、藏匿，又利于迂回、突击。新四军尽管占了地利优势，但粟裕仍感压力极大，因为敌情毕竟太严重了。韩德勤调集26．个团，总兵力3万余人，组成右、中、左三路向黄桥扑来。中路是进攻军的主力，以其嫡系部队组成。右路是“二李一陈”的部队，总兵力1.2万人。蒋介石、韩德勤以高压辅以利诱，令其向新四军进攻，同时掩护中路军。左路由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共5个保安旅的大部组成，攻击黄桥东南地区，牵制新四军防御兵力。中路本身又分为三路：八十九军的三十三师为左翼，由加力、分界攻黄桥东面；独立六旅为右翼，由高桥南下，攻黄桥北面；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亲率一一七师大部及军部直属队、炮兵居中，由营溪南下，攻黄桥东北。

大兵压境，仗怎样打呢?粟裕心里非常清楚，他掌握的部队总共只有7000人，而战斗部队不过5000人，就是与韩顽三路大军中的任何一路相比，也不占优势。以往红军、新四军与敌人作战，在战略上是以少胜多，在战役、战斗上都是以多胜少，当前的形势却要求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役、战斗上都要以少胜多，还必须打歼灭战，使他无法卷土重来，以利于新四军开辟苏北、发展华中。

粟裕将所有智慧溶人了制订黄桥决战的作战计划之中。按照粟裕的思想，作战部门很快拿出了三套方案供选择：

一是乘韩德勤进攻黄桥时，新四军以一部主力攻占海安。好处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军事上争取主动，避实击虚，出乎敌人意料，容易取得胜利。但在韩德勤主力尚未被歼的情况下，攻占海安很不容易。若攻不下海安，黄桥又丢了，不仅会影响士气，还会影响人民群众的情绪，对新四军失去信心。

二是乘韩德勤还未向新四军进攻，先以一部兵力向东发展，控制通、如、海、启几县，造成北进东台的局面，以主力守卫黄桥地区。这个方案的好处是继续东进有胜利的把握；把通、如、海、启等县变成新四军的根据地，可以同上海、江南连成一片，这是战略上的胜利；新四军东进和北进，韩德勤必然派一部分兵力对付，这样使他兵力分散，防御线宽，有利于新四军黄桥决战；在东边创造了一块新区后，可与西边黄桥地区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而且人力物力都能得到迅速补充。然而，我军兵力本来就少，如果派一部东进，黄桥部队减少，黄桥就未必能保住；还有可能韩德勤下决心集中兵力攻下黄桥后再打东边。先敌出击向东发展，也会影响对中间势力开展统一战线，新四军就更为不利了。

三是全力依托群众觉悟较高、粮草充足的黄桥，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最后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并保住黄桥。以黄桥为轴心，主动权仍然在新四军手里，可以利用轴心向左右自由转动，自如用兵；依托黄桥作战，完全是自卫，在政治上可以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黄桥离顽军驻地较远，在顽军行军的过程中，新四军可利用时间充分准备，部署兵力，以逸待劳；可以大量吸引韩军，并且充分利用有利地形，机动使用兵力，迟滞、消耗和钳制各路敌人，最后各个歼灭。

粟裕反复权衡，分析比较，决定采用第三方案。

粟裕接着又专注于首战对象的选择上，这将极大地影响决战的进程，甚至关系整个战局的成败。粟裕对韩德勤三路大军方方面面作了分析对比，把首歼目标定在了韩德勤系统的有名主力独立六旅翁达部上。粟裕认为，新四军首战歼灭翁旅，对于拉开“二李”、陈泰运同韩德勤的距离，稳定李、陈的立场将起重要作用，韩德勤的右翼就失去了掩护。翁旅是韩德勤中路右翼，把它消灭了，就把韩德勤的中路军打开了缺口，新四军就可以实现对韩军主力的包围与迂回。翁旅是韩德勤嫡系主力，如首战被歼可以给韩军士气以严重打击，使其他杂牌军不敢动作。首战歼灭翁达旅，对战役的转变会起决定性影响。

翁旅在韩德勤的战斗序列中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全旅3000多人，清一色的“中正式”七九步枪，每个步兵连都有崭新的捷克式机枪9挺，装备漂亮，号称 “梅兰芳式”部队，军官大都是军校毕业生。正因为他自恃强大，说什么也不会想到新四军首战拿他来开刀。韩德勤早在“围剿”中央根据地时就和红军交过手，略知共产党军队作战原则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更不会估计到这次会先打强敌。粟裕对韩德勤和翁旅的了解真可谓洞若观火。

粟裕决定以四分之三的兵力作为突击力量，仅以四分之一的兵力守卫黄桥。粟裕了解自己的部队，三个纵队都善于勇猛攻击，第一、第二纵队兵力比较充足，第三纵队全部不足2000人。粟裕决定把一、二纵队用于突击方向，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顾高庄、严徐庄、横港桥地区待机。第二纵队又派出两个营实行运动防御，诱敌深入。命令第三纵队担任黄桥守备，并派出一个营进至分界以西地区，用散兵战积极阻击敌人，迟缓其行动，疲惫其兵力。

粟裕这样部署有他极深的用意的，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做到了集中最大兵力。这是粟裕指挥新四军独立歼韩最大胆也是最得力的一着。但风险也大，尤其是黄桥方向以常人想象不到的极少兵力担任守卫，其能否成功将是达成战役目的的关键。三纵队是粟裕亲自带起来的部队，他深信部队能够经得起考验和胜任正面阻击任务。

粟裕将作战计划送给陈毅。陈毅连声叫好，称赞说：“首歼独六旅是一着奇兵!整个作战计划处处都是奇兵!只有这样打才能解决问题。我完全同意，交给大家再讨论一次就下达。”陈毅听说粟裕将把守黄桥的任务交给陶勇的三纵时，马上体察了粟裕的另外一层心意：三纵的老底子是粟裕带起来的。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此次坚守黄桥的部队，必是挨炮弹多、伤亡多、缴获少。粟裕偏偏把这个绝对的“苦差”交给自己的老部队。这不能不激起陈毅内心的强烈震动!他注视着粟裕清瘦而平静的面庞，平和而深情地说：“黄桥，就交给陶勇吧!”

粟裕对日寇是否会趁机“搅”进来的可能性也进行了分析。判断顽军向新四军大举进攻时，日军会坐山观虎斗，日顽联合攻击新四军的局面不会出现。粟裕对“二李一陈”总还是有些担心，尽管统战工作已做到了家，但中间势力总有他天生的摇摆性。而粟裕的作战方案，恰恰是以“二李一陈”不在背后捅刀子为前提的。粟裕将自己的担心向陈毅提了出来。陈毅爽朗地说：“泰州方向由我和朱克靖顶着。”陈、粟还商定：把留在江南的两个主力营都调过来，而且照会“二李”：“敝军两个团即将过江通过贵军防区”，暗示“二李”不要轻举妄动。陈毅又把朱克靖、黄逸峰等派到“二李”指挥部和各中间势力部队去掌握动向，并发动朱履先等再次致电重庆，请蒋介石命令省韩将部队调去打日军，进一步赢得政治上的主动。

粟裕大胆用奇兵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陈、粟随后召集各纵队领导干部开会。粟裕在会上宣布了作战计划。大家很快统一了认识。叶飞、王必成、陶勇相继表态：誓死保卫黄桥，坚决打好这一仗!

黄桥和黄桥周围的党政军民都迅速行动起来。政治部印发了军分会和党代表的《敬告指战员同志书》，反复强调打好这一仗的政治、军事意义，号召全体同志为打败顽军的进攻而战，为巩固和扩大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战。地方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掀起了支援子弟兵作战的热潮。数千民兵和人民群众扛着门板和各种器材帮助部队赶修工事。在支前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救护站、担架队迅速组成，待命出动；老百姓家家磨面、烧水、烙饼，仅黄桥镇上就架起了60多个烧饼炉为前线烘烧饼。《黄桥烧饼歌》响彻四方

黄桥烧饼黄又黄，

黄黄烧饼慰劳忙。

烧饼要用热火烤，

军队要靠百姓帮。

同志们呀吃个饱，

多打胜仗多缴枪。

……

粟裕在黄桥负责战场指挥。陈毅坐镇距离黄桥十几公里的严徐庄掌握全局。粟裕全身心地投入到黄桥决战的具体作战指挥中去了。

抗战以来全国规模最大的反磨擦战役开始了。

四、坐镇黄桥指挥。一举解决苏北问题。

中共中央书记处评价黄桥决战胜利“对全国有绝大意义”。

9月30日，韩顽全军出动。然而天公不作美，连降大雨，韩顽不得不放慢行军速度，甚至停止开进。对新四军来说这是及时雨，为更周密布兵，建立稳固的防御阵线，赢得了宝贵时间。

按照粟裕的部署，此时一、二纵队已经展开。粟裕与陶勇披蓑戴笠来到黄桥东门，检查工事构筑。对于黄桥的防御，鉴于兵力严重不足，粟裕只能保证重点，机动部署。黄桥周围全长约2公里，粟裕与陶勇商定，西边、南边不派部队，由后勤、伙夫担子担负警戒。北门只放一个班。其余兵力全部集中在东门之南、北一线。整个防御部署不墨守陈规，积极灵活。

10月2日下午，雨停转阴。3日，太阳出来了，雨过天晴。顽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下令所部攻击前进。按照粟裕的指示，新四军第二、第三纵队前出的各个营、连开始节节阻击、袭扰，以打乱八十九军的进攻节奏，迫使其提早展开攻击队形。营溪、古溪、加力等地都有新四军预设阵地，摆出了“坚守”的态势。顽军咄咄逼人，在炮火掩护下冲锋前进。新四军前出部队达到了阻击效果和目的，佯装“仓皇溃退”。顽军便兵分几路扑向黄桥，当日中午开始炮击黄桥新四军外围阵地。下午，外围前哨战打响。翌日凌晨4时，第八十九军三十三师向黄桥东门发起了猛烈进攻。

黄桥决战形势严峻。苏北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黄桥这块弹丸之地。4日下午，李明扬宣布“谢绝会客”，中止了和新四军方面代表见面，日夜询问前线战况；陈泰运派人在通扬河堤上向南眺望；泰兴日探进到黄桥以西七八公里的石梅观战；周围伪军据点的汉奸队伍也在注视黄桥的风云变幻。一时间，以黄桥为中心的苏北战场上，出现了两方对战、多方围观的奇妙局面，观战各方都在暗地准备应付突变。

粟裕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周围一切，表情严肃、平静。苏北大地上的这种奇局告诉他：必须在军事上迅速歼敌取胜。

顽军的进攻是疯狂的，枪声炮声震耳欲聋。他们想首轮总攻便将新四军黄桥防线彻底冲垮，竟一次投入3个多团的兵力。4日上午11时顽军开始初次总攻。正在这时，江南来增援的一个营已经赶到。守卫黄桥的指战员士气大振。顽军猛烈的炮火把新四军防御工事大部摧毁了。新四军防御部队伤亡较大。顽三十三师一部居然在尘土硝烟中突进了东门。情况异常紧张。黄桥如果失守，后果不堪设想。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参谋长张震东把上衣一脱，挥动马刀，带领部队冲出去，硬是将顽军杀出东门，然后架起机关枪，把进攻的敌人死死封住。顽军的首轮总攻被挫败了。

粉碎顽敌的第一次总攻，只是黄桥决战的序幕。此时，粟裕计划的首歼对象独立六旅翁达部尚未登场。翁达自以为棋高一筹，满心要等新四军主力在黄桥以东拼得焦头烂额时，他再率部亘人北门，稳拿头功，所以姗姗来迟。

粟裕的决心并未因翁达迟迟不出现而改变。黄桥方向打得非常激烈，粟裕依然命令第一、第二纵队严阵以待。“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右而目不瞬”。这是粟裕最喜欢的一句为将之道的名言。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使他深深懂得：善于坚持正确的决心，不为各种突发的、危急的意外情况所转移，往往是取胜的关键。

果然，下午3时翁达率领他的3000名“梅兰芳式”部队开始向黄桥进军了。粟裕立即命令：守卫黄桥的第三纵队以全力阻止敌人突击，尤其要打破敌人黄昏时的第二次总攻，为求先发制人，以1个团左右的兵力先敌出击，以打破敌第二次总攻。之后他便离开指挥所，带着随身警卫直奔北门，去指挥歼击翁达的作战了。

歼击翁旅是整个决战的重头戏，粟裕对方方面面都考虑得极为细致周密，尤其是出击时机的把握更要恰到好处。如果突击过早，只打到它的先头部队，没有打到它的要害，顽军不但可以退缩、避免就歼，而且还会暴露新四军的部署和意图；如果出击过晚，顽军多路会攻黄桥，新四军将难以坚守，观战各方就可能争先扑杀过来，情势会更危险了。因此，把握最有利的出击时机无疑是圆满达成首歼任务的第一要着。根据侦察员报告：翁旅前锋已抵黄桥以北两三公里处。粟裕亲自登上土城高处观察，进一步判明情况。他看见北面两三公里远的大路上，有许多群众惊慌地向西南奔跑，判明独立第六旅的先头部队确已来到。熟谙各种行军作战数据的粟裕做了一番精确计算：独立第六旅采用一路纵队前进，如果两人之间的距离为1.5米，全部3删多人的队形将是长达四五公里的长蛇阵。从黄桥到高桥约7.5公里，其先头部队抵达黄桥以北2.5公里时，后尾必然已过高桥，也就是说敌人已经全部进入了新四军的设伏地区，此时出击正可以将独立第六旅拉腰斩断。

粟裕决心采用“黄鼠狼吃蛇”的战法，实施多路突击，特别要首先歼其首脑机关。决心下定，粟裕立即要通陈毅的电话：

“陈司令员，敌人已经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我看可以动手了!”

“还是再等一等!”

“不能再等了，再等就错过时机了!”粟裕在电话里坚持说。

“那就听你的!”

粟裕放下电话，马上向突击部队下达了攻击命令。

第一纵队的战士早就急不可耐了，接到攻击命令，便如猛虎下山，分4路插入敌人行军纵队，迅速将独立六旅切成几段，首先歼其旅部和后卫团，迫使先头团回援。然后以一部迂回到翁旅后方，乘势将其包围。经过3个小时激战，独立第六旅大部被新四军歼灭，中将旅长翁达自杀身亡。

外号“梅兰芳式”部队的独立六旅刚刚“登台表演”，便全军覆没了。顽军中路右翼被斩掉，主力第八十九军便完全暴露和孤立了。

此时，顽第三十三师集中3个团果然准备于4日黄昏向黄桥作第二次总攻。新四军第三纵队按粟裕妙计以1个团兵力先行出击，打破了敌总攻计划，并且俘获了一部分人、枪。顽军计划的所谓第二次猛攻破产了。

危险阶段过去了，战局出现对新四军极为有利的转折。粟裕及时把指挥重心又转到关照黄桥城下及其以东地区。根据各方面的敌情报告，粟裕判断：黄桥东面之敌第三十三师正在集结，准备于5日拂晓总攻，第二梯队(估计系第一一七师)已进至西官庄、刘家堡之线，准备于次日拂晓配合第三十三师作第三次猛攻。粟裕立即决定：第三纵队于4日晚12时以两个团的兵力出击黄桥东面之敌，打破其拂晓的总攻击，并配合突击部队夹击该敌。

10月5日凌晨3时，黄桥以东西官庄附近枪声密集，粟裕判断新四军第二纵队已经抄袭到敌后，急令第三纵队出击的两个团迅速猛攻。原来第二纵队已在4日午夜悄然向东南穿过八字桥插至分界，将顽军归路截断。在新四军第二、三纵队的勇猛攻击下，韩顽拂晓总攻又告失败。李守维预感大势不妙，急将第八十九军大部集结在黄桥东北一线，企图最后猛扑黄桥或固守待援。此时新四军第一纵队已进至八字桥以南地区与敌人对峙。新四军完全形成对敌包围态势。粟裕决定5日下午对包围之敌实行总攻。

战场情况千变万化。就在此时，粟裕得到密报：韩军增援部队约8个团已进至黄桥东北不远的地方。粟裕平时对韩军兵力编成作过深入研究，各种情况都准确地装在他心中。粟裕判断顽军增援部队不可能有8个团，但两三个团或有可能，便果断应变，尽量提前实行总攻。但是提前总攻的命令已经来不及下达了，粟裕想了一个妙策：命令第三纵队以小部队向黄桥以东之敌佯攻，引起敌人回击，造成浓密的枪声，以此作为同第一、第二纵队的联络信号。在战场上枪声就是命令。第一纵队听到枪声迅速南下，第二纵队则立即西进。粟裕紧接着命令第三纵队全部出击。他不无幽默地对三纵队领导说：“第二纵队已插到如黄公路分界一带，切断了顽军归路，今晚就要消灭韩的嫡系八十九军军部和一一七师。你们纵队趁顽军混乱时，从黄桥东门及其两侧地区全线出击，配合第二纵队聚歼第三十三师，狠狠地打，这样韩德勤就输得连裤子也要送进典当铺子喽!”

战争也有其戏剧性。顽第三十三师昨天还在猛攻黄桥，气焰不可一世，今天却已是士无斗志、溃不成军了，最终大部被歼，师长孙启人被活捉，只有少数残部突出重围。孙启人被俘后说：“不瞒长官，我看过《霸王别姬》的戏，有十面埋伏，四面楚歌，我今天尝到的滋味，比那还要严重得多!”

粟裕命令各部克服各种困难，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加速对第八十九军军部及一一七师的围歼。

晚上9时，韩军主力大部被歼。为扩大战果，粟裕下达了追击命令，要求各部不顾疲劳，不惜一切牺牲，不重缴获，乘胜追击，占领海安。

三个纵队按照粟裕规定的路线和任务，一路快跑，向海安追击前进。

海安是苏中的战略要点和交通枢纽，(南)通(赣)榆公路、(南)通扬(州)公路以及从海安向东延伸到黄海边的公路都联结于此；贯穿南北的串场河，沟通东西的运粮河，在此交汇。控制了海安就能割断如皋、南通、海门、启东4县顽军与海安以北顽军主力的联系。占据海安，无疑为新四军今后进一步发展苏中抗日斗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粟裕指示各部“不顾伤亡、不计俘获，占领海安就是胜利”。他还亲自对从江南赶来的增援部队作战斗动员说：“同志们，你们从江南赶来，本来应该让你们休息一下，现在任务紧急，只能先执行任务了。”

6日清晨，顽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见军部已被彻底歼灭，妄想渡河逃窜，失足落水，淹死于八尺沟河中。

新四军务部按照粟裕命令，逢水过水，见桥夺桥，边打边追，直奔海安。驻海安顽军见势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新四军胜利占领海安。

韩德勤见大势已去，率残部千余人向老巢兴化狼狈逃窜。

陈、粟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命令追击部队到达东台便停止向西北前进，给韩德勤留下一条后路，做到仁至义尽。同时，派出一支部队沿通榆公路北进，迎接南下的八路军。

至此黄桥决战胜利结束，共歼顽军第八十九军及独立六旅等部12个团，

Chapter_7

连同被歼的保安旅团，共歼敌1.1万多人，其中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李守维、独立第六旅中将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毙命，俘第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第九十九旅旅长苗瑞林及第一一七师参谋长等师、团军官10余名，下级军官600名，士兵 3000余名。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3门，迫击炮59门，还有大批弹药和军需物资。

10月10日，苏北新四军部队前锋与黄克诚率领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县白驹镇。11月7日，陈毅、粟裕率苏北指挥部和地方党政领导同志在海安隆重举行大会，欢迎刘少奇和八路军南下部队的领导同志。粟裕主持了这次大会。战士们盼望已久的大会师，终于在决战胜利之后实现了。

黄桥决战，新四军获得了军政全胜。战后不久，粟裕在海安西寺干部会上作了《黄桥战役总结》的报告，深刻指出这次决战胜利的意义：“首先，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使中国最进步、抗战最坚决、革命最彻底的八路军、新四军会合起来了，能够互相取得更好的配合和更多的发展；使苏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华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联成一片；不仅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而且使华中革命势力取得第一步的优势，也就是增加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这是第一等的重要意义。”“其次是，造成了我党我军在苏北抗战的领导地位。”“第三，大大发挥了统一战线的威力，获得了丰硕成果。”“第四，使韩德勤最终丧失了单独向我们进攻的能力。”“第五，解决了抗日的后方问题。”【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57—58页。

黄桥决战新四军取得了历史上空前的胜利。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评价黄桥决战“有伟大的决定的意义”。【注】《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254页。

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黄桥决战以后，“苏北大部为我占领并联成一片，此为华中最大一块根据地，对全国有绝大意义。”【注】《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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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创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

一、担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和苏中战略区领导人。

确立苏中抗日斗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安徽茂林地区围歼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多人，悍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在那段时间内，粟裕陆续接待了一些从皖南突围出来的同志，同他们讨论“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形势及其发展趋势。针对一些同志的疑虑和悲观情绪，他强调指出：“皖南事变，就新四军整体来说，只是局部的失利。我们党经过的重大挫折和局部失败，例如大革命的失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西路军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等等，算起来已经很多次了。但是，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总是在前进。我们在皖南虽然受到损失，但在敌后执行中央指示的部队发展很快。暂时的挫折、暂时的困难不要紧，今后我们会发展得更快。”从皖南突围出来的钱俊瑞(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文委书记、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长)到达江北盐城的当天，粟裕就会见了他，二人亲切交谈。钱俊瑞注意到，粟裕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大堆书籍，多数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有《孙子兵法》。谈到“皖南事变”的教训，粟裕说：“这次皖南事变，正像周副主席讲的，是千古奇冤。主要的当然是国民党反动派太坏了。但从主观上讲，也是由于项英同志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最后使我军遭受重大损失，自己也牺牲了。这个惨痛教训，我们人人都要牢记。”谈到国内外形势，粟裕预言德国法西斯在西线得手后可能东进向苏联开刀，日本军国主义将会在太平洋发动一场大战。钱俊瑞回忆这次交谈说：“粟裕同志的话，对于我这样一个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不久，而又身历险境的人，真是上了一堂很好的课。我深深钦佩他对时局观察分析的深刻，以后的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他的预见多么正确。”

“皖南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毅然决定在江北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将活动于大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和八路军一部改编为新四军的7个师。同时决定实行小省制，各师活动范围各为一个战略区，每个战略区设党委、军区和行政公署，以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便于各地独立自主地应付复杂环境。

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决定，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随后又成立苏中军区、苏中军政党委员会和苏中行政公署，粟裕被任命为第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刘炎被任命为第一师政委、苏中军区政委、苏中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后来，刘炎因病不在位，他的职务由粟裕兼任。

这是粟裕第一次独立地担负一个战略区的领导和指挥重任。

“眼中形势胸中策”，“乱云飞渡仍从容”。粟裕以清醒的头脑观察错综复杂的形势，以坚定的信念迎接更加艰巨的斗争。

1月17日，粟裕从盐城出发到东台，着手组建新四军第一师。为了迅速建成新四军新的指挥机关，原苏北指挥部机关的干部绝大部分配到新四军军部，分配到第一师的只有包括粟裕在内的24人。

“怎么样，人太少了吧?”陈毅代军长问粟裕。

粟裕深深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但是有决心和信心完成任务。他爽朗地回答：“好男不吃分家饭嘛!军长放心，哪里有群众，哪里有敌人，哪里就有我们的发展。”

陈毅听了很高兴，连说：“好!好!”

粟裕把师部设在东台县城东二里桥一座地主宅第里，立即展开紧张的工作。当时，没有设副师长和参谋长，师一级指挥员只有粟裕、刘炎和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三人，各项工作都要他们亲自过问、具体布置，但是有条不紊，速见成效，很快就组建起短小精干、效率很高的指挥机关，同时完成所属部队的改编任务。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3个纵队改编为第一师3个旅：第一旅，旅长兼政委叶飞；第二旅，旅长王必成，政委刘培善；第三旅，旅长陶勇，政委刘先胜。这3支部队，后来转战大江南北、齐鲁大地、黄淮平原，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华中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几支主力部队。

苏中战略区当时的管辖范围是：盐城的斗龙港至淮安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东，黄海以西，拥有2.3 万平方公里土地、800余万人口，下辖4个分区、1个特区：第一分区包括江都、高邮、宝应3县；第二分区包括兴化、东台、台北、泰东4县；第三分区包括泰兴、泰州、如西、靖江4县；第四分区包括如东、如中、通中、通西、通海及海启6县；兴(化)东(台)泰(州)特区为中共领导下的联合抗日部队活动区域。

苏中战略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经济上，是由平原水网地带构成的“鱼米之乡”，盛产粮食、棉花、食油、海盐等重要战略物资，现代工商业和交通比较发达，历来是官僚资本江浙财团的重要原料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抗日战争开始后，成为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重要供应基地；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各战略区中所能控制人力物力财力占据首位的地区，对支持华中抗日斗争有重要作用。政治上，苏中抗日民主政权与日伪统治中心南京、国际都市上海隔江对峙，苏中抗日斗争的胜利和民主建设的成就，可以通过京沪迅速传播全国全世界，因而成为连接国内外反法西斯力量的桥梁。军事上，苏中与苏南唇齿相依，地扼京沪咽喉，控制长江下游航道，直接威胁日本侵略军的大本营南京、上海，威胁日军在长江中下游的占领区，在转入战略反攻时将对敌人构成更大威胁。因此，苏中就成为日本侵略军、国民党顽固派与中国共产党三方必争之地。

苏中的抗日斗争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苏中战略区建立之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有较多力量使用于敌后，这使苏中战略区一成立就面临与强大敌人的斗争；二是办中新四军部队处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之中，呈现三种政权并存的局面，新四军控制的根据地和游击区约占60％，日伪军占领区约占30％，国民党军队控制区约占10％。三种力之间，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尖锐激烈。

粟裕认为，苏中是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中战略区东南部的一个前哨阵地，又是将来向江南发展的一个重要基地，在抗日战争以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把“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既是从日军强大、占地甚广但兵力不足和我军弱小这一实际状况出发，又关照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斗争，就是要通过抗日游击战争积聚起雄厚的革命力量，既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作准备，也为抗战胜利以后打败反动武装的进攻、实现民主革命总任务作准备。因此，在确定苏中抗日斗争的指导思想时，必须把现阶段的抗战任务与将来实现民主革命的总任务联系起来。

粟裕的这一认识与中共中央的指示是完全一致的。1941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发给刘少奇、陈毅并告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即鄂豫陕边、江南根据地和苏鲁战区，特别强调苏鲁战区是“目前华中的基本根据地”和“向西向南发展的策源地”，它“在总任务上的作用是出干部、派军队向西边南边去的地方，好像汉高祖的关中”【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21— 623页。。苏鲁战区，包括山东省大部和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苏中区位于苏鲁战区南部，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粟裕从苏中的实际情况出发，自觉地把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联系起来考虑，形成了既符合中共中央战略意图又符合苏中实际的战略指导思想。他认为，苏中的抗日斗争，不仅应求得军事斗争的胜利，而且应把苏中建成基本根据地，而不是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军事斗争应成为根据地建设的支柱，并且应为下一步夺取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好必要的准备。他把这个认识作为领导苏中抗日斗争全过程的指导思想。

这个指导思想，来源于他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任各和发展道路的深刻认识，来源于他对苏中战略地位和战略任务的的深刻认识，来源于他对苏中抗日斗争特点和规律的深刻认识，是驾驭全局、掌握未来的指导思想。

在各个抗日根据地被敌人分割的条件下，作为远离中央的战略区的领导人，能够独立地提出这样的战略指导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粟裕作为苏中战略区的主要领导者和指挥者，辩证地处理全局与局部、军事斗争与根据地建设、抗日斗争与反顽斗争(民族矛盾是主导的基本的矛盾，同时关注矛盾可能的转化)、抗日战争与现代战争的关系，以及军事斗争策略上的进与退、攻与防、大打与小打等方面的关系，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坚持正确的方向，在形势转变的关键时刻及时实行战略转变，全面展示了他驾驭全局、掌握未来的战略才能，表明他作为战略家已经达到成熟阶段。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苏中地区和苏中部队所以能够在战争初期就做好迎击强敌的准备，是与粟裕领导苏中抗日斗争的指导思想及其贯彻实施分不开的。

二、组织指挥讨李战役和春季反“扫荡”。

适时主动地实行由城镇到农村、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性转变。

1941年春天，华中地区的矛盾斗争格局发生新的变化，苏中抗日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

日本侵略军为了实现他全面占领苏北、苏中的战略目的，乘“皖南事变”和新四军重建之机，加强对苏中和苏北的进攻。它重新调整军事部署，把战斗力较强的第十二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南浦襄吉少将，简称南浦旅团)由江南调到苏中，苏中日军兵力由1个联队增加到5个步兵大队、1个特种兵大队共5600多人。苏中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曲线救国”的幌子下纷纷叛国投敌，摇身一变成为伪军，苏中的伪军由两个师增加到13个师、3个旅、42个正规团、11股杂牌部队，共3.7万余人。

1941年1月，日伪军出动3000多兵力占领黄桥，并向黄桥以北地区“扫荡”。这是新四军东进以后日伪军对苏中根据地的第一次“扫荡”。与此同时，在泰州的国民党军队李长江部与日伪军加紧勾结，策划叛国投敌。

粟裕判断，日军将继续攻占海安等重要城镇和交通干线，然后与李长江叛军合击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他认为，为了坚定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保障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安全，必须坚决反击日伪军的进攻，首先给李长江叛军以歼灭性打击。为此，他将主力部队隐蔽集结于海安附近地区，制定出周密的作战方案，只待李长江叛国投敌的面目公开暴露，立即予以歼灭性打击。同时，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反“扫荡”的动员和准备，并适时撤出城镇，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

李长江是国民党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实际上拥有对这支武装力量的控制能力。苏鲁皖边区总指挥部下辖7个纵队1.5万余人，是苏中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实力派。2月13日，李长江在泰州挂起太阳旗，宣布就任伪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率领所部6个纵队1万余人投敌。

2月13日，陈毅代军长来到第一师师部，与粟裕进一步商定讨逆作战部署，并决定随第一师指挥机关行动。

2月18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发出讨伐李逆长江命令，任命粟裕为讨逆军总指挥。当天，粟裕就指挥一师所属3个旅发起讨李战役。

粟裕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合围的战法，指挥部队沿海(安)泰(州)公路及其两侧向姜堰、泰州攻击前进，命令一旅攻克姜堰后直取泰州，二旅、三旅从南北两翼围歼李长江主力。2月19日午夜，粟裕率参谋和侦察、通信人员数人前进到泰州城郊指挥作战。他命令二旅1个主力团利用暗夜突人城内，直捣李长江的指挥所，打乱敌人的指挥体系，使敌军丧失组织抵抗的能力，然后与其他攻城部队里应外合攻克泰州。

这一着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二旅1个主力团隐蔽接敌，从相距仅一百几十米的两座碉堡之间顺利进入城内，迅速打到李长江的指挥所。叛军猝不及防，乱作一团，李长江翻墙逃跑。经过3天激战，第一师部队攻克泰州城及姜堰等重要据点，俘虏李长江叛军5000多人，并争取两个支队(团)的叛军反正。讨李战役胜利结束。

在讨李战役过程中，日伪军为接应李长江投敌，对苏中发起第二次大“扫荡”。2月18日，从扬州、高邮、黄桥、如皋等地出动数干人，企图夹击泰州地区新四军主力，进攻盐城。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部队也乘机制造反共“磨擦”，侵占了盐阜区部分村镇。

2月21日，讨李战役一结束，粟裕就按照预定计划，指挥部队撤离战场，转入反“扫荡”作战。3个旅的部队分散转移到敌人侧翼和后方广大农村，以团或营为单位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同时以主力一部阻击北犯盐城的日军。第一旅进入泰州、海安线以南地区(后划为苏中三分区)，第二旅进人海安、李堡线以北地区(后划为苏中二分区)，第三旅进入海安、如皋、南通线以东，海安、李堡线以南地区(后划为苏中四分区)。第一师师部进至海安、东台线以东以三仓为中心的滨海地区，筹建基本根据地。

在新四军强有力的正面阻击和四处进攻下，日伪军在这次大“扫荡”中虽然占领了海安、东台、泰州以及沿线许多村镇，但是摧毁新四军首脑机关、围歼第一师主力的阴谋未能得逞。

粟裕指挥的讨逆战役和反“扫荡”作战，是新四军重建后第一师与日伪军的第一次较量，在形势转变的紧急关头重振铁军神威，不仅粉碎了敌人“消灭新四军于立足未稳之际”的阴谋，给日汪蒋联合反共的逆流以当头棒喝，增强了广大军民坚持抗日斗争的信心，而且及时完成了在广大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的兵力部署，为创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造成了有利条件，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的双重胜利。

捷报传到延安，正在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而运筹帷幄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高兴异常。毛泽东特地发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指出：“李长江叛变，陈毅率新四军讨伐，20日占领泰州，俘获人枪数千，李率数百人西逃，逆部有两个支队反正，望广为宣传。”【注】《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版，第276页。

1941年4月，日军第十二混成旅团集结千余兵力，纠集5000名伪军，“扫荡”泰州、泰兴农村。为了掩护苏中根据地建设，策应北线新四军第三师的作战行动，粟裕指挥第一师部队，发动了对日军的攻势作战。第一旅部队首先向泰州、靖江地区的日伪军据点发起攻击，连克古溪、蒋垛、苏陈庄、大泗庄、孤山、老庄头、姚家垡等据点。在姚家垡战斗中，击毙日军泰兴城防司令以下20多人，生俘日军两名。第二旅部队在兴化水田地梓辛河战斗中，击沉日军汽艇1艘，歼敌 1个小队，生俘日军两名。第三旅部队在海安、东台间通榆公路沿线袭击敌人，使日伪军无法侵占盐城。这一系列的胜利，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计划，稳定了苏中群众的情绪，坚定了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信心。

粟裕在指挥对敌作战的同时，一直把实现工作重心的转变放在战略指导的首位。

苏中区的工作当时处于开辟阶段，党政军务系统在思想上、组织上、作战方法和工作作风上与即将到来的严重形势还不相适应。部队许多干部，特别是团以上干部，虽然经历过三年游击战争的锻炼，但在进到江北以后主要是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夺取抗日战争领导权，作战方式是打运动战，因而对游击战生疏了。新参加部队的干部更是缺乏游击战的锻炼。地方工作的重心还在城镇，工作对象主要是社会上层，没有来得及深入乡村。对于日益严重的斗争形势，许多人缺乏正确的认识。相当多的干部盲目乐观，缺乏应付艰巨的斗争环境、深入农村做艰苦工作的思想准备。也有一些干部存在“恐日病”，对与拥有现代装备的日军作战缺乏必胜信心。还有一些干部存在一种糊涂观念，认为我们不去刺激敌人，就可以避免敌人的“扫荡”。广大人民群众也为新四军能不能战胜日本侵略军、能不能坚持苏中抗日斗争而担忧。

如何统一干部、群众的思想，树立对日军敢打必胜的信念，自觉实行工作重心和作战方法等一系列战略性转变，成为当时战略指导上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粟裕分析苏中矛盾斗争格局及其发展趋势，认为经过黄桥决战的胜利和此后一段时间的工作，苏中地K抗日斗争领导权问题已经解决，苏中的局面已由三角斗争变成了基本上是新四军与日本侵略军两方面的斗争。摆在苏中区面前的任务，第一是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和顿挫日伪军的进攻，抑制其嚣张气焰，坚定干都、群众的抗日信心；第二是转好思想弯子，不失时机地将工作重心由城镇转向农村，作战对象由顽军转向日军，作战方法由运动战转向游击战，并以游击战为中心，实行组织形式、领导方法、工作作风等各方面的转变。粟裕强调指出：“这一转变就苏中来说是战略性的，不转变，肯定要吃大亏，转变得不适时，转变得不好，也要吃亏。 ”【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248页。

苏中区的战略转变是从1941年1月开始，同对敌作战结合起来进行的。粟裕在指挥作战的同时，一面领导部队实现作战方法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一面领导党的工作重心从城镇转入农村。1月，日军出动3000兵力对苏中新四军进行第一次“扫荡”，并准备攻取黄桥。有人提出要打“黄桥保卫战”，与战斗力较强、装备优良的日军拼一拼。粟裕果断地否定了这一主张，命令守卫黄桥的部队适时撤出，由正规战转向游击战，以游击战粉碎敌人的“扫荡”。在以后的反“扫荡”作战中，部队进一步实现了作战方法的转变。苏中区党委确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镇转入农村后，大量发展地方党和群众组织，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

粟裕认为，顺利实现这种战略性的转变，关键在于转好思想弯子，首先是各级干部转好思想弯子。为此，他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连续在干部会议上作了几个重要报告，反复说明苏中区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任务，分析苏中抗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阐述苏中抗日斗争的指导思想以及实现战略转变的必要性。

1941年4月10日，在海安县城以东的角斜旧场召开第一师直属队干部会议，粟裕作《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的一些问题》的报告。他从战略的高度分析苏中面临的形势和战略转变的必要性，全面阐述实行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和战术上一系列转蛮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强调“一切工作深入农村”，“一切’工作适于游击战”，“一切工作为了发动群众抗敌”，“一切工作为了保障抗战胜利”，“一切工作转入下层”，“一切工作要求实际具体”，“一切工作要有准确性”。在作战方法上，要实行由运动战到游击战的转变，采取“敌进我退(进)，敌驻我扰，敌大我避，敌小我欺，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原则。他说，现在敌人占了城镇和交通线，广大的农村仍然在我们手中，广大人民群众站在我们一边。我们要适应新的形势，深入农村坚持长期斗争，把游击战打得热火朝天，像春节放鞭炮一样遍地开花、处处响枪。这样，敌人虽然占丁点线，却无异于把圈套套在自己脖子上。我们要下定决心，坚持斗争，积小胜为大胜，夺取最后胜利。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充分认识苏中抗日斗争的深远战略意义。苏中处于长江下游，面对敌人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隔着一条长江同敌人唱对台戏。这个对台戏是很精彩的，我们这里打一个胜仗，消息很快就传到南京、上海，政治意义太大了。将来大反攻时，我们要像打鱼一样，在长江口上张开一张大渔网，把从长江逃跑的敌人统统收罗起来。

干部们反映，粟裕的报告高屋建瓴，说理透彻，生动具体，听了以后头脑清醒，方向明确，精神振奋，提高了实行战略转变的自觉性和坚持长期斗争的信心。

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粟裕同苏中军政党委员会诸同志一起，领导苏中党政军民及时主动地实现了这一战略转变，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随即全面深入地开展起来。

在军事斗争胜利的鼓舞和掩护下，苏中各地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迅速展开。粟裕率领一师指战员，同党政机关干部一起，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和群众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和开明士绅一致抗日。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苏中区党政军在广大农村立足生根，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县一级地方武装发展到10个团6200多人，脱离生产的民兵自卫队发展到近万人，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16万人，开创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新局面。

粟裕在回忆这一段战斗历程时说：“在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在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比较主动、适时地完成了工作重心的转变，并且在农村中站住了脚，为对付以后日军更频繁、残酷的‘扫荡’作好了准备。”【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252—253页

三、粉碎日伪军秋冬季大“扫荡”。敌进我进与要点争夺。

为把苏中建成基本根据地奠定基础。

1941年4月20日，苏中军区在栟茶镇正式成立，粟裕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任苏中军区司令员。

从1941年6月开始，国内外形势和苏中形势都发生重大变化。与德国法西斯发动对苏联的战争相呼应，日本军国主义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军加紧对中国占领区的掠夺和控制，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战略后方。在华中，它加紧“伪化苏北”的步伐，而把进攻的重点指向苏中。为此，它一面在重要村镇增设据点，修筑纵横交错的公路线，企图分割和缩小苏中抗日根据地；一面频繁发动“扫荡”，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拉网”的战法，企图摧毁苏中根据地基本区，围歼新四军第一师主力。从1941年6月到1942年春天，万人以上的大“扫荡”3次，千人上下的“扫荡”10天半月1次。斗争日益尖锐激烈。

粟裕从战略全局上考虑利弊得失，勇挑重担，知难而进，把苏中当面斗争与看守好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南大门紧密结合起来，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敌人和调动敌人，敢于刺激敌人，敢于威胁敌人，以求最大限度地把敌人吸引到苏中地区，保障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相对安全，保证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实现。

7月下旬，日军南浦旅团倾巢出动，加上李长江部伪军，集中1.7万人的兵力，四路合击盐城，再次围攻新四军首脑机关。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发出了“保卫盐城 ”的号召。粟裕率领苏中主力部队全力以赴，除抽调第二旅专门负责保卫军部、直接协助第三师作战以外，其余部队则以凌厉的攻势，在苏中南部的泰兴、如皋、南通、靖江地区广泛出击，袭击日伪据点和交通干线，有力地打击和钳制了敌人，陷敌于顾此失彼的被动地位。又乘日军后方空虚之机，以“围魏救赵”的战法，突然回师进攻南浦旅团部驻地泰州。粟裕说，敌人集中兵力在北线“扫荡”，南线就空虚了，好比光着屁股等着挨打。我们就狠狠地打他个皮开肉绽。他指挥苏中军民奋力迎敌，在南线攻克古溪，收复黄桥，围攻泰州、泰兴，迫使日军南浦旅团南撤；在北线攻克裕华镇、大中集等日伪军重要据点，歼灭日伪军2100多人。再次粉碎了日伪军摧毁新四军首脑机关的阴谋，完成了守卫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南大门的任务。

对于第一师这种从全局出发的积极作战行动，新四军军部给予充分肯定。9月17日，新四军发言人在关于苏北反“扫荡”的谈话中指出：“由于我军在南线发动凌厉攻势，迫敌南调，我北线部队乘机大举反攻”，“敌向我盐阜区‘扫荡’之主动权完全丧失”，“军部仍巍然屹立于敌后”。

日本侵略军痛感苏中对他们的威胁极大，转而将进攻的重点指向苏中。从此以后，苏中就一直成为日军对华中地区进攻的重点。

1941年8月13日，日军集中1万余兵力向苏中地区进行空前的报复性大“扫荡”，先后占领李堡、栟茶、掘港、马塘、双甸、岔河、石港、三余、大中集、潘家鐅等集镇，袭击苏中党政机关，抢劫群众财物。粟裕领导苏中军民与日伪军展开坚决的斗争，广泛开展反“扫荡”，与各路敌人纠缠、游击，连续作战42昼夜，战斗130多次，毙伤日伪军1300多人，活捉日军14名伪军800名，毁敌汽艇30多艘。日军在大“扫荡”受挫以后转为小规模的分区“扫荡”，控制河流，修筑公路，封锁交通，把苏中根据地分割成零碎的小块，企图逐步缩小进而全面占领苏中根据地。

为了粉碎敌人的新阴谋，粟裕制定并实施了敌进我进、要点争夺的作战方针。

从9月中旬到10月初旬，粟裕先后派出3支部队，到日伪控制薄弱地区开辟新区。第一旅参谋长张藩率领第二团进入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加上已在当地的江高独立团，控制邵伯以东和高邮东南地区，建立了高宝同情区(同情区实行与中心区不同的政策，暂不减租，不收税，不改变基层政权)。第二旅参谋长杜屏率领第六团主力一部，向淮阴、宝应地区发展。第三旅参谋长梅嘉生和彭德清率领的南进支队，向南通、海门地区发展，先后作战20余次，击溃盘踞当地的伪军5个团，建立了通海、通西同情区。这样，根据地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打破了日伪军蚕食根据地的阴谋。

在实施敌进我进方针的同时，粟裕分析敌我态势，认为基本区的争夺和反争夺、“扫荡”和反“扫荡’’将成为苏中抗日斗争的主要形式。敌人把苏中作为重点进攻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设想全区都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但是必须保持一定范围的基本区相对稳定。这样，才能使领导机关有相对稳定的活动地域，在任何严重的形势下都能在基本区实施对全区的不问断指挥；才能有比较巩固的后方，办学校培训干部，办医院收治伤病员，进行军需生产，为支持长期战争积蓄力量；才能相对地集结和训练主力兵团，形成有力的拳头，以保持主动权，在需要时刻，在主要方向，实施有力的突击。粟裕认为，在敌情严重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实现主力地方化，化整为零，相对地说比较容易办到，而要经常集中一定数量的主力部队在手，保持强有力的拳头，则比较困难。如果没有一块回旋余地较大的相对稳定的基本 E是办不到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由点到面逐步发展，把整个苏中建成基本根据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粟裕决定采取积极争夺、坚决反击的方针，不让敌人分割、封锁和压缩我根据地的阴谋得逞。他还认为，敌人既要分兵把守点线，又要集中兵力“扫荡”，存在着占地企图过大与机动兵不足的矛盾。这是它一个弱点。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巧妙利用敌人的弱点，就可以粉碎敌人的阴谋，保持基本区的相对稳定。

因此，粟裕确定这一时期的对敌斗争方针是：对于敌人将要占领而我不能长久保持的一切集镇，以游击战尽量迟滞敌人的进攻行动，推迟其占领时间，以掩护我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对于我们的基本区域和重要基点，则采取各种有效战法，坚决与敌人争夺，使其久占企图不能得逞，以改善我军态势，保障基本区相对稳定。

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粟裕对苏中各区作了有纵深有层次的战略布局。

当时苏中的四个分区、一个特区中，三、四分区位于物阜民主的长江北岸，是日伪军重点控制的地区，斗争将日趋紧张，我军回旋余地将更加缩小；一分区位于京杭运河东侧，国民党顽固派势力较强，工作尚待开辟；兴(化)东(台)泰(州)特区是“联抗”活动区，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协议的缓冲区；第二分区北靠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驻地盐阜区，南有三、四分区作屏障，东临大海，西接水网，境内有以三仓镇为中心的沿海滩涂地带。汝里地广人稀，交通闭塞，不利于敌人活动，而有利于我们回旋还可以作为向海上发展的依托，把陆上斗争与海上斗争结合起来。早在组建第一师的时候，粟裕就在这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这里具有创建根据地基本区的客观条件，并且具体指导、亲自参与创建工作，已成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本区，是苏中党政军领导机关经常活动的地区，因而也就成为日伪军 “扫荡”的重点，成为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战略要点。

要点争夺战，首先集中在第二分区的三仓地区和第四分区的丰利地区。这两个地区互为犄角之势，是当时面积较大，相对稳定的基本区。敌人企图攻占三仓和丰利，打通东西南北两条互相交叉的公路，把以三仓为中心的基本区一分为二，并切断第二分区与第三、第四分区之间的联系，进攻的重点是捕捉新四军苏中指挥机关。敌人的用心极其险恶。粟裕和苏中区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提出“保卫三仓”、“保卫丰利”的口号，领导和指挥苏中党政军民同日伪军展开了持续8个月的要点争夺战。

三仓争夺战实际上从1941年6月就已开始了。当时，日伪由潘家鐅进犯三仓，粟裕指派第三旅第七团北上三仓，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从7月开始，日伪军修筑由潘家鐅西到东台、南到三仓两条公路。粟裕判断，敌人企图分割第二分区，并进攻三仓基本区。为此，他作出保卫三仓的作战部署。果如所料，9月下旬，日伪军集中2000多人，分三路分进合击，并占领三仓镇。但是，苏中区领导和指挥机关已经跳出包围圈。日伪军围歼苏中区首脑机关的企图落空。粟裕指挥主力部队，首先破坏了东台至潘家鐅的公路，使三仓陷于突出、孤立境地，尔后实施两次进击，夺回了三仓。10月初，日伪军2000多人从富安、李堡、潘家鐅三路出击，合围三仓。此时三仓只有第七团团部和少量兵力。第七团巧妙布阵，团部撤出三仓，以机枪连在一仓设伏，使从潘家鐅南犯的400多日伪军受到重挫。三路日伪军进入三仓后，未发现新四军踪影，合击的企图再次落空。部分日伪军当夜就在三仓安营扎寨，准备长期占领。粟裕早有明确指示，不让敌袁在三仓立足。第七团连夜袭击三仓。日伪军勉强支持到天明，死伤30多人，最后逃离三仓。12月9日，潘家鐅日军石井大队及伪军700多人，分两路进占三仓。粟裕命令第二、第三、第七共3个主力团及抗大苏中大队，将进攻之敌全部包围于三仓，昼夜激战，予以重大杀伤。黎明时候，日伪军突围窜逃。这种以主力部队为主进行的三仓争夺战，先后有7次之多。

在三仓争夺战中，粟裕采用了机动灵活的战术。对进攻的敌人，派出若干主力小分队，配合广大民兵，在敌人分进合击途中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迟滞敌人的行动，破坏敌人的协同，消耗、疲惫敌人。主力则在三仓镇及其外围构筑隐蔽工事，待敌人进入火力范围时突然开火，予以杀伤，并适时猛烈反击，迫其收兵。敌人后撤时，主力部队立即尾追打击。在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情况下，我军以坚守防御的姿态，以火力和适时的反冲击，予敌以重大杀伤，不待敌合围即有组织地以运动防御迅速脱离。对占领三仓的敌人，则以主力配合民兵围困，使敌人昼夜不堪其扰；另以部分主力配合民兵游击队，破坏桥梁、道路，切断三仓通往其他据点之联系，使三仓之敌断缺粮水和军需供应，被迫撤退。在游击战争中，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与坚守防御相结合，实属游击战术的一种创举。

经过反复激烈的争夺，只有20多户人家的三仓镇被夷为平地，但是日伪军始终未能在那里安下据点，也未能修通三仓至潘家鐅的公路。三仓地区仍然作为苏中根据地的基本区而巍然屹立。

丰利争夺战反复进行过5次。粟裕估计，丰利地区我们难以长期控制，但是可以直接策应三仓争夺战，用丰利争夺战来钳制和调动敌人。5次争夺战打得都很激烈。 12月上旬，日伪军集中3000多人，从南北两线进攻丰利和三仓。新四军第一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奋起反击，首先在丰利东南之花市街、双灰山给南路敌军以沉重打击，予以全部消灭，生俘日伪军官兵200多人，南浦襄吉的督战代表小野大山被击毙，羽田分队长和士兵3人屈膝缴枪，另有10多名士兵弃枪逃窜，把气焰嚣张的“皇军”打得丧魂落魄。在北线，进占三仓的日伪军立足未稳，就遭到第一师部队围攻，被迫窜回原据点。气急败坏的南浦旅团长果然听从粟裕调动，把进攻的重点转向丰利，先后5次从东台、兴化等地调兵增援，亲自出马指挥，经过5昼夜激战，虽然暂时占领丰利，但是付出了伤亡800多人的惨重代价。

1941年12月上旬，日伪军在争夺三仓、丰利的同时，开始对苏中区的冬季大“扫荡”。为策应和配合基本区的要点争夺战，粉碎敌人的“扫荡”，粟裕组织发动了“十团大战”，指挥第一旅、第二旅、第三旅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在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配合下，向日伪军守备薄弱的据点主动出击。北自东台，南达长江，西至泰州、兴化，东抵黄海，作战地域纵横数百里，作战时间持续1个月，向日伪军据点如皋、古溪、李堡、栟茶、余西、二甲、掘港、双甸、岔河、临泽、时堡、福镇庙、王家营寺处主动攻击，攻克掘港、临泽等敌军据点，歼敌500多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振奋了苏中军民的抗战精神。

在这段时间内，粟裕一直留在“扫荡”圈内，率领一个十几人的指挥机构和一个加强排的警卫队同敌人周旋，多次身历险境，但指挥若定，化险为夷。

第5次丰利争夺战以后，粟裕率领“前指”到三仓以东的滨海地区休整，并与隐蔽在海上的师直机关会合。当天黄昏得到情报：敌人在周围几条线增兵。粟裕判断，敌人将在第二天发动对三仓地区的“扫荡”，决定敌进我进，跳出合围圈，向敌人来路富安、安丰方向开进。第二天拂晓，粟裕率部到达一个小村鲁家灶。这里村北有一条小河，村南有一条通向安丰的小路。粟裕知道，敌人在同我军作战中也学乖了，改变了惯走大路的做法，估甘敌人可能从小路向三仓开进。于是立即下令赶快过河，不要在鲁灶停留。果然，师部机关人员刚刚过河，后卫部队就同从安丰过来的敌人交上了火。粟裕率部转移到张家灶，已是深夜，正准备宿营休息，侦察员跑步回来报告：鬼子集合在唐家洋的广场上，指挥官正在训话，一部分鬼子押着抢来的东西往李堡据点运。粟裕判断，敌人不待天明就集合，又急于往据点运东西，肯定不是返回据点，而是要杀“回马枪”。立即组织指挥部队转移，率领一师指挥机关继续南进，越过海安到丁家所的公路，跳到如皋汤家园地区。

粟裕带领部队走上公路，发现路边有一堆人粪，用树枝挑起一看，里面还是软的。用手电察看路面，发现许多穿着钉子皮鞋的脚印。他判断，有一批敌人刚刚通过，后面还可能有敌人跟进，决定利用这一间隙迅速越过公路。部队还没有全部通过，敌人后续部队果然开了过来。粟裕命令部队隐蔽于公路两侧，不准发出声响。待敌人通过后，安全转移到目的地汤家园。

后来得知，他们离开张家灶不久，敌人果然杀了一个“回马枪”，然而扑了一个空。这次行动，连续行军一天两夜，行程100多公里。敌人“扫荡”的重要目标是寻歼苏中区领导机关。粟裕率领的指挥机关就在“扫荡”圈内活动，多次与敌人擦肩而过，却一次也没有被敌人发现，一直坚持着对全区反“扫荡”实施不间断指挥。

要点争夺与敌进我进相结合，辩证地解决了军事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的关系问题，这是粟裕对抗日游击战争的独创性贡献。要点争夺战，亦称根据地基本区争夺战，贯穿于苏中抗日斗争的全过程，后来的“坚持原地斗争”是它的进一步发展。

粟裕晚年谈到苏中抗日斗争的经验，反复强调要点争夺战的重要作用。他说，要写苏中抗日斗争，我就写要点争夺战。没有要点争夺战，就没有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所谓要点，不是指某个具体的点，而是指根据地的基本区和战略要点。要点争夺不是盲目硬拼，而是积极斗争。如果在敌人严重进攻面前，不采取积极斗争的方针，就会使敌人分割、封锁、压缩根据地的企图得逞，就不可能建成基本根据地。既是游击战，又是要点争夺，是不是矛盾?不。游击战的特点在于秘密而周到的准备，迅速而突然的动作，主动而灵活的指挥。游击战的战术是在实践中发展的，我们应该根据新的情况创造新的战法。

四、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

坚持立足当前着眼发展的治军思想。

在创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过程中，粟裕始终把武装斗争摆在中心地位。他指出：“武装的建设，尤其在今天敌后斗争，更有其特殊的严重的意义。从敌后斗争发展的历史来看，也可以说是武装斗争的发展史。没有武装则一切根据地的建设就不可能；没有武装则一切进步主张也便失去了保证。”【注】《粟裕论苏中抗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 319页。

为了掌握苏中武装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粟裕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不仅研究苏中抗日斗争的实践经验，而且研究全国以至世界范围的战争，探索现代战争的一般规律和抗日战争的特殊规律探索苏中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用以指导苏中的武装斗争。

1941年5月底到6月初，粟裕先后主持召开第一师参谋工作会议和苏中军区地方武装工作会议，并在这两个会议上作总结报告。这两个报告，继1940年的《关于组织战斗》和《战时参谋生作》之后，再次系统论述了他对现代战争一般规律与抗日战争特殊规律的探索成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苏中抗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治军和作战方针。

粟裕在报告中指出，“由于科学的发达，生产技术的进步，新式武器的发明，使战争起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战争不仅是线的战争、面的战争，而且是立体的战争；不仅在平地上打，而且在水中打，在土里打，在空中打，像《封神榜》上的一套法宝出来了。这些说明现在的战争，兵器新奇了，战术复杂了，技术当然更复杂了。”【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84—85页。他认为，我军在武器装备和技术水平上虽然离现代化很远，但是我们的对手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日本侵略军，我们必须懂得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懂得敌人的优长和弱点；扬己之长，攻敌之短，最终战胜敌人。

根据这样的认识，粟裕在对苏中抗日战争的指导上，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辩证地处理现代战争一般规律与抗日战争特殊规律的关系，立足当前，着眼发展，从而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治军思想。

他一手抓主力部队建设，一手抓地方武装建设，创建适应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的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1941年6月，苏中军区专门召开地方武装工作会议，粟裕在总结报告中指出，中国早一个弱国，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完全打正规战是不行的，必须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只有广大的群众加入了武装斗争，建立起了地方武装，才能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才能防止日伪力量侵入到农村里面，才能逐渐转变敌我力量对比，而最终驱逐日寇出境。同时指出，游击战不能解决最后胜利问题，取得最后胜利还要靠正规战。所以，一定要使地方武装逐步发展，上升为主力部队，成为充实主力兵团的后备力量。他说：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和巩固，没有主力兵团作拳头固然是不能设想的；但是，没有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地方兵团，势必把主力兵团长时间限制在地方任务上，而不能起到它应有的拳头作用。只有建立起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广大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才能算是真正地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才能坚持目前的斗争，应付将来更大的局面，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他提出，要利用减租减息蓬勃开展的有利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并从主力部队抽调大批骨干加强地方部队的领导力量，抽调部分主力部队作为各县地方部队的基础，要求在每个乡镇普遍建立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使全苏中能有上百万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他要求主力部队采取“老母鸡孵小鸡”的办法，像师傅带徒弟一样把地方部队带出来，在适当的时候放手让他们独立坚持一个地区的斗争。随着形势的发展，使一部分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部队，但又不能采取割韭菜的办法，刚长出来就一刀砍光。在苏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组织领导下，苏中各县很快就组建起10个警卫团以及遍布各个乡村的地方武装，主力部队也由7000 多人发展到1.3万余人，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材。髓着形势的发展，这种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不仅保证有足够的力量坚持苏中抗日斗争，而且为后来完成中共中央赋予的向南发展的战略任务积蓄了雄厚的力量。

粟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提高部队、特别是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放在部队建设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我们部队要真正变成现代化，提高干部的水平是先决问题。”【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86页。在组建第一师同时，就创办了第一师抗日军政干部学校。1941年9月，与 “抗大”五分校合并，成立“抗大”苏中大队，1942年5月改称“抗大”九分校，粟裕兼任校长。利用苏中文化教育事业发达，又靠近上海、南京的有利条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经过短期训练，把他们分配到部队担任军事、政治干部，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据1941年10月统计，知识分子在主力部队营以下干部甲占60％，在连队政治指导员中占70％(后来达到80—90％)，在师团营干部中还有一些大学生和留学生。他们在苏中区的武装力零建设和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人后来成为治国治军的骨干和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在师、旅两级，都有一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他们都是政治工作的多面子，不仅在军内做宣传鼓动工作，而且到地方做群众工作，能够创作演出配合当前斗争的文艺节目，还能排演《日出》、《钦差大臣》等中外名剧。第一师的政治工作生动活泼，朝气蓬勃，成为部队的传统。

粟裕对知识分子干部热情关怀，严格要求，大胆使用，同他们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长沙湘雅医学院的高才生李振湘，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抱负，毅然放弃即将到手的毕业文凭，参加组建不久的新四军，先后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军医处长、第一师和苏中军区卫生部长，在粟裕领导下工作。他个性鲜明，有棱有角。有人说他锋芒毕露，要把他的棱角锉去。粟裕没有这样做，而是尊重他，信任他，支持他，鼓励他的开拓创新精神，为他创造工作条件，使他大胆放手地工作，并且耐心引导他实现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爱憎，共同的责任，把他们两人紧紧结合在一起，成为息息相通、配合默契的同志和战友。李振湘救死扶伤，成绩卓著，被誉为“军中华佗”。他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如果没有粟司令这样的好师长好领导，我充其量只能是看几个病人、做几个手术而已。离开了这个特定条件，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

粟裕把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作为军队建设的重要任务，特别重视技术兵种的发展和技术人才的培训。他认为，“为了战胜具有现代技术装备的敌人，除从政治及人力动员上去压倒敌人外，还应在技术与装备上适当的提高，以改善敌我优劣悬殊的形势”。因此，提出大力发展军工生产，积极发展技术兵种。他说：“现在应努力训练一批技术兵种干部，以利将来发展。”【注】《粟裕论苏中抗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214、235页。

在组建第一师和苏中军区机关的时候，粟裕就着手组建军工部，并派张渭清等得力干部到上海建立秘密采购站，招收技术人才．采购军需物资。被称为“军工智星” 的程望，原是上海同济大学机械造船系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粟裕把他调来担任一师军工部副部长(后担任部长)，要他协助罗湘涛部长组建一师军工部，交给他们“生产各旅不能生产的迫击炮弹、复装子弹和修理技术比较复杂的连发枪”的任务，后来又要他们研制小型追击炮。军工部前身是一个只有30余名工人的修械所，设备只有老虎钳、锤子和土造的锉刀。他们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艰苦奋斗，建成了拥有50多名干部、200多名工人的相当正规的兵工厂，发展到能够制造迫击炮、月产1万发炮弹的生产能力。程望主持研究设计的迫击炮，具有曲射、平射两种功能，在对日作战中大显神威，被日军误认为“俄国造的新式武器 ”。

粟裕对技术兵种的建设特别关注。他利用黄桥战役和曹甸战役中缴获的3门山炮，创建了苏中军区第一个炮兵连，在抗大九分校开办训练炮兵干部的班队，培养出一批炮兵指挥员和技术骨干。

在苏中部队中，流传着许多粟裕重视和爱护炮兵的故事。有一个“粟司令看炮”的故事，发生在1942年春天。

那时，粟裕正在考虑如何对付敌人掩体后面火力的问题，指示军工部研究制造一种轻便的小迫击炮。他对军工部副部长程望说：“要摧毁敌人掩体后面的火力点，手榴弹投不到，要有曲射火器。”这时恰好第七团在三阳镇打了一个漂亮仗，缴获日军一门88式掷弹筒。听到这个消息，粟裕十分高兴，特地下令把它调到师部，同军工部的同志一起研究，作为设计小型迫击炮的参考。

粟裕看了掷弹筒，连声夸赞：“这家伙造得好!”

送炮的小战士说：“好是好，就是太小了。”

“小吗?” ’

“可不是咋的。”战士把小炮搂过来，指指炮管说：“粟司令你看，这和洗衣棒槌差不多。”

“照我看，还是小点好，再大些你就扛不动了。”粟裕笑起来，看着个子不高的小战士说。忽然话题一转，问小战士：“这炮是哪个连缴的?”

“三连。”

“三连干得好!”粟裕说：“今天缴小炮，明天缴大炮，后天咱们就有炮群了。”

“炮群?”小战士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忙问：“啥叫炮群?”

粟裕耐心地解释：“炮群，就是许多炮摆在一起，有的打飞机，有的打坦克，有的打敌人的散兵，有的破坏城墙、碉堡，分工负责，一扫而光!”

“能有那一天?”

“能!”粟裕说：“你们团是从哪里来的?”

“听老同志说，是从闽西、浙南过来的红军游击队。”

“红军游击队是从哪里来的?”

“还用问吗，再早就是庄户人家了。”

“庄户人家有枪吗?”

“没有。过去，我们那一带地主才有。”

“对呀，过去没有枪，现在有了枪，过去没有炮，现在有了炮。我们现在有小炮，将来会有大炮，有炮群。只要大家向三连学习，总会有这一天的。”

没有多长时间，粟裕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1944年，一师部分主力部队进军江南时，苏中军区军工部突击制造73毫米和52毫米两种口径的迫击炮350余门、炮弹1万余发。在第一批南下部队中，每个团都有1个炮兵连、每连1个炮兵班，73迫击炮配发到排，52迫击炮配发到班，并且拥有一批炮兵指挥员和技术骨干，为后来实行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创造了必需的物质条件。

粟裕还颇有远见地把同敌人的争夺扩展到海上，把陆上斗争与海上斗争结合起来。

在苏中区开辟阶段，以三仓为中心的滨海滩涂地区，三面对敌，一面临海，是匪霸横行、“司令如毛”的地方。这个地区的弶港，是黄海四大渔港之一，也是苏中根据地对外联系的重要门户，而出海船只都控制在渔会和实业保安队手中，苏中区机关和部队的机动受到很大限制，军需运输和供应十分困难。土匪、海盗活动猖獗，不仅祸害盐民、渔民，而且与新四军为敌，扬言：“四老爷有种海上见!”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特务组织操纵的“大刀会”，制造“新四军长不了”的谣言，绑架和杀害抗日民主政权干部，严重干扰和破坏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面对这种形势，粟裕率领第一师指战员，同地方党政干部一起，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创建滨海基地，建立海防武装，开辟梅上交通。

他们深入农村、渔村，发动和组织群众，成立渔民盐民抗敌协会和自卫队，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同日伪军和国民党操纵的反动势力以及渔霸、土匪、海盗作斗争。粟裕指出，匪患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参加土匪、海盗的，既有恶霸、流氓等坏分子，也有不少被“逼上梁山”的贫苦人民，其中许多人具有爱国民族意识。因此，对土匪和海盗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那些作恶多端的土匪和海盗，坚决打击和消灭；对那些贫苦家庭出身又具有民族意识的土匪和海盗，则采取分化瓦解、争取改造的政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双管齐下，先后消灭了以恶霸地主吴其海为首的土匪和作恶多端的黄少卿等部海匪，成功地实现了对影响较大的孙二富部海盗的争取改造，其余土匪、海盗闻风丧胆，有的悔过自新，有的逃窜他处，沿海匪患迅速消除。后来，又以坚决果断的措施平息了“大刀会”暴乱，打掉了日伪军和国民党特务组织借以兴风作浪的据点，保卫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建立了抗日民主的新秩序。人民群众拍手称快，说：“历史上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你们解决了。”

粟裕指派得力干部展开统一战线工作，并且亲自做争取开明船主的工作，说服他们团结抗日，协助开辟海上交通。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船主顾雍海首先表示愿为抗战出力，毅然决定用4条大船帮助一师运输军需物资。

有一天，粟裕来到顾雍海家，一进门就紧紧握住顾雍海的手说：“谢谢你，帮了我们的大忙了!”顾雍海说：“事情办得不好。请首长多多指教。”粟裕说：“要我指教，首先一条，今后跟我们不要见外，都是打鱼人，同舟共济嘛!”一句话把顾雍海说得心里热乎乎的。主客之间谈笑风生，直到深夜才握手告别。顾雍海事后得知，这位客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粟师长，感慨万千地说：“过去多次为当兵的卖命，没有听到一句好话。如今刚给新四军跑了几趟船，大首长就登门道谢，新四军到底是仁义之师啊!”此后，他以做生意为掩护，常年往返于上海、青岛等地，为苏中军区运输军需物资。在他的带动下，其他船主也纷纷摆脱渔会的控制，主动出借近百条船为第一师运输物资和伤病员，在反“扫荡”和反封锁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1年3月，粟裕决定组建海防部队，作为坚持海上斗争的武装力量。为了指导海上斗争，他率领师部机关人员到海船上进行海上生活和海上战斗演习，调查研究气象和潮汐变化规律，探索海上生活和作战的有关问题。在冬季反“扫荡”中，他带上。电台到海上活动，一面指挥反“扫荡”，一面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决定组建海防团，从师部警卫团抽出3个连作为组建海防团的骨干，指派三旅陶勇旅长兼团长，一师后勤部罗湘涛部长兼政委，吴福海为副团长，何振声为政治处主任。粟裕对他们详细交代了海防团的任务和海上斗争的方针政策，指出海防团首先要完成三项任务：第一，打通苏中到浙东和山东的南北交通。第二，发动沿海渔民、盐民群众，建立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巩固苏中海防。第三，保护转移到海上的军区后勤各单位和一个山炮连。根据粟裕的指示，他们很快就建成了第一个海防团，后来进一步建成包括3个团的海防纵队；控制了沿海重要港口和滨海地区，从盐城的斗龙港，经东台的弶港、如皋的环港，到南通的吕四港，构成了相对安全的滨海基点，成为苏中根据地的后方基地；开辟了海上交通线，不仅从上海等大城市源源运来大量军需民用物资，而且沟通了苏中根据地与山东根据地、浙东根据地的联系。海防团平时保护渔民下海打鱼，掩护海上交通线；战时掩护一师机关、后勤单位和山炮连到海上隐蔽。这支海防部队，当时是新四军、八路军中第一支“土海军”，后来又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海军的组成部分。

1941年是苏中区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及时实行战略转变并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也是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同敌人的激烈争夺中由开辟创建到奠定基础的一年。粟裕指挥苏中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作战500多次，毙伤日伪军官兵6800多人，俘虏日伪军官兵5300多人，粉碎了日伪军3次大“扫荡”和频繁的小“扫荡”。经过反复争夺，日伪军虽然占领了几乎所有的城镇，控制了主要的交通干线，使苏中根据地面积有所缩小；但是，苏中区赢得了时间，打乱了日本侵略军“伪化苏中”的计划，保持了回旋余地较大、相对稳定的基本区，各个分区也保持有相对稳定的中心区和广阔的游击区，苏中根据地的面积仍然占苏中区总面积的 47％、总人口的60％。中共党组织的建设有了新的发展，全区有中共党员9600人，支部1001个，区委120个，县委12个和县分委4个。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坚决实行减租减息，牢固团结各阶层群众，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接敌的边缘区逐步建立起敷衍日伪而主要为抗日服务的“两面性政权”。组建了遍布广大农村的地方武装和民兵。特别重要的是，全区军民在严酷的战争中经受了锻炼，结成了鱼水相依的亲密关系，共产党和新四军在广大农村立足生根。粟裕说：“到了这时，可以说我们已经为长期坚持苏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由此开始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时期。”【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263页。

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对第一师和苏中区的工作给予全面的评价。1942年初，他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指出：“我一师几年来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由于我一师部队的英勇战斗及苏中地方工作同志的努力，所以虽在敌人反复‘扫荡’之下，我们仍然打下了长期坚持苏中抗战的基础，并开辟了一些敌伪地区的工作，使汪伪完全伪化苏中的企图失败，因而也就牵制着敌汪对其他地区的伪化发生更大的困难。”【注】《苏中抗日斗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2H、255页。

五、在抗日烽火中结成终身伴侣。

陈毅对粟裕说：“我看你的恋爱观念和你指挥打仗一样，认准了目标是不会改变的。”

1941年冬天是在激烈的战火中度过的。在接连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之后，粟裕估计可能有一周的间隙，决定抽出时间来安排个人的婚姻大事。

12月26日，粟裕与楚青在黄海之滨一个名叫石家庄(现如东县石庄)的小村里结婚。他们从初见到结合，经历了将近3年的相识、相知、相爱过程。

楚青，原名詹永珠，1923年出生于扬州一个职员家庭。她的父亲在南京一家银行做事。楚青幼年很得祖母喜爱，她对祖母的感情也很深。祖母思想开明，主张男女平等。楚青小学毕业后，祖母鼓励她向父亲要求继续读中学。父亲提出的条件是：必须考上省立扬州中学。当时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在省内外享有盛誉，对学生的素质要求很高，胡乔木、乔冠华等出类拔萃的人才都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楚青刻苦攻读，终于如愿以偿，进入省扬中读书。

楚青对日本军国主义怀有国恨家仇。她的祖父于光绪31年被日本暴徒抛人大海，尸骨无存，年仅43岁。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先后侵占上海、南京、扬州等地，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楚青的父亲侥幸躲过“南京大屠杀’，的厄运，回到扬州，全家人过着屈辱非人的亡国奴生活。楚青深切感到，没有国就没有家。她再也无心读书，立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她随父母逃难到上海租界后，私自离家出走，找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军部教导总队第八队学习，时年15岁。

1939年3月，粟裕在皖南军部参加周恩来副主席召开的会议期间，第一次见到楚青。粟裕询问了她的家庭情况、个人经历和参军动机，然后问她对将来工作有什么要求。楚青说希望到前方去当侦察员。粟裕问：“为什么?”楚青说：“到前方可以直接打鬼子。”粟裕笑了，说：“你这个人志气倒不小!”

粟裕对楚青一见钟情，感到她不仅可以成为很有前途的工作人员，而且可以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从军部教导队回来一个多月，此事一直挂在心头。自从少年时代辞退父母包办的婚约以后，虽然先后有几位女同志对他表示爱慕之情，他都没有动心，现在却认真地把爱情和婚姻提上了日程。他写了一封表示爱慕的信寄给楚青。

楚青本来认为粟裕是找她谈工作分配问题的，收到这样一封信，感到不快：不是来谈工作吗，怎么谈起这个来了，岂有此理嘛!因此没有回信。

不料，粟裕又托人带来第二封信。江南指挥部第二支队政治主任王集成到军部办事，粟裕托他把信面交当时在速记班学习的楚青。王集成跟楚青开玩笑，说：“你要请我吃糖啊，给你带好东西来了!”说着把信递去。楚青把信拿过来，看也没看，就把它撕碎了。

粟裕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不免有些失望，但也加深了他对楚青与众不同性格的了解。他说：“爱情首先是情感，它对一些人是宽容的，对另一些人是严厉的。我属于后一种人。楚青不愿意同我谈恋爱，我无法责怪她，因为她有选择的自由。”

楚青在军部速记班毕业后，分配到江南指挥部，先后担任速记员、机要秘书。她当时的心情是矛盾的：这样满足了她到前方的愿望，但又怕在那里遇到麻烦。到了江南指挥部，她和粟裕同住在一座楼里，见面的机会很多。她采取回避态度，尽量减少接触。粟裕却若无其事，对她们几个女兵工作上严格要求，生活上关怀照顾，还亲自动手帮助她们搭建草房。随着时间的推移，楚青对粟裕戒备的心理逐渐减轻了。

有一天，粟裕把楚青叫到办公室，询问她的工作情况，再次表明对她的爱慕之情。楚青说：“首长，我对你的为人和指挥才能内心是钦佩的。可是，我出来的目的就是打日本鬼子，现在是国恨家仇，报仇心切，不想谈个人问题。何况我年纪还小。”

粟裕执著地说：“楚青同志，我请你再考虑一下，最好我们能交个朋友，以后互相体谅，互相照顾，互相帮助。这与干革命、报仇并没有矛盾。”

楚青沉默了一会，说：“首长，虽然你是一番好意，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个问题。”

粟裕不无遗憾地表示：“我会耐心地等待的。”

此事很快传开，引起纷纷议论。有人说楚青“太清高”、“太骄傲”。也有人说她“有志气，有自己的见解”。

这些议论传到陈毅的耳朵里。陈毅为老战友的婚姻大事着急，问粟裕：“你们近来谈得怎么样?我总觉得那个女孩子年龄太小，不懂什么爱情。”

“是啊，你说对了，毫无进展。”

“那就干脆换一个吧。我等着喝喜酒哩。”

“不行啊，我已经把她挂在心上了。短时间内不能让她理解不要紧，只要出于真心，坚持下去，她是会理解的。”

陈毅说：“我看你的恋爱观念和你指挥打仗一样，认准了目标是不会改变的。”

转眼两年过去了，江南指挥部由江南挺进江北，粟裕与楚青相互间的了解越来越深。横渡长江，决战黄桥，开辟苏中，粟裕在战火中英姿焕发，使楚青加深了对粟裕的敬佩。粟裕执著地追求，温柔地等待，毫不动摇他的决心。

1941年秋天，粟裕又一次对楚青提起婚姻问题。

粟裕说：“我有我的审美观。有的女同志给我信，也有人给我介绍别人，但我不动心。和你见了一面，就觉得你与众不同，外表灵秀，内在坚毅。这正是我理想中的恋人的形象、气质。”

楚青也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她说：“我追求自己的独立，不愿从属别人，又不善于人际交往。这种性格不适合做首长夫人。如果我们结合了，将来你会失望，我也会有内疚。”

“楚青同志，我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爱人当成附属品。”粟裕诚恳地说：“我会尊重你的人格的，一定要保证你的独立性。你放心好了!”

一度搁浅的爱情之舟，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终于扬帆起航了，直到结成终身伴侣。

结婚刚过3天，粟裕、楚青就投入反“扫荡”作战，紧张的战斗生活代替了他们的蜜月。粟裕说：“等到春节，找个机会向同志们宣布结婚，请大家吃一餐。”不料，这个计划也未能实现。

1942年元旦，一师机关干部会餐。突然有人站起来说：“同志们，你们知道今天会餐的意义吗?一个是过年，一个是粟师长和楚青同志结婚。”食堂内顿时欢腾起来，纷纷向粟裕和楚青祝贺。粟裕说：“本来你们可以多吃一顿，这么一宣布，倒叫我省下了。”饭后，粟裕笑着对楚青说：“真可怜，结婚没有举行仪式，想补请一次客的机会也没有得到。”

结婚以后，粟裕一直恪守自己的诺言，尊重楚青的志愿，支持她独立工作。在战争年代，他们各自战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鼓励楚青尽早转业做地方工作，使视野更加开阔一些。粟裕的晚年，既长期身处逆境，又多种重病缠身。楚青毅然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陪同粟裕与病魔作斗争。几十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着互敬互爱、祸福与共、始终如一的亲密夫妻和战友关系，经受了战争环境和政治风浪的严峻考验，如同凛冽寒风中的苍松劲草，表现了他们坚贞不渝的纯真爱情。

粟裕逝世后，楚青填词悼亡，艺术地再现了他们独具特色的夫妻关系。

长相忆，

兄长与伴侣。

甜酸苦辛共品尝，

崎岖坎坷相扶携，

能不记心里。

六、在反“扫荡”、反“清剿”中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原地斗争。

创造平原水网地带游击战新战法。

从1942年开始，苏中的抗日斗争进入最困难阶段，粟裕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日本侵略军在1941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进一步加紧对苏中地区的控制和掠夺，继频繁发动日益残酷的“扫荡”后，又发动“清剿”和“清乡”，企图把苏中占领区变成他的后方基地。以苏、英、美、中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形成以后，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成为“四大巨头”之一，也更加神气起来，变本加厉地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在大江南北加紧制造反共军事“磨擦”。苏中地区再次成为矛盾斗争的焦点。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苏中区的管辖范围日益扩大，苏中区党委和第一师的任务也日益加重。

1941年12月，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重新调整各战略区管辖范围。这时新四军第六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已经陆续由苏南撤到苏中，第三师在盐城地区的部分防务已由第一师接替。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将苏中区的管辖范围向南扩大到京沪路以北的镇(江)丹(阳)武(进)地区，向北扩大到盐城；后来又决定将苏南的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和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划归苏中区党委领导。

1942年春天，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第一师与第六师合并(对外番号不变)，第六师部队统一归第一师指挥，任命粟裕为合并后的第一师师长，谭震林为政委(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已批准第一师政委刘炎长期休养)。谭震林没有到职。新四军军部决定：“一、六两师政委即由粟师长兼代，一、六两师统一归粟指挥，以便利事权统一”。1942年10月26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建议，正式发布命令：“一、六两师领导机关对内合并，由粟裕同志统一指挥”。

1942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决定，撤销苏中区军政党委员会，成立中共苏中区委员会，粟裕担任中共苏中区委员会书记。

这样，粟裕集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于一身，担负起苏中以及江南部分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和指挥重任。

粟裕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全面谋划自己的对策。他对苏中形势的观察和分析，总是与对华中形势、全国形势以及国际形势的观察分析结合起来。他常说：“苏北 (这里所说的苏北，泛指江苏省北部地区，包括苏中。)的形势不能单独地讲，因为苏北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华中的苏北，也是全中国、全世界的苏北，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都会影响苏北的形势。”【注】《粟裕论苏中抗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99页。他认为，苏中的斗争形势将更加尖锐与复杂，斗争形式虽有可能由反日伪“扫荡”为主转变到日顽我之间的三角斗争，但是日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的矛盾，我们要准备对付日寇更凶狠、更残暴、更毒辣的进攻。他估计，位于长江与黄海三角地带的第四分区对敌人的威胁最大，势将成为苏中全区斗争最尖锐的地区，敌我争夺的重心将由第二分区转移到第四分区。因此决定率领第一师指挥机关转移到第四分区，直接指导那里的斗争。

中共中央根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新形势，明确提出了全党全军的方针和任务，作出了后来概括为“十大政策”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华中区工作的总方针总任务是：“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265页。。

1942年4月中旬，粟裕在启东县海复镇主持苏中区军政党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和苏中的实际情况，提出把“一面巩固，一面发展”作为当前和以后一段时间的指导方针，既要坚持原地斗争，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又要积蓄和加强力量，准备和迎接反攻。他在会议上作总结报告，再次系统论述苏中的特殊战略地位和战略任务，深刻分析苏中的斗争形势及其发展趋势，指出：“苏中是各方面争夺的重要地区，今后的斗争形势将更尖锐与复杂，战争也更加残酷、艰苦。今后的斗争形式虽有可能由反‘扫荡’为主转变到三角斗争，但这一斗争形式不能长久存在，仍然要归并到日我两方的尖锐斗争。胜利的取得主要决定于我们主观实力和政策的正确运用。”【注】《粟裕论苏中抗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140页。这次会议，对于统一苏中区党政军的思想和行动起了重要作用，为迎接更加严重的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苏中大部是水网和半水网地带。从地图上看，河渠纵横，密如蛛网，城镇村落，港汊环绕。在这种特殊地理条件下作战，用木船对付敌人的汽艇，有许多不利条件：敌进我退，难以摆脱敌人追击；敌退我追，难以阻止敌人逃窜。敌人却凭借装备上的优势，在河湖港汊中横冲直撞，对抗日根据地发动突然袭击，使抗日军民遭受重大损失。

粟裕总结群众斗争的实践经验，针对有人认为“利用水网以建立相当巩固根据地已不可能”的论断，指出：“对于战争中的地形条件，应该辩证地看。水网地形其实是既有利又有弊，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加强对地形的改造，加强部队的适应性训练，就可以变对我不利为有利，变对敌有利为不利。”【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267页。粟裕的结论是：在平原水网地带创建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可能的。主张积极创造条件，坚持原地斗争。

从1941年底起，苏中区军政党委员会在总结群众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利用农闲和冬季水位降低的有利时机，掀起改造地形的群众运动。

他们在河道上构筑明坝、暗坝、交通坝、阻塞坝，使当地的平底木船(吃水浅，可数人拉过坝)通行无阻，敌人的尖底汽艇寸步难行。

他们改大桥为小桥，改固定桥为活动桥，改大路为小路，改直路为弯路，使新四军行军作战来去自如，日伪军行动困难重重。

他们开凿了许多小运河，使河流连接起来，沟通了各个分区之间的水陆交通联系。

在改造地形的同时，粟裕又领导部队改进作战方法，根据改造后的地理条件，进行适应性作战训练，掌握在水网地带打游击战的规律。

改造地形、改进战法的群众运动，为在平原水网地带坚持抗日斗争，创建巩固的基本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反“扫荡”、反“清剿”斗争中大见成效。

1942年春天，第一师与日伪军争夺的重点由第二分区的三仓地区向南推移到第四分区的启东、海门地区。形势发展完全在粟裕预料之中。

1942年1月，为掩护启海地区抗日根据地建设，粟裕指挥第一师部队进击并收复三阳镇，又乘胜扩大战果，攻击二厂、久隆，两度击退敌人的进攻，前后战斗共达半月之久。1月下旬，日伪军500多人分5路“扫荡”江(都)高(邮)宝(应)地区，以后日伪军又多次“扫荡”。这一地区，并增设据点，增加驻军。2 月，日伪军“扫荡”第二分区的泰东地区，袭击新四军后方兵站、仓库及行署机关，并进占一仓。2月28日、3月2日，日伪军两次对启海地区发动“扫荡”。3 月底，又将伪第三十二师徐承德部调来启东以西地区，企图复占三阳、二厂、久隆一线。遭到第一师部队打击后， 日伪军又集结兵力侵占了悦来镇、三阳镇。

与此同时，日军为了解决其兵力不足的问题，再次变换手法，运用“交通政策”，加紧修筑公路，以提高机动能力，加强对点和面的控制，在战术上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筑、推进一段、巩固一段的战法，企图分割、缩小抗日根据地，寻歼苏中区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

针对日伪军的战法，粟裕提出：坚持原地斗争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尽一切可能保持和巩固现有根据地。他命令地方武装、民兵和广大群众展开交通破击战，迫使敌人打通如(皋)黄(桥)公路、启(东)海(门)公路的计划推迟数月，建成以后也常常不能全线通车。他组织精干部队和短枪队袭击敌人腹背，迫使敌人不敢把大量兵力调到第一线，小分队不敢单独离开据点活动；主力部队则机动作战，选择有利战机，采取突然袭击动作，猛扑敌人一路，或攻其一点，屡战屡胜。三阳镇战斗，争取1个团伪军反正。一仓战斗，歼灭伪军200多人，迫使敌人放弃已经占领的地方。陆家庄战斗，全歼伪军王杜山部。悦来镇战斗，伪旅长徐承德毙命。金沙镇战斗，歼敌100多人，沉重打击了最顽固的伪军张圣伯部。据不完全统计，在3个月时间内，以破袭战、袭击战为主的战斗就进行了168次，攻克据点20余处，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

就在这一年春天，粟裕还巧妙利用日伪军与国民党顽固派之间以及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矛盾，胜利地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1942年初，蒋介石策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令“忠义救国军”2000多人，乘日伪军对苏中区发动“扫荡”之机，由江南侵入江北的靖江、泰兴地区，勾结伪军进行破坏活动，并且企图继续北上打通与韩德勤(驻曹甸、车桥地区)、张星炳(驻溱潼镇地区)等顽固派军队的联系，胁迫倾向新四军的李明扬、陈泰运等部(驻泰州以北周家庄地区)改变态度，在江北建立反共基点。

粟裕识破了他们的阴谋，随即作出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部署。他指出：“目前苏中反顽斗争中心，首在歼灭‘忠救’。因此举不仅可以打断顽方与苏南之联系及形成韩(德勤)、张(星炳)之孤立，且可更有力争取李(明扬)、陈(泰运)。”在军事上，他集中4个团的主力部队全力歼灭“忠救军”，并以第二旅、第十八旅 (原属第六师，1941年底由苏南撤到苏中，归第一师指挥)和“联抗”部队监视韩德勤，相机打击张星炳，隔断他们之间的联系。在政治上，利用顽军各部之间的矛盾，揭露“忠救军”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孤立韩德勤和张星炳，使中间势力保持与新四军合作的态度。

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忠救军”无法实现打通南北联系的计划，而它与伪军公开勾结又激化了日顽之间的矛盾，引起日军对它发动进攻。“忠救军”被迫回窜江南。

“忠救军”到达江南镇丹武地区后，企图长期占据这一战略通道，蚕食苏南抗日根据地。粟裕认为，这一战略通道对坚持大江南北抗日斗争极为重要，绝对不能让“ 忠救军”控制。他电令在苏南的第十六旅把打击“忠救军”作为中心任务，指示他们“集中绝对优势之兵力，迅速加以歼灭”。第十六旅集中全旅最强的部队连续作战，终于迫使“忠救军”退回江苏省溧阳县以南的蒋管区。

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江北建立反共基点、在江南控制战略通道的阴谋统统破产了。

日伪军对苏中的全面“扫荡”、分区“扫荡”以及乘虚跃进、交通政策等等手段都失败后，决定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从1942年夏天开始，对苏中实行持续半年的“清剿”。6月上旬，对第四分区的海门、启东地区进行第一期“清剿”。7月到8月，对第三分区的靖江、泰兴地区进行第二期“清剿 ”。9月到11月，对第一分区的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进行第三期“清剿”。

这次“清剿”，又叫“机动清乡”。日本侵略军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妄图同苏中新四军进行全面较量。在军事上，他们组成以日军为主的机动部队，配以特务队和“清乡”队，对“清剿”区实行水陆封锁，然后分进合击或多路合围，寻歼苏中主力

Chapter_8

部队和地方武装。在政治上，采取欺骗和镇压并用的手段，宣传“只打新四军不打老百姓”以离间军民关系，对上层士绅和乡保长采取笼络争取和威胁利用政策，对基本群众和抗日军人家属先是胁迫为敌人办事，不从者格杀勿论，企图摧毁抗日基层政权和群众基础。在经济上，设立统制委员会，统制一切物资，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并在一些重要地区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苏中的形势进一步严酷起来。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于1942年7月几次致电苏中区，指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采取新的斗争方针，指出苏中斗争是长期的，至少准备苦斗一年到两年，苏中工作应以领导武装斗争、建立敌伪军工作、组织领导革命两面派、领导民兵为中心；认为全线大的突击作战不可能改变敌人的部署，而小型的武装挺袭与群众交通破坏战则起了积极作用，全军全师的全线出击不甚适宜。

粟裕认真研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认为指示的基本精神是要求对敌情作充分估计，对形势作最坏的打算，给予苏中区的任务是留有余地的。他分析苏中当前形势，认为日军这次“清剿”是在其整个战略重心逐渐转向敌后的情况下进行的。日军对苏中的方针不再是伪化问题，而是殖民地化问题。敌人有可能在苏中增加兵力，进一步加强对苏中根据地的分割和封锁，形势将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加严重。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不能坚持原地斗争的结论。回顾浙南三年游击战争，那时的条件比现在困难得多，都坚持过来了。当前，国际局势比过去任何时期对我们更为有利，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战场上、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失利。在力量对比上，敌人虽然占有相当优势，但我们并不是绝对劣势，而在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上占有强大的优势。经过两年来的残酷斗争，我们的武装力量得到锻炼和发展，抗日民主政权更加巩固，广大人民群众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这将是摧毁敌人“清剿”的决定因素。他认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是能够长期坚持的，是能够对全局作出较大贡献的。能不能粉碎敌人的“清剿”，决定于我们主观力量的强弱与斗志坚定与否，以及指导的是否正确。关键是既要防止对敌情缺乏清醒的估计，不顾实际地盲目硬拼；更要防止在严重形势下看不到有利因素，丧失坚持原地斗争的信心，消极地化整为零。因此，他强调提出了“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原地斗争”的方针，确定以武装斗争为主，进一步处理好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关系，打破敌人的“清剿”。

在作战指导上，粟裕认为，日军虽然将军事重心转向敌后，但并未停止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势必会分散它的军事力量，用于“清剿”的兵力不足，不可能在苏中全区同时进行“清剿”，使我们有可能选择敌人的弱点和后方予以突击，迫使它推迟或局部改变部署，将敌人进攻的重点压缩到更小范围以内。敌人的主要战术手段是分进合击、多路合围，需要高度协同，但它是深入我根据地作战，如同瞎子、聋子，又受改造后地形的限制，加上沿涂受我民兵、游击队袭扰，很难达成合击，反而会给我军造成有利战机。敌人集中兵力于一个地区“清剿”，势必造成其他地区空虚，给我军以可乘之机。只要我们扬己之长，击敌之短，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就可以取得反“清剿”斗争的胜利。因此决定：在“清剿”区内以地方武装和民兵就地坚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对敌不断予以袭扰，捕杀敌特汉奸；主力部队适时跳到“清剿”区外，实施机动作战，特别是向敌人的后方和弱点进攻；同时加强敌占区、接敌区和对日伪军的工作，把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

根据这样的方针和部署，苏中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各个分区的攻势作战此伏彼起，互相策应，互相支援，先后举行了石港攻坚战、海门袭击战、如西反击战、二鸾歼灭战等较大的战斗，接连粉碎敌人的一、二、三期“清剿”，取得了坚持原地斗争的胜利。

在反“清剿”过程中，粟裕为了取得实践经验以指导全区斗争，带领一个精干的指挥所，包括警卫部队共100多人，留在“清剿”区内，领导全区的反“清剿”斗争，并多次亲临前线指挥一些重要战斗。

日伪军在“清剿”开始之前，加紧修筑一条横穿启东的公路，企图把第四分区根据地一分为二，为实行分割“清剿”作准备。粟裕决定先发制人，命令第三旅第七团攻击这条公路上的据点三阳镇，打乱敌人的部署。由于准备不足，第一次战斗未能攻下三阳镇，只毙伤敌军六七十人，第七团也受到损失，牺牲营长1人。粟裕把第七团指挥员召集到师部，一起总结经验教训，研究改进战法。他说：“三阳镇这一仗，部队打得英勇顽强，杀伤了不少敌人，应当说打得还是好的。但是必须指出，我们的消耗确实也不小，并且没有捉到俘虏，也没有缴到枪。我们打仗，不能单同敌人拼消耗。毛主席不是说过吗，我们要争取多打歼灭战。做到既大量消耗敌人，又能大量补充自己。这个问题，同志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他指出，敌人正为三阳镇的伤亡而恼怒，急于寻找我军报复。要利用敌人骄狂求战的心理，引蛇出洞，消灭敌人于运动之中。

根据粟裕的指示，第七团指挥员集思广益，很快形成了一个引诱三阳之敌出击的计划，在启东斜桥地区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全歼日军70多人、伪军100多人，缴获敌人全部武器装备，包括重武器平射炮一门。

这一仗，给正在准备“清剿”的日伪军以当头棒喝，苏中日军最高指挥官南浦也不得不折服。向来吹嘘在战场上不丢尸体的日军，由于被新四军全歼，连拖尸体回去的人也没有了，只好请求新四军送还日军尸体。按照日本军律规定，丢失重武器的指挥官要受到严厉惩处。南浦不得不给新四军第七团写信，说什么：“贵军三阳镇伏击，可谓英勇神速，殊堪钦佩。如蒙归还皇军前所丢失之平射炮，尔后贵我两军当和睦相处。”

第七团团长严昌荣把这封信转给粟裕。粟裕看过信，笑嘻嘻地对严昌荣说：“这一下，你们七团可把南浦揍痛了，我们师部在海复镇也住不成了，只好搬家。”

严昌荣说：“可以利用敌人急于要炮的心理，拉着它转，转得他晕头转向。”

粟裕含笑点头，对这位指挥员的谋略显然是满意的。

1942年9月25日，正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第一师部队刚刚取得石港攻坚战胜利，师部机关和第七团部队集结在南通二窎镇附近休整。日军南浦旅团第五十二大队保田中佐大队长率领日伪军400多人，兵分两路向二窎镇进犯，企图奔袭第一师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粟裕立即作出作战部署，决心在二窎镇以南的谢家渡打一个伏击战。担任诱敌深入的部队与敌人前卫一交战，日军立即互相靠拢，企图在谢家渡口围歼第一师主力。粟裕当机立断，决定乘敌军立足未稳，改伏击战为进攻战，并亲临前线指挥。结果全歼这股敌军，毙伤日军保田大队长以下官兵110多人，生俘日军3人。此战胜利，迫使敌人第一期“清剿”仓皇收兵。

粟裕指示，把保田中佐的尸体整理好，装进棺材，送到日军据点麒麟镇，并附信一封，警告日军不要再屠杀中国人民，否则难逃保田的下场。3天以后，南浦回信，扬言还要与新四军决战，但又不得不承认：“贵军战后归还战骸，宽仁厚德，诚贵军政略之胜利”。

经过持续半年的激烈较量，苏中区终于取得反“清剿”斗争的胜利。日伪军虽然增设了一些据点，增筑了一些公路，据点增加到339处，公路达到450公里，因而使苏中抗日根据地有所缩小，部分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部分中心区变成了游击区；但是，整个苏中仍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基本区，保持着相当数量的主力部队，各个分区仍然保持着一定范围的中心区和广大的游击区，各县地方武装在县境内坚持原地斗争。同时，敌占区、接敌区工作和对日伪军的工作也有很大进展，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更加巩固了。

七、建议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改善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

邹韬奋说：我在苏中看到了新中国的光明!

在尖锐激烈的反“扫荡”、反“清剿”斗争中，粟裕对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也是抓得很紧的。在对苏中全盘工作的指导上，他辩证地处理军事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的关系，始终坚持以军事斗争为中心，全面雄进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及时研究解决斗争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粟裕从苏中抗日斗争的实际出发，建议并实行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

苏中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有从延安派来的经过长征的干部，有坚持江南游击战争的干部，有在本地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干部，有从事地下党工作和长期在国民党内从事统战工作的干部，还有来自上海、南京的知名人士。苏中的部队来自不同的“山头”，又长期分散独立活动，形成了不同的传统和风格。加上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共产党员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着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等不良现象。如何处理党政军各个系统、各支部队、各十地区以及军队工作与地方工作、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关系，保证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在整十苏中贯彻执行，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

粟裕在实践中深切体会到，在游击战争的环境里，特别是在苏中的特殊情况下，加强党委对各个系统、各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极为重要。在1942年4月举行苏中区军政党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粟裕在总结报告中强调：“求得全党思想行动之一致，这才是完成华中局给我们任务的保证”。他指出，思想统一是行动一致的基础。为了达到党内思想的统一，必须有计划有系统地教育党员和培训干部，通过党员、干部的核心和骨干作用取得党的领导权。他提议创办中共苏中区委员会机关报，以统一苏中党的意志与行动及教育党员。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中共苏中区委员会正式作出创办《苏中报》的决定，粟裕兼任党报委员会书记和《苏中报》社社长。粟裕亲自撰写发刊词，强调指出“武装头脑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先决条件”。他说：“党指示我们一条最高的原则，就是要一切为了抗战、为了坚持、为了胜利，也就是说要一切为了武装斗争。否则就什么也谈不上，或者说，什么也弄不好。而在进行武装斗争中，又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武装头脑，就是要使我们全体干部、党员和群众，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能够应付任何变化、任何险恶、任何艰难困苦，在任何惊涛骇浪之中，斜风泼雨之中，出生人死之中，能够不断地发扬革命斗志，坚定胜利信心，兀然站稳在自己的哨岗上、战线上和阵地上。”【注】《粟裕论苏中抗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341页。

1942年7月，粟裕总结苏中领导工作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提出实行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在领导体制上统一和协调各个系统各个方面的关系。当时，在苏中军政党委员会领导下，苏中党政军各系统的配合总的来说是好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不能适应斗争形势和根据地发展的要求，在反“清剿”的严重斗争中这些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为此，他两次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建议，在苏中区从上到下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以适应在反“清剿”中坚持原地斗争的需要。在7月19日的电报中，他建议：“使党政军民一元化，区党委与师部机关合并，其负责人可兼军E敢委或主任职务，分区亦然。军区及师部、旅部负责人亦应参加地方党委之一部分工作，以便完全协调而利于坚持斗争。某些军队与地方干部可酌量对调之。”【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131页。在7月29日的电报中，再次就组织形式问题提出补充建议，以“统一党政军领导，确实做到一元化”。

粟裕的上述意见，得到了苏中区军政党委员会诸同志的原则同童。

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7月29日和8月3日复电，原则同意“新的斗争形势要求有新的方针、新的组织形式以适应之”，要苏中区“就具体情况作仔细妥善研究”。

粟裕关于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议未能立即实施。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指出：“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度的实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共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员会(党政军委员会的设立，在根据地创立时期是必要的正确的)。各级党委的性质与成分必须改变。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但不是联席会议)。因此它的成分必须包括党务、政府、军队中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皆委之常委亦应包括党务、政府及军队三方面的负责干部)，而不应全部或绝大多数委员都是党务工作者。各级党委的工作应当是照顾各方面，讨论与检查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府仅仅局限于地方工作”。中共中央的决定特别指出：“在游击区因为它的特殊性，领导的一元化不仅是在相互关系上应有所确定，而且在党、政、军、民的机构上，在必要时亦须一元化。党委、政府、民众团体的机关，可与军队指挥机关、政治机关合并。党、政、民干部在军队或游击队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如正副军事指挥员、政委及政治部各种工作)，战时参加军队与游击队工作，战斗空隙时则仍实行其原来的党、政、民职务(如党委书记、县长、工会主席)”【注】《新四军——文献(3)》，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20—24页。。

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经华中局批准，苏中区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11月中旬，撤消苏中军政党委员会，建立中共苏中区委员会，作为苏中区的最高统一领导机关，以粟裕、陈丕显、管文蔚、周季方为委员，粟裕任书记。随后，又在第一、二、三、四分区和兴东泰特区分别建立中共地区委员会。在苏中区建立起了从上到下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根据当前斗争的要求并为将来的战略反攻作准备，粟裕进一步改善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

当时，苏中区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已经形成，但是还存在一甚问题：一是主力部队长期频繁作战，消耗过大，缺少整训，不利于今后的大发展；二是地方武装数量虽已超过主力，但较多用于执行警备任务，较少用于进击敌人，还不能独立地担负起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三是从斗争发展趋势来看，除第二分区北部可能稍趋缓和外，其他各区、特别是第三、第四分区将更趋紧张，回旋余地更加狭窄，部队过于拥挤，存在“塘小鱼大”的矛盾，容易遭受损失。这种状况，不仅对坚持原地斗争有莫大影响，而且对将来实行战略反攻影响甚大。因此，他在7月19日和7月29日上报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两份电报中，建议改善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抽出一部分主力团在较为安定的地区进行整训，其余主力团实行地方化，与当地武装合并，加强坚持原地斗争的武装力量。

这个建议，被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采纳。经过反复商讨，苏中区党委决定，并经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批准，苏中军区和第一师所属部队于1942年9月统一整编，第一、二、三旅和第十八旅各保留一个经过充实加强的主力团。为保持一定数量的主力部队和加强苏南工作，决定派第二旅旅长王必成率第四团、教导队及盐城兴化警卫团各一部共2000人南下，与第六师之第十六旅会合，编成一个旅，仍用第十六旅番号，旅长王必成，政委江渭清。南下部队于 12月到达苏南溧阳地区。除保留上述主力部队外，其余主力团实行地方化，与各县地方武装合并，作为地方团的骨干。另组建担负培训干部和师部警卫任务的教导团，保留担负海上斗争任务的海防团。经过这次整编，使第一师师部和苏中军区有主力在手，随时可以对重要方向实施突击；而各分区各县也都有较强的武装作为机动兵力，配合游击队和民兵，担负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同时，主力部队得到了轮流作战、轮流整训的条件；地方部队则大为加强，并在斗争中逐步上升为新的主力，大量半脱产和不脱产的民兵，则成为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力量和补充壮大主力军、地方军的不竭源泉。

粟裕领导的这次整编，既加强了主力部队，也加强了地方武装，使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得到进一步改善，是根据地军事律设上的一项成功的战略性措施。陈毅在代表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这一做法“是走的加强其地方性以最终消灭其地方性转化为主力的道路。这一辩证的发展，便把主力地方化、地方军主力化的矛盾正确解决了”。

与此同时，粟裕全面推进苏中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并把改造基层政权的工作摆在重要地位。

从1941年开始，到1942年冬天，苏中区广泛深入地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为根据地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42年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在如东南坎镇举行的苏中军政党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又称南坎会议)上，粟裕尖锐地提出了改造基层政权问题。他指出，当时政权工作中存在的最严重缺点是区以下的机构不健全，大部的乡、保政权还未经过改造，是“新民主主义的头，半封建势力的脚”。只有改造了基层政权，才能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才能团结各阶层。“改造政权，不但对在今天根据地内实行民主政治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将来在战后建设新中国时更有绝大的重要意义”。根据粟裕的提议，苏中区党委于1942年11月19日作出《关于改造基层政权机构、加强民主建设的决定》。粟裕对陈丕显、管文蔚等说：我们到苏北已整整两年，确实做了大量工作，武的文的都有成绩。就政权工作来说，迄今为止，县以上都建立了民主政府；区一级一般也都经过局部改造，半数以上的乡村建立了党支部，各类不同形式的群众性抗敌组织也建立了不少，这正好说明基层群众已树立了优势。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区以下的乡保旧政权还未经过改造。有不少地方，我们发的命令，在乡保政权实行起采还是老一套，使人民群众感觉不到抗日民主政府的新力量和新面貌。列宁有句名言：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现在，大力改造根据地的一切旧政权，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若再拖延，则原地斗争也难坚持。他再三嘱咐：要把政治民主交到群众手里，让人民自己来推选有威信的领导人，这可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呀，要抽调一批得力的干部来做这项工作。

从1942年冬季开始，苏中全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造基层政权的群众运动，到1943年年底，全区经过改造的乡一级政权达到74％强，基本上建成了从上到下的抗日民主政治体制。同时，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也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在日伪军反复“扫荡”、“清剿”和严密封锁的条件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创办了被服厂、印刷厂、卷烟厂等生产企业，建立{税收、贸易等财政经济制度，并且在华中各根据地中首先发行了自己的货币，不仅保证了苏中根据地的需要，而且完成了华中局赋予的每年百万担公粮、两千万元税收的上缴任务。在文化教育方面，创办了各种学校和识字班，广泛开展社会教育，使广大群众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据1943年统计，苏中全区共有54所中学、1548所小学，拥有中学教师420多人、小学教师3320多人，在校中小学生16.4万余人，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坚持教学活动，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人才。

1942年冬天，著名民主人士、“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山香港赴延安，途经苏中参观考察。粟裕和陈丕显、管文蔚等热情接待，向他详细介绍了苏中根据地的情况，并按照他的意愿安排实地考察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教育情况。在第二分区，他视察了东台县许墩乡民选乡长的活动，参加了干部、群众和中小地主的座谈会，对苏中根据地的民主建设称赞不已。他深有感慨地说：在这里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农民群众能投票选举乡长，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做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创举，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在第四分区，他参观了粟裕指导创办的骑岸中学，说：在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能办出这样一所中学，是不简单的。在苏中区举行的欢迎会上，邹韬奋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畅谈他在苏中考察的感受，兴奋地说：我在苏中看到了新中国的光明!

八、领导和指挥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

“人民斗争的胜利”。

1943年是苏中抗日根据地敌情最严重、斗争最艰苦的一年。日本侵略军为了实现它“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加紧对华中占领区的控制和掠夺。鉴于对苏中“清剿”的失利，日军决定把“清乡”的重点由苏南转向苏中，并将易于分割封锁、对其威胁最大的第四分区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日本侵华派遣军总部决定由参加过苏南“清乡”的第六十师团 (简称小林师团)接替在苏中屡遭失败的南浦旅团，并增调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等3个伪军师，集中1.5万余人的兵力，加上大批警察、特务和行政人员，兵力的密集程度为敌后华中战场所罕见。他们企图在6个月内消灭苏中新四军主力，摧毁苏中抗日民主政权，并且“扫荡”一切“敌性军队”，在苏中建立起彻底的殖民地化统治。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官烟俊六扬言，要把苏中新四军赶到黄海边统统消灭，在江北造成一个“大东亚圣战的华中确保区”。

苏中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能不能打破敌人的“清乡”?反“清乡”斗争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成为当时战略指导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日伪军这次“清乡”，是在苏南“清乡”的基础上进行的。苏南区党委和第六师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奋战，转而采取合法斗争、隐蔽坚持的方针，第六师指挥机关和所属第十八旅等部队先后撤到苏中。日伪军认为他们胜利了，因而视苏南“清乡”经验为法宝，企图在苏中如法炮制。在新四军内部，也有人从苏南反“清乡”斗争中得出消极结论，断言敌人的“清乡”是“不可打破的”，只能采取合法斗争、隐蔽坚持的方针。1942年10月举行的南坎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提出的“ 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口号，大家很受鼓舞。没有过几个月，面对突然紧张的形势，有的干部、群众的思想弯子一下子转不过来，或者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或者对坚持原地斗争消极悲观、惊慌失措。

作为苏中区的主要领导者，粟裕对形势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在南坎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指出：“假如我们准备不充分，就不能顺利的配合全面反攻”。粟裕认为，中共中央提出今年打败德国、明年打败日本，是在欧洲建立第二条战线的前提下作出的断言。因此，他在总结报告中特别提醒大家，要认识到“即使明年开始反攻，也并不是说明年我们就可以回家或到上海过年。我们还要准备也许还要多吃几年苦。我们还要认识我们的弱点，即在抗战中我们的力量虽是大大发展了，并且控制了广大的平原地区，……然而我们所在的平原只不过是乡村，主要交通线及城市仍在敌人手中”。“我们的技术若不能提高，装备若不能改善，反攻是谈不上的”。“我们要估计以后斗争会更尖锐，将要遭受更多的困难和可能更大的削弱，这就要求我们在战略指导上要非常谨慎小心。而且敌人可能抢在同盟国反攻以前来解决中国问题，把中国作为他的赌本，因此敌人必将更加强对敌后的控制，这就是接近胜利时的困难”。“因此必须保存我们的力量”。“总之，反攻是要付出代价的，空喊毫无用处，必须切实准备好雄厚的实力”【注】《粟裕论苏中抗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219—220页。。

粟裕这些卓有远见的科学论断，为苏中迎接艰苦的反“清乡”斗争提前作了思想准备。

粟裕和苏中区党委诸同志一起，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进一步统一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认识、制定反“清乡”斗争的方针政策上。

粟裕明确指出，1943年将是苏中抗日斗争最尖锐最艰苦的时期，也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在指导思想上，要全面地分析斗争形势，正确地掌握斗争方向，防止和克服消极退却和盲目硬拼两种片面性，在坚持原地斗争、保存有生力量的总方针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在坚持原地斗争中反对盲目硬拼，在保存有生力量上反对退却逃跑。1943年1月，粟裕向苏中区全体共产党员和干部发出5项政治号召：一切为了坚持原地斗争，反对退却逃跑；一切为了胜利，反对盲目硬拼；一切为了革命利益，反对个人打算；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要做困难时的英雄；巩固党内外团结，维护党的绝对领导。他强调指出：“根据地是我们生存、发展、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没有了根据地，我们就失掉了一切。所以，每个同志都要下定决心坚持斗争，要有为坚持苏中根据地而流最后一滴血的精神。我们有绝对胜利的把握。退却逃跑、流寇主义的思想，只有陷自己于绝境，我们全区党政军民都应坚决反对。”【注】《粟裕论苏中抗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278页。

粟裕又强调指出：“虽然，我们有着坚持胜利的客观有利条件和决定胜利的主观力量，然而胜利需要争取才能得来，决不会自己送上门来。”【注】《粟裕论苏中抗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278页。他要求大家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迎接更加艰苦更加复杂的斗争，并且准备在必要时作出最大的牺牲，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经过广泛深入的思想工作，不到半个月时间，干部、群众的情绪就稳定下来，满怀信心地投入以反“清乡”为重点的斗争。

粟裕依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总方针，认真研究苏南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从苏中实际情况出发，寻求苏中反“清乡”斗争的方针政策。他认为，苏中反“清乡”应当采取不同于苏南的方针。苏中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前哨阵地，如果苏中不能保住，势必将敌我斗争的第一线向北推移到盐阜和淮南、淮北诸地区，显然对全局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他和苏中区党委诸同志一起制定了“以公开的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的苏中反“清乡”斗争方针。这一方针得到了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批准。

粟裕认为，实行这样的方针，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从自己一方来说，已经具有必需的条件：第一，第四分区的地理状况虽然与苏南大致相同，临江濒海，水网交织，交通便利，有利于敌人活动，但它背靠大块根据地，有苏中全区支援。第二，苏中有坚强的武装力量，有在平原水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可以在军事斗争中取胜。第三，苏中抗日根据地是在同敌人的反复激烈斗争中坚持和巩固起来的，全区人民和各级组织经受过锻炼和考验，并且已经取得反对“清剿”即“ 机动清乡”的斗争经验。第四，苏中区领导已经作了应付最坏形势的准备，在领导体制、斗争方针、组织形式、作战指导、物资储备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全区领导处于有准备状态。从敌人一方来说，日军调小林师团代替南浦旅团主持苏中“清乡”，使长期盘踞苏中的南浦惴惴不安，他既怕小林插足分肥，又怕被远调到太平洋作战，企图维持现状，因而对“清乡”采取一定程度的消极态度。日军为了加强对伪军的控制，对苏中原有伪军实行强制改编，扫除一切“敌性军队”，以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张北生为代表的新派伪军，对以李长江、杨仲华为代表的旧派伪军实行打击、吞并政策，因而激发日军内部、日伪之间、伪伪之间的矛盾斗争，削弱了敌人“清乡”的力量，给我们造成了可乘之隙。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战胜敌人“清乡”的有利条件。

为了打乱敌人的部署，鼓舞群众的斗志，粟裕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抓住敌人“清乡”尚未准备就绪、日伪军调防和某些据点空虚的有利战机，对日伪军发起军事政治攻势。2月23日，粟裕亲自指挥第一师教导团主力发起曹家埠战斗，并把轻易不用的山炮拿出来参加战斗。他说：“把大炮用上，可以更加坚定群众坚持反 ‘清乡’斗争的信心。”结果，几炮就把敌人的大碉堡轰开了，全歼曹家埠据点伪军1个营200多人，乘胜拔除孙家窑等伪军据点。紧接着，第三旅和第四分区主力相继攻克三阳镇、悦来镇等日伪军据点12处，摧毁敌军碉堡40余座；还以部分兵力挺进长江北岸，掩护群众烧毁日伪军用以构筑篱笆封锁线的大批毛竹。同时加强对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促使南通伪军500多人逃亡，海门伪军中立。这一系列凌厉的军政攻势，迫使日军推迟开始“清乡”的时间，也使苏中军民增强了反 “清乡”斗争必胜的信心。

1943年4月，从日伪军占领区送来情报：敌人原定于3月1日开始的第一期“清乡”，因为第一师部队攻克曹家埠等10多处据点、烧毁用以封锁“清乡”区的大批毛竹，被迫推迟到4月10日。据点里纷纷传说：“粟裕已经率部北去”，“清乡不需3个月就可成功”。粟裕闻听微微一笑说：“这是敌人在说梦话。现在日本人、汪精卫都落下了极度困难的深渊，败局已定，但是他们还要穷凶极恶地进行垂死挣扎。我们也还要同他们作艰苦的坚决的斗争。”

粟裕当时并没有离开第四分区。他在作出反“清乡”斗争的具体部署以后，先将区党委、行政公署和军区机关转移到一、二分区，自己则率领十几名工作人员留在四分区吸引敌人，具体指导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同时，还选派中层领导干部轮流进入“清乡”区，直接参加反“清乡”斗争。

从1943年4月起，日伪军首先在第四分区发动“第一期清乡”。他们封锁长江大小口岸，占领沿海集镇，切断海上与陆地交通，在“清乡”区边界构筑了长达 175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集中1.5万余人的兵力，加上大批警察、特务，采取军事进攻、政治欺骗、特务破坏、编查保甲、策动自首等手段，企图用6个月时间消灭抗日武装力量，摧毁抗日民主政权，建立起彻底的伪化统治。

粟裕与苏中区党委诸同志一起，以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和巧妙灵活的斗争艺术，领导和指挥苏中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及时提出切合实际的行动口号，把握斗争方向，进行具体指导。

在反“清乡”斗争初期，粟裕发出了“每乡每支部每月捕杀一个敌人”的号召。这个口号切实可行，得到广大群众的响应，迅速发展为乡与乡、支部与支部之间的杀敌竞赛。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有的地方组织成千上万群众围困伪军据点，发动政治攻势，劝告伪军投降，迫使伪军撤退。粟裕为此又专门发出《领导群众性对日伪斗争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肯定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同时提醒各级领导干部：组织成千上万的民兵围攻敌人据点，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人民武装斗争方式，不能作为经常的战术，那是危险的。对群众性斗争要加强领导，防止自流，不要提过高的要求，以免招致不必要的损失，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1943年6月下旬到10月初，日伪军逐步把“第一期清乡”转为“延期清乡”。这时，粟裕奉命到新四军军部汇报工作。临行之前，他特别提醒大家，在对反“ 清乡”斗争的领导上，要力求正确判断和把握形势，“必须防止轻敌与骄傲，以防止敌人的反袭”。果如粟裕所料，1943年10月，日伪军“第一期清乡”失败，紧接着发动了更加残酷的“延期清乡”。由于第一期反“清乡”斗争的胜利，第四分区领导干部产生了某些松懈情绪，对敌人的“延期清乡”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致使一些地区一度受到严重损失，干部、群众情绪波动，斗争陷入被动。一些人认为，敌人军事力量过于强大，群众斗争情绪出现退潮，对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依靠群众性游击战争战胜敌人表示怀疑；另一些人则主张搞大规模的群众行动来回答敌人的暴行，认为只有硬打硬拼才能解决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粟裕从军部回到苏中。他与苏中区党委诸同志一起，反复研究了第四分区的情况，作出了《关于提高群众反“清乡”斗争情绪的指示》。这个指示正确分析群众情绪波动现象，指出反“清乡”是长期和艰苦的斗争，越是接近胜利，斗争越是尖锐。面对严重的形势、敌人的残暴行为和狡猾手段，我们一方面要坚定胜利信心，教育干部、群众继续作顽强的斗争；同时要采取更加巧妙的策略和方式，把公开的武装斗争与合法斗争、秘密斗争结合起来。指示强调：“武装斗争仍是最主要的斗争方式，决不能因为采用其他复杂的斗争方式而减轻武装斗争的比重，相反地更应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采取其他复杂的斗争方式，也正是加强武装斗争的有力步骤 ”【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158页。。这个指示及时指明了继续斗争的方向。第四分区党政军民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经受住了敌人“延期清乡”的严峻考验，达到了坚持原地斗争、保存有生力量的目的。

从1943年2月到1944年2月，在持续1年的“清乡”与反“清乡”的激烈搏斗中，粟裕和苏中区党委诸同志一起，不断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创造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斗争方式，丰富和发展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在对武装斗争的指导上，粟裕强调充分发挥主力部队的骨干作用和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威力。这时，第三旅和第四分区已经完成武装力量的整编，第三旅除保留第七团作为主力部队外，其余各团分别编人第四分区地方团，并抽出2000多人作为区游击队和民兵骨干，形成了适应反“清乡”斗争需要的武装力量体制。反“清乡”斗争开始后，按照粟裕的指示，主力部队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时而跳到“清乡”区外围攻击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时而突入“清乡”圈内直接掩护和配合群众斗争，仅4、5两月进行的主要战斗就有42次，先后袭击和攻克金沙、余东、六甲、悦来、麒麟、岔河、凤凰桥等重要集镇的日伪军据点，平毁碉堡108 座。“清乡”区内的武装斗争，以地方武装和民兵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为主，以武工队对日伪军的重点打击为辅，坚持原地斗争。早在“清乡”开始以前，粟裕就指示从军队和公安部门抽调一批政治坚定、机智果敢、有作战经验的指战员，配备短枪，组成精悍的武工队(又称短枪队)，开展城镇游击战，专门对付“清乡”的急先锋特工人员，并以第四专员公署名义颁布《反“清乡”期间紧急治罪条例》，规定对“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特务就地处以极刑。反“清乡”斗争开始后，武工队神出鬼没，常常突然出现在敌人据点内，采取“扎粽子”、“包馄饨”、“背娘舅”、“老鹰捉鸡”等办法，开展锄奸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仅4、5两个月就处决汉奸、特务274人，敌人从苏南调来的“清乡”骨干被捕杀过半。敌“清乡”人员胆战心惊，许多人开小差，请长假，躲在南通城里不敢上任。原来准备增调的两个“清乡”大队也不敢再少，就这样，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形成了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使游击战争的战术技术发展到空前的水平。

在坚持以公开的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同时，粟裕指示要更加有效地开展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使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相结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尽量团结、争取；利用一切力量，集中打击敌伪主持“清乡”的势力。在这个策略思想指导下，反“清乡”斗争发展为各个阶层、各种力量的最广泛的人民斗争，接连取得反封锁、反保甲、反抽丁、反维持、反自首、反伪捐等斗争的胜利。

构筑竹篱笆封锁圈，是日伪军在苏南“清乡”的法宝之一。他们企图在苏中如法炮制，吹嘘：“篱笆打成功，清乡便成功”，“篱笆打好了，新四军跑不了”。粟裕针锋相对地提出“不让敌人打篱笆”的口号，号召群众拆毁敌人的封锁线。这个口号，既符合反“清乡”斗争的需要，又符合群众的切身利益，迅速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当时流传的民谣说：“插篱笆，硬分家，南边田，北边家，有粮有菜收不到它。老百姓，本领大，你插下，我来拔，扛起毛竹回到家，编篮子，做扁担，用处实在大得野!”群众用绳索套在固定竹篱的木桩上把竹篱成片拉倒，在竹篱上扎油箍放火焚烧。开始是小规模的分散活动，后来发展为几个乡几个区的联合行动。苏中区党委因势利导，统一组织领导第三、第四两分区军民，于1943年6、7两月连续发动两次大规模的破袭战。仅7月1日夜间就出动4万余民兵、群众，在各级领导干部带领下，在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掩护下，在100多公里的封锁线上展开声势浩大的破袭战，火烧竹篱，挖毁公路，锯断电杆，把日伪军苦心经营3个多月的封锁线破坏殆尽。日伪军龟缩在据点里一动也不敢动，眼睁睁看着用500万根毛竹构成的篱笆在烈火中化为灰烬。绵延百余公里的冲天火光，噼噼啪啪的爆炸声响，响彻云霄的群众呐喊，构成具有典型意义的人民战争的壮丽景观。

“编查保甲”，是敌人进行“政治清乡”的重要手段，先是和平编查，后是强制编查。他们调集大量日伪军包围一个地区，强迫群众编查保甲，对反抗者血腥镇压，仅在南通县十总店一地就活埋53人。第四分区军民采取各种巧妙灵活的方式进行反保甲斗争。敌来我走，共产党员、干部和民兵临时转移，留下老弱群众敷衍敌人。群众说：“铁将军把门，灶王爷看家，鬼子编保甲，请他编菩萨。”他们利用面对日伪、心向抗日的“两面派”乡保长，用慢编、乱编、假编应付敌人，动员群众把编好的保甲门牌烧掉，再向敌人报告是新四军烧掉的。他们布置秘密监视哨，及时发现内奸、特务，惩处伪保甲指导员，除掉敌人的耳目和爪牙。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斗争，日伪军的“强制编查保甲”不得不停顿下来。

日伪军在“清乡”区内强抽壮丁，编组“自卫团”，掠夺人力资源。第四分区军民采取各种手段破坏敌人的抽丁活动，坚决镇压卖力为日伪抓壮丁的汉奸、特务，使日伪编组“自卫团”的计划大部落空。

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还派遣一批秘密党员潜入伪组织中，分化瓦解敌人，开展隐蔽斗争。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派汤景延等率领的通海自卫团打人伪军内部，进驻 “清乡”重点区内，配合公开的反“清乡”斗争。这支部队以“灰色”面貌出现，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团长汤景延、副团长沈仲彝、政委顾复生等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在极其复杂艰险的环境中，英勇机智地坚持特殊的战斗，控制了长江北岸几个港口，保证大江南北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络。他们利用伪军经商作掩护，开办“协记公行”，采购和运输军需物资，护送苏中区党政军干部来往，搜集和传递重要情报。他们还根据上级指示，秘密处决日伪特务分子。1943年9月完成任务以后，汤景延等奉命率部暴动，进袭日伪据点，然后胜利归来。汤景延团的行动，对日伪军是沉重的一击。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张北生等为此受到小林师团长的严厉斥责，险些丢官丧命。粟裕说：“汤团的领导、干部和群众英勇机智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对于反‘清乡’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在错综复杂的反“清乡”斗争中，粟裕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善于利用日伪内部矛盾，采取巧妙灵活的策略，达到了得心应手境界。

1943年3月1日，粟裕专门就反“清乡”的策略、方针问题，对第一师各旅、苏中各分区发出指示电，指出：“反‘清乡’的总的策略方针，是团聚一切反‘清乡’势力，集中力量反对敌人‘清乡’。对于日伪‘清乡’阵营中之对‘清乡’不满的消极分子，不论其出发点和立场如何，也不论其力量之大小与时间之久暂，我们均应争取，以便孤立主持‘清乡’的敌人。”【注】《粟裕论苏中抗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289页。在1943年6月上旬的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他又进一步阐述了反“清乡”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对于日军，粟裕指出，要利用南浦旅团与小林师团之间的矛盾，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着重打击主持“清乡”的小林师团，而对南浦旅团的打击适可而止，促使南浦旅团对“清乡”采取消极态度。南浦因为对日本派遣军总部委任小林主持“清乡”不满，在换防时不等小林部队到来就开走，连工事、铁丝网都破坏了。苏中区民兵乘机收复了许多小据点。“清乡”开始后，南浦又采取不合作或消极服从态度，作战不力，后来被召回日本国内。

对于伪军，粟裕采取利用旧派、打击新派的策略。以张北生为代表的新派伪军是“清乡”的坚决执行者，日军给以支持和寄托，而对以李长江、杨仲华为代表的旧派伪军则实行打击、吞并政策，结果造成伪军内部的分化，日伪之间的矛盾加深，引起新旧两派伪军的激烈斗争。针对这种情况，粟裕提出，要善于利用日伪之间、伪伪之间的矛盾，打击新派伪军，利用旧派伪军。同时指出，新旧两派伪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既不是支持旧派使新派向旧派妥协，也不是支持旧派使新派完全失败，而是使新、旧两派的矛盾更其加深，并久拖不决而无法进行‘清分’。”【注】《粟裕论苏中抗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308页。

1944年1月16日，粟裕以苏中军区司令员名义发表《告“和平军”将领书》，向旧派伪军展开强大政治攻势。在这篇文告里，粟裕以大量事实揭露日本侵略军和汪精卫伪政府的阴谋，指出：“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当‘和平军’也决无出路。李士群是死得悲惨的，杨仲华、李长江是垮得悲惨的，项致庄(改编后的苏北伪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及今天得意的人物，也必然死得、垮得更其悲惨的。因此，今天你们中不论是得意的人物或失意的人物，在我们看来都是可怜虫，都是在做黄粱美梦，而你们在黄粱未醒之际，已不知不觉中了鬼子的奸计。你们自己的前途，你们的生命，都是悬在刀口上了。你们叛国的罪行，也在不知不觉中被鬼子牵引着而加深了一步。”粟裕恳切劝告他们：“为了你们的前途，为了你们的生命财产，特别是为了你们不至于完全失去做中国人的资格，你们应即时猛醒，千万不要再上鬼子的当，不要再受项致庄的欺压蒙蔽，立即行动起来，反对‘强化’、‘改编’，拒绝‘调防’，不接受作战命令，赶快和我们紧紧携起手来，重新回到中华民族的怀抱中来吧!”【注】《粟裕论苏中抗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l版，第403—404页。

这些政策攻势，在伪军特别是旧派伪军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唤醒了一部分伪军残存的民族意识，也促使他们考虑自己的利益和前途，因而使一部分旧派伪军向新四军靠拢，孤立了“清乡”的急先锋新派伪军，达到了集中主要力量打击主要敌人的目的。

在领导和指挥第四分区反“清乡”过程中，粟裕对苏中全区的斗争作出了全面部署。他指出，“清乡”区与非“清乡”区的斗争方针要有所区别，“清乡”区与非“清乡”区的斗争要互相配合。他认为，敌人兵力不足，只能采取分区“清乡”的办法，在“清乡”区内力求打破现状，在非“清乡”区则有意或无意地维持现状。我们要利用敌人的矛盾和弱点，在非“清乡”区主动地打击敌人，促使敌人陷入顾此失彼的窘境，以减轻对“清乡”区的压力，从而使苏中全区以反 “清乡”为重点，各区密切配合，互相支援，夺取反“清乡”和反“扫荡”的双重胜利。据1943年统计，苏中新四军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作战624次，毙伤日伪军15054人，生俘日伪军11949人，缴获步马枪30914支、轻重机枪294挺、掷弹筒62个、炮64门；民兵自卫队作战2855次，毙伤俘日伪军4105人，缴获长短枪596支、机枪4挺、掷弹筒5个。群众性的反“伪化”斗争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仅第一、第三两个分区7个县就动员70万群众参加斗争。经过斗争，第一分区和第十八旅控制了高邮、宝应、淮阴间大块地区，打通了与新四军第三师、第四师的联系，取得了有利的战略地位；第二分区部队接连粉碎了敌人两次大规模的“扫荡”，巩固了根据地的基本区；第三分区和第一旅通过反伪化反伪捐斗争，进一步缩小了敌占区；第四分区和第三旅不仅坚持了原有阵地，还有新的发展，乘机开辟了过去没有基础的沿江地区及敌据点附近地区。粟裕后来说：“如果没有四分区的坚持，各分区在去年就不会得到这样大的发展，反之如果没有各分区积极发展与加强斗争的配合，则四分区的坚持也是会有困难的。”【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168页。

从1943年4月开始，经过6个月的反“第一期清乡”、3个月的反“延期清乡”和“高度清乡”，一直持续到1944年2月的的激烈搏斗，最终以日、伪军的失败告终。苏中抗日军民在斗争中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殷逸、王澄、鲍志椿等优秀干部壮烈牺牲。日本侵略军在“清乡”区内推行抢光、杀光、烧光政策，对抗日干部和人民群众实行活埋、剥皮、“点肉灯”、“吞火龙”、“腌咸肉”、“灌肚肺”、戳钢针、上电刑等灭绝人性的残害。据不完全统计，“清乡”区内牺牲干部 104人，死难群众上万人，被奸淫的妇女1300多人，被抓壮丁1900多人，被毁民房4000余间，给第四分区人民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但是，苏中党政军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越战越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巍然屹立。日本侵略军无可奈何地承认：“苏北‘清乡’的最大敌人是新四军”，苏中的反“清乡”斗争“有极强之基础及组织”，“其工作非常巧妙”，“一如散沙之农民，能被结成有组织之力量”，哀叹他们“工作之困难不待多言”，“殊难收肃清之效”。

苏中反“清乡”斗争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永放光芒的不朽篇章，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40年后，粟裕仍然以激动的心情绘声绘色地回忆这场斗争的情景，欣然为《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一书题词：“人民斗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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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对日局部反攻

一、组织发起车桥战役。将苏中军区适时地推进到局部战略反攻。

1944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苏中大地残雪融尽，路旁的杨柳鼓出新芽，田野麦苗开始返青。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胜利的形势更加明朗。在苏德战场上，德国法西斯败局已定，德军基本上被逐出苏联国境，苏军正准备发动强大攻势； 日寇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为了支援太平洋战争，从中国战场抽调一部分部队和老兵，对中国正面战场虽然发动了几场大的进攻，但已是强弩之末。苏中形势与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样，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粟裕一直密切关注着国际、国内和苏中的形势，认为日寇在中国战场大势已去，虽然失败的确切时间还不好说，但肯定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在苏中战场上，日军尽管还在进行“延期清乡”、“高度清乡”，但兵力使用上已是捉襟见肘，而且老兵成份越来越少，士气越来越低；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中区则基本上处于相对稳定发展状态。剑1943年11月底，县以上早已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区一级政府一般都经过局部改选，半数以上的乡有了共产党的支部和群众组织，基层群众优势基本确立，并开始进行以乡政权为重点的基层政权改造。地方武装已能独立担负打击、歼灭日伪军和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主力部队随时可以用于机动作战。粟裕深刻分析敌我态势，及时作出了科学的判断：苏中敌我力量的对比，我们在军事及技术等方面虽处劣势，但非绝对劣势；我们在政治上特别是在群众条件上，有着极大的优势。敌人正在作垂死挣扎，战争进行到了转折关头。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变化，应该有压倒敌人的气慨。作为苏中区党，政、军最高领导的粟裕，适时果断地提出：苏中区的领导重心要由以坚持为主转变为以发展为主，采取更顽强地坚持原地斗争和更有效地准备反攻力量的方针。

1944年2月，中共苏中区党委在三仓河召开扩大会议，总结1943年工作，布置1944年各项任务，一致同意粟裕提出的上述方针。在这次会议上，粟裕还阐述了一个重要的军事理论观点：“在战略相持阶段，争取有利时机，推进局部的战略反攻”。他的这个具有战略远见的观点，启发和提高了参加会议的区党委各位负责同志和新四军一师的旅、团干部的战略观念，使他们看清了华中敌后战场实行局部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紧接着，粟裕又在区党委和军区主要领导参加的小会上，以师长兼政委、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区党委书记的身份，提出了在一分区高(邮)宝(应)地区即车桥、泾口、曹甸地区组织一次大规模战役的意见，并且详尽分析了当前形势、该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和我取得胜利的可能性。

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一直是粟裕领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一直注意为反攻做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物质上的准备。组织发起车桥战役，已经在粟裕头脑中酝酿较长一段时间，现在逐步成熟了。

早在1943年初，粟裕就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对苏中的反“清乡”斗争作了安排。4月1日，日、伪军对四分区的“清乡”开始。为避免敌重兵合围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新四军第一师主力部队和后方机关必须暂时跳出“清乡”区。而紧靠第四分区的第三分区，本来地区就较狭小，又是敌人的扩展“清乡”地区，这里的主力部队和后方机关同样必须向北转移。这样，第四、第三分区主力和后方机关都要移至第二分区。而第二分区所在的三仓地区东西和南北均不到百里，在如此狭小区域内集中这么多的主力部队、领导机关和后方单位，万一日寇对这里大举“扫荡”，新四军第一师将处于极为被动和不利地位。同时，中共中央规定1943年各敌后根据地工作中心为练兵、生产、整风学习三大任务，而当时苏中还有4000多干部没有参加整风。由于战斗频繁，部队、机关经常转移，整风无法正常进行。粟裕心中一直在考虑：要完成中共中央规定的三大任务，很需要有一个环境比较安全的地区。于是他萌发了一个作战构想：开辟新区以容纳第一师和第三、第四分区北移的主力和机关，并使主力部队的练兵和全区干部的整风学习，都有一个较为安定的地区。

这样的地区选在哪里呢?站在作战地图面前，粟裕的注意力停留在苏中区西北角的车桥、泾口、曹甸地区。1940年冬，他曾率苏北指挥部所属主力协同黄克诚部在此地区举行过曹甸战役，对该地区有一定的了解。1941年3月之后，韩德勤率江苏省政府、鲁苏战区副长官部及第二十四集团军总部和主力一部盘踞在该地区，将该地区经营为处于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中心腹地的反共基地。1943年2月，日军调集兵力向车桥、泾口地区发起了“扫荡”，并在方圆数十里内建立了以车桥为中心，包括周庄、受河、泾口、蚂蚁甸、杨恋桥、樊家河、张桥、塔儿头、曹甸、太仓镇等在内的10多处据点。

粟裕分析，该地区处于淮安、阜宁、宝应三县交界，是日军第六十五师团(师团部驻徐州)与第六十四师团(师团部驻扬州)的结合部。该地区伪军属徐州伪淮海省郝鹏举系统，宝应以南则属扬州项致庄系统。如新四军对该地区实施攻击，日军可能互相推诿和观望，配合作战不会协调。同时，该区又是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的结合部，如我攻击得手占领该区，不仅打通了相互之间的战略联系，第一、第三师主力还能互为依托，敌如不集中强大兵力决不敢来犯，还便于将来进行大的战略机动。苏中军区既能将领导机关移至此处，有计划地轮训各主力团和分批集中干部进行整风学习，也可以就近加强对第十八旅(第一分区)工作的指导。

当然，粟裕的这些深谋远虑，由于时机尚未成熟，一直未向部属透露过，但在工作中已开始预作部署和准备。粟裕命令主力第七团分批进入兴化境内，以合塔、永丰、新老圩区等老根据地为依托，积极向南但主要是向西发展，在宝应以东地区打通与第十八旅(即一分区)的联系。粟裕亲自到三仓河北的北行镇向七团严昌荣团长、彭德清政委、俞炳辉参谋长和蒋新生主任交待任务，冒雨检阅七团部队，动员他们向宝应地区进军；要求七团打好仗，开辟新区，在新区建党建政建设地方武装，发动群众有计划地改造水网地区的地形，如在河道中筑明坝、暗坝、封锁坝、交通坝等，使敌人汽艇难以通行，而我军能来往自如；要求部队普遍学会游泳、划船、撑篙及组织船队进行水上行军作战和水网稻田地区行军作战的本领。

粟裕命令第十八旅(第一分区)第五十二团主力和高邮、宝应地方武装积极向界首、临泽、沙沟以北和宝应、曹甸、安丰以南地区发展和开辟新区，并加强侦察情报工作，随时掌握周围敌人情况。

1943年6月，粟裕奉命去新四军军部驻地江苏省盱眙县黄花塘参加整风会议和汇报工作。他借此次军部之行对沿途地形、敌情作了实地调查，进一步充实完善车桥作战构想。

此行于6月23日开始。粟裕带了师部侦察科负责人严振衡、测绘参谋秦叔瑾及押运上缴军部物资和经费的一个连的武装，踏上了西去军部之路。他们在东台县以北穿过通榆公路、串场河，经兴化地区南下到江都真武庙以西，从昭关坝伪军据点中通过扬淮公路，偷渡运河，泛舟邵伯湖，在扬州城北15公里邵伯湖南岸的黄珏桥上岸，越过扬(州)天(长)公路，历时近一个月，对沿途地形、道路、敌情、民情等做了充分的调查，于7月12日到达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

粟裕在军部汇报工作，参加整风会议，治疗疾病，前后逗留两个月。返回苏中前，粟裕把严振衡找去，当面布置回苏中的准备工作。他说：“这次来淮南，我们走的是南线，兴化、江都、高邮地区和淮南路东的南部、中部都去了一下，情况比较了解了。现在要回苏中了，我不想再走老路，想从北面绕回去，从龙岗坐帆船经闵家桥到黎城镇(今金湖县)的淮河口，再视情况乘船或步行到淮安、宝应以西地区看看，争取在平桥以南、泾河附近过运河，再向南、向东南回三仓地区去。”负责侦察、保卫工作的严振衡深知，淮安、宝应以西地区和平桥以南、泾河附近地R敌情较为严重。回苏中可走的路很多，为什么首长要绕得这么远，而且专拣我们从来没到过、敌情和地形较复杂，而我们的地方工作较薄弱，甚至完全没有地方工作的地区走呢?严振衡想得很多，疑问很多，但不便多问，也不好提意见，深感重任在肩，为首长的安全捏着一把汗。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粟裕司令员此时已在为将来要选择在这个“遥远的地方”进行一个大战役作战场实地勘察!

8月30日，粟裕一行从军部到达高邮湖边的龙岗镇，巡视刚从苏南北撤到这里的抗大九分校，祝贺他们在苏南同第十六旅并肩反顽作战的胜利，并表示慰问。9月 19日启程返苏中。粟裕率随行人员穿行于车桥、曹甸据点附近以及许多边沿区、接敌区和敌占区，一路察看地形，广泛了解敌情，同干部群众交谈，与第十八旅旅长兼第一分区司令刘先胜商讨军机。9月24日下午，天忽然下起雨来，粟裕和大家的衣服全被淋湿了。9月25日雨下了一天，大家只好在距敌人据点车桥很近的顾家庄住下来。粟裕趁此机会找村内的贫雇农、找保甲长谈话，还找地主，跑生意做买卖的人了解情况。他衣着简朴，平易近人，从周围水荡、田地和老百姓生活谈起，问到捕色、割苇子、跑生意的行情，再问到四面八方的水路、旱路怎么走，鬼子伪军下不下乡，周围据点有多少鬼子、伪军，车桥、泾口、曹甸一带买卖好不好做等等，问得很随便，答的人也没有什么拘束，许多重要情况就在这样的聊天中弄清楚了。

10月3日粟裕回到东台以东的吴家桥师部。三个月零12天的学习整风文件、中共中央近期指示和往返途中的实地侦察调查，粟裕决心组织和发动以车桥、泾口为目标的攻势作战腹案趋于成熟了。为保证这一作战行动的胜利，粟裕于1943年10月18日向部队发出了《关于加强攻坚打援战术之研究》的指示，并派部队秘密修通了射阳湖靠北的大堤，以便于发起进攻前部队能从陆路隐蔽接敌。

1944年1、2月间，粟裕部署和指挥一师在苏中的高邮、兴化、宝应、东台、泰州和如皋等广大地区发动攻势，攻克了大官庄、王家营、永安、西团、安丰、运粮河、古溪等日伪军据点17处，争取伪军千余人反正。这一攻势起到了分散和迷惑敌人的作用。

粟裕经过长期酝酿、深入调查、周密策划形成的车桥战役腹案，在1944年2月召开的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一提出，便得到了区党委其他领导的一致赞同。大家认为全苏中骨干武装力量已达20个团，3万多人，士气正旺，主力部队集中进行了冬季练兵，战术、技术都有新的提高。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车桥战役的胜利是有很大把握的。

发起车桥战役会不会刺激敌人，引起日军对新四军大规模报复行动呢?粟裕对此也早有考虑。他全面分析形势说：“从全局来看，日军已是穷途末路，在我发起攻势作战后，难以对我进行大规模报复‘扫荡’，即使有些小动作，在我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影响也不会大。”【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292—293页。

苏中区党委会决定由粟裕负责战役全面的组织指挥，副师长叶飞负责车桥前线战场指挥。紧接着又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具体研究制定作战计划、方案。作战部门提出了三个攻坚方案，供作战会议讨论：一是由东向西，先攻泾口后攻车桥；二是车桥、泾口同时攻击；三是先攻车桥，后取泾口。经过分析比较，择优选取了第三方案。第三方案的优点很明显，粟裕力主此案。他认为：首先，打下车桥，敌人可能放弃一大片地区，我们可以得到最有利的战役效果；其次，车桥处敌中心地区，是敌人的心脏，工事坚固又有日军驻守，敌人自以为安全，而敌人认为安全的地方，往往是我最容易得手的地方，这是战争的辩证法。我们可以采取掏心战术，隐蔽接敌，突然进攻，必能收出奇制胜之效；第三，车桥周围的地形也对我有利。作战会议一致决定选择第三方案。粟裕又为这次战役定下了攻坚打援并举的方针，坚决攻占车桥，并歼灭敌人一批增援部队。

粟裕调集主力部队5个多团的兵力，还有地方部队参战。作战编组是：以七团为第二纵队，负责主攻车桥；以一团、三分区特务营及泰州独立团1个营为第一纵队，担任对两淮方向之警戒，完成歼灭或击退援敌之任务；以五十二团及江都独立团、高邮独立团各1个营组成第三纵队，担任对淮安、曹甸、宝应方向之警戒，完成歼灭或击退援敌之任务；以师教导团一营及四分区特务团(两个营)及炮兵大队组成总预备队。粟裕强调这次战役安排打援的部队多一些，但并不是“以打援为主”，战役的目的是攻取车桥，解放这一片地区。过去对日军作战打的都是游击战，这次是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是一定规模的对日军攻势作战，这在苏中抗日游击战争中还没有先例。

作战会议结束，粟裕特意把七团团长兼政委彭德清和参谋长俞炳辉留下，斩钉截铁地说：“成败胜负，关系重大，你们团一定要完成任务，哪怕敌人筑了铜墙铁壁，也要砸开它!”彭德清坚定地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拿下车桥!”

粟裕接着又将严振衡找去，命令他立即从作战科、侦察科、通信科各抽调一二名参谋，带2名机要员和1部电台，挑选侦察员、徒步通信员、电话员(带总机)各1 个班，调师教导团第一连，由管理科配好行政和生活保障人员，安排1名得力的副官带领。这些人员编组好以后由严振衡统一管理和指挥，护送、陪同叶飞副师长去一分区淮宝地区，有重要作战任务，详细情况由叶副师长具体交待。对护送叶飞副师长到作战前线的路线，粟裕也对严振衡作了详细指示：尽量陆地行军，避免水上行军。路上一定要注意侦察警戒，昼伏夜行，严格保密，保证安全到达。

大部队行动保密工作十分重要。这一带是水网地区，封锁消息有不少有利条件，粟裕早就布置宝应县委动员3万多民兵和群众，于曹甸、安丰等地筑路打坝，筑起了顶宽1丈，高出水面5尺，穿越湖荡，绵延约15公里的5条大坝，以便于攻击部队隐蔽接敌，奔袭车桥。又组织了数以千计的船只，穿越宽阔的马家荡、绿草荡水面，把部队、云梯和其他器材以及担架队运送到车桥附近。还组织精干民兵，利用黑夜开沟挖塘，破坏敌伪据点之间的道路、桥梁，协助军队埋设地雷、放哨和监视敌人。

为保证战役的胜利，粟裕认真抓好了战前准备，特别是协同作战的准备。他要求部队充分摸清、摸透地形、敌情，包括敌之工事构筑、火力配置及与之有关的一切方面的详细情况，进行目标明确、目的清楚、要求具体的针对性练兵。主攻车桥的七团挑选干部进入车桥据点侦察，把车桥周围地形与开进路线勘察得清清楚楚；拟制了详尽的作战方案，最后又用15天时间，模拟敌人和地形地物进行战前练兵。

苏中大地上一场酝酿已久的向日本侵略者发起局部反攻的风暴就要来临!

二、车桥大捷。华中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向反攻阶段发展。

日军俘虏敬畏地说：“粟裕埃拉伊!”

车桥镇座落在涧河(又名菊花沟)两岸，东西长2里，南北约 1.5里，河道上有5座桥梁，从高处俯瞰全镇，形如繁体的“車”字，是以得名。这里驻扎日军1个小队，约40余人，伪军1个大队，约500余人。敌人在车桥镇筑有53座碉堡，构成绵密的交叉火力网，四周围墙高达2丈，外壕宽1.5丈，壕中积水深七八尺，且与界河相通。以车桥为中心，外围还有10几个坚固的据点相拱卫，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筑垒配系。

1944年3月3日午后，以七团为主攻车桥的第二纵队，分南北两路开进。北路部队在七团团长兼政委彭德清、参谋长俞炳辉率领下于5日凌晨1时50分之前到达车桥以北攻击准备位置。南路由七团副团长张云龙、政治处主任蒋新生率领，亦于5日凌晨1时50分之前到达车桥西南飞机场一线。

负责两淮方向警戒、打援的一纵队，在廖政国、曾如清等率领下于4日午夜12时抵达车桥以西的石桥头、芦家滩之线，进入伏击阵地。

负责淮安、曹甸、宝应方向警戒与打援的第三纵队，于4日午夜12时到达警戒位置。

叶飞率师指挥所及总预备队、炮兵大队，于5日凌晨2时到达车桥北面之赵扬庄。

车桥守敌万万没有想到新四军一师主力敢于集中大兵团来攻，而且是采取掏心战术直取其中心据点。日、伪军苏中指挥机关对新四军作战意图及部队调动一无所知。

3月3日，距车桥战役发起只有2天，粟裕收到一份敌情通报：日军百余人、伪军千余人增至安丰。安丰处于东台以南通榆公路上，是敌人的据点，距三仓河约30公里。伪军师长田铁夫也到了安丰，有向东“扫荡”模样；南边海安之敌一部进占了李堡，距三仓河约20公里，似企图向我台南地区“扫荡”。粟裕将计就计，不放弃任何一个“动敌”、“欺敌”的机会，决心在车桥战役发起之前，对敌实施一个“声东击西”的“佯动”，吸引敌人注意力，掩护车桥战役的突然性。他将师直机关分为前后两个梯队，令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率后梯队北移，跳出“扫荡”圈；自己率前梯队向南转移，故意“示形”迎击“扫荡”之敌，与其纠缠，麻痹敌人。

3月5日是农历2月18日。深夜，皎洁的月光给大地铺上了一层轻柔的薄纱。凌晨1时50分，攻城部队按预定计划出击。三旅旅长陶勇亲自指挥第二纵队，从南北两个方向直插车桥镇两翼。两路部队迅猛越过外壕，架起云梯，爬上围墙，展开攻击，仅20分钟便突破围墙，攻下10余座碉堡，占领镇内全部街道，分割包围各日、伪部队。苏中新四军的突然攻击，顿时使敌人不知所措，完全处于被动中。天亮前忽然狂风大作，黄沙满天。这在当地是罕见的。老百姓都说：“新四军有神灵保佑，天刮鬼风，帮助新四军打胜仗。”经激烈战斗，攻城部队于当日中午全部歼灭了镇内的伪军大队。车桥镇内只剩下日军的工事和碉堡了，呈现出激战前的暂时沉寂。下午3时半，第二纵队开始总攻“碉堡中之碉堡”的日军圩子，首先以迫击炮集中轰击敌外围，接着以山炮轰击大碉堡。日军1个小队大部被歼，残敌继续作困兽斗。第二纵队一方面进行近迫作业，重新布置炮火，准备再次攻击；月一方面展开政治攻势，随攻击部队前进的“日本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宣传委员松野觉，冒着枪弹进至碉堡旁喊话，瓦解日军，不幸头部中弹牺牲。

阻击打援也在激烈进行。

在三纵队方向，5日午后，驻曹甸、塔儿头日伪军百余名最先出动，行至大施河，触发新四军埋设的地雷，稍与新四军警戒部队接战即退回。

在一纵队方向，5日下午3时，淮阴、淮安、涟水等地日军，纠合伪军700余人，分批在淮安集结，乘车向车桥驰援。第一批7辆汽车载着240多名日军，进至周庄、芦家滩新四军预设的伏击阵地。一纵队战士突然猛烈开火，迫敌进入预设的地雷阵，当即被炸死炸伤60余人。看到日军被炸得鬼哭狼嚎，伤亡惨重，指战员们兴奋异常。这次作战地雷发挥了很大威力。

第二批、第三批增援日军各约百余人跟着于下午4时、5时30分分别进入韩庄与第一批残敌会合，当晚向新四军阻击阵地进犯。一纵队战士从敌侧背奋勇出击，与敌白刃格斗，刺死敌60余人。日军华北派遣军第六十五师团第七十二旅团三泽大队长被击毙。敌人伤亡惨重，便向韩庄东北突围，在芦苇荡边被一纵队战士切成三段，大部就歼。6日凌晨3时左右，第四批增援日军约120余人，乘两辆汽车又进至小王庄、韩庄，与残敌会合。

7日，车桥镇残敌在援军接应下狼狈逃窜。早已动员好的宝应县40多个乡的3万多民兵、群众立即进入车桥，迅速平毁工事，拆除围墙、碉堡，打扫战场，彻底摧毁敌人的巢穴。苏中新四军部队乘胜威逼车桥周围敌据点。曹甸、泾口、塔儿头、张桥之日伪军如惊弓之鸟，退守淮安。12日，苏中新四军收复望直港、蛤拖沟、鲁家庄、蚂蚁甸、受河。13日又收复周庄。

车桥战役至此胜利结束，共歼三泽大佐以下日军460余人，其中生俘山本一三中尉以下24人，歼伪军500余人，摧毁碉堡50余座，缴获步兵炮1门及大批武器弹药，收复敌伪据点12处。

车桥战役打响前，粟裕已与新四军第三师沟通了联系。车桥战役一打响，三师一部立即攻克涟水、车桥间的朱圩子敌据点，消灭伪军300余人，保障了一师作战部队北面侧后的安全。

多年以后粟裕回忆起车桥战役，他说：“进行一个战役，首先要从战略上考虑，战役要同战略相结合，当前要与长远相结合。车桥战役首先是从战略大局考虑的，不然就变成了近视眼。另外从战机上考虑，当时敌人的情况同1942年不同了，士气低落，所以打车桥能够打下来，可以打。”【注】《粟裕论苏中抗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423页。

车桥战役取得了攻坚与打援的双重胜利，粟裕在战役发起前的预见和意图一一得到实现：

(一)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战略区的联系，淮宝地区纵横各50余公里的广阔地区被打开。一个月之后，苏中党、政、军领导机关便移驻到这里。4月 18日，苏中区党委发出《夏秋季工作决定》，主要要求是：“切实将整风列为工作第一位”。一师部队整风运动全面展开，全苏中约有3000多名干部参加了不同形式的学习。主力部队也在这里得以整训，为下一个战略行动作了从容准备。后来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制订了一个发展东南的战略决策，接受新的任命的粟裕就是从这个地区出发，亲率经过整训、齐装满员的3个团，渡过长江去开辟苏浙军区。

(二)车桥战役之后，日军再也没有力量发动更大的军事“扫荡”。驻徐州的第六十五师团派出部队进行报复“扫荡”，以挽回皇军的面子，但他们行至离车桥几里路的地方，从望远镜观察到苏中部队正严阵以待，就不敢再向前走了，只是派几架飞机来作一番侦察飞行，在凤谷村投下几枚炸弹就飞走了。

(三)车桥战役是华中抗战史上对敌震动最大的一次攻势作战，它标志着苏中敌我相持的平衡被打破，抗日斗争形势从此走向转折。敌悲观情绪日甚一日，驻东台日军12人集体上吊自杀，驻平桥镇伪军营长带100多人反正。敌收缩据点采取守势，而苏中新四军则展开了局部战略反攻，在一、二、三、四分区不断出击，屡歼敌军。

在车桥之役中被俘的日军中尉山本一三说：“这大概是你们新四军抗日以来在江苏省和日军作战最大的一次胜利吧，俘虏我们那么许多人是没有过的吧?”“你们在坟地上埋设地雷的预谋，加上坟地周围设置的战壕，适时地掀开伪装，突然的出现，这是你们战术胜利的绝纱计策吧?”说到这里，山本一三目光不由得透出了敬畏的神色，突然收紧下巴：“你们的粟裕埃拉伊!埃拉伊!”(日语“了不起”)

战役结束后，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车桥大捷”消息，赞扬苏北新四军“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祝贺胜利。陈毅也从延安发来了热情洋溢的嘉奖令。

3月8日，粟裕、叶飞将车桥战役的发起理由和战斗经过报告新四军军部。饶漱石主持工作的新四军军部，却向一师发电报，对车桥战役提出批评，指责“攻击方向不对”，“主动过分暴露自己力量”，“过分刺激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大的报复”，“可能造成对全部各方不良的影响和牵制”。为此，3月11日粟裕、叶飞、陈丕显共同署名，复电进一步申述组织发起车桥战役的理由。事实证明军部的“担心”是多余的，不但没有出现“不良的影响”，相反有力地推动苏中以至华中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向反攻阶段发展，揭开了苏中乃至华中的战略反攻序幕。车桥战役不仅在当时震惊中外，而且历经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考验，一直作为一个辉煌的战例，彪炳史册。

三、南坎战役。对日连续局部反攻。

苏中抗日根据地成为“汉高祖的关中”。

南坎战役是粟裕组织指挥的苏中对日局部反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南坎作战为代表，在南线“清乡”区边缘及“清乡”区内发动的一系列反据点攻势作战的总称。这次战役历时5 个多月，包括1944年5月开始的“清乡”区内的反据点斗争、攻克南坎镇作战及持续到10月的夏、秋季攻势。南坎战役共歼灭日、伪军3000人以上，其中包括日军中队长以下近800人，拔除和遇走日、伪据点七八十处。

车桥战役以后，如何进一步推进对我较为有利的苏中斗争形势，是粟裕思考问题的重点。

此时，日伪对四分区的“清乡”已转为以政治伪化为主，同时准备对第一、第三分区进行“扩展清乡”，对第二分区进行“强化屯垦”。粟裕从抗战的整体局势出发，对当前苏中敌情和形势作了深刻分析，认为：日寇目前正以大力进攻平汉、粤汉铁路，相对减弱了后方的力量。但对已“清乡”的地区不会放松，将继续加紧进行“扩展清乡”与“屯垦”计划，因兵力不足，又不大可能从别的地方调兵来苏中，势必主要依靠现有力量集中使用，这样就使我们有打破其“扩展清乡”计划的可能。经过思考，粟裕把握了整个形势发展的本质，提出了对敌斗争的新策略：对敌人的“扩展清乡”与“强化屯垦”采取打破的方针。对四分区的反“清乡”则仍提 “坚持”斗争，而不提“粉碎”敌人的“清乡”。因为过早地提“粉碎”敌人的“清乡”，容易引起轻敌和急躁，导致敌人的报复，使群众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同时，苏中区这时的领导重心已经转向准备反攻，如果第四分区形势再度紧张，对全局会有干扰。

1944年5月，苏中主力特务四团以奔袭行动突人“清乡”区的封锁线，与在那里坚持的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两次攻克“清乡”区内伪军据点童家甸。坚持在启东、海门地区的地方武装攻克了伪军据点竖河镇。各县警卫团、区队、民兵攻克日伪据点28处，歼灭日、伪军近千人。攻克这些据点既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也进一步摸清了日伪军在“清乡”区内据点守备的实际战斗能力。

粟裕任书记的中共苏中区党委根据形势发展，指出反据点斗争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要用一切办法来达到反据点斗争的胜利，使敌人被逼放弃小据点，集中到大据点，并使大据点一个个处于孤立局面。

于是苏中全区展开了对日、伪的攻势作战。粟裕思索已久的打破敌“扩展清乡”并进一步推动局部反攻的军事斗争方案渐趋成熟。

1944年6月3日，粟裕分析全国的抗战和苏中斗争形势，向新四军军部提出：“于最近进行一次较大的战役”，以粉碎敌之“扩展清乡”计划。【注】《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第103页。

实施这个战役，粟裕提出了两个具体方案：

第一方案：在敌封锁线上打开缺口，以便于今后工作和加派兵力进入“清乡”区内，并造成打破敌“扩展清乡”的有利条件，因此第一个战斗必须先在四分区进行。

第二方案：如上述第一个方案的第一个战斗尚未进行，敌人即开始“扩展清乡”前的军事大“扫荡”，则我暂停在四分区“清乡”区封锁线上打开缺口的原定计划，集中主力4个团的兵力在东台以东地区，寻找敌人弱点，于运动中歼敌一路或数路，以打破其计划。

粟裕决定以四分区敌封锁线东北边缘的南坎据点为主要攻占目标，得手后乘胜再打下八总据点，以打开封锁线上缺口，达成今后我主力进入“清乡”区内便利条件。 6月5日，粟裕正式下达南坎战役作战命令，并把主攻任务交给七团、特务四团等，其他主力部队、地方兵团、区队和民兵的作战任务，都相应作了安排。苏中四地委也作了相应部署。

南坎镇位于如东县掘港以东，是日伪军的一个重要据点，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加上警察，共有300多人。这里地理位置比较突出，但并不孤立，四周有好几个据点互相呼应。“清乡”区内的反据点斗争是南坎战役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南坎战役的前奏曲。粟裕认为，这样可以实现苏中区党委制定的反据点斗争方针和作战的根本目的。

6月22日，担负主攻的七团告别车桥大捷后的整训地东台唐家洋，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行进。团长兼政委彭德清和副团长张云龙预计到开进途中随时可能遇到出来“扫荡”的日、伪军，早作好了随时投入战斗的充分准备，并且制定了战备计划，以便在行军途中立刻转入战斗。部队白天开进时不是走一路纵队，而是分成左右两个梯队，一旦遇敌，便可迅速展开兵力，乃至夹击歼灭敌人。

23日上午10时左右，七团急行军楔人如(皋)东地区，在耙齿凌与从柑茶据点出动“扫荡”的日伪军500余人遭遇。七团迅速展开成为战斗队形与敌交战。狭路相逢勇者胜。敌我一经接触就形成硬拼的局面。经过3个小时较量，七团勇猛杀敌，敢于刺刀见红，干净利落地消灭日军中队长加藤大尉以下百余人，伪军百余名，活捉日军小队长以下14名、伪军200余人。

遭遇战枪声刚停，七团顾不上休息，直奔南坎方向。此时，粟裕对原定的南坎战役由七团攻坚、特务四团打援的部署作了新的调整，改由特务四团攻坚，七团担任掘港

Chapter_9

方向打援。

南坎战役于6月26日夜间发起，进展比较顺利，特务四团先攻占了伪军据守的4座碉堡，歼灭伪军100余人，接着集中火力、兵力攻击据守在核心阵地的日军，最后以火攻解决战斗，又歼日军12名。由掘港向南坎增援的日伪军被担任打援的七团全歼。各部队密切配合，乘胜连克八总店、鲍家坝、六甲和北新桥等日伪据点，绐了坚持在“清乡”区内斗争的军民极大鼓舞。

在攻克南坎据点胜利的鼓舞下，在“清乡”区坚持的地方兵团、区队和广大民兵，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夏、秋季攻势，高潮一直持续到10月间。据不完全统计，夏、秋季攻势仅地方兵团作战达192次，区队和民兵作战131次，共攻克据点25处，逼使日、伪军撤走据点44处。

车桥大捷和南坎战役胜利，标志着苏中抗日根据地对日军局部反攻时机已经成熟。以粟裕为首的新四军第一师和苏中区党委领导，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根据对敌斗争形势的发展，逐步由以坚持游击战争为主的内容与形式，向以运动战为主的内容与形式的转变，作战指导的基本原则仍然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但作战中运动战的成份明显地提高了。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乡”区各地日伪军政人员异常恐慌，伪组织中的中层人员更是动荡，南通地区一日之内竟有7个伪区长辞职，伪乡保政权，伪自卫团大部瓦解，很多人向新四军自首，帮助新四军攻打日伪据点。

7月1日，苏中军区和一师领导粟裕等传令嘉奖南坎战役参战部队。第四分区军民在夏、秋季攻势中不仅恢复了“清乡”以来被日伪军占领的地区，而且还使根据地有所扩大，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按照粟裕的部署，苏中其他地区开展了“打破”与“粉碎”敌“扩展清乡”、“强化垦屯”的作战行动，连连获胜，日伪于1944年初设立的伪“苏北屯垦总署”被迫于11月1日宣布取消，日伪的“扩展清乡”、“强化屯垦”彻底破产。

此时，驻守在泰州、兴化、东台三县交界地区的国民党税警总团陈泰运部，勾结日伪不断对新四军攻击，断绝新四军南北交通，杀害新四军干部。粟裕报请新四军军部并转中共中央批准，对陈泰运组织了两次讨伐战役，第二次讨伐战役，粟裕亲临前线具体指导，至10月下旬讨陈战役结束。两次战役共毙俘陈部及伪军2300余人，攻克据点19处。陈泰运率残部900余人投敌。

从车桥战役到南坎战役，构成了苏中地区新四军对日作战的连续局部反攻，成为1944年苏中军事斗争的主线。这一年，粟裕领导和指挥的新四军一师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与日伪军作战825次，共歼日伪军1.6万人。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 1941年2月的指示电中曾把包括苏中在内的苏鲁战区作为“华中的基本根据地”和“向西向南发展的策源地”，赋予它“好像汉高祖的关中”【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23页。的战略任务，粟裕领导的苏中经过几年战斗和建设，已建成了名副其实的“关中”。新四军在苏中能控制和储备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华中战略区中均占首位，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一块坚强前哨阵地。它不仅有足够的力量坚持和巩固现有地区，而且有力量随时执行发展和支援新区的任务，完全起到了“汉高祖的关中”的战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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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进军苏浙皖

一、中共中央决定：“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第三次先遣，跨江南下，发展东南。

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越来越好。在中国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态势，正在转变为敌人的孤立据点被大片抗日根据地封锁和包围。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进一步筹划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部署，决定留守延安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一部南下向湘粤发展；在华中的新四军，一部向西向河南发展，一部向南向东南沿海发展。1944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向华中局发出《关于发展苏浙皖地区总的方针和部署》的指示：“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地区应有新的发展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304页。随后中共中央又指示华中局：新四军在执行西进、南下两大任务中，应以南下为主，江北兵力尽可能抽调南下，一切工作首先着眼保证南下任务的完成，争取全面控制苏、浙、皖、闽、赣诸省，使我党我军在举行战略反攻时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第一师(包括苏南地区的第十六旅)担任南进任务。

对于发展东南，粟裕怀有特殊的感情和革命责任感。当中共中央提出具体方案交华中局商议，华中局就此事征询苏中意见时，粟裕激动不已。从1934年7月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到三年游击战争，粟裕先后奉命执行向闽、浙、皖、赣挺进和在皖南、浙江创建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浙闽边保住了战略支点。1942年5月，他根据浙江敌我斗争形势，就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提出建议：增派部队向浙江发展。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陈毅回电指示：由于整个情况尚不明朗，目前仅可作准备。并于6月21日致电毛泽东、中共中央，认为：七师、一师建议南进，目前仅可准备，不宜轻动。毛泽东复电指示：“皖南、浙西只可发展游击，我主力不应南进。”【注】《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89页。但陈毅对粟裕的建议很重视，7月便派谭启龙到浙东去加强领导，8月又派何克希带一批干部到浙东。陈毅还叮嘱何克希，经过苏中的时候，要听取粟裕的指示。粟裕在苏中热情接待了何克希一行，并从部队中抽了几个曾经在浙江打过游击的干部如张文碧、刘亨云等随何克希前往。苏中区党委和一师给浙东区以积极的多方面的支持，一直十分重视保持苏中与浙东的海上通道。以谭启龙、何克希为首的浙东区党委、浙东游击纵队在日伪顽夹击的复杂形势下艰苦奋斗，不仅建立与坚持了三北(指姚江以北的余姚、慈溪、镇海地区)游击根据地，保存了浦东原有的阵地，而且建立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依托四明山向南和向浙赣沿线的金华、义乌、兰溪方向发展。

1942年5月，根据华中局决定，镇丹武、苏常太、澄锡虞地区正式划归苏中区党委领导，改建为苏中区第五、第六分区。粟裕对上述地区的斗争作出新的部署，并派部队和干部加强向南发展的领导力量。指示他们：“务必完全控制沿江一线，以便将来作战略转移。”1942年12月，经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同意，粟裕又派王必成率领第一师第二旅及苏中党校、抗大九分校渡江南下，并将第二旅与第十六旅合编为新的第十六旅，作为坚持苏南抗日斗争的主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1944年的反“清乡”、反“扫荡”、反“蚕食”、反伪化、反抢粮斗争，十六旅的力量伸展到了苏皖边的长兴、郎溪、广德地区，各分区也已连成一片。粟裕的这些部署，为恢复和发展苏南根据地，进而开辟苏浙皖边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东南的山水牵动着粟裕的心。他反复研究分析中共中央指示和华中局的征求意见电，心潮在涌动，决心把自己关于发展东南的想法报告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

关于发展东南的指挥人选，中共中央原来的意见是派叶飞、朱克靖(苏中三分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担任。粟裕认为，在苏浙地区他先后有抗日先遣队、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先遣支队和江南指挥部几个阶段的经历，对那里的地理、社情较为熟悉；苏浙现有的十六旅，浙东游击纵队及浙南游击队等，过去一直受他的领导和指挥，在干部关系上较好处理，由他南下对全局较为有利。他把请缨执行南下战略任务的意见上报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研究了粟裕的建议，认为“粟南去担任发展浙江任务确较为佳”。10月23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将他们的意见并粟裕原建议电报毛泽东、刘少奇并陈毅。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新四军军部：“同意粟裕率两个团南下发展苏浙”。【注】《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510页。11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设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并指示再抽调干部、部队南进。

11月12日，粟裕、叶飞一起到淮南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开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研究发展东南的方针、政策、步骤、方法和可能抽调的力量及坚持苏中的有关问题。20日，华中局将研究结果上报中共中央：由粟裕先率3个团(七团、特一团、特四团共7000余人)及党政干部300余人南进，配合十六旅、浙东游击纵队，进占吴兴、长兴、安吉、武康间之敌后地区，作为控制天目山全部之前进阵地。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发展东南的部署。

12月5日，苏中成立了南下司令部，为保密起见称练兵司令部，整训部队和开展大练兵，积极进行南下的各种准备工作。已成为“关中”的苏中积淀4年的底蕴这时释放出了它巨大的能量。新四军第一师暨苏中军区开展了全面的扩军运动，迅速将一部分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以保证粟裕率一师主力南下后苏中留有足够的兵力。中共苏中区党委抽调了大批地方干部，筹集了大量军需物资，支援向南发展。军工部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赶造出500门小钢炮、5000发炮弹。粟裕非常高兴，专门派人给后勤战线的军工们拍照褒奖。南下部队每连装备3门52毫米小炮，营成立了装备73毫米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机炮连，团成立了装备82毫米迫击炮的炮兵连。这些装备在后来的天目山战役和部队北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部队进入新区运输供应是个突出问题。粟裕派得力干部先行南下，迅速建立起了从上海经无锡至长兴的比较安全可靠的运输线。从1944年底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半年多时间里，这条交通运输线为苏浙军区运送了大量物资，护送了近百名军工技术人员、汽车司机和其他同志抵达苏浙军区。

南下开辟新区，技术侦察队伍建设至关重要。粟裕未雨绸缨，早有准备。他亲自选调干部，提前送他们到新四军军部学习，关心他们的成长进步，为他们解决生活困难。有的干部原来在部队做技术侦察工作，后来转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了。粟裕马上把他调了回来担任原来的工作。

渡过长江是所有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4年前，粟裕和陈毅一起开辟苏北，曾率江南指挥部及部队渡江北上，但那时毕竟人数较少。这一次他要率部队、地方干部及机关人员近万人，在同一时间内偷渡长江南下，之后还要跨铁路、渡运河、过公路，穿越几道封锁线，必须精心准备，缜密部署。粟裕多次召开座谈会，征询各级干部和沿江居民、船工、渔夫的意见，实地勘察流向、水速、潮汐起落等水流规律，查阅水文资料，最后选定东、西两个渡江地段，一是嘶马、大桥段，二是仪征、东沟段。粟裕又专门指示在上下游各延伸数十公里地段，从南京到江阴间，每数公里设一个观测站，24小时不问断观测、侦察江面和两岸敌人的活动，包括日伪舰艇船只往返航速、巡航方向、路线、次数和岸上敌军活动状况，切实掌握了敌人活动规律。粟裕决定分成东西两路渡江，两路走的路线不同，过江过路的方法也不同。东路由刘先胜、陶勇等率特一团、特四团和机关后勤，从江都大桥地区嘶马、大桥间渡江，经丹(阳)北、句(容)北南下。他本人率领的西路第七团和干部队从淮南出发，在仪征、东沟(六合城东南)间渡江。为防意外，粟裕还在岸边预留了担任警戒和掩护的足够兵力。与此同时，江南部队和干部、群众，为江北部队渡江、过路、越运河也作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

这一年冬天苏北特别寒冷，临近渡江日子又下了一场大雪，更是平添几分寒气。入夜之后朔风凛冽，天寒地冻。12月26日，粟裕率领的西路部队进至离江边约 15公里的小营宿营，准备27日渡江。27日晚上，粟裕身穿一件黑色短皮夹克，头戴棉军帽，也没有放下风耳，站在江边注视着烟波浩渺的长江，不时从口袋里掏出怀表看时间。透过冷月清光，可见粟裕的神情是那样从容、沉稳。这时他刚满37岁。

粟裕指挥侦察分队先行过江。他们悄悄登上南岸的龙潭码头，先把十几个厂警之类的便衣武装稳住，接着大部队从沙窝子乘木船分批顺利过江到达南岸。有两艘日商轮船也被东路部队巧妙地调用参加运输。龙潭西靠伪首都南京，东邻伪江苏省会镇江，均有重兵驻守，两地之间的龙潭、下蜀、高资等铁路车站都是日伪据点，铁路与江岸平行，中间地带很狭窄，地形不利，但也正因为如此，敌人想不到新四军敢于从这里在他眼鼻子底下通过。由于人多船少，来不及运送第二次天即将亮了，后续一个营于次日晚仍然利用龙潭码头渡江。

“长江是我们的——我们可以千百次地自由来去!”这是一首在新四军中、在华中根据地群众中很流行的歌曲。然而，近万人在日伪封锁极为严密的长江防线上偷渡，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在粟裕的万无一失部署和指挥下，在各级党政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确实做到了“自由来去”。

部队过江后迅速从下蜀、龙潭之间通过京沪铁路。粟裕等同前来接应的丹北、茅山地委和江(都)镇(江)工委的领导同志及十六旅派来联络的参谋见面。大家格外兴奋，倍感亲切。各方的准备极为充分，甚至还出色地做了伪军的工作。东路部队从新丰据点过铁路和运河时，伪军头目把日寇“邀请”到据点里面吃喝作乐，把大部伪军都拉出去了，只留少数在岗哨上，实际是为新四军大部队通过作警戒。

12月31日，粟裕率部到达溧阳陶庄。这里是1938年新四军挺进江南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茅山根据地中心区。部队休息3天，高高兴兴过新年。军民一起联欢聚餐，热闹非凡。1945年1月4日，粟裕率部继续南进，6日晚到达目的地浙江长兴县的仰峰芥，与在当地坚持的十六旅会合。十六旅官兵举着用竹篾点燃的火把，为踏雪夜行的大部队照明。1月15日，陶勇、刘先胜所率东路两个团与粟裕汇合。东、西两路大军全部胜利完成南进的长途行军任务。

1月11日，粟裕电告新四军军部，为使敌伪顽不易知道我们虚实，建议对外称纵队，十六旅为第一纵队，辖一、二、三支队；浙东部队为第二纵队，辖四、五、六支队；陶(勇)旅为三纵队，辖七、八、九支队。1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浙东部队，任命粟裕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未到职)，刘先胜为参谋长。华中局委托粟裕以华中局代表名义全面领导江南、浙东两个地区的党委工作，建立全面统一的指挥。部队整编按粟裕建议实施：第一纵队司令王必成、政委江渭清；第二纵队司令何克希、政委谭启龙；第三纵队司令陶勇、政委阮英平。4月，叶飞率领的苏中第二批南下部队到达，编为第四纵队，司令廖政国，政委韦一平。叶飞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苏浙军区的活动范围包括苏南、浙西、浙东3个区域。苏南区指的是江苏的长江以南及皖南的宣(城)郎(溪)广(德)和宣 (城)当(涂)芜(湖)地区；浙西区指的是钱塘江、富春江及其上游信安江(衢江)以西以北地区；浙东区指的是钱塘江至信安江东南、瓯江以北地区。

挺进新区的各项工作全面展开。粟裕抓紧时间统一整编部队，确定战略部署。苏浙军区组织团以上干部集训，学习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苏中部队过去长期活动于平原水网地区，今后向南发展的地区都是山地。粟裕亲自向连以上干部作山地战的专题报告，使部队尽快适应山地作战尤其是大兵团山地作战。他着重讲了掌握山地特性与大兵团作战的关系、大兵团山地战的行军和宿营、大兵团山地作战的一般要领以及大兵团山地作战的参谋工作和后勤保障等。关于山地作战的一般要领，粟裕强调指出8条：

1．少数固守正面，集中绝大兵力突击敌人侧后；

2．控制制高点；

3．统一意图，发挥机动；

4．根据上级意图独立完成任务；

5．协同动作；

6．多采用短兵火力袭击；

7．注意通讯联络；

8．注意地形了解。

粟裕不断在战争实践中丰富自己的认识，第二次反顽战役结束后，他将自己关于山地作战的观点、见解整理成《山地作战问题》一文，下发部队和上报新四军军部。军部将此文刊发。后来二野还转载了这篇文章。

粟裕关于大兵团山地作战问题的论述，对苏浙部队尽早完成从平原水网到山地作战的转变和从游击战向大兵团运动战的转变做了很好的理论准备。

与此同时，粟裕结合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江南江北部队在会师中要注意团结的指示精神，号召新老部队之间、地方武装与主力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当地同志与外来同志之间都要互相尊重，虚心学习，组织部队间以连为单位选派代表互访互学，交流作战经验，增进革命友谊，提高日后协同作战的自觉性。同时，还加强了形势、任务和政策、纪律教育，要求提高革命责任感，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1月21日，粟裕向《苏南报》记者发表关于目前时局的谈话，指出：法西斯已临末日，我们的任务是加强团结，组织广大民众及人民武装，扩大解放区，争取战略反攻的胜利。

2月5日，天空疏云，山野残雪。苏浙军区在浙江长兴县槐花磡温塘村大操场上召开盛大的成立大会。主席台正面青松翠柏装点，一条红色横幅上写着： “苏浙军区成立大会”8个大字。会场两侧挂满了各地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祝贺军区成立的锦旗。会场周围树立的标语牌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 由几十名司号员组成的军乐队排列两边。上万名抗日健儿组成的队伍威武雄壮，排在最前列的是从日寇手中缴得的九二式大炮、各种型号的迫击炮和轻重机枪，队伍更显得英姿勃勃。

粟裕和刘先胜等军区领导在军乐声中步下主席台，绕场一周检阅队伍。苏南行署主任吴仲超代表江南1000多万人民向粟裕赠送锦旗并致词，庆祝苏浙军区正式成立，欢迎粟裕就任军区司令员，领导江南广大人民准备反攻。粟裕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走到台前，向到会的党政军民致意，并简述了抗日大好形势，强调指出：“今天军区成立大会的意义，不仅在于检阅我们自己的力量，而且是向苏浙人民宣誓，我们将竭尽一切力量，完成准备反攻，驱逐敌寇，争取抗战胜利的重大任务。”

2月22日，苏浙公学经过一个多月筹备正式创立，粟裕兼任校长。苏浙公学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了大批干部，他们在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新四军向日寇收复失地，首先遇到的对手却是国民党正规军——天目山第一次反顽大捷。

粟裕深知，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给予的任务是，南下首先进占苏浙皖边敌后地区，进而依据天目山打通浦东、浙东联系，协同浙东部队向浙江全省首先是浙江沿海发展，并相机进入福建。总的战略设想是，一旦战略反攻开始，我军能够“破敌、收京、人沪、配合盟军登陆”，在日寇垮台时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如果那时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则我们能够在东南就地坚持独立抗击。归结起来，挺进苏浙敌后的具体任务是：深入苏南工作，打开浙西局面，打通与浙东联系。其中首要是打开浙西局面。打开了浙西局面才能保障苏南工作的深入和有依托地向浙东发展。

江苏、浙江两省是我国的富饶省分，抗战前是国民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时是日伪统治中心所在的腹心地区，沿海还是英、美盟军可能登陆的地域，敌顽都极力想占有这一地区。新四军向苏浙敌后发展，便构成了日、顽、新四军三种力量对这一地区的争夺。这是错综复杂、尖锐微妙的三角斗争。长期的斗争经验告诉粟裕：日、顽之间是既矛盾斗争，又默契反共，甚至公然勾结；他们都想制服对方，又都想借刀杀人，利用对方打击和消灭新四军。新四军在这里既要打击日伪，又要警惕顽方的反共阴谋，特别要防止日、顽的夹击。在斗争中要充分注意和掌握日、顽之间的矛盾。同时，这种斗争又因国际反法西斯斗争胜利形势的影响而更加复杂。美国看到胜利在握，对华政策转为扶蒋压共的方针；日寇为了集中兵力准备太平洋战场的决战，对蒋介石正加紧实施又压又诱和策动内战的方针。国民党顽固派则企图利用这种新的形势对共产党施加压力，并集中精锐部队驱赶新四军。因此这一地区的斗争又具有中、美、日国际斗争背景的色彩。

粟裕准备向东南敌后发展的新区，处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东北侧，扼长江三角洲西南门户。长期以来第三战区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制造“皖南事变” 后仍把主要矛头对准新四军，专同新四军在东南争夺。粟裕形象地说：“我们去向日寇收复失地，国民党顽军就向我们‘收复失地’，历来如此。这次我们开辟浙西抗日根据地也不会例外。因此，我们既要对付日寇，又要对付顽军。这一点，要和部队讲清楚，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首先遇到的对手主要将是国民党正规军。 ”

综合各方面情况，粟裕进一步分析敌情：杭州西北的天目山是浙西的脊梁。北麓和东麓的县城及较大集镇此时都为日、伪占领，但总的来说日寇已走下坡路，兵力使用捉襟见肘，因而主动作战行动已经不多。天日山地区集中的国民党中央军，在数量上、战斗力上均高于南下前的估计，占有绝对的优势。粟裕手头只有第一、第三两个纵队。第二纵队长期活动于浙东地区，此时还未与他们打通联系。粟裕反复盘算着、思谋着怎样合理运用有限兵力，发挥出各部队的优势，给敌以最大的打击，以达成总的战略目的。

1945年1月17日，他将顽情报告新四军军部，提出两个作战方案：一是全力向孝丰地区出动，尔后在反击中控制天目山，再向浦东和浙东发展；二是先以一部进入天目山支脉莫干山地区，尔后深入杭嘉湖，打通与浦东、海北(指杭州湾北的乍浦、平湖、嘉兴、海宁、海盐地区)的联系，再向浙东发展。

粟裕在电报中对两个方案的利弊进行了详尽分析。第一个方案的优点是可以迅速打开局面，完成控制天目山的任务，但以目前力量而论，不是很有把握，如后续部队不能迅速南来，还可能陷于僵局，而且我军主动进入顽区作战，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不利。第二个方案虽然发展较慢，但较稳妥有把握，且可以进一步摸清情况和创造实施第一方案的有利条件。粟裕同时还估计，如我以第一纵队进入莫干山地区，顽方可能以主力向北挺进，逼我于吴兴、长兴以南水网地区背水(太湖)作战，另以主力一路截断我第一纵队向西北转移之路；更大可能是仅以小部牵制我第一纵队，而以其强大主力袭击我后方，寻歼我指挥中心。双方的争夺重点将在天日山主脉。如果这样，我便可就势实施第一方案，也并非对我不利。

1月20日，新四军军部复电同意执行第二方案。

粟裕将一纵、三纵布成犄角之势，以第一纵队伸人敌后，伺机进退，亲率三纵留在宣(城)长(兴)路以北备战整训，盘马弯弓，待机而动；浙东的第二纵队则隔江活动，遥相呼应。

2月10日，正是农历新年前夕，大家都在忙碌着准备过春节。夜晚，刺骨的寒风卷着雨雪，劈头盖脸袭来，天空云层很厚，能见度很差。这样的时候敌人容易麻痹，粟裕抓住战机，擂响了向敌后行动的战鼓。一纵从郎(溪)广(德)地区出动，兵分3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了日伪和土顽多次出扰，全部进入莫干山区。第三纵队七支队担任侧翼掩护，进至广德以南柏垫以东地区。

顽军已于2月初得悉新四军一师主力南下并与十六旅会合的消息，认为新四军南下是企图进入莫干山建立根据地后，可能进入杭嘉湖与海北地区，准备尔后协同盟军登陆作战，以争夺国际信誉。当他们发现一师主力越过广(德)泗(安)路南下并东进时，顽第三战区以陶广为总司令的苏浙皖挺进军总部即令第二十八军以第六十二师主力“迅将该匪歼灭，毋使坐大”；并令“忠义救国军”、浙江保安二团、挺进第一纵队等部协力堵歼。顽军查知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已全部进入莫干山，广德以南仅有七支队，即集中第六十二师全部、“忠义救国军”1个团、浙保第二团共5个团，经孝丰及其西北向第七支队突然发起进攻，吹嘘以5比1的优势两天解决战斗。

一石激起千重浪。粟裕以一纵这块石子投向东面的莫干山，顽军果然积极动作起来，抢先动手对付新四军，使自己处于“政治上不利”地位，而新四军反击则师出有名。孝丰城是浙西山区与平原交界点之一，既是天日山北部门户，又是浙西与苏南、皖南来往的要冲，位置极为重要。欲控制天目山，必先控制孝丰。顽军主力由孝丰西北攻击苏浙军区第三纵队部队，也正按照粟裕设想的作战方向发展。

2月12日，天目山第一次反顽战役打响。第三纵队第七支队奋起自卫，当日在广德正南上堡里将顽“忠义救国军”一部击溃，随即以一部进至孝丰北之阳岱山、景和里一线。这是大战的前奏曲。13日，粟裕电令王必成率一纵主力日夜兼程西移孝丰以北，投入孝丰地区交战。15日命令第三纵队之第八、第九支队投入战斗。经过两天激战，16日晚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开始全线反击。顽军抵挡不住，又获悉苏浙军区第一纵队正回师西进参战，当即全线溃逃。

一纵队三支队六连16日夜间在向战场开进途中，发现有队伍向相反方向乱跑，便问是哪一部分的。对方答：“是六连的。”六连连长一听心里窝火：“还没有打仗连队就成了这个样子!”他大喊：“我是六连连长，六连的向这边走，一个跟一个，不准掉队!”那些乱跑的兵便一个个插到队伍里来了。走不多时，队伍中有人开始发牢骚骂娘了。连长心里更怀疑了，仔细一辨认，虽看不清脸，却看出那些兵军帽上没有防寒护耳，心里明白了。他悄悄地作了布置，然后一面鸣枪，一面高喊：“缴枪不杀!”吓得那些兵有的就地缴了枪，有的跑进路边树林里躲藏。天明后，三支队组织部队分片搜索，陆续搜出300多人，顽军第六十二师一八五团团长也在里面。

17日上午，第一纵队乘胜追击，于孝丰以北之塔山将顽第六十二师第一八四团残部击溃，午后1时占领孝丰城。残顽向孝丰城南报福坛逃窜。18日，第一纵队占领报福坛，并配合第三纵队于孝丰西会歼顽“忠义救国军”一部。残顽向天日山和宁国窜去。

粟裕率新四军一师主力南下第一次反顽自卫战胜利结束，共歼顽1700余人，缴获迫击炮3门，重机枪12挺，轻机枪30余挺，步枪600余支。第一次缴获了美制新式武器汤姆式枪、卡宾枪。此役双方作战兵力对比基本上是1比1。粟裕巧妙运筹，灵活用兵，同顽较量第一个回合便轻取孝丰，取得了对国民党正规军战而胜之的不少经验。粟裕同时又发现了部队不适应新情况的薄弱环节：报务员太少，通讯联络差，王(必成)旅不能按时赶到(王旅于敌溃退后2小时才赶至敌溃退路上)，结果仅将敌人击溃而未能全歼。陶(勇)旅部队不善爬山，缺乏山地搜索经验，对钻人山林夺路而逃的敌人追赶不上，整个战役缴获不多，顽方未受严重打击。但新四军一师主力南下初战告捷，打出了威风，大长了志气。

这一次战役结束后，粟裕让释放的俘虏给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带去一封亲笔信。这封信写道：

“卑职率师南下抗日，正缺武器弹药，承蒙你慷慨解囊，无私奉送俘虏1700名，迫击炮3门，重机枪12挺，轻机枪30挺，汤姆式机枪14挺及步枪700支，解我燃眉之急，真乃雪中送炭，我等万分感激。武器乃多多益善，你如愿再次相送，我仍来者不拒。谢谢!”

顾祝同收到这张开付给蒋记“运输大队”的收条，肯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三、任凭几路来，我只打一路——天目山反顽第二次大捷。

第一次反顽作战结束前，尽管新四军还有追击能力，但粟裕规定部队占领孝丰后仅把追击深度进到报福坛、渔溪口一线。对此，作为战略区的指挥员，粟裕有着深远的考虑：一则有理有利有节，适可而止，在政治上主动；二则部队要抓紧时间深入农村工作，把根基深深扎在群众之中；三则从军事上考虑，天目山易守难攻，顽军有纵深配备，过于深入顽区对我不利，强攻凭险据守的顽军，必将付出较大的伤亡。粟裕估计顽军在初战中遭受的打击还不很大，必定不肯善罢甘休，第二次进攻将接踵而来，不如以逸待劳，待顽出击，在天目山外于运动中歼其有生力量，然后乘胜而进，使顽虽占地理之利却无据守之优势，这样就可以较小代价迅速占领天目山。

粟裕决定在顽军再次进攻之前不作主动出击。粟裕料敌如神，此时顽军确实在部署对南下新四军的再次进攻。

一天，粟裕来到刚从苏北平原南下的第三纵队。第三纵队尽管战前专门进行了山地战的各方面训练，但训练与实战还有一定的差距，作战中不如已在江南战斗几年的第一纵队缴获多，干部战士有些想法。粟裕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亲自给第三纵队连以上干部讲山地战斗课。第三纵队的基层干部绝大部分来自苏北平原和水网稻田地区，过去从未爬过山，甚至在南下之前还未见过山。粟裕从最基本的爬山要领讲起：“你们上山要用脚尖，而下山时要侧身用脚跟，这样不但速度快，而且不会喘大气。”粟裕接着重点给大家讲山地作战的规律、特点及注意事项，“山地战斗，往往看得见，却打不着，为什么?因为你站在山上，看得远。守山头我们只要派小部队，把大部队掌握在指挥员手中，用来包围迂回。打完仗一定要派部队搜索，敌人往往在溃逃时把重武器和弹药扔进灌木丛中。山地行军也和平原行军不一样，在平原行军前头放几个尖兵就行了，在山地尤其是大山之中行军，要特别注意左右两面搜索。敌人要打你的埋伏，必然隐蔽在两面山腰。”

粟裕侃侃而谈，结合第一次反顽作战实际，以战教战，不需讲稿，不照本宣科。他说：“山地战斗，山那么大那么高，又有竹林、树林掩盖，我们守山头要把部队放在半山腰，而且要派出战斗组到山下。枪声一响，战斗组边打边撤，此时连队指挥员就能做到心中有数，才有可能掌握敌情。”

他还对部队宿营警戒、哨兵和流动哨配备，以及如何根据不同的地形放军事哨和派出战斗小组等一一详细讲解。

会场鸦雀无声，大家对粟裕极有针对性的讲课听得入神，不知不觉太阳已经西沉，听课的干部们都觉得脑中充实多了。

2月24日，中共中央就新四军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致电华中局，指出：在日军打通浙赣铁路以前，苏南、浙东、皖南的新四军部队应巩固现有地区，深入农村工作，整训和扩大部队，随时准备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进攻，准备将来大举向南跃进。28日又致电华中局指出：“粟部占莫干山后，暂不宜深入突进，以巩固现地，诱顽来攻为宜”【注】《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第587页。。

果然，国民党顽固派不甘心失败。实际上在顽军第一次向苏渐军区部队突袭遭到反击时，陶广已调第一九二师、第五十二师各一部驰援。无奈六十二师和“忠义救国军”垮得太快，他们纵然赶去亦属徒劳。孝丰乃战略要地，顽军绝不会坐视天目山“门户”被新四军控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密令陶广所部相机在孝丰附近将新四军南下主力围歼，粉碎新四军打通海北和浙东的企图，严防新四军以天目山作根据地。顾祝同也十分重视政治影响，再三叮嘱：“对剿匪部队行动严守秘密，勿使盟军发觉，以重国际听闻”【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326—327页。。

对于将同顽军连续作战，粟裕早有充分预见。第一次反顽战役前他就判断：“顽军既置重兵于天目山，我要进入杭嘉湖敌后，必将遭到顽军的拦击，这样就不可避免要与之进行一场恶战，战场将在孝丰地区。而且由于顽区纵深大，后备雄厚，作战将不止一次。”【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 版，第318页。通过进一步侦察，粟裕得知这一次陶广以第二十八军军长陶柳为前线总指挥，出动12个团，兵分四路，呈马蹄形向孝丰分进合击，包围过来。

粟裕分析认为，敌进攻部署的重点在孝丰以西，骨干力量是左中路的第五十二师和第一九二师各1个团，都是顽中央军，是第三战区主力。五十二师更是训练有素，反动教育深入，装备精良，配有苏式轻重机枪，是各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这个师在“皖南事变” 中充当刽子手，此次又任急先锋。左路是浑名“猴子军”的“忠义救国军”，好打滑头仗，然而在得势时是有攻击力的。从整个兵力对比看，顽军2倍于我，表面上气势汹汹，但建制混杂，指挥不统一，内部矛盾重重。粟裕决定利用山地有利地形，以各个击破的战法对付顽军的分进合击：任凭几路来，我只打一路。

粟裕用少量部队钳制其他几路，将首歼重点对象选为西路，也就是敌人的左路，集中兵力捏成一个拳头，求歼第五十二师的第一五六团和“忠义救国军”主力。粟裕命令第三支队一部及独立第二团在孝丰周围担任正面守备，命令第八支队布防于孝丰西北一带阻击，第一、第三纵队主力分别控制孝丰及其西北地区，待机由孝丰西南和西北向西实施迂回包围，南北对进，合击进至攀丰西侧的顽军。

陶广严令各部抱定“有我无敌的决心”，务必达成夺取孝丰围歼新四军的目的。但顽军内部矛盾重重，发起进攻的时间原定3月1日，后来推迟至3日。首先由“忠义救国军”向孝丰西北之牛山、八卦山进攻，其他各路亦步步进逼。4日至6日，战斗十分激烈，许多阵地反复争夺。6日晚，苏浙军区各守备部队先后发起反击。

战役发展到了转折关头。7日，粟裕抓住战机，果断命令第一、第三纵队主力全线出击。西路“忠义救国军”见势不妙，早早溜之大吉，置翼侧中央军第五十二师一五六团于不顾，将其完全暴露。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决定切断顽第一五六团退路。双方在报福坛附近的黄泥岗遭遇，展开激战，反复争夺有利地形。第三纵队最终把一五六团消灭，顽军团长被击毙，副团长被俘。苏浙军区部队接着又在孝丰西南歼灭第一九二师一部。

顽军进攻的重点一路完全按粟裕的设想被歼灭了，其他各路哪敢再上，赶紧回缩逃遁。陶广4路分进合击的计划成了泡影。顽军兵败如山倒。

粟裕挥师扩大战果，决心占领天目山，指挥部队乘胜追击。天目山从东北向西南走势，绵亘百里以上，层峦叠嶂，竹林茂盛，山势险峻，大多数时间山头总是云雾笼罩，显得神秘莫测。天日山分东西两座，主峰均高达海拔1500米，支脉莫干山、昱岭、百丈峰等绵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1941年2月的一份指示电中就曾说，江南根据地是华中第二个战略中心，又分为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四个方面。苏南是江南聚集力量的中心。这个方向“将来应准备出天目山”【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22页。。粟裕南下后渴望早日控制天目山，如今实现这一宿愿的时机已经成熟。

东、西天目山之间的鞍部有个地方叫羊角岭，海拔1100米，岭上秃石耸立，形似羊角，岭脊长约14公里，是从北面进入天目山地区的必经之地，两侧悬崖峭壁，自古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第一次反顽战役中被击溃的顽第六十二师，就是从这条险道钻进天目山的。此次一纵队二支队一路尾追逃敌，顽军如惊弓之鸟，竟然不敢据羊角岭这个天险抵抗。二支队乘机巧夺羊角岭，一鼓作气直下天目山南部的一都。溃退到一都的顽军正想歇息，听到一点响声立即惊慌逃命。美军一个气象组住在天目山主峰，他们没有走。一纵队先头部队一到，美国人就送来名片，要求会见新四军高级指挥官。二支队长吴咏湘带着指挥组同他们接触，由会讲几句英语的卫生队长担任翻译。双方谈得很融洽，最后互赠了礼品，美方送给吴咏湘一支卡宾枪和一些急救包之类，吴咏湘回赠他们一支手枪。此事后来在国民党第三战区引起不小的震动。顾祝同曾再三叮嘱“剿匪部队行动严守秘密，勿使盟军发觉”。然而盟军到底还是知道了，更糟的是战役结果事与愿违，顽军大败，这杯苦酒顾祝同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了。

3月11日，华中局致电苏浙军区：“你们在两次反顽大战中，再度创造以少胜众的新记录，捷报传来至以为慰。特再传令嘉勉，以昭有功。”【注】《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68页。

3月12日至26日，粟裕指挥苏浙军区部队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完全占领天日山并解放了临安，第二次反击战胜利结束。苏浙军区部队再歼顽第一五六团团长朱丰以下1700余人，缴获许多枪炮弹药。浙西纵横100余公里的广大地区，包括长兴、广(德)南、孝丰、安吉、武康、德清、吴兴、余杭、临安、于潜、富阳等11个县的大部或一部均为苏浙军区控制。

四、“如果手中有3个纵队，就能成建制歼灭敌人”。坚主后续梯队及早南下。

1945年4月4日，苏浙军区领导机关离开长兴西北的仰峰齐，到孝丰城与前指会合。苏浙局面随着两次反顽战役的胜利已初步打开了。但粟裕并未因此松一口气，忙着部署部队做好深入发动群众的工作，以巩固现有地区，发展敌后新区，还将相当的精力用于抓军事工作。第一、二次反顽作战虽然战役目标都实现了，但歼敌与缴获不多，原因在哪里呢?粟裕静静地思索着。他总结得出的结论是：“从顽军方面说，他们总想保存实力，进攻时等待观望，撤退时争先恐后，一碰硬马上缩回，我们布下的口袋他不钻，而且部队撤得很开，不像黄桥战役时那样靠拢。从我们方面说，虽然山地战的适应力提高了，但长期在游击战争中养成的独立自主各自为战的习惯一下不易改变，各打各的多，协同配合少。从打游击战向打运动战转变、向进行大兵团协同作战转变，只能在实践中逐步完成。”【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330页。除了以上这些原因外，粟裕深深感到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兵力不足。二纵孤悬浙东，只能与一、三纵进行战略配合。粟裕在排兵布阵时总有兵力不敷使用之感，只好将两个纵队靠在一起，作战时不得不一根扁担挑两头。粟裕用兵善于使用预备队，现在他手中根本没有预备队可用，导致围歼战变成击溃战。他设想：如果手中有三个纵队，就可以拿一个纵队堵截，两个纵队突击，仗就好打多了，就能成建制歼灭敌人。

粟裕期望着南下后续梯队尽早到来。

中共中央最初计划在粟裕率部南下后，再派第二梯队甚至有可能派第三梯队南下，新四军军部也南移皖南，陈毅由陕北回来主持，组成“江南大营”，大举发展东南。第二梯队原计划为两路：一路由谭震林率二师五旅南下皖南，向皖浙赣老苏区发展；另一路由叶飞率一师一个主力旅南下天日山，渡富春江，与浙东游击纵队会合，进入闽浙赣老苏区。由于日军收缩兵力，停止向正面战场进攻，还先后撤出南宁、柳州、福州以及新昌、兰溪等地，形势变了，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大举南下计划。

但粟裕坚持后续部队宜尽快南下，至少叶飞部尽快南下。第一次反顽战役结束，他即建议华中局：“希谭(震林)部及张宜友(新四军第一师第五十二团团长)等能早南来”【注】《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第585页。。2月26日，他收到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发来的电报：谭震林、叶飞两部暂缓出动。即于28日起草报华中局电：建议叶部“仍如期南来”【注】《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 年2月，第1版，第592页。，以利苏浙地区的巩固和发展。

3月2日，新四军军部复电，叶、谭两部暂不南下。粟裕又发电“坚主叶仍提早出动”。他在上报军部的电文中提出：“自职等南渡后，敌、伪均多方注意，长江沿线多设碉堡，职部留江北之弹药，数度偷渡未成。谭、叶固可随时出动，但长江阻隔，决非铁路、公路、河道可比。俟敌增加据点，恐长年累月亦难通过。故职等再三建议，请令叶部南来。到此后，可留宣长路北及溧武路以南之广大地区，分别集结整训。”3月4日，新四军军部将粟“坚主叶仍提早出动”的电文转呈中共中央。【注】《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第595页。

3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叶部可即令其南渡，谭部仍留现地待机。粟、叶两部以加强苏、浙、皖交界根据地工作为主要任务。”【注】《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第596页。

经周密准备，4月7日，叶飞、金明(第十旅兼淮海军分区政委)等率由一团、特二团和江高独立团组成的教导旅并地方干部200余人渡江南下。谭震林政委不能到职，粟裕提议留在苏中的钟期光南下协助主持政治工作。经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批准，钟期光到达苏浙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因政治部主任萧望东未到职，由钟期光行使主任职权。粟裕在孝丰东南吴家道与大家会合。老战友相见，十分欣喜。教导旅番号改为苏浙军区第四纵队。一团、特二团、江高独立团分别改称第十支队、第十一支队、第十二支队。

第二次反顽战役结束不久，粟裕对当前形势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认为顽方第二次进攻失败，士气更加沮丧，兵力更感不足，他们已经知道苏中新四军第四纵队南下，正在加强防御，构筑碉堡线，第三次进攻时间将会推迟。这对我巩固现地区是有利的。粟裕等苏浙军区领导决定抓住这一机会，结合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有关指示，大力进行新区根据地建设：5月在临安地区成立浙西区党委和行政公署，并先后建立了天(目山)南、天(目山)北地委、专署和杭嘉湖工委及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广泛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揭露日伪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欺骗宣传与反共内战阴谋；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初步发动和组织群众；以主力一部为骨干，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在军事方面，立即部署大部主力整训，总结实战经验，进一步提高战斗力。

与此同时，粟裕加紧了向新区发展的筹划，力争尽早派部队开进新区。叶飞率部到达浙西前，他就建议新四军军部：拟叶飞同志到后，即令廖(政国)旅派一小团渡富春江，进至金(华)萧(山)地区，打开该地区局面，不仅对浙东有利，对分散顽方对天目山之主力亦有极大作用。新四军军部复电“同意”。4月中旬，粟裕决定再派一部进入杭嘉湖地区。新区从来没有到过新四军，进入新区的部队一定要给当地人民良好的影响。粟裕认为八支队是反“清乡”地区的翻身农民组织起来的，会做群众工作，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八支队。部队出发前，他还让第三纵队首长亲自转达他的指示：“部队去杭嘉湖，首先必须政治上打胜仗，部队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大前提。”

粟裕派八支队进军杭嘉湖地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考虑：杭嘉湖是粮源充足的地区，打开这一地区，至少可解决开进部队的粮食问题。浙西原本缺粮，1944年又灾荒严重，加上顽军封锁了皖南宁国粮道，缺粮问题更是雪上加霜，非常突出。老百姓早就家无存粮，吃南瓜叶和野菜了，有的甚至开始吃青苗。军队吃的粮食主要是从苏南解放区远道运来的，经过100多公里路程的背驮肩挑，一担米除去民工来回口粮，就所剩无几了。此时一般部队只有10天粮食，个别单位已经断炊，以野菜、竹笋充饥。浙西盛产毛竹，部队起初吃猪肉烧竹笋觉得鲜美异常，后来老是竹笋充饥，清肠刮胃，吃下去感到比不吃还要饿。

面对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粟裕等军区领导绞尽脑汁。他们派三纵队陶勇率领第七、第九支队回苏南打击抢粮的日伪军，同时解决自身的粮食问题。为了节约粮食，部队改吃稀饭，减少餐数，停止操练活动，减少体力消耗。有的连队让战士卧铺休息，听指导员讲故事。粟裕等军区首长以身作则，与指战员同甘苦渡难关。一次，军区机关司务长好不容易在孝丰镇买回一头猪，煮好后叫大家吃猪肉，可是没有饭光吃肉也不行啊!粟裕知道后，叫警卫员把他和叶飞副司令带的10多斤面粉全部拿来，给军区机关的同志烧面糊糊吃。后来干脆叫副官把他的一匹马也杀了，给大家当粮食吃。那匹马是车桥战役的战利品，是陶勇送给他驮东西的。

为了把有限的粮食合理分配和最有效地使用，军区组织了粮食领导小组，由叶飞副司令亲自主持分配。粟裕号召军区机关和各部队开展开荒生产运动，种粮种菜。他自己租借了贫农李茂才的一畦地，种上瓜菜，与夫人楚青带着儿子小戎在地里耕作，浇水、松地。粟裕的举动，鼓舞了部队和周围群众，一起种菜渡荒。

粟裕深知，这些生产自救措施有的只能救燃眉之急，有的短时间难起作用。部队分散四出采购、筹集粮食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也不能轻视。不妥善解决严重缺粮问题，不但部队不能支持，人民也不能生活。经请示新四军军部，粟裕等苏浙军区领导决定把解决粮食困难问题和深入敌后工作结合起来，以战备姿态分兵就粮和开展对敌斗争。为防止顽军乘机进攻，粟裕对分兵深入敌后的地区、方向、距离一一细心考虑，既有利于筹粮，又有利于发展，还要便于及时集中，并本着这一原则调整部署：以一部担任孝丰、天目山正面防务，扼要完成半永久性工事构筑，使之在抗击顽军进攻时能坚持到部队集中；其余各部基本上以支队为单位分赴苏南太湖以西地区、皖南宣芜地区、浙西杭嘉湖地区，一面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一面休整训练；另以一部向杭州、余杭、富阳间游击。就在此时，多年一直孤悬在浙东敌后的浙东纵队(即第二纵队)第一次和苏浙军区主力部队打通了联系，开始摆脱长年处于日伪顽夹击下的艰苦局面。

一天，粟裕在看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时，发现皖浙交界处有大片空白，便将测绘参谋秦叔瑾找来，一起研究如何补测。秦叔瑾按粟裕指示组织6个人，用一个半月时间将空白处补测完毕。为了保证测绘工作进行，粟裕亲自写信要陶勇派部队掩护。地图整理拼接好马上印发部队，正好赶上天目山第三次反顽作战使用。在这个地区指挥作战的七支队支队长谭知耕、九支队支队长俞炳辉兴奋地说：“粟司令想得周到，有远见。”

五、驾驭变化，能动示形，诱敌深入。顾祝同、李觉终于上当了。

苏浙军区部队分兵不久，情况骤变。国民党军对苏浙军区部队第三次大举进攻迫在眉睫。

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5 月14日在大会作政治报告说：“党内许多同志夸大中共力量……我们必须消灭之”。在5月18日的大会上蒋介石又强调：“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就在这次大会闭幕后两天，即5月23日，蒋介石便命令上官云相指挥第三战区10个师的兵力，向苏浙军区进犯。顾祝同还派人会见大汉奸周佛海，表示希望南京与重庆配合共同剿共。顽、伪达成了夹击苏浙军区部队的默契。

粟裕对形势的变化早有估计，并预有措施。28日，从各个方向都传来了顽军出动的消息。粟裕当机立断，于29日晚集中一、三、四纵队的3个主力支队，决定乘顽立足未稳予以打击，打破顽方之进攻部署，便于我集中分散之兵力。粟裕迅速组成了由叶飞、王必成、陶勇、廖政国等参加的前线指挥部，叶飞任前敌指挥。同时发表《告浙西同胞书》，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向新四军进攻之阴谋，号召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顽军的第三次大举进攻而斗争。

第三次反顽战役由此揭开序幕。

5月29日晚，叶飞率3个主力支队向凭堡据守的参与“皖南事变” 的刽子手顽七十九师发起反击。第一纵队王必成司令亲率一支队，第三纵队陶勇司令亲率七支队，第四纵队廖政国司令亲率十支队，3个威震大江南北的“老虎团” 并肩作战，4位虎将共同指挥，其势锐不可当。经过3个整晚激战，突破顽军筑碉防线，占领与平毁碉堡300余个，6月2日攻占新登城。顽七十九师残部退守新登以西地区。苏浙军区部队继续向城西南发展。顽突击第一队奉命星夜赶到战场。突击第一队属突击总队建制。突击总队又称突击军，全部美械装备，经英国教官训练，编制系五五制，总队下辖5个突击队。每队辖5个战斗营及工兵连等直属分队；每营辖步兵4个连，重机枪、迫击炮各1个连；1个营约1000人，相当于1 个小团；1个突击队相当于师，战斗力甚至强于第五十二师，是顽方最精锐的部队。

6月3日，顽七十九师在突击第一队增援、独立第三十三旅配合下实施反扑。双方反复争夺要点，激战一夜，苏浙军区部队再次重创顽军。突击第一队副司令受伤遁逃。苏浙军区部队共歼顽2300余人，自己在连续攻坚苦战中也付出了相当代价，伤亡900余人，特别是第一纵队一支队支队长刘别生在前沿指挥时不幸中弹，英勇牺牲在新登密山脚下。

从缴获的文件和俘虏口供中进一步证实：顽军确已向苏浙军区新四军大举进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担任总指挥，并已到了前方。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代替被撤换的陶广为前敌总指挥。顽军援兵正不断向新登方向开来。

粟裕指挥分散的苏浙军区部队逐步收拢。在此情况下仗应该怎样打呢?粟裕考虑了三个方案：一是增援新登，继续在新登作战；二是撤退一步，在临安与顽军决战；三是大踏步后退，诱敌深入，寻机再战。粟裕审慎地考虑了以下情况：

1．日寇正加紧策动顽军进行内战，目前不但不再向浙赣线进攻，而且放弃金华、兰溪等地，默示顽方放胆调用后备力量进攻新四军。顽、我已形成正面冲突。日军正部署由杭州、湖州等地出动向我苏南、浙西根据地“扫荡”。

2．顽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6月1日电令，以一部凭碉堡固守新登、于潜、千秋关、夏红庙、水东镇之线，主力袭击苏浙军区新四军侧背，企图围歼我于临安地区。新登当面顽军正运动集结，宁国方向顽军不断进扰我孝丰西侧阵地外围，并窥视我后方。

3．我在新登前线仅三个支队，连日激战部队过于疲劳。新登地区狭窄多山，而且是顽筑碉地带，我如继续在此作战，至少会有2000人以上伤亡，其中干部伤亡数将占很大比重。即使能获全胜，顽将紧接着发动第四次规模更大的进攻，我将不得不长期纠缠于艰苦的自卫作战之中。如与顽硬拼消耗，不仅不利于当前，更不利于今后发展。如在临安决战，虽可稍有休整，并有获胜把握，但基本情况并无大的改变，而且临安东邻余杭、杭州，敌情顾虑更大。

4．顽军有广大后方，人力物力充足，后备兵力雄厚，可以得到源源增援接济。苏浙军区部队刚开辟的新区群众尚未发动，工作缺乏基础，一切军需补给完全仰赖苏南供应，运输线长，后勤保障困难，尤其是严重缺粮。新登作战中部队两天未吃上饭；而苏南在3个月中已动员民工50万人次，如此下去人力物力均难支持。

5．苏南新区地方工作尚未深入，广大伪化区与接敌区尚未开辟；浙西地方工作数月来全力解决财经困难，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和各种建设工作无法顺利进行；杭嘉湖、沪杭沿线、太湖边宣当芜等广大敌后之敌后地区均有待开辟。我若继续被长期的反顽作战所牵制，必然严重影响上述地区的开辟和建设，而只有直正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粟裕的最后结论是不可在新登恋战，也不宜死守天目山，应该主动撤离新登、临安，诱使敌人脱离堡垒阵地，然后在运动中继续消灭顽军有生力量。粟裕立即把定下的决心通报给了在前指的叶飞。二人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命令很快传达到了新登前线：6月4日夜间新四军主动从新登全线分路撤退。奉命刚渡过富春江赶来增援的第十一支队官兵一时转不过弯来，与敌奋战数日并做好发起新的攻击准备的第一、第七、第十支队更是大惑不解。特别是第一支队的官兵们，他们失去了刘别生支队长，情绪激动，难以控制，决战复仇的心情更为强烈。但是高度的纪律观念和对粟裕的无限信赖，各部队都坚决执行了命令。

8日，各支队继续从临安北撤。

此时，野战医院有伤病员1000多人，分散在3个医疗队，因连日大雨，还未撤走。野战医院院长陈海峰连夜赶到孝丰向粟裕请示。粟裕果断决定：“伤病员一个也不能丢!你们马上回去准备撤。天明以前等我的答复。”陈海峰返回医院不久就接到通知，粟裕派部队来帮助运送伤病员。天刚蒙蒙亮，苏浙军区一分区独立团官兵赶到。指战员和医务人员一起上山砍竹子，搓草绳，做担架。凡能走动的伤病员组织起来自己走，其余的用担架抬，仅一天功夫就把分散在各村各户的1000多名伤病员集中起来，安全运送到宣长公路以北一带根据地。

10日，华中局指示粟裕并报中共中央：在目前情况下，可留贺下部分武装坚持游击战争，主力转至敌后地区。

粟裕、叶飞、金明、朱克靖、刘先胜等党政军领导联名上报华中局，建议：暂时放弃天日山，向敌后之敌后发展。11日，华中局复电批准。

天目山一直由第一纵队三支队防守。这里是战略要地，粟裕曾再三指示三支队黄玉庭支队长和王直政委：“天目山是新登的西北翼，是宁国、屯溪的要冲，守住天日山，就可以保证我出击部队后侧的安全，因此要决心死守。”第三次反顽战役发起后，天目山防线受到顽军不停的攻击。新四军守备部队与顽军激烈对抗10多个昼夜，始终把天目山防线控制在自己手中。如今，忽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命令他们撤出天目山，到孝丰地区集结待命。15日，三支队利用地形和既设工事，节节抗击，掩护机关、辎重转移，逐步撤离了天目山。在孝丰龙王庙，黄玉庭和王直面见粟裕。粟裕听取了他们的汇报，留他俩一起吃中饭。望着他俩对撤离天目山大惑不解的神色，粟裕笑了笑说：“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打仗也一样。敌人也是人，有脑筋，会走路，他打着打着变了招，我们就得跟着变招；即使他不变招，我们也常要根据战场的推演来变化打法。这叫敌变我变，敌不变我也变，一个明智的指挥员必须有这种辩证头脑。现在，整个战场起了变化，你们再死守天目山已失去意义，还守在那里做什么?你们看吧，如今是到了不守天日山的时候啦!”

局势在进一步向严重方向发展。与顽军早已达成默契的日伪军，除向茅山地区“扫荡”外，不断派部队骚扰进攻，企图切断苏南与浙西新四军的联系。顽军发动这次大规模进攻是下了很大决心和作了周密部署的，他们早已与日伪沆瀣一气。粟裕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从天目山后撤是为了寻找战机，但这仗非打不可，不打这一仗，面对敌顽的夹击，要到敌后去发展是不可能的。不打不足以粉碎其进攻，不粉碎其进攻就不能保持战场的主动权。目前除掉击退顽军的进攻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这与4年多前的黄桥决战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黄桥决战，决定顽我在苏北的抗战领导权归属问题，此次天目山反顽发生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国共双方提前展开较量，胜者无疑将在未来的再较量当中至少占有心理优势。

大战在即，粟裕的日常生活和平时一样，处理完工作便拿起农具到屋前的菜地劳动，同老农讨论怎样才能收成多一些。每天仍和往常一样喜欢看地图，所不同的是看地图的时间更长，神情更专注了。他常常仰起头，伸出手掌，丈量着几乎覆盖了整个墙壁的作战地图，左看右看，静静沉思，良久不语。地图所展示的地方历史上有过多次鏖战，当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受袭击和方志敏蒙难的怀玉山区就在附近。历史在告诫粟裕：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更何况当面顽军又是蒋介石的精锐，是由美、英装备和训练的现代化部队。

看似平静，实则粟裕脑海里思潮翻滚。部队一撤新登，再撤临安，三撤天目山，由于仓促撤离战场，物资、伤员都由部队自抬自运，人员纷杂，道路拥挤。这种现象使顽军产生错觉，认为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已是“伤亡惨重，溃不成军”。粟裕决定充分利用这一假象，进一步诱敌深入，瞅准战机，各个击破。他指示部队加强战役伪装，还特意能动示形，诱顽军上当。

当地负有盛名的方司令(一支队长刘别生别名方志强)在新登作战中牺牲了，战时主官阵亡按理要保密，粟裕却让许多人抬着大红棺材招摇过市。

设在天目山的机关、医院、工厂、报社和军需物资向宣长路北转移，按理应当秘密行动，粟裕却让大家公开向群众告别，大白天行进。

部队从前线山头撤下来，子弹带是空的，米袋也是空的，粟裕却要他们从人口集中的新登县城通过，还叫后勤人员在街上到处买粮食。

第十一支队只是一支执行掩护任务的小部队，粟裕却让他们摆出主力大部队的架势，进行运动防御，且战且退，使顽军认为新四军确是在败退。

顽军吃过新四军的亏，并不轻易上钩。起初，前敌总指挥李觉还是比较谨慎，再三告诫各部：“不要受骗上当，丛林深谷，容易埋伏，务必严密搜索。”如果说新四军新登撤退时的“败退”迹象没有打动他的心的话，那么，再退临安，甚至撤出战略要地天目山，就没有理由不使李觉相信新四军真的是败退了。

粟裕有意让部队放松看管，一些顽军俘虏跑回去报告说：“新四军真的在败逃!”

再狡猾的狐狸终究要败在精明的猎人手下。顽军被粟裕一系列的示形假象所迷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也开始相信新四军真的是败退了。

6月9日，顾祝同电令李觉以有力兵团肃清东西天目山新四军并筑碉固守，主力组成左右两个“进剿”兵团，依托东西天目山，分由临安、宁国两地向孝丰分进合击，务期一举略取孝丰，求歼新四军主力；并续调突击总队第二队和第一四六师前来参战。李觉接令后即调整部署，右“进剿”兵团由七十九师、突击一队、突击二队(欠两个营)组成，以突击总队副司令胡琪三为指挥官；左“进剿”兵团为五十二师、一四六师、独立三十三旅、挺进第二纵队和“绥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以江南苏皖边区“绥靖”指挥部指挥官刘秉哲为指挥官；中路担任扼守东西天目山各隘口，并策应左右各兵团作战，由第二十八军军长陶柳指挥，下辖第一九二师和第六十二师的1个团，“忠义救国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各3个团和新编第一团；场口及新登附近由挺进第三纵队和浙保第四纵队担任守备。总兵力共15个师 7.5万人。李觉限令各部于15日前完成各项准备，18日前占领各出击要点，19日开始全面进攻。

大军直指孝丰，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顽军妄图一举攻占孝丰，围歼苏浙军区新四军；围歼不成也要把他们赶回苏南，或逼他们退入杭嘉湖地区，假日伪之手予以消灭。

李觉不无得意地向顾祝同报告：“据各部报称，18日止，东西天目山已无敌踪，扫荡之战，于焉告终。”

粟裕此时保持着极为冷静的头脑，他对敌情作了进一步分析判断，认为：顽军这次进攻兵力虽然众多，但其中路“忠义救国军”和二十八军的主要任务是扼守天目山隘口，意在牵制我，防我再次向南突进。该两部两次受我打击，不敢轻进。西路即左兵团虽有6个师的兵力，但第一四六师担任守备的占了两个团，只一个团参加第一线作战，并且是担任翼侧掩护；挺纵、绥纵等部或守备或跟进配合，只是起辅助作用；进攻的骨干力量是五十二师和独立三十三旅。独立第三十三旅虽然编制、装备、战斗力与正规师相等，但这个旅为保存实力好打滑头仗，拣便宜时进得快，碰硬时也溜得快，不会真正出力。第五十二师的一个团在上次作战中已受到歼灭性打击，这次我们要对付的主要是另外两个团。东路有三个师兵力，突击总队虽然是精锐部队，但我们已与之较量过。突击第一队同第七十九师在新登作战中均被歼一部，战斗力大损，突击第二队前来参战的只占该队的五分之三。所以对东西两路的任何一路，我集中力量都有把握予以歼灭。顽军仍然是分进合击，我必须仍以各个击破对付。

粟裕还对顽、我兵力、战斗力等进行了量化对比，真正做到知彼知己。他认为：在兵力上，我虽只有主力3个纵队的9个支队和1个独立二团共2万余人，顽我兵力总对比是3比1强，但我已完全集中，对付其一路尤其是集中对付其中一个部队，则我又将是优势。而且各部队经过前2次作战锻炼，协同动作和战术运用都有提高，已逐渐适应山地作战，兄弟部队间相互了解，团结信任，抢挑重担，对顽军脾性特点也已摸到，经过几天休整体力有所恢复，粮食尚能勉强维持，部队求战情绪高，地理、群众条件转为有利于我。顽军已脱离其既设筑碉地带，打运动战正是我军之长。

敌情明了后，粟裕立即排兵布阵。顽军左右两个集团远距离分头开进，前进速度不一致。第五十二师好大喜功，行动积极；东路右集团却按部就班步步为营，加上苏浙军区以小部队进行麻雀战迟滞其行动，前进缓慢。粟裕决定采取先阻东打西、后阻西打东的战法，连续作战各个击破两路顽军，并把作战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先歼西边的顽左翼骨干第五十二师，相机求歼独立第三十三旅；第二阶段，视情况发展移兵东向，再歼顽右翼集团。

粟裕以第八、第十一两个支队和独立第二团组成阻击集团，任务是在孝丰周围既顶住顽军的进攻，又拖住它不使脱离。以第一、二、三、七、九、十共6个支队组成突击集团，位于孝丰西北地区伺机出击。已进入敌后的第十二支队仍隐伏在莫干山以东待机。

6月18日，顽第三十三旅为了抢头功，谎报军情，宣称已夺取孝丰城。第五十二师师长张乃鑫连忙派侦察排长带人去孝丰城联系，结果被游动在孝丰城郊的新四军侦察部队抓住，连人带信押送到粟裕面前。俘虏的口供印证了粟裕已掌握的情况，顽五十二师不再步步为营，而是孤军深入了。此时东路顽军仍然按部就班前进，先头部队与五十二师距离达20公里。粟裕估算，我以6个支队围歼第五十二师两个主力团，有把握在两天之内解决战斗。顽东路军想在这两天之内与五十二师会合这是绝不可能的。

歼敌良机终于出现了。粟裕以军事家特有的敏锐牢牢把握了这一战机。

六、天目山第三次反顽大捷。中共中央高度评价粟裕。

1945年6月19日夜晚，云淡星稀，风平树静。粟裕果断下达了反击命令，第一纵队第一、二、三支队对付顽第一五四团，第三纵队第七、九支队和第四纵队第十支队对付顽第一五五团，分别进行包围歼击。反共急先锋五十二师一心想再做“皖南事变”中伏击新四军军部那样的美梦，扬言“再打一个茂林，完成皖南剿共未竟之功”。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针锋相对提出了“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报仇”这一激励人心的口号。

双方刚一接触，顽第五十二师还以为这是新四军小部队的夜间骚扰。紧接着枪声四起，战斗越来越激烈。顽五十二师发现情况不妙，各个方位的退路已被截断。第一纵队一部楔入顽五十二师与三十三旅接合部，直插杭岭头第一五四团团部。顽第一五四团指挥中断，一片慌乱。第一纵队顺势将独立第三十三旅的1个营歼灭，独立第三十三旅害怕被围，仓皇溜走。

天亮时五十二师的两个团已陷入新四军重围之中。

围歼第五十二师是整个战役的关键。粟裕与钟期光站在山头上观察战场，及时处置瞬息多变的情况，调整部署，指挥战斗。突然，粟裕从望远镜里发现对面山头的敌人正在组织炮击，当机立断拉着钟期光迅速离开。他们跑出不远，敌人的炮弹打过来了，正好落在他们原来站立的地方。几十年后钟期光回忆说：“这个惊险场面，终身难忘。”

20日下午，歼灭第五十二师已成定局。比原计划少用了一天。粟裕决定加快战役进程。此时，中路的“忠义救国军”、第二十八军奉令驰救第五十二师，但他们害怕被歼未敢轻动。这正符合粟裕的预料。粟裕应付裕如地把指挥重点从西线转向东线。他命令守备集团调整任务抽出八支队乘夜潜入顽右兵团阵地，切断顽军东南退路。命令突击集团除留第九支队收拾残顽并负责西线警戒外，其余全部东移。命令守备部队放开道路让顽右兵团进入孝丰空城。命令预伏在莫干山以东的十二支队 21日晨赶到白水湾、港口地区，抄袭顽右兵团后路，堵住顽被包围后的惟一缺口。

粟裕的回马枪杀得如此迅速有力，连第五十二师一夜间就被歼灭李觉尚不知情，仍错误地认为新四军主力还在孝丰以西与第五十二师激战，电令右兵团连夜向孝丰、鹤鹿溪挺进，协同左兵团夹击。

顽突击第一队一部进入孝丰空城，见势不对急忙退出，但已来不及了。顽第七十九师与新四军在孝丰城东北制高点五峰山展开了激烈争夺。新四军抢先5分钟占领山顶，把第七十九师打了下去。

决战时刻临近了。

粟裕命令第四纵队第十支队从孝丰正面向东出击，打乱了顽敌部署。

粟裕命令第八支队由正面阻击转为乘夜间挥兵东进，插向东线顽军第七十九师和突击第二队的腹心地带。

粟裕及时从围歼第五十二师的战场调回了第七支队，向顽军第七十九师防地发起攻击。

敌我双方出现了互相分割、互相包围的混战局面。最后，第八支队在第七支队有力支援下，打得敌人四处逃窜，乱作一团。

作为粟裕一着“伏子”的第十二支队，这时按粟裕命令从莫干山地区迅速奔赴孝丰战场，投入到最需要兵力的地方，突然出现在顽军溃退路上，犹如一把利剑横挡在南逃顽军胸前。

顽军被新四军压缩于孝丰东南之草明山、白水湾、港口的狭小山谷地区，狼奔豕突，拼死突围。新四军各路部队咬紧牙关，在顽军“肚子”里大胆穿插分割，加速歼敌。

23日，总攻开始了。粟裕一改夜间发起攻击的常规为白天攻击。粟裕称这叫让“敌人想不到”。顽敌完全没有料到新四军会在白天发起总攻，仓促应战，乱了阵脚。粟裕指挥部队利用白天观察的便利，充分发挥迫击炮、小炮的优势，大量杀伤猬集的顽敌，壮大声威，压倒敌人。经过两昼夜激战，顽军突击第一队除留守临安一个营外全部被歼灭，第七十九师、突击第二队大部被歼，残顽夺路南逃。

这次战役共歼顽军突击第一队少将司令胡旭旰、第五十二师副师长韩德考、第七十九师参谋长罗先觉等以下官兵6800余人，其中俘虏近3000人，缴获各种炮17门，轻重机枪130余挺，长短枪千余支。

顽军绝没有想到他们精心策划、周密部署并占有绝对优势兵力的第三次进攻就这样快的以惨败告终。突击总队是中央军的精锐，装备一流，训练有素，官兵臂上都佩带有“奇兵”二字的袖章。战后，有个被俘的突击总队军官怎么也弄不懂他们这样的“奇兵”，是如何稀里糊涂被吃掉的，嘴里不停地唠叨：“你们是怎么打的?是谁指挥的?”过了10多天，粟裕与钟期光一起到战俘集训班给被俘军官作报告。他们见到了指挥这场战役的苏浙军区新四军最高指挥官——粟裕。粟裕手中没有讲稿，从容不迫，侃侃而谈，纵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揭露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阐述天目山战役新四军完全是被迫自卫，责任不在新四军，等等。被俘的军官对粟裕的报告报以热烈的掌声。会后战俘们讨论粟裕的报告，对粟裕赞不绝口。有的说他智慧过人，有的说他有儒将风度，有的说他用兵如神，都说：“这次见到粟司令真是三生有幸!”

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以这样好的方式粉碎国民党第三战区发动的第三次大规模进攻，从而一举争得共产党、新四军在苏浙地区的主动地位，也出乎新四军军部的意料。战事极为紧张，粟裕机断专行，于6月19日抓住战机果断发起战役后，一直没有空隙向军部及时报告。22日，华中局以为苏浙部队已进入敌后，还就在江浙敌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工作问题致电粟裕。但这时反顽战役正进入第二阶段，围歼东路之顽战斗方酣，粟裕全身心专注于作战指挥，顾不上将当面情况报告军部。直到战役胜利结束后，粟裕才得抽空与叶飞一起将顽军第三次进攻部署、动员兵力情况和战役结果报告军部。军部于28日转报中共中央。新四军军部这时对苏浙军区部队的处境才松了一口气。中共中央对苏浙局势的担心也放下来了。

29日，华中局致电粟裕等指出：“此次主动退出天目山，诱顽深入而齐歼的模范经验，值得深刻研究和发扬。”

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来电盛赞苏浙部队打得好。

此时，粟裕和苏浙军区领导对是否要重占天目山进行着反复思考。顽军惨败，退出临安及孝丰全境，在天目山的部队电已大部后撤，仅留少数扼守要隘，并有逃窜模样。苏浙军区部队如乘势挺进，天目山唾手可得；如任其喘息休整，构成深沟高垒，那时再行攻占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华中局也同意他们派一两个团回占天目山，掩护主力休整与开展敌后之敌后工作。但粟裕没有马上行动，他再三研究国内外大局，仔细慎重考虑，结合中共中央和华中局一系列指示，认为：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德国法西斯投降了，日寇也败在旦夕，国内局势处在重大变动中。从当面局部看，固然以迅速重占天目山为有利，但从整个国际国内形势看，则以不占为宜。

6月29日，粟裕将自己审慎考虑后的意见上报华中局，认为不需再进占天目山。他列举重占天日山有三点不利：1．我主力大部仍将与顽主力对峙，无法安心休整，而自新登作战至孝丰作战，已连续战斗一个月，部队极度疲劳，伤亡甚大，极需好好休整。2．主力大部如仍控制天目山地区，粮食供应甚难，势将大部由苏南供给，如此苏南又将陷于供应战争之苦境，无法以全力进行深入巩固工作与发动秋收群众运动，打下深厚工作基础。3．将影响以大力进行敌后之敌后工作。粟裕强调：战斗应迅速结束，以便适时争取时间休整部队，深入苏南工作及开展敌后之敌后工作。为此目的，粟裕在军事上作了精心部署：1．第一纵队全部回苏南就粮与休整。2．第三纵队以一个团固守孝丰(构筑坚固据点)，以两个团向宣当芜地区活动，开辟该地区之敌后工作及打通皖南联系。3．第四纵队以一个团(十一支队)仍开回浙东，即拨归浙东建制，以便在浙东组成：个团之主力；另以一，个团(十二支队)在莫干山、杭嘉湖深入敌后活动，并即将第十二支队地方化；第四纵队主力(十支队)控制于孝丰以北广德以南地区休整，掩护孝丰与莫干山；另派少数部队向天目山游击。

粟裕将自己的考虑和决定上报华中局后，稍稍松了一口气。一个月来他连续运筹思考，判断情况，部署用兵，指挥作战，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疲劳至极点。加之当地气候初春已感烦热，盛夏酷暑更是闷热难当，蚊虫又多，赶都赶不跑，粟裕更消瘦了。前些日子他患疟疾，带病指挥作战。如今疟疾刚好，但随之又得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发起病来天旋地转，呕吐不止。然而粟裕的心情很高兴。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天目山战役是我在抗日战争中所经历的激烈和艰苦的重要战役之一，也是我华中部分主力锻炼成长的重要战役之一，正是通过天目山战役的胜利实践，使我们提早实现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后来蒋介石对我们全面大打时做了思想上和战略战术上的准备。”【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303页。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新四军作战是以打内线的分散的游击战为主，这是中共中央确定的战略指导方针。但粟裕在指挥天目山三次反顽作战中勇于创新，因时而变，因地而变，因敌而变，因情措法。“皖南事变”后，蒋军一部分官兵错误地认为新四军只是些残兵败将，不堪一击。天目山战役，大煞国民党中央军之骄横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新四军士气。战斗中缴获的大量美式装备，不仅使新四军各个班、排普遍加强了近战火力，有的还配备了火焰喷射器，各团、营都增建了配有重型武器的机炮连，通讯联络手段也相应改善了，这些都为解放战争初期作战奠定了物盾基础。更重要的是经过天目山三次反顽作战，锻炼了部队，苏浙军区的部队在全军率先实现了由分散游击战争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以后遂行解放战争的战略、战役任务在军事上作了重要的准备。许多在天目山作过战的同志后来回忆说：经过天目山战役，为以后打苏中战役苏中(七战七捷)，打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等战役，做了最重要的演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对粟裕的打运动战、歼灭战的一套战略战术都有了深刻领会。

天目山战役胜利是给正在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极好的献礼。作为天目山战役的指挥者粟裕，正是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出席了“七大”，返回新四军军部后他向军部直属单位排以上党员干部传达“七大”精神，谈到华中地区和新四军中哪些同志被选上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时，特别对粟裕作了介绍。他说：“粟裕同志在天目山地区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中共中央首长非常高兴，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在酝酿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人选时，给予粟裕同志高度评价，并说‘粟裕同志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后来的历史发展，证实了中共中央领导的预言。

随着三次反顽作战的胜利，新四军的影响迅速扩大，苏浙局势揭开了新的一页。

7月13日，“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第四团第二营决定起义投奔新四军。粟裕派陶勇率第九支队接应。营长姚建率部近200人起义成功。粟裕立即接见了姚建，给姚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0多年后姚建回忆起此事说：“一见粟司令，我就感到仿佛回到家里见到亲人一般。粟司令讲道理就像谈家常，叫人觉不出他是个大首长。我平日看到的是国民党军官欺上压下，专横跋扈；来到革命队伍里，看到官兵一致，上下平等，自己好像变了个样!”

在粟裕领导和指挥下，分兵敌后地区的部队一面休整，一面开展工作；第四纵队率第十、第十一支队再渡富春江，在第二纵队和地方武装配合下，横扫金(华)萧(山)地区的伪军和地方游杂部队，挺进至浦江、金华附近。

8月初，华中局决定：原苏南、浙西两个区党委合并为苏浙区党委。9月1日，中共苏浙区委正式成立，由粟裕、金明、吴仲超、叶飞、江渭清5人组成，粟裕任书记，金明任副书记。在此之前，粟裕一直作为华中局代表，统一领导苏南、浙西、浙东三个区党委的工作。

粟裕对苏浙局势充满信心。一次，他同夫人楚青登山远眺，思绪万千，情不自禁出口咏道：“山发人深思，海令人遐想，朝霞鼓舞我迎战现实，夕照启发我思索未来。”

此时，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这抹“朝霞”，又在鼓舞着粟裕迎战新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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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战和交织的岁月

一、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激烈搏斗中，开始谱写他军事生涯中大放异彩的新篇章。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进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也是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进行激烈搏斗、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伟大时代。

历史的步伐如此之快，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料，把战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

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预见的，在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仍然存在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26页。。

从1945年8月到1946年6月，形势急剧变化，矛盾错综复杂，外战与内战交替，和谈与战争交织，整个中国处于由抗日民族战争过渡到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

当这个历史转折开始的时候，粟裕刚满38周岁。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尚未到达“不惑之年”。然而，他已经以一个成熟的战略家姿态阔步迈进新的历史时期，开始谱写他军事生涯中大放异彩的新篇章。

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求投降的消息传到江南的时候，粟裕正在浙江省长兴县仰峰齐主持召开苏浙军区高级干部会议，总结天目山战役的经验，研究如何完成中共中央给予的“破敌、收京(收复南京)、入沪(进入上海)”的战略任务。

8月10日晚上，苏浙军区举行文艺晚会，演出苏联著名话剧《前线》。粟裕和干部们一起观看。幕间休息时，有人递给粟裕一份电报。粟裕急速看了一遍，兴奋地站起来宣布：“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整个会场立即沸腾起来，大家欢呼跳跃，有的抛起军帽，有的互相拥抱，热烈庆祝八年浴血奋战换来的伟大胜利。

粟裕以激动的心情与同志们共享胜利的欢乐，同时以冷静的态度思考当前的形势和所应采取的对策。

苏浙军区的高干会议尚未结束，就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指出：“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 ”。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 ”；“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凋动兵力，对付内战”。特别指出，在江南等一部分地区，“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 ”【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2页。。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于8月11日下令新四军全军实行总反攻，并经中央批准发动上海起义，命令苏浙军区部队立即行动，控制京沪杭交通要道，占领南京、上海、杭州3大城市，任命粟裕为南京特别市市长。

粟裕提议，会议提前结束。他说：会议再开下去对工作不利。要迅速行动起来，百倍努力去争取抗日战争反攻的伟大胜利。

争夺异常激烈，形势瞬息万变。京沪杭首当其冲，再次成为矛盾斗争焦点。蒋介石为了抢占京沪杭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在美国航空队帮助下，赶运新六军等精锐部队到南京、上海，第三战区的部队也向京沪杭进军，同时任命钱大钧、马超俊分任上海、南京市长。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了要新四军“集中主力去占领大城市和要点”的部署，指示华中局停止执行发动上海起义的决定，要求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后来又进一步指出，在江南“有坚持现地，扩展胜利，创建苏浙皖边纵横数百里广大根据地威震江南(江北军亦如此)之极大可能”。中共中央要华中局将这个意图转达粟裕和叶飞，要他们“动员全党全军全民为此而奋斗”【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2页。。

粟裕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他认为，无论今后局势如何发展，无论是为了夺取抗战最后胜利还是准备对付内战，解决日伪军问题是最紧迫的任务，立即作出了作战部署。8月19日，他在发给苏浙军区所属各部队、各分区并报新四军军部的电报中说：“中央与华中局指示我苏浙部队暂不作占领京沪线各大城市之打算，改变方针，占领我根据地周围各县城和市镇，解决伪军，收集物资，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准备应付内战。根据上述方针，我们决定尽一切可能，尽一切力量，尽一切办法，力求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内，分别占领溧阳、溧水、宜兴、金坛、句容、郎溪、广德、高淳、长兴、吴兴、安吉、武康、德清等县城及我根据地内各市镇，肃清日伪与残顽，完成将我苏南一、二分区及浙西打成一片之计划”【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230页。。按照这个部署，粟裕指挥苏浙军区所属部队，向浙东、浙西、皖南、苏南的日伪军展开猛烈进攻。旌旗所向，捷报频传。

8月13日至17日，攻克镇海、慈溪、余姚3县北部地区的伪据点30余处，直抵宁波城下。

8月18日，解放浦东南汇县城和李家桥等日伪据点，逼近上海市郊。

同一天，攻克浙江省的诸暨县三江口和金华县孝顺等日伪据点，歼灭日伪军1900多人。

8月19日，解放江苏省的溧水、溧阳、金坛和浙江省的长兴等县城，俘虏伪军2000多人。

8月23日，解放江苏省的句容、浙江省的安吉县城。

8月24日，攻克江苏省的宜兴县城，全歼由宜兴逃出的日军1个大队。

8月25日，解放安徽省的郎溪县城。

8月28日，解放江苏省的高淳和安徽省的广德县城。

到9月中旬，在北起京沪铁路，南至安吉、孝丰，东起太湖，西至宣(城)芜(湖)公路的广大地区内，苏浙军区部队先后收复县城11座、重要集镇100余处及广大乡村，苏浙解放区总面积扩大到10.87万平方公里，人口扩大到400余万，完成了中共中央和华中局赋予的战略任务。

这时，粟裕判断，中共中央指出的第一阶段即将结束，反内战阶段即将到来，及时地将注意力集中到未来的战略行动上。他在8月24日向华中局的报告中说：“我们再三考虑，苏南为南京外围，在内战条件下，四面受敌，地形不利，不能长期作为我军之根据地，必须另建立新根据地”。“因此我们认为，现在一面应准备作坚持苏南、浙西、浙东现有阵地之打算，一面应即作建立新根据地之打算”【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231—232 页。。

9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指示“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中央认为，长江以南各个根据地，都靠近敌占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有遭受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我军主力撤出江南，转移江北，可以缩短战线，集中兵力，接替华中、山东开进东北的部队，有利于实现“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的战略目标。同时，在和平谈判中，作为让步条件提出，造成了良好的政治影响。毛泽东后来说，长江以南各个解放区，不让也得让，争也争不到，何不慷慨一点让出来呢?算总账，没有蚀本，没有吃亏，这个地方失了，那个地方得，失了一寸，得了一尺，还赚九寸。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

中共中央的战略思考和粟裕的战略思考，虽然所处地位不同，但都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当前的行动同长远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因而在思路上达到了一致。

粟裕胸怀全局，心系人民。他由衷地认为，党中央的决策可以使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主动，是有利于战略全局的一着高棋，不仅可以在政治上争取各阶层群众的支持，而且可以在军事上实现全面内战爆发前的战略集结，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同时，他又想到，江南人民又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心中充满对江南人民依依不舍的深情，认真考虑和解决主力撤走后坚持斗争的种种问题。

从9月下旬开始，他一面组织苏浙区部队和地方干部北撤，一面对坚持江南斗争作具体布置。他主持组建苏浙皖特委，下设茅山、太滆、郎广、浙西等工委和若干特派员，成立浙东纵队留守处；留下一部分兵力改编为精干的武工队，坚持原地斗争，保卫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保护新四军伤病员和军人、烈士家属。他对干部和群众做深入细致的宣传解释，发表热情洋溢的《江南新四军北移告别民众书》，说明江南新四军北移，“这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一个极大的让步，但共产党为了制止敌伪和反动派的阴谋，为了避免内战，实现全国和平团结，就不能不忍痛这样做”。同时表示：“我们这番暂时和你们告别，在离你们不远的江北就有很多强大的解放区，我们将全心全力地支持你们，你们决不孤立!”

粟裕亲自组织指挥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北移。他特派作战科长严振衡率领部分参谋人员和侦察分队沿北移路线侦察敌情，征集渡船，架设浮桥；派陶勇率领部队保护北上通路；组织接应远在浙南的部队归还建制。当时粮食供应十分困难。粟裕要负责供应工作的黄志远拿出从江北带来的黄金，派便衣侦察员赶到归建部队途经地点，预先采购所需粮食，保证在浙南的部队顺利归建。

在粟裕的组织指挥下，苏浙军区所属部队和地方干部6.5万余人分批渡江北上。粟裕亲自率领第一、第三纵队和一部分地方武装渡江。他带着几个参谋、一部电台，在江边指挥。然后，乘坐一艘小船，与苏浙军区直属队和第八、第九支队指战员一起，于10月上旬渡过长江天险。第二、第四纵队和地方干部于11月中旬分别到达苏北、山东。

不幸的是，后来渡江的第四纵队一部发生重大事故。他们乘坐一艘轮船渡江，发现船舱漏水而未能采取适当措施，导致轮船沉没，纵队政委韦一平等800多同志遇难。粟裕为此深感痛心。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每当经过出事地点，他必到韦一平等同志墓地凭吊，怀念当年一起战斗的同志们。

粟裕率领的苏浙军区部队登上长江北岸，从七圩经毘卢寺、季家市到达黄桥，沿途受到人民群众的夹道欢迎和亲切慰问，并与陈丕显、管文蔚等率领的苏中区部队会师。战友重逢，亲人相见，分外亲热。

苏中区党政军民在黄桥召开盛大的欢迎会，热烈欢迎长期领导苏中抗日斗争的粟裕司令员和他率领的苏浙部队指战员。开会以前，举行了阅兵式，在广场上展出苏浙部队在天目山战役和对日大反攻中缴获的新式武器，用事实回答了国民党特务分子制造的“新四军在江南打了败仗”的谣言。

粟裕在欢迎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自去年十二月过江南下以后，离开苏中将近一年。此次重来，对于我苏中的同志、同胞，感到格外的亲切!”他阐述了撤出江南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号召军民一手拿枪，一手生产，保卫胜利果实，保卫和平民主，敦促蒋介石实现“和平建国”的诺言，警惕内战突然爆发。

当时的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回忆说，“那时大家对中央的方针并不都有深刻的理解，有的同志甚至还认为撤出江南是示弱的表现”。“粟裕同志的讲话大大稳定了部队和群众的情绪”。

二、参与组建华中战略区领导机构。传为美谈的“一让司令”。

中共中央根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确定“我党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65页。，为此在全国范围内调整战略布局，同时调整各大战略区领导机构和主要将领，在原华中地区组建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中共中央决定，由华中局提出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领导成员名单。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华中局提出了华中分局和苏皖军区(后改称华中军区)组织方案，于10月6日报到中共中央。这个方案提出，“江北苏皖地区必须尽力坚持控制，对国顽(按：指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犯必须采取打击和歼灭方针”。提议粟裕留在华中，“华中分局以邓子恢、谭震林、粟裕任常委”，苏皖军区由“粟裕任司令员”。【注】《新四军——文献(5)》，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365页。

10月8日，中共中央电复华中局，“同意粟裕留华中任司令”【注】《新四军——文献(5)》，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367页。。后来又决定由刚从延安返回华中的张鼎丞任副司令员。

此时，粟裕刚刚到达长江北岸，不知道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上述决定。

10月上旬，粟裕率领北撤部队由黄桥转移到东台一带集结待命。在那里接到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通知，要他参加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的筹建。他立即带领少数参谋和警卫人员乘汽艇从东台到淮安。

淮安、淮阴两城相距15公里，合称“两淮”，当时是华中解放区首府，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驻地。这两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城，是许多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的故乡。西汉名将韩信，原本“淮阴布衣”，后被汉高祖刘邦拜为大将，以“将兵多多益善”著称于世。当代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更使两淮人民引为无上光荣。两淮“阻淮凭海，控制山东”，是“南北咽喉，江浙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粟裕到达淮安以后，在华中局看到了中共中央任命他为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的电报，当即向华中局负责同志提出建议，请求任命张鼎丞为司令，自己改任副职。

张鼎丞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年长粟裕9岁，曾经参加领导福建西部的农民暴动，担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新四军组建初期，他和粟裕同在第二支队，张为司令，粟为副司令。后来，张鼎丞去延安参加整风，担任中央党校第二部主任。粟裕一向视张鼎丞为兄长，对他十分尊重。粟裕认为，由张鼎丞担任司令，更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团结。

粟裕的建议没有得到华中局负责同志同意。回到住地，天色已晚，机要科送来向部队转发中共中央决定的电报。他接过来一看，叹了口气说：“我已经提过意见了，张鼎丞同志是我的老上级，让他当我的副手，不利于工作，不利于团结。这份电报先不要发出去，我还要向中央提出我的意见。”立即坐下来起草电报稿，陈述自己的建议和理由，第二天发给中共中央。

中央：

昨在华中局阅悉中央以职及张鼎丞同志分任正副司令之电示，不胜惶恐。以职之能力，实不能负其重任。而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为高超：抗战以前，均为长辈；抗战初期，则曾为职之上级；近数年来，又复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功绩卓著，且对于执行党的政策与掌握全局均远非职所能及。为此，曾再三请求华中局， 以鼎丞同志任司令，职副之，未蒙允许。为孚众望以利今后工作起见，特再电呈，请求中央以鼎丞同志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党中央所给予之光荣任务。

粟裕

十月十五日

短短两百余字的电报，凝聚着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的赤胆忠心，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

粟裕这一建议，中共中央当时没有采纳，仍然坚持由粟裕任司令。

中共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是建立在对粟裕的深刻了解基础之上的。中共中央和华中局都认为，由粟裕担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是适当的。

10月24日，中共中央批复华中局上报的华中分局和苏皖军区新的组织方案时，仍然坚持原来的决定，“同意以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张鼎丞、刘晓五人组织华中[分]局常委，以邓为书记兼政委，粟为司令，张为副司令，谭为副书记兼副政委。组织华中军区，粟、谭到前方工作，指挥野战军，邓、张留后方工作”。

10月27日，华中局发出关于华中分局和苏皖军区组成的通知，根据中共中央的批复，再次宣布苏皖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

当天深夜，粟裕发出了请求改任副职的第二次建议电，重申15日电报的理由，最后恳切地说：“为慎重并更有利今后工作起见，特再电呈，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所给予之光荣任务。”

粟裕一再提出由张鼎丞任司令、自己改任副职的建议，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谦虚，而是出于对革命全局利益的考虑，是他大公无私高尚品德的集中表现。

中共中央收到并译出粟裕的电报，已是10月28日7时30分，当天就进行了慎重的研究，最后决定采纳粟裕的建议。10月29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并告陈毅、黎玉的电报，认为粟裕的提议“是有理由的”，“中央同意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不称苏皖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并兼华中野战军司令”【注】《新四军——文献(5)》，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378页。。

当时，华中军区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新四军一师、四师的干部较多，还有二师、三师、七师北上后留下的干部。在组建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领导机关过程中，如何安排各方面的干部，把领导班子配备好，是面临的一大难题。由于粟裕坚持“搞五湖四海”的用人原则，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头，这个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华中军区领导机关是以第四师机关为基础组建的。粟裕对原苏浙军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说，要确定一条原则：凡是一师和苏浙军区的干部，原则上都担任副职，正职由四师和其他各师干部担任。由我做起，由你做起。粟裕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钟期光任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苏浙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原来的部长、科长，一般改任副部长、副科长。长期与粟裕在一起工作的钟期光说，这是粟裕的一贯作风。过去几次部队整编、合编，他总是坚持以革命利益为重、以团结为重、以他人为重的原则，正确处理与兄弟部队的关系，让自己部队的正职干部改任副职，把正职让给兄弟部队的干部。他了解自己的部属，干部也理解他的意图，大家习以为常，没有怨言。

有一天，粟裕召集原苏浙军区的干部开会。

粟裕问到会干部：“昨晚你们看了京剧团的慰问演出吗?”

“看了。”

“演得怎么样啊?”

干部们议论纷纷，大家认为《断桥》这出戏演得不错，有的说白娘子演得好，有的说许仙演得好，多数认为小青演得特别好。

粟裕说：“我也认为小青演得最好。她虽然是配角，却恰到好处地演出了剧本规定的角色，没有喧宾夺主，没有抢白娘子的戏，但留给观众的印象很深，演得人情人理，活泼可爱。如果没有她的衬托，白素贞和许仙也不会演得那么好。”

粟裕滔滔不绝地讲，干部们悄悄议论：“粟司令不但会打仗，还会评戏。”有人迷惑不解：“他平时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开口就讲打仗，今天怎么老是评戏?”

“由此可见，不可小看配角!”粟裕提高声音，把议论声盖住了。“我们部队何尝不是如此，要打好一个仗，军长、师长、团长的正确指挥固然重要，各级副手的密切配合也不可小看。副手在各自的岗位上，同样可以发挥他最大的作用。你们说，对不对啊?”

“对!”干部们齐声回答。

“你们愿意不愿意当配角呢?现在当正职的愿不愿退下来当副职啊?”粟裕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人。

干部们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粟裕郑重地说：“告诉你们吧，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军区，我们要和兄弟部队合编。为了顾全大局，搞好团结，我们决定在座的各位正职干部一律改为副职，希望你们当好配角。大家有什么意见?”

“没有!”干部们想起粟裕一再请求让出司令、改任副职的模范行动，从心底里发出一片赞同声。

这叫做信而生威。其身正，不令而行。

三、组建强有力的华中野战军。从大兵团作战需要出发组训部队。

华中军区成立以后，粟裕便把注意力集中到组建华中野战军上。

中共中央虽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且准备为争取和平作必要的让步，但是对于关系人民命运、革命前途的“枪杆子”是抓得很紧的。

8月11日，《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出：“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页。。

10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发给党内的指示，再次明确指出：“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编整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4—55 页。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华中局和新四军的电报指示，华中、山东应组织两个野战军。华中野战军“由粟裕、谭震林组织野战司令部指挥之”。

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给陈毅、黎玉和华中局的电报中进一步强调指出：“华中可能为蒋介石最先向我进攻之地。如华中现有地区不能确切保障，不独影响山东局势，且对全国形势及国共谈判均极不利。故必须首先在华中组织一个强大的野战军。华中抽调到山东部队，除黄克诚及叶飞三个旅以外，暂以五个至六个旅为限，不宜抽调太多”。

11月1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的讲话，指出：“我们组建的野战军，算上已经走的和部分正在走的有：聂荣臻第一野战军原定七万人，现在不到七万；贺龙三万人，现在也不到三万；刘伯承七万；陈毅七万；李先念三万；粟裕五万。关内这六大军区，加上东北一个军区(林彪二十万)，共七个大军区。”【注】《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73页。

这些指示表明，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由游击战到正规战的战略转变，并且把建设强大的野战军作为完成这个战略转变的重要条件。同时表明，中共中央把华中野战军的组建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对于实行这种军事战略转变，粟裕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并且在天目山战役中提前实现了。但是，在新组建的华中军区实行这种转变，却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工作。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使主力部队保持完整的建制和原有的战斗力。

根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从华中抽调新四军主力部队到山东、东北。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原来提出的方案，除第三师是以完整建制调到东北以外，其余都是部分抽调。这样，无论是调到山东的部队还是留在华中的部队，大部分不是完整的建制。其中，原苏浙军区所属部队中，除第四纵队和浙东纵队外，还要抽调王必成的第一纵队到山东，而将已经调到山东的第二师抽出第四旅调回华中。

粟裕认为，这样做，不利于部队的建设和作战，而应尽可能保留主力部队的建制，以保持部队的传统作风和战斗力。他多次向华东局和华中分局建议，没有得到同意。为了革命事业的利益，粟裕以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敢冒本位宗派主义之嫌”，直接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提出自己的建议。

中央：

此次华中北调部队，除三师保持整个建制外，其余各主力师均系分别抽调。似此，不同建制之部队今后须有较长时期方可打通思想，但对目前战斗之协同配合不利，特别华中分局领导下之部队可能发生重大影响。此点虽曾向华中局及分局建议，未蒙采纳。但职对此问题尚不能完全理解。因职以为各师地区既留有地方兵团，虽将当地主力师调走，对坚持似无大影响。因此，职意应尽可能不过分破坏建制较为有利。敢冒本位宗派主义之嫌，特电告中央，尚盼指示。

粟裕

酉感

“酉感”即10月27日。此电是与他第二次建议张鼎丞任华中军区司令员的电报同一天发出的。

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10月29日电报，同时答复粟裕两份电报，采纳了他的建议。

中共中央的复电说：“粟裕酉感两电均悉。其提议是有理由的”。“各师建制应尽可能不分割。请华中局考虑四旅调山东归罗(炳辉)韦(国清)纵队，二旅王必成(注：指王必成任司令员的第一纵队。这里沿用新四军第一师番号，那时王必成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留华中野战军”【注】《新四军——文献(5)》，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378页。。

11月10日，华中野战军正式组成，下辖4个纵队，包括由原苏浙军区第一纵队扩编的第六纵队，由苏中部队组建的第七纵队，由原苏浙军区第三纵队扩编的第八纵队，由新四军第二师、第四师各一部组建的第九纵队。这些部队，编制不统一，兵员不充实，装备不齐全，除参加过天目山战役的部队以外，大部缺乏大兵团作战的思想准备和战略战术训练。

因此，在野战军初步组建起来以后，粟裕就按照大兵团作战的要求，抓紧进行部队的整编和训练，实行统一编制、统一制度、统一纪律、统一指挥，充实战斗部队，组织各级于部学习大兵团作战的战略战术和天目山战役的经验，实行由游击兵团向正规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与此同时，粟裕还和华中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抓紧进行地方部队和民兵的建设，重新建立了8个军分区，调整和加强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加强了地方部队和民兵的武器装备和军政训练。做到了县有独立团，区有大队，乡有中队，村有民兵基干队，使他们不仅可以完成守卫地方、配合野战军作战的任务，而且能够逐级上升，成建制地补充野战军，成为野战军源源不断、越打越大的人力源泉。

粟裕从现代战争的规律和大兵团作战的需要出发，特别重视参谋机关的建设。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开始探索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参谋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最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军队武器装备日益精良，军队的组成部分也更加复杂，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军队的指挥方式，演进到了现在的组织战斗时代”。“参谋机关是军事的首脑机关，全军的发动机”。在“决定胜负的诸因素中，参谋机关的强弱、对战争指导的正确与错误，是重要因素之一 ”【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2、86页。。在他的主持下，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都建立了参谋处，下设作战训练、侦察、通信、机要、管理各科，并且组建了一个专管技术侦察的情报处，抽调得力下部担任处长、科长和参谋。他亲自组织参谋机关的干部进行业务学习，组织参谋处与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等部门的分工协作。还把苏浙军区随营学校和苏中公学改建为雪枫大学，亲自兼任校长，开办了各种短期训练队，培养适应未来战争要求的军政干部和参谋人才。

在粟裕的组织指导下，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组建“强大的华中野战军”任务，并且从思想上、组织上和战略战术上实现了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四、探索解放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力主举行高邮邵伯战役和陇海路东段战役，开辟自卫作战战场。

在华中野战军组建过程中，粟裕及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未来战争规律的探索，以及作战方向的选择和战场准备上。

1945年10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新四军领导人的电报，对山东、华中的作战问题作了原则的指示，指出我军。必须将占领地段向南北扩展，创造出有利于打运动战的战场”。后来又反复强调，“为准备战胜必然要来的大举进攻，除集中与整训部队外，必须创造更广阔的战场”，“将创造战场的任务当作战略任务”。

1945年11月9日至16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半年剿共计划”，确定了“先安关内，再图关外”的战略步骤。蒋介石和他的参谋总长陈诚扬言“两个月内消灭苏北共军”。

会后，蒋介石增调重兵于华东地区：北线，有13个军集结于徐州地区，企图北攻山东，南攻两淮，打通津浦线；南线，沿江摆开5个军的兵力，并已进占江北的扬州，泰州、泰兴、靖江、南通一线，企图沿运河北进，把华中解放区分割为两块，然后全线向北推进，与徐州南下部队会攻两淮。

一场大战迫在眉睫，华中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面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危险，华中解放区处于内战前线的战略地位，粟裕深感重任在肩，推动他努力探索即将开始的这场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思考应该采取的对策。

他是站在特有的基点上进行这种思考的。在领导苏中区和苏浙区抗日斗争中，他的指导思想就是“把现阶段的抗战任务和将来的实现民主革命总任务联系起来”，“ 通过抗日游击战争积聚起雄厚的革命力量，既为抗日反攻作准备，也为抗战胜利以后打败反动武装的进攻、实现民主革命的总任务作准备”【注】《粟裕论苏中抗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4页。。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在抗日战争末期的天目山战役中，提前实现了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对付蒋介石的全面内战作了思想上和战略战术上的准备。

对于即将开始的全面内战，粟裕把中共中央提出的巩固华中的战略任务与华中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把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与准备对付全面内战结合起来，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对这场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进行分析和探索。他认为，即将到来的全面内战，既不同于八年抗战，也不同于十年内战，敌我双方虽然是老对手，但是情况发生了新变化，由此产生了战争的新特点和新规律。这场战争的性质，如党的“七大”所指出的，将是中国两种命运决定胜败的斗争。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是违反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我们进行的自卫战争是得到全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的，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经常起作用因素，我们在政治上占有优势。我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也有很大的发展。解放区拥有1.3亿人口，相当于中央苏区人口总数的52倍；占有城市506座，相当于中央苏区城市总数的24倍。野战军和地方军发展到了127万人，民兵220万人，武器装备也有所改善。特别是各个解放区(除中原军区外)连成了一片，打破了敌人对我根据地四面包围的战略态势，使我军在战争初期就有一个空前广阔的内线作战战场。但是，敌强我弱的总形势仍然存在。蒋介石掌握着全国性政权，占有四分之三的国土、四分之三的城市和百分之六十二的铁路。他的军事实力发展到430万人，并且接收了100万日军的武器装备和战争物资。此外，还得到美国军事上财政上的巨大援助。敌人在战略上数量上技术上占有很大优势。粟裕判断，这场战争的主要形式将不再是局部地区“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而势必成为敌我双方在全国范围的持久较量。这个战争的新特点和新规律要求我们，在战争指导上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充分利用解放区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以着眼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基本作战指导思想，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在力量对比上逐步实现由劣势到优势的转化，积局部优势为整体优势，进而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直到打出一个新中国。

粟裕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华中处于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可能是蒋介石最先进攻之地。为了完成中共中央给予的巩固华中的战略任务，除了加紧进行根据地和武装力量的建设以外，还必须对未来作战方向作出准确的判断，在主要作战方向上集中足够的兵力，开辟有利于打运动战的广阔战场。

粟裕从战略全局及其发展趋势考虑，认为必须在华中地区南北两线各组织一个战役：在南线，组织高邮邵伯战役，攻克并控制高邮、邵伯、泰州一线，打破蒋军沿运河北进分割华中解放区的企图，解除南线蒋军对两淮的威胁，改善苏中与淮南的战略态势，创造未来自卫反击作战的战场；在北线，组织陇海路东段战役，破坏并控制徐州至海州段铁路线，使华中与山东两大战略区连成一片，创造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在战略上互相配合作战的广阔战场。

1945年12月3日，粟裕与张鼎丞、邓小平、谭震林、曾山联名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并陈毅、黎玉、张云逸、饶漱石，建议举行高邮邵伯战役，提出：“我为打破顽军分割华中根据地企图，以便以后之坚持及主力之机动，建议即集中野战军三个纵队，攻占高邮与歼灭可能来援之顽二十五军”【注】《新四军——文献(5)》，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178页。。

高邮，南临扬州，北靠两淮，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镇。日伪军在这里盘踞7年之久，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内驻有日军1个大队和1个炮兵中队共1100多人，伪军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两个师6个团以及伪保安大队、警察大队等武装共5000多人。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要他们“维持治安”、“收复失地”，拒绝向共军缴械投降，并要已到达扬州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准备北上“接收”邵伯、高邮。国民党军队认为，“运河是道门，高邮是把锁”，是进攻华中解放区的重要通道，扬言要“开锁进门，长驱直入，直捣两淮，置共军于死地”。

因此，高邮就成为南线作战的首要目标。

粟裕等人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1945年12月5日，中央军委复电指示：“同意江(3日)电夺取高邮，同时集结主力准备打援部署”【注】《新四军——文献 (5)》，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187页。。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粟裕立即制定作战计划，组织部队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决定集中华中野战军第六、第七、第八3个纵队和苏中军区各地方团队，首先攻克高邮、邵伯、泰州以及扬(州)泰(州)线各据点，歼灭由扬州北上增援的蒋军，然后向扬州发展胜利；

5天以后，中共中央军委改变了原来的决定。1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给陈毅、张云逸、饶漱石的电报指示：“据各方情报，蒋顽将集中力量打通津浦路”。“ 对你们的战略要求，是消灭北上顽军主力，阻止顽军北上，如不能完全阻止顽军北上，亦须大量消灭顽军。望你们本此要求，根据当前情况准备一切。”同时指示：“粟裕部队，前电同意他们去打高邮，争取孙良诚反正，打击北进之二十五军，但也请你们考虑是否适宜，是否须要粟裕部队到津浦南段行动，配合你们，请你们决定，电告粟裕。”

12月11日午时，陈毅和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其他领导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作出津浦路作战部署，指令“粟(裕)谭(震林)率六、八、九纵迅集津浦南段，进行大的战略破击，力求一举即能控制百里至二百里的铁道，并相机求得能歼灭北上顽一至二个师”；“华中应以张藩纵、管(文蔚)胡(炳云)纵之力量包围高邮。应一面包围，一面争取孙良诚迅速反正，并部署打击二十五军之出援。六、八两纵不宜用在高邮方向而应专力应付津浦”。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12日复电指示：“同意真午(12月11日午时)电关于津浦路作战部署，望即依照执行，并告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即令王(必成)陶(勇)纵队执行津浦路作战任务，不去高邮了”。

此时陶勇的第八纵队已经开进宝应以南，王必成的第六纵队到达淮阴，张鼎丞和粟裕到达邻近高邮的兴化，一切准备就绪，预定于12月18日发起高邮邵伯战役。同时，敌情也发生了新变化。国民党军队正向徐州及津浦路徐蚌段集结重兵。占据扬州的国民党第二十五军有在日伪军掩护下进占高邮的动向。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也有从江阴渡江北进企图。

南线之战一触即发。战机稍纵即逝。

粟裕手捧电令，心急如焚。他认为，高邮之战，势在必打，迟早要打，迟打不如早打。速战而胜，既利当前，又利长远。若失战机，后患无穷。当务之急，乃是火速实现战役决策。想到这里，下定决心，亲自起草长达千言的电报，再次建议举行高邮邵伯战役和陇海路东段战役。

在这份电报里，粟裕首先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指出：“根据目前顽集重兵于徐州、宿县、蚌埠及设立徐州行营的情况，判断该顽将全力对付我山东及华中，其今后第一步行动之最大可能，除加强徐(州)海(州)间铁道之封锁外，将利用淮北平原发挥其优势兵器，以重兵由徐州东南沿睢宁、宿迁向两淮前进，海州，淮南、运河线均为其辅助方向。如此，不仅华中将被分割与孤立，即华中对山东之配合亦将大减其效能”。同时，根据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将由扬州北进接替日伪军占据高邮的动向判断，“顽军对高邮之控制，势在必行，尔后沿运河线北上，对我华中分割之威胁甚大。果如此，苏中部队将受其牵制，张藩纵队(按：即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亦将长期留置运河线上，无法机动”。粟裕认为，进行津浦路南段战役，“如达目的，有调动徐宿蚌沿线顽军对我之可能，对错乱顽方部署及对山东我军之配合均有利。但欲与顽军决战，以确保暂占之铁道线，恐非我华中野战军三个纵队所能胜任”。

因此，粟裕建议首先举行高邮邵伯战役和陇海路东段战役。他说：“为解除顽军自高邮沿运河向北分割华中之威胁，建议仍按原计划夺取高邮、邵伯(刻我各部已接近该线，当尽量争取政治上解决)。如此举成功，则今后张藩纵队亦可离开苏中，先去淮北作战；更可使苏中区的经济财政保证对华中之主要供给，否则今后之作战供应，亦将受极大影响”。同时“建议山东与华中部队于一九四六年一月间组织一次大战役，将徐海段铁路彻底破坏并完全控制之。此举有如下好处：使华中、山东连成一片，两个野战军能有效配合；战场扩大，尤其是控制了淮北平原，便于我大兵团机动，迫使顽军在我山东与华中两个根据地之间的起伏地及半河川地区作战，便于我在运动中大量歼灭其主力。果如此又能获得成功，则顽军受挫后，势将暂时退守徐州，以待重整旗鼓。斯时，我再以一部破袭徐蚌段及徐郑段铁道，使徐州孤立，于我更利”【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235—236页。。

显然，这是当时情况下一个符合战略全局利益、符合华东战场实际的战略构想。

新四军军部同意第七、第八两个纵队先打高邮、邵伯，而将第六纵队留在淮海地区，待机协同山东野战军在津浦路作战。

这样一来，用于高邮邵伯之战的主力部队三缺其一，在兵力对比上失去绝对优势，而且对于是战斗力相当强的据有坚固防御工事的日伪军。此战有无必胜把握?有的同志感到担心，提请粟裕考虑：如果没有十分把握，这一仗是不是缓一缓，等第六纵队归建后再打。

粟裕权衡利弊得失，认为这是一个有把握打胜之仗。首先，我军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而日伪军已是穷途末路，只要揭露日本已战败投降的真相，就可动摇其拒降顽抗的意志。其次，我军在兵力对比仁占据一比一略多的优势，主力部队具有大兵团作战经验。因此决定举行高邮邵伯战役的计划不变。但是，由于我军兵力并不占绝对优势，敌人还可能得到扬泰线蒋军的增援，为了保证战役全胜，必须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抓住主要关节，提前拿下邵伯，控制运河走廊，保证攻打高邮的部队有充分的时间。根据这个设想，他调整了作战部署，缩小作战规模，改变作战步骤：第一阶段，首先以第七纵队和苏中军区的地方团队攻打邵伯以及扬泰线上日伪据点，控制蒋军北援的通道运河大堤，给主力部队攻打高邮争取充分的时间。在此阶段，以第八纵队肃清高邮外围，完成对高邮城的四面合围。第二阶段，第八纵队对高邮发起总攻，全歼守敌；第七纵队及苏中军区各团坚决阻援，并相机歼击扬泰线增援蒋军。这是一个既果断又谨慎的作战部署。

高邮邵伯之战终于在1945年12月19日打响。粟裕率领精干的指挥班子到达邵伯前线，把指挥所设在离邵伯镇几里路的一个小村庄里，就近指挥第七纵队攻打邵伯。邵伯位于高邮、扬州之间。提前拿下邵伯，就可以为下一步作战创造有利条件。第七纵队一个团攻进邵伯，战斗尚在进行，粟裕就带着参谋进入邵伯，直接指挥这个团围攻负隅顽抗的日军。他用“围三阙一”的战法，诱使日军突围。仓皇逃窜的日军从粟裕的指挥所门前通过。粟裕带领参谋和警卫战士稳守门内，不动声色，待日军离开工事进入开阔地带时，立即下令聚而歼之。第七纵队攻克邵伯，歼灭日伪军2000多人，其中日军150多人。与此同时，华中野战军特务团和苏中军区部队先后拔除扬泰线日伪据点16处，歼灭伪军4000多人，为攻城打援准备了良好的战场。

邵伯战斗一结束，粟裕就组织部队向高邮发起总攻。他和陶勇一起视察高邮地形，对总攻作具体部署。他说，我军的主攻方向是北门和南门。总攻开始时，炮兵首先对东门内的日军司令部实行集团射击，牵制敌军主力于东门，以利于我军主攻方向作战。西门紧挨公路、运河和高邮湖，地形不利于我而有利于敌，敌人可能认为我军不会置重兵于此地。我们要利用敌人这种心理，尽力以偷袭方式，用云梯爬上西城墙，接应北门作战。他吩咐部队：“切记力争偷袭，准备强攻。偷袭不成，立即强攻，以收神效。”

12月25日夜晚，阴云密布，细雨蒙蒙，是一个不利于攻城的天气，粟裕出敌意料命令部队发起猛烈攻击。攻击部队首先突破南门，攻人城内进行巷战。在城西北方向，担任攻城突击队的是著名的“老虎团”第七团，最先登上城墙的是该团的三连一班。班长袁金生带领全班隐蔽地接近城墙，冒着敌人的猛烈射击和钩镰枪的推刺，踏着摇摇摆摆的毛竹云梯，奋不顾身地登上3丈多高的城头，与日军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白刃战，打垮了敌人的多次反扑，保证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从突破口进入城内。第二天拂晓，粟裕从突破口登上城头。他翘起大拇指，表扬第七团指战员：“不愧为老虎团!”对袁金生说：“好样的!英雄!”在战后召开的庆功会上，粟裕宣布授予袁金生“华中军区特级战斗英雄”称号，亲自给他戴上了大红花。

经过一夜又一天激战，加上强大的政治攻势，日伪军终于宣布缴械投降。粟裕指示，受降仪式由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主持，在日军司令部举行。粟裕跟随部队进城，在夜幕中悄悄来到受降现场。他一进人日军司令部大院，看到一个日本军人正在焚烧文件，立即走过去用脚把火踩灭，吩咐侦察参谋张焕文立即收缴敌人的一切文书资料，任何人不得销毁。看到我方战士为搬运武器与日军发生争执，他立即指示作战科长严振衡前去处理，规定一切枪械弹药均须造册点缴，受降后再行分配。受降仪式结束，粟裕不声不响地离开大院。这一切，不仅日军指挥官不知道，连主持受降的韩念龙也没有发现。3天以后，粟裕接见缴械投降的日本军官，人们才得知此事。日本军官惊讶异常，连连表示：“不胜感激之至!不胜荣幸之至!”日军司令官岩奇学大佐双手捧起一把紫光闪闪的指挥刀，向粟裕深深地鞠躬，说道：“谨将这柄远祖相传的紫云刀敬献给久已仰慕大名的中国将军!”

攻克高邮之战，歼灭日军官兵1100多人(内生俘931人)，歼灭伪军第四十二师师长王和民以下官兵5000多人(内生俘3942人)，缴获各种炮61门，各种枪4308支，并且击退了自扬泰线增援的蒋军和日伪军。

高邮邵伯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抗日战争期间一次战役歼灭日军人数的最高记录，打破了蒋军“开锁进门，长驱直人，直捣两淮”的企图，大大改善了华中南线战略态势，为后来的苏中战役创造了良好的战场条件。

当高邮战役将要结束的时候，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山东临城以东的枣庄、峄县地区进犯。新四军军部决定在临城地区组织决战，命令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入鲁参战。

1946年1月4日，华中分局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和陈毅，再次提出组织陇海路东段战役的建议。

这份建议电，首先全面分析了华中敌情，认为“华中徐州之顽第一步是人鲁，但在人鲁不成时，则向运河线夺我两淮地区，海州之五十一军，可能加上其他，以便由灌云南下，占我涟水，将我盐阜、淮海分成两块。顽这一企图受我阻击，要在十五号以后才能部署完毕”。因此，建议：“为打破顽之企图，在主要方向采取先发制人手段，除六纵北上外，决以八、九两纵，于十号或十二号，开始对陇海路东段大破击战，淮海、盐阜各抽三个地方团参加。完成任务后，再向东集结，以巩固盐阜地区，求得控制二百里以上之铁路线在我手，吸引顾(祝同)顽出击，求得消灭他一二个师，直接配合鲁南决战”。

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批准华中分局的建议。

粟裕率领刚刚参加高邮邵伯战役的第八纵队和特务团，日夜兼程北上，集结于宿迁以北地区，准备发起陇海路东段战役。接到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复电，已经是1月10日。时间紧迫，来不及发布书面作战命令，就向第八纵队和盐阜区首长当面下达作战任务。

此时传来消息，国共两党停战协定将于1月13日午夜生效。蒋介石连发两个密令，要国民党军队“星夜前进”，“抢占战略要点”。粟裕原计划于1月13日晚发起战斗，“为能在停战命令下达后五天内仍能达成控制陇海线与打通华中与山东联系”，决定于11日晚提前发起战斗。

1月11日，粟裕派作战科长严振衡骑自行车赶到第九纵队，向张震司令员当面传达作战命令，告诉他停战令将在13日24时生效，在停战令生效前首先要把陇海线东段两头的日伪据点拿下来：九纵打掉曹八集等日伪军据点，同时切断通往徐州的电话线路；华中军区教导团攻占新安镇以东的日伪军据点；然后派主力部队控制曹八集到新安镇的铁道线。如果国民党军队来攻，立即自卫还击。

陇海路东段战役，经过3昼夜激战，歼灭日伪军1900多人，拔除了从曹八集到白塔埠的全部日伪军据点，控制了陇海东段铁路线300余里，使华中和山东两大战略区连成一片，为华野、山野纵深迂回、南北机动、协同配合，为后来举行宿北、鲁南等大歼灭战，创造了有利的战场条件。

战后，粟裕在一次谈话中谈到陇海路东段战役的战略意义，指出：“这一仗打通了华中与山东的交通线，非常重要。如果敌人大举进攻陇海线，我军就可以一部正面守备，主力摆在两侧。”他两手环抱，然后作出一个斩杀动作，坚定地说：“那时，我军从两侧出击，消灭他!”

显然，粟裕建议发起陇海路东段战役，是从整个华东战场(而不是只从华中战场)的全局利益和长远的战略需要出发的，是从日后进行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要求出发的，表现了他驾驭全局、掌握未来的战略远见和战略才能。

五、当和平烟雾弥漫的时候，粟裕指出：这场内战可能一直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新中国。

1945年底到1946年初，中国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蒋介石反动政府，3个多月来，在向解放区的进攻作战中连连失利，损兵折将，内外交困，迫使他不得不改变策略，实行缓兵之计，散布“和谈”烟幕，以争取时间，赶调军队，调整部署，进行全面大打的准备。

共产党打了不少胜仗，仍然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毛泽东多次声明，打是为了和。即使是短暂的和平，也是对人民有利的，也要争取。因此，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发动和平攻势，迫使蒋介石回到谈判桌上来。

中国内战的发展趋势，也使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坐卧不安。他们认为，蒋介石非但不能在内战中取胜，反倒有在内战中垮台的可能。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并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企图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

12月27日，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谈判再度恢复，先后达成停战协定、政协协议，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线和平民主的曙光，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

但是，这种短暂的和平很快就被蒋介石的战争行动破坏了。停战协定生效后，他不仅在东北大打出手，在关内各地也不停地发动进攻，出现了和战交织、边谈边打、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复杂局面。

当时的中国，和平烟雾弥漫，内战乌云翻滚，形势变幻莫测，令人眼花缭乱。

在这种情势下，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正确处理和与战的关系，这对每一个领导者的政治洞察力和战略远见，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粟裕在和谈与内战交织的岁月里，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无论是对干部作报告，还是对记者发表谈话，从来是讲两点论，既指出有争取和平的可能，又指出存在内战的危险。特别是在内部讲话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蒋介石“十年围剿”、“八年磨擦”、三个月局部内战的历史告诉我们，他是千方百计要削弱和消灭我们的，今后也决不会让我们存在下去，是一定要跟我们打内战的。只有把他彻底消灭掉，才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宁。一方面要看到，经过斗争，可能争取一个和平局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可能一直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新中国。现在，蒋介石玩弄两手策略，我们也要用两手策略对付他，以谈对谈，以打对打。和得成与和不成，是中央考虑的问题。一旦打起来，打得好与打不好，我们责任在身。作为军人，必须立足于打，丢掉幻想，准备打仗。

春节期间，粟裕从陇海路前线返回淮安，对华中军区机关和部队干部作战况报告。他说，我们从江南北撤是真诚地执行和平协议条款的，但从华中解放区周围情况看，我们必须高度提高警惕。苏中、淮南解放区境内，没有缴械投降的伪军均已戴上国民党军队的帽徽，还不断向我解放区挑衅。陇海前线被我军抓获的伪军，也自称他们不是“和平救国军”，而变成“国军”了，并说他们长官讲要把共军统统赶走。这个俘虏讲的是真实情况，国民党军队里就是这样宣传的。我们真诚拥护和平，但要密切注意蒋介石搞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

当时也有个别领导人片面理解中共中央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他们说，现在要成立联合政府，军队要国家化，枪杆子要收起来，靠笔杆子、政治斗争解决问题。有人说，今后是政治斗争第一，经济斗争第二，文化斗争第三，军事斗争第四。有人说，将来听不到枪声了；如果听到枪声，那可能是哪位同志走火了。对于这些论调，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的多数领导同志和广大干部是持有不同看法的，是自觉抵制的。1946年三四月间，在淮安举行的华中区宣教工作会议上，有的领导同志对当时极不稳定的和平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并且由此得出文艺不再为工农兵服务的结论。参加会议的军队代表对这种说法很不以为然。他们说，自从由江南撤到江北，部队一会儿调到津浦线，一会儿拉到陇海路，到处看到国民党在紧张地调兵遣将，我们怎么可以要军队解甲归田呢?大家对如何在军队中传达会议精神感到为难，就把情况报告华中军区。不久，华中军区通知与会军队代表到淮安开会，根据粟裕等领导同志的意见，明确地告诉他们：别听那一套。你们回到部队，要抓紧动员，准备打仗。

1946年3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对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即如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的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了。二月一日到九日就忘记了，较场口事件以后就不忘记了。马歇尔能放长线，蒋介石也较何应钦不同。假如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就会忘了，那就危险得很。”【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1页。

粟裕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这个发言内容，但是他从实际出发，得出了与毛泽东一致的结论。

在停战协定生效的当天，1946年1月13日，成立了由美方代表罗伯逊、中共代表叶剑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为委员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调解国共军事冲突，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当时，虽已明令停战，但仍然是“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华中地区则是大打不多，小打不断。在停战协定即将生效前几天，国民党军队就在扬中、南通等处渡过长江，侵占了华中解放区的泰兴、靖江和南通的平潮等城镇。停战协定生效后，又继续向如皋的白蒲、林梓等地发动进攻，并侵占了白蒲。

粟裕和华中军区其他领导人一起，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以谈对谈，以打对打，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1946年2月底到3月初，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三人军事小组”到全国各地检查停战协定和整军协议执行情况，预计3月初到达徐州。中共中央军委通知华中军区，要粟裕和谭震林到徐州参加谈判，主要谈“粟裕部与顾祝同部的摩擦问题”。

3月2日，粟裕和谭震林携带国民党军队违反停战协定进攻华中解放区的材料，乘坐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来的飞机，由淮阴起飞，到达徐州。当天就见到了由临沂到徐州的陈毅。第二天，三人军事小组到达徐州。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举行欢迎宴会。

顾祝同见到粟裕，拱手连称：“久仰!久仰!佩服!佩服!”

顾祝同与粟裕是老对手了。在抗日战争中，顾祝同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粟裕指挥的部队曾经战斗在由他管辖而又失陷于日伪的地区。首战韦岗，威震江南。决战黄桥，开辟苏中。三战天目，所向披靡。粟裕的赫赫战功和神机妙算，显然给顾祝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顾祝同的客套话并非完全客套。

宴会结束，粟裕和陈毅、谭震林等一起，来到周恩来住处，见到久别的周副主席。周恩来对他们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美蒋玩弄两面手法的阴谋，阐明了我党的方针政策，对山东和华中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谈话一直持续到4日凌晨4时。两小时后，周恩来即与张治中、马歇尔乘飞机离开徐州。

当天下午，粟裕和陈毅、谭震林乘飞机离开徐州。国民党在徐州的将领顾祝同等到机场送行。这时，一批美制P51型蒋机在机场起落，啸声刺耳，有意显示威风。

站在粟裕身旁的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副参谋长笑指天空，趾高气扬地说：“现代的空军威力真是伟大啊!”

粟裕微微一笑，冷冷地回答：“遗憾的是，天上的飞机还不能到地面来抓俘虏。”

飞机场上这场唇枪舌剑的较量，反映了两种战争观的较量。蒋介石集团的决策者们迷信武器装备的威力，以为有了美国政府送来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就可以在中国为所欲为。然而，与他们的愿望相反，没过多久，这场机场上的较量就由战场上的较量作出了结论，人民解放军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美制飞机，大炮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

国民党军队侵占白蒲、屠杀人民群众的暴行，激起了华中人民的强烈反对。粟裕对美国记者罗尔波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军队破坏停战协定、进攻华中解放区的真相。他指出，在“双十协定”以后，国民党军队先后侵占我苏皖解放区26座县城、3000多个村镇，杀死我军民上万人。他与张鼎丞联名发电报给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控诉国民党军队侵占白蒲，要求军事调处执行部“调查真相，予以制裁”。

在华中区军民一再要求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决定成立淮阴执行小组，负责调处华中区执行停战令中的问题。

粟裕认为，这是与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也是进行战略侦察的极好机会。他把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韩念龙派去担任我方首席代表，并要身边的工作人员严振衡以中校作战科长身份、秘书主任蒯斯曛以中校翻译身份参加执行小组。他要严振衡转告韩念龙：对方很可能拖我们去陇海线，你们要尽力不去陇海线，而把他们拖到南面去解决白蒲问题。在那里，是他们打我们，我们反击。

粟裕还告诉严振衡，刚刚收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出的和字第2号令，这个命令规定以双方现在占据的城市为中心划出半径30公里的缓冲区。粟裕说：“这还得了!国民党现在占据着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如果按照这个规定划缓冲区，我们要退出许多地方。”粟裕在地图上边画边说：“这是一个无法执行的命令。如果美、蒋代表提出划缓冲区，你们告诉他们：我们无权决定，要请示当地军事长官。另外，这个命令有中英两种文本。英语的city，可以解释为城市，也可以解释为市镇。你们可以据此提出，我们占据的集镇也要按照同样的原则划缓冲区，美、蒋代表是不会答应的。”后来，粟裕打电话给严振衡转告韩念龙，中央有指示，和字第 2号令不能执行。

由于中共代表坚持，淮阴执行小组决定到如皋、南通地区执行调处任务。国民党代表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地图，要求按照和字第2号令划出如皋、南通的缓冲地带。中共代表按照粟裕的指示回答。美方代表横眉竖目，蒋方代表哑口无言，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3月15日，淮阴执行小组到达如皋。迎接他们的是如皋以及临近各县群众代表送上的和平请愿书和揭露国民党军队侵占白蒲等地的罪行调查报告。

3月16日，如皋各界举行欢迎会，苏中第一分区临时参议会筹备会议长代表全区人民提出“国民党军队退出白蒲，严惩汉奸，解散伪军”三项要求。

3月18日，淮阴执行小组到达南通，南通青年的欢迎队伍冒雨游行，涌向执行小组下榻的桃之华旅馆请愿。

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这时才发现，淮阴执行小组到如皋、南通地区调处，使他们处处陷入被动地位。虽然他们费尽心机，千方百计地掩盖事实真相，精心编造伪证，指使当地反动分子扮演“控诉共产党的难民”，但一一宣告破产。黔驴技穷，便采取血腥镇压的法西斯手段，接连制造了残杀如皋县参议员、人民代表徐浩泉的“白蒲血案”和暗杀参加南通要求和平民主集会游行的8名青年的“南通惨案”。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更加暴露了他们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本来面目，激起了华中人民以至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使国民党在华中地区遭到一次政治上的惨败。

有一天，桃之华旅馆的接待员悄悄地领来一位穿便衣的人，进了中共代表的客房。他是南通地下党的同志，带来粟裕的口信，说驻在南通的国民党军队可能向东进犯南通小海镇，美，蒋代表策划以汤恩伯邀请三方代表为名，骗你们离开南通去上海。你们不要上当。你们可到如皋。

第二天，美、蒋代表果然以汤恩伯总部的名义向中共代表发出邀请，跟他们一起去上海休息。

中共代表明白，国民党军队将趁机发动进攻。于是将计就计，说：“我们是执行调处任务的，如果打起来怎么办?不能擅离职守。你们要去上海可以，我们不能奉陪，我们回如皋恭候。”

执行小组离开南通以后，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九师一○五旅就对小海镇等地发动进攻。粟裕命令陶勇的第八纵队实行反击。经两天一夜激战，收复被敌人强占的小海、观音山等地，歼敌1400多人。

中共代表看到第八纵队获胜，估计美蒋代表可能回来纠缠，就说：“走吧，我们到淮安述职。”

在上海的美、蒋代表气急败坏地坐飞机赶到如皋，又由如皋赶到淮阴，要中共代表赶快与他们会合。中共代表心中有数，缓步徐行。到达淮阴时，美，蒋代表已经焦急地等候在码头上，一见面就指责中共代表：“你们擅离职守，造成严重流血事件!”中共代表严正回答：“擅离职守的是你们!小海镇是我军防地，你们破坏停战协定，发动进攻，被我军歼灭，应该!”美、蒋代表白讨没趣，此事不了了之。

4月22日，粟裕和张鼎丞接见淮阴执行小组成员。粟裕说，对苏中地区的军事调处问题，国共双方均应抱赤诚态度。我们反对内战，但要执行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战和交织、错综复杂的斗争中，粟裕以其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无论是在战场的较量中，还是在会场的较量中，都稳操胜券，挫败强敌。

六、及时完成对付全面内战的各项准备，造成“蒋不攻李，粟不攻蒋，蒋若攻李，粟必攻蒋”的战略态势。

1946年4月以后，全国范围的局势再度紧张起来。蒋介石利用暂时停战的时间，在美国的帮助下，把他的80％的正规军160万人调集到内战前线。在苏中区南部沿江一带，集结了5个整编师(即原来的军，有的仍称军)10万人马，做好了全面进攻的准备。摆在长江南岸沪宁线上的二线部队随时准备渡江北进。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93页。

粟裕与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为对付全面内战进行了积极的全面的准备。

首先是扩充和加强三结合的武装力量。1946年3月6日，中共中央曾经发出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特别提出对山东、晋冀鲁豫、华中3地的要求：“你们三处兵额最大，负担极重，如何实行精简，应速决定方针。我们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外完成。被精简人员武器，有计划地妥善地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9页。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当时有4万多人，如果按照这个方案精简，只能剩下1万多人。

粟裕主管华中野战军，精简首当其冲。他从华中的实际情况出发，联系毛泽东主席关于“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的指示，考虑如何执行中央的指示。他认为，当时华中地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有12个整编师(军)部署在华中南线，我军不是兵力太多，而是兵力不足。国民党也搞“整编”，把原来的军改为整编师，实际上人员、装备更加充实，战斗力比以前有所提高。我们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共中央指示的基本精神是“精兵”，即中共中央后来强调的“精简老弱，充实部队”，我们精简的重点应当是老弱病残人员，而不能削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们只精简了1017名老弱病残人员，却扩充了主力部队，并将一部分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部队。经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批准，继续使用新四军第一师、第六师番号，将第八纵队扩充为第一师(粟裕兼师长、政委，副师长陶勇，副政委王集成)，第六纵队扩充为第六师(谭震林兼师长、政委，副师长王必成，副政委江渭清)，每个师由下辖5个团扩充为2个旅6个团；充实了第七纵队、第九纵队；又将第五军分区等部队和一部分起义部队改编为第十纵队。为了适应大兵团运动战和连续作战的要求，充实战斗连队，每个步兵连一百五六十人，每个团2000到3000人。华中野战军由4个纵队4万余人发展到2个师、3个纵队共 6万余人，超额完成了中共中央给予的组建5万野战军的任务。同时，扩大和加强地方武装，地方团队发展到6万余人。还组织了民兵参战团，建立了支前司令部和伤员转运站、粮草供应站等兵员补充和后勤保障系统。

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在部队中广泛开展“百日练兵运动”，提出的口号是：“敌人磨刀我磨刀，我比敌人磨得更光亮!”

毛泽东后来总结这一段精简的经验教训说：“今年(按：指1946年)一二月，以为蒋介石有办好事的模样，结果还是办了坏事。我们复员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减少了民兵。”【注】《党的文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4年第4期。而在华中地区，特别是在粟裕直接指导下的华中野战军和其他武装，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通过精简整编，华中地区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扩充和加强，为对付后来的全面大打准备了必要的武装力量。

华中地区为对付全面内战采取的另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措施，就是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指示。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和常委曾山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土地问题会议，返回淮安后立即召开华中分局和地委书记联席会议，决定在华中全区普遍展开土地改革。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内战迫近，不宜搞土地改革。粟裕坚决主张立即开展土改运动。他认为，土改和备战相辅相成，并不矛盾。通过土地改革，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动员他们为保卫土改的成果而斗争，才能更好地巩固解放区，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这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争准备。他教育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土地改革的政策法令，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民群众的翻身斗争。在粟裕长期工作过的苏中区，贯彻执行“五四指示”尤其坚定和积极。在内战已经打响的地方，提出的口号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白天打仗，夜晚分田”，“前方打仗，后方分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不仅大大激发了农民群众保卫解放区、发展生产、支援战争的积极性，而且提高了人民子弟兵的阶级觉悟和战斗意志，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参军热潮。农民原来有“三乐三愁”：打败了鬼子心里乐，听到“刮(国)民党”要来心里愁；进行土改心里乐，生怕地富暗中捣鬼有点愁；斗争地主心里乐，担心逃亡在外的地主还乡团反攻倒算有点愁。经过教育，翻身农民认识到了掌握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他们说：“枪在地主手，农民吃苦头。枪在农民手，保田不用愁”。“得田容易保田难，大家保田就勿难。上千青年进主力，勿怕地主还乡团”。一队一队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穿过父老乡亲的欢送人群，奔向主力部队。据(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的不完全统计，翻身农民参加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有 27918人，还有21200人参加支援前线的活动。土改和战备互相促进，为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

对于这件事，陈毅在1948年4月召开的华野一兵团高干会议总结时说：“粟裕同志在苏中自卫战争开始时，坚持先搞土改，这是政治水平很高的表现。当时战争情况很紧张，军事指挥员强调地方搞支前工作是很自然的，他反而注重土改，这是很好的。”

面对日益紧张的形势，粟裕加紧筹划对付全面内战的作战部署，首先是选择有利于发挥人民战争优势的战场，及时完成军事力量的战略集结。

栗裕认为，苏中地区必将成为敌人发动全面内战时的进攻重点，也是我军自卫反击作战的理想战场。苏中是新四军第一师坚持六年之久的抗日根据地，有经过严重斗争锻炼的人民群众和武装力量。苏中又是鱼米之乡，人口占华中全区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二，粮食产量占华中区总产量的五分之二，税收占华中区的二分之一。苏中地势平坦，交通发达，有利于大兵团机动。如能在苏中首战告捷，就可以为以后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条件。他判断，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队主力将沿运河以及如皋、海安线向北进攻，首先侵占沿江鱼米之区。为完成中共中央赋予的巩固华中的战略任务，打乱敌人在解放区长驱直人的战略部署，决定将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集结于苏中地区，首先保卫沿江鱼米之区。

5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返都仪式，同时加紧发动全面内战的步伐，策划首先在中原、苏北发起进攻。

同一天深夜，张鼎丞、粟裕、谭震林发出致陈毅并中共中央的电报：

我们为确保沿江财源区域，并扩大政治影响，震撼京沪，因此我们已集中六、七、八纵队于苏中地区，并拟于五师战斗大爆发时，不待苏中顽军之动作，而先行发动攻势， 以便夺取泰州，扫除靖江、泰兴，并相机进占扬州与南通，而便今后转移主力， 向西北以配合山东夹击徐州。但是否可在五师大战爆发时， 先行发动进攻，请即电示。

中共中央5月6日复电指示：“如果国方进攻五师，全国内战再爆发，你们先下手的计划是可行的，但必须得到中央的命令之后才能行动”。

经过反复磋商，终于确定了华中南线的作战部署。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集结于苏中地区，与地方部队和广大民兵一起，投入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厉兵秣马，严阵以待，摆出一个“蒋不攻李(按：指李先念指挥的中原军区部队)，粟不攻蒋，蒋若攻李，粟必攻蒋”的战略态势。

5月8日，粟裕以华中军区副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身份发表谈话，严正指出：华中形势非常紧张，国民党屠杀人民的枪炮已架在面前。倘再忍让，徒使反共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为了实现我党巩固和平、建设新中国的一贯主张，只有坚决实行自卫!

苏中大地上，军民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战歌了亮，呈现一派人民战争的壮丽景象。

我们是苏中人民的子弟兵，

坚守在自卫的最前线。

我们经过了战火的洗礼，

鲜血的考验，

艰苦的斗争中生长壮大。

不让反动派的魔手夺去我们自由幸福的田园。

我们是苏中人民的子弟兵，

坚守苏中，

坚守苏中，

坚守在自卫的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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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苏中七战七捷

一、面对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严峻形势，探索战争初期指导规律，作出华中作战部署。

1946年夏，全国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把他80％的正规军193个整编旅158万人调集到内战前线，全面内战的急风暴雨即将来临。

中共中央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动向。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判断：“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6月6日，对华中分局发出指示：“目前我们方针是力争和平，但你们的工作必须是一切都准备打”。

面对迫在眉睫的全面内战，如何认识和掌握这场战争的规律?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夺取这场战争的胜利?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粟裕后来回忆说：“全面内战爆发以前，当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在苏中面对即将进犯的敌人，深感重担在肩，推动着我们对敌我双方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敌我双方互相对立着的许多特点；推动着我们反复思索，从中探寻战争的客观规律，特别是战争初期的规律，并努力使自己的行动适应客观存在的规律，以争取胜利。”【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394页。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经过10个月来的探索，粟裕对这场全面内战的特点和规律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现在他着重探索的是战争初期的指导规律。

粟裕认为，在整个战略防御阶段中，有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初期作战阶段。在这个阶段，敌人在力量对比上占有很大优势，在战略上居于主动地位，势必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我们已经建立了大块巩固的根据地，战争一开始就有一个空前广阔的内线作战战场，具有持久作战的巨大潜在能力。由此产生了战争初期作战的特点和规律。

* 战争初期是一个变被动为主动的过程。实现这种转变的决定因素，是敌我双方有生力量的消长。在战争指导上，要采取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充分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那里打仗，什么时候好消灭敌人就在什么时候打仗，哪部分敌人好消灭就消灭那部分敌人，什么战法有效就采取什么战法，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夺取战争的主动权。

* 在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形势是很明显的。敌人依恃其强大军事力量，势必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企图在短时间内占领我解放区。我们虽然有对付全面内战准备，但是需要一定时间完成适应战时需要的各种转变，以便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和潜力。我军初期作战的重要任务，是抗住敌人的战略进攻，遏制敌人在解放区内长驱直人，顿挫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以掩护我解放区纵深地区实现由平时到战时的各种转变，为持续作战创造有利条件。

* 在敌强我弱的总形势下，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规模，势必经历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各个战略区和主要作战方向，要充分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各个战略区之间，在战略上互相配合，不宜过早地作战役性配合，更不宜过早地举行大会战。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我军指挥艺术的提高和战局向解放区纵深发展，逐步扩大作战规模。

* 在敌人陆续增强兵力进攻的情况下，主战场由解放区前部向纵深转移是可以预见的发展趋势。各个战略区，在中央总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具有相对独立自主的方面，在各个作战阶段之间存在着战区的转折。在战争指导上，要处理好转折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掌握转移的时机、转移后的出击方向和战略布局，为进一步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创造条件。

粟裕对战争初期规律的认识，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贡献。他所说的战争初期，与过去所说的“初战”不同，不是一次战役或战斗，而是由若干战役或战斗组成的一个作战阶段。他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解决了如何把握毛泽东提出的“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初战”三原则，以及如何处理战略全局与各个战略区的关系问题，并对战争初期的指导规律作了理论的概括。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华中野战军初期作战的战略构想。

1946年5月31日，粟裕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曾山联名发电报给新四军陈毅军长和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华中战略态势和作战部署，提出华中战略区初期作战的战略构想。电报分析华中敌我战略态

Chapter_11

势，判断国民党对华中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在华中周围集结有12 个军、32个师，2个纵队、3个独立团加海州的徐继泰部伪军共约40万人，可能于近期向华中进攻。“估计顽主力将以苏中为主要攻击方面，可能以一百军、二十五军、九十九军，二十一军等四个军，以泰州、靖江为基点向北进犯，夺我海安、东台、兴化、高邮之线，四十九军则为钳制队以夺取如皋为目的”。认为“要击破顽之企图，必须达到歼灭他四至六个师的目的，才能改变现在情势。要能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二至三个战役，非一个战役所能完成。以现有之六、七、八三个纵队之力量，只能打一个战役，要连续打下去必须增加新的力量。因此建议，需四、五旅调回华中”。关于华中与山东两个战略区的配合问题，电报提出，“倘苏中两个战役胜利后，即以六，八纵队，四，五两旅，配合九纵队、九旅，包围徐州，占领徐蚌段，在可能时则配合山东夺取徐州或济南及海州，灌云等城，以改变华中与山东的斗争形势。这个布置，我们要求山东在整个战役上应让华中先在苏中取得一二个战役的胜利后，再转移兵力”。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战略构想以及对主要作战方向的判断、对战争发展趋势的预测，基本上是符合解放战争初期华中战场的实际情况的。蒋介石果然把苏中作为主要攻击方向。随着战局的发展，主战场逐步由解放区前部转入纵深地区，再由淮海区转向山东。

苏中位于整个中国解放区的东南前哨，与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地区隔江对峙。抗日战争一结束，蒋介石就把夺取苏中、苏北作为重要目标。从1946年6月中旬到7月初，蒋介石先是通过马歇尔，后来又亲自出马，要中共让出苏北(国民党所说的苏北，指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包括苏中在内)，作为恢复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他用最后通牒式的语言说：“苏北地方并不大，让出来不算什么，你们还有许多地方可以生存。现在大家都看到，你们在苏北，对南京、上海威胁很大。”

长期战斗在大江南北的粟裕，对于苏中的战略地位和蒋介石的阴谋早有清醒的认识，并且及时完成了在苏中地区作战的准备。

6月6日，在中共中央发出“你们的工作必须是一切准备打”的指示当天，华中军区就把在苏中作战的部署报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

华中军区的电报，分析华中地区敌我态势及其发展趋势，认为长江北岸国民党主力部队4个军“有以泰州为出发点攻占我兴化、东台、高邮之极大可能”。“如果兴化、东台一失，苏中九百万人口之富裕区无法坚持，只有变为游击区，盐阜、两淮变为战场，使华中地区受极大威胁”。根据这样的认识，提出了华中南线作战部署：“为转变这一不利形势，我军决心集中一、六两师及七纵队(共十六个团)对扬州、泰州线之宜陵、白塔加以攻占，吸引顽二十五军、一百军(共五个师及两个纵队)出来决战，在此一地求得打两个至三个大仗，达到歼灭顽二个至三个师后，相机夺取泰州，以巩固南线。”

6月7日，粟裕率领华中野战军指挥机关到达苏中的东台，与5月初到达苏中前线的刘先胜参谋长、钟期光主任会合，布置临战前的准备工作。

6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张鼎丞、粟裕、邓子恢、谭震林并告陈毅的复电，同意华中军区的作战部署，指出：“(一)国民党攻我淮南(津浦)路东，现又攻我(津浦)路西及南通区，我向国民党某区取主动攻势，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二)军事上究竟应否攻宜陵＼白塔，由你们根据实情决定之。(三)我必须用一切办法歼灭敌人于南线，保卫九百万人口的南线各区。”【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63页。

陈毅于6月12日发出致华中分局并告中共中央的电报，表示“中央巳真(即6月11日)电悉。请分局根据此方针执行”。同时提出了在华中组织两个野战军、兼顾两个主要作战方向问题，而将作战重点置于淮南。电报说：“华中宜注意沿江汤恩伯、李晶仙两个主要进攻方向”，为此“已令五旅归建，可在淮南组织二万人以上的野战军，保卫(津浦)路东”。陈毅认为，“如淮南无适当部署，即令苏中突击有效，亦得不偿失”。

粟裕于6月16日召开各师、纵队首长会议，讨论如何执行中共中央和陈毅军长的指示。大家分析敌我态势，权衡在苏中或在淮南作战的利弊得失，认为在苏中作战比在淮南作战更为有利。在兵力使用上，应当集中于主要作战方向。如果同时组织两个野战军，在两个方向同时对敌军作战，不仅现有力量难以做到，而且分散我们的力量。为此建议将五旅调至高邮附近，首先集中兵力于苏中方向。待苏中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再适时将主力西移，以挽回淮南一时之损失。这时敌情发生新的变化，国民党第一百军(即整编第八十三师)已集结泰州，第二十五军和第四十九军已分别集中于扬州、南通，并且沿扬泰线和口岸至泰兴一线修筑据点网，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汤恩伯亲自到扬州部署作战。我军如按原计划攻击泰州，虽能打开缺口，但费力很大，难以拖住北进之敌。如果高邮、兴化失守，不仅苏中局势会恶化，对整个华中局势也将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决定调整作战部署。

会后，粟裕即将新的作战部署上报陈毅军长，建议将第五旅调至高邮附近，“俟五旅到达高邮，增强高邮、邵伯防务后，即集中一、六两师及七纵攻占白蒲(白蒲系停战后被顽侵占，虽向执行组提出交涉，至今数月毫无结果)，与歼灭可能由南通来援之四十九军”(即整编第四十九师)。

陈毅于6月18日和19日先后发出给华中野战军的复电，表示“一般同意粟所提主力集结使用原则”，但是坚持将五旅调往淮南。对于敌情的判断，认为我们对“顽之进攻情况素不明了”，敌人“目前先进攻天长可能性大”。在作战部署上，主张“让敌先动，放开两手，让敌深入，然后择一路歼灭之，再逐次横扫。作战方案不可预先肯定”。

二、提出战争初期内线歼敌建议。中共中央对外线出击的战略方针作重要调整。

进入6月中旬，蒋介石的统帅部完成了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他们的战略企图是：以主要的铁路干线为轴线，主力由南向北进攻，首先夺取和控制各解放区的城市和交通线，并歼灭人民解放军主力；或将黄河以南的人民解放军逐步压迫至黄河以北，然后聚歼于华北地区。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处于国民党军四面包围之中的中原解放区和严重威胁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华中解放区。

蒋介石对这个计划颇为得意，踌躇满志地说：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能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

中共中央判断，“七月初即将大打”，“我须速定战略方针，以利作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说：“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77页。

1946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制定了南线和北线的战略计划，征询各战略区领导人意见。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和《对南线作战的补充指示》提出，由晋冀鲁豫、山东、华东3 支野战军进行的南线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太行(晋冀鲁豫)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占领陇海路开封至徐州一线以及豫东、淮北各个县城，“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山东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占津浦路徐州至蚌埠段各个要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以苏中地方兵团吸引并牵制(南)通扬(州)线上之敌，粟谭率主力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线，歼灭三、四分区(指华中军区所属淮南军区第三、第四分区)之敌，策应北面作战”。第二阶段，“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中共中央强调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如能逐步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 1版，第283—284页，第292页。

显然，这一战略计划是服从于6个月内外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这个政治目标的，是一个外线出击的战略方针：蒋军向北，我军向南，敌进我进，迫蒋议和。

中共中央发出上述指示的时候，粟裕正在苏中海安华中野战军司令部，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在苏中地区作战的准备。

6月21日，粟裕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作形势和任务报告，着重讲了大兵团作战应当注意的问题。

6月22日，作战部署就绪。

6月23日，向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军区发出电报，报告当面敌军动态，提出作战方案：“拟于二十五日以一部攻占白蒲(停战后被占的)，而以主力歼灭其由南通来援之敌”。同时对《新华日报》华中版记者发表谈话，警告国民党反动派悬崖勒马，遵守协定，实现和平民主。否则，“因此而产生的任何严重后果，都应该由你们来负完全责任。”

6月24日，蒋介石终于撕下假面具，公开宣称：“四十八小时以后将有惊人之举”。两天以后，调动30万军队围攻中原军区部队，打响了全面内战第一枪。

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于6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分局并告陈毅、舒同的电报，指令华中野战军西出津浦线作战。电报说：“你区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通扬线上之敌，粟谭率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位于三分区(津浦路以东、运河以西地区)，与陈舒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恢复三、四分区失地，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要求他们在7月10日以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01页。

陈毅随即电令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淮南，执行津浦路蚌浦段作战任务，首先“集中陶(勇)、王(必成)两纵、五旅及谢(祥军)纵在六台、天长之间整训”。

粟裕和刘先胜、钟期光原计划到林梓前线指挥已布置好的作战，接到中央军委委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立即下令停止行动。

粟裕认为，中共中央筹划的这一场大战，对未来战局的发展关系重大，必须做到初战必胜。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如何执行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以及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权衡在苏中作战和在淮南作战的利弊得失，认为在苏中打一仗再西移更为有利。粟裕说：“仗是非打不可的，南边走得脱，北边也走不脱。苏中是我们的老根据地，地形复杂，物产丰富，群众基础好，有苏皖、鲁南、豫皖、中原各方策应，条件是很好的。要打就在这里打。”

6月27日，粟裕发电报给中央军委、陈毅军长和华中军区，提出了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的建议。

粟裕的电报说：“在三分区集中大兵团作战，粮食、民夫和交通运输均极困难。如集中兵力过多，则所需粮、夫必超过当地负担，不仅影响当地，且影响战斗更大 ”。因此，提出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第一方案，由五旅、淮南独立旅和第九纵队等8至11个团担负淮南作战任务，华中野战军主力“以扬、泰为进攻目标，以钳制顽军西移”；第二方案，华中野战军主力西移淮南，但须留下第十纵队(即谢祥军纵队)和第七纵队守卫苏中。他认为，在战争初期，对士气民心尤应特别重视。 “目前我们主力都集中于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已准备完毕，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因一、六师和七纵指战员大多是苏中人，有些家中已遭顽摧残。为此，我们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244—245页。

第二天，粟裕召开各师和纵队首长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各部队首长一致要求，首先在苏中打一个胜仗。粟裕认为，这个行动关系战略全局，应当由华中分局作出决定。会议一结束，就从海安出发，长途跋涉300余里，赶到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驻地淮安，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面商如何执行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指令。

与此同时，粟裕在实际工作中作了在苏中作战或到淮南作战两手准备。他要求华中军区测绘队突击翻印淮南、淮北军用地图，开始筹划华中野战军西进淮南的作战行动。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赞同粟裕的意见，4人联名于6月29日发出向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报告。

这个报告首先分析了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和在淮南作战的利弊，认为“华中主力转至淮南后，不仅粮食须由苏中供给，即民夫运输恐难支持，因淮南地广人稀(仅一百三十八万人口)，交通不便”。而“苏中公粮收入占全华中二分之一，人口亦占五分之二(共九百万人口)，对支持今后长期战争有极大作用”。“苏中当面共有顽军九个师(旅)，我军主力亦集中于苏中，如即向淮南转移，不仅七月十日难以到达(须迟至七月二十日)，且将使苏中有迅速被顽攻占之极大可能。”“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苏中大部为水网，如被顽占据不易夺回)，如是不仅对苏中本身不利，即对华中整个作战部队之供应更有极大影响。为此我们建议：在作战第一阶段中，王陶两纵仍位于苏中解决当地之敌，改善苏中形势与钳制敌人，使顽无法西调；至山东及刘邓主力完成第一阶段进行第二阶段时，我们再以王陶两纵加人(八月中旬)蚌浦段作战。但在第一阶段时，我们可以四旅(以九纵对调)、五旅配合，及淮南独立旅担任蚌浦段之破击，阻止浦口敌人北进，以配合山东主力于淮北作战，即或调五军进至蚌埠而在徐州顽军北进及刘邓切断开(封)徐(州)段，以及淮南九个团阻止顽军情况下，我们此种部署对徐蚌段作战无大影响。”【注】《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78—79页。

6月30日，陈毅给军委并告华中野战军的电报说：“我们认为七月间非打不可，则王陶纵队应立即西开，保证于七月十五日到七月二十日前后能按时发起战斗”。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考虑了双方的意见，于6月30日发出两个复电。一电给华中军区，指示：“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另一电给陈毅，指出：“华中二十九日酉时电，主力留苏中确保财源，而将淮南作为钳制方向，以九个团担任破路阻敌，此意见似有理由，你们觉得如何?望告。”

显然，中共中央已经倾向于华中的建议。

就在这时，蒋介石向南线各解放区发动进攻的情报纷纷传来。中共中央判断：“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7月4日，中央军委毅然决定先在内线作战，指出：“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20页。

这个决定，实际上批准了华中军区的建议。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粟裕加紧进行苏中战役的准备。

7月13日，粟裕接到毛泽东当天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指出：“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指示：“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按：指山东野战军)豫北(按：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40页。

“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这是中央军委、毛泽东赋予华中野战军在苏中作战的任务，说明苏中战役带有战略侦察和战略试战性质。

粟裕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确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这是战争初期中央军委对原定战略计划的一次重要调整，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苏中战役，就是在中央调整了的战略计划指导下发起的。”【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360页。

应当指出的是，粟裕的几次建议，对中央军委调整战略计划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出奇制胜首战宣泰，声西击东再胜如南。 面对4倍于我的敌军，粟裕说“还他一个6打1”。

粟裕说：“我们对付敌人，不单斗力，更要斗智。”在苏中战役的战役决策上，粟裕与蒋介石及其手下将领之间，首先展开了一场谋略竞赛。

蒋介石在围攻中原军区部队同时，发动对华中解放区的进攻。他凭借占绝对优势的兵力，采取“多路向心突击”的战法，兵分三路，会战两淮(淮阴、淮安)，企图消灭华中野战军，或逼迫华中野战军北撤山东，一举攻占苏皖解放区。

蒋介石的第一作战目标是攻占苏中、苏北。他在苏中南部地区南通、靖江、泰州、扬州一线集结了5个整编师(军)15个旅12万人的兵力，还在江南武进、江阴一带集结2个整编师(军)7个旅作为第二梯队，准备随时加入战斗。企图首先攻占如皋、海安一线，扫清沿江地带，然后由海安、扬州北进，与徐州、淮南之敌会攻两淮。

这时，华中野战军集结于海安、如皋一线的部队，有第一师、第六师、第七纵队共19个团3万余人。

在苏中战场上，国共双方兵力对比是4比1。

蒋介石得意忘形，扬言：“3个星期足以收复苏北，再3个星期结束苏皖会战”。“苏皖会战”部署就绪，就悠哉游哉地带着夫人到庐山避暑去了。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粟裕的当头一棒。

自从中共中央作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决策以后，粟裕就严密注视敌人动向，精心筹划即将到来的大战。他认为，战争初期作战的胜负，对于战争的全局及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作战指导上，既要避免与敌人的重兵集团决战，又要用积极的作战行动挫败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为尔后的作战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7月10日，从可靠的情报渠道得知，长江北岸的国民党第一绥靖区所属部队，将在三四天内从南通、靖江、泰州、泰兴出发，向如皋、海安发起进攻。

粟裕说：“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等敌人攻到跟前再抵御就晚了。不能硬拼，只能巧取。”

他从战争初期的作战任务出发，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坚持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作战原则，在作战地域、首歼目标和出击时机上进行比较选择，迅速定下决心：在苏中前部地区作战；以整编第八十三师(即原第一百军)为首歼目标；到敌人进攻的出发地宣家堡和泰兴去打。

当年新四军军部作战科长叶超，谈到苏中战役的首战决策，说道：“粟裕同志从敌我双方的战略意图和地形特点、群众基础等条件出发，果断决定不采用我军传统的诱敌深入战法，而把战场选在苏中解放区的前部地区；根据敌我态势和尔后连续作战的需要，不采用后发制人的手段，而大胆歼敌于其进攻出发地；对于打击目标的选择，又没有拘泥于先拣弱的打这一普遍原则，而把矛头指向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也最骄傲的敌嫡系整编第八十三师。没有全局在胸，没有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洞察力，没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不经过周密思虑和分析综合的创造过程，就绝不可能在这样三个关键环节上逐一作出在机械论者看来悖乎常理的正确决策。 ”【注】《一代名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51页。

后来的事实证明，粟裕的决策完全符合实际，指挥高敌一筹。几十年后，粟裕的对手李默庵回顾往事，说对于宣泰之战事前确实没有想到。

交战双方差不多同时召开作战会议。

7月10日，华中野战军作战会议在海安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各师、各纵队首长。会议由粟裕主持。他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南线战略计划和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等一系列指示，分析了苏中前线敌我态势，提出了作战方案，阐明了战役指导思想和对部队的要求。他说： “在我们面前，有一连串的问题：敢不敢打?怎么打?战役指导上要求我们有哪些改变?这些，我们都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实战中逐渐取得经验，切实加以解决。现在敌人是三路而来，拉开架子要和我们拼消耗。我们恕不奉陪，专打他一路。问题是打两翼还是打中间。两翼嘛，是南通和泰州，坚固筑城，对我军不利。中路敌人虽然占据泰兴、宣家堡半年有余，但我们群众条件好，对我军是有利的。”他强调指出，“这是初战，必须打好”。他请大家畅所欲言，进行讨论。

大家对作战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首先分析敌我双方条件，算了一笔细账：苏中是抗日战争中创建的老根据地，苏中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不久前进行了土地改革，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支持战争的积极性；参战部队大部是在苏中发展起来的人民子弟兵，熟悉民情、地形。这些都是对我军极为有利的条件，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我军在数量上装备上居于劣势，这是不利条件。但是，只要我们扬长避短，发挥优势，集中兵力，各个歼敌，就有把握战胜敌人。

经过讨论，进一步明确了具体部署：除以第七纵队3个团监视东路之敌、第十纵队3个团牵制邵伯方向之敌外，集中第一师、第六师12个团的兵力歼灭中路敌人2个团。

粟裕在会议结束时说：“敌人12万人马进攻我们3万多人，是4打1。我们这么一来，还他一个6打1!”

会议一结束，7月10日24时，华中野战军司令部就在海安景家庄(现名太平庄)发出了《关于攻击泰兴、宣家堡之敌的作战命令》，并且召开了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动员誓师大会。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动员会。会场设在海安一座剧场里。虽然天气很热，到会的干部仍然着装整齐，悄悄议论着即将开始的战事。突然，一声“起立”的口令，粟裕司令员、刘先胜参谋长、钟期光主任陪同滕代远出现在主席台上。

滕代远曾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刚刚参加过国共关于整军和停战的谈判，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由南京出发，经过苏中，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

粟裕和滕代远这两位同乡、同学和战友，当年曾经并肩战斗在湖南常德第二师范，经受住了革命低潮的严峻考验；今天又并肩战斗在解放区，在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老同学老战友久别重逢，分外亲热。栗裕嘱咐身边工作人员，给滕代远配备最好的战马，还有一匹驮运行李的骡子。粟裕向滕代远详细汇报了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的情况，把作战方案送给他审查，请他指示。滕代远一再表示，不要影响他的指挥决心，说：你看可以就打。现在大战即将开始，他们一起对参战部队作动员讲话。

粟裕在热烈的掌声中从容地走到台口，用炯炯的目光注视全场，然后开始讲话。他首先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分析了全国形势以及在苏中地区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宣布华中野战军司令部的决心。

粟裕说：“同志们，要打仗了!国民党蒋介石已经把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啦!全面内战，迫在眉睫。我们只有一条出路，针锋相对，以打对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他们，夺取自卫战争的胜利。”

他说：“内战打过多年了，我们实在不想打、不愿打；但是，人家要打，我们也只得奉陪。一定要打，我们不怕，怕也没用。他们打第一枪，我们打第二枪，自卫还击。国民党的枪炮比我们好、比我们多，不要紧，那些武器很快就会送到我们手里。我们手里的哪支枪、哪颗子弹是我们自己造的?飞机么?也不可怕。”他用手势比划着说：“在800公尺上空朝下看，一个人只有5寸长短，只要不走不动，他哪里看得清是什么东西。”会场里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

最后，他以斩钉截铁的语言号召：“同志们!做好战斗准备，随时投人战斗!彻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保卫苏中解放区!夺取自卫战争的胜利!”

当时是第六师政治部宣教部长、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吴强，奉命担任大会的“司仪”，负责领呼口号。他记述当时的情景说：“在每一位首长的讲话中间，我常要摘下几个警句，作为口号振臂呼喊，以活跃会场气氛和鼓动听众情绪。粟裕同志的讲话，语言结构简明，长句很少，且语言通俗，有幽默感。在他的讲话中，我呼的口号就比较多，效果也比较好，常常在会场引起共鸣的笑声。”

在讲话过程中，粟裕宣布科、团以上领导干部上台同大家见面，首先由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逐一介绍华中野战军指挥机关科以上干部，然后由各师、各纵队首长逐一介绍所属各团领导干部。对于这个崭新的做法，许多干部感到迷惑不解。这时粟裕继续讲话说：“为什么要团以上干部上台同大家见面呢?这是作战的需要，打大仗的需要。由于今后是大规模的运动战，情况复杂多变，战斗紧张激烈，部队建制有时难免会被打乱，甚至可能被打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你们就应当主动请求并接受友邻部队首长指挥。即使不是直接领导，你们也要听从指挥，也要坚决服从命令，指到哪里就打到那里。今天让团以上干部与大家见面，就是直接授予你们这种命令。”

3天以后，7月13日，国民党第一绥靖区的作战会议在常州举行。主持会议的是刚刚上任的司令官李默庵。

在作战会议上，李默庵拿出同陈诚商定的作战计划，请到会各师师长发表意见。各师师长认为这个计划大体可行，只有一点异议，就是认为对中共军队的力量估计过低，用一个整编旅独当一面可能吃亏，但是也不认为绝对不行。李默庵初来乍到，对各师情况问得很细。李天霞不耐烦了，说：“干吧，老拖着干嘛!我那里没有问题。如果再拖下去，或许拖出问题来。”整编第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略为清醒一些，说：“论两军战力，灭苏北之敌毫无问题。问题是苏北赤化甚深，敌人情报灵通，行动自如，我军则有盲目作战之感，常予敌以集中兵力击我一点之机会，不得不慎。”李默庵决定，按照预定计划，7月15日发起攻击。

李默庵的作战会议刚刚结束，华中野战军的宣泰作战就打响了。

驻守宣家堡的是整编第八十三师的1个团。整编第八十三师原来的番号是第一百军，曾经作为远征军到缅甸作战，半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相当骄傲。他们狂妄地说：“如果共产党打下宣家堡，那么他们可以倒扛着枪，一弹不发进南京。”

听到宣泰方向有战斗，李默庵连忙打电话给回到泰州的李天霞查问情况。李天霞说：“‘敌驻我扰’嘛!还不是游击战的老一套。人马不多，请放心。”

粟裕在战斗开始时投入兵力确实不多，目的在于麻痹敌人，傍晚才以优势兵力发起总攻。李天霞感到情况不妙，但并未给予以足够重视。

李默庵不测华中野战军虚实，惟恐粟裕声西击东，偷取南通，急令已进至白蒲的整编第四十九师主力于7月13日缩回平潮。15日判明华中野战军主力确在宣、泰，又急令整编第四十九师再次北进。这一缩一伸，白白送给粟裕两天时间。

经过3天激战，华中野战军第一次作战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军整编八十三师2个团另2个营共3m0多人，首创歼灭美械装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纪录。

对于这样的敌人，能不能战而胜之，当时还是一个未经实践证明的问题，自然引起中央军委的关注。战斗刚刚结束，毛泽东就来电询问：“我在泰兴及宣家堡所打者是否即八十三师?该师消灭多少，尚存多少?”

当宣泰作战还在进行的时候，粟裕就严密注视着各路敌人的动向，筹划下一步作战方案。

7月15日，李默庵得知华中野战军主力仍在泰兴、宣家堡地区，立即调整作战部署，命令位于江南的整编第六十五师火速北渡，会同靖江的第九十九旅，增援泰兴，进攻黄桥；又令整编第四十九师昼夜疾进，乘虚攻占黄桥，截断华中野战军东去之路；命令整编第八十三师由泰州东进，企图三路夹击华中野战军主力于如皋、黄桥之间。

李默庵的作战部署很快就被华中野战军侦察得知。粟裕当即决定转兵东进，长途奔袭，歼灭正在运动中的第四十九师。同时布置疑兵，要第六师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歼泰兴城内残敌，造成华中野战军主力仍在宣泰地区的假象，诱使东面敌人放心大胆地向如皋进犯。

华中野战军一、六两师和七纵主力，发扬“打得、跑得、饿得”和连续作战的作风，经过两昼夜激战以后，又急行军一百几十里，在沿途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和掩护下，隐蔽和及时地到达预定作战地域如皋东南地区，并于7月18日发起战斗。

战斗打响以后，粟裕就深人参战部队具体指导。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每当作战部署完毕，就带上少数参谋来到第一线，就近指导主攻部队作战。哪里的战斗任务最重，哪里遇到了困难，他就出现在那里。

负责歼灭左路敌军的第六师主力和第七纵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攻击，将整编第四十九师第七十九旅大部歼灭，剩下1个团的敌人固守在有深沟围绕的宋家桥负隅顽抗，部队屡攻不克。深夜10点钟光景，第六师指挥员正在为战斗不够顺利而焦急不安，粟裕悄然来到。

宋家桥战斗僵持不下的战况，粟裕已经了然于心，但进屋之后若无其事，过了一会儿才发问道：“宋家桥的敌人是1个团?”

“1个加强团。”第六师参谋长杜屏回答。

“打不下，就不要打了。”粟裕说。

王必成副师长说：“那怎么行?可以打下来!”

江渭清副政委说：“我们打算在拂晓前再组织一次攻势。”

杜屏参谋长说，他刚从前沿阵地回来，同两个团的负责干部研究了，他们一致表示有信心歼灭这个敌人。

“怕是眼睛打红了!”粟裕轻轻地摆摆手，对六师几位指挥员说：“通知阵地上，停止攻击。”

“不打了?”杜屏参谋长问。

粟裕说：“仗有得打的，马上就有新的任务。等一会儿同你们谈，东方不亮西方亮嘛!”

然后转过头来，朝站在一旁的吴强说：“吴强同志，给你一个任务。”

吴强想不到在这个当口会给他什么任务，近前一步听着。

粟裕说：“来个政治攻势看看。你写封信，用我的名义，要宋家桥国民党军队的团长放下武器。信上告诉他，他们的1个师已经在鬼头街被我军全部歼灭，他们这个师的大部分也被歼灭了，师长王铁汉已经当了俘虏，希望他们不要心存幻想，而要当机立断，立即放下武器。放下武器之后，我们将切实保证他们全体官兵生命财产的安全。”

吴强立即拿起纸笔草拟劝降信。时近午夜，阵地上只有零落的枪声和犬吠声，烛光在指挥所的小屋里摇曳着。吴强抬头一看，栗裕躺在门板搭的床铺上和衣睡着了。

经过4天4夜激战，华中野战军歼灭国民党整编第四十九师1个半旅和整编第六十五师、第九十九旅各一部共1万余人，生俘少将旅长胡坤以下6删多人，整编第四十九师师长王铁汉被俘后化装潜逃。华中野战军实现了第二次作战预定目标，主动撤离如皋县城。

第六师这一仗开始没有打好，粟裕当时一句也没有批评。吴强当时不理解。直到半年以后的莱芜战役结束，粟裕谈起这件事，他才恍然大悟。那时第六师已改称第六纵队，在莱芜战役中打得很好，缴获很多，上上下下情绪高涨。

粟裕笑着问吴强：“这回莱芜战役，你们六纵打得很好，俘虏最多，抓了两万多俘虏，吃饱了吧?”

“是啊!”吴强说。

“是不是有些人得意忘形、冲昏头脑啊?”

“有。”

“在这个时候，在打了胜仗以后，倒是要针对问题，加以批评，泼泼冷水，使头脑清醒清醒。”

“冷水真还不太好泼哩!”

“所以说，思想工作要做细一点。”粟裕说，“当一个部队仗没打好，部队的指挥员正处在困难之中，他们的情绪一定不好。这时候，上级指挥员就不能对他们多加指责，要体谅他们。特别是在火线上，在激烈交战的时候，甚至一句也不要批评。这种时候的指责、批评，不但不会有良好的效果，而且会使被指责，批评的人情绪更坏，会压得他们去硬拼蛮干，打得更糟更坏。”

吴强说：“怪不得，那次宋家桥战斗，我们没打好，你来了一句没有批评。”

粟裕笑了笑说：“当时你们王司令、江政委的脸阴沉沉的，他们已经够难受的了，还能再去责备他们?仗没打好，责备、批评就打好了?不是说不能责备、批评，有时候也要做声色俱严的责备、批评，那要看在什么时机，对什么样的问题，是非责任是不是弄清楚了。譬如第二次涟水战役没有打好，原因很多，有下面的，有上面的，把全部责任推给你们六纵是不对的。”

吴强说，这是一次难忘的谈话，“使我看到了他——一位将军的一颗通情达理的真挚的心”。

第二次作战结束当天，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发来贺电：“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

战后，参战部队在如(皋)黄(桥)路上的搬经镇召开干部大会，滕代远和粟裕先后发表讲话。

滕代远结合自己与国民党谈判的亲身经历，愤怒谴责蒋介石集团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祸国殃民的罪行，号召大家坚信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树立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信心。他说：“苏中打得好，粟司令指挥有方，部队英勇善战，已经打了两个干脆痛快的歼灭战，国民党的将军当了我们的俘虏。希望打更多的漂亮仗。”

粟裕在讲话中说：“最近国民党的中央社和军闻社广播说：‘苏中匪首粟裕负重伤，已送东台医院救治’。你们看，我是粟裕吧?负伤了没有?住院了没有?粟裕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还要打更多的漂亮的歼灭战哩!国民党从来就是靠造谣欺骗蒙蔽人民和士兵。让我们多打大胜仗，更多地整师整旅整团地歼灭敌人，用它来粉碎敌人‘1个月消灭苏北共军，3个月解决中共’的狂妄梦话，撕掉他们造谣欺骗的画皮吧!”

苏中首战，旗开得胜。这个胜利来之不易，不仅因为对手是在数量上占有4倍于我的优势、全部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而且是在内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实现的。

7月13日，华中野战军发起第一次作战。7月14日，陈毅等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张云逸、黎玉，说： “敌本月如大举进攻苏皖，这是分区蚕食的狡计，苏皖现有力量难以胜任应付，必须友邻区暂时出动配合才足以挽救。我们意见应即执行前定作战计划，截断津浦南段、陇海徐西段，造成山东、太行主力在淮北之会合，准备渡淮作战。只有全面大打才能制服蒋分区蚕食的狡计。”【注】《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141—142页。

中央军委权衡两种意见，倾向于先在内线打几仗再采取更大行动。7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两份电报。一份答复陈、宋7月14日的电报，说“在蒋军尚未进攻苏皖时，我军仍在现地待机，最近几天可看一看泰兴战斗结果如何。”另一份给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转粟裕并告陈毅、宋时轮：“此次泰兴作战不论胜败如何，均须于结束战斗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战。即使打了大胜仗，也要如此，因敌人会继续进攻，我军在南线须准备打四五个大仗，方能解决问题。”【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08—109页。

7月20日，苏中战役第二仗如南作战胜利结束。

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发给粟裕的电报：“(一)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二)敌情尚严重，望将参战主力集中休整，补充缺额，恢复疲劳，以利再战”。【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13页。

苏中初战的实践证明，实行内线作战的方针是符合战争初期的客观规律的。一向尊重实践经验的中共中央，进一步调整了原定的战略计划，决定由先在苏中打一仗改变为打四五仗。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粟裕逐步争取实现了内线作战的战略构想。

四、智撤海安，奇袭李堡。为夺取战争主动权创造战机。 为坚持内线作战方针“斗胆直陈”。

如南作战接近尾声的时候，粟裕又开始筹谋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这时，国民党军第二梯队开始渡江北进，东西两路向如皋集中靠拢。华中野战军部队经过十几天连续作战，已经相当疲劳，继续与敌人纠缠下去不利，作战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与大兵团作战不相适应的问题也急需加以解决。7月21日，粟裕发出向中共中央、新四军军部、华中分局的请示电，建议乘胜收兵，休整待机，准备再战。电报说：“我们为保卫与巩固已得胜利和争取部队休息，争取主动，暴露敌人弱点，制造敌人错误，拟即乘胜收兵，将主力一、六两师撤到海安东北地区休整，并以海安为防御中心(已筑有较强工事)，南面尽可能控制如皋，西面尽可能控制曲塘，使敌人不能合击海安，使部队能争取休息，并以大力加强敌后游击战争，并争取时间解决土地问题，以便更有效巩固解放区。”【注】《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 9月，第1版，第124—125页。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同意粟电乘胜收兵，休整两星期后再战”。

宣泰、如南两仗，使蒋介石和他的参谋总长陈诚大为震惊。陈诚急忙到南通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下令第二梯队6个旅10余万人渡江北进，集中兵力向海安进攻。

海安，东临黄海，西通扬(州)泰(州)，南达长江，北接盐(城)阜(宁)，贯穿南北、沟通东西的三路两河(通榆公路，通扬公路，海安至黄海公路，串场河，运粮河)在此处交会，历来为兵家必争的咽喉要地、“南北跳板”。元末，朱元璋与张士诚争夺江海平原，常遇春在海安筑城，切断张士诚增援和运粮通道，使张士诚苦守的泰州孤城不攻自破。明代凤阳巡抚唐顺之为抵御入侵倭寇(日本海盗集团)在海安筑城扼守，打破了倭寇西窥淮扬、侵扰中原的阴谋，“淮(阴)扬(州) 凤(阳)泗(州)得安枕而卧”。

蒋介石及其手下将领此次进攻苏北，也把攻占海安作为第一步作战的重要目标，企图构成西至扬泰、东达海边的封锁线，以巩固苏中南部占领区，打通苏中通向淮北的门户。然后，实现其第二步作战计划，与徐州南下部队会攻两淮，实现其“解决苏北”的战略目标。他们认为，海安战略地位重要，华中野战军势在必争。因此，依恃其优势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企图一举攻占海安，歼灭华中野战军主力。为了防止被各个击破，采取锥形攻势，正面不足30华里，纵深10余华里，各旅靠拢前进。

强敌迎面压来，粟裕沉着应战。要不要固守海安，是他反复思考的中心问题。

粟裕分析敌我态势，权衡利弊得失，认为在适当时机撤出海安是必要的。因为当时还处在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早已明确指示，一切作长期打算，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要求我们不要轻易放弃战略要地，更要求我们保存有生力量，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如果我们固守海安，那就正中敌人毒计。因为敌人集中6个旅的优势兵力向海安进攻，并且有强大的第二梯队作为后援，我军即使能够暂时守住海安，也要付出很大代价，消耗有生力量，最后仍然要被动地撤出来。如果我们先以小部队实行运动防御作战，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掩护主力部队休整待机，然后主动撤出海安，不仅可以使敌人背上包袱，分散兵力，便于我军各个击破，而且可以造成敌人的错觉，以为我军被迫撤退而骄傲麻痹起来，从而造成有利于我的战机，夺取战争的主动权。

根据这样的分析判断，粟裕提出了初步的作战方案：一、六两师集结于海安东北地区休整待机，七纵在海安外围打运动防御战。

这个方案一提出来，许多同志想不通，认为撤出海安可惜。他们说：“党中央不是要求我们不要轻易放弃要地吗?打了两个胜仗还要放弃海安，前两仗岂不是白打了?”有的同志说：“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军已经打了两个胜仗，为什么不敢在海安同敌人决战?”

粟裕感觉到，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有生力量的消长而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这个重要思想还没有为大多数干部所掌握。要重视他们的意见，做深人细致的思想工作，把领导的意图变成广大干部的自觉行动。

粟裕还想到，主动撤出海安，这是关系华中全局的重大决策，必须采取慎重态度。他虽然自信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是不敢独自作出决定。当时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的其他领导同志都在淮安，只有粟裕一人在300里外的海安前线。强敌压境，时间紧迫。粟裕决定立即返回淮安，请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领导同志集体讨论决定。

7月28日下午4时，粟裕带上一名警卫员，开始了一日一夜300余里的急行军。

在战争年代，粟裕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指挥能力，还要掌握骑马、游泳和开汽车等技能。他以身作则，不仅会骑马、游泳、骑自行车，还会开汽车、摩托车、划船。有一次练习摩托车，摔到河里，摔断了一根手指。幸亏他游泳技术高，才从沉到河底的摩托车下钻了出来。这一次，为了争分夺秒赶路，他把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统统用上了。

粟裕驾驶摩托车从海安出发，经东台、盐城到湖垛镇(今建湖县)，西边是草荡、水网地带，摩托车不能行驶了。粟裕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对警卫员说：“下车，从现在起，向北绕道益林镇，要靠我们的小车走路了。”

“什么小车?”警卫员疑惑不解地问。

“11号。”粟裕笑着指指警卫员的双脚。

警卫员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心想这里到淮安还有100里路程。

粟裕朝淮安方向望望说：“没多远了!”说罢，甩开大步向前走去。烈日当头，汗水湿透了他的军装。

走到益林镇，实在太累了，就乘黄包车走了一段路，然后改乘小船沿涧河西开淮安。

在离淮安50多里的地方，他们找到一座制造手榴弹的兵工厂，借了一辆自行车。一车两人，如何走法?警卫员说：“首长骑车，我跟着跑。”

“胡扯！”粟裕说，“那还不如两人都走路哩。”

最后达成协议：一人踏车，一人搭乘，交替前进。

警卫员身材高大，可是骑车技术不好，大部分路程不得不由粟裕带着他骑行。警卫员看到首长累得满头大汗，心中不安，又不得不服从首长的命令，不禁热泪盈眶。

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按计划赶到淮安。

当时，粟裕的夫人楚青在淮安华中分局工作，身边还有一个大病初愈的孩子。粟裕路过家门，只进去喝了一点水，就匆匆赶到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驻地，提议召开华中分局常委会议。

华中分局常委会议，在淮安城东南角巽关水门洞里举行，到会的有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曾山诸同志。选择这个地点开会，是防备敌人空袭。

会议对粟裕提出的主动撤出海安、在运动中歼敌的作战方案进行了郑重的讨论，决定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尔后主动撤离，创造新的战机。会议认为，对于同志们的疑虑，除进行必要的思想工作以外，主要靠打胜仗的实践来解决。

华中分局把会议的决定上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新四军军部，很快就被批准实施。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张鼎丞、邓子恢、粟裕的电报指出：“在我军主力未获充分补充休息恢复疲劳以前，及敌未进至有利于我之地形条件以前，宁可丧失一些地方，不可举行勉强的无把握的作战。此次粟部歼敌--75，打得很好，今后作战亦不要过于性急，总以打胜仗为原则。敌以十万大军向我进攻，我损失若干地方是不可免的。你们应有对付恶劣环境之精神与组织准备。”【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69页。

华中分局常委会议结束后第二天，8月1日上午，粟裕就返回海安前线。

作为战区指挥员，为了一次战役的决策，日夜兼程跋涉300余里，去请求华中分局集体讨论决定，这种事例在古今中外战史上是罕见的。它表现了粟裕对党的集体领导的尊重，对下级不同意见的重视，对重大战役决策的谨慎。

海安之战，按照预定作战方案进行，一举取得两个胜利。

海安外围运动防御战，从7月30日打到8月3日，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用3000多兵力抗击5万多蒋军的轮番进攻，以伤亡200多人的代价杀伤敌人3000 多人，创造了敌我伤亡15比1的新纪录，仅一次夜间袭扰就使敌人消耗炮弹1万多发，在一次伏击中就缴获子弹100多箱。达到预定作战目的后，第七纵队主动撤离海安。这是第一个胜利。

第二个胜利，是第一、第六两师主力部队按计划进行了10多天的休整。除了补充兵员、恢复体力以外，特别重要的是总结前两次作战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和统一了大兵团作战的指导思想。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粟裕作《改进今后作战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对前一段作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了理论的概括，强调树立大兵团作战的观念。他说：“大兵团作战，是各种力量的比赛，等于一架机器一样，要全部开动，一个螺丝钉也不能有丝毫障碍，才能顺利的生产出好东西来。整个作战计划也像做一道算术题那样，一个数字错了，全盘都会错。”他指出，“在战术上一定要采取以多胜少，三个到五个打敌人一个。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能于短时间内干净消灭敌人。不要存在爱面子或者怕缴获被别部瓜分了的想法，而一个兵团包打。这并不是说我们弱，或我们哪个兵团不能打，而是为了迅速解决敌人，迅速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不失时机进行第二个战斗。今后敌人会采取稳重打法，使用多数兵力在一个狭小地带作战。我们要歼灭敌人，必须制造一些机会，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他还强调，“我们对付敌人，不单斗力，更要斗智”。 “用各种欺诈手段来欺骗敌人，越能欺骗敌人越好。所谓兵不厌诈，就是这个意思。”【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251、254,256页。

粟裕还与钟期光一起，指导华中野战军政治部发出《关于撤出海安的解释要点》，要求各级干部辩证地认识和处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保卫战略要地的关系。这个解释要点指出，“在敌人数量上装备上占优势的兵力进攻下，虽然我们有力量可以守住海安，但消耗了有生力量，不能消灭敌人，对于我们是非常不利的。主动地撤出了海安，保存了主力的有生力量，在不久的将来，不仅可以收复海安，而且可以收复其他被反动派侵占的地区”。“战争的胜败，决定于双方人力、财力、物力消长的对比，特别是人民站在哪一边，那一边最后是要胜利的，而不在于一城一地一交通线的暂时得失”。【注】《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 1版，第158—159页。

经过思想教育和战争实践，进一步统一了干部的战略战术思想。这种思想上的统一很快就转化为物质力量，奠定了以后连战连胜的思想基础。

果如粟裕所料，华中野战军撤出海安，国民党军得意忘形，各部纷纷报捷，总计歼灭华中野战军人数竟达两三万人。第一绥靖区司令部错误地判断：“苏北共军已经一败涂地，主力第一师、第六师下海北逃”。

其实，华中野战军指挥机关和第一、第六两师主力部队3万多人已经在海安东北稳稳当当休整两个星期，有的部队驻地距海安城仅仅一二十里，天天出操上课，开会唱歌。但是，由于这里是老根据地，地方政府和民兵、群众严密封锁消息，查捕敌人谍报、坐探，使敌人成了瞎子、聋子，对我军动向毫无所知。

国民党军以为他们的第一步作战目标已经达到，决定按照预定作战计划，调整部署，分兵占地，在东起海边西至扬州的300里地段上摆出一字长蛇阵的封锁线，企图清剿封锁线以南占领区，然后实行第二步作战计划，与徐州南下部队会攻两淮。

粟裕时刻注视敌军动向，及时捕捉有利战机。他手下的侦察队伍和解放区党政军民各系统，源源不断地给他送来敌军动向情报，使他得以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

在华中野战军司令部里，有一支代号“四中队”的技术侦察队伍，掌握当时条件下的“高科技”，受到粟裕的特别关注。早在1945年10月组建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的时候，粟裕就指定情报处长朱诚基负责，组建、培训一支技术侦察队伍。在苏中战役过程中，他总是把四中队驻地安排在靠近指挥所的地方，随时进行具体指导。战前，向他们说明意图，交代任务。作战过程中，经常查问情况，解决困难，有时还和大家一起“攻关”。战斗结束，不是到驻地看望大家，就是打电话表示慰问。

这支队伍接连侦察、破译敌人的作战部署等重要密令，为华中野战军首长掌握敌情、作出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情报。粟裕对他们的工作很满意，称赞他们是“无名英雄”。

海安、李堡作战，时值盛夏，骄阳似火，天气闷热。四中队的同志坚守岗位，挥汗工作，常常赤膊上阵。

一天下午，同志们正在全神贯注地监视敌人动向，突然传来口令：“起立，立正!”原来粟裕司令员来到了值班室。

技术侦察人员有的光着脊背，穿条短裤，满脸通红，自愧违反军风纪，对首长太不礼貌。

粟裕招手让大家坐下继续工作，摸着他们冒着热汗的头说：“小鬼啊，天实在太热了，你们昼夜值班，确实辛苦。好在没有老乡，以后可要注意军风纪啊!”

粟裕对四中队的同志们说：“你们的工作非常重要，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我们打这么多大胜仗，也有你们一份功劳。多亏你们及时提供了许多真实可靠的情报，使我们能正确判断敌情，果断定下决心，指挥作战，歼灭敌人。我代表野指和各位领导同志感谢你们，希望大家更好地工作，坚守岗位，严密监听敌台，及时获取更多真实可靠的情报，让我们更多地消灭敌人，更快更彻底地打败老蒋。”

事后，粟裕要副官处给四中队配备骡马、挑夫、汽车，在行军时为四中队运送设备，保证他们顺利展开工作，还给四中队每人发了一件汗衫。

李堡之战，四中队又立一功。8月6日，他们从无线电侦察中得知，进占海安之敌分兵东进，整编第六十五师一○五旅开始由海安向李堡进犯。

粟裕得知这一情报，兴奋地说：“此乃一良机也，不可错过!”8月7日早晨，他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和华中分局，报告“歼敌良机已到”，同时建议在淮南的第五旅东调苏中参战，以便集中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

8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表示“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指示：“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望张邓谭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92页。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华中野战军政委谭震林率领第五旅和华中军区特务团到海安参战。

这时，国民党第一绥靖区正忙于经营“一字长蛇阵”，于8月9日、10日命令整编第六十五师经海安去泰州、黄桥接替整编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十九旅防务，又令新七旅由海安东开接替整编第六十五师一○五旅在李堡的防务。

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给华中野战军造成了在运动中歼敌的大好时机。

粟裕当机立断，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首先寻歼李堡之敌于运动之中。

李堡位于蒋军“一字长蛇阵”的东端，孤零零地摆了1个团的兵力。此时，蒋军新七旅副旅长田从云率领1个团来接替一○五旅三一四团的防务，交防者的电台、电话刚刚拆除，接防者的电台、电话尚未架好，华中野战军突然发起攻击。蒋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一夜之间两个团被全部歼灭。接着，蒋军新七旅旅长黄伯光率领的1个团也落人华中野战军打援部队预设的“口袋”，再遭全歼命运。李堡之战，历时20小时，华中野战军歼敌1个半旅9000多人，生俘少将旅长金亚安、少将副旅长田从云。

听说抓到了国民党的将军，第一师副师长陶勇说：“物以稀为贵，找来谈谈。”

来的是少将副旅长田从云。他满头花白头发，一口云南土话，嗫嗫嚅嚅，有些拘束。陶勇请他吃过饭以后，话才慢慢多起来。

陶勇问：“你们怎么一下子把兵力拉得这么散?”

田从云答：“海安打得正热闹，谁知你们到哪里去了。各部向上报，消灭贵军多少多少，算起来总有两三万。上面说，‘苏中共军一败涂地，主力一师、六师下海北逃’，忙着要我们占地方，说是‘巩固收复区’。地方这么大，兵就这么多，一撒开可不就散了。”

“我们这次过来，难道你们一点也没有察觉?”

“情报失灵嘛!我们一过来，老百姓躲得老远，耳不聪，目不明。”田从云叹了口气说： “老百姓躲开倒也罢了，遍地是民兵，分不清哪个是兵，哪个是民，到处打冷枪，到处抓我们的谍报人员、坐探，捉得一干二净，去一个捉一个，去两个捉一双。唉!我们成了睁眼瞎了，哪能不打败仗!”

这个少将一番话从反面说明，人民战争确实是威力无比，粟裕的决策和指挥确实是料敌如神，所向无敌。

海安、李堡两次作战进程中，也始终伴随着不同意见的讨论。讨论的问题，依然是内线歼敌和外线出击的利弊得失，以及与此相关的华中野战军主力使用方向问题。

宣泰、如南两战以后，进攻华中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受到一定打击，但在数量上仍然占有很大优势。他们在东面继续进攻海安，西面突破了淮南，北面则向淮北进犯，华中形势日趋紧张。

粟裕分析敌我双方态势，总结前一段实践经验，认为要粉碎敌人的进攻，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必须在主要作战方向上集中更大的兵力。因此于7月25日向华中军区、陈毅军长、中共中央报告：“我们经十天或半个月之休整与兵源及干部补充，尚可再战。但以当面尚有顽十师(旅)之众，而我们仅能集中三万五千人 (官兵在内)之野战军于一个突击方向，于短时期中恐难使战局打开更大局面。现目前我淮南部队形势，很难保住天长与盱眙。果若如此，则淮南仅以少数坚持即可。故建议在淮北战役尚未大打时，仍将五旅调至苏中参战，比留淮南更为有效。如何?盼考虑。”

这时，陈毅为执行外线出击的作战计划，已率领山东野战军主力从鲁南到达淮北。接到粟裕的电报后，陈毅于7月27日复电，提出：“淮南五旅不改东调仍留淮南，粟部亦宜逐渐向西转移”。7月28日，再次强调，“五旅不宜东调，因津浦线是主战线已苦兵力不足”。

粟裕接到陈毅的复示，认为有必要向中共中央、陈毅军长、华中军区陈述自己的意见，再次提出五旅东调、集中兵力歼敌的建议，同时对“只有全面大打才能制服蒋分区蚕食的狡计”的论断表明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各战略区除在战略上应互相配合外，在战役上似不应要求一定之配合(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而在单独作战，以自己力量解决当面敌人，否则会影响到另一战略区之机动。依目前华中兵力，实无法组成两个野战军。现天长、盱眙既失，五旅等部留在淮南已无大作用。因此建议将淮南主力大部东移苏中参战。只要苏中局面打开，则淮南形势亦可能逐渐改善，而后我再以主力西移，则淮南局面亦可能打开。”【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245—246页。

8月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陈毅和华中军区的电报，询问：“一个月内在苏中再歼敌两个旅有可能否?如你们能在八月内歼敌两个旅，南线情况即将改观，那时粟可率主力转至淮南作战”(《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17页。)。8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宋时轮的电报，指出：“粟裕集团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待考虑再告”【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77页。。

8月5日，粟裕答复中央军委8月2日电报的询问，第三次建议五旅到苏中参战，集中兵力在苏中大量歼敌。

在战争年代，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下级向上级提建议，同样的内容，只允许提出3次。这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了。因此，粟裕采取十分郑重的态度，使用了“斗胆直陈”的措辞。现有资料表明，在解放战争期间的电报中，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这样的措词。

粟裕认为，华中野战军主力的使用方向关系战争全局，必须慎重处理。他从三个方面权衡利弊得失：

第一，蒋介石在美帝支持下向我发动进攻，在力量对比上暂时具有很大的优势，这场战争势必是长期的，根本的问题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经过8年抗日战争和日本投降后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我党已建立大块的巩固的根据地，在内线同敌人作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这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中央军委7月30日曾有电报指示：“总以打胜仗为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我军在战略防御阶段以执行内线歼敌方针，推迟外线出击时间为有利。充分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多打些胜仗，以大量歼灭敌人。

第二，战争初期，各主要作战方向，应充分利用内线歼敌的有利条件，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那里打仗，各战区之间有战略性的配合，不宜过早作战役性的配合；如果急于作战役性的配合，我军兵力作更大的集中，则敌人兵力也将随之作更大的集中，对我各个歼敌不利。在兵力对比敌优我劣的情况下，过早地进行大会战，我们是难以有胜利把握的。在战争初期，我军兵力应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我军指挥艺术的提高，和战局向我解放区纵深发展，而逐步集中，由1次歼敌1个旅，逐步集中兵力发展到1次歼敌几个旅，这样比较有利。

第三，从当面实际情况看，在苏中打歼灭战的条件较淮南为有利：1．苏中敌军已遭我几次打击，与淮南之敌比较是弱军，有利于我继续歼击。2．由于淮南解放区已被敌人突破，如主力向西，必须首先打下盱眙、天长，以开辟战场，需付出一定的代价；如舍盱眙、天长不打而直趋铁路线，则战场狭小，不利于我军机动，后方亦不安全。3．淮南正值雨季，大雨滂沱，平地积水甚深，部队运动及粮弹运输供应比苏中困难。【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382—383页。

根据以上分析，粟裕在电报中提出：“在五旅增到苏中条件下，于八月内再歼敌人两个旅是有把握的。如五旅不来，而仅以现有兵力作战则感到吃力，对九月份战斗亦将有影响，且对苏中局面不能得较快的好转”。因此， “要求五旅及特务团仍东调参战，以期早改变苏中战局，以便主力西移。否则淮南、苏中均成僵局，于整个战局亦不利。斗胆直陈，尚祈明示。”【注】《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164—165页。

8月6日和7日，毛泽东先后为中央军委起草两份电报：一份电报给陈毅，说“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主力西调为有利。因粟部西调过早，一则苏中人心不顺；二则敌军亦将早日西调。如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让粟部在苏中再打一仗(不论胜负)然后西调，各方皆无话说”(《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110—111页。)。另一电报给粟裕，询问：“由你率主力与陈军长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蚌浦线，直接配合陈宋、刘邓之作战，这是一个方案。照你微午(5日午时)电办法，八月内再在苏中打一仗然后西移，这是又一个方案。你对以上两方案意见如何盼告。”【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18页。

此时，苏中出现有利战机；粟裕急电报告“歼敌良机已到”，“如以五旅加入苏中作战，则苏中战局很可能于最近有新的开展”。中央军委指示“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

这个指示表明，中央军委已经确认苏中为主要作战方向，并接受了粟裕的建议。陈毅也于8月8日复电，“同意以一、六师、七纵及五旅集中东(台)海(安)间待机歼敌”【注】《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173页。。

中央军委决定，华中野战军主力仍留苏中作战1个月。8月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示南线三支野战军负责人刘伯承和邓小平、陈毅、粟裕：8月10 日至9月10日一个月内，“如我粟裕军能在苏中歼敌二至三个旅，陈(毅)宋(时轮)军能在徐蚌线及其以东歼敌二至三个旅，刘(伯承)邓(小平)军能占领汴 (开封)徐(州)线及豫东、淮北十余城，并歼敌二至三个旅，共歼敌六至九个旅，则于大局有极大利益。一则蒋军向苏中、苏北之进攻必受顿挫，二则新黄河受我军威胁，这两点均将迫使蒋介石从我中原军方面抽调至少数个旅向东向北增援。如嗣后我军有更大胜利，中原军面前之蒋军被调向东向北者必愈多，因而使我中原军能在陕南、豫西、川东、鄂西、鄂中、鄂东、皖西等七八处地方站住脚跟，即是战略上一大胜利。”【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96页。

3天以后，李堡作战胜利。当时把宣泰、如南两次作战称为第一战役，把海安、李堡两次作战称为第二战役。中央军委发来贺电：“庆祝你们第二次大胜利”。

8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宋时轮的电报，指出：“粟裕军前日在苏中第二个胜仗，不但使苏中蒋军陷入极大困难，亦将使淮南第五军无法北调。粟部在苏中民情熟悉，补给容易，地形便利，苏中敌军装备亦比第五军差，较易取胜。马上调淮南，因敌人硬，地势险，不一定能完成切断蚌浦路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02页。

8月13日，中央军委一天连发两电：一电给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宋时轮，指示：“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通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你们如能彻底粉碎苏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12月，第1版，第460页。一电给粟裕，再次询问：“你部以西移淮南作战为有利，还是以在苏中利用群众地形等有利条件再打一仗然后西移为有利?”【注】《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200页。

8月14日，粟裕和谭震林联名答复中央军委的询问，认为在苏中作战有多种有利条件，较去淮南作战更为有利。8月15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复电指示：“所见很对。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则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10页。8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进一步指示：“粟谭主力留在苏中作战暂时不要西移。待苏中作战任务彻底完成而淮南方面又有十分必要时再行考虑西移”。

陈毅也于8月13日电告粟裕、谭震林：“宜就地继续开展局面，而不必忙于西调，军委亦有此指示，望照办。部队宜争取数日休息，再求新的机动，反较西调为更有力配合各方。”【注】《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201页。

不同意见的争论，随着李堡作战的胜利而告一段落。通过战争的实践和不同意见的讨论，进一步明确了内线歼敌的作战方针。

五、奇兵险棋顿收奇效，攻黄救邵打援一举三得。苏中民谣：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从7月13日到8月12日，在1个月时间内，华中野战军连续4次作战，歼敌3万余人，打破了蒋介石3个星期解决苏中问题的迷梦，使苏中战局出现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

这时苏中国民党军队的机动兵力已经不多，难以继续全面进攻，不得不调整部署：东面重点扼守南通经如皋到海安的公路干线，西面由扬州沿运河北上进攻邵伯、高邮，正面加强海安至泰州线以南占领区的“清剿”和防御。南通、如皋一线兵力比较薄弱，是其暴露的侧翼。

粟裕设想，如果避开正面，攻其侧翼，在南通、如皋之间打开缺口，必将严重威胁敌人的后方基地，打乱敌人的部署，造成歼敌良机，寻歼敌人于运动之中。

8月19日，华中野战军司令部获悉蒋介石8月25日将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粟裕、谭震林决定立即南下作战。他们在给中共中央和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的电报中说：“我为争取二十五号顽庐山会议前，给顽一个严重打击，决以一、六师及五旅南下，攻占白蒲、丁堰、南通、海门一线，以使顽主力南援时，求得歼灭一个旅至两个旅”【注】《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207页。。

中央军委和陈毅于8月20日复电，同意华中野战军主力南下行动计划。中央军委随后又发电指出，在攻占丁堰、白蒲，南通、海门之线以后，海安、如皋之敌也有固守原地不敢南下的可能。“此种情况下，请考虑第二步是否可以攻占磨头镇、张黄港、加力市，并相机攻占黄桥，调动或迫退海、如之敌”。强调指出，“将这些敌后市镇上之敌军，那怕每处一营一连予以歼灭，均有极大意义”【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17页。。

粟裕认为，中央军委的指示来得及时，十分正确。当即决定从丁堰、林梓打开缺口，以黄桥为进攻方向，插到敌人侧后去打。

这个敌人侧后，是国民党军队在其占领区构筑的东西百余里、南北数十里的封锁圈。它南临长江天堑，东、北、西三面是许多据点构成的封锁线。黄桥位于封锁圈的中心地带。

用3万多主力部队插到敌人封锁圈里去打仗，这是一着奇兵，也是一着险棋。粟裕说：“这个行动好比孙行者打牛魔王的办法，钻到敌人肚子里去打，带有危险性。”他敢于走这步险棋，是因为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后盾。

所谓敌人侧后，实为新四军的老根据地。这个地区的人民经过六年抗日斗争和反顽斗争的锻炼，又刚刚进行了土地改革，参加和支援自卫战争的积极性空前提高，虽然暂时沦人敌手，但一刻也没有停止斗争。

华中野战军主力大部分战士成长于苏中解放区，与苏中人民有着亲如骨肉的联系，不仅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而且时刻注意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积极支持土地改革。

在如南作战以后，栗裕部署下一步作战，同时决定“大力加强敌后游击战争，并争取时间解决土地问题，以便有效地巩固解放区”。在进入敌占区的时候，粟裕和谭震林、刘先胜、钟期光又连续发出“爱惜民力”的指示和告全体指战员书，指出“爱惜民力、物力，在今天争取战争最后胜利，是决定的因素”，规定了节省民力的7项措施，要求部队使用民夫(除担架外)不得超过部队人数的四分之一，号召全体指战员“正确使用民力，爱护群众切身利益”。

人民的军队爱人民，人民的军队人民爱。地方党政机关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要人有人，要物有物。据不完全统计，在苏中战役期间，有 15万民工随军行动，50万群众直接为支援前线服务，仅第一分区就提供军粮360多万石，柴草70多万担，其他物资无法计算。支前的民工肩挑车运，输送弹药，供应粮草，护理伤员。部队打到哪里，人民群众的支援就到哪里。民兵、游击队站岗放哨，封锁消息，打击“还乡团”，并且直接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党政军民同心协力，展现出一幅人民战争的壮丽画卷。

华中野战军3万多主力部队进入敌后，如鱼得水，行动自如。夜间行军，军民都习以为常，连犬吠之声也难以听到。国民党军队更是蒙在鼓里，对华中野战军的行动一无所知。

8月20日下午6时，华中野战军司令部发出攻击丁堰、林梓的作战命令。21日夜间发起战斗。第一师、第六师、第五旅主力部队，犹如三把钢刀，一齐向蒋军一字长蛇阵的腰部砍去。

丁堰、林梓是(南)通如(皋)公路上的两个集镇，位于国民党占领区东面封锁线中部，驻有交通警察总队的6个大队和第二十六旅1个营约3700多人。

交通警察总队号称国民党的“袖珍王牌军”，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忠义救国军”和上海税警团改编，名义上属交通部，实际归“军统”指挥，由美国特务梅乐斯和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合作训练，拥有美械装备，每人配备长短枪各一支。这支部队政治上极其反动，配合地主武装“还乡团”血腥镇压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恨之入骨的凶恶敌人。

华中野战军突然发起攻击，国民党军队仓皇应战。经过一夜一天激战，一、六两师全歼丁堰、林梓之敌。五旅乘胜扩大战果，攻占了丁堰以北的东陈镇。这一仗，歼灭交通警察总队5个大队和第二十六旅1个营共3500多人，生俘少将总队副以下2000多人，解救出许多被捕的地方干部、民兵和土改积极分子，实现了预定作战目标，打开了突人敌后向西作战的大门。

这次作战，缴获了大批军火物资，包括美国制造的十轮卡车、机枪、卡宾枪以及堆满几间房子的标有“USA”字样的手铐脚镣。

华中野战军部队换上美械装备，恰似如虎添翼。战士们抚摸着崭新的卡宾枪，笑逐颜开，议论纷纷：“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真不错，知道我们的汉阳造不好用，就给送来了卡宾枪，连收条都不要。我们来多少，收多少，欢迎再来!”从此以后，蒋介石就以“运输大队长”这个浑号名播中外。

丁林作战结束的第二天，粟裕来到第六师第十八旅驻地，停留在村头一架风车旁，目光凝视西方，思考着下一步作战部署。他要参谋把旅长饶守坤找来，一见面就问：“现在部队情绪怎么样?”/p>

“部队连续打胜仗，装备也换了，从干部到战士情绪高得很。”饶守坤回答。

粟裕说：“我现在可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考虑下一仗怎么打。我们打下丁堰、林梓后，威胁到如皋的敌人，他们很可能调兵增援。你们要准备连续作战。”

果然不出粟裕所料，李默庵判断华中野战军部队将要进攻如皋城，急令黄桥守军增援如皋，同时命令黄百韬率整编第二十五师向邵伯进攻。这时北线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淮北睢宁，正准备向华中首府两淮进犯。李默庵认为，华中野战军主力集中在如皋东南，如要增援邵伯，从北面绕过他的封锁圈，需要不少时间。利用这段时间，他就可以攻下邵伯，沿运河北进，配合北线蒋军进逼两淮。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很精：既救了东头，又拣了西头，东西呼应，一举两得。

粟裕的对策，出其不意，高敌一筹：攻黄(桥)救邵(伯)打援，一举三得。

粟裕认为，蒋军如果攻占邵伯，将会威胁苏中侧翼和两淮，邵伯势在必救。如何救法?要出奇制胜。东线敌军连吃5个败仗，已经一蹶不振。他留下第七纵队控制海安、贲家集以北一线，在海安、姜堰之间发动钳制性攻势。西线，他要已在当地的第十纵队和第二军分区部队共5个团坚守邵伯，阻止敌军北进。第1师、第6师、第五旅和特务团则按照原定计划向敌人封锁圈中心挺进，进攻黄桥、泰州，用“攻魏救赵”的战法来调动敌人，寻歼敌人于运动之中，并解除邵伯之围。

第一师副师长陶勇接到西进的命令，把侦察科长找来，给他交代任务：“你马上出发，向西，一直穿过如黄公路到泰州，沿途侦察敌情。发现有不好过的河流，要架桥。大部队马上就要进去。”

“不是要去救邵伯吧?怎么不朝北，反而插到敌后去?”侦察科长疑惑不解地问。

陶勇说：“现在朝北绕圈子还来得及吗?我们也是去救邵伯，而且是走近路。”

王集成副政委补充说：“泰州是黄百韬二十五师的后方。黄百韬倾巢出犯邵伯，泰州空虚。我们这么一插，如果拿下泰州，黄百韬就要陷于前后受敌、进退两难的地步，必然回兵救泰州。这样一来，不光解了邵伯之围，更重要是可以造成在运动中歼敌的良好战机。”

8月23日夜间，第一师、第六师、第五旅和特务团一齐向敌占区开进。部队刚刚穿过如黄公路，突然接到命令：停止前进。原来“四中队”截获了敌人的重要情报：李默庵判断我军将攻如皋，急令黄桥守军九十九旅增援。九十九旅怕在运动中受到打击，迟迟不敢轻进，反而要求如皋守敌接应。计算时间，两路敌军恰好与我军撞个满怀。

送上门的礼物，如何不收!粟裕立即下令，要部队在行进中严密注意敌情，准备在如黄路上打一场预期遭遇战。

陶勇回忆当时情况说：“我们几个人研究了命令，觉得野司这一决定真是高明。表面看来，这一仗似乎可以不打。因为一来敌军增援如皋是李默庵的一着空棋，无足轻重，可以置之不理；二来为了策应邵伯而攻泰州，事在紧急，也应该避开途中敌人，以免延误；况且敌后作战，也须慎重。但是野司现在决定打这一仗，又应该棋看三着：如黄路上的九十九旅就像‘掌中之蛹’一击就毙；这里一打，又可调动敌人，再歼来援之敌；敌人东线一乱，黄百韬怕他老窝被捣，围攻邵伯也会动摇。一举而赢得三着!敌变我变，真是个机动的、大胆的决定。”【注】《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341—342页。

这个预期遭遇战在8月25日打响。黄桥守军第九十九旅刚刚进至黄桥东北之分界，就与华中野战军第六师部队遭遇，并被团团包围，展开激战。

这时，李默庵才发觉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急令如皋守军第一八七旅加第七十九旅1个团、第九十九旅1个营增援。结果，在加力、谢家甸之间被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五旅包围。国民党军实有兵力远比华中野战军原先侦察得知的兵力要多，又采取集团固守的战法，经过一夜激战，分界和加力两地都未能解决战斗。

这时西线邵伯的战斗正激烈进行，国民党军队已经突破华中野战军在乔墅的阵地。粟裕认为，我军主力如果在如黄路上拖延时间，邵伯一旦失守，战局将发生不利于我的变化。要想歼灭当面之敌，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可是他手中兵力不多，又没有预备队可调。怎么办?他使出他擅长的绝招：在战场上及时转用兵力。

粟裕当机立断，立即调整部署，堵住敌人后路，同时隔断东西两路敌军联系，采取在战场上转用兵力的办法，造成兵力对比上的绝对优势，各个歼灭分界、加力之敌。

粟裕打电话给陶勇，命令第一师第一旅西调，配合第六师歼灭分界之敌第九十九旅，并要第一旅旅长张震东当面接受任务。

张震东到达华中野战军司令部时，看到粟裕正在盯着地图沉思，就轻轻地走过去。

粟裕指着地图说：“老张，敌人已经被我们包围在加力、分界两地，如果两地同时打，我们兵力不足，不能迅速解决战斗。你们那边敌人是3个多团，如皋还有两个团。你们和五旅是9个团，9比5。如果如皋的两个团出援，打起来要延长时间，形成僵局。不如干脆把一旅加到六师那边，来一个雷公打豆腐，先集中兵力歼灭分界的九十九旅，然后再转用兵力歼灭加力的敌人。你们旅立即奔赴分界，协同六师歼灭九十九旅。”

“是，坚决完成任务!”张震东向粟裕敬礼，飞身上马赶回部队。

8月26日，第六师和第一师第一旅、特务团以5比1的绝对优势兵力，向分界之敌发起进攻，只用两个小时就解决战斗，全歼蒋军第九十九旅两个团3000多人，活捉少将旅长朱志席、少将副旅长刘光国。然后向东转移兵力，把第六师、第一旅、特务团调到加力，造成15个团对3个团的绝对优势，将加力突围之敌一举歼灭。数百名国民党军队在向如皋逃窜途中，恰好被第五旅截住去路。第五旅着黄色军服，与苏中部队的灰蓝色军服不同，而与蒋军的黄绿色近似。蒋军误认为援兵到来，顿时欢呼跳跃，在兴高采烈中当了俘虏。

驻守黄桥的蒋军第一六○旅5个连此时已孤立无援。粟裕命令第五旅乘胜扩大战果，夺取黄桥。第五旅一夜急行军到达指定位置，将黄桥团团包围，军事压力、政治攻势并举。敌人突围无望，于8月31日全部缴械投降。黄桥再次回到人民手中。

这一仗打得干净

Chapter_12

利落，歼灭蒋军两个半旅1.7万余人，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一次作战歼敌数字的新纪录。

新四军原新二师副师长成钧率领第五旅参加了这次作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和第五旅的几个领导同志巡视周围的地形，展望那纵横交错的水沟、稻田和芦苇荡，我们几个人当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深感华中野战军首长‘攻黄救邵’的作战部署十分英明、正确。”【注】《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441页。

在如黄路战斗进行过程中，粟裕同时密切注视着邵伯保卫战的态势。

在半年前的高邮邵伯战役中，粟裕曾经亲临前线指挥。苏中战役前夕，他又视察第十纵队的阵地，对那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就在那次视察中，粟裕对邵伯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针作了详尽指示，强调指出了防守乔墅的重要性。乔墅位于邵伯以东5公里。蒋军前两次进攻邵伯，都是正面攻击，未能得手。这一次可能同时进攻乔墅，以迂回邵伯。他要第十纵队充分考虑这种可能性。

视察结束时，他明确提出保卫邵伯的作战方针，对第十纵队指挥员说：“第十纵队和第二军分区的部队，总共只有六个团的兵力，第八十二团、第八十四团是才上升的地方武装，火器配备尚待加强，只有第八十七团、第八十九团和第二军分区的第四团，战斗力比较强。除担任正面防御的部队以外，你们顶多只有三个团的机动兵力。进攻邵伯的敌人是黄百韬的整编第二十五师，下辖第四十旅和第一○八旅。以你们三个团的机动兵力，要歼灭来犯之敌是困难的。因此，应当采取各团轮番守备的方式，依靠阵地，作短促的反突击以击退敌人。这样才能坚守邵伯。”【注】《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杜，1986年9月，第1版，第432—433 页。

果如粟裕所料，黄百韬这次进攻邵伯兵分三路，而以战斗力较强的第四十旅进行乔墅，迂回邵伯，在飞机、炮艇配合下，向邵伯、乔墅、丁沟三地猛烈进攻。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和第二军分区两个团，按照预定作战方针，适应水网地带正面狭窄的地形特点，采取各团轮番守备的战法，顽强防守，英勇反击，坚持4天4夜。一直打到8月26日黄昏，阵地岿然不动，毙伤蒋军2000多人。黄百韬得知九十九旅已在如黄路上被消灭，他的侧后受到严重威胁，再打下去凶多吉少，急忙撤回扬州。邵伯保卫战胜利结束。

中央军委8月15日要求苏中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华中野战军从8月21日到31日连打3仗，三战三胜，其中如黄路一仗就歼敌两个半旅，提前半个月超额完成了中央军委给予的任务。

苏中战役，从7月13日到8月31日，华中野战军以3万多人对付国民党军12万余人，七战七捷，首创一个战役歼敌5.3万余人的记录，歼敌总数为华中野战军参战兵力总数的1.76倍，打出了人民解放军的神威，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苏中战役也是两种战略思想的较量。在战争初期，华中野战军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杜，1993年12月，第1版，第176页。。蒋介石也有一句名言：“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动脉”【注】《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778页。。他的指导思想是首先攻城略地，然后消灭解放军。苏中战役的胜利，也是毛泽东战略思想对蒋介石战略思想的胜利，证明粟裕提出的内线作战方针和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法是正确的。粟裕的对手李默庵回忆苏中战役，认为“毛泽东的战略很高明”，“特别是粟裕卓越的战斗指挥艺术很值得总结”。他说：“粟裕集中兵力打我一点，而且有时是集中五六倍的优势。这样，我的部队就吃不消了。这样的打法确实很厉害。”

作为苏中战役的策划者和指挥者，粟裕受到了苏中军民的热烈拥护和颂扬。

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这是苏中地区广泛流传的民谣。几十年来，这首民谣被改编为歌曲、鼓词、故事，至今仍在群众中流传不息。

六、苏中战役经验的科学总结。歼敌数字以外的意义。

粟裕指挥的苏中战役，是解放战争初期南线战略试战，具有战略侦察性质。初战胜利，不仅解决了对美械装备的蒋军打不打得胜的问题，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树立了“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信心，而且初步探索出解放战争、特别是战争初期的一些特殊规律，在实践中形成了内线作战的正确战略方针，创造了一些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作战经验。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发给全军各战略区首长的电报，推广华中野战军的经验。

中央军委指出：【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38页。

我粟谭军从午元(7月13日)至未感(8月27日)一个半月内，作战六次(注：当时中央军委尚未接到第七次作战报告)，歼敌六个半旅及交通总队五千，造成辉煌战果。而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但这十五个团是很充实与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未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未感集中十五个团打敢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依照输，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苏中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朱德和彭德怀等在刘少奇住所聚会，热烈庆祝这一胜利。刘少奇是新四军原任政委，回到延安后仍负责指挥华中方面的工作。朱德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说：“粟裕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他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

延安总部发言人8月29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我粟裕将军所部在广大民兵配合之下保卫苏中，自7月13日至8月27日七战七捷”，“这一事件对于今后的战局的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我中原大军之突围胜利，及苏中保卫战胜利，已奠定解放区军民之胜利信心”。9月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取得定陶战役胜利以后，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蒋军必败》的社论，进一步指出，中原突围、苏中战役、定陶战役“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8月31日，即苏中战役结束的当天，粟裕在华中野战军排以上千部会议上作题为《四十五天自卫战的简述》的报告，着重从战略指导上系统总结了苏中战役的经验。

他指出，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在政治上来说，我们是自卫，是为了消除内战、保卫和平民主独立而战，是正义的战争，得到解放区人民全力的支持，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主人士、广大人民的同情拥护，特别是有党中央与上级的正确领导”。在军事上，“首先是由于我们没有机械地教条主义地运用战略指导原则”。针对“我们在军事上是胜利了，在战略上是失败了”的错误说法，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撤出如皋、海安是否战略上的失败”问题。他说，“ 表面上看，我们撤出海安，是违反了‘在所必争’的原则，其实不然。如果机械地教条主义地执行这一原则，当然是违反了；如果用辩证的眼光，客观地针对当时当面的具体情况，就会了解到在当时海安是需要撤出的。革命的战略指导原则要求我们不要轻易放弃要地，但更要保存有生力量，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大家知道，如果我们死守海安，敌人以七个师的优势兵力，集中在狭小的正面向海安进攻，即或我们能守住海安但不能歼灭敌人，而在海安一点拼消耗，把有生力量消耗了，那么海安仍旧要放弃的。那样，就与我们主动撤出大不相同，正中敌人的毒计。海安撤出后，不但我们的有生力量保存了，而且转入了主动，待机作战，对我们是有利的 ”。他强调指出：“我们对进攻苏中的敌人作战，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胜利，完全改变了过去的形势，除了上述政治军事原因之外，主要是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大家要记住：谁保存了有生力量，谁就会胜利；谁消耗或者丧失了有生力量，谁就会失败”。

这个报告，与他在9月25日所作的《苏中战役总结》，特别是其中的理论部分，内容基本相同。

在苏中战役刚刚结束的时候，粟裕就对实践经验作出科学的概括，实现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不是偶然的。早在十年内战时期，他就认识到探索和掌握战争规律的极端重要性，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于作战指导，探索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作战对象、不同区域战争的特殊规律，多次成功地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在苏中战役中，强敌的压迫，内部的争论，促使他深入探索解放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不失时机地作出决策或提出建议，作出了具有独创意义的贡献。

苏中战役的全过程，也是不断探索解放战争客观规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不同意见的讨论。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作战方针，在实践中，在争论中，逐步明确和完善，不断深化和发展。这种在实践中探索战争规律以指导战争的经验，是苏中战役歼敌数字以外的另一重要收获。

37年以后，粟裕回忆苏中战役，特别看重的正是这种歼敌数字以外的意义。

他说：“为了迅速准确地探明并掌握新的战争的特殊规律，以指导战争并赢得胜利，运筹帷幄的最高统帅部密切注视着战争初期的作战，并且用心组织和诱导战区指挥员对初期作战中若干问题进行反复深入的讨论。在苏中战役过程中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讨和争议，正是积极探索新的战争特殊规律的求实精神的表现，也是高度的战争责任感的体现；然而，只有作战的实践才可以把不同的意见统一起来，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随着时间的推移，苏中战役所提供的具体经验，有的将会失去它的作用。但是，这种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战争的特殊规律以指导战争的经验，对我们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及研究未来战争是会长期有益的。这是苏中战役在歼敌数字以外的另一重要意义。”【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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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艰难和胜利的转折

一、华中野战军挥师北上奋战淮海。粟裕预言：撤出两淮是对蒋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

从1946年9月两淮失守到1946年12月宿北战役和1947年1月鲁南战役胜利，是华东战局的第一个转折过程。这一转折的基本内容是：华中主战场由解放区前部转入纵深地区；敌我双方兵力更加集中，华东战区打歼灭战的规模越来越大；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由战略上配合作战转为战役上协同作战，直至组成统一的华东野战军。

在这一转折过程中，粟裕面对强敌压迫和内部不同意见，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积极提出关系战略全局的建议，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战役指挥任务，表现了驾驭全局、掌握未来的战略才能，因敌变化、出奇制胜的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顾全大局、勇挑重担的高尚品德，以及不断探索战争规律、善于总结实践经验的理论创造作风。

1946年8月下旬，在粟裕的前线指挥所里，又挂起了各种比例尺的地图，有当面战场的，有华中及其邻近地区的，还有全国范围的。

此时苏中战役的最后两仗正在激烈地进行。

粟裕料定苏中战役已经胜券在握，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下一步作战方向的选择上，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面对地图的计算和思考。

人们都知道粟裕爱看地图，但是许多人不知道其中的奥妙。有人问他：“您天天看地图，这上面究竟有什么奥妙啊?”

粟裕回答：“奥妙无穷啊!熟悉地图，熟悉地形，是军事指挥员的基本功。不谙地图，勿以为宿将。”

面对地图的计算和思考，是粟裕决策思维的一种特有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他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把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结合起来，把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结合起来，对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以及可能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预测，对可供采用的方案进行比较、选择，从而作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在他的头脑里，地图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各种作战方案，千军万马的行动，都像放电影一样，在他头脑里一一演示出来。

当年的作战参谋秦叔瑾回忆说：“在我所接触到的军事指挥员中，还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通地形图而又熟记战区地形的。粟司令用图有一个特点，他不仅看当面五万分之一的地图，而且要看友邻部队地区的二十万分之一图，还有更大范围的五十万分之一图和全国一百万分之一图。也就是说，他不仅是考虑当面的战役、战斗，还要从战略全局考虑问题。所以，他总是把战役的局部和战略的全局结合得很好。”【注】《一代名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239—240 页。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古今中外的优秀军事家都十分重视和强调军事决策上的全局观念和战略远见。粟裕不仅深得此中精髓，而且善于把它变成活生生的实践。现在，他和华中野战军的其他指挥者一起，从“谋全局”而“谋一域”，从“谋万世”而“谋一时”，正在精心筹划华中野战军的下一步作战行动。

当时华中战场的态势是：南线国民党军队，经过苏中几战，被华中野战军阻截于海安、如皋以南地区，它所占据的海安、如皋成为孤立的据点；北线国民党军队，经过朝阳集、泗县两战，与山东野战军对峙在淮阴、淮安以北的泗阳、众兴一线。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军正在调整部署，增调兵力，策划第二期作战行动，企图南北对进，会攻两淮。

粟裕判断，战场将由华中解放区前部向纵深转移，这是可以预见的发展趋势。但是，转移的时机和方向，以及转移以后的战略布局，则是尚待解决的问题。

8月31日，苏中战役的最后一仗胜利结束，粟裕就在发给中央军委和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的电报中提出了华中野战军“今后之作战方针”。电报说：“我们现在包围海安，加强政治攻势，迫广东军(共五个营及师旅两个直属队)起义，否则拟于军事准备充分而有把握时攻占之。但在此期间如敌二十一师(两个旅已到南通)及二十五师(一个旅已到泰州口岸线)来援时，则决舍海安而歼灭其援队。海安得手后，部队必须休整二十天至一个月，再行相机攻占泰州、仙女庙之线，但必须予二十五师以歼灭性打击，与扫除扬泰线，以巩固邵伯外围，而后转移主力于淮南，恢复三分区 (即淮南津浦路以东地区)，并设法截断蚌浦路，以配合淮北之作战”。

这是一个过渡性的作战部署。攻占海安还是打击援敌，对海安是围而不攻还是攻而取之，都作了两手准备。关键在于争取时间组织部队休整，为下一步作战创造条件。因为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经过40多天激战，平均每6天打一仗，已经十分疲劳，急需休整和补充兵员。加上冬季即将到来，又急需准备越冬衣物。

此电发出前后，粟裕与谭震林曾于8月27日、8月29日、9月2日发出3电，向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分局报告华中野战军行动计划，基本精神与此电相同。

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31日、9月2日、9月4日连发3电，认为粟裕和谭震林“所见甚是”，“计划甚好”，指示“各事照你们计划办理”，不管敌情如何变化均须休整，“养精蓄锐，以备再战”。中央军委指出：“如能照你们所说吸引蒋军数个师向苏中增援，那对于全局有很大利益”。9月4日的复电进一步明确指示：“ 希望能于九月上半月完成东面作战任务，下半月休整。十月上旬攻取扬泰线，中旬休整，下旬进入淮南作战”。同时指出，“准备在主力他调后仍有得力部队留苏中作战，保卫苏中不失”。【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49、454、461页。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8月29日发电报给陈毅，指出“现在敌人逐步向东，企图打通陇海线并威胁淮阴、临沂，我军必须寻找机会歼敌”。要求陈毅率山东野战军主力“在睢宁以东地区待机，仿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每次歼敌一团一旅，打五六次，即可造成有利局势”。中央军委指出：“九月正是作战时机，刘邓军、中原军均希望你军配合。此时不打，敌占地愈多，威风愈大，我士气民气均将受损，故必须寻机作战，灭敌人威风，壮自己志气。”【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45页。

由此可见，中央军委当时的意图仍然是将华中野战军主力使用于南线，北线的作战任务由陈毅率领的山东野战军承担。

5天以后，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二十八师进至宿迁、睢宁一线，第七军的两个师则进至泗阳以北的洋河、凌河一带，即将与集结在泗阳地区的山东野战军主力当面对峙。9月4日，陈毅和宋时轮提出了山东野战军行动的3个方案，上报中央军委，并告华中分局。

陈、宋提出的3个方案是： “第一案，北移沭阳，迎击东进之七十四、六十九师，可保持鲁南联系，但只能留九纵守泗阳、众兴，力量是不够的；第二案，就地出击洋河，估计要打桂系两个师，必拼消耗，不合算；第三案，留现地待机，桂系来攻，可予以歼击，桂系不来，则待蒋军分路东进后，北打蒋军为有利”。

从9月5日到7日，华中分局和华中野战军负责人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连发4电给陈毅、宋时轮并报中央军委，建议山东野战军主力留在淮阴、泗阳地区集中兵力打仗。

粟裕和谭震林在电报中判断：“敌占宿迁、洋河之线，有进犯两淮之极大可能，来直捣我华中之心脏，与截断华中与山东之联系”。而“山野目前之布置似乎尚让敌过运河以东再与敌决战，如决战顺利两淮当无问题，否则华中局势将受极大影响”。因此，“请求山野必须在淮泗地区打几个仗以挫敌锐。否则两淮不保。如两淮失掉，不仅政治影响不佳，且直接影响南线作战甚大。斯时，扬泰敌军有再攻邵伯、高邮的可能，在淮南敌人亦有过南山河及宝应向淮宝进攻可能。如是我运河线三面受敌，尤其影响战争动员与供应(目前因淮南、淮北被占，使苏中部队炮弹、榴弹极感缺乏)。如此对山野大军作战固不利，对苏中兵团亦将受很大影响”。粟裕和谭震林提出，“如山野必须离开淮泗而向北转移攻势，则请求将二纵(四、九旅)留下。我们当于攻占海安后，暂时放弃苏中之较有利局面，而转移主力于淮泗”。

这是粟裕、谭震林第一次主动提出，华中野战军主力的作战方向由西进改为北上。

9月7日，陈毅到淮安华中分局，与张鼎丞、邓子恢商谈淮北战局和作战部署。同一天，他们收到了中共中央9月6日发出的给陈毅并告山东、华中领导人的电报。电报说：“请你考虑调第八师即回鲁南，暂时受叶飞指挥，协同一纵及两个地方旅组成鲁南前线，我们准备派徐向前同志来鲁负鲁南前线指挥之责。你率二、七师及九纵组成淮海前线，准备敌截断陇海时，亦有一个时期留在淮海区域。如此则胶济、鲁南、淮海、苏中4个前线均有适当兵力与指挥人员，而你则负统筹各个前线之责，并直接指挥淮海。这样是否妥当，或有其他方案，望考虑见复。”这个电报表明，中共中央正在考虑改变华东现有指挥体制，而要陈毅留在淮海地区指挥作战。

经过商谈，陈毅与张鼎丞、邓子恢取得一致意见，认为“集中兵力在淮北大有开展机会”，“全国战局均需要在淮北打几个胜仗”，目前秋高水落，敌情及气候、地利开始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九、十两月在淮北集中兵力正好作战，可望改变战局”。因此，建议第八师暂不北调。9月7日，陈毅和邓子恢、张鼎丞向中央报告了会商结果。

9月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取得定陶战役的重大胜利。中央军委于9月8日电复陈毅、邓子恢、张鼎丞：“我刘、邓已大胜，对你们必有帮助。同意八师暂不北调，俟秋高水落，集中兵力在淮海歼敌，并与粟、谭南北配合，巩固两淮，开展局面。”【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31页。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和敌军南北夹攻两淮的严重局势，粟裕和谭震林于9月8日发出两电：一报中共中央并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再次提出“苏中主力决心放弃围攻海安，求得十天左右之休整，逐渐转回泗阳地区，求得给桂顽以打击，稳定华中局势”；一报陈毅、宋时轮并中共中央、张鼎丞、邓子恢，认为 “军长将主力转至沭宿间阻顽东进之方案，在实质上将使敌人迅速占领两淮及运河线，变成放弃华中而使山野主力被迫撤回山东。如此，苏中主力势必造成我军因无后方补给，在强敌三面包围下没法北撤，只有渡长江南进”。提出：“如军长仍坚欲北开，则我们坚决要求调二纵全部留下由韦国清统一指挥，钳制敌人，俟苏中主力北转，以求阻击南下之敌。否则华中局势变化，责任难负”。

9月9日，中央军委电复粟、谭9月8日两电：“同意放弃[攻取]海安，休整十天，准备向北机动”。”【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31页。这是中央军委对华中野战军主力作战方向的一次重要调整，即由向西进军改为向北机动。至于何时向北机动以及要不要攻取海安，随着战局的发展，经过了几次变动。

第一次变动在9月9日和10日，由放弃攻取海安改为继续攻取海安。粟裕、谭震林考虑到定陶战役大胜的有利形势，同时收到陈毅和宋时轮表示决心歼击宿迁东进之敌，“保证可以改变战局”，并要“粟、谭部队仍以打下海安，争取休整，相机转移为最好”的电报，于是下决心攻占海安。粟裕的电报说：“原以淮北战局尚未开展，两淮告急，故拟放弃[攻取]海安北上参战。现刘邓军大捷，军长率部亦准备出击，淮北战局开始好转，两淮危险大减。因此我们仍决定继续攻占海安，以争取苏中万余人之参军补充”。海安得手后，休整一短时期，“再定北移或西攻”。9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指示：“如你们认为攻占海安于大局有利，则可决心攻取海安”。

第二次变化发生在9月10日和11日，由攻取海安改为放弃攻取海安，华中野战军主力休整待机。9月10日，粟裕所举影响淮北战局的两个有利因素发生变化。定陶战役的胜利，虽然已将整编第十一师及第五军吸引向定陶、曹县地区，但是并未改变敌人向华中增调兵力以求“迅速结束苏北战事”的战略部署。陈毅与山东野战军务师会商的结果，“均不主张在泗阳作固守防御，故采取由北转西的进攻方针”，山东野战军主力北移六塘河以北，准备“由宿北绕道攻古邳、双沟、睢宁等地 ”，而在敌人南进之两淮方向只留第九纵队守备泗阳。同时又得到情报，汤恩伯将接替李默庵负责南线指挥，准备于10月初发起第二期进攻。粟裕认为，“此种可能性极大”，而且“估计敌人不增援则已，如欲增援则必有强大部队和整个行动”，“其第二期进攻兵力可能比第一期为多，唯进攻手段可能会比第一期更疯狂、毒辣、谨慎”。“我即或攻占海安而今后仍有失陷之极大可能”。“依作战指导来说，恐在第二期作战中尚须引诱敌人更深人一些(或在必要时再放弃一些地方)，才更便于消灭敌人与粉碎其第二期进攻。因此，与其现在占海安则不如以攻海安之伤亡留作第二期作战消耗，对整个战局之长远打算更为有利”。9月10日，粟裕将上述估计和对策报告中共中央军委、陈毅并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建议放弃攻占海安的计划，第五旅北援淮北，第一、第六两师集结于苏中整补待机。

9月11日1时，中共中央军委电复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对华中野战军主力行动方向提出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你们必须于数日内夺取海安，以便休整十天，于九月下旬采取新行动，事前破坏汤恩伯计划；或放弃海安进攻扬泰线，得手后休整待机。究以何者为宜，望按实情处理”。此电表明，中央军委对华中野战军主力的出击方向，尚未最后确定。

第三次变动发生在9月11日和12日，中央军委指令“粟、谭率主力即开两淮”。此时，淮北战局急剧变化，国民党集中第七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整编第二十八师等3个军南下，向两淮进攻。粟裕于9月11日连发两电给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军委，认为“敌既集中三个军向泗阳进犯，九纵无论如何吃不消”。虽已令第五旅北开，但因天雨所阻，沿途为水网地带，先头部队18日才能赶到淮安，第一、第六两师最快25日集结两淮。“因此，在一、六师未到前，建议山野主力当依靠泗阳正面阻击部队之翼侧向敌作反突击，歼敌一部，以挫敌锐。待一、六师到齐后，两个野战军配合击敌，效果较大。如山野单独挺人敌后，恐难于短期转变战局，亦不易调转向两淮进攻之敌”。

陈毅于9月11日午时和酉时连发两电给中共中央军委并告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称已与张鼎丞、邓子恢商定，“山野决心在淮泗间歼敌，以保卫两淮，以改变战局。部队明晚即可部署就绪。分批歼敌两旅到三旅是有把握的”。

中共中央军委也于9月11日连发两电给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第一电指示“粟谭率主力即开两淮机动位置。到达后，如北面南下之敌已歼灭，则在两淮休整待机，或配合二、七、八师全力打开淮海局面，或向南攻取扬泰线，或向淮南路东歼敌”。第二电指出，“敌六个旅南下，两淮危急”。指令“粟率苏中主力(一、六师)立即开两淮，准备配合陈宋主力彻底歼灭该敌。但陈宋现应独立作战，务于粟、谭到达前歼灭南下之敌一至两个旅，顿挫敌之前进，争取时间，以待苏中主力到达，协力歼敌全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33页。)9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又连发两电给陈毅、宋时轮，进一步明确指出：你们此次歼击南下之敌，务期必胜，首先只打一个旅，以期速决尽歼，得手后再打一个旅，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旅。特别强调：“此战关系大局，望集中全力以赴”。【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33页。

粟裕接到中共中央军委电令，立即收拢部队，冒着酷暑大雨，昼夜兼程北上。9月13日，粟裕(谭震林已于10日由苏中前线返回淮安)率领华中野战军指挥机关到达东台县城以南的富安，在那里发电报给陈毅和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报告：“五旅一部昨晚已由东台北来，其余正续进中。一、六师北来参战当不成问题，祈放心。虽然他们对苏中有些恋恋不舍，但会绝对服从整个战争利益的”。粟裕到达富安时已是半夜，没有停留，立即乘汽车北上，第二天下午到达华中军区驻地淮阴城东10余公里之马厂王高村。

此时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已经攻占泗阳，开始向淮阴进攻，与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第十三旅在泗阳、淮阴间激战。淮安城内时闻炮声隆隆，形势异常紧张。

陈毅决定由谭震林组织指挥所，统一指挥第十三旅十八团、第五旅、第九纵队及淮宝地方部队，担任保卫两淮和淮宝地区的作战任务；以山东野战军主力第二纵队、第八师和第二十旅阻击可能由众兴东犯之国民党第七军。同时指令谭震林：“为防万一，请准备随时能破毁淮阴北大桥”。

9月15日，两淮保卫战开始。

粟裕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分析两淮战场敌我态势，认为第七十四师已经进至淮阴西南的马头地区，我阻击部队的反突击只能阻延敌军前进，而不能歼灭该敌，改变战局，两淮仍然危险。同时，据守泗阳、众兴一带的敌第七军动向尚未判明。如仅以山野各部对付第七军，“恐难解决战斗，且仍是一场恶战，对今后继续作战不利”。因此，他们在9月15日和16日连发两电给陈毅并报中共中央，建议山东野战军主力即移淮阴附近，首先集中全力歼灭整编第七十四师1个旅，然后再进行第二步作战。电报说：“我们始终认为，山野不宜守待七军，而以转移主力首先歼灭七十四军为宜。其理由如下：甲，战局不宜长期僵持，否则敌人深入马头，逼近两淮，对我有重大威胁，于今后作战不利。乙，初战必须完全胜利，应以先打战力较弱的七十四军为宜，该军弹药消耗至尽。丙，目前单以山野与七军作战，恐难完全解决战斗，即或能顺利解决，亦消耗较大，对今后续战不利。丁，初战选较弱敌人打，完全取胜利，对于鼓励士气，振奋人心，发动后勤及顿挫敌锐，均有极大作用。在一、六师未到前，单以五旅，皮旅及九纵，只能抵挡七十四军前进，尚嫌单薄，但又不便抽兵协同山野对七军作战。如山野以一部钳制七军，则一、六师虽未到，我们亦可集中七个旅(山野四个旅及华中五旅、皮旅、九纵)对七十四军作战。此战胜利，一、六师已可到齐。斯时即可集中两个野战军西进或对七军作战，均可有把握打开局面。有上述理由，特再建议先集主力解决七十四军”。

9月17日，第五旅到达淮阴。第六师先头部队到达淮安北郊的板闸墁。粟裕于当天拂晓由华中军区驻地马厂赶到淮阴指挥作战。他和淮阴前指一天连发4电给陈毅，报告淮阴战况，说明“此间局势很坏”，建议和恳请山野主力南下参战，“否则淮阴难保”。同时报告，“王营南北大桥均已架好，可二路纵队通过。山野如南来，一部可在淮阴飞机场西北地区宿营，一部可在王营宿营”。

9月18日，陈毅先后发出3电给粟裕、谭震林。第一电说“为保卫淮阴，决以二纵全部六个团今(十八)星夜赶赴淮阴，协助守军(皮旅、五旅、九纵)歼击七十四师，以七、八师仍于渔沟、来安间阻击桂顽”，要华中野战军“无论如何坚持两天，韦(国清)到即分配出击任务”。第二电说“桂顽三个团猛攻渔沟，我各部遂加入战斗”，“但仍尽可能一二个团今夜南下淮城”。第三电发出时已是18日18时，说“决派十九旅五十六团明晓赶到王营”。

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二十八师4个旅，分作一、二梯队，在空军配合下，向淮阴城轮番发动猛烈进攻。华中野战军守军以劣势兵力英勇抗击，17日一天就击退敌人5次进攻，18日又击退敌人3次进攻。粟裕得知陈毅决定第二纵队全部来援，立即调整作战部署，以一部分兵力转入敌后，给第二纵队援军让出阵地。他在发给中共中央和张鼎丞、邓子恢、陈毅、宋时轮的电报中说：“淮阴危机，已屡祈救。念我六师一个旅今晨可到板闸墁，军长已决四二九旅来援，因此我们明晚即可转入反攻，首先歼敌人之一个旅，尔后再歼敌其余部”。中共中央连夜复电，表示“甚好甚慰。望鼓励士气，完成歼敌任务”。

接到陈毅18日18时来电后，粟裕立即指派参谋张剑到淮阴以北迎接五十六团，并要他转交一封亲笔信。

团长、政委同志：

欢迎你们南来参战。特派张剑参谋前往迎接。你们到淮阴后，找五旅联络，归成钧旅长、启民政委统一指挥。预祝你们胜利。

粟裕

9月19日3时

张剑骑马走过淮阴城北的盐河，看到王营大桥已经修复，桥面铺上了木板和柴草。他在王营以北接到五十六团，随即把他们带到淮阴城下。

此时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部队已突进淮阴城关，由两个连迅速扩大到一个团。谭震林赶赴淮安督促第六师先头部队北开，粟裕在淮阴城郊的洪福庄坚持指挥。考虑到淮阴守军经过一周激战，极其疲劳，而且华中野战军主力、山东野战军援军均未赶到，再打下去要吃亏，决定主动撤离淮阴，到两淮以东地区休整待机。

华中野战军守军撤出淮阴以后，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20日发出给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张鼎丞、邓子恢的电报，指示：

“我放弃淮阴后，各部主力撤至距敌较远地区休整，以一部扰击敌人，待一、六师到达之后，待敌分散有机可乘之时，各个歼灭敌人。依据苏中经验，敌分散占领我区，利于我各个歼敌，人民亦可从战争中获得锻炼，唯军事工业须迁往安全地点”。【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 1版，第135页。

为了避免有利于敌不利于我的决战，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随后撤出淮安。

两淮保卫战，使气焰嚣张的蒋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一次尝到华中野战军铁拳的滋味。但是，两淮是华中解放区首府。国民党军占领两淮，自然是大喜过望，一片欢呼。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李延年连夜向蒋介石报功，说张灵甫“深体委座宏旨，指挥有方”，“出师三日，连下两淮”，“粟裕主力死伤殆尽，争相逃之天天”。蒋介石立即传电全军：“张灵甫不愧为模范军指挥官，李延年果不负党国厚望。两淮既克，平定苏皖不远，希再接再厉，迅速扩大战果，谨备勋章重赏以待”。在庆功会上，李延年手捧蒋介石的嘉奖令，大吹大擂：“国军像整编七十四师这样的部队不要多，只须10个，就安邦定国了!”

然而蒋军官兵中也有头脑冷静的人。据说当时蒋军中流传着这样一则趣闻：蒋军七十四师猛攻淮阴，死伤惨重，阵亡团长2名、营长6名，本拟调回南京休整，但蒋介石突然来了一个电报，对该师进占两淮“备极嘉奖”。师长张灵甫为此冲昏了头脑，拍着胸膛说：“拿下涟水再说!”10月19日该师向涟水猛扑。结果，涟水没有拿下，七十四师6000余官兵却在涟水城下找到了他们的归宿。因此有人说，蒋介石的嘉奖令是张灵甫的催命符。

放弃两淮终竟是一件大事，在华中党政军民中引起了种种议论，有人认为应当像“保卫马德里”那样坚守两淮，有人认为撤出两淮是打了败仗。

9月25日，粟裕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我军的撤出两淮，绝对不是我们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对蒋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众所周知，我们所进行的运动战，胜败不决定于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决定于有生力量的消长。如果我们的有生力量没有损失，则某些城市的暂时放弃，正可以分散敌人的兵力而造成有利于消灭敌人的条件。”【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280页。

粟裕后来谈到淮阴失守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指出：两淮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坚守，当时我军还不具备歼灭整编第七十四师的条件。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撤出两淮，是符合我军战略方针的。若因两淮是华中首府，便以保守这个城市为目标，同敌人进行战役决战，则是错误的，那就会吃大亏。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丢得那样快，我们的工作又没有放在两淮较快失守的可能性上，以致造成工作上的被动，部队、地方一度产生思想混乱，甚至埋怨情绪。这是一个值得十分重视的教训。

二、华中分局建议山野和华野集中行动改变战局。 中共中央指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华中野战军撤出两淮以后，华中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两线国民党军队对华中形成半包围态势。主战场将由解放区前部转人纵深地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淮海地区会师，有必要也有可能从战略上配合作战转变为战役上协同作战。

面对这种形势，如何迅速改变战局，夺取战争的主动权，成为当时战略决策的中心问题。

粟裕认为，随着战争向解放区纵深发展，战线逐步缩短，敌我双方兵力更加集中，战役的规模越来越大，将是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两大野战军会师，为我军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创造了必要条件。争取主动、改变战局的关键，在于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只有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敌人的战略围攻，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使战局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

9月20日，即撤出淮阴的第二天，粟裕就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一起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提出了两个野战军集中行动以改变战局的建议。电报说：“为了改变华中局势，我们建议，以集中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攻占睢宁、灵璧、泗县，并扫除陇海东端之曹八集、大许家等处敌人，以恢复淮北路东地区，第二步攻占津浦路，配合刘邓包围徐州。这样李延年部必然东调，我可在其运动中求得逐步歼灭他之有生力量。”【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282页。

陈毅于9月21日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并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同意华中分局哿(20日)夜建议，山野、华野集中由淮海区向西行动的办法，并主张两个野指合成一个”。

张、邓、粟、谭和陈毅的电报先后传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9月22日和23日，中央军委先后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两份电报，同意集中两个野战军“统一指挥，向淮海行动，打开战局”，并且指示：“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如同意请即公布(对内)执行。”【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9103年12月，第1版，第136页。

这个战略决策和与之相应的组织决定，是在上下结合的基础上作出的，并且为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落实，却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粟裕接到中共中央9月23日电示，立即率华中野战军主力由益林县城(现阜宁益林镇)北移涟水以东地区，并指示华中野战军司令部赶印淮海地区的地图，准备执行两军会合在淮海作战的任务。

两军会合以后第一仗怎样打，才有取胜把握和有利于转变战局?在中央军委和陈毅、粟裕之间进行了反复的讨论。

9月26日，中央军委发电报给粟裕、谭震林：“山野、华野会合后，第一仗必须打胜。你们对于当前战役意见如何?两军何时可在何地会合?你们两人是否应当早日去陈处共同计划一切?”

粟裕、谭震林于9月27日将与陈毅会商的结果报告中央军委，说华野与山野已在涟水南北地区会合，并与陈毅反复会商作战部署。陈毅提出，集中21个团歼击由宿迁东进之桂系第七军。粟、谭建议，第一仗以打蒋系整编第七十四师为宜。电报回答中央军委关于当前战役的询问说：“我们意见，两军会合，初战必须全胜。华野全部经两淮月余之战斗，未得休整之前，暂不宜与桂顽进行恶战。山野部队亦应以先打较弱之敌以提高士气为宜。如我主力与桂顽决战于沭(阳)涟(水)中间地区，则沭涟两城有被七十四军(按：即整编第七十四师)及六十九师攻占可能。因此，我们曾建议以山野一部守沭阳，使一部钳制桂顽，而集全力解决由两淮进攻涟水之敌七十四师(可能有二十八军之一部配合)，而后再依战况发展集全力歼灭六十九师或桂顽。如获全胜，也可乘胜收复两淮”。

中央军委于9月28日电示陈毅：“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我们意见：(一)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二)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00页。

粟裕分析华东战区敌我态势及其发展趋势：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下的12个军(整编师)29个旅，其中12个旅集中于淮海地区；山东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合并后总兵力将达到10万人以上。他认为，我军必须在1946年冬到1947年春歼敌20个旅20万人，才能根本改变华东战局。只要在指挥上不犯错误，是可以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淮海地区的作战是有决定意义的作战。“ 淮北战斗之胜败，不但关系华东及山东之安稳，而且对全局都有重要之作用。如果我在淮北把敌人打下去，逼蒋无法分向其他方向增援，这对山东、热河、东北、山西都是一个直接的援助”。9月30日，他和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曾山联名，将上述分析和估计报告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283页—284页。

同一天，中央军委电示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你们须力争于三个月内外歼灭薛岳七至十个旅，刘邓则担任歼灭五军及十一师。总之，今后一时期内，主要打击薛岳，转换战局。”【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38页。

中央军委和粟裕的电报同时发出，不谋而合，对华东战局、主要打击对象和作战任务的分析判断几乎完全一致。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陈毅与华中分局诸同志一起，商定了作战部署以及山野、华野合并后的指挥体制，于10月1日上报中共中央。陈毅在报告中提出，集中山野、华野主力于宿迁、沭阳之间，六塘河以北地区，准备歼灭渡运河东进之敌，或西渡运河收复淮北。报告中还说：“两次到分局会议，他们战争方针很正确”，“ 今后集结张(鼎丞)、邓(子恢)、粟(裕)在一起，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定可改变局面”。

中共中央于10月3日电复陈毅并告张鼎丞、邓子恢、粟裕，指出：“部署甚好，望坚决执行”。“希望你们在淮海方面打几个好胜仗”。“目前你处与刘邓之任务是集中全力歼灭薛岳十个旅左右，即能转换战局”。【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11 页。

中共中央这个战略决策和相应的组织决定(山野和华野两个指挥部合并，陈、粟统一指挥)，由于敌情的变化和我军内部不同意见的讨论，未能立即付诸实施。

10月上旬，敌情发生变化。国民党军队得知华中野战军主力北移，并且得知山野、华野主力有进攻宿迁、截断其后路的企图，便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一面由两淮东犯涟水，威胁华野后方，一面由鲁南进占峄县、枣庄，威胁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

面对这种形势，粟裕和张鼎丞、邓子恢于10月7日连发3电给陈毅，建议首先歼灭由两淮东犯涟水之敌，同时积极准备执行淮北作战任务。他们认为，如此才能保障坚持苏中之后路，对今后进入淮北亦有很大帮助，否则苏中全失，于华中固不利，于山东及整个大局亦不利，并且提出“盼军长来此间统一指挥”。电报中说，“ 我们始终认为，统一指挥是今后取胜的基本条件，因此建议山野、华野司政机关必须合并，不要仍存两套司、政”。“为确保指挥统一、指挥协同计，建议陈、粟会合在一起”。

陈毅于10月7日和8日电复张鼎丞、邓子恢和粟裕，同意华中野战军南移作战计划，同时提出“目前趋势是分布南北作战，你们南下负责打南面，我在北面照顾 ”。“如鲁南紧张，则应考虑山野回固根本”，“我便不能南来你处，只好分任南北”。10月9日，陈毅决定山东野战军回鲁。他在发给中共中央并告华中和山东负责人的电报中提出：“我意山野必须迅速回鲁，华野应迅速北上或派队巩固淮海区”，“或竟不顾淮海糜烂，让山野北上打仗之后再南下”。

华中分局张鼎丞、邓子恢、曾山接到陈毅10月9日电报，当天就发电报给中共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他们认为，“山野、华野分开行动，对将来战局无法改变，对全国战局亦有害处”。因此“坚决反对陈这种布置”。第二天又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并告当时在涟水前线的粟裕、谭震林，说他们3人当天就去陈毅军长处商谈。

他们的做法，无论是向中共中央报告自己的意见，还是向陈毅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现象。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员有权“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当时，粟裕正在涟水前线，并未参与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发电报提意见这件事。可是，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却把这封电报诬蔑为“反陈毅”，无中生有地指责粟裕在这份电报上签了名。

这时敌情又发生变化。两淮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得知华野主力南下，立即停止向涟水进攻，而集结于两淮附近。粟裕和谭震林决定，停止对两淮东进之敌作战，华野主力转兵北上。粟裕、谭震林于10月10日将上述决定报告华中分局。10月11日，粟裕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并陈毅和华中分局，建议集中山野、华野主力沿陇海路西进，威胁徐州，直逼津浦，迫使鲁南、淮海之敌回援。他说：“目前鲁南局势骤紧，此对华中之坚持亦有极大影响。鲁南不保，华中将难于坚持。但华中如不能坚持，则将使我大军局促于鲁中地区更为不利，造成山东莫大困难。为欲挽救此种危局，非集中华野、山野全力以赴不可，为此必须抛开次要，求其主要”。他还特别说明，这个方案完全是从全局利益出发，“对鲁南极有利，唯华中要吃亏，特别是后方冬衣(均在曹甸以东地区)有损失可能”。【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284页。

中共中央考虑了各方面的意见，于10月13日发电报给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明确指示：“你们仍照过去决定集中山野、华野全军(包括八师) 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大仗，开展局面，对淮海本身，对鲁南，对苏中，对配合刘邓均好，对将来出大别山转入外线作战(几个月之后)亦有利”。【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22页。

陈毅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后，提出了山野、华野全军人鲁的主张。他在10月13日亥时(21—23时)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目前行动以迅速出击鲁南为宜。在淮北，敌有准备，工事坚固，敌火下渡河有困难，战场不好。在鲁南，战场好，供应便利，易求运动战，可避开桂系。山野，华野同去，胜利有把握”。

对于这场有关战略出击方向和出击时机的争论，中共中央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10月14日8时至9时，1个小时之内，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两份电报，一份发给陈毅，一份发给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

中央军委给陈毅的电报说：“现在因感渡运(河)向西作战困难，而主张全军人鲁，假如人鲁后仍感作战困难，打不好仗，而苏北各城尽失，那时结果将如何?且渡运作战是你自己曾经同意之方案。此次你与张、邓、曾会商，亦以渡运作战列为方案之一。何以元亥电又不相同?如按元亥电实行，你与张，邓、粟，谭诸同志间关系是否将生影响?请对各方利害分析再告。”

中央军委给张、邓、粟、谭的电报说：“陈军长元亥电仍主张山野、华野全军去鲁南，你们意见如何?速告。你们觉得全军去鲁南歼敌把握如何?如确有歼敌把握，自以去鲁南打较在淮海打为有利。因鲁南敌歼灭后，即可出陇海，淮泗，对华中局面并非不利。问题是歼敌究以在何地为宜。”

粟裕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后，认真分析在淮海作战和在鲁南作战的利弊得失。他认为，从战略防御阶段的作战要求来看，把鲁南作为诱敌深入的底线固然比淮海好。但是，从战局发展趋势来看，也存在4个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第一，蒋介石军队当前的进攻重点在华中，如果我全军即刻人鲁，敌人的进攻重点也将由华中转入山东，华中将过早地丧失，对于我长期作战不利。第二，两淮失守后，敌人已对我军形成半包围态势，如果不在淮海地区打一个大规模的歼灭战；下一步作战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第三，我军撤出两淮，在群众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波动，如果不打一个胜仗就全军入鲁，对民心、军心不利。第四，为在苏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也需要主力部队再打一个胜仗。因此，在全军人鲁以前，应当在淮海地区打一个好仗。【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406—40页。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导下，经过反复商谈，陈毅与华中分局诸同志取得一致意见，决定暂缓去鲁南，而首先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好仗。10月15日子时(23—1时)，陈毅与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将商谈结果报告中共中央。当天就收到中共中央的复电。

中共中央的复电指出：“决心在淮北打仗，甚慰。南京息，蒋方计划，引我去山东，我久不去，乃决心与我在淮北决战。此种情况于我有利。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就一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25页

一场关于战略出击方向和指挥体制的讨论，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终于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组织决定：在司令员在位的情况下，赋予副司令员以战役指挥权。这不仅在当时各战略区、各野战军中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外军事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陈毅和华中分局诸同志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和组织决定统一行动，山野、华野主力集结于沭阳、宿迁两侧，待机迎击东犯之敌。

10月18日，陈毅、粟裕、谭震林联名将上述部署报告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军委第二天复电指出：“部署很好，望坚决执行”。

从此以后，粟裕就担负起合并后的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以及后来正式组成的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重任。

三、涟水城畔铁拳痛击张灵甫。利用矛盾妙算智斗“猴子军”。

淮海地区的一场大战尚在酝酿过程中，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在苏北和鲁南相继举行了6次规模不等的战役，包括东台防御战，涟水保卫战、峄东反击战、台枣反击战、淮沭路反击战和盐南反击战。粟裕直接指挥了其中的东台防御战、涟水保卫战和盐南反击战等。

涟水保卫战，是6仗中持续时间最长、杀伤敌人最多的一仗。在作战指导上，粟裕特别注意处理第一仗与第二仗以及以后诸仗的关系，强调在打第一仗时要为第二仗、第三仗创造条件。

10月19日，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主力刚刚集结于涟水以北的沭阳，宿迁地区，陈毅与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会合在一起，两淮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就重施“避实击虚”的故技，向涟水城发起进攻。

敌人的动向，不仅早在粟裕预料之中，而且对此作了充分的准备。5天以前，他就把一支奇兵埋伏在涟水城内。

10月14日清晨，第五旅(当时改称第十一纵队)司令部传达粟裕的指示，要该旅第十五团团长李士怀到涟水城北的樊卜庄华野前线指挥所，给这个团下达了“不惜一切代价在涟水防守7天7夜”的战斗任务。

李士怀对这次粟裕面授机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记述当时情景说：

根据以往的经验，指名一个团长到粟司令那里去，由他面授机宜，任务一定非比寻常。我一时猜不透粟司令会给我什么样的任务，心情不由得有些紧张。但当我想到几小时后，就可见到苏中七战七捷的卓越组织者指挥者，使敌人闻名胆寒的粟裕司令，又不由得无比兴奋。早饭后，我跨上战马，带着一名作战参谋和一个警卫员，风驰电掣地奔向华野前线指挥所。刚跨进门，粟司令高兴地迎了上来：“你们辛苦了!弄水喝，休息休 息。”

我一面喝水休息，一面注视着在屋里漫步的粟司令。他身穿灰布军装，腿上打着绑腿，腰上束着皮带，显示出军人特有的干练利索气质。他矮矮的个子，清瘦的面容，浓黑眉毛下面，一对略微下陷的眼睛，更显得炯炯有神，给人一种沉着冷静、质朴谦和、平易近人的感觉。粟司令拉开遮在后墙上的白色帷幕，一幅巨大的苏北、鲁南形势图显露出来。

粟司令说：“现在把野战军交给你们的任务讲一讲。”我跨前两步，站到了地图跟前。

“依据敌军当前的部署，蒋介石很快就要向我们发起一个新的进攻。进攻方向可能有两个：一是集结于宿迁及洋河、埠子集地区的敌六十九师四旅、保一纵等5个旅，自宿迁东犯我陇海线上的新海地区，以切断我山东、华中两大解放区的联系； 二是盘踞于高(邮) 宝(应)、兴化地区的敌二十五军，来安、渔沟、王营、码头一线的桂系七军和猬集于两淮及其以东的七十四师、二十八师，自两淮进窥涟水，或沿通榆公路北犯盐阜，借以分割我整个华中。”粟司令讲到这里，两道浓眉紧锁起来，眼睛里射出逼人的光芒，用湖南乡音深沉地说：“敌人是一个大胆的行动。形势对我们来说是严峻的。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华中分局研究决定，把华中主力集中在六塘河以北、沭阳以西和淮安、马厂、钦工一线的机动位置上。”

粟司令简明扼要分析形势之后，把话题转到第十五团的任务上来，说：“最近得到消息，七十四师可能要进攻涟水。为了争取主动，决定把原来防守涟水城的皮(定钧)旅调出来，作为机动部队，派你们这个团来接替涟水的防务。”

提到七十四师，我团指战员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的。它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急先锋。近三四个月来，真是“冤家路窄”：在六合，我们和七十四师打；到天长、马坝，又和七十四师打；淮阴保卫战，我们的对手还是七十四师。这次防守涟水县城，一对“冤家”又要碰头了。我不由得脱口而出：“七十四师!”

“对，七十四师一定会来!”粟司令说：“七十四师侵占两淮，损失惨重，被我击毙团长2名，营长6名，主力五十八旅已不能再战，本拟调回南京休整，但蒋介石突然打来一个电报，对该师侵占两淮‘备极嘉奖’，弄得张灵甫昏头昏脑，争着留在苏北参战，要结束苏北战事再回南京。”粟司令下达命令：“你这个团，要不惜一切代价，在涟水城防守7天7夜!”

“当然，1个团想挡住七十四师，守住涟水城7天7夜，是困难的。你们先守起来。你们旅有3个团控制在茭菱附近，还有其他友邻部队也可以随时来增援你们。把过多的兵力陷在阵地上，削弱机动兵力，对大规模歼灭敌人是不利的。”粟司令把我引到摆在桌上的涟水地图前，对第七十四师可能选择的主攻方向，以及我们如何设防，进行了具体、详尽的分析和指示。听了这些分析和指示，我的头脑中立刻构成了一幅如何摆兵布阵、坚守7天7夜的作战蓝图。

最后，粟司令关切地问道：“这次任务很重要，很艰苦，还有什么困难?”

我说：“粟司令，我提点要求怎么样?”

“可以!”

我们有三条要求：一是伤病员能及时运下来；二是弹药再能补充一些……

说到这里，粟司令接过话来说：“你们在如皋的加力战斗中缴获不少嘛!”我不得不佩服粟司令对下情了解的精细。的确，我们在加力战斗中有大批缴获。我点点头表示是的。接着我又提出了第三条要求：战斗减员望能及时补齐。

粟司令高兴地说：“好嘛!能解决的尽快解决。”

时间已经是中午了。粟司令见我叫警卫员备马，热情地挽留我们一起吃午饭。

接受粟司令给予的任务以后，李士怀立即率领部队开往涟水城内，投人了紧张的战前准备。

与此同时，苏北地区党政军民也紧急动员起来，为保证涟水保卫战的胜利，抓紧进行后勤准备工作。淮海区、盐阜区各县都成立了后勤司令部，由县长任后勤司令，县委书记任政委，建立了具有严密组织、科学分工和统一指挥的战地后勤机构。组织了民兵参战团，组建了粮草供应站和伤员转运站，筹措了大批粮草物资。在涟水县(含涟东县)，两万多青壮年参加担架和运输队；妇女连夜磨面，做军鞋；儿童团在各个要道路口站岗放哨，盘查可疑行人；1万多名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慰问伤病员和军烈属。民兵参战团加紧修路、造桥，协助部队赶修作战工事。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在废黄河、盐河、六塘河上修建了几座简易大桥，保证部队运动和支前物资的转运。涟东民兵参战团一昼夜在涟水城南废黄河大堤上协助部队挖战壕500多丈。在涟水境内，建成了两个可供给万人需要的油盐供应站。在部队行军路上，每3里设一茶水供应站。涟水城镇工商界千方百计组织货源，尽可能满足部队需要。真正做到了一切为了前线，要人有人，要物有物。

果如粟裕所料，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整编第二十八师一九二旅共4个旅3万余人，在张灵甫指挥下，兵分3路，向涟水城扑来。

陈毅和粟裕、谭震林当机立断，改变集结整训计划，集中23个团的兵力，迎击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整编第二十八师一九二旅于涟水城下。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于10月21日将上述作战部署报告中共中央。当天晚上，粟裕就率领华野司令部部分人员开赴涟水前线。

粟裕分析当面敌军情况，对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桂系整编第二十八师采取了区别对待的策略。

整编第七十四师，是国民党军队的“五大主力”之一，美械装备，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号称蒋介石的“御林军”、“王牌军”。在战争初期，它从南京开赴内战前线，首占六合，天长，再占淮阴、淮安，骄横跋扈，气焰嚣张。对于这个内战急先锋，粟裕决定集中华野主力第一师、第六师和第十纵队，予以歼灭性打击。

整编第二十八师，战斗力较强，战术比较灵活，被称为“猴子军”。在淮南、淮北的战斗中，表现特别顽强，尤其担心在战斗中大量减员，我军要俘虏他一人往往要付出伤亡四五人的代价。针对这一特点，粟裕指令部队，在与整编第二十八师第一九二旅交战中，要尽量杀伤敌人，迫使它知难而退，对内战采取消极态度。

张灵甫志在必得，指挥3万余军队，在飞机掩护下向涟水城发起猛烈进攻，企图速战速决，占领涟水。他兵分3路，而把攻击的重点摆在涟水城南的废黄河河套地区。

废黄河，又称淤黄河。南宋光宗五年(公元1194年)，黄河在铜瓦厢(今河南兰考境内)决口南下，夺淮人海，流经涟水。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再次在铜瓦厢决口，河道北徙，改经山东入海。涟水一带黄河故道泥沙淤积，河床高过两岸平地。废黄河河堤横亘涟水城南，高过城墙，成为涟水城天然屏障。

张灵甫把他的五十一旅摆在正面，向废黄河河堤冲击，以为只要渡过河堤，涟水城就唾手可得。然而他没有料到，粟裕早就把一支奇兵埋伏在这里，第五旅第十五团在河堤上构筑了防御工事，沿废黄河北岸大小3道河堤设防，阵地前沿及河床底部设置鹿砦，全线以交通沟相连。指战员们斗志昂扬，摩拳擦掌，严阵以待。

国民党军的进攻，遇到了华野部队的顽强抗击，每发动一次攻击，就留下一堆尸体。激战至10月28日，粟裕下令全线反击，敌军有的被歼，有的投降，有的溃退。张灵甫组织“督战队”，以几十挺机枪阻击溃退蒋军。整编第二十八师一九二旅大部被歼，旅长曾振负伤，率残部溃退，被张灵甫的“督战队”杀伤数百人，还有不少人在渡河时落水身亡。曾振丢开整编第七十四师，率残部逃往淮安。随后，张灵甫也急忙收拾人马，逃回淮阴。

涟水保卫战，从10月19日开始，到11月1日结束，历时14天，歼敌9000多人，其中整编第七十四师6000多人，整编第二十八师一九二旅3000多人，缴获各种炮15门，各种枪7000多支、炮弹和枪弹40多万发，击落敌机1架。张灵甫再次尝到了粟裕铁拳的滋味，打破了七十四师不可战胜的神话。

这一仗，华野部队也付出了伤亡6000多人的代价。特别是第十纵队司令员谢祥军光荣牺牲，是一个重大损失。粟裕为此深感痛惜。他后来说，涟水保卫战基本上是一个消耗战。但是，这一仗打得气焰嚣张的七十四师伤了元气，使我军取得了打大仗、打恶仗、打硬仗的经验，保住了涟水城，对华中区领导机关转移山东起到了掩护作用，在稳定华中战局上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为后来宿北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如果不打这一仗和东台防御战、峄东反击战、台枣反击战以及后来的盐南反击战，放敌人长驱直人，集中兵力打宿北战役的决心就不那么好下了。

经过这一战役，粟裕对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二十八师区别对待的策略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张灵甫发电报给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胡琏、第七军军长方先觉，头脑显得稍为清醒了一些。他说：“匪军无论战略战役战斗皆优于国军。数月来，匪军向东则东，往西则西。本军北调援鲁，南调援两淮，伤亡过半，决战不能。再过年余，死无葬身之地。吾公以为如何?”不过，他还是过于乐观了。实际上，并未等到“年余”，仅仅过了半年，他和他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就全军覆没了。而“猴子军”整编第二十八师则惊叹：“中共军避实击虚，迅雷不及掩耳，使你措手不及。”有了这一仗的教训，整编第二十八师以后打仗就不再那么积极了。

四、一手抓打仗，一手抓建军。总结战争初期的实践经验。

涟水战役前后，粟裕一手抓打仗，一手抓建军，组织部队利用战斗间隙抓紧整训。这次整训，从9月下旬延续到11月上旬，其间因涟水战役而一度中断。整训的主要内容，是组织部队，特别是干部学习中共中央的《三个月总结》和中央军委《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总结战争初期的实践经验，进一步统一战略战术思想，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他自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同时组织部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9月25日，粟裕利用撤出两淮以后的短暂休整时间，在华中野战军干部大会上作苏中战役总结报告。这个报告，在8月31日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对战争初期的实践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述了战略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强调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根据这个基本指导思想，“我们执行了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原则，但在战术则恰恰相反，采取了以多胜少的打法”，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术上的速决战。“我们要迅速转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必须迅速消灭敌人一路或两路，迅速解决战斗。尤其是在敌人占优势的战役中，必须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法”，“在战斗中采取三个至五个打敌人一个的办法”。只要把这个报告与中央军委《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三个月总结》加以比较对照，就可以看出，粟裕在战略战术指导思想上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是如何的一致，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何等重要的贡献。

10月中旬，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在苏北地区会师，粟裕及华中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与陈毅会合于涟水与沭阳交界的陈师庵地区。10月20日，陈毅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山野、华野两机关靠拢，相距五里，我与粟、谭即日会合，住华野开始工作”。但是，第二天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整编第二十八师就向涟水进攻，因而决定改变集结整训的计划，发起涟水保卫战，粟裕到前线指挥作战。10月27日，涟水保卫战取得决定性胜利。陈毅和张鼎丞、邓子恢决定：粟裕、谭震林率华中野战军在涟水城西附近整训，陈毅率山东野战军司令部和第八师返回鲁南。

在返回鲁南以前，陈毅在华中军区军直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了三个问题：(一)三个月自卫战争中经验的总结；(二)粉碎蒋美的政治攻势与和平攻势；(三)我们今后的工作。当时负责会务工作的华野政治部秘书处长谭肇之回忆，陈毅到场就向到会干部拱手致意说：“你们打得好啊!佩服!佩服!”陈毅的讲话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战略要地也可以放弃，最后还可以收回。他从淮阴失守讲起，说：两淮能不能守?是不是“马德里”?失守不可避免，造成的困难是有的，但对整个局势没有大的影响。临沂能不能守?也可以守一下，最后还是不能守。张家口，敌人是要进攻的，能不能打?也可以打一下，最后是要放弃的。延安能不能守?我看也要放弃的。这些统统都不要紧，最后全中国都是我们的。陈毅作完报告，当天晚上就率领山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和第八师返回鲁南。

涟水战役以后，粟裕抓紧战役间隙，继续组织部队休整。从11月中旬到12月初，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先后在涟水附近召开华中军区党代表大会和营以上干部大会。粟裕在会上作军事工作报告，着重讲组织大兵团作战问题。他还和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一起，组织指导部队总结了“立功运动”、“溶化俘虏”、“评定伤亡”等政治工作经验。

立功运动，原称“功劳运动”，是在苏中战役中首先在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二团开展起来的。1946年11月，延安新华社广播推广了这个团的经验，称它为“人民自卫战争中的一个创举”。1947年2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再论立功运动》的社论，指出：“自从去年苏鲁皖部队首创立功运动以后，全解放区部队机关已经普遍推行。这一运动，显然已经成为人民解放军争取胜利的有效工具和很大的推动力量。”

溶化俘虏，是在忆苦教育的基础上，首先在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三团开展起来的。在苏中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大多数是饱受剥削压迫的工农家庭子弟。经过忆苦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立即掉转枪口参加战斗。他们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战术、技术比较好。参加革命队伍后，不少人迅速成长为战斗英雄、基层干部，不仅解决了我军的兵员补充问题，还有利于我军战术、技术的提高。有些人说：蒋介石不仅是一个“运输队长”，还是一个“训练部长”。那时部队中随处可以听到这样一首歌：“天下穷人是一家，蒋介石叫我们互相来残杀。如今来到解放军，不分什么你我他，团结在共产党领导下，地主军阀都打垮。”

评定伤亡，也叫“民主战评会”，是在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九团首先开展起来的。涟水战役以后，九团用这种方法总结伤亡较多的经验教训，不仅增强了指战员之间的团结，而且促进了学习战术、技术的积极性。评定伤亡与立功运动互为补充，既提倡英勇作战，又讲究战术技术，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有效措施。粟裕对这一经验非常重视，认为它找到了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的结合点。

这三项具有独创性的经验，当时被称为“政治工作的三把钥匙”。在粟裕和钟期光等人的热情支持、积极推广下，迅速在华中野战军各部队中广泛开展起来，成为华中野战军越打越多、越战越强的重要保证。

五、宿北战役。华东战局第一个转折的标志。 在解放战争的战役指挥中最感紧张的第一次。

第一次涟水战役以后，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经过短暂的整训，又在粟裕的组织指挥下，从11月26日至12月8日发起了盐南反击战，歼灭由东台北犯之敌5000多人。12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盐城前线之捷》的时评，指出“这是五个月来粟裕将军所部的第十一次大胜仗。这十一次大胜仗歼灭蒋军足足有九万人。苏皖军民光荣的自卫战绩，最生动地证明了蒋军的必败”。

与此同时，栗裕密切注意华东以至全国战局的发展，筹谋未来的作战行动。

这时全国战局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经过7月到10月4个月的作战，国民党军队被歼灭32个旅，占其总兵力的六分之一。虽然侵占了解放区153座中小城市，却不得不分兵把守，反而成了它的“包袱”，能够机动作战的兵力日益减少，因而战线太长与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相反，人民解放军却由战争开始时的127 万人增长到137万人，野战兵团在战争中不断充实和加强，机动兵力大大增加。战局的变化，正如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论战局》所指出的那样，今后几个月，对于战争双方都是“最紧张的一段”。

处于这个“最紧张的一段”，战争双方都在谋划新的对策，竭力争取战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延安制定了新方针。11月21日，周恩来率领中共和谈代表团由南京返回延安的第三天，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枣园举行会议，分析当前的形势，确定以后的方针。他们认为，蒋介石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和平谈判的大门已被关闭，“边谈边打”的局面已经改变。毛泽东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他是不允许共产党在保持一块地方的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毛泽东指出，过去几个月内消灭了国民党38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可能的，也是能够改变战局的。他说：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七八十个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就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大约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达到这一目标。【注】《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781—782页。毛泽东强调，今后数月的关键仍然是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扩大歼灭战的规模，从根本上扭转战场形势，夺取战争主动权。

南京发动了新攻势。蒋介石坚持武力统一中国的反动政策，悍然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代表大会”，又从后方抽调5个军约16个旅到内战前线，维持其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其进攻的重点仍然摆在华东战场，投入了25个整编师(军)68个旅(师)的兵力。投入兵力之多，居全国务战场之冠。

因此，全国各个战场比较，在华东战场上，双方投人的兵力最多，仗打得最激烈，战役的规模也最大。

1946年11月底到12月初，蒋介石为配合其伪国大的召开，制定了一个迅速结束苏北战事的计划。在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下，集中12个整编师 (军)28个旅(师)的兵力，从东台、淮阴、宿迁、枣庄和峄县4路进攻，企图切断山东与华中的联系，聚歼华中野战军主力，或者逼迫华中野战军退到陇海路以北。

这时，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主力位于苏北盐城、涟水一带，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主力位于鲁南地区。

在北起鲁南峄县南至苏中东台的1000余里的战线上，包括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中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整编第十一师在内的几十万蒋军三面压来，对华野和山野形成了半包围态势。国民党军队在兵力和态势上占据优势，华野和山野处于相对劣势和被动地位。

为了寻求正确的战略战役决策，迅速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在中共中央军委的指导下，粟裕与陈毅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探索。

12月6日，陈毅先后提出4个作战方案，上报中共中央并告华中军区。他认为，4个作战方案，各有利弊，“以集中力量确保沭阳，歼击十一师之一路为最好”。7日又电示华中野战军：集中兵力首先歼击由两淮进犯涟水之敌，尔后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夹击进犯沭阳之敌。

粟裕接到陈毅的方案时，正在盐城以南指挥作战。他分析敌我态势，认为在4路敌军中以由宿迁东犯沭阳、新安镇的一路对我威胁最大。只有集中主力歼灭这一路敌人，才能化被动为主动。但是，当时华野主力正在盐南作战，阻击东犯沭、新敌军的兵力比较薄弱。如让宿迁之敌东进，势将形成三面应敌的不利局面。因此，他在 12月8日与谭震林联名发电报给陈毅，建议山野主力迅速南下，至少进至陇海路边，以便能在两日内赶到宿迁、沭阳地区参战。陈毅12月9日复电，同意粟、谭 8日电部署，决定率领山野主力连夜转移到山东与江苏交界处的码头、沂河北岸机动位置，两夜即可到达宿沭路作战，同时兼顾打击鲁南之敌。

这样，集中山野、华野主力先打宿沭一路蒋军的决心就基本上定下来了。

正确的战略意图，必须通过战役的胜利来实现。

中共中央军委认为，歼灭进攻沭阳之敌极为重要，而且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对这次作战的组织指挥极为关注。12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陈毅并告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应待盐城作战结束，粟率一师北返，并待敌情完全明了后再考虑部署。届时请粟提出计划电告”。

12月9日，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报告盐南战役歼敌5000多人。12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庆祝盐城大胜，望对指战员传令嘉奖”。同时指示：“望粟即日北返，部署沭阳作战 ”。【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54页。把战役指挥的重担加在了粟裕肩上。

粟裕接到中央军委电示，立即由前线出发，昼夜兼程，赶到位于涟水、沭阳交界处的华中军区驻地张集，同从鲁南南下的陈毅会合，共同策划和指挥宿北战役。

粟裕多次谈起，他在解放战争的战役指挥中有三个最紧张的战役：宿北、豫东和淮海。宿北战役是第一次。他说：我协助陈毅同志指挥宿北战役，深感责任重大，心情紧张。这一仗是山野和华野会合后第一次协同作战，也是华东战场上化被动为主动的关键一仗。直接参战的部队大部分属于山东野战军，指挥机关也是山东野战军司令部，我对指挥机关和参战部队不熟悉，感到心中无底。中央军委早有要求，“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如何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战役指挥任务，又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是一个棘手的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但是，考虑到战争全局的利益，考虑到中央军委的重托，决心打消一切顾虑，把这一仗打好。

粟裕和陈毅等领导人一起，密切注视敌情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部署。他们分析敌我态势，判断在4路敌军中，东台、两淮、峄枣3路敌军曾遭到我军打击，顾虑较多，进展不会太快，而由宿迁东进之敌，以为我山野、华野主力尚在鲁南和苏北地区，可能乘虚冒进。这一路中的整编第十一师，装备精良，兵多将骄，刚从中原战场调来，对淮北地形、民情不熟悉。整编第六十九师由3个不同建制的旅合编而成，内部矛盾较多，战斗力较弱。师长戴之奇是三青团中央委员，政治上极端反动，不久前刚被蒋介石提升为中将师长。此人军事指挥无能，政治冒险精神十足，必图邀功冒进。于是，决定出其不意，中央突破，集中兵力，先打弱敌，以24个团的兵力，首先围歼立足未稳之整编第六十九师于宿迁、沭阳，新安镇三角地区，分割、阻击并视情歼灭整编第十一师；同时以28个团的兵力分别监视和阻击其他 3路敌军。

12月14日，陈毅、粟裕将这个作战部署上报中共中央军委。第二天就收到中共中央军委复示：“决心与部署甚好。战况望随时电告”。

果如粟裕等人所料，敌人按照预定的计划，由宿迁向沭阳、新安镇攻击前进，整编第六十九师和整编第十一师主力呈扇形展开，出现了我军予以穿插分割，各个歼灭的大好战机。陈，粟当机立断，调整部署，指挥部队隐蔽接敌，向整编第六十九师发起突然攻击。

在这次战役中，第一次使用“华东野战军”名义：12月13日发出的预备命令，署名“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指挥机构称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所。几位领导人的分工是：陈、粟一起指挥全战役，谭震林指挥阻击进犯涟水和盐城之敌，陈士榘和政治部主任唐亮直接指挥第一纵队、第八师作战。

战役发起以前，陈毅和粟裕率领前线指挥所到达宿迁东北的阴平、叶庄；战

Chapter_13

役进行中，又前进到靠近主战场的司吾山五华顶。在整个战役进程中，陈、粟密切合作，紧紧把握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及时地对部队发出具体指令。据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所《宿北战役阵中日记》记载，从1 2月14日到l 9口，陈、粟发出的指令有34次，其中标明“陈示”或“陈令”的8次，标明“粟示”或“粟令”的14次，只标明“示”或“令”的12次。除此以外，还有陈毅、粟裕写给陈士榘，唐亮的指示信1件。

当时的淮海区第三中心县委和第三支队负责人章维仁，曾经奉命来到前线指挥所，亲眼看到陈、粟紧张而和谐指挥的生动景象。

前线指挥所设在阴平西面叶庄的一个独立家屋，三间坐北朝南的草房，前面是土墙围绕的小院子。

12月15日清晨，章维仁走进草房，只见墙上挂满了地图，粟裕副司令员站在一条板凳上，一手按着地图，一手拿着话筒，正在与前线指挥员通话。他有时对站在左边的陈毅司令员讲几句话，陈毅点点头，又继续与前线通话。大约过了半小时，才与前线通话完毕。

陈毅司令员转过身来，对章维仁说：“这次我们布了一个口袋阵，六十九师已经被我军完全包围。”他哈哈大笑，用右手指指军服上的口袋说：“这一仗是瓮中捉鳖，我们完全有把握在一周之内消灭它!”

战役于15日黄昏发起。华东野战军出其不意的攻击，打了蒋军一个措手不及。第一纵队经过一小时战斗，歼灭整编第十一师工兵营和骑兵营大部，攻占了距离整编第十一师师部仅300公尺的曹家集，接着又切断了整编第十一师与整编第六十九师的联系。第八师经过彻夜激战，先后4次向据守峰山之敌发动猛烈冲击，在16 日拂晓占领峰山，并且打退了敌人的多次猛烈反扑，控制了关系战役全局的制高点。第七师、第五旅和第九纵队则控制了嶂山以北以东阵地，进一步切断了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与所属四十一旅的联系。整编第六十九师陷入重重包围之中，不断向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胡琏呼救。在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奇伟与前线指挥官胡琏、戴之奇之间，展开了一场惊慌失措、相互指责的呼叫。戴之奇哀求：“拉兄弟一把!”吴奇伟命令胡琏：“请你强渡六塘河，向戴先生靠拢!”胡琏则哀叹：“戴先生不堪设想了!”

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粟裕命令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九纵队和第五旅，以迅速勇猛的动作，向被包围在人和圩等地的整编第六十九师展开进攻。17日下午 2时，陈、粟命令：第九纵队归第二纵队指挥，并于今日集中全力解决人和圩之敌。第二纵队和第九纵队当即调整部署，运动接敌，但是到18日零时仍未展开攻击。粟裕下令：务限于18日拂晓前坚决攻下人和圩!各部队奉命发起攻击，由于准备不足，未获成功。当即总结教训，经过充分准备，于18日黄昏发起总攻。经过3个多小时激战，全歼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及其二六七团，接着又歼灭其四十一旅大部。至此，蒋军整编第六十九师全军覆没，中将师长戴之奇自杀，中将副师长饶守伟、少将参谋长张东彝被俘，宿北战役胜利结束。

在宿北战役进程中，华东野战军在鲁南、涟水和盐城方向的部队积极打击敌人，对宿北战役起了有力的钳制和策应作用。其中涟水阻击战，虽然由于指挥上的一时失误，被敌军攻占涟水，我军伤亡4000多人，打了一个消耗仗，但是毙伤整编第七十四师4000多人，并把它阻止在六塘河以南，保障了宿北战役的胜利进行。

宿北战役歼敌2.1万余人，是解放战争以来一次作战歼敌人数最多的战役，也是华东战场上歼灭战规模越来越大的良好开端，是华东战局第一个转折的标志。

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18日发出贺电，“庆祝宿沭前线大胜利”，指出“此战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涟水暂失，不足为患”。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为此发表题为《蒋介石孤注一掷的失败》的社论，指出：“这是苏皖解放区超过以前十一次大捷的空前的大胜利，也是今年七月以来整个爱国自卫战争中空前的大胜利”。“宿北大捷对于今后的战局，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六、鲁南大捷。胜利实现华东战局的第一个转折。

独创性的战争转折理论。

宿北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粟裕和陈毅等一起开始酝酿组织下一次战役。粟裕认为，宿北战役虽然给一路敌军以歼灭性打击，迟滞了其余3路敌军的进攻，但还只是把敌人的半包围圈打开了一个缺口，敌人并没有改变他的进攻企图。从总的战略态势来看，我军尚未完全摆脱被动局面，只是开始扭转战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略态势，还必须组织新的战役，以新的胜利实现我军的战略意图。问题在于如何选择有利的作战方向和打击目标。

这也是中共中央军委正在考虑的问题。

从1946年12月18日至25日的7天时间里，他们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设想过多种作战方案。

还在9月、10月间，陈毅就曾经和华中分局的同志多次酝酿过，集中主力，西渡运河，恢复淮北，逼近津浦路及徐州，以调动敌人，寻机歼敌于运动中。12月 18日辰时(7—9时)，陈、粟把这一设想进一步具体化，上报中央军委。同一天12时，中央军委尚未接到陈、粟建议电以前，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粟裕并告张鼎丞、邓子恢、张云逸、黎玉的电报，指出：“第二步作战，似以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庄)峄(县)台(儿庄)，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逐步收复苏北、苏中一切失地”。【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81页。正当粟裕和陈毅等人认真研究领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时，又接到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他们提出的“迅速西进迫近津浦徐州”的方案，说“如你们觉得这样有利，可以这样做”。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12月19日中午得到情报：薛岳令整编第七十四师及桂系第七军之第一七一师由涟水向北进攻，限23日攻占沭阳。陈、粟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行动方针。认为国民党军如果按照薛岳的命令北进，势必孤军冒进，有利于我就近转移兵力将其歼灭在运动中。陈、粟决定，除以一部兵力北上攻歼邳县地区之敌外，主力先南下歼灭运动中的整编第七十四师。 12月19日和20日，中共中央军委连发两电，同意陈毅、粟裕的主张，指出：“七十四师向沭阳前进，先打该师，甚为必要。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87页。可是，直到23 日，整编第七十四师仍在原地未动，并与第七军、整编第二十八师互相衔接，企图等待欧震兵团到齐后再继续北犯。敌人队形密集，不易分割。

敌变我变。陈、粟果断放弃歼灭整编第七十四师的计划，决定按中央军委的意图，主力回师鲁南，并于24日将这个方案报告中央军委。当天，中央军委就复电指示，如放弃打整编第七十四师的计划，似宜集中25个团左右的兵力，在鲁南地区歼灭蒋军整编第二十六师，迫退冯治安部。25日又电示陈、粟：“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你们必须集中第一、第六、第八、第四、第九、第十各师及一纵，警旅等部，并有必要之部署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91页。

这个过程表明，中共中央军委和战区指挥之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互相尊重，互相启发，终于求得最优作战方案。

粟裕说：经过这样一个反复酝酿的过程，加深了我们对于在鲁南作战重要性的认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一再指示，要在鲁南作战，使鲁南获得巩固，实际上是指出了在今后一定时期山东将是华东的主要战场。如果继宿北战役之后再在鲁南打一个大歼灭战，不仅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圈，使华东、华中两路野战军完全会合，而且能为今后在山东作战创造良好的战场条件。鲁南巩固了，以后南下、北上或西进，都会取得行动的自由。如果分兵进入淮北，远离后方，不仅需要做好充分准备才能行动，而且不一定能调动进攻鲁南和苏北之敌回援。

确定了作战方案以后，如何选择打击目标，就成为定下战役决心的重要问题。

向鲁南解放区进犯的一路国民党军，这时仍停留于临沂西南地区。其中马励武指挥的整编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部美械装备，是这一路的主力，位于峄县以东的马家庄、太子堂地区；周毓英指挥的整编第五十一师，原是东北军部队，位于枣庄地区；冯治安指挥的整编第三十三军(后改称第三绥靖区)，原为西北军部队，位于台儿庄、四户镇地区。后两支部队装备较差，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矛盾，有浓厚的保存实力思想。

针对上述敌情，陈、粟等原来准备先打弱敌，首先歼灭冯治安部的整编第五十九师；后来改为先打强敌，首先歼灭马励武的整编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

为什么作出这种改变?他们认为，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共中央军委的意图，也更加切合当时鲁南战场的实际。整编第二十六师是鲁南一路蒋军主力，消灭了它，华东战局即可好转；若先打整编第五十九师，即使全胜，恐也一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鲁南问题。整编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虽是强敌，但它孤军突出，态势对它不利，又与冯治安部有矛盾，冯部不会积极增援，存在着强中有弱的因素。先打强敌，我军虽有不利因素，但有利条件更多，特别是战役一开始就可以集中27个主力团打蒋军6个团，兵力4倍半于敌，占有绝对优势。粟裕说：“选弱敌打，这是我军常用的一条原则。但有时为了迅速改变态势，扭转战局，我们也在有把握或既有一定把握又有一定风险的情况下先打强敌。”【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436页。

战争的实践告诉我们，这种反常用兵并非违反战争的客观规律，恰恰是适应战争的特殊规律。出奇制胜，常常被视为险着，也确实具有风险性。要做到似险而非险，必须使自己的行动建立在对敌我双方情况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历代军事名家都是反常行险的行家。“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粟裕就是这种善于反常用兵、出奇制胜的行家里手。

作战部署确定以后，除谭震林留在苏北指挥坚持华中的部队以外，陈毅、张鼎丞、邓子恢于24日、粟裕于25日先后向鲁南转进，29日又在陇海路以北的桃林会合在一起。经中共中央批准，华东局与华中分局、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机关合并，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1947年1月2日，鲁南战役发起以前几小时，毛泽东仍在关注战役的准备和指挥，他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询问：“打马励武是否准备完毕?粟及一师是否已至鲁南与你们在一起?”指示：“你们应以宿东战役(即宿北战役)为例，力争打大歼灭战。”【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99页。陈毅、粟裕于1月3日联名复电，报告他们已经会合在一起，第一师已经参战，对马励武的作战已于1月2日晚上开始。

陈、粟强调，对整编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的作战，要突然发起进攻，迅速包围分割，各个歼灭敌人。参战部队夜行晓宿，隐蔽开进，到达指定地域集结待命，在紧张的战前准备中度过1947年元旦。

陶勇率领第一师部队昼夜兼程北进，越过陇海路时，被国民党空军侦察发现。陶勇请示粟裕，是否还要昼夜兼程。粟裕说：“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迷惑敌人呢?”命令他们以营连为单位继续白天行军。这一反常行动，果然造成了敌人的错觉。他们认为，我军一贯夜间活动，现在竟在白天行军，断定我军“败退山东，不堪再战”。

马励武的整编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对华东野战军的作战意图毫无察觉，仍按预定计划由峄县向东进攻，一路进展颇感顺利，几天内就攻占了向城、卞庄等许多城镇，到达临沂县境。马励武以为临沂城指日可得，下令部队停止在马家庄一线，搜罗鸡猪牛羊，运来兰陵美酒，大吃大喝，庆祝新年。喝得醉醺醺的马励武口出狂言：“再过3天，我可以打赌，国军一定能进临沂城。进不去，砍我姓马的脑袋!”然后，就离开部队，回峄县城里过新年去了。

正当马励武在峄县城内怡然自得地观看京剧《风波亭》时候，风波果然来了。华东野战军比预定计划提前两小时发起对整编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的攻击，把敌人打了个晕头转向，很快就失去了统一指挥。经一夜激战，歼灭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大部，把整编第二十六师残部和第一快速纵队包围在一个狭小地区里。

1月4日，华东野战军即将发起总攻的时候，突然寒风劲吹，雨雪齐降，顿时坑里积水，道路泥泞。参谋请示粟裕：“计划有无改变?”粟裕说：“不变!这是天老爷帮我们的忙。雨雪交加，道路难行，把敌人的重装备陷在那里，他就更难逃脱了。”

整编第二十六师残部和第一快速纵队眼看增援无望，企图向峄县方向夺路逃窜，恰巧进入下湖、漏汁湖一线水洼地带，汽车、坦克、大炮等重型装备在泥泞中艰难地爬行。华东野战军部队冒着寒风雨雪奋勇攻击，只用几小时就把号称“国军精华”的快速纵队打成了瞎子、聋子，瘫子。到4日下午3时，除7辆坦克漏网逃到峄县以外，整编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3万余人全部覆灭。

马励武在日记中哀叹：“此诚余带兵以来对外对内作战损失最惨痛之一役也!”他认为，造成这一“空前覆败之局”的原因，是他们战略指导错误，而共军作战计划完善。他写道：“孤军深入已属兵家之大忌，而况孤军久立不退亦不进，致为匪所乘”；而“匪对我孤军深人一切明了后，乃下定一完善之作战计划，将我包围，所以陷入重围，成为被动。”

战斗刚刚结束，粟裕就同华野司令部的几位同志赶到战场视察，只见坦克，大炮和汽车漫坡遍野横七竖八地停在那里，各种枪支，弹药以及通信、工兵器材累积成堆，美国造的生活用具，食品、药物、被服遍地皆是，一批批全身沾满泥污的俘虏被押下战场。第一快速纵队的坦克兵说：“我们在印缅战场作战3年，一直是向前冲，美国人对我们也很看得起，想不到今天会败得这样惨!”华东野战军指战员忘记了连续几昼夜奋战的疲劳，在凛冽的寒风中打扫战场，用冻僵了的双手比划着讲述打坦克、缴大炮、捉俘虏的经过和体会，双眼红肿、布满汗垢的脸庞上露出自豪和胜利的笑容。粟裕目睹此情此景，心想：这些忠诚无畏的勇士们，是多么可敬可爱啊!人民子弟兵在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下所发挥出来的巨大物质力量，是敌人永远也无法估量的。

粟裕说，他在鲁南战役的指挥上，同宿北战役一样，最特出之处是慎重。因为这次作战有几个特点：一是敌人阵势摆得很长，成犄角之势，易于相互策应，我军处于几路敌人紧逼之中；二是作战对象生疏，除了美械装备的蒋介石嫡系主力部队，还有多兵种组成的快速纵队，过去未曾打过；三是两个野战军会合作战，与半数参战部队初次接触，互不熟悉，不大摸底。这些都使他兢兢业业，格外慎重。现在初战虽胜，仍不敢松懈，又进入紧张的思考。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第二阶段作战方向的选择上。

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预定方案是寻歼冯治安的整编第三十三军，相机收复台儿庄、峄县。在第一阶段作战过程中，粟裕就反复思考，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共中央的扭转战局、巩固鲁南的战略意图。他认为，为了打开鲁南局面，为继续打大歼灭战创造较好的战场条件，只打下峄县不行，还要攻克枣庄。枣庄是敌人在鲁南的重要据点之一，位于我军出击方向翼侧，如果不打下来，敌人就会依托这个据点从侧后攻击我军，对我很不利。枣庄有日伪时代就开始修筑的坚固防御工事，攻克它可能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对打开鲁南局面极为重要。战役第一阶段结束以后，敌情发生变化，冯治安的整编第三十三军退缩到运河以南，寻歼整编第三十三军的战机已失。粟裕当即向陈毅提出战役第二阶段同时攻取峄县、枣庄的建议。陈毅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军委迅速批准了他们的作战方案。

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战场情况和指挥部队作战，粟裕率领一个轻便指挥所，于1月9日拂晓到达峄县、枣庄前线指挥作战。

攻打峄县的战斗进展顺利。1月9日晚发起攻击，11日凌晨就全歼守敌，生俘敌中将师长马励武。攻城部队第八师中矿工出身的指战员较多，擅长爆破技术，在攻城战斗中发挥了威力。峄县战斗一结束，粟裕就进城研究爆破技术，要第八师指战员详细介绍了突破南门以及巷战中火力、爆破、突击结合运用的经验，并且立即把他们的经验通报枣庄攻城部队第一师。

攻打枣庄的第一师，素以擅长野战、灵活机智、作风顽强著称，但是较少城市攻坚经验。驻守枣庄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一师，在日伪遗留工事基础上，又构筑了大批集团地堡，形成了核心阵地与外围阵地紧密连接的防御工事，自吹“固若金汤”。攻城部队虽然打得英勇顽强，但受不会爆破的限制，进展迟缓，仅攻占大部分前沿据点，两次攻城失利。这时，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及整编第六十四师已全部进至台儿庄、韩庄一线，整编第七十四师正向新安镇前进中。当务之急，就是力争在敌援兵到达之前攻克枣庄。

1月14日，粟裕下令停止攻击，研究对策。他与第一师副师长陶勇、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第八师师长何以祥商量，增加攻击枣庄的兵力，第一纵队派两个团，第八师派1个团，协助第一师攻打枣庄。同时，把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康林找来，一起研究如何在攻城部队中学习和推广爆破技术。

粟裕招呼康林坐下，对他说：“康林同志，你们三团历来是能打硬仗的，可是啃枣庄却啃不动了，怎么样，碰到麻烦了吧?我们师对坚固设防之敌的攻击还是第一次，我把你找来，是想听听你下一步的打算。”

康林说：“师长(当时粟裕仍兼一师师长)命令停止进攻是正确的。我也正准备向张(震东)旅长汇报，我们三团善于打野战，而眼下是攻坚，部队缺乏攻城的作战经验，一下子很难适应。”

“说得对。”粟裕点点头，“但是办法你想过没有，工兵参谋同志?”在粟裕担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总指挥的时候，康林在那里担任工兵参谋。

康林讲了他对攻城作战的想法和建议。康林认为，要攻破敌人的坚固防御工事，必须使用连续爆破的办法。建议组建一个五六十人的攻城先遣组，分成爆破、火力、突击几个小组，进行专门训练。另外挖一条坑道，直通枣庄城墙脚下，这样爆破更加安全可靠。

粟裕高兴地说：“好啊!毛主席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的想法真是不谋而合啊!”转身征询陶勇等同志的意见：“你们以为如何?”陶勇等表示赞成。

粟裕问康林：“你过去学过爆破，你觉得这次有把握吗?火线练兵需要多长时间?敌人的城墙有1丈余宽，炸药包不能太小，这可不像炸个小炮楼子那么容易。”

“有3天时间就可以训练出爆破组。再准备好火力和突击力量，攻城问题可以解决。为了增大爆破威力，一包炸药来它三四十斤。只要炸开一个缺口，部队就可以进去了。”

“对!”粟裕眉毛一扬。“还应该再大一点儿，每包来它五六十斤，让敌人好好地坐坐咱们的土飞机。我们不攻则已，攻则必破。就这样定了，你马上回去组织实施。”

康林临走时，粟裕又嘱咐他：“你回去后，要发动群众，多调查研究。让广大指战员都懂得爆破技术的重要性，学会用爆破来消灭敌人。”

3天以后，粟裕又把康林叫来，了解组建和训练爆破组的情况。康林汇报说，按照师长的指示，发动群众献计献策，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不到3天战土们就掌握了爆破技术，还反复进行了抢占突破口的训练，指战员个个摩拳擦掌，信心百倍。粟裕满意地笑了，点点头说：“很好!”

与此同时，第一纵队、第八师抽调的3个团也冒雪到达指定攻击位置。各部队准备就绪。为给原为东北军的整编第五十一师留最后一次机会，特地给师长周毓英送去陈毅、粟裕署名的劝降信，但是未见积极反应。

粟裕的指挥所离前线很近，敌机不时飞来轰炸扫射，曾经两次射中粟裕住房。有一次，敌军在飞机掩护下朝粟裕的指挥所扑来。粟裕轻轻拍掉敌机轰炸时落在身上的尘土，镇定自若地指挥部队歼击来犯之敌。

在敌机频繁轰炸的情况下，为了不暴露目标，不能生火做饭，粟裕和指挥所的同志一起，用井水泡又冷又硬的煎饼、窝窝头充饥。他对这种生活早已习以为常了。负责生活管理的副官周俊才记述当时情景说：那时野战军首长的伙食标准是每餐一荤一素两菜一汤。但货源少，条件差，有时没有荤菜，就清炒辣椒。粟司令生活简朴，对自己要求很严。有时来了客人，才关照好好招待，也不过是增添一两个菜。枣庄战斗胜利结束后，粟司令说：今天请你们吃一顿。我们做了白米饭，两个菜，一个猪肉炒大葱，一个炒鸡蛋，大家美美地饱餐一顿。

1月19日下午，华东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对枣庄守敌发起总攻。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各部进行连续爆破，共打开5个突破口，突入市区，与敌展开逐屋逐堡争夺。战斗到20日13时，守军整编第五十一师师部及两个团被全部歼灭，中将师长周毓英以下官兵3700多人被俘。慑于华东野战军威力，国民党援军迟迟不敢前进，只有临城一路援军与华野第一师第一旅稍有接触。

鲁南战役胜利结束。在从1月2日至20日的18天的时间内，经过两个阶段连续作战，全部歼灭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整编五十一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共5.3 万余人，生俘两个中将师长，缴获坦克24辆、汽车474辆、各种炮217门以及其他大量武器装备，创造了华东战场上一个战役歼敌数字的新纪录。1月14日和2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先后起草两份电报，指示：“枣庄攻克，五十一师全歼，甚好甚慰。望对有功将土予以嘉奖”。指出：“三十五天内你们歼灭第六十九、第二十六、第五十一等三个整师，取得空前大捷”。“鲁南胜利，局面打开，我已夺取主动，敌已陷于被动”。【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18、632页。

1947年1月23日是农历春节，华东战区双喜临门：一个是鲁南空前大捷，一个是华东野战军正式成立。自从1946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指示“山野、华野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以来，经过4个月的曲折道路，两个野战军终于在胜利声中正式合编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治委员，下辖11个步兵纵队，还有一个新组建的特种兵纵队。

粟裕此时感到少有的轻松。他对机要秘书说：“走，小徐，散步去。”

他们踏着积雪，朝村外走去。大雪之后，田野白茫茫一片。除了村头几声犬吠，大地静悄悄的，一改几天来枪炮轰鸣的紧张气氛。粟裕边走边哼学生时代就喜欢唱的歌曲《葡萄仙子》。

云儿飘，星儿摇摇，

海早息了风潮。

爱喧闹的虫，

爱唱歌的鸟，

爱说话的人，

都一齐睡着了。

从宿北战役到鲁南战役，胜利实现了华东战区战局的第一个转折。宿北战役是这一转折的标志，鲁南战役是宿北战役的继续。

粟裕说，在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经历过3个转折：第一转折是从两淮失守到鲁南战役，是主战场由解放区前部转入纵深，两支野战军由战略上配合转为战役上协同的转折；第二个转折，从“七月分兵”到沙土集战役，是由内线歼敌到外线出击的转折，也是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第三个转折，从豫东战役到淮海战役，是由战略进攻到战略决战的转折。在这3个转折中，我们有一个由不够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第一个转折，不够自觉，但是取得了实践经验。有了这个经验，第二个、第三个转折就比较自觉了。

后来，栗裕在总结战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战争转折理论。他认为，战争进程中的转折，包括3个层次，即战略转折、战区转折和战役转折。他所说的战区转折，就是在一个战略区范围内的全局性战略性转折。他说：“在战争全局的转折和战役的转折这两个高低不同层次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层次，就是战区的转折。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全国性的战争中，必须划定几个战区。拿华东战区来说，人口、面积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华东我军兵力也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战时兵力，在中央总的战略方针下，有相对独立自主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战区内，根据敌我双方的变化，(战局的发展)又形成若干段落。在这一个段落与下一个段落之间，形成了战区的转折。这时，战争的许多方面，如作战对象、作战地域、作战规模、作战方法会发生变化，各方面的关系表现得错综复杂。作为一个战区的指挥员，要注重各个段落之间的转折。这是在战区指挥上最不容易掌握的时节。”【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425—426页。

这一战区转折理论，加上他的战略转折理论和战役转折理论，构成粟裕的战争转折理论，是他对军事科学的独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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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沂蒙连战连胜

一、适应两军合编、战争发展的新形势，增强全军团结凝聚力，统一作战指导思想，特别关注技术兵种建设。

1947年2月的山东解放区，虽然残冬尚未退尽，时有大雪纷飞，但已显露勃勃生机，预示着春天即将到来。

对于刚刚正式组成的华东野战军来说，军事形势与自然气候一样，尽管仍然面临着敌人重兵进攻的严重挑战，但是全军上下满怀必胜信念，迎接新的胜利的春天。

还在鲁南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粟裕就与陈毅一起分析敌我战略态势和战争发展趋势，判断徐州地区之敌不久就会发动新的攻势，决定利用战役之间的间隙，完成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的合编，召开华东野战军前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组织部队进行为期两周的休整，为迎接战争的新发展做好各项准备。

粟裕对这次休整特别重视。他认为，面对敌人的重兵进攻，战役间隙通常是很短暂的。作为战役指挥员，要十分重视、抓紧和利用休整时间，这是我军得以连续胜利作战的保证。在一定意父上说，要像对待创造战机和捕捉战机那样，组织战役间隙的休整。由于两支野战军刚刚合编，战争又有新的发展，在建军和作战两方面都面临着许多新问题，使这次整训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这次合编中，组成了以陈毅为书记的中共华东野战军前敌委员会，以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的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建立了统一集中的指挥体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陈毅对粟裕说：我们一如既往，军事上主要由你考虑。按照毛主席、党中央赋予的作战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敌人。至于先打谁，后打谁，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怎样打，请你大胆负责地考虑和指挥。粟裕说：我还是像过去一样，尽力当好你的助手。粟裕反复强调，全野战军都要尊重陈毅的领导和指挥。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重大问题都向陈毅请示报告。两军合编以后，人们仍然习惯地称他为粟司令。粟裕总是立即纠正，说：“我现在是副司令员，怎么还叫粟司令?只有一个司令员，没有两个司令员。应当叫我副司令员。”后来华野参谋处给华野首长编了代号，陈毅是501，粟裕是502，谭震林是503……粟裕对这个办法很欣赏，连连称赞说：“很好，又顺口，又保密，又好写。以后就叫我502好了。”陈毅对粟裕的工作大力支持，在战役决策和战役指挥上尊重粟裕的意见。在战役发起以后，常常离开指挥室，说：“我离开这里很必要，免得粟司令事事向我报告，延误时间。”但是，当粟裕在指挥中遇到故障时，陈毅就站出来讲话，有时拿起电话就说：“粟司令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你们坚决执行。”

陈、粟互相尊重，密切协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给部队树立了榜样，促进了全军的团结协作，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在原来的山东部队和华中部队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蔚然成风。“在陈、粟指挥下打胜仗”，成为广大指战员的坚强信念，为刚刚合编后的华东野战军顺利实行集中统一的指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

在这次整训中，根据华野前委的统一部署，着重抓了统一作战指导思想、提高大兵团作战能力和技术兵种的建设问题。

粟裕密切注视战争的发展趋势，探索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他认为，经过战争初期的较量，主战场由解放区前部转入纵深，战线进一步缩短，敌我双方兵力进一步集中，作战规模进一步扩大，战略战术也将发生新的变化，这是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战争指导上，必须适应战争的新发展，进一步提高大兵团作战能力，加速技术兵种的建设，准备对付敌人更大规模的进攻，打更大规模的运动战、歼灭战。

在作战指导思想上，粟裕特别强调树立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思想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歼灭战思想。他说：“本来，大踏步进退是运动战的特点之一。一切的走都是为了打，都是为了歼灭敌人，夺取战争主动权。大踏步后退，实际上也是大踏步前进，是进到另一个方向去歼灭敌人。”但是，这一作战指导思想一时还没有为广大指战员所完全理解。大家对大踏步前进是乐于接受的；对于大踏步后退，特别是打了胜仗以后还要大踏步后退，则不容易想通。过去，部队从苏中退到苏北，从苏北退到鲁南，都曾经遇到这个问题，部队中流传着一个发牢骚的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手拿煎饼，口咬大葱。大好形势，思想不通。有啥意见?要回华中。”经过宿北、鲁南两战胜利的实践，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特别是高中级干部对运动战、歼灭战指导思想的认识。通过华野前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统一了作战指导思想，为后来在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中实行大踏步进退，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在提高大兵团作战能力上，粟裕特别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指挥员树立协同作战的整体观念，提高大兵团作战的指挥艺术，组织部队学习大兵团作战的战略战术，充实和改善战斗部队的兵员和装备。粟裕提议，华东野战军前委决定，每个纵队人数由万把人增加到两万人，每个团由千把人增加到两千人。各个战斗部队的武器装备也有所改善。特别是利用鲁南战役中缴获的现代化装备，组建了特种兵纵队，加强了各个纵队的炮兵部队，更使华东野战军如虎添翼。这些措施，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特别是大兵团作战和连续作战的能力。

对于技术兵种的建设，粟裕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认为，我们进行的革命战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弱胜强，以劣胜优。我们必须正视武器装备上敌优我劣的现实，树立用“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加大炮”的坚强信心，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依靠正确的谋略和巧妙的指挥战胜敌人；同时又要看到，武器装备上敌优我劣的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满足于用“小米加步枪”作战，而要积极创造条件改善武器装备，积极学习和掌握使用新式武器装备的战术和技术，逐步实现技术装备上由劣势到优势的转化。因此，他特别重视技术兵种的建设，技术干部的培训和军事工业生产。他具体指导了特种兵纵队的组建，并派干部到东北筹建制造炮弹的工厂。

1947年2月，陈毅和粟裕找新上任的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谈话。

陈锐霆，山东即墨人，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国民革命军部队里当过炮兵团长。1941年4月，在豫皖苏边区举行反内战起义，参加新四军，曾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长兼炮兵司令员。此次鲁南战役开始后，陈、粟派他到战场上收集缴获的武器装备，为成立特种兵纵队作准备。

陈毅对陈锐霆说，前委决定成立特种兵纵队，把步兵以外的骑兵、炮兵，装甲兵、工兵统一管起来，以适应打大歼灭战的要求；同时成立一所特科学校，培养技术下部，迎接特种兵的更大发展。前委分工粟副司令员主管，今后有事直接向他请示报告。

粟裕着重谈了特种兵纵队和特科学校的建设方针问题。

粟裕说，特种兵纵队的建设，应当采取重点突出炮兵建设的方针。这和作战一样，必须集中兵力、火力于主要突击方向，才能取胜。就是说，在你们特种兵纵队骑、炮、装，工4个兵种中，突出炮兵建设。这是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是有什么偏爱，也不是你懂得炮兵就以炮兵建设为重点。中央2月1日指示，依据全国战争形势发展的要求，确定今后军事建设以炮兵、工兵建设为重心。根据我们华东地区部队半年战争的体验，仗是越打越大，打大的运动战，歼灭敌人的大兵团，没有炮兵是困难的。所以，突出炮兵建设是我军今后作战的急切需要。事关全局，必须以炮兵建设为重点，不能有其他选择。建设炮兵本身，也应该有重点和分工。轻型的为山炮，归各纵队建设，加强各自的炮兵团。特纵搞重型的火炮，编有野炮和榴弹炮。骡马牵引的野炮和汽车牵引的美式榴弹炮比较，应以机动性强的榴弹炮为重点。美式榴弹炮团，现有榴弹炮48门，本来可以编两个团，为了集中力量，提高效率，目前只编一个团。团的建设也要有重点，不能把干部、技术人员、火炮、车辆、仪器、器材平均分配到各营，要重点配备一个营，或每营重点搞一个连。只有这样抓住重点，才能快一点拿到前方作战。我考虑过，对榴弹炮兵部队的要求有三点：第一要很快编组起来，拿到前方作战，以应战争急需。第二要有过硬的战斗作风。第三要重视掌握技术。为了加快建设榴弹炮团的步伐，并能有过硬的战斗作风，我考虑了一个办法，就是从步兵团中，每连调一个打过仗的，军政素质好的，有点文化的班长，来当炮手。以他们作主体，再补充部分地方军升级上来的战士，争取团结教育改造一部分炮兵俘虏，并且把各个纵队的炮兵牵引车统统调给你们。这样，很快就可以建成一支能打仗的炮兵部队。

粟裕还指出，从长远来看，还必须抓紧技术干部的培养，以准备打更大的歼灭战，缴获更多的火炮，迎接特种兵的更大发展。华野前委决定，以华东军政大学炮兵大队为基础，组建特科学校，归特种兵纵队来管。

粟裕最后说，概括起来，你们有两个重点，当前的和长远的，但有轻重缓急。当前的重点是美式榴弹炮团的建设，集中最主要的力量赶急火，把榴弹炮兵突击出一部分，拿到前方去打仗。训练不足不要紧，陈司令讲过“以战教战”。另外一个重点是特科学校的建设，培养技术千部，这是长远的基本建设。

陈锐霆后来回忆说：“粟裕同志这次谈话，事实上为初建的特纵制定了建设发展的纲领。从这次谈话中，使我更加体会到，粟裕同志是一位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领导者，是一位相当老练成熟的领导者。”他们按照粟裕指示的方针和重点，抓特种兵纵队和特科学校的建设，很快就抓出了成效，既满足了当前作战的需要，又培养了特种兵发展需要的技术干部。两个月后，榴弹炮团就参加了蒙阴战役的主攻作战。两年以后，炮兵部队就由1个团发展为6个团。陈锐霆说：“炮兵成倍地发展，并没有感到干部不足的困难，主要得力于华野前委和粟裕同志的远见卓识、正确领导。”【注】《一代名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207— 210页。

在组织部队休整的同时，陈、粟等还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统一领导下，与地方机关一起，统一部署地方支援前线的工作，筹集大量粮草、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于临沂地区，进一步部署了苏北、苏中和淮北、淮南的敌后军事斗争。

这次休整，虽然时间不长，但为以后的胜利作战打下了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基础，使华东野战军顺利地进入了建军作战的新阶段。

二、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沂蒙山区首创莱芜大捷。

陈毅说：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1947年初，全国战局继续以华东战场为中心展开，主战场转入山东解放区境内。

面临和平攻势破产、军事进攻惨败的国民党反动派，采取集中重兵于主要战场的战略部署，企图与人民解放军作孤注一掷的较量。蒋介石主持制定了一个“鲁南会战”计划，调集15个整编师(军)59个整编旅(师)31万人于华东战场，企图迫使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于临沂地区。其中单是用于南北两线突击集团的兵力，就有11个整编师(军)29个整编旅(师)，包括“五大主力”之中的两个整编师。集中兵力之多，作战规模之大，是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空前的一次。为了实现“15天澄清鲁南局势”的企图，蒋介石特派他的参谋总长、“第一员大将”陈诚坐镇徐州指挥，下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亲自率领空军对鲁南地区实行“战略轰炸”。陈诚叫嚣：“党国前途，剿匪成败，全赖于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时发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号召。2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这一指示指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全国范围的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全党要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我军已歼灭进攻解放区的蒋介石军队的四分之一强，开始在几个战场上夺取了主动权。中共中央强调：“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15页。1月31日和2月 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华东野战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连续打数个大歼灭战，准备在1个半月到2个月内歼敌10个旅左右，彻底粉碎蒋军向鲁南的进攻。【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49—651页。

国共双方的战略态势表明，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迫在眉睫。 1月31日，鲁南战役结束刚刚10天，国民党军队就发起了新的进攻。按照蒋介石的“鲁南会战”计划，集结于南北两线的蒋军组成两个突击集团。南线的欧震集团8个整编师(军)20 个整编旅(师)为主要突击集团，从陇海路向北攻。北线李仙洲指挥的3个军9个师为辅助突击集团，从胶济线向南攻。两个突击集团南北对进，企图夹击集结于临沂地区的华东野战军主力。此外，还把原在冀南，豫北的王敬久集团1个军加3个整编师调到鲁西南地区，企图隔断华东野战军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联系，并伺机加入鲁南、鲁中作战。国民党军队吸取过去作战被各个歼灭的教训，采取“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法。在兵力部署上，采取 “烂葡萄里夹硬核桃”战术，在南线主要突击集团3路部队中，每路安排1个精锐主力部队作骨干，左路夹“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中路夹“五大主力” 的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右路夹战斗力也相当强的整编第二十五师。陈诚依恃其兵力上的优势，扬言：“即使全是豆腐渣，也能撑死共军!”

时刻注视敌军动向的陈毅和粟裕，早在1月26日就得知敌人有“集结更大优势兵力与我在鲁南决战”的企图，决定集中50个团的兵力，粉碎敌人的新攻势。如何打法?则经历了一个由“南征”改为“北战”的战役决策过程。

2月1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制定了一个先打南线之敌，诱敌北进到临沂外围，予以各个歼灭的作战方案。决定由第三纵队正面抗击中路之敌，诱使左右两路敌军急进突出，相机歼灭其中易于歼灭的一路，然后各个击破其余两路。但是敌人不中我计，坚持其稳打稳扎、齐头并进的战法，左右两路不仅没有突出冒进，反而就地构筑工事，且有向中路靠拢之势。此时，南线敌军重兵密集，难以分割歼灭；而北线敌军乘势南下，2月4日进占莱芜，威胁华东野战军后方。

面对这种形势，如何错乱敌人的部署，创造有利的战机，成为决定战役胜败的关键问题。

中央军委2月4日来电指示：“不管邱(清泉)军到鲁与否，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55页。

粟裕认为，中央军委作出必要时放弃临沂的指示，不仅给华野作战以更大的回旋余地，而且对如何击败敌人逼我在临沂地区决战的企图以很大启示。他分析战场态势，认为南线之敌在兵力、装备和物力等条件上占有优势，而且行动谨慎，不易各个击破。我军在不能给敌军以大量消耗和实施分割包围的情况下，不宜过早地与敌人决战。而北线之敌兵力比较少，战斗力相对不强，蒋介石嫡系和桂系军队之间矛盾较多，而且孤军深入，已形成对我后方的威胁。敌人在战略指导上拘泥于“攻其必争之地”的教条，认为临沂为我山东解放区首府，我军非在临沂决战不可。如果我军放弃临沂，主力隐蔽北上，歼击北线之敌，既可置南线敌人强大兵团于无用之地，避免不利条件下的决战，又可出其不意地歼灭北线的李仙洲集团，粉碎敌人南北夹击的企图。然后，我军还可乘势进击胶济线，打通鲁中，胶东、渤海地区联系，创造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歼灭战的条件。

这时，陈毅提出了一个“舍南取北”的作战构想。他说：与其在南线待机过久，不如置南线之敌不顾，而以主力转兵北上，以绝对优势兵力歼灭李仙洲集团。

陈、粟二人不谋而合。

陈毅要粟裕进一步思考并提出具体作战方案。粟裕分析华东战场敌我态势和战争发展趋势，考虑改变部署后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设计了应付战局发展变化的对策。经过华东野战军前委讨论同意，制定了北上歼敌的作战方案，于2月5日未时(13—15时)上报中央军委，陈毅、粟裕、谭震林联合署名。

在这份电报里，他们提出了3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而倾向于第三方案，着重说明了执行第三方案的好处。

这个第三方案是：“如南线敌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消灭，则除以一个纵队留临沂地区与敌纠缠外，其余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敌人，平毁胶济线，威胁济南，以吸引南线敌人进入临沂以北山地或增援胶济线，尔后我再举全力反攻，各个歼灭之。如执行此第三方案，至少可以彻底解决北线敌人，利于我今后全力向南；如临沂敌人继续北进，更便于对敌歼灭”。

2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电，表示完全同意第三方案，认为“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中央军委指示：“总之，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避免被动”。为此，南线华东野战军部队“在原地整训，对外装作打南面模样”，待北线之敌占领莱芜、新泰、博山之线以后再秘密北移；北线渤海区部队停止攻击，以使李仙洲集团放于南进。【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 658页。

就这样，最高统帅部和战区指挥员上下结合，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一个切合实际的莱芜战役作战方案形成了。

肩负战役指挥重任的粟裕，立即展开紧张复杂的战前准备和战役组织工作。在他面前，摆开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

部队指战员对大踏步远程北上没有思想准备，为了隐蔽作战意图一时又不能对广大干部战士讲明作战计划，必然会产生许多思想问题。必须充分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保证作用，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树立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思想。

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又不能放得太早，要恰到好处，掌握在我军主力有可能在北线抓住李仙洲集团之时。

沂蒙山区只有几条主要通路，而且山高路窄，崎岖难行，几十万大军同时北上，要解决许多难以预料的问题，协调各支部队的行动。

60多万支前民工掉头北进，已经运到临沂地区的达数亿万斤的粮草、弹药和其他作战物资也要及时转运北线，要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和细致的组织工作。

最重要的是隐蔽我军意图，造成敌人的错觉，错乱敌人的部署，创造有利的战机，迅速抓住李仙洲集团。

为了迷惑和调动敌人，陈、粟采取了一系列“示形于南，击敌于北”的策略。

一示南征之形。为了在政治上造成有利的影响，在军事上隐蔽北上歼敌的意图，决定在撤出临沂之前，给南线之敌一个打击。2月6日，指令第二纵队发起讨伐郝鹏举叛军的战斗。郝鹏举是一个看风使舵、反复无常的政客，原系国民党收编的伪军，1946年在我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起义，1947年1月又叛变投靠蒋介石，在“鲁南会战”中担任侧翼掩护任务。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动作神速，经一日一夜激战，歼灭郝鹏举叛军总部和两个师，生擒叛徒郝鹏举。

二示决战之形。主力部队协同地方武装，在临沂及其以南构筑三线阵地，摆出决战架势。粟裕说，声势愈大愈好，以迎合敌人企图在临沂与我决战的心理。在主力部队北上后，留下两个纵队于临沂以南地区，伪装华东野战军全军，阻击和钳制敌人，造成华东野战军主力仍在南线的假象。

三示失利之形。主动放弃临沂，使敌人产生我军连战疲惫，不堪再战的错觉。

四示西进之形。组织地方武装进逼兖州，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在黄河边筹集渡船。粟裕说，这样一来，即使敌人发现我军主力离开临沂地区，也会错误地判断华东野战军西进与晋察鲁豫野战军会合，而难以辨明我军北上作战的真实意图。

“兵以诈立”。示形用诈，本是用兵常法，难在运用之妙。粟裕此次用诈，妙在诈得合理，诈得可信。诈得合理，即符合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势。诈得可信，即投合敌人的心理状态。国民党军队依恃优势兵力，竭力谋求在临沂地区与华东野战军决战；又过低估计华东野战军力量，认为华野“伤亡过大，不堪再战”，预料华野不败即退。华野先是摆出与敌人决战的架式，然后主动放弃临沂，主力隐蔽北上，出其不意地歼击北线之敌。

国民党军果然中计。蒋介石、陈诚得意洋洋，陶醉于手下将领频频上报的“空前大胜”，判断“华东共军伤亡惨重，无力与国军决战，企图西渡运河与刘邓会师”。国民党的《戡乱战史》说，在华野主力向北作战略转移时，他们“一时竟不知匪军主力所在。及至判明其企图与行动时，我南进兵团(指李仙洲集团)已被各别包围于古马陵道中”。占马陵道，即孙膑减灶诱敌、智歼庞涓的马陵之战古战场，在鄄城、范县之间，不在莱芜。《戡乱战史》虽然未能准确指出马陵的方位，但却道出了蒋军重蹈庞涓覆辙的事实。

2月9日，在莱芜、新泰地区进行敌前侦察的华野司令部侦察科长严振衡，与华东军区派到桂系第四十六军的杨斯德(即化名李一明，公开身份是军长韩练成的秘书)相遇，获得了北线蒋军作战部署的最新情报：第四十六军担任前锋，2月8日进占新泰城；李仙洲总部率第七十三军的第十五师、第九十三师和第十二军的新编第三十六师居中，位于新泰以北的颜庄地区；第十二军主力第一一一师和第一一二师担任后卫，位于莱芜城和城北吐丝口镇。从地图上看，蒋军的阵势好像是从胶济线倒垂下来的一嘟噜葡萄，是北上歼敌的极好目标。莱芜，新泰地区是沂蒙山区的老根据地，群众条件好，又是理想的战场。

粟裕和陈毅一起听了严振衡的详细汇报。粟裕沉思片刻说：“桂系想保存实力，王耀武偏偏要四十六军打头阵，把嫡系七十三军放在中间，让东北军的十二军殿后。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予以各个击破。在南线情况不明或对我军有利时，四十六军可能不会积极动作；如果敌人在南线得手，那就不一定了。”他向陈毅建议：“是否要李一明告诉韩练成，我们有把握粉碎蒋军的南北夹击，要韩练成千万持重。为了不致打错，四十六军有什么行动，李仙洲集团部署有什么变化，请韩随时派李、刘(即刘贯一，化名刘质彬，也是华东军区派到第四十六军的秘密工作人员，公开身份是韩练成的高级情报员)两同志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根据原来的计划，迅速切断叫十六军与七十三军的联系，首先全歼李仙洲集团总部和七十三军、十二军，乘胜攻占胶济线，或视情况各个击破。”

“这个办法好：”陈毅赞成栗裕的意见。他要李一明转告韩练成：我们将粉碎蒋介石这次进攻，请他等着听我们的捷报。我们打李仙洲集团时，将不打四十六军，但一定要把部署和行动事先告诉我们，免得打错。特别不要同七十三军搞到一起，否则会玉石俱焚。同时告诉李一明，如果四十六军同七十三军搞到了一起，就要劝说韩练成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2月10日，陈毅、粟裕、谭震林发出在北线作战的行军命令，指令南线的一、四、六，七纵队和北线的八、九、十纵队向莱芜战场集结地域隐蔽开进。为了迟滞南北两线敌军行动，给我军主力部队开进集结地域争取充裕的时间，又在南北两线巧设奇兵疑兵，指令第七纵队第十九旅一部在陇海线阻击北进的整编第七十四师，鲁中军区部队阻击由莱芜南下的第四十六军。

陈毅，粟裕把第十九旅副旅长张锤秀找来，当面交代任务：要他带领第十九旅1个团和华野特务团，直接受华野司令部指挥，在沭阳地区阻击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不让他越陇海路北上。

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封振武奉命来到华野指挥部。陈毅、粟裕当面向他交代任务，要他率领3个团的部队，阻击敌人5天到7天，使敌人不能迅速占领蒙阴，问他有没有信心。

封振武面有难色，一时犹豫未答。他想：我这3个团，多数是新建的，武器装备也差，怎么能抗击现代化装备的四十六军呢?

陈毅笑着说：“当年诸葛亮大摆空城计，身边只有两个老兵、一个琴童，迷惑了拥有重兵的司马懿。你现在有3个团的兵力，还不能同敌人周旋一番吗?你这个阻击战打得越好，越有利于我们大部队调整部署。详细情况，请粟司令给你谈吧。”

粟裕把封振武带到地图前，具体介绍了敌我双方情况和我军作战部署，然后说：“这次给你的任务很艰巨，但也有很多有利条件，争取抗击5天到7天不成问题。首先，敌人这个部队同它的上级有矛盾，对进犯蒙阴不甚积极，正处在进退两难之际。另外，你们可以打出主力部队的番号，虚张声势，迷惑他们。陈军长不是叫你们唱空城计吗?就是要造成敌人的错觉。古时候不是有个孙膑战庞涓的故事吗?孙膑用每天减灶的办法诱使庞涓上当。你这次不妨来一个增灶法，使敌人摸不清我军的虚实。”

听了粟裕这番明确具体的分析、指点，封振武茅塞顿开，信心倍增。他按计而行，“增灶示强”，打出3个主力部队的番号，机动灵活地同敌人周旋。在每一个宿营地，特地多搭一些草铺，多砌一些锅灶，转移时一个不拆。敌人不知我军虚实，行动犹豫迟缓。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把敌人阻挡在蒙阴以北30里的地方，圆满完成了任务。

南线主力部队，按照陈、粟的行军命令，分3路向北急进，不顾山高路险，冒着雨雪风寒，每天从“日落村”出发，到“天亮庄”宿营。与部队并肩前进的，还有几十万支前民工。从临沂到蒙阴150公里的地区内，白天宁静，夜晚沸腾：山上山下，人欢马叫；村前屯后，熙熙攘攘；大小道路，车轮滚滚；千军万马，浩浩荡荡。

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和政委江渭清并马而行，看到这一幅人民战争的壮丽画卷，兴奋地议论：“陈粟会合，相得益彰，挥军自如，连战皆捷。这次挥师北上，兵力之强大，气势之雄伟，前所未有。看来李仙洲集团是难逃被歼的命运了。”

2月15日，华东野战军主动放弃临沂，同时下达围歼北线之敌的作战预令。

国民党军队占了临沂一座空城，却捏造了“歼灭共军16个旅”的战绩，又从空军侦察发现华野部队向西北运动，在运河架桥。蒋介石的统帅部一阵狂欢，作出了华野“全面退却”，“已无力与国军决战，欲与刘邓部会合”的错误判断。陈诚大吹大擂：“鲁南决战空前大胜”，“山东之大局指日可定”。

然而，国民党军将领并非都是昏庸无能之辈。坐镇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得知华野主力向北运动，南线蒋军未经激烈战斗就占领临沂，判断华野可能改变作战方向，有包围李仙洲集团的企图，就自行命令李仙洲全线后撤，同时打电报给陈诚要求“准予机动作战”。

陈诚和蒋介石先后回电和写信，坚持认为“共军主力已被击溃，有过黄河避战企图”，“已败之师，无足顾虑”，严令王耀武重新占领莱芜、新泰，“恢复先前态势”，借机实行南北夹击，歼灭华野主力于沂蒙山区，警告他不得擅自撤退，“切勿失此良机”。

王耀武无奈，只好命令第四十六军重占新泰，第七十三军军部率1个师折返颜庄。不过还是打了折扣，命令其余部队原地不动。后来，王耀武查明华野主力确有北上攻歼新泰、莱芜蒋军的企图，就不顾蒋介石、陈诚一再严令南进，而急令新泰，颜庄部队星夜北撤。

蒋介石、陈诚与王耀武对华野行动意图判断不同，在作战指导上发生分歧，因而引起北线敌情的多次变化，李仙洲集团六七万人忽而北缩，忽而南伸，调动频繁，较大的部署变动就有4次。

“用兵之法，要在应变”。

粟裕密切注视敌军动向，敌变我变，因势利导，适时调整作战部署。但是变中有不变，鉴于北线敌军态势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而始终坚持原定的围歼李仙洲集团的作战决心，并且加速实行战役合围部署。在作战指导上坚持变与不变的辩证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北线蒋军突然后撤，是华野撤出临沂后北线敌情的第一次变化，也是最大的一次变化。当时许多指挥员担心抓不住敌人，有的纵队指挥员建议提前出击，认为这样即使不能抓住全部敌人，也可以切掉敌军的“尾巴”。

粟裕对这一建议进行了审慎的研究，认为我主力部队尚未全部到达预定集结位置，还不能达成合围，仓促发起战役，无取胜把握，并且可能将敌人赶跑。相反，如果继续隐蔽集结主力，不过早惊动敌人，就可能使敌人一时难以判明我军企图，因而举棋不定。即使敌人不再南来，我待主力到齐后再突然发起攻击，至少还可以在胶济路抓住敌人。因此，他坚持原定决心，没有采纳提前出击的建议，而督促各部加速隐蔽开进，尽快完成对敌人的合围。战后，粟裕说，幸亏没有同意提前出击的意见，否则部队一伸出去，这5万多敌人就很难消灭了。

王耀武执行南京统帅部的命令，要第四十六军重新南下占领新泰，第七十三军军部率一九三师折返颜庄。这是敌情的第二次变化。粟裕认为，敌军犹豫徘徊，重新南下，证明我军作战企图尚未暴露。因此，只是针对敌军南下的新态势适当调整了具体作战部署，而仍然坚持歼灭李仙洲集团于莱芜地区的作战决心。

王耀武发现华野主力在莱芜地区集结，判断华野有攻歼新泰、莱芜蒋军的企图，再次下令已进至新泰、颜庄的四十六军和七十三军星夜北撤莱芜，并令驻扎于胶济线张店的七十三军七十七师经博山南下归建。这是北线敌情的第三次变化。根据这个变化，粟裕决定于2月20日发起战斗，首先以伏击手段歼灭七十七师于博山地区，然后攻歼集结于莱芜、颜庄地区的蒋军主力。

蒋军七十七师行动迅速，在华野预定发起战斗之前就进人华野伏击地域，华野部队提前两小时发起攻击。王耀武和李仙洲因此获得调整部署时间，急令在颜庄的四十六军撤到莱芜与七十三军会合。北线敌情发生第四次变化。粟裕当机立断，指挥部队尽快歼灭七十七师，迅速完成对莱芜地区蒋军的合围。

2月21日，华野八纵、九纵全歼蒋军七十七师，首战告捷。一纵攻克莱芜城以西以南诸村落，击退与华野争夺莱芜城北各要点之敌。六纵突人莱芜城北吐丝口镇，歼灭由青石桥南援之敌。至此，华野部队已全部展开，在莱芜地区形成了兵力对比上的绝对优势，基本上完成了对李仙洲集团的战役合围。

王耀武明知中计，但无可奈何，只好孤注一掷，要李仙洲冒险突围。王耀武特派他的副参谋长罗辛理去南京，当面向蒋介石报告突围计划。蒋介石计穷智竭，只好批准王耀武的计划。

此时，粟裕把他的注意重心集中在如何达成对李仙洲集团的全歼上，在作战指导上辩证地处理网开一面与四面包围的关系。

当时，李仙洲的总部和七十三、四十六两个军麇集莱芜城内。粟裕认为，让敌人撤出莱芜城，在运动中予以歼灭，对我军更为有利。为此，他首先采取围三阙一，网开一面的战法，令城北正面阻击部队略向后缩，调虎离山，纵敌出城。莱芜城内敌军大部撤出时，有的纵队指挥员建议截击敌人后尾部队。粟裕没有同意，而坚持待敌人完全撤离莱芜以后再发起攻击．他说，否则敌军主力见势不妙，缩回城内，将增加我歼敌困难。而在敌人全部撤出莱芜城，进入我设伏阵地寸，他又采取四面包围，收网捉鱼的战法，下令城北部队尽快攻占吐丝口镇，坚决卡此敌军北撤的咽喉要道；指令已攻占莱芜城的部队积极向北进击，防止敌人回窜；又令预伏于东西两翼的突击集团乘势猛烈夹击：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在华东军区秘密工作人员安排下，于李仙洲率部突围的关键时刻，悄悄离开指挥岗位，使蒋军更加慌乱。到2月23日中午，5万多蒋军被团团包围在东西三四公里、南北十一二公里的袋形阵地里，北进不能，南退不得，东冲西突，指挥失灵，乱作一团。到下午5 时，李仙洲集团大部被歼灭：乘隙逃出的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及其残部5000多人，也被华野部队截击全歼。

莱芜战役至此胜利结束。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只用3天时间就大获全胜，华东野战军以伤亡8000多人的代价，消灭国民党1个绥靖区的敌指挥所，2个军部、7个师共5.6 万余人，生俘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第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和少将17名，击毙少将师长、副师长2名。然后乘胜扩张战果，几天之内就控制胶济线 250公里，解放县城13座和重镇几十个，使鲁中，渤海、胶东，滨海4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大大改善了华东野战军的战略态势，华东战场的形势从此转入一个新阶段，莱芜战役的胜利，提前完成了中共中央给予的1个月至1个半月歼敌10个旅左右的作战任务。奏捷之速，歼敌之多，代价之少，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华东战场的空前记录，也是中国战争史上少见的奇迹。

莱芜战役的胜利，一举粉碎了蒋介石和陈灭全力策划的“党国成败在此一举”的“鲁南会战”计划，给极力推行全面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以严重打击，加深了它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加剧了它内部的矛盾和争吵。蒋介石指责陈诚指挥失当。陈诚埋怨蒋介石干涉过多。蒋介石气急败坏地飞到济南，大骂王耀武失职、李仙洲无能。王耀武有口难辩，哀叹：“莱芜战役，损失惨重，百年教训，刻骨铭心!”不久，蒋介石又下令撤消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组成“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 ”，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镇徐州，统一指挥徐州，郑州两绥靖公署所属部队。粟裕对此评论说：“薛岳用兵尚属机敏果断，而顾祝同则历来是我军手下的败将，这无异以庸才代替干才。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的更迭上，正象征着国民党的日暮途穷，最后必然会走向崩溃。”【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04页。

莱芜战役的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在敌我双方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蒋介石和他的手下将领无可奈何地承认，华东野战军的决策和指挥令他们“寒心”。蒋介石说：“现在匪军往往用佯动突击来欺骗我们国军，使我们不能捉摸他主力的所在”。“莱芜和吐丝口一带作战的失败，匪军能集中兵力，攻击我们的弱点，消灭我们的大军”，“可以说是(国军)最可耻的失败”。莱芜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将领说：华东野战军“作战指导方针正确”，“指挥卓越，捕捉战机迅速”，为了“确保主动，不以一城一地之得失而稍受牵制，集中优势兵力，遂行各个击破，从而主宰了战局”。

延安总部发言人发表评论，“盛赞华东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及其领导者陈毅、粟裕两将军”，指出莱芜战役取得的空前大捷“已彻底粉碎国民党最高当局企图在山东会战中歼灭我军主力的计划，并使国民党军遭受空前未有的严重打击，因而必然引起对于国民党军是最严重的后果”。陈毅对记者发表谈话，认为莱芜战役的空前大胜，“证明了我军副司令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记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注】《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 489页。华野广大指战员联系解放战争以来的亲身体验，充满信心地说：“再难打的仗，有502指挥，胜利就有把握。”

在莱芜战役的实践中，粟裕不仅再次表现了卓越的谋略思想和巧妙的指挥艺术，而且再次表现了善于总结实践经验的理论创造作风，对莱芜战役的经验迅速作出了科学的概括。

在战后召开的华野高级下部会议上，粟裕作《莱芜战役初步总结》。他不用讲稿，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着重从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上总结了莱芜战役的经验教训。他指出，“在一次战役中，仅以六十三个小时就俘虏四万多敌人，加上被我毙伤的，共歼敌六万人左右，我仅伤亡六千余人，这在中国战史上是少有的”。莱芜战役的胜利，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给予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加深了敌人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使敌人在战略上陷入被动地位。“在战略上我们争取了主动权，我们已开始能够调动敌人，使敌人听从我们的指挥了”。“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毛主席战略指导的正确”。“在军长和华东局的领导下，毫不留恋地放弃临沂，北上歼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还指出，“这次战役值得今后学习的是，制造了敌人的错误，错乱了敌人的部署，并掌握与利用了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了我们的胜利 ”。同时指出，“我们对敌情的了解还不够，特别是对王耀武的指挥特性了解很差。如果我们了解到王的性格大胆果断，能命令其部队一天一晚后撤数百里，那我们即可大胆地将部队插到济南附近。这样，敌十二军(其当时部署于胶济路张店，明水一线)也就无法逃跑了。这说明我们不仅要了解敌人的番号，兵力、装备，战斗力及部署等，还应了解敌指挥官之性格特点。如对方是多疑的，我可多设疑兵；如对方是猛将，我们则来一套软的”。

粟裕说，这次战役的重要收获之一，是进一步取得了大兵团打运动战的经验。在这次战役中，“各兵团首长在山地作战，通信联络困难及超越敌第一线作战等条件下，能按照总的意图，机动灵活、果敢坚决地完成了任务，也是这次胜利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大兵团作战，情况瞬息万变，除非敌人实行总退却，个别部队决不能改变整个部署的决心。第一次敌情变化后，如果我们同意截敌后尾，则五万多敌人就不易消灭。正因为我们没有动，敌人就不再怀疑，否则王耀武即使接到陈减再向南进的命令，也不见得就会执行的”。又说，“大兵团作战，各纵队求缴获之心不应过于迫切，而应局部服从全局，个别服从整体”。“在大兵团作战中，往往有的部队很吃力，但缴获很少；有的部队所付代价不高，但缴获很多。因此，在评定战绩时，主要应视对整个战役是谁起了决定作用”。

在关于以后作战和建军的意见中，粟裕强调指出，必须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加速技术兵种的建设，培养掌握新式武器装备的技术干部，加强司令机关和参谋工作。他说：“根据战争发展趋势，当敌人被歼灭到一定程度失却进攻能力时，可能改取守势，我将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由运动战进至阵地攻击。这就需要我们开展爆破运动，学习土工作业，加强炮兵、工兵的建设”。同时要“选择培养和大批提拔有发展前途的新老干部，学习各种武器的不同性能和结合使用的方法，研究对敌人新武器(如坦克、火焰喷射器等)的对策，以期在现有水平上提高一步；如仍停留在现阶段上，将不能担负起今后更重大的任务”。【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10页。

在粟裕的具体指导下，华野特种兵纵队和特科学校迅速组建起来，于3月8日在沂南县苍子坡正式成立。各个纵队也组建了自己的炮兵营，并准备在条件具备时扩建为炮兵团。莱芜战役中缴获的大量武器装备，使这些技术兵种在装备上得到充实和加强。

粟裕的《莱芜战役初步总结》是在3月8日作的，距离莱芜战役结束只有10多天。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而且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创造性、预见性，是他军事理论的代表作之一。

三、打乱蒋介石的重点进攻部署，用“耍龙灯”的办法创造战机。

泰山脚下再歼蒋军第七十二师。

莱芜战役和乘胜进行的胶济线作战刚刚结束，一场更大规模的较量随即拉开序幕，敌我双方统帅部展开了又一回合的谋略竞赛。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鉴于内线作战更有利于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改变了要陈粟与刘邓一起于5月转入外线作战的决定，指示华野“大约本年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赋予他们在以后10个月内歼敌40至50个旅的作战任务。指出：“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页。

蒋介石集团总结了前一段作战失利的教训，也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方针，由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蒋介石说，国民党军队“占地愈多，则兵力愈分，反而处处被匪军牵制，成为被动”，“而匪军却时时可以集中兵力，采取主动，在我正面积极活动，将我们各个击破”。因此，他决定采取“空心战术”，在大后方只留下3个正规军，而将95％的主力部队凋到前线，继集结重兵进攻陕北解放区并攻占延安之后，进而集结重兵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蒋介石认为，“目前山东是匪我两军的主战场”，“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战区的主力，则其他战场就容易肃清了”。蒋介石这个如意算盘，被称为“黄河战略”。

从3月中旬开始，蒋介石开始实施他的“黄河战略”。3月13日，发起对陕北解放区的进攻。3月15日，下令“堵黄复故”，堵塞花园口决堤口门，迫使黄河改流豫鲁两省故道，企图切断华东解放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联系。紧接着发动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蒋介石集团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兵力特多，共有24个整编师(军)60个旅(师)45.5 万人，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27％，占其重点进攻总兵力的66％；二是强敌云集，“五大主力”在关内的3个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和第五军，全部使用于山东战场；三是改变战法，采取“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方针，进一步加强兵力密度，成纵深梯次部署，作弧形一线式推进，企图摆脱被各个击破的命运，而陷解放军于战略战役上的被动不利地位；四是直接指挥，蒋介石坐镇南京统筹决策，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进驻徐州统一指挥，而由蒋介石的爱将汤恩伯担任主攻。蒋介石把最大的赌注押在山东，企图孤注一掷，改变全国战局。

蒋介石和他的手下将领又一次错误地估计形势，其势汹汹，志在必得。蒋介石扬言：“陈毅两战之后，元气大伤，钻进沂蒙山，以山大王战术与我周旋。我们就在沂蒙山区把他一扫而光!”后来的事实证明，等待他们的是陈粟大军一记又一记铁拳，被一扫而光的是他们的“王牌军”第七十四师。

不过，陈、粟并不急于动手。他们的对策是：持重待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大量歼敌。

从2月底到3月初，陈，粟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5个纵队集结于淄博地区和胶济路沿线，决定利用战役间隙进行为期半个月的休整，召开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以及参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时局和任务的指示，总结莱芜战役经验，策划和准备即将进行的大战。

粟裕密切注视敌军动向，为筹划下一步作战而深思熟虑。在那些日子里，部队纷纷召开庆功会，举行联欢、会餐活动。粟裕却手持中央发来的电报和各种情报资料，在地图前踱步沉思，全神贯注地筹划作战方案。

此情此景，周围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头：“502”的身体日见消瘦，长此下去，身体如何吃得消!大家多么希望他能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又不敢前去劝止。因为陈司令有规定：粟总在地图前构思歼敌方案时，任何人不准打扰。

正当大家焦急的时候，陈毅闯了进来。“好啊!大家都在饮庆功酒，你一个人关在屋里念什么经啊!走，一起打猎去。”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粟裕说。

“莫来这一套。你要会休息，我还不来呢。走吧，今天一定要好好耍一下子，痛痛快快玩一场。”

陈毅拉上粟裕，同司令部工作人员一起去打猎，一路上说说笑笑。突然，一只又肥又大的兔子跑过。陈毅眼疾手快，一枪命中，兴高采烈地对粟裕说：“502，你看这只兔子该怎么个吃法?”

粟裕身在猎场，心在战场，脱口而出：“这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王牌，硬吃是不行的，必须智取，而且一定要全歼。”

粟裕的回答，使在场的同志莫名其妙。陈毅哈哈大笑：“好嘛，好嘛!这只兔子身价不低，成了张灵甫。看样子，这个张灵甫命里注定要成为我们庆功宴上的下酒菜喽!”

古今中外的战史说明，如此全神贯注的深思熟虑，乃是将帅正确决策必需的心理素质，然而确能具备者为数不多。拿破仑说：“军事领袖必须能够关注一组目标，并作锲而不舍的全面考虑。”戴高乐说：“战争中的伟人经常是冷静思考的人。”与中外名将比较，粟裕有过之而无不及。决策前深思熟虑，寻求最佳方案；看准了则坚定不移，敢对历史负责。这是他决策和指挥的突出特点之一。

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部署是：顾祝同指挥下的24个整编师54.5万人，除以7个整编师约20万人担任重要点线的守备和对突击兵团的策应以外，集中17个整编师约25.5万人，以“五大主力”中的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第五军为骨干，组成3个机动兵团，由汤恩伯、王敬久，欧震分别担任一、二、三兵团司令，执行机动突击任务，在打通津浦路徐济段和兖州至临沂的公路、占领鲁西南以后，同时向沂蒙山区进犯：汤恩伯兵团由临沂向北，欧震兵团由泅水向东北，王敬久兵团由泰安向东，对华野主力形成弧形包围态势。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

这是栗裕喜爱的名言，也是他举重若轻、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的生动写照。

面对大军压境、强敌云集的严重形势，陈、粟沉着应战。他们冷静地观察和分析形势，筹谋对策。粟裕认为，敌人在兵力上占有很大优势，战略战术也有所改进，有利于我的战机可能比过去少得多。但是，敌人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在战争指导上，存在着战略上要求速决与战役上迟疑犹豫的矛盾。在内部关系上，存在着嫡系与非嫡系、主力与非主力、中央军与地方军、上级与下级，官兵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必然会表现出来，想要达到指挥和行动上集中统一是不可能的。蒋介石依恃其强大的兵力优势，企图尽快与我军主力决战。而他的战场指挥员力求保存实力，邀功请赏，一与我军接触，立即收缩靠拢，甚至见死不救。这种情况，给我们利用敌人矛盾，创造有利战机，提供了客观条件。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华野前委决定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决心与敌人作几次大的较量，动员全军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在敌人重点进攻开始阶段，则采取持重待机的方针，发挥我军优势，利用敌人矛盾，以积极主动的作战行动，吸引、调动、疲惫，迷惑敌人，审慎地观察战场形势的细微变化，分析掌握敌人的行动规律，能动地创造和捕捉战机。如果条件具备了，就坚决歼灭之。条件不具备，就改变和放弃原定计划，绝不轻躁作战。

从4月初到5月初的1个多月时间里，陈、粟指挥华野10个纵队，利用在解放区腹地作战的有利条件，同敌人在鲁南和沂蒙山区周旋，时南时北，忽东忽西，欲擒故纵，避实击虚，有利则打，不利则撤，而将主力始终集结于便于机动作战的位置，处于主动地位。陈毅把这种战法比喻为“耍龙灯”：我军挥舞彩球逗引，敌军像长龙一般回旋翻滚。用这种办法调动和迷惑敌人，创造有利战机。

陈、粟原来计划打由陇海线北进的汤恩伯兵团的整编第七十四师，派3个纵队南下陇海路东段。汤恩伯察觉华野意图，不仅不派兵回援，反而把两个军调到临沂，密集靠拢，使华野部队不能分割歼敌。陈、粟随即改变计划，绕到刚刚调到山东的王敬久兵团侧后，抓住他左翼薄弱环节，攻击占据泰安的整编第七十二师。

整编第七十二师，是具有几十年历史的川军主力，日美混合装备，有山地作战经验，但非蒋介石嫡系。地形对它有利也有弊：泰安地形和工事利于固守，但北有泰山、南有徂徕山相隔，不利于它与济南王耀武部、曲阜邱清泉部的相互支援，而有利于华野实行分割围歼。

陈、粟抓住这个战机，迅速下定围泰(安)打援的决心，于4月20日发起泰蒙战役，以3个纵队围歼泰安之整编第七十二师，以4个纵队待机歼灭可能来援之敌。4月24日完成了对泰安城的四面包围。

粟裕特派陈锐霆率领特种兵纵队榴弹炮团开赴泰安前线参战，进行实战锻炼。刚刚组建不久的榴弹炮团大显神威，在围攻嵩里山制高点的战斗中，与第三纵队密切配合，很快就把嵩里山守敌一个营击溃全歼。整编第七十二师师长杨文泉被俘后说：“你们有这么多大炮，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你们炮兵火力组织得这么好，步炮协同得这样好，更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在战斗过程中，杨文泉几次乞求增援，邻近泰安的各路蒋军都见死不救，距泰安仅1日行程的整编第七十五师和整编第八十五师一直按兵不动。

经过3天激战，华野部队攻克泰安城，歼灭整编第七十二师师部和两个旅，生擒中将师长杨文泉，连同南线共歼敌2.4万余人，取得了沂蒙山区作战的第二个胜利。

不过，华野这一段时间行动的主要目的，还是调动和迷惑敌人，创造打大歼灭战的战机。从4月初到5月初，除了泰安战役以外，华野部队与国民党军队还有几次交锋，由于敌军密集靠拢、增援较快又行动谨慎，而几次改变原定作战计划，放弃出击郯城、马头、新安镇，放弃打击进犯临蒙公路之敌，撤了对进占新泰之敌的包围，以及回师鲁中等等，没有打上一个痛快的大歼灭战。不少指战员沉不住气了，顺口溜又流传开了：

“陈司令的电报嗒嗒嗒，小兵们的脚板嚓嚓嚓”。

“机动机动，只走不打，老耍龙灯”。

这个情况迅速反映到陈、粟那里。陈、粟认为，指战员们这种高昂的斗志令人喜爱，但是还要使广大指战员认识这样做的必要性，在实践中进一步理解和体现运动战、歼灭战的指导思想。他们说：“我们的电报不嗒嗒嗒，他们的脚板不嚓嚓嚓，怎么能调动敌人呢?我们就是要用耍龙灯的战法，把敌人拖得疲惫不

Chapter_14

堪，造成有利的战机，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陈、粟指示在全军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把运动战，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变成广大指战员的自觉行动。

为了进一步调动和分散敌人，陈、粟计划以两个纵队南下鲁南，以一个纵队南下苏北，威胁敌人后方，吸引敌军回师或分兵，以便在运动中歼敌。5月3日，他们把这个设想上报中央军委。第二天，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肯定了他们持重待机的方针，指出：“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2页。5月6日，中央军委又电示陈、粟：“ 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五六两月你们除以七纵位于滨海外，其余全部似宜集中莱芜，沂水地区休整待机，待敌前进或发生别的变化，然后相机歼敌。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 版，第58页。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陈、粟立即决定放弃以第七纵队南下苏北和第一纵队去鲁南的计划；命令已位于新泰以西的第六纵队就近南下至平邑以南地区，不再以牵制敌人为主要任务，不采取积极行动，而隐伏于鲁南敌后待命，必要时即可作为一支奇兵使用；主力则后退一步，集结于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待机。

国民党军队果然焦急起来了。

华野的“耍龙灯”式的机动作战，诱使国民党军队跟着进行千余公里的“武装大游行”，不仅直接削弱了敌人，更重要的是暴露了敌人内部的矛盾，错乱了敌人的部署，造成了敌人的失误，造成了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战机。

蒋介石原想直接指挥，高度集中，速战速决，立见成效。与他的愿望相反，由于在他的部队中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派系矛盾，许多将领为保存实力而避免与华东野战军决战，甚至对非本派系部队见死不救，因而行动迟疑，进展缓慢。蒋介石为此焦躁不安，严令顾祝同加快“进剿”，限5月初“打掉陈，粟主力”。

蒋介石、顾祝同得知华野主力东移，他们未经严重战斗就占领了临沂、新泰、莱芜一线，错误地判断华野“攻势疲惫”，已向淄川、博山、南麻、坦埠、沂水、莒县一线撤退。于是决定“跟踪进剿”，并且把“稳扎稳打”的战法改变为“稳扎猛打”，3个兵团同时向莒县、沂水、悦庄、淄博一线推进，企图围歼华野主力于沂蒙山区，或者把华野主力赶过黄河。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为此狂呼：“雄师北指，气吞沂蒙!”

这样一来，“稳打”改为“猛打”，“逐步推进”改为“全线急进”，使国民党军队密集靠拢的态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有利于华野的战机终于出现了。

粟裕总结这一段机动作战的经验，指出：这个“战机不是自然地出现的，而是通过我军的指挥得当，广泛机动，诱使敌人因应而动创造出来的”。针对把这一阶段作战行动与孟良崮战役分割开来的观点，他进一步指出：“这一段作战行动是非常必要的，不能同孟良崮战役割裂开来。孟良崮战机的出现，是这一段作战行动的结果。创造战机与出现战机是因果关系，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两军相争，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以为有利战机是‘守株待兔’可以得来的，那是违背战争指导规律的。”【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491页。

四、以中央突破对中央突破，“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孟良崮上全歼蒋军“王牌”。

整编第七十四师。

在战机即将出现的关键时刻，粟裕注意的中心问题是：及时抓住有利战机，果断作出最佳决策。

5月10日，顾祝同命令欧震、汤恩伯、王敬久3个兵团向莒县、沂水、悦庄、淄博一线推进。蒋介石的“急先锋”汤恩伯不待欧震、王敬久两兵团统一行动，就指挥第一兵团8个整编师向沂水、坦埠方向进攻。

当天深夜，华野指挥部侦察得知，汤恩伯兵团的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先头部队已经进至河阳以北的苗家庄、界湖，有继续进犯沂水模样。这两支部队位于敌军右翼，比较暴露。陈、粟当即决定，首先歼灭该敌于沂水、苏村地区。他们一面下令参战部队向预定战场开进，一面上报中央军委。

但是，粟裕认为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并不是理想的打击对象。这两支部队属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号称“猴子军”，打仗很狡猾，又比较顽强，同他们作战难有俘获，往往打成消耗仗。因此，作战命令下达以后，粟裕一面指派专人给参战部队调配充足的弹药，以保障参战部队用强大火力攻歼该敌；一面密切注视敌情的细微变化，寻找更加有利的战机和最佳作战方案。

5月11日，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从垛庄出发，经由孟良崮西麓，向坦埠以南华野第九纵队阵地进攻。

敌人的行动引起了粟裕的高度重视。粟裕判断敌人已经发现华野指挥部位置。蒋军这一行动究竟是局部行动，还是新的全线进攻?他特地通知情报部门严密监视敌军动向，尽快查明敌人的作战部署。

当天晚上，华野技术侦察部门截获汤恩伯限整编第七十四师于5月12日攻占坦埠的电令。

粟裕得知这个关系全局的重要情报，沉思大约半个小时。虽然他早就把整编第七十四师作为预定歼击对象，为此反复构思作战方案，但是此时作出歼灭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决策，还是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他要情报处核查情报的准确性，并进一步搜集有关情报。根据从各个渠道得到的情报，查明了汤恩伯兵团的作战部署：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中心，整编第二十五师、整编第八十三师为左右翼；又以整编第六十五师保障整编第二十五师翼侧，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保障整编第八十三师翼侧，限于12日(后改为14日)攻占坦埠。同时查明，王敬久兵团之第五军、欧震兵团之整编第十一师等部已由莱芜、新泰出动向东进犯。整编第七十四师与左右两翼国民党军相距只有1至2日行程。

粟裕认为，尽管敌军行动尚未完全明朗，但可断定敌人决定发动全线进攻，其部署显然是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要突击力量，在两翼和后续强大兵团掩护下实施中央突破，矛头直指华野指挥部驻地坦埠，企图一举击中我指挥中心，陷我军于混乱和四面包围之中，聚歼我军主力于沂蒙山区，或者将我军逼向胶东一隅，赶过黄河。

粟裕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有利战机，立即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不打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改打中路强敌整编第七十四师。迅速就近调集几个强有力的部队，以“猛虎掏心”的战法，以中央突破对付敌人的中央突破，从敌人战斗队形的中央楔人，切断对我威胁最大的中路先锋整编第七十四师与其友邻的联系，将整编第七十四师全部干净消灭掉。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果断改变已经付诸行动的计划，作出带有很大风险性的决策，从敌人重兵集团中分割歼灭强敌，不仅需要有压到强敌的英雄气概，而且要有驾驭战局发展变化的战略才能。

粟裕这一新的设想，是在辩证分析敌我态势及其发展趋势，权衡两种作战方案的利弊得失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

粟裕认为，整编第七十四师是蒋介石的“王牌军”，是这次重点进攻的骨干和急先锋，又是我军多次寻歼的死敌。歼灭整编第七十四师，将会给敌人以实力上精神上最沉重的打击，对我军指战员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可以立即挫败敌人的进攻，迅速改变战场态势，获得最有利的战役效果。如果打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敌人很可能置该部于不顾，继续对我实行中央突破，从而使我军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这次敌人采取挟重兵以求中央突破的战法，估计我不是主动后撤就是被突破。我们针锋相对，一改先打薄弱之敌、孤立之敌的传统战法，以中央突破对付敌人的中央突破，打最强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必将大奏奇效。

粟裕辩证地分析敌我兵力强弱和战场条件，认为强和弱是相对的，或强或弱，部队本身所具有的战斗力不是惟一的因素，而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兵力对比上看，敌人对山东实施重点进攻的总兵力为24个整编师(军)，其中在鲁中山区集中有17个整编师(军)，我军在鲁中只有9个步兵纵队加一个特种兵纵队，敌人占有很大优势；但是，整编第七十四师已经进入我军主力集结的正面，我军部署不须作很大的调整，即可在局部地区对整编第七十四师形成5比1的绝对优势。从武器装备和战斗力来看，我军经过10个月作战，特别是宿北、宿北和莱芜战役的锻炼，战术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各级指挥员积累了大兵团作战经验，武器装备也有很大改善，特种兵纵队已有相当基础，火力大大加强，具备了围歼强敌的基本条件。整编第七十四师虽是强敌，但也有其弱点。它是重装备部队，进入山区，地形对其不利，机动受到限制，重装备不能发挥威力，甚至成为拖累，其强的一面就相对削弱了。同时，该师十分骄横，与其他敌军矛盾很深，在我围歼该敌又坚决阻援的情况下，其他敌军不会奋力救援。我们可以利用山区地形，采取正面反击、两翼楔入，断敌退路、阻击援敌的战法，把整编第七十四师从敌人的重兵集团中分割出来，予以全部、干净、彻底歼灭。

粟裕认为，这是一个既有取胜把握又有一定风险的决策。能否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正确的决策和巧妙的指挥。只要缜密部署，指挥上没有失误，就可以实现全歼整编第七十四师的意图。

粟裕后来谈起孟良崮战役的决策，针对“张灵甫孤军冒进”的错误说法，指出：有人说是“虎口拔牙”，但老虎的嘴巴并不是张开的，只有一点空隙，我们硬切进去，好像天桥的把式开硬弓，将敌人左右两翼撑开，把七十四师从敌人的重兵集团中挖出来予以歼灭。不能说七十四师孤军冒进，它只是稍形突出，而且随即又缩回去了。还是“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说法确切一些。

战机稍纵即逝。栗裕立即把他的想法向陈毅汇报。陈毅当即表示赞同：“好!我们就是要有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

陈、粟决定，以5个纵队担任主攻，4个纵队阻击援敌，歼灭整编第七十四师于坦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地区，特种兵纵队配属主攻部队作战。随即作出周密的作战部署，立即组织实施，派参谋分头追赶已经出发的部队，下令部队就地停止待命，各纵队首长到指挥部受领新的作战任务；又派参谋处长向已到南线的谭震林转告陈、粟的决定，请他就近向第二、第七两个纵队传达并作出部署。

如何对待这个突如其来的重大改变，对于各级指挥员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开始虽然有的指挥员不能理解，但是很快就取得了一致认识，大家坚决拥护和执行陈、粟的决定。这说明，华野全军上下作战指导思想的一致和对陈、粟决策指挥的信任。

5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的电报，指示：“敌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70页。

中央军委授予陈、粟“当机决策”的权力，体现了毛泽东、中央军委对陈毅、粟裕的充分信任，为争取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不遥制”，体现了毛泽东的指挥风格。熟悉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深知“将在军，不从中制”的道理，主张在保证全军指挥集中统一的前提下，给前线指挥员以临机专断的权力，反对“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他认为宋太祖遣将用兵而“遥制方略”、前线将领指挥作战“咸听成旨”，是一种用兵“弊法”，往往贻误战机，导致“覆师丧旅”。

5月13日，陈、粟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报告围歼第七十四师的决心和计划：“(甲)七十四师真[11]日开始向坦埠进攻，八十三师在青驼寺以北跟进，二十五师在蒙阴东南为其左翼部队，桂顽则在临沂东北汤头、葛沟。(乙)我们今晚集结一、四与八、九纵向七十四师出击，于明晨完成包围。战斗约需两三天。待歼灭七十四师后，再视机扩张战果。”第二天就接到中央军委复电：“以一、四、八、九纵歼击七十四师极为正确”。【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 版，第73页。

孟良崮位于蒙阴东南60公里的芦山山区顶峰，海拔500余公尺。沂蒙山区的山峰生得古怪，四周陡峭，形同圆柱，顶端平坦，可以种田，当地人称之为崮。崮崮相连，据说有72崮。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据守在芦山、孟良崮、大崮顶几个山头、几条山谷里。

孟良崮战役，按照预定计划，于5月13日黄昏发起。粟裕到前线指挥作战，把他的指挥所设在坦埠以西艾山脚下的岩洞里。当地群众称这个石洞为“老君洞”，战后改名为“将军洞”。从这里向南，直到孟良崮，是一片开阔的山间平地，也是华野正面阻击蒋军的战场。站在艾山南麓，可以用望远镜直接观察战场情况。粟裕对这个地方很满意，说：“好!指挥所就设在这里。”随后，就爬到山头观察一个多小时，又到前沿视察了第九纵队的炮兵阵地。回到指挥所，看到警卫员正准备去村里借门板搭床铺，粟裕坚决不准，说：“门板是给老乡守家的，你把它借来，他们怎么关门呢?买点高粱秸子，铺在沙子上，就可以睡觉。这是打仗，不是安家。”

粟裕认为，实现战役决心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隐蔽我军意图，达到对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合围。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令第四、第九两纵队全力抗击向坦埠进攻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堵住他的前进道路。

二令第六纵队协同第一纵队抢占孟良崮西南的垛庄，切断整编第七十四师退路。

三令第一、第八两纵队分别以小部队向敌左右两翼整编第二十五师和整编第八十三师发起攻击，使敌人一时无法判明我军矛头所向而无暇他顾，主力则乘机向纵深猛插，隔断整编第七十四师与左右两翼的联系。

四令第二、第七、第三、第十4个纵队分别在敌人左右两翼外围阻击敌人援军。

华野各个纵队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从13日黄昏到14日上午，就大体形成对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包围态势。15日拂晓，由鲁南北上的第六纵队在第一纵队协同下攻占垛庄，第八纵队攻占万泉山，最后封闭合围口，完成了对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包围。

10天以前，当第六纵队奉命在鲁南隐蔽待机的时候，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提出的惟一要求就是：“打七十四师，绝对不要忘了六纵!”

整编第七十四师是第六纵队的老对手、死对头。第六纵队在第二次涟水战役中与整编第七十四师交锋，吃了亏。广大指战员愤恨难平，发誓有机会一定要吃掉它。

宿北战役以后，粟裕在行军途中遇到六纵宣教部长吴强，关切地询问六纵部队情况。吴强告诉他：“这一回没能把七十四师吃掉，反而让他占了上风，部队上上下下都很懊恼、气愤。”

粟裕说：“告诉大家，七十四师、张灵甫逃不掉，总是要把他吃掉的!仗打得不痛快，吃了亏，受了损失，情绪不稳定，是很自然的，要多做思想工作。”

“什么时候再打七十四师?”吴强以为很快就要发起打七十四师的新战役，焦急地问。

“现在条件还不成熟。”粟裕十分理解部队急于求战的心情，对吴强说：“再打七十四师，少不了你们六纵的份。”

这一次，王必成又担心错过打七十四师的机会。粟裕立即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你放心，打七十四师一定少不了你们六纵。到时候，你不想打也得打。”

在制定孟良崮战役计划时，粟裕特别提醒起草作战命令的参谋处：不要忘记六纵。

在孟良崮战役即将打响的时候，六纵指战员听到北进敌军的炮声越来越远，北上参战的命令却不见到来，有些人沉不住气了，怪话也出来了：

“把我们忘了，把我们扔在鲁南吃闲饭!”

“我们只能吃豆腐，嚼烂葡萄，啃不了硬骨头!”

他们不知道，粟裕已经给他们安排了一个艰巨的作战任务：切断七十四师的退路。

5月12日16时，一份陈、粟签署的电报发到王必成手中，命令六纵昼夜兼程，北上参战，以48小时120公里的急行军，抢占沂蒙公路上的重镇垛庄，切断七十四师的惟一退路，参加围歼七十四师的战斗。

以“虎将”著称的王必成，接到命令，立即率领六纵指战员两万多人以一日一夜130公里的急行军，飞兵疾进。到14日凌晨，先头部队提前8小时到达垛庄以南，15日凌晨就在第一纵队协助下攻占垛庄，犹如神兵天降，全歼守敌一个战斗辎重连。汤恩伯指令张灵甫派重兵死守垛庄，保护通路。可是，等到张灵甫派出的部队赶到，垛庄已经被华野部队攻占1小时。张灵甫不得不丢掉他的美制重炮和其他现代化装备，收兵退缩孟良崮、芦山地区，企图负隅顽抗，等待援军到来。

六纵指战员回想起粟裕的谈话，无不为他的神机妙算而心悦减服。他们说：“把我们放在鲁南，原来是一着妙棋。”“说打七十四师少不了六纵的份，就是没有少了我们六纵的份。粟司令可是个说话算活的有心人。”

粟裕总结孟良崮战役的经验，指出“动用隐伏于鲁南的六纵队是关键的一着”。他说：“在战役指挥中，设想可能出现的情况，走第一步就预想到第二步，有时要巧妙地预留伏笔，是灵活用兵的重要一着。此次我军诱敌深入，而又预伏第六纵队于鲁南待机，这着棋一旦动起来，全盘就活了。”

华野敢于围歼整编第七十四师，完全出乎国民党军意料。华野完成对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合围以后，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战场态势：华野以5个纵队包围着整编第七十四师，国民党军又以10个整编师(军)包围着华野。蒋介石利令智昏，错误地判断这是“歼灭共匪完成革命惟一良机”，一面令整编第七十四师据险固守，吸引华野，一面令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整编第六十五师、整编第二十五师、整编第八十三师、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师各部火速向整编第七十四师靠拢，又令整编第六十四师、整编第二十师、整编第九师赶赴垛庄、青驼寺、蒙阴增援，企图内外夹击，与华东野战军决战。

粟裕分析战场态势，认为此时战役指挥的关键问题，一个是能否迅速解决围歼整编第七十四师的战斗，一个是能否挡住敌人的援军。他要求各级指挥员都到第一线督战，作战形式主要转入阵地战。

5月15日，华野发起对整编第七十四师的总攻。围歼整编第七十四师的部队展开了剧烈的阵地攻坚战，15日晚上就把整编第七十四师压缩于东西3公里、南北2 公里的狭窄山区，16日下午攻占七十四师占据的所有高地。每争夺一个山头一个高地，都要经过几次到十几次的冲锋，直到刺刀见红，战斗的激烈程度为解放战争以来所少见。

与此同时，华野阻援部队则展开了艰苦的阵地防御战，挡住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把敌人的各路援军阻止、钳制在华野包围圈以外。蒋军整编第二十五师、整编第八十三师虽然与整编第七十四师相隔只有5公里左右路程，炮火已能打到孟良崮，其余援敌8个整编师(军)距整编第七十四师也只有1日至2日行程，但在华野部队的顽强阻击下，眼看着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围歼，而不能越雷池一步。

正当蒋介石一再严令增援、张灵甫频频呼救的时候，华野各部已会师于孟良崮、芦山顶峰。第六纵队特务团团长带领突击队冲到张灵甫负隅顽抗的山洞，一举歼灭隐藏在山洞里的整编第七十四师指挥所，击毙骄狂不可一世的张灵甫。

5月16日下午，孟良崮战役接近尾声。参战部队纷纷向前线指挥所汇报战果，有的部队开始打扫战场、收拢部队。这时天气突变，山雨欲来，阴云密布，能见度低。各部报告的战果，只抓到几百名俘虏。华野情报处长报告，通过技术侦察发现，敌人还有电台在联络求援。这些情况引起了粟裕的警觉。

作战科长拿来向中央军委报捷的电报稿。粟裕摆手示意，报捷电报缓发，同时指示：“命令各部队重新汇报战果，歼俘敌人的数字要力求准确无误。命令各部队继续搜查，不可放松警惕，特别是比较隐蔽的山沟更要仔细搜查。没有命令，不许停止。”

看到大家迷惑不解，粟裕解释说：“兵法上有穷寇勿追，是说狗急了要跳墙，弄不好会被反咬一口。我们主张打歼灭战，硬是要追穷寇，不论这只狗发疯也好，跳墙也好，都必须把它确确实实地打死才行。我把各部队上报的歼敌数字与七十四师编制数字反复核对，还差7000人左右。7000人不是个小数目，弄不好会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参谋处根据各部队清查后的战果统计，并与整编第七十四师编制人数核对，发现各部队上报歼敌总数2.5万余人，与整编第七十四师应有人数3.6万余人相比，还少七八千人。

粟裕当机立断，命令各纵队组织轻装部队，严密搜索。果然在孟良崮、雕窝之间的山谷里发现集结有7000多敌军，正准备突围。粟裕命令第七、第八、第九3个纵队立即出动兜剿。各纵队指战员不顾疲劳，英勇奋战，全歼残敌，无一漏网。至此，蒋介石的“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华东野战军全部、干净、彻底消灭，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

捷报传来，全军振奋，欢声如雷。指战员们纷纷称赞粟裕料敌如神的谋略和高人一筹的指挥。陈毅紧紧握住粟裕的手说：“老伙计，这个仗，你硬是越打越神了!”

在围歼整编第七十四师的紧张战斗中，陈毅和粟裕密切合作、互相支持，给华野指挥部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粟裕与一位纵队指挥员通话，发生了“故障”，这位指挥员以部队伤亡太大为由讨价还价。粟裕对他说：“好了，现在陈司令同你讲话。”陈毅一面走向电话机，一面间接电话的是哪一位，拿过话筒就说：“你现在在哪里?你们几个师长到了什么地方?”对方回答后，陈毅查看了一下地图，接着说：“你们几个师长都要到山顶去。刚才粟裕同志讲的，就是我的意见，你们要坚决执行。部队伤亡大一些，不要紧，我手里还有预备兵力，你伤亡多少，我给你补充多少。”电话里的对方平静了。

从莱芜战役到孟良崮战役，粟裕脑力、体力消耗很大，身体日见消瘦，由高血压引起的头痛症时常发作，不得不戴着一种铝制的健脑器坚持工作，在与敌人进行激烈搏斗的同时，还要同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在孟良崮战役中，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脸胀得通红。战后测量血压，血压竟然达到220度。

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对国民党反动派是最沉重的一击，对解放区军民是极大的鼓舞，严重顿挫了蒋介石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迅速改变了山东战局，并且推动全国战局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5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指出：“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81页。同一天，延安新华社发表时评说：“华东人民解放军和华东解放区的人民，在全中国人民的爱国自卫战争中，担负的任务最严重，得到的成就也最荣耀”。“这次蒙阴胜利在华东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更有特殊意义，因为：第一，这是打击了蒋介石今天最强大的和几乎惟一的进攻方向；第二，这是打击了蒋介石的最精锐部队(四五个精锐师之一个)；第三，这个打击是出现于全解放区全面反攻的前夜”。“蒋介石以近一百个旅使用于华东战场，欲以此决定两军胜负。这个主观幻想业已接近于最后破灭”。

整编第七十四师是蒋介石多次嘉奖的“模范军”，也是王耀武赖以起家的部队。“跛子将军”张灵甫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死时只有43岁。蒋介石痛心疾首，哀叹整编第七十四师全军覆没是“空前的大损失”，是“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大事”，“必须等到我们全军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造之后，乃能作进一步的打算 ”。王耀武则哀鸣：“七十四师之失，有如丧父之痛”。战后，蒋介石故技重演，将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撤职，整编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孟良崮战役是粟裕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这次战役的决策和指挥，鲜明地表现了他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的独特风格，反映了他反常用兵、出奇制胜的创造精神。他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于作战指导，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高度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敢于和善于适时把战局推向新水平，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在敌人重兵集团中割歼强敌的范例，是战役指挥艺术上的重大突破。

粟裕总结孟良崮战役的经验，指出：“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以来我军与蒋军在华东战场上一次正面的大规模的较量，表明了我军的作战指导、指挥艺术、战术技术和军队士气都大大高于敌人。孟良崮战役还使我体会到，作为战区指挥员，应不断地研究、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变化，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敢于适时地把战局推向新的水平，而不能坐待条件完全成熟。到了应该把战争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时，指挥员看不出来，不敢下决心，就不可能推进胜利的进程。从孟良崮战役到豫东战役，再到淮海战役，都使我体会到这一点。”

1947年5月，人们期盼的胜利的春天终于到来了。沂蒙山区，峰峦起伏，山花烂漫，一片大好风光，人们又唱起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山歌。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

沂蒙那个山区哎好风光。

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看，

风吹那个草低哎见牛羊。

……

从莱芜战役到孟良崮战役，华东野战军接连粉碎敌人两次重兵进攻，取得一个“空前大捷”超过一个“空前大捷”的胜利，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也给悠久的山东历史添加了光辉的一页。

山东，古属齐鲁两国，在战争史上占有特别荣耀的地位。特别是在军事思想活跃、军事人才辈出的春秋战国时代，举世公认的“兵圣”孙武和被毛泽东称为“千古高手”的孙膑就出生当时的齐国境内，被后人视为用兵范例的“围魏救赵”、“减灶诱敌”等著名战法也产生在这里。现在，在决定中国命运的解放战争中，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创造了堪称现代战争楷模的崭新战法，“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用“耍龙灯”的战法创造战机，以中央突破对付敌人的中央突破，“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在中国战争史上再创辉煌，而与春秋战国时代交相辉映。担任战役指挥重任的粟裕，以其卓越的谋略思想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不仅为夺取沂蒙几战胜利、推进战争进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且把作战指导的辩证法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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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从“七月分兵”到经略中原从“七月分兵”到经略中原

一、自觉服从战略全局利益的决策。“七月分兵”后的几个消耗仗。

1947年夏季，解放战争处于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关键时刻，也是华东战局由内线作战到外线出击的转折过程。南线敌我双方的较量，继续在由陕北经中原到山东的“乙”字形黄河流域展开。

蒋介石集团虽然在过去一年里军事上政治上都打了败仗，但他们在兵力数量上仍然占有优势，仍然坚持他的“黄河战略”，继续在陕北和山东两个方向上保持强有力的攻势，从而更加暴露了他哑铃式战略布局的弱点。

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是：不等敌人的重点进攻被完全粉碎，也不等我军在数量上超过敌人，就由战略防御转人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工作，运筹于陕北窑洞之中，决胜于大河上下、长城内外，帅旗高高飘扬在陕北高原。用周恩来的话来说，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注】《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712页。

1947年6月，毛泽东率领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转移到陕北靖边县小河村。7月21日至23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小河会议，第一次提出了解放战争“五年解决”的设想，并且作出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是有可能的。”【注】《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693页。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部署，毛泽东说：“蒋介石搞了个黄河战略，一个拳头打山东，一个拳头打陕北，想迫使我们在华北与他决战。可他没想到，自己的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呢，给他来个针锋相对，也还他一个黄河战略：紧紧拖住他这两个拳头，然后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483页。

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全国性战略进攻(当时称战略反攻)的序幕。

在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前一天，6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指出：“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前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县)、滕(县)、临(城)、枣(庄)，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准备于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为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 版，第113页。

中央军委这一指示，改变了原来要华野集中兵力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

早在孟良崮战役发起以前，中央军委就在致刘、邓、陈、粟的电报中指示，刘邓军于6月1日以前休整完毕，6月10日以前南渡黄河，第二步向中原进击；“陈粟军在巳灰(即6月10日)以前应集结全力(二十七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巳灰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88页。孟良崮战役以后，中央军委对这个部署作了调整，指示华野集中兵力在现地歼敌，并且指出山东仍是主要战场。中央军委5月22日的电报指出：“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 ”。【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81页。6月22日，中央军委的电报进一步指出：“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你们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只要有胜利把握，则不论打主要敌人，或打次要敌人均可，否则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11页。

蒋介石经过40余天的策划与准备，再次对沂蒙山区发动新的进攻。蒋介石在南京、徐州多次召开会议，并且起用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为顾问，提出“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的战法。调集9个整编师25个整编旅的兵力，摆在不到50公里的战线上，三四个师摆成方阵，前后重叠，交互前进，企图迫使华野主力在鲁中山区狭窄地带迎战。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当面敌我态势，华野前委决定在1947年年底以前，集中全部主力在内线各个歼敌。为此，于1947年6月初在沂水以北的坡庄召开华野团以上干部会议，强调认清战局，戒骄戒躁，准备打大仗、恶仗，粉碎敌人的新进攻，为转人战略反攻创造条件。考虑到正面之敌重兵密集，尚不具备分割歼敌条件，决定首先以3个纵队分别向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出击，迫敌回援，创造战机，主力则集结在沂水地区待机。

正当这一作战部署即将付诸实施的时候，中央军委发来了三路分兵的指示。华野前委立即认真研究，认为刘邓大军即将出击，全国战局将有重大发展，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于是决定改变坚持内线作战的部署，执行中央军委新的指示，由陈士榘、唐亮率领第三、第八、第十3个纵队向鲁西挺进，由叶飞、陶勇率领第一、第四2个纵队向鲁南出击，陈毅、粟裕、谭震林直接指挥第二、第六、第七、第九4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在沂水地区待机出击。这一部署于6月30日上报中央军委，同时命令各部队7月1日开始执行。中央军委7月2日复电，认为“布置甚好”，并指出：“我军必须在七天或十天内，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如动作迟缓，则来不及”。【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 1版，第119页。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七月分兵”。

华野5个纵队出击敌后的行动，给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以严重威胁。7月上旬，叶、陶2个纵队攻占费县、峄县、枣庄，陈、唐3个纵队攻占津浦路大汶口至万德段，威胁敌人的后方基地兖州和徐州。蒋介石集团急忙调整部署，抽调已进入鲁中山区的邱清泉第五军等7个整编师(军)分路西援，留下胡琏的第十一师等4个整编师在鲁中山区固守要点。

对于战局的这一变化，华野领导人作出了不符合实际的判断，把整个局势的可以乐观与当面情况的仍然严重混淆起来，认为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已被粉碎，留在鲁中山区之敌军势必相继西撤。因此，在作战部署上也着重于截断敌人退路。后来发现蒋军并未撤退，再调整部署，转移兵力攻击敌人，又为大雨阻隔于沂河、弥河两岸。而蒋军则利用控制桥梁和渡口的有利条件，集结兵力于南麻、临朐两地，并且迅速构筑起数以千计的子母堡工事。由于对当面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分兵以后出现的许多新变化也估计不足，为了配合刘邓大军作战，急于打像过去那样的大胜仗，因而发生轻敌急躁情绪，导致作战指导上的失误。

7月中旬，华野前指作出新的作战部署：指令陈、唐3个纵队迅速西进，围攻济宁、汶上，密切配合刘邓大军作战；指令叶、陶两个纵队迅速攻克滕县、邹县，然后转兵北上，寻歼西援之敌；陈、粟、谭直接指挥的4个纵队，则乘敌未全部后撤前，首先歼灭位于南麻的整编第十一师5个团，切断整编第九师等蒋军退路，然后与叶、陶两个纵队协力歼灭整编二十五师和整编第六十四师。

这个作战计划，饶漱石、黎玉和陈毅、粟裕、谭震林联名，于7月14日14时上报中央军委，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于7月15日发出南字第21号作战命令。7 月18日，中央军委复电，询问14日电“所述作战计划是否已付诸实施，歼击十一师结果如何”，指出：“整个山东局面之改变主要依靠你们这一计划成功，造成继续歼敌的有利条件。”

可惜，这一作战计划未能如愿以偿。

7月17日黄昏，南麻战役按照预定计划发起。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华野司令部进驻南麻东北的三岔店，一起指挥这一战役。

战役一打响，陈、粟、谭就发现敌情与原来的了解不符。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胡琏接受张灵甫全军覆没的教训，行动十分诡谲小心。6月29日占据南麻地区以后，迅速在南麻周围大小山头和村庄构筑起密密麻麻的子母堡2000多个，形成火力互相支援的地堡群，各个据点间用交通壕连接，外围设有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阵地前500米内的树木、庄稼一律砍光，驻地村民一个不留地赶走。可是华野得到的情报却是南麻敌军构筑工事未成。战斗过程中，华野部队每攻克一个堡垒，都要付出伤亡数十人上百人的代价。加上时值雨季，连日大雨滂沱，山洪暴发，河水陡涨，部队行动受阻，弹药受潮失效，天候宜守而不利于攻，更增加了作战困难。经过3日3夜恶战，把整编第十一师压缩到纵横5公里的包围圈内。华野有的部队一天之内连续打破敌人十几次反攻，打得英勇顽强。

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粟裕亲自到第一线指挥。他要作战科副科长金冶立即组织一个精干的观察所，设置在南麻东北830高地上的山洞里，洞口正对南麻方向。南麻是一块四面环山的盆地。观察所居高临下，不借助望远镜也可看到战场情况。

7月19日，粟裕来到观察所，观察战场情况。此时蒋军飞机穿梭般轰炸扫射，攻击华野部队阵地。下午3时，华野部队发起总攻，炮兵开始射击，南麻顿时迷迷蒙蒙。粟裕手持电话，命令部队积极动作，攻击前进。可是，攻击受阻，进展很慢。

7月20日，粟裕再次来到观察所。他看到第一线部队正在英勇地攻击敌人的子母堡群，遭到敌人交叉火力封锁，一次又一次遭受挫折。粟裕问随行人员：部队攻打子母堡的战术动作过去训练过没有?随行人员回答：攻打以地堡为核心工事的战术训练过，但对攻打这样密密麻麻的子母堡群的战术没有训练过。粟裕说：这是一个教训啊!这次战役结束后，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要重视攻打子母堡的战术技术训练。随行人员提出一个问题：这次分兵出击，避开雨季，是不是更好些?粟裕说：这次作战，雨季影响很大。但是要知道，我们的行动是紧密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作战。他们6月底突破黄河，进入鲁西南地区作战。我们在鲁西、鲁南、鲁中的作战行动，同他们互相呼应，是战略性任务。我们忍受一定伤亡、损失，是值得的必要的。

在观察所里，粟裕亲眼看到第九纵队英勇顽强作战的情况。在第九纵队正面，蒋军的主阵地高庄就有80多个子母堡。经过两天两夜激战，被第九纵队攻克50多个。蒋军依恃其优势装备，以强大炮火疯狂反扑。守卫在高庄西山的第九纵队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一天之内连续打垮敌人13次冲锋。

战后，粟裕特地表扬了七十三团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他对第九纵队副司令员聂凤智说，在山上看得很清楚，七十三团方向打得十分激烈，敌人十一师的炮火集中倾泻在七十三团阵地上，七十三团打得英勇顽强。

此时整编十一师粮弹两缺，士气低落。胡琏惟恐落得整编第七十四师的下场，急电蒋介石速派援兵，空投粮弹。蒋介石颁发手令，严令整编第九师、整编第二十五师、整编第六十四师、整编第七十五师增援。20日上午，国民党援军进至距南麻只有10公里的地方，并突破华野阻援部队阵地。陈、粟、谭估计歼灭南麻之敌尚需5到7天甚至10天时间，而手中已无预备队，不能增加打援兵力，以保证攻克南麻必需的时间。根据这种形势，决定于7月21日晚上撤出战斗，以造成敌人错觉，然后再捕捉战机歼敌。

南麻一仗，歼灭蒋军整编十一师少将旅长覃道善以下官兵9000多人，华东野战军付出了伤亡4000多人的代价，没有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打了一个消耗仗。

7月22日，华野南麻战役参战部队刚刚转移到临朐县城西南地区，就得到情报：从胶济线昌潍地区南下的李弥第八军奉令抢占临朐城，企图切断南北交通，威胁华野后方安全，但是第八军主力尚在进军途中。陈、粟、谭决定，乘敌人立足未稳，突然发起攻击，歼灭第八军于临朐城及其东北地区。

不料蒋军进展甚快。23日中午，李弥率领的5个主力团进入临朐城内，当天就控制了临朐城周围各个制高点，并且迅速构筑起每班至少1个地堡工事。得知这一情况，陈、粟、谭发出作战命令，于2月24日黄昏发起战斗，决定用速战速决的战法，歼灭临朐之敌。

命令刚刚发出，天气突然由晴天转为暴雨，顿时山洪暴发，河水泛滥，临朐城外一片汪洋，平地水深过膝，部队行动受阻，弹药受潮失效。蒋军凭借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伺机反扑。天时地利都对华野不利。经过两天两夜恶战，华野部队多次攻城未能奏效。已攻入城内的7个连，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因为后续部队未能突人，众寡悬殊，伤亡过半。这时南线北援蒋军已经前进到临朐以南的三岔店地区，并且突破了华野阻援阵地。再打下去，对华野不利。陈、粟、谭决定，主动撤出战斗，转移到诸城、莒县山区休整。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中央军委于26日、27日先后复电同意。7月28日，陈、粟、谭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参战部队向胶济路北和诸城地区转移。

与此同时，华野进人鲁西、鲁南的5个纵队打得也很艰苦。部队在齐腰或齐膝的大水和泥泞中连续行军作战，80％的指战员烂脚，非战斗减员严重。第一，第四2 个纵队各伤亡约5000人，非战斗减员各约5000人。第一纵队3个师，除第二师尚余2个团外，其余两个师均只有1个团。第三纵队第七、第九两师都缩编为两个团。第十纵队伤亡近2000人。部队实力大减，思想比较混乱，有些人对全国大反攻的形势发生怀疑，说：“反攻反攻，丢掉山东。”

由于“七月分兵”后几仗没有打好，有些人对“七月分兵”的决策发生怀疑。他们说：“七月分兵是否太仓促了?如果在内线再坚持两个月，避开七、八月的雨季，经过充分准备再出击，是不是要好一些?”

针对这一问题，粟裕回答说：“我们当年执行军委分兵的方针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将眼光局限于山东，在内线坚持几个月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当时山东还有50多个县城在我手中，而且连成一片，胶东、渤海、滨海3个地区还可以回旋，在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但是，刘邓大军在6月底将南渡黄河，军委已经告知我们，我们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当然，策应刘邓大军南渡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在7月初能集中兵力打一个像孟良崮那样的大仗，将敌人牵制在鲁中，对刘邓大军的配合将是有力的。无奈当时难以肯定数日内必有战机出现，而刘邓大军按军委规定日期出动，我们不能以作战行动作有力的配合，这对全局是不利的。这就是我们立即执行军委分兵的指示的主要原因。同时，集中与分散是兵力运用上的一对矛盾。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我军的作战原则。所以集中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并不排除必要时的分散，分散也是对付敌人的一种手段。孟良崮战役发起前，1947年5月上旬，军委曾指示我们不要分兵。我们遵照军委指示改变了计划，但当时我们也不是绝对不分兵，而是留下六纵隐伏于鲁南。后来这一着在孟良崮战役时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分路出击，就可以将敌人扯散，而我军则可以由分散转为集中，以歼灭孤立分散之敌。也就是先以分散对付集中，再以集中对付分散。后来战局的发展果然如此，沙土集战役就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512—513页。

二、为华野几仗未打好引咎自责，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探索战争发展规律。

7月几仗没有打好，粟裕心情沉重。他分析几仗得失，认为“七月分兵”以后的作战行动，调动与扯散了敌人，打乱了敌人维持对山东“重点进攻”的部署，配合了刘邓大军在鲁西南的战略行动，这是战略上的胜利；但是，有几仗没有达到预定作战目的，打成了消耗仗，付出的代价较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作为负责战役指挥的指挥员，更应该引咎自责。

7月30日，部队在转移途中，陈毅、粟裕、谭震林发电报给张云逸、饶漱石、黎玉并报中共中央和刘伯承、邓小平，报告已经放弃临朐，同时报告：“我们接连几仗未打好，待检讨后，详细具报”。8月初，华野指挥机关转移到益都地区，陈毅、粟裕、谭震林一起商议如何总结经验教训，向中共中央写报告。陈毅和谭震林提议，由粟裕起草南麻、临朐战役初步总结的电报稿。粟裕很快就完成了起草工作，从战略指导和战术指导两方面分析了两仗未能打好的原因，以及由此得出的经验教训。8月4日，粟裕把电报稿交给陈、谭审阅。陈、谭都不同意电报稿上的意见，认为在战略指导上没有问题，而是“ 军事部署上的错误与战术上的不讲究”。

粟裕逝世以后，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这份电报的手稿。现节录引起争议的部分如下：

陈谭粟报中央并华东局：未支(8月4日)

南麻临朐等役，均未打好，影响战局甚大。言念及此，五内如焚。经初步检讨，其主要原因分述如下：

(甲)在战略指导上

(一)对整个反攻前途固可乐观，但对当前战局亦过分乐观，而对蒋顽继续维持其重点进攻之判断错误。当顽五军及欧震1兵团等西向以对付我榘唐及叶陶兵团时，即认为敌之重点进攻已被粉碎，故较肯定的认为南麻东里店等地之敌必会相继西撤，顽八军亦不敢进犯临朐，或即进入临朐，在知我主力回兵时，亦将迅速向昌潍退去，随之发生轻敌。因此，在具体部署上亦着重于截断敌人退路。但敌人并未退窜。斯时再调整部署，转移兵力，以攻击敌人，则我军又为雨水所阻，分割于沂河 (南麻)及弥河(临朐)两岸，虚耗两三天时间，而敌人则控制有桥梁渡口，能将沂河以南之兵力集中南麻，弥河以东之兵力退集临朐城。此为天候之限制。但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对敌人维持其重点进攻之判断错误。事实上，当时五军及欧兵团等之西移，并非对付刘邓，而系对付我分出之榘唐叶陶兵团，其全部兵力还是压在山东地区及华野身上，这只能说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局部修改。直至临朐撤围，榘唐等与刘邓会合，敌人才有将桂顽转用于兰封之部署。

(二)七月分兵，失去重点。此间四个纵队，虽较榘唐、叶陶两兵团为多，但占整个华野不及九分之四(战力不如西兵团平均，二、七纵不充实)。西兵团虽有五个纵队，分为两路，亦非重点。因之，既无足够打援部队，即不能取得充分的攻坚时间，于是南麻、临朐、滕县诸役，均因此而被迫退出战斗。

(三)东北及刘邓各军开始反攻，屡获伟大胜利，而华野各部自五月中旬迄今已近两月无战绩可言。因此，发生轻动，而急于求战，致有错失。

(四)过去九个纵队集中使用时，每战只要求歼敌一个整师，与歼其援队之一部或大部。但此次分兵之后，由于过分乐观与轻敌所致，仍作歼敌一个师(南麻)与对付其援队之打算，故兵力与要求不相称，致不能取胜。

(五)对敌人土工作业之迅速及其守备能力认识不深刻。当费县战斗之前，以为冯顽会闻风逃窜，故未作充分之攻坚准备，迨陶纵以九团之众围攻费县冯顽两个团，六昼夜未下，始稍改变部署，停攻邹县与泗曲，而集中力量攻占滕县及济汶，但对敌人之守备战力认识仍不够深刻，致不能奏效。同时只知南麻敌人工事末成，顽八军才进占临朐一日立脚未稳，但事实上南麻敌人早已完成普遍之子母地堡，每连约二十个(每班一个至两个子堡)地堡，其全部地堡总以千计，而顽八军进入临朐，仅四小时，每班即已完成一个地堡。在我军围攻之下，敌更日夜加修，其工作速度实为我军不能计及。于是仍采速决战法，致未能奏效。

(六)过去敌人不敢增援，但近来在蒋、顾连坐法及所谓“总动员”和高价奖励(赏守临朐之顽八军三亿元)下，较前大为积极，其增援队攻击甚猛。而我军之重心则又置于攻坚方面，故南麻临朐两役均因援队逼近而撤回。

由于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粟裕起草的这份电报稿未能发出。粟裕当即另行起草一份短电，引咎自责，请求处分。电报全文如下：

中央军委并华东局：

自五月下旬以来，时愈两月无战绩可言，而南麻临朐等役均未打好，且遭巨大之消耗，影响战局甚大。言念及此，五内如焚。此外，除战略指导及其他原因我应负责外，而战役组织上当有不少缺点及错误，我应负全责，为此请求给予应得之处分。至整个作战之检讨，俟取得一致意见后再作详报。

粟

八月四日午时

8月4日，即粟裕发出引咎自责、请求处分的电报同一天，谭震林写了一封长信给粟裕。信中说：“在这一年多的自卫战争以来，使我觉得必须给你一些帮助才对。 ”他从苏中战役讲起，列举第二次涟水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蒙泰战役和孟良崮战役，认为栗裕“在军事上常常粗心大意，缺乏远见”，“常常只看到一二步”。他说：“数十万大军的指挥，如果不能看远是很危险的”。关于几仗没有打好的原因，谭震林在信中说：“如果拿五仗未打好的主要原因放在乐观这点上去检讨是不能把问题彻底弄清的，也说服不了下面的同志。故(固)然我们受到了这些挫折，这只能是给蒋介石有一点喘息的机会而矣(已)，并不能挽救他的死亡。我们很耐性的休整一个月或两个月，把损失补齐，把战术提高一步，将来不仅是一只猛虎，而且是如虎添翼，蒋介石又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我们不能因此得出一个蒋介石了不起的结论，当然轻视他是不应该的。”

谭震林把这封信首先送给陈毅，并请陈毅转交粟裕。陈毅看过后，认为“对粟有帮助”，当天就把谭震林的信转交给粟裕，并邀粟裕彻夜长谈。

粟裕反复看过谭震林的信以后，认为有许多问题需要与谭震林讨论。当时谭震林已经率领第二、第七两个纵队转移到胶东地区休整，就写了一封复信给谭震林。

关于南麻临朐战役，粟裕在复信中说：“你和军长要我起草南麻临朐战役初步总结报告军委(详未支电稿)。草成后，你们都不同意我那电稿上的意见，而认为‘是军事部署上的错误与战术上的不讲究’。我承认军事部署上确有错误，战术上确很低劣，这些我应负其全责。但我仍认为‘过分乐观’是南麻临朐战役未能取胜的主要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过分乐观而发生轻敌，由于轻敌而企图‘啃硬核桃’，企图‘一锅煮’，企图歼灭十一师后乘胜歼二十五，六十四等师，而与叶陶各纵会师蒙阴。因此部署上就以攻坚为主，而不以打援为主。这种乐观，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我觉得你比我和陈军长更乐观，而有过分乐观的表现。”

信最后表示：“总之，自卫战争以来，一切军事部署上、战术指导上的缺点、弱点和错误，我应负其全责。今后当遵照你的来信及时地加以改进，并诚恳地接受你对我的帮助，还希望今后毫不顾虑地对我不时地提出批评和给我以更多的帮助。”

8月6日，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先后发来对粟裕请求处分的电报的复电。

中央军委的复电说：“粟裕同志支午电悉。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请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在这之前，中央军委于8月4日、8月5日连发4电，要粟裕速去鲁西南指挥陈唐叶陶5个纵队作战，表明中央军委对粟裕的充分信任。

华东局复粟裕并报军委的电报更是洋溢一片同志关切之情。电报说：“二十年革命战争中，你对党对人民贡献极大。近两个月来的战斗，虽未能如五月以前那样[取得1伟大胜利，却已给敌强大杀伤。近月来伤亡均较大，主观上虽可能有些缺点，但也有客观原因。只要善于研究经验，定能取得更大胜利。自七十四师歼灭后，你头晕病久未痊愈，我们甚为怀念，望珍重。”

同一天，陈毅发出给中央军委和华东局的电报，谈他对几仗未能打好的看法，以及他对粟裕的评价。电报中说：“我认为我党二十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前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又说：“我们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负责。过去常胜者以此。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注】《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 版，第499—500页。

8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陈毅、粟裕和饶漱石的电报，认为陈毅8月6日的电报“所见甚是，完全同意”“七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89页。

“七月分兵”以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不同意见的讨论，促使粟裕深入分析华东以至全国战局及其发展趋势，进一步探索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他认为，当时正处在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过程中。我军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转入战略进攻，敌人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但是，敌人在兵力数量上仍然占有优势，因而在局部地区(例如山东)仍可保持强有力的进攻。所以，我们的战略进攻有自己的特点，而不能和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反攻形势一样，完全以压倒的优势把敌人一直压下去。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把战争引向蒋管区，打乱他的战略部署，不断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不断扩大解放区，缩小蒋占区，争取我军的全部优势，最后达到消灭全部敌人、取得革命完全胜利的目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几仗没有打好就忽视“七月分兵”以后取得的胜利，更不能由此得出悲观失望的结论。同时也要看到，我们还没有取得绝对的优势，在前进道路上还有困难和曲折，而不能过分乐观。南麻、临朐两仗没有打好的主要原因，就是把整个局势的可以乐观与当面情况的仍然严重混淆起来了，产生了轻敌骄傲情绪，总想来个“空前的空前”胜利，放松了主观的努力，造成了某些错误。

粟裕认为，从9月到12月这几个月，是由敌强我弱转为敌弱我强的关键时刻，全国战争形势将会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的歼灭战将进一步向更大规模发展，这可能是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孟良崮战役以后，我军一直没有找到打大歼灭战的战机，就是因为敌人在多次遭受我军歼灭后，兵力已大为集中；如果我们不能集中更大的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则战机势必难寻。我们必须适应战争发展的新形势，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这样，才能夺取战争的主动权，推动战局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

一个月以后，9月3日，在外线出击的紧急进军途中，粟裕在华野直属队干部大会上作《关于七月份作战检讨和今后反攻形势的报告》，对上述观点作了系统的阐述，对“七月分兵”以后的经验教训作了理论的概括，对战争规律的探索又前进了一步。

三、毛泽东说：“粟裕同志巧酉电意见极为正确”。

华东战局第二个转折的标志——沙土集战役。

中共中央在小河会议作出“三军配合，两翼钳制”的战略部署以后，立即调兵遣将，组织实施。

7月23日，中共中央小河会议结束当天，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刘邓、陈栗谭和华东局，指令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要求他们“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然后“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指令 “陈粟谭率鲁中主力并在刘邓到大别山后，指挥陈唐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陈谢集团至豫西后受刘邓指挥作战”。【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47—148页。

8月1日，陈士榘、唐亮率领的华野3个纵队与叶飞、陶勇率领的两个纵队在济宁附近会师，随即渡运河西进鲁西南，与刘邓大军靠拢。

8月4日，中央军委连发3电，指令粟裕带炮兵速去鲁西南，统一指挥陈唐叶陶5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并决定组成华野西兵团，“提议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委”。中央军委指出：“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于陈唐叶陶五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65页。

粟裕接到中央军委电报，联系全国战局领会军委战略意图，他认为，就战略全局来看，我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略重心已由内线转到外线，主战场也由山东转移到中原，华东野战军今后的主要作战方向和指挥重心也将相应地转到外线，转到外线的几个纵队是华野的主力。为了更好地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并考虑到“人事关系与指挥便利”，粟裕向陈毅提出3点建议：(一)请陈毅一同西去，以加强领导；(二)为了进一步集中兵力，造成战役上的优势，增凋第六纵队到西线；(三)留在山东的第二、第七、第九3个纵队组成东兵团，执行内线作战任务。陈毅同意粟裕的意见，8月5日将上述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

中央军委于8月6日复电，“同意陈粟率野直及六纵去鲁西南，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组成东兵团”，“惟陈粟应速西去，愈快愈好”。同日另电又指出：“此次华东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待陈粟率野直及六纵到郓(城)巨(野)，我军实力更厚，领导更强，对于争取新胜利极为有利”。【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75—177页。

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陈毅和粟裕立即组织华野指挥机关和部队展开外线出击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天，正在后方疗养的乔信明突然接到电报，要他立即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谈工作。乔信明大吃一惊：“我不能打仗，还有什么工作可做呢?电报不会发错吧?”他把电报再仔细看一遍，的确是发给他的。

乔信明是1930年入伍的老红军，曾经在国民党的牢狱里受过长达3年的折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苏中军区第二分区副司令员。3年牢狱的摧残和艰苦的战斗生活损伤了他原本健壮的身体，刚到中年就身患重病，下肢失去知觉，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到后方疗养。

他接到电报，立即坐担架出发。走了一天一夜，到达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已经是凌晨3点了。司令部的各个房间里人影绰绰，烛光闪闪，嘀嘀嗒嗒的发报声和嘀铃铃的电话声交织在一起，一派大战在即景象。

乔信明的担架刚刚进到院子里，一个熟悉的声音就传了过来：“把担架抬到这里来!”接着，一只手伸过来和乔信明的手握在一起。

“啊，是粟司令!”乔信明说。

粟裕亲切地问：“路上辛苦了吧?”

“粟司令，你还没休息?”

“蒋介石不批准嘛！”粟裕诙谐地一笑。

乔信明深受感动，说：“你要注意休息啊!我这个教训还不够吗?”

“更重要的教训是贻误战机。”粟裕郑重地说。

“这倒是的。”乔信明想，几年不打仗，说话也跟不上形势了。

粟裕等乔信明在炕上坐定，说：“你大概也很想快点谈工作吧?我们抓紧时间，你不感到疲劳吗?”

“不疲劳，又没走一步路，倒是你太累了。”

“我嘛，抢着时间就是胜利。”粟裕回头对乔信明的警卫员说：“谈完工作，你们首长要立即回去，你们快去准备担架。”

粟裕对乔信明说，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执行外线出击任务，要准备打大仗、恶仗。留下后方机关大约5万人，要成立一个总留守处，把分散在各地的后方机关迅速集中起来，整顿组织，整顿思想，减少前方指战员的后顾之忧。过一段时间还要办妇女大学，组织留在后方的女同志学习，为她们进入大城市工作作准备。这个任务交给乔信明负责。

乔信明说：“粟司令，我一不能走路，二没有文化，又病了这么多年，这样大的摊子，这样高的要求，恐怕我干不了。”

粟裕充满信心地说：“你干得了的。你主持这项工作，前方各纵队的千部放心，他们都是你的老战友嘛!有他们的支持，是做好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你说的困难也是事实。你有自知之明是很好的。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虚心向他们求教，一定能把工作搞好。”

乔信明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华野后方总留守处的工作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前方作战的同志万万没有想到，在紧张的战争环境里，他们的妻子儿女还能上学读书，进幼儿园，无不深深感到党组织的温暖和首长的关怀，把对组织的感激化作对敌作战的力量，斗志昂扬地投人新的战斗。

后来，粟裕转移到中原地区以后，又给乔信明送来一辆马车。这辆马车，是后勤部门专为粟裕制作的。粟裕肩负战役指挥重任，经常为工作彻夜不眠，行军途中才能抓紧时间休息一下。这辆车是给他在行军途中使用的。粟裕坐上马车，想到下肢瘫痪的乔信明，立即派人把马车送到位于山东德州附近的华野总留守处。

乔信明收到这辆马车，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让警卫员把他抱上车去，抚摸铺着棉花的坐垫，又让他的夫人于玲找来地图，用火柴梗测量从河南到德州的距离，不禁热泪盈眶，自言自语地说：“粟司令在前线那么紧张，还想着我这个残疾人。俗话说‘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粟司令是千里送马车，礼重情更重啊!”

8月初，蒋介石调集8个整编师(军)18个旅约14万人的兵力，企图分进合击正在鲁西南休整的刘邓大军主力，同时阴谋策划乘连日大雨破坏黄河大堤，水淹刘邓大军。刘伯承、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当即决定提前结束休整，于8月7日突然隐蔽南进，执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

8月8日，陈毅、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第六纵队、特种兵纵队向鲁西南进军。他们选择的路线是：从胶济路北的桓台、广饶地区出发，北渡黄河至山东惠民地区，再从禹城附近越过津浦线，到达阳谷、寿张地区，由此南渡黄河至鲁西南前线。这一路都是老解放区，是我军的后方，没有敌人阻拦，既可以大大减少行军中的兵力消耗，又可以隐蔽我军行动意图。

8月16日，粟裕于行军途中收到中央军委来电，询问陈、粟对西线兵团今后行动的打算。这时陈毅已离开华野前指前往渤海军区处理后方工作。

粟裕分析敌我态势，思考最佳行动方案。他知道，对于华野西兵团的行动，中央军委有过明确指示，要求华野各纵队从刘邓大军的相反方向钳制敌人，“陈唐不可轻出陇海以南”，“陈粟六纵全部必须从内线，即从你们(指刘邓大军)的反对方向钳制敌人，才是最有力的钳制”。但是，当前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刘邓大军越过陇海路以后，受到大批敌军前堵后追，处境紧迫。他认为，为了更有力地策应刘邓大军作战，华野西兵团作战区域必须扩展到陇海路以南。这样，不仅可以适应当前拖住敌人、策应刘邓的作战需要，而且可以为将来三军配合经略中原创造条件。8月18日，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他在电报中说明，由于陈毅去渤海军区未回，此电是他个人的意见。

粟裕在电报中说：“依近日情况判断，敌有大部随刘邓南去可能。果如是，则刘邓很吃力，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多拖住一些敌人。因此，西兵团目前应位鲁西南及陇海线上行动，必要时以一部挺人路南，破袭津浦，威胁徐州，才能有效拖住敌人，并寻机歼灭薄弱之敌。此计划如能有效实施，不仅可拖住一部敌人不能南去，且可迫使鲁中、胶济线抽一部分敌西来。如是，则又会减轻我鲁中及胶济线负担，并使敌人进犯胶东腹地及烟台之可能性更减少。”【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18—319页。

这封电报于18日酉时(17—19时)发出。按照韵目代日，地支代时的惯例，称之为“巧酉电”。这是一份从战略全局利益出发为本战区任务主动加码的电报，也是为未来战局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电报。

毛泽东于8月24日复电，指出：“粟裕同志巧酉电意见极为正确。西兵团作战范围规定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望转示(陈士)榘唐 (亮)、叶(飞)陶(勇)及六、十两纵及炮纵坚决执行。”这样，就改变了“陈唐不可轻出陇海以南”和“陈粟六纵必须从内线”钳制敌人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陈栗与刘邓、陈谢三军共同经略中原的战略任务，完善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布局。毛泽东的复电特别指出：“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据延安总部公布的战绩统计，1946年7月至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全军歼敌正规军46个完整师，其中华东歼灭29个，占 63％；全军毙俘敌将军121名，华东毙俘65名，占53.7％；其中中将以上军官10名，华东占7名，不包括俘后潜逃的王铁汉；全军歼敌2万以上的大战役8个，华东占6个。)，七月减员较多，无损大局。希望你们尽速赶至鲁西南，统一指挥西兵团各纵，配合当地地方兵团，完成中央付给我华东军的伟大任务。我相信你们必能完成此种任务。”【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07—208页。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指示，粟裕反复思考，进入鲁西南以后，如何打好第一仗，夺取战争主动权。

此时刘邓大军南进以后处境困难。中央军委、毛泽东连发急电，通报刘邓大军情况，指令陈、粟率部迅速南下歼敌，直接援助刘邓大军。8月27日的电报说：“敌大军向刘、邓追击，情况异常紧迫”，要陈、粟率六纵、十纵、炮纵“星夜兼程急进”，统一指挥陈、唐、叶、陶5个纵队，“歼灭与抓住几部敌人，直接援助刘邓 ”，“至急至要”。

已进入鲁西南的陈唐叶陶5个纵队打得也很艰苦。在敌人重兵进攻下，部队频繁转移，一直受敌人尾追，未能摆脱被动，一个多月没有打过一个像样的仗。部队减员较多，思想较乱。有的干部说：“运动战，运动战，只运不战。我走弧形，敌走直线，敌人走一，我们走三，昼夜不停，疲劳不堪。”有的说：“这样下去，只有拖死。与其拖死，不如打死。”有的说：“鲁西南水多，泥鳅成了龙。吴化文是我们手下败将，居然敢跟着我们屁股追!”宋时轮则率第十纵队擅自撤到了黄河以北。敌人因此产生错觉，错误地判断“山东共军溃不成军，不堪再战”，“鲁西南共军陷入绝境，南有陇海路，东有津浦路，西、北两面有黄河，四面被围，无路可走 ”。过去敌人行动比较谨慎，现在骄狂起来，一个团也敢自成一路尾追。

粟裕认为，扭转战局的关键，是尽快捕捉和创造战机，打一两个歼灭战。这样，才能有力地配合刘邓作战，才能迅速打开鲁西南局面，才能克服指战员中的思想混乱。他认为，当时已经具有打歼灭战的基本条件和可能出现的有利战机。我军与敌军在同样的地理、天候条件下作战，敌人在大雨泥泞中追击一个多月，也是疲劳不堪，而他们的素质和士气是不能同我军比拟的。我军实力虽然下降，但已经高度集中，完全可能对敌人造成战役上的兵力优势。同时，敌人骄狂失慎，错误地判断我军北逃，很可能分兵轻进，形成有利于我的战机。我军突然南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必将大奏奇效。

根据这样的分析，粟裕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作战方案：

第一方案：渡过黄河与陈唐会合以后，开个会，休息几天，补充弹药、物资，恢复部队体力，再打第一仗。好处是战役指导思想统一，布置周到，易于协同。不利之处是，敌人可能谨慎靠拢，或进入据点固守，不易分割歼灭。

第二方案：在陈粟率六纵、十纵和特纵渡河次日就发起战役。由陈唐部将敌诱至距我渡河点以南三四十公里之适当地区，集中3个纵队，包围敌整编第五十七师或整编第六十八师，另以1个纵队钳制敌整编第五师(由第五军改称)；第六纵队、第十纵队赶去参战。这样，可以出敌不意，易于取胜，而且能迅速打开鲁西南局面，及时南下豫皖苏配合刘邓大军。但战前来不及开会，不便取得密切协同，万一打不好，对整个战局不利。

这时，陈毅已自渤海军区返回华野前指。陈毅同意粟裕的设想，并提议在作出决定以前征询陈上榘、唐亮、叶飞、陶勇的意见。

8月30日，陈、粟又接到毛泽东署名的急电：“现在欧震、张淦、罗广文、张轸、王敬久、夏威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24 页。陈毅和粟裕立即决定，采取第二方案，率领第六纵队、第十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南渡黄河，与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纵队会合于郓城地区，相机歼灭北犯之敌。当天就发出“西字第一号命令”。陈、粟立即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第六、第十纵队渡过黄河，原在黄河以南各部亦遵令兼程急进。从9月3日到5日，3天之内，华野7个纵队及拨归陈、栗指挥的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就集结于预定作战区域。

为了保证初战必胜，粟裕首先进行凋查研究，找西兵团一些同志谈话。他发现，在纵队以上指挥员中，对于要不要打这一仗，思想并不一致。多数同志主张打，也有打胜的信心。他们早就憋了一肚子气，求战的心情甚为迫切。他们说：“曾几何时，我们在雨雪交加的鲁南，消灭了配属快速纵队的整编第二十六师，活捉了马励武；在沂蒙山区，消灭了蒋军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打死了张灵甫。如今反被我们手下的败将追得东奔西跑，真是窝囊!”“我们和敌人所处的天候、气象、地形条件是一样的，敌人能打，我们为什么不能打?”一向英勇善战的“独臂将军”廖政国，为部队减员过大、作战被动感到痛心，一见到粟裕就掉下了眼泪，坚决要求打一个翻身仗。但是，有的高级指挥员主张休整一下再战。他们认为，敌人多路尾迫，密集靠拢，战机难寻；时值雨季，积水甚深，不便机动；没有后方，伤员安置困难；特别是部队减员多，消耗大，未得补充，实力大减，没有必胜把握。

粟裕分析当时情况，认为统一作战指导思想是打好这一仗的首要问题。他向陈毅汇报了调查研究的结果，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设想。陈毅同意粟裕的意见。二人决定紧急召开纵队以上领导干部会议统一思想。

会议在9月6日晚上举行，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两种不同主张的同志畅所欲言，阐述了自己的想法。粟裕针对干部中的思想问题，反复说明早打的必要性和取胜的可能性，阐述如何处理打和走的辩证关系。他指出，首先要承认困难，正确对待困难。我们外线出击以来，第一次脱离根据地作战，又逢大雨和洪水，确有不少困难，休整一下再打，当然好一些。但是，刘邓大军告急，毛主席电令我们迅速行动，积极歼敌，全力配合刘、邓，这是全局。局部必须服从全局，我们再困难，也要自己克服，尽力争取早打。要克服目前的困难，变被动为主动，关键是打好一仗。只有打，才能有力地配合刘邓；只有打，才能扭转现在的被动局面；只有打，才能得到补充；只有打，部队才能得到休整。打好了，鲁西南根据地就能重建起来。对于敌我双方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要作全面分析。当前部队虽然疲劳，但求战心切；实力虽然下降，但兵力已高度集中，完全可以造成对敌人的战役优势。敌人一个多月来对我军前堵后追，错误地判断我军向北溃退，因而骄狂失慎。我们利用敌人企图压迫我军退到黄河以北心理，将计就计，用第一、第三两个纵队诱敌北犯，敌人很可能分兵轻进，从而造成有利于我的战机。我3个纵队渡河南下，突然投入战斗，可以收到攻其不备的效果，取胜的把握很大。至于部队的思想问题，实践已经多次证明，打胜仗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最好办法。

粟裕列举实践经验，从理论上阐述了打和走的辩证关系。他说，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是处理好走和打的辩证关系。在敌人统治区内活动，不能只走不打。当然，不能盲目地打、硬打。但是，如果只有走，没有打这一手，那就走也走不好，走也走不了。当前要扭转战局，争取主动，关键是打好一两个歼灭战。至于战机问题，要作全面分析，既要看到不利因素，又要看到有利条件，还要创造有利条件。同样的部队，同样的条件，对同样的敌人作战，能否取得胜利，指挥员的分析判断和决心起主导作用。如果指挥得当，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取得胜利；反之，如果指挥失当，那就不能恢复主动地位，接下去可能是失败。

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大家决心打好这一仗，并且一致同意首先歼灭较弱的整编第五十七师，然后再视情歼灭整编第五师(即邱清泉的第五军)。

这次会议的决定，在部队中层层传达，迅速提高了广大指战员敢打必胜的决心和信心，把领导的决心变成了群众的自觉行动。大家奔走相告：“陈．粟到前线了，我们要打胜仗了!”

按照上述作战部署，华野西兵团各个纵队集结于沙上集南北地区。

沙土集位于山东省郓城县西南，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集镇。然而，它周围地区却是历史上著名的古战场和农民起义发源地。它北面的鄄城，是著名军事家孙膑的故乡，他指挥的减灶诱敌、智歼庞涓的马陵之战就发生在鄄城与范县之间。它西面的菏泽，古称曹州，是震撼唐王朝统治的黄巢农民大起义发源地。北宋末年纵横十郡 “官军莫敢撄其锋”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宋江，传说就出生在郓城县。天翻地覆今胜昔。在这块历经沧桑的英雄土地上，陈、粟即将导演一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全歼蒋介石的整编第五十七师。

蒋军五十七师整编以前是九十八军，是华野手下败军。1945年6月的天目山战役中，曾被粟裕指挥的苏浙军区部队全部歼灭，后来恢复重建。在1946年12 月的宿北战役中，又被陈、粟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歼灭1个整编旅。此次在鲁西南地区作战，他神气起来，骄狂失慎，伴随邱清泉的第五军猖狂进攻，已经进至郓城西南皇姑庵附近，而与第五军拉开了20公里的距离。

陈、粟当机立断，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指挥部队发起攻击。他们集中3个纵队共8个师即4倍于敌人的优势兵力，攻歼整编五十七师；以3个纵队加1个师即超过主攻部队的兵力阻击援敌，并以1个纵队作为战役预备队。

9月7日，华野部队发起攻击。整编第五十七师见大势不好，急忙收缩到沙土集附近几个村庄。华野迅速完成对整编第五十七师的合围。

粟裕密切注视战场情况。他发现，在围歼整编第五十七师的部队中，除第六纵队以外，大都弹药不足，特别是缺少炮弹，不能充分发挥我军威力。立即写信给负责后勤供应的刘瑞龙，要他迅速往前方运送炮弹和其他弹药。

刘参谋长瑞龙同志：

我们正包围攻击五十七师于沙土集、双庙及其以北地区，但参战部队除六纵有迫炮弹外(十纵任钳制)，其余均无炮弹，对作战影响甚大。而此战又关系我军今后之能否在鲁西南站脚的重大关键。因此请尽一切努力迅速将迫炮及山炮、六○炮弹往前送，越快越好，越能往前送越好。望切实办到，万勿延误，至盼至盼。

并致

敬礼

粟 裕

九月七日晨

信后附有炮弹和其他弹药的分配原则，具体规定每个纵队发多少，不必全部发完，余数暂留黄河以北。

刘瑞龙按照粟裕的指示，立即调动一切运输力量，把弹药送到前线。

这件事给刘瑞龙留下了深刻印象。刘瑞龙说：“一方面使我感到战前疏于检查，有负职守，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更重要的是，粟裕同志不仅从战略上部署战役，而且切实

Chapter_15

从事当前战役的组织和指导，随时了解战役的补给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满足前线需要。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

沙土集一战打得干净利索。从9月7日至9月9日凌晨，只用不到3天的时间，就歼灭整编第五十七师9500多人，其中俘虏中将师长段霖茂以下官兵7500多人，缴获大量枪炮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陈、粟向中央军委报告：“此役经十日来与五军纠缠始吸引五十七师落网，同时打垮刘汝明两个旅数次增援和五军整六日的不断进攻。”

这一仗打出了华东野战军的神威，使骄狂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将领佩服得五体投地。新华社战地记者季音采访了浑身粘满污泥、穿着士兵服装的段霖茂和他的部下少将旅长罗觉元、副旅长张毓彬等人。他在《战败将军一席谈》的报道中说：

现在，我们面前这几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对我说：“我们的指挥完全错误，耳聋眼瞎，情况不明，完全陷于被动。贵军好像在指挥我们一样，我们当然必败无疑！”

“共产党不但会指挥自己的部队作战”，秃头大顶、满嘴短须的一一七旅副旅长张毓彬站起来插嘴说：“有人说，他还会指挥敌人，我看这话真不假。”

这位记者还说，这些被俘蒋军将领与过去被俘将领的情绪显著不同。在沂蒙山区作战的时候，被俘蒋军将领并不认输，常常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偶然的失误，说：“ 我们吃亏是偶然的，这次是中了你们的诡计。”现在不同了，他们输得口服心服，急切盼望的是把他们送到黄河以北去吃小米。季音说：“这种俘虏情绪的显著变化，不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局的根本变化吗?”【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40页。

沙土集战役的胜利，是华东战局第二个转折的标志，它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华野在鲁西南的被动局面，为恢复和建设鲁西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为向豫皖苏进军打开了道路，而且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区和山东内线战场抽调4个师驰援鲁西南，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和山东内线我军的行动。中共中央来电祝贺并慰问华野西兵团全军，指出：“郓城、沙土集歼灭五十七师全部之大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29页。粟裕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这一胜利，说明蒋军在山东一再挣扎的重点攻势已最后宣告破产。蒋军从此变为被动，我军从此转为主动。”【注】《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274—280页。

四、纵横驰骋于“四战之地”，胜利完成三军配合经略中原的战略任务。

沙土集大捷以后，中共中央于1947年9月11日发出致陈、粟并告刘邓等人的电报，一方面指出这一战役对南线战局发展的极大意义，一方面指示陈粟迅速南下，完成在“三河一线”之间创造巩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黎谭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中共中央强调指出：“你们处在上述四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你们的胜利有重大战略意义”。【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40—241页。

中共中央所说的这个“中间地带”，位于三河(黄河、淮河、运河)一线(平汉线)之间，横跨河南、安徽、江苏3省，是一个纵横6万余平方公里、包括30余县的广阔平原，历来是兵家必争的“四战之地”。从公元前1057年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起，晋楚争霸中原的鄢陵之战，楚汉逐鹿中原的彭城之战和，岳飞大败金兵的郾城、颍昌之战，以及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明末的李自成起义，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中的中原会战等等，许多著名战役都发生在这块土地上。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创建的抗日根据地。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后，国民党军队侵占了这块土地，当地人民群众再次遭受“水旱蝗汤”的苦难。(汤，指汤恩伯，抗战期间任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驻防河南，祸害人民，被视为与水灾、旱灾、蝗灾并列的又一灾害)从此以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创建了由吴芝圃、张国华领导的豫皖苏解放区，地方武装已发展到2.5万余人。但是，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仍然占有大部分县城和重要交通点线，在陇海、津浦、平汉3条铁路线部署了7个正规师(军)，连同地方反动武装共约15万人。因而形成了根据地、游击区、蒋管区并存的局面。

沙土集战役以后，陈、粟曾经设想歼灭由陇海线北犯的整编第十一师于曹县地区。战斗于9月23日打响。整编第十一师据险固守，援敌第五军、整编第七十五师、整编第十师等部逼近。陈、粟判断，敌人有集中5个整编师(军)迫我在曹县、成武地区决战企图，于是当机立断，决心放弃对整编第十一师的攻歼，以避免与敌人过早决战，使我军保持主动地位。他们决定，留下第十纵队和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在鲁西南钳制国民党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陈，粟率领7个纵队向豫皖苏进军。

在这之前，1947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包括陈毅、粟裕在内的晋冀鲁豫中央局，指定“陈粟代表该局指导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路以东之党政军民工作”。

陈、粟对挺进豫皖苏的行动作了周密部署，规定6个纵队分两路南进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华野前委发出越路南下政治工作和新区地方工作的指示信，组建了从野战军到纵队、师、团的地方工作委员会，每个纵队抽调200至300人组成地方工作队，明确提出了南进以后“发动群众和开辟新区、削弱与打击敌军主力两大任务 ”，详细规定了在根据地、游击区、蒋管区三种不同区域的任务和政策，并且准备了沿途散发的“宣布本军主张”的布告。他们强调指出，两大任务的完成，“必更使蒋匪阵线混乱，更有力地配合和推动全国反攻形势”。

陈、粟署名的布告中说：“为了彻底灭蒋，本军大举南征。此来宗旨所在，救我苦难人民。反对美国侵略，争取民主生存。废除中美条约，保存领土完整。实行民主政治，打倒蒋党专政。成立民主政府，人民自做主人。肃清贪官污吏，打倒恶霸豪绅。保护人身自由，特务一律肃清。实行土地改革，农民分田自耕。取消苛捐杂税，不准拉夫抽丁。没收官僚资本，开仓救济贫民。保护工农商业，买卖一律公平。保护民主教育，信仰自由认真。实行民族平等，回汉一体相亲。解放军行所至，纪律素重严明。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遵行。人民一针一线，本军不动毫分。俘虏官兵不杀，优待条例分明。如有违犯规条，准予扭送严惩。人民快快起来，共除蒋贼祸根。”【注】《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33—35页。

陈、粟于9月28日向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报告上述行动计划。9月30日收到中央军委和刘、邓的复电。中央军委指出：“你们分两路前进方针很好”。“各纵辗转活动，破击三条铁路，歼灭分散之敌，极为重要”。【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77页。刘、邓的复电指出，陈、粟大军南下的行动已造成有利战机，说“你们越陇海路，南面敌人已有强烈反应”，“拟乘敌北进时，主力向黄麻及长江沿岸转进”。

陈、粟大军以神速动作，越过陇海路，挺进豫皖苏，以纵队为单位机动歼敌，扫荡地方反动武装，摧毁地方反动政权。从9月27日至10月2日7天内，在300 公里正面前进150公里，攻克敌占县城13座和重要集镇几十处，切断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线，歼灭反动武装5000多人，完成了战略展开，初步站定脚跟。

中央军委10月3日电示：陈粟大军的活动范围扩大到长江以北，“直达寿县、合肥、巢县之线以东，长江以北地区，与刘邓区域、苏中、苏北完全衔接”。中央军委的电报说：“你们兵力业已展开于广大地区，现应确定一个月至两个月内，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如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不够，还可酌量延长，使敌主力置于无用之地，疲于奔命，而我则于短期内歼灭了敌之爪牙，建立了我之根据地，为不久将来集中兵力作战打下基础。此种工作看似不甚重要，实则具有伟大战略意义 ”。【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81页。

10月上旬，陈粟大军两路主力部队会师，粟裕在华野指挥机关干部大会上作形势和任务报告。他说，现在党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更加明确，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长江以北，都归我们开辟、创造、建设。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在全国范围内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由“重点进攻”转为“全面防御”。在豫皖苏战场上，蒋介石集中6个整编师组成机动兵团，依托陇海、津浦铁路，机动转用兵力，与陈粟大军主力纠缠；同时又在陇海、津浦沿线设防，企图隔断人民解放军南北东西联系，阻止人民解放军在中原地区立足生根。

陈、粟审时度势，决定采取新的作战部署，除用一部兵力继续执行开辟和扩建解放区的任务外，集中6个纵队的主力部队展开陇海路和津浦路破击战，以削弱敌人的机动能力，打通南北东西交通，为在豫皖苏广大地区回旋作战创造条件。他们将6个纵队和豫皖苏独立旅分别组成3个兵团，加上铁路两侧解放区15万民工，从 10月中旬到1真月中旬，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破击战。陈、粟向中央军委和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报告说：“我们作战方针是尽量使战争引向陇海路以南，引向敌人主要交通线，迫使敌人去守护交通线及要点，以分散敌人兵力，便于我在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进行群众工作与恢复和建设根据地。”

作战命令发出以后，陈毅和粟裕就深入部队指导作战，亲自到铁路上视察。战斗打响以后，几百里长的铁路线上火光冲天，蒋军碉堡在火花进射中崩塌，成排的钢轨在震天动地的吼声中被翻倒在路旁。华野的战士们笑指被围困在据点内的敌人说：“过去咱们跑路，你们坐火车，嗨，现在一起来用两条腿比赛比赛吧!”

这次陇海、津浦两路破击战，歼敌1.1万余人，破坏陇海铁路200多公里，切断了敌人的交通命脉，威胁敌人的战略重地徐州。与此同时，担任开辟新区任务的部队辗转作战，歼敌1万余人，攻克县城24座以及广大乡村集镇，并且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建立人民政权，使豫皖苏解放区由3个分区迅速扩大为6个分区。在中原战场上，陈粟与刘邓、陈谢三路大军互相配合，互为犄角，形成了“品”字形战略格局。

11月8日，陈毅离开华野指挥机关，先到华野后方基地朝城检查工作，再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商谈后勤供应问题，后来又奉命到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和陕北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直到1948年4月返回濮阳华野驻地。在这段时间内，粟裕独立地担负起华野西兵团和豫皖苏解放区的领导指挥重任。

在解放战争的3年时间里，陈、粟在一起的时间大约有12个月，其余24个月是分开活动，其间偶尔有短暂的会合，分合时间之比大约是2∶1。

此次陈、粟分开活动以后，粟裕除了指挥部队作战以外，还用很大精力抓新解放区的开辟、创造和建设。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自己动手写出《部队进入豫皖苏地区工作情况、思想倾向及克服办法》的报告，于11月20日报告邯郸局并中共中央、华东局，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对歼灭地方反动武装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不愿抽调干部做地方工作、不愿打小仗等问题，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主要是：(1)加速完成部队中的土地改革教育，帮助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纠正不愿打小仗、不愿打民团等现象。(2)加强对部队的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发动部队普遍参加群众工作。(3)每个纵队分工负责一个分区作为固定联系区，为该区提供干部和武装，并指导该区工作；对新开辟的分区，则拨1个正规团作为该区地方武装骨干。(4)除继续在部队中抽调干部到地方工作外，并请华东局、邯郸局继续抽调大批干部到豫皖苏地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电，指出粟20日电所指各点是正确的，并指示按照栗裕的报告布置实施，“以今年九月初至明年八月底之一年时间，做到完成土改，消灭敌人两大任务”。【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55页。

11月22日至25日，粟裕主持召开有豫皖苏区党委负责人和各纵队代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检查和部署部队帮助地方党政军民开辟和建设解放区的工作，并通过了根据粟裕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起草的《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粟裕在讲话中强调，各纵队要坚决执行会议的决定，加强土地改革、城市政策和组织纪律教育，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政策水平，除了已经抽调的1000名干部外，再抽调1000名干部到地方工作，指定新开辟的四、五、六分区分别为第六纵队、第八纵队和第三纵队的固定联系区。会后，他具体指导，狠抓落实。

1948年1月下旬，华野指挥机关转移到河南、安徽两省交界的界首县。粟裕在这里听取了界首县领导干部的汇报，对如何加强界首县建设作了具体指示。界首县党政领导下部反映，有的纵队在执行新区政策上一度发生“左”的偏差，例如没收官僚资本扩大化，把一些民族工商业的财产也没收了，因而出现了商店关门、商人逃反、市场萧条现象。栗裕对这个问题很重视，责令有关部队检查错误，赔偿工商业者的损失，并且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后来又指示其他纵队检查执行新区政策中的偏差，立即加以纠正，并将这些情况如实报告中共中央。粟裕对界首县的领导下部说：“你们在这里开辟工作很不容易，但你们坚持下来了，发展了武装，发动了群众，建立了政权，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又指出，界首处于豫皖苏中心，战略地位重要，应当加强这里的武装力量。当即决定从华野警卫团抽调两个半连200余人枪与界首县大队合并，扩建为界首支队。这个支队很快就组建起来，由7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成为豫皖苏军区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新开辟的豫皖苏军区第五分区，位于陇海、平汉两条铁路相交处的三角地带，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粟裕决定调第八纵队第二十四师副师长王建青和政治部主任华楠带领一个主力团和部分干部到第五分区工作。出发以前，粟裕特地把王建青叫来当面交代任务。粟裕指出，五分区北枕陇海路，能够瞰制河南省首府开封，西临平汉路，可以直接威胁战略要地许昌，是豫皖苏解放区的西北前哨。建设好五分区，对豫皖苏解放区的巩固和扩大，对整个中原地区的战局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他嘱咐王建青，到五分区要依靠地方党，发动群众，积极进攻，多打胜仗，要特别注意破坏敌人交通并及早同豫西解放区取得联系。最后说：“你看，很不巧，陈司令员到中央开会去了。要是他在家，可以对你们做地方工作作更多更具体的指示。我只会打仗，对地方工作研究不多，想不出什么新办法，全靠你们在实践中创造了。”

王建青和华楠率领部队到达五分区，与原来在那里坚持斗争的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会合在一起，消灭了当地的土杂反动武装，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扫荡，后来又参加了攻克许昌的战斗，使五分区成为豫皖苏解放区以至整个中原战场上一个重要的战略支撑点。

王建青后来回忆说：粟裕很谦虚。其实他不仅会打仗，而且在地方工作上也有丰富经验。【注】《陈粟大军挺进豫苏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212—213页。

的确是这样。从1935年至1945的10年内，粟裕先后领导创建浙南、苏中，苏浙3个根据地，长期独当一面，担负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对这些经验作了理论的概括。只是在解放战争以来一年多时间里，他才集中精力于野战军的作战指挥。因此，他处理开辟和创建新区中的种种问题，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

在豫皖苏党政军民密切配合下，粟裕领导和指挥华野西兵团胖利完成了歼灭敌人，土地改革两大任务，使豫皖苏解放区迅速巩固和扩大，从而配合了刘邓、陈谢两路大军作战，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

蒋介石为了改变战略上的被动地位，采取“确保中原”的战略部署，调集33个旅的兵力，由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指挥，向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实行全面围攻；同时用11个旅对付陈粟大军，用22个旅守备陇海、平汉两线要点。

粟裕得知这一情况，于12月8日发电报给刘邓并中央军委、邯郸局，改变原定作战计划，转兵平汉路郑(州)许(昌)段，以调动南线敌军，“直接配合大别山作战”。经中央军委批准以后，于12月中旬先后发起平汉路郑(州)许(昌)段破击战和陇海路郑(州)兰(考)段破击战，破坏铁路200公里，攻克敌人的战略后方基地许昌以及县城11座、车站和集镇36处，歼敌3.2万人，切断了敌人两大军事动脉。但是没有达到调动大别山之敌的目的，蒋介石仍然坚持其对刘邓大军的“围剿”计划。

粟裕判断，蒋军“似拟集中全力，弄垮我大别山后，再转移兵力，以对付其他地区”。因此于12月19日丑时(1—3时)发电报给刘邓并中央军委，再次建议：“我们及陈谢必须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至完全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38 页。中央军委12月20日复电：“完全同意粟皓丑电意见，粟及陈谢两部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至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同时“提议由粟亲率[一、三、四、六等4个纵队]南下与陈谢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向南直迫武汉”。【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12月，第1版，第344页。同一天，又发电指示：“你们应不为从前划定之界限所束缚，而向整个平汉路及其两侧机动，以破坏平汉路及歼灭敌若干个旅为目标(希望能歼敌五六个旅)”。【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46页。这样，陈粟大军的活动区域，就冲出了“三河一线”，而到达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

粟裕当即奉令南下，与陈赓及其率领的部队会师，于12月25日对驻守河南省遂平，西平之间的国民党第五兵团司令部及所属整编第三师发起攻击。经两日激战，全歼第五兵团部及整编第三师(缺驻守南阳的1个团)于祝王寨、金刚寺地区，只有中将司令官李铁军率几十名骑兵逃窜。27日又继续南下，围攻驻守确山之敌。栗裕和陈赓部队的凌厉攻势，迫使白崇禧紧急抽调13个旅增援，其中包括用于大别山的8个旅。

与此同时，留在豫东和鲁西南的3个纵队发起了菏考战役，歼敌1万余人，解放了山东菏泽、河南兰考之间广大地区。

从12月13日至31日，陈粟、陈谢两路大军歼敌4.5万余人，破路400余公里，解放许昌等城镇50余座，使豫皖苏，鄂豫皖、鄂豫陕3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与刘邓大军靠拢在一起，创造了集中兵力打大仗的成功战例，并为进一步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平汉路战役中，栗裕与谭政互相尊重，密切合作，给两路大军作出了榜样。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两军指战员之间呈现出一派互相学习、亲密团结的动人景象。新华社战地记者生动地报道了金刚寺会师的情景：

“华东同志过来吧，俺们是陈赓部队。”

“好哇，陈赓部队同志，我们是华东部队。”

一群群来自山东、江苏的人民子弟兵和来自太行山、中条山的子弟兵，欢乐地在金刚寺西边的雪地上会合了。他们在雪地上生起篝火，聚在一起聊起天来。陈赓部队的战士们争相询问莱芜、孟良崮大捷情况。粟裕部队的战士出神地听陈赓部队一位指导员讲述抢渡黄河天险的事迹。

“真不简单，真要向你们学习啦!”华东的战士们说。

“你们华东野战军才不简单哩!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一位从苏中打到山东的战士说：“你们说巧不巧?去年年底我们与山东野战军会师，第一仗就歼灭了敌人的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今年又是年底，同你们一起歼灭了整编三师。我们兄弟部队一碰头，就打一个漂亮仗作见面礼。”

打扫战场的两军指战员则在互相推让战利品。陈赓部队一位连长坚持把20名俘虏和一挺机枪送给从后面追上来的华野部队。他说，他们不过在前面拦了一下，实际功劳应该属于华野的同志。华野部队的同志则一定要把一大堆武器送给陈赓部队同志。战士们朝天试射缴获的枪械，顿时响起噼噼啪啪的枪声，如同春节之夜的爆竹，庆贺两军胜利会师。【注】《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321—326页。

从9月底到12月底，经过3个月的艰苦转战和深人工作，陈粟大军歼敌7万人，攻克县城24座，帮助地方党政机关建立了20余县的人民政权，发展地方武装6 万人，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战略后方变为我军举行战略进攻的前进基地，与刘邓，陈谢两路大军共同完成了经略中原的战略任务。

“兵家互胜负，凡百慎前筹”。战争的发展趋势如何?下一个战略行动是什么?在经略中原的胜利进程中，粟裕不断地探索和思考，运筹于军旅之次，已有成算在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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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从子养电到豫东之战

一、在“中原逐鹿”的关键时刻，“斗胆直陈”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建议。

1948年1月，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4个纵队集结于河南省的许昌、临颍、漯河地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令，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为期1个月的休整，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47年12月会议精神，进行新式整军，为执行新的作战任务作准备。

这时，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从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陆续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被迫由“重点进攻”转为“全面防御”，又由“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主战场则由山东移到了中原地区。

中原战场的胜负，成为交战双方战略指导上关注的焦点。蒋介石为改变他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以维持其在全国的反动统治，采取坚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的战略部署，调集重兵于中原战场，一再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毛泽东为实现用5年左右时间打败蒋介石的战略目标，指挥刘邓、陈粟、陈谢 3路大军经略中原，强调指出：“中国历史告诉我们，谁想统一中国，谁就要控制中原。今天中原逐鹿，就看鹿死谁手了”。

这种“鹿死谁手”的较量，当时正处于难解难分的关键时刻。在中原战场上，刘邓、陈粟、陈谢3路大军犹如3把钢刀插进敌人胸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胜利完成了开创中原新解放区的战略任务，并且调动和吸引南线蒋军兵力160个旅中约90个旅于自己周围，对于迫使敌人在战略上陷入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蒋军在兵员数量和技术装备上仍然占有相当优势，在局部地区仍有可能集中优势兵力。蒋介石调集强大兵力于中原战场，除以相当兵力担任8个绥靖区重要点线的防御外，还将其主力部队组成6个机动兵团，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在各个要点之间往返驰援，对人民解放军实行战役进攻。刘邓、陈粟，陈谢3路大军分兵作战，“我集敌亦集，我散敌亦散”，如以1路大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获全胜，如待3路大军集中又往往失去战机，只能打中小规模的歼灭战；由于敌人不易分割，又增援较快，有时连中小规模的歼灭战也打不成。特别是被围困在大别山地区的部队，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行军作战，无法集中行动，无法获得休息，处境十分困难。因此，中原战局在一段时间内形成反复拉锯的僵持状态。

面对这种形势，应当采取何种战略行动，才能迅速改变中原战局，继续发展战略进攻，进而夺取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呢?这是战略指导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身处战争第一线并且时刻关注战争全局的粟裕，在半年来的战争实践中，深切感受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需要，促使他积极探索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逐步形成了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战略构想。粟裕回忆这一战略构想的形成过程说：我军自孟良崮战役后一直没有找到打大歼灭战的战机。我对此不断地进行思考。我认为，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的歼灭战将进一步向更大规模发展，这可能是个客观规律。因为敌人在多次遭受我歼灭后，兵力已大为集中。如果我们不能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而是打中小规模的歼灭战，战机则势必难寻。当时在中原地区很少打到歼灭战，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敌我兵力对比过于悬殊。敌人总是集中三四个整编师(军)一起行动，我军主力较为分散，因而许多战机不得不放弃。我军必须高度集中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才能逐次歼灭敌军主力，迅速改变中原战局。【注】《一代名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 101—103页。

粟裕分析敌我战略态势及其发展趋势，认为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发展战略进攻，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当时，我军在政治上战略上已经居于优势地位，但是敌人在兵员数量上和技术装备上仍然占有优势，在局部地区仍能保持优势兵力，因而在中原战场上出现了反复拉锯的僵持态势。要扭转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进而夺取全国胜利，关键在于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我军在兵力对比和技术装备上走向优势。当时我军在中原战场上集结有十几个具有相当作战能力的纵队，并且有华东、华北和中原的新老根据地作依托，已经具备打大歼灭战的客观条件。只要我军能打两三个大歼灭战，形势必将改观。粟裕预料，如果我们在中原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并且在数量上技术上取得优势，战争形势即可急转直下，也将推动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革命的全国胜利即可迅速到来。

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全文如下：【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44—346页。

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

(一) 目前敌人虽已被迫作全面防御，但尚有一定兵力，作为其攻势防御之机动使用。观其目的，不仅在破坏我建设新解放区，而且企图争取时间，以待其新军之训练，或政治阴谋之从容布置。因此，目前江北(中原，鄂豫陕及豫皖苏)敌我是处在反复的拉锯形势中。这种形势，本给我们以有利而且多的运动战机会，但由于新区反动势力未完全打倒，反动武装未肃清和新区群众尚未完全发动，故使我们难以保密和及时捕捉战机。而敌人则多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我兵力分散时则进犯，我集中兵力时则后缩，敌我兵力相等则与我纠缠，不让我安定休整。在上述情况下，我一个战略区之兵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取全胜；如待三个战略区兵力集中，则又失去战机。而敌人则利用其较我优良的运输条件和建制的临机变动，以集中或分散对付我军。但我军则因缺乏固定补给来源和足够的运输能力，又不便长期集中强大的兵团于一个地区(或方向)作战。因此，建议三军(刘邓、陈谢和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地歼灭敌人一路(我们一军如不担负打援，兵力是够用的)。只要邻区能及时协同打援或钳制援敌迟进，歼敌一路是很可能的。在此区歼灭战结束，敌向此区集中，则我又分散或转至邻区，总以何区便于歼敌，即向何区集中。如此能有两三次歼灭战，则形势可能变化。管见是否有当，请示知。如认为可行，则请刘邓统一指挥。

(二)敌由于二十年的堡垒政策和许多失败经验，其守备技术加强了，筑工效率提高了 (每班三小时即可完成一个地堡，四至五小时全盘工事大体可以完成)。如不在敌占三小时以内发起战斗，则每战均须攻坚。今后敌完全转入守势，则其工事将更为加强。部队之攻坚技术(坑道爆破)和增强攻坚炮火，实为急需。否则伤亡大而收效少。 目前我们各种口径炮为数不少，但炮弹(后膛炮弹)供应有限，仍不能发挥其最大威力。因此建议军委统一计划调剂和加强该项炮弹之生产，以增强反攻之效能。

(三)依二次大战经验，似攻一防线均可攻破，惟依据大城市所设之防御则很难攻破，如再加以优越之技术与政治条件(如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则实不可攻破。依形势发展，敌将恃物质技术条件，固守在我解放区之某些中心城市。我们不知东北对于近代技术兵种之建设情形如何，不便发表意见。如已有成绩，而能调集各兵种彻底解决一个地区之敌固佳；如无此种可能，似以让敌背上守备大城市之包袱，我则先解放全国之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以缩小敌人之兵源及粮源，则敌人虽有美援亦必不能久持。俟其大厦已倾，则敌固守之大城市似已难存在矣。为能迅速变新区为解放区，则又须从老区抽调大批干部前往新区工作，否则丧失时机，甚为可惜。

(四) 自全国转入反攻以来，我军在政治上固属优势，在战略上亦取得优势，但在数量上、技术上则尚非优势。而技术上优势之取得，必须有一定之工业基础。为适应今后之需求，除建议以东北之兵员成分及其他优越条件训练大批技术兵种，以为全国军队骨干外，并建议统一全国之建军思想，使无地域与界限之分，减少与消除指挥者及被指挥者相互间之顾虑与打破本位主义(由于我军供应尚难统一，故在打破本位方面较难完全实现)，并尽可能统一编制与番号及干部训练，而增强作战效能。

管见所及，斗胆直陈。是否有当，尚盼裁示。

这就是著名的“子养电”。按照电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的惯例，“子养”即1月22日，故称“子养电”。

在这份电报里，粟裕根据他对中原以至全国战局的科学分析，提出了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战略构想，以及与此相应的关于作战和建军的重要建议。值得注意的是，他分析决定战争胜负及其发展趋势诸因素的时候，除了政治、战略、兵员数量以外，还把技术装备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他指出，如果我军在已有政治优势、战略优势的基础上，再取得数量上技术上的优势，战争形势的发展即可急转直下，迅速解放全中国。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符合战争发展规律的科学预见。

粟裕这个战略构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基础上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晶。现有档案资料表明，在“子养电”发出前后，从1月5 日到3月15日，粟裕在上报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刘邓的4份电报中，在华野直属队干部大会和华野政治工作会议，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3次讲话中，先后7次反复阐述“子养电”的基本观点，说明他对这个基本观点是坚信不移的。

然而，正式提出这个建议，粟裕还是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慎重态度。粟裕保存的抄件说明，这份电报早在1947年12月10日就起草好了，又继续观察思考40多天，方才果断发出，并且使用了“斗胆直陈”的措辞。在解放战争过程中，粟裕提出的关系战略全局的重要建议在10次以上，但是像这样直接地全面地对全国战局和全军建设提出建议还是第一次。他的建议不仅关系战争全局及其未来发展，而且与中央军委已有的战略决策大不相同。当时他虽然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作出分兵渡江南进的战略决策，但是他主张依托根据地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的思考，与中央军委一再强调的不要后方的战略跃进和在中原地区打中小规模的仗的指示，显然是不同的。12月9日，即预定发出此电的前一天，粟裕收到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目前时期，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43页。面对这种情况，粟裕虽然坚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惟恐考虑不周，干扰中央军委的决策，因此采取了格外谨慎的态度。

二、在中共中央作出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的时候，再次“斗胆直陈”集中兵力打大仗的意见， 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

粟裕的“子养电”传到中央军委的时候，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12月会议已经结束，中共中央作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正在为此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毛泽东特地电召陈毅到陕北，与他当面商定一个重大行动计划：由粟裕率领华野3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

陈毅离开华野已有两个月了。他于1947年11月上旬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商讨华野外线兵团的后勤供应问题，12月上旬又奉命到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汇报工作，到达陕北中共中央驻地已是1948年1月7日。

陈毅“热烈主张把解放战争第三年(1948年7月中旬起)上半年战略重点放在跃进江南的行动上”【注】《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402页。，并且向中共中央提出华东野战军“可于秋季出三个纵队作机动使用”。

中共中央决定，由华东野战军主力组建东南野战军，执行南进战略任务，同时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陈毅任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又兼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毛泽东为此专门写了一个手令，交给陈毅。毛泽东与陈毅商定，首先由粟裕率领第一兵团3个纵队于1948年夏季或秋季渡江南进，随后由另外3个纵队组成第三兵团于1949年二三月间渡江作战。陈毅为此赋诗：“小住杨沟一月长，评衡左右费思量。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先擒王。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行。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栗郎”。

栗裕的“子养电”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从现存中共中央收电译稿上看到，毛泽东在阅读时逐句圈点，送给周恩来、任弼时，陈毅传阅时特别注明：“再送毛”。周恩来阅后批注：“请陈考虑，粟所提各项问题，是否需再议一下?”复议的结果是坚持既定决策。

5天以后，1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电报给粟裕，要他率领3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关于渡江南进的时机、地点和方法，提出3个方案，认为各有利弊，请他“熟筹见复”。此电强调指出，采取这个战略行动的意图，足迫使敌人改变集中强大兵力于中原的战略部署。电报说：“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渡江地点似以秭归、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监利附近，择地渡江进入湘西为较适宜。由洪湖、沔阳地区渡江至鄂南，敌似更不及料，亦可考虑。”【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71—272页。

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粟裕感到，中央的决策与他的建议大相径庭。他认真研究领会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认为中央军委采取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主要是中原战场作战，扭转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这一战略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不仅对中原战场和华东战场有重大影响，而且对解放战争全局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如何实现这一战略意图?存在着两种战略设想，一个是分兵渡江南进，一个是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究竟采取何种战略行动，才能确有把握地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粟裕对此进行反复深入的思考。

粟裕军事决策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决策前深思熟虑，寻求最佳方案；看准了则坚定不移，敢对历史负责。这一次，他一如既往，一面积极研究执行中央军委的指令，提出了渡江时机、路线和方法的具体方案，并且立即着手进行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例如派出一个加强营和200多名干部到皖南地区，派原皖江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带百余干部到皖江地区加强工作，派原新四军第七师参谋长孙仲德带领一批干部到长江北岸开展水上工作，等等；同时，进一步研究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方略。经过3天的缜密思考，写出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于1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

在这份电报里，粟裕在提出渡江南进时机、地点和方法的方案同时，重申他在“子养电”中的观点和建议：“职对于中原战局认识，除已于一月二十二日电呈外，认为我军以原有之政治优势，于反攻中又取得了战略优势，但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并非优势。加以土改又为反攻中最主要政治内容，故进展较慢。在军事上，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如是则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我军在机动兵力的数量上则将逐渐走向优势，同时也可因战役的胜利，取得较多的休整与提高技术的时间。如果我军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51页。

这段话插在讲渡江时机的第一部分和讲渡江地点及方法的第三部分之间，表面看来不合逻辑，其实含有深刻用意。他用这种方法，提请中央军委注意他在“子养电”中的观点和建议。

接到粟裕的电报，毛泽东特意把原定于2月1日动身返部的陈毅留下来一起研究。研究的结果，仍然坚持由粟裕率领3个纵队渡江南进的决策，认为从调动中原敌军主力去江南的意图考虑，向蒋介石的要害地区出击是最有效的，但是采纳了粟裕关于渡江时机、地点、方法以及采取“忽集忽分”战法的建议。

2月1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的复电，表示完全同意粟裕提出的渡江作战方案，指令他们休整1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同时指示：“三、八、十、十一等四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85页。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中央军委对渡江作战时间又作了几次调整。4月4日，中央军委指示，按照全军统一部署，进行整顿纪律工作，休整到5月15日为止。渡江时间相应地由3月下旬推迟到5月15日以后。

为了更好地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第一、第四、第六、两广和特种兵纵队北渡黄河，于2月下旬进入濮阳地区休整，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根据中央军委指令，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3个纵队编组为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粟裕兼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根据粟裕的提议，华野前委报请中央军委批准，调华野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张震任华野副参谋长兼第一兵团参谋长。

在普遍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基础上，召开了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对军阀主义和骄傲自满，违犯纪律等不良倾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为执行新的战略任务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思想基础。

针对江南作战条件，部队进行了水网稻田地带行军、作战和以攻坚、巷战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

派遣1个加强营到长江沿岸地区，以各种手段侦察敌军动态。

中共中央调集了一大批准备随军南下的干部和民工，组织他们学习和研究新区政策。

印制了到新区使用的“东南流通券”。

总之，用张震参谋长的话来说，当时已是“万事俱备，只待渡江”了。

然而，粟裕并未停止他的探索和研究。对于中央和上级的指示，他的一贯态度是：坚决执行而不机械呆板，灵活机动而不随心所欲。他认为，“不结合实际情况具体灵活地执行上级指示，即使是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也是应当加以反对的”。【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39页。在那段时间里，他常常拿着中央军委的电报阅读、沉思，在地图前观察、测算，反复分析研究敌我双方情况，寻求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最佳方案。

粟裕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从战争全局和中原实际来看，是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他认为，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情况来看，要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分兵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在中原战场上，我军有十个主力纵队，加上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和地方武装，只要统一指挥，集中兵力，是有力量打大歼灭战的。中原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利于我军机动作战。敌人虽然在中原地区集结重兵，但是重要点线防守的包袱背得很重，机动兵力相对减少，我军可用积极行动调动敌人，创造歼敌战机。特别重要的是，我中原新解放区已有初步基础，又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人力物力的支援，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这些，都是我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相反，如果华野3个纵队渡江南进，到敌人深远后方进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是估计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企图。他联系 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历史经验，预测渡江南进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认为这次南进虽然与当年形势大不相同，但是我3个纵队和地方干部近10万人，在敌占区转战几个省，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在无后方条件下连续作战，同敌人的围追堵截作斗争，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他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等方面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预计将有五六万人的减员，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他又从政治上军事上分析敌人可能采取的对策，认为我3个纵队渡江南进的战略行动，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是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4个主力军。这4个军(整编师)战斗力较强，是中原敌军骨干。其中第五军、第十八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到江南作战难以发挥它机械化装备的优势，蒋介石不会把他们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而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是桂系部队，蒋介石从政治上考虑，也不会“纵虎归山”，把它们调到江南。如果调不走敌人的4个主力军，我3个纵队又渡江南进，势必分散我军兵力，我军在中原战场势难打大歼灭战。如果3个纵队留在中原，则可以充分发挥他们善于野战的长处，用减员五六万人的同样代价，歼敌3个至5个军。

权衡两种方案的利弊得失，粟裕认为，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更有利于迅速改变中原战局，进一步发展战略进攻。

要不要向中央军委再次提出自己的意见，粟裕开始是有顾虑的，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而且部队的准备工作已经达到“万事俱备，只待渡江”的程度。为了做到确有把握，他两次向陈毅详细汇报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对“稳渡长江遣粟郎”充满信心的陈毅大感意外，迟疑地说了一句：“中央要你过江，你不过江?”但是同意栗裕把自己的意见报告中央。在上报中央之前，粟裕又将他的建议报告刘伯承、邓小平，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原无大仗可打。这些情况，也促使他采取谨慎态度。

但是，粟裕又想到，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在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的时候，理应结合战争的全局来思考，从战略全局考虑利弊得失，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可能对全局的战略决策有参考价值。既然自己已经深思熟虑看准了，就要敢于承担历史责任。

1948年4月18日，栗裕再次“斗胆直陈”，向中央军委建议，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同时建议，向淮河以南到长江以北地区派出几个以旅或团为单位的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向长江以南的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多路游击队，与当地人民武装结合，在广大范围内辗转游击，以求大量调动敌人，策应中原地区作战。这样，三线密切配合，推动战局较快与较大发展。粟裕在电报最后特别声明： “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53—356页。

在战略转折的关键时刻，在涉及战争全局的战略决策上，粟裕一再“斗胆直陈”，提出不同于中央既定方针的建议，再次表现了他无私无畏、实事求是的特有风格。显然，没有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没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没有置个人得失于度外的坚强党性，是不可能作出这种在一般人看来是超越常规的决断的。

三、城南庄会议决定华野3个纵队暂缓过江，粟裕觉得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

有口皆碑的“二让司令”。

粟裕关于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3次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陕北发电报给在西柏坡的刘少奇，通知中共中央将于3月20日东移，并在到达西柏坡后“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93页。接到粟裕4月18日的电报，毛泽东在4月21 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的电报，请他们到中央工委开会，“商量行动问题”。4月25日，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提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之一就是“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04页。

陈毅、粟裕接到中央军委来电的时候，华野前委扩大会议正进入总结阶段。他们抓紧时间作完总结报告，就于4月25日黄昏从濮阳出发，昼夜兼程，赶到西柏坡已是4月29日，第二天就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到达阜平县城南庄。

粟裕到毛泽东住地报到。据当时在场的警卫人员李银桥、阎长林回忆，毛泽东一改会见党内同志从不迎出门外的习惯，大步走到门外，同粟裕长时间握手，二人互相热烈地问候。

“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毛泽东激动地说：“十七年了啊，有十七年没见面了吧?”

粟裕说：“是的，十七年不见了，主席。主席好吧?”

17年前，那时粟裕只有二十三四岁，先后担任红十二军六十四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参加3次反“围剿”，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17年以后，这位当年的“青年战术家”已经成长为担负战略区指挥重任的战略家，在解放战争中打了许多令敌人闻名丧胆的大歼灭战。抚今忆昔，两人都很激动。

毛泽东说：“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你们辛苦了。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哩。”

历史上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个原本不引人注意的小地方，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生了一件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情，因而身价百倍，名垂史册。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就是一例。

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于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在城南庄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时称“五大书记”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以外，还有陈毅、粟裕、彭真、薄一波、聂荣臻、李先念等人。这是“五大书记”会合后第一次全体会议，也是部署夺取全国胜利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3条方针。会议讨论的各项议题，都是在这3条方针指导下进行的。

“军队向前进”，就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方针，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原来列为会议的第六个议题，实际上是首先讨论的问题。

4月30日，会议第一天，“五大书记”一起听取了粟裕的汇报。粟裕着重汇报了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依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听了粟裕的汇报，当即研究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留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注】《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721页。

粟裕后来回忆说：“党中央领导同志这种处处从实际情况出发，十分重视前线指挥员意见的领导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有人说：在历史上，只有极个别的人，才是敢于和善于提出不同意见，并且能为毛泽东主席接受的。在解放战争历史上，粟裕就是一个突出的人。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并不是一个轻易被说服的人，要看提出建议者是否具有令人信服的真知灼见，并且他自己在实践中体会到确有改变既定方针的必要。解放战争以来，粟裕的历次建议，称得上言必有中、算无遗策，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毛泽东对此已有深刻印象。但是，这一次作出暂缓渡江南进的决定，仍然经过了3个多月的观察考虑，才确定下来。1950年，粟裕到中南海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汇报工作，由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陪同吃饭，席间谈起粟裕当年的建议。李涛说：你那次建议是对的。如果不是这样，派几万人到敌人后方去，要站不住脚。所以，中央同意了。粟裕说：当时有两种意见。我考虑，与其带几万人去江南，不如在中原打。

中共中央书记处虽然采纳了粟裕关于3个纵队暂不过江的建议，但是认为有必要强调坚持渡江南进的既定方针。在5月3日的会议上，提出了“南进战略是否对”的问题，反复强调渡江南进是“坚定不移的方针”。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刘少奇传达了他的指示。毛泽东说：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无疑会有很大困难，打出去的主力会减弱，打不了很多胜仗，但无此一条不能战胜国民党。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要从过去的经验认识渡江南进的正确性，从解决上百万人的吃饭问题认识渡江南进的必要性。刘少奇说：去年大军出中原，河北(指黄河以北)大胜利，而大军在中原很困难，主力削弱了，胜仗打少了。但是，义无反顾，总要南下，不能北返。现在江北至多支持一年。如果搞不好，江北支持不住，主要问题是吃饭。渡江很困难也要前进。周恩来说：军队向外线转，不断开辟新的外线，是坚定不移的方针。现在暂不跃进，暂釆波浪式前进，先迫江边。朱德说：战略方针向南，必须向南才有胜利。任弼时说：打向国民党区域，是决定战争胜利快慢之一条。

中共中央领导人如此尖锐地提出渡江南进的战略方针是否正确的问题，使粟裕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即将采取的战略行动实际上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因而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承担的历史责任的分量。

5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还在进行，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华东局的电报，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59页。这样，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和在中原战场的作战任务，就以中央军委命令的形式确定下来了。“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作的关键性的变动。它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过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第一线高级指挥员的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敢于实事求是地大胆地对中央重大战略行动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是难能可贵的。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能实事求是地重视并采纳部属的不同意见，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也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对需要高度集中的军事指挥来说，这可以说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典范”。【注】《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847—848页。

当时，国民党一个旅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约8000人。十一二个旅共约10万人，相当于粟裕当时指挥的部队总数。中共中央给予粟裕的作战任务是相当重的。

中共中央同时采取的一项重要组织措施，就是决定调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工作。中央书记处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粟裕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

对于中共中央这个决定，粟裕毫无思想准备，大感意外，非常着急，再三请求让陈毅仍回华野。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和陈毅结成了“陈不离栗，粟不离陈”的深厚友谊。他深深体会到，华野的全盘工作责任实在重大，有陈毅主持全局，他才能集中精力搞好战役指挥。

毛泽东说：“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华野还是你来搞。”

粟裕知道这是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于是提出了最后的请求：陈毅同志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职务继续保留。

毛泽东沉思片刻，表示同意粟裕的意见：“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但是中原那边工作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去。”

粟裕心想，既然中央已经作出决定，陈毅去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工作责任重大，自己必须服从全局利益，不能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要求了。

不久，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发出正式决定。5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为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治委员。【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09页。5月14日，陈毅、粟裕在致华东局、中原局和陈士榘、唐亮的电报中，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陈(毅)邓(子恢)粟(裕)参加中原局根据地的建设工作，陈在华野党政军职务由粟代理”。5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致中原局、华东局，华北局的电报，“任命粟裕同志兼华野副政委，负担副政委各项工作责任，并于陈毅同志不在华野总部工作时代理政委职权”。6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又任命粟裕兼豫皖苏军区司令员。

从此以后，粟裕就以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职务，担负起领导和指挥华东野战军的重任。

这就是有口皆碑的粟裕“二让司令”。

粟裕回忆当时的心情说：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纳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的建议，陈毅同志又暂时离开华野。我深感自己肩上担子沉重，觉得这次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一定要把仗打好，用战场上的胜利来回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殷切期望。同时通过实践来检验自己的战略构想，证明在中原黄淮地区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是切实可行的。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5月7日结束。陈毅和粟裕5月8日离开城南庄到石家庄。应陈、粟的要求，朱德总司令准备同他们一起去濮阳，动员华野部队完成新的作战任务。

随行参谋的日记记述了粟裕在石家庄的一些情况：“5月9日中午，粟裕首长沐浴出来，耐心地向我交代任务，要我等待接收晋察冀工业局生产的一批弹药，并具体地告诉我弹药的种类和数量。晚上，我们几个人逛大街，在灯光下又碰到粟司令。他独个儿在遛达，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平凡而自在。人们哪里知道，这就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常胜将军。”

5月中旬，朱德总司令在陈毅、粟裕陪同下，亲临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和部队驻地濮阳，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华野指战员表示慰问，在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的重要讲话，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和战士代表座谈会。朱德号召大家，总结经验，提高战术，用“钓大鱼”的战法寻机歼灭邱清泉的第五军，想方设法把敌人剩下的几个主力部队彻底消灭。

华野指战员第一次见到日夜思念的敬爱的朱德总司令，亲自聆听他思想深刻，鼓舞人心的报告，群情振奋，决心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关怀和期望，圆满完成新的作战任务，打几个漂亮的大歼灭战。

四、扭转中原战局的豫东之战。驾驭战局转折的指挥艺术。

第二个作战指挥上最紧张的战役。

中共中央决定把粟裕兵团渡江南进时间推迟4到8个月，给予他们在中原地区歼敌五六个到十一二个旅的作战任务，这就创造了一个条件，得以在实践中检验已经作出的战略决策，证明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战略行动，才能迅速改变中原战局，继续发展战略进攻，进而夺取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

5月21日和22日，毛泽东先后为中央起草给陈毅、粟裕和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进一步明确了此次作战的任务、参战部队和指挥关系。电报指出：“以歼灭五军(按：即整编第五师。)为夏季作战之中心目标”；“陈毅不参加此次作战 ”，“粟裕全权指挥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纵之作战，并指挥许(世友)、谭(震林)在津浦线上之配合作战”；“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五军”。“望本此方针，部署一切”。【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10—311页。

粟裕密切注视着中原战场动向，筹谋即将开始的战略行动。在他面前，展开的是一幅中原战场敌我态势图。

在中原战场上，国民党军集结有25个整编师(军)57个旅(师)。其中13个整编师30个旅担任重要点线的守备，控制着郑州、开封、徐州、蚌埠、信阳、商丘等城市，以及陇海路东段、津浦路和平汉路南段交通线。另外12个整编师27个旅和4个快速纵队编成4个兵团，执行机动作战任务，邱清泉兵团在鲁西南，胡琏兵团在驻马店，孙元良兵团在郑州，张轸兵团在南阳。

鲁西南位于中原战场东北部，是一个由黄河、运河及陇海路徐(州)开(封)段构成的正三角形地区。邱清泉的第五军集结在这个三角形地区的中心定陶、成武一带，企图截击渡河南下的华野部队，与华野主力兵团决战。

邱清泉，1902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30年代曾到德国陆军大学留学，40年代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1943年升任第五军中将军长，是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将领，以骄横跋扈、惯打滑头仗著称。这次他被蒋介石派到中原战场，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口出狂言：“活捉粟裕。”

人民解放军在中原战场上共有13个野战纵队以及各个军区的地方部队。其中，刘邓指挥的中野4个纵队和暂归刘邓指挥的华野第十纵队，分布在大别山、桐柏山地区；粟裕指挥的8个纵队，一、四、六和两广、特种兵纵队在濮阳地区，三、八纵队在许昌、襄城地区，中野第十一纵队在豫皖苏地区，兵力尚未集中。

粟裕审时度势，权衡利害，选择大量歼敌的最佳方案。他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为一心一意打五军而苦思冥想”，也没有“受固定对象和固定地域的束缚”，而是坚持他的一贯做法，把中央军委的指示同当面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提出两个以上的预案，权衡利弊得失，从中选择最佳方案。

根据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他首先认真地考虑在鲁西南地区歼灭第五军的作战方案，认为歼灭第五军虽然具有一定有利条件，但不利因素较多，主要是我军兵力尚未集中，打援兵力不足，又是背水作战，地形对我不利，不能稳操胜券，钓第五军这条大鱼并不是理想的作战方案。这时又得到开封守军兵力薄弱的重要情报。因此设计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方案。但是，他考虑到中央军委已经明确规定以歼灭第五军为夏季作战的中心目标，朱德总司令又亲自作了动员，不宜强调打第五军的不利，而把“先打开封，后歼援敌”作为腹案，没有上报下达。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已经提过3个纵队暂不过江的意见，不能总是不同意中央的决定吧。”

“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方案虽然没有上报下达，但是在作战部署上是预有准备的。粟裕首先命令第三、第八两个纵队自许昌地区向淮阳方向开进，吸引国民党第五军南下；然后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和两广、特种兵纵队南渡黄河，力求歼灭鲁西南守敌一部，吸引第五军回头北上，我第三、第八、第十一3个纵队尾敌北进。他设想，如果歼灭第五军的条件成熟，即南北夹击其于鲁西南地区；如果歼灭第五军的条件不成熟，也可造成敌人错觉，使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在鲁西南与其决战，我军即可对开封之敌实行出其不意的攻击。

有人提出疑问：既然不准备打五军，为什么动员打五军?粟裕说：我们当时的考虑，就是用打五军的物质和精神准备来打比五军更弱的敌人，造成力量对比上的优势，这样把握更大，并且用这样的部署调动敌人，造成敌人的失误，创造有利的战机。

果如粟裕所料，敌人跟着粟裕的指挥棒频繁调动：华野第三、第八两个纵队向淮阳开进，邱清泉的第五军即南下截击；华野第一、第四、第六和两广、特种兵纵队渡河南下，国民党军统帅部急令第五军主力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北返，并且增调3个整编师加1个旅到鲁西南地区，企图与华野渡河南下部队决战。此时鲁西南地区蒋军兵力集中，队形密集，不易分割；华野兵力不足，地形不利，前有重兵，左有运河，右有黄河，形势严峻。但是，华野第三、第八两纵队已经进至离开封只有1日行程的通许、睢县、杞县地区。战场情况变化表明，打五军的条件尚未具备，打开封的时机却已到来。已有成竹在胸的粟裕当机立断，把战场由鲁西南转向豫东，实行 “先打开封，后打援敌”的作战方案，一面上报中央军委和中原军区，一面下令部队执行。时间是1948年6月16日午时。

6月17日，中央军委复粟裕、张震并告中原局、华东局电：“完全同意铣午(6月16日午时)电部署，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指示：“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16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也于同日复电，同意第一步以打开封为主，第二步打谁看情况再定，并决定调5个纵队全力阻击胡琏兵团北援，要攻打开封的部队对南面敌人“可勿顾虑”。

不打五军，先打开封，许多同志没有想到。有一位纵队司令员对粟裕说：“502啊，难怪人家说你打仗跟别人不一样，拗着来。还说……”

“说什么?别吞吞吐吐嘛!”粟裕很有兴趣地追问。

“人家说，你从来不打别人想打的那个敌人，从来不打别人想到的那个地方。”

“这没有什么不好嘛!”粟裕笑了。“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兵家所贵嘛。连自己都想不到，敌人就更想不到了。”

攻打开封这着棋，果然出乎敌人意料。国民党的国防部和徐州“剿总”判断华野在鲁西南与第五军决战，开封守敌也认为“开封无真正战斗”。华野部队突然兵临城下，蒋军仓促应战。从6月17日到22日，只用5个昼夜，华野就攻克了蒋介石吹嘘“绝可确保无虞”的开封，全歼守敌3万人，并在阻援方向歼敌1万人，共歼敌4万余人，取得了豫东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

攻打开封是攻其必救，重要目的在于打援。整个战役分为攻城和打援两个阶段。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尽快攻克开封并及时掌握用于打援的足够兵力，是整个战役的转折点。

战役发起以后，粟裕就把注意的重心放在实现全战役的转折上，督促攻城部队迅速突破敌城垣主阵地，尽快攻克开封。6月20日夜间，开封守敌核心阵地龙亭尚未攻下，但城区之敌已基本肃清，第一阶段作战胜利在握。粟裕就同华野副参谋长张震、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一起，赶到攻城部队指挥所。在这个战役转折点上，他要亲自到第一线指挥，指令三、八纵队留下足够兵力继续攻打龙亭，多数部队则迅速撤出开封，准备再歼援敌。

粟裕和张震、钟期光乘坐吉普车连夜驶向开封。吉普车由警卫员唐洪驾驶。为了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粟裕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包括秘书、医生、警卫员在内，除了掌握专业技能以外，还要学会骑马、游泳、开汽车。这几天连续作战，唐洪没有睡好觉，加上天气闷热，没走多远，就打起瞌睡来。吉普车突然翻倒，把车上的人抛了出去。

唐洪吓出一身冷汗，惊问：“首长，没有事吧!”

粟裕第一个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我没事，大家各自检查一下，看伤了没有。”

张震也站了起来，连说：“没事，没事!蒋介石没有打倒，全国没有解放，马克思是不会接收我们的。”

检查结果，4个人除了头上碰个包、身上擦破皮以外，没有重伤。于是，一起把汽车翻过来。粟裕抢先坐在驾驶员座位上，对唐洪说：“小唐啊，这几天你太累了，我给你开一会儿，你给我睡一觉。”

车子跑得又快又稳，很快就到达目的地。唐洪连忙跳下汽车，拦住3位首长说：“请求首长，给我个处分吧!”

粟裕微微一笑：“好，就处分你把汽车开到那棵枣树下，在车上躺一小时。”

唐洪朝粟裕指示的方向望去，枣树就在前线指挥所门前，而且在哨位旁边，在那里睡觉既安全又不误事，不由得心头一热，热泪盈眶，哽咽着喊了一声：“首长!……”

粟裕严肃地说：“小唐啊，一个革命军人，必须首先适应战争，才能赢得战争。抓紧时间休息吧!”

在开封前线指挥所，粟裕得知龙亭敌军阵地尚未攻下，蒋介石为了挽回败局，令邱清泉兵团继续向开封攻击前进，又令新组建的区寿年兵团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企图在开封地区与华野决战。粟裕对攻城部队说：“龙亭是要打下来的，但不要急，迟一点不要紧。有点残敌，可以作为钓邱兵团这条大鱼的钩子。你马上打下龙亭，他来援就不积极了。”

豫东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从战役开始到三、八两纵主力撤出开封，只用5昼夜就完成了全战役的转折，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这时，粟裕才感到心里踏实下来，因为手中已经控制了足够的机动兵力，为下一步歼击援敌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随时投人第二阶段的作战了。

1979年，粟裕总结豫东战役的经验，对战役转折问题作了理论的概括。他说：“开封战役的实践再次证明，战役指挥的重心放在哪里，对能否掌握战场主动权关系极大。我从历次参加的战役指挥中体会到，每个战役都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在对战役有决定影响的环节上我们掌握了主动，打赢了敌人，从而使我军确有把握取得战役的全胜。因此，战役指挥员不仅要对整个战役有通盘的考虑，预见情况可能的发展变化，在打第一仗时就想打第二仗和第三仗的问题，而且要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战役的转折点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全力以赴，采取一切手段促使战役转折的实现。在敌人有强大兵力增援的情况下，转折出现得越早越好，要力争在全战役预计时间的二分之一以前，最好在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时候到来。这样，作战就主动了。如果转折在全战役时间的二分之一以后到来，就会因时间紧迫而仓促作战，使部队伤亡增大，疲劳加重，士气受到影响，有时还会陷入被动，不得不撤出战斗，打成夹生饭。”【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558—559页。

豫东战役的转折只用了5天时间，占全战役持续时间20天的四分之一，是粟裕设想的最佳结果。

在第一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要不要按照预定计划打第二仗，发生了不同意见的讨论。在开封作战过程中，中原野战军指挥机关酝酿着一个进攻郑州的计划。6月20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在攻克开封以后，集中陈赓、谢富治、陈锡联、粟裕等主力部队，以攻击郑州的国民党第四十七军为主要作战目标。6月21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再电中央军委，提出因敌军兵力集中，攻郑打援可能打成僵局，拟先休整一短时期，待机歼敌。6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的电报，同意“放弃攻郑计划”，并指示：“目前打很大规模的歼灭战，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故须避免”；要求刘陈邓、粟陈唐两大集团分开行动时“每次歼敌以不超过一个整编师为限度”，集中行动时“一次歼敌以不超过两个整编师为限度”。【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9页。在华东野战军前指内部，也有人认为部队打得太疲劳了，应当转入休整，不宜再打第二仗。显然，如果就此罢手，上下左右都会满意。

粟裕认为，这一仗不仅是扭转中原战局的关键一战，而且是对我们的战略决策的实践检验，必须争取全胜。时值盛夏，天气酷热，部队连续作战，确实很疲劳，下决心时必须充分考虑这种情况。但是，当时战机已经出现。为了战争全局的利益，必须发扬我军连续作战、敢打硬仗、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持按照预定作战计划，集中优势兵力，寻歼援敌于运动之中。在多路援军进逼的形势下，首先以攻城部队挥师南下的行动调动和分离敌人。

粟裕起草好电报，首先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请同意的同志签名。电报立即发出。时间是6月24日19时。

第二天，中央军委复电同意，认为“部署甚好”。26日，中央军委针对“似嫌歼击企图太多太大”的意见，进一步指出：“在此情形下粟(裕)陈(士榘)张 (震)部署在睢杞通许之线(或此线以南)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 版，第492页。

在强敌多路进逼的形势下，作出这样的决策，不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胆略。对于这一点，中原野战军几位领导人有过评论。陈毅说：“粟裕同志浑身是胆!”

蒋介石的统帅部一错再错，不仅没有想到华野会作出如此出奇制胜的决策，而且再次低估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的能力，判断华野“似无积极企图”，“必向津浦路前进”。于是，急令邱清泉兵团和区寿年兵团全力追堵，同时命令增援兖州的黄百韬兵团掉头南下豫东，西面的孙元良兵团积极东进，南面的胡琏兵团兼程北上，企图围歼华野主力于黄淮地区。华野部队于6月22日完全解放开封，6月26日主动撤出开封。骄狂的邱清泉急于进占开封和尾击华野以捞取资本，多疑的区寿年在睢杞地区犹豫徘徊，原本相距甚近的邱、区两兵团一夜之间拉开了40公里距离。

战机稍纵即逝。

粟裕及时抓住这一战机，不待查明敌军的具体部署，就指挥隐蔽集结于睢杞地区的华野主力部队，迅速楔入邱、区两兵团之间，围歼战斗力较弱的区寿年兵团，并在战斗中进一步查明敌军部署。经过6天激战，歼灭区寿年兵团兵团部、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部和第六旅1个团，接着又给增援的黄百韬兵团以歼灭性打击，共歼敌5万余人。

7月6日，豫东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进入关键时刻，既要迅速歼灭区寿年兵团残部，又要争取歼灭援敌黄百韬兵团，还要准备对付可能来援的邱清泉、胡琏、孙元良 3个兵团。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保粟军胜利，你们行动有二方案：(一)全军(一、二、三，四纵)尾敌北进，直达睢杞地区；(二)以四纵尾十八军北进直达睢杞，以一、二、三纵歼吴绍周。以上方案择一而行。如不取第一案，则必须取第二案，务使十八军于午灰(7月10日)前不超过睢杞”。后又电示：“望粟(裕)陈(士榘)唐(亮)以一部进至淮阳地区，协同匡斌四个团阻击十八军，如无正规军可派，可派地方军”。粟裕当即电令冀鲁豫独立旅向南急进，并要他们伪装主力番号，以阻止国民党第十八军北援。

此时，黄百韬兵团和邱清泉兵团从东西两面向华野部队进攻，胡琏兵团从南面向北进攻。尤其是黄百韬兵团增援积极，已经进抵靠近睢杞的帝丘店地区。栗裕十分重视南面的情况，专派一个侦察营监视胡琏兵团的动向。7月6日17时，侦察营电话报告，胡琏兵团(十八军)的先头部队已突破豫皖苏军区两个团的阻击，到达距离睢杞战场只有几十华里的太康地区。

面对这种情况，粟裕当机立断，决定撤出战斗。

粟裕认为，我军攻克开封，又在睢杞地区歼灭大量援敌，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战役目的。部队经过连续作战，减员较大，十分疲劳，急需转入休整。为使我军顺利地撤出战斗，他决定采取先声夺人的战法，给运动中的黄百韬兵团以歼灭性打击，同时迅速歼灭区寿年兵团残部。这一仗，不仅把黄百韬兵团打得焦头烂额，而且使邱清泉不寒而栗，起了一箭双雕的作用。在华野与蒋军脱离接触时，黄百韬惊魂未定，一动也不敢动。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遭到还击后，也未敢再进。华野部队在多路援敌进逼下，一下子跳了出来，进入鲁西南预定地区休整。等到蒋军查明华野部队集结位置，华野部队已经休整一周了。打了硬仗、恶仗、胜仗之后，顺利地撤离战场，是全战役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粟裕果断巧妙的指挥使这个环节为全战役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与此同时，粟裕又指挥在津浦线上配合作战的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利用黄百韬兵团回援豫东战场之机，举行了兖州战役，一举攻克兖州，共歼敌6.3万多人，为华野下一步集中兵力举行济南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有的同志不理解：为什么打了胜仗，还要主动撤离战场?粟裕解释说：在战役指挥中，组织转移是一个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与下一步作战任务的衔接，而且直接影响战役本身的成果。战役打得好，如果转移不当，也会转胜为败；反之，战役进行得不顺利，但转移得当，就可以减少损失，改变不利态势。豫东之战歼敌近10万，我军也有一定数量的伤亡。部队恶战近月，十分疲劳，需要休整。打了胜仗以后，主动撤出战场，这是胜利转移，而不是被动转移。胜利转移，是下一个大胜仗的基础。

为了组织部队安全撤出战场，粟裕作了周密部署。他直接打电话给负责掩护大部队北撤的第二十九师萧锋师长和李曼村政委，指示：“你们不仅要阻击老对手五军，以掩护部队北撤，还要做好后尾收容工作”，特别强调“心

Chapter_16

目中一定想着战士”。第二十九师出色地完成了阻击和收容任务。粟裕为此通令嘉奖：“十纵二十九师以阶级友爱，后尾收容友邻部队伤员1200余名，师长、政委抬担架步行70里。他们高度关心战士、心目中想着战士的思想很可贵。同时，他们在林七口顶住了五军前进，使全线顺利北撤郓城，值得表扬”。

中共中央高度评价睢杞之战的胜利，认为这是继开封胜利之后又一“伟大胜利”，“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人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中共中央在贺电中以深切关怀之情表示：“值此盛暑，特向同志们致慰念之意”。【注】《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722页。

五、实践证明在中原地区集中兵力打大仗是正确的， 中共中央再次调整战略部署，决定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作战。

粟裕说，豫东战役是他经历的最复杂最剧烈最艰苦的战役之一，也是他在解放战争的战役指挥中最紧张的3个战役之一，是华东野战军两年来作战中一次最大的歼灭战。在这次战役中，交战双方都投入了尽可能多的兵力。除了战略上配合作战的部队以外，直接参战的部队，解放军约20万人，国民党军约25万人。在这次战役中，粟裕驾驭战局转折的指挥艺术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一点，连对手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的国防部说，此次豫东会战，“共军表现特异”的有3点：“敢集中主力作大规模之会战决战”，“敢攻袭大据点”，“对战场要点敢作顽强固守，反复争夺”。

豫东战役的胜利，不仅创造了解放战争史上一个战役歼敌9万余人的空前战绩，达到了中央军委提出的4至8个月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10万人的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迅速改变了中原战局，并且推动全国战局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发展。后来的战局发展，果如粟裕所料，形势急转直下。豫东战役以后，不到半年时间，解放战争的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对于解放战争的发展趋势，毛泽东用他那战略家兼诗人的特有气质，作过一个形象的估计。他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我们是‘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注】《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834页。

豫东战役以后，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时，兴奋地说：“我们过山坳了!”他左手握拳，右手食指沿拳头顶端滑过。“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他还对陈锐霆说：“你回去代我问粟裕同志好，告诉他，我把黄百韬、邱清泉记在他名下了。”

豫东战役的实践证明，中原黄淮地区确有大量歼敌的必要和条件，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决策是正确的，而分兵渡江南进的决策则是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因此，中央军委再次调整了原来的战略部署。豫东战役以后第7天，1941年7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原局并告粟裕和陈士榘、唐亮的电报，指示：“粟兵团应在现地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21页。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8页。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说：“明年不能渡江，而不是不需要渡江。那么就得在长江以北打。因为蒋的力量百分之八十在江北地区，消灭了他的力量，也就算打倒他了。所谓蒋政权，也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

在豫东战役过程中，华野部队中普遍流行着两个口号：“钓大鱼”，“中原逐鹿”。此战胜利，既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又有力地扭转了中原战局，可谓“鱼”、“鹿”兼得。华野第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谢云晖，这位30年代的北京大学学生，战后信口作歌：

鱼兮怡兮，鹿兮乐兮，二者得兼，万众欣兮。

三军司命，国之魂兮。幸甚至哉，天道维新。

“斗胆直陈”献奇谋，“中原得鹿”建奇功。在这场逐鹿中原的竞赛中，粟裕在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两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有口皆碑的“斗胆直陈”和“二让司令”表现了他无私无畏、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特有风格，而扭转中原战局的豫东战役则成为他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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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揭开战略决战的序幕

一、逐步形成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建议集中华野全军攻济打援。

1948年7月，豫东战役结束以后，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参战部队，转移到鲁西南、豫皖苏地区，组织部队休整，筹划下一步作战。这时，他反复考虑的是，从战争全局的发展趋势来看，华东野战军的未来出击方向问题。

豫东战役以前，他在4月18日的电报中向中央军委建议，华野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当时就提出，在打完第一个歼灭战以后，“除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外，主力则可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56页。

经过豫东战役的实践，粟裕对战争规律的探索又前进一步，逐步形成了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他回忆这一探索过程说：“解放战争以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是个客观规律。这种大歼灭战发展下去，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对于战场和后勤供应条件，我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为最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开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冀鲁豫老根据地，地处华东、中原接合部，距华北也不远，能得到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还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打蒋系的徐州集团。如兵出中原，我军将处于白崇禧的武汉集团与刘峙的徐州集团之间，桂系可能参战。”【注】《粟裕淡淮海战役》，《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

这个过程表明，粟裕对战争规律的探索在实践中不断前进，他不仅预见到随着歼灭战规模的不断发展势必形成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且通过对江南和江北、中原和徐蚌的比较分析，得出了徐蚌地区是进行这一决战最佳战场的科学结论。

粟裕认为，豫东战役的胜利，实现了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的转折。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推动战局向战略决战的方向发展。无论是正在酝酿的济南方向的作战，还是未来的徐州方向的作战，都要同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联系起来考虑。

7月13日，华东野战军许谭兵团一举攻克济南、徐州之间的兖州。济南周围300公里的广大地区被华野控制，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据守的济南成了一座孤城。这样，就把举行济南战役问题提上了日程。

7月14日，中央军委来电提出：“拟令许谭于攻克兖济后，休息两星期，即向济南攻击，迫使邱黄两兵团分兵北援(敌非北援不可)。此时，你们则寻敌一部攻击，使敌既被迫分散，又首尾不能相顾，利于我之各个击破及尔后之大休整。”中央军委的电报指出，采取这一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散敌人，保证华野主力安心休整。认为“此种分散敌人的行动，似以许谭攻击济南为最有效。”同时指出，“目前许谭不宜和你们集中行动，若许谭加入鲁西南，将迫使邱、黄集中，不易求得歼击机会”。【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14页。这一作战部署，当时还是征询意见，要他们考虑电复。但是，从14日到 16日，中央军委连续发出7份电报，一次比一次明确地提出，要许谭兵团在10天内外迅速夺取济南，然后“于十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22页。

这个部署与粟裕的战略构想显然有所不同。如何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什么时机、用什么样手段攻占济南更为有利?粟裕为此反复思考。他分析敌我态势和部队现状，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进行认真的分析比较，并且征询陈士榘、唐亮、张震的意见。经过3天深思熟虑，终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他认为，即将进行的济南战役，是继豫东战役以后又一次高度集中统一的大兵团攻坚战歼灭战，战役的规模可能更大，对华东以至全国战局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此战胜利，不仅可以解除我军南进的后顾之忧，而且可以为在徐蚌地区进行战略决战造成有利战略态势。在战略决战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攻济是否成功，与战略决战关系很大，必须谨慎从事，经过充分准备，集中兵力来打。同时，无论是从当前敌我态势还是从战争发展趋势来看，有必要也有可能集中华野全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济南北靠黄河，南倚群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济南守敌10余万人，而且拥有在日伪工事基础上扩建的坚固完备的防御体系。打这样坚固设防的省会，华野还是第一次。同时，敌人在徐州地区集结有邱清泉、李弥、黄百韬3个兵团，其机动兵力约有17万人，随时可以北援，攻济与打援势必同时进行。能否取胜，关键在于集中更多的兵力。只有集中华野主力全力以赴，才能确有把握地争取攻济打援的胜利。只有集中更多的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战略态势，推动战局向南线战略决战发展。

他还认为，当时攻占济南的条件还不成熟。华野几个兵团虽已互相靠拢，但尚未完全集中，部队连续作战后急需休整补充。许谭兵团兵力不足10万，攻济与打援势难兼顾。如果攻济主要是为了分散敌人，以保证华野主力休整，则不必采取这一行动，因为已经采取互为犄角的兵力部署，达到了保证休整的目的。同时，在豫东战役以后，我军已经掌握了战争主动权，济南战役的筹划和准备不像以往的战役那样紧迫，可以在做好充分准备以后再动手。

根据这样的分析判断，粟裕和陈士榘、唐亮、张震于 7月16日联名发电报给中央军委，提出华野全军首先休整一个月，然后协力攻济打援的建议。电报中说：“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时间休整一个月，尔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于打援中选择有利阵地，求歼邱兵团之大部或全部，均有可能。为求迅速攻占济南，必要时此间可抽出几个长于攻坚的部队参战(估计有半个月时间即可)。只要济南能解决，打援方面又取得胜利，则战局可能迅速向南推移，今冬攻占徐州之计划似有极大可能。”【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71页。

中央军委充分考虑了粟裕的意见。当时华东进入雨季，部队运动、作战将会遇到许多困难。中共中央决定采纳粟裕的建议，改变要许谭兵团立即攻占济南的决定，指令华野各部立即转入休整。中央军委的7月23日、26日电报指出，“雨季已到，你们决心进人休整是正确的”【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46页。。休整结束以后，集中华野主力，或在陇海路南北打几仗然后攻济南，或先攻济南并打援，由粟裕和陈士榘、唐亮、张震依情况提出计划并统一指挥。【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22页。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野各部先后转入休整。

为了给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条件，确有把握地争取攻济打援的胜利，粟裕又两次向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华野全军执行下一步作战任务。8月10日，他在与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联名的电报中提出，雨季休整结束后，集中华野全部(包括许谭兵团、韦吉兵团在内)30余万人，或先攻济南，或先转到外线打大规模的歼灭战。【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73页。8月23日，他和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等联名建议，调苏北兵团参加济南战役。中央军委批准了他们的建议，“同意调苏北兵团主力参加攻济及打援战役”【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 575页。。

按照这个部署，华野各个兵团开始从苏北、皖北、豫东各地向山东集结。在攻济打援战场上，华野参战兵力达到15个纵队32万人，超过了国民党济南守军和可能增援之军总数28万人，第一次实现了华东战场上华野兵力超过蒋军的优势，从而使华野在战役和战略上都掌握了主动权。

到了8月下旬，国民党统帅部才发现解放军向山东增兵，判断华东野战军先攻徐州再夺济南，后来又判断华东野战军“围济打援”。蒋介石指令制定了一个投入27万兵力的会战计划，要王耀武率10万守军“确保济南”，要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黄百韬3个兵团随时准备北上增援，在兖州、济南之间同华野主力会战。然而，这个部署不仅晚了一步，而且由于蒋军内部矛盾重重，迟迟未能落实。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在战前这场谋略竞赛中，华野不仅先敌一步，而且高敌一筹，未战而胜负之势已定。

二、攻济打援并举的作战方针。用兵布阵的辩证运筹。

1948年8月上旬，华野各部休整尚在进行，粟裕就率领华野指挥机关由豫皖苏转移到鲁西南地区，与在兖州地区的华野副政委谭震林会合，并在曲阜主持召开华野前委扩大会议，统一攻济打援的作战指导思想，调整华野各部会合以后的内部关系，制定攻济打援的具体作战部署。攻济打援的各项准备，随即全面展开。

8月10日，粟裕与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联名发电报给中央军委，报告华野全军休整后的作战计划，再次提出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他们提出3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并且权衡3案利弊，认为以执行第三方案最好。这个第三方案是：“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但应有重点配备与使用兵力”。他们认为，这个方案的好处是：可以使攻济与打援有重点地进行，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在预设战场上打击援敌，可以利用有利地形运动歼敌；部队在有后方条件下作战，人民支援，补给容易，将大大提高战斗力。此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就可以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把战场向南推进，使徐州处于我军包围之中，造成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更多有利条件，从而迅速改善中原战局而威胁长江南北。

中央军委8月12日复电，估计济南战役有3种可能的结果，提出攻济打援作战的初步设想，“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67页。。

此后10余天内，中央军委与华野之间电报来往频繁，华野高级指挥员之间也反复商讨，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攻济打援的辩证关系。

粟裕认为，攻济打援这种战法的特点，就是在保证有足够兵力攻下济南的前提下，以较多的兵力用于打援，求得在攻克济南的同时，歼灭敌人援军之一部。当时济南已是一座孤城，而可能增援之敌是3个兵团17万人的机动兵力。只有攻济打援并举，并以较多兵力用于阻援和打援，才能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给攻济作战以足够的时间保证，并且确有把握地消灭一部分援军，力争消灭邱清泉的第五军。

攻城打援并举的战法，在粟裕的战斗历程中是曾经采用过的。在抗日战争中，粟裕指挥的车桥战役，就是采取攻坚打援并举的方针，用较多的兵力打援，目的是攻取日军据点车桥，并解放一片土地。粟裕在谈到车桥战役的作战方针时说过，这是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的质变条件下，所采用的新战法。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很明显，我军一直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基本作战指导思想。当前，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出现空前变化。中国革命战争在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已经发展到最后夺取大城市的新时期。要以新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与夺取大城市的辩证关系。这次济南战役与过去的“攻坚打援”、“攻城阻援”、“围城打援”以及“攻城打援”不同。即使是刚刚结束的豫东战役也有不同，那是“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目的仍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次济南战役，不仅要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要达到夺取济南城并巩固占领之目的。

对于攻济打援的战法，开始并没有被所有高级指挥员理解和接受。在讨论作战方案过程中，不断有人提出问题：“攻济打援，到底哪个是重点”?“在兵力分配上如何保证重点”?有人认为，既然济南战役的主要目的是攻克济南，就应当把兵力部署的重点放在攻济上，阻援打援不必使用那么多的兵力。担任攻城指挥的许世友极力主张，把作战部署和兵力分配的重点放在攻城上。

针对这种情况，粟裕把统一战役指导思想作为首要任务来抓，组织纵队以上指挥员学习领会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辩证地认识攻济与打援的关系。

在曲阜作战会议上，粟裕首先阐明了济南战役的作战方针及其战略意义。他指出，济南战役的作战方针是打下济南并歼灭援敌，结束山东战局，以全力夺取中原。打下济南以后，就可以将战局推进一步，在中原战场的敌我力量对比上占有优势，把战争推向长江沿岸，造成随时可以渡江的条件。同时指出，济南战役将是一场严重的艰苦的战斗。济南是徐州的屏障。没有徐州就没有中原。守济之敌会死守，增援之敌猛而多。王耀武指挥能力较强。济南城长期设防，迭次增修，不同于潍坊、兖州、开封、洛阳，不能轻敌。中央军委指示，阻歼援敌才能争取时间，争取时间才能打下济南。预计有三种可能：援敌很远已经打下来，援敌很近才打下来，援敌逼近仍打不下来。我们要避免第三种可能，争取第一、二种可能。

毛泽东也亲自出面做思想工作。他在给许世友的电报中指出：“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页。

在上下互相启发和不同意见的讨论中，不仅统一了作战指导思想，而且丰富和完善了攻济打援的战法。

在统一战役指导思想的基础上，粟裕主持制定了攻济打援的作战部署。这个部署提出，济南战役于9月16日发起，以攻占济南为惟一目的，并求歼援敌之一部，坚决阻击援敌使其不能迫近济南，以保证攻济集团有足够时间攻占济南。在兵力部署上，以参战兵力的44％用于攻城，以56％的兵力用于打援。攻城集团，由6个半纵队、特种兵纵队大部分和一部分地方武装共14万人组成，大部分是长于攻坚的部队。打援集团，由8个半纵队、特种兵纵队一部分和一部分地方武装共18万人组成，大部分是长于野战的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野前委决定，在粟裕统一指挥下，攻城集团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野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指挥，打援集团由华野司令部直接指挥。

这个作战部署于8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9月2日就得到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未世电所提攻济及打援之整个部署。”【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40页。

这种攻济打援的战法以及兵力部署上的辩证运筹，不仅经过济南战役的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而且在后来的淮海战役中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几十年后，粟裕回忆济南战役时，针对一些人把攻济与打援割裂开来，认为“济南战役就是攻济，打援则是另一个未能实现的战役计划”的说法，指出攻济与打援都是济南战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徐州地区的敌人，正是慑于我军打援集团兵力强大，才不敢贸然进犯。敌人援兵不敢北上与我打援部队交手，正说明攻济打援方针的正确。

“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注】《孙子兵法·九变篇》。。

三、中共中央军委指令“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周恩来说：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1948年9月6日，离济南战役发起时间还有10天，粟裕就率领华野指挥机关由曲阜转移到宁阳西北的大柏集，进入指挥位置。大柏集位于济南、兖州之间，南靠打援战场，北距济南80公里。在这里，他可以更好地关照全局，兼顾攻济打援两个战场。

济南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东西兵团重新会合后第一次大兵团集中作战。大兵团作战，要求指挥上的高度集中统一，要求各部队密切协同动作。当时陈毅已调到中原工作。中共中央决定，陈毅在华野的党政军职务由粟裕代理。粟裕担负着领导和指挥华野全军的重任，除了集中精力对付敌人以外，还要用不少精力调整内部关系。他的指挥环境是相当艰难的。为此，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许世友的电报中强调指出，“这次作战部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并在指令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担负攻城集团指挥责任的同时，再次重申“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表明了中央军委对粟裕指挥环境的了解和全力支持。【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7页。

济南战役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粟裕把他的指挥重心首先放在攻济作战上。

粟裕指挥作战，一向主张知彼知己，把决策和指挥建立在对敌我双方情况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据当年的华野参谋回忆，粟裕每打完一仗，总是首先抓三件事：一是要参战部队搜集敌方的电报密码，以供研究、破译之用；二是派参谋人员下部队了解作战情况、作战经验以及各级指挥员在作战中的表现；三是找俘虏的敌军高级将领谈话，请他们谈我军战斗动作的优缺点，谈他们所认识的敌军将领的指挥特点。在他随身携带的资料中，除了有附有照片的我军团以上干部名册以外，还有记载敌军师以上指挥官情况的卡片。这一次，他在对济南守敌及其主帅王耀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周密的作战部署。

王耀武是粟裕的老对手了。在一年前的莱芜战役中，陈、粟指挥的华东野战军“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决心歼灭李仙洲集团于莱芜地区。与蒋介石、陈诚的错误判断相反，王耀武判断华野有北上企图，立即下令李仙洲向北撤退。这件事给粟裕留下了深刻印象。粟裕在总结莱芜战役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这次战役值得今后学习的是，制造了敌人的错误，错乱了敌人的部署，并掌握与利用了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了我们的胜利”。同时指出：“我们对敌情的了解还不够，特别是对王耀武的指挥特性了解很差。如果我们了解到王的性格大胆果断，能命令其部队一天一夜后撤数百里，那我们即可大胆地将部队插到济南附近，这样，敌十二军也就无法逃跑了”【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07页。。所以，粟裕认为，“王耀武之指挥，经一年多了解，是蒋军中指挥较有才干者”【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77页。，在部署攻济作战时，必须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对付济南守敌，既要斗力，更要斗智，依靠正确的谋略和巧妙的指挥，造成敌人的失误，错乱敌人的部署。

王耀武在8月间就发现华野部队北上，并判断华野下一个作战目标“必是济南无疑”。于是加紧进行备战活动，请求蒋介石增调八十三师加强济南防务，修筑工事和城东飞机跑道，储备粮食弹药等等。但是，他错误地判断华野的作战意图，又过高地估计自己的防御能力。他以为华野将沿用围城打援的战法，目的在于打援。因而心存侥幸，以为只要坚持十天半月就可以渡过这一关。他自恃工事坚固，估计外围能守半个月，市区至少能守一个月。不料华野这次作战是攻济打援并举，不仅要消灭援敌，而且要拿下济南城。

在攻城作战部署上，曾经发生重点放在西面还是放在东面的争论。粟裕坚持把攻城重点放在西面。他分析王耀武的兵力部署，寻找他作战部署的弱点和要害，从而选择集中使用兵力的重点。王耀武把济南划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东守备区由国民党中央军5个旅担任守卫，西守备区由吴化文的整编第九十六军等杂牌部队5个旅另两个总队担任守卫，在兵力部署上东强西弱，显然以东线为作战部署的重点。西线的吴化文战前已有弃暗投明表示，如能在战场起义，就可以使敌人西部防线出现缺口。飞机场也在城西，我军攻下机场，不仅可以切断敌人的空中补给线，断绝敌人的兵力和物资来源，造成“瓮中捉鳖”之势，而且还会给敌人以精神上的严重打击。所以，西线就成为敌人作战部署的弱点，也是他的要害。我们攻其弱点和要害，就可以打乱敌人的部署，还可以促使吴化文起义。针对敌人防区广阔、兵力分散、机动兵力少的弱点，粟裕将攻济部队分为东西两个集团，实行钳形攻击，同时并进，多路突击，连续进击，使敌人难以判明我军主攻方向，不给敌人以喘息时间。同时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争取吴化文起义。他特别强调，将攻城兵力首先重点使用于西线，以迅速攻占机场为第一作战目标。为了保证西线作战有足够的兵力，粟裕决定从总预备队第十三纵队抽调一个师或更多的兵力加入攻击机场的战斗。

在战役即将发起时，许世友、谭震林提出从西线抽调一个纵队到东线。粟裕坚持仍按原定部署实施。他指出，集中兵力的原则是对的，但要使用在重点上，再次强调 “总以能迅速攻占机场为第一步作战目标”【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82页。。粟裕后来谈到这一点说：“毛泽东同志说集中兵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的体会，如何判断和选择重点是关键”【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582页。。

为了打好这关键的一仗，粟裕特地由大柏集赶到西兵团驻地，参加他们的作战会议，研究制定西线作战方案，并在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西兵团的任务是夺取吴化文守备的机场和商埠等地段以后，攻向老城。济南虽然不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城市，但它毕竟有王耀武的10万重兵把守，有日寇占领时期和近期王耀武抢修的坚固防御工事。因此，我们既要藐视敌人，树立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又要不犯轻敌的错误。吴化文受我政策感召，可能率部起义。但是我们夺取济南战役的胜利决不能寄希望于吴化文的起义，而要毫不动摇地建立在打的基础上。要采取穿插迂回、大胆楔人、打开口子、突人纵深、分割围歼的战法，支解敌人的防御体系，“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华野把攻击的重点放在西面，这确实是致敌于死命的一招。王耀武也料到了这一点。他判断“解放军的主力在西，先集中力量取下飞机场，以截断守军空运”。于是，急令他的总预备队抽调两个旅向西增援。这样一来，恰好为华野东线作战造成了有利条件。

9月16日夜，正是中秋节前一天，秋高气爽，月明如昼。王耀武和他手下将领忙于准备过节月饼。华野东西两兵团按照预定计划同时发起攻击。经过一夜激战，东兵团以出乎王耀武意料的速度，迅速攻占王耀武视为济南屏障的茂岭山、砚池山。

华野东线攻势迅猛凌厉，王耀武又错误地判断形势，以为华野主攻方向在东线，急忙把已经调到西线的两个旅调到东线，并将原来部署在飞机场以西的一个旅调到商埠加强城防。这样一来，又给华野西线作战造成了有利条件。

华野西线兵团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扫清敌人外围据点，并用炮火控制了西郊机场，切断了敌人的空中通道。军事进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促使吴化文率领3个旅两万余人起义，在敌人的西部防线打开了一个大缺口。

王耀武坚守济南的信心动摇了，连忙发电报给蒋介石，请示“可否一举突围”。蒋介石复电，要他“坚守待援”。王耀武无奈，重新调整部署，作垂死挣扎。

粟裕认为，以西线为重点攻城目的已经达到。为了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决定乘敌人调整部署之机迅速扩大战果，指令攻城集团实行东西对进，充分发挥钳形攻势的作用，向商埠和城区猛攻。9月20日，他在给攻城集团指挥员的电报中指出：“战局可能迅速发展，望令各部就现势以三、十及十三纵并力向商埠攻击，得手后，则全力攻城”。

在向商埠攻击过程中，围攻邮电大楼(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驻地)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经过反复较量，华野攻城部队终于把负隅顽抗的蒋军1个团统统消灭，战士们冲进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大楼。豫东战役中的解放战士熊金发第一个冲上楼顶，从旗杆上扯下青天白日旗。在战士们的欢呼声中，那面破旗伴着硝烟飘落下地。

在熊金发背后，是他的排长。这位来自苏中老根据地的青年干部，对粟裕怀有深厚的感情，高兴时喜欢说：“我们是粟司令的战士。”批评人时常讲：“你自己看看，哪一点像粟司令的兵!”熊金发转过身来问：“排长，我像不像粟司令的兵?”排长响亮地回答：“你是粟司令指挥下的英雄战士!”

从20日到23日，华野攻城部队攻占商埠和外城，紧接着向内城发起总攻。

9月22日，粟裕为防止济南守敌突围逃跑作出部署，命令第十一纵队进至莱芜地区，第六纵队进至新泰地区，苏北兵团抽一个纵队进至蒙阴桃墟地区，组成3道截击线，命令第一纵队主力于济宁、兖州间机动，配合攻城部队，截击济南突围之敌。

王耀武看到大势已去，丢下他的残兵败将，化装潜逃。可是他终于不能逃出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刚刚逃到寿光县，就被当地民兵活捉了。

在阻援打援战场上，粟裕采取“夹运(河)而阵”的作战部署，把打援集团的18万部队分别部署于运河两岸。在运河以西，配置两个纵队另两个旅，利用水洼地带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构筑四道防线，坚决阻击由鲁西南北犯之敌。在运河以东，配置6个纵队另4个团，将打援战场选择在运河以东的邹县、滕县之间，准备歼灭由运河以东或沿津浦路北进的援敌，以歼灭邱清泉的五军为主要作战目标。粟裕认为，这种部署的好处是：无论敌人沿津浦路还是沿运河两岸北进，都不容易靠拢，而易于被我各个分割歼灭；我军以兖州为中心布阵，主力部队转移方便；打援战场距济南较远，有利于保障攻济部队作战，也有利于尔后扩大战果。

后来得知，指挥邱、黄、李3个兵团增援济南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果然随着粟裕的指挥棒行动。他自作聪明地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扬言主力沿津浦路北进，实际上大部沿运河东岸北进。如果他放胆北进，正好投入粟裕预设打援战场。但是，他们得知华野有强大打援兵团严阵以待，又慑于豫东战役区寿年兵团被歼的命运，虽经蒋介石一再严令督促，仍然迟迟不敢向前推进，每天只缓缓前进一二十华里，避免与华野打援集团交战。直到华野攻克济南，邱清泉兵团才进至鲁西南的成武、曹县地区，而黄百韬、李弥两个兵团则尚在徐州地区集结过程中。邱清泉得知济南失守，连忙缩回徐州，商丘一带。

在阻援打援战场上，国民党援军虽然逃脱了被歼灭的命运，华野却也达到了坚阻援敌使其不能迫近济南，使攻城部队有足够时间攻占济南的目的。

粟裕作为济南战役的主要指挥者，不仅参与了济南战役的战略决策，主持制定了攻济打援的作战部署，并且指挥了济南战役的全过程。这本来是十分清楚的历史事实。可是，由于后面将要提到的原因，在一些出版物中，包括党史、战史资料和某些将军的回忆录，甚至在有关济南战役的纪念物上，济南战役的主要指挥者竟然换上了别人的名字。济南战役是谁指挥的?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今天却成了需要考证的问题，实在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四、当济南巷战尚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提出下一步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

济南战役实现了中央军委设想的最好结果，只用8天8夜就攻克济南城，全歼守敌10余万人(包括起义者两万余人)，生俘王耀武以下国民党将领23名，并且迫使临沂、烟台等地敌军弃城而逃，山东全境除青岛等少数据点外都获得解放。由于在阻援打援战场上不战而胜，担任阻援打援任务的8个半纵队就成了下一步作战的生力军。

中共中央对济南战役的胜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最严重的打击之一”，“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华东和中原的全部解放，已经更加迫近”。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周恩来后来说：“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注】《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865页。

济南战役创造了攻打敌人重兵防守、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成功经验，同时宣告敌人“重点防御”战略方针的破产。蒋介石对他的美国主子说，他对“济南之战的结局深表失望”，“过去不惜任何牺牲以坚守坚固据点或主要城市的老战略必须改变”。美国舆论界的调子也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变。济南战役以前，他们说“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尚未达到夺取国民党任何一个防守较强的城市中心的程度”。现在，他们说：“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注】《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865页。

济南战役还创造了接管大城市的成功经验。在济南战役准备过程中，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就组建了济南军事接管委员会和警卫部队，抽调并组织接管人员学习城市政策，制定了接管敌人军政机关、处理敌伪人员、稳定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民生活供应的具体措施，因而济南一解放就迅速建立了新的政治、经济秩序，防止了各种破坏现象，为以后接管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济南战役最重要的意义，是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并促使中共中央对原来的战略部署作了进一步调整。

济南战役前夕，中共中央于9月8日至1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了用5年左右时间，建军500万，歼敌500个正规师，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战略目标。两个月以后，中共中央考虑到从豫东战役到济南战役、辽沈战役的实践经验以及全国战局的发展，改变了对战争进程的估计。毛泽东说：“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 ”。“这是由于四个月内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英勇作战的结果，而特别是南线的睢杞战役(即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北线的锦州、长春、辽西、沈阳诸战役 (按：即辽沈战役)的结果”。“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18-219页。从此以后，中共中央进一步调整了原定战略部署，继辽沈战役之后，又连续发起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加快了整个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历史进程。

1983年夏天，有几位党史军史工作者访问粟裕，提出了一个问题：“听说在济南战役结束的头一天，您给毛主席提出建议，下一步打淮海战役。是这样的吗?”

粟裕回答：“是这么回事。打仗像下棋一样，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来说，不能看一步走一步，至少要看两步走一步。淮海战役，在济南战役前就考虑了。”

1948年8月到9月，粟裕在筹划和指挥济南战役过程中，就反复考虑华野未来的行动方向问题。他认为，济南战役结束后，华野还是以兵出徐蚌线以东为宜。如果回师中原，与中原野战军会合，寻战于徐州西南，我军将处于蒋军的徐州集团与武汉集团之间，一开始就将与优势之敌决战。如果兵出徐蚌线以东，首先攻占淮阴、淮安、高邮、宝应，那就可以暴露津浦线，孤立徐州，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津浦沿线及江边。这样，就可以减少敌人的机动兵力，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作战创造有利条件。将来华野全军进人陇海路以南作战时，也便于得到华中人力物力的更大支持和交通运输的方便。

基于这样的考虑，粟裕在8月23日给中央军委的请示电报中就提出：“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76页。当时就是想以这一作战行动为下一步作战和渡江创造条件。

在济南战役过程中，徐州援敌在华野阻援打援部队阵地前徘徊，不敢北上与华野交战。粟裕认为，这说明敌人是在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我军打大规模的仗，也说明我军对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有利条件已逐渐成熟。因此，他进一步策划在徐蚌地区的作战行动。他设想，在南下作战攻取两淮及高邮、宝应时，也采取“攻济打援”的战法，以苏北兵团加一个纵队担任攻城任务，全军主力则置于宿迁至运河车站之间的运河两岸，以歼灭可能自徐州、海州线来援之敌。如果敌人不来增援或者来援被阻，则进行第二步作战，以3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593、601页。这个战役的名字，他也想好了，就叫淮海战役。

9月24日早晨7时，当济南城内巷战尚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粟裕判断攻济战斗已经稳操胜券，徐州之敌停止北援的可能性很大，就将上述方案报告中央军委，建议举行淮海战役。

粟裕在电报中说：“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尔后全军转入休整。”【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93—394页。

有人说，粟裕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在战争指导上，他常常在认识上居于领先地位，在实践上又走在前列。他的战略远见，不带有任何主观随意性，而是实事求是的科学预见。经过豫东战役的实践，他对战争规律的探索又前进一步，逐步形成了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并且通过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进而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一步一步地推动战局向南线战略决战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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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南线决战建奇功

一、在“小淮海”演变为“大淮海”的关键时节，提出三个关键性建议。

1948年9月，金秋伴着胜利来到齐鲁大地，给人民带来了解放和收获的欢乐。

9月30日，济南战役刚刚结束，粟裕就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冒着连绵不断的秋雨，由宁阳转移到曲阜。

这是粟裕二进曲阜。一个月前，他在这里召开华野前委扩大会议，部署济南战役。行动匆匆，没有来得及尽情观赏孔府孔林的壮丽景色。这一次，他们将在这里长住一个多月，召开传达贯彻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部署即将进行的淮海战役。粟裕等华野前委领导同志住在孔府。华野前委扩大会议的会场设在孔林。古老的孔府孔林，地面车水马龙，空中电波进射，打破了往常的幽静。

孔老夫子虽被尊崇为“文圣”，但并非不谙武事，主张“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他所教授的“六艺”就包括“射”、“御”，在内。然而，他生前绝难想到，两千多年以后，他的府第竟然成了华东野战军发号施令的大本营，在这里策划了一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大决战。

对于淮海战役，史学界有“小淮海”、“大淮海”之说。一般认为，11月8日以前筹划的淮海战役是“小淮海”，11月9日以后筹划的淮海战役是“大淮海”。由最初的“小淮海”演变为南线战略决战的“大淮海”，有一个发展过程。

在这个发展过程的几个关键时节，粟裕都提出了关键性建议。

粟裕第一次献策，是9月24日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

对于这个建议，中央军委采取了谨慎的态度。9月25日，即接到这个建议的第二天，毛泽东先后为中央军委起草两份电报，要粟裕“召集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及其他可能到会之干部开一次讨论行动问题的会议，以最后斟酌的意见电告我们审查 ”，并“将徐(州)海(州)铁路线上及沂河区、峄(县)台(儿庄)区、东海灌云连云港区、两淮区之敌情电告”。当天下午，刘伯承、陈毅、李达电报军委并致粟裕，表示“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注】《淮海战役》第一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50页。。经过一天慎重考虑，中央军委于19时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第3份电报，表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同时指示将两步作战改为三个作战，“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要求他们在10月10日以前做好充分准备，并“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9页。。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粟裕主持召开华野前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从10月5日开始，到10月24日结束，历时20天，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九月会议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无纪律无政府倾向的指示，讨论通过了《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的决议》。同时，召开3次作战会议，讨论和制定淮海战役作战方案。

从9月下旬到10月中旬，粟裕等华野指挥员与中央军委之间，电报往来频繁，反复商讨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和部署。10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确定淮海战役的作战任务主要是歼灭徐州刘峙集团主力之一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和苏北打成一片。然后，华野分为两个兵团，以5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其余主力组成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在中原作战。【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6—69页。这个部署仍然是人们所说的“小淮海”，还不是南线战略决战的“大淮海”。

10月下旬，陈毅、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先后攻克郑州、开封，进至徐州、蚌埠地区，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粟裕分析战场态势，预见到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将由战略上配合作战发展为战役上协同作战，战役的规模也比原来设想的要大。形势要求，必须建立统一的指挥体制，才能统一作战指导思想，协调作战行动，最大限度地发挥两大野战军的整体威力。为此，他向中央军委建议，由已经到达郑州前线的陈毅、邓小平(刘伯承尚在豫西)统一指挥淮海战役。

10月31日，粟裕发电报给中央军委、陈邓、华东局、中原局，表示遵令于11月8日晚发起淮海战役，同时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16页。。这是粟裕第二次献策。

粟裕的电报传到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正在为辽沈战役进行紧张的运筹指挥，同时关注着淮海战役的战前准备。他们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以后的指挥问题。粟裕的电报来得恰逢其时，毛、周、朱当即研究同意。11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电指示：“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61页。。11月2日，陈毅、邓小平复电：“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注】《淮海战役》第一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111页。。

就这样，淮海战役的统一指挥问题，在不到3天的时间内，就顺利解决了。

淮海战役发起以后，根据淮海战役已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和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指挥员均已聚集淮海战场的实际情况，中央军委又于11月16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统一领导和指挥淮海前线作战和支前工作。

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士认为，粟裕的建议帮助中央军委解决了当时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初期参加淮海战役的部队，有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15个纵队、暂归栗裕指挥的中野第十一纵队共16个纵队，陈毅、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4个纵队。中原野战军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按照惯例，在一次战役中，几支部队联合作战，一般是主要方向上的指挥员指挥次要方向上的指挥员，先打响的部队指挥员指挥后打响的部队指挥员，兵员多的指挥员指挥兵员少的指挥员。在中央军委尚未作出由谁统一指挥的决定以前，粟裕主动提出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的建议，对于顺利解决南线决战的指挥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再次表现了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

粟裕第三次献策，对于中央军委作出南线决战的战略决策，使“小淮海”演变为“大淮海”，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11月7日，即淮海战役发起一天之后，粟裕一面紧张地组织指挥部队对黄百韬兵团及其援军实行分割包围，一面冷静地观察分析当前敌情和全国战局，预测敌人可能采取的对策，筹划下一步以及未来几步的作战方案。

此时辽沈战役已于11月2日胜利结束，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优势。中央军委决定淮海战役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使两大野战军在一个战场上协同作战得到了组织领导上的保证。当面敌情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海州、连云港蒋军已经撤退，原定打海州的计划不再需要执行；驻守台儿庄、贾汪地区的何基沣，张克侠即将率部起义，华野部队可以通过其防区迅速南下徐东，切断黄百韬兵团退路。

粟裕认为，这些情况表明，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11月7日早晨，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到达临沂，得知徐州蒋军有南撤企图。他和陈士榘、张震一起议论，认为不论战局如何发展，孤立徐州，截断徐州之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从9时到13时，他们先后发电报给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王建安和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报告徐州之敌有南撤企图，何基沣、张克侠有起义可能，判断淮海战役发起后“有提前夺取徐州或孤立徐州，使敌不能南撤可能”，“ 目前主要关键为能否全歼黄(百韬)兵团，同时作下一步准备”，建议中原野战军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段，谭震林、王建安所部依预定计划迅即出陇海线，截断徐州之敌退路，下一步或继续歼灭黄维兵团，或歼灭蚌埠之孙元良兵团。11月8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估计及部署均很好”【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17—419页。。

11月7日晚上，华野指挥机关转移到临沂以西的码头。陈士榘随前指行动。粟裕与张震接着白天的话题彻夜长谈。粟裕兴奋地说：“现在东北全境已经解放，解放战争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仗怎么打，怎样能更快地给蒋介石以决定性的打击。”【注】《一代名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38页。他们分析全国战略态势，估计敌人可能采取的方针，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认为必须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使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

粟、张谈话结束，已是深夜。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们认为，必须把他们的判断和建议立即报告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和华东局、中原局。于是，粟裕冒着严寒，奋笔疾书，起草电报，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完稿时已是旭日东升。他和张震郑重签名，注明发报时间：“齐辰”。按照传统的韵目代日、地支代时方法计算，齐辰即8日7时到9时。

电报全文如下：

军委，陈邓，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19—420页。

对敌可能采取方针估计与对策

(一)由于近来全国各战场的不断胜利，尤其是东北的伟大胜利与完全解放，促成战局的急剧大变化。在此情况下，蒋介石有采取下述两种方针可能：

第一，以现在江北之部队再加上由葫芦岛撤退之部队，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 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沿江及江南及华南防御。

第二，立即放弃徐、蚌，信阳，两淮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迅速巩固江防，防我南渡，并争取时间整理其部队，以图与我分江而治，俟机反攻。

(二)蒋介石如采取第一方针，使我在江北仍有大量歼敌的机会。如果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如在江北大量歼灭了敌人，则严重的战斗要在华南才有打的)，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使我军于解放后容易恢复。但如此，对江北及华北各老解放区的负担仍将加重，又为不利。

如果蒋介石即采取第二方针，可以大大减轻我江北及华北各解放区的负担，使这些解放区迅速得到恢复，但我今后渡江要困难一些(困难仍完全可能克服)，并于渡江之时在苏、浙、皖、赣各省尚须进行一些严重的战斗和部分的拉锯战，且在江南大量歼敌的条件亦较江北差一些，这又是不利的一面。

(三)我们不知各老解放区对战争尚能支持到如何程度。如果尚可能作较大的支持的话，则以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为更有利。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州)固(镇)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消灭之(或歼孙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截断浦蚌铁道，错乱敌人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道，以阻延敌人南撤。管见是否有当，请即电示。

粟裕 张震

齐辰(8日7—9时)

这就是著名的“齐辰电”。

张震后来谈到“齐辰电”说：“在起草这份电报的过程中，我深为粟裕同志的深谋远虑所折服。此电中心问题是分析：将敌人主力抑留在江北逐次歼灭有利?还是将其赶过江南留待将来歼灭有利?如果歼灭黄百韬兵团后挥军南下淮阴、淮安、宝应、高邮地区，则可能把敌人赶过江去；如果西取徐州，不仅抑留了徐蚌间现有敌军，且调动黄维之十二兵团拼命北上以解徐州之围。粟裕同志不仅想到了下一仗下两仗该怎么打，而且想到了我大军渡江后在江南的仗该怎么打，而且想到了全国解放后江南各省的恢复问题。”

电报发出以后，粟裕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他太需要休息了。然而，在这个战略转折的关键时刻，在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的关键时刻，他必须争分夺秒，坚守岗位，立即投入紧张的战役指挥。同时以急切的心情等待中央军委的复电。

11月9日深夜，中央军委的复电终于来了。

粟张，并告华东局，陈邓，中原局：【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84页。

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 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

军委

佳亥(9日21—23时)

这份电报表明，中央军委已经下定决心，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歼灭长江以北的蒋军主力于徐州及其周围地区。几十年后，粟裕谈到淮海战役，谈到中央军委9日复电，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他说：“这个电报虽短，但是字字千钧!”

后来的战局发展，果如粟裕所料，蒋介石集团被迫实行了粟裕所说的“第一种方针”。10月中旬，国民党南京统帅部就察觉在鲁中的华野和在豫北的中野有南下、东移动向，徐州首当其冲。蒋介石认为“徐州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一度考虑“放弃徐州，守淮保江，拱卫京沪”，并且批准了国防部在10月29日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作战计划。但是，他们判断不明，举棋不定，误认为华野和中野“行动甚缓”，“企图不明”，“陈(指华野)刘(指中野)是否合力尚难断定”。因此，“守江必守淮”的计划并未付诸实施。此时辽沈战役大局已定，蒋介石担心，辽沈战败，再加徐州撤退，影响人心，导致政局不稳，因而改变决心，准备将兵力集结于徐州及徐蚌段铁路沿线，作攻势防御。11月4日，蒋介石派顾祝同到徐州“剿总”，传达蒋介石的决定，调整作战部署。这时，离华野发起淮海战役只有两天时间。华野迅速完成对黄百韬兵团的分割包围，截断徐州之敌南撤通路，国民党军队不得不在徐州地区与人民解放军决战，想要退守淮河也不可能了。这正是粟裕设想的最佳态势。

对于这一点，国民党内有识之士也所见略同。他们说：“我们在徐州愈久，就中了敌人之计”，“在徐州附近开打，是被迫无奈的”，“未战而败局已定”。徐州战场上蒋介石的几员战将，虽然表面上气壮如牛，扬言依靠手中的几十万军队可以与解放军打五六个月，实际上胆小如鼠，无可奈何地承认面临着丧师覆旅的命运。

“用兵之法，先谋为本”。在淮海战役的战略决策中，粟裕频出奇谋，连献三策，对于中央军委作出举行淮海战役并发展为南线决战的决策，对于顺利解决淮海战场的指挥问题，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提前两天发起战役的果断决策。中共中央军委授权“机断专行”。

1948年10月下旬，淮海战役的各项准备基本就绪。10月23日，粟裕与谭震林、陈士榘，张震一起，发出淮海战役预备命令，决定集中华野全军兵力，与中原野战军主力密切配合，首先歼灭黄百韬兵团，并求歼冯治安一部或大部，尔后视情况发展进击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及新安镇、海州，或再歼由徐州东援之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一部或大部，乘胜扩张战果，西进津浦，南逼长江，打烂蒋介石的防御体系，迫使敌人完全转入防御。

预备命令发出以后，华野全军立即进入紧张的战前准备，粟裕和华野指挥机关整装待发。

10月30日，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突然接到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

漱石同志：

自中央子虞电至今已九个月，未寒电至今亦已两个半月，华野前委书记对于执行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在军队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至今没有表示态度，亦未申明理由，在此问题上失去主动性，落在一切兵团之后，实属不合。你是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现责成你传达中央意旨，处理此项问题，并以结果电告为盼。

军委

三十 亥

这是一份不同寻常的电报。批评的是华野前委书记，可是并不直接发给华野前委代理书记粟裕，而是发给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何况在电报指出的这段时间内，粟裕和中央军委之间电报来往频繁，大事都有请示报告，而且毛泽东在10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粟裕并告饶漱石的复电中明确指示：“你们七月间关于部队思想情况的报告，算得是一个综合报告。九月的报告可在这次会议(指10月间召开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后做，即将会议情况报告即可”【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55页。。6天前刚刚结束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主要议题就是传达贯彻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就加强纪律性问题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10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华野前委诸同志电说：“我们收到并阅悉了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决议，认为这个决议是正确的。”可以说，粟裕已经用他的实际行动表明了对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决定(即子虞电)和在军队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指示(即未寒电)的态度。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这么一份电报?当时没有见到解释，现在也不好揣测。问题是它来得不是时候。

当时军情紧急，刻不容缓。各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军队有南撤企图，发起淮海战役时不我待。军委于10月23日、24日两次来电，指令“粟谭速赴南线指挥”，要“粟谭专心指挥作战”【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21、153页。。接到军委10月30日电报后，饶漱石约粟裕谈话，建议他给毛泽东主席写一个检讨报告。粟裕肩负中央军委给予的战役指挥重任，实在没有时间坐下来写这个检讨报告。他对饶漱石说：“这个检讨报告迟早是要作的，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吧。”可是，粟裕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紧张的战役指挥中，仍然争分夺秒赶写综合报告。11月9日，在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的关键时刻，终于向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送上了关于华野前委扩大会议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现象的情况报告，作为补作的9月份综合报告。

粟裕密切注视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作战部署。

10月28日，粟裕与饶漱石、谭震林联名向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报告调整后的作战计划：采取声西击东的策略，“运(河)东作战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主”，同时在运河以西“造成我南北聚歼李(弥)兵团、攻略徐州之态势”。战役发起时间，运河以西各部为11月7日晚，运河以东各部为11月8日晚。【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05—406页。10月30日，中央军委复电指示：“计划与部署甚好，望即照此执行。只有一点，分为虞齐两晚发起作战，是否有使黄兵团闻声警觉，于齐日白天你们尚未接近该敌时迅即收缩集结之虞，似不如同时于虞晚或齐晚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要在两三天后才能查明我之主攻方向”【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 月，第1版，第153页。。粟裕于10月31日发出给军委并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报告他已经到达前线，“淮海战役当遵命于十一月八日晚同时发起战斗”【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416页。。

此时，蒋介石集团也加紧策划“徐蚌会战”。11月3日，蒋介石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携带“徐蚌会战”计划到葫芦岛见杜聿明，督促杜聿明到徐州上任。11月4日，又派他的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具体部署“徐蚌会战”。在顾祝同主持的军事会议上，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冯治安都说在自己防区当面发现解放军重兵集结。他们估计，解放军主力将由鲁西南南下，而不会由徐州以东发动攻势。最后，顾祝同拍板定案，放弃海州，连云港，固守徐州，集结兵力于津浦路徐蚌段，作攻势防御。

华野指挥机关很快就侦察得知蒋军动向，判断蒋军有“集中兵力固守徐州及徐海段、徐蚌段，以阻我南下攻势，掩护其加强江防及江南后方部署”。11月6日又发现驻守海州的第四十四军有西撤新安镇并归黄兵团指挥的动向，在冯治安部的共产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在发动起义上“行动要求更趋积极”。形势的发展表明，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宜早不宜迟。

粟裕当机立断，决定把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提前两天，即由11月8日晚改为11月6日夜间发起攻击。当天戌时(19—21时)，就把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并饶漱石，康生、张云逸、舒同，刘伯承、邓子恢、李达，同时下令部队执行。

作出这样一个决定，不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胆略。粟裕心里明白，他刚刚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次机断专行虽然为争取战争胜利所必须，但也可能被视为无纪律行为而再次受到批评指责。可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他置个人得失于度外，毅然决定提前两天发起战役。

第二天，11月7日，栗裕收到中央军委的复电。中央军委指示：“完全同意鱼(6日)戌电所述攻击部署，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77页。

这件事给粟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谈到毛泽东作为军事统帅的优良作风时说：“他总是既通观和掌握战争全局，又处处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他十分重视战场指挥员的意见，给予应有的机动权和自主权，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能动作用”。“把我军的高度集中统一和充分发挥战区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最好地结合起来。这是我军得以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军指挥关系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本质的生动体现”【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38、435页。。

时间就是军队。时间就是胜利。后来的实践证明，粟裕争取到的两天时间，是多么宝贵的两天啊!

这两天时间，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创造了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的有利战机。11月5日顾祝同主持的徐州军事会议，决定撤出海州、连云港和徐海线驻军，向徐州集结兵力。同日，刘峙指令驻守海州的第四十四军西撤，同时电令黄百韬兵团掩护，待第四十四军到达新安镇以后再开始行动。为此，黄百韬在新安镇等了两天，到7日凌晨3时才开始西撤，白白送给华野两天时间。

与此同时，华野全军分3路向南挺进，从徐州东南西北几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横扫陇海路以北150公里广阔地区的敌军阵地，先后攻克鲁南的郯城和苏北的邳县，迫近黄百韬兵团。11月8日，发现黄百韬兵团有继续西撤迹象，粟裕立即命令华野各部迅速截歼。

在这两天时间里，华东局和华野前委成功地组织指导了何基沣、张克侠的起义。

何基沣、张克侠都是中共中央直接联络的共产党党员，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徐州“剿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第三绥靖区前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十九军，被蒋介石改编以后仍然保留了一些民主民族革命传统，在抗日战争中打过喜峰口、芦沟桥等著名的仗。抗战胜利以后，改编为第三绥靖区，被蒋介石推上内战前线，驻守徐州东北的贾汪、台儿庄地区。但是，多数官兵对蒋介石排斥异己的政策不满，厌恶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共产党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不少人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抱有同情态度。

早在淮海战役发起之前，华东局和华野前委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加强了对第三绥靖区部队的工作，派人通知何基沣、张克侠，解放军将发起淮海战役，要求他们争取率部起义。粟裕和谭震林提出，对第三绥靖区部队采取军事攻势配合政治争取的方针，并且规定三条原则：第一，力争该部起义；第二，如不起义，则要给我军让开通路；第三，如果既不起义，又不让开通路，则坚决予以歼灭。

何基沣、张克侠冲破蒋介石特务的监视和反动将领的阻挠，经过紧张的策划，毅然于11月8日凌晨率部起义。参加起义的有1个军部3个半师2．3万余人。于是，徐州东北大门洞开。华野右路大军3个纵队迅速通过起义部队防区，渡过运河、不老河，直插陇海路，攻占大许家、曹八集，切断了黄百韬兵团西撤通路。这个消息传到西柏坡，毛泽东和周恩来兴奋异常，以茶代酒，举杯祝贺。毛泽东在11月8日的电报中说：“北线何张起义是(淮海战役)第一个大胜利”【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41页。。

粟裕后来谈起提前发起战役的决策，特别强调“兵贵神速”对争取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胜利的意义。他说：“如果再晚4个小时，让黄百韬窜入徐州，那仗就不好打了。”

华野的神速行动和何张的起义，在南京国民党统帅部和徐州“剿总”引起强烈震动。他们惊叹：“没有料到共军行动这样迅速!”

黄百韬虽然侦察得知华野集结于鲁南临沂地区，并有南进企图，但是他也没有料到华野行动如此迅速，更没有想到会有何、张起义。等到他开始西撤的时候，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已经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

在他的后面，从海州、连云港方向转兵西进的第一、第六、第九和鲁中南4个纵队，沿陇海路南侧紧迫不舍。

在他的右侧，第四、第八两个纵队沿陇海路北侧追击，直插运河东岸，与黄百韬兵团的先头部队展开激战。

在他的左侧，苏中第十一纵队和江淮军区两个旅沿运河西岸北进，挡住了他的左翼掩护部队第六十三军的去路。

在他的前方，由贾汪，台儿庄地区南下的第七、第十、第十三3个纵队，同由宿迁、睢宁北进的第二、第十二、中野第十一3个纵队，南北对进，直接威胁徐州，切断了徐州之敌与黄百韬兵团的联系。

紧紧跟随华野部队前进的，是数不清的支前民工。他们推着小车，扛着担架，如同滚滚洪流，源源不断。部队打到哪里，他们就跟到那里，保证粮弹的不间断供应。

华野前秀发出政治动员令，要求部队抓住在江北大量歼敌的有利战机，不为小敌迷惑，不为河流阻挡，勇猛果敢出击，敌人逃到哪里，我们就迫到那里，“活捉黄百韬，全歼黄兵团”。

华野各路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黄百韬兵团猛扑，有的部队以一天行军60公里到70公里的速度飞速前进。遇到小河拦路，战士们跳进河里，扛起门板，搭成“人桥”，保证部队通过。战士们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喝几口冷水，脚上磨出一层又一层血泡。有的战士鞋底磨破了，干脆脱掉鞋子，赤脚前进。越是艰难困苦，越是斗志昂扬，在紧张的急行军中依然谈笑风生。战士们管黄百韬叫“往北逃”，用他名字的谐音编顺口溜：

往北逃，逃不掉。往西逃，没有道。东逃是大海，南逃更难逃。

华野文工团的文艺工作者们深入到各个纵队，随突击部队一起前进。他们走到哪里，宣传鼓动工作就做到那里，部队的情绪顿时活跃起来。华野文工团一团团长沈亚威随八纵行动。这位后来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的著名音乐家，夹在追击的洪流里，一股不可遏止的创作激情涌上心头。他一面奔跑一面对文工团员韦明说：“ 快，写个词!”

“写……什么?”跑得气喘嘘嘘的韦明问。

“就写：追上去！追上去！”

于是，一首响彻淮海战场的歌曲《乘胜追击》在战火中诞生了。

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

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跑掉!

指战员们唱着这首歌追击黄百韬兵团，后来又唱着这首歌追击杜聿明集团。1949年4月，它又作为《淮海组歌》的组成部分，由第三野战军文工团带到北京演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看了他们的演出。毛泽东称赞说：“三野的仗打得好，歌也唱得好。”

粟裕率领华野司令部随突击兵团前进，11月9日就到达运河车站，住在运河车站以南的花庄。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运河车站及其以南的窑湾截击黄百韬兵团的战斗上。

运河车站位于新安镇以西约50公里处，南北向的运河与东西向的陇海路在此处交叉，是黄百韬兵团西撤的主要通道。黄百韬的兵团部和主力部队10余万人，加上从海州、连云港撤出的地方官员和眷属，靠仅有的一座铁桥抢渡运河，人马拥挤，乱作一团。他赖以起家的第二十五军，尚未到达运河，就被消灭了1个师。担任左翼掩护的第六十三军，预定由运河车站以南的窑湾渡河，刚刚从新安镇走出20公里，就被华野部队追上，被歼灭1个师，其余部队又被华野第一纵队紧紧包围在窑湾地区。

粟裕刚刚放下行装，就与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张翼翔通话(一纵司令员叶飞因病留后方治疗)，了解他们歼灭第六十三军的决心和部署。他告诉张翼翔，东北野战军已将卫立煌的47万人就地歼灭，傅作义的60万人处于华北、东北我军夹击之中，刘峙集团这个庞然大物也是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整个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

粟裕问：“你们一个纵队消灭敌人一个军，有把握吗?”

张翼翔坚定地回答：“有!”

“好，预祝你们胜利!”粟裕提醒他：“六十三军虽然士气低落，军心动摇，但受反动宣传较深，不了解我军俘虏政策，可能负隅顽抗。因此要注意把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结合起来。”

一纵的歼灭战打得很艰苦，也很漂亮。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歼灭第六十三军2个师5个团1.3万余人，军长陈章在泅水逃窜时身亡。

粟裕与张翼翔通过电话，紧接着赶到运河铁桥。第八纵队刚在这里歼灭了敌人守卫桥头堡的1个团，战场尚未来得及清理，到处都是敌人遗弃的尸体、枪械，还有敌人的伤兵、散兵。部队和支前民工拥挤在一起，秩序很乱，影响大部队通过。时间就是胜利。早一分钟渡过运河，就多一分胜利的希望；多延误一分钟，就可能给敌人多一分喘息的机会。如何组织部队顺利通过铁桥，加快向运河以西前进的速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粟裕在桥头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开得别开生面，各纵队首长先后到达，分批开会。他站在桥头大声说：“同志们!我们是毛主席的部队，是有纪律的军队。大家想尽快通过，早消灭敌人，是好的；但是必须有先有后，有秩序地通过。”听到粟司令的声音，部队立刻平静下来。粟裕指示：组织部队扑灭桥上的火焰，铺好枕木，桥板，清理敌人遗弃的尸体，杂物，保证坦克，汽车、炮兵，民工顺利通过；设置桥头指挥岗，统一安排过桥顺序，使部队有秩序地迅速通过；各纵队根据所处地段的条件和水情，架设浮桥，利用民船，抢渡运河，水浅的地方则组织步兵徒涉或泅渡。总之，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迅速渡过运河，完成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

在粟裕的组织指挥下，华野各个纵队迅速渡过运河。指战员们说：“我们的粟司令不仅在战役全局上英明指挥，而且在重要关节上亲临一线果断处理，保证作战胜利。”

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一百军第四十四师渡过运河后，抢先向徐州撤退，刚刚走到曹八集，就被沿运河西岸北进的华野第十一纵队全部歼灭。

就这样，大战尚未开始，黄百韬就损兵折将，被歼灭1个军、2个师，其余的4个军则被团团包围在碾庄圩地区。

三、选择关羽打过败仗的土山作指挥所，要在这里打一个全歼黄百韬兵团的大胜仗。

粟裕时刻关注着整个淮海战场以至全国战局的发展，及时调整华野的作战部署，并对全局战略决策提出建议。现在，他考虑的是，不仅要吃掉黄百韬兵团的十几万人，而且要吃掉整个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80万人。

11月9日，他和陈士榘、张震作出歼灭黄百韬兵团于运河以西的作战部署，并向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中原局报告：“现刘峙有以徐州为中心与我决战模样”，正在调整部署，“实为歼敌良机”。当天16时，中央军委采纳粟裕的建议，作出“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的战略决策，24时又复电指出华野“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82页。。

11月10日1时至3时，中央军委接连发出3份电报，指令中野集中4个纵队攻取宿县，控制徐蚌段铁路，切断徐敌南撤通路；指令华野以勇猛神速手段歼灭李弥兵团，切断黄百韬兵团西撤通路。3电皆以“至要至盼”作为结语。【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 版，第188—190页。

11月11日，粟裕指挥华野各个纵队完成对黄百韬兵团的分割包围，切断了黄百韬兵团西撤通路，并且根据战场态势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用6个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用7个纵队阻击徐州东援之敌。

这时敌情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黄百韬处境危急，蒋介石匆忙挽救。11月10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作出一系列决定：要杜聿明(杜聿明就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不久，就奉命随蒋介石到东北指挥葫芦岛国民党军队撤退，1948年11月9日又奉命到南京参加蒋介石主持的军事会议。)连夜赶到徐州上任，指令黄百韬“固守待援”，指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迅速东进，指令黄维兵团立即向徐州开进。然而，蒋介石及其手下将领仅仅发现华野“有包围歼灭黄兵团之企图”，并未察觉歼灭其江北主力于徐州地区的整个战略意图。杜聿明后来回忆说：“他们(顾祝同等人)并未料到解放军已有一半以上兵力担任阻击打援，并准备在淮海战役中实行战略决战，消灭国民党军。当然我也未料到这点。”【注】《淮海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3页。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集中全力迅速击破运河以西之共军”，救出黄百韬兵团。

但是，蒋介石的算盘从来是由毛泽东和他手下的将领们拨动的，形势的发展与他的主观愿望恰恰相反。粟裕说过，蒋介石有一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他连半点也不给你。如果你拿下了他大的呢，他连小的也不要了”。他为了保住四十四军，让黄百韬在新安镇等了两天，结果使黄兵团陷入重围。为了救黄百韬兵团，他又把邱清泉、李弥、孙元良、黄维等几个兵团集中在徐州地区。他所采取的措施，正沿着粟裕在“齐辰电”中没想的第一种可能，一步一步地走向被迫在徐州周围进行战略决战的道路。

面对集

Chapter_17

结于碾庄圩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和由徐州东进的邱、李两兵团，粟裕采取“攻济打援”的战法，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主要作战目标，同时争取在阻援打援中歼灭一部分援敌。他把指挥重心首先放在围歼黄百韬兵团上。

11月11日，粟裕率领华野司令部转移到运河以西的议堂。11月12日，又前进到离碾庄不到5公里的过满山，就近指挥围歼黄兵团的作战。

这是他的惯常做法。历次战役，他的指挥位置总是设在靠近前线的地方。他认为，这样才能及时掌握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才能同前线指战员保持呼吸相通的密切联系，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及时的指导。

粟裕一到过满山，没有进指挥所，就带着警卫员上了山，站在一棵小槐树旁，用望远镜观察战场情况。

警卫员提醒他：“首长，别在这里，到东边去目标小一点。你有望远镜，他们也有望远镜呀。”

“好，听你的!”粟裕爽快地回答。

30年后，粟裕当年的警卫人员回忆往事，仍然念念不忘老首长粟裕的优良作风。他说，首长6次负伤，患有多种疾病，但是一直坚持战斗在第一线。打起仗来，他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两个汽灯换着点。为了不暴露目标，还把作战室门窗堵起来。整天整夜围着地图转。实在疲倦了，就喝点咖啡提神，说今天晚上就靠咖啡过夜了。有时上山观察地形，连警卫员也不带。首长和我们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我们就开小组会给他提意见：打仗时间还长，你老不睡觉怎么行呢?你招呼也不打，老自由行动，怎么行呢?首长说：大家的意见很好，我接受。

粟裕就是这样自觉和愉快地接受群众的监督，也自觉和愉快地接受来自上面的监督。

11月12日，粟裕转移到过满山的当天，中央军委发来电报，指出华野前指位置太靠前，要他们后撤5公里。13日凌晨，粟裕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转移到土山镇东南的火神庙，离碾庄不到15公里。火神庙有前后两院，房舍宽敞，周围林木葱郁，便于隐蔽。作战室和机要室在前院，首长和警卫人员住在后院。粟裕在作战室里搭了一张行军床，就在那里休息。这个地方，北可眺望碾庄圩地区战场情况，西可与阻援打援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是一个理想的指挥位置。直到全歼黄百韬兵团，粟裕才离开此地。

这一带是东汉末年的古战场，当年的风云人物曹操、刘备、关羽、张飞等等，留下了许多遗迹和传说。土山，相传是关羽被困降曹的地方。黄百韬在部署碾庄圩作战的时候，曾经指令第六十四军进驻土山一线，遭到军长刘镇湘的坚决反对。刘镇湘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就是忌讳这个倒霉的地名。栗裕平时喜欢读《三国演义》，有时在车上马上也读，不只是为了文艺欣赏，也是从中吸取可供借鉴的谋略。现在，他对这些历史遗迹也产生了兴趣，可是他没有国民党将领那样的忌讳。他选择关羽打过败仗的地方作指挥所，要在这里指挥打一个全歼黄百韬兵团的大胜仗。

黄百韬是粟裕的老对手了。这位当年北洋军阀的传令兵，虽然并非蒋介石的嫡系，现在却是蒋介石“期望至殷”的中将司令官。早在抗日战争中，他担任第三战区参谋长的时候，就多次参与制造同陈毅、粟裕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部队的“磨擦”，并且参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充当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的急先锋，在苏中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中，多次与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和陈、粟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交锋，并且以在豫东战役中“救援有功”而被蒋介石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升任第七兵团司令官。淮海战役开始后，蒋介石把5个军交给他指挥，使黄百韬兵团成为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兵力最多的兵团。虽然在西撤过程中被消灭了1个军2个师，但仍保持4个军的建制，而且战斗力是比较强的。它先后由驻守之敌变为运动之敌，再变为驻守之敌，并且拥有李弥兵团驻守碾庄圩时修筑的工事。黄百韬崇拜拿破仑的 “团式集中法”，曾经建议“集结各兵团于徐州周围”，并被蒋介石采纳。不料刚刚开始集结，就被解放军以神速行动分割包围为几块。现在，他把“团式集中法” 用在碾庄圩，把他的4个军10余万人摆在以碾庄圩为中心、纵横10余公里的狭小地区，企图与华野一决雌雄。不过，他毕竟是国民党将领中比较有战略头脑的一个，预感此战凶多吉少，临战之前在蒋介石派来的战地督察官面前坦率陈辞。他说：“这次战事与以前战役性质不同，是主力决战，关系存亡”。“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后来战局的发展，果然被他言中。

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从11月11日开始，开头3天进展不够顺利，许多阵地要经过反复争夺。在作战地图上，有些村庄上午插上红旗，下午换上蓝旗，晚上又插上红旗。包围圈虽日见缩小，但华野部队伤亡也较多。国民党为此而大吹大擂“碾庄圩大捷”，陈诚拍案大叫：“黄百韬真英雄也!”

从前沿阵地回来的参谋报告说：“黄百韬难打啊！100米宽的正面就有20多挺机枪，子弹像泼豆子一样。我们的战士英勇啊，一波一波地往前冲!”

粟裕走到指挥所附近的野战医院，了解到的伤亡数字显然比部队上报的数字大得多。回到指挥所，他拿起电话，首先与第四纵队司令员陶勇通话：“陶勇，你们那里伤亡情况怎么样?”

“部队情绪很高，请放心，坚决完成作战任务!”

“我是问伤亡情况。”

陶勇报了个数字，说：“不严重。”

“骗鬼!”粟裕认真了，“你给我如实报告。”

陶勇沉默了一会，声调沉重地说：“是的，我们这里伤亡情况很严重。粟司令，你既然知道了，我也不好瞒你，眼下伤亡已经达到4300多人。”紧接着声调一扬：“不过，请粟司令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作战任务!”

粟裕放下电话，静静地沉思。他认为，围歼黄百韬兵团是一个大仗、硬仗。黄兵团拥有5个军的兵力，战斗力虽不算一等，也是中等偏上的。一次战役消灭敌人5个军，这样规模的仗我们过去没打过。歼敌数量的增长必然带来兵力使用和战术技术等一系列新问题，增加指挥与作战过程中的难度。黄百韬兵团已由运动之敌变为驻守之敌，并且在李弥兵团原有阵地基础上构筑成完整的防御阵地。我们虽然在发起围攻前提醒部队，应将运动之敌与驻止之敌的打法严格区分，并指示九纵采取近迫作业的战法，但是部队由迅猛追击运动之敌转为围攻驻守之敌，许多准备难以在运动中完成。部队随到随打，炮兵没有跟上，各个部队之间，步兵炮兵之间，缺乏统一的指挥和协调。

11月14日9时，粟裕和陈士榘、张震发电报给谭震林、王建安，具体分析了战斗进展不快的3个原因：(1)地堡、交通壕结合，不易爆破，再加敌人连续反击。(2)收缩一团，分割不易，必须逐庄攻击。(3)指挥不一，动作不协同，炮火无统一指挥。同时提出了明确指挥关系的两个方案，由谭震林、王建安统一指挥攻击部队或者统一指挥打援部队，征求他们的意见。

14日晚上，粟裕召集担任主攻的6个纵队首长开会，主要议题是调整部署，改进战法，明确指挥关系。粟裕在讲话中指出，黄百韬兵团已由运动之敌变为驻守之敌，我军的战法必须由运动战转为村落阵地攻坚战，用近迫作业的办法突破敌人的坚固防御阵地。利用暗夜把交通壕挖到敌人阵地前沿，然后突然发起攻击。要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逐个争夺敌人的火力点和所占村庄。在逐点争夺中，要集中炮火，组织好步炮协同。决定由谭震林、王建安统一指挥围歼黄百韬兵团的6个纵队。

会议一直开到14日深夜24时。

从15日凌晨开始，华野各部队就按照统一的部署行动起来。包围圈内枪炮声突然沉寂，代之而起的是挥锹抡镐的挖土声。一条条坑道向前推进，直到蒋军阵地前沿不到100公尺处。

黄百韬突发奇想，对他的参谋长说：“派小部队去侦察一下，是不是共军逃跑了?”他的小部队一出来，就遭到迎头痛击，狼狈回窜。黄百韬兵团的官兵们不得不龟缩在越来越小的包围圈内，不敢越雷池一步。

全歼黄百韬兵团虽然还需要一些时日，但是黄百韬全军覆没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粟裕把他的指挥重心转向对徐州东援之敌的阻击作战上，决定前进到西线指挥。毛泽东接到他的电报以后，来电指出：“粟到韦(国清)吉(洛)处指挥极好”【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33页。。

杜聿明奉蒋介石命令于11月10日到达徐州，与刘峙等人反复磋商，直到12日晚上才发出作战命令，命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主力，从13日开始，沿陇海路南北两侧，向东攻击前进，目的是击破华东野战军一部，解黄百韬兵团之围。杜聿明估计，邱、李两兵团集结位置距离碾庄圩不到40公里，一周之内即可达到目的。

与杜聿明的估计相反，邱、李两兵团遇到了华东野战军的顽强阻击。他们每攻占一个阵地都要经过反复争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代价。激战两天两夜，仅仅前进三四公里到六七公里。

华野担任阻击的3个纵队打得十分顽强，也十分艰苦。第十纵队的1个团据守徐州通往碾庄的要道寺山口。敌人用2个团的兵力，在6辆坦克掩护下，整营整连地向十纵部队据守的山岭发动一次又一次进攻。十纵部队指战员们子弹打完了，就用石头打，用刺刀戳，高呼“把敌人消灭在寺山口外”的口号，仅12日一天就打退敌人10余次冲锋，毙伤敌军500多人，牢固控制了寺山口要道，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华野指挥所的电话里不断传来前线指挥员的战况报告。张震放下话筒，对粟裕说：“粟司令，前面紧张，营长以下全拼刺刀了!”

参谋处长夏光把手里的文件夹一丢，向粟裕请示：“粟司令，我去想点办法，把我们机关人员的弹药收集起来，给他们送去。”

“能收多少?”粟裕眼睛一亮。

“不会少。”

“好!”粟裕点点头说，“这里面还有精神因素哩。先集中我们警卫员的。”

虽然子弹不过三千，手榴弹不过五百，可是前线指挥员感动得在电话里直叫：“粟司令，你放心好了，我们决不准他杜聿明前进一步!”

粟裕在地图前踱步沉思。他在考虑，怎样给增援的邱、李两兵团更有力的打击，以改变徐东阻击战的形势。他的目光注视着徐州东南的潘塘。

潘塘，位于徐东战场的南端，是徐州机场的门户，陇海、徐淮两条陆路交通干线的咽喉。津浦铁路徐蚌段被切断以后，这里就成为徐州国民党军队的惟一交通命脉。绕过潘塘，向西可以迂回邱清泉东援部队侧背，向东也可以迂回华东野战军阻援部队侧背。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地段。

粟裕在组织指挥部队围攻黄百韬兵团的同时，除了部署3个纵队正面阻击徐州东援之敌以外，还部署苏北兵团的3个纵队于徐州以南和东南的宿迁、睢宁一带，担任钳制、堵截徐州之敌东援．南逃的作战任务。现在他决定使用这支部队，要他们前进到潘塘、房村一线，从侧背攻击邱兵团东援部队后路，用攻其必救的战法，迫使邱、李兵团西顾徐州，不敢放胆东援。

杜聿明也对潘塘发生了兴趣。11月14日，向东增援黄百韬的蒋军，由于受到华野的猛烈阻击，邱兵团日进只有两三公里，李兵团只攻占两三个村庄。蒋介石特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督战，一见杜聿明就责问：“敌人不过两三个纵队，为什么我们两个兵团还打不动?”严令督促邱、李两兵团攻击前进。当天，杜聿明就向邱清泉下令：“即日以有力部队不顾一切牺牲，钻隙迂回，向大许家突进。限在一日内确实占领大许家，以解黄百韬兵团之围。否则军法从事!”

杜聿明与邱清泉商定，将第二线部队第七十四军星夜调往潘塘镇附近集结，然后从潘塘顺双沟公路迂回攻击大许家，在华野阻击部队侧背猛戳一刀，以打开正面攻不动的僵局。

既然战争双方都看中了潘塘，于是就发生了戏剧性的潘塘之战。

11月16日凌晨3时，两支对向开进的部队在潘塘东南的张集遭遇，遂即展开激战。天亮了，双方将领都大吃一惊：在以潘塘为中心的纵横约5公里的战场上，交战双方部队犬牙交错地纠缠在一起。国民党第七十四军阵地几度被突破，第一○七军二六一师被击溃。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难以想象的是，在他面前出现了解放军四五个纵队的番号，其中一个团离它的指挥所只有3里。华野第二纵队司令员滕海清发现，国民党的一支部队离他的司令部只有一沟之隔。

邱清泉闻报大吃一惊，急令在徐州以西的第七十军增援潘塘，又令在第七十四军右翼的第十二军一一二师参加战斗，同时向南京请求空军派飞机支援。

经过一天一夜激战，6次反复较量，双方各有伤亡，战事呈胶着状态。

粟裕密切注视着战场态势。11月17日，他发现敌人援军到达潘塘一线，立即下令主动撤出部分阵地，让敌人放胆东进，诱敌深入到大许家而后歼灭之。

18日凌晨，蒋军前线指挥员报告：“潘塘镇东南共军有撤退模样”。蒋军空军侦察也发现解放军部队后撤。邱清泉、杜聿明和刘峙都判断“共军是在总溃退”，下令部队追击。刘峙大喜若狂，立即向蒋介石和各省主席发电报，通报“潘塘大捷”，布置开会庆祝，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上演了一出自欺欺人的闹剧。

正当“潘塘大捷”闹剧紧锣密鼓的时候，黄百韬兵团的丧钟敲响了。

11月17日，华野向黄百韬兵团发起总攻，迅速攻克碾庄圩外围五六个村庄的蒋军阵地，歼灭第一百军、第四十四军全部和第二十五军一部，黄百韬的兵团部和残余部队乱作一团。李弥兵团的增援部队，被华野阻止于离碾庄圩不到15公里的地方，不能再前进一步。黄百韬爬上屋顶，引颈西望，只闻炮声隆隆，不见援军踪影。他垂头丧气地说：“如果李弥有邱清泉的力量，解围还有点希望。现在是无望了!”

11月19日，华野向碾庄圩发起总攻，只用3天时间就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黄百韬兵团的兵团部及其第二十五军，第六十四军残部，黄百韬在逃窜时毙命。

黄百韬是淮海战役中第一个败在粟裕手下的国民党兵团司令官。据说他临死之前发出“三不解”的哀叹：“一，我为什么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待四十四军两天? 二，我在新安镇等了两天，为什么不知道在运河上架设军桥?三，李弥兵团既然以后向东进攻来援救我，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撤?”然而，他至死也不明白，这是他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执行错误的战略方针的必然下场。

至此，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有力配合下，超额完成了中共中央军委赋予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任务，不仅全部歼灭黄百韬兵团5个军12万人，而且争取了何基沣、张克侠率领的第三绥靖区 2.3万余人起义，给邱、李两兵团以沉重打击，解放了徐州以东直到海州、连云港的广大地区。中原野战军一部攻占宿县，隔断了徐州与蚌埠的联系，使徐州蒋军处于孤立地位，为完成南线战略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1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给淮海前线指挥员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等的电报，指出“这是一个伟大胜利”，并说：“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指示：“你们及各级干部必须认识这一伟大胜利的重要意义”【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63页。。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是粟裕喜爱的名言。在全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指挥中，他把这句名言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四、战役关键阶段一肩勇挑三担，度过他战役指挥中第三个最紧张时刻。

粟裕晚年谈到淮海战役时说：“我在解放战争的战役指挥中有三个最紧张的战役：宿北、豫东和淮海。而淮海战役中最紧张的是第二阶段。我曾经连续七昼夜没有睡觉，后来发作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带病指挥。战役结束以后，这个病大发作起来了，连七届二中全会也没有能参加。”

许多人不理解，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主要是打黄维，粟裕不担任主攻方向的指挥，为什么最紧张?其实，全面了解了当时淮海战场的实际情况，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在那时的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总兵力还有6个兵团18个军50余万人，分别集中在3处：江苏徐州地区，有徐州“剿总”和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8个军30余万人；安徽蒙城地区，有黄维兵团4个军12万人；安徽蚌埠地区，有李延年、刘汝明2个兵团6个军10余万人。

三个战场一盘棋。如何确定主要打击目标，如何处理主攻战场与钳制、阻击战场的关系，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这3部分敌人，是关系整个战役胜负的关键问题。

对于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中央军委和战区指挥员之间反复商讨，随着战场形势的发展，曾经作过多次设想和调整，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明确和完善。

粟裕从淮海战役发起之时开始，就一直关注着第二阶段作战对象的选择。早在11月7日的电报和8日的“齐辰电”中，就提出下一步歼灭黄维兵团或孙元良兵团。中央军委判断，在打完第一仗以后，徐州之敌有南撤和不撤两种可能，在11月7日的电报中提出：“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77页。。可见，把黄维兵团作为第二阶段的歼击目标，一开始就是作为南线战略决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来的。

在第一阶段作战过程中，中央军委一度设想第二阶段“歼灭邱李，夺取徐州”【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97页。。那时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刚刚开始，其余各部蒋军的动向尚未判明。所以，中央军委11月15日指示：第二阶段作战“需待黄(百韬)兵团歼灭以后，依邱清泉、李弥、黄维三部的情况，才能决定作战方针”【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21页。。在第一阶段作战中，粟裕把对邱，李的作战始终限于在阻援打援中歼其一部的范围内，并且于11月18日向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报告：“邱、李东援部队进程甚缓”，“估计邱、李已不敢大胆东援，纵(敌)东援歼灭可能不大”，而随时准备转移兵力到南线作战。

在第一阶段作战临近结束的时候，南北两线战场态势发生重大变化：全歼黄百韬兵团已成定局，邱、李两兵团积极东援的情况并未出现，集结于蚌埠、蒙城地区的黄维，李延年、刘汝明3个兵团开始向北增援。中央军委和淮海战场指挥员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南线。中央军委认为，南线之敌25个师“是一个大敌，必须妥筹对策 ”【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30页。。11月18日，中央军委提出，在北线歼灭了黄百韬，南线歼灭了李延年，歼灭或驱逐了刘汝明之后，“即可全力歼灭黄维，如像在碾庄歼灭黄百韬那样，获得一个伟大胜利”【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45页。。同一天，黄维兵团3个军进至蒙城地区，向中野一纵发起攻击。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11月19日提出，华野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即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个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之五个纵队或三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注】《淮海战役》，第一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175页。粟裕和陈士榘、张震于 11月20日亥时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刘陈邓指示，抽出四至五个纵队，必要时还可增加三个纵队，协同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并且建议“首先求得彻底歼灭黄维兵团为主”。当晚就派4个纵队分途南进。他们在复电中还判断，黄百韬被全歼后，邱，李兵团与黄维、李延年兵团有“以宿县为中心对进，以图打通津浦线联系之极大可能”。为此决定以4个纵队加2个旅阻止李、刘兵团北进，以8个纵队成大弧形包围徐州，监视和钳制徐州之敌，阻止他们南援，“全力保刘陈邓歼黄 (维)胜利”【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21—423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11月21日复电，“完全同意哿(20日)亥电部署”。但是，在集中兵力打一个敌人还是分兵打两个敌人问题上，商榷还在继续。11月21日，中央军委电示：“华野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李延年。请粟陈张、谭王从目前起，即将主要注意力及兵力部署的重点放在歼灭李延年三个军的上面”【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58页。。11月23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提出：“战役第一步由中野全力对黄维，华野全力歼李延年、刘汝明(宿县城由华野控制)。尔后视战况发展，实行调整”。

11月22日，华野全歼黄百韬兵团，同时给邱、李两兵团以沉重打击，第一阶段作战胜利结束，给下一步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1月23日，黄维兵团向中野南坪集阵地发起猛烈进攻，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则迟迟不进，出现了歼灭黄维兵团的有利战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23日22时发电报给粟裕、陈士榘、张震并报中央军委，认为“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我们意见，除王(秉璋)张(霖之)十一纵外，请粟陈张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延年)、刘(汝明)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人歼黄维作战”。粟、陈、张于24日午时(11—13时)复电：“我们当遵命，首先以大力协同中野歼灭黄维兵团，对刘(汝明)、李(延年)暂采阻击与歼灭其一部之方针，对徐州方面则以七个纵队(一、三、鲁、十二纵为第一线，四、八、九纵为第二线)全力阻其南援”。决定除王张十一纵请刘、陈、邓直接调用外，另令二纵担负对刘、李两兵团的阻击，六、七及苏十一等3个纵队兼程向宿县前进，准备加入歼灭黄维之作战。中央军委于24日15时复电：“(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69页。。粟裕、陈士榘、张震接到中央军委电报，于25日巳时(9— 11时)复电，表示“我们完全拥护先集中兵力歼灭黄维的作战方针”，并对参加歼灭黄维作战以及阻击南北两线援敌作出具体部署：决定再抽调3个纵队，连同已归刘、陈、邓指挥的王张十一纵，先后投入歼灭黄维的作战；以3个纵队加江淮军区两个旅，坚决阻击李、刘两兵团向西增援、向北进犯，隔断它与黄维兵团和邱、李、孙3兵团的联系；以8个纵队阻击邱、李、孙3兵团，使其不能向南向西增援。【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25 页。

这样，第二阶段的作战方针就最后确定下来，并开始付诸实施了。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一肩三副重担，除了先后派出5个纵队参加主攻战场作战以外，还担负着钳制、阻击南北两线敌军一个剿总指挥部、5个兵团约40万人的作战任务。

粟裕认为，第二阶段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是整个战役的关键阶段。在大兵团作战中，钳制和阻击战场不仅直接保障主攻战场作战，而且关系下一阶段战局发展。淮海战役的转折点，是在杜聿明所率邱李孙3个兵团被围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被阻住，我军已能集中足够兵力全歼黄维兵团的时候。在这以前，战场形势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战役指挥上，必须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争取战役转折早日实现。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切断3部分敌军的联系。

黄百韬兵团被歼灭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使南京、徐州乱作一团，国民党最高统帅部急忙寻求对策。11月23日，蒋介石电令刘峙、杜聿明到南京参加官邸会议，决定采用国防部提出的作战方案：“徐州方面以主力向符离集进攻，第六兵团及第十二兵团向宿县进攻，南北对进，一举击破共军，以打通徐蚌间交通”。这个部署，与粟裕11月20日电的估计完全相同。

刘峙、杜聿明回到徐州，立即下令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沿津浦路东西两侧向符离集攻击前进。粟裕部署在徐州以南的7个纵队加两个旅早已严阵以待。经过3天激战，邱、孙两兵团仅仅前进10到15公里。蒋介石得知此情，暴跳如雷，一天几次电话，严令杜聿明与黄维、李延年“克日会师于符离集”。然而在华野部队的顽强阻击下，邱、孙两兵团到第三天就不能再越雷池一步了。

南线蒋军的情况也不妙。11月25日，蒋介石派顾祝同到蚌埠督战。当天，黄维兵团就被中野7个纵队包围在双堆集地区。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刚刚前进到浍河以北的任桥地区，就受到华野4个纵队迎头痛击。11月 26日，华野第十三纵队和江淮军区两个旅攻克任桥东面的灵璧，全歼临时划归李延年指挥的国民党第十二军第二八三师，威胁李、刘兵团侧背。李延年、刘汝明眼看大势不妙，立即指挥北进部队缩回浍河以南。

在华野和中野两大野战军密切协同下，蒋介石的南北对进、打通徐蚌线的计划刚刚出笼，就宣告破产了。

在第二阶段作战中，徐州敌人的动向一直是粟裕最为关注的问题。他分析敌我态势，认为杜聿明集团的下一步行动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固守徐州，一个是突围。蒋介石后方已无机动兵力，放弃徐州的可能性较大。敌人突围对我并非不利，让他离开乌龟壳再消灭他是最好不过的。如果敌人固守徐州，以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为依托，将加大我军歼灭该敌的难度。因此决定不把敌人堵死在徐州，而准备对付敌人突围。

11月28日，中央军委来电指出：“黄维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89页。。

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粟裕进一步分析敌我态势，认为徐州之敌有不待黄维被歼灭就放弃徐州的可能，并且判断敌人突围有3个可能的方向：一是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海运南逃，优点是可以迅速摆脱被歼灭的命运，但要迅速解决装载3个兵团的船只和码头是困难的，如遭我尾击则会陷入背海作战的境地，有被全歼危险。二是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京沪，优点是可避开我军主力，但这一路河川纵横，要经过水网地区，不便于大兵团、重装备行动，而且都是我老根据地，将陷入我地方军和民兵包围之中。三是沿津浦路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一带地形开阔，道路子坦，便于大兵团、重装备行动，距黄维兵团又近，可以同李延年、刘汝明相呼应，南北对进，既可解黄维之围，又可集中兵力防守淮河，可谓一箭双雕，缺点是将遭到我两大野战军的强大打击。不过，敌人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走这一路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杜聿明与黄维会合，战场形势将发生不利于我的重大变化，所以是对我们威胁最大的一着。因此，在兵力部署亡，要把重点放在敌人向西南逃窜这一种可能上。

粟裕的判断和部署于11月29日上报中央军委、刘陈邓和华东局。中央军委第二天复电指出：“各项估计及意见均甚好”【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95页。。

正当粟裕根据上述判断调整北线部署的时候，中央军委发来电报，指出徐州蒋军“逃跑的方向以两淮或连云港两处为最大”，指令华野“必须马上有所准备”，“务使敌人不能向这两个方向逃跑”。

接到这个电报，粟裕感到左右为难。他虽然认为敌人不会由这两个方向逃窜，但是中央军委已有明确指示，万一敌人真的从这两个方向逃窜，而自己部署失当，个人贻误军机且不说，势将影响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相信这个判断吧，如果杜聿明向西南走，与黄维会合，后果更难设想。经过再三分析比较，粟裕确认，徐州之敌走两淮和连云港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下定决心，把华野在北线的7个纵队部署于徐州以南津浦路东西两侧，把注意的重心放在西南方向。他认为，采取这样的部署，即使杜聿明集团向两淮或连云港方向逃窜，受地形条件的限制，逃跑的速度也不会快，我们也可以赶得上。

粟裕布下天罗地网，只待杜聿明集团来投。

11月28日，蒋介石急令刘峙和杜聿明到南京密商，决定撤出徐州，经徐州西南的永城转到淮河以北的蒙城、阜阳地区，然后依托淮河向北攻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杜聿明返回徐州，决定在11月30日全面发动佯攻以迷惑解放军，当天晚上秘密撤出徐州。

杜聿明对他这一手颇为得意，自吹以神速的行动决定了撤退大计。他对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说：“预料这次迅速决定撤退的行动是成功的。依照共军平日作战的规律，每经过一次激烈的战役，至少有两个月以上的休整。我看共军只可能有一小部分部队留置在徐蚌地区，切断我军的补给线并牵制我军的行动，决不可能在吃掉黄百韬兵团以后，还未曾消化得了，就有持续作战的能力。兵贵神速，这次撤退的行动正钻在他们大战后的间隙中，达成预定的任务，以退为守，以救出黄维兵团为目的。”【注】《淮海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95页。

11月28日这一天，正逢杜聿明的母亲七十大寿。蒋介石授意在上海、徐州为杜母祝寿。刘峙请杜聿明点戏，杜用手一点，二人相视哈哈大笑。

杜聿明点的是《空城计》。

然而，粟裕不是司马懿。

11月30日晚上，杜聿明刚刚撤出徐州，攻进徐州机场的华野第十二纵队就从机场空无一人的情况判断敌人已经撤出徐州。紧接着，各条渠道的情报纷至沓来：敌人已经撤出徐州，向西南方向逃窜。

粟裕立即作出追歼逃敌的部署，一面上报中央军委和刘、陈、邓，一面下令华野各个纵队火速追击。除了北线的7个纵队以外，加上从南线抽出的3个纵队以及从山东调来的渤海纵队，总共11个纵队，采取多路多层尾追、平行追击、迂回截击、超越拦击相结合的战法，全面兜围杜聿明集团30万人马。粟裕的部署是网开三面：“你向西去也好，向北去也好，向东去也好，就是不让你向南”。他把可以集中的兵力都用在西南方向上，其他方向都唱“空城计”。到12月4日，只用5天时间，就把杜聿明集团30万人马团团包围在陈官庄地区，并于12月6日全部歼灭向西南方向突围的孙元良兵团。

在料敌如神、用兵神速的粟裕面前，杜聿明自以为得计的“空城计”唱砸了。

这时，粟裕才松了一口气。“非常危险啊!”几十年后，粟裕谈到这次追击时说，“尽管我们估计到了他们的撤退方向，却没有想到他们撤得这么快。万一让他们30万部队撤到淮南，问题就大了。”

在粉碎敌人徐蚌线南北夹攻和追击杜聿明集团的同时，粟裕还时刻关注着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特别关心围歼黄维兵团的时间。当时刘、陈、邓估计，3天就可以全歼黄维兵团。粟裕根据打黄百韬的体会认为，黄维兵团被合围以后，我军难于以野战手段迅速达成全歼，势将转入以近迫作业为主的阵地攻坚战。黄维兵团比黄百韬兵团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3天消灭它是不可能的。如果时间拖长了，杜聿明再跑出来，与黄维会合，仗就不好打了。因此，对围歼黄维兵团的时间要作足够的估计。他把这一点作为部署华野钳制、阻击作战的出发点。

12月1日，总前委与华野指挥部之间的电话接通。粟裕刚向陈毅问好，陈毅便打断他的话说：“你先不要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们打黄百韬用的是什么办法?”

原来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也遇到了围歼黄百韬兵团初期的问题，部队由运动战转为攻坚战，一时不能适应，进展较慢，伤亡较大。

粟裕说：“近迫作业啊!挖坑道，迫近敌人阵地，然后突然发起攻击，分割歼灭它。”他向陈毅详细介绍了华野在围歼黄百韬的战斗中改进战法，由运动战转为村落攻坚战的情况。

陈毅连说：“好!好!”转身对刘伯承、邓小平说：“你们都听到了吧?我看是好办法。”

这次通话以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决定，在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调整部署，改进战法，“立即使用华野之七纵、十三纵(预备队)加入进攻，其战法仍采用碾庄经验”【注】《淮海战役》第一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1O月，第1版，第228页。。

12月上旬，华野得到情报：武汉的宋希濂兵团将要东移浦口，向蚌埠开进；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纬国带领装甲部队到达蚌埠，增援黄维兵团；杜聿明向蒋介石建议，抽调几个军空运蚌埠，与李延年、刘汝明合股北援。而当时华野和中野两大野战军分别在三个战场作战，兵力均感不足。粟裕认为，不论杜聿明的建议能否实现，即使只有宋希濂兵团赶到，我南线阻击部队必更吃紧。万一出乱子，势必影响对黄维作战。他估计围歼杜聿明集团还需要半个月到20天时间，可以首先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然后再集中兵力歼灭杜聿明集团。

12月10日早晨，他和陈土榘、张震联名，把上述分析和意见上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中央军委、华东局，“建议再由此间抽出一部分兵力，以求先解决黄维 ”，然后“再集中华野解决杜、邱、李兵团”【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428页。。

刘、陈、邓接到粟、陈、张电报，立即通过电话与粟裕等人商定，由华野再抽3个纵队和炮兵一部参加对黄维的作战。当天晚上，就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率领南下。出发之前，粟裕特别交代，缴获的武器装备，一支枪一粒子弹也不留，全部交给中野。

5天以后，12月15日，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胜利结束。

与此同时，华野又将李弥兵团歼灭近半，将邱清泉兵团歼灭三分之一。

在淮海战役过程中，特别是第二阶段作战中，已经深入到淮南敌后的华野先遣纵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个纵队，是根据粟裕的指示，于1948年4月组建起来的，由华野司令部1个加强营侦察部队和第一、第四、第六3个纵队各抽调1个加强营组成。孙仲德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华野司令部侦察科长严振衡兼参谋长。粟裕要求先遣纵队在组织上适应战略侦察和敌后斗争的需要，人员要精干，武器要精良。按照这个要求，所有干部一律降一级任职，师长担任团长，排长担任班长，战士则由正副班长和老兵充当，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七八十。9月24日，粟裕建议举行淮海战役的同一天，就电令先遣纵队南渡淮河，进入淮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为大军南下和渡江作战创造有利条件。11月19日，在即将发起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关键时刻，粟裕电示先遣纵队，要他们坚持淮南敌后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作战为中心任务，协同江淮军区部队破袭津浦路徐蚌段，切断徐州之敌南逃、宁汉之敌北援的通路，钳制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增援徐州杜聿明集团和黄维兵团的行动。

先遣纵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们把对津浦线的破袭战贯穿于淮海战役全过程，使蒋军始终未能发挥津浦路的作用，使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不能放胆北进，直接配合了围歼黄维和阻击李延年、刘汝明的作战。淮海战役结束以后，他们又与苏皖地方部队并肩作战，在津浦路两侧阻击南逃之敌，乘机解放了合肥以及江苏、安徽两省江北大小城市，并为后来的渡江作战作了必要的准备。

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粟裕度过了他战役指挥上最紧张的时刻。华野一肩三副重担。作为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深知肩上责任重大，不敢稍有松懈。战场情况复杂多变，上下左右对战局的估计和处置不同，要求他独立地作出判断，设计应付各种情况的对策，频繁调整部署，及时转用兵力。特别是黄维兵团已被围住，杜聿明集团未被围死的时候，中央军委指令华野立即歼击李延年兵团，这使他感到极度紧张。他担心打上了李延年，而围歼黄维的战斗不能迅速结束，北线7个纵队又难以完成围歼杜聿明的任务。当时主攻战场与阻援战场相距只有五六十公里。如果让杜聿明与黄维打通联系，将给全局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势必影响把蒋军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的战略意图的实现。为此他日夜守候在指挥所里，密切注视战局的发展，设想临机处置的方案，度过了极度紧张的7天7夜。后来，李延年行动不积极，我军一动，他就后缩，没有打上。粟裕说：“幸亏没有打上，当杜聿明突围时我们才得以从南线抽调3个纵队，与北线的7个纵队，加上刚刚南下的渤海纵队，共 11个纵队，一起参加兜围。在使用兵力上已经达到极限了。”

粟裕当年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打起仗来，粟裕几天几夜不睡觉是常有的事。他6次负伤，两次伤在头部，有块弹片一直留在头颅内。战伤的后遗症和过度的劳累损伤了他原本健壮的身体，刚到中年就患有高血压、肠胃病和美尼尔氏综合症，经常头晕头痛，靠戴着健脑器工作。高血压、美尼尔氏综合症发作时，血压高达180至 200毫米水银柱，戴上健脑器也不起作用，他就冒着大雪纷飞的严寒，一次又一次地用冷水浇头。身边工作人员问他：“首长，你头痛起来是什么感觉?”他说：“啊呀，不好受。头昏目眩，恶心呕吐，每根头发都像针扎一样，手都不敢碰。”在追击杜聿明的时候，有几天实在支持不住了，他不得不躺在担架上指挥。身边工作人员说：“粟司令就这样靠坚强的毅力坚持思考和指挥，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是医学上的奇迹。要知道什么是无私奉献、忘我工作吗?粟司令就是活的榜样!”

五、再献解决百万人吃饭问题良策。总前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策划即将到来的渡江作战。

粟裕指挥华野11个纵队完成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以后，就把他的指挥所向前推进到紧靠包围圈的蔡凹。

蔡凹位于安徽萧县和河南永城交界处，是黄淮平原上一个普通农村。粟裕的指挥所设在小村北部一座土坯砌成的北房里。窗前有一棵枝干光秃的石榴树。

这些天来，粟裕心情轻松愉快。他给杜聿明集团设置的包围圈，纵深阵地一般有六七层，最浅的地方也有五层。杜聿明集团30万大军已如瓮中之鳖。

12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陈、邓、粟、谭的电报，提出：“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82页。

自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前委以来，总前委还没有开过一次全体会议，刘、陈、邓与粟、谭之间只靠电报电话联络和协商。

12月17日，总前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蔡凹华野指挥部举行。粟裕为这次会议作了周密的准备，安排会场和刘，陈、邓、谭及其随行人员的住房，派参谋到濉溪公路交叉口迎接，还特地派人到符离集买来两筐烧鸡。

当天晚上，刘、陈、邓来到蔡凹。老首长老战友久别重逢，分外亲热，互相问候，笑声不断。

粟裕和刘伯承已有17年没有见面了。17年前，刘伯承是中央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粟裕由红四军参谋长调到学校任学员队队长。相处时间虽然不长，但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粟裕紧紧握住刘伯承的手说：“刘校长，我们有17年没见面了!”

“啊，对，对。那时你才20多岁，现在都胡子八茬了!哈哈哈哈……”

陈毅与粟裕分别刚过半年，看到粟裕比过去更加消瘦，让随行医生马上给他检查身体。医生心痛地说：“粟司令，看你瘦成这个样子!”

粟裕笑笑说：“打完这一仗，就可以休息一下了。”

总前委会议从17日晚上开始，18日结束。因为淮海战役的下一步作战歼灭杜聿明集团已是稳操胜券，所以着重讨论了未来的渡江作战和部队整编问题，并且决定由粟裕和张震负责起草渡江作战计划。第二天，刘伯承和陈毅就携带总前委的意见到西柏坡中共中央开会。

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粮食供应成了关系战役胜负的一个关键问题。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和地方部队、支前民工云集豫皖苏第三分区狭小地区内，吃饭人数达到一百三四十万人，还不包括不断增加的俘虏在内。由于战线迅速西移，部队调动频繁，加上华东、华中、中原和冀鲁豫四个根据地之间没有统一的协调机构，使粮食供应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早在11月23日，中央军委提出“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时，就指出：“解决粮食问题是实行此项总方针的重要环节 ”【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67页。。

粟裕及时地抓住了这个问题。12月15日，他发电报给邓子恢、李达并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央军委，建议召开一次包括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方面代表的联合支前会议，统筹解决粮食及其他支前问题。在这个电报中，他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不仅从宏观上分析了整个战役粮食供需形势，而且从微观上精确计算和设计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精确到把毛粮和加工粮加以区分，注意到各个解放区使用的计量标准不同，每斤从13两6钱到14两4钱、16两不等。他认为，为了有力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由统一支前机构在总前委意图下通盘筹划”，在供应制度上实行五个统一：斤两统一，粮票统一，粮食折合率统一，粮弹运输能力统一调剂，新区就地借粮政策统一。他建议迅速召开四方联合支前会议，建立统一的支前机构，统筹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42—444页。

毛泽东说过：如果不考虑战争消耗，不考虑几百万人的吃饭穿衣，就不是战略家。粟裕不仅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办法。这份电报表明，他如何把战略家的宏图大略与科学家的严谨求实很好地结合起来。

中央军委和总前委采纳了粟裕的建议，指定由刘瑞龙、傅秋涛主持，于12月26日至29日在徐州召开有4个解放区和华野、中野代表参加的联合支前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各个解放区的支前任务和分工协作办法，顺利解决了淮海战场面临的粮食供应等问题。这次会议以后，各地支前工作步调一致，互相配合，不仅对争取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且为战后部队休整以及渡江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粟裕有一句名言：依靠人民群众，不是一句美丽动听的政治口号，而是战略思想。据不完全统计，在淮海战役中，参战支前的民工多达543万人，还有100多个民兵团执行战地勤务和保卫后方安全，相当于参战部队人数的10倍。此外，还有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坚强后盾。他们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的口号下，出动大小车88.1万辆、担架22.6万副、扁担35.5万副、船8539只、牲畜76.7万头，把数量庞大的粮食、弹药等物资及时运送到前线，单是粮食一项就有9.6亿斤，对争取战争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物资保障。到淮海战役结束时，前方尚存余粮两千多万斤。粟裕晚年专门写了一篇回忆人民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的文章，热情称赞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他说：“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

在淮海战场上，国共正规部队人数对比是80万比60万，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许多人，包括斯大林、蒙哥马利在内，对于人民解放军用60万人打败国民党军队80万人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不知道，在60万后面还有500多万支前大军，有亿万人民群众作坚强后盾。依靠人民战争这个法宝，有力地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陷敌人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粟裕说：“在计算我方有生力量时，不能单纯地计算主力部队，而应包括地方武装。过去很多人认为红军很神秘，兵的数量少、武器坏，对付强大的优势的敌人却能打胜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群众算在里面，没有把地方武装算在里面。”所以他强调指出，依靠人民群众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7页。

六、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齐显神威。杜聿明集团30万大军土崩瓦解。

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以后，粟裕认为形势已经完全明朗，我军已占绝对优势，杜聿明已成了瓮中之鳖，绝对逃不脱被全歼的命运。现在的问题是从战争的全局来考虑，在什么时间发起总攻最为有利。

12月11日，中央军委为了稳住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部队，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准备令刘、陈、邓、粟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集团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以使平津、淮海两大战役互相配合。12月14日电示粟裕：“你们围歼杜邱李各纵，提议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16—417页。

粟裕认为，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给淮海战场造成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既可利用这个时间组织部队休整，又可乘机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根据粟裕的指示，华野司令部和政治部立即作出部队休整计划，发出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的指示。

在部队休整中，他们运用华野政治工作的“三大创造”，广泛开展“立功运动”、“评定伤亡”和“即俘即补”等活动，进行战前练兵，总结经验，补充兵员，整顿组织，养精蓄锐，准备决战。经过20天的休整，华野各个纵队兵员充实，装备改善，战术提高，土气上升。特别是在“溶化俘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俘即补” 大显神威，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成绩。许多国民党军队士兵，原本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劳动人民，经过“诉苦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立即掉转枪口参加战斗，连军服也来不及换。为此，粟裕决定赶制10万顶军帽发给“解放战士”，以便识别敌我。到淮海战役最后阶段，华野部队中的“解放战士”达到总人数的80％。以致有人说笑话：在淮海战场上，是“共产党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华东野战军经过这场大决战，不仅没有减员，反而更加壮大。淮海战役开始时，华野总人数为36.9万人，战役过程中伤亡10.5万人，战役结束时增长到55.1万人。增长的部分，除了补充几个地方团以外，主要是补进“解放战士”。

对敌政治攻势更是大放异彩。除了反复广播毛泽东起草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以外，粟裕还亲自主持起草致杜、邱、李的劝降信。

这封劝降信写道：“贵军现已粮弹两缺，内部混乱，四面受围，身陷绝境。希望增援乎?则黄维兵团已被歼大半，即将全军覆没，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已被我追阻于蚌埠以南，南京方面正忙于搬家，朝不保夕。希望突围乎?则我军已布下天罗地网，连日事实证明无望。继续抵抗平?则不过徒作无益牺牲，必然与黄百韬遭受同一命运。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望三思之。时机紧迫，希早作抉择。”

广大指战员创造了许多攻心战法，阵地广播、释俘劝降、发射传单、给蒋军士兵送饭等等，造成了“四面楚歌”的强大声势，促进了蒋军的动摇和瓦解。华野包围圈越缩越紧，蒋军阵地越来越小，蒋军空投物资大量落在华野部队手中。加上“天不佑蒋”，时值严冬，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蒋军官兵饥寒交迫，把包围圈内老百姓的门窗甚至棺材板都烧光了，把麦苗、树皮、马皮等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为了争夺吃的，蒋军官兵互相残杀，甚至活埋伤兵。蒋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纷纷携械投降。在华野发起总攻以前的20天内，蒋军被毙伤、瓦解10余万人，其中整连整营投降的就有1.万余人。到华野发起总攻时，杜聿明集团的30万人马只剩下了不足20万人，只用4天时间就被全部歼灭了。粟裕说：“敌人最后被解决得这样快，应该归功于政治攻势的成功。四天四夜还不到，就歼敌十多万，平均每天歼敌四五万人。如果没有政治攻势，最后解决敌人不会这样快，我军的伤亡一定还要大些。证明攻心为上是正确的。”【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54页。

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蒋介石和杜聿明加紧策划突围。杜聿明一再向蒋介石建议，用集中兵力决战的办法，保存长江以北的部队，认为靠现有力量突围是下策。可是处于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既无机动兵力可调，又因内部矛盾有兵也调不动，不得不下令杜聿明突围，并且悍然下令使用毒气弹。杜聿明集团奉命行动，左冲右突，四处碰壁，寸步难移，最后决定孤注一掷，分头突围，自寻生路。

华野指挥机关很快就侦察到敌人的动向，估计杜聿明可能突围。粟裕说：“杜聿明现在是内无粮草，天天挨炮，外无援兵，天天减员。天也和他作对，飞机只能高空飞行。因此，敌人见天上地下来援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可能企图拼死突围。虽然敌人是关在笼内的老虎，但要准备他逃出笼来打。”决定乘敌人调整部署、兵慌马乱之机，于1月6日发起总攻。

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从1月6日16时到1月10日16时，经过4昼夜96小时激战，华东野战军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了杜聿明的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和邱清泉、李弥2个兵团残部近20万人，生擒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只有李弥化装潜逃。

至此，蒋介石集团的“五大主力”消灭殆尽。新一军、新六军消灭在东北战场，整编七十四师消灭在孟良崮，第五军、第十八军消灭在淮海战场。

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大获全胜，共歼灭国民党1个“剿总”司令部、5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共55.5万人，基本上歼灭了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精锐部队，解放了华东、中原广大地区，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为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基础。

七、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采纳粟裕的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的时候，提出用4至8个月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师)的任务。从那时起，到淮海战役结束，正好8个月，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62个旅(师)，是中央军委提出的最高指标12个旅的5倍多，实现了把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尽可能多地消灭在长江以北的战略构想，把蒋介石王朝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基本上打掉了。

淮海战役是粟裕建议发起的。在战役发展的关键时节，特别是在演变为南线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他都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对中央军委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17个纵队加1个军(包括先遣纵队和第二阶段以后参战的渤海纵队与第三十五军，不包括暂归华野指挥的中野第十一纵队)，以及江淮军区、豫皖苏军区、冀鲁豫军区部队，共42万人，占淮海战役我军参战兵力总数的70％。

粟裕直接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歼灭敌人1个“剿总”前进指挥部、4个兵团、18个军共44.3万余人(包括起义投诚4.4万余人)，占淮海战役歼敌总数的80％。

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越战越强，由战前的36.9万人发展到55.1万人。在新成分大量涌进的情况下，士气高昂，装备改善，战术进步，战斗力不断提高。

8个月来的战局发展，正如粟裕所预料的，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上战略上已经取得优势的基础上，再取得数量上技术上的优势，战争形势即可急转直下，也将推动政治局势的迅速发展，革命的全国胜利即可迅速到来。

谈到淮海战役的特点，粟裕说：“在战役上我们是劣势，是以少胜多，在战术上是以多胜少。当时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不过60万人，而国民党军在徐州地区的兵力有70多万，将近80万。兵力上装备上我们都是劣势，我们却打了胜仗，兵力还越打越多。”三大战役相比，辽沈战役解放军以70余万对国民党军55万，歼敌47.2万人；平津战役解放军以100万对国民党军60余万，歼敌(包括改编)52.1万人，都是以多胜少；惟独淮海战役是解放军以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歼敌55.5万人，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在创造这个奇迹过程中，粟裕在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两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并且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特别是大兵团作战的指挥艺术。

淮海战役歼敌人数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军队进行的莫斯科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两战均歼德军50万人)。斯大林得知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在笔记本上写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斯大林对苏驻华大使尤金说：淮海战役打得成功，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这个战役值得我们学习研究，也值得世界各国人民学习研究。你到中国帮我办一件事，就是研究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尤金到中国后，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要求。毛泽东说：这个战役是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提出来的，中央军委确定了方针，原则和战役的兵力部署，战役的具体指挥是总前委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位同志。

毛泽东在1949年的一次谈话中还说：

“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注】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117页。

这是一个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历史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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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军政全胜过大江

一、稳操胜券的京沪杭战役部署。周密组织渡江作战各项准备。

1949年8月28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华东海军人员时发表谈话，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历程谈到结束不久的渡江战役，谈到粟裕在渡江战役中的作用。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开始创造的时候和受到挫折以后，总有些人没有信心。过后发展了，又胜利了，他们又有信心了。就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嘛!”又说：“对于渡长江也是一样，开始我们许多同志对于突破蒋介石的长江防线也是缺乏信心的，粟裕他们几个同志有信心。结果，又是我们胜利了，而且比预想的要顺利，要快。”

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的毛泽东深知，长江是名副其实的“天堑”。他说：“长江不是个阴沟，而是阳沟，过长江不容易。”【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52页。在中国战争史上，对于进攻者一方来说，渡江之战历来败多胜少。从三国赤壁之战、宋金采石之战到西晋灭吴之战，历次渡江之战的经验教训说明，无论进攻与防守，无论胜利与失败，长江天险并非决定因素，关键在于战略指导的正确或错误。

在渡江战役开始之前，蒋介石集团曾经梦想依靠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他们说：“长江自古天险，曹操、符坚都渡不过来，何况共产党，除非他们是天兵天将。”这一次，他们又打错了算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一夜之间就突破了蒋介石自吹“固若金汤”的千里江防，百万雄师过大江，宣告延续22年之久的蒋家王朝破产，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实践再次证明，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是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的正确与否。

粟裕晚年谈到渡江战役时说：渡江不紧张，国民党的江防算不了什么，那时我们的火力已经超过并压倒敌人了。当然，我们在战术上和具体部署上是很重视很周密的。

粟裕对渡江作战的必胜信念，是建立在对敌我战略态势的科学分析和丰富实践经验基础之上的。抗日战争期间，他曾经在南京至江阴段3次成功地率军渡江。 1940年，他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部队渡江北上，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1944年，他率领苏中主力部队和地方干部近万人分两路渡江南下，执行向苏浙皖边发展的战略任务。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率领苏浙军区部队和地方干部6万余人分批渡江北进，贯彻执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那3次渡江，都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采取出其不意、避实就虚的战法，选择敌人的薄弱部位偷渡。粟裕从3次渡江的实践中体会到，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防线。这一次是粟裕第4次率军渡江作战，他已有成竹在胸，并且进行了长达10个多月的准备。

粟裕认为，即将进行的渡江战役，是在南线战略决战胜利，把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歼灭在江北以后进行的，与中共中央1948年初设想的渡江南进大不相同。一是形势任务不同。那时，中共中央决定渡江南进的目的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深远后方，调动中原战场国民党军队20个到30个旅回防江南，以扭转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现在，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358万人，解放区总人口达到约2亿人，在政治上、战略上、数量上和技术上都取得了优势，而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主力部队已被消灭殆尽，残存的作战部队仅有146万人，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已濒临总崩溃境地。人民解放军“全国作战的总任务，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与残余军事力量”。【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55页。二是斗争更加复杂。这次渡江作战是在国共两党重开和平谈判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蒋介石玩弄“求和”、“引退”阴谋，企图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伺机卷土重来。长江沿岸，特别是京沪杭地区，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对战后新中国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次渡江作战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外交斗争相结合的复杂斗争。它不仅要与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密切配合，而且要准备对付帝国主义者可能的武装千涉；不仅要在军事上打败敌人，还要在政治上打垮敌人；不仅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还要考虑到战后的经济恢复和建设问题。三是作战方法不同。这次渡江作战，是在人民解放军占有强大优势条件下，采取以实击实的战法，大部队公开地、宽正面地强渡。作战地域之广阔，参战兵力之众多，作战方式之复杂多变，不仅在解放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中国以至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仅第三野战军参战部队就有65万人，担负着700余公里正面、300余公里纵深的作战任务，既有江河进攻战，又有野战迫歼战，更有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城市攻坚战，要求进行更充分、更扎实、更科学、更严密的准备。

华东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早在1948年初就开始进行了。那时，粟裕虽然建议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暂不渡江南进，但并没有放松渡江南进的准备。他组建了渡江先遣纵队，先后派出几百名干部到沿江地区开展工作，一个加强营和200余名干部到皖南，请东北解放区代为购置了一批改装木船为汽船的引擎。济南战役结束当天，粟裕就指令渡江先遣纵队南进到淮河以南、长江北岸，后来又派出几个加强营到皖中、苏中地区，在中共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配合下，广泛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侦察沿江敌情，勘察沿江地形，对长江渡口、水文以及相连的河湖港汉进行了详细勘测并绘制成图。这些工作，对于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保证大部队顺利渡江起了重要作用。

淮海战役一结束，粟裕就把精力集中到渡江作战上来。他分析敌我战略态势，反复思考渡江作战方案，加紧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定“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1月12日，中央军委电示华野和中野休整两个半月，“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

1949年1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番号的决定，华东野战军进行整编，改称第三野战军，下辖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的四个兵团、16个军、1个特种兵纵队，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在陈毅司令员兼政委不在三野期间，仍担任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职务，并主持三野前委工作。2月兼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3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委员。2月9日，粟裕以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名义颁发第三野战军各兵团、军师编制序列番号命令。

1月19日至26日，粟裕主持召开第三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亦称第一次贾汪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8日会议精神，着重部署了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粟裕在《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一九四九年六大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淮海战役以后，中央给我们新的光荣任务：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两个月休整，一切是为了打过长江去，一切是为了如何渡过长江。能不能顺利地打过长江，决定于此次休整的好坏。如果休整不好，则过江困难；如果休整得好，则渡江容易。过江不能光凭勇敢，还有许多技术问题、思想问题、物质准备问题，都要解决”。“现在蒋介石‘引退’了，敌人内部混乱不堪，正是我们发起冲锋打倒敌人的最好机会。因此，休整时间也可能缩短”。“毛主席说，再有一年左右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如果打得好一些，时间还要缩短。只要渡江准备早日完成，在京沪地区进行一两个战役，也许年底就结束全国战争”。他指出，必须适应战争发展的要求，加强部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今后作战规模更大，更需要高度集中，与兄弟兵团密切协同，必须遵照统一的编制、番号、制度条令、法规手续行事，不得自作主张，各自为政。要组织部队学习新的作战方法，针对南方山地多、河川多、森林多、雨水多、道路少的特殊情况，学会河川战、山地战以及雨季作战的方法。要培养大批新干部和技术人才，组织部队学习使用新式武器，来制服敌人可能使用的军舰、坦克、飞机和喷火器等现代武器。他还强调指出，在京沪杭地区作战，更要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严肃群众纪律，把做群众工作看作与歼灭敌人同等重要的任务，不仅要用枪杆子去消灭敌人，而且要用政治工作去消灭敌人，争取军政全胜【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52—467页。。

这次会议以后，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随即全面展开。首先是政治思想准备，广泛深人地进行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的形势任务教育，新区政策、城市政策和纪律教育，以及与江南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会师的教育。其次，展开全面的战役战术侦察活动，组织军师干部率领侦察队到江边侦察，调查预定渡江地段的敌情、地形、水情、天候，为制定渡江作战计划提供依据。第三，进行以强渡长江作战为重点的战术技术训练，召开战术研究会，研究山地、河川作战特点和战术技术问题。第四，协同地方党政机关筹集船只，动员船工、渔民随军参战，按照突击、火力、运输3种船队分别编组训练。第五，协同地方党政机关开展大规模的支援前线工作，筹集粮草，修复道路，疏河开坝，组织庞大的群众支前队伍。

1月中旬，经中央军委批准，第三野战军一个兵团南下。第三野战军各部和苏皖地方部队先后解放蚌埠、合肥、扬州，席卷江北，饮马长江，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

蒋介石面对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上众叛亲离的形势，被迫宣告“引退”，将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国民党政府宣布以中共中央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同时加紧部署长江防御体系，从上海到宜昌的1800公里战线上摆出一字长蛇阵，由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70万人马加上2个海军舰队、4个空军大队担任长江防务，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伺机卷土重来。

2月3日，中共中央电示：国民党有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之两种可能，我们必须有应付两种可能的准备。“如果证明今后国民党仍然采取在京沪组织坚决抵抗方针，则我应按原计划休整至三月底止(华野、中野)准备四月渡江，否则我应作提前渡江一个月行动准备。华野、中野应休整至二月底止，准备三月即行渡江作战，占领京沪地区”。粟裕立即作出部署，指令三野各部加速完成整编和渡江准备工作。

2月9日，粟裕到河南商丘参加总前委会议。这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2月3日电示讨论和决定了渡江作战部署。一致认为，渡江时间以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战役部署，确定以三野4个兵团和二野1个兵团为第一梯队，三野4个兵团分别在江阴、扬州段，南京东西段，芜湖东西段，铜陵、贵池段展开，二野1个兵团在安庆东西段展开。二野另两个兵团除以1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外，其余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建议第四野战军3个军约20万人迅速南下，于3月底进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配合三野、二野作战。总前委提出，渡江作战“预定的突破重点位置，拟在芜湖、安庆地段”。至于张黄港至三江营地段，究竟是作为重点突破地段，还是作为辅助突破地段，要熟悉该地情况的粟裕作进一步考虑，作出决心和部署。总前委当天就将会议讨论意见报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中央军委2月11日复电指示：“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同时决定：“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00页。。

粟裕把选择突破地段与向纵深发展攻势、迂回包围歼灭敌人联系起来，经过几天深思熟虑、反复测算，认为应当把三江营至张黄港段亦作为重点突破地段，并且设计了东集团和中集团渡江后东西对进围歼逃敌以及调整兵力部署的方案。他的意见得到总前委其他委员的一致赞同。

2月12日晚上，粟裕到三野作战室系统地谈了他对渡江作战的设想。他认为，大军渡过江去困难不大，主要问题是渡江后必须抓住敌人，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他说：“三野突破江防后，第一步是包围歼灭南京、芜湖、镇江之敌，周密组织东线(东集团)4个军由三江营至张黄港段突破江防成功，切断京沪铁路，楔人京沪敌人之间，对于协同西线(中集团)合围南京地区之敌，至关重要，对整个战役极为有利。东集团渡江后与敌争夺京沪铁路的战斗比较艰苦，无论如何也要排除困难，坚决打好这一仗，把汤恩伯集团拦腰切成两段。根据敌人江防纵深力量单薄这一致命弱点，也是完全可以达成这一任务的。”他指出，长江芜湖至江阴段向北弯曲成为弧形，是实施钳形突击、达成战役合围的有利条件。估计国民党是不会轻易放弃南京的，只有在我军钳击攻势严重威胁之下才会撤离。敌人撤退的方向，首先是利用京沪铁路向上海逃窜；如果我东线主力迅速切断京沪铁路，敌人则会沿京杭公路向杭州方向逃跑。他反复测算东、中两集团渡江后东西对进合围敌军的距离，以及南京、芜湖、镇江之敌可能逃跑的路线和行程：东集团渡江后，直指无锡、漕桥的太湖边，只有40至50公里行程，战斗顺利约2至3天，如果江阴要塞策反成功则只要1至2天，就可以切断南京至上海的通道；中集团渡江后，东进至广德、长兴地区约150至200公里，战斗顺利约5 天就能切断南京至杭州的通道。南京至广德、长兴约140公里，如果敌人向杭州逃跑，行程约需4至5天，加上受到我军阻击，还要通过部分山区，前进速度会受到一定影响。敌人定下逃跑的决心至少要晚于我军渡江1至2天。因此我军先期到达或与敌军同时到达长兴、广德地区的可能是存在的。如果东集团战斗顺利，向宜兴、溧阳方向挺进，切断京杭公路，将先于西线部队。根据上述分析判断，粟裕主张把东线的三江营至张黄港段亦作为重点突破地段。他准备亲自指挥东集团作战。为了更好地发挥各个部队的特长，在兵力部署上作适当调整，把熟悉苏中、苏南情况的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军由中集团调到东集团，把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情况的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五军由东集团调到中集团。这些部队不仅对当前战场情况了如指掌，而且与当年的根据地人民骨肉情深，更有利于完成作战任务，发挥人民战争的总体威力。粟裕指示作战股长按照这个设想起草京(指南京；本章下同)沪杭战役预备命令预案。

2月19日，在三野前委扩大会议(亦称第二次贾汪会议)期间，粟裕主持召开有各兵团各军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讨论了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预案，陈毅也到会作了指示，形成《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京字第1号)。2月20日以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张震的名义发布。

预备命令指出：“本野战军受命自沪、宁(南京)、芜(湖)安(庆)段强行渡江，首求割歼京沪及芜湖沿线之敌，夺取京沪杭要地，打下继续配合兄弟兵团向南进军之基础”。对4个兵团的作战任务、战斗序列、集结位置和开进时间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各部在3月15日以前到达渡江作战集结位置。三野指挥机关进至高邮地区，战役发起时再往前靠，以加强东线渡江作战指挥。

后来的实践证明，粟裕主持制定的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作战方案完全符合战役发展的实际情况，是一个稳操胜券的战役构想。

第三野战军各部按照预备命令的要求，从2月下旬开始分路南下，3月12日前陆续到达长江北岸集结位置，紧张有序地进行战前准备。

首先是传达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继续深入进行形势、政策和纪律教育，树立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为进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做好思想准备。为此颁发《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命令，要求各级军政机关教育所属部队指战员人人了解、个个熟记、切实遵行。

继续征集渡船，训练水手，开辟渡船进入长江的水道。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收集到各种类型的木船8000余只，自制了一部分汽船和运送火炮、车辆、骡马的竹筏和木排；动员了1.9万余名船工，每个兵团还抽调有撑船和游泳经验的指战员各训练了1000至2000名水手；开辟了从湖泊通向长江的引河，船只隐蔽集结在江堤之下。

组织部队进行渡江作战的战术技术训练，利用湖泊及内河进行航渡和突破滩头阵地以及水上射击、打击敌舰等战术技术训练，并利用暗夜在长江中试航，有些突击团还在江中进行适应性训练，使许多不习水性的指战员由“旱鸭子”变成了“水上蛟龙”。

指令各军派出侦察部队先期渡过长江，初步掌握了江岸地形、水情、敌情和敌舰活动规律等情况。有的兵团还派干部率领小部队偷渡到长江南岸侦察，并建立了隐蔽点线联系。

协同地方党政军机关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筹集粮草，修复公路铁路，疏通水路交通。各路部队受到沿途沿江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全力支持，“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粮有粮”，动员了332万民工运粮、修路，还有7700名民工、16个地方团队随军参战。特别是当年战斗在苏皖解放区的部队终于实现了“一定要打回来”的誓言，以胜利进军的姿态回到成长壮大的根据地，许多老大爷、老大娘眼含着热泪说：“可把你们盼回来了!就看你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了!”

加紧进行对敌军的政治瓦解工作，特别是对江阴要塞敌军起义的策划。江阴要塞，处于长江下游江面最窄、水流最急的地方，东临上海，西依南京，背靠京沪铁路，素有“江防门户”之称，是国民党军队重点设防的据点，也是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重点突破地段。对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早在1947年就已开始，此时江阴要塞的要害部位已为中共地下党员控制。在渡江战役前夕，粟裕请华东局调社会部科长王澂明协助潜伏在江阴要塞的地下党员唐秉琳等策动敌军起义。粟裕对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说：你们兵团从靖江两侧渡江，对岸江阴是汤恩伯部署的重点防守地段，江阴要塞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据华中工委陈丕显、管文蔚说，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要塞已被我地下党员控制，要塞司令戴戎光已被架空。华中工委已令他们做好接应你们渡江的准备，要他们做好策动起义的工作。叶飞、韦国清向王澂明交代任务时特别指出，叫你来搞这一工作，是粟司令点的名。江阴要塞地下党的任务是保持60里防区，控制3至4个港口，不开枪，不打炮，迎接我军登陆。十兵团还采纳王澂明的建议，抽调4名富有斗争经验的团营干部打人江阴要塞，配合地下党组织工作。

与此同时，粟裕又组织指挥各部队扫除敌人设置在长江北岸的大部分桥头堡和一部分江心洲据点，控制了长江航道，开辟出渡江通路。

在粟裕的精心组织指挥下，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只待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一声令下，即可挥师扬帆过大江了。

二、白马庙运筹帷幄，扬子江雄师扬威。争取军政全胜的战役指导思想。

1949年3月上旬，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在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13页。

粟裕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定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由于在淮海战役中过度劳累，淮海战役后又接着进行紧张的渡江作战准备，导致美尼尔氏综合症复发，不得不请假到济南作短期疗养。但是，他身在济南，心在前线，仍然不断进行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如何实现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指导京沪杭战役的各种问题。

粟裕得知随行副官周俊才是上海人，就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亲人?你在上海做工，熟悉上海的马路吗?”周俊才回答：“家里还有父亲和妹妹，上海的马路我是熟悉的。”粟裕说：“好，进上海时，你来带路。”后来，5月27日上海解放时，粟裕果然让他同乘一辆吉普车带路，率领三野指挥机关进入上海市区。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陈毅、饶漱石、邓小平、谭震林在返回徐州途中，特地到济南看望正在疗养的粟裕，商谈军事问题，并于3月18日将商谈结果报告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原来指令三野于3月中旬或下旬攻占浦口并炮击南京，以促成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粟裕等认为，攻占浦口及炮击南京以及夺取江北敌人据点应同时进行，而且应紧接着开始渡江作战，否则既可使敌人在战役战术上作比较从容的部署，又会使潜伏在江南敌军内部的地下工作者遇到很大困难，我们则会丧失可能的战役战术突然性

Chapter_18

而增加渡江的困难。因此建议将攻击浦口作战推迟至4月1日开始，以便与4月10日开始的渡江作战相衔接。中央军委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指示以1个兵团监视浦口、浦镇之敌，其他兵团于4月2日开始攻占长江北岸敌军据点，4月13日或14日开始渡江作战。

3月下旬，粟裕停止疗养，由济南经徐州返回三野指挥机关。这时，三野指挥机关已与华东局、总前委一起南下，进驻蚌埠东南的孙家圩子。3月28日早晨，粟裕到达孙家圩子，当天下午就听取了张震参谋长的汇报，进一步研究渡江作战方案。他们分析渡江作战准备情况和客观条件，认为在我军占有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在1000多公里战线上实行宽正面渡江作战，敌人防线空隙甚大，兵力强弱不等，防不胜防，我军一处成功，其他各处即可继续生效。只要准备更充分，组织得更好，对各种意外情况有应付办法，则渡江成功是有保证的。渡江成功以后，力求苏南和皖南两方面迅速东西对进，打通联系，集结兵力，形成对南京的包围，对沪杭及赣东警戒，先争取解决南京问题，再逐步解决沪杭问题。决定将主渡方向选择在江阴、扬中地段，以求迅速截断京沪交通，切断南京周围之敌退路。总前委与华东局决定，三野前委继续由粟裕主持，并率领三野指挥机关按原计划东移苏中泰州地区，统一指挥三野全部渡江作战。3月30日，以三野前委名义将三野渡江作战准备情况和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并二野，同时发出《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作战命令》(京字第2号)。

3月31日，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于4月15日全线渡江作战，整个战役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实行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分为三个突击集团，东路突击集团由三野第八、第十两个兵团组成，中路突击集团由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组成，西路突击集团由二野3个兵团组成。东、中两路(4个兵团)统归粟裕、张震指挥。两路之具体作战部署，第七、第九两兵团之东进路线，均由三野首长以详细命令规定之。《纲要》强调指出，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中、东两路主力必须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这个《纲要》于4月1日上报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邓小平和陈毅率领总前委机关转移到合肥以南的瑶岗村主持全局，刘伯承主持二野前委指挥西集团作战，粟裕主持三野前委并直接指挥东集团作战，谭震林指挥中集团作战。

4月1日，粟裕率领三野指挥机关冒雨东移，于4月5日到达江苏泰州东南的白马庙。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室，系统地谈了他对渡江作战和解放京沪杭的3个设想。

第—，“在我大军展开战略追击中，对于国民党的一些杂牌军队，争取局部或地区性的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对于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经济中心的上海来说，对于像汤恩伯集团这样的蒋介石嫡系军队来说，这种可能性极小。只有采取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只有在战场上敌人眼见就要被消灭的情况下，才会有局部的被迫投降。因此，对三野面前解放南京、上海的任务，应着眼于战斗来解决问题”。

第二，“国民党已失去主力部队，剩下的绝大部分是被我军歼灭后重建或受到我军歼灭性打击后重新补编的军队，战斗力非常之弱。当我大军渡江成功后，敌人处于危急情况下，会被迫转入战略总退却，长江不守，退守沪杭及浙赣线；浙赣线不保，退守华南、西南及沿海岛屿。因此，在我军部署上，要时刻注意防敌逃跑，必须采取战略包围、战役合围，各级指挥员必须有大踏步前进猛打猛追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要有战略追击不顾疲劳的准备，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退守第二、第三道防线”。

第三，“根据中央军委一贯要求的攻取大城市，必须保持城市完整，不能只从军事着眼打烂城市，严格规定在攻城战法上少用大炮，在部署上采取迫敌投降或诱敌离开城区和重要建筑物而歼灭之”。

这三个设想，辩证地处理战斗方式与和平方式、消灭敌人与保全城市、争取战争胜利与战后恢复建设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和深化了京沪杭战役的指导原则，是一个争取军政全胜的指导思想。

4月6日和19日，粟裕先后两次召开东集团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听取第八、第十两兵团渡江作战准备情况汇报，并作会议总结报告，传达中共中央和总前委的战略意图，反复阐述京沪杭战役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三野两个集团4个兵团的作战部署。

当时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已经开始，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进入关键时刻。如何处理渡江作战与和平谈判的关系，实现进军江南解放全国的战略目标，是战略指导和战役指导的首要问题。为了配合和平谈判，中共中央决定推迟渡江时间。当时有些同志认为，1946年的国共和谈，我们吃了和平亏；现在的国共和谈，不能再上当了。粟裕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1946年的和平谈判我们也没有上当，党中央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正确的。那时候，我们的军事力量在数量上只有现在的九分之一，装备技术比敌人更差，又刚从分散到集中；政治上虽然有利，但还不像现在这样占有优势，蒋介石还有一部分群众。我们利用争取到的短暂的和平时间，克服我们的弱点，集中我们的力量，将解放区打成一片，赢得了这个时间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我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均处于优势，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为了增加我们政治上的优势，进一步分化敌人，使我们更好地团结争取各方面力量以孤立主要敌人，便于军事上解决敌人，并不是对国民党抱有什么幻想。在这个问题上，要反对两种偏向，一是根本不相信和谈，二是过分相信和谈。战争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战争服从于政治。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今后解决国民党剩余军事力量有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虽然和平渡江的可能性不大，我们也不放弃和谈，如果能以小的让步换取大的胜利，这对人民是有利的。《孙子兵法》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策。但是，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自己有力量才能保证真正的和平。如果我们胜利渡过长江，迅速包围敌人，在军事上逼其就范，就有可能争取北平式的局部和平解决。现在和谈已进入决定性阶段，虽然延长了渡江时间，但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胜利，起到了团结人民、分化敌人的作用，在军事上渡江作战的准备更加充分。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不管敌人是否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都要过江。

粟裕指出，这次渡江战役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大进军，等于最后挖取敌人心脏，对完成中国革命有决定性的意义。敌人现在集结江岸的番号、兵力相等于淮海战役参战兵力的总数，大部是被歼重建者，战斗力很弱，但是我们仍然应当作强敌来打。

粟裕分析渡江作战发展趋势，估计在我军全线渡江以后可能出现三种情况，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第一，敌以南京、芜湖地区的兵力，对付我中集团，阻止其向东发展，同时集中南京至上海之间的兵力，寻求在京沪之间与我军决战。如出现这种情况，则要求东集团在渡江成功之后，主力控制在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带，下决心在京沪线上打一个恶仗，打上三五天，打出一个好局面来。这就要求中集团在渡江成功之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主力迅速向东发展，与东集团打通联系。

第二，南京、镇江等地区之敌向杭州、衢州撤退，在浙赣线上组织第二道防线；京沪线之敌向上海收缩，固守上海。如出现这种情况，则三野先集中兵力协同二野解决浙赣线上之敌，然后再围攻上海之敌，各个击破之。

第三，我军渡江一举成功，并迅速突人敌人防区纵深，把南京、镇江的敌人退路切断，敌人全线溃退，一片混乱。如出现这种情况，要求东集团只用一部兵力监视上海之敌，主力迅速向吴兴急进，与中集团密切配合，将逃敌围歼于郎溪、广德地区。同时要求中集团渡江成功后迅猛东进，到达吴兴地区与东集团会师，围歼逃敌，不使他逃人杭州等大城市。

粟裕指出，要力争第三种情况的出现，同时做好应付第一种情况的准备。要求各个部队协同作战，迅速渡过长江，力求向纵深发展，切断敌人退路，分割歼灭敌人。

这两次会议，在粟裕主持下，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大家畅所欲言，统一了对形势和任务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战役指导思想和具体部署。

4月8日，粟裕与张震下达渡江作战补充命令，确定以江阴东西地区作为东集团的主攻方向，“为求主攻方向强渡顺利，决定八兵团以积极动作钳制镇江、扬中段之敌，而以十兵团附二十三军、特种兵纵队主力于江阴东西地区强渡(前头部队采取偷渡)，力求当晚南渡三个军或四个军之大部，务须当晚控制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区，坚决歼击敌之反击，尔后乘胜扩展，开辟镇江、无锡段南北地区广大战场，以利野战军主力尔后之作战”。

4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电报给总前委并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征询对渡江时间的意见。电报说：“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即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况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77—478页。

粟裕当即召集三野前委讨论并于当日复电军委。他们认为，4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稻田放水，渡江将发生许多困难，江阴下游则无法渡江。粟裕在电报中提出：“我不知道李(宗仁)签字后能否统率蒋军，其内部会起何种变化。如协定不成再行渡江，则镇江下游较为困难”。“如仍需强渡，则依原定[时间]为好”。

总前委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也于同日复电。总前委认为，推迟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渡江时间，“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刘、张、李认为按原定计划于4月15日渡江为宜，推迟则有诸多不便。

中央军委考虑了总前委及二、三野指挥员的意见，于11日电复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78页。。

4月12日，粟裕再次向军委和总前委建议：为渡江便利计，不要再推迟至22日以后，以20日前后为最好。

4月17日，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报告：“我们两周来，经过反复研究，并设想种种困难之后，均一致认为，二十日后开始渡江作战，到二十二日全部投入夺取南岸的总行动，以后完全占领皖南五个县，均有把握胜利完成。三野苏中方面，虽是敌人主力所在，可能困难多些，但亦认为可以胜利完成。故一致请军委考虑，如是全局上二十日可以开始，二十二日实行总攻，则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后，再考虑停顿；如认为二十日开始太早，则请于十八日先期通知延期，因二十日开始到二十二日总攻不能再停，主要原因是我军确已属于半渡状态，全军均已投入战斗，如加停顿，必陷于非常不利”。

中央军委于4月18日电示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谭(震林)：“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卯哿)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卯养)开始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至于粟张方面要求提前于十六日起攻占江北及江心据点，也是必需的，我们早巳同意了”。中央军委强调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46—547页。。

粟裕立即命令部队待命出击。他反复检查渡江作战的准备，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在千头万绪的准备中，攻克蒋军盘踞的江心洲，扫除大军渡江障碍，是重要的一环。4月19日下午，粟裕两次打电话给主攻江心洲的部队，直接询问作战准备情况，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要不要炮火支援。主攻部队指挥员施亚夫报告：“一切都准备好了，完成任务很有把握。如果有炮火支援，可以减少伤亡，早点结束战斗。”粟裕说：“好，我们用炮团支援你们。”一小时以后，炮就打响了。再过一小时，部队胜利完成攻占江心洲的任务。

4月20日下午，第二十三军担任渡江作战第一梯队突击师的第六十九师师长谭知耕率领参谋人员，对突击队、二梯队、指挥所、炮兵阵地进行最后检查。在江边指挥所，谭知耕向陶勇军长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时间一到，立即启航。就是老刮东南风，对帆船南渡不利。”陶勇说：“风向也有可能变化的。”谭知耕放下电话，走出指挥所，发现气象台的风向标突然停止转动，然后由东南风变成了东北风。在场的指战员和船工欢呼跳跃。几位年长的船工说：“诸葛亮借东风打败了曹操。这次毛主席借来了北风，一定能打败蒋介石!”谭知耕说：“这次的东北风，是毛主席从全国人民那里借来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4月20日上午，在渡江作战即将开始的时候，首先打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反击外国武装干涉的战斗。

4月20日和21日，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4艘军舰溯江而上，不顾三野部队鸣炮警告，闯进三野部队防区江面，双方展开激烈炮战。这个老牌帝国主义者，曾经两次发动鸦片战争，驾驶他们的炮舰闯进长江，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时间过了一百多年，它又企图重温“炮舰政策”的旧梦。然而，它面对的不再是腐败的清朝政府，而是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解放军。

4月20日，在三野炮兵还击中，闯进江都县三江营江面的英军护航驱逐舰“紫石英号”和“伴侣号”中弹负伤，“紫石英号”被迫挂起白旗停泊江面，“伴侣号”向长江下游狼狈逃窜。

4月21日，英军“伦敦号”巡洋舰和“黑天鹅号”护航驱逐舰在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副总司令官梅登中将率领下，闯进江阴以西的口岸江面，阻碍三野炮兵向南岸射击。榴弹炮团团长请示，可否开炮把英舰驱走。第二十三军军长陶勇说：“打英舰是涉外事件，暂不开炮，立即请示粟司令。”此时英舰悍然向江岸三野部队阵地开炮，打死打伤三野部队指战员40余人，第二○二团团长邓若波当场牺牲。陶勇义愤填膺，立即下令向英舰猛烈还击。他说：“中国人民被欺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帝国主义者还想称王称霸，是白日做梦。打，狠狠地打!”

在连续两天的炮战中，英舰打死打伤三野部队指战员252人。三野炮兵击伤英舰“紫石英号”，其余3艘英舰挂起白旗逃窜。

粟裕立即把这一突发涉外事件的经过报告中央军委，请示处理办法。在4月21日午时的电报中，他报告：“我已令部队：如悬挂外国旗号之舰向我射击以阻我渡江时，应于还击，并建议新华社广播，警告外籍船舰在此战时停止行驶，妥否请示。”

中央军委当即复电指示：“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4月22日，新华社广播毛泽东撰写的述评新闻《人民解放军战胜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联合进攻》。4月30日又发表毛泽东撰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庄严宣告：“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68—569 页。。同时声明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建交国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三野派出谈判代表，与英国代表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打了一次胜利的外交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英舰的新闻震动了世界，宣告了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炮舰政策”的破产。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由英国开其端，在1949年的解放战争中又由英国收其终。这个历史的巧合，反映了历史的必然。

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悍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天夜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预定部署发起渡江作战。

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渡江作战开始以后，粟裕通宵坚守在指挥所里。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证渡江战役胜利，今夜你们谁也不能睡，我也不睡。你们不要考虑我的休息，有什么情况马上告诉我，我就守在电话机旁。”

4月20日20时，人民解放军中集团首先实施渡江作战，千帆竞发，强渡“天堑”，只用一个多小时就突破鲁港至铜陵段蒋军江防阵地，21日攻占铜陵、顺安、繁昌、峨桥等地，把蒋介石的千里江防拦腰斩断。

4月21日19时，粟裕直接指挥的东集团4个军在江阴至扬中段渡过长江后，迅速突破蒋军防御阵地，打退敌人3个军的多次反扑，建立了东西50公里、纵深 10公里的滩头阵地，继续向纵深进击。刘伯承指挥的西集团在江西省彭泽县至安徽省贵池县地段突破敌人江防，并迅速向纵深发展，隔断了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蒋介石集团苦心经营3个多月的长江防线顷刻土崩瓦解。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政治争取和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动下，江阴要塞国民党守军7000多人起义，生俘要塞司令戴戎光，并立即调转炮口支援解放军渡江作战；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所部25艘舰艇在南京附近起义，另一部23艘舰艇在镇江投降，其余海军舰艇逃往上海，蒋介石部署在长江的海军舰队顿告瓦解。

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白马庙成立，由第三野战军机关部分干部、教导团和在苏中“土海军”海防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苏北军区海防纵队，以及起义、投诚的国民党海军舰队等部队组成。后来，就把4月23日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纪念日。

同一天，粟裕率领三野指挥机关渡江南进，特地到江阴要塞视察，接见了组织起义的中共地下党员唐秉琳等人。粟裕说：“你们为大军胜利渡江作了重要的贡献，为党为人民立了大功，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渡江成功，国民党反动派乱作一团，仓促部署实行总退却，代总统李宗仁率领留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部分机构人员逃出南京。4月22日，粟裕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南京敌已极形混乱，正向南或向东撤退”，指令各部加速渡江，截歼逃敌。粟裕的电令指出：“如南京之敌逃窜，则三十五军应即渡江进占南京，维持秩序，保护敌人遗弃之一切公私财产，该军应特别注意遵守政策，严肃城市纪律”。

4月23日，在南京中共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接应下，第三野战军部队胜利进占南京，冲进蒋介石的总统府，降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宣告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蒋家王朝覆灭。

人民解放军冲破长江天险、解放南京的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兴奋异常，挥笔题诗：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渡江以后，粟裕在三野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渡江战役的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意义”，“单从军事上去看国民党的崩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去看。我们不仅在军事上过了江，而且在政治上过了江”。

三、机断专行一着神算，乘胜追歼10万逃敌。

三野各部还在强渡长江作战过程中，粟裕就把指挥重心及时转移到追歼逃敌上来。

粟裕认为，渡江成功之后，立即向纵深发展，实行东西对进，切断敌人退路，包围歼灭南京、芜湖、镇江之敌，是争取战役全胜的至关重要的一着。在指挥作战过程中，他密切注视敌人动向，捕捉追歼逃敌的战机，力争实现他所设想的第三种可能。

4月20日夜，中集团一举渡江成功，到21日拂晓已有10个师28个团到达南岸，控制了东西120多公里、纵深20多公里的滩头阵地，将蒋介石的千里江防拦腰斩断。三野值班参谋报告：“中集团突破江防时，守敌抵抗甚微。”

粟裕判断，东、西两集团全面渡江以后，势将造成敌人全线溃乱的局面，出现原来设想的第三种情况。我军应当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并插向敌之纵深，实行东西对进，切断敌军退路。这样，不仅可使敌人无暇调整部署，而且会促成敌人的更大混乱，造成我军分割包围各个歼敌的有利态势。

4月21日午时，总前委电示渡江以后作战部署，指令三野七、九两兵团于25日以前消灭沿江当面之敌，从26日开始第二步作战，准备继续向东挺进支援东集团作战，并要求“在战术上仍应稳扎稳打，有组织有准备进行战斗，防止轻敌乱碰”。

总前委此电与粟裕的设想大不相同。粟裕认为，如果动作迟缓，将会失去歼敌良机。21日19时40分，他与张震联名发电报给总前委并报中央军委及刘伯承、李达，对渡江以后的作战部署提出建议。他们认为，“我全线渡江后，定将造成敌之紊乱，尤以南京上游机动兵力既少又弱，我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敌之纵深，如此不仅使敌无暇调整部署，且将促成敌之更大混乱，达成分割包围”。为此建议：第九兵团除以第三十军监视芜湖之敌待交二野第四兵团外【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原来规定，二野主力渡江后东进，担任攻占南京，芜湖任务。后因南京之敌弃城南逃，刘伯承建议二野主力免出南京与三野交叉运动，而全力直出浙赣线。总前委同意刘伯承的建议，免去二野四兵团攻占南京、芜湖任务，南京城防任务改由三野八兵团担任。，主力应排除障碍，不为小敌所阻，向东北挺进，截断南京之敌向杭州的退路，孤立和分割敌人，有效地协同东集团作战，该兵团先头部队力求于26日前进至郎溪及其东北地区；第七兵团攻歼当面之敌后，尾九兵团之后，力求于27日前后进至广德地区待命；第十兵团渡江成功以后，立即向宜兴、金坛、溧阳挺进，切断太湖南北走廊，会同第九兵团部队围歼南逃之敌；第八兵团待命攻占南京，然后主力参加太湖会战。

4月22日，三野收到总前委和谭震林于11时同时发出的电报。谭震林提出第七、第九兵团渡江后作战部署，指令第二十五、第二十七两军于4月24日占领南陵、青弋江、湾沚镇并包围宣城后，25日集结休整一天，26日继续东进，28日进至郎溪附近；第三十三军随后东进；第二十四军24日进至宣城以南地区，26日继续东进，29日进至广德附近。总前委指示：“我们同意震林此部署，并令其在皖南沿江敌后撤条件下，我七、九两兵团应迅速向东挺进，不为沿途敌据点所抑留”，并决定即日起“谭震林率七、九两兵团直归粟裕指挥”。

这时传来情报：国民党统帅部正在部署撤退，南京，镇江，芜湖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南逃跑。粟裕判断，敌人可能集中一部力量与我军争夺京沪铁路常州东西地段，其余主力则可能沿京杭公路向杭州撤退，当务之急是迅速切断京杭公路，追歼南京、镇江、芜湖逃窜之敌。为此必须加速七、九两兵团的行动。于是立即电令第九兵团率第二十五、第二十七两军以急行军向郎溪、溧阳之线挺进，不为小敌所阻惑；令第七兵团迅速将攻击箭头转向宣城方向，在第九兵团右侧后成梯次队形前进。4 月22日17时，粟裕和张震将上述部署下达，并上报中央军委、总前委，电报说：“此间各部已照上述部署进行，请七、九兵团即遵此电执行，并请总前委追认批准”。总前委于23日2时复电：“同意你们的部署，望七、九兵团迅速东进打通东西联系”。

果如粟裕所料，从4月22日夜开始，南京、镇江、芜湖之敌纷纷逃窜，除4个军分别撤向上海、浙赣线外，其余7个军则沿京杭公路及其两侧向杭州撤退。

粟裕立即下令东集团第二十八军兼程急进，抢占宜兴，第三十一军向太湖西岸挺进，第二十三军向金坛、溧阳挺进，截断沿京杭公路南逃之敌通路；同时命令中集团第二十五军、第二十七军全力兼程向郎溪、溧阳之线挺进，与东集团部队打通联系，完全切断敌人南逃退路。

粟裕预计围歼逃敌的战场将在郎溪、广德、长兴地区。敌我到达这个地区的距离和行程，他已经反复测算过了，认为双方的时间和空间条件相差不多，谁能在时间上抢在前面，提前到达郎溪、广德、长兴地区，谁就赢得了主动权。

为了抢在敌人的前面，使东、中两集团部队迅速会师合围，粟裕和张震于23日至24日晨连发几道电令，严令各部“迅速猛进，阻击、截击与尾追”，务须追上敌人主力，完全封锁敌人退路，围歼南逃之敌于太湖西岸长兴、广德、郎溪地区。命令的中心就是一个“快”字：快追，快堵，快截，快歼。

三野东西两线部队发扬“跑得，打得，饿得”的传统作风，冒着连绵不断的春雨，踏着泥泞的道路，昼夜兼程，猛追猛打，将战役纵深扩展到百余公里，即将到达长兴、广德、郎溪地区，实现东西对进围歼逃敌的战役企图。

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生了要不要继续追歼逃敌的问题。4月24日，总前委致粟裕、张震电，认为“此次渡江已取得了伟大胜利，但迄今为止敌人被歼不多。我军应派队追击敌人，一面应整顿态势，克服并停止渡江追击所形成的紊乱现象”。指令三野“东西追击部队到宜兴、长兴、吴兴、广德地区后，主力即应暂时停止”。同一天，第十兵团指挥员在报告中提出：“估计在宜兴、吴兴不会有大的战斗，不可能在该处包围敌人，因为敌人退得很快，请决定第二阶段作战计划，先围攻杭州，或上海、杭州同时围攻”。如果按照上述指示和意见去做，这场对整个战役至关要的追歼战就可能功亏一篑。

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粟裕再次表现出机断专行的指挥风格。他根据总前委指示调整部署，于4月25日10时30分发电报给三野各兵团首长并报总前委、中央军委，“决定首先歼灭以杭州为中心之敌，孤立上海，尔后再视机会攻上海”。同时指出：“敌四军、五一军尚在溧阳地区。如我追击部队到达将其截住，则不受此令限制，应机动坚决分割歼灭之。如敌已集结，则先行包围待命总攻。但九兵团先头军应于感日(即27日)前后进至长兴、吴兴地区，截断敌之退路，与十兵团会师”。

为了及时掌握战场情况，指挥追歼逃敌以及解放上海、杭州之战，粟裕率领三野指挥机关前进到常州。

粟裕指令东西两线部队加速钳形攻势，力争将南逃之敌歼灭在郎溪、广德山区。4月25日，第二十八军占领宜兴，第二十三军占领溧阳，切断南京至杭州的通道，歼灭蒋军两个军大部3万余人。准备撤往杭州的蒋军5个军，不敢再沿京杭公路南下，而改向溧阳以西山区逃窜，进入粟裕预设战场。4月27日，西线第二十七军通过郎溪、广德进至吴兴地区，28日凌晨与东线第二十八军会师，完全封闭了合围口，把蒋军5个军的大部分8万余人团团包围在郎溪、广德之间山区。蒋军如瓮中之鳖，狼奔豕突，四处碰壁，乱作一团。三野部队猛插猛打，向心突击，经1天多激战，全歼逃敌，生俘军长、副军长以下官兵5万余人。

与郎广追歼战同时，粟裕向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建议，为配合二野在浙赣线的行动与乘敌混乱之际，由第七兵团迅速占领杭州。经中央军委、总前委批准，立即付诸实施。粟裕要求第七兵团特别注意设法抢占杭州大铁桥，使之不为敌所破坏。他对张震说：钱塘江大桥能过火车、汽车，非常重要。如果破坏了，严重影响我军下一步战略行动。5月3日，第七兵团部队顺利进占杭州，秩序井然，鸡犬不惊，使这座秀丽的古城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在中共杭州党组织和人民群众配合下，在蒋军开始爆破的关键时刻，抢占了钱塘江铁桥，保住了向东南进军的通路。

至此，第三野战军胜利完成了渡江作战任务，共歼灭蒋军13.9万余人，解放南京、杭州等大中城市，并造成围攻上海的有利态势，粟裕“东西对进，追歼逃敌”的一着神算圆满实现。

张震在谈到渡江战役时，特别推崇粟裕机断专行的指挥风格。他说：“他总是坚定不移地在上级战略意图下积极地机断行事，十分果敢地定下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决心。当敌情有了较大变化，原定方案难以保证上级意图更好实现的时候，他总是勇于负责，果断地改变原定决心，在情况紧急时一边报告、一边直接指挥部队行动，有时则独立处置，事后报告”。“渡江战役突破敌江防后能迅速转入追击，达成对南逃之敌六个军的战役合围，也与粟裕同志机断行事的优秀指挥素质分不开”。

四、精心设计解放上海的两全之策。粟裕说：“对上海采取完整接收，宁可让敌逃窜。”

1983年上半年，粟裕曾经就身边工作人员的提问，谈到组织指挥上海战役的指导思想。

有人问：你是什么时候考虑上海战役的呢?

粟裕说：淮海战役一结束就考虑了，渡江以前考虑就更多了。我对渡江和解放上海是通盘考虑的。渡江不紧张，国民党的江防算不了什么，那时我们的火力已经超过并压倒敌人了。当然，我们在战术上和具体部署上是很重视很周密的。当时考虑的主要是怎样截住上海的汤恩伯集团。那是一大坨，而且还包不死，他有海上的路可走。这同打济南是不同的。

粟裕说：上海战役是我军在战略追击阶段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它是京沪杭战役的一部分，又是相对独立的一个战役。打上海有几种打法，打烂了是一种打法，不打烂又是一种打法。不能打烂。有人说，上海战役不要那样硬攻，把敌人围困起来就行了，这样可以减少伤亡。这不对。那样大的城市，围起来，人民怎办?还是要争取尽早解决。当时解决剩余的一百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有三种：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解放上海，基本上是天津方式，但又不完全相同，主要在不把上海打烂了。如果把上海打烂了，对全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就太大了。

这是一个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城市的指导思想。

在筹划和部署京沪杭战役过程中，粟裕反复阐述上述指导思想。在1949年4月6日的白马庙作战会议上明确提出：“对上海采取完整接收，宁可让敌逃窜”。

在郎广追歼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粟裕就把指挥重心转移到上海战役上来。4月29日，他和张震发出致各兵团各军首长并报总前委、中央军委的电报，作出肃清残敌、攻占杭州和准备夺取上海的部署，指令第九、第十两兵团担负攻占上海的作战任务。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为使汤恩伯在上海稳住一时期，然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要求第九、第十两兵团各部在对上海的接收工作尚未准备充分之前，分别在吴兴以南、苏州以西地区集结，进行城市政策和外交政策教育，部署接收城市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央军委于4月30日复电指示：“部署甚妥，如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完成此项部署并完成对于攻占上海的政治准备工作与军事准备工作，则你们可以立于主动地位”。同时指示总前委“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66页。。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也是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此时集结在上海的国民党军队，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下的8个军25 个师、30余艘军舰、120余架飞机共20余万人，拥有纵深数十里由4000余个碉堡组成的永久和半永久性工事，以及由外围阵地、主阵地、核心阵地组成的防御体系。4月27日，已经宣布“引退”的蒋介石再次披挂上阵，乘军舰到黄浦江亲自部署上海防务，要求汤恩伯坚守上海6个月。企图利用这段时间，抢运上海的大量黄金、白银和其他重要物资到台湾，同时等待国际形势变化，利用上海的特殊地位挑起国际争端，促使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借机卷土重来。汤恩伯疯狂叫嚣：“要让上海成为一次大战中的凡尔登、二次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如果上海守不住，就要把它搬空、打烂、炸完!”

粟裕分析敌我态势和全国战局，认为解放上海之战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打法。

第一，围困战法。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对内地的若干城市采用了此种战法。但是上海情况特殊，有6叩万居民，生活资料依靠外地运入，尤其是粮食和煤炭，所需数量很大。如果长期围困，不仅人民没有吃的，工厂机器不能运转，连自来水都没得喝，人民的生活将陷入绝境。而敌军则有海上通道，我们围不死。从战略上考虑，我军渡江以后，应当力争迅速解放全国。所以，长期围困的战法是不可取的。

第二，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这一战法，虽避开了敌人设防的重点吴淞，伤亡也可能减少，但主战场将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所以，这一战法也不可取。

第三，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吴淞，钳击吴淞，暂不攻击市区。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并迅速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如果敌人要坚守下去，必将为保护其惟一的海上退路而集中兵力在吴淞周围与我军决战。如果出现这一情况，就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使城市少受破坏，达到完整接管的目的。吴淞周围是敌人防御的强点。因此，这种战法，将是一场硬碰硬的艰巨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我军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是，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保存城市的完整，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必要的、值得的。

粟裕权衡三案利弊得失，认为第三方案是最佳方案。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作出准备攻占上海的部署，于5月1日电令九、十两兵团执行，并报总前委、中央军委、二野。5月2日，粟裕和唐亮由常州去丹阳，向总前委汇报攻占和接收上海的大体设想和部署。5月4日、6日，粟裕先后主持召开三野前委会议，布置上海解放后的接收工作和警备工作。解放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5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饶漱石、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征询对上海战役发起时机和步骤的意见。电报说：“据上海吴文义(即吴克坚，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几次报告，敌人正在搬走上海物资。我们判断，搬运物资是确定的，在短期内似难搬走很多物资，但如时间拖长则搬走的物资可能较多。在此种情况下，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在五月十号以后数天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切断敌从吴淞及乍浦两处逃路，然后从容布置，待你们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去占领上海。这样做是否有利，望考虑见告。”陈毅和饶漱石复电，认为这样做是有利的，并不妨碍接收准备工作，反可争取和平接收并使破坏者不敢放肆。中央军委电示：“请粟张即行部署于辰灰(即5月10日)以后、辰删(即5月15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逃走(据上海吴文义几次报告，汤恩伯正在运走物资)，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请粟张以具体部署电告”。同时指出，“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领上海”【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75—576页。。

中央军委关于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的指示，与粟裕的设想的第三种打法不谋而合。粟裕和张震随即作出具体部署，于5月7日巳时(9—11 时)上报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他们提出，集中九、十两个兵团8个军于5月12日和13日发起攻击，首先扫清上海郊区敌人据点，然后从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口，切断敌人退路，阻止敌人抢运物资或提前逃走，并准备下一步会攻上海或在和平解决时进入市区警备。他们判断，截断敌人海上退路后，敌人可能经南汇、川沙撤退。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以两个军进入浦东，切断敌人退路。中央军委于5月8日复电：同意虞(7日)巳时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退路封闭是很必要的”。【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98页。

粟裕随即率领三野指挥机关于5月8日进驻苏州。5月10日，发出《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京字第3号)。战役预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5月 12日起，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切断敌人海上通路；第二阶段，待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就绪后，向市区发起总攻，全歼守敌或迫敌投降，解放全上海。命令规定，在进入市区作战时，力争不使用火炮等重武器，尽量减少城市建筑物的破坏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5月12日，九、十两兵团向上海外围守敌发起进攻，主要箭头指向吴淞。蒋军依托坚固的防御工事负隅顽抗，在舰炮和飞机支援下频繁反扑。三野部队每攻克一个地堡群，都要经过激烈争夺，付出重大代价。战至5月15日，没有大的进展。

粟裕分析战场情况，认为要加快战斗进程，就必须改进战术，采用锥形队形，力求打开几个缺口，乘势插入敌之纵深。5月15日和16日连发两电，调整作战部署，下达战术指示，指出：目前作战不同于野战，也不同于一般攻坚战，而是济南战役以后又一次大攻坚战。对敌人永久性设防阵地的进攻，必须周密组织，选择敌突出、薄弱部与结合部，楔人其纵深，从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集中火力轰击其一点，挖交通壕接近碉堡，以小群动作，轮番攻击；充分发挥炸药的作用，以炸药包开路；发挥孤胆精神，纠正集团进攻的方式。根据这一指示，各部队总结经验教训，改变进攻方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吴淞地区战事吃紧，汤恩伯被迫从市区调出3个军增援，从而使市区更加空虚。

粟裕认为，这完全符合原来的设想，把敌人吸引到郊区，有利于保持城市的完整。但是，吴淞濒江临海，正面狭窄，河流纵横，我军兵力展不开，优势难以发挥出来，伤亡消耗很大，战役时间拖长。因为受接管准备时间的限制，不能乘虚攻占市区。因此，他和张震于5月18日向中央军委、总前委建议：如果对沪攻击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意见，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惟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注】《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84页。。总前委当日复电：“我们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你们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第二天，中央军委复电指出：“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收准备工作已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以于辰有(5月25日)前后开始攻城?攻城时，似应照粟、张意见，先歼苏州河南及南市之敌，再歼苏州河北及吴淞之敌。”【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503页。

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示，粟裕和张震于5月21日上报总攻上海的作战部署。第一阶段，全歼浦东地区之敌，控制黄浦江右岸阵地，封锁敌人的海上逃路。这一任务限于5月25日以前完成。第二阶段，夺取吴淞、宝山地区之外围碉堡，完成对苏州河北地区敌军之包围。内定于5月27日发起攻击。第三阶段，聚歼可能溃缩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黄浦江左岸，以江湾为中心之敌，达成全部攻略淞沪全区之目的。中央军委22日复电指示：“同意马午(21日午时)电所述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粟裕随即发出《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攻击命令》(京字第4号)。

5月20日，中共中央就接管上海的机构和干部配备问题复饶漱石并华东局电，指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军事接管委员会应改为军政接管委员会，以粟裕为主任。

5月22日，粟裕接到敌情侦察报告：汤恩伯率领一部兵力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苏州河以北之敌正向吴淞收缩，苏州河以南只剩下5个交警总队。他判断，敌人将从上海撤退。于是决定次日晚上提前发起总攻，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计划同时进行。再次提醒攻城部队：为了不打烂城市，进入市区作战时，尽可能不使用重炮轰击。

部队指挥员说：“野司的这个抉择，是非常及时、十分高明的，过早或过迟都不行。早了，攻击就可能遇到挫折；迟了，城市可能遭敌破坏。因此，攻击的时机，只能选在敌人准备撤退，而又在搞破坏之前。抓准了时机，就是胜利。”

5月23日夜，第三野战军各部从四面八方向上海守敌发起总攻。第二十军、第二十三军、第二十七军和第二十六军分别从东西南三面向市区攻击。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继续攻歼高桥地区守敌。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三军继续强攻杨行、月浦地区。24日，发现上海守敌全面退却，粟裕当即命令三野各部迅速追击，大胆楔人敌军纵深，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聚歼逃敌。5月25日，经一日两夜激战，第二十七军、第二十三军和第二十军分别攻进上海市区，占领苏州河以南地区，乘势向苏州河以北进击，战斗进入关键时刻。

粟裕密切注视战场动向，及时进行具体指导。据《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阵中日记》记载，5月25日一天之内就对九、十两兵团发出3次指示。

“9时，502(粟裕代号，下同)指示九兵团：包围市内残存之敌，以二十军、二十七军各1个师担任警卫，以主力向北宝及以东地区发展，高桥东南我炮兵向吴淞实行超越射击”。

“12时，502指示十兵团：以3个军集中力量对吴淞作重点攻击，切断吴淞口敌退路，集中炮火射击吴淞口舰艇”。

“22时，502、505(张震代号)指示九兵团：以主力迅速北渡苏州河，配合十兵团向江湾吴淞口攻击，并要十兵团猛进”。

这时，第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所属“济南第一团”歼灭了苏州河南岸的敌人，与盘踞北岸的青年军第三十七军第二○四师隔河对峙。蒋军依托北岸高大建筑物负隅顽抗，严密封锁苏州河面，阻止三野部队前进。第二十七军其他部队也被阻隔在苏州河南岸。各师纷纷打来电话，要求解除不准使用重炮轰击的禁令。粟裕要求部队严守纪律，说明这些财产很快就成为人民的财富，决不能因为一时感情冲动毁于一旦。

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立即主持召开军党委紧急会议，经过不同意见的讨论，统一了认识：为了完整地保全上海，付出必要的代价是义不容辞的，但要把这种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以最小的牺牲消灭敌人、保全城市。为此，坚持不准使用重炮攻击，同时采取两项对策：一是改变战术手段，在苏州河正面佯攻，一部分兵力利用黑夜在西郊涉水过河，然后沿北岸向东进攻；二是与上海地下党密切配合，利用敌人败退的混乱局面及其内部矛盾，发动政治攻势，争取和胁迫敌人放下武器。

“济南第一团”对面是蒋军第二○四师的师部和3个营。双方对峙已有10多小时。该团“济南英雄连”指导员带着两名战土，从一条臭水沟进入苏州河，利用阴天黑夜涉水过河，突然冲进敌军营房，俘虏了蒋军第二○四师副师长，逼使他下令所属部队缴枪投降。不费一枪一弹，就迫使第二○四师师部和3个营1000多人投降，突破了敌苏州河正面阵地。

5月26日凌晨，第二十七军与中共上海党组织互相配合，促使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率领所部4万余人投诚。第二十七军通过他们的防区越过苏州河，于27日凌晨肃清苏州河以北、九龙路以西国民党守军。

5月26日至27日凌晨，第二十军在铁路管理局等地接受国民党守军1500人投降。第二十三军在造币厂等地歼灭国民党守军9400多人。第二十六军攻占真如车站等地，俘虏和接受投诚国民党军3.2万余人，进至江湾以东地区。

5月26日凌晨，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全歼高桥地区国民党守军，接着完全攻占浦东地区。

5月26日拂晓，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三军分别攻占宝山、杨行等地，在吴淞截歼企图逃跑的国民党军队，俘虏1.8万余人。

5月27日，在第三野战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在上海工人群众的逼迫下，据守杨树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的国民党第二百三十师8000多人缴械投降。

至此，上海完全解放。

在上海战役过程中，发现在黄浦江内有外国军舰载运国民党军队逃出吴淞口，或炮击解放军阵地。粟裕两次报告中央军委、总前委，请示处置办法。中央军委指示：“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04页。三野部队奉令行动，对侵入黄浦江向我军开炮者坚决还击，显示了保卫中国领土领水的坚强决心。一直游弋于吴淞口外的帝国主义军舰不得不悄然离去，蒋介石集团挑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阴谋连同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一起宣告破产。

总攻上海的战斗和接管上海的工作，在中共上海党组织和各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进展比预想的还要顺利。从24日至27日，经过3天3夜战斗，就肃清了市区的国民党军队。上海国民党守军20万人，除汤恩伯率领5万余人乘船从海上逃走以外，其余15万余人悉数被歼。在战斗过程中，上海党组织领导工人护厂，学生护校，保护公共财物，维护社会治安，积极支援部队作战。在激烈的战斗中，保证全城不间断供电供水，电话照常畅通，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战上海的枪声刚停，华东局率领的接管的工作人员即随部队进入上海市区，在地方党和群众配合下，按系统有秩序地展开了接管工作。三野参战部队，除担负警备任务者外，立即撤离市区。进入市区的机关和部队，严格遵守城市政策纪律，坚决执行约法八章，并把后方置于市区15公里之外。在币制没有明确规定之前，不购买物品。同时积极维护社会秩序，制止不法行动，打击敌特破坏活动，收容散兵游勇；保护公共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外国侨民。在进入上海之前，粟裕就规定“战斗部队初入城时，如一时找不到公房，一律过露营”。第三野战军进入市区的部队露宿于街道两旁，吃的是15公里以外送来的冷饭。上海市民清晨走出家门，看到一幕从未见过的景象：一排排一队队解放军指战员，怀抱武器，头枕背包，酣睡在马路两侧。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的护厂队和护校队立即把部队接到厂内校内，旅店也敞开大门让部队进去休息。此情此景，迅速传遍上海，传遍世界。人民解放军的模范行动，不仅得到上海市各阶层人民的拥护、爱戴和赞扬，而且在世界上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

上海解放，是继南京解放后又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伟大胜利，在政治上也取得了伟大胜利，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正如当时新华社时评所指出的：上海解放，表示了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结束了国民党二十余年的反动统治；也表示了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结束了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

粟裕说：“这次战役，在上海外围特别是吴淞口地区，打得十分激烈，用的时间也较长。但在市区打得并不激烈，用的时间也较短。这样，既歼灭了大量的敌人，而市区也没有遭受大的破坏。这正是战前我们期望的最佳结局。”【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628页。

6月2日，第三野战军解放了位于长江人海口的崇明岛，历时43天的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歼灭国民党11个军46个师约43万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120座城市，彻底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划江而治”以图卷土重来的阴谋，为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粟裕指挥的第三野战军歼敌28万余人，占歼敌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并且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重要城市。

在这次开创中国历史新篇章的伟大进军中，粟裕以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和驾驭战局的战略才能，以他神机妙算的指挥艺术和大兵团作战的组织才能，以及对争取战役全胜所作的独特贡献，载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光荣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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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在历史转折关头

一、自觉实行由战争到建国的战略转变。组织指挥进军浙闽和解放华东沿海岛屿之战。

上海解放以后，粟裕继续以三野前委书记主持第三野战军的工作，并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务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军政接管委员会主任。7月中旬，第三野战军与华东军区指挥机关合编并由上海移驻南京以后，他以华东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陈毅在上海)主持华东军区工作，又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

此时中国正处于由战争到建国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国民党的残余军政力量还在作垂死挣扎，新解放区的恢复和建设刚刚开始。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即将实现，建没新中国的战略任务已经摆在面前。战争和建设交错进行，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工作千头万绪。

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粟裕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自觉地适应战略转变的要求，组织指挥进军浙闽和解放华东沿海岛屿作战，用相当多的精力抓新解放区的恢复和建设，同时把新中国华东方面的国防建设和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上议事日程。

当渡江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粟裕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争取解放战争的全部胜利上。他认为，从战略全局来考虑，第三野战军下一步的作战任务，主要是解放沿海岛屿和解放台湾，以及肃清华东沿海地区的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5月22日午时，即发出淞沪战役攻击命令的第二天，粟裕和张震发出向中央的请示电，提出第三野战军部队提前人闽问题。

军委：【注】《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519页。

依据蒋匪整个局势观察，已全线溃退，福建守敌不多。遵照军委予四野相机进入粤桂任务，如此我入闽部队是否可能提早?应准备何时出动?以便淞沪战后进行准备，调整部署。如何，请示。

粟 张

养午

中央军委于5月23日复电，同意三野部队提早入闽，同时对各个野战军向全国进军作出新的部署。中央军委指示三野：“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91页。

上海战役结束当天，5月27日中午，粟裕下令：不担任警卫任务的各军于战斗结束后撤至市郊休息，第十兵团全部进行入闽准备。

这一战略决策，使一些指挥员感到突然，因为比中央军委原定进军福建的时间整整提前了一年。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指出，“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72—474页。。对于福建，中共中央决定在1949年相机占领靠近浙江的闽北地区，1950年再解放全省。中共中央所以作出这样的决策，是因为占领京沪杭地区以后，需要一段巩固和恢复时间，然后依靠这里的资源向南方各省进军；同时，还考虑到对付美帝国主义直接出兵干涉中国的解放战争。这在当时都是必要的。但是，战争的发展比预料的要顺利得多，渡江战役一举成功，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美国不敢轻举妄动。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决定，一鼓作气歼灭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提前一年解放全中国。粟裕的提早人闽建议，来得适当其时，中共中央立即采纳。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粟裕于6月7日主持召开第三野战军军事会议，对进军福建和加强华东沿海地区守备作出全面部署。他把这次会议称为“国防部署会议”。会议决定，第十兵团3个军进军福建，第九兵团等7个军集结上海、南京地区，第七兵团3个军集结浙江地区，第三十二军2个师驻守青岛，第二十四军2个师驻守徐州、1个师驻守连云港，第二十五军2个师驻守海门、启东，1个师驻崇明。会后，粟裕就组织指挥各部队，进行解放福建和长山列岛、舟山群岛等沿海岛屿作战。

进军福建之战，由叶飞率领的第十兵团3个军承担，并且得到在福建坚持斗争的闽浙赣游击纵队、闽粤赣边区纵队等人民武装力量的配合。开头几仗打得比较顺利。8月11日发起福州战役，只用7天时间就解放福州，全歼4万逃敌于闽中山区。9月16日发起漳厦战役，解放泉州、漳州和闽中、闽南广大地区以及平潭岛等沿海岛屿，形成了对厦门、金门两岛三面包围的有利态势。10月17日解放厦门和鼓浪屿，除坐镇厦门的新任福建省主席汤恩伯和40叩多蒋军侥幸逃窜外，守敌大部被歼。至此，第十兵团取得了歼敌10万的重大胜利，福建全省除金门、马祖等几个岛屿外全部解放。但是，进攻金门一战却严重失利。

金门岛位于厦门与台湾之间，以“金汤永固，雄镇海门”而得名，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把它视为“重要的反攻基地”，说“无金门便无台(湾)澎(湖)，有台澎便有大陆”。为了保住这个“反攻基地”，给台湾留下一个屏障，蒋介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挫败共军之行动”。他急电汤恩伯固守金门，严令“必须就地督战，负责尽职，不得请辞易将”。同时，不顾李宗仁的广州国民党政府安危，严令胡琏兵团北开金门，并令第二舰队少将司令黎玉玺急率旗舰太平号增援金门。

第三野战军从战略上考虑，认为金门扼大陆与台湾交通要冲，是东南海防重地，必须予以攻占，为解放台湾创造条件，决定发起解放金门之战。

金门之战，是从9月下旬开始准备、10月中旬开始发起的。在这段时间内，粟裕一直在北京参加全国全军的重要活动，先是率领三野代表团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又奉命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事会议，直到10月23日才返回南京。在此期间，留在南京主持三野日常工作的是华东军区党委第三书记唐亮、代参谋长袁仲贤、副参谋长周骏鸣。但是，重要的作战部署，都由唐亮、袁仲贤、周骏鸣转报陈毅、粟裕。

第十兵团在9月底、10月初提出的作战方案是“金厦并取”，决定于10月13日“同时发起攻歼金厦两岛”战斗，以第二十九军两个师、第三十一军3个师共5个师进攻厦门，以第二十八军率一八二师并指挥第二十九军两个团，“首以两个团于齐日(8日)攻歼大嶝小嶝之敌，尔后于山后(金门东海岸)古宁头间，与攻厦门之同时择点登陆金门岛。得手后，继以一部兵力攻歼小金门之敌”。10月7日，第十兵团将上述方案报告三野。

10月10日，粟裕在北京收到袁仲贤、周骏鸣转来第十兵团7日的金厦战斗部署。粟裕认为，这个“金厦并取”的方案表现有轻敌情绪，用于攻取金门的兵力不足。他在11日的复电中提醒第十兵团指挥员，注意分析金厦两地敌军情况和我军准备程度(尤其是船只)，同时攻取金厦两地是否有把握，明确指示“总以充分准备有把握的发起战斗为宜”，“首求攻歼厦门之敌”。复电全文如下：

七日电十日收悉。同意你们来电部署，依战役及战术要求最好是按来电同时攻歼金厦两地之敌。但请你们考虑：根据金厦两地敌之兵力及敌之内部情况(刘汝明、王修身之关系如何)及我方准备程度(尤其是船只)，如以五个师攻厦门(有把握)同时以两个师攻金门是否完全有把握?如考虑条件比较成熟，则可同时发起攻击，否则是否以一部兵力(主要加强炮火封锁敌舰阻援兵与截逃)钳制金门之敌，首求攻歼厦门之敌。此案比较稳当，但有使金门之敌逃跑之最大坏处。究如何，请你们依实际情况自行决定之，总以充分准备有把握的发起战斗为宜。

10月17日，唐亮、袁仲贤、周骏鸣报军委、华东局电，改变了第十兵团“金厦并取”的方案，“决定先攻厦再攻金”，“俟厦门之敌肃清后再歼金门之敌”。战斗发起时间推迟到10月下旬。

这时敌情发生重大变化。10月9日，在金门附近的大小嶝岛战斗中，抓获有胡琏兵团主力第十一师的俘虏。俘虏供称，胡琏兵团已有两个师到达金门。10月12日，又得到确实情报：原在广东的胡琏兵团奉命增援金门、厦门。同时我军的准备尚未完成，第二十八军只收集到运送3个团的船只。可是第十兵团指挥员没有重视这些情况，仍决定按原定计划发起进攻，强调要抓住战机，抢在胡琏兵团尚未全部到达金门之前发起进攻。第二十八军于24日黄昏发起进攻，第一梯队3个团登上金门岛。第十兵团向三野司令部报告：已登陆3个半团，25日晚可解决战斗。不料第一梯队到达金门海滩，所有船只就因为落潮而搁浅，随即被敌人炮火摧毁。第二梯队无船可渡，不能增援，只能隔海观战。登上金门岛的3个团指战员，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与3个军的敌人浴血奋战两昼夜，大部壮烈牺牲。

粟裕从第十兵团27日的电报中得知这一情况，28日与袁仲贤、周骏鸣发出上报中央军委并致第十兵团和福建省委的电报，对3个团指战员壮烈牺牲表示“甚为痛惜”，指出：“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周密准备，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至失散人员，仍望设法继续收容”【注】《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8页。。

10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各野战军前委和各大军区的电报，全文转发粟裕、袁仲贤、周骏鸣10月28日的电报，指出：“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注】《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8—19页。。12月28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再次指出，“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三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并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注】《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2—33页。。

10月30日到11月2日，第十兵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检讨金门作战失利的教训。会议一致认为，华东局、三野前委及福建省委关于金门战斗失利问题的指示和批评是完全正确的。第十兵团党委书记、司令员叶飞代表兵团党委作金门战斗失利的检讨。他说：“此次金门战斗中，三个多精干的建制团全部损失，自卫战争以来第一次。其责任不能推向下面，而应该由我们负主要责任。此次金门战斗的失利，研究其原因，主要轻敌、草率、急躁。”他列举轻敌、草率、急躁的4点具体表现是：第一，“兵团组织金厦战役的开始，战役指导上就犯了重厦门轻视金门的思想”。第二，24日发起攻击时，“胡琏兵团基本上已全部到达大小金门，兵团没有更好更慎重的考虑，更没有断然的下令停止攻击”。第三，“对敌人垂死挣扎的顽强性认识估计不足”。第四，“厦门战斗教导我们，由于船工、风向、潮汛等客观原因，船只来回使用基本-亡困难的，甚至不行的，可是金门战斗中，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专门去研究，追求解决的办法”。第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等在发言中作了自我批评，认为这次失利是骄傲轻敌的结果，请求给予应得的处分。

三野前委并未追究前线指挥员的责任，而是指导他们总结经验教训，做好善后工作，为争取新的胜利进行积极准备，并向中共中央承担金门之战失利的责任。10月31日，粟裕决定将第三十四军第一○一师全部拨归第十兵团建制，以“补充此次损失之建制团”，并在给叶飞、陈庆先(第十兵团参谋长)、福建省委并报华东局、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指出：“金门战斗虽失利，但部队及作战行动极为英勇，望对部队多加鼓励”。“今后对金门作战，如准备尚未充分，可以推迟些时间”。询问：“你们对金门作战兵力，依十兵团现在情况，是否够用，盼告”。11月15日，粟裕发专电给毛泽东主席，承担金门、登步两岛作战失利的责任。他说：“关于金门、登步两岛战斗失利，虽由于各该方面之高级干部犯轻敌骄傲与急躁等毛病，但职未尽到检查与督导之责亦不能辞其咎。除已于十四日酉时及十一月十四日两电(均发中央)给各该部指示并多加注意对他们的指导外，今后当遵钧示执行。”

此后，粟裕在各种场合多次重申承担责任。1949年11月22日，在给毛主席并军委的电报中，总结金门、登步两岛作战失利的经验教训，再次表示：“金门、登步两岛作战遭受损失，虽由于该方面之高级指挥干部轻敌骄傲与急躁所致，但职未能及时予以指导与教育，亦应负其责咎”。

解放长山列岛的作战，由山东军区和第二十四军七十二师、三野榴弹炮团承担，进展比较顺利。

长山列岛位于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是渤海湾的惟一门户和锁钥，历来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跳板，是国民党在北中国仅剩的一个海军据点。夺取长山列岛，对于保卫北京、天津，打破敌人的海上封锁，建立新中国的海防，具有重要意义。

6月下旬，山东军区根据华东局和三野指示制定了攻击长山列岛的作战方案。粟裕和周骏鸣、张震复电指出：“夺取长山岛之作战，我们意见，由二十四军派出一个师，协同警四旅、警五旅攻取较为稳当，并应详细侦察岛屿地形及敌岸上部队布防状况、工事状况(强处与弱处)，我航渡水情、道路。在器材准备上，特别强调船只的组织训练、部队强渡的训练。在作战指导上，一切应作强渡的组织准备，而战术手段上则应尽量争取偷渡成功，不成功时则继之以迅速勇猛的强攻”。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你们复山东军区关于夺取长山岛的作战意见，最主要的是详查敌情地形，认真准备强渡强攻的战术和技术，但不放弃对于偷袭的争取”。

根据中央军委和粟裕等三野首长的指示，参战部队经过1个多月的准备，于8月11日发起战斗。经过一天两夜激战，攻占长山岛，全歼守敌，生俘敌军1500多人，缴获运输舰1艘，各种炮63门。“渤海锁钥”从此控制在人民中国手中。

解放舟山群岛之战，是与上海防空战和解放台湾的准备结合进行的，作战任务由第七兵团3个军和第九兵团3个军承担。

舟山群岛位于东海杭州湾外，由400余个大小岛屿组成，主岛定海形似舟船，故名舟山。其中有佛教圣地普陀山和远东三大渔市之一的沈家门，号称“东海明珠”。舟山群岛为沪(上海)杭(州)甬(宁波)天然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19世纪两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军以定海为跳板，入侵浙江沿海。蒋介石也看中了这个地方。他在宣告“引退”的时候，交给儿子蒋经国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空军总部把定海机场迅速修建起来。上海解放以后，他又下令组建“舟山防卫司令部”，以4个军6万余人驻守舟山，企图使舟山成为封锁长江人海口、袭扰京沪杭地区的基地。

攻占定海的作战，早在上海战役过程中，粟裕就开始筹划了。5月25日，粟裕得知第七兵团部队已经占领宁波，即将占领镇海，国民党第八十七军有向定海撤退企图，判断蒋介石企图将定海作为他残余力量的海空军基地，认为如果让他的企图实现，对沪杭甬及沿海地区的安全危害甚大。因此指令第七兵团：“你们应乘沪敌主力尚未撤退之前，迅速以足够力量占领定海及其各重[要]岛屿。如此，不仅可以[起]阻碍沪敌撤退作用，尤其重要者是予今后沪杭甬沿线防务更臻巩固”。后来，由于上海蒋军5万余人逃到定海，舟山蒋军力量加强，粟裕改令第七兵团暂缓攻击，但仍须积极准备，“于绝对有把握时再行攻占定海”。

第七兵团把解放舟山的任务交给第二十二军，决定首先逐次攻占外围岛屿，然后攻占舟山本岛。从7月8日到10月7日，先后攻克大陆与定海之间的大榭岛、金塘岛和桃花岛，把攻击矛头指向定海的最后屏障登步岛。

舟山岛战事吃紧，蒋介石御驾出征。10月11日，蒋介石带领他的东南军政长官陈诚、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在定海召开陆海空三军将领会议，决定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舟山指挥部，将定海机场扩建为可保障重型轰炸机起落的机场，将海军第一、第五两个舰队和胡琏兵团的第六十七军调到舟山，至少调1个团加强登步岛防守。这样，舟山守敌达到9万人，并有海空军配合作战。

针对这种情况，粟裕等于10月28日电示第七兵团：登步岛战斗，必须充分准备(特别是船只)，集中优势兵力，有把握有重点地实行逐岛攻占，确实掌握敌情、水情、风向、气候的变化，严格检查参战部队的作战部署和各项准备工作，防止领导亡的官僚主义和指挥上的粗枝大叶。在11月1日-上报军委的《定海作战方案》中，再次强调“力戒轻敌骄傲，弱敌当作强敌打。充分的战前准备工作，要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集中兵力、火力，求得一举成功。用足够先头突击部队，打乱敌人防御体系”。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你们戌东(11月1日)电所述定海作战方案。我们认为，你们采取慎重态度，集中优势兵力，事先作充分准备，力戒骄傲轻敌的方针是正确的”。

第七兵团指挥员决定，以1个师发起攻占登步岛之战。11月3日，第一梯队发起攻击，风向突然逆转，船队在风浪中散乱，9个连中只有7个半连1000多人登上登步岛。开始打得很好，以锐不可当的攻势歼灭敌军8个连，控制全岛四分之三的地区。但是，由于风向、潮汐变化，我后续梯队不能及时起渡增援；而敌人却有 4个团上岛增援，并有海军、空军支援。经过两天两夜激战，第七兵团部队杀伤蒋军3200多人，自己也伤亡失踪1488人。蒋军增援源源不断，形势对三野部队不利。师指挥员果断决定撤出战斗。

登步岛战斗失利，毛泽东甚为重视。他于11月14日发电报给粟裕并告陈毅、饶漱石，指示：“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作战的失利，你们须严重注视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2页。

同一天，粟裕连发两电给三野各兵团并报中共中央、华东局，提出以金门、登步两战失利的教训教育部队干部，研究和学习新的作战方法。他指出：“自我大军南进以来，蒋匪整个兵力及政治条件虽已处于绝对劣势，但其防线缩短与垂死挣扎，其抗击力已适当增加。而我们干部却忽视此点，并机械地强调内线作战时及运动战时之争取战机，而忽视对已设防敌人的充分攻击准备，同时亦未意识到目前敌人在海空军方面仍是优势的作战情况”。“加以指导干部主观上之错误，虽有部队之坚定战斗意志亦无法避免损失”。“为此各部应以金门、登步岛之教训深刻教育部队干部，尤其在各高级干部更应深加研究讨论，了解新的情况，研究和学习新的作战方法(对海岛强固设防及有海空军优势的敌人之攻击的作战方法)，勿骄勿躁，充分准备，敌人虽大势已去，我军仍应本以多胜少的原则部署作战，这样才能达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如我能在舟山群岛及沿海各小岛全歼敌人主力，则造成攻占台湾之更有利条件”。同时指出“在我军已占绝对优势的整个形势下，战机之意义已有变更。因此今后机动发起攻击之权限应加以缩小，以收统一之效”。规定要经过三野指挥机关审查批准，才能发起攻击；

此后，粟裕用一个多星期时间，进一步总结金门、登步两战经验教训，分析敌我态势，研究新的战法，11月22日，将他的看法和建议上报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

粟裕认为，蒋介石集团“主力虽将在大陆上最后被歼灭，但似不致轻易放弃沿海诸岛。尤其在金门、登步两战之后，更鼓励了匪军固守的企图，甚至于有继续将台湾兵力增强舟山、金门诸岛之企图。这样，虽然增加了我们攻占舟山、金门诸岛的困难，但如能在这些岛上尽歼匪军，则对将来攻台行动在政治及军事方面均属有利，可以促成台匪之更加动摇与兵力的薄弱。因此，我们提出尽歼沿海诸岛的匪军，以造成攻台的更有利条件”。

粟裕分析敌我双方情况，认为当时尚不具备解放舟山群岛的必要条件。他说：“由于匪军海空军尚占优势，且能直接配合其作战，加以敌匪防线缩短，凭岛屿固守，故适当地增强了他的守备能力。而我们高级干部除犯了轻敌骄傲与急躁的毛病外，还不懂得怎样对有海陆空直接配合而凭岛固守的敌人作战，更不懂得计算海上之潮汐、风雨、气候以及暗礁、沙滩、陷泥、悬崖、峭壁和淡水、咸水等有利条件之选择与配合，仍凭一股大陆作战之勇气，致使自己无用武之地，而陷被动；对敌匪海空军之优势亦欠给以适当力量之压制，因此使我方所准备之船只在敌空军和海军有效的攻击下遭受损失。由于我们没有海空军、尤其是空军的配合，目前渡海作战确有困难”。

根据上述分析判断，粟裕建议：“将对定海作战之时间推迟至明年(1950年)一月或二月，以便充分准备足够之船只”，并集中海军的17至20艘舰艇、空军的数十架飞机和5个高射炮团参加舟山作战，“使攻台部队得到一次最实际的演习”。粟裕还提出，他将于12月初到江浙前线召开一次参战部队高级干部会议，解决对海陆空军直接配合下守备岛屿之敌作战的战术思想等问题。

毛泽东于12月5日电复粟裕，同意将攻击舟山的时间推迟到1950年1月或2月，并要他在开完高干会议后到北京面商攻击舟山群岛的时间和战法。后来，中央军委又决定将解放舟山的时间推迟到1950年春夏，从新建的海军、空军中抽调部分部队配合陆军作战。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粟裕立即组织进行陆海空协同渡海作战的各项准备。除了第七兵团的3个军以外，又增加用于攻台作战的第九兵团3个军，陆军总兵力达到2 个兵团6个军约20万人。海军有华东海军第四舰队的登陆舰19艘。空军有华东空军第四混成旅的战斗机、轰炸机50多架。在华东党政机关的大力支持下，征集到木船2000余艘，并将其中一部分改装成机帆船，可以有把握地一次运载10万人渡海作战。解放舟山之战，已是胜券在握。

果如粟裕所料，蒋介石在金门、登步两战之后错误地估计形势，梦想把舟山经营为日后卷土重来的前进基地，把战斗力最强的第五十二军从台湾调到舟山，又从金门调来第十九军。到1949年年底，舟山守军增加到5个军16个师，连同海军、空军和特种兵部队，总兵力达到12万人。

1950年5月1日，第四野战军部队在南海渡海作战胜利，全部解放海南岛。海南岛的解放，舟山群岛对面解放军声势浩大的战前准备，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舟山群岛的命运。蒋介石部署在舟山的军队有12万，相当于他残余陆军兵力的三分之一，一旦被歼灭，守备台湾就成了问题。为了集中力量固守台湾，蒋介石不得不作出痛苦的也不失为明智的抉择：从舟山撤军。

第三野战军不战而胜，于5月19日解放舟山全岛。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解放舟山的战前准备，不仅迫使蒋介石放弃舟山，消除了国民党军队对长江口的封锁和对沪杭地区的空中威胁，粉碎了蒋介石把舟山经营为反攻基地的阴谋，而且使参战部队经受了一次渡海作战的实战训练，为解放台湾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进军福建到解放舟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粟裕指挥第三野战军部队，不仅解放了福建、浙江的大片国土，控制了1.2万余公里的海防线，并且攻占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以外的华东沿海岛屿，为争取解放战争的全胜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精心组织指导两航起义和上海防空。深谋远虑的华东空军建设方针。

从渡江战役开始，粟裕在组织指挥打仗的同时，还用相当多的精力抓了两航起义、上海防空战和华东空军的建设工作。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开始后，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军委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主任兼上海空军部部长蒋天然，来到第三野战军指挥机关，随即着手筹建上海空军部。

上海空军部属于第三野战军建制，受中央军委和第三野战军双重领导。粟裕事先已经准备好接管国民党在上海和华东的航空事业的计划纲要。他把这个计划纲要交给蒋天然，交代了对国民党航空事业高级技术人员的政策，并且给他配备了行政管理和后勤干部，对他说：接管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两航)的工作，等上海解放后，摸清情况再定。

进入上海以后，接管两航的工作，在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领导下，由粟裕和蒋天然、吴克坚(上海市委情报委员会书记)组织实施。首先进行争取两航起义的工作。

两航约50架飞机和价值50叩多万美元的器材设备以及大部飞行机械人员那时已转移到香港，只有少量航空人员和资金、器材、几架待修的飞机留在上海。可是，上海解放以后，一下子冒出5个航空公司，有些不法分子冒充中共地下人员，硬说他们拥有两航资产，逼迫上海空军部承认他们的公司，无理取闹，纠缠不清，甚至到周恩来副主席那里告状，给接管工作带来意外的困难。面对这种情况，粟裕直接出面向中央军委说明真相，揭穿这些不法之徒的骗局，才排除了这个干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处理两航的政策上又发生了严重分歧。有人指责争取两航起义的政策是错误的，说蒋天然草拟的方案是“右倾方案”。粟裕又亲自去向这些同志解释。他说：我们虽然在两航有一定工作基础，但蒋介石也在极力拉拢两航去台湾，两航人员正处在去台湾还是返上海的十字路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只要走错一步棋，就可能把他们推向敌人一边，那就要犯下严重错误。因此对两航要采取特殊政策，保留原职原薪原机构不动。这是一项敏感的政策，可以立即影响在香港的两航人员，用事实给两航总经理吃定心丸。虽经粟裕一再解释，不同意见的争论仍然很大。陈毅说：“我同意这个计划。有人不同意，但时间不等人，不能再扯皮了。请粟司令将他们的意见一并上报，由中央军委决定。”周恩来副主席复电：“争取两航工作计划，同意粟(裕)蒋(天然)吴

Chapter_19

(克坚)的决定。”再次排除干扰，使争取两航起义的工作按预定计划进行。

在执行过程中，又几经周折，发生矛盾。在给两航人员发薪金时，工作人员误发一半银元。蒋天然将此事报告粟裕，请示如何处理。一位领导干部大发脾气，严厉批评蒋天然违犯财经纪律，要他立即把发出的银元收回。粟裕正好来到，插话说：“这件事由我负责。我视察龙华飞机修理厂时，他们请示民航职工能不能发薪金。我答复马上可以发，原职原薪，但是没有注意交代不发银元，也没有想到他自作主张发了一半银元。已经查明，蒋部长事先不知道。我已经同陈老总研究决定：将办事处主任调离民航，给予批评教育。银元不能退回，这涉及共产党的信誉。我们刚刚与民航打交道，不能朝令夕改，失信于民。”

与此同时，上海空军部接收了四五十名国民党航空工程技术人员。粟裕认为这是建国建军的宝贵人才，几次接见他们，并决定成立华东军区航空处航空工程研究室，组织他们参加修建机场、修理飞机、建立航空站、气象站、雷达站以及编写航空知识教材等工作，有的则到航空教导总队担任教员。不料又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说这些人在未得出审查结论以前不能使用。粟裕当即出面制止这种干扰。他说：“我和陈老总已经报请周副主席批准，对于高级知识分子，只要他爱国，愿意为新中国服务，不反对共产党，就既往不咎，要看他们的现在和将来。我们欢迎他们，信任他们，这就是我们的政策。目前需要的是他们热情工作，而不是等待他们的审查结论。此事分工由我负责，不要干预。”这批工程技术人员得到了妥善安排，其中许多人后来担任研究所所长、大学教授、总工程师，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0月，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听取粟裕和蒋天然关于争取两航起义的汇报，并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中央同意：中国、中央两航公司起义归来后，我们采取原封不动地保留两航机构、资金和财产的政策。允许中国、中央两航公司在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武汉、广州、沈阳、西安、重庆等地开设分公司或营业部。允许他们的总公司设在北京，北京西郊机场划归民航使用。起义时间和飞行安排，按军委批准的上海计划。华北和中南地区由聂(荣臻)老总安排，华东六省二市由粟司令安排”【注】《一代名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201页。。

11月9日，两航全体员工在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率领下起义，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势力，投入祖国人民怀抱。他们的爱国行动顿时轰动世界。毛泽东主席在贺电中指出：“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

蒋天然回忆这一史实，满怀深情地说：在争取两航起义的复杂斗争的各个环节，粟裕表现出令人敬服的领导气魄和政治家风度。

1950年年初，蒋介石在台湾草山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定加紧对上海及沿海城市、港口的空中轰炸，破坏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阻挠解放军解放沿海岛屿，将轰炸的重点置于上海。他们自恃占有海空军优势，扬言：“共产党能攻占上海，但保卫不了上海”。蒋介石穷凶极恶地叫嚣：“要毁掉上海，臭掉上海，叫上海瘫痪!”

当时蒋军还盘踞在舟山群岛。舟山距离上海140公里，只有20分钟空中航程。蒋介石的轰炸机利用定海基地向沿海城市狂轰滥炸。从1949年10月到 1950年2月，对上海市区轰炸26次。其中2月6日一天出动几十架次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轮番轰炸、扫射上海电力公司、水电公司等重要目标，造成大范围停电，人民群众1400多人伤亡，导致不少工厂企业停工，市场物价波动，群众恐慌不安。迅速建立上海及华东沿海的空中防务，保证上海的安全和建设以及解放沿海岛屿战备工作的顺利进行，成为一项急迫的战略任务。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上海防空司令部，组建上海防空军，紧急抽调原拟用于首都防空的两个高射炮团到上海，又聘请苏联一个混合空军防空集团协助，进行上海防空战。上海防空军司令员由陈毅兼任。中共中央决定，粟裕暂时放下南京方面的工作，到上海协助陈毅指挥作战。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政务工作很忙，军事方面的事务主要由粟裕处理。

有些干部存在着盲目轻敌情绪，对中共中央的决定不理解。有人说：“上海有个陈老总还不够，还要把粟司令请来?究竟有多大的事，大惊小怪，制造紧张空气啊!老子小米加步枪打出了天下，一个上海有什么了不起!”针对这些思想，粟裕首先对干部进行新形势新任务的教育。在上海防空军干部会议上，他作了一个论述“五个新”的报告。第一，面对新的情况，采取新的对策。过去我们打了几十年地面战争，现在要同敌人在空中进行轰炸反轰炸的军事斗争，必须使用新的防空手段。第二，新的思想。我们必须改变墨守成规的老皇历，纠正保守思想，具备新的现代化作战思想，才能适应新的情况，走向现代化。第三，新的武器。上海防空战使用的是苏联援助的最新防空设备，必须提高科学知识水平，努力学习，熟练掌握，才能发挥它的有效功能。第四，新的作战方法和新的技术。诸兵种协同对空作战，每一个动作都要经过战术设计、精确计算，因而要求我们研究、学习新的作战方法、新的合同战术。第五，在新的地点上海，打一场新的防空战争。上海不同于野外战场，目前只解放了领土，没有解放领空，只能说解放了一半。没有制空权的大上海，如果遭到敌人空袭是不能生存的。因此，我们要同美蒋争夺制空权，必须打赢这场新的战争。一切和平麻痹思想都是错误的。他的报告，高屋建瓴，深入浅出，摆事实，讲道理，对于解决部队中的思想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粟裕把上海防空战同华东空军建设、国防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处运筹帷幄，小处周密计划，重点具体指导，而且走一步看几步。上海防空军创建初期，他就预见到空军将有更大发展，提出上海防空指挥所和训练大队要同时培养三套指挥人员，为以后的发展作准备。在上海防空战期间，中央军委指示，由第三野战军和华东军区负责组建华东军区空军。粟裕到北京请示周恩来副主席，并与军委空军协商，计划第一批建立5个空军师，第二批组建4个空军师。组建上海防空军和华东空军，进展比较顺利，特别是没有发生干部缺少的困难，这与他早有预见和准备是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粟裕又抽调160个连的部队参加防空基地建设，在上海、南京、浙江、徐州、济南、青岛建成一级机场9个、简易机场1个，还有5个飞行基地、6个场站、1个飞机修理场。其中上海虹桥机场1个月完成1年半的工作量，建成为一级机场，创造了机场建设史上的奇迹。苏联空军中将巴基斯基到现场参观以后感叹：“陈毅就是力量，粟裕就是力量的支柱。”的确是这样，每一个机场都留下了粟裕的足迹，关键的机场建设他亲自指挥，哪里遇到了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有一天，他一夜未睡，天亮才回到住处。陈毅问：“不是分工你睡觉吗?你到哪里去了?”原来他到江边码头去了。那里为机场运输砂石的船只堵塞，他到那里组织指挥，疏通船只。

从1950年2月到5月，历时3个多月的上海防空战，由于新中国空军夺得了部分制空权，又由于舟山的解放端掉了蒋介石的空军基地，而胜利结束。在此期间，我空军共击落了美制蒋机16架，锻炼出了我军第一支空军战斗部队以及王海、张积慧、刘玉堤等一批著名的优秀飞行员，同时完成了华东空军和基地的建设，再次展示了粟裕驾驭全局、掌握未来的战略远见和战略才能。

三、毛泽东主席两次点将，要粟裕担负解放台湾和抗美卫国之战指挥重任。

从解放战争末期到建国初期。随着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战略方向由东南沿海转向东北边疆，主要作战任务由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转变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在这个战略转变过程中，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两次点将，要粟裕担任主要战略方向的指挥员。

毛泽东第一次点将，要粟裕担任解放台湾的指挥重任。

解放台湾之战，早在渡江战役开始以前就开始筹划了。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在一次关于华东任务和人事安排的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确定粟裕担任华东局常委，分管军事。在讨论华东局的管辖范围时，毛泽东提出“还要加上台湾”。他说：这地方很应该注意，有海军、空军及其他军队，有资材，很有生意做。在上海战役过程中，粟裕和张震建议提早入闽，就是与解放台湾联系在一起考虑的。粟裕说：解放上海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沿海岛屿和台湾，进军福建是肃清残敌的问题。1949年6月14日，中央军委在答复粟裕、张震关于第十兵团入闽时间的建议时指示：“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外结合，请着手研究，并以初步意见电告。如果我们长期不能解决台湾问题，则上海及沿海各港是要受很大危害的。”【注】《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520页。6月21日，中共中央又电示华东局、粟裕等：“在你们面前目前几个月内有四件大工作：(一)经营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赣新占城乡广大地区；(二)占领福建及厦门；(三)帮助二野西进；(四)准备占领台湾”【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19页。。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粟裕立即着手进行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密切注视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以及国际形势的发展，着重研究现代战争条件下陆海空三军配合渡海作战的新战法，要来东南沿海10年来水文气象资料，研究潮汐、气候和沿海地形的变化规律及其对渡海作战的影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作战方案和战前准备措施。在这个过程中，他几次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和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请示、汇报。经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以后，一一付诸实施。

粟裕认为，解放台湾之战，将是在当时条件下一场陆海空协同作战。这次作战，以陆军为主，但必须有海空军配合，不仅必须加速我们的海空军建设，而且要使参战部队学习掌握陆海空协同作战的新作战方法。因此要把解放台湾的准备同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结合起来。他提出，要调一些人去搞海空军，每个军的炮兵要增加3 倍，要发动全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针对当时干部中的疑问，粟裕在1950年1月5日的讲话中指出：进军准备重要，还是现代化正规化重要?两者同等重要。因为目前的战争是现代化正规化的战争。同时指出，必须从我国我军的实际出发，“要贯彻陆海空联合作战中以陆军为主的协同思想，不要依赖海空军”。

1950年2月初，粟裕在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华东军事情况的报告，指出：“解放东南沿海诸岛，特别是解放台湾，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是中国战史上从来没有的一个最大的近代化作战的战役”。“近代作战的胜负，除了政治条件而外，也就是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的总决赛，谁在人财物武上占优势，谁就能够取得胜利”。“渡海作战，完全是一个新的问题，是一个近代式的作战，更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武器的供应，需要优良的技术指导。为了彻底消灭残匪，为了减少人民的损失，为了解放全部领土与领海，保障革命已得胜利，使我们全国得以迅速转入和平建设，我们就必须支付这笔不可缺少的战费，否则人民、特别是华东人民就长期得不到安宁”。

1950年5月，粟裕组织华东军区团以上参谋长和参谋学习现代化作战指挥，邀请苏联军事顾问讲课。他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学习现代化作战指挥，要掌握新、速、效、协四个字。新，就是用新的战法来对付敌人，与敌人斗智，使敌人不能找到我们的作战规律。速，就是加强部队的机动性，掌握机械化装备。效，就是充分发挥武器装备的效能，射击要准确，威力要大。协，就是要像乐队一样，统一指挥，协同动作，发挥部队的整体威力。

粟裕还把上海防空战、解放舟山之战、剿匪作战同解放台湾之战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创造解放台湾的有利条件。在上海防空战中，筹建华东空军，修建沿海空军基地。把解放舟山之战作为陆海空协同作战的实战演习，抽调准备用于攻台作战的第九兵团和部分海空军参加解放舟山之战。通过沿海地区的剿匪作战，为解放台湾创造巩固的后方。

中共中央军委曾经设想，华东海军北移青岛，并由军委直接指挥。粟裕从解放台湾作战的需要出发，于1949年7月30日午时向中央军委建议，华东海军暂缓北开，以便参加对台作战部队的联合演习。中共中央军委8月2日复电：“同意粟裕陷午(即30日午时)电意见，张爱萍海军系统暂时不迁青岛，并仍归华东系统即归粟裕指挥”。同时指出：“你们积极准备攻台湾是正确的”。【注】《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41页。至于攻占时间暂不确定，“必须推迟到我方空海两军(特别是空军)条件充分具备之时”。在粟裕领导下，华东海军第一、第二两个大队于1949年11月成立，是为新中国海军第一支战斗部队。粟裕又向华东局建议，将在上海接收的登陆舰艇和招商局的一批船只交给海军使用，并拨出经费专供海军修造船舰，以增强海军力量，为对台作战作准备。

粟裕还以很大精力抓空军建设和参战训练。1950年2月上旬，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连发两电：一电给粟裕，询问起义过来的伞兵第三团情况，并指示：“这批伞兵盼加强对他们的政治训练，我们需要以这批伞兵作基础训练一个伞兵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一电给刘少奇，“同意粟裕调四个师演习海战”。

由此可见，从毛泽东到粟裕所设计的解放台湾之战，都是在当时国情条件下的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而且是在做好充分准备有绝对把握时才发起战役，与失利的金门之战决然不同。几十年后，有人断言：“50年代初，在我海、空军正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要仅仅靠木帆船横渡台湾海峡，解放台湾，现在看来，恐怕是会吃比攻打金门失利更大的苦头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粟裕密切注视台湾敌军及其幕后支持者的动向，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解放台湾的作战部署。

上海解放以后，三野部队担负着进军福建、解放华东沿海岛屿和新区剿匪的繁重任务，仍准备抽调8个军用于攻台作战，而以第九兵团3个军作为第一梯队，立即投入战前准备。金门、登步两战失利以后，蒋介石错误地判断形势，抽调台湾兵力加强舟山、金门诸岛防守，同时乞求外援，准备招募外籍雇佣军固守台湾。粟裕立即向中央军委报告敌情变化和我方对策。他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目前台湾守军约7个军20万人，估计其战斗部队为十三四万人，如果把雇佣军估计在内，“则台湾蒋军战力应以二十万人计算”。因此，“三野原拟以八个军参战已属不够”，“对台作战必须三野全部参加，加上后勤人员及特种部队共约五十万人”，并建议“请四野以一个军移驻苏州，请华北一个军移驻山东，以策应海防”。这是对原定作战部署的第一次较大修改。

第二次较大修改，在海南、舟山二岛解放以后。海南岛守军7万人逃往台湾，舟山群岛守军12万也撤到台湾，使台湾守军增加了1倍，达到40万人。针对这一变化，粟裕对攻台作战部署再次作较大修改，决定将第九、第七两个兵团作为第一梯队，三野其余各军作为第二梯队，约5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30万至38万人。敌我力量对比，我方还不算优势。他向中央军委建议，为使攻台作战有把握取胜，“如能从其他野战军抽出三至四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则更好”。他认为，大兵团渡海作战，仅靠海军船舰运输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解决大量陆军“过得去”的问题。攻台部队以50万人计算，每人所占面积约0.6平方米，加上所带武器装备和物资约13.54万吨，共需千吨以上的船只575艘。第一梯队如以6万人计算，共需登陆艇2000艘，而当时征集到的渡船不足第一梯队需要量的一半。因此，粟裕建议由中央“统筹建造大量渡海运输舰艇，并将我国现有的华东、华南、华北(包括东北)之船只分别编为三个运输舰队”，用于渡海作战。在建国初期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这些准备短期内是难以完成的。因此建议“攻台作战如无绝对把握，不仅不应轻易发起，而且宁愿再推迟一些时间”。

1950年6月上旬，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准备情况和作战方案。他认为，由于参战部队不仅包括第三野战军全部，还有其他野战军4个军参加，已经成为全国全军的重大战略行动，对太平洋和东南亚局势将发生重大影响，建议中共中央派刘伯承或林彪主持台湾战役，他作为华东军区领导人全力协助。出于对粟裕的信任，毛泽东主席宣布，解放台湾之战仍由粟裕指挥。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悍然出兵侵略朝鲜，并派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企图以武力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将主要战略方向由东南转到东北。

1950年7月7日和10日，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周恩来总理先后两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与我国国防问题。会议决定，抽调战略预备队4个军以及配属的炮兵、空军等部队共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其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委，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后来，毛泽东又派陈毅向粟裕传达，明确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任务。

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二次点将，首先考虑把抗美援朝的重任交给粟裕。

这时粟裕身体状况不好，高血压、肠胃病、美尼尔氏综合症时常折磨着他。但是，解放台湾和华东方面的军事重担在肩，仍然坚持工作。得知中共中央的决定，他认为这是党中央对自己的信任，义不容辞，理应勇挑重担。又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恐怕顶不下来，要误大事。因此，向毛泽东主席提出，是不是可以考虑另外的同志。他说：接受了这个任务，如果指挥不当，下面就难以指挥了，是要误事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粟裕去。

粟裕立即着手进行担负新任务的准备，要华东军区司令部选配指挥作战的参谋、通信班子，要华东空军的蒋天然调查研究侵朝美军空军的飞机数量和作战能力，并向中央军委建议增调原准备用于攻台作战的三野第九兵团参战。他说：“如果毛主席一定要我去，我就不能推辞了，我还是要去。”

不料他的病情日益加重，不仅难以坚持工作，甚至不能左右环视，吃饭时要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不得不向毛泽东主席请假治疗，力求尽快康复。7月14日，经中央军委、华东局批准，到青岛疗养。半个月后，病情仍未见好，他心急如焚。8月1日，特地托到青岛的罗瑞卿带信给毛泽东主席，报告自己的病情和心情。

毛泽东看到粟裕的信，立即复信如下：

粟裕同志：

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

问好!

毛泽东

八月八日

1983年4月，粟裕将这封保存多年的毛泽东来信送给中央文献研究室时，亲笔作了如下说明：“这是1950年我在青岛休养时向主席写信报告我的病情后主席给我的回信。信中所指新任务是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因我的病经久未愈，后来改由彭德怀去担任了。”

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同时，与苏联协商，安排粟裕到莫斯科继续治疗。

1950年11月2日，粟裕抱病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军区高级干部会议，并在会上讲话，就抗美援朝的军事战略(主战场与次战场、突击方向与牵制方向、持久战与速决战)、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及如何认识和对付原子弹等问题，提出了深思熟虑的意见。他说：“承中央和华东局关心，允许我到外边休息，但我感到不安，因为时局很紧张，任务很紧迫。只有等休养好了，再回来同大家一道工作。”

四、以沧海一粟自况，以普通一兵自律。

1949年9月和10月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取得基本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粟裕积极参与了开国建国的一系列重要活动。他作为第三野战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出席了9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刘伯承称赞“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人民日报》记者称他为“常胜将军”。9月30日，参加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国大典。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委员会议上，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还陪同毛泽东、朱德会见和宴请民主人士、起义将领。

这时，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开始了人民中国建设的新纪元。3年以前，当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同时存在，内战尚未全面展开的时候，粟裕曾经预言：这场战争可能一直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新中国。现在，这一预言已经变成现实。在这场斗争中，人民一定胜利，蒋介石一定失败，这是由战争的性质决定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趋势。但是，胜利如此之大，来得如此之快，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不能不归功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以及全军全国人民的集体奋斗。在战争进程中，在战略决策的各个关键时刻，粟裕都提出了关系全局的重要建议，并以出色的战役指挥保证中央军委战略意图的胜利实现，对于缩短战争进程，夺取全国胜利，对于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解放战争的胜利，执政党的地位，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战功卓著的领导干部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面对接踵而来的信任、荣誉和职权，粟裕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始终以沧海一粟自况，以普通一兵自律。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之所以能对革命作出点贡献，是毛主席、中央军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各野战军配合的结果，是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的结果，我个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注】《一代名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533页。

在即将进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前，粟裕就针对干部中正在滋长的居功骄傲、贪图享乐的不良倾向，反复告诫大家：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能动摇，防止腐化思想和私有观念的增长。进入上海以后，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干部大会上，再次敲响拒腐防变的警钟。

粟裕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不能骄傲。正如毛主席所说，还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今后的任务更伟大更艰巨，我们不能满足现状，松懈斗志。翻开历史看一看，李闯王进北京，腐化了，堕落了；国民党最初是革命的，后来进入大城市，也腐化了，堕落了。我们革命为了谁?为广大人民。上海 600万人，至少有550万生活是不好的，不要只看少数坐汽车的人。现在“武戏”已经演过了，人民要看“文戏”。“文戏”是什么?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思想文化斗争。胜利以后，有些同志产生了享乐观念，以为敌人已经消灭了，就可以享福了，而没有看到还有没有被消灭的敌人，敌人还会采取各种形式同我们作斗争。公开的敌人拿着枪杆子，我们一个普通战士就可以看出来，把他消灭；而对付隐蔽的敌人，则必须有清醒的头脑。上海是个大熔炉，也是个大染缸。我们要立场坚定，在这里锻炼成钢，而不要跌到污水坑里去。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讲话恰似一声警钟，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粟裕代表第三野战军指战员庄严地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永远属于人民的，是人民自己的子弟兵，人民利益的保卫者和人民祖国的捍卫者”。“我们深刻体验：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之后，人民生产尚未完全恢复，人民生活尚未改善，国家建设百业待举，经费开支浩繁。我们当想尽办法，克服困难，以维持最低生活为满足，并以‘多贡献少享受’为我们革命军人的无上光荣”。他的发言体现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在与会代表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1949年10月24日，粟裕由北京回到南京的第二天，在南京干部大会上作《新形势下的各种转变》的报告，指出：“中国人民已经胜利，但还要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争取建设工作的胜利，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工作方式上来一个转变”。“干部从旧的工作岗位转到新的工作岗位，要虚心学习，从头学起，不要计较地位，不安心。因为干部少，干部要多才多艺，适当保持‘万金油’。将来干部多了，要提倡专、精，做专家。安心不安心工作，要以这一工作是否对革命有利为原则”。

言行一致，以身作则，要求大家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这是粟裕的一贯作风。

1949年7月，粟裕率领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从上海转移到南京，兼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和南京市市长。为了便于工作，组织决定，为担任地方党政职务的同志每人做一套便衣。后勤部门提出，粟裕同志作为一市之长，应该做一套毛料服装。

粟裕一听就不赞成，说：“不行!为什么要毛料的呢?做套布的不行吗?刚进城就讲究穿着不好嘛，要脱离群众的!人民群众不是看我这个市长穿得好不好，而是看我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是不是为他们服务。”

后勤部门按照粟裕的意见，给他做了一套蓝灰色卡其布中山装。他就穿着这套衣服同南京人民见面了。以后，无论是到市委、市政府办公，还是到工厂、学校、商店调查，他都脱下军装，换上这套便服。后来，粟裕调到中央军委任副总参谋长，把这套衣服从南京穿到北京，直到变成灰白色，还舍不得丢掉。

当时还发给他一双军用短靴。他很喜爱，笑着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部队要现代化了，着装也应该改进，体现出军人的威严。穿靴子有好处，一是精神，二是保护脚踝。”他白天穿着这双靴子办公，晚上自己动手把它擦拭干净。10多年过去了，这双皮靴换了两次底，裂开的靴面缝补了好几块，松紧口也坏了好几次，而靴子仍然是干干净净的。部队换发服装时，秘书想给他换双新的，粟裕不肯，说：“还好嘛，换什么?”秘书说：“首长，你干嘛这样节省?”粟裕笑笑说：“你这个小鬼!我要穿得衣冠楚楚，干部、战士就会敬而远之的。何况节俭是劳动人民的本色。”

粟裕是华东局常务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局设在上海，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也常住上海。为了开会和商谈工作，粟裕经常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按照规定，他是可以乘坐公务车厢的。可是他从不这样做，有时连软席车厢也不坐，而与随员一起坐到硬席车厢里，利用一切机会接近人民群众。随员知道，江浙一带许多人认识粟裕，很为首长的安全担心。粟裕对他说：“没关系。这也是体验生活，联系群众，在硬座车厢里可以听到人民群众的声音。”

1950年7月，粟裕在青岛疗养时，青岛警备区司令员赵一萍等同志在一天中午去看望粟裕，身边工作人员考虑到粟裕正在休息婉言谢绝了。粟裕得知后，严厉批评说：“我休息，他们工作，人家来看我，一定有事。”要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向赵一萍等同志道歉，邀请他们来谈，后来又应邀参观了他们的炮台和军舰。

1951年，中央军委决定粟裕到北京担任副总参谋长。粟裕一家搬到北京。他在南京的住所原来是国民党一个高级官员的别墅，室内外设备齐全。离开南京时，工作人员想把他平时休息时使用的弹子球台带到北京。粟裕发现后，特别嘱咐负责搬家的同志：“一定要按规定办，除了我们自身的东西，公家的东西一律不准带。”

一尘不染出秦淮，

两袖清风上北京。

唯大英雄能本色，

是真公仆自廉明。

每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用一步一个脚印的实践，而不是华丽动听的词藻。粟裕用他的实践证明，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出生人死，叱咤风云，一派“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气概；解放战争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居六朝金粉之地，一尘不染，两袖清风，以沧海一粟、普通一兵自律，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本色不改，表现了共产党人的纯洁党性和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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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进入统帅部任副总参谋长

一、毛主席亲自点将。周恩来、朱德登门传达中共中央命令。就任副总参谋长。

1950年12月，粟裕赴苏联检查治疗疾病。多年的戎马生涯，紧张的作战指挥，加上战争中先后6次负伤，颅内、体内留有弹片、弹头，粟裕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经常头晕头痛，解放战争结束时头痛已发展到十分剧烈的程度。为了能早日恢复他的健康，中共中央决定粟裕去苏联治疗。他在夫人楚青陪同下到达莫斯科，经1个月的初步检查，诊断为长期过度紧张疲劳及受伤次数较多，且有2次伤及脑神经，需较长期治疗休养。去高加索进行2个月物理治疗后，脑功能有不少恢复，即返回莫斯科，旋又发作严重腹痛，这也是他在战争年代多次发作的病痛。经检查认为是慢性阑尾炎，决定手术。开刀后发现并非阑尾炎，而是整个肠子错位，且互相扭结，有的地方已阻塞得很细。手术进行了近6个小时，把肠子恢复到基本正常的位置。医生判断这是战争中翻滚、摔打、跌撞过重、过频造成的严重内部伤害。腹部手术后脑神经毛病又复发，经一段治疗有较大进步，肠胃也比过去好得多。赴苏联检查和治疗初步达到了预期目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新课题一直萦绕在粟裕心中。为了解苏军现代化建设的状况以作我军建设之借鉴，他在治疗期间抽空参观了莫斯科周围的坦克、炮兵等特种兵院校。1951年5月，徐向前总参谋长率中国政府兵工代表团赴苏商谈购买武器和我国兵工厂建设问题，粟裕与徐向前一起，又参观了苏军的一些院校和军事工厂。8月，粟裕身体基本痊愈，9月，从苏联回国，在北京稍事休息。

一天，周恩来和朱德一起来看望粟裕。简短的相互问候之后，周恩来对粟裕说：“中央决定，调你到总参谋部工作，中央让我们俩来同你谈谈，向你传达中央的这个命令，希望你能尽快到职。”粟裕听后大感意外。

从国外回来后，粟裕也想到过下一步工作的事。他认为国家正面临由战争向建设的重大转变。军队的任务也正经历着历史性的转变。在这个过渡时期，他希望能够有一个机会，系统地总结整理一下过去战争的经验，并探索、研究未来战争问题，这就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工作环境，最好是部队或学校，就是没有想到过到总部工作。听了周恩来和朱德传达中央命令，他便恳切地推辞说：“我水平很有限，总部的工作恐难胜任，是否考虑别的同志为好?我到下面抓抓部队工作或搞学校工作都可以。”周恩来、朱德说：“你来总部工作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认为你来工作是合适的，你还是服从决定吧厂粟裕只好说：“既然组织决定了，我服从组织决定就是了。”

10月1日上午粟裕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阅兵典礼，晚上又去城楼观看广场上空的焰火。毛泽东与他亲切交谈。

关于粟裕是不是少数民族，是不是苗族这个问题，毛泽东就是在这次交谈中间及的。

国庆节以后，粟裕返回南京，向华东军区和南京市领导作工作交代，同时向军区机关干部及正在召开的华东军区暨三野第一届英模代表大会作了多次国内外形势报告。11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粟裕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为第一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仍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打电话给粟裕，传达毛主席指示，催他尽快到京上任。粟裕略事准备，即于12月9日离开南京，11日到达北京，次日即向中央军委报到，就任副总参谋长。

粟裕的右臂战争年代负过伤，子弹头一直留在臂内，也许是太劳累的原因，刚上班几天旧伤突然复发，疼痛难忍，不得不住院手术，取出了残留的子弹。粟裕人在医院心挂念着统帅部的工作，1952年元旦刚过，1月2日就急着出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随即下达通知：“粟副总长已到部开始办公。”

自从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后，我国军事建设的客观情况发生了基本的变化，进入了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粟裕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重要时刻进入统帅部工作，而粟裕参加军队二十多年，一直在第一线作战，从未在统帅部工作过，这无疑加大了工作的难度。但面对党中央的信任和托付，他勇敢地担起了历史的重担，在指导全军作战及建设的岗位上，他的军事才能闪耀出了新的光辉。

二、以主要力量抓大事、抓战略性问题。毛泽东说：粟裕能比较好地看出问题。

从战区来到中央，从野战军进入统帅部，领导工作应该如何开展，粟裕认真地思考着、比较着。粟裕到任以后，分工管作战、训练及海军、空军和陆军各特种兵。

情况明才能决心大。粟裕把领导工作的重心，首先放在了解总部机关的情况上。解放初期的总参谋部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总参二级部和总部各单位住地很分散。他每天到各单位去直接听取汇报。他给随身秘书交代：“你们是秘书，不是收发和传达。接到情况报告和收到文件要做些调查研究，提出你们的见解，你们的意见被我采纳了，就是我的意见，如果出了问题就是我的问题。现在首要的是先了解情况。”

这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国内肃清国民党军残匪和解放沿海岛屿的作战尚未结束，军队已开始精简整编和加强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工作千头万绪。粟裕经过全面了解情况和认真思考，认为总参谋部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统帅全军的办事机构，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应以主要力量抓大事，抓战略性问题，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当好参谋，并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做好军队作战和建设的组织协调工作。

那么，什么是当前军事工作的大事和战略性的问题呢?

粟裕感到，现代化、正规化和诸兵种合成军队建设，军队体制和定额，条令和规章制度的制订，等等，这些无疑都是需要急办的事，但由于种种因素，当前在军事建设上和作战准备上，还存在较严重的分散主义和步调不一致的问题，国防建设的重点也不明确，一些重大问题尚待确定。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必须首先明确总的战略方针，明确统一的作战和建军计划。不解决方针和计划，难以从总体上协调和合理地安排作战、建军的一系列问题。

他把这些想法，先后和各军兵种领导同志交谈，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都同意他的看法。他又把这些想法当面向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和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周恩来支持他的看法。毛泽东也向他表示：“应有个作战计划。”

与此同时，粟裕建议加强总参作战部的领导力量，中央军委决定调张震来当作战部长。

1952年春，国家着手制订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责成粟裕参加制订计划的工作，以制订相应的军队建设五年计划。粟裕认为拟制军队建设计划，必须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首先确定国家总的战略方针，如假定作战对象、防御方向、建设重点等，才能使制订计划有所依据。为此，他于1952年4月4日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呈送了建议首先确定国家整个战略方针的书面报告。报告说：“我们的海军、空军与各特种兵都有了3年或5年的建设计划，陆军也有了全盘的整编与装备计划，但以上计划还只是各兵种、部门各自的单个的计划，而未能全盘配合起来，以至发生一些紊乱现象与不应有的浪费，甚至相互发生矛盾或脱节的现象。”粟裕在报告中举例说，如要塞的建筑，设于“与整个战略无关重要的地点”，基地的建设“未能很好照顾到基地在国防上的意义与价值”等等。同时“对国防建设经费开支主要方面是什么?次要方面是什么?目前尚未订出一定比例，以致各兵种都认为自己系统的建设重要，都希望多得经费，而未能照顾到整个国防建设的需要与其重点所在以及将来是否适用”。“总之，在大陆业已全部解放，全国完全打成一片的今天，大规模工业建设行将开始，为了应付敌人侵袭，更有力地保卫国防与国家建设的安全，军队系统中的这些各搞各的紊乱现象应该停止”。为使军委各部门的建设计划“有机结合起来”，使“整个建军计划与整个国家建设计划密切的配合起来”，“必须首先确定我们国家的整个战略方针”，包括假定作战对象及其可能进袭方向和我们的建设重点等等，以制订我们的国防建设计划和作战腹案。

这是粟裕到总部后提出的第一个很有见地的建议，引起了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重视。4月5日周恩来作了批示：“上星期六，粟裕同志来和我谈了这些问题。我告他本来拟在‘三反’后请林(彪)来主持谈谈这类国防问题，然后提中央讨论。现在林病尚未好，拟乘刘伯承来京时期，约集少数军委同志先座谈一下这类问题，归纳出几个具体意见，再提中央讨论”。后来中央军委约少数同志进行座谈，归纳出几点意见上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又进行讨论，明确了亟需确定的战略性问题。

粟裕到总部半年多时间，就建军、作战、教育训练等方面问题，先后上送了七八个有分量的报告，均得到中央领导肯定，毛泽东认为粟裕反映的情况和看出的问题“好得多”(1952年7月26日毛泽东在粟裕报告上的批示)。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5月27日，粟裕给各总部、各军兵种正式签发通知： “为重新制订全军之国防建设五年计划，请即拟订你们的国防建设五年计划及逐年实现之计划大纲。定于5月30日上午9时在居仁堂开会，统一审核，并订出整个的国防建设五年计划大纲”。在5月30日前后，粟裕参加了各军兵种、各部门五年建设计划的汇报会，结合未来作战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指出各军兵种现在的弱点、未来战争中应达到的要求及建设的重点等等。他和彭德怀、聂荣臻一起听取海、空军和特种兵关于五年建设计划的汇报后，强调要重视空军后备力量的建设问题。他说，陆军步兵后备力量有民兵，装甲兵和炮兵有拖拉机手。海军虽困难，还有民用商船可以培养海员。空军就比较困难，尤其空勤最困难，飞行员是大事。因此，航空学校要增加，先增加预科总队。选调飞行员全国部队要普遍查体、登记。各大城市要组织工人、学生参加航空俱乐部，培养航空后备力量。

1952年6月24日，聂荣臻和粟裕联名向毛泽东主席上报了经过综合平衡的全军《军事建设五年建设计划初稿》。初稿提出五年内达到完成必要的作战准备和全军建设、军兵种建设的重点和要求，并就敌情估计、国防部署等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毛泽东于1952年7月18日对这个计划作了批示：“聂粟所拟军事五年计划及附件已阅过，基本同意，可即照此部署，请彭主持”。彭德怀于7月19日正式在军委主持日常工作。

这是建国初期第一个由中央军委审定的军队建设的全面计划，它成为指导这一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依据。

为落实《军事建设五年建设计划》的装备与技术方面的有关事项，1952年8月17日至9月24日，粟裕参加了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苏联访问。粟裕负责与苏联有关部门商谈《军事建设五年建设计划》中需请苏方帮助解决的技术、装备等方面的问题。由于粟裕的努力，计划中关于主要技术、装备的要求，都得到了由苏方提供的保证。

1952年夏，粟裕还主持了胶东半岛地区设防问题的研究。研究前他先派视察组和测绘队到现地视察和勘测，然后召集有关单位及苏联专家研究了数次。研究到构筑工事的要求时粟裕说，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已使武器装备有了极大变化，在敌人拥有海、空优势的情况下，我们要辩证地处理好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关系。阵地的构筑应以坑道为主，结合一部分掘开式的掩盖工事，同时要重视工事的隐蔽、伪装和绿化。参加会议的部分苏联专家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他们主张海岸炮要构筑暴露阵地，能打360度。并且坚持非要我们接受他们的意见不可。粟裕严肃地对顾问说：“我们的飞机没有你们多，海岸炮没有掩蔽阵地，如果给敌人打掉了，360度连一度都不度!”粟裕不惟外国专家的意见是从，坚持从国家实际情况出发的态度，受到了与会不少同志的称赞。

8月9日，粟裕向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上报了关于胶东半岛地区设防问题的报告。报告共分4个部分：一、关于重点设防方针问题；二、关于工事构筑的要求；三、关于胶东半岛修建国防工事的组织领导问题；四、准备工作。在关于重点设防的方针中，粟裕建议“首先以××××为重点，争取在1954年夏、秋季完成该区的国防工事建设”。“争取在两三年内完成山东半岛有计划、有步骤的国防建设计划”。在关于工事构筑的要求中，粟裕认为，根据朝鲜战争的经验，“敌人在海、空军方面还占有相当优势的条件下，我们的海岸炮兵工事，必须要能坚固持久的抗御敌人巨型炸弹和巨型舰炮的轰击；步兵的工事能抗御××加农炮的轰击和发扬我火炮的威力两者并重。因此，在工事的建筑上，应采取以坑道为主结合一部掘开式的掩盖工事。但目前对于这一问题即有两种不同的见解”。然后粟裕将部分苏联专家主张的“建设露天阵地使射界能达360度”的意见，和大多数同志主张“以坑道为主，结合掘开式的掩盖工事”的意见，进行了介绍，并认为：“海岸炮兵露天阵地建设对于发扬火力有其优点，但在我还不能握有制空权和制悔权时，这种工事容易被敌空军海军所摧毁，不能持久易失效能”。“而坑道工事虽易受炮音震撼和瓦斯的影响，这些技术问题可以用通风、避音、散音等设备来解决。至于坑道工事建筑虽较困难，但其主要优点为坚固性大，可以持久的控制一定的航路(水道)，对敌舰进行战斗”。粟裕最后表示：“我们意见，似以后者为好。这一问题请决定，便于由工司与专家和有关部门进行作业图案的设计”。

8月11日，毛泽东对粟裕的上述报告作了批示：“构筑国防工事的两种不同意见，我倾向于同意粟裕等人的意见”。这就解决了当时国防工程建设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使我国后来的国防工程建设走上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道路。

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中央军委召开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对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行了总体规划和部署。在会议筹备过程中，粟裕对将在会议上作的军委报告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积极参与了意见。这次会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低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的转换时期，起了统一思想的作用，对指导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具有深远意义。

1952年12月2日粟裕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三、建设一支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军队。从解决建设方针、建设重点抓起。

建设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粟裕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在第一线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时候，一直期望有朝一日将我军建成为一支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军队。南京一解放，粟裕就很有远见地给司令部交代：“司令部要有管空军、海军的部门，哪怕是一个股也好。”他指示将林遵起义的国民党江防舰队改为人民解放军海军，并以此充实了刚刚建立的华东海军。粟裕到总参谋部工作后，分管海、空军和陆军特种兵的建设，正是实现他多年愿望的绝好机会。他亲自到下面调查了解各军兵种的情况。1952年4月12日，粟裕陪同朱德副主席视察了位于北京长辛店的第一战车学校，接见了全体教员和学员。为加强对军兵种部队建设的管理和领导，在他建议下，总参作战部设立了特种兵处，调了一批有军兵种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的干部来工作。那时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很多，有一段时间他每周都要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军兵种的有关情况，使各军兵种的建设迅速走上了轨道。

粟裕深深感到，人民解放军建设现代化的诸军兵种合成军队，首先要解决的应该是这样一些问题，即：采取什么样的方针?重点是什么?使我军能够在现有条件下快速建设起自己的现代化合成军队。为此他深入各军兵种了解情况，与各军兵种领导同志广泛交换意见。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经济实力还弱，战争仍在继续，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武器装备，以适应军队作战和建设之需要。但粟裕从实际工作中体会到，我们不能长期依赖外国，必须及早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否则势必影响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建设的顺利发展。以空军为例，如果仅仅依靠向外国订购飞机，外国不但会在数量、时限、零备件以及配套的装备等方面限制我们，大修时还要“回娘家”，付出一大笔修理费，长此下去，绝非良策。

1952年7月20日，粟裕给毛泽东主席写报告，对建设航空工业与空军建设提出具体意见。

报告分析了一旦战争爆发可能出现的情况和空军的任务之后说：“我国空军建立不久，且工业尚未发达。但应加强我们的空军力量，否则我们虽有强大的陆军及其无比强大的后备力量，也难以发挥其强大的作战能力，更难确保我国工业建设的安全”。

报告列举确凿的事实说：我空军现有各种飞机因缺乏备份零件无法修理而停飞者已占相当一部分。而1952年国外订货，除飞机一项已得对方复电，但未能满足我原订数字外，其他各种飞机备份零件对方全部未作答复。为此，粟裕在报告中直抒己见：“建议军委对建设航空工业的方针，迅速作明确的决定”。“不论朝鲜何时停战，似以早下决心为宜”。“我如不以大力建设航空工业，则自造飞机固无法解决，即目前教练机与备份零件之来源亦大成问题，且现有各部队飞机亦将逐渐停飞……如今后数年内战争再起，我国亦将等于没有飞机。”

报告还谈到了建设空军后备力量问题，认为“我国建设航空工业之困难虽多，在我主观努力及友方援助下仍可克服解决。但飞行员不能像飞机一样日夜三班用机器大量制造，故飞行员之培养更属重要”，“需下大本钱，才能适应今后需要”。

报告最后说：“基于上述种种原因，经再三考虑，为增强空军后备力量，似应多办几个航校(至少须于1953、1954年各增加3个航校)，并以大力进行航空工业之建设，以解决飞机生产与目前迫待解决之飞机修理与备件制造问题”。“建议全国各大城市建立航空俱乐部，展开群众性航空滑翔与跳伞运动，借资帮助空军培养后备力量”。

这个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完全同意粟裕的建议，次日(7月21日)就作了批示：“我意可以照办。请彭(德怀)以电话与周总理一商。”彭德怀与周恩来商量后于7月23日批示：“照所拟办理”。空军建设上的重大问题就这样顺利解决了。

粟裕又转过身来抓落实，一件一件实施经中央军委批准的报告中的各项内容。

1952年8月3日，北京西郊机场，一场精彩的航空表演正在进行。粟裕亲临观看。这场航空表演是粟裕提议并报请军委领导批准举行的，目的就是贯彻培养空军后备力量的决策精神，鼓励部队和社会青年进行体育锻炼，提高对航空的兴趣。表演非常精彩，非常成功，军民争相观看，一睹为快。没有能够看到的纷纷写信给有关部门，要求再举行一次。粟裕从群众的情绪中看到了空军建设的大好形势和美好前景，心中十分高兴，并决定在8月10日再举行一次表演，满足群众的要求。这两次航空表演对提高群众对航空的兴趣起了很大作用，许多青少年从这里激发起爱国热情，献身空军，实现报国之志。

经过一段时间探索、研究和实践，粟裕对合成军队建设的重点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1954年6月25日，粟裕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提出加强空军为主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

他在报告中说：“鉴于我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投资于重工业，不可能抽出大量经费用于国防建设，根据目前国际形势，三五年内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虽不大，但为预防战争一旦发生，有备无患，应以有限之军费用于最迫切需要的方面。我国陆军已有相当基础，但海空军尚年青，今后应主要加强海空军为主。而最近10年或10余年内尤以加强空军为主”。

为了实现加强空军建设的思想，粟裕积极为之创造条件。一天，他召开会议，研究各特种兵年度的经费分配。各军兵种都想为自己部队的建设争取多得到些经费。粟裕边听边记。大家讲完后，他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平和但又坚定地说：“各位同志的发言不无道理，大家急于把部队建设好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把大家所提出的数字加在一起，几乎超过这次分配总额的一倍。我们的国家刚刚建立，经济力量比较薄弱。现在是僧多粥少，又正在进行抗美援朝作战。请同志们不要见怪，常言说得好：钱要用在点子上，钢要用在刀刃上。必须保证重点，没有重点则一事无成。所以请大家腾出些钱来，相对地集中用于空军建设，这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也是对空军的支援。空军搞好了，也会支援你们的。作为一得之见，请大家考虑。”粟裕一席话，把到会同志说得心悦诚服。海军肖劲光司令员首先主动削减自己报的数字，接着大家纷纷提出了较大的削减数字。散会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对粟裕说：“粟副总长，您支持了我们空军建设!”粟裕说：“这是大家的支持。空军建设应该是重点，必须保证。请你们精打细算，千万不要浪费”【注】《一代名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517、518页。。

在中央军委的重视和关怀下，至1954年初，空军航空兵共组建了28个师70个团，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形成了包括歼击、强击、轰炸、侦察、运输航空兵的空中力量。建立航校13所，培养训练飞行员近6000名。并且初步建设了自己的航空工业，1954年8月，试制成功我国第一架国产飞机。

关于海军建设，粟裕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的建设道路。1952年粟裕参加海军军事、文化教育会议，全面阐述他的观点和看法。他说：“为了保卫祖国，保卫东方与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巩固海防，只有巩固海防才能巩固国防，没有海防就没有国防。因此，加强我们的海军建设，使之成为一支坚强的海上力量，是万分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建设现代化的海军，依靠于重工业的发展。在我国重工业刚刚开始建设的今天，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设起强大的海军是不可能的”。他形象地比喻说：“在建设海军上，我们是刚进幼稚园，一下子就想进大学是不可能的，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和步骤。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脱离现实条件而过急地要求，结果是会悲观失望的”。

海军建设应遵循什么样的路子呢?粟裕在一次会议上根据国家的经济、工业、技术情况指出，当前的海军建设，“采取先艇后舰的办法，先装配后建造”。从1954年起，中国造船厂开始利用从苏联购买的材料、设备与技术资料进行装配、制造舰艇的生产。粟裕考虑到建造海军舰艇的有些工厂，从开始设计到全面生产需时颇久，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抽出一部分经费，安排了高速、中速柴油机厂的建设及透平机厂的设计等，使海军建设走上了扎实而又较快速的发展道路。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说：海军建设得到较快发展，是粟裕同志帮助和支持的结果。

至1955年，海军共拥有各种舰艇14.1万吨。各种飞机500余架。

陆军各特种兵的建设，粟裕尤其重视炮兵和装甲兵的发展。粟裕分析我国交通地形条件和炮兵数量不足的情况，率先提出建立由军委直接指挥的战略炮兵。到 1954年战略炮兵已初具规模。他根据我国淮河以北可以大量使用坦克的地理条件，提出要重视装甲兵建设，把装甲兵培养成有突击力量的兵种。他于1954年 6月提出：根据未来战争需要与我军建设趋势，须组建若干机械化师(坦克与摩托化步兵、炮兵混合编成)。装甲兵至1954年已建成3个坦克师另6个独立坦克团及40多个步兵师属坦克团。

粟裕负责领导的特种兵建设迅速发展，使人民解放军在1953年就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1954年合成军队的建设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与此同时，总参谋部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精简整编部队的要求，大幅度压缩步兵和机关员额，到1953年底，全军减少员额160万，其中主要是陆军步兵部队，而各特种兵的人数则有所增加，在全军中所占比例明显上升，其中陆军特种兵在陆军中所占比例达到15％以上，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四、建军先建校。整编整顿已有军校，筹划建设新院校。

粟裕到总参谋部工作不久，就在一个报告中提出：要建设完全统一的现代化国防军，必须从培养干部做起。他说：只有勇而无谋不能成为将才。现代战争要求各级指挥员不仅有勇，还要有谋，谋要有各方面的知识，其办法首要的是办好学校。

粟裕在战争年代没有机会进军校学习，但他深知军校对培养军事人才的作用，并为之付出了很多心血。中央苏区时期他担任过红军学校队长。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先后兼任平阳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抗大九分校、苏中公学、苏浙公学、雪枫大学等校校长，常常在戎马倥偬中抽出时间去学校上课，检查、视察工作，了解教学和教职学员的思想情况，帮助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现在他站在一个新的时代高度，为着完成国家赋予军队的新的重要职责及任务，考虑着军队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并且首先把重点放在大力抓好军队院校的整编和整顿工作。

经过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改建和增建，到1952年初，人民解放军有高初级步校17所，同时有一大批专业技术学校。粟裕对这些学校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学校比较杂乱，数量多而质量不高，没有典型的好学校，有的学校领导和师资力量不强，办校思想不明确，不能适应军队建设发展的需要。1952年2月，粟裕提出对现有军校进行统一整编，统一学制，明确教学分工和办学方针，并根据建军要求新建必要院校的设想。

粟裕责成总参谋部有关部门与总政治部、总干部部及其他有关部门协商研究，提出了初步的军校整编方案。粟裕想到这个方案必须与在军事上有很深造诣的军事教育家刘伯承商讨一次，征求他对军校整编方案的意见，并和他商量军事学院的扩编事宜。1952年3月，粟裕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了他的想法。经毛主席批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于3月30日抵京。粟裕立即召集会议，邀集各有关单位领导与刘伯承一起商讨军校的整编问题。粟裕在会上说：“联合兵种联合作战的一套，我们未学到，在座者只有刘院长学过。今天我们特请他来，把我们已经研究的学校整编初步方案，交换一下意见”。他接着介绍了步校整编的初步方案，谈了军事学院在保持原来状况的基础上，增加海军系、空军系、政治系，并考虑增设装甲、炮兵系的意见，最后又谈了干部教育、学员条件、师资培养等方面的问题。粟裕说：“必须采取少而精的办法，办好几个学校”。“要集中力量进行干部教育，所有排以上干部都要进军校学习，经过一次正规的教育。学员入学条件要把严，有些干部要先学文化，提高文化水平，可以缩短进学校的时间”。“为了解决教员的不足，军校可以先办一期，把学员培养出来，变成更多的教员”。

粟裕把他的想法详细介绍以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刘伯承院长完全同意粟裕的院校改革思路和所提的军校整编方案及办学要求，对军事学院增开几个特种兵系和政治系，也表示赞同。军队学校的整编方案就在这次会上基本确定下来了。

4月18日，粟裕与代理总长聂荣臻联名写报告给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朱德、周恩来、林彪副主席。报告提出：为统一干部培养和统一教育方针与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建议对军队院校进行整编。拟将军事学院增加到9个系，其中2个系(速成、政治)招收师以上学员，余为团、营干部。步兵学校由现在的17所缩编为总高级步校1所，高级步校2所，步兵学校9所。总高级步校主要训练团、营干部，高级步校主要训练副营级干部；步兵学校主要训练连排干部。报告建议学校的整编和今后学校的管理分别由总参军训部和各大军区负责。

因毛泽东主席身体欠安，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当时未呈送这个报告。5月17日，毛泽东才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同意。退聂粟”。

1952年4月，粟裕召集各军兵种司令员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开会，继研究各步兵学校整编之后，又研究了特种兵学校的整编问题，确定将各军兵种学校整编为24所，并明确了各校的分工及领导关系。接着对后勤所属的各类学校也进行了相应的整编和整顿。

粟裕认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在于做好当前工作，还要深谋远虑地预见与关注未来。他在领导对已有学校整编和整顿的同时，着眼于世界军事形势的发展、未来战争的要求和人民解放军长远建设的需要，提出了新建一批军事院校的建议。

粟裕首先考虑办一所全军的军事工程学院。他认为，我军技术兵种发展较快，但发生事故也比较多，除了纪律不严外，技术不高也是重要原因。而各技术兵种技术人才缺乏，应该办一所全军的高水平的工程学校，以培养军兵种建设所需的技术人才。粟裕把这个想法先和军训部肖克部长和有关部门作了探讨。大家都支持他的想法。随后，他又当面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周恩来同意粟裕的意见。

1952年3月18日，粟裕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主席，朱德、周恩来、林彪副主席，提出建立军事工程学院。报告说：“两年多以来，我军各特种部队发展甚快，成绩亦大，其装备正日益增加和复杂。唯在技术上尚落后于部队的发展和不能满足部队的要求”。“长此以往，则势必影响特种兵部队的建设和质量的提高。且各特种兵武器的供应，不宜长期依赖苏联的帮助，必须从建设国防工业、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上着手”。为此，“有即着手建立军事工程学院，藉以培养军事工程技术干部之必要”。报告对该学院部系的设置、学制及校址等提出了具体意见。

周恩来看了这个报告，即于3月19日批示：“请林彪同志审阅或约粟裕同志一谈，如觉可行再送主席批办”。

朱德、林彪阅后均批示：“同意”。

毛泽东于3月26日阅后批示：“同意。退粟裕办。”

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各项事宜，又责无旁贷地落到了粟裕肩上。粟裕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一个好的校长。他深知，一个学校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校长，是难以办好的，何况这是全军技术院校的首府，更需要一个政治、文化素养高，实践经验丰富，在全军有威望的领导。粟裕想到了黄埔军校毕业当过红军学校校长的陈赓。解放战争中他们在一起配合打过仗，陈赓很善于开创局面，有他去当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是最合适不过了。但是这时陈赓正在朝鲜战场，能否调他回国，必须由中共中央决定。粟裕将他的想法首先报告了周恩来，经周恩来与毛泽东商量，决定调陈赓回国，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1952年6月陈赓从朝鲜返国，即对军事工程学院进行具体筹备。为保证军事工程学院有足够的师资力量，粟裕报请周总理准予从政府系统教育部门延聘一批教授。

在粟裕统一筹划和领导下，空军、防空军、海军和各大军区都根据需要，增建了一批院校。

粟裕对新建军事院校教学的重要环节，作了周密的考虑。为了使军事院校的教学与新装备接轨，他建议拨出一个步兵师的进口装备，分配给各军事院校供教学用。他亲自同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商谈说：目前部队少一辆坦克影响不大，从长远打算，拨一部分技术装备给院校教学、研究是合算的。在他的关心下，满足了军事工程学院和一些军校对技术装备的要求。为了加强对全国军校的管理领导，粟裕提议成立了专门的军校管理部。

1952年6月，粟裕根据基本确定的军队院校整编、整顿和新建方案，草拟上报了《调整全国军事学校命令》稿。6月23口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颁布。至此，军队院校教育初步形成了初、中、高相衔接，专业门类齐全的培训体系。

学校教育是人民解放军培养提高干部的重要路子，但每年进学校学习的毕竟是少数。因此，粟裕积极提倡在职学习，要求有条件的单位组织在职干部集训，学习现代化知识。1952年6月，在粟裕倡导下，总参组织各总部、各军兵种主要领导干部共128入学习现代化合成军队作战知识，每周在中南海居仁堂请专家来讲一次课，严格规定上课期间不安排其他工作，无特殊原因不准请假。粟裕以身作则，带头听课，并且给各部队提出：“人民解放军的每一个战斗人员，都必须精通自己手中的武器，掌握现代军事技术；每一个指挥员更要精通战术，善于组织和指挥战斗，提高战术素养和指挥艺术，而且不仅要精通自己兵种的战术和武器性能，同时还要熟悉其他兵种的战术和武器性能，以便诸兵种协同作战”【注】粟裕：《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载1954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各部队通过这一时期的学习和训练，以较短的时间掌握了新装备新技术，初步学会了诸兵种联合作战。

粟裕脑海里又在考虑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建立军队的正规制度。他和军训部领导及军校首席顾问谈话，强调建立条令条例的必要。他说：过去我们的战士从农村入伍，为应付战斗情况，不能按部就班地搞正规教练，而是入伍就学战斗动作，或未经学战斗动作即拉上战场，部队基本教练未打下基础。现在我军虽已成为强大的正式兵团，但无正规制度习惯。粟裕认为，我军政治上已打下巩固基础，但军事生活、工作制度不严格，军事纪律不如党的纪律，工作效率低。这种现象如不改正，会成为走向现代化的障碍。

1952年1月在总参及军训部领导的会议上，粟裕提出：为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要重新审修条令。2月，粟裕通知军训部准备成立机构，进行条令的统一编写。他和肖克反复协商，决定成立条令局。粟裕特别提出要把内战、抗战、解放战争和志愿军在朝鲜的战争经验包括进去，要选调文武兼备的干部来担负条令的编写工作。他亲自参加共同条令的审定，结合自己从士兵、基层干部到高级干部的经历，及执行条令的切身体会和带兵经验，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意见。

经过总参谋部与有关总部1年的努力，编写出了内务、纪律、队列和警备四大条令。1953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修改过的共同条令，即：《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人民解放军在实行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训练、统一纪律、统一制度的正规化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五、力主利用抗美援朝和抗法援越战争锻炼部队。提高海军出海作战能力。

对于军队来说，战争是最好的锻炼机会。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这场战争中，美军使用了当时除原子弹以外所有的现代武器。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粟裕认为，我们既要千方百计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又应不失时机地运用这个现代化战争的实践场所锻炼部队，吸取现代化作战的经验。

1952年5月7日，粟裕与空军领导谈话时说，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就是锻炼部队很好的机会，空军要利用朝鲜战争求得锻炼，为此而损失一些人员、装备应在所不惜。5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周恩来副主席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空军歼击机部队“加打一番”(即空军所有歼击机部队赴朝再轮番实战锻炼一次)，抓紧实战锻炼的指示。6月12日，粟裕提出了空军在朝鲜作战的方针建议。根据敌我友空军装备、技术、补充对比情况及作战实践，粟裕提出，空军“目前作战方针，仍以锻炼为主”，“作战目标，以打小机群、中机群为主，避免与敌大机群决战”。“如实行大决战，即或能歼敌过半，然敌补充快(估计1个月内又可能增加新的前来)，我则非一年半后，不能恢复元气。”粟裕还从建军的角度提出：“空军建设与陆军建设，仍有很大的区别。在陆军建设来说，战斗作风好的，以新兵补充，可带起新部队，保持作风。在空军来说，则主要是飞行员锻炼与飞行员补充问题。加以我空军新建数量还少，故仍需采取轮番实战锻炼与新的建设结合”。粟裕建议各军区空军司令员及所属司令部人员，“分别派到安东(即今丹东)轮番参加实战指挥学习”。

中央军委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在朝鲜空战中积极稳妥地使用空军，不与敌人拼消耗，不争夺前线战场的全面制空权，但要协同友军夺取并保持局部的制空权。在兵力使用上，采取轮战形式，使更多的部队得到锻炼，战斗力迅速提高，取得了锻炼提高和较好战果双丰收。

鉴于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毛泽东提出赴朝作战部队“采取轮换作战的方针”。粟裕非常拥护毛泽东主席的指示，1952年8月6日写报告给中央军委，对陆军步兵轮换入朝作战提出了“以军为单位”、“以师为单位”轮换等几个方案，“使国内80％以上部队，均能取得对美帝国主义作战的经验及使在朝多数的军得到休整改装”。对于兵团机构的轮换，鉴于国内各大军区之兵团机构均已取消，重新组成进行轮换确有困难，粟裕提出以“干部交流”和“多设副职”的办法，达到干部轮换休息的目的。

毛泽东主席于8月11日批示，同意粟裕的报告，并指出“应从今年8月起，在12个月内轮换完毕”。此后，人民解放军的大批干部、战士得到了与美军进行实战锻炼的机会。

粟裕很重视组织国内机关干部赴朝参观。只要时间允许，参观团出发时，他都亲自作动员，回来时亲自听汇报，指导干部吸取更多的现代战争经验，作为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重要参考。他要求参观团在了解敌方情况时要注意：不仅了解敌人使用的兵力，而且要了解敌之战术，了解敌兵力部署配备的方式和敌军指挥上的特点，以及其炮兵如何配合步兵，进攻和防御采取什么方式及特点；海上和空中如何配合，对我危害最大的手段和我们对付的办法等等。对于我方情况，粟裕提出要了解步兵、空军、防空军以及司令部机关的作战经验及我之长处与不足。还要联系到今后部队和训练上如何改进，提出意见。

1952年5月3日，粟裕听取西南赴朝参观团汇报后指出：高级领导机关应从敌人、自己两方面出发思考问题，如单方面看会得出片面经验。粟裕发现有的赴朝参观见学人员，只注意观察在朝部队的缺点，不注意学习在朝部队的长处，批评他们说：“让你们去取宝，你们这样做不对么!等于没有完成任务”。以后他又建议将赴朝参观见学改为去朝部队代职，直接取得亲身实践的经验。

在这一个时期，粟裕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具体指导了援越抗法的斗争。应越方的邀请，我国在越南派有军事顾问团。粟裕十分注意研究越南的地理、气候条件和法军的特点及越南人民军作战的实际情况，指导顾问团的工作和越南抗法斗争，并从中吸取对我有用的经验。1954年春越南举行奠边府战役，他对战役部署、攻击重点及战术运用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战役发起后，粟裕又于5月3日致电中国援越顾问团建议：可考虑以最精锐部队先控敌心脏，分裂其肢体而后逐个歼灭；抽调必要兵力加强后方，防敌空降伞兵截断后方交通补给线。越南军民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于5月7日完全解放奠边府。此后粟裕参与了越南建军方针和作战方针我方建议方案的制订工作，承办了为越方办学、代训部队和支援物资装备等方面的大量工作。在支持越南争取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进程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与此同时，粟裕对成立不久的海军如何到大海中去锻炼，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建议。

人民海军诞生在粟裕领导的华东战区，1949年4月23日在江苏省泰州白马庙成立，当时叫华东海军。粟裕随即要他们出海去锻炼。华东海军的舰船大部分由原国民党江防舰队的舰船组成，多数是平底，刚刚从陆军改装为海军的指战员不敢出海，或者出去不久就回来。粟裕反复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指出海军出海对保卫海防和提高技能的意义，动员他们下决心出海锻炼，不要动辄上岸。军委海军正式建立后，少数人员中也存在着只愿蹲在大城市不愿出海的思想。已经担任副总长的粟裕，从各方面做工作纠正这种倾向。1952年8月2日，他与海军领导同志谈话说：“过去国民党防守上海主要设防黄浦江口。我们设防与其相反，依靠自己，依靠大陆，面向海洋，设防尽量往前伸。要克服海军不愿下海，不愿上岛的思想”。同年9月，粟裕在海军军事、文化教育会议上讲话指出：“海军是应该出海还是应该在岸上呢?海军当然应该出海，否则就不能叫海军。有一部分同志不愿出海，是不对的。海军不出海就得不到锻炼，就不能完成保卫海防的任务”。“只有将防线推到海防前线去，才能保卫我们的领海与领土，保卫我们的大城市和工业区。蹲在大城市里只是被动挨打的”。

粟裕从保卫海防前线与发挥海军现有作战能力着眼，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对海军基地与指挥位置作了较大调整，将吴淞基地移至定海，黄埔基地移至湛江。这样既可以避免为敌封锁，又便于支援和指挥海上作战。

1953年6月15日，粟裕利用在苏、浙、闽休养的时间，对海军情况作了一次实地调查。他参观华东海军军舰、海军基地、岸炮阵地、造船厂，乘军舰出吴淞口到舟山，看了沿海岛屿并视察海军部队。他把调查情况上报毛泽东主席并中共中央，对目前海军建设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粟裕认为，3年多来的海军建设，从无到有，已初具雏形。目前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保守思想，认为把现有力量保存起来，待进一步建设后才能与国民党海军作战。这种想法，与我军历来的建设方针不相符。为改善这种状况，求得海军实战锻炼，打击敌人的窜扰和支援浙、闽沿海渔民，粟裕建议：华东海军应轮番派遣小队舰、艇至浙闽沿海作游击活动，打击蒋海匪之扰乱，保护沿海治安。华东海军主力应尽早向穿山港推进，以求坐镇与领导建设该港。南海及北海舰队亦应不时派小舰队进出海面，以求得实战锻炼。

粟裕认为：“只要我们海军在活动上有周密的部署计划，适时地协同动作和坚强的政治保证，某些意外的损失能够减少和避免，而所获得的实际经验，对于提高海军战斗力来说，其收获将是很大的”。

粟裕的这个报告和他多次陈述的看法和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重视。1954年3月12日，中央军委召开第五十四次例会，作出了“同意海军‘关于组成练习舰队的建议”的决策，以加强海军的海上锻炼。明确规定“各种舰艇人员每周均应下海活动几天，以便逐渐使所有人员都能在五六级风的海上执行任务”。

后来的实践证明，粟裕的意见和建议是正确的。

从1954年3月18日起至5月20日，华东海军在浙东沿海猫头洋进行了一场护渔战，先后出动6艘护卫舰、10艘炮艇和1个团的航空兵，在海防部队密切配合下，击伤蒋军舰艇9艘，击沉与截获帆船各1艘，击落飞机9架，击伤3架，并解放了东矶列岛。部队经历了实战锻炼，提高了战斗能力。首次出击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海军官兵出海作战取胜的信心。

1954年5月18日粟裕又向毛泽东提出了《加强海军训练与实战结合》的报告，建议“华东海军主力推进到定海石浦地区”；将一批防空部队和“水陆坦克教导团拨给海军”；并“从空军抽调1个歼击机师和10架杜—2轰炸机加强宁波、岱山的海空战斗力量”。5月19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1954年6月22日粟裕向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朱德副主席写报告，提出为加强浙江沿海空军警戒活动，求得实战锻炼，建议调一两个空军师到浙东，并在路桥修临时机场，以加强海、空军配合，适应当前斗争。

这个报告同样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从通过抗美援朝、援越抗法，不失时机地吸取现代化作战的经验，到海军要出海锻炼和加强沿海攻势作战，粟裕一系列被中共中央及时采纳的重要建议，充分显示他在人民军队建设新阶段积极活跃的国防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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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就任总参谋长

一、受命担任总参谋长。毛泽东亲自谈话，传达中共中央命令。毛泽东说：“根据我的了解，你可以胜任!”

195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粟裕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名任命的。通知下达前，毛泽东主席找粟裕谈话，向他传达中共中央这个决定。粟裕听了感到很吃惊，马上向毛泽东表示：“主席!我不能胜任!”毛泽东肯定地说：“根据我的了解，你可以胜任!”鼓励他大胆工作。接着毛泽东又说：“不过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你努力干吧!”粟裕时年47岁。

11月9日，毛泽东主席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Chapter_20

第二次会议的决定公布命令，任命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这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国家已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也同时展开。但台湾和一些沿海岛屿尚未解放，帝国主义不断在我国的台湾和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制造紧张局势，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粟裕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思考。他从现代战争的要求和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从国家、军队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必须研究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未来战争可能是什么样的模式；二是如何尽快地建立起必要的防御反击力量和积极防御体系，以对付敌人可能对我的突然袭击；三是制订军队建设的远景规划和作战计划，以有效地指导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为了实现这些设想，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在工作中却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阻力。尽管如此，他仍然兢兢业业工作，为实现这些设想，为军队建设、国家安全尽了他的全力。

中共中央在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长的同时，任命张宗逊、李克农、陈赓、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为副总参谋长。

这10位副总长的实际情况是：张宗逊原管军训、军校，下一步兼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当时军委设8个总部，训练总监部属总部之一)；李克农原管3个情报部门分工不变；陈赓70％力量参加总参工作，30％力量搞军事工程学院；王震仍管铁道兵；许世友、邓华仍管南京、沈阳军区工作；彭绍辉待西北工作结束后，来京兼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张爱萍拟调来总参工作；杨成武拟调来总参工作但现还不能来；韩先楚现在军事学院学习，要2年半后才毕业。如此，副总长中仅李克农、张爱萍(实际调来是1955年春)可以全部力量在总参工作，陈赓大部分时间在总参工作。其他各位副总长只能在各自单位，多从总参角度考虑一些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粟裕与几位能实际参加总参工作的副总长商量作了分工：李克农仍管情报，张爱萍管军务动员和行政管理，陈赓管作战。粟裕除抓总外，侧重抓作战和涉及国防、军队建设中的大事。他在工作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和几位副总长工作协调，团结一致，从不独断专行，有事情找大家商量，尊重大家的意见。工作决定后放手让别人干，从不于预。他和同事们感情融洽，交往正常。若干年后，当时的一位副总长回忆那一段时光，非常怀念和赞赏粟裕良好的领导方法和对同志的真诚友谊。

粟裕接着召集总参二级部领导开了一次会，中心是谈总参应该如何领会和实现军委的意图，并讲了他经过调查和思考对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对敌斗争的意见。他对我情、敌情的了解和研究，对军事技术、军事地理的渊博知识，使大家深受启发，深为佩服，鼓舞了大家在粟总长领导下做好总参谋部工作的信心。

二、对未来战争类型和模式的科学预测。“我们并不怕原子战争，但应积极准备……有备无患”。

1954年中央军委明确了军事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这就是：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以保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并且从当年起全面开展了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1954年12月22日，粟裕刚任总参谋长一个多月，便向中央军委上送了一个《在原子时代关于陆海空军军事建设方针的建议》报告。这个报告中提出军队建设方针的前提是“原子时代”。粟裕认为“在今后战争中，敌人可能广泛使用原子武器，不仅使用于战略轰炸，且将使用于战术轰炸和炮击，一旦战争爆发，不分前方后方，均有遭受敌人原子袭击的危险”。1955年2月，粟裕在《第五次国防工程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并不怕原子战争，但应积极准备，加强国防力量，才能粉碎敌人的进攻，做到有备无患”。同年3月，粟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又指出：“今后战争不同于以往任何战争的特点之一，战争已从线或面的形式发展为原子时代的立体战争”。“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准备原子战争，应引起我们的应有警惕。全世界人民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在内，要求和平，反对战争和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运动正日益开展，但我们的国防建设决不能寄托在这些客观的辅助因素上”。“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对防御原子战争有所准备，以防患于未然”。

粟裕反复地向中共中央和全党全军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作为总参谋长，对未来反侵略战争一旦发生，将可能是什么类型的战争，给国家造成什么样的局面，负责地提出看法，使全党全军对此应有所认识和准备。而这个看法是粟裕观察研究当时国际形势和探索现代战争所得出的科学论断。

从这个论断出发，粟裕进行了周密思考，思考的重心是，如何在国内有限的财力、物力条件下，尽快建立起必要的防御反击力量。并据此提出了各军兵种建设的方针、重点。

粟裕《在原子时代关于陆海空军军事建设方针的建议》的报告中，论述了未来战争中在敌人使用原子武器的情况下，国家和军队应采取的对策和防护办法；论述了各军兵种在原子条件下如何发挥作用，进而提出了全军建设的中心和各军兵种建设的重点。

他说，对付敌人原子袭击的最好办法是以原子对原子，这样可能促使敌人不敢使用原子武器；在我们还没有原子武器时，我们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以防护的方法来对付敌人的原子袭击，以大大减轻原子袭击对于我们的损害。他提出：“为了比较有效地对付敌人的原子袭击，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我国工业在战时仍能发展生产和再生产，为了掩护我国的强大陆军有效地进行防御和顺利地开展进攻，以发挥其应有作用，以及为了掩护海军的作战和活动，均须有足够空军参加作战，为此建设一支比较强大的空军和国土防空力量，应成为全军建设的中心环节”。

报告根据我国国情和军队实际情况，对海军建设提出了看法和建议。报告说：“我国海岸线漫长，海区辽阔，敌人对我进攻主要将来白海上，故建设一定数量的适合于我国具体情况和适宜于今后作战的海军力量是完全必要的”。

但由于我国空军数量有限，不可能派大量飞机给海军。而我国工业和技术还比较落后并受经济和物质条件限制，短期内不可能建设起一支很强大的海军。所以目前“海军建设应以鱼雷快艇、潜艇和水鱼雷轰炸机为重点”。使我海军在“无足够空军掩护情况下”亦可“大大发挥其袭击作用”。

对于陆军建设，粟裕认为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坦克机械化军队在战争中的地位将更加重要，不论进攻或防御，都要求军队具有高速度的强大的机动突击力量。如敌于实施原子突击后，以大量坦克机械化军队和空降部队同时登陆与着陆发展进攻，我仅靠徒步步兵及其配属的少量坦克，将无法迅速堵住由原子爆炸而形成的缺口。为了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现有坦克部队应作适当调整，再组建一些坦克师团，作为统帅部的机动突击力量。他在报告中还提出：“为使统帅部握有拳头，能在全国主要战略战役方向上保持强大的突击力量，必须首先发展统帅部预备队炮兵”，“炮兵必须装备有快速运动力的火炮”，以在战时能“迅速堵住由于原子弹而形成的裂口，并对付敌人的空降部队”。

粟裕报告的基本思想很明确，就是在原子条件下，从国家和军队现实状况出发，军队建设突出重点，首先发展那些在反侵略作战中至关紧要的而国家经济力量又能支持的军兵种；在军兵种建设中又要突出各自的重点，以迅速建立起必要的防御反击力量。

1955年2月17日，中央军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1954年的军事工作》书面报告，把粟裕建议的内容写入了报告：“根据最近期内我国工业建设发展的情况和我军战略的要求，我国军事建设的重点，主要的应是发展空军和国土防空部队”；“陆军的建设，则应以发展炮兵、装甲兵和建设若干个机械化师为重点”；海军建设“以发展潜水艇和鱼雷快艇为重点，并相应地发展水鱼雷轰炸机”。

以上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尽管这个军事建设重点在落实过程中遇到种种阻力，但这个报告确定的军事建设重点，成为了当时和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指导军队建设的重要依据。

粟裕多次论述原子条件下现代战争的特点，并概括为突然性、残酷性、快速性、广泛性。从这些特点出发，他对部队训练提出了严格的要求。1955年1月15日，他向中央军委建议：“军事训练应增加对原子、化学的防御问题”。1月18日军委批复“同意”。以后在全军增加了防原子、防化学的训练。粟裕同时指示空军：1955年空军除防空任务外，要全力以复杂气象条件下和干部训练为主。不久，他给海军航空兵下达了同样的指示：“以复杂气象作为一个重要课目”。 1955年3月，总参谋部下达了组织战役训练的指示，要求高级干部学习在核、化学武器条件下的集团军进攻战役和滨海地区防御战役。各军区先后组织了军、师首长司令部野外演习以及师、团规模实兵战术示范演习。为加强全军防化学战的能力，1955年4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防化学部，指定粟裕负责组建。粟裕积极筹办，防化学部于1956年1月正式成立，1957年改称防化学兵部。同年10月8日，粟裕给《防化杂志》创刊号题词指出：“防化兵的建立，标志着我军在现代化建设中，又将获得新成就，因为在原子化学战争条件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兵种，我军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完满地完成作战任务”。为使部队能适应艰苦的战争环境，他多次提出“部队每年应搞一次2—3个月的野营生活，列为训练项目”。他的这个很有见地的意见，虽然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施，但是引起了一些部队领导的注意。60年代初中期，有些部队搞了野营拉练演习，毛泽东给予充分肯定，后来遂在全军普遍推开了这一训练项目。

1955年9月27日，粟裕被授予大将军衔，位于10位大将第一名，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5年11月，粟裕参与导演了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规模最大、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军事特点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这次演习由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叶剑英任总导演，粟裕、陈赓、邓华、甘泗淇、肖克任副总导演。参加演习的有陆、海、空军师以上指挥机关18个，部队6．8万余人。全军高、中级干部800余人随演习部队参观见学，一起作业。并请苏联、朝鲜、越南、蒙古4国派军事代表团参观整个演习过程。

为了组织好这次演习，粟裕参与审定整个演习方案，1955年6月又与叶剑英一起去辽东地区实地为演习作准备。

演习于11月13日开始，14日结束。粟裕于10月29日即去旅大协助叶剑英具体组织指导演习。

这次演习着重研究现代条件下歼灭登陆和着陆之敌的有利时机、抗登陆同时抗着陆、提前实施反冲击和反突击、各军兵种的协同作战等问题。通过演习，丰富了人民解放军在现代条件下抗登陆作战的知识，提高了军队高级干部组织与指挥抗登陆战役的能力，取得了组织大规模战役演习的经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贺龙、聂荣臻、陈毅等观看了演习，给予高度评价。

1956年9月，粟裕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1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中共“八大”会议后，中央军委召开了“八大”军队代表和各总部、各军种、兵种首长座谈会讨论建军方针问题，粟裕因病未能参加。但是粟裕对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深层问题和与军队现代化相关的一些问题有若干思考。11月4日粟裕把他的思考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了书面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对建军方针若干问题的建议》。粟裕认为，我军现代化建设7年来已取得一定成绩，但距离真正现代化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今后决定战争胜负，除政治条件外，物质技术条件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集中力量加速国家工业化和向科学进军，是完全正确的。为了抽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国家建设，完全同意裁减军队。关于裁减军队问题，粟裕提出应定出各军种、兵种和部队、学校、机关的适当比例，采取一次确定、分期完成的方法，免得年年确定编制，又年年变动，并提出了裁军的具体措施。他认为统帅部总部太多，形成多头领导，政出多门，职责不明。可将总干部部、军事法院、军事监察院合并到总政治部，总财务部和总军械部合并到总后勤部，训练总监部和武装力量监察部，至少可以合并为一个单位。各总部下属的部有的亦可以合并，如总参动员部、总政兵役部、总干预备役干部部、训总军外训练部可合并为一个部。全军近百所文化学校和预备学校，可考虑全部或大部撤销。他说：“紧缩机关，必须采取砍头的办法，如舍本逐末，一个人一个人的抠，虽费九牛二虎之力，但收效甚微”。粟裕在报告里特别强调：“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必须保持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针对部队情况，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如抗美援朝的胜利，强调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一面，但对敌人长处，却未引起应有注意。粟裕认为，我们在政治上必须藐视敌人，但在军事上决不能轻敌，要从最困难方面来考虑。

1957年1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决定将解放军员额裁减三分之一，并调整全军组织编制，把原来的陆、海、空、防空、公安5个军种改为陆、海、空3个军种，即防空军与空军合并，公安军撤销，并精简总部。“决定”中的许多内容都吸收了粟裕的建议。从1957年2月起粟裕主持了空防合并、公安军撤销以及总部的裁并、整编等一系列会议。裁并、整编总部机关对加强军队领导，节省财力、物力，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1958年2月13日，粟裕在向毛泽东上送的报告中再次就“机关庞大，某些机构重叠”及领导机关作风等问题提出改进建议。毛泽东于2月16日批示“看过，很好”。

粟裕对未来反侵略战争规律的认识，随着他的实践和研究不断深化。1957年10月，他在全国兵役工作会议上首先提出了要重视战争初期的观点。他说：“今后的战争是很紧张的，特别是在战争初期”。“我们必须承认今后战争的最初10天一半个月，是决定战争长短的重要因素。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应付不好，那困难就会更多，战争就要拖长”。后来，他又不断发展和完善了关于重视战争初期的观点。

三、提出重新划分全国军区方案。协助军委确定战略方针。主持制订作战计划。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中央军委决定撤消与各大区相当的军区机构，并确定由粟裕负责，与有关方面研究提出重新划分全国军区的方案，提交在年底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

从1954年6月起，粟裕就重新划分军区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7月8日向中央军委呈送了重新划分军区的两个初步方案。11月8日军委第11次会议作了研究，决定由粟裕再邀集有关方面作一次讨论。

12月初，粟裕召集各总部及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专门讨论大军区撤销及重新设置问题。粟裕首先讲话，谈了撤销及重新设置军区的目的、意义、依据和方案制订的过程，然后与会同志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都很关心未来战略区和战场的划分、后勤机构的设置等问题，粟裕对此作了补充发言。经过几天认真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粟裕提出的初步方案。

12月14日，在军委第十七次会议上，粟裕汇报了经过各单位领导同志讨论的重新划分军区的方案。军委会议认为：“重新划分全国军区时，主要应考虑以下几方面：(一)便于平时进行战场建设，战时统一指挥；(二)便于军委集中领导；(三)便于抽出一批干部充实军委各机关和进入学校学习；(四)应注意到是否便于指挥，以及不会将原来的军区划得太乱。因此，基本同意粟裕同志所提的第一方案”。军委决定由粟裕准备，向军委扩大会作关于全国军区划分的报告。

根据军委会议讨论的意见，粟裕对原方案略作调整。12月17日至29日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粟裕在会上作了《关于全国军区划分的几个初步方案》的发言。粟裕说：“鉴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今后战争中可能广泛使用原子武器，当帝国主义者决定发动战争时，可能利用其所谓‘原子优势’采取不宣而战，对我进行闪击。为了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和今后更复杂的战争情况，要求指挥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和各战区、各兵种的密切配合协同……平时组织即须为战时作准备”。“因此须以敌人兵力及其可能进攻的方向、地形条件、交通状况以及我军的战略意图、作战方向和今后战争可能发展的趋势，作为军区划分的主要依据。为使军区划分符合今后作战的要求，并力求减少层次，使上级意图能迅速下达到部队”，“精简机构，减少冗员，使领导机关深入下层，克服官僚主义，统一调配全军干部，充实军委各部和加强前方部队，同时抽出大批干部入学受训并从目前建军和今后作战着眼，求得战术思想的完全一致，特提出关于全国军区划分的几个初步方案”。

粟裕介绍了军区划分的6个方案。第一方案，建议海陆边防划分6个军区，为准备战区，内地划分8个军区，为战略储备区。并将第一方案与其他方案分别作了比较，认为第一方案利多弊少，以实行第一方案为好。同时还就军区的任务和职权、各特种兵的机构组成及领导关系提出了意见。

经过会议讨论，一致同意粟裕所提的第一方案，但建议内地军区适当合并，军区总数减为12个。中央军委在会议总结中指出：“关于全国军区划分问题，粟裕同志根据平时便于进行战时准备的原则，在报告中所提出的第一方案，已获得大家一致同意”。

1955年2月11日，国务院根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结果，决定建立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12个大军区。实践证明，这次军区设置的重大改革，既便于军委的集中领导和平战结合，又抽出一批干部充实了军委机关和进入学校学习，同时使军区领导机关在体制编制上基本上成为合成军队的战役指挥机构。

在调查起草重新划分军区方案时，粟裕又从战场划分联系作战方案作了思考。他认为作战方案决定着战场建设、军队建设、装备的配备和发展，以及国防建设的规模和顺序。有了作战方案，才能有效地指导军队和国防建设，使军队的战备工作走上有序的轨道。

制订作战方案问题，早在1952年就已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粟裕就任总参谋长后，立即把这件事提到了议事日程，他首先向总参的几位副总长提出这个问题，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然后又和各军兵种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大家都认为应该有一个作战方案。1955年1月，粟裕提出再作一些调查研究后，召开一次作战方案问题的研究会。

这时，中央军委正准备拟制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指示总参谋部先作研究，提出方案，供军委考虑。为使战略方针更好结合国家和军队的实际，使作战方案更好体现战略方针，粟裕决定将研究战略方针和作战方案的工作结合起来进行。

1955年6月15日，粟裕主持召开了研究拟制作战方针和方案的座谈会，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主要领导人陈赓、张宗逊、王震、邓华、彭绍辉、杨成武、杨勇、黄永胜、陈伯钧等参加。会议认真分析国际形势，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军队、国防建设的情况，统一了对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认识，提出了拟制作战方案的原则和要求。粟裕在会议总结时指出：“通过座谈，思想统一了，认识更一致了，对作战方针更明确了”。同时提出：“我们需要拟制作战计划，以便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军队建设各项工作”。并强调说：“拟制作战计划，必须从实际出发，计算各种可能，同时还要考虑国家的现实情况”。他要求总参作战部编写总的作战计划，其他各单位依此原则拟订出本单位、本地区的作战计划和作战保障计划。

从8月起，粟裕分别参加了作战部、各军兵种的作战计划和作战保障计划审查会议，并在会上对这些计划分别提出和补充了许多重要的内容。

从1955年以来，粟裕围绕制订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所进行的工作，以及最后上报中央军委的建议和方案，为1956年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制订战略方针，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和实际依据，为军委扩大会议作了重要准备。1956年2月上旬，根据军委领导人指示，总参谋部组织起草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1956年3月6日至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在会上作了上述报告，会后经毛泽东主席审阅同意，正式确定了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会后，总参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又召开有关总部、各军兵种和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再次讨论总参拟制的作战计划草案。大家认为此作战计划符合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所提各项措施切实可行。总参当即将作战计划上报了中央军委。

1957年，在粟裕主持下对作战计划又作了一次修订，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较完善的作战计划。

作战计划是执行战略方针、使战备工作走上有序轨道的重要措施。但是这个作战计划一直到1958年尚未得到正式批准，因此没有能在军队建设和战争准备上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在1958年夏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许多同志由于不了解内中情况，批评总参执行战略方针缺乏具体措施，没有作战计划。7月18日，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在军委扩大会上发言，为中央军委承担了责任，他说：“在战备工作上，正如同志们所批评的，对于执行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缺乏具体措施，这就是没有作战计划，没有建军远景规划，这个缺点，不应由总参谋部负责，而应由我负责”。“总参有关部门虽多次提议，而我没有给他们以应有的支持。现在看来，规划还是需要的，即使是不断变化和修改，对军队建设也有好处”。

四、一系列富有创见的建议，围绕一个目标：努力建成积极防御体系。

粟裕在担任总参谋长后，在抓军队建设的同时，还重点抓了国家防务建设，用他的话说就是建设积极防御体系。他反复强调国家防务建设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统一认识，加强工作：第一，思想上要有准备，要未雨绸缪。第二，组织上要有充分准备，抓好干部训练，高级干部要学会指挥大兵团作战。第三，提高部队的科学文化水平。我军如果不能掌握新科学、新技术，就要被动挨打。第四，要搞国防工程，重点设防。第五，要改善装备，不能只搞人员不搞装备，兵不在多而在精，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发展装备。第六，在强调人的因素为前提的条件下，加强后勤保障，现代战争是打后勤，打钢铁。第七，军队建设服从大局，服从国家建设，如工农业不发达军队养得再多也不行，军队建设不能削弱国家建设，要结合国家建设，搞平战结合。第八，加强人民武装建设，要寓兵于民，搞人民战争。

为了落实国家防务的各项工作，粟裕亲自下去调查研究和具体指导，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

关于国防工程建设

粟裕常说，根据毛主席积极防御的思想和我国的国情，设防要有重点和纵深，不能分兵把口，搞一线式防御，摆出一副“教师爷挨打”的架势。设防要有统盘规划，不能这个司令来要挖这里，那个司令来又要挖那里，一个司令一个令。由于缺乏通盘规划和调查研究，盲目施工，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1955年2月25日，粟裕参加全国第五次国防工程会议，他在讲话中说，我们的国防工程要做到：“既要防御周到，又不是到处分兵把口。我们的防御不能像万里长城连成一片，也不能像做游戏手拉着手，必须有重点”。“必须根据国家经济力量、国防力量、炮火生产情况等进行”。后来军委正式确定了国防工程要“全面筹划，重点建设”的原则。粟裕又亲率工作组对沿海设防地区考察，会同沿海军区确定设防部署。他向边防海岛守备部队指挥员讲解国防工程必须“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道理，消除一些干部“工事修得越多越好”的错误心理，增强了重点设防的自觉性。

粟裕认为：今后的战争不仅有威力很大的原子弹和超音速的喷气式飞机，而且进一步出现了氢弹，这就加强了我们的任务，怎样在原子时代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成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1954年12月8日，粟裕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明年之工事构筑……必须加入原子防御诸问题”。1955年2月他又强调指出：“国防工程建设应以防原子着眼，适当加强和改善工事”。接着他指示工程兵进行防爆波试验，在取得基本数据资料的基础上，于4月11日向军委写报告提出了防原子工程的设计标准和隐蔽伪装问题，得到了军委的批准。从此，在国防工程中增加了防原子设施，并有了统一的标准。

国防工程的建设原则、标准和要求有了，应该在什么时候完成建设计划呢?1955年底，粟裕对军委批准的国防工程计划和当时已完成的工程数量进行了仔细计算，如按已有年度工程进度计算，完成剩余工程和对已建工程按防原子标准加固改建，尚须16年到20年时间。这和当时的形势是极不相适应的。为了应付突然事变，粟裕认为必须加快国防工程的构筑速度。他设想从1956年起每年拿出30万部队参加国防工程的突击建设，以2年时间完成××万米的坑道及若干军用公路，到1957年底全国坑道工程可基本完成。他向彭德怀当面报告了以上设想，彭德怀当即表示：“你们可以具体部署”。1955年12月31日粟裕向军委正式提出了抽调30万部队参加国防工程建筑的具体建议。

1956年2月粟裕在外地休养，2月4日他从广州得悉抽调30万部队参加国防工程的计划尚未落实，即发电报给代他主持总参工作的副总参谋长陈赓，再次建议采取此项重大措施。次日又给陈赓并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写信。信中说：毛主席“警告我们要注意防止可能的突然事变。正是为了应付突然事变，就要加快各项建设的速度。因此，我认为加速国防工程建筑，也是必须积极进行的”。信中指出，“为了加速此项重要的国防工程建筑，尽可以暂时停止建设其他各项建设的开支，譬如，机关宿舍、办公楼及其他福利事业等暂时停建或少建，甚至于可以根本停止建设礼堂”。信中最后提出：“我仍再三建议，今年必须以30万人左右(或者20几万人)参加工程建筑，以便争取时间，加强国防，而防万一”。

信写好后，粟裕特派秘书专程送回北京。2月16日，军委办公厅把粟裕这封信印发中央军委领导及有关同志。

中央军委在1956年3月举行的扩大会议上，对国防工程建设作出了安排，要求到1962年完成前沿和纵深的基本防御体系。由各海、边防军区有计划地组织施工。

从1955年开始，粟裕亲自抓了第一个指挥防护工程的建设。这个工程是中共中央批准建设的，任命粟裕为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粟裕深知工程的重要性，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他从地面到空中作了详细勘察，提出了点址选择方案，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定了点。以后多次召开会议和到现场办公，对工程的设计、施工和安全、保密、环境绿化等作出了周密安排，及时解决施工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使这一重要工程的建设顺利地走上了轨道，为后来各地的指挥防护工程作出了榜样。

关于守备和机动

1955年12月31日，粟裕在向军委的建议中提出：“为使我军主力的绝大部分能够机动作战，在战时成为强大的突击兵团，不致陷于处处设防、分兵把口而造成被动，平时必须将国防第一线的守备部队编组起来，其守备兵力一般地不应超过各该地区总兵力的X分之一”。他强调守备人员不宜过多，“主要是加强火炮和工事构筑，既能节约兵力又有坚强的守备力量”。同时他还强调要明确守备区与当地海军、陆军野战部队及友邻守备区、要塞的关系及任务区分。要实现战区的统一指挥。

关于机动兵团的组建，粟裕主要强调了机械化部队的建设。他提出：“将国防前线第一线守备部队编成后，则我军主力绝大部分可以摆脱平时的守备任务，成为各该军区的机动兵团。但在原子条件下，如单靠徒步的陆军步兵、炮兵部队，是不能适应战时的紧张情况，特别是堵塞原子突破口的需要。为此，我们应考虑在全军现有的坦克部队中抽出一定的数量，组成×至×个坦克师，作为快速部队的基础，到一定时候，附以汽车载运之步兵部队和牵引的炮兵，即可成为机械化部队”。

他在1956年3月军委扩大会议的发言中又强调了这个观点。他说：“我要对组建机动兵团提出一点建议。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坦克机械化军队在战争中的地位将更加重要，不论进攻或防御，都要求军队具有高速度的强大的机动突击力量”。“如敌于实施原子突击后，以大量坦克机械化军队和空降部队同时登陆与着陆发展进攻，我仅靠徒步步兵及其配属的少量坦克，将无法迅速堵住由原子爆炸而形成的缺口”。为了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建议将现有坦克部队作适当调整，再组建一些坦克师团，作为统帅部的机动突击力量”。他最后说：“我们采取这样的编组，可使统帅部握有拳头，也增强了方面军的机动突击力量，这样也符合毛主席集中主要力量使用于主要方向的战略指导原则”。

1956年11月4日，粟裕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上送了关于军队建设的报告，再次提出“应在全国主要战略方向，组建一定数量具有防原子辐射和冲击波杀伤能力而机动性较大的装甲兵团，以便在敌实施登陆作战时进行反击，并迅速堵住由原子爆炸而形成的缺口”。

1957年7月11日，粟裕在研究老铁山水道设防的会议上又一次提出：“原子战争的防御方向是如何堵住原子突破口，原子突破口要以机械化部队去堵。因此炮兵也要机械化”。

增建机械化师，1955年春，中央军委曾列为陆军建设的重点之一。粟裕在任总参谋长期间多次提出过落实的方案。并在1955年8月5日提出了机械化部队的装备“原则上不向外订购，在国内统一调剂解决”的具体建议。

这个建议以及粟裕在任总参谋长期间还提出过的建立战略预备队等方面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均未能实现。

关子后备力量建设

在建立积极防御体系中，粟裕始终把后备力量建设放在重要的地位。

1955年春天，中国共产党举行全国代表会议，粟裕在会上发言，全面阐述积蓄后备力量问题。他说：两三年后，将有几百万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的复员军人分布全国各地。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使他们成为组训民兵、巩固治安和训练预备役的骨干。战时即可以他们为骨干，迅速动员组织若干个有战斗力的师。粟裕还说：为了增进人民体质为国防服务，建议大力开展国防体育运动，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成立国防航空协会或航空俱乐部，开展跳伞、滑翔运动，使我军飞行员的培养有足够的后备力量。建议民航部门注意培养后备空军人员，船运、水产部门注意培养后备海军人员，交通、邮电部门注意培养后备司机和无线电通信人员，国营农场和拖拉机部门注意培养后备坦克人员，同时希望各部门注意在干部中培养战时为军队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更好地为积蓄后备力量打下基础。

1955年9月19日，总参谋部召开队列、动员工作会议，粟裕到会讲话，把积蓄后备力量提到了更高的高度。他指出：“总参谋部的基本工作和任务，在平时是积蓄武力，在战时是使用武力。在平时，我们要在各方面积蓄和培养武装力量，即积蓄在额的常备军和不在额的预备役，以及其他对战争有决定意义的各种力量和因素”。他进一步指出：只要我们积蓄了强大的后备力量，一旦发生战争，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现有基础上，把部队扩大好几倍。这样不仅能应付突然事变，而且在突然事变中能争取主动，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粟裕提出必须在农村、国营农场、机关、学校以及其他各个方面来进行预备役的训练。这个工作如果做得好，就可以花钱少，甚至可以不花国家的钱，而培养出强大的后备力量。这是现代战争中最重要的工作。必须对已经复员和将要复员的军人编组训练。他还指出，全国大陆解放后民兵工作较前松懈，内地某些地区有的取消民兵的组织，今后必须重视该项工作。

1957年6月，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改进兵役工作的指示》，决定将民兵和预备役合二为一。为了贯彻军委的决定，粟裕根据不同地区的对敌斗争形势提出了不同的要求。1958年3月12日至4月22日又亲赴华东对兵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先后到了南京、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指导工作的落实。

关于经济建设结合国防建设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粟裕在会上发言全面阐述了国家经济建设如何结合国防建设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建议。

他认为，城市建设中应注意加强城市防空设施的建设，建议在全国大、中城市建筑地下防空室。新建的多层建筑物应有计划地建筑地下室的设备，首都和某些主要城市逐渐建筑地下电车道，在城市近郊山区开采石子时，应预先计划将开凿部分作为将来防空之用。城市规划上宜多留广场、空地、适当加宽马路，以便战时起降直升机和防止一旦遭受敌人袭击水源断绝，而使火势无限制蔓延。同时建议研究城市发展规模，并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原子防护常识的教育等。

他建议在规划建设铁路、公路、港湾、码头和开凿运河时，既照顾经济需要，又照顾国防需要，修建水库堤坝除用于水利外，应考虑战时便于利用；修建防护林除用于防风、防沙、调节气候和水土保持外，应考虑战时隐蔽集结军队，并便于就地取材构筑工事。

1956年2月5日，正在广州的粟裕看到中央公布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后，立即联想到纲要与国防建设有关的问题，便给副总长陈赓和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写信。信中说：“农业发展计划纲要草案颁布后，其中有许多问题与国防有密切关系，譬如：交通道路的修建，通信线路的架设，水利的建筑，绿化运动的开展，以及拖拉机手的选择和训练，都与我们国防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国防方面有关交通道路、通信联络、水陆运输和水障以及防护林带的培植，和坦克手预备人员(拖拉机手)的培养等，与农业发展计划有关问题衔接起来。因此，建议军事系统有关部门即行着手研究，提出计划，并求得与地方计划相衔接”。这封信阐述的思想和内容，是对他在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言的重要补充。

1956年11月4日，粟裕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写报告，再次提出“在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注意与国防建设相结合”。他建议国家建设的布局、工业基地的选择，政府有关部门应多与军事机关商量。他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即使在4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很有指导意义和价值。

五、指导华东沿海对敌斗争。踏勘边防海岛。

解放初期，被人民解放军赶出大陆的国民党军队，盘踞东南沿海岛屿，不时对我进行军事骚扰，妄图卷土重来。1954年夏，粟裕参与制定了关于加强对台湾蒋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8月31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粟裕领导总参立即作了积极部署。并以相当的精力指导了华东沿海的对敌斗争。

1954年11月14日，浙江前线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击沉国民党“太平号”军舰。这是人民解放军鱼雷艇部队的首次作战，旗开得胜，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在浙江一带海面的活动，鼓舞了海防前线军民。

1955年1月11日，总参谋部向华东军区发出指示：1955年应选择闽浙沿海若干国民党军所占岛屿为攻击目标，集中力量先攻占设防薄弱又距海岸较近之小岛，取得经验，并继续实施确有把握的攻击。粟裕随即领导总参部署了解放浙东沿海敌占岛屿的作战行动。确定首先攻击的目标是位于浙江沿海大陈岛西北10公里处的一江山岛。这个岛是大陈岛国民党军的外围重要据点，面积约1．6平方公里，有国民党军1100余人驻守，筑有永久性的环形防御工事。解放该岛，大陈岛敌军将失去坚固的屏障。1954年12月9日，华东军区向军委上报了《关于进攻一江山岛作战计划方案》。12月11日毛泽东主席批示，要彭德怀、粟裕考虑攻击一江山岛时机。彭德怀、粟裕召集有关军区领导来京汇报，直接打电话向浙江前线了解情况。粟裕提出，如必要时他可以亲自到前线去看看，后因故未能成行。彭德怀和粟裕根据各方了解的情况，认为目前可以打这一仗，报请毛泽东同意后，1955年1月16日，总参谋部复电浙东前指，同意18日开始攻击一江山岛，并指出必须充分准备，要在气象良好确有把握时进行，攻击时间可自行选择。18日8时，战区气象条件良好，陆海空军部队开始攻击。总参及时向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作了报告，并指示部队上岛后要利用地形设法固守。部队登陆成功后，粟裕指示登岛部队要加强防空，构筑工事，挖坑道，疏散隐蔽船只和器材，防备敌海空军反扑；把过去国民党军遗留在江苏、浙江沿海的活动碉堡运去使用；派部队搜索并占领百夹山。19日，解放一江山岛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1000多人，缴获火炮20多门。这次战役是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实施的联合登陆作战，经过实战锻炼，积累了岛屿登陆作战的初步经验。

1955年2月12日至1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陈、披山、渔山各岛，并加紧了对浙江沿海南端的南麂山岛国民党军的围困。2月22日夜及23日，浙东前线和华东军区相继电报总参：南麂山敌军在我军压力下可能撤逃，并提出我军拟采取的措施。粟裕于23日指示总参作战部答复华东军区，原则同意他们所提的处置意见。2月25日，南麂山岛国民党军撤逃。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从此时起，华东沿海的对敌军事斗争重心转移到了福建方向。粟裕关注的重点也随着南移到了福建沿海。

1955年3月初，粟裕召集总参、海军、空军有关领导及南京军区许世友、聂凤智等，就如何加强福建沿海的对敌军事斗争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根据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提出了具体部署和需解决的问题。3月5日，粟裕将讨论意见书面上报中央军委。3月9日，中央军委批示同意粟裕的部署。粟裕接着又亲自抓各项部署的落实。

斗争重点南移以后，华东和中南地区海上作战和护航任务日益繁重。4月22日和6月20日，粟裕两次给中央军委写报告，建议从空军拨给海军航空兵飞机及部队。军委批准了粟裕的报告。在空军和陆军等部队的配合下，人民解放军逐步掌握了浙东沿海的制空权。

1955年5月12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写报告说：“福建地区新建机场将于6月底竣工，为配合外交斗争，保护浙闽沿海航线的安全，防止和打击敌机对福建沿海主要城市的空袭，并为解放金门、马祖创造条件，当上述基地竣工后，我即应进驻部队”。并对进驻部队的原则及可能发生的情况和预定措施，提出了具体建议。毛泽东于5月19日批示：“退贺(龙)、粟(裕)照办”。

根据上述批示，总参研究拟于6月底准备完毕，待军委命令再行转场。后因雨季，拟再推迟准备时限。彭德怀6月3日返京后，粟裕即将上述情况报告了彭德怀。彭面示：“进驻福建空军以7月中旬4大国首脑会议前后再去为宜”(粟裕1955年7月11日致毛泽东、彭德怀的报告)。据此，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去上海、杭州进行必要的布置，对有关部队进行动员、审查飞行员及人闽后的作战组织准备等。总参拟待一切准备完成后，再报军委下令转场。刘亚楼到达杭州，正好毛泽东在杭州，6月11日刘亚楼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刘亚楼到杭州干什么?刘亚楼说：准备组织空军入闽。毛泽东问：这么大的问题，为什么中央还未讨论就决定了?谁决定的?

在毛泽东批评后，虽然主要责任不在粟裕，粟裕仍主动承担了责任。7月11日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检讨对“敌情估计不足”，对“政治上复杂的外交斗争理解不深刻”。并检查了自己的“官僚主义”。

8月6日，毛泽东对粟裕的检讨报告作了批示：“我已于5月19日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因此你们无不事先请示的责任；只有在后来决定具体部署没有请示的责任”。

福建沿海对敌斗争涉及方方面面。粟裕亲自出面做协调工作，如一、二线机场的修建、公路建设、船只及船用主机置备，其中有些项目和重大行动要报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批准。粟裕亲自写报告请示，保证了华东沿海对敌斗争的顺利进行。

由于国际国内原因，福建沿海对敌军事斗争的作战部署几经改变。1958年7月18日，毛泽东主席亲自召集会议，决定对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进行惩罚炮击。 7月19日，粟裕即召集海军、空军、炮兵及总参谋部有关领导人，研究炮击金门及海军、空军人闽的具体部署。经过紧张的准备，8月23日开始了震惊中外的炮击金门作战行动，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这个行动一直持续到1979年1月1日才完全停止。

从士兵到高级将领的粟裕，他的工作习惯是力争经常接触部队，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他到总部工作后，尽管大事繁忙，仍挤出时间下部队考察，特别是多次到边防海岛实地勘察，指导工作。他说：只有了如指掌，才能作出正确部署。

1955年6月20日，粟裕去旅大、辽东半岛及老铁山水道察看地形，研究设防，广泛听取了当地陆、海、空驻军领导的意见。6月27日返回北京，8月5日向军委写报告，对防御部署、部队编组以及公路、运河的建设等5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意见。这既是粟裕这次调查后对这个方向我军防御上极为重要的建议，也是他多年思考国家防务问题的成果。报告上送军委后，引起了军委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在报告上多处批示：“可以办”、“可以这样办”、“很好，照这样办”等。这个报告对这一区域后来的防卫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1955年9月8日至20日，粟裕赴天津、河北一带察看了京、津外围地形。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副司令员郑维山及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王尚荣等随同前往。粟裕先后到了通县、杨村、天津、塘沽、唐山、滦县、遵化、喜峰口、古北口、密云、怀柔、顺义。无论是晴天或雨天，都按计划行动。每到一地都和大家一起徒步踏勘，攀登制高点，无论是荆棘丛生的高山峻岭，还是泥沙遍地的河床海滩，也不论是旧的炮台要塞，还是现在的边防驻军哨所，他都要亲自走到，亲眼看一看，仔细向当地驻军、群众和地方领导询问情况，特别是详细了解那里历史上发生过什么战事、经过和结果怎样。

9月14日，粟裕一行爬上了蜿蜒于崇山峻岭中的长城，并到达险要的喜峰口，许多人的衣服都被荆棘、树杈挂破了，有的还擦破了皮。粟裕精神抖擞，毫无倦意。眼观关内关外，感慨无限。他说：“喜峰口是一个英雄的关口，抗日斗争中它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未来的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不同，它也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经历过的任何一次战争，我们须要好好研究它的规律、掌握它的特点，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这次考察历时13天。紧接着粟裕带领空军及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乘坐飞机从空中进行了一次勘察，进一步了解京、津及河北一带的地形地貌。

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及其怀抱的渤海湾，是京、津的前哨和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1955年11月16日起，粟裕进一步勘察了渤海海峡和辽东、胶东两半岛的海情、地形。粟裕先到旅大的老铁山，攀登上主峰察看，然后由旅顺乘开封号军舰考察外长山列岛、庙岛列岛、内长山列岛及老铁山和南北矶等水道，登上北隍城、砣矶、海阳及北长山诸岛，11月26日到胶东半岛的龙口上岸。接着沿海边勘察了蓬莱、烟台、威海、刘公岛、成山角、石岛、海阳、青岛一线，既察看地形、工事，又巡视部队。

一路上粟裕反复强调说，要防止帝国主义走八国联军的老路，必须在易登陆和要害地段重点设防。他指示：敷设海底电缆，要先敷设北京一××一旅／师的主要路线。要密切军队与地方党的关系，以保证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做到全民皆兵，使岛民变成步兵，驻岛部队变成炮兵，妇女成为后方人员。12月6日经济南返回北京。接着，粟裕就这次勘察发现的问题及如何加强渤海海峡防务问题，召开了有沈阳、济南军区及海军和总部有关单位领导参加的渤海海峡防务会议。12月31日粟裕向军委上报了《赴渤海海峡、胶东半岛所了解的情况》和《关于封锁老铁山水道和加强渤海海峡防务问题的建议报告》。这两个报告同样引起了军委领导的重视，多处作了批示，认为他的建议可以逐步实行。

1956年1月4日，粟裕因病离京去南方休养。他带病考察了湖南、广东一些地方，特别看了从中山至惠阳一带的海边防地形及邻近澳门、香港地区的地理环境，前后达一个半月。同年6月，粟裕去青岛休养。他把这次休养作为进一步了解胶州湾地理和海军建设现状的好机会，在长达70天时间内，军港码头、潜艇基地、水上飞机训练场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956年11月21日，粟裕赴华东，先后到了南京、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杭州，实地看了东海舰队军舰、码头、仓库及陆军第二十七军师、团部队，考察了上海外围的海岛防御。1957年1月15日，粟裕早上5点半起床，按照原计划要到上海外围的佘山岛考察。天突然下雨了，气象预报佘山岛附近有7级大风。东海舰队陶勇司令员、彭德清副司令员劝他改日再去。他坚持按原定计划不变。风浪这样大，佘山岛海情又复杂，大家一再劝阻，粟裕才同意不去佘山岛，改去大戢山岛。军舰9时 40分起航，这时气候越来越坏，不仅刮风，而且雨雪交加，视线很差。陶勇又和粟裕商量，改去铜沙嘴勘察。粟裕冒着风、雨、雪察看了铜沙嘴，返航时又遇大雾，能见度越来越低，快到吴淞口时军舰不得不临时抛锚，等待大雾稍散才进港靠码头上岸。这一天，粟裕整整忙了12个小时。这次华东之行历时2个月，1957年1月23日返回北京。

1957年8月13日起，粟裕率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等赴东北勘察地形，先后到了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牡丹江、延吉、图们、通化、临江、辑安、丹东、旅大等地，察看了图们江、鸭绿江和辽东牛岛沿线地形、工事，视察了驻军和军事工厂，9月7日返京，历时26天。(见图139)9月21日，粟裕就这次勘察情况、勘察中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意见向中央军委写了书面报告。报告根据图们江、鸭绿江、辽东半岛及老铁山地形情况，提出了边境交通建设及设防的具体建议，并就改进边防警备、加强部队训练及军工建设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

1．缩减边防警备部队。粟裕认为：边防警备工作应以少数部队结合民兵为骨干，密切依靠群众进行，如单靠部队巡逻，不仅收效不大，徒然浪费兵力。建议中朝边境之警备部队应予缩减，国境检查站应移交地方公安部门。

2．建议加强部队冬季训练和进行野营训练。粟裕在视察部队时，有的部队首长反映：“东北冬季气候严寒，不好进行训练，要求缩短年度训练期限。”粟裕认为：“部队训练必须适应战区地形和气候特点。”“敌人在冬季作战中虽然也有困难，但决不会由于我们害怕寒冷而选择在夏季进攻，那种认为寒区部队在冬季不好训练的想法是错误的。”他根据有些部队存在的问题提出：“目前部队驻营房，干部缺乏严格军事生活锻炼，有些机关干部吃不得苦，像一个文弱书生，不像一个军人。为了提高军队素质，养成吃苦耐劳、不畏严寒酷暑的习惯，建议全军部队每年应以几个月的时间进行野营训练”。并且说：“此事过去也曾向训练总监部建议过”。

3．发挥军工厂潜力，生产先进装备。粟裕在视察中发现，几乎所有工厂非直接参加生产的人员均太多，机构庞大，人浮于事。有个厂共有职工9500人，按现有任务仅须1400人即可完成。很多工厂的生产潜力未能充分发挥。鉴于直升机在今后战争中作用很大，他建议生产性能先进的新型号直升机。

粟裕的这个报告，军委领导审阅后被列为军委会议文件，有些意见和建议被吸纳到了后来的军队建设和管理工作中。

同年10月中旬，粟裕赴济南洛口，在黄河下游河段上检验工程兵3个舟桥团和2个工兵团渡河连架设浮桥和漕渡门桥的演习。

1958年4月初，粟裕视察了浙江军区机关及驻杭州的部队，并在军区机关排以上干部大会上作报告。粟裕指出，我军要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没有大量的军事专家是不行的。他反复强调学习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号召各级军官下苦功夫钻研军事科学技术。

粟裕每次外出，无论是专程去作调查，还是休息疗养，返京以后都要给中共中央或中央军委写报告，直率反映部队和地方的情况及问题，坦诚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议。粟裕重视调查研究，不仅使自己的认识比较好地符合实际，同时也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更多了解到来自部队实际的情况。

粟裕每次外出，都给随行人员规定纪律：不准向当地提出工作之外的要求，不准收受礼物，不准接受特殊招待，按规定交纳伙食费。粟裕自己带头执行，看电影自己掏钱买票，和大家一起走进电影院观看，谁也不知道这位瘦小的人就是大将粟裕。

六、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完成的一项特殊使命。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地域闭塞、经济落后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停留在农奴制、奴隶制社会。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这些地区的民主改革逐次展开，改革和反对改革的斗争相当激烈。

1955年12月，四川省一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少数反动首领发动了对抗民主改革的叛乱，经过当地政府和驻军的努力，叛乱基本被平息。中共中央为了掌握确实情况，决定派人深入实际摸清情况，研究如何从军事上保障民主改革的实施，以便中共中央下决心采取相应措施。中共中央指示总参派一位领导同志前去，要求总参预作准备。粟裕对此非常重视，他的目光也随着移向大西南。

从1957年3月23日起，粟裕召集总部有关部门开会，他提出了前往四川了解情况的要点和实地察看的范围。研究了如何从军事方面保证中央对该地区民主改革的顺利实施。

中共中央认为，派去的领导同志除了解实际情况外，还须能及时处理相应的重大事宜，及时部署必要的军事行动。3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派粟裕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前去西南。粟裕受命即于4月2日乘火车从北京出发，随行的有总后勤部张令彬副部长、总参谋部作战部王尚荣部长、总后勤部卫生部饶正锡部长及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部的部分干部。途经郑州、西安，由宝鸡南下。当时宝成线刚刚修通，尚未正式营运，火车在这一段路上摇摇晃晃、走走停停，6日上午才到成都。

当天下午粟裕即拜会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传达了中共中央意图。李井泉向粟裕介绍了有关情况。接着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委召开专门会议，向粟裕介绍情况。成都军区领导着重汇报川西平叛经过及今后意见，省委领导介绍了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情况。粟裕听了大家的介绍和汇报后说：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政治斗争占着很大比重，必须很好地执行政策纪律，重视政治工作。粟裕提出要使军队变成政治工作队，无战斗情况时都作政治工作，调查研究，发动群众；一旦有了战斗，连同地方干部在内，又都是战斗队。在平息叛乱、进行民主改革的地区，党政军应该统一领导。

粟裕还和大家研究了赴川西的行动方案，决定分两路，一路前往西昌、凉山，一路前往甘孜。

4月10日，粟裕率两路人马从成都乘吉普车出发，下午4点抵雅安，住下后即与地委及军分区领导谈话，了解情况。次日，粟裕一行考察了驻雅安军队医院、汽车团、速成中学及旧机场等。粟裕在医院看到西昌转来的伤病员60％为冻伤、消化不良和风湿性关节炎，心脏病也不少，便对饶正锡部长说：高原高寒地区的地形气侯特点对人身体的影响，给我们的卫生工作者提出了新的问题，尤其军区卫生部门更应注意研究适当的对策”。 4月12日，粟裕及张令彬、饶正锡等在成都军区参谋长茹夫一陪同下前往西昌，王尚荣率部分人员赴甘孜。

粟裕等从雅安出发向南，经荥经到汉源即进入大山区，公路一侧绝壁凌空，另一侧万丈深渊，谷底大渡河涛声震天，汽车在起伏不平的石子路上颠簸，一会冲向绝壁，一会直朝深渊，令人头晕目眩。粟裕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及脑供血不足诸症，为了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为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他早已把身体健康置之度外。

12日下午6时抵石棉县，粟裕抓紧时间向县领导了解该县少数民族民主改革和新兴石棉矿开发等情况，当晚在石棉县住宿，粟裕已感心脏不适。次日，天下起了雨，粟裕决定按原订计划前进。汽车在崎岖的公路上冒雨行进，驶到一个叫菩萨岗的地方时，雪花从天而降。这里海拔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呼吸骤感促迫，且寒气袭人。粟裕穿上大衣，加了棉裤。大家稍事休息，吃了一点干粮，继续行进，下午4时多抵达西昌。

西昌位于安宁河畔，地势北高南低，南有邛海，气候四季如春，农产品极为丰富，但交通不便，较为闭塞。到西昌第二天，粟裕召集地委、军分区、专署的领导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民主改革和军事保障情况的汇报，对军事工作如何配合民主改革和军事部署作了指示。晚上又找地委、军分区、专署的领导人逐个谈话，抽空看望了驻西昌的部队。

经过几天调查了解，粟裕对情况比较清楚了。4月17日，粟裕根据中央的意图和当地实际，向地委、军分区、专署机关干部作了重新加强军事部署配合民主改革的动员报告。报告就民主改革的意义、改革的方针政策、群众工作等问题，并针对部队干部的思想状况，详细作了阐述和解释动员，使与会者深受教育。随行同志考虑到粟裕的身体和连日奔波劳累，再三提醒他讲得短一些，一次讲不完下次再讲。他却作了一个内容丰富的长篇报告，连续讲了几个小时。为了便于部队指战员记住任务、政策、战术要点，粟裕还亲自编拟了“四字口决”共28句，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成都军区特地将粟裕在西昌等地的报告和他编拟的“四字口决”，转发给了有关的军分区。

4月19日，粟裕告别西昌，向凉山军分区进发，途经四开，去看了一个部队营部。营部住的是茅草小屋，由于昨日刚下雨，室内遍地是水。这里的气候是“四季如春，一雨成冬”，部队生活很艰苦。粟裕交代随行的秘书张剑把茅草营房拍照下来，带回北京去。

19日午后1点多到达昭觉。这里是凉山军分区、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府所在地。解放前城区直径100米，仅8户人家，海拔2600多米。由于地势较高，粟裕感到呼吸较困难。粟裕知道自己的心脏有病，在高原缺氧地区停留时间长了可能会发病，影响整个工作部署，所以把在昭觉的工作节奏安排得很紧凑。在昭觉刚刚住下，即去拜会自治州州长瓦渣、副州长王海民(均彝族)及州委书记等领导同志。次日上午继续找军分区及州的领导谈话，了解情况，指示工作。下午给军分区及州机关干部作了加强军事部署、保障民主改革的动员报告。

4月21日上午8时半，粟裕一行从昭觉出发回成都。在确定路线时，一是原路折回，一是走东线，经乐山返成都。东线公路坍方较多，还要翻越大凉山。军分区及随行的其他领导同志都主张走原路。粟裕考虑走东线虽然困难较多，可是能多看一些地方，多了解一点情况，吃点苦也值得。他给张令彬、饶正锡同志做工作，最后确定走东线。

第一天原计划走300多公里到确营，但因公路坍方及几处桥梁毁坏，一路逢障开路，遇水搭桥，加上翻越大凉山，到下午4点多才到谷堆，全天仅走了150多公里，决定在这里住下来。这里是凉山军分区、地委前指所在地，虽然盖了一点住房，但周围一片荒凉，夜里刮大风，飞沙走石。次日大家起了个早，6点即出发，中午才到确营，吃了点冷馒头继续前进，晚上7时抵达乐山。

4月23日，粟裕从乐山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并告总参、成都军区，报告来川西的工作情况和建议。粟裕估计西昌、凉山两地区年底以前可完成民主改革。为完成上述任务，粟裕建议从军队中抽5000名干部，直接加强到乡，协同乡干部专门进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及基层政权工作；拨出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加强地方干部的自卫力量，并给基层拨配必要的通信联络器材。电报最后提出：拟于5月初在成都召集四川之茂县、康定、西昌、凉山、乐山，云南之丽江、昭通，甘肃之夏河、果洛及西藏之昌都等军分区部队负责人到成都开会，交流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群众工作等方面的经验，研究保障民主改革的军事部署及相互协同等问题。

四川省委见到上述电报，表示完全支持粟裕的建议，于4月30日致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称：“粟裕同志4月23日给军委和中央的简报中所提有关我省民族地区工作的几项建议，我们完全同意。如何，请中央军委审批”。

4月25日，粟裕由乐山返回成都。经过几天紧张准备，四川、云南、甘肃、青海4省少数民族地区军分区、地委领导及西藏昌都工委书记联席会议5月2日在成都召开。会议由粟裕主持，各区介绍了本区民主改革、军事保障改革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经验教训。粟裕在会上讲话，论述在金沙江以东地区完成民主改革的重大意义和几个与军队有关的民族政策以及对少数民族的正确认识等问题。粟裕指出，今后从军事上保障民主改革的实施，应彻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5月6日会议结束。次日，粟裕请李井泉出面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门商讨几个省边缘地区地方工作互相支援配合问题。这期间，粟裕还抽空为成都军区机关排以上干部作了形势和整顿作风的报告，并接见了军区系统高级知识分子。

5月10日，粟裕离开成都到重庆，召开座谈会和实地调查，了解驻渝部队和军工厂生产情况。由于多日劳累，粟裕于15日发心脏病，不得不卧床休息治疗。病体尚未痊愈，5月20日便给驻渝部队8删官兵作形势和整风报告，返回招待所便犯心脏病晕倒。稍事调养后于5月27日返回北京。

6月24日，粟裕就这次外出检查工作、部署从军事上保障金沙江以东少数民族地区继续进行民主改革，以及须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盘考虑解决的一些问题，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了全面报告。

7月31日，中央军委致电成都军区党委及四川省委，同意粟裕在四川检查川西藏族、彝族地区部队工作时提出的各项改进工作的意见。

西南之行是一项新的特殊任务，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政治斗争、军事斗争，错综复杂地交叉在一起。粟裕善于从政治上、从民族团结的全局上考虑和处理问题，部署军事斗争，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他提出的许多措施和建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长期稳定和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粟裕不仅是军事家，也是政治家。他的忘我工作精神在大西南各族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七、坚持原则，不卑不亢——总参谋长的国格、人格。

50年代，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国际上主要依靠苏联。苏联卖给中国武器装备，提供技术资料，派专家来帮助工作，这对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立足点应该放在哪里?身居军队领导工作要职的粟裕，时时提醒大家要在两个方面做好工作：一方面要尽快熟练掌握进口的先进装备，把一切先进技术学到手；一方面又不能长期依赖外国，要建立自己国家的军工生产和武器研制系统。从长远看，后者更为重要。

1955年4月27日，粟裕在全军第一次装备计划工作会议上讲话，对这个观点作了全面论述。他说：“依靠外援，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应该逐步做到自力更生，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研究今后以至长远的军队装备，这就是装备计划部门今后主要的任务”。关于聘请苏联专家、顾问，他指出：“不能长期依靠人家。要培养自己的专家、教员”。“要有自己的工程师”。这段时间，粟裕召集各兵种负责人讨论关于发挥苏联顾问作用与搞好关系的会议上又说：“尊重对方意见，但应有主见；问题不是不可争论，但态度要好；生活上要照顾，但不过分”。并提出：“今后只请教员，少请或不请顾问”。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提出1955年度要增聘顾问、专家。他召集有关单位研究了3次，将聘请的人数从366名削减到139名，其中顾问46名，专家93名。对于一些核心机密部门，粟裕主张既不要依靠外援，也不要去援助外国，交往中要注意留有余地。他多次给有关部门打招呼，要他们严格把关。总参某局的一位领导深有感触地说：“过去觉得我们这个部门未请顾问是个遗憾，现在觉得没有请是对的。我们搞的XX业务，想去向别国要教材，总长不同意，给我们把了关“。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粟裕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是难能可贵的。

在对外交往中，特别是处理被称为“老大哥”的苏联顾问的关系，粟裕始终保持坚持原则、不卑不亢的立场。

1954年8月4日，军委发电给各大军区及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对给苏联顾问提供材料作了规定。规定下发后，有的军区的苏联顾问提出意见，说是不是有些事情不愿让顾问知道?限制顾问的活动?苏联总顾问团向我方反映了这些意见。10月底和11月初，粟裕两次接见副总顾问，严肃指出：中央军委发的文件并无不完满之处。你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理解，且亦妨碍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粟裕进一步明确说：顾问要材料要经过一定组织手续，不能随级乱要。各军区、各兵种顾问所要材料超出本军区、本兵种范围者，则宜经总顾问团批准后再要。下面顾问如对此规定有意见，总顾问团应予解释，不能以他们的片面意见作为总顾问团本身的意见。粟裕有理有节的谈话，驳斥了一些顾问的错误意见，指出了总顾问团的不当举措，维护了我军的尊严。苏联副总顾问不得不表示经过粟裕的谈话，他“明白了”，“误会可以澄清了”。事后粟裕将谈话情况报告中央军委，军委各同志一致赞同粟裕的处置。

有的苏联顾问的一些建议和要求，明显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他们总想搞大规模、多项目的军事建设，不顾中国的经济技术条件。粟裕总是耐心地给他们讲明中国的情况，从不随声附和。他和顾问团的负责人交谈中常常说：由于旧中国反动派搞得很糟，目前中国的状况是工业不发达，技术落后。我们军队现在是在有限经费下进行建设和训练，要把钱用于必要的地方，一个钱当两个钱花，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1954年，在海军的苏联顾问提出在较短期间内建设大海军的计划。粟裕指出，我国现在无重工业、无透平机、无高速柴油机和燃料，在较短期内建设大海军是不可能的。1955年2月2日，粟裕与代总顾问及海军、防空军顾问谈话。代总顾问一再坚持空军某教学单位要分两摊子，并且说：“这个问题，还是照这样办，因苏联除了空军学院外，还有航空技术等学校”。粟裕回答说：“我当然不反对多办些学校，不过目前中国情况不同，犹如苏联1922-1923年的情况，而有些同志以苏联现在社会主义的尺度衡量我们，我们反对不合乎目前情况的建设”。终于否定了顾问们的建议。

1954年第四季度，苏联国防部某领导来我国访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贺龙副主席及粟裕总参谋长陪同赴外地参观，原定坐火车到上海，谁知临开车前1小时，苏方提出不愿坐火车，要改乘飞机。外事部门感到很为难，便请示粟裕。粟裕毫不犹豫地让他们告诉外宾说：“为保证我军委两位副主席的健康和安全，我们按原来安排火车走。至于你们如何走，爱坐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可以安排"。给了对方一个不软不硬的回答。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承担国际主义义务，但在对外援助方面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原则呢?1955年1月28日，粟裕主持有外交部、中央联络部、外贸部、总后勤部及总参有关领导人参加的研究援×问题的会议。他指出：过去战争时有求必应，为的是争取胜利，现在要使他们知道物资装备来之不易，知道节约，促使他们自力更生，逐步由自己解决。2月3日，粟裕将这次会议讨论的情况向军委和周恩来总理作了书面报告，提出了对X军援的三原则。2月6日，周恩来总理批示：“退粟裕办。原则同意”。从此，我国的对外军事援助有了可遵循的原则。

在粟裕主持的外事活动中，有一件事情需要单独叙述。

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规定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30年。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1月，中苏商定苏军自旅顺口撤军年限不晚于1952年。后因朝鲜战争爆发，推迟了苏军撤出时间。1954年10月14日中苏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苏军将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离回苏联。苏方决定把该基地所有武器、技术装备都卖给中国，同时苏方还决定将在安东(今丹东市)的部分空军和防空装备也卖给中国。为此粟裕立即召集有关各方面领导，多次研究接收委员会的组成、接收部队的确定、接收的原则及接收后部署的调整等问题。

1954年10月22日，粟裕写报告给中央军委，提出接收安东装备的具体方案，建议安东接收委员会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为主任，防空军副司令谭家述为副主任。10月28日军委批准了粟裕提出的方案和接收委员会人选。

粟裕亲自负责这项工作，就接收旅顺口和安东两处装备的问题与苏联顾问团多次磋商。粟裕掌握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尽量给国家节省开支。他向苏方表示，我国对外援助负担很重，军事经费不能突破预算，否则会打乱全国建设计划，所以接收苏军装备要根据经费来确定，请苏方照顾我们的困难。粟裕还对我方参加接收工作的人员提出了严格要求。

1954年12月3日，中央军委批准了粟裕关于接受旅大物资的分配原则及接收委员会负责人的建议，肖劲光(国防部副部长)、邓华(副总参谋长)为正副主任。12月11日军委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12月8日粟裕提出的旅大防卫区接收方案。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1955年5月24日，中苏联合委员会举行了接交旅顺防卫区的签字仪式。接着，粟裕为调整防务部署做了许多工作，使旅大地区与内地的防卫密切结合，装备配置更趋合理。

粟裕在4年的总参谋长岗位上，不负毛泽东的重望，为建设巩固的国防，为国家的安全，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坚持原则，秉公办事。既不失职，也不越权。对现代战争中面临的许多新课题，进行了艰苦的有价值的探索研究，及时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但是他的工作是艰难的。他的工作精神并不为有的领导所欣赏。工作常常受到掣肘。不正常、不公正的工作处境，使他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军事思想上的不同认识，更使他的许多重要建议和努力未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尽管如此，他仍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于自己职责范围内不懈地努力，在军队建设、战略方针、作战指导、战场建设和对敌斗争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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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一九五八年蒙冤

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受到历时50多天的批判。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明确指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注】《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246页。，正式建议军委召开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方式，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但是，由于受到党内“左”的思想影响，在这次军委扩大会上把刘伯承作为“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把粟裕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进行了批判和斗争。批斗的范围涉及到了肖克等一批军队高级干部。

对粟裕的批斗，是从解决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发难的，并把此列为军委扩大会的一个议题。对此，粟裕事前一无所知。

1958年5月2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举行第一次小型会议，中央军委委员、军队中的中共中央委员、没有中央委员的大单位的党委书记参加。彭德怀在会上宣布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整风、整编两大问题。

5月26日，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一次小范围会议。会上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了检讨，与会者对粟裕进行了批判。

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在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中，会议采取了整风的方式，对军委和总部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会议开始不久，就有人提出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问题，指责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接着，对粟裕进行了批判。在这种情况下，5月28日，粟裕被迫在有50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第二次小型会上作检讨。

5月30日，在第三次小型会议上，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注】《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246页。的指示。

这样会议由开始只有300多人参加，主要是军内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领导，范围比较小，从6月7日起，扩大到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人员增至1400多人。

7月2日起，开始在有1000多人参加的大会上批判粟裕，温度越来越高，有人提出要把粟裕“斗倒斗臭”。还组织地方干部来参观军委扩大会大字报，把粟裕等人的“问题”搞到了军外。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粟裕表现了他一如既往的坚强性格和可贵的坚持原则精神。他冒着戴“态度不老实”和严重政治帽子的危险，在高压之下仍然对一些原则问题的事实真相作了必要说明。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不少人对批粟不理解。居仁堂会议期间，叶剑英就曾找总参的一位同志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并且说：“我看粟裕最多是个骄傲问题吧!” 不少人过去与粟裕浴血沙场，并肩战斗，深深了解粟裕的为人。有的人建国后与粟裕一起在总部工作，许多事情是共同经历的。他们又都是受党多年培养教育，政治、思想都很强，是非真假自有他们的看法和判断，虽然在“12级台风”下不得不加入“批粟”的行列，说一些违心话，但仍有人在发言中对粟裕过去的革命贡献、个人品德以及在总参的作为，作出了一定的实事求是评价。有人甚至对一些无中生有的诬陷，大胆地提出了不同看法。

批判中强加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有：

一、“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彭德怀3位领导都“搞不好”。说粟裕“随饶(漱石)反陈(毅)”。说粟裕“直接向(毛)主席报告，使聂(荣臻)受批评”。说粟裕与彭德怀“将帅不和”，“主要责任在粟裕”等。

关于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军部的“黄花塘事件”，粟裕在7月8日的小组会上作了严正的说明：1943年饶漱石在淮南黄花塘赶走陈毅同志，当时我在一师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不仅我，别的师的干部也根本不知道。事实上饶的这种阴谋，他是不敢向下讲明的”。

说粟裕同陈毅的关系搞不好，所谓“反陈”，更是无中生有，陈粟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在解放战争中所建树的辉煌战绩，便使这一“罪名”不攻自破。粟裕是陈毅的老部下，对陈毅一贯十分尊重。陈毅也十分器重粟裕，大胆放手和支持他的工作。解放战争期间，粟裕受中共中央之命负责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作为华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陈毅对粟裕的指挥给以全面的支持。粟裕视陈毅为华野的统帅。1947年8月，中央军委命令粟裕去鲁西南统一指挥华野在外线的6个纵队，并且任命粟裕为华野外线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认为，这6个纵队是华野主力，必须由陈毅亲临指挥，建议陈粟同去。中共中央同意了粟裕的请求。1948年春，中共中央决定调陈毅到中原工作，华东野战军交由粟裕全面负责。粟裕向中共中央再三恳请，保留陈在华野的领导职务。这都反映了粟裕从革命的事业出发所表现的大公无私精神和坦荡胸怀。

会上，也有同志对逼迫粟裕承认“搞阴谋”愤愤不平。这些人明确表示：对“粟裕同志‘阴谋’不‘阴谋’没有体会”，“主席团提的（粟裕）‘阴’的问题，还未接触到”。

关于粟裕“直接向(毛)主席报告，使聂(荣臻)受批评”是怎么一回事呢？此事发生在1952年7月。那时聂荣臻任代总长，他对呈送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文件有所控制。张震回忆说：“聂总说：毛主席他们管的事多、太忙了。你们的东西事无巨细地报上去不好，以后报到我这里就行了，需要毛主席他们知道的由我批后转报。从那以后，我们送到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朱老总那里东西就少了。后来毛主席召开会，把几个老帅都找去，我也被叫去。毛主席对我说，早先还见得着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也看不到了，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注】张震：《总参谋部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26页。。毛泽东批评后，粟裕认为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刚到总参谋部工作时，毛泽东就规定粟裕每半月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起先是按规定执行了的，聂代总长有了以上交代后，执行就不够坚决了。同时粟裕认为，自己是副总长，作为总参领导人之一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便也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检讨了未按毛泽东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情况的错误，并且说虽然毛泽东没有指名批评他，但对他教育很大。不料毛泽东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不但写上“此种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对聂荣臻则又作了批评。结果，这次会上把粟裕向毛泽东写检讨报告说成是“告阴状”。

这件事，粟裕无论从个人行为还是党的组织原则来说，向中共中央领导直接写报告作检讨都是无可非议的，是光明磊落和符合组织原则的，何况对毛泽东会作这样的批示粟裕也是没有预料到的。陈毅1948年在濮阳曾说过，粟裕“受过别人的打击，决不会打击人家”。也正如1979年粟裕在给中央申诉报告中说的：他“没有在背后搞过任何同志的鬼，没有任何两面行为”，何来“告阴状”?即使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的会议上，也有同志发言明确表示不同意见：“说粟是个人野心家或说品质恶劣等都是不合适的”。

关于粟裕与彭德怀的关系问题。彭德怀是1952年7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粟裕在他的领导下在总参工作了6年多。粟裕对彭德怀是尊重的。但无庸讳言，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粟裕与彭德怀是存在分歧的，比如根据战略方针制订作战计划和建立战略预备队及增建机械化师等问题上，他们都存在不同认识和处理对待上的分歧。在工作作风上他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他们之间的意见和分歧，也是为了更好地搞好国防部及总参的工作，为了把我军的“三化”建设尽快搞上去，探索出一条和平时期我军建设的路子。

Chapter_21

然而，在这次会议上，对粟裕同彭德怀之间工作上的不同意见，上升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进行批判，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粟裕身上。

二、“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权限”。

给粟裕扣上这样的大帽子，主要有下列两件事：

一是关于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处理军事问题的最高领导机关，它通过解放军各总部机构实施对全军的领导。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但并没有改变上述军队领导体制和关系，各总部仍然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后来，由于学习苏军，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是，我军此时正处在和平时期建设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军队初期，国防部及军委各总部没有正规、完善的职责条例。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哪些不用，尚没有明确的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文件有时没有署国防部的名受批评，有时署了也受批评。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的意见，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1958年批判粟裕时，竟把总参执行军委起草职责条例的决定，说成是粟裕藉此争军权。

二是关于是否组建统帅部战略预备队问题。为应付突然事变，粟裕任总参谋长后，提出抽出X个军作为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对此，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表示反对，认为无此必要，说全国都属解放军，一旦战争爆发，统帅部完全可以从各军区临时抽调部队组织战略预备队。粟裕认为，等战争爆发再抽调组织这支部队，一是会打乱各军区的作战计划，二是战争一爆发，交通被破坏，部队行动受阻，将会失去战机。为此，他据理力争。这个纯属工作范围的争论，在批判粟裕时竟被扣上了“有争夺这几个军的阴谋”!而若干年后，中央军委从战备需要出发，建立了类似粟裕当年建议的部队。

三、“告洋状”。这是指1957年11月粟裕在苏联访问时的一次正常的外事活动，但完全被人搅浑了。那次粟裕参加以彭德怀为首的访苏军事代表团。访问中有这样一项安排，代表团各位成员对口拜会苏军领导，粟裕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身分，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粟裕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虽已五易具稿，尚未获得通过，从借鉴外军经验出发，便趁这次拜会的机会，向苏军总长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苏军总长说他们没有现成的材料，只在交谈中简单介绍了一下苏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组成、职责 (有关的书面材料，到1958年3月苏方才向我方提供)。除此之外双方没有谈及其他事情。整个会见只有20多分钟，除去见面时的寒暄和翻泽需要的时间，双方总长顶多只能各讲5分钟左右的话。就是这样一件事，批判粟裕时被诬为“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后来又被无限上纲说成为“里通外国”。对于这些吓人的帽子，即使在高压之下，粟裕也没有接受，并对基本事实作了委婉的陈述。6月30日他在第一次大会检讨中说：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是‘告洋状’，当时的动机，还是想参考一下苏军的经验，来草拟我们已经写过5次还没有定稿的工作职责条例。” 这个基本事实，随粟裕前往拜会的我方翻译孙立忠也作为证实。孙在1994年11 月12日写的一份材料中说，那次会见“是一次礼节性的拜会，谈话很简短，时间不长，前后加上翻译时间在内大约20来分钟，双方主要谈友谊、友好”。他还写到，“文革”中有人向他调查，这次拜会是不是粟裕“告洋状”、“里通外国”? 他回答说：“粟总长在拜会时顺便向苏方要一点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分工材料，以便带回国内作参考，不能说是‘告洋状’，更不是什么‘里通外国’。粟总长第一次同索科洛夫斯基见面，过去根本不认识，也没有什么交往......怎么能向第一次见面的人‘告洋状’和‘里通外国’呢？”。新中国建立后，粟裕在对外工作中一贯坚持原则，即使是在50年代“一边倒”的情况下，也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何况他又不懂俄语，同对方谈话都要经过翻译，如何绕过翻译去“告状”，去搞“里通外国”？

大会主持者既不顾这些基本事实，也不愿听粟裕的说明和会上一部分同志正确公道的声音，一再地加温加压。粟裕忍受着屈辱和痛苦，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他精神上极端痛苦，夜夜不能成寐。他一次次地在大会小会上作检讨，总共达8次之多。每次检讨都要痛苦地说一些违心话，同时想通过检讨的机会，对一些原则问题、重大事实作一些说明。但粟裕每次说明之后，招来的是更严厉的批判。他内心极度悲愤，思想剧烈斗争着。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维护历史的尊严，他决心不惜一切抗争到底。但理智又使他冷静下来，最终战胜了感情。粟裕认为：“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而属于革命事业”。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他完全违心地作了第二次大会检讨，把别人强加给他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稍加归纳整理，上台宣读。

这时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粟裕。军委扩大会议开始以后，有一次毛泽东找肖劲光谈话，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肖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注】《一代名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4页。毛泽东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在粟裕第二次作大会检讨之前，毛泽东评价粟裕说了一段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妈，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 这几名话对粟裕，起了决定性作用。毛泽东肯定了战争年代的粟裕，对建国后的粟裕也未全盘否定，实际上是保了粟裕。毛泽东的话传到会上，陈毅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7月14日，粟裕作了第二次大会检讨，陈毅走上前，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带头鼓掌表示通过。次日，陈毅在大会讲话又讲了这样一段话：粟裕“昨天他的检讨，我觉得很好 ...... 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搞得好的，主要是打胜仗的 ...... 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

军委扩大会于7月22日结束，但会议掀起的风浪尚未平息。有人继续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把粟裕拜会苏军总长一事由“告洋状”进一步诬为“里通外国”。8月 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先在大会上批判，然后撤销职务，并把被批判者的“错误”传达到全党全军，但对受批判者又不作结论，不作决定，这样的做法开了党内斗争极端不正常的先例。

二、这场悲剧的主因。

粟裕在军委扩大会上所以受到残酷的批判和打击，有多方面的原因。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面否定斯大林。不久，东欧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苏联又出现了朱可夫事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苏联和东欧发生的这些事件，不能不在我国产生影响。毛泽东对中国是否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也有所考虑和警惕。他对国内形势极为关注，军队自然是他关注的重中之重。这时，党的指导思想上已经出现的“左”的错误日益加重，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以至于在领导工作上失去了清醒的头脑。这是国际国内的大背景。

在这种“左”的错误影响下，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不适当地强调以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形式进行整风，检查军队建设的各项工作。但有的人借机进行无限上纲以泄私愤，把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个人工作上的、性格上的问题，提高到思想意识甚至阶级立场的高度，进行过火的政治批判和斗争。这样斗争的结果，不仅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伤害了一大批革命同志，而且将正确的东西，只要是遭批判的人所做的和主张的许多事情，都当做错误的东西进行贬斥，对遭批判和斗争的人历史上的功绩，也颠倒是非地说成是“个人野心”、“个人主义”等，甚至对历史进行歪曲。

粟裕的军事才华和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作出的特殊贡献，深为中共中央器 重，也为有的战略区指挥员赞赏。有人称赞粟裕战役指挥以智取胜，以奇制敌，是打“神仙仗”，有人赞赏他战争指挥上的胆略和气魄。豫东之战胜利后，一位战略区的指挥员说：“ 像豫东战役那样的仗，我是不敢轻易下决心打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1955年9月28日应邀参加元帅授衔典礼后对人说，粟裕总参谋长过去打过多次大胜仗，是可以当元帅的。表 示了他对粟裕军事才能和功绩的深深钦佩。但是在这次批判粟裕时，功绩却带来另一面的效。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在苏中战场指挥的七仗，延安总部发言人概括为“七战七捷”。而 在这次批判粟裕的大会上，对这个战役竟大加挞伐，说什么七战七捷“战略上是错误的”， 是“粟不顾大局”。进而说“两淮失守是因为粟裕恋战苏中”，“导致了淮南地区失利，又 把责任推给别人”等等。1949年9月，在全国政协会议召开期间，《人民日报》记者经刘伯 承将军推荐，访问了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参加政协会议的首席代表粟裕。9月27日记者在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中国人民政协代表访问记——常胜将军粟裕》，实事求是地介绍 粟裕的戎马生涯和光辉战绩。这样一篇文章，在这次会议上也成了粟裕“个人主义”的罪状 ，大加批判。

另一个原因，就是粟裕忠实地按照党性办事，按照党的政治原则办事，不懂得当时党内斗争 的复杂性，更不会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保护自己。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期间，揭露 和批判高(岗)饶(漱石)联盟，有人在分组会上对粟裕进行过火的和不符事实的批判，企图把 粟裕向饶漱石线上挂，而粟裕还毫无察觉。长期革命生涯的磨练，粟裕养成了“实”和“坚 ”的性格特征，即实事求是，朴实无华；坚持真理，坚韧不拔。粟裕在担任总参谋长后，处 境困难，但他以总参谋长责任为重坚持工作。他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他对于关系党和 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在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后，认为是正确的，不管是否符合上 级领导的想法，不管是否会得罪人，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且敢于坚持真理，敢于 承担历史责任。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表现则是朴实无华：对上尊敬拘谨，只有工作关系，而 无私交来往。这种处事和待人原则反映在总参工作期间，在军事思想和涉及战备、建军等重 大问题上，他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人有不同认识时，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便毫不让步 ，反复提出意见，甚至当面力争。他的这种性格和表现，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的情况下，至 少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显然难为有的人所容忍。

粟裕受到错误批判，是在党内政治生活开始出现不正常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场根本违反党的政治、组织原则的悲剧，不能不认为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失误。

三、历经坎坷，长达36年的冤案最终得到公正了结。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粟裕从此离开了军事指挥第一线，并被限制接触部队。他调离总参时，中共中央一位领导人找他谈话说，调你到军事科学院去工作，今后你就待在那里在北京搞学术研究，不必到部队去跑了。但是粟裕认为军事学术研究不能离开部队实际。以后粟裕每次外出想顺便去部队看看，都要先写报告。对粟裕过去的功绩则逐步加以淡化、转移，乃至磨灭。若干军史出版物把解放战争中明明是粟裕提的重要建议和他的重大行动，笼而统之地改写成“华东野战军”、“华野首长”。解放战争中粟裕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代理华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有些正式出版物根本不提及。1958年原华东军区和野战军的主要负责人，在苏中有的县提及“粟裕”和“七战七捷”的信件上正式批示：“这并不好，也无必要”。从此粟裕指挥的毛泽东高度评价过的“七战七捷”在苏中大地也不敢提了。

1959年庐山会议时，有位老战友建议粟裕把1958年受错误批判的事乘机会提一提。粟裕坦荡地表示，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并掷地有声地说：“我绝不会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 几句话，强烈地表现了粟裕特有的光明磊落风格和对自己的自信，也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以后，也有一些老战友老部下不断对粟裕说，1958年你受冤枉的事你不好讲，我们替你向上面讲。粟裕说：“这不关你们的事，你们不要管。”

1960年1月，粟裕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粟裕听了非常兴奋，认为毛泽东等于代表中央给自己平反了。然而，中共中央并未就此向全党发出明确的指示或作出决定，有的领导人对粟裕仍然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这样的政治阴影还浓重地笼罩着他。粟裕以一个老革命家、老军人的高度责任感，在十分受限制的条件下，对国家防务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面临的许多新课题，进行了长期的、执著的、艰苦的和有价值的探索研究，一如既往地不顾风险、不怕疑忌，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直陈自己的观点，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看法和建议。但是，在那时的政治气候和条件下，粟裕的许多对国家安全和军队建设具有独到见解的思想、观点和建议，不为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重视，未能起到作用，他的军事才华未能继续得到应有的发挥。种种不公正对待，长期心情压抑，粟裕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一些正直的人感叹“粟裕是被浪费了的人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着手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邓小平说：要了结1958年军委扩大会这桩公案。“反党集团” (指肖克等)要专门平反；另一种情况(指没有戴“反党”帽子的)也要平，情况不一样也要平。

1979年夏，粟裕在烟台看望叶剑英副主席时，向叶副主席报告：我1958年受到错误的批判，20多年来一直背着沉重的包袱。由于长期以来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自己一直克制，现在才提出来，要求组织上能对这个问题作个公正的结论。叶副主席说，这件事应该解决一下，你写个报告给中央，我回京后同小平同志也说一下。以后从叶副主席处得知，叶副主席已同小平同志谈过，小平同志同意。1979年10月9日粟裕就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的批判，向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正式写了申诉报告，要求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他的错误批判和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申诉说：

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鼓舞下，我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提出申诉。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把我作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拿来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坏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把会议引向了歧路，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

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做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做检讨。尤其是我的第二次(大会)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

那次军委扩大会发动对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包括我在总参工作期间，我对人民对党一贯是忠诚的，任何时候没有反党反领导，没有向党争权，没有在背后搞过任何同志的鬼，没有任何两面行为。我深信，我参加革命50多年的实践是足以证明自己的，也是经得起组织上审查的。

申诉在列举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对他种种的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和给他扣的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后说：

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的检讨等等，均已作为历史文件存档。20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但是，由于20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我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

中央领导收到粟裕的申诉后，叶剑英副主席于10月16日作了批示，批示中说：“我认为五八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那次会议的错误，我建议总政组织力量，认真地研究，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妥善处理。当否，请酌”。 叶剑英的这个批示，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均圈阅同意。

1983年经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直接受理粟裕的冤案，不久提出了具体方案，并征求了粟裕本人的意见。决定即由中央指派一位代表同粟裕本人正式见面。但这一方案未能付诸实施，粟裕在受错误批判26年后离开了人世。他没有能等到组织上为他平反。他身心虽饱受折磨，但走得坦坦荡荡，坚定地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留下的遗愿是和当年频繁转战在东南数省的十数万战友们长眠在一起。

粟裕逝世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一次指示，要在讣告里正面解决他生前申诉而未来得及解决的问题，着重写他能征善战，运筹帷幄，英勇气概，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贡献；还要正面写他任总长时的功绩，以去掉免去总长职务后，有些人给他的不公平的言论与不实之词；表彰他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无比高尚的思想品德、情操。讣告里写了这样一段话：“粟裕同志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他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坚持原则，严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粟裕同志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期间，在常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呕心湖血，任劳任怨，为保卫和巩固我国国防，为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了重大贡献。” 1987年9月11日，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粟裕”条目的文字中写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该书于是989年7月出版。虽然措辞尚待完善、准确，但这是第一次在国家编撰的具有权威性的出版物中，正式指出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粟裕的“批评”是错误的。

给予粟裕的正式平反，是在他去世10年之后。1993年10月，南京军区原粟裕老部下6位同志上书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要求给粟裕1958年受批判蒙冤之事“平冤狱”，恢复粟裕名誉。经中央军委批示，南京军区和总政治部，先后代中央军委起草了有为粟裕平反内容的文章。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发表了由中央军委江泽民主席批发的题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同时刊登，文章除对粟裕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外，特别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这篇文章经总政治部、中央军委、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三级党委修改审定，最后由江泽民总书记审决发出。这个代表中央军委为粟裕正式、公开的平反，虽然来得太迟，但终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粟裕以清白高洁，既告慰了九泉之下先烈的英灵，也实现了广大干部群众久久盼望的心愿。这一长达36年的公案总算得到了公正的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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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战斗在军事科研战线上

一、协助叶剑英创建军事科学院。在逆境中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军事科学。

1958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同时，决定调他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和军事科学院副院长。9月17日粟裕与新任总参谋长黄克诚共同主持了总参谋部第六次部务会议，对总参谋长工作正式进行了交接，9月19日粟裕到军事科学院上班。从此，粟裕在新的战线和岗位上，锲而不舍，开拓进取，为军事科研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解放军已由单一兵种逐步建设成为拥有一定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诸军种、兵种合成军队，但在军事理论指导上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我军长期的作战经验也未系统总结。为此，1956年冬，中央军委决定建立军事科学院，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推动我军迅速建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军事科学院于1958年3月15日正式成立，叶剑英任院长兼政委。粟裕到任时，军事科学院处在初创阶段，营建尚未完成，科研干部也未调齐。调来的干部中，对军事科研觉得很新鲜，但有的对军事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都不是很了解。特别是当时刚开过军委扩大会，批判了教条主义，无形中形成了许多思想禁锢。新成立的军事科学院面临的思想建设、业务建设、物质建设任务都很艰巨。在这种情况下，粟裕到军事科学院工作，叶剑英极为欢迎，在全院欢迎会上叶剑英讲话说，粟裕战斗一生，战功巨大，他的到来是对军事科学院领导力量的很大加强。

不久，军科院党委分工，粟裕任党委第一副书记(书记为叶剑英)，负责院领导的常务工作。后来叶剑英因为军委其他领导工作任务繁重，提出军科院领导实行摱吲浔浮⑺拿娣止的建议，即由粟裕主持第一线领导工作，叶剑英居于二线，以便集中精力于军委其他领导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其他院领导又以政治、行政、科研、技术馆等4个方面作了分工，重点力量放在科研领导上。粟裕对叶剑英院长非常尊重，叶院长对他也非常信任和器重，两人合作很融洽，粟裕成为叶剑英的得力助手。

粟裕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军事科研的领导工作上。尽管工作比较艰巨复杂，但他没有了在总参工作时的那种压力，不仅能比较顺畅地开展工作，还把自己在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上的许多见解，比较大胆地阐发出来，以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才智，在军事科研战线上当一名开拓者、创新者和掌舵者，为军事学术研究、国防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粟裕到院不久，叶剑英即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出国访问，军委指示在叶剑英出国期间，军事科学院党委和日常行政工作由粟裕负责。1958年7月，毛泽东曾指示：“我们应该集中一批有丰富经验和战斗经验的同志，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 10月9日，粟裕主持召开了院党委扩大会，讨论12月召开全军编写条令座谈会的工作，确定军事科学院以五分之四的力量完成编写条令的中心任务。11月25日粟裕到武昌参加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并为全军编写战斗条令座谈会作准备。 12月10日六中全会结束，11日粟裕即协助叶剑英在武昌召开了有关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和院校领导参加的关于如何编写战斗条令的座谈会。1959年1月上旬，粟裕在北京主持了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的预备会议，1月12日协助叶剑英在北京三座门主持召开了全军军事科研工作会议。会议明确了全军科研工作要统一规划、全军动手，确定了发动全军编写条令的方针、方法，并讨论了1959-960年两年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纲要。6月23日粟裕又召开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会议，检查研究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概则专业会议的准备工作和会议开法问题。6月25日动身到南京为这个会议作进一步准备。7月，在南京协助叶剑英主持了全军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概则专业会议。在这一系列会议和活动中，粟裕作了多次发言、结论性讲话和问题解答，对如何开创我国的军事科研工作，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我国军事科研的方针是什么?叶剑英院长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总结我军经验为主，同时认真研究敌人，有选择地吸取外国军事上有益经验，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为国防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需要服务。粟裕完全同意叶帅的观点，并以自己的认识反复阐述了军事科学的任务及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针、原则和方法，使全军和军事科学院的同志刚刚接触这项工作，就对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有了初步认识，并明确了方向，树立了信心。

在论述军事科学的范畴和任务时，他说，军事科学是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只要战争还未最后消灭，军事科学就仍然有研究发展的必要。军事科学除了研究战争的各种规律、军事思想、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之外，它还要求研究国家的政略、军事政策和国防经济等复杂的问题。

他特别指出，军事科学要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他说，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莫不首先运用于军事。新式武器装备的出现，虽然不会也根本不可能改变战争的性质与战争的根本规律，但是必然要促进军事学术的发展，给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提出新课题。我们的军事学术研究工作必须正视这些新情况，根据新的情况来研究问题。

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军事科研是个全新的课题，有人觉得很神秘，不可捉摸；有人则认为很简单，没有什么深奥的学问。针对这两种观点，粟裕发表了一系列讲话，表达了他的见解。

他认为军事科学研究要利用人类自觉的能动性的特点。他说，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军事科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利用人类所具有的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来揭示战争的本质，认识战争的规律，从而研究能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在谈到研究工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时，他说，研究军事学术问题，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是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主张以唯物的、辩证的、发展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问题，反对用主观的、机械的、静止的观点来对待学术问题。研究军事学术，必须掌握发展的观点，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历史阶段。

他强调学术研究必须联系实际和发扬民主。他说，科学研究工作的成果是从许许多多失败和胜利的实践中，是在教学、研究、演习、训练的反复实践中取得的，科学研究工作既需要有高度的政治热情，还要有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和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要结合国防建设、战备训练中的问题进行研究。

在谈到学术民主时，他说，学术问题，不同于行政问题，不能靠行政命令，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更不能依靠军衔、资格来解决，学术问题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取得统一的认识，就忙于作结论，这样对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训练、作战都是不利的。解决的办法还是要走群众路线，靠大家来解决，以理服人，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使大家的认识在实践中趋于一致。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才能为大家所接受。

军事科学院和全军的军事科研工作起步的时候，正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军委扩大会议上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军事领域里的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日益流行，自然会影响军事科研工作的健康正常开展，对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思想理论建设，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影响。尽管粟裕刚受到错误批判身处逆境，他以政治上的无私无畏和理论上的创造精神，发表了一系列从实际出发的见解，极力宣传军事辩证法思想，批评唯心论、形而上学。他在7月17日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概则专业会议上发言，从军事学术高度论证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辩证地论述了以我为主与学习外国经验等问题。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主张以唯物的辩证的发展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问题，反对用主观的机械的静止的观点来对待学术问题”。 他以“十六字决”和“十大军事原则”为例说明，“对一般军事原则，必须辩证地加以理解，不能机械地搬用”；“如果不能适应情况的变化，一味墨守成规，就要挨打或丧失战机”。譬如“十六字诀”第一名“敌进我退”，这是一般原则，但在一定情况下也不是没有敌进我进的，而敌进我进正是敌进我退的灵活运用。又如“十大军事原则”中有一条说“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这无疑是正确的，是解放战争全过程的指导思想。但是在解放战争后期，就不能机械地搬用这一原则，而必须灵活地运用这一原则。譬如在渡江战役之后，由于我军已占绝对优势，因而就应想尽一切办法寻找敌人的主力作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切战争的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这种发展，特别表现为军事斗争能够最迅速最集中地反映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的科学技术最新成就，莫不首先运用于军事......这些新武器和技术装备的发展，必然要促进军事学术的发展，给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提出新的课题。我们的军事学术研究工作必须正视这些新的情况，根据这些新的情况来研究问题”。

1958年军委扩大会确定了“以我为主”的军事科研方针，然而在认识上很不一致。有人对我军的经验看不起，认为是“低级”的东西；有人则不敢提学习外国经验怕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还有一些人一提苏军的东西，就不加分析地盲目批评，似乎苏军经验一无是处。粟裕针对这种情况指出：“我军经验既丰富又宝贵，它是发展我军军事科学的基础，任何轻视我军经验的想法和作法都是不对的”。“但是‘以我为主’并不是排除学习外国经验，‘以我为主’绝不是闭关自守闭门造车。有主就有次，‘以我为主’正是对着学习外国经验而来的。如果根本不需要学习外国经验，也就无所谓‘以我为主’”。他又说：“反对机械搬用外国经验，反对盲目迷信外国经验，也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外国经验”。“但是，苏联和苏军有许多情况是与我们不同的”，“我们一方面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苏军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苏军有苏军的特殊情况，不应用我们的情况去衡量苏军的经验，轻易否定人家的东西。我们应该尊重自己的经验，也应该尊重人家的经验”。“正确的态度是以我为主，有选择地学习外国经验”。

他还指出：“有些同志在学术研究中还有顾虑，还不能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对于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是不利的。因此，我们还要继续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论，提倡敢想敢说敢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表这样一些讲话，在一些人看来是不合时宜的，因而令人惊讶，特别是粟裕此时的处境，没有坚持真理的革命精神，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根本做不到的。

1959年4月28日，根据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决定，毛泽东主席任命粟裕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二、以毛泽东思想和唯物辩证法指导军事科研。协助叶帅做好“军委训委”工作。

全军和军事科学院各项科研课题的研究和编写条令的工作开始以后，为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在叶剑英的建议下专门组织了撗踝閿，由粟裕担任组长。粟裕在指导学术研究工作中，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以自己的军事实践为依据，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本着与大家切磋、探讨的精神，多次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

如何正确认识与对待总结过去、立足现实与照顾未来之间的关系?粟裕说，总结过去，是为了现在，也是为了将来。过去的经验是可贵的，必须加以重视，但不能也不应该原封不动地照搬到现在和将来，而是要结合现实与将来的情况，灵活地运用，并加以发展。在现实与将来的关系上，我们的立足点又应放在现在，在现实的基础上照顾到将来。所谓现实，不仅是我国我军的现实，而且包括时代的现实、友军的现实、敌人的现实。

关于现实与未来的关系。他说，我们准备的是未来的卫国战争，这个战争还没有打起来，还不是现实，还是未来的事。因此，我们不仅应立足于现实，还应照顾到未来可能的发展，未来是现实的发展，应在现实的基础上科学地预见到最近将来敌我双方可能的发展。两方面都考虑到了，而又把重点放在现实，就会有备无患。以出现原子弹等尖端武器技术装备的现实条件来说，我们在研究军事学术时必须考虑它的影响，不仅要考虑如何对原子防护，而且在作战原则、战斗的组织与指挥、战斗保障、工程保障、后方勤务等方面都应考虑尖端武器带来的影响。

在回答关于战略、战役与战术的关系问题时，粟裕以作战指导原则为例，举出以下几种情况加以说明。他说：有一种作战指导原则是战略、战役、战术都适用的。如“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其精神实质是强调要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这当然在任何时候、任何范围都是适用的。然而这一原则在战略、战役、战术范围内的内容和具体运用，则又是不完全一样的。

第二种情况是：表面上看起来，战略的原则与战役、战术的原则是相反的。譬如，战略的内线持久防御和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但实质上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为用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原则在战略上是适用的，但在战役、战术上则是不能搬用的。譬如，从我国的社会性质和政略出发，战略上我们是不主张先发制人的。在战役、战斗上虽然必须服从战略这一原则，但战争一旦爆发，在战役、战斗上绝不能死搬硬套这一原则。

粟裕由此得出结论：所以我们既要看到战略、战役、战术的联系，又要看到它们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军事原则贵在明确，以免发生混乱和误解。如果像有些人那样把“诱敌深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运动战在战略、战役范围内的原则，照搬到战术范围内的阵地防御战斗中，是非常危险的。

谈到进攻与防御的关系，粟裕指出：进攻与防御是矛盾的统一，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因此，我们必须根据情况灵活地运用这两种战斗类型，并使二者密切结合起来。

粟裕曾多次指出，作战原则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圣经，而是随着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粟裕这些充满辩证唯物论又密切结合实际的思想认识，较好地回答了全军科研中的问题，推动了军事科研工作的开展，不仅是对当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指导，也是对一般军事工作的思想指导。

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军事科学院和全军军事研究人员共同努力，到1959年底总共编写出军兵种战斗概则和各种条令20余种，编写出各种专业条例、教程、教范、教材1．5万余份。这些条令和教材基本体现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思想，反映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成为我军军事科研的第一批成果。它对我军的现代化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编写全军战史，是人民解放军军事科研工作的一件大事。粟裕多次对编写方针及注意事项作了详尽指示。他指出，战史主要写经验教训。战史不单是写战争，更不单是军事史，还包括党的路线、根据地建设等等。要从全局出发照顾团结，从具体单位出发照顾整体。谈到编写时间，他说：形势需要我们很快把战史写出来，以教育后代，教育社会主义接班人。

在他的督导下，军科战史研究工作在培养提高干部、收集资料、课题研究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从1963年起转入战史编写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1987年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人才是事业的根本。军事科研工作要尽快适应形势和任务的要求，首要一环就是做好军事科学研究人员的培养和教育。从这个认识出发，粟裕积极倡议，军事科学院在建院之初先后举办了文化学习班和古代兵法讲座。他又积极提议架通了军事科学院与附近两所高级学府棗高等军事学院和高级党校的专线，使科研干部直接听到两个高级院校的重要课程。他提出研究人员要学外文，搞翻译的可以向研究工作方向发展，军事科研干部要有决心成为专家。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努力学习与军事科学研究有关的知识，院内统一组织的各项学习，他都着装整齐地按时到课，认真听讲。还利用休息时间，找人辅导语文、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课程。

他还提出，研究干部要与部队干部交流，研究干部要下部队代职或搞调查研究，使研究工作与部队实际紧密结合，和现实斗争相结合。他认为，军事科研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研究工作才会有生气。为此他多次向叶院长提出，自己和研究人员都应多下部队。叶院长也积极支持他的意见。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的这个合理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有关领导不愿他接触部队。有一次，他又给叶院长说：搞军事科研不到下面部队去怎么行?叶帅说：这个意见不能再提了!可见粟裕当时处境的微妙。

为了便利我军高级干部学习和掌握现代兵器技术知识，叶剑英院长提出要建立军事技术教研馆。粟裕积极支持叶帅的这一极有远见的主张，亲自检查该馆的教学准备。粟裕指出：教学内容要与教学对象紧密结合，教材应充实最新的资料，保密的目的是要使敌人糊涂，自己聪明，不要把它神秘化。他认为可以将一些导弹、飞机等拿出来展览，供大家学习，增长科学知识。

粟裕的这些重要思想，对军事技术教研馆的创立和发展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1963年军事技术教研馆基本建成，仅1964至1965年，就接受军委直属院校学员和部队师以上干部8批(包括部分外宾)共1600多人参观和见学，还组织了军师干部160人集训。技术教研馆的直观教学受到了广大干部欢迎。

1961年7月，军委成立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简称军委训委)，负责指导全军院校和部队的教育和训练，叶剑英任主任，粟裕、张宗逊为副主任。从此粟裕以相当的精力参加军委训委的工作，积极协助叶剑英研究、解决反教条运动以后军事训练如何搞的问题，在军队建设中突出军事训练的地位，确立在和平建设时期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并进行了院校改革、训练改革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等。粟裕不仅支持叶剑英的思想和倡议，而且积极出谋献策，做了很多不出头不露脸的实际工作。

三、“对镜不须叹白发，白发犹能再挥鞭”——一个老兵的高尚情操。

在枪林弹雨中度过了前半生的粟裕，1958年军委扩大会以后离开了军事指挥第一线，但他仍时刻关注着军队和国防建设。他勤于调查，善于思考，对涉及国家安危的一些大事，不断提出有重大价值的看法和建议。

1960年1月22日至2月27日，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讨论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针、国防建设及1960年国防建设工作纲要。与会同志都企盼听到粟裕的意见，不少人积极鼓励、动员他讲一讲。林彪也找他谈话，提出军事科学院应成为总参谋部的参谋部。在这种情况下，粟裕对战略方针、国防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多次发言，把他在总参工作期间多年思考未能竟言的一些思路和建议，作了比较畅快的阐述。他从对敌情的估计谈起，讲到如何正确理解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对加速军队现代化建设和积极备战、军队制度的改革、后备力量建设等重大问题，都作了全面的并有正误对比的论述。他从现代战争的高度，紧密结合国际形势和国家、军队实情所作的分析和提出的见解，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粟裕形象地论述现代科技发展给军队作战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如：

(1)加强战略侦察措施。他指出，由于导弹的发展，今后战争的突然性大大增加了。以远洋导弹飞行6000公里的时间算，只有14分钟，这样短的时间，用来作一个营的紧急集合还不够，所以必须加强我们的战略侦察，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

(2)陆军要成为机械化的合成军队。他指出，现代战争中，战役的机动性大大增加了，火力也大大增强了，如果单靠步兵来完成作战任务是很困难的，陆军走向摩托化、机械化的合成军是必然趋势。他还期望地说，我们如能将几百万常备军逐渐地全部机械化，都变成特种兵，而把几千万民兵来接替现在的步兵，我们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3)加强工程兵，特别要增加它的机械化程度。他说，工程兵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大大提高了。根据原子弹的威力，国防工程要求更加坚固，野战部队也势必要经常构筑坑道工事。伪装隐蔽固然是防护的一种手段，但单靠伪装是不能解决防原子问题的。因此建议军区和部队的工程兵都要加强，特别要增加工程兵的机械化程度。他还提出了快速构筑野战工事的具体设想。

(4)加强对战争的领导。他从3个方面作了阐述：一是加强司令部工作。他指出：“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懂得各方面科学知识和熟悉敌我情况的司令机关是不可能指挥现代化战争的”。二是配备好指挥干部。他指出，配备干部除首先考虑政治条件外，要考虑任务的区分，干部和部队的特点，特别要注意干部的特点，有的干部和部队善于进攻，有的善于防守，有的又善于打钳制。因此要注意不把不善于守备的干部配在海岛上，同时要把大胆勇猛的和多谋慎重的干部穿插配档，互相取长补短，这样才能很好完成任务。三是要注意培养主力部队，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作为有力拳头。每个主力部队特别要培养机动灵活、勇猛顽强、不怕困难、不怕伤亡的战斗作风，这对完成任务极为重要。

粟裕还强调要客观地看到敌人的长处。他说，我们除看到敌人的致命弱点外，也应客观地看到敌人的长处。敌人还是强大的，技术装备现代化，而且对技术的掌握比较熟练。对于敌人的技术兵器必须认真对付。

1962年初夏，粟裕正在上海休养，他得知蒋介石军队可能窜犯大陆的消息，以一个老兵对国家安危负责的态度，抱病颠簸二天二夜赶到福州。在这个关键时刻，福州军区领导同志看到粟裕来了倍感高兴。军区第一政委叶飞当即安排次日由军区向他汇报并听取他的意见。粟裕说：“让我先到下面去看看吧，是不是回来再谈？” 叶飞急忙说：“还是先汇报吧，顺便休息一天。”第二天上午，粟裕听取了军区领导关于军委作战方针和军区部署的汇报。汇报后军区领导同志请他作指示。粟裕只礼节性地说了几名，第三天一早便出发到下面调查去了。他先后到了闽中泉州湾和闽南赤湖一带，尔后到了厦门。经一段调查和思考，粟裕形成了一个新颖的作战构想，为了不干扰福州军区原来的作战部署，他准备先回京向军委招待。可是一回到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和其他领导一再要求他讲一讲，粟裕只好将自己的想法向福州军区领导作了介绍。他说“如果敌人真的上来，据我想，经过一番苦战，把它赶下海去不难；但要把上来的敌人全部消灭掉，叫它‘肉包子打狗——有来无回’，则不那么容易。我们的着眼点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接着他又说，“你们的作战计划是经过中央军委批准的，我提不出什么意见。为了彻底消灭上陆的敌人，我有一个想法”。随即他谈了经过调查思考后的一个奇特构想。福州军区几位领导听了顿时感到打歼灭战的办法多了，决心更大了，信心更强了。粟裕再三说： “我的这个意见你们可以考虑，但作战部署不要动，待我向军委汇报后，由军委决定。”几天后粟裕返回上海。

6月23日，新华社发表电讯，揭露国民党军队妄图窜犯大陆的阴谋，蒋介石知道人民解放军已作好准备，严阵以待，被迫放弃了窜犯大陆的军事冒险行动。因此粟裕的歼敌构想已没有必要再报告军委了。但是他将在福建等地了解到的情况，写信报告了叶剑英元帅。信中指出，如果敌人知道我福建防务加强，则有可能在粤东、浙南和浙东登陆。信中说，如认为他的意见可以考虑的话，就请叶帅转报军委。果然国民党军在“反攻大陆”的阴谋破产之后，于当年秋冬之间，先后派遣了9股武装特务在广东登陆。我海边防部队和民兵早已有了准备，登陆之敌均被歼灭。

特别要说明的是，粟裕从上海赶往福建，并没有受任何组织和领导人的委托，而且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后，他被限制到部队。但是，在形势发展的关键时刻，粟裕早已把个人安危和得失抛到了九霄云外，粟裕以对国家安危的高度责任感，尽了“一个革命几十年、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应尽的责任。

半世生涯戎马间，征骑倥偬未下鞍。

爆炸轰鸣如击鼓，枪弹呼啸若琴弹。

疆场纵横任驰骋，歼敌何计百万千。

对镜不须叹白发，白发犹能再挥鞭。

这是粟裕作于1964年的《老兵乐》。它说出了粟裕心系国家安危，为保卫国家安全随时准备再上战场的心情。

四、叶剑英说：“不要换小班，要准备接大班”。“你是战将，要准备打仗”。

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中国和苏联关系逐渐恶化，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趋向紧张。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的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危险作了严峻估计，备战成为影响国家政治战略的重要因素。随着战备工作的开展，粟裕这位沙场战将，又受到了人们的注意。

1965年10月2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找正在上海休养的粟裕谈了一次话。林彪说：“你现在身体不好，主要是休息，等你好一些，可以多到部队里去跑跑，看看部队的情况，发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反映面谈，打电话或者写信都可以。”并且反复询问粟裕对部队工作和国防建设有什么意见。粟裕说自己长期离开部队，提不出什么意见。在林彪反复征询下，他谈了几个过去感觉到的问题。

1．关于大军区的干部配备。他认为大军区在战时要单独担任一个大战区的任务，建议在干部配备上要配套成龙，既要有战将，又要有谋士。高级领导干部英勇善战当然是决定因素，很重要，但同时要有战略眼光，有政治远见。

2．关于干部交流问题。粟裕举了他前几年去过的一个军的例子，在干部交流中，这个军的领导干部全部换班了，只有一个后勤部长是原来这个部队的干部。然后说：“干部交流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是必要的，但全部大换班，对保持部队优良的战斗作风和熟悉情况有影响”。并且又举例说明：“主要领导干部对部队的作风是有很大影响的”。

3．关于加强第一线军分区的干部和工作，以便战时有能力配合第一线少数守备部队作战的问题。粟裕说，过去省军区、军分区的干部配备，大都是安置老弱病残，人很多，可是真正能做事的不多。特别是国防第一线军分区应该加强，以便在战时能够迅速有效地补充和有力地配合与支援少数守备部队，挡住敌人初期的进攻，而使主力不致过早使用和消耗，以便统帅部握有拳头，有力地打击和歼灭敌人。

粟裕谈的以上几点意见，林彪都表示赞同，告别时再一次说，等身体好一些时，可多到部队走走。

这次谈话后，粟裕作了慎重的思考。他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去年春犯心肌梗塞，卧床休息了半年，下半年稍好一些，勉强出院边工作边休息。随着全国战备工作的开始，自己一心想再能参加打一仗。为使自己的身体能适应未来作战，所以今年又休息了一段时间。现在身体已有较大恢复，原打算回京去换换军科几位领导的班，他们身体也不好，让他们轮流休息一下，现在军委领导又提出自己身体好些时多到部队去走走的意见，到底是回去换班好，还是下部队搞点调查研究好呢?粟裕反复思忖，决定先听听叶剑英院长的意见。

11月初，叶剑英由北京到杭州，路经上海稍作停留，粟裕便把林彪找他谈话的内容和自己的考虑，当面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叶剑英高瞻远瞩地说：“不要换小班，军科就叫宋(时轮)、钟(期光)他们去搞，要准备接大班。你是战将，要准备打仗。”并赞同粟裕在身体好一些时多下部队走走。叶帅还决定由军事科学院组织一个班子，随同粟裕一起下部队调查研究，这样也可以摸一摸如何使科学研究工作和部队的现实情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上海休息的粟裕根据军委领导指示，对今后作战问题作了一些考虑，于11月24日给中央军委上送了一个《关于培养飞行员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在未来战争中，“如果在重要的方向或重要的战役，我军能取得制空权，则我陆军将更能如虎添翼，将更有利于战役战斗的速决”。“要达到上述目的，除了要有足够数量性能良好的飞机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足够数量的、政治上坚强的、训练有素的飞行人员”。报告还提出了今后几年飞行员培养的数量和办法。

12月3日，粟裕由上海回到北京。他一面参加军事科学院的领导工作，一面作下部队调查的准备。他再三考虑，决定以“加强国防第一线军分区的干部和工作，以便于战时有力地配合第一线少数守备部队作战的问题”为调查的中心题目。他觉得这是未来反侵略战争中首当其冲的重要问题。他在和林彪谈话提到这个问题时，还是根据过去的一些印象，没有把握，想通过实际调查，检验一下这个认识是否正确。调查地点确定在东南沿海。军科有关部门积极筹组了调查研究班子，准备随粟裕下去。

1966年2月11日，军科外军部部长刘静海率领工作组先行出发。粟裕根据医院安排完成治疗后，于3月16日离京南下。他先到杭州，听取省军区司令员张云龙、政委龙潜的汇报。第二站到福州，与福州军区党委常委举行专题座谈，听取先期到达的工作组的汇报，然后沿海边南下调查了莆田、泉州、漳州一带的守备部队、民兵情况和守备工事，听取当地军分区的汇报，并调查了解驻地野战军的情况。第三站到厦门，调查了沿海设防守备和当地驻军情况。第四站返回杭州，调查了浙江沿海温州、台州、宁波军分区及舟山群岛的海防守备和陆、海军驻军情况。最后到达上海，调查了解上海守备的有关情况，并乘船到长江口外视察岛礁。调查结束后于6月9日返回北京，历时近3个月。

这时“文化在革命”已经开始，粟裕回京后一面参加运动，一面整理调查研究材料，于7月初及8月18日先后向中央军委并总参谋部上送了4个调查报告。第一个报告是《关于加强第一线军分区的干部和工作，保证战时迅速有效地动员兵员的建议》。其主要观点是：第一线军分区平时应集中全力做好民兵工作，不要兼管守备部队，实践证明两头兼顾，领导精力主要放在守备部队，势必削弱民兵工作；将省军区部队的主要兵力分给所属军分区和县，平时做民兵工作，战时作为扩大部队的基础；加强第一线人民武装干部；守备部队要搞好军民联防，保障战时就地兵员补充。第二个报告是《闽浙沿海军分区民兵工作调查报告》。第三个报告是《海防与部队建设方面的几个问题》。第四个报告是《关于反对铺张浪费、培养革命接班人、加强对敌政治攻势的意见》。在第四个报告中，粟裕不仅反映了部队在铺张浪费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反映了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存在的一些问题。培养接班人，报告除反映有些部队重才轻德、保留战斗骨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外，主要提出要解决好老干部离职休息的问题。

在上送这几个报告的同时，粟裕还向有关领导作了口头补充汇报。

粟裕在这次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涉及到战备和战争初期的许多重要问题，引起了有关领导和部门的注意，但这时“文化在革命”的浪潮已经汹涌而至，领导和机关已没有精力去进一步研究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粟裕的有些建议是在若干年后才得以落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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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名将不减当年勇——十年动乱中

一、逆流中奋击。被江青、康生列入黑名单。林彪 集团说他有“特嫌”，对他进行秘密审查。

1966年6月，“文化在革命”已经在全国掀起，军事科学院也无例外地被卷到了运动中。粟裕对眼前的这场运动“很不理解”，他静观形势发展，在激流中把好军事科学院的航舵。他多次主持院党委常委会议，分析和估计军事科学院的状况，指出社会上来势迅猛的浪潮，势必会冲击军事科学院机关，再三叮嘱常委同志遇到突然情况要严肃对待，妥善处理，决不可掉以轻心。他向院政治部交代：“军事科学院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人员来自各方，军衔从元帅到士兵都有，相互间不很了解，现在要顺势善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军事科学院终于“乱”起来了。部分干部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前一段主持院日常工作的副院长、副政委，说他们搞“修正主义”，是“三反分子”，提出要撤掉他们的职务，并要求叶剑英、粟裕接见。

这时粟裕的心脏病犯了，医院要他住院治疗。他身在病房，心里惦记着全国、全军和军事科学院“文化在革命”的形势，对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十分忧虑。他认为，叶剑英是军事科学院的院长兼政委，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在军委肩负重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的住地就在军事科学院院内，他的安全出了问题，便会影响军队的大局，因此绝不能把叶元帅推到第一线。为此，他向医院要求出院回去工作。医院没有同意。他又向叶剑英提出让他“自由上班”，也就是人仍住在医院，但在身体条件可能时，尽量参与院的领导工作，以减少叶剑英因军事科学院的事而对中央军委工作的分心。叶剑英同意了他的要求。

粟裕从医院回到军事科学院大院，他先看大字报，然后接见群众组织代表，耐心地给大家做工作。他会见群众代表，常常从白天延续到晚上八九点钟，顾不上吃饭，得不到休息。对军事科学院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他主动承担责任，说我是“大副”，应该负更大的责任，请大家多提出批评。有人要求打倒两位主持日常工作的院领导，撤销他们的职务。他坚定地表示：“我们对干部终归要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我和他们共事很久，我了解他们，他们主持日常工作，难免会有缺点和错误，对他们的错误先不要戴帽子、作结论，也不要开大会批斗。他们的问题要经过核实之后才能确定性质”。并且明确指出：“他们可以不参加对运动的领导，但不能撤职，撤职要按任免权限规定批准”。

针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粟裕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科学分析，正确引导。他特别提醒一些人，对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不能猜测臆断。他说，1952年不是打了许多“老虎”吗?最终有几个是真“老虎”!

其实，粟裕这时的处境也是非常险恶的。1966年10月，江青、康生等人就已经把他列入“判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名单。林彪集团说粟裕有“特嫌”，在京西宾馆组织了专案组，对他进行着秘密审查。1967年1月，粟裕参加叶剑英主持的军委碰头会。这次会被林彪、江青一伙说成是为“二月逆流”作舆论准备的会，粟裕也就被他们怀疑。不久，康生一伙非法无理抵捕了他的小儿子。军事科学院一部分人喊出了打倒叶（剑英）、粟(裕)、王(树声)的口号，妄图夺院党委的权，还派人到粟裕的住地闹事，企图抄他的家。但是粟裕不顾个人安危，从大局出发，勇敢地站出来，认真妥善地做工作，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让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全国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粟裕准备抱病在大会上作“检查”。许多干部听说后纷纷贴出致院党委的“公开信”，提出鉴于粟裕同志的身体状况，“不宜亲自出面检查”。这在当时是极为鲜有的事。

粟裕在逆流中把住了军事科学院这一条航船的舵把子，全院基本保持稳定，在惊涛骇浪中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二、“主席说过，你过去有战功。现时打不倒，你去支撑这个局面吧!”

临危受命，负责国防工业军管。

1967年初，上海刮起了“一月分暴”后，“造反派”“夺权”之风遍及全国，生产无法正常进行，社会一片混乱。3月，周恩来总理召见粟裕，对他说：“现在的情况很困难，国防工业系统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主席说过，你过去有战功。现时打不倒，你去支撑这个局面吧!” 粟裕听后进行了思考：自己在1958年受批判后，到军事科学院任职，在这个时候用他，绝不仅仅是因为他有战功，而主要是他已经是个“死老虎”，对别人没有什么危险了。他还想到，在文革这样复杂的环境里，担负这样的重任，困难可想而知，能否完成任务也难预料。但是有周总理的领导，又使他增加了信心。他决定在这样一个岗位上，他只认一个头，就是周恩来总理。

随即中央军委和全军文革领导小组先后下达了军事科学院集中力量担负到地方执行军管任务的通知。3月27日，周总理召集粟裕、王树声去他那里开会，交代军事科学院负责国防工业口，对国防工办和第二至第七机械工业部实行军管，并负责这6个机械工业部在京所属工厂、院所的军管。指定粟裕到国防工办军事代表组挂帅，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并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国务院业务组成立于1967年初。因当时几位副总理均不能工作，周恩来总理又太忙，故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国务院业务组。业务组在周总理主持下，协助总理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其成员相当于原国务院副总理组成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

接受中共中央的新任务后，粟裕立即在军事科学院向全体同志传达了国务院和军委的通知、指示，宣布军事科学院暂停运动，组织全体干部学习军管文件。

4月8日，国务院又下达指令，军事科学院增加对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军管任务，统由粟裕负责。

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准备，并听取周恩来总理亲自作的动员报告后，5月，粟裕率军事科学院及其他单位来的军管干部，进入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各机械工业部及在京的院、所、厂单位。粟裕召开大会宣布国防工业军管小组正式开始工作，决定在军管小组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一个管“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管生产业务。去一机部的军管人员也于9月份进点。

1967年7月，中共中央还决定粟裕兼任中国科学院军事代表。这时国防工业系统的军管工作已使粟裕相当紧张、忙于应付。他再三向中央提出推辞。8月3 日，粟裕写信给周总理办公室请向总理报告：“由于担负国防工业系统几个部的军管工作，已十分感到吃力，不仅时间应付不过来，尤其我个人能力很差，实在应付不下。如再加上兼任国家科学院军代表工作，将更无法应付，为此请求免去国家科学院军代表的兼职，以免将来犯更多的错误”。8月5日周总理让办公室周家鼎转告粟裕：“兼任中国科学院军事代表一事，是主席的指示，不好再动”。粟裕只好服从。随后，周总理在中南海召开中科院大会，亲自宣布粟裕为中国科学院首席军代表。根据周总理指示精神，他到中科院参加多次会议，和郭沫若院长密切协作，稳定了科学院形势，恢复了部分科研工作。

1967年初，国防工业系统处于“全面内战”状态，科研院、所大部已瘫痪，工厂生产陷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严重影响了部队和国家援外武器装备的保障供应。粟裕临危受命，决心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协助周总理做一些事情。而这时他自身的处境也十分困难，林彪集团和江青、康生等人在加紧对他进行秘密审查，不断通过抓粟裕部下的所谓“特嫌”、“投敌”等问题，企图把他打成这些人的“后台”和“主使者”，进而把他打翻在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苏中四分区汤景延团，在反“清乡”斗争中以“灰色”的面目潜伏在敌军中。“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别有用心地拿这件事做文章。为此，粟裕不知道写过多少次说明事实真相的材料。在林彪、江青刮起的所谓反击“二月逆流”时，国防工办有人喊出了“打倒粟裕”的口号，说他是“二月逆流”的成员。后来周恩来总理出面追查喊口号的人，这些人才不得不停止这种活动。国防工业军管小组领导工作困难重重，遇到的问题错综复杂。部队参加军管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成员也比较复杂。军管小组一进点，就不断遇到来自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斥责，来自“群众组织”的攻击，和军管人员内部错误思想的干扰。面对这种情况，粟裕充分显示了大将风度。他平时沉默寡言，然而头脑十分清醒。他认为：“国防工业是周总理直接管的，必须坚决按总理的指示办”。对周总理的指示，不管大事、小事都详细认真传达，亲自抓贯彻落实。国防工业系统中的情况和问题，他都及时如实地向周总理汇报，重大的事情从不过夜，连夜给周总理打电话报告。这些在乎时看来是极为正常和容易做的事，在当时的复杂情况下，却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到的。有一次周总理在国务院系统军管小组负责人会议上说：“你们现在也不给我反映情况了，只有粟裕同志胆子大，还是常常给我打电话，有时一天两个电话”。

粟裕从林彪、江青的种种倒行逆施中，看清了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始终和他们保持距离，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各派群众组织依恃自己有后台，各自标榜为“左派”，要求军管会表态支持。有的好心人也来劝说粟裕：某派是“中央文革表过态的，你支持这派吧”，某派是“副统帅支持的，你表态吧”。粟裕都斩钉截铁地说：“国防工业军管小组是受周总理领导的，总理要求搞大联合，我们应按总理的指示办”。在整个军管时期，他始终坚持对群众组织“一碗水端平”的原则。

社会上盛行所谓“大批判”，群众组织今天要揪斗这个领导干部，明天要揪斗那个“学术权威”。有的领导派人向粟裕传话：某某人“应该揪出来”! 对某某“应该组织批判!”对某部一批干部要“点名重点揭发批判”。不管来自何方的干涉和示意，粟裕都巧妙周旋，拖延不予办理，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他领导的国防工业军管小组从没有开过一次批判大会，组织召开的大会都是为了促进大联合和贯彻抓革命促生产指示。

粟裕认为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战线的革命领导干部和广大科学研究、工程技术人员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的安全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必须对他们坚决加以保护。1968年6月8日，火箭金属材料研究所所长姚桐斌被“造反派”中的坏人毒打致死。这位10年前从英国归来的杰出专家被害，引起了周总理和粟裕的震惊。粟裕立即赴现场亲自处理。为了争取时间，粟裕乘直升机直抵南苑机场，从那里带了一个排的部队，驱车直达东高地研究所。这时“造反派”头头为掩盖事实真象，把姚桐斌的尸体藏起来，把姚的妻子软禁起来，封锁消息。粟裕一到研究所就把“造反派”头头找来，严令他们立即交出凶手。头头们开始矢口否认，后又支支吾吾不肯承认姚桐斌是被他们打死的。粟裕严厉的目光逼视着他们说：“我现在传达总理的命令，如果不把凶手交出来，就把你们铐起来!”这时姚桐斌的小女儿从门外跑进来，一下子扑到粟裕怀里，放声恸哭，从口袋里掏出她妈妈写的一张小纸条交给粟裕说：“粟爷爷，我爸爸被他们打死了，我爸爸就躺在对面那座楼的地下室里……” 粟裕强忍着眼泪，安慰小女孩，愤怒的眼睛瞪着“造反派”头头们。“造反派”头头们一个个低下了头，不敢正视粟裕，终于交出了凶手。粟裕亲自出马处理杀害科学家的行动，大大震慑了为非作歹的“造反派”。

6月22日，粟裕召集七机部两大派头头开会，严厉向他们指出：不管哪一派，破坏国家科研资料都要负完全责任；打死人要交出凶手，要严办；已拿走的机密文件资料，都要交给军管会。教育他们要正确对待干部，坚决执行党对科技人员的政策。

国防工业和科研系统武斗时有发生，粟裕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赶到现场制止了多起武斗。1968年夏，七机部一院发生严重武斗，粟裕赶到现场责令对立两派立即撤离武斗区域，并找来两派头头谈话，严肃指出：“你们不顾国家利益搞武斗，已经超出闹派性的范围，发展下去就要走向反面，是很危险的”。粟裕在现场和他们谈了整整一夜，次日又在三座门召集两派头头开会，继续做工作，坚决煞住武斗歪风。

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和解放干部是两大难题。粟裕通过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吸收各派头头和革命领导干部参加，耐心细致地反复做工作，逐个解决遇到的难题，到1968年中，国防工业口各级军管会共举办近千期学习班，有44000多人参加学习，解放领导干部182名，占应解放的69．8％，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国防工业口在京的110个单位中有50个实现了三结合，基本稳定了局势。

遵照周总理指示，粟裕以更大的精力投入了国防工业系统的生产方面。当时抓生产不仅有很大困难，而且存在着很大的危险，随时都可能被扣上“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粟裕认为，国防工业系统和一机部的生产既关系到国家安危，又关系到国计民生，应维持必要的生产，尽量少受损失和破坏。他首先听取了国防工办各局及各机械工业部的汇报，并立即处理了一些关键问题，如恢复武器装备的生产，解决核心项目的科研、基建、生产安排等，保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接着经周总理同意，于1967年7月召开了国防工业系统抓革命促生产的“七三”会议。粟裕在会上讲话，提出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一批重要工厂要停止“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转入正面教育，以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并当场宣布正面教育的单位。这一决定得到了工人和干部的热烈欢迎。10月又召开了有总参、空军、国家计委及有关机械工业部和40多个企业单位参加的“一0九”会议，要求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完成军队装备和援外的生产任务。这期间他还根据越南战争经验及我国情况，提出小三线的生产重点；根据国防需要，提出一些尖端产品应加速工程建设的建议。这些建议都得到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批准。他经常深入工厂、科研所调查研究，总结生产搞得好的经验。1968年的春节他是在北京东郊四机部的一些工厂过的。他向春节坚持生产的干部和工人拜年，鼓励大家完成国家赋予的生产任务。经粟裕和军管会全体同志的努力，多数企业的出勤率显著提高，生产也回升了，保证了军工生产和国防尖端试验任务的完成。

1967年4月到1968年4月，粟裕受命担任中央军委常委。他协助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对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顶住了冲击全国军事机关的浪潮，并采取各种措施，把军队的运动限制在院校和部分机关进行，保持了部队的相对稳定。

1968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国防工业口的军管任务由驻京陆海空三军接替，军事科学院干部大部撤回。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粟裕仍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以主要精力抓国防工业的生产。1968年8月，粟裕召开国防工业口大规模抓革命促生产的“八一五”会议，促进了国防工业口的生产发展。1969年2月召开了国防工业在京工厂生产协作会议，解决了当年就地协作项目131项，沟通了各厂间的协作关系渠道，解决了一些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联系部队和国防建设，对国防工业的发展和国家建设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1968年5月20日，他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上报了《关于发展现代化电子工业的初步设想的报告》。12月21日，就“六三”式自动步枪的生产与装备，向军委和周总理提出报告，认为该枪支应先装备常备军，新建兵团和地方军暂装备半自动步枪。因自动步枪每分钟可发射600发子弹，如果全部装备这种枪支，一旦发生战争，工业生产能否供应所需弹药，即或能生产出来，运输车辆及交通道路也难有保障。1969年6月2日，就北京地铁建设向国务院业务组提出建议：车站出入口要加宽，便于紧急防空时群众迅速隐蔽疏散和容纳更多的人；地铁顶层路面要宽，被复坚固，战时可用作飞机起降场，故绿化应尽量靠近两侧建筑物，地面电线尽可能转入地下。他的这些建议，有的当时就被采纳，有的给后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粟裕心系国防工业生产，每时每刻都在思考排除干扰、破坏的措施和办法，尽可能地维持生产，以保证国家和军队的急需。1969年3月，他参加全国计划会议。会议规定与会代表不准外出，不准请假。粟裕便用写信的办法，不断与军管小组其他领导联系，对如何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产品调整、质量要求以及工厂向三线搬迁等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从3月11日至24日13天时间共写了9封信，有时一天竟有3封。在他的努力下，国防工业完成了军队装备、援外和国家的急需任务。1968年1月，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轮“东风号”胜利建成下水，同年12月和次年9月两次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1969年4月，粟裕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69年12月18日，粟裕根据国防工业各机械工业部已分别由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接管的情况，向周总理和军委办事组写报告提出：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已无存在的必要，建议即行撤销。并表示交接工作基本完成后便回军事科学院。12月23日，周总理电话指示：同意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结束，但粟裕仍留国务院业务组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粟裕一直没有被打倒，一是他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被撤掉了总参谋长职务，在有的人看来他已经是一只“死老虎”了；二是毛泽东说了：粟裕有战功；三是得力于德高望重的周恩来的保护。周总理调他、留他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也是有意保护的一个措施。

三、“将来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重上前线!”

七千公里边境行。实地考察诺曼底登陆场。

1970年1月4日，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宣告正式结束工作。此前周恩来总理特意找粟裕谈了一次话。周总理说：“军管小组工作结束了，部队你也回不去了，留在我身边工作吧!你仍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粟裕清楚地知道周总理把他留在身边是为了保护他。作为一名老兵，他怎么能放心得下军队和国防呢？便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不会搞地方工作。”周总理说：“不会搞，学嘛!”他向总理说:“我请求总理替我向毛主席报告，将来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重上前线!”周总理答应了他的请求，说：“你可以经常到外地工厂去作点调查研究，对将来作战也有帮助。”粟裕表示赞同。

不久，周总理又对粟裕说：“你关心国防，我给你创造个条件，去西北、华北边疆走走，一方面学习地方工作，一方面了解边防情况。” 粟裕欣然受命。随后他将奉周总理指示，准备到外地工厂看看，“顺便也看看地形和学习部队战备经验”的打算，报告了中央军委领导，得到了同意。

4月5日粟裕从北京出发，先后到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河北5个省、自治区。他先沿河西走廊到玉门、嘉峪关，由酒泉转向中蒙边境的额济纳旗、居延海，4月下旬到了青海的西宁、大通一带。5月初由兰州北上，经白银、靖远到宁夏的中宁、青铜峡、银川、石嘴山等地。5月中旬到了内蒙古吉兰泰盐湖、阿拉善左旗，又东返经银川到包头，北转至海流图，沿中蒙边境经白云鄂博、百灵庙到呼和浩特。再经集宁、化德、张北到张家口，5月23日返抵北京。历时近50 天，行程7000公里。途中共调查视察了中央企业28个，地方小厂25个，农业生产大队2个。他以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的身份，对坚持在生产建设第一线的工人、农民和工程技术人员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就这些地区和单位的生产、基建、资源综合利用、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重点指导。

作为一位军事家，粟裕心中一直萦绕着“将来一旦打起仗来,还要重上前线”的想法，在他的心目中，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对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可能发生战事的地域，进行一次实地调查勘察。他感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他从打仗的角度，对甘肃的河西走廊、居延海和宁夏、内蒙古境内的贺兰山、狼山、大青山及以北的戈壁滩、草原，内蒙古边境附近的海流图、固阳、白云、百灵庙、集宁、化德，河北的张北以及从张家口到北京等军事上有特殊意义的兵要地区，都进行了实地踏勘，看望了驻军和边防一线守备部队，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战备资料。

考察中，他坚持乘坐吉普车，轻车简从，不要当地领导陪同。凡是与战备有关的，无论是狭小的地下民防工程，还是现代化的飞机洞库，是内地驻军还是边防站点，是民兵还是正规部队，他都亲自走到，实地察看战备的实际情况，找各级指挥员交谈，召开座谈会，了解部队的思想和存在的问题。有一次他要去一个离边境很近的边防点，这里地形北高南低，正处于对方的火力控制之下，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几次劝阻他不要去。粟裕坚持要去看看地形，看望边防战士。边防干部和战士见到早已闻名的大将粟裕来到身边，深受感动。他们说：“我们这个边远地方，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首长来过!”

深入就能真正了解到指战员的心声。有人大胆地向粟裕反映对上面确定的防御方针和战争准备的怀疑，对未来作战的种种疑虑。粟裕知道他们的怀疑和疑虑是有道理的，视察中他进一步感到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和极左思潮，已经在军事领域造成很大影响和破坏，不仅反映在军事思想领域，也祸及到国防建设、国防工程方面。他看到某区域的人造山工程，7座人造山，摆在距前沿较近的地方，远离后方依托，守备方向也不对。他越看越

Chapter_22

感到忧虑，国家花了巨大的资金，广大指战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这种人造山工程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的角度，以及摆置方法，都是错误的。而形成这些错误的思想往往来自上面。他认为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对军队和国防建设危害之严重，应该引起中央高度重视。

返京后，粟裕给周总理并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分别写了调查报告。

粟裕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他这次下去，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他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一是战备和建设的关系问题。西北和内蒙古地区个别的地方干部有等待打仗或打完仗再建的消极思想。他认为这些地区的工业建设如何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二是基本建设摊子大、周期长，未能尽快形成生产能力。他认为必须彻底克服基本建设上存在的贪大的错误思想，应从主管部门到工厂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完成基建任务。三是工业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西北和内蒙古地区共生矿很多，其中有许多贵重金属和稀土元素，但现有厂矿大都是只提炼其中的某一种普通金属，其他金属和稀土元素，都随着废渣跑掉了。他建议此点应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科研工作要大踏步上去，以解决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四是工业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他建议无论是在各地的下放企业，还是不下放的企业，都要解决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利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此外，他还就加速建设刘家峡水电站、提前筹建龙羊峡水电站和西北3省区(甘肃、青海、宁夏)及内蒙古的粮食过关等7个问题，作了专题报告，提出了建议。

粟裕最为忧虑乃至寝食不安的是调查中深深感受到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对边防和军队建设的深重危害。他觉得必须把自己的看法向中共中央报告，但是在极左思潮猖獗的情况下，这些看法又难以坦率地写在给军委的报告中。粟裕想到了周总理，决定单独给周恩来总理汇报，把自己的看法报告上去。有的同志提醒他说，某项边防工程是经毛主席批准的。粟裕说：“作为一个老兵，对国家安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看到问题不说，就是犯罪；不能因为主席批了就不如实反映情况。有的虽然是主席批的，但也要看当时对情况是怎样报告的。” 不久，粟裕给周总理汇报工作，把亲眼看到感到的我军军事思想、国防建设受到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和极左思潮严重破坏的许多事和指战员的心声，以及自己的看法、想法，作了坦率的陈述。周恩来当即表示：“我同意你的观点”。粟裕的担忧稍稍得到了宽慰。

1967年6月17日至7月1日，粟裕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刚果，返回时在巴黎作短暂停留。这是粟裕第一次到巴黎。我国驻法大使曾涛去看他，并问：“你在这里想看点什么？”粟裕说：“想去诺曼底看看。” 他的回答大大出乎使馆人员的意料。巴黎是世界名城，第一次来巴黎的人，都要去参观市里的名胜古迹和世界著名的动博物馆，而粟裕却选择了二次大战盟军登陆场——诺曼底。

次日一早，他在使馆人员陪同下，经过近4个小时的路程，到达诺曼底登陆地域阿洛芒什镇。从维湾至奥恩河口近100公里是登陆正面的中间偏西地段。向东看去，是一望无际的海滩，向南50公里，为登陆场纵深。从1944年6月6日开始，历时49天，盟军共在这里投入4个集团军，陆海空总兵力280万大军，1．3万多架作战飞机；各类舰只9000余艘，作战坦克和各种运输车辆17万辆。粟裕非常重视这次登陆战役，他认为美英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夺取并扩大登陆场，使之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登陆战役，它标志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具有重大军事、政治意义，值得加以研究。

在参观过程中，粟裕提出了许多问题。有的问题陪同人员给他作了解答，有的问题陪同人员解答不了的就请纪念馆人员帮助解答，可是粟裕提的有些问题，纪念馆的人员也无法给他作出满意的答复。譬如粟裕十分重视登陆战役使用过的登陆工具和运输工具，以及在战役的最初几天，盟军在塞纳湾构筑人工港的情况。他仔细地询问，甚至刨根问底，比方，人工港为什么能够浮动?水泥墩的体积多大?大小是否都一样?又是怎样浮动的?又是如何固定的?等等。由于解说员也无法做出满意的答案，他便实地去考察。他们一行来到海边，硬是在滩头深处一步一个泥水脚印，足足走了二三里路，才找到了当年人工港的一些水泥墩残骸，一一丈量，仔细计算，这才解决了粟裕的问题。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粟裕为什么对异域的战争遗迹要进行如此仔细的考察?这正是粟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说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不断从古今中外的战争经验中吸取有用的东西，通过不断的积累，着眼于变化了的情况，通过缜密的思索，得出对当前建军、作战、国防建设的新见解。这也就是粟裕从战争年代到新中国建立后直至晚年，所以能够在客观条件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研究探索出新的规律性认识，提出数十个有战略价值军事报告的原因。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粟裕出席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林彪、陈伯达制造“称天才”理论，一时迷惑了不少人。粟裕始终保持了冷静的头脑，不跟着他们“起哄”，在会上发言时批驳了他们的种种谬论。同组的同志在他的把握和影响下，也没有犯跟着“起哄”的错误。大家对他政治上的坚定、敏锐深表敬佩。

四、整顿交通口。“为革命工作就要大胆好好干，要打倒，我们一起打倒!”

1971年3月，周恩来总理让粟裕再考虑一下他在国务院业务组的分工问题。1970年2月总理就提出过这个问题，粟裕当时说：“我对哪个部的业务都是外行，最好给哪位同志当个助手，请总理指定”，并表示“一定尽自己力量，努力学习，给总理和其他同志当好参谋”。周总理说：“那你就当个机动力量吧。” 现在周总理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他不好再推辞了。经过考虑，他觉得自己分管的部门最好和现在的备战及未来指挥作战关系密切一些为好，于是他选择了包括原铁道、交通、邮电3个部在内的交通部，并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周总理同意他的想法，正式交代由他过问交通口的工作。后来国务院成立港口建设领导小组和造船统筹办公室，也由粟裕负责。

5月，粟裕在交通部办公楼内设立了办公室，正式开展工作。

他首先对交通系统各方面派出调查小组，并亲自去各地调查研究，以掌握交通系统的实际情况，进行切实有效的指导。5月31日，赴郑州铁路局调查铁路运输、安全情况的小组先行出发。7月30日又派出7个小组，分赴大连、秦皇岛、天津、青岛、上海、黄埔、湛江7个港口，调查研究那里的压船压货问题。此后不断派出调查研究小组，了解铁路、港口、内河等部门的生产建设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1971年8月6日，粟裕亲自率工作组到天津、秦皇岛、大连及东北等地，了解港口、铁路装卸、运输及建设情况，一路上听汇报，看现场，找人座谈，商量问题，终因劳累过度，9月中旬在大连发作心脏病，稍事休息以后，于9 月21日返回北京。

1972年9月，山西存煤积压多达180多万吨，自燃面积扩大，情况严重。粟裕批示交通部采取有力措施扭转晋煤外运被动局面，9月4日至12日亲自到晋煤外运的关键路局地段石家庄、阳泉、太原、大同等地实地调查，现场处理问题，协调各方面关系。在粟裕指导下，至9月下旬运出存煤近40万吨，10月份将全部积压存煤运出。

粟裕在深入第一线解决晋煤外运的同时，还从战备的角度，察看了山西的地形，并特意去了忻县、原平、雁门关一带勘察国防工事，看望部队。

由于全国动乱的破坏，交通系统生产秩序严重混乱，铁路运输不畅，港口压船压货，水陆交通处处告急!特别是极左思潮泛滥，谁抓生产谁有罪，许多干部眼看着生产受破坏、国家受损失，而不敢说，更不敢管，怕被扣上“不突出政治”、“单纯技术观点”、“穿新鞋走老路”等帽子，受批挨整。粟裕目睹这种状况，心急如焚。他召开会议大声疾呼，个别谈话耐心细致地做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鼓励交通系统的干部：“不要怕，为革命工作就要大胆好好干!要打倒，我们一起打倒!”在他的激励和带领下，许多干部解除了顾虑，积极参加交通运输的疏通工作。

为了维护国家的经济命脉，粟裕甘担风险，毅然对交通系统进行整顿。

第一，恢复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并要求严格贯彻执行。1971年6月和7月，粟裕先后召开了运输安全工作会议和交通运输会议，亲自到会讲话。针对江青一伙制造的规章制度是对工人“管、卡、压”的谬论，他正气凛然地指出：“技术业务上的合理规章制度，不能说成是‘管、卡、压’，合理的还是要执行，没有制度不行!何况交通运输是现代化的设备，没有规章制度怎么行?”他特别强调指出：“交通部门是准军事部门，除了不带枪炮，别的和解放军是一样的。要学解放军有组织、有纪律、有规章制度”。他严厉批评了干部、工人中存在的“不敢管、不会管和不听管”现象。干部、群众从内心拥护粟裕抓的整顿，铁路、交通部门先后发了“紧急通知”，召开各种会议，发动群众讨论，很快恢复了必要的规章制度，保证交通运输的基本畅通和安全。

第二，积极购买远洋船只，发展远洋船队。我国远洋运力不足。70年代初，国际市场船价下跌，粟裕经过调查研究，积极主张用贷款买进一批远洋船，发展我国远洋船队，重新组建远洋公司，并提出了具体建议。此时江青等人正在竭力批判“详奴哲学”，批判“造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买船”的观点。粟裕提出这样的建议，无疑是顶风而上，其风险是可想而知的。他在交通部的干部会议上说：“这是买来时间和速度，只要我们高质量地把国家建设好，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一些领导人有顾虑，他积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最后，报请国务院同意，买进了一批廉价远洋船只，很快建立起了远洋运输公司，这对增加我国远洋运力，加速发展远洋船队，起了积极作用。到1972年底，我国远洋船队拥有184艘214万吨的运力。

第三，整顿工资待遇，调动交通系统工人生产积极性。铁路机车乘务人员和调车人员工作强度大，责任重，可是在“平均主义”思想影响下，他们的工资和别的工种差不多，这部分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1971年底进行工资调整，粟裕大胆触及这个极其敏感的问题。12月30日他报请国务院批准，对上述人员的工资调整，比照井下工人工资调整办法，放宽一级，使交通部系统工资调整的面由22．44％，上升到23．92％，受到了工人、干部的欢迎。解决港口压船压货，他也从工人工资待遇制度上想办法。他批准给远洋船员增加生活补贴，重新确定船员出国费用，建立船员制服发放制度。广州黄埔港率先试行计件工资制，大大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文化大革命”中，计件工资制是被作为“物质刺激”和“资本主义工资制度”批判的，粟裕支持黄埔港把这个制度试行下去，明显改善了港口压船压货状况。

第四，逐步恢复“文革”前的业务范围和行政体制。由于“文化大革命”和极左思潮，行政体制被搅得混乱不堪，许多正常的业务也被扣上各种各样帽子停止了。 1971年6月初，粟裕听取邮政总局汇报，明确指示：“要恢复邮票出口和集邮业务”，并指出：“邮票要印一些供国外集邮者需要的票面”。根据粟裕的意见，“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即“中国邮票总公司”的前身)于1972年7月1日正式成立，恢复了邮票出口和集邮业务。邮电部门与交通系统其他部门业务关系并不密切，强合在一起反而削弱了领导。他极力支持邮电部门从交通部划出去独立成部。粟裕亲自做工作，经过半年多与各方面协商，国务院于1973年3月作出决定于当年6 月1日正式宣布恢复邮电部。

五、动乱中争来的水运工业“黄金时代”和港口建设高潮。

粟裕一心扑在交通系统的一系列整顿中，工作越深入他越发现交通部内部的怪现象：铁路运输十分紧张，而水上运输却很不活跃。一个浅显的道理谁都知道，铁路建设牦资巨大，且耗费时日，而水道运输只要有船有港口就行，建设起来比较方便，还可以大中小并举。如果把船和港口两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水运就能比较快地上去。

长期以来，交通部的水运工业在造船和修船之间反复摇摆，方针不定，5万多名职工，近5万台机床，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以致发展缓慢。修船能力只能满足需要的60％左右，远洋船80％要到香港或国外去修。国家为此每年要花去大量外汇。而国内修船费用低廉，仅相当于国外的一半。粟裕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尽快解决。1972年11月5日他向周总理和国务院就交通部水运工业的发展提出建议报告。报告说：水运工业是发展水路运输的物质基础，为适应水运发展多方面的需要，交通部水运工业应以“修造并举，以修为主，造船以造中小船为主，从小到大”为方针，加强配套能力，修建一批大船坞，加强水运工业内部及水(运)工(业) 和铁(路)工(业)的相互协作支援。在今后三五年内把水运工业较快地搞上去，为“五五”计划期间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他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国务院的同意，并落实到国家计委和交通部具体执行。1972年12月至1973年1月，交通部专门召开水运工业会议，研究落实国务院批准的粟裕建议。粟裕到会讲话，重申水运工业发展的方针，着重指出要处理好发展水运工业的几个关系，如“土和洋”的关系，要“土洋并举，从土到洋”；“总装和配套配件”的关系，要“狠抓配件配套”的生产；“扩建改建和新建”项目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原有老厂，对老厂进行扩建、改建、技术改造，同时进行必要的新建”；中央直属船厂和地方船厂的关系，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等。发展水运工业需要加强技术力量，粟裕指示将在湖北阳新干校劳动的原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调回北京，恢复工作。

粟裕关于发展水运工业的思想和具体措施，受到交通系统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支持，从动乱中走出一条道来，完成基建投资10亿多元，新建10个3000吨级以上的船坞，扩建、新建修造船厂14个。

粟裕的建议和工作成效，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注意。1973年2月27日，周总理又交给粟裕一项新任务，要他抓一抓国家各系统和军队的造船统筹工作。粟裕随即对交通部、六机部、海军、农林部等单位的造船工业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和有关部门领导反复协商。在摸清船舶工业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他从6月到 9月，向周总理和国务院业务组提出了一系列报告和建议。粟裕首先提出了发展船舶工业的方针，认为船舶工业应当执行军民结合、修造并举、统筹兼顾、发挥两个 (中央和地方)积极性的方针。处理好军用和民用、修理和制造、中央和地方、生产部门和使用部门等各方面的关系。这其中，粟裕提出了许多新的设想和建议，如：他提出六机部是国家主要造船部门，为利于军民结合、以民养军，六机部应在完成军品任务的同时，积极安排民用船舶的修造任务，增加民用船舶的比例；他提出为了抢时间，必须充分利用现有老厂和依托工业基础较强的地区，就是说有些项目要放到沿海，而不是放在三线地区；他提出必须打破行业界限，分工协作，改进计划和组织工作；他提出为了争取时间，不仅要进口船用主机，还应引进主机专利；他提出对部分舰船实行三定，即定型、定点、定批量，并实行船舶标准化等。粟裕的这些建议，都是从国家实际情况出发，但有的与当时国家的某些方针、提法不相符合。他便与国务院和国家计委领导反复协商，终于落实了这些建议。

造船方针确定之后，粟裕紧接着提出了1974、1975两年造船统筹的船型和数量以及1980年以前的造船统筹的设想。并建议成立造船统筹小组和造船统筹办公室。他的设想和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国务院决定，在国务院领导下成立由国家计委、六机部、交通部、农林部、海军及第一、第四、第五机械工业部有关领导组成的造船统筹小组，下设办公室，作为造船统筹的具体办事机构。由粟裕负责领导造船统筹小组的工作。在粟裕的努力下，造船统筹工作立即启动。我国造船工业不仅充分发挥了各系统的潜力，而且走上了规范化大批量生产的轨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水运部门的人称那段时间为“水运工业的黄金时代”。

沿海港口压船压货情况严重，要害是什么?出路在哪里?粟裕在抓水运工业的同时，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主要原因是港口深水泊位不足。沿海 15个主要港口，只有92个万吨级泊位，而外轮平均在港艘数，1971年为67艘，1972年为103艘，1973年1月上半月即达到171艘，加上国内远洋船只和沿海大型船舶也需要在这些港口装卸，港口已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除此以外，航道淤浅、港口基本设施不足，与港口衔接的铁路不适应，也影响了港口的效益。船上的货不能及时卸下来、运出去，自然就要压船压货了。

弄清了情况，也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1973年1月26日，粟裕向国务院提出建议，为满足“四五”计划后3年到“五五”计划初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沿海 8个主要港口(上海、天津、秦皇岛、连云港、青岛、黄埔、湛江、大连)增建40几个深水泊位，增建必要的仓库、货场、铁路专用线。为完成上述任务，他建议国务院有关部和省市组成港口建设领导小组，下设精干的办事机构，统筹规划，全面安排，分工负责，密切合作。

2月27日，全国计划会议领导小组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周总理深感港口问题的严重，提出“3年改变港口面貌”。这时粟裕马上向总理汇报说，我们已作了一个3年增建40几个深水泊位的具体规划。周总理听了很高兴，立即要粟裕把报告送给他看。粟裕连夜将详尽的资料和完整的方案，呈送给了周总理。紧接着总理指定粟裕负责抓港口建设，要他到沿海每个港口去看一看。

2月28日，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成立，粟裕任领导小组组长。粟裕建议谷牧任副组长，外贸部、交通部、物资部、六机部和海军派人参加，办公地点设在国家建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港口工作要有个秦始皇”。意思是说港口建设必须有一个权威领导。粟裕和港口建设领导小组实际上就是这一时期的权威的领导机构。不久港建领导小组提出并经国务院批准，决定“四五”计划后3年安排建设50个左右深水泊位，其中建成投产40个左右。

3月9日，粟裕邀集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8个沿海省市的负责同志开会，传达周总理关于“3年改变港口面貌”的指示，初步确定了各省市的任务。粟裕认为，大规模港口建设必须加强领导，他建议有关省市的领导同志亲自挂帅，成立港口建设指挥部或领导小组，领导和统筹各方面力量，保证建港任务的按时完成。

1973年6月6日至7月3日，粟裕率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交通部有关同志，赴沿海港口检查各地落实港口建设任务的情况，先后到了湛江、黄埔、杭州、镇海、上海、乍浦、江阴、无锡、南京、连云港等地。历时近2个月。他返京后向周总理和国务院写报告，着重汇报各地落实“3年改变港口面貌”指示的情况，同时对南方港口的布局等提出了建议。他认为“港口布局要大中小结合、军民结合、远近结合”。从南方几个港口的布局看，他提出“今后在建设黄埔、上海港的同时，应进一步发展利用湛江、连云港、镇海港，并在长江下游选择适当港口进行扩建，进一步发展江海联运”。他的这些思想和建议为后来建港时采纳和运用。

9月27日至10月17日，粟裕主持召开了全国港口建设工作会议。会议开幕当天他就作了一个系统报告，详细阐述加强港口建设的任务和重要意义，分析3 年改变港口面貌的可能性，并提出了港口建设中的方针政策性问题。与会同志围绕粟裕报告深入讨论，一致拥护这个报告，同意报告中提出的“新建深水泊位51个，3年内建成投产40个”的港建任务及一系列方针政策。会议起到了明确任务、统一思想、沟通情况、交流经验、鼓舞干劲的作用。

12月6日，国家计委、建委、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联合发文，指示有关省、直辖市、自治区革委会、港建领导小组、建港指挥部及国务院有关部：“粟裕同志在港口建设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上的各项部署经国务院审查同意，不另行文，请即研究执行”。

这次会议以后；全国沿海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立即掀起了港口建设的高潮，按期完成了任务。

粟裕在70年代初对水运事业倾注的心血和作出的成就，在尔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发挥出了巨大的潜力和作用。

六、身在地方工作，心系国家安危，两次上书中共中央，提出现代条件下卫国建军方略。

1972年11月，粟裕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以来，粟裕对军事科学院的领导，一般只过问重大原则性事情。担任第一政委、第一书记之后，他仍然和过去一样，军事科学院日常工作交由军事科学院其他领导同志负责，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仍放在国务院业务组。

多年来，他身在地方工作，但一直未放松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关注。粟裕对“文革”中盛行于军事领域里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深恶痛绝。林彪等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特点不作深入研究，只强调对敌人总体上、战略上的藐视，视而不见国外高新科技发展的真实情况，不实事求是地研究对付的措施，似乎抽象地高喊人民战争的口号就解决一切问题，就会战胜一切敌人。粟裕对此深为忧虑。未来战争一旦爆发，这仗该怎样打?粟裕的脑海里不时地思考着这个重大问题，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作调查研究，形成了自己的许多观点和看法。林彪自我爆炸后，他急切地想把自己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1972年初，他找了几位同志，先后几次向他们谈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请他们帮助整理成文。粟裕的不少观点与党内军内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明显相左，报告拖了一年尚未最后形成。粟裕决定自己动手。1973年2月2日，也就是农历的除夕，粟裕到了天津，一方面看望在港口和船厂坚持生产的工人、干部，和他们共度春节，一方面利用春节休假机会，完成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报告。古老的中华民族历来看重春节。室外爆竹声声，千家万户都在互相拜年，祝贺新春。粟裕住地一片宁静。然而局外人并不知道，宁静中也蕴含着几分紧张。粟裕在口述，夫人楚青在记录，起草给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报告。楚青记着记着，手中的笔不知不觉停下来了。几十年相濡以沫的共同战斗和生活，楚青深深了解粟裕，也深知他的一些观点、看法是正确的。但这样直率地提出来会不会招致不测，不免心情紧张，便对粟裕说：“你这是何苦呢，难道你为直言而吃的苦头还不够么!”粟裕严肃而又激动地说：“战争是要死人的!我是一个革命几十年、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如果面对新的形势看不出问题；或者不敢把看出来的问题讲出来，一旦打起仗来，就会多死多少人，多付多少代价。而我们这些老兵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楚青知道，粟裕认定的真理以及对真理的追求，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她再没有提出不同意见，重新拿起笔来记录，帮他把报告整理完成。

粟裕一行于1973年2月15日返京，22日即向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报送了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作战指导思想等方面的建议报告。

报告首先对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的方向问题，根据他多年的调查思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后就作战指导思想方面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意见，主要有：

针针对林彪提的作战方针等问题，提出战争初期在战略布局上，“第一线兵力不要摆得太多，更不要分兵把口”。

针针对较普遍存在的不敢讲阵地战，怕被扣上“消极防御”帽子的问题，提出“某些城市和要点必须坚决固守，有的要死守”。

针针对忽视平原作战，提出“今后主要作战地域在平原和交通要道”。

针针对“乌龟壳不可怕”的片面宣传，提出“要把打坦克集群摆在对地面敌人作战的首要位置”。

针对对现代化战争中如何打运动战、歼灭战及应具备的条件缺乏实事求是研究的倾向，指出打大的运动战，一定“要力争夺取局部制空权”。

这是林彪自我爆炸后，粟裕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的第一个军事报告。

这个报告标志着粟裕对现代战争的研究探索，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研究重点为当时历史条件下我军的战略方针、作战指导思想和作战方法等。

由于全国“左”的错误还在继续，粟裕的正确意见不可能引起重视和积极反应。但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高度责任，粟裕对如何打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探索和研究并未因此而停止。又经过一年多的思考，粟裕于1974年12月25日上送了他的第二个军事报告。

这个报告在上一个报告的基础上，从打常规战争出发，对一些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探讨，对一些方面提出了更加肯定的建议。如关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问题，指出在兵力部署的认识上存在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反映了“某些部队打歼灭战的思想不浓”和“某种程度的军事保守思想”。又如在论述加速发展空军的问题时，强调了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指出：“如果我们连局部制空权也不能掌握，要在平原地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将是非常困难的”。他认为“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基础和技术水平来看，加速发展航空工业、改善空军装备的条件已经成熟”。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从现代战争作战出发，粟裕还在这个报告中提出减少兵员、合理区分部队任务和适应战时需要的编制等意见。中共中央收到这个报告后，于1975年1月5日以12号文印发在京政治局同志。

1974年10月粟裕去海南岛休息。他利用这个机会考察了海南岛的防务，回到广州与广州军区领导交换了意见。1975年1月26日粟裕向军委叶剑英、邓小平副主席上报了关于海南防务的报告，对海南的防御思想和方针、兵力部署、后方建设等提出了意见。同年2月5日，广州军区根据军委和粟裕对海南战备建设的建议向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加强海南岛设防的勘察情况报告》，对海南、岛的设防部署、海军建设、后勤建设等作了调整，加强了海南的防务。

七、与“四人帮”最后一搏——再任军委常委后的特殊任务。

1975年1月初，正在广州的粟裕接到李先念副总理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要他回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粟裕1月5日由广州动身返回北京，1月13日至17日出席全国人大会议，任解放军代表团团长。会议期间，粟裕邀请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来代表团接见全体代表，给军队代表作指示，同时高度警惕“四人帮”插手军队代表团。果然，江青让她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向军队代表团工作人员示意：江青要见见军队代表。粟裕得到报告，未予置理。江青不甘心，便自己闯到军队代表团住地，见了粟裕和军队代表团几位领导。粟裕只好虚以应付。那时代表都分散在各自房间里看文件。代表团个别领导慑于江青的“威势”，当着江青的面几次提醒粟裕召集代表团全体成员，“请”江青作“指示”。粟裕装着没有听见，不加理睬。江青显然被冷落在一旁，气愤而去。事后，粟裕召集全家人，平静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让全家对江青一伙可能进行的政治迫害作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次大会后，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结束，粟裕回到军事科学院工作。这以后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研究方面。

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粟裕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委员，从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军委常委工作。

这时正是邓小平提出军队要整顿的重要时刻，也是十年动乱中难得的一段调整、发展阶段。军委领导十分繁忙，粟裕全力投入了军委常委的工作。

1975年4月17日至6月14日，粟裕受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之托，以近2个月的时间，对华东地区部队进行了调查，先后到了十二军、六十军和安徽、江苏2个省军区，共跑了20几个县市。同军、师、团、营、连各级干部广泛座谈，对4个连队和2个县人民武装部作了专题调查，并同沿途地市县级干部座谈。他这次外出的公开任务是对南京军区几个单位作调查，实际上是实地观察、了解“四人帮”插手部队的动向，同时相机对一些老同志打招呼。

4月23日，粟裕在合肥考察。这时，“四人帮”乘周恩来总理病重，以国务院名义下发文件，要各地建立“民兵指挥部”，搞第二武装。针对这种情况，粟裕利用安徽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的机会，召开了一次座谈会。粟裕在座谈会上讲话说：“50年代我当总参谋长的时候，亲耳听到毛主席说过，鉴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系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搞‘民兵指挥部’，值得研究”。他说这番话，目的是向出席会议的同志们打招呼，让一些同志心里有个底，提高对“四人帮”搞阴谋的警惕性。粟裕以后到江苏，也同好几位地市委书记说到这一点。

华东地区不少军队和地方的负责同志，曾是粟裕的老部下。调查期间，粟裕同他们个别交谈，抓住时机做工作，给他们打招呼，提醒他们“对上海那几人要注意!”粉碎“四人帮”后，许多人回忆说：在那是非混淆的日子里，粟裕同志语重心长的嘱咐，使我们看清了方向!

6月初，粟裕抵达上海。他不顾风险，在夫人楚青陪伴下，悄悄地去看望刚刚解除“监护”、处境还十分艰难的陈丕显夫妇。“文化大革命”前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战争年代曾与粟裕并肩战斗，感情深厚。陈丕显夫妇见到粟裕深深感动了。他们向粟裕诉说十年动乱中遭受的迫害。粟裕向他们讲述“四人帮”倒行逆施的种种罪恶，愤怒地说：“这伙人是可恶的政治流氓，是地地道道的蜕化变质分子!”

从5月11日至6月23日，粟裕将外出调查、了解的情况，先后向中央军委写了4个报告，即《对南京军区几个单位的调查报告》、《调整加强人武部门干部队伍的几点意见》、《对连队建设中几个问题的调查》和《对当前部队学习运动情况的调查》。考虑到当时王洪文、张春桥已窃取了军队要职，这些报告也要送给他们看，所以字斟句酌，在可能的条件下反映了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

返回北京后，粟裕单独向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作了口头汇报，主要讲“四人帮”的问题，涉及的内容是：一、“四人帮”插手部队，搞“第二武装”，在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搞“飞地”，要警惕他们搞“东南武装割据”。二、“四人帮”虽然力图插手部队，但团以下战斗部队是稳定的，他们的手插不进去。然而部队也有少数投机分子跟“四人帮”很紧，还有一些糊涂人，以为“四人帮”代表正确路线，盲目信从。三、有些领导干部脑子不清醒，热衷拉山头、搞派性，压一派、亲一派，这样搞得不好会把一些人压到“四人帮”方面去，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的“间接同盟军”。叶、邓两位副主席仔细听着，从粟裕的汇报中了解到了下面的真实情况。当粟裕谈到“团以下战斗部队是稳定的，他们的手插不进去”时，邓副主席连声说：“这就很好，这就很好!” 军委两位领导都认为粟裕汇报的内容很重要，完全同意粟裕对问题的看法。当年夏季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叶、邓两位副主席的讲话都吸收和采纳了粟裕调查所得的一些材料和特点。

军委扩大会议后，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以叶剑英、聂荣臻、粟裕、陈锡联等组成的领导小组，对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从8月到年底，先后调整了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北京卫戍区、国防科委等20几个单位的领导班子。调整中，粟裕完全支持叶剑英的意见，建立精干的、敢字当头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特别注重干部在同林彪集团斗争中的表现和对“四人帮”的态度。政治上不强的，坚决不予重用。对犯了错误又能改正的人，本着党的干部政策予以安排适当工作。粟裕建议领导班子调整时要保留熟悉业务、领导能力比较强、身体比较健康的二、三把手，同时注意选调较强的领导干部充实政治工作干部队伍。他的这些建议均为领导小组采纳，在调整工作中贯彻实施。在此同时，领导小组对北京市及其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部署也进行了调整。这些措施对于稳定全国局势，特别是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牢靠的组织基础。

粟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打倒大批干部的做法深恶痛绝。10年中他为几十位同志出具过证明，推倒污蔑之词，还他们政治上的清白，多次上书提出解放干部的建议。动乱初期，他不怕牵连自己，为解救干部奔波。通过向周总理报告，保护了一批干部，为被迫害致死的干部申了冤。一天夜里，张震的孩子带着张震的血衣来京找粟裕，诉说张震已被绑架。粟裕听后非常着急，半夜即给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周恩来气愤地说：“他们这么搞不对嘛，我打电话给他们!”在周总理的干预下，“造反派”释放了张震。粟裕听到陶勇被害的消息，极度震惊、悲愤，当即向周恩来陈述陶勇的冤情，认为陶勇绝不会自杀。“造反派”一次次找粟裕调查陶勇的情况，粟裕写的材料都是说陶勇对敌斗争坚决，政治上清白。粟裕还多次督促海军领导给陶勇平反。一些干部无端被关押、挨整。他一方面安慰、保护他们的家属子女，一方面设法营救或以确凿事实据理力争，证明他们是好人；或者以他们身体不好需要治疗和以工作需要为由，要求解除关押、监护。在他的奔走努力下，一批党的好干部免遭残害。仅“文革”后期，他就为章蕴（原全国妇联负责人)、崔义田(原国家卫生部长)、彭德清(原交通部长)、何凤山(原内蒙古建设兵团司令员)等十几位曾担负重要职务的干部，向中央有关领导和军队有关部门写信，使他们得到了重新工作的机会。一位长期在北京卫戍区工作的老同志说：十年动乱中，我们看到粟裕同志的一些报告，都是要求解放干部的，没有见到一件是由他建议抓人的。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有的受难的老同志托粟裕转信，粟裕处理的原则是，凡是送周总理的他都转上去，若是托他向林彪、“四人帮”集团转呈申诉的，他都一律回绝，因此也使一些同志失望。但在当时情况下，他不能直言，只能默默承受一些人的误解。

1975年10月中旬，粟裕突患心包炎、胸膜炎、肺炎，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三箭齐发”。11月“四人帮”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次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对形势的极度忧虑和悲愤，粟裕心情沉重，心脏病频繁发作。

不久，毛泽东病重，“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粟裕机警地注视着形势动向，和叶剑英保持着密切联系。叶剑英对粟裕说，现在要把嘴巴闭得紧紧的，眼睛、耳朵张得大大的，多听多了解各方面情况。叶剑英又交代粟裕，要加强戒备，注意掌握部队和各方面的动向，防止发生意外事件。粟裕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密切关注各方面的动向，发现情况及时向叶剑英汇报，并在军事科学院内加强了对叶剑英住地的警戒。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粟裕彻夜难眠，担心“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悼念毛泽东的活动刚结束，叶剑英就找粟裕去他那里，让粟裕摸一下北京周围某部队的情况。粟裕知道解决“四人帮”的时机已经到来，心里无比高兴。他亲自了解这个部队的情况，及时报告叶剑英。1976年10月6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英明运筹，一举解决了“四人帮”问题，神州一片欢腾。粟裕兴奋不已，一扫了压在心头的阴霾。

粟裕在十年动乱中，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到地方工作，都以党和国家、军队、人民的最高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不怕再次被打倒，勇敢地做了许多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显示了他的大将风度和唯物主义者的高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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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鞠躬尽瘁

一、全身心地投入拨乱反正的斗争。 叶剑英说：“你这第一政委这一关把得好!”力主开展军事外交。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国家从此有了长治久安的希望，粟裕的心情顿时好了起来，身体也逐渐康复。弛全身心地投入了拨乱反正的斗争。

从1976年冬起，粟裕参加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中央通过这些会议，统一高级干部思想，稳定全国的的局势，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安排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工作。粟裕在会上积极发言，为加强党中央的领导、落实党的政策献策。他提出了加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领导的具体建议，尖锐批评个别在“四人帮”问题上“欠了账”的政治局委员。受“四人帮”迫害的大批干部亟待解放，平反和落实政策的工作量很大。粟裕认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对党对干部负责的原则，尽快做好这项工作。他在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指出：“毛主席多次指示要落实党的政策，‘四人帮’打倒了，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正在被砸烂，对他们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群众的严重罪行，必须彻底清算，对极少数进行阶级复、犯下严重罪行的凶犯，应予严肃处理，以至必要的制裁。对‘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对因受‘四人帮’、林彪诬陷、折磨而牺牲的革命干部，一定要昭雪，妥善安置其遗属。对处理错了的要重新处理。对长期没有解放和未作出结论的，要按照政策，尽快妥善解决”。他多次指示军事科学院迅速查清干部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情况，进行公开平反。1978年12月，军事科学院在基本查明情况的基础上召开了全院平反落实政策大会，粟裕亲自到会讲话，代表院党委为20多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诬陷的同志平反，向他们的家属子女表示亲切慰问，并认真总结了院党委应该记取的教训。

在清查林彪、“四人帮”余党的工作中，粟裕始终把握对于人的处理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清大是大非与干部犯错误的界限。军事科学院有一位领导，“文化大革命”中曾在某单位任司令员，粉碎“四人帮”后，该单位揭发了这位同志的一些问题。粟裕亲自找他谈话。这位同志对粟裕说：我在原单位工作时有许多缺点甚至错误，但与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没有任何牵连。粟裕认真分析揭发材料，又听了他本人的申诉，认为这位领导的话是可信的。粟裕主持党委会议研究。大家同意粟裕的看法，认为这位同志的检讨和说明是符合实际的，同时认为他到军科院工作后的政治、思想和工作表现是好的，并以党委名义将以上意见上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后来原单位又揭发这位领导的秘书“参与转移、匿藏机密文件”的问题，因而又牵涉到了这位同志。在军事科学院党委会议上有人说：“这次恐怕不能再保他了”。有人提出要定他为“林彪集团分子”。粟裕严肃地说：作为一级党委对一个同志要负责，不能轻易作结论。即便有“转移、匿藏机密文件”，也是秘书藏的，不是他藏的。根据他的一贯表现还是应该保他。接着粟裕参加军委常委会议，在会上他阐述了这些意见。反对他意见的人气得拍了桌子。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终于没有定这位同志为“反党集团分子”。会后有人说：粟裕真是老实人，为一个人费那么大劲，还惹别人生那么大的气!这件事反映出粟裕对干部负责的精神和坚韧的性格。后来查清，“转移、匿藏机密文件”的事，与他的秘书无关。

1980年6月，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坚持浙南斗争的老战士刘亨云给粟裕来信，对刘英写的《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一文中违背事实的记述提出意见。刘英的“回忆”讲到，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候，“刘亨云将枪支埋起来，自己给土豪做儿子”。刘亨云要求对他的这段历史“重新审查，并正式结论”。刘英的这篇文章，粟裕过去并未看过，但听到当年在浙南坚持游击战争的一些老同志说过对这篇文章有些意见。接到刘亨云来信后，便找来看了一下，发现该文不仅对刘亨云的历史情况作了错误的记述，而且所说的一些重要情节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有一些重要观点粟裕也不能同意，而且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点了好多人的名。文章的题目虽似个人回忆录，内容却是对那一地区党的工作和斗争做总结性的阐述。粟裕本着对同志、对历史、对党负责的态度，于1980年12 月28日分别给总政治部并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写了信，并将刘亨云的来信，转给了总政治部处理。

粟裕的信中说：

“这篇文章我进去没有看过，但曾听到过当年在浙南坚持游击战争的一些老同志说过对这一篇文章有些意见。前些时候我找来看了一下，我认为其中一些重要情节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有一些重要观点也不能同意，而且里面违反实事求是地点了好多人的名。这篇文章韪虽似个人回忆录，其内容却是对那一地区党的工作和斗争做总结的阐述。刘英同志写这篇文章时没有同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交谈过，事后也没有送给我们看过，因而只能代表他的个人意见。为免研究党史的同志把这篇文章作为组织文件来对待，我要求将我的这封信列入有关档案。”

总政治部接到粟裕的信后，对刘亨云的这段历史，立即作了调查、了解，没有发现刘英回忆文章所说的“将枪支埋起来，自己给土豪做儿子”的事。南京军区对此已做过审查结论。总政治部于1981年2月13日让南京军区干部部转告刘亨云：”“放下包袱，安心工作”。

1980年有人在报纸上发表回忆文章，在没有确凿证据和组织结论的情况下，把被敌人杀害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负责人刘畴西称为“判徒”。粟裕看到后非常生气。刘畴西已经牺牲40多年了，他在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工作中有错误，但这与“判徒”有着原则的区别，混淆不得，绝不能认为他已经牺牲而对他的政治生命采取不负责任的错误态度。这时，粟裕又接到刘畴西亲属来信反映生活困难。粟裕便于12月28日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写信，郑重提出：“这个问题，涉及到已被敌人杀害的党的高级干部的政治声誉，还影响到他们的后代。我认为，在涉及到任何一个同志是否有过叛变这样大的问题上，应取十分慎重的态度，特别是鉴于十年浩劫中的沉痛教训，更应慎之又慎。在没有确凿的、充分的证据并经相应的组织作出正式结论之前，在个人回忆录中不应轻易地下断语，更不能公开发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对刘畴西同志，如组织上没有掌握确凿证据材料，仍应以烈士对待“。随信还给中央组织部转去了刘畴西亲属给粟裕的信。

粟裕的这封信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重视。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宣传动态》1981年第9期(3月2日出版)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报刊文章涉及个人政治历史要十分慎重》的文章。文章引述了粟裕致中组部、中宣部信的重要内容和观点，并指出：“粟裕同志的意见值得引起注意”。“一个人的政治历史关系极大，一定要十分严肃地对待。报刊发表回忆录和纪念文章时，凡涉及到这个问题，要有严肃的政治责任心，谨慎从事，不能轻率”。

粉碎“四人帮”后，粟裕在军事科学院领导拨乱反正，及时把军事科研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为提高我军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水平，为国防现代化服务上来。针对军事领域长期存在的极左路线，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肢解、歪曲毛泽东军事思想造成的混乱和思想僵化，粟裕大声疾呼必须使人们的思想从长期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指出：为了活跃军事学术思想，我们一定要发扬学术民主，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军事科学领域的“禁区”。并提出军事科研要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我们一定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和苦干实干的革命精神。我们是搞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必须抱老实的态度。我们提倡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一定要言行一致，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反对华而不实和任何虚夸”(粟裕在军事科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担任军委主席以后，有人提出，要以军事科学院的名义写一篇从历史上论述华国锋为我军的统帅当之无愧的文章。粟裕知道后明确表示，这事不必搞。并指出：“我们搞了这样的文章，怎样向老同志交代？我们吃不实事求是的苦头还少吗？而且军事科学院作为下级这样去评一位领导也不好”。在他的一再坚持下，这篇文章才未公开发表。过了不久，叶剑英就这篇文章的事对粟裕说：“你这第一政委这一关把得好!”

1977年8月，粟裕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这一时期，粟裕还以相当的精力和时间投入了军事外交活动。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接待了一批批来访的外国军事代表团，其中有的想和我军的高级领导人探讨一些问题，了解中国的军事政策、战略意向。国防部外事局的同志认为，对这样的来访者，必须请有相应身份，又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上有见地的人接待，粟裕便是外事部门认为适合的人选之一。粟裕是积极主张开展军事外交的。因此，凡是这一类来访的军事代表团，国防部安排粟裕接待的比较多。仅1976年冬到1980年夏，就安排粟裕接待来访的外国军事代表团30余次。粟裕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接待原则，与来访者进行了会谈和谈话。

1978年8月中旬至9月初，粟裕率军事代表团一行18人访问朝鲜。这是他20年后再次到朝鲜，上次是1958年，他参加周恩来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赴朝鲜，与朝方具体协商部署志愿军由朝鲜全部撤军的事，那次行期匆匆，又赶上过春节，对朝鲜的军事防御工程没有来得及仔细参观。粟裕这次到朝鲜，除了做加强中朝友谊的工作外，在平壤、开城、板门店、元山、金刚山、南浦等地参观了陆海空军部队、民兵，重点考察了前沿阵地、坑道洞库等军事工程。他认为朝鲜工程构筑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军事代表团返京后向中央军委专门写了报告，建议今后多派一些专业性代表团，赴友好国家进行对口访问学习。对西方一些国家，建议多派点内行的干部进行一些专门考察，以借鉴外军正反经验为我所用，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

1979年5月7日至6月7日，粟裕以中日友好之船访日代表团最高顾问的身份，访问了日本。在一个月时间内友好之船绕日本列岛一周，先后停靠了下关、大阪、名古屋、东京、室兰、新瀉、富山、鸟取、博多、长崎共10个港口城市。日本军方很想利用粟裕来日本的机会，和中国军方接触。粟裕为了加强对日本军界的工作，推进两国军事友好往来，经请示国内同意，与日本军界进行了必要的接触，前后有3次会见，其中一次与官方会见，两次与退伍军官会见。5月18日，中日友好之船刚到东京，当天日方便安排粟裕由我驻日使馆副武官张俊发陪同，去日本防卫厅长官办公室，拜会了防卫厅长官山下元利。日方参加会见的有防卫厅事务次官亘理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高晶武彦、防卫厅国际关系参事官冈崎久彦等20多位现役高级军官。

见面时，日方将领对粟裕表示了十分的尊敬和仰慕之情。山下元利说：我久仰阁下大名，听说阁下是这次友好之船访日团的最高顾问，我早就很想同阁下见面，今天能有这样直接的坦率的谈话机会，我说不出的高兴。高品武彦说：以前就听说过阁下的大名，是常胜将军。我以为是身体魁梧的、怕人的，现在见到阁下，觉得很亲切。双方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会见结束时，双方都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再次见面。

5月20日，粟裕在东京于中日友好之船明华轮上会见了三冈健次郎等16位退役军官。这些人多年致力于中日友好工作，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作出过很多贡献。粟裕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并对他们对我军建设和训练方面的善意意见表示感谢。在会见的客人中，有一位是日军前陆军中将松金久知，1978年5月粟裕在北京会见过他。他对粟裕说：“我昨天刚从欧洲、美国旅行回来。5月7日，我在美国军事大学(WARCOLLEGE)向美国高级干部讲演，讲到去年见到粟裕将军，将军给我留下的一句印象很深的话，那就是‘军人有退役，但爱国、关心国防是没有退役的。’粟裕将军的这句话，博得了他们的好评。我现在向您汇报这件事，并且特别向您表示感谢!”松金久知还谈到，据他了解，美国从军事上了解中国的人很少，他认为中国同美国军队领导人交流，有利于两国军队之间的相互了解，有利于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粟裕表示，不仅是美国，许多先进国家的军事科学技术，都值得我们学习。

中日友好之船到达日本神户，粟裕接见了一位从大阪赶来的曾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日本退伍军人山田英一。他一见到粟裕便立正敬礼，连声道：“首长，您好!”接着递上名片。粟裕一见名片便说：“我记得你，你曾是我们的炮兵营长哩!”山田忙答道：“对!对!对!首长的记忆力真好!斏教锩Υ鸬溃簱对!对!对!首长的记忆力真好!”原来山田是抗日战争末期参加新四军的，加入了日本反战同盟。他原是日军炮兵尉官，粟裕就请他为我们训练炮兵。他干得很出色，后又成为我军的炮兵营长。他参加了解放战争全过程，后来又参加抗美援朝，1958年经组织上动员回到日本。会见中，他向粟裕叙述了回国后的简况。粟裕也很高兴，与他亲切谈话。告别时，粟裕没有用接待组准备的礼物，特地从自己的衣箱里拿出一件准备自己穿的新衬衣和一条新领带送给山田，说：“这是我准备自己穿用的，特送给你，以表达我和你当年在一条战线上共同战斗的友谊!”

粟裕在日本与军界(包括退伍军人)的这些会见，对加强中日友好和开展、推进两国的军事往来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引起了日本国内和国际上的注意。在粟裕会见山下元利前，日本时事社就报道说：“解放军大人物将同山下长官会谈”，并说，“粟裕是一位身居中央军委负责人要职的了不起的军队高级领导人。他是参加过1927年南昌起义的地道的军人。这次可能是出于对日本的关照，才以全国人大常委的官衔参加友好之船的。然而，在400名团员中，他是惟一的军人”。5月 21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对东京同北京的军事交往表示关注。塔斯社当天转发了这篇文章。

1980年9月，粟裕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二、首要问题是“统一全军作战指导思想”。提出在新形势下军事改革设想。

十年动乱后，担任军委常委的粟裕工作十分繁忙，他在积极参加军委日常工作的同时，以更大的精力投入了对未来反侵略战争指导规律和作战方法的探索。

粟裕对未来反侵略战争规律和作战指导思想、作战方法探索的基本思想是：现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作用于军事，必然引起军事思想、战略战术、作战方法的变化。我们必须承认并适应这种变化，产生新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方法，一句话就是必须要变革，否则我们就要在新形势下被动挨打。

1976年11月中旬，叶剑英要粟裕对1977年的军队工作提出意见。12月31日，粟裕提出了一个《加强军队建设的几点建议》的书面提纲，上送给了叶剑英和军委主席华国锋，同时也秘密送给了尚未出来工作的邓小平。这个提纲针对林彪、“四人帮”对军队的破坏，着重讲了统一全军作战指导思想的问题。粟裕认为“这是当前战备建设中的首要问题”。他指出，长期以来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在军事领域里，在作战问题上流毒不浅，严重妨碍全军作战指导思想的统一。他列举了作战指导思想上存在的突出问题：

-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特点不作深入研究，甚至不敢正视，将来的仗怎么打，心中无数，信心不足。

-只讲战争指导规律的普遍性，不讲或很少讲未来战争的特殊性。似乎抽象地讲讲人民战争，就解决了战争中的一切问题。

-强调对敌人总体上、战略上的藐视，这是对的、必要的；但是，对在具体上、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注意得很不够。

-对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缺乏统一正确的理解。因而对打运动战和阵地战、诱敌深入和坚守要点、机动作战和重点守备，存在着种种模糊认识。

-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突然性、剧烈性、快速性和情况的复杂多变性，缺乏足够估计和必要准备。

他指出：“由于作战指导思想不统一，不仅直接影响到部队的部署，而且对各军兵种建设规划、武器装备发展方向、国防工程和战场建设等等方面带来许多问题，对部队建设和战备工作影响极大”。为此，他建议集中我军一部分高级干部，通过召开一定会议形式，认真分析研究敌人军情和作战特点，求得在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把全军作战指导思想统一起来。

在这个提纲里，粟裕还就军队的装备建设、军事训练和加强军情建设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建议。他谈到装备建设时指出：“武器装备的发展，要以我军作战指导思想为依据，要从各军兵种作战任务、战术技术的需要出发，同时考虑到国民经注明发展的实际可能”。他建议在两三年内把打坦克、打飞机的武器装备作为重点抓紧解决好。关于军队训练，他认为要切实扭转不敢狠抓军事训练和训练脱离实际、搞形式主义的倾向。并且要加强反坦克和合成军队的演练。

1977年3月24日至26日，中央军委召开军委座谈会，讨论战备工作。粟裕原来想在这次座谈会上就战备工作中带战略性的问题作一个较全面的发言，但由于会议时间短，议程安排紧，他不好占会议更多的时间，便将准备发言的内容整理了一个详细提纲，上送军委领导。

这个发言提纲针对军队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影响战争全局带战略性的问题，如作战指导思想、作战方向、作战形式、装备建设、战场建设，以及战争规模的估计，都提出了看法和建议，许多认识比以前更深刻，观点更鲜明。

关于统一作战指导思想。粟裕指出：“现在，敌我双方比过去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战争的历史条件和作战地域也有很大变化。在新的条件下，如何着眼于战争的特点和发展，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积极防御、打运动战、打歼灭战的战略思想，这个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识和步调不完全一致。有的还是打日本、打国民党的那一套打法”。

关于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粟裕指出：“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取决于我能否掌握局部制空权”。“如果我们连局部制空权也不能掌握，要在平原地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将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关于加强武器装备建设。粟裕指出：“必须批判‘四人帮’的所谓‘唯武器论’，把他们颠倒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他说：“我们加强和发展武器装备，就能更有力地打击和消灭敌人，更有效地保护自己，更好地发挥我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作战特长，更好地发挥人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这决不是什么‘唯武器论’，恰恰是避免了把人与武器对立起来的机械论”。

关于战场建设。粟裕提出要对已构筑工事“进行全面勘察研究，提出改进措施”，要建设各战区之内、各战区之间的交通通道。要在未来敌可能进占区做好开展人民战争的部署。

这一年8月至9月，粟裕从战备的角度，专程到新疆和山西、河北等地调查勘察。

8月下旬至9月上旬，粟裕在新疆先后到了乌鲁木齐、伊宁、独山子、石河子、鄯善等地，察看了边防要点和军事工程，并从空中观察了天山南北的地形，与新疆军区领导就战备问题交换了意见。

9月中下旬，粟裕踏勘和考察了山西东部和河北西部一带的地形和人防工程，与山西、河北两个省军区领导交换了战备工作方面的意见，看望了当地驻军。

粟裕返京后，于10月27日和11月10日，就上述两次考察，分别向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中央军委和军委战略委员会写了报告，提出了这两个地区战备建设的具体建议。

以后几年，粟裕又多次赴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上海、江西、湖北、广东等地勘察地形、视察部队，考察过去作战的战场，并与当地驻军和地方党政领导同志，探讨未来反侵略战争可能遇到的问题和采取的措施。经过几年的调查和思考，粟裕认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战争初期是一个关键阶段。由于敌人在战略上居于主动，军事装备上占有优势，我首要的是对付好敌人来势凶猛的“三版斧”，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逐步夺取战争主动权，为尔后坚持持久战、大量歼敌创造条件。因此，战争初期对于整个战争发展的进程关系极为重大。为此，他集中较大精力考虑和研究战争初期的作战问题。

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8年1月2日，粟裕向军委主席、副主席报送了《有关战争初期作战问题的几点意见》。这是他多年来就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思考的结晶。在这个报告里，他大胆提出了许多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和建议，如决战的地域，阵地战的地位和作用，平原地区要不要堆人造山等，都根据新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个报告写了三个部分，一是战略布局，二是作战方法，三是作战准备。

关于战略布局。粟裕提出战略部署要“突出重点”、“形成拳头”。“确定防守要点，要从战略全局着眼”。战略布局“要尽可能地预见和照顾到以后作战阶段的发展和变化”，解决好战区结合部的指挥关系。

关于作战方法。粟裕认为“最根本的是靠人民战争。战争初期，必须按照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把坚守要点与诱敌深入、重点守备与机动作战、正面作战与敌后作战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野战军、地方军和广大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的整体威力，灵活地使用和变换战术，不拘一格，把仗打活”。

关于作战准备的几个具体问题。粟裕提出“各军兵种特别是空海军的疏散隐蔽和对空作战问题，要下很大功夫研究落实”。为保障战时机动，要增修一些铁路、公路和水下隧道。“工事要着眼于能够对付敌人大量坦克进攻，不只是藏，尤其重要的是打”。“坑道工事要解决火炮发射的排烟、消震问题，使火炮能够在坑道口内发射，在关键时刻不致中断射击”。他对60年代军委和毛泽东主张的平原堆山工程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平原堆山目标大，耗费多，又易为敌封锁或绕过，可结合农田水利建设，修堤坝，挖沟渠，在堤坝上设置火力点”。

中央军委收到粟裕的这个报告后，军委主要领导同志都传阅了，然后批转给总部有关部门。军委和总部采纳了粟裕报告中所提的一些建议。1978年5月，军委决定将济南、南京、武汉3个战区结合部的连云港、徐州方向划归南京军区指挥。当年9月军委炮兵和济南军区在青岛进行了火炮战斗射击试验，对火炮在工事内射击产生的噪音和瓦斯的防护措施作了实际检验。

粟裕认为，未来反侵略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一定要持科学而审慎的态度。1978年春天，有的同志建议他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在较大范围内讲一讲。他说：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是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现在还不能说得上是认识上的深化，需要进一步研究。当然随便放一炮是可以的，放炮要考虑到后果，如影响到部队的士气，起了“动摇军心”的作用，那就不好了。这之后，他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转入了更深入的研究。

为了使自己的一些思考能及时记录下来并整理成文，1978年春，他从军事科学院选了几位研究员帮助他记录和整理材料。4月12日粟裕向他们详细谈了自己关于未来战争初期作战的想法。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运用对于未来战争的影响，到在敌我武器装备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反侵略战争能不能打，打不打得赢? 过去的作战方法、方式和手段在未来战争中哪些需要变革?粟裕高瞻远瞩地以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此后又有重点地和他们讲解了若干次。

4月26日，粟裕应邀出席总参机关“三查三整”(查斗志、纪律、作风，整顿软散懒、官僚主义、文风)动员大会。他在讲话中指出：总参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统率全军的办事机构，负有特殊重大责任，在统一作战思想、统一训练、统一战备等方面，全军对总参都抱有很大期望。同时谈了他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看法。他说，接触了一些同志，大家对未来战争很关心，也很担心，有的缺乏信心。怎么样才能打好未来的反侵略战争，这是个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他接着说，有不少同志对未来战争担心，这是有一定理由的。由于十年动乱的破坏，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至少落后10年至15年。他接着指出：“现代战争就常规战争来说，已经由枪战为主进入到以炮战为主，或者说已经由轻武器为主进入以重武器为主”。“在新的情况下，没有新的打法，是很难解决问题的，是要付出过大代价的”。他特别强调：“我们不仅要研究现代条件下一般的作战方法，更重要的要研究现代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作战方法”。他说，未来战争究竟怎样打?需要统一作战思想，这是全军对总参寄以希望的一个大问题。他举了由于作战思想不统一，反映在战备工作上的问题。他还指出，统一训练也是全军期待总参的一个大问题。未来作战是立体战争，我们是一个合成军队，敌后与正面如何配合，各军兵种如何协同等等，都具有许多新的特点。我军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但是在未来战争中，运动战的运用和打法，必然很大不同于过去，如果我们的演习、训练还是过去打国民党的那一套，干部战士会缺乏信心。他举了炸药包打坦克的问题，认为在敌人的翼侧或敌后，对付小部队活动敌人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对付正面敌人大量的坦克集群冲击，靠炸药包就不行了。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不去研究和进行现代条件下对付坦克集群的训练，还是照过去的一套办法，干部战士也会缺乏信心。

粟裕的这个讲话在总参受到了欢迎，大家反映他考虑的问题具有战赂的高度，讲得很深刻、很现实，对总参是一个震动。

其实这是粟裕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若干思考中的几个方面。

1978年12月25日至1979年1月2日，粟裕出席军委座谈会。他在会上发言建议根据新情况，注意研究新问题，活跃军事学术思想，发展我军的战略战术。这个建议也是他对未来战争思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此期间，他还向中共中央领导提出，要加强对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重要建议。

三、一篇报告引起强烈反响。系统提出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的战略、战术构想。

1979年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完，粟裕应军事学院肖华院长和中央党校廖盖隆同志要求，分别于1月11日和13日在这两个院校作了题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重要报告。这个报告所阐述的观点，是粟裕长期研究、探索现代战争规律重要成果的一次总结，标志着他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报告从敌我双方都已发展、变化了的情况出发，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既讲理论原则，又讲具体办法，系统地提出了未来反侵略战争、特别是战争初期的战略战术构想；率先冲破军事领域里的禁区，提出了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活跃军事学术思想、发展我军战略战术的问题。报告共讲了6个方面的问题：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必然促进作战方法的改变。发展战略战术已成为当前军事战线上的一项迫切任务。

二、战争初期首要的是抵抗住敌人的战略突袭。在作战指导上，既要避免战略决战和大的战役决战，又要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挫败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稳住战局，为尔后大量歼敌创造条件。

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3种作战形式要紧密结合运用，要有一些新的打法。

四、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在现代条件下要有新的做法和要求。

五、要把战场建设提到战略高度来对待。

六、活跃军事学术思想是发展我军战略战术的重要条件。

粟裕的报告贯穿了一个变革的思想。他认为根据新的情况，军事思想、军事原则、作战方法都必须大变革。

报告一开始，粟裕首先谈到的是新的生产力和作战方法的关系问题，基本观念必须转变，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所造成的僵化的思想观念回到唯物主义的思想观念上来。他指出：“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常常是首先或最终必然应用于军事领域，使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改进，而军队装备技术条件的发展变化，又必然促使作战方法改变”。这是他这一篇讲话论述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这个观点无疑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可是长期以来，在不恰当地强调“人的因素第一”，而对人的因素要发挥人对科学技术的发明，人对新武器的掌握能力却不予重视的情况下，这个观点被淹没掉了，不准提，也没有人敢提，怕被戴上“反动观点”的帽子。粟裕把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老观点重新鲜明地提出来，一下子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粟裕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已经促使军队武器装备出现了一个阶段性（即发展到了以导弹、核武器和电子技术装备为代表的这样一个阶段）的变化。这种变化，向我军的一些传统战法提出了挑战，它迫切要求我军发展战略战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客观现实，努力探索和研究现货条件下的作战指导规律，否则，一旦敌人向我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我们就有可能适应不了战争形势的需要，甚至会付出过多过大的代价，延迟战争胜利的进程”。

粟裕指出：必须看到和承认我们武器装备的落后。研究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方法，必须反对唯心主义的抽象空谈，找出新条件下的新办法。他说，苏美军队“大体到50年代中期，已经完成由轻武器为主到以重武器为主的过渡”，而我军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过渡阶段”。粟裕认为，轻武器“在人民战争的广阔战场上，特别是在敌后战场和次要战场，在近战、夜战和一定地形条件下的作战，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正面战场和主要作战方向上，特别是在进行战役决战和战略决战的时候，就必须以重武器为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必须看到并且勇于承认这一点”。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我们还要准备以劣势装备对付高度现代化的敌人。但是“应当是建立在客观实际情况的基础之上，并且要在新的条件下研究新的办法，完全不顾实际情况，不研究具体办法，抽象地空谈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是唯心主义的，是害死人”。他说：我们“必须立足于现有，着眼于发展，从现代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是要着重研究在现代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作战方法”。

粟裕指出：“帝国主义一旦发动对我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将依恃其武器装备的优势，先发制人，实行大规模的闪电式的突然袭击”，而且“很可能是从空中、地面、海上一起来”。“现代的杀伤力、破坏力空前增大的武器和远战技术兵器，将会极大地增强空袭效果，在短时间内即可空袭到我政治、经济、军事的主要战略目标”。而在这个时候，我军装备还占劣势的情况下，如果大量的，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甚至几百万人展开了，只有遭受伤亡，恰恰上了敌人的当。

那么我们怎么样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怎样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呢?粟裕在讲话中提出了办法：

一是不过早和敌人主力决战。他说：“战争初期，敌人在军事力量上明显地居于优势，气焰正盛，希望我们集中主力与之决战，以便实现其战略上速决的企图。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口大吃地歼灭敌人是困难的，所以不应当集中主力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和大的战役决战，而应尽量保存自己的主力，迫使敌人打持久战，打消耗战”。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强大的主力部队，各级的预备队，特别是战略预备队，比较完整地保存起来，这就为我们开始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是战役、战斗上都要有一定兵力打防御战。粟裕说，长期以来在强调运动战的同时，对于防御作为战争的一种手段是不大提的，甚至是不敢提的，一提就怕被扣上“消极防御”帽子。粟裕在讲话中提出，未来战争的初期作战，“我们的打法应该是，不仅在战略上坚持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而且在战役、战斗上也要有一定数量的兵力打防御战。同时使用相当数量的兵力进行战役、战斗上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达到“尽量保存自己的主力，迫使敌人打持久战，打消耗战”的目的。

三是贯彻重点设防，重点守备原则。在重要的作战方向上，坚守要点，打坚固阵地防御战，以制止敌人的长驱直人。粟裕指出：“重点设防、重点守备地区，包括一些需要坚守的城市、海岛和海岸，以及某些战略要点，都要打坚固阵地防御战“。其中”有的固守到一定时候予以放弃，有的则要长期死守，有些重要城市不但要守住，而且还要利用城市打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样的仗，把城市作为大量消耗、消灭敌人的战场”。

四是在坚守防御作战的紧密配合下，抓住战机，歼灭敌人。要“制造与选择与我我有利的条件和时机，例如引诱敌人，使敌人犯错误等，一发现有利战机，就不失时机地发起进攻作战，打规模不等的歼灭战，对敌人进行有力的歼击。比如，对进到我预设战场的敌人，对突出冒进的敌人，对翼侧暴露的敌人，对疲惫不堪而缺乏补给的敌人，以及其他小股敌人，等等，都应当及时抓住战机予以歼击”。

粟裕提出，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在未来作战中要有新的发展。

他认为，运动战是转换战局、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作战形式。但是运动战的形式，必须根据新的条件赋予它新的内容。他说：“我们过去打运动战，主要是打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但是，“在我军武器装备没有大的改善以前，我们想要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也踏不起来”。粟裕以现代战争敌我双方的实际为依据，对毛泽东讲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句话，作了新的科学的解释。他指出：“过去，我们可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现在我们无论打得赢还是打不赢，都有个走不走得了的问题”。因此，运动战的打法将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对此，粟裕提出了自己的3种设想：“战争初期，我们必须在搞好战场建设的基础上，力求在预设战场依托阵地（包括屯兵设施）和不远离阵地，打一些中小规模的运动战”。他举例说，如打与坚守要点相结合的小规模运动战和在我第一线防御部队后面的预设战场上，打中等规模的运动战。另一种是打规模大一些的运动战。即当我军初步取得对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进一步得到改善，并且能够夺取短暂的局部制空权的情况下，可以在某些重要方向和地区，创造和捕捉战机，每次歼敌1至2个建制师。粟裕在这里强调“打规模大一些的运动战，必须夺取局部的制空权，否则是难以取得胜利的”。除此之外，就是打游击性的运动战，“以机动作战部队的一部，或以转入敌后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对分散孤立之敌，用奇袭的办法打，一次歼敌一两个连到个把营，抓一把就走”。

他认为：“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阵地战的比重增加了。对于必须坚守的地方和城市，已经不是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必须树立顽强坚守、反复争夺、独立作战和长期作战的指导思想”。他还从加强阵地战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出发，提出把战场建设提高到战略高度对待，“它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而且是和我们的作战思想、战术运用有关联的问题，是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他认为：“游击战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占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他提出：“为了把游击战提高到新的水平，更大地发挥游击战的威力，必须增强打游击战的力量。除地方武装和民兵要在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开展游击战之外，有些坚守要点的部队，在完成坚守任务，或者确实难以继续坚守时，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转入敌后作战。在某些重要方向和地区，还可以从野战军中抽派一些师和团到敌后去”。

粟裕指出：在现代条件下，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要有新的作法和要求。粟裕认为：“打歼灭战的规模，势必要经过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他说：打歼灭战不仅是兵力集中，火力也必须集中。“今后的集中兵力，主要是对敌人坦克、装甲战车而言；形成优势，不仅仅是指兵力对比，也包括火力对比”。“因此，必须加速研制、生产和给部队装备较多的反坦克武器和其他重武器”。“在兵力配置上，在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为了保持还击力量，迅速机动兵力打歼灭战，或加强某一方向的防御力量，建立新的防御体系，必须在战前就建立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和战役预备队”。

在报告的最后部分，粟裕还针对当时军事学术界的状况，指出发展我军战略战术的重要条件，就是活跃军事学术思想，使自己的思想从长期禁锢下解放出来。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应当明确如何正确地理解和贯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的问题。他说：“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是我军克敌制胜的传家宝，是加强我军建设和研究我军战略战术的指针。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动摇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就不需要发展了，更不意味着只能去照搬照套”。我们讲研究战争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简言之，就是实事求是地分析现代战争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研究现代战争及其指导规律。毛泽东同志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仍然适合今天的客观情况，但是，也必须结合实际灵活运用‘至于限于历史条件，毛泽东同志没有提出的，没有讲过的，而在今后战争中又是必须解决和回答的问题，则要敢于创新、敢于发展。我们这样做，不仅不是违背毛泽东军事思想，恰恰是真正坚持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的这个正确原则”。

粟裕这个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

听过报告的人员认为，粟裕所讲的内容，正是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讲得很清楚，很实在，很解渴，听了很受教育，很受启发。军事学院的学员说，报告把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充满了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精神。粟裕提倡学术民主，自己首先带头，给大家做出了榜样，对活跃军事理论研究树立了榜样。大家一致要求整理印发粟裕的这一报告，并建议把报告的有些内容编人教材。

总部机关得知粟裕在两校作战争初期的报告后，纷纷要去了报告的录音带，组织干部收听、讨论。许多单位领导干部亲自主持学习，有的单位还编印了《粟裕同志讲话名词解释》小册子，帮助大家理解报告的内容。到3月上旬总部机关有70％以上的干部学习了粟裕的报告。大家反映，粟裕的报告内容丰富，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报告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从分析敌我双方实际情况人手，着眼其特点和发展，探讨了未来战争初期作战的若干重要问题，对我军的战略方针、原则的理解和战役、战术的研究有独到见解，有创新。他从实际出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广大干部学习和研究军事，活跃军事思想，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各单位还联系本单位实际讨论研究。海军的同志提出，敌人从海上来，海军首当其冲，海军的作战指导思想、作战原则需

Chapter_23

要具体研究明确。总参军训部和炮兵等单位的同志认为，做好战场准备工作，包括战场设施、物资储备、军事交通等建设和规划，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由军队和地方统盘考虑安排。总后等单位的同志提出，如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我们的后勤保障能力，对3种作战形式的后勤保障，以及集中兵力作战时的后勤保障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尚需深入。

1979年1月11日粟裕在军事学院讲话，新华社记者到场聆听，以记者的敏感掂量出了这篇讲话的重要性，迅速向国内外播发了新闻，人民日报等首都报纸在显著地位刊登。报道强调粟裕提出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神实质，这对军事领域的拨乱反正，解决现代条件下的作战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军事学术》1979年第3期和5月15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粟裕《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文章，很快在全军掀起了研究战争初期作战问题的热潮，大大活跃了我军的军事学术思想，也引起了国际上研究军事战略专家的注意。澳大利亚国防部情报组织副主任保罗·迪布看到粟裕这篇文章后，在题为《80年代中国的战略形势和防卫选择》的研究报告中说：“中国主要的战略发言人粟裕讲过：‘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其中特别强调积极防御和机动能力，人民战争的理论将会继续相当长的时间。80年代军事理论更强调机动和防御”。

这篇报告是粟裕在领导军事科研岗位上，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以深厚的军事理论根基，敏锐地洞察现代战争的发展变化，结合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特点和实际写成的。他不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从实际出发，大胆提出反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国防对策和作战指导思想，反映了粟裕一心以国家安全大局为重，敢于坚持真理说真话的崇高品德和大无畏精神。1979年粟裕写了一首“抒怀”诗，正是他这种精神的写照。

半世生涯戎马间，一生系得几安危。

沙场百战谈笑过，际遇数番历辛艰。

松苍敢向云争立，草劲何惧疾风寒。

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

从1973年到1979年间，粟裕涉及现代战争规律研究和战备建设的报告就有十多个。他生前多次说过，他的许多报告、建议，还没有完全表达他的思想，是“言犹未尽”。他“未尽”的是什么?说到底就是两个发展(即军事思想、战略战术要发展)、两个调整(即战略思想和作战指导思想要调整)。在这些方面，他有许多观点没有讲出来。按粟裕的计划，他还准备写一篇军事辩证法的文章，由于种种原因也未能实现。他在军事理论方面及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许多重要的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新观点新认识，未能全部留下来，确实是令人惋惜的事情。

四、重病中的特殊奉献和最后的金玉良言。

1980年下半年，粟裕患腰痛病卧床数月。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讨论会，邀请粟裕参加。粟裕因健康状况未能亲自到会参加讨论。他在病床上坚持阅读决议草稿，深入思考，11月18日将自己对草稿的看法和意见整理成书面发言，报告了中共中央。

粟裕表示赞成中央确定的写决议“宜粗不宜细”，“成绩要讲够，问题要说透”的起草原则。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特别对同军队和军事有关的重要历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强加给军队的。当时，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化身，以他的崇高威望，用党的名义，通过组织渠道，命令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是不可能有其他选择的。军队奉命“三支两军”，不能因此责备军队。至于在“三支两军”的过程中出了个别坏人，也有一些人犯了严重错误，那是另外性质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不这样看，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无助于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作为总结教训，任何时候都不能设想军队同党对立，否则后患无穷。

粟裕还特别指出，军事上的路线是非也应分清。他说：“我认为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错误的。批判‘教条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蓄意整人，扣‘反党’帽子，破坏了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对以后的军事建设和党的生活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个案至今还没有正式翻过来”。

为了总结战争指挥经验，使未来战争指挥者有所借鉴，粟裕在晚年还抓紧时间坚持进行战争回忆录的撰写工作。1976年夏天，粟裕犯心脏病后身体初愈，那时“四人帮”正在猖狂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恶浪，许多工作无法开展，难有作为，粟裕对夫人楚青说：“你多次希望我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战役、战斗写出来，但我从来不准备写。现在我郑重考虑了，决心写，这也许是现在情况下我能够为党做的一点工作了”。粟裕就从这时开始了撰写战争回忆录。他对军事领域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深恶痛绝。他说：“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是唯物辩证法，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归结为几条固定的公式，把错综复杂的战争进程表述为高明的指挥者早就规划好的，并以这些观点来教育下一代，打起来仗是会害死人的”。他表示：我写回忆录，主要是想通过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实践，通过叙述战役和战斗的背景、作战方针和部署的产生、战场上敌我形势的演变、指挥员在当时所作的思考和决断，以及交战过程和结局，以求能如实地反映一个战役指挥员是怎样去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以夺取胜利或者导致失败的，去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是唯物辩证法，证明我军在战略、战役指挥上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也是唯物辩证法的胜利。他对协助他撰写的同志说：“我这样写，可能会受到有些人的非议，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离开战争指挥者的种种思考去写战役、战斗，就是死的，最多也只能算是战斗详报”。他还说：“要写，就要坚持实事求是，按历史的真实来写，时间隔得很久了，你们要对我的回忆找有关材料核实。至于观点，我欢迎你们参加讨论，提出意见，但是最后还要按我所认识的程度来写，这就是实事求是和文责自负”。粟裕的这些谈话及亲身经历，构成了他日后撰写战争回忆录的指导思想。

撰写回忆录的工作很快开始了。粟裕讲述，身边的秘书记录整理。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粟裕积极投入了拨乱反正的斗争。他说：“写回忆录的事，现在不急了”。虽然讲述和整理工作一直在进行着，但进展较为缓慢。为了协助粟裕整理回忆录，军事科学院抽了几位同志，组成了一个小班子，他们先根据史料，整理出有关战役资料，请粟裕看，帮助他回忆当时情况，然后请他讲述，根据讲述整出回忆初稿，再请粟裕修改定稿。用这样的办法撰写，加快了一些进程，从1978年起陆续整理成文并发表了一些回忆文章。1981年春，粟裕突发脑溢血，数月后又发作脑血栓，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受到了一定影响。有的领导同志从关心粟裕身体出发，劝他说：你身体不好，用脑子太多不好，回忆录的事就放下吧。有的人干脆说他不必再搞回忆录的事。军事科学院指派来帮助整理回忆录的同志也陆续被抽了回去。但是粟裕撰写回忆录的决心不变。他认为撰写回忆录也是为党做工作，他不放过这个为党工作的机会。只要病情稍有稳定，他就思考回忆录的问题，并将一些关键要点及时记录下来，然后讲给别人听。有时根据别人提出的问题，他认真思考后予以回答。有时为了引起自己思考和回忆，他要别人给他说说某个战役的某些情况。以当时粟裕的身体情况看，他从事这项工作是很吃力的，整个工作的进行也是非常艰难的。但是，粟裕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坚持写下去，重要的回忆基本完成了，终于把他宝贵的军事指挥经验留给了后人。最后汇编定名为《粟裕战争回忆录》近40万字的巨著，在他逝世4年后出版，受到了军内外广大读者的好评。

粟裕患脑溢血后久住医院，但是他并未放弃脑力的思考和对国家、军队大事的关心。特别是有的人当面向他请教问题时，他总是以负责的精神热情、耐心地解答，直到请教者满意为止。

1981年夏，《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军史副主编张照远去医院探望粟裕，看到粟裕病情稳定，精神较好，便把他编写战史条目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来，向粟裕请教。他说，在编写我军现代和我国历代战史条目中，我想不着重写经过而是突出写战役指挥，但是我对战役指挥的基本规律摸不准，是否能请首长给予指教。粟裕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请求，不假思索地就从理论到实际系统地给他讲了9条：

1．胸中有全局，积极主动为实现战略全局需要而战，力争夺取最佳战果，实现战略意图。

2．作战指导上必须解决好第一仗与尔后诸仗，直至夺取全胜的关系。

3．乘敌之隙，出其不意，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其有生力量。

4．战役发起后，指挥重心要放在促使战役致胜的转折点上，以相机夺取全胜。

5．根据战役情况的发展变化，灵活用兵，及时改变作战方式和战法。

6．发挥各兵团(部队)指挥员和部队的特长，执行各种类型的作战任务，并与诸兵种、地方军、民兵协调一致，形成整体力量打击敌人。

7．战役前线指挥所既要达到稳定的不间断的指挥，掌握战场全面情况，又要做到保障指挥员观察到主要作战方向上军队的行动，以不失时机地夺取胜利。

8．抓住战役间隙，及时整补训练部队，充分作好再战准备。

9．增强后方勤务、保障作战能力。

粟裕每讲一条，都结合自己战役指挥的实例，详细加以解释说明。张照远大受启发振奋，觉得完全解决了他编写战史条目中遇到的问题。

这是粟裕最后一次对战役指挥作系统阐述。他在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即席谈出如此全面、系统、深刻的见解，说明了他军事上深厚的功底和造诣，也说明他虽身患重病，但对军事问题的思考从未停止。

1982年2月，中共中央任命粟裕为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委员。他在指导党史编写和党史、军史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记述等方面尽了自己的所能。对华东、苏中党史的编写更给予了特别的关怀。1982年11月，他与江苏省党史编委会工作人员谈话指出：“编党史光有组织还不行，还要有适当的领导人。编写苏中党史比较适合的领导人是陈丕显同志”。同年12月，他先后写信给江苏省领导同志和陈丕显，建议苏中党史的编写工作由陈丕显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江苏省和陈丕显都表示接受粟裕的建议。苏中党史编写工作进展顺利。

1982年8月1日，纪念建军55周年，《解放军报》发表了朱德撰写的《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和粟裕撰写的《伟大的转变-读朱德同志的{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有感》。粟裕的这篇文章不到2000字，含义却很深刻。粟裕认为：“从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是我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进行第一次伟大转变的时期”。而从“南昌起义开始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到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是这个转变的主要标志”。文章对这个转变的意义作了高度的评价，同时指出：转变的激烈斗争，产生和锻炼了革命的领袖，锤炼出了新型的人民军队。转变也是对每一个人的毫不留情的考验。1982年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大转变中，粟裕回顾历史，着眼现实，警示和提醒一些同志，在当前的转折中不要迷失方向，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文章最后说：“今天，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坚信，在久经考验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一定能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文章字里行间渗透着一位老革命家对党的事业及未来无限关怀的深情和信心。

1982年9月，粟裕出席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退居二线。在身体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他仍默默地奉献着。

1984年1月3日，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室通知，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准备于春节前召开在京退居二三线老同志茶话会。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同志说，粟裕同志是一位很有威望的老同志，如果不能出席，请能准备一个书面发言，以便在会上宣读。粟裕考虑到身体情况，表示他不准备出席了，同意以书面发言的形式谈谈自己的心情。1月25日，在中顾委举行的春节茶话会上，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宣读了粟裕的书面发言。发言说：“铁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完全能够依靠本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阴暗面，纠正自己的错误，也完全有能力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不断夺取新的胜利”。“伟大的转折，常使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发生眩晕甚至动摇。现在，有的共产党员，其中有的还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共产党员，为十年动乱的严重挫折所吓倒，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怀疑，似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已经不再能够解释我们的社会，不再能够指导我们的斗争了。这是很值得深思的。也有一些共产党员，正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奋勇前进的时候，他们夸大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暂时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对党的顽强的战斗力产生了怀疑。这也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共产主义事业是需要由好几代人前赴后继、长期奋斗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在前进的道路上，没有困难，没有曲折，是不能想象的。共产党人的气概，从来都是知难而进的”。“同全国绝大多数同志一样，我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前途，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美好未来，是满怀必胜的信念的”。“我们这些老同志，常被人称为‘有影响的人士’。我以为影响，主要是党的光辉、战斗的业绩、革命的传统，

1984年1月3日，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室通知，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准备于春节前召开在京退居二三线老同志茶话会。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同志说，粟裕同志是一位很有威望的老同志，如果不能出席，请能准备一个书面发言，以便在会上宣读。粟裕考虑到身体情况，表示他不准备出席了，同意以书面发言的形式谈谈自己的心情。1月25日，在中顾委举行的春节茶话会上，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宣读了粟裕的书面发言。发言说：“铁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完全能够依靠本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阴暗面，纠正自己的错误，也完全有能力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不断夺取新的胜利”。“伟大的转折，常使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发生眩晕甚至动摇。现在，有的共产党员，其中有的还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共产党员，为十年动乱的严重挫折所吓倒，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怀疑，似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已经不再能够解释我们的社会，不再能够指导我们的斗争了。这是很值得深思的。也有一些共产党员，正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奋勇前进的时候，他们夸大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暂时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对党的顽强的战斗力产生了怀疑。这也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共产主义事业是需要由好几代人前赴后继、长期奋斗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在前进的道路上，没有困难，没有曲折，是不能想象的。共产党人的气概，从来都是知难而进的”。“同全国绝大多数同志一样，我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前途，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美好未来，是满怀必胜的信念的”。“我们这些老同志，常被人称为‘有影响的人士’。我以为影响，主要是党的光辉、战斗的业绩、革命的传统，作用于我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让我们珍惜这种影响，在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发出最后的光和热吧!”

这个千余字的发言，博得了老同志的热烈欢迎。一位老同志说：粟裕同志的发言“是一篇代表老干部又教育老干部和所有同志的金玉良言。特别是他的最后一段，说得太好了。粟裕同志所说的我们老同志有影响，说的十分确切，也是文如其人，说出了他自己对党对人民的忠诚。他的心中只有人民、只有战士、只有同志、只有党和国家”。

1月26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粟裕的这篇书面发言。然而粟裕的这篇被称为“金玉良言”的书面发言，竟成为了他的绝笔!

1984年1月中旬，粟裕病情转重，下旬病情恶化，经多方抢救无效，于1984年2月5日16时33分与世长辞。

粟裕逝世后，他的夫人楚青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述了粟裕生前的意愿：“我在革命年代，在党的领导下，身经数百战，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战斗的同志中，牺牲了的烈士有10数万，而我还活着，见到革命的胜利。在我身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

1984年4月1日至6月2日，粟裕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等，遵照粟裕生前意愿，在粟裕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上，撒下了他的骨灰，实现了这位为中国人民和民族解放事业，为国家安全为人民幸福奋斗毕生的革命者朴素而崇高的心愿。

4月2日在送撒骨灰途中，粟裕的夫人和战友楚青，饱含热泪写诗一首，以寄托和粟裕共同战斗、生活40多年的深情。

遣 怀

时晴时雨正清明，

万里送君伴君行。

宽慰似见忠魂笑，

遣怀珍惜战友情。

唯思跃马挥鞭日，

但忆疆场捷报频。

东南此刻花似锦，

堪慰英灵一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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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生平大事年表

(1907年—1984年)

1907年 诞生

8月10日 农历丁未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出生于湖南省会同县伏龙乡(今坪村镇)枫木树脚村。侗族。

1913年 6岁

进私塾读书。

1916年 9岁

转到邻村第八国民学校读书，接受新学教育。

1918年 11岁

全家迁居会同县城，先后进入私立初级国民学校和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

1923年 16岁

参加会同第一高等小学学生抗议军阀部队欺压群众的罢课，与同学一起智斗“痞子兵”。

报考湖南省立第二师范，被录取为选送生。

1924年 17岁

离家出走，经洪江到常德，准备进入第二师范读书。因第二师范考期已过，先后进入第二师范附属小学和平民中学读书。参加爱国反帝、抵制洋货等活动。

1925年 18岁

春天

进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读书，参加校内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领导的读书会活动和学生运动，逐渐建立起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信念。

6月 上海“五卅惨案”以后，参加常德各界声援上海工人的游行示威等活动。

1926年 19岁

4月 参加为支援桃源第二女子师范罢课而引起的学潮。

11月 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支援北伐和工农革命运动的学生运动。

1927年 20岁

5月 参加常德各界声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罪行的斗争，被国民党当局通缉，逃到武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叶挺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任学员班长。

6月 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7月 随二十四师教导队离开武昌，经九江开赴南昌。

8月1日 参加南昌起义。

8月6日 随南昌起义军南下，向广东进军。

10月3日 南昌起义军在潮汕作战失败后，所在部在广东饶平附近与朱德率领的起义部队会合。在朱德指挥下转战闽赣交界地区。

10月16日 参加武平战斗，头部中弹负伤。

10月下旬 转战赣粤边界，先后参加朱德主持召开的信丰军人大会和朱德、陈毅领导的大庾整编，被任命为步兵五连政治指导员。

11月上旬 随起义军在湘粤赣交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和农民运动。改任第五纵队第二支队二连指导员。

1928年 21岁

1月 参加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五连党代表。

4月下旬 随朱德率领的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6月 调任二十八团三连连长。在七溪岭战斗中，率领一个班俘虏敌军100多人。

1929年 22岁

1月14日 随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闽西。

2月 参加大柏地战斗、宁都战斗。进攻宁都时臀部负伤。

3月 参加长汀战斗。

4月初 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政委。

6月 调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二支队政委。参加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12月 任红四军特务支队政委。参加在古田镇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1930年 23岁

2月底3月初 在富田作战中被炮弹炸伤头部，弹片一直留在颅内未取出。

6月 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在长汀整编，组成红一军团。任整编后的红十二军第五支队队长。

8月 奉命率部向湖南进军。月底参加第二次围攻长沙的战斗。

12月 任红十二军六十五师师长，月底改任六十四师师长。参加创建和坚持中央苏区的斗争。在第一次反“围剿”中，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活捉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后率部参加歼灭谭道源师的战斗。

1931年 24岁

4月-5月 率部参加第二次反“围剿”作战。

6月 六十四师改为红四军第十三师，仍任师长。

7月-9月 参加第三次反“围剿”作战。

11月 调任红四军参谋长。不久调红军学校任学员连连长。

1932年 25岁

2月 由红军学校调回红四军，仍任红四军参谋长。

12月 任红一军团教导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33年 26岁

2月 任红十一军参谋长。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3月中旬 率部参加东陂、草台冈两次战役，胜利完成伪装主力、创造战机任务。朱德称两次战役是“红军战术上最好的战例”。

5月 在硝石战斗中负重伤，左臂留下残疾。

10月-11月 任红七军团参谋长兼二十师师长、政委。率部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 27岁

7月初 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7月6日晚从瑞金出发，向闽浙赣皖进军，一路攻克福建省的大田、罗源、浙江省的庆元、常山县城等地。

9月下旬 转战于皖赣边区。在战斗中右臂负伤，弹头到1951年才取出。

10月下旬 进入闽浙赣边苏区。

11月 调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及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下旬，红十军团奉命转到外线作战，调任红十军团参谋长。

1935年 28岁

1月 红十军团在谭家桥战斗失利后，又在怀玉山遭到敌人围歼。率领先头部队果断突出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

2月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建挺进师，挺进浙江，创建新的根据地。任挺进师师长。刘英任政委。

4月28日 指挥挺进师夺得斋郎战斗胜利。随即进入浙西南开辟根据地，实行由正规军到游击队的战略转变。

5月一8月 与刘英一起指挥粉碎国民党军队对挺进师的第一次“进剿”。浙西南根据地扩大到5个县，纵横百余公里。挺进师发展到近千人，另有地方武装和地方工作人员不下两千人。

9月 开始持续8个月的反“围剿”斗争。采取“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率主力跳出包围圈，在浙闽边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根据地。

10月5日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边临时省军区成立，任省军区司令员、省委组织部长。

1936年 29岁

3月 率领挺进师主力重返浙西南活动。

夏季 在云和县以南的一次战斗中脚踝负伤。这是他第六次负伤。

秋 与刘英分开活动。适应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等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政策，开始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创造武装斗争与游击根据地相结合的新经验，打开了新的发展局面。

1937年 30岁

上半年 率领挺进师粉碎国民党军队从1936年底开始的动用43个团兵力的第二次“围剿”。总结出“敌进我进”的游击战战略方针和六项战术原则。

9月19日 与国民党遂昌县政府代表谈判，达成共同抗日协议。

9月23日 率红军挺进师一部和地方干部告别遂昌县。10月10日抵达平阳北港，与刘英会合。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任司令员。刘英任政委。

11月-12月 兼任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校长。

1938年 31岁

1月 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讲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论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意义和战术原则。

3月18日 率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从平阳县山门街出发，开赴皖南，加入新四军战斗行列。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4月28日 奉命组建新四军先遣支队，任先遣支队司令员，向苏南敌后挺进，执行战略侦察任务。

6月11日 奉命执行挺进南京、镇江间破坏铁道任务。

6月17日 指挥先遣支队在镇江以南的韦岗进行伏击战，毙伤日军少佐土井以下官兵数十名，击毁日军汽车4辆，缴获许多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此战为新四军在江南抗日的处女战。

6月中下旬 先遣支队于6月21日撤销。回到第二支队，后任代司令员。

8月-12月 指挥所部进行小丹阳战斗。组织指挥袭击南京中华门、雨花台以及坍桥伏击、和尚桥夜袭、狸头桥和禄口等战斗，神出鬼没地打击日本侵略军。

1939年 32岁

1月6日 指挥水阳镇伏击战，歼敌31人。

1月8日 指挥横山战斗，歼敌50余名。

1月12日 与第二支队参谋长罗忠毅合编《实战经验录》。延安于2月25日翻印出版。

1月20日 率第二支队一部长途奔袭芜湖附近日军险要据点官陡门，8分钟解决战斗，俘敌57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2月23日 赴云岭新四军军部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与新四军领导人研究确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战略方针的会议。

3月下旬 在第二支队参谋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军事工作条例的报告。

4月10日 组织指挥狸头桥战斗，毙伤日伪军70余名。

7月 在狸头桥欢迎来访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

8月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任副指挥。陈毅任指挥。

10月4日 指挥第二支队第四团一部在沪宁线上的伏击战，歼敌110余名，炸毁火车一列。

11月11日 与陈毅一起命令张道庸(陶勇)、卢胜率第四团团部及第二营渡江北上，开辟江北抗日根据地。

1940年 33岁

2月22日 指挥所部击溃偷袭江南指挥部驻地水西村的日军。

4月16日 向准备渡江北进的江南指挥部主力部队指挥员作《关于组织战斗》的报告。

5月29日 与陈毅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新四军向敌后前进，迅速发展。

6月15日 与陈毅率江南指挥部北移。途中急电中共中央，建议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

6月18日 指挥西塔山保卫战，击溃国民党冷欣部两个团，为新四军主力渡江北上赢得了准备时间。

7月8日 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第二团、新六团近2000人北渡长江，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

7月12日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

7月25日前后 在苏北指挥部参谋工作会议上作《战时参谋工作》报告。

7月29日 指挥所部攻克黄桥。与陈毅率苏北指挥部进驻黄桥。

9月6日 指挥营溪战斗，歼灭国民党保一旅一个多团。

9月13日 指挥所部攻克姜堰，歼国民党守军1000余人。

10月3日-6日 指挥黄桥决战，歼敌1．1万余人，并进占海安、东台等地，打开了华中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坚实基础。

10月下旬 与陈毅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一、军部移江北统一华中指挥，否则应即行解决总的指挥机关。二、请中央从华北酌抽一部精锐（约5万人)增强华中”。

10月 在干部会议上作《黄桥战役总结》报告。

11月7日 与陈毅等欢迎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诚到海安，并一起研究决定组建新四军华中总指挥部。

11月29日 指挥发起曹甸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8000余人。

1941年 34岁

1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中原局与华中总指挥部召开的会议，讨论“皖南事变”以后的形势和对策。

1月17日 自盐城返回东台苏北指挥部，筹建新四军第一师。1月25日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

2月18日 任讨逆总指挥，指挥所部发起讨伐叛国投敌的李长江部，攻克泰州城，俘虏李长江部叛军5000余人，并争取两个支队反正。

2月18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正式任命粟裕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

3月上旬 率第一师指挥机关到达海安、东台以东地区，在以三仓河为中心的沿海滩涂地带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以积极的军事行动粉碎了日伪军摧毁新四军首脑机关和围歼第一师主力的阴谋。

4月10日 在海安角斜旧场召开第一师直属队干部会议上，作《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的一些问题》的报告，提出工作重心由城镇转入农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开辟海上交通，组建海防部队。

4月中旬 发动对日伪军据点的攻势作战，首创生俘日军的记录。

4月20日 苏中军区正式成立，兼任苏中军区司令员。

5月27日 在第一师参谋工作会议上作《现代战争中的参谋工作》的报告。

6月7日 在苏中区地方武装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地方武装建设问题》的报告。

6月中旬 指挥反“扫荡”作战，以先发制人的行动袭击敌人，在战略上策应保卫盐城部队作战。

7月中旬-8月初 指挥苏中军区主力对日伪军发动凌厉攻势，并以“围魏救赵”的战法突袭日军南浦旅团部驻地泰州，迫使日伪军转兵南下，再次粉碎日伪军围歼新四军首脑机关的阴谋。

8月13日 指挥苏中军民反击日伪军报复性的“扫荡”，连续作战42昼夜、130余次，歼敌1300余人。

8月中旬起 领导和指挥持续8个月的要点争夺战，“七保三仓”，“五保丰利”，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基本区。同时，发动“十团大战”，向苏中各地日伪军薄弱据点广泛出击。

10月5日 率领第一师指挥机关和直属部队到海上进行3天的调查研究和战斗演习。

10月7日 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从苏南到达苏中的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后该旅划归第一师建制。

12月26日 与楚青在黄海之滨石家庄(今如东县石庄)结婚。

12月 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调整各师各战略区范围，第一师和苏中区管辖范围向北扩大到盐城，向南扩大到江南京沪铁路以北的镇(江)丹(阳)武(进)地区。后来又决定将苏南的苏常太、澄锡虞地区划归苏中区党委领导。

年底 领导总结在平原水网地带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发动群众展开改造地形的群众运动。

1942年 35岁

1月中旬 率第一师指挥机关转移到苏中第四分区，具体指导第四分区的反“扫荡”斗争。

2月15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指出：“我一师几年来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

2月下旬-3月中旬 指挥第一师机关和部队进行反“扫荡”作战，打破了日伪军聚歼第一师指挥机关的企图。

3月16日 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新四军第六师部队统一由第一师指挥，第六师番号不变。10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电示：“一、六两师领导机关对内合并，由粟裕同志统一指挥”。

4月中旬 主持召开苏中军政党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根据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新形势和苏中的特殊战略地位，提出“一面巩固，一面发展”的方针。

5月26日 向新四军军部报告“基点争夺战”的作战方针和主要经验。

5月28日 向新四军军部报告组建海上部队的情况。

5月 抗日军政大学苏中大队改称抗大九分校，粟裕兼任校长。

6月3日 指导第一师第七团进行斜桥伏击战，歼灭日军70余人、伪军140余人，缴获平射炮1门。

6月5日 向新四军首长建议，乘日军发动浙赣路战役、国民党军队向南溃退之机，新四军主力向苏浙皖边区发展。

6月中旬 率领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留在“清剿”区内，具体指导反对日伪军第一次“清剿”的斗争。

7月19日 发出致新四军首长的电报，提出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改善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建议。7月29日，再次提出关于实行一元化领导等组织形式的建议。

8月上旬 指挥石港攻坚战，全歼守敌500余人，并击退各路增援之敌。

9月上旬 组织领导第一师和苏中军区部队统一整编，使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的战斗力都得到提高，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进一步改善。

9月25日 指挥第一师第三旅一个团进行谢家渡战斗，歼灭日军南浦旅团第五十二大队大队长保田以下110余人。

11月中旬 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决定，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撤销苏中军政党委员会，成立苏中区党委，粟裕任书记。

11月12日 苏中区党委决定，出版苏中区党委机关报《苏中报》，粟裕任党报委员会书记。

11月25日 欢迎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并安排他到苏中各地参观访问。

12月下旬 指令王必成率领第二旅一部及苏中党校、抗大九分校渡江南下，坚持和发展苏南抗日斗争。

12月 以苏中军区海防团为基础扩建海防纵队，任命第三旅旅长陶勇兼司令员。

1943年 36岁

1月1日 在第一师干部会议上作《坚持原地斗争，保存有生力量》的报告。

1月10日 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报告苏中反“清乡”斗争部署，提出“以公开的武装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的方针。

1月25日 在第一师直属干部会议上发出五项政治号召：一、一切为了坚持原地斗争，反对退却逃跑；二、一切为了胜利，反对盲目硬拼；三、一切为了革命利益，反对个人打算；四、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要做困难时的英雄；五、巩固党内外的团结，拥护党的绝对领导。

2月1日 发出致王必成、江渭清电，提出第二旅南移以后苏南的斗争方针。

2月中旬 为配合盐阜区反“扫荡”斗争，指挥苏中部队展开攻势作战。

3月1日 发出致各旅各分区电，指出：“反‘清乡’的总的策略方针，是团聚一切反‘清乡’势力，集中力量反对敌人‘清乡’。”

3月8日 作出反“清乡”斗争军事部署，率精干指挥班子留在第四分区指导斗争。

3月中旬 指令第十八旅向北挺进至曹甸地区，打通与第三师、第四师的联系，控制这个战略枢纽地带。

3月 提出《反“清乡”与反“清剿”报告提纲》。

6月15日 主持召开苏中区党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半年来苏中工作总结及今后四大任务》的报告。

6月23日 自东台出发去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汇报工作，10月3日返回第一师师部，历时3个月零12天，行程500余公里，有意识地选择南北两条路线进行实地调查，形成了在淮宝地区发起以夺取车桥、泾口为目标的攻势作战的设想。

7月1日 组织领导苏中军民进行对日伪军“清乡”封锁墙的大破袭战，烧毁竹篱笆150公里。

10月18日 发出关于加强攻坚打援战术研究的指示。

11月5日 对《滨海报》记者发表谈话：《大江南北反撉逑鐢斗争的胜利》。11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转载。

11月25日 在《党风》杂志上发表题为《实行党员军事化》的文章，指出“军事上的学问是特别无止境的”，战术是“活生生的辩证法”。

12月2日 为苏中党委机关报《苏申报》撰写发刊词《武装头脑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先决条件》。

12月6日 指挥所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陈泰运部的进攻。

1944年 37岁

1月1日 在《苏中报》上发表题为《我们去年在苏中做了些什么?今年还要做些什么?》的文章。1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以《坚持苏中敌后斗争》为题转载本文第二部分。

1月9日 发出致给第四分区并报华中局的电报： 《提高群众反“清乡”斗争情绪》。

1月16日 发表《告和平军将领书》和《告和平军士兵书》。

1月18日 在苏中军区干部大会上作整顿财经工作、反对贪污浪费的报告。

1月25日 在第一师直属队干部大会上作关于一年来战略指导的报告。

1、2月间 发起春季攻势作战，解放国土近3000平方公里、村镇150多处，争取伪军1000余人反正。

2月10日 苏中区党委决定以抗大九分校为基础创办苏中公学，粟裕兼任校长。

2月下旬 主持召开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发起车桥战役，提出“在战略相持阶段，争取有利时机，推进局部战略反攻”的重要观点。

3月5日 组织指挥车桥战役，歼灭日军大佐以下官兵460余人(内生俘24人)，揭开了苏中战略反攻的序幕。

4月18日 苏中区党委决定全面展开整风运动，成立整风学习委员会，粟裕为主任委员。

6月26日 发起南坎战役。在以南坎战斗为中心的一系列作战中，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共拔除日伪据点七八十处。

9月21日-10月31日 组织指挥讨陈战役，反击国民党顽固派陈泰运部，并打击来援伪军，歼灭陈泰运部及伪军2300余人。

10月24日 中共中央采纳粟裕的建议，决定由粟裕率苏中军区主力一部南下，发展苏浙抗日根据地。11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浙军区，任命粟裕为司令员。11月26日又指示：粟裕南进后，统一指挥江南斗争。

12月5日 组建南下司令部(公开称练兵司令部)，派干部到江边侦察，积极进行南下准备。

12月27日 率领新四军第一师指挥机关、3个主力团和地方干部近万人渡江南下，12月31日到达江南溧阳地区。

1945年 38岁

1月6日 率部到达浙江省长兴县，与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第十六旅会合。

1月13日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军区司令员，统一指挥苏南、浙西、浙东部队。

1、2月间 组织团以上干部集训，学习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解决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问题。向连以上干部作山地战和大兵团作战的战术报告。

2月12日-18日 组织指挥天目山战役第一次作战。

2月22日 组建苏浙公学，兼任校长。

3月6日-27日 组织指挥第二次反顽作战，全部占领天目山地区。

4月 受华中局委托，代表华中局领导苏南、浙西、浙东三个区党委的工作。

5月29日-6月23日 组织指挥第三次反顽作战，取得天目山战役的完全胜利。

6月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8月初 主持召开苏浙区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如何执行中共中央给予的“破敌、收京、入沪”的战略任务。

8月10日 得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在演出《前线》话剧的晚会上宣布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

8月11日 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令，下令苏浙军区所属部队实行总反攻，命令苏浙地区日伪军和一切伪组织投降、反正。

8月12日 新四军军部电令苏浙军区部队立即行动，控制京沪杭要道，并占领上海、南京、杭州三大城市，任命粟裕为南京特别市市长。

8月19日 发出致各纵队各分区并报新四军军部的电报，作出反攻作战部署。到9月中旬，接连解放县城11座、重要集镇100余处及广大乡村，苏浙解放区面积扩大到10．87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400余万。

8月24日 发出向华中局的报告，判断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即将进入京沪杭地区，反内战阶段即将到来。认为“苏南为南京外围，在内战条件下，四面受敌，地形不利，不能长期作为我军之根据地”。提出“现在一面应准备作坚持苏南、浙西、浙东现有阵地之打算，一面即应作建立新根据地之打算”。

9月1日 华中局指示，成立苏浙区党委，统一领导苏浙地区工作，以粟裕为书记。

9月下旬 组织苏浙军区部队和地方干部北撤的准备，同时进行坚持江南斗争的部署。10月3日至8日，率领苏浙军区部队和地方干部6．5万人分批渡江北上，到达苏中地区。

10月6日 华中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华中分局和苏皖军区(后称华中军区)组织方案，提出“华中分局以邓子恢、谭震林、粟裕任常委”，苏皖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10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粟裕留华中任司令”。

10月15日在华中局看到中共中央任命他为苏皖军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的电报，当即向华中局负责同志提出建议，并直接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请求由张鼎丞任司令，自己改任副职。10月24日，中共中央复电坚持“粟为司令，张为副司令”。10月27日，粟裕再次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以张鼎丞为司令。10月29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不称苏皖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并兼华中野战军司令”

10月27日 发出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建议在抽调部队到山东、东北时，“尽可能不过多破坏建制”，以保持部队的传统作风和战斗力。10月29日，中共中央复电，认为粟裕的提议“是有理由的”，指示”各师建制应尽可能不分割”。

11月上旬 组建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华中军区下辖8个军分区。华中野战军下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4个纵队。

12月3日 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曾山一起报中共中央并陈毅等电，建议举行高邮邵伯战役。经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批准，于12月19日发起高邮邵伯战役，26日胜利结束。

12月15日 发出致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军区电，于1946年1月间组织陇海路东段战役。经批准，于1月13日发起陇海路东段战役，实现了打通华中与山东联系的战略目标。

1946年 39岁

2月2日 在华中军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我们真诚拥护和平，但要密切注意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一方面要看到，经过斗争，可能谈出一个和平局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可能一直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新中国。

3月2日 与谭震林一起乘飞机由淮阴去徐州，参加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三人军事小组”主持的谈判，主要谈“粟裕部与顾祝同部的摩擦问题”。

3月7日 军事调处执行部淮阴执行小组成立。指派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韩念龙等参加执行小组，并指示如何同美蒋代表作斗争，借机进行战略侦察。

5月5日 与张鼎丞、谭震林联名发电报给中央、陈毅，请示可否在蒋军进攻中原地区新四军第五师时，“不待苏中顽军之动作，而先行发动攻势”。

5月8日 领导华中野战军完成精简整编，共精简老弱病残人员1017名，主力部队扩充为2个师、3个纵队。

5月中旬 华中局召开土地改革会议。粟裕坚决主张立即开展土地改革，认为这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争准备。

5月 组建华中雪枫大学，兼任校长。

5月31日 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曾山联名发电报给新四军陈毅军长和中央军委，全面分析华中地区敌我战略态势，提出华中战略区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实行内线作战的设想。

6月6日 向中央军委、新四军军部报告华中地区南线作战部署。

6月7日 自淮安出发去苏中前线。

6月16日 在苏中前线东台召开各师各纵队首长会议，并于当天将作战部署报告陈毅军长，建议将五旅调至高邮附近，首先集中兵力于苏中方向。

6月21日 在华中野战军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目前形势和任务以及大兵团作战问题。

6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指示“太行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山东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粟谭主力对付江北之敌，配合你们作战”。6月26日又致华中分局并告陈毅、舒同的电报，指令“粟谭率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位于三分区，与陈舒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恢复三、四分区失地，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

6月27日 发出给新四军军部、中央军委和华中军区的电报，请示“我们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

6月30日 中央军委电示华中野战军：“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

7月4日 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华中分局电，指出：“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7月10日 主持华中野战军作战会议，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和敌我态势制定作战部署，决定第一仗在苏中前部地区作战，以整编第八十三师为首歼目标，到敌人进攻的出发地去打。11日，将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新四军军部、华中军区。

7月13日 指挥华中野战军发起苏中战役第一次作战。

7月18日 指挥华中野战军发起苏中战役第二次作战。

7月25日 发出给新四军军部、华中军区并中共中央的电报，建议将在淮南的第五旅调至苏中参战。

7月28日 由海安出发去淮安，请华中分局讨论决定是否主动放弃海安，以造成敌人错觉，创造有利战机。29日，华中分局会议讨论同意粟裕的意见。会后即将作战部署上报中共中央、华东局、新四军军部。

8月3日 苏中战役第三次作战胜利结束，华中野战军主动撤出海安。

8月5日 电复中央军委询问，认为“在五旅增调到苏中条件下，于八月内再歼敌两个旅是有把握的”。因此“斗胆直陈”，“要求五旅及特务团仍东调参战”。

8月7日 得知海安之敌分兵东进的情报，立即向中央军委、华中分局报告“歼敌良机已至”，决定发起李堡作战。11日，苏中战役第四次作战胜利结束。

8月14日 和谭震林联名电复中央军委询问，认为“再在苏中打倒有利”。中央军委15日电示：“所见很对。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则对整个局势助益甚大”。

8月20日 发出关于攻击丁堰、林梓的作战命令。21日，苏中战役第五次作战胜利结束。

8月25日 发起如黄路战斗，27日第六次作战胜利结束，并于31日乘胜攻克黄桥。26日，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得知如黄路作战失利，急忙撤回扬州，苏中战役第七次作战胜利结束。

8月28日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各战略区首长的电报，推广苏中战役经验。

8月29日 延安总部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我粟裕将军所部在广大民兵配合之下保卫苏中，自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七战七捷，前后消灭蒋军七个整旅（即七个师）之多”。

8月31日 在华中野战军排以上干部会议上作题为《四十五天自卫战简述》的报告，总结苏中战役经验。

同日 与谭震林一起发出致中共中央、陈宋、张邓电，报告下一步作战计划：9月份完成苏中战场第一期作战，然后即按中央指示西进，夺取扬泰，恢复三、四分区。

9月7日 与谭震林一起发出致陈毅、宋时轮并中央军委、张鼎丞、邓子恢电，“请求山野必须在淮泗地区打几个仗以挫敌锐，否则两淮不保”，并提出“如山野必须离开淮泗而向西北转移攻势”，“我们当于攻占海安后，暂时放弃苏中之较有利局面，而转移主力于淮泗”。

9月10日 发出致中共中央、陈宋、张邓谭电，报告苏中国民党军队将于10月初发动第二期进攻，认为我军在作战指导上应引诱敌人更深入一些，必要时放弃一些地方，以便歼灭敌人。决定放弃攻占海安，主力休整待机。

9月11日 中央军委连发两电给陈毅、张邓、粟谭，指令粟谭主力即开两淮机动位置，准备配合陈宋主力歼敌。

9月13日 率领华中野战军主力一、六两师北上。

9月17日 拂晓由华中军区驻地马厂赶赴淮阴前线。因一、六两师部队大部未到达两淮地区，与谭震林连发5电给陈毅，建议和恳请山东野战军主力南下参战。陈毅派一个团增援。

9月19日 决定撤离淮阴，华野主力转移到两淮以东地区休整待机。

9月20日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提出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集中行动改变战局的建议。中共中央23日复电指示：“山野、华野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如同意，请即公布（对内）执行”。

9月25日 在华中野战军干部大会上作苏中战役总结报告。

同日 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我们所进行的运动战，胜败不决定于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决定于有生力量的消长”。“我军的撤出两淮，绝对不是我们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对蒋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

9月30日 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曾山联名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报告对华东战局的分析及对下一步作战的建议，认为在淮海地区的作战是有决定意义的。

10月7日 与张鼎丞、邓子恢联名发出3电给陈毅，建议陈、粟会合在一起，山野与华野指挥机关合并，“盼军长来此统一指挥”，认为“统一指挥是今后取胜的基本条件”。

10月15日 中共中央复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电指示：“决心在淮海打仗，甚慰”。“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会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10月21日 与陈毅、谭震林一起决定，集中23个团歼灭进攻涟水之敌，并于当天晚上率领华野司令部部分人员开赴涟水前线。10月30日，涟水战役胜利结束。

12月2日 在华中军区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军事工作报告，着重讲组织大兵团作战问题。

12月3日 自涟水出发去盐城前线，指挥盐南战役。

12月9日 中央军委为组织宿北战役电示陈毅并告张邓粟谭：“应待盐城作战结束后，粟率一师北返，并待敌情完全明了后，再考虑部署。届时请粟提出计划电告”。11日再次电示：“粟日北返部署宿沭作战”。

12月12日 返回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驻地张集，同从鲁南南下的陈毅会合，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一起，共同策划宿北战役，并将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

12月13日 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名义，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发出宿北战役预备命令，并于次日发起宿北战役。12月18日，宿北战役胜利结束。

12月24日 与陈毅一起向中央军委报告北上鲁南歼灭冯治安部及二十六师的作战部署。中央军委25日复电指示：“很好，很必要，望坚决执行”。

12月27日 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第一师等部队北上鲁南。

12月30日 与陈毅一起主持制定《华东野战军峄东作战计划》，决定集中27个团兵力，首先歼灭国民党第二十六师。

1947年 40岁

1月3日 与陈毅电复中央军委询问，报告他们二人已于上月29日会合，“共同主持战役”。同日，发起鲁南战役，经4昼夜激战，全歼国民党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3万余人。

1月6日 建议乘胜攻取峄县、枣庄，并到峄枣前线指挥作战。11日，指挥第八师攻克峄县，全歼守敌。20日，枣庄战斗胜利结束，全歼守敌，生俘中将师长以下3700余人。

1月下旬 华东野战军组成，任副司令员。

2月5日 与陈毅一起提出“舍南取北”作战构想以及“主力急行北上，彻底歼灭北线之敌”的作战方案，并于当天电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6日复电“完全同意”。

2月10日 与陈毅一起召开纵队以上高级于部会议，决定集中53个团歼灭李仙洲集团。15日，主动放弃临沂，同时下达围歼李仙洲集团的作战预令。20日，发起莱芜战役。经3日激战，歼灭国民党军队5．6万余人，生俘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以下将领17名。

3月8日 在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莱芜战役初步总结》报告。

3月10日 陈毅对山东《大众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华东野战军在宿北、鲁南、鲁中接连取得空前大胜，“证明了我军副司令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记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3月28日 与谭震林、陈士榘联名发出报中共中央、陈饶、张黎并告刘邓电，提出对付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作战部署。4月7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

4月22日 指挥发起蒙阴战役，战至26日，攻克泰安县城，歼灭整编七十二师师部和两个旅，生擒中将师长杨文泉。

5月3日、4日 与陈毅复中央军委电，认为蒋介石“以进攻山东为其战略要点”，敌军密集靠拢、增援较快、行动谨慎，我们“正考虑作更远的打算”，决定适时改变作战计划，以调动和迷惑敌人，创造打大歼灭战的战机。中央军委电示：“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

5月11日华东野战军情报部门截获汤恩伯限七十四师于5月12日攻占坦埠的电令。粟裕判断，敌人企图在两翼和后续强大兵团掩护下实行中央突破，首先摧毁我军指挥中心，然后聚歼我军主力。认为这是难得的有利战机，建议改变原定打第七军和整编四十八师的计划，以中央突破对中央突破，将整编第七十四师于敌人重兵集团中割裂出来予以歼灭。陈毅赞同粟裕的意见，说：“我们就是要有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气概!” 5月13日，向中央军委并刘、邓报告围歼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决心和计划“我们于今晚集结一、四与八、九纵向七十四师出击，于明晨完成包围。战斗约需两三天，待歼灭七十四师后再视机扩张战果”。中央军委14日复电指出：“以一、四、八、九纵歼击七十四师极为正确”。15日指挥华野各部发起总攻，16日全歼整编第七十四师于孟良崮山区，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

6月29日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谭震林电，改变原来要华东野战军集中兵力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要求华东野战军以两三个纵队出鲁南，以两个纵队出鲁西，以4个纵队监视正面之敌。指出：“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深远后方之方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陈粟谭决定兵分三路，7月1日开始行动，于6月30日将这一部署上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7月2日复电指示：“周内数电悉，布置甚好”。

7月10日与陈毅、谭震林连发两电给中央军委并刘邓，判断“蒋仍决心维持东攻西守政策”，建议刘邓切断津浦、陇海两路，华野全军西进，与刘邓会师，打大歼灭战。7月 13日，得知敌军调整部署，与饶漱石、黎玉、陈毅、谭震林报告中央军委，改变计划，先歼南麻之敌十一师5个团。7月17日，发起对南麻之敌整编第十一师的进攻，歼敌9000余人，我军伤亡400余人，21日撤出战斗。

7月23日 得知李弥率领国民党第八军5个团进占临朐县城，企图切断南北交通，威胁华东野战军后方。与陈、谭决定，乘敌人立足未稳，以速战速决的战法，歼灭第八军于临朐城及其东南地区。经两天两夜恶战，多次攻城未能奏效。加上暴雨成灾，山洪暴发，部队行动受阻，决定撤出战斗。

8月4日 起草并发出给华东局并报中共中央、刘邓的电报，从战略指导和战术指导两方面分析两仗未打好的原因及经验教训，并表示自己“应负全责，为此请求给予应得之处分”。8月6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请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

8月4日中央军委连发3电，指令粟裕率领炮兵主力速去鲁西南，统一指挥陈、唐、叶、陶5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粟裕建议：(一)请陈毅一同西去，以加强领导； (二)为了造成战役上的优势，增调第六纵队到西线；(三)留在山东的二、七、九3个纵队组成东兵团，执行内线作战任务。取得陈毅同意后，当天上报中央军委和华东局。8月6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陈粟率野直及六纵去鲁西南，谭黎许组成东兵团”。8月8日，陈、粟率领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和第六纵队、特种兵纵队向鲁西南进军。

8月15日 与陈毅致电陈士榘、唐亮并报中央军委、刘邓，指示：克服急于回内线情绪，配合刘邓打几个好仗。中央军委于19日复电指出，陈、粟15日电“极为正确”。

8月16日中央军委致陈、粟电，询问西线兵团下一步行动打算。此时陈毅已去渤海区处理后方工作。粟裕于18日复电，报告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提出“西兵团目前应位鲁西南及陇海线上行动，必要时以一部挺入路南，破袭津浦，威胁徐州，才能有效拖住敌人”。毛泽东24日复电指出：“粟裕同志巧酉电意见极为正确。西兵团作战范围，规定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

8月31日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与陈毅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及六纵、十纵、特纵日夜兼程南进，9月2日渡过黄河，9月5日与陈、唐、叶、陶率领的5个纵队会合于山东郓城地区，支援和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行动。

9月3日 在华野指挥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总结“七月分兵”以后作战指导上的经验教训，分析我军战略进攻的特点，指出“今后几个月正是由敌强我弱转变为敌弱我强的关键时期”。

9月6日 主持召开纵队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发起沙土集战役。经3天激战，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五十七师9500余人，俘虏中将师长段霖茂以下官兵7500余人。

9月22日 中共中央决定组成包括陈毅、粟裕在内的晋冀鲁豫中央局，陈、粟代表晋冀鲁豫中央局指导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之党政军民工作。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归陈粟指挥。

9月24日 与陈毅一起决定向豫皖苏进军。从9月27日到10月2日，指挥华野西兵团主力分两路越过陇海路，在3000公里正面前进150公里，攻克县城13座和重要集镇几十处，切断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歼灭反动武装5000余人，完成战略展开，初步站定脚跟。

10月23日 与陈毅向中央军委报告，决定集中主力发起陇海路破击战。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从11月8日到17日，破坏铁路150余公里，歼敌1．1万余人，攻克县城9座、车站17个，威胁战略要点徐州，迫使敌人抽调15个旅向北增援，推迟围攻大别山的计划。

11月8日 陈毅离开华野指挥机关去邯郸局商谈后勤供应问题，后又奉命到西柏坡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陕北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直到1948年4月返回濮阳华野驻地。在此期间，粟裕担负独立指挥华野西兵团作战任务。

11月16日 向中央军委和刘邓报告徐蚌路破击战情况，建议刘邓、陈谢两路大军乘敌部署未妥之机，提前发起平汉路破击战。

11月20日 向邯郸局并中共中央、华东局报告《部队进入豫皖苏地区工作情况、思想倾向及克服办法》。中共中央于28日复电指出“所指明各点是正确的”，并指示“今年九月初到明年八月底之一年时间做到完成土改、消灭敌人两大任务”。

12月7日 得知蒋介石集中33个旅围攻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决定改变原定作战计划，主力转向平汉线，直接配合大别山作战。经中央军委批准，发起平汉路郑州许昌段和陇海路郑州兰考段破击战。

12月10日 经过几个月的研究探索，认为我军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是解放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关键是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

12月19日 发出致中央军委电，建议：“我们及陈谢必须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至完全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中央军委于20日复电，“完全同意粟皓丑电意见”，“提议由粟亲率（一、三、四、六等4个纵队)南下与陈谢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线向南直迫武汉”。

12月24日 与陈赓会合，决定于25日发起平汉路战役。战至27日，歼灭国民党整编第三师于祝王寨、金刚寺地区。然后乘胜南进，围攻确山之敌，重创敌整编第二十师。迫使敌人从大别山抽调13个旅增援。

12月底 经过3个月的艰苦转战和深人工作，陈粟大军与刘邓大军、陈谢大军共同完成了经略中原的战略任务。

1948年 41岁

1月1日 率领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和4个纵队集结于河南临颍地区休整待机。

1月5日 在华野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去年一年的战争，我们只是在战略上争取了优势，今年我们要在数量上技术上争取优势。如果我们在各方面都完全取得了优势，那时候反攻的形势即可急转直下，革命的全国胜利即可迅速到来”。

1月17日 发出致中共中央、华东局电，报告豫皖苏新区土改和地方武装建设情况。毛泽东复电指出：“你们的布置极为适当”。

1月22日 发出致中央军委、刘邓电，“斗胆直陈”1947年12月10日起草的《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

1月25日 在华东野战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的报告。

1月26日 在华野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再次论述战略进攻的特点和优势劣势的转化问题。

1月27日中央军委电示粟裕，由他率领华野3个纵队渡江南进，在湘赣浙闽诸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以吸引中原地区敌军20个至30个旅回防江南。渡江时间和地点，提出3个方案，认为各有利弊，要他“熟筹见复”。粟裕于31日复电，报告对渡江时间、地点和路线方案的意见，同时重申1月22日电的基本观点以及在中原地区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建议。3月上旬，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部队集结于黄河以北的濮阳地区休整，进行渡江南进准备。

3月10日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通知中央机关将于3月20日东移，“届时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

3月15日 主持召开华野前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整顿纪律的指示。

4月2日 陈毅由西柏坡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返回华东野战军驻地濮阳，与粟裕会合。

4月18日 发出致中央军委、华东局电，再次“斗胆直陈”对目前战局的认识和对作战方针的建议，提出华野3个纵队暂不过江，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

4月21日中央军委电示陈毅、粟裕，请他们到中央工委开会，“商量行动问题”。25日，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之一是“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30日，与陈毅一起到达阜平县城南庄，同日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着重汇报了华野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采纳粟裕的建议。

5月7日毛泽东约粟裕谈话，传达中共中央决定，调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工作。粟裕再三请求陈毅仍留华野，后又建议继续保留陈毅在华野的职务。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陈毅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职务，“陈在华野党政军职务由粟裕代理”。

5月10日 与陈毅陪同朱德总司令离开石家庄南下，12日到达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驻地濮阳。

5月14日 与陈毅一起发出致华东局、中原局及陈士榘、唐亮电，传达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方针。同日，召开华东野战军团以上干部大会，欢迎朱德总司令。

5月20日 与陈毅报中央军委电，提出三个纵队夏季作战预案。中央军委于21日复电，指示“以歼灭五军为夏季作战之中心目标”，“陈毅不参加此次作战”，“粟裕全权指挥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纵之作战，并指挥许(世友)谭(震林)在津浦路上之配合作战”。

5月28日 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5个纵队由濮阳出发，31日渡过黄河，向鲁西南城武地区挺进。

5月30日 中央军委任命粟裕“兼华野副政委，负担副政委各项工作责任，并于陈毅同志不在华野总部工作时代理政委职权”。

同日 指导组建华东野战军渡江先遣纵队。

6月初分析中原地区敌我态势，认为在鲁西南歼灭五军的条件尚未成熟，因而设想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腹案。6月15日，与张震联名报告中央军委、刘邓 (小平)、陈邓(子恢)、华东局。16日午时，再报中央军委，说明“因情况急迫，请示不及，已令各部执行”。中央军委于17日复电指示：“完全同意铣午电部署。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

6月16日 发起开封战役(又称豫东战役第一阶段)。激战5昼夜，22日攻克开封，全歼守敌及部分援敌共4万余人。

6月23日 中原局报中央军委，请中央批准豫皖苏分局名单。中央军委于24日电示同意，并令“粟裕兼军区司令员”。

6月27日 发起睢杞战役(又称豫东战役第二阶段)。激战6天，歼灭区寿年兵团的兵团部、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部和第六旅1个团。接着，又给增援的黄百韬兵团以歼灭性打击。共歼敌5万余人。

7月12日 发起兖州战役，歼敌6．3万余人，使王耀武盘踞的济南陷于孤立。

7月13日 中共中央致中原局并告粟裕等电，指示：“粟兵团应在现地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

7月16日与陈土榘、唐亮、张震联名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时间休整一个月，尔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中央军委于17日、23日复电同意休整，并指示：休整完毕，或在陇海路南北打几仗然后攻济南，或先攻济南并打援，“由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依情况提出计划并统一指挥”。

8月10日 与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联名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并致山东兵团、苏北兵团，提出休整以后“集中华野全部(包括许谭、韦吉共约三十万人)，或先攻济南，或先转到外线进行大规模歼灭战”，并提出“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的作战方案。

8月23日 与谭震林等发出报中央军委并致管文蔚、陈丕显、韦国清、吉洛电，建议调苏北兵团参加济南战役。同时提出，“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

8月25日-29日 主持召开华东野战军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军委指示，统一战役指导思想，制定攻济打援作战部署。8月31日，向中央军委报告攻济打援作战方案。中央军委9月2日复电，“完全同意未世电所提攻济及打援之整个部署”。

9月1日 粟裕、谭震林、唐亮、钟期光签发《济南战役政治动员令》，号召“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2日，下达《徐济作战预备命令》。

9月9日 到攻城部队西集团参加作战会议，并在干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

9月11日 中央军委复许世友并告粟裕等电，指示：“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9月16日 发起济南战役，24日胜利结束，全歼济南守敌10．4万余人(包括起义两万余人)，生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以下将领23名。在阻援打援战场上，敌军迟迟不敢北上增援，我军不战而胜。

9月24日 发电报给中央军委、毛泽东并华东局、中原局，建议下一步举行淮海战役。25日19时，中央军委复电指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10月5日 主持召开有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讨论通过《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无纪律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的决议》，并3次召开作战会议讨论制定淮海战役作战方案，于10月24日结束。

10月11日 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电，提出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及淮海战役之后的作战计划。

10月23日 签发淮海战役预备命令。

10月28日 向中央军委报告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计划。中央军委30日复电指示：“计划与部署甚好，请即照此执行”。

10月31日 发出致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电，报告“淮海战役当遵令于齐(8日)晚发起战斗”，建议“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中央军委于11月1日复电指示：“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11月4日发出《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6日，率领华野指挥机关进至山东临沂。根据敌军动向和潜伏于冯治安部的共产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在发动起义上更趋积极，决定将淮海战役发起时间提前两天，于6日晚发起攻击。同日戌时将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陈邓等。中央军委7日20时复电：“完全同意鱼戌电所述攻击部署，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心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

11月7日与陈士榘、张震发出致谭震林、王建安并报陈邓、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电，判断淮海战役发起后，“有提前夺取徐州或孤立徐州，使敌不能南撤可能”，认为“目前主要关键为能否全歼黄兵团，同时作下一步准备”，“孤立徐州，截断徐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建议中原、华东两野战军主力攻击徐蚌段。中央军委于8日7时复电指出“估计及部署均甚好”。

同日与张震彻夜长谈，分析全国战略态势，认为在辽沈战役胜利后，应当迫使蒋介石采取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的方针，不失时机地使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8日发出电报，向中央军委、陈邓并华东局、中原局建议：华东野战军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固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消灭之(或歼孙兵团，或歼黄维兵团)”。中央军委9日电示：“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

11月8日 何基沣、张克侠率领冯治安部23000余人起义。华野3个纵队通过起义部队防区，迅速切断黄百韬兵团西撤通路。

11月9日 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前进到运河车站，指挥华野各部追击黄百韬兵团，11日完成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

11月13日 率领华野指挥机关转移到邳县土山镇东南之火神庙，就近指挥围歼黄百韬兵团。

11月14日与陈士榘、张震9时致谭震林、王建安电，分析11日以来围歼战斗进展不快的3个原因，提出调整指挥关系的两个方案，征询谭、王意见。当天晚上，召集主攻纵队首长会议，总结经验，改进战法，调整部署，决定由谭震林、王建安统一指挥围歼黄兵团的6个纵队。15日发出歼灭黄百韬兵团攻击令。17日发起总攻，22 日胜利结束，全歼黄百韬兵团。

11月16日 中央军委电示刘、陈邓并粟、陈、张等，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

11月18日 与陈士榘、张震连发两电，向刘、陈、邓和中央军委报告，“邱李东援部队进程甚缓”，“估计邱李已不敢大胆东援，纵（敌）东援歼灭可能性不大”，建议“争取时间首歼碾庄之敌。尔后再转移一部南下，配合中野歼灭李、刘或黄维”。

11月19日中央军委电示粟、谭并告刘、陈、邓，指出“南线集中中野三、四纵及叶飞一纵歼灭李延年于宿县以东地区，是极关重要的一着。李延年歼灭后即可续歼刘汝明或将其驱至蚌埠，则黄维便陷孤立”。“尔后即可全力歼灭黄维，如像在碾庄歼灭黄百韬那样，获得一个伟大胜利”。同日，刘、陈、邓致中央军委、粟、陈、张电，建议先打黄维兵团。20日2时，粟、陈、张复电，表示完全拥护军委指示对南线作战方针。同日亥时(21-23时)，又发电报给刘、陈、邓并报中央军委、华东局，表示完全同意刘、陈、邓指示，抽出4至5个纵队，必要时还可增加3个纵队，协同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并建议“首先求得彻底歼灭黄维为主”，华野“全力保刘陈邓歼黄胜利”。刘、陈、邓于21日15时复电，表示“完全同意二十日亥时电部署”。

11月21日 中央军委电示粟、陈、张并告刘、陈、邓等，指示：“华野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李延年。请粟陈张、谭王从目前起，即将主要注意力及兵力部署的重点放在歼灭李延年三个军的上面”。

11月21日18时与陈士榘、张震致刘、陈、邓、中央军委并谭震林等电，决定以7个纵队监视徐州近郊之邱、李、孙兵团，采取逐次削弱，坚决阻击其南窜，以保刘、陈、邓中野歼灭黄维兵团，并作出具体部署。刘、陈、邓于23日辰时(7-9时)复电，“完全同意二十一日十八时电部署”，并指示“战役第一步由中野全力打黄维，华野全力歼李延年、刘汝明（宿县城由华野控制)。尔后再视战况发展，实行调整”。

11月23日22时刘、陈、邓致粟、陈、张并报中央军委电，指出黄维兵团之十八军向我南坪集阵地发起进攻，“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我们意见除王张十一纵外，请粟陈张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加歼黄作战”。粟、陈、张于24日午时(11-13时)、25日巳时(9-11时)复电，表示“完全拥护先集中力量歼灭黄维的作战方针”，决定除王张十一纵外，再派3个纵队先后参加歼黄作战，并作出阻击南北两线敌军的部署。

11月28日中央军委于4时、22时先后发出两电，指出：“黄维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武汉逃窜可能”，因此战后应应付意外。粟裕分析敌我态势，认为徐州之敌有不待黄维被歼灭就放弃徐州的可能，判断敌人突围有3种可能的方向，而以沿津浦路西侧绕过山区南下的可能性最大。因此，将兵力部署的重点放在敌人向西南逃窜的可能上。29日，即将上述判断和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刘陈邓、华东局。中央军委于30日复电指出“各项估计及意见均甚好”。

11月30日 华野指挥机关从各种渠道的情报得知，杜聿明集团已撤出徐州，向西南方向逃窜。粟裕一面上报中央军委和刘陈邓，一面组

Chapter_24

织指挥华野11个纵队追击、兜围。12月4日，将杜聿明集团30万人马团团包围在陈官庄地区，并于12月6日全歼企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

12月10日得知蒋介石有调兵增援黄维和杜聿明的动向，判断围歼杜聿明集团还需半月20天时间，可以首先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决定再抽调一部分兵力参加歼黄作战。 10日晨，将上述分析和建议上报刘、陈、邓和中央军委。刘、陈、邓接到此电，立即通过电话与粟裕等商定，由华野再抽两个纵队和一部分炮兵参加歼黄作战。当天晚上，就由陈士榘参谋长率领南下。

12月11日中央军委提出，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留下杜聿明集团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14日电示粟裕：“你们围歼杜邱李各纵，提议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粟裕于当天亥时复电，报告围歼杜聿明集团情况及调整后的作战部署。毛泽东16日1时复电：“部署甚好”。

12月17日 参加在华野指挥机关驻地蔡凹举行的总前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着重讨论渡江作战和部队整编问题。

12月15日 建议召开一次包括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方面代表的联合支前会议，统筹解决粮食供应及其他支前问题。中央军委和总前委采纳粟裕的建议，于26日到29日在徐州召开联合支前会议。

12月31日 与陈士榘、张震一起发出致中央军委、刘陈邓张(际春)、华东局电，建议乘敌饥寒交迫、士气低落之机发起对杜聿明集团的进攻。中央军委于1949年1月2日复电，指示：“同意你们世亥所提作战意见，望即照此实施”。当天，华野发出全歼杜聿明集团命令。

1949年 42岁

1月6日 指挥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全歼国民党徐州摻俗軘前进指挥部和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残部近20万人，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李弥化装潜逃。1月10日，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作战胜利结束。

1月12日 与陈士榘、张震发出致中央军委并华东局电，建议以六、七、十三3个纵队，配合江淮部队，南下控制蚌浦段铁路线。中央军委于13日13时复电，“同意12日午时电部署”。从20日到24日，华野先后解放蚌埠、合肥等重要城市以及长江以北广大地区。

1月15日 中央军委电示，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下辖七、八、九、十4个兵团，每个兵团下辖4个军，共58．1万余人。陈毅不在三野期间，粟裕仍为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并兼前敌委员会书记。2月11日，以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名义发布第三野战军各兵团、军、师、团编制番号令。

1月20日 在徐州东北的贾汪主持召开华东野战军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作《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一九四九年六大任务》的报告。

2月9日 出席在河南商丘附近张菜园召开的总前委会议，讨论渡江作战部署。

2月18日 在贾汪召开第三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部队整训工作的指示，学习有关城市工作和新区工作的政策，检查和部署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

2月19日 召开三野军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渡江作战计划。20日，发出《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京字第1号)。

3月5日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粟裕因病到济南疗养未能参加。17日，陈毅、邓小平由西柏坡到济南探望粟裕，并商谈渡江作战问题，建议将攻占两浦、炮击南京的时间推迟到4月1日，以便与整个渡江战役相衔接。

3月28日 自济南返回三野指挥机关驻地孙家圩子，下午与张震等研究作战部署。30日发出《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作战命令》(京字第2号)。

4月1日 率领三野指挥机关东进，5日到达江苏省泰州以南的白马庙，提出指导京沪杭战役的3个设想。6日主持召开东集团师以上干部会议，部署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4月10日 电复中央军委关于渡江时间的询问，建议以原定时间为好。12日再次建议，以20日前后为最好，不要再推迟到22日以后。

4月19日 在白马庙召开东集团作战会议，并作会议总结，进一步明确了作战部署和各部任务。

4月20日 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国共和平谈判彻底破裂。20时，人民解放军按预定计划发起渡江作战。

同日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伴侣号闯进长江，炮击北岸三野阵地。三野炮兵还击，迫使紫石英号搁浅，伴侣号逃窜。21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报告，外籍兵舰两艘炮击我军阵地，请示如何处理，建议新华社广播声明：外籍船舰停止在长江行驶。中央军委于当天复电指示：“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同时，由新华社发表新闻述评：《人民解放军战胜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联合进攻》。

4月21日 与张震致总前委并中央军委电，建议中集团之第九兵团主力即向东北挺进，截断京杭国道，使南京之敌无法向杭州退却，以分割孤立敌人，有效地协同东集团作战。总前委于22日复电，决定中集团迅速东进策应东集团行动，并决定七、九两兵团即日起直归粟裕指挥。

4月22日判断南京国民党军主力可能沿京杭公路南逃，指令第十兵团截断京杭公路，第九兵团、第七兵团以急行军向郎溪、溧阳之线挺进。同时将这一部署报告中央军委、总前委，并请总前委追认批准。总前委于23日复电：“同意你们部署”。24日，率领三野指挥机关前进到常州，就近指挥追歼逃敌之战。28日20时，下令围歼南逃之敌于郎广山区。

4月23日 三野第三十五军攻占浦镇、浦口后，24日乘胜解放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

同日 华东军区海军在白马庙成立。

4月27日 发出报总前委、中央军委并致二野、三野第七兵团等电，决定“为配合二野浙赣线之行动，与乘敌混乱以迅速占领杭州”，指令第七兵团“特别注意设法抢占杭州大铁桥，使不为敌破坏”。5月3日，三野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三军解放杭州，并于敌人实施破坏的关键时刻占领钱塘江大桥。

4月29日与张震致三野各兵团各军并报中央军委、总前委电，作出肃清残敌、占领杭州和准备进占上海的部署。中央军委30日复电指示：“部署甚妥，如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完成此项部署并完成攻击上海的政治准备工作与军事准备工作，则你们可以立于主动地位”。5月2日，赴丹阳向总前委汇报上海战役作战部署及接管工作的设想。

5月3日 指挥华野部队解放杭州。

5月6日中央军委电示：“请粟张即行部署，于辰灰（5月10日）以后，辰删(5月15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逃走，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5月7日，粟张向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报告作战部署。中央军委8日复电指示：“（ 一）同意七日巳时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二)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逃路封闭是很必要的”。11日，发出《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京字第3号)，指挥九、十两兵团于12日发起进攻。

5月15日?6日 连发两电给三野参战各兵团各军并报中央军委、总前委，针对前几天作战进展不大的情况，调整作战部署，下达战术指示，指出此战不同于野战，也不同于一般攻坚战，对永久性设防阵地的进攻必须周密组织，改进作战方式。

5月17日总前委致粟、张电，提出在敌固守上海的情况下，在部署上似应同时由南向北实行攻击。粟张于18日复电，表示“完全同意17日亥时电示，对淞沪实行全面攻击，惟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如对沪攻击不受时间地区限制”，建议从四面八方发起攻击。总前委当天复电：“我们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你们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中央军委于20日复电，指示：“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21日，粟、张将总攻上海的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同时发出《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攻击命令》(京字第4号)。中央军委22日复电：“同意二十一日来电所述之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

5月20日 中共中央复饶漱石并华东局电，同意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军政接管委员会以粟裕为主任，其任务增加接管国民党政府机构各部门。

5月22日 与张震向中央军委请示：“我入闽部队是否可能提早？应准备何时出动？以便淞沪战后进行准备，调整部署”。中央军委于23日复电指示：“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同时作出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部署。

5月23日 得知上海敌军有撤退动向，决定于当天晚上提前发起总攻。

同日 与张震报中央军委、总前委电，提出关于全军装备标准化的五点建议。

5月27日 率领三野指挥机关由苏州进入上海。三野部队经3天4夜激战，在上海共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歼灭国民党上海守军15万余人，上海市区全部解放。

6月2日 指挥三野第二十五军解放崇明岛。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

6月7日 主持召开华东国防部署会议，对进军福建和解放沿海岛屿以及加强要塞守备，作出全面部署。会后，组织指挥三野各部展开进军福建、解放沿海岛屿的作战。

6月14日 中央军委电示粟裕等：“请开始注意研究解决台湾问题”。

6月17日 中央军委复华东局并告粟裕等电，同意华东军区及三野指挥机构设在南京，粟裕兼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及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6月27日 发出致山东军区并报中央军委电，提出对夺取长山列岛作战方案的意见。中央军委30日复电同意。8月11日发起战斗，经一天两夜激战，攻克长山岛，生俘国民党守军1500余人。

7月1日 在上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干部大会上讲话，指出：上海是个大熔炉，也是个大染缸。我们要立场坚定，在这里锻炼成钢，而不要跌到污水坑里去。

7月13日 率领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由上海移驻南京。

7月30日 发出致中央军委电，考虑到解放台湾作战的需要，建议华东海军暂缓北开。中央军委于8月2日复电：“同意粟裕陷午（30日午时）电意见，张爱萍海军系统暂时不迁青岛，并仍归华东系统即归粟裕指挥”。

8月13日 指令第十兵团发起福州战役。17日解放福州，乘胜追歼逃敌，歼敌4万余人。

9月19日 指令第十兵团发起漳厦战役。10月15日?7日，解放厦门，歼敌2.7万人。

9月中旬-10月中旬 率领第三野战军代表团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和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事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0月10日在北京收到三野代参谋长袁仲贤、副参谋长周骏鸣转报的第十兵团7日电所报作战部署：“决于本月中旬（内定13日）同时发起攻歼金厦两岛”。11日复十兵团电，指出：“如考虑条件比较成熟，则可同时发起攻击。否则，是否以一部兵力（主要加强炮火封锁敌舰阻援兵与截逃）钳制金门之敌，首求攻歼厦门之敌”。“请你们依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总以充分准备有把握的发起战斗为宜敗”。17日，三野副政委唐亮和袁仲贤、周骏鸣报中央军委、华东局电：“因船只不够，不能不能同时发起攻击，故决定先攻厦再攻金”。同日，第十兵团攻克厦门。24日，第十兵团指令第二十八军发起金门战斗。第一梯队3个团登陆后，与3个军的敌人激战两昼夜，全部壮烈牺牲。27日，接到第十兵团报告，当即转报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并于28日发出致第十兵团叶(飞)陈(庆先)及福建省委电，指出：“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集中力量攻占厦门，尔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望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2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电，全文转发粟、袁、周28日电，指出：“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

10月24日 在南京干部大会上作《新形势下的各种转变》的报告。

10月出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的会议，汇报争取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员工起义的工作。这项工作，从上海解放开始，就在周恩来副主席领导下，由粟裕和蒋天然(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主任)、吴克坚(上海市委情报委员会书记)组织实施，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政策，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达成协议。周恩来传达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起义归来后，我们采取原封不动地保留两航机构、资金和财产的政策”，“起义时间和飞行安排，华北和中南地区由聂（荣臻）老总安排，华东六省二市由粟司令安排”。11月9日，两航全体员工在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率领下，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势力，投入祖国人民怀抱。

11月1日向中央军委上报定海作战方案，强调“力戒轻敌骄傲，弱敌当作强敌打，充分的战前准备”，要求“集中兵力、火力，求得一举成功”。中央军委于4日复电同意，指出：“你们采取慎重态度，集中优势兵力，事先作充分准备，力戒骄傲轻敌的方针是正确的”。7日，第七兵团以1个师发起攻占登步岛战斗，经两天两夜激战，由于风向、潮汐变化我后续部队不能增援，而敌人援军源源不断，登岛部队主动撤出战斗。

11月14日毛泽东致粟裕并告陈饶电，指示：“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作战的失利，你们须严重注视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不周，宁可推迟时间”。粟裕15日报告毛泽东主席：“关于金门、登步两岛战斗失利，虽由于各该方面之高级干部犯轻敌骄傲与急躁等毛病，但职未尽到检查与督导之责亦不能辞其咎。除已于14日酉时及11月14日两电(均发中央)给各级干部指示并多加注意对他们的指导外，今后当遵钧示执行”。此后，用一个多星期时间，进一步总结金门、登步两战经验教训，分析敌我态势，研究新的战法。11月22日，发出给毛主席并军委的电报，总结渡海作战的经验教训，再次表示承担“未能及时予以指导与教育”的责任，建议“将对定海作战之时间推迟至明年一月或二月”，以便充分准备运输登岛部队的足够船只，并集中17至20艘海军舰艇、数十架空军飞机、5个高射炮团，“使攻台部队得到最实际的一次演习”。

12月 为准备解放台湾，在南京召开各军参谋长座谈会，研究陆海空联合作战条件下的参谋工作。

1950年 43岁

1月6日 赴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攻取舟山和解放台湾方案。

1月11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致粟裕电：“请回答下列问题：（一）你们对舟山群岛之敌有无办法进行策反工作，你们是否进行了此项工作，结果如何?(二)你们对舟山群岛进攻的准备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船只的准备是否增加了?(三)叶飞对金门岛进攻的准备工作如何，何时可以攻金门岛?(四)你何时可到北京与聂荣臻、刘亚楼会商?”粟裕13日、15日先后发出两电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报告解放台湾和攻击舟山的各项准备工作情况。

1月27日 出席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会议，就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2月4日 毛泽东致粟裕电，询问起义过来的国民党军伞兵第三团情况，指示：“盼加强对他们的政治训练，我们需要这批伞兵作基础训练一个伞兵部队，作为 台湾登陆作战之用”。

2月7日 在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华东军事情况报告，指出：“解放东南沿海诸岛，特别是解放台湾，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是中国战史上从来没有的一个最大的近代化作战的战役”。

2月10日 毛泽东在苏联致刘少奇电，“同意粟裕调四个师演习海战”。

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为对付国民党空军对上海及其他沿海城市的袭击，成立上海防空司令部，组建上海防空军，由陈毅任司令员。粟裕暂时放下南京方面的工作，协助陈毅指挥上海防空作战。粟裕即到上海。在3个多月的上海防空作战中，共击落国民党军飞机16架，我军夺得了部分制空权，培养锻炼了我军第一支空军作战部队和优秀飞行员。

3月8日?月8日 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各战略区负责人会议。

3月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组建华东空军，要求同时培训三套指挥人员，为日后空军发展作准备。

4月25日 召开华东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会议，决定集中陆海空三军20万兵力举行舟山战役。蒋介石为了保存舟山12万守军，集中力量固守台湾，决定放弃舟山。第三野战军不战而胜，于5月19日解放舟山群岛。

5月18日中央军委转发粟裕对占领舟山群岛后的处置意见，指出：“我们认为这一处置是正确的。海南岛、广东海中的各岛及沿海岸线亦应照此处置”。

6月上旬 出席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会议期间，建议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台湾战役。毛泽东宣布，攻台作战仍由粟裕负责。

6月23日 发出致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电，报告攻台作战准备情况，建议在无绝对把握的情况下，不轻易发起攻击，宁愿再延长一些时间。

7月上旬 毛泽东主席提议，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中国国防问题。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毛泽东于13日批示：“照此执行”。

7月14日复发高血压、美尼尔氏综合症。经中共中央批准，到青岛治疗。8月1日，托罗瑞卿带信给毛泽东，报告病情未见好转，为不能立即承担新任务感到焦急。毛泽东8 日复信说：“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到苏联疗养。

1951年 44岁

9月 从苏联回国。周恩来、朱德向他传达中共中央要他到总参工作的决定。

10月初 回到南京。

11月1日 出席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第一届英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形势与任务报告。

11月12日 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副总参谋长，仍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12月9日 离开南京于11日到北京。

12月12日 向中央军委报到，就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

1952年 45岁

1月10日 中央军委决定粟裕负责管理作战、训练及海、空军和各特种兵的工作。

1月28日 奉命去南京、上海，向华东党政军领导干部传达毛泽东关于“三反”的指示，2月6日返回北京。

3月18日 与聂荣臻代总长一起写报告给中央军委，为适应特种兵发展的需要，建议建立军事工程学院。毛泽东于3月26日批示：“同意。退粟裕办”。

3月31日 主持召开全军学校会议，研究学校的调整、整编。

4月4日 向中央军委呈送《关于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建议首先确定国家的战略方针以制订作战腹案，尔后制订国防建设计划及干部培养和军队训练的方针步骤。

4月12日 陪同朱德副主席视察北京长辛店第一战车学校。

4月18、24日 与聂荣臻代总长一起向中央军委写报告，提出军队院校整编方案。

5月23日 与聂荣臻代总长一起向中央军委上报《全国部队第一期整编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6月12日 向中央军委建议空军目前仍以“锻炼为主”，并提出“加强指挥进攻战术，积极寻歼敌人。作战目标以打小机群为主，避免与敌大机群决战”的作战方针。

6月24日 与聂荣臻一起向毛泽东上报《军事建设五年建设计划初稿》。

6月 在粟裕提议下，总参组织各总部、各军兵种主要领导学习现代化合成军队作战知识，每周请专家讲一次课。

7月20日 就建设航空工业与增强空军后备力量问题，写报告给毛泽东。

8月2日 指示海军领导，设防要尽量往前伸。要克服海军不愿下海，不愿上岛的思想。

8月6日 向中央军委上报拟定的入朝步兵部队轮换方案。

8月9日 向中央军委写报告，提出胶东半岛设防问题的建议。

8月17日-9月24日 参加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苏联访问。负责与苏联有关部门商谈《军事建设五年建设计划》中需请苏方帮助解决之装备与技术方面的问题。

9月25日 《八一杂志》第十八期发表粟裕在海军军事、文化教育会议上关于《海军建设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

10月18日 就当前中国空军在朝鲜空战中的若干问题，再次向中央军委提出：“今后作战方针，似仍以与配合友军作战为主”，并“早作出海作战之准备”。

12月2日 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12月19日 因病离京赴南京休养。

1953年 46岁

1月7日 由南京到杭州，后又到福州、厦门、建瓯、杭州、上海等地，30日返抵北京。

6月15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报告休养以来情况，同时将去南方休养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和建议，分3个报告呈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1．《对目前海军建设的意见》，建议华东海军应轮番派遣小队舰艇至浙、闽沿海作游击活动。南海及北海舰队，亦应不时派小舰队进出海面，以求实战锻炼。2．《在闽所了解情况的报告和建议》，提出福建除修建铁路外，应部署港口、公路、机场的修建。3．《有关国家建设的几点意见》，建议严格控制审查基建经费，以保持国家有限资金主要用于重工业与国防建设。

6月中旬 赴青岛休养。

10月初 赴上海、杭州休养。11月30日返回北京。

1954年 47岁

1月31日 出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各大部领导人联席会议。

2月5日 听取陈毅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奉命与张鼎丞一起去饶漱石处与饶谈话。

2月6日-10日 参加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2月13日-13日 参加“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

2月13日 听取空军王秉璋副司令汇报。指示空军要拨一些飞机给海军，或练习海上飞行，以应需要。

2月24日 与陈毅、张鼎丞、谭震林一起讨论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传达和华东本年度工作的布置。

3月3日 听取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等汇报时指出：工事太多，到处要摆兵，我则无后备力量。根据我们的情况，工事构筑必须要采用坑道式。

3月4日 听取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陈锐霆汇报，研究炮兵整编、学校教育与部队衔接问题。

3月8日 听取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等汇报工作，指示：军事工程学院所需之坦克，应尽量满足其要求。目前部队少一辆坦克影响不大，给院校教学用对长远打算是合算的。

3月30日、4月6日 召集总参有关部、炮兵、工程兵等领导研究援越装备炮兵师问题。

4月13日 召集总参、总后各部及各军兵种首长讨论1955年对外军事定货问题。

5月6日 召集海军、空军、防空军及总参有关部领导讨论加强海军空中力量及防空力量和东南沿海作战问题。粟在讲话中指出：海军要逐渐加强海防作战，还要练习两栖作战。

5月18日 写报告给毛泽东，提出：1．华东海军推进到定海、石浦地区。2．配给海军特种兵部队。

6月1日 写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副主席，报告今晨在大陈岛以北发现大批敌舰、飞机，及我之处理意见。毛泽东6月2日批示：“处理正确。”

6月7日 就苏军总顾问毕得鲁瑟夫斯基奉该国国防部委托，征询中国空军是否建设某部队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报告。

6月12日 听取空军刘亚楼司令员汇报，指出：整个空军还有些未经过战斗锻炼的部队，今后可以2个师部队轮番作战。

6月22日 向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写报告，针对台湾空军动向建议抽调一、两个空军师到浙东，并在路桥修临时机场，以适应当前斗争。

同日 参加有各大区及某些省负责人参加的军委会议，研究大军区撤销后军区的划分问题。此后就重新划分军区继续进行了调查研究。

6月25日 遵刘少奇副主席指示，向刘少奇及中共中央报告工作情况，并提出：今后应主要加强海、空军，而最近十年或十余年内尤以加强空军为主。

6月29日 答复海军副司令方强请示的问题，指出：海岸炮阵地应强调隐蔽。

7月8日 向中央军委上送了重新划分军区的两个初步方案。

同日 因身体不好，遵照毛主席的批示，动身赴青岛休养。

7月31日 为纪念八一建军节27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文章。

8月21日 由青岛动身于22日返抵北京。23日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书面报告，正式恢复工作。

8月30日 在作战部上报的《关于山东设防部署及施工问题的报告》上批示：“成立长山要塞区司令部，统一指挥各岛”。

9月9日-26日 参加以彭德怀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赴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参观原子弹爆炸演习。任军事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

9月27日-28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根据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于9月27日任命粟裕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10月5日 听取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等汇报工作情况。

10月上旬 在总参谋部召开的队列、动员会议上讲话。

10月8日 与刘伯承、贺龙一起，陪苏联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赴上海、青岛、广东等地参观访问，16日返京。

10月18日 出席毛泽东召开的第一次国防委员会会议。

10月19日 参加朱德主持的与苏安东诺夫所率代表团座谈会。

10月22日 召集总部及总参各部会议，研究接收苏军在安东、旅大两地装备问题。28日军委第四次会议通过粟裕所拟的“接收安东装备的具体方案”。

10月29日、11月9日 两次接见苏军副总顾问康德拉契也夫，指出中央军委供给顾问材料的规定并无不妥。

10月31日 中共中央通知：粟裕任总参谋长。

11月5日-6日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军队建设计划的两个方案和十五年军队建设计划总指标。制订《五年计划纲要》(草案)。提出：“力求保证全军应以发展空军和国土防空力量为重点。陆军以发展炮兵、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为重点。海军以发展潜水艇和鱼雷快艇为重点”。

11月9日 毛泽东主席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任命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1月16日 参加军委第十二次会议。会议确定1954年12月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由粟裕向大会报告关于全军军区划分问题。

11月24日 上午主持讨论增派越南顾问团的组织工作问题。下午听取空军汇报空军建设训练等问题。

11月25日 听取铁道兵王震司令员汇报部队组织及任务情况。粟示：赶修铁道问题，主要是鹰厦及玉门。

12月2日 与陈赓一起听取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副司令员徐德操汇报国防工程进展情况。

同日 就华东作战问题发电报给华东军区许世友副司令、唐亮副政委，提出3点意见。

12月3日 参加军委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决定“同意粟裕提出的接收旅大物资的分配原则”。12月6日-7日，主持研究接收旅大及相应部署调整问题。12月8日向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接收旅大防卫区工作方案》的报告。

12月8日 在作战部呈送的《对国防永备筑城建设计划的建议》上批示：明年之工事构筑必加入原子防御诸问题。

12月8日-9日 根据中央军委11月8日会议决定，召集总部及大军区领导讨论大军区撤销及重新划分设置问题。14日，军委第十七次会议基本同意粟裕所提的全国军区划分第一方案。

12月17日-19日 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作《关于全国军区划分的几个初步方案》的报告。经会议讨论，一致同意粟裕提出的第一方案。

12月22日 向中央军委呈送《在原子时代关于陆海空军军事建设方针的建议》。提出：建设一支比较强大的空军和防空力量，应成为全军建设的中心环节。建议目前海军建设应以鱼雷快艇、潜艇和水鱼雷轰炸机为重点。陆军加强坦克机械化部队的建设。加强有快速运动能力火炮的炮兵建设。

1955年 48岁

1月5日 听取总参三部部长李涛汇报。指示：原子战争时代，防原子空袭很重要，要有准备在战争时能继续工作，考虑建立第二线工作单位。

1月11日 向中央军委呈送《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军队装备和物资保证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1月12日 听取驻苏使馆武官石侠、张瑛谈使馆武官工作情况。

1月16日 总参复电浙东前指，同意18日开始攻击一江山岛。战斗发起后，粟裕多次指示前指：部队上岛后要利用地形设法固守；要加强防空，构筑工事；疏散隐蔽船只器材。防敌海空反扑。

1月20日 听取情报部刘少文、张挺汇报后说：我们作为军人，军事政策应随时准备打。

同日 为加强我军部队的战斗锻炼和为解放金门、台湾创造条件，写报告给中央军委，建议在漳州、晋江(青阳)、汕头修建二级机场，同时整修福州旧机场。

1月28日 主持研究援外问题。2月3日向中央军委和周恩来总理作了书面报告，提出对X军援的三原则。

1月29日 听取海军副司令方强汇报海军航空兵建设及作战问题。

1月31日 主持听取旅大接收委员会汇报会议。

2月2日 根据当天中央军委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3次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负责同志会议，研究本年度聘请苏军顾问、专家的数字，总数由366名削减到139名。

2月5日 与海军副司令方强、空军副参谋长张廷发等商淡闽、粤机场和公路修建问题。

2月25日在全国第五次国防工程会议上讲话，着重指出国防建设中必须解决几个矛盾问题：1．既要隐蔽有生力量，又要发扬火力。2．既要坚固耐用以防原子着眼，又要节省经费。3．在兵力配置上既要适当疏散，又不能因此而削弱火力；既要防御周到，又不能分兵把口，并须留出相当的预备队。

2月28日和3月3日、4日 召集空军、海军及总参、总后领导及华东军区副司令许世友及华东空军司令聂凤智讨论福建沿海对敌斗争问题。3月5日向中央军委上报福建沿海对敌军事部署的报告。

3月1日 听取工程兵副司令徐德操汇报国防工程施工情况，指示工程构筑以坑道为主结合掘开式工事，便于保存有生力量。

3月16日 参加军委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决定由总参谋部研究拟订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工作职责条例。

3月21日 为空军首届英模代表大会题词：“高度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而努力”。

3月21日-31日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23日在会上就第一个国家五年建设计划联系国防建设发言。指出：形势迫切要求我们对防御原子战争有所准备，以防患于未然。

4月4日 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

4月11日 就第五次全国人防工程会议情况写报告给中央军委，提出防原子工程构筑的原则及隐蔽和伪装问题。

4月15日 主持研究海防部署调整。

4月21日 召集会议研究沿海作战问题。

4月27日 在第一次全军装备计划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依靠外援，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应该逐步做到自力更生。不但要研究自己的装备，而且还要研究敌人的装备。

5月10日 就美机入侵安东事写报告给中央并报中央军委，提出今后我之对策。

5月11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谈：福建机场竣工后，是否立即进驻部队?粟表示应即进驻部队。但须报军委批准。5月12日粟就福建进驻空军部队写报告给中央军委。5月 19日毛泽东批示“照办”。6月3日彭德怀面示：空军进驻福建以7月中旬四大国首脑会议前后再去为宜。空军为此即行准备。6月11日毛泽东问准备组织空军入闽是谁决定的?这么大的问题，为什么中央都还未讨论，就决定了?虽主要责任不在粟裕，粟裕仍于7月11日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毛泽东于8月6日批示：“我已于5月19日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因此你们已无不事先请示责任；只有在后来决定具体部署时没有请示的责任”。

5月20日 就苏海军司令提出的对我海军建设的意见，写报告给中央军委提出自己的意见。

同日 主持研究成立防化兵部的问题。粟指出：化学兵组建是为了应付将来的战争。培养干部是全军中心的中心。

6月13日 向福建前线发出战备工作指示。

6月15日 在北京主持召开研究拟制作战计划的座谈会。强调拟制作战计划必须从实际出发，计算各种可能，同时还要考虑国家的现实情况。

6月20日-27日 去旅大参观接收苏军准备、基地及营房，并察看地形。

6月29日 在中南海居仁堂听取中国赴越南军事代表团汇报越建军作战等问题。

7月5日30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7月15日、18日 军委第四十次会议决定：粟裕任辽东半岛方面军首长--司令部抗登陆演习副总导演。

8月5日就渤海湾及山东半岛设防问题，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报告：1．关于封锁老铁山水道和加强渤海海峡防务。2．建议修建胶(州湾)莱(州湾)通航运河问题。3．关于北战区海军舰队编组、辖区和修建小型快艇基地问题。4．关于组建第二个机械化师问题。5．关于旅大地区部署的调整问题。

8月-9月 主持讨论研究各军兵种作战方案保障计划。

9月8日-20日 赴天津、河北一带勘察地形。

9月27日 下午2：30参加周恩来总理授予将军军衔的仪式。周恩来把授予大将军衔命令状第一个授予粟裕，并代表毛主席授予粟裕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1603名将军中，粟裕名列首位。

10月4日 写报告给中央军委：为适应国防的要求，建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山东再追加三条公路干线：1．潍县至莱阳；2．大汶口经临沂至云港；3．潍县至青岛。

10月4日-11日 出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

10月17日 中央批准成立首脑地下工程建设委员会，粟裕任主任。

10月29日-11月15日 去旅大参与主持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

11月16日-12月6日 辽东半岛演习结束后，勘察渤海海峡、胶东半岛地形。

12月26日 主持讨论老铁山水道设防问题。指示组织一个修建委员会，由海军负主要责任。

12月31日 就11月至12月察看渤海海峡、胶东半岛地形所了解的情况、发现的问题、处理意见以及关于封锁老铁山水道和加强渤海海峡防务问题，经与沈阳、济南军区海军等方面研究后，向中央军委上送了两个报告。

同日 拟制“1956年总参谋部应做的一些工作以及带全军性的一些主要问题向军委建议”。其中提到为加速国防工程的构筑，拟于1956年以全军步兵的三分之一(约30万人)参加是项工程。

1956年 49岁

1月4日 动身去广东养病。在此期间视察驻广东、湖南部队、机场，察看地形等。

2月4日 得悉抽出30万部队参加国防工程建筑事未能按计划进行，即发电报给陈赓，建议采取此项重大措施。

2月5日 写信给陈赓并黄克诚，就抽调30万部队参加国防施工及思考到的几件事，提出意见。

2月16日 离广州北返，21日回到北京。

2月22日 参加关于作战方案的讨论并发言。

2月25日 主持总长集体办公会，在会上谈了精简机构、总直机关训练及电子反干扰等问题。

2月29日 主持总参部务会议。讨论为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作准备事。

3月6日-15日 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特别强调：高级领导要从应付突然事变的情况出发考虑问题。

3月20日-22日 主持会议讨论作战计划草案。

3月31日 军委第六十二次会议决定，粟裕因病休养半年，总参谋长工作由陈赓代理。

6月4日-8月15日 去青岛养病。在养病期间，视察了胶州湾和青岛军用码头、潜艇基地、水上飞机等。并请数学教员上课。

8月22日、9日8日、9月13日 出席中共七届七次中央全会。

9月15日-27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9月28日 出席中共八届一中全会。

11月4日 因病未参加八大军队代表和各总部、各军兵种首长讨论建军方针的座谈会，特于今天将自己关于军队建设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意见送中央军委并中共中央。

11月10日-15日 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

11月20日 中央军委通知，决定增加粟裕为中央军委委员。

11月21日 去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养病。

1957年 50岁

1月23日 返回北京。

2月13日 就总参动员、队列、总政兵役、总干预干、训总外训部合并为总参动员部事，写报告给中央军委。

2月18日 主持讨论防空军并人空军的具体方案。

2月23日 主持讨论总部及总参的整编问题。

3月15日 听取西藏军区张国华司令员汇报整编及部署。

3月22日 参加全军第一次后勤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开幕式，并在会上讲话。

3月27日 主持讨论总参谋部1957年工作要点。提请各部注意：加强战备工作。要防止突然事变。作军事工作的人应随时准备战争。部队每年应过3个月的野营生活。

4月2日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赴四川部署从军事上保障金沙江以东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问题。

4月6日 抵成都，拜会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传达中共中央意图。

4月8日 在成都召开会议，听取成都军区、四川省委介绍情况。

4月10日 由成都军区参谋长茹夫一陪同，乘车经新津于午后抵雅安。

4月13日 抵西昌。

4月14日-16日 召集会议听取西昌军分区、地委、专区领导汇报。指示：重新加强部署，从军事上配合民主改革。17日向西昌分区、地委机关干部作了重新加强部署配合民主改革的动员报告。

4月19日 离西昌抵凉山军分区驻地昭觉。拜会凉山自治州州长、副州长及地委书记。

4月20日 与凉山分区及州的领导谈话，了解情况，指示工作。下午给军分区及州机关干部作报告。22日返抵乐山。

4月23日晨发电致中央军委并中共中央，告总参、成都军区，报告了来川西了解的情况，建议从军队中抽5000名干部，协同乡干部专门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及基层政权工作；拨出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加强地方干部自己的力量；投资修建公路，改善交通；给基层拨配必要的通信联络器材等。

4月24日 与乐山军分区首长谈话，了解该区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及其他工作情况。25日由乐山返成都。

5月1日 再次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电报，提出对奴隶主与对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有所区别。并对彻底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提出了具体建议。

5月2日-6日 主持召开川、甘、青、滇4省少数民族地区军分区负责同志及西藏昌都工委书记联席会议。粟着重讲了在金沙江以东地区完成民主改革的重大意义和几个与军队有关的民族政策问题。

5月8日 上午，给成都军区直属机关、部队3000多名排以上干部作报告。下午，接见了军区系统高级知识分子。

5月9日 与成都军区党委同志交换意见。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并中共中央，报告从2日至6日的军事联席会议及9日前的活动情况。

5月10日 由成都赴重庆。在重庆先后听取贵州军区何光宇司令员汇报，召开驻渝各军校负责干部座谈会，参观军工厂和军事院校。

5月20日 向驻渝部队、机关、学校干部、学员和士兵代表共8000人作报告。报告后犯心脏病。

5月23日 乘轮船离渝，经武汉，27日深夜抵京。

5月下旬 在全军首届军械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讲话。

6月24日 向中央军委、中共中央上送《关于检查和部署西昌、凉山、康定等少数民族地区平息叛乱工作情况的报告》。

7月11日 主持研究老铁山水道勘察安置基地的情况。

7月中旬 乘飞机在北京周围及天津外围看地形。

7月25日 出席军委第一一七次会议，讨论粟裕上送的《关于检查和部署西昌、凉山、康定等少数民族地区平息叛乱工作情况的报告》。1．报告中提出的有关政策问题，建议请中央书记处讨论解决。2．需要由军队方面解决的问题，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

同日 纪念建军30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南昌起义前后》的回忆文章。

8月1日 纪念建军30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国防，巩固革命胜利果实!》的文章。

同日 在北京三座门俱乐部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招待会，招待各国驻华武官、副武官及其夫人。

同日 晚，应北京大学邀请，向一千多名师生作建军30周年报告。

同日 在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上发表《和南京军区同志谈几句话》的文章，指出南京军区在国防意义上“成了我国最重要的战区之一”。

8月13日一9月7日 赴东北勘察地形、巡视部队、参观国防工厂。9月21日，就这次勘察情况和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意见，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

9月20日 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

9月28日一10月4日 赴南京为南京军区及军事学院、总高级步校干部授勋。

10月12日 赴黄河下游某地视察工程兵架设浮桥和漕渡门桥的检验性演习。

10月18日-10月31日 出席总参、总政在北京召开的兵役工作会议并讲话。

10月18日 在全军第二次军队侦察工作会议上作报告。

11月6日-12月4日 参加彭德怀、叶剑英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赴苏。参加苏联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活动。

12月11日 接见苏军副总顾问格列波夫。听取格汇报上海抗登陆战役集训的情况。

12月25日 在总直属队机关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讲话。

12月26日 听取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关于捷军队情况介绍。

1958年 51岁

1月2日 召开总参部务会议，讨论1958年度总参谋部工作计划。指出战备和国防建设工作，应时刻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1月12日 就最近心脏病加重及脑神经、关节炎发作以至妨碍工作，拟住院休息几天，写报告给中央军委。13日住院治疗检查。

1月25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预备会议。

1月 就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闽东活动情况，写信给福建罗源县委。

2月1日-11日 参加第一届全国人代会第五次会议。

2月7日 写报告给中央军委并中共中央，报告去年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平息叛乱情况及西藏上层的动向，并提出成都军区在解决康南叛乱中应注意的问题，和在西藏积极进行战备工作的意见。

同日 根据毛泽东1月24日关于撤回志愿军致金日成的电报，提出“关于志愿军撤军方案和回国后部署方案的报告”。

2月10日 晚去毛泽东主席处谈话。

2月13日 在前晚毛主席谈话的启发下，向毛泽东上送了《关于军队工作和军事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

2月14日-22日 参加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粟此行主要与朝方协商部署志愿军回国事宜。

2月21日 庆祝苏联军队建军40周年，在《解放军报》发表《向伟大的苏联军队学习，为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而努力》的文章。

2月23日 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在京中委、候补中委70余人会议，听周恩来作赴朝报告。陈毅、张闻天、粟裕作了补充发言。

3月初 接见南京军区副参谋长、战史资料编辑室主任王德，就编写战史的指导思想、内容、步骤、方法等问题作指示。

3月12日 离京赴南京调查兵役制问题。先后到南京、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召集军队及市、县兵役局领导座谈有关兵役制的情况。22日返回北京。

5月5日-23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5月24日—7月22日 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被错误地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受到批判和斗争。

6月11日 召集兰州、成都军区及总部有关领导研究目前川、甘、青、藏藏族地区的叛乱态势和应采取的措施。6月13日将会议研究的情况书面报告中央军委。

6月30日 晚上主持总参谋部第四次部务会议，讨论军委扩大会议提出的有关总参工作和军队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

7月5日 就东南沿海航空兵和高射炮兵的部署调整，写报告给中央军委。

7月19日 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召集海军、空军、炮兵及总参有关部门领导，研究炮击金门及海军、空军人闽的具体部署。

8月13日 根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提出改革军队体制、加强司令部建设的建议，并主持拟制了总参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十条(草案)。

8月16日、8月23日 听取总参各部、局整风情况汇报。

8月20日 检查中央首脑防卫工程。

8月30日 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研究铁道兵的定额和供应关系等问题。

8月3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长职务，调粟裕任国防部副部长和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两职务。

9月1日 在工程兵召开的全军工程兵及施工部队技术革新经验交流会上讲话。

9月10日 上午出席军委第一五五次会议。听取动员部傅秋涛部长汇报民兵建设情况。

9月16日 下午，出席军委第一五六次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31日关于军委几个人事问题的决定。

9月17日 与黄克诚共同主持总参第六次部务会议，交接总参谋长的工作。

9月19日 正式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党委第一副书记，负责院的常务工作。

9月26日 陪同叶剑英赴徐水、保定等地参观，视察六十九军。

10月5日 中央军委批复军科党委报告，“同意在叶剑英同志出国期间，科学院的党委和日常工作由粟裕同志负责。”

10月9日 主持院党委扩大会，讨论军事科研务实计划、全军编写条令等事项。

11月25日 去武昌参加于11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

12月11日 协助叶剑英召集有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院校领导参加的关于编写战斗条令座谈会。

12月30日 国防部命令：经周恩来总理决定，粟裕为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1959年 52岁

1月10日 主持在三座门召开的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28日代表叶剑英作大会总结。

1月30日 因高血压、心脏病住北京医院。根据粟裕病情，中央军委同意他休养。

2月6日起先后到南京、海南岛、广州、南昌、杭州、上海等地休养。

4月2日?日 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4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任命粟裕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5月26日 向战史工作者谈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及一师、苏中、苏浙军区的历史。

6月12日 从上海回京。

6月23日 召集军科院领导同志会议，研究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概则专业会议的开法问题。

6月25日 离京赴南京，参与主持全军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概则专业会议。

7月17日 在会上讲话，谈学术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述新技术装备与学术研究，以我为主和学习外国等方面的关系。23日返回北京。

8月1日 去庐山参加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会议期间，有人向粟建议，把1958年粟在军委扩大会受批判的事乘机会提一提。粟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并且说：“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

8月19日?月12日 参加军委扩大会。

9月4日 晚在三座门召集“华东战史编委会第一次会议’。针对有人提出“写战史最好不要当事人参加”的观点，指出：战史没有高级干部参加是写不好的。

1960年 53岁

1月5日 审阅军科战史部草拟的《解放战争战史纲目》，指出编军战史要多注意友邻地区和部队的作用。

1月7日-17日 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1月21日 赴广州参加军委扩大会，在会上多次发言，就敌情估计、战略方针、作战形式、战争准备及加强战略侦察、军队建设、国防工业建设、民兵、义务兵役制及工作作风和总参工作等问题，作了全面阐述。

2月10日 林彪找粟谈话，指出军科研究要自己出题目，多提问题研究。军科应成为总参谋部的参谋部。/p>

4月 第二次审阅《解放战争战史纲目》，对华东战场的若干问题谈了看法。

4月 到南京、上海等地养病，病中专门请教员辅导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等课程。6月29日回到北京。

7月28日-8月20日 去大连养病。

8月24日 写信给军科杨至诚副院长，表示不同意为自己建房。

1961年 54岁

1月14日-18日 参加中央八届九中全会。

7月8日 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军事训练和学术研究委员会(简称军委训委)。叶剑英任主任，粟裕、张宗逊任副主任。

9月6日 在叶剑英建议下，到东北疗养、休息。10月25日返回北京。

11月22日起 去南京、上海、杭州、宁波、温州、金华、泰顺等地休息考察。

1962年 55岁

3月 致信军科副政委钟期光并请转报叶帅，报告在华东休养及身体情况。

6月初 得知蒋军拟窜犯大陆的消息，抱病从上海到福建。到闽中泉州湾一带及闽南赤湖和厦门周围察看地形。在军区领导要求下，提出了一个不论敌人从闽中或从闽南登陆，均可予以全歼的方案。

6月10日 从漳州电军委，对今年征兵规定提出意见，建议以城市精减之合格工人代替部分农民应征，以减轻地方困难。

6月22日 写信给叶剑英，对敌情的估计及我军战备方面的问题提出看法，并请叶帅认为可以参考的话予以转报军委。

9月24日-27日 参加中央八届十中全会。

1963年 56岁

2月20日 在上海参加新四军战史座谈会。

3月22日 听取新四军战史编写工作汇报，并作指示，指出不要随便给那个地方党扣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4月 开始间断地在军科二号楼军委训委办公处上班。

7月6日 叶剑英在军科院党委会上提出两线配备(粟搞第一线，叶第二线)，四面分工(政治思想、学术、技术馆、行政)的领导方法。7月11日在军科院会上作了传达。

9月13日 听取战史部汇报，指出战史不单是写战争，更不单是军事史，还包括党的路线、根据地建设等等。

11月1日-2日 检查技术教研馆教学准备时指示：1．慎重初战，初战必胜；2．教学内容必须与教学对象紧密结合；3．教材中充实最新的资料；4．保密问题。并提出军官应学会开汽车。

11月17日-12月3日 参加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

12月10日 经武汉去广州疗养。到广州后去肇庆、七星岩、从化等地参观休息。

1964年 57岁

1月 在从化休养时突发心肌梗塞，回广州抢救。

5月 军科院党委正式决定粟休息一年。

12月1日 对军科院研究工作做指示，指出学术研究要搞一个长远规划。

12月15日 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勉强出院，参加了部分会议。

12月20日 参加全国人大三届首次会议，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5年 58岁

1月9日 参加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

1月19日-4月20日 连续5次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4月12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4月16日 要秘书告军科院战术部和教研馆，研究敌在朝、越使用和准备使用的技术兵器及对付办法，以教育部队。

4月26日 在军科院常委会上提出再休息半年，准备再参加打一仗。

5月5日-8月25日 连续8次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9月3日 出席庆祝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大会。

9月 去国防科委参观装备革新技术交流会。

9月17日 去上海。在上海期间参观了尖端产品展览及部分国防工厂。

10月2日 林彪在上海找粟谈话，要他多到部队去跑跑，发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向林反映。

11月7日 叶剑英到上海。粟向叶汇报了林找他谈话的情况。和原准备回军科院换其他同志休息的想法，叶表示军事科学院就让宋(时轮)、钟(期光)去搞。要准备打仗，你是战将，硬是要把身体养好，准备打大仗、接大班。叶还要军事科学院组织一个班子，随粟下部队去搞调查研究。

11月24日 向中央军委上送《关于加强空军建设积累培训更多飞行员的建议》。

12月3日 从上海返京。10日开始上班工作。

12月16日、30日 两次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议。

1966年 59岁

1月26-27日 主持军科院党委谈心会，指出科研工作要和当前战备工作结合起来才会有生气。

1月 积极准备去东南沿海调查事宜。给陶勇等十多位同志写信，请他们为军科院《论游击战》编写组介绍有关游击战的经验。

3月16日 出发去东南沿海调查，先后走了浙江、福建和上海等9个地区。

6月9日返回北京。下旬，将外出调查的汇报内容提要呈送中央军委。8月18日，分别写信给军委各位副主席，报告外出调查的主要情况，并附调查报告4份：1．《关于加强第一线军分区的干部和工作，保证战时迅速有效地动员兵员的建议》；2．《闽浙沿海军分区民兵工作调查报告》；3．《海防与部队建设方面的几个问题》；4．《关于反对铺张浪费、培养革命接班人、加强对敌政治攻势的意见》。

6月14日、16日、17日 连续主持军科院常委会讨论文革运动问题。

7月2日、11日针对军科院运动中的倾向，两次批评“人人过关”的提法不对，指出“人人受教育，不等于人人过关”。

7月22日 因心脏和脑神经不适住院治疗。

8月1日-12日 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25日 抱病参加军科院党委扩大会，指出运动要由党委领导，宋时轮、钟期光(两人均已靠边站)可不参加领导，但不能撤职，撤职要按任免权限规定批准。

10月江青、康生等人把粟裕列入“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名单。林彪集团说他有“特嫌”，在京西宾馆组织了专案组，对他进行秘密审查。

10月3日 向叶剑英提出他上自由班，即人仍住医院，身体允许时尽量参与院的领导。此后他通过到院工作，在医院听汇报等方式掌握院的运动情况。强调院的运动要按机关要求进行。

10月9日?8日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1967年 60岁

1月参加军委碰头会。这次会议被林彪、“四人帮”认为是为“二月逆流”造舆论准备。

1月 针对文革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给群众做工作指出：要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作科学分析，不能猜测臆断。

2月16日 接见造反组织常委，指出按党中央、中央军委八项命令、七条规定办事。

2月26日 在全院大会上动员执行八项命令、七条规定。

3月周总理找粟裕谈话，说：“现在情况很困难，国防工业系统已处于瘫痪状态。主席说过，你过去有战功，现时打不倒，你去支撑这个局面吧！”

3月16日 接全军文革指示，军科院担负到地方执行军管的任务。粟立即宣布军科院暂停文革运动，学习军管文件。

3月27日 周总理召集粟裕、王树声开会，交代军科院负责国防工业口支左工作，对国防工办和第二、三、四、五、六、七机部实行军管。指定粟裕到国防工办军事代表组挂帅，任国防工办军事代表组组长、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并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为成员。4月8日又增加一机部军管任务。

4月 任中央军委常委。

5月4日-6月2日 处理了国防工业口生产上的几个关键问题，如武器装备生产，核心项目进洞等。

5月8日 周恩来对军科干部讲话，动员参加国防工业军管。粟即率军科干部500余人进入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开始实行军管。

6月13日 在京西宾馆听取工办各局关于当前军工生产与存在问题的汇报。

7月 毛主席指示，粟裕兼任中国科学院军事代表。

8月9日在抓革命、促生产的“七三”会议上讲话指出，一批重要工厂要停止“四大”转入正面教育，以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

9月26日 李富春、李先念给粟裕写信，要求尽快派军管人员去一机部。粟即派军管人员于当月进入一机部。

9月29日 在国防科研、工业系统庆祝建国18周年大会上讲话，号召团结起来，夺取国防科研、国防工业战线，革命生产双胜利。

10月9日 召开有空军、总参、国家计委、物资部及有关机械部和40多个企事业单位参加的109会议。研究红旗二号生产问题。

10月15日 参加毛主席接见越南黎清毅、黄文欢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的活动。

11月8日 写报告给国务院、中央军委，建议小三线建设以高射炮为重点。

12月1日军科院临时党委提出成立宋时轮等3人的专案调查小组。粟在报告上批示：“如要组织专案则须先报告中央和军委批准后再组成。”

12月10日 陪同周恩来接见4个军工厂群众组织代表及部分军管人员。

1968年 61岁

1月13日 为尽早取得尖端产品，建议加速某项工程的建设，给周总理、李富春等写报告。

2月10日 会见以越国防部副部长为首的军事代表团。

2月24日 在三座门会见阿尔巴尼亚武官哈图夫妇，并共进午餐。

3月22日 在国防工业口军管会上宣布，根据上级决定，军科干部大部撤出国防工业口军管。粟仍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

3月 下旬起中央军委常委工作逐步被军委办事组所代替。

5月20日 根据中央领导的批示，向毛主席、林彪、周总理上报《关于发展现代化电子工业的初步设想的报告》。

6月8日 亲自到南苑处理打死归国火箭专家姚桐斌的案子，及时查出杀人凶手。

6月9日 奉周总理之命、亲自到七机部一院制止两派武斗。

6月22日 召集七机部两大派勤务员座谈会，指出不管哪派，破坏了国家资材都要负完全责任，打死人的要交出凶手，拿走机密文件资料的都要交给军管会。

8月15日主持召开国防工业口大规模的抓革命促生产“八一五”会议，促进了国防工业口的生产发展。

10月13日-31日 出席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1969年 62岁

2月6日-11日 主持召开国防工业在京工厂生产协作会议，解决1969年需就地协作项目131项，沟通了各厂的协作关系渠道。

3月11日-24日 参加全国计划会议。

4月1日-24日 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

4月28日 出席中共九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6月2日 关于北京地铁建设向国务院业务组提出建议。

10月 写信给国务院业务组各同志，为适应远洋运输的需要，建议外购及自造远洋船各两万吨，买主机两万吨。

12月18日 鉴于各机部已分别交总参、总后、海、空军和国防科委管理的情况，向周总理及军委办事组提出：建议即行撤销国防工业军管小组。

1970年 63岁

1月4日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宣告解散。周总理决定粟仍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粟说：“我请求总理替我向毛主席报告，将来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求重上前线”。周总理答应了他的请求。

2月-3月 参加全国计划会议。

3月7日 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建议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力争在二三年内把大小三线地区的中小型水电站建设起来。

4月5日—5月23日根据周总理安排他“去西北、华北边疆走走，一方面学习地方工作，一方面了解边防情况。”的指示，到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河北调查研究。行程7000公里，共参观调查50多个单位、70多个基层点，深感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对边防和军队建设的深重危害。回京后向周总理汇报时作了坦率陈述。

6月17日-7月1日 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刚果，途经法国考察了诺曼底。

7月 陪外宾到上海，利用时间参观了一些科研单位，返京后向周总理写了关于激光研究、新技术提铀等方面的具体建议报告。

8月23日?月6日 出席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1971年 64岁

1月2日 接见井冈山革命纪念馆赴京调查组同志，向他们介绍井冈山斗争的一些情况。

3月 周恩来总理正式交代由粟过问交通口的工作。

6月7日在交通部铁路运输安全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合理的规章制度要执行，没有制度不行，不要怕说“管、卡、压”。

6月初 指示邮政总局：要恢复邮票出口和集邮业务；邮票要印些供国外集邮者需要的票面。

7月26日 在交通运输会议讲话中指出：要处理好革命与生产、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7月30日 派出7个小组赴大连、秦皇岛、天津、青岛、上海、黄埔、湛江港口调查研究，疏通港口。

8月6日 到天津、秦皇岛、大连等地了解检查港口、铁路方面的工作，同时派人到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等地检查交通运输方面的情况。

9月13日 林彪事件爆发后，积极参加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10月20日-11月2日 主持接待了以基西马国防部长为首的马里军事代表团。

12月9日 代表国防部接受奥地利新任驻华大使汉斯·塔尔宝格的拜会。

12月16日-1972年2月中旬 参与领导全国计划会议的召开。

12月30日 写信给李先念，建议交通部机车乘务员和调车组人员比照井下工人，工资调整放宽一级。

1972年 65岁

1月10日去八宝山参加陈毅追悼会。在会上毛泽东拉着粟裕的手深有感触地说：“井冈山的老同志不多了！”

1月13日在交通部召开的运输安全紧急会议上讲话，对各级领导提出三点要求：1．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2．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3．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1月14日 为解决当前远洋运输紧张状况，提出一要买船，二要成立远洋公司。

2月12日 在军工座谈会上讲话，提出要根据作战对象及其装备和战略战术，生产我们的军事装备；对付坦克和飞机是当前作战首要考虑的问题，并提出了空海军的发展方向等意见。

2月与数学家华罗庚谈如何把“统筹法”用于国防及生产建设方面。

4月29日 到机场迎接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并陪同主要活动。

8月20日—9月15日负责接待并主持和赞比亚国防部长祖鲁秘的会谈。

8月26日 在全国地方交通安全生产紧急会议上讲话，指出抓安全要狠抓思想教育，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9月4日-12日 去石家庄、阳泉、太原、忻州、原平、雁门关、大同等地处理晋煤外运问题。顺便察看了这一带地形及国防工事，看望了部队。

11月5日 写报告给周总理及国务院业务组，提出发展我国水运工业的意见。

11月25日 在交通部远洋工作会议上讲话，论述利用国际市场船价下跌的机会，买进一批远洋船的意义。

11月 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11月27日 在军事科学院党委批林整风扩大会上讲话。

12月8日写信给海军政治部，对“陶勇专案小组”所谓陶勇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并写了证明。1973年5月16日又对海军党委关于陶勇问题复审平反结论中几个不符事实的提法提出意见。

12月19日 在地方交通安全生产电话会议上讲话。

1973年 66岁

1月7日起 参加全国计划会议。

1月9日 在水运工业会议上讲话，指出我国发展水运工业大有可为。

1月26日 为解决港口压船压货，向国务院提出港口航道建设、船舶修理配套和港口疏运问题的建议。

同日 指示军科院解决几位干部的被关押和任职问题。

1月30日 写报告给有关领导，要求解除对原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的隔离，让其出来治病。彭于2月2日正式出狱。

2月 周总理指示粟裕抓一抓国家各系统和军队的造船统筹工作。后国务院决定成立有关部委领导组成的造船统筹小组，由粟裕负责。

2月2日-15日 到天津看望节日在港口和船厂坚持生产建设的干部和工人，和大家一起过春节。在津期间起草了向中共中央的军事报告，于2月22日上送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提出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作战指导思想等方面的建议。

2月27日 向周恩来提出增建40几个港口泊位的建议。

2月28日 任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2月29日?月14日 出席全国陆地边防会议。

3月2日 主持召开港口建设会议。

3月9日邀请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8个沿海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开会，传达周总理关于“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指示。建议有关省市区由领导同志挂帅，成立港口建设指挥部或领导小组。

6月6日-7月30日 率港口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交通部工作人员到沿海各港调查研究。

8月9日 写信给全国妇联军代表，证明原全国妇联负责人章蕴在苏中工作期间，表现是好的，对敌斗争是坚决的。

8月24日-28日 出席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

8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十届一中全会。

9月27日-10月17日 主持召开全国港口建设工作会议。

10月23日 听取海军副参谋长刘华清等汇报海军八年装备规划，指出海军怎么发展，要根据国民经济可能、作战需要、战略方针、其他军种配合可能。

1974年 67岁

1月21日 进行了胃四分之三切除和胆囊摘除手术。

8月11日 给华国锋写信，建议对原军科院干部陈鲁生问题早日结案。华批给公安部办。于1975年春正式结案。

8月11日 给纪登奎写信并呈送解除原军科院副政委钟期光隔离审查的上报情况，希望予以催办尽快批复。

9月18日 给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建议认真落实政策、抓紧解决彭德清的问题。

10月11日-1975年1月6日 赴海南、广西、广东休息并调查研究，听取了广州军区、海南军区的汇报，参观了海防阵地。1975年1月26日，向中央军委上报了对海南防务的意见。

12月25日 向毛泽东主席和军委上送了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一些考虑。提出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及军队编组要适应作战需要和修建南疆铁路等具体建议。

1975年 68岁

1月13日-17日 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任解放军代表团团长。被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2月5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被任命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3月3日 向中央军委上送了关于修建黄河地下隧道问题的报告。

3月12日 下午，与叶剑英和三部总联席会议同志听取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0位常委的汇报。

3月16日-18日 出席人大常委会议。

3月22日和4月2日、3日、9日、10日参加叶剑英副主席召开的军工座谈会。

4月17日 离京赴华东考察。

4月23日针对“四人帮”搞“民兵指挥部”的做法，在安徽省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时说，他当总参谋长的时候，亲耳听到毛主席说过，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搞“民兵指挥部”，值得研究。沿途就“四人帮”问题向一些老同志打了招呼。

4月29日 抵南京，听取了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及当地驻军的汇报。

5月12日-6月3日 赴苏北各地视察。行程五百余公里。

6月14日 返回北京。将调查了解的情况，先后写成4个报告，呈报中央军委。

6月24日—7月16日参加军委扩大会，在发言中衷心拥护邓小平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决策。军委扩大会议后，参加以叶剑英为首的6人领导小组，对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北京卫戍区、国防科委等20几个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加强。同时对北京及附近战略要地部队的部署进行了研究调整。

7月7日 晚代表国防部在人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以总参谋长法尔上校为团长的塞内加尔军事代表团。

7月25日参加军事科学院有师以上干部参加的院党委常委扩大会，传达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就“四人帮”问题向大家打招呼。

8月11日 写报告给叶剑英、邓小平，建议调整领导班子中，保留熟悉业务、领导能力比较强、身体比较健康的二、三把手，同时注意选调较强的领导干部充实政治工作干部队伍。

8月21日 为原国家卫生部负责人崔义田的历史问题，写信给卫生部说：崔义田同志对新四军的医务工作和野战医疗的建设是有贡献的。

10月18日就沙甸作战及战斗中大量消耗弹药事，写信给叶剑英、邓小平副主席，“建议总参、总政派得力干部深入第一线去调查总结经验和了解执行民族政策方面的问题”。

11月25日给总政梁必业、徐立清写信转去曾在汤景延团工作的沈仲彝来信，并指出“汤（景延）团”打入敌军是华中局决定的。沈仲彝同志要求工作，建议予以考虑。

12月16日对军科院送审的“1975年工作情况和1975年工作打算”，提出了1976年军事科研配合全军作战、训练和政治工作的建议。

1976年 69岁

1月21日 出席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和军委常委联席会议。

1月23日出席三总部审查《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战斗概则》的联席会议。代表军事科学院介绍编写“概则”的情况。

4月“四人帮”制造“天安门事件”。在此危难时刻，常把听到的各方面情况及时向叶剑英报告。

夏 开始了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9月9日 毛泽东逝世。从当日至9月18日，参加对毛泽东的吊唁、悼念活动。

9月29日批示军事科学院：建议对“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一些研究。

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积极参加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活动。

11月6日 会见斯里兰卡海军司令古纳塞克拉少将。

12月31日 根据叶剑英副主席的要求，提出《加强军队建设的几点建议》的书面提纲，着重阐述统一全军作战指导思想的问题。

1977年 70岁

1月8日 在军事科学院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大会上讲话，号召大家学习周恩来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

3月10日-22日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发言中着重讲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深入宣传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和路线，以及搞好我军光荣传统教育等问题。

3月24日?6日 出席军委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将他考虑的关于战备工作方面的意见整理了一个详细提纲，上送军委领导。

5月10日向华国锋主席转呈前上海市委统战部长陈同生之妻张道城揭发“四人帮”杀人灭口、迫害陈同生致死的罪行材料和信件，并请求对陈予以平反昭雪。

5月14日 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学大庆会议代表的活动。晚去叶剑英同志家祝贺叶八十寿辰。

7月16日-21日 出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

7月29日 与谭震林合写的缅怀陈毅的文章《光明磊落，革命一生》在中央各报发表。

7月31日、8月1日 参加在人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大会及招待会。

8月2日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发表题为《毛主席战争指导路线的伟大胜利》的文章。

8月12日-18日 出席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

8月19日 出席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

8月28日-9月7日 赴新疆考察，对新疆的战备工作作了指示。返京后于10月27日向军委书面报告了考察情况。

9月9日 参加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

9月17日-27日 赴山西大寨及河北石家庄、西柏坡地区参观考察。11月10日对石家庄及太行山地区的战备工作向军委提出了书面意见。

10月11日-11月2日 先后5次参加军委战略委员会讨论战略方针问题的会议。

10月15日 在人大会堂宴请瑞典三军司令内格伦上将。

11月18日 在人大会堂会见了以坦克兵副司令乌尔德努·迪拜里乌中将为首的罗马尼亚军事友好代表团。

12月12日?1日 出席中央军委全会。

1978年 71岁

1月2日 向军委主席、副主席报送了《有关战争初期作战问题的几点意见》。

1月3日、6日 参加军委战略委员会召集的有各大军区领导参加的讨论战备的会议。

2月18日-23日 出席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

2月26日-3月5日 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任解放军代表团团长。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

3月7日 出席人大常委会议，就《关于兵役制的决定》(草案)向会议作说明。

3月15日 参加军事科学院建院20周年庆祝活动。

3月18日-31日 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主要活动。

4月8日、15日 分别向叶剑英、徐向前副主席汇报大区和省的干部和领导班子、作战区域部分指挥关系调整、开展军事外交等问题。

4月26日在总参机关“三查三整”动员大会上讲话。

4月30日—5月9日参加对突尼斯国防部长阿卜杜拉·法哈特的访华接待工作。

5月7日—10日参加对墨西哥国防部长加尔万的访华接待工作。

5月21日 会见日本退役将军访华团。

5月23日 赴华中、华东等地视察工作。

6月15日 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参观并题词。

6月18日 为整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段历史，特意去先遣队曾打过仗的黄山东麓谭家桥看地形。7月8日返回北京。

7月23日 会见以副总长吴克列为首的朝鲜军事代表团。

8月16日 出席五届人大第三次常委会议，代表军委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向会议作说明。

同日 写信给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要迅速查清干部受林彪、撍娜税飻迫害的情况，并进行公开平反。

8月18日—9月1日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赴朝鲜访问，会见了金日成，并在金日成综合军事大学发表演说。

11月9日—12月15日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12月1日 回忆录《激流归大海》在中央各报发表。

12月9日 召开军事科学院平反落实政策大会，在会上讲话。

12月18日?2日 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年 72岁

1月11日、13日 分别向军事学院高级系毕业班和中央党校作《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未来反侵略战争、特别是战争初期的战略战术构想。率先冲破军事领域里的禁区，提出了按照唯物辨证法办事、活跃军事学术思想、发展我军战略战术等问题。

1月24日—2月6日去武汉休息、考察。

Chapter_25

2月11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月8日 复信卫生部政治部，对崔义田的历史问题，重申1975年8月21日给该部写的证明的观点。

4月5日-20日 出席中央工作会议。

5月7日—6月6日任“中日友好之船”最高顾问，乘“中日友好之船”——明华轮去日本参观访问。

6月18日-7月1日 出席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任解放军代表团团长。

6月23日 会见了日本国防会议前事务局长、防卫厅前事务次官久保卓也。

7月10日 会见了日本海军退役军人第二次访华团。

7月11日 去青岛休息并考察了解情况。7月29日，陪邓小平副主席观看海军北海舰队举行的水上飞机和直升机表演，并一起接见了出席海军青岛会议的同志。

8月22日-9月5日 到烟台、莱阳等地视察。

9月10日 会见了喀麦隆武装部队国务部长乌杜。

9月21日 写信给军委几位副主席及秘书长，建议在党中央一大批老同志健在的时候，解决正确评价毛主席的问题和尽快研究解决军队建设中某些政策性问题、组织路线等问题。

9月25日?8日 出席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

10月8日 代表国防部、公安部举行宴会，欢迎以国防部副部长巴卡里为团长的、内政部副部长姆丘莫为副团长的坦桑尼亚友好联合代表团。

10月9日 向中共中央提出申诉，要求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对他的错误批判和强加给他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

10月14日 参加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八个民主党派代表的活动。

10月26日 去广州、汕头等地视察，看望了当地驻军，同军、师、团的一些干部进行了座谈，还在肇庆、新会等地听取了军分区、人武部的汇报。

12月5日 给浙江省委领导同志写信，建议对老区的发展予以关照，对革命烈士遗属及老同志的实际困难予以帮助。

1980年 73岁

1月3日 在广州写信给叶剑英，简要报告在南方视察中了解到的涉及政策性的一些问题。1月5日返京。

1月8日、9日、14日 代表国防部主持接待来我国参加第三十四届国际军体理事会的50多个国家来宾，并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

2月23日-29日 出席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

3月3日-12日 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就改革我军体制问题发言。

3月11日 在人大会堂会见了日本防卫研修所第一战史室室长岩岛久夫和防卫大学教员土井宽。

3月22日 在人大会堂会见了突尼斯总统特使穆罕默德·恩纳赛及大使级顾问乌阿内斯。

3月为江苏《淮安报》题词：“以周恩来同志为光辉榜样，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在新的长征中奋勇前进！”

3月24日 去南京考察，30日上午赴上海。

4月23日写信给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对建立“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表示支持。

5月17日 返京参加刘少奇追悼大会。5月21日去上海。7月6日返京。

5月 为记叙原华东某军英勇战斗业绩的《江海风云》一书题词。

6月 为《浙江民兵斗争史》一书题词。

7月16日-8月8日 去承德休息考察，并在驻军副处长以上干部会上就如何研究未来反侵略作战问题讲话。

7月31日 看到《解放军报》7月27日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资料)，没有提到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的革命斗争，写信给《解放军报》负责同志，建议采取措施予以补正。

8月1日 回忆山东人民支援前线的文章《真正的铜墙铁壁》在济南军区《前卫报》发表。

9月10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粟裕为副委员长。

9月27日 回忆录《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在南京《新华日报》发表。

10月8日 就汤景延之子来信要求为其父全部平反，并使家属得到应有的待遇，写信给江苏省委负责同志，认为这个要求是合理的。

11月18日 因病未能参加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发言，上送中央办公厅。

12月28日就有的报纸发表的回忆文章，仅仅根据某些传说，就轻易地把被敌人杀害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负责人刘畴西称为叛徒一事，写信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说：“涉及到任何一个同志是否有过叛变这样大的问题，应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同日 就刘英写的《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一文，写信给总政、中共中央宣传部及党史研究部门，声明自己的看法，并要求将这封信列入有关档案。

1981年 74岁

1月3日 写信给江苏省委秘书长，要求江苏省委有关部门继续做好汤景延烈士的平反及家属遗留工作。

2月1日 患脑出血。

7月26日 回忆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解放军报》发表。

夏 接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军史副主编张照远，谈了战役指挥的9条原则。

9月23日 接见遂昌县委赴京访问粟裕的3位同志。

1982年 75岁

2月21日 中共中央任命粟裕为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委员。

4月 回忆录《鲁南大捷》在《军事学术》杂志发表。

5月7日 应《淮海千秋》摄制组要求，参加有关淮海战役的座谈会。

6月24日 与谭震林、江一真、伍洪祥一起撰写的回忆张鼎丞的文章《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7月3日 回忆录《豫东之战》在《河南日报》、《新华日报》、《军事学术》1982年第7期同时发表。

8月1日 在《解放军报》发表《伟大的转变棗读朱德同志的〈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有感》的文章。

9月1日-11日 出席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9月13日 列席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

11月3日 会见江苏省党史编委会工作人员。提出编苏中党史比较适合的领导人是陈丕显同志。

11月18日 写信给浙江省委领导同志，建议对浙江遂昌县云峰公社门阵村按老区待遇，并落实有关各项政策。

12月3日、13日 写信给陈丕显和管文蔚，建议苏中党史的编写工作，由陈丕显担任领导小组组长。

1983年 76岁

5月6日写信给党中央：“感谢党中央委托（薄）一波同志向我传达中央关于人事安排的若干决定。我年老病重，实难担任人大常委的重任，退出人大是我的衷心意愿。”

7月6日 回忆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在解放军《党史资料征集情况》增刊一号发表。

7月为苏中反“清乡”斗争胜利40周年题词：“人民斗争的胜利”。

8月 为《白衣战士忆陈总》一书写了序言。

9月29日与叶飞、钟期光、王必成一起撰写的纪念陶勇的文章——《战将陶勇》，在《人民日报》发表。

1984年 77岁

1月18日 病情加剧。

1月25日 在中顾委举行的春节茶话会上作书面发言。

2月5日16时33分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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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粟裕传》从编写筹措、资料准备到最后完成，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粟裕同志逝世后，在继续整理完成他的战争回忆录和选编他的军事文集的同时，朱楹就着手对粟裕有关资料的全面收集、采访工作，历经7年，为传记的编写作了必要的基础准备。这期间熊铮彦参与了部分资料的收集、采访和研究工作。1991年下半年起，温镜湖参加了传记的编写工作，与朱楹一起有计划地赴粟裕同志家乡、青少年时期活动的地方以及战争年代的主要作战指挥地域和工作过的单位作调研，采访了上百位和粟裕同志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同志，并再次深入有关档案部门收集资料。

1994年3月，《粟裕传》编写组正式成立，成员有：朱楹、温镜湖、熊铮彦、徐充4人，制订了《粟裕传》编写大纲及编写计划。经两年的重点补充采访、收集资料，1996年转入正式撰稿。当年，徐充因身体原因，其承担的任务逐步转出。传记组于当年先后吸收董保存；杜魁元参加编写工作。1997年下半年董保存因故不再参加传记组工作。最后承担撰稿直至完成的为朱楹、温镜湖、熊铮彦、杜魁元4人。朱楹撰写了第21-26章，温镜湖撰写了第1、8及11-20章，熊铮彦撰写了第2-5章，杜魁元撰写了第6、7、9、10章；最后，由朱楹、熊铮彦负责统稿。

徐充在前期资料的收集、采访中做了大量工作，并且作了许多资料的研究和传稿的试写。董保存在参加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也作了许多资料研究和试写工作。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央军委领导的关心，军委原副主席张震为《粟裕传》的编写作了批示，并题写了书名。本书还得到了军事科学院几届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怀和支持，得到了粟裕同志的夫人和战友楚青同志自始至终的支持与帮助，得到了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军事博物馆、有关军区、部队和粟裕同志老战友、老部下提供的珍贵资料和具体帮助。其中孙克骥、严振衡、姚旭和秦叔瑾、张剑等同志，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特别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谨表衷心感谢!在这里还要提到的是朱楹的夫人曾庆云同志，她不仅对朱楹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保障，而且在本传资料的整理、文稿的抄录和校对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如今她已不幸去世，我们谨以深深怀念之情，感激她对本传所作的贡献。

《粟裕传》的编写和成书，不仅是我们传记组的愿望，而且是史学界特别是军事史学界和我军将士、粟裕研究者、粟裕的战友、部下多年的诚挚愿望。将这位把一生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并且创造了战争史上奇迹的军事家、战略家实事求是地向大家作一个介绍是我们的责任。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忠于史实，客观公正，对传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写足写够，对他的坎坷经历也不回避，按照历史本来面目秉笔直书，写出信史。由于我们所掌握的素材和本书的篇幅有限，本传记叙的仅是传主军事、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本书可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粟裕传》编写组

200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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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一章从枫木树脚谈起

辛亥革命前夕，湖南省西部一带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靠近贵州的会同县是个山区小县，比一般的内地县还要相差一大截。城北约十公里的伏龙乡(现在叫坪村乡)，有一个叫枫木树脚的村子。一九○七年八月十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我就出生在这个村里。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这样清晰的印象：村里有一片枫树林，我家屋后就有二十多棵枫树，树干高大挺拔，枝叶郁郁苍苍，把屋顶都覆盖笼罩了。枫木树脚村很可能就是因此得名的。

枫木树脚村有五六十户人家，在当地算得上是个大村子了。我能记事的时候，家中有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姐姐和两个妹妹，加上我总共八口。我家是地主，祖父时代有四百余担谷田，父亲他们三兄弟分家后，每家分得一百多担谷田(在我们那儿，习惯按收获量计算田数，一百多担谷田，约合二、三十亩)。

那个时候我听阿陀讲故事，真可以说是身心全随故事里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甚至比主人公的喜怒哀乐更喜怒哀乐。对故事里的受苦受难的人们同情极了，对故事里的坏人痛恨极了，对故事里“专管人间不平事”的剑侠崇拜极了。我虽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孩子，但确实萌生了一种遐想：长大以后要做个为民除害的剑侠。

当剑侠，当然要有真功夫。于是我非常认真地跟着阿陀练功习武。为了练“飞毛腿”，阿陀教我用布袋子装满沙子，捆在小腿上，每天不停地跑啊跳的，常常练得汗流浃背，还劲头十足。阿陀教我舞“狼牙棒”。我挑选了一根一丈左右长的竹竿，把一头的竹节留着，其余全部打通了，灌满沙子，再用木塞或布条将另一头塞紧。在阿陀指点下，我挥动沉甸甸的“狼牙棒”，上捅下压、左攻右挡地练了起来，常常练得筋骨酸痛也不肯停手。

阿陀特意给我制造了一把“枪”——他拣来一颗子弹壳，用钉子钻个洞，弹壳里装上黑色火药，再添加一些沙子，一点燃，沙子就喷射出去了，还有一定的威力哩。每当我用这把“枪”打中了我任意选择的假想的“恶霸”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

阿陀也不把封建的清规戒律放在眼里。我们那里不准吃狗肉，说是吃了狗肉，死后灵魂也进不了祖庙。但阿陀却带着我在野外偷偷地烧狗肉吃。

现在人们都重视学龄前教育和智力开发，为我学龄前开发智力的首推阿陀了，每个人都有童年的好朋友，我童年时的好朋友就是阿陀，我特别喜欢他。那时我家的规矩，客人来了除了上茶，还要端伴茶的食品。普通客人端的是切成小块的腌萝卜，尊贵客人端的是各种蜜饯，有冬瓜糖蜜饯、梨子糖蜜饯、丝瓜糖蜜饯等，都是自己家里晒制的。我常常把家里晒的蜜饯偷偷地拿出来给阿陀吃，还同阿陀一起分享板栗。那些板栗是妈妈放在篮里挂在屋檐下让它风干的，我悄悄拿出来，把肉吃了，壳揉碎放回篮里，妈妈还以为是老鼠偷吃的哩!

开蒙

会同县当时教育事业很落后，孩子上学都很晚，有时十七八岁了还在念高小。

一九一三年我刚满六岁，也许是家里见我成天弄棍舞棒太野了，提前把我送到私塾读书去了。我在私塾大约念了二三年，教私塾的先生是一位年纪很大的堂伯伯。教学方式完全是口传口授，先生念一句，学生跟一句，背熟为止。课文无非是《三字经》、《百家姓》一类带韵的启蒙读物，还念过《中庸》，也背过《诗经》，至今我还可以背诵一点。

一九—八年，家乡一带闹土匪，那是“经济土匪”，有天晚上，土匪到了离我们村子三四里的地方，把我堂叔家只有几岁的儿子抢走了，后来带信说要给多少钱才可以赎回，留孩子一条命。

这一下可把我们全家吓坏了。很快，全家从我出生的枫木树脚村搬到了会同县城。我也因此离开私塾，先是进县里的“模范小学”，后来转入“高等小学” (即现在的小学高年级)读书。小学的功课比私塾广得多，也有趣得多，国文、算术、绘画、体操、唱歌、修身等课程，我都有兴趣，唱歌、笛子、洞箫我都爱学，各门功课的成绩还过得去。可是，我在高小二年级读了二三年，一次次留级，就是升不上去。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是很简单的。父亲一心想把我培养成封建地主式的接班人，见我念了几年私塾，又读了几年洋学堂，觉得我有出息有本事了，就要我来管家、记账，认为不毕业也足以够用了，常常要我请假不到校，留在家里管这管那。不听课，不做作业，这怎么会不留级呢!

家庭帐并不复杂，但很繁琐。每天，收入多少钱，支出多少钱，给我多少钱，买菜买油买肉用去多少钱，都必须分门别类一一记下来，详细入账，每个月都要把帐目送给父亲检查。我父亲粟嘉会，是个落第秀才。他为人忠厚老实，一天到晚关在家里，有时写写字，有的作作诗，整年不出门。他检查帐目很认真，可对市面的行情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我偶尔也做假帐骗他，很容易骗过去。例如，有的时候，债期到了，欠债的佃户无力还债，或无力如数还清。我很同情他们，就在帐上做假，或只记不收，或多记少收，再用其他办法把帐、款弄平衡了，佃户还债的困难便圆满解决了。

父亲要我管家记帐，不让我读书，很使我心烦。父亲不让哥哥管家，嫂嫂大为不满，常常骂人，把无穷的埋怨都落到我头上来，也使我心烦。另外还有件事情也使我心烦，就是家里做主，硬是给我订下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一个富农的女儿，比我大二三岁，还是裹小脚的。我认为这是干涉我的自由，坚决不干。

封建的习俗，使正在成长的我，受到很大压抑。我深深感到，继续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环境里生活实在无法读好书，将来决不会有出息，于是就产生了离家到外面去念书的想法。

出走

有两件事直接促成了我的出走。

那时会同县城里驻扎着北洋军阀的一个连，连长姓卢，平时神气十足，县太爷都得听他的话，成了会同县城的太上皇。卢连长手下有个班长，姓周，是个中士，大家都管他叫周中土。周中士在城里还有公馆，他和他那个老婆都成了城里了不起的大人物。

那时，乡下人到城里做生意，摊子就摆在路旁店铺门口，什么柴草啊，蔬菜啊，粮食、花生、香油、豆油的。卢连长那个部队出来，排成四路纵队，不顾街上人多路窄，总是旁若无人地横冲直撞，把做生意人的粮食挑子、蔬菜篮子、素油罐子随便踢翻，弄得粮食，蔬菜撒了满街，豆油、香油淌了一地。老百姓恨透了这个卢连长和这支横行霸道的队伍。我们学生看到当兵的这样欺侮百姓，都很生气。为了出这口气，我们放学和外出也照着样子排成几路纵队，手挽手地朝前走，有意识地去碰卢连长的那个四路纵队，去撞那些兵。久而久之，卢连长的兵就同学生结下了仇，而且越结越深。

有一次，城隍庙广场唱戏，这里看戏是没有座位的，大家都站在广场上。那天我们学生穿的都是蓝长袍子、青马褂子。卢连长的兵就站在我们前面。这已经使我们讨厌和窝火了，偏偏有个当兵的还大模大样地登上一张长凳，挡在大家前面。这样大家更气愤了。

“拉下来！拉下来!”学生们高声叫喊。

那个兵竟充耳不闻，还是站在凳上大模大样看他的戏。

学生们给惹怒了。那时我们一个个年少气盛，血气方刚，可真是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几个学生冲上前去，一齐动手，把那个兵从长凳上拉了下来。那个兵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举起长凳动手就打。双方在广场上交手打了起来。

广场顿时秩序大乱。不知谁叫了一声：“土匪来了!”戴白边大沿帽的保安队慌慌张张朝天放了几枪。人们吓得四散乱跑。

赤手空拳的学生同士兵斗下去，显然是要吃亏的。于是，大家在混乱中乘机跑回学校，把校门紧紧关上。那个士兵所在的排觉得丢了面子，排长下令追赶我们，还要强行闯进学校抓人，被姓卢的连长阻止住了。从此士兵和学生的仇恨结得更深了。那个排长扬言，以后见到我们学校的学生就要打，就要抓，就要杀！

有一天，在一条巷子里，我们学校的一个同学被士兵扣留了。

士兵审问：“你是不是高等小学的学生?”

那个同学见势不妙，机灵地撒了个谎说：“不是”。

士兵见他穿得破旧，不象个学生模样，把他放了。这个同学跑回学校一说，全校的走读生都紧张起来，不敢回家了。全体学生一致决定罢课抗议。学校有位姓杨的教算术的教员支持我们的行动，鼓励我们坚持斗争到底，煞一煞这些当兵的威风，还说闹出祸来没有关系，他在省城有朋友，可以帮忙。这样一来，大家闹得更凶了，都用木枪、木棍装备起来，还进行操练。

学潮闹大了，县太爷不得不出面调停，两头说好话。卢连长的队伍作了保证：不打学生，不抓学生，不杀学生。一场不小的风波平息了。但是，谁知道这些当兵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不能不有所防备啊。于是，这以后就有一些学生离开会同到外地去了。我觉得这是个离家到外边去求学的好机会。而且，经过这一场斗争，我产生了“自己搞队伍”的念头，想到外面去闯一闯，搞一支保护老百姓的好队伍，带回来狠狠地惩罚卢连长那支作威作福欺侮老百姓的坏队伍。

会同县每年都要招考几名学生，送到常德县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去参加正式考试。考上的就是二师的正式生，读书、吃饭都可以不花钱。正巧这年县里的考期到了，择优录取两名。我报考被录取了，我决心要成为第二师范的正式学生。

我的母亲是一位慈祥的女性，她很喜欢我，对我求学急切的心情还能够理解，但对我离家外出总是不放心，舍不得我走。

那天县里发榜了，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对妈妈说：“我要到常德去念书!”妈妈看了看通知书，沉思了一会，迟疑地说：“现在外边不太平啊，等到外边太平了再出去念书也不晚呀！”

我觉得母亲这样回答，实际上是答应我出去念书的。我也没有再给父亲说，就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八日离家上路了。到底是年轻没经验，没有把路费筹划好。我步行一百一十里到了湘西水陆码头洪江，要在这里乘船去常德，才发现买船票的钱不够，只好给家里写信要路费。我在信上表示：如果家里不给我寄路费，我“讨米也要走！”。父亲、母亲见了信上“讨米也要走”一句话，都急了。父亲立即给我写信，答应给我筹集路费和学费，要我回家“从长计议”。

我接读父亲来信，感到言辞殷切，就离开洪江回去了。但我担心回家以后父亲会扣留我，所以在离家还有十来里的地方住了下来，再给家里寄去一封信，告诉我的地址，要求家里把学费和路费送来。

父亲接到这封信，便派哥哥赶来接我，并转达他的诺言：一定筹足路费、学费，让我离家求学。这样我才放心地回到会同，回到父母身边。

家里为我凑了一笔银洋，大概有几十块，作为我的路费和学费。父亲还郑重其事地请来了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特地给我送行。那一天，父亲很动感情，流下了眼泪，没想到我离家后，他不久便逝世了。

我又回到了洪江。因为沿途土匪多，洪江下水的船都是一帮一帮走的，要凑上近百条才一齐开船，船上还有军队保护。我在这里等了一个多月，才乘船沿沅江而下。沿途两岸悬崖峭壁尽是风景名胜，什么孔明放灯的地方啊，孔明放兵书的地方啊，我极目远望，尽情欣赏，觉得心旷神怡，有一种冲出樊笼的快意。大约是在三月，我终于到了常德，可是考期已过。怎么办呢？

进入省立第二师范

在常德，我找到了一位远亲的堂叔，他好象就是湖南省立第二师范的教员，堂婶在二师附属小学教书。靠着这个关系，我进了常德第二师范附小，插班在高小三年级读书。

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对我来说可又是一个有着充分自由的新天地，我从此完全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和种种烦恼，可以安安心心读书了。当时，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想到离家求学的不容易，想到自己的抱负，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克服困难，发愤读书。

高小毕业了，但是我还进不了二师，因为二师下半年不招生。我考进了常德一个名叫平民中学的学校。平民中学校长是教会学校毕业生，特别重视英文教学，每周四十几堂课，英语课和用英语教的其他课程竟有三十一堂之多。我是一点英文也没有学过的，所以学起来非常吃力。

用“如饥似渴”飞“如痴如呆”这八个字来形容我那时的学习劲头和情况，我看是很恰当的。学生上课的教室，就是课外的自习室，上课听讲的座位，就是课外自习的座位，我除了上饭堂吃饭、上厕所大小便外，几乎整天不离开座位。我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只是同座位前后左右的四个同学打打招呼，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阅读、书写和做作业上。这样念了两个月，竟害了一场大病，咳嗽吐血，头发也掉了，大家都管我叫“癞痢头”。究竟得的是什冬病？我也不知道。解放以后进城了，检查身体，医生说我肺上有钙化点。我想或许初到常德读书时得的重病就是肺结核吧。当时既没有打针吃药，更没有条件进医院，就是凭着年轻力壮，在床上躺躺，也就抗过来了。从此以后，我吸取教训，不敢死读书了，身体一恢复就注意锻炼，先是短距离跑，后又长距离跑，每天早晨风雨无阻，总要跑五千米左右，还经常打篮球、做体操，身体渐渐健康起来了。

我的性格也变了，逐渐变得沉静起来，爱思考问题。社会的现状，祖国的命运，人生的意义，青年的责任……我都在思索，只是找不到答案。有时我独自一人抱着一把月琴，拨弄着琴弦，陷入沉思，感到苦闷和彷徨。

一九二五年春天，我终于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二师范，成了二师的正式生。学校的班次是按入学先后排的，当时全校有好几百人，一九二五年招的学生全编在二十七班。

我在二师念书的时候，国民党已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积极准备北伐了。

参加学潮

二师那时已经有了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学生思想活跃，学校政治空气很浓，两个营垒的阵线也很鲜明。

二师的学生大体有两类，分属两个阵营。一是富家子弟，他们家里有的是钱，平时随便挥霍，大都参加“体育会”组织，是国家主义派控制的。一是不富裕家庭子女，他们求知欲旺盛，对社会现状不满，投考师范图的是学校供应伙食，上学期间吃饭不花钱。他们对富家子弟的所作所为很反感，参加的组织叫“学生会”，以后又成立了“救国义勇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我当然参加后一派组织。

当时学校的党团组织都是秘密的，同学们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共青团员。以“学生会”为一方，以“体育会”为另一方，两派斗争相当激烈，几乎是事事针锋相对，处处互不相让。但一般同学当时并不知道那些斗争都是党团组织领导进行的。学校进步组织活动的或起或落，两派斗争的或胜或负，除了同我们自己所采取的策略是否正确有密切关系外，更决定于当时国内时局的变化。在党团组织领导下，我们秘密传阅进步书籍和刊物；自己凑钱购买枪支弹药，准备迎接北伐军，特别是一九二六年春反对开除滕代远同学的斗争，影响比较大，后来被称为“二师事件”。

滕代远比我早入学，他在二十四班，一九二四年已在学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事情是这样引起来的。湘西桃源的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每年要从周围二十九个县里招收六十名学生。按惯例，每县录取两名，共五十八名，余下的两个名额，留给二十九个县中最优秀的学生。也就是说，各县除了可录取两名合格的学生进二女师学习外，还有机会把剩下的两个最优秀学生的名额拿到手。二女师的校长家乡观念很浓，一九二五年二女师招生的时候，他把这两个最优秀学生的录取名额都给了他家乡的县，选送的学生当然不可能是最优秀的。这样引起了学生的公愤，爆发了学潮。二女师全体同学为此而罢课了。

我们二师进步同学得到这个消息，派滕代远作为“学生会”代表，悄悄前往二女师表示支持。二女师校长是国家主义派，对滕代远的来到，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却马上给我们校长写了一封信。二师当时的校长也是国家主义派，同二女师校长一样狡猾。他对来信未置一词、未批一字，让校役贴在学校的“公布处”。信的大意说，贵校滕代远君，代表贵校“学生会”，于某月某日光临敝校，鼓动学潮……

国家主义派控制的“体育会”立即兴风作浪，又是召开所谓“全校学生大会”，又是“一致同意”作出“决定”，开除滕代远学籍，罪名是“藐视校规，败坏校誉”。校方马上认可。这时滕代远还没有回校。

学生会”方面的同学坚决反对，宣布“体育会”召开的大会不能作为全校学生大会，“决定”当然也就无效。我们采取了三顶措施：一是要滕代远赶快返校；二是请桃源第二女子师范派代表来我校声明，滕代远是以个人身份到二女师去看朋友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代表常德二师去鼓动学潮”，那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和诬陷；三是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让二女师代表参加，说明真相，并宣布以前的“决定”无效，恢复滕代远学籍。

我们按照已经公布的时间、地点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国家主义派的校长、教员一看形势不妙，都悄悄把办公室一锁，提前下班回家了。

全校学生大会会场设在理化教室。理化教室对面有一座二层楼房子，楼上是“学生会”的办公室，楼下是“体育会”办公室。“学生会”、“体育会”都不过是对外活动用的名称而已，“学生会”办公室实际上是党团办公室，“体育会”的办公室实际上是国家主义派办公室，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全校学生大会，双方学生几乎都到会了，都作好了充分准备。这既是一次辩论大会，双方都力图充分掌握有关的事实根据、法律根据和学校现行规章制度的根据，准备在辩论中驳倒对方。但又充满着全体会战的火药味，双方都暗中准备了木枪、木棒、红缨枪等体育器械，集中了石头、砖块作“弹药”，准备大干一场。会场气氛相当紧张。

辩论一开始就非常激烈，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体育会”坚持要开除滕代远学籍，“学生会”坚持要恢复滕代远学籍。辩论很快升级，到了白热化程度，由动口发展到了动手，最后棍棒交加，石头对掷，双方从理化教室的会场打到了对面的二层楼房。

国家主义派一个姓郑的学生，在混乱中迅速从一楼跑到二楼，想冲到“学生会”办公室去。显然，他是有政治目的的。“学生会”一个叫陈德型的同学守在二楼楼梯口，他见那个姓郑的学生来势很猛，马上端起红缨枪拦阻，却一枪刺进了那个学生的胸膛，顿时鲜血流淌。国家主义派学生借机大喊大叫：“学生会杀人了!**党杀人了!”

这场斗争，本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同情滕代远和反对开除滕代远学籍的，不仅是我们左派，还有大批中间派学生，人数上我们占了压倒的优势。

结果，我们党支部的组织委员被人家抓住了，还给搞去一份有四十一个党团员名单的登记簿。包括滕代远在内的这四十一名学生，很快全被学校当局开除了。我那时积极参加党团组织领导的活动，但还没有入团，名单上也就没有我的名字，幸而留下来了。

滕代远离开二师以后，经常德***介绍，到长沙与湖南省委取得联系，先后在平江县和长沙近郊区任****团团委书记和省****特派员、农民协会委员长。

投笔从戎

一九二六年夏季我从常德回到会同过暑假。家中又不许我再出去读书，把我禁闭了起来，一直到八月初我才第二次出逃，回到学校。

这年十一月，经邱育之、肖钟岳两位同学介绍，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庄严地举行了入团宣誓仪式，一个月后，我担任团小组长。

北伐军一到湖南，形势起了根本变化，国家主义派逃的逃，藏的藏，学校改组，赶走了那个国家主义派的校长，由入党才一个星期的胡佐武担任校长，学校又新换了许多进步教员，“学生会”重新由劣势转为优势。

这时，桃源二女师与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合并，并且把常德省立第二中学并入，作为新二师的中学部，全校学生一千七百多人。学校党团组织也发展了，力量加强了，工作更活跃了。党组织公开挂出了牌子，叫“中国共产党湖南常德地区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滕代胜，是滕代远的族兄。团组织负责人的真实姓名叫尹道涛，却起了个外国名字叫“细格斯”，平时他就用这个洋名字，我们也弄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在滕代胜和细格斯的领导下，常德地区和常德二师的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向前发展。

常德原来的驻军是贵州袁祖铭的一个旅，老百姓叫他们“三枪将”，即：驳壳枪、红缨枪、鸦片枪。国民党不信任这支杂牌部队，派了一支中央军来缴他们的械，乒乒乓乓响了一天一夜枪，就轻而易举地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支杂牌军还有许多武器便散失到了民间。湘人尚武。过去有句俗话，叫“无湘不成军”，许多人都知道。尤其是我们湘西人，似乎特别好斗。我当小学生的时候就喜欢扎绑腿，在绑腿上插把匕首，还敢同正规军队的士兵斗一斗。这时，为迎接北伐军，党团员们都趁机积极凑钱买枪，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合着凑钱买了一支驳壳枪，二百发子弹。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长沙的许克祥接着发动了“马日事变”，血腥镇压工农，革命出现了低潮。常德的形势突然紧张起来。

“马日事变”一发生，湖南省防军驻常德独立旅的旅长就派人来学校请胡校长去一趟。党组织和同志们都提醒校长局势紧张，此去凶多吉少，竭力劝阻他不要去，立即离开湖南。胡校长斗争性很强，但对时局认识不足，还认为自己是堂堂正正的省立师范校长，“夫子何惧之有”!结果，他被国民党中央军杀害了。消息传来，全校大为震惊，学生们愤怒极了，但一时又没有好的办法。

那时外面传说二师拥有七八百条枪。反动军警信以为真，就派了两个营的部队把学校团团围住。大概是怕七八百条枪吧，他们都不敢闯进校门。实际上这个数字是远远夸大了的，全校顶多有几十条枪，反动当局还下达了对学校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通缉令。面对这种局面，硬拚显然是要吃大亏的，党组织立即通知和组织大家，迅速分批撤离学校。

我和一些同学是最后撤离的。因为常德在洞庭湖边，经常发洪水，所以城里的下水道特别粗大。我们便揭开校内下水道的铁盖子，猫着腰，踩着发臭的污水，悄悄从下水道里摸黑跑到常德城外，在洞庭湖畔跳上了一条小船。小船行至长沙与岳阳之间，我们下了船，在黑夜里爬上往北去的火车，躲藏起来。火车在洞庭湖畔平原上奔驰，第二天清晨过了岳阳。一过岳阳进入湖北省界就没有事了，我们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我们的目的地是武昌，一到武昌就接上了组织关系。党已在叶挺领导的二十四师设立了一个教导大队，专门收容两湖进步学生和工农干部。叶挺的名字大家是熟悉的，而且对他很崇拜。他当时是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反动派发动的“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血腥屠杀，共产党员胡佐武校长的鲜血和“二师”被围，深刻地教育了我，使我意识到，不拿起枪杆子，打倒新老军阀就是一句空话。我毫不犹豫地在五月末赶到平阳门外招生处办好了入学手续，顺利地进入教导大队。从此，我坚定地走进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行列，再也没有离开过片刻。

党对这个教导大队是非常重视的，对学员寄予很大希望。通过严格的军政训练，党要把我们这些青年培养成为基层军事干部，毕业后去基层掌握武装力量。一九二七年六月，我在教导大队由共青团员正式转为共产党员。

从进入教导大队那一天起，少年时期立下的铲除军阀的志向，变成现实的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行动了。那年，我二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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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二章南昌起义前后片断

我们到达武昌后，较顺利地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十一军二十四师的教导队。

教导队的生活

二十四师是我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叶挺同志是师长。当时各地的进步分子多遭通缉或追捕，为了收容两湖地区的被迫害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培养党的基层军事干部，在二十四师成立了教导队。不到半个月，就有了一千多名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团员。党组织十分重视这批新生力量，派了坚强的政治、军事干部来领导。记得当时大队长是孙树成，副大队长是申朝宗，中队长有李鸣科同志等。我任班长。在教导队同学之中，有谭家述同志。此外还有洪超、吴高群、江振海同志，他们都一直坚持斗争，当过红军的师长或团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滕久忠同志也光荣牺牲了。

虽然教导队的学员都是党、团员，具有较高的革命热情，但因绝大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所以，组织上对政治教育极为重视。除了上政治课以外，还经常请负责同志如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等同志作报告。他们受到同学们的极大欢迎。恩来同志给我们做过两次报告，主要是讲形势和任务，他那爽朗明快的语言，鲜明的观点，透彻的分析，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的坚定态度，给大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讲话，总是有的放矢、针对性很强的。他不止一次地亲切询问我们：“你们都是些学生，怕不怕苦，现在这样严格的军事生活，吃得消吗？”他还语重心长地鼓励大家说：“你们这支队伍，全都是党、团员，是建设红军的基础，一定要肩负起阶级的重托！将来你们要到部队中去，到士兵中去，掌握革命武装，学会打仗，用革命的军队去战胜反革命的军队，去夺取革命的胜利!”

当时，我们大多数同志是直接受到过反革命武装叛变的迫害的，深知革命而无武装之苦，大家刚刚拿起了枪，心情是很振奋的，听了恩来同志的报告，更是受到很大鼓舞，同时也体会到我们党是在加强军队工作和武装斗争了。恽代英同志讲话十分幽默，富有鼓动力量。蒋介石叛变，一部分国民党人士实际亲蒋，表面上却标榜自己是中间派，孙科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恽代英同志就挖苦他说：“人家说孙科是中间派，我看他是站在中间，向前一步走，向右看齐!”很生动形象地刻画出孙科之流的真实面目。恽代英同志鼓励我们要在战争中学会打仗。某部在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军的战斗中曾一度失利，退了下来。当时有人说他们不会打仗。恽代英同志就说：“我看不是这样，而是演习了一次退却，打仗总是要在战争中才能学会的”。叶挺同志讲话比较严肃，当时大家都传诵着他的战斗故事。当夏斗寅勾结蒋介石叛变，进攻武汉并已打到距武昌仅二十公里的纸坊时，我方因兵力悬殊，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退却了。当时叶挺同志的参谋长亲自督战，仍不能扭转不利形势。突然传来了消息：“叶挺师长到了！”战士们立即停止退却，转向敌人冲锋，终于将敌人打退。有一个营长原来只受了一点轻伤，就哼着下火线，一听师长来到，立即跳下担架，冲上前去。由此可见大家对叶挺同志是如何敬畏。

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天不是一般军队的三操两讲，而是四操三讲，“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小时点名训话。每天起床号一响，立即跳下床铺，穿衣、漱洗、整理内务完毕，照例是十多公里的跑步，而且还得抢占一座百多公尺高的山头，先到者站排头，后到者站排尾，这也是一种表扬和批评的意思。列队完毕后只休息五分钟，立即跑回原地，不解散队伍就带进饭堂。吃罢早饭，就进行军事教练，要求十分严格。一个动作做得稍不合乎要求，就要重做十几次，直到完全合乎要求为止。有时一排人、一连人连续重复做一种动作，直到全排、全连完全整齐一致为止。为了培养我们不怕严寒，不畏酷热，以适应以后战争的环境，虽然在武汉的炎热夏天里，也从未间断过军事操练。除此以外，教导队对集体主义的教育和劳动观点的培养，也很重视。假日必须集体外出，两人以上在街上行走就要求齐步行进。换下来的衣服要集体洗晒。我们住在武昌宾阳门外一所原来的大学里，宿舍地板是油漆的，必须每天擦洗干净。

当时我们的枪支很陈旧，套筒枪为数最多，甚至还有九响毛瑟枪，寥寥无几的“汉阳七九”，算是最新式武器。但我们对所有武器都很喜爱，保护得很好，擦洗得没有一点污痕。

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开始在部队中废除体罚，实行官兵平等的新型革命制度。上级命令必须坚决服从，但在党的会议上，大家都是党、团员，不分上级下级，均可互相批评。最初，有人对如此严格的军事训练不习惯，党组织立即进行思想工作，说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武装问题，要有大批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干部，派到部队里去，才能掌握武装，并与士兵同甘共苦，成为士兵的表率。我还记得有这样一段对话：

教员：“艰苦与死何者更难受?”

学员：“死更难受。”

教员：“不对，艰苦比死更难受。死只是一瞬间的事，而艰苦则是长期的、时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经过一两个月以后，我们开始习惯甚至喜爱起军队生活了。身体锻炼得异常结实，青铜般的面孔，鼓起肌肉的臂和腿，我们手执武器，再也看不出一、两个月以前那种自由散漫的学生样子了。当然，这样严格的军事训练，确实使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动摇了，他们吃不了苦，偷偷地开了小差，成了革命队伍中可耻的逃兵。在当时坚持下来的同志，则绝大部分都成了坚强的革命战士。在伟大的革命熔炉中，钢和渣就这样分出来了。

参加起义

武汉风声紧张了。当陈独秀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收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自动交给唐生智总部时，使我们异常愤慨。由清一色的党、团员组成的教导队，更受到敌人的嫉视，他们想缴我们的械。教导队奉命离开武昌，经大冶、黄石港向九江进发。为了在途中减少目标，将各个中队改名为手枪队、迫击炮连、监护连等等。我所在的一个中队，以后便成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警卫队。

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担任警卫任务期间，我经常见到恩来同志出出进进。他对我们警卫队的同志非常亲切，每次走过哨位，总要和战士打招呼，这和当时有的领导人对下级军官和士兵动辄训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见到恩来同志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那间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甚至到天明。七月末的几天，担任警卫工作的我们看到负责同志们忙碌非凡，经常是夜已很深，还在开会，大家都预感到将会有什么严重的事件发生。果然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我们就接到“擦洗武器，补充弹药，整理行装，待命行动”的命令。天黑后，大家全副武装在宿营地待命，坐在背包上窃窃私语：“要打仗了吧!跟谁打?是人家打我们，还是我们打人家?”正在这时，恩来同志从我们旁边走过，他停了下来，对我们说：“同志们，要准备打仗了，怕不怕！”大家齐声回答：“不怕！”恩来同志接着又说：“好!这次打仗，我们是有完全胜利的把握的，你们准备接受光荣的任务吧!”时间已是半夜，但我们谁也不想入睡。突然集合的哨音响了，班、排长到中队长处受领任务，才知道我们是要去策应一个部队的起义。远处传来了稀疏的步枪声，接着机关枪、迫击炮也轰鸣了。我们向着三军军官教育团驻地跑步前进。到达目的地时，营内吹起欢迎号，军官教育团全部起义了，领导起义的就是朱德同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当时他蓄着长长的胡须，态度和蔼而慈祥，他立即被接到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八月一日上午，朱培德留在南昌的部队全部被缴械，南昌已为我党领导的军队占领。后来我们才知道：参加起义的除十一军二十四师和三军军官教育团外，还有四军二十五师和贺龙同志率领的二十军。

南下广东

南昌起义后，决定南下广东。八月六日，我们警卫队奉命随军南下，担任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警卫，并负责押运南昌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每人除驳壳枪及子弹外，还背了两支步枪、两百多发步枪子弹，加上背包、军毯、水壶、饭匣、洋镐、铁铲，共重三十公斤左右。另外，每班还抬一个大帐篷，每人还要照管一个挑着枪支的民夫。八月的天空，连一片云彩也没有，每天三四十公里行程，真是又热又累，在第一天行军中，七十七团就中暑死了十几个同志。当时的民夫，不同于在以后的战争年代从根据地动员组织起来的民工，随时都有乘隙逃跑的可能，使我们在思想上十分紧张。警卫队中有一个年纪最小的战士，一不留神，民夫逃跑了，只好自已挑起枪支，但走不多远，就挑不动了，结果还是由指导员替他挑了。正因为这样，缴获的武器弹药在沿途丢了不少，这是非常可惜的。

这是一次长途行军，从南昌出发，经抚州、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长汀、上杭、大埔，直到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占领潮州、汕头，整整走了一个多月才停脚，而先头部队则已进入海陆丰地区。沿途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寨打了一次胜仗，在会昌又打了一次大胜仗，歼灭敌人一个多师。警卫队的战士们虽然万分疲劳，但精神振奋，始终保持着高涨的情绪，保卫着起义军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的安全。占领潮州后，我们这个排奉命留在那里，担负后勤部门和物资仓库的警卫任务。

南国风光的潮州，许多东西都是从未见过的，引起了我们很大兴趣。当时我方后勤人员正在潮州忙于筹粮、筹款和收集军用物资，前方正向揭阳、汤坑(今丰顺)地区的敌军发起进攻。我们在炮声隆隆中期待着胜利，不料情势却突然逆转，我军进攻失利，伤亡很大，退了下来。九月三十日早晨，炮声由远而近，到当天中午，潮州城郊响起激烈枪声。当时留守潮州的战斗部队数量很少，坚持到黄昏，被迫撤出潮州。我们也于仓卒间奉命撤离。仓库中许多物资、饷银和武器弹药，无法携带，绝大部分抛弃了，真是令人心痛。

撤出潮州后，我们东渡韩江，向饶平方向前进。到饶平时，朱德同志已率领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从三河坝撤到那里，我们同这支队伍会合一起了。接着就在朱德、陈毅同志领导下，开始向闽赣方向作战略转移。这又是一次长途行军，经饶平、平和、大埔、永定、武平、信丰到达南康、大庾地区。由于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减员很大，加上一些意志不坚定的战士和干部，对革命产生动摇，陆续离开了部队，到达信丰一带时只剩七八百人。因为部队成分不纯，加之基层党员太少，沿途军纪不好，于是将部队整编为一个团，朱德同志任团长，陈毅同志任团指导员。他们亲自整顿部队纪律，加强政治工作，坏分子被淘汰，留下来的同志更坚定了。形势变化得极快，将过旧历年的时候，我们进到湖南宜章，消灭了该县反动武装以后，即公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正式打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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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三章激流归大海

一九七八年五月，我有机会重新登上井冈山，回到阔别五十年的革命圣地，一一重访了当年战斗过的旧址、遗迹。特别是在砻市(今宁冈)的会师桥头，在召开庆祝会师大会的建军广场，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第一次见面的龙江书院，故地情景，勾起我对多少往事的回忆。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他们高大的革命形象，在我脑海里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使我永远不能忘怀。从潮汕失败到井冈山会师这段历程中，我是在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领导的部队中工作。这两位令人崇敬的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国民党叛变革命，南昌起义部队进军广东又遭失败之后，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冲破千难万险，为保留革命火种，继续高举南昌起义所开创的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旗帜；为改造旧式军队和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军队；为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率领我们登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经过历史的检验，这两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立下的不朽功绩，已经成为矗立在人们心目中的丰碑。

正确的决策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周恩来同志和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下，胜利地举行了南昌起义。当时我在起义军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的警卫队当班长。八月三日起义军开始向广东进军。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占领潮州、汕头以后，我们这个排奉命留在潮州，担负后勤部门和物资仓库的警卫任务。

正当后勤人员在潮州城内忙于筹粮、筹款和收集军用物资的时候，大约是九月二十七、八日，从前方传来了隆隆炮声，我们知道，这是起义军向揭阳、汤坑(今丰顺)地区的敌人发起进攻了。当时广东境内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第八路军。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只要战斗进展顺利，把广东境内的反动部队打垮，就可以重整旗鼓，以广东为基地，组织第二次北伐了。

九月三十日早晨，炮声突然由远而近，并且愈响愈烈。接着，我们的一些零散部队撤下来了。从他们的口中得知，我军进攻敌陈济棠师和薛岳师，起初节节胜利，后在汤坑附近受挫，伤亡很大，部队正在后撤。就在当天的上午，潮州城郊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竤亲率三个师，正沿韩江西岸向潮州扑来。我留守潮州的战斗部队，仅有第二十军第三师的第六团一部分和教导团一个总队，仓卒应战，坚持到黄昏，不得不撤出潮州城。因为事先完全没有估计到要撤退，后勤部门已经筹集到的大批冬衣、物资和几十万元军饷，绝大部分都丢掉了。我们撤出潮州时，得知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配合下，已经攻入汕头，到汕头去找革命委员会是不行了。于是我们在后勤部长带领下，找到了几只船，东渡韩江，向饶平 (今三饶)前进，打算经饶平去三河坝，同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会合。从潮州到饶平多是山道，我们每人负重七八十斤，走得非常吃力。途中，又传来一个更加不利的消息：革命委员会撤出汕头西进至乌石一带，与从汤坑转移来的主力部队会合后，被敌人重兵围攻，遭到覆灭性的失败。这一连串不幸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使我们感到意外地震惊。

我们到达饶平时，二十五师和教育团已先撤到饶平。原来，他们在三河坝和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在朱德同志的卓越指挥下，仗虽然打得十分艰苦，但打得非常出色，给进攻之敌钱大钧部两个多师以很大杀伤。他们得知汕头方面的消息不好，便主动转移到饶平。这时，师和团的建制还存在，约两千人。加上从潮汕撤下来的零散部队和人员，共有两千五六百人。

当时我们这支队伍的处境极端险恶。敌人的大军压境，云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有五个多师，共约四万人左右，其势汹汹，企图完全消灭我军，扑灭革命火种。从内部来说，我们的部队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在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之下，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这时与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起义军总部已失去联系，留下来的最高领导人就是第九军副军长朱德同志。虽然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老部队，领导起来有困难，但在此一发千钧之际，他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朱德同志认为，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八一”起义这面旗帜绝对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现在的情况是，反革命军阀部队已经云集在我们周围，随时都可能向我们扑来，我们必须尽快地离开这里，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的处境，否则我们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当时条件下，能脱离险境和保存力量就是胜利。于是，朱德同志率领我们在饶平略事整顿后，立刻出发，经平和、永定、象洞向西北转移。一路急行军，排除沿途反动地方武装的堵截，于十月十六日到达闽赣交界的武平。

我们向西北转移的行动，很快被敌人发觉了。他们立即派钱大钧部的一个师，紧紧尾追，十月十七日追至武平城，逼着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打了一个退却战。朱德同志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进攻，随后命令我们这个排占领武平城西门外的山坡，掩护大队转移。敌人进入武平城后，追出西门，遭到我们的阻击，又退回城里去了。我们排在完成掩护任务后，立即紧跟大队行进。由武平城向西北走十多华里，进到石径岭附近，这里都是悬岩峭壁，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却被反动民团占据了。这时，朱德同志突然出现在队前，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荫蔽，一面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跑，给我们让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同志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这次战斗，我亲眼看到朱德同志攀陡壁、登悬崖的英姿，内心里油然产生了对他无限钦佩和信赖之情。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是在南昌起义开始发动的时候。八月一日晨二时前后，我所在的警卫队，奉总指挥部的命令，去策应朱德同志领导的军官教育团起义。我们跑步进入阵地后，按照上级部署向营地上空打了一排枪，短时间的沉寂后，很快听到教育团营地吹起了欢迎号声，接着，看到一队武装士兵，护送着一位身材魁伟、仪表威武、蓄着胡须、年约四十岁左右的军官走了出来。人们说，这就是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朱德同志。他态度和蔼，满面笑容，频频向我们招着手快步走过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这次石径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就在掩护大队撤出武平战斗时，我第一次负了伤。一颗子弹从我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当时我只觉得受到猛烈的一击，就倒了下来，动弹不得，但心里却还明白。依稀听得排长说了一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他卸下我的驳壳枪，丢下我走了(这个排长后来自行离队了)。当我稍稍能动弹时，身边已空无一人。只觉得浑身无力，爬不起来。我抱着无论如何要赶上队伍的信念，奋力站了起来，可是身子一晃，又跌倒了。只好顺着山坡滚下去，艰难地爬行到路上，却又滑到了路边的水田里。这时，有几个同志沿着山边走过来，帮助我爬出水田，替我包扎好伤口，又搀着我走了一段路，终于赶上了部队，当看到朱德同志在石径岭战斗中的英雄形象时，受到很大鼓舞，增强了战胜伤痛的力量。

在朱德同志的指挥下，经过武平和石径岭战斗，我们疾速进入赣南山区，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兵。

真正的英雄

自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乌云笼罩着天空，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反革命势力无比猖撅。在这黑暗重重、前途茫茫的严峻时刻，我们这支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江西境内，赣南山区，边打边走。我们从武平经筠门岭、寻乌、安远、三南(定南、龙南、全南)等县境，向信丰以西的大庾岭山区挺进。部队在孤立无援和长途跋涉中，困难愈来愈多，情况也愈来愈严重。我们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追击，但一路上经常遇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及土匪的袭击和骚扰，特别是三南地区地主土围子和炮楼很多，不断给我们造成威胁和损耗。为了防备地主民团的袭击和追踪，我们有意避开大道和城镇，专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此时已是十月天气，山区的气温低，寒冷、饥饿纠缠着我们，痢疾、疟疾一类流行病折磨着我们。更重要的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南昌起义军主力又在潮汕遭到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前程究竟如何？武装斗争的道路是否还能坚持？我们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究竟走向何处？这些问题，急切地摆在每个起义战土面前。

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这种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甚至叛变了。不仅有开小差的，还有开大差的，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带一个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其中也有一些人后来又重返革命部队，继续为革命工作。我们这支队伍，人是愈走愈少了，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

在这难以想象的时刻，我们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真是象青松那样挺拔，象高山那样耸立，他们坚决率领这支革命队伍，坚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成为整个部队的中流砥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当然，有些同志也可能走上井冈山，但作为一支部队是不可能保存下来的。

我们的朱德军长，在向西转移的过程中，总是满怀信心地走在队伍的前面。虽然大敌当前，处境险恶，他却神态镇静，无所畏惧，始终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尽力教育部队和掌握部队。他经常在基层军官和士兵中，一路行军，一路给大家讲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光明前程，提高大家的革命觉悟和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在旧军队里，官兵上下之间等级森严，生活待遇悬殊。但我们看到身为军长的朱德同志，却过着和士兵一样的简朴生活，和士兵一样吃大锅饭，一样穿灰色粗布军装。行军时，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感动着大家，对稳定军心起了极大作用。大家不仅把他看作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而且简直看成是我们这个革命集体的好“当家”。

这时候，在师、团级政工干部中，只剩下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同志了。他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朱德同志带领部队。陈毅同志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和坚持工作的。那时候他来到部队不久，上下关系都很陌生，职务也不很高，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当时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被人们所看重的。尤其是潮汕失败之后，部队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处境。在这一系列的不利情况下，陈毅同志完全以他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实际行动，逐渐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后来我们知道，南昌起义时陈毅同志正在武汉，是武汉军政分校党的负责人。八月二日他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从武昌乘船沿江东下，急赴南昌。但当他克服沿途阻扰到达南昌时，起义军已于前一天全部撤走了。陈毅同志又不顾一切艰险，日夜兼程向南追赶，闯过了沿途军阀部队、地方民团的盘查和搜捕，终于在临川、宜黄地区赶上了正在进军中的起义部队。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亲自分配他到号称“铁团”的主力部队七十三团去当指导员，并笑着对他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同志爽朗地回答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器我就干。”后来陈毅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曾说：“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也不久，八月半赶上起义部队，十月初就垮台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过去在汉口的时候，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带，皮鞋、皮包、皮鞭、皮手套。当兵的对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就这么说：‘在汉口、南昌是五皮主义，现在他来卖狗皮膏药，不听他的。’失败后，到了大庾(今大余)，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还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发言权了，讲话也有人听了。”回想起来，我认识和钦佩陈毅同志，也正是从信丰、大庾开始的。

陈毅同志首先对那些悲观动摇、企图逃跑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当时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一些军官，其中包括七十三团的七连连长林彪，来找陈毅同志，表示要离开队伍，另寻出路。而且还“劝”陈毅同志也他们一起离队。他们说：“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陈毅同志坚定地回答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陈毅同志更严肃地告诫他们：“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陈毅同志的这一席话，不仅痛斥了动摇逃跑分子的可耻行为，而且充分表达了他在险恶的环境里坚持革命到底的顽强决心。

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在信丰城西约二十多里的一个山坳中，朱德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朱德同志首先宣布，今后这支队伍就由他和陈毅同志来领导。他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并恳切地动员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接着，朱德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发表了非常深刻的讲话，鲜明地回答了当时大家心坎里郁结着的问题。

朱德同志拿俄国革命胜利所走的曲折道路作比喻：“一九O五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一次就等于俄国的一九O五年，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的作用。过去那个搞法不行，我们现在‘伸伸展展’来搞一下。”

他还卓有预见地指出：“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的，蒋冯战争也是一定要爆发的。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现在新军阀也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朱德同志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剖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陈毅同志对之作了极高的评价。他曾经说，朱德同志的这次讲话，是讲了两条政治纲领，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作些发挥工作。

陈毅同志也恳挚地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从这次全体军人大会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才真正成了我们这支部队的领袖，我们这支部队也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走上了新的发展的道路。但是，就在大多数同志对革命的信心加强起来的时候，动摇已久的林彪还是开了小差。当部队离开大庾县城的那天，他伙同几个动摇分子脱离部队，向梅关方向跑去。只是因为地主挨户团在关口上把守的紧，碰到行迹可疑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抓起来杀头，林彪感到走投无路，才又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四十四年后的“九·一三”事件，林彪在叛逃中自我爆炸。陈毅同志回顾过去历史时指出：“南昌暴动，上井冈山，林彪起过什么作用？他根本是个逃跑分子。”可是林彪死党及“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竟然百般美化林彪，大搞伪造党史和军史的阴谋活动，说什么南昌起义失败后，是林彪把保存下来的部队带上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会师的。这简直是对历史的无耻歪曲和篡改。

铁的事实告诉我们：真正的革命英雄，不是别人，乃是百折不挠、大义凛然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乃是那些对革命坚定不移、为革命英勇献身的战士。

大庚整编

一九二七年十月底，我们的队伍从信丰来到了赣粤边境的大庾地区。正如朱德同志所预料，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矛盾重重，这时候，继宁汉战争之后，又爆发了粤系、桂系、湘系军阀的混战。他们忙于互相争夺，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陈毅同志便利用这个间隙，领导部队进行了一次整顿和整编。

总的来说，我们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锻炼，是一支革命的武装。但是，它的基础是旧军队，还保留着旧军队中固有的那些不良制度和不良作风。在政治上，党对军队的领导还是薄弱的。在组织上，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虽然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出身，一部分是革命知识青年，但兵痞、流氓也占一定的数量，在未经改造之前，他们常常成为害群之马。在思想作风上，军阀主义习气象毒菌一样腐蚀着部队的肌体。从饶平到大庾约一个月的进军中，环境异常恶劣，上述这些不良因素给部队带来了更大的损害，如果不坚决加以改造和整顿，这支队伍不但不能继续执行革命任务，战胜凶恶的敌人，甚至部队本身能否存在下去也成了问题。

这次整顿和整编部队，实际上是从信丰整顿纪律开始的，本来，在向西转移的一路上，破坏群众纪律，甚至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的事件就时有发生，大多数同志对此现象十分气愤和不满。但是由于原建制多已失去组织领导作用，有的军官甚至怕坏分子从背后打黑枪，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过问，以致这些违犯政策纪律的行为，未能及时制止和处理。当部队进入信丰城的时候，破坏纪律的行为就更严重地暴露出来了。这座县城里，有商店、酒楼、当铺和钱庄。部队刚一进城，少数坏家伙钻进酒楼饭馆里去大吃大喝，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有的还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把导火索掏出来：“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钱零花。”这些人的恶劣行径，简直和军阀队伍一样，影响极坏。

面对部队的这种严重情况，陈毅同志当机立断，要号兵吹紧急集合号，并叫传令兵传达发生敌情和转移出发的命令，带起队伍一口气跑出信丰县城约十多公里，走到一个山坳里的平地上才停止下来。就是在这里，举行了我前面所说的那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信丰全体军人大会。在大会上，陈毅同志宣布了革命纪律，斥责了破坏团结、煽动逃跑、抢劫勒索、严重损害军誉的三个最坏的家伙，当场宣布执行严肃的革命纪律，大长了革命的正气，刹住了破坏纪律的歪风。这是陈毅同志第一次和全体同志见面，大家都被他这种果敢机智的领导所震动，为有这样的一位有才能、有魄力的同志来协助朱德同志领导部队，从内心里感到喜悦。

全体军人大会之后，为了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部队的建设，我们便到大庾地区驻下来，对部队继续进行比较全面的整顿和整编。 这一次整顿，重点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由陈毅同志主持，整顿了党、团组织。南昌起义，虽然开始了我们党独立领导军队的新时期，然而，当时这支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除了象我所在的这个排，因为前身是二十四师的教导队，是由“马日事变”后从两湖逃出来的部分学生和工人干部组成的，全部是党、团员外，一般是没有党、团员的。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记得当时部队还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党员人数不到群众的十分之一。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

与此同时，整个部队也进行了统一的整编，共组成七个步兵连。我被分配到五连任指导员，连长是耿凯同志。(他是朱德同志领导的教育团的学生，后来牺牲了)。另外还有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关枪连，总共九个连，合组成一个团。这支队伍虽小，目标却是很大的。各地国民党反动势力，都知道我们是南昌起义剩下来的贺、叶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我们走到哪里，就有地主民团给国民党通风报信。为了缩小目标，便于荫蔽，我们便取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司令是朱德同志，对外化名王楷(因朱德同志的号叫玉阶而化此名)，指导员是陈毅同志，参谋长是王尔琢同志。

自饶平出发以来，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一直很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常常到基层军官和士兵中去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现在整顿了党的组织，重新整编了部队，他们就能够依靠和发挥组织的作用，更好地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潮汕失败，我们算是打了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一路来部队情绪低沉。经过这一段的工作，部队逐渐活跃起来，人们不再是愁眉苦脸了，议论声，谈笑声，常常在部队中回响，初步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同时，转战赣南山区时走散和离队的人员，因为到处遭到反革命势力的追捕，有些人又陆续返回部队，这一事实，也从反面教育了大家。从此，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团结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这时全团虽然只有七八百人，比起饶平出发时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但是就整体来说，这支队伍经过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质量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这次大庾整编，是我们这支部队改造的重要开端。我军的完全改造，是上井冈山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现的。

这时候还处于建军初期，我们党还缺乏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的革命军队的经验。而建设这种军队的一整套方针路线，是上井冈山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从实践上和理论上全面、系统、正确解决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在领导起义部队西进的战斗历程中，为我军的建设贡献了宝贵的经验，他们都不愧为我军杰出的创始者之一。

上山打游击

在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的领导下，我们这支部队随即开始了对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十一月上旬，我们离开大庾县境，来到了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这里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高涨，革命影响较深，群众基础较好，又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这时军阀混战方酣，湘、粤、赣的大小军阀都卷入到这场战争里去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部队进入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首先打走了占山为王、杀人放火、作恶多端的土匪何其朗部，收缴了地主的武装，控制了这个山区。同时整顿了原来的关卡，收了点税，解决部队的给养。部队除了出操上课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外，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劳动，向群众宣讲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我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穷人多，革命一定胜利等革命道理。在此以前，我们这支部队只知道打仗，现在也搞群众工作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在崇义地区活动时间不长，大约二十天左右，意义是重大的。我们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虽然这还是初步的尝试。

十二月上旬，我们转移到仁化，和中共广东北江特委取得了联系。在这里，得知了我党要举行广州起义的消息，同时接到党中央来信，指示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部队于十二月十五日赶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于是，我们兼程南下，但刚赶到韶关城郊，就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了。

这时韶关市内的气氛十分紧张，店铺、银行、钱庄纷纷关门。韶关商团有七八百条枪，如临大敌，阻止我们进城。我们就开到韶关城外西南郊的西河坝，打算住在一个天主教堂里。可是天主堂的法国神甫也不让我们住，“哇哩哇啦”对着我们吵。我们不懂外国话，无法和这个神甫说道理。正在争执不下时，陈毅同志走过来，亲自和神甫谈了一阵，这个神甫才算老实了。这时我们才知道陈毅同志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算得是个大知识分子了。然而，他却能够与我们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大家就更加信服和敬佩陈毅同志了。

广州起义的失败，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无比仇恨。我们在西河坝时，每天队伍集合都要高唱国际歌和呼喊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广州起义失败，也更加促进了我们到农村中去开展革命斗争。在西河坝驻得不久，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就率领我们转移到韶关西北六十里左右的犁铺头。这是一个农村集镇，来到这一带，就更便于开展工作了。我们白天休养生息，保存力量，训练部队；晚上仍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农村中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且开始了打土豪。这时，部队还收容了一些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跑到这一带来的同志。我们的队伍开始有些扩大，思想情绪和阶级觉悟也不断提高。

对于这一段斗争实践，朱德同志十分重视。他曾经追忆说：“干革命，过去只知道在城市里搞起义，这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他又说：“那时候党中央的政策不想打游击，而是想搞城市起义。”“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南昌起义，开辟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纪元，但是当时还缺乏实践经验，还没有认识到必须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朱德、陈毅同志正是在起义失败之后西进

Chapter_26

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从而领导我们开始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

这一时期，我们所以能够在长途转战之后，取得暂时比较稳定的环境，休整部队和开展农村群众工作，这是和朱德、陈毅同志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利用敌人阵营内部矛盾，正确地运用革命策略分不开的。当时驻在我们部队附近的，是滇军范石生的十六军。范石生同朱德同志在云南讲武堂是同班同学，他与蒋系、桂系军阀都有矛盾，尤其是受到蒋系军阀的排挤。朱德、陈毅同志分析了这种形势，认为尽管在全国范围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但在当面的具体情况下，仍有可能同范石生实行短暂的“合作”。于是，由朱德同志利用老关系，在范石生接受了我们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动，要走随时就走”等原则条件下，同他达成了协议。我们改番号为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O团，朱德同志(仍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O团团长。我们从范石生那里取得了一批现洋和军用物资，补充了部队，解决了当时弹药、冬衣、被服等供给的困难。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蒋介石发觉我们这支起义部队隐蔽在范石生部，指令方鼎英率部从湖南来粤北，拟以四个团驻韶关，另以四个团留驻犁铺头以北之乐昌，对我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并要范石生解除我们的武装，逮捕朱德同志。范石生立即秘密地通知了朱德同志。对于出现这种形势，我们本来是有所准备的。在朱德、陈毅同志的率领下，部队立即连夜出发，从乐昌以南十几里的一个地方西渡武水，向湖南开进，去创造农村革命的更大局面。

湘南起义

自从潮汕失败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起义军经过近四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方面充分认识到国民党已经不可救药地成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忠实工具，完全转化为民主革命的凶恶敌人，从而不能不放弃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另一方面已经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革命途径。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终于决心丢掉国民革命的旗子，继毛主席之后打出工农革命的红旗，向国民党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左右，朱德、陈毅同志率领我们向湘南宜章县境开进，随即在那里正式打出了红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

湘南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之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湘南。但是，湘南的党和人民顽强机智地坚持了秘密斗争。当一九二七年冬爆发军阀混战时，他们趁机恢复了各地党和革命群众组织，建立了赤卫队。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消息传来，给湘南的党和人民以极大的鼓舞，革命积极性更加高涨。

在犁铺头时，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即已着手选择政治、地形、群众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以发动和推进农村革命。在部队进入宜章县境，与湘南特委、宜章县委取得联系后，他们对湘南的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决定在湘南举行暴动，并在湘南特委的协助下，拟定了首先巧取宜章县城的行动计划。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午，正是农历年关的前一天，我们这支部队打着国民党军队的旗号，利用胡少海的名义，在敌人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顺利地开进了宜章县城，并立即控制了全城。

原来胡少海同志出身于宜章城里一个有权势的大地主家庭，本人是个知识分子，对现状不满，背叛了地主家庭，参加了革命，但未暴露身份。我军一进城，人们便纷纷议论说，这支部队是本城大豪绅的儿子胡少海率领的，胡少海在国民党第十六军里当上团长了。我们进驻县城的当晚，国民党宜章县政府的官员和地主豪绅大摆筵席，欢迎我军军官。筵席开始不久，我出席宴会的同志，按照预定计划，迅速将敌县府官员、豪绅等抓了起来，并宣布：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宜章解放了。与此同时，县衙门内外的反动团队，也被我军解除了武装。接着，我们又砸开了监狱，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打开了地主豪绅的粮仓和库房，向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分发粮食、财物。在全城军民一片欢腾声中，伪县政府门前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来了，标志着工农革命的红旗高高升起。我们部队也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色军旗，全体指战员纷纷撕掉了军帽上的国民党帽徽，每个人的脖子上系上了红带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陈毅同志，参谋长是王尔琢同志。同时参加起义的一部分农民组建了宜章农军。

宜章年关暴动的胜利，震撼了湘南和粤北的反动统治。蒋介石慌了手脚，急忙派许克祥带五个团的人马，由广东韶关直奔宜章而来，妄图扑灭宜章暴动刚刚燃起的革命烈火。

提起许克祥这个在“马日事变”中双手沾满湖南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广大军民无不切齿痛恨，义愤填膺。现在他又来了，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面临着优势的敌军，用什么样的战法来打它呢?朱德、陈毅同志根据南昌起义以来作战的经验教训，认为不能摆开阵势打硬仗，要打游击战、运动战。于是，朱德、陈毅同志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宜章农军，决然撤出宜章县城，隐蔽集结在宜章城西南的黄沙堡、笆篱堡、圣公坛一带山里。许克祥部即占领宜章并追出城来，妄图消灭我们。隔了一天，我军在转移途中，于岩泉、栗源一带与许克祥的先头部队遭遇。我们在农军的配合下，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对运动中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当时我们部队虽仍不足千人，却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精华，战斗力是很强的。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打乱了，歼灭其一部，余敌狼狈逃窜，我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许克祥的司令部所在地砰石镇。这时敌已成惊弓之鸟，争相逃命，我军很快便将敌的五个团全部打垮。许克祥连摆在桌子上的饭菜都未来得及吃，就扔掉轿子，丢掉皮大衣，带少数马弁逃脱了狗命。砰石镇到处是敌军丢弃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这次战斗，我们缴到了一门山炮，许多迫击炮，大批的步枪、机关枪，二百多担子弹。打垮许克祥之后，我们又重新占领了宜章县城。这是潮汕失败之后我军改变作战方法，首次获得重大成功，并创造了以少胜多的优秀战例。

宜章起义取得胜利之后，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这是我们这支起义部队转入农村斗争的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一月底，宜章县召开了隆重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县工农兵政府。各区、乡的工农兵政权也相继成立，这时宜章农军已经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由胡少海同志(后来在闽西牺牲)任师长。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已先后成立。初期的红色政权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同时，“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也在这里提出来了。虽然由于时间所限，还没有来得及制订和公布土地法，正式开展土地革命，但在党和各级工农兵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打土豪的斗争，群众起来烧毁田契，有的地方自发地分了土地。广大群众踊跃参军，我们一个班出去，就带回一长列新战士。宜章县的革命进入了高潮。

宜章起义的胜利，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砰石战斗的胜利，轰动了整个湖南。在农历年关以后，湘南其他各县的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纷纷揭竿而起，武装起义的烽火越烧越旺。为了支援各地的起义，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北上，先向郴州前进。在黄泥坳地方与敌何键的嫡系周南(师长)的两个营遭遇，我们把它打垮了，占领了郴州城。军事上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时我们只要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在地方党和农民武装的支援配合下，就可以解放一个县城。不到半个月，先后解放了永兴、耒阳、资兴等县城，建立了工农兵政府，成立了赤卫队、自卫军和革命群众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第四师和几个独立团。在上述五县斗争胜利的影响下，起义的烈火，又迅速在桂阳、安仁、常宁、桂东、汝城、衡阳等县的大部地区，以及茶陵、攸县、酃县、临武、嘉禾等县的部分地区燃烧起来。

朱德、陈毅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湘南起义，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的光辉典范之一。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正确地引导湘南广大农民群众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辟了大好的革命新局面。

井冈山会师

就在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艰苦转战的同时，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举行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经过著名的文家市会合、三湾改编和古城会议，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到达茨坪，把革命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创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和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当我们到达信丰时，地方党组织赣南特委派人来接头，就第一次说到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上井冈山的消息。朱德、陈毅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陈毅同志曾读过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他是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领袖，久已敬仰。这时我们正处于孤军转战、极端艰难的境遇，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的消息，给了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十一月间，我们在崇义、上犹地区时，为了向毛泽东同志报告南昌起义部队的经过情形，朱德、陈毅同志便派毛泽覃同志到井冈山去进行联系。不久从毛泽东同志那里来了一个营，由张子清、伍中豪同志率领，是上井冈山途中在大汾遭敌袭击而转移到这里的。起初据地方党组织报告，上犹县的鹅形地区有一支革命武装在那里活动，陈毅同志立即换便衣亲自前去和他们取得了联系。通过他们，知道了一些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登上井冈山之前的具体情况。那时候，兄弟部队之间很讲阶级友爱，我们从范石生那里搞到的一批弹药和军用物资，不仅补充了张子清、伍中豪同志带领的这个营，还有一部分由这个营携带返回井冈山。一九二八年二月初，我们打郴州时，毛泽东同志又派一个特务连到郴州与我们取得了联系。

一九二八年二月间，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领导湘南起义创造的一片大好形势，遭到“左”倾盲动主义的严重损害。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下的党中央和湖南省委提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主张，即为了不让军阀队伍沿湘粤大道停下脚来占领湘南，要求把湘粤大道两侧各十里内的村庄房屋全部烧掉。湖南省委专门派人到部队来传达这个错误主张，并要求坚决执行。“左”倾错误的烧杀政策，虽然受到一定的抵制而没有能够完全得到贯彻，但已经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引起群众的不满，甚至激起人民的反抗，使我们的斗争受到很大挫折。同时，由于湘粤大道是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我们占据湘南，控制这条大道，对各派军阀威胁很大。三月间粤、桂、湘军阀混战刚刚结束，他们之间取得了暂时的妥协，便立刻勾结起来，以七个师的兵力，分南、北、西三路，对我们进行“协剿”。朱德、陈毅同志为了保存军力，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果断地决定起义军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四月上旬，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部队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由耒阳撤至安仁；陈毅同志率领湘南农军由郴州撤向资兴。敌人发现我军东移，立即派两个师向东追截。正在这时，毛泽东同志亲率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两个团分路赶来，迎接并掩护湘南部队转移，在汝城、酃县城郊打击了追击之敌，掩护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湘南部队顺利地到达砻市。毛泽东同志率领的部队完成掩护任务后，也胜利地回到了砻市。

“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冲破无数艰难险阻，宛如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流，穿过逶迤缭绕的深山峡谷，汇入奔腾咆哮的大海，终于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胜利会师了。从此，我们这支队伍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沿着正确的道路胜利前进。这条正确的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亲手开辟的光芒万丈的井冈山道路，就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光辉道路。自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都竭尽全力积极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同时总结了其他各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开辟了这条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对于探索这条必由之路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群山环抱的砻市，在初夏的阳光沐浴下，显得格外秀丽。清澈的龙江穿市而过，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而雄壮的建筑——龙江书院，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及陈毅同志在这里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接着，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选出了四军军委，毛泽东同志任军委书记。五月初，又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大会，在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军党代表，陈毅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王尔琢同志任军参谋长。记得在如今称为建军广场的那个场地上举行的庆祝会师大会，真是盛况空前。人们用大量的禾桶排列成方形，上面铺起门板、木板，作为大会的讲坛和舞台，演出了许多在当时算是精采的节目。部队和民众挤满广场，大家的革命情绪达到了一个高潮。

井冈山胜利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是我军建军史上的光辉一页，它已成为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井冈山会师，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从此形成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

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而且对尔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时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当年率领我们艰苦转战，立下丰功伟绩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已经相继离开了我们；从潮汕失败以后跟随朱德、陈毅同志一路转战同上井冈山的许多老战友，也都先后牺牲和去世了。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曾经费尽心机对这段历史肆意歪曲、篡改和捏造，甚至对朱德、陈毅同志进行无耻的诬陷。这就使我在无比愤慨的同时，深沉地感到，有责任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记述朱德、陈毅同志们这一段历史功绩。陈毅同志生前说过：“伪造历史就是犯罪。”只有按照历史本来面貌反映出来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妄图阻挡革命历史潮流的林彪、“四人帮”一小撮丑类，已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一生为人民立下不朽功绩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将永远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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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四章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

我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时期，是我从一个基层干部成长起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路途上迈开重要一步的时期。这里，我主要谈谈自己在军事斗争中的亲身经历和体会。

学习毛泽东建军思想

我首先想谈的是建军问题。那时，人民军队新创建，成份复杂，战斗又频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人民军队，正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们党在大革命时期，就派出一些干部在国民革命军里开展工作。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后，使我党更深刻地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接着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打的还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正式打起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帜。一九二八年一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失败后的余部转战湘南举行起义，也正式打起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帜。这两支革命军队的番号不约而同。

然而，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远不是建军问题的主要内容，更谈不到建军任务的完成。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是经过探索实践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古田会议，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才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到正确地解决的。朱德、陈毅两位同志对人民军队的建设也作出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时我是一名基层干部，我只能把自己的一些感受讲出来。

我在《激流归大海》一文中，曾经写过朱德、陈毅同志领导我们转战粤闽湘赣途中对部队的几次整顿。那几次整顿，主要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加强基层工作，整顿纪律，整顿党、团组织，整编部队，是对我们那支部队进行改造的重要开端，但还不是全面的改造。我们上井冈山会师之后，全面建设和改造开始了，在我军中肃清旧军队习气的残余，与旧军队的旧制度、旧思想、旧作风、旧习惯彻底决裂，把贫苦农民、知识青年、旧军人改造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人，按照无产阶级和人民利益的需要，建设一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

会师后，毛泽东、朱德同志在砻市的龙江书院文星阁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四月末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两次会议我都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就一些重要的建军原则作了阐述，还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久又召开了一次连以上党代表会议，讨论建军问题，并请大家发表意见。我在武汉参加的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教导队时，上政治课讲过马列主义的道理，但军事教育基本上是用旧式军队的教育方式，讲的是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此时这种民主的作法，本身就体现着一种崭新的精神，给我上了建军教育的重要一课。

这时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毛泽东同志重申了支部建设在连上这一项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措施。前面我曾提到，我党早就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工作，但那时党的工作主要在上层。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信丰、大庾整编，派党员担任连队的领导干部，以加强党对基层的领导，但支部还是建在团上。现在明确规定支部建在连上，这就使党的工作扎根到了基层。这一重大措施，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证明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保证了我军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连队都发挥着战斗堡垒的作用。

为了加强党的工作、政治工作，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被调到连队担任政工干部。我在井冈山时，工作多次调整，时而任连党代表，时而任连长，都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的需要。比如连队里新战士和解放过来的战士多了，需要加强政治工作，就调我去任连党代表；某个连长军阀习气太重了，要调动他的工作，又让我去任连长。

我所在的第二十八团，在党的领导下屡建战功，但轻视政治工作的思想仍较普遍。尤其是一些行伍出身的军人，看不起政工干部，认为政工干部只是摆样子，卖嘴皮子的，卖狗皮膏药的。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他们仍抱成见，称政工干部为“五皮主义”、“卖狗皮膏药的”。“五皮”(皮靴、皮带、皮鞭、皮包、皮手套)本是北伐军军官的新型象征，区别于北洋军阀的长统大袖，蹒跚裤脚的装束的。早在北伐时期“五皮”就成为行伍出身的同志戏谑政工干部的称谓。这时“五皮”装束在红军中已没有了，但他们仍然这样戏弄政工干部。我担任党代表后，有的行伍出身的军人见到我就说：“来卖膏药了吗？多少钱一张？”我刚作政治工作，没有经验，只有在实践中慢慢地摸索。

那时部队打人风气比较严重，虽然已经有明令废止肉刑，但还未被一些人所接受。第二十八团有一个干部，因好打人而得名“铁匠”，意思是他打人象铁匠打铁一样狠。有个旧军官出身的人，打人成瘾，打得军需、上士、传令兵、伙夫差不多都跑光了。还有老兵打新兵的。事实上越是打人，纪律越涣散松垮。如果哪个单位战士逃跑多，几乎不用调查，就可以断言那个单位打人成风。

建立和开展政治工作的过程也是我的自我改造过程。我是反对打骂的，但也因受旧传统的影响，对于做坏事的人，还是觉得需用变相的体罚。我们连一个通信员好赌博，屡教不改。一次他赌博被我抓到了，我很生气，就对他罚站。让他脚跟并拢，两腿半弯曲下蹲，双手举起，我们把这个称作“两腿半分弯”。身体再壮的人，这么站久了也受不了。这个通讯员虽然吃了苦头，恶习仍然不改。我觉得旧的管教办法实在不行。第二次抓到他赌博，我也不罚他了，耐心地同他谈话，启发他的觉悟，对他进行说服教育。我同他谈了一两个小时，他流泪了，被说服了，发誓以后不再赌博。后来，他果然改了，并且发现别人赌博还来告诉我，帮助作工作。我感慨地想，对自己的同志，舌头真是比拳头还灵啊!就这样，我自己的思想也得到改造。

说服教育胜过拳头，而官兵平等的实际行动又胜过万语千言。在人民军队里，扫除了几千年军队内部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建立起了新型的人与人的平等关系。

本来井冈山的经济基础就差，加上敌人的封锁，就更困难了，部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布匹很难买到，军衣都是自己动手作。领到白布，用锅灰煮成灰颜色，裁好后自己一针一线地缝。我第一次做裤子时，不会裁，就把自己身上穿的一条裤子拆开来照样子裁，然后再缝起来，做一条裤子缝两次。穿着自己做的裤子格外高兴。衣服很少更新，全身破破烂烂的。到了冬天，棉衣很少，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穿棉衣，让给伤病员穿。所有干部、战士都会打草鞋，用稻草打。吃得也很苦，每天的伙食除粮食外，油盐菜金五个铜板。基本上餐餐吃红米、南瓜。南瓜吃了涨肚子，不好受。战士们风趣地编了一首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由于敌人的封锁，最困难的是部队吃不到盐。不吃盐，行军、作战没得劲。后来自己熬硝盐吃。硝盐就是把房屋墙角下长的一种白毛刮下来，用水熬。那东西又苦又涩，但毕竟比没有盐好一些。后来，中央苏区建立起来了，条件好一些了。筹款筹得多，有时还可以发点零用钱，多时每人一次可发到四五元，大家可以剃头，买牙刷、买肥皂了，而且还可找机会改善一下生活，在江西地区就买鸡子吃，到福建地区时还可以买到罐头吃。但更多的情况是连续几个月不发钱。生活虽然苦，但从朱军长、毛委员起，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样，只有军医受优待，那时医生很少，给他们每月十元津贴。大家都知道，旧军队常常有闹饷的事，而我们的部队，因为官兵一个样，从来没有闹饷的，也不怨恨谁。部队中流传一付联语：“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朱军长、毛委员和大家一起从山下往山上挑粮，有一次朱军长开会回来，正遇到挑粮的队伍，就下了马，把体弱同志的粮担放到马背上，自己又抢过一付扁担和大家一起挑上山。士兵们想方设法不让朱军长同大家一起受累，于是才出现了“朱德记”扁担的佳话。我就亲眼见过这根扁担。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不能体会到官兵平等、废止肉刑这些基本制度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因为他们是在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而当时，这些基本制度，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激发着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希望，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这些新型的制度，是进行政治工作的强大武器。那时对于红军最有力的宣传就是：“红军官兵平等”，“红军不打士兵”。这简单的语言，对劳苦农民和广大士兵，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它是红军阶级本质的具体体现。

拒绝改造、对抗改造的事例也是有的，我们为此付出过血的代价。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的叛变就是一例。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部队在湖南郴州战斗失利后，二十八团由桂东折回井冈山，让二营营长袁崇全带一个加强营(附属团部炮兵连)担任前卫。半路上他同副营长曹凤飞，还有一个党代表杜峰北叛变了，经井冈山南边崇义县思顺圩跑了。团长王尔琢同志带了一个连去追，半夜追上了并把该部包围起来了。因是半夜，天很黑，他就对着队伍喊话：“我是团长，你们不要打枪，袁崇全叛变了，我是来接你们的。”部队听到他的声音才知道袁崇全叛变了。四连、六连、机关枪连都纷纷跑过来了。正当他集合队伍讲话时，叛徒袁崇全等五人，却躲在暗处，他们拿着五条驳壳枪，对着团长讲话的方向就打并乘乱逃跑了。王尔琢同志当场牺牲。王尔琢同志原任红四军参谋长，后兼任二十八团团长，很受大家的爱戴。他的牺牲是一个大的损失。这次事件说明对于旧军官的改造比对士兵的教育、改造要复杂、艰巨。

此后，一直到古田会议，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系统、正确地解决了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我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的体会也日益加深。这一段建军思想发展过程，已为大家所熟知，我就从略了。

学习建设根据地

我确立根据地的思想是在参加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时期。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进军，我们的动员口号是“打到广东去，组织第二次北伐”。当时是要把广东作为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潮汕失败后，朱德、陈毅同志率余部艰苦转战，沿途一直在寻找革命立足点。一九二八年一月湘南起义，一个多月内，夺取了宜章、郴县、资兴、永兴、耒阳等几个县的政权，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并带动了周围十多个县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引导湘南广大农民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是到了三月下旬，起义军遭到敌军七个师的进攻，由于敌人的强大，又由于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严重影响，脱离了群众，致使我们无法在那里立足，被迫放弃了湘南地区。潮汕和湘南的挫折，使南昌起义的部队来不及进一步探索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同志比同时代其他领导同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战上了井冈山后，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当我们上井冈山时，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的建设已初具规模。我们上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个感觉是有了“家”了。按陈毅同志的说法，不再象“釜底游魂”了。这是令人喜悦而又意义深远的变化。

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领导下，部队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同湘南起义时相比，工作内容有了发展。湘南起义时，部队打下一个地方，夺取了政权，也参加做群众工作，但那时的工作重点是扩大红军，较多是从军事上着眼。上井冈山后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建设结合得更紧密了。我记得所有的部队都要做社会调查。军部发给每个连队一张表报，叫做社会调查表。大体内容是：驻地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人数及其比例；各阶层占有土地数目及其比例；群众的斗争情况；当地工价、物价；地方农产品、土特产品；地形特点、河流宽窄、深浅和流速、流量等等。连队要逐日将调查情况汇总上报。每打到一个新区，军队的党帮助建立地方党、建立政权，主力帮助建立地方武装，军队党员、干部还担负就地物色、考察、培养建党、建政的骨干，这些做法，不仅是直接地参加建设根据地而且对提高部队阶级觉悟、政策观念，以及纠正单纯军事观点，也有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

毛泽东同志运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领导方法，把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部队参加根据地建设工作制度化了。我们在实践中觉悟到打仗是为了建设根据地，而建设根据地又是在为打更大的胜仗创造条件。

部队中存在的流寇思想、乡土观念、无政府主义是树立根据地思想的严重障碍。有些人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有些人怀疑老在山沟子里哪能打出天下，还有些人觉得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土豪打完了，没有猪肉、鸡子那些好东西吃了，所以总想打到外面去，打到城镇中去。八月失败给我们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但部队里存在这些错误思想，是部队易于接受盲动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我在二十八团任连长，我们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都被带到湘南去了。进到了湘南，第一仗就是打郴县，仗打得还好，郴县打下来了。开始以为敌人是许克祥的部队，一打才知道是范石生的部队。潮汕失败后，范石生曾给朱德同志以帮助，现在打他的部队，这从政策上讲是不妥的。所以打下郴县朱德同志又高兴又不高兴。郴县打下来，派第三营担任第一线警戒，第二营为二梯队。黄昏时，敌人反攻了，攻得很凶，三营顶不住了，二营营长袁祟全却见死不救(前面已经提到，他随后叛变了)。三营给团部写报告请求增援，报告送到了团参谋长手里，他正忙着收集胜利品，把报告装进口袋也没有看。后来三营支持不住垮下来了。其他部队也都退出来了。当时部队不会夜战、巷战，在县城里东南西北也辨别不清。在郴县缴获了两房子的枪支弹药，全部丢掉了。第二十九团乡土观念严重，战斗一失利，队伍就散掉了。只有第二十八团拉出来了，拉到了资兴，后又转到了桂东。这就是“八月失败”。

由于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团去了湘南，敌人趁机对井冈山进行第二次“会剿”。当时第三十一团分兵做群众工作去了，敌人来了四个团，占领了宁冈茅坪，并进攻黄洋界。我守山部队只有一个营，在五大哨口严阵以待，并于黄洋界哨口迎头痛击敌军。不久，敌军内讧，撤退了，我军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如果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不出去，不仅二十九团不会散掉，而且可以好好地打个大胜仗，把根据地扩大到吉安、安福、萍乡、平江、浏阳一带。

毛泽东同志对于这次失利是有预见的。他在七月四日起草的《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上，特别提到部队拉出去不利。指出“四军本身有许多过去习于流寇式的生活，不愿作艰苦的群众工作，充满冒险主义的遗毒”。当毛泽东同志得知我们在郴县作战失利转战到了桂东之后，就带了一个营来接我们。他很注意做第二十八团的工作，出发时交代了第三十一团，见面后不要讲第二十八团的缺点。第二十八团在受到挫折后，情绪低落，听到毛委员来接了，非常高兴。部队一见面，非常亲热，有的同志说，这是第二次会师。经过这一次的教育，多数同志对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意义以及根据地同武装斗争的关系，认识深刻多了。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我在少年时期，痛恨军阀残害老百姓，就想拿起枪杆子打倒军阀。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我被湖南反动当局通缉，跑到了武汉，参加了党领导的叶挺部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教导队。我欣喜自己扛起了枪，当了革命战士。教导队军事训练十分严格，但只能算是养成教育。在我以后的战斗生涯中，也没有机会进学校专门学习革命战争的理论，我的学习道路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我跟随毛泽东、朱德同志学习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内在规律去寻找。我学到的这条道理，使我终身受益。

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沿途同蒋介石的军队打的是正规战，两军对阵，正面交锋，把敌人打垮了，仗就打胜了。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转战粤、闽、湘、赣，部队只有几百人了，不能再按老办法打仗了。当我们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崇义县西边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后，朱德、陈毅同志决定把部队带上山，开展游击战争。虽然在那一带只搞了个把月，但上上下下都觉得这样搞有出路。于是从打正规战转变为打游击战的思想，就这样在同敌人战斗的实践中产生出来了。湘南起义后，许克祥带五个团人马来进攻我们，朱德同志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部队撤出宜章城，隐蔽集结于有利之地域，第二天同许克祥打了一个预期的遭遇战。此仗，我们运用新的战法，以一个团打败敌许克祥五个团，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范例。

南昌起义余部和秋收起义部队的胜利会师，继承了大革命时期军事斗争的成果，建成了党领导的最强大的一支工农红军，使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从一开始就有了有力的拳头。所以井冈山时期的战争形式，初期以游击战为主，也有运动战；后期则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当然，那时的运动战还是初级的，或者说是游击性的运动战。

在井冈山时期，为适应红军战略战术的要求，部队的军事训练不同于国民革命军了。没有花架子，训练从实战需要出发。为了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很重视爬山。我们在连队，每天起床后第一个课目就是爬山。不管山多高，一个跑步冲上山顶。休息几分钟又跑下山。然后才吃早饭。其次是重视夜战的训练。有的干部、战士，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夜晚怕鬼，经过讲科学知识，现场训练，逐渐地克服了。此外就是训练射击、刺杀和投手榴弹三大技术。这是同当时的武器装备情况相适应的。那时弹药很少，一枝枪一般只有三发子弹，有五发子弹就算很多了，因此特别重视射击训练。每天要练单手无依托举枪射击瞄准。我一只手举起步枪，可以举一、二十分钟。我的手劲在叶挺部二十四师教导队时已有锻炼，后来就更强健了。记得一九五○年，我在苏联养病，疗养院的一位按摩医生同我比握力，他见到我的握力和他差不多，使他大为吃惊。经过严格训练，我的枪打得比较准。打起仗来，三发子弹怎样使用呢?就是冲锋前打一二发子弹，都是打排枪，用作火力准备，接着就是冲锋。第三发子弹要留着打追击时用。

由于红军是在敌人包围之中作战，武器装备一切取之于敌，因此歼灭战一直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战略战术的运用常以能否达到歼灭敌人为标准。当时，朱德同志带领我们打仗，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依据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战法。对于一打就垮的部队，采取穷追；对于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则运用迂回包围。在井冈山第二次反“进剿”时，我们打赣南刘士毅的部队，它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当时我们从黄坳出发，向遂川运动，刚一接触，敌人就逃跑了。这时朱德同志和我们在一起，他一面领着我们跑，一面不停地督促：“快追！快追!”我们一口气追了三十五公里，俘虏了敌人营长以下官兵三百人，缴枪二百五十支。这种追击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击，而是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一种战术。

运用迂回包围而达到歼灭的战例，可举一九二八年六月粉碎国民党军对我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敌抽调湘赣两省十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向我进犯，以湘敌吴尚部五个团由茶陵向宁冈推进，以赣敌杨池生、杨如轩部五个团由吉安向永新推进。毛泽东、朱德同志决定采用避强打弱的方针，即对湘敌采取守势，集中兵力打赣敌。我主动撤出永新城，退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宁岗，集中主力，在地方赤卫队配合下，坚决控制敌进攻我必经之路新、老七溪岭，寻机歼敌。作战部署是以二十九团及三十一团之一个营担任正面阻击牵制，以二十八团及三十二团之一个营迂回到白口、龙源口，断敌后路，以求歼灭敌人。这次战役在朱德同志的亲自指挥下，取得了歼灭敌人一个团，击溃敌人两个团的重大胜利。

那时，我还在二十八团当连长。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控制老七溪岭。当我们迂回到达时，敌右路先头部队已先我们抢占了老七溪岭的制高点。我们发起多次攻击，都未能奏效。午后，我们乘敌疲惫松懈，隐蔽接敌，突然发起攻击，一下子突破了敌人的防御。七溪岭山峦重叠，地形险要，我跑步冲向制高点，回头二看，只跟我上来了九个人，连里其余的人还掉在后面，于是我留下六个人控制制高点，带领三个人越过山顶，猛追逃敌。一过山凹，发现有百把敌人猬集在一起。我们立即冲上去，大喊：“枪放下，你们被俘虏了”。这时留在制高点的司号员也很机灵，虽见不到我们的动作，但他在山顶挥起了红旗，吹起了冲锋号。敌人不知我们门底细，吓得乖乖地把枪放下了。我们只有三个人，没法拿百把条枪，于是命令俘虏把机柄卸下来。我们拿机柄，空枪让他们背。这是很惊险的，如果敌人对我们来个反扑，我们就要吃亏了。但敌人被我们的气势所吓倒，不敢进行反扑。这就是“两军相逢勇者胜”。

到了一九三○年夏，红军和苏区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我军事战略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依据形势的发展，适时地实施军事战略的转变，是战争指导艺术中的重大课题。当时我是基层干部，谈不上从理论上作深刻的认识，但感到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这里面包含着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哩！

在战略转移中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位于罗霄山脉中段，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离敌人控制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较远，大革命时期兴起过革命风暴，受过斗争的洗礼，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这里反动统治力量薄弱。驻军是云南杨池生、杨如轩的部队，这个部队远离家乡，对保守江西并不积极。战斗力弱，不少人抽鸦片，打起仗来，开始还可以，拖他一阵，鸦片烟瘾上来了，浑身无力，眼泪鼻涕往下流，简直就不象个人样子。

但是，井冈山经济基础薄弱，地区比较狭小，西边是湘江，最近距离五十多公里，东边是赣江，最近距离也只有约五十公里，两江水深，不能徒涉，限制着我军的行动。向北是九江、南昌、武汉、岳阳等大城市，不能求得发展。所以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当时有三个发展方向可供选择，即广东、湖南和赣南闽西。广东、湖南两省敌人的军力太大，湖南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丧尽。而赣南闽西紧相毗邻，可以在三十多个县开展工农武装割据。从地理．上讲，境内层峦迭峰，山深林密，也有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丘陵盆地。这个地区敌人力量比较薄弱，而在若干地方有我们党的组织和游击根据地。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党领导当地农民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保存下来的力量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赣西南的东固地区，就有“东井冈”之称；闽西根据地是由秘密农会开展斗争、创造游击队搞起来的，军民血肉相连。所以这里有条件发展成大块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彭德怀同志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面临着敌人将要对井冈山发动的三省“会剿”，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及边界各界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作出了红四军向赣南出击，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的决定。

红四军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出发，第一个目的地是大庾。我们避开正面的敌人，从敌人的翼侧向崇义县突破了封锁线，在该县的营前地区击溃了敌人的保安团，县城守敌不战而逃，我军迅速夺取了崇义县城。我军未作停留，急行军乘胜占领了大庾。我们原想制造错觉，出敌不意地转向闽西，但蒋介石觉察了我军的意图，急令赣军二十一旅李文彬部从遂川向大庾出击。这个旅战斗力强。一月二十日，敌我接火，因离开根据地作战，没有群众报信，以致仓促应战。我们凭借着大庾城东北的高地与敌三个团激战，尔后主动迅速撤出战斗，以夜间急行军摆脱了敌人。

在这次突然应战中，我军失利，有些伤亡。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后遇到敌人袭击，不幸牺牲。何挺颖同志是我军初创时期的优秀政工领导干部，原任三十一团党代表，在陈毅同志负责全军政治工作不再兼任二十八团党代表后调来二十八团。他工作扎实细致，联系群众，很受干部、战士的爱戴。他牺牲了，我们都很悲痛。

大庾之战后，我们的行动困难起来了。我们沿粤赣边界向东，转到了三南(全南、定南、龙南)，敌人前堵后截，轮番穷追，紧紧咬住我们不放，我们连战失利。我们在敌占区行动，没有群众基础，耳目闭塞，只有从赣州和吉安跑出来的个别共产党员带路。沿途陈毅同志亲自负责同地下党员联系，取得他们的帮助。

最惊险的一次是二月初向罗福嶂开进时，听说那里是个山区，地形很好，山上还有几户土豪可打。当时，敌人离我们十多公里，我们一个急行军，一天走了六十公里，但敌人还是追上来了，凌晨，我们在项山受到刘士毅部的突然袭击。那次第二十八团担任后卫，林彪当时担任第二十八团团长，他拉起队伍就走，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和军直机关被抛在后面，只有一个后卫营掩护，情况十分紧急。毛泽东同志带着机关撤出来了，朱德同志却被打散了，身边仅有五名冲锋枪手跟随。敌人看到有拿冲锋枪的，认定有大官在里面，追得更凶，越追越近。朱德同志心生一计，几个人分作两路跑，自己带一个警卫员，终于摆脱险境。这时我们连到达了一个叫圣公堂的地方，听说军长失散了，我们万分着急，觉得象塌了天似的，情绪很低沉、恐慌。因为军长威信很高，训练、生活、打仗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下午四点朱军长回来了，此时部队一片欢腾，高兴得不得了，士气又高起来了。但不幸的是军长的爱人伍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抓了去，惨遭杀害。我们看到朱军长把伍若兰同志为他做的一双鞋子一直带着，很受感动。

处在如此危险的环境，红四军前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放弃了这个计议。

时值隆冬，我们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山上积着冰雪，穿的单衣已破破烂烂。就这样一支坚韧不拔的军队，使拥有二百万军队的蒋介石寝食不安。我们的两条腿不停地走，每天少则四五十公里，多则六十多公里。夜晚，我们在夹被里装上禾草盖着睡觉；雨雪天，把夹被当作雨衣披在身上。因为一路急行军，炊事担子掉在后面，所以饭都是自己做。每人带一个搪瓷缸子，到宿营地，自己放一把米，放上水，烧起一堆火，一个班一堆，大家围着火睡，一觉醒来，饭也熟了，吃过饭，接着走。就这样，我们忍着疲劳、严寒和饥饿，保持着旺盛的战斗意志。

我们继续向东走，经过瑞金北部，向大柏地走，敌人紧紧在后面追。部队实在被敌人追恼火了，憋着一肚子气，正好朱德同志在我们旁边，战士们就故意发起牢骚来，大声地说：“当军长，不打仗!怕死让我们来指挥好了!”此时情况正值有机可乘，军长大声地说：“你们要打吗?要打就打!”说罢，把大衣一甩，带领部队一个反冲击，把尾追的敌人打垮了，还缴了七八十条枪。这对敌人是个突然袭击，因为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会突然来个反冲击。

这时朱军长、毛委员已发现追击之敌刘士毅的第十五旅孤军突出的弱点，且大柏地地形有利，故决定再在大柏地有计划地打一仗。这天正是阴历年除夕(二月九日)，我们闯到土豪家，把土豪准备的年夜饭吃个精光。吃饱喝足以后，我们离开大柏地，埋伏在石板道两旁山上的树林里。朱德同志安排一些人挑着担子停在道上，装作掉队人员，要他们见到敌人就向埋伏区里跑。等到下午，敌人没来。第二天大年初一，我们继续设伏待敌。那天，下起了毛毛雨，雨停后又起风，风停了又下雨，衣服湿了刮干，刮干又淋湿，时间显得漫长。下午三时，敌人大摇大摆地进了埋伏圈，我军立即开火，双方激战竟夜，歼灭了刘士毅部的两个团大部，俘敌团长以下八百多人，取得了进军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这年九月陈毅同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这次战斗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大柏地之战后，我军乘胜进占宁都，筹了款，买了布，每人还发了五毛钱的零用钱。接着进至东固地区，与赣西南根据地的红军第二、第四团会师。这块根据地对于我们发展赣南、闽西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有了这块根据地军民的掩护，我们从从容容地休整了一个星期，恢复了体力。然后进至福建边境的石城，因发现有较强的敌人尾追，便又折回瑞金。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一日，我军进至闽西长汀四都镇。

自离开井冈山，出崇义、战大庾、折南雄、过三南、经瑞金、血战大柏地、占宁都……行程历时三个月。经过这一段战斗历程，我得到了新的体会。战略转移，就红军来说，既是退却，又是特殊形式的进攻，即从一个方向和区域向另一个更有利的方向和区域去求得发展。在长距离的转移过程中，离开了原来所依托的根据地，进入敌区行动，敌人前堵后追，企图围歼我们，我们能否走得脱，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自大庾之战后，一直比较被动，一度还很吃紧，直到大柏地打了一个胜仗才夺得了主动。这说明在转移过程中，要处理好打与走的关系。转移当然要走，但要走得好，既要尽量避免不利的和不必要的战斗，以保存力量，又要选择有利时机给敌人以打击，才能夺取主动。这个体会，后来我在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途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我军进入闽西后，毛泽东、朱德同志立即领导我们打开局面，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闽西时敌人比较薄弱，驻军是地方军阀暂编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和暂编第一师张贞部。战斗力不强。当时蒋桂战争迫在眉睫，无力进攻我们。郭凤鸣态势孤立，而且长汀党组织要求我们歼灭郭旅，因此，我们先打郭凤鸣部。该旅驻在汀州，我们采用迂回包围的战法，从敌人背后打了进去。敌一触即垮，旅长郭凤鸣被击毙在距城十公里的长岭寨。我们乘胜打下了汀州，在红军指导下，建立了革命政权。汀州在我们眼中，算是个大城市，人行道有走廊，下雨不用打伞。在那里打了土豪，筹了款，每人还发了一块银洋的零用钱。那时，部队补充了棉衣，大家穿上了新衣服，又有了零用钱，生活一下子改善了，情绪十分高涨。红四军扩大到三千多人。在汀州约住了十来天，三月下旬，蒋桂战争爆发，我们又回师江西，以打通闽西与赣南的联系。五月中旬我军再度入闽，抵上杭、古田一带，策动农民暴动，打土豪分田地。五月二十三日，我们进攻龙岩城。盘据在这里的地方军阀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正随张贞部开赴广东未归，留守城防的余部和反动保安团闻风弃城而逃，我们进占了龙岩城。接着又打下永定。闽西原来就有邓子恢、张鼎丞同志在那里工作，有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的基础。武装斗争的胜利和根据地工作一结合，形势就大好了。从当时的力量看，漳州我们也可以打下来，但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认为应适可而止。因为漳州是福建地方军阀的后方基地，如果我们再打漳州，张贞势必向蒋介石求救，这样蒋介石的中央军就会乘机进入福建内地，这对我们反而不利。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深谋远虑。他们领导我们在闽西抓紧时机开展群众工作，武装工农，扩大队伍，我们得到了较顺利的发展。

七月，蒋介石增调部队对闽西组织“围剿”。当时红四军有个在原地坚持还是跳出闽西根据地的问题。前委研究决定兵分两路：留一路在闽西地区就地坚持，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朱德同志带另一路转到外线，出击闽中，以拱卫闽西革命根据地。闽中地主豪绅势力强，到处都是土围子，活动的条件远不如在闽西。朱德同志率领部队在闽中转战，以吸引敌人，然后又转向闽西。在转回闽西的途中，采取远距离奔袭，一举打下了上杭。这一仗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我军俘敌卢新铭部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敌人对闽西的“围剿”也就被挫败了。九月上旬，两路部队即又在上杭会师。红四军发展到七千多人。

这一段，我在一纵队任三连连长，我们连担任保卫毛泽东同志的任务。他住在永定附近天子洞的一个半山坡上，我们就在住地附近活动，警卫——游击——警卫。当时敌陈唯元就在永定附近，在我们的监视下，未敢进山。毛泽东同志由于过度疲劳身体不好。他在这里养病、写东西，就地坚持斗争。我们常常看到他屋内的灯光经夜不灭。部队在上杭会合后，我被调到一纵队二支队任党代表了。支队相当于团，但人数不多，实际上是个大营。

正当我们在闽西取得较顺利的发展时，一九二九年九十月间，中央决定红四军进入广东，开辟新的根据地。这是又一次对出击方向的选择了。这个决定，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并不一致。当时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从敌我双方力量出发，对南方数省主张采取“攻赣、防湘、不惹粤”的战略方针，也就是说，对江西采取攻势，对湖南采取守势，对广东则尽可能争取中立。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反对把红四军拉到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湖南去，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对于广东，当时也是采取尽量不去刺激它的方针。广东是赣江的上流，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活动时，尽量不到那个方向去，因为到了那里，就威胁广东的南雄、始兴等这些地方。但是中央的命令还是要执行的。二纵队首先进入广东。广东军阀的战斗力强，二纵队进攻峰市遇到挫折。纵队司令刘安恭牺牲了，部队有较大的伤亡。接着我一纵也进入广东。我们一路打到东江，运用奇袭，打下了梅县，除了留少数部队驻守外，主力继续向海陆丰方向前进。敌人在我主力离开梅县后，一个反击，把梅县又夺回去了。于是，我们又奉命回师再攻梅县。守梅县的是广东军阀陈唯元部的教导团。这个部队训练严格，枪打得很准。攻城时我们支队以一截残缺短墙为依托，我交代战士们要注意隐蔽。支队部的一个小通讯员，机动灵活，又很调皮。他说，我就不相信他们的枪法打得那样准，说着，就把手伸出围墙，敌人一枪打过来，把他的手掌打了个洞，这才相信了。纵队部组织了几次出击，梅县仍然攻不下来，部队伤亡很大，只得撤了下来。

经过这次挫折，中央放弃了打到广东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红四军撤回赣南、闽西，继续发展。

红四军主力的战略转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后来，建立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在中国出现了两个中央政权的对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到了新的阶段。

我从南昌起义到进入赣南、闽西，已经历了三次大的战略转移。第一次是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第二次是潮汕失败后转战粤闽湘赣上井冈山，第三次是向赣南、闽西的进军。每次行动都是同战略出击方向的选择相关联的，而几次试图在广东、湖南打开局面，都遭到挫折。我从这些曲折中体会到出击方向的选择是战略问题。要对敌我形势作正确的分析，要对具体地域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种条件作综合分析，尤其要注意选择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和注意利用敌人的矛盾。同时出击时机的选择也十分重要。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地区出发，正值蒋桂战争爆发前夕和湘粤赣三省敌军即将“会攻”井冈山。红四军主力避开敌人进攻，冒着危险直插赣南、闽西。一九三○年三月下旬，蒋桂战争全面爆发，红四军在闽西得以初步站住脚。当时毛泽东、朱德同志不仅选择了蒋介石无法以更多兵力遏阻我实现战略转移意图的时机，而且科学地预见到战略转移后的军阀混战局面，预见到从此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学习选择战略发展方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收获。

在反“围剿”斗争中

一九三○年上半年，中国革命形势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我们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区已建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苏区。全国其它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也很快。但与此同时，立三“左”倾错误已经在上海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影响波及到了红军的作战指导。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我们开始着新的行动，经受着新的锻炼。

一九三○年八月，主力红军奉中央之命攻取大城市。这时我已调到红十二军任支队长。红十二军是在一九三○年四月成立的，军长是罗炳辉同志。我们的部队奉命由赣南向湖南进军。在上海的党中央向我们提出的口号是：“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对于广大指战员来说，这个口号是颇有吸引力的，谁不想早日夺取全国胜利嘛!我们深怀着革命的激情，开始新的行动。沿途打了一个较大的仗——攻取文家市。记得八月—十九日那天天气特别热，我们的部队黄昏时出发，急行军跑了三十五公里，从一条河的中段游了过去，二十日拂晓，一下子就冲到了敌人的阵地前面，其气势好比从天而降。敌人措手不及，打了不到一个小时，戴斗垣一个旅就被歼灭了。戴斗垣被打死了，我军俘虏敌人一千多人。打下文家市的那天晚上，我发起高烧来了，但那时年轻力壮，不在乎，休息了一天，没有吃药，就好了。

八月末，我们正式奉命第二次打长沙。第一次打长沙是一九三○年七月，彭德怀同志率领部队打进去的。那时湖南军阀正在南面混战，主力部队都到湘南去了，长沙守备薄弱，我军一个袭击，就攻下来了。这次情况同上次已截然不同，长沙守敌已达三十一个团，计十万人，并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和外壕、铁丝网、电网等好几层障碍物。我们支队的作战任务是从南面的大托铺向长沙市进攻。那时部队还不会搞近迫作业，连交通壕还不大会挖，更不会爆破，也没有炸药，挖工事的铁锹也不足。可以说，完全没有打敌人坚固设防城市的装备和技术。怎样打法呢?

为了破坏敌人的工事，我们利用黑夜，挺进到敌人的铁丝网前，挖起前沿工事，天一亮在前沿顶不住，只好撤下来，第二天天黑再突到前面去继续挖，但头一天挖的工事已被敌人破坏了，只得重挖。就这样地往返挖了好几天，仍然不能破坏敌人的重重防御工事。有的同志想起古代的火牛阵，把牛尾巴上绑上鞭炮，点响后，牛向前窜，部队跟着向前冲。结果敌人机枪一扫，没有被打倒的牛掉过头来，反而冲散了我们自己的部队。在围城期间，我军曾两次发动总攻，都失利了，部队伤亡很大。当时，我的心情既焦急又疑虑，我不禁想到以我军现有力量并不具备攻打大城市的条件，因此，对于“左”倾错误的口号产生了怀疑。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命令撤长沙之围，这个决定很符合实际。

这次围攻长沙历时十六天，昼夜作战，我差不多有十来天没有睡觉。当部队撤出长沙转到醴陵时，我一口气睡了两天一夜才缓过劲来。部队撤出长沙后，转到了株州、醴陵、萍乡、攸县一带。中共长江局派周以栗同志为代表，要一方面军回攻南昌。有的领导同志对打大城市很有兴趣，经毛泽东同志多方说服了周以栗同志，才决定改为攻取吉安。于是，我们从湖南向江西来了一个回马枪，十月四日打下了吉安。吉安是江西西部的中等城市，工商业发达。毛泽东，朱德同志很重视保护工商业，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命令部队要严格执行。我们支队的政委因破坏工商业政策被撤了职，由宋任穷同志接任。

这时距敌开始第一次围剿已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下一步究竟是继续执行中央的决定，打南昌、打九江等大城市，还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回到根据地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我虽是支队干部，也听到说领导层的意见不一致。我记得部队在峡江转来转去，等待领导层开会决定行动。一天我们接到了十一月一日由毛泽东同志以总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双重身分和朱德总司令署名的命令，命令部队东渡赣江，进入东固地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我们都很高兴。部队进到东固地区，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反“围剿”的准备。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我调任师长。

第一次反“围剿”是一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一九三○年十二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军队，对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我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向根据地中部实施退却。敌人以平均日行三十五公里的速度，分多路向我进犯，每路又分成梯队。我军在多路敌人中选择了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这两个师是此次“围剿”的主力军，是这次“围剿”总指挥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消灭这两个师，敌人这次的“围剿”便可基本打破。这两个师各约一万四千人，我军集中四万人的绝对优势分别歼灭之。开始准备先打谭道源师，根据情况曾两度设伏于其预定推进路线上，因敌人未出动而忍耐撤回待机。随即得悉张辉瓒师已进抵龙岗，孤军深入，立足未稳。我军迅速定下决心，集中优势兵力，运用迂回包围战术，十二月三十日，一举将该部全部彻底干净地歼灭了，一个也没有跑掉，活捉了张辉瓒。

接着打谭道源师，我师担任正面攻击。当敌人向我反击时，前面的部队被一股敌人冲开了缺口，一直冲到我们师部指挥阵地，接近到拚刺刀的程度。当时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还有司号员、通讯员等几个人，我们全力拚杀，突然从我的后面打来一枪，原来是一个坏家伙打的黑枪，没有打着我，却把我身边的通讯员打死了。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幸好军部就在我们后面的山头，相隔不到二三百米，见到这边情况吃紧，立即派出一个连，从侧翼迂回到敌后，我们两边配合，把这股敌人消灭了。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歼灭谭道源部一个旅，俘敌三千余人，敌人第一次“围剿”就被粉碎了。两仗相比，打张辉瓒迂回得好，四方面重重叠叠，他跑不掉；打谭道源则因没有迂回好，仅歼敌一半，未能达到全歼。这说明要打歼灭战，在兵力运用上，必须把包围、迂回结合起来，没有迂回打不好歼灭战。

敌第二次“围剿”的规模很大，总兵力约二十万人。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并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这时能否以根据地为依托，粉碎敌人的“围剿”成了尖锐的问题。当时，“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不主张打，而主张把部队拉出江西，创建新的根据地，也有的同志主张打一两仗后再离开江西。毛泽东同志则主张坚决留在中央根据地打。为此，开了几次师以上干部列席参加的中央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都定不下来。这时毛泽东同志已成竹在胸，他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开一次会定不下来，就把部队向东固方向推一步，再开一次会，又定不下来，就再把部队向东固方向推一步，最后终于大家同意打了，部队也已经完成了战略展开了。

第二次反“围剿”，是一次正确选择打击目标的典范。这次敌人采取的是一字长蛇阵，由西向东，从赣江边上的高兴圩、老营盘经富田到宜黄、广昌，一直摆到福建省的建宁，差不多将近五百多公里的战线。敌右翼靠赣江的是蒋(鼎文)蔡(廷锴)这两支部队，战斗力是强的；左翼是蒋介石的“四大金刚”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这四支部队战斗力也是很强的，但他们都不在前沿第一线，稍靠后一点。中间则是一些杂牌部队。在决定作战方案时，毛泽东同志很形象地说：现在敌人的阵势是只螃蟹，两边两只大钳子，中间一个软肚皮。究竟怎样打法？打软肚皮当然好打，但搞得不好，两只大钳子就夹过来了。经过多次分析研究，最后决定还是从软肚皮开刀。这软肚皮是上官云相、孔繁祥等北方部队，他们在南方不服水土，又不会爬山。而且蒋介石一贯玩弄借刀杀人扫除杂牌的伎俩，先打他们，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会积极来增援。果然我们从富田、东固之间打起，横扫七百里，一直打到福建的建宁，蒋介石的“四大金刚”并未与我们交锋，蒋鼎文、蔡廷锴的部队也在原地观望。我们捅破了敌人的软肚皮一直打到敌人的后面，他的一字长蛇阵就全线崩溃了。《毛主席诗词》中有“七百里驱十五日”的名句，就是讴歌这次作战的伟大胜利。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过了八年，希特勒就采取了这个办法，从荷兰、比利时那个薄弱部位打了进去，突破了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这就教育我们，线式防御，在现代战场上是没有用的。现在有的同志强调环形防御，那是战术性的。从战役上讲，现代战争没有多层次的纵深防御是不行的。

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作战，常常是先打弱敌。打弱敌难在选择。判断敌军之强弱，需要对敌人的各种具体情况作全面、周密的调查研究。例如部队沿革、兵员籍贯、装备给养、内外关系、上下关系、军政素质、生活习惯、战术技术及其特点以及占据的地形、工事条件等等。这些仅是基本的情况。但一切的强和弱，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强敌而未展开，虽强犹弱；弱敌作困兽之斗，虽弱亦强等等。所以，还需结合实际作具体的分析，毛泽东、朱德同志对这一原则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我深受他们的教育。

毛泽东、朱德同志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灵活用兵，出敌不意，创造战机、捕捉战机，使我十分钦佩。按照过去的规律，敌两次“围剿”之间有一个较长的间隙，在这段时间部队多半分散执行发动群众的任务。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我军便分散在建宁、将乐、沙田一带作群众工作。但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之后，未给我们休整的机会。他立即调整部署，以其嫡系“四大金刚”为主力军，亲任“围剿”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变换了作战方针，实行长驱直入，妄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我苏区，再进行深入的“围剿”。其部署是以何应钦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担负从南城方向进攻，寻我主力决战；以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担负从吉安，永丰、乐安方向深入苏区进行“进剿”和“清剿”的任务。敌军乘我主力尚在分散做群众工作之机，急速推进到我苏区的中心地区，占领了东固、富田、东韶、黄陂等很多地方。敌军新的攻势来得如此之快，出乎我军意料。毛泽东、朱德同志决定将红军主力撤回苏区应战。那时还没有无线电联系，靠骑马送信，我军三万多部队，接到命令后，兼程往回赶。有天晚上，通过敌方两支部队中间的一个约七公里半的空隙，如果顺利通过了，就进入苏区了。为严守秘密，部队出发前把所有的火柴、电筒上的灯泡都“没收”了，真是“人含枚、马衔口”，连咳嗽声都没有。三万多人的大部队，一个晚上，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了苏区。敌人竟然不知我们到那去了。在苏区中心作战，敌成了瞎子聋子，误把在南丰以南和东南地区的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以及在南丰以西宜黄以南地区的红军第三军第九师认作我军主力，下令发动进攻。而我军主力则已撤至苏区的后部高兴圩地区。我军避强击弱，先打上官云相的部队。上官云相部队战斗力虽不强，但它同蒋介石嫡系“四大金刚”部隔得很近，我们必须迅速解决战斗。八月七日至十一日，我军在莲塘、良村和黄陂连打了三个歼灭战，毙伤、俘虏敌人约一万多人，从被动中初步夺得了主动。

接着我军充分利用在苏区内部作战的有利条件，故示假象，以十二军(欠三十五师)扬旗鸣号，大张旗鼓地向东北方向佯动，把一部分敌人引向东北，并以另一部兵力一度攻占乐安县城，紧紧牵住追敌的鼻子，穿行于高山险路，把敌人的一部分主力拖了半个多月。我主力两万多人，却偃旗息鼓，秘密越过敌人第十一师、第十四师与第五十二师、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之间的十公里空隙，跳出敌人包围圈，向西转移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息。等蒋介石发觉再度调兵西进，我主力又进一步调动和疲惫敌人，继续西移，隐蔽地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以均村、菜园冈为中心的山区，休整待机。

这时敌人象个瞎马似的已乱奔了两个月，三个师遭到了我们的歼灭性打击，其余部队受尽苏区军民不断袭扰和坚壁清野之苦。悲叹“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与此同的，两广军阀利用蒋军深陷江西之际，向湖南衡阳进兵。蒋介石处于两面受敌之境，不得不实行总退却。我军趁势分路出击，又歼灭敌两万多人，赢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不过在敌人撤退时，我们同蒋鼎文、蔡廷锴部打了一个硬仗。三军团打高兴圩，我们打老营盘。敌人很顽强。打到最后，他们集中军官、军士，我方就集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互拚。双方伤亡很大，双方都撤下来了。这一仗从战场指挥来说，无硬拚的必要，因为敌人已决定撤退了。说明作为一个战场指挥员，随时都应保持冷静的头脑。当我们从高兴圩撤向富田南边白云山时，碰到了韩德勤的一个师，象吃豆腐一样，一下子就把他消灭了，缴获极丰，正好补充了我们前一仗的大量消耗。

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我们打了一系列胜仗，使我认识到，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开始常处于被动，但只要指挥员善于运筹，可以驰骋的领域仍然是很宽广的。战争指挥艺术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我先后任过红四军参谋长、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师长等职务。一九三三年二月，我调任红十一军参谋长。这个军是由方志敏同志在赣东北创建的红十军同红十一军的三十一师合编成的，军长周建屏，政委肖劲光。

这时，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即将开始。蒋介石以其嫡系部队七十个团十六万人的兵力，组成中路军，由陈诚任总指挥，担任这次“围剿”的主攻任务。另有蔡廷锴为左路军总司令，余汉谋为右路军总司令，负责就地“剿办”，并策应中路军行动。“围剿”的规模超过以往。

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同志指挥的。他们表现了卓越的指挥艺术。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敌人以一部兵力吸引我军于南丰地区，另一部兵力由宜黄、乐安地区迂回我军后方，企图与我军决战。方面军首长鉴于敌军兵力过于集中，决定采取退却步骤，命令红十一军伪装主力，先打新丰镇，再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以迷惑吸引敌人，主力部队秘密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二月十七日起我军主力捕捉到战机，打了两个歼灭战。消灭了分别向黄陂前进的敌两个师，三月中旬，敌人企图诱引我军决战于广昌地区。为迷惑敌人，创造战机，方面军首长又命令红十一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配合地方武装，积极开展行动，吸引敌人先头纵队加快南进，拉大敌人前后纵队的距离，以创造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机，红军主力再战东陂、草台岗，歼敌一个师的大部。在这两次战役中，我对运用牵制、策应部队以创造战机，夺取战役的胜利有了直接的体会。

我在中央红军经历中的又一个重要体会是：从领导层的几次争论中，从正反两个方面逐步加深了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长期性和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理解，逐步加深了对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的理解。我感觉到作为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在我以后的作战生涯中长期远离中央，所以我对于尽可能地去了解和学习战略性问题格外重视。

经受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反面教育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以后，王明“左”倾错误已扩展到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被排挤出红军领导位置。第四次反“围剿”虽取得了胜利，而王明“左”倾错误并未得到纠正。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红十一军同其他兄弟部队一样，奉命进行所谓“不停顿的进攻”路线，举行过多次作战，都因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红军日益丧失了战局的主动地位。

五月份我们在硝石打了一仗。硝石地处江西省东部，驻军是湖南“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部的一个师。我们是仇人相见，仗打得十分激烈。二十八师攻击敌人一个山头，攻不下来，肖劲光同志和我赶到前沿，部队奋力攻击，敌被打垮了，我军乘胜猛追下去。但敌第二梯队的一小部分突然从我们的后面打了过来，这时我们手上已没有部队，我立即带领身边的警卫人员冲上前去堵截，这股敌人又被我们挡住了。但敌人的一枪打中了我的左臂，动脉血管的鲜血喷出一米多远，当场昏死过去了。幸好身边的警卫员是懂得一点急救常识的，他立即用绑腿把我手臂上部扎死，血才止住。同志们找来担架，冒雨把我送到二十来公里外的救护所去。山路崎岖难行，走了三四个小时才到。因绑带扎得紧，加上一路下着大雨，到了第二天我的手臂肿得象腿一样粗。由于伤势严重，我又被转送到军医院。医生一检查，子弹是从左前臂的两根骨头中间打穿过去的，两边骨头都伤了，还打断了神经，而且已经感染，出现坏死现象。因此医生主张给我锯掉，他们说如果不锯掉，就有生命危险。我想如果只剩下一只胳膊，在前线作战该多不方便，我坚持不锯。我对医生说，即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就这样，坚持下来了。现在这只手虽然残废了，但还是可以帮助右臂作一些辅助动作哩！但是伤口随即就化脓了，需要开刀。那时药品缺乏，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低。解放后有人问我，你开刀用什么麻药？我说哪里有什么麻药，麻绳就是麻药。为了固定受伤部位，用根麻绳绑在凳子上，让医生施行手术，咬咬牙也就过来了，倒没有觉得太痛，反是手术后吃了大苦。当时技术水平差，手术后用蚊帐布剪成二指宽、五六寸长的布条子，放在盐水里泡，每天早晨从子弹的进口处捅进去，第二天又从子弹的出口处抽出来，再从进口处放进一条。捅来捅去，伤口长不拢，反而长了一层顽固性的肉芽子。医生又用个小耙子，把肉芽耙掉，这样捅来捅去、耙来耙去，伤口好几个月也长不拢。我见到其他同志一个又一个地重上前线去了，真是心急如焚。在医院时还遭到过敌人一次袭击，险些遭了殃。记得那天正是赶集的日子，敌人的便衣队突然袭来，医院的同志们立即分散四处隐蔽。我一跑出来就被四个便衣队员紧迫不放，我一口气跑了十多公里，才甩掉了敌人。后来送到了方面军司令部的手术队治疗，到了那里用了碘酒不到半个月就好了。碘酒就是当时最好的一种外科药品了。

这是我第四次负伤。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我伤愈出院，返回部队。这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一个多月了。红十一军也已改编为红七军团，下辖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寻淮洲任军团长。我任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刚回部队，十一月十一日就参加了浒弯、八角亭战斗。

浒弯、八角亭在靠近敌人战略要点抚州的金溪县。浒弯的敌人是冷欣的一个师，辖五个团。中央军委命令红七军团由正面攻击，袭取浒弯，三军团迂回其侧后。我们向敌发起攻击，敌人在八角亭固守，与我们形成对峙。我率领的第二十师编制不充实，全师只有二千多人，而攻击正面近十公里，故我们只能作一线式配备。第二天敌人发觉了三军团进攻其侧后，便倾全力向我师和十九师的方向猛攻。我军奋战两昼夜，浒弯未攻下来，被迫撤出战斗。

这是一场恶战，这次作战从战役指挥到战术、技术上都有教训。战役指挥中通讯联络差，军团之间未能协同配合，当三军团迂回到敌后，向敌人猛攻时，我们不知道；而当敌人向我们这边猛攻时，三军团又不知道，所以未能配合上，打成了消耗战。从战术上看，敌人在向我发起反击时，派飞机、装甲车协同步兵作战，这是红七军团未曾经历过的。五十八团团长是一位打游击出身的干部，人称“游击健将”，打仗很勇敢，但从来没有见到过飞机轰炸的场面。敌机集中投弹，他叫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其实他不是胆小怕敌，而是没有经过敌人空袭的场面。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这次敌人以两辆装甲车为前导冲击他们的阵地，部队一见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我师也打得很剧烈。师部阵地一个机枪排，一个警卫排，打到最后只有机枪排的一挺机枪，还有七十多发子弹，机枪排长舍不得打，我狠下心，上去一下子给打光了。敌人还是以密集队形向我们冲来。我们就推倒工事，用石头砸，一直坚持到黄昏。敌人的攻势停止了，我们也撤了下来。此时和军团部的联系已经中断，我们沿着背后的抚河岸边撤了下去，以后才找到了军团部。

这一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说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敌军武器装备的变化，我军的战术、技术也需要相应地发展。所以，我历来主张要给部队讲真实情况，让部队了解敌人。由于受“左”的影响，有一种倾向，就是不敢实事求是地讲敌人的力量。到了十年动乱时，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谁讲了，谁就是“恐敌病”，扣上各种帽子。进口的国外军事战争片子，也不敢在部队里放，怕引起部队的恐慌。这样是很危险的。当时我就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与其将来打响了再“恐慌”，不如现在“恐慌”，现在“恐慌”可以做工作，研究对策，战时恐慌就晚了，来不及了，就会打败仗。

浒弯战斗后，我们部队活动于清流、归化、将乐、沙田一带。军委给我们的任务是拖住福建方面的敌人，不让敌人向江西方向增兵，我们的兵力不多，不能打规模大点的运动战了，于是我们打游击性的运动战。我们占领交通要道附近的重要山头，监视着敌人的行动，当敌人向江西方向运动时，就打出去，截住敌人，以吸引敌人回援。为牵制敌人行动，我们还以奔袭的方式打进了永安县城。永安县是敌鲁涤平部的后方，县城周围有城墙。同第二次打长沙相比，这时我们已经懂得了一些攻城的技术了。我们没有炮，搞到了黑色炸药。于是我们就挖坑道，一直挖到城墙脚下，另外把黑色炸药装进一只棺材，上面填上土。伪装出殡，抬到城门口，点起引信，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大缺口，部队也已从坑道接近到了城边，一鼓作气，打进了永安县城。但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支配下，这些局部的、个别的胜利，都无助于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斗争。

当我回到七军团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已经扩展到了野战部队，部队里的气氛远不是过去那样活跃、舒畅了。军团政委肖劲光同志抵制错误，被撤了职，换上了一位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委。还有一些好同志被无端地撤换了。我则被这位政委扣上了“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长时期地受到限制和监视。这件事说起来是很荒唐的。我们在闽赣边执行牵制任务时，阻击了向江西前进的敌第四师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我从前沿跑回来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军团长和政委坐在一根木头上，军团长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政委没有作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他突然跳了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X，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我们只得停止追击。当晚军委来电批评我们为何不继续追击，他才没有说的。但他却从此把我作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加以限制和监视。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政委是在浒弯、八角亭战斗以后，那时他刚来七军团上任，军团部在一个庙里开大会欢迎他，请他做报告。恰巧这时我从战场回来，军团长见我到了会场门口，便走出来同我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话，他就在台上拍桌子大骂：“妈那个X，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当时他还不认识我，竞对军团长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耍一个下马威。

自我到红十一军、红七军团工作以来，感受最深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同样的部队，同样的武器，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在高明的统帅指挥下，就打胜仗，反之，越打越被动。当然革命的进程是势不可挡的，但人民和指战员们要为此而多付出无数的鲜血和生命。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央为掩护红军的战略转移，命令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蒋介石腹心地区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七月七日，当我离开瑞金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第五次反“围剿”已进行了九个多月，败局已定。我们即将远征，中央苏区的前景使我们分外关切。主力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更一无所知。聊以自慰的是，我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学会了带兵打仗。我参加了建设井冈山根据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的斗争，经历了反“会剿”、反“进剿”、反“围剿”的战斗，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重的担子，我不能辜负毛泽东、朱德同志的谆谆教诲和培养，我不能忘记养育我成长的根据地人民，我要对得起无数的革命先烈。就这样，我怀着革命事业最终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又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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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五章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三个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动，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这支部队，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这次北上行动，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红军第七军团受命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从瑞金出发，先后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十月下旬到达闽浙赣(即赣东北)苏区，这是第一阶段。十一月初，红七军团与原在赣东北的红军第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转战于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这是第二阶段。两个阶段共历时六个多月，行程二千八百多公里，沿途且战且走，先后进行了樟湖坂、福州、桃源、罗源、庆元、清湖、大陈、分水、旌德和谭家桥等三十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孤军奋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谱写了一篇雄伟壮烈的人民革命史诗。然而，在蒋介石调集大军不间断地围追堵截下，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这次进军始终难以摆脱被动的处境，最后招致了在怀玉山的失败。

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使我感怀至深。红军广大指战员那无与伦比的勇敢顽强精神和革命英雄气概，我们应当永远继承和发扬。同时，王明“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恶果，用烈士鲜血换来的沉痛教训，值得我们永远引为鉴戒。

抗日先遣队的组成

三十年代初期，我国国内形势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东北，华北，中国面临亡国之祸，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国内阶级关系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但是，蒋介石无视全国人民的愿望，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顽固地坚持对日妥协投降和加紧扩大内战的反革命政策。内忧外患，阴霾笼罩整个中国。

与此同时，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着中央。第四次反“围剿”以前，他们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一九三三年，临时中央从白区迁入苏区，到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的军事指导方针已在红军中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完全摒弃了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原则，从军事冒险主义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到一九三四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三百余里。周围敌重兵压境，并不断向我中心区进逼，军事形势十分危急。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成和派出的。

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部队到瑞金后，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和我，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规定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那个地区有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要求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

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是当时赋予七军团的任务。中央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制了“中国能不能抗日”、“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一百六十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为了及时支援皖南群众斗争，中央限令七军团进行三四天休整和准备后，立即出动。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中央下发的作战任务训令和政治训令中，虽然表达了要以先遣队的北上行动促敌人变更战略部署的意图，但在“左”倾宗派主义控制下，这两分绝密文件未见传达，我是若干年后才看到的。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晓。

七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较新的一个军团，较长时间在中央苏区东线——东方军的编成内作战，经过实战锻炼，逐渐发展成为一支英勇顽强、善于野战的部队。当接受抗日先遣队任务时，由于在东线连续作战的消耗，全军团约有四千人。为了执行新任务，突击补充了两千多名新战士，合计六千多人。其中战斗人员四千多人，分编为三个师，实际上各相当于一个大团；非战斗人员约二千人，包括中央派出的一个随军工作团。武器也很不是，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但其它物资却不少，中央交付部队随带的宣传品就有三百几十担，连同部队的后勤物资及炊事担子，总共五百多担。这时，部队新成分多，非战斗人员多，武器不足，负荷很大，行动笨重，远不如在东线作战时那样精干了。

更为重要的是军团的领导问题，抗日先遣队仍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他们三个人组成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决断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我为军团参谋长，都不是军团军事委员会成员。在军团三人领导核心中，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但是，当时“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是不信任的，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很难有所作为。七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由曾洪易、乐少华两人掌握。中央代表曾洪易，曾在闽浙赣苏区任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积极推行“左”倾错误政策，造成了极大危害，到抗日先遣队以后，面对艰险的斗争环境，他一直悲观动摇，后来投敌叛变了。军团政委乐少华，也是“左”倾错误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曾到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很快升任七军团政治委员。他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

抗日先遣队担负着特殊的艰巨任务，然而，当时的中央实行着“左”倾错误指导方针，军团本身的领导权又掌握在曾洪易、乐少华这样的人手中，就使它的前程更为艰险了。

从瑞金出发和攻打福州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我们经过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打下大田县城，经尤溪以东，进到闽中地区。在罗炳辉同志率领的红九军团掩护和配合下，打下了樟湖坂，从那里渡过闽江，完全进入了白区。按原定计划，我们渡过闽江之后，应由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忽然改变计划，电令我们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于是，我们便转兵向东。水口是福州西北闽江边上的一个重要集镇，守敌四个营，慑于我军声威，连夜逃走。八月一日，我军进占水口。同时，我军另一部占领了古田县城。

占领水口之后，军团部即在该镇召开“八一”纪念大会。这时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在大会上，对北上行动和攻打福州进行了动员，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我军在闽中地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震惊。敌人匆忙将部署在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的第八叶。七师王敬久部集中到福州，并向闽江上游堵截我军。同时，又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东进，经海运驰援福建。“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也急忙从漳州飞到福州“视察”。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算是一个大城市了。它南濒闽江，有高大的城墙，筑有比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还有一些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队，城郊南台有飞机场。从水口到福州约七十多公里，沿江的交通干道被敌人控制着，我们是从北面大湖方向绕道开进的。八月二日，部队从水口出发，当天黄昏遭到敌机袭击，因为缺少防空经验，伤亡了七八十人。这时，福州的敌人已加强了戒备。

攻打福州带有很大盲目性。八月七日，我军到达福州西北近郊，当时对福州敌军的实力、工事等情况了解很差。但是，部队在中革军委攻打福州的作战命令鼓舞下情绪很高，又听说福州市内的地下党组织将进行策应配合，所以当晚即发起进攻。敌人凭借工事扼守，并使用飞机对我阵地轮番轰炸扫射。我军打得十分英勇，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但因我们还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也没有市内地下党组织策应，没有办法打进城。我们估计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于是决定把部队撤至福州以北岭头一带，准备向闽东转移。

约八月九日晚，我们进驻北石岭、桃源地区。当夜，敌八十七师的一个团追来，与我警戒部队打响。我们与敌人激战一夜一天，形成对峙状态。敌后续部队赶来增援，我们便撤出战斗。这一仗虽毙伤不少敌军，缴获了一批武器，但我们自己也受到不小损失，特别是伤亡了几个师、团干部。

中革军委这次电令攻打福州，给七军团以后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刚过闽江的时候，声势很大，敌人弄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大兵力。这一打，暴露了我军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从此，敌人就一直疯狂地追击和堵截我军。

转战闽东闽北

桃源战斗以后，我们继续向闽东地区转移。时值八月中旬，天气炎热，伤病员增加到七八百人。在敌区行动，民夫很不好找，伤病员大部分由干部战士抬着走，部队行动异常艰难，迫切需要一个适当的地区把伤病员安置下来。经过连江附近的时候，我们和闽东游击区取得了联系。

闽东游击区主要位于宁德、福安、霞浦三县之间，以赛岐、赤溪一带为中心，领导人是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同志。我们一进入游击区，在当地党和群众的协助下，先将伤病员进行安置。同时根据闽东同志的意见，为了打通宁德、连江等地几块小游击区之间的联系，军团决定攻打罗源县城。八月十四日凌晨，在当地党、群众和游击队的配合支援下，我们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一举攻克了罗源县城，全歼敌保安十一团第三营及县警备队共一千余人，活捉了敌县长和营长，群众大为振奋。我们在福州和桃源两次作战者，都是采取正规战的打法，猛打硬拚，伤亡很大。这次罗源战斗，事先进行较详细的侦察，采用奇袭方法，因而能够以很小的代价一举全歼守敌。这使我们体会到，孤军深入敌区，在作战指导上应当有相应的改变。

七军团进入闽东，是红军主力部队第一次到这个地区，当地党和群众十分兴奋和热情。他们为七军团动员补充了一批新战士。我们也把战斗中缴获的几百条枪交给了地方党。留在当地的几百名伤病员，后来大都成了闽东独立师的骨气。

八月十六日，我们奉命离开闽东游击区，沿着闽浙边境，向闽北前进。八月二十二日，攻克福安县西部的穆阳镇，消灭敌军数百人。八月二十八日，在浙西南击溃敌一个保安团的拦阻后，又攻克了庆元县城。随后又在竹口打垮了敌浙江省保安纵队两个团的阻截，俘敌两百多人。缴获步枪数百支，轻重机枪十余挺，迫击炮两门。不到半个月打了三个胜仗，我军声威大振。九月初，我们进入了闽北苏区东北的古楼一带游击区。

闽北苏区以崇安为中心，是闽浙赣苏区的一部分，领导人是有威望的老党员黄道同志。七军团自出动以来，一路上马不停蹄，到达闽北苏区以后，原想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作短暂休整，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以利再战。同时，我军一路上受到敌军的前堵后追，尤其是敌四十九师始终咬住我军不放，为了摆脱这一被动局面，也需要依托闽北苏区寻机给敌人以有力打击，打一两个好仗。但是，中革军委随即来电批评我们“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于是，我们在这里只停留了几天，安置了一批伤病员，就继续向北进发了。

急于要我们离开闽东、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从当时红军斗争的全局来看，既然是要我们这支部队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起战略牵制作用，就不必机械地限定到皖南去。何况当我们出动不久，中央就知道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如果当时让我们先在闽东、闽北地区活动，帮助地方党扩大武装斗争，打几个好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有依托地向政和、松溪发展，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再同浙南群众条件较好的庆元地区连接起来，创造较大的局面，然后跳跃式地向浙西和皖南发展，倒是可以吸引和调动更多一些敌人的。

部队自出动以来，不仅外有敌人围追堵截，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困难，军团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首先是乐少华同志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而且专横无忌，对寻淮洲同志极不尊重，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与此同时，曾洪易愈益暴露出严重的恐慌动摇，在水口遭到敌机袭击时，他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一到闽北就提出要到闽浙赣大苏区去，并直接发电报要闽浙赣军区派部队来接。他的主张受到寻淮洲和大部分同志的反对，中革军委在回电中也对他作了批驳，以后他就更加消极对抗，竟要求离开部队。军团领导中这些极不正常的状况，从根本上说，是“左”倾宗派主义的必然恶果。它给我们这支深入敌区、独立行动的部队，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困难。

挺进浙西

我们到闽北苏区时，已是从瑞金出发后的近两个月，超过了中央规定到达皖南的限期，如果继续进军，本应向皖南急进。但中革军委来电指示要我们在浙江执行两项“中心任务”：一、继续对进攻我赣东北红十军及闽北苏区的敌人后方进行彻底的破坏；二，在闽浙赣边境广泛开展游击战，创建新苏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要求首先破坏龙泉、浦城、广丰、玉山间的公路、交通工具及电话线，进而破坏兰溪、衢县、江山、玉山间的铁路、火车站，以及玉山、常山、江山之间的公路。而对原来赋予的去皖南的任务未作任何说明。

九月九日，我们离开闽北苏区，北上浙西。这时，中革军委又不顾当面实际情况，多次来电批评我们“对保安团畏惧其截击是不对的”，“不须以急行军增加病员与疲劳，每日行二三十里”，等等。于是，我们一面对付敌人日益加紧的围追堵截，一面深入敌后进行破袭活动，经江山县之二十八都、仙霞岭、石门，于九月十三日攻占清湖镇，消灾了敌浙江保安团的一个营。接着胜利渡过江山河(即江山港)，炸桥破路，给了敌人一定的威胁和打击。但是，限于当时的群众条件和装备、技术等条件，要按照中革军委要求在广大地段上破坏铁路、公路是办不到的。

九月十五日，我们进到江(山)，常(山)公路的大陈地区。在大陈打垮了敌浙江保安第三、四、六团各一部共七个连的进攻，并一度攻入常山县城，缴获一批物资和现款。其后便经招贤、上方镇继续北上。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反革命的社会基础雄厚，保安团较强，保甲制度较严密，交通与通讯捷便，敌人能及时掌握我军行动情况，从各方面调动部队围击我军。我们却只能机械地按照中革军委规定的时间、地点、路线、里程慢慢地走，差不多天天要打掩护仗、遭遇仗。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战术性的胜利，但整个处境却越来越被动了。那时候，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没有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依托，有时即使有了战机，大一些的仗也不敢打。到处是反动统治势力，没有群众基础，一仗打下来，伤员无法安置。抬着伤员行军打仗，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伤员要两个战士抬，还要一个战士替换，长距离抬下去，就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伤病员丢了，那是革命军队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正当我们艰苦转战浙西的时候，中革军委九月十七日来电命令我们，在执行军委给予的破坏杭江铁路及附近公路的任务前，禁止继续北进。第二天又电令我们“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方法占领该城，并确保于我军手中”，规定我们以遂安为中心，在靠近安徽边境的淳安、寿昌、衢县、开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尔后再向浙皖边境之歙县(即徽州)、建德(今梅城)、兰溪、江山、屯溪地域发展。

中革军委的一系列批评和指示，特别是要求我们以遂安为中心建立苏区的指示，使我们困惑不解，因为它完全脱离我们当面的实际情况。遂安位于新安江上游，距杭州约二百公里。这个地方虽是山区，但处于衢江、兰江、新安江三角地带，江水较深，汽船可以通到建德、兰溪，还有浙赣铁路和公路干线，敌人交通方便，这样的地形，对我军机动十分不利。那里地瘠民贫，居民多以竹木为生，产粮很少，解决部队给养困难。特别是当地没有我们党的工作基础，相反是赣东北逃亡地主聚居之地。不论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以遂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显然是不适宜的。

就在这时候，敌四十九师、浙江保安第一、第二纵队以及新增调来的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从几个方向加紧对我追击和“围剿”，企图切断我前进道路，合击我军。面临严重敌情，我军处境危殆。为了避免全军覆灭之祸，我们只得不顾中革军委的一再指责，转向皖赣边行动。

活动于皖赣边

九月三十日，我们到达皖赣边之段莘(婺源县北)地区，这里距原定最后目的地皖南已经不远。这时我们才知道，皖南几个县的暴动早已失败，有些干部和群众分散活动在山里面坚持斗争。我们在转移的路上，碰到皖赣特委和当地游击队的领导同志。按照他们的意见，我们继续西进到黎痕地区。

皖赣边和皖南，比我们所经过的浙赣边、浙西的条件要好些。在地形上，皖赣边有凫江、白际山，皖南有黄山，既有大山区，又有丘陵地，河道可以徒涉，便于我军隐蔽和机动；经济上比较富裕，有利于解决部队的粮食供给；文化教育也比较发达，稍大点的村子大都有报纸，便于我们了解形势动向；特别是有党的上作基础和影响，群众条件比较好。这里所处的地位也很重要，向东北可以威胁芜湖、南京，向东可以威胁杭州，我们准备在这个地区停下来，开展游击战争。

我们先后在查湾、道口、鸦桥、黎痕等地进行了几次战斗，打退了追击和堵截之敌，消灭一部分敌军，缴获一批武器。皖赣苏区给我们补充了五百名新战士。在经历了浙西一段困难之后，这时部队又开始出现了好的转机。

在此期间，军团领导曾向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在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与当地党和游击队密切配合，争取在休宁、婺源、祁门一带消灭尾追之敌，以扩大皖赣苏区，寻找有利时机再入浙行动。根据战斗连队很不充实的状况，建议将部队整编为四个营，精简机关，充实连队，以便机动作战。还向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在敌人严重进攻的情况下，允许我们机动、自主地解决许多问题。军团的这些建议，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但未获批准。

十月十五日，中革军委来电，令七军团转移到闽浙赣苏区整顿补充。军团研究之后，认为皖赣边有发展条件，而进出闽浙赣苏区要通过几道敌封锁线，因此，十七日向中革军委去电请示，如我们今后仍须去皖南，则不如不去闽浙赣苏区，以主力向皖南游击区(石埭、太平、祁门、休宁等县之间，中心区在雷湖、柯村)行动。十八日中革军委复电同意。但二十一日又接中革军委电令，七军团仍要去闽浙赣苏区。我们遵命立即向闽浙赣苏区转移，经浮梁、德兴之间，通过两道敌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之重溪地区。

七军团自瑞金出发到进入闽浙赣苏区，转战闽、浙、赣、皖四省的几十个县镇，历时近四个月，行程一千六百多公里。尽管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和曾洪易、乐少华的直接干扰，但是，全军团广大指战员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排除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连续行军作战，深入敌人腹心，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截击，追击和“围剿”，打了一些胜仗，粉碎了敌人消灭我军的企图。我们沿途还尽可能地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部队虽然战斗和非战斗减员较大，但沿途陆续给各游击区留下了一千多名军事骨干力量，到达闽浙赣苏区时还保持了约三千多人。七军团孤军转战敌人后方，是起到了它的积极作用的。广大指战员用血汗写下的这一段战斗历程，是不容抹杀的。

当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按照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战略意图来衡量七军团的北上行动。要求通过这支仅有几千人的部队的作战行动，“促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由于未能实现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的，就指责部队没有完成任务。他们还把曾洪易个人的退却动摇，同寻淮洲同志和广大指战员的光辉战斗业绩混淆起来，给这支部队扣上“染上了机会主义”、“执行了退却逃跑路线”等等荒诞的大帽子。这些显然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是完全错误的。

到达闽浙赣和组成红十军团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同志领导创建的著名的老苏区，胜利地粉碎过敌人的多次“围剿”，红旗一直在这里高高地飘扬着。我们到达苏区时，方志敏同志亲自到驻地看望。他是那样的亲切恳挚，平易近人，第一次会见，就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苏区的革命群众都以极大的热情迎接我们，用尽可能筹集到的物资慰劳我们。群众称我们这支历经风霜的子弟兵为“老十军”(一九三三年一月，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调到中央苏区，成为红七军团的主要组成部分。闽浙赣苏区随后又成立了新的红十军)。在党和人民的亲切慰问下，四个月来的艰辛劳累，顿时一扫而光，部队情绪迅速振奋起来。

接着，部队进行整编。根据中革军委十一月四日命令，红七军团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编为第二十师和第二十一师。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任命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刘英任师政治部主任。同时，闽浙赣军区的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兼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我被调任军区参谋长。当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已率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所以军委在电令中还指出，红十军团和闽浙赣军区今后接受中央军区的指挥。

军团整编以后的任务是，第十九师仍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第二十、二十一师仍留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

十一月十八日，第十九师在寻淮洲同志率领下，从怀玉山和德兴东北通过敌封锁线，向浙皖赣边进发。十九师的突然出动，出乎敌人意料。敌浙江保安纵队副指挥蒋志英率两个团尾追，受到我军坚决回击。蒋志英负伤败退常山，我缴获颇多。接着，十九师经上方镇，渡新安江，向分水县(今武盛)前进，并逼近昌化、于潜(今潜阳)和临安，震动了杭州。随后又转向皖南行动，经歙县、绩溪附近，一举攻克旌德县城，并由泾县、宣城之间北上，威胁芜湖。达这一时期，寻淮洲同志率领十九师独立行动，摆脱了曾、乐的干扰，从当面实际情况出发，在广大地区内机动作战，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就在十九师活动很有成效的时候，中央军区发来指示：根据敌人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日趋严重的形势，命令十军团部立即率二十、二十一师转到外线，同十九师会合，在开化、遂安、衢县、常山之间集结兵力，争取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浙皖赣边新苏区。为了统一领导十军团与创造新苏区的行动，中央军区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随十军团行动。调我任军团参谋长、刘英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在当时形势下，组成红十军团，并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这是战略指导上的又一个重大失误，为后来红十军团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

谭家桥战斗

十一月下旬，在方志敏、刘畴西同志率领下，红十军团部和第二十、二十一两师，经婺源、开化之间和休宁以南，北上皖南，十二月十日与十九师会合于黄山东南之汤口地区。此时，敌人调集重兵分成多路对我实施尾追堵击，企图围歼我军。为粉碎敌之阴谋，我军必须选其一路给予打击。十三日，我们沿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转移，经乌泥关进到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这时获悉，其他敌军距离尚远，唯尾随我军之敌补充第一旅已抵达汤口，正继续向我追击前进中，显得孤立突出。该敌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共三个团，装备比较好。我下军团三个师，兵力和敌人差不多，装备不如敌军，但地形对我十分有利。乌泥关是一个山隘口，东侧有一个制高点，向北一路小山坡。军团首长决心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段公路两侧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争取歼灭该敌大部。

军团的作战部署是：由乌泥关起，沿公路两侧自南而北，按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的顺序设伏。十九师是军团战斗力较强的一个师，配置在上峰，除以一个连兵力控制乌泥关制高点外，该师主要兵力部署在乌泥关以北，与二十、二十一师阵地依次衔接。二十一师以一个营构筑工事坚守谭家桥正面。待敌补充第一旅通过乌泥关，进入我设伏地域以后，即行封锁乌泥关口，断敌退路，阻击敌可能之增援。二十、二十一师会同十九师部分兵力对敌拦腰出击，并排打下去，将其大部歼灭于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上。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九点多钟，敌补充第一旅进入设伏地区后，我突然发起攻击。敌顿时惊慌失措，陷入一片混乱，担任前卫之敌第二团，在我军猛力冲击下呈现动摇，敌团长被我打伤。开始时，战场形势是很好的。但我十九师除以一个连控制乌泥关制高点外，未能将主力配置于乌泥关以北，而是摆到乌泥关以南去了。乌泥关以南是悬崖陡壁，兵力展不开。敌人调整部署后，集中力量进攻我战斗力较弱之二十、二十一师，两师指战员奋勇反击，但因不长于正规作战，而十九师又增援不及，以致阵地被敌人冲垮。接着，乌泥关制高点也被敌人夺去了。寻淮洲同志亲自带队夺取制高点，一个猛攻，制高点是夺回来了，可是，他却负了重伤，抢救下来，在转移途中牺牲。寻淮洲同志不幸牺牲，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此时，整个战斗我败局已定，于是决定撤出。在组织掩护的战斗中，刘英、乐少华同志又先后负伤。我们把队伍撤下来，到黄昏时候向北转移。此时，敌军也打得精疲力竭，伤亡很大，无力对我们追击了。

谭家桥之战是十军团全部转向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战斗，初战失利，我军愈加陷入被动。

怀玉山失败

谭家桥战斗之后，敌人第四十九师、补充第一旅、第二十一旅及一些地方部队，一共约近二十个团的兵力，蜂拥而来追赶我们。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下旬到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旬，我们在皖南和皖浙赣边的泾县、太平(今仙源)、青阳、石埭(今广阳)、黟县、休宁、祁门、屯溪、歙县、绩溪、婺源、开化等十余县地区往返转移，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大都是消耗战，虽然给予敌人以相当的杀伤，但因敌我力量悬殊过大，我军处境日趋险恶。从当时的形势看，采取正规军打运动战的办法，已越来越不利，要坚持长期斗争，关键是将正规军转变为游击队，从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为了较顺利地实现这一转变，必须打一两个好仗，以扭转谭家桥战斗失利带来的严重被动局面。但是，当时领导上还没有向游击战转变的认识，又缺乏积极寻机打歼灭战的思想，因而未能摆脱被动局面。

鉴于实际的教训，一部分同志先前已提出过适当分兵问题，谭家桥战斗以后，又建议分兵活动，以适应当时斗争的需要。但是，军团领导对分兵顾虑很大，决定全军团继续南下，经(开)化婺(源)德(兴)苏区返回闽浙赣大苏区去。

化婺德苏区，是闽浙赣大苏区北面的一个外围小苏区，直径约十五公里，周围约五十公里。一月十二日晨，军团到达化婺德苏区东北边缘的杨林(属浙江开化县)。这时方志敏同志和我正随先头部队行动。所谓先头部队主要是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包括乐少华、刘英同志在内)、后勤人员，以及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等，共八百余人。我们经过杨林时没有停留，翻过一个山头，就到达了化婺德苏区，并前进到靠近闽浙赣大苏区的港头，才停下来休息。刘畴西同志率领的军团主力到达杨林之后，顾虑部队疲劳，就在当地宿营，第二天(十三日)下午才继续前进。这时，敌浙江保安第二纵队第五团从星口连夜急进三十五公里，超越我主力部队赶到化婺德苏区东部边缘的王坂、徐家村，占领了堵截我军前进的阵地。我军团主力进到徐家村受阻，与敌发生激战，只好以一部兵力掩护，大部队折经南华山、王山村，进入化婺德苏区。掩护战斗一直持续到十四日下午。十五日，主力部队才大部进入化婺德苏区。

十六日，方志敏同志和我商定，因敌情紧急，部队应立即行动，先头部队先走，同时通知刘畴西同志率领军团主力迅速跟上，当日夜晚全部通过敌陇首地段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下午六时，我们正要整队出发，刘畴西同志派人来通知，部队虽已到齐，但人员疲劳，当晚不能再走。这时我建议，情况这样紧，决不能迟延了，今天晚上必须一律通过敌封锁线。方志敏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担心刘畴西同志犹豫迟疑，便决定留下来同主力部队一起行动，要我率先头部队立即前进。

这时，敌人虽已加强了化婺德苏区与闽浙赣苏区之间的封锁线，但兵力不足。当我先头部队通过时，山上碉堡里的敌人打枪，我们派出两个战斗班佯攻，吸引敌之火力，敌人没有敢从碉堡里出来。这样，我们就加快步伐，上半夜全部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大小坪、黄石田(均属德兴县)地区。到达之后，我们一面同省委、军区联系，一面等待主力部队。可是，等到下半夜没有见大部队到来，第二天也没有来，第三天、第四天还没有来。我们到达闽浙赣苏区以后，随即派出大批干部组织便衣队前去联络和接应，均未能联系上，心情十分焦急。开始隐隐听到那边有炮声，以后就沉寂了。大约经过一个星期，闽浙赣省委告诉我们，从截获敌人无线电通讯中得知：先是搜山的敌军报告“清剿”已基本结束，要求撤出休整；以后蒋介石下令，说方志敏、刘畴西等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出休整的“杀勿赦”。不久，方志敏、刘畴西同志即被捕了。

在这期间，有少数同志陆续从怀玉山突围到了闽浙赣苏区。从他们谈话中了解到我军被合围后坚持战斗和遭到失败的一些情况。

十六日晚，刘畴西同志因顾虑部队疲劳，坚持就地休息，军团主力没有过来。以后在通过封锁线时，因为敌人打枪拦阻，就折回去改换方向。这样接连改换了几次方向，延误了几天时间，追击的敌军都赶上来了，我军遂陷于重重包围之中。我军经过长途行军作战，本已十分疲劳，陷入重围之后，弹尽粮绝，伤亡不断增加，又遇到天气骤变，雨雪交加，许多指战员几天粒米未进，以草根树皮充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顽强战斗，不断杀伤敌人。我十九、二十两师在怀玉山东南的山地和北部的冷水坑、玉峰、马山等地，二十一师在王龙山北部，同敌军反复血战。敌军向怀玉山围攻时，我军占据山顶制高点，坚决抗击敌人。在敌军不停顿的“搜剿”和围攻下，我军被分割，被冲散，但仍然坚持各自为战，表现了革命战士无比坚定、无限忠诚和誓死与敌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敌人极端野蛮残忍，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把能搜出来的粮食全部烧掉。因为山高林密，不便搜索，敌人就放火烧山，我军走不动的伤病员，有些就被烧死了。被围的部队只有少数同志跑回闽浙赣苏区。另有一小部分同志向北突围到皖南去了。军团主要领导人刘畴西、方志敏同志隐蔽在陇首封锁线附近的山里，至一月二十七日，先后不幸被敌军搜捕。此后，方志敏等同志在狱中坚贞不屈，同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在南昌英勇就义。

历史的教训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关头，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支劲旅，在蒋介石反动派以数倍于我之兵力的疯狂追堵和围攻下，不幸失败了。这次失败的原因，在客观上，是敌人力量的暂时强大；主观上，也是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它给我们以极其深刻而沉痛的教训，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和记取。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教训有下列几点：

一、派出抗日先遣队的战略意图，赋予抗日先遣队的战略任务，是要以它的北上行动“促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这个要求过高了，没有实现的客观基础，因而是主观主义的，它导致了在作战指导上的盲目冒险。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自一九三四年七月初从瑞金出发，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怀玉山失败，全部过程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时期。一九七九年底，我曾向叶剑英同志请问：抗日先遣队是否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派出的\?剑英同志说：“五次反‘围剿’初期，毛主席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没有采纳。后来派出先遣队，主力红军已经要作战略转移，那时毛主席处于无权地位。”那么，当时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呢\?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朱德同志在回答军事科学院的请问时曾指出：“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西南部转移)。”朱德、叶剑英两位领导同志的谈话，向我们指明了北上抗日先遣队派出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意图，这对于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至关重要。

为着全局的需要，当时派出一支部队到敌人深远后方去活动，争取在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时对敌人起一定的牵制作用，这从战略指导上说，是可以的。然而，中央赋予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却远远超出了上述要求。据我后来看到的中央下达的作战任务的训令和政治训令，赋予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深入到敌人深远后方闽浙赣皖诸省，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最高度地开展反日运动，把群众的反日斗争发展到武装民众的民族战争的高点；通过在敌人深远后方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发展，促进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上述任务的确定，显然是一厢情愿。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时候，蒋介石绝对不会由于我党北上抗日号召的提出和一支较小部队的出动，就抽调走大量兵力，放松对我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围剿”。再者，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八万主力红军都呆不住了，却要求七军团这支六千人的部队(其中还有一半新战士，仅仅一千多条枪)，深入到蒋介石国民党的闽浙赣皖腹心地区去“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臆想。

在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初期，毛泽东同志曾经主张趁着福建事变的时机，将中央红军主力突进到苏、浙、皖，赣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去，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敌人回援，以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攻。可惜中央拒不采用此计。七个月以后，形势已经大变，这时候派出这样一支先遣部队，不论从背景、从意图、从规模上看，和毛泽东同志原先提出的向北突进的主张，显然是根本不相同的。

从政治上看，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华北，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举起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帜，是正确的，对于揭露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当时闽浙赣皖地区尚无直接对日作战的形势，推动抗日运动的关键，是要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调整和转变，而这一点恰恰又是“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所未能解决的。抗日先遣队进军途中，在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等方面仍然执行着“左”倾的一套，不利于争取团结社会各阶层，对于我们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损害很大。

二、当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未能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军事战略转变，这是使抗日先遣队遭受挫折和失败的主要原因。

抗日先遣队派出时，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接近尾声，革命形势逐渐转入暂时低潮。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后，南方数省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我军更是面临极端不利的态势。因此，抗日先遣队亟须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战略转变。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中央，未能领导实行这一战略转变。中央虽然原则上向我们提出过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但在实际作战指导上仍然是要求搞大兵团作战。这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七军团阶段，军团的有些领导同志，尽管当时对军事战略转变问题也缺乏认识，但是，在经过一段行军作战实践以后，结合过去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参加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体验，已经逐步感觉到，部队孤军深入白区，远离后方，面对优势敌军的堵追，必须在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上有所改变。例如：在北上进军途中，应当尽可能地利用原有的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为依托，同当地党和游击武装密切配合，一方面支援和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一方面休整补充部队，安置伤病员，减少无后方作战带来的困难，尔后相机继续作跳跃式前进；在强大敌军“追剿”下，应适当分散兵力，形成几个目标，同敌人盘旋兜圈子，多打游击战，以吸引、迷惑和打击敌人；在适当时机，集中兵力，打游击性的运动战，歼敌一部，以改变不利态势，争取战场主动权；既要积极打击敌人，又不盲目地打硬仗，拚消耗，等等。但是，由于军团领导权掌握在曾洪易、乐少华手中，同志们的这些正确意见得不到重视和采纳。七军团整编为十九师后，摆脱了曾洪易、乐少华的干扰，在寻淮洲同志领导下出动浙皖赣边，那一段仗就打得比较活，形势出现了转机，这有力地说明了在敌人深远后方活动，必须相应地改变作战指导方针。当然，在红七军团阶段，我们也还没有预见到要实行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转变，中央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任务，我们也不敢设想把一个大的军团改为游击队。

抗日先遣队后期的整编，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当时既然估计到在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会加紧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形势将会日益严重，但仍不采取分散游击的方针，却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同长于运动战的红七军团合编，组成新的大兵团，集中在一起打运动战。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朱德同志在关于战史问题的谈话中评价这次合编时就曾指出：“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朱德同志的谈话，指明了“左”倾冒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所犯错误的要害。

三、在作战指导上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必然容易脱离实际，使部队作战行动陷于被动，危害极大。

当日，抗日先遣队的全部战略行动甚至战术行动，都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指挥。本来，派出这样一个军团，深入敌人后方去独立执行任务，敌情那样复杂多变，环境那样困难险恶，中央和中革军委除了规定它的战略行动方向和基本任务外，理当给予较大的机动权。然而当时的中央和中革军委却使抗日先遣队的一切行动都严格受其控制，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使军团陷于极其被动的境地，给军团制造了严重的困难。

说到这里，我很自然地想起毛泽东同志作为军事统帅的优良作风，他总是既通观和掌握战争全局，又处处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他十分重视战场指挥员的意见，给予应有的机动权和自主权，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能动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于许多重要战役的指导，就是这样做的。打豫东战役时，中央来电中特别交代“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打济南战役时，主要是明确规定了“攻济打援”的方针和假设了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使下面心中有数，力争好的情况，同时预计到并有办法对付可能出现的僵局。总之，主要是对作战方针和战役中的关键性问题进行及时明确的指导，至于其它具体作战部署和战场处置，就由战役指挥员依据战场上千变万化着的实际情况去作出决定。这种英明的统帅方法和作风，同“左”倾错误统治时期的那一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抗日先遣队北上行动过程中，在七军团阶段，上有“左”倾错误指导，军事指挥实行绝对的集中主义，军团内部又有曾洪易、乐少华这样的干部只知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事情就更加不好办了。其实，你越是机械地执行，就越是被动，越被动就越打不好仗，也就越挨批评。不结合实际情况具体灵活地执行上级指示，即使是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也是应当加以反对的。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 O年所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尖锐批评过这种对待上级指示的错误态度，更何况当时是在远离中央、深入白区的环境中进行孤军活动呢\?至于红十军团组建以后，则主要由于战场指挥方面的失误，谭家桥等几个关键性的仗都没有打好，从而加速了先遣队失败的到来。当然，如果尔后不实行军事战略转变，这支部队的失败仍将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几个关键的仗打好了，赢得了时间，夺得哪怕是暂时的战场主动权，就有可能通过以后的作战实践，逐步认识到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必要性并付诸行动，而不至于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这些又都说明了战役指挥员，为争取战争的胜利，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尤其重要。

四、“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严重地损害了军团的领导，这是导致抗日先遣队失败的组织上的原因。

七军团的领导核心，是按照宗派主义干部政策配备起来的，少数“左”倾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掌握着领导权，包括军事指挥最后决定权。他们的无知与专横给七军团带来的灾难，我在前面已经略作叙述，教训确实太深刻了。

组成红十军团时，领导干部的配备，仍然受着“左”倾宗派主义的影响，保留了乐少华的军团政委职务，反而把军团长寻淮洲降职为师长，并把他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这不仅是对寻淮洲个人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同时也是无视七军团从瑞金出动后转战数省以流血牺牲换取来的宝贵经验。新任军团长刘畴西是一位较老的军事指挥员，在南昌起义时就担任营长，经历了革命战争的锻炼，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在作战指挥上表现优柔寡断，也缺乏在白区同敌人机动作战的经验。“左”倾错误的干部政策，同抗日先遣队的失败是密切关联的。在战争中间，主要军事指挥员的配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我们讴歌它也好，批判它也好，最重要的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斗争历史，首先是一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英雄史；向时也突出地反映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错误严重危害的一个侧面，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些血的教训，有力地证明：违背了毛泽东思想，革命事业就要遭受挫折。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进军虽然失败了，然而由方志敏、寻淮洲等同志领导的广大指战员和烈士们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已成为红军斗争史中英勇悲壮的一页，将永垂青史!

蒋介石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并没有也绝不可能扼杀掉先烈们为之舍身奋斗的革命大业。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保存下来的力量，随即高举革命火把，又继续战斗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历史再次有力地表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在暴风雨般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的我们的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克服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潮及倾向。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遵照中央的电示，我们随即以胜利突围的部队为基础，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我被任命为师长，刘英同志为政治委员，率部向浙江南部进军。我们根据形势的重大变化，吸取过去斗争失败的教训，结合当面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和采取新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终于实现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经过同蒋介石十几个团的反革命“围剿”的反复斗争，我们在浙西南和闽浙边迅速打开了新的局面，创建了新的游击根据地，高举抗日、反蒋的革命旗帜，战斗在敌人的腹心地区。我们同南方其他各兄弟红色区域一道，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时，我们这支部队编入了新四军第二支队，重新北上，转战于大江南北，肩负起当年先烈们的未竟事业，投入了整个抗日斗争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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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六章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国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一个组成部分。浙南游击区，包括浙西南、浙南(含浙东南)、浙东几块游击根据地，其中心区先是在浙西南地区，以后移到浙南地区，而游击区域则遍及浙赣铁路义乌至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的浙江省南半部和闽东北边沿。这场游击战争，从一九三五年初开始，直到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我们与国民党浙江军政当局签署和平协议才告一段落。但是，浙南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并未就此偃旗息鼓，那里的革命军民继续投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胜利。

浙南游击区，是由一支红军主力部队，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军阀之间的战争已经基本停止，在革命低潮时节进入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开辟和发展起来的，这就形成了浙南游击战争的若干特色。

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绝大部分时间是率领挺进师发展游击战争，开辟、建设和保卫游击根据地。因此，我将以武装斗争为主线来记述这一时期的经历。

挺进浙西南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紧接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开始的。那时，党中央已率领主力红军离开了中央根据地，正在长征途中，留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统一领导原来中央根据地和各游击区的工作，领导人是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一九三五年一月底二月初，我们率领抗日先遣队的怀玉山突围部队到达闽浙赣根据地不久，中共闽浙赣省委向我们传达苏区中央分局转来的中央指示，要我们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成挺进师，由我任师长，刘英同志任政治委员，立即率部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我们得到上述指示的时间是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以后，但在这个指示中没有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那时我们也不知道有遵义会议的召开。受领任务后，我们立即进行研究。我们对于浙江并不完全生疏，上一年，北上抗日先遣队曾在浙江地区渡过了艰难的阶段。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蒋介石的老巢，反动势力强大，大部分地区党的组织被破坏，更没有红色根据地或游击区域作为我们的依托。但是浙江的工农劳苦大众是有革命传统的，浙江有些地域的地形条件对我也很有利。从全局来看，其时中央苏区虽已丧失，但是国民党的主力正被我主力红军吸引于北上途中，那里是主要的战场，相对地说来，浙江的敌人比较空虚，而且我们可以同坚持在南方的几个老苏区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先遣队北上时未能在浙江省立脚生根，主要是由于当时没有分散打游击的认识和决心。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教训，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不打正规战而打游击战，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变，我们相信是可以在浙江立脚生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

我们认真地分析了浙江的地理位置与地形，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我们创建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这个选择的主要理由是：第一，那个地区是在闽、浙、赣三省交界处，可以同闽东、闽北、闽浙赣几块游击根据地互为犄角，互相支援，而三省敌人之间的矛盾，又可以为我利用。第二，那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该地区在一九三O年曾受到过党所领导的红十三军革命暴动的影响，革命的火种还在一些基本群众的心底埋藏着。那里有一个青帮组织，其领导人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反抗已久，有打富济贫的要求，同我们有一点联系，可以成为我们初步的依托。第三，那里虽然交通发达，有杭(州)

江(山)铁路(即浙赣铁路东段)和三条公路干线，但大部地区山岭连绵，森林茂密，道路曲折，便于我隐蔽和机动。

在中共闽浙赣省委和省军区的帮助下，我们立即进行挺进师的组建。

先遣队突围的部队主要是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关枪连(已经没有炮弹和枪弹)和二十一师的第五连，再就是一些康复了的轻伤病员，以及政治部、供给部、保卫局的机关工作人员，共四百多人。此外，省委又将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一百多人编入挺进师。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下面不设团、营、连，而是编成三个支队和一个师直属队。支队实际上相当于连，但大都由团级干部担任领导。任命了王蕴瑞同志为师参谋长，黄富武同志为师政治部主任。师部机关有司、政、供、卫各部，但极其精干。后来还把机关人员编成一个政治连。

当时确定的行动路线是：由闽浙赣根据地南下，先到闽北根据地，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再去浙江。经过了个把月的整训，二月底，指战员们抱着继承先烈革命遗志、开创新的游击根据地的坚强信念，誓师出征了。

挺进师南下，首先要通过敌人在信江以北布置的几道封锁线。由于我们的准备工作比较充分，行动隐蔽而且敏捷，以一夜一百四十里的急行军翻过了灵山，通过了封锁线，渡过了信江，胜利到达闽赣边境。可是，当我们刚刚到达福建边境时，突然遭到了敌保安团的伏击。这次伏击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损失，是把我们仅有的一部电台打掉了，从此我们就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我们从闽浙赣根据地出发前，曾向闽北党组织通报，请他们派人接应。但当我们打垮敌人的伏击进入闽北根据地时，却到处碰到敌人，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闽北黄道同志的人。后来发现在一些村口和凉亭柱上贴着敌人的布告和反动宣传品，其中有署名李德胜的“劝降书”。这时，我们才搞清楚原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了。这个叛徒正带着敌人来闽北“清剿”，还把我们挺进师要到浙江去的行动计划出卖给了敌人，使我们遭到伏击。这样，我们只得放弃先同黄道同志取得联系的想法，决定以自己的作战行动，为进入浙西南打开通道。

这时，我们同抗日先遣队北上时留下的两个连队会合了。他们有一百五十余人，几十支步枪和几挺机关枪，由营政委洪家云同志率领，归建于挺进师。而原来编入挺进师的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在部队离开闽浙赣根据地后，大都掉队跑回去了。这样，挺进师仍是五百多人。为加强挺进师活动区域党、政、军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政治委员会，由刘英、粟裕、黄富武、宗孟平、王维信、姚阿宝、刘达云、洪家云、方志富等九人组成，刘英同志为书记。

浙西南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敌人在那里驻有较强的保安团队。我们必须先在外围活动，把那些保安团队吸引出来，给以各个打击，才好进入该地区。为此，我们于三四月间在浙闽边境进进出出，往返作战，一度打到江山，又在武夷山、洞宫山区兜了几个圈子，后来又辗转游击于龙泉河以南之庆元、景宁(现已撤销，大部划入云和)、松溪、政和(现已合并为松政县)、寿宁、泰顺一带，先后打了大小几十仗。比较重要的有溪头、小梅、沙湾、上标、潭边街、百丈口等战斗，歼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敌人自感“风鹤频惊”，十分惶恐。此时，敌人以为我们必将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立脚，遂将龙泉河以北的浙江保安团队纷纷南调，并令福建的新十师和第五十六师北进，妄想南北夹击，消灭我军。

四月下旬，我们正活动于庆元县的斋郎地区时，敌人令浙江保安第一团团长李秀率部一千二百余人，福建保安第二团团长马洪深率部一千余人，并在近千人的地主武装

(主要是“大刀会”)的配合下，从东北、正东和东南三个方向对我实行分进合击。当时我军只有五六百人，虽然敌我兵力对比悬殊，但我军战斗力强。我们决心利用斋郎的有利地形，精心组织一次战斗。敌人知道我军兵力有限，弹药不多，更无后方补给，拟以地主武装打头阵，先予我军以扰乱和消耗，然后出主力，一举将我歼灭。这却给了我军以各个歼灭敌人的良机。二十八日上午，战斗开始，手持刀枪的地主武装漫山遍野呼啸而来。近一个月来，我们已经有了对付“大刀会”的经验，我军以军事政治攻势齐下，半天不到便将他们完全瓦解。接着，浙保第一团李秀部，骄纵轻进，一下深入到我军预设阵地前沿。我集中火力，突然给以打击，杀伤其三百余人，俘虏约二百，敌团长李秀也被打断了手，率残部仓皇向斋郎东北四十里的英川逃窜。我军追击了十五里才返回。这时刚由东南方向烂泥村赶来之敌马洪深感到孤立无援，连忙带着他的闽保第二团狼狈遁走。战斗胜利结束。

斋郎战斗，是我军挺进浙闽边后的关键性一仗。斋郎战斗的胜利，迫使敌保安团队在以后一段时间内转为退守，龙泉河北面的敌人已比较空虚，一些反动地主也纷纷离开了浙西南，我们获得了开辟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有利时机，胜利完成了进军以来的第一个作战任务——打开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

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我们对浙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选择了龙(泉)浦(城)江(山)遂(昌)和龙(泉)云(和)松(阳)遂(昌)东西两片地区作为建立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域。因为洪家云同志率领的两个连归建之前，在龙浦江遂地区活动过，有一些工作基础；和我们有联系的青帮组织在这一带也有较大的势力，便于我开展工作。

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部队进入到龙、遂、松三县边界地区，受到当地青帮的热烈欢迎。这个青帮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是松阳县安岱后村的陈凤生和斗潭村的卢子敬。陈凤生早年在外地经商，加入青帮，接触过进步思想，受到过一九二八年崇安、浦城暴动的影响，向往革命，一九三O年回乡后，领导了攻打国民党枫坪警察所的武装斗争。卢子敬早年留学日本，受进步思想影响，中途归国，回乡办学校，加入青帮，积极学习与传播革命知识。陈、卢等一些青帮首领，实际上是当地很有威望的群众领袖。他们领导的青帮会众，绝大多数都是当地的贫苦青壮年农民，有强烈而朴素的革命要求。我们一到，他们就积极靠拢我们，主动表示希望得到共产党的领导。这样我们有了初步的依托，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开辟，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工作，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地区后的第一批地方党员和干部。

这时部队已改编为四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我们确定将第四纵队留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继续活动以牵制敌人，由第一、第二纵队担负开辟基本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其余各部队则由师部率领北进，辗转游击于浙赣路以南的汤溪(现并入金华)、龙游(现并入衢县)、金华、武义、宣平(观已撤销，分别划入永康，武义等县)、丽水之线，造成声势，迫使敌人北调，以掩护和保障第一、第二纵队开展工作。

挺进师在第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作战。北渡龙泉河进入浙西南地区后，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我们运用了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要求每个干部、战士都学会两套本领：打游击，做群众工作。

我们这支部队的前身，本是赣东北的子弟兵——红十军，是长于打游击的。后来奉命调往中央苏区，先后整编为第十一军和第七军团，在几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千里转战，已锻炼成为一支长于野战的红军正规兵团。现在要分散打游击，反而要从头学起，最大的困难是不少干部不愿意分开活动。怎么办呢\?只能在实际斗争中来培养和锻炼。我们于三四月间进入浙江并活动于浙闽边境时，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开始，我们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支小部队出去，要他们在外面活动半个月，然后在预定的地点跟我们会合。可是，过了三天，他就带着部队回来了。别看才出去三天，人也瘦了，眼睛也凹下去了，胡子也长了，无论如何要跟我们一起走，不肯单独行动。以后我们就改变办法：开始不叫他出去半个月，只出去三天，三天后在什么地方和我们会合；会合后再出去，增加到五天，五天后再到规定地点集合。这样，他们单独行动的办法多起来了，信心也慢慢增强了，以后就把出去活动的时间逐次增加到七天、十天、半个月，这样才学会了单独活动。以后甚至一个班长也能够带一支小部队单独活动了。

游击队要能自如的活动，根本的一条是要依靠群众，会做群众工作。所以我们一进入浙江，就向部队提出了这项要求。因为是新区，群众对我们不了解，加之语言不通，又受到敌人反动宣传的欺骗，群众难免有些害怕。他们听说红军来了，就躲起来，有的则被国民党反动派胁迫着离开了村庄。有时，我们连一个向导也不容易找到，筹措粮食给养更是困难。为了向群众宣传，有时只好叫自己的侦察员化装成逃跑的群众，口里喊着：“红军来了!红军来了!”群众也跟着跑出来了。侦察员再把群众拦下来，向他们说明情况，请他们带路，讲定每带十里路给一块银洋。当时我们的银洋还比较多。利用群众带路的机会，我们就做宣传。这样，群众得到了利益，又听我们讲了道理，知道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子弟兵，反对国民党抽丁拉夫和摊派苛捐杂税，纪律又好，确是爱护群众的。一传十，十传百，就不再相信国民党那一套骗人的鬼话了。在这一阶段的活动中，我们了解了群众的疾苦，熟悉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学习了一些浙南方言，积累了一些开展群众工作的新经验，对我们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很有作用。

浙西南山区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敲诈勒索下，农民生活极其困苦，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加之头年大旱，作物歉收，这一年春天又发大水，春花荡然，到处是灾民、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夏荒”，深入发动群众斗争。

此时浙江保安团队被我主力部队吸引和牵制在外，国民党兵力空虚，不得不集中有限的兵力守城而放松农村。我们也不集中部队攻城，而在广大地区辗转游击。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将国民党的区、乡武装消灭，区、乡、保长和土豪劣绅四处逃散，逃散不及而被我们捕获的，则按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罪恶多，民愤大的，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坚决镇压，没收他们的财产，分配给贫苦群众。如五月十七日我们袭占了松阳重镇古市，公开处决了反动镇长和巡官，五月二十一日袭击龙游溪口，又镇压了罪大恶极的第三公安分局长。这样就给了阶级敌人以沉重打击，使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从反动统治阶级的千年压榨下挺立起来，砸碎身上的枷锁，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这是浙南人民空前规模的革命壮举，也是全国革命低潮中一个局部的高潮，来势迅猛。我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大批的群众跟着，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反动区、乡政权瓦解了，接着就建起农民、青年、妇女、赤卫队等各种革命群众组织。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宣布所采取的革命行政措施。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便在浙西南地区出现了。

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浙江统治集团震惊。四月六日《东南日报》报道，“浙省无匪迹……治安绝无问题”。可是转眼之间，来自仙霞岭的革命霞光，已照映得浙西南一片火红。报纸惊呼：“松遂龙各县大半赤化”。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竤与省保安处副处长宣铁吾等赶忙集议，决定“进剿”，妄图将我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

敌人这次“进剿”，以浙江保安团为主体，纠合地主反动武装。国民党在浙江原有七个保安团，三月间，省保安处长俞济时带着三个团到宜昌去了，留有四个团全部用上，又调集了全省十五个保安大队中的十一个，以及刚从南京调来不久的税警团一个团，合计约八九个团的兵力，分四路向我进攻。我军参照前一段时间对付保安团的经验，决定将主力分为南、北两路，趁敌人尚在运动中，先一着跳出去，转入敌后，打击敌人，以便把敌人调出中心区，使中心区的工作能继续坚持和开展。

当我南路部队向西南方向出动的时候，师部则率主力北上了。开始，我们日夜兼程指向汤溪县城，在敌人拼命加固城防的时候，我们又迅速折向遂昌的门阵一带，在那里发动群众，斗争土豪劣绅，书写标语，扩大宣传。然后留下二十多人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以掩护群众的革命斗争，主力则由当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带路，直奔上阳村。接着又由上阳村的农民积极分子配合，进袭南坑。我们每到一处，发动群众，惩处恶霸，吸收青年积极分子加入红军，搞得热火朝天。

就这样，我们在汤溪、龙游、金华、宣平、遂昌之间辗转游击了十多天，把革命烈火引到了浙赣铁路线。浙赣线受到我们的威胁，各地告急的文电接连发到杭州，敌人的“进剿”计划眼看要破产，黄绍放坐卧不安，打着“推行新运(即蒋介石搞的“新生活运动”)、抚慰灾民”的旗号，带着一个士官教育团前来助威。这一期士官教育团集中训练的是浙江各县保安队的基干队长和常备队长，都是浙江保安队的反**共骨干。士官教育团装备比较精良，黄绍竤视为“怀中利剑”，于六月十二日亲自带到金华，以振奋浙西南地区的反动势力。我军侦知消息盾，预为布置，以逸待劳，给敌士官教育团以突然打击。先于十四日在宣平北乡之吴宅歼其一个整连，接着又奔袭小溪口，再歼其一个连。这两个连队的装备，全部为我缴获。黄绍竑受此打击后，于二十日匆匆跑回了杭州。敌人的第一次“进剿”遂告失败。

在武装斗争保卫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建设工作迅速发展。松遂之间的安岱后、大泮坑、大横坑、苏马坪，龙遂之间的玉岩、枫坪、小吉、上田、东畲，遂西南的王村口、独口，龙西的碧陇、住溪，福建浦城的毛垟，甚至丽火的雅溪、曳岭、丽云，龙南的上田、季山头、黄桶……几乎是一片火红。这些基本地区，建立了红色游击队，发展了群众武装，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普遍建立，住溪、王村口、官塘、枫坪、谷陈等地还建立了临时苏维埃政府。在党的浙西南特委统一领导下，各项工作不断深入开展。八月，群众开始了紧张的查田运动，量地插标，准备分配青苗和土地。

这时，挺进师已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五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连地方工作人员一起，不下两千人。地方武装也有千余人。我们的师部和领导中心放在王村口，还建立了后方基地。王村口的后山上就有军需物资供应站、军械修理所和伤病员休养所。

从一九三五年五月至九月中旬，前后四个半月，浙江第一块游击根据地已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五县之间建立起来，纵横百余公里。游击区域发展到北抵浙赣路，南到浙闽边界西段，西及赣、闽边境，东到丽水、宣平的广大地区。武装斗争为建设根据地打开了道路并提供了保障，根据地建设支持了武装斗争。我们初步实现了党中央交付的任务，在浙江站住了脚跟。

第一次反“围剿”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等于在蒋介石的后院修起了革命的堡垒，枪口相对，这必然是他无法容忍而要加以“平毁”的。革命斗争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实行革命的武装割据，“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是不会平息的。浙江当然不能例外。一九三五年八月，敌人开始策划对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

后来查明，蒋介石鉴于保安团对付不了我们，决定调动主力部队来“围剿”。国民党军委会在七八月间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这个总指挥部原先设在江西上饶，着重对付我抗日先遣队，以后一度移驻福建南平，重点对付闽赣边境，七月下旬移驻浦城，九月中旬移驻浙江江山。该总指挥部制定的《第一期清剿计划》(国民党蒋介石认为我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只是红军的“残余”，故名“清剿”而不叫“围剿”)，确定这次“清剿”要“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并委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当时，福建、江西、浙江、安徽四省边区受该总指挥部节制的部队共有六十三个正规团，罗卓英计划以其中的一大半来对付我年轻的浙南游击区。

由罗卓英任军长的第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装备精良，人员充实，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以后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其师、团长中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来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后来都是国民党军中的著名人物，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此次“围剿”之用心。

罗卓英的部队于八月间由江西向浙江开进，其“围剿”的部署是：以第十四师三个团在北面，第九十四师三个团在东北，第六十七师三个团在东南，浙江四个保安团在南面，第三师两个旅五个团在西南，郜子举“剿共军”

第二纵队两个支队四个团在西北。各部都构筑碉堡工事，对我浙西南根据地形成包围；又从北面的溪圩经东畲到南面的龙泉，构筑一条碉堡线，将整个包围圈剖为东西两半，以其第十一师三个团由龙泉向北机动。十八军军部率其特务团驻丽水。此外，还调第五十六师所属的两个旅六个团，由隙■（左石右祭）（qi）下市向东南经花桥、举水、荷地直抵泰帧，构成第二道封锁线，以求切断我转向闽北、闽东的退路。敌人集中了三十二个整团共约六七万人的兵力，连同地主武装号称四十个团，妄图围歼我游击队，彻底摧毁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敌人发动新的“围剿”，我们虽早有觉察，但开始判断认为是刚提升为浙江省保安处长的宣铁吾指挥。当时宣铁吾在遂昌设有“浙南剿匪指挥部”，指挥有四个保安团和十余个保安大队，构筑封锁线，扬言要用“回环压迫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直捣松遂龙间我根据地。我们对国民党浙江省防军的战斗力是心中有数的，而且我们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和第一次反“进剿”的胜利所鼓舞，所以在七月底、八月初发起了“八·一”大示威，以期打破宣铁吾的“围剿”。直到九月中旬，我们才逐渐查明这次“围剿”是蒋介石直接部署、由罗卓英指挥，并以敌正规军为主体。“八·一”大示威虽然给了敌人保安团队和反动地主武装以相当的打击，但过早地暴露和消耗了我们的力量。形势比我们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对付敌人如此大规模的“围剿”应取何种方针，关系重大。回顾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和在周恩来、朱德同志领导下的第四次反“围剿”，都是以运动战歼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特别是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一路敌人被歼灭了，一次“围剿”也就基本上被粉碎了。就是在井冈山时期，自朱、毛两军会合形成红军主力后，也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而现在我们只是一支游击队，我们一次最多只能消灭敌人一个营，还是保安团的部队。我们必须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也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我们决定留下第二纵队和第五纵队就地坚持，其余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九月下旬，我们由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南下，在龙泉道太以东敌军第六十七师和第十一师的接合部——蛤湖偷涉龙泉河，突破了敌人的云、龙封锁线，进入浙闽边境。

罗卓英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当他查明我游击队主力已突围进入浙闽边境后，知道以数万大军追捕我分散活动的不足千人的游击队，无异“以拳头打跳蚤”，不能奏效。因此，他除派一个师约五个团的兵力追堵我军外，仍将几十个团的大部队死死地箍住我纵横一百公里的浙西南中心区，企图彻底摧毁我游击根据地。

后来的实践表明，我们将两个纵队的兵力留在浙西南是留得多了。如果我们当时对敌情有足够估计的话，主力部队还可以少留一些；留下的部队应该化整为零，采取武工队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活动方式坚持斗争。

九月十九日，罗卓英开始血洗浙西南，先后延续八个多月，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事变”爆发才结束。

我浙西南广大革命群众和挺进师第二、第五纵队，在黄富武同志为首的浙西南特委和军分区的领导下，在敌我对比众寡悬殊的极端残酷的形势下，浴血奋战，以生命和鲜血誓死保卫红色游击根据地，写下了悲壮的篇章。他们在扼守玉岩、住溪、王村口等地的时候，日夜同敌军以营为单位编成的“搜剿队”作战，英勇机智，往往使敌人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苏维埃政府干部为了争取时间安置伤员，发动群众砍倒树木，横断交通，并在山崖上造石楼(即滚木擂石)、扎口子，凭险打击敌人。他们在王村口的馒头岭就是这样阻击敌人达三昼夜之久，打得敌人无计可施，后来不得不绕道石练方面去，爬上大乌尖从侧翼进攻，我军才放弃馒头岭，转移到第二个隘口御敌。敌人羞怒已极，焚烧了大小山路两旁的林木，漫天浓烟烈火，日夜不灭，并严密封锁，调整部署，紧缩包围圈。在反动地主武装的配合下，以梳篦方式漫山遍野来回“清剿”。十月三十日，黄富武等同志被捕后，形势更为严重。但同志们在人民群众掩护下，掩埋好战友的遗体，包扎好自身的伤口，整理好战斗的组织，继续战斗。支队整编为大队，大队缩编为小队，主要领导干部伤亡了，基层干部接替指挥。最后剩下几个人，他们也自动集合起来，选出指挥员，重新与敌人周旋。秋去冬来，天寒地冻，他们穴居饮雪，挖田鼠窝找粮食充饥，夜以继日、出生入死地坚持，与前来搜捕的敌人战斗。其中如张麒麟、余龙贵、宣恩金、曾友席、曹景恒、杨干凡、刘亨云等同志，克服了千难万险，直到几个月后，才同我们由浙南出击的主力部队胜利会师。

坚持根据地斗争的第五纵队，是以浙西南根据地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为主体的第一支浙西南人民子弟兵。尽管这支部队组建得晚，训练较少，但指战员们觉悟高，甘愿为保卫家乡、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英勇献身。他们人熟地熟，给予敌人的打击分外沉重；可是也由于他们是本地人，社会关系多，面目公开，易于暴露，牺牲最大。他们不愧是浙西南革命史上光荣的一代。

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坚持斗争到最后一息。如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同志(化名张云龙)，战斗到剩他一个人时，不幸左手负伤，他就凭着右手，轮换使用两支枪向敌人射击，最后在龙泉茶圆坑壮烈牺牲。又如安岱后的陈凤生同志不幸被捕后，敌人把他押到龙泉，软硬兼施，妥他招供。他坚不吐实。敌人残酷地把他钉在墙上。他还是不屈服。末了，敌人绝望地把他枪杀“示众”。其他如卢子敬、陈丹山等同志。都为革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敌人的烧杀惨无人道，对我们的同志不仅是枪击和砍头，甚至把他们当众“开膛”，割了心肝去下酒，被捕杀和活埋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不计其数。但是，敌人越残暴，革命军民的反抗越坚决。我浙西南革命军民在这场斗争中用生命和鲜血写下的壮丽篇章，将永留青史!

挺进师主力撤出浙西南中心区南渡龙泉河以后，敌人的追堵部队虽然只有五个团，不及其“围剿”兵力的六分之一，但是仍十倍于我，加上地方反动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的配合，我军的处境还是十分艰难的。我们和追踪的敌人往返兜圈子，周旋于浙闽边区的景宁、庆元、松溪、政和、建阳、寿宁、福安等地，战斗频繁激烈。

十月五日，我们在寿宁县境与闽东特委主要负责人叶飞同志等胜利会师。这是头一年我们抗日先遣队北上途经闽东与他们会师之后的又一次会师，群情振奋，十分欢快。随即，我们进到浙江泰顺县境。双方在交谈中一致认为，敌人组建了一个“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四省边区的反革命力量来对付我们，而我各红色游击区却互不联系，各自为战，这是很不利的。如果我浙江与闽东、闽北三个地区能取得密切联系，即使一时尚难统一行动，但只要能在战略上互相协调、互相策应，定可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基于这一认识，双方领导人很快取得了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一致意见。经协商，临时省委由刘英、粟裕、叶飞、黄富武、刘达云、阮英平、范式人、许信焜、洪家云、方志富、许旺等十一人组成，以刘英同志为书记，我任组织部长，叶飞同志为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并相应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由我任司令员，刘英同志兼政委。

临时省委成立以后，面对敌人不受调动、集中力量摧残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反革命策略，我们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除令北渡瓯江的第一纵队加紧向浙东地区(即括苍山南北地区)发展外，重点放在开辟浙南地区的漩击根据地。

浙南地区，主要是瓯江”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东濒东海，南接闽东，山岭连绵，地形险要。它比浙西南地区有两个更为有利的条件：一是一九二四年这里就有党的活动，一九二九年冬天以后的两年间，党在这里领导过武装暴动，红十三军的旗帜曾插到瓯江两岸的许多乡镇，在群众中留有很深的影响。此时在平阳、福鼎之间已有闽东党的工作，可以互为依靠。二是这里离浙赣线较远，国民党统治势力比较薄弱。于是，我们由浙闽边向东北行动，攻下了瑞安珊溪镇，立足于瑞安、平阳、泰顺三县之间，以比为枢纽向东南和东北发展，一直打到瓯江南部直抵东海之滨。接着我们又出动主力，

Chapter_28

兜了两个大圈子，攻克了瑞平泰外围敌人许多重要市镇和据点，如云和之东坑、梅岐、沙湾、渤海、大顺、小顺，文成之南田、西坑、黄坦、大峃(xue)、玉壶、峃(xue)口，瑞安的营前、高楼、湖岭、马屿、陶山、平阳坑，泰顺的百丈口、左溪、泗溪、仕阳，平阳的水头街、山门、腾蛟，苍南的莒溪，福鼎的南溪等地。局面打开后，确定由刘英同志带少数短枪和省委机关在瑞平泰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我则率领武装部队，在浙闽边进进出出，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浙江，吸引和打击敌人，以掩护和保护省委开展工作，并支援浙西南地区的斗争。

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是我浙南游击区经受严竣考验的重要时期。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暂时丧失了，但我们在浙南地区又开辟了大块的游击根据地；游击战则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的区域展开了。从总体上看，罗卓英三四十个团的“围剿”并没有打败我们，我们获得了新的胜利。

浙南党内的一些分歧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浙南党的主要负责同志之间主要是刘英同志和我之间在几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给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前面已经提到，我们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在电台被打掉后即已失去联系，我们并不知道有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清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于革命已转入低潮，留在南方坚持的游击队应取何种方针，认识并不十分明确。前一阶段，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实现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转变、进入浙西南、建立游击根据地、在浙江省立脚生根。四个多月的活动，进展比较顺利。后来几十倍于我之敌压下来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遭到血洗，刚刚取得的革命成果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在严酷的形势下，我回顾了浙西南这一段的斗争，产生了一些想法。我们在浙西南，基本上是按照过去中央苏区的做法，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本政策，并公开发展群众组织，公开建党、建政。在创建游击根据地之初，采取这些做法，有力地打击了地方反动封建势力，对发动基本群众和迅速打开局面有决定性作用。但是从坚持长期斗争来看，打土豪，分田地，打击面大，不利于团结和争取其他社会阶层。同时浙西南红色政权的中心区离铁路不过数十里，这样一个为广大白色政权所包围的小小的公开红色政权，当敌人以强大力量进行“围剿”时，目标非常突出，难以经得起敌人反复持久的打击。因此，我设想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应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当地转变策略，调整政策，团结中间阶层，对上层分子根据其不同表现区别对待，以孤立敌人，并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结合，以增强我对敌斗争的力量。但是，当我把这些意见同刘英同志商讨时，他认为这是对浙西南工作的否定而甚为反感，我们两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分歧。

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们获悉罗卓英经过几个月的“围剿”，正将主力集结于城市和交通干线。刘英同志判断敌人的“围剿”已经结束，要我即率挺进师主力回到浙西南地区去恢复工作。我认为敌人主力虽已集结，但仍在附近城市和交通干线，仅凭这个情况还不能判断敌人对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围剿”已经结束，挺进师主力仍应坚持在广泛区域内打游击，至于何时进入浙西南中心区，应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相机行事。我们的意见未能取得一致，刘英同志即以省委的名义作出主力进入浙西南恢复工作的决定，并派许信焜同志任挺进师政委会书记。

我们进到浙西南地区外围后，了解到经过敌人几个月的“围剿”，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黄富武同志已经牺牲，其他领导干部除个别走失外也已先后牺牲，保留下来的少数基层干部和部队，已化整为零，转入隐蔽的斗争。敌人的堡垒工事象围棋子一样，遍布整个地区。罗卓英的主力部队在经过军事进攻的第一个回合以后，收缩驻扎于浙西南及其周围的城市和交通干线，由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进入第一线，继续“清剿”，斗争正转向深入，敌情仍然很严重。在这种形势下，挺进师主力如钻到敌人的包围圈里去，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势将遭到毁灭性的失败。但许信焜同志坚持要执行刘英同志的决定。虽然由于我的决断，部队只进入浙西南地区进行了几次奇袭，随即转到广大地区去打游击，但却加深了我同刘英同志的分歧，并且在一部分同志中传扬开来。

闽浙临时省委是在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由浙南和闽东两个游击区的党的负责人，根据实际斗争的共同需要协商一致成立的。临时省委成立后，由于浙南游击区和闽东游击区双方都有些本位主义、山头主义，从浙南方面来说，还有以主力自居的思想；同时我们都不知道遵义会议的精神，受“左”倾冒险主义肃反扩大化的影响，互相错抓了人，错杀了人，发生了误会，双方都有气，以致产生了矛盾。临时省委本应按照党的原则妥善地来处理这些矛盾，但刘英同志却想“统”掉闽东。他几次提出要把叶飞同志留在临的省委工作，藉以调离闽东。我不赞成，认为这对坚持闽东游击根据地和协调两个地区的关系不利，也不符合组成临时省委的初衷。我对刘英同志决定派到闽东独立师任政委的人选也认为不当，可能对双方团结起不好的作用。刘英同志未采纳我的这些意见。临时省委成立后，三个主要领导人经常分开活动，省委的实际工作由刘英同志主持。刘英同志常常以省委的名义，把个人的意见强加给其他同志。刘英同志的这些做法，不能不引起闽东同志的疑虑和反感，也使我感到很难办。我是经常在外面打游击的，对于这些问题做了一些调解工作，也没能收到什么效果。

不久又发生了同黄道同志联系的问题。临时省委成立后，我们很想再同闽北游击区的黄道同志取得联系。大约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间，我正转战于浙闽边境，碰到了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就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黄道同志，希望黄道同志牵头，召集会议，商讨三个游击区今后的协同配合问题。在当时我们三个地区的负责人中，黄道同志是党内有威望的老同志，我认为由他出面召集会议是最适合的。刘英同志也给黄道同志写信联系过，但对于我给黄道同志写信甚为不满，并引起了恐慌。

一九三六年三月，刘英同志写信给叶飞同志，说临时省委已于二月二日决定叶飞同志兼组织部长，闽东特委设副书记一人，再次要叶飞同志来省委。当时我是组织部长，这个决定无论在事前或事后我都不知道，直到前些时，才从一份材料中看到。说明刘英同志既想把叶飞同志调离闽东，又想撤掉我这个组织部长。

一九三六年秋(时间记不准)，我正活动于闽浙边境之庆元县境，刘英同志以临时省委的名义给我送来一封信，要我乘与叶飞同志见面的机会，把叶飞同志押送省委，并派来一支武装监督执行。这个命令使我十分震惊，不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问题，总觉得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来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但我未能坚决抵制，将叶飞同志扣押了起来。当时，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党内存在着混淆两类矛盾的做法，叶飞同志如被押送到省委实在是很危险的。幸喜在途中遇到敌人伏击，叶飞同志乘机脱险。闽东同志随即宣布退出闽浙临时省委。扣押叶飞同志导致了闽浙临时省委的解体(以后，浙南方面仍然沿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这个名义，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才改为“中共浙江省委”)。

当我到达临时省委后，刘英同志立即召开会议，提出了所谓“分裂省委”的问题。说叶飞、黄道反对刘英，粟裕参与其事。对闽东主要负责同志进行声讨，对我进行斗争。因闽东同志已退出闽浙临时省委，我便成了主要斗争目标。当时对我也采取了敌斗争的手段，派了一个班把我监视起来，剥夺了我行动自由。

在这次会议上，把我率队转战于浙闽边境，给黄道同志写信，以及叶飞同志的脱险，都说成是我参与所谓“分裂省委”的活动，还把我在前面叙述过的我们在浙西南问题上的分歧，说成是我“全盘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对恢复浙西南丧失信心”；甚至把我们进入浙江的第一阶段，为吸引和调动敌人而在浙闽边的游击活动，也说成“一开始就对进入浙江没有信心”，等等。

刘英同志对我发动的这场突然袭击，我事前毫无觉察。面对严重的敌情，我们既已失去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同闽东、闽北兄弟地区的关系又搞破裂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刚刚遭到严重摧残，现在内部又出现了危机，在这样极端严重的时刻，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分裂了。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反复思考，从浙南革命斗争的全局着想，我被迫违心地作了“申明”。这场斗争才算结束。此后，我和刘英同志就分开活动了，刘英同志主要坚持于浙南地区，我则主要活动在浙赣路南侧和浙西南地区。我们在总的方面仍是统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内则各自行动，而且互相之间心存戒备，每当必须会合时也各自带着武装，并且不住在一个房子里。后来由于敌情严重，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开始双方失去了联系，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成功后才又会合。

浙南党内主要领导人之间的这些严重分歧，属于政策策略方面的，后来我在自己活动的范围内，从实际情况出发作了若干调整，刘英同志在浙南地区事实上也作了一些调整。不过我们始终未能就浙南游击区的建设和发展作过实事求是的探讨。至于采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手段来对待党内矛盾，在浙南党内还延续了一定的时期，带来很不利的影响。而闽东、闽北、浙南三个兄弟游击区之间的团结，经过了这一段的波折，到抗日战争开始，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在新的基础上才得到解决。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刘英同志于一九四二年在坚持浙江工作期间被国民党逮捕，英勇牺牲。旧事重提，是想把历史事实交代明白。当时我们都还年轻，又失去了中央和中央分局的领导，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和对问题的处理上，留下不成熟的痕迹。

第二个发展时期

从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事变”爆发到同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浙南游击战争的第二个发展时期。从客观上说，“中央军”调走了，敌情逐渐缓和，从主观上说，是因为我们依据实际情况，适时地调整了政策，发挥了政策的威力。

我们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前一阶段，我和刘英同志就常分开活动，我带大部队公开打游击，他带少数便衣武装人员做群众工作，双方紧密配合，工作比较顺当。逐步地我们把这种活动方法提到斗争策略的高度来对待，并使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我们分别组成了“突击队”与“牵制队”。所谓“突击队”也就是武装工作队，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带领便衣队、短枪队坚持于基本地区，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进行游击根据地建设。所谓“牵制队”，就是游击队的主力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打击敌人，以掩护和保卫基本地区，并发展新的游击区。刘英同志带“突击队”与省委机关坚持浙南地区，我则带“牵制队”在广泛的地域公开打游击。

在我率领“牵制队”单独活动的过程中，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了长期坚持敌后，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并为主力部队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跳板”，我们不仅要有相对稳定的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的周围，还必须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这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在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应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使我们的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为此，我决定把建立游击基点作为“牵制队”的重要任务之一，一面打仗，一面建设。我们在一些重要地区，选择条件比较好的村庄开展工作，几个或十几个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连成一片，就是一个游击基点，离开二三十里又建立一个游击基点，这样逐步向外发展。基点密集的，联系起来便成了一个小小的游击根据地。它的外围，还有分散的游击基点。这些游击基点和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开始是临时性的，经过斗争的考验和不断加强工作得到巩固和发展。

在游击区内，这种小的游击根据地和分散的游击基点之所以能够存在，除了有力的武装活动外，主要靠政策的威力。这个时期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我们吸取浙西南斗争的经验和教训，针对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我们改变了打土豪的政策，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征收“抗日捐”。比方说，我们到一个地主家里，如果他家里的人跑了，就根据部队的需要和他家负担能力的大小，给他写个条子，说明我们北上抗日，有了困难，需要他捐助多少担米、多少衣服和多少钱。假定我们希望他捐助两百元，便说明这次住在他的家里，吃了几担米、杀了几头猪，合计该扣除五十元钱，便要他再送一百五十元钱到什么地方去。地主回来，看到红军没有没收他的家产，是讲道理的，全家商量商量，设法把那一百五十元钱送到指定的地点。这样，矛盾不激化。但也有不送的，我们就写信警告他，要他在某天某时把钱送来，并且规定了接头的办法；如再不送，不仅罚款，后果由他负责。当然也有顽固的，以为我们奈何他不得，就是不肯送来，那就需要采取比较强硬的办法对待。

如汤溪周村有个地主乡长，我们通知他要送五百元抗日捐来。根据调查，他是完全可以负担的。但他不干。我们警告他说：你拒不缴纳抗日捐，现在要另罚五百元，合计一千元，如限期不交，定要惩处。他听了笑笑说：“想惩办我，谅他们没有这个本事!”其实我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的行踪，我们了如指掌，这一天，他出门了，我们的侦察员马上在半路上把他抓了来。他吓得要死。我们还是向他交代政策，要他交款。这一下见效了，他一回去，很快便把捐款和罚款共一千元全数送来了。以后他还到处宣传：“红军真厉害呀!……”这样，周围的一些地主在收到我们的条子后，大都及时认捐交款，不必动武。这就解决了部队的经费开支。

我们很重视群众的经济利益，注意发展山区经济，部队活动的地区大多是林木茂密的山区。我们的政策是支持竹木和山货出口，欢迎平原城镇的殷实客商进山做买卖，使商品流通，山区经济得到发展。这样做虽然还不能满足基本群众的长远利益，但对他们近期生活的改善是有利的，因而得到群众的拥护，自觉帮助我们防奸防特，通风报信。这样做，也争取了一批资本家和工商业者。我们的一部分军需用品，也能比较适时地得到供应。

我们还很重视团结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向青年进行革命、抗日宣传，把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通过他们收集一些报纸和进步书刊。这些书报，是我们了解情况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小块的游击根据地里，政权是我们掌握的，但形式是秘密的。当然时间长了，也就成为公开的秘密了。

在敌我争夺频繁的边缘地区，我们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争取原来的保、甲长为我们做事；另一种是把我们的秘密党员派进去做保、甲长。国民党和群众对立，不是那么了解情况，“白皮红心”可以存在得住。我们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谁个好，谁个坏，我们是有数的。对那些经常作恶的保、甲长，我们给以惩办，惩办了几个，大批保、甲长就保持中立，真正坏的给孤立起来了。

我们所建立的小块游击根据地，可以举宣(平)遂(昌)汤(溪)边区为例子。

早在一九三五年五月至九月，我们游击于浙赣线中段以南地区的时候，便进入宣遂汤地区，并在门阵、银坑一带回旋。这一带地形很好，以门阵为中心，坐南向北。背靠大岭，面对金(华)汤(溪)平原，群峰守望，竹木葱茏，位置重要。它不仅处于三县交界处，而且可以扼制三条交通线：其东有宣平至金华的公路，其西有丽水经遂昌至龙游的公路，北面有金华至衢州的铁路和公路，且有小溪由南向北通往金华，是竹木放筏必经之道。我们在这里打土豪，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并在芝肚坑、龙葱、周坞、黄塘井、小洋坑、紫坑、溪口等十多个村庄发展党员二十余人，建立了党的支部和遂汤区委。罗卓英“围剿”时，我军主力向浙南转移了，由于该地区处在敌人包围圈之外，工作又隐蔽，来受到严重摧残，门阵的群众，还掩护了我们一个伤员养伤达数月之久。一九三六年秋冬，我们已经有了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的想法，派人按新的精神去恢复工作。一九三六年底和一九三七年初，先后有两支部队进入该地区。春节前后，在紫坑成立了党的宣遂汤工委，统一领导这一小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由于执行了新的政策，经济上有一定的发展。中心点门阵被群众称为“小上海”，商业繁荣，平原上的客商带来大批布匹、医药等货物，交换山区的特产，使金华也实际上成了我们的“军需补给基地”。那一带的不少保、甲长是替我们办事的，区长、乡长往往保持中立。他们明明知道我们一些情况，但权衡利弊，不向国民党当局报案，因为报了案，反而会受到上司的责难和“进剿”军队的敲诈勒索，而且也要受到我们的惩处，两头不讨好。从敌人方面来说，先前进山骚扰的部队遭到我们几次打击之后也学“乖”了，小股的不敢再来，怕被我们消灭，大股的又上不来，因为道路艰险，给养困难，施展不开。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小小的但又确实比较稳定的后方。这个后方，在刘建绪的“围剿”时期，发挥了顽强的战斗力量，成为我们在浙赣线以南和浙西南地区坚持斗争的重要基地之一。

这个时期，我们进行游击战的范围相当广泛，如从鼎平地区出发，经瑞安、青田、缙云、丽水到达浙西南。而在浙西南，又可以在龙泉、遂昌、汤溪、金华、宣平、松阳等浙赣线以南的一大片地区活动，东进可到永康、武义、东阳、仙居、天台，南下可到云和、庆元、景宁、寿宁、松溪、政和等浙闽边地区，总之，战场比较辽阔。我们常常把活动的重点放在对敌人威胁最大、对外界影响最大的浙赣线南侧，有时甚至打到武义汤恩伯的家乡，打到青田高市村陈诚的老家，而且逼近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当然，到达这些地方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天台山以东，敌情就更加严重一些。有一次我们准备去打溪口，敌人发觉了，派了三个团来堵截。我们不得不暂时向天台山以南转移，打了一个下午，赶了七八十里夜路，才甩开敌人，第二天，我们又回头继续和敌人兜圈子。

由于我们有了若干公开的、半公开的、秘密的游击基点为依托，部队打了仗，疲劳了，一个晚上急行军便转到了游击基点。这里群众是我们的，封锁了消息，大家可以住下来，休整三五天，侦察好敌情，计划好行动部署，再跳出去，打击敌人，开展工作。浙南基本区是我们的大后方。有时我们也跳到那里去，在那里打击进犯的敌人，或者做稍长时间的休整。这样，如鱼得水，我们的活动比前一阶段自如多了。

此时，浙南地区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前面已经提到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是从一九三五年秋挺进师主力跳出包围圈，进入浙闽边，同闽东的同志会师后开始的。首先开辟了瑞平泰地区，接着闽东同志为了相互支援，便利机动，将原属闽东特委的鼎平中心县委(在福鼎、平阳、泰顺边界)划归浙南，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扩大到浙闽边境东段。“两广事变”发生后，我们利用敌情缓和之机，在“牵制队”的掩护和策应下，首先集中力量打通了根据地内各县、区之间的联系，使各基本地区连成一片，然后又调集一批力量，发展新区，扩大根据地范围，打通了温州沿海的交通口岸。一九三六年八月，我们又与活动于平阳北港地区的一支革命力量汇合。这支革命力量是由老共产党员叶廷鹏同志为首组织起来的。原来他在与党失去联系之后，仍然在那里联络群众，坚持斗争。当挺进师进入浙江，革命形势有了发展时，他又进一步团结了何畏、吴毓、陈铁军、杨进、黄耕夫等一批革命青年，并与北港凤翱乡的群众领袖郑海啸同志一起，在平阳北港和瑞平边创建了一块纵横十五公里的秘密工作地区。他们主动要求闽浙临时省委领导，这样就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扩大到平阳北港一带。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我根据地的幅员由浙闽边境东段向北扩展，一直扩大到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包括瑞安、平阳、泰顺、福鼎，以及青田、景宁、丽水、寿宁、霞浦、庆元、永嘉等县的部分地区，纵横二百五十余公里。为了加强党政领导，全区成立了浙南和浙东南两个特委，并先后成立了福鼎、平阳、泰顺、桐霞、霞鼎太、鼎太、瑞青泰、永瑞青、庆景寿、丽云边等十个县委和一个瑞平泰中心县委，成立了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党、团基层组织和贫农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建立和发展了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一批地方干部在斗争中迅速成长，如郑丹甫、周钦民、林辉山等同志，后来各担负起了一个县的领导职务。这时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又如头年夏秋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那样了，“党、政、军、民、学，工、农、青、妇、儿”，搞得十分红火。

浙南游击根据地建设的基本政策，仍是继续贯彻土地革命的纲领，打土豪、分田地。开始是领导群众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的“四抗”运动，进而发展到在一些中心区实行包括青苗在内的土地分配。此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逐渐高涨，适当地调整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口号。如对国民党的乡、镇、保长由镇压改为争取；地方士绅和中等商人，中立的允许自由来去；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等等。同时，还开展了争取城市知识分子的工作。

活跃于浙东地区的游击队，出没于瓯江北岸的仙居、温岭、三门、天台、东阳、永康、缙云、丽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并以永缙边的金竹峰、黄弄坑为活动中心，建立了党的浙东特委。在特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几个县委，各县委都有自己的武装，其活动区域主要是仙居、天台、东阳、永康、缙云五县交界的大盘山一带。敌人感到对他威胁很大，视为“心腹大患”，特地成立了一个“大盘山绥靖专员公署”来对付我们。可是他们消灭我军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开始，刘达云、张文碧、范连辉带着部队在这里坚持，以后张文碧同志到了第二纵队。刘建绪“围剿”时，刘达云叛变了，浙东游击区受到很大损失，但范连辉同志顽强机智，把散失的部队集中起来，继续坚持斗争。

一度丧失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这时又得到了恢复，重新组织了浙西南特委，重建了龙浦、龙遂、江浦三个县委及其下属的王村口、住龙等若干区委，在挺进师主力的掩护下恢复工作。他们接受了头年遭受挫折的教训，考虑到浙西南为敌人三省通道，势所必争，决定以秘密工作为主。这样表面上看起来不如过去轰轰烈烈，但工作更扎实了，干部和群众更坚强了，对付敌人的“围剿”更有办法了。

一九三六年底，挺进师再次由几百人发展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达数千人。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绍兴地区所属的三十几个县境。我们有了象浙南这样的比较巩固的大块游击根据地，还有了如宣遂汤边区及青瑞边的梅山、李山，飞云江边的五云山等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大量的分散的游击基点，做到了公开的秘密的互相支持，互相掩护。部队打游击的经验也丰富起来了，可以分散发动群众，也可以集中打击敌人。我们在浙江又打开了一个大发展的局面。

第二次反“围剿”

一九三六年冬，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西安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反共内战的条件。

可是，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消灭我南方红军游击队及游击根据地，加紧了在“西安事变”以前已经策划的对我南方游击区的“围剿”。他任命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接替上台还不到两个月的张发奎担任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又派国民党CC系骨干分子朱家骅接替黄绍竤任浙江省主席，还调浙江省保安处副处长蒋志英到温州地区主持“剿共”。

敌人的这次“围剿”，又以浙南游击区作为其闽赣浙皖四省边区的主要进攻目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刘建绪由杭州赴江山“四省边区总指挥部”接事，随即调集主力部队六个师、两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共四十三个团，开始筹划对我进攻。这时我游击区范围大为扩大，刘建绪已不可能采取罗卓英包围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方针，他采取了拉网式的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由外围到中心逼进包围的方针，企图先将我军向东南压迫，然后在浙南包围聚歼。他以第六十三师等部由浙赣路一线压我向南；以新五师、第五十二师及赣、闽保安团布置于江(山)浦(城)公路及松溪、庆元、政和之线，由西迫我东移；第五十六师由闽北伸向庆元等地；独立第九旅控制飞云江；泰顺有两个保安团；温、瑞、平为第十九师；福鼎有第八十师一个团。在浙闽边界，构筑了稠密的碉堡工事，专门组织了一个“浙闽边清剿指挥部”，任命第十九师师长李觉和永嘉保安司令许蟠云为正、副指挥官，企图切断我向福建方向机动的道路，将我逼迫到沿海地带的一隅再加以歼灭。此外，他们又强迫群众组织“联甲”及“剿共义勇队”、壮丁队，协助军队“进剿”，还采用移民并村手段，焚烧边区零散的房屋、茅棚，居民的油盐柴米按人头逐日配给，企图以此把群众和红军隔开，实现其“竭泽而渔”，消灭红军游击队的梦想。

当时，尽管我们对抗日高潮到来的可能有所预计，但对“西安事变”和紧接着的一连串政治事件的发生，还不能迅速作出准确的判断。在新形势的激励下，我们对当面的敌人发动了勇猛的进攻，想以此加快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次主动进攻，又一次暴露了我们的力量。不久，刘建绪向我大举进攻，我们的头脑才逐渐冷静下来，认识到蒋介石企图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一举将我南方游击队全部消灭。这实际上是国共双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军事上的最后一仗。在强敌的进攻面前，为了保存红军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战略支撑点，我们确立了自己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必须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统一起来。

这时，刘英同志鉴于敌人“围剿”的重点是原省委活动的主要地域，也就是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地区，他就决定越过飞云江转移到永(嘉)瑞(安)之间去继续主持领导工作，这是对的。但他同时又以省委的名义决定成立闽浙边区省委办事处，指定我为办事处主任，率领主力在浙闽边应敌，这是错误的。当敌人数十个团大举进攻，重点指向浙闽边，并力图寻歼我军主力时，不仅不应把挺进师主力留在浙闽边区，而且就连浙闽边的地方党也应该转入地下，进行秘密和隐蔽的斗争，以避开敌人的锋芒，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刘英同志个人作出的这个决定，当时我并不知道，当然更谈不上予以实施。

针对敌人“大拉网”的战术，我们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敌人梳过来，我们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为对付敌人大规模的“围剿”，作战单位逐渐分散，由开始百把人集中行动，逐渐分散到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人。但这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根据敌情与任务，有合有分，好在大家都已锻炼成为游击好手，可以组自为战，人自为战了。

这个时期是我们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作战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我们运用游击战术比较成熟的时期。我们以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十六字诀为指导，结合实际，经过无数次的作战实践，总结了一套经验。

我们把游击战术在浙南游击区的运用，归纳为六条原则：(1)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2)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3)支配敌人，掌握主动；(4)积极进攻，绝少防御；(5)飘忽不定，出没无常；(6)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

在作战，行军、宿营等等方面，也都摸索到了一套要领。例如在作战行动上，我们总结出这样的要领：(1)反敌人之道而行，并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2)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3)站在敌人翼侧、后方和圈子外围，不为敌人所合击；(4)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就等于等死；(5)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只要枪弹一响，刺刀就要杀到敌人的肚皮上去。隐蔽我们的行动和企图是我们的一条重要原则。我们总结了兜圈子、大小圈、“8”字形、“S”形、电光形、回马枪，东去西返，早出晚归等许多方式，做到飘忽不定，出没无常，使敌人无法捉摸。行军沿途的痕迹要留专人殿后负责消除，压倒的草要扶起来，脚迹要抹掉，有时则在与我们行动相反的方向弄出痕迹，迷惑敌人。

部队宿营，一般不住大村庄，大村庄道路多，不便于警戒。多半选择小村庄，最好是独立砖瓦屋，不住没有后门的房屋。那时我们实行“五班制”，每到宿营地，支队部住中间、东、南、西、北各放一个班。哪个方面发现敌情，就由那个方面的班抗击，掩护支队部和其他班转移，完成任务后，到预定地点集合。每天都要规定两个集合点，如果第一个集合点有敌情，就到第二个点去集合。为了适应分散游击的需要，指挥机关就是我带的一个班。这个班的成员有参谋，有警卫员、卫生员、绘图员、司号员、炊事员、理发员等等。他们既是专业人员，又是战斗人员，既执行本身的职务，又站岗、放哨、侦察、打仗，很精干。各支队也是这样。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地形道路，天天调查。从驻地出发，前边有条岔路，右转弯是到哪里去的，左转弯是到哪里去的，大路小路都问得清清楚楚。这样，即使在路上碰到敌人，我们也有办法跟他兜圈子。部队进入一个新地区，开始道路不熟，免不了要找向导。向导要可靠。向导既给我们带路，又是我们的宣传对象。每次找到向导，部队的领导人都要亲自谈话、查询、慰问。到宿营地后，不能立即遣返，以免走漏消息；而应在我们转移时，才能将向导辞去，并且要做好工作。

我们还从敌人那里了解情况，经常找报纸看，做些分析判断，也偷听敌人的电话。有时为了掌握敌人在某一个县的兵力部署和活动情况，我们就去袭击一个乡公所，把乡长抓来，叫他给县长打电话，说他这里很紧张，请县里赶快派部队来。县长回话说：哪里还有部队？县里的部队都开到那里去了。这样，我们就达到了目的。

积极进攻是游击战术的一大特色。敌人进攻我们，我们是被动的，就迅速转移，不同敌人决战；我们进攻敌人，是有计划的，只要情况不变，坚决打。运用最多的作战形式是袭击。

敌人的后方是我们袭击的主要目标。我们袭击的主要对象：一是蒋政权的基础或爪牙，常常神出鬼没地捉敌人的保、甲长，造成当地统治者的恐慌与动摇；一是捕杀敌军的哨兵和侦探，使敌官兵惊恐，哨兵不敢放哨，尖兵也不敢当。敌人的兵力过于集中，不好下手，我们就搞他落伍掉队的，打他的“尾巴”，或者叫“截尾子”。我们有个办法：敌人行军，要在岔路口做路标，我们就事先贫路上布置好埋伏，等敌人大部队通过，只剩下“尾巴”时，就移动路标，将敌人的“尾巴”引入我们设伏的地段，把他们通通俘虏起来。

破坏敌人的通信是我们经常的作战活动。浙江大部分县城都通公路，乡乡通电话。敌人用电话传递消息，用汽车运送部队，都很快。破坏公路桥梁，没有烈性炸药，用黑色炸药只能炸一个坑，不起作用，所以我们主要是破坏电话设施。开始时，我们把电线杆齐根锯断，过后，敌人把锯断的杆子埋起来，电话很快又架通了。后来我们再去，就扛两条凳子，站在凳子上把电杆拦腰锯成两截，使两截木杆都不能用作架线，这就不容易迅速修复了。

敌人进攻时，为了避其锋芒，我们坚决迅速转移。有时多路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们还利用有利地形和两路敌人互不联系的条件，导演“鬼打鬼”。如在一个高地上向两面山脚的敌人射击，等两面的敌人都向我们反击时，我们便从一侧秘密转移，使两面的敌人自相冲杀。这样，不但能够消耗和削弱敌人，而且可以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

但是，由于敌人太多，遭遇战还是经常发生，惊险的场面也常出现。有一次，敌人向温州以西“围剿”，我们由庆元、景宁之间北进，在云和附近过了龙泉河，再向北还要过松阳溪。在这一段，龙泉河由西向东，松阳溪则由西北流向东南，在丽水的大港头、碧湖之间两溪会合，形成一个三江口。龙泉河南岸有一条山龙泉到丽水的公路。我们过公路的时候，遇到敌人一辆汽车，部队看到就打，没有打到，汽车跑了，却引来了敌人。我们过龙泉河继续北进，准备过松阳溪。当晚，天降暴雨，引起山洪暴发，小小的松阳溪，突然变得又宽又深，天黑得看不见路，找不到渡口。天亮后，敌人来了，把我们卡在两溪之间十多公里的“三角架”里。开始，我们故意折回向南。敌人追赶。我们突然掉头向北，打回马枪。敌人闪开。我们乘机跑到溪边，发现了渡口有条船，没人管。我们马上上船准备过渡。刚上船，隐蔽在旁边房子里的敌人钻出来了，向我们猛烈射击。我们这才发觉中了敌人的计，便跳下船，沿着溪边，边打边跑，躲过了这股敌人。可是敌人一下子调来大部队向“三角架”包围过来，那真是紧张极了!困难极了!不得已，我们钻进刺丛里躲起来。不久，敌人就围上来了，到处搜，一边搜，一边喊：“看到了，我看到你了，赶快出来!”我们知道，这是敌人虚张声势。我们下了决心，把驳壳枪子弹上了膛，敌人不到面前不打，敌人一到，我就一个拚一个！由于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敌人怕挨我们的冷枪，也不那么大胆，加之大雨不断地下，下到天黑，敌人坚持不住了，走了。我们出来继续向北走，到了溪边。好在我们都会游泳，就组织泅渡。上了岸，到处有敌人的游动哨，每隔五里十里，总要碰到敌人。但我们终于巧妙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冲出了包围圈。这一天一夜急行军九十公里，连打七仗。

又有一次，敌人把我们追到一条山沟里，前面又被一个据点拦住。怎么办\?也是情急智生，大家就化装迷惑敌人。那时，我们和敌人穿一样的灰军装，就是帽子不同，我们是红五星八角帽。同志们把袖管和裤管卷起来，把帽子拿到手里当扇子扇风，一直朝敌人的据点门口冲。敌哨兵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就说是什么保安团的，从那里来，到那里去，说得没有漏洞，他就放我们进据点。我们进去后，连忙从后门出去。当敌人发觉有诈，从后面追上来时，我们已经安全地通过了敌人的据点，脱离了危险区。

还有一次，我们住在瑞安县平阳坑的半山腰，布置了警戒。不料，敌人熟悉道路，绕过了我们的哨兵，爬到我们的上面，居高临下地把我们往坎下打。山下是飞云江。我们下到江边，如果过江到对面去爬山，敌人要打我们的背，只好顺江而下。下游有个旋磨渡，那儿有一个石山咀子伸到江心，我们想由此过江，可是刚一下水，我就被一个大旋涡卷进去了，旋转力太大，来回转了三四个圈子还是划不出来。真是危险极了，再划不出来就会被旋涡吸到水底去。幸好后面的同志赶忙递个伞柄给我攥住，才把我拉上岸。刚上岸，敌人已经从后面打过来了。我们就你推我拉地从石壁攀上悬崖，好在天黑，我们不动，敌人没有发现。等敌人从我们下面追过去了，我们才又从敌人的屁股后面打过去。

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的处境都十分艰苦，这个时期就更为严重了。虽然山高林密，我们可以隐蔽，但敌人也摸出了一些对付我们的经验，前堵后追，有时我们整日整夜都在跑路，中间还要打几仗，有时甚至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搞得精疲力竭。记得有一次，我们连续走了三天三夜，最后到了金华附近的秘密游击基点，在革命群众的掩护下，我一觉睡了差不多四十个小时。三年中。我们在浙赣路以南，天台山以西，浙闽边以北，差不多大小山头都走遍了，而且很少走大路，多走羊肠小路，有时根本不走路，走山埂或水沟，使敌人看不到我们的脚印，无法追踪。吃饭的问题很严重，一连几顿饭吃不上是常事。有时候，敌人的“围剿”稍微松一点，我们可以在树林里烧饭吃，但又苦于没有炊具。那时，我们每人有一只搪瓷缸子，既当锅又当碗。到了宿营地，放半缸子米，半缸子水，用草枝一盖，烧起火来。大家围着火烤一烤衣服，有的就倒在篝火旁睡一睡。睡醒起来，饭已熟了，就开饭。但有时敌人“围剿”很紧，怕暴露目标，不能举火，只好吃生谷子。生谷子吃了不消化，大便拉不出来，没办法，只好互相用棍子扒肛门。

有了伤员更不好办。那时我们的卫生人员不多，药品很缺乏，有了重伤员，只能安置在群众家里。自从敌人搞移民并村以后，困难更大，不能抬着伤员行军打仗，寄到群众家里，又怕敌人搜查时连累群众，藏进山洞也不安全，因为山洞是敌人搜查的重点目标。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向死人“借房子”，把棺材打开，把里面的尸骨搬出来，垫上干草，把伤员放进去，暂时隐蔽、养伤。至于负了轻伤，就坚持跟队。有一次，我伤了脚踝，没药敷，就用苦菜叶子贴起来走路，贴了两个月才好。总之，生活很艰苦。在那三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部队大部分时间是露营，青天作帐，大地当床，很少脱过衣服睡觉，经常和衣而卧，“枕戈待旦”。

在抗击刘建绪四十三个团的“围剿”中，贡献最大、牺牲最大的是浙南的广大革命群众。他们中的一些优秀代表，把革命的希望、未来的理想，全都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身上。他们以崇高的品德和视死如归的气概，保卫着共产党，保卫着我们的干部和军队。据当地同志介绍，苍南五凤乡半山村的共产党员、游击队长潘世雅和他的妻子——地下交通、共产党员王玉英，在反“围剿”斗争中不幸被捕，潘世雅遭敌人枪杀，王玉英为保护党和红军的机密，乘敌人的警卫懈怠时，毅然用剪刀剪断自己的舌头，使敌人无法从她的口中获得任何材料。燕田一位游击队员被捕后，敌人把他押到云和七溪，吊打、熏辣椒粉、上老虎凳，受尽了酷刑，始终坚强不屈，直到被敌人枪杀，未吐露党和红军半点真情。我军从泰顺太平区根据地转移时，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黄明星和他的妻子卢桂莲，动员群众，将几十个伤员分散隐蔽治疗。不久，他俩先后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伤员。夫妻俩守口如瓶，没露半点真情。后来，这批伤员在群众的掩护下，全部养好了伤，安全归队。这些数不清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鞭策着我们这些幸存者，也教育着我们的后代：应该继承他们的业绩，无愧于这些平凡而伟大的无名和有名的革命英雄。

在艰难而壮丽的革命征途中，正如大江奔流，难免泥沙俱下。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们的队伍里出现了少数叛徒。他们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失，个别领导人的叛变所造成的损失是重大的，然而它没能阻挡伟大革命事业的前进。那些叛徒们的卑鄙行径，则永远为人所不齿!

刘建绪的“围剿”，虽然动用的总兵力比罗卓英的那次“围剿”要多，但是，我们反“围剿”的有利因素也有增加：第一，由于我游击区的范围已大为扩大，刘建绪的兵力与罗卓英集中于浙西南的兵力相比，相对说来没有那样密集了；第二，经过前一时期的工作，我们的社会基础更巩固、更广泛了，各大小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互相策应，加强了我们抵抗敌人的力量；第三，全国形势的变化曾迫使刘建绪一度放松“围剿”的进程，这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因此，尽管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地区遭受到的摧残十分严重，但是几块游击根据地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保存了较多干部。浙南这个战略支点，坚如磐石

迎接抗日高潮

在国民党的封锁与“围剿”之中，我们的处境虽然极其艰苦，但北上抗日的意志仍很坚定，大家非常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希望及时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

由于我们早就失去了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的联系，所以我们每到一地，就千方百计搜集敌人的报纸，从字里行间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并且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通过青年知识分子，搞来上海等地的进步刊物，如邹韬奋办的《大众生活》，从中体会党的方针、政策。当我们知道了党中央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布的《八一宣言》和一九三五年底提出的《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的精神后，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总路线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马上组织学习和宣传。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说明斗争形势，宣传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在游击战争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里，我们没有忽略过共产党人所肩负的政治责任，对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都力求从我们自己所能理解的水平，表明政治态度。例如，当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我军时，已是一九三六年一月了，我们当即发表宣言，表示积极支持。一九三六年六月发生了“两广事变”，当时我正带着挺进师主力转战于浙西南和浙东一带，刘英同志带领“突击队”在浙南开展秘密工作，尽管双方没有联系，但是都分别发表了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宣言。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的思想还是比较能够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的。

一九三七年春，经过多方努力，临时省委同上海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接着又经过上海党与中央取得了联系，这对于指导浙南游击区的斗争，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遗憾的是，那时我已同临时省委失去了联系，仍然处于闭塞的状况之中。

一九三七年五月之后，刘建绪对浙南的“围剿”进入最严重的阶段，其残暴程度达到了高峰，真是黎明前的黑暗。但是，此时民族矛盾已空前激烈，“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而我红军主力北上已胜利到达抗日的前进出发地，南方八省的游击根据地的革命红旗始终屹立不倒，全国人民包括海外侨胞又以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斗争紧密配合，国民党蒋介石迫于形势和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压力，其“北和南剿”的反动方针再也不能推行了。

一九三七年九月，我们正在门阵地区活动，由于消息闭塞，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实现第二次合作。这时从金衢平原上不断传来各种消息和谣言，说什么“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经过仔细分析，我们觉得可能是国共合作了，便派了一支小部队出去调查。这支小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开到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自我介绍说：“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要给县长打电话，了解情况”。镇长帮助给县长挂了电话。县长说：“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了……”他们问明了情况，收集了些报纸，便返回汇报。

我们开了个会，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动员教育。同志们听说国共合作了，要抗日了，觉得从一九三四年七月就已接受的先遣抗日的任务，很快就能得以执行，都很兴奋。我们要求大家百倍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发生意外。稍后，又给国民党遂昌县政府写了信，要他们派代表来同我们谈判。

不久，国民党遂昌县政府派了一个代表来到门阵，请我们下山进城。我们向对方严正表示：为了共同抗日，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同时告诉对方，第一，我们将开赴浙南根据地，沿途不得留难；第二，我们已经停止了打土豪，要求对方给我们补充弹药、给养，第三，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我军的独立性，我们不进城。对方表示，愿意回去报告，并尽快答复我们。

鉴于这次谈判可能成功，为了积极迎接民族民主革命高潮，我们即令部队集中于门阵，在小溪右岸驻扎下来，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开展练兵活动。与此同时，宜遂汤工委也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并发动群众为部队筹办给养，缝制新衣。

过了几天，国民党答应了我们的条件，欢迎我们下山。我们同时了解到临时省委已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当即决定集中部队开赴浙南平阳，与刘英同志等会合。我们在门阵村头的白沙庙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向群众告别，还请木偶剧团来为群众演出。群众欢天喜地，真象过节一般。

我们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门阵乡亲，翻山越岭，沿着崎岖的山路南下，绕过遂昌县城，经过石练、湖山、王村门、大潘坑，船寮、青田、大峃，到达飞云江南岸，和刘英同志派来的联络员相遇了，随即一同奔赴平阳北港和刘英同志等胜利会合。

以后，我才知道了闽浙临时省委同国民党谈判的一些情况。临时省委在同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后，逐渐了解到党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主张。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刘英同志主持下，以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名义向浙江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文电。其时刘建绪已奉蒋介石之命，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要和我方谈判。双方代表在鳌江进行了三天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妄图以和谈为名，迫我投降。我方代表表明了合作抗日的严正立场，揭露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对方见其阴谋不能得逞，便拿出蒋介石“停抚进剿”的手令相威胁，谈判随即破裂。在全国抗日高潮到来后，刘建绪复于八月间给临时省委送来亲笔信，要求和我方重开谈判。临时省委遂派代表到温州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谈判，九月十六日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实现两党合作抗日，这是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的转变。从浙南地区来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还比较自觉。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我们坚持了原则立场，国民党在军事斗争中没有取得的东西，在政治斗争中同样没有得到。

挺进师分散游击于浙南各地的游击队先后集中于平阳北港山门街，记得有范连辉，周瑞球、舒雨旺、杨立才、刘亨云、张文碧以及何畏、陈铁军等同志带领的各路部队，共四五百人。这个数字，和一九三五年初挺进师进浙江时的人数相当。但其成员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七军团、十军团的老骨干不太多了，充实了许多新的血液，有浙西南、浙南和闽浙边的一批工农子弟兵，有温州、上海等城市的知识青年。我们的装备虽然不算好，可是部队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是很强的。这支部队随即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下属三个支队和一个教导队。为了加强抗战力量，我们在大墩村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在山门街畴溪小学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部队补充新兵，加强训练，就地开展群众工作。此时，省委又派了吴毓、龙跃等同志去与中央联系。

这时，新四军军部已在南昌成立，以后又迁至皖南，来电命令我们赴皖南集中。一九三八年三月间，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来到了山门街，向我们传达上级的指示，并一同研究了部队进一步整编的问题。

党中央对南方各游击区的安全和巩固问题十分重视，一再强调这是“十年血战的结果”，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一定要保存。当时，日寇有在温州沿海登陆的可能，为了准备在日寇登陆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防止国民党当局再次背信弃义，发生变故，决定由刘英同志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和干部继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由我带领“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的战斗行列，还以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部分人员组成战地服务团，随部队行动。

一切安排就绪，刘英同志便和曾山同志一起先赴东南分局。我和刘英同志从这里分手后，就没能再见面了。我们是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在一起工作的，共同经历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和三年游击战争这两段艰难的历程。一九四二年春，刘英同志在温州被捕。他在狱中顽强斗争，坚贞不屈，于五月十八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了。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刘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人民永远纪念他。

三月十八日，我们由平阳山门街出发，欢送的人群饱含深情。浙南游击区的革命群众，三年来哺育了我们游击队的成长，不少人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我们的新生。现在，新的革命使命在召唤我们，大家都要为新的任务而战斗了，这样的分别又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途经瑞安、泰顺、丽水、松阳、遂昌、龙游、衢县、常山、开化、屯溪等县境时，都派人去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使一批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同志得以出狱。在北进途中部队受到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慰劳。这时的政治形势已与几个月前大不相同，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许多地方都成立了“抗日自卫委员会”，浙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群众正在以当年创建根据地那种热情和气派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部队收到他们的传单和慰问信，感到非常鼓舞。到达龙游以后，同志们要求乘火车到衢州，经过交涉，上了火车，一声汽笛长鸣，同志们的心随之飞到了抗日前线。我们行军一个月，到达安徽歙县岩寺，加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我们在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经历了由正规军到游击队和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两次转变，又经受了国民党的一次“进剿”和罗卓英、刘建绪两次几十个团的“围剿”，领导同志之间又产生过严重分歧，但是，不管形势怎样险恶，鼓舞我们的强大精神力量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总是要胜利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信念，推动着我们从失败和挫折中接受教训，推动着我们在新的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走向新的发展。三年，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但成果也是丰硕的。第一，在敌人的心腹区域沉重地打击敌人，较长期地吸引和牵制了敌人相当数量的兵力。仅以我们进行的两次反“围剿”为例。就先后吸引、牵制了罗、刘两敌各三四十个团的兵力。历时各达八个多月之久。其间，对敌人力量的消耗与打击是难以用数字表达的。一方面，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长征和南方各游击区的斗争牵制了敌军的主力，这是对浙南游击区斗争的有力支援；另一方面，浙南的斗争，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配合和掩护了邻近兄弟游击区的斗争。第二，努力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在敌人的心腹地区发动群众，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并把浙南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这个战略支撑点，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培养、锻炼和储备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战斗队伍，成为组建新四军的部分骨干力量，并把“先遣抗日”的旗帜胜利地插到了江南敌后，报偿了党和人民四年来所寄予的殷切希望。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是许多党的优秀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鲜血、意志与生命的结晶。挺进师政治部主任(后兼任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同志，领导浙西南反罗卓英“围剿”斗争，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日被俘，坚贞不屈，蒋介石亲自下令，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二时许被杀害于丽水南明门外。师宣传科长王维信同志，一九三五年四月底在斋郎战斗中负重伤牺牲。师组织科长兼地方工作科长(浙西南特委第一任书记)宗孟平同志，一九三五年五月在龙泉茶岙岭战斗中牺牲。第一纵队前后两任纵队长朱宝芬同志和王屏同志，在开辟浙东地区的斗争中牺牲。第二纵队长李重才同志和政委洪家云同志，在反罗卓英的“围剿”时，在浙西南战斗中牺牲。第三纵队长刘汉南同志，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安仁镇赤源坑战斗中牺牲。第三纵队政委兼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同志，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在龙泉茶园坑战斗中牺牲。第四纵队长王裔三同志和政治委员李凡林同志，在游击于闽北根据地时牺牲。第六支队政委王春华同志，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四日在英山附近的战斗中牺牲。还有如地方工作团团长、浙西南特委副书记杨干凡同志，工作干部朱干、杨林同志，第三任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焜同志，以及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同志，都为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洒下了最后一滴血。还有更多的，我所不知道的无数的无名英雄。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英雄们，他们的革命精神是永垂不朽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庄严指出：“…南方各游山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我以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英勇奋斗而牺牲的烈士们，是夺取这些胜利的最光荣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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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七章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

这段历史，发生在一九四○年。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加紧推行反共政策作为其准备投降的重要步骤，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更加集中地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来了。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奉命率领所属主力部队挺进苏北，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把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实际情况紧密结合，正确地处理了党内外、敌友我、军事与政治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经过五次战斗，赢得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战役决战的胜利；实现了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胜利会师，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多年来，回忆和歌颂这段历史的作品已经不少。我愿以这场斗争的亲身经历者的身份，为读者提供一些背景材料。我的回忆，将侧重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军事指挥方面。

江南新四车挺进苏北

苏北地区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定的战略地位，它是一个有两千多万人口，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是控制日寇沿江进出的重要侧翼；又是连接我新四军同八路军的重要纽带。苏北抗日局面一旦打开，向南可以与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相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设在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向北、向西发展，可以与山东、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接，分别直通华北、中原。控制苏北，对于我发展和积蓄抗战力量，更沉重地打击日寇，以及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苏北是日、顽、我必争之地。

新四军向苏北发展，是党中央早就确定了的方针。一九三八年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江南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有过明确的指示：“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是茅山山脉”。五月四日又指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应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这个任务的提出，是对蒋介石的险恶意图作了充分的估计的。自主力红军长征，蒋介石便想彻底消灭我坚持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但是来能得逞；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将我坚持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但又将我主要力量限制在面临长江天险和日寇侵华心脏的南京附近地区，实行借刀杀人之计，企图借日寇之手消灭我军于这一狭窄地区。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将计就计的方针，要求各部迅速深入敌后。因为我军一经开到敌后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就如鱼入水，蒋介石将无以售其奸。

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我新四军江南部队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在皖南歙县岩寺集中后，即派先遣支队向苏南敌后挺进，接着，第一、第二支队于六七月间挺进到苏南敌后。约两个月，便取得了韦岗、新丰、新塘、句容城、珥陵、小丹阳、永安桥、江宁、当涂、禄口等大小百余次战斗的胜利，与新四军皖南、江北部队的英勇抗敌行动遥相呼应。

项英同志从右的立场看待国民党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不敢到敌后去，希望通过谈判在第三战区范围内得到一个“较好”的防区。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向他做工作，说明“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接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的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但项英同志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仍然顾虑重重。当时，苏南敌后空隙很大，群众在日寇蹂躏下，迫切盼望抗日领导力量的到来，是我军获得大发展的好时机。项英同志却把过多的力量，其中包括经过战争锻炼的许多骨干力量和大批知识青年留在皖南。后来还把已在苏南敌后取得了一定作战经验，并初步改善了装备的主力部队第一团、第三团先后调回皖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军在敌后的迅速发展。

一九三九年二月下旬，周恩来同志亲自到皖南来对项英同志做工作，同他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此后项英同志派了一些干部到苏南、江北加强敌后工作，但他常常屈服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压力而不断动摇。

当时蒋介石、顾祝同划定我第一、第二支队的防区非常狭窄。如第二支队的防区，被划在南京、天王寺、秣陵关这个三角地带，最长距离不过三十公里。为了发动群众，抗击日寇，我们不断冲破蒋介石的束缚，打到防区之外。向南打到高淳、郎溪，西南打到芜湖，东北打到镇江、金坛一带。“抗日有罪”，每次打击日寇的行动，都遭到顾祝同的追查、警告。项英同志不仅不敢理直气壮地予对方以反击，反而责难我们“破坏统一战线”。一九三九年五月，陈毅同志决定派叶飞同志率领第六团挺进到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活动。项英同志得悉后十分恐惧，急电制止。那一天，陈毅同志把项英同志的来电交给叶飞同志看。电报中说了两点：澄锡虞是日寇控制的重要地区，交通便捷，部队去了会被消灭，那里不是国民党划定的防区，我们去了，会破坏统一战线。这时，陈毅同志面色阴沉，一言不发地在室内来回走动。稍停，突然问道：“你带部队到澄锡虞，会被敌人消灭吗？”“叶飞同志坚定地回答：“不会的!我们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还会发展。”陈毅同志严肃地拍着胸说：“好!部队被消灭由你负责；破坏统一战线由我负责。决定去！”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广大指战员就是这样坚决地抵制项英同志的错误主张。

这时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茅山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我们就陆续派主力部队北渡长江。

一九三九年初，派出第一支队第二团一部，协同管文蔚同志所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丹阳县游击纵队，积极向扬中和长江北岸发展，消灭了企图叛变的丹阳县游击纵队第二支队，加强了梅嘉生、韦永义两个支队，控制了扬中和江都所属的大桥一带江北沿岸阵地。这里的位置十分重要，控制了这个地区，使我军获得了向苏北发展的跳板。

十月下旬，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请求我军协助其运送部分弹药过江，我们即派陶勇、卢胜同志率二支队第四团一部北渡长江，进入苏皖边区以后与梅嘉生部合编，命名为苏皖支队，活动于扬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并向北发展，同新四军第五支队取得了联系。

十一月底，为加强苏北力量，又决定叶飞同志率江抗二路(原第六团)到达扬中，与已发展改编为江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的管文蔚部合编，然后渡江北上，向吴家桥周围地区发展，积极打击敌伪。

到此时为止，江南敌后我军已有数支主力部队到达苏北，控制了长江渡口，造成了我军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此时，我新四军江北、江南指挥部已先后成立。第一、第二支队由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

在派出主力部队的同时，苏北地方工作也在积极开展。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惠浴宇同志由延安分配到苏南，陈毅同志了解到他是苏北人，就派他到苏北扬州、泰州地区开展工作。以后协助韦一平同志组织了党的临时工委(后改为苏北特委)。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苏北革命群众也逐步活跃起来。泰州、泰兴、如皋、南通一带，是一九三○年土地革命时期红十四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当年的武装斗争虽然失败，但是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很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些革命分子开展宣传活动，收集武器，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同时，上海地下党(江苏省委)也陆续派出党员、干部到(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并组成江北特委，发展进步势力，利用社会关系开展对友军的工作。由北而南的工作也在开展。赵毓华、钟民、朱群、陈伟达、周一峰、洪泽、韩念龙、梁灵光、许家屯、俞铭璜、茅珵等同志都已从各方到来。各路力量汇于苏北，给予我军挺进苏北以有力的配合。

一九三九年底和一九四○年初，抗日战争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日寇在对国民党加紧诱降的同时，集中主要兵力打击我党和敌后抗日军民，首先是华北敌后军民。国是党顽固派在日寇的诱降政策下，加紧推行“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方针，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我粉碎后，将磨擦中心逐步由华北移向华中，以顾祝同、李品仙、汤恩伯、韩德勤从苏南、皖中、皖东、豫东和苏北等地大举向我进攻，作为其准备投降的重要步骤。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鉴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血的教训，及时地要求全党同志提高警觉，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力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并作出了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鉴于日寇大量增兵，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方斗争日益艰苦，以及国民党可能的公开反共和投降，全国性突然事变可能到来，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上作了这样的部署：派八路军主力两万余人由冀鲁豫分路南下，会同新四军第四、第五、第六支队以及江南指挥部已到达苏北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共同完成发展华中的任务。

党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体现了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领导，不仅在当时对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的建议，指示“皖南军部速移苏南为宜”。从我们控制的郎溪、宣城地区到军部驻地泾县云岭仅一百六十公里左右，双方对进，一昼夜就可会合。我们布置了三个团去接应他们北进，并将电台呼号、通信联络约定好了。但项英同志竟又动摇起来，以种种借口拒绝北移，反而再三要求中央批准将叶、陶等部调回皖南。

党中央断然拒绝了项英同志的要求，于一九四○年五月四日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重要指示。其中指出：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8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作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该强调统一，如果不斗争，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中央还就我在敌后地区的发展方针着重指出：“不应强调华中特殊而坐失发展时机，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

这些指示是对项英同志右倾思想的再一次教育，又是对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广大指战员的鼓舞与支持。陈毅同志当即召集县团干部会议作了传达，并提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广大干部了解到“五·四”指示的精神后，群情振奋。同时，陈毅同志以中央军委新四军分委会副书记的身份，再次向项英同志提出建议，促其北上。但项英同志却向中央撂挑子，说中央的“五·四”指示表明他的领导已有了路线错误和不执行中央方针，他“当然不能继续领导而且无法领导”。

六月，国民党蒋介石部署的由顾祝同、冷欣、韩德勤飞李品仙从南、北、西三个方面向我新四军进攻的阵势已步步进逼，由于项英同志的坚持，我皖南、苏南部队已无法集中；江北几支部队协力发展华中的步伐因种种原由进展不够顺利，我军现有的力量已不可能求得在大江南北同时对付顽固派的进攻。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六月十五日，陈毅同志当机立断，急电中央：决心部署移往苏北，“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这时，我们同延安已有了直通电台。从此，完全摆脱了项英同志的限制。

江南新四军主力部队挺进苏北，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年。这时，苏北敌后广大地区大都为国民党所统治。蒋介石派顽固派、反共专家韩德勤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他依靠其嫡系主力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等武装，实行苛政重赋，鱼肉人民，极力镇压爱国运动，摧残抗日力量。如一九三九年春，突然围攻我东海县抗日武装——八路军独立第三团，杀伤该团团长以下数百人。同年夏，又围攻我活动于高邮湖北闵家桥地区的抗日游击队，惨杀该游击队领导人陶容以下数百人，其中大部是共产党员。类似大小血案，遍及苏北各地，时有所闻。苏北国民党部队内部爱国官兵的抗日要求，也受到韩德勤的压抑。日寇在其兵力不足的困境下，乐于利用韩德勤作为其镇压苏北抗日军民的统治力量。日、顽双方信使往还，狼狈为奸，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韩德勤已成了苏北抗战的主要障碍。要坚持和发展苏北抗日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必须从韩德勤手中夺取苏北抗战的领导权。所以陈毅同志于一九四○年五月八日向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先向省韩下手。”

当时，苏北地区由韩德勤指挥的国民党总兵力共有十六万人，其中韩德勤系统八万人，号称十万。但派系繁多，矛盾重重。驻在泰州及其附近地区的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及曲塘一带税警总团陈太运等部，都是深受韩德勤排挤和歧视的中间势力。他们的处境和具体情况与韩德勤的嫡系部队和保安旅有所不同，因而政治态度也有差异。李明扬是老同盟会员，资历比韩德勤老，他和李长江原是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处正、副处长，自从顾祝同、韩德勤包揽江苏军政大权以后，保安处长由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取代，两李的地位一落千丈，后来得到桂系的扶助，才维持了当时的地位。他有一定的民族意识。他企图借助于我新四军的抗战声威，以抵制韩德勤的压迫与兼并。而贵州籍的苗族人陈太运，属于宋子文系统，是以同乡关系得到何应钦的支持而维持了今天的地位的。他也有一定的抗日意识。一九三九年，他曾一度被韩德勤软禁于兴化。在季方、黄逸峰等同志的帮助下脱险归来后，曾暗中联李反韩。

我们认为，李、陈等地方实力派与韩德勤之间的矛盾，虽有其自身的利害关系，但包含有坚持抗战与破坏抗战的矛盾。在苏北顽、我之间，李、陈等地方实力派处于重要的地位。如果他们能中立，就便于我们同韩德勤作最后的较量。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曾明确指示：对于中间势力，如李明扬等，我应采取中立他们的政策。所以我们把同韩德勤争夺中间派作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解决苏北抗日领导权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苏北争取中间势力以孤立韩德勤这个问题上，陈毅同志表现了高超的策略思想和领导艺术。早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的新丰战斗之后，丹阳县抗日自卫团的负责人管文蔚同志前来要求新四军领导时，陈毅同志就指示政治部主任刘炎同志派一批干部去加强该部的建设和改造，将该部扩编为丹阳抗日游击纵队，并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向扬中及江北大桥地区发展。其后，陈毅同志了解到李明扬部第二纵司令颜秀五是苏北人，就要惠浴宇同志以同乡关系与他联络，并且经颜秀五的疏通，与李明扬、李长江取得了直接的联系。一九三九年，陈毅同志曾写信给李明扬，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名义向他致意，措词恳切，李明扬看了非常感动。以后刘人夸口：“我在这里打坍了，到延安去，玉阶(即朱德同志)会招待我的。”从此开始了与李明扬的信使往还。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陈毅同志由惠浴宇、管文蔚等同志陪同，三次到泰州和两李见面，表达我军团结抗战的诚意。陈毅同志特地从我军的战利品中挑选了三十支三八式步枪送给颜秀五。选了一匹好马，佩上新鞍鞯，送给李长江。还向李明扬赠送了指挥刀。两李待陈毅同志为上宾，在泰州街上贴标语；“欢迎四将军光临指导!”他们以“四将军”称呼我新四军既表达了他们对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敬重，又以此避免韩德勤等反共顽固派对他们的刁难。还集合队伍请陈毅同志训话，并将韩德勤的反共密令告诉我们。陈毅同志也面告两李，由于苏南顾祝同、冷欣对我逼迫，我军不得不到苏北抗日。两李也表示谅解，有助我东进抗日反韩的意愿。这一切，为我挺进苏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是，对两李的统战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实表明，由于两李在抗日反韩这一根本立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摇摆性，因此对他们的争取工作要准备“和”与“打”两手并用，“和”是为了争取，“打”也是为了争取。当我方积极争取两李时，韩德勤利用两李对蒋顽压力的畏惧以及对我挺进纵队在江北发展的疑惧心理，又打又拉，表示要与两李“捐弃前嫌，重修旧好，共同反8共”，使两李动摇而倒向反我。

一九四○年五月十七日，我挺纵为粉碎敌伪“扫荡”，移往江都郭村休整。两李在韩德勤的挑唆下，说是占了他的地盘，竟向我挺纵下最后通牒，限三天退出郭村。在顽军保安第三旅的配合下，调动其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纵队向郭村进逼，总兵力达十三个团。其第二纵队踞于塘头、宜陵、丁沟一带，隔断郭村与大桥地区和苏南我军之联系；第四纵队在泰州、刁家铺、口岸一带；保三旅则在郭村以北之小岐一带，妄想一举围歼我挺进纵队于郭村、大桥地区。

此时我方政治、军事态势急迫。一方面挺纵兵力单薄，顽我兵力对比悬殊，如作战不利，我将失去大江南北交通的枢纽地带，势必严重影响我主力北上。另一方面，即使打败了两李，但如果处置失当，两李倒向韩德勤一边，造成韩、李反共大联合，对我发展苏北也极为不利。加之此时在有的领导干部中对党的统战政策和争取两李的方针认识不尽一致。在此关键时刻，陈毅同志一面令在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的苏皖支队星夜赴援，一面电示挺纵：他将立即渡江北上，亲临决策。电报发出后，他便换了中式夏布衫裤，戴上凉帽，匆匆向江北赶去。

挺纵领导叶飞、管文蔚、姬鹏飞、张藩等同志接到陈毅同志的指示后，一面作紧急应战的准备，一面派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同志为代表，前去泰州向两李倡言和平。可是，李明扬却以开会为由离泰州去了兴化，李长江则扣留了陈同生同志。六月二十八日，开始了对郭村的大举进攻。李部先后到达兰家桥、白塔河、杨家桥、董家桥、庄家桥、吴家桥、黄毛墩、麻村等地，形成四面包围、十路进攻之势。我军收缩于郭村、西周庄坚守。他们在地方党和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利用李部各路互不配合的弱点，采取积极防御，逐次杀伤其最突出的一路，有效地稳定了郭村阵地。这时，奉命增援的苏皖支队已由陶勇等同志率领，跨越天扬路，夜渡邵伯湖，穿过日寇封锁线，日夜兼程一百余公里，突然进入了李部防区——郭村西面的杨家桥、麻村一带，与挺纵取得了联系，并于当夜进入郭村，分担了部分防务。

六月三十日，我军挺纵第一团两个营于夜间隐蔽出击，突然袭入李军后方重镇宜陵，消灭其一个营和一个团部，李军大恐。此时，共产党员陈玉生同志率领了一个团

(该团是我地方党领导的部队，为适应斗争环境，当时公开用李明扬的第三纵队第八支队番号)，共产党员王澄同志率领了一个营(该营是李明扬的第二纵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是我地方党所控制的)，在我第四团接应下立即起义，进一步改变了战场形势。我军反守为攻，对李军实行内外夹击，歼其三个团，迫使李军全线溃退。

七月三日，陈毅同志被迎到郭村，他给部队以热情的慰问和鼓励。但他又说：战役和战术上的胜利，不等于战略上的胜利。我们要打开苏北局面，非把韩德勤打败不可；要打败韩德勤，就必须争取两李中立，不使他投奔韩德勤。这一打，究竟是把两李打到韩德勤一边去，还是打到我们这边来，这就要看我们政策和策略的威力了。

这时，有的同志主张驻守郭村，不再前进；有的同志又主张直下泰州。陈毅同志认为郭村地区过于狭小，将来势必还会发生磨擦；而打到泰州又会逼得两李非倒向韩德勤不可。他决定乘胜打下塘头，控制交通要点，解决部队给养；又在泰州城唾手可得的态势下，适可而止，收兵于泰州城郊的碾米场，并派代表去见李明扬，表明我顾全大局，灭敌、反顽、联李的方针不变，要他以“互助互让、共同发展”八个字来推动抗战。这时，李明扬从兴化赶回来收拾残局。听说我们不攻泰州，还派来代表倡导和议，正是求之不得，连忙向陈同生同志赔礼道歉，派专使陪送返回挺纵。电话架通后，陈毅同志亲自同李明扬通话，再次表明我军为了团结抗战，愿意与他们重修旧好，将俘虏他们的人员全部释放，归还缴获的部分枪支，并愿将郭村等地全部让出交给他们，但要求他们团结抗日，助我东进；如果将来韩顽不以民族利益为重而向我进攻时，希望他们保持中立。李明扬难中得救，全部答应。

郭村战斗是巩固苏北桥头阵地的一仗，也是同韩德勤争夺两李的关键一仗。至此我们取得了政治和军事的双重胜利。

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

一九四○年六月中旬，我江南指挥部率领第二团、新六团等部准备经溧(阳)武(进)路向长江边北移。顾祝同、冷欣以其第四十师主力一部及“挺进军”第五团等部对我突袭。我军奋起自卫还击，歼其两个团于西塔山地区，余部溃逃。我军随即越过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日寇的几道封锁线，于七月八日前胜利到达苏北吴家桥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

江南指挥部率部过江后，苏北顽、我斗争进入新的阶段。在此以前，双方以争夺中间力量为中心，此后即将进入正面的交锋了。我们分析形势，蒋介石、韩德勤绝不会允许我们在苏北敌后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顽、我之间势将有一次决战，必须积极做好准备。至于对韩德勤的斗争方针，我们认为，在韩德勤军事实力数倍于我的形势下，要争取我在苏北全局的优势，必须坚持自主的原则，但这时正处在顽固派两次反共高潮之间，全国人民心向缓和，力促团结抗战，从顽、我斗争的全局出发，又必须运用“以退为进”的策略。

对我军以何处为中心建设根据地的问题，在指挥部到达苏北后有过三种议论：一是扼守扬(州)泰(州)地区，二是北进兴化，三是进取黄桥。我们主张东进黄桥。第一，黄桥处于靖江、如皋、海安、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便于向(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发展。而只有控制通、如、海、启才可以与我江南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寇和切断韩顽与江南冷欣的联系。第二，吴家桥、郭村一带，原为两李范围，地区比较狭小，如果向外发展，势将与两李发生矛盾，影响全力对韩，与我统战方针违背。水城兴化，是韩德勤盘踞的中心，周围全是水网，对我进出不利，且地域偏西，对日寇威胁不大。第三，盘踞黄桥一带的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一贯勾结敌伪，积极反共，敲诈勒索，久失人心，而且战斗力较弱，易于歼灭。第四，该地区有我党的工作和影响，群众基础好。我军东进抗日，能获得地方党的配合和广大人

Chapter_29

民的热烈拥护。

这时，我们遵照中央指示，将渡江北上的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任副司令，刘炎、钟期光同志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此时刘炎同志尚在苏南，政治部工作由钟期光同志主持。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三个团。第一纵队以叶飞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一、第四、第五团；第二纵队以王必成同志任司令员，刘培善同志为政委，下辖第二、第六、第九团；第三纵队以陶勇同志任司令员，刘先胜同志为政委，下辖第三、第七、第八团。全部共七千余人。数量虽还不大，但统一了指挥，行动协调了，部队面貌一新，这对开辟苏北局面有重要意义。

苏北指挥部随即发布政治动员令，提出团结、抗战、反顽口号，要求全体指战员做好打运动战、歼灭战的充分准备，严格执行纪律，宣传党的政策，开展群众工作。

部队在扬泰地区休整了一周，七月二十五日出发，采取远道奔袭和各个击破的战术，直指黄桥。我军以战斗姿态于七月二十六、二十七两日通过口(岸)泰(兴)线上的寺港口、缪湾等两李防区，李部如约让路，并朝天鸣枪，我军佯作夺路而过。

韩德勤得知我东进的消息后，即令何克谦率保安第四旅由黄桥及其以南地区向北攻击，同时命令陈太运率税警团由曲塘南下至北新街一带，妄图南北夹击，消灭我军于运动中。

我们对于何克谦、陈太运两部，决计采取不同对策。当我军东进到北新街以南时，突然调头向北，击溃陈太运两个团，歼其一个多营。当陈太运碰得头破血流时，我方如数遣还了俘虏，还主动地送了部分枪支给他，警告他不要跟着韩德勤制造磨擦打内战，应该团结抗日。

在对付陈太运的同时，我们以第二纵队占领黄桥以北及东北的蒋垛、古溪、营溪，以第一纵队占领搬经，截断何克谦的的退路，第三纵队攻占黄桥及其以南地区。二十八日一夜激战，各部胜利完成了任务。我军于二十九日凌晨，解放了黄桥。此战歼何顽主力近二千，在我党团结抗日号召之下，何部两个团由陈宗保等同志率领于战后起义。

我军到达黄桥时，沿途群众夹道欢迎，并热烈要求我军长期驻扎，保护地方，打击日寇。这时陈丕显同志已从东南局来到苏北，协助陈毅同志抓地方工作，加强根据地建设的领导。指挥部也派出干部、民运工作队和服务团，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进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进展异常迅速。八月十日，我们向中央报告：“我占领黄桥以后，便分兵发动群众，清剿散兵游勇，委派了泰县、如皋、靖江、泰兴、江都五县县长，筹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苏北军政干校，出版石印的《抗敌报》(苏北版)；建立四个税卡，十天内扩大新兵一百余名。”接着，我们又派部队攻下了黄桥以南之孤山、西来镇等敌伪据点，我党我军声威大振。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已初具规模了。

韩德勤对我进占黄桥，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部队猛烈发展，群众运动轰轰烈烈，感到莫大的威胁。在军事失利之后，他表面上同我划定防区，韩部驻姜堰、曲塘、海安一线，不再南下，我军驻黄桥、蒋垛、营溪、花园桥一带不再北进，实则处心积虑准备向我进攻。他利用秋水暴涨、我军各部不便相互支持的时机，调动兵力，调整部署，补充弹药，焚烧涟水、淮阴间老黄河各渡口的船只，阻止我八路军第五纵队继续南下，妄图消灭我军于立足来稳之际。

黄桥根据地的建立，为以后与韩德助决战准备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战场。我方为加速准备决战，指挥部、军分委联合下达了《对于创建黄桥大根据地的指示》，着重指出：“目前的工作任务是积极充实主力，严格整训部队，努力民众运动，建立民主政权工作的基础，随时准备迎接反扫荡、反摩擦的胜利。”指挥部政治部颁发了《九月份政治工作方针的训令》，明确指出了“准备决战是中心”，“决战决定一切”的口号。

果然，韩顽不顾人民的愿望和我党团结抗日的呼吁，调集大军，破坏协议，于九月三日开始向我发动进攻。以两李、陈太运部及保安第三旅编成右路军，在姜堰附近集结，以八十九军参谋长郭心冬指挥第一一七师(欠一旅)、独立第六旅(欠一营)、保安第一旅(欠二营)为左路军，在曲塘、胡家集、海安附近集结，计划分别经蒋垛、古溪向黄桥进攻。其右路军的两李和陈太运部在我争取下态度犹豫，进展缓慢。左路军则大胆冒进。我决计严守自卫立场，坚持不先放第一枪，逐步收缩，等到第八十九军一一七师、独立第六旅、保安第一旅深入我防区，再集中兵力予以各个歼灭。

九月六日，顽左路军进到营溪以南，我即展开英勇反击。一举歼其先头部队保安第一旅两个团，余部回窜。

保一旅原有我江北特委的工作。此次战后，我军释放了所俘该旅副团长及其以下全部人员，对他们宣传合作抗日不应反共之大义，使该旅旅长薛承宗大为震动。争取了该旅在以后的黄桥决战中保持中立。

营溪之战，是韩德勤对我的一次试探性进攻。韩德勤在受挫后改取“堡垒推进”方针，指令姜堰顽军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严密封锁我区粮食来源，并挟制李明扬、陈太运两部，企图逐渐缩压我于沿长江狭小地区，勾引日伪对我合击。我们已经注意到营溪战斗的同时，天长、六合等县及津浦路苏皖段沿线敌伪相继增加，天长、六合两据点的敌人已增加到一千五百余人，骑兵数百。九月五日、即韩顽进犯营溪的前夕，日寇攻陷了我路东中心区之马家集、竹镇集、舜山、半塔、汊涧等地，每到一处，抢掠烧杀，无恶不作，与韩顽遥相呼应。形势表明，与韩顽长期相持对我十分不利。我为打开局面，本着自主原则，决定进取姜堰。

姜堰原是陈太运的防区，韩德勤为了向我进攻，将陈部调往曲塘，而令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进驻。张少华曾当过汉奸，虽声明“反正”，其实仍然和日寇互派代表，保持联络，是一个身兼顽、伪的双料货。他进驻姜堰后，依托南面的运盐河，构筑了以三十六个碉垒为核心的防御工事，加设了电网，以求固守。

九月十三日，我以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围攻姜堰，二纵队主攻，第一纵队在白米、马沟一带打援。我攻击部队挑选了优秀战士组成“勇敢队”两个排，担任突击任务。他们由共产党员带头下水渡河，自镇东北突击。队员们用橡皮裹着马刀把子，奋力砍开铁丝网，从碉垒的夹缝中猛插进去，以“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去的战术，先打掉张少华的司令部，再由里向外打，内外夹攻。经一昼夜激战，攻克了姜堰，歼守敌千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

我为继续保持政治上的主动与优势，在占领姜堰、打开粮源之后，再次表明我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初衷不变，只求救国有份，抗战有地，派朱克靖等同志四出奔走，联络各界绅民代表继续呼吁省韩，重开谈判，以求合理解决纠纷。

由于事关大局，我方团结抗战的旗帜鲜明，陈毅同志登高一呼，韩紫石等许多上层人士和八县代表同声响应，四五十个留胡须、穿长袍的人奔向黄桥与我会谈。这些人中，有的确是本着团结抗战好意来的；有些是希望韩、我力量均等，以便在中间立足；有的则和韩德勤有不可分离的利害关系，眼看韩德勤再打就会失败，所以出来劝解。尽管各自的动机不同，但他们出面斡旋，对促进团结抗日是有利的。

当士绅代表向韩德勤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时，韩顽竟乘机要挟说：“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先退出姜堰。”在他看来，“金姜堰，银曲塘”，我军以革命同志的鲜血换来的抗战阵地是决不会退让的；如果不让，他就有了向我进攻的借口。中间人士也很担心，认为韩德勤要价太高，我军必不答应，和谈必将失败。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我方断然答应让出姜堰。陈毅同志在姜堰召开的各方代表会议上慷慨陈词，表明我方顾全大局、忍让求全的苦衷，但也要求对方履行诺言。如省韩必欲置我党我军于死地，我方也只有出自自卫一途。陈毅同志义正辞严，博得所有代表的同声赞叹。如黄桥朱履先老先生说：“如果你们退出姜堰，省韩还来进攻，则是欺人太甚，万分无理，不但欺骗了你们，也欺骗了我们，省韩必遭到苏北人民共弃!”

九月三十日，我军履行诺言，撤出姜堰。为争取中间势力，通知李明扬、陈太运来接防。李明扬喜出望外，单独接管了姜堰。我又主动送给陈太运一百多条枪。韩德勤一无所获，与李、陈之间的矛盾越发加深。

我军自攻取黄桥到让出姜堰，把军事仗与政治仗、自主的原则与以退为进的策略结合得十分巧妙。尤其是姜堰，如不夺取，便没有让出的文章可做。而让出姜堰，对我是“一举三得”，既揭露了韩德勤积极反共、破坏抗战的罪恶阴谋，在政治上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同情，造成我党我军完全有理的地位；又加深了苏北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还使我适时集中了兵力，在军事上对付韩顽的进攻处于有利地位。这些处置，是陈毅同志对党的斗争策略的杰出运用。

决战黄桥，一举解决苏北问题

我军自北渡以来，经过四次战斗，连克黄桥、姜堰，控制了东西一百公里、南北数十公里的较大地区。但从夺取苏北全局来说，还只是初步的胜利。因为，虽然我们已给顽军以一定的打击，但是同韩德勤的主力还没有交锋，虽然我们已经控制了一些地方，但苏北抗日民主政权还没有确立；虽然我江南主力已经过江，但与八路军的联系还没有打通。所以我们还没有在苏北站稳脚跟。在这几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核心，只有同韩德勤的主力作了决定性的较量，其它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这时，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第二支队已抵达涟水以北地区，新四军第五支队已列阵于宝应湖、大运河西岸，与我新四军苏北部队形成了由北、西、南三面夹击韩德勤的有利战略态势。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特别是韩德勤的反共阴谋，中央公开提出了“韩不攻陈(毅)，黄(克诚)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的严重警告，使我军处于政治上的有理有利地位。

韩德勤深惧八路军与我会师，又以我退出姜堰为虚弱，决心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先歼我苏北新四军，然后回师对付南下的八路军。于是亲自指挥二十六个团共三万余兵力南下，妄图与我决战，歼灭我苏北部队于黄桥地区。韩德勤主动寻衅，正是我一举解决苏北问题的良机。但我军全部人员仅七千余人，其中战斗人员不过五千余人。而八路军南下部队受到敌、伪、顽的牵制和半水网地区的阻碍，尚在老黄河以北；第五支队在春季反顽战斗胜利之后，整训还未结束，同时又受津浦路东敌伪的威胁，暂难东渡。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北、西两军对我进行战役上的配合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只能在他们的战略配合下，作独立决战韩顽的准备。

大敌压境，顽军多我数倍，能不能打歼灭战呢?从发展苏北的任务来看，我们是必须打歼灭战的；如果只把韩德勤击溃，没有歼灭他的有生力量，他还会卷土重来，对我开辟苏北、发展华中很不利。但是在实际上能不能达到目的呢?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与敌人作战，在战略上是以少胜多，在战役上、战斗上是以多胜少，这是一个原则。但当前的形势却要求我们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役、战斗上也要以少胜多。我军军政素质是敌人所不可比拟的，我军又处于“哀兵”的地位，“哀兵必胜”。但是，要克敌制胜，还需要发挥灵活机动的军事指挥艺术。

韩德勤的进攻部署是：以其嫡系李守维第八十九军和翁达独立第六旅为这次进攻的主力，组成中路军，分经营溪、古溪和祖师庙、加力攻我黄桥北面和东面地区。以鲁苏皖边游击军两李部及苏北游击第八军(由税警团等部编成)陈太运部组成右路军，以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共五个保安旅组成左路军，掩护共主力之两翼，攻我黄桥以西及东南地区。目的是占领黄桥，消灭我军主力。

我军自退出姜堰后，兵力已经集中。我们对顽、我形势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黄桥地区北面是通扬河，南边是长江，西南有一条从泰州到口岸的运河，周围有泰兴、靖江等日寇据点，如果放弃黄桥，我军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而且对民心、士气必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但是从我军当时的人力、物力来看，我们没有条件采取集中兵力、坚守黄桥的方针；而且集中兵力坚守黄桥，最多只能击溃敌人，而不能歼灭其主力。于是，我们决定采取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有了黄桥这个轴心，既可以大量吸引、迟滞、消耗敌人，又便于我观察全局，机动使用兵力，达到各个歼敌的目的。

在各路敌军中如何选择首战歼灭对象，对战局的胜败关系极大。我们选择了翁达旅作为首战歼灭对象。这个选择的主要根据，一是两李和陈太运虽然已表示中立，但在韩德勤大军向我进逼的形势下，疑虑很大，如果我首战歼灭了翁旅，对于拉开两李、陈太运同韩德勤的距离，稳定李、陈的立场将起重要作用。这样就使韩德勤的右翼失去了掩护。二是翁旅是韩德勤中路右翼，把它消灭了，就把韩德勤的中路军打开了缺口，使我军可以实现对韩军主力的包围与迂回。第三，翁旅是韩德勤嫡系主力，如首战被歼，可以给敌军士气以严重打击，并使其它杂牌军不敢动作。所以如果首战歼灭翁达旅，对战役的转变会起决定性影响。

选择翁旅为首战歼灭对象，是一着奇兵。因为翁旅在韩德勤的战斗序列中，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全旅三千多人，一色的“中正式”七九步枪，每个步兵连有崭新的捷克式机枪九挺，号称“梅兰芳”式部队(指装备漂亮)，军官大都是“军校生”，是强敌。一般作战原则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而这次我们是先打强敌。我们认为这是可以办到的。我们可以利用地形地物的掩护，隐蔽接敌，对行进中的翁旅实施突袭，把它截成几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这就能发挥我军优势，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

对于日寇，我们分析，当顽军向我大举进攻时，他会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而韩德勤也不敢公开要求日寇直接参与向我进攻。只要此战能速战速决，日、顽联合攻我的局面不会出现。在兵力部署上，我们决定以四分之三的兵力作为突击力量，仅以四分之一的兵力守卫黄桥。

我们充分注意发挥各个纵队的特点。这三个纵队都是善于勇猛攻击的。其中第一、二纵队兵力比较充足，用于突击方向，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之顾高庄、严徐庄、横港桥地区待机；并由第二纵队派出主力两个营配置于古溪至分界一线，实行运动防御，诱敌深入；另以一纵队一个营化装进入敌后，配合地方武装袭扰敌人。第三纵队全部人员不足两千，用于防守。这个纵队的作风顽强，指挥灵活，是可以胜任正面阻敌任务的。

陈毅同志召集各纵队领导干部开会，很快统一了认识。部署既定，便对党政军民进行了深入的动员。政治部印发了军分委和党代表的《敬告指战员同击书》，反复强调打好这一仗的政治、军事意义，号召全体同志为打败顽军的进攻而战，为巩固和扩大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战。全军上下斗志昂扬，紧张地进行战斗准备。地方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纷纷声讨顽固派破坏抗日的罪行，掀起了支援我军作战的热潮。数千民兵和人民群众扛着门板和各种器材帮助部队赶修工事。在支前委员会的组织和领导下，救护站、担架队迅速组成，待命行动，家家磨面、烧水、烙饼。仅黄桥镇上就动员了六十多个烧饼炉为前线烘烧饼。由此诞生了以后广为流传的《黄桥烧饼歌》。

即将来临的是我军在苏北进行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它的胜败，关系到党中央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抗战局面的整个战略任务，是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所以称之为“黄桥决战”。而且我军从东进开始，方向的确定，战场的选择，战役的部署，各项准备工作的进行，都是指挥部根据党的方针紧密地结合当面的具体情况来安排的，目的全在与韩顽决战，成败的责任完全在我们。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肩上的担子是很沉重的。陈毅同志有一挑珍贵的，书籍文稿，从皖南挑到茅山，又从江南挑到苏北，从来不肯丢开，可是这时也从铁皮箱里拿出来打埋伏，显然是作了“破釜沉舟”的打算。但当时，我们的干部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几岁的人，连陈毅同志也还不到四十岁，恰是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的时候，全都精神抖擞，迎接严重的考验。

陈毅同志坐镇严徐庄掌握全局，我到黄桥前线，负责战场指挥。

黄桥周围，全长约两公里。我和陶勇同志商量：防御兵力不足，只能保证重点，机动部署。从当时的敌情出发，西边、南边不派部队，由后勤、伙夫担子担负警戒；北门只放一个班；其余兵力全部集中在东门之南、北一线。

顽军出师不利，九月三十日出动后，受阻于暴雨。十月三日雨过天晴，又向我攻击前进，分兵几路，扑向黄桥。十月四日，攻城战幕揭开。

这时，苏北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黄桥这块弹丸之地上来了。四日下午，李明扬宣布“谢绝会客”，中止了和我方代表见面(一直到六号我军已取得全胜，他才又开始会客)，却日夜询问战况；陈太运则派人伏在通扬运河堤上向南眺望；泰兴敌探也进到黄桥以西七八公里的石梅(失迷)观战；周围伪军据点中的汉奸队伍也在注视黄桥风云变幻。一时，在以黄桥为中心的苏北战场上，出现了一幕两方对战、多方围观、准备应付突变的奇局。这一切情况都要求我们，必须在军事上迅速歼敌取胜。

正当顽军第三十三师一部向我黄桥东门进攻进入高潮时，翁达旅也从高桥南下了。对于这个首战歼灭对象，我军选择在什么时候突击最为有利呢\?这又是极其重要的一着。如果突击过早，只打到它的先头部队，而没有打到它的要害，顽军不但可以退缩、避免就歼，而且还会暴露我军的部署和意图；如果失之过晚，顽军多路会攻黄桥，我军难以坚守，观战各方就可能争先扑杀过来。四日下午三时，据报翁旅的前锋已抵黄桥以北两三公里处。为了进一步判明情况，确实把握最有利的出击时机，我赶到北门，登上土城高处观望，但见北面两三公里远的大路上，有许多群众惊慌地向西南奔跑，判明独立第六旅的先头确已来到。我计算，独立第六旅采用一路行军纵队前进，如果两人之间的距离为一米半，全部三千多人的队形将是长达四五公里的一路长蛇阵。从黄桥到高桥的路程约七公里半，其先头部队抵达黄桥以北两公里半时，后尾必然已过了高桥，完全进入了我伏击地段，我军此时出击，正好可以将独立第六旅拦腰斩断。我决心采取“黄鼠狼吃蛇”的办法，多路向其突击，将它斩成几段，然后各个包围，力求首先歼其首脑机关。

我打电话至严徐庄征得陈毅同志同意后，马上下令出击。

我一纵为主要突击力量，分为四个箭头猛插过去，将独立六旅切成几段，首先歼其旅部和后卫团，迫使其先头团回援，然后以一部从侧翼迂回到翁旅后方，乘势将其包围。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全歼独立第六旅，中将旅长翁达自杀。

我军一举歼灭了独立第六旅，斩掉了韩德勤中路的右翼，使顽军主力第八十九军完全暴露和孤立了。

翁旅被歼后，战场重点立即转到黄桥城下及其以东地区。顽军为扭转不利的局面，拼命猛攻黄桥，以猛烈的炮火掩护部队向我东门进攻。我军防御工事大部被毁，部队伤亡颇大。敌人三十三师一部居然在尘土硝烟中突进了东门。情况异常紧张。如果黄桥失守，在我完全无预备队增援的情况下，将无法达到围歼敌李守维的目的，不仅战役任务不能完成，我几个纵队势将被敌人分割，被迫分散活动，形成打游击的局面。因此，必须动员部队人员以有我无敌的战斗精神，坚决迅速地把突入东门的敌人就地消灭或驱逐出去。恰在这时，听说奉命增援的老四团一个营由江南过来了，离黄桥镇还有十公里。我便振臂高呼：“同志们，江南增援部队过来了!”同志们受到鼓舞，士气大振，都兴奋的回答：“我们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迎接江南主力!”陶勇同志和纵队参谋长张震东同志把上衣一脱，挥动马刀，带领部队硬把顽固派杀出东门，然后架起机关枪，把敌人死死顶住。

当翁达旅被歼，攻入黄桥的敌人又被反击出去后，战场出现了对我极为有利的转折。我第二纵队经八字桥插到分界，第一纵队已由八字桥与黄桥之间南下，与我守卫黄桥之第三纵队完成了对已经进入黄桥以东地区的李守维部的合围。我军已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原来，顽军三十三师于四日下午在黄桥东门进攻受挫时，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便命令他的预备队之大部在古溪待命，自己亲自率第三四九旅经八字桥向黄桥疾进增援，刚刚到达黄桥东北之野屋基村附近，得知翁达旅正被我包围于高桥及其以南地区，危在旦夕。李守维非常惊恐，既不敢救援翁旅，又不敢继续前进，遂令第三四九旅在野屋基村附近构筑工事固守。而我第二纵队在王必成、刘培善、杜屏等同志的带领下，于当夜悄然向东南穿过八字桥，插至分界，截断了顽军归路。接着，第一、第二纵队两路夹击，将三四九旅和三十三师全部分割包围于黄桥东北地区，并首歼三十三师主力于小二房庄。然后向东，全力围攻野屋基村附近的第八十九军军部及第三四九旅。

正当围歼战激烈地进行的时候，陶勇同志从守备部队中抽出力量，把包括炊事员在内的所有人员都组织起来，从黄桥的东门及其两侧地区打了出去，配合第二纵队聚歼顽第三十三师，活捉了该师师长，加强了对李守维的围歼。

顽军第八十九军李守维部，是韩德勤赖以横行苏北的主要军事支柱，人多武器好，是顽军在苏北最有战斗力主力之一。虽然已被包围了，但李守维还想作困兽挣扎，拼命抗击我军的进攻。由于敌人火力猛烈，我军多次攻击，进展不大。我军组织力量，调整部署，黄昏后发起总攻。

经过一夜激战，六日清晨，顽八十九军的军部被彻底歼灭了。李守维妄想渡河逃窜，失足落水，淹死于八尺沟河中。

顽军失去了指挥，极度混乱。但第三四九旅仍在拼死抵抗，在野屋基村附近与我展开逐屋争夺战。我军经多次白刃格斗，终将顽军反抗气焰彻底压倒，第三四九旅大部被歼灭，其残部沿原路溃退。但因地形复杂，桥梁早被我人民武装所控制，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一片“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呼喊声中，纷纷缴械投降。

奉命增援三十三师的顽军预备队进至分界以西，因三十三师被歼，便转守营溪。我第二纵队追至营溪，把它包围，激战半天，歼其大半，残部向海安方向溃逃。韩德勤纠集来的各保安旅团见势不妙，也争先撤退。为了囊括通、如、海、启，控制长江，向大海边发展，我们把海安作为追击战的首要目标。在作战命令中规定：“不顾伤亡，不计俘获，占领海安就是胜利。”因为海安是个十字路口，控制了海安能割断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四县顽军与海安以北顽军主力的联系。当时我曾对江南增援来的部队说：“你们才从江南赶来，本来应该让你们休息一下的，观在任务紧急，只能先执行任务了。”他们立即出发，和各兄弟部队争先前进，逢水过水，见桥夺桥，不怕疲劳，边打边追，直奔海安。海安的顽军逃了，我军胜利占领。

至此，顽军第八十九军及独立六旅几乎全军覆没。最后清查，我军自十月三日起至六日止，共歼顽军主力十二个团，保安第十六旅全部，保安第三旅、保安第五旅各一个团，共计一万一千余人。其中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李守维、独立第六旅中将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毙命，俘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九十九旅旅长苗瑞林、一一七师参谋长等师、旅、团军官十余名，下级军官六百名。据不完全统计，主要缴获有长短枪三千八百余支，轻、重机枪一百八十九挺，山炮三门，迫击炮五十九门，还有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

韩德勤见大势已去，率残部千余人向兴化狼狈逃窜。我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到达东台，便停止向西北追击，给韩德勤留下一条后路，以便争取更多的人继续抗日。我军派出一支部队，继续沿通榆公路北进，准备迎接南下的八路军。十月十日，我苏北部队前锋与黄克诚同志率领南下的八路军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县之白驹。

十一月七日，刘少奇同志及八路军南下部队的领导同志来到海安，陈毅同志率苏北指挥部及地方党、政领导司志举行了隆重的大会热烈欢迎。盼望已久的大会师终于在决战胜利之后实现了。陈毅同志曾慷慨赋诗：

“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在回忆这一段革命斗争历史时，我还深切地怀念当年共同战斗的其他一些同志：龙树林、徐绪奎、陈时夫、乔信明、邱玉权、廖政国、郭猛、黄才胜、吴载文、严昌荣、罗湘涛、孔峭帆、李景瑞等等同志，这些同志已经先后离开了我们，他们都为挺进苏北，发展华中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我新四军江南部队全体指战员没有辜负党中央、军委的信任，胜利地完成了挺进苏北，夺取苏北抗战领导权的历史任务，从此掀起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高潮，展现了华中抗战蓬勃发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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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八章苏中抗日战争

苏中人民的抗日斗争是值得一写的。这里只记述一九四一年二月——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有关军事斗争的战略策略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若干问题。全面地写，题目太大了。武装斗争的胜利，是根据地和人民群众力量的集中体现。在复杂、尖锐、艰苦的斗争中，苏中得以建设成为华中基本抗日根据地之一，武装斗争的胜利是决定性的因素。

苏中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任务

一九四○年七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挺进苏北，与先期过江的部队汇合，经过严重的反磨擦斗争，在同年十月取得了黄桥决战胜利。苏中抗日斗争的局面才真正打开了。这时全国的抗日形势早已进入相持阶段。这是苏中抗日斗争形势的一个特点。当时形势是非常严峻的：顽方韩德勤主力即将对我大举进攻，而黄克诚同志率领的八路军南下部队距黄桥地区尚远，没有条件进行战役配合。陈毅同志经过审慎研究，为了赢得时间，决心以劣势兵力，同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决战。陈毅同志下这个决心，是承担重大责任的，以后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当时的这种紧张心情。

黄桥决战胜利，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我方的军事实力已超过国民党军，仅弱于日伪军，在苏北战场居第二位，并且控制了黄桥以北经海安到盐城数百里范围内的几乎全部城镇，随即又打开了(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的局面。以城镇为立足点，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政、军民各项工作迅速展开。这一时期的工作是在陈毅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工作有声有色，卓有成效。

皖南事变发生后，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奉中央、中央军委之命，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同志为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一月二十五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盐城成立，全军整编为七个师。第一师由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我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刘炎任一师政委、苏中军区政委，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叶飞任一师副师长。一九四一年三月，组成苏中区党委和苏中行政委员会，刘炎、陈丕显分任苏中区党委正、副书记，管文蔚任苏中行政公署主任。后刘炎同志因病不在位，他的职务由我兼任。这是一个生死与共、团结合作的领导班子。

原苏北指挥部所属三个纵队，即改为第一师的第一、第二、第三旅。第一旅旅长兼政委叶飞；第二旅旅长王必成、政委刘培善；第三旅旅长陶勇、政委刘先胜(后为吉洛，即姬鹏飞)。

为迅速建成新四军新的领导机关，原苏北指挥部即作为新四军军部的部分基础。苏北指挥部是由江南指挥部改建的，经过一定的战争锻炼，精干、灵活、有效率。当时留给一师师部的，连我在内官兵共二十四人。我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由盐城返回东台二里桥组建第一师师部的。在我起程的前两天，陈毅同志特地来到我的住房，关切地问我：“怎么样，人太少了吧？”我立即爽快地回答：“好男不吃分家饭嘛!军长放心，哪里有群众、有敌人，那里就有我们的发展。”军长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好!好!”并且说他很快就去看我们。军长的关切，使我受到很大鼓舞。在此以前，我是副手，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大树底下好乘凉，现在我要单独去苏中，深深地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很重。

苏中位于长江以北、京杭大运河以东，北起斗龙港，东临黄海，面积约二万三千多平方公里，人口八百多万。这里临近南京、上海，扼制着长江下游北侧航运通道，盛产粮食、棉花、食油、海盐等重要战略物资，沿江城镇有纺织、加工等现代轻工业，商业兴盛，财源丰足，境内系平原水网，河流纵横，公路交错，交通便捷，历来是官僚资本江浙财团的重要原料基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沦陷后成为日本侵略军的重要后方和人力、物力、资源的供应基地。

苏中是我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中南部的一个前哨阵地，又是向苏浙皖边、闽浙赣边发展以及反攻阶段收复南京、上海的一个重要基地和出发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上海是个国际都市。苏中临近上海，可以成为我党、我军连接国内外反法西斯力量的桥梁；我抗日斗争的胜利和根据地各项民主政策的成果，能通过苏中，再由上海迅速向国内外传播，以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同时，我方在苏中所能控制的人力、财力，在华中各战略区中占首位。所以，苏中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战略作用，成为日本侵略军、国民党蒋介石和我党我军三方必争之地，并决定了斗争的极端尖锐和复杂。这是苏中抗日斗争的又一个特点。

中央、中央军委赋予苏中的战略任务是随形势的发展而逐渐具体化的。一九三八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在给新四军的第一个“五四”指示中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应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中央把江北作为江南新四军的一个发展方向，这算得是一个规划性的指示。一九三九年底和一九四○年初，中央作出了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以比，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于是，开辟苏北、苏中便成为关系全局的现实任务了。到一九四一年二月，华中抗战新局面已经打开，中央进而指示，苏鲁战区是华中的一个基本根据地，应把这个地方看作是向西、向南，出鄂豫陕边和向闽浙赣边发展的策源地，“好象汉高祖的关中”。苏鲁战区自然包括苏中在内。这是我们的光荣战略任务。

我认真地研究中央的这些指示，并把它们同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结合起来思考。我理解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既是从日军强大及占地甚广但兵力不足和我军的弱小这一实际状况出发，又关照到抗战胜利后的斗争。游击战，在一般的作战原则中是战术性的。中央、毛泽东同志把游击战提到了战略的地位，是要通过抗日游击战争积聚起雄厚的革命力量，既为抗日反攻作准备，也为抗战胜利以后打败反动武装的进攻、实现民主革命的总任务作准备。因此，我们在抗战时期一刻也不能忘记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任务，我们的军事斗争策略要处理好进与退、进攻与防御、大打与小打等方面的关系，把现阶段的抗战任务和将来的实现民主革命总任务联系起来。有了这些思考，我对苏中抗日斗争的战略任务便有了比较清醒而深刻的认识。苏中的抗日斗争，不仅应求得军事斗争的胜利，而且应把苏中建成基本根据地

(不是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军事斗争应成为根据地建设的支柱，并且应为下一步夺取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好必要的准备。这个认识成为我领导苏中抗日斗争全过程的指导思想。

工作重心由城镇到乡村的转变

我军进入苏北以前，日寇同顽固派出于各自的利害，相互默契，相互利用。日寇占据沿江、沿大运河的重要城镇，其余广大地区由国民党统治。我们的军事实力跃居第二位以后，日顽相互依存和共处的格局被打破了。我军是真正抗日的力量，日寇同我军的矛盾为主要矛盾；国民党顽固派利用这个矛盾，一方面借日寇这把刀来杀我们，另一方面为尔后抢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作准备。苏中抗日斗争由此进入新阶段。

日军在苏中的部队原是第十七师团的一个联队，分布于沿江和沿通扬运河的南通、如皋、靖江、泰兴、扬州，并沿大运河北伸至邵伯、高邮一线。伪军仅有南京“维新政府”所辖之伪绥靖军第三、第六两个师，分驻于扬州、南通。一九四一年春，日军从江南调来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接替第十七师团一个联队在苏中的防务，以加强对我进攻的力量。这个旅团的旅团长是南浦襄吉少将。旅团直辖五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特种兵大队，共五千六百余人，武器装备好，战斗力比同等的日军部队强些，有单独执行战略任务的能力。但它所要占领的区域是整个苏中，兵力显然过于单薄，为弥补兵力不足，便对国民党军队施行诱降、压降政策，拉拢国民党武装当伪军，以达到战略上控制苏中的目的。国民党顽固派也推行“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依附敌人，继续反共。于是国民党武装进一步分化，除小部尚保留国民党旗帜外，大部与汪伪合流，叛国投敌。从一九四○年底到一九四一年三月，启东地区的国民党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泰州地区的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以及苏北的国民党省保安第八旅旅长杨仲华等，先后率部投敌，被编为伪第一、第二两个集团军，使苏北伪军迅增到十三个师、三个旅、四十二个正规团和十一股杂牌部队，共达三万七千余人。

日寇为了全面占领苏北、苏中，乘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和新四军在苏北、苏中立足未稳之际，企图首先摧毁我新四军首脑机关，然后寻歼我主力部队。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下午，日寇以飞机十七架空袭我盐城华中总指挥部。同日上午九时，日军三千人占领我黄桥，开始了对我苏中区的“扫荡”。二月，我们获悉李长江即将率部投敌，估计日寇占领我黄桥后，将续占曲塘、海安、东台等主要城镇和交通干线，然后日伪配合。李长江由泰州经兴化向东北，日军由东台向北，合击盐城。

这时苏中的工作还处于开辟阶段，党政军系统在思想上、组织上、作战方法上，工作作风上与即将到来的严重斗争形势还不相适应。部队的许多干部特别是团以上干部，虽曾经历过三年游击战争的锻炼，但挺进苏北以后，在反磨擦作战中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对于游击战反而生疏了。许多新参加部队的同志，更缺乏打游击的锻炼。地方工作的重心还在城镇，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农村，工作方法习惯于大刀阔斧，工作对象主要是社会上层。随着反顽斗争的胜利，部队逐渐庞杂。同时，相当多的同志盲目乐观，对今后日益艰巨的斗争形势缺乏足够的认识；还有一部分同志有一种模糊观念，认为我们不去刺激敌人，就可以避免敌人的“扫荡”；个别人面临国民党军纷纷投敌和日伪军大举进攻的紧张形势，希望离开斗争第一线，到安定的地区去。

在这样的形势下，全区人心比较动荡。社会上层爱国人干和广大工农基本群众为我军能否生存、能否坚持苏中抗日斗争而担忧，有些地主、商贾和游民表现动摇、观望、变态。人民群众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新四军打国民党顽固派很行，现在日本人来了，你打不打?能不能打胜?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顿挫敌伪的进攻，抑制其嚣张气焰，坚定干部、群众的抗日信心，同时要预计到今后斗争形势将日益尖锐，转好思想弯子，不失时机地将工作重心由城镇转向农村，作战对象由顽军转向日军，作战方法由运动战转向游击战，并以游击战为中心，实行组织形式、领导方法、工作作风等各方面的转变。这一转变就苏中来说是战略性的，不转变，肯定要吃大亏，转变得不适时，转变得不好，也要吃亏。在作战指导上，必须从华中全局出发，把苏中当面的反“扫荡”斗争同看好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南大门紧密结合起来，要敢于刺激敌人，敢于威胁敌人，以主力部队为骨干，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并求得最大限度地把敌人吸引在苏中地区，以保障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相对安定。

苏中区的转变是同对敌作战结合进行的。我们获悉李长江准备投敌的情报后，将主力部队隐蔽集结于海安至曲塘之线的区域内，加强侦察、监视，进行讨逆准备。与此同时，我党政机关也在群众中进行反“扫荡”的动员布置，一切公开的力量准备适时撤出城镇，转入农村。二月上旬，军部来电指示：“李长江在泰州公开投敌，通电就任伪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阴谋很大，海安、东台及兴化均在其计划之内；此贼不除，后患甚多，望集全力解决之。”二月十八日，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颁布讨逆令，命我为讨逆军总指挥，叶飞为副总指挥，刘炎为政治委员，“速率所部歼灭李逆”。陈代军长还亲临我指挥部坐镇，对部队作战斗动员。讨逆战役于当天(十八日)发起，我军分三路出击，十九日即连克姜堰、石家垡、苏陈庄，二十日攻克泰州城。李长江猝不及防，士无斗志，兵败城破，扔下佩剑，翻墙脱逃。我军乘胜追至界沟、塘头。三天作战，歼伪军三千余人，并接受两团伪军反正。

与李长江投敌相呼应，日军亦于二月十八日由扬州、黄桥、如皋等地出兵，对我苏中进行第一次大“扫荡”。日军企图进占海安、东台及兴化，并夹击我军主力。我军于讨李战役后，立即撤出战场，按预定计划，第一、第二、第三旅各参战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撤向第三、第二、第四分区农村，进行反“扫荡”，并以主力，一部转移至东台以北，打击北犯日军。日军虽先后占领了我海安、东台、泰州三城及其沿线许多集镇，也占领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统治的兴化等地，但日军伙同李长江合击盐城的计划被打破了。

讨李战役和反“扫荡”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叛国投敌的民族败类和日本侵略者，警告了投降派、亲日派；国民党投降政策也被暴露在广大人民面前。苏中抗战军民受到胜利的鼓舞，为深入农村开展根据地建设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四月中旬，我们为了掩护苏中根据地建设，策应北线新四军第三师收复被韩德勤侵占的蒋营的作战行动，发动了对日军的攻势作战。首先在第三分区向泰州、靖江地区之日伪据点发起攻击，连克古溪、蒋垛、苏陈庄、大泗庄、孤山、老庄头、姚家垡等据点。在姚家垡战斗中，击毙日军泰兴城防司令以下二十余人，生俘日军两名。在兴化梓辛河伏击战中，击沉日军汽艇一艘，歼敌一个小队，生俘日军两名。

在此期间，我利用日伪在占领主要城镇后忙于修筑据点，我军已顺利转入农村休整的短暂间隙，于四月十日在角斜旧场召开了干部大会，作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问题的讲话，动员苏中全党全军转变思想、组织、工作、战术，提出一切工作深入农村，一切工作扎根基层，一切工作适应游击战争，一切工作为战争胜利服务。坚决粉碎日伪的“扫荡”，反对游而不击，反对“跑扫荡”、“躲扫荡”，做到游而必击，扰而必乱。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各县普遍建立县独立团或县大队，以带领民兵、自卫队就地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结合实际，对党政军机关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军队要短小精干，裁汰老弱，紧缩机关，减少非战斗人员，充实连队，变“大后方”为分散的“小后方”。党政机关要军事化、游击化，提倡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反对大呼隆、一般化。群众组织要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严格分开，以便在敌伪侵占时仍能坚持隐蔽斗争。关于作战方法，以团为单位的战斗和行动将大为减少，代之主要以营连为单位的、有计为有目的的、经常而有效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我并结合苏中实际，介绍了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若干游击战术。

同时，我们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采取了一项重要的组织措施。我们活动的地区，多数商品经济发达，文化水平较高。随着抗日浪潮的高涨，我党我军影响的扩大，大批知识青年参加了我们的部队。当此斗争形势转变之时，我们把大部分知识青年派到部队当政治指导员、营教导员，有的先当一段文化教员再当政工干部，使他们在基层、在战火中锻炼并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据一九四一年十月统计，营以下干部中百分之六十、连队指导员中百分之七十(以后占到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青年知识分子。部队注进了新的血液，政治工作生动活泼，朝气蓬勃，成为第一师的一个特色。第一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十分活跃而有成效，值得专门一写，我在这里只是点到而已。

六月下旬，苏德战争爆发。德军战争初期的胜利，大大刺激了日寇的野心。于是日军在华中调集第十五、第十七师团和第十一旅团之各一部，接替第十二混成旅团在长江北岸及运河沿线各据点的防务，集中第十二混成旅团之全部及李长江伪军共一万七千余人，于七月二十日由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四路合击盐城，再次妄图摧毁我新四军军部。

华中局和军部提出了“保卫盐城”的政治号召。苏中军民全力以赴，协助第三师、盐阜区进行反“扫荡”。遵照军部的统一部署，我第一、第三旅在第三、第四分区选择敌伪的要害狠打。第一旅围攻泰兴、姜堰，攻克古溪、黄桥、季家市、蒋垛等据点，毙伤大量敌伪军，并突然以主力回攻泰州，予敌十二旅团部以强烈震撼。第三旅袭击林梓、余西、金沙、北刘桥敌伪据点，一个月作战十余次。第二旅在盐城以南，对自东台北犯盐城之敌节节抗击，予以杀伤和歼灭；敌占盐城后，第二旅又转到其侧后，破坏盐城至东台敌交通线，打击其来往部队，阻止敌伪在盐城、东台间建立联络点，并在伍佑、刘庄、白驹、西团、小海作战，以连为单位层层阻拦进攻之敌，击沉敌汽艇二十余艘，后又乘敌占领盐城后仓促回兵之际，攻克裕华镇，活捉日军七名，全歼秦南仓据点之伪军。

苏中区凌厉的攻势作战，策应了第三师和盐阜区的反“扫荡”，防卫了华中局、军部的南大门。日寇痛感苏中区抗日军民的威胁，不得不暂时放弃摧毁我新四军军部的企图，转而南下寻歼我苏中主力部队，企图首先控制苏中。自此以后，苏中区一直成为华中日寇进攻的一个重点。苏中地区的斗争形势迅速尖锐化了。

在军事斗争胜利的鼓舞下，以军事斗争为掩护，苏中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开始了在农村建党和开展“二五”减租运动，农抗会等各种群众组织陆续建起来了。组建了地方武装，到四月底建成东台、泰东、兴化、靖江、如西、泰兴、泰县、南通、如皋、启海十个地方团，共计六千二百余人，有长短枪三千八百多条。六月底，脱离生产的民兵自卫队发展到近万人，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十六万人。

回顾这一段历程，在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在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比较主动、适时地完成了任务。成了工作重心的转变，并且在农村中站住了脚，为对付以后日军更频繁、残酷的“扫荡”作好了准备。

根据地基本区的争夺

苏中军区是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日正式成立的。根据华中局、军部指示，全区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划分为四个分区(地区)和兴(化)东(台)泰(州)特区。由第一、第二、第三旅分别经营第三、第二、第四分区。各分区(地区)成立中共地委、行政专员公署和军分区。第一分区包括江都、高邮、宝应三县(机构后建立)，第二分区包括兴化、东台、台北、泰东四县；第三分区包括泰兴、泰州、如西、靖江四县；第四分区包括如东、如中、通中、通西、通海及海启六县。成立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活动于顽友我结合部的兴东泰地区。中共第一地委书记兼第一专署专员惠浴宇，第一分区司令刘先胜；中共第二地委书记章蕴，第二专署专员刘季平，第二分区司令管文蔚(兼)，政委钟民；中共第三地委书记韦一平，第三专署专员朱克靖，第三分区司令陈玉生，政委叶飞(兼)，中共第四地委书记向明，第四专署专员季强成，第四分区司令季方，政委向明(兼)；“联抗”司令黄逸峰(以上均为第一届任职)。

在苏中成为日寇重点进攻目标后，我们不能设想全区都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但必须保持有一定范围的、相刘稳定的基本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任何严重形势下，对全区实施不问断的指挥，使得各地区、各部队之间互相配合和协同；才能有较巩固的后方，办学校训练干部，办医院收治伤病员，进行兵工、军需生产，以支持长期战争和积蓄力量；才能相对地集结和训练主力兵团，形成拳头，以保持主动权，在需要时刻；在主要方向，实施有力的突击。在敌情严重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实现主力地方化，分散活动，化整为零，相对地说比较容易办到，而要经常集中一定数量的主力部队在手，保持强有力的拳头，则比较困难，可以说没有一块回旋余地较大的相对稳定的基本区是办不到的。上述几方面如果都办不到，那就实际上称不上是基本根据地了。 为此，我在苏中军区作了有纵深、有层次的战略布局。从几个分区的形势看，第三、第四分区位于沿江，人口稠密，物阜民丰。敌人为保障长江航运安全和掠夺人力、物资，势必加强控制，当时已遍设据点，以后斗争形势将更趋紧张，我军回旋余地将更加缩小。第一分区江都也在沿江地区，高邮和宝应在京杭大运河东岸，顽固派势力较强，工作尚待开辟。第二分区北靠盐阜区，东临大海，西接水网，南有第三、第四分区为屏障。境内东台以东直至黄海，有以三仓镇为中心的东西南北各约十五公里的沙荒滩涂地带，辽阔贫瘠，人烟稀少，交通闭塞，不便于敌人活动，却有利于我们回旋，还可以成为我们向海上发展的依托。因此，我把基本区择定在第二分区滨海滩涂地域。我估计，只要我们加紧争夺并讲求斗争策略，求得基本区的相对稳定是可能的。于是我作这样的部署：以第二旅夹(南)通(赣)榆路成品字形布阵，该旅第四团坚守盐城以南的刘庄、伍佑地区，看守军部南大门；第六团在东台以西、兴化以东地区，创造向西开辟第一分区的有利形势；第五团在东台以东和东南，防卫滨海地区并与第三飞第四分区相呼应。第一旅坚持活动于第三分区。第三旅坚持活动于第四分区。苏中党政军机关主要活动于第二分区，并适时向第四分区机动，因为第三分区除日寇外还有国民党武装，已相当拥挤；而第四分区对敌人长江航运威胁最大，势将成为全区斗争最尖锐地区：须加强指导。

我确定这一时期的对敌斗争方针是：对于敌人将要占领而我不能长久保持的一切集镇，应以游击战尽量迟滞敌伪的进攻行动，推迟其占领时间，以掩护我根据地工作；对于我之基本区域和重要基点，则应采取各种有效战法，坚决与敌人争夺，使其久占企图不能得逞，以改善我军态势，保障基本区的相对稳定。

既是游击战又进行要点争夺，是否矛盾\?不，游击战的特点在于秘密而周到的准备，迅速而突然的动作，主动而灵活的指挥，我们要保持的是这些特点，至于游击战的战术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应该依据敌我力量的变化，创造更多的战法。

敌我双方的剧烈争夺，从一九四一年日寇“八·一三”大“扫荡”起一直持续到十九四二年春。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日寇集中敌伪一万余人，由南通、如皋、海安、东台等据点出发，对我苏中进行第二次大“扫荡”。全区军民已预有准备，广泛开展了反“扫荡”，与各路敌人纠缠、游击。这次反“扫荡”，我军连续作战四十二昼夜，战斗一百三十余次，毙伤敌伪军一千三百余人，活捉军写十四名，伪军八百名，毁敌汽艇三十余艘。敌人占领了我李堡、栟茶、掘港、马塘、双甸、岔河、石港、大中集、潘家■等一批集镇。敌寇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淫掠，使我根据地群众遭受摧残，在我军民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熊熊烈火。

日寇在“八·一三”大“扫荡”以后，要分兵保守据点，机动兵力减少了，没有力量再进行万人以上规模的全面“扫荡”，便从一个地区的各大据点拼凑机动兵力，实行局部性“扫荡”，或依靠据点，乘虚突进，以扩大伪化区，限制、分割、缩小我军活动区域，并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捕捉我苏中指挥机关。前面已说过东台滨海地区的地形，敌人进入这里“扫荡”，战线长，没有立足点。因此，敌人计划夺占这块地区中心的三仓镇，打通东台、潘家■至三仓镇的公路，把这块地区割裂为二，并以公路作为封锁线和立足点，对我进行“扫荡”。日寇还计划攻占位于我第二分区与第四分区接合部与三仓镇成犄角之势的丰利镇，沟通三仓与丰利的连结，使公路经由三仓、丰利，向北同潘家缴、东台，向南向东同李堡、角斜、海安相连结，进而分割我第二分区同第四分区、第四分区同第三分区的联系。敌人的这个计划如能达成，将大大限制与分割我活动区域，并使我基本区的保持遇到极大困难。所以，三仓这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集镇，便成为敌我展开激烈争夺的一个战略要点。

我们提出了“保卫三仓”、“保卫丰利”的口号。当时我的决心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日寇占领三仓。我认为，经过反复争夺，这个目的是可以达到的。至于丰利，我估计难以长期控制，但是在那里争夺，可直接策应三仓的争夺战，而且可以加强对第四分区敌人的威胁，迫使敌人把争夺重点移向第四分区，这也是一种“围魏救赵”的策略。

三仓镇的反复争夺战，实际上从一九四一年六月就已开始了。当时，我乘敌伪向我第四分区“扫荡”之时，抽调第三旅主力第七团北上三仓地区，击退了由潘家■进犯三仓之敌。九月二十八日，日军乘顽固派策动会道门组织的大刀会暴乱之际，占领了三仓。我随即命令第七团首先破坏了东台至潘家■的公路，使三仓陷于突出、孤立境地，尔后实施两次进击，夺回了三仓。此后日寇多次企图夺回三仓，我们派出若干主力小分队，配合广大民兵，在敌人分进合击的途中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迟滞敌人的行动，破坏敌人的协同，并消耗、疲惫敌人；我主力则在三仓镇及其外围构筑隐蔽工事，待敌人进入我火力范围时，突然开火，予以杀伤，并适时猛烈反击，迫其收兵；待其后撤，则尾追打击之。在敌兵力占绝对优势情况下，我军以坚守防御的态势，以火力和适时的反冲击，予敌以重大杀伤。然后不待敌军合围，即有组织地以运动防御迅速脱离敌人。敌占领三仓后，我则以主力配合民兵围困，使敌人昼夜不堪其扰；另以部分主力，配合民兵游击队破坏桥梁、道路，切断三仓通往其它据点之联系，使三仓之敌断缺粮、水和军需供应)被迫撤退。这种以主力部队为主进行的三仓争夺战先后共七次，敌人每进攻一次，都以惨败告终。

其中最大的一次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潘家■之敌石井大队及伪军七百多人，乘敌我在丰利作战之时，分两路进占三仓。我以第二、第三、第七共三个主力团及抗大九分校，将进攻之敌全部包围于三仓，经昼夜激战，予以重大杀伤。可惜我火力不足，黎明时敌人突围窜逃。丰利争夺战先后进行了五次，打得也很激烈和出色。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丰利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争夺战。十二月八日晨，敌伪分三路合击丰利，来自掘港的一路约五百八十人，从丰利东南进行迂回，与另两路敌人相隔较远，行至花市街、双灰山以北，遭到我师部特务营两个连和第三旅第八团一个营的前后夹击，大部就歼。据统计，我歼灭伪军团长以下三百余人，其中生俘一百九十五人。毙日军三十余人，包括敌南浦襄吉派的督战代表小野大山，生俘日军两名，其中一名叫羽田的分队长举枪投降；我缴获轻机枪八挺，迫击炮一门。与此同时，进攻丰利之敌的另一路，经丰利坝窜入丰利。我主力一部尾追突入镇内予以痛击，毙伤敌一百余人。残敌不支，施放毒气，仓皇逃脱。第五次丰利争夺战，敌人从南通、如皋、东台、兴化前后五次抽调部队增援，南浦亲自出马指挥。我们与敌人纠缠了七昼夜，毙伤敌伪八百余人，在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主动撤离了丰利。

为策应和配合我基本区的要点争夺战，给敌伪以更沉重打击，我第一、第二、第三旅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在广大民兵、游击队配合下，向敌伪薄弱据点出击。各部连续作战一个月，攻克掘港、临泽，袭击了如皋、古溪、李堡、栟茶、余西、二甲、双甸、岔河、时堡、福镇庙、王家营等据点。此役号称“十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鼓舞和锻炼了人民。

我们的指挥机关也战斗化、游击化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下旬，第五次丰利争夺战后，我率领“前指”转移到第二分区三仓与弶(jiang)港之间休整，当时正值旧历年关，为了让大家过个愉快的节日，我通知乘渔船在海上隐蔽活动的师直机关人员上岸与我们会合。黄昏得到情报，敌人在周围几条线上增兵。我们判断敌人第二天要发动对三仓地区的“扫荡”，决定敌进我进，立即率领师直机关向敌人来路富安、安丰方向行动。第二天拂晓我们到了鲁家灶村。村北有条山西向东的小河，河南岸有一条通向安丰的小路，我估计袭击三仓的敌人可能经过这条路。当时队伍已行军一夜，我们没有休息就过了河。果然，机关人员刚过河，后卫就同从安丰出动的敌人打响了。部队交替掩护有秩序地全部过了河，但目标已经暴露。我们只得赶快北移。中午到达四灶，炊事班埋锅烧饭，买鸡买肉，准备让大家过个好年，岂料饭菜还未熟，又响起枪声，原来敌人也学乖了，分路分梯次行动，前面走过去，后面又跟上来了。于是我们拉起队伍，带上饭菜又继续走。天晚了，走到七灶，刚打算做晚饭，北面又发现敌情，便回头再向南走，凌晨到张家灶。敌人刚从这里袭扰而去，于是我们便在此一面休息，一面派出侦察员向几个方向警戒。不久侦察员跑步回来报告：“唐家洋的鬼子集合在场上，指挥官正在训话。一部分鬼子把抢来的东西装上小车、担子，押回李堡据点去了。”我据此判断：敌人不待天明就集合训话，肯定不是返回据点，而是还要杀“回马枪”。立即通知集合队伍，继续向南走，打算越过海安到丁家所的公路，跳到如东汤家园地区去。走上公路，我发现路边有一堆人粪，用小树枝一挑，还是软的，再一察看，路上还有许多皮鞋印，判定敌人正利用黑夜向李堡增兵，这批敌人后面可能还有跟进的，我们要抓紧这一间隙越过公路。果然，后续之敌从海安方向开来了，我们毫无声息地俯卧在公路两测，待敌人通过后顺利地越过了公路，接着渡过了丁埝向东的大河，第二天清晨全部跳出了敌人合击圈，安全到达汤家园。傍晚得悉在我们离开张家灶后，敌人果然杀了个“回马枪”，只是扑了个空。这次行动经过一天两夜，反复行程一百多公里。从海上登岸的机关人员连续行军两昼夜。苏中区党委、行政公署也同样地在同敌人周旋、游击。我们的机关和机关干部已经能适应这种环境，一面作战，一面工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我苏中军区机关尽管一直是日寇寻歼的目标，却没有遭到过一次袭击。

我们还把同敌人的争夺扩展到海上。苏中沿海一直是海匪出没的地方。旧社会为匪，多是被逼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民族意识。从一九四一年三月起，我们抽派坚强干部，运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争取了有影响的孙二虎、陆洲舫部，瓦解歼灭了作恶多端的王平仲部，组建了海防团，在以弶(jiang)港为中心的斗龙港、环港、小洋口、吕四、南坎、北坎等十余处港口，开辟和建立了党、政、群工作。我们在苏中近海海域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渔业、盐业生产，建设后方基地，还从海上沟通了同山东根据地。苏北根据地、上海地下党和浙东纵队的联系。

一九四一年敌我作战频繁，从一月至十一月，全师共作战三百三十四次，毙伤敌伪军官兵五千三百人，俘虏敌伪军官兵三千八百九十人。如果加上十二月份的战绩，数字还要大一些。三仓及共周围的一仓、二仓经过反复争夺，被夷为一片平地，但敌人始终未能在那里安下据点，更谈不上修筑至潘家■的公路了。敌伪占据了几乎全部城镇，控制了主要水陆交通线，安设了大小据点三百四十多处，以据点和交通线为脉络，控制了据点附近和交通干线两侧的大部分农村，在这些地区建立了伪政权和各种伪组织。苏中根据地缩小了。但是我党我军在不断胜利的斗争中赢得了时间，推迟了不少地区伪化的进程，限制了伪化的区域，保持了回旋余地较大、相对稳定的基本地区，各分区也都保持有相对稳定的中心区和广阔的游击区，还不断深入敌占区活动，开展游击战争，袭扰、打击敌伪，宣传与组织群众。苏中抗日根据地仍控制全区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七，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并在接敌的边缘区逐步建立起敷衍日伪而主要为我们服务的“两面性政权。”党的建设有了新的发展，全区有中共党员九千六百二十人，支部一千零一个，区委一百二十二个，县委十二个和县分委四个。更为重要的是，在严酷的战争中，全区军民经受了锻炼，结成了鱼水相依的深厚感情。到了这时，可以说我们已经为长期坚持苏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由此开始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时期。

积极的斗争方针，不是盲目硬拚，而是依据敌我形势所进行的有计划有目的主动行动。当时和后来都有人对我们这一段所采取的斗争方针不够理解，甚至有所怀疑。殊不知苏中是敌我必争之地，如果在敌人严重进攻面前，不采取积极的斗争方针，敌人就会迅速分割、封锁、压缩我解放区，实现伪化。而我们则会地区日蹙，军民情绪低落，作战丧失主动，进而被逼化整为零，转入地下，苏中就会成为游击区，而不能建成基本根据地，更谈不上对华中全局作出应有贡献了。

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原地斗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苏、英、美、中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终于从组织上形成。世界形势的这一变化，对中国抗战是十分有利的。但是，中国敌后战场仍然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苏中最困难的时期比全国还要长一些，这是因为日本侵略军为支持其太平洋战争，更加紧了对大江南北的控制与掠夺，而国民党蒋介石又加紧了反共行动。于是苏中敌后日、伪、顽、我之间的矛盾出现了一些变化。伪军唯恐被驱使到南洋当炮灰，普遍离心，寻找后路；日本侵略军加强对伪军的控制和改编，国民党蒋介石也加紧对伪军的拉拢利用。由此引起了日伪、日顽之间矛盾激化。国民党增派力量重返苏中，建立反共基点，顽固派和我方之间的矛盾也再度激化了。但是，日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的矛盾，我们要准备对付日寇更凶狠、更残暴、更毒辣的进攻。

党中央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时局的估计、今后的方针任务，对全党、全军、各敌后根据地颁发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后来概括称为“十大政策”。华中局子一九四二年春召开了扩大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结合华中情况，制定了“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的总方针、总任务，并且提出了加强对敌斗争，加强军事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具体任务。

一九四二年四月，我们在海门县的海复镇，召开了苏中军政党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华中局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布置了今后斗争和工作任务，提出了：“一面巩固，一面发展”的方针，既要坚持原地斗争，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又要积蓄与加强力量，准备和迎接反攻。

一九四二年初，敌我争夺重点已由第二分区的三仓向南推移到了第四分区的启(东)海(门)区。为掩护启海区根据地建设，一月间我进击并收复三阳，又乘胜扩大战果，攻击二厂、久隆，两度击退敌人的进攻，前后战斗共达半个月之久。

日寇连续遭我打击，兵力又不足，为达到巩固点和面的控制，再次变换手法，运用交通政策，加紧修筑公路，加强各据点之联络，提高转运能力，减少各据点守兵，适时集中更多兵力机动作战，并在战术上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筑，推进一段，巩固一段。我们也适时地改变战法，以民兵和广大群众对敌人进行纠缠破坏，主力则选择适当时机歼灭其掩护部队，并乘隙袭击据点，尽一切可能保持和巩固观有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全区以袭击战、交通破击战为主，三个月中战斗一百六十八次，先后攻克三阳、白蒲等二十余据点。我军虽火力不足，但仍能选择适当时机，采取突然袭击动作，猛扑一路或攻其一点，获得胜利。三阳战斗，争取了一个团的伪军反正；一仓战斗，歼灭伪军二百余人，迫使敌人放弃了占领企图；陆家庄战斗，伪军王杜山部被全歼；悦来镇战斗，伪旅长徐承德毙命；金沙战斗，打击了最顽固的伪军头目张圣伯，歼伪军百余。敌人为分割我第三、第四分区，打通如黄公路、启海公路的计划，在我严重打击下，推迟了数月，公路建成后也经常不能全线通车。各分区还多次进行由地方武装掩护，广大民兵群众参加的全面破击战，使日伪在维护公路和运输过程中受到的损失难以计数。

我们还开展了改造地形的伟大群众运动。苏中大部为水网、半水网地区，相当一部分地区非舟楫不通。敌伪“扫荡”这些地区使用汽轮，每条河流都是他们的水上公路，行动比我们木船迅速得多，在“敌进我退”情况下，我们难以摆脱敌人的追击，如我们上岸转移，条条河流都成为我们运动的障碍，加之水田中间的田埂狭窄，沿着田埂转移，往往遭受敌人的火力杀伤。而在“敌退我追”情况时，木船又赶不上汽轮，难以歼敌。但群众的智慧是无穷地尽的，他们发明了在河流上构筑明坝、暗坝、交通坝、阻塞坝，我们的木船吃水浅，船底平，从坝上一拖而过，畅行无阻；敌伪的汽轮吃水深，拖不过坝，若舍汽轮上岸，条条河流又成为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同时，我们改造桥梁，变大桥为小桥、固定桥为活动桥；改造道路，改大路为小路、直路为弯路。此外为沟通兴化地区向东台以东地区的粮食运输线和节省部队转运开进的体力消耗，我们发动群众开了许多“小运河”，将台南、台北地区的很多河流连接起来。我们还在建湖镇西南的射阳湖上，修筑了一条由东南向西北长达十余公里的大堤，沟通了第一、第二分区的陆路交通。在改造地形的同时，大力加强了部队水上作战训练。可以说我们已经较好地掌握水网地区打游击战的规律了。

这些实践说明，对于战争中的地形条件，应该辩证地去看。水网地形其实是既有利又有弊，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加强对地形的改造，加强部队的适应性训练，就可以变对我不利为有利，变对敌有利为不利。

为了支持长期战争，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补充弹药，我们在一九四二年三月成立了军工部，在设备、物资、技术极为缺乏、落后的条件下，想了好多办法，除通过伪军关系花钱购买子弹外，因陋就简建设起小型、流动的修械所、兵工厂，修理枪械，翻造子弹。我们派出采购人员秘密进入上海，在上海地下党的大力帮助下，购买了无缝钢管、其它钢材、铸铁等物资，自行制造手榴弹、枪榴弹、地雷、迫击炮弹等，还能小量制造迫击炮。在敌情严重时，我们把修械所、兵工厂放在海船上，在海上继续生产。

一九四二年初，正当我们与日寇顽强斗争之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派遣忠义救国军二千令人，由苏南北渡侵入我第三分区的靖江、泰兴一带，对我第三分区进行破坏，并且勾结伪军为其掩护，企图打通与曹甸地区的韩德勤部和溱潼东北地区的张星炳部的联系，在苏中建立反共基点。我集中第三分区的主力及第四分区的第八团给以打击。国民党军与伪军的公开勾结，引起日寇的很大顾虑，激化了日顽之间的矛盾。日军发起了对“忠救军”的进攻。“忠救军”在伪军掩护下逃回苏南。

一九四二年六月，日寇鉴于对我苏中根据地进行的全面“扫荡”、分区“扫荡”、乘虚跃进、交通政策等都没有收到效果，再次变换方针，吸取华北铁壁合围和苏南“清乡”的经验、开始对我苏中地区进行“清剿”(又称“机动清乡”)。在政治上，对上层士绅采取争取政策，对乡保长则拢络与威胁并用，对我基本群众和抗日军人家属先胁迫其为日寇办事，不从的则格杀勿论。在经济上，设立统制委员会，统制一切物资，加强对我封锁，在一些重要地区实行“三光政策”。在军事上，实行水陆封锁，然后分进合击一点或多路重围一区，并且如梳篦一样，反复进行，搜捕我工作人员，寻歼我地方和主力部队。苏中斗争形势进一步严酷起来。

面对这一形势，我们认真进行了分析，认为敌人的主要战术手段是分进合击、多路合围，这些都需要高度协同，但日本侵略军深入我根据地作战，等于瞎子、聋子，无法准确侦察和判断我们的行动，又受地形、交通方面的限制，以及沿途遭我民兵、游击队的打击，很难达成合击，而且敌调集机动兵力在一个地区“清剿”，势必造成其他地区的空虚，便于我军其他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至于敌人的残暴，只能激起我军民百倍的复仇怒火。我们决心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并且加强敌占区、接敌区工作和敌伪军工作，打破敌人的“清剿”。

日寇于六月十二日开始对第四分区海门、启东地区进行第一期“清剿”。七月上旬对第三分区靖江、泰兴地区进行第二期“清剿”。九月末十月初对第一分区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进行第三期“清剿”。我们指示各分区紧密配合，在敌“清剿”区内以地方武装配合民兵就地坚持，与敌纠缠，不断予以袭扰，捕杀敌特、汉奸。主力部队适时跳到“清剿”区外，进行机动作战，特别是向敌人后方和敌人的弱点进攻。于是，各分区的攻势作战此伏彼起，互相策应，互相支援，数月中先后进行的较大战斗有石港攻坚战、海门袭击战、如西反击战、二窎(dia○)歼灭战等。在南通二窎(dia○)镇南的夏(谢)家渡战斗中，我第三旅第七团一举歼灭日军保田大队长以下一百一十名，迫使“清剿”第四分区之敌仓皇收兵。我第三分区的如西县，在敌伪转移兵力对第一分区进行第三期“清剿”时，发动了万余群众围困西河弯伪军据点，不久又组织二万余群众围困水洞口，一万余群众封锁加力市。我们还实行秘密斗争与公开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开辟和加强了边区、敌占区和敌伪军工作。到十一月，敌人的“清剿”即被基本打破了。

这一时期，随着斗争形势变化，我们对几个方针性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第一，关于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问题。当时苏中党政军各级都是分开领导的，为加强统一，协调各方，苏中区设立军政党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构。各分区(地区)也设有军政党委员会。党政军配合总的说来是好的，但仍不免有些缺憾。为适应今后形势，我于七月十九日发电，向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建议，苏中区从上至下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

第二，关于改善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问题。苏中军区成立以来，我们一手抓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实行主力地方化；一手抓主力部队的发展，相对集结主力，进行机动作战和整训，已经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但是，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主力部队长期频繁作战，消耗过大，缺少整训，不利于今后的大发展，二是地方武装数量虽已超过主力，但较多用于执行警备任务，较少用于进击敌人，还不能独立担负起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三是苏中今后除第二分区北部可能稍趋缓和外，其余地区特别第三、第四分区将更趋紧张，回旋余地更加狭窄，部队过于拥挤，容易遭受损失。我在七月十九日的同一个电报中，建议抽出一部分主力团，选择较安定的地区进行整训。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由留下的部队承担，或将留下的主力团与地方团合并后承担。

我对上述两个问题的意见，得到丕显、文蔚、叶飞、期光诸同志的原则同意。七月二十九日，军部复电原则同意，对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指出暂宜慎重；对改善武装体制，提出了具体意见。此后又经过反复酝酿，到一九四二年九月经华中局和军部批准，对全师(军区)部队进行统一整编，各旅保留一个主力团(即第一、第四、第七、第五十二团)，并予以充实加强，其余主力团实行地方化，与各县团合并，成为地方团的骨干力量。经过这次整编，使军区有主力在手，随时可以对重要方向实施突击，而各分区、各县也都有较强的武装作为机动兵力，配合区游击队和民兵，担负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主力军得到了轮流作战、轮流整训的条件，地方军则大为加强，并在斗争中逐步成长，上升为新的主力。而大量半脱产和不脱产的民兵，成为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力量和不断补充壮大我军的源泉。实践证明，这次的整编是成功的。同年十二月，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经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批准，撤销了各级军政党委员会，建立了统一领导的各级党委，作为党政军民的最高领导机构，从而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苏中区党委由我任书记，陈丕显任副书记。第一地委书记兼第一分区政委韦一平；第二地委书记兼第二分区政委陈时夫；第三地委书记兼第三分区政委叶飞；第四地委书记兼第四分区政委吉洛；兴东泰地委书记黄逸峰。

第三，鉴于敌情的严重，一九四二年七月，华中局、军部曾几次来电，指出新的斗争形势，要求有新的方针以适应，主要内容是：

一、苏中斗争是长期的、南浦襄吉是长期的对手，你们至少准备苦斗一年到二年，一切取决于熬得过，撑持得住，只要能保持骨干，即是极大胜利。

二、苏中工作应以领导武装斗争、建立敌伪军工作、组织领导革命两面派、领导民兵为中心，其它任务均应围绕此一中心去进行。

三、全线大的突击作战，不可能改变敌人的部署，而小型武装挺袭与群众交通破坏战，则起了积极作用，一团兵力左右的突击，亦须要打几次以振奋人心，全军全师的全线出击则不甚适宜。

对华中局、军部的指示，我们认真地作了研究，认为指示是要求我们对敌情作充分的估计，对形势作最坏的打算；给予苏中区的任务是留有余地的。我回顾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当时的条件比现在困难得多，我们熬过来了，撑持住了。当前敌我力量的对比，敌人虽有相当的优势，但我们并不是绝对的劣势，我们在社会基础、群众基础上更有强大的优势。苏中抗日根据地是能够长期坚持，并且能够对全局作出较大的贡献的。关键是既要防止对敌情缺乏清醒的估计，不顾实际地盲目硬拚；更要防止在严重形势下看不到有利因素，丧失坚持原地斗争的信心，消极地化整为零。为此我们提出了“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原地斗争”的方针，确定以武装斗争为主，进一步处理好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关系。在作战指导上，我们认为对付敌人的“清剿”和“清乡”，的确比对付“扫荡”更困难，但是敌人兵力不足，不可能在苏中全区同时进行“清剿”或“清乡”，使我们有可能选择敌人的弱点和后方予以突击，迫使敌人推迟或局部更改部署。我们要求区别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基本区、中心区、游击区和边缘区、敌占区，“清剿”、“清乡”区和非“清剿”、“清乡”区)，力求把敌人进攻的重点压缩到更小的范围内，以利于全局的发展。由于我们解决了上述几个方针性问题，对艰苦坚持原地斗争和以后的大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是第一、第六师合并。苏南反“清乡”斗争开始后，一九四一年八月，第六师师部及所属第十八旅陆续北撤到苏中第一分区。苏中第一分区的地理位置很重要，一九四○年我军北渡长江后即在江都开展工作，黄桥决战后，又派人进入高邮、宝应两县，苏中区党委成立后，派惠浴宇等同志去开辟、建设江(都)高(邮)宝(应)地区。第十八旅到达后，决定由第十八旅经营第一分区，把这里作为恢复和发展苏南的出发地和后方基地。一九四二年三月正式成立苏中第一分区、苏中第一行政专员公署、中共苏中第一地委。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决定第六师番号不变，统一由第一师指挥，谭震林同志任第一师政委。但是，谭震林同志未曾到职，后调军部另有任用。这时，苏南的丹(阳)北地区和澄(江阴)(无)锡虞(常熟)，苏(州)常(熟)太(仓)地区也已划归苏中区党委领导，以后在长江以南、京沪铁路以北分别成立中共苏中第五地委，地委书记金柯，和中共苏中第六地委，地委书记钱敏。一九四二年苏中部队统一整编，为加强苏南工作，经华中局、军部决定于十二月派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王必成率第二旅第四团、教导队及盐城、兴化警卫团各一部共二千人渡江南下，在溧阳地区与第六师之第十六旅会师，合编成一个旅，番号仍用第十六旅。旅长王必成，政委江渭清。一九四二年十月，中央军委命令第一、第六两师领导机关对内合并，由我任师长兼政委。

综观一九四二年，日伪军对苏中根据地的“扫荡”，四五百人的小“扫荡”平均每周一次，千人以上的较大“扫荡”平均每半个月一次。从开始反“清剿”的六月到十一月中旬，日寇增设据点四十九处，使苏中区敌伪据点增加到三百三十九处，增修公路十九条，全长四百五十公里。我苏中根据地又有所缩小，部分游击区变成敌占区，部分中心区变成游击区。但是，全区仍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基本区，保持着相当数量的主力部队，各分区仍然保持着一定范围的中心区和广大的游击区，各县武装坚持在县境内进行斗争。同时边区、敌占区工作和敌伪军工作有了很大开展。经过全面建设，根据地更加巩固、各项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了。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一九四三年是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的。日寇在泰兴、如皋、东台、海安一带增凋兵力，有举行人规模军事行动的模样，随即又有敌三个师团将增调苏北的传闻。一九四二年冬反“清剿”胜利后形势一度相对稳定，现在又突然转为紧张了。我们为应付最严重的局面，雷厉风行地抓紧进行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即已开始的精兵简政工作，并准备为主力兵团另行择地整训，一时引起部分干部和群众的不安。区党委认为主要是宣传上有片面性。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下旬召开的“南坎会议”上，传达了“今年(一九四二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的政治口号，当时过多地强调了反攻的形势和准备反攻的力量，忽视了对今后艰苦斗争的宣传。观在弯子一下子转这么大，自然要引起群众思想上的波动。于是，我们立即坦率地说明前一段对形势的宣传不够全面，在指出大好形势的同时，强调指出一九四三年是苏中抗日斗争最尖锐、最艰苦的时期，也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期，号召全体军民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早日到来。不到半个月，干部、群众的情绪稳定了，全体军民投入到新的以反“清乡”为重点的斗争之中。

早在一九四一年初，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就确定了以长江下游为起点，逐次推行“清乡”的方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也将其定为国策。同年三月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逆自任委员长，伪江苏省主席、国民党特务头子李士群任秘书长。从一九四一年七月起，先后对我苏南抗日根据地的苏常太、澄锡虞地区，进行了首次“清乡”。我苏南区党委、第六师经过一段艰苦奋战，转为执行合法斗争、隐蔽坚持的方针，原活动于该区的第六师第八旅奉命撤出苏南，进入苏中第一分区。汪逆便大肆吹嘘所谓“胜利”，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制定了《民国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确定在苏南继续推行“清乡”，在浙东进行“清乡”试验，而将“清乡”重点放在我苏中根据地，并首先选择临江濒海、易于分割封锁、对日伪威胁最大的我第四分区，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划定天生港、丁埝之线以东，丁埝、马塘、南坎之线以南，东至黄海，南至长江为“清乡”区范围。除调集伪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师外，日军还从苏南抽调了参加过对苏南“清乡”的第六十一师团的四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以及大批“清乡”警察、特工和伪方行政人员，进驻“清乡”区内各集镇和重要村庄。沿“清乡”区边沿，日伪

Chapter_30

军构筑了长达一百七十五公里的竹篱笆封锁圈，每隔一定距离构筑碉堡、了望哨，派兵驻守。封锁了长江岸边大小口岸，仅留少数孔道，派兵把守。占领了沿海集镇，封锁了海上与陆上交通。日伪计划用六个月时间完成“清乡”，妄图在“清乡”区内彻底消灭我党我军，肃清一切抗日势力和“敌对分子”，建立起彻底的伪化统治。

日寇对第四分区的“清乡”，原计划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开始。我们为打乱其部署，鼓舞群众斗争情绪，决定先发制人。我师部特务团主力于二月二十三日一举攻克如皋县曹家埠伪军据点，第三旅及第四分区主力又乘伪军调防之机，攻入金沙、余东、三阳、悦来、小洋口等十多处据点，还进抵长江边，掩护群众烧毁了日伪用以封锁“清乡”区的大批毛竹，迫使敌人把“清乡”计划推迟了一个月，到四月一日才开始。

区党委把领导工作的重点放在制定方针政策和组织实施上，首先是制定反“清乡”斗争方针。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确定反“清乡”斗争的总方针是必须坚持原地斗争。苏南反“清乡”执行的是合法斗争、隐蔽坚持的方针。我们依据华中局、军部的总方针，对比苏南的情况，从苏中实际出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我们如果也和苏南采取同样的方针，将使日寇得以基本上实现在第四分区的伪化，并必然将“清乡”依次扩展到苏中全区。苏中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前哨阵地，如果不能保持，则敌我斗争的第一线势必向北推移到盐阜、淮南、淮北诸地区，对全局显然不利。因此，我们制定了“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目的”的方针。我们认为，苏中是具有执行这一方针的条件的：第一，第四分区的地理状况虽临江濒海，水网交织，交通便捷，与苏南大致相同，但是它背靠大块根据地，有苏中全区作支援。第二，苏中有坚强的武装力量，有在平原水网地区同敌伪开展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可以在军事斗争中取胜。第三，苏中抗日根据地是在同敌人反复激烈斗争中坚持、巩固起来的，全区人民和各级组织经受过锻炼和考验，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九四二年反“清剿”斗争的经验。第四，苏中区领导已经为应付最坏形势的到来，在领导体制、斗争方针、组织形式、作战指导、物资储备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全区领导处于有备的状态。当然，我们也充分估计到斗争的长期性和极端尖锐、极端艰苦、极端残酷；苏中全区，首先是第四分区必需为之作出最大的牺牲，但是这种牺牲是光荣的、值得的。这一方针得到华中局的批准。

确定了斗争方针，我们又在坚定的原则基础上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充分发挥主力部队的骨干作用和三结合武装体制的威力。一九四二年我们已经完成了整编计划，第三旅除第七团外，其余各团均编入第四分区地方团，这些地方团已成为分区的主力。此外，第三旅又抽出二千余人，转化为区游击队及民兵骨干，以强化民兵韵军政素质。在“清乡”区内，我们决定以区队、民兵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为主，以武工队对敌伪进行重点打击为辅。主力部队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撤至“清乡”区外围，随时抓住敌人的弱点，机动地给予打击，或抓住有利时机，由外向里，在封锁线上打开缺口，突入“清乡”区内，攻克据点，掩护和配合群众斗争，尔后又迅速撤出，还组织一批武工队进入“清乡”区，同地方武装、民兵一起作战，并有计划地轮换长期在“清乡”区内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民兵，把他们撤到“清乡”区外休整、补充。这样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游击战争。

以武装斗争为后盾，更有效地开展其它各种形式的斗争。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军事斗争与经济、政治、文化斗争相结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内线与外线相结合，使反“清乡”斗争成为一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总体斗争。

进一步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工作。充分发挥我们在社会基础上的强大优势，尽量团结、争取、利用一切力量以集中打击敌伪“清乡”势力，使反“清乡”斗争成为各个阶层、各种力量的最广泛的斗争。

强调“清乡”区与非“清乡”区在斗争方针上的区别。敌人在“清乡”区是要打破在我统治下的现状，而在非“清乡”区，却因兵力不足，有意无意地维持现状，以达到分区“清乡”的目的。所以，我们要求非“清乡”区必须给敌人以主动的打击，造成敌人顾此失彼的窘境，以减轻敌对“清乡”区的压力，使苏中区的斗争以反“清乡”为重点，各分区紧密配合，相互支援。

我们充分估计到反“清乡”斗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始终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对群众性斗争不提过高的不能达到的要求，以免遭致不应有的损失，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例如，我曾提过每个乡、每个支部每月捕杀一个敌人的号召，后来成为群众的实际行动，有的乡与乡、支部与支部还开展了竞赛。我们提醒各级领导，组织成千成万的民兵围攻据点，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人民武装斗争方式，不能作为经常的战术，那样是危险的。我们还不断地由其它地区给予“清乡”区人民以救济、支援，帮助他们渡过灾难，重建家园。

我们力求正确地判断和把握形势，防止片面性。一九四三年十月，敌在为时六个月的第一期“清乡”失败后，紧接着搞“延期清乡”，采取高压手段，推行“三光”政策，形势更加严酷，一些地区群众情绪一度低落，斗争陷入被动。我分析这种情况后认为，这是长期斗争中的疲劳现象，而不是退潮，应适时地加强宣传，并采用各种更巧妙的斗争手段，更复杂的斗争方式，继续作更分散、更艰苦的顽强斗争。我们规定在敌情特别严重的地区，实行公开的武装斗争与合法、秘密的斗争相结合，在一定时期内以合法、秘密的斗争为主，并规定这一转变，应由上一级党委适时地予以掌握和批准。

为掌握反“清乡”斗争的第一手材料，及时总结反“清乡”斗争经验，也为了提高司令部机关军事指挥水平，我从师直属队选派中层领导干部和骨干组织武工队，轮流进入“清乡”区参加斗争。

加强敌伪军工作。我们重新研究了对敌伪军工作的政策。当时苏中地区的伪军已有旧派和新派的区别。旧派是原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中的投降部队和地方上的妥协势力，这一派仍残存有民族意识和地方观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日寇的矛盾增加了。新派则是由日汪扶持起来的力量，以日本买办和特工为主，代表人物是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兼伪保安司令张北生。他们是日寇“对华新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我们利用旧派，打击新派，利用旧派又不使其完全胜利，打击新派又不使其完全失败，使两派力量互相对消。对于参加“清乡”的伪方基层人员，初期采取群众性的锄奸斗争，继而采取瓦解争取为主的政策，达到逐步掌握伪基层政权。

对于敌军，我们分析：敌南浦旅团是我们的老对手，几年来在我苏中军民不断打击下，累计伤亡消耗了五千人，经不断补充，仍剩下三千七百余人，南浦本人因此受到上级责备，并一度拟将该旅他调，经南浦本人申辩才没有被调走，后来增调第六十一师团四个大队到苏中“清乡”，却不属他指挥，引起他的不满。对南浦我们一直注意斗争策略，一九四二年即指出，对南浦之打击应适可而止，以抑留他在苏中单独与我纠缠。这时我们进一步利用敌人的矛盾，着重打击主持“清乡”的敌第六十一师团，适当给南浦一点面子，使他采取消极态度。

上述这些政策和措施，在反“清乡”斗争中发挥了强大的威力，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清乡”区内的游击战争真正达到了全民参战的程度。游击战的战术技术发展到空前的水平。特别是经常性的游击战和围绕中心任务的斗争紧密结合，交织进行，势不可挡。

反封锁斗争。敌人把封锁视为“清乡”的法宝之一。反“清乡”斗争开始后，我们提出“不让敌人打篱笆”的号召，一场破击战迅速开展起来。群众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如将固定篱笆的木桩拔起套上绳索，然后将篱笆成片拉倒；在篱笆上套上油箍，放火焚烧。开始是小规模的分别破拆，后来发展到几个乡、几个区的联合行动。在苏中区党委统一部署下，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七日和七月一日，第三、第四分区同时发动封锁线两侧群众大破击，仅七月一日夜，四万多群众和民兵，在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掩护下，在各级干部带领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在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上进行大破击。他们锯倒电杆，收缴电线，挖毁公路，火烧篱笆。绵延上百公里，看不到头的冲天火光，噼噼拍拍的竹子爆炸声，斗志高昂的人群呐喊声，显示了群众游击战争的无比威力。日伪军吓得躲在碉堡里一动也不敢动，眼睁睁地看着苦心经营的竹篱笆被毁坏殆尽。

锄奸斗争。敌人以特工作为“清乡”的急先锋，他们是日伪的耳目、爪牙，肆意残害我干部群众的刽子手。四月一日，我们以苏中第四专署名义颁布了《反“清乡”期间紧急治罪条例》，规定对“国人皆日可杀”的汉奸、特务就地处以极刑，并把执行权授予区级以上政府和民众团体。早在敌“清乡”前，我们即已从军队和公安部门抽调了一批政治坚定、机智果敢、有作战经验的同志，配备短枪，组成精悍的武工队(原称政治保安队，群众称之为短枪队)，其主要任务是深入据点，镇压日伪“清乡”的重要人员，后来成为群众性游击战争的骨干。反“清乡”斗争开始后，锄奸活动随即开始。武工队英勇机智，神出鬼没。民兵和群众在武工队带动下，采取盯梢、诱捕、“扎粽子”、“包馄饨”、“背娘舅”、“老鹰捉鸡”等各种办法捕杀汉奸、特务。仅四、五两月全区不完全统计，共处决特务、汉奸二百七十四人。苏南调来的“清乡”队员，被我捕杀半数。敌人原拟续调苏中的两个“清乡”大队，未敢再来。许多伪“清乡”人员请长假、开小差或躲在南通城里不敢上任。使敌伪失去了耳目、手足。

反保甲斗争。日伪从“清乡”开始即加紧编查保甲，先是和平编查，遭到群众的反抗。到政治“清乡”阶段便推行强制编查，调集大量日伪军，将某一个地区包围起来，把群众拉到一起，强制编查，对反抗者血腥镇压。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晚，日军在南通县十总店一次即活埋我群众五十三人。为击破敌人阴谋，各地党组织动员身份已经公开的党员、干部和民兵、青壮年临时转移，留下老弱去敷衍。同时布置秘密监视哨，及时发现并处置内奸、特务。区队、民兵则在封锁圈边沿袭扰日伪。日伪一撤离，干部立即返回原地慰问、抚恤、救济受难群众，继续领导斗争。在靠近日伪据点的地方，则控制两面派乡保长，慢编、乱编、假编；“编好”后又动员群众把门户牌烧掉，然后到据点报告说是新四军来烧掉的。到九月中旬，日伪强制编查保甲被迫陷于停顿。全区撕掉门户牌七万多张、毁户口册五万多页，惩处杀伤伪保甲指导员等五十三人。

反抽壮丁斗争。在残酷的“高度清乡”时期，敌人作垂死挣扎，加紧掠夺我人力资源，实施强行抽壮丁和编组自卫团。我们针锋相对，开展了反抽训壮丁的斗争，办法是采取拖、糊、抗、反等各种手段敷衍搪塞，捣乱破坏；对少数为日伪卖力抓丁的伪方人员，则坚决予以镇压。日伪编组自卫团的计划大部落空。

类似的斗争还有反维持、反自首、反伪捐等。财经战线、文教战线的斗争也不断深入。对“两面派”的工作、敌占区的工作、对敌伪人员的工作，都有了加强与发展。

活动在“清乡”圈外的主力部队，积极寻机歼敌，沉重打击敌伪。我第一师第三旅仅一九四三年四、五两个月进行的主要战斗，即达四十二次，先后袭击或攻克金沙、余东、六甲、悦来镇、麒麟镇、岔河、凤凰桥等据点，平毁碉堡二百零八座。一九四三年九月，第三旅主力一部在如皋县地方武装配合下，强攻丰利镇据点，摧毁伪警察局和伪区公所，攻下碉堡五座，击毙伪教导旅团长及伪警察局长等四十余名。

分区主力部队在“清乡”圈内和边缘地带艰苦奋战，与群众斗争紧相呼应，打击日伪。如一九四三年九月，南通县警卫团两个连，在白蒲以西李家桥附近痛击下乡强拉民夫的日伪军，经过白刃格斗，毙伤日伪军二十余名，俘日军一名。同年十一月，该团一部设伏于石港附近，袭击日军山本机动“清剿”队，当场将山本击毙，打死打伤日军十余人。

在多种形式的斗争中，我还要讲一讲汤景廷、顾复生、沈仲彝同志和他们领导的通海自卫团、崇明警卫团(后两团合并，称通海自卫团)所作的斗争。

通海自卫团是通海地区的地方部队，当时还是灰色面貌。团长汤景延，中共特别党(员副团长沈仲彝，中共党员。一九四三年初，华中局、新四军军部鉴于苏南反“清乡”的严重形势和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在即，决定利用汤景延同志的特定社会关系，打入伪军内部，进驻通如海启的“清乡”重点区，以配合反“清乡”斗争。为加强领导，又派中共党员顾复生同志任该团政委(未公开)。汤景延、顾复生、沈仲彝同志接受党的任务后，领导全团在极其复杂、艰险的环境中，英勇机智，进行着一场特殊的战斗。他们控制沿江港口，确保我苏中与江南的交通联系；购买、运输军需物资；掩护我党政军干部过往；搜集日伪重要情报，秘密处决日伪特务。他们对配合反“清乡”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九四三年九月，汤景延等领导同志奉命率部暴动，进袭日伪军据点，杀死了一些日伪军，扩充了部队，胜利归来，编为新四军苏中“联抗”第二团，和兄弟部队共同作战。汤景延同志后来受党的分配，到上海浦东、浦西地区开辟武装斗争，不幸受伤被捕，英勇就义。

从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开始，经过了六个月的反“第一期清乡”(“军事清乡”、“政治清乡”)和三个月的反“延期清乡”，又经过反“高度清乡”，仅四月至十二月的九个月中，第四分区党政军民共作战二千一百余次，毙伤敌伪军、镇压“清乡”人员二千四百余名，并争取了一千七百余名伪军、伪人员向我自首投诚。我军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群众死难上万人；县、区、乡干部牺牲一百零四人，部队指战员伤亡近千人。许多军民受到日寇灭绝人性的残害，如活埋、剥皮、“点肉灯”、“吞火龙”，“腌咸肉”，“灌肚肺”、戳钢针、上电刑等等，但他们坚贞不屈，表现了中华儿女的伟大气节。一些开明地主、爱国士绅也不顾身家性命，英勇地投入斗争，有些献出了自己和亲人的生命。

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一九四四年二月，敌人在我顽强斗争下累遭惨重损失，兵力更加不足，士气更加低落，不得不把以武装镇压、破坏、残杀为主的“高度清乡”，改为以政治伪化为主。我们终于度过了最严重困难的局面，坚持了第四分区原有阵地，并且还有新的发展苏中第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是在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进行的。具体领导的是苏中第四地委和第四分区，他们身临其境，在斗争中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承担最大牺牲、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在第四分区坚持斗争的广大军民。整个苏中地区的党政军民对第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进行了、全力韵支援和配合。第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还得到苏南地区的支援，并经由海上得到了山东、苏北、上海、浙东等兄弟地区的支援。苏中第四分区反“清乡”斗争，是一场以我们的胜利宣告结束的可歌可泣的悲壮激烈的人民斗争，已载入我党我军的史册。

在这黎明前的黑暗时期，与第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交错进行的是全区的全面反“扫荡”。一九四一年三次大“扫荡”之后，敌人因兵力不足，又在我不断杀伤、不断消耗下，仅能对我进行分区“扫荡”或季节性“扫荡”。一九四三年春，敌人兵力突增一倍以上，在对我四分区“清乡”的同时，又对我苏中展开了全面“扫荡”。我则进行全面反“扫荡”。

一九四三年一月，我在全师直属队干部会上提出了五项政治号召。一切为了坚持原地斗争，反对退却逃跑；一切为了胜利，反对盲目硬拚，一切为了革命利益，反对个人打算；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要做困难时的英雄；巩固党内外团结，拥护党的绝对领导。号召全体军民迎接更全面、更复杂、更残酷的斗争，并夺取胜利。鉴于这时苏中抗日根据地已进入巩固时期，地方武装已能够独立坚持原地斗争，而敌人“扫荡”规模更为扩大，为避免不必要损失和不失时机地准备反攻，苏中主力部队于五月移至兴化、盐城地区。七月，进一步提出今后的反“扫荡”斗争应以群众性的游击战为主，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同时要求一切部队都应加强战斗准备，以便能把握主动，在有利条件下打击敌人。

这一年敌人的“扫荡”，以春秋两季在第二分区进行的两次规模为最大。其中秋季大“扫荡”敌人出动了七八千兵力，还配以伪军四五千人，企图消灭我军主力。

我苏中军民奋起反“扫荡”。民兵广泛运用游击战术，“扫荡”前积极破路、打坝、拆桥、藏粮、埋雷……反“扫荡”开始后主动袭击敌伪并配合主力作战。我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选择适当时间、地点机动作战，袭击日伪后方和薄弱据点。敌人的每次“扫荡”都以失败告终，消灭我军主力的企图更化为泡影。

一年来，我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同敌伪作战六百二十四次，毙伤敌伪一万五千零五十四人，俘一万一千九百四十九人，缴获步马枪三万零九百一十四支，轻重机枪二百九十四挺，掷弹筒六十二个，炮六十四门。民兵自卫队共与敌伪作战二千八百五十五次，毙伤俘敌伪四千一百零五人，缴获长短枪五百九十六支，机枪四挺，掷弹筒五个。反伪化斗争也获得巨大的成就，仅第一、第三分区七个县的反伪化斗争，便动员了七十万以上群众参加。

一九四三年是苏中抗日根据地敌情最严重、斗争最艰苦的一年。全区军民英勇无畏，顽强奋战，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终于获得了反“扫荡”、反“清乡”的双胜利。黎明的曙光已经在望了。

领导重心的再次转移

一九四四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胜利的形势更加明朗。苏军已基本上将德军逐出国境。英美的陆海空军，正向打击德军最有利的方向集中。欧洲各国反法西斯的第三条战线日益发展。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加强了反攻。在中国敌后战场，我解放区军民不断地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日本侵略军正在作最后挣扎。我党中央号召解放区军民抓紧时机，发展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壮大人民革命力量，高度警惕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准备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

这时苏中的形势是这样：日寇阴谋在对我第四分区进行“高度清乡”的同时，对我第一、第三分区进行“扩展清乡”，对第二分区进行“强化屯垦”，但是已无更多的兵力可调，只能依靠抽集现有力量，而且老兵成份越来越少，士气越来越低落。而我苏中抗日根据地经过艰苦奋斗，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和提高，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底，全区敌人控制的地方仅及百分之十六多一点；敌占区的人口仅及百分之十五多一点。全区县以上早已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区一级政府一般都经过局部改选，半数以上的乡有了共产党的支部和群众组织，基层群众优势已经基本确立，并开始进行以乡政权为重点的基层政权改造。地方武装已能独立担负打击、歼灭日伪，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主力部队随时可以用于机动作战。苏中区党委及时提出了“更顽强地坚持原地斗争和更有效地准备反攻力量”的方针。

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一直是苏中领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在苏中斗争形势最严峻时也没放弃过，并一直注意为反攻做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物质上的准备。现在敌人正在作垂死挣扎，战争进行到了转折关头，作为战区的指挥员，必须正确估量形势，把握时机，积极主动地推进形势的发展。设若判断失误，轻率从事或优柔寡断，都会对全局造成不利的影响。为此，我开始把领导重心由以坚持为主转为以发展为主。

苏中抗日斗争形势的转折，是从车桥战役开始的。组织发起车桥战役，我有一个较长的酝酿和形成过程。

日伪对第四分区“清乡”后，除师直属队和第二分区的机关、部队要在东台南北地区活动外，第三、第四分区的主力团有时也需要转移到第二分区休整，或待机配合第四分区作战，因此，很觉得地区狭窄，部队拥挤，而大批干部亟待整风，缺少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奉命去军部驻地(黄花塘)参加整风会议和汇报工作，便带少数参谋、测绘人员和一个连，有意识地选择路线，对沿途地形，敌情进行实地调查。去时由台南穿过通榆公路、串场河，经兴化地区南下到江都真武庙，从昭关坝伪军据点中通过扬淮公路，偷渡运河，泛舟邵伯湖，在扬州城北十五余公里邵伯湖南岸的黄珏桥上岸，越过场(州)天

(长)公路，到达黄花塘军部。九月返回苏中时，由天长之龙岗乘船过高邮湖北上，经黎城(金湖县)过淮河，然后在平桥、泾河两据点间夜渡运河，越过封锁线，接着乘船过建湖、兴化间的水网地区，再越过通榆路回到台南地区。我们穿行于车桥、曹甸据点附近以及许多边沿区、接敌区和敌占区，往返行程五百余公里，沿途察看地形、了解敌情，同干部、群众交谈。

在临汗以北的团寨，又与第十八旅旅长兼第一分区司令刘先胜探讨了这个地区的特点和军事地位。我注意到淮安、阜宁、宝应三县边界的淮宝地区，是我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的结合部，也是敌人两支部队的结合部。这里原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是韩德勤在苏北苦心经营的反共基地。一九四三年韩顽弃守后为敌伪所占。敌人以车桥为中心，建有十余处据点。我们也跟进开辟工作，一年来已在安丰、曹甸、泾河镇一线以南，打下了政权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初步基础，其余地区伪化仍深。我设想，如果我们集中兵力拔除车桥、泾口等据点，在这里打开局面，敌两支部队都会因为是自己的边沿地区而互相推诿、观望，配合作战也不会协调。而我方得手后就可以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可以把领导机关移驻于此，集中干部开展整风运动，集中主力进行整训，还可以就近加强对第十八旅工作的指导。特别是可以打通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四个地区之间的战略联系。这样就形成了在淮宝地区发起以夺取车桥、泾口为目标的攻势作战的设想。

在这一地域发起攻势作战，会不会刺激敌人，引起对我新四军大规模报复行动?这是需要考虑的。为此，战役发起时机应该审慎待机。到了一九四四年二月苏中区党委召开第五届扩大会议时，我在全面分析了形势后，认为日军已是穷途末路，在我发起攻势作战后，难以对我进行大规模报复“扫汤”，即使有些小动作，在我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影响也不会大。我便向与会的几位领导同志提出发起车桥战役的建议，得到了他们的一致同意，随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具体研究制定作战方案。

当时提出三个作战方案分析比较：一是由东向西，先攻泾口后攻车桥；二是车桥、泾口同时攻击；三是先攻车桥，后取泾口。经过分析比较，择优选取了第三方案。因为执行第一方案，虽背靠第三师地区，便于我军运动和开进，但不久前我攻击泾口未克，敌伪防备甚严，而且即使攻下泾口，还需再攻车桥，付出代价较大。第二方案，不仅兵力分散，而且如一处攻击不得手便会陷于被动，甚至使整个战役失利。第三方案的优点是明显的，首先，打下车桥后，敌人可能放弃一大片地区，我们可以得到最有利的战役效果，其次，车桥处敌中心地区，是敌人的心脏，工事坚固又有日军驻守，敌人自以为安全，而敌人认为安全的地方，正是我最容易得手的地方，这是战争的辩证法，我们可以采取掏心战术，隐蔽接敌，突然进攻，必能收出奇制胜之效；再则车桥周围的地形也较有利于我。为此决定选择第三方案。

车桥座落在涧河(又名菊花沟)两岸，东西二华里)南北一华里半，河道上有五座桥梁，俯瞰全镇，形如“车”字，是以得名。敌伪占领后，驻扎日军一个小队，约四十余人，伪军一个大队，约五百余人。他们加高围墙，拓宽外壕，架设铁丝网，修建了五十三座碉堡，构成了绵密的交叉火力网。以车桥为中心，在外围还有十几个坚固据点相拱卫。车桥地处中心，来援方向较多，但敌两个师团部的驻地徐州、扬州，距车桥都比较远，估计不一定来援，其主要增援方向可能来自淮安。为此，我们决定调集主力第一、第七、第五十二团和苏中军区教导团及第四分区特务团等共五个多团的兵力，采取攻坚打援并举的方针，决心不惜牺牲，坚决攻占车桥；同时歼灭敌人的增援部队，各阻击部队坚决保障两天两晚之战斗警戒任务。顺便说一句，有的同志把这次的作战方针表述为“攻坚打援并举，以打援为主”，这不太确切。打援的部队虽多一些，但我们的目的是攻取车桥，解放这一片地区。

在此以前，我们对日寇打的都是游击战，这次集中五个团的兵力，还有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对日寇举行这样规模的攻势作战，在苏中抗日游击战争中是没有前例的。所以我们狠抓了战役前的准备，特别重视协同作战的准备。第一，对敌情的判断，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作了审慎周密的预案和计划，对我方部队集中时间、地点、开进路线、攻击时间作了精密的计算和要求，以减少战时协同的困难。第二，统一了弹药、器材、粮秣、野战医疗、运输等后方勤务工作，还根据我们所拟采用的战术手段，特制了一批攻坚器材，如连环云梯、单梯三角钩、爬城钩、麻绳、煤油、棉花、竹竿、土坦克、炸药、烟幕弹、沙包，还准备了火箭、灯笼、电话等通讯联络工具。第三，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征集了大批船工和船只，组织群众及时配合战时勤务，战后平毁敌人据点工事。第四，战前对部队进行编组，将互相较为了解、战斗作风特长相仿的部队，临时编成一个建制，共编为三个纵队、一个总预备队，适当调整了组织与干部。第五，在战役发起前十余天，即由师部和各主攻部队派出得力干部，进入车桥和芦家滩伏击阵地作实地侦察，并依据实地情况，进行战前训练。

政治动员工作做得很充分，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动员会，颁布了战时奖惩条例，组织了突击队、突击组，互相提出战斗竞赛。

在组织指挥上，师前方司令部与一分区司令部暂时合并，组成野战司令部。我和副师长叶飞也作了分工，叶飞负责战场指挥，我掌握全局。

战役于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晨一时五十分发起，首先进攻车桥据点。我军利用夜暗从敌外围据点之间直插车桥，以隐蔽迅猛动作，从四面八方越过外壕，架起云梯，爬上围墙，很快攻占了围墙上的所有碉堡并迅速攻入镇内，分割包围各敌伪驻地。我军的突然攻击，使敌完全被动。经激烈战斗，于当日中午全部歼灭了镇内的一个伪军大队。接着对日军驻守的土圩及碉堡开展攻击，经一天一夜的战斗，日军一个小队大部被歼，残敌固守挣扎，我展开了政治攻势。五日下午，淮阴、淮安、涟水等地日军(华北派遣军第六十五师团第七十二旅团山泽大队)，纠合伪军共七百余，分批在淮安集结，乘汽车向车桥增援。当第一批援敌进入我韩庄、芦家滩伏击阵地时，我军突然猛烈开火，迫敌进入我预设的地雷阵地，炸死了一批敌人，接着第二、第三批援敌亦进入韩庄与第一批残敌会合。当晚，敌向我阻击阵地进犯。我军从敌侧背奋勇出击，与敌白刃格斗。敌伤亡惨重，向韩庄东北突围，在芦苇荡边被我切成三段，大部就歼。七日，车桥残敌狼狈逃窜，战役胜利结束。我军共歼山泽大佐以下日军四百六十余人，其中生俘山本一三中尉以下二十四人，歼伪军五百余人，攻克车桥据点，摧毁碉堡五十余座，并缴获九二式步兵炮一门及大批武器弹药，我军乘胜扩大战果，至十三日，共收复曹甸、泾口、塔儿头等敌伪据点十二处，使淮安、宝应以东纵横五十余公里的地区全部解放。

车桥战役发起前，我运用声东击西的手法，在东台三仓地区举行了牵制作战。当时敌军对我计划一无所知，仍在致力于“清乡”和“扫荡”。三月三日，我获悉日军百余人、伪军千余人增至安丰，有向东“扫荡”模样；南面海安之敌一部进至李堡，有向我台南地区“扫荡”之可能。我们遂将师直机关分为前后梯队，由管文蔚同志率后梯队北移，跳出“扫荡”圈，我率前梯队向南经三仓、三十总到薛家套，故意迎击“扫荡”之敌与其纠缠。三月四日，李堡、安丰、潘家■各路之敌，以一仓河、吴家桥为目标分进合击。我们于夜间从敌人空隙中由薛家套安全转移到五总。敌合击扑空后继续分路追寻。我又安全转移到兰路址。三月五日凌晨，车桥战役打晌后，敌即仓皇后撤，并放弃了潘家缴据点。南线的作战行动麻痹了敌人，加强了车桥战役发起的突然性。

车桥战役得到我兄弟部队第三师的积极支持。在战役前，我们即同三师沟通了情报联系。战役进行中，第三师一部攻克涟水、车桥间的朱圩子据点，歼灭伪军三百余人，对车桥战役的胜利起到积极的配合作用。

车桥战役的捷报传到延安，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新四军收复车桥的消息，赞扬这是“以雄厚兵力”打的一个“大歼灭战”。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祝贺这一胜利的社论。在延安的陈毅军长也发未了嘉奖电。车桥战役后敌人未敢进行人的报复行动。一个月后，苏中区党委、苏中行政公署、苏中军区移驻车桥附近宝应县的固津一带，党校移到了固津附近的林溪镇。我们集中四个主力团在淮宝地区整训，为后来我军向苏浙战略机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车桥战役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役形态，以机动突击、单刀直入、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秘密接近、迅速猛扑等战术手段，偷袭与强攻、进攻与阻击、分途开进与协同攻击、步兵单独作战和步炮联合作战、主战场与牵制战场、主力与人民武装等多种作战方式以及周密细致、机智果敢的组织指挥而展现光彩。我军指挥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一百八十五位同志光荣负伤，五十三位同志光荣献身。日本反战同盟苏中支部松野觉同志参加火线喊话，英勇牺牲。

车桥战役以后，我对全区斗争方针又作了一次考虑。当时日伪对四分区的“清乡”已转为以政治伪化为主，同时准备对第一、第三分区进行“扩展清乡”、对第二分区进行“强化屯垦”。面对这一情况，我认为敌人已无多大兵力增调苏中，我们对敌人的“扩展清乡”、“强化屯垦”应采取打破的方针。至于第四分区的反“清乡”，则仍提紧持反“清乡”，不提粉碎“清乡”，因为过早地提“粉碎”容易引起轻敌和急躁，导致敌人的报复，使群众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同时，这时我们的领导重心，已经转向准备反攻，第四分区形势如再度紧张，对全局会有干扰。

六月中旬，苏中区党委根据形势的发展，指出反据点斗争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要用一切办法来达到反据点斗争的胜利，使敌人被逼放弃小据点，集中到大据点，并使大据点一个个处于孤立局面。

于是苏中全区展开了对日伪的攻势作战。早在五月，苏中主力特务四团已攻克南通、如皋两县交界的童家甸据点；东南警卫团攻克竖河镇据点：各县警卫团、区队、民兵攻克日伪据点二十八处，歼灭日伪近千人。六月二十三日，第三旅第七团在如皋中部耙齿凌附近与日伪军五百余人打了一个遭遇战，经三个多小时激战，击毙日军中队长加藤大尉以下日伪军二百余人，活捉日军小队长以下十四名，伪军二百余人。六月二十七日，我主力第七团与特务四团，在三千余民兵配合下，攻克“清乡”区封锁线上的日伪军重要据点南坎镇，把“清乡”区打开一个大缺门。此仗日军十二人、伪军一个连被全歼，驻掘港日军中队长丹木率部增援，被我阻击，丹木以下十余人毙命。七月中旬，活跃在吕四、环港一带的海防团以奇袭手段，缴获日军运输艇两艘，活捉日军九名。七月中旬，第三分区主力一部与如西独立团攻占石庄，俘伪军一百五十多人。区队、民兵收复新市、新生港、吕家窑、田家铺、张黄港、新坝等日伪据点，攻克长江中的永安沙。第二分区于七月中攻克兴化南的戴家窑，俘伪军营长以下一百八十多名，强攻西团伪“屯垦”警备第一纵队第五大队，击毙伪军三十余人，俘二百四十六人，平毁了十三座碉堡，接着又收复谢家庄、洪家垛、河口、墩头、湖北庄、万来庄、朱家舍等日伪据点。

我第四分区军民在“清乡”区内发起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六七月间，南通、海门、如皋各地地方武装、民兵和群众五万余人，发动了为时二十多天的大破击战，破坏公路七百余公里，炸毁桥梁五十余座，攻占八总店、鲍家坝、三余、北新桥等一批日伪据点。九月再次组织大规模攻势，历时四十五天。夏秋两季攻势，前后攻克、逼退日伪据点六十余处。到了一九四四年十月，不仅恢复了“清乡”以来被日伪占领的地区，而且使根据地有所扩大。

至此，第四分区军民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决定性胜利。而日伪的“扩展清乡”、“强化屯垦”宣告破产。一九四四年初设立的伪“苏北屯垦总署”，也于十一月一日被迫宣布取消。实践证明，我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因而能不失时机地对敌人展开攻势作战，而车桥战役则成为苏中抗日根据地对日伪进行局部反攻的起点。

一九四四年秋，党中央为了发展东南各省的抗日斗争和准备战略反攻，并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迎击国民党的反共内战预作准备，重申了发展东南的战略方针，我奉命担负向苏浙皖边区发展的任务。多年为之奋斗，一刻没有忘怀的这一宿愿终于实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中旬，我率苏中主力三个团由车桥地区出发，渡江南下，暂时告别了苏中父老。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苏中抗日根据地是在同敌人艰苦顽强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苏中人民是经过战争烈火考验的，因而是最坚强的。回忆这一段历史，我觉得这是一条最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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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九章向苏浙敌后发展和天目山战役

向苏浙敌后发展，是我军向东南发展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中央在抗日战争后期，为迎接战略反攻形势到来作山的战略决策。

我们在执行向苏浙敌后发展任务的过程中，遭到国民党顽固派一而再、再而三的拦截和进攻，被迫奋起自卫。从一九四五年二月到六月，在浙西天目山地区，主要是孝丰(今安吉县丰城镇)地区，我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自卫反击作战，沉重地打击了顽军，尤其是第三次作战，歼灭了向我进攻的顽军精锐主力。这三次作战统称为天日山战役或孝丰战役。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在望，胜利果实归谁所有?胜利后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将怎样?已经日益尖锐地提到全国人民的面前。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一直处心积虑地限制、削弱人民革命力量，随时准备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抗战爆发以来多次制造反共磨擦，现在眼看日寇败局已定，为了独吞胜利果实，并在胜利后对全国继续其法西斯反动统治，就更迫不及待地指令国民党第三战区悍然向我发动进攻，妄图一举歼灭我在江南和浙西的新四军主力，为其以后发动更大规模内战作准备。

我们对于在向苏浙敌后发展中将会受到顽固派的严重阻挠是早有预料和作了准备的。为了全力迅速向敌后进军，我们总是力求避免同顽军纠缠和正面冲突。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想避免也避免不了。发动内战是顽固派的既定方针，我们只能针锋相对坚决斗争。因此，我们向敌后进军时不能不随时准备对顽军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面对顽军的进攻，我们只有取得自卫反击作战胜利，才能够继续挺进敌后，打击日伪，发动群众，扩大和建立新的解放区。

天目山战役是我在抗日战争中所经历的激烈和艰苦的重要战役之一，也是我华中部分主力锻炼成长的重要战役之一，正是通过天目山战役的胜利实践，使我们提早实现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后来蒋介石对我们全面大打时做了思想上和战略战术上的准备。

新的形势和任务

一九四四年世界形势大好。年初，反法西斯战争已进人大规模战略反攻，希特勒处于东西夹击的困境之中，日寇已面临穷途末路。中国敌后战场形势也越来越好。我们不但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而且连连取得新的胜利。抗日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态势，正在转变为敌人的孤立据点被大片抗日根据地所封锁和包围。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人民抗日军队已发展到六十五万，民兵有了二百多万，解放区的人口已有九千万。我华中地区就有主力军二十万余，地方武装五万余，民兵发展至八十余万。

在这样的形势下，党中央筹划着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部署，各解放区展开了局部反攻。同时中央决定留守延安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以一部南下向湘粤发展；在华中的新四军以一部向西向河南发展，一部向南发展东南沿海。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日军攻占温州，并相继占领福州，控制了闽、浙沿海地区，国民党军纷纷西撤。九月二十七日党中央指不华中局：“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地区应有新的发展部署，特别是浙江的下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中心下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深入天日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随后，党中央又对华中局指示：新四军在执行西进、南—卜两大任务中，应以南下为主，尔后视情况变化，争取全面控制苏、浙、皖、闽、赣诸省，使我党我军在举行战略反攻时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接着，中央确定以第一师(包括第十六旅)担负南进任务。浙东游击纵队接应由苏浙边南下的部队，浙南游击队向浙闽交界沿海敌后发展。

党中央这一战略决策的蓝图，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一年二月发出的关于华中三个战略地区(包括鄂豫陕边、江南根据地，苏鲁战区)任务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同志对江南根据地(包括苏南、皖南、浙东和闽浙赣边四个方面)规定的战略任务是准备出天目山、向黄山及赣东北发展、创立和恢复关宁地区和沪杭甬地区以及闽浙赣边区的根据地。而苏鲁战区，应作为向南发展的策源地。当时由于皖南事变造成的严重损失，华中局同南方几个省委联系中断，华中局曾设想成立江南区党委，以苏中为依托向江南伸进。但此后华中敌后抗日斗争进入最艰苦阶段，而日寇打通浙赣线的计划又未实施，以致这个指示一时未能付诸行动而成为一个远景规划。到了一九四四年的九月，情况发生了以下变化：

(一)苏中抗日根据地经历了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的艰苦斗争岁月，已经日益巩固壮大，不仅有足够的力量坚持和巩固苏中地区，而且为向南发展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推备，有力量随时执行发展和支援新区的任务。

(二)苏南的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在苏中区党委领导下的丹(阳)北地区，对一九四三年三月开始的日伪“清乡”，全体军民英勇奋斗，艰苦顽强地坚持了原地斗争。到一九四四年，各县建立了县政权和三十至六十人的县警卫大队，区乡不脱产的武装组织发展到五千多人，逐步恢复为游击根据地的局面。澄(江阴)

(无)锡虞(常熟)、苏(州)常(熟)太(仓)地区，经历了反“清乡”斗争，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以苏中第三、第四分区为依托，采取逐步增强斗争效果的方针，终于不仅站住了脚，而且情况逐步好转，在“清乡”中受到破坏的党组织，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苏皖区党委、苏南行政专员公署以及第十六旅，在京沪路以南地区，在艰苦复杂的形势下，坚待武装斗争，深入开展工作，进行根据地建设，除胜利坚持原有阵地外，把力量伸展到了苏皖边的长兴、郎溪、广德地区，各分区也已连成一片。这些都为大军南下准备了有利的前进阵地。

(三)浙东区党委、浙东游击纵队在日伪顽夹击的复杂形势下，艰苦奋斗，不仅建立与坚持了三北(指姚江以北酌余姚、慈溪、镇海地区)游击根据地，保存了浦东原有阵地，而且建立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并依托四明山向南和向浙赣沿线的金华、义乌、兰溪方向发展。

此外，皖南、浙南、福建方面都保持着若干决游击基地，尽管斗争环境十分艰苦，经过长期坚持，武装力量也有了新的发展。

综上所述，无论是世界大势和整个敌后形势，无论是苏个、苏商、浙东的形势，都有利于我们向东南发展。

我对于发展东南，怀有特殊的革命责任感。从一九三四年七月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到三年游击战争，我先后奉命执行向闽浙皖赣挺进和在皖南、浙江创建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由于敌我力量的极端悬殊，我们经过艰苦本绝的斗争，付出了无数的生命和鲜血，才得以在浙南和闽浙边保持了战略支点。抗日战争中我一直关注着那里形势的发展。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日军发动了浙赣线战役，占领了金华、兰溪和进贤、东乡等地，大片国土沦为敌占区。我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增派部队向浙江发展。陈毅同志回电指示：由于整个情况尚不明朗，目前仅可作准备。一九四二年六七月，华中局先后派出谭启龙、何克希等一批干部到浙东，并决定成立浙东区党委，加强与统一浙东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苏中区党委和一师曾给以积极的多方面的支援。我们并一直十分重视保持与浙东的海上通道。所以，中央确定南进是我期待已久的宿愿。一九四四年九月，我请求由我率领苏中第一批主力部队，执行南进任务。华中局、军部同意我的请求并报经军委批准。

渡江南进，胜利会师

挺进苏浙是我第三次执行先遣任务。上两次是一九三四年七月到一九三五年一月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和一九三八年四月到六月的新四军东进抗日先遣队。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同叶飞同志到淮南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开会，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研究了发展东南的方针、政策、步骤、方法相可能抽调的力量，同时研究了坚持苏中的有关问题。中央批淮了华中局的部署，由我先率领第七团、特务一团、特务四团三个团七千余人及由中央、华中局、苏中区党委分别调集的各类干部三百余人首批南下，会合十六旅、浙东游击纵队发展苏浙敌后。当时有消息说，日寇面临盟军的强大反攻，拟抢先解决中国问题，甚至准备在中国大陆进行长期战备，即所谓放弃三岛，与英美决战于大陆。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估计对日战争时间可能延长，因而我们对发展的部署也作了较长期的打算。华中局曾考虑尔后由谭震林、叶飞同志相继率第二、第三批主力南下，必要时甚至再组织后续南下梯队。当时谭震林同志正在津浦路西淮南地区指挥反“扫荡”而未能参加研究，后来又因情况变化而未南下。

对南进的实际准备工作在严格保密下早就在分头进行了。十二月五日，成立了实际上是南下司令部的的练兵司令部，以第一师参谋长刘先胜为司令，具体组织部队行动。在这之前，予定南下的各部队已分别在三仓、曹甸等地集中整训了两个多月，开展军事大练兵，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整顿了组织，补充了兵员和武器弹药，补发了服装和全新的皮子弹袋，做到齐装满员。为了适应南方山地作战，我们早就秘密地从上海采购到一批无缝钢管。并就地将主要零件加工好，远到苏中装配成小口径的迫击炮，因而在南下的每连装备了三门自制的52毫米小炮，营成立了装备有自制73毫米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机炮连，团则组成了有洋造82追击炮的炮兵连。与此同时，我们翻印了浙江省五万分之一地图，还派人到上海等地采购了医药用品和通讯器材，并准备了大量法币和一些金银以便必要时在新区使用。经过练兵和政治动员，战士们个个身强体壮，斗志昂扬，随时准备去执行战斗任务。

部队从苏中南下，要通过长江、京沪铁路(今沪宁线)、大运河以及京杭国道(今宁杭公路)等敌人的封锁线。我们面临的第一道难关，也是风险最大的一关，是大部队偷渡敌人严密封锁的长江天险。苏南沿江地区有南京、上海两大城市和若干中小城市，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交通便利，是日伪心腹之地，驻有重兵。敌寇对长江封锁很严，舰艇在江中昼夜巡弋，沿江据点林立，警威严密。敌寇又严令所有船只白天凭条出港，晚上进港封存，各种船只为敌寇统制不易征集。时值冬季，长江水位低落形成宽阔的泥滩，除了码头，车船既不能靠岸，人马又难于徒涉。

全国解放前我带着部队四次渡越长江，这是第二次。四次过江都是战略行动，但具体情况各不相同。第一次是为了打开苏北局面，一九四○年陈毅同志于六月二十九日先带一个警卫班从苏南北渡后，我于七月八日率江南指挥部及第二团、新六团渡江北上，渡江人员约二千，易于隐蔽机动。第三次是我苏浙部队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北上，贯彻执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当时日寇已投降不敢进行阻拦，国民党军队虽有阻拦，但由于忙于接管宁沪杭城市难于抽出大量兵力堵截，我以一个纵队断后，实际上只以一个支队掩护，数万主力部队和地方干部日夜兼渡(浙东部队北上是走另一条路线)。第四次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实施战略追击彻底打倒蒋家王朝，百万雄师过大江，是在我军绝对优势下的强渡，举世瞩目。而这第二次过江是主力部队、地方干部及机关人员近万人在同一时间内一举偷渡，难度很大却又必须保证万无一失；如有失误，不仅造成损失而且暴露战略意图，后果严重，所以必须绝对保密和精心计划组织。在接到中央九月指示后，渡江的准备工作，就在部队和地方、江北和江南有计划地展开了。镇江、仪征、扬中、江都、泰兴等沿江地段是我新四军历来联系大江南北的战略通道，两岸党的工作有一定基础，根据地也较为巩固，这是保证我们顺利接江的最有利的条件。

由于这次渡江人数多，所以分成东西两路。东路由刘先胜、陶勇、阮英平等同志率特一团、特四团和机关后勤，从江都大桥地区渡江，经丹(阳)北、句(容)北南下，在扬州曹王寺地区集中后又分戍两路，一路经余家坂登木船过夹江再到对岸。另一路经嘶马到三江营乘商轮直达对岸龟山。特四团因受船只限制延至次晚截借了另一商轮随后跟进。部队过江后分别从日伪新丰据点中及陵口附近通过运河和铁路，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四日到丹阳西南的延陵地区。

西路内我楷着第七团和干部部队从淮南出发，选择在仪征、东沟(六合城东南)间地区渡江，我们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进至离江边约十五公里的小营李宿营，二十七日晚从沙窝子乘木船过江到南岸，在龙潭北的一个小码头上陆。龙潭西靠伪首都南点，东邻伪江苏省会镇江，均有日伪重兵驻守，两地之间的龙潭．下蜀、高资等各铁路车站都是日伪据点，铁路与江岸并行，中间地带很狭窄，地形不利，但也正因为如此，敌人想不到我们敢于从这里任他眼鼻子底下通过。十二月下句下了大雪，天寒地冻，河湖结冰，部队行动不便，仅也正因如此，敌人想不到我们会夜这种时刻渡江。地点、时间都出敌不意，最危险的地方恰恰成为最安全的地方。当晚，我侦察分队先头过江，悄悄登上龙潭码头，把十几个厂警之类的便衣武装先稳住，做针对他门的政治说服工作，接着大部队就顺利通过。由于人多船少，来不及运送第二梯次即将天亮，后续一个营于次晚仍然利用龙潭码头续渡跟上。我们上岸后从龙潭、下蜀间越过铁路进入九华山区（位于龙潭镇与句容城之间）。过了江，就同接应我们的丹北、茅山地委，江（都）镇（江）工委的领导同志和十六旅派来联络的参谋见了面，大家格外兴奋，倍感亲切。在敌人多年摧残下的句北人民，首次见到我军容整肃、军纪严明的大批主力部队浩浩荡荡突然开来，惊喜万状，奔走相告，纷纷自动带着干粮要求挑担送行。有的是兄弟父子一起来，有些地方全村全家劳力都来了，实在争不到任务的几百民工，几经劝说仍不肯走开，他们宁愿扛着扁担同子弟兵并肩伴行。江南老区人民对新四军的深厚感情使战士们无不十分激动。

在严重的敌情下大部队安全渡江的成功，是南下行动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其所以获得成功，除因在时间和地段选择上出敌不意与我们周到的准备、严密的组织和严格保密外，是和地方党政干部不避艰险不怕困难尽最大努力予以保证分不开的。他们充分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征集大批船只直到巧妙地调用了两艘日商轮船。他们充分准备了向导、民工、粮草和宿营地，并出色地做好了伪军工作。部队从新丰据点过运河时，该处伪军头目把日寇“邀请”到据点里面吃喝作乐，把大部分伪军拉出去大野外，只留少数伪军在岗哨上实际是为我大部队通过作警戒。苏中、淮南、苏南在长江两岸有关地区的地方工作同志，尤其是丹北、茅山地委，江都、镇江、仪征县委和长江工委、铁路工委、江镇工委等党政军领导和各级干部，为保证苏中主力安全顺利通过长江、运河和京沪铁路等封锁线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人民群众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我们的积极的、无私的支援，则更是我们获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们到达溧阳陶庄，在此休息三天并过新年。这里是茅山中心区，是我们于一九三八年初在苏南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人民觉悟高，对新四军感情深。他们虽然处于日伪匪顽的骚扰压榨之下生活很苦，但还是想尽办法热烈欢迎和慰问子弟兵的到来。有的村子群众还搭起彩门，墙上贴满红绿标语。当战士们从敲锣打鼓鼓掌欢呼的夹道人群中通过时，个个精神抖擞步伐健壮，连续行军的疲劳顿时消失。时值一九四五年新年，军民联欢聚餐，盛况空前。一月四日我们继续前进，经上兴埠、周城、庙西，六日到目的地苏浙皖边长兴县的仰峰(上山下介)时天已黑了，山路崎呕，路有积雪，十六旅同志沿途举着点燃的竹蔑为行进部队照明，体现了两支将要共同战斗的部队之间的战友深情。

我们在长兴西北地区同十六旅会师，胜利地完成了南进的长途行军任务。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三日，中央军委电今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浙东部队，任命我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为军区政治委员(末到职)，刘先胜为参谋长。叶飞、钟期光两位于四月南来后奉命分任军区副司令和政治部主任，金明同志南来后则主要担负地方党的领导工作。华中局并委托我以华中局代表名义全面领导江南、浙东两个地区的党委工作，以建立全面统一的指挥。在苏浙的部队也进行了统一整编：以原十六旅为第一纵队，司令王必成，政委江渭清，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相当团，下同)；原浙东游击纵队为第二纵队，司令何克希，政委谭启龙，所属部队原番号不变；苏中首批南下部队为第三纵队，司令陶勇，政委阮英平，下辖第七、第八、第九支队；苏中第二批南下部队到达后编为第四纵队，司令廖政国，政委韦一平，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支队。与此同时，地方党委、行政区划及干部配备也作了调整。还建立了苏浙公学。

二月五日在温塘开了苏浙军区成立大会，全体同志响应党中央“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伟大号召整装待发。在部队休整期间，我们除注意抓好团结与纪律教育外，特别注意了加强山地战的训练，练习爬山，提高山地运动速度。因为原在苏中的部队过去长期活动于平原水网地区，而我们向南发展的地区都是山地。为此。我向连以上干部作了山地战的专题讲解，政治部门并专门对山地训练、山地行军的政治工作作了布置，还组织第一、第三纵队各连派代表互访互学，既交流了经验又增进了友谊。二月十三日是春节，各部队提前过了节，就冒着严寒向杭(州)嘉(兴)湖(州)敌后进军了。

周密筹划

苏浙军区当时的活动范围包括苏南、浙西、浙东三个区域，苏南区指的是汀苏的长江以南以及皖南的宣(城)郎(溪)广(德)和宣(城)当(涂)芜(湖)地区；浙西区指的是浙汀的钱塘江、富春江及其上游信安江(衢江)以西以北地区；浙东区指的是钱塘江至信安江东南，瓯江以北地区。

敌顽我三方在苏浙地区的态势犬牙交错，苏浙大部分地区沦人敌手，日伪占领着南京、上海、芜湖、杭州、宁波等重要城市和几乎所有城镇，貌似强大，但已走下坡路，兵力日蹙。我们到达苏浙边区后，敌寇在浙江除加强沿海防御外，并无较大军事行动，虽扬言要再次打通浙赣铁路，实际上却停止于金华、兰溪，并将永康、丽水、衢州一带放弃，驻守在杭州至金华沿线。天目山脉以北的宜城、郎溪、广德、安吉和天目山脉以东的余杭、富阳等县城及较大的集镇虽仍为日伪占领，但主动作战行动已经不多。

国民党第三战区，处于我军向东南敌后发展方向的西侧。长期以来它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制造皖南事变后仍把主要矛头对准我军。它拥有第二十三、第二十五、第三十二等三个集团军共七个军，计有正规军二十二个师(旅)和突击总队三个突击队(相当于师)，并统辖苏浙皖挺进军四个纵队，忠义救国军四个纵队，以及浙江省四个保安旅，江苏省二个保安纵队，和江西、福建的保安部队等众多的地方部队，总计兵力不下三十万。自日军打通粤汉路以来国民党第三战区全境虽已沦于敌后，但尚有联成大片的土地，保有广阔的地域，资源丰富，后备充足。他们与日伪勾搭默契和平共处，甚至提出“变匪区为沦陷区”“宁可让与日本，不可让与匪军”，在这大片国上上，鱼肉人民，拥兵自重。在日寇向浙赣线进攻时，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部队虽在正面不断后撤，却在天目山区留有重兵，其目的显然是企图同我在东南进行争夺，这清楚地表明，我军挺进苏浙敌后，发展抗日力量，必将遇到国民党第二区的全力破坏。我们首先遇到的对手主要将是国民党正规军。

中央和华中局指示我们：将领导中心设于苏浙院交界地带，南下部队会合第十六旅首先进占吴兴、长兴、安吉、武康间之敌后地区。然后向敌后新区深入发展，采取巩固的逐步发展的方针，在大步向浙江发展的同时要十分注意发展一切敌后之敌后地区，作为大发展的巩固的基础和将来收复各大城市的有力阵地。总的战略设想是一旦战略反攻时期揭幕，我们能够破敌、收京、入沪、配合盟军登陆，使我们在日寇崩溃时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如果那时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则我们能够在东南独立地就地坚持，成为全国抗击国民党军进攻的一翼。

归结起来，我们挺进苏浙敌后的具体任务是：深入苏南工作；打开浙西局面；打通与浙东联系。

深入开展苏南工作，打击日伪，发动群众并不困难，问题在于那些与日伪互相勾结抗澳一气，匪顽合一为非作歹的武装特务。我从苏南地区经过时，沿途耳闻目见，顽方特务武装甚为猖撅，这是影响我工作深入和人心安定的主要原因。盘踞浙西的顽军主力，时而越过宣(城)长(兴)路北犯，是这些特务武装依仗的后台。与浙东打通联系、根据当时的情况可以考虑两条路线：一是东路，从杭州东北钱塘江口南渡，到达三北地区。此线江面宽阔，杭嘉湖区又是日伪“清乡”区，我在该区无工作基础，且系水网区，不便于大部队行动。二是西路，从杭州西南地区东渡富春江到达金华、肖山地区。此线西侧大部为顽军所控制，顽军必然要东出阻拦。因此，无论深入苏南工作或打通浙东联系，都必须首先打开浙西局面，其关键又在控制天目山。控制了天目山就能屏障苏南，巩固现有地区，才能使发展杭嘉湖区无后顾之忧，创造打通浙东的有利条件。

杭州西北的天目山脉是浙西的脊梁，东北－－西南走向，绵亘百里以上，层峰叠峦，竹木茂盛，山势险峻，东、西天目山主峰均高达一千五百米左右，支脉绵延莫干山、昱岭、百丈峰等山脉。其北麓的孝丰城是浙西山区与平原交界点之一，既是天目山北部门户，又是浙西与苏南、皖南来往的要冲。位置极为重要。要控制天目山，必须先控制孝丰。顽军既置重兵于天目山，我要进入杭嘉湖敌后，必将遭到顽军的拦击，这样就不可避免要与之进行一场恶战，战场将在孝丰地区。而且由于顽区纵深大，后备雄厚，作战将不止一次。

分析了以上情况，我对进军的具体部署设想了两个方案：一是全力向孝丰地区出动，尔后在反击中控制天目山，再向浦东和浙东发展；二是先以一部指向莫干山，尔后深入杭嘉湖，打通与浦东、海北(指杭州湾北的乍浦、平湖、嘉兴、海宁、海盐地区)的联系，再向浙东发展。第一个方案不仅可使安吉、孝丰以东及武康、德清和杭系湖地区为我遮断，以便控制该地区而进一步打通浦东及浙东联系，而且可以使控制天目山的任务迅速完成，减少今后之困难，还可以在此方向先以一个纵队进入浙东，预期半年后当有极大发展。第二个方案以第一纵队进入浙西安吉、递铺以东，占领武康、德清及余杭以北地区，以一周时间肃清该地区之土匪，并开展地方工作。尔后即以该地为基础派小部武装向东深入杭嘉湖地区，打通与浦东、海北的联系。向南进至富春江边游击，以便与金肖支队打通联系。两个方案比较各有利弊。依当时苏南情况和我们力量看，第一方案虽是可以迅速打开局面的上策，但不是很有把握，如后续部队不能迅速南来，还可能陷于僵局，而且我军主动深入顽区作战，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不利。第二方案虽发展较慢，但较稳妥而有把握，且可以进一步模清情况和创造实施第一方案的有利条件。我们确定执行第二方案并报军部批准。我估计当第一纵队进入莫干山地区，顽方查明我军情况后，可能以主力向武康与递铺间向北挺进，逼我于吴兴、长兴以南之水网地区背水作战，另以主力一路沿孝丰、安吉以西进入泗安以南地区截断我第一纵队向西北转移之路；更大可能是顽军仅以小部牵制我第一纵队，而以其强大主力由孝丰、安吉、泗安以西，越宜长路北进袭击我后方，寻歼我指挥中心。双方的争夺重点将在天目山主脉，果如此，我可就势实施第一方案。也并非对我不利。

为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变化，我率第三纵队仍留宣长路以北备战休整，练习山地作战，准备随时机动。我们对各纵的具体部署是：第一纵队进至安吉、递铺以东，余杭以北，控制莫干山及杭嘉湖地区，建立前进基地；第三纵队两个支队进至誓节度、广德、泗安以南，配合第一纵队行动，一个支队在广德、泗安公路南北地区掩护后方交通；第二纵队除继续巩固四明山区外，逐步向西发展，策应主力南进作战。这个部署使第一、第三纵队以特角之势互相策应，第一纵队伸入敌后，进一步模清情况伺机进退；第三纵队保持机动，盘马弯弓，引而不发；第二纵队则隔江活动，遥相呼应。这样部署的好处是：如顽军主力向东攻击我第一纵队，则第三纵队不仅可以正面钳制敌人以分其势，而且可视机由西向东攻击顽之侧背，协同第一纵队求歼该顽。如顽以主力攻击第三纵队，则我可急调第一纵队由东向西，切断该顽与天目山之联系，协同第三纵队歼击该顽主力，孝丰城可能不战而下。

我军南进，既要深入敌后新区打击日伪发动群众，又要对付当面顽军的拦截和准备应付其纵深力量的增援，更要时刻防止日伪与顽军的夹击。对敌斗争，我们在战略反攻以前主要仍是游击战。对顽斗争，我们严格遵守自卫立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若顽军向我进攻，则坚决予以反击，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顽作战则将以运动战为主，着眼于歼灭有生力量。

在执行任务中，我感到困难最大的是兵力不足和粮食紧张两个问题。尽管手中已有两个主力纵队，但面对广阔而尚待开辟的敌占区，尤其面对众多且有雄厚后备的顽军，力量就显得不敷应用。在分兵发动群众和集中应付敌人的掌握上更增加难度。浙西东部地区尚待开辟，部队开进去不一定立即有饭吃，其西部不仅尚未打开，而且都是山地，盛产竹木茶叶，而粮食不能自给，所以军粮完全仰给于苏南，部队行动受制于粮食补给甚大，部署作战行动和确定发展方向都不能不首先考虑粮食问题，粮食问题是影响战略决策和作战部署的大问题。

轻取孝丰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日，我各纵按上述部署行动。第一纵队沿途积极打击日伪，先后粉碎了安吉、梅溪等地日伪和土顽多次出扰，占领了杭州以北的递铺、三桥埠之线，控制了武康、德清两城，全部进入莫干山区。同时第三纵队第七支队也进至广德以南柏垫以东地区。我们这个行动既是执行发展任务的开始，也是为了试探敌、顽的反应，在进一步摸清情况后好确定下一步的行动。

顽第六十二师是国民党今央军主力部队，是三战区骨干部队之一，装备整齐，弹药充足，较有战斗力，且是反/共老手，受命向我进攻时曾狂言“两天解决、绰绰有余”。忠救军是一支受过特别训练的反动特务武装、全副轻装备，武器精良，善于游击和山地作战。以其作战灵活机动，善于投机取巧，被名为“猴子军”。我对国民党的正规军能否战而性之、他们的战斗力和脾性究竟怎样、均需通过实践才能回答。

顽第三战区以陶广为总司令的苏浙皖挺进军总部，已于二月初得悉我一师主力南下并在长兴地区与第十六旅会合，认为我军“企图进入莫干山建立根据地后，可能进入杭嘉湖与海北地区，准备尔后协同盟军登陆作战，以争夺国际信誉”。当发现我军越过广(德)泗(安)路南下并东进时，即令第二十八军以第六十二师主力“迅将该匪歼灭，毋使坐大”；并令忠救军、浙保第二团、挺进第一纵队等部协力堵歼我军。顽军发现我第一纵队已全部进入莫干山，在广德以南仅有我第三纵队的第七支队时，即集中第六十二师全部、忠救军一个团、浙保第二团共五个团，经孝丰及其西北向我第七支队突然发起进攻，满以为以五比一的优势，可以轻易地把我第七支队吃掉，妄图切断我第一纵队的后路，进而歼灭该纵主力。第一纵队的东进敌后，果然使顽军积极动作起来。于是发生了天目山第一次反顽自卫战。

我是一直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西边的。我既关心着东边情况的发展，更密切注视着西边顽军的动作。现在顽军主力由孝丰西北向北攻击第三纵队，正符合我的估计，我等待的也正是它这一着。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在此方向上对顽军进行反击，转而实施第一方案，又可避免主动攻人顽区在政治上军事上对我的不利，而收声东击西之效。

我第七支队遭顽主力进袭即奋起白卫，于十二日在广德正南二十五公里余之上堡里将顽忠救军一部击溃后，即以一部进至孝丰北之阳岱山、景和里一线。十四日忠救军以一个团再次猛攻我上提里阵地又被击退。十五日，顽第六十二师在忠救军继续向我第七支队正面进攻的同时，由外白羊迂问至西亩市以西之景和里，企图截断我第七支队归路。我第三纵队即以第八、第九支队投入战斗，自午起在景和里、南丁岭以北之线与顽军展开激战。我急调第一纵队大力越过莫干山，内东向西切断顽军向孝丰、天目山区之退路，以协同第三纵队求歼该顽。十六日晚，我第三纵队开始全线反击，顽不支，并悉我第一纵队正回师西进参战，当即全线溃逃。当晚我第一纵队经西亩市向北急进时与逃顽尾部遭遇，十七日上午乘胜追击，于孝丰以北之塔山将顽第六十二师第一八四团残部击溃，午后一时占领孝丰城，残顽继续向孝丰城南报福坛逃窜。十八日午，我第一纵队占领报福坛，并配合第三纵队于孝丰西会歼西圩市、渔溪口、大小王坑一线之顽忠救军一部，残顽向天目山和宁国窜去。至此，我南下后第一次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结束，共歼顽一千七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三门，重机枪十二挺，轻机枪三十余挺，步枪六百余支。比役双方作战兵力基本上是一比一。

这是我军南下以来的初战，带有摸清情况性质。由于第三纵队全线反击时第一纵队尚未赶到，未能形成合围，以及南下部队缺乏山地搜索经验，而溃败的顽军熟悉地形，大部钻入山林夺路而逃，所以歼敌、缴获均不理想。但我军初战告捷，打出了威风，长了自己的志气；而顽军碰得头破血流，从骄横轻敌转为闻风丧胆，这两部顽军在以后与我作战中均表现畏缩不前，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战后，我作战部队认真研究了顽军作战特点，总结了山地战的经验，重视了改进战术、构筑工事和组织搜索，加强了侦察和通信手段，提高了大兵团作战中各部队间密切协同的自觉性。

顽军的这次进攻，不仅偷鸡不着蚀了米，而且促使我们在反击中实施了第一方案，提早了转向孝丰的进军。孝丰曾多次被日寇占领，群众屡受蹂躏。顽军驻扎时对人民肆意搜刮，一见日寇到来即望风而逃，日寇一走则又来鱼肉人民。人民群众对敌对顽都是又怕又恨。我军进入孝丰，秋毫无犯，鲜明的对比，使孝丰地区广大人民认识到新四军是自己的子弟兵，觉悟迅速提高。这为尔后粉碎顽军的进攻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也是战场准备的重要条件。

根据党中央二月二十四日指示精神，我们在敌打通浙赣线以前，就地巩固现有阵地，一方面抓紧部队休整训练总结经验；一方面积极部署深入根据地建设和开展新区工作，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积蓄力量，准备将来大举跃进，并随时准备反击顽固派可能的再次进攻。

巧夺天目

我军在第一次反击中追到报福坛、渔溪口之线就停止前进了。一则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适可而止，二则要抓紧时间深入农村工作；三则从军事上考虑，天目山易守难攻，顽军有纵深配备，过于深入顽区对我不利，而且强攻凭险据守的顽军，必将付出较大伤亡。估计顽军在初战中遭受的打击还不很大，必不善罢甘休，第二次进攻将接踵而来，不如以逸待劳，待顽出击，在天目山外，于运动中歼其有生力量，然后乘胜而进，使顽虽占地理之利却无兵据守或至少削弱其守备力量，我便可能以较小代价而迅速占领天目山。据此，决定在顽军再次进攻之前，我不主动出击。

不久，我们得知顽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密令陶广所部相机在孝丰附近将我围歼，粉碎我打通海北和浙东的企图，严防我以天目山作根据地，并叮嘱“对剿匪部队行动严守秘密勿使盟军发觉，以重国际听闻”。可见顽固派做贼心虚，自知反/共的图谋是见不得人的。当顽军第一次向我突袭遭到反击时，陶广本已调第一九二师、第五十二师各一部驰援，只因第六十二师和忠救军溃败太快未及赶上。如今接到密令就加紧部署再次向我进攻，以第二十八军军长陶柳为前线总指挥，在忠救军的协同下兵分四路从西、南、东三面呈马蹄形向孝丰分进合击，妄图夺取孝丰和围歼我军，严令顽各部应报“有我无故的决心”达成任务。其左路是忠救军，除原有二个团外，新增从桐庐赶来的一个纵队，共五个团，自刘村、小白店、杭垓一带向孝丰西北前进；左中路是第一九二师之第一一一八团和第五十二师之第一五六团，自章村、汤口一线从西南向孝丰以西攻击前进；右中路是第六十二师三个团残部，自报福坛、统里一线从正南向孝丰进攻；右路是挺进第一纵队、浙江保安第四纵队各一个团，自山坞、白水湾一带从孝丰东南进行包围。

顽军这次进攻的兵力有十二个团，其进攻部署的重点在孝丰以西，主要骨干力量是左中路的第五十二师和第一九二师各一个团。第五十二师、第一九二师也是顽中央军，同第六十二师一样均是第三战区主力，尤其第五十二师训练省素，反动教育深入，装备精良，并配有苏式轻重机枪，是各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一贯自视甚高，经常充任反/共总先锋。一般估计，其一个团的战力大致与我一个强的主力支队相等。我们主要对付的是这一路。其次要认真对付的是左路忠救军，它在得势时是有攻击力的。我们的方针是以各个击破对付顽军的分进合击，任凭几路来，我只打一路，集中兵力捏成一个拳头指向西面之顽，主要目标为求歼第五十二师的第一五六团和忠救军主力，然后视情况逐次歼击其他。我们应战的仍是第一、第三两个纵队，只增加了一个独立第二团。顽军虽然以二倍于我的兵力四路进攻，表面士气势很凶，但其建制混杂，指挥不统一，内部矛盾重重，只要我们能利用山地有利地形，阻击箝制其他各路，狠狠打击一路，歼灭其骨干主力后，其他各路也就好对付了。我当即决定以第三支队一部及独立第二团在孝丰周围担任正面守备，以第八支队布防于孝丰西北之牛山、八卦山一带阻击忠救军，第一、第三纵主力分别控制于孝丰及其西北芦村地区，待机由孝丰西南和西北向西实施迂回包围南北对进合击进至孝丰西侧之顽军。

顽军原定于三月一日向我发起进攻，因内部矛盾而推迟至三月三日开始。首先，忠救军向我孝丰西北之牛山、八卦山阵地进攻，其他顽军亦向我步步进逼。四日至六日，顽军先后占领孝丰东南至西南外围之白水湾、皇路庄、施儒庄、统里庄、报福坛、上梅村、上市村等地，并继续向我迫近。我守备部队坚守孝丰周围的青明山、坝山、太阳山、草明山(即大毛头山)及西北之牛山、八卦山等阵地，战斗十分激烈，许多阵地反复争夺失而复得。六日晚我各守备部队先后发起反；正面击溃了第六十二师的进攻，并从西面楔入鱼溪口歼灭忠救军一部。七日晚我全线出击，第三纵队主力自孝丰两北的芦村南下，向西线顽军左翼迂回；策一纵队主力西出孝丰城，进行穿插分割。忠救军见我主力出击就溜之大吉，这就暴露了第五十二师第一五六团的翼侧。我第三纵队拟切断第一五六团退路时，该顽已开始撤退，在报福坛附近的黄泥岗我与之遭遇，双方反复争夺有利地形，经激烈战斗，我终将这股顽军消灭。我军接着又在孝丰西南之吉才坞、老石口歼灭第一九二师一部，并在孝丰南再创第六十二师。十日，顽军纷纷南窜西逃。其右路挺进第一纵队、浙保第四纵队，在进至孝丰外围后未敢上来，在得悉其他各路顽军与我接战后赶紧回缩遁逃。

在东、西天日山之间鞍部有个叫羊角岭的地方，两边山峰陡峭，中间仅有一条山路可通，小路一边是深涧，地势非常险要，只要在这里放上一个小部队用火力封锁住隘口就万夫莫入。但顽军兵败如山倒，竞不敢在此据险抵抗。我第二支队尾随紧追，乘机巧夺了这个险要之地，并乘势南进直下天目山南部的一都。溃退到一都的败兵正拟稍歇，听到一点响声即惊惶逃窜。

三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顽第一九二师、第六十二师残部、挺进第一纵队、浙保第四纵队曾先后分别由黄湖、横畈、青云桥、后院向我进扰均被击退；我并前出上述地区游击，接着顽军放弃临安，并从于潜、昌化之线向西南撤退。至此，我军后发创人，在两倍于我之顽军围攻下，各个击破，以少胜多，再歼顽第一五六团团长朱丰以下一千七百余人，缴获迫击炮四门、轻重机枪八十余挺，并完全占领天日山和解放了临安，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反击战。浙西纵横各一百余公里的广大地区，包括长兴、广(德)南、孝丰、安吉、武康、德清、吴兴、余杭、临安、于潜、富阳等十一个县的大部或一部均为我们控制，解放人口一百余万。

第二次反击战的战役目标是实现了，占领了天目山，但歼敌仍不多，大部分逃散了。其原因，从顽军方面说，他们总想保存实力，进攻时等待观望，撤退时争先恐后，一碰硬马上缩回，我们布下的口袋他不钻，而且部队撒得很开，不象黄桥战役时那样靠拢。从我们方面说，虽然山地战的适应力提高了，但长期在游击战争中养成的独立自主各自为战的习惯一下不易改变，各打各的多，协同配合少。从打游击战向打运动战转变、向进行大兵团协同作战转变，只能在实践中逐步完成。同时我们只有二个纵队靠在一起，作战时一根扁担挑两头，手中没有预备队，面对胜利发展的新形势更感兵力不足，因此我积极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第二批南下部队早日动身。如果有了三个纵队，就可以拿一个纵队堵截，两个纵队突击，仗就好打了，就能成建制歼灭敌人。我从实战中体会，部队编制以五五制或四四制为好，否则不敷机动。

结束第二次作战后，中央指示要静观变化。暂缓大举入浙。顽军在第二次进攻失败后士气更加沮丧，兵力更感不足，又悉我第四纵队南来，故赶筑碉堡加强防御。估计顽方虽在增调兵力积极准备更大规模的进攻，但一时不至于有大的举动，第三次进攻将会推延。我们就抓紧时机休整，继续贯彻中央和华中局指示，做好深入发动群众的工作，以巩固现有地区，发展敌后新区。由于孝丰地区已较稳定，苏浙军区领导机关于四月四日离开长兴西北的仰峰(上山下介)去孝丰城与前指会合。十七日移孝丰东南之井村、吴家道。叶飞、金明同志率领第四纵队渡江后安全到达，钟期光同志也已南来，二十六日我们在吴家道见面，这时我党七大正开始举行，更使我们十分欣喜，大家都希望以新的胜利向七大献礼。

五月在临安地区成立浙西区党委和行政公署，领导天(目山)北、天(目山)东两个地委、专署和杭嘉湖工委、专署，大力进行新区建设工作。天北地委、专署下设广(德)南、安吉、孝丰、吴兴、武康五县；天东地委、专署下设德清、余杭、临安、富阳四县；杭嘉湖工委、专署负责吴兴、德清公路以东敌后地区的开辟工作。同时苏皖区党委改为苏南区党委。

这时本来已很困难的粮食问题更加突出。当地常年缺粮，这一年灾荒严重，顽军又封锁了皖南粮道，军粮不继，民食不足。一般部队只有十天粮食，个别单位已断炊，有的以野菜竹笋充饥。群众有的开始吃青苗。粮食供应全靠苏南，民工长途运输到目的地时自身食用近半，动员了大量民工不断输送仍供应不及。为了节约粮食，部队改吃稀饭减少餐次。为了减少体力消耗，以至停止操练活动，有的连队让战士卧铺休息听指导员讲故事。有的部队分散四出采购、筹集粮食，既耽误了工事构筑，又可能遇到紧急情况时来不及收拢。少数单位和个人为了争粮影响内外团结和军民关系。为了把有限的粮食合理分配和最有效地使用，军区组织了粮食领导小组，由叶飞副司令亲自主持具体分配。刘先胜参谋长是我们之中年龄最大的，也带领机关干部亲自肩挑背驮接运粮食。军区机关和各部队并开展开荒生产运动，普遍种粮种菜。这些措施有的只能救燃眉之急，有的短时间难起作用。在此情况下，如不解决严重缺粮问题，不但部队不能支持，人民也不能生活。为此，按军部指示精神，决定把解决粮食困难问题和深入敌后工作结合起来。“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酌原则，具体化为以战备姿态分兵就粮和开展对敌斗争。

为防止顽军乘我分兵之时向我进攻，我们对分兵深入敌后的地区、方向、距离，都一一细心考虑，既要有利于就粮，又要有利于发展，还要便于及时集中。于是，我们调整了部署：以一部担任孝丰、天目山正面防务，扼要完成半永久性工事构筑，使在抗击顽军进攻时能支持到部队的集中；其余各部基本上以支队为单位分赴苏南太湖以西地区、皖南宣芜地区、浙西杭嘉湖地区，一面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一面休整训练；另以一部向杭州、余杭、富阳间游击，控制富春江岸之渡口。五月十九日夜，我第四纵队第十一支队在富阳西南汤家埠附近渡富春江至中埠与第二纵队一部会师，打通了同浙东的联系。原在浙东的第二纵队主力则依托四明山逐步向西发展，以期达到控制会稽山，并与金华、肖山地区打成一片。

诱敌深入，连歼顽军

我第十一支队渡富春江进入金肖地区，顽方迅速作出反应。顽第七十九师全部于五月二十二日越展开于富春江西岸和新登(今城阳)东北一线，并先后强占我何阜殿边、云昌、施家村、方家井等地赶修工事。他们迷信五次“围剿”时期堡垒主义的老办法，短时间内筑成了大批碉堡群，并断了我浙西与浙东的联系。第七十九师也是顽军主力，并且也是参与皖南事变的刽子手之一。我第十支队原拟随第十一支队之后继续渡江，因受阻停止于新登东北地区。

这时，据多方情报证实，顽第三次向我大举进攻已迫在眉睫。这次进攻由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亲自出马任总指挥，以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代替被撤换的陶广任前敌总指挥，增调第七十九师、独立第三十三旅、第一四六师加强第一线。五月底，李觉总部由光泽开抵淳安。同时突击总队第一队亦内江西开抵淳安附近准备参战。突击总队义称突击军，全部美械装备，经英国教官训练，其编制系五五制，总队下辖五个突击队，每队辖五个战斗营及工兵连等直属分队，每营步兵四个连、重机枪迫击炮各一个连，一个营约千入，相当于一

Chapter_31

个小团，一个突击队相当于一个师，战力强于第五十二师，是顽方最精锐的部队。五月二十八日起，天目山以南的顽军进占新登以北、临安以西之藻溪镇；天目山以南的顽军从宁国方向出动，向孝丰以西及西北之独树衔、桥头、柏垫一带我阵地进逼；忠救军则向孝丰西南我章村、磻溪正面进扰。又据谍息，日伪将于近日内向我“扫荡”。我们事后知道，顾祝同派谢企石会见大汉奸周佛海，表示“咸望南京与重庆配合共同剿共”，顽伪对我的夹击是达成默契的。

为控制富春江两岸，确保浙西浙东之联系，我决定乘顽立足末稳之际打乱顽之进攻部署，改变日伪顽夹击的态势，并争取时间，使我分散之主力能迅速集中。我们于二十九日晚开始，以第一纵队第一支队、第三纵队第七支队，第四纵队第十支队三个主力支队向顽第七十九师反击，经三个整晚激战，突破其筑调防线，占领与平毁碉堡三百余个，并于六月二日占领了新登城。在我向新登城西南发展时，顽突击第一队已奉命星夜兼程经分水、毕浦赶到战场。三日，顽第七十九师得到突击第一队增援后，在独立第三十三旅的配合下向我反扑，双方反复争夺要点，激战一夜，我再歼顽一部。我共歼顽第七十九师一个团及突击第一队一部计二千二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一门，重机枪十五挺，轻机枪四十五挺，长短枪五百余支。我军伤亡九百余入(内亡二百五十二名)。此后，顽我形成相持态势。在此情况下，我们有三个处置方案可供选择：一、增援新登，继续在新登奋战；二、撤退一步，在临安与顽决战；三、大踏步后退，诱敌深入，寻机再战。

顽发动这次大规模进攻是下了更大决心和作了更周密部署的，这仗非打不可。我不打这一仗就不足以粉碎其进攻，不粉碎其进攻就不能保持战场的主动权，问题是何时、何地、怎样打才有利。我考虑了以下情况：

1．日寇正加紧策动顽军进行内战，目前不但不再向浙赣线进攻，而且放弃金华、兰溪等地，默示顽方放胆调用后备力量向我进攻。顽我已形成正面冲突。且得悉敌正部署由杭州、湖州等地出动向我苏南、浙西根据地“扫荡”。

2．顽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六月一日电今，决以一部凭碉堡困守新登、于潜、千秋关、夏红庙、水东镇之线，主力袭我侧背，企图围歼我于临安地区。新登当面顽军正运动集结，宁国方向顽军不断进扰我孝丰西侧阵地外围并窥视我后方。

3．我在新登前线仅三个支队作战；连日激战部队过于疲劳。新登地区狭窄多山，且是顽筑碉地带，我如继续作战，至少需有两千以上之伤亡，其中干部伤亡数将占很大比重。即或能获全胜，顽将紧接发动第四次规模更大的进攻，我将不得不长期纠缠于艰苦的自卫作战之中。如与顽硬拼消耗，不仅不利于当前，更不利于今后之发展。如在临安决战，虽可稍有休整，并有获胜把握，但基本情况并无大的改变，而且临安东邻余抗、杭州，敌情顾虑更大。

4．顽军有广大后方，人力物力充足，后备兵力雄厚，可以得到源源增援接济。我刚开辟的新区群众尚未发动，工作无基础，一切军需补给完全仰赖苏南供应，运输线长，后勤保障困难，尤其严重缺粮。新登作战中部队整两天未吃上饭；而苏南在三个月中已动员民工五十万人次，如此下去人力物力均难支持。

5．苏南新区地方工作尚未深入，有广大伪化与接敌区尚未开辟；浙西地方工作因为数月来全力解决财经困难，所以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和各种建设工作无法顺利进行；抗嘉湖、沪杭沿线、太湖边、宣芜等广大敌后之敌后地区均有待开辟。我若继续被长期的反顽作战所牵制，必然严重影响上述地区的开辟和建设，而只有真正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根据上述分析，在新登、临安与顽作战均不利。打仗是最讲辩证法的，因为双方都是活生生的人在行动，敌人同我们一样也会动脑筋会走路，他打着打着变了招，我们就得跟着变招，即使他不变招，我们也常要根据战场上变化了的形势来变化打法。孙子说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改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现在整个情况变了，顽军的力量、部署变了，我们不能一成不变，不可在新登恋战，也不宜死守天目山。如与顽军胶着，拼消耗正中顽军下怀。我们应该主动撤离新登、临安，诱使敌人脱离堡垒阵地，然后在运动中继续消灭顽军有生力量。当时我在临安北之横畈前指，我立即通知部队准备后撤。这时叶飞同志从新登赶回商讨对策，我们的意见取得一致。于是我军六月四日撤离新登，八日继续从临安北撤，十日军区和地方党政领导联名上报华中局建议暂时放弃天日山，向敌后之敌后发展。十一日华中局复电批准，十五日我军撤离了天目山。

我军主动迅速撤离新登，顽进至临安又扑一空，加之我前线部队仓促撤离战场，物资伤员转移都由部队自抬自运，人员纷杂，道路拥挤，这种种现象使顽军产生了错觉，认为我已是“伤亡惨重溃不成军”，作出了我军已“向北溃逃”的错误判断。我将计就计加强战役伪装，诱敌深入，将顽军引向预设战场。第三支队在天目山正面利用地形和既设工事机动抗击，掩护主力集结和辎重撤退。设在天目山的机关、医院、工厂、报社和军需物资纷纷向宣长路北转移，并公开向群众告别。顽方特务、谍报将所见所闻上报并夸大其词，使那些比较持重的颇军头目也确认“新四军已向北逃窜”。第十一支队六月二日夜自富春江东回渡后，就接受掩护主力脱离战场的任务，摆出主力大部队的样子进行运动防御，实际担任后卫的只有一个侦察连。他们且战且退与顽军不即不离，到达退却终点孝丰后就转入正面阵地防御。第十二支队在完成紧急抢运伤员后直接进入莫干山区敌后，既为今后主力转入敌后作准备，又作为下一步作战时向顽侧后实施迂回的机动力量。其他各支队全部在孝丰西北地区隐蔽集结。

六月九日，顾祝同电令李觉以有力兵团肃清东西天目山我军并筑碉固守，主力组成左右两个“进剿”兵团，依托东西天目山，分出临安、宁国两地向孝丰分进合击，务期一举略取孝丰，求歼我军主力；并续调突击总队第二队和第一四六师前来参战。李觉奉今后即调整部署，限所属各部于十五日前完成各项准备，十八日前进占各出击要点，十九日开始全面进攻。这次进攻总兵力计有：右“进剿”兵团为第七十九师，突击第一队，突击第二队(欠二个营)，以突击总队剖司令胡琪三为指挥官；左“进剿”兵团为第五十二师，第一四六师，独立第三十三旅，挺进第二纵队，绥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均系原苏保纵队改编)，以江南苏皖边区绥靖指挥部指挥官刘秉哲为指挥官；中间尚有两路担任扼守东西天目山各隘口，并策应左右各兵团作战的是第二十八军军长陶柳指挥的第一九二师和第六十二师的一个闭，以及忠救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各三个团和新编第一团；场口及新登附近由挺进第三纵队和浙保第四纵队担任守备，共计十五个师(纵队、旅、突击队)，四十五个团(支队、突击营)，七万五千人。除第一四六师的两个团、挺进第二纵队、绥靖第二纵队、挺进第三纵队、浙保第四纵队分别扭任各自守备任务未直接参战外，用于第一线和先后参战的有十个师，三十四个团，七万五千余人。大军压境直指孝丰，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顽军妄图一举攻占孝丰，围歼我军；即使围歼不成，至少也要赶我退回苏南；或借刀杀人，逼我退人杭嘉湖，假日伪之手将我消灭。

在撤退中，连日来一批批部队和机关、后勤，日以继夜在孝丰附近我指挥所的小屋前经过，尽管艰苦疲劳、忍饥挨饿，但大家精神饱满，紧张有序。有时我到门口看看，过往的指战员也不时向门里望望，不管是相识的或不相识的，都互投亲切信任的目光，互相都心领神会，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和新的胜利。在顽军各部向前推进的同时，我隐蔽集中在孝丰西北地区的主力，已休整多日，正随时推备投入战斗。我将主力先机转到孝丰西北地区，因为这是两军合击圈的分界线，我主力集结于此既便于向合击圈内外机动，又便于机动对付东西两路顽军。留在孝丰城担任守备的第十一支队和独立第二团已控制了孝丰外围的各制高点，并构筑了必要的工事，随时准备抗击敌人对孝丰城的进攻。

怎样打法？先打哪个？

我们分析：顽军这次进攻兵力虽然众多，但其中路忠救军和第二十八军的主要任务是扼守天目山隘口，意在牵制和防我再次向南突进。该两部因两次受我打击，不敢轻进。东西两路是顽军的大力。西路虽有六个师兵力，但第一四六师任守备的占了二个团，只一个团参加第一线，并且是担任翼侧掩护；挺纵、绥纵等部或守备或跟进配合，只起辅助作用；进攻的骨干力量是第五十二师和独立第三十三旅。独立第三十三旅虽然编制、装备、战力与正规师相等，但这个旅为保存实力好打滑头仗，拣便宜时进得快，碰硬时也溜得快，不会真正出力。第五十二师的一个团在上次作战中已受到歼灭性打击，这次我们要对付的将主要是另两个团。东路有三个师兵力，突击总队虽然是精锐部队，但我们已与之较量过，突击第一队同第七十九师在新登作战中均被歼一部，战力大损，突击第二队前来参战的只占该队的五分之三。所以对东西两路的任何一路，我集中力量都有把握予以歼灭。顽军仍然是分进合击，我必须仍以各个击破对付之。在兵力上我虽只有主力三个纵队的九个支队和一个独立二团共二万余人，顽我兵力总对比是三比一强，但我已完全集中，对付其一路，尤其是集中对付其中一个部队，则我又将是优势。而且各部队经过前两次作战锻炼，协同动作和战术运用都有提高，已渐适应山地战斗，兄弟部队间相互了解团结信任，并抢挑重担，对顽军脾性特点也已摸到，经几天休整体力有所恢复，粮食尚能勉力维持，部队求战情绪高。地理、群众条件已转为有利于我。顽军已脱离其既设筑碉地带，打运动战正是我军之长。

随着情况的发展，我原先的设想逐渐形成明确的腹案：采取先阻东打西、后阻西打东的办法，连续作战各个击破两路顽军。作战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先歼西边的顽左翼骨干第五十二师，并相机求歼独立第三十三旅；第二阶段，视情况发展移兵东向，再歼顽右翼集团。我们注意到顽左右两个集团远距离分头开进，前进速度不一致，第五十二帅好大喜功行动积极；右集团却按部就班步步为营，加上我以小部队对东路顽军进行麻雀战迟滞其行动，故前进缓慢。在此情况下，我如先向东出击，侧后受顽左集团威胁较大；相反，如我先向西出击，则对侧后顾虑较小。基于上述考虑，我决以第八、第十一两支队和独立第二团组成阻击集团，要求既顶住右路顽军的进攻，又拖住不使逃离。以第一、第二、第三、第七、第九、第十等六个支队组成突击集团，伺机出击顽左路。把第十二支队预伏在顽军侧翼的武康、德清地区相机运用。

在我密切注意东西两路顽军进展的时候，顽军第五十二师一个侦察排长窜到孝丰城附近被我俘获，进一步证实了我已掌握的情报，第五十二师为抢头功确已突出。十九日，第五十二师主力第一五四团进至孝丰城西十公里许之新桥头、百步村、西圩市一带为我所阻；第一五五团进至孝丰城西北十余公里之虎岭关、小白店之线与我守备部队对峙；新补充起来的第一五六团随师部在磻溪及其附近，离上述两团约十公里。此时顽军右兵团刚进抵双溪、石门之线，预定二十日先头部队到达孝丰东南的港口、百丈地区，尚与第五十二师距离二十公里以外。战机出现了。我们计算，我以六个主力支队围歼第五十二师两个主力团，有把握在两天之内解决战斗。十九日晚我如向第五十二师发起攻击，顽右路军可能前进一步，但将被胶着于孝丰城东，这既有利于达到第一步作战的目的，又有利于第二步转歼东面之顽。当晚我即以第一纵队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对付顽第一五四团，以第三纵队第七、第九支队和第四纵队第十支队对付顽第一五五团，分别进行包围歼击，经一昼夜激烈战斗，该两团基本被歼。第五十二师是我们的老对头，是反/共的急先锋，血债累累。皖南事变中伏击我新四军军部的就是他们，这次向我进攻时竞扬言“再打一个茂林，完成皖南剿共末竞之功”，所以我军上下对之特别愤恨。“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也就特别激励人心，部队斗志更旺，歼击速度也比预期更快。在对第一五四团进行迂回包围时，我军一部从塘华村、观音桥楔入了第五十二师同独立第三十三旅的结合部，当即歼灭了独笠第三十三旅一个营，独立第三十三旅害怕被包围就仓皇溜走。中路的忠救军、第二十八军虽奉急今驰救第五十二师，但该两部慑于被歼未敢轻动。

二十日下午，第五十二师全歼已成定局时，我把指挥重点转向东线战场。我们把孝丰变为一座空城，令守备部队放开东路，控制孝丰城以北、东北、西、南、东南各山地要点，形成三面埋伏，待顽军进入城内就关门打狗；同时，对西线只留第九支队收拾残顽并负责桃花山至西坪市、下汤之线警戒；主力全部东移，并今原守备西线的第八支队立即从孝丰西北向东南迂回，乘夜在顽密集阵地的间隙中穿过，向港口地区隐蔽集结或酌情就地攻击，以切断顽军向东南的唯一退路；限预伏在莫干山以东的第十二支队连夜翻山，于二十一日晨八时前赶到白水湾、港口地区，抄袭顽军后路，堵住对顽右集团包围的唯一缺口。

二十一日，李觉仍错认我主力还在孝丰以西与第五十二师激战，电令右兵团连夜乘虚向孝丰、鹤鹿溪挺进并相机占领，协同左兵团向我“夹击而聚歼之”。其时，第五十二师主力实际上已经覆没。我们原来担心的是东路顽军逃得太快，现在却继续送上门来，自然是求之不得。突击第一队一部一度进入孝丰空城，见势不对急忙退出，但已来不及了。出得了城却脱不了围。顽第七十九师与我争夺孝丰城东北制高点五峰山，被我抢先五分钟占领山顶打了下去，不得不驻止于不利地形。当晚，我第一纵队全部经大竹杆、报福坛、山坞从孝丰南面向东迂回潜伏拦截，从南面兜住了敌人；第八支队在穿越敌阵时受到环攻，他们在敌阵中占领和固守要点顽强奋战，虽未及时到达目的地，却拖住了顽军，既割裂了顽军整个部署，又造成了顽军的混乱和恐慌；第三纵队主力则经孝丰东北向顽右翼迂回，占领灵岩山及其以东一线高地，由北向南攻击。至此，顽右翼兵团主力已陷入我重重包围。我第四纵队主力从孝丰正面向东出击，第十二支队已袭占港口、白水湾地区断敌退路，第一、第三纵队从南北收拢，将顽压缩于孝丰东南之草明山、白水池、港口的狭小山谷地区内，顽军狼奔豕突拼死突围均未得退。我指战员发扬连续作战的战斗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咬紧牙关，忍饥耐苦，排除万难，用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战术大胆穿插分割，加速歼敌过程。二十三日的总攻又一改夜间发起的常规为白天攻击，既出敌意料，又易于观察，充分发挥我军炮多的优势，用炮火杀伤猬集的敌人，并壮大声威压倒敌人。经二昼夜恶战，突击第一队除留守临安一个营外全部被彻底干净歼灭，第七十九师、突击第二队大部被歼，残顽夺路南逃，我直追至黄湖(即横湖)。顽军至此仍惊魂不定，乃全线退却并弃件临安。气势汹汹的顽第三次进攻，即以彻底的惨败而告终。任这次作战中共歼顽军突击第一队少将司令胡旭轩、第五十二师副师长韩德考、第七十九师参谋长罗先觉答以下官兵六千八百余人(内俘近三千人)，缴获各种炮十七门，轻重机枪一百三十余挺，长短枪千余支。

在三次作战中，广大指战员表现了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我军阵亡五百零四入、伤一千六百余人。第一支队刘别生支队长在新登前线英勇牺性。第二支队丁麟章政委在围歼第五十二师时光荣殉职。许许多多无畏的干部战土，为了保障整个战斗的胜利，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有的坚守阵地，抗击绝对优势敌人的轮番攻击，与阵地共存亡；有的冲入敌阵，在身负重伤时，自己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这些同志伟人的革命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崇敬。

政治工作在战斗中发挥了强大威力，宣传鼓动很活跃，使部队始终保持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旺盛的战斗意志。各部队自觉遵守纪律，内外上下团结一致，主动要求担任最艰苦的任务，相互支援密切协同。“向党的七大献礼”、“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土报仇”的口号都极大地激励了部队的战斗情绪。后勤工作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保证了作战的需要。苏南、浙西的地方党政干部和广大人民，为作战的胜利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苏南地区有组织的长期随军服务的民工即达六千二百余人，为运送军用物资、粮食、伤员的民工共达五十余万人次。地方武装除坚持对敌斗争外，还积极进行护粮斗争，保护运输线的安全。第三次作战时，粮食困难突出，苏南地区党政机关又紧急动员三千多民工、三百余匹牲畜，运送了十六万斤大米支援前线。

顽军在浙西向我第三次进攻的同时，在浙东调集暂编第三十三师和浙保部队等七个团，分四路进攻我四明山根据地，我第二纵队除在战略上配合浙西主力与顽军决战外，于六月二十九日进行自卫反击，激战二日，将领军全部击溃，取得了浙东第三次反顽自卫战的胜利。

大举反攻

第三次作战胜利后，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重占天目山？顽军惨败，退出临安及孝丰全境，其在天目山的部队也已大部后撤，仅留少数扼守要隘，也有逃窜模样。我如乘势挺进，唾手可得；如任其喘息休整，构成深构高垒，那时再行攻占，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究竟如何为好？这是同整个形势密切关联的。当时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德国法西斯已经投降，日寇也已危在旦夕；国内局势处在重大变动中。从当面局部来看，固然以迅速重占为有利，但从整个国际国内形势来看，则以不占为宜。不久前华中局指示我们，对江浙工作的方针是巩固深入苏南工作，开辟敌后之敌后，休整主力，掌握敌顽矛盾，避免陷于单纯顽我决战。随着形势发展，开辟敌后之敌后工作，深入巩固苏南、浙西根据地工作，休整主力以迎接新的变化，显得更为迫切。经过反复考虑，我们决定不再回占天目山，除以一部坚持浙西当面地区外，各纵队分向苏南、杭嘉湖、皖南敌后地区，一面休整，一面开展工作。七月底。第四纵队部率第十、第十一两支队重渡富春江在第二纵队金肖支队和地方武装配合下，横扫金肖地区的伪军和地方游杂部队，挺进至浦江、金华附近。

反法两斯战争形势急转定下。八月八日传来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毛主席于九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十日日本发出乞降照会。同日，朱总司今命令我军向被我包围的敌人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抗日战争经过八年艰苦奋战，终于迎来了胜利。可是蒋介石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于十一日发布反动命令，要国民党军向被我包围的城市和交通要道“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要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却要我军“原地驻防待命”；同日，中共中央致各战略区电指出：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个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日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

十二日军部来命令要我们立即行动，控制京沪杭要道，并占领上海、南京、杭州三大城市。号召解放区军民和沦陷区同胞迅速行动起来，为迫使日伪投降，收复华中全部国土而战。这时，我们正召开高干会议，总结前一段经验，便决定提前结束，我同大家共同勉励，立即行动起来，以百倍的努力去争取和完成总反攻的伟大胜列。但是，蒋介石在美国主义支持下利用海空优势抢运军队，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央和华中局原来的破敌、收京、入沪、配合盟军登陆的部署，已同这种形势不相适应。同日中央来电改变华中部署，指示“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

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日，朱总司令命今日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他所指挥的一切部队向八路军、菠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投降。我们当即发出《新四军苏浙军区对日本驻军通牒》、《新四军苏浙军区对伪军伪警及一切伪组织的紧急通告》，命令在我军区范围内的京沪杭甬沿线各地日军立即向我投降，伪军立即反正。但是蒋介石却不准我军受降，命今日伪军拒绝向我军投降。形势逼人，瞬息万变，争取先机，稍纵即逝。我们考虑到无论今后局势如何发展，无论是为了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或准备应付内战，解决日伪问题是最紧迫的第一等任务，因此决定迅速尽一切可能，尽一切力量，尽一切方法，力求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内占领尽可能占领的城镇，对敢于抗拒的日伪军坚决于以消灭。我苏浙部队当即全力出击，从八月十六日起在浙东、浙西、皖南、苏南，从日伪手中先后收复南汇、长兴、溧阳、金坛、溧水、句容、安吉、广德、郎溪、高淳、宜兴等县城和大小集销一百余处及广大乡村。

根据形势的新发展，中央于九月十九日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指示我们撤出江南。我苏浙军区部队挟天目山战役胜利之余威，自九月下旬至十月中旬有计划地渡汀北撤。北撤前，我们在宜兴张渚召开会议，对留守工作作了具体布置。在苏浙皖边地区组建了苏浙皖特委，下设茅山、太滆、郎广、浙西等工委和若干特派员，配备精干武工队掩护活动，保卫地方党组织，保卫新四军伤病员和抗日部队的军烈属，保卫抗日人民的利益。北撤时向广大群众做了宣传工作，发表了《江南新四军北移告别民众书》，成立了各地新四军留守处。在浙东也留下了一批党员干部，领导坚持原地斗争，发表了《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成立了新四军浙东纵队留守处。各地留守处留下的干部在极端艰苦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斗争直到苏浙全境获得解放。我率苏浙军区第一、第三纵队和部分地方武装，在国共“双十协定”签字前，即安渡长江到达江北。第二纵队自杭州湾北渡后在海盐、澉浦冲破顽军四个师和伪军一部的拦截北上。第四纵队自富春江东赶回苏南后北渡，其一部在十月十五日夜渡长江时发生轮船沉没事件，纵队政委韦一平等八百余同志不幸遇难。至十一月中旬，苏南、浙西、浙东的主力部队、地方干部共六万五千余人。分别到达苏北和山众与兄弟部队会师，共同担负起新的战斗任务。

从南进到北撤，历时十个月，我们以劣势兵力，在错综复杂的形势和艰苦的条件下，打开了局面，胜利地贯彻执行了中央赋予的发展东南的任务，扩大了我军在江南的抗日阵地。毛泽东同志对天目山战役，一方面表扬我们打得不错，另一方面说，只是歼灭性还少了一点。天目山战役的胜利，还为以后北撤创造了有利条件：政治上使我党同国民党的谈判更为有理，为了停止内战，我们让出了大片民主根据地；军事上锻炼了部队，改善了装备，提前实现了由分散游击战争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以后组成华中野战军，进行更艰巨、更光荣的战略、战役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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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十章苏中战役

苏中战役，是我华中野战军的部分主力为执行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任务，在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中原我军突围后，位于我国解放区东南前哨，与蒋管区心脏宁沪地区隔江对峙的苏中根据地，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七月中句，盘踞在南通的国民党第一绥区的汤恩伯(以后为李默庵接替)，指挥五个整编师共十五个旅十二万人，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我华中野战军三万余人，奋起迎战，举行了苏中战役。从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作战七次，均获胜利，歼敌五万余人。这七次战斗是：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的宣家堡、泰兴战斗；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的如(皋)南战斗；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三日的海安战斗；八月十日至十一日的李堡战斗；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的丁堰、林梓战斗；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的邵伯战斗；八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的如(皋)黄(桥)路战斗。

这七次战斗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但次战斗都由同一战役指导思想联系着，那就是遵照中央军委“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指示，着眼于战争初期的作战要求，从当面的实际情况出发，灵活用兵，那里好消灭敌人就在那里打仗，什么时候好消灭敌入就在什么时候打仗，什么敌人好消灭就打什么敌人。这次战役，既沉重地打击了进攻的敌人，掩护了华中解放区完成对付敌人大规模进攻的全面准备，又初步探索了解放战争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完成了战略侦察任务。

回忆这个战役，对于研究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战争初期的战略方针形成和作战指导，对于研究我军传统战法在解放战争中的运用，以及研究战役组织指挥方面的某些问题，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为了把情况交代清楚一些，本文还是从战前的斗争形势写起。

山雨欲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我正在浙西集结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部队，总结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打运动战的经验。这年的上半年，我们在天目山反顽战役中，集中十来个团打运动战，给予进犯的国民党顽固派顾祝同部以沉重打击，取得了胜利，得到了锻炼，可以说国民党顽固派对浙西抗日根据地的多次进犯，不仅没有消灭我们，反而使我们在抗日战争后期提前实行了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一九四五年九月，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的斗争，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我们奉命从江南北撤。此时，新四军第三师已奉命向东北进军，新四军第二师、第四师、第七师主力和从江南北撤的苏浙军区叶飞纵队奉命北调山东，接替由山东开往东北各部队的防务。这是党中央的一着高棋，不仅在政治上争取了各阶层群众的支持，而且支持了发展东北，缩短了南方战线，实现了全面战争爆发前的战略集结。

十月，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华中局改组为华东局，统一领导华中、山东两个战略区的工作，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部队。另在华中(原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组成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和苏皖边区政府。十一月正式组成华中野战军，下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四个纵队。

为了准备歼敌的战场，我们曾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发起高邮战役，集中兵力，在南面攻取了高邮城，收复了高邮以南至邵伯镇的运河沿线地区。为保障华中解放区首府两淮(淮阴、淮安)扫除了一个心腹之患，对加强苏中与淮南的联系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北面，控制了陇海铁路徐(州)海(州)段，第一次使华中与山东两大战略区联成一片，并使华中解放区有了坚强的依托。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停战协定生效后，我们遵照党中央关于开展减租、生产、练兵三项工作的指示，部队展开了百日军政大练兵，并积极扩充主力，调整部署。将第八纵队扩充成为新四军第一师，第六纵队扩充为第六师，并将华中第五军分区部队和一部分投诚部队编为第十纵队。

六月六日，中央指示：“目前我们的方针是力争和平，但你们的工作必须是一切都准备打。”

要准备打，整个根据地都动员起来了。“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政治思想教育进行得相当生动有力和深入，部队积极练兵，地方动员参军，在扩大和加强地方武装的基础上，动员部分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建立支前司令部和组织民兵参战团、伤员转运站、粮草供应站等等，搞得轰轰烈烈。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又一项战备，是我的坚决执行党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的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四月间，邓子恢同志飞往延安，五月飞回，在淮安召开了分局及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确定从六月份开始在华中全解放区进行土改。后来战争打响了，苏中解放区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白天打仗，夜晚分田”、“前方打仗，后方分田”等口号，到七月底便基本完成。以后的事实证明：土改大大激发了贫苫农民和子弟兵的阶级觉悟，为支持解放战争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

一九四六年六月中旬，中央判断：“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对于大打以后的结局，当时中央作了这样的估计：“六个月内外的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鉴于敌人大举进攻在即，迫切需要制订我军的战略方针，于六月二十二日没想了一个南线作战的战略计划，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同志考虑。这个计划，是在全局破裂，国民党军向我大举进攻时，我山东、太行两区主力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要求我太行区的部队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尽可能攻取陇海路沿线南北十几个县城，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野战军则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配合苏皖北部的部队攻取律浦路徐蚌间以及陇海路黄口、徐州段的各点，着重调动徐州之敌在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而我华中主力须对付江北之敌，予以配合。还考虑在形势有利时，两区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前进。

这个战略计划，同后来我军实施的内线歼敌的防御方针是不同的。其战略意图是在外线出击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和扩大新解放区，保卫老解放区，并保障中原新四军第五师的安全。

中央为了实施太行、山东主力向南出击的计划，六月二十六日指示华中分局，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南)通扬(州)线上之敌，要我和谭震林同志率领不少于十五个团之主力部队，兵出淮南，与山东野战军主力配合，一举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彻底破路，歼灭该地区之敌，恢复淮南(三、四分区)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并限于七月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攻击。新四军军部根据这个指示，于二十七日命令我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集中于六合、天长之间整训。

以上筹划的一场大战，对未来战局的发展关系至大。接此命令时我正在海安。我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可能产生的各种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于六月二十七日向中央军委和陈毅军长发电建议，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并立即赶回淮安，同华中分局的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诸同志共商，他们同意我的意见。当时，我们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淮南地区人口仅一百三十余万，抗日战争后期，该区环境比较安定，转入战时状况需有一个过程。战争初期，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如在淮南作战，不仅粮草需由苏中供给，就连支前民工也需由苏中补给。主力部队开到、加上民工、干部、每天至少需要粮食十万斤。两三个月的粮食将达数百万斤，其他军需供应也相当繁重，将给初期作战带来很大困难。

第二，苏中当面有敌军九个旅。如我华中主力西进，留守部队难以担任箝制任务，该区有被敌迅速占领之极大可能。苏中地富人稠，人口九百万，占华中总人口的五分之二，粮食亦占华中总产量的五分之二，沿江商业繁盛，税收占华中的一半，这些都是支援战争的巨大力景，一旦沦入敌手，就为敌人所用。而且苏中地近京沪，如不战而弃，政治影响也不利。

第三，淮南之敌有第五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一个旅也在淮南(另两个旅在南京，一打起来势必北渡淮南)。这两支部队均属蒋军五大主力，加上淮南其他敌军，兵力较强。相对说来，苏中之敌较弱。

于是，我们联名于六月二十九日再次上报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建议在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和第六师仍留苏中解决当面之敌，改善苏中形势与箝制敌人，在山东及太行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后，华中野战军第一、第六师再加入蚌埠、浦口线作战，完成第二阶段任务。

军委对比建议极其重视，次日复示华中：部队继续隐蔽于待机位置，听候安排。

情况在急剧变化。七月初，中央从各方侦悉：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指示我们：“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确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这是战争初期中央军委对原定战略计划的一次重要调整，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苏中战役，就是在中央调整了战略计划指导下发起的。在苏中战役实施过程这，中央军委密切关注战局的发展，多次就战略方针有关的问题征询新四军军部和华中的意见。苏中战役在战争初期起着战略侦察作用，并对中央调整战略方针起着实践检验作用，这个情况将在叙述战役过程中逐步提到。

七月十三日，军委电示：“苏北(按：指长江以北的江苏北部)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边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后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军委还提醒我们：“一切要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这使我们感到，大战将从苏中开始。苏中战役实际上具有解放战争战略初战的性质。军委要我们“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实际上赋予了我们的作战以战略侦察的任务。

选择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作战

敌入进犯苏中解放区的企图，看来是首先攻占我苏中南部地区，然后在淮南及徐州之敌的配合下，进占两淮，速战速决，一举占领我苏中、苏北。当时我苏中有第一师(两个旅六个团)、第六师(两个旅六个团)和地方武装上升的第七纵队(四个团)、第十纵队(三个团)，共十九个团，约三万余人，敌人兵力为十二万，敌我兵力对比悬殊。

但是，敌人有两大致命弱点。就是他丧失人心和骄傲狂妄。

对于敌人的骄狂，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这年的三月二日，“三人小组”检查停战协定执行情况时，我和谭震林同志随陈毅军长飞徐州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并向“三人小组”控告蒋军违反停战令，侵占我解放区若干城镇。我返回的那天，在徐州的因民党军队负责人到机场送行。当时，一批美制P51型蒋机在机场起飞、降落，啸声刺耳，有意耍弄“威风”。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的副参谋长站在我的身边，趾高气扬地笑指天空说：“现代的空军，威力真是伟大啊！”这显然是欺负我军还没有空军。我也冷冷地笑着说：“可惜它有个缺点，目前还不能下到地面上来抓俘虏。”敌人以为我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撤是打了“败仗”，同时停战期间他又侵占了我一些地区，更以我为可欺，加之受其高级将领的欺骗宣传，以致盲目地以为我军不堪一击。“骄兵必败”，这是蒋军的一个致命弱点。

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我们选择了江都至如皋一线，也就是苏中解放区的前部地区作为初战的作战地域。选择在根据地前部地区作战，似乎不符合我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通常实行的诱敌深入的传统战法。其实，诱敌深入并不是目的，而是消灭故人的一种手段。诱敌深入也不是贯彻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的唯一打法。传统战法的运用，须在总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从当面的实际情况出发，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选择解放区前部地区作战，是从战争初期的作战任务出发的，又是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条件的。苏中战役选择解放区前部作战，是基于下列的考虑。

第一，华中解放区是抗日战争中广大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晶。经过日寇无数次的“扫荡”、“清乡”，我们都坚持下来了。面对蒋介石的进攻，如果不打几个胜仗就放弃大块土地，这对党政军民都是不好交代的，对土气民心将产生十分严重的影响。这是战争的指导者所必须充分考虑到的。

第二，总的说来，华中对于迎击蒋军的全面进攻是有准备的。但是不能不注意到，停战协定签订后，华中出现了为时半年的相对和平局面，和平麻痹思想在某些地区有所滋长，战争的准备工作并不平衡，需要一个时间以完成各项转变。而且在战争还没有大打时，我们的准备只能是战略性的和部分的，如练兵、减租和发展生产等，大量具体的工作，如坚铁清野，从城市向农村转移，民工的进一步动员组织等等，要到敌情大体明了、作战任务大体确定之后，才能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当时土地改革开始不久，为了保证这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工作的进行，也需要在苏中根据地前部地区作战来掩护。

第三，苏中战役对于战争全局应起战略侦察的作用。国民党气势汹汹地向我们打来了。他的战略意图和部署，作战行动和手段，以及战斗实力等等究竞怎么样，都需要模一模。在前部打仗，可以迫使蒋军提早实行战略展开，从而便于我进行战略侦察。

当然，战争不是一厢情愿的事，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有没有条件。我们认为，战争初期在苏中解放区的前部作战又是完全有取胜的条件的。

第一，苏中解放区前部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同日、伪、顽长期争夺的主要地域，日寇投降后，又遭到蒋军的不断进攻和蚕食。这一地区的广大群众经过长期战争环境的锻炼，具有顽强战斗的传统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同时，这个地区物产丰富，粮棉丰足，人力众多(如上文所述，人口、粮食均占全华中的五分之二，税收则占一半)，水运便捷，支前工作也很健全。这些都是初期作战良好的战场条件。反之，苏中纵深地区狭小，海安以北就是水网，海安东北人口稀少，土地贫瘠，地形条件，支前力量，部不如前部地区。

第二，华中主力部队第一、第六师在这一带打仗时间较长，对民情风俗、地形道路十分熟悉，第七纵队更是这个地区的地方武装上升的，对在河港交错、村落密布的平原(水网、半水网)地区打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长期坚持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军政、军民关系，同地方武装、民兵在作战、侦察、保密以及战勤保障等方面的配合更是非常协调。

第三，从战役上来说，强和弱是辩证的，强敌而未展开，虽强犹弱。战争初期，我以大块解放区为依托，乘敌人正在实施战略展开之际，在前部地区予以打击，可以打乱其部署，暴露其弱点。何况战争初期，敌人恃强，以大军向我进攻，以为我必不敢撄其锋，我军恰恰在此时此地主动向其反击；必可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毛泽东同志有这样一段精辟、正确的论述：“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对我有利，先在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打几个胜仗，是必要的，也是具备了条件的。于是，我们迅速定下决心，在苏中前部地区作战。

首战宣泰

作战地区选定之后，就是选择打击目标和确定反击时机了。

敌军即将向我大举进攻，我军在海安、如皋一线严阵以待。七月十日，我们已确悉敌军将在三四天内分四路向如皋、海安大举进攻。整编第四十九师从南通北犯如皋；整编第八十三师从泰兴、宣家堡，整编第九十九旅从靖江，两路合击黄桥，然后配合第四十九师会攻如皋；整编第二十五师的第一四八旅从泰州东犯姜堰，得手后，这几路敌人将会攻海安。整编第二十五师的另外两个旅在扬州待机。如我初战失利，他们可能沿运河线北犯邵伯、高邮。敌军还有两个整编师(第二十一师和第六十五师)在江南沿岸当第二梯队，准备随时加入战斗。

这时，我军究竟是等待当面的敌人向我发起进攻后再打，还是先机制敌，进攻敌人的出发地为有利？我们考虑：

第一，敌军四路人马向我分进合击，他们在各个进攻出发地的时候，彼此间隔还比较大，越接近如皋和海安就越靠拢，相互策应越便捷，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我军就很难将他们分割、包围，歼灭其一路，就会在西北、西南、东南三面临战，甚至陷入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我主动进攻敌人的出发地。可以打乱其部署，寻歼其一路。造成有利于我机动之局面。

第二，在改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必须淮备么短期内连续作战，第一次战斗要为后来的作战创造条件。这一地区在停战期间，不断遭到敌人的蚕食，战场巳比较狭窄，先在适当地区打一仗，歼敌一那，可以为后来的作战开拓战场。

主动进攻敌人的出发地，是否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否！五月下半月，敌军已侵占我东北的四平、长春、永吉，六月，敌人又集中三十万大军对我中原第五师发动了围攻，已经打响了全面内战的第一枪；而在华中方面，自从停战令生效以来，闻民党军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我解放区的蚕食，宣家堡、白浦等大片地区，都是停战令发布之后国民党军违约侵占去的，衅自彼开。“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给予敌人以反击是顺理成章的。

对于敌人的几个进攻出发地，我们作了如下的分析和比较：

泰州之敌，离我海安较近，踞我侧背，对我威胁较大。但泰州是中等城市，难以迅速攻克。若围攻其前出据点，求歼援敌，这一带行地形又不利，从泰州直到海安，是水网地区，河川纵横如棋盘，有些地方没有桥梁难以通行，南面是较宽的运粮河，大兵团很难行动，而且每个村庄都有水圩子，易守难攻。打这一路如不能速决，南通、靖江方向的敌人将乘虚而入，占我如皋、海安。

东南方向的南通、白蒲一带，距离较远，如我远出寻歼该敌，泰州、泰兴、靖江的敌人必然会三路并进，可能很快突破我阻击阵地，威胁我海安、如皋。

只有打宣家堡、泰兴这一路最为有利。如前文所述，宣家堡是停战令生效后敌人违反停战协议侵占的，而泰兴城是停战协议即将签署时被敌人强占的，反击这两点我在政治上更为有理。而且，敌人占据不久，民心不顺，情况不熟，虽然临时赶修了一些工事，但远非南通、泰州可比，实际上是临时驻扎之敌。打掉了这一路，西北路泰州之敌和东南路南通之敌的间隔就扩大了，我军可以转用兵力，连续作战，打开局面。这一路敌人是整编第八十三师的前出部队，只有两个团，比较孤立、分散，利于我同时分别歼灭。

整编第八十三师原番号是第一百军，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的基本部队之一，美械装备，美国教官训练，抗日战争后期曾作为远征军到过缅甸作战，战斗力较强。首战打这个强敌是否没有根据？不过这个部队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骄傲，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军敢于主动向他们攻击，并且到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去打。我们定将收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效。

七月十日，我们定下决心，集中第一师、第六师、第七纵队于宣泰地区，只用第一军分区的部队监视和阻击可能出白蒲北犯之敌和由泰州东犯之敌。宣家堡、泰兴两地各驻敌军一个团，我们各用一个师(两个旅六个团)的兵力去打，形成了我们跟敌人是六比一的优势、而且这两个师都是久经战斗锻炼的，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各部队之间都是互相信任的，第七纵队(四个团)是新由地方武装升级编成的纵队，士气很高、求战心切，我们将其使用于次要方向，攻击佴家庄之敌。

战斗进展基本上和预期的一致，我军做到了出敌不意。正如毛泽东向志所说：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其不意的攻击，“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由于在老根据地行军作战，群众性的消息封锁做得很好，敌人事先毫无所知。战斗打响后，宣泰之敌慌乱失措，刚到南通接任的敌第一绥区司令李默庵也莫测我军虚实。李默庵急令已开抵白蒲准备北犯的第四十九师主力于十四日缩回平潮，以保南通。至十五日，一绥区才判明我军主力确在宣、泰，又急今第四十九师再次北进。这一缩一伸，白送给我军两天时间，而十五日晨，我第一师经一夜激战，已全歼宣家堡之敌第五十六团及山炮营，第六师也已基本上歼灭了泰兴之敌，敌人只剩下一个营部率少量残部负隅抵抗。各阻援部队都打击了援敌。鉴于我军已获得转移兵力的主动权，宣泰战斗遂告胜利结束。但留下第六师少数部队继续围攻泰兴城内少数残敌，给敌人以为我军主力仍在泰兴的假象，以作为下一次战斗的钓饵。这一仗，我攻城与打援部队歼敌整编结八十三师第十九旅的两个团和旅属山炮营及第六十三旅一个营，共三千余人。

这是苏中战役的首战，也是华中我军在解放战争迎击蒋军大举进攻的第一个胜利的战斗。我们的作战对象是由美国教官训练的、经过整编的美械化蒋军。对于这样的敌人能否战而胜之、攻而歼之，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未经实践证明的问题，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此极为关注。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同志便亲拟电文询问：打的是否即整编第八十三师？该师被消灭了多少？尚存多少？……我们在清查了战果之后，一一作了汇报。

再胜如南

宣泰战斗结束的当天，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来电指示我军在南线须淮备连续作战。对于连续作战，我们是有准备的。在宣泰战斗的进程中，我们就分析了敌人可能的动向，筹划着下一步转用兵力的方向。此时，敌人虽遭到我军之打击，但他恃其兵力雄厚，又估计我军经宣泰一仗伤亡必大，便急调江南沿岸的整编第六十五师火速北渡长江，会同靖江的第九十九旅增援泰兴，并进犯黄桥，以拖住我军的主力；同时又令第四十九师星夜疾进，企图乘虚夺我如皋城；然后，第四十九师从如皋，第六十五师从黄桥，第八十三师从泰州，三面夹击我军。

这时候，我军有两个作战方向可供选择：

一个是打前来增援宣、泰的第六十五师和第九十九旅。这个方案的优点是就近转用兵力，部队不会太疲劳，时间也比较充裕。缺点是这批敌人是来增援的，警觉性必高，很可能一打就退，不易合围；或者打得相持不下，第四十九师得以乘机攻占如皋，使我军的侧后和后方受到很大的威胁。

第二个方案是迅速转移兵力，以主力作远距离机动，直插进犯如皋的第四十九师侧后攻击之。此案的缺点是要强行军一百几十华里(第六师的距离更远些)，两夜激战之后继以疾走，将减弱战斗力。但优点是明显的，主要是这一行动必然大出敌人的意料。此时，敌人以为我主力在西边，第四十九师将放心大胆地向我如皋挺进，我军来一个长途奔袭，创造歼敌于运动中之良机，将陷敌于被动混乱的境地。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军必须打得、饿得、跑得，能够连续地打仗、行军、打仗，而这正是我军的特长。

我们决心采取第二方案，选敌第四十九师为歼击目标。七月十五日晚，即令第一师全部和第六师大部转兵东指；并用汽艇急运第七纵队一个团先期赶回如皋，协同第一军分区部队扼守该城。同时设置疑兵，继续围歼泰兴城内残敌，给敌人以我主力确实还在西边的错觉，引诱如东之敌放胆向如皋进犯。我第一军分区部队连日英勇阻击，为主力的长途东进争取了宝贵的的间。我主力在连续两昼夜激战之后，又急行军一百几十里，表现了高度英勇顽强的气概，一路上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夜过黄桥，群众以烧饼和西瓜争相慰劳。在群众的封锁、掩护下，敌人还蒙在鼓里。

十六日上午，敌第四十九师分左右两路北犯。十七日，敌右路到达如皋以东之鬼头街、田肚里；左路到达如皋以南之宋家桥、杨花桥，准备次日会攻如皋。我东移之主力则已抵达黄桥、如皋之间的分界、加力地区。我军作了如下的歼敌部署：以第一师主力抢入鬼头街东南公路上之林梓，断敌退路，尔后从右路之敌第二十六旅的侧后向北攻击；以第六师主力抢占扬花桥西南的贺家坝，尔后从左路之敌第七十九旅的侧后向东北攻击：第七纵队主力则由如皋城及其东北地区向东南出击；三路协力，歼敌于如皋东南地区。另以第一师、第七纵队各一个团阻击向姜堰进犯之敌，以第六师之两个团阻击向黄桥进犯之敌。

七月十八日晚战斗发起，敌人果然仓皇失措。我第一师一部与第七纵队南北配合，攻击如皋东南鬼头街一带的敌第四十九师师部和第二十旅，十九日，除了敌第四十九师师长王铁汉率几个人逃入宋家桥外，全部被歼。第六师主力和第七纵队一部经十九、二十两夜的攻击，也歼灭了杨花桥、宋家桥之敌第七十九旅大部。但是，杨花桥、宋家桥两点的少数敌人，仍在继续顽抗。这时我军已连续行军作战十天、相当疲劳，而由靖江、泰兴和泰州来援之敌趁机向我如皋和海安进攻。如继续与当面之敌纠缠，对我不利。为保持主动，我军于二十三日主动撤离如皋城，准备再战。

如南战斗共歼灭敌整编第四十九师一个半旅，连同在阻击中消灭的敌人，共歼敌一万余人，达到了预期的歼敌目的。

七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来电报：“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并指示我们：“敌情尚严重，望将参战主力集中休息，补充缺额，恢复疲劳，以利再战。”

三战海安

经过宣泰、如南两仗，敌人被我歼灭了两个半旅。但他还有第二梯队，立即又集中六个旅的兵力，分路由如皋、姜堰合击我苏中重镇海安。

海安是苏中的战略要点和交通枢纽，(南)通(赣)榆公路、(南)通扬(州)公路，以及从海安向东延伸到黄海边的公路都联结于此；贯穿南北的串场河，沟通东西的运粮河也在此交汇。记得一九四○年十月五日黄桥战役胜利发展到追击阶段时，我们曾向部队提出一个口号：“占领海安就是胜利！”部队控制海安后，立即斩断了韩德勤与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的联系，使我军迅速控制了富饶的江海一角。仅是，如果我兵力处于劣势，则海安这个苏中的战略要地势难固守。此时，敌人正垂涎海安，以为只要占领了海安，则从泰州经由姜堰、海安、李堡直达海边的封锁线就可以形成，苏中南部的占领区就可巩固，长江下游的通道就可确保。同时敌人还判断，海安战略地位重要，我军势在必争，企图依仗其优势兵力，在海安寻我决战，一举消灭我主力，进而配合其北线的行动，解决苏北问题。

在此形势下，我军的决策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当时我认为，中央早巳明确指示我们，一切要作长期打算，当前的战争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中央要求我们不轻易放弃要地。中央更要求我们保持有生力量，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现在放人以六个旅的优势兵力集中在狭小正面向我海安进攻，如我困守海安，在海安与敌人决战，正中敌人的毒计。因为敌入有强大的第二梯队，我军与之决战，势将付出很大的代价，战胜了，敌人仍可继续调集兵力，保持其进攻的态势；战斗如不顺利，势必仍要撤出来，那就被动了。如我先以小部队实施运动防御，杀伤和消耗敌人，并赢得时间，保证主力部队休整，然后撤出海安，给予敌人以我军被迫放弃战略要地的错觉，使敌人重新骄傲起来，就将造成有利于我歼敌的战机。

但是，当时还处在战争初期，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关于以歼灭敌人有生力景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战略方针，还没有为大多数干部所掌握。有的同志认为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军已经打了两个胜仗，为什么不敢在海安同敌人决战？打了两个胜仗还要放弃诲安，前两仗岂不是白打了！我远离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不敢单独决定，就日夜兼程从海安赶赴淮安，从海安到淮安约一百五十余公里的路程，须经东台穿过水网地区，我开始骑摩托车，以后乘了一段黄包车(人力车)，接着又骑自行车，乘船，当时能够搞到的交通工具全部用上了，一天一夜赶到准安。华中分局召开了常委会议，郑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尔后主动撤离，创造新的战机；对于同志们的疑虑，除进行必要的思想工作外，主要靠打胜仗的实践来解决。华中分局把这一决定上报中央、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得到了同意。

七月三十日，中央军委又来电指示，“在我军主力未获充分补充休息恢复疲劳以前，及敌未进至有利于我之地形条件以前，宁可丧失一些地方，不可举行勉强的无把握的作战。”“总之以打胜仗为原则。敌以十万大军向我进攻，我损失若干地方是不可免的，你们应有应付恶劣环境之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这个指示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对中央战略方针和作战思想的理解。

其实，中央的这一精神早在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电文中，就有过明确的指示，其中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但是对于中央的指示，只有同当面的实际相结合，体会才更深刻。

这时，我们的部署是：第一师、第六师集中在海安东北地区休整补充，待机歼敌；第七纵队在海安外围打运动防御战。

海安运动防御战从七月三十日打倒八月三日。第七纵队从苏中地方武装上升主力不久，补充了大量的解放战士，所属四个团只有一个团打过大仗。但是四天多的战斗，他们只用了三千多兵力英勇抗击了五万多敌人的轮番猛攻。敌人兵力集中，炮火浓密，但第七纵队作风顽强，指挥灵活，奋战四天多，伤亡仅二百余入，杀伤敌军三千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十五比一的新纪录。仅七月三十一日夜对敌人的巧妙袭扰，就使敌军消耗了炮弹万余发。八月三日，海安运动防御战胜利完成任务，第七纵队主动撤出海安。

奇袭李堡

我军撤出海安后，敌军第六十五师、第一○五旅、新七旅争先拥进海安。由于敌军进入我解放区后已处于瞎子、聋子的状况，加上敌军官纷纷报捷，极度夸张地吹嘘“战果”，其第一绥区竞未发觉我主力第一师、第六师已经转移，得出我军的伤亡数字竞达“二三万人”，因而宣告“苏北共军大势已去。”

敌人侵占了海安。认为他们第一步作战目标已经达到，因而调整部署，把原来驻在如皋城的陆空联络组撤回常州，守备部队准备分散“清剿”其后方。据此，我们估计敌人必将分兵东进，占领李堡、角斜，完成其东西封锁线，然后再北攻东台。骄兵轻进，必然有隙可乘。我们把主力集结在海安东北，无论敌人向北、向东，我军都可随机出击。我们发动民兵群众严密封锁消息；同时，加强侦察情报工作，掌握敌人动向。

这时，我在苏中地区作战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了作用。人员、物资很快得到补给，伤员很快得到治疗，加上大批解放战土和缴获的补充，每个连队都比战前充实，武器也加强了。特别是民兵群众封锁消息、查缉敌探之严，更是难得。华中野战军机关及第一师、第六师三万人集结休整两星期之久，驻地距海安近者仅一二十华里，在那里出操上课，开会唱歌，本地出身的侦察员庄庄有熟人，天天上公路，敌人却毫无所知。

八月六日，敌第六十五师及第一○五旅果然由海安东进，连占西场、丁家所，将继续东犯。我立即于七日晨电报华中分局、军部和中央军委：歼敌良机即将成熟。次日即获军委复示，“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预备队成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张(鼎承)邓(子恢)谭(震林)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华中军区根据这一指示，在报告新四军军部后，决定将淮南策五旅和华中军区特务团调来。这些指示和决定，增强了我们歼敌的信心和决心。

敌人果然进一步暴露了“骄兵”的弱点，七日占李堡，八日占角斜。我们又密悉李默庵决定调其整编第六十五师于九日经海安去泰州、黄桥接替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十九旅的防务，十日又令新七旅从海安东开接替第一○五旅在李堡一线的防务。敌军频繁的调动，给了我军以趁其运动或立足未稳加以歼灭的大好时机。

我们当机立断，决心集中兵力，首先寻歼李堡之敌于运动中。我们作了如下的部署：以第一师攻歼李堡、角斜之敌第一○五旅主力；以第六师之第十六旅攻歼丁家所守敌第一○五旅一部，以第七纵队及第十八旅分别位于贲家巷东南和西场南北地区，合力求歼可能由海安东援之敌新七旅，并阻击可能由如皋东援之敌。此时，原在淮南的第五旅(三个团)和华中军区特务团前来参战，我们将他们部署在贲家巷以北作为预备队。

战斗于八月十日二十时发起。我第一师乘敌人混乱之际，猛扑李堡，奋勇攻击。此时的李堡，正有敌人的两个旅部各率一个团在交接防务，兵力虽多，但队伍混杂，工事也未筑好，我军一击，建制大乱。至十一日晨，我军完全攻占李堡，中午又克蒋庄、杨庄，全歼守敌。由于我攻势突然迅猛，敌人正在交接的两支部队部很混乱，交防之敌的电台、电话刚才拆除，接防之敌的电台、电话尚未架好，双方都无法向海安告急。十一日晨，敌新七旅旅长仍按原计划带领一个团由海安踽踽东行，我军部署在海安以东打援的第六师与第七纵队，立即利用高梁、玉米地作好伏击布置，第七纵队一部断敌退路，会同第六师一部出击，在运动中将该敌全部歼灭，其中一个营缴械投降。

李堡之战，前后二十个小时，歼敌一个半旅共九千余人，又赢得了一个胜利。

进一步明确了作战方针

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央军委、新四军军部对于外线出击方针和内线歼敌方针的得失利弊，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华中野战军主力使用的方向，不断进行着研究。

为执行南下作战计划，六月二十七日，陈毅同志决定亲率山东野战军主力第二纵队、第七和第八师等部，于七月十日以前南下，并指挥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共约五万余人，担任徐蚌段之作战。七月十四日，陈毅同志鉴于敌人即将大举进攻苏皖，就山野主力南下作战的时机向中央军委提议：敌人的这次进攻，“是分区蚕食的狡计，苏皖现有力量难于胜任应付，必须友邻区暂时出动配合才足以挽救。”因此主张立即执行中央军委六月二十二日提出的作战计划，“截断津浦南段陇海徐西段，造成山东、太行主力在淮北之会合，准备渡淮作战。”以全面大打的办法来制服蒋军分区蚕食的狡计。当时宣泰战斗已经打响，中央军委、毛泽东同东复电陈毅同志：最近几天看一看泰兴战斗结果如何。七月十五日，宣泰战斗刚结束，我们接到中央军委来电，指示：“结束战斗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战；即使打了大胜仗，也要如此，因敌会继续进攻。我军在南线须准备打四五个大仗，方能解决问题。”这两个指示，表明了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密切观察战局，研究战略方针的严肃态度和近期内还须内线歼敌的意向。

宣泰和如南两战胜利后，蒋军的有生力量虽受到我一定的打击，但进攻之势尚未减弱，继续增调兵力，向苏中重镇海安推进；而淮南解放区则已被敌人突破，华中形势日趋紧张。此时，陈毅同志再次从执行外线出击的方针考虑，认为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为重要，向中央建议：粟部迅速西调，仍以切断津浦、陇海，开展淮上新区，夺取徐州为目的。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这个建议，态度极为慎重，回复陈毅同志：“粟裕集团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待考虑再告。”不日，中央军委给我来电：“对苏中目前即取防御方针，由你率主力与陈军长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蚌浦线，直接配合陈宋、刘邓之作战，这是一个方案”；“八月内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西移，这是又一方案”。要我就以上两案表示意见。

中央军委的来电，使我充分体会到华中主力使用的方向对全局的影响，问题的中心在于此时究竞是外线出击有利还是内线歼敌有利。我认真地学习研究了战争开始以来中央军委和军部的有关指示，从战争全局出发，结合当面的实际情况，作了反复考虑，认为：

第一，蒋介石在美帝支持下向我发动全面进攻，在力量对比上暂时具有很大的优势，这场战争势必是长期的，根本的问题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日本投降后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我党已建立了大块的巩固的根据地，在内线同敌人作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这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中央军委七月三十日曾有电报指示：“总以打胜仗为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我军在战略防御阶段以执行内线歼敌方针，推迟外线出击时间为有利。充分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多打些胜仗，以大量歼灭敌人。

第二，战争初期，各主要作战方向，应充分利用内线歼敌的有利条件，哪里好消灭敌入就在哪里打仗，各战区之间有战略性的配合，不宜过早作战役性的配合；如果急于作战役性的配合，我军兵力作更大的集中，则敌人的兵力也将随之作更大的集中，对各个歼敌不利。在兵力对比敌优我劣的情况下，过早地进行大会战，我们是难以有胜利的把握的。在战争初期，我军兵力应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我军指挥艺术的提高和战局向我解放区纵深发展而逐步集中，由一次歼敌一个旅，逐步集中兵力发展到一次歼敌几个旅，这样比较有利。

第三，从当面实际情况看，在苏中打歼灭战的条件较淮南有为利：

①苏中敌军已遭我几次打击，与淮南之敌比较是弱军，有利于我继续歼击。

②由于淮南解放区已被敌人突破，如主力向西，必须首先打下吁胎、天长，以开辟战场，需付出一定的代价；如舍盱眙、天长不打而直趋铁路线，则战场狭小，不利于我军机动，后方亦不安全。

③淮南正值雨季，大雨榜沦，平地积水甚深，部队运动及粮弹运输供应都比苏中困难。

当时李堡战斗正在进行中，谭震林同志已来到前方，我们共同商讨，意见一致。李堡战斗后，于八月十四日向中央军委呈报了主张在苏中再打几仗的意见。在此前后，张鼎丞、邓子恢同志也表示了主张再在苏中打几仗的意见。十五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批准了我们的建议：“所见很对。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则对整个战局助益极大。陈毅同志也来电指示：“宜就地开展局面，不必忙于西调，军委有此指示，望照办。部队宜争取数日休息，再求新的机动，反较西调为更有力配合各方。”经过战争的实践和反复讨论，战争初期的作战方针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

此后，中央军委鉴于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和内线歼敌的优越性日益显著，再次推迟了外线出击的时间，直到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这样，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然后转到外线作战的计划，已经发展成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作战的战略方针了。回忆这段历史，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依据战争的客观规律来指导战争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

钻到敌人肚子里去打

李堡战斗打破了敌人迅速解决苏中问题的美梦。国民党军经过我连续四次打击，已被歼灭三万余人，在苏中的机动兵力已经不多，除非从别的战区抽调部队来增援，再难向我全面进攻。敌人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把重点放在扼守南通、丁堰、如皋、海安这条公路干线，加强海安、泰州之线以南的“清剿”和海、如、泰之间的防御，以求确保其占领区。同时积极准备以其整编第二十五师由扬州、仙女庙地区乘虚北攻邵伯、高邮，威胁我两准。

我军经过连续作战，抓紧休整和补充解放战土，加上打胜仗的鼓舞，士气高昂，越战越强。李堡战斗我军伤亡很少，而华中军区增调来的生力军第五旅和军区特务团也已于李堡战斗时到达，我军兵力增强，敌我态势已出现了有利于我的明显变化。八月十三日，中央军委发来指示：“苏中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通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慨歼灭之。你们能彻底粉碎苏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

当时，可以设想两个作战方案，一个方案是从正面进攻海安和如皋，另一方案是避开正面，攻其侧翼或后方，吸引敌人来援，寻歼敌人于运动中。从当时敌人的部署来看，南通、如皋一线是其暴露的侧翼，兵力比较薄弱。驻守在这一带的敌军除已受我严重打击之第二十六旅残剩的一个营外，是新从上海调来的整编第二十一师和交通警察总队。敌第二十一师系川军，战斗力不强。交通总队则是由抗日战争时期顽“忠义救国军”改编的，以“恢复交通”为名专门进行对公路沿线解放区的“清剿”，虽全部配备美械自动火器，但重装备很少，缺乏正规作战经验。我们设想如果从这里打开缺口，钻到敌人肚子里去打，必将严重威胁敌人的后方基地，打乱敌人的部署，造成歼敌之良机。

此时获悉蒋介石正筹备于二十五日在庐山开会，我们初拟进攻南通市，吸引如皋、海安之敌南下增援，歼灭它一二个旅，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扩大我军影响。八月十九日上报中央军委和陈毅同志后，次日毛泽东同志亲拟电报指示：“同意你们南下作战，但不必强攻城市”，“在攻占通如线后，敌人也有固守原地、不敢南下的可能。在敌人不敢增援的情况下，可以西进如(皋)黄(桥)公路，相机进占黄桥，来调动或逼退海安之敌，在运动中歼灭之。”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十分正确，十分中肯，当时进攻南通，条件不成熟。我们当即以黄桥为进攻方向，缩小进攻正面，不攻白蒲，从丁堰、林梓打开缺口，钻到敌人肚子里去。估计那时敌人必将调兵回援，我则于运动中歼灭之。

八月二十日晚上，谭震林同志和我率主力第一师、第六师、第五旅、特务团向南开进，插入敌人侧后。达“敌后”实际上是我的老根据地，老马熟路，军民都习以为常。十六个团三万多人夜行军，连家犬惊吠之声也难听见，敌人当然更无从知晓。

八月二十一日夜十一时，丁堰、林梓战斗打响。又是一次出敌不意的攻击，进展甚快。二十二日上午，丁堰敌交警第十一总队被我第一师围歼大部。我第六师围攻林梓，全歼守敌。东陈之敌在我第五旅围攻下，大部逃入如皋，东陈被我攻占。

不出军委所料，各据点里的敌人都未敢出援。

丁、林战斗歼敌交通警察五个大队及第二十六旅一个营，共三千余人，缴获甚多(其中有一批敌人拟用以残害根据地军民的各种刑具)，打开了西进的门户。这是苏中战役的第五个战斗。

攻黄救邵，七战七捷

当我军在丁、林歼放，打开西进门户的时候，淮北方向由宿县地区东进的敌人已占领我睢宁，正准备向我淮阴进犯。扬州之敌第二十五师为了配合这一行动，也全部于八月二十五日开始沿运河北上攻我江都县的邵伯镇。我着眼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决定以刚从地方武装升级组成的第十纵队(三个团)及第二军分区两个团在邵伯防御，主力郎队按原定计划，来一个“攻黄(桥)救邵(伯)”用攻其必救的办法来调动敌人，寻歼敌人于运动中，并解邵伯之围。我们除以第七纵队在姜堰、海安之间发动箝制性进攻外，第一师、第六师、第五旅、特务团继续大踏步机动作战，于八月二十三日夜间向敌人封锁圈的中心挺进。

这是一着奇兵，也是一步险棋。这个地区，南是长江，东、北、西三面都有敌人许多据点连成的封锁线。封锁圈东西百余里，南北仅数十里。由于老区组织严密．敌人得不到情报，反应迟钝多误，我军由丁堰、林梓越通榆公路西进，敌一绥区并未意识到我军将挺进黄桥，却根据我丁、林战斗的态势判断我将攻击如皋，急令黄桥守敌第九十九旅沿如黄公路增援如皋。八月二十四日，我军截获敌人这一行动的情报，即令部队在行进中严密注意敌情，准备在如黄路与敌九十九旅打一场预期遭遇战。二十五日，敌第九十九旅进至黄桥东北之分界，与我第六师遭遇，当即被第六师包围，展开激战。这时，敌人才发觉我主力已西进，乃令已南下倒如皋的第一八七旅，加上第七十九旅一个团和第九十九旅的一营，急向西南增援第九十九旅，该敌又被我第一师在分界、如皋之间的加力、谢家甸截住，将其包围。当夜，分界、加力两地之敌均集团固守，因为敌人实有的兵力远比我原先侦察的要多，经一夜激战，都未能解决战斗。

这样，战局就可能变得不利于我军。西面运河线上邵伯、乔墅一线战斗十分激烈。乔墅阵地已被敌军突破。我主力若在如黄路拖延时日，邵伯一旦失守，战局将起剧变。

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长期熏陶下，我们总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就整个苏中战场来说，敌我兵力对比是三点五比一，由于我们灵活用兵，在第一、二、四、五各次战斗中，我们都集中了三倍以上的兵力对付待歼之敌，有时为了保证全歼和速决，还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四倍、五倍、六倍于敌之兵力。但是我们手头兵力不多，更没有预备队，只能从战场上及时转用兵力。对于这个问题，如南战斗后在海安以东修整时，通过团以上干部的战斗总结会，大家认识到，“几个打一个”决不意味着我部队战斗力量差；需要时增调兄弟部队加入作战，也决不“丢脸”；至于怕分了缴获的思想则是本位主义作怪。只要作战需要，战役指挥员也应毫不犹豫地转用部队。对这个问题，大家的思想认识已经取得了一致。

在当时紧急情况下，我们立即调整部署，采取断敌后路、隔断敌人东西两部联系的办法，使之无法靠拢和脱逃，然后选取较弱的第九十九旅两个团先行歼灭。八月二十六日，我们将第一师的第一旅由加力方向西调，转用于分界，配合第六师等部以十个团的兵力，五比一的绝对优势，迅速围歼了第九十九旅的两个团。随即又将第六师和第一旅东调，会同第三旅、第五旅以十五个团的兵力围歼加力、谢家甸之敌三个团。二十六日晚，东调各部迅速开进。

此时，邵伯的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从八月二十三日起，敌军在炮艇、飞机配合下向我邵伯、丁沟、乔墅一线阵地猛攻。我第十纵队和第二军分区的部队虽然训练不多，弹药不足，但指挥员顽强灵活，动员工作做得深入，土气旺盛。他们依托工事和河流湖泊英勇抗击敌人。根据水网湖泊地区正面狭窄的特点，各团采取轮番守备的战法，以连续的反冲击和白刃格斗消灭敌人。敌第二十五师猛攻了四天，我军工事大部坍毁，许多部队的指战员坚持在齐腰的积水中作战，时常送不上饭，但战斗意志始终压倒敌人，虽然乔墅被突破，但主阵地始终屹立未动。这时，第九十九旅已在如黄路上就歼，第一八七旅等部也将不保。消息传来，敌全线震惊，深受威胁，且伤亡已达两千多人，再打下去，凶多吉少，终于在二十六日黄昏的候狼狈撤回扬州。进行了四昼夜的邵伯战斗遂胜利结束。这是第六次作战。

二十七日上午，我围攻加力、谢家甸之敌的十五个团全部到达了预定位置并投入了战斗。敌人又从如皋拼凑了一个多团的兵力，在飞机的掩护下西出接应，加力、谢家甸之敌以营为单位分路突围。我各部全线出击，将突围之敌一一歼灭，仅数百人逃回如皋。如皋出援的一个多团，也被我歼灭一半。第五旅及时插到如皋西南，正好截断敌人逃路，俘获尤多。我第五旅衣服为黄色，和苏中部队的灰兰色不同，而与当时国民党军的黄绿色近似。该旅向敌迅猛出击时，敌军误以为援兵赶到，欢呼跳跃，随即成了俘虏。继而第五旅乘胜利余威于三十一日攻克黄桥，黄桥守敌第一六○旅五个连缴械投降。

如黄路战斗，我军共歼敌两个半旅，一万七千余人。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表明我们在指挥艺术和作战方法上都有了新的提高。在“攻黄救邵”的过程中，我军发挥了多种作战形式的威力，以部分兵力顽强阻击，坚守阵地，给主力以行动自由，阵地守备与野战围歼互相协同配合，达到了坚守阵地和寻歼敌军的双重效果。解放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运动战，但是，并不排除以其他作战形式为必要辅助。在战争初期，为了迟滞敌人的进攻或者创造有利战机，在某些方面需要打些运动防御战，在不同的战争时期，不同的作战阶段，以至存在不同的战役中注意作战形式的适时转换，互相配合，有主有从，相辅相成，是我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一个方面。

苏中战役是中央军委在南下作战、外线出击转变为“先在内线打几个性仗”的战略决策指导下进行的。苏中战役同后来华东战场的一些战役比较，其规模是比较小的，仍它是解放战争初期在中原突围后的第一个战设，带有战略侦察任务，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军委起草的给各解放区的电报，指出苏中战役“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八月二十六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八月二十七日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精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战役结束后，延安总部发言人就国民党军对苏中进攻惨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称这个战役为“七战七捷”，并指出它对今后的战局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九月三日至八日，晋冀鲁豫野战军胜利地进行了著名的定陶战役，歼敌四个旅一万七千余人，活捉敌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延安《解放日报》于九月十二日发表《蒋军必败》的社论，指出中原突围、苏中战役和定陶战役“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定下来了”。

苏中战役已经过去几年了。回忆全面内战爆发以前，当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在苏中面对即将进犯的敌人深感重担在肩，推动着我们对敌我双方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敌我双方互相对立着的许多特点；推动着我们反复思索，从中探寻战争的客观规律，特别是战争初期的规律，并努力使自己的行动适应客观存在的规律，以争取胜利。

也许今天有的同志会问：双方是老对手了，不但在十年内战中，就在八年抗战的反磨擦斗争中，也一直打交道的。“不打不相识”，双方都是老相识了，而且苏中的地理人情，你们又是熟悉的，为什么还要思索这个问题呢？

我们的回答是，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和我们都有了重要变化，我们必须着眼于战争的新的特点及其发展。蒋介石接收了日军的武器、装备和仓库物资，美国又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批飞机、大炮、坦克和各种武器交给了他，他的兵力发展到了他统治中国时期的最高峰——四百三十万人。同时蒋介石掌握着全国性的政权，中国的地方派系中，再没有人敢于动用武力来打蒋介石了。因此，蒋介石要用全力进攻我们。

与此同时，我方的情况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停战协定生效时，解放区城市已有五百零六个，超过过去中央苏区的二十四倍(中央苏区曾有过二十一个县城)。解放区人口达一亿三千万，超过过去中央苏区人口五十二倍(中央苏区最多时有人口二百五个—万)。并且建立了东北、热河、察哈尔根据地，从此打破了敌人对我根据地长期四面包围的态势。除新四军第五师地区外，各解放区已联成一片。我们在战争的初期，就有一个历史上空前广阔的内线作战战场。我军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七万人，其中野战军、地方军各半。

尽管仍然是敌强我弱，但是，敌我力量的重大变化，已使国内战争的主要形式——“围剿”与反“围剿”的反复永远结束了，产生着新的规律。为了迅速准确地探明并掌新的战争的特殊规律，以指导战争并赢得胜利，运筹帷幄的最高统帅部密切注视着战争初期的作战，并且用心组织和诱导战区指挥员对初期作战中若干问题进行反复深入的讨论。在苏中战役过程中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讨和争议，正是积极探索新的战争特殊规律的求实精神的表现，也是高度的战争责任感的体现；然而，只有作战的实践才可以把不同的意见统一起来，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随着时间的推移，苏中战役所提供的具体经验，有的将会失去它的作用。但是，这种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战争的特殊规律以指导战争的经验，对我们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及研究未来战争是会长期有益的。这是苏中战役在歼敌数字以外的另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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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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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十一章　苏中战役后的华中战局和宿北战役

从苏中战役结束后到宿北战役，即一九四六年九月到十二月中旬的三个半月，是华中战事由前部转向纵深，我军进一步集中兵力，调整布局，把运动战、歼灭战推向更大规模的重要时期。

华中野战军主力由苏中北移

从一九四六年七月中旬起，华中野战军在苏中解放区前部机动作战的一个半月里，主动放弃了如皋、海安两城，取得了七战七捷。但是，敌人继续增加进攻我华中的兵力，为了进一步大量歼灭敌人，战局必然向华中纵深转移，这是可以预见到的。然而，转移的时机和方向的选择以及转移后的战略布局，则是带全局性的问题。当时并没有预案，我们必须很好地去体会中央的意图和结合战争的实际来解决。

苏中战役即将结束时，我和谭震林同志商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考虑军委八月十五日来电指出的：“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一个月”的要求。照此推算，我军在苏中作战的时间应延续到九月中旬。促是，经过四十多天的激战，部队急需休整和补充。实际上，我们已经几次推迟了休整时间。早在七月二十日，我曾拟电请示军委：为“保持与巩固已得胜利，争取部队休整。争取主动，暴露敌人的弱点，制造敌人错误，拟即乘胜收兵”。中央复电“同意粟电乘胜收兵，休整两星期再战”。后因敌人的弱点很快暴露，再出现战机，我们当然应该不顾疲劳，连续作战。现在战役目的即将完成，部队实在需要抓紧作一短暂的休整。因此，我们于八月二十七日报告中央、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我军必须休整才能再战，故决定以包围如皋、海安形势，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八十五军一六○师。”八月二十九日我们又建议，以第五旅攻占黄桥，第一、第六师部署于如皋、海安之西部，一面休整，一而对海安采取进攻姿态，暂时围而不攻。如果敌人不能在十天之内向海安增援，我则攻占海安，以争取补充近万参军战士和解决部队的冬衣；如敌人在十日内增援海安，我则打援。我们的这一部署是过渡性的，我们预期只要实现其中一个设想，均有利于下一步转兵他去；即使军委仍命令我们在原地作战，也比较主动。八月三十一日军委复电指示：“粟谭二十九日电悉，所见甚是。不管敌情变化如何，一、六师至少休整十天，加以补充，五旅攻占黄桥后，亦须休整，养精蓄锐，以备再战”。陈毅同志也批准了我们的部署。

这时，华中战场的改我态势是：苏中之敌被我阻于海安、如皋以南，海安、如皋已成孤点；淮北之敌与我对峙在泗阳、众兴之线。八月底，驻守于徐州之敌有逐步向东打通陇海线，并有威胁我淮阴、临沂的模样。其企图当是切断我华中与山东的联系，进而围歼我华中的主力。这个变化，引起军委的关注。八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电示陈毅同志：在津捕线上，在陇海线上，或在两线之间，或在他处，寻机歼敌，以改变战局。并于八月二十九日发电询问我们，在东线作战一时期后，“西调攻击泰州、宜陵、仙女庙、扬州之线，有攻克把握否？假如攻击该线得手后，第二步开往淮南作战，以期恢复第三、第四两分区并相机切断蚌浦线，其便利与困难条件各如何?”我们上报了有关情况。八月三十一日第五旅攻克黄桥，苏中战役结束。九月四日军委指示：“希望能于九月上半月完成东面作战任务；下半月休整。十月上旬攻取扬泰线，中旬休整，下旬进入淮南作战”。可以看出，军委的设想是，山东野战军主力先给徐州东犯之敌以相当的打击，然后集中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从淮北、淮南两面夹击敌人。陈毅同志十分关注华中与山东的联系，在军委八月二十七日电示后，于九月四日提出了山东野战军主力的三个作战方案，并权衡其利弊：“第一案，北移沭阳，迎击东进之七十四师、六十九师，可保持鲁南的联系，但只能留九纵守泗阳、众兴，力量是不够的；第二案，就地出击攻洋河，估计要打桂系两个师，必拼消耗，不合算；第三案，留现地待机”。

我和震林同志接到华中分局转来的陈毅同志的电报后，反复研究，认为两淮(淮阴、淮安)是苏皖边区的首府，又是苏中前线的后方，苏中战役之能够顺利实施，得助于陈毅同志率数万大军作战于淮北，使我们的翼侧与后方有所保障。如山东野战军不先给对峙于泗阳、众兴之敌以打击即转至沭阳作战，有使该敌迅速乘隙占领两淮和运河线，迫使我军放弃华中的危险。因此我们于九月七日和八日连电建议山野主力先在泗阳寻机歼敌；如必须北移作战，则苏中主力撤围海安，争取十天左右的休整后北移泗阳地区，以保障两淮的安全。九月九日五时，军委复示：“同意放弃(攻取)海安，休整十天，准备向北机动”。这是华中主力作战方向的一次重要调整，即：由原定向西机动，调整为向北机动。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九月八日，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定陶获得大捷，全国振奋。军委于当日发电指示陈(毅)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我刘邓已大胜，对你们必有帮助。同意八师暂不北调，俟秋高水落，集中兵力在淮海歼敌，并与粟潭南北配合，巩固两淮开展局面”。我们接获此电很受鼓舞。为了使华中野战军主力在向北机动之前得到兵员及冬衣的补充，我便于九日发电给中央和陈毅同志，建议在打下海安后再北移。电报发出后，就接到陈毅同志于同日来电：“淮北敌情正在变化中，如蒋军由宿迁东进，我军即时出击，或在宿迁、沭阳、新安之间歼敌，或西进攻睢宿地区，保证可以改变战局。如是沭阳、两淮、鲁南均不致引起突变”。要我们“仍以打下海安，争取休整，相机转移为好”。华中分局的鼎丞、子恢同志也发电主张先攻占海安，“以免功亏一签”。这几个电报几乎同时发出，可谓所见略同。

但是，军委综观全局，于九日亥时来电指示：“粟谭部连战疲劳，亟待休整，目前各方敌情正在改变，无论将来向何方作战，似以放弃(攻取)海安，即时休整”。这时震林同志已赴华中分局，这一指示引起我的高度重视。虽然中央在十日又复电：“九日电悉。如你们以为攻占海安于大局有利，则可决心攻取海安”。但我体会到这是中央对战区指挥员意见的尊重，我们更应该认真领会军委九日亥电指示的精神，研究战局可能发生的变化。这时我们获悉敌汤恩伯将接替李默庵指挥苏北军事，并限于九月底完成一切准备，十月初开始第二期进攻。随即军委也向我们通报了这一情况。我分析攻占海安固然对坚持苏中和动员参军以及解决冬衣有所帮助，但预计要付出一千五百人左右的伤亡代价。从今后战局的发展来看，似须诱敌更深入一些，以便于大量歼敌，我如攻下海安，亦仍须放弃。不如放弃攻占海安的计划，将攻取海安所付代价，留作以后在运动中歼敌之用更为有利。我立即于九月十日将上述意见报告军委、陈毅同志和张鼎承、邓子恢、谭震林同志。

此时，淮北敌情在急剧变化。敌第七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二十八军向泗阳和两淮发起了进攻。陈毅同志电称拟率第二、第七、第八师及九纵坚决歼灭进攻之敌。军委赞同这一建议，并根据这一情况，于十一日八时指示我们：“主力即开两淮机动”。于是我们立即收拢队伍，兼程北上。

以上说明，华中主力北移的行动，是军委、毛泽东同志依据淮北和苏中两个战场的敌我形势的急剧变化，经过同战区指挥员的商讨后定下来的。从九月九日复示我们：“准备向北机动”，到十一日指示我们：“即开两淮”。前后仅三天时间，其中还有若干反复变化。有一种说法：军委早就确定了华中主力北移作战，由于华中战区指挥员有不同意见给延误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主动放弃两淮

针对敌军的动向，军委的意图是调动山野、华野两大主力，歼灭进犯两淮之敌。毛泽东同志于十一日亲自拟电指示陈毅同志和我们：“1．敌六个旅南下，两淮危急，粟率苏中主力(一、六师)立即开两淮，准备配合陈宋主力彻底歼灭该敌。但陈宋现应独立作战，务于粟谭到达前，歼灭南下之敌一至两个旅，顿挫敌之前进，争取时间以待苏中主力到达，协力歼灭全部；2．同时张邓要注意邵伯、高邮、洪泽湖诸防务，严防敌偷渡进袭；3．两淮工厂资材速迁安全地带”。

海安距两淮约二百五十公里，一路水网，既少陆路，又少船只，且值天雨不断，预计先头部队于九月十八日才能到达，大部队要二十五日才能到达。而两淮战局的发展不如人意，敌人的攻势未能受到顿挫。谭震林同志于九月十一日由淮安向中央陈述：“华中主力最快要到二十日才能赶到两淮，恐到达高(邮)、宝(应)时，两淮已失”(高、宝分别距淮阴一百五十公里和七十五公里)。陈毅同志也于九月十五日致电中央：“苏中主力已北调，要二十五日才能到达两淮地区，已来不及参战。”

九月十九日十八时，我军在给敌人以一定杀伤后，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撤出两淮。

两淮是华中的首府，放弃两淮是件大事，当时正值伪国大召开前夕，敌人大吹大大擂自不待言，即在我们内部也引起种种议论，有的同志认为是打了败仗。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华东战局的发展呢？现在作些探讨是有益的。

首先，研究这个问题不能脱离我们的战略方针。经过七八两个月的初期作战，我军分别在几个方向上迎击敌人，以暂时撤出部分土地和城市为代价，换取了歼灭敌十余万人的重大胜利。两淮并无死守之必要，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撤出两淮是符合我军战略方针的。若因两淮是华中首府，便以保守这个城市为目标，同敌人进行战役决战，则是错误的。

其次，回想当时的战场实际情况，我军还不具备歼灭敌先头部队——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的条件。后来在孟良崮能够歼灭它是我军经过宿北、鲁南、莱芜三个大歼灭战，我军的装备、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积累了大歼灭战的经验，才以五倍于它的兵力，达到全歼该师的目的的。解放战争开始，敌强我弱的形势很明显，打歼灭战的规模必须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我一直认为，即使第一、第六师赶到淮阴，并在淮阴同敌人作战，不仅不会讨便宜，还会吃大亏。华中主力在苏中几仗打得比较顺利，没有吃过什么大亏，由小到大，逐步发展作战的规模，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记得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我曾应新华社记者之约，谈了我军主动撤出两淮后之华中战局，其中说到，“我军的撤出两淮，绝对不是我们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对蒋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这个分析是符合战争发展的实际的。

决心在淮海打一个大歼灭战

我军撤出两淮后，华中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南北两线敌军，对我形成了半包围的态势，苏中已成为敌后；另方面则是我华中、山东两野战军靠拢，兵力更加集中。于是九月二十日我们华中分局的几个同志，联名向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报告：“华中形势起了基本变化，沿运河线之淮安、宝应、高邮一线，因地形关系很难求得歼灭，只能取得在战术上的胜利，整个运河线以东地区成长蛇形，不利主力作战。为了改变华中局势，我们建议，以集中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与此同时，我们对坚持苏中敌后斗争作了具体部署，使留在敌后坚持原地斗争的干部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工作上有所准备。

次日，陈毅同志复电：“我同意华中分局二十日建议，山野、华野集中由淮海区向西行动”的办法，并主张两个野指合成一个。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央电示“同意集中两个野战军统一指挥，向淮海行动打开战局，望即按此方针坚决执行”。次日又来电指示：“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谭震林为副政委，如同意请即公布(对内)执行”。

对于两个野战军会合后的作战方针和任务，毛泽东同志九月二十八日亲拟一份电文指示：“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我们意见：1、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2、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

陈毅同志亲自来到华中分局，在他领导下，共同商定了以下各点：第一，集中山野、华野主力于宿迁与沭阳之间、六塘河以北地区。十月五日前后集中完毕，如敌此时东进即歼敌于运河东岸，敌如不进，即西渡运河，恢复淮北。第二，在涟水、两淮、宝应地区设指挥所，作为箝制方向并掩护做冬衣。第三，部署盐阜、淮海、两淮、高(邮)、兴(化)、宝(应)各地之坚持斗争。重点是集中主力出击以及确保和坚持华中地区。十月一日，陈毅同志将上述部署报告了中央。中央随即复电：“部署甚好，望坚决执行”。

但是，敌情又起变化，鲁南之敌进占峄县、枣庄，威胁临沂。陈毅同志提出山野回鲁南，华野留淮海区作战；或者全军入鲁作战的主张。十月十四日，军委来电询问我们：“你们觉得全军去鲁南歼敌把握如何？如确有歼敌把握，自以去鲁南打较在淮海打为有利。因鲁南敌歼灭后，即可出陇海、淮泗对华中局面并非不利，问题是歼敌究以在何地为宜”。

我对陈毅同志的建议和军委的来示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长期培育下，我对于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熟悉的。但是，诱敌深入到何地域，是战略性的问题。我作为战区指挥员，守土有责，首先考虑的还是在华中地区作战。十月十一日，我曾建议集中山野、华野主力，沿陇海路西进，在邵(县)睢(宁)铜(山)地区寻歼蒋军主力。这时，我对比了淮海与鲁南的战场条件。淮海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通道多，有利于敌人的调动和集中。战争初期敌人兵力、火力、机动能力都比我们强得多，而且淮南、淮北已失，西部已暴露于敌，我军要在这一地域达成战役优势相当困难。鲁南的地形条件很好，群众条件、供应条件也是很好的。从战略防御阶段来看，把鲁南作为诱敌深入的底线自然比淮海好。但是，我又考虑到：第一，当前蒋介石的进攻重点在华中，如我即刻全军入鲁，敌之进攻重点也将立即由华中进至山东，而华中将过早地丧失，对于长期作战不利。第二，两淮失守后，敌已对我形成半包围的态势，如果我不能在淮海打一个规模较大的歼灭战，则下一步转移作战将陷于腹背受敌的困境。第三，我军撤出两淮，群众中已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波动，如不能再打一个胜仗就全军入鲁，对民心、军心不利。第四，为开展苏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也需要再打一仗。几个月的战争经验表明，主力仗打得好，土地改革进行得彻底，干部下决心坚持是坚持敌后原地游击战争的三个必要条件。前一段的仗是在苏中地区打的，苏北地区还没有打过胜仗。所以我认为全军入鲁作战的设想是很好的。但似宜在入鲁之前争取在淮海打一个好仗。经过各方面的郑重商讨，十月十五日子时再次决定暂缓去鲁南，先在淮海打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并将此意见立即报告军委。

同日十二时，毛泽东同志来电：“十五日子时电悉，决心在淮北打仗甚慰。”“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粟(裕)谭(震林)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复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在山东、华中两路野战军靠拢后，十月一日陈毅同志在向军委报告作战部署时即提出：“华野、山野统一指挥”’“在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我长期在陈毅同志领导下工作，对他十分尊敬和钦佩，在他领导下心情很舒畅。现在中央、陈毅同志要我担负这个重责，我决心竭尽全力地挑起这副担子，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使陈毅同志用更多的力量抓全局。

从十月底到十一月初，我们在涟水西北陈师庵等地先后召开了多次干部会议。陈毅同志针对当前战局和两个野战军统一作战的新情况，在会上讲解形势，总结初期作战的经验，号召全军进一步学习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树立高度集中统一的思想，同心协力克服暂时的困难，积极完成作战和建军等任务。这些会议，对于提高华东全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当时形势的认识，正确理解保存地方与歼敌有生力量的关系，以及增强军内外的团结等，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广大群众继续进行土地改革，开展节约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检查和总结了前一段的支前工作，成立了华中北线支前司令部，统一调度苏北地区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并将华中后方机关和物资逐渐向山东转移。

集中兵力，打敌一路

我军撤出两淮，敌人十分骄狂。十一月底十二月初，蒋介石为配合伪国大召开后的声势，拟定了一个以十二个整编师(军)二十八个旅，分四路向华中解放区进攻的计划，妄想切断我山东与华中的联系，聚歼我华中主力，在年底以前“结束苏北战事”。到十二月上旬，我们逐渐侦知和判明敌四路进攻的部署是：

(一)以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协同整编第六十九师共六个半旅，由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以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胡琏为前线指挥，由宿迁向新安镇(现新沂县)、沭阳进攻；(二)以另一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协同整编第二十八师、第七军(同整编师)共七个旅，由徐州绥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挥，由淮阴、淮安向涟水进攻，尔后继续北犯阿湖，配合宿迁北犯之敌打通陇海路东段交通，并策应该地阴谋叛变之原起义伪军郝鹏举部的所谓“反正”；(三)以第一绥区李默庵部之整编第六十五师、第八十三师、第二十五师共六个旅，由东台向盐城、阜宁进攻；(四)以整编第二十六师(附第一快速纵队)、第五十一师、第五十九师、第七十七师共九个旅，由峄县(现峄城)、枣庄、台儿庄地区向临沂、郯城进攻。各路敌军进攻的时间，统限于十二月十三日开始。

面对敌人四路进攻的形势，我军打不打？何时打？怎么打？要求战役指挥员从错综复杂的情况中迅速作出决择。这时陈毅同志在鲁南，正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运筹着我军的作战行动。他从十二月三日到七日曾提出五个作战方案上报中央并征询我们的意见。这五个作战方案是：第一，我军部署不变，分别在盐城、涟水、沭阳、鲁南地区迎击四路进犯之敌。第二，华中野战军担任歼击进攻盐城、涟水两路敌人，山东野战军负责歼击进攻鲁南、沭阳两路敌人。在各自担任歼击的两路敌人中，先打哪一路，由野战军领导视情而定。第三，华中野战军首先集中兵力歼击进攻涟水或盐城之敌，尔后协同山东野战军全力夹击进攻沭阳之敌。第四，集中山东、华中两野战军主力歼灭进攻沭阳之敌，以部分兵力牵制其他三路敌人。第五，不怕敌人进占沭阳，我军均在原地待机，待进一步判明敌之具体行动后再作处置。陈毅同志认为，上述五个方案各有利弊，但以集中力量歼灭进攻沭阳一路敌人为最好。为此，华中野战军主力，应集结在涟水附近适当的机动位置，山东野战军应集结在陇海路北沂河沿岸的机动位置，以便于三日行程内赶到进入战斗。

接到陈毅同志的五个作战方案时，我正在盐城以南指挥作战。我结合当面的敌我情况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在四路敌军中以进攻沭、新一路对我威胁最大。只有集中主力歼灭这路敌人，才能取得主动。但目前我军阻击该路敌人的兵力比较单薄。为此，我与谭震林同志商量联名建议陈毅同志率山东野战军主力迅速南下，至少进到陇海路边的机动位置上，以便决心打进攻沭阳一路敌人时，能在约二日内赶到参战。

十二月九日，陈毅同志复示，决定亲率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和第八师于当夜移到郯城西北的码头镇以西地区，兼顾打击鲁南之敌，如需南下歼击宿沭地区之敌，两夜即可赶到。这样，集中兵力，先打宿沭一路敌人的决心，基本上定下来了。

军委对宿沭这个方向极为关注。十二月九日军委来电要我待盐城作战结束，敌情完全明了后，考虑部署，提出计划，电报军委。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军委来电“庆祝盐城大胜”，并指示我“即日北返部署沭阳作战”。我立即由盐城兼程出发，于十二日到达陈毅同志处。十三日，毛泽东同志认为我尚未赶到陈总处，又再次给我和震林同志发电指示：整编第十一师到达宿迁后，必配合整编第六十九师向沭阳进攻，只有歼灭该敌方能保持沭阳在我手中。如沭阳失守，华中野战军主力即难以在苏北连续作战；有被迫转至鲁南的可能，对比点的严重性必须估计到，并要我们将处理意见及作战部署报告军委。

我们进一步调整了部署：(一)华中第九纵队位于叶海子、五花顶地区(均宿迁以北)，监视宿迁的敌人，(二)第六师、华中第十纵队的第六旅、第七师的第十九旅，位于涟水地区，监视淮阴的敌人；(三)华中第七纵队的第三十一旅、第十纵队的第十三旅和第三十旅，位于盐城地区，监视东台的敌人，鲁南第十师、滨海警备旅位于峄县以东地区，监视台(儿庄)、峄(县)、枣(庄)之敌；(四)第一纵队、第八师集结于郯城西南地区；(五)第二纵队与第七师的第五旅集结于沭阳南北地区，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六)第一师由盐城向涟水地区转移。这是一个以寻歼宿、沭之敌为重点，兼顾苏鲁两个方向的部署。

在这里我要补叙一下。我放弃两淮后，自十月中旬至十二月初，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分别在鲁南、涟(水)南、盐(城)南抗击来犯之敌。其中战斗规模较大的有：(一)东台防御战，自十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我苏中第七纵队杀伤自海安北犯东台之敌两千余人。(二)涟水保卫战，自十月十九日至十一月一日，歼敌七十四师八千余人。(三)峄县以东傅山口之战。自十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反击峄县东犯之敌，给敌七十七师两个团以歼灭性打击。(四)台(儿庄)枣(庄)反击战，自十一月十日至十一日歼敌七十七师一部。(五)淮(阴)沭(阳)路反击战，自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歼敌四千余人。(六)盐南反击战，自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八日反击由东台北犯之敌，歼敌五千余人。以上六次战斗共歼敌约三万人。其中涟水作战，虽然基本上是一个消耗战，但保住了涟水城，掩护了华中领导机关北移山东，是六仗中坚持时间最长，杀伤敌人数字最多的一仗，把敌人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师打伤了。有人认为，既然已经决定集中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在淮海地区打一个歼灭战，这几仗就不应该打。这个看法是片面的。当时敌人对我形成半包围态势，敌军下一步的动向尚不明朗，我军集中兵力，寻歼敌一路的战机尚未出现，而华中解放区仅剩下四城(盐城、阜宁、涟水、沭阳)，南线之敌向涟水、盐城等地推进，企图夺取上述四城，进一步迂回、压缩我们。我们必须打破敌人这一计划，开拓战场。在作战指导中要注意处理好第一仗与第二仗、第三仗的关系，打第一仗要为第二仗、第三仗创造条件。须知我们兵力集中了，敌人兵力也更加集中，如果战场被压缩得太狭窄，到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时，我军缺乏回旋余地，就更被动了。如果不打这几仗，放敌人长驱直入，后来集中兵力先打宿沭一路敌人的决心就不那样好下了。

整编第六十九师全军覆没

我协助陈毅同志指挥宿北战役深感责任重大，心情紧张。这是因为即将开始的这一仗，是山东、华中两野战军合并后共同作战的第一仗。由于我军这一段战事进展不算顺利，部分同志产生了一些埋怨和怀疑情绪，虽然作了许多工作，思想认识有所提高，但是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打胜仗。何况敌人已对我形成了半包围的态势，我们处于敌人四个方向的进攻之中，这一仗是我摆脱被动夺取战场主动权的关键一仗，只能打胜，不能打败。但是，从战役指挥来说，我对情况却比较生疏。这次直接参战的部队基本上都是山东野战军。叶飞同志指挥的第一纵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是了解的，但日本投降后他们北上山东，已一年多了。对其它部队就更不了解。同时，两个野战军合并后，指挥机关尚未统一，我只身前来，对司令部工作的同志也是生疏的。我对淮海地区的民情、地形诸情况也远不如对苏中地区熟悉。至于作战对象，许多部队都是新交手，这些都使我感到心中无底。宿北战役和鲁南战役指挥的特点都是慎重，而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宿北战役时更为紧张一些。

我们密切注视着敌情的变化。十三日，宿迁之敌分左右两个纵队沿宿(迁)新(安镇)、宿(迁)沭(阳)公路发起进攻，其左纵队先头部队占领晓店子、嶂山镇(宿迁以北)，其右纵队先头占领曹家集、高圩(宿迁以北)等地。只是整编第十一师是否参战，仍末得到证实。我们的作战方案有两个：第一方案是首先歼灭向新安镇进攻之敌左纵队于五花顶地区，尔后再歼灭进攻沭阳之敌。第二方案是如敌左纵队迟迟不进，而敌右纵队发起进攻，则首先集中兵力歼灭该敌于耿圩以西、颜集以南(宿迁以东)地区。为了保证不失时机地发起战役，令第一纵队、第八师于当晚向新安镇西南的新店子以北地区隐蔽开进。

十二月十四日，敌继续向我军进攻。中午，查明：由曹家集向来龙庵进攻之敌右纵队确系整编第十一师；向五花顶、邵店方向进攻之敌为整编第六十九师。我们又根据这一情况，进一步的分析判断：第一，向华东进攻之四路敌人中，东台、两淮、峄枣三路敌人因遭到我军打击，顾虑较多，进攻速度不会太快。而宿迂之敌，见我主力分别部署于盐城、涟水和陇海路以北地区，可能集中兵力乘虚进犯沭阳和新安镇。第二，敌整编第十一师(还附属炮兵第十五团及第二十五团一个营)，装备精良，兵多将骄，可能冒进。整编第六十九师新任师长戴之奇是三青团中央委员，反共的死硬分子，该师曾受我歼灭性打击(曾歼其两个旅)，这次必图邀功请赏，冒险的劲头可能比整编十一师还大。第三，整编第六十九师是由三个不同建制单位的旅(整编五十七师的预备第三旅，整编二十六师的第四十一旅，整编六十九师的第六十旅和第九十二旅各一个团)重新组成的，内部矛盾较多，战斗力弱；整编第十一师是刚由他区调来，对苏北地形民情不熟。第四，宿迁以北公路两侧有几个小高地，宿迁东北地形开阔，村落小而密，房屋不坚固，运河、六塘河、沭河横贯其间，不能徒涉，有利于我分割包围、各个歼敌。此时，我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已进入机动位置，可在两天内抵达进攻出发地域，向敌两翼实施突然攻击，造成战役优势，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这一仗如能打好，我们就可变被动为主动，南下可以围歼进攻涟水之敌，北上可以歼灭鲁南之敌，西进可以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威胁徐州，调动敌人寻歼回援之敌。

我们于当日定下决心，即以二十四个团的兵力，除以一部割裂敌整编第六十九师与整编第十一师的联系，并阻击整编第十一师外，集中三倍于敌的兵力，首先围歼立足未稳之整编第六十九师于宿迁、沭阳、新安镇三角地区，尔后视战况发展，如有可能，再转移兵力会同北上的第一师(八个团)歼灭整编第十一师。我们命令各部队于当夜隐蔽开进：第一纵队、第八师按原计划于十五日拂晓前进到新安镇西南新店子以北地区集结；第七师第五旅于十五日拂晓前进至西鲍圩(宿迁北)，并准备西渡沭河，控制宿新公路峒(山吾)镇地区；第二纵队于十五日拂晓前进到韩集、泰山集地区；第九纵队坚守五花顶、叶海子、来龙庵等既设阵地、迟滞敌前进，掩护主力开进；第一师昼夜兼程北上，准备参战。

为策应宿、沭、新方向作战，我们以二十八个团的兵力分别监视和阻击其它三路敌人：(一)以第六师、第十纵队的第六旅、第七师的第十九旅共十三个团的兵力，在涟水一带监视和阻击自淮阴出犯之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整编第二十五师，以保障主力在宿北的翼侧的安全。(二)以第七纵队的第三十一旅、第十纵队的第三十旅及第十三旅共十个团的兵力，监视和阻击自东台，兴化向盐城进犯之敌。以上两个方向，由谭震林同志率一个指挥所在涟水城北郊负责指挥。(三)鲁南方面则以第十师及滨海警备旅共五个团的兵力，位于峄县以东，协同鲁南地方武装，坚决阻击由台儿庄、峄县、枣庄东犯之敌，确保临沂、郯城地区。我们立即于十四日午时将此决心与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并报告我已按军委指示北返，与陈毅同志在一起指挥宿沭方向的作战。十五日军委复示：“决心与部署甚好，战况望随时电告”。

十二月十四日全天，敌整编第六十九师预备第三旅一部沿公路北犯五花顶以南阵地，遭我第九纵队一部反击后，缩回嶂山镇。敌第六十旅进至罗庄、博家湖地区。敌第四十一旅进至邵店，并以一部兵力东犯叶海子，为我第九纵队一部所阻。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率第二六七团(属九十二旅)进抵人和圩。与此同时，敌整编第十一师之第一一八旅攻我小牌坊、来龙庵阵地，被我第九纵队一部击退，敌师部率第十八旅进至曹家集地区。至此，敌第一梯队整编第六十九师全部及整编第十一师主力，已呈扇形展开，正面、纵深约为二十五公里左右，其后方补给仅宿迁一点。

敌人这一冒进态势的出现，说明敌人对我军主力的行动尚未发觉，急于按预定的时间抢占沭阳和新安镇，这正是我军割裂其战斗队形、各个予以歼灭的太好时机。我们为使主攻部队的战前准备工作更加充分，保持战役发起的最大突然性，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攻击，又将战役发起时间推迟到十五日晚。为先求歼较弱的整编第六十九师左翼的预备第三旅，再歼该师主力，我们对作战部署又作了调整，并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队的任务：(一)以第九纵队主力继续坚守五花顶、叶海子、来龙庵阵地，吸住敌人，保障我军主力对敌达成合围，尔后协同主力向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出击；(二)以第八师、第一纵队一部及第七师的第五旅，分别围歼烽山、晓店子、嶂山镇地区之敌预备第三旅，任务完成后，由西向东攻击，协同友邻聚歼整编第六十九师主力；(三)以第一纵队主力自晓店子、井儿头之间楔入敌之纵深，切断整编第六十九师向宿迁的退路相与整编第十一师的联系；(四)以第二纵队由东向西突击，与第一纵队协同割裂整编第六十九师与整编第十一师的联系，并参加歼灭被围之敌。这一部署，一是先打弱敌，矛头首先指向战斗力较弱的整编第六十九师。二是秘密接敌，突然攻击，乘敌在运动中和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歼灭。三是四面包围，两面夹击，穿插分割，各个歼灭。

十五日拂晓，我第一纵队、第八师已越过新店子进至晓店子、嶂山镇西北地区；第二纵队进至韩集、泰山集之间；第七师的第五旅进至峒(山吾)镇以南之乔北镇。当日上午，敌继续向我进犯，整编第十一师第一一八旅占领了来龙庵；整编第六十九师之第四十一旅再攻叶海子，被我第九纵队一部击退。

黄昏，我军乘敌翼侧暴露，各师旅之间出现较大间隙之际，秘密而突然地向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发起攻击，主要突击方向指向该师左侧后。当夜，我第一纵队一部包围了晓店子之敌，主力以勇猛迅速的动作，由晓店子、井儿头之间楔入井儿头、曹家集之间，其先头第三旅两个团曾一度攻至敌整编第十一师师部驻地曹家集以西之马庄、张庄地区，这一攻击完全出乎敌意料，仅战斗一小时，即歼敌整编第十一师工兵营和骑兵营大部，并一度攻至曹家集土围，距敌师部仅二、三百公尺，把敌打得惶惶不安，不知所措。我第八师以两个团与敌六十九师彻夜激战，向烽山守敌连续进行了四次猛烈冲击，终于在拂晓前突破了敌三道阵地和两道副防御工事，占领了烽山，歼灭了第六十九师预备第三旅一个加强营，在敌整个部署中打开了一个缺口。我第七师第五旅及第九纵队一部占领了嶂山镇以北及以东阵地。

此时战场形势对敌极为不利。敌六十九师为保障其右翼及后方的安全，改变不利态势，一面将第四十一旅向苗庄、蔡庄，第一一八旅向高圩、李圩、曹家集收缩，一面组织预备第三旅和第六十旅实施反击，企图夺回烽山。

烽山是战场制高点，是进攻或防御的重要依托，此处得失对战役全局影响甚大，我遂今第八师不惜任何代价守住烽山。十六日全天，敌预备第三旅和第六十旅以约两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和炮兵火力的支援下，向我烽山阵地多次猛烈反扑，我第八师一部顽强坚守和积极反击将敌击退。此时，烽山镇之敌预备第三旅一部见势不妙，即绕道窜人晓店子。我为全歼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又今第八师接替第一纵队第二旅围歼晓店子守敌预备第三旅的任务；第一纵队全力由烽山、晓店于之间向东，往敌之纵深猛插，割裂敌整编第六十九师与整编第十一师的联系；第二纵队向高圩、李圩攻击。当晚我第一纵队即果敢勇猛地楔入敌纵深，占领了高家洼、傅家湖一线，一部插入晓店子以南，占领三台山，切断了整编第六十九师的退路，并对整编第十一师构成了阻击正面；我第七师的第五旅及第九纵队一部，趁邵店之敌第四十一旅西窜之机，抢占了李庄、高庄等地，切断了该旅与其师部的联系。此时，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已陷入重围，不断向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胡琏呼救。

十七日，敌整编第十一师之第十一旅、第十八旅，在飞机、炮兵火力掩护下，由井儿头、曹家集等地向我蔡林、张林、高家洼一线阻击阵地进行了连续猛烈攻击，企图解整编第六十九师之围，但在我第一纵队一部兵力的顽强阻击下，激战终日，敌伤亡很大，未能得逞。接着我军又从傅家湖以南迂回其右翼，援敌则惊慌失措，立即回窜。当日十八时，我第八师对晓店子守敌发起攻击，在炮兵火力急袭后，仅用二十五分钟即突破敌防御阵地，并在五个小时内全歼了预备第三旅。敌整编第六十九师余部在我强大攻势下，继续收缩兵力，企图固守待援。我不给敌喘息，即令第一、第二、第九纵队及第七师的第五旅等部主力，向被分割包围于人和圩、苗庄、罗庄等地之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及第四十一旅、第六十旅展开逐点攻击。各部虽给敌以重大杀伤，但当日进展不大。

十八日，敌整编第十一师再次全力北援，又被我第一纵队和第八师各一部所击退。此时，敌见增援无望，即以飞机掩护李庄、罗庄之第六十旅仓皇突围，我军立即勇猛出击，将其全歼。人和圩之敌突围未成更加动摇，我第二纵队和第九纵队经充分准备后，于黄昏发起总攻，迅速突入圩内，战至午夜，全歼守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及第二六七团，师长戴子奇自杀，副匝长饶少伟就擒。

十九日上午，困守苗庄之敌第四十一旅分两股向南北突围，除三百余人逃跑外，全被我歼灭。至此，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全军覆灭，我歼敌两万一千余人，战役遂告结束。军委、毛泽东同志十八日就来电，“庆祝宿沭前线大胜利，望对一切有功将士传令嘉奖”，二十日又来电指出：“歼敌二万以上，于大局有利，甚好甚慰。”

在此期间，在鲁南、涟水、盐城方向作战之我军，均积极地打击了敌人，有力地牵制、策应和保障了宿沭地区的作战。其中涟水之战打得很艰苦。涟水城距宿迁为一百三十公里，距沭阳为八十公里，处于淮阴至沭阳公路的东侧，如淮阴之敌向沭阳北上，涟水我军随时可攻击敌人的侧后，这就使敌非首先攻下涟水城才能北进。这一路进攻的敌人是蒋介石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敌于十二月三日开始向我进攻，我军浴血奋战，坚守了十三天。因我方战场指挥判断一时失误，被敌人钻了我防御部署上的空子。十六日敌攻入了涟水城，我军随即撤出。这一仗我毙伤敌四千余人，我军亦伤亡四千人，而且失去了涟水城。因此有人说，这是一个败仗。这不对，它是一个消耗仗。涟水作战并没有死守的任务，而是运动防御。迟滞敌人前进，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结果是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我军阻住在六塘河以南，无法救出整编第六十九师，从南线保障了宿北战役的进行。军委、毛泽东同志曾有电指出：“关系全局的宿沭前线……取得大胜，涟水暂失，不足为患。”由于战前用“第二次涟水保卫战”来激励部队，人们就以涟水城的得失来衡量这一仗的胜负，这是动员口号的失误。对这一仗的估价应同宿北战役的胜利联系起来看。当然，涟水战场指挥上的教训也是应当记取的。

也有的同志认为，宿北战役中打援部队太多，影响战役结束后的扩大战果。这些同志不了解当时敌人对我已形成半包围的态势，如让任何一路敌人的计划实现，战场局势必趋险恶。何况宿北战役十二月十九日结束，一月二日即开始鲁南战役，中间仅相隔十二天，部队由苏中北移鲁南，实际上是连续行军作战，谈不上什么打援部队过多，影响扩大战果问题。

三个月的战局表明，正确的战略意图，必须通过战役的胜利来实现。自我军放弃两淮之后，敌我双方都在重新布局，酝酿着新的更大的较量，当时敌人分四路向我压来，在战场上我处于被动地位。宿北战役的胜利，打垮了敌人四路中对我威胁最大的一路，从而使敌人不仅未能实现其切断我山东、华中两野战军的联系，实行各个击破“迅速结束苏北战事”的企图，反而被我军切断了南北联系，分割成山东、苏北两蛇，暴露了翼侧，处于受我军攻击的威胁之中。当时国民党的伪国大尚未闭幕，宿北战役给了吹嘘所谓“胜利”的蒋介石一记响亮的耳光。

华东战区的一个转折

有一位同志问我，宿北战役和鲁南战役为什么不那么出名？

我的回答是，那是被其他更大的战役挡着了，其实这两仗是很重要的，打得很出色的。华中野战军主力北上与山东野战军会师苏北，初期作战告一段落，战场由前部转入纵深，这可以说是华东战区第一个转折的开端。宿北战役是胜利实现这一转折的标志，鲁南战役是宿北战役的继续。从宿北战役开始到鲁南战役结束，经过一个月零五天，我们胜利地实现了我军的战略意图。以后进行的莱芜等战役则是它们的发展。

这里，我对“转折”这个概念作一点说明。人们往往注意战争全局性的转折，例如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却不大注意一个战区和一个战役的转折。关于战役转折点问题，我在《豫东之战》一文中说过，就不再赘述了。这里我要着重说明的是，在战争全局的转折和战役的转折这两个高低不同层次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层次，就是战区的转折。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全国性的战争中，必须划定几个战区，拿华东战区来说，人口、面积相当一个中等国家，华东我军兵力也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战时兵力，在中央的总的战略方针下，有相对独立自主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战区内，依据敌我双方的变化，又形成若干段落。在这一个段落与下一个段落之间，形成了战区的转折。这时，战争的许多方面，如作战对象、作战地域、作战规模、作战方法会发生变化，各方面的关系表现得错综复杂。作为一个战区的指挥员，要注重各个段落之间的转折，这是在战区指挥上，最不容易掌握的时节。

我为什么说宿北战役是胜利实现华东战区第一个转折的标志呢？

第一，华中野战军主力已撤离苏中战场，随着战局的发展，还可能再撤出苏北(军委已向我们提出入鲁作战的问题)。这样，整个华中将处于敌后，华中将以游击战和部分的运动战来配合正面战场。这是一个大变化。我们要充分估计到这个变化对土气、民心所产生的影响，打一个大胜仗，以利于转好思想弯子。

第二，我军撤出两淮后，华中野战军主力到达苏北，山东野战军也从运河线上撤到运河以东的苏北地区。两军会师，这就改变了过去各自在淮北、苏中作战这一情况，两军由战略上的配合，转变为集中在一起进行战役上的协同。两支野战军领导机构，也合并为一个。两军会合后在哪里作战，设想过三个方案，一是消灭自运河线东犯之敌以后，兵出运河以西淮北地区；二是北撤山东，消灭鲁南之敌；三是山野回鲁南应敌，华(中)野留淮海区作战。以后决定了先在苏北淮海地区打一仗后再看，并且具体选择了在宿北地区打一仗。这一选择是否正确，需待实践检验。

第三，这次作战是两支野战军会师后在战役上初次协同作战，这也是一种初战。这仗打胜了，兄弟部队之间就产生了彼此的信任，两支野战军合并后的新的领导机构和所属部队也就产少了上下之间彼此信任。这一切，都是无价之宝。相反，如果这一仗我们被打败了，上下之间和兄弟部队之间就容易相互埋怨，就要化上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和相当大的努力，才能弥补过来。“慎重初战”的道理也适合宿北战役。因此军委、毛挥东同志来电严令我们：“只许打胜，不许打败”。这次战役胜利，对以后作战的影响将是很大的。

第四，还行一个化被动为主动的问题。继淮南、淮北被敌人占领以后，华中首府两淮又失守，敌人对我们形成半圆形包围的态势，敌人兵力又处于很大优势，蒋家王朝的五大主力中的两个－－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整编第十一师也调到苏北战场上来了，我们处于被动状态。毛泽东同志说过：“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这次战役将决定我们能否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将战役的主动权夺取到手中。

第五，从学习大规模歼灭战角度来说，华东战场从前沿逐步转入纵深，正面战线逐步收缩，兵力也随之集中，歼灭战的规模将逐步扩大，中央、军委要求我们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这需要积累经验。苏中战役歼敌五万余人是七仗的总和，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如黄路一仗，也仅歼敌两个半旅，一万七千余人。宿北战役比如黄路这一仗规模大得多，这一仗打胜了，就可以成为两支野战军集中后战役规模越来越大的一个良好开端，成为歼敌由小到大的一块中间阶石，踏上了这块阶石，再上一步去路更高的阶石，就比较好办了。

以上各点都说明了在华东战区转折时期，宿北战役所具有的关键性作用。我以为这是在评论宿北战役和华东战局时应予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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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十二章鲁南大捷

一九四七年一月的鲁南战役，是继宿北战役之后，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会合进行的第二个大歼灭战。这次战役，经过两个阶段连续作战，全歼国民党军美械装备的整编第二十六师、整编第五十一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共五万三千余人，俘虏敌整编第二十六师中将师长马励武、整编第五十一师中将师长周毓英，缴获了一大批武器装备，其中有坦克二十四辆，榴弹炮、野炮、山炮及其他火炮二百一十七门，汽车四百七十四辆。随后，以缴获的这批装备为主，华东野战军组建了自己的特种兵纵队。

宿北和鲁南两个战役，是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我军由解放区前沿作战转向纵深作战，为实现我之战略意图的两个关键性战役。由于我军这两仗都打得很好，获取了重大胜利，从而完成了战区的第一个转折。从此，我华中、山东两个战区在胜利声中实现了统一，我军进一步集中兵力，实行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把运动战、歼灭战推向了更大规模。

有同志问我：“作为战役指挥员，你认为在鲁南战役的指挥上，最特出之处是什么？”我回答道：“是慎重。”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由当时整个战场形势和敌我双方情况决定的。这次鲁南作战有以下特点：一是敌人阵势摆得很长，从卞庄(今苍山县)、枣庄一直摆到徐州附近，成为犄角之势，易于相互策应；二是作战对象生疏，不仅有美械装备的蒋介石嫡系主力部队，还有多兵种组成的快速纵队，这是过去未打过的；三是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会合作战，战役指挥员与半数参战部队之间初次接触，互不熟悉，不大摸底。这些都使我在协助陈毅同志指挥这次战役的过程中更加兢兢业业，格外慎重。苏中战役是初战，宿北和鲁南战役在另一意义上也是初战，是华中、山东两个战区合起来打的初战。慎重初战，这对战役指挥员来说是一条具有丰富内容的原则。从下定战役决心到组织战役实施的全过程，甚至在某些指挥细节上，都必须贯彻慎重的原则，以确保关键性战役的胜利。慎重初战和初战必胜，可以说实质上是一回事情。

以新的作战胜利实现战略意图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蒋介石对我解放区悍然发动全面进攻。战争初期，我人民解放军与敌军相比较，在数量上和装备上均处于劣势，战争是在敌强我的的条件下进行的。到同年十二月，经过近半年作战。蒋介石以被我歼灭正规军三十四万余人的代价，占领了解放区的承德、张家口、淮阴等一百一十余座城市。敌人曾经气势汹汹，嚣张一时。

面对敌人的全面进攻，我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在华中战场，我军在解放区前沿，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传统战法，打了苏中战役等胜仗，给予国民党军以沉重的打击，并在淮阴、淮安、睢宁、涟水等地胜利地进行了运动防御作战。在山东战场，我军也在胶济线上和鲁南地区连续胜利地反击了敌人的进攻。半年中间，华东我军歼灭国民党军十六万六千余人。这些胜利，大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但同时，我淮南、淮北解放区被敌人突破，我军侧翼暴露，华中部分主力被压缩于苏北一隅，鲁南局面也尚未很好打开，战争正向解放区纵深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我军的战略意图是要实现华中、山东两个战区的统一作战，进一步集中兵力，开辟战场，调整布局，以便把运动战、歼灭战推向更大规模。

与此同时，蒋介石正为大量侵占解放区城镇的表面胜利冲昏头脑，继续对我大举进攻，并将主要战场放在华东的山东和苏北。他在华东战场调集了二十五个整编师六十八个旅的兵力，并以其中二十五个半旅和一个快速纵队，由东台、淮阴、宿迂、峄(县)枣(庄)分四路向我大举进攻，以峄县、枣庄、台儿庄一路(四个整编师、八个旅和一个快速纵队)进逼我鲁南重镇临沂，企图迅速楔入沂河平原，深入鲁南解放区腹地，切断我苏北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的联系，进而围歼苏北我军主力，或逼迫苏北我军退到陇海路以北，以期首先解决苏北，再攻山东。此时，四路敌军从南、西、北对我形成了半包围的态势。

为了改变敌我态势，我军于十二月十五日发起宿北战役，实施中间突破，迎击由宿迁向沭阳、新安镇(今新沂县)进犯的一路敌人，一举全歼了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和三个半旅，并重创敌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迫使其退缩至宿迁、曹家集一线转入防御。其他三路敌人也因而放慢进攻速度，或暂时停止进攻。其中由峄县、枣庄、台儿庄进攻临沂的这路敌人，其先头在进至临沂西南三十余公里之卞庄、向城、尚岩一线后，暂时就地转入防御。

宿北战役的胜利，给敌人的一路以歼灭性打击，迟滞了另外三路敌人的进攻。但就总的态势看，还只是把敌人的半包围圈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并不很大，只要敌人作些调整，仍可恢复对我军的半包围态势。当时，敌徐州绥署主任薛岳认为，向我鲁南腹地深入的这一路军队有铁甲利器，我军对它无可奈何，因而对部署未作调整。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虽已感到孤军突出，但也自恃手中有坦克战车，天上有飞机掩护，可保无虞，只令部队就地构筑工事，沿公路两侧控制了一些山地要点，以坦克不断往返巡逻，防我攻击。并仍保持进攻姿态，企图伺机继续向临沂方向进犯。由此可见，敌人虽经宿北战役的打击，攻势顿挫，但并未改变其进攻企图。

战略态势的改变，有时不是一个战役所能实现的。从当时的形势看，宿北战役只是开始扭转战局，我军尚未能完全摆脱被动局面，还必须经过新的作战胜利，才能实现我军战略意图，取得完全主动。

选择打击目标

当宿北战役还在进行中，我们就酝酿着组织一次新的战役。我们对新的战役决心的确定，反复进行了十分慎重的考虑。面对当时的战场形势，着眼于战略全局，究竞从哪里打开局面？这是中央军委和战区指挥员都在续密思考的问题。大家密切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曾经设想过多种方案，以求选择下一步有利的作战方向和打击目标。

还在九十月间，陈毅同志就曾经和华中分局的同志多次酝酿过西渡运河，恢复淮北，逼近津浦路及徐州，以调动敌人，寻机歼敌于运动中。在宿北战役结束前一天，我们把这一设想进一步具体化，上报中央军委。恰在此时，军委来电指示：宿北战役结束以后的第二步作战，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庄、峄县、台儿庄，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但中央对战区指挥员的意见很尊重，在接到我们建议进入淮北作战的电报后，即复电同意。此时我们亦正在认真地研究领会中央关于在鲁南作战、使鲁南获得巩固的指示精神。

十二月十九日中午，宿北战役已接近尾声。这时获息，薛岳令整编第七十四师及桂系第七军之第一七一师(同整编旅)，由涟水向北进攻，限二十三日攻占沭阳。当时我们认为，如该敌果然按此令北进，势必孤军冒进，有利于我就近转移兵力将其在运动中歼灭。据此，我们决定，除以一部兵力北上攻歼邳县地区之敌外，主力先南下歼灭运动中的敌整编第七十四师。但直到二十三日，该师仍在原地未动，并与第七军、整编第二十八师相衔接，企图等待欧震兵团到齐后，再继续北犯。鉴于敌人密集不易分割，我们立即放弃了歼灭敌整编第七十四师的计划，决定按中央军委的意图，主力回师鲁南，并即报告了中央军委。中央军委迅即再次来电指示，如放弃打整编第七十四师的计划，似宜集中二十五个团的兵力，歼灭鲁南之敌。

经过这样一个反复酝酿的过程，加深了我们对于在鲁南作战重要性的认识。我们认为，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要在鲁南作战，使鲁南获得巩固，实际上是指出了在今后的一定时期，山东将是华东的主要战场。如果继宿北战役之后再在鲁南打一个大歼灭战，不仅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圈，使山东、华中两路野战军完全会合，而且能为今后在山东作战创造良好的战场条件。鲁南巩固了，以后南下、北上或西进，我军都会取得行动的自由。如果分兵进入淮北，远离后方，不仅需要作好充分准备才能行动，而且不一定能调动进攻鲁南和苏北之敌回援。在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当解放战争刚开始时，中央军委曾经设想过南下外线出击的作战方案，但没有付诸实施。在解放战争的第一阶段，我们执行的是中央军委确定的内线歼敌的作战方针。在战争进程中，我军统帅部及高级指挥员，对战局的变化发展往往是做出多种没想，从中选取最优方案，这是很必要的。在解放战争中，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始终纵观全局，经常征求和听取战区指挥员的意见，力求从实际情况出发，及时准确地作出决断，把我军的高度集中统一和充分发挥战区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最好地结合起来。这是我军得以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军指挥关系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本质的生动体现。

当时，向我鲁南解放区进犯之敌，仍停留于临沂西南地区。这一路敌人的部署是：整编第二十六师之第一六九旅配置于卞庄地区，第四十四旅配置于太子堂地区，师部及第一快速纵队(由第八十旅、中央直属榴弹炮兵第五团及第四团一个营、战车第一团第一营、搜索营、工兵营和汽车团组成)位于两旅之间的马家庄、陈家桥、贾头地区；整编第五十一师主力位于枣庄、齐村及其附近地区，与整编第二十六师相距三十余公里；整编第三十三军之整编第七十七师和整编第五十九师，分别位于四户镇和邳县及其附近地区，与整编第二十六师相距也有三十余公里。此外，兰陵、洪山和长城一带，有敌地方部队驻守。

针对上述敌情，如何选择打击目标，是定下战役决心的重要问题。选弱敌打，这是我军常用的一条原则。但有时为了迅速改变态势，扭转战局，我们也在有把握或既有一定把握又有一定风险的情况下先打强敌。这样的决心也并不少见。这次战役我们就是先报打弱敌冯治安部之整编第五十九师，后来又改为打强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为什么要确定先打这个强敌呢？正如中央军委在电报中所指示的，整编第二十六师系敌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若先打冯治安部，则恐一时不能解决鲁南问题。

依照上述意图，我们对鲁南战区的地形、民情以及敌我双方兵力兵器对比和战斗力等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一致认为，我军虽有不利因素，但有利条件更多，优势在我军方面。特别是战役一开始即可集中二十七个主力团，打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六个团，兵力四倍半于敌，是绝对优势，可以实现战役上的以多胜少。同时，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虽是强敌，但它孤军突出，态势不利，而且它与冯治安部有矛盾，在它受攻击时，冯部很大可能不会来援。因此，我军有把握取胜。十二月二十三日，我们定下了集中兵力歼灭鲁南之敌的决心，并随即命令第一纵队、第八师、第一师秘密兼程北上，会同已由鲁中到达鲁南之第九师、第四师一个团，及原在鲁南方向作战之第十师、滨海警备旅和鲁南军区特务团，准备首先歼灭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作为战役的第一阶段；尔后再乘胜扩大战果，直下峄县、台几庄，歼敌整编第三十三军一部或全部。另决定以第二纵队、第六师、第七师、第九纵队及第十三旅，由谭震林同志指挥，在沭阳东西地区进行防御，迟滞敌人北犯，并相机歼其一部。这一决心上报后，立即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批准。他们在复电中还强调指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期望我们“打一个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明确具体，言简意赅，更加坚定了我们对此战必胜的决心。野战军迅速下达了政治工作指示和战役动员口号，对部队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使全体指战员了解此次战役的重大意义及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号召大家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克服困难，不怕牺牲，加强团结，协同作战，为干脆彻底消灭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为保卫华东解放区而英勇奋战！在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推动下，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和野战军的战役决心，化成了广大指战员自觉争取胜利的战斗行动。

紧张的战前准备

鲁南战役从定下战役决心到战役发起，只有八九天时间，战前准备工作十分紧张。

战役第一阶段的兵力部署，是在北上途中完成的。在部队接近集结地域前，由陈毅同志主持，召开了各师和纵队负责同志参加的野战军作战会议。会上介绍了敌情，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鲁南战役的指示，宣布了野战军的战役决心，进行了具体的作战部署。抗日战争时期，我各主力部队分散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建方抗日民主根据地，带有地方性。随着从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过渡，我军已逐步发展成为强大的野战兵团，这是我军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陈毅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集中统一指挥的重要性，要求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加强团结，互相学习，密切协同，主动支援。陈毅同志的讲话，对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加强两个野战军的战斗团结，共同夺取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在解放战争期间，几乎在每次大的战役之前都要召开这样的战前会议。会上，分析战争形势和敌我态势，研究战役决心，探讨作战方法，部署后勤保障等等，充分发扬军事民主，统一思想和行动。实践证明，这样做确实好处很大。后来的南麻、临朐一仗没有打好，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战前没有来得及开会研究是重要原因之一。

为便于指挥，我们决定将参战部队编成左右两个纵队。右纵队以第八师、第九师、第十师、第四师之第十团、滨海警备旅及鲁南军区特务团组成，由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向明、鲁南军区政委傅秋涛、副司令员郭化若统一指挥，其任务是攻占敌防御地区左翼诸山地要点，切断敌向峄县、枣庄的退路，并阻击峄县、枣庄之敌的增援。得手后再攻向城，割裂敌第一六九旅与第四十四旅的联系，歼灭傅山口、太子堂地区之第四十四旅。上述任务达成后，再配合左纵队围歼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部及第一快速纵队。左纵队由陶勇同志所部第一师和叶飞同志所部第一纵队组成，归野战军直接指挥，担负歼灭第一六九旅及第一快速纵队的任务，首先围歼卞庄之敌，同时切断整编第二十六师与整编第三十三军的联系，在右纵队配合下攻歼敌第一六九旅和第一快速纵队。鲁南第三军分区武装，在马头、新村段沿沂河东岸进行防御，保证野战军翼侧安全，维护华中与山东的交通，并以一部兵力和精干民兵，挺进至兰陵、邳县间及兰陵、峄县、台儿庄间，开展游击活动，破坏交通，监视当面敌人的活动。野战军的作战命令规定，各部均应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拂晓前进入指定集结地域，战役发起时间为一月二日二十四时。

参战部队迅速隐蔽北上。各部队一律夜行晓宿，行军途中，地方武装、民兵和人民群众主动协助我军侦察敌情，封锁消息，为我军当向导、运粮弹……充分发挥了内线作战的优越性，有力地保障了部队的行动。所有参战部队，都利用行军的间隙进行临战训练，着重研究打坦克的方法。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拂晓前，各部队都按时到达了指定的地域隐蔽集结，在紧张的战前准备中度过了元旦节日。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两个野战军统一作战非常关心，在战役发起前几个小时，还来电询问我和第一师是否已到鲁南和陈毅等同志率领的山东野战军在一起(因我和第一师走在北上部队的最后)，勉励我们要以宿北战役为例，力争大大歼灭战，即每战全部彻底歼灭敌三至四个旅。中央的电报使我们倍觉亲切和深受鼓舞。陈毅同志和我立即联名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报告，说明我们已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会合在一起，共同指挥这次作战，第一师已经参战。

歼敌第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

鲁南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围歼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及配属于它的第一快速纵队。这次作战，敌人便于相互策应，我军则被几路敌人逼得很紧。因此我们在作战方法上特别强调了要突然发起进攻，迅速包围分割和各个歼灭敌人。作战计划规定，战役发起前，战役合围同战术分割要同时进行，在实施战役合围、构成对外正面的同时，要向敌纵深猛烈突击，迅速将敌各旅、团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务使敌人无法组织协同和互相支援作战。

一月二日二十二时，我军提前两小时突然对敌发起全线攻击。敌人在我解放区军民的严密封锁监视下，犹如瞎子，对我军的这一重大作战行动毫无觉察。敌师长马励武在元旦那天离开指挥位置去峄县过年未归。战斗一打响，敌军就失去了统一指挥。我军动作迅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人各守备要点，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仓皇应战。右纵队激战至一月三日拂晓，除石龙山守敌一个营逃向杨桥外，四马寨、平山、石城崮、青山、凤凰山、尚岩、石龙山均为我攻克，歼敌第四十四旅大部，切断了敌整编第二十六师的退路，控制了阻止峄县、枣庄敌人东援的阵地，并使马家庄敌师部直接处于我军攻击矛头之下。我左纵队于当夜包围了卞庄守敌一个团，占领了大官庄、南北小庄及洪山、横山、兰陵及其以北地区，歼敌一部，切断了整编第二十六师与整编第三十三军的联系，并与由四马寨地区向南攻击的右纵队的部队会合。至此，我已完成了对敌的战役合围与部分的战术分割，并歼敌一部。敌军在我多路攻击下，虽匆忙组织兵力反击，炮火拦阻，坦克增援，但均未能阻遏我军的勇猛攻势。三日晚，我右纵队向傅山口、太子堂、马家庄、杨桥等地之敌猛攻，左纵队向马家渔沟、张桥、小锅里、秋湖等地之敌猛攻。经彻夜激战，至四日晨，以上各地均为我攻占。到此时为止，我军已歼灭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部及其两个旅大部。敌残部及第一快速纵队被我紧紧包围于陈家桥、贾头、作字沟狭小地区。

第一快速纵队号称“国军精华”，现在说起来也不过就是几十辆坦克，几百辆汽车，但在当时它是不可一世的。敌人是靠着它吓人的。我参战部队多数基本上还是用的抗日战争结束时的杂式武器，敌我技术装备水平相差悬殊。我军绝大部分干部战士不但没有打过坦克，而且没有见过坦克，虽然部队在集结行动途中抓了一下打坦克的训练，但时间很短，又没有实物可供演练。在实战中我军靠的是战士们的勇敢和智慧，靠的是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至于火器，除少量战防炮外，主要还是靠手榴弹、手雷和炸药包。

说起来也是凑巧，四日上午，正当我们要发起对敌快速纵队的进攻时，天气由阴转雨，雨中夹雪，寒风刺骨。参谋人员来问我：计划有无改变？我说：不变！这是天老爷在帮我们的忙。雨雪交加，道路难行，会把重型装备陷在那里，敌人就更难逃脱了。这时，虽然云层很低，但敌人还是设法派飞机来支援它的地面部队。当时我军前线指挥所掌握有缴获到的报话机，侦听到了敌军规定的空投联络标志，我立即告诉部队选定地点，布置起假的地空联络标志，敌人的一部分援救物资果然投送到了我们的手上。

四日上午十时左右，敌见空中和地面增援无望，开始脱离阵地落荒突围。我左右纵队各部队立即发起攻击，将快速纵队之第八十旅大部歼灭于陈家桥以西地区。此时，敌坦克、汽车、炮兵与步兵混杂一起，溃乱地向西涌去，沿下湖、漏汁湖之线朝峄县方向夺路窜逃。现代化的装备是要有现代化的战场为其服务的，敌人西逃的主要道路和桥梁已被我解放区军民破坏，并布设了地雷，挖掘了反坦克沟，加上洼地泥泞，许多汽车和火炮陷下去动弹不得。我军对敌实施猛烈追击、侧击、堵击。突围之敌虽陷入混乱，仍以坦克和大炮向我射击。我指战员冒着寒风雨雪，穿着湿透的棉衣，不顾敌人火力拦阻，奋勇地冲人敌阵，与敌短兵相接，近战格斗，用炸药包、手雷、集束手榴弹炸坦克，用燃烧手榴弹和秫秸烧坦克，有些战士则干脆爬上坦克用铁锹、洋镐砸电台天线，仅几个小时，就把美蒋合建、由美军装备训练、蒋纬国苦心经营的这个坦克部队打成了瞎子、聋子、瘫子。到下午三时，敌军除七辆坦克钻隙逃往峄县外，整编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共三万余人全部覆灭。在我围歼这批敌军的过程中，枣庄和峄县之敌曾各出动部分兵力东援，均被我击退，并歼其一部。敌整编第三十三军也以一部兵力至横山一带略作骚扰即南撤。第一阶段作战胜利结束。

我军指战员的英勇无畏，把敌军头目吓得目睹口呆。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后来在被俘时说：“当本师配属快速纵队东进时，可谓声势浩大，未料四日一战，即四面楚歌。”一些被俘的敌坦克兵也说：“我们在印缅战场作战三年，一直是向前冲，美国入对我们也很看得起，想不到今天会败得这样惨。”是的，我人民子弟兵在高度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下所发挥出来的巨大物质力量，是我们的敌人永远也无法估量的。

围歼整编第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的战斗刚结束，我同司令部的几位同志就赶赴现场察看。只见坦克、大炮和汽车漫坡遍野横七竖八地停在那里，各种枪支、弹药以及通信、工兵器材累积成堆，美国造的生活用具、食品、药物、被服遍地皆是。一批批全身沾满泥污的俘虏被我英雄战士、民兵押下战场。我军指战员忘记了连续几昼夜与敌人冲杀的极度疲劳，在凛列的寒风中打扫战场，有的在指挥俘虏兵把坦克和汽车开出战场，有的在推拉大炮，有的在搜集武器弹药。不少干部战土站在泥泞中用冻僵了的双手比划着向我讲述打坦克、缴大炮、捉俘虏的经过和体会。他们那双眼红肿、布满汗垢的脸庞上，露出自豪和胜利的笑容，这些忠诚无畏的勇土们，是多么可敬可爱啊！

歼敌第五十一师

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按预定方案是乘胜寻歼敌整编第三十三军，并相机收复台儿庄、峄县。一月三日中央军委也来电指示，歼灭整编第二十六师后，应彻底消灭整编第三十三军军部及其所属整编第七十七师，然后看情况再将整编第五十九师歼灭或招降。但此时情况发生变化，敌整编第三十三军见整编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被歼，已于五日全部退缩到运河以南，背靠徐州，依托原有工事防御。峄县、枣庄守敌也调整了部署，增加了兵力，加强了防御设施。此外，整编第六十四师一部已进抵韩庄，整编第二十师已接防临城(今薛城)，整编第十一师正由宿迁向徐州东北转运中。战场敌情的变化，要求我军的作战计划也必须立即变更。

在战争中，一个战役指挥员当作战方案初步确定后，仍要继续反复思考，设想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需要采取的相应处置方案，以便在情况突变时可以不失时机地进行新的选择。在第一阶段作战中，我曾反复思考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央关于巩固鲁南的指示，认为枣庄是敌在鲁南的重要据点之一，有较强的工事，在我出击方向的翼侧，如果不打下来，我们一出击，敌人就会依托那个据点从侧后打我们，对我很不利。为了打开鲁南的局面，创造较好的战场条件，只打下峄县不行，还须攻克枣庄。攻打枣庄，尽管付出的代价会更大些，但对打开鲁南局面极为重要。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发现寻歼敌第三十三军之战机已失，我便向陈毅同志提出在战役第二阶段同时攻取峄县、枣庄的建议。陈毅同志立即同意这个建议。我们对下一步作战部署拟出了具体方案：除以第八师、第九师、第四师第十团及滨海警备旅按原计划攻取峄县外，调第一师迅速北上攻取枣庄、齐村；调第一纵队及新由苏北赶来之第十三旅，在峄县西南之文峰山、望仙山、白山一线，阻击可能由韩庄、台儿庄出援之敌。另以第十师位于临城、齐村之间，阻击可能由临城东援之敌；鲁南第一军分区一个团进至临城、沙沟之间，开展游击活动，破坏铁路公路，断绝敌人交通。为掌握较大的机动力量，又从南线部队中抽调第二纵队、第六师至沂河以西、兰陵至台儿庄公路以东地区，隐蔽集结，待机参战；留第七师、第九纵队，由谭震林同志指挥，牵制由沭阳北犯之敌。我们的这一作战方案迅速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战场情况和指挥部队作战，经与陈毅同志商量，我率部分人员组成的轻便指挥所，于一月九日拂晓到达峄县、枣庄前线指挥作战。

攻打峄县的战斗进展顺利。一月九日晚发起攻击，经彻夜战斗，即攻占了南关、邵家楼、檀山及东关大部，由南面和东面直逼城垣。十日白天进行攻城准备，当日下午黄昏前开始总攻。经炮火急袭后，第八师以连续爆破首先突破南门，打退了敌人数次反击，缴获了前一阶段逃到峄县的七辆坦克，巩固了突破口，后续部队紧跟突击部队入城，投入巷战。当夜我第九师及第四师第十团，在城内部队策应下，也由东门及东北角突入城内。至十一日凌晨一时，全歼守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也在这里被俘了。第二天他被送到野战军指挥部，陈毅同志接见了他。

鲁南地区有较多的工矿企业，部队中工矿工人较多，他们擅长爆破。所以峄县战斗一结束，我就进城，主要是去学习研究攻城爆破技术。在城南门遇到第八师的同志正把俘虏和缴获的坦克押送出城，我要求他们在现地介绍突破南门的战斗情况。他们详细讲述了突破南门时火力、爆破、突击的结合运用，以及在城内进行巷战的经过。我们马上把他们的经验通报了正在攻击枣庄的第一师。宿北战役把第一纵队英勇顽强的野战作风传开了，鲁南战役则向第八师学习了攻坚、爆破技术。在战争中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不断地进行经验交流，提高战术技术水平和培养优良战斗作风的。

在围攻峄县的同时，我第一师主力对枣庄之敌发起攻击，并以一部兵力监视齐村、郭里集之敌，保障攻枣主力两翼的安全。十一日和十二日两天，消灭了从郭里集向枣庄收缩之敌两个营，肃清了枣庄、齐村外围之敌。十三日，为使第一师集中全力攻克枣庄，我们调第一纵队第一旅替换第一师的部队围攻齐村。十六日攻克齐村，全歼守敌第一一三旅旅部及一个团。

攻打枣庄之第一师，素以擅长野战、灵活机智、作风顽强著称，对于城市攻坚尚缺乏经验。枣庄系工矿市镇，建筑物较坚固，工事较强，部队虽打得英勇顽强，但因不会爆破，到十四日仅攻占敌大部分前沿据点，进展迟缓。这时，敌整编第十一师及整编第六十四师已全部进至台儿庄、韩庄一线，整编第七十四师正向新安镇前进中。为争取时间，在敌援兵到达之前迅速攻下枣庄，我分别与陶勇、叶飞、何以祥同志商量，由第一纵队派两个团，第八师派一个团协助第一师攻打枣庄。叶飞、何以祥同志立即选派了减员较少、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前往参战。他们冒着大雪行军，按时到达攻击位置。各部经充分准备后，于十九日下午对枣庄守敌发起总攻。在我炮兵火力支援下，各部进行连续爆破，共打开五个突破口，突入市区，与敌展开逐屋逐堡争夺。战斗到二十日十三时，守敌整编第五十一师师部及两个团被我全歼，俘敌师长周毓英。在我军围攻枣庄时，各路援敌慑于我军威势，均迟迟不敢前进，仅临城东援之敌与我第十师稍有接触。战斗结束不久，第一师把周毓英送到了野战军指挥部，在受到我们的宽待后，周很感动，他谴责了国民党打内战的罪行和歧视、消灭原东北军的行径。

攻打枣庄是一场城市攻坚战。在战斗过程中一度比较紧张。当时攻枣进展缓慢，而敌欧震集团的三个整编师已推进到新安镇两侧，其中两个师距枣庄仅十五至二十公里。我在分析战场情况之后，决定增加兵力，首先攻克枣庄，尔后全力对付欧震集团，以避免两面作战造成两头皆失。恰在此时，军委来电指示我们以一部兵力打枣庄，主力立即准备打欧震集团。根据当时情况，如这样变更部署，不但难以迅速攻克枣庄，而且也无足够的兵力歼灭欧震集团。我正在准备把上述想法上报军委时，又接到军委新的指示，明确提出推迟两周后再打欧震集团。这又一次表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战场形势的了解是非常及时和准确的。于是我们按原定决心和部署，仅用了二十小时就攻克了枣庄，全歼守敌。打下枣庄，使我军获得较大的自由。打，可以全力以赴；休息，可以从容不迫。我军休整了半个月后，战局开始向山东解放区纵深发展。根据敌情新的变化，我们放弃了南打欧震集团的计划，实施大踏步后退，主力北上，胜利地进行了莱芜战役。

鲁南大捷，是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在陈毅同志指挥下，山东、华中广大军民英勇奋战的结果。这次战役，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华东我军在一次战役中歼敌五万余人的新纪录。特别是干脆、彻底、迅速歼灭了全副美械装备的敌主力师和机械化部队，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军队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对华东以至全国人民是个很大的鼓舞。宿北、鲁南两个战役的胜利，使我军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夺取了战场的主动权。在以后作战中，进行莱芜、泰安、孟良崮等战役时，就主动得多了。

鲁南战役和宿北战役的胜利，对华东我军的建设，亦有其特殊意义。一方面那时随着战局的发展，华中部队由苏北转到鲁南，再由鲁南转到鲁中，指战员思想问题较多。宿北、鲁南两战役全胜，使部队顺利地实现了思想转弯，进一步坚定了战胜国民党军队的信心。另一方面，我军由分散作战到集中作战，由打小仗到打大仗，既打敌人步兵又打敌机械化部队，既擅长野战又能城市攻坚，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全面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特别是使山东和华中两野战军在作战思想、指挥关系和组织编制等方面实现了统一，为尔后扩大胜利、进行更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歼灭战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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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十三章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

莱芜战役，是我华东野战军在解放战争战赂防御阶段胜利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运动战、歼灭战。

一九四七年一月下旬，我华东部队在鲁南大捷歼敌五万余人之后，主力集结在山东临沂周围地区休整待机。这时，全国战局正继续以华东战场为中心展开着。国民党反动派自恃兵力雄厚，准备向山东解放区发动新的进攻。蒋介石、陈诚制定了一个“鲁南会战计划”，调集重兵集团，企图逼我主力决战于临沂地区。我军在南线之敌密集稳进、难以分割歼灭的情况下，果断决定放弃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以少量部队伪装主力在南线与敌周旋，主力迅速隐蔽地大踏步北上一百五十多公里，出敌不意，于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在北线莱芜地区打了一场大规模的歼灭战，一举全歼深入我鲁中解放区腹地之敌李仙洲集团，消灭了敌军一个“绥靖区”前方指挥所、两个军部、七个师共五万六千余人，活捉了敌“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此役，连同南线和胶济线东段的配合作战，共计歼敌七万余人。我军奏捷之速，歼敌之众，付出伤亡代价之小，都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华东战场上的空前纪录。

莱芜战役是华东战场上一次比较典型的运动战、歼灭战。当的，刚刚经过统一整编的我华东野战军，在以陈毅同志为书记的华野前委统率和指挥下，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从战役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充分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依靠老解放区人民和党政机关的全力支援，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优势；在战役过程中，坚持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指导方针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并力求歼敌于运动中的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从而取得了空前的胜利，特别是积累了大兵团打运动战的经验。战役结束后，陈毅同志在谈到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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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经验时，曾经指出：“华东自卫作战，以这次最为圆满，各方面更熟练、更提高了。”

在这篇回忆中，我侧重从献住指挥的角度，提供一些情况，谈一些个人的体会。

战前的敌我态势

从解放战争开始至一九四七年一月，我人民解放军在七个月的自卫作战中，以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正规旅的速度，共歼灭敌军五十六个旅，占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总兵力二百一十八个旅的四分之一强。我军已经开始在几个战场上夺取了主动权，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二月一日，毛泽东同志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中指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全国范围的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全党要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指示强调：“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

在华东战场，经过七个月的较量，军事形势较之国民党军开始向我全面进攻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华中、山东野战军经过苏中、宿北、鲁南和其他战役的一系列胜利，已经实现了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关于在解放区前沿歼敌和适时转入内线纵深作战的战略意图。战争初期形成的苏中、两淮、鲁南和胶济线四个战场，在作战的胜利中不断调整，实现了新的战略布局，主战场已转入山东解放区境内。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已经实现了胜利的会合和统一指挥，并正式组成为华东野战军。我军兵力更加集中，武器装备也有相当改善，作战能力迅速提高。全体指战员在全国和华东我军大量歼敌的胜利形势鼓舞下，士气高昂，求战心切。这时，我们华野的几个领导同志正在着力研究分析敌情，考虑如何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依托山东解放区，积极创造战机，打更多更大的歼灭战，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争取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内再歼敌十个旅左右的作战任务，以推进战局的发展。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继续对战场形势作出错误判断。他们认为，以损兵二十多万为代价，占领了我比较富庶的苏皖解放区，并把我军主力挤到山东境内，这是他们战略上的“胜利”。敌参谋总长陈诚当时在一个内部文件中就说：“共军大势已去”，“国军部队虽略受损失，但就全盘战局而言，实属莫大之成功。”敌人还判断，我军经过连续作战，伤亡损失一定重大。而且部队刚刚集中，有不少原来是地方武装，战斗力不会强。临沂是山东解放区首府，我必竭力死守。这些便是蒋介石、陈诚制定“鲁南会战计划”的主观依据。蒋介石为迫我决战，派陈诚坐镇徐州，陈诚叫嚷：“这次会战关系重大，党国前途，剿匪成败，全赖于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一月二十七日，原已被迫反正的伪军郝鹏举部叛变投蒋，被敌改编为第四十二集团军，郝被委任司令，所属四个师(相当整编旅)仍部署于海州外围的白塔埠、驼峰地区。敌我双方的态势，预示着一场更大的较量即将开始。

抓住战役间隙进行休整

还在鲁南战役即将结束时，陈毅同志就和我们一起分析敌情，根据中央通报和当面敌军调整部署的情况，判断徐州之敌不久将会发动新的大攻势，决定争取两周时间休整部队，进行战前各项准备。然后依据情况发展，或在敌新攻势之前歼击欧震集团，或在其攻势形成后再寻机歼敌。

在此期间，我们抓紧办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根据形势的发展，将山东、华中的各野战兵团和地方主力部队统一整编为十一个步兵纵队和一个特种兵纵队，统一了部队的序列、番号和编成；各纵队调整充实基层组织，以提高战斗力特别是提高连续作战的能力。通过整编，使华东我军进一步实现了组织指挥上的集中统一

(注：1947年第一季度，山东与华中我军进行统一整编，撤销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组成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

华东军区以陈毅为司令员，饶漱石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司令员，黎玉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辖鲁南、鲁中、胶东、渤海、苏北、苏中等六个军区及滨海分区和东江纵队，共约36.6万余人。

华东野战军以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辖：

第1纵队(含第1、第2、第3师和独立师)，叶飞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第2纵队(含第4、第5、第6师)，韦国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第3纵队(含第7、第8、第9师)，何以祥任司令员，丁秋生任政治委员；

第4纵队(含第10、第11、第12师)，陶勇任司令员，王集成任政治委员；

第6纵队(含第16、第17、第18师)，王必成任司令员,江渭清任政治委员；

第7纵队(含第19、第20、第21师)，成钧任司令员，赵启民任政治委员；

第8纵队(含第22、第23、第24师)，王建安任司令员，向明任政治委员；

第9纵队(含第25、第26、第27师)，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任政治委员；

第10纵队(含第28、第29师)，宋时轮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治委员；

特种兵纵队，陈锐霆任司令员，张潘任政治委员。

整编后，华东野战军约有27.5万余人(不包括第11、第12纵队)。

另外，原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改为第11纵队，兼苏中军区(辖第31、第32旅和三个军分区)，管文蔚任司令员，吉洛任政治委员；第10纵队与苏北军区一部合编成第12纵队,兼苏北军区(辖第34、第35旅和三个军分区)，陈庆先任司令员，曹荻秋任政治委员。）

第二、在临沂附近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会上，在总结七个月作战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对毛泽东同志的积极防御战赂方针和打运动战、歼灭战思想的认识，增强了全军的内部团结和作战指导思想的统一。陈毅同志在会上作了《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报告，从坚持人民军队建军路线的高度，针对当时部队中存在的某些不良倾向，号召全军要加强军队内部和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强调要树立整体现念，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组织，统一制度；为了消除今后进行大规模作战的障碍，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打破由于过去历史条件造成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和游击主义；为了充分体现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发挥内线作战的优势，一定要加强群众观念和群众工作，遵守纪律，支持和配合好农村的土改斗争；要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以战养战，夺取敌人装备武装自己，并民努力减轻群众负担。

第三、抓紧了各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战术技术训练，特别是使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鲁南会议精神为广大干部、战士所掌据，大大鼓舞了全军的战斗情绪和必胜信念。

第四、在华东局大持下，合并苏、鲁地方机关，以全力部署、动员和组织各项支前工作，统一和健全支前组织和供应制度，筹集大量粮草、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于临沂地区，为我军打更大规模歼灭战提供了物质保障。

此外，还进一步部署了苏北、苏中地区的敌后军事斗争，组织部队挺进淮北、淮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战役间隙的休整，包含着为了以利再战的很繁重而又复杂的工作内容。就当时的情况看，鲁南战役刚刚结束，山东、华中两军刚刚统一整编，敌人大举进攻在即，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当时，作为统筹华东全局工作的陈毅同志，表现出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他尊重集体领导，充分相信群众，严格要求而又大胆放手地使用干部，抓紧时机，抓住主要环节，着眼于组织新的更大的运动战、歼灭战，大刀阔斧地组织领导了以上几项主要工作，为尔后胜利作战打下了政治上、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基础。

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战役之间的空隙，通常都是很短暂的。作为战役指挥员，要十分重视抓紧和利用休整时间，在一定意义上说，要象对待创造和捕捉战机那样重视才行，这是我军得以连续胜利作战的重要保证。当时，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曾电示我们要注意“利用敌人大举进攻前夜全军休整，多一天好一天。休整即是胜利”。我们原来准备休整两周，实际上敌人并没有给我们这样多的时间，鲁南战役在一月二十日结束，敌人在三十一日就发动新的进攻了。

果断改变战役决心

蒋介石、陈诚拟定的“鲁南会战计划”的要点是：以十一个整编师(军)共二十九个整编旅(师)的兵力，组成两个突击集团。南线由欧震集团的八个整编师(二十个整编旅)组成主要突击集团。沿陇海路自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北攻临沂。北线由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九个师(未整编)组成辅助突击集团，分由明水(今章邱)、周村、博山南下。乘虚进占莱芜、新泰、蒙阴，袭扰我后方，进击我侧背，配合南线行动。此外，敌人还从冀南、豫北战场抽调王敬久集团(辖敌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和三个整编师)至鲁西南地区，企图隔绝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的联系，并伺机转用于鲁南、鲁中战场。敌人吸取过去被歼教训，要求各部队实行“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作战方针，以免遭我各个击破。

一月三十一日，南线敌军分三路开始北犯。二月三日进抵重坊、郯城、桃林一线。敌军的配置和行动计划是：左路为整编第十一师、第五十九师、第六十四师共八个旅，由运河集、邳县地区沿沂河西岸向临沂进攻；中路为编整第七十四师、第八十三师及第七军(同整编师)共七个旅，由新安镇(今新沂)沿沂河、沭河之间的郯城、华埠向临沂进攻；右路为整编第二十五师、第六十五师及第六十七师(同整编旅)共六个旅，由沭河以东的城头、阿湖地区向临沂进攻。敌军兵力密集，互为策应，每一路都分别有精锐主力部队作为骨干，战斗实力相当强。

依据当面敌情，我们于一月二十六日提出了集中五十个团的兵力，先打南线敌人右路的初步方案。军委于二十七日复电同意。一月二十八日，军委来电指示：陈诚直接指挥之进攻将于不久时间发动，我军似以待其进攻再打为有利。三十一日又电示，蒋军日内即将进攻，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宜行动过早。据此，我们决心放手诱敌北进至临沂外围地区予以各个歼灭，同时作了保卫临沂的准备。二月三日，我们向各部队下达了作战预备命令，拟定了在临沂及其以南地区作战的三个方案。第一方案，如敌右路前进较快，即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整编第二十五师及整编第六十五师一部于郯城以东、东海(今海州)以西地区。这一路敌人的战斗力较弱，侧翼暴露，易于歼灭。第二方案，如敌左路前进较快，则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整编第十一师于沂河以西的苍山地区。这一路敌人侧翼虽不暴露，但比较薄弱一些，容易打。第三方案，如敌左右两路均前进迟缓，而中路突出时，即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整编第七十四师于沂河、沭河之间，郯城以北地区，这一路敌人战斗力较强，两翼又有掩护，不易就歼，但当它沿郯(城)临(沂)公路冒进与其左右两路脱离较远时，也有可能予以歼灭。三个方案中，以第一方案为最好，这是基本方案，第二方案次之，第三方案可能较难实现。

在制定作战方案的当天，二月三日，我们即今第三纵队从正面坚决抗击中路之敌，目的是要诱使敌之左右两路突出，以利我寻歼其中的一路。但敌不中我计，在我第三纵队对敌中路施加压力后，左右两路敌人不仅没有突出冒进，反而就地构筑工事，且有向中路靠扰之势。而北线之敌李仙洲集团已于当天分由明水、博山南犯，次日进占我莱芜、颜庄。看来，敌人估计我军必定固守临沂，决定按照其会战计划规定的作战方针，稳扎稳打、齐头并进，待北线李仙洲集团和西线王敬久集团逼近后，再同我主力决战。

在此形势下，如何分割敌人，创造战机，成为突出问题。二月四日，中央军委来电指示，对南线之敌，要等候其进至郯城、临沂之中间地带(比较靠近临沂)时再打第一仗。电示强调：敌越深入越好打，我打得越迟越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

中央军委关于必要时放弃临沂的这一方针性的指示，给我们以很大启示。敌人逼我在临沂地区决战，我们有了必要时放弃临沂的准备，作战的回旋余地就大得多了。

这时，陈毅同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设想：既然南线敌人重兵密集，战机难寻，而北线敌人孤军深入，威胁我后方，我们不如改变原定作战方针，置南线敌重兵集团于不顾，而以主力北上，以绝对优势兵力，歼灭北线之敌。陈毅同志要我就此设想熟思。

我觉得陈毅同志的设想十分高明，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从解放战争开始，在华东战场上，敌我双方都把作战重心放在南线。这次敌主要突击集团和我军主力也都集中于南线。中央军委的历次指示，都是要我们诱南线之敌北上，在临沂附近的适当地域寻机予以歼灭。我们也是这样部署作战的。但是，从战场的实际情况看，出现了值得研究的重要因素：第一、南线敌军糜集成堆，仅沂河、沭河之间宽约三、四十里的正面上，就摆了二十多个团，而且行动谨慎，平推北上，不易各个击破。第二、从兵力对比看，整个南线，敌有五十多个团，加上守备陇海线和临城、韩庄地区之敌，共六十三个团，我虽亦集中约六十个团，但就敌我兵力、装备、物力诸条件综合比较，敌占优势，在不能给敌以大量消耗和实施分割包围的情况下，不宜过早地与其决战。第三、北线之敌乘虚南下，拊击我侧背，威胁我后方，不能忽视。同时，与南线敌军比较，北线敌军兵力少，战斗力也相对不强，内部派系矛盾多，巳孤军深入。李仙洲本人军事上是外行，没有什么同我军作战的经验，我如将主力隐蔽北上，可对其形成绝对优势，有把握予以歼灭，敌既认定我必固守临沂，我军突然北上，定可出敌不意。这样，我就可以置敌南线强大兵团于无用之地，既可避免不利决战，又可歼敌一大坨，粉碎敌之南北夹击意图，解除敌对我后方的威胁，打通渤海、胶东和鲁中的联系。如果我能歼敌三分之二，将便于我今后集中更大兵力南下出击，向津浦线、向中原以至大别山发展。

打北线之敌的最大顾虑是，在它发现我主力北上时可能回缩，使我军扑空。但即使如此，我还可乘势进击胶济路，打通鲁中、胶东、渤海三区的联系，然后休整部队，以逸待劳，从容迎击南线之敌，仍属有利。而且，我军在行动中还可以采取种种佯动措施，示形于南，击敌于北，迷惑敌人，特别是如临沂不守，就可能造成敌严重错觉。只要能争取到几天时间，北线之敌就难逃被歼的命运。

我也考虑了南线之敌在我军主力北上后的可能动作。在北线解决李仙洲集团前，进占临沂之敌，很大可能会认为我军无力再战，即沿临(沂)蒙(阴)公路北上，加速南北对进，妄图夹击我军，另一可能为，由临沂西开往向城地区，经枣庄、临城，向北打通津浦路，以图与济南南下之敌会师；也有可能由临沂东进，打通临沂与海州的联系。但敌南线与北线相距一百五十余公里，敌西线王敬久集团一时也难以逼近，我军仍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而且敌军无论是北进、西进或东进，都会改变其密集态势，造成兵力分散，有利我尔后南下作战。

从我方考虑，将作战重心突然北移，可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第一、部队指战员对于大踏步远程北上作战没有思想准备。本来，大踏步进退是运动战的特点之一。一切的走都是为了打，都是为了歼灭敌人，夺取战场主动权；大踏步后退，实际上也是大踏步前进，是进到另一个方向去歼灭敌人。但是，这一作战指导思想当时还没有为广大指战员所完全理解。大家对于大踏步前进是乐于接受的，对于大踏步后退，特别是打了胜仗以后还要大踏步后退，不容易想通。过去，部队从苏中退到苏北，从苏北退到鲁南，都遇到过这个问题。当时，华中部队中就流传着一个发牢骚的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手拿煎饼，口咬大葱，太好形势，思想不通，有啥意见，要回华中。”宿北、鲁南两个战役的胜利实践，提高了大家对大踏步进退的作战方针的认识，但是刚刚取得了鲁南大捷，又要远距离北退，估计思想问题又会回生。而为了隐蔽我军作战意图，对广大基层干部和战土，一开始又不能讲清北上歼敌的计划。这是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但是，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只要打个好仗，指战员们的思想问题是能迅速解决的。第二、为供应和保障我二十多万部队作战需要，粮草、弹药等大批物资已经从多方远集南线，一下子又要掉头随军远程北运，在山区道路不好，又只有挑担、小车的落后交通工具的条件下，会给后勤、支前带来巨大困难，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但是，在华东局的直接领导下，依靠老解放区人民的热情支援和严密而有力的组织工作是可以办到的。

我将上述具体分析向陈毅同志作了汇报，他听了很高兴。陈毅同志也征询了潭震林同志的意见，谭震林同志也立即赞同这个设想。前委其他同志也一致同意。

五日，我们即将北上歼敌的作战预案急电向中央军委请示。当时，我们还考虑临沂是山东的首府，在撤出临沂之前，如能给敌人以一个打击，在政治上将更为有利，在军事上也可起隐蔽我军作战意图的作用。因此，我们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第一、即以第二纵队进攻白塔埠、驼峰镇地区，发起讨伐叛军郝鹏举部的战斗，以振奋我军军威，打击敌人气焰，并乘势威胁海州，诱敌东援或北进(当时已估计到可能性不大)，相机予以歼灭；第二、如第二纵队行动后未能吸引敌军东援或向临沂挺进，则除留一个纵队在临沂以南监视敌人外，主力集结于临沂以北休整以待敌之北进，再选歼敌机会；第三、在第二纵队行动后，主力即北上作战，以一个纵队留在临沂地区伪装华野主力与其纠缠，主力则兼程北上，彻底解决北线之敌，进击胶济线，威胁济南，吸引南线之敌进至临沂以北山区或增援胶济线，尔后我再全力反击，视机各个歼灭内线之敌。我们在电报中侧重讲了北上歼敌的好处，提请中央军委考虑。

电报发出的第二天，二月六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即复电批准了我们的北上作战方案。指出：“完全同意第三方案，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并且提示我们，为了迷惑敌人，我军应先在原地集结休整，对外装做打南面模样，同时，我渤海地区部队应停止攻击，以便使北线敌军放手南进。复电强调指出：“总之，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避免被动。”

二月六日，我第二纵队发起讨郝战斗，至七日黄昏，全歼叛军郝鹏举总部及其两个师，生擒郝鹏举。

莱芜战役作战方针的形成，是统帅部与战区指挥员集体智慧的结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必要的放弃临沂的指示，陈毅同志舍南就北的作战方针的设想，华东野战军前委的作战方案的制定和部署，上下结合，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一个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案就形成了。解放战争中不少战役的作战方案的形成，都有类似这样的过程，这是我军优良传统的体现，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我军战史时值得重视和仔细体察的。

迅速挥师北上

北线之敌李仙洲集团深入我鲁中山区，继进占莱芜、颜庄之后，于二月八日进占新泰。在当地党政机关的领导和组织下，我地方武装和民兵对敌进行抗击和袭扰，人民群众实行空舍清野，并且广泛破毁公路，断敌运输补给，使敌粮弹供应陷入很大困难，不得不作一线式的分散配置，把三个军沿博山、口镇(吐丝口)、莱芜、新泰一线分散摆开，抽出大量兵力来抢修边修边被破坏的交通线，以求接济。这就给了我军歼灭该敌的太好时机。

二月十日，我们下达了全军主力北上歼灭李仙洲集团的行军命令，决定留第二、第三纵队伪装华野全军，在临沂以南地区实施宽正面防御，节节阻击，以迷惑敌人。第一、第六纵队和第四、第七纵队在妥善交防后，立即隐蔽北上，在十六日前分别进至羊流店(莱芜西南)南北地区和蒙阴及其东北地区集结；原在北线的第八纵队、第九和第十纵队主力于十六日前分别西进或东进至大张庄(新泰东北)、南麻(今沂源)和莱芜以西的鲁西集地区集结。北线战役发起时间预计在十八日以后，各部队的具体任务，待进一步查明敌情后再定。在此之前，我留守南线部队应力求不使敌占领临沂而过早察觉我军意图。为进一步迷惑敌人，我还令一部地方武装积极进逼兖州，并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在黄河边筹集渡船，使敌即使发觉我军主力已不在临沂附近，也会错误判断我军准备西进，渡运河、黄河与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会合，难以立即判明我军北上作战的真实意图。

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经过期暂准备。入即迅速向各自的预定集结地域隐蔽开进，广大指战员不畏艰苦，克服和忍受各种困难，冒着雨雪严寒，夜行晓宿，行进在道路崎岖的鲁中山区。在行军途中，各部队逐级传达野战军的战役决心，进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运动战思想的教育和战前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与此同时，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和华野后勤部队，则在进行着巨大的有力的组织工作，依据我军作战方向的改变，重新调整和部署各项支前和战勤工作，原已集中在临沂方向的民工支前大军和大量作战物资，迅速掉头随军北运。在从临沂至莱芜地区的一百五十多公里的北进途中，几十万支前民工队伍，风餐露宿，爬山涉水，以对人民解放事业和对于弟兵的极大热情，用肩挑、畜驮和推独轮小车，把数达亿万斤的粮草、弹药及时地转运到北线。我北上部队得到了鲁中老区五百万人民的极为热情的关怀、支援和广大民兵的密切配合。他们在敌军南下时，空舍清野，不给敌留下一粮一柴，到处布雷，频繁破路，陷敌于极大困境。而当我军到时，他们愤怒地控诉蒋军和地主还乡团奸淫烧杀的凶残罪行，要求我军为他们报仇，同时积极配合我军的作战行动，夜以继日地为我军筹集粮草，赶制煎饼，昼夜站岗放哨，反奸防特，封锁消息，翻山越岭为我军带路。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不仅使我北上部队的后勤供应得到保障，而且使干部、战士受到了十分深刻的教育和巨大鼓舞。

二月十五日，我们依据进一步查明的敌情，研究确定了歼敌步骤，并于当日下达作战预备命令，区分了各部队的任务。这时，北线南下之敌的位置是：李仙洲指挥所率第七十三军军部及第十五师位于颜庄，第一九三、第七十七师分别位于和庄和张店(今淄博市)；第十二军军部率两个师位于莱芜、口镇地区，其新三十六师归第七十三军指挥，位于蒙阴寨；第四十六军位于新泰及其周围。我们考虑，李仙洲集团的这三个军九个师，进至博山以南的已有八个师，一下子吃掉它有困难，必须分批打，否则有可能打成僵局，如南线之敌来援就更麻烦了。第四十六军处于敌军南伸的最前沿，军长韩练成与我有秘密联系，当然比较好打，但该军不是王耀武的嫡系，如先打这个军，北面的第七十三、第十二军主力不会积极救援，而且可能回缩跑掉，这样就不能取得全胜。我们遂即定下了先歼灭第七十三、第十二军，再解决策四十六军的战役决心。并决定：以第一、第六纵队及独立师组成左路军，攻歼莱芜、口镇之敌；第四、第七纵队组成中路军，以一部监视敌第四十六军和新三十六师，主力攻歼颜庄之敌；以第八、第九纵队组成右路军，歼灭和庄之敌第一九三师和可能由博山南援之敌第七十七师。同时，今第十纵队主力抢占锦阳关(口镇北约二十公里处)，截断李仙洲集团北逃退路，并准备阻击和歼灭自明水南援之敌，另一个师负责破击明水、济南之间的铁路。为集中更多兵力，我们还决定调第二纵队(留第五师在临沂地区，会同第三纵队继续担任阻击任务)立即北上，在新泰、蒙阴寨以北和以西地区阻截第四十六军和新三十六师北援或西窜，尔后视战役进展，协同友邻部队围歼这批敌军。

从南线转到北线，中心是为了创造战机。在战役指挥中，有利战机能否出现，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从指挥员角度来要求，一切调度都要着眼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个基本的作战指导思想，善于多方位观察判断情况，尽可能地灵活用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而又不一厢情愿，这样才能创造和捕捉到有利战机。

敌变我变

我主力北上后，南线敌军继续密集向临沂进逼，在我箝制部队节节抗击下，于二月十五日占领临沂。我军弃守临沂后，由于蒋介石、陈诚与济南第二绥区司令官王耀武对我军情况和行动意图判断不同，在作战决心和作战指导上产生矛盾，并由此引起了北线敌情的多次变化，敌李他洲集团忽而北缩，忽而南伸，调动频繁。从二月十五日我放弃临沂至二十三日我对李集团发起总攻，敌军较大的部署变动就有四次。在战役过程中，敌情变化是常有的，这往往成为指挥员能否很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考验。在此期间，我严密地监视着敌情变化，全面地分析敌军动向，鉴于敌军态势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我们原定的围歼李集团的作战决心也一直坚持未变，并且加速了战役合围部署。同时，又依据敌军的频繁调整，适时地相应变更和调整了我各纵队的具体部署和作战任务。

敌情的第一次变化也是最大的一次变化，是在南线之敌占领临沂后，北线敌军突然北缩。二月十五日，我弃守临沂。当晚，王耀武发觉有我部队经费县向西北运动，同时，又得知南线敌军未经过激烈战斗迅速进入临沂，他即判断我军主力有改变作战方向的可能。次日晨，他即自行决定令李集团全线后撤：原驻新泰、颜庄之敌第四十六、第七十三军分别撤至颜庄莱芜，新三十六师自蒙阴寨撤至口镇及其以北地区，十二军军部率另两个师自莱芜、口镇撤至胶济路，担任张店、明水一线守备。

北线敌军突然后撤，曾使有的同志担心抓不住敌人，因而要求提前出击，截敌退路，并向莱芜挺进。这样，即使打不掉敌全部，也可切敌后尾。我们审慎研究后认为，我主力尚未全部到达预定集结位置，不能达成合围，仓促发起战役，无取胜把握，并且可能将敌人赶跑。相反，如我不过早惊动敌人，继续隐蔽集结主力，就可能使敌人一时还难以判断我之企图，举棋不定，徘徊失措，即使敌不再南来，我待主力到齐后再突然发起攻击，至少还可以在胶济路抓住敌人。因此，我们坚持了原定决心，没有采纳提前出击的建议，并督促各部加速隐蔽开进，完成对敌人的合围。

这时，蒋介石、陈诚轻信南线部队所谓在临沂外围“歼灭共军十六个旅”的虚构战绩，同时根据空军侦察的发现我军向西北运动并在运河架桥、在黄河筹集渡船的情报，错误判断我军可能撤离山东，退到黄河以北，与刘邓部队会合。在得悉王耀武将李仙洲集团北撤后，即予指责，并严令王必须确保新泰、莱芜，并派有力部队向大汶口方向截击我军；同时，令南线之敌以三个整编师迅速西开临城，沿津浦路北上兜堵我军。王耀武接到蒋陈电令，既伯贻误寻歼我军之战机，又怕自己的部队被我吃掉，更加徘徊犹豫。十七日，他命令第四十六军重占新泰，第七十三军的军部率一个师折返颜庄。这是敌情的第二次变化。

敌军徘徊犹豫，重新南下，证明我之作战企图尚未暴露。我们的作战决心更加坚定了。同时，也针对敌人南下的新态势，于十八日对原定作战部署作了新的调整，进一步明确区分了各纵队的任务，以第一、第八纵队攻莱芜，第四纵队攻颜庄，第七纵队切断敌第四十六军与第七十三军的联系，第六纵队攻口镇，第九纵队控制博山以南。战役原定十九日发起，因时间仓促，准备未周，决定延至二十日。

部署刚定，敌情又发生第三次变化。十九日，王耀武查明了我军主力北移推备攻歼新泰、莱芜的企图，随又今新泰、颜庄之敌星夜北撤，并今第七十三军之七十七师迅速自张店经博山南下归建。我得此情况后，随即又对作战部署作了相应调整，并决定以第八纵队主力与第九纵队一起，以伏击手段，首歼南下归建之敌七十七师于博山以南地区，战斗预计于二十日十五时发起，并定于当晚攻歼莱芜、颜庄之敌主力。这样，待李仙洲查明情况时，我总攻已开始，他想再要调整部署也来不及了。

但是，当日十三时，我伏击敌七十七师的部队见到敌军即将越出我设伏地域，不得不提前两个小时发起攻击。这样，又使王耀武、李仙洲获得了再次调整部署的时间，急今已后撤至颜庄的第四十六军立即再撤向莱芜与第七十三军会合。这是敌情的第四次变化。

这时，我在战役指挥上，一是要求尽快歼灭南下归建之敌第七十七师，二是要求迅速完成对以莱芜为中心的敌军的合围。二十日晚，第一、第六纵队分别对莱芜外围和口镇之敌发起了攻击，第十纵队抢占了锦阳关。至二十一日拂晓，第八、第九纵队已全歼敌第七十七师，击毙敌师长田君健。首战告捷，不仅大大增加了李汕洲的恐慌心理，而且我可以将第八、第九纵队转用于主要方向的作战了。至二十一日下午，第一纵队攻占了莱芜城以西、以南诸村落，并击退了由莱芜向北与我争夺城北各要点之敌；第六纵队突入口镇，并歼灭了由青石桥南援口镇之敌一部。

当时剩下两个问题：一是口镇尚未完全攻克；二是我第四、第七纵队因行军路线交叉，耽误了时间，使敌第四十六军进入了莱芜城，并分别与第七十三军各自占领了城北的几个阵地。但是，我军已全部展开，对敌人已基本形成了合围和兵力上的绝对优势。

对于敌军的下一步行动，我判断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莱芜城；二是向口镇方向突围，我第六纵队几次强攻未克的口镇，这时却成了莱芜之敌向北突围的希望。我考虑，如敌固守莱芜城，两个军虽已会合一起，抵抗能力增强，但城小兵多，挤成一团，我可首先集中炮火予以大量杀伤，尔后再集中兵力攻歼；如敌突围，则对我更为有利，便于我于运动中消灭之。我们当即作出了适应两种打法的部署，如敌困守莱芜即于二十三日晚发起总攻，如敌突围，我则于运动中将其歼灭，相应也具体区分了各部队的任务。

敌情变化频繁，是莱芜战役的一个特点。战役指挥虽十分紧张，但由于我军在作出北上歼敌的决策后，战役目标明确，战场回旋余地大，兵力对敌占绝对优势，而且已经展开。敌人则始终徘徊犹豫，不论如何调整部署，基本上仍是一线式地摆在莱芜南北地区，无法摆脱被动挨打的架势。预期的战役目的，已经指日可待了。

战役获得全胜

在我军周密的部署下，李仙洲守逃两难，束手无策，王耀武明知已中我军之计，但无可奈何。王耀武原想要李仙洲据城固守，但又看到李军已处于孤立无援的绝境，危殆万分，不如索性孤注一掷，冒险突围。他指望李军如能突围至明水及其以南地区，则不仅可解口镇之围，而且可东援淄博，向西加强济南防卫，于是即令李仙洲率部经口镇向明水方向突围。与此同时，王耀武派其副参谋长罗辛理携信去南京当局向蒋介石报告战况和突围决定，蒋介石只好同意王耀武的突围撤退计划，并派其空军副司令王叔铭亲自驾机和指挥大批作战飞机轰炸、扫射我军，掩护李仙洲集团突围。

二月二十二日下午，敌军一部作试探性突围。二十三日晨，敌军大举突围。第四十六、第七十三军分两路平行北撤，将李总部及辎重车辆物资夹在中间，齐头并进，向北猛突。

这一段我在战役指挥上的注意重心是如何达成全歼。孙子兵法中曾有“围师必阙，穷寇勿追”的用兵法则，其实需要具体分析和灵活运用。我着重处理了网开一面与四面包围的关系。第一，是如何纵敌出莱芜城。敌人放弃莱芜城，这对我们是最好的了，正便于我军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攻城需时费事，代价也会大些。为此，实行了围三阙一、网开一面的办法。开始时我还曾令正面阻击部队略向后缩，以诱敌主力出城，并今攻城部队不要截击敌后尾部队，一定要等待敌后尾部队完全脱离阵地后再去占城，否则，敌军主力见势不妙可能又会缩回城里。第二，当敌军全部突围进至我设伏地域时，又依据时机、地形、军心等诸多因素，不实行网开一面，而实行四面包围。为此，我曾严令北面攻打口镇的部队，一定要尽快予以占领，把口子卡死，坚决堵住敌人北逃，并令南面已经占领莱芜的部队坚决守城并积极向北进击，防敌回窜夺城固守。战役，敌军就势必会在无阵地依托下，两头受堵，北进不动，南退不得，在我东西两面大突击集团的猛烈夹击下，陷入绝境。

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时许，敌后尾部队全部脱离莱芜、矿山(莱芜城北)阵地，我军不失时机地迅速予以占领；攻打口镇的部队虽仍强攻未下，但以主力一部坚决卡死了敌军北撤的咽喉要道。与此同时，我预伏在东西两翼的强大突击集团迅即对行进中的敌军发起猛攻。五万多敌军被包围在芹村、高家洼(均莱芜至口镇之间)东西仅三四公里、南北仅一二公里的狭小地域，人马车辆辎重挤成一团。这时，与我军有秘密联系的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在我军敌军工作干部的安排下，策应了我军行动，在突围一开始，他就离开了指挥位置，促使敌军陷入更大混乱。我即令各部队应不顾敌机轰炸扫射，尽力缩小包围圈，同时对敌实施密集炮火袭击，并以多路勇猛穿插，乘乱分割歼灭敌人。

这时，对敌军包围得越紧，包围圈越缩小，就越对我有利。一下子围住五六万敌军，确实是一大坨。怕不怕它们狗急跳墙？不怕。因为敌人虽多，它兵力展不开，首先就吃了亏，战斗力发挥不出来。敌人撤出菜芜，表明其军心已经动摇。我军在兵力上有四倍于敌的绝对优势，而且先于敌军展开，土气十分高昂，以此优势聚歼动摇混乱、孤立无援的劣势之敌，是完全有把握实现全歼、速决的。我们将敌人紧紧围死，并使包围圈越缩越小。最后，当敌军被我压缩至更小的一块地域时，它的战斗范围更小了，敌群密集，我军火力发挥出更大威力，一发炮弹就杀伤它很多人，甚至一颗子弹也杀伤它两三个人。在我火力杀伤和部队多路插入猛冲猛打下，敌军指挥失灵，建制混乱，溃不成军，迅速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能力。至下午五时，战场上枪声沉寂，敌军从全部撤出莱芜城起，仅五六个小时就被我全部歼灭了，李仙洲也被活捉。当时，被围敌军只有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率千余人乘隙钻出，会同口镇残敌共五千余人向博山逃窜，但也被我第九纵队截获全歼，韩浚也被生俘。至此，莱芜战役即胜利结束。

莱芜战役，是华东我军转入纵深腹地后，在敌大军压境逼我决战的情况下打的一个大运动仗。敌我双方统帅部和战役指挥员都对战役计划作了精心筹划，并且都投入了各自可能集中的最大兵力。这次战役，出敌意料，仅三天时间，即以我军获得大胜、敌军惨遭失败而迅速结束，打得干净利落。战役后，我军乘胜扩张战果，几天之内，控制胶济铁路二百五十多公里，解放县城十三座和重镇几十个，使我鲁中、渤海、胶东、滨海四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与正面战场的胜利相呼应，我苏中、盐阜、淮北、淮海的敌后斗争也取得了进一步发展，从而大大改善了我军的战略态势。战役结束第二天，中央军委即发来贺电，嘉奖参战的全体将土，使华东军民倍受鼓舞。

经过莱芜战役，华东我军继续壮大，兵员增多，武器改善，士气更高，部队愈益团结和巩固，各部队的集中统一和整体观念，以及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的能力大为增强，司令部机关的建设，政治工作和各项战勤工作的建设，也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特别是这次作战，使我们进一步取得了大兵团打运动战的经验。当时，在以战教战的思想指导下，广大指战员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经过战争实践的亲身体验，对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作战原则、方法，在认识上有了新的飞跃和深化，为尔后的继续胜利作战，打更大的运动战、歼灭战，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莱芜战役的胜利，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在敌人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加深了敌人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战后，敌徐州“绥靖公署”即被撤销，薛岳被免职，由顾祝同率陆军总部移驻徐州，统一指挥徐州、郑州两绥署所辖部队。战役结束当天，蒋介石亲飞济南，大骂王耀武失职、李仙洲无能。王耀武则在给整编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的信中悲叹：“莱芜战役，损失惨重，百年教训，刻骨铭心。”

我军在华东战场和全国其他各个战场的一系列胜利，迫使落介石不得不改变战略方针，把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我党我军的战略优势显现得更加明朗了，华东的战争形势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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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十四章英雄孟良崮

一九四七年五月中旬，华东我军主力，在山东省蒙阴县东南地区举行的孟良崮战役，是一次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战役；是打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和转变华东战局的关键性一仗；也是解放战争以来华东野战军第一次从正面摆开阵势同强敌进行大规模较量，打得很有气势的一仗。这一战役，开创了华东我军在敌重兵集团密集并进的态势下，从敌阵线中央割歼其进攻主力的范例。

这次战役的胜利，是在诱敌深入，持重待机，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于机动位置，以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指导思想下取得的。战役的主要特色，是突破与反突破，包围与反包围。敌人凭借其兵力装备的优势，以数个重兵集团，采用密集队形，企图对我实施中央突破、两翼包围，把我军分割聚而歼之，以达其彻底解决山东之目的。我判明敌人的作战意图后，以两面开弓之势，阻击敌东西两翼之强大兵力，将敌实施中央突破的先锋、号称“五大大力之首”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从重兵集团中央割裂出来，予以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这次战役既充分反映了我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善打硬仗、恶仗的特点，也表明了我军战斗力已达到可以歼灭蒋介石军队任何精锐之师的水平。可以说，战争不单是物质力量的竞赛，也是指挥艺术和士气的竞赛。我在这篇回忆录中，不是全面叙述和讴歌这次战役，仅仅是从战役组织指挥的角度，谈一些体会。

强敌云集，发动重点进攻

一九四七年三月，解放战争进行了八个月，敌军占领了解放区一百零五座城市，但付出了七十一万人的代价，用于第一线作战的机动兵力，从原来的一百一十七个旅减为八个五个旅。面对这一形势，敌我双方对下一步方针各作研讨。中央、中央军委鉴于内线歼敌之有利，确定华东我军继续执行内线歼敌的方针，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六日发电指示我们：“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原今你们提早转入外线之计划，“现可改变，大约本年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注：因战争形势发展，我军于本年七月初转入外线)。并要求我们“在今后十个月内再歼敌四十个旅至五十个旅”。蒋介石则改变战略方针，由对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改变为重点进攻，即集中兵力对我解放区的两翼——陕北和山东实行重点进攻，而对其他解放区采取守势。

蒋介石的新的战略方针，固然反映了蒋军兵力不足的困境，但也是总结了前一段作战失利的教训后，在战争指导上的改变。陕北和山东是我解放区的两翼，把两翼作为其进攻重点，从军事上看，既可集中兵力，又可从东西两面，对我形成战略的钳形攻势，将西北我军歼灭或压到黄河以东，将华东我军歼灭或压到黄河以北。迫使我军大部局处于华北，便于进而解决华北和东北问题。陕北是中国革命的中心，解放区的心脏，那里的形势关系全局。华东则直接威胁敌人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和上海，并扼制着连结东北的海上通道。解放战争一开始，蒋介石就把华东解放区作为其全面进攻的主要方向。华东野战军当时是全军兵力最大的集团，八个月中歼敌二十四个旅，连同地方武装共歼敌约三十万人，特别是宿北、鲁南、莱芜三个相联的战役共歼敌十二万余人，对蒋介石的威胁无疑是严重的。蒋介石如能在陕北、山东这两个方向得手，其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见的了。所以，蒋介石把这次战略方针的调整和重点进攻的成败，视为“关系党围存亡”的大事。

敌军统帅部对山东重点进攻的准备在菜芜战役后即已开始。从三月初至四月初，敌人的步骤是：(一)进行黄河归故，即在花园口合拢，使黄河回归故道，以限制晋冀鲁豫野战军南北机动，切断华东与晋冀鲁豫的联系；(二)将王敬久兵团自冀鲁豫战场调到山东战场；(三)撤销徐州、郑州两绥署，组成徐州指挥所，统一指挥原两绥署所属部队。此外整编第九师正由武汉向山东调动中。

在兵力上，敌人用于山东方向的已达二十四个师、六十个旅、四十五万五千余人。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百分之二十七，占其重点进攻兵力之百分之六十六。“五大主力”中之“三大主力”，即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和第五军均调集于山东战场。并以“三大主力”为骨干，分别编成三个机动兵团：汤恩伯第一兵团，辖整编第七十四、第八十三、第六十五、第二十五、第二十八、第五十七师；王敬久第二兵团，辖第五军、整编第八十五、第七十五、第七十二师；欧震第三兵团，辖整编第十一、第九、第二十、第六十四、第八十四师以及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师(第七军、第四十八师后又划归一兵团指挥)，共十七个师(军)四十三个旅，约二十五万五千人，执行机动突击任务。另以七个整编师、十七个旅约二十万人，配置在各以徐州、济南为中心及鲁西南等地区担任守备和策应。

在作战方针上，蒋军亦作了新的研究、改变。解放战争开始，多采取长驱直人、分进合击、乘虚进袭等战法。鉴于屡遭我军各个歼灭之惨痛教训，鲁南战役后，蒋军统帅部即提出了“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作战方针；又因莱芜战役采取南北夹击，致北线被我歼灭，遂进而提出了“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方针，安图进一步加强兵力密度、成纵深梯次部署，作弧形一线式推进，使我无法分割和各个击破，而陷我于战略、战役布势上被动不利之地位。

为贯彻实施对山东重点进攻的方计，敌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进驻徐州统一指挥，蒋介石则坐镇南京统筹决策。敌情的确是严重的。

耍龙灯，创造战机

面对敌人大军压境，我华东军民无不义愤填膺。陈毅同志在一次会上说：为了全局的胜利，即使我们华东野战军全部牺牲，我们也会再建一个新的野战军去参加全国大反攻！陈总的讲话，充分表达了华东全军将土英勇奋战、不惧强敌、不怕牺牲的坚强意志。

在陈毅同志领导下，前指认真地研究形势，制定对策。我们的作战方针仍然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并决心与敌人作几次大的较量。但是，鉴于敌军兵力过份密集，准备充分，行动谨慎，估计有利战机比过去少得多。所以我们决定在敌军重点进攻之始，采取持重待机的方针，即以积极主动的作战行动吸引、调动、疲惫、迷惑敌人，审慎地观察战场形势的细微变化，分折掌握敌人的行动规律，能动地创造和捕捉有利的战机，条件具备了就坚决歼灭之；条件不具备，就改变和放弃原定计划，绝不轻躁作战。

从三月初起，我军抓紧战役间的空隙，在淄(川)博(山)地区和胶济线进行了一个月卓有成效的整训，并进行各项准备。

三月底，敌军对我山东的重点进攻正式开始。到四月中旬，敌逐步推进，已打通了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和兖州至临沂的公路，并占领了我鲁西南地区。随即汤恩伯兵团主力共六个师，从临沂向蒙阴、沂水方向进犯。王敬久兵团在占领泰安后向莱芜方向进犯。欧震兵团从泗水向新泰方向进犯。敌军对我略呈弧形包围的态势。为吸引和调动敌人，我军从四月初结束整训，同敌军进行了以下几次接触和作战。

四月初，我军分路南下，出击郯城、马头、新安镇等地，扰敌侧后，以寻歼汤恩伯主力为目标。但敌立即调集部队，加强防御，我即改变决心，北上另寻战机。

四月二十日，从汶上、宁阳地区北进占领泰安的敌整编第七十二师，依于敌之左翼，较为孤立。我们即定下围泰(安)打援的决心。以三个纵队包围泰安，吸引敌整编第七十五、八十五师北援，准备在运动中予以歼灭；以四个纵队待机歼灭可能自泗水、平邑北援之敌。虽然泰安守敌呼救数日，邻近泰安各路敌军恐惧我军打援，始终按兵不动。我军遂于二十六日攻克泰安，歼灭了七十二师主力，生俘师长杨文泉，连同南线共歼敌二万四千余人。我打援计划虽未实现，但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迟滞了敌人的进攻行动；接着我军一部乘胜南下，拊敌侧后，攻克宁阳城，歼敌二千余，主力则回师鲁中。

四月二十八日，汤恩伯兵团进占河阳、青驼寺、垛庄、桃墟、蒙阴等地。二十九日，我军以四个纵队向桃墟、青驼寺地段之敌出击，拟分割汤恩伯兵团，歼灭其一部。敌一经接触即后缩，退据蒙阴至临沂公路以西山区。我在歼敌整编第八十三师一个半团三千余人后，主动放弃继续打击该敌的计划。

五月三日，进占新泰之敌整编第十一师立足未稳，我军以四个纵队达成对新泰的包围。王敬久兵团主力急忙来援，根据当时情况，不易速决取胜，我即主动撤围。

在一个多月连续四次的作战行动中，我们始终处于主动，充分利用了在解放区腹地作战的有利条件，时南时北，或东或西，有进有退，既打又撤，用高度机动回旋的方法夹调动和迷获敌人。陈毅同志形容为同敌人“耍龙灯”，即我挥舞彩球，逗引敌军，象长龙一样左右回旋，上下翻滚。在这一阶段中，我军调引敌军往返行军的里程在一千公里以上。敌军哀叹进入山东一个月未与解放军主力发生战斗，只是每日行军，有时围绕着一个地方团团转。通过这些积极行动，我们削弱、调动、迷惑了敌人。尤其是进一步摸清了敌人的心理动向，即尽管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要与我决战，但从其战区指挥员的行动来看，实际上是尽量避免与我决战。他们想依恃其强大的兵力优势，压逼我军撤向黄河以北或退到胶东一隅，至少是等待我军疲惫之际再同我决战，以为这样可以拣到便宜，既可以保存实力，又可以邀功请赏。所以一经与我军接触，立即龟缩和靠拢，但求自保，甚至对非嫡系见死不救。这就暴露了敌军指挥上的一个大矛盾，即战略上速决的要求和战役指挥上的迟疑、犹豫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到敌军各个指挥集团，从而在对我军作战的态度、决心和行动上，必然会产生差别。至于蒋军内部嫡系与非嫡系、主力与非主力、中央军与地方军、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矛盾，更是不可克服的。因此，蒋介石设想达到指挥和行动上的集中统一是不可能的。敌人的这些矛盾必然还会表现出来并为我所用。

但是—个来月没有打上个痛快仗，不少指战员沉不住气了，顺口沼又唱起来了：“陈司令的电报嗒嗒嗒，小兵的脚板扑扑扑”。我们的战土实在是令人喜爱的，他们渴望着以自己的英勇作战来换取战争的胜利。

为了进一步调动和分散敌人，五月初我们计划以两个纵队南下鲁南，以另一个纵队南下苏北，以威胁敌人后方，吸引敌军回师或分兵，以便于我在运动中歼敌。我们将此设想上报后，五月四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即复电指示：“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同时指示：“胶济线以南广大地区均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莒县，陷于极端困境，然后歼击，并不为迟，惟(一)要有极大耐心；(二)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六日中央举委指示“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接着，中央军委又提出放开正面、北攻昌潍、诱敌来援、相机歼敌的意见。中央军委的指示极为重要，肯定了这一段持重待机的方针，指示我们不要分兵，进一步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在山东腹地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至于告诫我们不要性急，则是给了战区指挥员更大的余地。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立即决定放弃以第七纵队南下苏北和第一纵队去鲁南的计划。命令已位于新泰以西的第六纵队就近南下至平邑以南地区，不再以牵制敌人为主要任务，不采取积极行动，隐伏于鲁南敌后待命。必要时即可作为一支奇兵使用。考虑昌潍之敌筑城较久，王敬久兵团和“第二绥靖区”增援较近，而鲁中之敌已向前推进，正可捕捉战机，因而暂缓北攻昌潍，主力与敌脱离接触，集结于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摆开阵势待机歼敌。这个地区群众条件好，民兵组织强，能严密封锁消息，地形复杂，道路狭窄，不利于敌笨重装备的运动，但便于我部队隐蔽集结和寻隙穿插。中央军委同意我们的部署。

从四月初到五月初是一个创造战机的过程。我军放弃出击郯城、马头、新安镇；放弃打击进犯临蒙公路之敌；撤了对进占新泰之敌的包围；以及回师鲁中等一系列行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敌人，而且大大迷惑了敌人，促成了敌人的错误判断。果然，蒋介石及其参谋总长陈诚误认为我军“攻势疲惫”，已向淄川、博山、南麻、坦埠、沂水、莒县之线退却。这样，五月中旬战机终于出现了。战机不是自然地出现的，而是通过我军的指挥得当，广泛机动，诱使敌人因应而动创造出来的。

这一段作战行动是非常必要的，不能同孟良崮战役割裂开来。孟良崮战机的出现，是这一段作战行动的结果，创造战机与出现战机是因果关系，没有前者则没有后者。两军相争，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以为有利战机是“守株待免”可以得来的，那是违背战争指导规律的。

割歼强敌的决心和部署

歼灭敌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决心，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当我军稍向东移后，敌人乘机前进，侵占了莱芜、蒙阴寨、河阳等地。五月十日，汤恩伯兵团的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从河阳出动，先头占了苗家区、界湖，有续犯沂水模样。该敌位于敌之右翼，比较暴露，我们打算首先歼灭该敌并视机打援。这路敌军是桂系部队，打仗很狡猾，又较顽强，和他们作战要拼消耗，很难有俘获，不是我们理想的打击对象。因此，作战命令下达后，我一面派专人给部队调配充足的弹药，打算以强大的火力保障我攻击部队将该部歼灭；一面跃继续密切注视着敌情的细微变化，寻找更合适的战机。

十一日，敌整编第七十四师由垛庄经孟良崮西麓向坦埠南之杨家寨、孤山我第九纵队进攻。这一行动引起我的高度重视，究竟是局部行动，还是新的全线进攻？我特别通知各有关情报单位，日夜密切注意搜集研究敌人的行动部署。当日晚，我们从密息材料中获得了敌汤恩伯兵团的具体作战部署：命令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中心，第二十五师、第八十三师分别为其左右翼。又以第六十五师保障第二十五师翼侧；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师保障第八十三师翼侧，限于十二日(后又改为十四日)攻占坦埠。同时，我们又查明敌王敬久兵团之第五军，欧震兵团之第十一师等部，亦已由莱芜、新泰出动东犯，同月，中央军委也向我们通报了上述动态。

面对战场形势的这一急剧变化，我经过冷静的思索，认为尽管敌军行动尚未完全明朗，但据现掌握的情况已可判断敌人决定向我发动全线进攻。其部署显然是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要突击力量，在两翼和后续强大兵团掩护下，对我实施中央突破。敌军把中央突破的矛头直指坦埠，因为敌人已经侦知坦埠是我指挥部所在地，并已于数日前以飞机对该地实施过轰炸；敌军对我取中央突破的战法，一是企图一举击中我指挥中心，陷我军于混乱与四面包围之中，便于其聚而歼之；二是敌人估计也许我不敢迎战，那就可将我逼压至胶东一隅或赶过黄河。我认为这一形势恰恰为我带来了有利的战机，因为在比以前，敌军密集靠拢，行动谨慎，一打就缩，很难捕捉。现在，敌军既已开始全线进攻，并对我实施中央突破，我应立即改变先打敌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师的计划，以反突破来对付敌人的突破，即迅速就近调集几个强有力的纵队，以“猛虎掏心”的办法，从敌战斗队形的中央楔入，切断对我威胁最大的中路先锋敌第七十四师与其友邻的联系，并将其干净、全部消灭掉。这个设想，我依据的是以下分析：

第一、歼灭第七十四师，可立即挫败敌人的这次作战行动，迅速改变战场态势，获得最有利的战役效果；着仍打敌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师，敌人很可能置该部于不顾，继续对我实施中央突破，反使我陷于两面作战之困境。整编第七十四师是蒋介石手中的“王牌”，它全部美械装备，经过美国军官训练，具有相当的指挥、战术、技术水平，是蒋介石嫡系中的精锐之师，曾被誉为“荣誉军”、“御林军”，把它歼灭了，将给敌人实力上、精神上以最沉重的打击，将宣示我既能歼灭第七十四师，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消灭呢？而且敌第七十四师是我军的死敌，解放战争以来，敌军对我华东的数次进攻，常常以第七十四师打头阵，曾先后抢占我淮阴和涟水，我军亦多次寻歼该敌，均因未遇有利战机而未能得手，此次如能将该师歼灭，对我军指战员必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第二、先打较为薄弱之敌或翼侧、孤立之敌，是我军的传统战法，华野作战历程中，亦多采用此种战法。宿北战役可算是一次我对敌军的中央突破，但当时四路敌人相隔甚远。这次要在敌人重兵集结又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以中央突破对付敌人的中央突破，的确是无先例的。但是，我们不应局限于以往的经验，而应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我军经过八个月作战，特别是转入内线纵深作战后，连续打了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战术、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各级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积累了大兵团运动战的作战经验；我军的武器装备有了很大改善，特种兵纵队已有相当基础，我军火力已大大加强，已经具备了围歼强敌的基本条件。而且，敌挟重兵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法，估计我不是主动后撤就是被突破。我军针锋相对以中央突破反中央突破打最强之第七十四师，必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奏奇效。

第三、从兵力对比上来看，敌军在其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总兵力二十四个整编师(军)中，集中十七个整编师(军)进攻鲁中山区。第一线从莱芜到河阳，只有—百二十多公里，敌军密密麻麻，一字长蛇阵摆了八个整编师(军)。位于敌军左翼的第五军、第十一师、第六十五师和右翼的第七军、第四十八师，多数与第七十四师相距仅一至二日行程，第二十五师，第八十三师则相距更近。我军只有九个主力纵队和一个特种兵纵队，敌军兵力占有很大优势。但是，第七十四师担负中央突破任务，已进入我主力集结位置的正面，我军部署不需作大的调整，即可在局部对该师形成五比一之绝对优势。我们可以利用山区地形采取正面反击，分割两翼，断敌退路，坚决阻击各路援敌的战法对该师加以围歼，只要缜密部署，在战役指挥上没有失误，实现这个意图是完全可能的。

第四、强和弱是相对的，或强或弱，部队本身所具有的战斗力不是唯一的因素，而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整编第七十四师是强敌，但也有其弱点。该敌是重装备部队，进入山区，地形对其不利，机动受到限制，重装备不能发挥威力，甚至成为拖累，其强的一面就相对削弱了。同时该师对其它敌军十分骄横，矛盾很深，在我围歼该敌、又坚决阻援的情况下，其它敌军不会奋力救援。

时间紧迫，我立即将上述种种想法向陈毅同志汇报。陈毅同志十分赞同，说：“好！我们就是要有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并立即定下战役决心。

在战役指挥中，由于情况变化而临机改变决心并不少见。但是，这次临机改变决心时，不仅敌情严重，时间紧迫，而且作战对象的选择和作战方法的采用，部有其特殊之处。即使同上次莱芜战役相比，也不相同：

一是莱芜战役时敌军南北对进，南线与北线敌军相距一百五十公里以上，我军活动地区仍较广阔。这次敌军采取一线式推进，已深入我鲁中腹地，并逐步形成了对我之弧形包围态势，战场回旋余地已很狭窄了。二是莱芜战役时我军舍南就北，寻歼李仙洲集团，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带有远距离奔袭的性质。这次是在优势之敌已开始全线进攻，有准备地要与我决战之时，我军突然从敌军的正面中央进行强攻硬取。三是莱芜战役时我军舍强取弱。这次是舍弱取强。所以我们充分预计到，这次战役将是一次硬仗、恶仗。我们立即通知第一、第四、第八、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的领导同志，前来野司接受新的任务，同时命令正在向东、向南行动的各部就地停止待命。这时谭震林同志已离开野司到南线，我们即派人前去向他传达，并请他就近向第二、第七纵队进行传达和部署。这一突然变化，开始引起了一些同志的惊异，但很快大家认识一致了。

我们决定：以五个纵队即第一、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纵队担任围歼任务；以第二、第三、第七、第十共四个纵队担任阻援任务。具体部署是：

(一纵叶飞、二纵韦国清、三纵何以祥、四纵陶勇、六纵王必成、七纵成钧、八纵王建安、九纵许世友、十纵宋时轮)

以第一、第八纵队从敌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左右两翼迂团穿插，抢占芦山，并会同由鲁南兼程北上的第六纵队断敌后路，封闭合围口；以第四、第九纵队正面出击。五个纵队协同围歼该敌。具体任务区分为：

第一纵队(附独立师)以一个师攻占蒙阴以东的曹庄，阻击敌第六十五师，主力从敌第七十四师与第二十五师的结合部楔入，割断该两师的联系，阻击敌第二十五师，并协同友邻第六、第八纵队攻占垛庄、芦山，断敌第七十四师退路，从敌右侧后攻歼该敌；第八纵队从敌第七十四师与第八十三师的结合部楔入，割断该两师的联系，以有力一部阻击第八十三师，主力迅速攻占万泉山、芦山，与一纵队沟通联系，协同友邻从敌右侧后攻歼敌第七十四师；第四纵队首先控制北楼以北山地，阻击敌人继续向坦埠进攻，尔后抢占孟良崮，协同友邻向芦山突击，从正面攻歼第七十四师；第九纵队首先控制坦埠及以南山地，坚决抗击第七十四师，尔后攻占雕窝，协同友邻向芦山突击，从正面攻歼第七十四师；隐伏在鲁南敌后的六纵队，取捷径兼程北上，在第一纵队协同下攻占垛庄，断敌退路，尔后协同友邻攻歼第七十四师。

以第十纵队箝制莱芜敌第五军，阻其南援；第三纵队进至新泰东南，阻击新泰敌第十一师南援；第七纵队配属特纵榴炮团，阻击河阳敌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师北援；第二纵队进至界湖、张庄集地区，保障第八纵队左翼安全，并策应第七纵队作战。

特纵主力集结待命。鲁南军区地方武装加强在临沂及临泰公路沿线敌之后方的袭扰、破坏。

战役决定于十三日黄昏发起。

五月十一、十二日，中央军委两次来电指示说：敌人已进犯，可选择好打的，歼灭其一两个军。究打何路为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实施，我们不遥制。这些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对前线指挥员的信任。我们于十三日发电上报军委并刘邓，报告了我们围歼敌七十四师的决心和计划：“(一)七四师十一日开始向坦埠进攻，八三师在青驼以北跟进，二五师在蒙阴东南为其左翼部队，桂顽则在临沂东北汤头、葛沟。(二)我们今晚集结一、四与八、九纵向七四师出击，于明晨完成包围。战斗约需两三天，待歼灭七四师后再视机扩张战果。”

在这里我想指出，在后来的若干材料中，把我军捕捉孟良崮战机，说成是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孤军冒进、送上门来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战场实际的，既没有反映敌军的作战企图和动向，也没有反映我军的预见和战役决策。由于敌人拟对我实施中央突破，敌第七十四师的态势势必稍形突出，但在战役发起前敌两翼部队距第七十四师仅四至六公里。上述说法，可能是由于不了解我们创造和捕捉战机过程的缘故，从我军通常采用的传统战法出发来臆想战场情况，这未免是“削足适履”，而且也把敌人想得过于愚蠢。

喜见贼师精锐尽

要把敌第七十四师从重兵集团中挖出来予以歼灭是艰巨的。实现战役决心的第一个关键是隐蔽我军意图，达成对敌第七十四师的合围。我担任主攻的五个纵队，出色地完成了各自的任务。

五月十二日晨，敌第七十四师由重山、艾山间渡过汶河，占领了黄鹿寨、佛山、三角山、马牧池等地，与我九纵一部激战于马山、迈逼山、大箭一线。十三日下午四时，该敌攻占了马山等地，距其主要攻击目标坦埠尚有七至十公里，踌躇满志，准备于十四日攻占该地。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则分别进到旧寨、依汶庄地区。

面对敌军进攻，我第九、第四两纵队全力由正面抗击敌第七十四师。我第一纵队则利用敌军各求自保的心理，于十三日晚，以小部对敌第二十五师发起进攻，使该敌误以为自己受攻击而无暇他颐。我主力则利用山区地形实行迂回，从该师与第七十四师的结合部向纵深猛插，并抢占制高点。第八纵队以相同的战术从第七十四师与第八十三师之结合部插入，并夺取制高点。我第六纵队则从鲁南之白彦地区兼程向垛庄急进，以断敌退路。到十四日上午，我第一纵队一部逼近蒙阴城，构筑了阻击敌整编第六十五师之强固阵地，主力攻占了蛤蟆崮、天马山、界牌等要点；第八纵队攻占了桃花山，磊石山、鼻子山等要点；第六纵队于十四日晨到达距垛庄西南二十余公里之观上、白埠地区。而正面第四、第九纵队，经过激战，已推进到黄鹿寨、佛山，并攻占了马牧池、隋家店。我军对敌第七十四师的包围态势已大体形成。十五日拂晓，我第六纵队在第一纵队协同下攻占了垛庄，第八纵队则攻占了万泉山，三个纵队打通了联系，最后封闭了合围口；并构成了阻击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的强有力的对外正面的坚强防线。

在这一个回合中，动用隐伏于鲁南的六纵队，是关健的一着。第六纵队同敌第七十四师是死对头；记得当时我们命令该纵留在鲁南隐伏待机时，纵队司令王必成同志很担心打第七十四师时没有他们的任务。我对他说，你放心，打敌七十四师一定少不了你们。当时第六纵队距垛庄约一百公里之遥，一路山区，他们十二日接获命令后，立即收拢部队，急速开进，十四日即抵达垛庄附近。王必成同志后来曾以“飞兵激渡”来形容他们的这次行动，是不夸张的。这说明在战役指挥中设想可能出现的情况，走第一步就预想到第二步，有时要巧妙地预留伏笔，是灵活用兵的重要一着，此次我军诱敞深入，而又预恢第六纵队于鲁南待机，达着棋，一旦动起来、全盘就活了。

到十四日上午，敌第七十四师发现我军已迂回到他们的翼侧，有被包围的危险。便仓猝收缩南撤，企图通向垛庄。但撤退中发觉垛庄已为我所占，只得退缩到孟良崮、芦山地区，并不得不把美式重炮和许多现代装备丢在山下，因而丧失了它现代化的“优势”。

在我军以往的战役中，一般只要对敌人达成了战役合围，胜利就算基本有把握了。但是，这次战场态势特殊。我军五个纵队包围着敌第七十四师，敌军却有十个整编师(军)包围着我军。第七十四师为敌“五大主力”之首，其战斗力不可低估，且该部所退守的孟良崮及其周围山地，山峰陡峭，主峰海拔在五百米以上，岩石累累，土质坚硬，易守难攻。因此，攻占垛庄后，陈总和我虽都松了一口气，但鹿死谁手，尚待决战。我立即带领少数参谋、机要人员，将指挥所向前推移，进入山沟，以便密切观察和指挥战事。

果然，当敌第七十四师被我包围后，蒋介石认为该师战斗力强，处于易守难攻的高地，临近有强大的增援兵力，正是与我华野决战的好时机，便一面命令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坚决固守，以吸住我军，一面急今新泰之第十一师，蒙阴之第六十五师、桃墟之第二十五师、青驼寺之第八十三师、河阳之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师火速向第七十四师靠拢；又急今莱芜之第五军南下，鲁南之第六十四师和第二十师赶向垛庄、青驼寺，楼德之第九师赶向蒙阴增援，企图内外夹击，与我军决战。张灵甫亦自恃建制完整，又处于战线中心，外有大量援军，要求空投弹药，依托山头高地固守。在蒋介石严令督促下，蒋军各路援兵，一齐向蒙阴东南急进。

这时的关键，一是围歼第七十四师能否迅速解决战斗；二是阻援力量能否挡住敌之援军。根据战场形势发展，陈毅同志当即发出了“歼灭七十四师，活捉张灵甫”的响亮口号。广大指战员立下“攻上孟良岗，活捉张灵甫”“消灭七十四师立大功，红旗插上最高峰”的誓言。各级指挥员到第一线督战，作战形式主要转入了阵地战。

围歼战是一场剧烈的阵地攻坚战。我军于十五日下午一时发起总攻，从四面八方多路展开突击。敌第七十四师和第八十三师十九旅五十七团麋集于孟良崮、芦山及附近山地。依托巨石，居高临下，不断对我发起反冲击。从战术上来说，依托阵地的反冲击，可以给对方以相当的杀伤，何况我军为了争夺每一个山头、高地，要从下向上仰攻，每克一点，往往经过数次、十数次的冲锋，反复争夺，直到刺刀见红，其激烈程度，为解放战争以来所少见。

我军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逐次粉碎敌人的顽抗，缩小了包围困。张灵甫在我军强大攻势的重压下，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击，先向南，又向西，后向东寻隙冲击，试图突出重围，均被我军击退，并遭到惨重杀伤。十五日晚，敌军已被压缩于东西三公里，南北二公里的狭窄山区。该地草木极少，水源奇缺，敌人空投的粮弹和水囊又大都落到我军阵地，数万敌军已处于极端饥渴难支的狼狈困境。

十六日上午，我军再次发起攻击，首先集中强大的炮兵火力，向敌军密集的山头、高地猛烈轰击。在浓烟和火光中，敌人的血肉与岩石碎片齐飞，形成一片混乱，我步兵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猛烈冲击，越战越勇，指战员不待上级命令，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冲。十六日下午，攻占了所有高地，敌军官兵纷纷就擒，猖狂一时的张灵甫及副师长蔡仁杰均被击毙，我担任突击的五个纵队的英勇健儿，会师于孟良崮、芦山顶峰，欢呼声惊天动地。

阻援战斗则是艰苦的阵地防御战。我军利用既设野战工事进行了顽强的阻击，象一座座坚固的堤坝，挡住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敌第五军被我第十纵队箔制住；敌第十一师被我第三纵队抑留于蒙阴以北；敌第六十五师在我第一、第六纵队各一部阻击下，前进不到十公里；敌第七军第四十八师被我第二、第七纵队箔制住；敌第二十师、第六十四师被我鲁南军区地方武装牵制，未能及时赶到青驼寺。敌第二十五师、第八十三师虽逼近我军包围圈，与第七十四师相距仅五公里左右，并对我形成炮兵火力交叉，但仍无济于事。十六日上午八时，蒋介石还抱侥幸心理，向各路增援部队亲下手令称：“山东共匪主力今已向我军倾巢出犯，此为我军歼灭共匪完成革命唯一之良机，如有萎糜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必以纵匪害国贻误战机论罪，决不宽容。”但到同日下午，汤恩伯已感到大势已去，发电报给所属各部称：张灵甫师“孤军苦战，处境艰危”，各部务须击破共军包围，“救袍泽于危困”，“不得见死不救”。但无论是蒋介石的严令，还是汤恩伯的乞求，在我阻援部队顽强抗击下，都无法挽救张灵甫全师被歼的命运。

在收拢部队、清点战果之时，我电台发现孟良岗地区仍有敌人电台活动，似有残部隐匿，我们立即严令各部清查毙伤俘敌实数。根据各部报告，我发现所报歼敌数与七十四师编制数相差甚大，即今各部继续进行战场搜索。当时山雨欲来，阴云密布，能见度很低。部队在严密搜索中又发现约有七千余敌隐藏在孟良崮、雕窝之间的山谷中，已开始集结，这说明我军搜索不严，同时也说明各部均能如实报告歼敌实数，不事浮夸，才得以发现这股残敌。于是我即今第四、第八、第九纵队立即出动兜剿。各部队不顾疲劳，复又投入战斗，十六日下午五时全部肃清残敌。至此，我们的战役意图得到完全实现。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嫡系中的嫡系、整编第七十四师，悉数就歼。我们取得了战役全胜。我立即打电话报告陈毅同志，陈总在电话中兴奋地说：我在电话里向全体将士们祝酒致贺！

这次战役，我歼敌三万二千余人，彻底粉碎了敌统帅部“鲁中决战”的计划，严重挫败了敌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极大地震动了蒋军内部，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配合了陕北及其他战场的胜利攻势。战役结束后，敌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被撤职，整编第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等也受到处分。蒋介石多次痛心疾首地说：“孟良崮的失败，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真是空前的大损失，能不令人哀痛”；“必须等到我们全军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造之后，乃能作进一步的打算。”王耀武表示“对七十四师之失，有如丧父之痛”。蒋介石等的哀鸣，说明了此役给敌人打击之惨重，而所云“起死回生”，不过是一场幻梦。后来的事实证明，经过孟良崮战役，敌入虽仍未放弃对山东实施重点进攻的计划，但其进攻的势头已经被打掉了，并且从上到下真正地被我们打怕了。

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胜利归功于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和毛泽东军事思想。

胜利归功于以压倒一切敌人之气概冲锋陷阵的广大指战员。各纵队首长都冒着炮火到了作战前线，有的团长、政委亲率部队冲锋，还有七处负伤仍率领部队夺占敌人山头的英雄连长，近万名指战员负伤，更有二千多名干部战士把最后一滴血洒在围歼和阻击敌人的战场上。他们的牺牲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和铭记的。

胜利归功于广大人民的支援。鲁中人民群众战前实行空舍清野，给敌人造成很大困难，战役中有二十多万民工大力支前，对战役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没有老解放区地方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支援，胜利是不可能的。鲁南的地方兵团各地广大民兵，配合战役取得胜利起了很好的作用。

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以来，我军与蒋军在华东战场上一次正面的大规模较量，表明了我军的作战指导、指挥艺术、战术技术和军队土气都大大高于敌人。孟良崮战役还使我体会到，作为战区指挥员，应不断地研究、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变化，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敢于适时地把战局推向新的水平，而不能坐待条件完全成熟，从孟良崮战役到豫东战役，再到淮海战役，都使我体会到达一点。

现在，我想以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新华社的时评来结束这段回忆。时评写道：“华东人民解放军和华东解放区的人民，在全国人民的爱国自卫战争中，担负的任务最严重，得到的成就也最荣耀。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已经歼灭了蒋介石正规军五十个整旅(旅以下成团成营被歼灭的正规军及全部被歼的伪军、保安部队、交警、还乡团等均未计算在内)……蒋介石以近一百个旅使用于华东战场，欲以此决定两军胜负，这个主观幻想已接近于最后破灭。这次蒙阴胜利，在华东解放军的历史上更有特殊意义。因为：第一，这是打击了蒋介石今天最强大的和几乎唯一的进攻方向；第二，这是打击了蒋介石的最精锐部队(四、五个精锐师之一个)；第三，这个打击是出现于全解放区全面反攻的前夜。和这个胜利同时，东北豫北、晋南、正太等地，强大的反攻正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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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十五章　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和沙土集战役

从华东野战军一九四七年七月分兵、外线出击到九月集中兵力进行沙土集战役，是华东战区在解放战争中的第二个转折。

我在《苏中战役后的华中战局和宿北战役》一文中提到，从华中野战军北上同山东野战军会师苏北，到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胜利，是华东战区的第一个转折。那是华东战事由战区前部转到纵深，山东野战军同华中野战军由战略上配合到战役上协同，由各自分别歼灭当面之敌到集中作战的一个转折。华东野战军的第三个转折是一九四八年六月的豫东战役，那是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的转折。那次战役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形象地说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

华东战区的第二个转折，是由集中兵力到兵分三路扯散敌人，再到集中兵力歼灭分散之敌，由内线歼敌到外线出击的转折，也是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一九四七年九月，我军在鲁西南荷(泽)巨(野)公路上的沙土集地区，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五十七师，标志着这一次转折的胜利实现。从此，华东野战军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而且取得了在外线作战的主动权，主力南下陇海路，挺进豫皖苏，与刘邓、陈谢胜利会师中原。

一九四七年的“七月分兵”

一九四七年五月举行的孟良崮战役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顿挫了敌人的进攻，迫使敌人暂时转入守势。但是，蒋介石尚未放弃对山东重点进攻的方针，继续在第一线调集了九个整编师、二十五个整编旅，部署在莱芜至蒙阴不到五十公里的战线上，准备发动新的进攻。五月八日，中央军委曾给我们发来电报，提出了刘邓大军南渡黄河，进击冀鲁豫、豫皖苏，进而进击中原的战略计划，要求华东我军在六月十日前集结全力(二十七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六月十日以后配合刘邓大军大举出击。孟良固战役胜利后，军委于五月二十二日来电指出：“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面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

为了贯彻军委这一重要指示，华野前委于五月底在沂水以北的坡庄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着重指出，敌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歼后，山东战局已开始改变，但必须戒骄戒躁，彻底粉碎敌人正在酝酿的新的大举进攻，为转入反攻创造条件。

这时，蒋介石起用了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为顾问，召开了多次军事会议，提出“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合进”。敌以三四个师(整编师)重迭交互前进的战法，摆成了方阵，加配了山地作战器材和炮兵、工兵，在各要点屯积了大批作战物资。六月十九日，我们将上述情况报告军委，军委二十二日复示：“据悉蒋以东北危急，令杜聿明坚守两月，俟山东解决即空运东北等情。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你们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只要有胜利把握，则不论打主要敌人或次要敌人均可，否则，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

六月二十五日，敌军开始全力东犯，二十八日进至鲁村、南麻(今沂源县)、大张庄、朴里庄一线，妄图迫我在鲁中山区狭窄地带迎战。由于当面之敌十分

Chapter_34

密集，无论是寻歼侧翼之敌或直取中央之敌都缺乏条件。为避免无把握作战，我们打算以第六纵队向临(沂)蒙(阴)公路出击，以第四纵队奔袭费县，破坏敌人后方补给线，以第七纵队佯攻场头，迫敌分兵回援，主力集结在沂水、东里店一线待机。这一计划即将实施之时，接到军委二十九日提出的三路分兵的指示，此电指出：“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推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县)滕(县)临(城)枣(庄)，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以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为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路兵力，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三个纵队出鲁西亦可。”

这个指示，改变了军委过去要求我们不分兵、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

我们立即对军委这一指示进行了研究，军委的电报虽只提到山东当面的敌情，但我们鉴于刘邓大军即将出击，战局必有重大发展，决定立即执行军委提出的三路分兵的方针。具体部署是：(一)由叶飞、陶勇率领第一、第四纵队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二)由陈士榘、唐亮率领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向鲁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三)正面部队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在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各以少部兵力与东犯之敌接触，主力待机出击。这一部署在六月三十日上报军委的同时，命令各部队立即于七月一日执行。这就是华野的“七月分兵”的开始。

“七月分兵”是在未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在接到军委六月二十九日分兵指示以前，我们是按照军委五月二十二日指示，准备以七八个月时间，即在一九四七年底以前，集中全部主力在内线各个歼敌的。接到军委六月二十九日分兵指示，到全军开始行动仅有一天多时间。

由于七月分兵后有几仗打成消耗战，有的同志后来就怀疑“七月分兵”是否正确。有的同志问我，“七月分兵”是否太匆促了？如果在内线再坚持两个月，避开七月和八月雨季，经过充分准备再行出击是否更好？还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当年应该向军委提出继续集中兵力于内线作战的建议。

我的回答是，我们当年执行军委分兵的方针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将眼光局限于山东，在内线坚持几个月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当时山东还有五十多个县城在我手中，而且连成一片，胶东、渤海、滨海三个地区还可以回旋，在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但是，刘邓大军在六月底将南渡黄河，军委已经告知我们，我们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当然，策应刘邓大军南渡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在七月初能集中兵力打一个象孟良崮那样的大仗，将敌人牵制在鲁中，对刘邓大军的配合将是有力的。无奈当时难以肯定数日内必有战机出现，而刘邓大军按军委规定日期出动，我们不能以作战行动作有力的配合，这对全局是不利的。这就是我们立即执行军委分兵的指示的主要原因。同时，集中与分散是兵力运用上的一对矛盾。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我军的作战原则，所以集中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并不排除必要时的分散，分散也是对付敌人的一种手段。孟良崮战役发起前，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旬，军委曾指示我们不要分兵，我们遵照军委指示改变了计划，但当时我们也不是绝对不分兵，而是留下六纵隐伏于鲁南，后来这一着在孟良崮战役时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分路出击，就可以将敌人扯散，而我军则可以由分散转为集中，以歼灭孤立分散之敌。也就是先以分散对付集中，再以集中对付分散。后来战局的发展果然如此，沙土集战役就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

向鲁西南挺进

在华野兵分三路出动后，接到军委七月二日来电，除复我们六月三十日电指出分兵部署甚好外，还要求陈土榘、唐亮率领的三个纵队打泰安得手后，“收复淝城、东阿、平阴、宁阳、汶上、济宁，与刘邓直接联系后，并应准备出鲁西与刘邓协同打陇海路，出淮河开展新局面”’“我军必须在七天或十天内，以神速的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此后，军委又决定叶飞、陶勇率领的两个纵队也向鲁西南挺进。

这是重大的发展。让我们回顾一下军委对我们战略指导的演变：军委五月二十二日的指示，指出全国主要战场在山东，而刘邓六月出击则是为了帮助山东打破敌人进攻。六月二十九日，军委指示我们三路分兵，仍然只提打破敌人对山东的进攻(我们决定立即于七月一日出动，是为了策应刘邓大军出击)。而七月二日即我分兵后之第二日，军委已经电令陈唐部队直接协同刘邓了。这样，就使这次分兵成为华野部队执行外线出击任务的开始。

到了八月四日，即华野五个纵队已进入运河以西的鲁西南，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前三天，军委进而指出，“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陈唐、叶陶五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八月十一日军委又明确指出：“总的意图，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显然，全国主要战场已由山东转移到了中原，战略重心已由内线转到了外线，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当此重要时刻，华东战区面临三重艰巨任务，既要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又要支援刘邓大军进击中原，还要不失时机地转入战略进攻。

在军委八月四日的指示中，还提出：“请考虑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迅去鲁西南统一指挥该五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

此时，我深感责任重大。自从华野执行分兵出击的新方针后，作战条件起了变化。七月上旬打得比较顺手。向鲁南挺进的两个纵队攻占了费县、峄县、枣庄。向鲁西挺进的三个纵队，攻占了津浦路上大汶口至大万德段的一些据点，严重地威胁了敌人后方基地兖州、徐州。敌人从七月十三日开始，以整编第五师等七个整编师分路西援，在鲁中山区留下整编第十一师等四个整编师固守要点。七月中旬以后，雨季骤然到来，大雨滂沱，山洪暴发，河水陡涨，使我军机动、运输、作战遇到很大的困难，以致七月份中、下旬的几仗都打戍了消耗仗。当时情况是：

(一)在山东内线，南麻、临朐两仗未能歼灭敌人，敌人占领了胶济线，胶东地区有被敌人占领的危险。胶东是我华东地区的重要后方物资基地，且有数万伤病员、家属安置在那里，如一旦被敌占领，对民心、士气、物资补给都将带来严重影响。

(二)进入鲁西南的五个纵队，离开根据地，经过一个月的连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部队在齐腰或齐膝的大水中和泥泞的道路上行动。作战、机动和补给都十分困难。非战斗减员也很严重。第一、第四纵队伤亡各约五千人，非战斗减员亦各约五千人。第三纵队第七、第九师都缩编为两个团，第一纵队所属三个师除第二师多辖一个地方团外，其余只辖一个团，第十纵队亦伤亡近两千人。这五个纵队的实力大减。

(三)部队思想比较混乱，对已经开始的全国大反攻形势产生怀疑。如有的说，“反攻是被迫的，是被敌人逐出了山东”。有的说，“反攻、反攻，丢掉山东”。部分指挥员对于无后方条件下作战缺乏信心。

仗没有打好，我作为战役指挥的主要负责人，引咎自责，于八月四日午时发电向军委作了检讨。对于下一步，我也作了冷静的分析，认为这一段的作战，我们的行动目标是明确的，而敌人为我们所迷惑，其行动却很盲目；我们并没有打败仗，只是打了几个消耗仗；我们达到了调动与址散敌人的目的，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实际上被打破了，这是战略上的胜利。当前的关键是如何适应变化了的条件，在外线打好一两个歼灭战，以夺取战场的主动权。

我接到军委八月四日要我去鲁西南统一指挥的电示后，向陈毅同志提出下列意见：

(一)华野今后主要作战方向和指挥重心是在外线，请陈毅司令员和我们一同西去，以加强领导。(二)现在西线的五个纵队，实力有所下降，为进一步集中兵力，达成战役上的优势，建议增调第六纵队到西线。(三)留在山东内线的第二、第七、第九纵队，力量可以制敌，建议组成东线兵团，由谭震林、许世友二同志指挥。陈司令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将上述意见联名上报了军委。

同日军委复电：“粟裕支(四日)午电悉，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望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并且指出：“华东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

我们立即投入新的行动准备。我们选择的路线是，北渡黄河至山东惠民地区，从禹城附近越过津浦线，至阳谷、寿张地区。这一路都是老解放区，是我军的后方，没有敌人阻拦，由此南渡黄河至鲁西南前线。这样，既可以大大减少行动中的兵力消耗，又可以隐蔽我军动向。陈毅同志还亲赴渤海军区部署。对于西线兵团今后行动打算，我于八月十八日发电报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建议为更有力地支援刘邓，将西线兵团作战地域扩展到陇海路以南，破袭津浦，威胁徐州，并以运河西岸为中心。电文摘要如下：

“陈于前日去渤海未回，十六日电所询，仅就个人意见，提出如下各点：

(一)依近日情况判断，敌有大部随刘邓南去可能。果如是，则刘邓很吃力，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多拖住一些敌人。因此，西兵团目前应在鲁西南及陇海线上行动，必要时以一部挺入路南，破袭津浦，威胁徐州，才能有效拖住敌人，并寻机歼灭薄弱之敌。此计划如能有效实施，不仅可拖住一部敌人不能南去，且可迫使鲁中、胶济线之敌抽一部分西来，如是，则又会减轻我鲁中及胶济线负担，并使敌人进犯胶东腹地及烟台之可能性更减少。

(二)依近日情况变化，陈唐部不致被迫随刘邓南下，拟再兜一两个圈子，即北返与我们会合干郓城、巨野、荷泽地区，斯时我们主力仍宜位于运河西岸，铁路北侧……

(三)建议东兵团于迅速完成整补后，第一步以数个战斗歼灭沂水南北之二十五或八十三师为目标，第二步向临蒙地区进击，与西兵团相呼应……

(四)……我们拟在泰西打开局面，并与陈唐会合后，即以运河西岸为中心。”

同日，华东野战军致电鲁中、鲁南、苏北、苏中、渤海、胶东等军区及饶漱石、黎玉、谭震林等同志，说明我华东野战军当于九月初开始大举反攻，命令各军区应立即集中兵力袭击敌人后方机关及补给线，消灭还乡团及保安团。以便尔后配合主力之有力反攻。

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志来电答复：“粟裕同志十八日酉电意见极为正确，西兵团作战范围规定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这样中央军委赋予华野西线兵团的作战范围又扩展了，恢复与扩大豫院苏解放区，与刘邓、陈谢共同经略中原的战略任务便明确了。电报中并指出：“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地战绩最大的军队，七月，减员较大，无损大局，希望你们尽速赶至鲁西南，统一指挥西兵团各纵，配合当地地方兵团完成中央赋予华东军的伟大任务，我相信你们必能完成此种任务。”

沙土集作战方案的预想

自军委来电要我赴鲁西南之后，我就不断地思考进入鲁西南后如何打好第一仗。

我军出击外线后，离开了老根据地，敌人调集优势兵力，紧紧尾追并与后方守敌相配合，企图夹击我军于立足未稳之际。如何在敌人统治区域内调动敌人，创造战机，比在根据地内要困难与复杂得多。但是，只要对敌情进行认真地分析研究，还是可以找出一些规律性东西。我军七月初进入鲁西南，一个多月以来，我们没有打过一个象样的仗，我第十纵队又被迫退到黄河以北休整，敌人就产生了错觉，误认为我军是不能打了。国民党中央社曾大肆喧嚷：“山东共军已溃不成军，不堪再战。”还向我军广播劝降书说：“鲁西南共军已陷入绝境，南有陇海路，东有津浦路，北面和西面有黄河，四面被围，无路可走。”解放战争开始后，敌军因连遭我军歼灭，行动一直很谨慎，现在骄狂起来了，一个团也敢成一路尾坦我们。表面看来；我们活动的范围小了，实际上是敌人被我们歼灭的可能性增大了。而且敌人所处的地理、天候条件同我们是一样的，在大雨、泥泞中造了我们一两个月，也是疲劳不堪的，他们军队的素质则是同我们不能比拟的。这些都是创造战机的条件。特别是敌人满以为我们要“北逃”，而陈毅同志和我却率第六纵队、特种兵纵队突然南进，这是出乎敌人意料的。我设想了两个作战方案：

第一案是：渡河后与陈唐会合，开个会，休息几天，补充弹药、物资，复恢部队体力，再打第一仗。这样，战役的布置可以周到一些，易于密切协同，这是好处。但敌在发现我第六、第十纵队渡河之后，可能谨慎靠拢，或进入据点困守，不便围歼，这样打开鲁西南的局面就将推迟一些时间，这是不利的。

第二案是：在我们渡河之次日，由陈唐部将敌诱至距我渡河点以南三四十公里之适当地区，集中三个纵队，包围敌整编第五十七师或整编第六十八师，另以一个纵队箝制敌整编第五师；我们则急率第六纵队、第十纵队赶去参战。这可出敌不意，易于取胜，且能迅速打开鲁西南局面，及时南下豫皖苏配合刘邓大军。但战前来不及开会，不便取得密切协同，万一打不好对整个战局不利。

我向陈毅同志谈了这两个设想，他认为这一仗事关重大，为慎重起见，可先征求一下陈士榘、唐亮同志的意见。于是我立即拟电征询陈、唐的意见。

八月三十日，我们接到毛泽东同志来电：“现在欧震、张淦、罗广文、张轸、王敬久、夏威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足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

接到这个电报后，陈毅同志和我认为应立即下定决心，采用第二方案，争取早打。至于协同问题，可在战役之前力求周密组织，在战役中再及时协调。于是当即给陈唐发电，要他们执行第二方案。并于当日(三十日)下达了“西字第一号命令”：令第十纵队于九月三日晚由孙口(寿张南)、马庄(张秋镇西南)渡过黄河，四日晚完成对郓城之包围而攻占之。第六纵队于九月三日晚在张秋镇东南渡过黄河，四日晚进入梁山以南地区。野指于三日晚随第十纵队渡河，拟于六日进至郓城西南十五公里之王家楼与西兵团会合。西兵团于八月三十一日以第一、第三纵队自成武、定陶地区北来，诱引敌整编第五师、整编第五十七师、整编第八十四师等部北犯；以第四、第八纵队及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尾敌向北，拊敌之后。同时于四日晚以一个纵队进至巨野、郓城之间，以保障第十纵队攻郓城之安全。兵团主力于四日晚进至龙堌集、沙土集之线以北地区集结。

九月三日晚，我们率野直、第六、第十纵队渡河，四日渡完，五日在郓城及附近集结并与第一、第三纵队会合。至此，我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特纵及晋冀鲁豫之第十一纵队均已集结于沙土集南北地区，完成了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战役布局。

九月五日、六日，我找了西兵团一些同志谈话，对部队的思想情况作些调查。了解到多数同志对进入鲁西南，一直受敌人尾追，未能摆脱被动，憋了一肚子的气，求战心情甚切。有的干部发牢骚，编了一个顺口溜：“运动战、运动战，只运不战。我走弧形，敌走直线，敌人走一，我们走三(指我军围绕曹县、单县打圈子，走的是圆周，敌人穿城而出，走的是直径)，昼夜不停，疲劳不堪。”有的同志说：“这样下去，只有拖死；与其拖死，不如打死。”还有的同志说：“鲁西南水多，泥鳅成了龙。吴化文过去是我们手下败将，现在居然敢跟着我们屁股追。”

在指挥员中，多数同志主张打。有的同志说：“我们和敌人所处的天候、气象、地形条件是一样的，敌人能打，我们为什么不能打！”有的说：“曾几何时，我们在雨雪交加的鲁南，消灭了配属快速纵队的整编第二十六师，活捉了马励武；在沂蒙山区消灭了蒋军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打死了张灵甫，如今反被我们手下的败将，迫得东奔西跑，真是窝囊。”

同时，我也了解到有的高级指挥员，对在当时条件下能否在鲁西南打歼灭战，有很大的顾虑，认为敌人多路尾退，密集靠拢，战机难寻；时值雨季，积水甚深，不便我军机动；没有后方，伤员安置困难。特别是部队减员多，消耗大，未得补充，实力大减。因此，主张休整一下，作较多的补充后再战。

我对这些不同反映进行了对比与分析，认为我华东的这几个纵队，第一次脱离根据地作战，又逢大雨和洪水，确有不少的困难，休整一下再打，当然好一些。但刘邓大军告急，毛泽东同志电今我们迅速行动，积极歼敌，全力配合刘邓，这是全局。局部必须服从全局，我们再困难，也要自己克服，尽力争取早打。而且我们的困难只有在打了胜仗后才能解决。因为：

(一)打好一个歼灭仗，就可以从敌人那里得到人员、弹药的补充。如果歼灭了敌整编第五十七师，根据过去作战的情况，敌我伤亡一般为三比一。照此推算，歼灭这个师，我们大约要伤亡三千至四千人。在歼灭敌人的数目中，一般毙伤占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俘虏占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可以俘虏七千余人。我们可以从中选五千以上补充部队，加上我们的伤员有些还可以归队。这样补入的人数超过伤亡的人数，还可以得到大量武器、弹药、粮食和药品的补充。

(二)关于后方问题。九月二日，毛泽东同志来电指出：“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土，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被服、弹药，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而且鲁西南是老根据地，因几次拉锯，群众顾虑大，只有我们打好仗，才可以迅速恢复和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来。

(三)关于战机问题。西兵团进入鲁西南后，被敌人追了一个多月，造成敌人骄狂失慎。这次我第一、第三纵队诱敌北犯，敌人很可能分兵轻进，这样就出现了战机。而我第六、第十纵队渡河南来，突然投入战斗，出敌不意，取胜的把握很大。

(四)至于部队的思想问题，实践已多次证明，打胜仗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最好方法。当前部队虽然疲劳，但求战心切；实力虽然下降，但我军已高度集中，完全可以对敌人造成战役优势。

我把这些想法当面向陈毅同志陈述。他赞同我的意见，要我在六日晚上召开纵队领导干部会议，统一思想。

在会议上，不主张打的同志说了他们的想法，我也反复说明了早打的好处和取胜的条件。明确指出：只有打，才能有力地配合刘邓；只有打，才能扭转现在的被动局面；只有打，才能得到补充；只有打，部队才能得到休整；打好了，鲁西南根据地就能重建起来。

这是一次军事民主会议，经过讨论，大家的思想统一了。并且一致同意首先歼灭敌整编第五十七师，然后视情况，再歼灭整编第五师之一部。我们预期着新的胜利即将来临。

战役经过及主要经验

鲁西南敌军的情况是：第四绥区刘汝明所辖之整编第六十八师、整编第五十五师(残部)在荷泽、鄄城地区；整编第八十四师在济宁、巨野地区；整编第五师、整编第五十七师正与我陈唐叶陶部在单县、曹县地区纠缠。此外整编第八十八师之新二十一旅，位于定陶、曹县地区，敌张岚峰残部位于城武，伞兵总队进抵单县，整编第二十师之一部进抵金乡。

在我第一、第三纵队的诱引下，九月初敌开始北犯，其部署是以整编第五师为中央，自刘官屯、龙堌集一带向北攻击，整编第五十七师为其左翼，整编第八十四师为其右翼，其余各部为策应，积极协同配合。九月五日，整编第五师进至部城以南之雪家庄、富官屯、王老虎一线。整编第五十七师之六十旅进至郓城西南贾敬屯、邱家庄、徐家垓一线；该师之一一七旅则位于第六十旅之右侧。

前面已经提到，我们决定首先歼灭整编第五十七师。这一选择是因为该师所处的位置便于我军分割，其战斗力又比整编第五师弱—·些。该师原是第九十八军。一九四五年六月，我们在浙江天目山举行第三次反顽作战时，几乎将该军全部歼灭，是我们手下的败将。以后该军调苏北新(沂)海(州)地区，除原辖之预三、预四两师外，又编入迭遭歼灭后重新整补的第一一七师。整编为第五十七师后，原辖师改称旅。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宿北战役中，预三旅被我全歼，预四旅改称六十旅，现在全师共辖两个旅，·一万余人，武器装备均为日式，较陈旧。但在这一段作战印，已经骄狂失慎，冒然与整编第五师拉大了距离。

我们决定：以第八、第三、第六(欠十七师)纵队，担任攻歼整编第五十七师之任务；以第四、第十、第十一纵队及第六纵队之第十七师，担任阻击敌整编第五师及整编第六十八师增援之任务；以第一纵队为战役颁备队。具体部署如下：

(一)担任主攻的几个纵队，南线之第八纵队由黄镇集、沙土集、龙堌集之线由南向北攻击；北线第三纵队俟南线打响，除以一部箝制整编第五师，切断整编第五师与整编第五十七师之联系外，主力由东北向西南，向徐家垓、耿家庄、新兴集地区攻击前进；第六纵队于战斗开始后，即从第三纵队之右侧向徐家垓、贾屯、任家桥、新兴集地区攻击，以求夹击围歼整编第五十七师于新兴集及其以北地区。

(二)组任阻击的几个纵队：第四纵队重点置于龙堌集，以求割裂整编第五师与整编第五十七师之联系，阻击整编第五师可能的西援；第十一纵队位于辛集、陈集地区，对整编第六十八师所在之荷泽方向进行警戒；第十纵队并指挥第六纵队之十七师全力控制郓城及其东南、西南之阵地，与第四纵队协同，坚决阻击敌整编第五师。

(三)担任战役预备队的第一纵队，在战役发起后，由红船口向东南攻击，协助主攻各纵队围歼整编第五十七师，并防止该敌向荷泽方向逃窜。

这一部署的特点是，我们集中了三个纵队共八个师的兵力，攻歼整编第五十七师，形成了四倍于敌人的优势；同时我们又充分考虑到在敌占区作战，敌军机动便利，易于集中，故我用于阻击、打援、箝制的兵力超过用于主攻的兵力，以确保我军之必胜，并为下一步寻歼整编第五师一部作准备。

九月七日，敌整编第五十七师积极北犯，与整编第五师之间出现了二十公里的空隙，我们抓住时机，发起攻击。令第一、第三、第六纵队向沙土集、双庙攻击前进，今第四、第八纵队由南向北发起攻击，实施南北夹击。敌整编第五十七师发现我军这一行动，迅速向南撤退，龟缩于沙土集地区。

沙土集一带，地形平坦开阔，我军广大指战员在无隐蔽的开阔地上英勇奋战，冒着浓密的炮火，勇往直前，土气十分旺盛。当天晚上，我军达成对整编第五十七师的合围。这时我们考虑到有第三、第六、第八三个纵队围歼沙土集之敌已经够用了，乃于九月八日晨，令第一纵队撤出战斗向北转移至刘庄、皇姑庵一带，第四纵队转移至龙堌集地区，一面监视警戒，一面准备下一步攻歼整编第五师一部。

八日这一天，沙土集之敌组织反扑。经一日之激战，除大王庄、魏庄两点又被敌占领外，沙土集外围之敌被我全部肃清。

沙土集有一道坚固的围墙和一道外壕，村外为平坦的沙质土地，易守难攻，敌人凭借这一围寨固守待援。

九月八日夜晚六时，我们对沙土集之敌发起总攻。经过半小时的炮火准备，第三纵队首先从北面突破沙土集围寨，进入村内与敌展开巷战。九日凌晨二时，第八纵队从东南方向突入，第六纵队从西北角突入，三个纵队逐步缩小合围困，敌数次反扑及企图突围，均被我击退。我军一面猛烈进攻，一面展开政治攻势，促敌放下武器。该师中将师长段霖茂率一百余人化装逃跑，出围寨不远，被我俘虏，其余敌人纷纷放下武器。至九日凌晨三时，攻歼敌整编第五十七师之战胜利结束。

在攻歼整编第五十七师时，郓南阻击战打得十分激烈。我第十纵队及第六纵队之十七师，以野战阵地阻击敌整编第五师、第八十四师及第六十八师的进攻。当整编第五师进攻受挫后，曾一次出动三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装甲汽车的支援下，向我八里河、候庙一线阵地猛攻。我军英勇拼搏，予敌以重大杀伤，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八里河、候庙一线阵地，始终保持在我军手中，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进行。在阻击战中，毙伤整编第五师一部，全歼其两个连。敌整编第五十七师被全歼后，整编第五师迅即收缩，向丁里长以南撤退，整编第八十四师则向巨野城撤逃。

我们原决定在敌整编第五十七师被全歼后，连续作战寻歼整编第五师。但由于在我攻歼整编第五十七师过程中，整编第五师已将工事普遍加固，且该地区地形开阔，又正在雨季，不便我军攻击。原在莱芜之整编第七十五师，此时亦已赶至济宁，正向巨野前进中，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同时，我部队前段体质下降，十分疲劳，不宜再打。我们遂决定胜利结束战役。

此仗打得干净利索。敌整编第五十七师师部及其所辖之两个旅全部被歼，并给援敌以相当的杀伤。计毙伤敌二千余人，生俘敌师长段霖茂以下七千五百余人，缴获榴弹炮、野炮、山炮二十余门，轻重机枪数百挺，尚有大批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我军伤亡仅二千三百余人。战役后，我军人员、武器、弹药都得到了补充。

沙土集战役，是我军在外线敌人统治区内，在天候、地理不利的条件下，调动敌人，捕捉战机，集中兵力，打的一个歼灭战。从战役指挥的角度来说，它提供我们这样的经验：当战局出现被动时，战争的指导者应冷静、客观地分析敌我形势，充分发展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种种因素，并积极发现、捕捉和创造战机，及时定下决心，采取正确的部署，并坚决果断地予以实施，以迅速克服被动，夺取主动。沙土集战役前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是处理好打和走的关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对我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高度概括，同时又是避免被动，保持主动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个原则，运用起来颇不容易，打得赢就打，这还比较好办一些，打不赢就走，却不那么容易，因为有个走得了走不了的问题。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中，敌强我弱，我军被逼到被动地位，常常有个走得了走不了的问题，在走的过程中吃了大亏，也不罕见。走，一支小游击队还好办，一个大兵团却不好办。好几个纵队，敌人天天咬住尾巴，被迫打掩护战、撤退战、遭遇战，部队得不到休息，粮食得不到供应，弹药得不到补充，伤病员得不到安置，士气也受影响。我五个纵队进入鲁西南的处境就是这样。当时我们抓住了走和打互相关联着的这一对矛盾，认为要扭转被动，关键是要打好一仗。根据我多年作战实践，在敌人统治区活动，不能只走不打。当然不能盲目的打、硬打。但只有走，没有打这一手，那就走也走不好，走也走不了。至于战机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既要看到不利因素，又要看到有利条件，还要去创造有利的条件。一般说来，在敌区作战，敌人前堵后追，四面包围，易于对我实行分进合击。但我们要看到敌人的动作不可能那样整齐，距离的远近也不可能一样。我们可以逐步地把兵力向弱敌方向转移，集中优势兵力，坚决果断地打掉他一路。一路打掉了，敌人就不敢那样轻进了，间隙就大了，我们的自由就多些了。这时指挥员的分析、判断和决心起主导的作用。如果指挥得当，就可以从被动中夺取主动；反之，如指挥失当，不能恢复主动地位，接下去的就可能是失败。

沙土集战役的胜利，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军在鲁西南的被动局面，为恢复和建设鲁西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为向豫皖苏进军打开了道路，而且迫使敌人从大别山区和山东内线战场抽调四个师驰援鲁西南，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和山东内线我军的行动。九月十一日，中央来电鼓励全军，指出：“郓城沙土集歼灭五十七师全部之大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中央在电报中要求我们努力完成“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巩固根据地，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黎谭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之伟大任务”，并且指出，“你们处在上述四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你们的胜利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的电报，使全军深受鼓舞。我们抓紧战后休整期间，组织学习了中央九月一日《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经过整顿思想，整顿组织，进行了南下豫皖苏的动员准备工作。九月下旬，除以第十纵队、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继续留在鲁西南箝制敌人外，主力越过陇海路南下，进入了豫皖苏。这样，刘邓大军、陈谢兵团和华野外线主力部队，在中原形成了品字形的有利态势。十月八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文中指出：“我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共四十八个旅，约四十万人，业已在长江、黄河间立住脚跟”。

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不仅是华东战区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整个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华东野战军在这一伟大的事变中，胜利地实现了本身的转折，因此这一段战史意义很大，是值得一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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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十六章豫东之战

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我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注)和中原野战军一部，在河南省东部地区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战役决战，即豫东战役，也叫开封、睢杞战役。这次战役，是一次包括攻坚战和运动战在内的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大兵团作战，也是我亲身经历的最复杂、最剧烈、最艰苦的战役之一。

在这次战役中，敌我双方都投入了较大的兵力。除了战略上配合作战的部队外，我军直接参战的有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七个纵队和一个特种兵纵队，中原野战军两个纵队，已经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的部分兵力，共约二十万人；敌军直接参战的十二个整编师，三个快速纵队，以及特种兵部队和保安部队等，共约二十五万人。经过开封、睢杞两个阶段共二十个昼夜的连续作战，我军全歼敌人一个兵团部、两个整编师部、四个正规旅、两个保安旅、一个正规团和三个保安团，并歼灭其他援敌一部，共九万余人。这是华东野战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后进行的第一个大歼灭战，也是在解放战争开始以后的整整两年中华东野战军进行的一次最大的歼灭战。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险，不怕困难，顽强奋战，表现了无比的勇敢和伟大的牺牲精神。我写这篇回忆录，首先是为了纪念在这次战役中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同时，也期望能为研究我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大兵团作战的指挥问题提供一些情况，和同志们共同探讨。

注：华野外线兵团包括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和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一九四八年三月，华野奉中央命令，将所属野战部队编组为四个兵团，即以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组成第一兵团(亦称粟裕兵团)，粟裕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飞任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第三、第八和第十纵队组成第三兵团(亦称陈唐兵团)，陈士架兼司令员，唐亮兼政治委员；以内线兵团的第七、第九和第十三纵队组成第二兵团(亦称山东兵团)，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第二纵队及华中第十一和第十二纵队组成第四兵团(亦称苏北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

集中兵力，大战中原

一九四七年六月底和七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后来的中原野战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我军在全国各战场逐步展开战赂进攻。到一九四七年底，解放战争的整个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已失去主动，“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和“全面防御”均遭失败，而我军则在全国各战场进一步对敌人展开了进攻。

在这期间，在南线的中原战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地区，初步站稳了脚跟；太岳兵团在豫西和豫陕边境辗转破敌，开辟了豫陕鄂边区；华东野战军举行外线出击，挺进到豫皖苏地区。三路大军犹如三把钢刀插入敌人的腹部，乘胜完成战略展开，相互策应，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了大量敌人，打败了敌人三十三个旅对大别山区的全面围攻，击破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全面防御体系，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南线兵力一百六十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在自己的周围。这些行动，对于迫使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陷入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蒋介石为了改变其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一九四八年初，采取了尽可能坚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的战略部署，改“全面防御”为“分区防御”。当时，在中原战场，国民党军队仍占有一定的优势，计有二十四个整编师，共七十九个旅，除以相当兵力配属给各绥靖区(国民党在中原地区划分了八个绥靖区)，担任重要点线的防御外，还能集中较大的机动兵力，在各要点之间往返驰援，并对我进行战役性进攻。其战略部署的重点仍放在大别山区，企图不让我军在此建立根据地；同时，加强其长江防线，防止我军南渡长江或西进，以确保南京和武汉的安全。大别山区横跨鄂豫皖三省，南濒长江，北有淮河，东临巢湖、合肥水网地带，西为平汉路，战略地位很重要，但不便于大兵团作战。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因长期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连续行军作战，处境相当困难。华东野战军及太岳兵团向外线出击后，同敌人形成拉锯状态，处境也较困难。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军应当采取何种战略行动来改变中原战局，继续发展战略进攻呢？这是当时战略指导上急待解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给我发来电示，主要内容是：为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确定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这三个纵队随即组成第一兵团)，由我率领渡长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计划在湖北的宜昌至监利之间的几个地段渡江进入湘西，或从洪湖、沔阳(今沔城)地区渡江进入鄂南，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沿途兜圈子，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边，使敌人防不胜防，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渡江时间，可在二月，或五月，或秋季。中央并要我“熟筹见复”。

我看了这个指示，立即意识到，中央军委采取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主要是配合中原战场我军作战，发展战略进攻。这一战略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不仅对中原战场和华东战场，而且对解放战争的全局都会有重大影响。为了更好地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这一新的战略任务，经中央军委批准，我们带领三个纵队北渡黄河，于三月十六日全部到达濮阳地区休整。在此期间，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我们一方面抓紧整训部队，厉兵秣马，同时以多种手段对敌人进行侦察，向长江沿岸地区派出先遣小分队，积极作渡江的准备工作。一方面集中精力，进一步分析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认真研究如何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主要是权衡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思考，我对这个问题逐步形成了一线看法。

我觉得，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企图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势必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的情况看，要打大歼灭战，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敌人坚固设防地域较多，我作战地区比较狭窄，暂时也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这是因为：第一，中原地区广阔，有三条铁路干线和一些大中成熟，敌人都需要防守，包袱背德很多很重。敌人虽然在这个地区集结了重兵，但需要较多的兵力担负防守任务，因而机动兵力就相对地少了。如果我军在这一地区积极行动，必能调动敌人，为我军歼敌于运动之中创造战机。第二，中原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铁路和公路被我破坏的情况下，敌人重装备的机动将受到很大限制。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能力强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从四面八方分进合击敌人，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第三，中原黄淮地区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的支援，特别是可以较好地保障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同时，我军挺进外线作战已有数月，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并已逐渐适应和掌握了外线作战的规律。第四，经过我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的艰苦斗争，新解放区党的工作和政权工作已有初步基础，军民关系逐渐密切，已有一定的支援战争的力量。所有这些，都是我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至于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到敌人战略后方进行宽大机动作战，这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成胁和牵制。但是，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不利因素。

第一，我三个纵队，加上地方干部，约近十万人，渡江后要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敌人必然会利用其大后方的各种有利条件，对我军实施围追堵截。而我军则远离解放区，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它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渡江后，将不得不在沿途的湘西(或鄂南)、湘南、湘赣边、赣南和赣东北等地区，依次留下一些部队，建立小的游击区，以收容伤病员和处理多余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仅无力攻占大中城市，即使出现有利战机和可能打胜的仗，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对此，我是有过亲身体验的。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敌人统治区挺进，行程二千五百多公里，沿途还有几个小的游击区，但由于长途跋涉，一路上要同敌人的围追堵截作斗争，战斗十分频繁，加以兵员补充、物资供应尤其是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非常困难，部队到达皖南时巳减员二分之一。这次从中原出发向闽浙赣边挺进，虽然形势与当年大不相同，但要转战数省，路程比抗日先遣队走的远一倍，估计减员也不会少于二分之一。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

第二，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上的四个主力军(师)。整编第五军(注)和整编第十一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又是敌军在中原战场上的骨干，敌人是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的。桂系的第七军(相当整编师)和整编第四十八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蒋介石担心纵虎归山，当时也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如果我军不能把敌人在中原战场的这几个主力军(师)调到江南，就达不到顶期的行动目的。此外，我渡江南进的部队将再次面临一次大的思想转弯。这几个部队从苏中北撤到山东和由内线转到外线，有过两次大的思想转弯，都是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作战胜利的鼓舞才逐渐解决的。如渡江南进，思想转弯也势必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存在这些不利因素，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估计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

注：敌整编第五军的番号在我解放战争时期曾几经变动。解放战争开始时称第五军，辖三个师(第四十五、第九十六和第二○○师)，每师辖三个团；一九四七年改称整编第五师，原各师改称旅，每旅辖三个团；一九四八年春又以整编第五师为基础扩编成整编第五军，下辖整编第五师(辖第四十五旅和第二○○旅)和整编第七十师(辖第九十六旅和第一三九旅)，军长为邱清泉。在豫东战役中，整编第七十五师和第八十三师，先后归该军指挥过，故亦称邱清泉兵团。

再从战略角度来看兵力的运用问题。要在广阔的中原战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我必须组成强大的野战兵团，在一个战役中，既要有足够数量的兵力担负突击任务，各个歼灭敌人，又要有相当数量的兵力担负阻援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四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六个主力纵队，共十个主力纵队，再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四个主力军(师)，则势将分散我军兵力，增加我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打掉敌人的优势，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而我进入江南的部队，由于作战环境的关系，也发挥不了他们善打野战的长处。再则，我三个纵队在渡江后转战过程中，预计会有约五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三至五个整编师。两者对比，我三个纵队还是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

虽然我有以上这些考虑，但要不要向中央提出建议，开始我是有顾虑的。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中央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但又想，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会对中央观察全局、作出决策有参考价值。想到这些，我终于消除了顾虑，于四月十八日把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报告了中央。

在这个报告中，主要是根据上述看法，建议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争取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同时还建议向淮河以南和长江以北派出几个以旅或团为单位的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向长江以南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多路游击队，每路五六百人，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摧毁其基层反动政权，破坏敌人的兵源、粮源和其它战争资源，宣传发动群众，以策应我军在中原地区的行动。

在这个建议上报中央时，陈毅同志已由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来濮阳，对部队进行渡江南进的动员。中央在接到我的建议报告后，立即来电要陈毅同志和我一起到中央去当面汇报。我们到达西柏坡以后，随即前往阜平县的城南庄，毛泽东同志在那里召开会议听取我们的意见。我着重汇报了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员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根据。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任弼时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听了之后，当即进行研究，并同意了这个方案。党中央领导同志这种处处从实际情况出发，十分重视前线指挥员意见的领导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就在这次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志对我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这个消息对我真是大意外了，我非常着急，当即再三要求让陈毅同志仍回华野。毛泽东同志又说，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军区、中原局工作。最后我又提出，陈毅同志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耍继续保留。毛泽东同志沉思了一下，然后说：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野司令兼政委，但是那边工作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去。这时我想，陈毅同志去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工作，责任重大。为了服从全局利益，我不能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要求了。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纳了关于第一兵团暂缓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的建议，陈毅同志又要暂时离开华野，我深感自己的担子沉重，觉得这次是向中央立下了“军令状”，一定要把仗打好，以战场上的胜利来回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殷切期望。

审时度势创战机

中央军委在作出华野三个纵队留在中原作战的决策后，五月五日下达了中原战场我军近期的作战任务，要求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六和第八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共六个纵队，全部集结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在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及其南北地区，以寻歼敌整编第五军等部为作战的主要目标，力争在四至八个月内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同时指示华野第二兵团向津浦路一线行动，相机歼灭并箝制敌整编第十二师和第七十二师等部；第四兵团在苏北发起进攻战役，以策应中原战场我军作战。

作战任务明确之后，朱德同志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亲临濮阳视察和动员。陈毅同志和我也随同朱德同志回到濮阳。在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的直接指导下，我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和当时敌我情况，着手制定作战计划，并筹划第一兵团渡黄河南下。五月十四日，朱德同志向团以上干部讲话，分析了战争形势，对部队的任务和建设作了重要指示，并且动员大家努力学习战术，用“钓大鱼”的办法，寻机歼灭敌整编第五军等部。随后又向营以下干部和战土代表讲了话。朱总司令在华野广大指战员心中有崇高的威望，他老人家亲临视察和给予指示，对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鼓舞斗志，增强战斗力，起了极大的作用。不久，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先后离开濮阳。

歼灭整编第五军，正是当时华野全体指战员的强烈愿望。因为自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该军常在进攻华东解放区和在中原战场作战中打头阵，既骄横，又狡猾，与我军多次交手，虽未赚到便宜，但也未受过严重打击。气焰十分嚣张。我军指战员对它恨得咬牙切齿。因此，当领导上提出要打整编第五军时，部队群情振奋，摩拳擦掌，大有“灭此朝食”之概。的确，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把敌人这个“王牌”军消灭了，就等于砍掉蒋介石伸向中原和华东战场的一只臂膀，形势对我军无疑将更加有利。

为了实现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我们必须全面掌握敌我情况，不断分析战场形势，在此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创造和捕捉战机。

当时已是一九四八年五月中旬，敌我双方处于以下态势：

敌人在中原战场上除保安部队外，有正规军二十五个整编师(五十七个旅)。其中十三个整编师(三十个旅)担任重要点线的守备；另外十二个整编师(二十七个旅)和四个快速纵队编成四个兵团，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其意图是控制陇海路东段、津浦路和平汉路南段的交通线，以郑州、信阳、蚌埠、开封、商丘和徐州等城市为据点，乘我华野部队整训分离之际，集中一切可能使用的机动兵力，寻我主力兵团决战，同时监视和堵击我在濮阳地区进行整训的华野第一兵团渡河南下。

我军方面，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在取得宛(即南阳)西战役胜利后，正向南阳、确山之间转移；华东野战军第三和第八纵队在完成宛西战役阻击任务后，于五月十日由象河关、春水地区北上，十四日袭占许昌，全歼敌独立第二十一旅，尔后即在许昌、襄城地区转入休整；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以及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在濮阳地区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后，根据打整编第五军的作战要求开展军事训练；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位于郑州西南地区；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位于豫皖苏地区。

五月二十三日，我们作出了在鲁西南歼敌整编第五军的作战部署。即先以第三和第八纵队由许昌地区向淮阳方向转移，吸引邱清泉兵团南下；然后以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和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乘机由张秋镇、范县(今旧范县)之间南渡黄河，进抵定陶、城武地区，力求歼灭鲁西南守敌一部，开辟战场，吸引邱兵团回转北上。在邱兵团向北转移时，立即以第三纵队、第八纵队和中野第十一纵队尾敌北进，协同我南渡黄河的各纵队夹击该敌于鲁西南地区。

在进行上述部署的同时，我反复考虑到，寻歼敌整编第五军虽具有一定的条件，但不利因素较多，主要是我军主力尚未集中，打援兵力不足，地形对我不利。整编第五军是蒋介石在关内剩下的两大主力之一，辖两个整编师四个旅，并指挥一个快速纵队和一个骑兵旅，其战斗素质虽不如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整编第十一师，但装备并不差，人数也比该两师多，炮兵火力的运用和步炮协同动作较好，又经常猬集一团，不贸然行动。我如打它，蒋介石必极力救援。那时，华野在外线作战的六个主力纵队，三个远在河南的许昌、南阳、确山之间，短时间难以集中，即使把其中的第三和第八纵队调过来，再加上中野第十一纵队和华野的两广纵队，我们手中掌握的全部兵力也不足六个纵队(因当时有些部队不满员)。而要歼灭整编第五军，突击集团至少需要用四至五个纵队。这样，就只剩下一两个纵队担任阻援。在平原地区无险可守的情况下，用一两个纵队是难以阻止敌人大量增援的。如果我突击集团三五天内解决不了战斗，敌人援兵赶到，我军就可能陷于被动。同时，鲁西南地区的主要点线在敌人控制之下，我作战地域比较狭窄，不便于大兵团机动作战，而且战场距黄河较近，我军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态势。基于上述考虑，我觉得在当时情况下寻歼整编第五军，并不是很有把握的。搞得不好，还会给我们自己造成不利局面。

当时，我还想到，中央军委作出三个纵队暂不渡江、集中力量在中原黄推地区大量歼敌的决策，我第一个战役必须旗开得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既然寻歼整编第五军不能稳操胜券，作为战役指挥员，就应当在部署寻歼整编第五军的同时，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考虑其他更有把据取胜的作战方案。为此，我设想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腹案。

设想“先打开封，后歼援敌”这个腹案的主要依据是：第一，开封是当时国民党的河南省会，是中原重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我军如攻克开封，对中原和全国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蒋介石绝不会置开封于不顾，势必调兵增援。这样，就能打乱敌人企图在鲁西南与我决战的部署，为我军在运动中歼灭援敌创造战机。第二，开封守敌处境孤立，敌可能用于增援开封的主力集团当时都在一百公里以外，而我外线部队与中野一部相对靠拢，有强大的兵力和充裕的时间阻击援敌。第三，开封守敌虽有三万余人，但战斗部队中只有一个被歼后重建的正规旅，其余都是地方部队和特种兵部队，指挥不统一，或有矛盾，总的说来战斗力不强。我使用两个主力纵队近六万人攻城，在兵力数量上虽然优势不大，但论战斗力则占很大优势。第四，攻打开封这样一个有四十万人口，并经过日伪军和蒋军长期设防的城市，在华野来说虽是首次，但我军在两年来的解放战争中，曾先后攻克过敌重兵守备的枣庄、峄县(今峄城)、泰安、莱阳、许昌、洛阳、潍县(今潍坊市)等城市，积累了较丰富的中小城市攻坚战的经验，攻坚能力有了很大提高。部队熟练地掌握了炸药爆破技术。炮兵建设有了相当规模，华野有一个特种兵纵队，每个主力纵队有炮兵一个营至一个团，每个师有炮兵一个连至一个营，每团有一个炮兵连。炮兵的射击技能也有提高，不仅能进行抵近射击和直接瞄准射击，而且学会了间接瞄准射击。部以增挥员也初步懂得了炮兵运用的一些基本原则，能根据炮兵的特点赋予任务，发挥炮兵支援步兵作战的作用。同时，第三和第八纵队长于城市攻坚战。因此，攻克开封还是有把握的。

当时我虽未将这一作战腹案上报下达，但在作战部署上却是有准备的，即力求能适用于打整编第五军和打开封两个作战方案，而且侧重于后一个方案。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可以用寻歼整编第五军来激励我军士气，一旦寻歼整编第五军不成，就用打整编第五军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去打比整编第五军弱的敌人，把握就更大。第二，能够造成敌人以为我军要在鲁西南地区同它决战的错觉，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鲁西南，这样，我军就能给开封守敌以出其不意的攻击。第三，如果打整编第五军的条件成熟了，由于我们已经作了打它的准备，也不会丧失战机。

五月二十四日，我第三和第八纵队按野战军计划向淮阳方向前进。敌邱兵团果然被我军吸引南下。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黄河以北我各纵队南渡黄河。我军的这一突然行动，使敌人大为震惊。敌急令邱兵团主力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北返，迎击我渡河部队。同时，又向鲁西南增调整编第八十三师、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二师和第六十三师一个旅，企图与我渡河部队决战。这样，敌集中在鲁西南战场的兵力将达到九至十一个整编师，且队形密集，不易分割，我难以达到各个歼敌的目的。这时，我第三和第八纵队已到达通许、睢县、杞县之间，距开封只有一日行程，如就势转用于突然攻取开封，可打敌措手不及。战场情况的变化表明，打整编第五军的条件尚未具备，而实现先攻开封后歼援敌腹案的条件却已成熟。于是，我们当机立断，改变在鲁西南作战的计划，并于六月十五日定下了转向豫东作战的决心。即首先以主力一部从敌侧后开刀，夺取敌守备兵力比较薄弱而又处于敌人防御要害部位的开封，待围歼开封守敌后，再集中兵力于运动中寻歼来援之敌的一路。

由于对这一作战方案预有准备，所以在定下决心的当天就能上报中央军委并报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同时给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区分了战役第一阶段各部队的任务。以第三和第八纵队组成攻城集团，由陈士榘、唐亮同志指挥，先采取奔袭手段夺占城关，尔后依托城关迅速攻城。为确保攻城作战的胜利，另用近三倍于攻城部队的兵力，由野战军直接指挥，担任阻援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其中以中野第九纵队插入郑州、开封之间，阻击郑州可能来援之敌；以中野第十一纵队并指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位于巨野地区，由北向南从侧后牵制邱兵团；以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迅速楔入定陶、曹县、民权、考城(今堌阳)地区，用运动防御坚决阻击邱兵团西援开封；以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一部兵力相机攻占东明、兰封(今兰考县)，并破袭陇海路兰封至野鸡岗段铁路。野战军政治部向攻城部队发出指示信，号召全体指战员认清形势，消除顾虑，防止轻敌，英勇战斗，一定要打下开封，并严格遵守战场纪律，执行城市政策。在战勤支前工作方面，由豫皖苏和冀鲁豫两大区全力予以保障。

六月十七日晨，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上述部署，并指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同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同志也来电指出：豫东战役第一步应明确以攻开封为主，第二步打谁视情而定，决定以仍归中野指挥的华野第十纵队自舞阳进至上蔡地区，协同中野一部阻击胡琏兵团北授。嘱我围攻开封之部队对南面敌人可勿顾虑。中央军委和中野首长的指示，更加鼓舞和坚定了我们夺取这一战役胜利的信心。

为了在战略上配合这次作战，我们令华野第二兵团继续在津捕路徐、济段扩张攻势，包围兖州，调动敌整编第二十五师或整编第八十三师北援；令华野第四兵团在陇海路新安镇(今新沂县)至海州段发动攻势，以牵制敌人。

我军攻打开封的这一着棋，完全出敌人意料之外。当我们的兵力部署已经就绪，即将发起战役时，敌人还蒙在鼓里。开封守敌认为我军是吸引国民党军队主力至鲁西南决战，“在开封无真正战斗”。伪国防部和徐州“剿总”，虽曾觉察到我第三和第八纵队有围攻开封的征候，但见我军两大集团南北对进，即认定我军企图夹击邱兵团，因而十万火急地向鲁西南调集兵力，要与我军进行决战。尤其可笑的是敌华中“剿总”，还坚持说我第三和第八纵队尚在方城以东地区。然而，我军却在敌人重兵集团紧紧跟踪和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创造了歼敌的条件，捕捉到有利的战机，乘敌把注意力集中在鲁西南之际，突然对开封守敌发起了攻击。

取开封，攻敌必救

开封是一座历史名城，为我国著名古都之一。它位于河南东部平原，北濒黄河，南倚陇海铁路。城墙周长二十余公里，共有六门四关，即大南门、新南门、宋门、曹门、西门、北门和南关、宋关、曹关、西关。经敌长期经营，该城防御工事已形成半永久性防御体系。守敌以城关为外围支撑点、以城垣为主阵地，以龙亭、运动场、伪省政府为核心阵地。各阵地构筑有大量火力点、堑壕和交通壕，设有铁丝网。南关、宋关和曹关均挖有外壕，深度各丈余。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部率第十三旅担任城区及曹关和西关的防御，师部位于龙亭。新调到开封的敌整编第六十八师第一一九旅一个团，位于城南区为预备队。河南省保安第一旅、第二旅以及另外三个保安团，除以一个团守卫伪省政府外，其余主要担任南关和宋关的防御。总指挥是伪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实际上由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指挥。

根据开封地形和敌人的防御情况，我军攻城的具体部署是：以第三纵队首先肃清南关东部及城东宋关、曹关守敌，然后依托宋关、曹关攻城，并以部分兵力在北门佯动，伺机由北门攻城。以第八纵队首先肃清南关西部及西关守敌，然后依托南关、西关攻城。

六月十五日，我第三和第八纵队开始向开封急进，十七日晨突然兵临城下，对四关守敌发起猛烈攻击。敌人被我军强大攻势打得惊慌失措，一面仓卒应战，凭关顽抗，一面向蒋介石和徐州“剿总”紧急呼救。至十八日黄昏，守关之敌一部被歼，大部在敌机对我疯狂轰炸扫射和投掷大量燃烧弹的掩护配合下，放火烧关后退入城内。四关遂为我军占领。

为不使敌人有喘息机会，我攻城部队在占领城关后组织力量灭火的同时，争分夺秒，加速进行攻城准备。第八纵队于当夜二十二时从南关开始攻城的火力准备，并在对敌防御设施进行连续爆破后发起冲击。二十四时许，先头营突破了新南门，但因城门两侧敌人的地堡群未被我全部摧毁，突破口又被敌火力封锁，我后续部队未能跟进，已突入的部队即抢占城楼及其附近有利地形，抗击敌人的反冲击。十九日一时，第八纵队在宋关克服了因敌人的破坏而造成的种种困难后，开始对宋门实施火力准备。突击营以二十三人担任爆破任务，首先由一位爆破英雄率领十二名优秀爆破员，在火力掩护下以十一包炸药实施连续爆破，开辟了通路，炸毁了城门。突击分队利用炮火准备和爆破的成果，迅速突入宋门，并打退敌多次反冲击，巩固了突破口，后续部队紧随入城。该纵队攻曹门的部队因曹关火大，改由宋门突入城内，迅速向两侧和纵深发展。第八纵队突入新南门的先头部队，与疯狂反扑的优势敌人激战七八个小时，至十九日九时许，将敌人反击部队击溃，并击毙其团长，巩固了已占领的阵地。与此同时，后续部队肃清了城门外敌地堡群，重新控制并扩大了突破口，乘胜相继突入城内，随后该纵队又突破大南门和西门。至此，敌城垣主阵地全部被我突破。我进入城内的各部队，随即分多路向敌纵深穿插，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

开封战役发起后，蒋介石焦急万分，慌忙调兵遣将，组织多路增援，并在我军攻入城区后，即令其空军不分昼夜对城区狂轰滥炸，投掷大量燃烧弹，同时令守敌发射燃烧弹，四处纵火，妄图使开封城成为一片火海，以阻止我军发展进攻。我突入城内的部队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冒着熊熊烈火和炎热的天气，昼夜攻击，连续奋战，先后攻克敌人重兵防守的地方法院、河南大学、鼓楼、绥靖公署和省政府等要点，歼灭了大量敌人。至二十日二十三时，除敌核心阵地龙亭和华北运动场外，市区均被我军攻占。

敌龙亭核心阵地，位于城区西北部，以龙亭为中心，由若干堑壕、交通壕、地堡群和炮兵阵地构成。龙亭座落在一个大土墩上，能瞰制四周，上有工事密布的建筑物，下有巨大的地下室。龙亭以南为潘家湖和杨家湖，两湖之间仅有一条不宽的土马路与市区大街衔接。龙亭以东、以北和以西均为开阔地，仅东北角的华北运动场有部分建筑物。龙亭守敌虽已成为“瓮中之鳖”，但仍凭借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进行顽抗。我突击部队为肃清残敌，于二十日夜至二十一日晨，对龙亭敌核心阵地发动两次攻击，因组织准备不充分，协同动作不密切，未能奏效。二十一日，攻击部队重新调整部署，加强了各部队之间、步炮之间的协同，从十七时开始，再次对龙亭守敌发起攻击。首先以炮兵进行猛烈的火力急袭。有的将火炮推进至距龙亭几百米处，不顾敌火力封锁，进行抵进射击。经一小时炮击后，敌火力被我压制下去，工事大部被摧毁。我炮兵射击一停止，步兵即发起勇猛冲击。这时，狡猾的敌人又窜出地下室，抢占有利位置对我进行射击，我突击部队冒着敌炽烈火网，迅速通过开阔地，奋勇登上大土墩和龙亭，与敌进行近战肉搏，经五小时激战，至二十三时攻克龙亭，全歼守敌。龙亭被我军攻克后，华北运动场守敌混乱动摇。二十二日晨，我对该敌发起多路攻击，敌一部投降，一部在突围时被我歼灭。至此，豫东战役第一阶段——开封战役胜利结束。

在我军围攻开封的过程中，敌邱兵团全力西援，在兰封以东遭我阻击集团二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迎头痛击，伤亡惨重，我军乘机攻占兰封。中野第九纵队及豫皖苏军区一部兵力袭占中弁，打退孙元良兵团在飞机和坦克支援下的多次进攻，阻止了该敌的东援。中野第一和第三纵队与华野第十纵队，在刘伯承同志、邓小平同志和陈毅同志直接指挥下，于上蔡以北地区阻击并重创了胡琏兵团，使该敌不敢轻举冒进。这些作战行动，都对攻克开封起了直接保障作用。在此期间，华野第二兵团围攻兖州，第四兵团攻克海州以西的墩尚、阿湖、房山等地，也有力地策应了开封作战。

在开封战役过程中，各部队都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担任攻城任务的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华野前委关于进入开封的城市政策，并大力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同时利用旧官员组织临时市政维持委员会，在我军的指导和监督下，维持城市秩序，进行社会救济工作。党的城市政策和我军遵纪爱民的行动，受到各阶层人士的欢迎，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在我军撤离开封时，不少进步人士，包括教授、作家、音乐家和大中学生，不愿再受国民党的罪恶统治，有的到解放区参加工作，有的参加我军。担任阻援任务的部队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有的冒着酷暑在李子树下做防御工事，树很矮，抬头张口就能咬到李子，但没有一个人去吃它。借群众的门板等物构筑工事时，都把房东的名字写在上面，以便战后归还原主。扫清射界时，不砍、不压倒群众的高梁，有的还把高梁连根带泥移植到别处去，我军纪律严明，群众交口称赞。

开封战役，歼灭开封守敌三万余人，加上阻击援敌的战绩，共歼敌约四万人，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被击毙，参谋长游凌云被活捉。伪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化装潜逃。曾几何时，蒋介石还在伪国大上吹嘘开封“绝可确保无虞”，而我军仅用五昼夜就攻占了。

开封战役不仅歼灭了大量敌人，更重要的是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调动和引诱援敌就我范围，使我军进一步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六月二十三日，党中央给华东、中原我军全体指战员发来祝贺开封大捷的电报说：“庆祝你们解放开封省城及歼敌三万余人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消灭蒋敌、解放全中原人民而战。”党中央的贺电，给全体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为我们再接再厉，继续歼灭更多的敌人增添了巨大的力量。

开封战役的实践再次表明，战役指挥的重心放在哪里，对能否掌握战场主动权关系极大。我从历次参加的战役指挥中体会到，每个战役都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在对战役有决定影响的环节上我们掌握了主动，打赢了敌人，从而使我军确有把握取得战役的全胜。因此，战役指挥员不仅要对整个战役有通盘的考虑，预见情况可能的发展变化，在打第一仗时就想打第二仗和第三仗的问题，而且要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战役的转折点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全力以赴，采取一切手段促使战役转折的实现。在敌人有强大兵力增援的情况下，转折出现得越早越好，要力争在全战役预计时间的二分之一以前，最好在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时候到来。这样，作战就主动了。如果转折在全战役的间的二分之一以后到来，就会因时间紧迫而仓促作战，使部队伤亡增大，疲劳加重，士气受到影响，有时还会陷于被动，不得不撤出战斗，打成夹生仗。豫东战役，包括攻城和打援两个作战阶段，全战役有个转折点，两个阶段也有各自的转折点。我是把注意的重心放在实现全战役的转折上，就是尽快夺取开封和及时掌握用于打援的兵力。战役一开始，我们就督促部队迅速突破敌城垣主阵地，尽快攻占开封，争取全战役转折及早到来。战役从十七日开始，至二十日夜，攻城部队就突破了敌城垣主阵地，继而将城区之敌基本肃清。这时，虽然敌核心阵地龙亭尚未被我攻下，但战役第一阶段已胜利在握，我就和张震同志、钟期光同志立即到开封南郊第三兵团指挥所，督促第三和第八纵队不要留恋开封战场，除留足够的兵力攻击龙亭外，迅速从城内撤出其余部队，把兵力集中起来，准备再歼援敌。对于攻歼龙亭之敌，我对部队说，龙亭是要打下来的，但不要急，迟一点不要紧，有点残敌可以作为钓邱兵团这条“鱼”的大钩子，你马上打下龙亭，他来援就不积极了，主要是作好充分准备，确有把握后再打。豫东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从战役开始到第三和第八纵队主力撤出开封，历时五昼夜就完成了全战役的转折，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这时我的心才踏实下来，因为手中已经控制了足够的机动兵力，为下一步歼击援敌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随时投入第二阶段的作战了。

再歼援敌

我军攻占开封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十分惊慌，一片混乱。六月二十四日，伪立法院匆忙举行秘密会议，检讨中原战局，与会者惊怨交集，情绪低沉。蒋介石为挽回败局，除以进至徐州之整编第二十五师改援兖州外，令邱兵团(调出整编第七十五师，调进整编第八十三师)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继续向开封攻击前进，同时以整编第七十五师、第七十二师和新编第二十一旅(该旅归第七十五师指挥)组成一个兵团，以区寿年任司令，由民权地区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企图在开封地区与我决战。

我军实施开封战役的目的，除攻占城市全歼守敌外，更重要的是引诱敌人来援，以便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现在敌军分两路向开封扑来，正好中了我们的“动敌”之计。但我部队已连续行军作战一个月，第三和第八纵队在开封战役及在这之前的宛东战役中，已伤亡近万人。其他各纵队虽然伤亡不大，也相当疲劳。究竟是连续作战，还是稍事休整，必须迅速地作出决断。我们鉴于这次战役关系全局，决心不怕疲劳，不伯牺牲，抓住有利战机连续作战，再歼援敌。于是，我们在攻占开封后的第三天，便毅然决定主动放弃该城。敌人既然想要开封，我们便将计就计，把开封暂时回让给它。这样既能使敌人背上包袱，分散兵力，又能使我军集中力量寻歼援敌于运动之中。

根据当时敌我情况，在两路援敌中，以围歼较弱的一路即区寿年兵团更有把握。但这时两路援敌相距较近。我必须先引诱其拉开距离，将两路援敌隔开，以创造攻歼区兵团的战机。为实现这一决心，我们以四个纵队，即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和中野第十一纵队，组成突击集团，由叶飞同志指挥，隐蔽集结于睢县、杞县、太康之间和民权地区，实施南北夹击，围歼区兵团。其余部队由野司直接指挥。以五个纵队担任阻援，即第三和第八纵队先由开封向通许方向行动，待邱兵团进入开封，与区兵团拉开距离后，立即掉头向东，会同由上蔡地区北上的第十纵队和位于杞县的两广纵队，组成阻援集团，在杞县以西构筑阻援阵地，隔离邱区两兵团，阻止邱兵团东援；中野第九纵队进至郑州东南地区，阻击郑州东援之敌，并从侧后牵制邱兵团。另以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一部兵力破袭陇海路徐州至民权段，直接配合野战军作战。

根据敌情的可能变化，我们对突击集团歼灭区兵团提出了两个作战预案。第一方案是：如敌继续由睢县、杞县间向河阳镇、长岗集攻击前进，就将其合围歼灭于以马头集为中心的地区。第二方案是：如敌徘徊于睢县、杞县地区，我各纵队则分别跃进，将其分割包围于民权、睢县、杞县之间地区，予以歼灭。这样，无论区兵团是前进还是徘徊，都将难逃被歼的命运。

上述战役决心和部署，于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两次上报中央军委，并报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同时下达给各纵队预作准备。中央军委于二十五日十时和二十六日三时两次复示，指出：“部署甚好”。“在睢县、杞县、通许之线(或此线以南)，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如能歼灭七十五、七十二两个师当然更好，否则能歼灭第七十五师也是很好的。”据此，我们在二十六日中午再次给部队下达命令，进一步区分了各纵队的任务，并规定了待机的位置和进入的时间。为配合这次作战，中野继续全力牵制平汉铁路南段的敌胡琏兵团和张珍集团；华野第二兵团继续包围兖州，吸引敌整编第二十五师北上；第四兵团以主力向淮海地区展开攻势。

我参战部队为了贯彻战役决心，积极创造和捕捉战机，歼灭援敌，高度发扬了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在撤出开封后只休整三天，即迅速南下，投入豫东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

六月二十六日晨，我第三和第八纵队按预定计划，由开封城郊向通许方向转移，诱邱兵团西进开封，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向杞县以南傅集东西地区隐蔽集结。这时，伪国防部又低估了我军连续作战的能力，误认为我军经过开封战役已被打伤，“似无积极企图”’“必向律浦路前进”，遂令邱区两兵团全力追堵我军。骄狂的邱清泉，除以先头部队一个旅配合刘汝明部占领开封外，主力直扑通许，妄图尾击我第三和第八纵队。多疑的区寿年却认为我军“有向平汉路进攻模样”，但也摸不清我军行动企图，因而在进抵睢杞地区后举棋不定。结果，两路援敌在我挥师南下的引诱和迷惑下，一路向西向南疾进，一路踌躇不前，从而很快拉开了距离，形成了四十公里的间隙。为了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歼灭敌人，我们不待查明区兵团的具体部署情况，即于二十七日下达了围歼区兵团的作战命令。当晚，突击集团各纵队即按预定的第二作战方案，乘敌犹豫徘徊、立足未稳之际，从四面八方向敌发起猛烈进攻，边打边查明敌情。在对敌进行大包围的同时，我军猛烈楔入敌人纵深，割裂敌人部署。至二十九日晨，已将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新二十一旅包围于龙王店及其附近地区，并完成了对第七十五师各旅团的分割。同时，将敌整编第七十二师包围子铁佛寺周围地区。我阻援集团控制了被包围之敌以西二十公里之杞县至王堌集一线，隔绝了邱区两兵团。二十九日晚，我突击集团以一部兵力继续包围整编第七十二师；以主力对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新二十一旅发起攻击，经两昼夜激战，至七月一日中午，将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的第六旅及新二十一旅全部歼灭。

七月一日下午，西线敌邱兵团在我节节阻击下，进至距区兵团约十公里的过庄、官庄、屈砦、张阁一线，与我阻援部队展开激战。在东线，敌又将北援兖州的整编第二十五师调回，与第三快速纵队和交警第二总队组成一个兵团，以黄百韬为司令，由东向西增援区兵团，并已抵达被包围的整编第七十二师所在地铁佛寺以东约十公里的帝丘店地区。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我歼击区兵团的战斗正激烈进行，一部兵力正在围歼区兵团部、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部和第十六旅，一部兵力正包围着整编第七十二师，而东西两线援敌两个兵团又一齐压来。在这异常紧急的情况下，是坚持还是改变原定的战役决心，需要刻不容缓地作出决断。我们迅即对敌我情况重新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从我突击、阻援两个集团的作战能力和可以争取的时间上看，仍然具备歼灭区兵团的条件。于是，我们当机立断，立即调整部署，增强阻击力量，同时加速攻歼被围之敌。当晚，我以三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围歼龙王店守敌，经一小时炮击后开始爆破突击。部队冒着敌人的火力，前赴后继，猛打猛冲，粉碎了敌在喷火器、坦克支援下的顽强抵抗和疯狂反扑，激战至二日凌晨三时，将区兵团部、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部及第十六旅一个团全部歼灭，活捉了敌兵团司令区寿年、师长沈澄年。

在此期间，西线我阻援集团在杞县西南和以东地区对敌邱兵团进行了顽强的阵地防御战。六月三十日，蒋介石携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乘飞机到杞县上空督战，并以杀头威逼邱清泉迅速攻击前进，与区兵团会合。邱清泉即倾其主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对我阻击部队疯狂进攻。敌整编第五师以优势兵力对我坚守的桃林岗、许岗每日发动三四次攻击，整编第八十三师也用三个团的兵力轮番攻击我官庄阵地。我阻击部队依托阵地，顽强抗击。敌人每突破我一个村庄和阵地，我军立即组织反击，同敌人短兵相接，反复冲杀，夺回阵地。终于挫败邱兵团的猖狂进攻，并大量杀伤了敌人，捉了不少俘虏。由突击集团抽出的中野第十一纵队及华野第一、第六纵队各一部，经过激烈战斗，也阻住了黄兵团的猛烈攻击，使其无法与相距不足五公里的整编第七十二师会合。我东西两线阻援部队的英勇阻击，有力地保障了歼击区兵团作战的胜利。

在这一阶段作战指挥中，值得提出的是，在多路援敌进逼，战场情况十分紧迫、复杂的形势下，战役指挥上要特别注意造成敌人的不利局面和我军的有利态势，并关照好战役的各个方面，以争取主动，歼灭敌人。睢杞战役开始时，如何吸引和调动邱区两个兵团拉开距离和怎样使开封战役阶段我攻城、阻援两个集团会合，用以在睢杞战役中围歼区兵团和阻击邱兵团，是当时战役指挥上必须解决好的重要问题。我们首先是采取行动，调动和分离敌人。增援开封之敌，原想乘我军尚未攻克开封之际，兵分两路在开封地区合击我军。但我军攻克开封后，很快由开封和兰封地区分两路南下。这一行动既利用了邱清泉急于西进开封捞取资本的心理，又造成了区寿年的错觉和犹豫。结果使邱区两兵团在一天时间内拉开了四十公里的距离。我军两大集团则乘机立即靠拢，迅速楔入敌两个兵团之间，将其隔离，阻击一路，围歼一路，再次陷敌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其次是根据各部队的特点和战场情况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部署和转换各部队的作战任务。经过长期作战，我们对华野各部队和师以上主要指挥员比较熟悉。他们都乐于担负最艰巨的战斗任务。华野外线兵团的几个主力纵队，总的来说，都是能攻善守的部队，即使是蒋介石的王牌整编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对他们也望而生畏。但各纵队在攻坚、野战、阻击等方面又各有所长。第三和第八纵队在开封战役中伤亡较大，但因打了胜仗，土气旺盛，只要利用作战间隙把机关勤杂人员和解放战土补充进去，部队的战斗力会很快增强。第十纵队虽经长途跋涉，比较疲劳，但建制完整，实力坚强。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自渡黄河以后，只打了些阻击战，齐装满员，士气正旺。睢杞战役开始，我们就把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和中野第十一纵队由阻援集团改为突击集团，用以围歼立尽未稳的区兵团。把减员较大的第三和第八纵队以及第十纵队、两广纵队组成阻援集团，用以阻击邱兵团。在围歼区兵团的过程中，我们又根据情况变化和作战需要，就近转用兵力，对突击和阻援两个集团的力量作了必要调整。由于及时地调整部署和转用兵力，充分发挥了各部队的长处，照顾了各部队的实际情况，结果既歼灭了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又阻住并大量杀伤了敌人的援兵。第三是组织好突击和阻援两集团的协力作战。这次作战的情况与第一阶段不同，被围之敌和被阻之敌相距较近，我突击集团和阻援集团的任何一方如果作战

Chapter_35

不力，都将影响整个战役的顺利进行，甚至会使我军陷于困境。因此，在战役指挥上，对我军两条战线的作战都必须予以重视。对突击集团的指挥，就是要部队不停顿地连续突击，不给敌人以收缩和组织防御的时间，在大胆分割包围敌人的同时，把主要突击方向直指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部所在地龙王店，以攻敌首脑，乱其部署，瓦解其斗志。

七月二日晨，在我将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部歼灭后，战场形势立刻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我除留少数部队继续歼灭整编第七十五师残部外，已可随时将主力转用于对其他敌人作战。对阻援集团的指挥，就是要部队顶住敌人在强大火力支援下的连续攻击，在敌增援部队战斗力较强，与被围之敌距离很近的情况下，阻击战已由第一阶段的运动防御转变为基本上是坚守防御。这就要求部队必须顽强坚守每一阵地，不经批准不允许放弃，如果丢失，应立即夺回。因此，尽管敌邱兵团在飞机和炮兵的猛烈火力支援下，对我进行连续的轮番攻击，但终于被我打退。邱兵团眼看相距仅约十公里的区兵团被我围歼而无可奈何。

胜利转移

我军攻克开封，又在睢杞地区歼灭大量援敌，已经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战役目的。这时部队经过连续作战，减员较大，十分疲劳。我们下一步的任务，主要是组织部队胜利撤出战斗，转入休整。在战役指挥中，组织转移是一个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与下一步作战任务的衔接，而且直接影响战役本身的成果。战役打得很好，如果转移不当，也会转胜为败；反之，战役进行得不顺利，但转移得当，就可以减少损失，改变不利态势。为此，我们对当面敌情和如何组织部队顺利转移的问题再次作了分析研究：被包围的整编第七十二师是被歼后重建的部队，战斗力不强，已构筑较坚固的工事转入防御，我只用少数部队予以监视，该敌就不敢出动，对我军转移影响不大。援敌黄邱两个兵团遭我阻击后不甘失败，仍由东西两面向我对攻，胡兵团也正由南向北攻击前进，尤其是黄兵团，增援积极，已进抵帝丘店附近，对我军从战场东部撤出威胁较大，如不对该敌以有力打击，我军携带大批伤员，将难以顺利撤出战斗；即使撤出，各路敌人也会尾追而来，使我军陷于被动。于是，我们决心乘黄兵团经长途跋涉，尚未全部展开，战斗力相对减弱之机，先声夺人，给运动中的黄兵团以歼灭性打击，为我军顺利撤出战斗和进行休整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迅速歼灭区兵团残部。这样，既能歼灭更多的敌人，又可对邱兵团起威慑作用，使其在我军撤出战斗时不敢紧跟尾击。七月二日，我们向部队下达战斗命令，区分了任务：以第三和第十纵队及第八纵队一部，继续阻击邱兵团；以第八纵队大部及第六纵队一个师因歼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旅部及两个团；以第一和第四纵队以及第六纵队大部和两广纵队，东移攻歼黄兵团；以中野第十一纵队监视敌整编第七十二师，并作为战役预备队。

当时，我军处境异常艰苦。部队连续行军作战，伤亡消耗逐渐增大。加以战区久旱无雨，井河干涸，又值炎热的夏季，烈日暴晒，部队饮水奇缺，吃不下饭，昼夜苦战，体力渐弱。但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野战军前委关于“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为争取此次战役圆满胜利而战”的号召，在党的坚强领导和战时政治工作的有力保证下，发扬不怕疲劳、不怕伤亡、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和忍受各种困难，于七月二日晚又投入新的战斗。

按预定的作战计划，我突击集团以一部兵力迅速全歼了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旅部及两个团，主力则在黄兵团正向我进攻时全线出击，对黄兵团实施合围。战至四日拂晓，黄兵团被我歼灭近两个团的兵力，并被我压缩于帝丘店及其外围十余个村庄内。五日，敌步兵由坦克引导，在飞机和炮兵火力的支援下，由帝丘店附近向我进攻部队实施疯狂反扑。经七小时激战，我予敌大量杀伤，将敌打退，黄昏后，我再次对敌发起攻击，至六日晨，又歼敌一个多团。这时，黄百韬感到自身难保，惊恐地把部队收缩至以帝丘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

在我围攻黄兵团的过程中，西线援敌邱兵团在得到刘汝明部的加强后，主力避开我阻击正面，由我阻击集团右侧向尹店方向迂回前进；东线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已进到宁陵及其以西地区；张轸集团(临时组编为吴绍周兵团和杨干才兵团)、胡琏兵团，虽被我中野阻于淮阳、商水地区，但蒋介石仍严令其兼程北援，胡兵团先遣部队正向太康急进中。此时，我已给黄兵团以歼灭性打击，为保持主动，我们于七月六日命令部队于当晚撤出战斗，分别向睢杞以北及鲁西南转移。至此，豫东战役的第二阶段——睢杞战役胜利结束，我继开封战役之后，又歼敌五万余人。

睢杞战役的最后一仗，我军不仅把黄兵团打得焦头烂额，而且使邱清泉不寒而栗，起了一箭双雕的作用。在我军与敌脱离接触时，黄百韬仍惊魂未定，一动也不敢动。邱孙两兵团遭我回击后，也未敢再进。而我军却在多路援敌逼近的情况下，一下子跳了出来，进入预定地区休整。当敌人查明我军位置时，我军已休整一周了。

在战役过程中，中原野战军主力坚决牵制平汉路南段张轸集团和胡琏兵团，大量杀伤了敌人，其第九纵队牵制开封出援之敌刘汝明部，有力地保障了华野主力作战。华野第二兵团扫清津浦路济南至临城(今薛城)段敌人，包围了兖州，华野第四兵团攻克涟水、众兴(今泗阳县)、宿迁等城镇。这些作战行动对睢杞战役作了有力的策应。

睢杞战役结束后，七月十一日，党中央又给华东和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发来贺电，“庆祝你们继开封胜利之后，在豫东歼灭蒋敌区寿年兵团、黄百韬兵团等部五万人的伟大胜利。”“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当此盛暑，特向同志们致慰问之意。”党中央的这一贺电，更加鼓舞了全体指战员夺取新胜利的信心，大家都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来庆祝豫东战役的伟大胜利，迎接解放战争第三年度新的战斗任务的到来。

豫东之战，是我军在外线战场上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攻城打援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大大发展了攻防作战能力，歼敌数量由过去一次战役歼灭一个整编师增加到两个整编师以上的集团，对被围歼的敌人已可形成火力优势，协同作战的范围和规模，持续作战的时间和能力，战斗剧烈的程度，都超过华野以往进行的各次战役；充分体现出强大野战兵团的威力。豫东战役又是一场大的硬仗、恶仗。这次战役的胜利得来不易。它是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英勇奋战，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主力，以及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参战部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协力作战的结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的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战役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故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我们将永远尊敬和怀念他们。

豫东战役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从此，在中原战场，敌人已完全失去了对我发起战役性进攻的能力，并更加动摇了据守战略要点的信心。伪国防部在其《中原会战经过及检讨》中说，此次豫东会战，“共军表现特异”的有三点：“敢集中主力作大规模之会战决战”；“敢攻袭大据点”；“对战场要点敢作顽强固守，反复争夺”。黄百韬在战后写的《豫东战役战斗要报》中，也认为我军士气高昂，实力雄厚，国民党军在中原的局面“遂进入最严重阶段”。在山东战场，因敌整编第二十五师回援豫东战场，我第二兵团趁机集中兵力于七月十三日攻克兖州，全歼守敌整编第十二师，从而使济南守敌陷于孤立，为华野下一步集中兵力进行济南战役创造了条件。同时，我强大野战兵团的作战威力使敌人十分惊恐。当我军围攻济南时，徐州地区敌人有三个兵团十七万人之众，蒋介石三令五申要其速援济南，但该敌迟迟不动。可以说，敌人在豫东战役中惨败的教训，也是其不敢北援济南的重要原因之一。

豫东战役的胜利，以及当时全国其他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大大发展了我军的战略进攻。这次战役结束后不久，即一九四八年八月，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接见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同志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同志时说：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为了使被接见的同志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还以左手握拳，手背向上，用右手食指沿着弧形手背越过拳头顶端比划过去，形象地表示解放战争好比爬山，现在已经越过山的顶端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更加令人鼓舞地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并说：“这是由于四个月内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英勇作战的结果，而特别是南线的睢杞战役、济南战役，北线的锦州、长春、辽西、沈阳诸战役的结果。”毛泽东同志预言：“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历史的事实，早已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科学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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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十七章济南战役

济南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以敌人重兵守备和具有坚固工事的在城市进行的大规模攻坚战。这次战役，标志着华东我军由不拘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转变为永久地占领大城市和统一大块解放区的时期到来，也是华东我军在革命战争的道路上，进入最后夺取大城市阶段的开始。

这次战役发起前，一九四八年九月，在攻济打援战场上，出现了我军在兵力上优于敌人的新局面。华野外线部队北上和山东兵团会合了，后来，又将苏北兵团的两个纵队和一个旅北调山东，我军在山东总兵力达十五个纵队共三十二万人，而敌人守城和可能增援兵力总共仅二十八万人。战役何时发起，我军完全掌握主动，对战役的筹划和准备，都不象以往那样紧迫，可以做到准备充分才动手。

然而，济南是山东省会，北靠黄河，南倚群山，地势险要。蒋军在日伪时期的原有工事基础上，大加扩建，筑成了支撑点式的永久和半永久的城市防御体系，易守难攻。蒋介石命令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统率九个正规旅、五个保安旅和特种兵部队十万余人死守济南。同时，在徐州附近，集中了邱清泉、李弥、黄百韬三个兵团伺机北援，这三个兵团机动兵力约十七万余人。当时陈毅同志在中原军区工作未回，军委、毛泽东同志九月十一日电示：“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中央军委攻打济南的作战方针

我军战史上运用过“攻城阻援”的方法，即以攻城为目的，大部分兵力用于攻城，小部分兵力用于阻援，阻援是攻城的手段。我军战史上也运用过“围城打援”的战法，即以小部分兵力围城，这是诱敌来援的手段，而以大部兵力用于歼灭来援之敌，这是目的，我对豫东之战的方案虽是既攻城又打援，但与济南战役不同，那是先攻城后打援，战役分为两个阶段，可伺机行事。这次“攻济打援”则是在新条件下的崭新战法，特点是在保证有足够的兵力攻下济南的前提下，以大部分兵力用于打援，求得在攻济的同时，歼敌援军一部，这是达到攻济目的的必要手段。

这一新的战法，是军委、毛泽东同志经过反复思考才确定的。

我先谈谈这一新的战法的形成过程。早在豫东战役期间，敌军原定北上增援兖州的第二十五军在黄百韬指挥下掉头南下增援豫东，为山东兵团攻克兖州创造了条件。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三日兖州攻克，济南已成孤城。次日（十四日），军委给我来电：“拟令许世友、谭震林于攻克兖州济宁后，休息两星期，即向济南攻击，迫使邱清泉黄百韬两兵团分兵北援（敌非北援不可）。此时，你们则寻敌一部攻击，使敌既被迫分散，又首尾不能相顾，利于我之各个击破及尔后大休整。许谭攻济南，可先占机场，以两三个星期时间完成攻城准备（包括恢复疲劳、补兵、练兵、侦察及部署等）。然后看敌援兵情况，决定先打援或先攻城，如攻城打援均无把握，则收兵休整。”

这时，我和野直机关尚在豫皖苏地区，经过考虑，我们于七有十六日电复军委：“以许谭现有主力攻济南与打援，势难兼顾”，“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时间休整一个月，尔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此时雨季已到。军委于二十三日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并要我们待休整完毕后，或转外线打几仗然后攻济南，或先攻济南并打援，提出作战计划。

我和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同志讨论后，于八月十日联名向军委提出三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是“集中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作战，截断徐蚌铁路，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求得于运动中首先歼灭（新）五军，继而扩大战果，歼击其他兵团”。第二个方案是“集中主力首先攻打济南，对可能北援之敌，仅以必要之兵力阻击之”。第三个方案是“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但应有重点配备与使用兵力，即战役分为：第一阶段以两个纵队（全军以十三个纵队计算）抢占济南机场而巩固之后，在济敌反夺机场中，尽力歼灭其反击力量，以削弱其守备兵力；同时以其余十一个纵队打援，则兵力足够（敌援可能性很大，如敌不援则以攻济南为主）歼灭敌人援兵之一路（首先以歼五军为目的）或两路，只要援敌被歼，则攻济有保障。第二阶段则于歼灭敌之主要一路后，以一部分阻击，而将主力转到攻打济南”。三个方案各有利弊，我们在报告中倾向于第三方案。关于打援问题，我们将打援战场选择在汶河以北，泰安以西，肥城以南地区或邹县、滕县间地区，阴援战场选择在鲁西南金乡、巨野、嘉祥地区。

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于八月十二日复电，同意攻济打援，并预计了可能出现的三种结果：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即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歼灭战，即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又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同时又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第三方案“弱点是只以两纵占领飞机场，对于济南既不真打，并不真援。邱清泉、区寿年兵团之所以真援开封，是因为我们真打开封。敌明确知道我是阻援，不是打援，故以十天时间到达了开封。如果你们此次计划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则在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重创之后，援敌必然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方法。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这种中途改变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好，但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并让敌人推进了段路程，可能给于战局以影响”。并且指示：“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之目的”。

接到军委上述复示后，以得悉敌人空运第十九旅到济南，增加防守兵力。这时，我已率野直机关及部分纵队干部到达曲阜与谭震林同志会合，我们商量后认为，为确保攻济必克，须加强兵力才能奏效，但是又感到不论打援下攻坚，手中兵力尚非绝对优势。于是，我们于八月二十三日联名报告军委，要求调苏北主力部队（除留一至两个旅在苏北坚持外）北上参战。次日，军委批准除第三十三旅、第三十四旅留在苏北外，苏北兵团的两个纵队和一个旅北上参战。这样，在攻济打援战场上敌我兵力对比，我们取得了优势。

军委对战役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根据山东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八月二十六日指出，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挤南，(三)在援敌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二十八日又指示我们：“最重要者是一个月左右还不能攻克济南，必须大量歼灭援敌，例如六个旅、八个旅或更多些，根本停止了援敌前进，给我以所需要的一切攻城时间，例如一个半月，两个月，或更多些(打临汾曾费去七十二天)才能克城，你们的根本出发点应放在这种情况上。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和打援。”这就是军委“攻济打援”方针形成的过程。

军委着重提出集中最大兵力阻援打援和真攻济南，给我很大启示；，在中国革命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已发展到最后夺取大城市的新时期，应以新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大城市的辩证关系。以往，不论“攻城阻援’还是“围城打援”，都是为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济南战役则不仅为了歼敌有生力量，而且为了将大城市永久地巩固占领之。这样．我们无后顾之忧，可以集中更大兵力去争取前所未有的更大胜利。

华野前委一致拥护这一方针。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和军委的指示，我决定将参战兵力的百分之四十四组成攻城集团．将参战兵力的百分之五十六组成打援集团。攻城集团兵力为六个半纵队及特种兵纵队大部分，附地方武装共十四万人，根据军委指示由许世友任攻城集团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司令员。以山东兵团领导机关作为攻城集团的领导机关。打援集团兵力为八个半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一部分，附地方武装共十八万人，由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直接指挥。

毛泽东同志同意了我们的方案。九月十日，许世友同志到达攻城集团指挥所，次日，毛泽东同志发电给他，对攻济打援方针作了很好的说明，指出：“此次作战剖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即目的与手段应当联系而又有区别。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挤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出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

在以往的战役中。我的指挥位置尽力向前推，以便及时了解情况，直接指挥主攻部队，这一次我的指挥位置在宁阳西北的大柏集。以便更好地关照全局。

也许有人这样捉问：是否当年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呢?这次战役既没有打两、三个月，也没有打一个月或二十天，仅仅八天就解放济南了，敌人援兵也没有敢动手，这些岂不是说明“攻济打援”方针显得顾虑太多了吗?

我看，不能这么说，虽然，在豫东战役中，我军一度攻克当时河南省会开封，但是，济南守战的兵力和构筑的工事，都比开封为强，打这样坚固设防的省会，我们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同志以攻打临汾费去七十二天的事实，告戒我们谨慎从事，这是正确的、必要的。尤其是战略决战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攻济能否成功，与战略决战关系很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次是战略决战阶段的序幕，必须谨慎从事。在以往攻城失败战例中，有些是正当守敌已经精疲力竭，再经受不住最后一击之际，可是各路援敌己蜂拥而至，我军背后受敌，以至只得被迫撤围，这种“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事情，决不允许在战略决战即将到来的时刻重演。必须谨慎从事，以最坏情况作根本的出发点。徐州地区的敌人正是慑于我军打援集团兵力强大，才不敢冒然进犯。敌人增援部队不敢前来，正说明军委、毛泽东同志攻济打援方针的正确。

这种“攻济打援”的战法，后来用于淮海战役，在保证有足够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条件下，以大部兵力阻击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兵团，其效果就更明显了。还需指出，在有些材料中把“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割裂开来，认为济南战役就是“攻济”，而打援则是另一个未实现的战役计划。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当年的实际情况，也缺乏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全面理解。

攻济打援的具体部署

济南敌人的防御阵地，由外围防御地带与基本防御地带构成。外围防御地带以齐河、长清、崮山、张夏、中宫、王合人庄等为警戒阵地，沿鹄山，中店铺、峨眉山、大庙屯、兴隆山、砚池山、茂岭山、华山线构筑主要阵地，纵深达十余公里，由一百六十余个支撑点组成。基本防御地带由三线阵地组成：商埠为第一线阵地，外城为第二线阵地，内城为核心阵地。王耀武自恃工事坚固．认为外围能守半个月，市区至少能守一个月。

面对敌人的防御情况，我着重从兵力部署上分析敌人守城的重点。济南守城之敌，在王耀武统一指挥下，以泺口，马鞍山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守备东线的是中央军，守备西线的是杂牌军吴化文部。国民党军历来有正规军和杂牌军、中央军和地方军之分，界限是很明显的。济南守敌既然将中央军置于东线，显然以东线为其重点。西线守敌六十九军军长吴化文，在战役前曾有弃暗投明的表示，可能在战场起义，这就可使敌防线出现缺口。同时故人的机场在城西，攻下机场，可切断敌人空中的补给线，不但断绝敌人兵力和物资的来源，而且给敌人精神上以严重打击。为此，我决定将攻城兵力重点首先用在西线。这个问题汲及到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集中兵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的体会，如何判断和选择重点是关键。

我们将攻城集团也分为东，西两个兵团，从东，西两面向济南实施钳形夹击。西兵团以第二纵队．第十纵队、两广纵队、鲁中南纵队(四个团)及冀鲁豫军区—部兵力组成，由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统一指挥；东线兵团以第九纵队、渤海纵队(六个团)及渤海军区—部分兵力组成，由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政委刘浩天统一指挥。此外，以第十三纵队为攻城顶备队。特种兵纵队组成两个炮兵群，分别配属给东西兵团。

至于打援集团，我们采取“夹运(河)而阵”的部署。在运河以西配置第四纵队、第八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的两个旅，依托水洼地带，构筑多道纵深的工事，坚决阻击由鲁西南北犯之故，而将打援集团的大部配置在运河以东，由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六纵队、第七纵队、第十二纵队、中野第十—纵队及鲁中南纵队(四个团)组成，拟在邹县以南集中三十个团歼援敌三个旅，而以其余二十二个团箍制援敌的其余各部，尔后再依情况发展而定下一步作战。

济南战役定于九月十六日开始。在开始前三天(即十三日夜晚)，我南线江淮军区和豫皖苏军区部队开始破击徐州至商丘、徐州至蚌埠、徐州至运河站的铁路线并威胁徐州，迫使敌人分兵以防徐州。同时：我们指示淮南部队破击蚌埠至浦口的铁路线，留在苏北的第二十三旅向运河线进袭，以配合济南战役。

以上作战计划，得到军委批准。

九月九日，我在参加西兵团作战会议中，得知济南飞机场及其外围防守兵力已达五个旅．正日夜赶筑工事，第三、第十纵队进攻均感吃力，至少要拖长时间。当天我向许世友谭震林同志提出：“一、鲁中纵队首先沿大沙河东北攻大高山、双山头、举洞顶、马林并转向党家庄、井家沟攻击前进。二、第一步作战，十三纵最好全部，如不能全部使用时，至少望抽一个师或更多兵力协同华中纵队由南攻取飞机场。”同一天，攻城集团来电建议把西兵团的一个纵队调到铁路以东。十日我复电“攻济战役之能否成功，正如军委所示，在于时间的取得．而攻济之第一步要求似宜以迅速攻占机场断绝敌人空援为日标。……攻城第二步再以主力转向济城及商埠”，“总以能迅速攻占机场为第一步作战目标”。于是攻城仍按原定部署实施。并决定第十三纵队紧随鲁中南纵队跟进，于必耍时加入攻击。

战役发起前，我军进行了充分的有针对性的准备工作。在攻城方面，担任攻城的几个纵队，对济南的地形，敌人的工事构筑，兵力分布，活动规律及政治情况等都进行了详细地了解，编写了敌情资料，并派出一些干部前去现地侦察。同时，广泛开展战前大练兵活动。各部队根据自身受领的任务，布置沙盘作业．选择近似实战的地形，模拟敌人的工事，反复进行演练。炮兵部队统一指挥、集中使用，进行抵近射击为主的训练。

担任打援和阻援的部队，一面构筑多层的防御阵地，一面组织干部勘察战场，根据各自的任务和地形特点，制定作战预案，进行演习。

在这次战役准备工作中，还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就是接管城市和对城市实行军事管制的准备工作。为此，成立了以谭震林为主任的“济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了“约法七章”和“十项规定”，华东局配备了大量的接管干部，华东军区指派三个团担任城市警备，并对这些部队进行了城市政策的教育和卫戍勤务训练。这次对济南市的军管，又为以后对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军管，提供了经验。

在西兵团向济南开进之前，我特地到十纵给营以上干部讲括，鼓励他们英勇奋战，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十三日，我给许、谭，王(并报中央军委)去电，“按原计划于饶(十六日)晚开始对济南攻击，三、十、两广纵队及特纵均已按计划开进，可如期发起战斗，尔后请你们直接指挥他们”。

攻占济南外围防御地带

十六日夜，天高气爽，月明星稀，我军在月光下向敌外围阵地展开全面攻击。我军根据敌外围防御地带支撑点虽多，但纵深长，空隙大的特点，不是正面平推，而是采用穿插迂回，大胆楔入，打开口子，突入纵深，分割围歼的战法，以支解敌人的防御体系。激战至十七日，我西兵团攻占长清、双亩头等地，十八日，占领古城、玉皇山、党家庄等地，迫近吴化文部所据守的阵地，并以炮火控制了机场，迫使敌人停止了空运。与此同时，东兵团攻占城东屏障茂岭山，砚池山、回龙岭等要点，十七日又乘胜攻占窑头，甸柳庄，井继续向前发展。

我军的攻势如此迅猛，使敌人消耗我军主力于外围的计划，成为泡影，特别是我东兵团的攻势，进展迅速．王耀武自信可坚守半个月的济南东部屏障——茂岭山、砚池山等要点，竟被我军在一夜之间攻占，使他大为惊慌。他本来判断我军主攻方向在西线，曾将总预备队两个旅西调古城以西。这时，他错误地判断我军的主攻方向在东面，一面慌忙把预备队两个旅调到东面，一面用第十五旅及刚空运到济南的新编第七十四师一部，向茂岭山、砚池山等处进行反击，企图恢复城东屏障，又将机场以西的第二一一旅调入商埠加强城防。这更给我西线的攻击造成有利的条件。说明局部战场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常能对战役全局起很有利的影响．

此时，吴化文面临复灭的命运，于十八日晚派出代表，向我军接洽起义。为防止其中途生变，我一方面命令他立即撤出阵地，一方面命令西兵团积极向吴部进逼，乘胜扩大战果。

十九日晚，吴化文率三个旅约两万余人起义，将飞机场及周围防区移交找军。使王耀武的西部防区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我西兵团接替了吴化文的防区，乘机疾进，至二十日拂晓，把商埠西面的外围阵地全部占领。我即电告宋时轮、刘培善同志：“应乘机向商埠及城区猛攻，以扩大战果。”与此同时，东兵团攻克了燕翅山等要点，主力迫近外城之下，积极准备攻城。

至此，王耀武宣称可防守半个月的外围防御地带转经四天就被我全部占领。

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个口号是我和谭震林同志在战役动员令中提出的，并经总政治部复示同意。此时到了实现这个口号的时候了。

我军的神速进攻和吴化文部队的起义，引起敌人内部极大的震动，王耀武坚守济南的信心动摇了。他分别致电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司令刘峙说：“吴化文部投共，济南腹背受敌，情况恶化，可否一举向北突围。”蒋介石回电令其“将阵地缩短：坚守待援”。刘峙也电令“固守待援’。

二十日，我电告许世友，谭震林，宋时轮，刘培善：“吴化文既已起义，且我军已完全控制商埠以西(包括机场)以南，西南及城东和东南阵地(仅千佛山。马鞍山，四里…等地仍有故固守)，则战局可能迅速发展，望令各部就现态势以三、十及十三纵并力迅速向商埠攻击，得手后，则全力攻城”。当晚六时，我西兵团使用第三、第十、第十三纵队及鲁中南纵队(四个团)，从南，西．北面对敌基本防御地带之第一线阵地－－商埠，展开猛烈攻击。敌稍加抵抗后即向东后撤，据守坚固楼房，企图进行顽抗。我四个纵队并肩前进，与敌展开激烈的争夺楼房之战，战至二十二日中年，将商埠之敌两万余人全部歼灭，抵近外城西门。与此同时，东兵团已扫清了城外敌人的地堡群，准备攻城。

我占领商埠之后，王耀武判断我军至少需要三至四天的准备，才能攻城。于是又调整部署：仍以一部兵力坚守城外千佛山，马鞍山、齐鲁大学．花园庄四处要点，同时把第七十七旅、第二一三旅、保安第三旅及第六旅置于外城，把第十五旅，第十九旅、第五十七旅集中于内城，积极加修工事，准备顽抗。

为了不给敌人调整部署和加修工事的时间，我军乘敌人惊慌和调动混乱之际；对外城发起攻击。此时，攻城以西线为重点的目的已经达到。适应这一情况，我在战役指挥上，强调充分发挥东、酉兵团的钳形攻势的作用，实行东西对进。我东、西兵团二十二日十八时三十分，向外城发起总攻。经过一小时激战，从多处攻入外城，与敌展开巷战，战至二十三日，我占领外城大部，逼近内城。

此时，王耀武认为我军经过七昼夜连续作战，“伤亡重大”，“疲惫不堪”，至少进行三至五天的休整，才能进攻内城。他打算利用这一空隙，调整内城的部署，加修巷战工事，并用炮火猛轰外城，破坏我军进攻内城的准备工作。

蒋介石一面严令徐州集团加速北援，一面令空军出动大批飞机，对我占市区日夜进行轰炸，并投掷大量燃烧弹。炸毁和烧坏了大量民房。

为了乘胜迅速全歼敌人，并减轻敌人对城市的破坏，发挥我军特有的不怕伤亡，不怕疲劳，善于连续作战的特长，我们决心立即于当天(二十三日)晚上，向内城发起总攻，彻底消灭顽抗之敌，结束济南战役。总攻的部署是：东兵团从东面突破城垣，消灭内城东半部守敌；西兵团从西面突破城垣，消灭内城械西半部之敌；十纵队为总预备队；东、西兵团的山炮和野炮进入外城，直接支援突击部队作战；榴弹炮配置于外城之外，压制敌人炮火和杀伤其有生力量。

内城是济南敌人的核心阵地。城墙高十二米，厚十至十二米，护城河宽五至三十米，水深二至五米。王耀武妄图依托这一核心阵地，作最后挣扎。

二十三日晚六时，我各炮群一齐开火，经过一个小时猛烈射击，各突击部队在护城河上架桥，扑向城墙，守敌拚命抵抗，战斗异常激烈。我东兵团第九纵队第七十九团一部首先从东门南侧登上城墙与敌肉搏，但因架设在护城河上的桥被敌炮火打断，后续部队中断，巳登上城墙的部队，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全部壮烈牺拄。西兵团十三纵队之第一○九团，也于同时从西南角突破，两个营奋勇登上城头。与敌人反击部队在突破口展开激战。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拼搏，除第三连与第九连冲入城内，占领少数房屋抗击敌人外，其余部队大部分伤亡，突破口又被敌人封住，第一次攻城受挫。

在此紧要关头，我攻城集团的指挥员冷静、沉着地分析了敌我情况。当时，敌人四道防线已失，内城之敌十分慌乱，我攻城集团许多团营建制尚为完整。于是毅然决定组织第二次攻击。各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分别到主要突击方向，进行深入有力的政治动员．帮助基层干部调整战斗组织，对突破点的情况做了反复研究，并重新作了部署，更严密地组织了炮火、爆破、突击三者之间的协同和后续部队的跟进。

二十四日二时二十五分，东兵团九纵队之七十三团，首先突破成功，占领了城东南角，巩固了突破口，把“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旗帜插在城头东南角的气象台上。拂晓时，东兵团主力进入城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西兵团十二纵队第一一○团，在一○九团在城内坚持战斗的两个连的接应下，从城西南角再次突上城墙，控制了突破口，掩护西兵团主力源源进入城内。

我入城部队东西对进，直逼伪省政府。王耀武见失败已成定局，把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辛理，自己化装潜逃。黄昏时，我军攻占伪省政府，全歼内城守敌。济南战役胜利结束。

在攻城外战中，我军始终控制着强有力的预备队，用轮番使用兵力，边打边准备，边打边补充，连续突击，猛打猛追，不给敌人喘息和整顿的机会，并使敌人判断错误，措手不及，指挥失调。

徐州北援之敌，虽经蒋介石一再严令督促，但他们察知我强大打援兵团严阵以待，又慑于豫东之战区寿年兵团被歼之命运，迟迟不敢推进与我打援集团交战，至我军攻克济南时，敌第二兵团方进至城武、曹县地区，第七、第十三兵团尚在集结中。我军担任打援的这八个纵队，便成为打下一个战役的生力军。由济南化装逃走的王耀武、绥区副司令牟中珩、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土任委员庞镜塘，都被我地方武装及民兵捕获。

这次战役，共歼敌十万四千余人(包括起义二万人)，活捉国民党将领二十三名，缴获各种炮八百多门，坦克和装甲车二十辆，汽车二百三十八辆。济南解放后。荷泽、临沂、烟台等地敌军便仓皇弃城而逃．山东境内除青岛及南部边沿少数据点尚为敌占领外，其余全获解放。

战役期间，华东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及支前委员会，共动员了五十万支前民工，一万四千副担架，一万八千辆大小车，筹粮一亿四千万斤，为战役提供了有力支援和雄厚的物资。参加支前的广大民兵和民工，在作战中表现了高度的组织性和革命热情，他们的实际行动，给我军士气以很大鼓舞，为战役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争取更大胜利

在济南战役以前，我就考虑攻下济南后的行动方向。当时军委赋予我们的歼灭整编第五军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预期在攻济引援中将该军歼灭，然后再遵军委指示实现渡江。我还反复思考，认为济南战役结束后，还是兵出徐蚌线以东为宜，因为；如回师与中野会合，寻战于徐州西南，则我军处于蒋军的武汉集团与徐州集团之间，战斗一开始便将和优势之敌决战。如兵出徐蚌线以东，攻占两淮(即准阴，淮安)、高邮、宝应，则可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津浦沿线与江边，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也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人陇海路以南作战时能得到华中人力，物力的更大支持和运输车辆供应的方便。为此，济南战役前八月二十三日我们请示军委调苏北兵团北上打援时，就提出“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

在济南战役过程中，敌援兵未来，歼灭整编第五军的设想未能达到，我又进一步考虑到攻取两淮及高宝时，也采用攻济打援的战法，以苏北兵团并加强一个纵队担任攻城任务，全军主力应置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运河两岸，以歼灭可能自徐(州)海(州)线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则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

九月二十四早晨，济南城内巷战正烈之际，我将上述诸考虑向军委报告请示，并将下一步举行的战役定名为“准海战役”。次日，在济南祝捷声中，接到军委复示；

“我们认为举行准海战役，甚为必要”。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也来电赞同举行淮海战役。同时，军委估计济南战役胜利后敌情的变化，指出：“黄百韬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日标”，

“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

“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

果然，济南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即九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就命令黄百韬兵团仍回新安镇阻我南下，于是，我军在济南解放后，随即挥戈南下，开始了准诲战役的准备上作。

九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我们发来贺电； “庆祝你们解放济南，歼敌十万的伟大胜利．你们这一勇猛．果敢、敏捷的行动，并争取了吴化文将军所率九十六军的起义，证明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胜利影响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尚望继续努力，为歼灭更多蒋军，解放全华东人民而战。解放济南战役中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经刘少奇、周恩来司志修改后审定的新华社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中指出：“这是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己无法逃脱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果然，此后锦州、长春、沈阳、徐州、天津、北平、南京，上海纷纷落入我手。在淮海战役后期，杜聿明手中虽有三个兵团，但不敢坚守设有坚固工事的徐州，他们害怕徐州成为第二个济南，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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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十八章第三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我第三野战军参加的渡江战役是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领导和指挥下，按照《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规定的任务，在战略追击阶段所进行的一个大型战役。参加这次作战的有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及中原军区、华东军区部队共一百二十万人。战役从四月二十日晚发起，至六月二日止，历时四十三天。整个战役可分为三个阶段：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为第一阶段，我军以木帆船为主要运载工具，于张黄港至湖门段六百余公里的正面上一举突破国民党军之长江防线，解放南京；第二阶段，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十一日，我军合围歼灭南京、镇江、芜湖逃敌，占领浙赣铁路；第三阶段，五月十二日至二十七日，我军攻占上海，歼灭汤恩伯集团主力，六月二日解放崇明岛。渡江战役粉碎了敌人妄图盘踞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重振军力、伺机反扑的阴谋，为我军迅速南进，解放东南、华南、西南地区创造了条件。

渡江战役是我军在长江以北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以后的必然发展。解放上海是渡江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又可以相对独立为一个战役，它是我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同以往的战役相比较，这两个相关联的战役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作战地域之广、战役纵深之大、参战兵力之众为解放战争以来所未有。渡江战役，仅三野参战的部队就有六十五万人，担负的战役正面，从江苏南通以西的张黄港至安微的枞阳宽约七百余公里，作战纵深远达三百余公里。(二)战役发起时间与国共两党的北平谈判密切相关。以往战役，指挥员可以根据当面战场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决定什么时候打和怎样打，只要消灭敌人就行，而渡江战役什么时候发起，不仅要看前线的准备、气象、水文的条件，还要看谈判的进展。上海之战则要看政策教育和接管城市的准备情况，才能确定发起时间。(三)根据战役的目的和战役面临的特殊地理条件，在战术，技术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如组织航渡、水上作战、抢占滩头、二梯队跟进、大兵团多路分进、追击、兜歼等战术都有新的创造与提高。在攻取上海时，采取了以断敌退路，诱歼敌主力于城市外围和乘市内空虚时，适时发起多路攻击的战术，从而既歼灭了敌人，又尽量保护了城市工商企业和人民安全。(四)在战役过程中，还必须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在这里，我主要谈谈自己在作战指导和战役指挥上的一些设想与体会。

渡江计划的演变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序幕揭开以后，中央曾对华野渡江作战有过几次计划：

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当刘邓大军挺进鲁西南之时，军委提出“叶，陶两纵队(指华野第一、第四纵队)出闽浙赣，创造闽浙赣根据地”的设想，并要两广纵队随同南下。在刘邓大军决定提前进入大别山，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十纵队转入鲁西南后，中央军委认为在鲁西南需要重兵箍制敌人，保障刘邓南下，分散南进，对全局不利，放弃了这一计划。

第二次是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命我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一个兵团，渡江南下。五月初，中央同意了我提出的关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在黄淮地区歼敌的建议。要求在四个月至八个月内，华野主力在汴徐线南北地区歼敌。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了在黄淮之间确有大量歼敌的条件，军委于七月十三日电示：“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一九四九年）的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十四日提出华野“争取冬春夺取徐州”，九月中央会议又决定解放战争第二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作战。这就又一次推迟了渡江时间。

第三次是一九四八午十月十一日军委改变了“冬春夺取徐州”的计划，，提出：淮海战役（当时，战役目的仅是歼灭黄百韬和海州，两准地区之敌)结束后，估计此时“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华野“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荷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并指示一九四九年一月休整，二月西兵团转移至中原，三月至七月协同刘邓开始上述作战，“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第四次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军委决定大约在—九四九年五月或六月渡江。当时淮海战役即将结束，杜聿明集团已被我紧紧包围，黄维兵团即将全部就歼，淮海战役胜利的大局已定。中央指示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占领长江以北，准河以南，平汉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主要是安庆至南通一带诸城镇，控制长江北岸，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并指示华野、中野两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全省，江西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福州诸城而控制之。这次军委渡江决定与以前几次不同，这是在南线同敌人进行了战略决战，将南线敌人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之后渡江。

关于渡江问题，我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也经常在考虑。我是把它和未来的南线决战联系起来考虑的，这涉及到以什么样的战法，在江南还是在江北和在什么时机同敌人进行南线决战的问题。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适时扩大战役规模，组成更为强大的野战兵团，以对付敌人的高度集中，比以较小的野战兵团，寻歼较小目标的敌人，对我更为有利，发展下去，势将成为我军同敌入主力的决战。济南战役，敌人南线三个兵团在我前沿徘徊，不敢北上交手，说明敌人是在避免不利条件下与我打大规模之仗，也说明我对敌进行决战的有利条件已逐渐成热。

同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保障条件。我认为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又以在徐蚌地区决战为最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华中老根据地，距华北也不远，人力物力的支援更为充裕和便利。但是，是否在江北决战，还要看全局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中原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的牲利，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这个现实性显示出来了。于是我们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辰时电报中央军委，提出如果各老解放区尚能对战争作较大支持，以迫使敌人在江北与我决战为有利。我们于歼灭黄百韬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我们的建议符合中央军委的意图。九日毛泽东同志为军委起草的复电指出：“齐(八日)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将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重大决策将大大有利于我军尔后的渡江作战和在长江以南的作战。因此，当决战胜利即将到来之时，接到中央军委十二月十二日的来电，我不禁为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决策的英明和战局发展的顺利而感到格外振奋

总前委于十二月十七日开会对中央十二日指示进行了讨论，由刘伯承、陈毅二同志亲赴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并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战役前的形势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巳濒临总崩溃的境地。国民党军在两年多的作战中，共损失四百九十五万人，蒋介石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主力部队，巳被我歼灭殆尽。残存的作战部队不足一百五十万人，而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政治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愈演愈烈，逼迫蒋介石下野。一些高级将领公开要求蒋介石停战言和。经济上财政已山穷水尽，物价飞涨，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迅速破产，民怨沸腾，岌岌不可终日。总之，国民党当时的形势是军事上主力被歼，土气丧尽，政治上众叛亲离，人心失尽，经济上财政崩溃，力量耗尽。

我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多的作战，已经由一百二十多万人增加到四百万，其中野战军已发展到二百一十八万人．装备进一步改善，土气高昂，大兵团作战经验更加丰富。南方各省游击队武装也有很大发展，总兵力达五万余人。两年来，我军已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各解放区己联成一片，总面积达二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有二亿。

我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迅速扩大，大批民主人土纷纷来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我党建议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人民民主联合政府，长江以南国民党的不少地方实力派也与我党进行联系。

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编组训练部队，以便卷土重来，于一九四九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二十—日宜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和我党进行谈判，但实际上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在幕后操纵一切，就在蒋介石下野的前后，先后召见、任命一些高级将领，并布置了长江防线。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主席于一九四九年元旦，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指出，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一月十四日，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三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还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总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九年是要向长江以南进军的和平谈判成功了，我军即用和平的方式渡江，和平谈判不成功，即由战斗的方式渡江。所以党中央在准备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要求我军加紧进行以战斗方式渡江的准备。

面对上述总形势，我作了一些设想，从经营发展建设江南出发，渡江以和平的方式为最好，但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又必须立足于天津方式，立足于以战斗去解决问题。在用战斗方式解决问题时，还再尽量降低战争的破坏程度，尽量减少战争对城市和重要建筑、工业设施的直接破坏，并尽量不使敌军流散，力争聚歼，以减少蒋军流散为匪的祸害。为此，在战役中应力争作到：在渡江前认真准备，周密部署，加强侦察和训练，尽量减少渡江的伤亡，保持突破江防后的锐气和实力。突破江防后，对江防之敌迅即采取兜歼战术，不使其逃窜或流散，设法减少或不给敌人以据城固守的可能，尽可能多地在野战中消灭敌人。在攻取大城市时，我们不能采取虽消灭了敌人，却打烂了城市的战法，如把上海等大城市打烂了，对全国的经济建设影响就太大了。

打过长江去

从一九四九年—月起，国民党政府在和谈烟幕下，加紧修建长江防线，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的军事，会同驻在武汉的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共同负责长江防御。其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持凇沪，然后待机反攻”。敌人防御部署是：汤恩伯指挥的七十五个师，约四十五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八百公里的地段上(重点置于南京、上海之间)，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五十四个师，位于浙赣路上担任第二线防御的有二十一个师。白崇禧指挥的四十个师，约二十五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近一千公里地段上，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二十七个师，在第二线上有十三个师。另以江防舰队和第二舰队共一百三十余艘舰艇，分别位于长江中下游，以三百余架飞机分置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协同陆军进行防御。敌人防御的明显特点是第一线兵力单薄，纵深空虚。

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江，下游江面宽处达十余公里，历来被称为天堑。对我来说，长江并不是陌生的，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率部往返三次渡过长江，当时敌强我弱，我们只能采取趋敌所不意、避实就虚的做法，选择在敌人薄弱部位进行偷渡。这—次渡江形势已大为不同，我们可以采取大部队公开地、宽正面地以强渡的方式渡江，可以说是以实击实。我们选择这样的战法，是建立在我军强大优势条件下的，我军的炮火已空前强大，可以压制对岸敌人的火力，在一定范围内，还有能力对付敌人的兵舰和空军。而敌人兵力、火力不足，防守空隙甚大。我军宽正面渡江，敌防不胜防，使我渡江有绝对成功之把握。但是，水战不同于陆战，除了陆战所必须的准备外，还必须对沿岸的地形、水情、气候等进行仔细的调查，对渡江器材进行周密的计算；对部队和船工进行有力的政治动员和训练，把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得更充分、更扎实、更科学、更严密。

我们渡江的准备工作，可以说从一儿四八年初就开始了．那时为了执行中央军委耍我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渡江南进的任务，我派出一个加强营，带四十挺机关枪和全营武装，还带了二百余名干部前往皖南。另请中原局派出一批干部到皖江地区和含山、和县、巢湖地区工作，以后我们又派出十个营，组成以孙仲德为司令，谭启龙为政委的先遣纵队，并随带部分地方干部南下江边工作。在江边广泛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对长江的渡口、水文以及相连的湖河港汊作了详细调查，绘制了地图。与此同时，我又请东北代为购置了一些引擎，将民船改装汽船。这些工作对大部队顺利过江起了重要的作用。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华东野战军未立即开往江边，而是开赴徐州和海州地区整训，以免大军集结江边的时间过长，粮食供应困难，被迫大量北粮南调，浪费人力物力。在整训期间，我们全面都署了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以兵团为单位组织军、师干部率侦察队先期赴江边侦查，了解情况。

在此期间，我们组织全军学习毛主席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广泛展开新区政策、城市政策的学习，进行纪律教育，为我军渡江南下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各兵团于三月上旬先后到达渡江作战出发位置，进行深入具体的准备。至四月初．全军已收集到各种类型的木船八千余只，自制了-部分汽船和可运送火炮、车辆、骡马的竹筏和木排；动员了近万名船工，从部队挑选和训练了数千名水手，满足了载运第一梯队渡江的需要。为了提高船工参战的积极性，召开了船工誓师大会，制定船只损坏赔偿办法和船工伤亡优抚条例。与此同时，军民共同进行渡江作战的战术和技术训练。为了顺利地航渡和成功地突破敌防线的滩头阵地，各部队利用湖泊及内河进行了游泳、划船、上下船、水上射击、打击敌舰、滩头爆破，登陆冲击等战术的技术演练。并利用黑夜在长江中组织试航。各军均派出侦察部队过江对南岸地形进行实地侦察，井在南岸建立隐蔽点线关系。

我们还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指示，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毙伤俘敌军四十四万三千余人(内起义投诚四万四千多人)，我方伤亡十万零五千余人。由于我军执行在强大政治工作保证下的即俘即补政策，部队增补了大量解放战士，到一九四九年一月，我军己由淮海战役前的四十二万人发展为五十五万多人。经过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我和谭震林分任副司令、副政委，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第七乓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委袁仲贤，第九乓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每个兵团下辖四个军，特种兵纵队直属野战军。通过整编统一了编制，充实了干部和兵员，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

二月上旬，总前委初步确定渡江作战的部署：以第三野战军的四个兵团(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的一个兵团(第三兵团)为渡江第一梯队；第十兵团在江阴、扬州段；第八兵闭在南京东西段；第九兵田在芜湖东西段；第七兵团在铜陵、贵池段；二野第三兵团在安庆东西段；以第四、第五兵团的五个军为总预备队。同时，建议第四野战军派三个军十余万人迅速南下，进至武汉地区牵制白祟禧集团。

四月一日，总前委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在四月三日得到军委批准。纲要指出；我军的战役目的是，以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纲要判断了我军渡江后，敌军可能产生的四种变化，并根据此确定了我军的作战纲领和战役第一阶段渡江作战的部署。纲要指出：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纲要还指出：在我军渡江成功后．三野之第七、第九兵团应与三野之第八、第十兵团迅速会合，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此着为全战役之关键。

总前委统一部署：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司令员在合肥附近统一指挥二野、三野，主持全局。二野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指挥二野部队为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渡江作战。三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和参谋长张震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第八、第十两兵团为东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渡江作战。三野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第七、第九两兵团为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作战。三野两路(四个兵团)归粟、张统—指挥。

我和张震同志于四月一日率三野机关，自蚌埠出发，冒着春雨东移，于四月五日到达泰州以南的白马庙。

为了实现总前委确定的战役意图，我把选择突破地段和向敌纵深发展联系起来研究，对三野负责的正面和任务进一步作了仔细的考虑。为达成迅速包围歼灭南京、镇江、芜湖地区之敌，东集团渡江后必须以主力楔入南京与上海之间，切断京沪铁路，这样可把汤恩伯的防御体系拦腰砍成两段。而长江的走向，在京沪间，以江阴为中心,有一个向南突出的弯道，我十兵团以选择江阴东西地段突破最为有利，突破之后，可以最近的距离，直插金坛、宜兴、吴兴地区，切断南京，镇江之敌退往上海及杭州的通路。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从裕溪口至铜陵段突破江防之后，必须作远距离迂回．向宣城、广德，吴兴地区急进，争取在吴兴地区与东集团第八、第十兵团会合，封闭合围口，将芜湖、南京、镇江江防及守城之敌兜住，再图歼灭。敌如弃城而逃，则可将其歼灭于郎溪、广德、长兴一带，不使其逃入杭州等城市。

为了更好地发挥各部队的特长，我们将熟悉苏南情况的第二十三军和第二十军由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分别调归东集团第十、第八兵团，将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的第二十四军和第二十五军从东集团第八兵团分别调归中集团的第七、第九兵团指挥。

四月六日，我们召集第八、第十两兵团军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了总前委的基本决心、战役指导思想，明确了东集团渡江作战的决心和部署，并对渡江后战役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研究。我提出三种可能山现的情况和相应的对策：

(一)敌以南京、芜湖地区的兵力，对付我中集团，阻止其向东发展．集中南京至上海之间的兵力，寻求在京沪之间与我决战。如出现这种情况，要求东集团在渡江成功之后，主力控制在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带，下决心在京沪线上打一个恶仗，打上三，五天，打出一个好局面来。同时，要求中集团，在渡江成功之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主力迅速向东发展，和东集团打通联系。

(二)南京、镇江等地区之敌，向杭州、衢州撤退，在浙赣线上组织第二道防线：京沪线之敌向上海收缩，固守上海。如出现这种情况，则三野先集中兵力协同二野解决浙赣线上之敌，然后—再围攻上海之敌，各个击破之。

(三)我渡江一举成功并迅速突入敌人防区纵深，把南京，镇江的敌人退路切断，敌人全线溃退．一片混乱。如出现这种情况，要求东集团只用一部兵力监视上海之敌，主力迅速向吴兴急进，配合中集团，将逃敌围歼于郎溪，广德地区。同时，也要求中集团渡江成功后迅猛东进，到达吴兴地区与东集团会师，围歼逃敌。

在这三种可能的情况中，我们力争第三种情况的出现，同时，也为第一种情况出现做好准备。

通过研究讨论，大家统一认识，战役预定四月十五日发起。

四月八日下午，我与张震同志联名下达了对东集团渡江作战部署的指示。规定：“我八、十兵团主力决于杨中至护漕港(江阴东南段)强渡，为求主攻方向强渡顺利，决定八兵团以积极动作箍制镇江、扬中段之敌，而以十兵团附二十三军、特纵主力，于江阴东西地区强渡(前头部队采取偷渡)，力求南渡三个军或四个军之大部，务须当晚控制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区，坚决打击敌之反击，尔后乘胜扩展，开辟镇江段南北地区广大战场，以利野战军主力尔后作战。”这—指示在下达东集团的同时，还通报了谭震林同志和中集团，并要求东集团拟制具体实施计划上报。

四月十日，军委给总前委并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发来电报说：“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四月十五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我当即召集前委讨论，并于当日复电军委，报告了长江下游水情——如延长一月，则江水上涨，又临雨季，现我方小船占三分之二在江水上涨情况下难于在江中行驶。并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我不知道李(宗仁)签字后能否统率蒋军，其内部会起何种变化。如协定不成再行渡江，则镇江下游较为困难……如仍需强渡，则依原定(时间)为好，或将渡江重点置于安庆、南京段，江阴下游实施佯渡，但由此不易截断敌向沪杭退路。”同日，二野也向军委建议按原定时间渡江为宜。总前委则提出“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的建议．军委在考虑了总前委及二、三野的意见后，根据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于十一日复电总前委并告栗张、刘张李：“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四月十二日，我向军委和总前委建议，为渡江便利计，不要再推迟至二十二日以后，“以二十日前后为最好”。

四月十八日军委指示总前委及二、三野于四月二十日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实行总攻。当日总前委给二、三野发电提出：”整个战役从二十日晚开始后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应该先过江．不必等齐。”总前委还估汁，东集团在渡江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因此决定中集团较东、西两集团提前一天渡江，以便能有力地支援东集团作战。

四月二十日晚，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晚二十时，我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首先发起突击。第一梯队四个军(第七兵团之第二十一、第二十四军，第九兵团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在我强大炮火掩护下，二十一时许，攻占了黑沙洲、鲫鱼洲、闻新洲、紫沙洲等江心洲，并逼近南岸，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建立了滩头阵地，继续向纵深发展。敌人在一片混乱中．仓皇南逃。二十一日我军攻占了铜陵、顺安、繁昌等城镇。我中集团突破江防后，汤恩伯即派机动部队第九十九军前往增握，增援部队甫抵宣城，敌江防部队已放弃阵地，第九十九军即向杭州逃窜。二十二日中午，中集团突入敌人防御纵深己达五十公里。二十三日，中集团第二梯队的各军也全部渡到南岸。

二十一日夜晚东集团在三江营至张黄港段，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同时发起了强大的突击。我第十兵团第一梯队之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首先在天生港，王师塘、长山等地突破敌人江防阵地，登上南岸，连续打退了敌人多次反击之后，于二十一日中午进抵百丈慎、南闸镇、秦皇山、香山之线。建立了正面宽五十公里，纵深十公里的滩头阵地，并继续向纵深进击。当日，江阴要塞守敌在我秘密党员内应下宣布起义，我第二十九军占领要塞，控制了所有的炮台。我特纵炮兵封锁了长江，断绝了敌舰东逃的航道。二十二日，占领常州，丹阳等城，切断了京沪铁路。

我第八兵团之第二十军，在龙窝口至永安洲段向扬中岛发起突击。二十二日占领扬中岛，二十三日渡过夹江，登上南岸，并乘胜向纵深发展。该兵团位于南京，镇江正面的第三十四、第三十五两军，于二十三日晨占领镇江和浦口、浦镇．当晚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国民党留在南京的部分政府机构，在李宗仁率领下，已仓皇撤向广州。

西集团(第二野战军)，由马当至贵池段强渡成功，占领了贵池，彭泽等地，主力直趋浙赣线，迅速割裂敌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

国民党的海军除第二舰队在南京附近江面起义外，一部分在镇江附近江面向我投降，另一部分逃住上海。

在我军渡江之际，英帝国主义悍然派出军舰于二十、二十一两日两次驶入我东集团渡江地段，炮击我军阵地。我军强大炮兵于以有力回击，将其紫石英号击伤，搁浅于镇江附近（后于七月三十日午夜逃跑），其余舰只被迫缩回上海。

南京是国民党统治中国人民达二十二年之久的政治中心。南京解放的伟人意义，正如中共中央的贺电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

围歼逃敌于郎溪、广德地区

我军神猛迅速，一举突破江防。敌人的长江防线，土崩瓦解。此时，关键是否能达成对敌人的割裂和围歼。二十一日十九时，我与张震同志联名向军委、总前委建议：鉴于第七、第九兵团渡江后，敌尚无全盘部署，抵抗甚微，我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敌之纵深，使敌无暇调整部署，促成敌之更大混乱，达成分割包围。并建议第九兵团渡江后，除以第三十军监视芜湖之敌待交二野第四兵团外，主力应不为小敌所阻，向东北挺进，控制溧阳，截断“京杭国道”(即南京至杭州的公路)，截断南京之敌向杭州的退路，以孤立分割敌人，有效地协同东集团作战，该兵团先头部队力求于二十六日前进至郎溪及其东北地区。第七兵团攻歼当面之敌后，尾九兵团之后，力求十七日前后进至广德地区待命。

次日，接到中集团二十二日十一时对第七的作战部署电，指示第九兵团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于二十四日占领南陵．青戈江，湾址镇，并包围宣城后，二十五日集结休整一天，以便骡马赶上。二十六日继续东进，于二十八日十时至郎溪附近。第七兵团则于二十九日进至广德附近，这时，我们判断敌人丰力特向杭州撤退。为迅速切断“京杭国道”这条公路，不使敌人主力退向杭州，并达成对敌人之围歼，我与张震同志认为必需加速第七，第九兵团的行动，立即于二十二日十七时发电给第七、第九兵团，令九兵团率第二十五、第二十七两军全部．以急行军经青弋江、宣城向郎溪，溧阳挺进，不为小敌所阻惑。令第七兵团迅速将攻击箭头转向南陵以东宣城方向，在第九兵团右侧后成梯次队形前进。这个电报同时发给了谭震林同志并报告了总前委。二十三日总前委复电同意。

二十二日夜，南京、镇江、芜湖地区之敌开始向杭州撤退，芜湖以西至湖口地区之敌向浙赣线撤退，常州以东之敌向上海收缩，出现了我们估计的第三种情况。这时，我把指挥的重点，转到迫歼逃敌上来，全神贯注指挥东集团和中集团的部队在广德、长兴、吴兴一带会师，封闭合围口，将向杭州及浙赣线溃退之敌，围歼于郎溪、广德及长兴地区。

我在地图上反复测算敌我双方到达长兴和广德地区的距离和行程。从南京到长兴、广德约一百四十公里，其中一部分是山区，而且敌军在撤退的路上，还耍受到我追击部队的攻击与阻拦，其速度必受影响，故估计需四至五天才能到达。我东集团从江边直插太湖，到达宜兴地区约五十至八十公里，如果发展顺利，仅用二至三天的时间，就可以在这里切断南京到上海的通路。再用一至二天的时间．就可以在长兴地区切断南京至杭州的通路。我中集团从渡江地区向东到广德，长兴地区约一百五十至二百公里，这是我们过去活动过的地区，干部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和道路情况，我军善手吃苦耐劳，猛打猛追，故有四至五天的时间，也可以到达那里切断南京到杭州的通路。

二十三日晚至二十四日晨，我连续几次电促各兵团加速向指定的合围地区前进。命令第十兵团除以第二十九军沿京沪路向苏州进逼，监视上海方向之敌外，以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一军沿太湖西侧以吴兴，长兴为目标兼程急进，首先占领宜兴，再继续向长兴挺进，以求与第九兵团在此地区会师。以第二十三军从长荡湖东西地区向南急进，切断溧阳、宜兴之间的通路。第八兵团之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归第十兵团指挥，沿丹阳、金坛以西一线南下，配合各部歼灭逃敌，第九兵团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到达宣城后即向广德、长兴，吴兴急进，务于二十五、二十六日赶到广德以东之天平桥、梅溪之线以东，与第二十八军取得联系。第八兵团部率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在南京，镇江地常州。

追击战要求‘快速”。我广大指战员在胜利的鼓舞下，高度发扬了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不怕疲劳，不怕饥饿，不顾春雨连绵，踩着泥泞的道路，跋山涉水，快速行军。

我军听过之处，群众以极人的热情夹道欢迎自己的子弟兵。他们把稻草铺在泥路上，以防战士滑倒，用木板和小船加固破烂的小桥，以便我军顺利通过。群众的这种热情，又给我们的部队以极大的鼓舞。所以经过任途跋涉的战士们，虽然脚底下已起了大大小小的泡，但仍然满怀豪情，一脚泥，一脚水地追赶敌人。当时上上下下的思想都集中在一个字上，就是‘快”。

二十五日下午，第二十八军：占领了宜兴，第二十三军于同日黄昏占领溧阳，南京至杭州公路遂破我切断。敌人不敢再沿京杭公路退却，改由宜兴以西的山区直向郎溪、广德方向逃窜．妄想突出重围。二十六日我中集团的先头部队已进至郎、广地区；同日我第二十八军进占长兴。二叶七日，中集团之第二十七军在吴兴附近与东集团第二十八罕打通了联系，这样，就封闭了合围口，把南逃之敌第四军、第二十八军，第四十五军、第六十六军及第五十一军的一部，逼入郎溪、广德之间的山区。敌军十万之众，乱作一团，东奔西突，妄图逃命，但却四处碰壁。我追击各军机动灵活，猛插猛打。战至二十九日上午，将敌全部歼灭。

这是一大胜利，因为如果不将这十万敌军歼灭，让它进入杭州．这座名闻中外的秀丽古城将遭受一场浩劫。当时我还很耽心我国当年最长的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受到破坏。所以再三嘱咐要抢占钱塘江大桥，我先头部以到达时，敌人来不及爆炸大桥就为我消火了。三野在郎广围歼战中加上在长江南岸边及追击途中歼灭的敌人共十三万九千余人。江防之敌仅第五十四军及第五十一军之一部，在我追击部队到达之前逃到上海。

在我围歼郎广地区之敌的同时，我第七兵团在谭震林同志指挥下加速向杭州挺进。二十八日占领宁国，五月一日占领孝丰，五月二日占领余杭，五月三日，进占浙江省会杭州，五月四日至七日，第二野战军占领了上饶、贵溪、横峰、金华、衢县等地，控制了浙赣线，切断了汤恩伯集团和白崇禧集团之间的联系。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一部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陂，逼进武汉地区，完成了牵制白崇嬉集团的任务。渡江作战第二阶段胜利结束。

钳击吴淞，解放上海

郎广围歼战结束之后，我就把指挥的重点转到攻占上海这方面来了。五月初，总前委移驻京沪线上的丹阳城，我和张震同志率领第三野机关自常州东移苏州，指挥上海战役。

中央军委和总前委考虑，由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尚来完成．要求我第二野战军暂不要进攻上海，而且也不要靠近上海，不要惊动敌人，不使其过早地退出上海，以免仓促进去，陷于混乱，同时令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浙赣线休整，随时准备支援我三野作伐，并准备应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

这时敌军退守上海的部队，有八个军，二十五个师，加上军舰三十余艘，飞机一百二十余架，共约二十万人。

守备上海的敌军妄图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实行固守防御，敌人的防御阵地，分为警戒阵地、主阵地、中心要点工事。主阵地有：月浦、杨行、大场、真如和浦东的高桥、高行等地．主阵地的前沿，距市区三至六公里。中心要点工事包括国际阪店、四行仓库、百老汇大楼(即现在的上海大厦)等三十二座建筑物。整个上诲，仅钢骨水泥的碉堡，就有四千余个。这些工事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请美国人、德国人修的，后来日本人、国民党军又加修过。

敌军将上海划分为沪西北、沪西南．浦东三个守备区。具体配置是：第一二三军及暂编第八师驻守太仓，昆山，青浦、嘉兴、平湖、金山卫之线，第五十二军驻守月浦、刘行、吴船、宝山等地；第五十四军驻守真如、大场；第二十一军及第九十九师驻守江湾等地；第七十五军驻守虹桥、龙华；第三十七军驻守周浦从浦东市区和南汇之线；第十二军驻守高桥、高行地区；第五十—军残部及五个交警总队驻守市区，从敌人兵力部署上来看，其防御的重点是浦西市郊之吴淞、月浦，刘行．大场和浦东区之高桥、高行地区，藉以保障吴凇和市区，维护其出海通路。在这些地区以钢骨水泥的碉堡为骨干，结合大量的土木结构的工事利蜘蛛网式的堑壕，外设多层障碍物，构成纵深达到三公里的防御地带。为了扫清射界，平毁了距阵地一公里以内的房屋和树木。这些地区，靠近长江，可以得到舰炮的直接火力支援。而市区和沪西南则是敌人防御的薄弱部分。

我们打上海的指导思想是：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而又不能把城市打烂了，要争取把上海基本上完整地接管过来。我们的一切作战部署及战法，都是围绕这一指导思想的。

从当时的情况看，打上海有二种方法可选择：第一，围困战法。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对内地的若干城市采用了此种战法。但是上海情况特殊，上海有六百万居民，生活资料依靠外地运入，尤其是粮食和煤，所需数量很大，长期围困，人民不仅没有吃的，由于没有煤，不但机器不能运转，连自来水都没得喝，人民的生活将陷入绝境，而敌军因有海上通道，我们围不死。而且我军渡江以后，应力争迅速解放全中国，所以，长期围困的战法不可取。第二，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山。这一战法，虽避开了敌人设防的重点吴淞，伤忙也可能减少，但主战场将市区，城市会被打烂。所以，这一战法也不可取。第三，把攻击重点放在吴淞，钳击吴淞，暂不攻击市区。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并迅速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如果敌人要坚守下去，必将为保护其唯一的海上退路而集中兵力在吴淞周围与我军决战。如出现这一情况，就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使城市少受破坏，达到完整接管的目的。吴淞周围是敌防御的强点，因此，这种战法，将是硬碰硬的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我军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保存城市的完整，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必要的、值得的。为此，此方案是我设想的虽佳方案。

为了不打烂城市，当时我们还规定进入市区作战，应尽可能不使用重炮轰击。

由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尚未做好，我们不得不推迟了攻占上海的时间，敌人却利用时间在上海大肆抢劫物资从海上运走。五月六日，中央军委指示，为了阻止敌人劫运物资，可先占领吴淞、嘉兴两点，以切断敌劫运物资和退逃之路。但不改变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要我们部署进行。

军委的这一指示，与我们设想的第三种打法不谋而合。我们于五月七日巳时上报了作战方案：以第二十九军并配属两个炮兵团攻占吴淞、宝山，以第二十八军主力控制太仓、嘉定，以第三十军攻占嘉兴、嘉善、平湖、乍浦、金山卫线，为防敌向南汇、川沙撤退，以第三十、第三十一军进入浦东截敌退路。并预定十二日、十三日发起攻击。五月八日，军委给我和张震同志的复电说：“(一)同意七日巳时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二)在攻占吴淞、嘉兴等处

Chapter_36

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退路封闭是很必要的”。军委此电同时发给了总前委。

根据军委指示，我于五月十日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战役预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十二日起，钳击吴淞，断敌海上通路；第二阶段，待接管上诲工作就绪后，向市区发起总攻，解放全上海。兵力部署是：以第九、第十两个兵团指挥八个军(以后又增调第二十三．第二十五军配属给第九．第十兵团)及特纵炮兵一部，从上海两翼迂回，钳击吴淞；第十兵团之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个军攻占宝山、吴淞；第二十六军攻占昆山、安亭，第三十三军集结常熟地区，为兵团预备队。该兵团的后续任务是待命由上海西北地区协同第九兵团围攻上海。第九兵团之第二十军攻占平湖、金山卫，打开向浦东前进的通路。三十军、第三十一军向浦东挺进，协同第十兵团钳击吴淞；第二十七军集结嘉善地区，该兵团的后续任务是待命由东，南、西三面协同第十兵团围攻上海。

五月十二日，第二十九军占领浏河，当晚向月浦进击；第二十八军占领太仓、罗店等地，继续向杨行，刘行进击；第二十六军攻占昆山。十三、十四两日，我军连续向月浦、杨行、刘行之敌猛烈攻击。但敌钢骨水泥碉堡林立，构成了许多子母堡群，并配以众多的副防御障碍。以这些子母堡群为核心，筑成多道阵地，依托阵地进行顽抗。我军攻克一个地堡群，往往耍付出重大代价。而且敌在海军舰炮、空军飞机的支援下，以坦克、装甲车为掩护，频繁对我军发起反冲击，因此争夺十分激烈。十五日，敌又调第二十一军及第九十九师增援。经几天激战，虽然我军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没有大的进展，仍对峙在月浦、杨行，刘行一带。

我仔细地考虑了这种情况，觉得要加快战斗进程，就必须以锥形队形力求打开几个口子，由缺口透入敌之纵深。因此，十六日我们调整了部署，并且下达了战术指示，指出；对敌永久性设防阵地的进攻。必须周密组织，选择敌突出、薄弱部与结合部，楔入其纵深，从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集中火力轰击其一点，挖交通壕接近碉堡，以小群动作，轮番攻击；充分发挥炸药的作用，以炸药包开路，发挥孤胆精神，纠正集团进攻的方式。我进攻吴淞外围的部队，研究了这一指示，总结了前—段的经验教训，改变了进攻方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第二十八军以小的伤亡，攻占了刘行等要点；第二十九军攻占了月浦街区。

第九兵团之第二十军于十二日攻占平湖、金山卫后，进至松江地区，第二十七军进攻青浦以东地区。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于十四日攻占奉贤、南汇，十五日，攻占川沙，十六日攻占周浦，十八日，逼近高桥。十九日后，敌调其七十五军增援高桥，在飞机及舰炮支援下，对我军频繁地进行反击。因这一地区河流多，桥梁多被敌人破坏，我炮兵跟不上去，仅靠轻火器与敌反复冲杀，部队伤亡较大。二十三日，我炮兵赶到，对高桥以东海面之敌舰猛烈轰击，击中七艘，余舰逃逸，我控制了东翼的海面。

自我钳山吴淞以来，敌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陆续从市区调来吴淞及高桥的三个军，市区更加空虚了。这对吸引敌人在郊区作战，保持城市的完整是很有利的，完全符合我们在战前的设想，但吴淞两侧濒江临海，正面狭窄，河流纵横，我兵力展不开，优势难以发挥出来。所以每攻克一点，伤亡消耗很大，战役时间拖长，而市区虽然已经空虚，因受接管准备工作的限制，不能乘虚攻占。

有鉴于此，五月十八日辰时，我与张震同志联名向军委、总前委建议：如对沪攻击已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意见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楔入吴凇，而以第九兵团主力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之敌，尔后会攻苏州河北，如此实施，则我楔入敌之纵深不致被动。“惟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

当日，总前委复示

“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十九日，又得到中央军委电示：“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收准备工作巳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于五月二十五前后开始攻城？于是，我们制定了总攻的部署，并于二十一日午时上报了军委。部署将总攻分为三步：第一步全歼浦东之敌；第二步夺取吴淞、宝山及其外围阵地，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地区敌军之包围，攻占苏州河以南并沪西区及南市区全部，第三步聚歼可能溃缩在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的江湾地区之敌，达成全部攻占淞、沪全区之目的。这个部署上报后，军委于二十二日复示：“同意二十一日午电所述主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

二十三日，我侦悉汤恩伯已率其一部兵力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苏州河以南仅剩下五个交警总队。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判断敌将撤离上海，便决定当晚发起总攻，第一步和第二步攻占计划，同时进行。

二十四日，第二十军攻占浦东市区，第二十七军攻占虹桥及徐家汇车站；第二十九军攻占月浦南郊之小高地。敌为保住海上的逃路，以四个营的兵力在八辆坦克支援下，向我月浦南郊之小高地反扑，并将己调至高桥的第七十五军一个师，调回月浦增援，但未能阻止我军之攻势。

二十四日夜，第二十七军由徐家汇、梵皇渡之线攻入市区，第二十二军由龙华附近攻入市区，第二十军主力从高昌庙西渡黄埔江攻入市区。二十五日晨，我军攻占了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当晚第三十、第三十一军攻克高桥。敌殿后部队指挥官派员与我军接洽投降，我一面派人与其接洽，另一面令各部迅速向各攻击点猛插。

二十六日，各部攻占吴淞、杨行、宝山、江湾、大场及苏州河以北之市区。当日，残留在杨树浦等地之敌人，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率领下向我投降。二十七日肃清了在市区的残敌。至比，上海战役胜利结束。

至此，总前委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赋于我第三野战军的任务全部完成。

这次战役，在上海外围特别是吴淞口地区，打得十分激烈，用的时间也较长。但在市区打得并不激烈．用的时间也较短，这样既歼灭了大量的敌人，而市区也没有遭受大的破坏，这正是战前我们期望的最佳结局。

在这里我更特别提一下上海党组织的作用，上海党有悠久的斗争历史和坚强的群众基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为解放区输送了大批干部，帮助采购、转运了大量物资、药品，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区军民的斗争。在上海的解放中，他们更作了大量艰苦扎实的工作，是我军解放上海的坚强内应。战斗发起前，他们对上海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火力分布作了周密的调查，绘制成图，送给了我军。攻城战斗发起后，他们组织了工人护厂，学生护校，保护公共财物，维护社合治安，积极支援上海的解放斗争，使上海在攻城战斗中，没有停过电，没有停过自来水，电话局照常工作，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迹。

战上海的枪声刚停，我接管的工作人员即随部队进入上海市区，在地方党和群众配合下，按系统有秩序地展开了接管工作。参战部队除担负警备任务者外，立即撤离了市区。进入市区的机关和部队，严格遵守城市政策纪律，坚决执行约法八章，并把后方置于十五公里路之外。当时正值梅雨季节，部队露宿于阴雨连绵的街道上，吃的是从十五公里路外送来的冷饭。在币制未有明确规定之前，不购买物品。同时积维护社会秩序，制止不法行为，打击敌特破坏活动，收容散兵游勇，保护公共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外国侨民等。我军的这些行为，得到上海市各阶层人民的拥护、爱戴和赞扬，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所以说上海战役我军不单在军事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在政治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上海解放是继南京解放后又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它的意义，正如当时新华社时评所指出的：上海解放，表示了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都已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结束了国民党二十余年的反动统治，也表示了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结束了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因此，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渡长江、战上海．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战争的硝烟早巳消失。但这个重大战役，导致了旧中国的结束，新中国的诞生，已永远载入史册，供后人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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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十九章真正的铜墙铁壁

山东临沂地区的同志．约我写一篇解放战争时期在他们那个地区作战的回忆录。在回顾中，我不禁想起，山东人民群众对解放战争的全力支援。那些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那些军民相依，鱼本情谊的动人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激荡胸怀。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高度政治觉悟的山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对山东人民一直怀着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盛激。

人民是父母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侵吞解放区，消灭解放军。华东地区，南连京沪，北近平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华中野战军的部分主力为执行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任务，于同年七月中旬至八月底，在华东解放区前沿的江苏泰兴，如皋、海安、邵伯地区，胜利地进行了苏中战役，歼敌五万余人。之后，与山东野战军在苏北会师，组成了华东野战军。一九四七年一月北撤山东。

华东野战军北撤山东，是为了进一步集中优势兵力，在解放区内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地机动作战．以更多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时，不少同志对这一发展的重大意义，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而且，原华中野战军的指战员多数是苏中子弟兵，要他们在刚刚打了胜仗之后，就撤离自己用生命和鲜血保卫过的土地，使养育自己的人民群众遭受国民党军队带来的可以想象的灾难，思想上的弯一时也不容易完生转过来。加之由苏中到山东，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变化，使许多同志思想情绪上有所动荡。所以，解决普通存在着的这些问题，是巩固和提高战斗力的关键，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中心任务。当时，部队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干部，进行了大量的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同时，山东的党，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特别是原华中部队进入山东后驻扎的临沂地区的人民群众，在天寒地冻的严冬季节，给部队以热烈的欢迎和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照顾，那种深情厚谊、鱼水之情，使全体指战员感到无比的温暖。临沂地区的人民，宁肯自己吃糠，吃地瓜叶，甚至以树叶，野菜充饥，也要把用小麦、玉米、小米、高梁做的煎饼送给部队。宿营时，有的群众把刚结婚的新房也腾给我们住，妇救会、“识字班”的妇女到各班去问寒问暖．抢着缝衣服、鞋袜；许多老大娘把自己赖以换取油盐的鸡蛋拿出来，甚至杀了老母鸡，送给部队的伤病员。山东人民在战争中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车轮滚滚，担架如林，前送粮弹，后运伤员，放哨带路，看押俘虏……他们是那样地坚强勇敢，不怕困难，奋不顾身，竭尽全力地支援人民子弟兵。但是．对蒋介石他们又有着刻骨的阶级仇恨，要求部队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保卫解放区，扩大解敢区，解放还在苦难火海中的人民。他们这种坚定鲜明的阶级立场，崇高炽烈的革命感情，使原华中野战军的同志受到了生动而实际的教育。对部队的思想转弯，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人民对了弟兵的热爱，关怀，始终是鼓舞部队前进的巨大力量。

一切为了前线

一九四七年一月，陈毅同志主持召开了鲁南会议，照中央的指示，华东野战军进行了统—整编。这时，山东已成为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之—，华东战区一系列重大战役大都是在山东境内进行的。当时，全国解放区处于被分割的状态。各解放区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解决战争的一切需要。除了武器弹药主要取之于敌人外，其它一切都要依靠人民群众。当时华东野战军，连同地方党政机关共约三十多万人。山东人民不仅要担负这三十多万人衣食住用的物资供应，还要担负起战争的巨大消耗。而那时的山东解放区只有十二万六千平方公里的面积，二千六百多万人口，大部分城镇和铁路交通线又被敌人占领，抗日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军破坏的经济，还没有得到恢复，广大农民少吃缺穿，生活极为贫困。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英雄的山东人民始终以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勇敢地承担起了支援连续进行的、大规模战争的重担。

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直接领导下，山东的党和人民政府，贯彻执行“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方针，积极发展战时经济，把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科学地调动和组织起来，既照顾到军队的需要，又注意到人民负担的可能性，实行“耕战互助”、“以战养战”，把土改、生产，支前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较好地解决了解放区经济的主要支柱——粮食问题，为支援战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山东的党、政府和人民，在蒋介石发动军事进攻的前夕，就积极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土改运动是一场解决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伟大革命，反映了中国农民上百年来的愿望，几百万亩土地回到了农民手中，大大地调动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热情。他们第一次在自己分到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努力生产。虽然还是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但是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生产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土改的胜利为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前线战争的胜利，又保卫了土改的胜利果实。翻身农民是战争重担的主要承担者。蒋介石的疯狂进攻，使千百万翻身农民，从切身利害中更深刻地体验到解放战争的正义性质，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战争的胜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对战争的支援看作是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

“一切为了前线，—切为了战争胜利”．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响亮口号。尽管是在遭受敌人摧残，自然灾害严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山东广大翻身农民却自觉自愿地为革命节衣缩食、茹苦含辛，甚至不惜破产毁家，承担着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全心全意地爱护军队，支援前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神圣的人民解放战争。

不竭之源

华东野战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连续打了宿北、鲁南、莱芜、盂良崮等战役，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战争进入到第二年，为彻底粉碎蒋介石妄图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以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人力物力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以主力打到外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同时，以—部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留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华东战场上的战争越打越大，而且打的大都是硬仗、恶仗，我军有了较大的伤亡、减员。因此，补充兵员的任务十分繁重、艰巨。

为保证华东野战军有充足的兵员，山东解放区的党和政府，在领导人民进行土改、复查、反霸斗争的基础上、结合蒋介石疯狂进攻解放区残酷杀害人民的现实，深入开展反蒋诉苦、庆祝翻身和土地还家等活动，号召人民群众“到前线去，到主力去”。千百万翻身农民把参军当作一项最光荣的任务，争先恐后、积极报名，涌现出许许多多“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相争”，“村干带头”的动人事例。他们说；“穷人挨冻受饿，就是因为没有土地，有地没人保．还是不牢靠。”有家农民两个儿子争着参军，互不相让．只得开家庭会解决。他们在参军大会上说：“国民党害了咱，共产党救了咱，没有解放军上哪捞胜利，咱不参军谁参军”。有个农民，战争开始时，送大儿子参了军、后来又送来了二儿子，为打败蒋介石，他还要把三儿子送来。胶东莱阳县赤山区，一千名民兵集体参军，编为—个营，加入了主力，成为当时闻名胶东的“赤山营”。淄川县当时只有四十余万人，土改复查后，一次扩大一个团，两千余人补进了主力。仅一九四七年一年间，就有二十九万五千余名翻身农民的优秀子弟光荣入伍。在战争中，我军补充了大量解放战士。翻身农民的优秀子弟，作为人民军队的主体和骨干，对把解放战士教育改造成为人民而战的革命军人，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共发动了四次大的参军运动，送出了五十八万九千余名优秀子弟参军。他们象千百条小溪流渠，汇成了奔腾万里的大江长河，源远流长，滚滚向前，使华东野战军越打越多，越战越强。有这样的人民．还有什么敌人不可战胜呢？

英雄的山东民兵

在解放战争中，山东的民兵和地方武装，发扬了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光荣传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谱写了野战军、地方军和广大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巨大威力的新篇章。一九四六年底，我军进行鲁南战役前夕，鲁南第三军分区地方武装在郯城县码头、新村一线，沿沂河东岸进行防御，保证了北上主力侧翼安全，维护了华中至山东的交通线。一支支民兵爆炸队，深入到兰陵、邳县，峄县、台儿庄等边沿区，在敌人经常出没的河边、路旁，直至据点周围，大摆地雷阵，袭扰、杀伤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鲁中沂南县高、金飞行爆炸队，从博山调至鲁南后，转战于锄头林、兰陵、洪山等地，四次用地雷阻击了二十六倍于自己的敌人，圆满完成了任务。在广大民兵、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下，我军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取得了鲁南战役的巨大胜利，歼敌五万二千余人。

鲁南战役后，蒋介石判断我华东野战军在苏北、鲁南连续作战，“伤亡重大，不堪再战”，临沂又是山东解放区首府，我必固守。遂集结了十一个整编师（军）于第一线，企图在鲁南与我决战。我华东野战军根据敌我情况，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果断改变诱歼南线之敌的方案，出敌不意，挥戈北上，先打莱芜的李仙洲。此时，地方武装进逼兖州，大造欲攻兖州的声势．并在运河上架桥，在黄河岸边筹集渡，制造西渡黄河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会合的假象，迷惑欺骗敌人．使其判断错误，保证了我主力部队隐蔽开进。战役打响后，山东的党和政府组织了一百二十个子弟兵团，村村布雷，节节阻击，日夜袭敌，积极配合主力作战，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胶济线两侧的广大民兵和地方武装，一夜之间将坊子至兰村一百余公里的铁路完全破坏。莱芜县委组织十万余民兵，连续七夜大破袭，敌人白天修，他们夜间扒，完全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使敌人前进不得，后退无路，联络中断，咫尺不能相援，成了瓮中之鳖，为主力部队分割歼敌创造了条件，为保证战役胜利赢得了时间。

民兵，虽然不能象野战军那样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阵地战，但是，他们却是野战军的得力助手。有了这个得力助手，就使野战军如虎添翼，耍打就打，要走就走，在运动中选定有利战机和战场，集中优势兵力，歼敌有生力量。孟良崮战役后，敌人经过四十天的休整，再次调集了十一个整编师，问鲁中山区进攻。为配合主力转入外线作战，鲁中军区监护营—连，在蒙阴县方圆只有—千多平方米的岱崮山顶上，凭借着险要的地形，依靠人民的支援和民兵的积极配合．坚持了四十一个昼夜。他们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忍受着疾病和伤口溃烂的折磨，以惊人的革命毅力，主动派小股部队下崮打击敌人，炸毁了敌人的弹药库和车辆，烧毁了敌人的粮食和被服，搞掉了敌人的一个师供绐所，有力地牵制了敌人。这个连队，战后被鲁中军区授予“岱崮英雄连”的光荣称号。

一九四七年秋，华东野战军大部主力挺进中原转入外线作战后，国民党加紧了对胶东解放区的进攻。胶东有二百多个民兵爆炸营、队，配合坚持内线作战的第二，第七、第九纵队开展阵前爆炸，同主力部队一起，迫使敌人付出惨重代价，费了近个月的时间，才爬行似地到达烟台，占领了几座空城。当时，整个鲁南地区坚持敌后斗争的都是地方武装和广人民兵。他们有时分散作战，有时集中作战，担负着围困、打击敌人孤立据点．歼灭匪特、土顽、还乡团，保卫生产和巩固后方的重大任务。英雄的鲁南赵博县民兵和地方武装，在我军主力撤出后，坚持斗争十个月，粉碎了敌人多次“清剿”、“扫荡”，与敌作战千余次。消灭瓦解残匪、土顽四千五百余人。一九四七年底便收复了失陷的全部地区。沂南县委组织几十个村的民兵进行联防作战，在沂河一线五十公里长的边沿区，开展“万雷区”活动，阻止了土顽及还乡团的进犯，保证了秋收秋种顺利进行。鲁中区民兵和地方武装，全力以赴地围剿残匪，七天之内收复了临朐、蒙阴、沂源、莱芜之间纵横一百五十余公里的敌伪统治区．打通了蒙山区和沂山区的联系。我主力部队回来后，如同走进了温暖的家门。为部队休整，准备再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他们还担负了警卫桥梁、看守公路、电线、仓库、以及站岗、放哨，守护战利品、押送俘虏，打扫战场、捕捉逃敌等繁重的战勤任务。—九四八年秋，我军攻克济南后，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副司令牟中珩、伪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等人，化装潜逃。但是，不久我们就接到报告，这三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要员，虽然侥幸逃出济南，还是分别在寿光县、胶县和滕县被勇敢机智的民兵捉住了。人民战争是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这是一条真理。

三年解放战争中，我山东民兵和地方武装直接歼敌灭匪即达六十九万余人。在野战军获取的巨大战绩中，也都包含着山东以及华东解放区其他地区的民兵、武装力量和全体人民群众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

我国革命战争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已经是大兵团作战。战场范围广，参战兵力多，战役规模大，机动性强。要取得胜利，需要有雄厚的后勤支援力量。当时华东野战军本身的后勤力量有限．衣食住用及计多战勤工作几乎全靠人民群众来承担。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有七百多万人参加了支前行列。将四亿二千五百多万公斤粮食及巨量的作战物资运达前方，保证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使我数十万华东野战军，在大兵闭运动作战中，有了可靠的物资保障。鲁南战役后，我军原拟在南线继续歼敌，庞大数量的支前物资都已运往南线。由于敌情变化，我军为抓住有利战机，大量歼敌，决定改变作战部署，主力部队突然迅速北上围歼李仙洲。当时，我们最为担心的是粮草、弹药等能否及时转移。在这个长达一百七十余公里的战场上，几乎全靠人挑，畜驮、独轮小车装，要把数以亿万公斤计算的弹药物资运往前线，困难是很大的。但是，英雄的山东支前群众，毅然掉转方向，随军北上，以顽强的意志，高度的智慧和艰苦卓绝的行动，长途跋涉，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昼夜不停，将急需的粮弹和各种物资，及时转运到北线，从而有力地保证了莱芜战役的胜利。一九四七年秋天，为解决我转入外线作战部队的冬装，华东野战军领导同志要后勤部门，在十月前务使前方战士都穿上棉衣。但原在滨海地区做好的棉衣，无法运到，后勤部门的同志带着这一紧急任务，来到惠民地区。那里的地方党、政府和人民群众听说要为子弟兵赶做棉衣，全力以赴组织布匹，棉花和生产工具，日夜赶制，有的群众甚至把自己棉衣、棉被中的棉花取出来，絮在指战员的棉军装里边。在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间，就提前完成了赶做棉衣的任务。

山东人民对战争的伟大支援，在淮海战役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同中原野战军的联合作战。参战兵力约六十万人。作战地域，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参战部队加支前民工等每日需粮食数百万公斤。加之气候寒冷，供应线长，运输不便。因此，粮食的供应，就成为淮海战设能否取胜的一个重要关键。为此，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我们，必须统筹解决全军连同民工一百三十万人三至五个月的口粮、以及弹药、草料和伤员的治疗等问题。华东局发出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指示，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那里”的口号，组成了华东支前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支前工作的统一领导。山东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省吃俭用，保证了部队用粮。鲁中有个区，预征一百万公斤粮食，群众却提前两天征粮六百—十五万公斤，超出原计划六倍。解放不久的济南市宝丰面粉厂全体职工，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抢修机器，夜以继日地生产，产量提高一倍，为前方突击生产面粉六百万公斤。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山东解放区每天平均运出原粮一百五十万公斤，在各解放区支援前线的二亿二千五百万公斤粮食中，山东就占一亿一千五百万公斤。准海战役后期，敌人在我军重重围困中，因断粮而互相殴斗、火并，甚至掘地挖坟，以棺木死尸为柴，烤烧战马充饥。我军阵地上．却是粮足饭香，兵强马壮。待战役结束时，前方尚存余粮二千多万公斤。

山东人民不仅无私地献出大量的粮食，而且及时克服种种田难，将粮、弹、草料源源送往前线，表现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运送中，有的民工遇到雨雪．就把自己随身携带的蓑衣、狗皮，甚至脱下棉衣盖在粮弹上。遇到山高坡陡、道路泥泞，不便推车，就卸下粮弹，改用肩扛。遇到敌机轰炸扫射，自己的同伴不幸牺牲了，就把他们车上的粮弹装到自己车上，继续前进。有的民工在自己带的粮食吃完的情况下，宁肯饿着肚子，也不动用车上一粒粮。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我军在河南水域东北陈官庄地区围歼杜聿明集团时，北风刺骨，地冻天寒。鲁中一分区为给前线送粮，从泰安经兖州、济宁、韩庄、徐州、肖县，到随军粮站，最后运到部队炊事单位，共用了小车、火车、木船，汽车、小挑等五种运输工具，经过七道手续，征途千里，辗转换载，保证了前线的粮食供应。腔东有位农民，为给前线送粮，涉冰河、顶风雪，日夜奔波，鞋子磨烂了，就光着脚推车子。他带了—根在旧社会讨饭用的小竹棍，每到一地就在上面刻上地名．支前结束时，上面别满了山东。汀苏、安徽三个省八十八个城镇和乡村的名宇。这不是普通的里程记录．而是千百万英雄民工所走过的艰苦光荣的战斗历程的缩影，是山东人民英勇支前的有力见证。

大兵团作战，部队总会有伤亡，能否把伤员及时抢救下来，直接关系到伤员的安危，影响着部队的土气。在炮火纷飞的战斗中，在敌我厮杀的阵地上，担架队员们拚着生命抢救伤员，有时在敌人火力底下不能抬也不能背，就趴在地上，再把伤员背到自己身上，驮着往前爬行。为了减少伤员的痛苦，天冷时，许多民工把自己的被子，狗皮给伤员垫在身下，把棉衣盖在伤员身上，天热时，在担架上搭棚给伤员遮荫凉。不少民工用嘴给伤员吸痰，用自己的吃饭小瓢给伤员接屎接尿，遇到敌机轰炸扫射，就争相掩护伤员，宁愿自己牺牲，也不使伤员再次负伤。原藏马县子弟兵团，冒着炮火抢救伤员，冲破敌人数道封锁线，一次行军千余里，把伤员安全送到后方，荣获“陈毅子弟兵团”的称号。渤海一分区某担架团，在淮海战役中，得了六十多面奖旗，荣获“模范担架团’的称号。该团有位特等功臣，将自己棉袍中的棉花撕下来给伤员擦污物、血迹，一件棉袍竞撕去了半截。华东野战军的指战员们都深深感谢山东人民。他们说；有这样的担架队随军救护，打起仗来心里踏实，负了伤准能被抢救下来，从而更加鼓舞起战斗的勇气和信心。

山东解放区的广大妇女和儿童，在男青壮年大部出工支前的情况下，积极参加生产，为前线多作贡献。她们日夜赶做军鞋，家家碾米磨面，在柴草缺乏的时候．她们甚至拆掉自己的草房当柴，烙出煎饼支援前线。伤员从村里转运时，她们精心服侍，洗衣烧水送鸡蛋；部队行军从村里通过时，她们在路两旁摆设茶水站，将一碗碗深情的大枣水、绿豆汤送到每个战士的面前；部队道路不熟时，她们就主动当向导，带路走在前；部队住下时，她们又带上针线，补补连连，挨班慰问。指战员们亲身体会到，解放区处处有亲人，村村都温暖。

山东人民还在我军前进时，修桥补路，使部队行军作战，畅通无阻。有的农民将自己的大车推到河水中，给部队架桥，有的甚至拆了自己的房子，用木料作桥梁。淮海战役前，敌人将徐州北边茅村铁桥炸毁，妄图阻止我军前进，要修复需半月时间。我军为能迅速前进，围歼敌人，必须尽快将桥修好。为此我们要求鲁中南区党委想尽一切办法，三天之内将桥修通。鲁中南区党委派专人负责，发动群众，结果只用两天半就把桥修通了。当我们在指挥所里接到这个报告时，都被山东人民这种英勇顽强，战胜困难，坚决完成任务的精神所感动。

每当回忆山东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全力支援，我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华东战场，听到了那隆隆的炮声和千万辆支前小车发出的有节奏的鸣响，也仿佛看到了英雄的山东民兵和浩浩荡荡的支前民工在随军转战、奋勇支前的情景。我不由地想起了陈毅同志在《记准海前线见闻》中的诗句：

几十万，民工走不通，

骏马高车送粮食，

随军旋转逐西东，

前线争立功。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

稳步轻行问伤病：

同志带花最高贵，

疼痛可减退?

……

这就是对当时民工支前的真实写照。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山东人民又“推起小车下江南”，同其他解放区的人民—起，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一直随军打到浙江、福建等地。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英雄业绩，将永垂史册，永放光辉。

早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今天，当我们回忆山东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巨大支援的时候，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完全正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引起了作战方法的变革，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必将极大地不同于过去的革命战争。但是，人民战争的根本性质，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蠃得战争的胜利，仍然必须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真正的铜墙铁壁，仍然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这是肯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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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二十章粟裕谈淮海战役

编者按：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最大的一个战役。粟裕同志是淮海战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他生前没有系统地谈过淮海战役，只是即席回答过有关同志的一些提问。粟裕同志的夫人楚青应中央党史办(文献研究室)特别约稿，将这些谈话整理成文，发表在《党的文献》上。《粟裕战争回忆录》第一版时未将此文收入，此次再版特将此文刊出，以供读者阅研。

一、当有人请粟裕谈淮海战役时，粟裕说：淮海战役是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取得胜利的。淮海战役这个大题目要请小平同志来讲。

毛主席对淮海战役有一句精辟的概括：一锅夹生饭，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我的理解，是指淮海战役发展成为南线战略决战并取得胜利的条件，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形势的发展变化多端，中央军委、总前委审时度势，统一筹划，集中集体的智慧，正确指导了战役全过程，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还乘敌之隙，充分利用了敌人的错误，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所以，必须从战局变化中，从发展阶段中，来研究淮海战役，这是应该注意的。

二、有人请粟裕谈谈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建议时的考虑，粟裕说：

谈这个问题要从豫东战役说起。在豫东战役之前，1947年第四季度，我三支大军已经在中原成品字形，完成了战略展开。但蒋介石在中原还能集中较大的机动兵力。敌人利用优越的运输条件，又常临机变动建制，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以集中或分散对付我军。我兵力分散时则集中进犯，我兵力集中时则后缩，敌我兵力想当时则与我纠缠。一段时间里敌我形成拉锯状态。

为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我反复考虑了我军的作战方针，认为面对敌人的新情况，我军必须把歼灭战发展到更大规模。如果我军不能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而是打中、小规模的歼灭战，战机就很难寻找。当时三支大军各自对付当面敌人均显不足。从华野外线兵团的兵力来看，彻底歼灭敌人一路的力量是够的，但必须邻区协助打援或箝制。

我估计，只要我军能打两三个大歼灭战，形势必将改观。为此，我于1948年1月22日向中央军委建议，三支大军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针，以集中更大兵力，寻歼敌人重兵集团，兼顾开辟新区工作。1948年4月18日我向中央建议华野1、4、6纵暂不渡江，会同3、8、10等纵队，并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集中于黄淮海地区打大歼灭战，也是基于上述考虑出发的。

豫东战役歼敌九万多人，证明打大歼灭战的想法符合实际。解放战争以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是个客观规律。这种大歼灭战发展下去，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

对于战场和后勤供应条件，我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为最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冀鲁豫老根据地，地处华东、中原接合部，距华北也不远，能得到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还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打蒋系的徐州集团。如兵出中原，我军将处于白崇禧的武汉集团与刘峙的徐州集团之间，桂系可能参战。

为此，在济南战役前，我就考虑到打下济南以后华野向何处出动？1948年8月23日我们在上报军委的一个电报中提出：“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当时就是想以这一作战行动为下一个作战和渡江创造条件。

济南战役敌人援兵没有来，我们有必要，也有足够的力量，同敌人在江北再作大的较量。所以，我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1948年9月24日早晨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1948年9月25日，中央军委复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所以说，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我是经过较长时间考虑的。

三、有人请粟裕谈谈在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战略决战过程中个人的考虑，粟裕说：

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战略决战，是中央军委审时度势，不失时机作出的战略决策。

我9月24日向中央军委的建议是：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即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中央军委在9月25日复电中指示：黄百韬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

先打黄百韬，加重了我们的任务，我们预计第一仗打黄百韬是个大仗、硬仗。

但是，这时的淮海战役计划，还只是由华野在中野的战略配合下来进行的。中央军委在10月11指示中提到：孙元良三个师将东进，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这个指示，估计淮海战役结束“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

这时，刘伯承同志率中野两个纵队在豫西作战，把敌人引向桐柏山区；陈毅、邓小平同志率中野主力于10月22日晚攻克郑州，24日收复开封。25日陈毅、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军委建议所部下一步不去淮南，而是集结于永城、毫州地区，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元良都更方便。中央军委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于30日指示陈、邓进至肖县地区，对徐宿(县)、徐砀(山)两线相机行动，这样，中野、华野便将在战役上协同作战了。

我于10月31日电报中央军委：“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中央军委于11月1日复示：“整个战役受陈邓统一指挥。”这就从组织领导上明确了两大野战军在一个战场进行战役协同。这是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决战的一个重要条件。

演变为南线决战的第二个重要条件是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没有辽沈战役的胜利，我们也不敢下那样的决心。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一个多月东北野战军歼敌45万人，全国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军已在全国范围内，在数量上、质量上、技术上都占优势了。

这时，当面敌情也发生了重要变化。11月7日我们得知敌44军已在6日撤离海州，向黄百韬兵团靠拢，我军立即进占海州、连云港。原定攻打海州已不需进行。当时东北之敌只剩下锦西葫芦岛一处。中央军委几次通知我们这处敌人的动向。海州、连云港被我攻占后，如蒋介石将该处敌人经海路南调徐州战场，也只能绕道上海、浦口，再转运到蚌埠，将失去及时支援的时机。

同时，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中的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即将率部在台儿庄、贾汪地区起义，一旦起义成功，华野可以通过其防区迅速切断黄百韬的退路，全歼黄百韬兵团已更有把握。此外，我们又得到敌人有撤退徐州，以淮河为第一线防御之说。

有了上述这些条件和情况，我觉得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我们对战役发起后及下一步作战形势作了估计，我和陈士榘、张震于11月7日午时联名发电谭震林、王建安，并报中央军委、陈邓，建议中野主力直出徐蚌段，切断徐敌退路，使邱、李不能南撤；华野主力于歼灭黄百韬后，协同中野攻击徐蚌段，孤立徐州；下一步或继歼黄维兵团，或歼灭孙元良兵团，或夺取徐州。当时我们认为，不论如何发展，孤立徐州，截断徐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

11月7日夜，陈士榘已赴前指，我进一步就争取在长江以北与敌人决战的问题与张震同志商谈。我们多方分析后于11月8日辰时发电报告中央军委、陈邓并报华东局、中原局。在这份电报中，我们估计了蒋介石可能采取的两种方针：

第一、以现在江北部队再加上由葫芦岛撤退之部队，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沿江及江南、华南防御。

第二、立即放弃徐州、蚌埠、信阳、两淮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迅速巩固江防，防我南渡，并争取时间整理其部队，以图与我分江而治，俟机反攻。

接着我们分析了蒋介石若采取这两种方针对我之利弊。认为蒋如采取第一方针，使我在江北仍有大量歼敌的机会。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使我军在解放后容易恢复。但如此对江北及华北各老解放区的负担仍将加重，又为不利。

如果蒋采取第二方针，可以大大减轻我江北及华北各解放区的负担，使这些解放区迅速得到恢复，但我今后渡江要困难一些(当然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并且在渡江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尚须进行一些严重的战斗和部分的拉锯战，且在江南大量歼敌的条件比江北差，这又是不利的一面。

我们建议如果各老解放区尚能对战争作较大支持，以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为更有利。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为更有利。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百韬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即以主力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或歼孙元良兵团，或歼黄维兵团)。

我们的建议电报发出后，先收到中央军委11月7日晚的指示：第一仗如能歼敌21至22个师(整编旅)，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整个局势即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近，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

但是，如果徐州的敌人南撤，我们怎么办？这个电报还未明确。接着收到了军委8日电示：“虞(7日)午电悉。估计

及部署均很好。”随即又收到军委9日复示：“齐(8日)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这个电报虽短，真是字字千钧。中央已定下决心将徐州之敌就地歼灭，将淮海战役变成南线决战。

后来，刘伯承同志率中野两个纵队由豫西进入淮海战场。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组成总前委，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

四、有人请粟裕谈谈歼灭黄百韬的作战，粟裕说：

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是一个大仗、硬仗，是由运动战转为村落阵地攻坚战。打黄百韬有许多值得谈的问题，我只讲讲几个特点。

第一、黄百韬兵团辖四个军，后来敌44军从海州西撤也归他指挥。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力虽不算一等强，但也不弱，在敌徐州集团中算中等偏上的。在作战中一定数量的增减有时反映了一定质量的变化。这次战役的第一个阶段就要歼灭敌人五个军，这样规模的仗我们过去没有打过。这一数量的增长必然带来兵力使用和战术、技术等一系列的新问题，增加指挥与作战过程中的难度。这是打黄百韬兵团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解放战争，我们打了一系列的运动战。随着战争规模的发展，在大兵团作战中，当我们以野战方式对敌人达成包围后，由于敌人有强大的后援力量，加之敌人积20年作战经验，构筑工事的效率和守备技术已有大的提高，在被包围后，迅速构筑工事顽强抵抗，作战方式就转换为阵地战了。例如孟良崮战役就是先为运动战，后为阵地战。打黄百韬，这个特点表现得更为显著。孟良崮敌人是以山岩巨石为依托，居高临下，进行固守和反冲击，还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碾庄一带的地形、工事情况与孟良崮不同。碾庄周围共有十几个村庄，每个村庄都有二三尺高的土围子，土围子周围为洼地、水塘，地形开阔。该地有原敌李弥兵团构筑的完整的防御阵地。黄百韬退守到这里后，利用这里的地形和原有阵地，构筑堑壕、交通壕，形成环形阵地，每个村庄都可以独立防守，村与村之间又可以火力互相支援。起初，我们力争在运动中急袭歼灭之，强调动作勇猛迅速，但也考虑到用野战急袭难以达到全歼的目的。所以我们在11月9日致各兵团的电报中就指出，如敌已固守村落据点，我应完成包围，绵密组织火力，应将对运动之敌与驻止之敌的打法严格分开。但是，我们是从迅猛的追击状态转换为攻坚，许多攻坚准备难于在运动中完成。这一点又不同于打济南。打济南我们是在充分准备的条件下攻坚的。所以，完成对黄百韬的包围后，开始三天进展不快。我们即于11月14日晚召开担任主攻的六个纵队首长会议，调整部署，明确作战方式应由野战攻击转为近迫作业。要求利用暗夜把交通壕挖到敌占村庄附近，距敌前沿阵地50米至30米处。要逐个争夺敌人的火力点及所占村庄。在逐点争夺中，要集中炮火。在选择攻击村落时，要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方法。同时增调炮弹、炸药，加强攻击力量。在战役指挥上重视和掌握作战方式的转换以及由之引起的战术、技术上的变化，是一条重要经验。

第三、从11月14日对黄百韬转入阵地攻坚战到22日将其全部歼灭，历时八天。在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过程中，中野担负箝制、阻击，11月16日凌晨攻克宿县，以一部阻击由蚌埠北进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另一部阻击黄维兵团。两大野战军的协同作战，使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完成了全歼黄百韬兵团和切断徐蚌线，孤立徐州的任务，为同敌人决战于长江以北，夺取全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里就可以看出，如果不是两个野战军共同作战，是打不成淮海战役这样大仗的。在研究淮海战役和大兵团作战时，必须把主攻战场和箝制、阻击战场结合起来看，必须把战役的各个阶段联系起来看。

五、有人请粟裕谈谈华野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粟裕说：

中央军委随着战场形势的不断变化对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任务曾作过多次设想和调整。

我们于11月8日依据全国及当面形势建议淮海战役下一阶段不攻两淮(海州之敌已撤退)，而以主力协同中野攻击徐蚌段，孤立徐州：下一步或歼黄维，或歼孙元良。

11月11日中央军委设想战役第二阶段歼灭邱、李，夺取徐州。鉴于情况多变，中央军委又于11月15日指出：下一步作战方针，需待黄百韬兵团被歼后，依据邱清泉、李弥、黄维三部的情况最后决定，惟目前华野仍应争取在歼灭黄百韬后再打邱、李。我们根据军委的指示，部署在邱清泉、李弥兵团积极东援的情况下，首先分割包围歼其一部，然后再看形势。但是邱、李兵团惧我围歼，虽我军主动撤出部分阵地，东援仍不积极。这一情况我们在11月15日到18日的电报中作了反映。在碾庄即将被我攻克时，邱、李进一步调整部署，重点收缩至大许家以西加筑工事，原设想的邱、李积极东援的情况并未出现。

11月19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同志于研究敌我双方情况后认为，华东野战军打黄百兵团已想当疲劳，完成歼灭黄百韬任务后，如不休整，接着又歼邱、李兵团，不易达成预期目的；同时中野以现有兵力阻击黄维及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困难较大。建议第二阶段华野以主力一部箝制徐州之敌，争取休整，以主力另一部协同中野歼击黄维兵团并担负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任务。

我们在收到刘陈邓首长的电报后，立即于11月20日发电报告刘陈邓及军委：完全同意刘陈邓指示。华野可抽出四至五个纵队，必要时还可增加三个纵队，协同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建议首先求得彻底歼灭黄维兵团。同时建议对华野部署进行调整，以原负责歼灭邱李的华野北线部队，大弧形包围徐州，继续监视箝制徐州之敌，阻其南援。如果徐州、蚌埠、蒙城的敌人，以宿县为中点对进，打通南北联系，我们负责阻击，以全力保证歼灭黄维的胜利。并且决定当晚派两个纵队南下。

这时我们收到中央军委11月19日19时的电示：刘陈邓主力歼击黄维，以一个纵队对付刘汝明，无力顾及李延年。在此种情况下，华野必须将邱李之作战，在目前短时期内只限制于四五个师的范围，以便抽出必要兵力对付李延年。21日5时军委再次电示：“华野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李延年。”23日辰时刘陈邓首长也发来电报指出：“战役第一步由中野全力对黄维，华野全力歼灭李延年、刘汝明(宿县城由华野控制)，尔后再视战况发展，实行调整。”按照这时的设想，战役第二阶段，除阻击徐州杜聿明集团外，围歼的对象同时有两个，一是黄维兵团，一是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

情况仍在变化。11月23日刘陈邓首长来电指出，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要我们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加歼击黄维的作战。11月24日15时中央军委电示：“完全同意先打黄维。”这样，第二阶段歼击对象为黄维最后定下来了。华野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也就变换为箝制、阻击徐州杜聿明集团及南线之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同时以必要兵力直接参加打黄维。后来杜聿明突围，箝制、阻击杜聿明的任务发展为追击、合围。

在第二阶段中，徐州敌人的动向一直是我最关注的问题。当时我特别关心围歼黄维兵团的时间。依据我们打黄百韬的体会，估计黄维被合围后，我军难于以野战手段迅速达成全歼，势将转入以近迫作业为主的阵地攻坚战。因此对围歼黄维兵团的时间要作足够的估计。我把这一点作为部署华野箝制、阻击作战的出发点。我分析杜集团下一步的动向有两个可能，一是固守徐州；一是突围。敌人突围对我并非不利，因为如敌人固守徐州，以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为依托，将加大我军歼击该敌时的难度。问题是如果敌人突围，我们必须把敌人围死在一定的地域，以求全歼。我们决定不把敌人堵死在徐州，而准对付敌人突围。

对于杜聿明突围的方向，分析有三个可能，一是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海运南逃，但要迅速解决装载三个兵团的船只、码头是困难的。二是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京沪，但这一路河川纵横，要经过水网地区，不便于大兵团、重装备行动。三是沿津浦路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一带地形开阔，道路平坦，距黄维兵团又近，可以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呼应，南北对进，既解黄维之围，又可集中兵力防守淮河。敌人极大可能走这一路。一旦杜聿明与黄维会合，战场形势将发生不利于我的大变化，所以这也是对我们威胁最大的一着。正在这时，我们收到军委发来的军情通报，得息杜聿明将从两淮方向撤退。这使我左右为难。我虽认为敌人不会由此方向逃窜，但又有情报。万一敌人由此方向逃窜，而我军部署失当，个人贻误军机且不说，势将影响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相信这个情报吧，如果杜聿明不从这边走，而是向西南，与黄维会合，后果更难设想。我再三分析，认为敌人走两淮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将北线七个纵队部署于徐州以南津浦路的东西两侧，注意力的重心放在西南，如杜聿明三个兵团向两淮突围，要经过水网地区，速度不会快，我们也可以赶得上。

但是，我在指挥上的难处还不仅在于此，还有南线一头。南线的敌人有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黄维兵团被合围后，有个估计三天可以全歼。中央军委于11月27日电示我们，当黄维兵团快要歼灭，但尚未能歼灭之际，对李延年正面阻击兵力后退一步，引其前进，以主力从侧后打去，求得歼其一部。这使我极度紧张。我担心我们打上了李延年，而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未能迅速结束，杜聿明又跑出来了，不仅不能再增调兵力打黄维，而且只靠北线七个纵队，也难于完成追击合围杜聿明的任务，杜聿明集团可能跑掉(当然完全跑掉也不可能)。如果杜、黄会合，战场形势将起重大变化。当时我日夜守候，注视着情况的变化，设想着临机处置的方案。

军委28日还发来电报。要我们在歼灭固镇、曹老集之敌以后，考虑以2、6、7、11、13等五个纵队乘胜渡淮南进，切断蚌浦线，合围并相机夺取蚌埠，但29日军委取消了这个决定。

李延年这个人动作不积极，我们一动，他就向后缩，我们没有打上。幸好没有打上，当杜聿明突围时我们才得以从南线又抽出三个纵队，和北线的七个纵队，以及刚南下的渤海纵队，共十一个纵队，一起参加兜围。

杜聿明于12月1日率30万人全部撤离徐州。我们以多路多层尾追、平行追击、迂回截击、超越拦截相结合，尽全力追击。实际上我们对杜聿明是网开三面，你向西去也好，向北去也好，向东去也好，就是不让你向南。其他方向都是唱空城计。说明我们的力量也差不多用尽了。12月4日拂晓，我们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合围于陈官庄地区，并于12月6日全歼了向西南方向突围的孙元良兵团，仅孙元良化装逃脱。杜聿明被我们“夹”住了，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密切注视着形势。这时有消息称：敌宋希濂兵团已到浦口，向蚌埠前进。蒋纬国也到蚌埠指挥北犯；杜聿明曾建议从西安、台湾及甘肃抽调几个军空运蚌埠，组成一个兵团，与李延年、刘汝明、宋希濂合股北援。我们分析：歼灭杜聿明的作战估计还需半月至二十天，中野及华野已分成三个战场作战，兵力均感不足，尤其南线阻击李、刘兵力不足；不论杜聿明的建议是否能实现，即使宋希濂兵团赶到，我南线阻击部队必更吃紧，万一出乱子，势必影响对黄维的作战。为此，我们立即于12月10日晨发电刘陈邓并报军委、华东局，报告了上述情况和分析，建议再由华野抽出一部兵力，以求先解决黄维。对杜、邱、李暂采取大部守势，局部攻势。尔后中野负责阻击李、刘、宋，我们再集中力量解决杜、邱、李集团。当即得到总前委电话复示同意，又经中央军委同意，决定集中足够兵力，首先歼灭黄维兵团。后来刘帅把这形容为“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

12月15日黄维被全歼。华野也已全歼了孙元良兵团，并将李弥兵团歼灭近半，将邱清泉兵团歼灭了三分之一。

华野第二阶段作战任务的变换，并不意味着任务的减轻。我在解放战争的战役指挥中有三个最紧张的战役：宿北、豫东和淮海。而淮海战役中最紧张的是第二阶段。我曾经连续七昼夜没有睡觉，后来发作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带病指挥。战役结束后，这个病大发作起来了，连七届二中全会也没有能参加。

我在第二阶段特别紧张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第二阶段是承前启后的阶段，全战役的关键。我必须把注意力的重心放在这一阶段，以争取全战役的转折早日实现。淮海战役的转折是在杜聿明集团被围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被阻住，我军已能集中足够兵力全歼黄维兵团的时候。因为，在此以前，战场形势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此以后，我们已有把握夺取全战役的胜利了。

其次，在大兵团作战中，箝制、阻击方向集中想当大的兵力；有时大于主攻战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就是这样。箝制、阻击战场不仅直接保障主攻战场，而且关系到战役下一阶段的发展，稍有失误，便会给全局带来难以预料的结果。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我箝制、阻击敌人一个剿总指挥部、五个兵团，兵力约40余万人，距主攻战场最近只有五六十公里，其对全局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第三，我们要在几个方向作战，加之情况复杂多变，特别是徐州的敌人全力突围，作战方式立即由箝制、阻击转换为追击、合围，这些都大大加重了指挥员临机处置的难度。

在第二阶段，华野部队因部署多次调整及转移使用兵力，作战行动很紧张。华野共16个纵队，先后归中野直接指挥参加歼击黄维兵团的有7、13、鲁纵及特纵主力共五个纵队；另以五个纵队担负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保障中野侧背安全，并作为战役预备队；而追击合围杜聿明时最大使用兵力为十一个纵队。这不仅可以看出转移使用兵力之频繁，也可以看出当时兵力使用已达到极限了。我各纵都很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六、当有人问到战役第三阶段情况时，粟裕说：

战役到了第三阶段，形势就完全明朗了。我军已占绝对优势，杜聿明成了瓮中之鳖，绝对逃不脱被全歼的命运。问题是从全局来看，什么时候发动总攻为有利。中央一度要我们围而不攻，目的是为了稳住傅作义，不使其海运南撤。再就是对饥寒交困中被围之敌，进行瓦解工作，以尽可能地减少我军的伤亡，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总攻的胜利。这对我军保存更多的骨干，使之在渡江南下作战中发挥作用也有重要意义。

杜聿明被围后，开始突击了三天，我们顽强阻击，紧缩包围。大约到了第四天，他就软下来，第五天就更软了，第六、第七天就没有劲了。坦克也用尽汽油了。他们同我们对峙起来。我们把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紧。敌人靠空投汽油，空投馒头、大饼、大米。可是敌人的战场越来越缩小，开始大部分物资空投在敌人范围内，以后是一部分物资空投到敌人那里，最后只是一小部分投到敌人那里，大部分投到我们阵地范围来了。敌人饥寒交迫，把麦苗、树皮、马皮等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为了争抢空投物资，竟致互相残杀。

我们的形势越来越有利。敌人的士兵在他们那儿士气十分低落，可是一到我们这边，马上可以打仗。我们实行即俘即教即战的政策，非常成功。淮海战役开始，华野为36.9万人，战役过程中伤亡10.5万人，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我们有完善的后勤保障。后方党政军民全力以赴，使战争支持了两个月。我曾经说过，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淮海战役时，我们不仅自己有吃的，还可送给敌人去吃。敌人被包围了，我们每天晚上送大米饭、馍馍，送到阵地前面，第二天早上喊话。开始敌人不敢来吃，怕我们打枪，后来见我们并不打枪，就来了。每天早晨来抢饭吃，越来越多了。就这样被我们从政治上瓦解了不少。我军包围敌人一个多月，毙伤、瓦解了敌人十来万人。

最后，我们对杜聿明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到了1月6号那天总攻击的时候，他还有十多万人，我们只用了四天就全部解决了。

解放战争以来，敌人突围没有一次突好过。每次突围都是失败。一突，士气就突掉了。这次杜聿明也不例外，三十万人突围也是失败了。

七、粟裕还顺便谈到敌方的指挥，他说：

敌人犯错误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客观因素。战役开始前，敌人对我军的战略意图并无所知，对我军主力的攻击矛头指向何方，模糊一片，曾一度想撤离徐州。战役开始后，敌人没有估计到我们会同他们决战，仍然以旧眼光看我们，以为打一仗就会停一停。敌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同我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打算的。战役开始后，敌人着着被动，部署错乱，终至完全失败。

从敌人的失败，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这个人很“小气”，他有一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他连半点也不给你，如果你拿下了他的大的呢？他连小的也不要了。这次淮海战役，他又很小气。开始舍不得丢44军，黄百韬在新安镇等待连云港撤来的44军，结果，黄百韬陷入重围。黄百韬陷入重围以后，他又舍不得丢黄百韬，不但派邱清泉、李弥来救，还派黄维来救，结果，黄百韬没有得救，黄维又被包围了。他又让杜聿明来救黄维。结果黄维没有得救，又丢了杜聿明的三个兵团。

杜聿明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只能在有利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打仗。他在印缅作战时，有美国的供应，出过风头。在东北时，有火车、轮船、飞机源源供应。但这次被我们包围在永城地区，突不出，守不住，被我们全部歼灭。

第5军邱清泉，一直是华野寻歼的对象。5军战斗力比74师稍差，与18军不相上下，各有所长。邱清泉好打滑头仗，跟友邻关系不好。这次解决他没有遇到多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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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粟裕夫人为《粟裕战争回忆录》（遗作）所写的后记

编后记

粟裕同志的遗著《粟裕战争回忆录》即将付排，面对这一摞摞的稿纸，我的心情难以言喻。

粟裕同志决心写战争回忆录是在“四人帮”最后一跳的一九七六年夏。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对出现在军事领域内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等倾向即有不满。他说，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是唯物辩证法，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归结为几条固定的公式，把错综复杂的战争进程表述为高明的指挥者早就规划好的，并以这些观点来教育下一代，打起仗来是会害死人的。当时他处于逆境。一九五八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他受到错误的批判，由总参谋长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他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坚韧不拔，积极协助叶剑英元帅开拓军事学术研究。我的头脑很简单，有一次我对他说，你既对现有的一些材料不满意，何不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体会写出来。以后我又几次说起，每次他都默默不答。

十年动乱期间，他一直受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做点工作。一九六九年冬的一个夜晚，他回到家中激动地对我说：总理找我个别谈话，总理说：“你现在已回不了部队，你就在我身边、在国务院做点工作吧!”我说：“我打了一辈子的仗，不会做地方工作。”总理说：“不会做，可以学嘛!”我请求总理替我向毛主席报告，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上前线!总理立即答应我。并说：“那当然”。一九七○年四月，周总理给了他一次沿我国北部边界视察的机会。他在五十天内，乘坐吉普车，沿边界荒漠地区，行程五千余公里。他亲自察看地形、工事、哨所、兵营，找各级指战员交谈，召开座谈会。他亲眼见到我军的军事思想、国防建设受到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极“左”思潮的破坏，同时也了解到许多指战员的心声。回京后，他向周总理作了口头汇报。周总理说：“我同意你的观点。”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了，他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对未来战争的一些想法报告中央、中央军委。由于他的不少观点同当时占统治的观点相对立，执笔的同志出于好意，迟迟不敢落笔。他得知后决定自己动手，他口述，要我作记录。我心情紧张，拖后腿说：“你这是何苦，难道你为直言而吃的苦头还不够么!”他严肃而又激动地责备我说：“战争是要死人的!我是一个革命几十年、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如果面对新的形势，看不出问题；或者不敢把看出来的问题讲出来，一旦打起仗来，就会多死多少人，多付多少代价。而我们这些老兵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我为他的革命精神所教育，再也没有干扰他。以后他还陆续写过一些报告。然而，当时“四人帮”仍占统治，他的报告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一九七五年十月，他在多次发作心脏病的基础上突患心包炎、胸膜炎、肺炎。脱险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又一次发作心肌梗塞。夏季，重病初愈，对当时的形势极度忧虑和悲愤。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多次希望我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战役、战斗写出来，但我从来不准备写。现在，我郑重地考虑了，决心写。这也许是现情况下我能够为党做的一点工作了。”他说：“我也考虑到了，即使写成了，不一定能出版。那不要紧，留给家人、儿孙们当故事看看也是好的。”他又说：“我将主要地写战役、战斗的背景，作战方针的形成，战场形势的演变以及我个人在当时形势下所作的若干考虑，以求能如实地反映一个战役指挥员是怎样去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以夺取胜利或者导致失败的。我这样写，可能会受到有些人的非议，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离开战争指挥者的种种思考去写战役、战斗，就是死的；最多也只能算是战斗详报，而我没有办法去写其他指挥者们的具体思考。”他为我们规定整理材料的指导思想说：要写，就要坚持实事求是，按历史的真实来写。时间隔得很久了，你们要对我的回忆找有关材料核实。至于观点，我欢迎你们参加讨论，提出意见，但是最后还要按我所认识的程度来写。这就是实事求是和文责自负。

我们开始工作。他讲述，我们记录整理。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他欢欣鼓舞，积极投入到拨乱反正的斗争中。他说，写回忆录的事，现在不急了。我也把希望寄托在待他工作稍稍轻松，身体进一步康复的时候。虽然讲述和整理工作一直在进行者，但进展很慢。不料，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他突发脑溢血。我悔恨欲绝，责备自己未能抓紧时间请他多谈一些。两个月后，他的病情竟然得到稳定和好转。我小心翼翼地试探他的记忆和思考力，发现他的记忆力衰退了，但分析、思考能力仍如既住。一天，我问他，还想完成那本回忆录吗?他说：“当然想的”。再如过去那样由他作系统的回忆和讲述是不可能了。我在保护他的健康的情况下，以闲谈的方式向他提问。每次，他都能简明扼要地答复我。少数时间，他精神好时，还能就某一战役作比较系统的回忆和讲述。就这样，我们一点一滴地继续积累了若干材料。在他重病之后，由组织上指派帮助整理材料的几位同志陆续回到其他工作岗位。整理回忆录的工作基本上停顿下来。但我想只要能把他的回忆材料留下来，将来总可以再想办法整理出来的。

不幸接踵而来。数月后，他又发作脑血栓，此后便反复发作。他的语言、思维逐渐地迟钝了。但在每次病情好转后，我仍不放弃一点一滴地问问他。有一次、对一个重要问题，必需听取他的观点，我几天内多次向他提问，希望他谈一谈。不料，他每次都默默地望着我而不答言。我心急如焚，悔恨交加，掉转头泪如雨下。我觉得这项工作实在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如果再进行，对病人来说就大残忍了。几天后，他忽然力我说：你不要着急，你问我的问题我心里是明白的，只是我现在表达能力很差，慢慢地我会讲给你听的。就这样，我们又坚持工作了下去。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一九八四年二月五日下午四时，粟裕同志终于离开我们而去。当时我立在他的身边，在极度悲痛的心情下对他立下誓言：你安心地去吧!我一定要完成你交付给我的任务。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三日，中央军委杨尚昆副主席由外地赶回京为粟裕同志治丧。他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接见并慰问我。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向杨副主席报告：“我和子女都没有什么困难。只有一件事，就是粟裕同志的战争回忆录还没有完成，他留下不少口述材料和文字材料，我请求组织上批准我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直到完成。”杨副主席立即批准了我的请求，并批准粟裕同志原秘书朱极同志作为专职干部参如这项工作。后来，杨副主席又为本书题了词。这对我真是最大约安慰了。

这时，不少粟裕同志的老战友、老部下以至一些青年同志，也在关切这本回忆录。当他们得知中央军委已经批准继续进行时，无不感到欣慰。有几位同志主动地表示愿意和我共同承担这项工作。就这样，写作力量得到解决。我们的工作无疑困难得多了。我们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力求使整理的材料符合粟裕同志的原意。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有多少重要的思想、观点、材料已经随粟裕同志的离去而失去了。

以上种种情况，不能不使这本《粟裕战争回忆录》在思想、内容、文笔、风格等各方面带有明显的特色和不可弥补的缺憾。这是我要写这篇编后记的主要原因。

在困难的情况下，主动协助整理材料的有：姚旭、周乐亭、周蔚昌、徐充、徐玉田、秦叔瑾诸同志；曾在不同程度上协助整理过材料的有：奚原、王希失、胡石言、吴克斌、郭树元、项明、张卫明、白艾、陈佐、熊铮彦、刘立勤诸同志；协助参加过文字修订工作的有：金子谷、张剑、张志学、严报衡诸同志。刘祥顺、鞠开同志以及更多的同志曾参加了技术、资料、图片等等各方面的工作。解放军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积极而热情的支持。

让我用粟裕同志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编后记。粟裕同志曾不止一次地对协助整理材料的同志说：“回忆录今记述的一切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是参与革命斗争的所有人们，特别是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至于这本回忆录的能够成文，则是我与同志们的合作。”

谨向参加《粟裕战争回忆录》的整理、出版等各项工作的所有同志致哀心的感谢。

楚青

一九八七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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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术讲授提纲*

（一九三八年一月）

一、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

抗战以来的事实证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正规军在正面进行的正规战争是很不够的，必须同时在敌人的后方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最后把侵略者赶出去。游击队深入沦陷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可以有效地配合正面战线的作战，争取战争的胜利，以保卫国土和民族。游击队在敌后作战，可以更好地避敌之长，攻敌之短，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长期消磨敌人。游击队在敌后，可以担负武装宣传队的任务，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动员与团聚广大群众为国效劳，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游击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光复国土，建立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积蓄力量。

二、游击队的任务

在政治方面：宣传党的抗战方针，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肃清奸细。动员和团结广大人民参加抗日斗争。扶助人民武装力量的成长，使之能对敌作战。动摇与瓦解敌人阵线与营垒。

在军事方面；侦察敌人的兵力、配备及企图。牵制敌人，配合自己主力作战，迟滞或阻挠敌人的行动，疲惫敌人的兵力。破坏敌人交通及各种军事设施，如车站、码头、机场、油库等。截夺敌人辎重，或破坏之。帮助群众武装的训练。担任特殊的侦察、警戒、通信或掩护任务。

三、游击队的组织

（一）游击队在敌后能够生存和胜利，应具备怎样的条件游击队是根据革命战争的需要而组成而产生的。如我们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就是红军主力长征时留下坚持苏区的少数部队，有的是各苏区地方党在红军主力长征后就地组建、发展起来的。在那样残酷艰苦的环境中，我们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所以能够生存、坚持下来，因为具备如下条件；首先是敌人的压迫与剥削所引起的群众的反抗；敌人力量的薄弱，对于广大农村尤其是各省边界地区难以控制。其次是我们群众力量的强大和党的领导的坚强。再就是加强了党对游击队的领导，建立了党代表（政治委员）制，实行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现在是抗日民族战争，日本侵略者是异民族，政治上孤立，少兵临大国，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而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开展游击战争，打击侵略者，各种条件比内战时期好得多了，所以一定能够胜利。

（二）游击队的来源一是由正规军派遣，这是有训练的部队，技术好，有战斗经验。二是由地方群众组成。他们熟悉地方情况，易与群众打成一片，熟悉地形。

（三）游击队组织的形式可以有两种一是脱离生产的基干游击队与小的游击支队。二是不脱离生产的游击小队与游击小组。两种形式都要以群众力量为基础，党的力量为核心。

（四）游击队员应具备哪些条件劳动人民之健壮者；热心爱国的志士；刻苦耐劳与灵活机敏，政治坚定、思想正确；刚强沉着（要依靠领导的培养、训练）。

（五）游击队干部之选拔条件政治坚定，忠实于革命事业（任何环境不能屈服，不要自私与中途变节）；思想正确（不要腐化，不要有军阀习气，不要有个人英雄主义）；果断、勇猛（不要限制干部机动）；谨慎、灵活机动（粗莽作风要不得，胆大心细才好）；工作积极而有朝气；富有战斗经验；善于组织战斗；官话及土话均能懂的更好。

（六）游击队之编制、装备，依实际情况而定以轻捷的步兵或骑兵为主，附加工兵等技术兵种；部队应短小精干（轻捷灵便），加强突击力，采用五五、四四制，避免三三制；队可大可小，使敌弄不清我之兵力；配备必要的勤务机关（供给、卫生）和必需的军用物品（衣服、干粮、破坏工具、通信工具、急救药品）；武器以能有步枪、短枪、轻机关枪、手榴弹为好，重机关枪与轻炮有时亦可附之，不拒绝采用土枪以至长矛、大刀等各种旧式武器。

四、游击战术

（一）游击战术原则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支配敌人，掌握主动；积极进攻，绝少防御；飘忽不定，出没无常，东去西返，早出晚归，声东击西，越是深入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造成敌人后方统治的恐慌动摇，造成敌人营垒中宫兵的恐慌动摇。

（二）游击队动作要领通常采取与敌人完全相反的行动，如敌进我退（进），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应该极尽欺诈的能事，以迷惑敌人，如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敌人多路进攻时，我应位于其翼侧、后方和包围圈外面，不要被他合击了；不要暴露企图，行动秘密而飘忽，可以兜圈子，有大圈子、小圈子、S形圈子，8字形圈子，还可杀回马枪，也要警惕敌人会杀我们的回马枪；不论进攻或退却，均应坚决

Chapter_37

而迅速；胆欲大而心欲细；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

（三）游击队的行军行军前应作充分准备，要依据当前敌情和自己的任务，审慎地决定自己的行动及其方向、行程、目的地等。自己活动区域需有详细的地图，否则应作精细的地形、路线调查。应雇请最可靠的居民作向导，由自己的队员担任则更好；各队首长应亲自问清向导的情况，但注意不要泄漏机密。携带务须轻便，各队首长应严加检查，取消不需要的物品。注意检查群众纪律，并向居民群众辞行道谢。必要时须带干粮。采取夜间行动较为秘密，但须注意不要妨碍行军速度。少走大路，多走偏僻小道，绕过村庄，不易被敌人发觉，不走原路，以免敌人伏击。为欺骗敌人，向东时故意先向西，而从间道绕到自己的真方向去。行动应该肃静而迅速。为保持行军耐久力务须注意休息。行军队列不要拥挤，各队间的距离不得拉长，以防敌袭。注意行军队列前及左右侧的侦察、警戒，渡河时需特别注意。收容落伍人员。收灭路标与消灭行军形迹。行军后应严格督促部队洗脚，抓紧休息，以保持战斗力。注意照顾好所带向导，教育他勿泄漏我军行动秘密，待至次日行动前遣返回家。

（四）游击队的宿营宿营地的选择，务必面向敌人背靠安全方向，避开河边、大道及大村庄，而于偏僻小道、人烟稀少的村庄宿营为最好。不宜在受敌人瞰制和不易机动的地方宿营，必要时应设置警戒阵地。进入营舍前应首先断绝营区四周的交通，封锁消息，选择营舍，以便于应战、便于出人的独立砖瓦房为宜。营舍分配后，各队应分配士兵先行布置铺位，不应大家一起涌入营舍。进入营舍前后，均应保持肃静，不得喧噪。于天黑前变换宿营地，以免敌人夜袭。应令战士注意隐蔽，不应外出，以免暴露目标。在敌情紧张时，应特别加强警戒，派遣化装侦察，设置潜伏哨。不要烧很大的烟火，不要暴露灯光。防止弄枪走火。

（五）游击队的侦察侦察非常重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反之，则屡战屡败。侦察的手段有观察、窃听、询问、战斗、捕捉俘虏、组织秘密而普遍的侦察网等等。侦察的内容包括查明敌人的番号、数量、武器装备、政治情绪、战斗力状况、行动企图、技术兵种之所在、后方组织状况以及地形和居民情况等等。侦察要确实、详尽，要不失时机地报告侦察所得情况，要注意正确判断，不要被敌人蒙蔽。

（六）游击队的警戒游击队处在敌人的后方，周围都有敌人，只不过各方敌人有远近、大小、强弱的不同而已。因此，游击队的警戒是圆周式的，只不过需要分出主要方向与次要方向。为了避免敌人突然袭击，必须于营舍附近的瞰制高地或其他有利地形下设置警戒，各要道口则设置步哨。游击队用于警戒的兵力，以警戒周密而又能节省兵力为原则。警戒配制要周密适当，位置要隐蔽而便于展望，应设置复哨并进行伪装。警戒线前方设置潜伏侦探。警戒与主力之间应规定警报记号和紧急情况的处置办法，以便应付敌人袭击。警戒应负责封锁消息，对居民准进不准出。对敌人进攻的主要道路应设置障碍（地雷、洋油桶、陷坑），以迟滞其行动，但对自己撤退方向之道路，只须设置便于拆收的鹿砦即可。

（七）破坏工作游击队为要达成其政冶的与战略的任务，必须对敌人进行破坏工作。其破坏工作的范围也分为政治的与军事的两种。政治方面，如破坏敌人的傀儡政权；破坏敌人的特务机关及类似的组织；肃清汉奸；瓦解敌人军队及其一切武装组织；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军事方面，如破坏敌人的交通要道及交通工具；破坏敌人的通信网、通信器材；破坏敌人的机场、炮台等军事设施；破坏敌人补给运输等。

（八）游击队的工事构筑游击队因兵力、补充及环境等特殊关系，绝少进行防御作战。有时为阻碍与迟滞敌人行动，也在某些险要地段构筑必要工事与障碍，以进行运动防御。其方法大致是，设置地雷于敌人必经之道；设置鹿砦障碍及必要掩体于敌人必经道路之要隘；设置各种陷井于敌必经之要道；设置假工事以迷惑敌人；营舍附近之警戒工事及障碍是必不可少的，但转移时应予拆除。

（九）游击队的通信联络为求不断向上级报告情况，及时得到上级指示，以及与友军密切配合，游击队应组织自己秘密的通信联络，并保障经常顺畅。方法大致如下：较大的基干游击队，可能时可携带小型的无线电台，使用无线电话和有线电话。用徒步通信员、传骑、脚踏车传送。如系重要机密，可派便衣短枪通信组传送，必要时可分几个组分送。为了保密，各游击队间应规定秘密通信方法，如化学书写密码暗语等等，这样万一文件落人敌手，可不致被其识破；如系不甚重要者，可由可靠之群众送达之（妇女及小孩最好）。同时应教育通信人员，万一途中遇敌，应将所带文件毁灭。各游击队还应经常预定若干特别联络记号，如识别记号、口笛、旗语、电光、烟火、音响等等，以便联络。游击队万一在与上级及友军失去联络时，可以截获敌人文件、寻找新闻报纸研究消息、窃听敌人电话等办法寻找线索，积极争取与上级及友军呼应配合；必要时可以故意暴露行动使友军知道，然后隐蔽等待联络。也可使用通信鸽、军犬，但不易找到这些动物。对空联络亦应确实，不可误认敌机。

（十）保守军事秘密游击队能否完成战斗计划，除政治条件外，保守军事秘密如何，关系极大。因此游击队应该注意：宿营前应该完全断绝交通、封锁消息，不准有人出警戒线。宿营后禁止大声喧哗和烧很大的烟火。注意对空隐蔽。出发前检查营舍有无遗落文件、字纸、军用物品，消除军队驻扎的痕迹。不要吹号，甚至不要吹哨子。必要时部队歌也不唱。枪不要走火。行军都在夜间，注意收除路标和消除行军痕迹。收容落伍人员，不使落于敌手。对敌多施欺诈手段。

（十一）游击队的战斗准备游击队处在敌人后方，随时有被敌人袭击的可能，因此，应随时作好战斗准备。其应注意的事项如下：部队应经常注意轻装，笨重的及不必携带的物品应随时取缔，不准小包变大包，大包变担子，以免妨碍行动。不论行动与否，每日起床均应将全副装备收拾停当，作好随时出发的准备。武器不离身，以防意外。部队人员非绝对必要，不准外出，以免敌人袭击时失却联络。各游击队均须经常雇就一两个向导。不论明日是否行动，各游击队均应今炊事员于当晚弄好次日的早中两餐饭食，必要时还应准备好干粮。每日均须预定发生情况时的集合场。在行军和途中休息时，均应作战斗准备，尤其要注意加强行军警戒和前卫的火力配备。各游击队均应有活动地区的详细地图，至少应该有路线图和指北针。各游击队首长应该通过侦察调查，熟悉自己活动地区的地形状况，并预定发生各种情况时的处置方案。每次战斗前，应作充分的政治动员，以保障战斗的胜利，这是最主要的战斗准备。

（十二）游击队的战斗动作游击队在行军中突然遭遇敌人，不论敌情明瞭与否，部队首长应迅速下达打或走的决心。通常在敌情不明时不盲目进入战斗，而应机智脱离敌人。

游击队在宿营或休息时遭受敌人袭击，应迅速而有秩序地退出战斗。万一有一部分人员失去联络，应赶到预定集合场去集合，以便归还建制。如有部分队伍陷入敌围尚未退出，已退出的部队应乘敌人立脚未稳而混乱之际进行反击，救援被围部队脱险，被围部队则应乘机坚决果敢地冲杀出来。

游击队的战斗动作应该迅速勇猛而坚决，不论能否取得胜利，均应迅速地结束战斗。如果迟疑犹豫，就等于等死，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游击队最主要的战斗动作就是伏击和袭击。伏击和袭击的主要战斗方法，是乘敌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动作，将自己的全部兵力一下子投人突击而消灭敌人。

游击队为要使自己的兵力能一下子突击敌人，应该选择便利于自己使用全部兵力，而使敌人无法展开的地方去进行战斗，最为合宜。

游击队为要做到突然袭击，不可开枪过早，最好做到完全不开枪而接近敌人，实行突然的冲锋。只要手榴弹一响，刺刀就应该杀到敌人的肚皮上去。对于敌人的哨兵，也应尽可能做到无声息地予以解决。

（十三）游击队的战后动作不论战斗胜利与否，游击队均应速战速决，迅速转移，以免为敌人增援部队合击。转移的方向，应该使敌人无法知道。因此，游击队在刚脱离敌人时，应向假方向行动，待到离敌已远时，再秘密迅速地转移到我们预定的真方向去。为要隐蔽自己的转移方向，应特别注意消除行军沿途留下的痕迹，如胜利品的废物、香烟壳、饭屑、伤员的血迹等等。游击队在战斗中如缴获敌人大批辎重而无法运走时，应散发给当地居民，万一敌情紧迫来不及散发时，则应毫不顾惜地加以毁坏，不使重落敌手。游击队在战斗中捉到俘虏，不可杀害，应迅速审问敌情，以作行动的参考；同时应派专人负责迅速搜集敌人的文件材料，以便研究敌情。游击队战斗中的伤员，应迅速妥善安置，情况紧急时，可以就地隐蔽，以免妨碍行军。游击队每次战斗后，应迅速整顿组织，补充人员，调剂武器弹药，认真进行检讨总结，找出战斗中的优缺点和经验教训教育部队。

（十四）游击队怎样设伏，什么样的地形适宜于打埋伏埋伏战术是游击队惯用的战术。游击队不能与敌人作正规的战斗，而以其短小精干的兵力，在埋伏中对运动之敌实施突然袭击，常常收到较大效果。伏击战可区分为“诱伏”与“待伏”两种。各小游击队通常多采用“待伏”，很少采用“诱伏”。伏击的方法大致如下：通常选择地形和交通复杂的山岙、森林、河川、居民地及有横向道路的山坑，能够便于展开自己的兵力，而使敌人的兵力不便展开的地点进行伏击。伏击地点选定后，对附近的地形应即侦察清楚，并周密部署部队埋伏的位置，规定出击路线，总以能够展开全部兵力同时向敌人突然地冲锋为原则。在埋伏点附近的瞰制高地，应配备火器，以便突击敌人时发扬自己所有的火力，压倒敌人的反攻，并以拦阻火力截断敌人的退路和增援部队。部队埋伏好之后，应绝对保持肃静，以免被敌发觉而丧失良机；同时须规定各部队动作的信号，以求协同一致，收到突然、猛烈的效果。为求伏击奏效，不可开枪过早，敌人未开枪，游击队不应开枪，让敌人靠得越近越好，力求做到枪一响，手榴弹也同时爆炸，随着爆炸声立即投人猛烈的白刃拼搏。游击队伏击敌人成功后，应坚决果断的乘其混乱之际进行脚跟脚的追击，以期击溃或消灭全部敌人。游击队伏击和追击敌人成功后，应迅速集结兵力，处理战后一切紧要事宜，随即撤离战场，转移到较安全的地点。游击队设伏时，应预定万一伏击不能取胜而撤退和部队失去联络后的集会场。

（十五）游击队怎样截击敌人的行军纵队和运输队游击队截击敌人行军纵队，通常是截击其后卫掩护队及辎重、行李，很少截击其本队及前卫，因为敌人的本队及前卫一般的战斗准备比较充分，而其后卫则警戒比较松懈。在截击敌人运输队时，除以大部兵力突击其先头掩护部队外，应分派相当兵力突击敌人的车辆、骡马，只要车翻马惊，敌人部队也必然大乱，这就更有利于自己的突击。如果截击敌人行军纵队不可能解决战斗，应迅速脱离敌人，不可贪图小利而恋战。尤其要注意，在截击敌人运输队时，应严禁部队在战斗中发洋财拿东西，因为这是最便于敌人反击的机会。在截获敌人大批军用物品和辎重后，应迅速尽量自行补充；凡运带不走的，都可散发给当地群众；如无法散发，则毫不顾惜地予以破坏、烧毁，使敌虽反攻仍一无所得。游击队于截击敌人之前，同样要预定退却的集合场；或是分路退却，或是集中退却，退却之序列先后，均应预作规定；还要预先顾及拦阻火力的配备。

（十六）游击队的进袭游击队通常利用黑夜或狂风暴雨之际进袭敌人，因为这时敌人往往麻痹大意，警戒松懈，进袭容易成功。在进袭之前，应特别注意保守秘密，免为敌人预知而有所准备。游击队对预定进袭地点的详细地形状况和敌人兵力的配备，应作周密侦察，最好能够绘出地形、敌情详图，以便战前按图教育部队和讲解各部之动作、任务。进袭之前，应准备足够的向导。如果夜间进袭，应详细规定各部之动作及联络记号，以收协同之效。夜间动作开始后，部队既难掌握，也不易保持很好的联络，因此需要于事先有精密的计划。游击队进袭敌人，通常是由接敌运动直接进到突然的冲锋与白刃格斗，只有这样才能使敌人措手不及，更易收效。游击队如果白天进攻敌人，通常选择敌人刚人宿营地混乱之际；或吃饭、游戏、休息等武器不随身的时机，首先用便衣队毫无声息地解决其警戒，然后部队突人其营地。或者采用全部化装偷袭办法，装扮成挑担的、过路的各色人等，首先分批混入敌宿营地附近之居民地，然后依规定信号和时间向敌人突击。但这也需要于事先有详细的侦察。游击队在向敌人进袭时，首先要用迅速猛烈的手段突击其指挥机关，使敌人丧失主脑而无所措手足，并需尽一切力量使敌人混乱溃散。

（十七）游击队怎样进行运动防御游击队本来是专用进攻与伏击来打击敌人的，但有时为配合主力部队争取主要的胜利，也采取运动防御，以迟缓敌人的行动。其应注意之点如下：游击队为掩护主力部队消灭敌人，而又确知敌人有增援队之行动时，于其增援队必经之道沿途配置防御，以阻碍和迟缓敌人行动。在选择运动防御阵地时，应该选择容易发扬自己火力和使敌不易找到迂回道路的地点，除构筑掩体外并须设置障碍物，以加强防御力。游击队所设的运动防御阵地，应配备多层次的火力点（鱼鳞式），以便互相掩护、支援。当敌人已经接近前梯队时，前梯队给敌人一定杀伤后，应即设法安全转移，在第二梯队火力掩护下，迅速撤到第二梯队后面整顿，重新配备第三梯队的防御，并依此方法循环交替，进行掩护与撤退。游击队有时也采取比较持久的防御，但这要具备很好的地形条件才能实施，就是所谓的“扎口子”。游击队采取运动防御，在牵制、迟缓敌人达到了预定程度时，即应迅速地脱离敌人。

五、游击队的教育工作

游击队经常处于敌人后方和翼侧，不断流动，很少时间进行训练。但是，为使游击队能够完满的完成自己担负的任务，必须选择最急、最需、最实用的教材进行教育训练。如实用的政治教育，实战的军事教育和一些常识教育，而不重于不适用的外表与形式。关于政治教育方面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关于军事训练方面如：基本的射击教练；实用的战斗教练；游击战术；对新兵器的战斗与防御。关于文化教育方面如：识字教育；科学常识等等。

六、游击队的补充与供给工作

游击队人员的补充，主要来源是广大劳动人民中热心爱国的青壮年。补充方法，一是在居民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动员他们自愿加入基干游击队。另一种方法是，由地方居民自动组织不脱离生产的游击小组，经过相当时期后，再整小组的加入基干游击队，或将许多小组合编成为新的基干游击支队。

游击队在敌后，不可能有固定的后方，武器、物资的主要来源是靠从敌人手里去夺取。但必须同时注意加强供给工作。在缴获敌人大批弹药被服时，应即分散储藏，以备缺乏时补充。要建设自己的秘密修械处、制弹厂和被服厂，但应分散进行，不可聚集一处，以防敌人破坏。

游击队给养的来源是：向当地居民购买；向当地富有者募集；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以充粮饷。对于给养应有很好的调剂，尽可能保证吃饱。游击队不能携带很多的粮食行动，应该就地购买，随买随吃，只有必要时才携带干粮。筹办给养须特别注意符合卫生要求，避免发生疾病，影响与妨碍部队的行动。

游击队的医药卫生。各游击队应配备医务人员，并携带轻便的器械和救急药品。如无西药，可用中药甚至民间土方。对战斗员要给予适当的卫生常识教育，以减少疾病，提高部队的行军力、战斗力。伤病人员要分散隐蔽医冶，必要时可托请可靠的居民代为照顾。

注释：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赣东北的怀玉山失败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以突围部队为基础，组成红军挺进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英。从一九三五年初到一九三七年九月，挺进师在浙南和闽浙边地区，坚持了三年极为艰苦的游击战争。一九三七年十月，根据国共合作协议，红军挺进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司令员。为了培训干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决定，在平阳县北港的山门街畴溪小学举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粟裕兼任校长。粟裕在总结浙南和闽浙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抗日战争的新形势，讲授了游击战术。本文是粟裕当时的讲授提纲。]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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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岗处女战*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

一、由李家山至下蜀街破坏铁道之全般情形

（一）受领之任务余于十一日午后，奉军座命令并转来司令长宫顾电令开：着该军派兵一部，挺进于南京、镇江间破坏铁道，以阻京沪之敌，务于三日内完成任务，否则严厉处分，并将敌情随时具报。等因奉此，着该员即率先遣队及一支队各一部（共四个连），并电台一架，即由现地出发，务于三日内达到镇江、龙潭间完成破坏该段铁道之任务，并将战况及敌情随时具报。此令。

（二）当前之敌情当月六日友军之七十六师龚旅向天王寺进攻后，次日天王寺增敌至二百余，溧水增敌至六百余，并于十、十一等日有敌百余进扰徐溪桥、张官塘、六家庄一带，句容城亦增敌四百余人，淳化镇、秣陵关、禄口、汤水镇之敌仍旧，而龙潭镇有敌四十余，仓头、下蜀、桥头各有敌二十余人，高资亦有敌三十名，其余各方面敌情不明。

（三）破坏铁道前之行动经过当月之十一日午后四时由李家山出发，本拟当晚即通过天王寺与溧水间之公路，及至新桥东北五里之王庄，为七十六师龚旅之警戒所阻，虽经直接之交涉仍无效，延搁三小时之久，而时已夜深，路滑难行，不能于天明前通过公路线，不得已仍在王庄宿营。次日（十二日）为保守秘密亦不能白昼通过公路线。乃于午饭后始由王庄出发，经过三晚之夜行军始到达预定地点。中途因电台灯泡烧坏不能通报，为便利行动计，派兵一连掩护电台东去靠茅山休息，其余部队于十五日拂晓前抵句蜀公路以东之徐家边隐蔽。

（四）破坏京镇铁道工作之进行情况部队进至徐家边后，得悉龙潭至镇江线并未增加敌人，而下蜀街之敌夜间则移驻其以西二里之火车站及庙内，构有普通之高胸墙工事及简单之铁丝网。部队遂于当日（十五日）午后四时出发，晚十时到达下蜀街。我们因所带之爆破材料不能用，除以一个连向街西二里火车站之敌警戒，于必要时采取佯攻以掩护破坏外，另以一个排向东警戒，其余部队则全部以手工进行破坏。经指战员四个半小时之努力，及当地人民之帮助，乃将铁道、电线破坏至四十米达之长。然后令警戒部队向火车站之敌攻击，因敌固守我未强攻，乃安全撤退至下蜀以南二十里之东谢村宿营。是日（十六日）午前八时，敌火车一列驶至该处出轨，随后增来七卡车敌兵至该处示威，并修理被我破坏之铁道。

（五）破坏铁道之检讨

1. 优点：

1. （1）部队虽经三晚之雨夜行军已十分疲劳，仍能抖擞精神继续于第四晚完成破坏任务，且情绪表现仍很高涨。

1. （2）破坏了京镇间之铁道交通，予敌人后方极大威胁。

1. （3）完成了顾司令长官给我们之初次任务。

1. （4）散发了很多宣传品，大大扩大了本军政治影响。

1. （5）提高了部队进行游击战的信心。

1. （6）部队撤退时，号召了干余群众逃走，以免遭敌蹂躏。

2. 弱点：

2. （1）部队没有完好的爆破材料，准备也不充分。

2. （2）夜间动作尚欠妥善，特别是有少数战士初到铁道旁时不沉着，警戒也配置不当。

2. （3）部队进行工作时尚不静肃。

2. （4）部队手工的破坏能力差。

3. 特别说明的事件：

3. （1）当晚的主要任务是破坏铁道，故虽只有二十余敌固守火车站，我未先攻，以免敌人过早发觉而妨碍主要的破路工作。

3. （2）在此次行动中完全采取夜间动作（三天雨夜行军），行动秘密，故能顺利达到预定地点以遂行任务。

3. （3）爆炸材料之未准备妥当，是由于我军材料缺乏，且奉命后仓促出发之故。

3. （4）电台灯泡中途烧坏，致未能适时通报，但如仍令随部队行动，反有妨碍，故此留下来未带。

3.

二、卫岗处女战

（一）当前之敌情当我们将下蜀之铁道破坏后，京敌即于十六日八时增来七卡车，汤水、桥头、高资各点亦稍有敌增加，有于次日（十七日）搜剿东谢、西谢及普渡桥一带之企图。

镇句公路每日有敌汽车通行达五六十辆之多，其通行时间以午前八时至九时及午后四时前后为最多。

其余各方情形仍如旧。

（二）战斗任务之确定为积极打击敌人，以开展江南游击战争，并加倍完成顾司令长官给予我们的任务，同时又可避免敌人之突击起见，决定将部队即日（十六日）转移，拟于十七日在卫岗以南赣船山口伏击敌人运输部队，以求得以小的代价而取得大的胜利。

（三）部队之动员及编成各部队之指战员，自十一日晚起，连晚之雨夜行军，及繁多之侦察警戒，已十分疲劳，且病员增加至十余人之多，如全部参加战斗，不仅迟缓行动，而且会影响战斗。十六日晚天雨如注，不便夜行，乃至杜村宿营，当晚即进行动员组织，经多番解释与鼓励，由各连各选步兵二班，侦察连则加选短枪及轻机枪各一班，各班均配以得力之榴弹手组成参战部队，取捷径向伏击地前进；其余部队及行李、病员等则另派员率领取道徐家边、小芦荡、大西庄、神巷经赣船山以南之东昌街、南青山镇到达上元庄附近停止待命。两支部队于十七日晨二时冒雨分选出发。

（四）战斗行动及经过由各连选出之参战部队计有步兵六个班，轻机枪一个班枪二挺，短枪一个班。参战部队由余率领，先头派以短枪之便衣队，经徐家边在小声荡（距预定伏击地仅八里）稍事停止，进一步进行鼓励与具体分配各部之动作任务，旋即继续前进。

十七日午前八时，部队沿高骊山东坡小路接近伏击地点时，望见敌汽车一辆于赣船山、高骊山两山之间的公路上向镇江方向北驶，因距离太远，我未予射击，敌车即驶去。

八时十分，我先头之侦察班到达山间公路北口，余率轻机枪一挺进至山间公路时，发现自镇江南驶之敌先头第一辆车，侦察班乃遵预先所嘱即行隐伏，让敌车通过，以截其退路。

当敌车进入山间公路时，我机枪尚未布置完毕，即仓促向敌车头射击，遂将敌车汽缸击穿，但敌车仍向前猛冲约里许，至山南口以外始停止。当时我后续部队尚未到达，致使敌车乘员全部逃走，仅截获邮件一车。随后我后续部队赶到，即以两个班占领赣船山南公路东侧地点，向句容方向警戒，并准备截敌汽车。

约过六七分钟，发现敌第二车（军官包车）由镇江方向开来，当其通过北口进至山间公路时，我军以机枪、手榴弹猛烈轰射，首先将其驾驶员击伤。敌车即失控翻入公路以西之水沟，随即我军将该驾驶员击毙。接着在战斗中又将日军少佐土井击毙。敌另一名则乘混乱之际潜伏车底，待我军近前搜查车内物件及准备焚烧该车时，该潜伏车底之敌乘机将我军战士刺伤，于是大家在仓促之际群起向敌射击，遂将该敌击毙，后查明系敌上尉梅泽武四郎。在混乱射击该敌之际，发生了有人误毙战士一名。随后在土井身边缴获手枪、军刀各一，在车上缴获保险箱一只，内有日钞七千元。

又经过约五分钟，敌第三、第四、第五车连续而至，共载敌约三十余名，我军当即拦击。敌第三车被击中于山间公路中段，第四车被击停于路南口，而其第五车乃自行停止于路北口以北，故我布置于路中段之轻机枪火力不能及，该车上之敌均下车潜伏于公路之两侧草丛中向我方射击，阻止我军前进。于是我军另一机枪占领路北口右侧高地，实行瞰制射击，始将敌全部击溃，计毙敌十三名，伤敌七八名。但敌第五车为我机枪火力所不能及，而我预先潜伏于路北口的便衣队，亦因使用驳壳枪，不能阻止敌之后撤，故敌之第五车乃得以装载伤兵数名逃回，而敌之残余步兵则隐人公路西沿之水沟中泅水逃去。

战斗历半小时结束，除缴获步枪十余支，手枪、军刀各一，钢盔数顶，日钞七千元外，另有四车全部物资。

（五）战斗结束敌第五车及残余步兵逃走后，余即令部队清扫战场，收集战利品及焚毁汽车。因我方人员太少，除担运自己之伤员外，仅取回一部分重要之军用品，而不得不将车上之物品大部毁弃。旋即分路撤退到上元庄，与未参战部队会合。部队吃过茶饭，作了战后动员，即继续行动。我军刚撤离战地约四里时，自镇江增援之敌大致有十七卡车，又坦克一辆，赶至战地大肆轰击，并将附近房屋焚毁。随后敌机三架亦赶来盘旋低空侦察，但我军已安全撤退。

（六）此次战斗的检讨

1. 胜利的意义：

1. （1）这是本军出动江南的处女战，这一胜利真是旗开得胜，因此大大地提高了战斗情绪及本军的政治影响。

1. （2）自南京失陷后，江南广大人民未见过中国军队的胜利，这次战斗大大的兴奋了群众。

1. （3）战区司令长官给我们的任务只是破坏京镇铁道，但我们不仅完成了破坏铁道的任务，而且更加倍地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这使本军提高了在抗战军队中的地位。

1. （4）打击了日寇横行无忌的行为。

2. 我们的优点：

2. （1）士气旺盛，在数夜急行军及大风雨之中行进，全身尽湿仍然勇气未减，且能与敌肉搏。

2. （2）机枪于仓促之间对敌实行纵射，收到的效果实大。

2. （3）行动做到了飘忽，尚称秘密，尤其雨天行人少，更利于保守秘密。

2. （4）天候大雨并有雾气，以及地形对我军均有利。

2. （5）群众对我军很好，伤员得其帮助运输，撤退后敌人无从知我去向。

3. 我方之弱点：

3. （1）因天雨路滑未能先期赶至伏击地点，致刚上公路，敌之汽车即来，我尚未布置好而仓促应敌，未能全部消灭敌人。

3. （2）因经数日兼程赶往铁道线破环，部队十分疲劳，虽挑选精锐之战士作战，但掉队同志仍多。

3. （3）参战人员太少，除向句容方面警戒外，作战部队尚少于敌人，敌截获之军用品不能全部运走。

3. （4）手榴弹之投掷技术太差，虽投掷于车前十余米达，但仍在车后远处爆炸，未能炸中敌车。

3. （5）火力未能及时布置纵深，未能发挥突然之集中猛烈火力，予敌以大的杀伤；虽派有便衣队潜入敌后，但因驳壳枪之火力太弱，未能截断敌之退路，致使敌逃脱一部。

3. （6）截获敌汽车之后，部队混乱，干部不能掌握住部队和及时布置打击敌之后续车辆。

3. （7）射击技术还不如敌人，反而误毙自己战士。

3. （8）不注意利用地形地物，致遭不应有之损伤。

3. （9)在战斗中大家竟忘记了喊日语口号。

4. 敌方之弱点：

4. （1）敌之先头车辆虽负侦察作用，但在大风雨中被我军狠击时，其后续车辆并未闻到声息。

4. （2）伏击地点系山凹部且无人家，群众亦因而未出，故敌人全不知我军行动。

4. （3）敌探亦因天雨未出，故其失去耳目。

4. （4）敌人素极骄悍，不甚注意侦察，故造成遭我伏击之机咐。

4. （5）敌因烧杀淫掠，为广大群众所痛恨，是失败之原因。

5. 敌人之优点：

5. （1）敌卡车仅有踏板，左、右、后均无栏板，一闻枪声即全部同时跳至车下，不致受大的杀伤。

5. （2）敌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一闻枪声即能迅速跳入草丛中，利用地形隐蔽射击以抗拒我军。

5. （3）敌射击技术准确，两百米达以内，步枪均能命中。

5. （4）敌军均善于游泳，其退却时系从公路旁一米达深之水沟中隐退，故我军未能及时发觉。

5. （5）敌人在紧张情况下，能机动将军需物品抛弃而运回其伤兵。

5. （6）敌人官兵尚沉着，对我步枪火力不甚害怕，因我军射击技术差之故。但敌一闻我机枪声即行隐伏，且因受法西斯思想之灌注，宁打死不缴枪。

5. （7）敌增援迅速，我军于撤退后仅半小时，敌增援部队及坦克车均至。

5. （8）此次敌车所装多系敌国之慰劳品，贵贱均有，也有女学生绘赠前线士兵的图画，这表示敌国做了相当的动员工作。

6. 今后伏击敌汽车应注意之事：

6. （1）打汽车之地形，须选择道路弯曲处或有上下倾斜山凹之处；如不易找到有弯曲倾斜处时，在路旁有直径在十五生的以上之树木的地点亦可，总以预为侦察为宜。此次战斗地点，余于十日前曾实地侦察过。

6. （2）确实查明敌车之通过时间后，部队应先期到达伏击地点，使有充分之布置时间。但需特别秘密，不要使人知道，谨防汉奸告密。最好选择在没有居民的地点，并需有良好的观察所。

6. （3）在有树木的地点伏击时，可先将树木截断五分之四，横倒于车路上，以阻敌车通过。但如果敌车很远就能望见截断之树木时，则不宜先行横倒而只截断树之最大部分，以绳牵住，待敌车将近时再割断绳索横倒树干。

6. （4）火力之配备以机枪之多寡而定，如只有一挺机枪，则宜配置弯曲处之外角，向敌车头射击。因为这样布置在距车百米达时开火，则敌车有两百米达之危险界，我不需转移机枪火力点，且在敌车越过我火力点时，我机枪可以转向其尾部射击，敌车也有很远距离之危险界。但火力点最好要高路面一米达左右，以防敌车压倒。如果机枪多的话，则应作梯次交叉火力的纵深配备。步枪则应以齐射为宜。

6. （5）打汽车之射击目标，以汽车前头之汽缸部位及驾驶员为最好。有时也可以设陷井。

6. （6）以手榴弹打汽车，应有提前量，一般投掷于汽车前二十米达左右；并需布置梯次的投掷，即使其逃过第一关，也逃不出第二、第三与第四关。

6. （7）在敌车退路边应作……(2)的距离距先头七八百米达，在敌后退时隐伏，让其通过；如敌已受正面射击，则由敌后夹击，并以树木、大石等阻塞之。

6. （8）设置瞭望哨需特别注意隐蔽，并与部队规定联络记号，以便敌车来时通报，但绝不可开枪太早，免使敌车预有准备而逃回。

6. （9）截获敌汽车之后，应迅速将车上之物品搬走，然后点燃油箱之汽油焚毁之。部队迅速离开马路。

6. （10）打过汽车之后，应注意在其附近布置宣传品，及号召群众逃避，免为敌屠杀。

注释：

*[一九三七年十月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粟裕率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于一九三八年三月离开浙南，四月到达皖南。粟裕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所率部队成为第二支队的组成部分。当月，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准备向苏南、皖南敌后发展。为查明敌情、地形和民情，军部决定从上述各支队抽集四个连队编成先遣支队，粟裕任司令，先期挺进苏南敌后，实行战略侦察。先遣支队进入苏南后，积极开展活动，调查实际情况，主动寻找战机打击日军。六月十七日在卫岗（即韦岗，在镇江西南）伏击日军成功。卫岗战斗是江南新四军对日军的首次作战，一举取得完全胜利，大大鼓舞了江南人民的抗战情绪，影响极大。本文是粟裕于战斗结束后当日向军部所作的报告。

（1）指顾视同，时为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新四军进入江南地区活动，战斗序列属第三战区。

（2）[此处原件有数字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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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近郊官陡门的奇袭*

（一九三九年）

一、敌情与地形的侦察

官陡门，在日军盘踞的战略基点芜湖北郊飞机场附近，是一个极险要的地方。那里恰恰和象棋盘中心卒前边的渡河点一样，棋盘河两边的三根路线，正如官陡门两岸的三条不到一公尺宽的堤埂的通路，这几条通路也都被破坏了，白天架了木板才能通行。那里设有三层铁丝网和其他障碍物，铁丝网以内还有掩蔽的战壕，两岸中间的河，宽约五十公尺，是不能徒涉的。其余的空白地方，全是河网与湖泊。官陡门周围几十里，特别是我们由东向西去进攻的地方，足足要经过一百余里的河网地区。这个地区，河沟纵横交叉，你要向前走几里路，就至少需得过三条或四条河，一出门就非坐船不可，水既深而船又小。这百余里的区域中，只有两条路可以直达官陡门，但是还需要渡过好几条深不可涉的河，而青山、黄池两个敌人的据点，正如棋盘上东西两端的两个炮位，我们的队伍必须经过这两个据点的中心线，才能进而西去，它却正在我们五十里左右的侧后方威胁着我们。这两个据点之间，有一条直达的长约四十里的宽阔的堤埂，有充分的可能截断我们唯一的一条归路。而芜宣铁路的沿线，正如棋盘两岸的卒子线，每隔五里即有敌人的据点，并派兵守护着。官陡门距铁道最近处只有五里，距飞机场不到五里，距芜湖也未超出敌人的炮兵射程。河的西岸，街道南八里的永安桥、北十里的年陡门，都有数十敌人驻守，可以沿堤埂直趋街道。总之，敌人西南北三面各据点的增援部队，在半点钟以内，可以完全赶到。飞机的出动更不消两分钟，就可以在我们上空低飞袭击。官陡门的街道，建筑在河两岸的堤埂上，不到一百公尺长，是一线的砖瓦房屋，这里总共驻扎了三百余伪军。两岸之间，只有宽约一公尺的危弱的板桥贯通。这可算是天险了，是敌人最安全的地方了。可是一个敌人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却正是我们出奇制胜的地方。

二、战斗的动员

敌情和地形侦察清楚之后，为了使当地民众从敌人铁蹄下解放出来，为了要震撼敌人的心脏，歼灭敌人一部分有生力量，更为了要坚持江南抗战，以和全国友军共同争取抗战胜利，作者忝负指挥之责，决心挺袭官陡门之敌，并亲自指挥这一战斗。一月十日左右，我们就在参战部队中进行动员，除政治上以敌人残暴、民众所受痛苦，我们坚持江南抗战与配合友军的意义，和敌人的弱点以及我们胜利的把握等条件来鼓起战士的热情外，并从军事上加紧进行了几天的夜间战斗动作、白刃战、河川战和街市战的演练。指战员们的情绪异常热烈，都在互相的猜问着：“究竟打什么地方啊？”“打的是哪个哩？”“只怕他们预先逃走了，那倒可惜……。”每天战士们都自动的把枪擦七八次，机关枪班的战士更努力，差不多时刻都在准备着，不是学瞄准，就是学装退子弹，枪筒擦得亮理锃、滑溜溜的，还嫌擦枪用的油太少了，把节省的零用钱去买两瓶生发油带着，免得打起仗来枪膛缺油，机关枪卡壳。爱说笑的副班长说：“敌人排好队，只等我们的机关枪去点名，应点得好的每人赏他吃几颗花生米……”逗得大家忍不住笑起来。

十八日早晨，天还未亮，大家闹着起床，伙夫同志也先起了床煮好了早饭。大家吃得饱饱的，准备向目的地进发。有的同志为了轻装，情愿挨冻，将军毯也寄留下来。集合号还未次完，队伍老早就站好了，等待着指挥员来讲话。当我走近队伍的时候，大家向我行着喜悦的注目礼。虽然北风那样狂暴的从湖边袭来，但大家为了要听讲话，暖耳的帽边都不愿意放下来，一队队的在霜雪盖住的草地上站着。当我开头喊一声“同志们”的时候，他们一齐立正，唰的一声，将那盖住枯草的霜雪划破了，叫他们稍息之后，又是唰的一声，好象在沙坪里动作似的。为保守秘密，我只简单地作了些鼓动，当时战士们都非常兴奋，只见如烟雾般的热气从每个人的嘴唇边滚出来。因时间关系我匆匆的结束讲话，这些话显得还不能够满足他们的想望。

前进号响了，队伍出发北进。虽然下着毛毛雨，但谁也不愿意撑伞，从银色的地面上，踏印了一条斑烂蜿蜒的步痕。谈笑声与脚步声杂错地交响着，前面的滑倒了，后面的不停步地喊“仰射，预备放”；后面的滑倒了，前面的就喊“再来一个”。路途虽然泞滑难走，可是大家并不觉得累，五十里路只有一次小休息就走到了。大家眉毛上都凝结了水银般的水珠。当天下午住宿下来，除少数工作人员外，谁都没有外出，继续擦枪，洗脚，开行军检讨会。为了保守秘密，第二天上午在原地停候了大半天，到了预定的时间，队伍偷偷地上了船，突然转向西开，渡到丹阳湖的西岸，那时已经午后九时了。大家翻过堤埂，改乘预备好了的几只装肥料的船，继续由水道西进，午夜十二时以后才到达了预定地点隐蔽集结，距攻击目的地还有七十余里。这里可以完全封锁消息，但是再上前去，封锁消息就不甚容易了，必须以一夜间赶到才行。

二十日天刚亮，大家就起了床，又在擦枪，装填子弹夹，整理草鞋带子、包袱以及所有东西。八时以后，各单位召开军人大会，除作政治鼓动外，并宣布战场纪律及注意事项，同时，班与班、连与连之间订了缴枪捉俘虏的竞赛条件。战士们都争先恐后的充分发表意见，经过两个钟点，还有些意见没说完。可是伙夫同志送中饭来了，于是由指导员做结论，结束了会议。

午饭以后，虽然值星排长逼着大家要睡好觉，但他们只是把被毯蒙着全身，头脑里想着即将到来的战斗，谁也不能放心地睡，只希望着快点天黑。午后一时，除值星排长外，排以上的干部到我的住处开会，我说明了应攻击的地点和消灭哪一个敌人，具体分配了各连的任务和动作的次序及注意事项。干部们都异常注意听，特别是范连辉同志带领的分队，他们的任务是由河的西街打到河的东街，必须以迅速的动作抢夺连通两岸的小板桥，这是很关键的行动，因此会上严格宣布：如果范连辉的分队没有夺得桥，就是河西街有很多的枪，也应该让别连去缴，否则即或你缴到很多的枪，也还要受处分的。最后鼓励大家要在二十分钟内完全解决战斗，并迅速集结准备撤退。随后分发了地图、命令、联络记号、战时对敌喊话口号和许多标语等，即行散会。

下午提早吃过晚饭，集合全体队伍时避开了老百姓。当我向全体指战员讲解作战任务的时候，他们情绪的热烈较十八日早晨开始出发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宣布了要攻击的地点和敌人的时候，大家的鼻孔都胀大了，表示一种特别的愤怒，同时又显露出喜悦的骄傲。话讲完了，掌声和高兴的笑声响成一片。连排长忙于分配夜战用的干电池和准备渡河用的绳索、标记等。战士们有些在擦枪，有些在整理草鞋，还有些在准备手榴弹，闲谈混杂在笑声中，可以听出有人在说：“打伪军好象吃豆腐、喝米汤一样，最怕他预先逃走了……”，也有人提醒说：“不能轻视这个伪军，他们是受过日本鬼子训练的，装备也好，地形又那样易守难攻，而且离敌人战略据点很近，鬼子容易来增援……”在大家正谈得起劲的时候，一声哨音打断了大家的话头，值星排长问：“准备好了吗？”大家齐声的答应：“好了！”于是部队按规定次序出发。

三、战斗冲锋

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已是二十日午后五时，部队出发，当地的人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村边群集着目送我们，直到队伍走完了，走远了，看不清楚了，才回转屋里去。天还没有黑，队伍中有些人边谈边走，天色慢慢黑了下来，从队伍里向前面望去，开始还可以看到全队，不久就只能看到一大串黑影，最后只看到自己前面一个人的背影了。于是队伍也就寂静下来，除了听到嚓嚓的脚步声和远处间或的犬吠声外，什么都听不到。天上没有星光，可是部队仍然走得很迅速，到八时半光景，已走了三十里左右的路程，正好到青山通黄池大道中的亭头镇。前卫在达到该地以前，就先派人去封锁了通往敌方的大道。大约停了十五分钟，担任后卫的部队停留下来，派出兵力，分向南北逼近敌人黄池、青山两据点，以掩护我军归路的安全，其余的部队仍然照原来的次序向目的地搜索前进。晚上十点钟到了大闸，在此必须渡河，可是河的东岸没有一只船，西岸有没有船又看不清楚，派人到处摸索，从水塘边抬来一只仅可装三个人的小船，划水的工具也没有。由于河对岸常有敌入的坐探，不好喊老百姓的门。怎么办呢？会游水的同志偷偷的找来了一只装了东西还可装十人左右的木船，船上只有一个老板。两只船要渡完整个部队，计算起来需要四个小时。但此去目的地还有三十余里，而且还要过渡，假如天亮了便不好攻击。于是先把河西岸的去路加强了警戒与封锁，又派出了预先选好的一批水手，加快木船渡河的速度。小船则用绳索连起来，两岸用入力牵拉。上下船也派人招呼，免得有人滑倒耽延时间。这样努力的结果，只两小时半以内，队伍统统渡过了河。

队伍到齐后，我们急速的离开河岸向西赶路，速度异常快，比平常差不多要加速了三分之一。这时已是二十一日凌晨两点钟了，还有十七八里路倒不算什么，可是还要渡过一条河，又不知渡船是否被敌人封锁了。如果不渡河，则须再多绕十里路，并且须从靠近敌人据点头道桥两三里路的地方通过，假如被其发现，用电话通告了各处，那就不好办了。决心要快，还是绕十里路好，即使被头道桥敌人发觉也不要紧，走快点，冲猛些就是了。于是开始快步，又断断续续地跑步，只听得紧促的呼吸声与跑步声，我心里禁不住想着“地球转慢一点吧，不要过早天亮才好。”足足跑了二十里，虽是地上铺满了严寒的霜雪，天又刮着寒风，可是大家却跑出了一身汗来。到头道桥附近，用静肃的步伐安全地偷过，才觉得汗湿的衣服冰人。这样又费了半小时，才避免了敌人的发觉，折向正北急进，约四时光景，赶到了王石桥，距目的地三里了，这时才放下心来。

稍停了一会，按原先的任务区分，我率主力过桥，沿西岸北进，绕向西方，由芜湖方向的道路打过去。另一部则沿东岸北进，但需待西岸先开始攻击，不能使敌人发觉过早。最静肃的前进，主力只距敌人一里了，沿着堤埂的倾斜面前进，离敌据点只半里了，“停止！”大家蹲下来，肃静得连呼吸也小下来。突击队的干部带了几个尖兵摸上前去侦察，看清楚了两个敌哨兵，穿着大衣，戴着风帽，三层铁丝网不高，从这边摸过去，敌人看不清我们，好打！好打！……

突击队进行最后侦察时，大家都肃静地贴着地面向前爬进；二梯队紧紧跟进。接近到铁丝网近边的时候，距敌人不到三十公尺，正想拉开障碍时，警钟响了，对方恶狠狠的问“哪个？”紧接着就象爆竹店里失火一样，我们突击队的手机枪、花机关、轻机关、驳壳枪一齐开火，简直听不出每一响声的段落来，只有那猛烈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才能清晰的分出个数来。子弹出枪口和手榴弹爆炸的火光照耀得通亮，冲锋号吹得使人更加有劲。这时东岸的机关枪也响了，这样不到一分钟就冲破了铁丝网，敌人两个哨兵被打倒躺在地上。离哨兵后面约十公尺的掩蔽部里的一排敌人，动作快的钻了出来，一到外面就中弹跌倒了，有的半个身子躺在洞里，半个身子躺在洞外，刚好塞住了洞口。动作慢的，就永远躺在掩蔽部里出不来了。掩蔽部里和街口边的敌人还未完全解决，街上已丢了不少的枪。但我第二梯队枪都不要，勇猛的冲进街中，转向河边，顺利的夺到木桥。接着冲过河东，就到了伪军司令部的门口，又是爆竹店失火一样的一阵密集枪声，夹杂着手榴弹的猛烈爆炸声，战士们冲进了伪军司令部。河东岸北进的一个连也冲破了铁丝网，夹击着敌人的侧背，东边街口又是爆竹店失火一样响了一阵。以后，枪声就渐渐稀疏下来。

四、战后的凯旋

从开始攻击起到解决战斗，大约经过八分钟光景，连清扫战场总共只耗去了二十分钟。东方已经发白，天快大亮了，街上只见到两种极端异样的情景：一种是横七竖八的敌尸和血肉模糊的呻吟着的敌人伤兵，满街杂乱的堆着军用品及用具；另一种情形，老百姓领着胜利的我军官兵，肃清残敌，并送茶烧水，忙个不了。东边牵一串，西边押一群的俘虏，在南边街口的地坪里集合清查人数。击毙和击伤的，在地洞里和地洞外，在街上到处都有。也有跳下水去的，那就无法统计了。单是活捉的就有五十七名，因为天还未亮，看不清楚，逃散了一部。缴步枪六七十支，短枪十多支，机关枪四挺，其余手榴弹、子弹、军用品，更不计其数。×连“坐了飞机”，缴获最多。我们由河西攻击的部队全无伤亡，攻击河东的部队伤卫生员、司号员各一名。消耗弹药，总不会亏本。队伍除警戒之外，其余都照指定地点集合。大家经过一晚的疲劳，脸色虽略现苍白，但是精力仍然很充沛，情绪更加高涨，愉快压倒了疲劳。肚里虽早就饿空了，可是那时也忘了。大家都在兴高采烈的谈着：“这个伪军真是豆腐做的，真叫做豆腐军”，“可惜了，那个狗司令，在芜湖没有回来”，“铁丝网简直象蜘蛛网”，“哼，这样好的地形，四面都是水，只要有子弹，我们包守一个月”。

“站队，站队！准备走了！”值星排长呼唤起来，停止了大家的闲谈。“按规定的次序向××t×东返，大家距离远一些，注意防空。”队伍走动快完了，“收哨，把信号烧起来！”这又是值星排长的号令。“噫，芜湖方向的枪响了，大概是敌人援兵吧？”战士在发问着。“不要紧！他妈的，这样的地形，请他来吃子弹”，值星排长这样的回答。随后警戒部队都跟上了，“嘀嘀嘀嘀，哒哒哒哒，哒嘀，哒嘀……”司号员发出防空号音，干部们督促着战士快点隐蔽，不一会，大家都分散隐蔽了。敌机嗡嗡嗡嗡地低空侦察，一圈二圈三圈，看不到我们一点的形迹，无精打采地飞走了。距官陡门五里了，“后卫加强警戒，各部隐蔽休息吃饭”，值星排长传达指挥员的号令。约莫一小时，大家都吃得饱饱的，继续东返，行军长径加长了很多，一方面是添了俘虏与挑夫，另一方面是为了防空，再一方面也是因为有些疲劳。可是沿途群众，欢天喜地的跑过来送茶水，追着看俘虏，群众的热情减少了大家的疲劳。十点钟左右，部队到了大闸渡河，比昨晚快多了，一边渡，一边走，上下船舱也不拥挤，午后二时，回到黄池、青山之间的亭头镇，街上的人民，异常兴奋，放鞭炮欢迎，庆祝胜利，并送来了一担担的稀粥。奇袭官陡门的战斗任务就这样胜利的完成了！

注释：

*[一九三八年七月，新四军第二支队进入苏南敌后，在宁芜铁路以东，宁杭公路以西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发动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本文是粟裕为其亲自组织指挥的对伪军据点的一次奔袭战所写的战斗报导。曾发表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七日重庆《新华日报》。本文在收入《新四军在茅山》一书时，作者作了文字和技术上的校正。]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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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战斗*

（一九四○年四月十六白）

同志们！今天的军事课讲组织战斗。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现在大部分部队在这里整训，准备进行更大的战斗；只有大家懂得怎样组织战斗，才能完成战斗任务，争取圆满胜利。

什么是组织战斗？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比，也是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是各种力量的总决赛。要保障战争的胜利，一定要把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好；战争的哪一方能多动员些力量，那一方就多一层胜利的保障。今天我不从广义上来讲组织战斗，单就人类战争史上军队指挥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来谈这个问题。

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式武器不断产生出来，同时战争的性质、战争的范围和规模、战争的形态和手段，都在不断变化，于是军队的指挥关系也在不断演进。从有军队到现在，军队的指挥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在火药发明和用于战争之前，军队的装备是刀矛、弓箭、盾甲之类的冷兵器。军兵种只有陆军和水师。陆军主要是步率和马卒（包括马拉战车）。水师所乘的船只，是以帆桨为动力的楼船和艨艟战舰。打起仗来，兵对兵，将对将，主将打败了，几万、几十万人马也就败了。军队作战的战斗队形和战术，无论攻防都较简单。所以只有简单的指挥关系，通常由军队的主将，以口语或旌旗、鼙鼓之类的信号传达命令，进行指挥。所以可称为“司令时期”。到发明了火器，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军事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时指挥关系复杂起来了，有了参谋处的雏形组织，可以称为“拿破仑时期”。从十九世纪初叶以来，人类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目前正在进行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更加发展，由于战争的需要，军队的编成和武器装备日益复杂、精良，现代化海空军和装甲兵的出现，使战争由地面扩展到海上和空中，由线式的战争发展成为面的和立体的战争。因此，在军队使用和指挥关系上，也起了变化。作战时，要使各军兵种，在规定的时间和战线上，协同配合，发挥最大威力，取得预定效果，就必须有周密的组织部署，所以现在是“组织战斗时期”。回顾军事指挥关系的演进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什么是组织战斗及组织战斗的重要性。

怎样组织战斗？目前，我们的部队是单一兵种，武器装备落后。这里不谈现代化大规模的组织战斗，只从我们现有条件出发，涉及的范围较小。尽管这样，组织战斗要做的工作和注意事项还是很多。刚才我说了，可能不久的将来，我们要打更大规模的仗。打大仗，不象打小仗那样，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这样多人，如果打不好，走是走不了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要作准备，准备愈充分，胜利愈有保证。现在就我自己的经验、体会，按一般程序讲讲主要的方面。

第一，明确任务，了解意图。战争是用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政治发展到某一阶段，受到阻碍，只有用武装力量扫除障碍，才能解决矛盾。我们的作战方向、作战对象和每一个战役、战斗的任务、目的，就是根据我们的政治目的和战略、策略要求来确定的。当然，这是领导机关和高级指挥员的事，但作为下级指挥员，在领受任务时，必须力求正确理解上级总的意图，明确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及其意义。这样才能树立全局观念，发挥主动性、积极性。

第二，进行战争动员。战争动员的范围是多方面的，首先讲政治动员。要普遍而深入的进行政治动员，而且要以政治动员去保障其它方面的动员顺利完成。

在部队中进行政治动员，要使全体指战员切实明白这次战役、战斗的政治任务、目的和意义，明白争取胜利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困难，以及怎样才能克服这些困难。通过动员鼓舞士气，提高信心，发扬勇敢作战，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去争取胜利。我们的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先在党内进行深入动员尤为重要，使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在作战中能起核心领导和骨干作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要做好组织调配。健全支部领导，使各班各排都有党员和党小组。要区别主要、次要，一梯队、二梯队等方面，适当调配政工人员，并使他们学会开展战时政治工作。

对政府部门进行政治动员并适当调配政府工作人员。这是在我们掌握政权的地方才有的工作内容。

人民群众的动员，在于通过地方政府和群众组织发动群众，组织各种参战队，帮助军队作战，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内战时期我们打仗，军队还未开进，首先就派人到前面去动员群众封锁消息，布置侦察警戒，组织群众的参战队。由于有了群众的动员与支援，所以红军能够在敌人的空隙中间甚至包围圈中间打仗，能够打了第一仗，接着打第二仗，第三仗。这一点，现在我们反而做得差了。往往为了保密，战前对群众没有动员，也没有组织群众参战，以致打过仗，部队很快转移，找不到群众，伤兵没有人抬，战利品没法处理。为了战争的胜利，今后我们每开辟一块新区，要迅速帮助地方建立政权，并支持政府开展工作，从而取得政府和广大群众对我军的支援。

还要把工作做到敌人内部。当然不是动员他们来打我们，而是要加紧瓦解工作，促成其内部的动摇和对长官的不满，有利于我们解决战斗。

其次讲军事动员，包括有生力量的动员、武器的动员、技术的动员和勤务机关的动员等。

补充兵员，充实连队。我们现在的编制状况，还不适宜于打大仗。一个战役要经过很多次战斗才能完成。比如，敌人从金坛、保水、高津分三路向我们进攻，我们要准备在一天之内至少连续打三仗，才能打垮三路敌人，结束战役。现在，我们一个连三四十个兵，多的也只五六十个。一仗打下来，假如伤亡二十人，还剩二十几，还能算个连吗？如果再打一仗，再伤一些，连长就变成班长，不能再打了。如果我们一个连能有一百二十人，情形就不同了。早晨打一仗，伤亡三十人，还有九十人；吃了午饭又打，再伤亡几十个，还有五六十人；有五六十人，就还可以打第三仗。为了打大仗，现在要用大力来充实部队的兵员，在近几个月内，我们要完成扩兵一万人的任务。

对机关非战斗人员要加强组织训练。我们机关和直属队，现在有七百多人，只有三个战斗班。打起仗来还要派部队掩护这些非战斗人员，很划不来。所以，要做到机关精干，非战斗人员要尽可能减少，并认真加以组织训练，使他们能走会打，具有自卫能力，不要或少要部队掩护。对公勤人员更要加以组织训练，否则，枪一响，他们会慌乱，影响部队的战斗情绪，甚至行李担子会把自己的队伍冲垮。

对马匹要调教，对驭手要进行训练。我们现有马匹数量不多，但对这些马匹也要进行适应性调教，使它们听到枪炮声不惊蹄脱缰。行军过桥时，要注意不使马匹踩垮了桥梁，影响部队行动。

适当调配武器。我们部队都喜欢轻机关枪，当然轻机关枪是好的，但是太多了也不好。你一个连只有三四十个兵，倒有五挺轻机关枪，三个人扛一挺，去了十五个，还有十到二十几个步枪兵，轻机关枪又不能上刺刀冲锋，子弹打光了还抵不了一支步枪的作用。所以轻机关枪多固然是好的，但一定要兵员充足，步枪兵也要按比例增加。要懂得现在我们弹药来源困难，解决战斗主要不是靠轻机关枪火力，而是要靠步枪和刺刀。国民党军队打仗，通常是一丢几十挺轻机关枪。他们一个班就有一挺轻机关枪，一挺轻机关枪要三个人管，负伤一个，就要两个人救护，就去了三个；负伤三个，就要去掉九个，结果轻机关枪没人扛了，只好丢。过去，我们有的部队也是轻机关枪太多，所以在作战中也丢了一些，很可惜。我们准备来一个抽肥补瘦，适当地调整一下，希望轻机关枪多的部队不要舍不得。弹药的情况也是有多有少，也要作适当的补充、调剂。此外，在战前所有的武器装备都要进行擦拭、检修，防止武器锈蚀、弹药受潮。

要根据作战任务，结合实战要求，确定战术、技术训练的目的和要求。这次整训期间，我们要着重演练夜间战斗、河川战斗和奇袭，演练排、连、营、团的战术，尤其要演练几个团协同作战的动作。要打大仗，我们就要练习打大仗。打小规模的游击战，可以随心所欲，从左边、右边、正面打都可以。但是打大仗就不行啊！规定你在什么位置就应该在什么位置，时间、动作要协同一致。

加紧各项勤务保障的准备。筹集粮秣，保证部队连续作战时能够吃得上饭，而且要吃得饱、吃得好。筹集医药，调配医务人员，组织救护所和担架队，做到及时抢救和后送伤员。采取多种手段，改进和加强通信联络，保证部队战时联得上，协同好。

第三，侦察。侦察既是战前准备，又须在战斗中不间断进行。侦察的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查明敌情。“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组织战斗前，应该把敌情了解清楚。要保证军事上取得胜利，就必须对敌人有透彻的了解。要了解敌人的番号、兵种、兵力、装备、部署、工事状况，了解敌人的交通枢纽、机场、码头、仓库、兵站的位置，了解敌人的行动企图。除了上述一般情况外，还应着重查明敌人的战斗力状况，它的长处、特点和弱点，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判断：

1．了解敌人的组织状况如何。拿中国军队来讲，假如这个军队的长宫、士兵大部分是华北平原地区的人，我们就知道他们不会爬山，只会走平路，和他们打山地战最有把握。假如是南方人多，他们会走平路也会爬山。假如是两广的军队，他们比较强悍，善守能攻，战斗力较强。一支日本军队，其中老兵新兵的比例大小，可以判断出它的战斗力强弱。日本的常备军和老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预备军和新兵，缺乏训练，战斗力明显减弱。

2．了解敌人对士兵进行些什么欺骗教育，我们可以针对他们的欺骗，进行政治瓦解。了解敌人的官兵关系怎样，一般说，行伍出身的军官，因为他本身来自士兵，知道士兵的痛苦，所以能团结士兵；出身军官学校的军官，对士兵的生活情形不了解，团结士兵要差一些。国民党军队就有这种现象。中央军的军官多数是军校出身，他们摆架子，打仗怕死，在士兵中没有威信。广西军就不同，他们的军官是从士兵升到班长，再经过教导队训练，然后当排长、连长，所以他们官兵关系好，战斗力强。

3.了解敌人内部存在什么矛盾，以便利用这些矛盾。

4．了解敌人指挥官的个性和指挥能力。假如敌人指挥官是善于猛打的，我们就要对付得了他的“程咬金的三板斧”；假如敌人指挥官的胆子小，我们的打法又不同，可以首先给他一阵猛打，打得他胆子更小；又假如敌指挥官疑心重，优柔寡断，决心多变，我们可以多设疑兵，多用欺诈手段，促成他动摇。

5．了解敌人的司令部、指挥所设在何处，哪里是他的要害和弱点。攻击敌人的弱点和要害最易奏效，如果首先把敌人的指挥机关打掉，其他队伍也就垮了。

二是侦察和熟悉地形。有的同志说，到我家乡打仗，我的把握就更大。为什么呢？因为他熟悉那里的地形，哪里有条沟，哪里有座桥，都很清楚。所以侦察和熟悉地形，对于军事行动、作战胜负关系极大。我们一定要把我军活动地区的地形弄得很熟，要把地图印在脑子里，做到不看地图也能熟记山川、河流、湖泊、道路、桥梁情况，并明白这些地形对敌我双方的军事价值。这样，我们就能充分利用地形之利，计划行军、作战，从容自如地应付各种敌情。

三是调查社会政治情况。要了解作战地区群众对我军的认识、态度如何，斗争情绪和组织状况怎样，能够动员与组织多少担架队、运输队帮助我军作战。同时，要了解群众对敌人的仇恨程度怎样，是消极观望还是坚决抗拒，或者敷衍应付。还要查明敌探汉奸、破坏分子以及两面派的组织和活动状况。充分掌握这些情况，才能周密组织战斗，保证打胜仗。

第四，关于制定作战方案。我们既已作了充分的战前准备，查明了与作战有关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情况和地形条件，查明了敌人的兵力、部署、企图，了解了它的长处和弱点，再联系我军的各种因素，经过综合研究、分析判断，就可以较有把握地定下打与不打，或者打谁、何时打、怎样打的战斗、战役决心，定下了正确的战斗、战役决心，还要制定出相应的作战方案。

作战方案通常由参谋长提出。怎样制定呢？比如说，敌人分三路向我们进攻，一路从金坛到傈阳，一路从溧水到上兴埠，一路从高淳到郎溪。如果我们决心以战斗的胜利来打破敌人的进攻，就必须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地形，速战速决，先打他一路，才能达到目的。究竟先打哪一路为有利呢？这就要用心在敌我兵力对比、地形条件、解决战斗所需时间等因素方面，加以精确的计算、权衡，提出两个以上的方案加以比较，最后确定出一个比较完善的方案来。根据前面说的情况，怎样打法，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打溧水这一路。好处是，这一路是山地，我们兵力隐蔽，好展开，可以居高临下，用火力歼灭敌人。但缺点是，假如敌人先我占领了要点，则我不易迅速解决战斗，它还可以从容掩护退却，而且如果迟迟不能解决战斗，溧阳、高淳那几路敌人也可以增援过来。这是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打金坛到溧阳这一路。这一路东面是太湖、（氵鬲）湖，我们从翼侧打出去，他就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地位；高淳那一路敌人不好来，三路只剩两路，这是优点。但缺点是，这里都是平地，对我不利。这样，我们就可以加以比较，确定一个更完善、更具体的作战方案来。不管最后采取哪一方案，都要考虑到，万一情况变化，打了败仗，如何应付，要有具体处置计划。

作战方案大致应包括下列内容：敌情的分析判断；我们总的意图和任务；各部队的任务和动作；指挥机关的位置；伤员、给养、行李担子以及俘虏兵的处置；本级指挥员代理人的指定，等等。

第五，关于战时勤务和战后勤务。关于战时勤务。首先，打仗时战斗警戒很要紧，各方面都要考虑到，特别要加强左右翼及侧后的警戒。打大仗，各部队还要注意与左右邻和后梯队保持密切联络。其它如侦察、情报机关要随时掌握敌情变化，通信部门要保障通信联络顺畅，供给机关要想方设法保障弹药、给养等作战物资的及时补给，政治机关和卫生部门，要大力进行救护和后送伤员的工作。后送伤员要从小路走，不能抬着第一线的伤员从二梯队和预备队面前过，以免影响二梯队和预备队的战斗情绪。要注意的战时勤务主要就是这些。

关于战后勤务，我想值得指出的有如下各点：（1）搜集和研究敌情，如敌人被消灭了多少，哪方面敌人退了，哪方面敌人可能反扑等等，迅速报告上级并通报各部。（2）迅速组织部队追击。打退和击溃敌人，不算完全的胜利，一定要追击，不追击，进攻的任务就没有完成。（3）收容失散、落伍人员，使他们迅速归队，或暂时编入就近的连队。（4）及时救护伤员，处理阵亡官兵的善后事宜。（5）迅速收集处理战利品，关键是迅速运走，避免重新落入敌手。（6）整理组织建制，补充弹药，准备再战。（7）收容和按政策妥善处理俘虏。（8）加强侦察警戒。战后，部队疲劳，打了胜仗，又容易产生骄傲轻敌思想，往往忽视警戒，而敌人常常利用这一机会对我们进行袭击，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战后各级干部要特别提高警惕，防止麻痹大意，注意加强侦察警戒。这样，才能保证战斗完全取得胜利。

同志们！依照我们现有的装备、技术条件和编制状况，关于组织战斗的问题，大概的就讲这些，完了。

注释：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托，于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经与新四军领导人研究，规定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同年十一月七日，新四军军部决定将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统一指挥江南和从江南开赴江北的部队。为了贯彻向北发展方针，陈毅、粟裕一面积极组织部队渡江北上，一面再三建议军部率领皖南部队东进苏南。江南北上部队以六团主力与挺进纵队一部合编的新的挺进纵队开展扬（州）泰（州）地区抗日游击战争；以四团主力与挺进纵队另一部组成的苏皖支队向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发展，并打通与第五支队联系，从而为开辟苏北创造了有利条件。本篇是粟裕在江南指挥部驻地江苏保阳县水西村附近，为准备继续向江北发展而集中整训的主力部队指挥员所讲的军事课提纲。]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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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参谋工作*

（一九四○年七月）

上午，陈（毅）司令对大家作了精辟的指示，现在我来讲讲目前我们参谋机关、参谋人员应该做些什么，着重于讲战时参谋工作。不久我们就要作战，这个仗比过去打的更大。大兵团作战，打大仗，假使参谋工作没有很好的准备和布置，胜利就少了一层保障。

我们有些同志总想下部队带兵打仗，不安心在机关当参谋。所以，有必要首先讲讲为什么有参谋工作和参谋工作的重要性。参谋工作是随着军事指挥艺术的发展和军队指挥关系的演变而产生的。冷兵器时代打仗，兵对兵，将对将，几个大将打败了，几十万人马都败了。军队指挥关系很简单，靠主将的号令或简单的记号。自发明了火器，特别是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军事指挥艺术有很大发展，军队指挥方式，军队编成和隶属关系趋于复杂，为了协助统帅进行指挥，军队中开始建立了雏形的参谋机关。最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军队武器装备日益精良，军队的组成部分也更加复杂，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军队的指挥方式，演进到了现在的组织战斗时代。要使编组十分复杂的军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必须有更加健全而坚强的参谋机关，来协助首长很好的进行组织指挥。现代战争是双方各种力量的决赛。决定胜负的诸因素中，参谋机关的强弱、对战争指导的正确与错误，是重要因素之一。从指挥角度讲，整个部队的生命，掌握在军事机关手上，参谋机关的工作，对战争的胜负有决定意义。我们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这样强的国家，不到半年就被德国打败。当然它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的问题，但军事上的战争准备失算，也是重要原因。法国参谋本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没有详细研究胜利的原因，没有研究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认为陆军仍然是唯一的军事力量。它一味埋头于加强以步兵为主的陆军建设，构筑坚固的国防工事，忽视了同时建设强大的海空军和其它机械化军兵种。法国的陆军的确是世界有名的，比日木的强。它的对德防御阵地马奇诺防线，也是世界著名的坚固筑城工程，一般军事家曾誉为是牢不可破的。与法国相反，德国参谋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不但注意了保存军力，而且注重了空军和坦克、装甲兵等机械化部队的建设和作战思想的研究。所以，在这次战争初期，双方力量对比差距很大。法国机械化兵种数量很少，英法两国联合投入战场的机械化部队不到二十个师团，而德国就有六十个师团；英法两国在第一线联合作战的飞机不到八千架，而德国却有一万二千架。今年五月开始，第一星期的空战，英法就大大失败。在德军机械化部队的迂回、强攻下，法国的坚固阵地和强大陆军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到一星期防线就被突破了。等到打了败仗，才觉悟到应该加紧制造坦克、飞机，可是来不及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双方参谋本部对战争的准备、指导，对于战争的胜负有重大意义。虽然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但对战争的准备、指导不力，就会失败。拿我国内战时期的例子来说，红军技术条件比国民党军不知差多少，人数也少，可是为什么能够胜利呢？当然，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千百万革命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是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军事上，红军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我们的参谋机关也善于进行组织战斗，对我军能够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对敌人，则避其所长，击其所短，有了这个条件，所以才能胜利。

上面这些事例，足以表明军队中参谋机关及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它已经成为现在战争中保证首长决心顺利实现的主要因素。

目前，我们的参谋工作应该怎样作呢？我想，首先应该认清我们所处的环境和依据情况所采取的作战方针。我们现在处于敌顽夹击中，两面作战。我们必须在敌顽夹击中坚决战斗，以战斗胜利求得生存和发展。我们要依据环境，依据我们的技术、物质条件和有生力量，区别不同作战对象，确定我们的作战方针。对日寇，因为它装备技术比我们强，还是同它打游击战。其规模大小，因地制宜。在有些地方，象江南溧（阳）武（进）路以北，三里五里一个敌人据点，我军一个营不便活动了，只能一个连、一个排地行动，游击战的规模应该比过去还要小些。在苏北，目前敌人的据点少，间隔、空隙大，可以采取游击兵团形式，打大一点的游击战。对于正在准备向我们进攻的顽固派军队，因为他们除了数量多，装备好之外，其它方面都不如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必须采取主力战、歼灭战、运动战的自卫作战方针，集中几万人进行会战，在会战中歼灭他。他来进攻，我们背靠长江，退无可退，只有坚决自卫，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要包打胜仗。这一仗，打成平手不行，或者只消灭他一部分也太可惜，非要打个干净彻底的歼灭战不可。假如打得他只痒不痛，他以后还会再来，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把他吃干净的问题。只要我们从各方面进行充分准备，一定能搞好。

最近，关于自卫作战的军事动员已经发了训令。参谋机关要很好地组织领导、帮助和督促各部队、各部门，通过训练和干部的言传身教，紧张细致的工作，达到训令所提出的各项要求。过去对于作战，只注意政治动员，对军事动员常常疏忽甚至不做。实际上军事动员不充分，便不能保障战争的胜利。结合实战需要，当前参谋机关应用大力做好如下各项工作：

第一，扬长避短，注意发现和克服我军存在的弱点。

象今天这样集中兵力，准备打的大仗，还是五六年前在内战中打过，在座的高级干部有的参加过，中下级干部基本没有参加过。在南方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和抗日游击战争以来，没有打过这样大仗。这几年，部队长期分散，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通信联络很困难，都是各打各的。虽然部队游击战术有了进步，但滋长了一些游击习气。这种情况，对于集中兵力打大仗是很不利的。所以，目前我们应该养成：

1. 绝对服从命令。对命令讲价钱、打折扣，是不允许的。这对打大仗是很危险的，会影响到全局。每个指战员都必须做到坚决执行命令，绝对不打折扣。当然，上级对下级下命令，要求下级执行任务做到什么程度，要估计到部队兵力、兵器等战斗力诸因素的状况和完成任务的可能性。

2. 严格遵守时间。我们部队在几年来的游击环境中，形成了不遵守时间的毛病。打游击战，独立行动，早一点迟一点关系不大。大兵团行动就不同了，如果你这个部队担任迂回，就必须按规定的时间到达指定地点，才能达到切断敌人交通要道和退路的目的，使他增援部队不能来，也不能退却逃跑。大部队行军也是这样，参谋处应根据敌情、天候、行程和道路状况，经过周密计算，规定行军序列和各部队出发以及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各部队必须严格按照规定行动。否则，可能搅乱行军序列，增加部队疲劳，甚至有遭受敌人袭击或空袭的危险。

3. 树立兵团观念。我们部队打游击战打久了，兵团观念很差。打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是容许的。大兵团打大仗，这样就不行。无论进攻或防御，没有上级命令，你这个部队绝不能走。你随便走，就会影响整个兵团的作战行动。行军也是这样，规定哪个纵队走哪条路线，过哪几座桥，这个纵队必须严格按规定走。你不能因上级规定的路线路小不好走，就从大路走。如果这样，那就乱套了。宿营也是这样，有时有的部队可能有房子住，有的部队要在树林已草坪上露营。弹药也有统一调配问题。现在我们弹药很少，如果只有一个部队弹药充足，而别的部队没有，打仗也是不行的。总之，全体指战员无论在平时或战时，不能只顾本单位、本部队的方便，要养成大兵团的整体观念。这样，千军万马才能形成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

4. 做到协同一致。现在

Chapter_38

许多军事干部，不善于组织协同，枪一响，一个连长能够掌握到一排人的算很好了，掌握到两个排的那算预呱呱。有的常常枪一响只能掌握一个班，甚至掌握不到队伍。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就应该注意养成协同一致。比如今天是礼拜日，连长交待值星排长，今天连队做五件事：整理内务，擦枪，理发，洗澡，洗衣服。值星排长应该计划、规定一下，哪一班、哪一个先剃头，因为理发员只有一个。热天在河里洗澡可以大家一起洗，冬天烧热水洗就应该安排好，哪一班先洗，哪一班后洗。在环境紧张时，大家一起擦枪也不行，突然发生敌情就糟糕，应该规定各班擦枪的先后顺序和具体时间。假如简单地哨子一吹，把五件事照样传下去，大家不能按部就班，有条有理地进行，就会又忙又乱，有些动作快的人可能全部做到了，那些缺乏计划、动作慢的人，也许一件也做不好。现在有些新战士生活上的计划性很差，行军休息时他不去解手、整装，等到部队要走了，他要大小便、要打绑腿了，你还得派人等他。要使部队做到协同一致，千部在平时的管理教育中，要注意使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我当兵时，有一天先把自己晒干了的衣服收回来，值星排长看到了，问我为什么先收，受了批评处罚。当时我想不通，不高兴，现在想来，受批评处罚完全应该的。部队生活一定要养成协同一致，这样的部队才能打大仗。

第二，抓紧有生力量的动员和组训。

1. 充实连队。现在我们有些连队只有五十人，一个班只有五个人。打大仗，必须连续作战。假如部队很充实，一个连有一百五十个战斗兵，打一仗伤亡二三十个，还有一百二十个；再打一仗又伤亡二三十个，还有八九十个，还可以支持一下，再打一仗。三仗一打，一个战役人致上可以结束了。第二个战役起码要隔半个月、一个月才会来到，这个间隙时间，我们可以休整补充。象现在连队的编制状况，不能连续作战。试想五十人的一个连队，打一个恶仗，伤亡二三十人，三仗一打会怎么样呢？可能没有多少兵了，因而干部伤亡也大。所以，对不充实的连排班，参谋处应向首长提出建议，加以缩编。

2. 调教马匹。我们没有骑兵，但还有一些用于通信、侦察和驮载的骡马。这地区河流很多，要注意调教马匹，使它习惯枪炮声，能够上下渡船、解鞍泅渡，以免在枪炮声和行军中，发生脱缰、惊蹄、踏坏桥梁和跳板等情况，以致妨碍部队的行动。

3. 训练非战斗入员。我们现在的地区很狭小，虽然群众条件好，但是还不巩固。我们的战场在（南）通扬（洲）运河两侧，河南边、河北边都只有几华里宽，打起仗来，整个后方都在敌人炮火威胁下面。假如敌人一打，我们的非战斗人员乱了，用不着敌人冲击，行李担子就会冲垮自己的部队，这是很危险的。这次郭村保卫战中，挺进纵队很好，他们的医院、行李担子都在郭村，一点没有乱。要对非战斗人员进行战斗教育，使他们做到在炮火连天的情况下，镇静自如，听从指挥，很好地完成战勤任务。

4. 扩大和加强地方武装。挺进纵队这次反摩擦胜利，群众的帮助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作战，起了很大作用。现在集中兵力打大仗，更需要取得地方武装的有力配合。所以我们参谋机关要注意，在计算我方有生力量时，不能单纯的计算主力部队，而应包括地方武装。过去很多人认为红军很神秘，兵的数量少、武器坏，对付强大的优势的敌人却能打胜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群众算在里面，没有把地方武装算在里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主力不到十万，国民党军队近百万，但是因为我们还有几百万群众，还有十几万地方武装，这样就比他们多了。我们在作战的时候，如果没有地方武装配合，就必须从主力部队中抽出一部分队伍来担任后方警戒，这对整个作战是不利的，因为我们兵力有限。所以，参谋机关更应充分认识地方武装的重大作用，注意扩大和加强地方武装。现在有些地方武装缺乏子弹，应该从主力部队抽调一部分发给他们。主力部队少了一点子弹没有多大影响，增加到地方武装中去，作用就大得多了。

第三，抓紧部队的技术、战术训练。最近，我们规定了一些教育、训练的课目：

1. 加强行军力训练。进行大规模作战，就要提高行军力，要善于运动，运动得快，兵贵神速。红军长征中过大渡河，一昼夜走二百四十里，还打仗。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也曾一天走一百八十里，还打七次仗。现在部队行军力差得很，这次从江南到这里，一天最多走七十里，就疲劳得很，非休息不可，不休息就会拖垮了。长征和三年游击战争中哪有休息？敌人不允许你休息。那时部队行军力强，所以战斗力也强。部队行军力强，机动性就大。敌人从各方面向我进攻，我们站在中间，等敌人与我们相距百把里时，我们来一个强攻，打垮他一路，再掉转头来打垮他另一路，好象叫化子打狗背靠墙一样，灵活机动地予以各个击破。如果部队行军力不强，慢慢腾腾，是不可能打胜仗的。

2. 注意兵团协同作战的演练。我们部队打游击打惯了，两个团配合作战往往协同不好。现在七八个团一起作战，如果各打各的，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夜间战斗，通信联络搞不好，遇到自己的部队还以为是敌人，可能发生误会。如果火力与运动协同不好，机关枪、迫击炮就会打到自己人。这些值得我们参谋机关注意，要在干部中进行几个部队配合作战的教育和演练，这样才能做到在实战中动作协同，充分发挥大部队配合作战的威力，更易于歼灭敌人。

3. 进行平原开阔地和夜间战斗训练。在平原开阔地作战，要十分注意学会利用地形地物和火力与运动的配合，更应发挥夜间战斗的特长。北伐时，北伐军从广东出发，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地战。到了河南平原，打第一位就吃了亏，打响不到一个钟头，伤亡四千多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平原还象打山地战一样，在敌人密集火网下，部队以密集队形集团冲锋，这当然不行。我们现在与顽固派作战，提出猛打猛冲猛追是对的，但要注意平原开阔地的地形特点，讲究战术，进行土工作业，组织好火力掩护，减少敌人给我们的火力杀伤，防止敌人在其阵地前进行反突击。擅长夜间战斗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我们武器装备落后，“机械化部队”只有一纵一团、二纵二团和三纵三团，其实他们也只是机关枪多一些。所以我们同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作战，通常是进行夜间战斗。对付顽固派军队比较客易一些，但如进攻作战，也应尽量利用夜晚进行。因为在平原开阔地，部队白天运动，敌人容易看到，他有准备，我们伤亡必然大。所以，要加紧进行夜间战斗的教育。

4. 注意提高部队射击技术，以节省弹药。我们部队射击技术普遍较差，江南部队实弹射击，很多人都吃“鸡蛋”，得零分。八路军比我们好得多，他们留守兵团有个部队，一百五十人打靶，每人两发子弹，打三百发，中靶的二百九十九发。我们要向八路军学习，注意提高部队的射击技术。各部队都要注意培养特等射手，以特等射手打敌人的指挥官、炮手、机关枪射手和通信人员，收效是很大的。

5. 发扬白刃战和手榴弹的威力。现在打仗，真正进行白刃格斗拼刺刀很少。通常是双方隔几十米远的时候投掷手榴弹，一阵猛炸，不是敌人垮了，就是我们垮了。内战时，我们子弹更少，碰到了强硬的敌人，就必须进行白刃战，把枪丢了拿刀砍，甚至拳打脚踢，搬石头砸。我们就要发扬这种精神。现在有些新战士还不会使用手榴弹，说它爆炸决，怕炸了自己。多数战士只会用木柄手榴弹，象贝门式手榴弹就不会用。所以我们要抓紧这方面的教育训练，在近战中发挥手榴弹的威力。

6. 注意土工作业。我们要向挺进纵队的一团、四团学习。他们在郭村保卫战中，正因为构筑了很好的防御工事，才能抵抗住顽军的进攻并将其击溃的。这些工事还在，大家可以去参观。我们部队要养成构筑工事的良好习惯。

7. 注意保养武器装备。平时不注意武器装备的检查保养，战时它就可能发生故障、失灵。平时你爱护枪，战时枪就保护你。

第四，进行勤务方面的动员。

1. 军需机关对于给养方面要有很好的动员。现在在这方面很差，常常枪打响了就饿肚子。在内战时候枪打响了，特务长特别的好，一天两餐猪肉吃得很好。军需人员对办给养的应该很好的进行教育，使部队不饿肚皮，有精神有力气，以保障战斗胜利。

2. 救护卫生机关的动员。现在我们对部队士兵就没有这样的教育，发了卫生包不知道用，毛房里乱丢，有些卫生员自己也不会弄，这对战斗力是有妨碍的。所以首先要很好的动员进行卫生教育，使战士们都有救护常识才好。

3. 民夫的动员。对这些问题军事机关也要注意起来，要去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样样很好的做到，才不至影响部队的战斗情绪，和适应战场的需要。

4. 交通机关的动员。附近有多少桥梁与河道，可不可以通过，是泥土底子还是沙土底子等，要弄清楚。有时候我们部队出发了没有向导，到了一个地方找了半天才找到，有时找到了又跑掉。交通机关要事先动员，把路线调查清楚，很好的组织向导，有时可以组织向导队，很好的布置与分配，才不会发生问题。

5. 杂务人员的动员。最近印了一个怎样当通信员、勤务员、伙夫的教育材料，可以照这个材料进行教育。尤其应着重战时动作的教育。

第五，进行周密侦察。

1. 关于敌情方面的侦察。要查明敌人的番号、兵种、数量、武器装备、组织状况、兵力部署、阵地编成、火力配系、行动企图等情况。还要了解敌人部队的战斗历史、作战特长，指挥官的能力、个性，指挥机关设在何处，兵站、仓库和交通要点在哪里，摸清这一切，我们才有考虑作战计划的主要根据。

2. 要详细查明敌我双方地区的地形。敌人方面的地形怎样？他来进攻，哪些地方我们可以设伏？哪里地形对我不利？我们应在何处构筑工事，如何防御？我们进攻敌人时，有无隐蔽道路便于接敌运动？苏北河流纵横，各主要河流的宽度、深度、河底状况，哪里可以徒涉，哪里可以架桥？等等，都要侦察调查清楚。

第六，精心研究和制订作战方案。

敌情材料已经搜集了，地形也侦察好了，就要研究和分析敌情，加以判断作出结论，订出作战方案。作战方案要依据总的战略来确定。比如现在反摩擦战，就不能脱离自卫原则，要遵照有理有利有节这几个要求来订出我们的作战方案；同时要按照我们现有的力量和对方现有的力量，以及对方可能集中的力量来订出我们的作战方案。通常我们定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作战方案，由首长审查，采取其中的一个。或者有些不够的地方，首长会补充意见，有错误的地方，首长会指出修正。这个作战方案就成为整个战役行动的基础。过去参谋处对这个工作做得很差，而且很少甚至没有作过。这是由于我们对敌情没有很好的分析研究，同时，对自己的情况也没有很好的分析研究。知已知彼，百战百胜。不知道敌人的力量不行，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也不行。现在有些同志主张硬打硬拼，固然我们可以硬打硬拼，可是这样乱打，一仗打下来再打第二仗就完了。新四军初到江南时，许多同志主张集中起来，也打一个平型关那样的大仗，固然，那时大家抗日救亡，求战心切，情绪很高，有四千人，是可以打一个那样的大仗，但打过以后会怎么样呢？肯定伤亡一大堆，司务长报告--“完了”。这种想法就是不了解自己的表现。我们的力量与八路军不能比，我们的武器可以说很多是马枪截短了的“头号驳壳枪”，有的枪已没有来复线了，怎么能同敌人打大仗呢！要做到了解自己，必须深入连队，接近战士，调查研究下属的实际情况。过去参谋处对这一点做得差，对自己的情况不大了解，现在比过去好一些，有些团也比较好。但是对连队的了解还是不够，有些问题政治机关晓得了，军事机关不晓得，有些材料还要找政治机关要。我们要学习接近部队，有些同志不善于接近基层干部，更不善于接近战士，跑到连队里面去只是问问连长、指导员，多少人、多少枪，方式不好，好象问犯人一样，这样人家当然不高兴告诉你。由于不了解下面的情形，订出来的计划只是个人脑子里想出来的，空洞的东西，不适合部队。调查了解情况还要将军事情况与政治情况结合起来研究。真正做到了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从实际出发制定作战计划，就能充分发扬我们的长处，攻击敌人的弱点，保证战斗的胜利。

作战方案通常由参谋长提出，而且应该提两个或三个，说明各案的利弊，供首长审查采择。经过首长确定的方案，就是整个战役、战斗行动的基础。

作战方案应包含下列内容：

（1）敌情及对敌情的估计；

（2）我军的任务及作战方针；

（3）我军的兵力部署，要根据各部队的战斗力和擅长及其指挥员的能力、个性特点，恰当地分配任务，或用于攻击，或用于钳制，不能平均使用兵力，要集中主要兵力、火力于主要方向，并保持足够的预备队，这样部署兵力，才能保证攻击奏效、防御稳定，保持主动；

（4）规定战斗开始、结束的时间，以及伤员抢救转运、后方设置等事项；

（5）规定各项必要的特种准备，如筑城、渡河器材的筹集，意外情况的处置等等。

作战方案经首长审查、补充，就可以发布作战命令。通常应先发预备号令，再发作战命令，因为制定和下达命令，需要一定的时间。比如今天八点钟定下决心，命令送到各纵队如需两小时，就到十点了；各纵队研究贯彻执行命令，又要两小时，到十二点了；再由各纵队传达到各团，已经是下午，传达到营连，还要更迟些。这样，假如需要部队明天早晨出发，就来不及了。所以要下预备号令，通知部队准备明天早晨出发。至于什么方向，什么任务，再下详细的作战命令，这样比较好。传递命令的方法，可以派通信员骑马、骑自行车送，重要的派参谋，甚至更高级的干部去传达。

作战命令的内容，通常为五大项：

（1）敌情和友军状态；

（2）我军的总任务；

（3）各部队的任务；

（4）野战医院、后方医院的位置，兵站、运输路线、行李担子的安排，由何部队担任掩护；

（5）指挥机关的位置，指挥员的代理人。通常司令员的当然代理人是参谋长，政治委员的当然代理人是政治部主任。情况需要时，还应规定第二、第三代理人，以保证不间断的指挥。参谋长是军事机关的直接首长，也必须在命令上署名。

第七，周密组织行军和开进。

1. 要具体规定行军路线。尽可能避免两支部队途中交叉。必要时，可在开进前作一小的调动，调整好友中右各路部队的出发位置。非交叉不可时，应在交叉路口设调整哨进行指挥，使两支部队先后有秩序地迅速地通过，不致争先、拥挤、混乱。

2. 要物色可靠的向导，最好由自己部队人员担任。

3. 行军要设路标，有时可设标兵。

4. 每次行军，途中休息要选择在有良好阵地的地方，并注意周密警戒。

5. 行军时应由参谋带队，带着向导，拿着地图，边走边看，避免走错。

6. 天候气象对行军的影响极大，参谋人员要懂得气象知识观测天候，根据天候气象和敌情、任务，决定行军方式、时间和速度。

7. 排除行军路上的障碍。路上可能有些什么障碍，要事先判读地图，调查了解，采取措施。尤其是前卫部队的参谋处，应该担负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任务。

8. 行军中不能忽视侦察警戒。前卫、后卫左右搜索都要严密周到，还应有预想情况的处置腹案，特别夜行军更要注意。

9. 非战斗人员、伙房、行李担子要编组起来，由管理排长带队，安插于行军序列的适当位置，防止掉队、纷乱。

10. 行军中要保持前后联络顺畅。在较宽的路上行军，要规定部队靠一边走，休息也靠一边坐，使通信员可以迅速前后联络。

11. 行军中要注意保障部队饮食、饮水的卫生安全。情况许可时，应在途中设茶水站，动员群众帮助烧茶。

第八，组织宿营。

1. 要预计宿营地点。今天出发，明天在什么地方宿营，应预有计划。如情况许可，先派副官或参谋去看房子，以便部队到达时迅速进入宿营地。如果情况不允许，可就地图作出宿营计划。哪个部队在什么地方宿营，担任哪一方向的警戒，应有预先的安排。

2. 部队到达预定宿营地后，参谋人员和部队首长，第一件事是实地勘察、布置警戒。特别要防止敌人乘我部队疲劳、零乱之际突然袭击。

3. 准备紧急集合场。要带领各部队首长去看集合场，并具体规定各部队由宿营地到达集合场的路线。在城市中要在街道墙上标明前进符号，避免部队紧急集合时拥挤、纷乱。

4. 大部队集中宿营时，往往村落、居民点少，房子不够住。在这种情况下，安排宿营地应以便于准备战斗为主，不能光顾到休息。没有房子就露营、搭棚子，不能随便移动位置。现在有的部队在前面放军士哨，因为没有房子，就把哨位挪到后面来，这是不允许的。不能为了顾惜少数部队的疲劳，把整个部队的安全放在一边。

5. 进入宿营地后，要维持好部队的秩序，防止松懈。通常到城镇里，容易发生的毛病是大家喜欢往外跑，如果发生情况就找不回来。参谋机关和各级首长都要注意巡查，不准部队人员随意上街。

6. 协同供给机关计划、准备部队给养；督促卫生部门检验饮水卫生，防止敌人于水源中投毒。

7. 注意通信联络。进驻城镇，通信员往往找不到路。送命令时，要告诉他什么方向，哪条街，哪个巷子，几号门牌。

8. 进到宿营地后，要注意使战士很好地休息，恢复体力，准备随时作战。

9. 进入宿营地后，要协同政治机关调查了解居民情况，注意防奸、保密。

第九，作战过程中的参谋工作。上面讲的是作战前参谋机关应做的和应注意督促检查的各项工作。现在讲战时的参谋工作：

1. 不间断地进行侦察，密切注视敌人的动态，掌握敌情的变化，及时作出分析判断，报告首长和上级机关，千方百计设法打破敌人对我预定计划的阻挠，使部队顺利遂行战斗任务，实现首长的决心。

2. 千方百计及时排除障碍，保证通信联络顺畅。

3. 要注意随时收集失散的和从火线下来的人员，把他们组织起来投入战斗。在战局相持不下的时刻，即使能增加一个班的有生力量，对于决定胜利也有重要意义。

4. 保证第一线部队能吃饱饭。一个战斗，假如需要半天、一天才能结束，往往接近敌人的部队吃不上饭，要协同供给机关想办法送饭去，白天不好送，晚上送，而且多送些。

5. 当第一梯队接近敌人拼刺刀的时候，就应该把第二梯队向前靠，以便及时加入战斗。

6. 注意组织部队适时追击，同时注意在部队遭敌反扑或侧后袭击时怎样处置。参谋人员沉着机智，以身作则，对于挽救战局危机，非常重要。

第十，关于战后的参谋工作。在消灭了敌人，战斗结束后，参谋工作应作些什么呢？

1. 继续侦察，查明残敌去向。搜集敌方文件，尤其要注意搜集敌人的作战命令，询问俘虏，研究敌人的战法，进一步查明敌情。

2. 迅速整理部队。依据伤亡情况，有的补充，有的合并，有的改编，协同政治机关迅速配齐各级干部，准备打第二甚至第三仗。

3. 迅速恢复部队秩序。敌人往往在黄昏或乘我队伍最纷乱的时机进行反攻。有时敌在第一线阵地不甚抵抗，故意退到第二线，乘我军占领其第一线阵地非常高兴的时刻，集中兵力一下反攻过来，不仅夺回失去的第一线阵地，还接连占领我方几个阵地。内战时，就有过这样的教训。有一个团打了胜仗，只管清理战利品，被敌人反攻打散了，受了很大损失。

4. 督促各勤务机关，迅速打扫战场，调剂与补充弹药、给养、沟通通信联络，安排部队休息，消除疲劳，恢复体力，等等。

因为没有参考资料，今天只是依据我想到的实际情况讲的。这些就是战时参谋工作的大概。完了。

注释：

*[一九四○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向中共东南局发出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接到这个指示立即向部队作了传达，并为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作了进一步的部署和准备。六月底，我挺进纵队在扬州东北的郭村，遭到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属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部的无理围攻，我苏皖支队兼程驰援、陈毅由江南赶赴江北。粟裕随后率江南指挥部主力由镇江与扬巾之间渡江北上，七月初到达塘头、郭村地区，与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会合。下旬，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在苏北的部队统一整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和特务营。当时对部队行动和发展方向有几种设想，陈毅与粟裕根据形势与任务，作出了进取黄桥，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重要决策。本文是东进黄桥前，在塘头附近彭家庄召开的苏北指挥部参谋工作会议上粟裕所作报告的记录稿。]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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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桥战役总结*

（一九四○年十月）

同志们！

这次黄桥保卫战，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努力，获得了伟大胜利，达成了完满的歼灭战，确实完成了保卫黄桥这一区域根据地的任务。我们应该正确认识这次胜利的重大意义，认识这次胜利是由什么条件造成的，并检讨战役中有哪些优缺点。现在我分五个部分来讲这些问题。

一、黄桥战役胜利的意义

对这次黄桥战役的胜利，决不能一般看待，以为只是一次大胜仗，捉了大批俘虏，缴了大批枪炮而已。我们应该认识这次战役胜利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首先，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使中国最进步、抗战最坚决、革命最彻底的八路军、新四军会合起来了，能够互相取得更好的配合和更多的发展；使苏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华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联成一片；不仅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而且使华中革命势力取得第一步的优势，也就是增加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这是第一等的重大意义。

其次是，造成了我党我军在苏北抗战的领导地位。本来苏北存在好几种力量，最大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其次是韩德勤（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所部，再其次就是李明扬所部（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当时我们挺进纵队在苏北活动，力量是非常小的，只算得第四位。自从今年六月二十八日郭村保卫战胜利以后，我们由第四位升到了第三位。由郭村地区东进黄桥，我们的力量逐渐加强起来。这次黄桥战役的胜利，我们的力量便由第三位升到了第二位了。就抗战立场和抗战力量而言，我们在苏北已经取得了实际的抗战领导地位。从今以后，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作斗争，而韩德勤已经不是我们的对手了。这是第二个重要意义。

第三，大大发挥了统一战线的威力，获得了丰硕成果。这次战役，双方兵力对比，我们以一个打顽方三个。如果以韩方的整个兵力来比，我们的力量更小，兵器上我们也是薄弱的。可是，我们为什么反而能够胜利呢？固然有顽军士气不振等等许多原因，但极重要原因是我们开展统一战线，不仅中立了两李（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和薛承宗（国民党江苏保安第一旅旅长）等部，而且中立了已经奉韩命出动的国民党财政部税警团陈泰运部。这样，造成了韩德勤部孤立，使我们能够集中兵力去打击韩德勤的嫡系部队第八十九军，而歼灭其全部。统一战线的胜利，对于今后在苏北团结友党友军共同抗战，有着深远意义。

第四，使韩德勤最终丧失了单独向我们进攻的能力。黄桥战役是随着九月初的营溪战斗和姜堰战斗来的。韩德勤在那两次战斗中虽然先后失败了，但还不能说他已没有进攻能力了，当时他还掌握相当强大的兵力，许多杂色部队也还在他的控制之下，数量约有三四万之众。可是，在这次黄桥战役中，他的基本嫡系部队已全军覆没，团以上主官无一生还。虽然还逃回去几千人，但战斗力已大大削弱。从此以后，韩德勤再也没有单独向我们进攻的能力了。

第五，解决了抗日的后方问题。这次战役是我们能否在苏北立足的关键。假如这次战役我们失败了，那不仅不能在苏北发展，而且根本不能在这里站住脚。由于胜利，我们占领了许多战略要点和广阔地区，便可以在苏北生根开花，建立起比较巩固的后方，能够有依托地放手在华中进行大发展。

正因为这次战役有这些重大意义，所以在新四军历史上是空前的胜利。

二、黄桥战役前的各种情况

（一）国际国内形势国际上，九月间，德意日法西斯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协定，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正由欧洲、非洲向太平洋扩展。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准备南进，向太平洋地区英美势力范围进攻，急于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故于加紧对蒋诱降的同时，向其施加军事压力，准备向昆明、重庆进攻，企图达到使中国屈服的目的。英美一向企图压迫中国对日投降，以牺牲中国换取日本放弃其南进政策；现在则改为援助中国抗战，利用中国的抗战拖住日本，迟缓其南进行动，以便他们集中力量于欧、非，对付德意。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他们对华政策的影响，我国的抗战局面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中国抗战开始进入更加困难、更加严重的阶段。一方面，由于日本对昆明、重庆的威胁，使投降派抬头和更加露骨的提出同日本帝国主义讲和，某些顽固派也更加动搖起来，走向敌人方面去；另方面，由于英美采取支持中国抗战的政策，又使顽固派中一部分主张走英美路线的抬起头来，想投到英美怀抱里去，梦想一面抗日，一面反苏反共。干是，国民党反动派便从华中开始，密锣紧鼓地掀起新的反共浪潮。我们的黄桥自卫战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二）苏北的政治情况自韩德勤执掌江苏以来，盘踞苏北敌后，苟且偷安，与日寇互不侵犯。他实际上统治的地区只有苏北六个县。在他的统治下，贪官污吏腐化成风，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土匪流氓横行乡里，弄得民不聊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广大群众以及稍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社会上层人士，无不反对韩德勤而盼望真正抗日的军队来改造苏北。我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苏北的，这当然是有利的。可是，蒋介石认为苏北我们的力量小，他们韩德勤、李守维的力量大，所以阴谋对我们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今年六月，按照蒋介石的统一部署，在韩德勤的指使下，我军在江都郭村遭到了李长江部的围攻。我军奋起保卫郭村，取得了完全胜利，并顾全大局，未攻泰州，化干戈为玉帛，与两李恢复旧交，于七月下旬东进黄桥地区抗日。而韩德勤竭力阻止我东进，爆发了武装冲突。七月二十八日我们占领了黄桥。九月三日发生了营溪战斗，我们获得了胜利，九月十三日又占领了姜堰。当时广大群众还希望我们乘胜前进，打垮韩德勤，占领东台、兴化，以彻底改造苏北。但我们毅然停止前进，倡议谈判，以求与韩方团结，共同抗战。结果双方在姜堰举行了有社会贤达、上层人士参加的和平会议。当时有一部分社会上层人士，对我们抱怀疑态度，以为我们不肯停战；认为只要新四军能退出姜堰，韩德勤就不会再以武力进攻了。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我们在谈判会上慷慨允诺退出姜堰，打消了他们的怀疑。可是，当我们部队开始从姜堰撤退，还没撤完的时候，韩德勤即以十几个团的大军南下进攻黄桥。这样，虽然我们在军事上处于仓猝应战的被动地位，但在政治上却造成了完全优势的有利条件。不仅广大群众对我们的防卫战竭诚拥护，就是社会上层人士也认为我们的防卫战是被迫的、正义的，认为韩德勤不仅欺骗了新四军，也欺骗了他们参加和平会议的代表，等于打了他们的耳光。正因为这样，当我们退出姜堰时，广大群众十分同情我军，在极短时间里筹集六千多块钱慰劳我军，以表示他们对我军的热忱。而韩德勤背弃姜堰谈判协议，发动了战争，破坏了和平，使自已处于孤立地位。由于我们连续胜利和自动退出姜堰，使统一战线得到更大的开展，争取了李明扬、陈泰运以及非韩德勤嫡系的保安旅团的中立，是黄桥战役我们能够胜利的有力因素。

不仅如此，韩德勤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内在矛盾，也是对我们有利的。他们政治上腐败，除了苛捐杂税，毫无政绩，民众不堪其苦。韩德勤所属部队，派系非常复杂，嫡系与非嫡系之间存在着矛盾，明争暗斗很厉害。韩德勤往往用非嫡系部队在前面当炮灰，结果使非嫡系的各保安旅团及其他杂牌部队，也不完全听他摆布，他们各霸一方，自成系统。比如东边（南）通如（皋）海（门）启（东）这些地方，名义上是隶属韩德勤管辖，可他没有嫡系部队在那里。泰州地区表面上也属韩德勤管辖，实际上两李霸占，而两李的部下同样又各自为政。在他们，根本谈不上什么团结抗战，只是盘算着怎样更多的搜刮民财中饱私囊而已。

（三）群众条件我们占领黄桥以来，虽然只有两个月时间，可是黄桥地区群众得到的利益很多，譬如免除了苛捐杂税，进行了二五减租，工人增加了工资等等，过去那些军队虐待民众的事没有了。正因为这样，不仅黄桥地区的民众热烈拥护我们，就是我们控制地区以外的群众也盼望我们去解除他们的痛苦，为他们谋利益。黄桥的群众支持我们去打姜堰，在打下姜堰后，姜堰的群众又希望我们去打溱潼，海安的群众希望我们去攻海安、去占领兴化。韩德勤统治区域的群众都希望我们去。已经得到实际利益的群众，为保卫实际利益要起来斗争，他们拥护我军的行动，帮助我们的部队。就是顽固派统治区的群众，为摆脱暴政，也起来斗争。群众的这些革命行动，对于我们保卫黄桥，有着很大帮助。特别在营溪战斗时，顽军对当地群众的蹂躏，最实际的教训了黄桥的民众以及其他各地的民众，使他们清楚了解了顽固派的残暴行为，懂得了顽固派不仅反对异党异军，而且把民众也当着异民对待。这样更激起了民众的公愤，推动了他们以实际行动来帮助我军进行保卫黄桥的战斗。总之，群众条件是有利于我不利于韩德勤的。

（四）我军情况自营溪战斗和姜堰战斗胜利后，我军声威远扬。顽军过去认为新四军只会打游击，不会打大仗；只会打夜战，不会打白昼战斗。这次胜利证明，新四军游击战会打，大仗也会打；夜战会打，白昼战斗也会打。他们还在军官会议上说：营溪战斗为什么失败？因为田里的高粱杆子太高，新四军打埋伏，所以他们失败了。可是这次黄桥决战，高粱杆子没有了，为什么又吃了大败仗呢？！恐怕就是让他们的“军事博士”来作总结，也找不出原因（众笑）。他们又认为新四军没有本事打堡垒，所以把过去对付红军的堡垒，今天又拿出来对付我们，从姜堰向北一直到兴化，普遍构筑了堡垒，密密层层，可是姜堰的堡垒在我们面前首先失去了作用。他们知道了堡垒也挡不住新四军，于是就用大炮来轰。在这次黄桥战役中，他们动员了大部兵力，机关枪几百挺，把山炮都搬来了，大概知道我们打鬼子据点没有大炮，所以这次送大炮来了（众笑）。

姜堰的胜利使我军声威大振，士气高涨。在退出姜堰时，我们部队中有的同志还想不通，说：当初为什么要打，牺牲了好多人，结果又要退出！经过解释，使每个人都懂得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优势，必须退出姜堰。在退出姜堰后，很快就进行决战，部队没有休息整理，当然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可是由于政治上的突击动员，党发出了号召，迅速鼓足了士气。正如第一纵队同志们说的：幸亏在十月四、五日决战，部队刚刚打足了气，假如迟两天，那气又要消下去了。这说明我军政治情绪很高，士气旺盛，保证了这次战役的胜利。

再说我们的军事情况：九月三日打营溪，九月十三日打姜堰，合起来是一个战役，打得不大好。首先讲营溪战斗，虽然是取得了胜利，但只是战术上的胜利，不是战役上的胜利。因为营溪战斗，我们主要企图是从营溪打起，直到把曲塘、海安夺下来。可是，这次营溪战斗最大的缺点是打得太早。顽固派的军队刚刚到营溪、野周庄、运粮河、高家湾一线，我们就出击，结果打着一部分，其余跑掉了！好象乌龟头刚刚伸出了一小节，我们就一刀砍下去，结果没有砍到，给他缩到曲塘、胡家集的乌龟壳里去了（众笑）。这是一个缺点。我们原来的计划是从营溪打起，打了营溪以后，第一、二纵队会合，由东向西打野周庄、运粮河、顾高庄，把税警团、独立第六旅一扫光。可是气没打足，营溪胜利后没有连续战斗，等到第二天再打，他就跑掉了，以致未能取得全胜。但其间也取得了成就，就是与税警团建立了统一战线。

再讲姜堰战斗，虽然我们显一显打碉堡的本领给他看了，可是最大的缺点是只占领了姜堰，从战役上说，任务没有完成。因为没有占领大、小白米，以致使姜堰变为死的，成为整个阵势的突出部分，两翼是暴露的，西边受两李的威胁，东边受税警团的威胁，北边有韩德勤的威胁。尤其在我们左右侧后有许多空隙，有被他们出一支兵去打我黄桥的危险。在进攻姜堰时，我们预计还要把大、小白米拿下，这样才能与黄桥打通联系，否则就要把缴获的汽艇“抬到”黄桥去。幸亏后来和税警团建立统一战线，才能使汽艇从大、小白米通过。由于营溪、姜堰战斗只完成了战斗任务，造成了战役上的不利态势，所以我们决定退出姜堰，以避免大的危险，同时在政治上争取优势。然而在营溪战斗中值得表扬的是，在那种河网地区，敌人沿河固守，我们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克服了河网障碍，取得了胜利。我们首先把他们的主力部队第一一七师打垮了，师长打伤了，震动了他们，使其整个部队溃退下去。在姜堰战斗中，我们战术上也有奇特之点，采取了《西游记》故事中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去的办法。姜堰外围的许多堡垒我们不去理它，知道他们守堡垒的只有一排人一班人，指挥机关在街上，所以首先钻进街里去，从街里打出来，把他的师部、旅部打掉，外面的就先后缴了枪，张少华就这样吃了大亏（众笑）。我们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战术呢？因为估计到张少华部队战斗力不强，他们不会进行巷战。假如他能打巷战，战斗力很强，我们一个堡垒还没有打开，就钻进去，那是危险的。此外，在姜堰战斗中，韩德勤受了我们的骗，也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营溪战斗后，韩德勤在姜堰有六个团，那时我们如果去打姜堰，伤亡一定很大。因此我们就拿一个纵队一方面东进去佯攻海安，乒乒乓乓打得很剧烈，作东进的准备，威胁如皋、海门、启东；一方面向东北佯动。我们的意思是他姜堰的兵力太多了，请他调开一部分。结果他真是象听我们的命令一样，把姜堰的兵调了一部分到海安，只留下了两个团（众笑）。

从营溪、姜堰战斗以后，我们部队非常疲劳，伤亡还未得到补充，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进行黄桥战斗是不利的。而且，当我们大部队正在姜堰的时候，韩德勤部队就开始由胡家集南下，占领了孙家庄，由于我们侦察工作太不切实，传递情报又很慢，直到十月二日才知道这一情况，逼得我们仓猝应战，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当时，我们部队又拉得很开，第一纵队在孙家庄、花园桥，第二纵队在姜堰，第三纵队在黄桥，相互离得很远，部队调动费时，运输也较困难。韩德勤部队开进可以用汽艇拖运，我们只靠两只脚跑。我们的通信联络很差，占领姜堰半个月，可是黄桥到姜堰的电话没有打通过。我们部队新兵多，训练差。韩德勤部队的训练和军事技术比我们好。这次捉到他们的俘虏兵中，二三年的老兵很多，而我们二三年的老兵已经当排长、连长了。在军事上我们有这些弱点。如果单以军事力量对比来说，那我们是不能进行这次黄桥战役的，是会失败的。我们是把各种条件综合起来考虑的。

（五）韩军情况韩军部队由于长期没有作战，加之在城市中生活腐化，以致削弱了战斗力。他们的士兵与很多下级军官还是爱国的，要抗日，不愿内战，对韩德勤驱使他们来打我们非常不满。所以，韩德勤在海安对他的士兵不讲去打黄桥，只说是与新四军联合去打如皋、靖江等鬼子据点。一直到部队开到了营溪、加力才宣布打黄桥。他们官兵不平等，矛盾很大。部队之间也存在矛盾。比如十月四日进攻黄桥，他们把一个独立团配属给第八十九军的第三十三师。第三十三师就把这个团配置在最危险的方向，被我第三纵队一部出击打垮了。第三十三师看到他们溃退，便架起机关枪对着他们扫。在他们一个团中，往往一、二、三营三个营长之间都有矛盾，他们各自希望别人被打垮，将来自己可以成为老资格，升团长。正因为他们存在着这些矛盾，战斗中难以协同配合。同时，这一次韩德勤虽然加强了生力军，可是这些生力军都曾经被我们八路军第五纵队打败过的，战斗力大大的削弱了。这些是他们部队政治情绪低落的状况。

从军事上说，韩军一般地占着优势。他们兵力的总数要超过我们七八倍，尤其这次进攻的部队差不多完全是生力军，没有同我们作战过。他们部队不疲劳，象独立第六旅，虽然在营溪打了一下，可是退回去已休息整理过了；第一一七师虽然在营溪吃了亏，可是在海安把保安第八旅补充给他了；第三十三师没有同我们打过，还有独立团、特务营、炮兵团都是生力军。我们没有多少生力军增加，仅仅由江南增来一个营(1)。当时我们说“江南来了几个团”，使我军士气大振。

他们的补充比我们好，武器比我们优良，弹药比我们多。姜堰战斗时，他们从江南运来了二十四万发子弹。

他们操纵了通信、交通工具，通信联络和运输很方便，部队行动不致过度疲劳。特别对他们有利的是，他们控制了一些重要的战略基点，如海安、曲塘、东台等城镇，有纵深较大的后方，部队调动回旋比较自如。而我们实际上没有什么后方，作战行动受着不少的限制。他们部队军事技术也比我们好，譬如做工事，我们一个纵队在黄桥做了三天，还有四五千群众帮助，可是还没有做得很好。而类似的工事，他们一个晚上就可做好。这说明他们技术方面比我们强。

三、我们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案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采取的作战方针是积极、自主的防卫战。要求在这次防卫战的胜利中，发展自己力量，奠定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这次作战是完全自卫，政治上我们完全有理。本来，有的同志感到退出姜堰很可惜，认为我们可以在美堰和韩德勤决战。但是韩德勤也晓得，姜堰有现成的碉堡等工事，不容易攻，所以他就以大部兵力从海安直攻黄桥。当我们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就毫不留恋的放弃了姜堰，否则，得了姜堰失了黄桥，不但政治上不利，而且军事上就被动和孤立了，非常划不来。

关于作战方案。根据对方和我们的各种利害关系，各种主客观条件，我们设想了如下三个方案：

一是乘韩德勤进攻黄桥时，我们以一部主力攻占海安。

二是乘韩德勤还未向我们进攻，先以一部兵力向东发展，控制（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几县，并造成北进东台的局面，以主力守卫黄桥地区。

三是以全力依托黄桥这一基点，采取攻势防御，将顽军歼灭在我工事面前。

我们就上述三个方案作了比较，看采取哪个方案更好。先讲第一个方案。

好处是：（1）我们以主力进攻海安、东台，在军事上争取主动，并且是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容易取得胜利；（2）他们第一线兵力是我们三倍，兵器超过我们十几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同他们硬拼，一定要遭到很大损失，而以主力攻占海安，是避实击虚的战术，可以减少损失。

坏处是：（1）假使韩德勤以主力向黄桥进攻，我们以主力向海安进攻，在韩军主力尚未被歼情况下，断不容易把海安攻下，因为海安虽然堡垒不及委堰多，但比姜堰配置适当，工事很强；（2）如果攻海安不下，而把黄桥丢了，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士气，增加对方气焰，尤其给群众很不好的影响，可能群众会认为新四军是打游击的，不要根据地，不要后方，蹲不长，会走的，使以后发动群众增加困难；（3）我们以主力袭击海安是一个大兵团的运动战，如果仍采取打游击的办法，把后方挑起走，那是非常危险的。

利害相比，我们决定不采取第一方案。再讲第二个方案。

好处是：（1）东进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因为那边他们部队少，战斗力很弱，我们东进去打他们，如探囊取物，可以绝对胜利；（2）可以把东边那块地区很快创造成为根据地，以便同上海外围和江南连成一片，这是战略上的胜利；（3）我们东进，韩德勤会分一部兵力对付我们，并且还必须分一部兵力防止我们北进东台，这样，就使他的兵力分散，防御线宽，而利于我们作战；（4）无论人力物力，我们都能得到迅速的补充；（5）在东边创造一块新区后，可与西边黄桥地区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更有力的牵制敌人，取得战略优势。

但坏处是：（1）在韩德勤南下前我们就东进，将在政治上蒙受不利影响；（2）他们在东边的部队是保安一旅和保安五旅，不是韩德勤的嫡系，在营溪战斗以后，保一旅就派代表来和我们接头，愿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如果我们东进，他们必定要依附于韩德勤和我们作对，妨碍我们统一战线的开展；（3）我派一部东进，将使黄桥部队减少，那么黄桥未必能保卫得住；（4）我们派部队东进，固可牵制、分散韩的兵力，但他如果下决心丢开东边，集中兵力来攻黄桥，攻下以后再回头去搞东边，这样对我就不利了。

因此，同样在利害比较下，我们也不采取这第二方案。最后讲第三个方案。

好处是：（1）以黄桥当轴心进行攻势防御，军事上的主动权仍然操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利用轴心向左向右自由转动，用兵依然很自如；（2）我们依托黄桥作战，是完全的自卫，政治上有充分的理由，不仅广大群众拥护我们，上层人士也会同情、赞助，就是顽军的大部分官兵也会对他们的这种进攻不满；（3）在黄桥作战，能得到群众有力的支援，事实上，在黄桥战役前两三天，就有几千名群众日夜帮助我们赶修工事，其中不仅有劳苦群众，还有学校师生、商店店员等等，战事爆发后，群众又踊跃参加抬伤兵，送烧饼、猪肉进行慰劳，对我军帮助的确很大；（4）黄桥地区距离顽固派的据点相当远，约需两天行程才能到达，我可利用他开进的两天时间，进一步查清情况，采取适当部署，使胜利更有把握，尤其是他们军队越前进，离后方越远，交通的维持很困难，如果派部队维持交通，又减弱了第一线兵力，而且离后方越远，其翼侧和后方就更加暴露，更便于我们的袭击；（5）因为他们离后方远，我们突击胜利后，追击起来更容易收效，刚才我讲了，营溪战斗的教训是我们打得太早了，所以顽军不到半夜功夫就退回乌龟壳里去了，这次顽军深入黄桥至少要两天才退得回去，部队疲劳了，两天还退不回去，而且在我们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区，他们更难退，我们就可以在几天中追击将其消灭；（6）我们让出姜堰，继续让出加力、古溪、分界，固然可以使他们提高士气，但他们部队看见我们不打就退，也会骄傲和疏忽起来，这就给了我们突然进攻和突击的机会。另外，由于我们沿途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宣传，也会影响他们的士气，使他们内部逐渐觉悟到不愿打自己人。兵法里说，攻敌之心，以老其师，就是这个意思。

虽有上述这些好处，但也有不利条件：（1）以我们现有的火器，不利于采取防御战，因为防御战是消耗战，拿我们的弹药数量计算，每支步枪打快放，五分钟，子弹就打光了，机关枪消耗弹药更快，没有补充，所以非万不得已，不能采取这样的防御战方针；（2）敌人开始进攻时分几个纵队前进，各纵队间隔十几里、二十几里，比如一路在海安，一路在胡家集，一路在曲塘，各路间隔很远，到靠近黄桥时，间隔距离就缩小了，缩小到只隔几里路，敌人的向心集中，使兵力、火力更形成优势，我们必须就地坚持，以寡敌众。这也是对我们不利的。但是，对这两个弱点，我们可以找到补救办法：我们弹药不够，可以少放枪，多用手榴弹和拼刺刀；虽然他们靠拢了，我们可以用“老虎钳子”把他钳住，使他动弹不得。这里河流多，地形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把船只封锁起来，把桥梁拆了，就增加了他们的困难。

经过利害对比，总起来说是利多而害少。因此，我们决定采取第三个方案。

四、作战部署及经过

（一）作战部署的演变

1．战前部队的分布：当我们开始退出姜堰时，以第一纵队分布在营溪、孙家庄、花园桥、祖师庙一带，牵制海安敌人，并佯作向东行动，以迷惑东边敌人，使其不敢西进；第三纵队开至黄桥附近，积极整训和待机；第二纵队撤至运粮河、大（土仑）庄、蒋垛之线，以防韩军南下。

2．战前部队的集中与部署：九月三十日下午，韩军一部由胡家集南下进至孙家庄与我第一纵队前哨接触。估计韩军有从孙家庄、海安之线进攻黄桥的可能。我为诱敌深入，决定将第一、第二纵队大踏步后撤。第一纵队除派出最少兵力与顽军节节抵抗外，主力经分界附近八字桥、高桥撤至黄桥西北二十里之前袁垛、后袁垛一带；第二纵队撤至黄桥西北三十里之顾高庄、东芦庄一带。第三纵队集中黄桥加紧修筑工事，作为保卫黄桥之守备队，第一、第二纵队为突击兵团。

3．依据第三作战方案，我们决心依托黄桥阵地，歼灭进攻之敌于黄桥附近。作战部署如下：

（1）当面敌情：韩军第八十九军主力和独立第六旅，于十月一日攻占营溪及小塔头桥之线；二日推进至加力、芦家桥之线；三日又分别占领搬经、分界、古溪；四日各路进攻之敌向我黄桥外围急进。

（2）我军总的任务：我们决心依托黄桥阵地，歼灭进攻之顽军于黄桥阵地之前，并乘胜追击，占领海安、东台，与八路军会师，达成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3）各兵团的任务：以第三纵队为黄桥守备队，加紧构筑工事，并派出约一营兵力进至分界以西地区，用散兵战积极阻击敌人，迟缓其行动，疲劳其兵力，在不得已时，由黄桥东面撤回黄桥。

以第一、第二纵队为突击兵团，如敌人于十月四日进攻黄桥，该两纵队则于五日拂晓前，从敌人右侧后实施猛烈突击，配合第三纵队将进攻之敌消灭于黄桥阵地之前。出击路线：第一纵队由横港桥经高桥以南之何家桥、太平桥向刘家堡之线进行突击。第二纵队由顾高庄推进至申家庄，取道高桥、八字桥向分界突击；在占领分界后，由东向西，沿分界至黄桥大道，尾敌之后攻击前进。

特务营为总预备队，集结于严徐庄附近，在突击兵团出击后，该营则进至高桥附近，准备于黄桥战斗胜利后，即由总预备队改为追击兵团，经古溪、营溪直取海安。

（4）后方机关、野战医院在黄桥以西十里之黄家溪，各兵团自设野战伤兵收容所。

（5）指挥部及直属队仍在严徐庄。

（二）战役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情况和处置

1．十月四日上午九时，顽第八十九军第三十三师已接近黄桥，我第三纵队前哨部队正与其积极对抗中。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心等待第八十九军主力全部进到黄桥附近，被钳制于工事前，而后以野战兵团实施突击。所以此时第一、第二纵队仍在原地（横港桥和申家庄）待命，仅以第三纵队对付当面之敌。命令第三纵队以全力阻止敌人进攻，至少要支持到第二天拂晓，并且以一部兵力前出于工事外围，阻止敌人接近我之阵地，尤其应防止其初到时的猛攻。经上述处置后，敌人果然以三个团兵力，于四日上午十一时作初次总攻。适巧，我江南增来之一个营于上午十时赶到黄桥，守备部队士气大振，挫败了敌人的第一次总攻。我们守备部队仍和敌人对峙在工事外围一百公尺的地域。至下午一时，敌人将前线攻击部队撤至离黄桥二三里的地域休息，准备第二次总攻。

2．十月四日下午三时，得悉古溪之敌向黄桥以北进攻，而黄桥以东之敌第二梯队已逐步向黄桥推进。分析这一情况，我们估计敌人可能分由黄桥以北以东两路进攻黄桥，其主力仍在黄桥以东。判断敌人的战斗编组分为三个纵队：第八十九军分两个纵队，独立第六旅为一个纵队。而古溪之敌必为独立第六旅，可能经高桥向黄桥进攻。因此，我们的处置是：（1）命令第三纵队应以全力阻止敌人对黄桥的突击，尤其要打破敌人黄昏时的第二次总攻，为求先发制人，以一个团左右的兵力先敌出击，击破其黄昏时的总攻；（2）命令第一、第二纵队于下午四时左右开始，各由原地经指定路线出击，务于当晚十二时向黄桥以东之敌实施总攻，如古溪之敌由高桥向黄桥前进，则第一、第二纵队应首先以全力击破之，然后继续南下配合第三纵队夹击黄桥东边之敌而消灭之。

3．十月四日黄昏前，顽第三十三师集中三个团准备向黄桥作第二次猛攻。我第三纵队以一个团兵力先行出击，果然打破了敌总攻计划，并且俘获了部分人、枪，敌情已更加明瞭了。至此，保卫黄桥的危险期已经过去。预计敌人的第三次总攻，最快要延迟到十月五日早晨才能发动。那时，我突击兵团第一、第二纵队已赶到敌后。因此，我对黄桥当可确保无虞。

4．十月四日午后四时所得情况是：我第一纵队在高桥、周家庄之线将由古溪经高桥向黄桥前进之敌截成数段，查明该敌确系独立第六旅。该敌遭我第一纵队截击，大部溃散，一部消灭，其第十七团向古溪方向逃窜。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决心令第一、第二纵队，以猛烈果敢动作，迅速将独立第六旅全部消灭，务于黄昏以前继续南下，仍于晚上十二时实施总攻黄桥以东之敌。令第三纵队继续以全力固守黄桥，特别注意东西两面，防止敌人乘隙偷袭，并且以少数部队挺进到工事前方向敌人的侧后实行袭扰，阻止其猛扑黄桥。这样处置后，进攻黄桥之敌因独立第六旅被我截击，其第二梯队已无进攻能力。至黄昏时，独立第六旅之大部被我第一纵队歼灭，仅有残余部队退守高桥西南之张家庄、八尺沟一带进行顽抗。我第一纵队急于围歼该敌而未能迅速南下。

5.十月四日下午六时，我第一纵队全部仍然在高桥附近与独立第六旅残部纠缠中，而第二纵队进至八字桥后行动不明。黄桥东面之敌第三十三师正在集结，准备于五日拂晓总攻，其第二梯队（估计系第一一七师）已进至西官庄、刘家堡之线，有于次日拂晓配合第三十三师作第三次猛攻黄桥之企图。依据上述情况，我们处置如下：（1）令第三纵队于四日晚十二时，以两个团兵力出击黄桥东面之敌，以打破其拂晓的总攻击，并配合我突击兵团夹击该敌；（2）令第一纵队将围困于张家庄之顽独立第六旅残部交由指挥部特务营负责解决，该纵主力立即全部南下，经何家桥．太平桥向刘家堡、野屋基之敌侧后攻击。在此处置后，我第二纵队已于四日午夜十二时进占分界，与敌稍事接触后即继续由分界向黄桥攻击前进。第一纵队即由高桥经八字桥南下。第三纵队则于五日凌晨二时左右，以两个团兵力出击，使黄桥东面之敌第三次总攻又被击破。但是，由于第一、第二纵队还没有于预定时间到达黄桥东郊，以致不能如期于五日凌晨以前解决黄桥东面之敌。

6．十月五日早晨三时，黄桥以东之西官庄附近枪声甚密，估计是我第二纵队已经抄袭敌后，但未取得联络。乃急令第三纵队已出击之两个团迅速猛攻，以打破敌人拂晓攻击。在此处置后，敌人拂晓总攻又告失败。顽第八十九军大部集结在黄桥东北大焦庄、小二房庄、罗家庄、何家塘、何家庄、野屋基、胡家堡之线，企图最后猛扑黄桥或固守待援。五日上午我已形成对敌包围状态。在上述情况下，我决心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于下午实行总攻。

7．十月五日八时，我第二纵队确已由分界进至刘家堡、西官庄一带，其一部已进至大焦庄与我第三纵队前哨部队取得联络。第一纵队则已进至八字桥以南地区与敌人对峙。此时得到密息，韩军增援部队约八个团已进至黄桥东北不远的地方。我们本拟于十月五日黄昏总攻。接此消息，估计顽军增援部队虽没有八个团，但二三个团或有可能，为在其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先解决当面之敌，决心尽量提前实行总攻。设法令第二纵队派兵一部向分界方向阻止敌增援部队，主力迅速向西攻击。但来不及向突击兵团传达命令，便采取了如下办法：令第三纵队首先以小部队向黄桥以东之敌佯攻，引起敌人回击，造成浓密枪声，以此作为我同第一、第二纵队之联络信号。战场上，枪声就是命令，使第一纵队闻枪声而迅速南下，使第二纵队闻枪声迅速西进。待至五日十一时半，再令第三纵队全部出击。我这一动作实施后，敌第三十三师全部动摇溃退，在我第二、第三纵队东西突击下大部被消灭，一部向东北突围退至野屋基、何家塘之线，与其军部及第一一七师靠拢。我第一纵队已进至野屋基以东、以北与敌激战。至下午五时，残敌军部及第一一七师仍固守野屋基附近各村庄，企图待援或于黄昏后突围。晚上九时，敌人大部主力已被我解决，整个战斗可说已初步结束。因此，我立即下达如下追击命令：

“（一）情况（略）

（二）各部应不顾疲劳，不惜一切牺牲，不重缴获，而在于乘胜追击以占领海安。

（三）追击任务及路线区分如下：

（1）第一纵队由现地（野屋基）经八字桥、古溪，向营溪、孙家庄，经胡家集渡运盐河，由海安以西向海安进击。

（2）第二纵队由现地（何家塘）经太平桥、古溪以南芦家桥、小塔头桥、花园桥、祖师庙，由海安以南向海安进击。

（3）第三纵队由现地（大焦庄）经分界、搬经、加力、花园桥以东，由柴湾镇以北渡运盐河，经立发桥绕攻海安东北，截断海安顽军向东台之退路。

（4）各部自行酌派兵力打扫战场，收容伤兵，应将主力之大部迅速兼程前进，务于十月六日早晨到达海安。

（5）我随中央纵队前进。”

8．十月六日早晨缴获顽第三十三师电报，得悉其请求韩部从海安派第一一七师之七○一团，经由分界迅速增援黄桥。据此电报判断顽第七○一团尚在营溪附近，有经分界向黄桥增援之可能。但若该敌得知第三十三师已被消灭，亦有退至营溪和海安之可能。因此，我今追击部队注意在海安外围歼灭顽第七○一团，不使其退守海安，以利于我军进占海安。但五日晚上，我部队疲劳，同时退守野屋基之敌未能完全解决，因此未能达成于六日早晨占领海安的任务。十月六日拂晓，各追击部队才从八字桥、野屋基、黄桥附近分路向海安追击，至六日下午始进至营溪附近，而第二纵队则在营溪附近与敌接触，战斗三四小时尚未解决。这时情况虽不明照，但估计该敌必系顽第七○一团。因此，我们决定以第二纵队全力解决营溪之敌，而以第一纵队迅速出动，其先头部队经孙家庄由胡家集渡运盐河，务于十月七日早晨确实占领海安。第三纵队则仍照原定路线追击前进。

至六日黄昏，我第二纵队将营溪之敌（确系顽第七○一团）全部歼灭（仅少数残部向海安逃窜）。据俘虏供称：海安尚有顽军七八个团。但我们判断此说不确，海安守敌两团左右或有可能。然而海安工事坚固，我们部队经三昼夜战斗，十分疲劳，所以决心改于十月七日早晨，以主力由胡家集与海安之间渡过运盐河，由海安西北绕攻海安。终因部队极度疲劳，行动迟缓，直至七日下午三时才渡过运盐河，黄昏才到达海安，而顽军残部已闻风先逃。

9．海安被我占领后，顽军第一一七师残部向富安集中，独立第六旅残部向安丰集中，第三十三师残部向梁垛集中，东台尚有保安第八旅防守。我们决心乘胜扩张战果，部队在海安休息一天后，即迅速进占富安、安丰、梁垛。十月十日我们的追击兵团只稍经战斗，即占领了东台。这样就结束了这个战役。

五、这次战役的总结

（一）这次战役的收获

这次战役胜利的重大意义，我在前面已经讲了，就不重复了。此外还有以下收获：

1．达成了歼灭战的任务。这次顽方用于进攻我们的兵力约一万五千人，我们一个人要打他三个人。顽军以为这次一定可以将我们消灭，可是我们胜利了，将他们全部歼灭了！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团以上的主官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活捉，有的淹死，有的自杀了。连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也到河里“洗澡”去了。这样，就使他们完全丧失了再向我们进攻的能力。

2．夺取了许多战略基点。我们占领了海安、东台，等于占领了四个县，使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也完全在我控制之下，这是极大的收获。

3．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装备。

（二）这次战役的优点

政治上：

1．经过营溪、姜堰的作战，部队虽然很疲劳，但是经过短促的突击动员，大家都认识到这次战役意义非常重大，抱了必死的决心去争取战斗的胜利，这是政治动员与党的号召的成功。

2.得到了群众有力的配合。黄桥的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筑工事、抬伤兵、慰劳部队、打扫战场，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3．得到了上层士绅和地方实力派的同情与拥护。

4．我们的干部党员都起了最好的模范作用。党员在这次战役中的伤亡比例虽然还没有统计，但是已知党员的伤亡是非常多的，他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处处起带头模范作用，这是很好的。

军事上：

1.各兵团基本上完成了各自的任务，达成了歼灭战的总任务。

2,江南部队刚好在关键时刻赶到，使我军士气大大振奋。

3．防守兵团和突击兵团协同配合，一般说还好。第三纵队虽然武器差、弹药少，但是很好的完成了防守任务，值得表扬。第一、第二纵队也找到了敌人的弱点，达成了突击任务，同样是很好的。

4．追击动作还好。部队三四天没有睡觉，整天没有吃饭，非常疲劳，跑不动了，四小时只跑了十里路，但无论如何总坚持追到了海安、东台。以猛打、猛冲、猛追三项要求来讲，猛打、猛冲是做到了，猛追呢？追是追了，但还不猛，还要学。

（三）对战役缺点的批评

这次战役中还存在着许多缺点，我不作详细的批评，由各纵队、各团自己去检讨。现在仅扼要的指出一些较大的问题。

首先是共同存在的缺点：

1.侦察工作不确实、不及时。我们还未退出姜堰，顽军已进到孙家庄，而我们不晓得，到第二天才知道。

2．通信联络差，特别是下面对上面随时报告情况更差。一个部队出去以后就得不到他的报告了。各纵队都有这样的毛病，纵队部也跟着部队打冲锋，以致有些医生、电台人员也负伤，固然这是攻击精神好的表现，但这样做是不行的。指挥机关应该有适当的位置，或者设通信站保持上下联系，否则非常危险，可能使指挥中断。

3．射击指挥差，不注意节约子弹。这次敌人死伤四千余人，其中中弹伤亡的并不多，被手榴弹炸伤炸死的比较多，最多的是在河里淹死的。我们弹药补充很困难，这一点值得注意。

4．行军力差。现在我们部队的行军力比内战时期相差太远。过去一天一夜走一百八十里还打仗，而我们从黄桥到东台近二百里路追了五天。如果行军力强，抢先打到海安去，使他们来不及逃跑，那我们的胜利还要大。

5．供给工作做得差，有些部队一两天没有吃上饭，特别是第七团饿得厉害。在连续行军作战中，怎样保障部队吃上饭，吃得饱、吃得好，我们的司务长们要好好学学才行。

6．缴敌人枪时部队特别混乱，有些同志跟敌人混在一起，这样很危险。不过也有些光荣的事例，如两个人缴了一百多条枪，值得表扬。

7．追击时，有些干部过于顾虑部队疲劳，这是要不得的。特别在战斗没有结束的时候，各部队经常报告伤亡，这是表示他的心已经软了，是削弱战斗力、动摇决心的行为，以后要绝对禁止，战斗未结束，不准报告伤亡数目。

其次是对指挥上的批评：

1．有的兵团，尤其兵团首长不机动，以致不能取得很好的配合。在野屋基战斗中，第六团未能很好配合第一纵队，以致不能迅速地解决敌人，使一部分敌人得以突围出去。五日下午，第二纵队出击时，第七团首长带了一部分队伍也在那里，没有去帮助第二纵队，以致缴获不大。

2．第二纵队配合不好，以致在高桥战斗中，第一纵队不能很快解决顽独立第六旅。木来我们是这样规定的，如果北面敌人只有一个旅（师），则我第一、第二纵队与其接战，在两个钟头之内就把敌人解决，解决以后迅速南下，夹击黄桥东面之敌。如果北面敌人有两个旅（师），则第一、第二纵队以全力解决之，不必南下，可直接由古溪到海安。对黄桥东面之敌，则由第三纵队独立解决。可是当时因没有很好的配合，使第一纵队与顽独立第六旅相持很久，到黄昏以后还不能解决。

3．第二纵队是迂回部队，可是迂回圈太大，以致部队非常疲劳。当我们估计到敌人正面进攻黄桥的部队至多不过七个团，行军长径、战斗正面都有限时，第二次决定第二纵队直接插到西官庄，不要到分界去。因为命令没有传到，以致到分界扑了空。如果直接到西官庄，可以节省行军力，节省时间，也便于通信联络。同时，第二纵队到达高庄以后，应该以迅速、猛烈与果敢的行动，在敌人的后面动作起来，配合正面突击，不应等待正面动作，再来夹击。

4．第一纵队同样是迂回部队，当进到高桥、八字桥以后，不应该等待黄桥枪打得剧烈时才南下，而应该尽量向黄桥靠拢。大兵团作战，主要靠各兵团首长在上级总的意图下，自己机动果敢猛烈地行动，这样来达成任务。因为在目前条件下，大兵团作战，部队一出去，通信联络就很困难，这是值得以后注意的。同时，第一纵队在高桥与独立第六旅交战，当独立第六旅大部已被解决时，就应该以少数部队监视残敌，而将主力立即南调，以达成夹击黄桥东面之敌的主要任务，而不应把主力集中在张家庄附近，被敌人少数残部钳制住了。

5．第三纵队五日下午在黄桥出击成功到达何家塘、野屋基之后，不应迅速撤回黄桥。因为这样，使敌人对南面松了一口气，而能集中全部力量对付我第一纵队，增加了第一纵队的困难。在总攻时，敌人未完全解决，是不应该撤兵的。

总之，几年来没有打过这样的大仗，由于大家努力，这次是完全胜利了。希望各纵队、各团进一步认真研究、检讨，总结经验教训，尤其是部队里对一些小的战斗动作和技术上的动作，更应该深入的检讨，作为今后部队的教育训练教材，更加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我的报告完了。（热烈掌声）

注释：

*[黄桥战役，是新四军向苏北敌后发展中，于江苏泰兴县城以东黄桥地区，粉碎韩德勤部进攻的一次战役决战。国民党顽固派在一九四○年春发动的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将摩擦中心由华北移向华中，密令第三、第五战区和鲁苏战区大举进攻华巾新四军。九月，协同新四军开辟苏北的南下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第二支队和新四军第五支队，分别抵达涟水以北地区和大运河西岸，与我新四军苏北部队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九月三十日，韩德勤集中其大部兵力，由海安、泰州等地分三路向黄桥进犯。这时，八路军南下部队尚在老黄河一线，第五支队仍在运河以西，难以对我苏北部队进行战役配合。经过审慎研究，为了赢得一举解决苏北问题的时间，陈毅决心以劣势兵力在黄桥地区独立同韩部决战。粟裕协助陈毅具体组织战役并负责战场指挥，决定以黄桥为轴心，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歼击韩部。战役自十月三日起至六日胜利结束，共歼灭韩部第八十九军军长以下一万一千余人。我军乘胜追击，进占海安、东台等地。十月十日，我苏北部队前锋与南下八路军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县之白驹镇。黄桥战役的胜利，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坚实基础，打击了顽固派，争取了中间势力，具有重要意义。本篇是粟裕在海安西寺干部会议上所作战役总结的记录稿。]

(1)[是老四团第三营。]。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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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的一些问题*

（一九四一年四月上旬）

一、思想上的转变

1．何韩统治时代敌人是否不敢进攻？

2．对于抗敌行动的左倾危险的表现：

（1）一战而打退敌人；

（2）对敌进攻漠不关心；

（3）打游击还快活一点；

（4）不跑的就是汉奸。

3．对于抗敌行动的右倾危险的表现：

（1）不要抗敌免引起敌来进攻烧杀；

（2）为了保存实力不打敌人，没有大缴获不愿抗敌；

（3）准许某些人去接头；

（4）让敌人去修公路据点；

（5）让敌人平安的抢劫运输；

（6）以为又是皖南事变到来；

（7）往盐城大后方；

（8）到上海去；

（9）口口国际。

4．等待国际事变与太平洋战争。

5．我们对苏北当前形势应有正确认识：

（1）泰州东台兴化〔沦〕陷后由三角斗争变为两面；

（2）由于李逆之叛变对苏北虽有坏影响，但充分证明重庆反共政策之恶果；

（3）敌人进攻兴化是由于抗日民主高潮和韩顽之不能起反共与默契作用；

（4）李逆之溃灭打破了敌伪化苏北阴谋；

（5）在李逆溃灭后苏北伪军势力减少反而限制了敌人兵力，

（6）在我军民积极抗敌行动下敌可能最后退出苏北。

二、组织上的转变

1．军队组织的转变为短小精干：

（1）减少非战斗人员增强战斗部队；

（2）紧缩机关加强连队巡视领导；

（3）减轻行李便于运动；

（4）减少甚至取消马匹；

（5）各部分别找适当的小后方；

（6）熟悉地方情形与地方党政配合；

（7）大后方变为小后方；

（8）善于跑路。

2．政府组织的转变：

（1）机关应变为游击政府；

（2）政府人员分派到各处巡视常口指导；

（3）公文案卷都在包袱里案无存牍。

3．地方武装的组织转变：

（1）短小精干不在多而在普遍；

（2）尽量使其群众化以便掩护；

（3）普遍的联系与迅速传递；

（4）递步哨瞭望哨号哨与盘查哨。

4．民众组织的转变：

（1）公开与秘密的分开；

（2）积极分子的提拔；

（3）派员加强领导；

（4）诱导其逐步前进（截电杆、破路、呐喊、扰敌、袭敌）。

三、工作上的转变

1.一切工作深入农村。

2．一切工作适于游击战。

3．一切工作为了发动群众抗敌。

4．一切工作为了保障抗战胜利。5．一切工作转入下层。6．一切工作要求实际具体。7．一切工作要有准确性。

四、战术原则的转变

1．敌进我退(进），敌驻我扰，敌大我避，敌小我欺，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2．袭敌深远后方最容易成功，但日寇袭我后方则收效不大。

五、战术上的转变

1．三猛战术不恰当。

2．兵团战斗暂不适宜。

3．游而必击扰而必乱。

4．消灭敌人与消磨敌人。

5．有形胜利与无形胜利。

6．战术上以多打少以少打多。

7．集小胜为大胜不贪多。

8．老鹰抓鸡不打延挨战。

9．造成四个有利条件。

10.苍蝇叮牛。

11．有决胜把握就应以大打小。

12．如无胜利把握则以少打多予敌人以杀伤。

13．扑灭伪军铲除敌人爪牙。

注释：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发布命令，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新军部于一月二十五日在苏北盐城成立；同时，活动于大江南北的原新四军部队连同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南下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的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第一师由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治委员（后粟裕兼），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后叶飞任副师长，刘先胜任参谋长。下辖三个旅（由原苏北指挥部所属三个纵队编成），第一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叶飞，第二旅旅长王必成、政治委员刘培善，第三旅旅长陶勇、政治委员刘先胜（后姬鹏飞），活动于苏中地区。日军为了与我争夺苏北、苏中，在加强兵力的同时，加紧对国民党军进行诱降。一九四一年一月下旬，原驻镇江地区的日军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调苏中沿江和运河沿线。二月十五日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部在泰州投敌，任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粟裕奉命率第一师主力于二月十八日发起讨李战役，一举攻克泰州，李长江兵败逃窜。日军在以李伪配合向我苏巾、苏北进行全面“扫荡”的阴谋破产后，继续集结兵力，先后侵占了苏中地区主要城镇。苏中地区的斗争由反摩擦为主转为反“扫荡”为主。苏中的工作和斗争，面临依托农村开展和坚持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性转变。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粟裕就此专题，于四月十日在角斜旧场向师直属队干部作了报告。报告全文曾发表在第一师政治部创刊的《抗敌》上，但是这篇文章至今未能搜集到。现在收人本文集的，是从粟裕的笔记本中发现的他亲手写的讲话纲要。]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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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战争中的参谋工作*

（一九四一年五月）

参谋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现在的战争比起二三百年前的战争是很不同了，比起春秋战国、三国时代就更不同了。由于科学的发达，生产技术的进步，新武器的发明，使战争起了大的变化。古时的战争都是人与人肉搏的战争，靠几个猛将来打，所谓兵对兵，将对将。曹操南下，几个大将打了败仗，结果号称八十三万的人马都没有用了。现在就不同，虽然打死了重要将领，部队会受影响，但决不会使战争完全失败。过去用的武器是近战武器，大刀长矛，最远的不过是弓箭，现在用枪、炮、坦克、飞机，不仅武器改进了，战术也有了更大的变动。现在战斗多半是用远战，一个战斗过程，远战时间占去了大部分，靠拼刺刀的近战只是极少的时间。以军种来说，有海军、陆军、空军；以陆军兵种来说，就有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及摩托化部队；以兵器来说，有自动的枪械，有化学兵器，光学兵器。过去打仗是线式的摆起阵势来打．在第二线就平安无事。现在的战争是纵深的、立体的，无所谓后方，象重庆算是后方了吧，但是飞机天天去轰炸，假如敌人有强大的降落伞部队，那重庆也许马上可以变为敌人的地方。所以现在的战争不仅是线的战争、面的战争，而且是立体的战争；不仅在平地上打，而且在水中打，在土里打．在空中打，象《封神榜》上的一套法宝出来了。这些说明现在的战争，兵器新奇了，战术复杂了，技术当然更复杂了。比如张作霖与吴佩军的军阀作战即奉直战争，张作霖部使用氯气，使用不好，结果反毒了自己。现在我们部队对使用化学兵器，根本还讲不到。就是人家已经用过很久的旧式机关枪也还不能很好使用，往往后面打机关枪，打了前面的自己人。我们缴到了敌人的武器不会使用，甚至连简单的手榴弹都不能很好的用。这样，我们要能掌握现代技术，要使我们部队变成机械化的部队，那还相差得很远。现在我们打日本要比国民党打得好，这并不是我们的技术比人家高明，而是我们使用的战术比人家巧妙。当敌人不能发挥他的武器威力的时候，我们就和他打，所以我们取得了胜利；假如让敌人发挥它的武器的威力，那我们是会吃亏的。国民党在打日本的时候，让日本人发挥武器的威力，当然遭受失败。要使敌人飞机不能使用，炮兵不能发挥威力，坦克没有用处，那我们就会打胜仗。现在与过去内战时期相比，兵器、兵种、技术已有明显改进；我们对这些兵器兵种如果不能很好的配合使用，就根本不可能战胜敌人，甚至会把自己的队伍搞垮。因此组织战斗非常重要，只有把兵器兵种很好的配合起来，才能使它发挥出大的威力。这里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部队真正要变成现代化，提高干部的水平是先决问题。我们有些干部在出操号吹了，还要去问文书今天是什么课目。一字不识怎么能懂得化学、光学呢？怎样去掌握技术呢？今天的指挥，与过去大大的不同了，已进到了现在组织战斗的时代。上面讲的还只是偏重于军事方面的。我们还要懂得现代的战争，不单包括军事力量，而是各种力量的动员比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动员起来，动员得最多最好，胜利就可能最大，这告诉我们参谋人员不但要懂得军事，而且要懂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力量的动员、配合、调节。所以在现代战争中参谋工作是负着最重大责任的。

参谋机关是军事的首脑机关，全军的发动机。假如这发动机不能搞得很好，那就不能使全军很好的发挥他的力量。正如火车一样，火车头开得不好，火车就要出轨。打仗也是一样，这个头带得不好，就会多死人，多伤些人，甚至于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

战斗的胜利，除了政治保障外，要依靠我们参谋工作来很好组织战斗，把各种力量组织起来，配合调节得很好，使首长能很顺利的送行作战决心，胜利的完成战斗任务。这

Chapter_39

是参谋工作的中心，也就是参谋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意义。

参谋工作的具体任务

1. 搜集有关作战的地形、时间、兵力、兵器及敌情等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并将结果提供给首长，作为首长下决心的基础。

1. 作战应该很好地选择地形，因为地形是相当地影响首长的决心和战斗结果的，特别是同日本军队作战，如果地形有利，使他不能发挥他的兵力、兵器威力，那我们就容易制胜他，否则就很困难，不但不能制胜，甚至会遭受到很大的伤亡。

1. 时间也有重要的意义，时间如果计算得好，可使战争多一分胜利的保障。这一次打李长江就是这样，时间掌握得非常不好，相隔十几里路，这里打响了，那里还没有打，如果敌人顽强，则我们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一般来讲，我们计算时间有这样的毛病，往往以多少里来计算，而民间的里有大有小，是相当不可靠的。应该以钟点来计算，而且规定时间应该用七点、八点、十二点，不要用什么黄昏、拂晓、中午、半夜等笼统的名词。

1. 对于兵力和兵器也应该很好的计算，不仅计算到兵器而且要计算到火力，就是说不但计算武器多少，而且要计算弹药多少，能支持多少时间。兵力的多少与训练的优劣关系也很大。

1. 对于敌情应该很好的汇集和研究，假使不这样那一定会上当，因为敌人往往故意运动兵力，或发出搖言，比如说，敌人为了欺骗我们，在早晨把汽车装满了士兵，从南通运到如皋，于是如皋的侦察报告增了兵，到晚上敌人又运回南通，结果南通的情报又说增加了敌人，其实并不是增兵。又比如，敌人往往发出搖言，说那里增兵多少多少，对于这些，我们如果没有很好的汇集研究，只凭一面的报告，只看一面的变化，必然要使自己上当。再比如说，我们知道苏北的敌人是哪一个指挥系统，哪一个师团，在这个师团中一共有两万五千人，散布在扬州、泰州等据点，除驻守各据点需要两万人，那末机动部队只有五千人了，现在得到一个消息说，增加了敌人八千或一万，那末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不可靠的，因为敌人如果没有布置一个战略性“扫荡”，是不会从别处调这么多兵来的。

1. 另外我们应该按月标出敌情图来，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与前一时期有什么不同，可以看出敌人活动的中心，更可以看出在这时期内我们取得了优势还是敌人占了优势，并依这些情况的判断向首长提供意见。

2. 依据首长决心，制定作战计划与命令。首长的决心是根据各方面的材料的综合判断和自己的任务而定的，包括部队的情况、地形、天候及敌情和群众条件等，因此参谋机关就应该根据首长决心结合各种条件制定作战计划和命令；根据总的任务规定个别任务及实施办法。并适时传达和监督确实的实施。

3. 协助首长进行不间断的战场指挥。这就是说我们要使部队中的指挥工作，尤其在战场上的指挥不至于中断。在战场上部队一展开以后，就有伤亡，或者有的送伤兵下来了，这样人数就逐渐减少了，如果指挥员再差一点，就没有兵用了。在这时候参谋机关就应该注意拦阻借故下火线的，督促他们上前，否则是相当影响战斗情绪的。如果伤亡很大的时候，参谋机关更应设法补充一些战斗人员到前线去，就是补充一排人一班人也是好的，作用是很大的。因为战斗胜利往往决定于最后的几分钟，双方相持的时期象天平一样，两边平了，如果这边添了一点点，对方就悬起来了，也就能战胜敌人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4. 在首长意图下，协调各兵种协同并监督其实施。现在我们有步兵、炮兵、工兵、骑兵和辎重兵，对于这些兵种应该要有很好的协调和配合，否则不仅不能发挥各兵种作用，反而有杀伤自己的危险，因此除有了很好的计划外，还应该有很周密与顺畅的通信联络，以确立各兵种与各部队间协同。

5. 与政治机关密切联系。在教育训练上，在这一个时期军事教育着重什么，政治教育着重什么，应有密切的配合。在平常，对部队的问题，指战员的情绪，以及对敌情居民等的考查，也应该互相通报，密切联系，求得材料的充实准确，提供给首长，以便能订出正确的计划。这一点很重要，比如政治机关有一个号召，则军事机关应组织力量贯彻执行；如军事机关有一个号令，则政治机关应动员部队切实遵行。

6. 后方的组织与指挥。参谋处不但应该注意前方，同样应该注意后方，如粮食的供给，军需弹药的补充，伤病员后送的路线及治疗的地方，后方机关的安置，都应该很好的计划和处理。

7. 监督号令的执行。过去我们参谋机关对这一点作得很差，命令是下达了，但有否执行，执行的程度如何，却不知道，这样是不行的。以后不但发布命令，而且要监督命令的执行，考查执行中是否坚决，或有无误解及其他事故发生，并纠正在执行中所发生的毛病。同时不但监督别人，而且也检查参谋机关自己对这些命令的遵守如何。

参谋工作的作风

1. 要有计划性。一个月有一个月的计划，一个月内又分几个阶段，比如十天为一阶段，上级亦应按此计划经常检查督促，过去检查督促很差，时间过了才去检查，结果计划便流产了。

2. 要有组织性。一切工作如果没有很好的组织和科学的分工合作，是不能取得成绩的。参谋处工作既复杂，又繁琐，需要很好的组织。过去我们听到参谋处各科科长说没有干部，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没有能很好的把干部组织起来，下面的参谋人员都是你们的干部啊，下面的侦察员、通信员、文书、事务长都是你们可以使用的力量，只不过没有集中而已。如果把这些人员很好的组织与使用起来，科学的分工，那我想一定不会嫌千部少的。

3. 要有准确性。就是说要按照实际的情况对症下药，订出具体计划，如果情况明了，订出的计划一定更具有及时性、准确性。失去时机或要求过高，都是不对的。

4. 要有深入性。一切工作应该深入。在一个时期内，不要样样都想做好，结果样样都做不好。今后应规定几个重点，以求逐步完成。

5. 要有具体性。就是说应该要简单扼要，清楚明了。一般的对战士教育，以浅近简单为好，便于他们记忆。当然，太简单，把主要的中心失掉，也是不行的。

6. 要有精密性。就是说一切工作应该精确周密，不是粗枝大叶，但也不应繁冗，失去要领。

7. 要有创造性。不能一直停留在旧的方式上面，而应该根据新的情况，有新的创造。

参谋人员的修养

1. 政治坚定。参谋工作人员，政治上要绝对坚定，在困难危险的环境下毫不动摇，坚决完成任务。

2. 思想意识要正确，党性强，不尚虚荣。我们有少数人，不高兴做参谋工作，以为参谋工作虽做出了成绩，而自己还是没有名，这种虚荣心应该纠正。

3. 要有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的修养。我们有的参谋人员，文不能“等因奉此”，武不能“稍息立正”，这是不行的。参谋人员要有一定的军事学术素养，又要掌握军事技术。

4. 有战斗经验。参谋工作人员要有勇气去参加实际的战斗，在实际战斗中锻炼，以求得更多经验。

5. 应该有文字上的修养。不仅能够写命令、通报，而且写作迅速。

6. 要有一定的科学常识。这一方面我们还很差，以后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

7. 生活简朴，刻苦耐劳，能做模范。

8. 工作积极，很耐心的去做每一件事。尤其在作战时，要有高度的积极性和艰苦工作的精神。

9. 要精细、镇静、不浮躁，才适宜做参谋工作。

10. 体力应该是强壮的。现在我们的参谋人员身体一般是不够好的，这需要锻炼，只有强壮的体格，才能适应艰苦残酷的战斗环境。

11. 品行要端正，没有坏习气和贪污腐化的思想行为。

从这些方面来修养，能具备这些条件，才是一个顶呱呱的参谋工作者，希望大家向这方面努力。

注释：

*[一九四一年四月成立苏中军区，粟裕兼司令员，刘炎兼政治委员。苏中区的范围是长江以北（后为宁沪路北），运河以东，宝应、东台一线以南。军区领导机关由新四军第一师领导机关兼。党政领导机关有中共苏中区党委和苏中行政公署。刘炎、陈丕显分任区党委正副书记，管文蔚任行署主任。由苏中军、政、党主要负责人组成苏中区军政党委员会，统一领导和协调苏中区的工作，书记刘炎。后刘炎的职务均由粟裕兼任。全区划分四个分区（地区）和一个特区，各分区（地区）成立中共地委、行政专员公署和军分区。第一分区包括江都、高邮、宝应三县（机构后建立），第二分区包括兴化、东台、（东）台北、泰（州）东四县；第三分区包括靖江、泰兴、泰州、如（皋）西四县；第四分区包括如（皋）东、如中、（南）通中、通西、通海（门）、海启（东）六县；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活动的兴（化）东（台）泰（州）地区为特区。苏中军区成立后，为了建成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粟裕一手抓主力部队的建设，一手抓地方武装和民兵的发展。五月底，六月初，先后召开了新四军第一师参谋工作会议和苏中军区地方武装工作会议。粟裕在这两个会议上分别作了总结报告。这里节选的是参谋工作会议总结的第二、第三、第七、第八部分，]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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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的形势和建立地方武装的重要性*

（一九四一年六月七日）

苏北(1)的形势不能单独地讲，因为苏北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华中的苏北，也是全中国、全世界的苏北，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都会影响苏北的形势。

目前正当东方慕尼黑的危险又威胁着中国的时候，也就是说英美又在企图与日本妥协，以缓和日本南进而牺牲中国的时候，中国投降的空气又严重起来了，这就影响到苏北的形势和我们的工作。

苏北的地位非常重要。这个地方直接威胁着敌人进攻中国的大本营南京、上海，威胁着敌人占领区域的大后方，威胁着敌人所统治的整个长江下游；不仅如此，而且在将来反攻阶段，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苏北地位既如此重要，而我们自去年七月开始东进(2)以来的大半年过程中，经过了剧烈的战争，得到了极大的胜利。我们把号称二十万大军的韩德勤主力基本上消灭了。我们比较广泛地开展了群众运动，建立了地方党的工作、政权工作、税收工作等，更大地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基本上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而且还在一天一天的巩固和发展着。今天我们在苏北，已经不再象过去韩德勤统治苏北时候那样，与敌人保持着互相默契的状态了，这当然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不容许的，特别是在目前策动顽固派投降的时候，我们的存在、发展和壮大，更给他一个大的阻碍，这样更不能为他所容许。

当韩德勤主力基本上被消灭以后，我们就这样估计，苏北的局面，虽然由复杂进到比较单纯，也就是说由三角的斗争变成了基本上是我们和日寇两方的斗争，但斗争的尖锐化、残酷性却比过去更加厉害了。近几个月来的事实，已证明了这个估计是正确的。近几个月来敌人不断地“扫荡”我苏中地区，特别是对三分区和四分区，构筑起了新的据点，新的公路，增加了大量兵力，伪军数量也有发展，他们指挥中心，也由南通移到了泰县(3)。这些都说明了敌人再也不能拿过去那种态度来对待苏北了，而是大大地加强了注意力。正由于这样，就使得我们今后在苏北的责任加重了。我们必须要有充足的力量，能够对付和粉碎敌人的任何“扫荡”，才谈得上建立和巩固这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个任务，是全党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固然主要地依靠党的正确领导，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积极参加各项工作，但还必须依靠强大的武装力量。

要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并不是单单依靠主力部队。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还不够多，但即使再发展多少（当然这是非常必要的），也不够应付时局的需要，必须要使各个乡镇普遍地建立起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来，使全苏中能有上百万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这些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能与主力部队互相配合，这样才能算是真正地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才能发挥出它的伟大作用。

现在在有些同志中间，还不了解建立地方武装的重要，还存在着许多对建立地方武装不正确的观点，我们必须使广大的干部和群众都了解到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的重要意义。

第一，敌人为了便于集中力量向战争的主要方向进攻，并且用政治手段，用以华制华的办法，来麻醉和奴役广大群众，正在积极强化苏北的伪军，以实施其伪化苏北的企图。首先就是造成李长江的叛变。可是李长江叛变了没有几天，就被我们新四军把他大部分的力量消灭了，原来近万人，只落得一二千人，这就给了敌人伪化苏北的企图一个极大的打击。但是也应看到，苏北自李长江叛变以后，形势确是有了些变化。敌人占领了东台、海安等比较大的城镇，我们转入了农村。伪军的数量虽遭到了打击，但还存在着一部分，特别是最近各地伪军又在慢慢地扩展。一些残余的顽固派势力，也由秘密勾结敌人走上公开投降，打起了伪军的旗帜。伪军力量的渐渐增长，对我苏北抗日民主政权是一个威胁。因为伪军虽然不能起打击我主力兵团的作用，可是摧残地方民众及破坏我们的民主政权，是有相当的作用的，可以说是起着一种地头蛇的作用。而地方武装对于打击与扑灭这些地头蛇，则是一支有力的军队，是保卫抗日民主政权、保卫农村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所以，只有广泛地组织起地方武装来，才能使伪军无法活动，才能使人民的生活和安全得到保证。

第二，苏北的群众斗争在逐步地进展着，正经历着由和平斗争阶段走到剧烈斗争的阶段。斗争的剧烈，表示了群众情绪的高昂和工作的开展。我们需要逐渐地把群众从和平斗争提高到剧烈的斗争。所谓和平斗争，就是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也就是群众围绕着日常生活，或明或暗地进行着的斗争；而所谓剧烈斗争，就是武装斗争了。组织地方武装是吸收群众参加抗日运动，发挥群众伟大的组织力量，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武装斗争的最有效的办法。

第三，中国是一个弱国，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如果完全打正规战是不行的，那只是适合敌人的胃口，摆在那里给他消灭。必须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才能在长期战争过程中，削弱敌人，消磨敌人，转变敌我力量的对比，由敌强我弱，进到敌弱我强，以至实行反攻。游击战争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一个单纯的军队的行动，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群众运动，也可以说是一个群众的战争。只有广大的群众加入了武装斗争，建立起了地方武装，才能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才能防止日伪的力量侵人到农村里面，才能慢慢地转变敌我力量对比，而最终驱逐日寇出境。

第四，我们的主力部队常常感觉到有一个矛盾，一方面在敌人来“扫荡”之前，我们感觉到兵力不够分配，地方这么辽阔，这里要派兵，那里也要派兵，我们就没有兵派；可是当敌人大举“扫荡”，我们需要隐蔽的时候，又嫌兵太多了。这样一个矛盾现象，就说明了我们还没有能建立起强大的地方武装，以致使主力兵团限制在地方任务上。华北有些地方的情形就不同，除有强大的主力部队外，还有广大的地方武装配合，使敌人不敢轻易进行“扫荡”。即使“扫荡”，主力部队也能集中起来，担任突击任务，牵制任务则由地方武装来担任，这样就易于取得作战的胜利。同样，我们要使主力部队有更多机动的机会，不限制在地方上，以取得更大的胜利，这就必须建立大量的地方武装。

第五，中国抗战是长期性的，现在已经打了四年了，但是不是还要再打四年，这就说不定。因此，我们的一切组织必须适应战争的长期性，首先就是我们的武装要有持久的兵员补充。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还很不充实，都是头重脚轻；各级的指挥机关，一般的是可以应付了，但下面的战斗连队却不充实，好象一把伞，上面大下面小，这样就不能打大仗，不能争取更大的胜利。因为我们在敌人的后方，作战频繁，运动性又非常大，东面突击以后，又要很迅速地转移到西面突击，往往早晨打了一位之后，中午又要打一仗，到了晚上还要打一仗。如果我们没有很充实的主力，没有不断的兵员补充，那末这种连续几次的战斗就不能支持了。而地方武装就是充实主力兵团的后备力量，使主力兵团不仅得到很好的配合，而且得到不断的补充，能够支持长期的艰苦的斗争。

第六，中国的兵役制是一种雇佣兵制。过去的十几年中间，中国的军阀混战，打得非常厉害，当兵的只要有钱，今天可帮孙传芳打吴佩孚，明天又可帮吴佩孚打孙传芳，无所谓得很。虽然蒋介石政府曾经宣布实行义务兵制，实际上是抽壮了，还是雇佣的办法。即拿有些刚解放的士兵来说，也是这样，问他们愿意不愿意留在这里，他们都说“到哪里都是一样”。正由于这种雇佣兵制，所以当兵的没有清楚的政治认识，没有坚定的为某一个目的而牺牲的决心。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崭新的人民军队，普遍地组织建立地方武装，使广大人民参加革命军队，不仅在当前直接的提高了我们的战斗力，而且可以提高群众对革命军队的认识，慢慢地使雇佣兵制变成义务兵制，这对保障革命的胜利，具有深远的意义。

注释：

*[本文是粟裕在苏中军区地方武装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关于苏中地方武装建设的问题》的第一部分。]

(1)[泛指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这里指的实际是行政区划的苏中区。]

(2)[一九四○年七月郭村战斗后，新四军东进黄桥地区，歼国民党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主力近两千人，并乘胜攻克靖江东北之孤山、西来镇日伪据点、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3)[即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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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中反“扫荡”和基点争夺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九四二年五月）

一、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反“扫荡”战报

日寇为集中力量进行太平洋侵略战争，近期对我苏中根据地进行大举“扫荡”，以期巩固其后方地带。此种计划，经我全区发动十个团反“扫荡”大战已被完全粉碎。此次战役，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冬季“扫荡”，且开创了我苏中反“扫荡”战斗的空前胜利的局面，作战地区纵横数百里，北自东台，南达长江，西至泰州、兴化，东濒黄海，广泛出击，战无不胜。

十二月八日，苏中南线日伪军共二千余（包括日军林梓七中队，伪军第七师特务团、独立团，伪军第五师三团等）由如皋的掘潜、马塘等地出动，向我师指挥所所在地如皋丰利地区进行“扫荡”；同时，北线日伪军亦出动干余兵力（包括日军石井大队百余人，伪第一集团军了聚堂等部）配合，于九日向我东台以东之三仓(1)进犯。我军奋起抗击，在丰利东南之花市街将该路进犯日伪军全部消灭，敌南浦旅团部派来督战之小野大山为我击毙，并俘日军分队长羽田及士兵三名（其中两名因伤重死亡）、伪军二百余人，使敌寇的“扫荡”成为一场噩梦。我全体指战员在战斗中表现了无比的英勇，打得敌人丧魂落魄。敌分队长双手横举步枪屈膝求饶而受俘；敌酋林梓七负伤后，化装只身逃回据点，闻已愤而自杀；其余的敌兵十三名亦于抛弃枪械后，化装成农民狼狈窜逃，成为“皇军”的一出丑剧。

这次反“扫荡”的胜利，使敌军进攻受到完全的粉碎。敌军为收拾其残破的“荣誉”，又复集结兵力向丰利进行第二次进攻，侵人丰利。我军乘战胜余威，向敌出击。敌刚由丰利东街进入，即仓皇从西街退出。于丰利逗留不足一小时。匆匆而来，皇皇而去。

“扫荡”三仓地区之日伪军；分二路由潘家（钅敝）、李堡合击三仓，进抵三仓立足未稳，即遭我围攻，激战十七小时，敌卒不支，仓皇窜回原地。

在取得上述胜利的同时，我军发挥主动性，在全区发动十个团，向敌据点如皋城及其以西之古溪和以东之双甸、岔河、掘港，海安以东之（木并）茶、李堡，海门以北之余西、二甲，兴化西北之临泽、时堡、福镇庙、王家营等处主动攻击，并将掘港电灯厂炸坏。攻势于十三日始告一段落。

这次反“扫荡”战斗，总计毙伤日伪军五百余，俘获极多，我军光荣牺牲及负伤者六十余名，保卫了丰利及三仓地区，创造了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粉碎敌寇“扫荡”的光荣战绩。

这次反“扫荡”战斗，适在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初。日本法西斯在新的侵略战争中，需要有巩固的后方。苏巾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南京、上海仅一水之隔，东临黄海，是重要的战略地域。这次反“扫荡”的胜利，对于日寇新的侵略行为是当头一棒。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为太平洋战争发表宣言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了”。宣言提出了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必须实现的八大任务，号召“八路军及新四军继续忍受艰难困苦，坚持华中华北敌后抗战，粉碎敌人‘扫荡’，大量的牵制敌人”，“全国军队积极打击敌人，并积极准备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在苏中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坚决响应号召，以十个团兵力向敌主动进攻，达成了消耗敌人，牵制敌人的任务。我们希望为了配合英美友邦在太平洋作战，打倒日本法西斯，全国军队和整个敌后军民密切配合；争取更大胜利。

这次反“扫荡”的胜利，一方面振奋了苏中的人民，表现了民众对我党我军更加拥护，抗日民主根据地愈加巩固；另一方面暴露了“皇军”的虚弱、恐惧和伪军的动摇，战斗力大为减弱。这正是测量敌我力量消长的标志。我们应加倍努力，准备粉碎敌人更残酷的“扫荡”，并迎接将来的反攻。

二、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报军部电

（一）自去冬以来，针对敌增筑据点，修筑公路，逐步分割、紧缩我根据地的行动，我们曾进行对敌据点进攻战和重要基点争夺战三十余次，计摧毁敌据点二十余处。我们认为在目前我们整个力量尚未占优势的情况下，对某些军事要点虽无决死必争之必要，但亦不应轻易放弃，如敌人系局部性的“扫荡”或乘虚侵占时，应予以有力打击，并求得尽可能多控制一段时期，以便更有力的加强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这是我们从去年八月以来之作战方针，至今尚无大的变更。

（二）在上述作战方针下，半年来我们不但粉碎了敌人每次的“扫荡”计划，同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基点争夺战，其情况如下：

1．敌人企图打通潘家（钅敝）经三仓至李堡的公路，以分割我滨海地区，我们曾七次保卫三仓，三仓虽在反复战斗中平毁，然而敌亦无法在三仓站住脚。

2．五次保卫丰利，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都把敌人打回据点，取得全胜。在第四次战斗中，我们发动了苏中十四大战以配合行动，一月之间二度攻入掘港，攻克临泽，挺袭如皋，并同时进行了保卫三仓战斗，和向李堡、栟茶、丁堰、林梓等到处进袭，予敌以重大打击。第五次保卫丰利的战斗，与敌纠缠七昼夜，虽未完全粉碎敌之计划，但已予敌以重大杀伤与威胁，迫使敌人将南通、如皋部队调回后，续抽调东台、兴化部队前后五次增援，敌酋南浦亦亲自出马，才达到暂时占领之目的。但敌死伤达八百余，伪军伤亡尤多，所付代价甚大。

3．为打开启（东）海（门）局面开展工作，在一月间我收复三阳，乘胜扩张战果，攻击二厂、久隆等处。敌二度对我进行报复进攻，均被我先后击退，战斗达半月之久。

（三）今年春季以来，敌对我苏中区虽无大规模“扫荡”，但分区局部“扫荡”仍在不断的反复进行中，并利用伪军增筑据点，进一步分割与紧缩我根据地，阴谋采用慢性的纠缠形式，逐步推进或乘虚跃进（如一仓、角斜）。为坚决打击日伪的这种企图，我们前后战斗已达一百六十八次，其中以袭击战、交通战为主，先后攻克据点有三阳、久隆、圩角、三仓、三和、和合、王通河、生祠堂、下驾原、一仓、陆家庄、小冯庄、白蒲、小海、裕华镇、龙梢港、悦来镇、北新镇、金沙、南阳村、陶村、边济镇、惠安、向阳、新港、狼山、余西等二十余个。我们虽火力条件不足，但能选择适当时机，采取突然袭击动作，猛扑一路，皆能获胜。如三阳战斗争取伪军一个团反正；一仓战斗歼灭伪军二百余，迫使敌人放弃了占领的企图；陆家庄战斗将该处伪军全部歼灭；悦来镇战斗伪旅长毙命；金沙战斗打击了最顽固的伪军，歼百余并缴获大量物资。不断的军事上的胜利打开了政治局面。

（四）敌积极打通如黄路和启海路，以分别分割我三分区和四分区。为打击敌之阴谋，我对敌修筑公路先后进行无数次破坏，敌修路部队遭我歼灭者亦已不少。如黄公路至今仍未完全通车。我虽不能完全阻止敌此种企图，但时间上被我迟滞四个月。对敌修筑启海公路，二月以来我无日不在阻击破坏中，敌日间修，我夜间破；说来镇争夺战已不止三四次，进占三阳之日伪已再次为我歼灭；短短二十里公路，延迟了两个月，至今我部队仍与敌在原地纠缠中。

（五）一年来与敌作战的主要经验如下：

1．当我向伪军据点进攻时，日军很少来援，以夜间更为然。

2．伪军知我火力条件弱，当我进攻时即退守据点工事，凭工事守据点信心亦较强。个别据点伪军乘我后撤时向我反突击，但终为我击溃。

3．攻据点拼火力难以达成歼灭目的。用火力拼即使攻下据点，自己消耗大而缴获小。唯一有效的办法是突然猛扑。同时在歼灭援兵后亦可乘机夺取据点。

4．敌人为打通某一公路交通，其掩护修路之部队并不大，而是采取步步为营。敌亦会使用埋伏对付我破路部队，或在泥土中埋手榴弹或地雷，夜间不断的炮击以威胁我破路部队等。

5．敌人为了胁迫民众修路，采取烧杀政策。最近悦来、三阳先后烧毁大量民房，并拆毁沿途民房填充河沟修路，因此敌到之处庐舍为墟。

（六）为调转敌人正面向我进扰兵力，我已令各旅团各分区组织精干部队或短枪队，插到敌人据点后面及江边地带到处袭击，震撼其腹背，刻已收到一些战果，使敌人不仅减少前线的兵力，而且已不敢单独或少数离开据点。

（七）日伪军占领一地构筑据点非常迅速，往往以相当的兵力乘虚略取一点，即设置障碍，架起铁丝网，抢修工事，然后即筑碉堡，日夜不歇，一晚之间可修一二尺高，并在我可能利用接近之坟地草堆里埋手榴弹。如我地武当时不能采取一切手段积极予以阻扰，而主力转移过来需要时间，往往待主力赶到时，敌已构成了深沟高垒，非得付极大代价不易摧毁。而我因受火力条件限制，特别是炮弹等消耗无法补充，所以对战果收获受到一定的影响和限制。

注释：

*[一九四一年，日伪军对苏中地区连续、频繁地进行“扫荡”，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扫荡”。第一次“大扫荡”开始于一九四一年二月，日伪军七千余人大举进攻苏中，侵占海安、东台、泰州等县城和一些集镇。苏中抗日斗争由此从城镇深入乡村。七月二十日．日伪军一万七千余人，向我新四军军部和第三师领导机关所在地盐（城）阜（宁）区进攻。为策应盐阜区反“扫荡”，苏中部队除以一部在盐城以南阻击北进之敌外，在敌后开展攻势作战，迫使敌人转兵苏中。八月十三日，日伪军一万余人对苏中举行第二次“大扫荡”，占领了苏中区全部县城和一大批集镇及主要交通线。苏中区从此成为华中日军进攻的重点。第三次“大扫荡”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上旬开始，日伪军以大部兵力固守据点，以三千余兵力重点进攻我第二分区，企图进一步分割第二分区以及切断第二、第四分区和第三、第四分区之间的联系，寻歼我苏中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全面伪化苏中。粟裕领导全区军民进行了坚决、持久的反“扫荡”斗争，同时选择苏中第二分区滨海滩涂地域作为根据地的基本区，同日军进行反复争夺，组织指挥了七次争夺三仓和五次争夺丰利的战斗，仅一月至十一月就作战三百三十四次，歼日伪军九千余人，内俘三千八百九十人，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伟大胜利，保持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基本区的相对稳定，挫败了敌人全面伪化苏中的企图，为长期坚持和建设苏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这里选编的是粟裕在取得反第三次“大扫荡”胜利后所写的战报和重要基点争夺战经验总结的电报各一件。]

(1)[三仓，属东合县，位于东台以东滨海滩涂地域的中心，虽然是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一个小镇，却是苏中抗日根据地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点。]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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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中斗争形势*

（一九四二年四月）

一、一年多来苏中环境的发展变化

从黄桥决战胜利（一九四○年十月六日）到泰州李长江叛变为第一阶段。

从泰州讨李胜利（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日）到夏季敌“大扫荡”为第二阶段。

从去年夏季反敌“大扫荡”（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第三阶段。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到现在为第四阶段。

第一阶段为猛烈发展的阶段，但当时的发展是胜利后的顺利发展，而不是经过艰苦工作的巩固的发展。由于当时的工作停留在城市里和主要交通线上，因此是不巩固的。但当时的胜利形势打开了今后巩固发展的有利局面。顽固派由于黄桥的惨败，已由公开的军事进攻为主转入秘密的阴谋破坏为主。

第二阶段是由反摩擦为主转变到以反“扫荡”为主的阶段。这个阶段由于敌人大举进攻及李长江的叛变，使我们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都受到影响。但由于泰州讨李的胜利，大大的打击了投降派，坚定了人民的抗战信心；同时由于敌人占领了城市，我们的工作由城市转而深入广大农村，促进了我们开始加强对中心地区的农村工作。在此阶段的末期，在组织夏收与开展减租减息等斗争中，所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打下了群众工作的基础。

第三阶段是我们力量在质的方面增进的阶段。敌人占领盐城遮断我和盐阜联系，深入农村侵略，逼我僻处乡村，战斗频繁。这一阶段的斗争比较尖锐，但敌人为准备太平洋战争，只能以有限的力量来局部的对付我们。在此尖锐斗争环境中，我们在进行反“扫荡”的同时，与敌人展开了要点争夺战，争取了时机，使我们更加深入了工作，群众得到了锻炼，地方武装发展了力量，因而奠定了我们坚持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第四阶段是目前的阶段。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形成，在政治上更加有利于我，军事战局的大势，亦逐渐有利于我，使我们在工作上更加深入与较顺利，得到新的开展（敌军工作与新区统战工作）；但同时助长了顽方插足苏中与我争夺将来反攻胜利果实的欲望。这又使今后斗争处于更复杂更尖锐的局面。

二、目前苏中各种力量

第一种势力是日伪势力。计有日军一个混成旅团，共五个大队，约五千六百人；伪军共十个师，约三万二千人。日伪军占据了纵横约四百余里的面积，建有一百六十八个据点，其中日军据点十七个，日伪军混合据点七十四个，伪军据点七十七个。日军混成旅团质量较强，武器装备好，能单独执行战略任务；伪军枪不足三分之一，十个师分为三大系统（李长江、杨仲华、兴亚建国军）和算不清的小派系、小帮口，各派系的矛盾甚深，如：

1．陈才福打下杨仲华汽艇。

2．徐召南部最近在掘港、马塘解决伪五师之一部。

3．李长江与颜秀五间矛盾日深，李长江与杨仲华势不两立。

以上日伪势力以日军为骨干，伪军依附日军，派系多，数量也不少，且占主要地区，不可轻视。

第二种势力就是我们。

1．主力一个师有三个旅，计×××××人(1)，分布于苏中及盐东地区，目前在苏中只有一、七两个主力团及二、八两个不充实的团，三团还是新团，九团并入南通警卫团。这五个团中战斗员只有三千左右(2)，且常分散流动于二、三、四分区机动作战(3)。人员的补充及弹药的补充极为困难，影响战斗力的提高。

2．地方武装有一万余人四千多支枪，但其中战斗力较强的只有三分区独立团和南通警卫团，其余的完全是分兵把口只能起警卫作用。

3．民兵及自卫队约十余万。

第三种力量是友军及顽固派势力。

1．陈泰运、李明扬两部约有二千五百人，枪一千余支，其中约二分之一较有战斗力。这两部分友军，对我表示中立，在目前情况好时，对我态度不会坏，不会公开反对我们，今后我应争取其继续中立与进一步的合作，以共同抗敌。如果反共军东进顺利或者我们形势紧迫时，他们是不可靠的。

2．张星炳部约二干五百人一干支枪，与韩德勤一鼻孔出气，依托水网与伪军默契，不断对我们摩擦，是不容易争取的。

3．忠救部有两个支队(4)共约二千人，枪一千支，装备较好，战斗力亦较强，是嫡系的顽固派，有反共经验，在伪军掩护下控制了沿江一些渡口，这是一个祸害。

4．顽固派韩德勤尚未放弃盘踞苏北继续反共的阴谋，甚至妄图与某部结成一个集团力量，在苏中范围内再燃起反共的火焰。

上面这几部分势力中，两部分是友军，三部分是顽固势力。如果我们工作不好，则有全部变为顽固势力的可能。此外，顽方还有两种潜在的势力：一种是有顽固派背景的伪军，这占相当数量（如杨仲华及李长江之某些部分，张圣伯、吴刚、胡冠军及田铁夫、徐召南、徐承德等）；另一种潜在势力，则为地主资产阶级中之顽固分子，暗中勾搭顽伪待机蠢动。不过他们之间还是有很深的矛盾的。

三、苏中战略地位的估计

第一，经济上的地位：

1．苏浙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基本地区，现在也是敌人经济侵略的中心，因为上海有国际市场的地位，苏中是上海市场的主要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场所之一。

2．苏中的战争资源（粮、棉）是很丰富的，故敌我必争。

3．苏中的收入，依今年粮一百万石，每石价一百元计，则总值一亿元，成为我华中敌后根据地收人之最大者，人力的众多也为其他各根据地所不及，对于抗战的贡献极大。

4．南通等地轻工业较发达，不仅对现在坚持斗争，而且对将来抗战胜利后的建设也有重要意义。

第二，政治上的地位：

1．苏中面对南京、上海，由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对日伪政权威胁很大。

2．苏中是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前哨阵地。

3．苏中临近南京、上海，各种影响易于传播到全国和世界各地。

4．苏中地处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地区，我抗日民主之主张，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影响很大。同时无产阶级较多，对于组织基本的革命群众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军事上的地位：

1．“八·一三”抗战前后是靠近主要战场的战略基地。

2．在现在相持阶段，我们处在敌人水上主要交通线长江下游的北岸，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

3．将来战略反攻阶段有先机之利。如果我们有强大兵力将长江两岸封锁住，则敌人在长江上游的部队就撤不下；如果我们有更大的兵力去攻打上海、南京，那末长江上游的敌人马上就会被我们调动。

4．对阻止江南顽军北来，我们苏中和苏南都处极重要地位。

四、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对苏中的影响

第一，太平洋战争对苏中的影响：

1．政治上，对敌方，大大地动摇了敌人，孤立了日军，削弱了伪军；对我方，鼓励了坚决的，争取了中立观望的，稳定了动摇的，提高了群众的抗战热情，坚定了胜利的信心。

2．军事上，敌人整个战争重心转移到太平洋战场后，侵华战争重心可能将逐渐由敌后转到正面战场。但战略要地及交通枢纽，仍控制在日伪手中，并为巩固其后方和加紧对敌后地区的掠夺，可能继续进行更大的“扫荡”。这又增加了我们的集中及机动的困难。

3．经济上，由于上海市场的被敌完全控制，减少了进出口货，使我经济上受到影响，尤其减少了税源。以后经济的主要来源将依靠于农村的土地及产销税。

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分散了力量，也就鼓起了顽方增兵苏中的勇气。但由于国际反侵略阵线的强大与国内局势的好转，也可能使顽方不能完全实现东进计划。

第二，世界两大阵线的决战中，苏联战场对苏中的影响：

在世界两大阵线的决战中，如果日寇北进攻苏，苏日战争爆发，则苏联的作战方针对我们亦有极大影响。估计苏联在解决德国以前，必取战略防御，则日寇不至大量抽兵北进。日寇为减少后顾之忧和支持长期战争，必加紧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和经济掠夺。如日寇大量抽兵北进，将给我国反攻以更好的机会，但国民党在正面是否真正对敌进行大规模反攻是值得注意的。具体到苏中来看：

1．日寇要北进，不可能增兵苏中，但对苏中控制不会放松，有可能对我进行“大扫荡”。

2．在敌北进中，顽方可能借口反攻而东进、北来。

3.日寇为了防止我国反攻，将加强对京沪线、津浦线等的控制，并加强对伪军的控制，以防顽伪合流。

第三，今后日伪及顽方对苏巾争夺的可能动向：

1．日伪可能对苏中甚至盐阜进行“大扫荡”。苏中地区，如我们顽强坚持，则可能保持泰（州）海（安）李（堡）角（斜）以北之较大地区，而其以南则将更加困难与严重（第三、第四分区）。

2．顽方由于陈道口(5)的失败，乃改变以堡垒推进的计划为集中深沟高垒的计划；另一方面则企图利用外围或以伪军面目与我作对，依靠敌人消灭我军与夺取我控制的地区。

总之，苏中是各方面争夺的重要地区，今后的斗争形势将更尖锐与复杂，战争也更加残酷、艰苦。今后的斗争形式虽有可能由反“扫荡”为主转变到三角斗争，但这一斗争形式不能长久存在，仍然要归并到日我两方的尖锐斗争。胜利的取得主要决定于我们主观实力和政策的运用。

注释：

*[苏中的敌后抗日斗争，从一九四二年春起进入艰苦坚持原地斗争时期。四月十五日，苏中军政党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于海复镇（今属启东）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共华中局扩大会议精神，分析了苏中斗争形势，布置了今后斗争和工作任务，提出了“一面巩固，一面发展”的方针：既要坚持原地斗争，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又要积蓄和加强力量，准备和迎接反攻。粟裕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本文是粟裕报告提纲的第一部分。]

(1)[原文如此，据资料推算约为二万二千人。]

(2)[当时二旅由新四军军部直接指挥，主力在盐东地区，一部在兴化地区活动，其所属各团兵力未计在内。]

(3)[江都、高邮、宝应地区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始建为苏中第一分区，因而会议总结的当时未提及。]

(4)[“忠救”是经过特种训练的国民党反共军，全称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忠义救国军”，下辖纵队，纵队下辖支队，支队相当于团。一九四二年一月下旬，其两个支队在伪军掩护下由苏南窜到苏中靖江、泰兴地区。]

(5)[陈道口，位泗阳县洋河镇东南，一九四一年七月为国民党韩德勤部保安第七旅侵占，十月二十一日为我军收复，俘国民党军八百余人。]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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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中反“清剿”斗争*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一月）

一、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二日报

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电

目前苏中地区之敌，虽无大规模“扫荡”之象征，但将来对三、四分区的“扫荡”可能加紧，甚至可能进行“清乡”，二分区以北地区或者会稍微松些。

（一）敌在三分区除原有据点外，现积极修筑如（皋）黄（桥）路，并在海（安）泰（州）路添筑据点，现海安、如皋间和泰州、口岸间每隔三四里已筑有碉堡，企图完全封锁我三分区。

（二）敌乘我四分区北部兵力薄弱之机，积极添造重层封锁线，企图完全截断我二、四分区之联系。现李堡、角斜、浒零、五灶港、二十二总、小洋口、十八总一线已有碉堡，且海安、李堡、角斜、（木并）茶线公路已通车，正添造滩河口、居家湾、沿口、河口、丁家所、西场等据点，并企图修筑公路。掘港、马塘线之公路已通车，并修筑丰利至小洋口之公路，可能继续沿范公堤修到吕四，破坏我陆地与海上之联系。海门、启东之敌东西对进，步步为营，赶修海启公路，麒麟镇之敌重占悦来镇，以缩小我活动地区。伪杨仲华嫡系部队已从盐东地区南移四分区，以加强对四分区之控制；将来兵力足够时，可能进行更残酷之“扫荡”。

（三）二分区自我收复三仓后，潘家（钅敝）之敌孤立，其打潘活（家（钅敝））李（堡）公路之企图，似已暂停。该地区我如能拔除潘家（钅敝）据点，则成为我机动较大之一块地区，但该地区纯系平地，人烟、树木、粮食均极少，不便大部队活动。东台以西及兴化和江、高为水网地区，敌据点很多，不便大部队活动。目前以六团及十八旅一部坚持，兵力已够，但该区我之工作较弱，韩顽及张星炳正分别相向向该区发展，企图打通联系。因此，该区应加强领导，开展工作。

（四）江南之丹北地区(1)，目前环境尚可，澄锡虞地区(2)日伪已稍松，我五十二团一部已南渡进行恢复工作，过一时期后，可继续派部队去。苏常太地区(3)亦在积极打通联系，进行恢复工作，但目前还只能以南通之江边作基点，逐步推进。

依据上述情况，我们拟作如下部署：

（一）苏中区党委移台北(4)，以加强台北及兴化工作，高宝方面应加强军事活动，以打破韩顽向南发展之企图。

（二）俟将顽忠救解决后，一旅主力可转移至三分区外围，以求得休整，于必要时可向三分区之敌袭击。

（三）依目前情况，三旅尚可在四分区整训，坚持斗争，但师直机关及抗大庞大，不宜挤在一起。为便于军工生产及抗大训练起见，拟将师属后方机关及抗大转移到二分区。师直机关尽量缩小，仍在原地(5)，将来可辗转二、三、四分区指挥。

二、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致各旅各分区电

（一）根据各方情况，敌人为破坏我夏收及准备新的冒险行动，有大规模“扫荡”我苏中、苏北之企图。靖江、南通增日寇二千余，“扫荡”三分区之日军仍在三分区各据点未动，各地伪军正加紧编组，大拉民伕，准备出动。

（二）据此判断，敌人之“扫荡”会突然到来。而此次“扫荡”之目的，可能企图在苏北进占阜宁、东沟、益林，在苏中摧毁我主力，缩小我根据地。

（三）整个反“扫荡”注意事项，军部已有指示，现根据苏中情况提出如下几点：

1．此次敌之“扫荡”不同于去年秋季，由于敌已将我二、三、四分区封锁与分割，不仅占我较大城镇及主要交通线，且在我中心区占有不少市镇，控制了许多便于机动的交通要道，这在军事上增加了我之困难，缩小了我之机动范围，而更利于敌对我任何中心区之进袭与分进合击，这是敌此次“扫荡”在军事上之特点。在政治上日伪之间虽有矛盾，但一般说日寇对伪军已达到某种强化程度，据点附近之居民已受敌一定程度的欺骗影响，特务活动也较前为甚，这些都与去年有所不同。

2．此次敌之“扫荡”虽比过去严重，但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敌在华作战部队的补给大为减少，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困难增加，影响到“扫荡”部队之战斗情绪。加之日寇对伪军的强化，已引起伪军不安，增加其动摇程度。而我方虽然地区缩小，但军事力量有所增强，不仅主力较去年坚强，而且地方武装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广大群众经过一年多的斗争锻炼，有了反“扫荡”的经验。这都是我反“扫荡”胜利之有力保证。加之我政策稳定深入，群众工作开展，联系到国际国内的局势演变，也都是与去年不同的对我有利的条件。

3．根据上述各种条件，结合本地情况，在部队中及地方武装、广大群众中作深入动员与解释工作。注意防止因去年之反“扫荡”胜利及近期环境比较安定而产生太平与轻敌观念；同时，也要反对去年某些地区之躲“扫荡”现象。因此，在此次反“扫荡”中应有计划地分配干部加强下层，领导群众及地方武装采取各种手段打击敌人，以提高地方武装的战斗力，使群众在斗争中得到锻炼。

4．各级机关应尽量减少行李，取消马匹，疏散后方机关；并将行动不便之工作人员分散到群众中去，领导群众斗争及进行侦察工作。

5.党政军民之各种物资，应妥善地秘密疏散埋藏，防止被敌抢去。

6．加强对日伪政治攻势，是粉碎日伪“扫荡”必不可少的工作。各级政治机关及敌工部门应针对日伪实际情况，印刷大量宣传品，有计划地散发到日伪手里。同时要加强谍报工作。

7．加强侦察警戒，可将各机关部门部分干部临时充实到侦察部队及战斗连队，以提高其效率。同时加强保密教育，进行轻装，提高行军力。

8．为保存有生力量，在反“扫荡”初期我主力应尽量避免与敌接触，各旅之间加强联络，以便于适时集结主力予敌以有力打击。因此，主力应有计划的分散隐蔽，并于适当时机跳出敌“扫荡”圈；但此企图不应过早暴露。

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反“清剿”斗争总结

日伪去年二月、四月、六月、八月对苏中大举“扫荡”，就有伪化苏中的企图。今年伪苏北行营在泰州设立，更图加强对苏中之控制，积极准备举行对苏中的“清乡”。但一年以来，由于我军不断的胜利的打击敌人，由于全苏中党政军民一致努力于反日伪的斗争，使日伪屡次伪化苏中的企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与阻止。

日伪鉴于历次对我苏中根据地进行大举“扫荡”和反复“扫荡”都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又鉴于去年在江南“清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事倍功半，同时又鉴于在华北地区一年来实施“治安强化运动”的教训，乃阴谋以“扫荡”、“清剿”为手段，达到“清乡”的目的。敌人自称：“如果清剿任务不能完成，清乡也就无从谈起”。

敌人自六月十二日开始对海启进行所谓“第一期清剿”之后，至七月上旬，转至三分区虾蟆圩地区进行所谓“第二期清剿”，至十月中旬又转向江高宝地区进行所谓“第三期清剿”，但由于兵力不足，于九月二十五日开始先向临泽以北地区进行“清剿”，后于十月十六日转向临泽以南地区“清剿”，至十一月初又转移兵力至樊北地区“清剿”。

兹对反“清剿”斗争总结如下：

（一）敌人发动“清剿”的原因

第一，由于苏中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

1．政治上：上海、南京是敌人侵华的大本营，而在其北侧的苏中地区，却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与京沪成对峙形势，而且正在日益发展巩固，这对敌人对占领区人民的欺骗是一个有力的回答；尤其苏中交通方便，我军的胜利消息很快的可以传到外洋去，这对敌人政治上的威胁极大。

2．军事上：不仅现在不断给予敌人严重打击使其无法安定，尤其将来反攻时，我有首先截断其交通命脉--长江的可能，直接威胁京沪。

3．经济上：棉花是重要的战略物资，而今天广大产棉地区尚控制在我手中，敌人无法任意掠夺。其他各种物资苏中亦很丰富。苏中是上海的重要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

因以上缘故，敌人不允许我们顺利地建设抗日根据地，所以必须进行“清剿”，企图赶跑我们或削弱我们的力量。

第二，太平洋战争爆发，敌虽取得了某些胜利，但物资人力等方面消耗极大，必须设法来补充，故在此次“清剿”中大批捉壮丁，大量掠夺物资原料，以弥补其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损失。

（二）敌人“清剿”的特点

敌人由于在军事上不断遭我打击，逐渐认识到单纯的军事“扫荡”是不可靠的，必须以各种政治手段配合才能收效，故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在“清剿”前大办训练班，训练“清乡”人员为其爪牙。

在宣传上提出“只打新四军，不打老百姓”的口号，以离间我军民关系。散布“不交公粮给新四军，皇军就不来扫荡”，“赶走了新四军才能得太平”，“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并夸大敌在太平洋的战绩，迷惑民众，企图孤立新四军。此次敌人在政治上欺骗确实绞尽了脑汁，不但成立了“清乡队”随军宣传，更印发了大批传单、画报。在艺术上也相当新颖，颇引人注意，如将新四军的战绩列了一表，但在每次胜利底下都划个“？”号，以暗示在新四军胜利后这些地方（东台、盐城、海安、丰利等）究竟属于谁的呢？这样来迷惑民众。这是相当毒辣的，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在“清剿”区附近的据点成立办事处，使用“清乡”人员进行调查户口、编制保甲，且事先就布置特工人员先来我地区秘密活动，如收实流氓、散布搖言、刺探军情等，更积极收买地头蛇以进行破坏工作。

但敌人此次“清剿”提早进行，因此很仓促，没有充分的准备，这也是其不能得到预定效果的原因之一。

（三）敌在“清剿”中对各阶层的政策

第一，对上层士绅一律采取争取政策，如下委今、送聘书，请士绅当参议，给予较高薪水；伪造士绅反共谈话在报上发表，挑拨离间我和士绅的关系。

第二，对乡保长则笼络争取，威胁利诱。要他们做事，不愿者则以烧杀威胁之。在三分区捉了乡保长就审问：“你是什么时候担任乡保长的？”如果是我军东进后担任的，就加以监禁或杀戮；如果是顽韩时当乡保长的，则可以马虎一点。此外，向他们查问公粮下落以及抗属、农抗人员情况，以图破坏我基层力量。

第三，对农抗会员采取自首政策。先与之谈话，后交给任务，迫其为敌工作；若拒绝工作或工作做得不好即行杀戮。

第四，对抗属中的干部家属，先利诱之，要其迫使子弟回来为敌工作，以图瓦解我军，不然就以烧杀威胁；对战士家属则大肆烧杀。

第五，对地方武装采取内奸政策。派遣奸细混进来，组织拖抢逃跑与集体叛变。甚至绕过我主力专打我地方武装，以达到消灭我地方武装，孤立我主力的目的。

第六，对地痞流氓进行收买，为敌收集情报与散布搖言，破坏我地方工作。

（四）敌在军事上的动作

敌人原计划先集中三个大队的兵力，以一个月的时间，“清剿”四分区海启地区。实际上到海启的并没有三个大队。敌在二分区、三分区各留下一个大队，牵制我主力在外围活动。

“清剿”海启时，首先切断交通，实行水陆封锁，在海上、江上以汽艇巡逻，在陆上则从吕四到四甲坝、九门闸到青龙港完全封锁，使我主力处于三面临水的狭窄地区不易机动转移，使利其以主力突入“清剿”，以实现其撒网捕鱼与梳南战术的美梦。在三分区“清剿”时，也同样采取这些办法。敌人又采取轮流“扫荡”的办法，以一部分兵力守据点，用另一部分兵力“扫荡”，每日轮换一次，使我们不能休息而疲惫不堪，而他们则可轮流得到休息。在实行分进合击时，先派出一支兵力直往我中心区，其余各路只进到我中心区周围五六里到七八里的地方分别埋伏，使我不易跳出其合击圈；若一听到哪个方向有枪声，四周部队都向响枪处合击，使我部队不易应付。抽调后方兵力加强前线作战，如南通只留下宪兵。敌西南浦也亲自到前线。

（五）敌在经济上的政策

设立统制委员会，以控制一切物资。同时加强对我封锁，只要是日伪可利用的东西都全部抢去，甚至桌子等家具也运至上海，不要的就把它毁了，也有以门板、屋梁去填坝塞河的。在某些地区实行三光政策。

为了进一步欺骗民众，就以抢掠来的物资或从日本运来的大批日货进行倾销贱卖，而且宣传说：“新四军打走了，才有便宜货买，民众才有福利”。

（六）我们的收获和缺点

在反“清剿”之前，党政军各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着恐慌现象，经过这次实际的锻炼，取得了经验，提高了干部、士兵及群众反“清剿”的胜利信心和斗争能力，今后粉碎可能再来的日伪的“清剿”更有了把握。

在反“清剿”中，开辟了边缘区工作（在过去这工作是不够的），因这时再不去边缘地区，我们的机关可能要遭受很大的损失。证明在反“清剿”中，边缘地区和敌占区是便于我们开展工作和进行战斗活动的。

不但保存了原有力量，而且还发展了新的力量，在海启反“清剿”中，地方武装只损失了四五十人，可是发展了好几百人，主力只损失了几个人，大都是伙（亻夫）等，部队和群众团体都能很好的转移与坚持原地斗争。

在军事上，我能在外围予敌不断的打击，尤其一旅、二旅、十八旅等部队在各地配合战斗，更有了大的收获，缴获了不少胜利品。在六、七两月反“清剿”中，日伪伤亡和被我俘获的总计达四千余之众。

最大的收获是，在反“清剿”中，我能运用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的配合，能在日伪统治下进行合法斗争，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如控制了一部分伪军和伪组织，这对今后斗争将发挥很大作用。

我们的缺点则表现在：

1．思想上准备不足。如对“清剿”的严重性认识不够，认为不会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和过去“扫荡”一样；甚至有的同志认为“总不会比内战时的‘围剿’更严重吧？”但当“清剿”到来时，则产生了恐慌。在直属队中，为了便于机关行动，分散了一部分人去单独行动，他们就不高兴，认为自己是没有用的人，被精兵简政减下来了。也有的干部把老婆从别的机关调到自己身边带着一起走，引起下面的反映和议论。但这些现象不久都已纠正了。

2．准备工作不充分。我们赢得时间是幸亏敌人的准备也不充分，若不是敌人的准备也不充分，我们要取得胜利困难就更多了。有些地方有等待主力来打走敌人，自己不发动群众起来进行斗争的倾向；有的地方武装则为了不愿离开家乡而不接受上面机动转移的指示，甚至进行硬拼，结果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3．在政权中，下层机构的动摇比较严重，也还有投敌的。这也说明没有经过改造的下层机构，在严重的斗争环境中是不能坚持的。

4．党的支部还不善于运用各种适应环境的斗争方式，不善于领导群众开展公开斗争或合法斗争。群众组织也不能随着环境的变化，很好地转变工作方式，灵活地进行各项工作。

5．锄奸工作虽有成绩，但还不能普遍的成为群众性的锄奸运动。

6．在反“清剿”开始时，地方武装与主力都有“挂免战牌”，单纯等待敌人走时再打现象，但很快就纠正了。

7．还没有充分执行华中局关于反“清剿”中“控制了伪军、伪组织即是等于取得胜利”的指示。

（七）反“清剿”的经验教训

第一，基层政权工作：当“清剿”快要到来时，对接敌区的乡保长必须加以审查，有的要撤换，或动员其离开“清剿”圈；对地主、士绅有的也应劝其离开本地区，以避免被敌人利用。当敌人采用高压手段威胁乡保长回去时，我们则应秘密布置一些我能控制住而又能应付敌人的人回去。在反“清剿”中与敌争夺基层政权和基本群众，如当敌采取高压手段胁迫乡保长和基本群众时，我政府必须派有威望的干部去慰问救济，告诉他们有关反“清剿”胜利的消息和若干应付敌人的办法，加深其对敌人的仇恨，以保持经常高涨的斗争情绪。

第二，两面派工作：主动的去培养两面派是不对的，而且那样的两面派也不会取得敌人的信任。只有在我力量弱敌人力量强的情况下才可布置两面派工作。在布置前应对人选和能否取得敌人的信任及是否有大的作用慎重考虑。在斗争中争取过来的两面派比我们布置的两面派较能收效。在政治上对两面派分子还应公开的与之进行斗争，在群众面前还要作公开号召反对投降妥协，这样才对我们有利。至于对两面派的要求不能过高，要估计其是否能够应付得了。在两面派遇到困难时也应设法给予帮助，使之便于应付敌人。对坏的两面派，即对那些对敌忠实，对我敷衍的两面派，则可采取“杀一儆百”的办法对付之。

第三，锄奸工作：在敌“清剿”开始时，就应对坏分子进行镇压，以打击伪化气焰。要把锄奸工作做好，首先必须加强内线情报，以我之秘密工作对付敌人的秘密工作。这个工作在反“清剿”开始时比直接对付敌人还重要，应放在第一位。对日寇派遣的特工和伪军派遣的特工应加以识别，他们的任务、作用是不同的。日寇直接指挥的特工是最坏的，而且有相当的反动手腕，大部在“清剿”地区活动，我们可以加强便衣短枪队来对付此种特工。我们还可组织便衣短枪队迫近日伪据点打游击，甚至深入到敌人据点里面去积极活动，打击特工，造成敌人营垒内部的恐怖。

第四，武装工作：在“清剿”快要到来时，首先应对不巩固的地方武装进行整顿工作，妥善处理老弱残疾及有政治问题的分子，将不可靠的，可能动摇的分子调离或先行遣散，这样才可保证正在斗争尖锐残酷时不致发生问题，不致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在兵力使用上，平时短枪队在基本地区的外围活动，主力在基本地区内部休整；“清剿”一到来，则主力跳出“清剿”圈在外围打击敌人，短枪队转入中心地区开展活动，这样才能收到内线和外线配合作战的效果。主力部队如何配合内线斗争在外围打击敌人，必须视形势而定，因敌人亦会在外围布置兵力可以随时对付我。为要有力打击敌人，则以较大的机动兵力深入敌人后方为有利。敌人撤退时很隐蔽，如在海启撤退时大部队即在海上行动，所抢财物也往海船上装走，而且行动时往往另以一部分兵力向我中心地区迫近扰乱，以转移我视线，故我必须时刻注意抓住机会打击撤退中的敌人，并截夺其所抢的资财。

第五，党和群众工作：“清剿”开始时，有些干部应有计划的撤退，政治上不可靠或可能动摇的干部应调走，留下坚强的有能力的干部坚持原地斗争。在“清剿”严重时，要善于采取秘密的和合法的斗争，但“清剿”告一段落时，仍应以公开斗争为主，以便迅速恢复群众情绪。干部和党员能否善于团结积极分子和群众共同斗争是能否坚持斗争的关键。环境愈严重就愈需要我们自己内部的团结和团聚广大群众，不然是难免要遭受损失的。

总之，这次反“清剿”斗争，敌我双方准备都不充分。虽然敌人兵力强大，我可利用日伪间的矛盾进行斗争。有了外线各部队的配合；有了苏南反“清乡”的经验教训（情况虽不全同，但有部分是可适用和参考的）；加之党内外的政治动员；尤其是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土生土长的干部，所以能坚持斗争和取得胜利。

有很好的干部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干部间亲密团结，善于运用各种秘密的合法的斗争方式，又有各方面工作的配合，是争取反“清剿”胜利的决定条件，也是今后坚持斗争，渡过难关，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前提。

注释：

*[一九四二年初，敌人为了达到伪化苏中农村的目的，在泰州设立伪苏北行营，加紧整编、强化伪军，除继续加强点线守备和进行“扫荡”外，进一步对我根据地分批分期进行“清剿”（又称“机动清乡”）。敌人“清剿”时组成以日军为主的机动部队，配以大批特务，采取加筑临时据点，封锁一个地区（一至二个县或几个区）的办法，运用派特务队和“清乡队”进入各村庄反复搜索、清查户口的手段，妄图寻歼我主力部队，彻底摧毁我地方武装和基层政权。六月，首先对第四分区的海门、启东地区进行“第一期清剿”，七、八月对第三分区的靖江、泰兴地区进行“第二期清剿”，九月底至十一月初对第一分区的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进行“第三期清剿”。粟裕对敌情动向作出判断，除向军部报告外，适时作了反“清剿”的部署，并指示各族各分区预作准备。苏中根据地的反“清剿”斗争，在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内线与外线密切配合下，经过各分区党政军民运用各种有效方式坚持艰苦斗争，取得了胜利。这里选辑了粟裕为准备反“清剿”所作的部署电报两份和反“清剿”斗争总结一件。]

(1)[指京沪铁路（现为沪宁线）以北，丹阳北部、镇江和无锡之间地区，包括扬中和镇江、丹阳、武进、江阴等县各一部分地区。一九四一年起归苏中区党委领导。]

(2)[指京沪铁路以北，澄锡公路以东的无锡、常熟、江阴之间的地区。一九四一年秋后归苏中区党委领导。]

(3)[指京沪铁路以北，苏州、常熟、太仓之间的地区。一九四一年秋后归苏中区党委领导。]

(4)[指江苏省原东台县北部地区。] (5)[第一师机关及苏中区党委，于一九四二年春进驻四分区之海复镇、吕四镇地区。反“清剿”开始，组成前后方，后方机关包括供给部、卫生部、印刷所、印钞厂、山炮连等，由海道北移二分区王家舍地区；抗大九分校经二分区北移盐东地区；前方机关，仅五十余人，转移南通之石港、北刘桥、金沙间水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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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加强苏南浙东力量和向苏浙皖边区发展*

（一九四二年六月五日）

（一）敌自占金华、兰溪后，又占汤溪、龙游。现已迫近衢州。最近由津浦路南运敌大约有十万之多，已陆续开浙江。

（二）南昌敌占领进贤后，正向临川、东乡前进，似有配合浙江敌打通浙赣路企图。

（三）闻三战区司令部及浙南渝军向福建移动，原在苏浙皖边境之一○八师、四十师、五十二师，都已调往浙西，现郎溪、广德、溧阳一带仅挺二纵队驻防，兵力极为薄弱。

（四）敌积极打通浙赣路及渝军南撤的情况，对我向南发展极为有利。我应乘机向苏浙皖边区发展。特建议：

1．十六旅应即向宜兴、长兴、吴兴及浙西天目山一带发展，但该旅兵力不够，应加强之。

2．目前在苏北对顽军的斗争，已成长期的慢性的斗争，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只要我苏南阵地能巩固，则苏北阵地的巩固就不成问题。现敌人对我苏中地区使用逐步分割缩小的办法，我已感苏中兵力过于拥挤。为加强十六旅实力，可否将十八旅逐步南移，甚至一师亦可抽兵南进。

3．我在浦东及浙东的部队基础很弱，兵力亦不足，应设法加强，必要时抽出大批干部前往工作，否则难以完成发展任务。

4．芜湖之敌虽尚无动作，但皖南兵力已大见减少，对我是极为有利的发展机会，可否令七师派部队进入皖南地区加强活动。

5．如敌果将浙赣路打通，则我浙东、浙西及皖南地区之部队，应加强统一领导，以便开展工作。

以上各点是否有当，尚乞电示。

注释：

*[一九四一年七月，日伪军集中一万五千余人及伪警、“清乡”特工人员二千人，对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实施“清乡”，十月又对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实施“清乡”。该两区我党政机关和部队，执行合法斗争、隐蔽坚持的方针暂时撤出。从八月起，第六师师部和第十八旅陆续转移至苏中，进入第一分区。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决定，第六师番号不变，统一由第一师指挥，谭震林任第一师政委（未到职）。苏南、浙东的军事工作遂由第一师领导。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决定第一、第六两师领导机关对内合并，粟裕任师长兼政委。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军发动对浙赣铁路全线进攻，粟裕根据日军和国民党军动向，提出利用此有利时机向苏浙皖边区发展，同时加强苏南、浙东力量的建设。陈毅于六月二十一日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认为“目前仅可准备，不宜轻动，看清大局再动”。二十四日毛泽东复电陈毅“所见甚是，皖南浙西只可发展游击，我主力不应南进”。在此期间，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出谭启龙、何克希等一批干部先后到达浙东，加强与统一浙东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七月浙东区党委成立，八月成立三北游击司令部（三北指余姚、想路、镇海三县的姚江以北地区），并将部队整编为第三、第四、第五等三个支队，作为坚持三北和向四明山、会稽山地区发展的基本力量。十二月派一师二旅南下苏南。本文是粟裕报军首长的建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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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南浙东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七月至九月）

一、一九四二年七月五日致十八旅电(1)

（一）据报苏常太地区之日伪已减少到与“清乡”前一样，现中心区有二十里纵横无日伪据点，可以小部队活动。

（二）你们除设法抽调苏常太干部外，望设法抽调一个精干连，配以得力干部，派来苏中四分区之海通区，以该区为基点向南恢复工作。

二、一九四二年九月十日致××电(1)

你们所提关于恢复澄锡虞工作意见基本同意。但你们所提派主力突入该区，并集中力量破袭敌军的意见，我们认为目前尚不宜采此方针，因为此种办法，不仅不能击破敌人，反会引起敌人大的报复，使我军民蒙受损失，影响士气民心，对恢复工作极为不利。所以，目前应尽量隐蔽行动，只有在绝对有利与极其必要时，才予日伪以打击，以振奋民心，但也适可而止。

关于组织短枪队事，此间已令第一旅加强澄锡虞之力量，并令第十八旅之部队由澄锡虞地区向东发展，令钱敏（澄锡虞中心县委书记）及当地负责同志与苏中三分区叶飞、韦一平取得联系，并归叶、韦领导。

三、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致十六旅电

顽新七师与保四团既已向你们进攻，应据实向人民公布，揭露顽军阴谋，并表明我在皖南事变后，忍辱负重，继续坚持敌后抗战，战绩辉煌，而顽方蓄意摩擦，变本加厉，在敌人七路向我进攻时，顽此种行动实属配合敌人消灭抗战势力。同时扩大统一战线工作，号召各阶层人民主持公道，以孤立顽军。并对顽军下层官兵开展宣传争取工作。你们应本中央七七宣言精神，说明我党我军继续坚持团结抗战以及抗战胜利后之合作建设精神，在军事上不宜向南挺进，以免遭受顽方之围攻，而应将部队撤至日顽间，集中于适当地点进行休息整理，以提高士气。只在有绝对胜利把握时，才作断然反击。并最好能一次决战后提出停战合作号召，以争取各方面更多对我之同情。

你们提议必要时集中主力团向顽后方进攻，我们认为不妥。毛泽东同志最近对江南及浙赣路方面工作方针中已明确指出，只宜发展游击战争，主力不应南进。因此，你们只能积极防御，不宜进攻。且目前十六旅在斗争环境上是孤立的，斗争更艰巨，部队又长期分散，缺乏集中与训练，在兵团动作上亦不熟练，如深入顽后易受损失。所以你们目前应设法利用日伪顽矛盾，求得自己生存发展，保存有生力量，深入根据地工作。只有在顽向我进攻时日而我在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胜利把握时，才予以有力打击，一次解决战斗，然后提出停战合作口号，和平谈判，以争取其部下，不宜再引起其继续向我进攻。如无胜利条件，则应避免决战，以免受损。

四、一九四二年九月十日致十六旅电

四十六、四十七团先后告捷，甚慰！但今后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六月敌占衢州、上饶时，苏南顽军大量后撤，皖南亦甚空虚，顽方军心民心均极动摇，故其对我内战之方针主要是退守山区，采取防御，当时对我苏皖边部队的恢复力量与发展地区极为有利。

（二）现敌寇因兵力不足，放弃浙赣线，顽军乘机收复衢州、汤溪等县，使顽军又能大批北来。且以反攻胜利为幌子，在士气民心方面当收到某些欺骗的效果。此与前一时期情况不同，并可能乘机向我苏皖边部队进击，你们应认识到这一点。

（三）在上述情况下，目前你们如主动向溧武路以南之顽忠救军进攻，不论在军事、政治上均不利，因此，你们不可轻举。只有在顽向你们进攻，而情况十分明了，胜利极有把握的原则下，才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性打击。

（四）目前顽军可能借口以反攻为名，北来侵占我地区。你们则应提出各自坚持原地，相互呼应打击敌人，并以加强团结、反对摩擦为号召，以争取其中下层军官之同情，造成自己政治上的优势，尔后才便于自卫反击。

（五）对于金（坛）、丹（阳）、武（进）地区之顽忠救军，仍应集中绝对优势之兵力，迅速加以歼灭，使南边顽军北来时无所依托。但你们对该部作战，决不应再犯过去轻敌的毛病，以劣势或相等之兵力与之作战，致使战局对峙，造成自己较大的损失。你们应深知目前并非是与顽方决战时期，总以保存、聚集有生力量与坚持原地斗争为一切工作之中心。且以你们现有本钱，亦不能付出巨大之消耗。望你们遵前数电切实研究战术。总之，不能违反战役、战斗上以多胜少和速决战的原则。望切实讨论。

五、一九四二年九月三日复谭启龙、何克希电(2)

对浙东顽忠救军问题，同意采取第一方案。惟须估计到自己力量，应在绝对有胜利把握时才可行之。此举对你们今后发展有极大影响。你们尤其要注意克服部

Chapter_40

队中之轻敌观念；在一师派去之干部中，对顽方力量轻视者颇不乏人。

注释：

*[一九四一年八月六师师部、十八旅北撤苏中后，苏南京沪铁路以北的镇（江）丹（阳）武（进）地区（即丹北地委所属地区）和苏常太、澄锡虞地区划归苏中区党委领导。以后，丹北地委成为苏中第五地委，苏常太、澄锡虞两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了苏中第六地委。一九四二年五月，鉴于敌人对苏常太、澄锡虞两区的控制逐渐放松，粟裕开始派部队及干部前去进行恢复工作。同时，十六旅在苏南顽强艰苦坚持斗争，不仅保存而且发展了力量，浙东的局面正在逐步打开。这里选辑了粟裕五份电报，第一、第二份是关于恢复苏常太、澄锡虞地区工作的，第三、第四份是关于苏南坚持原地斗争的，第五份是关于浙东工作的。]

(1)[“致××电”，搜集到的原件如此。]

(2)[一九四二年夏，正当我军积极开展对日军反“扫荡”作战时，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一部自浦东、海北（杭州湾北岸）地区先后分批窜入三北地区，向我军第四支队步步紧逼，制造摩擦。九月一日谭启龙、何克希向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并第一师报告忠救军窜入三北地区后我军的对策和部署。提出三个反摩擦方案：一是力争该部魏、孙两大队中立，乘其袁部尚未完全到达时，集中力量将袁部解决，再与魏、孙分别统战，巩固三北地区，再行南进；二是以部分力量在三北地区采取游击战，巩固慈溪地区，其余部队南进，占领四明山阵地，以待今后变化，再求有利条件集中力量解决之；三是在魏、孙联合向我进攻时，集中力量击破其一点。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下旬，我军对该忠救军发起反击作战，将其基本歼灭，保卫了三北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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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坚持苏中斗争的几点建议*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九日）

（一）我苏中区自讨李逆长江后，年半以来均能坚持原地斗争，其主要原因是：（1）党领导的正确；（2）群众力量强大；（3）政权日益巩固；（4）我地方军及主力军之强大，尤其是军事上的胜利，则成为我坚持苏中之决定因素。

（二）此次日伪集中大军对我苏中四分区“清剿”，在海启增造了据点十余处，筑了三条公路。日伪现又转移兵力对我三分区“清剿”与局部的开始“清乡”，使我苏中地区缩小。因此环境日益紧张，我三、四分区可能更为严重些。日伪停止“扫荡”时，部队尚可摆布，如继续“扫荡”则过于拥挤。其原因由于脱离生产与地方人员太多，不能与群众确实凝结之所然。

（三）我们为准备战略反攻，一师主力须一部或大部至二分区以北地区进行整训，但有如下各点值得考虑：

1．如我主力离开三、四分区，则将可能迅速使我地区缩小。

如泰东地区无主力活动，则使敌在短时期内将据点、公路构成而进入“清乡”。三、四分区因有我强大主力，则使日伪“清乡”至今未能实现。

2．留苏中主力既少，兵力定不够分配，而地方武装则尚未能发挥其应有之作用，甚至于屡遭损失（年半以来苏中地方武装失枪在三干支以上），此对于坚持苏中地区亦很困难。

3．如我主力既离开三、四分区，则不易给予敌人重大打击，日伪将更可能猖狂，于是影响苏中之坚持。如苏中既不能牵制大量之日伪，则日伪定转移其兵力对我盐阜地区，对华中根据地影响甚大。

4．为要坚持苏中，必须留较大兵力才行，但也有如下影响：（1）使主力不便训练，影响战略反攻之准备；（2）主力免不了消耗，对保存有生力量不利，但如不付相当代价，则难以坚持；（3）主力过于分散将影响其发展前途，但不分散则又难于活动。

（四）目前苏中地方武装工作有如下倾向：

1.脱离生产之地方武装数量已超过主力，但多作保卫机关之用，未向敌人进袭，形成守望队的现象。同时较好武器多集中机关，不利战斗力之加强，而影响坚持原地斗争之任务。

2．由于地方武装不能担任坚持之任务，迫使主力长期分散而降低了其战略作用。

3．由于地方武装战斗力弱，每次战斗均须要主力负担解决，致使主力削弱太甚。目前一师各团均不足一千人，甚至于少至三四百人，此不仅对战略反攻影响甚大，且对坚持原地斗争亦有莫大影响，如不迅速与不断予以补充，则主力元气大损难以恢复，亦影响苏中之坚持。

4．现地方武装数量虽大，但长期停留于分散与初级阶段，而党政军工作中之弱点，也部分影响到地方武装之进步。

5．主力对地方武装之帮助仍不够，而地方对主力之爱护亦差，以致使主力只有消耗而无补充，此也相当的影响部队之战斗情绪。而地方军有人多枪少尾大不掉之感。自苏中扩大会后，虽曾决定分区与旅部合并，但目前仍有你我界限，未能做到完全之协调一致，此对坚持有绝大妨碍。

（五）为坚持苏中斗争特建议如下：

1．使党政军民一元化，区党委与师部机关合并，其负责人可兼军区政委或主任职务，分区也然。军区及师部、旅部负责人亦应参加地方党委之一部分工作，以便完全协调而利于坚持斗争．某些军队与地方干部可酌量对调之。

2．为准备战略反攻，抽出主力训练，有如下两个方案：

第一方案，完全抽一个旅进行整训，其所遗任务则由其余两个旅来分担。此方案可使师部领导机关仍留三、四分区，以资统一指挥，但抽出训练之旅其补充则较困难。

第二方案，每旅抽调一个团选择较安定地区整训，由师直接负责，而将该旅之另外两团完全与地方军合并，统一于分区，以加强坚持斗争之力量，但师与军区之领导机关如果北移，则对各方之协调与坚持斗争亦是有影响的。

注释：

*[一九四二年六月，日军开始对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清剿”，苏中敌后抗日斗争更加尖锐残酷，为适应斗争形势的变化，粟裕就几个对坚持斗争有重要意义的方针性问题提出看法和建议。这些问题后来在苏中区的领导同志中进行了讨论，并经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军部的指示而得到解决。其中关于提高地方武装战斗力和加强主力部队训练问题，一九四二年九月,经华中局、军部批准，全师实行了统一整编；关于党政军民一元化问题，按中共中央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发出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执行，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苏中区军政党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即南坎会议）后，建立了苏中区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是粟裕报新四军军部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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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方针和军事工作*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作战方针

1．敌人由于兵力不足，在去年冬季对我多采取避实击虚或乘虚跃进的方针。如乘虚占领我李堡、潘家（钅敝）。在占领一个城镇后，即星夜赶筑工事，甚至在一两天内即筑好碉堡，以后盘踞据点内，使我难于攻坚。当时我们的对策是在我中心区的若干军事要地与敌展开争夺战。我们曾提出保卫三仓、保卫丰利的口号，在三仓附近也构筑了使敌不能利用的野战堡垒。敌原企图占领三仓以分割我二分区，经过了七次战斗，我们达到了保卫三仓的目的。三仓镇虽然在战斗中平毁了，但敌亦无法据守，使我二分区至今尚有较大空隙，便于我们机动和坚持斗争。在丰利我们也采取了这样的作战方针，经过四次激烈战斗，丰利终未被占领，因丰利地理条件并不适宜敌人的大部队活动。在第五次战斗中，敌人五路进攻与五次增援，马塘、掘港、如皋、南通、东台、兴化的敌人都调来了，由南浦亲临指挥，经一星期战斗，由于我通信联络差，配合不好，丰利被敌占领了。但这次敌人付出很大代价。在全国实行反攻前，我对一个地区的保卫，虽无决死必争之地，但亦不轻易放弃一个要点。以达到大量消耗敌人，阻止敌人深入伪化农村，延长我控制时间的目的。

2．敌人拼命修筑公路，是为了伪化乡村，减少据点守兵。假使公路修通，各据点日伪就便于取得联络，可以及时互相增援，如泰州、扬州至四分区的公路通了，几小时增援部队就可以到达，这样据点的守兵就不必太多，可抽出更多兵力进行机动，另筑新据点，扩大其伪化区。根据这个情况，我们的对策是积极发动破击战(1)然而我们过去对这一工作做得不彻底，破的路敌人很容易修好，塞河打坝敌人很容易疏通或被水冲垮。在拆毁可能为敌利用的坚固房屋时又都是政府军队出面，致引起人民的不满与旁观，今后应发动群众起来干。

3．敌人采取分进合击战术，企图消灭我主力、赶走我主力，缩小我机动地区，扩大伪化范围。如敌人“清剿”时，曾抽调其后方兵力增加前线，当时我即决定主力在外围及时打击日伪，尤其进袭其首脑机关所在地。以造成其后方的恐慌，动摇其“清乡”、“清剿”的信心，使敌不敢再调兵到前线，反而不得不由前线抽回一部分兵力去巩固其后方，保卫其机关。因其后方机关非常庞大，若无部队保卫，只要我们一冲，即可不打自垮，这就有力地动摇了敌人后方及其统治营垒。

4．敌结束海启及三分区“清剿”后，即回原防加强工事，进行休息和整理部队，但也不放弃对我的乘虚袭击。当时我们也就乘机整训休息（地方武装主力相同），如一旅部队实在太疲劳，应有很好的休息，以恢复战斗力。但部队中有些人则主张乘此对敌大举攻击，如果我们此时去打击敌人，敌人休息好了反过来再来打击我们时，则我们无法休息，又怎样应什呢？我们更应认识到苏中地区的斗争，将愈来愈尖锐，我们若能保持现在地区直到反攻时期，已是最大的成功了。况且我们即使从敌人手里夺回几个据点，并不起决定作用，可能因而太刺激了敌人，引起敌人调集更大兵力来“扫荡”，这样反而可能多给敌人夺去一些地方，缩小我们的地区。当然对有利的胜仗我们还是要打的，但也需适可而止。如我们打下了石港就没再打曹家埠；如在二（穴鸟）战斗歼灭了敌人，敌人就大举报复“扫荡”，在此情况下我们当然让开一下好，使他不再增加兵力。因为我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在积极准备反攻力量，故暂不主动的去打击敌人，即使要打也不要硬打硬拼，以求得我们保存有生力量，以便将来之反攻。

一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不少的胜利，但是在反复反“扫荡”中消耗相当大。同时我们还不善于利用日伪矛盾来分化敌人，从中争取时间加强自己。今后我们应尽量避免消耗；即或要打仗，只打击最坏的和有顽方政治背景的伪军，而且打了以后还应不放弃使用拉的手段。这样才能在战斗中保存自己、壮大自己而消耗敌人、孤立敌人。

军事工作

1．主力军半年来的检讨

成绩方面：

（1）已逐渐走向正规化，各种制度已经建立，并且有了初步的健全和巩固；教育工作也较前改进了，如善于利用“扫荡”间的空隙来整训部队；经济制度也建立了，部队中的游击习气基本上克服了。

（2）从反“扫荡”、反“清剿”来看，我们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不但主力部队而且地方军都会打鬼子，甚至和鬼子拼刺刀。今年经常给敌人严重打击，消耗较少而缴获较大。二旅在水网地带尖锐的三角斗争中还能坚持工作；一旅处在全苏中斗争最紧张、日伪据点最多的三分区，也能坚持斗争完成战斗任务；三旅在四分区也得到很大胜利。证明我军战斗力在不断加强。部队逃跑数字减少了，基本上巩固了部队。

（3）主力部队尊重地方政权帮助地方武装方面加强了。去年有随便打乡长，不愿派干部到地方武装中去的现象，今年基本上没有了；在反“清剿”、反“清乡”斗争中，更能配合政权与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提高了反“清剿”、反“清乡”的胜利信心。尤其今夏的反“清剿”震撼了敌人的后方，开辟了新地区，如苏南十六旅恢复了小丹阳地区的工作，其他接敌区或敌占区的工作也逐渐开辟和恢复了。

（4）今春所提出的八项任务(2)也已逐步进行了。如在培养技术人材方面，已开办了无线电、锄奸、医务、会计、敌工等训练班，军政干部也在教导队和抗大九分校中训练了，并且选派了二三十名知识青年去学习炮兵。在军工建设方面，也已分别建立了修械所和榴弹厂，制造子弹和枪榴弹，但在军用材料、电料、医药方面的储存还是不够的。

存在的缺点是：

（1）整训工作还抓得不紧，教育中还有形式主义。如部队的训练，不管一个科目达到了要求没有，每天换新花样，因此教育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2）各项制度还不够健全，工作职责不够明确。如连长和政指分工不清；也有连长代替了特务长的工作，特务长只管伙夫班长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干部能力太弱，不能掌握全面工作。

（3）部队不充实。一个连至多只有八十人，最少的只有五十人，除去干部和轻机枪手，只有十几个人扛步枪，当然完成战斗任务就有困难。

（4）分散主义的残余依然存在。如对上级指示不重视，对上级决定打折扣，几次补充主力的计划均未完成。

（5）还存在着本位主义的现象。如调干部以差的送去，调受训学员往往把多余的或没法分配工作的同志送了去，结果使抗大就收到这样一些学员，训练了一年还是不便分配他们工作。上次调干部去浙东，各旅调来的也有些是不能工作的，没法派出去。此外调送军部特务团的战士，质量也不好，还受了军部的批评。调枪时同样也是先把好用的枪留下自己用。对有培养前途的好干部，不抽调去受训提高，而调较差的干部去又训练不出来，严重影响千部的培养，部队也得不到提高，造成战略性的损失。

（6）尚未建立起经常的工作制度。往往是突击工作代替经常工作，临时动员代替基本教育，这使我们的建军工作未能收到应有的成绩。

（7）过去不积极培养地方军，没有建立起各个地区能保卫自己的地方武装。致使主力不得不分散和长期陷于地方，不能寻求较大的机动作战，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如果我们有强有力的地方军，主力能机动作战，我们苏中地区的缩小也许不致这样快，敌在苏中的据点可能不会这样多，这正是我们战略的损失。

2．地方军和民兵工作的成绩和缺点

（1）提高了地方军的战斗力，进行了无数次的破击战。在某些地区，地方军也能进攻据点和打大一点的仗，作战次数超过了主力部队。在反“清剿”、反“清乡”斗争中，靖泰地区与海启地区的主力部队转移后，地方军还在坚持斗争，改变了群众对地方军“只能摆样子不能打仗”的错误认识，这大大的提高了地方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地方军的特点是与群众的关系比主力部队好，因为地方军中的干部、战士大都是本地人，对地方情形了解，也更能体察群众的实际情形，群众也很关心他们，认为他们是子弟兵，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血肉关系。

（2）地方军对政府的法令维护上起了很大作用，在日伪不断的骚扰下，尽到了保卫政权的责任。

（3）培养了一批地方武装的基层干部，但能独当一面掌握地方军的坚强干部则尚未能很快培养出来。

（4）一般说地方军也已初步的走向正规化，不仅能担负起肃清土匪的任务，而且有力地打击了日伪部队。但按其发展历史来说还是不够的，如有些地方军成立已二三年，而战术和技术的进步还很差，还不能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要求。

（5）在地方军中还严重的存在着保守性，担负警卫党政机关的警卫部队，计算起来竟有一万多人。这些部队虽然也打过仗，但多半不是积极的进攻敌人，不能给敌人以重大打击，只是起了消极防御的作用。

（6）我们有些地方干部在使用县团武装上，往往喜欢把地方武装分散在各区、各乡，分头打击下乡抢掠的日伪，这是代替了民兵的任务。这样分散使用兵力，就会减弱我们的战斗力，不仅不能担任解决重要的战斗任务，也不能在战斗中提高战斗力。结果到处都有兵，但到处没有力量，不能有力地打击敌人。另一方面由于兵力分散，教育工作也不便于进行。我们虽然不是要求地方武装什么都和主力一样，但应要求他们向正规化方向发展，提高战斗力，担负起保卫地方的任务。

（7）地方武装的自力更生精神也不够。过去内战时期一个县有了三五十支枪就不得了，现在每县至少有一百支步枪以上，但发展并不快。过去内战时期地方军壮大后能随时编入红军主力，但今天的地方军却要收留主力部队开小差的士兵。地方军自己发展精神不够，多数总想主力部队补充他枪支，而不以积极的战斗从日伪手中夺取枪支。地方军还存在着不愿用土枪、土炮的观念，认为这样不雅观，没有面子，不仅要求发步枪而且还要求发机枪，甚至因枪支少就不愿扩大部队，这样就阻碍了部队的发展。

（8）地方军的巩固工作做得不够。有的地方武装，只要一离开本地即会有严重的逃跑现象，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本身的管教工作不够，但另一方面也由于地方党政领导在工作中未注意有计划地扩大地方军的活动地区和加强其思想教育，以逐步减少和克服其狭隘的乡土观念。

3．对今后军事工作的意见

（1）在军事建设中，过去存在主力分散使用，地方武装分兵把口，警卫武装数量大的情况，影响了武装力量作用的发挥。根据苏中斗争形势的发展，估计在反攻前大规模的运动战不可能进行，故应以相当一部分主力分散加强地方军，只保持三四个主力团。华中局也指出江南不应有地方与主力之分，而苏中二、四分区在某种情况下，尚可能与日伪顽进行小规模的运动战，因此每旅只要保持一个充实的主力团，其余一律编入地方军，使每县的警卫团或独立团都有一个半到两个营的主力，这样才能分别担负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

（2）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一首先要提高干部，尤其是提高干部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更为迫切。我们部队对战术的研究还非常不够，单凭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精神是不够的。现在我们要消灭日寇一个中队，需用一个团的兵力，而且还要费很大的劲，经过剧烈的战斗，才能取得胜利。我们的战术对顽军、伪军还可称雄，但对付日寇就非常不够。日寇对战术的改进相当迅速，因此我们干部在战术上需要很快提高。我们对政治干部的选拔比较注意文化水平，往往从进步的知识分子中物色培养，这是好的。而对军事干部则常只从文化较低的工农成分及政治上不开展的老实人中选拔，结果军事干部受文化水平限制，提高不快，致不能胜任现职。如现在有些连长还看不懂课程表，要研究复杂灵活的战术就很困难，提高战术素养更谈不上了，对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自然也就很难有成绩。我们目前对提高战术的要求并不过高，只要求能运用目下部队中所有的武器就够了。为了提高军事干部的素质，我提议把一些有战斗经验的政治干部转为军事干部，同时也必须在原有军事干部中加强培养教育，以提高其质量。我认为军事干部更要灵活，更能随机应变，才能应付干变万化的战斗情况。

（3）对于技术兵种的问题，我们也已在注意了，现在应努力训练一批技术兵种干部，以利将来发展。我们的同志担心将来没有大炮和新式武器，我想这倒不用着急，因为将来反攻，敌人首先丢的就是大炮和重武器，所以不怕没有武器，只怕我们不会使用武器，到时候不会使用那就糟糕了。

（4）在军工建设方面，我们现在是在农村，由于材料与技术的限制，只能进行制造手榴弹。有些部队在制造枪榴弹，我认为这不必多造，因为枪榴弹杀伤力既小又不准确，消耗却很大（要一发半子弹的装药才能发射出去）。我们强调近战歼敌，但也得善于远战，所以要制造迫击炮弹，并学会用鬼子的掷弹筒。这样近战与远战的武器都有了，配合使用就能收到好的效果。

（5）目前各主力兵团主要是争取时间整训。除已抽出去加强地方军的以外，留下部分所编成的主力团，决不要轻易动用。整训应有计划地进行，要克服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也要克服走马观花的形式主义。比如现在有的部队对战士进行排教练，我以为是“无的放矢”。至于地方武装，要尽量让他们去多打仗。凡是没有战略意义的不起决定作用的战斗，就不使用主力军。这样既可使主力军得到充分的训练机会，又可使地方军在不断的战斗中提高战斗力，从而培养出更多的新的兵团来。

（6）地方武装目前迫切需要创造群众武器和群众战术。内战时期红军创造了挖空大树装火药的土炮打敌人。今天我们更须设法大量发挥土炮、土枪的作用。同样在战术上也应创造群众战术，如敌人撤退我就前进，敌人前进我就绕到后方扰乱等等，使敌人穷于应付，又打不到我们，以增加敌人的疲困，达到消磨敌人的目的。

（7）对民兵我们目前只要求其能习惯于战斗生活，动作迅速，能担负配合主力的任务，不能过高的要求其和敌人去拼大刀。并从政治上提高其觉悟，经济上予以适当的照顾，使之逐步向义务兵役制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大量的后备军补充，但目前只宜这样作，暂不宜大事宣传义务兵役制。

注释：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苏中区军政党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于江苏省如皋县的南坎镇召开，谭震林代表华中局参加了会议并作了报告，粟裕作了工作报告和会议总结。这是粟裕总结报告的第二部分第五、第六节。这次会议后，贯彻中共中央决定，经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批准，撤销了各级军政党委员会，建立了统一领导的各级党委，作为党政军民的最高领导机构。粟裕任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任副书记．]

(1)[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间，我第三旅第七团在海启地区发动攻势，先后攻克三阳镇、二厂镇、久隆镇、圩角镇等伪军据点，切断了海（门）启（东）公路。五月，日军重占三阳镇、悦来镇，并抢修三阳镇至久隆镇公路。六月三日，日军警备队七十余人，伪军一百三十余人，强迫民夫由三阳镇向斜桥筑路，我第七团第一营在斜桥伏击敌人，经一小时激战，全歼日伪军．并生俘日军三名，缴获九二步兵炮一门。]

(2)[第一师一九四二年的八项任务是：①忍受一切艰难困苦，坚持敌后抗战，巩固苏中根据地。②更广泛亲密的团结全苏中人民，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特别是教育训练广大的劳苦群众。③坚持与充实主力，大量发展地方军，并求得更密切配合，以发挥其应有的力量。④加得部队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特别要提高干部质量。⑤健全八大制度，完成正规的军事建设。⑥根据现有的技术条件，培养特种技术人才，积极组织反攻力量。⑦健全财政经济制度，肃清贪污浪费，大量开发和积蓄抗战资源中的资财。⑧加强对日伪工作，采取积极政治进攻，并使各方面取得配合与协调。]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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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工作在现代战争中之重要性*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现代战争的胜负，一般的说决定于其本国广大人民对于战争从政治上与经济上、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支持程度。谁能够动员其绝大多数甚至全部国民，全部精神、生命及物质来支持战争，则谁就能够获得战争的胜利。然而能否把物质的东西很好的运往前线，适当的分配给各个战线的部队，这对于战争的胜负是有直接影响的，这即是军队供给工作的全部责任。军队经过了动员、组织与训练，成为可以担负艰巨任务的工具，但它正如一部机器一样，需要燃料和原料的源源供给，才能不断地运转与生产。否则这部机器即会停止运转，甚至会生起锈来以致完全不能使用。

现代科学昌明，武器进步，战争技术与手段更加繁杂，战争中的消耗也就特别的浩大。比如机械化部队之于汽油，一秒钟也不能停止其供给。由许多有生力量与机械力量所组织起来的军队，决不能够不穿衣不吃饭就能打仗。自动步枪也决不会不要子弹补充而自己发射起来。虽然我们现在的军队距离机械化的程度尚远，然而由于敌人武器与技术的优良，也必然需要我们有更好的技术保障与良好的指导，才能够战胜敌人，决不是单凭政治工作就能收到十全十美的效果的。军队的供给工作的好坏，在平时可以影响到部队的动员、编组与训练，在战时则可直接影响到战斗力的强弱与其持续能力，也就是可以影响到战斗的直接胜负，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

在目前，我们处于战斗频繁的紧张环境中，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保障战斗的胜利，曾经以苏中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的经费用于军事方面。今后的战争越是紧张，战斗越是频繁，军费开支将越会增多。在这一方面的工作，自今年以来虽然已得到些成绩，但离应该达到的目的还相当远。我们使用了那样多的钱，但部队生活不仅尚未改善，而且必需的用品也还感缺乏，这是值得深刻检讨，并应立即加以改进的。

注释：

*[本篇是粟裕《关于军队供给工作问题》一文的第一部分。全文原载苏中区党委出版的《党风》一九四二年第一期。]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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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移至苏南后的斗争方针*

（一九四三年二月至四月）

一、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致王必成、江渭清电

江南部队主力北渡后，三年以来的艰苦坚持原地斗争，深入进行群众工作，不仅保存而且发展和增强了武装力量，这是伟大的成就。现就整个局势和二旅南移对江南局势的影响，及今后江南斗争提出如下意见：

（一）江南部队自主力北渡后，军事上处于孤立，政治上又受皖南事变的影响，使我处于敌、顽夹攻的困难环境中。但由于我主力已转移，坚持原地的部队力量不大，也就相应地减少了敌、顽的注意，增大了敌、顽间的矛盾，这是我坚持斗争的有利条件之一。

（二）二旅南移，虽增强了我江南部队的实力，但正因此也增加了敌、顽对我之注意，而且敌、顽为防止我苏中主力继续南移，均将加强防范，今后苏南斗争将趋更困难的阶段。

（三）从国际和抗战整个局势看，日、汪为防止渝军在英美策动下威胁南京、上海，必将加强涂武路及其以南的封锁与控制。如敌打通京杭国道，则你们处境会稍好一些；如敌从保水以东朱家边、陆笪里向别桥增修一条公路，你们今后处境将较现在更为困难，同时渝军为防我向南发展，将更加强对我防范。这将使你们处在渝、敌双重夹击的艰苦环境下，稍为不慎则将遭受严重之损失。这是值得特别警惕的。

（四）敌为集中力量于主要战场，对我方针当本其一贯的以华制华政策，促使我军与渝军冲突。因此，敌在控制金华后并不必要大举向溧阳以南地区进击，相反将保持溧阳、高淳一带之渝军，使其与我冲突，促成我军孤立。所以你们不能寄望于敌人打通京杭国道后向南进击；同时，在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的形势下，也不能自已向南发展，而应求得在敌、渝矛盾之间生存。

（五）在上述情况下今后江南工作应该： 1．地方工作不应大吹大擂，仍以隐蔽发展，保存与巩固原有力量，恢复沦陷区与开展伪化区的秘密工作，以求得在任何严重环境下可以坚持。

2．部队应该在精简原则下尽量加强训练，提高质量，而以小部队分散游击，坚持原地斗争。作战部队仍不应主动进攻敌人，以免过于刺激敌人引起报复而增加自己的困难，博望地区的情况就是明证。一九四一年苏中日寇指使全部伪军及残留顽军同我斗争，使我在严重的军事斗争中虽然经受了锻炼，提高了战斗力，但不得不付出相当的代价。去年我们转变方针，不主动进攻敌、顽，而只集中力量打击最坏的顽固伪军，并加强敌军工作之后，自去年1月以来，除夏季敌情较为严重外，其余时间苏中部队均处于比较安定的环境，深入了地方工作，加强了部队训练，把敌人孤立我们变为我们孤立敌人。今年以来，我们又提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包括某些伪、顽及各种社会势力），反对敌人大举“清乡”，因此，原来是日寇保存伪、顽军势力与我对文，现在变为日寇进攻顽军、解决伪军，从而更促进了日寇的孤立，此一经验可供你们参考。

3．你们对芜湖、当涂间大官圩地区及镇江、南京问横山地区，应加强秘密工作，多派得力的秘密工作人员，少派甚至不派武装，以便将来的战略转移。此间已派陶家才、徐德建（营长、县委）等南来工作，他们是大官圩人。在溧阳、高淳地区的友军，属渝方嫡系者很多，其中虽有一些土顽固，但他们的家产及下层官兵家属均在我方活动地区，有争取对我同情之最大可能，因此，你们应派得力千部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尽量避免与之摩擦，争取国共关系好转才对你们有利。抗战五年以来，我党我军在广大群众中已打下了牢固的政治基础，目前你们在江南虽然一时战斗行动不积极，甚至避免一些战斗，对我们并无大的影响。相反地，在某些地区行动过于积极，进行不适当的战斗，反而会刺激敌人摧残群众，引起群众不满意。总之，在目前整个形势以及敌我力量对比下，我在政治上应争取对抗战的主导地位，而在军事上，在反攻以前，无需主动进行对敌决定胜负的战斗，只有这样，才能变敌我矛盾为敌顽矛盾，而使我在这矛盾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二、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致王必成、江渭清电

我二旅主力转移至苏南后，溧武路以南部队已甚拥挤，但只要侦察警戒严密，敌人及友军当不敢轻犯。敌人现虽在陆直里构筑据点，但其兵力必不多。因此你们可将四十八团、抗大九分校、旅直属机关集结于陆笪里以南竹箦桥、高讯、水西、樊塘一带作战备整训。对友军方面可事先派人交涉，说明我军因转战数年，部队疲劳过甚，急需休整，且伤病员急需在较安全地区安插，暂时进出该地带整训，决无其他企图。但你们同时亦应提高警惕，防止其向我进攻，不论任何情况，均应加强土工作业及严密侦察警戒，以防万一。在你们南移竹箦桥地带整训时，如友军向你们进攻，则应坚决予以反击，但不宜超出自卫立场，亦不应继续向其进攻，总之以求得自已安全之休整为主。在你们整训期中，如敌人向你们驻地进攻，则宜避开锋芒，选择有利时机予以打击，提高自己的政治影响，但亦不宜过于刺激敌人，免使敌人对我军加重“扫荡”，造成我坚持斗争的极大困难。

三、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日致十六旅电

（一）自顽韩德勤残部被我四师解决后(1)，顽王仲廉部四个团又越津浦路东进，已挺入我四师地区，我正进行自卫战中。在此情况下，苏南渝军有向你们进攻之极大可能，望特别提高警惕，作充分之自卫准备。

（二）现在敌人正向你们地区布置“扫荡”，如顽方向你们进攻，对你们极为不利。望加强政治宣传，说明敌人准备向我国作新的大规模进攻，大敌当前，各抗日武装应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并揭发顽保一团向你们进攻的无理行为，以争取各阶层及对方之下级官兵对我同情。为更有力动摇对方起见，你们所俘顽保一团的人枪可大部送还，此点非常重要，决不要再贪图小利而贻误大事。

（三）当敌人准备对你们“扫荡”时，顽军又企图向你们进攻，此固然在军事上增加你们极大困难，但敌、顽矛盾并不因此而减弱，反之顽军增兵足以引起敌人对之“扫荡”。因此你们目前仍应以应付敌“扫荡”为第一着，不要因为准备反摩擦而将部队集结，成为敌人“扫荡”的大目标，相反地应适当分散，利用敌顽矛盾，避开敌人“扫荡”，使敌人锋芒不致转向于我，这是你们目前军事指导的方针。但部队之适当分散，仍应密切保持联络，掌握相当力量于指挥机关的周围，以便于必要时自卫作战。如敌向渝军进攻，你们应随后跟进，适当配合渝军打击敌人，但主要是扩大政治影响。

（四）你们部队在长期准备反摩擦战的情况下，战斗情绪必然很高，但应防止过左，绝对不宜主动向渝军进攻，即使其向我进攻，如无绝对胜利把握，则应毫不犹豫地转移，以求得军事上的主动和增强政治上的优势。在反摩擦战时，只是将对方击溃将无济于事，必须予以歼灭打击，才能使对方惧怕。望你们按照实情相机处理。

（五）你们机关仍很庞大，还应彻底精千，大量疏散。战斗部队除四十八团外，其余各团亦应分布于适当地点，以便随时使用。

四、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致十六旅电

据报苏南顽军已集结近七个团之众，有向我进攻企图，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闻你们在布置争取第二个黄桥决战的胜利。这种信心是很好的，但你们要掌握反摩擦的斗争方针，除三月三十日电外，特再提出如下意见：

（一）苏南顽军与大后方连接，兵员械弹可随时得到接济，决非韩军孤处苏北敌后可比，所以苏南我军与顽方力量的对比处于极大的劣势。在政治上因彼居合法地位，也较我有利。因此我们不宜以作一决战解决苏南问题的打算。

（二）今后苏南局势，如果我们在反摩擦战中失败，将增加更多困难；若我们反摩擦胜利，也同样会增加困难，甚至可能引起顽方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造成比现在环境还要严重的局面。

（三）苏南部队仅四十八团有大兵团作战经验，但与其他各团之协调尚不够密切，很难保证大决战的胜利。过去苏北部队如没有第一次黄桥作战和营溪、姜堰战斗的实际锻炼，则黄桥决战亦无把握。同时苏南政治上的条件亦不如苏北之对我有利。因此你们在本身上亦不应作决战之打算。

（四）在上述情况下，我意见如不得已不能避免摩擦时，仍不应超出自卫原则；即使我取得反摩擦胜利，亦不应过于刺激顽方引起更大的报复行为，否则对我不利。

（五）在作战指导上，根据顽我两方军事、政治力量的对比，并照顾到整个国共关系，应集中打击弱小的土顽，不打击最强的顽军。

上述各点希你们考虑，对实情详加研究，并将结果及情况随时电告我们。

五、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二日致王必成、江渭清电

十一日十时、十一时两电均悉。

（一）苏南我军地处敌顽之间，地区狭窄，不便作更大规模之决战。依据我顽双方的力量和情势，以及受同日伪斗争的牵制，顽方固不能以一个战役驱逐我军，我亦不能以一个战役完全停止顽军向我进犯。因此今后苏南局面可能是延续的摩擦与反摩擦斗争的局面。

（二）依据上述估计，你们的作战方针，应是在自卫原则下，求得在一个战役中迅速、有利地解决一个战斗，即适可而止，以便休养兵力，准备应付可能继续到来之顽军的第二个战役进攻。这样才能保证以后作战的连续胜利和建立我军的声威；才能保证我军在该地区站稳脚跟，对今后形势才会有利。

（三）我们同意来电首先集中全力迅速歼灭东面的一路，然后主力可向西南转移占领优势阵地，威胁西南的一路，迫其后退，不必作连续的进攻。否则恐难于解决第二次战斗，形成对峙对我反为不利；因为目前你们部队尚缺乏兵团作战经验和连续作战的战斗能力。此点希你们特别考虑。（下略）

注释：

*[为加强苏南抗日力量，遵照军部命令，第一师派遣第二旅旅长王必成率领主力第四团全部、旅教导大队和特务连以及兴化、盐城独立团各两个连，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从东台、兴化地区出发前往江南，一九四三年初到达茅山地区，与坚持在苏南的十六旅合编，沿用十六旅番号，旅长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这里选辑了粟裕对苏南斗争的指示电报五份。]

(1)[指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至十八日，我第四师主力在第二、第三师一部的配合下，对盘据山子头地区之韩顽所进行的自卫反击作战。该战役歼韩总部、独立第六旅、保安第三纵队，生俘韩德勤以下官兵一千余人。]

《粟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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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中反“清乡”斗争*

（一九四三年三月至一九四四年七月）

一、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致各旅、各分区电

反“清乡”的总的策略方针，是团聚一切反“清乡”势力，集中力量反对敌人“清乡”。对于日伪“清乡”阵营中之对“清乡”不满的消极分子，不论其出发点与立场如何，也不论其力量之大小与时间之久暂，我们均应争取，以便孤立主持“清乡”的敌人。

根据上述方针，对此次“清乡”的日伪，我们原则上应该是支持旧派（老伪军）以反对新派（张北生等）。但我们既不是支持旧派使新派向旧派妥协，也不是支持旧派使新派完全失败，而是使新、旧两派的矛盾更其加深，并久拖不决而无法进行“清乡”。如果使新、旧两派中任何一派取胜，则必将加强其对我“清乡”之力量，对我不利。在目前敌人实施对华新政策(1)后，新派将取得优势的情况下，我们基本上应支持旧派以反对新派。（下略）

二、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致各旅、各分区、各地委电

（一）敌人对盐阜区“扫荡”告一段落，其兵力已有一部撤回泰州、东台，并闻有一部调往扬州、镇江，将由江南转来南通之说，日伪有于最近大举“扫荡”苏中，并对四分区进行“清乡”之完全可能。

（二）根据上述情况，对整个工作布置再补充如下：

1．一团西开，应暂留一个营在三分区，以免一分区兵力过于拥挤，须待敌人大举“清乡”开始以后全部西开一分区，并相机转到扬州以西地区。

2．军区直属各机关已于前日大部北移，到达二分区后其大部暂在二分区行动。区党委机关即转至一分区以加强一分区之工作。

3．白丁（徐平羽）同志率敌工委员会已去三分区，传达计划完毕后即转至一分区，以全力协助该分区之工作，尤其应注意沿运河线之据点工作，以便求得与二师之密切联系，请丕显同志详细布置督促进行。

4．行政公署及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应以全力帮助加强二分区工作，切实保证打通与一分区及盐阜区之联系，统由文蔚同志详细计划实行之。

5．丹北已“清乡”，三分区兵力南移困难，因此应确保由泰州南北向西之工作联系以便机动，同时对长江之永安洲及炮子洲等处应加强秘密工作，以便必要时之转移。

6．十八旅之五十二团仍暂在盐城地区分散行动，并应尽量向西北推进，以阻止韩德勤部向我地区窜扰，但不应主动引起摩擦和不宜超出自卫立场，并尽量从政治上争取友好。

7．一分区应以全力开展联庄会(2)地区及伪据点工作，以求得将来便于我军机动，同时在经济上、粮食上更应有所准备。

8．我率十数工作人员暂留四分区以吸引敌人，俟情况开始变化时再转移。

三、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八日致各分区电

（一）据丹北报告：

1．敌对丹北“清乡”于二月二十八日开始，正式公布其“清乡”范围为无锡、武进一部及丹阳、镇江、扬中全部。一个月来，除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察与要道埋伏外，保甲编制已大体完成，特工网大部建立。从三月十日开始封锁交通，封锁线南为镇（江）丹（阳）公路，北为镇江城垣至大路镇，已筑竹篱。扬中江边全被封锁，我经沙家口、大路南边至少宗、荫沙交通受阻，现在大路、大港、姚家桥等处已建立检问所，将所有船只均集中于此，其余港口一概不准通行。三月二十五日，敌以一千五百的兵力对我中心区搜索和进行彻底的保甲检查，并正式禁止南北通行。

2．丹北地委为避开敌人的锋芒，已暂时转移，待敌搜索后再回来。今后如无重大的变化，我在“清乡”区内可控制半数至三分之二的乡保长及敌两个区的特工网；“清乡”独立团一个半营及铁路警备司令部已同我建立“互不侵犯”的关系。目前我留在原地坚持的干部每区一至三人，县府同党的组织（支部）、县委全部秘密隐蔽集中，大多数利用各种关系存在。有这些条件能长期坚持。

（二）在敌人开始对丹北“清乡”以前，我们对丹北地区的反“清乡”布置提出如下意见：

1．估计敌对丹北“清乡”是形势发展所必然。因丹北位于长江和京沪铁道间，是大江南北坚持抗战有极大意义的地区，我在丹北的活动对敌威胁颇大。敌“扫荡”江北时，只要用小部力量即可发动对丹北的“清乡”，牵制我军向南机动，因此需号召丹北全党以英勇的精神坚持丹北斗争，由地委发一告党员书。

2．武装斗争为坚持的主要形式。环境最坏时以分散游击就地坚持为主。地委向外转移时，应组织配备党政干部的短枪队、便衣队，这是政治与军事结合的分队，是党政军公开活动的一种形式。各县地方武装首先需彻底实行精兵主义及群众化，除派确实可靠并经过训练者打入我已有工作基础且能掌握的伪军、伪组织外，其他应就地游击坚持原地，不可能就地坚持时可向边区活动。路南来的主力在紧急时应分散至边区秘密活动，在最后必要时再向旁区转移。

3．开展丹北反“清乡”的统一战线工作，指出敌“清乡”与各阶层的利害关系，以提高人民的抗战信心，揭破敌人欺骗、麻醉人民的阴谋。

4．当“清乡”真正到来时，应经常了解敌人之部署，才能主动决定自己的部署。要利用有关系的伪军、伪组织、特工“清乡”人员，建立和商定“清乡”时期秘密通报情况的关系和办法。对我能掌握的关系，可嘱其主动请求参加“清乡”，以便造成假“清乡”，增加反“清乡”的有利条件。

5．地委、专署、分区机关应精简到最低限度，并充分准备斗争经费及加强民兵枪弹之配备。

四、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一日致第一、第二、第三分区电

（一）此次日伪军对四分区的“清乡”，不仅是对苏中区大举“清乡”之开始，而且是对整个华中“清乡”之尝试，如任其猖狂而不予以粉碎的打击，将影响今后之坚持和增加更多之困难。

（二）依最近日伪动态看来，敌似集中全力以对付我四分区，而对我其他各分区则采取停止进攻，或不主动进攻之防御手段，不象过去那样以相当兵力控制我其他分区，而免分散其力量。

（三）我一、二、三分区因碍于当面伪军工作关系，不便向其采取进攻动作，以致使日伪得以从其他分区抽出部队，集中全力对我四分区“清乡”。发展下去将使我今后处于不利的地位，而有利于敌将来对其他分区“清乡”。

（四）根据上述情况，我一、二、三分区为配合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加强四分区反“清乡”之力量，即执行以下任务：

1．着一、二、三分区各组一短枪队（二十人至五十人），由各该专署保安处长或部队锄奸部门得力干部负责率领，前往四分区协助进行捕杀“清乡”人员及执行锄奸政策的工作，并由军区派周林（军区政治部锄奸部长兼行署保安处长）前往统一指挥之。各分区之短枪队务必由各县、各分区挑选精干优良者组成，使他们在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中得到实习的机会，成为将来各分区反“清乡”斗争之骨干。

2．对从一、二、三分区抽往四分区参加“清乡”之伪军二十二师之一部，及与我无关系或关系不可靠之伪军，我一、二、三各分区应即向其留守部队作猛烈进攻，歼灭其薄弱与重要部队，以动摇其罕心，使其不敢摧残我四分区。

3．如从一、二、三分区抽出参加“清乡”的伪军与我已有密切关系（如伪三十四师），我们亦应向其留守部队发动威胁性的攻击和民兵围困，使其无法抽调兵力前往四分区，而便于其对日寇敷衍和避免引起日寇怀疑。但我们可派人预先通知配合行动，以免发生误会或导致关系破裂。

4．一、二、三分区当面之日军系南浦之部队，从目前情况看来，由于小林师团北来主持“清乡”以及其他原因，南浦似并不积极动作。因此我们对当面之日军南浦部队，应采取不主动向其进攻之方针，以免分散我们之力量，求得自己力量之积蓄。

5．各分区参加四分区反“清乡”之短枪队，可以竞赛方式进行反“清乡”斗争，本部评判优劣，并对优秀者酌予奖励，但各队不能因竞赛而违犯政策。将来青纱帐起，各分区还可以挑选特等射手前往参加。

五、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3)

（一）反“清乡”斗争中我们工作布置的重心及方式方法

反“清乡”斗争是为了坚持原地斗争，不能退却逃跑。在反“清乡”斗争中，应以公开的武装斗争为主，其他斗争方式为辅。在“清乡”区公开的武装斗争应以人民武装及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为主，短枪队的活动为辅。主力则在外围积极配合，随时机动地争取时间、空间，抓住敌人的弱点，不断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以配合民兵、自卫队、人民群众在“清乡”区内的斗争。

过去某些地区以事前布置灰色斗争和两面派工作为主，而忽视了武装斗争，忽视了群众反伪化的斗争是错误的。这些错误曾使好些地区的工作受到巨大的损失，增加了坚持的困难。这种被事实一再证明了的错误，不应在任何地方再重复了。尤其应注意的是，某些伪军、伪组织虽与我有关系，但他们终究是以日寇的行动为行动．而不是以我们的行动为行动的。无论我们在伪军、伪组织中的工作如何，也无论伪军、伪组织他们的主观上愿意或不愿意，使用伪军、支配伪军的主动权仍在日寇的手里。

此外，某些地区某些时候从公开的武装斗争转向秘密的合法斗争，那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我们一切工作布置，须逐渐求其能与当前斗争环境相适应，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应善于掌握时机，不失时机，不经过一定的发展过程，会招致工作的损失。我们要认清当前的环境，也要正确估计未来发展的前途，在布置今天工作的同时，也要考虑和准备明天的变化。在政治上和战略战术的修养上，应有远见卓识。在工作的具体布置上要照顾到全局，照顾到将来。

（二）“清乡”区与非“清乡”区工作的差别和联系

现在苏中许多地方，在认识上、工作上不将“清乡”区同非“清乡”区严格区别开夹，好象“清乡”区与非“清乡”区的斗争是完全一样的，在工作的具体布置上也往往对不同的地区采取同一的步骤，这是不对的。不分别不同地区的不同要求，一般化布置工作，会使工作遭受损失。

“清乡”区与非“清乡”区的工作要有所区别，但又要互相联系，互相配合。有的地方把平时工作的进行和反“清乡”的准备工作机械地割裂开来，有的地方认为反“清乡”斗争的准备工作是“清乡”到来以后的事，忽略了在平时工作的一切部署上作好准备，打下反“清乡”斗争的基础，这也是不对的，同样会使工作遭受损失。

不管“清乡”地区与非“清乡”地区，不管“清乡”前与“清乡”中，要在不同中求同，都得向着坚持斗争、争取今后反“清乡”斗争胜利的总目标走。只有这样，才不会形成在“清乡”未到来时等待“清乡”，一旦“清乡”到来又手忙脚乱。在“清乡”地区，在“清乡”到来前即应一切工作准备好，如过多干部的转移，秘密工作的加强，反“清乡”的政治动员等等。在非“清乡”区，则应积极组织和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牵制敌人，阻碍敌人向“清乡”区派出“清乡”部队，并积极做好反“清乡”的一切准备工作，打下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基础。

六、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致第四分区并报华中局电(4)

（一）关于四分区“清乡”圈内群众情绪问题，我以为尚不能算是退潮，而只是长期斗争中的疲劳现象。因为这些现象发生在某些地区，而另外一些地区却正在继续坚持着顽强的斗争。同时敌人也是十分疲惫的，敌人现在的大肆烧杀并不能算他有办法，相反是表示他无办法。然而群众此种疲劳现象，如不及时克服，则可能使群众斗争发展到退潮的危险。因此你们应立即进行如下工作：

1．在党政军民巾加强时事宣传教育，鼓励继续斗争。其内容可参照中宣部关于新年期问宣传中心指示，联系最近时局的有利进展，结合当前敌人困难的增加，特别要提出越是接近胜利，则斗争越是尖锐，但我们完全有取得最后胜利的把握，以克服疲劳现象，坚定斗争胜利的信心，鼓励全体党政军民继续作顽强的斗争。

2．苏中敌我力量的对比，我们在军事及技术等方面虽处劣势，但非绝对劣势，而我们在政治上，特别是在群众条件上，有着极大优势。由于苏中所处的战略地位，在全国大举反攻取得决定胜利之前，苏中局势不会有大的缓和。在此时期，我不可能彻底打败敌人，而敌人也难以造成绝对优势来专力对我，使我们失败。这就使反“清乡”斗争成为长期纠缠的艰苦斗争。从目前局势演进看，谅斗争日益尖锐和残酷，敌人更其狡猾与阴险，我们单凭过去的斗争方法是不成的。因此必须适时地运用各种更巧妙的手段，配合更复杂的斗争方式，继续作更分散、更残酷、更艰苦的顽强斗争，以达到完全的坚持，直到最后胜利。

3．苏中是华中对敌斗争的前哨和对顽斗争的启方，是华中的乌克兰，是整个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人口最多、物产最丰富的地区。敌人为要得到这些物资与人力，千方百计地企图消灭我们的有生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如果他们的这一毒计达不到，则其想要顺利地取得物资与人力势不可能。反之，如敌得逞，则我们即不能坚持，敌人将更加横行，人民的生命财产将遭重大的损失，而我们的反攻胜利也将无从谈起。因此，武装斗争仍是最主要的斗争方式，决不能因为采用其他复杂的斗争方式而减轻武装斗争的比重，相反地更应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采取其他复杂的斗争方式，也正是加强武装斗争的有力步骤。因此，将公开的武装斗争部分地转变为合法的与秘密的斗争，是围绕着武装斗争的周围进行的。为使这种复杂的斗争得到更好的效果与预防这种转变造成损失，地委必须精确地分别检查和研究各地的实际情况，审慎地加以周密部署，决不能普遍采用。因此这一斗争方式之采用，必须经过地委的讨论和得到区党委的同意，而不能任各地自由采用。由于苏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敌我力量对比并不过于悬殊，虽然或需付出一些代价，但武装斗争胜利坚持是完全可能的。

4．对于敌人的各种阴谋和残暴行为，应采用各种方式尽量揭露出来，以加深群众对敌人的仇恨，增强群众对敌斗争的决心。并尽量的使据点及大城市中的人民知道敌人的这些暴行，以便有力地孤立敌人，扩大人民对我们的同情和援助。如这一工作做得好，可能在敌人的下级官兵中产生影响。

5．在前阶段反“清乡”斗争中，伪军工作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日寇正强迫合并伪军，伪军内部发生恐慌和对日寇极为不满的时候，我们抓紧良好时机进行争取，收到了成效。望按照区党委敌工部最近发出的指示，加强这一工作，以便更有效地分化瓦解敌人而有助于我们自己。

6．对被摧残的人民应即进行救济和抚恤死难，可由政府拨出一批公粮作为救济基金，及斟酌实情减少或免除税捐、公粮，并发动群众作广泛的救济互助，借以团聚群众，使群众更加依靠我们，和我们真正团结一致，同生死共患难，以增强斗争力量。

7．对在斗争中坚决顽强英勇奋斗的分子，应进行奖励和表扬，造成群众中的英雄主义，并使之逐渐发展，培养他们成为群众领袖，成为斗争的骨干。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使广大群众跟着我们党斗争到底。

（二）对于群众的生产问题，应使之与战斗有效的配合。要组织群众劳动力，集中力量抢救最危险地区的生产，并由政府予以各种有力之援助，此点望作更具体的讨论。

我们当号召苏中各地区并请求华中各地区发动救济四分区；同时号召各分区向四分区学习与决心作你们的后援（四分区同志则应谦逊）。希望你们将敌人的一切暴行详细告诉我们，此间当用各种方法向各方披露，以提高全苏中人民的斗争热情。

七、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致各分区并报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电

（一）敌情：

1．据云：日伪“清剿”计划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拟在我三分区实行“扩展清乡”，该方案虽较便于对我封锁与“清剿”，但难于确保“第一期清岁乡”（指对我四分区“清乡”）的胜利；第二方案是对我二分区的台南、台北进行“清乡”，该方案虽能确保“第一期清乡”的胜利，但东台地区我军密集，需作激烈的战斗，并难于封锁。

2．最近得悉，敌“扩展清乡”的范围，拟缩小为靖江、如皋及东台南部（依老县界计），此种可能性最大。实行该计划，范围缩小了，但在我四分区的西、北两方，各增加一大块封锁区，使之与我主要地区隔离，以达到其所谓确保“第一期清乡”的胜利。此种计划甚为毒辣。敌拟于六月份开始进行“清乡”前的军事大“扫荡”。

3．据息：二十六日如皋之伪第三十四师召开团长会议讨论“清乡”事宜，并决定该师每团抽一个营参加“清乡”。向时泰州敌召开“清乡”会议，内容不详，仅闻曾讨论“清乡”部队的教育问题。据此看来，开始“扩展清乡”似尚需时日。

4．敌对台南、盐东之“屯垦”计划，似将配合其“扩展清乡”同时进行，但因伪东台县长及联络官等被我第二军分区俘获，“屯垦”计划受到严重打击，可能稍予延期实施。

5．敌船引师团调走后，新来者为山本旅团，该旅团长二十六日曾到宝应巡视。另息：岩七旅团长尚在东台，是否属实尚待查明。

（二）综上所述，敌“扩展清乡”何时到来虽未能完全断定，但我对其企图与部署已大致明了。为更有力地坚持苏中斗争与巩固苏中根据地，必须予敌以惨重打击，使其不敢轻易尝试“扩展清乡”，进而完全打破其“扩展清乡”的计划，特部署如下：

1．在敌“扩展清乡”开始之前，各地除应积极查明敌之动态，加强反“清乡”的各种工作外，二、三分区应立即以有效方法打破敌人的准备工作，如袭毁其封锁器材，破坏其“清乡”人员与部队的训练，捕捉其“清乡”特工和行政人员，狙击其主要分子，以及制造与扩大日伪矛盾，使其无法按计划行动，积极开展政治攻势，使日伪感到在目前形势下进行“扩展清乡”，将遭受更严重的惨败，造成其内部恐慌。一、四分区亦应大力进行上述行动，以收配合之效。

2．在敌“扩展清乡”开始之前，四分区应组织两个精干支队（每支队以两个或一个连的兵力）分别挺入通中、通西及启海地区，采取奔袭战术摧毁敌之薄弱据点和歼灭其增援部队。此两种任务应机敏执行，如敌据点薄弱无备，则以偷袭为主；如偷袭无效，则以小部队佯攻，吸引敌人增援，歼灭其援敌为主。同时应动员地方武装作有效的配合，不失时机地乘虚攻人和拆毁日伪出援部队的据点，以及阻碍敌人的增援。但各该挺进支队应与我“清乡”圈外的部队密切联系，并布置封锁线上的交通工作，以便在情况十分紧张时，能顺畅地跳至圈外；我圈外的部队亦应予以有效的配合。此外，敌工部应加紧日伪军下层工作，并可用金钱收买其下级官兵作内应，以配合我之攻击。此种方法，我对伪三十四师使用时收效甚大，望注意加紧进行。

3．在敌“扩展清乡”开始之前，二、三分区应抓紧时机，继续歼灭各该分区内顽化伪军与顽固的伪军，以剪除敌“扩展清乡”的爪牙，打乱其部署，造成牵制与中立其他伪军的有利条件。同时二、三、四分区的特务团，应随时准备在敌人“扩展清乡”开始时共同行动（不宜过早），以便集中攻击留守四分区之日伪。为便于执行此项任务，三分区特务团应在通如大道线西侧预为侦察与准备必要之工作，并与“清乡”圈内南通警卫团取得联系；四分区特务团除派出之挺进支队集中使用于掘港、马塘、岔河之线外，并相机进入该线以南地区，此项任务希陶（勇）预为布置；一分区之江都团亦应准备在敌“扩展清乡”开始时，对扬泰线之敌实行突击，以有效方法配合其他分区的行动。其余各被“清乡”地区的地方营、兵站，届时仍各就原地分散，用各种手段杀伤与阻截敌人，尤其应大力开展地雷战。

4．各分区应立即加强短枪队与大力布置各城市据点之内线工作，不惜用金钱收买内线，以便适时了解情况与刺杀日伪重要人员。为更有效震撼敌人，在敌“扩展清乡”开始时，各分区之短枪队主要应使用于日伪重要据点，深入其内部，狙击其留守人员，破坏其后方机关，扰乱其治安，造成敌“屯垦”区与统治区内的恐慌，以收调转敌人，减少其深入我中心区的效果。

澄锡虞、苏常太及丹北地区，应采取逐步增强斗争效果的方针，在有利时机及苏中“扩展清乡”开始时，仍可采用派出精干部队辗转奔袭的方法，打破敌人的迷梦，从外线配合苏中的反“清乡”斗争。

上述部署应严守秘密，如敌“扩展清乡”开始，我在四分区之集中攻击当另行规定时间。

请军部将盐阜情况通报此间。

八、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致各分区电

（一）目前日寇正以大力进攻平汉、粤汉线，相对减弱了敌后的力量，但敌之重心尚未完全转向正面，且为应付行将到来的盟军大反攻，亦必须加强其对占领区的控制。因此敌对其已“清乡”的地区（如四分区及江南），在目前情况下似也不会放松，而其“扩展清乡”与“屯垦”计划也将继续加紧进行，但不致有大的兵力增加，势必主要依靠现有力量集中使用，妄图以其局部之优势来战胜我们。

（二）敌“扩展清乡”范围，以如皋、东台及靖江（依老县界计）等地之可能性最大，目前虽未确知其究竟何日开始，但有随时进行“扩展清乡”前之军事“大扫荡”的可能。最近日伪占西团、七灶、裕华镇等地，表明敌正加紧准备，有于“大扫荡”时加速进行“屯垦”计划的极大可能。依据上述情况，我们对四分区及江南仍然采取坚持的方针，但应尽可能地使坚持的局面，变得更为有利于我整个地区的坚持。敌在苏中兵力不足，且很少可能从他处增调，因此进行“扩展清乡”和“屯垦”仅能依靠其现有兵力集中使用。如此，则我们有打破其“扩展清乡”的可能。更好地坚持已“清乡”地区，打破敌人的“扩展清乡”，这是我们今后斗争的方针。在此方针下，我们除使各种工作围绕反“清乡”的中心加紧进行外，应于最近进行一次较大的战役，以更有效地配合“清乡”区的坚持和先发制人地打击敌之“扩展清乡”计划，作战方案及部署如下：

1．第一方案：为配合四分区“清乡”圈内的反“清乡”斗争及挺进支队的行动，必须在敌封锁线上打开缺口，以便于今后工作和加派兵力进入“清乡”圈内，并造成打破敌“扩展清乡”的有利条件。由于我们尚未确知敌人“扩展清乡”前的“扫荡”何时开始，所以这次战役的第一个战斗必须先在四分区进行。否则敌“扩展清乡”前的“扫荡”到来时，不仅会使我们处于被动，且将使四分区的坚持更为困难。待第一个战斗进行之后，如敌“扩展清乡”前的“扫荡”到来，我们应寻求敌人弱点，集中全力以猛烈动作于运动中歼灭敌人一路或数路，以击破其“清乡”计划。否则就继续转移兵力，攻占角斜或西团，以保持我二、四分区的联系与台北的阵地。为此，对第一个战斗部署如下：

（1）以四分区之南坎据点为攻占主要目标，得手后可乘胜再打下八总据点，以打开敌封锁线上的缺口，达成今后我主力进入“清乡”圈的便利条件。进行该次战斗时间，以本月十五日前后为宜(5)。

（2）以七团附炮兵连为主攻部队．该团于上日由现地出发，经台南、如皋转至丰利以东集结。四分区特务团及特务营共四个营，担任阻击歼灭掘港援敌之任务。二分区特务团，担任阻击丰利出援之敌之任务，该团于主攻开始时即应由海边进入本利附近执行任务，该团部署与战斗指挥由吉洛、梅嘉生负责进行。

（3）为使这次战役的第一个战斗收到更大成效，四分区应嘱挺进支队及各坚持原地斗争之地方团队、民兵积极行动，适时乘机攻占“清乡”圈内薄弱据点。在如（白本）地区的部队应在掘港、马塘、岔河之线进行破击战，以阻挠如皋出援之敌。三分区特务团全部及如西、泰州两地方团时在通如线上或如皋至石庄线上选择薄弱据点，同时实行攻击，使通如之敌无法出援。联抗部队转向堤东，向富安、安丰之线攻击，使敌不能南援。一团佯攻台南线之日伪据点，该团由现地动身，于十五日到达台南地区待机进行第二个战斗。

2．第二方案：

（1）如我们第一个方案的第一个战斗尚未进行，而敌即开始“扩展清乡”前的“大扫荡”，则我们除停止攻击南坎外，三、四分区之地方团队仍可继续积极行动，阻挠敌人前进。一团、七团、二分区特务团、四分区特务团则应在二分区集结，寻求敌人弱点，于运动中歼其一路或数路，以打破其“清乡”计划。

（2）敌“第一期清乡”开始时，其便衣侦察遭我捕杀甚多，故此次的“扩展清乡”开始时以军事“扫荡”为先导。但因为“第一期清乡”开始时我主力在“清乡”区内采取避战退却行动，因此，敌在“扩展清乡”开始时的军事“扫荡”兵力不会很大，且有空隙予我主力以进击之良机。为迅速改变敌我形势，除地方团队分散阻击敌人外，应首先使用一、七团以勇猛果敢动作，歼灭合击之敌的一路，则空隙更大，更便于我击破其全部的“扫荡”计划，叶飞相机行之。

（三）在此次战役行动期中，各地应策动伪军反正配合，并加紧进行地雷战和破击运动，开展政治攻势，以达到全面迟延敌之行动。

（四）我于七日赴军部，此次整个战役统由叶副师长依此方针部署指挥，并请叶带电台转至台南地区靠近一团行动，今后二、四分区电台应即与叶台联络。

九、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二日的一封信(6)

送来文件均收到。关于《当前反“清乡”工作指示》，因我临行(7)仓卒未过细看，你们将其充实后再行发出，这样很好。在此文件发出之后，你仍能继续你的精神，提出“打破与粉碎”方针的意见，这也是很好的，我们可共同来再加考虑与讨论。你所提出的理由，当然有很多是对的，但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应该成为这一问题的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清乡”到来之前，由于某一地区反“清乡”的不良影响，在各级干部中严重地存在着，甚至有些已成为一种对“清乡”的恐惧，所以我们提出一定能够在“清乡”中坚持，并指出这次四分区反“清乡”斗争，除我们主观力量比过去更要强大之外，客观的国内外形势对我们亦更为有利。尤其在此次反“清乡”斗争中，敌人内部的反对力量更为广大，甚至许多旧派伪军、伪组织以及南浦少将，在客观上亦帮助了我们反对新派的“清乡”。这样来说明反“清乡”一定能够坚持（请参阅去年三月我在四分区干部动员会上的报告）。经过了三五个月实际反“清乡”斗争之后，不能坚持的那些说法，已经被事实所宣判了。当时不仅四分区的党政军民有坚持的信心与决心，而且其他各分区的同志也有了坚持的信心，但当时发生了一种严重的轻敌与骄傲的心理和表现，甚至有些人认为反“清乡”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所以在去年夏我们又提出了“不要轻敌，争取时间，加强与准备力量，准备再战”，但这些口号未为四分区同志所体会与实行，以致造成在“延期清乡”巾我们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在两个多月“延期清乡”中，我们蒙受的损失，几乎是过去六个月的几倍。那时的情况，不仅敌人是疯狂的，伪军也调起皮来。在我们党政军民中则发生了比较普遍的悲观与疲劳现象，去年十二月，有的领导同志也有“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已处于退潮时期”的呼声。由此可见当时四分区的情况。我们在此情形下，于是提出了“更顽强的坚持斗争阵地和更有效的加强斗争力量”的号召，并具体地进行了干部领导的加强、群众的动员解释、秘密与合法斗争的开展、难民的救济与转移和时事宣传教育的加强等等工作。并加强短枪队的活动和开展地雷战运动（当时青纱帐未起而据点太密不便派大队进去）。这样才扭转了当时反“清乡”斗争的动荡局面与危机，稳定了人心。目前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已经经过了火的考验，奠定了颠扑不破的牢固基础。如果整个形势不恶转，我们在主观上不犯错误，完全有把握胜利地坚持的。但目前的这种坚持，我以为不能就证明可以粉碎。固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敌人的“清乡”是一定会被粉碎的，但时机是否成熟是值得深切注意的。而且还有其他的许多因素，也应成为我们决定这一斗争方针的根据。兹分别提出如下：

1．目前的整个客观形势固然对我们比过去更为有利，但苏联以及其他盟国在欧洲的胜利和在远东予日寇的打击，决不能就等于我们的胜利。甚至可以说，华中其他各战略区的完全胜利，也不能就等于我们苏中的胜利。我们当面的敌人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才能将其解决。在盟国反攻将临的今天，敌人虽已转移其重心于正面，但还未将重心完全转到正面，在敌后仍置有相当大的兵力。目前四分区“清乡”圈内尚有日伪近八千人，各据点兵力虽然单薄，但据点太多不便我们回旋。我们受技术条件所限，攻坚难以达到速决，而持久则情况不允许。在此情况下，我们欲采取粉碎的方针，似嫌过早。在未达到第一步而先行提出第二步，其结果会过于乐观和放松了当前的第一步工作。

2．固然华北及淮海已有粉碎敌人强化治安运动的事实，但该地区的敌我力量及其他各种情况是否与四分区相同，我们尚不得而知。仅据粗浅的了解，华北及淮海与苏中四分区形势相比，不同之点颇多。从四分区今日的战略地位看来，至少比准海更为重要。在现阶段来说，物资比淮海丰富，人口比淮海众多，交通亦较淮海为便利。敌人在四分区将沿海水闸破坏，把海水灌入农田强迫种棉花，这是敌人必须控制该地的表现之一。四分区位于长江口之北岸，与上海近在咫尺，市场受上海之影响颇大，我们的活动消息传至沪上，朝发夕至，对敌人统治影响威胁颇大。在军事上，我们目前虽无截断长江之力量，但对敌人的交通船只以袭击威胁则颇有可能。长江是敌人在我国战场之交通动脉，似不会忽略其安全，尤其当战局发展至现阶段，长江交通之对于敌人更增加其重要性。我们还可估计到将来盟国反攻开始，敌将更加强其重要交通线及其两侧之控制，以确保其战争物资的运输。因此，我们估计三、四分区及沿江地带，不会象其他地区目前即有同样之好转的。甚至在敌人放弃京、沪之前，沿江地带不会有好转的可能。故我们曾经提出三、四分区及沿江地带“艰苦坚持，咬紧牙关要比其他地区多咬一年”，也就是这个意思。

3．依据整个形势，目前不论在正面与敌后，仍处于敌我之相持阶段，而敌后之相持阶段，会比正面要更为长久。即或正面已开始大规模反攻，在我们敌后则尚不能同时进行反攻，至多只不过运动战的可能机会增大一些而已。我们对敌人的反攻，要在整个反攻进入决战阶段才能开始，甚至我们对敌人的大举反攻，要象下象棋一样进到了“将军”的阶段才能开始。因此，目前的工作均是为了积蓄与加强各种力量，准备争取反攻的最后胜利和战后的胜利。为此目的，只要能更有效地加强各种力量，则不论采取任何有利的多种多样的斗争方式均属可以的。固然在斗争中免不了要付出一定的消耗和受到不可避免的损失，但应尽一切可能避免损失和少付消耗，这对加强与积蓄力量才更为有效。目前四分区的斗争确已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表现在有些地方仍然坚持着比较单纯的公开斗争，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则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和合法斗争是互相渗透地进行的，也有一些地方则是比较单纯地进行着秘密斗争，这几种斗争的表现和其所以能够坚持，是各有其特殊的不同的主观与客观的条件的。这几种斗争之进行，也各有其利弊之所在。比如以公开斗争来说吧，有其便于号召、鼓励人、民的斗争，容易发展我们的力量，和公开打击日伪与动摇其统治，这是有利的一面，但这种斗争容易受到敌人的摧残，使我们必须付出相当数量的有生力量的牺牲，有时过于刺激了敌人则会遭受到更大的报复与摧残，这又是其弊害。又如以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来说吧，有其可以麻痹敌人，在适当时机会起着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以至于有效地震撼敌人，造成敌人内部的混乱，但也可能模糊了群众的斗争意识和不易求得大的开展与速效，以及其他利弊。总之究竟应该采取哪些斗争方式，当然应视当时的斗争环境及主客观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总的一个原则，应该利益大、弊害小，不仅照顾局部与现在，而且要照顾全局与将来。依目前四分区斗争形势看来，敌人固然没有公开承认其胜利，但亦没有公开承认失败。敌人一方面固仍重视这些“清乡”区，认为其统治不甚可靠，但另方面也有些地方是被我们的秘密与合法斗争所麻痹了的，同时由于其内部的腐败和阿Q精神作怪，也有被其下级所蒙蔽了的。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如果作过于刺激敌人的行动，则不仅会引起敌人的严重报复，而且也会使已经在稳健发展的斗争力量遭到严重损失，以致引起群众情绪的再度低落，这对于组织与聚集强大的力量，以便将来取得决定性的彻底胜利，似乎是不利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可以作过于刺激敌人的行动，能够于极小的代价中求得我们力量极大的发展和便于取得彻底的胜利，或者是各种条件已经成熟了的话，那么这种粉碎的方针，不一定要等到反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可以提早实行的。

4．至于说到华中局“大撤退小坚持”的方针。我们要理解华中局之所以要我们“大撤退”，是为了保持有生力量，免遭过大的损失。而这种“大撤退”也不是撤出来后放在一边不去使其生利生息，而是将这些撤出的力量，使用在另外有利于发展的方向去，这是敌进我进的方针。事实上去年一年来，我们是收到了比过去任何一年都要大的成就的。单以地区扩大来说，由前年冬季的一千二百多个乡扩大为一千八百多个乡。就是在四分区“清乡”圈内，固然有些地方是缩小了，但亦有不少的边区和敌占区、伪化区我们是得到了发展的。特别是质的提高也应该算是加强了力量的。从四分区撤出来的七团，去年一年来进行的战斗是有很大的成绩的。各个分区都有他们的足迹，整个年头他们都在进行战斗，几乎没有什么休整时间，打下好几十个据点，消灭了好几千日伪，特别是对参加四分区“清乡”的伪刘湘图部防区的进攻，是起了极大的反“清乡”的配合作用的。各分区在敌人集中力量于四分区的情况下，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同时也就是对四分区反“清乡”有效的配合。如果没有四分区的坚持，各分区在去年就不会得到这样大的发展，反之如果没有各分区积极发展与加强斗争的配合，则四分区的坚持也是会有困难的。所谓“小坚持”也就是上面这种意思。同时，四分区所留的坚持力量并不算小。一年来反“清乡”斗争中，民兵固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过去的报告中是夸大了民兵的

Chapter_41

作用的。我们应深刻的认识到，在“清乡”以前如果不将主力化为地方兵团、不将地方兵团与区队下放为民兵骨干（总计由各地方兵团下放为民兵骨干者达两千人之多），则单靠民兵当然是难于坚持的。而且过去将一些主力的小部队战斗也算为是民兵战斗（如打南通、海门、四甲坝、天生港等），这不仅会夸大民兵的作用，而且会低估了我们主力和敌人战斗的作用，这将会造成错觉。在目前，敌人既“清”不下去，我们也反不过来，这倒是一种事实。在此情形下，如我们加强力量到四分区，固然可以使情况变化对我有利，但在非决战时期突然使用过大的力量，不仅容纳不下，而且也可能会发生对我们坚持不利的变化的，所以我主张逐步地增加力量也就是这个意思。在上述我们讨论反“清乡”问题时，对于已“清乡”的四分区，是采取更好的坚持方针，而对于敌人的“扩展清乡”与“屯垦”，则是采取打破与粉碎的方针。以后在反攻未开始或者在反攻未取得决定胜利时，是否提出彻底粉碎四分区敌人“清乡”的方针，则需要看整个敌人对于正面和敌后战场的部署如何才能决定，目前对四分区提出粉碎的方针似嫌太早。

这就是我对于你的来信的意见的答复，作为我们的讨论，如有不对的地方，我们当可再谈，以便交换意见。其余的事以后再谈。

注释：

*[一九四三年是苏中抗日斗争最尖锐、最艰苦的时期。日伪于一九四二年底就确定把“清乡”的重点放在苏中。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起，首先对我第四分区进行六个月的“第一期清乡”，九月开始继续进行三个月的“延期清乡”。一九四四年五月又进一步实施“高度清乡”。苏中区党委领导全区军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清乡”斗争，并把领导工作的重点放在方针、政策和策略、措施的制定和推行上。根据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结合苏中实际，确定了“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为反“清乡”斗争的基本方针。第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在党中央的关怀和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在新四军第一师主力和苏中其他分区军民的支援下，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殊死斗争，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以反日伪据点斗争获得重大胜利为标志，取得了伟大胜利。日伪一九四三年二月底开始的对丹北地区的“清乡”以及在对第四分区实施“高度清乡”的同时，对第一、第三分区的“扩展清乡”和对第二分区的“强化屯垦”，则在此之前就都被粉碎了。这里选辑了粟裕关于反“清乡”斗争的电报、总结、通信九件。]

(1)[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日本御前会议制定《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这就是所谓的日本对华新政策。]

(2)[联庄会是地主武装，是几个村庄的地主联合组成的武装。]

(3)[本件节自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五日粟裕在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4)[苏中第四分区在反对敌人为期六个月的“第一期清乡”取得胜利后，一度出现了盲目乐观和松懈情绪，所以在敌人进行“延期清乡”时受到了一定损失，群众情绪一度低落，粟裕及时具体分析了这种状况，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5)[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发起南坎战斗，特务四团在民兵配合下，一举攻克日伪重要据点如皋县的南坎镇，歼日军十二人，伪军一个连；同时由第七团伏击由掘港据点出援之敌，歼日军中队长以下十四人，伪军一百余人。这样在“清乡”区的封锁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乘胜在“清乡”区内连续发动了猛烈攻势，取得了很大胜利。在此以前，第七团由东台地区南下，于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开进至了堰以北海河滩（又称耙齿凌），与由（木并）茶出动“扫荡”之日伪军五百余遭遇，双方展开剧烈的白刃战，最后将日军一个中队及伪军全部歼灭。战斗结束后第七团继续向掘港方向前进。]

(6)[一九四四年五月，日军对第四分区进一步实施“高度清乡”，同时对第一、第三分区进行“扩展清乡”，对第二分区进行“强化屯垦”。苏中区党委在此期间曾对第四分区反“清乡”斗争方针和主力部队在“精乡”区内的使用问题进行过多次探讨，粟裕在这封信中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7)[指作者去中共华中局开会。]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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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军工作及其策略运用问题*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五日）

关于敌军工作，半年来我们取得了许多新的具体的成绩，但也暴露一些严重的缺点以至错误。下面我着重讲对伪军工作的经验教训和策略运用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在日寇“强化”伪军中日伪的动态

两年多来，日寇利用伪军控制苏中虽起了很大作用，苏中的伪军数量庞大，确实使我们增加了不少困难，但苏中的伪军在发生变化，我们的敌军工作就是要使这种变化转而有利于我，并加深加速这种转化。

日寇利用伪军到处搜集枪支，纠集乌合之众的时期早已过去，在其不择手段地大量发展伪军的过程中，同时造成了伪军成分复杂，派别众多，上下内外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纪律败坏，战斗力异常薄弱的情况。同时，日寇在苏中兵力薄弱，既要对付我军，又要控制庞大的伪军，两者无法兼顾。为了笼络和利用伪军来对付我军，日寇就对伪军采用放纵腐化和分而治之的办法。结果，一方面放纵促成了伪军更加无恶不作，政治上的欺骗作用丧失殆尽，人民的反感更加强烈，反抗情绪更加增长。另一方面分治又形成了伪军的割据，使伪伪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加之日寇对伪军暴良骄横，恣意侮辱，使伪军中某些残存的民族意识日益复活，日伪之间的矛盾也就日益加深。特别是两年多来，我们在不断从军事上打击伪军的同时，从各方面加强了对伪军的争取工作，更促进了伪军的动摇和分化。这就造成了日寇汪逆既不易利用伪军来顺利地完成伪化苏中，也不易将伪军使用在“大东亚战场”上。

日寇在对华新政策开始实施之后，为了组成精练的伪军以对付我军，并作为将来远东决战的后备力量，于是又决定了“强化”伪军的新政策。日寇在实施这一政策的策略上，着重运用政治上的软化、调虎离山的分化及各个击破等手段，以达到完全控制伪军的目的。其办法是小利收买、点验整编、彻底改编、调防等等。日寇“强化”苏中伪军是从去年冬扣留伪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杨仲华正式开始的。杨的被扣及其部队的支离破碎，给予苏中伪军是很大的警告。此后伪军中普遍产生了怕整编、怕调防、怕打前锋的三怕思想，同时其内部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张北生来苏北主持“清乡”，一部分伪军投向了张北生的新派。随着“清乡”的开始，在伪军中也就同时展开了新旧两派伪军的剧烈斗争。

什么是新旧两派呢？新派是以新来苏北“清乡”的张北生为代表的一派，是得到新增苏北的日军支持的，以买办资产阶级和特工为主的伪军、伪组织。他们是日寇对华新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日寇的力量主要放在支持新派方面，其希望也是寄托在新派方面。新派带着在江南“清乡”的经验来苏北，有“清乡”的信心和勇气，有更毒辣的手段，有更巧妙的欺骗花样，其内部与我们的关系又很少。

旧派是以李长江和杨仲华的残部为主的一派伪军、伪组织，与地方实力派以及投降敌人的士绅之流结合起来的势力。他们投降日军时间比较早，其主要成份是封建土著。思想保守，腐化堕落，有某种程度的民族意识和地方观念，反动的政治斗争经验少，组织能力差，欺骗群众的花样少，一向各自割据，愿意维持现状。他们容易为我们分别争取，各个击破。

两年多来我们粉碎了敌人无数次“扫荡”、“清剿”，不断给敌人以打击，已在伪军中普遍产生了威慑作用。去年我们开展伪军工作后，在“威”上又建立了“信”，有的伪军要求进一步向我靠拢。

二、对伪军策略运用的几点经验

（一）对新旧两派伪军采取不同的对策

新旧两派伪军虽然都是我们的敌人，但现在新派的存在和发展却对我们更为不利。

新旧两派伪军间的斗争，是日军与汪伪系统内部斗争的反映，是一个残酷的斗争过程。这些斗争早已开始，现在还在发展。当前新派已取得政治上的优势，而军事力量却落在旧派的后面。但新派的力量有发展势头，旧派则是接近衰落的力量，容易分化。区党委前曾估计，在日寇实施新政策与全力支持新派，对旧派采取“强化”措施的情况下，看来新派可能取得胜利。

我们对新旧两派采取的对策是支持旧派打击新派，但支持旧派要不使其完全胜利，打击新派也不要使其完全失败。务使双方力量互相平衡，互相对消，相互的矛盾日益加深，相互的斗争日益尖锐，导致他们两败俱伤，无法集中力量来对付我们。

我们这种策略是为了集中主要力量对付主要敌人。在反“清乡”斗争中，应竭力争取各种反“清乡”的力量，不问其出发点如何，也不论其力量的大小和时间的久暂，只要客观上能对反“清乡”起作用，只要能增加敌人的困难，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力量一分一秒的时间，我们也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加以争取，以达到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主持“清乡”的敌人。

三个月来，日寇企图利用新派来“强化”苏中伪军的计划，在我们正确的策略运用下，不仅未能达到预定的目的和取得应有的成果，而且使伪军的力量，在新旧两派的斗争中更为削弱了。

（二）对伪军拉出据点时的策略运用

某些不愿受日军整编的旧派伪军，当日军强迫他们整编时，我们可适当地策动他们，将人枪从据点拉出来。但对拉出来的伪军，我们既不能任意收编，又因限于环境困难，使他们生存不易，要改造他们更不易。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应将他们置于对我们无害无影响的地区，最好是我无工作或不能控制的地区，要他们自己就地掩蔽、就地埋伏、就地游击，独创局面。对人员遣散者，我们可以在经济上和办法上给予适当的帮助，并鼓励他们伺机再起。这次新旧派斗争中，有部分伪军要求下海，我们同意帮助他们下海就是一个例证。

（三）甲派伪军要求我打乙派伪军时的策略运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认真分析两派伪军的具体情况，把他们的政治背景、将来前途、部队组织、军官质量、战斗能力以及对我当前的态度和发展趋势等等弄清楚，然后决定我们的对策。如果甲派伪军要求我打的乙派伪军原来就是我们要打击的对象，在打击该伪军后对我极为有利的原则下，我们应欣然答应，并要他们供给情报等。如果有对我态度好而又力量强的伪军，要我打力量弱而又对我态度坏的伪军，我们切勿代他打击弱小而助长其势力，相反，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还可以从侧面帮助弱小的伪军，以保持他们双方的矛盾状态，延长他们相互斗争的时间，使他们互相削弱，而便于我们对他们的争取。如果有弱小而对我态度好的伪军，要求我打强的伪军，则我们应予以秘密帮助，支持其进行斗争，使他们矛盾更深刻，相互更纠缠，以削弱强的伪军的力量。

（四）我们对友军策动伪军反正的态度

一年来，友军常常提出策动伪军反正的问题，并且提出要我们进行协助。我们基本上应予同意，但不应积极主动去做。因为一方面现在时机并不适宜，另一方面要警惕别人另有目的。在目前形势下，伪军少数部队反正，所起作用很微小，反正后对他们改造也不易，反正后多数亦将被敌人搞垮。策动伪军反正的最好时机，应在敌我斗争最紧要的关头或者是抗战到了反攻时期。如果友军策动伪军反正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增加反共的力量，那末我们更应采取反对的策略。实际上友军在伪军中的影响不大，部分伪军也并不积极主张反正。因此友军要实现策动伪军反正的可能也并不大。

三、纠正执行伪军工作政策中的右倾倾向

在伪军工作中，我们有的同志在执行政策上存在一种相当严重的右倾倾向，尤其在某些地区更为严重。某些负责伪军工作的干部，往往丧失政治立场，可能他们主观上认为在做争取伪军的工作，而客观上却以伪军的利益为利益，深恐得罪伪军，不惜对之迁就屈服。如某地我政府竟公然替敌人收“扫荡费”，群众不肯缴纳，政府还为之代垫；有的地区群众不堪伪军压迫要进行反伪化斗争，我们的敌军工作同志竟大肆反对，认为反伪化斗争即是破坏伪军工作关系；有的地区在群众面前暴露伪军工作关系；有的地方部队竟接受伪军的慰劳；有的地方税收机关竟同伪税收机关混在一起收税，甚至帮助其收税；某地伪军已向我进行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而我们的同志却仍低声下气地与之谈判；某地伪军违背诺言进占我地区被我击退后，我们的同志仍以税收的一部分去供应他，等等。这些都是失掉立场的右倾倾向，是不懂策略斗争，违反党的敌军工作政策的表现。这些倾向如果让其继续发展下去，是会瓦解和削弱我们自己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量的，是会使群众模糊民族意识和政治观念，逐渐对抗战、对我党我军产生离心倾向的。

指出和批评这些错误是完全必要的。否则，我们党内某些敌军工作同志政治上麻木不仁，为局部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看不清敌人的本质，会轻易地上敌人的大当，损害我党我军的力量。我们要认识进行敌军工作是一种斗争，是一种在政治、军事等多方面很复杂的策略斗争，而有些敌军工作同志却把问题看得简单化，以致在老奸巨猾的伪军头目面前显得幼稚无力，甚至个别地区做敌军工作的同志几乎变成了伪军上层的听差，伪军反而常常通过这些同志来向我们进行攻势，甚至取得我们的情报。我们这些同志不但在伪军面前失掉运用策略的立场，而且相反地助长了对方的气焰，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些难道不是严重的错误吗？难道不应该猛省和迅速坚决纠正吗？

四、今后敌军工作及策略运用上应注意的问题

（一）要提高对策略的认识

策略是服从于战略，为战略服务的。战略决定革命的方向，决定斗争的目标。策略决定斗争的手段和途径，决定斗争的形式和方法，使其能适合于某种特定时期的具体情况，达成战略目的。策略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是伴随着战略任务，紧跟着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变化而变化的。策略的方针和目的，在于集中主要力量打击主要敌人，在于加强自己削弱敌人，在于争取外援孤立敌人。站在革命的立场运用策略是名正言顺的。在同敌人斗争中利用矛盾、扩大矛盾（日伪间、伪伪间、日伪的官兵间的种种矛盾），应既不违反自己的战略任务，也不失去自己的严正立场，考虑和处理问题要面面俱到，并尽可能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取得胜利。

（二）认清伪军工作的性质

伪军工作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或外围军的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团结各阶层各党派统一行动共同抗日，而伪军是日寇的帮凶、爪牙，是民族敌人。我们之所以要进行伪军工作，是为了在民族敌人的阵营中，从政治上、军事上争取其有民族意识和暂时可以利用的一部分，瓦解他们中最坏的毫无民族意识的不能利用不能争取的一部分，孤立日军与最坏的伪军，以达到抗日战争胜利的目的。

即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我们一面进行联合，一面还要进行斗争，何况伪军工作！伪军工作则更应以斗争为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达到联合，而伪军工作中的斗争的目的，则是为了在敌人的阵营中争取可能争取的伪军，利用可能利用的力量，分化瓦解敌人，孤立敌人，而不是同伪军结成一条联合战线，真正能争取的伪军只是少数。所以要认清：分化民族敌人阵营的伪军工作和团结国内抗战阵营各阶层、各党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性质上、内容上、方法上都是完全不同的，在策略上也应该是各异的。把伪军工作变成一种公开的联络工作，自然也是错误的。

因此，做伪军工作，便应坚定自己的立场，随时随地提高警觉，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放松自己的思想武装与对伪军作斗争的准备。

对于伪军，我们绝不能向他们示弱，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仍然要保持坚定性，表明我们是有力量有办法的。进行伪军工作，是以革命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群众的利益、坚持斗争的利益为前提的。凡于我们有利的事情，应用各种不同的策略去争取，凡于我们不利的事情，就应采取各种斗争方法和手段予以打击。

同时，应该认识，伪军之所以要同我拉关系，是因为我有强大的力量，是因为怕我打他。如果我无实力，对他无威胁，他就不会同我接近，要争取他也就更为困难。

（三）关于反“清乡”斗争中对待伪军的态度问题

反“清乡”斗争的能否胜利，是能否坚持苏中敌后斗争的关键。因此，伪军工作要以争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这个中心作为一切的出发点，对待伪军的态度，必须根据是否有利于反“清乡”斗争的胜利这一总的要求来决定。原则上凡是参加“清乡”的伪军，我们都应予以打击，即使对与我有关系的伪军，如他参加了“清乡”，我们也应该予以必要的打击，这样才能分散、削弱日伪军的力量，有利于反“清乡”斗争。

我们为了反“清乡”斗争的某种战略需要，应保有一定的地区。凡威胁我回旋地区的伪军，不论其与我关系如何，都应予以打击。这种打击，只要对于整个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攸关，即使暂时在伪军工作上受到局部损失亦不能顾增。必须从大处着想，局部工作要服从战略意图及革命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

我们在反“清乡”斗争中，为了打破敌人企图保持的限制我生存、限制我胜利坚持的现状，必须给伪军以相应的打击。敌人在集中力量对四分区实行“清乡”时，把在其他各分区的伪军作为对我各分区反“清乡”斗争的钳制部队。敌人在“清乡”区内是要打破我们统治的现状，由于兵力不足，有意无意地愿意在其他分区维持敌我间的现状；等到在四分区“清乡”得手后，再集中力量对其他分区实施“清乡”．以达到其由分区“清乡”到全面“清乡”的目的。因此，我们在四分区应集中全力去彻底粉碎敌人的“清乡”阴谋，在其他分区则应力争打破敌人企图维持的现状，积极打击伪军，以配合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

但我们在打破敌人企图维持的现状而打击伪军时，应注意掌握打击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对象，要分别轻重缓急大小先后，而不能乱打，以免使自己在反“清乡”斗争中陷于孤立的困境。我们给予伪军的打击，有的是为了战略意图，有的是为了威慑他们以达到争取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达到坚持斗争的胜利。

（四）关于伪装伪军及给伪军武器的问题

伪军工作的策略目的，是要使伪军不成为日寇的力量，甚至局部地、间接地成为我们的力量；而并不是把我们的力量变为敌人的力量，这也是伪军工作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把我们的部队去伪装为伪军，是把我有用之兵，置于无用武之地，甚至于会造成资敌的危险。这样做，，纵然敌人不发觉，亦有可能由于被调防、整编等而抵销了伪装的效果。因此，这种军事上的伪装不是任意可以进行的，政治上的伪装更不应有。

至于给伪军武器，原则上亦不应有。因为我们对伪军的策略是在争取、瓦解、削弱他，而不是在加强、巩固他。但在某种情况下，必要时不妨给以少量的武器。例如该部伪军中我们的党员已能取得敌尊的信任掌握了部队；或该部伪军所控制的地区我毫无工作，为了开辟工作，借以争取该部，控制该地区。

（五）伪军工作路线的重要转变

不要把伪军工作停留在上层路线。今后的工作应以下层的组织工作为主，上层的联络工作为辅。同时应将联络工作与秘密工作绝对分开。虽然联络工作也是不能公开进行的一种秘密工作，但是秘密工作则是更要绝对秘密进行的组织工作。今后地方党要派一些较强的党员去进行伪军的基层组织工作。这个工作是艰苦的长期的工作，同时又是精细的组织工作，不应急性地求速效。对敌军工作干部要不断地加以训练，各地委应经常开办训练班，部队中亦应如是。做敌军工作的干部应精干，已派出的不称职的干部要坚决撤回，无妥当干部可派的地方，宁可暂时放弃工作，不可随便派人前去。过去那种通过伪军上层派出干部的办法应纠正。派出去的干部应绝对保守秘密，除主管敌军工作的领导直接掌握外，不应让其他人知道。

（六）加强日军工作

我们应积极开始进行苏巾的日军工作。日军工作的开展，能促使敌人内部的分化与瓦解，对进行伪军工作也能相辅相成，有利于争取坚持斗争的胜利。我们过去只注意伪军工作．不注意日军工作，这种现象应即纠正。

注释：

*[本文是粟裕在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的第二部分第三节。]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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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和坚持苏浙皖边地区斗争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一月）

一、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五日致王必成、江渭清电

我们得到情报，由苏中抽调“扫荡”天目山之敌，要三个月才能回来。似此情况及依敌最近在两溧一带之动态，我们估计敌有极大可能久驻溧阳、东坝至高淳线，以巩固京沪地区，甚至久驻郎（溪）广（德）以打通杭芜路，但后者的可能较小。据此，对你们目前工作提出如下意见供参考：

（一）可立即组织以营为单位的两个支队，深入东坝、社渚、梅渚及山丫桥和郎溪以北地区，收容顽方之散兵，宣传团结抗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对敌不抵抗、专门反共的错误政策，以争取广大群众。

（二）工作重心放在加紧恢复溧武路以南的原有地区，并加紧建立上兴埠、竹箦桥、前马以南及南渡东西的河网地区工作，以扩大自己的基本地区。

（三）你们各兵团除留适当部队在溧武路以北坚持斗争外，主力可分别集结于路南之适当地区，求得短期的整训，以消除疲劳与适应将来之需要，严防敌人回头向你们“扫荡”。

（四）对金丹武地区至今我们仍未能完全控制，这成为茅山区与太（氵鬲）区及铁路北联系的障碍，亦为顽军北来的立足点，因此你们应用力摧毁该区的顽固势力，建立自己的巩固工作。另望派出便衣武装工作队前往宜兴、太湖以南及长兴地区活动，以设法与浙东打通联系。

二、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致王必成、江渭清电

根据当前形势发展，目前我苏中无兵可以南调，因此对开展郎（溪）广（德）工作有如下意见：

（一）傈武路以北地区，原则上由地武坚持即可，不必留主力兵团。你们各兵团大部均可抽出到溧武路以南进行开辟工作。为争取必需的军事胜利，各兵团尤其第四十八、第四十六团等主力，最好能集中使用向南推进较为有效。

（二）顽军南撤后，为控制敌后之郎、广，可能有计划布置人员和部队投敌，你们应乘其立足未稳和内部动摇及敌人尚未信任之际，将其一律扫除，以免日后成为你们的死敌。

（三）对顽方留下之少数部队，你们除加紧在人民中揭露其对敌不抵抗而专门反共的罪行外，可在军事上予以各个击破，以利工作的开展。

（四）你们军事重心目前可移到梅渚、社渚、东坝及郎溪以北地区，扫除投敌残顽，但地方工作重心则仍应放在南渡、上兴埠以南之水网地区，以便逐步向南推进。

（五）目前一分区及浙江均需要干部，故此间不能多调，除已令丹北抽一部给你们外，其余仍希在你们老地区选拔一批南去。

（六）浙东部队正拟向会稽山发展。

三、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王必成、江渭清电

十六日两电收到，特提如下意见：

（一）你们估计顽方不会轻易放弃宣（城）、广（德）路以北地区是正确的。顿方以公开的武装和秘密的特务以及派兵当伪军等方式与我争夺该地区。目前路北虽无大股顽军，但我们还不能算是取得优势，除日伪力量占第一位外，顽方的特务及社会势力尚极雄厚，即使无大股顽军北来，其潜伏的反动势力也足以妨碍我们发展与巩固该地区，这是应该认清的。

（二）为确立我们在路北的优势，你们必须用全部力量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以便动员与团结广大群众在我们周围，打下今后坚持斗争的牢固基础。只有发动广大群众才能削弱农村的封建势力和打击以至清除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这是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是决定今后能否坚持的前提，希切实讨论进行。

（三）目前在路北地区不是发动对日伪的大举攻击，尤其不应攻坚。日伪建立相当数量的据点和公路，这一方面可阻止顽军北来，另一方面将有利于激起群众抗日情绪。但对于新投敌的顽军及顽方有计划派去充当伪军的部队，则应毫不放松地予以歼灭打击。

（四）由于干部不够，不要平均使用力量，弄得到处不强。地方工作仍应以两溧、高淳深入工作为中心，巩固地向南发展。但对郎广地区，目前则是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为中心。

注释：

*[一九四三年九月三十日起，日军以三个师团的各一部，分由苏南、浙西、皖南向苏浙皖边地区进攻，先后占领郎溪、广德、宣城、孝丰等地，国民党部队退入天目山区，宣（城）长（兴）公路以北即沦为敌占区。我十六旅在敌后积极打击日伪，经过一系列战斗，于十月中旬恢复了溧水、溧阳原有地区。后来，至年底又收复了宣长路以北广大农村，初步开辟了郎广地区。这里选辑粟裕对这一地区斗争的指示电报三份。其中前两份由粟裕、叶飞共同署名。]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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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战略指导的报告提纲*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反“清乡”斗争问题

（一）第一个时期（一九四三年一月至三月）

1．情况：敌人加紧准备调整与强化伪军，扫除其强化伪军之障碍（如“扫荡”李明杨、陈泰运、张星炳等），并加强对顽化伪军之控制，以孤立我们而达到其“清乡”之目的。

2．我们的作战方针：加紧开展伪军工作，争取各种不同的、微小的反“清乡”势力，以孤立敌人，破坏敌人的“清乡”计划，延迟敌人的“清乡”开始的时间，便于我加深工作。

3．我们在上述方针下的具体部署和动作：

（1）鼓励伪军维持现状，反对调防改编。

（2）策动伪军离开据点，不参加“清乡”，并划定适当地区让其生存。

（3）派遣团县以上干部加强对伪军的争取工作。

（4）集中力量打击最顽固的伪军。

（5）破坏敌人封锁器材及其“清乡”准备。

（6）开辟边缘新区，以保卫中心区。

（7）组织短枪队及狙击组（神枪手）以备将来之坚持。

（8）争取各种各样的，哪怕是暂时的、微细的妨碍敌人“清乡”的力量。

（9）抽调地方兵团约五千人，加强民兵。

（10）援助李明扬、陈泰运之转移。

（二）第二个时期（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九月）

1．情况：敌人正式开始对四分区“清乡”，抽调其他分区伪军（如伪三十四师田铁夫部、伪二十二师刘湘国部），加强对四分区“清乡”，其气焰甚为嚣张，并改编各杂牌伪军为警备队，以加强对四分区军事“扫荡”。对其他分区则似在维持现状，以便集中全力对付我四分区。

2．我们的作战方针：在“清乡”圈内以分散的群众游击战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中心打击敌人。在非“清乡”区则以积极动作进攻其薄弱据点，特别是向派出了“清乡”部队的伪军防区进攻，以配合四分区之坚持。

3．在上述方针下的具体部署和动作：

在“清乡”区内：

（1）发动普遍的群众游击战，集中对付“清乡”特工队。

（2）号召每乡每支部每月杀一个敌人。

（3）号召群众不替敌人修公路，不让敌人筑篱笆，不让敌人造碉堡，不让敌人造名册，变大路为小路，变公路为田地，小河打坝，大河堵塞。

（4）加强短枪队活动。将游击战向城市开展，追使敌人加强后方而减弱其第一线兵力（海门、南通、启东、四甲、吕四等）。

（5）造成四个有利条件（即敌人营垒里的恐慌，敌人统治区域里的恐慌，部队内的战斗热情，群众斗争热情）。

（6）狙击组改为神枪手、特等射手。实行不着眼于缴获而以杀伤敌人为主要目标的办法。

（7）拆毁敌封锁篱笆。号召每人每天拆一根竹子，及至“七一”进行大破坏，以解海启之围。

（8）一、二、三分区派出短枪队加强四分区，并学习反“清乡”斗争经验。

（9）集中力量打伪刘湘图派至“清乡”区的部队。

（10）对伪方人员由镇压为主逐渐转变为以争取为主（有五百多名伪方的区以下人员向我自首）。

（11）汤景延部暴动，以打击敌人整个计划。

在非“清乡”区：

（1）集中力量打击派遣“清乡”部队之伪军，如袭击伪刘湘图部所驻的黄庄、顾殿堡、大邹庄、安丰、钓鱼台等据点。

（2）三分区对伪田铁夫部威逼，迫使其不能向“清乡”区增兵。

（3）开辟高（邮）宝（应）地区，以打开新局面，扫清小据点。

（4）敌五月十五日开始对二分区“扫荡”。我二十三日转入反攻，争取主动，同时袭击戴窑、草堰、安丰、梁垛、富安、仇湖等。

（5）三分区开展反伪化斗争。但因伪第一集团军李长江未参与“清乡”，故对之未作军事上之打击。

（三）第三个时期（一九四三年十月到现在）

1.情况：第一期反“清乡”已经取得胜利。敌方自认“清乡”失败，但为继续其阴谋，乃延期“清乡”三个月。伪军虽因我反“清乡”斗争胜利和对伪军政策之正确而倾向于我，但因边区事件(1)引起某些动荡，而顽方却乘机活动，企图争取伪方参与反共。

2．我们的作战方针：在“清乡”区，争取时间休整力量，准备再战，防止骄傲轻敌，不过于刺激敌人，继续作更分散艰苦之斗争。在非“清乡”区，扩大反“清乡”胜利，加紧深入巩固武装工作，继续集中力量打击顽化伪军及顽军，并求得主力之休整。

3．在上述方针下的具体部署和动作：

（1）“清乡”区争取时间休整，并采用各种更巧妙的斗争手段，更复杂的斗争方式，继续作更分散、更艰苦的顽强斗争。

（2）加强民兵中之骨干领导，派遣基干射击组。

（3）各分区以民兵为工作中心，加强其领导与训练，以提高其战斗力，一分区并提出每个党员掌握一支枪。

（4）一团、七团、特务团集中整训。

（5）各地方兵团适当集训。

（6）消灭顽固武装。

（7）打击顽化伪军（鲁庄、李堡、角斜、运粮河、蒋垛、靖江等）。

二、军事建设问题

（一）主力兵团的建设：

培养一个兵团是不容易的事。

1．要使一个兵团能在万难中和极为残酷的斗争中完成任务取得胜利，必须培养其固有的最好的团结和最好的作风，并在各部之间、上下之间能互相信任才能达到。这种相互熟悉和协同是极为重要的。

2．军队干部应该是很好而且是最好的才行。要培养大批新的有政治、军事素养的军队干部，以适应将来的需要。过去选拔军政干部时存在的某些片面性应改正。

3．军队干部随时都在受生死考验。某些军事干部虽有某些缺点，但他能与敌人顽强斗争，所以基本上是好的。对干部应耐心教育。

4．加强各兵团的政治工作和保证党的绝对领导非常重要。

（二）地方部队的建设：

1.加强其领导，使之将来能完全担负地方任务，能成为主力的有力助手，成为将来的主力。

2．加强其战斗力和运动能力。

（三）民兵的建设：

1．目前以培养民兵骨干为主。

2．加强军政教育和军事锻炼。

3．编组应使之适合于战斗环境。

4．武器应以地雷和近战武器为主。

（四）加强军队干部教育，准备大批军队干部。

（五）改善军队勤务（供、卫、侦、工、通等）工作。

（六）加强军工生产和改善装备。

注释：

*[这是粟裕为师直属队干部会作报告时亲一撰写的提纲要点。]

（1）指一九四三年六、七月间国民党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一方面将在宜川至潼关黄河沿岸用于防守日军的河防大军撤退，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一方面指使中央社叫嚣“解散共产党”（详见《毛泽东选集》中《质问国民党》一文）。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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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敌我战术之演变*

（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日）

随着斗争的尖锐、深入，一九四三年敌我在战术上也在演变、发展。一年来，敌人主要使用了守备战术，分进合击一点和分进重围一区战术，大举“扫荡”和分路穿插战术，奔袭战术，封锁一地区“驻剿”战术和便衣特务活动等战术。我们在总的战略方针指导下，针对其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予敌人以严重打击，现概述于下：

一、对敌之守备战术

（一）敌之特点

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以前，日军南浦部队由于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以及经受了我们两年时间的长期纠缠与削弱，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遭到了打击。我们研究当时日军在战略指导上对我军不是完全进攻性的，而是带着防御性的；对我根据地无数次“扫荡”是带着季节性的或局部性的战役“扫荡”。日军在战役指导上表现为防御姿态的“守望战术”：只是控制了点和线，把据点守起来，广大的乡村并没有力量去控制，而且对内又要监视伪军，陷于两面应付情况、两面作战的处境。这基本上是由于日军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先天弱点所造成，也是日军自己的错误所造成的不利情况。

1．由于兵力不够，事实上是陷于分兵把守的状态，被迫的把自己的力量限制在点和线的守备上面，敌占领据点愈多，兵力愈分散，更减弱他进攻的突击力量。

2．日军对伪军政策的错误，也造成了自己今天的不利情况。因全苏中伪军数量号称有五万人（实数也有三四万人），这一支庞大数量的伪军并不能完全在日军意志下面行动，也并不是完全甘心受日军驱使的。因此，并不能完全发挥其作用，某些地方相反成了日军的“赘瘤”。当时南浦部队在苏中只有四个大队，又要对付我军，又要对付伪军，不得不前瞻后顾，不得不对伪军采取分治政策。日军并不希望伪军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团，而乐于分别统制，甚至有意识促成伪军集团间自相倾轧，以便驾驭。例如日军一个小队长可以指挥伪军旅长、团长，日军一个中队长可以指挥伪军的师长。又由于日军分治政策，结果助长了伪军之间各自称霸称王、封建割据、互相倾轧的局面，这种形势对日军是不利的。过去苏中伪军几乎全部与我对立，但到一九四二年下半年以后，由于我军军事、政治上的胜利，又正确的执行了伪军政策，使伪第一集团军倾向于我，这是伪军对日军离心作用的表现。这更迫使日军对伪军戒备，而无足够力量对我军积极进攻了。比如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以前，敌发动对我“扫荡”，要从各据点抽调兵力，甚至某些据点兵抽空了，仅在碉楼上留着哨兵守望；或者发动对某一地区“扫荡”时，往往需要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这又证明了敌人兵力不足的弱点。

3．由于敌长期守望据点，增长了他对据点工事和堡垒的依赖心理，结果离了碉堡便不能作战，这是会降低和影响敌战斗力的。而且敌兵力分散，在点线上往往只是一个小队一个分队甚至十数人，其下级军官在长期分散中必然会暴露很多弱点，并向腐化方向发展，使军心涣散。又或因敌军长期守备一地，有了财产，有了“朋友”，这样部队士气和战斗力都会削弱，逐渐消沉起来。

（二）我们的对策

1．我们认定苏中环境在抗战转入反攻以前，敌我斗争的军、事形势是不会缓和的，即使已开始反攻了，在我苏中还是斗争尖锐的局面，这一直要到抗战的反攻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才可以松一口气。因此在目前相持阶段，我们敌后战场的战略任务是熬时间的问题。假使我们能把现有阵地坚持下去，把我们现有力量保持下来不受大的损失，一直到反攻到来，这就是我们完成了总任务，也就是我们的战略任务的胜利。根据这个总任务，我们布置工作，一切要以争取时间深入地方工作和增强主观有生力量为着眼点。我们的战斗任务也是根据这个方针来确定的，如一九四一年丰利保卫战、三仓保卫战，我们是用尽可能用的力量，想尽一切的办法，使敌人不能轻易侵占我们某一中心市镇。这些市镇能多控制一时期在我们手里，即可以使我们根据地各方面工作多深入一步，但也并不是决死必争的硬拼蛮干。至去年春天，我们对敌斗争方针，又有了转变，是以不过分的和主动的去刺激敌人，以求得相对稳定的间隙时间来休整我们的力量为目的。有时敌向我“扫荡”，我亦采取适当的避战方针。在平时指挥机关亦靠近敌守备薄弱的据点驻。不使自己过分暴露而刺激敌人，以免引起敌对我不断的进攻。

2．敌人如果已经出动“扫荡”，我们设法加重他后顾之忧，降低他对我进攻的信心。如敌在向我中心区“扫荡”时，我则适当将兵力转入外线，对敌后方据点实行挺袭，这种进攻，要有一定的重点，攻其必救，这在政治上的收获远超过军事上的价值。因为敌人后方一般来说统治较强，我能出奇制胜，不但振奋了敌统治区人民，而且使敌人前线部队“扫荡”信心大为降低，迫使敌人在出动“扫荡”时，必须顾虑到应控制必要数量的兵力守备后方据点，至少可使他不敢倾巢出犯，做得好也可使敌人不敢积极向我进攻。

3．如敌已进入我中心区“扫荡”，我们在初期往往采取避战方针，使敌扑空，以挫伤其士气，疲劳其兵力，除留小部队原地坚持与敌周旋外，主力可转入到敌进路翼侧地位进行隐蔽，因为当敌“扫荡”初期，各路敌军有目标的分进合击，我们应避其锐气。待至“扫荡”末期，在敌各路兵力撤退时期，我们将主力控制在敌翼侧机动地位，突击其薄弱一路，或在其退路上，或在其据点附近予以伏击，都可制胜。这不但是乘敌不备及疲惫之余，而且此时期敌各路“扫荡”兵力各向原据点退走，不及援救。在我则有“以逸待劳”及“欺其弱”的有利条件。

（三）实施上述对策时我们的缺点

1．在敌人陷于分兵把守的不利情况下，我们以政治攻势动摇和削弱敌人的战斗力不够；对伪军工作有了相当基础，但对日军工作简直没有，假如我们过去在这一方面能做好，那我们胜利一定会更大。这也使我们对战术问题不仅从单纯军事上去考虑，而且也应从政治上去考虑。

2．如果我们伪军工作做得好，我们可以争取伪军，孤立日军，或者利用伪军实行里应外合来夹击日军、瓦解日军。这种例子在过去还没有，所以过去给敌人的打击多半是单纯的采用军事手段，一九四二年八月的石港战斗，军事政治力量配合应用，得到了成功。

3．由于伪军战斗力弱，大部分据点都是日伪共守的，假如我们能在战场上实施机动，以适当兵力牵制日军而集中兵力向伪军猛扑，还是可以速战速决取得胜利的，这不但可以使日军不信任伪军，而且还可使伪军对依赖日军的信心大为降低。

二、对敌之分进合击一点和分进重围一区战术

（一）敌之特点

敌分进合击一点，各路敌军到达合击圈位置，各路兵力向一个目标合击，可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猛扑我一点。但是敌向合击点分路前进时，我能不失时机的跳至合击圈外，敌亦往往扑空。

敌分进重围一区，各路兵力到达我中心地区外围地位，采取重层包围，封锁主要路口、渡口和主要道路，使我转入外线时增大距离，一下不易摆脱险境。

敌上述两种战术都有他共同弱点，即敌在分进合击时，从各据点调集兵力，建制不统一，指挥也不统一，因此协同动作互相配合就差，各路分进难以同时到达规定地点；而且敌内部矛盾甚深，互相救应精神又差。另一个共同弱点，即敌“扫荡”行动根据同一命令，一切都事先规定，在执行时极少机动余地，又为了达成共同任务，各部队只能机械执行；而“扫荡”一开始，情况是千变万化的，但敌“扫荡”行动还是要按原定计划进行，这样无形中处处陷于被动，即使可能陆续搜集到一些关于我们的情况，想要改变其“扫荡”计划，但部队已出动，兵力部署一时也难以改变。

（二）我们1的对策

1．加强我侦察与内线情报，适时了解情况，处处掌握主动实施机动。以师直属队为例，几年来尚未遭受到敌合击的危险，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经常掌握着主力兵团在手，使敌人不敢轻犯。另一方面敌要出动大部队必须从各据点抽调兵力，这样企图就暴露了。且敌人每次出动，一路兵力至少集中三四百人，这样各路之间空隙还是相当大，我们抓住敌人这一弱点，能适时转到敌人合击圈分界线上待机，争取时间查明敌情，加紧动员与准备，则可以应付裕如。但这种转移过迟了会陷人被动，过早了也会暴露我们行动企图，使敌人可以迅速改变部署，组织第二个行动计划向我合击，如因情况不明而盲目转移，形成躲避行为，也是会陷人被动的。所以在敌人“扫荡”姿态已出现，但“扫荡”兵力尚未出动，我们要掌握主动，就应适时转移。要估计到敌人可能几路出动兵力，何处是敌可能的合击圈边缘地带，我们适时的控制在这样的边缘地带，在敌向我中心区进兵时，我即向外线转移，相背而行，使敌人掉转不过来，而我完全可以处在主动地位进行反“扫荡”部署及行动。

2．也有因为“扫荡”开始，敌突然出动，我们一时情况不明，兵力来不及调动而陷入被动，那末我们的办法是大胆向敌后据点或交通线进行强袭，威胁敌人侧背或心脏地带，可以使敌仓皇退兵回师救援，减轻敌对我的压力，而便于我转入主动。

3．组织神枪组，散布在敌行进道路两侧进行狙击，增加敌伤亡，迟缓其行动。

4．进行地雷战，使敌跨入我根据地一触就炸，裹足不前。

5，组织精悍短枪组，转入敌后方地带之城市、据点，进行短枪活动。

6．组织精悍步兵连，配以迫击炮等，挺至敌据点附近实行火力袭击，震撼其后方，以调转敌兵力。

三、对敌之大举“扫荡”和分路穿插战术

（一）敌之特点

敌大举“扫荡”要调集大的兵力，很难秘密。调集兵力几乎成为敌每一次大举“扫荡”开始的序幕，亦可说是敌“扫荡”规律性的行动。当前敌岩切部队善于声东击西，首先以小部队深入我根据地进行侦察性试探行为，然后大军突然出动。如去年夏季“扫荡”时，首先对联抗地区作局部佯动，然后用强大兵力组织三个梯队，向我台南、台北作广大的包围行动，企图围歼我军。此次敌整编伪军也在各线集结了大的兵力，并进行搖言攻势。但敌此种大规模“扫荡”，大量兵力转移，粮秣、弹药接济及后方交通联络诸多不便，尤其在扑空后，士气低落，加之敌大的行动计划对整个行动有了规定，只能机械执行。我们的破路拆桥，更使其行动不便，增加疲劳，此为其弱点。

（二）我们的对策

1．针对敌弱点，在敌向我根据地前进及进入我中心区时，发动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充分使用民兵游击队，在敌行进中及驻止时，日夜不断予以袭扰，尤其夜间袭扰最为有效，使敌白天行军作战，晚上又不能安心休息，增加其疲劳，挫伤其士气，使敌完全陷于被动，使我地方兵团有取得主动之余地。

2．主力兵团应主动跳出敌之包围圈进行机动，地方兵团除以少数在中心区配合游击队民兵担任困扰敌人外，其余大部应在敌之侧翼行动，以免陷入敌包围圈内，同时又能主动选择敌弱点打击敌人，以错乱敌人部署。如有陷入包围圈危险时，应坚决突围转入外线，但亦不能离开本县范围，时时应作顽强坚持之部署。

3．在反“扫荡”中，部分机关人员宜分散参加区乡工作，不宜随部队行动。

4．在敌撤兵时，可乘其疲惫打击之，但不可在敌“扫荡”部队的纵深内作战。

5．派小部队活动，主要是截击敌落伍人员、交通人员和摸哨等。

（三）执行上述对策时我们的弱点

分散兵力时取不到联络，在敌退兵之际，我们不能迅速集结兵力截击敌人，丧失了一些有利时机，所以在分散兵力时要很好掌握通信联络。分散需要有一定地区范围，这样才能做到分散坚持、迅速集中的要求。分散不是消极躲避，而是为了更好的坚持。

四、对敌之奔袭战术

（一）敌之特点

敌奔袭战术在我苏中范围内运用尚少，因为我们地区内据点林立，我们战斗警觉性亦特别高，又加上我们经常掌握着一定兵力在手，所以使敌人也不敢轻易奔袭。敌人奔袭战术有如下特点：

1．远距离突然袭击，部队轻装精悍。

2．奔袭部队兵力薄弱孤军深入，容易遭受打击，且远出深入我区，恐惧心理甚大。

3．远距离强行军奔袭，部队疲劳不堪。

（二）我们的对策

1．加强侦察警戒与游击小组的活动。

2．在敌可能来的方向建立民兵作战基点，监视敌人，沿途阻击。

3．经常转移宿营地。

除了上面各项对策外，我们对敌奔袭战的积极手段如下：

1.各部队主动配合作战。如敌奔袭，我某一部队已进入战斗，在附近部队应自动前往配合，向敌人侧后方作强有力的袭击，以夹击敌人；如首先得到敌军已向某一部队实行奔袭的情况，应主动的配合作战，迎击敌人，打破敌人奔袭计划，同时以积极战斗手段向友邻部队联络，以示警报。

2．实施反袭击手段。如敌远距离向我奔袭，经过长途跋涉部队疲劳，应乘其扑空退回时，迅速集结兵力予以尾袭。

3．敌向我驻地奔袭，我部队可迅速转移至驻地附近，使敌奔袭扑空，乘机实行反袭击。

五、对敌之封锁一地区的“驻剿”战术

（一）敌之特点

敌集中优势兵力对某一地区进行短时期的“清剿”，在当时当地的形势是极端严重的。但敌人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来对某一地区“清剿”，则必然减轻了其他地区的兵力与控制力量，那么我们仍有活动和坚持的条件，再加上内线小部队顽强坚持及邻区部队的积极配合动作，可以达到粉碎敌人对某一地区的“清剿”。

（二）我们的对策

1．在敌“清剿”地区，部队转入外围地区或邻区，以积极动作进行解围战，也可以挺进到更远地区去开辟新区工作。或者内线部队作暂时转移，待看清情况即从邻区或外围地区再打进“清剿”区内。

2．在“清剿”区留便衣短枪组与敌纠缠，坚持活动。

3．把乡村游击战开展到城市里去，使农村游击战与城市游击战结合起来。

4．积极打击敌封锁部队和破击敌封锁设施。

5．日伪抽调兵力参加“清乡”、“清剿”，我从外线强袭其同一指挥系统的薄弱据点，使敌不致毫无顾虑的抽调兵力参加，甚至可迫使日伪将已抽调出去的兵力急速调转。

6．内线部队积极斗争，顽强纠缠，直接打击日伪；外围地区密切配合，钳制日伪力量，减轻内线部队的压力。内线坚持拖住敌人，使其越陷越深。这样拖延时间限制日伪力量向其他地区“清剿”、“清乡”。四分区一年来的反“清乡”斗争和其他各分区一年来的对敌斗争，都是围绕着这一任务而互相支援、互相配合的。

六、对敌之便衣特务活动

（一）敌之特点

敌采用“武装特务化、特务武装化”，在“清乡”区，敌军特工与敌小部队结合起来到处猖獗。其特点是目标小、行动灵活，使我不易捉摸，并运用其反动的政治欺骗手段，再加之配合着内奸活动，对我危害确大。但敌便衣武装特务多系外地人，没有群众基础，虽有军事经验，却缺乏政治头脑，易出乱子。

（二）我们的对策

1．加强干部群众对敌特的认识，将敌特奸细破坏的具体事实教育群众，唤起群众仇视特务奸细与提高警惕，积极开展打击特务的活动。

2．加强侦察内奸坐探的活动，坚决予以镇压。

3．提出“每一个乡、每一个月捕杀一个敌人”的号召，发挥基干队民兵之战斗作用与提高其战斗意志，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

4．组织精悍机动武装，打击日伪出扰之机动部队与特务武装，区队与小游击队加强作战活动，集巾短枪队，积极镇压特务、奸细及叛徒。

5．埋设地雷，封锁日伪据点。

注释：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粟裕在担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期间，每年年底均召集有关人员，讲述当年对敌斗争的方针和战术问题，由参谋人员记录整理后，作为第一师向新四军军部年终报告的一部分。本篇是根据粟裕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述，由参谋处整理后向新四军军部报告的《一九四三年工作报告》中作战情况的第二部分。]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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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桥战役的发起理由和战斗经过*

（一九四四年三月八日、十一日）

一、一九四四年三月八日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并中央军委电

（一）日汪正积极布置对扬州、泰州、海安、李堡、（木并）茶线以南地区之“扩展清乡”及对东台沿海边之“强化屯垦”。我为便于坚持与集中干部整风和调集几个团整训起见，必须打开淮宝地区（曹甸、车桥一带）作为阵地。

（二）我为打破日江对我苏中之“扩展清乡”及“强化屯垦”起见，乃于本月初集中约五个团兵力，进攻淮安以东之车桥镇日伪据点。战斗于五日晨一时开始。以七团由车桥南北两面同时攻破敌之城墙，于天明即完全占领街心。经一日之激战，将该镇之碉堡五十余个完全攻破，五百伪军全部歼灭。驻守该镇之鬼子四十余人，退守该镇东北之三个碉堡负隅顽抗。五日晚，我军继续猛攻，又先后将敌之三个碉堡完全占领，残敌乃退守一独立之瓦房继续顽抗。当日黄昏，淮安之敌增援至车桥以西之周庄附近，我即以廖政国、陈挺等部，用正面堵击、侧后突击之战术予以猛袭。敌先后三次增援共约鬼子五百余，激战整夜，均被我大部歼灭，仅余敌十数人。正待歼之际，敌第四次继续增援，以装甲车数辆、步兵数百人猛冲。我因经一日两夜之激战，部队过于疲劳，且敌继续由淮阴、淮安、涟水等处增援达千余人，我乃于六日拂晓前安全转移。

（三）此役我共活捉鬼子少尉以下二十四名，俘伪军官兵四百余名，缴获九二步兵炮一门、重机二挺、轻机三挺、掷弹筒十余个、步马枪及各种短枪四百余支（内有新型三八式步枪五十余支）及其他军用品甚多，尚有大批枪弹被敌抛到河中。共毙伤鬼子三百五十余，伪军百余，毁碉堡五十余个，其余胜利品在清查中。

（四）敌经我此次歼灭性的打击后，连日来淮安、淮阴、涟水续有增敌步兵千余名、骑兵五百名，昨日并有敌飞机数架在车桥以西作战地带施行轰炸，并在凤谷村一带回旋侦察。

二、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一日报军首长电

我们此次组织车桥战役是根据下述理由出发的：

（一）苏中敌人正积极布置进行“扩展清乡”，大约在四月初可能开始实行。若如此，则四分区机关必须由丰利地区北移台南地区，三分区领导机关必须移联抗地区，而联抗地区太小，且系水网，因此三分区之机关尚须移一部分到台南，因此我们必须让出台南地区给三、四分区机关转移。

（二）敌人“屯垦”重心在盐东及台北，将来实行，台北也很难容纳我们机关，二分区领导机关尚须向兴化转移。

（三）江都至泰州以南如果“清乡”，则一分区机关部队亦须转移到高邮地区，因此一分区南部也很难容纳三分区之机关部队。

（四）在“扩展清乡”遍及三、四分区全部及一、二分区之一部后，则各“清乡”地区势必要撤退大批部队及干部出来，为便于各分区集中精力反对“清乡”，则其撤退之部队及干部当由区党委及师部负责直接领导，因此我们直属机关必然很大，如仍摆在台南海边，不仅难于进行整训，且有遭敌严重打击之危险。虽三师能将盐城地区借给我们驻扎，但我们人员太多，且有许多不便，如分一批人到淮南或四师地区去专门领导整风，则领导分散亦有不便，因此必须有颇大机动地区安插，而便于干部整风及部队之整训。

（五）车桥、曹甸地区敌人属徐州六十五师团系统，在军事上说来，其车桥、曹甸、泾口之据点过于突出，且为其弱点；在行政上说来，淮安属淮海省管辖，系日伪两个系统之界线，正可被我们利用。我们估计在车桥战役后，敌必大举报复，在其报复之后我不再刺激敌人，在敌人兵力不够的现势下，不一定对我们再作大的进攻；如小的进攻，我们当易干应付。即或敌人作大举“扫荡”，则必须由徐州及扬州两个系统统一指挥才行，但如此大举布置，则我们也易预为准备，且其配合亦不一定十分密切。同时敌人亦有让我主力向西北转移而便于其东南之三、四分区“清乡”企图，因此我们才决定组织此战役，不知是否正确，尚乞指示。

注释：

*[车桥战役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后期，新四军第一师在江苏省淮安城东南车桥地区，对日伪军进行的一次进攻战役，是苏中抗日根据地对日伪军局部反攻的起点。为打开淮宝地区局面，粟裕在一九四三年就亲自到实地进行了调查，经过长期酝酿，形成发起以夺取车桥、泾口为目标的攻势作战的设想。战役发起前，粟裕精心进行了组织指挥，由叶飞担任前线指挥，参战部队有一团、七团、五十二团、师教导团、高宝独立团。进攻车桥取得胜利后，各部乘胜扩张战果，相继收复经口、曹甸等据点十余处，使淮安、宝应以东大片地区获得解放，打通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大区的战略联系。这是报军部的两份电报，前者由粟裕、叶飞共同署名，后者由粟裕、叶飞、陈丕显共同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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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苏浙皖和天目山战役*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至六月二十九日）

一、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来时报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电

（一）顽情：

1．据初步了解，当面顽军于宣（城）长（兴）路以南及天目山以西地区，驻有五十二师、六十二师、一九二师、忠救三个团、挺纵约三个团和各县地方团队，其详细部署尚未查明。已知五十二师及挺纵分布于孝丰以西、宁国以东、广德以南地区，六十二师分布于孝丰及其东南、临安一带，一九二师则在昌化、于潜及其以南地区。

2．武康、德清西北，吴兴、长兴西南，及泗安、安吉、递铺以东地区均为顽军（长兴以南我仅两三个乡有游击活动）。杭（州）嘉（兴）湖（州）地区则有忠救之行动队和地方土顽约两千人散布窜扰。

3．据王必成、江渭清谈，五十二师各团战斗力相等于我四十八团，武器弹药较我为佳。如我四十八团与其一个团作战，至多只能打个平手，在有利条件下可将其进攻击溃。如我以两个团进攻其守备之一个团尚无把握。六十二师武器稍差，战斗力并不弱，上月初被我消灭者为该师之掩护部队之一个营(1)。

（二）作战方案：

一是即以全力攻占孝丰及其东南和西南地区。如此不仅可使安吉、孝丰以东及武康、德清和杭嘉湖地区为我遮断，以便控制该地区，进而打通与浦东及浙东的联系，并且可使控制天目山的任务迅速完成，减少今后之困难。但执行此一方案，依目前我们力量无甚把握，且可能陷于僵局。如后续部队能迅速南来，则此方案是上策。亦可以一个旅进入浙东，于半年后当有极大发展。因此，目前兵刀并不感到拥挤，相反甚感不足。

二是即以王必成旅进入安吉、递铺以东，占领武康、德清及余杭以北地区，以一周时间肃清该地区之土顽及小股顽军，并开展该地之地方工作。尔后即以该地为基础、派小部队武装向东深入杭嘉湖，打通与浦东、海北的联系，向南进至富春江边游击，以便与金肖支队(2)打通联系。依目前苏南情况及我们现有力量，此方案较有把握。但在此方案进行期中，可能有如下情况之变化：

1．当王旅进入莫干山地区时，顽方查明我军情况后，可能以主力由武康与递铺之间向北挺进，逼我于吴兴、长兴以南之水网地区背水作战，另以主力一部沿孝丰、安吉以西进入泗安以南地区，截断我王旅向西北转移之路（由安吉至长兴、吴兴间河道及由泗安至长兴之河道均不能通水）。

2．顽军如兵力雄厚，仅以小部牵制王旅，而以其强大主力由孝丰、安吉、泗安以西越宣长路北进扰我后方。此举亦有可能，但此种可能我们亦所欢迎。

（三）我们即执行第二方案。但因安吉、递铺以东不便主力决战（地区小，日伪可能乘我立脚未稳向我“扫荡”），为应付可能发生之两种以上的顽情变化，我们率陶勇旅仍留宣长路以北备战休整，练习山地战。王旅之四十八团于扫荡莫干山地区任务完成后，亦逐渐隐蔽向西北转移集结。在整个决战开始时，莫干山地区除留不多于两个营兵力，牵制顽军与掩护地方工作外，其余全部主力拟由泗安、安吉、孝丰以西地区寻求决战，得手后再引向东南横扫。

（四）由于兵力不足，且决战关键尚在浙西，故拟派往浙东之一个团目前尚难派出，但已令金肖支队向诸暨西北及富阳东南发展游击。希后续部队及五十二团能早日南来。

以上部署妥否？请示(3)。

二、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

（一）自我军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将顽六十二师及忠救军、浙保四纵全部击溃并歼灭一部后，我即乘胜占领孝丰，天目山北部即全人我手。顽陶广(4)为争夺孝丰，于三月一日即调集一九二师、五十二师各一部及忠救军、挺进军、浙保四纵等向我孝丰正面进攻。

（二）对第二次战役情况的估计及我军部署：

1．此次顽军进攻的兵力，计有一九二师一个团、五十二师五个营、忠救军六个团及六十二师、浙保四纵、挺一纵等共约大小团十二个，其目的在夺回孝丰。三月五日，顽首先以忠救军及五十二师一个团并浙保四纵向我孝丰西侧之牛山、八卦山阵地进攻，六日进攻我叶坞桥，其余各部则同时全力向孝丰正面进攻。

2．我除以王旅一个团坚守孝丰正面外，首先解决由西南进攻之敌，而后围歼正面之敌。

（三）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我控制天目山的情形：

我们沿天目山扼要构筑工事，并派少数部队在工事前十五里路左右游击及寻找顽方粮食。因此顽挺一纵及一九二师一部向我游击部队追踪袭击，一九二师二个营于三月二十五日进至西天目山及东关以南后园一带，向我阵地施行炮击，并在该线构筑工事。我为巩固天目山阵地，故今四十七团二个营于二十六日下午将西关目山后园一线之一九二师二个营击溃。另四十六团一部将由横畈方面向我进扰之挺一纵击溃，顽退至青云桥。二十七日已令四十六团和四十七团出击部队仍返原防加强工事。

（四）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后江浙地区扩展情形：

1．我们自南进及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浙西地区有极大开展，目前已有大小县分十个（广南、孝丰、安吉、武康、德清、吴兴、余杭及临安、于潜、长兴各一部），而干部万分缺乏，请今苏中及华中所调干部迅速南来。

2．三月二十四日，顽挺一纵、浙保四纵、一九二师及六十二师残部，分别向我天目山袭击被驱逐后，顽方已放弃临安县城，我们目前除有游击队在临安城郊活动外亦未入城。因一方面有美方联络员在天目山附近，另一方面日军有经由临安、昌化等地向屯溪进攻消息，如我占临安，日军来攻，我打与不打均不利。

3．武康以东以南及余杭地区之顽军已逐渐肃清，并已于三月三十日占领杭嘉湖大镇洛舍，刻正派韩念龙率部向东与浦东及海北打通联系，并拟于最近经由富阳地区与金肖地区联系。

4．刻据金肖地委报称，浙赣路自三月二十七日起停开客车七天，并每日增军车二次。同时敌已将金华至××之铁轨拆除，而赶修与浙赣路并行的旧公路。似此，敌有吸引顽方注意力于平汉路西或使该路战事告一段落后发动浙赣战事之最大可能。目前除金肖之敌调动频繁外，苏南敌人亦在大调动中。伪军千余于溧阳似系调防。顷接茅山电悉，西（旸）、永旸、李圩、南镇街、北镇街等处之日伪均于三十一日撤退，各该据点均已为我地武平毁。

5．为适应发展情况及乘敌调防之际，希叶率部南下，我们在延陵及金（坛）丹（阳）武（进）地区已分别派有专员负责布置接应。

三、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

（一）据各方情况看来，敌人最近尚未有进攻浙赣线象征。顽方虽已增调兵力，但以两次惨败士气沮丧，目前仍在构筑碉堡线，似在加强防御，尚未有积极进攻征候，且最近以来顽方已知苏中又有部队南下，似此，第三次向我进攻时间可能再行推延，这对我巩固现地区更为有利。两天前我们除已派出八支队深入杭嘉湖地区发展工作，以与海北及浦东打通联系外（下月中可以打通），并已有部队进到杭（州）富（阳）余（杭）之间活动，与金（华）肖（山）地区有一江之隔。

（二）我们为争取时间巩固现地区与迅速打通与浙东之联系，拟作如下部署：

1．廖政国旅即派一个次要团，配合金肖支队，首先将金肖以西、富春江以东地区控制（至少应先将壶源溪以北地区控制），与此间各部队隔江呼应，如此，可能分散天目山顽军注意力和吸引浙东顽军一部分力量，对浙东及天目山当面情况均极有利。但顽方亦可能乘我一部渡江而集中其全力加速对天目山之进攻，为防顽军此举，故廖旅主力仍留苏南（郎广以北）休整待机。

2．为加强浙东领导，叶是否可随廖旅派出之一个团先过富春江，以军区副司令名义指导浙东工作，在敌尚未进攻浙赣路时，叶部只能在浙东敌后行动，暂不宜大举向浙南前进，但可派出少数武工队先往浙南，以加强闽浙区工作，加速完成控制全浙，打通东南之任务。

3．俟天目山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如敌进攻浙赣路发动较早，顽方对天目山之直接进攻可能避免），则天目山已可巩固，当适应情况需要再派廖旅之第二个团前往浙东，以加强浙东敌后之控制。

4．已令浙东部队依靠四明山向西北发展。

（三）廖旅即在郎广以北休整。叶等可于二十六日与我们会合。

（四）钟期光率张崇文等南来，俟来到后拟以张仍负责军队宣教工作，彭冰山则负责主办苏南报纸工作。

以上是否可行，盼能于二十六日前复示。

四、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九日十八时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5)

我们为解决天目山之粮食困难，除加紧征粮借粮（为数不多）和开展生产节约（难以应付目前危机）外，决定以战备姿态分兵就粮，并开展对日伪斗争。如此亦可能造成顽方乘我分兵之时向我进攻，因此我们部署如下：

（一）王必成纵队之一支队及特务营，担任自于潜西北横路头附近，经藻溪镇、将军庙（范氏镇北十里）、云昌（新登北二十里）至富春江边之防务，并控制富春江岸之渡口。其二、三两支队北开宜兴、太湖边地区，肃清该地之顽化伪军，以打开太湖地区之局面（包括税收及购粮食）。

（二）陶勇纵队留一个支队担任孝丰西南章村至杭垓一带之防务；以一个支队担任坟岱至柏垫、横头一带防务，并酌派兵力过孙家埠以西游击就食（以东粮食已吃完）；另一个支队则开至郎溪南北活动，并歼灭梅渚等地之顽化伪军，安定该地局面，增加税收收入，以便从该地购得部分粮食。

（三）廖政国纵队之十一支队已到金肖地区，十支队明后日亦继续东去，首先肃清金肖路西以及富春江以东之整个地区，并控制江边各渡口。上项任务完成后，其主力即集结于该地，随时可以策应天目山之作战（该部只需二十四小时可以到临安集中），并可声持浙东何克希部进占会（稽）山之行动。

（四）廖纵队之十二支队即编为军区特务团，除担任军区卫戍外，以两个营进入杭嘉湖地区，协助该地武装（已调出两个连为该地区之骨干）继续肃清残顽和开展抗日游击，并完全打通与浦东之联系（便衣交通已打通）。

（五）王、陶两纵队担任天目山孝丰正面防务之部队，已扼要完成半永久性之工事构筑，如顽方乘我分兵之时向天目山正面进攻，我守备部队至少可支持一星期。而我苏南、皖南部队于五天内可赶回参战，浙东廖纵队则于三天可集中于天目山。因此对付顽方之乘机进攻不至有影响。

（六）浙东何部俟廖纵两个团完全渡江后，即可集中主力由四明山西进，以完成控制会稽山之任务，使之与金肖地区完全打成一片。

五、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6)

（一）情况：

1．新登东北城郊十余里之地区直至富春江边全为我军控制，并有一纵队四个营在该地区活动。自我十一支队渡江进至金肖地区，顽即以七十九师全部进入新登（原只一个营）．并派一个团进占方家井（新登与富阳间），另一个团进至何阜殿边及云昌、施家村（新登北）之线，其师部率一个团驻新登，并在上述诸地赶筑碉堡，其企图为截断我浙东、浙西之联系。我一纵特务营稍与接触被迫撤回，廖政国所率之十支队亦受阻不能顺利东渡。

2．据我缴获顽方告其官兵书称，顽于最近向我军进攻，并限于两个月内肃清我军。另据从士绅统战方面得来消息，亦云顽军最近对我进攻，士绅很关心我们的胜败，因他们对顽之压榨极不满。

3．从杭嘉湖俘虏之顽情报员供称，顽军将于最近向天目山正面进攻，曾电令其杭嘉湖部队亦向我莫干山地区进击，并策动日伪对我“扫荡”云。

4．据我天目山当面所俘虏之顽士兵供称，亦云顽最近将向我进攻，现正赶运粮食，其二十八军已由分水移驻于潜西之方圆铺。

5．据侦察部队得悉，顽五十二师集中河沥溪，忠救军全部亦在宁国墩肉横路头、云梯（横路头正北十余里）、仙霞（云梯北五里）之线集结，并传主攻方向将由宁国向孝丰正面。

（二）根据上述情况判断，顽确有加强向我进攻之企图。我们为控制富春江两岸，确保浙东、浙西之联系，拟乘顽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打击，决于二十九日晚集中一、三、四纵队之三个主力支队，向进占何阜殿边、云昌、施家村一线之顽七十九师进攻，得手后乘胜占领新登，并借此打破顽方之进攻部署和便于我集中分散之兵力。

六、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

（一）据谍息，敌己动员两个师兵力分由杭州、湖州等地出动“扫荡”，其范围包括杭嘉湖、莫干山、孝丰、天目山、宣长路南北及长兴西北山地。据当面侦察所得，敌之部署完成，有于数日内即开始“扫荡”之充分可能。

（二）顽军自于周前强占我方家井、何阜殿边、云昌、施家村（均在新登东北）一线后，复于二十八日进占藻溪镇。同时宁国方面亦积极向我独树街、桥头、柏垫一带企图进扰。忠救部队则不断向我章村正面进扰。

（三）根据上述情况，敌之“扫荡”可能为顽方策动，否则顽方亦充分可能乘敌“扫荡”而向我夹击。我们正处在日伪顽夹击及财粮困缺之严重情况中，但对日伪顽之夹击，我们仍有把握应付，祈释念。唯财粮困缺则对我们确为一严重危机。

（四）我们对于日伪顽之夹击已作如下部署：

1．政治上已公开宣传反动顽军勾结日伪向我夹击，以激怒民愤，造成政治上最有利形势。

2．军事上对顽采主力战，并坚守天目山阵地；对敌采游击战，并以许多特等射手到处阻击杀伤敌人（因赶制手榴弹、炮弹，故地雷尚未制好）。但在战胜顽军之后，及当敌人“扫荡”将结束时，则拟集中主力一部予撤退之敌以猛烈追截，乘胜夺取军需物资，使日伪不敢轻易再犯，并借以扩大政治影响。

3.动员群众实行空舍清野，特别是藏粮、藏运输工具（骡马等）、藏锅等，并紧急动员抢种，以免妨碍生产。

4．严防特务分子乘机捣乱，如其暴动，急须予以镇压，但防止过左行为。

七、一九四五年六月三日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

（一）顽方于五月二十二日进占富春江以北新登以东地区，即在该地赶筑碉堡网（如五次“围剿”一样，每间隔一二百米甚至四五十米一堡），一纵一个营与之战斗被迫撤退，二十六日始报告我们，因此使顽军得将碉堡网构成，同时于潜顽于二十八日进占我藻溪镇。

（二）我为确保与浙东联系，于五月二十九日开始向富春江边之方家并、何阜殿边一带之顽七十九师进攻，经三个整晚激战，已于六月二日完全占领新登城，共计摧毁顽碉堡三百余个，顽七十九师残部现退守新登以西地区，我正扫荡残顽中。但据俘供，上官云相(7)已到前方，并准备以两个师配合反攻，我们正加紧准备迎击。

（三）忠救三个团于六月一日向我孝丰以西之章村、磻溪一带进攻，当晚被我击退。现悉五十二师一个团将配合忠救再向孝丰正面进攻。我们以一部牵制此路顽军，以便新登方向之决战。

（四）日伪将向茅山“扫

Chapter_42

荡”外，前昨两日分小股向安吉东南之钱坑桥进攻，并将该地完全烧毁。我游击队赶到与敌接触，敌即退回安吉。另泗安、广德之敌正在赶筑公路，以图恢复宣长路，同时不断派部队向东亭湖（泗安西南之交通要道）一带骚扰。牌头、石嫩之敌也不断向我双溪、黄湖进扰。

八、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午时报华中局电(8)

（一）目前苏浙局势，正如华中局指示，我顽已成正面冲突。在新登战役之前，顽方已动员其三战区最精锐之突击总队(9)（较五十二师强）五千余人，及七十九师、独立三十三旅、六十二师、一九二师、五十二师、忠救军和另外二个师（据悉有一○五师），主力军共约十个正规师之众。在新登战役中虽曾歼灭其官兵达二千二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六十余挺，但其后备力量仍雄厚，故我军自动退出新登。顽军继即进占临安（三个师）与威胁孝丰。我如继续决战，至少需有两干以上之伤亡，千部伤亡也将更大（新登作战共伤约七百人，亡二百余人）。即或此次战役能获全胜，第四次战役规模将更大，且有迅速到来之可能。若如此，我们亦难持久。如继续损失，于将来更不利。

（二）苏南地方工作不深入，有广大伪化与接敌区未开辟。而浙西工作数月来因全力解决财经困难，不仅工作无法进行，且受极大损失，目前已向地主富农征借粮食。新登作战中部队整两天未吃饭，目前整个浙西粮食至多可能维持十天，而苏南在三个月中已动用民夫五十万。长久下去，人力物力均难支持。而广大之敌后（杭嘉湖、沪杭沿线、太湖及宣当芜地区）则反而未及开辟，似此，不管将来局势好转或逆转亦均难适应。

（三）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建议：

1．暂时放弃天目山，保持宣长路以南六十里之游击地带。

2．主力控制莫干山（敌后），开辟杭嘉湖，打通与浦东联系。

3．发展东太湖，打通苏常太及澄锡虞联系。

4．发展宣当芜及宣芜铁路以南之敌后地区，与皖南联成一片。

5．集全力深入京、芜、沪、杭三角地区。

6．加强浙东，使独立坚持于敌后，并可经过海北与我们打通联系。

（四）如照上述做法，不仅能保存有生力量，深入巩固苏南工作，向敌后开展工作，培养强大后备力量，且将增加敌顽矛盾，不论将来局势如何，我们均能应付。是否妥当，盼即日电复。(10)

九、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致何克希、谭启龙并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

原拟派去进攻浙东的顽突击总队第一、第二两突击队，已开来浙西参加丰丰作战，并已被我大部歼灭，似此，浙东局势当可稍微轻松。但目前顽方兵力仍优于我，不宜与之作正面决战，更不宜让其靠拢后再出击。你们应乘其各路达到合击之前转至顽军侧后，将其西路或东路歼灭，击破其整个计划。(11)

十、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

（一）此次顽方向我进攻规模甚大。据我们缴获文件取得其部署及动员兵力如下：

1．右翼兵团为突击总队第一队、第二队共九个营及七十九师全部，右翼指挥官为突击总队副司令胡供三，参谋长罗先觉。

2．中路为二十八军（欠五十二师）和忠救军，指挥官为二十八军军长陶柳。

3．左翼兵团为五十二师和独立三十三旅全部，及一四六师之马团和挺纵、保纵等地方部队，左翼指挥官为江南苏皖边区绥靖指挥部指挥官刘秉哲。

4．总计顽军进攻我军第一线兵力即达二十八个团，将近十个师，(12)统归第三战区副长官上官云相指挥，前敌总指挥为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

5．顽军进攻之部署：第一阶段为占领临安、天目山，第二阶段为占领孝丰，尔后即以突击总队深入莫干山地区，五十二师深入郎广地区，企图将我军主力歼灭于孝丰地区或驱逐回江北。

（二）顽方动员十个团的兵力围攻新登，同时进攻我浙东部队。其总的计划为肃清长江以南沿海地区之我军，顽方估计盟军可能在八、九月间登陆，限七月底以前完成计划，消灭我江南部队。我军已缴获蒋介石所颁布的《清剿沦陷区奸匪以及配合盟军登陆之方案》文件，准备将其公布之。

（三）从缴获文件可见顽方在盟军登陆前之第一步骤即为消灭沿海地区之我军，其阴谋与决心均甚大。突击总队又称突击军，为美国所帮助训练之新军，为顽方最精锐之部队，其战斗力要比五十二师强，一个营相当于一个团，五月中旬由江西开拔以急行军调来参战。

（四）此次战役，我军共歼灭顽军五十二师二个团，突击总队第一队、第二队全部（留守临安一个营未参战）及七十九师之大部和独立三十三旅一个营。顽军现在临安、天目山、孝丰以西杭圩、（石番）溪、汤口、章村之线收容整理，并仍筑碉堡布雷固守，似仍图再进攻。

（五）我们除已发两次通电，并准备广泛发动各地各阶层人士揭发此次顽方在江浙地区发动大规模内战之罪行外，并提议华中局将顽方罪行转报延安广播全国。请示方针。

十一、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13)

（一）我们这几天经过再三仔细慎重考虑后，认为华中局最近以来对江浙工作方针的指示，巩固深入苏南工作，开展敌后之敌后工作，及休整主力与应该掌握敌顽矛盾，避免陷于单纯顽我之决战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如不这样，我们现在与将来均将遭遇严重之困难，甚至失败。

（二）为了贯彻执行以上方针，我们经过再三审慎考虑，认为不需要再进占天目山，因此举有如下各点之不利：

1．我主力大部仍将与顽主力对峙，无法安心休整，而目新登作战至孝丰作战，已连续战斗一个月，部队极度疲劳，伤亡亦甚大，极需好好休整。

2．主力大部如仍控制天目山地区，粮食供应甚难，势将大部由苏南供给，若如此者，苏南又将陷于供应战争之苦境，无法以全力进行深入巩固工作与发动秋收群众运动，打下深厚工作基础。

3．亦将影响不能以全力进行敌后之敌后工作。

（三）因此我们决定，战役应加速结束，以便适时争取时间休整部队，深入苏南工作，及开展敌后之敌后工作。为此目的，在军事部署上，尽一切可能控制孝丰，掩护莫干山、杭嘉湖敌后工作与苏南工作，及大部主力之休整，天目山作为游击区。具体部署如下：

1．一纵全部回苏南就食与休整。

2．三纵以一个团固守孝丰（构筑坚固据点），两个团向宣当芜地区活动，开辟该地区之敌后工作及打通皖南联系。

3.四纵以一个团（十一支队）仍开回浙东，即拨归浙东建制，以便在浙东组成三个团之主力；另以一个团（十二支队）在莫干山、杭嘉湖深入敌后活动，并即将十二支队地方化；四纵主力（十支队）控制于孝丰以北广德以南地区休整，掩护孝丰与莫干山，另派少数部队向天目山游击。

注释：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重申发展东南的方针，赋予新四军控制苏浙皖边与发展浙江沿海地区的战略任务。遵照中央和华中局指示，粟裕率第一师主力三个团及地方干部三百多人，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渡江南下，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与十六旅会合。一九四五年四月上旬，叶飞率领第一师教导旅三个团及地方干部数百人，继续渡江南下，一月十三日，新四军军部转中央军委电令成立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后兼政委），政治委员谭震林（未到职），副司令员叶飞，参谋长刘先胜，政治部主任钟期光。部队统一整编，以原十六旅为第一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清清；原浙东游击纵队为第二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政治委员谭启龙；第一师第一批南下部队为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阮英平。第二批南下部队为第四纵队，司令员廖政国，政治委员韦一平。粟裕并受华中局委托，以华中局代表名义领导苏南、浙东两区党委工作。苏浙军区在执行发展东南任务向苏浙皖敌后进军时，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拦截和进攻。在浙西天目山地区，主要是孝丰地区，我军被迫进行了三次自卫反击战，三战三捷。二月十二日至十八日第一次作战歼国民党军一千七百余人。三月六日至二十七日第二次作战歼国民党军一千七百余人。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二十三日第三次作战歼国民党军九千余人，三次作战共歼国民党军一万三千余人。天目山战役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而且壮大了自己，锻炼了部队，培养了干部；不仅迅速打开了浙西局面，而且提前实现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这里选辑了粟裕指挥部队挺进苏浙皖和进行天目山战役的电报十一份。]

(1)[指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日至四日在浙皖交界处的青岘岭、牛头山反顽战中被歼之国民党军六十二师一八六团之一个营。]

(2)[金肖支队，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由金华、肖山地区武装编成。属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二纵队。]

(3)[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一月二十日复电：“据最近了解，苏浙当面集中的顽军，不论数量上及战斗力上，似均较你临行前所了解者有些出入。另据中央最近通报说，抗战可能延至数年之久，从而估计华中沿海盟军登陆的时机，亦有可能向后推迟，目前客观上既需要而且允许我们采取稳健的部署，因此我们同意你十七日未电的第二方案，先进占安吉、递铺以东，余杭以北及武康、德清，以便控制杭嘉湖地区之战役任务。”]

(4)[陶广，国民党第三战区苏浙皖挺进军总司令。]

(5)[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接到此电后立即转报中央。]

(6)[本电及以下各电均与叶飞共同署名。]

(7)[上官云相，国民党第三战区副长官。]

(8)[本电除粟裕、叶飞外，并由金明、朱克精、刘先胜共同署名。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接到此电后立即转报中央。]

(9)[突击总队又称突击军。全部美械装备，五五编制，总队下设五个突击队，每队辖五个战斗营及工兵连等直属分队，每营步兵四个连、重机枪迫击炮各一个连。一个营约千人，相当于一个小团。突击总队是国民党军中精锐的部队。突击第一队少将司令胡旭旰在天目山战役中被我军击毙。]

(10)[华中局六月十一日复电：“同意你们暂时放弃天目山及集结力量发展浙西、苏南、皖南之敌后地区的建议。”]

(11)[国民党军在浙西向我第三次进攻的同时，在浙东调集暂编第三十三师和浙保部队等七个团，分四路进攻我四明山根据地。我第二纵队除在战略上配合浙西主力与国民党军决战外，于六月二十九日进行自卫反击，将国民党军全部击溃，取得了浙东第三次反顽自卫战的胜利。]

(12)[后来查明，实际上国民党军在天目山第三次作战中，共动员兵力有十五个师（突击队、纵队、旅）四十五个团（突击营、支队）共七万五千余人。其中先后参战用于第一线的兵力达十个师三十四个团，共五万七千余人。]

(13)[六月二十八日，根据国民党军遭我反击后溃退的情况，粟裕、叶飞、金明、朱克靖曾共同署名电报华中局，建议回占天目山。经再研究后，发出本电，决定不再回占天目山。]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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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与发展统一与分散*

（一九四五年八月）

我军自从南进以来，由于战斗频繁、激烈，还由于思想准备极不充分、工作不具体和欠周密、组织机构不健全，先后暴露了不少脱节的现象和发生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深警惕和应该立即加以纠正的。

第一，首先我们来讲巩固与发展的问题。这两个词大家已听得烂熟了，也懂得一些意义，但不一定懂得很透彻。本来巩固与发展在字面上说似乎是矛盾的，其实是统一的。有些人把它对立起来看，是不对的。巩固与发展两者不是不能并存的，而是依据主客观条件的需要适时的提出轻重的区分。也有些人认为，不论任何时候发展比巩固更重要，这正如过左比过右的要好些的错误见解一样。由此，我们绝大部分同志只顾向前发展而不愿做巩固坚持的工作。于是在处理问题上、工作部署上、思想和精神的准备上，只注意到发展的一面，忽略了甚至于不顾及巩固的一面。所以，当部队南进之前我们没有过早公开动员，除了对敌人保守军事秘密外，也包含有避免引起留作坚持人员的不安心的因素。总之，我们许多同志只顾发展而不图巩固，于是把巩固坚持当作不要紧的事或者是与己无关的事。这样，担任发展任务的同志固然充满了信心与热惰，可是影响了巩固坚持的同志的信心和决心，认为巩固坚持是吃老米，坐监牢，啃骨头，什么都啃光了，毫无意味。如果谁被留做巩固坚持工作则认为是倒霉已极，愁眉苦脸而坚持不愿干，甚至宁肯到前方做“苦工”，不愿留下来做巩固坚持工作。反之，被派到前方担任发展任务的部队和干部，则是兴高采烈。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领导干部，于是就不顾一切的首先向老地区和留守坚持的部队大肆“发展”，私下到处活动，以“不是开小差去做反革命”为借口，鼓动一些不安于坚持的人员开小差到前方。甚至不择手段采用“威胁”（如对已派往地方工作者，迫令其归还，否则开除党籍或以军法从事）与“利诱”（如允诺到前方后给以满意的职务），以遂其愿。对于地方部队，则不管其能否胜任坚持的任务，随便留下一些凑凑门面，站站岗哨就算了。甚至于连站岗哨的也没有留下，对地方的影响那是更不顾了。总之，以补充主力为天下第一件大事。因此刚刚萌芽的地方部队被编并了，干部被调走了，枪支被带去了，把费了千辛万苦建设起来的地方武装弄得光光的。甚至于在地方上的一个好干部，一杆好枪也总是千方百计地以弄到自己身边为快。当部队渡江和继续至苏南行动时，所有大小行囊坛坛罐罐，搬运忙碌，过去从来未被别人发现的公私细软，也郑重地派队押运前行。真是浩浩荡荡象逃荒一样，又热闹又凄凉，浪费了不知多少的人力与财力，弄得留守的机关部队冷冷清清！岂知这些发展的办法并不是好办法，就是以已经组织好了的地方部队补充主力的办法，也基本上已不适用。那种旧的补充方法，虽然在主力本身似乎是得到了发展，增强了力量，其实都是剜肉补疮，有害无益的。小而言之，得罪了地方同志，引起关系的不正常，影响其对主力的多予援助，这是主力自己制造孤立的办法。大而言之，地方队伍编并了，地方干部调走了，使我们地方工作受影响，使我们无巩固的根据地，虽然前方继续不断的胜利，后备力量接不上气来，也就大大地影响到前方战争的继续了。地方武装编走了，不仅影响到民兵、地方武装参加主力的热情，尤其影响到解放区的继续巩固与坚持，使日伪得以无阻挡地到处抢掠，损失了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便利了伪化气焰的再度生长。在地方武装削弱的情况下，为了巩固根据地，必须使主力再分割而影响主力部队之继续提高，结果还是自己吃亏，自作自受。这些向内“发展”的办法，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讲，都是不合算的。由于大家的精神都贯注于发展的一面而忽视了巩固的一面，在客观局势有变化，为了适应此种局势而采取战略转移的时候，却使只顾发展不图巩固的人们惊慌失措，有些则是垂头丧气，有的主张孤注一掷与反动派作最后之一拼，有的游游荡荡，心神不定，有不可终日之势。总之，这是对发展与巩固的关系、对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模糊的结果。我们应该知道，革命斗争是长期艰苦激烈的斗争，如果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坚强的群众组织，雄厚的取之不竭的后备力量，则不仅会使革命取不到最后胜利，而且也会使斗争难以继续坚持。同时，我们应该知道，新的发展是建筑在巩固的原有基础之上的，只有后备力量的继续增长，才能使前方取得连续的胜利。没有巩固的后方，是难以保证前方已经取得的胜利的。那种不要根据地的流寇式的革命，从来也没有被历史证明过它会取得最后胜利的。

我们有许多同志和部队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长于向外发展，能独立创造新的局面。他们不依赖于老地区的资源与帮助，不害怕新地区的艰难与险恶，勇往直前，一本万利壮大革命力量，独立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这种发展与创造的毅力，勇往直前的决心与信心，和独立自主不存依赖的精神，是值得发扬和学习的。可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虽有独立自主不存依赖的发展精神，却违背了革命的发展原则，只图数量不管质量，采用招兵买马、金钱收买、地位引诱的各种不正当的办法，对流氓、地痞、兵油子、老军伍之流随便加以委任，给以建立地方武装的重任，任其招摇撞骗，敲诈勒索，假公济私，到处横行。破坏了党的政策，损毁了军队的名誉，欺压了无数的人民。此种扩充办法不唯得不偿失，而且对我们创造新的根据地起破坏作用。这种利用流氓兵痞的发展办法，抗战以来已经再三再四地教训了我们不能再用，竟然继续出现于今日，实属严重之极，应令立即停止。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干部和部队，虽然也愿意积极向前发展，可是他们一开始进入新地区，看到的是新地区的困难，想到的是老地区的舒服，悔不该来此荒凉之地；想着老地区物资丰富，人口众多，人民那样有组织有力量地对我们帮助，兵员有得补充，慰劳有得享受，经费、粮食有得节余，生活也过得优裕与舒适而今新地区这一切还待开始，干部缺乏，经费、粮食困难，地区辽阔，兵力不够分配。这些都是事实。可是这些同志只看到新地区这样困难，那样困难，这件无办法，那件也无办法，叫苦连天，自己却不从各方面去想办法，克服困难，战胜艰险，不懂得工农大众的革命事业都是白手成家的。我们党今日有如此大的力量和成就，这是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从赤手空拳开始，战胜了无数的艰险与困难才取得的。何况我们现在已有这样大的力量，可以作为继续发展的深厚基础。同时更应知道老根据地之所以有今天，都是经过新地区的开辟和创立，牺牲了无数生命，流了不知多少的血汗，遭受了不少的挫折，战胜了艰险，克服了困难而后才慢慢地巩固起来的。因此巩固的老地区不仅要经过开辟创造的艰苦阶段，而且也只有新地区的继续发展与深入巩固，成为老地区的可靠的外围，才能使老地区更加巩固。那些以为进到一个新地区就应该有一切的便利和丰富的供给的想法，是对于发展革命力量之艰险困难毫无认识，是对革命的长期性艰苦性认识不清。我们希望这些同志好好的学习中国革命的艰苦奋斗的历史。

第二，我们来讲统一与分散的问题。大家都懂得为了便利于打击敌人，必须集中力量，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才能有胜利保障。因此，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是赞成统一的，只有极少数的同志才会公开地或隐蔽地闹独立分散。由于我们过去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状态，为了坚持斗争，不得不分散应付敌人。我们在分散环境下，在各个地区的相互战略配合下，曾经取得了不少的胜利。分散坚持独立自主，是在统一领导和整个部署意图下进行的。但许多同志因为对独立分散成了习惯，于是在处理许多具体问题时常常与统一相抵触，影响了集中。譬如：在执行命令上不坚决、打折扣与讲价钱。我以为各部在打击与歼灭敌人时，确实是很坚决的，但在执行统一部署的作战住务时，不一定每个干部，每个单位，每个兵团，每个部队都是很坚决的，仍然有讲价钱打折扣的。往往不从整个利益出发而从本单位的讨便宜出发，过分注意本单位的缴获和过分顾虑本单位的消耗。特别表现普遍而严重的，就是谁都不愿意打正面、担任钳制和防御，也不愿作必要的兵力分散，否则叫苦连天，甚至埋怨上级。这样就产生了当战斗激烈时迟疑不前或按兵观望，报告情况中都是一些困难和伤亡，总希望友邻前进，只怪别人不协同，不检讨自己不遵守时间、不密切联络。在选择攻击道路时，不照顾整个战斗区分，只图自己便利。当敌人动摇崩溃时，争先恐后，拦阻去路，总怕别个部队抢上前。当解除敌人武装时，各部互相争夺，不仅闹得不团结，甚至影响追歼敌人。这些都已足够说明对执行统一的作战命令，并不一定都是很坚决的。这些表现和行动，不只是单纯的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而且是严重的损人利己的行为。这种行为如任其继续下去，结果会直接地损害革命和间接地帮助敌人。当然我们也希望消耗很少，但我们所希望的是整个革命部队消耗很少。如果为了保障整个革命利益，求得整个战争胜利，某一个部队伤亡大一些，那是不可免而不能十分顾惜的。我们也希望俘获很多，只要能够完成大量地歼灭敌人，则不论其俘获的人枪到任何一个革命部队手里，那都是可以的。某个单位俘获很多，确实是很好的成绩，但这并不能如有些同志那样认识，以为自己这个单位俘获最多就老子天下第一，以为自己所带的部队是了不起的，就瞧不起别人，认为别人是饭桶。这种认识都是极端错误的。其实大兵团作战，并不能单纯以俘获多寡来评判一个兵团之强弱，而应该根据他执行命令的坚决如何，对于整个战局的贡献如何，对于友邻的协同与照顾如何，以及他的战术与技术的运用如何来决定他的强弱，这才是正确的。至于谁都不愿意打正面、担任钳制和防御，以为担任钳制任务都是蹩脚队伍的事情，这都是不正确的。在几千几万几十万人的作战中，战线亘延数十百里，如果分散兵力，到处进行突击，使力量不集中，固然无法达成歼灭敌人；但集中力量突击一点，并不等于对次要方向毫不派兵扼守与钳制。否则我们也无法争取裕余时间，难以达到突击与消灭敌人，反而有被敌人合击的危险。因此在兵团作战中，必须集中主力突击敌人一点，而对于次要方向必须派出一定兵力，担任钳制，这才能使整个战役取得胜利。

其次是本位主义与盲目的山头主义。由于盲目的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存在，使我们在统一领导上，在集中力量上，遭遇到严重的障碍，遭受到不少的损失。在作战方面尚且还有如上所述的与统一相抵触的分散现象，在素来被人所忽视的行政方面的统一与集中，那更是被本位主义与山头主义所拦阻。在干百件事件中，我们可以随便的举出一个例子来：如当主力南进时，我们为了保障苏浙公学的安全，曾经命令某纵队将教导队暂时集中于公学训练，藉资掩护。可是这个命令下去之后，得不到回答也没有声息。我们为了公学的安全，又决定从各纵抽调一批下级干部来受训，并由学员各带枪弹，以资警戒，可是各纵队不同意。几经周折，一直延搁到开高干会议打通思想提出批评，才由纵队弄几十根枪来武装学校，以供他们自卫。但弄来的这些枪支，其中几乎全部都经过不知多少手术医治的半残废的枪支，这才勉强的算是这个命令没有完全落空。同时，我们也曾经要各兵团将多余的枪支，或者是抽一部分枪支，送交军区，以便有计划地发给各地区，加强地方武装，但是这一提议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收到效果。我们有些干部还说枪支不够分配，也没有多余，所以抽调不出。这里或者也有人会信以为真，而认为提议不当，或者是认为各兵团兵员不多，枪弹缺乏。其实我们的各兵团，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充实得多。就靠近军区的各兵团计算，我们的机枪总数在千挺以上，火器不谓不多；以兵力计算，相等于内战时期第三次反“围剿”时江西红军的全部兵力，数量也不能谓之不众。我们的各个兵团，不仅装备齐全，而且还有不少的储存。但宁愿把它储存埋伏，任其生锈腐蚀，甚至于因埋伏不周，曾经在敌人进袭时受损失，或者在情况紧张时困难以搬运而遗弃或破坏，却不愿发给地方去武装人民，让他们去抗战杀敌，生息生利。即或各兵团枪支真的没有多余，也可以从每个连队抽调两三支枪，积少成多，发给地方去武装人民，其作用非常重大。连队中即或有几个徒手，并无多大影响。事实上每一仗打起来，只要枪一响，枪总是有多余的，不是缴到枪枝，就是有伤兵的多余枪枝。这样多余几个徒手，有什么要紧呢？此外就是各主力兵团的枪枝，也不愿意统筹装备。譬如，在战斗中各部都有缴获，你缴到枪筒，我缴到枪座，他缴到枪架；你缴到炮筒，我拿到炮架，他捡到炮盘。如果装配起来就是一挺连放的机枪，一门完好的大炮，便可以使它替革命效力。可是由于本位主义作怪，情愿各归各的，疲劳自己的战士去白扛。虽然各兵团也曾经送了一些多余的枪校给地方，但这是分散的无计划的，而不是在统一的培养地方武装的方针下发给的。其中也有不少的成分是从感情用事，互相馈赠的意图下发给的。这样不仅失掉了培养地方武装的意义，而且分配失当，于武装斗争助益不大，实属可惜。至于物质资财的统一支配，直到现在还未能完全实行。这固然由于制度还未健全，负责人员还未能完全尽责所致，但有些独立惯了的人还在有意无意反对正规制度的执行，反对物质资财的统筹支配。为了怕上级抽肥补瘦，统一分配，肥的则想尽各种方法打埋伏，少报或隐报存数，瘦的则报得更少，甚至报全无，于是就无法调剂，而真正没有的只有挨饿受冻。我们因为经济建设还未开始，加之敌人的封锁与抢夺，使我们经济窘困，不仅库无余钱剩米，而且常常是人不敷出，不能全数发给，自然使各部队都感到困难。可是这种困难是公平的，我们没有任何偏袒。有些部分不从整个收人和支出着想，只是怪上级发得不够或者认为别一部分发得很多，而我这一部分发得很少。如果有人真正这样怀疑我们，欢迎他去供给财经部门查账。现在粮食十分团难，更有个别部队目无法纪，公开破坏制度，拦路强行截夺。于是一处紊乱牵动全局，使其他部分粮食无着。于是制度更无从建立，上级更无从统筹。本来可以勉强维持的物资，即更感缺乏，困难倍增，结果害了大家，妨碍了革命。我们为了解决这种暂时的困难，不得不花费很大力量，使我们不能集全力发动群众与组织人民，于是又妨碍了我们既定的工作方针，而影响根据地的巩固，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财经目前确实是十分困难，为了克服此种严重困难，我们除努力开源节流，发展生产贸易而外，并曾经号召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渡过难关。在此种号召之下，我们有不少机关工作人员和部队指战员，都能以身作则，艰苦奋斗，这是值得我们表扬与学习的。我们党政军的高级机关和许多机关的工作同志以及全体的千部战士都是非常艰苦的。然而，有的干部却大肆挥霍，查其经济来源，不是出自发洋财，就是来自贪污。甚至有些人利用其地位，滥用权力，乱行开支，名之为请客招待，实际是慷公家之慨，会餐揩油；买礼物送人情，赠送上级，实际上公私两便，各得一份。在公家经济万分困难的时候，我们个别部队的小金库则无法统计。单以某支队的两个大队计算，其所存特款计达法币两千万元以上，查此特款之来源，多系由战斗中缴获或系占有粮食物资所变成，理应毫无条件的缴还公家。

上面的这些现象，只不过是目前存在着或者是正在发展着的一些严重问题的主要表现，类似的不良倾向，尚难以全部提及。总之，我们的许多同志对于发展与巩固、集中与分散的问题，看法常常是片面的，或者是把它孤立起来而彼此对立，或者是偏之一端，或者是一知半解自以为是，更或者是口是心非，明知故犯，知而不行，行而不坚。这固然有一定的原因，同过去长期处于分散游击独立坚持环境，行军作战频繁，流动性大，以及我们思想领导与教育不够等有关，但这决不能因此而完全推卸各自的责任。事实上在党政军的各类文件上，各个会议上和各种问题的处理上，都进行了和体现了深刻的教育。因此，这些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

为了更加深入工作与巩固根据地，以便适应将来的更大发展，或者应付可能的逆转局势；为了集中力量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加强团结，巩固统一领导，我们必须加强思想教育，贯彻整风任务，打通思想，以虚心坦白的整风精神，每个人都来进行自我检讨。应该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改造自己。对于那种本位主义、盲目的山头主义和分散主义，应该是毫无保留地彻底加以扫除。凡是做错了的同志，应该虚心地检讨自己，勇敢地承认错误；而帮助别人改正过失的同志，应该根据主客观条件分析错误的由来，以治病救人的精神，耐心地帮助同志。那些有成绩有功劳的同志，则不应因此而自满与骄傲，而应该一切都归功于党，归功于全体同志，因为革命工作做出成绩，这并不足以自夸，而正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工作成绩不够，或者还没有成绩的同志，则应引以为惭愧，而虚心地向先进的同志学习，努力向上。这样，才能使我们大家都成为革命队伍中的坚强的成员，优秀的革命干部，使我们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更加坚强团结，以完成摆在面前的艰巨的任务，争取快要到来的更伟大的完满的胜利！

注释：

*[这是粟裕在一次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曾发表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苏浙区党委宣传部、新四军苏浙军区政治部编印的《前线杂志》创刊号。]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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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大举反攻准备应付内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二十四日）

一、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致一、三、四纵队，苏南一、二分区并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

（一）中央与华中局指示我苏浙部队暂不作占领京沪线各大城市之打算，改变方针占领我根据地周围各县城和市镇，解决伪军，收集物资，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准备应付内战(1)据上述方针，我们决定尽一切可能，尽一切力量，尽一切办法，力求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内，分别占领傈阳、傈水、宜兴、金坛、句容、郎溪、广德、高津、长兴、吴兴、安吉、武康、德清等县城及我根据地内各市镇，肃清日伪与残顽，完成将我苏南一、二分区及浙西打成一片之计划。

（二）为此目的，确定部署如下：

1．以第一纵队全部及一分区之地方武装、民兵，担任攻占两溧、宜兴、金坛、句容县城及该地区大小市镇，肃清该地区内之日伪与残顽之任务。所有在该地区作战之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与民兵，统一归王必成、江渭清指挥。

2．以第三纵队（缺第九支队）及二分区之地方武装、民兵，担任攻占长兴、广德、郎溪、高津县城及肃清该地区内之日伪与残顽之任务。在该地区作战之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与民兵，统一归陶勇、阮英平指挥。

3．以第四纵队及浙西武装，担任攻占吴兴、安吉、武康、德清县城及肃清该地区内之日伪与残顽之任务，在该地区作战之部队，统一归廖政国、韦一平指挥。

4．以第三纵队第九支队担任守备孝丰之任务。

望各纵队、各分区即按此部署及我们十八日电之作战方针分别执行，并将具体部署及执行情况随时报告。

二、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报华中局电

（一）目前情况：

1．我们已攻占与收复傈阳、溧水、金坛、句容、长兴五个县城，并已将郎广以北，高淳、涂水、句容以西，句容、丹阳以南地区内大小据点肃清。高淳、宜兴、郎溪县城日内可下。

2．广德、吴兴尚有强大日军驻守（广德城内有五六百人），拒绝向我投降，正监视中。

（二）日本投降郎将签字，顽军即将进入京沪杭地区，第一阶段即将结束，反内战阶段即将到来。(2)现顽陶广集团军集结于宁国，李觉集团军集结于桐庐、于潜之线，如汤恩伯部再到达京沪，则我苏南主力将处于顾祝同和汤恩伯之夹击中。

（三）我们再三考虑，苏南为南京外围，在内战条件下，四面受敌，地形不利，不能长期作为我军之根据地，必须另建立新根据地。我们认为皖浙赣三省边区及闽浙赣三省边区，适宜作为内战根据地。但在新根据地初具规模以前，现有苏南、浙西，浙东阵地不能放弃。否则，大军无根据地，部队给养与后方不能解决。

（四）因此我们认为，现在一面应准备作坚持苏南、浙西、浙东现有阵地之打算，一面应即作建立新根据地之打算，其实施步骤我们意见如下：

1.一、三、四纵队主力，准备于顽军向苏南进犯时打一个胜仗后，即派一纵队进入皖南地区打开皖南局面，作为建立皖浙赣三省边区根据地之基础，以便于尔后苏南不利时主力之转移。

2．浙东应尽一切力量坚持现有阵地，如过早转移到浙南亦难以立足，且将使苏南更难立足；在不利情况下需要向浙南转移时，亦应留三分之一兵力坚持浙东钳制敌人，以掩护浙东主力建立浙南新阵地。

3．如我苏南、浙东部队开始向皖南与浙南转移时，曾镜冰(3)应即设法加强闽东、闽北之活动相互呼应，并求得将来与浙南及赣东北打成一片。

（五）为了工作上便利，我们重新提议将皖南、苏浙统一领导。为详细报告此间情况及请示今后方针，决定派金明同志日内赶到华中局。但上述意见请先指示。

（六）如江北决战大胜，我们有可能坚持现有阵地，并将苏南、皖南、浙西连成一片，但我们仍从坏处作打算，以免将来临时仓猝。

（七）我们认为控制皖南，由芜湖、安庆之间夹江呼应为有利，长江下游则难于呼应。

注释：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并指出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朱德总司令八月十日命令我军向被我包围的敌人发出通牒，限期投降。根据当时形势和中央指示精神，粟裕部署和指挥了苏浙军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大举对日反攻，迅速攻克苏南、浙西浙东根据地周围一大批县城和市镇，并为了准备应付内战，提出了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和建议。后来，根据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达成的协议，一九四五年十月苏浙部队奉命撤至长江以北，第二、第四纵队北上山东，第一、第三纵队集结于苏中。这里选辑了电报两份，第一份由粟裕、叶飞署名，第二份由粟裕、叶飞、金明署名。]

(1)[中共中央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致华中局电：“在国共力量对比下，华中部署改变如下：1．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除以人民面目活动外，党的组织仍取隐蔽政策。浙东力量仍在原地扩展，内战失利时准备转到浙南。2．江南在内战后（打几个大胜仗），就原地继续扩展，长期坚持，此种可能很大。但如在内战中失利，不可能现地坚持时，应准备开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此点使少数领导人精神准备，决不退回江北。或在内战发生后，先派小部队开人闽浙赣起钳制作用。3．江北力量全部留江北，不再派兵去江南，任务为力争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消灭伪军，准备与李品仙、何柱国作战，并以有力部队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

(2)[中共中央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致各战略区电指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日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一部分地区如江南、豫、鄂、晋、绥等地，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基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

(3)[当时福建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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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改任华中军区司令副职*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我在华中局阅悉中央以职及张鼎丞同志(1)分任正副司令之电示，不胜惶恐。以职之能力，实不能负此重任。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为高超。抗战以前为长辈；抗战初期，为职之上级(2)；近数年来，又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绩卓著，且对于执行与掌握党的政策，均远非职所能及。为此，曾再三请求华中局，以鼎丞同志任司令，职副之，未蒙允许。为慎重并更有利今后工作起见，特再电呈，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

注释：

*[这是粟裕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一九四五年十月初，粟裕奉命率苏浙主力由江南撤至江北。八日，中共中央同意华中局建议，决定粟裕留华中任司令。十月二十七日，华中局转达中央命令，任命粟裕、张鼎丞为苏皖军区正副司令，邓子恢、谭震林为正副政治委员。粟裕于当天电呈中央，请求改任副职。中共中央于十月二十九日电示华中局，同意粟裕的请求，改任张鼎丞为华中军区（不称苏皖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兼华中野战军司令。]

(1)[张鼎丞一九二八年参加并领导福建西部龙岩、永定、上杭等县农民武装暴动，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抗日战争初期，任新四军二支队司令员。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未到职）。一九四二年赴延安参加整风，并担任中央党校二部主任。一九四五年回华中。]

(2)[指抗战初期，粟裕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时，张鼎丞为第二支队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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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先组织高邮和陇海路东段战役*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十一日关于津浦线作战之部署(1)，此刻才收到。因目前华中情况已有变化，特呈报如下：

（一）据各方消息，顾祝同为徐州行营主任，汤恩伯、李品仙副之，各该部正向徐州集结中。刻徐州已有重兵，徐蚌段沿线亦已集结兵力，筑深沟高垒。因我王、陶两纵队北渡后(2)过分疲劳，各纵未能迅速编成，致使有利的破袭机会已失去。目前，欲控制徐蚌间一段铁路，非集全力不可。如达目的，有调动徐宿蚌沿线顽军对我之可能，对错乱顽方部署及对山东我军之配合均有利。但欲与顽军决战，以确保暂占之铁道线，恐非我华中野战军三个纵队所能胜任。

（二）据近日此间密息，孙良诚部(3)拟调津浦线上滁县，其高邮防务，将由顽二十五军接替，刻高邮正准备粮草、房舍。另据侦察报告，顽二十五军之一部，已到仙女庙、砖桥之线，同时顽四十九军有运徐州之密息，但近日亦有由江阴北渡企图。据此情形，顽有解决孙部之可能，但亦可能将其西调，以加强控制。然顽军对高邮之控制，势在必行，尔后沿运河线北上，对我华中分割之威胁甚大。果如此，苏中部队将受其牵制，张藩纵队(4)亦将长期留置运河线上，无法机动。

（三）根据目前顽集重兵于徐州、宿县、蚌埠及设立徐州行营的情况，判断该顽将全力对付我山东及华中，其今后第一步行动之最大可能，除加强徐（州）海（州）间铁道之封锁外，将利用淮北平原发挥其优势兵器，以重兵由徐州东南沿睢宁、宿迁向两谁前进，海州、淮南、运河线均为其辅助方向。如此，不仅华中将被分割与孤立，即华中对山东之配合亦将大减其效能。

为此，特作如下建议：

（一）为解除顽军自高邮沿运河向北分割华中之威胁，建议仍按原计划(5)夺取高邮、邵伯（刻我各部已接近该线，当尽量争取政治上解决）。如此举成功，则今后张藩纵队亦可离开苏中，先去淮北作战；更可使苏中区的经济财政保证对华中之主要供给，否则今后之作战供应，亦将受极大影响。（二）陇海线日军日侨，已开始向连云港运输，徐州日军闻已解除武装，不久可能东运。为此，建议山东与华中部队于一九四六年一月间组织一次大战役，将徐海段铁路彻底破坏并完全控制之。此举有如下好处：使华中、山东连成一片，两个野战军能有效配合；战场扩大，尤其是控制了淮北平原，便于我大兵团机动，迫使顽军在我山东与华中两个根据地之间的起伏地及半河川地区作战，便于我在运动中大量歼灭其主力。果如此又能获得成功，则顽军受挫后，势将暂时退守徐州，以待重整旗鼓。斯时，我再以一部破袭徐蚌段及徐郑段铁道，使徐州孤立，于我更利。

（三）但破坏徐海段铁道，正处在日军即将东运海州之时，顽军可能借口我军不让日军回国，鼓励日军与我作战。

（四）职对整个局势与情况不明，此仅系个人偏见，是否有当，速电示，以便决定部队行动。

注释：

*[这是粟裕在高邮前线报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军区的电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华中野战军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进行了高邮战役，解放了高邮县城和邵伯镇，全歼日军一千一百余人（内生俘九百余人），伪军四千余人，并击退了由扬州出援的国民党军。与此同时，苏中部队在扬泰公路上及泰州外围，攻克宜陵、塘头、郭村等市镇十六处，歼伪军四千余人。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粟裕又指挥发起了陇海路东段战役，经数日激战，歼灭日伪军千余人，我控制陇海路东段一百五十多公里。这两次战役，使我苏中与淮南连成一片，并使华中与山东两大战略区连成一片，又为迎击国民党军大规模北犯准备了条件。]

(1)[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新四军军部上报和下达的部署是：以华中野战军第六、第八、第九三个纵队迅速集结津浦线南段，进行大的战略破击，力求一举控制一百至二百里铁路，并相机求歼北上国民党军一至二个师，以第七纵队及管文蔚、胡炳云所部包围高邮，争取孙良诚迅速反正，并打击二十五军之出援。]

(2)[指以王必成、陶勇为司令的苏浙军区第一、第三纵队，即随后编为华中野战军的第六、第八纵队。该两部当时刚从苏浙军区渡江北撤到达苏中地区。]

(3)[孙良诚部系国民党投敌部队，汪精卫任命孙良诚为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原驻开封，后移泰州，所属部队部署在苏中、苏北各地。日军投降后，蒋介石今他“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对新四军的反攻“作有效之防御”。]

(4)[即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

(5)[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华中军区曾向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建议攻占高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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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中军民动员起来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本人自前年十二月过江南下以后，离开苏中已有一年半之久了。日寇投降后，为了争取全国和平民主的实现，我们于去年十月自江南北撤经过苏中，因行动匆匆，未能与我多年来共同坚持苏中斗争的军民各方战友多多见面叙谈；此次重来，见到我苏中的同志、同胞，感到格外亲切。

对我苏中解放区，不论日伪也好，国民党反动派也好，总是不惜用尽各种最无耻的办法，最残酷的手段，妄图摧毁人民力量，建立其残暴无比、恐怖无比的统治。但历史是最忠实公正的审判者，它已经宣判了日伪的死刑，它也将证明今后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军无可逃避的惨败命运。

抗战期内我军坚持苏中打击日寇反动派勾结日伪反人民

众所周知，在抗战期间，日伪对我苏中根据地进行了极其频繁、残暴的“扫荡”、“清剿”，一九四三年起并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清乡”。但我苏中军民紧密团结，英勇战斗，不仅使敌人无法实行其预定的“扩展清乡”、“屯垦”等计划，而且把那些“扫荡”、“清剿”和“清乡”全数予以粉碎，坚持了阵地，壮大了力量，使沿江敌人受损尤大，我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这是苏中人民和军队对于国家民族的伟大贡献，是我国家民族的光荣，是永垂不朽的伟绩，值得我们夸耀和赞扬。

但是苏中的国民党呢？苏中那些高官厚禄的国民党文武大员呢？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不仅未见敌踪就望风而逃，把在他们压迫剥削下的人民拱手交给敌人去压迫剥削，而且对于在苏中坚持斗争的我党我军和各界人士、广大人民丝毫不给任何援助；岂只不给任何援助，还把我们当作比日本强盗还要憎恨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伪，依靠日伪，甚至公开投奔日寇来实行其反共反人民的罪恶阴谋。一九四一年初，韩德勤部下李长江等人投敌反共；一九四二年春，“忠义救国军”一个纵队勾结伪军从苏南过江进攻我苏中三分区靖江、泰兴地区；同年三月，“忠救”一个大队勾结伪军从崇明侵扰我启东东昌镇地区，另一部打起伪军旗帜，攻袭海门宋季港，作为大规模进攻的先锋；韩德勤在溃逃之前，还在进攻我宝应地区。他们创造了“放花筒”、“吃老酒”、“开天窗”、“插白菜”等无数专门惨杀抗日军民的新奇办法。这一些不过是国民党在苏中认贼作父，蓄意摧残我抗日民主力量的若干较著名的事实。例子之多，是举不胜举的。

日寇投降后我方忍让协商寻找和平国民党要打内战步步进攻

日寇宣布投降以后，我苏中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继续发挥了高度的抗日救民的伟大精神与力量，积极进军光复了苏中几乎全部敌占城镇，以尽速结束各该城镇人民大众七八年来的奴隶生活，使他们早日获得解放，重返祖国怀抱，过和平民主的新生活，并已准备攻占苏中仅余的南通、泰州和扬州这三个敌占城市。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却匆匆从遥远的地方，坐了美国的飞机、轮船摇摇摆摆地来到京沪地区，把残害人民的敌寇汉奸认作其“忠实同志”，协力来继续其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他们包庇南通、泰州、扬州的日伪，责令日伪继续保持武装驻扎原防，维持治安，不得向我投降，并迫令日寇重占为我解放的海门等城镇。同时，他们不断派遣飞机空投武器弹药，以接济和鼓励被我军民包围的高邮等地日伪，并特派二十五军配合日伪三路增援他们，侵占了扬泰地区城镇多处。他们还攻占早经我军民解放的泰兴城和靖江城。国民党反动派蓄意摧残人民力量，争夺人民经过八年英勇抗战所应得的胜利果实，罪恶野心已经充分暴露。

我党我军鉴于民国以来内战从未停过，抗战八年中人民损失尤其重大，以人民和平民主的迫切要求为依归，诚心诚意地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希望他们终能以国家民族为重，毅然悔悟，与我党及各党各派和全国人民共同从事新中国伟大的建国工作。岂知停战命令(1)协决议(2)及整军方案(3)公布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把这些和平民主的初步成就，看作了他们自己灭亡的丧钟，不惜拿出死劲来挣扎。表现在军事方面，就是反动派军队进攻解放区日益积极，其规模日益增大。在华中范围违令进攻淮北路西之萧县、夏邑（已被我收复）等县城及市镇多处，并强占淮南路西之整个四分区(4)，包括定远、藕塘等城镇数十处。以我苏中地区而论，沿江一线村镇被反动派违令侵占的已有白蒲镇、大泗庄、小海镇、观音山、兴仁镇、秦灶、长乐镇、天补镇、宣家堡、张甸、塘湾、大小马甸、大桥、嘶马、马桥镇、陈家甸、柏木桥等数十处之多，近日来又先后侵占我李家桥、斜桥、地桥、新港等镇。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国民党反动派更不惜出卖内河航运的主权,及要求美国对中国内政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以换取美帝国主义分子更进一步的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来发动抗战以来空前大规模的罪恶内战。并早已由反共反人民的大头子何应钦、白崇禧、汤恩伯之流亲自计划布置停当，开始行动。我华中解放区方面，淮南津浦路西、路东已先后遭其蹂躏。而沿江一带反动派调集了六七个军，其中大部已渡江北来，单苏中地区集中了十个师的兵力约八九万人之众，后续部队还不在内。其即将全面大举进攻苏中已无可疑义，而旦夕之间就会见诸行动，这是不能不叫人万分愤恨的事。

苏中是人民自己的苏中苏中人民要紧紧团结坚持自卫

我苏中人民已经饱受了日伪七八年奸淫、勒索、抢劫、烧杀的痛苦。国民党反动派侵占地及其附近的人民，最近半年来也受够了反动派进攻军奸淫、勒索、抢劫、烧杀的痛苦。白蒲徐浩泉(5)先生，南通孙平天(6)、钱素凡(7)请先生以及最近靖江附近三四十个青年惨遭反动派屠杀，这一类惨案，实际上过去常在各地发生过，现在也正在各地发生着。我们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的让步，以敦促反动派悔悟。我们的忍让已达极度，现在我们必须以坚决的自卫来扑灭反动派内战的凶焰。

苏中是我苏中军民以无数头颅热血解放的土地，是苏中人民自己的苏中，我们不能坐视苏中的土地被践踏在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军队、特务的法西斯铁蹄之下。苏中军民是民族的优秀子孙，是抗战的好战士和功臣，我们不能坐视苏中人民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血腥的屠刀之下，呻吟于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的魔掌之中。我们必须紧紧团结起来，坚决实行自卫，以保卫我们的家园土地，保卫我们的民主自由，保卫我们的抗战胜利果实，保卫我们无限远大的光明前途。

顽军士气不高战斗力不强我们有充分胜利的把握

我们不应该忽视国民党军的进攻，更不要为造搖惑众者所吓倒。我们应该明白自己的力量。我苏中军民在抗战期间牵制和抗击了日伪力量达八万人之多，最少时也在六万人以上。现在国民党军士气不高，战斗力也不比日伪强，而其存心要奴役压榨人民又与日伪无异，所以我们的胜利是有把握的，是必然的。我们要号召全体军民百倍提高警惕，随时严防反动派军队的进攻，并充分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彻底消灭反动派的一切进攻军。主力与地方武装的同志们，必须高度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军人的光荣传统，英勇作战，正确执行我军优待俘虏的既定政策，随处不忘照顾群众利益；人民大众必须高度发扬协作、配合军队保卫家乡的光荣传统，注意侦察敌情，向我军送情报，实行盘查戒严，封锁消息，隐藏粮食，空室清野，肃清特务奸细，活捉敌探，打击和围困下乡骚扰之敌。当进攻军既占一地之后，如其修筑公路，架设电线，以便继续进攻，那也必须予以彻底的破坏。

最后，我们还要郑重地告诉那些反动派进攻军的指挥官们，我们的态度始终是诚心诚意希望你们能够悬崖勒马，彻底的悔悟，遵守协定，实现和平民主。如果你们为反动统治集团极少数人的私利迷住了心，不顾天下大众的愤恨和反对，不惜欺骗和强迫你们的官兵，仍然要实行你们已定的进攻计划，那么，因此而产生的任何严重后果，都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负完全责任。

注释：

*[这是粟裕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在苏中前线对《新华日报》（华巾版）记者发表的谈话，原载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新华日报》（华中版）。]

(1)[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同日下达停战令。停战协定和停战令规定，双方军队应在一月十三日夜就各自位置停止军事行动。但蒋介石在下达停战令的同时，密令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接着又不断地调动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同年六月，蒋介石公开撕毁了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2)[政协决议：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文的注释②]

(3)[整军方案：见《周恩来选集》注释359。]

(4)[华中军区下辖苏中、淮南、苏北、淮北四个军区。苏中军区下辖第一分区（起先为原苏中第三、第四分区，后来为原苏中第三分区）、第二分区（原苏中第一、第二分区）、第九分区（原苏中第四分区）；淮南军区下辖第三分区（淮南津浦路东地区）、第四分区（淮南津浦路西地区）；苏北军区下辖第五分区（原盐阜区）、第六分区（原淮海区）；淮北军区下辖第七分区（淮北津浦路东地区）、第八分区（淮北津浦路西地区）。]

(5)[徐浩泉，如皋县参议员，白蒲人民代表，因向执行小组反映“白蒲事件”真实情况，干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被国民党特务枪杀。]

(6)[孙平天，南通《新通报》记者及《蜗牛》副刊编辑，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暗杀。]

(7)[钱素凡，江苏省立南通中学教员，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遭国民党特务逮捕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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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华中主力留苏中作战*

（一九四六年六月至八月）

一、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报山东野战军、军委、华中军区电

（一）中央二十六日电(1)及华东局二十七日电(2)敬悉。中央作战方针完全正确。唯在三分区集中大兵团作战，粮食、民夫和交通运输均极困难。如集中兵力过多，则所需粮、夫必超过当地负担，不仅影响当地，且影响战斗更大。因此，特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1．将五旅调往淮南，连同淮南独立旅及十八团并路西部队共约八个团，如必要时可从九纵(3)抽调三个团至淮南参战，共十一个团。山东既有主力至七分区，则九纵愈可以南下，苏中主力则以扬、泰为进攻目标，以钳制顽军西移。

2．如第一方案不成，则谢（十）纵队(4)必须留苏中，协同七纵队(5)方能守住海安、东台、兴化、高邮之线，否则对华中影响甚大。俟苏中顽军西调后，再适时抽调谢纵西去三分区参战。但目前我们主力都集中于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已准备完毕，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因一、六师(6)和七纵指战员大多是苏中入，有些家中已遭顽摧残。为此，我们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

（二）如立即执行第一方案，在七月十日以前无法完成新的进攻准备，最快需迟至七月二十日到新地区集中完毕。

（三）我明晨召集各师、纵首长传达中央方针，明午后由海安出发回淮安面商。上述意见，请军部即派专人送新安镇转呈军长。(7)

二、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午时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并中央电

（一）（略）

（二）根据近来战斗，我仅以少数兵力（不足两个团）阻止强大敌人之进攻，顽军伤亡消耗均甚大，其战斗勇气极差，我们正计划于阵地前求歼其一部。如我能增加一个旅至四个团之生力军，则进攻之敌不仅可以击溃，甚至可以歼灭大部，如此则苏中战局可能改观。因此建议速将五旅及特务团以最迅速方法运送至高邮南部，以便协同十纵向扬泰线出击，至少应使十纵全部三日内能向扬泰线出击（我已令十纵集结两个团于樊川待命），以配合一、六师包围泰州（约有敌四至五个营），而便调转进攻海安之敌，于运动中歼灭之。

（三）我各战略区除在战略上应互相配合外，在战役上似不应要求一定之配合（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而在单独作战，以自己力量解决当面敌人，否则会影响到另一战略区之机动。依目前华中兵力，实无法组成两个野战军。现天长盱眙既失，五旅等部留淮南已无大作用，因此建议将淮南主力大部东移苏中参战。只要苏中局面打开，则淮南形势亦可能逐渐改善，而后我再以主力西移，则淮南局面亦可能打开。是否有当，请示复(8)。

三、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报中央军委电(9)

八月十三日电(10)敬悉。

（一）此次作战(11)共歼敌约九千人，除俘虏五千余人外，敌伤亡淹死者共三千余人。

（二）我方伤亡共约一千二百余，部队情绪仍极高。本可于十三日再歼敌一个旅，但以大雨水阻致停止行动。此次作战前后只三天，而实际战斗只十六小时，故部队并不十分疲劳。如有机会可立即作战，否则拟于休息一周后再主动寻找敌人作战。

（三）目前部队已补新兵，等于总伤亡的三分之二，周内可将伤亡补足，如以所补俘虏计算，则已超过伤亡数。这次俘虏除少数外，对作战均有帮助，故无影响。

（四）敌情：此次战前敌本拟以六十五师之一六○旅及一八七旅接替泰州、黄桥、姜堰、蒋垛、溱潼等地之六十三旅（属八十三师）及一四八旅（属二十五师）防务，而以六十三旅接替二十五师扬州、仪征等地防务，海安、如皋、李堡分由一○五旅、七十九旅及新七旅驻守。估计敌人此种部署，似在抽出二十五师全部（四十旅、一四八旅及一○五旅）使用于进攻运河线或调赴津浦线，但以调赴津浦线可能为最大，因敌原拟集结于天长附近之四十五师及九十六师，均已在二十五师调防之先已向北开。目前敌似已完全放弃其抽出二十五师之计划。据密息，二十五师之三个旅及六十三旅之防务仍照旧，前已令六十五师之两个旅回援海安，九十九旅（属六十九师，已准备北调津浦线者）回援如皋，并抽出四十旅全部集中宜陵待命东援。此次战前，敌人表示苏北已趋安定，驻如皋之陆空联络组已回常州，其守备部队则准备巩固后方转入“清乡”，机动部队亦有他调可能。

（五）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意见再在苏中打仗为有利，其理由如下：

1．在苏中作战，不仅群众、地形、运输（前次淮南八个团作战，已感到民夫应付不上）、粮食均较淮南方便，且有足够民力可用，同时威胁长江，可直接拖住敌人，不仅使其无法他调，且将吸引其继续调兵来援。

2．苏中敌人在进抵如皋、海安等地后，前锋已分散，遭受我军三次打击，现其未被歼灭者均已遭很大消耗与损失，已很动摇，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上说，亦较淮南为有利。

3．现整个淮南仅敌人四个团，如我主力向西，必须首先打下盯眙和天长，以开辟战场。但要打下该两城，除付出一定代价外，不一定能调动敌人。如舍天长、盯眙而直趋铁道线，则战场狭小，后方亦无法安全。

（六）基于上述，我拟于周内以一部攻占南通、海门(12)，吸引敌人南援而歼灭之。估计能再歼敌两个旅，则苏中局势将更好转。在主力西移前，已令淮南部队积极行动，以开辟战场。是否有当，祈示复(13)。

注释：

*[中央军委原定在全局破裂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之时，我军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的战略方针，太行区以豫东为主要作战方向，山东区以徐州、蚌埠为主要作战方向，华中区主力配合山东区主力，出淮南，一举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粟裕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和战争初期的特点，建议先在苏巾打一仗，以后又提出各战略区之间不宜过早作战役性配合，建议华中主力继续在苏中作战。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粟裕率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地区接连作战七次，均获胜利，完成了初期作战任务。这里选辑的是粟裕的建议电三件。]

(1)[此电是在太行、山东两区向豫东、徐州出击的作战方针下，指示华中分局“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通、扬线上之敌，粟（裕）谭（震林）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位于三、四分区，与陈（毅）舒（同）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恢复三、四分区失地，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

(2)[此电指定华中野战军留一个纵队坚持苏中地区牵制敌人，集中一、六两师及五旅、十纵在六合、天长间整训，准备于淮南浦铁路蚌埠、浦口段作战。]

(3)[指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张震任司令兼政治委员。]

(4)[指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谢祥军任司令，刘培善任政治委员。]

(5)[指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管文蔚任司令，吉洛（即姬鹏飞）任政治委员。]

(6)第一师由第八纵队扩充编成，粟裕兼师长、政治委员，陶勇任副师长，王集成任副政治委员；第六师由第六纵队扩充编成，谭震林兼师长、政治委员，王必成任副师长，江渭清任副政治委员。每师下辖两个旅。]

(7)[此建议上报后，粟裕由海安回淮安华中军区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面商后，于六月二十九日由张、邓、粟、谭又向中央和军部建议：华中一、六师在第一阶段作战中，仍在苏中解决当面之敌，以一部担任蚌、浦段破击；进行第二阶段作战时，再以一、六师加入蚌、浦段作战。中央军委于六月三十日复电：“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七月一日，军部电复华中野战军，同意一、六两师留苏中地区待机。嗣后，中央军委于七月四日指示：“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七月十三日，中央军委明确指出：“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华中野战军自七月十三日发起宣（家堡）泰（兴）战斗，接着于七月十七日进行如（皋）南战斗，取得了歼敌两个半旅的胜利。]

(8)[八月二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一个月内在苏中再歼敌两个旅有可能否？如你们能在八月内歼敌两个旅，南线情况即将改观，那时粟可率主力转至淮南作战。”粟裕于八月五日电复：“在五旅增到苏中条件下，于八月内再歼敌两个旅是有把握的”。五旅于八月八日到达苏中参战。]

(9)[此电由粟裕与抵达苏中前线的谭震林联合署名。此时苏中我军经海安保卫战后，又在李堡歼敌一个半旅。]

(10)[在这之前，八月七日，中央军委向粟裕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对苏中目前即取防御方针，而由你率主力与陈军长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津浦线，直接配合陈宋、刘邓之作战”；二是“按你八月五日电办法，八月内再在苏中打一仗，然后西移”。要粟裕对上述两案提出意见。正在这时，中央军委收到粟裕八月七日电称，五旅已东调，歼敌良机已到。八月八日军委电粟裕：“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如连续歼敌两个旅有便利条件，则可歼灭两个旅”；“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有可调者，望张、邓、谭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八月十三日，中央军委又电询粟裕：“1．此次作战伤亡多少？部队情绪如何？要休息多少天才能再战？是否可迅即获得新兵补充？2．敌情变化如何？3．你部以西移淮南作战为有利，还是以在苏中利用群众、地形等条件再打一仗然后西移为有利？”]

(11)[指李堡战斗。]

(12)[后改为攻通如线上之东陈、丁堰、林梓，以调动如皋、海安之敌南援而歼灭之；如敌不敢南援，则主力相机挺进黄桥，调动敌人而歼灭之，或追退海安、如皋之敌。]

(13)[中央军委接此电后，于八月十五日复粟裕、谭震林；“所见很对，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灭敌二、三个旅，则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与此同时，陈毅亦复粟谭：你部宜就地开展局面，更有利于配合各方。粟谭遵照上述指示，于八月二十一日出击通如线上的丁堰、林梓，歼敌五个交警大队。坚守在邵伯方向的十纵和二分区部队，于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打退了扬州出犯之敌一个师的连续猛攻，毙伤敌两千余人。二十五至三十一日．我又在如（皋）黄（桥）路上的加力、分界地区歼敌两个半旅，乘胜收复黄桥。至此，苏中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七个旅五万余人。]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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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今后作战的几个问题*

（一九四六年八月）

我们在七月十三日开始作战以来，近一个月中取得了很大胜利。这是全体同志用头颅血肉和热汗所换来的。但是胜利中还存在一些缺点。这些缺点是由于我们部队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环境中，从未曾有过这样大的兵团在一起作战。除一、六师各一部在江南一道作过战外，其他未曾在一道作过战。因此，在各兵团与兵种协同动作上还不能很好配合，大兵团作战的观念也还很薄弱，这是各兵团首长及各级指挥机关要负责的。大兵团作战，是各种力量的比赛，等于一架机器一样，要全部开动，一个螺丝钉也不能有丝毫障碍，才能顺利的生产出好东西来。整个作战计划也象做一道算术题那样，一个数字错了，全盘都会错。譬如泰兴战斗中，由于个别部队轻敌，稍为延迟了时间，影响到未能全部转移兵力用于东线。要不是由南通进攻如皋的敌人，因泰兴之战而惊慌后撤了一天，隔一天重新北犯，给我们以两天时间准备的话，那未如皋老早就被敌人占领了。又如如南战斗，对七十九师残余部队没有如期解决，致西面由分界东进的敌人（我有意放他进来，预期于次日予以消灭），得以与之靠拢，使我们的歼敌计划未能完全实现。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严重警惕，深刻检讨，从今后作战中来转变，求得更大的胜利。

我们究竟有些什么缺点呢？

一是遵守时间，坚决的按时完成作战任务，在有些兵团做得不够。还有的存在爱面子的心理，以为人家都打下来了，我打不下来吗？因而拒绝友邻的帮助配合，以致把时间延迟了。当然，也有客观原因，以致兵力未能全部集中。但我们指挥上未能集中其他兵团去帮助解决战斗，也是应当检讨的。

二是通信联络一向是差的。在如南战斗中就很严重：如七月十九日，找某部队找了一晚未找到，其实相距只几里路。第二天打的时候，也因为通信联络不好，致使动作不协调，这个团打，那个团休息，这个团已经打疲劳了，那个团才开始动作，因而几个团的兵力只起了一个团的作用，不能解决战斗。还有个别指挥员对电话讨厌，叫电话员把电话机拿开，这是极不应该的，这自然是无法把通信联络搞好的。

三是协同动作还不好。除了通信联络不好是一个原因外，某些兵团不能遵守时间坚决完成自己所负的任务，也是不能协同的一个原因。因此需要各兵团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自己所负任务。然而有个别兵团在克服困难这点上是做得不够的，所以他对任务的完成也就差了。譬如，战斗未结束，一般是不得向上级报告伤亡的，伤亡再多也要坚决完成任务。但我们就有个别兵团强调伤亡多，地形困难，部队疲劳，弹药太少等等，这也是不应该的。此外，在完成自己任务之后，主动地机动地照顾友邻，帮助友邻完成任务，也做得不够。同时还存在着等待观望，依赖友邻，这是不好的。

四是炮火的组织使用上，也存在严重缺点。我在海安营以上干部会上，提出炮火要集中使用，许多同志还不重视。因此，在这几次战斗中，我们炮火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相反的还遭受了敌人炮火的威胁与杀伤。据卫生部统计，伤员中为炮弹炸伤的占百分之四十五以上，这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五是还有个别干部对利用地形地物，隐蔽自己，减少与避免伤亡，做得很差，只凭个人勇敢，把隐蔽自已视为怕死，致在战斗中干部伤亡不少，这是不应该的。如个别团营干部站到屋顶上观察敌情，久站一地，毫不隐蔽，这样怎能不挨打呢？还有个别干部在敌人炮火射程内，集合部队讲话，以致受到不必要的伤亡。这样做，损伤了革命力量，削弱了战斗力，有什么好处呢？

为了改进今后的作战，求得战局的转变及战略上的胜利，必须纠正以往作战的缺点：

第一，关于加强通信联络。今天开了通信会议，决定野战军司令部除同师通报外，还直接同旅通报，于必需时同设有电台的团直接通报，将情况及意图不失时机的告诉他们。必要时，野战军司令部甚至可以直接对旅、团布置任务，自然，一般仍由师负责，但旅、团接到野战军司令部通报后，应立即考虑到本身将有任务，立即进行对当面情况的侦察．作行动的准备，等具体部署一到，即可行动。其次，各兵团首长对电台要爱护，保证报务员日夜值班，行动中休息一小时以上即要架线，并应做到随叫随应。因此，在情况紧张，行军与作战很忙而报务员十分疲劳时，可以给报务员睡担架，让他们在担架上睡觉休息，一到达目的地便可工作。作战时，指挥所一定要带电台，不能认为麻烦讨厌，而把它摆到伙食担子一

Chapter_43

起。有线电话在目前是一个重要通信联络工具，必须注意，电话机要充实起来，每到一个地方就要架线，不要怕麻烦。作战时应尽量使用电话，各级指挥所要经常有负责人留守在电话机旁边，掌握全盘情况，担任上下及所属各部队间的联络，不要通通跑到第一线去了，而使指挥联络中断。传骑及徒步通信也同样还需要加强，重要的信要写几封，派几个人分几路送，总有一路可以送到。与友邻的联络很重要，在作战中各兵团应自动与友邻密切联络，互相通报。同上级联络更为重要，有的部队出去一整天，也不同上面取得联络，这是不对的。架电话线按照规定要下级往上级架，今后一定要按照作战命令执行。

第二，关于协同动作。众多的兵员展开于广大的战场，要求得协同动作，是一个极艰难与复杂的工作，但也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加强通信联络即是其主要的有效的办法之一，而另一个有效的主要办法就是各个兵团应想尽各种方法排除敌人的阻挠，坚决的如期的完成自己负担的任务，不等待观望，也不依赖友邻，更不打滑头仗，这是做到协同动作最有效最可靠的办法。此外，在执行自己任务时，不仅不应妨碍友邻完成其任务，而且还应竭尽自已能力之所及，主动地协助友邻与机动地协助友邻。同时在敌情有利于我的变化时，应不待上级命令，更不等待友邻，而机断专行发起冲锋，以便促成各方之进攻。当友邻地区战斗尚在剧烈进行而自己当面敌人已解决时，则应不停留地不分彼此、不顾疲劳向战斗猛烈的方向攻击前进，以达到分进合击敌人于狭小地区而歼灭之。

第三，火力的组织与使用问题。也要运用战术上以多胜少的原则，在主要攻击方向，集中大部分炮火，正面不要太宽，集中火力突击一点，突破一个缺口，即可发动冲锋；对次要的钳制方向，只要用少数炮火削弱敌人火力就够了。今天我们的炮火也不少，如果能集中使用一个团一个旅的炮火来对付敌人一个营的火力，那一定可以压制敌人一个营的正面的。特别是我们炮弹不足，技术不高的情形下，更应这样做。

第四，战术上一定要采取以多胜少，三个到五个打敌人一个。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能于短时间内干净消灭敌人。不要存在爱面子或者怕缴获被别部瓜分了的想法，而一个兵团包打。这并不是说我们弱，或我们那个兵团不能打，而是为了迅速解决敌人，迅速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不失时机进行第二个战斗。今后敌人会采取稳重打法，使用多数的兵力在一个狭小地带作战，我们要歼灭敌人，必须制造一些机会，求得各个击破敌人。因此，可能一天要打两仗三仗。如果不集中优势兵力，于短期内歼敌一部，再打第二仗第三仗歼灭其余敌人，是不能解决战斗的。

第五，关于抓紧时间整理部队组织及休养部队体力问题。为了适应今后连续作战的需要，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战前要指定代理人，准备一批预备干部，战斗结束后几个钟点甚至一个钟点内，就要将部队组织及各方面整理好。现在为什么几天还整理不好呢？主要就是由于连续作战的观念不强，还是游击战争老习惯，打一仗就要休息很久，整理很久，整理组织等工作慢慢来所致。今后要注意在战斗间隙中休养部队，恢复体力，才能执行连续战斗的任务。要督促部队认真睡觉，禁止乱社谈、东跑西跑，浪费睡眠时间。现在战时给养的确是很差的，比起过去内战时期来恰好相反。那个时期打仗，不仅一天三顿饭吃饱，甚至还可以吃四顿，吃鱼吃肉。现在不仅比平时伙食差，有时一天只吃一顿，甚至一顿都吃不到。我们必须大大改进，才能保证部队有强壮的体力，也才能有坚强的战斗力。

第六，随时作好战斗准备，在运动战中特别重要。要做到接到命令后一小时以内就能出发，才能不失时机。具体要求各兵团在备战中，吃好一顿饭就烧另一顿饭，接到命令即可吃饱饭出发，不致造成部队的过分疲劳。对道路要侦察好，驻地外围的桥梁要修理好，渡口要准备渡河设备。准备好足够向导，每连一名，至少每营二名。笨重东西、胜利品、病员等，都要迅速处理好，更不要带笨重东西，否则在接到出动命令时，就会弄得慌手慌脚。

第七，防空问题，不要因飞机对我杀伤还不大而忽视。因为目前主要是有青纱帐，再过一个月，青纱帐没有了，同时敌人飞机作战经验也多了，因此要特别注意。行军要疏散些，应严密地布置对空监视，做好伪装。如敌机已发现我军目标而低飞扫射，就应组织三挺以上轻机枪交叉火力实行对空射击，打下他几架，敌机就不敢随意低飞了。特别是在敌机扫射轰炸时，要很好掌握部队，严密注意地面敌人的冲锋，因为地面敌人是最主要的敌人。

第八，对付敌人炮火问题，要很好研究。有些部队还不会疏开，以致遭受大量杀伤，这点是要改进的。在未暴露目标时，要很好的隐蔽，在佯攻方向则可巧妙地暴露一些目标，吸引敌人的火力，以减少主攻方向的伤亡及阻力。在防御时也可做些暴露的假碉堡来吸引敌炮火，而实用的真碉堡要尽量隐蔽。我们对付敌人不单斗力，更要斗智。对飞机的伪装隐蔽也可以说是斗智，还可以捉到俘虏时，迅速查明地面与飞机的联络记号，马上布置起来，也可迷惑敌机。用各种欺诈手段来欺骗敌人，越能欺骗敌人越好，所谓兵不厌诈，就是这个意思。

第九，对敌情的收集与研究。各兵团这方面做得很差，主要只是问上面情况如何。战斗前抓俘虏来了解情况，战后搜集文件，迅速审讯俘虏，都做得差，今后应特别加以改正。同时团应组织侦察连，专任武装侦察与捕捉俘虏等工作。

战术问题暂时就讲到这里为止，希望大家研究。

注释：

*[粟裕在苏中战役紧张进行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教育干部，指导部队。在华中野战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谈了如何改进作战，克服缺点，这是报告摘要，原刊于一九四六年《建军》增刊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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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中战役总结*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我们的自卫战争，从七月十三日到八月三十一日，一个半月总共打了七仗，都得到了胜利。这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地方党政军的帮助，广大人民的支援和前线指战员的英勇善战，以及后方机关人员的艰苦工作，才取得这些伟大胜利的。大家在战争中尽了应有的责任，对战争的胜利有很大的贡献，建立了很大的功劳。

首先来讲七次战斗的经过：

宣（家堡）泰（兴）战斗

顽军在和谈烟幕下，于六月中旬完成了对解放区的进攻部署，不断向我边沿区进犯。六月二十六日，泰兴顽八十三师一部向我黄桥进攻，二十七日被我特务团击退。七月上旬，顽八十三师、二十五师、四十九师、六十九师等部，共九个旅十八个团兵力，集结于长江北岸南通、泰兴、泰州、靖江一线，包括其直属部队及地方保安团等，共约十万人（尔后续有增加），并已确定于七月中旬进攻我如皋、海安、黄桥、姜堰等地。当时，我们华中野战军刚整编就绪。在苏中方向计一、六师各三个老团三个新团，七纵两个二等团、一个伪军起义团，共十五个团约二万五千人。因敌不日将向我军进攻，乃先发制人，大胆试战，集结一师陶勇部、六师王必成部、七纵管文蔚部等主力十五个团，攻取泰兴、宣家堡（泰兴北二十五里），首先予敌以有力打击，以错乱敌人的部署。

当时，泰兴、宣家堡驻敌八十三师十九旅的五十七团。我采取围城打援战术，以六师四个团攻击泰兴，两个团位于泰兴以北打击口岸来援之敌；以一师两个团攻击宣家堡，四个团位于宣家堡地区协同六师两个团打击口岸、刁家铺来援的敌人，并策应七纵作战。七纵三个团位于宣家堡以北、张甸以南地区，打击泰州、张甸来援的敌人，并首先攻歼饵家庄（宣家堡北三十里）敌人，以打开战场。

七月十三日晚发起战斗。当时，宣家堡已于白天到有敌十九旅的山炮营及五十六团全部，泰兴为五十七团全部。经一夜激战，完成了对敌人紧缩包围。十四日晚，六师四个团总攻泰兴城敌人，至拂晓大部解决；一师三个团总攻宣家堡敌人，至拂晓全部歼灭；七纵一部攻击饵家庄敌人两个连，未能解决。十五日晨，白蒲敌人二十六旅北犯如皋（当时如皋我仅六个地方连守备），靖江敌人北援泰兴。我除用汽艇赶运一个团增援如皋城防并留七纵及一师各一个团，控制于姜堰以南、泰州东南，牵制泰州敌人，六师攻城部队留两个团继续围歼固守一隅的残敌外，其余主力（十个团）挥师东上，歼击进犯如皋的敌人。十六日晨，六十五师一个旅到达泰兴，九十九旅由靖江到季家市，我乃放弃对泰兴残敌的围歼。

在湖南号称铁军、美械化的十九旅山炮营及五十六团、五十七团（残留不到一个营）于六十小时内即全被歼灭，为我华中战场首次胜利歼灭战。虽仅俘虏三千数百人，但挫折了敌人的锐气，开始增强了我军民自卫战争胜利的信心，尤其增加了我军对美械化顽军作战的经验与信心。

如南战斗

当我宣泰战斗胜利结束的时候，顽六十五师的一六○旅、一八七旅及六十九师九十九旅，于七月十五日过江增援，十七日由靖江、泰兴分路向黄桥进犯。白蒲敌四十九师十五日北犯林梓，被我击退，十六日以七十九旅、二十六旅分为左右纵队向如皋进犯，占我林梓、南马塘，十七日右纵队进至宋家桥、杨花桥（如皋南十余里）一线，企图东西合击，进占如皋，打通如皋至泰兴及南通至如皋的公路。泰州顽二十五师一四八旅及八十三师一个团亦于十七日沿泰（州）海（安）路东犯，配合进攻。

我乘宣泰战斗胜利的余威，决心保卫如皋，歼敌于如城外围。乃以一师、七纵各一个团于姜堰及其以南一线阻击泰州敌人东犯，六师两个团于黄桥一线阻击沿如皋泰兴公路东犯之敌，七纵一个团及一分区地方武装九个连，统由苏中军区参谋长胡炳云指挥，担任如皋城防，节节阻击迟滞敌人的前进，最后坚守城垣外围，使我迂回部队取得时间进入攻击位置。以一师五个团从白蒲、林梓之间截断敌人后路，由南向西北攻击；六师从贺家坝向东北攻击；七纵两个团从如城以东向南攻击，共同将敌歼灭于如皋城东南地区。

十七日晚，一师从搬经、加力一线经磨头（如皋南）迂回到达白蒲、林梓之间地区，断敌后路，向北攻击敌人侧背，十八日拂晓占领林梓、南马塘。六师两个团在加力稍作休整，另两个团由芦家庄（黄桥东二十余里）地区东开磨头一带。十八日拂晓，六师开始向宋家桥、杨花桥攻击。七纵两个团由蒋垛以东地区开抵如皋东陈之间。十八日，一师一个团向白蒲警戒，击溃一○五旅一个营，缴获野炮三门，一个团攻占了堰，其余三个团向西北攻击。七纵两个团向南攻击，与一师南北夹击，压敌四十九师师部及其二十六旅于蒋家庄、陈家庄、斜三官殿、刘庄一线（如城东南二十余里），展开激烈战斗。守城部队（不足两个团）则向南出击，以配合六师攻击，将七十九旅包围于宋家桥、杨花桥一线；在加力的六师两个团亦东开贺家坝、宋家桥、杨花桥之线参战。十九日，一师、七纵对固守的敌人总攻，至晚将敌四十九师师部、二十六旅全部歼灭，仅师长及少数人员逃向宋家桥。当晚，我六师对宋家桥、杨花桥敌人七十九旅总攻，因兵力分散，动作不协同，未能奏效。二十日晚，一师一个团配合六师攻击，也由于动作不协同而未成。残敌约一个团死守待援。二十一日晚，六师集结四个团全力攻击该敌，并保证于当晚解决战斗。因此，我们命令对由黄桥前进的敌人不加抗击，让其东进，以便我主力于歼灭杨花桥、宋家桥的敌人后，不要多走路，又能迅速将东援的敌人包围，进行第三次连续战斗。当晚，阻击部队已将东援的六十五师放开，让其东进，但杨花桥、宋家桥的敌人却未解决，于是东援的敌人距我仅五十余里。本拟于二十二日晚集中一、六师全力总攻，但我阻击部队未注意，致使敌人避开正面，由我军的翼侧转到杨花桥附近，影响我们作战，于是被迫放弃对宋家桥、杨花桥敌人的作战。

由泰州东犯的敌人，十八日占姜堰，二十一日占马沟，靖江、泰兴北犯的敌人，十七日黄昏，其九十九旅一个营被我六师歼灭于黄桥以西十里之陈桥，余敌十八日占黄桥，十九日九十九旅留守黄桥。我军因经连日战斗，已很疲劳，无力歼灭六十五师，故放弃对七十九旅的围攻。准备以七纵守备如皋，以一师、六师待敌进攻而后歼敌于城郊。但二十三日下午，七纵未及进入阵地，敌乘隙入城，于是我们北退海安。

此次战斗歼灭四十九师师部的大部，二十六旅全部，一○五旅一个营，九十九旅一个营，七十九旅一个团，俘虏六千余人，缴获各种口径炮二百门，轻重机枪五百挺，长短枪四千余支。由于我军骄傲轻敌，使四十九师师长及七十九旅残部得以逃脱，尤其是拖延了战斗时间，致错过了歼灭敌人六十五师的机会。

海安保卫战及李堡战斗

如皋战斗我军后退后，如皋顽六十五师一六○旅、一八七旅及四十九师一○五旅，姜堰、白米顽八十三师六十三旅、二十五师一四八旅及二十一师之两个旅共七个旅，于七月三十日开始以锥形攻势从南、西两面向海安进犯。其整个战斗正面不足三十里，纵深仅二十余里，各旅完全靠拢前进。我们以七纵的两个团保卫海安，沿途积极阻击敌人进犯，一师、六师等部位于李堡、海安以北地区休整。七纵经四昼夜阻击战后，因敌力量强大，且靠得很紧，不易歼灭，因此于八月三日主动放弃海安。这一保卫战毙伤敌约三千人，我仅伤亡二百余人。

我放弃海安，造成敌人的错觉（因该处为水陆交叉要点，为通、如、海之屏障，地位重要，而我未坚守）而大肆分兵。六日，以新七旅守备海安，六十五师一六○旅、一八七旅西开姜堰，四十九师的一○五旅进占西场、丁家所，七日续占李堡，八日占角斜，企图攫取通、如、海、启整个地区，割断这一地区与东台、兴化的联系，并对泰州、海安到海边一线以南地区进行“清剿”。

我军为了粉碎敌人这种企图，决心攻克李堡、角斜、丁家所等据点。以一师攻击李堡、角斜；六师十六旅攻击丁家所；十八旅位于丁家所西北、西场以南地区，七纵队位于贲家巷以南及以东地区，共同打击海安援敌；刚抵苏中前线的五旅（成钧部）及军特务团，位贲家巷以北地区，为总预备队，战斗于八月十日晚发起。

八月十日，新七旅旅部率十九团由海安开抵李堡接防，角斜的敌人亦退到李堡，丁家所的敌人向西退去。一○五旅旅长率一个团在李堡尚未交防，政李堡有敌两个团（一○五旅及新七旅各一个团）。我一师于十日晚十一时开始围攻李堡，敌凭坚顽抗。至十一日上午六时，新七旅旅部及十九团全部被我歼灭，一○五旅旅长率一个团仍固守李堡以东的杨家庄、尼姑庵。我集中炮火猛轰后，实施总攻，至下午二时，敌分路向西突围，当即被我歼灭，仅逃脱旅长等百余人。

新七旅旅长率二十一团于十日早晨由海安东开，拟到李堡接防，中午到达洋蛮河一线（海安东十五里）。我七纵一个团即向南进占立发桥，截断该敌向海安的退路，并向东尾击该敌，另一个团由北向洋蛮河出击，与敌人一个营接战于椿树头（洋蛮河西北十里），当即围攻该营敌人，至下午三时敌向我投降。十一日上午，六师十六旅两个团由西场从河南向西攻击，十八旅两个团由西场从河北向西攻击，将敌包围于洋蛮河一线。下午五时发起总攻，半小时即全部解决，仅旅长等三百人向西南柴湾方向逃脱。

我们本拟乘胜围攻海安，旋得悉顽六十五师由姜堰东援海安，九十九旅由黄桥东援如皋，攻击海安对我不利，于是决心从运动中歼灭敌九十九旅于加力一线，但因开进不及，故又停止。

总计歼灭新七旅全部，一○五旅旅部的一部及其一个团，俘虏五千余，毙伤三千余，我伤亡九百余人，打破了敌人截断通、如、海、启，进行全面“清剿”的企图。

此一战斗，我军接受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集中火力，故能迅速解决敌人，而我军伤亡较小。同时电话联络亦起了很大作用，能迅速知道敌二十一团由海安东开，我们能适时出击，而将敌歼灭。可惜西场河南部队动作较慢，未能将敌人向柴湾退路截断，致使敌新七旅旅长及三百余人逃脱。

丁（堰）林（梓）战斗

李堡一战，粉碎了敌人全面“清剿”的计划，但敌人仍企图以六十五师、二十一师、九十九旅等“清剿”如（皋）黄（桥）路、如（皋）石（庄）路、通如路两侧及其据点周围地区。当时，立发桥（海安东九里）驻敌六十五师及一○五旅一个团，柴湾、孙公铺（海安、如皋之间）驻敌七十九旅，如皋驻敌四十九师师部、九十九旅一个团、交警一部，陈草籍（如皋东南三十里）驻敌九十九旅一个团，白蒲驻敌一四五旅两个营、交警一部，丁堰驻敌交警七总队两个大队及交警十一总队两个大队，梓林祥驻交警十一总队两个大队，东陈驻交警一个大队。林梓、丁堰、东陈位于（南）通（赣）输公路上，是白蒲、如皋之间的重镇。我夺取之后，便可随时插进敌人的后方通、如、靖、泰地区，而且可以孤立如皋等地的敌人，截断其与南通、海门的联系。

我们主力集结一仓河、三仓河，经过一星期休整，情绪很高。为打破敌人封锁、“清剿”，对敌交通线展开攻势，于是以一师一部攻取了堰，主力集结韩家庄、鬼头街地区（丁堰西六里），歼灭如皋来援的敌人，并相机歼灭陈草籍敌人九十九旅一个团。六师五个团攻取林梓，歼灭南通来援的敌人，并相机攻取白蒲，一个团向黄桥开进，配合一分区武装围攻黄桥。七纵队猛袭海安、立发桥，并以一个营维护李堡至海安的交通。特务团集结石家庄（丁堰北十里），五旅集结洪家桥地区（丁堰北二十五里）为预备队。九分区通、如、海、启部队袭扰南通，夺取敌人的薄弱据点。

一师于八月二十一日晚十一时，以两个团兵力攻占丁堰，激战至二十二日上午十时，敌除一个大队约三百余人逃往东陈外，其余全部就歼。陈草籍的敌人不敢来援，向如皋逃窜。六师亦于二十一日晚九时，以两个团攻击林梓，敌凭坚固守二十二日午后，乃集中四个团猛攻，下午五时将敌人全部歼灭。白蒲工事坚强，不易攻击，未予进攻。我军西开黄桥的一个团，二十二日进至加力附近，发现搬经有敌人，乃停止西进，准备歼灭该敌。五旅乘胜扩张战果，于二十二日晚向东陈前进，二十三日拂晓以一个团开始攻击，两个团打如皋援敌。当时东陈有敌交警两个大队，我采取中央突破战术，经三次猛冲，突人街中，但我军未将敌人四面包围，下午六时，敌人就全部向如皋逃窜了。

这一战斗共歼灭交通警察七总队、十一总队共五个大队及二十六旅残部一个营，俘虏总队副以下二千人，毙伤一千五百人，我伤亡九百余人，自卫战以来首次缴获完整之美造十轮卡七辆；攻克了东陈、丁堰、林梓等据点，打开了突入敌后向西作战的大门。

交通警察总队系原顽忠义救国军和伪军一部编成，美械装备，由中美合建，名义属交通部，实际上属军统指挥，纯系特务武装。这次歼其五个大队（全国十八个总队，每总队四个大队），是一大胜利。

如（皋）黄（桥）路战斗

敌二十五师全部，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向我运河门户邵伯、乔墅、丁沟等地进攻。如邵伯失守，就会威胁苏中侧翼及两淮。当时东线五捷，敌已一蹶不振。我采用攻魏救赵①[“攻魏救赵”即“围魏救赵”。公元前三五三年，魏国将军庞涓率大军攻赵国，围赵都邯郸，赵求救于齐国。齐将田忌用孙膑“攻其所必救”的计策，率军不去赵国，而乘虚攻魏。庞涓撤固率兵回救，奔波疲惫，被歼于桂陵（今山东菏泽）。]的办法，西攻泰州，以策应邵伯的作战。乃以七纵留守，控制贲家集（海安北十里）以北一线阵地，一师、六师、五旅全部西进。

八月二十三日晚，我大军由丁堰、东陈地区经如皋以南西开，准备于如黄线上与由黄桥东援的九十九旅作遭遇战。二十五日晨，本部到达荡里（在如皋西南十五里），一师到达加力、古溪一带，特务团到达古溪附近，六师到达分界附近，五旅到达如皋西北、西南一线。

丁堰战斗后，如皋一线敌人兵力空虚，敌以为我军将攻占如皋，乃令驻黄桥的九十九旅（欠一个营）于二十三日由黄桥东开增防如皋城，但又怕遭我歼灭，同时令如皋一八七旅全部及七十九旅一个团、九十九旅一个营，分三路向西接应。敌九十九旅直到二十五日始从黄桥出发。敌军离开巢穴，便于我野战歼灭。我们决计歼灭九十九旅等部后再行西进。部署以六师首先歼灭九十九旅，而后一师、五旅集中歼灭如皋出来的援敌，特务团向黄桥警戒。

二十五日中午，九十九旅到达分界及芹湖以西一线。我六师以一部分在芹湖担任阻击，两个团由大小杨庄南及马家仓驼向北出击，一个团由大界沟北向南出击，两个团由横巷向北占领小二房庄，切断敌向黄桥退路。该师各部当即向敌合击，至下午七时，西分界、大小界沟为我占领，将敌压缩包围于东分界、杨家岱一线。当晚猛攻，占领分界、沈家巷。敌全部集中东分界东段及荡里一线固守。如皋敌人也于二十五日中午到谢家甸、空田庄一线。我一师一个团在加力正面堵击，一个团由南向北出击敌人侧翼。下午，我五旅插至葛家庄、阮家庄、邱庄一线，断敌向如皋的退路，并打如皋出援的敌人。晚上，一师三旅两个团向谢家甸攻击，歼敌一个营。但战局仍僵持不下，时间拖长了对我不利，乃决心集中力量，首先歼灭东分界的敌人。二十六日，以三旅、五旅监视谢家甸的敌人，及准备打击如皋可能来的援兵；以一旅配合六师作战，由加力西进，中午到分界东北，插到芦家庄附近。下午一时，六师开始总攻分界的敌人，经一小时激战，将敌大部歼灭。敌向南逃窜约千余人，正遇到我一旅，全部被俘。接着，一旅、十八旅、特务团迅速挥师东进，拟于下半夜总攻加力的敌人，但因一旅未赶上，三旅进行局部攻击，歼敌二个营。二十七日晨，特务团及十八旅一个团到达何家岱一线（谢家甸以东）。敌于午前十时，以营为单位向如皋突围。如皋一个团向西救应，当时被我五旅击溃歼灭一部。突围的敌人，被我五旅、特务团、十八旅一个团、一师等部于下午五时前分别歼灭于如皋、谢家甸之间地区，零星逃往如皋的不足千人。

七纵队配合行动，打通我南北运输线。二十六日晚，该纵队以两个团对姜（堰）海（安）线八十三师一部发动攻势。二十七日拂晓攻占大白米，晚攻克曲塘。至二十八日为止，东至胡家集，西至小白米，全部被我控制，歼敌一个营（缺一个连）。

我乘胜利余威，扩张战果，以五旅向黄桥攻击。守敌一六○旅一个营并一个连，由于九十九旅、一八七旅的被歼，极为恐慌。二十九日晚，五旅开始围攻黄桥，在军事政治攻势并施下，于三十一日下午八时，守敌全部向我缴枪投降。

此一战斗为自卫战争开始后，缴获俘虏最多的一次，歼灭九十九旅全部、一八七旅全部、七十九旅一个半团、一六○旅五个连、六十三旅一个营（缺一个连），总计俘虏一万二千余人，缴各种炮五十余门，轻重机枪六百挺，长短枪三千五百支，我军亦光荣伤亡三干五百余人。从此，敌一个旅不敢单独行动。

这次战斗获得光辉战绩，虽然由于指挥上未犯错误，而指战员的英勇果敢、服从命令与艰苦的连续作战，乃是决定的因素。伤亡的勇士们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其次，掌握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故能取得胜利。此次出动的敌人，东西呼应，兵力相当雄厚。如果我军仍机械地执行攻泰州的西进计划，将出动之敌不顾，则会失去此一良好战机，而违反了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的战略原则。在战斗部署上，将敌退路切断，并且不使东西两敌靠拢，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灭敌较弱的一路，使另一路敌人感到孤立而动搖，我们可调转兵力，顺利地予以各个歼灭。

邵（伯）乔（墅）保卫战

顽二十五师集结仙女庙、宜陵一线，企图沿运河线北犯，攻取邵伯、高邮、宝应，配合淮南、淮北的敌人七十四师、七军等会攻两淮（淮阴、淮安），并策应东线如皋等地“清剿”。

邵伯位于扬州以北，形势险要，四面河流交叉，南北仅运河堤一条陆道。我军为保卫两淮门户，决以第十纵（谢祥军部）和二分区的四、五两个团保卫邵伯。具体部署：以四团守邵伯，五团守乔墅，十纵主力控制于乔墅以北，派一部守了沟，我野战军主力则西来增援，南北夹攻，求得歼灭二十五师于邵伯以南地区。

八月二十三日，二十五师分三路向邵伯、乔墅、丁沟进攻。战斗至晚，进攻丁沟的敌人被我击退；乔墅河南街道被敌占领，我退河北；攻击邵伯的敌人，数次猛攻均被我击退，惟邵伯以东三里的洋桥被敌突破，我八十二团增援后，反扑夺回。二十四日，敌发动猛攻，乔墅全部被敌占领，五团伤亡很大。十纵八十七团接替五团，与敌对峙于乔墅以北。邵伯方面，顽集中优势兵力，在飞机、炮艇配合下数次猛攻，被我击退，并击毁炮艇两只。二十五日，顽仍全力猛攻邵伯。我四团、八十二团坚决抵抗，肉搏数次，黄昏后我猛力反扑，将敌击退，缴获汽艇两只。二十六日，顽调集兵力，再从运河堤正面猛攻，经三小时恶战，敌伤亡很重，并因我分界胜利威胁其侧后，乃于黄昏以后，全部溃退仙女庙、宜陵一线。虽然邵伯被炸弹、炮弹打得百孔千疮，工事全毁，但终于胜利的守住了邵伯，与如黄路大捷交相辉映。此战共毙伤进犯敌人约二千人以上，我军光荣伤亡一千余人。

此次进犯的敌人，是拥有现代装备的正规军。我守军武器很坏，又系新成立的兵团，兵员不足，但以无比的顽强（尤其是四团），保卫了邵伯，创造了守备战的范例。

以上是苏中自卫战七战七捷的大概经过。

在这一个半月中，共消灭了反动派六个正规旅，两个交通警察总队，敌人伤亡损失五万余人，占反动派在苏中总兵力十余万人的百分之四十。我们缴获了大量的枪炮弹药、物质资财，这是一个较大的胜利。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胜利呢？

检讨一个半月的作战，先要讲一讲海安撤退的问题。当海安撤退时，许多同志认为可惜，我也认为海安很重要，但为什么又要撤出呢？按旧的战略指导思想及一般的军事原则来讲，是想不通这个道理的。表面上，我们撤出海安是违背了“在所必争”的原则，其实不然。如果机械地教条主义地看待这一原则，当然是违反了；如果用辩证的眼光，客观地针对当时当面的具体情况来看，就会了解到，在当时海安是需要撤出的。革命的战略指导原则，要求我们不轻易放弃要地，但更要求保存有生力量，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大家知道，如果我们死守海安，敌人以七个旅的优势兵力，集中在狭小的正面向海安进攻，即或我们能守住海安，但不能歼灭敌人，而在海安一点拚消耗，把有生力量消耗了，最后海安仍旧要放弃，那就正中敌人的毒计了。海安撤出后，不仅我们的有生力量保存了，而且转入了主动，待机作战，而使敌人背上包袱，分散了兵力，便于我们各个歼灭。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在撤出海安时，我向许多同志解释，说我们是胜利的，而且完全胜利了，但有些同志不大相信。现在来看，当时的撤退完全是对的。因为海安撤退之后，敌人被迫将兵力分散，同时，他错误地认为我们清退了，误信他们下面虚报，说我们伤亡损失达两三万人，因而骄傲得很，就实行其“纸上谈兵”的部署，暴露出许多弱点来。他第一个计划是要建立从海安向东经立发桥、李堡、角斜一线，到（木并）茶海边的封锁，以图分割我一、九分区沿江地带，扩大占领区，巩固他从扬州、泰州到海安、李堡、角斜以南的整个地区。可是这样的部署，给我造成各个击破的有利机会。他吃亏了。如果说退出海安时，我们开始转入主动，那末，李堡一战胜利以后，便是我们开始掌握了主动权。敌人对九分区“清剿“、“清乡”的计划就被打破了，他截断苏中南部的计划也被迫修改，不得不缩短防线，暂置通、如、海、启地区不管，而用全力来巩固海安、如皋、了堰、林梓、白蒲到南通一线，企图先巩固泰兴、泰州、靖江、如西地区再说。这是他的第二个计划。这个计划正在准备兵力、正在布置时，我们进行了丁堰、林梓之战，虽只消灭他五千多人，但比之消灭他两个旅还重要。因为这两个交通警察总队，是蒋介石法西斯的党卫军，美械化的特务武装，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缴获他们制造的几房子的脚镣手铐，是用来对付解放区人民的。这就把反动派第二个计划又打破了。此时，敌人为了巩固如皋城防起见，不得不将九十九旅从黄桥调到如皋来，又给我们一个好机会。当时我们决定西进有两个计划：第一个就是消灭九十九旅，第二个如九十九旅不好打或打不着，就舍之而采用攻魏救赵办法，向泰州攻击，以应援二分区（在我们打丁堰、林梓时，二分区方面已电告，敌二十五师进攻邵伯、丁沟，企图打到高邮、兴化）。当时我军如走东台、兴化西援，时间是来不及的，所以就决定走直路，经两泰进入江都运粮河南地区，这个行动好比孙行者打牛魔大王的办法，钻到敌人肚子里去打，这是带着危险性的。为了保持精力进入敌后作战，所以原先决定打丁堰、东陈、林梓、白蒲四点的计划，改为只打两点（只打丁堰、林梓），以便保持雄厚力量。只要打开一个缺口，用地方兵团守住这两点，主力便可进入敌后。这些敌人也笨得很，当我们没有到齐时他不出来，我们部队到了如黄线上（如皋至黄桥线上），九十九旅也到了分界，首先就与我六师打响了；如皋敌人也派出一个半旅到加力来接，九十九旅已被我六师包围了。当时我们采取“雷公打豆腐”的办法，先集中力量打分界的较弱的九十九旅。因为先打加力的一个半旅，时间要延长，同时如皋还有两个团可能出援，这样可能成为僵局。恰好我一旅拉近分界，六师也就更奋勇更迅速地拿下了分界。敌人一部向薄弱的一个口子突围，却被一旅堵住，于是九十九旅全部消灭了。我们回头再打加力的敌人，而这一个半旅的敌人却不敢走路，直等到如皋再派部队出来接，恰好六师及特务团赶回头，给如皋出来的一个团迎头痛击，于是加力敌人逃回如皋的计划，也就破灭了。这一个半旅，除二三百人逃散回到如城外，其余近一万人全部被歼灭，连如城出来增援的一个团也被消灭了一半。在两天两晚的战斗中，连分界歼灭的敌人在内，一共消灭了两个半旅。这一胜利，决定了苏中战局的完全改观，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落入我们手里。当时敌人如果不继续增兵，不仅无法再进攻，而且维持其交通线也很困难。敌人恐慌动搖到这样的程度：一旅人不敢走路，两个旅走路也还有些害怕，一个团不敢守一个据点，一个旅守一点也信心不高。为什么过去长驱直进，而现在却这样胆小呢？因为敌人在一个半月中，在苏中南线上兵力的百分之四十损失了，而且被歼灭的都是比较有战斗力的。到今天大家才了解海安的撤退是对的，是争取胜利必要的步骤。

除了海安撤退一个问题外，还有如皋战斗中宋家桥、杨花桥没有彻底解决敌人，以致要撤出如皋、海安，是否战略上的失败呢？当时有一般干部甚至个别高级干部也说我们在战术上是胜利了，在战略上是失败了。但认真研究革命的战略原则，是没有失败的。因为我们在战略上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战略上是以少胜多，整个如南战斗到如皋、海安的撤退，是没有违反这些原则的。但如南战斗在战术上，军事具体部署上，战斗指挥上，是有缺点的，对当时的战局确有影响，但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当时即或能消灭七十九师，但由于部队过度疲劳，第三仗打如黄线上六个团的敌人，是否能胜利还无确定把握。即或又胜利了，但当时的敌人还有五个旅以上的力量北进，在第三次战斗之后，部队更加疲劳，如敌人再增加上来，也会要被迫退出如皋、海安的。这样比之我们主动撤退就大不同了。整个五十天作战的过程，简单的说就是以上这些。

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呢？从政治上来讲，我们是自卫，是为消除内战，保卫和平民主，保卫解放区而战，是正义的战争，得到解放区人民全力的支持，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主人士及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拥护，特别重要的是有党中央与上级的正确领导。国民党军恰与我军相反，其军队内部存在厌战情绪，官兵矛盾，派系矛盾等等，这些过去已经讲过，不再重提。

现在，主要从军事上来讲。

首先，是由于我们没有机械地教条主义地运用战略指导原则。我们不轻易放弃一个战略支点，但我们也不死守一地。因为我们不比苏联，我们没有国防重工业，死守一点，同敌人拼消耗，是不合算的。但也不是一枪不打，望风而逃，而是给进犯的敌人以阻击和重大的杀伤后才弃守。海安撤出前就是这样打的。一、六两师摆在旁边休息，七纵只以三千人抵住敌人七个旅、六万人的兵力，打了五天，敌人伤亡了三千多人，而我们只伤亡了二百多人。虽然弹药消耗多了一些，但一分区在通如公路上一个伏击，缴到了一百多箱子弹，又补起来了。总的说来，是换得了敌人相当大的代价的。

其次，就是战略上采取了持久战，坚决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我们每打一个仗，中央总是来电说，你们好好休整部队，准备再战。因此，不断积蓄与充实了战斗力，便于连续战斗。我们执行了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原则，但在战术上，则恰好相反，采取了以多胜少的打法。如李堡之战，敌人三个团，我们使用了十四个团，差不多五个打他一个，而且是运动中打他，所以能迅速、千脆的消灭敌人。分界之战敌人两个团，我们用了十个团打他；加力之战敌人三个半团，我们第一线即使用了十三个团，连第二线的兵力共有十五、六个团，加上还有众多的民兵与地方武装，敌人当然就很难跑掉了。然而对于战术上以多胜少的原则，有些同志还认识不够，以为这样多人打少数的敌人，难道我们战斗力这样不行？认为这样太没有面子。而不知道，我们要迅速转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必须迅速消灭敌人一路或两路，迅速解决战斗，尤其在敌人占优势的战役中，必须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法，连续进行几个战斗，如第一个战斗胜利了，使敌我力量平衡，第二个战斗胜利了，使敌人屈居劣势，我占优势，第三仗第四仗才能更彻底地歼灭敌人。因此必须在战斗中采取三个至五个打敌人一个的办法。这些道理许多干部还想不通，或者想通了而不能这样做。这除了爱面子一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本位主义作怪，怕缴获的武器弹药被兄弟兵团分去了。结果不能解决敌人，影响战役的胜利，大家的面子固然不能保持，自己也碰得头破血流，打一个消耗仗，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其三，就是采取了战役战斗的速决战。许多同志对于上面要求限时限刻完成任务，认为是不体谅下级，是主观主义，太扮蛮。其实要求战役战斗的速决是应该的，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我们五个打敌人一个，武器弹药也不比敌人差，运动中敌人又不能带着碉堡跑，当然是可以速决的，也只有速决才能减少伤亡和消耗，才能争取时间打第二仗。有些同志说，现在敌人比苏维埃内战时强了。这当然有对的一面，但是，我们也比苏维埃内战时的红军加强了。过去我们每个团只有几挺重机枪，没有轻机枪和自动步枪，一直到反四次“围剿”后才有这些。当时敌人有重机枪、冲锋枪、自动步枪等，我们还是能够在战役战斗中迅速消灭了敌人。比如反三次“围剿”，在兴国的白石岭打韩德勤一个师一万余人，只四十分钟就把他干脆消灭，韩德勤本人也做了俘虏。反四次“围剿”，在东韶黄陂打敌人四个师，只八个钟头解决战斗，捉到两个师长。战役战斗中不采取速决战，就会变成僵局，就不能连续作战，也就不能歼灭敌人，更会变成劣势与被动，甚至于失败。所以，要取得更大更多的胜利，必须在战役战斗中采取速决战。要速决，就要不怕疲劳，作战时不要顾虑部队疲劳，要用一切办法，鼓励部队克服一切疲劳去争取胜利。但在战斗结束后，就要照顾部队疲劳，让部队很好的休息。现在我们有些部队恰恰相反，接受战斗任务时，就提出部队疲劳，要求休息，延迟了时间；战斗结束后，又不很好的管理部队，让部队东跑西跑、扯乱谈、吹牛皮，妨碍了部队体力的恢复。

其四，各兵团协同动作，是取得战斗胜利的决定条件之一。一个半月的各个战斗中，总的方面讲，各个兵团还是能够协同一致的，但在个别战斗中，仍旧不能很好的协同动作，如宋家桥、杨花桥战斗就是一例。这次打分界，第一天夜里攻击时，也是这个团打，那个团未打，所以未能解决战斗。第二天集中五个团一齐总攻，只两个小时就把敌人解决了。各兵种的协同也是一个重要条件。我在以前几次干部会上，屡次提出要组织炮火集中使用，大家还不大相信，直到这几次战斗中，受了敌人的教训，才改进了。如李堡之战，集中炮火使用，便很快地解决了战斗。打了堰、林梓也是如此，所以都很快的取得了胜利。但其他兵种的配合还差，尤以辎重兵最差，淮安送出的炮弹子弹，已经半个多月了，但直到昨天才到达此地。骑兵、工兵，我们暂时还无此兵种。

上面所讲的这些长处，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但是否因为胜利，就没有缺点了呢？不是，还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表现在：

一是协同动作上，还没有做得很好。特别是攻击部队与钳制部队，不能很好的呼应与配合，第一线部队与第二线部队配合也差，各兵团还不能按照时间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次分界的敌人，要是一旅迟到几分钟，就会跑掉很多。又如加力的敌人，如果十八旅再迟到十分钟，也就要跑掉很多了。因为拖了时间，所以五十四团及旅部几乎遭了危险。如果到得早一些，还可能全部解决如皋增援的敌人一个半团，甚至还可能乘胜攻进如皋城。一旅在分界得了便宜，心满意足，慢慢转移，赶到加力，还不知敌人已突围了，所以，在加力战斗中就没有捉到敌人。特务团如果迟到几分钟，也就捉不到什么敌人了。所以，时间对于战斗是很重要的，战斗的胜败，每每决定于最先与最后的几分钟，哪个能占先机之利与坚持到最后关头，哪个就会胜利。时间对于整个战役也有决定意义，各兵团如执行任务过迟了，当然不好，但有时行动过早了也不行，因为过早了，会暴露整个企图而影响全盘战事。所以要遵守时间，同时又要照顾到部队疲劳。有些团队遵守时间是较好的，、但有些部队因为遵守时间而没有吃饭，饿着肚子打仗，那也是不好的。甚至有些团队在战时，伙房不弄饭，分开吃东西，弄得时间参差不齐，更是不好的。

二是通信联络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做得很好。物质技术上固然给我们限制，但各级指挥员注意不够，通信部门本身工作还不够健全。如电台有时叫不应，有报发不出去，徒步通信也不够。如我在芦港写一封令五旅出击的信，叫两个通信员送到司令部，计算只要一小时即可送到，但四五个小时才送到，这是因为他们把这么重要的信，送到离敌很近的如皋附近去了，还是通信班副挡回来的。这两个通信员应当处分，因为他们是当天随我由司令部出发到芦港的，沿途又摆有路标，不应该走错路的。通信连不执行上级处分这两个通信员的命令，是不对的。另外在通信联络方面，还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缺点，就是枪一打响，上级和下级就断了联络，电话也无人守了，报告也不送了。这是由于干部还缺乏兵团作战的观念，以为只要自己打得好就够了，而不知道单只你一部分打得好还不行，整个战役还不一定胜利，而需要很好的互相配合，才能有更大的胜利。为了加强通信联络，必须尽量使用现有通信工具，如电台、电话、骑兵、脚踏车、徒步通信。今后只要部队一宿营下来，就要架好电话。战场使用号兵已不适用了，如皋战斗中伤亡号兵六十多个，就是一个明证。旗语也值得研究。关于这方面，还要研究许多办法来改进。

三是侦察警戒问题，主要是下面对敌情不注意收集，总是问上面“情况如何”。不知情况是从下面来的，上面只做综合归纳的工作而已。侦察敌情最好是捉俘虏来审讯，这个工作在某些兵团司令部虽做了些，但还不够，更没有看到哪个下属部队做过。侦察连也没有建立，这是需要很快恢复的。过去侦察部门主要只做了些汇集、整理材料的工作，而想各种方法去收集情况还很少。侦察员主要还只是做了找向导或送信的工作，本身职责还搞不清，业务很差，这是必须改进的。警戒方面：地面警戒不注意，对空警戒更差，防空被大家忽视了。这不仅会招致局部的损失，而且会暴露我军意图，泄漏秘密，影响整个作战。今后要把防空纪律严格地建立起来。此外还要注意防毒。最近，蒋介石从美帝国主义那里买了许多毒气弹来。中央社造搖说我们打大同使用毒气，就是为他施放毒气作借口。

最后，我们对进攻苏中的敌人作战，所以能取得巨大胜利，完全改变了过去的形势，除了上述政治军事原因之外，主要是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因此，大家应记住：谁保存了有生力量，谁就会胜利，谁消耗或丧失了有生力量，谁就会失败。大家要很好地注意掌握部队，组织火力，利用地形地物，讲究战术，正确地指挥作战，减少伤亡。后方机关要很好地组织准备后备力量，补充前线部队，如协助动员民兵、地方武装参军，组训补充兵团，爱惜民力。在战斗中缴获品分配上，应尽量照顾其他友邻部队及未参战之部队，特别是牵制部队，也要发一些给地方武装民兵，这都是对自己对整个战争的胜利有利的。各部有些打埋伏的枪支，已经锈坏了，还不愿交出来，以致完全不能使用。一个半月来，歼敌五万多人，缴获武器不少，但上级要各部抽出一批去武装其他兵团，则多说调不出，遵命缴送上级的，零件都不全，其中有些确是被打坏的，但有些是本位主义作怪，故意将零件扣留，自己多留些。这样使交上来的武器完全失去作用。这等于是破坏革命武器，是对革命的犯罪行为，应该立即制止。

注释：

*[这是粟裕在华中野战军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记录稿。关于苏中战役胜利的意义，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我延安总部发言人指出：“汤恩伯部蒋军对苏中的进攻已经惨败。这件事对于今后的战局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汤恩伯所部蒋军，共有十一个旅（原师改编），在扬州、如皋一线进攻苏中，我粟裕将军所部在广大民兵配合之下，保卫苏中，自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三十一日，七战七捷，前后消灭汤军七个整旅（即七个师）之多，俘获五万余人，和大量美国装备。”“我中原大军之突围胜利及苏中之保卫战胜利，已奠定解放区军民之胜利信心。”九月三日至八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战区消灭刘峙部蒋军四个旅（原师）后，延安《解放日报》于九月十二日发表社论称：“这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关于苏中战役的作战经验，中共中央军委于八月二十八日致各战略区首长电中指出：苏中前线“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但这十五个团是很充实与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八月二十六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二十七日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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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主动撤出两淮后之华中战局*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直接支持下，以四个军（现改称师）(1)的兵力侵入我淮阴、淮安两城(2)，这对于华中的自卫战并没有决定意义。我军的撤出两淮，绝对不是我们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对蒋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

众所周知，我们所进行的运动战，胜败不决定于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决定于有生力量的消长。如果我们的有生力量没有损失，则某些城市的暂时放弃，正可以分散敌人的兵力而造成有利于消灭敌人的条件。如在苏中，我们虽然暂时放弃了如皋、海安两地，但我们歼灭了蒋军七个旅（即原来的师），五万余人。蒋军的侵人两淮，也一定和必然会造成和苏中同样结果的。可以告诉大家，在近两个多月来的华中自卫战争中，我们的主力军不仅没有削弱，而且格外壮大了，人数增多了，武器加强了，技术提高了。我们是有足够力量保卫华中的。主力军只会愈打愈大，愈打愈强。当然我们并不喜欢打仗，但是蒋介石既然打来了，我们为了自卫便不得不还手。

我们的报纸曾说过“淮阴郊外将成为蒋介石进犯军的坟墓”这句话，并不因淮阴城的暂时放弃而有所改变。侵入淮阴、淮安的蒋军，终必被歼灭在这些土地上的。但是必须认识清楚：华中的自卫战是相当长期的，就是歼灭了反动派这次进攻的半数以上部队以后，蒋介石可能再组织第二次、第三次的进攻。所以我们的主力兵团应加倍细心谨慎，胆大勇敢，坚决执行命令，彻底完成任务。要一次接一次地歼灭进犯蒋军。

我们所进行的自卫战是人民战争，是为保卫人民而战，全华中的同胞都应协助与配合主力作战，支援前线，而部队、机关尤应切实注意节省民力。军民互助如手足，融洽如一家，这是战胜反动派的基本条件，也是我们的光荣传统，必须更加发扬，执行得更彻底。蒋军必败，胜利是属于人民的。

注释：

*[我军撤出两淮后，华中战局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这是粟裕对新华社记者的一次谈话。新华社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播发。]

(1)[国民党正规军的编制，原来是一个军下辖三个师或两个师，一个师下辖三个团。一九四六年五月起，国民党分期整编了当时在黄河以南地区的正规军，将原来的军改为整编师，师改编为旅，旅下辖三个团或两个团。在黄河以北地区的一部分军没有整编，仍按原来编制。有的整编师，后来又恢复军的编制。]

(2)[当时淮阴是华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淮安是新四军华中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七战七捷，蒋军从南面攻占两淮的企图遭到惨败，乃从淮北迂回，于九月十九日侵入两淮。]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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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山东野战军集中作战的建议

（一九四六年九月至十月）

一、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二十三时报中央

并陈毅、宋任穷、张云逸、黎玉电①

经过一周保卫战，因一、六师未在上，于十九日晚退出淮阴。因此华中形势起了基本变化。沿运河线之淮安、宝应、高邮一线，因地形关系很难求得歼灭，只能取得在战术上的胜利，整个运河线以东地区成长蛇形，不利主力作战。为了改变华中局势，我们建议，以集中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攻占唯宁、灵壁、泗县，并扫除陇海东端之曹八集、大许家等处敌人，以恢复淮北路东地区，第二步攻占津浦路，配合刘邓包围徐州。这样李延年部②必然东调，我可在其运动中求得逐步歼灭他之有生力量。如何望复③。

二、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午时报

中央并华东局电④

（一）薛岳⑤以七十四、六十九、二十八、第七等四个师九个旅及一三八旅于淮北及两淮地区，二十八、九十八两师之各一个旅于陇海路运河与徐州之间，冯治安⑥、周毓英⑦等六个旅于台儿庄之线，五十八师三个旅于徐、蚌段，第五、八千八、八十三师之八个旅于徐州以西。

（二）我渡过运河首歼六十九师之两个旅，继歼二十八师之两个旅，再歼七师之两个旅之大部后，淮北局面是可改变的。顽有可能把停在京沪线及淮南之第四、六十四、二十六等师共七个旅增调淮北战场，其第五、十八军与冯治安等要抽出若干旅增援淮北，七十四师也可以一部西回。因此两个战役必须对抗顽十个旅以上兵力，我在第二个战役中心须歼敌六个旅以上兵力，才能使淮北局面转入稳定。但蒋介石必决心把我军逐退山东去，敌可再从其后方抽出兵力。照其现状看来，他尚能抽出十个旅以上之兵力，作第二次增援。我们必须把其第二次增援大部歼灭后，整 个华东战局才能根本改变过来，华中即可坚持，山东才能巩固。

（三）根据上述估计，我在今年至明春必须歼灭二十个旅二十万人，才能根本改变华东战局。依据两个月来华中作战经验，歼敌一万自损三千。在两个月中，苏中、淮南、淮北三个战场上顽被歼灭者达八万人（伤亡被俘总计），我也伤亡二万四千人以上（山野在内）。如果今后六个月要再歼敌二十万人，我必须以六万人伤亡代价换取之，六万人中必有六千个干部，这个损失之补充是一个极严重的困难。以山野、华野合并，我之总兵力能达到十万人以上，所需粮草、民夫及炮弹、手榴弹之消耗，其数之巨甚难估计，这也是今天华中无法供应的。

（四）我以十万大军在六个月内歼敌二十万人，我们是有决心有信心，也是有较大可能的，只要在指挥上不犯错误，是可以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但兵员、干部和炮弹、手榴弹、炸药及其它物资之补充是一个严重的难题，必须山东以全力来支持我们，才能保证这个有决定意义之作战。我们认为淮北战斗之胜败，不但关系华中及山东之安稳，而且对全局都有重要之作用。如果我在淮北把敌人打下去，逼蒋无法分向其他方向增援，这对山东、热河、东北、山西都是一个直接的援助。

（五）（略）

三、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酉时报中央

并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电

军委十月十日电⑧

奉悉：两淮失陷后，华中局势即已严重，邵伯、高邮、宝应先后被占，南北敌人即可联系，有东窥盐阜可能，如是苏中坚持亦将遭严重困难。目前鲁南局势骤紧，此对华中之坚持亦有极大影响。鲁南不保，华中将难于坚持。但华中如不能坚持，则将使我大军局促于鲁中地区更为不利，造成山东莫大困难。为欲挽救此种危局，非集中华野、山野全力以赴不可，为此必须抛开次要，求其主要。因此建议山野、华野（除留少数于涟水沭阳地区外），集中主力沿陇海路西进（携带之轻便浮桥，已制成二百公尺，可作两道运河桥），威胁徐州，直逼津浦，并求得于邳县、睢宁、铜山地区与蒋军主力决战。如是增援鲁南之敌，固可能回援徐州，已人淮之敌亦可能抽兵北上，使淮北敌人必被迫以一部防守津浦沿线。如是则鲁南之危可解，淮海之压力亦可减轻，而八师暂不致被动调回鲁南，且可使叶纵⑨配合主力之行动更为有效。此种方案对鲁南极有利，惟华中要吃亏，特别是后方冬衣（均在曹甸以东地区）有损失可能。如华中冬衣遭受损失，盼山东能设法予以帮助。以上意见当否，尚祈示复。⑩

注释

（1）此电由粟裕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合署名。

（2）李延年当时是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

（3）陈毅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午时电，同意山野华野集中由淮海区向西行动的办法，并主张两个野指合成一个。中央二十二日电示：“同意集中两个野战军统一指挥，向淮海行动，打开战局”。二十三日又电示，“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如同意请即公布（对内）执行”。

（4）此电由粟裕与张鼎丞、邓子恢、潭震林、曾山联合署名。九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指示：“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我们意见：①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②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

（5）薛岳：当时是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6）冯治安：当时是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三绥靖区司令。

（7）周毓英：当时是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一师师长

（8）中央军委十月十日电示：“敌占峄县枣庄，并可能再进。山野以适当力量回鲁南配合叶飞击敌，这是必要的。但山野全部回鲁南，则与华野平分兵力，于目前形势下作战不利。”“山野心须留适当力量于现地区（苏北）”。

（9）叶纵：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叶飞任司令员。

（10）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未时，中央电示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各电均悉。你们仍照过去决定，集中山野、华野全军（包括八师），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大仗开展局面，对淮海本身、对鲁南、对苏中、对配合刘邓均好，对将来出大别山转入外线作战（几个月之后）亦有利。在此方针下，八师亦暂时不回鲁南。”十月十五日子时，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电报中央：经商讨共同认为速出淮北已不好实施，已令粟率一、六师北回沭阳集结，可能打几个好仗。如敌东进快，华野来不及北返，则就地相机打击敌侧背，山野拟选蒋军之一路，亦可能打一二胜仗，故回鲁南的打算己暂缓。十五日十二时毛泽东电示同意，指出“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心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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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山野迅速南下歼击宿迁东进之敌*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八日）

七日电(1)悉。若十一师增来宿迁，会合六十九师东进，单九纵单独防御，决难抵住四日之久；同时如十一师东进很快，则南面战役不能结束，对我极为不利。因此我们仍建议山野迅速南下，至少进到陇海路边，以便二日内赶到参战。如因山野南下，十一师不来，则更妙矣，我南面战役结束后再集中力量搞十一师，则更有把握。对六十九师最好诱其深入，对十一师则以阻滞东进为宜。目前华中战局是处在极困难阶段，盐城之敌不能速决，失陷盐城亦极不利；对涟水之敌，我力量太小，亦是短期不能解决，涟水失去，则更不利。如宿敌东进，即形成三面应敌，望军长速率山野南下，以解此危局为盼。(2)

注释：

*[这是粟裕与谭震林报陈毅电。一九四六年十月中旬至十二月初，华中、山东野战军分别在苏北的东台、涟水、淮（阴）沭（阳）路、盐（城）南和鲁南的峄（县）东、台（儿庄）枣（庄）等地，抗击来犯之敌，歼敌约三万人，为在淮海地区打歼灭战开拓了战场。十二月上旬，我判明敌人从东台、两淮、宿迁、峄枣四路同时进攻，企图“结束苏北战事”。陈毅、粟裕、谭震林经缜密研究，都认为应先打宿迁东进的一路。但目前华野阻击该路敌人的兵力单薄，为此，正在盐城前线的粟裕与谭震林，十二月八日联名建议陈毅率山野主力迅速南下参战。十二月十一日军委电示粟裕，即日北返部署作战，粟裕于十二日赶到宿迁以北五花顶山野指挥部，协助陈毅组织指挥宿北战役。战役从十二月十五日发起，至十九日全歼敌六十九师三个半旅，共两万余人。]

(1)[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七日，山野致电九纵、六分区并华野：“为有效阻滞宿迁敌之进攻，争取更多时间，以便配合山野、华野主力南北夹击歼敌，你们应在宿沭、宿新两侧地区，周密布置战场。]

(2)[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陈毅复示，决定亲率山野一纵、八师于当夜移到郯城西北的码头镇以西地区。如需南下歼击宿沭地区之敌，两夜即可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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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歼峄枣之敌*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

（一）军委一月十日未时电(1)敬悉。当面敌军情况及战况详另电。自歼灭二十六师后，部队对连续作战乘胜扩张战果之认识较差，致未截断局部退路，使其能全部退运河以南与守台儿庄。而台儿庄工事坚固，且不易围歼，加之整十一师已到曹八集以北地区，有北援可能，故我们暂停对冯部攻击，以便集中力量歼灭峄枣之五十一师部队。前昨两日已攻占峄县、郭里集等地，并已歼其一个旅。今晚总攻枣庄、齐村（驻五十一师师部及一百一十三旅），估计十三日晚或十四日晨可以解决。李延年、欧震(2)两部尚强大，且已靠拢，不易各个歼灭，故已决定震林同志处部队避免与敌军单独决战。为应付整十一师可能之北援，已增调王（必成）师及韦（国清）纵至邳县以东地区待机。沭阳方面仅留七师及九纵三个团钳制，故沭阳已于十日为敌攻占。

（二）在枣庄攻下之前，如整十一师、六十四师及冯部北援，则我们除以陶（勇）师一部继续攻占枣庄外，可集中一、二纵，四、九、八、十师及六师等部共约三十个团歼灭该敌。如枣庄已顺利攻下，沭阳方面之敌又未继续北进，而七十四师果调徐州（有此征候），则我们拟继续攻歼临城之二十师两个团，并准备歼其援队，而后进行休整。以便尔后集全力回击欧震集团或整十一师及七十四师之联合进攻。如何盼示复。(3)

注释：

*[宿北战役后，粟裕又协助陈毅组织指挥鲁南战役。战役第一阶段，从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至四日，全歼敌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三万余人。粟裕建议第二阶段同时攻取峄县、枣庄，陈毅同意。粟裕于一月九日到达峄枣前线。此件系粟裕在峄枣前线上报军委并陈毅、张云逸电。第二阶段一月九日开始，二十日结束，攻占了峄县、枣庄，全歼守敌第五十一师及第五十二师一个团，两万余人。经过宿北、鲁南两个战役，我华中、山东两个战区实现了统一，集中了兵力，夺取了战场主动权。]

(1)[军委一月十日未时电：如你们能于数日内歼灭冯部，并夺取峄枣，则可推迟敌十一师前进时间，以利部队获得休整，然后再打十一师；李延年、欧震两军相当强大，震林所部准备打欧震，此时是否合宜，是否暂时不打，待打冯结束后再行决定为宜。]

(2)[欧震当时是国民党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指挥八个整编师，成为由陇海路东段北犯的主要突击集团。]

(3)[军委一月十四日复陈粟电：计划甚好。鲁南胜利，局面打开，我已夺取主动，敌已陷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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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战斗空隙进行休整*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六日展时）

（一）齐村之敌已于今晨全歼，俘一百一十三旅正副旅长以下二千余，毙伤四五百人，缴榴弹炮二门，山炮、战防炮各四门，迫击炮八门，轻重机枪约二百挺。我伤亡仅百人。

（二）枣庄尚有敌五十一师师直及一百一十三旅、一百一十四旅各一个团并炮兵、工兵各一个营。我们除利用俘获之八个旅长及一个副旅长等进行政治攻势外，坚决继续攻歼枣庄之敌。但因工事太多且坚，故时间需用三天至五天，望多送炸药来。

（三）我们攻击枣庄，拟只使用四个团，其余未担任战斗任务之兵团即抓紧时间进行休整，以便应付新的战役。在攻击枣庄期间，我大部队在峄县以南地区，台儿庄之敌似不敢急进，但沭阳之敌则可能攻占新安镇后，继续北犯。因此，请令二纵、七师尽力阻止敌人北进，尽可能保持新安镇，以利尔后作战。同时盼令司政各部派人前往八师、九师、一纵及各待机打援部队帮助工作，利用战斗空隙进行休整，克服各部非停战太平不能休整的观念。

注释：

*[这是粟裕在鲁南峄枣前线报陈毅、张云逸、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并军委电，报告攻击枣庄情况，并提出未担任战斗任务的部队，抓紧时间休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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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战役初步总结*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

各位同志：

对莱芜战役的总结，本来应请军长(1)报告，但军长要我来讲。因此今天的报告不能算是总结，仅仅是我对莱芜战役提出一些看法。

战前情况与部署

在我主力未转移北上时，我原定于临沂外围歼灭敌人，并作了保卫临沂的准备与部署，发出了作战预备令，提出了在临沂及其以南对敌作战的三个方案。

第一方案：于敌占我郯（城）码（头）后，首歼敌右路兵团第二十五师及第六十五师一部于郯城以东、东海以西地区。该敌战斗力较弱，侧翼较暴露。

第二方案：如左路之敌前进较快，则首歼敌左路兵团第十一师于沂河以西苍山地区。该敌侧翼虽不暴露，但较薄弱，容易打。

第三方案：如敌两翼均迟滞前进，而中路突出时，我决定首歼敌中路兵团第七十四师于沂河以东、沭河以西地区。该敌战斗力较强，但当其沿郯（城）临（沂）公路北进与两翼距离较远时，可能为我歼灭。

在以上三个方案中，最好执行第一方案，歼敌右路；其次执行第二方案，歼敌左路。

为了促使敌两翼突出，我乃以第三纵队主力于正面坚决抗击中路之敌，以造成我于两翼歼敌之机会。但当我于正面加强压力后，敌仍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法，缓步齐头前进。

为造成对敌作战更有利的条件，我遂开始考虑到根本改变保卫临沂的作战方针问题，但最好能在临沂以南打一仗，这样在政治上对我更有利。因此提出以下补充方案：以第二纵队向东南挺进，歼击叛军郝鹏举部；同时虚张声势，谓我数万主力东去威胁海州，造成敌之错觉，迫使敌主力东援，我则以第三、第四纵队配合第二纵队运动中歼灭东援之敌（估计可能为第二十五师、第六十五师乃至第七十四师）。如敌主力不来增援，或仅以小部来援，而以左、中两路迅速向临沂挺进，我则集中全力，决心歼敌第十一师于沂河以西地区。

在我第二纵队执行此一方案完成任务后，左、中两路之敌仍不前进。右路之敌不仅不前进，反向后退缩，第二十五师、第六十五师均自郯城以东撤向桃林及其东南地区。

由于调动不了敌人，我乃将主力撤至临沂以北休整，并毫不犹豫地放弃临沂，决心以主力北上，首先歼灭自胶济线出动占我莱芜、新泰之敌。其理由为：

1．敌在沂河以东、沭河以西宽约三四十里的正面，即摆上了二十多个团的兵力，整个南线有五十多个团，加上陇海线及临（城）韩（庄）地区，敌集中兵力共达六十三个团，我亦集中五六十个团。在此情况下，与敌决战，尚无把握。固然临沂不能轻易放弃，但根据目前情况，还不是必守的据点。在整个敌我力量对比及人力、物力诸条件下，还不能采取死守方针，同时在敌人兵力未消耗到一定程度时，不应过早进行决战。可是敌人却认为我非在临沂决战不可，因此敌人在战略指导上拘泥于“攻其必争之地”的教条。他们不懂得中国是个农业国家，我们今天的战争是在以农村为根据地的环境中进行，我们尚无决心死守一点的必要。敌人不但犯了这一错误，而且实行了仅对工业国家战争适合采用的战略轰炸。他们在临沂足足轰炸了一个星期，然而炸毁我们的只是几辆汽车和几间茅棚。

2．在南线，我拟造成敌人弱点，但敌人很谨慎，不敢大胆前进；而北线之敌却恰恰威胁了我们的后方。我们虽无重工业，但二十多万部队如果没有一个后方，弹药给养便无处供应，伤兵医院便无处安插。因此，必须毫不犹豫地大踏步北上，首先解除敌对我后方的威胁。

确定北上歼敌的作战方针后，我预定计划是在整个北线敌六个军中，首先求得歼灭其三至四个军。如能歼灭其三分之二（即四个军），则不仅解除了敌对我后方的威胁，同时也解决了胶济线上的敌人，从而打通渤海、胶东和鲁中的联系，便于我今后集中更大兵力南下出击，向津浦线、向中原以至向大别山发展，也便于我集中更多的人力、物力，支援今后更大规模的战争。

我主力北移后，估计可能造成敌人下列错觉和动作：

1．敌认为我临沂不守，是由于宿北、鲁南历次战役伤亡甚大，不能再战，因此敌人可能乘机北进。这就造成敌分散兵力。

2．我在北线打响以后，解决莱芜、新泰之敌以前，占领临沂之敌可能沿临（沂）蒙（阴）公路北进，以图与北线之敌对进，实行南北夹击。另一可能是由临沂西开向城地区，经枣庄至临城再北上打通津浦线，以图与济南南下之敌会师。甚至也可能由临沂东进，扩张地区，打通临沂与海州的联系。但不论北进、西进或东进，都会改变敌入占领临沂时的集中态势，造成敌人分散兵力，便于我今后南下作战。

我在主力北上的同时，派少数部队在运河线架桥，同时对兖州采取包围态势，声言与刘邓部队会合，以迷惑敌人，造成敌对我判断错误。

以上是我们主动放弃临沂、主力转移北上时的情况，以及我们的预定部署和要求。

莱芜战役经过

此次莱芜战役，情况变化之多，为前所未有。

1．我主力北上时，敌人的情况是：第四十六军在新泰及其外围，李仙洲(2)总部及第七十三军的第十五师、第一九三师在颜庄南北地区，第十二军率第一一一师在莱芜，第一一二师在口镇及其以东至和庄地区，新编第三十六师在蒙阴寨及南北师店。

2．根据以上情况和我们的预定方针，打算一口气歼灭敌人两个军比较困难，甚至可能打成僵局。因此确定首先歼灭位于第二线的王耀武(3)嫡系第七十三军及李仙洲总部（第四十六军在前面，非王嫡系，为保存实力，与我们有些联系，我可利用敌内部矛盾）；尔后再集中全力歼灭第四十六军。当时我们的部署是：以第一、第六纵队组成左路军，攻歼莱芜、口镇之敌；以第八、第九纵队组成右路军，歼灭李仙洲总部及第七十三军两个师；以第四、第七纵队组成中路军，配合右路军行动。

3．我们原来预计在北线打两仗，第一仗打第七十三军，第二仗打第四十六军。这两仗估计需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结束。因此，留了两个纵队钳制南线之敌，要求在北线打响以后再放弃临沂。但当我们部队刚进抵指定集结地区（左路军进抵羊流店地区，中路军进抵蒙阴及其东北地区，右路军进抵鲁村地区）时，南线之敌即于十五日进入临沂，与当时我北线预定战斗发起日期（最早为十八日）相隔尚有四天。如南线之敌继续前进，则在我打响第二天即可赶上与北线之敌会师。

4．南线之敌占领临沂后，北线敌情共发生了四次变化。

第一次敌情变化：十五日晚，王耀武发觉我部队自费县向西北运动，同时由于其南线部队迅速进入临沂，估计我主力转移方向，乃于十六日调整部署，全线后缩。第四十六军自新泰撤至颜庄地区；李仙洲总部及第七十三军的第十五师、第一九三师自颜庄撤至莱芜地区；第十二军的新编第三十六师自蒙阴寨及南北师店撤至口镇、上有庄一线，归第七十三军指挥；第十二军率第一一一师、第一一二师北调胶济线，担任张店、明水一线守备。

在敌人突然后撤的情况下，当时很使我们许多同志担心，因为我们部队尚未到齐，有的兵团首长要求以右路军切断敌人退路，左路军向莱芜挺进。即使不能将敌全部歼灭，也可以吃掉它的“尾巴”。这个意见幸亏我们没有同意，否则部队一伸出去，这五万多敌人就很难消灭。

第二次敌情变化：王耀武判断我们要打他，将其部队后撤，并获得了徐州绥署的同意。但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却认为我放弃临沂，是由于鲁南战役伤亡巨大，不堪再战，并谓刘邓部队未能打下民权，因此估计我可能放弃山东，退向黄河以北。陈诚妄图乘此机会，实行南北夹击，将我主力歼灭于沂蒙山区，乃令王耀武确保新泰、莱芜，并派有力一部插向大汶口以南地区，断我退路。我们得知此情况后，认为还有歼灭敌人的机会。

十七日，王耀武执行国防部命令，又将其部队向前推进。第四十六军重

Chapter_44

占新泰，李仙洲总部率第七十三军第十五师仍在莱芜，第七十三军军部率第一九三师接防颜庄，第十二军仍守备胶济线。

第一次敌情变化后，我仍坚持原定作战方针，以左、右两路军先歼灭第七十三军，中路军切断第四十六军和第七十三军的联系。第二次敌情变化后，我决定以第一、第八、第九纵队歼灭莱芜及其外围之敌；第六纵队以一个师直插和庄，其余部队歼灭口镇之敌，任务完成后以一部控制口镇，主力东移和庄地区，准备打击自博山南援之敌；第十纵队和独立师抢占锦阳关，得手后以一部对北警戒，主力歼灭上有庄之敌，策应第六纵队对口镇之敌攻击；第四纵队以全力歼灭颜庄之敌第一九三师；第七纵队以有力一部钳制自新泰北援的第四十六军，主力集结为总预备队；第二纵队（欠一个师）由南线赶到后，以一个师接替第七纵队对第四十六军的钳制任务，另一个师进至蒙阴寨西北地区，监视第四十六军行动。后为加强打援力量，以第一、第八纵队攻莱芜；第四纵队攻颜庄；第七纵队切断第四十六军与第七十三军的联系；第六纵队全力攻口镇，并配合第十纵队和独立师打击可能自明水来援之敌；第九纵队控制博山以南，全力对付可能自博山来援之敌。

第三次敌情变化：我部署刚定，敌又发觉我主力北移，特别是发觉我第一纵队第一师在莱芜以西等了两三天，同时也发觉我右路军在鲁村集结，加上几个逃跑的俘虏兵回去告密，情况又起了变化。

我原定十九日发起战斗，因时间仓促，准备不周，决定延至二十日。十九日，王耀武发觉我攻新（泰）、莱（芜）意图后，即令第四十六军、第七十三军军部率第一九三师自新泰、颜庄地区星夜北撤，第七十三军的第七十七师迅速自张店经博山南下归建。我们得知此情况后，又变更部署：以第一纵队攻莱芜敌第十五师及李仙洲总部；如第一九三师向莱芜靠拢，即以第四纵队及第八纵队一个师协助第一纵队歼灭莱芜之敌；以第八纵队（欠一个师）和第九纵队于博山以南歼灭南下归建的第七十七师；以第七纵队切断颜庄第四十六军与莱芜第七十三军之联系，待第二纵队赶到后，即由该纵队接替第七纵队的任务，抽出第七纵队作总预备队；其他各部任务不变。

敌第七十七师十九日抵博山，二十日经和庄南下归建，我原定以第八、第九纵队于和庄地区将其歼灭，并定于二十日下午三时开始正式进入战斗（其余各纵队则定于二十日黄昏后进入战斗），避免过早打响，影响整个战局（如三时打响，李仙洲总部五时方得知道，第四十六军再向莱芜靠拢，已来不及了）。但第八、第九纵队于当日下午一时就打响了，二时正式进入战斗，于是情况又有了变化。

第四次敌情变化：敌发觉其第七十七师在博山以南的和庄地区挨打，即令第四十六军于当晚（二十日晚）自颜庄星夜北撤莱芜，并拟以第一九三师两个团于二十一日上午自莱芜北援，接应第七十七师归建。当时，我们一方面要歼灭第七十七师，另一方面要切断第四十六军退路，同时又要阻击莱芜之敌向东北增援，遂令第四、第七纵队于当晚插至莱芜、颜庄之间，切断第四十六军退路，第四纵队并参加攻击莱芜。当晚，口镇及莱芜外围打响；第十纵队占领锦阳关。二十一日晨，敌第七十七师大部被我解决。

从二十日晚到二十一日拂晓，第四、第七纵队未完成切断莱芜、颜庄之敌的任务。第四纵队在颜庄以东，第七纵队在颜庄以北。我乃令该两纵队于白天不顾敌机空袭，继续开进。第四纵队以一个师插至莱芜以南，以安庄为目标；第七纵队插至东西盘龙、红埠岭。并令第八纵队全部于黄昏自和庄地区南开，与第一纵队合击莱芜。第四、第七纵队部队运动后，我们得悉东西盘龙、安庄及莱芜正南的悬羊吊鼓山都已打响，估计敌第四十六军已被我拖住，可待第二纵队主力赶到后，集中第一、第二、第四、第七、第八共五个纵队，同时解决第七十三军两个师及第四十六军于莱芜、颜庄地区。

二十一日晚未接获报告，二十二日晨获悉敌第四十六军已到吴家岭，因第四、第七纵队未能完全断其退路，我预定于二十二日晚实施总攻，以第二、第四、第七纵队解决第四十六军，以第一、第八纵队解决第七十三军两个师及李仙洲总部，使敌不能完全靠拢。

二十二日下午，第七十三军一部进至莱芜西北的南白龙，第四十六军自吴家岭进入莱芜城，并拟以第七十三军为左路，第四十六军为右路，沿莱芜至口镇公路全部向北突围。由于我未能切断第四十六军退路，敌两个军得以完全靠拢，从而增加了我军困难。我乃决定以第一、第二、第七纵队为左路军，统归第一纵队叶飞司令员指挥，负责解决莱口线（不含）以西之敌；以第四、第八纵队为右路军，统归第八纵队王建安司令员指挥，负责解决莱口线（含）以东之敌；并令第六纵队以一个师位于口镇以南，阻敌北窜。后因准备不充分，且仅有第四纵队在莱芜附近，第二、第七纵队距离尚远，敌既靠拢，进攻又不易奏效，因此决定二十二日晚暂停攻击。当时，估计敌人行动有两个可能：

1．可能固守莱芜。果如此，我则于二十三日晚集中第一、第二、第四、第七、第八纵队实施总攻。敌靠拢虽难打，但过于密集，挤成一团，便干我首先集中炮火予以大量杀伤后将其歼灭。

2．可能向口镇方向突围。因莱芜城过于狭小，口镇比莱芜镇大数倍，且储有近百吨弹药和数十万斤粮食。如敌向口镇突围，我则布置于运动中将其歼灭。

二十三日上午，敌分两路平行向北突围。第七十三军沿矿山、南白龙向北，先头到达高家洼地区，正与我第一纵队前哨接触，其后卫仍扼守矿山。第四十六军沿北铺、山子后向北，先头到达芹村地区，正与我第六纵队前哨接触，其后卫仍控制莱芜。当时有同志建议在敌未全部撤离莱芜时即将其切断，我们没有同意。因莱芜尚有第四十六军两个团，矿山仍为第七十三军一个团扼守，在敌人最后脱离工事以前，过早出击，已向北之敌可能缩回来，这样易打成僵局，增加我军伤亡损耗。

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时，敌最后撤离莱芜城，我乃以第四纵队一个师占领莱芜城，切断敌再回莱芜的归路，其余部队于下午一时全线出击，李仙洲总部及第七十三军（欠一个师）、第四十六军全部遂于芹村、高家洼南北狭小地区被我全歼，战斗于当日下午五时全部胜利结束。

就整个战役说来，我们部队不断调动，部队指挥不断变易，由于敌情的变化，我们也只得跟着变更部署。

这次战役，解决敌人快，但情况变得也太快。我原预定于莱芜战役结束后，向北扩张战果，继续在胶济线上歼灭敌第十二军及第八军一部。二十二日晚，我们同意第九纵队以两个团的兵力攻击博山外围。二十三日晚，令第九纵队赶往博山以北，迅速包围张店之敌，以待主力北上歼敌；第十纵队向明水前进，以切断胶济线上之敌向济南撤退的道路。但由于敌人跑得快，加上我们是超越敌之第一线，打敌第二线，通信联络做得差，因此我们的战役第二步继续歼灭第十二军的计划未能实现。

以上是莱芜战役的大概经过。

莱芜战役的主要收获

先讲政治上的收获。

1．粉碎了敌人占我临沂以后的狂妄宣传。敌占我临沂后，曾大肆宣传歼灭共军十四个旅，但不到十天，我们即予以歼灭其七个师的严重打击。对此，美国官方报纸也不得不承认：“国军占领临沂未及十日，共军又包围济南。”新闻记者访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质问鲁中形势时，彭答：“你们勿轻信共方宣传，只要看国军在各战场始终是前进的，即可知道。”记者又问：“共军既被消灭十几个旅，又有何力量包围济南？”彭哑口无言，敌之狂妄宣传终于被完全揭穿。

2．轰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人士，表现了群众对我解放军胜利的关切。一般中间与进步人士一致认为：国民党的军事失败，将更加助长其政治、经济危机的增长。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恼羞成怒，要赶走我们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办事处的代表，逼迫我们撤退。

3．引起了敌人内部的恐慌和不安。在国民党高级要人中，张群说要寻找更好的办法来恢复和谈。张治中则唉声叹气，说如果和谈没有办法，只好听天由命。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故意放出和谈空气。

4．更重要的是，这次胜利鼓舞了全解放区军民的斗争情绪，提高了斗争勇气，增强了胜利信心。在延安及东北、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各解放区，到处开会庆祝。临沂周围有些群众在我撤出临沂时一度动荡，胜利后，情绪立即稳定下来。地方党政军民在支前工作上，也做得比过去更加积极有效，如军工部门某单位一个月的生产计划在十三天内就完成了。正面战场的胜利，同时也有力地支援了敌后。淮北已站住脚跟，盐阜、淮海已打开局面，苏中前两个月很紧张，现在也已经开始打开局面，敌后军民的信心较前更加提高。我们部队经过这次胜利，士气更加高涨，新兵更加容易巩固；俘虏也受到教育，相信我们有力量。根据各兵团首长反映，政治工作好做了，全体指战员懂得了只有相信和服从正确的领导和指挥，才能歼灭敌人，战胜敌人。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毛主席战略指导的正确。

再讲军事上的收获。

1．给了敌人首脑机关一个严重打击，敌人的军事机构开始由动摇逐渐走向崩溃。蒋介石本人于二十四日晚亲赴济南，停留五六小时，又匆匆飞回南京。王耀武怪陈诚不采纳下级意见，陈诚怪蒋介石干涉其军事职权。徐州绥署也因此被撤销，薛岳另候任用，由顾祝同率陆军总部移驻徐州，统一指挥徐、郑两绥署部队。根据我们了解，薛岳用兵尚机敏果断，而顾祝同则历来是我军手下的败将，这无异以庸才代替干才。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的更迭上，正象征着国民党的日暮途穷，最后必然会走向崩溃。

2．滋长了敌高级将领的悲观失望情绪，同时也增加了敌人内部的矛盾。王耀武写给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的信中说：“莱芜战役，损失惨重，百年教训，刻骨铭心。”敌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要求休整，并说：“本师装备不适合山地作战。”李天霞则屡次装病请假要求不干。莱芜战役的胜利，在精神上的确给了敌人一个严重打击。

3．在军事战略上，我们达到了错乱敌人部署，使敌人手忙脚乱，仓皇应付。他们花了不少人力物力经营了半年才打通的胶济线，不得不弃于一旦。我们只经过一个莱芜战役，就收复了县城十三座、重镇数十处，控制铁路线五百余里。敌人物资无法运走，仅周村一地即丢下三个满储弹药的仓库和百万多斤粮食。在北线，最近敌又拟空运几个师到济南。在西线，号称全国主力的第五军也调来津浦线，与原来津浦线上的敌人会合，妄图北犯，解济南之危。在南线，敌进攻临沂扑了空，未找到我主力决战，反背上包袱，骑虎难下，丢了可惜，不丢又怕挨打。记得我军在鲁南歼灭敌第二十六师、第一快速纵队及第五十一师后，敌仍按原定计划向临沂前进，部署未乱，但这次敌人已完全陷入被动。在战略上我们争取了主动权，我们已开始能够调动敌人，使敌人听从我们指挥了。

4．我们完成了大的机动和大的歼灭任务，获得了空前的胜利，解除了敌对我鲁中山区的威胁，打通了与渤海、胶东的联系。在一次战役中，仅以六十三个小时就俘虏了四万多敌人，加上被我毙伤的共歼敌六万人左右，我仅伤亡六千余人，这在中国战史上是少有的。

我们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

1．这次胜利，首先应归功于党中央和华东局的正确领导和军长的直接指挥；同样地，也由于全军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和地方党政军民的全力支援。这次，我地方武装和民兵都配合得好，使敌难以漏网。据我们所知，敌第四十六军迄今仅收容了四百多人，还是我们放回去的老弱及伤兵。

2．各地区的配合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胶东部队拖住了敌第八军的尾巴，歼灭了第一六六师的一个团和第一○三师一部；渤海部队对胶济沿线实行破击，并进逼济南，引起敌人恐慌，使其感到四面受敌。

3．各兵团首长在山地作战、通信联络困难及超越敌第一线作战等条件下，能按照总的意图，机动灵活、果敢坚决地完成了任务，也是这次胜利的重要原因。在各纵队的配合上，第一纵队最吃力，虽然缴获不多，但在整个战役中起了决定作用，应算第一功。第八、第九纵队迅速解决敌第七十七师，打开战场，使我能腾出兵力，功也不小。其他各纵队都有功劳，如第十纵队及独立师在西北牵制敌之援兵，使我能安然解决莱芜之敌；第六纵队虽未全歼口镇之敌，但在口镇以南的一个师，堵击向北突围之敌，起了相当作用；第二纵队虽未打到仗，却切断了敌向西南之退路；第四、第七纵队初期虽未完成切断敌第四十六军退路的任务，但战役后期坚决地完成了任务；第三纵队的功劳也不能抹煞，如果没有他们在南线牵制敌人，我们也就不可能集中全力来解决北线之敌。总之，我们不能单纯以缴获多少来评定成绩。在大兵团作战中，往往有的部队很吃力，但缴获很少，有的部队所付代价不高，但缴获很多。因此在评定战绩时主要应视对整个战役是谁起了决定作用。

我们在这次战役中的缺点

1．我们原预定于胶济线再歼敌两个军，由于敌情变化，第二步计划未能实现。如果动作快，事先布置更周密些，即使打不到两个军，也可以歼灭其一到两个师。按照我们原来预定的共歼敌四个军计算，还差五个师，这不能不算是一个缺点。因此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不能满足于这次战役的胜利。

2．特别严重的缺点，也是各纵队首长所共同提出的，是部队开进紊乱，行军道路交叉，大家争路走，争房子住。这个问题主要应由我负责，因陈（士榘）参谋长留南线指挥，刘（瑞龙）、张（元寿）副参谋长又忙于后勤，对部队运动道路未能更精细区分，同时在客观上时间不允许，加上从平原转入山地，道路太少，通信联络不便，也是原因之一。但不能以客观原因来推诿主观责任，如果我们注意的话，至少可以减少这些现象。

3．通信联络差，这虽然是中国自有红军以来每战都有的缺点，但无论如何应设法改进。今后通信联络，下级也应主动向上级联络，并加强电话与骑兵之使用，才能适当解决这一困难。

4．个别部队不注意隐蔽，白天行军，或向前集结过于突出，过早暴露我们的意图。今后应注意保守军事秘密，并养成夜间行军的习惯。还有，每次战斗前几乎都有俘虏兵逃跑回去，向敌人告密，值得警惕。

5．战场追击差。在歼灭第七十七师时，接到第八、第九纵队报告，说敌已大部解决，部队撤回二十余里，第二天又发现敌人，再拉上去打。二十三日战斗中，各纵队都报告敌人已全部消灭，第二天又发现残敌五千余人向和庄地区逃窜，迫使我第九纵队回师歼敌。如当晚各纵队能跟踪搜索，我第九纵队即可按预定计划于二十四日晚包围张店，至少可以歼灭第十二军的大部。

莱芜战役的经验教训

1．我们在南线撤出临沂，在北线获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中央来电说：今后只要哪里能消灭敌人，你们就到哪里打，不必计算时间和路程。这次在军长和华东局的领导下，毫不留恋地放弃临沂，北上歼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2．这次战役值得今后学习的是，制造了敌人的错误，错乱了敌人的部署，并掌握与利用了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了我们的胜利。我在主力北上时，故意在运河线架桥以迷惑敌人，敌机又发觉我部队自费县向西北运动，陈诚即认为我主力要撤向黄河以北。我临沂不守，北线敌迅速后撤，我未贪小便宜截击其后尾，仍按原计划继续集结，因而未暴露我之意图，又使敌首脑机关判断错误，再度将部队南伸。我第六纵队对口镇之敌强攻未下，虽然不好，却增长了莱芜之敌向口镇方向突围的希望，最后敌人决定突围，便于我在运动中将其歼灭（但这并不是说口镇不应该打下）。敌第四十六军为保存实力，同我们拉关系，我们做工作，使其保守中立；突围前，该军军长(4)脱离指挥位置，部队失却掌握，减少了我之伤亡。这些说明，今后作战，我们应该想尽各种办法，制造敌人错误，并适当利用其内部矛盾，胜利就会更大。

3．我们对敌情的了解还不够，特别是对王耀武的指挥特性了解很差。如果我们了解到王的性格大胆果断，能命令其部队一天一晚后撤数百里，那我们即可大胆地将部队插到济南附近，这样，敌第十二军也就无法逃跑了。这说明我们不仅要了解敌人番号、兵力、装备、战斗力及部署等，还应了解敌指挥官之性格特点。如对方是多疑的，我可多设疑兵；如对方是个猛将，我们则来一套软的。

4．我们的战场追击差。当敌人溃退时，战场上的追击不应等待命令。此次由于我各部忽视追击，以致第九纵队为敌溃兵拖住尾巴，未能按时实行第二步计划，这一点值得今后切实注意。

5．敌人在指挥上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怕分散为我各个歼灭，随时将兵力集中。加上部队素质差，因此抓得更紧，靠得更拢，四五万人挤在东西六七里、南北仅三四里的狭小区域内，无法展开，在我炮火杀伤后迅速为我歼灭。这从反面说明了兵不在多，而在于谁能首先展开兵力火力，并高度发挥其作用，谁就能胜利。江南第三次孝丰战斗，敌十一个团两万多人，白天伸展纵横三十里，晚上收缩于纵横仅三里之狭小圈子内。我趁晚上占领敌外围所有工事，第二天集中炮火即将其歼灭。今后我们应充分利用敌人这一犯教条的毛病，抓住敌人这一弱点。

6．大兵团作战，各纵队求缴获之心不应过于迫切，而应局部服从全部，个别服从整体。这次第四纵队想截敌尚未撤离莱芜的两个团后尾，我们未予同意，否则这两个团凭借莱芜工事顽抗，我一时不易攻下，而已向北突围的敌军主力在遭到我正面阻击时，有缩回莱芜固守的可能。如此则不仅不能迫使敌人处于狭小地区，求得在运动中将其歼灭，而且要多花两天时间，多付出几千人伤亡的代价，才能最后解决战斗；弄得不好，甚至有打成僵局的危险。

7．大兵团作战，情况瞬息万变，除非敌人实行总退却，个别部队决不能改变整个部署的决心。第一次敌情变化后，如果我们同意截敌后尾，则五万多敌人就不易消灭。正因为我们没有动，敌人就不再怀疑，否则王耀武即使接到陈诚再向南前进的命令，也不见得就会执行的。

对今后作战的意见

1．中央要求我们在今后十个月中每月歼敌五个旅。这一艰巨任务的完成，要靠各部队的努力，特别要靠各兵团首长在各种困难条件下，坚决和机动地完成本身所负的任务。

2．密切友邻配合，近距离内经常保持徒步或传骑联络。我们上下联系虽然做得不好，但总算保持了联系，有的也是做得很好的。可是与友邻的联系更差，今后应特别注意。这次第七纵队第二十师不待命令主动支援第一纵队作战，值得学习和发扬。

3．根据战局发展趋势，当敌人被歼灭到一定程度失却进攻能力时，可能改取守势，我将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由运动战进至阵地攻击。这就需要我们开展爆破运动，学习土工作业，加强炮兵、工兵的建设。在这次整训中，各纵队应组织炮兵营，下次即须完成炮兵团的建制，另须成立工兵营（或分别配属于师）及战防炮连。要懂得爱惜工兵人树，不要把工兵当步兵使用，否则会增加自己困难。

4．我们部队不仅开始有而且已经拥有大量近代装备，但缺乏掌握这些装备的干部。这就要争取已经参加工作或正在学习的俘虏人员，并号召我们干部学习使用和掌握近代武器，选择培养和大批提拔有发展前途的新老干部，学习各种武器的不同性能和结合使用的方法，研究对敌人新武器（如坦克、火焰喷射器等）的对策，以期在现有水平上提高一步；如仍停留在现阶段上，将不能担负起今后更重大的任务。

5．加强参谋工作和健全司令机关。各级指挥员应懂得由于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今天的战争已由司令指挥时代进到组织战斗时代。正因为如此，参谋工作和司令机关必须加强和健全起来。过去华中有的部队对参谋的使用是不够妥当的，有的首长把参谋单纯当通信员、侦察员使用，有的首长遇事包办，把参谋放在一边不用；也有参谋水准不高，文的只能写等因奉此，武的只会猛打猛冲，连写个收条都不会，这些都是不应有的现象。各纵队今后应特别重视参谋工作，加强培养各级参谋人员，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成为文武全才。陈（士榘）参谋长已从南线回来，他是八路军一一五师的老参谋长，相信我们今后的参谋工作一定会做得很好。

6．最后，部队后勤机关亦应很好地健全起来。担架队、运输队要马上建立。过去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很好注意，将来转入外线作战，伤兵要有人抬，粮食要有人运，后勤机构如不及早建立，是会影响今后作战的。

我的报告很琐碎，尚缺乏系统。特别是这次战役，在军长直接领导之下，具体部署由我负责，缺点很多，希望各兵团首长提出批评，以便在今后作战中尽量改进。

注释：

*[莱芜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在山东莱芜地区进行的一次运动战。鲁南战役后，国民党制订了“鲁南会战”计划，集中二十三个整编师五十三个旅三十一万余人的兵力，南北对进，企图在沂蒙山区同我军决战。遵照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运动战方针和“必要时放弃临沂”的指示，陈毅提出“舍南取北”的设想，粟裕作了周密部署。华东野战军装作打南线和要西进的模样，秘密移动全军，不失时机地抓住北线之敌，予以全歼。经三天激战，我以临沂空城和损失仅为敌军九分之一的代价，歼灭敌一个绥靖区指挥所、两个军部、七个师，共约六万人。莱芜战役中，粟裕继宿北、鲁南战役之后，又一次在陈毅领导下，周密地组织指挥。陈毅一九四七年三月九日向记者谈宿北、鲁南、莱芜战役胜利时指出：“这证明了我军副司令粟裕将军的战役指导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粟裕这个总结，是在华东野战军高级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金子谷、张剑记录。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军事学术》杂志刊载时，由原记录人金子谷、张剑作了文字技术上的校订。]

(1)[陈毅长期担任新四军代理军长、军长。一九四七年一月下旬华东部队整编后，陈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但部队中仍习惯称他为“军长”。]

(2)[李仙洲：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当时指挥第七十三军、第四十六军、第十二军自明水、周村南犯莱芜、新泰。]

(3)[王耀武：设在济南的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司令。]

(4)[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在陈毅委派的敌军工作干部的劝告下，放齐指挥，造成李仙洲集团内部混乱，对莱芜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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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良崮战役阵中日记和战后分析*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至二十日）

阵中日记摘录五月十四日△（上午情况：七十四师固守。四纵得悉当面敌人后撤模样。）粟令全面出击，十二师由坦埠向南攻马山，十一师攻佛山杨家寨，十师由旧寨沿沙河南攻重沟，东攻岸堤。

△粟令：九纵攻至赵家城子，与一、八纵联系向北打。八纵西占万泉山后，主力北攻。一纵一部占领孟良崮，主力由孟良崮西南向北打。二纵、七纵全责对付桂顽。令六纵下午二时由观上急进界牌垛庄。

△（十五时，九纵二十六师至赵家城子，敌二个团。）粟令派部监视之，主力即速西占孟良崮。八纵占了盘龙山，一部向西，一部包围大平、小平之敌。

△（十八时，八纵二十三师一个团攻万泉山，二个团插向垛庄了。）粟令其打下万泉山后，北攻孟良崮。

△（二十二时，七师苗家区一带敌已南撤河阳，河西敌亦南缩，有集结西援模样，河阳仅留少数敌人。）粟令七师积极动作，吸住敌人，不让西援。

△（二十二时）粟令三纵：十一师南援可能极大，务截断常路及新颜间交通，阻敌南援。

△（二十三时）粟令九纵：一纵已占复浮山、天马山及孟良崮西山地，四纵部队已过汶河南下,八纵部队已抵万泉山，敌已为我包围，退路基本上已截断。九纵应即由现地由东向西攻击，配合一纵由西向东，由西南向东北，四纵由北向南，务于今晚缩小包围圈，明日拂晓前三时发动总攻，以期尽可能于明日上午解决战斗，并要九纵设法与八纵取得联络。

五月十五日

△（十二时，八纵王司令报告：主力在万泉山东休息。）粟即令其向芦山攻击。粟令一纵、六纵积极向东北攻击。

△（十二时三十分）粟令八纵向横山芦山，向北打，一纵由大山场以东及北打，现敌大部集中五四○高地，六纵由垛庄向官山、宫山庄、紫家沟攻击，粟并令其继续向东北打。

五月十六日

△（十二时）粟令一纵所有机动部队及陶、王纵歼击二十五师，复浮山可放。

△（十三时三十分）粟令八纵解决芦山，九纵孟良崮已占，四纵解决六○○高地，合力打声山。

△（十五时）粟令陶纵留一部打扫战场，余西去并六纵西去配合一纵，由叶指挥消灭六十五、二十五师，改为包围。

△（十五时十五分）粟令王建安指挥二纵及八纵向南出击八十三师，改成包围。九纵一个师打扫，二个师岸堤休息，为总预备队，七纵仍牵制桂顽。

△（十七时）粟令九纵、四纵打扫战场，肃清残敌，一、六纵仍打二十五师。

△（十八时）粟：停止攻击二十五师、八十三师，续肃七十四师，明午前完成。大碾、孟良崮、芦山以东、善堂庄以北属九纵，线以南属八纵，线以西属四纵。

△（二十四时）粟令：（1）一、四、六纵暂停对二十五师之攻击，二、八纵暂停对八十三师之攻击。均在原地休息，稍向后靠，派出小部队肃清残敌，加强警戒及侦察。（2）一纵以三师即刻向曹庄集结，控制尧山、黄斗顶山。（3）滨海地武向临郯、郯新间攻击，鲁南向临滋及临沂近郊攻击。鲁中配合主力打扫战场。

五月二十日在各纵队汇报会上的发言要点

1．泰安战斗调打敌援未成。

2．放弃打七十四、二十五、六十五师集团。

3．放弃打十一师计划。

因此促成敌之错误判断，认为我之攻势疲惫。蒋（介石）陈（诚）到临沂。停止敌之撤退转为进攻部署，推进封锁线到莒（县）、沂（水）、悦（庄）、鲁（山）、淄（川）、博（山）之线。

4．第一决心打桂顽。

5．打七四师决心部署。

弱点：通信联络差，电话不畅。

意见：

1．此系硬仗。对前面情况尚不够清楚，各级应由下而上普遍检讨，得出具体经验教训。

2．此系关键一仗，敌如不再增兵，敌之攻势已达饱和点，不可能再组织同前的攻势；我再能歼敌一个主力或两个弱的师，即可能停止敌之进攻。

注释：

*[一九四七年五月中旬，华东我军主力在山东省蒙阴县东南举行的孟良围战役，是一次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战役，是打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和转变华东战局的关键性一仗。从三月底开始，敌军以六十个旅，四十五万五千余人的兵力，在山东实行重点进攻。华野前指采取持重待机的方针。从四月初至五月初，我军在连续四次的作战行动中，用高度的机动回旋，调动和迷惑敌人，创造和捕捉战机。五月十一日，正当我决心以主力东移，求歼进犯沂水的桂系七军、四十八师时，获息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在两翼和后续强大兵团掩护下，企图对我实施中央突破，矛头直指我指挥部所在地坦埠。粟裕设想以反突破对付敌人的突破，从敌人战斗队形的中央揳人，切断七十四师与其友邻的联系，将其歼灭。这个设想报告陈毅，陈毅极为赞同，定下“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决心。我第一、第四、第八、第九纵队和隐伏在鲁南的第六纵队，先以运动战，继以剧烈的阵地攻坚战，围歼七十四师，第二、第三、第七、第十纵队，以艰苦的阵地防御战，顽强阻击各路援敌。战役从十三日黄昏发起，激战至十六日下午，我军突击部队会师孟良崮、芦山顶峰，敌官兵纷纷就擒，骄横猖狂的敌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被我击毙。蒋介石这个精锐主力部队，悉数就歼。战役结束后，华野在沂水西北的大崮峪，召集各纵队首长汇报总结经验。本篇辑录《华东野战军孟良崮战役阵中日记》记载的战役发起后粟裕对各部队的指示，以及各纵队汇报会上粟裕的发言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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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住敌人　策应刘邓*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八日酉时）

（前略）

陈（陈毅司令员）于前日去渤海未回。十六日电所询，仅就个人意见，提出如下各点：

（一）依近日情况判断，敌有大部随刘邓南去可能。果如是，则刘邓很吃力，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多拖住一些敌人。因此，西兵团(1)目前应位普西南及陇海线上行动，必要时以一部挺入路南，破袭津浦，威胁徐州，才能有效拖住敌人，并寻机歼灭薄弱之敌。此计划如能有效实施，不仅可拖住一部敌人不能南去，且可迫使鲁中、胶济线抽一部分敌西来。如是，则又会减轻我鲁中及胶济线负担，并使敌人进犯胶东腹地及烟台之可能性更减少。

（二）依近日惰况变化，陈（士榘）唐（亮）部不致被迫随刘邓南下，拟再兜一两个圈，即北返与我们会合于郓城、巨野、菏泽地区，斯时我们主力仍宜位于运河西岸，铁路北侧。我们正面抽兵一部恢复泰（安）西局面，以便西兵团跨运河两侧之机动，并便打通经由鲁中与滨北之后方联系。

（三）建议东兵团(2)于迅速完成整补后，第一步以数个战斗歼灭沂水南北之二十五师或八十三师为目标，第二步向临蒙地区进击，与西兵团相呼应，腰断山东敌为南北两段，而后向陇海，另可使王夏兵团(3)抛在北面，将来又只有空运一途。

（四）中央已令李先念部(4)加入鲁西作战。因此，我们拟在打开泰西局面，并与陈唐会合后，即以运河西岸为中心。

（五）对各军区部署，据十八日未时电，刻我们正派人与邯郸局(5)商洽粮食、民力等供应问题，弹药、医药仍需由胶东供给，故东兵团目前应协助地武，保卫胶东，尔后该任务应全由胶东负责。以上是粮区。当否乞复示。俟陈（毅）回部后，当再详商。(6)

注释：

*[刘邓大军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晚强渡黄河，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序幕。在取得鲁西南歼敌九个半旅之胜利后，于八月上旬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七月二日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分兵出击鲁西、鲁南之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和第一、第四纵队，直接协同刘邓大军。八月四日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于陈唐（指挥三、八、十纵）叶陶（即一、四纵）五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八月六日中央军委命令陈毅、粟裕率华野机关及第六纵队、特种兵纵队赶赴鲁西南，统一指挥进入这一地区的华野各纵队作战。此电是粟裕在途中报中央军委、华东局电，粟裕建议华野外线兵团活动地域，扩大到陇海路以南和运河以西。以后中央军委又划定活动地域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即豫皖苏地区。要求在此地区创造巩固的根据地，完成“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黎谭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之伟大任务”。]

(1)[西兵团：即外线兵团，包括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和第一、第四纵队以及九月初到达鲁西南的第六纵队和特种兵纵队，还有划归华野指挥的由王秉璋、张霖芝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

(2)[东兵团：即内线兵团，一九四七年八月，由留在山东内线的华东野战军第二、七、九纵队及新建的第十三纵队组成。]

(3)[王夏兵团：指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整编第二十一军军长夏楚中所率部队。]

(4)[李先念部：指原中原军区部队，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编成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赵基梅，政委文建武。]开聊城，相机南进，王宏坤⑤[王宏坤：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六纵队司令员。]

(5)[邯郸局：驻邯郸的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

(6)[毛泽东于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致电陈毅、粟裕：“粟裕同志十八日电意见极为正确，西兵团作战范围规定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务必采取积极行动策应刘邓作战，现有廿旅之敌军向刘邓方向前进，鲁西南及豫皖苏边区较为空虚。你们必须在九、十两月内歼灭几部敌人，攻占多数薄弱城镇，逐步将此两区创造成为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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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战局 改进工作 争取胜利*

（一九四七年九月三日）

野直在这次长距离的行军中，表现很多好的地方，同时也暴露了不少弱点。目前整个形势要求我们继续加强作战，充实战斗部队，并改进所有的工作，因为今后几个月正是由敌强我弱转变为敌弱我强的关键时期。转得好，反攻可以顺利开展；转得不好，则反攻会多走一些弯路。这就要求我们全体同志，认清战局，澄清思想，更好的来改进自己的工作。

（一）七月份作战的检讨

七月份的作战，特别是南麻、临朐战役(1)，有人认为是打了败仗，有人认为反攻会因此推迟，也有人反映：“反攻反攻，丢掉山东！”事实是不是如此呢？不是的。七月份的作战不是败仗，也不能算胜仗，只是打了个平手仗、消耗仗。

在一年来的自卫战争中，我们确是打了很多胜仗，歼敌一百多个旅，但是象南麻、临朐这样的仗也不少，如华中的海安战斗(2)战斗，两次保卫涟水，淮北泗县战役与鲁南泥沟战斗，甚至连东北两次四平街战斗，也是这样的消耗战。我们并没有吃过败仗，国民党中央社也没有广播出我们一个被俘将官的姓名。我们绝大部分是胜利的，只有百分之二十或三十属于这种消耗仗，不单华东如此，全国也是如此。

总的来说，在七月份，晋冀鲁豫和华东战场上共歼敌十一个整旅，其他连营零星的加起来还不止此数。可是蒋介石中央社吹牛皮，说南麻、临朐战役中我们损失十二万人，还说陈毅、粟裕被俘，正在清查中。事实上只是蒋介石“打肿脸充胖子”，硬说他得到了胜利。

另一方面，我们应认识到，七月份山东战场也起了一个重要的变化，敌人一贯吹嘘的重点进攻开始被打破了。我们几路分兵，迷惑了敌人，破坏了他的计划，打乱了他的部署，尤其是我西路、南路兵团(3)，能阻住敌人的增援，策应刘邓大军横渡黄河全歼敌人九个半旅。这是协同作战的结果，也是我们的胜利。

因此，并不能说南麻、临朐没打好，反攻就成了问题，我们仍旧可以消灭敌人，如我军在进行南麻、临朐战役的同时，进攻了膝县、峰县、汶上、济宁、大汶口、泰安等据点，消灭敌三万多，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至于南麻、临朐战役没有打好，主要有三个原因：

1．把整个局势的可以乐观与当面情况的仍然严重混淆起来了。由于对当面情况估计不足，过分乐观，就产生了轻敌骄傲情绪，总想来个“空前的空前”，因为我们的胃口吃大了，歼敌几千人的捷报已无人要看，正象吸惯雪茄再吸黄烟那样无味。其实这时我们已经分兵了，我们过低的估计敌人，造成了某些错误。

2．有人反映，十一师比七十四师强，其实不然，主要是敌人构筑工事多，在一个村子上就有三四百个地堡，南麻周围就有一两千个地堡，那他当然可以守一下，加上我们对攻坚战术——打地堡尚缺乏足够的经验，因而拖长了时间，如我们再有三天时间也还是可以打下的。可是我们打援的部队不大得力，甚至在敌我相等的兵力下还堵不住他。这里得出一个经验，打据点必须有充分的物质准备和充分的时间，同时必须有充分的打援兵力，而这次我们在主观上是注意得不够的。

3．不可否认，这次天时气候对我们作战是有妨碍的，连日大雨滂沱，部队被山水所阻，不能及时渡河作战，耽误了相当长的时间，也就耽误了作战任务。再加上炎热酷暑，部队连续夜晚行军，白天露宿，过分疲劳，有的部队整整二十天没有干过衣服和被子，连弹药也弄潮了，这自然增加了我们的困难。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南麻、临朐战役未打好，就忽视我们在七月份所获得的胜利，更不能得出悲观失望的结论。只要我们虚心接受实战中的经验，努力提高自己，就能为今后的胜利打下更好的基础。

（二）今后的反攻形势

有人因为南麻、临朐战役而对反攻有所怀疑，这是只看表面，不看实质，只知局部，不知全局的错误的看法。要知道我党我军在一年来的自卫战争中，都是以地方、以城市换取国民党的有生力量，一年来我们虽然失去了一百多个县城，但是敌人却损失了一百多个旅。谁也知道，只要我们保持了强大的有生力量，失地可以恢复，而蒋介石大量损兵折将，则是人死不能复生，纵有美国帮助他一些军火，也无补于事。当然我们不会轻易的放弃一城一地。

为什么我们要采取这个方针呢？因为我们目前还局限于农村，尚未掌握大城市，缺乏工业基础，来直接支援我们的战争，在目前还是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这样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蒋介石为了夺取沂蒙山区，付出了重大代价，一度给占了，结果还是很快的退了出来。现在敌人只在莱芜、蒙阴、沂水、新泰这些据点里各留有个把团，其他广大地区就无一兵一卒，整个鲁南也只有冯治安残部四个团，只要我们地方武装和民兵去打打就行了。这说明我们放弃了一些地方，敌人是前进了一步，可是他的后面也就空虚起来了。如我们撤出华巾换得了在山东的许多重大胜利，同时华中敌后非常空虚，最近我们就取得了盐城大捷。

由于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结果弄得蒋管区非常空虚。五月份，长江以南各省共有二十二个旅，到七月份又大部调到内战前线，现湖南没有一个正规部队，四川仅有一个正规旅，其他福建、江西等省也仅有一些保安团队看家。这就给我们反攻大进军造成极为有利的条件。刘邓大军渡过黄河，迅速占领固始、潢川、罗山等十余县城，进入大别山地区，一部进至驻马店以南，蒋家地方武装闻风而逃，毫无阻挡。另一路陈赓将军所部也在洛阳以西渡过黄河，占领了洛阳到潼关铁路线上的五六个城市，直逼潼关，这样就使得汉口、郑州、洛阳、西安随之动荡。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也被彭副总司令象钓鱼一样的钓到陕北的山谷里去了，如果他要回头救援的话，有人估计得二十天的急行军才行，何况我们彭副总司令还不一定肯放他们走的。

与此同时，晋察冀、东北等地，我军将再次举行攻势，预计自九月到十二月之间，将会引起敌我形势大大转变。

最近山东敌人占领了胶济线，还想进攻胶东。大家要懂得蒋介石有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他连半点也不给你，如果你拿了他大的呢？他就连小的也不要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开始有一个五台山，他却死不放松，等到后来，我们发展到华北，他就放掉了五台山，到华北和我们大闹磨擦，等到我们进军华中，他就索性不要华北，又到华中和我们闹磨擦，结果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弄得兵力分散，部署错乱，处处被动挨打。现在顾祝同系统还有三十多个旅的机动兵力，刘邓一出击，他就马上调兵回头，而武汉、安庆以及浦口、信阳、开封、蚌埠等地都得派兵去守，起码要分散他十几个旅，以剩下的十几个旅用作进攻，还必须分为几路，那时我们就来个“雷公打豆腐”拣软的吃，看他怎么办。

我们有的同志在刘邓大进军以后，没有听到什么惊人的胜利消息，就因此而着急，这是不对的。应该认识，由于我们今天还没有取得绝对优势，所以我们的反攻形势不能和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反攻形势一样，完全以压倒的优势把敌人一直压下去。我们基本方针是把爱国自卫战争由解放区扩大到蒋管区，和敌人调边换防。我们不是集中兵力先吃敌人的大股，而是在广大的地区内来回周旋，不断歼灭蒋军的分散力量，打乱他的全部部署，打乱他的统治秩序，到处发动群众，开展人民翻身运动。这样不断歼灭蒋军的有生力量，争取我军的完全优势，不断扩大解放区，缩小蒋占区，建立新解放区，最后达到全部歼灭敌人，完全取得革命胜利的目的。这样做有如下的好处：

首先可以调蒋军回头，使解放区人民得到苏息的机会。自卫战争以来，敌人在解放区进行摧残，烧杀掠夺已一年多了。解放区人民遭受了严重的灾难，承受了沉重的负担，现在我们反攻出击到蒋管区作战，就可以没收封建恶霸和官僚的财产，以补给我们的部队，直接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这样就便于我们坚持长期战争。

其次可以根本打击蒋介石抽丁征粮，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我军进入蒋管区以后，蒋家乡保甲长必然闻风而逃，抽丁征粮工作就不能进行，在我军的掩护下，可以普遍发动人民抗捐抗税，反抽丁、反征粮，到处掀起武装斗争。因为蒋介石进行内战的主要资本有三个：抽丁、征粮、美援。这样一来，就根本破坏了他的两大赌本，也就难以向解放区进攻。

最后，在我军掩护下，可以到处发动土地改革，人民翻身运动必然迅速展开，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基础就可以在更广大的地区内被迅速推翻和摧毁。这也是我们进行人民战争的主要目的。

蒋介石今天完全是外强中干，他的装腔作势，故作镇静，丝毫不能掩盖他的惊慌失措和悲观失望的实质。他现在还在无可奈何地重说他的老经验，说什么抗战时期他的战略胜利，是拖美国下水，掀起太平洋战争。今天，他的战略还是拖美国下水，造成美苏战争。他要他的部下，咬紧牙关“熬到美苏战争”，他把他的一线希望寄托于渺茫的美苏战争，实际上是只有失望。可以肯定的说，美国在目前是没有力量敢于进行反苏战争的。美国的任何援助也终于挽救不了蒋介石崩溃的命运。

目前蒋管区广大农村到处爆发武装民变，如皖南的民变武装已可以攻城夺地，四川、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广东、台湾、湖南、湖北都有了民变武装，有的有几万人，大别山地区，过去我五师皮旅突围时留下的少数武装，现在已发展到大小十三股，几千人之多。我军反攻出击，民军活动的声势和规模将会日益壮大。

有利的革命形势，使我党在党外人士中的影响大为不同了。过去有人认为共产党不能成事，经过一年自卫战争，还有人说国共两党谁也打不倒谁，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士都有了清楚的了解，认为只要两三年时间，共产党一定会胜利。甚至有的已在秘密开展工作，准备时机一到，就配合我们，帮助我们。蒋政府的文武百官几乎完全垂头丧气、悲观失望了，就连某些高级官员也多借口迟不到差，在那里坐视旁观。可见战争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的。我们如果搞得好，今冬明春也许可以收复华中。当然我们应该认识到前进道路上还有曲折，还有困难，也许还有进退，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在主观上还要作最大最好的努力。

（三）野直机关的工作

目前形势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直属机关制度还不健全，工作上还有很多缺点亟待纠正。我们机关单位达到惊人的庞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削弱了前方，不仅对前方工作无甚帮助，反而增加了前方的负担。我们一个部门就有一个团大，某一个科有一个连大，甚至有的部门平均是两个杂务人员一个干部，有的单位人多得连名字也记不清，花名册随便写个“小胖子”，可是还有人喊人少、干部少。要知道“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我们机关里确实有些人很忙，但也有不少人闲着没事，打扑克、下五子棋……。

我们要想一想，吃的什么人的饭，老百姓一年来饱受摧残，家破人亡，为的是彻底打垮蒋介石，求得自己永远解放，所以咬紧牙关，尽力支持我们，给我们饭吃，给我们衣穿。而我们有的同志还缺乏积极负责、主动找工作做的精神，甚至还有人说生活苦了。其实，我们部队每月的经费几乎要比刘邓部队多一倍。为什么生活还搞不好呢？恐怕是无形浪费太大，这就充分说明了我们一贯纪律不严，制度松懈，机关过分复杂庞大。

我们可以相信，只要大家工作质量提高，能力加强，就是减少三分之一的人员还是可以一样的进行工作。我们为了打垮蒋介石，把蒋管区变为解放区，处处都需要干部，因此我们很可以抽一批干部去做其他工作，或者集中起来学习，继续提高质量，以便应付今后大发展的局面。我们也需要抽出一批杂务人员，更有效的充实战斗部队，提高战斗力。

现在我们再不能空喊“一切为了前方”了，我们要一个人做几个人的事，并把工作做好，以实际行动来表现。比如卫生部门一面要努力减少病员，甚至做到没有病人，一面要使休养的干部战士伤愈后立即回前方工作，不允许再有不愿上前方和擅留人员的现象发生。供给部门要保证部队不饿肚子，做到花钱少而给养好，保存的东西也不能随便浪费、遗失，要适时发给部队。参谋处各部门要把情报、通信等工作做得更精确、迅速。这就是我们全力支持前线的起码要求。

我们最近的工作，一是训练和教育新兵，二是整顿直属机关。另外就是做到不断的供给前方物资。望大家努力，加强前方，保证多打胜仗，大量消灭敌人，直到最后打倒蒋介石。

形势固然是好，但胜利还得我们去争取，在反攻过程中一定会有曲折困难的，但是，这些困难与蒋介石的困难比起来，却小得多，而且性质不同；与十年内战时咬树皮草根、一天走一百七八十里地还要打仗的情况比起来，也是好得太多了。我们同志既是来革命的，就应该不怕一切艰苦，忍受一切磨炼，多做工作，多多学习，多贡献一些力量给革命，全力的加强自己的工作，克服和防止各种不良倾向，积极坚决的完成歼敌任务，争取全国反攻的胜利。

注释：

*[一九四七年八月九日，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领率机关及第六纵队、特种兵纵队，由胶济路北桓台、广饶地区出发，绕道惠民、聊城，前往鲁西南。经过二十多天四百公里的长途行军，于九月初到达寿张、范县地区南渡黄河。这是粟裕在渡黄河当天上午召开的机关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1)[南麻、临朐战役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华东野战军留在山东内线的四个纵队进行的两次攻坚战。七月十七日以三个纵队围攻南麻敌整编第十一师，以一个纵队阻击敌第二十五师、六十四师，连攻三昼夜，因援敌迫近，二十一日撤出战斗。随后，由潍县出犯之敌第八军占领临朐，我于二十四日以三个纵队围攻临朐，以一个纵队阻援，因连日倾盆大雨，山洪暴发，河水陡涨，各部克服了重重阻碍始到达攻击位置，敌已据城坚守，我军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连攻五昼夜，因援敌迫近，于三十日撤出战斗。]

(2)[海安战斗是指一九四七年九月上旬华中野战军围攻海安之城。]

(3)[西路兵团包括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南路兵团系第一、第四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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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我军转为主动*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四日）

我军全歼蒋军整五十七师的胜利，对于保卫山东解放区和山东人民起了重大作用，是华东人民解放军开始反攻及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中一个有价值的贡献。这一胜利，说明蒋军在山东一再挣扎的重点攻势，已最后宣告破产。蒋军从此变为被动，我军从此转为主动。

我军一部于八月初即奉命机动转移，月余以来，克服雨季重重困难，登山涉水，不避艰辛，终于完成转移任务。在此期间，蒋介石通过其中央社，制造种种搖言，有所谓在山东境内“消灭共军十二万”，更有所谓“山东残余共军将告肃清”等等，目的在企图振奋一下颓丧的士气，欺骗人民与邀得其美国主子的继续援助，援救其崩溃的危机。我军此次大胜利，对中央社的这一堆谣言，予以彻底粉碎。

我军在鲁西的胜利，还在发展中。同时在津浦路以东的强大兵团，亦有足够力量歼灭山东境内蒋军。我华东人民解放军一定以胜利的战斗来配合各战场的反攻，全部歼灭华东战场蒋军，完成歼敌的光荣任务。

注释：

*[这是粟裕就菏（泽）巨（野）公路沙土集大捷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陈毅、粟裕于一九四七年九月三日南渡黄河后，立即抓住战机，以第三、第八、第六（欠第十七师）纵队，担任攻歼敌整编第五十七师之任务，以第四纵队、第十纵队、第六纵队之第十七师及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担任阻援任务，以第一纵队为总预备队。九月九日将五十七师全歼于沙土集及附近地区。沙土集战役是华东野战军转入外线，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打的第一个歼灭战，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军在鲁西南的被动局面，彻底粉碎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打开了向豫皖苏进军的道路，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的行动。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沙土集战役的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的发展有极大意义。此时，陈赓、谢富治兵团已从晋南渡河挺进豫西。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在中原战场布成“品”字形阵势。]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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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海津浦路破击战*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一、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九日报中央，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膝代远，华东局电

（一）（略）

（二）我们已于今晨开始对陇海路徐商段之破击，除以一个纵队担任对商兰段之小破与阻击五师等部之东援外，对徐商段则进行彻底破击，并准备歼击可能东援之二十八师、七十五师等部，为战役之第一阶段。刻我各部已分别将虞城、砀山及马牧集、刘堤围、小杨集至黄口各据点包围，拟于今明晚分别总攻各点而歼灭该敌。战役之第二阶段则以两个纵队攻歼徐州外围之敌，并佯攻徐州，以吸引徐蚌线敌人北援，求得于运动中歼灭之。随即继续破击徐蚌段，而后结束此战役。目的除彻底破坏徐商、徐蚌两段以孤立徐商等据点之敌，以巩固鲁西南，打通与豫皖苏及苏皖之联系，并求得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外，拟尽可能将五师及十一师等部吸引过来，以便而后对平汉路之破击。

（三）我们此一行动，除五师已开始东援外，十一师及七十五师亦可能来援。估计鲁南之冯治安部及淮北运河线之敌，可能向徐州靠拢，除已令淮支积极向西北行动扩大恢复区外，建议鲁南及华中应乘敌紧缩之后，向台枣线、邹滕线、运河沿线进击，以利于恢复被占区。我们并拟于此战役结束后即派队进入淮南蚌浦段两侧地区。请华东局即令华中原派往淮南之三十四旅（原淮南独立旅），亦同时向淮南挺进，并抽调大批干部随同前往，以便恢复工作。

二、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来时报军委，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饶漱石、黎玉，张云逸、邓子恢，并告许世友、谭震林电

（一）我们对陇海路徐兰段之破击，基本上已顺利完成，除攻占民权、虞城、砀山等城及十余据点车站，歼俘敌人约八千余人外，并彻底破翻商丘至郝寨（徐州西三十里）段之铁路，炸毁其桥梁，焚毁其枕木，并在兰封至柳河间，亦翻铁路一百二十余里，全线枕木大部焚毁，烧火车头十余个。惟路基破坏成绩不大，正继续进行中。战役第一阶段战果另报。

（二）现我除以一部继续阻击敌五师、十一师之东援，并掩护继续被毁路基外，已将一、三、四纵及十一纵（王张）转移破击徐蚌段，并拟炮击徐州，以威胁敌人与扩大政治影响。今晨我一纵队已攻占徐州南二十里之三堡车站，迫近徐州南郊，并拟相机攻袭其飞机场。十一纵则已迫近徐州西北之九里山附近，三、四纵队及独立旅则向宿县南北之铁道线破击，并拟相机截歼北援徐州之敌。

（三）自破击战开始后，敌五师师部及四十五旅被我阻于商丘，其九十六师被我阻于柳河，两百旅由平汉线归建，亦被阻于民权、柳河之线。敌因徐州危急，乃将十一师（缺一个团留许昌）北运，经兰封步行东来，刻已进抵民权以东；七十五师亦由信阳急调宿县，并已于昨日到达；八十八师之新二十一旅，由南北调，已到徐州西郊；二十八师之一个旅亦由浦蚌路北运，进至宿县；由烟台海运，拟开大别山之二十五师，现改由浦口空运徐州；原拟由潍县空运徐州之整九师，又因被许谭部包围，不能西援，仍有东至青岛空运企图；八十四师之两个旅放弃巨野、嘉祥，经金乡增至鱼台，原在鱼台之七十师残部，则增至丰县、菏泽及菏考之线；六十八师亦抽出两个旅，经兰封进占民权，复被我击退；二十四师残部则退缩商丘。估计敌十一师到达商丘后，将协同五师东进，以增援徐州及徐蚌段。

（四）（略）

三、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辰时报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膝代远、薄一波，饶漱石、黎玉，许世友、谭震林，张云逸、邓子恢（并转陈毅）电

（一）我一纵十四日占萧县以后，继于十五日晨进至徐州南十余里之三偃车站及二堡、王庄之线及徐州西南十余里之看将山、龙山一带外围阵地，歼敌百余。我十一纵队同时迫近徐州以西九里山阵地。徐敌大为恐慌，除徐市由冯治安部及保安团队警察等担任紧急警戒外，以伞总及新二十一旅向我十一纵反击。同时以七十五师（由宿县向北）及另两个团（徐州向南，番号待查）向我一纵反击。并各配以坦克七八辆，飞机十余架作战，以保持其徐州外国阵地。敌二十八师一部及八十四师之六十二旅又先后乘车运往宿县，七十二师之新二十一旅、快纵第五纵队均在徐州。因此，未能达成直接炮击徐州之任务。

（二）为诱敌七十五师及二十八、八十八等师之出击，设法歼其一部，我三、四纵队除以一部继续分向徐宿段、宿蚌段施行破击外，主力集结于宿县西南及西北地区。惟据报敌七十五师已分守曹村及符离集车站，二十八师之一部及交警守备宿县，六十二旅守固镇之线。同时二十五师亦已由浦口运抵蚌埠及其以北地区。因此，对徐蚌段之破击已难完满达成任务。

（三）（四）（略）

（五）陇海经我军彻底破坏后，敌退徐蚌段，已加强防御。敌亦可能加强平汉之防护。建议刘邓、陈谢军乘敌部署未妥，提早对平汉之破击。

注释：

*[沙土集战役后，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除第十纵队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留在鲁西南外，主力于一九四七年九月下旬先后越过陇海路南下，挺进豫皖苏地区。敌以五师（即五军）、十一师为骨干，集中六个整编师，分别组成机动兵团，利用陇海、津浦、平汉三条铁路，机动转用兵力，尾我外线兵团纠缠。为削弱敌人的机动能力，迫使敌人守护交通线及要点，以分散敌兵力，便于我进行群众工作，恢复和建设根据地，陈毅、粟裕决定集中主力七个纵队，分成三个集团，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八日起，向陇海路兰封至郝寨段及津浦路徐州以南段，展开破击战。至十七日，共破坏铁路一百五十余公里，歼敌一万余人，攻克萧县、砀山、民权、嘉样、鱼台等县城九座，车站十七个，威逼徐州，进一步沟通了豫皖苏与鲁西南的联系，迫使敌匆忙调动十五个旅的兵力应援，其中包括准备用于大别山的八个旅，使敌原定于十一月二十日开始围攻大别山的计划被迫推迟执行。中共中央于十一月十九日发来贺电，庆祝胜利。陈毅于十一月上旬奉命前往中央。这里选辑粟裕关于此次破击战的部署及战况电报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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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配合大别山作战*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一、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八日报刘伯承、邓小平并军委，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电

七日酉时电此刻奉悉。我们原拟肃清菏泽外围之敌，相机攻占菏泽。主要是吸引吴化文(1)两个旅，八十八师一个旅，九十六旅一个团及骑兵等加以歼灭。现为直接配合大别山作战，即决转向平汉线许昌、郑州段，或攻开封（守敌不多，拟攻占其薄弱部分，监视其强固之点，以便攻入城中，夺取其物资），以调动南线之敌。详细部署俟最后确定再报。惟时间须至十三日才能开始。陈谢部之行动如何盼告，以便密切配合(2)。

二、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报军委，刘伯承、邓小平，转陈赓、谢富治电

（一）我以一、三、四、十、十一等五个纵队，于十三日晚展开对许昌、郑州段及郑州、开封、兰封段铁路破击。预定破击三天，尔后视情况转攻开封，或围歼西援之敌一部。我以三纵负责破击许昌至官亭寨（新郑东二十里）段铁路，该纵以八师包围许昌，并相机攻歼该敌，请陈谢注意联络。

（二）豫皖苏独立旅，拟于日内攻取汝南，以配合陈谢破击行动。

（三）我另以六纵、八纵负责阻击五军西援，刻正在柘城、太康以北地区与敌对战中。

三、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丑时报刘伯承、邓小平，军委电

（一）我们原拟战役第二阶段，集中主力，歼灭七十五师于通许地区。但在我主力集结前一天，我钳制敌五军之阵地，在敌十余辆坦克掩护下被突破，使我分割七十五师难以实施。故已改变部署，以八、十及十一纵转至民权，设法歼灭吴化文部及新二十一旅，相机攻占商丘，再行东向破击津浦。我们三、四、六、一等四个纵队集结于许昌、新郑（两县均已攻克）之线以东、洧川西南地区待命，再过两三天后，即作第二步行动。

（二）刻五军及七十五师已进至通许周围地区，有续向开封取得补给后，再转向对我，以牵制我军，使我不能破坏对大别山进攻计划之企图。

（三）至此刻为止，平汉路已被破坏。但敌对大别山之“清剿”计划，迄未改变。似拟集中全力，弄垮我大别山后，再转移兵力，

以对付其他地区。因此，我们及陈谢必须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至完全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请陈谢提出配合意见，并请军委、刘邓予以指示(3)。

（四）（略）

四、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十时致陈赓、谢富治，并报军委，刘伯承、邓小平电

（上略）

我为继续配合刘邓，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决令东边三个纵队继续东去，破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以调转大别山之敌人。但此间四个纵队，除对五军及七十五师作战，或攻郑（州）汴（开封）外无仗可打，而依此间各部队状况，虽集中七个纵队尚难全歼五军及七十五师（分割亦不易）。因此，是否可让敌整三师等部北来（估计彼时五军也可能南下），我们协同作战，择敌而歼之，如何盼复(4)。

五、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致各纵队电

（一）情况（略）

（二）上次战役，对平汉、陇海破击任务已胜利完成。惟调动大别山之敌目的未达，敌仍未改变其在大别山追随我刘邓之后的作战计划。为直接有效配合刘邓部队作战，更大量歼灭敌人，本军决以一部歼灭二十四师五旅及八十四师之后，相机围歼商丘之敌，摧毁其兵站基地，或破击津浦路，威胁徐蚌。主力南下，配合陈谢部，首先歼击由南向北增援之整三师、二十师等部，并解决郾城之六十六师十三旅，尔后俟情况发展，再行南下歼敌，扩大平汉破击成果。务求达到击破蒋军对大别山之计划，以巩固我尔后南进基地。

（三）决以一、三、四、六四个纵队沿平汉路南下，配合陈谢作战。预计三、四两纵，均应以三天行程，于二十五日晨进到西平西北、漯河以南谭店、权砦地区（三纵），西平以东五沟营、盆窑地区（四纵），首先歼灭由确山北援之敌整三师。六纵应以三天行程，于二十四日进至郾城，接替陈谢部包围解决被围该处之敌六十六师十三旅残部。兹将各部开进路线、宿营地区规定如下：（下略）(5)

注释：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下旬，国民党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白崇禧亲自指挥，调集三十三个旅兵力，围攻大别山的刘邓大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协同陈（赓）谢（富治）集团，于十二月中下旬，在平汉、陇海进行大规模的铁路破击战，歼灭整编第三师，迫使国民党军从大别山地区抽调十三个旅回援平汉路。这里选辑粟裕指挥此战役中的电报五份。]

(1)[吴化文：当时是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整编第八十四师师长，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战役中，在我强大压力下，被迫率三个旅约两万人举行战场起义。]

(2)[军委十二月九日电复粟裕：“粟部以攻击平汉郑（州）许（昌）段，以配合陈谢攻击许（昌）信（阳）段为宜，郑许战役结束后再打开封，并彻底毁平汉、陇海郑州兰封段似亦方便。”]

(3)[军委二十日十六时复电中指出：“刘邓将敌之主力吸引至西面后，我主力乘隙向东，此举甚为适当，破坏了白崇禧驱我向西向北计划。”“完全同意粟十九日丑时意见，粟及陈谢两部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至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配合方法，军委提出：“主力三、四、六、一等四个纵队，提议由粟亲率南下，与陈谢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向南，直迫武汉，沿途节节破路，攻克一切可能攻克之城镇车站，歼灭一切孤立分散之敌军。尔后看情况，或与刘邓配合夹击大别山之敌，或回师向北打各分散之敌。”]

(4)[陈谢也于同一天十四时，致电军委、刘邓、粟，建议粟部主力和他们由平汉路及其两侧齐进，首先歼灭整三师。]

(5)[敌第五兵团司令部率整三师于十二月二十四日进至遂平、西平间的金刚寺、祝王砦等地，我华野三、四、一纵及陈谢集团四、九纵以及从大别山跳转出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由粟裕统一指挥，于二十五日晨发起攻击，拂晓将其包围，经两日激战，将五兵团部及所辖整三师（缺在南阳的一个团）全部歼灭（仅司令李铁军率数十骑兵突围逃窜）。我继续南下，于二十九日围攻确山的二十师。战至三十一日，歼其一部。鉴于国民党军从大别山地区抽调十三个旅回援平汉路，战役目的已达到，便主动撤出战斗。此役，自十二月十三日发起，至三十一日结束，共歼敌四万五千余人，破铁路八百余里，攻克许昌、漯河、驻马店、民权等城镇五十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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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豫皖苏新区工作情况*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

我华野主力，一九四七年九月下旬已进入豫皖苏地区。十月一个月扫荡歼灭该区之反动地方武装保安团队。但各部对地方工作，除进行一些随军工作外无甚成绩，因此在第一次陇海破击后，于十一月下旬开前委扩大会，各纵负责人到会，检讨并批驳了只愿打大仗不愿打民团，以及只管打土豪和简单的群众宣传工作，不愿做深入的群众工作等倾向。为迅速开展地方工作，将豫皖苏军区划为六个分区，组建部队，担任对反动地方武装之清剿；并决定每纵与一个分区建立联系区，除已由各纵调出之一千余干部外，再从各纵共调出约两千名干部，分配地方工作。各纵对该联系分区有供给其党政军民财各类干部武器之义务，并派得力干部参加地委，有指导该分区工作之权利。在作战配合上，该分区应服从各纵指挥；地方工作上，则服从区党委。各纵未得前委批准，不得自由抽调各该区之武装补充部队。各纵对地方工作有成绩者，则有享受多补充之优先权。另由各纵共抽出三个主力团和四个团的班以上整套干部，分配至地方作骨干，以加强地方武装。上述要求于十二月上旬布置完毕。最近检查各纵调派之干部及部队，虽已大部调出，但思想问题未弄通，对地方工作仍无积极之责任心，甚至有以为派出干部，花了本钱横竖无希望收回利钱，而不愿多管地方工作。最近经再次召开会议，严厉批评上述现象，并进一步确定各纵联系区为该纵补充区（如需补充应得到前委批准），并派师级以上干部参加地委，如不努力则该纵得不到补充，于是对地方工作之积极性已大为提高，并已自动超额抽调更多干部及武器。各部对本位主义倾向，当于土改教育中加以纠正。

豫皖苏地区在去年九月下旬，仅睢县、杞县、太康三县工作较好，其余均为游击区，或秘密的点线关系，沙河以南则全未开辟。经十月之军事扫荡，将土蒋打乱击溃，造成了大发展条件。该区全部武装已由去年九月下旬之二万五干，发展为六万人。但其中成分复杂，有地主富农土匪混入，故纪律极坏，战力特弱。我们于十一月曾决定，豫皖苏军区直属之五个团（内一个独立旅，另两个团），保留独立旅三个团仍属军区建制（也应分派到各分区各县帮助清剿），其余两个团及各纵调出之团均编入各分区，加强其实力，并将原分区之团（各分区有一至两个小团）降为县队，县队降为区队，以加强各该分区武装之基础。但军区及区党委均不同意，因他们原计划于今年春耕前组成一个纵队，以便主力走后他们有拳头，有力量坚持。于是尽力将下级武装向上拔，致使县区无力对付已被击溃之士蒋，无力坚持。我们向军区及区党委同志解释，我们认为在华野部队未来到时，集中适当兵力是对的，但目前野战军已成为该区主力，则军区暂不需集结主力，更不需成立纵队。至于主力走后之坚持，决无问题。因过去主力是向后走，故豫皖苏处于敌后，今后主力是向前走，则处于自己后方，且主力不会一次全部南走。经此解释后，区党委及军区均已同意将部分武装下降到分区，各县区更是极力赞成。

豫皖苏过去坚持有成绩，目前局面已打开，但干部仍极不够。许多地方既无敌人，也无我方人员。由于过去游击环境中形成之思想未转变过来，我方政府机关，虽无敌人也不敢进入城镇。我们主力占城市半月之久，并请他们将机关搬进城来，他们也不愿来。纵横数百余里，无敌军及土蒋，但我党政机关不敢在城里多驻几天，仍到处流动。如此不仅减少工作时间，且亦影响群众情绪之安定。此种思想实为对反攻情已不足，现正设法克服中。

土改问题，由于干部缺已成分复杂，基层地方武装太弱，无力掩护工作，以及对反攻胜利无信心等，尚未有效地开展。过去有些地方已分过土地，但只是大哄一次即算完成，实际上不彻底，有些是假的。现此种方式已改变，但由于干部成分不纯，我们虽坚决主张解除地方支前负担，集中全力进行土改，但多以环境动荡，干部缺乏，及其它事由，再三拖延。原定春耕前初步完成土改，现已不可能，干部及地方武装包庇事情常有发生。我们尽可能于战役间隙中帮助一些工作，诸子恢同志迅速赶来。

注释：

*[中共中央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电示：陈毅、粟裕代表晋冀鲁豫中央局，指导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之党政军民工作，以利直接支援前线。中央军委一九四七年十月三日指示陈毅、粟裕：“你们兵力业已展开于广大地区，现应确定一个月至两个月内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各纵应划定地境，每纵几个县，从事歼灭境内小股敌军民团土匪保甲，建立政权，实行土改，每县拨出一个营的架子（干部）及一个连的兵力，建立各县武装基干。各纵主力则在自己辖境内往来机动作战，包括破击铁路在内。你们五个纵队范围不但包括陇海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而且可以一部渡淮南进，直达寿县、合肥、巢县之线以东，长江以北地区，与刘邓区域、苏中苏北完全衔接。如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不够，还可酌量延长，使敌主力置于无用之地，疲于奔命，而我

Chapter_45

则于短期内歼灭了敌之爪牙，建立了我之根据地，为不久将来集中兵力作战打下基础。此种工作看似不甚重要，实则具有伟大战略意义。”十一月上旬，陈毅前往中央。粟裕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和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向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邯郸局）和华东局汇报贯彻执行中央及军委指示，开展地方工作，加强地方武装的情况。这是粟裕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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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目前敌人虽已被迫作全面防御，但尚有一定兵力，作为其攻势防御之机动使用，观其目的，不仅在破坏我建设新解放区，而且企图争取时间，以待其新军之训练，或政治阴谋之从容布置。因此，目前江北（巾原、豫鄂陕及豫皖苏），敌我是处在反复的拉锯形势中。这种形势，本给我们以有利而且多的运动战机会，但由于新区反动势力未完全打倒，反动地方武装未肃清和新区群众尚未完全发动，故使我们难以保密和及时捕捉战机。而敌人则多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我兵力分散时，则进犯；我集中兵力时，则后缩；敌我兵力相等，则与我纠缠，不让我安定休整。在上述情况下，我一个战略区之兵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取全胜，如待三个战略区兵力集中，则又失去战机。而敌人则利用其较我优良的运输条件和建制的临机变动，以集中或分散对付我军。但我军则因缺乏固定补给来源和足够的运输能力，又不便长期集中强大的兵团于一个地区（或方向）作战，因此，建议三军（刘邓、陈谢和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的歼灭敌人一路（我们一军如不担负打援，兵力是够用的），只要邻区能及时协同打援或箝制援敌迟进，歼敌一路是很可能的。在此区歼灭战结束，敌向此区集中，则我又分散或转至邻区，总以何区便于歼敌，即向何区集中。如此能有两三次歼灭战，则形势可能变化。管见是否有当，请示知。如认为可行，则请刘邓统一指挥。

（二）敌由于二十年的堡垒政策和许多失败经验，其守备技术加强了，筑工效率提高了（每班三小时即可完成一个地堡，四至五小时全盘工事大体可以完成）。如不在敌占三小时以内发起战斗，则每战均须攻坚。今后敌完全转入守势，则其工事将更为加强。部队之攻坚技术（坑道爆破）和增强攻坚炮火，实为急需。否则伤亡大而收效少。目前我们各种口径炮为数不少，但炮弹（后膛炮弹）供应有限，仍不能发挥其最大威力。因此建议军委统一计划调剂和加强该项炮弹之生产，以增强反攻之效能。

（三）依二次大战经验，似攻一防线均可攻破，惟依据大城市所设之防御，则很难攻破，如再加以优越之技术与政治条件（如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则实不可攻破。依形势发展，敌将传物质技术条件，固守在我解放区之某些中心城市。我们不知东北对于近代技术兵种之建设情形如何，不便发表意见，如已有成绩，而能调集各兵种彻底解决一个地区之敌固佳，如无此种可能，似以让敌背上守备大城市之包袱，我则先解放全国之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以缩小敌人之兵源及粮源，则敌人虽有美援亦必不能久持，俟其大厦已倾，则敌固守之大城市似已难存在矣。为能迅速变新区为解放区，则又须从老区抽调大批干部前往新区工作，否则丧失时机，甚为可惜。

（四）自全国转入反攻以来，我军在政治上固属优势，在战略上亦取得优势，但在数量上、技术上则尚非优势。而技术上优势之取得，必须有一定之工业基础，为适应今后之需求，除建议以东北之兵员成分及其他优越条件训练大批技术兵种，以为全国军队骨干外，并建议统一全国之建军思想，使无地域与界限之分，减少与消除指挥者及被指挥者相互间之顾虑与打破本位主义（由于我军供应尚难统一，人在打破本位方面较难完全实现），并尽可能统一编制与番号及干部训练，而增强作战效能。

管见所及，斗胆直陈，是否有当，尚盼裁示。

注释：

*[这是粟裕报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电报建议为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我在中原地区的三支大军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协同歼敌，同时对全国的作战和建军问题，提出了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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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变化的一年*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过去一年是伟大变化的一年。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1)在这一年中，我们华东野战军获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军事工作的胜利，也是政治工作的胜利。一年来我军的政治工作掌握了每个重大转变的环节：从和平转入战争，从分散变为统一集中，由地方武装上升为野战军，从游击战争转向大兵团运动战，从内线防御转入外线进攻，从有后方作战变为无后方作战。在这一切重大的转变中，我军的政治工作都作了有力的保证，未出大乱子，完成了任务。这是最大的成绩。

过去一年也是战争最剧烈的一年。我军所面临的敌军数量，作战规模，及我军所创造的战绩，歼敌数量，均不弱于其他战场。在这一年剧烈战争中，我军的政治工作曾克服了各种不良的思想和倾向。如在战争初期轻敌速胜的思想；接着是阶级意识模糊，怕打内战的思想；战争规模日益扩大后，又发生所谓“报销思想”(2)，有的表现为享乐厌战，有的表现为拚命主义，基本上是右倾思想。由于这些不良思想及时得到克服，虽历经南麻、临朐及鲁南作战(3)的许多困难，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士气，成为我军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

过去一年又是我军巩固壮大的一年。在艰苦流动连续作战中，我军虽不断遭受伤亡与非战斗减员，引起部队骨干和成份的变化，但由于政治工作坚强有力，并未减低战斗力。不仅巩固了参军战士，争取教育了大量解放战士(4)，克服了各种物质的与自然的困难，并且大大提高了军事技术，学会了使用缴获的近代武器和对付敌人的近代武器。

过去一年同时还是我军政治工作发扬创造的一年。主要的创造是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经验，对付近代装备的敌军作战中的政治工作经验（如不怕飞机、坦克，抵抗飞机、坦克），连续作战中的政治工作经验，山地与平原战斗中的政治工作经验，牵制防御及攻坚战斗中的政治工作经验，以及最近开始的随军群众工作的一些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较之过去十年内战中的政治工作在某些方面更加丰富了，有了新的创造，应当加以充分地总结和发挥。由于有了这些经验和创造，使我们有可能建设以近代装备进行近代作战的人民军队完整的政治工作。这将是我军取得对敌全部优势的重要因素。

必须认识，我军政治上从来都居于优势。经过去年一年的大量歼敌，转入进攻，我军又获得战略优势。但在数量和技术装备上，敌军仍居优势。所以反攻是慢性与曲折的。我军今后必须加强群众工作，并努力提高军事技术，结合一定的物质条件（如占有大城市、接收和建设兵工厂），就可能取得数量上与技术上的优势。如果我军一旦获得全部优势，战争即可急转直下，迅速解放全中国。

注释：

*[一九四八年一月，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于平汉路漯河、许昌之间地区休整，在临颍县五里头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这是粟裕在这次会议上讲话的第一部分。]

(1)[《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一一三九页。]

(2)[“报销思想”：面对激烈残酷的战争，认为迟早要牺牲，对胜利缺乏信心。]

(3)[鲁南作战是指一九四七年六月下旬至七月底，华野第一、第四纵队进入鲁南地区的作战。当时为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南渡黄河进击中原，调动分散山东境内敌军重兵，华野分兵向敌后出击。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向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第一、第四纵队越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七月七日，第一、第四纵队攻占费县，全歼守敌一个旅。九日，第一纵队收复峄县、枣庄，十四日，围攻滕县。十七日，第四纵队围攻邹县，十八日停攻，转兵与第一纵队合攻滕县。由于鲁中西援之敌迫近，二十日撤出战斗，拟东返鲁中。但途中受暴雨及西援之敌所阻，洪水遍地，多路敌人赶到，情况异常紧张，乃各留一个师担任掩护，主力顽强奋战，向西渡泗河，越津浦，于七月三十日进抵兖州、济宁间，摆脱险境。]

(4)[解放战士：这些战十原为国民党军士兵，在作战中放下武器，参加我军。]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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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的建议*

（一九四八年一月至四月）

一、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报军委电

一月二十七日电示(1)敬悉，经与陈（士榘）唐（亮）详细研究，特报于后：

（一）（部队情况略）同时，为准备干部及印制地图和宣传品均需时间，故最近即行出动恐较困难，因此，关于行动时间特建议：

1．即将叶王陶纵调至陇海线附近继续休整一个半月，至三月下旬即可出动。目前为配合刘邓、陈谢作战，则将十纵及十一纵（王张）南调，以代替叶王陶各纵。对津浦线则暂不派队活动。

2．叶王陶各纵照目前部署，仍随三、八纵及陈谢南下，参加一至两个战役后再行北返，三月中旬进入休整，休整一个半月或两个月，至五月中旬即可出动，不必等至秋季，以便乘夏荒时期好发动群众。当叶王陶休整时，仅以三、八纵配合陈谢向郑（州）潼（关）行动即可，必要时仍以十纵、十一纵加入作战。

以上两案以第一案为最好，以便乘热打铁继续休整收效较大，究应如何，请即示。

（二）职对于中原战局认识，除已于一月二十二日电呈(2)外，认为我军以原有的政治优势，于反攻中又取得了战略优势，但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并非优势。加以土改又为反攻中最主要政治内容，故进展较慢。在军事上，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3)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如是则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我军在机动兵力的数量上，则将逐渐走向优势；同时也可因战役的胜利，取得较多的休整与提高技术的时间。如果我军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

（三）对渡江路线有以下方案：

1．由武汉以西渡江，水面狭小，两岸地势险要，易于渡过和阻击敌人炮舰的进扰。但我军渡汉水后，敌亦可能加强该段的江防；且渡江后须经较长时间，才能转至闽浙赣地区，如是恐将有半数之减员。此种减员，沿途无游击区安插，只任其置于民家，则几全部抛弃，甚为可惜。忆一九三四年七军团北上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之不团结，但沿途无处安插伤员，故好仗亦不敢打，每战必须转移，士气日低，同时不打算在沿途有基础之地区（如闽中及闽北）停脚生根，使减员更大，元气大损，加以当时整个战局不利等原因，故此失败。因此如从湘鄂西南进，则应尽可能争取在湘鄂西建立根据地为宜。果如是，则将造成战略上极大有利，将来以全国主力沿粤汉及其两侧南下，使东南半壁全抛在我军侧后（只需以少数兵团，配以大量地方干部，依东南各省现有基础，即可开展），使敌人之基本区截为两段。如是则战争中心移至湖南，而东南各省则更便利开展，如此出兵计划，仅为在湘鄂西之先遣任务，俟适当时期主力进入湖南，则形势又将大变。如果此去不能在湘鄂西单独建立根据地，只能建立游击区的话，则只有继续将主力经湘赣转至闽浙赣，但应准备以适当干部和部队留置于湘鄂西、湘南、湘赣及闽粤赣等地区，以便布置各该地为前进基地，甚至将叶王陶各纵专任南方各省前进基地之建立，沿途留置，亦可更大的分散敌人的兵力。但如此则须配以能独立掌握局面之政治干部于各纵及各旅，才能完成此专门建立南方各省前进基地之任务。

2.从湖口、当涂之间，甚或从南京至江阴间，采取宽正面的分路与分梯队的偷渡。此一方案的缺点是江面较宽，敌人防守较严，其截击的危险性亦较大。但好处是江南江北离我们工作地区均不远，且苏中沿江地区仍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渡江前易于布置（我们已派出加强营带四十挺轻机枪及全营武器，并带干部二百余人往皖南，另派曾希圣(4)带皖江干部百余人至中原局，请其分配至皖江地区加强工作，同时又派原七师参谋长孙仲德带批干部至含山、和县、巢湖地区组织水上工作，估计船只不成问题），渡江后能迅速分散干部开展工作，伤病员易于处理，部队落伍掉队人员亦可为地方收容而加强地方。至我军主力于渡江后向浙赣沿线及闽赣腹地挺进，可调动敌人。同时叶王陶各纵干部，对此一带江南江北地区均较熟悉，对地方工作之开展较多便利，且该三个纵队过去流动地区较大，南方人较多，南去情绪很高，即或不到皖浙赣地区而派往其他各省，对部队亦无影响。

对以上两案之路线均进行布置，俟布置完毕再详查研究后，于出动前最后决定。

究以何方案为宜，请示。(5)

二、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报军委并华东局电

职对目前战局，虽经月余之考虑，但不成熟，恐有不周，致未敢轻率呈述。兹特呈报如下：

（一）自去年七、八两月，先后转入外线以来，粉碎了敌人全面战略进攻，使我军转入了反攻，将战争拖向蒋管区，保卫了基本解放区，减少了解放区受战争的直接摧残。当时我军不依靠后方，大胆转入敌后，是完全正确的，是必要的，因此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使敌我形势完全改变，而且前进了一大步，造成今后向前发展更有利的条件。但自去冬迄今，中原地区（包括豫皖苏及陕豫鄂）战局已形成疲惫而频繁的拉锯形势，我军固然予敌人以极大的困难，给敌人的人力物力以极大缩减与损耗，但由于敌人尚拥有相当机动兵力，占有某些交通线和所有交通中心、战略要地及运输工具、技术条件等，在兵力转运军需补给上较我军便利，亦增加我们歼敌困难。

（二）我大兵团进入新区，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与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行动上不易保守秘密，往往丧失战机，而且由于补给困难与不及时，以及伤病员之安插，亦大大影响各级指挥员决心的贯彻和下级指战员战斗勇气的发挥。但敌人则因控有要点而可收容其伤病员，我之伤病员则大部被敌残杀或落入敌手。

（三）华野现有装备在无正常补给情况下，不仅不能发挥其作战能力，且在某种情况下重装备却变成了拖累。如不要这些重武器，则在敌人筑城能力较强的现状下（敌人四小时即可完成地堡群），不仅难以速决，甚至不可能攻克。在今后战局发展趋势下，攻坚将成为今后作战的中心问题，则又不能不装备与学习使用重武器。近数月来本有许多战机，但以补给不正常，战斗不能速决与持续，在敌各路增援情况下被迫退出战斗，如是既增人员弹药之消耗，亦复影响部队情绪，且在某种情况下予敌某种程度的鼓励。虽然我军能于运动中疲劳消耗敌人，但自己已减员不少（伤病人员无较安定后方多遭损失或不能归队），长此以往似不合算。如以兜圈子中付出的巨大减员，作为有后方依托打歼灭战的伤亡，则每一万人的减员，至少可歼灭敌人一个主力师，如是对战局较有利。

（四）大兵团在新区运动，最严重的事为粮食问题。敌我往返拉锯，双方均须寻求大量粮食，形成与民争食（新区地方工作很难供给大军粮草）。如是每个连队每天都向群众要粮（因情况等关系，很难完全做到统筹），侵犯了群众利益，更影响到群众之发动。回忆我军一九四五年在天目山时不足两万人，控制纵横近五百里地区，仅三个月之久，已弄得民穷财尽。在战斗最紧张时（孝丰战斗）连贫雇农之粮食也取之殆尽，至今在该地人民中尚留下极深刻之不良影响。今后以十万之众进入江南山区，渡江固为一极大困难（只要能渡江，军事上其他困难尚易克服），但粮食补给则是长期的严重问题。此番南去，固可调动敌较多部队，打乱敌人之深远后方与推进战局。但双方大军往返拉锯，直接与民争食，也同样将自己弄乱（那些新区不久将是解放区，因与民争食而障碍群众之发动），这对发动新区群众又是极大的障碍，这问题可说是我军南渡后能否完成中央所给任务之关键。

（五）我们南渡后估计能调动的敌人为二十五、二十八、八十三、六十三、二十师等部及留华南各地之后调旅。至于桂顾之七师、四十八师等部，蒋不至纵虎归山，仍可能留于大别山；五军及十一师则因系美械重装备，亦可能留中原，以发挥其作用。此四个整编师战力最强，为中原敌人骨干，如我军南进仍未能调动，或未能予该四个师中之一、二个师以歼灭，则中原局势将成较长期僵持局面。果如是，既难减轻老解放区之负担，亦难于中原地区得到新的人力物资的补充（因不能较安定的发展新的力量），甚至会使这一地区遭到残酷的摧残而难于恢复（敌人在此区大抓壮了，仅鲁西南一个分区即捕走数干人，拉走大批妇女，普遍抢粮，破坏生产），如是则将造成今后更大困难。

（六）根据上述理由，对今后作战特作如下建议：

1．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以便得到足够的炮弹、炸药、手榴弹之补给（新区因情况不能生产），发挥现有装备之作用而大量歼灭敌人（现在的敌人处于交通便利的中原，如无相当炮火，难于歼灭），并求得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歼灭仗，使这一地区人民能较安定的得以夏收，才能使我军尔后有粮食等供应与得到人民积极的支援。如中原三大野战军不能于最近有效的打几个歼灭仗，则将增加其他野战军的负担，待敌后调旅及新训师完成后，则又将增加我们的困难。

2．对敌人近后方（淮河以南包括淮南和苏中南线直到江边），则派出数路强有力的游击兵团（每路多则一旅，少则一个团）辗转广泛游击，配合正面主力作战，协助该区地武游击坚持。只要正面打得很好，则敌有如下两个可能，即或者放弃淮河以北而退守淮河以南直至江边，或者将淮河以南之兵北调而减轻淮河南及大别山之兵力。不论敌采取何者，对我均有利，至少敌人要让出多数中小城市给我们。

3．对敌人深远后方（长江南苏浙皖赣闽及湘黔），则派出多路坚强的远征游击队（每路至多三千人，少则一千人即可），配成犄角之势，采取广大范围辗转游击。军事上以歼灭敌人地方武装，摧毁其反动政权，破坏敌人兵源、粮弹及其他战争资源为任务；政治上则宣传党的政策，发动与团结广大人民并支持人民的民变运动。这样，派出的远征游击队因人数不多，不致与民争食，且可与当地人民武装融合而更大的发挥人民武装的力量（因人民武装战斗力较差，必须由主力派远征游击队加强；而主力派出之部队，则因与当地人民无联系又易孤立，因此必须与当地人民结合，才能发挥威力），二者如能结合得好，是能大量的调动敌人的。现我们已派出七个加强营分路出发，侦察布置渡江，如能先行，则他们先渡，以便两岸策应。

4．以上三线武装部队（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征游击队），依战局之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至于炮弹的供应，依我们所知，华东军工生产足够供给华野全军。如能有阵地作战，则缴获之物资弹药亦可有秩序的搬运，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据报前在许昌、漯河所缴获汽油三千余桶及其他物资交给军区后，因情况紧张，几已全部为敌抢回，洛阳物资亦多未搬出）。

（七）如中央认为上述意见可行，则建议集中华野之大部佯攻（或真攻）济南，以吸引五军北援而歼灭之。尔后除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外，主力则可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对苏浙皖赣闽地区，则由华野派两旅兵力分路前往即可。同时建议刘邓、陈谢能各抽出一个旅进入湘鄂赣和湘鄂西地区。

（八）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6)。

注释：

*[一九四八年初，中共中央设想组成东南野战军，继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遂行第二个战略跃进。东南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粟裕兼司令员及政委，叶飞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并准备于一九四九年初，由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组成东南野战军第二兵团，人选出发时决定。党的东南分局，由粟裕任书记，叶飞、金明任副书记。一九四八年一月底，中央军委电示粟裕，由他率领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南渡长江，在湘赣浙闽诸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中原八十个旅敌人中的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中央军委对渡江时间地点提出三个方案，要粟裕“熟筹见复”。粟裕在积极准备渡江的同时，反复思考，于四月十八日提出三个纵队暂不渡江，留在中原作战的建议。中央军委要陈毅、粟裕去中央当面汇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听取了粟裕的意见，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决定陈毅去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期间，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代政委。组成东南野战军的设想，未付诸实施。这里选辑粟裕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两份。]

(1)[中央军委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电示粟格，关于由粟裕统率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个纵队（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六、第四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与陈毅（当时在中央汇报工作参加会议）研究后，对渡江时间地点提出三个方案，要粟裕熟筹见复。军委指出：“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

(2)[见本书《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

(3)[三个地区：指鄂豫皖、陕豫鄂、豫皖苏地区。]

(4)[曾希圣：原新四军第七师政治委员、皖江区党委书记。]

(5)[中央军委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电示粟裕：“完全同意第一方案，叶王陶三纵队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三月下旬出动。三万新兵中，以两万补充叶王陶三纵。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间及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宽正面分路及分梯队偷渡。望加紧布置水上及两岸工作。”]

(6)[中央军委接到粟裕上述建议报告后，立即要陈毅、粟裕一起到中央去当面汇报。一九四八年五月初，中央书记处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其他领导同志听取粟裕汇报后，当即进行研究，同意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巾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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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线作战方针英明正确*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

去年五月中央提出了将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方针。当时蒋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虽受重大打击，但未放弃在山东把我军退到黄河以北的企图。敌集中六七十个旅（六七十万人），正面二三百里路，箭头向胶济线，但留了一条路让我过黄河。敌在黄河南消灭不了我们，想把我们逼过黄河后，求得短期休补，再渡过黄河把我华北基本区打烂，使我地区缩小，增加很大困难（尤其经济物质条件）。敌把我赶过黄河后，沿河布防，并可抽兵到东北解决东北问题。针对敌人企图，中央决定了把战争引向蒋管区的英明方针。

从前年七月开始的战争第一年，我敌兵力为一比四，因此引敌到解放区加以消灭。打了一年，歼敌一百多个旅之后，转入外线作战有了可能。

解放区经过一年作战，虽取得很大胜利，但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特别是人力、物力的消耗很大（沂蒙山区汽车抵不上大车，大车抵不上小车，经常保持五十万民夫保障我们四十万军队的供给）。沂蒙山区敌我双方武装一百万以上，民夫一百三十万，摆在纵横一百里的地区内，人力、物力的消耗空前巨大，山东的水都几乎要喝干。华中、中原地区被敌侵占，只保持游击战争，资财丧失，不能供应我们部队。而敌人原控制的地区有三万万一千万人口，新侵占的地区有四五千万人口，可以抓丁征粮，还有美帝援助。

去年七月转入外线作战，是一个战略上很大的转变，是与敌针锋相对的战略方针，可以减轻老解放区对战争的负担（山东要恢复元气，至少还要两年），把敌人进攻部署完全破坏，缩小敌人兵源粮源。

去年转入外线时，中央指示：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伤亡，不要补充，不要带大部队，即使从十七万人减少到五万人，也还要转入外线。经过大半年行动，胜利的事实证明了这方针是正确的。

军事上，敌对解放区的一切进攻，从西北战场到山东牛角尖，完全被粉碎。目前虽还有一些城市被敌占（如烟台、临沂），但这并不是它的胜利，而是它的包袱。

在战略上粉碎了敌人想把我赶过黄河的阴谋，去年今天消灭七十四师之后，我没有歼敌机会。现在我们转入到敌人的深远后方，恢复了山东及华北的被侵占区。这是战略上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敌人的空城计玩不成，增援东北落了空（原来想增援五个军，结果只去了两个旅当胡椒面）。

外线部队歼敌有生力量虽不多，但内线的歼敌数量很大。许世友、谭震林山东兵团(1)的胜利，外线部队也起了作用，有功劳。

外线部队到新区，扩大了政治影响，发动了新区群众。敌人支持战争的潜在力量大大缩小了。陇海路南五千万人口，已成为我们的群众基础。豫皖苏已有六万地方武装，大别山已有地方武装二十万人，这是半年中发展起来的。敌人兵力分散了。本来沂蒙山区三百多里就有五十个旅的机动部队，现在东到海边，南至长江，三千里路只有十一个旅的机动部队。敌人的大城市、交通要道暴露在我面前，以前认为我不会打大城市，现在很怕我打大城市。破击平汉、陇海路之后，大大减弱了敌之机动能力。敌人士气、人力、物力上受很大损失。外国报纸说国民党重点进攻，共产党来了个超重点进攻，把重点进攻粉碎了，给敌统帅部很大打击，几次撤换统帅部人员。

政治上，使敌内部从统帅部到下面，大多认为败局已成。前一年敌虽被歼灭不少，但得了几座空城，可以鼓励安慰其部队，现在人财两空。许多前线指挥官悲观失望，未上战场先写好遗嘱。战争初期被我俘虏的军官只对陈诚不满，现在都痛骂蒋介石。平汉路消灭整三师时，敌团长派一个通信排长接洽投降，该排长不敢来，许多军官说你怕什么，人家见面就是一顿猪肉。敌高级军官听延安、邯郸广播(2)，比我们还用心。军心厌倦，政治上完全丧失人民。伪国大有的代表绝食，有些代表抬棺材去开会（睡民主棺材）。现南京已没有信心，表示最好努力保持长江以南，不行保持两广，再少一个广东也好，宋子文到广东去当省主席。美帝也无信心，选副总统美要选李宗仁，因李是桂系，桂军未受大的打击，美对蒋已无信心，想以李代蒋来拉拢桂系、冯玉祥、李济深、民族资产阶级。

我们保卫了解放区人民，提高了群众的信心和积极性。在外线得到了群众积极同情，原中间分子更靠近我，原反动分子也消极了，有的想留后路。各方舆论起了变化：初期替共产党担心；以后则认为谁也打不赢谁；半年之后（莱芜战役之后）认为中共一定要胜利，但时间要长一点，恐怕要十几年；去年转入外线后，外国说蒋没有多少日子了。伪国大召开后，我党中央发出通知，邀请民主同盟及其它民主人士、进步人士、大资本家、文化人开政治协商会议，大家很赞同。

经济上，转入外线后，敌遭受很大损失，资源减少，大别山粮食每担从一百多万元涨到四百多万元，一担法币(3)只买一担粮食，美金比价从十多万元涨到五十多万元。美舆论反对援蒋，因蒋是一个无底洞，说授蒋等于援共。

解放区的经济开始恢复。石家庄可以制造TNT黄色炸药，有炼钢厂，有一万锭子的纺织厂。部队供给大部分已在新区解决。

我们在外线遇到的困难是最后的困难，一定可以克服的。现在根据地负担太重这一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在外线部队流动性大，减员比较大，后方安置困难，这在初期免不了，但没有长征那样困难。物价高，人民生活困难，缴到物资搬不走，烧毁了很可惜。新区作战敌人消息比较灵通，我们侦察工作没有基础，使我不易捕捉战机。粮食供应困难，有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如粮食换菜，拍卖粮食，换鸡肉糖果，第二次去就没有粮食了。克服困难的关键在于正确执行政策。新区政策不能“左”，“左”了无法挽回。外线行动首先是财粮问题。财务供给部门的同志要分到下面去帮助。过去往往政策不是掌握在军政首长手里，而是在司务长手里，他们懂得政策很少。必须加强政策教育，还要进行一些城市常识教育。我们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敌人的困难比我们大，是失败中的困难。

当面敌人三十三个旅，我十六个纵队：华野七个、刘邓六个、陈谢三个，平均每个纵队要消灭敌人两个旅。中原敌人总共四根“骨头”：五军、整编十一师（即十八军）及广西军整编七师、四十八师（其余二十个旅都是很弱的）。如果我们敲掉它两根，它就变成残废了，朱总司令来濮阳也是动员我们“钓大鱼”、“敲骨头”。我们何时过江，决定于大家什么时候敲掉“骨头”，控制长江。

本来我们要到江南去，现在因准备工作不充分，在江北歼灭敌人还不够。因此，中央要我们在江北继续歼灭敌人，以便将来几十万人大规模南下。直截了当说，我们要有拳头，只有消灭敌人主力，战局变化才会更快。

注释：

*[粟裕与陈毅一起参加中央书记处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初召开的会议，汇报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的建议，同时聆听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条方针。五月十六日粟裕向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团以上干部作关于三条方针的传达报告。这是传达报告记录稿中有关外线作战的部分。]

(1)[许世友、谭震林山东兵团：华东野战军东兵团于一九四八年三月改为山东兵团，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

(2)[延安、邯郸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一九四○年十二月三十日首次广播。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犯延安．广播电台撤出延安，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先后在陕北、太行、平山等地播音。邯郸新华广播电台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开始播音。]

(3)[法币：国民党政府以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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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打开封后歼援敌*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至七月六日）

一、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十时报军委，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华东局电

（一）我们渡河后(1)，本可于五日及十二日两次战机中歼击五军及七十五师，但因兵力不够，一、四、六纵很难达成歼敌（十一纵全部仅一万一千人）。虽能分割敌人，但距离太近，难以钳制。因此只好放弃该两次歼敌良机，甚为可惜。

（二）顾祝同为寻我决战，已调八十三师（十七日可到金乡）、二十五师（十五日集中淮安，二十日到徐州）、七十二师（十四日集中新安，待运徐州）及十八军（令该军于十五日集中，限二十五日赶到商丘参战），并调六十三师之一个旅增防商丘（原该城有六十六师之一八五旅及快三纵、交警二总）。今晨七十五师放弃定陶，东窜城武。刻五军等部仍与我对峙于菏（泽）巨（野）线以南地区。

（三）在上述情况下，我不宜在正面与敌对峙。因此，决定以陈（士榘）唐（亮）兵团于十六日晚包围开封而攻占之（守敌为六十六师十三旅及两个保安旅等）。我们率一、四、六纵即于同晚转到曹县及其东南地区，以阻击五军等部西援，掩护陈唐完成攻歼开封守敌任务，尔后待机国击邱清泉之一部，或向南歼击十八军于运动中。

（四）在开封攻下前，请即令陈（赓）谢（富治）向郑州进逼，使郑敌不能东援，并盼设法阻滞十八军之行动。

（五）我们采取上述行动后，敌可能以一部向兖州进逼，以解兖州之围。果如是，对许（世友）谭（震林）攻兖行动将受阻碍，望许谭注意。

二、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六日午时报军委电

（上略）

为迫敌分散，求得运动中歼其一部，乃以陈唐率三、八纵队，本晚完成对开封包围，并攻占之。我们除以十一纵于巨野地区佯动，争取时间补充，尔后尾西援之敌后侧击，配合正面作战外，本晚即以一纵相机攻占曹县（内交警一个大队，保安旅二千余，七十五师一个营，但工事甚坚固），尔后阻击西援之敌；六纵肃清菏（泽）、考（城）线之敌，开辟战场；四纵拟先后攻击五坝岗、考城，尔后到兰封、民权机动；冀鲁豫独立旅攻占东明。求得以上述动作，错乱敌人部署，追敌分散，于运动中歼其一部。因情况急迫，请示不及，已令各部执行。有何指示，请即赐复(2)。

三、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报军委电

（一）邱清泉、区寿年（五军、七十五师、八十三师等部）截至二十五日午止，仍为我阻击于曲兴集、沟村集（兰封西）之线。我决定二十五日二十三时放弃开封。本日敌可能入汴，区兵团（七十五师、七十二师、新二十一旅）有犯西陵寺、杞县企图。二十五师由徐北援兖州。

（二）我们拟待邱兵团人汴后，以三、八纵分割邱、区之联系，以一、四、六、十、十一纵，特纵，两广纵队，歼灭区兵团于杞县以南。如邱入汴后区又迟迟不进，则我向北跃进，求得歼灭区兵团一部或大部于民（权）、兰（封）、杞（县）、睢（县）地区。

（三）为便于伤员转送，拟将此次战役伤员全部或大部由兰封、考城段北渡。请华北局告冀鲁豫，在此段准备船只与担架，转送伤员到长垣。开封战役直到撤出汴城止，下游仍未拉来船只，致使物资伤员均难转送。

如何请考虑，赐复。(3)

四、一九四八年七月六日申时报军委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许世友、谭震林，华北局电

（一）据息顾祝同仍令十八军兼程北进，其先头五日晚已达周口，本晚可超过淮阳。四十七军两个旅及九十九旅已达开封。刘汝明部本日到陈留，七十四师昨已达商丘。敌有东西齐进夹击我之企图。

（二）截至现止，我已歼七十五师全部、新二十一旅、快三纵二团、二十五师一○八旅四个营、四○旅一个团、八十三师四十四旅一个营，共约十二个团，毙伤俘共四万余人。我们原拟全歼黄百韬兵团，估计要八日晨始能解决战斗。歼灭该敌，均具有信心，惟势将被迫与援敌作战对我不利，故决定放弃歼黄计划，本晚就现态势抢运伤员（伤亡近万，因无担架，堆集一线仍多）与胜利品，七日晚向北转移，争取调整组织与补充弹药，待机(4)。

注释：

*[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央军委作出华野三个纵队留在中原作战的决策后，下达了寻歼敌五军等部的作战任务。粟裕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鉴于在鲁西南歼敌五军的条件尚未成熟，当机立断，改变在鲁西南作战的计划，转向豫东作战，决定先打开封后歼援敌。从六月十五日到七月六日．包括第一阶段的开封战役和第二阶段的睢杞战役，共歼敌九万余人。这是我军在外线战场上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战役决战，是一次包括攻坚战和运动战的大兵团的歼灭战。中原野战军主力牵制阻击了大量敌人，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苏北兵团也作了有力的策应。在中原战场上，敌人从此完全失去对我发起战役性进攻的能力，并更加动搖了据守战略要点的信心。中共中央在七月十一日的贺电中指出：“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这里选辑豫东战役的电报四份，前两份由粟裕与张震署名，后两份由粟裕与陈士榘、唐亮、张震署名。]

(1)[一九四八年五月下旬，华野第三、第八纵队将敌邱清泉兵团吸引南下，粟裕率领在濮阳休整的第一、第四、第六纵队于三十日、三十一日南渡黄河。]

(2)[中央军委于六月十七日九时复示粟裕、张震：“完全同意十六日午时电部署。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我华野第三、第八纵队十七日开始向开封发起攻击，至二十日夜，只剩下敌核心阵地龙亭。攻城部队除留足攻打龙亭的兵力外，迅速撤出开封，准备投入歼击援敌的作战。二十一日二十三时攻克龙亭，二十二日晨开封战役胜利结束，歼敌近四万人。]

(3)[中央军委于六月二十六日三时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粟裕、陈士榘、张震的指示中指出：“蒋介石、白崇禧似均判断我粟裕、陈士榘、张震南进与刘伯承、邓小平会合打十八军等，故令邱清泉、区寿年从民权、兰封、开封之线向西南急进，以期合击我军。邱军又以一部守开封。在此情形下，粟陈张部署在睢县、杞县、通许之线（或此线以南），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如能歼灭七十五、七十二两个师当然更好，否则能歼灭七十五师也是很好的。敌指挥官中区寿年和我军作战较少经验。”我突击集团各纵队于六月二十七日晚，乘区寿年兵团犹豫徘徊之际，从四面八方向其发起猛烈攻击。我阻援部队英勇顽强，在西线阻击了邱清泉兵团，在东线阻击了黄百韬兵团。至七月二日凌晨二时，在龙王店及其附近地区的区寿年兵团司令部及七十五师被我歼灭，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和师长沈澄年。]

(4)[中央军委七月八日七时对粟陈唐张关于北撤鲁西南休整的报告作了复示：“在来电所述各种情况下，你们的撤退是正确的。”我军给黄百韬兵团以重大打击，歼灭其约三个团，另毙伤其四千余。为保持主动，我军在多路援敌逼近情况下一下子跳了出来，进入预定地区休整。至此唯杞战役胜利结束，歼敌五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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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华野全力攻济打援*

（一九四八年七月至九月）

一、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报军委电(1)

（一）军委十四日令许谭兵团担任进攻济南两电均悉(2)。如果该部署主要为了分散敌人，以帮助我们取得时间休整，则我们意见不必如此。因此间各纵除四、八纵疲劳外，已大体恢复，仅弹药尚未得到补充，正争取分别补给中，半月至二十天内大致可完成。即或黄百韬、邱清泉兵团仍全力转对我们，我们亦可采分散或犄角形势，以争取休整。惟营连排干部伤亡较大，盼华东局能从军大(3)抽调大批给我们。

（二）睢杞战役后，邱清泉善于投机，尾我军北进，但其五军伤亡也很大。据多数俘供，该军各团普遍只剩下一个营（已缩编），最多者只有两个营。其六○○团则已全部被我击散，团长被撤职。近来每日均获有五军大批逃兵，鲁西南被捕去壮丁亦多逃归，由此可见五军目前情况已大为削弱。此刻谍息，邱兵团尚在郓城地区，图进迫黄河渡口，夺我未及北运之物资（已运完），以图报战功。我许谭兵团兖济大捷(4)后，即屯兵兖济休整。黄兵团已转向东南对我四、八纵队，则邱兵团当不敢再向兖济。因此兖济尽可巩固，以许谭本身估计和今后作战需要，目前亦以留究济为宜。万一邱兵团再乘机向兖济进攻，则许谭亦可乘敌疲劳尚未补充而迎击之。我们当可以六纵及十一纵适时配合夹击之。

（三）目前如即以许谭一部抢占济南机场，恐部队本身困难，难以连续作战，且势必引敌北援，如是兖济仍有被敌占去可能。以许谭现有主力攻济南与打援，势难兼顾。如以许谭专攻济南兵力虽可，但时间需长，敌仍可能来援，如邱清泉、刘汝明两兵团北援，则许谭亦感打援兵力不够。因此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时间休整一个月，尔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于打援中选择有利阵地，求歼邱兵团之大部或全部，均有可能。为求迅速攻占济南，必要时此间可抽出几个长于攻坚的部队参战（估计有半个月时间即可）。只要济南能解决，打援方面又取得胜利，则战局可能迅速向南推移，今冬攻占徐州之计划似有极大可能。至于两军配合作战之粮食、民力供给，可由山东及冀鲁豫分担，似亦不成问题。当否？请军委考虑速示(5)。

二、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四时报军委、华东局、中原局并致山东、苏北兵团电(6)

对雨季休整后，下一步行动，经讨论研究后提出如下方案及意见。

（一）目前中原敌人的态势。

1．以徐州为中心陇海、津浦十字线上情况：（1）邱兵团包括五军、七○师、八十三师共六个旅，位于虞城、商丘、丰县、沛县地区休补，传有北援济南息。（2）黄兵团七十二师有接七十四师五十一旅及五十八旅一个团商丘、砀山段防，换防后有“扫荡”永城东西地区息。阜阳该师之五十八旅两个团于七月三十日东撤颍上、蚌埠，有归建说，但至现时为止，尚未见行动。六十四师八月二日东开新安镇、红花埠一带，似已分散，加强陇海路海州、郑州段防务和掩护休整期间补给。二十五师已由宿县南开镇江、武进休补。睢宁为暂二十五师。以上共六个旅残部。（3）敌八军之荣一师四十二旅、新三旅两旅似已全部进至固镇、蚌埠段，或加强津浦南段防务，或配合其他部队另组新兵团，作为机动，未明。（4）刘汝明主力六十八师、五十五师共五个旅退守开封、兰封段。孙元良兵团及六十九师共六个旅退守郑州。另息，青岛敌三十二师五十七旅已开始空运济南。（5）徐州及其附近（包括临城）为冯治安部七十七师、五十九师和四十五师、六十三师一个旅（一八六旅）等部固守，共七个旅。

2．以信阳、确山为中心，平汉路南段情况：胡琏、吴绍周兵团仍控制西平、确山段。杨干才兵团似仍在宜城、荆门地区，并有以一部急进荆门、当阳，增援宜昌江防。

3．胡宗南，蒋虽有数令向豫西东进，但因其西北空虚，受我彭德怀、张宗逊之威胁，切身利害关系，主力似仍未开始行动。

4．综合上述情况，蒋军在我各路大捷给以惨重打击后，似有利用在雨季期间进行大休补，重新调整部署，检讨失败经验教训。在雨季后或应付我新的进攻，或采取先发制人手段，向我中原地区作局部性战役进攻。在休整期间主要以主力加强陇海、津浦及平汉线南段之控制，休补及掩护补给运输外，以一部配合土蒋向我外围作警戒防御性宽广面的袭扰“清剿”。

（二）我为执行军委前电示，雨季后集中华野全部（包括许谭、韦吉(7)共约三十余万人），或先攻济南，或先转到外线进行大规模歼灭战的方针，并针对当前敌我情况，提出如下几个作战方案：

第一，集中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作战，截断徐蚌铁路，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求得于运动中首先歼灭五军，继而扩大战果，歼击其他兵团。此方案好处在于将战争完全带到陇海路以南，以减轻老解放区的负担（但济南未下，老解放区还是须负担的），和迫使敌非救援不可，以便于运动中歼敌。但其坏处则是如此巨大兵团在新区作战，供应极感困难，将影响作战甚大，而各路敌人增援亦较容易，敌机械化部队易于活动，使我必须以相当数量兵力担任阻击。同时许谭及韦吉兵团初次转到外线，在雨水未干、道路泥泞的情况下，多少影响到该两兵团之作战力（行军力及补给等）。且在此战役后，虽能歼灭敌人一批有生力量，但很难达到孤立徐州的目的。

第二，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对可能北援之敌，仅以必要之兵力阻击之。此案好处是使济南敌人工事及守备兵力不致继续加强，便于我军之攻击，如济南于短期中攻占，则对全国战局及政局均有好的影响，将造成下一步更有利的战略形势（贯通津浦、德石各路，使华北与华东联系，并便于今后华东、华北兵力的转运），和解放山东兵团，使其能全力转到外线机动。但坏处是济南守敌兵力已有相当数量，且设防已久，恐非短期所能攻占（估计需时二十天左右）；阻援部队非常吃力，如援兵阻止不了，有打成僵局可能，若果如是，则对大局是不利的；且在重点放在打济南的情况下，兖州、济宁等大城有被敌人重占可能，如敌守济宁，我须再攻，如敌不守，则敌有破坏该两城市可能，亦为不利。

第三，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但应有重点配备与使用兵力，则战役分为，第一阶段以两个纵队（全军以十三个纵队计算）抢占济南机场而巩固之后，在济敌反夺机场中，尽力歼灭其反击力量，以削弱其守备兵力；同时以其余十一个纵队打援，则兵力足够（敌援可能性很大，如敌不援则以攻济南为主）歼灭敌人援队之一路（首先以歼五军为目的）或两路，只要援敌被歼，则攻济南有保障。第二阶段则于歼灭敌人援队之主要一路后，以一部任阻击，而将主力转到攻济南，则守敌及援敌在遭受惨败后，均易为我歼灭，攻济南亦将更有保证。此方案好处在将第一第二两案配合执行，使攻坚与打援有重点的进行，以达一箭双雕之目的；同时在预定战场上吸引敌人来援（敌必来援），可取得于有利地形上达成运动歼敌的目的；在部队有后方作战情况下，补给容易，战力亦将大增。此役如能取得决定胜利，则对下一步全军转到陇海以南亦较为有利，敌人机动力少了，雨水也干了，向前延伸的补给线较安全了，对下一步孤立徐州作战的目的实行的可能性亦较大，同时各方援敌亦远，不易适时增援。坏处则是山东尚须挨过这最后一次的重大负担（可由冀鲁豫分负）。

（三）我们经过研究，以上三案认为以执行第三案为最好。执行第三案，在打援战场选择，有如下几个：

1．诱援敌至汶河以北、泰安以西、肥城以南地区而歼灭之。其好处是战场为起伏地，水多山多，敌机械化部队使用困难，对我有利。但坏处是敌沿铁路北进与运河两岸（鲁西南）北进，两路敌人可以靠拢，不易分割，有打成僵局可能，距济南太近，亦有影响，且敌可以兖州、济宁作攻守依托，对扩大战果亦不利。

2．打援战场选择在鲁西南金乡、巨野、嘉祥地区，或邹县、膝县间。其好处是敌沿铁路及运河两岸北进不易靠拢，易为我分割而各个歼灭之。我则控制有兖州为中心，转移主力均极便利，且距济南较远，对攻济南部队不受影响，对尔后扩大战果也较便利。其坏处则是在鲁西南之金、巨、嘉地区作战，水圩较多一些。此案战场究竟选在邹县膝县或金巨嘉地区，则以五军来援的路线为定，总以首先歼灭五军为打援之主要目标。

（四）我们目前正作如下部署：

1．一纵、四纵、八纵留豫皖苏，归叶飞统一指挥，如执行第一案，则在豫皖苏亦易于发起战斗，如执行第二、第三两案，则该三个纵队可随敌后由鲁西南向兖济前进，以配合正面夹击敌人。

2．六纵、十纵仍留济宁、汶上，十一纵在菏泽东北继续休整，待命集中。

3．野直率三纵即北移定陶地区休补。我们并拟于十五日赶往兖州，与许谭商定下一步作战问题。

4．请韦吉兵团同时准备进入淮北执行第一案，或北上进到台儿庄、枣庄地区准备执行第二或第三案之作战。

5．请许谭刘(8)加速完成攻济之各种准备，并布置邹膝间之打援战场。

（五）关于粮食供应，如执行第二、第三案，则华野主力请冀鲁豫供给，许谭及韦吉兵团请山东供给。并请军委在山东前线及冀鲁豫河北（寿张、考城地区）准备大批弹药，以便适时供应。

（六）为更有效配合九月攻势，除令江淮军区两个旅准备袭击徐州机场，令豫皖苏集中四至五个团破击徐蚌段铁路外，并令淮南部队破击蚌浦段铁路，同时华中之十一纵则应适时以主力转到运河线或沿江地带积极作战，以收配合之效。

（七）建议中原军区以主力向信阳或南阳汉水流域进击，以吸引十八军南下，使其不易北援。同时建议陈谢以有力一部位于郑州附近，使郑敌不敢东援。

（八）以上各案，究以何者为妥，请示。其详细部署俟与许谭商定后再告(9)。

三、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午时报军委并致管文蔚、陈丕显(10)、韦国清、吉洛电(11)

济南原有敌六个正规旅及地方保安旅团，共约武装部队七万余人，最近又调十九旅空运济南，因此攻济南必须加强兵力才能奏效。同时我西兵团之七个纵队，除三、八纵队比较完整外（该两纵队每纵亦只二万三至二万五），其余各纵既不充实，也不完整，不论打援与攻坚均感兵力尚非绝对优势。因此建议将苏北兵团全部（除三十四旅）调来参加此次大战役。在此战役期中，估计敌人无大兵对付我苏北，只要苏北能再坚持两个月，俟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宝，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如感到苏北必须留适当部队，则以三十三旅留苏北亦可。如何请复示。管韦吉意见如何？亦盼复(12)。

四、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晨报军委电

（一）关于攻占济南事，职原拟建议仍采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足够攻占机场达到吸引援敌之力量（约二至三个纵队）使用于济南方面外，其余应全部使用于打援，以求第一阶段歼援敌六个旅，迫使援敌其余各路不敢继续猛进，然后于战役第二阶段集中主力（东兵团全部及西兵团三至四个纵队(13)）攻占济南，仅以一部担任阻援，如此才能争取攻济时间，才能保证打援无问题。其理由是：

1．敌五十七旅及十九旅确已空运济南，如是济敌总数已达十二万人，战斗部队约九万人，其中有七个正规旅。该敌虽大部被歼灭过，但数量不少，且济南为反动巢穴，反动头子聚集济南，可能作困兽之斗。

2．济城防虽宽，但兵力不少，非潍县（敌指挥不统一）、兖州（敌指挥官腐朽，战术落后）可比，亦非洛阳、开封（该两城为偷袭性质）可比，有大小据点百余处（每处有堡垒数个至数十个不等），非短期能攻克（至少应准备二十天至一个月）。其工事开始构筑于日寇时代，继于去秋以来加修（有钢骨水泥工事），今春以来则更加强，水壕亦多，且依有近代建筑之城市设防，每洋房即成为一立体据点，可能发生逐屋逐楼争夺，如是则时间将更延长。

3．王耀武之指挥，经一年多了解，是蒋军中指挥较有才干者，则其在部队中颇有信仰，可能适当增加其抵抗力。

4．有人认为济敌甚动摇，且有些内线关系，但职以为只能作研究材料，不能当力量计算。

5．援敌邱兵团已有十个旅，黄兵团及第八军亦有十个旅，并可能有二至三个快纵参战。敌当视保有济南，即使徐州多一层保障，而鉴于洛阳、开封之迅速失去，其援济可能较迅速，在战役末期，孙元良兵团及刘汝明部，甚至十八军亦可能加上来。

6．西兵团七个纵队，自开封、睢杞两战役后，所补俘虏不够补偿伤亡，部队极不充实（每连只四至六个步枪班），尤其干部伤亡太大，至今无法补充，许多营连有政干无军干，有军干无政干，而营连排干部太新太弱（五月中补充之新兵已当副连长），班排干部俘虏成份不少，因此团级（老的多）与营以下脱节现象甚严重。团以下各级对个人前途悲观的倾向亦较普遍（因前方战斗剧烈，伤亡甚大，而见到后方环境安全舒适，革命又快要胜利，极想保存自己，以享受和平生活，但不知自己何日报销，故团以下干部保命思想较普遍）。依部队军政情况，东兵团打一个月至两个月进攻无问题，但西兵团担负一个月阻援，则很难完成任务。

（二）在内线作战，虽有许多有利条件，且敌人亦有不少弱点可以利用。但基于上述六个理由，故提出（一）项作战方案，并已得谭等大多数同志同意。顷奉军委二十六日三时电令(14)后，绝大多数拥护军委二十六日三时电示作战原则，发动硬攻，尽量争取第一种前途，避免第三种前途。但鉴于上述敌我情况之变化及此役关系战局及政局甚大，可否本稳打方针，采取（一）项作战方案，但我们当尽一切努力以迅速夺取济南为唯一目的，请能于本晚示复(15)。

（三）为作战便利计，请求：

1．铁路局及华东兵站暂归我们管理。

2．华野西兵团弹药，亦如东兵团一样，直接向华东领取（较便提取），我们当即报告军委。

3．建议刘邓、陈谢军能同时或先期发动攻势，以拖住孙元良及胡琏各兵团，以配合我们。

五、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报军委电(16)

关于组织济南战役，我们召集东、西兵团纵级以上干部经数天讨论，遵照军委数电指示原则，尽力争取第一种可能（敌尚远即克济南），其次是第二种可能（援敌迫近攻克济南），避免第三种可能（援敌迫近尚未攻克济南）。虽然应尽一切努力争取第一种可能，但由于济南守敌数量众多（总数十一万，战力八万余），工事坚固，援敌数量不少（估计第一次可出动十六至二十一个旅）；加以我西兵团于开封、睢杞两战役伤亡较大，补充不够，兵员不充实等情况，对济南之攻击，事先须慎重考虑，周密布置，组织与调剂力量，不论在攻坚与打援方面均须有足够之预备队，以便争取第一种可能，应付第三种可能，兹将讨论结果，拟成作战方案报告如下：

（一）守敌、援敌及部队情况详另电。

（二）作战任务以攻占济南为唯一目的，并求歼援敌之一部（至少三至四个旅），并坚阻援敌不能迫近济南，以使攻坚集团有足够的时间攻占济南，以争取第一种可能之实现。

（三）作战方针拟定将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足够兵力迅速攻占济南机场，以阻敌人空援，并分割其外围守敌（目前守敌大部驻于四郊及外围）而歼灭之，减弱其守备力量，并查明敌人工事及抵抗之强度。但对其外围之强固据点，则监视之，以便于突破外围后于第二阶段迅速突入纵深，分割整个敌人防御体系，打乱其指挥系统，攻占其内城及商埠，尔后再向外肃清四郊，以便缩短作战时间。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对于援敌仅以次要部队依强固工事阻延敌人前进，消耗敌人力量，以便我打援部队之集中与充分准备力量；至战役第一阶段之末期（约在七天以后）即发起打援战斗，以求歼援敌三至四个旅，尔后视机再歼援敌一部，或即转移打援兵力一部于阻援方向。但加强攻济力量须视当时攻济进展、打援结果及阻援情形而定。但估计援敌可能分由徐济铁道线及鲁西南金乡、单县、巨野、嘉祥向济宁地区北援，如此我们又必须分出一部分打援力量，以阻击其一路（因鲁西南地形低洼，水势较大，易守难攻，故拟阻击由鲁西南北进之一路，而集中主力歼击沿徐济路北进援敌），该路估计为黄兵团七个旅（或加第八军三个旅）之一部（三至四个旅）。如援敌全部沿徐济铁路北进（第一阶段可能较少，但在由鲁西南北进受阻后，则可能转经徐州沿铁路向北），则我亦可集中打授与阻援部队，以对付敌人援队之集中，仍求歼其援队之一部。战役第二阶段，须视攻坚集团之进展、敌人工事及抵抗力之程度，以及援敌之缓急和我军歼灭之战果如何而定。现假定如下几种情况及处置方案：1．攻坚进展快，而援敌被歼一部后不能再进，则拟抽打援兵力，加强对济南之攻击，以求迅速解决。2．攻坚进展很快，而打援战果不大，则攻坚集团仍以其自己力量继续攻坚，打援集团则应加强工事，强化阻击，仍可抽出打援兵力之一部以为攻坚集团之预备队，或即投入攻坚战斗，以求迅速完成攻占任务。3．攻坚进展缓慢，而打援有成绩，且援敌被阻，则除加强阻击（或以一部绕至敌后以威胁徐州，调转援敌）外，可抽出打援兵力之一部以加强攻坚力量。4．攻坚进展甚缓，而打援亦无大成果，则加强工事，强化阻击，尽量消耗削弱援敌，设法歼援敌一小部，并由打援集团抽出部分炮兵，以加强攻坚集团。而攻坚集团则应采有效方法，以分割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并加强政治攻势与必要时的利诱，以瓦解敌人。但同时准备于必要时抽出攻坚集团之一部，参加打援战斗，俟打援战斗胜利后，再移兵加强攻坚。

（四）军队区分与第一阶段之作战部署：攻坚集团分为两个兵团，以原东兵团之九纵、十三纵及渤纵（六个团）共二十四个团组成攻坚之东兵团，沿胶济线及其以南，由东及东南向济南攻击，首先以攻占东南郊之部分高地及城东南之体育场（有改建机场息），以便造成下一步攻城之有利条件；另以原西兵团之三、十两纵及鲁中之四个团，共十九个团组成攻坚之西兵团，由徐济铁道线（鲁中）与济南西南郊及正西（三、十纵）集力向飞机场及陆军营房（有闻为机场息）攻击，务求迅速于攻击之第二日达到攻占之目的（至少应达到以炮火压制机场，使敌无法空援），尔后向商埠及其以南攻击，以求截断南郊山地诸要点之敌后，与东兵团打通联系，尔后协同向纵深攻击。打援集团由原西兵团之一纵、六纵、十一纵（均不充实），东兵团之七纵（较充实），及韦吉兵团之七个旅并鲁南之四个团，共计大小五十二个团，位于徐济线及其以东地区准备打援，并拟于邹县以南实行一次歼援，拟首求于第一个战斗集中三十个团歼援敌三个旅左右，而以其余二十二个团钳制援敌之其余各部，尔后再依战况发展而定下一步作战。但在歼援战斗发起之前，拟以鲁南之四个团（由东兵团加强其火炮，华东军区补足其弹药）及主力之一部，依工事尽力消耗与阻延敌人，以便我主力之集中与求得充分之准备时间。阻援兵团由原西兵团之四、八两纵（共十六个团，不充实）及冀鲁豫之两个独立旅（四个团）组成。依鲁西南水洼地带，构筑多道纵深的进固工事，坚决顽强的阻击由鲁西南前进之敌。但为使四、八纵有时间集中与疲劳消耗敌人，拟首先使用冀独两个旅，依工事消耗与疲劳敌人。该两旅之炮火由华野加强，但请军委发给冀独及四、八、纵以充分之弹药（以便加长阻敌时间，拟在河北预存四个基数内拨补，但该四个基数，即须马上运来）。以广纵（战斗部队仅二千余）及野特团组成扫荡部队，于战役开始之同时，首先扫除长清及周围之敌人（约六七千人），以求得补充，以五天时间完成任务，尔后即南移济宁、汶上间地区，作为四、八纵队之预备队。

（五）战役开始前后，拟令江淮军区两个旅袭击徐州飞机场，以威胁徐州。不论能否达成袭击机场任务，尔后即转向徐蚌段协同豫皖苏部队辗转破击徐蚌段。豫皖苏部队则可集中五个团兵力，于战役开始时即负责破击徐蚌铁道，并尽力向徐州近郊扩张。尔后豫皖苏及江淮军区武装（共十个团）即辗转于该线两侧及徐州近郊活动，迫使援敌分兵以防徐州。同时令淮南部队破击浦蚌段，苏北部队（三十三旅）则向运河线进袭。

（六）攻坚战斗，拟于九月十六日开始发起。

以上部署是否妥当，请即示复(17)。

六、一九四八年九月十日致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并报军委、华东局电

（一）接世友同志八日九时自华东局来电，建议将攻济西兵团之两个纵队中抽一个纵队，至铁路以东，以便集中兵力，并拟将攻济指挥机关移龙山以南之埠村，世友同志于十日晨可达谭王处等语。我们意见攻济战役之能否成功，正如军委所示，在于时间的取得，而攻济之第一步要求，似宜以迅速攻占机场断绝敌人空援为目标。因此，于三、十纵作战会议中，曾电建议由十三纵增加一个师或全部，协同鲁中之四个团，沿津浦路东向党家庄、凤凰山、七星山之线攻击，以协助三、十纵达成迅速攻占机场之任务，攻城第二步再以主力转向济城及商埠。我们同意世友同志集结兵力之意见，总以能迅速攻占机场为第一步作战目标。究应如何具体部署，请许谭王决定。

（二）据许谭王及江淮息，八十三师师部及一个旅有空运济南息，另据八纵使营自豫皖苏商南来电谓，七日有火车四列（每列二十节）满载军队由商开徐。另密息：刘峙令七十四师之五十一旅即开丰县，接八十三师防，八十三师交防后即移徐州西北敬安集，休整备战等情。八十三师似有空运可能，故极须注意(18)。

七、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西时报军委并华东局、中原局电

十三日丑时电(19)敬悉。我们已决定不论八十三师之一个旅是否已空运济南，仍按原计划于十六日晚开始对济南之攻击。为求南路达到控制机动，除三、十纵及鲁中部队协力向机场进击外，并商得许谭同意，以东兵团之十三纵（东兵团第一步只使用九纵及渤纵）随鲁中部队之后跟进，于必要时可以协助鲁中部队，由中宫方面沿津浦路以东向北攻击。西兵团各部已布置完毕，亦已开进，尔后所有攻济兵团统归许谭王指挥。南线各部今晚已先后开始破击徐商、徐蚌及徐州至运河站各铁道线，阻击部队亦已向阻击阵地开进。韦吉兵团之七个旅已有四个旅越路北来，今晚可到沂河边。其余三个旅被阻，拟随黄敌北来之后跟进。尔后战况当随时电报钧部，并请钧部能及时供给情况，并随时予以指示(20)。

注释：

*[一九四八年七月，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胜利结束豫东战役，内线兵团攻克兖州，粟裕根据中央军委意图，提出内外线兵团在雨季休整，然后协力攻济打援，并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原则，反复修订作战方案，调整作战部署。当时国民党第二绥靖区约十一万人守备济南，配置在徐州地区的主力约十七万人。我以七个纵队组成攻城集团，以八个纵队组成打援集团，由粟裕统一指挥，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晚对济南发起攻击，二十四日解放济南，全歼守敌，生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徐州之敌未敢北援。这里选辑粟裕指挥济南战役的电报七份，其中第四、六、七份粟裕单独署名，其它由粟裕分别与谭震林、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联合署名。]

(1)[此电由粟裕与陈士榘、唐亮、张震联合署名。]

(2)[中央军委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发出两电，令许世友、谭震林领导的华野山东兵团，攻克兖州、济宁后即向济南攻击，迫使邱清泉、黄百韬两兵团分兵北援，华野外线兵团寻敌攻击，利于我各个击破及尔后休整。]

(3)[军大：是指成立于一九四七年的华东军政大学。]

(4)[兖济大捷：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为配合外线兵团进行豫东战役，在山东兖州地区进行了一次攻城打援战役。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三日攻克兖州，歼援敌八十四师主力一部，济宁、汶上守军相继弃城南逃。]

(5)[中央军委于七月十七日复电：“许谭所部管在现地休息待命。”七月二十三日又复电：粟部及许谭所部即进入休整，休整完毕许谭配合粟陈唐张各纵。或在陇海南北打几仗，然后攻济南，或先攻济南并打援，由粟陈唐张依情况提出计划，并统一指挥。]

(6)[此电由粟裕与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联合署名。]

(7)[韦吉：是指韦国清、吉洛（即姬鹏飞）领导的华野苏北兵团。]

(8)[许谭刘：是指许世友、谭震林、刘少卿。刘为山东兵团参谋长。]

(9)[中央军委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十九时复电中指出：“九月作战，预计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你们所说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五军等部大部分援改。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你们第三方案之目的，是为了争取第一种结果。其弱点是只以两纵占领飞机场，对于济南既不真打，而集中十一个纵队打援，则援敌势必谨慎集结缓缓推进，并不真援。”“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这种中途改变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好，但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并让敌人推进了一段路程，可能给予战局以影响。”“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即采取你们第二方案，争取上述第二项结果。我们觉得这样做比较稳当，比较能获结果。”“你们集中六至七个纵队．不但能阻住援敌于适当地区，而且能歼灭其一部分，至少能保障攻克济南。这就是我们所想的攻济打援分工协作计划。”]

(10)[管文蔚为苏北军区司令员，陈丕显为苏北军区政治委员兼苏北兵团政治委员。]

(11)[此电由粟裕与谭震林、陈士榘、唐亮联合署名。]

(12)[中央军委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复电：“同意调苏北兵团主力参加攻济打援。”]

(13)[当时仍常称山东兵团为东兵团，称外线作战的华野主力为西兵团。]

(14)[中央军委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三时给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的电报指出：“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授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在第三种情况下，即应临机改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在打援胜利后再攻城。估计到这一点，在你们将全军区分为攻城集团和阻援打援集团之后，两个集团均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特别是阻援打援集团，应留出强大预备兵力，准备在第三种情况下，你们手里有足够力量歼灭援敌。”]

(15)[中央军委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二时复电粟裕：“二十七日晨电悉。此役关系甚大，根据敌我两方情况，你的顾虑是有理由的。战役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情况，即我们二十六日三时电所说第三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而不应以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故我们于十二日十二时电要你们只用东兵团攻城，至多再加个别的师或一个纵队，而用其余全力阻援及打援。二十六日三时电则要你们不但在阻援打援方面留出强大后备兵力，就在攻城方面亦须如此，以便在必要时机集中全力先歼援敌，因不真攻济南，则援敌必不来。攻城使用兵力太大，则打援又无力量。在此种形势下同意你的意见，第一阶段以足够攻占机场及吸引援敌之力量（两至三个纵队）用于攻城，其余全部用于打援。依情况发展，如援敌进得慢，而攻城进展顺利，又有内应条件，则可考虑增加攻城兵力，先克城后打援。如援敌进得快，则应全力先打援，后攻城。”]

(16)[此电由粟裕与谭震林、陈士榘联合署名。]

(17)[中央军委一九四八年九月二日复电：“完全同意八月三十一日电所提攻济及打援之整个部署。”]

(18)[中央军委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一日二十三时电示许世友，并告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华东局、中原局：“攻城部署应分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此点甚为重要，并应迅即部署；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19)[中央军委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丑时给粟裕并告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和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指出：“只要你们在八十三师加到济南后，仍有把握夺取飞机场及在济市外围歼敌一部，你们仍以按照原计划发动攻济，并在徐济间准备打援为适宜，只要你们能在飞机场及其附近歼敌二个旅左右，则济市之敌等于没有增加。”]

(20)[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晚按预定计划，发起对国民党军重兵守备坚固设防的济南市的大规模攻坚战，激战八昼夜，全歼守敌。中共中央贺电中指出济南战役的伟大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胜利影响已动搖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济南战役歼敌十万余（包括吴化文一个军起义），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徐州地区之敌慑于华野打援集团兵力强大、严阵以待，不敢冒进。直至济南解放，黄百韬兵团尚未完全集结，李弥兵团尚未开始行动，邱清泉兵团北进几十公里即仓皇撤回。]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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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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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战役动员令*

（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

由于外线出击与内线坚持均获伟大胜利，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而且使山东战局经过连续胜利之后，得到迅速改变，全部歼灭山东敌人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山东的省会——济南，已处于我军民四面包围之中，陆地联系完全为我切断，一切靠空中接济，各种供应已极端困难，尤其在屡遭惨败，与我紧缩包围威胁之下，全城呈现恐慌混乱状态。另一方面我党正确政策，我军严明纪律，我解放区各种建设，早已深入济南民心，与敌人黑暗统治、残酷压迫剥削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绝大部分人民，希望我们早日解救他们。我军以常胜之帅，依靠广大解放区及千百万人民的支援，并有各友邻地区密切配合，运用与发挥历次攻占大城市的经验，在党中央英明领导及华野各首长正确指挥之下，夺取济南的任务，是一定可以完成的。

济南是敌人突出在我解放区内部的一个孤立据点，他的存在会扰乱我华东解放区的建设，会牵制我威胁徐州、进军中原的一部分力量。因此，不仅济南之敌，会依靠其数经修筑的坚强防御设备，作困兽之斗，蒋贼也会尽其一切可能来接济与援救他们的；同时我们自己也还有一些弱点与困难，这就决定了这次战役是一个大规模的、连续的、复杂的、艰巨的作战过程。

我们打下了济南，就可以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就可以使华北、华东解放区各种建设提高一步，就可以把我们的战场向前推进，就会使徐州完全置于我们包围之中，就会造成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的更多有利条件，就可以迅速改善中原战局进而威胁长江南北。

因此济南是敌我必争之地，敌人要死守待援，我们就要大量消灭援敌夺取济南，这是一个巨大的争夺战。我们丝毫不能轻敌骄傲，疏忽大意，必须全体军民，百倍努力，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去争取这一战役的圆满胜利。为此特向全军指战员及一切工作人员提出如下的号召，望各忠心耿耿而响应之。

（一）坚决执行命令，克服可能遇到的任何困难，不怕伤亡消耗，不等待观望，不叫苦不埋怨，各自圆满完成任务。须知大兵团作战，彼此休戚相关，常常因一部之得失成败影响全局，故必须各自警惕，在上级总的意图之下，兢兢业业，想尽一切办法来完成本身所负担的任务，哪怕是最艰巨最微小的任务，也是整个战役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应当坚决完成，因这样的任务，常常对争取全局胜利有一定的价值。

担任攻城任务的部队，你们要很好运用攻坚经验，周密的组织火力与运动相配合，很好的使勇敢与机智结合起来，多做工事，加强防空防炮防毒设备，你们要从实战中培养出大批的爆炸手、榴弹手、神枪手、神炮手、架桥英雄、突击英雄！你们要发挥积极的进取精神，不放过机会去夺取与巩固有利阵地，压缩敌人，并有力的打垮敌人的反扑，争取早日打下济南，便于更多歼灭来援之敌！

担任打援的部队，你们要控制有利阵地，构筑坚强工事，布置天罗地网，等来援之敌进入圈套，一举而歼灭之！你们要发挥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精神，不让敌人逃脱我们的打击，干脆的歼灭它，争取优裕时间去打济南。你们要有打到敌人心脏中去的勇气，来分割敌人，便于各个击破。你们要一面打仗，一面练兵，敌人来了随时出击歼敌，敌人未来就练兵备战。

担任阻援的部队，你们要有为整体利益而自觉的自我牺牲精神，须知你们的任务虽是艰巨的，但是光荣的，你们所付的代价，是组成此次战役胜利的重要部分，因此就应不顾伤亡消耗不怕疲劳去完成。你们要把做好工事当作完成任务主要条件之一来看待，工事做得坚固，就可以减少部队伤亡，让敌人在我们的阵地面前发抖，大批被杀伤、被击溃，无法前进！你们要很好的组织火力去对付敌人，杀伤敌人！你们要具有积极的防御思想，要有在阵地前沿用反突击反冲锋，歼灭小股敌人的信心与勇气！你们要在敌人来到之前很好的去研究敌情，熟悉地形，了解周围情况，布置各种火器射击目标，组织突击力量，并使全体人员对上述各项，了如指掌，以便自动的适时的各自执行任务。

供给工作的同志们！你们要在部队应得的一份之内去很好的调剂做作，保证前线部队吃好饭喝好水。你们要很好的组织前后运输，把后方的供应品及时送到前方去，把前方的胜利品运输下来。

卫生工作同志们！你们要大力去加强阵地卫生工作和第一线救护工作，减少部队疾病，减少伤员痛苦，保证不丢伤员，迅速治愈伤员，使其早日重归前线继续作战！

文化工作同志们！你们要创造很多战斗化的大众化的歌曲、快报、娱乐工具、快板、广场小剧等，带到战壕里去，开展阵地上的文化娱乐工作，组织对他们的慰问，消散他们的疲劳，不断鼓励士气。

一切后方机关同志们！要把战争观念百倍的加强起来！把自己的工作适应于前方的需要，一切为前线服务，当着战争需要时就应什么都去干，不应机械的各强调自己的业务，更不应该在紧张的战斗之间，来图舒适享乐。

各种英模功臣们，你们要高度发挥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勇敢的担负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

（二）大兵团的集中作战，须要指挥上的高度统一，须要内部的亲密团结，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行动一致，动作协同，以我们团结一致的铁拳去打矛盾百出的敌人，胜利自然是属于我们的。因此，在部队中要发扬高度团结友爱精神，不争功，不诿过；多检讨自己，不埋怨别人；多看兄弟部队长处，不要专找他们的弱点；做好了工作，打好了仗，是自己本份应尽的义务，对革命应作的贡献；别人有弱点、有毛病，应采取帮助与原谅的态度，不应讽刺挖苦。尤其在战斗中要密切协同动作，不准打滑头仗，不准坐视友邻危险而不救，不能因内部某些意见不同而放松了敌人。一切战利品，只要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了，就是自己的，反对互相争夺。骄傲自豪是对付敌人的，对内部必须虚心诚恳。有意见向上级提，反对小广播自由主义。我们各部队过去是团结的，现在经过土改学习三查三整，大家都提高了一步，相信会更加团结。

（三）无论阻援、打援、攻城的部队，都要严格部队的纪律，密切军民关系，取得群众有力的支援，不能因作战而把纪律松懈起来。一切作战需要，均应尽可能同时照顾到群众利益，并经过一定组织去进行，以利战后进行善后工作。对于城市政策、俘虏政策、缴获归公政策，必须坚决执行。做到军事上政治上都打胜仗，表明我们不仅有打江山的本领，同样有坐江山的能力。

（四）因这次战役是有相当长时间的战役，在今后革命发展形势中，象这样的战役还会多的，因此我们应该把战场同时当成学校。在一面作战一面学习中，提高指挥艺术、战术、技术，学会战时政治工作、供给工作、卫生工作，培养干部，训练部队，研究敌人，改变工作作风，很好的把战时工作与平时工作结合起来。在战斗中来考验平时工作，加强战时工作来巩固平时工作，在战斗中来创造各种模范工作者，创造各种工作的典型范例。

全军同志们！攻济打援的战役开始了！胜利在等待着，但仍须我们努力去争取！我们本着常胜的姿态，在高度的政治觉悟基础之上，一定能够争取这次战役的全部胜利，预祝全军的成功！最后我们高呼：

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大量歼灭来援之敌，争取战役全胜！

最后摧毁山东敌人巢穴！

把战局向前推进一步！

进一步开展中原战局！

坚决彻底完成自己的任务！

团结一致，战胜敌人！

军事上政治上都要打胜仗！

一面打仗，一面学习！

我们的胜利万岁！

注释：

*[这是由华东野战军代政委粟裕、副政委谭震林、政治部主任唐亮、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署名的济南战役动员令。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午时，粟谭唐钟电报中央、总政：“战役政治动员令，因时间关系未能预先呈报审核，特此申明，并恳请指示。”军委总政九月十四日复示同意。]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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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进行淮海战役*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七时）

（一）至此刻为止，攻济战斗已突入内城六个团，目前敌极混乱，决乘此时机于白昼继续攻歼该敌。如内城之敌解决，则固守城南郊干佛山、马鞍山之敌，亦易解决（齐鲁大学之敌昨已投降）。估计攻济战斗日内即可完全结束，但援敌邱兵团直至今晨才开始自商丘以北向曹县、城武间地区北进，而黄兵团则尚未完全集结。以现有材料估计，该兵团之六十四师已到达砀山地区。李兵团则尚在固镇及其以东地区。似此，如援敌知济南已被我完全攻占，则停止北援而转为加强戒备，以防我主力南进之可能性，似较继续北援之可能为大。如敌仍继续北援，我们当按既定之方针歼灭援敌。如敌停止北援，则我们下步行动，拟作如下建议：

1．为更好的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尔后全军转入休整。

2．只进行海州作战，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并以主力控制于新安镇、运河车站南北及峄枣线，以备战姿态进行休整。此案对部队休整（只有攻城部队须稍事休整，至昨黄昏为止，攻城部队之六个纵队仅伤亡八千余人，昨晚及今晨伤亡尚不在内，依此伤亡并不算大）更便利，但亦增加今后攻占两淮的困难（敌可能增兵）。

3．全力向南求援敌之一部而歼灭之，但在济南攻克，敌人加强警惕可能退缩，恐不易求战。

4．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适宜作战之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之于敌人之精神压力。

（二）究竟如何，请即电示①[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军委复电中指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准备进行几个作战：（一）估计不久邱清泉兵团将退回商丘、砀山地区，黄百韬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二）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三）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在军委此电前，刘伯承、陈毅、李先念（当时邓小平参加中央九月会议未回）电复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但不论采取何方案，建议华东局立即令鲁南及滨海地武对临沂之王洪九部包围，以待济徐作战结束后，加派一部主力（如仅以地武歼该敌很难奏效）攻歼该敌。

（三）饶（漱石）政委今明可抵职部，到后当将尔后行动再请示饶政委。

注释：

*[这是粟裕上报军委并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济南战役即将胜利结束时，粟裕向军委提出建议，进行淮海战役，攻占两淮和海州，歼击援敌。尔后随着形势和战况的变化，军委先后采纳华东、中原野战军负责人多次建议，统一筹划，使淮海战役发展成一次大规模的以徐州为中心的战略决战，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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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战役胜利原因和重大意义*

（一九四八年十月四日）

解放济南的胜利，首先应当归功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指导，使我们粉碎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并使我军转入了进攻，最后造成解放济南并解放全山东的胜利形势。第二，是由于各战略地区军民与各兄弟兵团的密切配合，牵制了大量敌人，使敌人无法迅速向济南增援，尤其是冀鲁豫及豫皖苏广大军民直接配合作战和全力支援前线，对此次战役贡献极大。第三，由于中共华东中央局和华东军区的正确领导，以及华东党政军组织和广大人民的支援。各地方兵团积极配合作战，破坏铁路交通，歼灭与牵制敌人；各地人民夜以继日为我军修路筑桥，运送粮草、弹药和伤员。这些都帮助促成了济南的胜利。第四，是我军在新式整军(1)以后，各方面有很大的进步。指战员阶级觉悟空前提高，有旺盛的战斗意志，能团结协同，服从指挥，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特别是攻坚能力有显著的进步。因此，我军在睢杞和兖州两大战役之后不久，就能够担负起解放济南的任务，进行大兵团的高度统一集中的攻坚战和歼灭战。第五，是充分的战役准备工作。睢杞战役以后，我军普遍进行了评功庆功，选举人民功臣及英雄模范等，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开展立功运动(2)。从上而下进行检讨和从下而上总结战役经验，学习攻坚战术，改造俘虏，教育新战士，准备后备力量。全军进行了战局学习，贯彻三查三整，建立与健全了各级党委制，普遍成立了战士委员会，进行了缴获归公、军事民主、城市政策等教育。组织了供给、卫生、兵站、运输等后勤工作。对战时政治工作，宣传鼓动、火线入党、火线整编、火线评功、火线政治攻势、战役报道及思想指导等一系列工作，都在事先进行了研究并深入传达布置，使每个指战员了解作战意图，了解如何为解放济南与歼灭敌人而战，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物质上准备大规模的连续持久的艰苦作战。这些准备工作的实际效果，在战役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这些只能是人民解放军所独有，是蒋介石及一切反革命军队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济南解放战，集中地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无比强大，特别是攻坚能力的强大。济南北靠黄河，南倚泰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在日寇占领期间，即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国民党军劫收以后，又系统地进行了全面设防，特别是昌潍解放(3)以后，王耀武又督率所部日夜加修。在济南周围百里内，从核心到外围，遍布钢骨水泥碉堡千余个，及无数个地雷阵，无数道电网、石墙、鹿砦、壕沟，守以十多万重兵。然而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之下，只经八昼夜激战，便遭到了粉碎性的打击。这证明蒋介石的任何防御，均挡不住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人民解放军能够攻占任何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人民解放军不仅能够在运动战中，于很短的时间内歼灭大量敌人，而且在攻坚战中，亦能于很短时间内歼灭大量敌人。仅就此次济南战役来说，歼灭敌人的数量就比战争初期全国各战场一个月内歼敌的总数还要多。去年八、九月间，王耀武还得意忘形地说什么“山东共军已经肃清”。但仅仅经过一年多时间，到今天在山东境内被肃清的不是“共军”，而是数十万包括王耀武本人在内的国民党军队。这些，都说明了我军愈战愈强，敌人愈战愈弱，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而且将继续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正日益走向最后失败，我们正日益走向全国胜利。可是同时必须记着：我们此次胜利虽然很大，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下，还会最后挣扎。只有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战争机构，全国人民才能得到解放。

因此，济南大捷以后，我军必须力戒骄傲，力戒轻敌，很好地学习此次作战经验，进一步提高攻坚战术，准备克服一切困难，为争取更大的胜利而努力。

注释：

*[新华社一九四八年十月四日报道：新华社记者访问济南战役的指挥者粟裕将军，询以济南战役胜利的原因及在军事上的意义。本文即粟裕答复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1)[新式整军：请参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

(2)[立功运动是解放战争期间在英模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初由华中野战军一师二团在苏中战役后开创，山东在自卫队中开展，新华社和延安《解放日报》作了介绍和推广。]

(3)[昌潍解放：山东昌乐、潍县地区是国民党的“鲁中堡垒”，工事坚固，兵力较多。我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攻克潍县，歼灭潍县守军及昌乐、安邱等地弃城逃窜的国民党军共四万六千余人。中央军委向全军介绍了山东兵团总结的潍县攻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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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方针和部署*

（一九四八年十月至十一月）

一、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子时报军委并华东局电(1)

为争取时间，提前作下一战役之各项充分准备，经前委两次会议提出初步意见后，又于九日晚召集各纵主要干部研究，即拟定如下方案，特报告如后：

（一）根据本日最后所得情况，敌二兵团五军、七十军、七十四军缩集商丘、朱集地区。一百军（八三师）仍位丰县，八日息图开砀山西北马良集、关庄坝地区集结，丰县防务由十三兵团派部接替（待证）。十三兵团之八军全部接防徐州，一个旅九日抵徐州西北车村。九军率一六六师仍位宿县、固镇段，其九师于灵壁交防七十二军，七日由睢宁返徐州东南蟠塘，并改归十三兵团指挥。七兵团率二十五军（欠一○八师郯城）集结新安镇、红花埠地区。六十四军主力高潭沟、官庄，一部高流。六十三军主力瓦窑，一部任新安、赵墩间护路。菏泽敌一八一旅已撤守商丘。临沂敌王洪九部六千余，亦于九日午夜弃城南逃。十六兵团仍归“徐州剿总”指挥，有自郑州东开息，其一二四旅九日抵中牟，十日抵开封附近。如此看来，陇海以北仅郯城、峄县、枣庄、临城、丰县、鱼台、青崮集、刘口有敌前哨，主力均集结陇海沿线，似防我下一行动，并便于利用铁道运输机动。

（二）基于上述情况，对战役曾提出三个方案来研究。第一方案，前曾提议组织淮海战役，首先以夺取两淮为目标，歼击援敌，再打下新浦、海州、连云港。此着团黄兵团已先我东调新安镇集结，堵我南下，我小部下去不能解决敌人，大部队穿过，后方补给困难，恐敌也可能先我加强两淮守备，该方案在战役第一步，似已较难实现。第二方案，先以一部攻打新浦、海州、连云港，调黄兵团东援，在新浦、新安镇间地区于运动中歼灭该敌。如此，好处是敌援我则歼击之，敌不授或迟援，则坚决攻克之，以使山东、苏北及沿海一线连成一片，控制全部盐场，增加收人，同时可利用盐河南北运输，调剂两地经济粮食等，敌坚固工事少，可求速决，战场宽，援敌远；坏处是我运动距离较远，易过早暴露。敌防护新海工事较坚固（有日军防美登陆钢骨水泥防御工事），黄百韬、邱清泉以及李弥兵团可能靠拢东援，使我不好下手，造成僵局，于我不利，同时敌发觉我主力东去后，以一部沿津浦路或运河线北犯出扰，我对付不及。第三方案，就敌黄百韬兵团现有态势：新安镇为中心及附近，集结四个旅（包括瓦窑、高潭沟、红花埠）三个师部，郯城一个旅，运河站、赵墩一个旅，便于我分割包围而全部歼灭之。此案好处是敌情已明，我可按计划实行隐蔽集结，突然动作。敌虽筑有较坚固工事，我炮火可以展开使用，后方补给便利，且以休整较久之各纵，首先打击黄兵团，较易收效；但坏处是距徐州较近，运河西我不易控制，敌可利用铁道及海郑公路增援快，运河沂河间陇海路以北、邳县地区有水，展开大部队困难。

（三）根据上述分析，大家一致意见，认为执行第三方案为好，并拟定第三方案作战部署如下：

1．以八、三纵袭占运河车站，歼灭守敌，控制运河、邳县、官湖地区，阻击沿铁路东援之敌。以九、十、十三纵位兰陵西南、东南地区为总预备队，威胁运河，使徐敌迟疑不敢东援。该五个纵队统归山东兵团谭震林、王建安指挥。惟九、十三两纵因攻济伤亡较大，补充之新兵，二十五日前后才能到，部队须迟至月底始能南开，约迟一周到达。

2．苏北兵团（二、十二纵）第一步进到滨海地区，补充棉衣，于战斗发起同时南下，进至新安镇以南、宿迁东北五花顶、晓店子地区，并以一部控制宿迁，向睢宁攻势佯动，阻敌东援，并准备适时（黄兵团大部歼灭后）协同路北主力，夹击由徐沿陇海路东援之敌，或乘胜南进，进击两淮，须依黄兵团歼灭后敌援情况而定。

3．以鲁纵截断包围郯城之敌，相机攻歼之。以一、四、六、七、十一五个纵队及特纵日式榴野炮团（必要时附坦克十辆），担任分割围歼敌七兵团主力于新安镇、瓦窑、红花埠地区。

4.广纵接替路北防务，担任威迫与监视临城、韩庄段敌人。

5．我们第一步移临沂以南、郯城以西指挥。

（四）如情况无大变化，拟本月二十五日前后发起战斗，并已令豫皖苏、江淮、冀鲁豫军区准备同时配合破击（不准破桥，只小破路）徐蚌段、徐运段、徐商段铁路，迟延敌军东援。

（五)估计战场情况发展的可能：

1．情况无大变化，很快很顺利的将黄兵团解决。杜聿明、邱清泉东援，我可依河阻击，给敌以大量杀伤消耗，待正面黄兵团大部解决后，将正面放开，诱敌深入，南北夹击而歼灭之。尔后拿两淮、打新浦，一部南下攻宝应、高邮，威胁沿江地带。

2．将黄兵团歼灭后，敌邱、李兵团不敢东援，而凭运河西岸固守，我则以一部南攻两淮、宝应、高邮，迫敌沿津浦南运，加强沿江防务，尔后我再攻占新海。

3．只能歼灭黄兵团，敌即转为守势，而加强两淮、新海。我不能再扩大战果。

4．敌发觉我行动企图，亦可能先调邱兵团靠近黄兵团，及海运至连云港增援，同时收缩兵力依托工事固守，不易分割，若如此，我则须另寻战机。

5．在我主力东去后，西面空虚，我若不能迅速解决战斗，敌有可能以孙元良、刘汝明兵团北扰，配合其行动。

以上情况判断，以第一种可能性较小，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第二种可能性较大，亦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如第一、二种可能不易争取，至少应争取第三种可能，而避免第四种可能，防止并破坏第五种可能。以上估计及战役部署，中央军委有何指示，请决示(2)。

二、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申时报军委并中原局电(3)

（一）（二）（略）

（三）昨晚召集各纵首长研究军委十四日丑时电示，均认为一面集中主力围歼黄百韬兵团，同时展开主力一部自各方进迫徐州外围要点，滞留迟阻援敌于运河右岸徐州间地区，以此种攻势钳制手段争取余裕时间，保证主要突击方向歼敌顺利的部署方案位置最妥慎。大家均拥护军委此种指示，谨再补提下述各方案：

1．拟以一、六、二、十一（王张）及特纵（因二纵巳东移临沂以东地区）担任分割围歼新安、郯城、瓦窑地区之黄兵团主力（约五个旅兵力），以四纵袭歼并控制运河车站及其两侧阵地，沿运河两岸部署夹攻可能沿铁路来援之敌。

2．拟以八、十纵留一部包围临城之敌，展开政治攻势，迫其起义（临城驻冯治安部一一一团，可能争取起义），主力直攻韩庄（有李弥兵团一个旅，确否待证），如无新敌增加，袭击韩庄，控制运河桥梁，乘胜进逼利国驿、贾汪，则可能性较大。否则，被敌发觉，敌先我增加，依河加强守备，则须经过一场激战，始有可能。再者邱兵团东调，大部来援，则亦有形成隔河对峙局势之可能。但我们当尽力争取第一、二之可能。三、七纵攻台儿庄，并以一部抢占万年闸，挺进贾汪、徐杨、汴塘地区，捣毁冯部后方，迫其起义，或调台儿庄敌回援，于运动中歼灭之。并可控制运河以南打援阵地，阻歼由徐北援之敌。

3．十三纵为总预备队，控制邳县附近地区，视机加入围歼黄兵团或打援之作战。

4．韦吉率十二纵，拟经滨海、阿湖南下西转（此路虽弯路大，但沿途无水，运动方便，实际较运河车站附近直下为好），会同十一纵仍经宿迁渡河西进，并指挥淮北独立旅、三十四旅（共二十个团）相机攻占睢宁，歼灭孙良诚部，尔后威迫徐蚌，或控制睢宁西北之双沟、土山集、古邳门阵地，协同三、七、八、十纵歼阻由徐东援之敌。

5．九纵并指挥两广纵、冀鲁豫两个独立旅，仍进击虞城、砀山地区，威迫徐州西北地区，并破击徐商段铁路。

6．豫皖苏独立旅，并指挥三、六分区武装，于战役发起后，转战破击徐蚌段铁路。

7．九纵、十三纵增补新停、调整组织，于本月底才能由济南下，故整个战役按军委十四日丑电指示，于十月三十一日前进至邹、临线集结准备位置，战役发起，突然前进，至十一月五日攻击为宜。

有何指示，盼告(4)。

三、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午时报军委并华东局、中原局电(5)

（一）敌似可能根据我苏北兵团东移淮海，修复涟水、沐阳公路及鲁南地方筹集粮草等情况，判断我有向淮海区域作战企图（但未发现我以歼黄兵团为目的）。二十五军已东开阿湖、城头地区，六十四军一部至阴平、庙头地区，六十三军一八六师已车运东返瓦窑归建，另一百军四十四师亦增防新安（该部有加入七兵团序列说）；十三兵团似由徐东开炮车、八义集（其九军三师附一六六师一个团已到该地）；二兵团已集结于砀山、黄口、丰县地区待命，七十二军任徐州守备；十六兵团似仍在兰封、民权、柳河地区（有出犯曹县东北息），商丘防务有以刘汝明部接防说。

（二）据上述情况变化，我应先以一部在鲁西南暴露佯攻，迷惑敌人调敌回顾，以便迅速实现围歼黄兵团外，必须加强运河车站南北两侧正面阻援兵力，以保证主要突击方向成功。兹根据各纵现在位置与体补状况，预定于十一月五日发起战斗时间计算，提议修改部署如下：

1．以苏北兵团全部（二、十二、王张十一纵）及一、六、九、鲁中南纵等七个步兵纵队（二十个旅），附特纵主力，担任分割围歼阿湖、阴平、高流、新安、瓦窑地区敌黄兵团（八个旅）。

2．以四纵、八纵担负袭歼炮车、运河车站之敌九军（一至二个旅），而控制铁路两侧、运河两岸阵地，准备阻援。

3．以十纵、七纵袭歼韩庄之敌，尔后以主力围歼贾汪之敌，后相机攻占柳泉地区。十三纵担任围歼台儿庄守敌，或仅以一部围攻清剿，以主力直攻宿羊山、汴塘地区，以便协同十纵、七纵控制贾汪、宿羊山及不老河岸阵地南伸，派小部队挺进碾庄、曹八集、大许家铁路沿线，吸调徐敌北援，策应四、八纵正面阻击作战。

4．以三纵（因九纵尚在济南以东，不能担负提早进至鲁西南行动牵制敌人的任务）、广纵进入鲁西南地区，协同冀鲁豫两个独立旅（由三纵统一指挥），组织对鱼台、丰县、砀山、商丘地区敌人之牵制攻击，求抑留孙兵团于商丘、兰封地区，不得东西增援，策应我主力及刘邓攻郑作战。

5．为隐蔽主力行动企图，拟先以广纵、三纵于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分批由汶上、泰安南开，提早向商丘、砀山段佯攻。其余主力拟暂仍集结现地待机，于二十五日以后再行开进。以上部署，请即决示(6)。

四、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戍时报军委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7)

本日与谭震林、王建安共同研究，估计我各路发起攻击后，蒋军可能依现态势固守，以达成于外围消耗我军保卫徐州之目的。其次，则将李、黄兵团集结固守几点，互相声援策应。如发现我主力出击新海段，黄兵团集结固守新安镇为核心，李弥以运河、碾庄线守备，机动甚大，因此在部署上拟不作更大变动，建议如下：

（一）以三纵、广纵及冀独一、三旅出击鱼台（可能逃跑），攻占丰县、敬安镇，前锋迫近徐州西北郊，另以一部佯攻砀山，钳制邱兵团一部。以七、十纵队攻占临城、韩庄、贾汪，控制利国驿后，迫近徐州东北。以十三纵一部包围台儿庄，其主力控制于宿羊山及其以南，并以有力一部进迫曹八集线，威胁李弥之左侧背。如七、十纵得手后，即以七纵担任从贾汪钳制，迫近徐州，正面阻敌；十纵则东移，协同十三纵对运（河）西李弥部之作战。另以华中十一纵（胡炳云纵）沿运河西岸猫儿窠向运河站（河西）、赵墩线攻击。江淮军区两个旅向赵墩、碾庄线攻击，造成我南北聚歼李兵团，攻略徐州之姿态，以便我运（河）东作战。以上各部均于七日晚发起战斗。

（二）运东作战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主。战斗第一步必须开辟战场，布置阻援阵地，分割敌人，使其不能集结，或靠近李兵团，或东窜新浦、海州，而便于第二步全歼黄兵团。因此，拟以八纵攻占炮车，四纵攻占运河站，得手后，该两纵即担负正面阻援。如运西攻击得手，已能钳制李兵团时，则依情况发展，抽出四纵或八纵，于第二步会攻新安镇。为便于打开战场，第一步仍以一纵、六纵、鲁中南纵队歼灭瓦窑之敌（六十三军）似九纵队监视新安镇之敌；二纵暂控制于新安镇东南地区，必要时抽调该纵会攻瓦窑之敌；以十一纵（王张）、十二纵位于阿湖附近，分割二十五军与黄兵团部及六十四军、一百军之联系。第一步任务完成后，第二步即以一、二、六、九、十一（王张）、鲁中南纵共六个纵队，分割歼灭新安镇及阿湖之敌。四、八纵除以一个纵队正面阻敌，抽出一个纵队包围六十四军。特纵则依各纵任务，配属运东各纵参战。山东兵团炮兵团除以一个营配属八纵外，其余则配属七纵、十三纵参战。因为只有完成第一步作战，才可免致我兵力分散，伸长阻援距离，便于第二步之会攻新安镇，这样可撕大黄、李兵团之接合部。如我军南下，黄兵团集结新安镇近郊时，即以一、六、鲁纵及二、九纵队会攻新安镇，但还可实施战场分割包围攻击，我可力求秘匿，突然奔袭，达到使敌不能收缩逃避。后者运东各纵统于八日晚发起战斗。

（三）据近获息，除黄、李兵团靠拢外，徐敌物资大批南运，并限两句内修通徐海段陇海路。据云，津浦线无保证，必要时再可利用徐海段撤退，确否待证。

以上是否有当，请示(8)。

五、一九四人年十一月十日巳时致各兵团、各纵并报陈毅、邓小平，军委电(9)

（一）截至此刻止，四纵已歼九军一个团，现正由沙口西渡中（已渡一个师）；八纵歼二十五军等部三千人，我已控制运河铁桥，但桥为敌烧毁，正于桥之南北架桥，午后可行西渡；六纵正由猫儿窝渡河中；九纵歼六十三军五个营于（土念）头，现正向皂河镇前进，准备渡河；一纵现正向窑湾之六十三军主力攻击中。据谍息，现黄百韬主力（二十五、一百、六十四、四十四军）仍盘据碾庄周围地区。运西部队：十三纵已到宿羊山及其以西以南地区；七纵九日晨已到不老河，正架桥中，估计九日晚渡不老河南进至大许家地区。

（二）为全歼黄兵团，特调整部署如下：

1．七纵应立即向南，沿北塔山向大里家、单集、岗上集及以南山地线攻击前进，坚决阻击黄敌西窜，南与十一纵（胡纵）联系，并酌派部队向徐州警戒。

2．十三纵应立即由板桥及其以东地区，向曹八集及其以东黄兵团主力攻击前进，分割黄兵团，协同七纵、胡纵坚决抗击，截断黄敌向西及西南逃窜道路。

3．十纵应分割李、黄兵团，乘隙迫近徐州佯动，使李兵团无法东援或南援。

4.十一纵（胡纵）及饶子健部，应不为当面敌所牵制，立即控制单集、双沟、水口三角地带，并确实控制寺山及驴马山高地。在六纵到达前，应以一部控制驼罗山高地，坚决阻绝黄敌向西南及西逃窜道路。

5．六纵正由猫儿（宀巢）渡河，应即沿八岔路、古城前进，控制单集、古城、双沟三角地带。

6．四、八纵渡河后，仍由陶郭(10)统一指挥，向碾庄为中心之黄敌，自东及北攻击。十三纵由西及西北攻击。

7．六、九、十一（王张）纵渡河后及运西之十一纵（胡纵）即归本部陈参谋长指挥，分割黄兵团，配合四、八纵及十三纵坚决歼灭该敌。

8．一纵应坚决歼灭窑湾之敌。

9．特纵暂在新安镇待命；鲁纵应于今晚移至（土念）头周围地区，准备渡河西进。

10．韦吉率二、十二纵，应即由皂河、宿迁线渡河，即向大王集、双沟镇（睢宁西北）急进，以便加入歼灭黄兵团作战。

（三）各部应立即行动，将当面情况与位置随时告我们。战役第一步应以完成包围黄兵团，不使其西逃为主要任务。待我包围后，则分割聚歼之，如敌西逃，各部应不受战斗地境限制，坚决追歼之(11)。

六、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十三时报军委电

（一）我投入战斗之一般情形。当黄兵团西逃时，我即分头追击。因渡河关系，迟早不一，建制紊乱拥挤（采谁先到谁先截敌向西南退路之办法急进），直至十二日始调整就绪。而辎重炮兵均未能跟上，十三日晚始先后到达。加以地形不好，每一村庄又分成几个集团家屋，以往居民为防水原因，屋基较平地高一米，故我突入后还需连续攻击，消耗炮弹炸药甚多，至十五日已消耗三个基数，后续接济不上，影响攻击费时甚久，且增大伤亡。

（二）对攻击敌之研究部署。十四日晚召开歼黄各纵干会议，决定十五日晚续肃清外围敌二十五军、四十四军残部，十六日晚以四、八、九纵会攻碾庄，得手后续歼六十四军。十三纵待歼四十四军、二十五军后，即集结待命。

（三）目前最困难问题：（1）炮弹接济不上，主要为山野、迫击、六○炮弹及炸药，请华东军区将第二线弹药，集中汽、马车，以六个纵之二个基数，运到新安镇及唯宁。并建议军委批准全军之山野炮弹、迫击与六○炮弹、炸药三个基数，美榴炮弹二个基数，以便继续作战。依据歼六十三军、一百军之经验，步弹我能获得补充，但各种炮弹甚少（如曹八集获四十四师山炮九门，仅二十发炮弹），炸药则毫无补充。（2）粮食问题，现已将战区群众红薯麦种吃光，后面粮食接济不上，刘瑞龙同志本晚赴宿迁，与华中支前司令部商洽中。仍请华东军区告鲁中南，分向宿羊山、运河站、窑湾追送。

（四）一纵已令其十五日晚进至单集东南地区集结，准备加入正面阻击或出击。

七、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十五时报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中原局、华东局电

军委十四日二十三时电(12)、刘陈邓十四日十时电，均于此刻收到，敬悉。

（一）至此刻为止，黄兵团之一百军已全歼（正、副军长被俘），四十四军、二十五军各歼约半，六十四军亦已歼灭五分之二。因此，该敌至此只有四个旅兵力，以碾庄为中心，占有十二个村庄。因其部队密集，并已筑好了工事，不易分割，必须逐一攻击，且因后方炮弹接济不上，致延时日。昨晚经召集各纵首长会议，布置今晚以六、十三两纵继续肃清碾庄西南敌人，明（十六日）晚以四、八、九纵续攻碾庄兵团部及其二十五、四十四军残部。预计十七日晚可以全部解决。根据各种征候，敌有突围可能。

（二）邱、李兵团连日来，除以小部出击甚烈外，其主力不敢猛进，我正面阻击及歼灭黄兵团均无问题，请钧座放心。我今日令正面之七纵、十纵坚持，苏十一（胡）纵稍向后撤，诱敌东进，但邱敌尚无动作，而李兵团之八军反向后收缩。为不让邱、李退往徐州，已令韦吉率四个纵队，于今晚即向徐州以东及东南，攻占侯集、赵南圩、六铺圩之线，尔后向东攻击，以撕开邱、李与徐州之距离。为辅韦吉来不及，未经刘陈邓许可，我们即已令三纵（孙、丁）今晚即向徐州以东及东南攻击，请求批准。明（十六日）晚一纵即可赶到褚兰以西。因此．中原之四纵即可南调，徐州方面估计无甚问题。同时明晚六纵及十三纵亦可解除对黄兵团之作战任务（因地区小，挤不下），而转用于他方（视机再定）。

（三）十纵明晨向庙山、团山及其西南攻击，以求得迅速与韦吉联系，断敌退路。正面之七纵、苏十一纵亦可适时出击。

以上部署，有何指示，盼即示复(13)。

八、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九时报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电（14）

（一）十五日晚我攻黄百韬兵团的部队休息，等待弹药补充。决于木晚肃清大小牙庄、黄滩之二十五军一○八师及四十四军一部。十七日晚完成对碾庄圩之攻击准备与吸引邱、李之东援。十八日晚总攻黄兵团部所在地——碾庄。

（二）（略）

注释：

*[淮海战役发起前，国民党军队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迄商丘，北抵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地区内，集结了由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下的四个兵团和四个绥靖区部队，连同以后陆续增援的部队，共约八千万人。第一阶段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发起，至二十二日结束。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于徐州以东新安镇、碾庄地区歼敌十八个整师（包括何基沣、张克侠三个半师起义在内），并给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刘汝明四个兵团以相当打击，占领徐州外围广大地区。在此期间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并将从河南来援之黄维兵团阻止于宿县西南南坪集地区。从而隔断徐、蚌联系，使徐敌处于孤立地位。这里选辑关于歼灭黄百韬兵团作战方针和部署电报八份，其中第六、七份粟裕单独署名，其余由粟裕与其他领导人联合署名。]

(1)[此电由粟裕与饶漱石、谭震林联合署名。当时，尚未收到军委十月十一日关于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电报。华东野战军于十二日亥时收到军委该电，十三日午时复电军委同意十一日电示。]

(2)[军委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四日丑时复电全文如下：“（一）你们十二日子时电部署的缺点是将打援兵力放在正面，而不是放在侧面。你们十三日午时电同意我们十一日电意见，即可改正此缺点。其具体部署应以一个强力纵队袭占运河车站，歼灭守敌，控制该地一带；以三个纵队攻占及控制台儿庄及其以南地区，一部直达铁路；以两个纵队攻占临城、韩庄（得手后留一个纵队于临、韩，直迫贾汪，以一个纵队移至台儿庄及其以西地区）。以上共六个纵队，可由三纵、八纵、十纵、十三纵、渤纵（你们十二日子时电未提到渤纵，不知何故）及从韦国清、吉洛到路北之两个纵队中抽出一个纵队充任。务使邱、李援敌感到威胁，不驱逐我侧面兵力，不攻占台儿庄，即无法越运河向东增援，又使徐州城内感受威胁，不得不留李部第八军驻守。（二）韦吉率一个纵队南下（不要到滨海去补棉衣，应在现地补棉衣，即从运河车站附近直下睢宁），会合留在路南之十一纵，不要位于宿迁以东，而要位于睢宁地区，控制徐、宿公路，从南面威胁徐州、使邱、李援敌感到如不驱逐韦吉，则无法经睢宁、宿迁东援，同时对于徐蚌线亦起威胁作用，使李部第九军不敢离开该线。（三）以九、广两纵出鲁西南，会合当地地方兵团，位于丰县、鱼台以西，虞城以北，城武以南地区，从西北威胁徐州，使孙元良部只能对付我九、广两纵，而不能到徐州接替李部第八军守城。（四）我刘邓主力一、三、四、九纵，不日开始攻击郑州，得手后以一部向东，威逼开封，吸引刘汝明全部、孙元良一部西顾。（五）以上各项部署，都是为着钳制徐州各部援敌，使其第一个感觉是我军似乎有意夺取徐州，而不能确切断定我军并非夺取徐州，而是歼灭黄兵团。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除南北两侧威胁，则很难赴援。这样就给我军以必要的时间歼灭黄兵团。至于敌人援军的组成，大概只能使用邱兵团各师。李兵团似难离开徐、蚌，因为刘峙不但要对付我军对徐、蚌的威胁，而且要防备冯治安、孙良诚的可能叛变。孙元良部则可能停留在汴徐线上。（六）以一、四、六、七、十一、鲁中等六个纵队再加特纵，担任歼灭黄兵团三个师，这是全战役的中心目标。（七）除九、广两纵应从兖、济直出丰县、鱼台、虞城地区外，其余各部，第一步，应全部开至临沂、梁丘、白彦、邹县之线的展开位置，并休息几天，而不应先后参差不齐；第二步，各按规定任务由该线同时前进，因此，你们不但应等候棉衣、棉花完全到手分配，而且应等候攻济各部的兵员补充，及由济南附近开到临沂、邹县之线，因此全军从临邹线向南出动之日期，应推迟至十一月五日至十日之间为适宜。（八）后勤工作准备（粮食、弹药等）及政治工作准备，力求比较完备周到。（九）你们对于上述意见望再考虑电告。”]

(3)[此电由粟裕与饶漱石、谭震林联合署名。]

(4)[军委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日丑时复电：“完全同意你们十五日申时电各项部署，望即照此执行。”]

(5)[此电由粟裕与饶漱石、谭震林联合署名。]

(6)[军委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午时复电：“完全同意你们二十一日午时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

(7)[此电由粟裕与饶漱石、谭震林联合署名。]

(8)[军委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三时复电指出：“二十八日戍时电悉。计划与部署甚好，请即照此施行。”“此役胜利建筑在两个条件上面，即是：（一）使黄、李、邱三个兵团，及三个兵团中之各军，互相不能增援。要达到这一点，除华野全军照二十八日戍时电部署外，陈邓方面亦请于七日或八日同时动作。（二）使黄兵团各军没有收缩集结之时间。要达到这一点，就应当在同一个晚上动作，不要在两个晚上先后动作。以上请加考虑酌定。此外，你们后方各事如尚未处理完毕者，宜交与适当之同志去处理，以便粟谭专心指挥作战。此战打得好，可能歼灭黄兵团八个师，李兵团两个师，冯治安两至三个师，接着不久并可能歼灭东海及两淮之敌，则长江以北之战局便可展开。那时即使蒋介石将锦西、葫芦岛、营口等处之敌全部南调，亦只能布防于长江沿岸，于大局无补。故望你们精心组织这一伟大的战役。”军委十一月七日二十时又指示：“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

(9)[此电由粟裕与谭震林，陈士榘、张震联合署名。]

(10)[陶郭：指华野四纵司令陶勇、政委郭化若。]

(11)[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亥时复电：“粟谭陈张十月十日第一步完成对黄兵团之包围，第二步歼灭黄兵团之部署甚好。我们前电有与此部署不相符合者，应照此部署办理。”]

(12)[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二十三时电指出：“我们很担心十四、十五两日不能解决黄百韬，又担心阻击兵力不足或阻击不得力，邱、李能够靠拢黄敌。”希望粟裕“集中力量，首先解决黄敌二十五军、四十四军、一百军，留下黄之兵团部及六十四军，吸引邱、李东进，然后以韦吉、谭王两集团，向邱、李东西合围，乘势猛击，歼其一部，构成徐州与邱、李间之阻绝阵地。同时，土榘指挥各部歼灭黄兵团余部。只要此着成功，整个形势即有利于我。”“此战役为我南线空前大战役，时间可能要打两个月左右，伤员可能在十万以上，弹药、民工需要极巨，请华东局、中原局用全力组织支援工作。”]

(13)[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三时电指出：“现在已到令七纵、十纵、苏十一纵等部向后撤退，放敌东进之时机，而且似宜推迟一二天总攻，才能诱敌深入。究应如何？望酌情机断行之。”]

（14）[此电由粟裕与陈士榘、张震联合署名。]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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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统一指挥的建议*

（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一）（略）

（二）淮海战役当遵命于十一月八日晚同时发起战斗，但不知陈军长、邓政委所部能否于八日晚发起战斗，请陈邓示复(1)。

（三）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2)。

注释：

*[这是裕报军委并陈毅、取小平，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

(1)[由陈毅、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四个纵队，于十月二十二日攻克郑州、二十四日解放开封后，由西向东推进，两支野战军协同作战。时刘伯承尚在豫西。淮海战役发起时间以后定为十一月六日。]

(2)[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复示：“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刘伯承率领中原野战军两个纵队由豫西进入淮海战场后，军委于十一月十六日决定，为统筹淮海前线作战事宜和地方支前工作，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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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抑留敌人于徐州周围歼灭之*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八日）

一、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午时致谭震林、王建安，并报陈毅、邓小平，军委、华东局、中原局电(1)

（一）据各方情况综合：

1．徐敌工布置南撤，并企图以淮河为第一线守备，现战车营正南运中。

2．谋息：新海敌人已撤房山街，刘峙令其西撤新安镇，本日可达该处。

3．据冯治安部何基沣、张克侠电称（已转军委华东局陈邓），该军大部或全部起义均有可能，望遵军委六日寅电执行(2)。

4．现黄兵团部署：六十三军新安镇、红花埠，六十四军高潭沟、前后丁集，二十五军阿湖，一百军程家集、杨家集。

5．李弥主力仍在曹八集、碾庄、赵墩线，其第九军之三师位于运河站、炮车、官湖。

依上述综计运东之敌为：二十五军、四十四军、六十三军、六十四军、一百军，计五个军十个师外，加九军三师，共十一个师（保安部队约两个师未计入）。

（二）估计此次战斗发起后，有如下变化：

1．冯治安部如顺利起义，则徐敌东北及以北完全暴露，邱兵团为中原各部拉住，刘峙很有可能将李弥兵团靠近徐州加强守备。

2．如黄兵团及刘汝明为我全歼（巾原军歼灭刘汝明），而邱兵团又为我分割不能收缩徐州，或能退缩徐州，只要运西我军（潭王指挥之七、十、十三纵队及苏北十一纵、江淮独立旅）能包围李兵团，以便我歼黄兵团各纵队移行运西聚歼李兵团，则可孤立徐州，我有提前夺取徐州或孤立徐州，使敌不能南撤可能。

3．如我能完成第二步（歼李兵团）作战，则徐敌可能提早南撤，固守蚌埠、淮河线，黄维兵团集结蚌埠，或退守信阳。

（三）不论如何，目前主要关键为能否全歼黄兵团，同时作下一步准备，特提出以下方案：

1．运西部队（七、十、十三纵）应乘冯治安部起义下（或一部仍顽抗，我主力不应为其吸引），主力应依预定计划迅即直出陇海线，由谭王统一指挥七、十、十三纵，及苏北十一纵、江淮两个独立旅，分割包围李兵团，截断其徐州退路，逐次歼灭之。在远东黄兵团大部解决时，我即抽二个纵队加入运西作战，但不论如何，战斗初期运西部队（共十四个旅欠一个团）应独立负担阻击邱兵团与歼灭李兵团之一部，以便我抽出运河站、炮车线之四、八纵加入东面歼灭黄兵团与李延年部之作战。

2．如中原军歼灭刘汝明部作战已经完成，则建议以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段（现在即请告豫皖苏对该段破击，淮南已告江淮破击）截断徐敌退路，使李、邱兵团不能南撤。我远东部队解决黄兵团后，即以一部加入运西，歼灭李兵团，主力则协同中原军攻击徐蚌段，孤立徐州。尔后，或继续歼灭黄维兵团（可能回撤）或歼灭蚌埠之孙元良兵团（可能收缩蚌埠），或者夺徐州，当依实况再走。但孤立徐州，截断徐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这样可更有利于今后之渡江作战。

以上请你们即作准备，并提出意见。关于今后作战，请陈邓、军委予以指示(3)。

二、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辰时报军委，陈毅、邓小平，并报华东局、中原局电(4)

（一）由于近来全国各战场的不断胜利，尤其是东北的伟大胜利与完全解放，促成战局的急剧大变化。在此情况下，蒋介石有采取下述两种方针可能：

第一，以现在江北之部队再加上由葫芦岛撤退之部队，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沿江及江南及华南防御。

第二，立即放弃徐、蚌、信阳、两淮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迅速巩固江防，防我南渡，并争取时间整理其部队，以图与我分江而治，俟机反攻。

（二）蒋介石如采取第一方针，使我在江北仍有大量歼敌的机会。如果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至有大的战斗（如在江北大量歼灭了敌人，则严重的战斗要在华南才有打的），也不至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使我军于解放后容易恢复。但如此，对江北及华北各老解放区的负担仍将加重，又为不利。

如果蒋介石即采取第二方针，可以大大减轻我江北及华北各解放区的负担，使这些解放区迅速得到恢复。但我今后渡江要困难一些（困难仍完全可能克服），并于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尚须进行一些严重的战斗和部分的拉锯战，且在江南大量歼敌的条件亦较江北差一些，这又是不利的一面。

（三）我们不知各老解放区对战争尚能支持到如何程度。如果尚可能作较大的支持的话，则以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为更有利。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或歼孙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截断浦蚌铁道，错乱敌人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路，以阻延敌人南撤。管见是否有当，请即电示(5)。

注释：

*[淮海战役发起后，粟裕根据全国和当面战场的形势，适时提出了孤立徐州，截断徐敌陆上退路，争取在长江以北同敌人进行决战的建议。这里选辑建议电两份。]

(1)[此电由三粟裕、陈士榘、张震联署名。]

(2)[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司令冯治安所部，当时驻守徐州东北的贾汪、临城、枣庄地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副司令何基洋、张克侠率一个军部和三个师一个团共二万余人于贾汪地区起义，使我军得以顺利通过三绥区防区，威逼徐州，切断了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

(3)[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七时复电：“虞（七日）午电悉。（一）估计及部署均很好。（二）昨今两日战况望告。”]

(4)[此电由粟裕、张震联合署名。]

(5)[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亥时复电：“齐（八日）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十日电示陈邓：“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十一日又电中野、华野：“只要你们歼灭黄百韬、孙元良两兵团，占领宿县及徐蚌段铁路，徐州就处于被我包围中，就可以准备第二步歼灭邱李，夺取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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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中原野战军围歼黄维兵团*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一、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亥时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报军委、华东局电(1)

十九日电(2)均悉。经我们研究后，有如下意见和部署：

（一）目前邱、李兵团因遭我正面严重阻击、打击和侧击威胁，及碾庄攻克后，本日除局部在榴炮、飞机、坦克疯狂乱轰乱炸下继续进攻外，大部均在调整部署，将突击点收缩至四埠、黄集、薛家湖、冈上集、鼓上、狼山、中山、尖山一线加筑工事。碾庄以东残敌（六十四军三个半团），还需两晚才能全部解决。

（二）部队旬余日来均已全部参加作战，伤亡不一，大致五千余为八、九纵，四千余为四、十三纵，三千余为十、六、一纵，二千余为三、鲁、十一纵，千余为二、七、十一（王张）纵（均因行动陆续作战，无精确统计）。部队因连续行动，追击、攻击，确已相当疲劳，但士气仍高。如能争取短时日休整补充继续战斗，当更好，惟须视情况允否而定。

（三）黄百韬被全歼后，估计邱、李兵团有收缩徐州附近之外围守备，和待机配合黄维、李延年南北、西南以宿县为中心对进，以图打通津浦线联系之极大可能。我原拟在七兵团（黄百韬兵团）未解决，邱、李积极东援情况下，争取分割包围歼其一部（二至三个师），但目前已不可能。我们完全同意刘陈邓指示，抽出四至五个纵队，必要时还可增加三个纵队，协同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并有如下意见：

1．首先求得彻底歼灭黄维兵团为主，我们除以六纵接替中野九纵任桥防务，阻击李延年任务(二十五日可到任桥），使九纵西去参加突击外，必要时拟以韦吉率二、十一（王张）两纵，准备西去参战，并归刘陈邓统一指挥。我拟以六纵、十三纵、八纵、九纵及江淮独立旅、三十四旅（现正围歼灵壁中），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北进，相机歼其一部。碾庄以东将大小院上、尤家湖解决后，即留四纵继续扫清残敌，再南来休整待机。如不需我们派队参加打黄维，则我们除北面钳制邱、李、孙外，可集中二、六、八、九、十一（王张）、十三等六个纵队，歼灭李延年部。

2．以原负责歼灭邱、李之八个纵队，转移于姚楼、孤山集、四堡、石龙桥、后刘家、二陈集、水口、倪团、黑山、邵家楼、麻谷子、吴窑线，大弧形包围徐州，继续监视钳制徐州之敌，阻其南援。我们已作如上布置，究应如何请速示。

（四）预计几种情况下的处置法：

1．由徐、蚌、蒙之处敌人，以宿县为中点对进，打通南北联系，刘陈邓及华野之二、十一两纵，正全力歼灭黄维兵团，我们则全力保刘陈邓歼黄胜利，负责阻击蚌徐敌人增援，相机歼六兵团（李延年兵团）之一部，坚决阻击徐敌南援。

2．黄维在发现有被围之征候，即向蚌埠收缩，与李兵团会合再北进，我则于铁路两侧分割歼灭其一部或一路。如会合后，徐蚌敌均不前进，我则争取短时间休补待机。

3．黄维被围攻紧急时，徐敌可能倾全力南援，如此，则我争取歼其一翼或一路。

（五）韦吉率二、六、十一、十三等纵均于今晚分途南进，于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全部进至大店集地区待命，其它各纵部署另告。以上各案，当否请示(3)。

二、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申时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军委，并致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电(4)

（一）邱李兵团遭我正面阻击，伤亡甚大。我原拟截断敌之退路，达到歼灭其三四个师，因敌遭阻后，采取筑工推进，仅能营连分批歼灭与火力杀伤。截至今止，九军、五军伤亡均过半。当碾庄圩攻克后，我遵示决定转移部队于南线会战，以歼灭李延年兵团。二纵、王张十一纵二十日已到游集、古城地区，本晚可到大店附近；十三纵本晚可到禅堂附近；六纵本晚可到大王集地区。

（二）按照军委二十一日寅时电令(5)，决定以七个纵队监视徐州近郊之邱、李、孙兵团，采取逐次削弱，坚决阻击其南窜，以保刘陈邓中野歼灭黄维兵团，与南线我军歼灭李延年兵团。部署如下：

1．第一、三、十二纵，鲁纵，广纵，冀独一、独三旅，由潭王统一指挥，监视与阻击徐州之敌，截断徐敌与李、黄之联系，保障刘陈邓中野及南线我军侧背之安全。

2．决以二、六、七、十、王张十一纵、胡张十一纵、十三纵，歼灭李延年兵团。黄百韬兵团残部全歼后，除以四纵于现地休整、监视徐敌外，八、九纵至夹沟、闵贤、阚町东西地区，布置第二线阵地（对徐敌）。具体动作如下：

王张纵应于二十二日晚进到王巷子（铁道不含）、官沟、湖沟之线，并确实控制浍河桥，有分割李延年与黄维兵团联系，由西向东攻击之任务；

二纵应于二十二日晚进至王巷子（铁道含）、花庄集及大惠以南地区，接替中野九纵防务，如敌沿铁路前进，应坚决阻击，如敌向大店前进，该纵则布置侧翼阵地，让敌前进，待命出击，但在胡张纵到达前，该纵应以一个师于嵩沟线构筑坚固工事，以便北线各纵到达后聚歼敌于嵩沟及仁义集以南地区；

六纵、十三纵则沿沱河两岸由东南向西北攻击，配合正面聚歼敌于任桥以北地区；

七纵、胡张十一纵，则待二、六、王张纵将敌分割后，依实况加入作战；

十纵为总预备队；

江淮两个旅攻占灵壁后，待命经园宅集向团蚌段攻击。

（三）韦言指挥二纵、王张十一纵、胡张十一纵（拟二十二日晚南移），其余则归本部直接指挥。

（四）为便于配合，建议中野于南坪集、孙町集线以南歼灭黄维兵团为好。战役第一步，我为集力歼灭李延年兵团，因此以二纵接替中野九纵防务外，暂不能派队直接配合中野作战。

（五）我们拟以两晚行程，二十三日晚进到时村以西地区指挥，谭王进到古城西南张山集地区指挥北线各纵（一、三、十二、广、鲁、冀独及四、八、九纵），阻徐敌南援。

（六）为使我主力南调后，运东伤员粮食转送之安全，在渤纵到达前，建议华东军区将滨海分区武装控制运河铁桥、台儿庄、猫儿窠之线。以上步骤动作，请即依此布置并告我们。整个部署是否适当，请刘陈邓、军委、华东军区予以指示(6)。

三、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已时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军委，并致韦国清、吉洛，谭震林、王建安电(7)

二十四日十时及军委二十四日十五时电(8)均敬悉。我们完全拥护先集中力量歼灭黄维的作战方针，并作如下布置：

（一）六纵本日除以一个师控制宿县，接替二纵六师任务外，主力进至湖沟集、观音堂之线，尽量向东推进，构筑阻击阵地，以坚决阻击李、刘兵团可能由固镇河以南向西增援，西与王张十一纵联系。二纵仍控制蔡家桥、王家大庄子、古家店、西寺坡、张家桥、高口集线以西以北及铁道一线，阻击李、刘兵团沿铁路向西北进犯，并尽量将阻击阵地向东南推进，使李、刘兵团远离黄维与宿县地区。该纵应与六纵衔接。十三纵及江淮部队，于攻歼灵壁敌人后，十三纵移至二铺、大店以南地区，加入阻击李、刘兵团，江淮两个旅进至沱河集，侧击李、刘兵团。以上各部统归韦言指挥，并由韦吉具体部署。

（二）除王张纵已由中野指挥，参加向黄维突击外，另再调七纵、苏十一纵加入对黄维之作战。该两纵于明（二十六日）晚始可赶到宿县以南及西南地区。十纵亦可于明晚赶到宿县以东地区作预备队，稍事休整后，准备加入歼灭黄维作战。上述各纵应如何使用，盼示。

（三）一、三、四、八、九、十二、鲁纵、广纵等，留北线负全责阻击可能南授及沿徐萧路向西南增援之邱、李、孙兵团，并统归谭王指挥。

四、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九时报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9)

军委二十六日二十时电(10)奉悉。

（一）为协同中野作战，职部已令王张纵直归中野指挥，二十六日晚以七纵进至蕲县集以南之奶奶庙地区，苏北十一纵进至宿县以南之桃园集，本晚相机以七纵及六纵之一部解决大营集四十九师两个团，而以苏北十一纵控制蕲县集附近。以上两个十一纵、七纵（不是六纵）及特纵两个美榴炮连（八门）、两个日榴炮连（六门)、一个野炮连（三门）统归中野指挥，参加歼灭黄维之作战。特纵炮兵今晚可到蕲县集，归七纵成钧、赵启民指挥。

（二）六纵已完成分开李、黄联系，已令其主力向东压缩，配合正面之二纵于花庄集、官沟集、湖沟集地区，向南向东南压缩，阻击李、刘之北援。以上为二、六两个纵队。

（三）以十、十三纵位于三铺、大店集线待机，稍事休整，以应战役意外情况。以上是否有当，请示。

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申时报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电(11)

完全同意中野二十八日十七时、军委二十九日六时电示(12)外，并补充如下意见：

（一）黄维在由蚌北援无望情况下，似只有缩集死守，待徐敌南援。刘汝明、李延年部已闻风南撤，我因河流所阻，未及截歼敌之主力。除控制固镇、新桥站间铁路及两侧地区之敌六十八军二千余，十纵正围歼中外，正以二纵、十三纵、十一纵及六纵一个师，向曹老集地区追击、合击中；但敌主力似已缩集蚌埠及以北地区，于运动中寻歼敌人时机已过。徐州之敌连日先以四十七、四十一、十二、七十二、七十四军等较弱部队，协同其主力七○军、八军各一部，向我较弱之两广、鲁中南、十二纵阵地攻击，已进占孤山集、瓦房、梁庄、四堡、玉皇阁、韩楼、褚兰、宝光寺、水口之线，其五军、九军均集结徐州以东地区未动。另息：敌第二兵团（邱清泉兵团）在徐办事处均随军行动，声称南下，徐州“剿总”已改设指挥所，大部人员空运南京等惰。据此，估计邱、李、孙兵团有倾巢南犯增援黄维，就使南撤，或乘我主力围歼黄维兵团，及李刘兵团南撤我主力南追之机，即集中二等部队向我攻击，主力乘隙向南，或向两淮突围的可能。否则，黄维被解决之后，邱、李、孙处境更坏，更利我各个击破。

（二）我即遵指示调整部署。除以江淮两个旅进入淮南协同先纵（13）辗转破击浦蚌段铁路，不让敌增兵蚌埠外，另以十三纵控制固镇、曹老集地区，部署阻击蚌敌可能北援或西援黄维。南线各部除七纵、特纵配属中野参战外，其余二、六、十及苏十一纵，即集结宿县、灵壁、固镇及宿县西北地区待机，准备适时增加必要兵力，最后解决黄维。同时准备诱引邱、李、孙兵团沿铁路东侧南下至唐河北岸地区，会合北线各纵，由两翼出击，求歼敌于徐州、夹沟西侧地区。如敌向东南突围，我亦可适时机动截击。在黄维基本解决前，以阻击徐州之敌，保证围歼黄维作战为主，只有黄维大部解决后，再视机诱敌南下，以便聚歼敌主力于徐州外围地区（阻援程度，视中野对黄维作战情况发展而定），至时不仅华野主力参战，如兵力不足，中野亦可以一部参加，协力解决邱、李、孙。如能于歼灭黄维同时或以后再歼邱、李、孙，则中原战争基本解决。故我中野、华野目前阶段，均直以全力争取实现续歼黄、邱、李、孙立方针。

（三）如黄维迅速解决，邱、李、孙主力仍缩集徐州，则我中野、华野两军短期休补后，即分兵南北，夺取徐蚌。在任务分配上，徐敌邱、李、孙全部二十一个师，约二十五万至三十万人。必须集中华野全部，或中野全力再加华野一部（五至六个纵队）才能解决。蚌埠李、刘十五个师近十万人，如以中野全部或华野一部即可完成此任务。为便于作战指挥与部队使用不分割建制，提议以华野全部负责围歼徐州之敌，中野夺取合肥及蚌浦段，开辟淮南较适当，且中野对大别山、皖江地区工作联系上亦有基础，究如何，待视尔后情况发展，由军委决定。(14)

六、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未时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并军委、华东局电(15)。

电话奉悉。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一部(16)，即晚南下，参加歼灭黄维作战，统由陈士榘同志率领南来，请分配其作战任务。我们对杜、邱、李作战除以二、八、十及十二纵防敌向南突进，该四个纵队只能采取局部攻势外，北面之一、四、九三个纵队则仍采取积极攻势，使敌无喘息机会。渤纵之另一个师，则拟自徐州抽出作为总预备队。另以此间特务团控制永城，防敌乘隙窜进。

注释：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在此期间，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将敌黄维兵团，围歼于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华野先后以第七、第十三、第三和鲁中南纵队以及特纵炮兵主力，归中野指挥，参加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其余大部主力，担负阻击钳制、追击包围杜聿明集团和阻击南线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的任务。这里选辑由粟裕与谭震林、陈士榘、张震等联合署名的协同中野围歼黄维兵团的电报六份。]

(1)[此电由粟裕、陈士榘、张震联合署名。]

(2)[在敌黄百韬兵团行将全歼之时，中央军委曾设想下一步以华东野战军主力诱歼由徐州东援之邱清泉、李弥兵团数个师，然后再看形势，或者继续歼灭邱、李再打徐州，或者先打徐州再歼邱、李；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寻歼敌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并钳制黄维兵团。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两次电报中央军委并致粟裕、陈士榘、张震，认为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之后，已相当疲劳，接着打邱、李，不易达成预期目的。同时中原野战军以现有兵力对付黄维、李延年困难较大。建议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后，监视钳制邱、李、孙兵团，协同中原野战军歼击黄维、李延年兵团。]

(3)[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五时电复：“完全同意二十日亥电部署。”]

(4)[此电由粟裕、陈士榘、张震联合署名。]

(5)[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寅时电示粟裕、陈士榘、张震：“华野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李延年。请粟陈张、谭王从目前起，即将主要注意力及兵力部署的重点，放在歼灭李延年三个军的上面。”“只要李延年歼灭，战局便可改观。”]

(6)[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亥时电：“同意粟陈张二十一日申时电部署。不管黄维、刘汝明、李延年前进或停止，这个部署都是好的。敌前进则可歼李、刘大部，黄维一部，敌停止则可取得短期休整。”“为实现长期隔断徐，蚌，围困徐敌，华野应在徐、蚌之间，以宿县为枢纽，构筑坚固的阻隔阵地。”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也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展时复电，完全同意此部署，并提出：“战役第一步由中野全力对黄维，华野全力歼李延年、刘汝明（宿县城由华野控制），尔后再视战况发展，实行调整。”]

(7)[此电由粟裕、陈士榘、张震联合署名。]

(8)[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二时及二十四日十时致电粟裕、陈士榘、张震并报军委：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请粟陈张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入歼黄维作战。军委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五时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的电报指示：“（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9)[此电由粟裕、陈士榘、张震联合署名。]

(10)[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二十时电：“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除使用华野的两纵、王张纵外，十纵亦应迅速进入战场，准备参加最后战斗，保证歼黄维的足够兵力。”]

(11)[此电由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联合署名。]

(12)[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七时电：“现我们从敌人固守着眼，正等待弹药到达，即于

Chapter_47

后（三十日）夜开始攻歼敌人，采取集中火力，先打一点，各个歼灭的战法”。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六时电：“解决黄维兵团是解决徐蚌全敌六十六个师的关键，必须估计敌人的最后挣扎，必须使自己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情况。因此，粟陈张在解决固镇、曹老集之敌以后，华野二、六、十、十一、十三等五个纵队应立即集结休息，作为歼灭黄维的总预备队。”]

（13）[先纵即先遣支队，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成立。孙仲德任司令，谭启龙任政委，饶守坤任副司令。部队由一、四、六纵各一千人及淮南的三十三团、马长炎率的一个加强营组成。任务是先行南渡长江，开展皖浙赣阅各省游击战，尔后迎接主力渡江。后因情况变化，仅由孙仲德率淮南部队在淮南沿江一带活动。]

(14)[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七时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一）粟陈张、谭王李二十九日各电均悉。各项估计及意见均甚好。（二）固镇、曹老集之线敌人解决后，以江淮两个旅进淮南，以十三纵控制固镇、曹老集，部署甚妥，望即执行。（三）二、六、十、苏十一等四个纵队应以两个纵队位于固镇以北休息，准备随时供刘陈邓使用，为解决黄维的总预备队，以策万全；其余两个纵队是否即可照谭王李提议，开至双沟、大王庄之线，以便配合一纵，阻止邱、李主力向两淮逃跑之可能。请刘陈邓、粟陈张按情决定。（四）七纵炮兵已供刘陈邓使用，这里不再说了，推炮纵应全部开去打黄维，以厚大力。（五）渤纵现到何处？该纵似亦应使用于双沟地区，对付邱、李主力。（六）刘陈邓电台应速与谭王李电台沟通。（七）黄维解决后，我们现在倾向于集华野、中野全力，解决邱、李、孙，然后休整一时期，再合力举行江淮战役。”]

(15)[此电由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联合署名。]

(16)[此前华野十三纵已于十二月三日直接参加对黄维的作战。]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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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击合围全歼徐州逃敌杜聿明集团*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

一、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已时致周志坚、廖海光、陈华堂，王必成、江渭清、皮定钧并宋时轮、刘培善，韦国清、吉洛电

（一）（前略）据息，徐州敌已开始空运撤退“剿总”机关人员，积存物资已分配各兵团携带，似有相机放弃徐州，集中邱、李、孙兵团倾巢南援黄维（就使南撤）或向两淮、武汉突窜可能。

（二）为保证中野歼灭黄维与相机截击可能南援或向东南、西南突窜之邱、李、孙兵团，除北线各部原任务、部署不变，七纵、特纵仍参加中野作战，南线各部除以一部监视阻击蚌埠可能再次北援之敌外，主力即北返宿县、大店集、朝阳集、渔沟集地区集结待机，其各部任务及集结区如下：

1．江淮部队与先遣纵队仍跨浦蚌线两侧地区辗转破击该段铁道，阻滞敌之交通运输，配合十三纵正面阻击作战。

2．十三纵担任阻击蚌埠之敌北犯或西援黄维之任务，应在新桥站至曹老集铁道两侧及（氵解）河以南何集、火星庙、张店子之间地区，选择要点，构筑阻击阵地，部署阻击兵力，并以小部队迫近曹老集东西地区，确实监视敌之行动，坚决歼阻沿铁路北犯或沿（氵解）河以南西援之敌。

3．六纵在十三纵接防前，仍应以十七、十八师控制小卢沟、大吉沟村、高家湖地区，并先行接替苏北十一纵陶庄防务，以佯攻手段迷惑监视曹老集之敌，待十三纵接防后，再移至（氵解）河以北固镇、连城、姚集地区集结，休整待机。

4．韦国清、吉洛率十一纵即于今晚开始经河集、瓦町集、湖沟集北移，以三日行程，于十二月三日拂晓前进至宿县东北之灰古集、塔桥集、顺河集、二铺地区（二纵），及大店集东北之仁义集、王集地区（苏北十一纵），集结待机。

5．十纵亦于今晚开始经固镇、卢庄集、杨町集北移，以四日行程，于十二月四日拂晓前进至渔沟集、朝阳集、湖集、路毛徐地区，集结待机。

6．本部今晚移嵩沟集附近指挥。

7．各部在交接防务时，应特别注意采取小部队佯攻，以迷惑敌人，免为敌利用空隙重占我之阵地。各纵转移行动，一律于夜间隐蔽行之，免暴露企图。

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中时报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电

（一）徐州邱、李、孙兵团昨一（三十日）晚开始向西及西南实窜。该敌十三兵团进至萧县地区，二兵团今日似进至红庙（萧县西二十里）地区，并正在破坏徐州之工厂、仓库。侦息：今年有六百辆汽车由徐西开砀山方向。听息：敌似向阜阳开进。我已进占林佟山、柳集、三集之线。

（二）现九、八、三、四、一、广、鲁中南、苏北十二、渤纵等部已向永城、萧县、夏邑及徐州、萧县间急进袭击。以渤纵由大许家进占徐州；十纵经宿县西进永城；另着苏北二纵、十一纵即由固镇、湖沟集沿涡河北岸西进，随占涡阳；十三纵尾后跟进，部署第二线截击。已令中原豫皖苏军区控制商砀陇海线，永城、毫县、太和及沿沙河周家口、界首各渡口布防截击。中野已令郑州城防部队乘车东开，控制商丘。六纵控制曹老集地区，警戒蚌埠之敌。七纵仍参加歼击黄维兵团。

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致一、四、十二、特纵并报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并告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及三、八、九、鲁纵电

（一）我九纵已攻人祖老楼西南地区与敌打响，并已令其继续向西北薛家湖方向截击；八纵向永城截击；三纵向瓦子口以西截击。今晚十纵可到百善集，二纵可到临焕集以西地区。

（二）你们当前情况如何？十二纵务必沿徐州敌向西的退路跟踪猛追，并防敌在无法西窜时再向徐州回窜；一、四纵应集全力由敌左侧后以勇猛动作，不怕伤亡，攻入敌纵深向敌截击，务将敌行军队形截成数段，而各个歼灭之，其动作越猛越好，不仅使敌无法站稳阵势，而且使敌无法整顿队形，则该敌易为我解决。一、四、十二各纵，仍归陶勇、郭化若指挥，如鲁中南纵队在其附近，亦归陶郭指挥，但陶郭仍归谭王指挥。望陶郭根据当前情况，机断处理。如特纵之坦克二十辆到达徐州后，亦拨归陶郭指挥，参加追击。

（三）三、八、九纵应尽最大努力，以强行军速度，绕到敌之先头，以截住敌人向西逃窜，并于截住敌人后，即迅速设法分割敌人，如将敌行军队形截成若干段，这是最便于歼灭敌人的办法。而乘敌于夜间行军中，以勇猛动作截住，又是最易达成截断敌人的办法。望各纵注意采用此手段，但八、九纵则不应丧失绕至敌人先头的机会，务必尽力赶至敌人先头，而截住其去路。为便于行动迅速，各纵重武器及机关辎重行李等，可留少数部队掩护跟进（但亦不能掉队）为要！

四、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六日辰时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军委，华东局电

（一）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部由徐逃窜，遭我追击截击后，现收缩于永城、萧县边的锦州桥、孙楼以西，孟集以东，青龙集以北，王白楼以南，纵横约二十里。两日来，我俘敌约两万人。因我由追击、截击部署调整为围攻部署，五日晚我依现态势调整，重点以不让敌向南、向东南突围，西面控制薛家湖、永城两点，无论如何不能在两点之间放松，我仅以小部队与之对峙。具体部署：

1．一、四、九、广纵及冀鲁豫独立旅由东北、北及西北攻击，求得首先歼灭孙元良、李弥兵团，尔后会攻邱清泉兵团。归潭震林、王建安指挥。

2．以三、十纵及十二纵于东南及正南于大回村、香山庙之线，以大部攻击，一部防御，以防敌人南窜。鲁纵于濉溪口西北、黄里以西地区为预备队。

3．二、八纵于大回村以东及大回村西北向北、向东北攻击。十一纵于永城及其以西地区机动，如敌西逃，拟待其进至永城北实行截击或参加总攻。统归韦国清、吉洛指挥。

4．为便于应付新的情况，已电令吴化文部于十六日赶到宿县地区集结，必要时张克侠、何基沣亦拟令其南来参战。

（二）依目前情况，社聿明向南突破可能不大，我调整部署后，本晚即实行攻击，各个歼灭当面之敌。使我耽心者，唯六纵正面太宽，有刘汝明、李延年突破该纵防线之虞，势将影响钧部对黄维之作战，因此，除中野二纵加强六纵外，建议张国华所率之五个团大部或全部南下，加入对刘李之阻击作战，如同意，请钧部直接令调。

（三）为防止邱、李、孙向西南逃窜，我追击不及，建议邓子恢、李达处所集中之部队能抽出五至十个团至商水、项城线待机，以防杜聿明、邱清泉向周口逃窜，以便主力赶到聚歼之。

五、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亥时报军委电

十四日十一时电(1)敬悉。

杜邱李兵团(2)为要求与黄维兵团靠拢，于九日向南突围，遭受大的伤亡后，于十、十一两日整编部队，对地方武装及机关杂务人员和当地所抓壮丁都强迫编组，复于十二日继续向南突击。其突击方式，是集中坦克炮火和五个团以上兵力，在飞机轰炸下，攻我一点。我虽组织多次反击，并予敌以大量杀伤，但以敌集中力量，打我一点，而我又不便集中更多兵力于该点反击。我各纵除能以炮火支持外，步兵无法展开，形成观望与被动，对我殊为不利。本来我们拟将敌稍向南放，以便于运动中歼灭该敌，但以黄维兵团尚未解决，恐于放敌南进时出现混乱，故又不能不以主力于正面阻击敌人。为分散敌人突击力，减少我正面压力和争取主动起见，除北面仍以一纵、十二纵继续向南攻击外，今晚已调整部署，以二纵、十一纵位于正面阻敌，以四、十两纵位于青龙集以东及东南由东向西攻击，以八、九两纵位于刘集南北地区，由西向东攻击，如此即可形成对向南突击之敌的钳形攻势，以减弱其向我之突击力，争取时间达到逐渐歼灭之目的，也便于应付宋希涂部（据说二十军已到蚌埠）与李延年、刘汝明部协力北援的情况变化。因黄维兵团据说尚须四五天才能歼灭，我各纵虽甚疲劳，但情绪仍高，并已设法以师为单位争取轮流休息，使敌人无喘息机会。以上部署，是否有当，尚乞电示。

六、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二十二时报军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

十六日亥时电(3)悉，遵令休整十天，消除疲劳，溶化俘虏，研究战术，整理组织及展开对敌政治攻势，作为十天中心工作。但据息，敌可能突围。我准备乘敌突围中歼之。

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辰时致各兵团、各纵队电

（一）杜聿明、邱清泉、李弥似待粮弹充足后再行突围，估计约在二十五日前后。奉军委指示(4)，我们应坚持休整十天（十六日至二十六日），争取整补外，在此期间内，如敌突围，坚决堵击歼灭之。判断杜集团突围时，李延年可能以一部向蚌埠西北佯动策应。我中野初则阻击该敌，待杜集团大部解决时，则诱李延年至适当地点而歼灭之，以达到全歼杜集团与李延年一部之方针。

（二）根据近日各方俘供，邱清泉、李弥似仍求向南突围，将在空军掩护下施放毒气突围，并挑选敢死队配合战车突破我防线。为此，各部应注意以下事项：

1．加强工事，并在第二线构筑防坦克工事，各纵之间应贯通并互相检查，使战车无法外突（黄维兵团突围经验：高级干部乘战车逃跑）。

2．第一线工事应经常加修，第一线部队应有防毒准备，并组织各种炮火支援所有阵地，务必坚守，力求将突围之敌歼灭于阵地以前或阵地以内。

3．严密组织值班部队，尤以各兵团接合部应派联络部队，防止敌钻隙突围。

4．指定专门对空射击部队，并以炮火封锁敌机场，使其无法空投或降低其空投效率。

5．对当面之敌除加强政治攻势外，入夜应组织精干突击队，深入敌后，捕捉俘虏，破坏其作业，确实掌握各当面敌之动态，随时报告。

6．各纵应依据现区分之战斗分界线，对当面之敌积极进行攻击准备。

八、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复时报军委，邓小平、张际春，华东局电

（一）我们决于一月六日开始对邱、李部之围歼战(5)。首先集中一、渤、四、十、三纵由东、北、南三面挺进，分割攻击，求歼青龙集、夏庄、万庄、鲁老家地区之十三兵团，并以十二、九、八、二、十一纵分别由北、西、南三面各选数点攻击，求歼敌之一部，以达钳制夏砦、郭营、刘集、陈官庄地区之二兵团。第一阶段估计需时三至七天，俟攻歼李部得手后，即转移兵力聚歼邱部。估计于李兵团大部解决后，邱敌亦可能寻隙夺路向南突围，则战斗亦可能较快结束。

（二）三十五军(6)、七纵、六纵、冀鲁豫独立旅、鲁中南纵、十三纵、豫皖苏独立旅、广纵、特务团、冀三分区基干团等部，分别控制于蒋新楼、瓦子口，百善集、铁佛寺、永城、赞阳集、会亭集、夏邑之线外围地区，部署二线堵击。

九、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九时三十分报军委，中原前后方，华北、华东局电

经佳（九日）夜激战，刻已全歼杜聿明所部，余五六个村庄正在肃清中，本日上午即可全部解决。（下略）

注释：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及徐州地区之行政机关、后方人员，并裹胁部分青年学生，共计约三十万人，弃城向西南方向集团滚进。华东野战军当即以十一个纵队，以多路、多层的尾追、平行追击与迂回拦击相结合的战法，至十二月四日，将杜集团全部包围于萧县、永城之间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六日，孙元良兵团在突围中为我全歼。此后杜聿明在蒋介石严令督促下，采取三面掩护、一面突击的战法，拚力向南突击。我以三面突击，一面阻击的战法，紧缩包围圈。至十二月十日，我将敌两个兵团八个军等部约二十余万人紧紧包围于以陈官庄为中心的约五十平方公里地区内。为首先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对杜集团继续加以围困。黄维兵团被歼后，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遵照军委指示，为配合平津战役，部队进行二十天战场休整，广泛开展政治攻势。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发起总攻，至十日将敌全歼，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历时六十六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全战役共歼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五千余人，其中华东野战军歼敌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指司令杜聿明所率黄百韬、孙元良、邱清泉、李弥四个兵团和冯治安第三绥靖区，四十四万多人。至此，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使国民党反动政府首都南京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这里选辑追击合围全歼杜集团的电报九份，都由粟裕与陈士榘、张震联合署名。]

(1)[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十一时给粟裕的电报：“你们围歼杜、邱、李各纵，提议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待黄维歼灭后，集中较多兵力，再举行攻击。”]

(2)[孙元良兵团部及所属四十一军、四十七军，已于十二月六日晚突围时被我歼灭，孙元良只身化装逃脱。]

(3)[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亥时给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一）黄维被歼，李延年全军退守淮河南岸。（二）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十天左右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三）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做者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

(4)[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三时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裕、谭震林的指示：“（一）杜聿明要求补充四百吨粮弹方能突围，近日阴雨，补给甚少，现蒋、顾正增加补给，判断其突围实施时机大约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左右。蚌埠方面，李延年现仅以几支援索队，向包家集、何集之线前进，估计在本月底、下月初，我军歼击杜聿明战况紧急之时，有再以八九个师向蚌埠西北行动一次之可能。（二）在上述情况下，你们应令中野各纵，迅速完成战后整备，待李延年第三次北进时，担任南线防御，并准备于华野对杜聿明作战接近解决之际，放敌深入，围歼其一部。（三）粟谭仍应坚持十天休整计划，即使杜聿明于此时期内突围，仍应以一部抗击之，待我完成休整计划并重新部署以后，再举行攻击，并准备按照打黄维的办法，逐次解决之。”]

(5)[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二时电示粟裕并告邓小平、张际春：“五十四军撤回南京，刘汝明开合肥一带，李延年第三次向北增援之可能性已大减。”“你们可集中华野全军并多休整数日，养精蓄锐，然后一举歼灭杜聿明。只要杜部不大举突围，你们应休息至下月初，约于一月五日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望酌办。”]

(6)[济南起义的吴化文部与鲁中南部分部队合编为三十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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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中粮食供应问题*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十二月十二日电示(1)敬悉。关于战区粮食供应情况，简报如下：

（一）战役第一阶段之供应，因事先粮食布置均从战区在运（河）东这一情况出发，华中粮食在涟、沭，山东粮食在临城以北。战役开始，战局速移运（河）西，粮食运不过来。江淮干部少，大部是新收复区及新区，又经敌人抢掠，我军进入后，开始就地筹给，但筹借有限，虽饿饭不多，但拮据万分，当地亦难于有计划的筹借。

（二）战役第二阶段，中野及华野全军进入豫皖苏三分区，战场吃粮人数约计一百三十万，其中中野主力及地方部队二十万，随军民工五万，后方临时转运民工十五万；华野部队及新兵、俘虏共五十万，随军民工二十万，后方转运民工二十万。另有马匹四万，抵十万人消耗。每人每日以二斤加工粮计，每日共需加工粮二百八十万斤，据此，一个月共需加工粮八千四百万斤，合毛粮一亿一千余万于。五个月需加工粮四亿二千万斤，合毛粮五亿五千万斤。战役已过去一个半月，今后以三个半月计，尚需加工粮二亿九千四百万斤，合毛粮三亿八千五百万斤。至于各地供应能力：山东计划可动员二亿斤，现在韩庄至运河窑湾一线有五干万斤；华中可动员一亿斤，大部在运东一、二、九、五分区，江淮存粮不多，拟在五分区借粮一千五百万斤，二分区可筹一千余万斤；豫皖苏可动员一亿五千万斤，但运力不足，加工迟缓；冀鲁豫一亿斤，约须两个月始能全部运达战区；豫西供应能力不详。

（三）依据目前部署，南战场围歼黄维及阻击李延年之部队，计十四个单位，北战场围歼邱李孙立部队，计十三个单位（连吴化文部在内），中野后方位于毫、拓以西，华野后方位于古饶集、符篱集一带。现时供应区分：南战场大部由豫皖苏负责，华中辅助一部；北战场由山东、冀鲁豫、豫皖苏、华中分担，各负责供给一面。当敌放弃徐州西窜，华野初入路西时，大部靠就地筹借，一、四纵及医院曾两天中每天只吃一顿，经过多方赶运及汽车运粮，现各方粮食已补给上，危机已经过去。预计在十二月底以前，华中运达任桥及濉溪两地者一千一百万斤（内大米八百万斤，杂粮三百万斤）；山东一千五百万斤，运萧县六百万斤，符篱集三百万斤，任桥二百万斤，徐州四百万斤；冀鲁豫运到砀山、李庄、黄口一千二百万斤；如豫西能运到二千万斤，另有豫皖苏筹运二千六百万斤到达永城、涡阳、临焕集一线，即可维持到一月十五日。据估计冬季下雪，交通运输困难，必须预将一个月过冬粮食筹集，并于一月十日左右运到适当地点，军食始得无虞。我们意见：

1．由山东运加工粮三千五百万斤，到铜山二千万斤，宿县一千万斤，符篱集五百万斤。

2．由冀鲁豫运加工粮三千万斤，到铜山一千万斤，砀山一千万斤，黄口一千万斤。

3．由豫西运二千万斤，到商丘待运黄口。

4．由豫皖苏运二千万斤，到毫县五百万斤，涡阳一千万斤，永城五百万斤。

5．华中粮食来源太远，如两淮水路可通，尚可经运河送二十万斤，经陇海路西运南下补给。

上述各项粮食，为便于供应，并避免浪费损失起见，我们要求做到不掺水、不掺土，过秤装包，派人押送，并派干部亲到各点，自行设立粮站（因粮站需人太多，一时无法调充），由战区支前机关统一支拨。至于第三次粮食供应分配及具体运达地点，祝情况发展再定。

（四）战区粮食供应，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1．斤两必须统一。山东、华中用市秤，每斤十三两六钱，江淮、豫皖苏每斤十六两，冀鲁豫每斤十四两四钱。

2．粮票统一，目前各区粮票暂时一律通用。

3．粮食折合率统一。

4．支拨手续统一。

5．粮弹运输能力统一调剂。

6．新区就地借粮政策统一等。

（五）至于战区民力供应调节，油盐物价、货币金融之调节等，凡此均须由统一支前机构在总前委意图下通盘筹划。此一支前机构，我们意见，即以傅秋涛之华东支前委员会为基础，并以宋任穷、傅秋涛二人负责为宜。并建议迅速召开一次包括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方面代表之联合支前会议，由宋、傅召集并主持，如何？请总前委及中原局、华东局决定示知(2)。

（六）商丘之中钞(3)，野供已去人领取。盐运事，方毅在徐、陈国栋在宿，盼中原局派人接头。豫西、运西运砀山粮食已通知豫皖苏三分区王光宇派人接收（恐人力不足）。邓（子恢）、李（达）来电，因刘瑞龙在徐州，故迟未复，盼谅！

注释：

*[这是淮海战役期间关于粮食供应问题给邓子恢、李达并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军委的电报，由粟裕与陈士榘、张震共同签署。]

(1)[邓子恢、李达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和粟裕、陈士榘、张震电中，汇报豫皖苏粮食筹集情况，建议组成中原、华东统一支前机构，就近召集刘瑞龙、杨易辰面商统一计划分配，井由刘、杨组成统一支前机构。]

(2)[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致粟裕、谭震林，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华东局、中原局、冀鲁豫党委、华中工委电：粟陈张十二月十五日关于战区粮食供应增况电悉。如刘（伯承）、陈（毅）尚未动身，请小平同志考虑召开一次总前委会议，讨论今后三个月的粮食供应、弹药补给、交通运输及其他有关后勤支前的工作。其中关于前线者，由你们直接令行，关于与后方有关者，请以你们决定通知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并告我们。如你们认为有召开联合支前会议必要，即由你们直接召开，包括华东、华中、中原、冀鲁豫四方面支前代表的会议，解决具体问题，并由总前委中一人主持。十二月二十一日华东局复粟陈张刘电：同意召开四个地区的支前代表会议，共商支前有关问题。华东局即以傅秋涛代表出席。根据军委、华东局指示，总前委指定刘瑞龙、傅秋涛主持，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在徐州召开了由四方及中野、华野代表参加的联合支前会议。]

(3)[中钞是解放区中州银行发行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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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中部队情况简报*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一月综合报告，因作战经中央允许推迟。

兹将淮海战役中部队思想情况，部队骨干与干部问题及作战供应问题报告如下（作为十一月份综合报告）。

一、思想情况

（一）淮海战役以来部队情绪始终很高，虽然在作战最残酷与最困难时曾经发生一些波动，但始终保持高度战斗热情。主要是由于有济南胜利及东北连续伟大胜利的鼓舞，由于华野全军汇合与巾野协同作战，由于有后方党政军民全力支援，由于曲阜加强纪律性会议(1)神作了初步传达。因此，在作战初期抢渡运河时，来不及搜集船只，乃有不怕寒冷（十一月初）全团游水过河以及用人当桥桩的事迹；在追击敌人时，不怕疲劳，一夜行军达一百三十里时，能忍饥（只吃一顿山芋）耐寒，连续强行军数昼夜，终于将逃敌截住。然在战斗最残酷、最艰难时（如在碾庄攻歼六十四军，逐屋、逐堡争夺，伤亡很大而缴获很小），亦有少数松劲泄气表现。收到军委关于要准备二十万人的伤亡，以及战争可以缩短一年等指示，我们摘转各纵后，对全军起了极大的鼓励作用。上述这些是好的表现，也是主要的一面。

（二）另一面，也有些千部，特别是少数营连干部存在并发展着右倾的保命思想，认为战争快要完全胜利了，革命很有前途，但对个人前途则很悲观，不知何日报销（牺牲之意）。同时见到某些地方干部接收大城市后，住洋房，陈设富丽堂皇，家当不少，不论远近，进出都是汽车，前呼后拥，神气十足，全家老小生活都过得不错，且有某种威风，因而感到不满，也助长了享乐保命右倾情绪的发展。由于战役之前，中上级干部忙于开会，对作战动员时间太短，且不够深入，在战士中尚有评功奖模，而对于连营干部则缺乏此种鼓励和教育，加上在今年供给标准上连以下干部不发大衣，亦给他们以刺激，因连营干部实际上比四级以上干部更辛苦。此外，一些老区战士和一些下级干部，由于家乡观念作怪，在济南解放后，曾发生一种又高兴又不高兴的矛盾思想。其所以高兴是家乡从此太平了，不高兴者则因山东已无仗可打，势必远离家乡作战，这又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同时不少过去逃跑人员已在地方当了骨干和干部，而自己家中却得不到优待，因此在淮海战役开进时逃亡相当严重。上述这些现象和右倾情绪，虽给部队以某种程度影响，但这仍是次要的，而且是少数人的表现。

（三）我们为争取淮海战役胜利，除了加强胜利宣传、时局教育以提高战斗情绪外，并将原提出之“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饥寒，不怕伤亡”，进而提为“克服困难，克服疲劳，加速粮秣被服补给和改进战术，组织火力，充分准备，周密布置，以减少伤亡”。但同时指出，在此次对全国战局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中，不应顾惜任何伤亡，除随时缩编连队外，准备每个纵队于必要时缩编为五至六个团，对保命享乐思想加以批判。加强今后之干部工作，关于教育与爱护干部，另有报告。关于军中对某些地方干部不满的问题，除进行解释外，建议地方对某些干部之铺张生活加以约束。兵员方面，我们及时调剂俘虏和分配后备兵团，予以补充，这也增加了军队指挥干部的信心和决心。

二、部队骨干和干部问题

（一）战前部队组织概况。各纵人数与中野比起来是较充实的，但由于重装备较多，且在战争第二年度及第三年度连续作战，伤亡较大，兵员仍不充实。在战役之前，各纵包括前后方官兵全部在内，计：一纵二五○五五人，二纵二六四○五人，三纵二七二四五人，四纵二三六六五人，六纵二六○一一人，七纵二九○一○人，八纵二六八七四人，九纵三一○九一人，十纵二九七二八人，苏北十一纵二五○二九人，十二纵一三○八六人，十三纵二六八七七人，渤纵一九一八五人，鲁中南纵一四○四五人，广纵五五一五人，特纵一一一六四人，十一纵（王张）一五六五九人。每纵除去炮兵团，教导团，纵直通信、侦察、警卫营，以及后勤机关和三个师直属队共约万人，因此每纵团以下的战斗人员（还要除去团、营、连各级勤务人员）则为数不多，在连续作战中每经过一个战斗之后，即须编并连队，否则即无法连续作战。而编并连队需要政治动员（甲连不愿并入乙连）与组织调整，往往又为战机所限，难于立即实行，如不编并则又难继续作战。当碾庄圩作战一周时（十一月十二日到十八日），参战各纵至少已伤亡五千人，原有战斗人员所剩无几，且大部为纵、师、团、营之非战斗人员，及半战斗人员（如司号、通信、侦察员等人员）.虽然九纵、十纵、十三纵人员较其他各纵为多，但各该纵于济南战役中伤亡较大（九纵伤亡一万一千人；十三纵伤亡七千人），元气未复，亦颇有影响。因此骨干及干部在此战役中伤亡极大，不少连队只剩十余人（连部伙夫、上士、司务长等在内），一般班、排里每班只剩下一个至多两个老的（济南俘兵即算老兵），而这剩下的老的在即俘即补后不是班长即为班副，其余全为新俘（碾庄圩打黄百韬的俘虏）。虽然这些俘兵基本表现尚好（上午补，下午即打仗），但在部队实质上起了极大变化，故有进攻时拉不上去（俘兵不会打夜战，同时由于骨干太少，无人诱导其前进），后退时撤不下来的现象发生。各级干部由于战术素养不够，以及兵员不充实等原因，伤亡较大，尤以班、排、连级为最严重，营级伤亡亦不少，在此战役中，班、排、连级已有因伤亡更换五、六次者。这些新提拔的干部由于无时间进行教育，指挥能力弱（在战役第一阶段有副班长、排长提升为连长者），因此更增加了伤亡。在某些人数原来极不充实而伤亡极大的纵队中，几乎有不能继续作战的严重情况。为了便于连续的大规模作战，依现在装备，每纵需有三万五千人才较适当。

（二）我们为了进行连续作战，争取淮海战役的全胜，除了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即俘即补即打方针，统一调剂俘虏，迅速调补后备兵团外，将营属重机枪连及团属炮连之机枪兵、炮兵、弹药手等大部调往步兵连（因这些人是老俘虏成分），充当骨干，仪留机枪手、炮手十余人于机炮连，而另补之以新俘（即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所俘者）。同时将团、师、纵各级年轻之马夫、挑夫、勤杂人员几全部以新俘换出，调往连队充当骨干。为解决干部问题，各部教导团几已全部补充部队外，团、师、纵各级通信、侦察、警卫人员及参谋等几已绝大部分调充部队干部，而在侦通人员中亦补充不少新俘虏成分。野直各部门除警卫团（较老）各级之正职干部全部调到部队提升一级任用（如警卫团连长调至纵队任营副，警卫团原来副职则提升正职），并由司、政、供、卫各部门中抽出一千老的人员（包括警卫、侦察、通信及勤杂人员），分别送往各师、团充任下级干部或连队骨干人员，司、政、供、卫抽出后所缺乏之各种人员亦以新俘补充之（担任内卫之警卫班及徒手通信员只减少人数不补新俘）。野直各机关之指导员则全部调往各师、团工作，其缺职或行政首长兼任，或以女干部接充，参谋人员及各部之科员、干事、文工团员亦大量调往战斗部队工作。虽然我们想尽各种方法，抽出一切可能抽出的干部前往战斗部队，但仍感不足。因此我们又提出在经过几次实战考验表现很好的俘虏兵（不是俘官），亦可提拔为干部（苏联内战时期曾以高价雇请白军为军官，我们认为在我军已有二十余年的建军历史，且在此有利局势下，提拔一批俘虏兵为干部，估计不致有大问题），但须加强支部对彼等之政治领导与教育，并在班、排中建立政治战士，此种办法只作为建议，要各部试行。至现在为止黄百韬部的俘虏（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二日这一时期的俘虏）不少当了正副班长，部分当了副排长，也有少数提升为排长。这些人正由于我军破格任用，表现积极，虽然有些动机不纯或虚伪，但尚未发生什么问题，对目前正在进行的作战是有利的，且起了争取俘虏的积极作用，不过在今后应特别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与教育才行。

三、作战供应与前后方联系问题

地方党政军民不顾任何困难与代价，以全力支援前线，这是战役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这不仅在物质上使部队得到充分的供给，而且在精神上给了部队以极大鼓励，使部队无所顾虑，使战士勇于杀敌而不怕负伤，这样使我军战斗力亦大为增强。在如此大规模连续战斗中，我们虽没有足够的现代交通运输工具，仍能使部队不感到补给困难，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后方党政军民工作同志尽了最大努力的结果。此次淮海战役团敌收缩逃窜，使我们作战地区亦随之变更数次，因而运送伤员、粮食均有困难。虽然粮食能在战区就地征借，但由于事先准备欠周（我们于战役前，曾经再三提议预制借粮证，但以财粮处不同意而作罢），部队急速前进，粮食接济不上，就地借粮时，有混乱事情发生，亦颇影响群众生计。弹药之及时补给，对争取战机以至于争取胜利有决定性影响。由于战役系决战性质，弹药消耗极大，一个战斗（或一个夜战），重弹消耗量至少一个基数，如需应付敌人之反击，一个基数则不够。过去由于纵队只保持一个基数，故常因弹药不济，当敌人反击时，被迫撤离已占阵地，加之后方弹药仓库离前线较远，请领返往需时（因空袭关系只能夜间运输，从仓库到纵队因汽车无公路，且不能开灯，需两晚时间，而纵队送往前线阵地又需一夜时间），常因此而失去战机。徐州缴获弹药中，本有可以供给前方者，但以整理乏人，仍狼藉各地，几经雨雪，已失效用。最近我们亲赴徐州视察，才商得军管会同意，由我们派军械人员协助收集整理，仍交归军管会。后勤工作同志认真负责，遵守制度，甚可赞佩，但他们对前方实况缺乏了解，且某些干部有单纯财政观点，虽有高度之工作精神，常有远水难以救近火，接济不及，影响作战。最近因大批新俘仍穿蒋军服装，又无识别标记，致常发生误会，互有伤亡，为数不少。我们曾请财办从徐州赶制十万顶军帽，补发新俘，以资识别，但财办却坚持从远后方运来（后同意，但延长一周始做），以致战场一再发生误会。我们建议，如不能给予前方以较多之预备基数，则请后勤仓库尽力向前推移，接近前线，以便及时补给，并拨给一定之修枪、修炮、修车工厂，随军修理。同时为方便交流工作经验，建议后勤部门常派人接近前线，了解实况，或采取前后方干部交流办法，使之适应于战争，免失战机。

以上仅就淮海战役实况摘报这几个问题，其余情况容待另报。

注释：

*[这是粟裕向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中，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的书记，各野战军和军区的首长，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

(1)[曲阜会议：一九四八年十月上旬在山东曲阜召开的以加强纪律性为中心内容的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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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一九四九年六大任务*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各位同志！

此次会议的意义十分重大，去年十月的曲阜会议，是为了加强纪律性，为了改变江北战局，求得在江北歼灭大量敌人。而此次贾汪会议的唯一目的，则是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过长江是比较艰难的。毛主席说：长江不是个阴沟，而是阳沟，过长江不容易。此次会议及今后两个月的休整，对于渡江作战有重大的决定作用。

关于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淮海战役确实是一次伟大的战役。我们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有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后方党政军民的全力支援。连国民党统帅部也未意料到，他的五大主力有两个被歼在这一仗中(1)。此次战役中，敌人兵力最多时有八个兵团(2)。敌人估计我军不敢与他交手，仍以旧的眼光来看我们，以为我们打一打就要走。敌人犯了主观主义。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都有了重大变化。辽沈战役后，在全国范围内敌我力量对比上，我军已占优势。特别是在济南战役以后，我们华野部队全部集中了，力量大大变化了；山东境内敌人基本肃清，敌我力量的变化给人民以很大鼓舞，使敌人内部非常动摇。再者，各个战场上的配合有很大作用。辽沈战役东北四五十万敌军在一个月中被消灭干净了。东北敌人不消灭，我们难以下决心打这样大的仗。解放区党政军民全力支援，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前线部队有给养，伤员有人抬，使我们能连续持久作战两个多月。各兵团各兵种协同作战，到会各位同志在前线机动灵活指挥，全体指战员不辞艰苦英勇作战，我们终于取得了全战役的彻底胜利。

淮海战役的影响很大。首先是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中央要我们在淮海战役中消灭敌人二十个师到二十二个师，而我们却加倍地完成了任务。敌人在江北的防线被完全粉碎了，敌人在全国最主要战场的绝大部分兵力被歼灭了，关内敌人主要军事力量被打垮了。徐州战场上的敌人原有八个兵团，二十八个军，六十六个师，被我军歼灭了五个兵团全部，一个兵团大部，两个兵团各一部，共二十二个军五十五个师(3)，占其总兵力百分之八十一，敌人只剩下百分之十九的兵力，逃跑了。敌人现在守江防的只有三十多个师，敌人的长江防线是可以打破的。

此次战役中，我军在军事上、政治上发挥了原有优势，取得了新的优势。我军在一九四七年转到外线作战的时候，在政治上、战略上取得了优势，在数量上技术上还不是优势，只有取得了技术上和数量上的优势，才能彻底打败敌人。而现在我们取得了技术上和数量上的优势了。我们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在全歼杜聿明集团时，我军炮火便完全压倒敌人。我们在政治上更获得了完全的优势。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乞求所谓“和平”，外国通讯社便说：要战要和完全操在共产党手中。这是战争胜利发展的结果。中央原来计划在淮海战役之后，休整两个月，再组织一个江淮战役，把江北残敌歼灭了再渡江，现在看来，江北没有仗打了，因为江北敌人已经被我们打垮了。我军过江以后，如果敌人把台湾、华南和西北胡宗南、马鸿逵的部队都集巾到京沪地区，则在京沪地区可能有一次决战。但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淮海战役的胜利更促进了敌人的分崩离析。淮海战役的胜利，不仅对中国革命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全世界亦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越打胜仗，给人民鼓舞越大，对敌人的打击也越大，我们的国际地位也越提高。敌人现在求和了，这是两年前敌人所没有想到的。现在国民党政府中的人员也在打主意留后路了。由于这样的变化，所以毛主席说，再有一年左右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如果打得好一些，时间还要缩短。只要渡江准备早日完成，在京沪地区进行一两个战役，也许年底就结束全国战争。这当然要依靠大家努力。

敌人的失败，证明蒋介石很小气。黄百韬被包围，他舍不得丢下黄百韬，不但派邱清泉、李弥来救，还派黄维来救黄百韬，结果黄百韬未救了，黄维又被包围了；他又救黄维，结果黄维未救了，又丢了杜聿明的三个兵团。这里要说明几点：首先，当时华野除参加打黄维的三个纵队外，其他部队放在徐州南面，防敌突围。要打李延年兵团恰好未打上，如果打上了李延年，一时又解决不了战斗，部队转移不过来，则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可能向西走掉。同时，在徐州敌人逃跑前，徐州正南我军曾丢了几个阵地，山东兵团有两三个纵队转移到徐州南边来，因此，敌人向西南逃跑，很快就被我军赶上。其次，杜聿明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杜在印缅作战时，有美帝国主义供应，出过风头；在东北时，有火车、轮船、飞机供应。但被包围在永城东北地区时，攻不动，守不住，结果被全部歼灭。杜聿明只能在有利的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的条件下打仗。再次，敌人最后被解决得这样快，应该归功于政治攻势的成功。四天四夜还不到，就歼敌十多万，平均每天歼敌四五万人。如果没有政治攻势，最后解决敌人不会这样快，我军的伤亡一定还要大些，证明“攻心为上”是正确的。

华野一九四九年的六大任务

这些任务，是前委根据我们华野部队的主客观情况提出来的。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报告中央，一月初中央回电批准：“完全同意”。但中央要我们集中力量全歼杜聿明集团，所以放到今天才传达。

第一，在全国作战总任务下，华野与兄弟兵团密切协同，坚决与完满地完成一九四九年的作战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

淮海战役我们与中野在一个战场上为着一个共同的战役目标，进行作战。今后作战的规模更大，更需要高度集中。我们全国作战的总任务，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与残余的军事力量。因此，我们要与兄弟兵团密切协同。现在与兄弟部队配合作战，打滑头仗是不会有的了。今后在作战中，我们要与兄弟野战军很好的配合，向兄弟野战军虚心学习。此次，有些同志认为中野打黄维兵团打了多少天未打下，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有些同志忘记了：中野最先担负了外线出击的最艰苦的任务，我们同志忘记了人家的装备，人家的情况。在消耗方面来说，我们打杜聿明，打手榴弹很少。中野打黄维兵团，打了很多手榴弹，每门炮只打几发炮弹。而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中野一个纵队只有一两万人，而我们华野每个纵队至少有两万人。敌十八军比五军强，不弱于七十四师，而十军、十四军、八十五军也都不弱，以中野那样的装备，消灭最强的敌人，是不容易的事情，人家发挥了我军作战的长处，我们应该向人家虚心学习，不容许有骄傲现象。在以后配合作战中，大家要愿意多吃一点亏，愿意受人家指挥。团结是双方面的事情，别人要团结，你不要团结，就团结不好；要尊重人家，才能团结好。另外，完成任务，不仅要坚决，而且要机动灵活地、完满地完成任务。淮海战役我们完成任务是比较完满的，我们应该更坚决地与更完满地完成一九四九年的作战任务。

第二，全军上下应把做群众工作，看作与歼灭敌人同等重要的任务，努力发动和组织新区广大群众，建设地方人民政府及地方武装。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任务？在内线作战时期，没有提出这个任务，是因为老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今后可能在南京还有一场恶战，因为如果蒋介石不守南京，他将失败得更快。如果我们在渡江后歼灭了大量敌人，则东南半壁完全解放，那时需要部队分散一下，一个兵团去一个省。到一个省里，必须发动群众，部队才能安下后方。去年中央为了发动新区群众，准备抽调五万三千名干部，每个县去七十个人，那时只准备过江打开近一百个县。而今后过江打开的局面，就不止一百个县了。济南八十万人口，用了八千个干部，平均每十万人口用一千个干部，京沪人口众多，需要的千部更多。所以，东南各省解放后，广大地区单靠地方干部是很难把群众很快发动起来的。我们部队应该担负发动群众的任务。做群众工作，是我军的三大任务之一。我军在军事上打垮敌人，要跟踪追击；在政治上打垮敌人，也要跟踪追击。从政治上跟踪追击，就是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使群众迅速获得彻底的解放，才能从政治上根本肃清敌人。江南人民长期受国民党的压榨，我军所到之处，人民必然起来，容易发动和组织。再者，根据战争形势发展，我军补给是个大问题，百万人马过长江，要吃多少粮？要用多少马料？数字是庞大的。长江以北的新区，有些群众就拿不出粮来，如果到华南，群众拿粮也困难，那时，弹药可能由东北、华北运送，但粮食如果也要从东北、华北运送，则需要多少担子，多少牛车？因此，要发动群众，尽量就地筹粮。民工也不能全从山东带过江去，必须在江南人民中动员。去年在中原，我们没有打这样的大仗，因为当时中原群众未发动；睢杞战役中，给养供应与伤员救护发生了不少困难，大家有意见。因此过江去必须发动群众，组织后备力量。山东人民经过日寇和国民党的大蹂躏，仍全力支援战争，对淮海战役贡献极大，山东人民应记大功，不应该再叫山东人民出工到华南。我们应将南中国的人民发动起来，补充兵员也要靠南中国的人民。如果不发动新区群众，不建立人民政府和地方武装，敌人便要复辟，胜利是不巩固的，革命是会失败的。中央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不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只有发动群众，使人民有了革命政权和武装，才能巩固革命的胜利。

第三，加强政策纪律教育，正确执行党的各种政策，严肃群众纪律，尊重群众风俗习惯，爱护人民利益，并以实际的模范行动来保证实行。

在我们同志中间对政策纪律是不会有人反对的，大家都知道重要。特别是潍坊、开封、济南等战役中，群众知道我们的政策好，我们受到群众拥护。徐州解放也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我们靠政策胜利了。但我们的政策执行得不一定都好。这因为认识上还不够，由于不懂得政策，而违犯政策的事情还不少。今后过江去执行政策很要紧。京沪杭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是四大家族(4)起家的老窝，对国际上影响很大，如果执行政策不好，我们在政治上就会孤立。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执行我党的各项政策。

对于南方生活要熟悉。上海、南京生活程度高，吃大饼油条是很普遍的，这在许多山东人看来是最好的了。如果认为上海、南京吃大饼油条的都是地主，就很糟糕。南方有些事情是山东人所想不到的，例如：南方有些人吃了早饭不知夜饭在哪里，但他们却穿得很好，所谓“白天挂帐子（长袍），夜里盖帐子”。很多穷苦的人，虽然没有吃的，还穿得好，还烫发。中农有时也吃几个菜，我们不能把两三个菜上桌子的人家都看成地主。总之，我们到了经济生活状况不同的地方，我们的政策纪律也应该有所不同。同时，我们过江到新区，群众未发动，我们还要筹粮筹款。前年外线作战时，把筹粮筹款九事情叫门司务长去搞，他们上课少、开会少、学习少，他们不懂得政策，常因此而破坏政策，这种现象今后必须防止发生。

要尊重人民的风俗习惯。在北方，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可以睡在一个大炕上，而在南方就不能够这样，公公不能进媳妇的房。北方人牛一家，在南方就不是这样。北方一定要毛房，而在南方是坐马桶，你不能踏上去。北方有些很普通的话，而在南方人听来却认为是粗鲁无礼的。南方人对北方“侉老”印象不佳，这是北洋军阀队伍留下的恶劣影响。此次我们要带许多北方人过江，必须进行政策纪律教育，使他们与南方群众密切结合。我们要向群众进行宣传工作，而最重要的，必须做得正确，用模范行动，来保证政策纪律的正确贯彻执行。

特别是部队成分变动大，此次淮海战役，有的纵队战斗兵伤亡五六千人，有的伤亡百分之八十，俘虏成份多，干部新的多。部队的情况变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差了。新参军的工农成份还讲老区“扫地出门”的一套。因此，要在部队中加强政策纪律的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四，加强军事政治学习，提高理论水平，钻研党的政策，强化政治工作，提高军事技术、战术，学会新的作战方法，并吸收和培养大批军政干部及技术人才。

我们的党与军队对世界局势影响很大。中央要我们少犯错误，努力提高军事政治水平，加强纪律性，不能随便自作主张。现在故意破坏政策的人已经很少，但懂得政策的则不多，能精通与掌握政策的尤其不多。其主要原因是理论贫乏。联共党说我们中国党，英勇艰苦斗争的精神不下于布尔什维克，而理论水平低。我们的干部必须精研党的政策，掌握政策，努力学习理论，提高理论水平，使我们有远见，不盲目，不近视，观察问题能够透彻全面。

要强化政治工作。过去我们的政治工作有很大成绩，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内线运动防御的时候，在外线拉锯作战，无后方作战的时候，我们的政治工作都能够在困难的情况下面，保持部队的高度的作战情绪。但是也有不够的地方，例如一、四纵队在鲁南行动，三、八、十纵队转移到鲁西南，部队逃亡减员较多。西兵团被敌人追击时，有些气馁，在唯杞战役中有些人怪话连天，在碾庄圩敌六十四军未歼灭时，有些人对这样的“硬骨头”不愿啃下去。在战争最紧张最重要的关头，政治工作发挥威力还不够。在对杜聿明集团开展政治攻势时，我们收到了重大效果，对巩固俘虏成份起了很大作用，对三十五军的教育也很大。

当前整个形势很好，这有利于我们政治工作的开展。但俘虏及新成份多了，进到新区，远离后方，生活可能苦一些，都会增加政治工作的困难。而且过了江，外界的繁华奢侈也会引诱部队，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北有句俗话，“到了兴化心就花”，估计我军到了苏杭、南京、上海，心跳眼花的人一定有。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阴谋，我们的政工干部大批伤亡等等，都可能对部队有些影响，中央特别要我们加强教育。我们的政治工作要有预见性，顽强性，不间断地进行。我们的军事工作干部也要做政治工作，不仅要用枪杆子去消灭敌人，而且要用政治工作去消灭敌人。军事工作干部，不应该瞧不起政工干部，应把政治工作看作与军事工作同等重要，大家动手做政治工作，不能把做政治工作看作只是政工干部的事情。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两者是二位一体，要密切配合，互相保证。

提高军事技术。我们在军事上学会了不少东西，特别是爆破，大家都会了，攻坚也会了，过去不会筑工事，现在都学会了筑工事。我们的工事，比敌李弥兵团做得好，同敌五军不相上下。我们的炮兵有很大进步，步炮协同得好。我们在军事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有很多地方是退步了。我们不能光看到自己进步的一面，而且还要看到不够的和退步的一面。退步的是：其一，我们的白刃肉搏战不如从前了，这可以由手榴弹打得少来证明。将来过江后，大量炮兵不好使用，需要用手榴弹打仗。其二，群胆多了，但孤胆英雄少了。苏联军队知道我们军队战胜国民党的美械部队，以为我们的装备总要比敌人好。张爱萍同志向他们解释不是这样，我们还用刺刀、手榴弹和步枪来作战，他们更加钦佩我们。苏联军队的服从精神好，我们军队的机动灵活比较好。我们好的地方要发扬，退步的地方要赶上，不够的地方要学习，要学会新的作战方法。南方山地多、河川多、森林多、雨水多、道路少，是一种特殊情况，我们要特别学会河川战、山地战以及雨季作战的方法。同时，要学会使用新式武器，敌人在垂死挣扎时，将不择一切手段，使用一切武器，如毒气、喷火器及水陆坦克、兵舰等等，我们应学会对付敌人新武器，学会防毒、制服敌人坦克和军舰，以及有效地组织对空射击。

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建设正规军，我们要培养大批新干部及技术人才。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有些成绩，今后还要大批培养，才能掌握现代武器，使部队现代化。要大批培养知识分子，工农老干部要努力学习知识，同时要培养大批技术人才。在训练干部上，师团及纵队办各级训练班，训练战斗小组长及基层干部。把教导团集中到兵团办。野战军办中级干部学校。为了培养知识分子，随营学校改为新建大学，设立各系：政治系培养政工干部，文艺系培养文化教员，医务系培养医务人员，电气系培养无线电人才，机械工程系培养工程人才，招的新生先经过预科半年（着重思想训练），再进新建大学。如果在京沪招生两万人，则可以补充一部分干部。但要基本上解决干部问题，还至少需要五年时间。

在职干部学习，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

第五，团结友爱，加强各兵团、各部队、各兵种间亲密团结，互相学习，密切协同，打破家乡观念地域界限，巩固部队，尊重政府，服从政府法令。

上面已经说过，根据今后战局的发展，大兵团会战还会出现。因此，要特别注意团结协同，不能互相争吵，我们情愿吃一点亏，多担负一些任务，这样，有利于加强团结。大兵团作战，自然有的主攻，有的牵制，缴获与伤亡也有多有少，这是免不了的。几个兵团乃至兵团以上单位协同作战的时候，应该密切协同，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使配合作战收到更好更大的效果。过去存在的影响团结的看不起别人的骄傲现象，应该严加纠正和克服。即使自己吃了亏，也不应互相埋怨。应该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应该从全体利益着想，不要从局部利益着想。这样，才不会发生纠纷和打滑头仗的现象。应绝对禁止打滑头仗，坐观成败，见危不救，只图自己占便宜的事情发生。争抢胜利品和俘虏，也是应该禁止的。

由于连续作战，编并连队是免不了的，是必需的。但过去编并连队时，不是这个连不愿意编入那个连，就是那个连不愿编入这个连，需要动员，会耽误时间，影响作战。在编并班排时，也有同样现象。关于这方面，我们必须在部队中进行教育。我军要正规化，一定要打破这个界限。

关于各兵种的配合协同，步兵对炮兵要求很高。敌人说：“你们炮兵很好，就是没有刺刀”，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以炮兵打冲锋。炮兵可以抵近射击，但距敌过近，是有困难的。要求炮兵把敌人工事完全摧毁，步兵再上去拣枪，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我军的炮兵虽比敌人强，但因弹药限制，只能在攻击时作短促的炮火准备，不能光用炮火摧毁敌人。对炮兵要求过高，会降低步兵冲锋肉搏的精神。我们的步兵往往没有按战斗条令进行攻击，冲锋出发地应该是距敌一五○米到二百米，而我们步兵的冲锋出发地距敌只五○至六○米，距敌这样近，要炮兵摧毁敌人的前沿工事，会杀伤自己的步兵。步兵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火力摧毁敌人的前沿工事。我们的步兵对炮兵的困难和其安全照顾不够，如睢杞战役中，步兵先撤出战斗，使榴弹炮白天行军，距敌很近，没有掩护，几乎发生危险。步兵对我们的坦克也有不合理的要求，济南战役中，步兵曾要求坦克爬城墙。所以步炮、步坦协同，要了解双方的特性，互相学习，互相密切配合，不应该只看人家的缺点，不看人家的长处，而应该虚心向人家学习，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打破家乡观念，是一件艰巨的工作。我们部队绝大部分是北方人，如今家乡解放了，有的不愿意远离家乡。俘虏兵过了江，巩固便是个大问题。不仅北方人到南方会开小差，南方人回到南方也会开小差。因此，对部队要进行教育工作，消除家乡观念，强调天下穷人是一家，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部队中要打破地域界限。今后过江去，我们的北方兵可能变成干部，来带领南方兵。这中间便会有些矛盾，有些距离。我们的干部要了解南方的情况，适应南方的生活，尊重南方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部队与南方人民的团结问题。另外，要训练炊事员，学会做大米饭，要注意水土不服，防止疾病发生。从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来巩固部队。

要尊重政府，服从政府法令。特别是部队打下城市以后，认为“我们打天下，别人坐天下”，见到政府人员住洋房，点电灯，放暖气，坐沙发等而不满，产生平均主义思想。对禁止破坏公共房屋财产，虽没有人公开反对，但在行动上时常或多或少的表现出来，甚至有的把沙发、皮箱割坏，将电灯泡及玻璃打烂，这就不仅是农民意识，而是一种流定行为。有些部队对军管会不满意，也是不对的，须知军管会是临时的政权机关，是为了使新解放的城市很快地恢复秩序，恢复生产，不然新解放城市，对我们则是一个负担。有些部队不遵守交通规则，不听军管会管制，不遵守城市治安秩序，强拉车子，强占房屋、车厢，抢购物资，争先入城搞东西，不服从军管会，甚至打骂政府人员等等，都是军阀残余的行为。特别是交通运输问题，最近部队拦车、打车、扣车的事情很多。我们要求从今天起在二十天内禁绝这些事情继续发生，五天内要查明向前委报告。中央来电指示，要我们军、师党委在检查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时，联系检讨这一问题。现在我军在重要铁道线上成立了铁道运输司令部，今后如有在铁路上违犯纪律的，要受到军纪处分。对交通规则不遵守，是危险的事情。前天，四纵有人拦火车，就被压死了人，这一方面是部队不懂，另一方面是纪律不严，需要进行教育，经过教育以后再犯的，便是明知故犯，就要受到纪律处分。此外，有些同志认为政府人员是替部队办差事的，这就无异于旧式的反动军队。应知政府是替人民办差事的，而不是替军队办差事的，军队有军队自己办差事的机关——后勤部。军队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军队负有维护政府法令之责，如果军队犯法，便应加重处罚，因为犯了双重纪律。同时，政府有其本身的重要任务，不能全部精力放在支前方面；而支前是支援战争，不是支援什么个人，如果你个人要政府支援，那便是特权思想。所以我们要尊重政府，服从政府法令，维护政府法令，我们打仗就是为了夺取政权，维护政府法令的彻底实行。

第六，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思想领导，克服一切不良倾向，加强军队正规建设。

曲阜会议揭发了部队中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引起了大家警惕，我们在思想上深刻地认识了加强纪律性的重要，同时，在组织上也进行了必要的工作。我军各部对于执行任务及遵守政策纪律比过去好得多了，请示报告制度执行比过去有进步。淮海战役中，部队英勇顽强艰苦地连续作战，包括战前战后部队运动的时间在内，共经三个多月，我军得到了很大的考验，这是曲阜会议的成就。但是，我们不能够自满自足，我们还有许多缺点，如刚才说的破坏交通规则等等，就是无纪律现象。淮海战役中，有无纪律事件，例如：第一阶段，缴到山炮八十多门，是如何处理的，至今还没有得到报告。还有几千挺机枪、几万条步枪，也不知如何处理，有的纵队把武器向后运。中央军委指示要我们将缴获的武器补充中原部队，我们也要拨出十几门野炮加强海防，但我们缴到的炮不知哪里去了，难以完成任务。战役第一阶段中，在打六十四军时，有些部队发生气馁叫苦，“伤亡太大了”，“部队不充实了”，“不能再打了”。后来军委来了一个准备伤亡十万人的电报，才将这种情绪克服了。在战役第二阶段中，有些部队执行命令不坚决，谎报敌情，如十纵某师的干部，说“铁桥占领了”，“敌人的后路切断了”。实际上，铁桥并未占领，敌人的后路并未切断，致使敌人逃走了，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又如二纵要某师迅速行动，该师干部说：“我们没有坐飞机”。在战役第二及第三阶段中，部队有一种要“歇一歇”的思想，认为部队不能再打了，部队太疲劳了，伤亡太大了，恰巧军委又来了个电报，要我们准备伤亡二十万人，这才帮助我们克服了部队中的右倾情绪。围歼杜聿明集团时，有些部队怕担负重要的任务，堵击要求正面窄些，攻击要求正面宽些。但又不愿攻正面，要求攻侧后（实际上到处都是正面），不愿攻硬要攻软。而政治攻势因为收获较大，要求正面宽些。这都是不对的。在调整武器中，对有些部队照顾不够。中野、华野由总前委统一领导，武器装备也由总前委统一调配。存在这些无纪律现象，主要由于连续战斗，曲阜会议的精神尚未及时向下传达。因此，今后要深入传达曲阜会议的精神，认真教育部队，加强纪律性。

要加强思想领导，纠正不良倾向。我们打了胜仗，可能产生骄傲现象，据说最近我军有人在徐州打戏院，在火车站打员工。这种骄横现象必须克服。另外，有些人有保命思想，说自己不知道哪一天“报销”，不愿做部队工作，强调有病，要求休养等等。最近还可能产生和平思想。中央指示：毛主席声明中提出八个和平条件(5)与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并无矛盾之处。蒋介石提出五个和平条件，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提出八个条件，特别是第一、第八两个条件，国民党也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的八个条件，是针对蒋介石的五条提出来的，是揭露国民党和平阴谋的欺骗性与反动性，是打击反动派的有力武器，要在部队中进行有力的解释教育工作，将革命进行到底。至于动员去江南问题，要对战士说江南好，但不要把江南说得太好，说得太好了，在发生困难时，容易消极。我们要向战士说清楚一切可能遇到的困难与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政治工作要有预见性。一方面要克服现存的不良倾向，一方面要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不良倾向。

关于部队正规化建设问题。我们已经有的正规制度要加强，没有的要建立。所谓正规有一定的标准，中央要求首先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编制，统一番号。野战军各纵队一律改为军，军下为师，三三制，一直到团，团以上全国统一番号。全军计划编二十个兵团，西北野战军编成第一、二兵团，中原编成第三、四、五、六兵团，华东编成七、八、九、十、十一兵团，东北编成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兵团，华北编成十八、十九、二十兵团。西北和华北合编为第一野战军，中原编为第二野战军，华东编为第三野战军，东北编为第四野战军(6)。地方军一律改为警备旅，不成立纵队，直属军区，旅为最高单位。游击区可以编纵队、支队、大队，冠以地方名称。以后凡成立一个新团，要呈请中央军委批准，不呈请中央军委批准，则不合法。中央军委决定，三万人左右一个军（炮兵团除外），但目前全国统一困难，暂时可以按一个野战军为单位统一编制。我们每个军编九个步兵团，另一个炮兵团，共三万五千人左右。除编制、番号统一外，内务、装备、纪律等都要统一，一切按制度、条例行事。以后到差要报到，调动工作要办交代，对部队人员、马匹、武器都要弄清楚，多了要交，缺的要发，按一定手续来处理，一切要求高度的集中，提高正规化程度。

制度是为了整体利益，不是为了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制度是在照顾全体利益下来照顾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制度与个人是有矛盾的，但又是没有矛盾的，如果你按照制度做事，则没有矛盾，对个人也有利；如果不按制度做事，则有矛盾，对个人利益也有妨碍。有人说：“制度，制度，制到我的头上来了。”这些人有特权思想，是要不得的。有人说：“制度太死板了。”这也不对，制度就是固定性的规定。“制”字，按字义解释，是控制、限制、强制，带有强迫性，要大家按照规定来行事，走上正规的道路。我们要把遵守制度变成习惯，这是一个斗争。这个斗争，比同敌人拼刺刀还要艰苦。总之，今后，我们要遵照统一的编制、番号、制度、条令、法规、手续行事，不得自作主张，各自为政。任何“通融”办事，本位主义，把军队当成是个人的，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纠正过来。

关于今后两个月的休整问题

淮海战役以后，中央给我们新的光荣任务：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两个月休整，一切是为了打过长江去，一切是为了如何渡过长江。能不能顺利地打过长江，决定于此次休整的好坏，如果休整不好，则过江困难，如果休整好，则渡江容易。过江不能光凭勇敢，还有许多技术问题、思想问题、物质准备问题，都要解决。中央规定我们休整到三月底为止，因部队行动，到二月初开始休整，故休整时间只有两个月。此次休整应该比淮海战役更要紧张，我们要更加发扬淮海战役的战斗精神来完成此次休整任务，要反对歇一歇的思想。现在蒋介石“引退”了，敌人内部混乱不堪，正是我们发起冲锋打倒敌人的最好机会。因此，休整时间也可能缩短。我们要抓紧时间，根据部队不同情况，区别休整任务的轻重缓急，以纵队为单位，制定休整计划，按部就班进行整训。整训的目的是为了过江，整训的重点应放在干部身上。对于大批新提拔的干部要耐心的进行培养教育，要求各级负责同志，有计划地上干部课，集合干部讲话。同时，机关中的司号员、理发员、炊事员等杂务人员，都要进行教育，炊事员要学会做大米饭，运输员要学会如何在稻田埂上走路。休整巾，要继续提拔大批优秀的干部。巩固新兵，溶化俘虏，是个很大的任务，对他们不单是巩固和溶化，而且要提高。对新兵，不单要形式上升级，而且要着重教育，从实质上升级。

要选配好的干部去做后勤工作，加强后勤工作的领导，改造后勤工作机构。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今后我军要远离大后方作战。

高级干部由中央决定调整。在调整期间，难免有脱节的现象，同志们要作好思想准备，减少混乱。

渡江问题，在不暴露军事秘密的条件下，可以公开动员，但不要说明我军何时从何处渡江。对部队不要采取欺骗办法，也不应该采取迁就的办法。走一步看一步，是不对的。淮海战役中，下边有不少同志把作战方针当作政治动员的材料，严重地泄漏机密，是个严重的错误，以后要防止。

在休整期间，休整地区可能要发生柴草困难，我们应该协同地方政府和人民很好地商讨解决。

在休整期间，我们要求各纵、各师党委，深入传达曲阜会议关于加强纪律性的决定，同时检查执行政策和纪律的情况。各纵要把检查曲阜会议以来执行纪律的情况，作为一月份向前委报告的中心内容。

注释：

*[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在徐州东北的贾汪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是粟裕代表前委所作的报告。]

(1)[指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的第五军及第十二兵团的第十八军。]

(2)[邱清泉的第二兵团，黄百韬的第七兵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刘汝明的第八兵团，李延年的第六兵团及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

(3)[淮海战役共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计全歼第七、第十二、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全部，第六、第八兵团各一部，冯治安部三个半师起义。]

(4)[四大家族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等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

(5)[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二七七页。]

(6)[一九四九年春，全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先后整编。第一野战军下辖第一、二兵团，第二野战军下辖第三、四、五兵团、第三野战军下辖第七、八、九、十兵团，第四野战军下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团。华北的第一、二、三兵团，依次编为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直属中央军委总部。五月，第十八、十九兵团转隶第一野战军建制。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启龙，副政治委员姬鹏飞（吉洛），辖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十五军。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袁仲贤，副政治委员江渭清，辖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四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辖第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十三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辖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军。另第三十二军先隶属山东军区，后划归第十兵团。特种兵纵队仍直属野战军。]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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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江防追歼逃敌的部署*

（一九四九年四月）

一、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十九时四十分报总前委、军委电

（一）截至现止，我七、九兵团渡江后，敌尚无全盘布置，仅由各守备部队局部反击，抵抗甚弱。其第二线部队，仅一○六军主力集中宁国附近，一九二师集结泾县、茂林之线，其后续部队则更空虚。如皖南地方部队及保安旅起义，则该军可能被钳制，且战力甚弱。东线自我先后攻占桥头堡后，敌已于四月二十日中午前作新的调整，以一二三军一个团归二十一军指挥守备江阴，以一四六师两个固守备护漕港至江阴段，五十一军拟全部守扬中附近，原一一三师防务，今午由五十四军八师接替，该师主力似在魏村，一九八师已进至碑城，本日行动不详。如此，敌虽然加强了一线守备，但第二线则较空虚。

（二）依据上述情况，我全线渡江后，定将造成敌之紊乱，尤以南京上游敌机动兵力既少又弱。我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敌之纵深。如此不仅使敌无暇调整部署，且将促成敌之更大混乱，达成分割包围。因此，遵照总前委二十一日午时电(1)，作以下建议：

1．九兵团渡江后，除以三十军监视芜湖之敌，待交二野四兵团接替(2)外；主力应排除障碍，不为小敌所阻，即沿南陵、青弋江、宣城、十字铺之线及以北与高淳之间向东北挺进，控制傈阳，截断京杭国道，截断南京之敌向杭州退路，以达孤立分割敌人，有效地协同东集团作战，力求该兵团先头部队于二十六日前进至郎溪及其东北地区。

2．七兵团攻歼当面之敌后，尾九兵团之后，沿南陵、宣城、十字铺以南地区，力求二十七日前后进至广德地区待命。如残敌顽抗，可留置一部围歼之。

3．十兵团四个军决定本晚大部南渡，求得控制江阴，歼灭二十一军主力。不论敌之抵抗程度如何，已令二十三军、二十八军各以一个侦察营向宜兴、金坛挺进，尔后二十八军直出宜兴；二十三军策应八兵团渡江后，即出丹阳、金坛，并以一部向溧阳挺进；二十九军、三十一军则于澄、锡、常地区，依情况发展转用。并以本部教导师主力配合警八旅(3)攻歼八圩港之一四五师主力后，控制江阴，警八旅控制无锡；警六旅主力控制武进，以一个团控制戚墅堰。

4．八兵团以二十军及二十六军一个师，本晚攻占扬中，二十二日晚强渡夹江，尔后向镇江、丹阳间挺进，策应三十四军南渡攻占镇江，尔后待命会攻南京；三十四军本晚攻占南新洲（高资北），以炮火封锁京沪铁路；三十五军今晨已攻占江浦，并以一部控制新河口封锁江面，主力本晚向浦口外围攻击，该军尔后行动，依战况发展另定。

以上是否有当？如同意，请令七、九兵团执行。请即示(4)。

二、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时报军委、总前委并致各兵团电

二十三军、二十八军于二十一日十八时半渡江，二十时于江阴以西王师塘、天生港线渡江五个营，至二十二时半该两军已各渡过两个师，刻正向南扩展中，预定二十三日拂晓前，该两个军可全部渡过。二十九军至二十一日二十三时半已过江三个团，并占领江阴东之石碑港、长山、香山、福江沙等地。二十军于二十一日二十三时半由永安洲西渡两个营，于扬中东南三十里之东兴港登陆，下属正渡中，该军迟缓原因主要为风浪所阻，有一个师船只不能出港。

三、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十七时致宋时轮、郭化若，谭震林、王建安、吉洛，二十五军、二十七军，并报军委、总前委电

（一）据总前委二十二日谍息：南京形势万分紧张，决于二十二日晚撤离等情。似此，敌第一步尚可能集中一部力量与我争夺京沪铁路常州东地段，其余主力则可能经京杭公路（京、句、傈、宜至杭州）向杭州撤退。

（二）依上述情况，请宋郭即率二十五、二十七两军全部以急行军经青弋江、宣城向郎溪、溧阳之线挺进，不为小敌所迷惑。该兵团在七兵团到达前，可留三十军或三十三军负责肃清被分割包

Chapter_48

围之敌（繁昌之敌可交七兵团负责解决），并掩护自己之翼侧安全。

（三）请王吉兵团速将攻击箭头转向南陵以东宣城方向，在宋郭右侧后成梯次队形急进，以便让出南陵、繁昌、芜湖地区给二野四兵团。

（四）我十兵团各军本日与敌激战竟日，已将敌反击粉碎。刻二十三军已迫近武进以北，二十八军正向武进以东挺进中，今晚可完全截断京沪铁路。尔后拟即以二十八军主力向宜兴挺进，截断京杭公路，刻已有两个侦察营分别向宜兴、溧阳挺进。二十九军已攻占江阴以东地区，并完全占领江阴要塞，刻江阴敌舰正向我接洽投降中。二十军本晚由扬中渡夹江南下。二十六军亦拟本日从大港附近南渡。预计今晚十兵团四个军及二十军全部可渡完，二十六军亦可大部渡江，三十四军相机由仪征地区渡江。

（五）此间各部已照上述部署进行，请七、九兵团即遵此电执行，并请总前委追认批准(5)。

四、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时致八、十兵团各军及谭震林、王建安、吉洛，宋时轮、郭化若，并报总前委、军委电

（一）依据各方面情况判断，南京敌已极形混乱，正向南或向东撤退中。其撤退主要方向可能是经句容、傈阳、宜兴向杭州逃窜，但亦有可能以一部沿京沪路向上海撤退，或以镇江、丹阳、武进地区之敌阻挠我军南下，以便其主力由京杭国道南撤。刻江阴以南之二十一军正拟向无锡逃窜中。

（二）如果今晚我军能完全截断京沪铁路，明日镇、丹、武地区之敌反击不力或向西向南逃窜，则各部应依如下动作：

1．二十九军任务遵本部二十二日十三时、二十一时电(6)执行。

2．三十一军于肃清江阴周围之敌后，即尾二十八军之后进到太湖西岸、宜兴以北待机。

3．二十八军应于明日午后即经由曹家桥、和桥向宜兴兼程急进，务于二十四日晨抢占宜兴城及其以南地区，以截歼沿京杭公路逃窜之敌。

4．二十三军应于明晚进到金坛及其周围地区，并以有力一部挺进傈阳城附近查明敌情。

5．二十军应于明晚攻占丹阳城，尔后南下或西进歼敌，须视情况明瞭再定。

6．二十六军应于明晚进占新丰镇及其以西地区，相机攻占镇江，并接应三十四军之渡江。

7．三十四军应积极设法从镇江龙潭地区渡江南进。

8．如南京之敌逃窜，则三十五军应即渡江进占南京，维持秩序，保护敌人遗弃之一切公私财产，该军应特别注意遵守政策，严肃城市纪律。

9．十兵团指挥所应随二十八军后跟进，八兵团指挥所应进到丹阳以东地区指挥。

10．警八旅负责接管无锡，警六旅接管武进及戚墅堰，警七旅应随八兵团后跟进。

11．江阴城及要塞由本部教导师负责接管。

12．望宋郭即令二十五军、二十七军全力兼程向郎溪、傈阳之线挺进，与二十八军打通联系，以完全截断敌向南之退路，该兵团其余部队依本部今日（二十二日）十七时电令执行。

13．七兵团各部亦应依本部今日十七时电令执行。

五、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辰时致各兵团、各军并报总前委、军委电

（一）京镇敌均已沿京杭国道向杭州方向逃窜，我军已占南京、镇江、丹阳、武进、无锡之线。

（二）各部应分别迅速猛进，阻击、截击与尾追歼灭该敌。动作如次：

1.二十军及二十六军应即沿丹阳、麦溪、延陵、石马桥、薛埠、黄金山、后周镇之线（含）以西，不分昼夜迅速向南猛进，务须追上敌人主力（不要为小敌所迷），以配合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及二十八各军歼灭逃敌。

2．二十三军即由金坛分路由长荡湖东西地区迅速向南猛进（其主力以经长荡湖以东为宜），务须于今晚进至溧阳、徐舍镇、戴埠、张渚地区，寻求逃窜之敌而截歼之。

3．二十八军及三十一军应以猛烈果敢之行动，排除太湖西岸敌人抵抗，于占领宜兴后，继续沿蜀山镇、夹浦镇、小城都之线以西向南猛进，抢占长兴城、吕山镇等处有利阵地，坚决阻住由南京及广德方向向杭州逃窜之敌，以待我主力赶到围歼之。

4．二十五、二十七军沿宣城、广德至吴兴、杭州之公路南北迅速东进，务求于二十五、二十六日赶到天平桥、梅溪镇之线以东，以与吕山镇之二十八军打通联系。如二十八军尚未到达，则该两军应继续前进，抢占吴兴，以完全封锁敌向杭州之退路，不使逃窜。

5．三十五军已占南京，即负全责维持秩序，八兵团陈袁江应率兵团部之大部赶往南京主持工作（待交二野），并即分任南京警备司令、政委，仅留一部于镇江主持工作。其三十四军即分任镇江、丹阳、金坛等处警备任务。

6．二十军、二十六军即改归叶韦指挥。该两军如尚未与叶韦取得联络，亦应遵上电部署迅速南进。

7．请叶韦迅速赶到二十八、三十一军方面指挥。

8．二十九军已否找到大批汽船？能否于今晚渡太湖南进抢占吴兴？盼即告。

9．请陈袁令警八旅开武进待命。

10．特纵仍以全力封锁长江，以便截击迫令并接收敌海军之投降（已有敌舰七只投降）。

六、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辰时报总前委、军委、二野，并致谭震林、王建安、吉洛，宋时轮、郭化若，叶飞、韦国清，陈士榘、袁仲贤、江渭清电

（一）截至现时止，敌二十、八十八军已大部为我歼灭，其准备撤往杭州之四、二十八、四十五、五十一、六十六军被我追击截击，已逼入太湖西岸广德东北之山区。如我二十七、二十八两军能如期于昨晚及今晨完成封锁长兴、吕山镇、环桥之退路口，则该敌可全部歼灭，仅其五十四军之一部可能退往杭州(7)。因此，敌企图以上述各军退守杭州之计划完全粉碎。其能守杭州者，仅五十四军残部及交警等地方团队而已。

（二）我九、十两兵团完成对上述各敌之包围后，并加以紧缩，可休息几天调整态势，消除疲劳，等齐炮兵辎重，加强对敌政治攻势，尔后再发起攻击。

（三）为配合二野浙赣线之行动，与乘敌混乱以迅速占领杭州计，我们意见由谭王吉即指挥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军由广德、安吉、武康之线及其两侧地区分路迅速向杭州挺进而攻占之。特别注意设法（可伪装故上述各军撤退）抢占杭州大铁桥，使不为敌破坏。俟上述任务完成后，该兵团再行休息。上述意见是否可行？请总前委、军委决示(8)，并请谭王吉即作具体部署，电告我们。

七、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辰时致各兵团、各军，并报军委、总前委电

（一）逃向杭州被我逼入山区之敌，第四、二十、二十八、四十五、五十一、六十六、八十八及九十六军等部，已大部被我歼灭，仅五十四军残部（约两个团）逃跑。

（二）宋郭、叶韦所指挥各军，应遵二十八日电(9)切实负责派队肃清残敌，免为后患，其清剿区之划分，统由宋郭规定以命令行之。在宋郭、叶韦两兵团将残敌肃清后，应即作如下之部署：

1．叶韦兵团直及其三十一军应回至宜兴及其以北地区，稍事休息即经无锡开至无锡以东梅村、安镇之线集结待命；其二十八军主力如尚在长兴地区，亦以经宜兴转至无锡为宜，以免吴兴地区部队过于拥挤，否则该军即在吴兴以东、双林以北地区集结。

2．宋郭兵团直及其二十七、三十、三十三军应即在长兴、吴兴（均含）至泗安、广德之线（含）以北地区分别集结（不要过于集中，免发生粮食困难），待命经由嘉兴进至上海；其所属二十军自即日起即行归建，但该军应暂在原地休息，待七兵团全部通过广德、吴兴之线以南地区后，再行东移，以免拥挤。

3．谭王吉兵团直及其所指挥之二十一军、二十二军应经广德、吴兴之线以南向杭州进击而占领之，务选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办法夺取占领杭州大铁桥，不使为敌所破坏；其所属二十三军自即日起归建，该军应经何道路逼近与攻占杭州，请谭王吉决定行之。

4．二十四、二十五军自即日起归还八兵团建制；二十五军取直径开镇江、丹阳之线，担任该区军管，二十四军径开南京，并接替三十五军之警备任务；三十五军交防后沿京杭公路开杭州归建。

5．二十六军现在金坛休息待命，暂归本部指挥，尔后准备沿武进、无锡、常熟之线向上海前进，以配合九、十兵团攻占上海，俟占领上海后，该军即归九兵团指挥，担任淞沪区之警备任务。

（三）奉军委电令谓，为使汤恩伯在上海稳住一时期，以利我先取杭州，然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我军暂时不要去占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让上述各点由汤军守起来，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觉到直接威胁等语。因此，九兵团各部在七兵团占领杭州前后，我们对上海接收工作准备充分之前，只宜在吴兴及其东南区集结；十兵团除二十九军已占苏州，即在苏州停止，暂不东进外，其余两军及兵团直亦不宜超过苏州以东集结。各兵团、各军应利用此战斗间隙，严格检查南渡后对政策纪律之执行，并切实教育部队遵守城市政策和外交政策（中央指示已另转），对一切外侨和各国大使、公使、领事馆等外交人员，首先是英美外交人员，应予以保护，应以三十五军士兵冯入司徒雷登（10）。

注释：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主力。一九四九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在面临总崩溃的形势下，在“求和”烟幕的掩护下，集结部队七十万人，舰艇一百三十余艘，飞机三百余架，组成长江防线，妄图阻止我渡江南进。为了实现向全国进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及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统一领导下，实施渡江作战。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共双方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中央军委命令，立即发起渡江战役。在总前委统一指挥下，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四月二十日晚，由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组成的中集团，突破敌裕溪口至枞阳段江防。四月二十一日晚，由第二野战军组成的西集团，突破敌枞阳至湖口段江防；由第三野战军第八、第十兵团组成的东集团，突破敌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江防。敌长江防线完全崩溃。粟裕及时指挥中、东集团迅速向敌纵深发展，断敌退路，终于将南京镇江、芜湖等地的逃敌，歼灭于郎溪、广德、长兴之间的山区。三野部队在突破江防、追击围歼逃敌中，共消灭敌人十三万九千余人。这里选辑粟裕与张震署名报中央军委、总前委和致各兵团、各军的电报七份。]

(1)[总前委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午时电：令第九兵团第一步在二十五日前完成消灭繁昌、获港、鲁港地区之敌，第二步二十六日遂行控制南陵、青弋江、湾址地区，并包围宣城，准备继续向东挺进；令第七兵团第一步二十五日前完成消灭铜陵、青阳地区之敌，第二步二十六日起遂行控制泾县及其以东地区，并准备继续以主力向东挺进。要求在战术上稳扎稳打，有组织有准备进行战斗，防止轻敌乱碰。]

(2)[总前委《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原规定二野主力渡江后东进，担任攻占芜湖、南京任务。后因南京地区之敌弃城南逃，刘伯承向总前委建议二野主力免出南京与三野交叉运动，全力直出贵溪、上饶、徽州，以指向浙赣路进贤至义乌之线，割断蒋、桂两敌之联系。总前委同意免去二野四兵团接管南京的任务，南京城防改由三野八兵团担任。]

(3)[在淮海战役中，为牵制镇江至上海沿江地区之敌，华中一、九分区部队联合指挥，一度称长江纵队。一九四九年三月，编成三个警备旅，拔除国民党军长江北岸三江营以东的桥头堡，大军渡江时，随主力南下作战，担任城市警备。苏南解放后，警六旅担任常州市警备，改为常州军分区；警七旅担任镇江警备，改为镇江军分区；警八旅，担任苏州市警备，改为苏州军分区。均归苏南军区建制。]

(4)[总前委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十一时电示：从即日（二十二日）起，七、九兵团直接归粟裕指挥。]

(5)[总前委接此电后，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三时复电并告七、九兵团：“同意你们的部署，望七、九兵团迅速东进，打通东西联系。”]

(6)[二十二日十三时及二十一时两电：令二十九军与三十一军坚决歼敌二十一军，尔后，二十九军一部相机占无锡，对东警戒。]

(7)[后查明敌五十四军大部、五十一军一部由常州经宜兴、长兴、吴兴，沿太湖南岸逃往上海。]

(8)[总前委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午时复电：“二十七日辰时电部署，我们同意。”]

(9)[二十八日电中令九兵团指挥二十七、二十五、三十、三十三军及十兵团的二十，二十八、三十一军，负责全歼郎广山区之敌。因敌已溃不成军，毫无战力，事实上使用不了七个军围歼。要宋郭、叶韦根据实情，令比较疲劳或路程较远的部队不必参战，但须派一部兵力担任战区清剿。]

（10）[司徒雷登：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住宅引起极坏影响（甚至可能出大乱子）事件，抓紧教育部队，以为鉴戒。同时对各领导机关及其干部，应按前次所示战后部署，研究接收城市之各项工作，并作充分准备，以利接收。并将准备情况报告我们(11)[军委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复粟张并告总前委电：“二十九日电悉。（1）歼灭诸敌甚慰。（2）部署甚妥。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完成此项部署，并完成对于攻占上海的政治准备工作与军事准备工作，则你们可以立于主动地位。（3）总前委除直接领导南京工作外，请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星期以后，假如汤恩伯从海上逃跑时，你们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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钳击吴淞围攻上海的部署*

（一九四九年五月）

一、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已时报军委、总前委电

军委五月六日电(1)奉悉。为达成冻结上海物资，截敌逃路，进而迫敌和平解决上海问题，但又不致过早被动接收上海，我们研究意见：

（一）遵照五月六日电示，如夺取吴淞，为使部队便于展开（尤以炮兵运动需控制公路），嘉定城仍必须占领。故拟以二十九军主力（两个师，另一个师已调吴兴地区分散工作）附两个炮兵团（一个美榴）攻占吴淞、宝山；而以二十八军主力控制太仓、嘉定，掩护其侧背安全，适时加入二十九军方向作战。该地区政占后，即以三十三军担任太仓、嘉定、宝山、吴淞之警备，以便二十九军、二十八军必要时参加会攻上海（或开赴吴兴、嘉兴开展工作）。二十六军则控制昆山、安事线。以上统归叶飞指挥之。另以三十军攻占嘉兴、嘉善、平湖、乍浦、金山卫线，以三十一军为第二梯队，以便适时加入作战，而二十、二十七军则仍于嘉兴、桐乡及其西北地区集结待命会攻上海。

（二）我实行（一）项时，尤以攻占吴淞后，我警戒部队势将迫近江湾，即安亭、菜花浜镇已形突出，且沪外围仅为顾锡九部(2)，均有收缩可能。如此，实质已进入沪市近郊战，在海路为我截断后，敌可能经南汇、川沙撤退。故我在实行（一）项时，尽力避免此着，求得控制段行镇、杨行、嘉定、昆山（含）以北地区，以免迫近上海，造成紊乱。而敌实行向南汇、川沙撤退时，我则以三十、三十一军进入浦东截敌退路，而以二十七军进至青浦，二十军进至松江，待命进占沪市。

（三）在我开进时，或攻占（一）项所示地区，敌已溃乱或和平解决时，我们即待命以二十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进入市区警备。其余部队均不进入市区。上述各军现已进行政策与警备教育，统归宋时轮、郭化若指挥之。

（四）以上各军拟于五月十二日晚及十三日晚（再早则来不及进行部队教育）分别出动，十四日晚达成攻占上述各地之任务。

以上是否有当？请示。(3)

二、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七时，致宋时轮、郭化若、覃健，叶飞、刘培善，并报总前委、军委电

据叶刘十四日二十时电，吴淞、月浦、刘行均为敌主阵地，钢骨水泥碉堡群多至七道，且附近村庄均为敌拆除，难于一下插入吴淞。必须以二十九军集中兵力解决月浦（该军两次攻月浦未奏效），以二十八军主力解决刘行，一部包围杨行。得手后，再择敌弱点割断吴淞、江湾联系，攻取吴淞或割断宝山与吴淞之联系，攻占宝山，开辟炮兵运动道路，以达成封锁江口地区。据我们研究，该线实为淞沪主阵地，必须有准备之攻击，方易奏效。为全歼据点之敌与迅即完成封锁江口，阻敌逃跑，部署如下：

（一）九兵团应以最先头军（原定三十军，如二十军或三十一军在先头，即用该军），力求迅速攻占川沙、高桥，并确实控制东沟镇以北与全国轮船检查处（吴淞右岸）之间，以炮火封锁江面。但必须有负责干部掌握，不得轰击外国兵舰。如有外舰扰乱，应将舰名号码即告我们，以便转军委听候处理。依现在敌人分布情况，敌人较弱，只要你们大胆迅速是可以成功的。

（二）十兵团除依叶刘十四日二十时电外，应以二十九军全力解决月浦之五十二军二师主力，尔后揳入宝山、吴淞之间江岸，向吴淞迫进，首先解决宝山之敌，速即将炮兵开入封锁江口。二十八军主力应先解决杨行之敌，对刘行之敌则以一部包围，待交三十三军接替，并由该军负责歼灭之，尔后该军应对大场、江湾警戒，以保障二十八军侧背安全。二十八军解决杨行之敌后，即揳人吴淞与江湾之间，进逼黄浦江岸，封锁江面；尔后协同二十九军会攻吴波，完成很沪作战第一阶段之任务。二十六军则保持与当面之敌接触，如南翔敌已撤走，即占领之，但正面不应攻击，佯动钳制当面之敌，使其不能他调(4)。

三、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已时致各兵团、各军，并报军委、总前委电

（一）我现已进入上海市郊作战，综合现有情况与各军战况研究，敌现已完成收缩。而以市区为核心之守备计划，浦西重于浦东，苏州河北重于苏州河南。其企图则求控制吴淞与大场、江湾机场核心阵地，保持海上退路。在苏州河北敌守备特点：

1．吴淞、月浦、杨行、刘行、大场线，均为既设阵地，碉堡林立之永久筑城地带。

2．部队为沪敌守备之精华（五十二军、五十四军、九十九师与一四六师），战斗力现为蒋军中最强者。

3．炮兵多，兵舰炮可直接支援，敌图以地堡群为核心配以炮兵火力网，实行阵地前面积射击。故在我攻击前与突入后伤亡大，两天来，我歼敌一个营要付出一千人代价。

4．配合战车、装甲车连续反攻，有的阵地争夺五次之多。

（二）根据上述情况，目前我们作战已不同于野战，亦不同于一般攻坚战，已为我济南战役后再次之攻坚战。因此，对永久设防阵地(5)攻击，应慎重、周密组织。特提出如下问题供你们研究：

1．肃清敌外围之后，对主阵地攻击应周密侦察，选择敌突出部或接合部与较弱之敌攻击，（扌契）入敌之纵深；尔后由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来，撕破敌之防御体系。太原战役，此种方法收效很大。

2．集中兵力（而应是小群动作，群群攻击），尤应集中火力（实行压制射击与破坏射击）与发射筒轰击一点，以炸药来软化敌钢骨水泥工事，轮番不停的攻击。这样使敌不易重新组织防御，更可避免敌已测量好之火力封锁。

3．交通壕作业，迫近敌人，可采用淮海战役歼灭杜聿明集团时钳形作业交替攻击，力求歼敌于阵地内。

4.发挥孤胆攻击与守备精神，发挥爆破威力，以炸药开辟冲锋道路，歼灭敌之反击部队．进行打战车、装甲车之教育。纠正集团攻击与集团守备方式，减少不必要之伤亡。

5．指定对空射击部队。

四、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辰时报总前委、军委电

十七日亥时电(6)奉悉。

（一）目前敌重点守备苏州河北，正面较窄，部队不易展开，同时又受其他各方需待命攻击之限制，故敌炮兵能集中使用，致使我大场、江湾线需沿地堡群各个攻击，费时较久，得手后，每遭敌炮轰击与反击，故争夺一处消耗颇大。

（二）三十军在川沙以东白龙港全歼敌五十一军后，昨晚已向高桥及其以西攻击；三十一军同时由周浦向东沟镇之线，以控制黄浦江东岸，封锁黄浦江，因该方敌兵力工事均弱，易于攻占；二十、二十六、二十七军正继续学习政策中。

（三）如对沪攻击，不受时间地区限制（即不限于吴淞，因我对攻击市区需另待命令），我们意见：如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揳入吴淞，而以九兵团主力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之敌（该处仅为敌七十五军与九十五师），尔后会攻苏州河北。如此实施，则我揳入敌之纵深不致被动。以我现有兵力歼灭淞沪之敌，似已够用。惟二十九、三十、三十三军攻坚经验较少，必要时可调二十五军加入作战。这样不致使担任市区警备三个军的建制过分打乱。

（四）弹药补给所已进至嘉定；伤员截至今日，十兵团收容约七千，九兵团尚未得报（数目不会大）；粮食正用船前运中，油已至苏州十余万斤。刘瑞龙与苏支(7)正会商进一步部署，据汇报攻沪部队粮食似无问题，惟柴草困难，有伐公路树木烧者，现正与苏支商讨由宜兴线用船运木柴来。

（五）我们完全同意总前委十七日亥时电示，对淞沪实行全面攻击，惟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请考虑示遵(8)。

五、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午时报军委电

遵照军委二十日电示(9)，攻击上海的部署如下：

（一）第一阶段全歼浦东地区之敌，控制黄浦江右岸阵地，封锁敌人的海上逃路。内定：以三十军、三十一军全部，并二十军主力割歼黄浦江右岸之敌，控制江岸阵地，组织炮火切实封锁黄浦江面，截阻沪敌水上退路；以二十三军、二十七军及二十军之一部，完成对苏州河南市区之攻击准备，并以炮火冻结机场，积极钳制浦西之敌，策应浦东作战。以上五个军归第九兵团宋时轮、郭化若指挥。以二十五军、二十九军完成攻击吴淞、宝山之准备；二十八军、三十三军、二十六军完成攻击江湾、大场、真如地区敌之准备。以上五个军归第十兵团叶飞指挥。第一阶段任务限于五月二十五日前完成。但第十兵团所指挥各军，应尽量迫近街区，进行交通壕作业，选敌弱点攻击，创造第二阶段作战的有利条件。

（二）第二阶段夺取吴淞、宝山地区之外围碉堡，完成对苏州河北地区敌军之包围。内定：以二十五军、二十九军全力攻占宝山、吴淞，并控制江岸要塞阵地，组织炮火封锁吴淞口，截断沪敌水面交通逃路，并与黄浦江右岸之三十军、三十一军阵地构成火力联系，同时严防敌海军进扰；以二十八军由杨行揳入吴淞、江湾之间地区，保障二十五军、二十九军攻占吴淞、宝山之侧背安全；以三十三军由刘行揳入大场、江湾地区；以二十六军由南翔沿铁路向东揳入大场、真如地区，力求与苏州河南之二十七军打通联系。各部均应积极割歼当面之敌，并向纵深扩张战果。以上五个军归第十兵团指挥。以二十军、二十七军、二十三军全部攻占苏州河以南、淞沪西区及南街区全部，力求揳入纵深，分割歼灭敌人，尔后组织警备部队（以不超过一个师兵力为限）控制街区，主力完成渡苏州河配合十兵团围歼苏州河北敌之攻击准备，或尾敌进击，抢占北岸桥头堡阵地；以三十军、三十一军于黄浦江右岸组织炮火，除严密封锁黄浦江面敌之交通外，并以必要炮火压制黄浦江左岸之敌，直接配合攻击吴淞、宝山及苏州河南市区之各部作战，并加强白龙港、苏州码头线之警戒，防止海上敌舰扰乱。以上五个军归九兵团指挥。第二阶段任务内定于五月二十七日发起攻击。

（三）第三阶段聚歼可能溃缩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黄浦江左岸，以江湾为中心地区之敌，达成全部攻略淞沪全区之目的。内定十兵团除以一部兵力控制宝山、吴淞阵地，组织炮火封锁黄浦江口，防敌东逃外，主力由北向南及由西向东攻歼大场、江湾地区之敌。九兵团除以一部控制浦东及苏州河南市区，并组织炮火从黄浦江右岸协同十兵团封锁黄浦江外，集中主力由南向北及由西南向东北攻击。

（四）炮兵配属：以炮一团二个营、炮三团二个营（另一个营担任江阴要塞守备）、炮团团全部，配属九兵团作战；以炮一团一个营、炮六团全部、炮二团全部、炮五团全部，配属十兵团作战。战车团先以轻型坦克、装甲车出动参战，其余视机出动。以上归特纵陈锐霆司令统一部署之（炮一团、炮六团为美榴，余为野日榴）(10)。

注释：

*[一九四九年四月底第三野战军结束郎广围歼战后，五月三日第七兵团一部解放杭州。五月七日第二野战军控制浙赣路义乌至东乡段八百余里，粉碎了敌人重新组织防御的企图，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遵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示，粟裕指挥三野第九、第十兵团，采取钳击吴淞断敌退路，诱歼敌主力于上海外围，和乘市区空虚适时发起多路攻击的战法，达到了既要歼灭敌人，又要完整地接管上海，以利今后建设之目的。战役于五月十二日夜发起，二十七日解放上海，除汤恩伯率五万余人乘兵舰逃窜外，其余十五万人全部就歼。六月二日第二十五军解放崇明岛，歼敌三千七百余人。至此，京沪杭作战胜利结束。这里选辑淞沪战役中粟裕、张震联合署名的电报五份。]

(1)[军委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致粟张并告陈饶刘邓电：“请粟张即行部署于五月十日以后，十五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口及乍浦海口，断绝海上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运走，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请粟张以具体部署电告。”“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领上海。你们的准备工作愈快愈好。”]

(2)[顾锡九部指敌担任沪西太仓、昆山、青浦、松江之线防守的第一二三军。顾锡九为该军军长。]

(3)[军委一九四九年五月八日二十时复粟张并总前委电：“同意七日巳时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逃路封锁是很必要的。”]

(4)[总前委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二十二时复粟张并报军委：“同意你们十五日七时部署。”]

(5)[上海是一座永久设防大城市，外围的钢筋水泥工事，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国民党政府聘请美国、德国专家全面修筑；在日本军占领之后，为防美军登陆又进行了加修；在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军根据我军攻城特点，又作了全面加修，赶筑了外围阵地、主阵地、核心阵地三道防御工事。阵地编成：外围据点及警戒阵地，设于太仓，南翔、川沙之线，每个据点筑有一个团的阵地，以掩护主要防御地带；狮子林、月浦、刘行、虹桥、杨思、高桥之线为主要防御地带，其纵深约为三公里，构筑有集团地堡群，其中永备性钢筋水泥地堡有三千六百余个，并将一公里以内的村落、树木全部平毁，以扫清射界；利用市区高大建筑物，作为强固的核心阵地和抵抗枢纽，并在市区内设有半永久性的抵抗工事，以便进行巷战。]

(6)[总前委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七日亥时致粟张电：在敌固守上海的情况下，在部署上似应同时由南向北实行攻击。因苏州河南为敌防御守备较弱部分，且多面攻击才能分敌之势，使我易于奏效。如兵力不够，可考虑增调。]

(7)[苏支：指以苏北支前办事处为基础组成的苏南支前司令部。]

(8)[总前委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致粟张并军委电：“你们需要二十五军参加上海作战，即可直令八兵团调用。我们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你们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军委五月十九日致总前委、粟张电：“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收工作已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以于五月二十五日前后开始攻城？攻城时似应照粟张意见，先歼苏州河南及南市之敌，再歼苏州河北及吴淞之敌。”]

(9)[军委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致粟张并总前委电：“据邓饶陈电，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

(10)[五月二十二日获息，汤恩伯已登舰在吴淞口外指挥所部从海上撤逃，其五十四军已从真如撤走，苏州河南市区仅有五个交警总队。粟张即令各部同时实施原定之第一、第二阶段作战计划，提前于五月二十三日夜发起总攻，迅速占领了浦东市区及苏州河南市区，将敌压缩于大场、江湾、宝山、杨行地区，二十七日上午全歼上述之敌，下午三时受降了杨行最后一股敌人。至此，上海全部解放。是役，除汤恩伯率五十四军等部约五万余人先期登舰出海逃往舟山、台湾外，其余敌军，两个军的全部、五个军的大部和五个交警总队，全部就歼，共十五万余人。]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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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粟裕同志

刘华清　张震

粟裕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他戎马一生，搏击沙场，雄才大略，战功显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他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呕心沥血，勤奋工作，为巩固国防和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胸怀全局，勇于开拓，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繁荣我国军事科学作出了重要建树；他功高不居，坦荡无私，严于律己，党性坚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粟裕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他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党和人民永远怀念他。

（一）

粟裕同志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赤胆忠心。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战斗多么频繁，情况多么险恶，他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坚持战斗在革命战争的第一线。

粟裕同志１９０７年８月１０日出生于湖南省会同县一个山村的侗族家庭。早在少年时期，他就同情劳苦大众，对军阀部队蹂躏百姓的暴行十分痛恨。１９２６年，他在常德湖南第二男子师范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从事学生运动。１９２７年“马日事变”后，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粟裕同志响应党的号召，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坚定地走进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行列，再也没有离开过片刻。同年８月，粟裕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起义部队进军潮汕遭到失败后，他坚定地跟随朱德、陈毅同志艰难转战粤、闽、赣、湘。在福建武平战斗中，他头部负重伤，仍以坚强的毅力赶上部队，参加了湘南起义，转战到井冈山。１９２８年以后，粟裕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下，参加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先后担任连长、营长、营党代表、团长、团政委、师长、师政委、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等职，从基层指挥员锻炼成长为一位优秀的高级指挥员。

粟裕同志把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同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自觉地结合起来。在他战斗的一生中，处处表现出为革命事业勇挑重担、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他曾三次执行先遣任务，赴汤蹈火，历尽艰险。

１９３４年７月，红七军团（后改为红十军团）奉命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粟裕同志任参谋长，协助方志敏、寻淮洲同志率部转战闽、浙、赣、皖，在敌人前堵后追的严重情况下，孤军征战，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１９３５年１月，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失利，粟裕同志率领几百人突出重围，遵照中央指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同志任师长，在敌人统治的腹心地区，开创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依据战争情况的变化，独立地领导部队实行了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转变。他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实行正确的政策，创造性地应用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指导方针，打破了敌人频繁的“进剿”和两次各约四十个团的“围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使浙南游击区和其他游击区一起，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从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北上的行动，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抗日战争爆发后，粟裕同志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这时，沪、杭、宁相继失守。粟裕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毅然奉命率新四军先遣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实施战略侦察。首战韦岗告捷，鼓舞了军心民气。随后，任江南指挥部副指挥，参与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他和陈毅同志一起，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率部东进北上，转战大江南北。黄桥一役，奠定了新四军苏北根据地的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皖南事变后，粟裕同志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并任中共苏中区委员会书记，领导苏中党政军民，粉碎了日伪军频繁残酷的“扫荡”、“清剿”和“清乡”，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把苏中建成了华中的一块坚强的基本根据地，并为华中地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及时转向国内革命战争作了准备。

抗日战争后期，１９４４年底，粟裕同志又一次奉命率新四军第一师主力挺进江南，担任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苏浙区委员会书记，执行向苏浙皖敌后发展的任务，出色地指挥了天目山三次反顽自卫战。天目山战役是在敌后进行的山地运动战。这个战役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苏南、浙东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浙西（包括浙皖边区）抗日根据地，在全军范围内率先实现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我军进行大规模运动战、歼灭战积累了经验。

长期严酷的斗争环境，锤炼了粟裕的革命坚定性，也造就了他独当一面、多思善谋、处变不惊、坚韧不拔的卓越才华和品格。

（二）

解放战争时期，是粟裕同志作为军事家的辉煌时期。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对粟裕高度信任和器重，战争初期，就把他放在了华东战区主将的位置上。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粟裕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１９４６年７月至８月指挥了苏中战役。１９４６年９月２２日，中央军委电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统一行动。１０月１５日，毛泽东同志电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从此，粟裕挑起了华东战场战役指挥的重担，协助陈毅指挥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等著名战役。１９４８年５月，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指挥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１９４８年１１月，粟裕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并直接指挥华东野战军作战。继又参加指挥了京沪杭战役，渡过长江，解放南京、杭州、上海。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光辉战绩，在战役指挥上，粟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解放战争中，粟裕作为一个战区的指挥员，不但善于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富有战略远见，思考问题的立足点，总是自觉地放在关照战略的全局上，敢于和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对重大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及时向中央军委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

１９４６年夏，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犯，摆在我军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在战争初期，运用什么方针战胜数量上、装备上均占优势之敌的进攻。对此，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以山东、晋冀鲁豫和华中三支野战军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实行外线出击的方针，并指示华中野战军主力兵出淮南，与山东野战军配合作战。粟裕同志对当时敌我情况和战争发展趋势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及时向中央军委和陈毅同志提出依托解放区先在苏中打几仗，然后再考虑外线作战的建议。被誉为“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就是在中央军委采纳了粟裕等同志意见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总结解放区各战场的作战实践，确定了战略防御阶段实行内线歼敌的战略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我军充分利用解放区的有利条件，不断歼敌有生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改变战略上的被动地位和防御态势，粉碎了敌军的进攻。苏中战役的实践经验，为明确和完善这一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

１９４８年初，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为发展战略进攻，决定成立东南野战军和党的东南分局，任命陈毅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并任东南分局书记，继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遂行第二个战略跃进。并指示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第一兵团渡江南进，在湘、浙、闽、赣诸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吸引和调动中原敌军２０至３０个旅回防江南，以策应刘邓大军，进一步开展中原战局。粟裕同志一面抓紧整训部队，厉兵秣马，准备南进；一面密切注视中原战场和全国战局形势的发展。经过两个多月的深思熟虑，粟裕同志正式向中央提出三个纵队暂不渡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主力，争取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的建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此极为重视，电告陈毅、粟裕赶赴中央，当面听取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迅速作出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留在中原作战的决策。粟裕不负中央的厚望，从中央立下“军令状”回来，就组织指挥了豫东战役，集中华野西兵团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中原野战军密切配合下，一举歼敌９万余人。豫东战役的胜利，使中原、华东战场的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折，大大加快了我军战略进攻的胜利进程，为顺利转入战略决战创造了良好条件。

１９４８年９月，在济南战役行将结束时，粟裕及时向中央军委并华东局中原局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攻占两淮和海州，歼灭援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小淮海战役”计划。中央军委于次日迅速批准了这个建议。在战役进行的过程中，粟裕又及时向中央军委和中原野战军首长提出截断徐蚌线，抑留敌人于徐州地区，力争把国民党军队主力就地逐步歼灭等多次重要的建议。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采纳了粟裕和中原野战军首长的意见，统一筹划，使淮海战役发展成为一次大规模的以徐州为中心的战略决战，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之一。

粟裕同志能够创造性地贯彻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并且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敢于和善于提出不同意见，这是他求实精神和高度责任感的表现，也是与他长期处在战斗第一线，熟悉实际情况，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和作战经验分不开的。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也总是纵观全局，虚心听取各战区指挥员的意见，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并随时修正已经作出的决策。这就把高度的集中统一和充分发挥各战区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最好地结合起来，这是人民解放军得以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本质的生动体现。

（三）

党和人民对粟裕同志建立的功勋给予高度的评价。粟裕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人们通常把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称作陈粟大军。刘伯承同志赞扬他“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陈毅同志说：“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在功劳和荣誉面前，粟裕同志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谦虚谨慎的作风。他总是把功劳归于党，归于人民，从不居功自傲，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中央曾任命粟裕为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为副司令员，粟裕再三恳请中央，自己担任副职，协助张鼎丞同志工作。中央接受了他的请求，又重新作了任命。１９４８年５月，陈毅同志调中原工作时，中央曾决定华东野战军由粟裕领导，粟裕坚持认为陈毅是华野众望所归的统帅，“华野离不开陈军长”。经他一再恳请，中央决定陈毅仍任华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不在位期间，其职务由粟裕代理。粟裕同志“两让司令”的故事，在华东部队传为美谈。他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从大局出发，光明磊落，勇于自我批评，为下级承担责任；他和蔼可亲，待人以诚，尊敬长者和上级，关心同志和部属；他自奉节俭，艰苦朴素，从不以权谋私。粟裕同志深受广大指战员的信赖和爱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军逐步进入了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新阶段。粟裕同志先后担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在新的形势面前，粟裕同志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继续保持和发扬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革命精神，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的“长征”。他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着眼于新形势、新特点，深思我军现代条件下的建设和作战问题，既十分重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又密切注视世界各国军事科学的发展，注视先进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他从我国国情军情出发，针对反侵略战争面临的问题，对我军的战略方针、作战指导、国防建设、战场建设等，进行了艰苦而有价值的探索和研究。他以极大的精力指导加强海军、空军和陆军技术兵种的建设，加强军队院校的建设和各级司令部的建设，加强合成训练和民兵建设，为使我军建设成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而殚精竭虑，忘我工作，建树了重大业绩。

１９５８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粟裕同志当时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又一次表现了坚强党性和高风亮节。

他始终不渝地坚信党，忠诚党的事业，不埋怨，不消沉，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一以贯之地竭尽全力为党为革命努力工作，为国家安全和军队建设操劳，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粟裕同志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后任第一政委期间，协助叶剑英同志为发展我国军事科学，艰苦地进行理论探索。他在战争年代曾六次负伤，头颅中弹片一直未取出，又患过重病，但他不辞劳苦，以残病之躯，多次深入边海防要地调查研究，探索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特点和指导规律，向中央军委提供了不少重要报告和建议，留下了许多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军军事科学战线的开拓者之一。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粟裕同志有数年时间参加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协助周恩来总理分管国防工业、交通、邮电和港口建设，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他坚决抵制了林彪、“四人帮”对国民经济的干扰破坏，为保障军工生产和铁路运输，发展远洋船队，修建深水泊位，改变港口面貌，作出了重大贡献。粉碎“四人帮”之后，粟裕同志衷心拥护和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他针对林彪一伙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教条化的错误做法，提出要学习和运用军事辩证法，这对于肃清军事学术领域中左的影响，冲破禁区，活跃军事学术思想，起到了促进作用。粟裕同志垂暮之年，仍抱病工作，孜孜不倦地撰写回忆录，总结革命战争经验。逝世的前十天，他还在春节茶话会上作了语重心长的书面发言，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充满信心，并和老同志互相勉励，要为党为人民发出最后的光和热。

１９８４年２月５日，粟裕同志不幸与世长辞。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粟裕同志以他革命的战斗的实践，建树了伟大功勋，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半世生涯戎马间，一生系得几危安。沙场百战谈笑过，际遇数番历辛艰。松苍敢向云争立，草劲何惧疾风寒。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粟裕同志的这首诗，真实地表现了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无畏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坦荡乐观的博大胸怀。他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高尚品德，他实事求是的革命创造精神，他一生积累下来的深邃的战略思想，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精辟的军事论著，给我们留下了进行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指导未来作战的宝贵财富。粟裕同志永远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学习的楷模。

《一代名将——回忆粟裕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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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战将陶勇

粟裕;叶飞;钟期光;王必成

战友们聚会，回忆起艰难战斗的岁月，常常会不约而同地想起陶勇同志，甚至慨叹道：“唉，如果陶勇在这儿，多好！”是的，陶勇同志乐观豁达，生龙活虎，有他在，便会热闹得多了。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了，陶勇同志已在１６年前，牺牲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上。

（一）

陶勇，原名张道庸，１９１１年生于安徽霍丘县，从小给地主放牛，后来又当了几年窑工。１９２９年，当土地革命的风暴席卷他的家乡时，他便投身于革命洪流中。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从普通战士，迅速成长为一个智勇双全的战将。历任红军团长、代理师长；新四军二支队第四团团长、苏皖支队司令、三纵队司令、三旅旅长、一师副师长、师长；解放军华野四纵队司令，二十三军军长，九兵团副司令；建国后，任中国人民海军副司令、东海舰队司令，是中国人民海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同时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我们是在不同的时间和他相识的。１９３９年春，他由周恩来同志营救出狱，经延安分配到新四军工作。听说他在皖南军部时期，对军部个别领导人的右倾颇有意见，心情很不愉快，一再地要求到苏南前线来。当时，新四军第一、二两支队已挺进江南敌后，在陈毅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贯彻执行党中央“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建立起茅山抗日根据地，并依照党中央指示，开始向江北发展。陶勇同志来到敌后，远非株守皖南时所能相比，真是“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为了工作便利，需改名字，陈毅同志说：“道庸，有点封建色彩，不好。”粟裕同志说：“把姓去掉，就叫陶勇吧。”他欣然同意了。从此以后，陶勇同志便率领所部与兄弟部队一起，驰骋于大江南北，使敌、伪、顽闻风丧胆。

１９３９年冬，为冲破国民党对我军抗日地域的限制并沟通江南、江北的联系，经陈毅同志策划，借为苏北友军护送弹药的有利时机，派陶勇和卢胜等同志率领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二营北渡长江，悄然插入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以“苏皖支队”的名义，在那里扩大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建立游击根据地。

陶勇同志率部进入仪征以北月塘集地区后，便积极向日、伪军发起连续攻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歼伪军两个连，一个伪警察所，并一度切断了天（长）扬（州）公路。日军大为震惊，旋即纠集日、伪军数百人，分进合击月塘集，企图消灭苏皖支队于立足未稳之际。国民党的县大队５００余人亦隐蔽于月塘集西侧，企图趁火打劫。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伪、顽军，陶勇同志毫无畏惧，指挥若定。他悄悄将部队拉出了月塘集，设伏移居集，亲自带领第四连１００余人扼守正面，将日、伪军放至离阵地一二十米的近距离，出其不意地以猛烈火力予以杀伤，第五、第六连同时从两翼出击，一举击溃了敌军。陶勇同志又身先士卒，亲率部队乘胜猛追，收复了月塘集。此战毙伤日伪军近百人。１月下旬，为粉碎日伪对我皖东根据地的“扫荡”，陶勇同志奉命率部队顶风冒雪，星夜北上，进至天长以南横山地区，配合新四军第五支队和挺进纵队反“扫荡”；３月上旬，又率苏皖支队主力越过津浦路，配合我皖东部队进行“反顽”战役；３月下旬，再与我挺进纵队东西对进，星夜驰援津浦路东根据地中心半塔集的“反顽”战斗，都取得了出色的战果。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陶勇同志率领所部积极作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震憾了伪军和顽固势力，振奋了民心士气，支援了兄弟部队，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苏皖支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１９４１年２月，我新四军一师发起“讨逆战役”，打击在泰州公开投敌叛国的国民党军李长江部。陶勇同志率部攻克姜堰后，向西北方向横扫过去，一路追歼溃逃之敌，至泰州城附近，被大河所阻，河水寒冷，一时又难以找到渡河工具。陶勇同志振臂高呼：“不要停，跟我杀过去！”带头扑下河去，部队人人争先恐后，不顾叛军火力封锁，泅水过河，一举攻占泰州城东门，为次日攻克泰州铺平了道路。

陶勇同志勇敢作战的事例不胜枚举。解放战争初期，他率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初到山东，一次行军途中与国民党第五军遭遇，受到敌人坦克的冲击。当时，部队缺乏打坦克的经验，措手不及，边打边撤，队形混乱，正碰上赶往前沿的陶勇同志。战士们呼喊：“师长，坦克挡不住，赶快撤！”他听了，往路边谷场上的石磙上稳稳当当地坐下来，厉声喝道：“我陶勇坐在这里，哪个敢撤？”战士们立刻镇静下来，纷纷互相鼓励：“陶师长就在这里，怕啥？”战士们返身冲杀过去，先炸坦克履带，再抓俘虏，一举击毁敌坦克３辆。

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英勇事迹；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奋不顾身为党为人民顽强作战的精神，贯穿在他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中，闪现出夺目的光辉。在战斗发起前，他会换上便衣，潜入敌占区，侦察敌情；在战斗的紧急关头，他往往会将上衣一脱，举起大刀，率领战士去拚搏；他也曾多次孤胆深入虎穴，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劝降或联络起义，收编改造各种武装；他还曾骑着快马，冒着敌机的追踪扫射，去第一线的部队指挥作战……。他是指挥员，又始终是队列中的普通一兵。

对他这种勇猛的战斗风格，领导上常常是喜忧参半的。有时候也不得不批评他，不要做“拚命三郎”。他却有自己的想法，“我的部队底子薄啊！队伍发展快，成份复杂，又没时间整训，只有靠打仗时练兵，只有靠我们指挥员带着战士冲啊……”

陶勇同志所带的部队，具有强烈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集体荣誉感，以勇猛顽强著称，以接受艰巨的任务、争先杀敌为荣。但在组建伊始，比起其它一些兄弟主力部队，基础确是差一些。红军老战士少，收编的各种地方武装多，无论战斗经验、士气、装备都不算强，但这支部队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为华东战场上的一支无敌劲旅，是和陶勇同志的以身作则分不开的。

（二）

陶勇同志无论在哪一级的岗位上，总是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参加了上级召开的重要会议，很难有完整的笔记，却能毫不走样地传达，一丝不苟地执行。同志们佩服他的强记善解。其实，强记善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会前会后，他抓紧时间向领导同志和战友们讨教，反复琢磨，反复研究，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气力。正是这种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鞭策着他勤奋学习，刻苦努力，从一个普通的放牛娃，成长为无产阶级的杰出的将领。

他平时就熟悉自己的部队，了解敌人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战时他的指挥所总是设在紧靠前线的地方，亲自掌握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形势。他善于理解上级的指挥意图，从不消极地执行命令，当战场出现错综复杂、凶险危急的情况，能够依据战役的要求，结合当面的情况，当机立断，临机处置。

在苏中战役的第四次战斗中，他率一师担任攻歼李堡守敌的任务。部队从一仓河出发，行至中途，得悉敌情起了变化，李堡和海安之敌正在换防，敌新七旅旅部率十九团已到达李堡，敌一○五旅旅部率一四八团尚未离开，敌守军兵力增加一倍，武器装备又优于我军，我军进攻兵力由绝对优势转为相对优势，这个仗还能不能打？会不会打成胶着状态而失去了奇袭作用？陶勇同志分析说：“敌兵力虽然增加了一倍，但换防之际必然混乱而疏于防范，该走的已交卸守备责任必无斗志，刚来的又不熟悉情况难于坚守，敌军建制不同便会互相牵制，这正是我军发动攻击的大好时机。”于是仍按原计划发起攻击，顺利歼敌两个旅部又两个整团，生俘敌少将旅长、副旅长各一名。

他能够灵活运用我军传统的战略战术，又能够不拘陈式，创造新的打法。他善于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针对各种不同的对象，运用不同的作战方法。打游击战他善于隐蔽行动，出敌不意，来去自如，速战速决；打运动战，他善于高度机动，勇猛穿插，寻找战机，连续作战，干净利索地夺取胜利。我军善于夜战，攻击敌占城堡，一般都在夜间。有一次他指挥的部队夜间攻城，没有得手，团长正要把部队撤回来，第二夜再攻。他对团长说：“白天隐蔽在城下，会有伤亡，但是现在天已亮了，从城下经过开阔地撤回来，也会有伤亡，晚上还要通过开阔地再攻，加起来伤亡更大。不如就地隐蔽，等天晚了，就地发起攻击。”果然当晚攻击立即奏效。另一次敌军自以为掌握了我军规律，夜晚防守严密，白天睡觉，他就索性于白天发起攻击，一举攻克该城。

鲁南战役中，陶勇同志的部队担负攻打枣庄的任务。当时这支部队对城市攻坚还缺乏经验，部队虽打得英勇顽强，但因不会爆破，进展不快。陶勇同志积极向兄弟部队学习，认真组织战场练兵，使部队迅速掌握了攻坚爆破的战术、技术，胜利地完成了攻克枣庄的任务。

他关注战争的全局，清楚地了解自己担负的任务对战争形势的影响，自觉地把上级的命令转化成指战员们坚不可摧的决心。１９４７年夏，为了打破敌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略反攻，陶勇同志奉命率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与兄弟部队第一纵队一起，并肩向鲁南敌后实施战略出击。敌急调７个整编师１２万之众对我围追堵截。当时部队因进入新区，供应极端困难，以野菜、南瓜充饥，还经常断炊；加之正值雨季，山洪暴发，河水陡涨，遍地泥泞，部队有时竟日在水深齐腰的泛滥区行军作战，有时接连几天在没膝的泥沙中跋涉，鞋袜走破了，背包霉坏了，双脚溃烂了。看着战士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行军、作战，性格刚强的陶勇同志也心痛得流下了热泪。在强敌当前，处境险峻的情况下，他和纵队指挥机关干部带头，各级机关干部和指挥员争先仿行，都把自己的鞋袜、粮食送到连队，把被子撕开给战士们裹脚。团营干部分别下到连队，他亲自抬着担架和战士们一起行军，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他和一纵队领导同志一起带领部队忽南忽北，时西时东，打打走走，拖着敌军１２万人马。渡过洪水汹涌的滕河、沙河，越过滦河、泗水，与第三、八、十纵队会师，跨过运河，最后甩掉了敌人，完成了战略出击的任务，胜利挺进到鲁西南。

陶勇同志指挥打仗，风格高尚。他协同作战好，配合兄弟部队作战，既积极又诚恳。１９４０年６月下旬，苏北顽首韩德勤煽动李长江部纠集十三个团及保安三旅，对我挺纵驻地郭村形成合围态势。陈毅同志急调苏皖支队及江南主力增援。此时，苏皖支队二营外出执行任务未归，新上升的地方武装尚未编组，从月塘集到郭村相距２００多里，途中日、伪、顽据点林立，封锁严密，且有邵伯湖阻隔其间。陶勇同志用手量了一下地图，很果断地说：“江南主力是来不及赶到了，我们离得最近，增援只有靠我们了。”旋即下令：“克服一切困难，必须尽速赶到！”

部队立即出发，第二营强行军赶上，没有编组的部队边走边编，能带走多少就带多少。他亲率侦察分队先行，掌握敌情，乘夜偷越天扬公路，并依靠十几条小渔船，渡过邵伯湖；接近日军仙女庙到高邮的重点封锁线时，正是白天，有的同志建议晚上再走，他说：“来不及了，出敌不意，冲过去！”部队遭到了日军袭击，三营长郭明生同志牺牲了，三营指战员纷纷要求打掉这股日军，他说：“不行，赶往郭村要紧！”留下小部队与敌纠缠，主力甩开日军，迅速急进，绕道西北，利用统战关系，通过当地驻军防区，秘密地插过李长江的防地，终于在郭村保卫战开始不久，即进入阵地。

解放战争中的诸战役，差不多都是各部队协同作战。他从不打滑头仗，愿意拣硬骨头啃，争挑重担子，在战役进展的重要关头，出大力，吃大苦，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赞赏。

更难能可贵的是陶勇同志打仗，不叫困难，不怕伤亡，为了全局的胜利，勇于承担本部队的最大的牺牲。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打的硬仗、恶仗比较多，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手上谈不上有预备队，机动力量也很少，甚至没有。为了取得战役、战斗上的以多胜少，有时一次战役中常常使用一个部队两次至三次；临时变动、增加任务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不论任务多么艰巨，时间多么紧迫，伤亡多么严重，为了全局的胜利，陶勇同志总是二话不说地去完成。一场硬仗、恶仗打下来，不管部队损失有多大，他总是以豪迈的革命英雄主义激励着士气，同时抓紧休整、补充。部队传统的战斗作风一茬又一茬地继承下来了，而且越战越强。这是他杰出的带兵艺术的表现，也是他的坚强党性的表现。

在我们共同战斗的岁月里，陶勇同志一直率部奋战在战争的第一线，驰骋于长江南北的抗日游击战场，参加了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上历次重要的战役，参加了伟大的淮海战役和渡江、上海等重要战役，他以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机动灵活的指挥艺术和顾全大局的共产主义风格，为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立下了不朽的战功，他率领的部队以辉煌的战果，在我军的史册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

陈毅同志高度赞扬了陶勇同志所率部队：“这个部队善于河川水网、夜间和运动作战，善于阻击攻坚，到山东后，又善于野战，战术比较全面，在华东战场做出了贡献。”

１９４９年底，部队入朝前，朱德总司令来视察。他紧紧地握住陶勇同志的手，高兴地说：“好哇，你就是陶勇，久闻你的大名！”由衷地表达了对陶勇同志的喜爱和赞赏。

（三）

陶勇同志具有一个坚定的政治家的头脑，他不仅能征惯战，智勇双全，也善于在艰巨复杂的形势下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他的这一政治才干，在开辟和建立苏中第四分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的黄桥决战，歼灭了苏北反共最烈的韩德勤的主力，顽、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根本的变化，苏北的抗战局面，大大改观了。苏中四分区（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的国民党军势力，慑于我军军威，不得不和我们达成协议，同意让路给我军抗日，按三三制改组政权，实行减租减息。为了把这一重要地区迅速建成为新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决定派陶勇同志立即率第三纵队进军黄海之滨。

任务是陈毅同志亲自向陶勇下达的。陈毅同志向他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命令我新四军“向一切敌占区发展”的指示，精辟地分析了形势，交代了政策和策略手段，特别强调了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力争合作，准备自卫”、“又打又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谈话进行了整整一下午，陶勇同志向我们辞行时，陈毅同志问：“还有什么问题吗？”他坚定地回答：“请首长放心，任凭是刀山火海，在所不惧，东进！不到黄海边，一分钟也不停止！”

这个地区国民党军总数有３５，０００余人。他们名为“抗日”，实则拥兵自利，同日寇和平相处，对群众欺压荼毒，成为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主要障碍。我军的力量，在三纵进入后，连同原由我地方党控制和领导的少量抗日武装，只有３，５００余人。是一与十之比。而且从政治上看，双方既已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我军的斗争自不宜超出自卫的原则。

面对这种形势，陶勇同志分析了具体情况，认为：第一，从全局来看，黄桥决战胜利后，我党已在苏中取得了政治、军事的决定性优势，使开辟四分区的工作有了坚强的后盾；第二，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党江苏省委派了少数干部来这个地区开展工作，虽然在新四军主力部队挺进苏北之前，基本上是秘密工作，但已有了一些基础；第三，国民党军总数虽然较多，但分属各个派系，互相之间矛盾重重，征战不休。而且尽管他们欺压群众，谋取私利的情况基本上一样，但在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坚决反共反人民的顽固派还是少数。陶勇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商量，认为应该充分利用我方在全局上和政治上的优势，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军和地方上层人物的工作。他灵活运用“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亲自带头在国民党军和地方士绅中开展交朋友的工作，在酒席、牌桌上了解情况，建立感情，宣传抗日，团结各阶层爱国的有识之士，争取了部分上层人物与我达成实行民主改革，推行抗战法令的具体协议，动摇了顽固派的反共联盟的基础。

１９４０年冬，顽军第六纵队徐承德部乘陶勇同志率领三纵主力第七团远赴海安待命参加曹甸战役之机，倾巢围攻我三纵队留守机关和地方党政首脑机关驻地掘港；保安一旅詹长佑部也陈兵于掘港以北环镇地区，与徐承德部对我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形势十分危急。情报传来，陈毅同志急命陶勇同志率七团星夜回援。陶勇同志从他对国民党军已有的了解，认为真正的顽固派是徐承德，对詹长佑还可以争取。于是他一面指挥部队水陆并进，一面独自带了几个警卫员，不顾危险，登上汽艇顺流直下，通过敌情复杂的地区，接着又亲自驾着摩托车直赴詹长佑的旅部驻地马塘。车进马塘时，哨兵问：“谁？”他大喝一声：“我是陶勇！”哨兵吓愣了，连人也没看清楚，车已直驶而过，陶勇同志单骑闯入詹长佑的住所，向詹长佑晓以大义，示以利害。詹长佑被陶勇同志大无畏的精神所慑服，答应掉转枪口，协同我军歼灭徐承德部。我军因此得以集中兵力，将徐顽第六纵队击溃，并乘胜追击，将其主力歼灭于汇龙镇。

此时，南通县长兼南通常备旅旅长，已经在密谋投敌叛国，密切注视着我军行动。我军如对他稍有动作，不仅他会立即率部悉数投敌，且会波及到其它部队。陶勇同志和地方党委各同志再三权衡，决定利用我党的政治优势，首先通过各阶层代表会议，委任我方的一位同志为县长，单人独马地去南通上任；然后派一个连以保护县长为名进驻县城，稳住了该旅。继而利用该旅内部矛盾，扣押了顽旅长和顽副旅长，兵不血刃地控制了这支部队。

这两次事件的处理，我军有理、有利、有节，对扩大我党的影响，打击顽固派，争取中间派，团结进步人士起了关键的作用。就这样，对国民党军部队，根据不同的情况，以对待日寇和对待人民的态度为基本界限，按照党的政策，采取不同的手段，有的予以歼灭；有的解除武装，遣散回乡；有的派人加强和改造；有的由我军改编和指挥。在短短两个月内，就较妥善地解决了国民党军１１个团，约两万人，使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这个地区的主要的力量，为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影响四分区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沿海的海匪为乱。从长江口到连云港的黄海近海区，自古以来海匪为患。我军建立通、如、启、海根据地后，海匪一度很嚣张，扬言“四老爷有种海上见”，量我们不能下海，经常骚扰我军，欺压渔民群众。

陶勇同志对海匪的武装进行了调查分析，抽调主力部队一举歼灭了作恶多端的渔霸王明中部队，通过统战关系，联络改编了陆州舫部，又定计设伏，抓住了海匪头目孙二虎。陶勇同志全面地分析了孙二虎的情况，认为他出身贫苦，讲义气，也有一些民族意识，是可以争取教育的。孙二虎被押送到司令部后，陶勇同志亲自给他松绑，义正词严地向他指出：“为匪是可耻的，国难当头，有血性的好汉子应当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陶勇同志留他吃了饭，发还武器，当场释放。接着，陶勇同志又只身坐着小船，去孙二虎处谈判。这使孙二虎震惊，领悟到共产党的政策伟大，共产党人的品德高尚，表示愿意听候收编，跟着共产党抗日。陶勇同志回到岸边，带着警卫排返回驻地时，在一座桥下又突遭孙二虎部下的伏击，他指挥警卫排冲过桥去，反过来消灭了设伏的土匪。孙二虎更加心服口服，再也不敢调皮捣蛋了。针对孙二虎的帮会习气，好讲义气，陶勇同志征得苏中区党委的同意，收孙二虎做了“徒弟”，从此，孙二虎对陶勇同志，言必信，令必从。但是，孙二虎毕竟为匪时间很长，忍受不了我军严格纪律的束缚和艰苦的生活，乘陶勇同志去华中党校学习时，竟然跑到如东伪自卫团去当了队长。面对孙二虎的出尔反尔，我军既施之以威，又施之以礼，不断派人向他做工作。陶勇同志从党校学习回来后，又立刻派人去，严肃批评他破坏纪律、私自逃跑，并命令他迅速率部来归，我军可既往不咎，否则将以重兵剿灭。孙二虎权衡是非、利害，想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前途，遂重新率部投奔我军。孙二虎从此一心一意跟党走，加强自我改造，勇敢作战，后来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此后，苏中一带广阔无垠的黄海，成为我游击健儿纵横的沙场，扩大了我主力部队机动回旋的领域。以此为基点，我们还开辟了苏中同苏北、山东、浙江、上海等地的海上交通，对支援革命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陶勇同志是苏中四分区抗日根据地的一位英勇的开拓者。嗣后，在艰苦的抗战相持阶段，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领导四分区抗日军民，粉碎了日寇的无数次的“扫荡”，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反“清乡”的斗争。他和苏中四分区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在四分区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当年他的斗争事迹，至今在那一带仍广为传播，成为我军革命斗争史上的佳话。

（四）

作为一个革命军人，陶勇同志对敌人满怀无比强烈的憎恨，对人民群众满腔深情的热爱。

抗日战争后期，他率领苏浙军区第三纵队进军天目山，目睹该区在国民党的长期统治下，苛捐杂税、连年灾荒、民不聊生的惨状，他立即领导全纵队指战员，开展节粮运动，在临战的情况下，部队普遍以竹笋、野菜充饥，他和纵队的其他领导干部也和战士一样，勒紧裤带，指挥作战，把节省下来的粮食，送到贫苦人民群众的手中。１９４６年春，部队开至盱眙地区整训，该地区由于长期受日、伪、顽的疯狂掠夺，人民极端贫困，时值春荒，全县２０余万人竟有１５万人断炊。纵队党委发出了紧急号召，开展节粮、献金运动。陶勇同志对部队指战员说：“人民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决不能眼看着父老乡亲在我们的驻地挨饿！”他和纵队的其他领导同志都带头献出衣物和全部津贴费、残废金，但他犹感不足，从身上脱下军大衣，一并捐献了。全纵队上上下下千方百计献粮献金，接济群众生活，帮助群众生产自救。当三纵队离开盱眙地区时，广大群众依依不舍，挥泪夹道送行。在盱眙街上，家家户户门口放着一张桌子，桌上供着一面镜子、一碗清水，以象征“共产党、新四军清如水、明如镜。”

陶勇同志做政治思想工作，不爱空讲大道理，重实际行动，讲究效果，凝结着对同志对人民的深厚感情。部队住下了，他串东家走西家，很快就和老百姓搞熟了。对群众的实际困难，他摸得一清二楚，很快就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常常看见他走在路上，男男女女的老百姓们跟他亲热地开着玩笑，他也嘻嘻哈哈地应和着。一大群欢天喜地的孩子们，在他身边前呼后拥，他抓起这个抱一抱，又去抓那个，逗得孩子们吱哇乱笑。乡亲们都说：“他哪象个大司令，倒象我们自家人！”同志们佩服他联系群众的本领，他说：“我哪有什么本领？环境这样艰苦，老百姓凭什么跟我们走？我们是人民军队嘛！你实实在在为群众做事，为人民打胜仗，群众就喜欢你，拥护你；在群众中作威作福，群众就讨厌你。”“关键是你要把自己当做普通群众，和老乡们本来就是一家子嘛！”

他和下级指战员的关系也是极为融洽的。在战场上，他是一个严厉的指挥员，下达任务，丁是丁，卯是卯，毫不含糊。平时，他和指战员们说说笑笑，摔跤、下棋，扑克打输了还让人刮鼻子。解放后，他到海军工作，下连当兵时和战士们同台演节目，连队搭的小戏台上，站着四个老头，粘着一样的胡子，拿着一样的小烟袋杆，“四个老头看庄稼”，谁也看不出哪一个是威镇东海的舰队司令员陶勇。在战士里，他有许多熟悉的老朋友；对基层指挥员，他几乎大都摸得透熟。什么样的任务该派谁去执行，谁有思想波动，谁有什么困难，甚至谁和谁在谈恋爱了，他都知根知底，常常不动声色地就帮助解决了问题。有一次，他训斥一个老部下：“这么大年纪了，还等什么，打一辈子光棍？打仗就不要接班人啦？有了对象还保密？胡闹！马上结婚！”自然是陶勇同志把好几个月的津贴费都用来给张罗婚事了。环境艰苦时，他的一切都是“公产”，有的说：“司令给烟抽！”有的说：“司令给双袜子穿！”有的说：“司令，借我点钱……”他总是说：“鬼东西，自己拿去！”“借什么？就这么多，拿去！”于是，翻开他的箱子，“各取所需”，拿了便走，他乐呵呵地在旁边看着。有时候，他的夫人朱岚同志埋怨他：“好不容易给你织了一双袜子，又送人了，你自己穿什么？”他只好向朱岚同志道歉：“他们在基层，比我们更艰苦，更需要这些东西。”

他和指战员们情同骨肉，亲密无间，上上下下团结一致，心情舒畅，战场上便能齐心协力，默契配合。陶勇同志作临战动员是不需要长篇大论的。有时就是一两句话，简单地交代一下任务。有时候，战士列队等他讲话，他却走进战士的队列里去，检查检查装备，大声地和战士们聊天，对新战士说：“害怕吗？我第一次也有点怕，怕也要向前冲，开头开好了，以后就不怕了。”对老战士说：“你这支枪扛了年把了吧？找他们（指敌人）换支新的去！”“注意你的战术动作，我可要拿望远镜盯住你的屁股！”“我跟着你们后面进城，你们要是动作慢，我就先进去了！”战士们的战斗热情象干柴被烈火点燃了，纷纷说：“陶司令你放心！”“我们保证最先打进去！”他就是这样一个巧妙的点火人。

陶勇同志做解放战士的工作也有独特的办法。他把解放战士看作是被欺骗蒙蔽的阶级兄弟，走进人群，和他们说说笑笑，聊聊家常。有时他拎着缴获的新式武器，走过去说：“老弟，这玩意儿怎么用，教教我。”他学会了，又说：“老弟，你教得不错，这玩意儿我们缴获了不少，将来会更多，正需要人教，把你补到××团去怎么样？当然，要你自愿……”有时候他还会表扬几句：“这一仗我们打赢了，不过你们打得也不错，抵抗顽强。可惜你们当官的是熊包，将无能，兵受苦，结果还是当了俘虏。你们当官的是反动派，你们会打仗，为什么不跟我们去打反动派呢？”三言五语，就消除了解放战士们的恐惧、隔膜、对立情绪，使他们感到温暖，体验到革命军队和反动军队的本质区别，帮助他们找到了新生的道路。

陶勇同志生平光明磊落、胸襟豁达，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对待战友、对待友邻，肝胆相照、慷慨豪爽。新四军北撤时，地方政府要求支援，陶勇同志得到党委的支持，一次就拨给一千支好枪，数十挺轻重机枪，几万发子弹。淮海战役时，他领导的第四纵队，有一个排在追击途中和本部失去联系，主动参加了兄弟部队作战，俘获人枪六百余，战后，要求押所获人枪归回建制。他得知后，打电话命令那个排将所获人枪统统留交兄弟部队。解放后，他把一个哑巴运输员同志接到家里赡养，后来这个运输员年纪大了，陶勇同志又把他送回家乡，并和当地政府商量他的婚姻安家问题。解放初期，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我军出过力的人的家属流落到浙江，找陶勇同志求援，陶勇同志指示有关单位妥善安排了她的生活。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做过河拆桥的事！”“文化大革命”中，他不顾个人安危，把一些在地方工作的老战友陆续接到东海舰队保护起来，他对一位老战友说：“你放心住在这儿，我不信那个邪，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陶勇同志死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终年五十五岁。五十多岁的人，正是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的时期，本来，他还可以为党的事业，为海军建设，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却被坏人以卑鄙的手段谋杀了。许多熟悉他的战友，想起来就感到悲愤而特别的难过。

对他的死讯，我们一开始是难以接受的。这样一个战功卓著的名将，这样一个勇敢坚强的战友，凭几条莫须有的罪名就能杀害他吗？但是，听说了他临死前与坏人英勇斗争的事迹，又不能不痛憾地接受这无情的噩耗，甚至不能不愤慨地想到，以他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品质，以他敢于斗争、宁折不弯的作风，在这场特殊的战争中，他的牺牲也许是必然的。他最憎恨那些党内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的人，他喜怒皆形于色，爱憎皆付诸于行，是不肯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感情的。为了捍卫党的原则，捍卫人民的利益，他象坚守黄桥一样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决不肯后退半步；他象攻击孟良崮一样狂风般向敌人进攻，决不会半途撤军；他严词拒绝了林彪死党的利诱拉拢；他针锋相对地批驳林彪一伙全盘否定海军工作的谬论，并且愤然拂袖退出会场；他在叶剑英同志主持的会议上，严厉斥责了林彪死党“搞地下活动、伸手夺权”的阴谋；他不顾江青的威胁，在张春桥策划了上海一月反革命夺权后，把陈丕显、曹荻秋等同志接到东海舰队保护起来……

Chapter_49

。他内心十分清楚，他的处境是极端凶险的。１９６６年夏天，他在北京开会，一个老战友几次三番打电话要来看他，他推辞了。最后不得不在电话里解释：“他们（指林彪一伙）正在设法整垮我，何必让他们多揪一个……”；１９６７年１月，对党内斗争一向守口如瓶的陶勇同志，突然对自己的爱子说：“我，可能要带你上风波亭了……”他已经意识到他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赢得这场战争，他已为此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作为军人，还有什么比沙场捐躯，马革裹尸更大的光荣呢？陶勇同志就是死在他的岗位上的，死在最前线的战壕里的。不久，他的爱人朱岚同志，也光荣地死去了！朱岚同志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温和文雅的女同志，多少还有点娇气。但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她大义凛然，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在陶勇同志被害以后，在法西斯暴徒的严刑逼供下，她坚贞不屈，终于追随她的终身战友和伴侣而去……。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反抗林彪、“四人帮”暴政的艰苦而漫长的战役中，陶勇同志和朱岚同志，是第一批奋起进攻的英雄，也是第一批光荣牺牲的烈士。他们虽然没有看到胜利的一天，但他们却以自己的生命，传播了向林彪、“四人帮”进攻的火种，他们的死，使得狂热者冷静，迷茫者清醒，彷徨者坚定，勇敢者更加奋然前行，教育了唤起了人民，他们的血没白流，他们是死得其所的。他们的英灵将永远伴随着老的和新的一代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人民日报》 1983.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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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

１９４７年１月，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山东、华中野战军番号撤销），初辖１２个纵队，计２７．５万人（不含第十一、第十二纵队）。后增至１６个纵队。司令员陈毅（１９４８年５月９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为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粟裕兼第二副政治委员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粟裕（代），政治委员陈毅（兼）、粟裕（代），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１９４８年５月任第一副政治委员），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兼），第三副政治委员宋任穷（兼），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副参谋长刘先胜、张元寿、刘瑞龙、张震，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

一、纵队

第一纵队　１９４７年１月２１日，由原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改称，辖４个师。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叶飞（兼），副司令员何克希、张翼翔，副政治委员谭启龙、陈时夫，参谋长张翼翔，政治部主任汤光恢，副参谋长张俊升，政治部副主任汤光恢。

第一师　由原第一纵队第一旅改称。师长廖政国，政治委员曾如清，副师长陈挺，参谋长余江茂，政治部主任陈伟达、张孤梅。

第二师　由原第一纵队第二旅改称。师长刘飞、何克希（兼），政治委员张文碧，副师长程业棠，参谋长张宜爱、彭辉，政治部主任张雍耿。

第三师　由原第一纵队第三旅改称。师长刘亨云、陈挺（代），政治委员杨思一，副师长谢忠良，副政治委员邱相田，参谋长洪隆，政治部主任邱相田（兼）、汪大铭。

独立师　由中原转移至华东之原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三旅改称。１９４７年１２月，拨归晋冀鲁豫军区建制。师长方升普，政治委员徐子荣，副师长曹玉清，副政治委员郭林祥，参谋长张介民，政治部主任郭林祥（兼）。

第二纵队　１９４７年２月由原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与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一部编成，辖３个师。１９４８年３月调归苏北兵团建制。司令员韦国清，政治委员韦国清（兼），副司令员张震，副政治委员康志强，参谋长詹化雨，政治部主任邓逸凡，副参谋长吴华夺，政治部副主任徐海珊。

第四师　由原第二纵队第四旅改称。师长朱绍清，政治委员高志荣，参谋长张宜爱，政治部主任胡炜。

第五师　由原华中第九纵队第七十三、第七十五、第七十九团编成。师长姚运良，政治委员秦贤安，副师长周纯麟，参谋长李士怀，政治部主任方中铎。

第六师　由原第二纵队第九旅改称。师长滕海清，政治委员滕海清（兼），副师长徐体山，副政治委员王静敏，参谋长冯文华，政治部主任谢锡玉。

第三纵队　１９４７年１月２２日由原鲁南军区第十师、山东野战军第八师与滨海军区警备旅编成，辖３个师。司令员何以祥、孙继先，政治委员丁秋生，副司令员覃士冕，参谋长来光祖，政治部主任刘春。

第七师　由原鲁南军区第十师改称。师长贺健，政治委员罗野岗，参谋长李家益，政治部主任孙晓风、陈德先。１９４８年２月撤销。

第八师　由原山东野战军第八师改称。师长王吉文，政治委员王六生，副师长马冠三，副政治委员李荆山，参谋长陈士法、毕庆堂，政治部主任李荆山、陈德先。

第九师　由原滨海军区警备旅改称。师长郭廷万、贺健、谢斌，政治委员刘伟、张吉农，副师长朱开智、王明礼，副政治委员王恩甫，参谋长贾耀祥，政治部主任王　。

第四纵队　１９４７年２月７日由原华中野战军第一师改称，辖３个师。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王集成、郭化若，副司令员卢胜，参谋长梅嘉生，政治部主任刘文学、韩念龙，政治部副主任谢云晖。

第十师　由原第一师第一旅改称。师长张震东、卢胜、杜屏，政治委员卢胜、韩念龙、符确坚，副师长俞炳辉、黄胜，参谋长俞炳辉（兼）、胡品三，政治部主任张日清。

第十一师　由原第一师第二旅改称。师长谭知耕，副政治委员王敬群，参谋长康林、曾旦卿，政治部主任王敬群（兼）、陈茂辉。

第十二师　由原第一师第三旅改称。师长彭德清、贺敏学，政治委员伍洪祥，副师长吴肃、余光茂，参谋长黄胜，政治部主任李彬山。

第六纵队　１９４７年１月２１日由原华中野战军第六师改称，辖３个师。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陈时夫（代），副司令员皮定钧，副政治委员陈时夫，参谋长杜屏、皮定钧（兼）、赵俊，政治部主任陈时夫（兼）、谢胜坤，政治部副主任谢胜坤。

第十六师　由原第六师第十六旅改称。师长张云龙，政治委员宋文、谢立金，副师长黄玉庭，副政治委员王直、彭冰山，参谋长颜伏、黄光裕，政治部主任彭冰山。

第十七师　原山东野战军第七师第二十旅，１９４６年１０月调归第六师称第十七旅，１９４７年１月改称第十七师。师长梁金华，政治委员黄先，副师长马长炎、陈仁洪，副政治委员高立忠、陈伟达，参谋长陈仁洪，政治部主任高立忠（兼）、张英。

第十八师　由原第六师第十八旅改称。师长饶守坤、钟国楚，政治委员张闯初，副师长罗桂华，副政治委员张潮夫，参谋长夏云飞、罗桂华（兼）、颜伏，政治部主任张潮夫、彭冲。

第七纵队　１９４７年１月下旬由原山东野战军第七师等部编成，辖３个师。司令员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副司令员林维先、詹化雨，副政治委员黄火星，参谋长胡定千、冯文华，政治部主任黄火星、张崇文，副参谋长张元培，政治部副主任张崇文。

第十九师　由原第七师第十九旅改称。师长熊应堂，政治委员肖学林，副师长张　秀、王培臣，参谋长王培臣、周亚农，政治部主任阙中一、王荣先。

第二十师　由原淮南军区第五旅改称。师长殷绍礼、朱鹤云（代）、张怀忠，政治委员邓少东，副师长唐元田，副政治委员石裕田，参谋长朱鹤云，政治部主任石裕田（兼）、刘鹤孔。

第二十一师　１９４７年３月由鲁中军区独立第四团、第六团等部编成。师长谢锐，政治委员何志远，副师长张怀忠，副政治委员余明，参谋长傅绍甫、张怀忠（兼），政治部主任邓清和。

第八纵队　１９４７年３月由鲁中军区部队编成，辖３个师。司令员王建安（兼）、张仁初，政治委员向明（兼）、王一平，副司令员孙继先，参谋长张仁初、陈宏，政治部主任王一平、李耀文，政治部副主任李耀文。

第二十二师　由原鲁中军区第四师改称。师长孙继先、李迎希、周长胜、高文然，政治委员王文轩、陈美藻、董超，副师长李迎希、高文然，参谋长宋炜，政治部主任鲍奇辰、张健。

第二十三师　由原鲁中军区第九师改称。师长钱钧、陈宏、陈忠梅，政治委员李耀文、董超、曹普南，副师长戴文贤，参谋长陈宏（兼）、李智，政治部主任董超、曹普南、魏伯亭。

第二十四师　由原鲁中军区警备旅改称。师长周长胜，政治委员陈美藻，副师长王建青，参谋长陈忠梅，政治部主任华楠。１９４８年１月，师机关及第七十一团改编为豫皖苏军区第五军分区。

第九纵队　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８日由胶东军区部队编成，辖３个师。司令员许世友（兼）、聂凤智，政治委员林浩（兼），副司令员聂凤智，副政治委员刘浩天，参谋长聂凤智，政治部主任刘浩天、仲曦东，副参谋长叶超。

第二十五师　由胶东军区第二次组建的第五师改称。师长聂凤智（兼）、肖镜海，政治委员刘浩天（兼）、谭佑铭，副师长肖镜海、黄径琛，副政治委员谭佑铭，参谋长官峻亭、黄径琛，政治部主任冯尚贤、谭佑铭（兼）。

第二十六师　由胶东第二次组建的第六师改称。师长刘涌、张郅秀，政治委员仲曦东、张少虹，副师长孙同盛，参谋长黄径琛，政治部主任张少虹。

第二十七师　由胶东警备第三旅改称。师长孙端夫，政治委员刘仲华，参谋长刘光远，政治部主任严政。

第十纵队　１９４７年４月３日由渤海军区部队编成，辖２个师。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景晓村（兼）、刘培善，副政治委员刘培善、肖望东，参谋长赵俊、吴肃，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副参谋长王作尧，政治部副主任张缉光。

第二十八师　由渤海军区第二次组建的第七师改称，师长宋时轮（兼）、王德贵，政治委员王若杰，副师长王德贵、毛会义，参谋长冯鼎三、黄鲁，政治部主任李焕。

第二十九师　由渤海军区第十一师改称。师长肖锋，政治委员李曼村，参谋长朱耀华，政治部主任丁士采。

第十一纵队兼苏中军区。（略）

第十二纵队兼苏北军区。（略）

特种兵纵队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８日由华东军区骑兵团、榴炮团、野炮团、工兵团和山东部分三级军区炮兵团编成。司令员陈锐霆，政治委员张藩，副政治委员刘述周，参谋长钟国楚、韩连生，政治部主任刘述周，副参谋长董尧卿，政治部副主任俞新华。１９４８年秋兼华野炮兵司令部。

第十三纵队　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７日由胶东军区第三次组建的第五、第六师及第七师编成。司令员周志坚，政治委员廖海光，副政治委员陈华堂，参谋长黎有章，政治部主任陈华堂（兼）。

第三十七师　由第五师改称。师长高锐，政治委员徐海珊、张英，副师长张宜爱，副政治委员丁钊（代），参谋长于应龙，政治部主任丁钊。

第三十八师　由第六师改称。师长徐体山，政治委员张英勃，参谋长蒋学道，政治部主任汪登。

第三十九师　由第七师改称。师长傅绍甫，政治委员梁辑卿、余明，副师长杨洪才，参谋长徐元彬，政治部主任穆正身。

渤海纵队　１９４８年１月由渤海部队编成，辖２个师。司令员袁也烈（兼），政治委员周贯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平（兼），副参谋长官宗礼。

第七师（第三次组建）师长曾旭清，政治委员曾旭清（兼），副师长钟贤文。

第十一师（第二次组建）师长傅继泽，副师长饶惠谭，副政治委员秦化龙。

先遣纵队　１９４８年５月组建，辖３个支队。司令员孙仲德，政治委员谭启龙，副司令员饶守坤，副政治委员李步新，参谋长田贤成，政治部主任宋日昌。

第一支队　司令员谢忠良，政治委员杨思一，参谋长洪隆。

第四支队　司令员彭德清，副政治委员杨介人，参谋长康林。

第七支队　司令员罗维道，政治委员黄光。

鲁中南纵队　１９４８年７月下旬由鲁中南军区前线指挥部和６个基干团编成，辖２个师。司令员傅秋涛（兼），政治委员傅秋涛（兼），副司令员钱钧。

第四十六师　由鲁中警备第一、第二、第四团编成。师长刘国柱，政治委员孔繁彬，副师长方明胜，参谋长韩顾三，政治部主任阎世印。

第四十七师　由鲁南警备第十九团、特务团、鲁中警备第五团编成。师长胡大荣，政治委员彭胜标，副师长翁少元，副政治委员宋献章，参谋长蔺毅，政治部主任龚杰。

二、兵团

１９４７年６月３０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南，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８月，中央军委决定，华东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及特种兵纵队组成华野外线兵团（亦称西线兵团、西兵团），由陈毅、粟裕指挥，执行外线作战任务；第二、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组成内线兵团（亦称东线兵团、东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执行内线作战任务。８月底，陈毅、粟裕率外线兵团挺进鲁西南，进军豫皖苏，配合刘邓大军开辟中原战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经半年作战，主要战场已转到国民党统治区。到１９４７年底，国民党军被歼１８７万人，战力急剧下降，地区日益缩小，兵源粮源益趋枯竭，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由于迭次失败，１９４８年初，蒋介石不得不将其总的战略计划改为尽可能坚守东北，力争华北，“追剿”中原，守备并经营江南和台湾，改取分区防御的作战方针。针对战局发展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方针，为进一步发展华东、中原战局，１９４８年２月，中央军委对华东野战军的任务和部署作了新的调整：以外线兵团之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及特种兵纵队组成第一兵团（又称粟裕兵团），准备挺进江南，开辟东南战场，以内线兵团组成第二兵团（又称山东兵团、许谭兵团），继续执行内线作战任务；以外线兵团之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组成第三兵团（又称陈唐兵团），继续配合中原野战军行动；３月，以内线兵团之第二纵队与苏北第十一、第十二纵队组成第四兵团（又称苏北兵团、韦吉兵团），担负苏北战场作战任务。纵队以下建制如前。

第一兵团（粟裕兵团）　司令员粟裕（兼），政治委员粟裕（兼），副司令员叶飞，第一副政治委员叶飞（兼），第二副政治委员金明，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兼）。

第二兵团（山东兵团）　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兼），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谢友法。

第三兵团（陈唐兵团）　司令员陈士榘（兼），政治委员唐亮（兼）。

第四兵团（苏北兵团）　司令员韦国清，政治委员陈丕显，副政治委员吉洛，参谋长覃健，政治部主任张凯。

１９４８年秋，豫东战役和兖州战役胜利后，出现了华东野战军内、外线兵团能够集中作战的有利形势。由于战局发展，中央军委决定粟裕兵团南进作战任务暂缓执行，陈唐兵团与粟裕兵团合并，仍称外线兵团（亦称粟裕兵团）。

外线兵团（粟裕兵团）辖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先遣、两广、特种兵纵队。司令员粟裕（兼），政治委员粟裕（兼），参谋长陈士榘（兼）、张震（兼），政治部主任唐亮（兼）。

山东兵团辖第七、第九、第十三、渤海、鲁中南纵队。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兼），副司令员王建安，参谋长李迎希，政治部主任谢有法，副参谋长陈铁君，政治部副主任王集成。

苏北兵团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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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粟裕同志

叶飞

初见粟裕同志时，他２７岁，我刚２０岁。从那时到不久前我看到病危中的他，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首往事，不胜感慨系之。

一

我是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才同粟裕同志认识的。第一次见面是１９３４年８月，那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红七军团），在渡过闽江，进攻福建省会福州之后向闽浙边挺进，经过闽东地区时，我代表闽东特委和闽东红军在宁德赤溪、福安穆阳同北上抗日先遣队会师时同粟裕同志见面的，那时他是军团参谋长。再次见面是１９３５年１０月，那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了，他和刘英同志率领突围部队组成的挺进师，挺进到浙西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浙西南新的游击区，到达闽东地区在泰顺、寿宁交界的郑家坑村和闽东特委、闽东红军会师。会师后，召开了浙西南特委和闽东特委联席会议，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军区。从此，我和粟裕同志结下了战斗友谊。

粟裕同志是很用脑子、长于思索和善于总结经验的人。会师不久，我们有一次深谈。他向我提出一个当时游击战争中非常重要的问题，粟裕同志说，他们最苦恼的一个问题就是丢不掉“尾巴”。“尾巴”指的是跟踪的敌人。粟裕同志问我，你们闽东的队伍是怎么摆脱跟踪的敌人，丢掉“尾巴”呢？我一下回答不出来，因为我们还没有好好总结经验。我想了一下就说，有什么经验，我说不上来，我就把闽东部队活动的规律告诉他。我说：闽东部队（即闽东独立师）是土生土长的游击队，没有本事不要根据地或者远离根据地到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横冲直闯，部队要挺进到白区活动，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新的游击区，我们的做法一般是先派人去做工作，掌握情况，了解道路，然后部队才出动。我们把这叫做：群众工作在先，部队在后。此外，我们部队到白区活动，是以根据地为依托的，当时闽东地区有四块根据地。而且我们部队活动规律是不走回头路，即从这块根据地出去活动，回到另外一块根据地隐蔽休息。我们从根据地出去到白区活动，是夜间行军，一夜走七八十里，一般敌人要到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才发觉我们部队行动，又不知道这个部队从哪里来的。等到敌人调动兵力要来打我们时，我们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又于夜间开回另一块根据地隐蔽休息，敌人不知道我们部队到哪里去了，就把要跟踪或已跟踪的敌人摆脱了。粟裕同志听了后说：“哦，这叫做‘狡兔三窟’！‘窟’，就是根据地。”他还说：“我们在浙西南就是吃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所以甩不掉‘尾巴’，部队得不到休息，伤病员也没法安置！”他这么一概括，实际上就是总结了开展游击战争要有根据地的思想。粟裕同志是从浙西南游击战争的的亲身体验中深刻地领会了这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

二

粟裕同志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初期，运用和发展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

南方各省红色游击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大江南北的敌后战场，当时摆在全体指战员面前的是一个新问题：我们能不能在平原、丘陵、河网、湖泊，并且在铁路、公路、水路交通极为便捷，敌人据点林立的江南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呢？

粟裕同志首先率领江南新四军（即一、二、三支队）先遣支队进入江南敌后，卫岗伏击，初战告捷，揭开了新四军在江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序幕。

卫岗处女战，证明了不仅在平原、水网，即使是在南京、镇江之间的敌人腹心地区，只要有人民拥护，也是可以“脱手斩得小楼兰”（陈毅同志诗句）的。随后，江南新四军在陈毅同志和粟裕同志的领导指挥下，在江南敌后建立了茅山地区抗日根据地，站稳了脚跟，这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不管什么地形，不管什么地方，特别是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只要有群众，只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我军非但能生存，并且能发展，能建立根据地。某些条件甚至较山区更好，例如，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能给我们以更多的人力物力支援。这就是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在抗日战争中的运用和发展。

三

抗日战争中期，粟裕同志和苏中区党委、新四军一师其他同志一起，在党中央、华中局领导下，领导苏中军民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当时，日寇和汪精卫伪军在江南进行“清乡”的特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分期分批地即一块一块地进行“清乡”，企图以达到其彻底摧毁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强化伪政权，巩固敌占区，彻底奴化中国人民的目的。其步骤是首先在江南武进以东地区（即苏南东路地区）进行“清乡”，以后推向江北苏中沿江地区进行“清乡”，企图确保长江下游——南京至上海长江两岸地区的战略目标。敌伪吹嘘这是日寇统治台湾、扫荡华北和蒋介石十年内战“剿共”经验的“综合运用”，真是集反共之大成。

反“清乡”斗争的胜利，除了军民作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外，主要是斗争策略上的成功。“清乡”区是我军较为巩固的根据地，群众条件较好。“清乡”开始后，我军主力在“清乡”区外围积极配合。“清乡”区内，始则大力发动群众性锄奸斗争，造成“清乡”人员的动摇，瓦解敌伪基层政权。继而采取瓦解为主的政策，加强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切实掌握伪基层政权；同时对上层则巩固旧关系，建立新关系，不断发动政治攻势。为期不到一年的“清乡”被粉碎之时，２００里封锁线上的竹篱笆同时举火，烧得精光。人民战争的烈火，照亮了滔滔黄海！

这个胜利是总结了苏南东路（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地区反“清乡”斗争的经验，并运用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西、闽北、闽东、浙南等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中斗争策略的经验，把人民战争的斗争策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四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粟裕同志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及时地领导部队实现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把部队锤炼成正规兵团。

新四军一师的前身是南方各省的红色游击队，在频繁的反“扫荡”实践中，锻炼和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加强了部队素质。对日寇作战主要是游击战（团、营、连规模的战斗），但到了抗战中期、末期，对日寇作战也逐步由游击战上升为相当规模的攻坚战和运动战了。１９４４年春的车桥战役，就是集中了新四军一师的主力，采用攻点打援的战法，歼灭日寇大佐以下４６５人，创当时敌后战场生俘日寇４８人的最高记录，标志着苏中部队向正规化兵团的跃进。

在抗日战争时期，反摩擦战斗更锻炼部队向运动战的转变。新四军一师主力在１９４０年进行的黄桥战役和１９４５年春进行的第三次天目山（孝丰）战役，就是两次大兵团作战的战役。

新四军一师和苏中部队就是经过抗日战争时期运动战的锻炼，逐步培养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的劲旅的。

五

粟裕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发挥了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才能。

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同志和谭震林同志一起，指挥了苏中战役，七战七捷，蜚声中外。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以后，他协助陈毅同志指挥了著名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战略反攻以后，粟裕同志协助陈毅同志指挥外线兵团转战中原地区，最后由他指挥进行了著名的豫东战役；并参加指挥淮海、渡江战役，功勋卓著。

粟裕同志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特点是大胆、机动、果断，尤其善于使用迂回包围，大胆使用部队向敌人纵深进行穿插，实施分割包围战术。宿北战役中，命令我纵队于夜间，从峰山以南、晓店子以北楔入敌人纵深，在敌心脏夺取十余庄子，控制了一条长约６．７公里、宽约１．２公里的陕长走廊，构成向北、向西、向东南的三面防御，割裂敌整编六十九师与整编十一师的联系，达成战役上的合围。其时，嶂山镇未攻克，峰山争夺激烈，整编十一师由宿迁北援，企图接应被我军包围之敌整编六十九师突围，我纵处在敌纵深，时时有被敌人封死口子，遭敌围攻的危险。我纵浴血苦战，击溃十一师北援，扭转危局，与友邻部队一起，全歼了整编六十九师和预三旅。孟良崮战役更是以五个纵队的兵力，从敌人中路兵团中将七十四师强行分割开来，加以围歼，宛如虎腹掏心。

莱芜战役中，粟裕同志协助陈毅同志指挥华东野战军，仅以两个纵队钳制南线敌军主力，而以七个纵队挥师北上，全歼李仙洲集团。这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战场实行大踏步进退，进行大规模运动战的著名战役。

粟裕同志的卓越军事指挥才能，正如朱德同志《寄南征诸将》诗赞：“南征诸将建奇功，胜算全操在掌中”。悼念粟裕同志就要学习他长于思索，善于总结经验，学习他在实践中领会、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习他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精神，以创造性的劳动为四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代名将——回忆粟裕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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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

我想就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如何对付敌军大规模入侵的一些有关作战方法的问题，把我平日考虑到的部分想法向同志们谈谈。但是，我和同志们一样，对现代战争这个事物还是处在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中。我所讲的可能有不妥的地方，如果能够引起同志们进一步深入探讨，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活跃一下军事学术研究的空气，就算达到我的目的了。我所要讲的问题，总的题目可以叫作：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下面分六个问题来讲。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必然促进作战方法的改变。发展我军战略战术已成为当前军事战线上的一项迫切任务。

作战方法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怎样发展的呢？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对于这个问题必须作唯物主义的考察。

自从有战争以来，作战方法的运用和发展，总是同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都是人和武器的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科学技术发展并且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对于作战方法的影响。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中外战争的历史说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常常是首先或最终必然应用于军事领域，使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改进，而军队装备技术条件的发展变化，又必然促使作战方法改变。恩格斯对于这一点说得非常透彻。他说：“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改变甚至变革。”（《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187页）

历史事实正是这样，在人们使用冷兵器打仗的漫长年代里，无论是进攻或是防御，作战方法只能是短兵相接，列阵格斗。可是，一旦火药和火器应用于军事，这纯技术上的进步，便使作战发生了革命，接敌运动、疏开队形、火力与运动相结合等新的战法相继应运而生。以往的历史是这样，今天的现实同样如此。

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是怎样的呢？我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已经促使军队武器装备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向我军的一些传统战法提出了挑战，它迫切要求我军发展战略战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客观现实，努力探索和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作战指导规律，否则，一旦敌人向我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我们就有可能适应不了战争形势的需要，甚至会付出过多过大的代价，延迟战争胜利的进程。

当今，世界上的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原能、航天技术、电子技术以及激光、红外等科学技术成果，已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使军队的武器装备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了称霸世界，拼命研制新的技术兵器和装备，并正在研制中子弹和激光等武器。因此，可以说，现代武器备，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作为先进武器使用的那种飞机、坦克、大炮相比，是一种阶段性的变化，即发展到了以导弹、核武器和电子技术装备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在敌人拥有大量核武器的条件下，是不是今后就必然会打核战争呢？从我们来说，要充分准备敌人打核战争。但是，敌人在战争初期究竟会不会打原子弹、氢弹，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敌人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掠夺，如果它一开始就使用核武器，把城市、厂矿打成一片废墟，把大量的劳动力消灭了，它不就失去了掠夺的对象了吗？从军事上说，它把城市打成废墟即使占领了，它也就不能把这些城市作为继续进攻所要依托的前进基地了。况且，我们也有核武器，你打我也打，都存在遭受巨大损失的风险，所以它不能不有所顾忌。至于战术原子弹，虽然目前苏军的师以上部队普遍装备有战术核武器，但是开始会不会使用，它也是有很多顾虑的，因为一旦使用起来，就很难存在什么界限，就会由战术范围发展到战略范围去。倒是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战争的最后阶段，敌人为了守住地方，掩护退却，挽救败局，有很大可能要使用核武器。从苏美军队常规武器装备的发展来看，虽然他们还在继续研制和改进轻武器，但总的来说，他们在第二次世大战结束后，大体到五十年代中期，已经完成由轻武器为主到以重武器为主的过渡，或者说是由枪战为主过渡到了以炮为主。

要说明的是，我在这是所讲的“重武器”和“炮战”，主要是就武器威力而言的，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例如，坦克、飞机、导弹等重武器，就可以说是在地面活动着的或空中活动着的炮。今天，苏美军队所装备的重武器，具有装甲化、快速化、大威力、远射程四大特点，并且正在向精确制导等更高的水平发展。现代常规武器的破坏力、杀伤力已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了。我军的武器装备在全国胜利以后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有了一定规模的海军和空军，炮兵、装甲兵等特种兵有相当的增长，也有了导弹、核武器。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多年来的干扰破坏，我军武器装备状况还相当落后，同苏美军队比较起来，至少有十五年的差距。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曾经说过：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小米加步枪；第二阶段，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是小米、步枪加点飞机、大炮；今后要有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常规武器加特种武器。现实的情况是，尽管我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由诸军兵种组成的合成军队，但大量的还是步兵，主要装备还是常规武器中的轻武器。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军的特种武器（导弹、核武器）还处于研制和初步的发展阶段，常规武器正处于由轻武器转变到以重武器为主，或者说是由枪战为主转变到以炮战为主的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就轻武器来说，在人民战争的广阔战场上，特别是在敌后战场和次要战场，在近战、夜战和一定地形条件下作战，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我以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正面战场和主要作战方向上，特别是在进行战役决战和战略决战的时候，就必须以重武器为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必须看到并且勇于承认就一点。未来同敌人打仗，我们必须从过去的打步兵为主，转变为以打坦克为主，同时要对付敌人的飞机和空降，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三打”。在正面战场和主要战场，对付敌人成千上万辆的坦克集群，我们将依靠火炮和导弹，辅之以其他的武器，组成多层火网。炸药包对付敌人个别的坦克、行军中的坦克还是有用的。对付敌人的坦克集群就不行了。用枪弹、手榴弹打坦克，即使打得坦克当当响，也是打不掉坦克的。当然，在没有那么多现代化武器的情况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还要依靠现有武器采取多种方法作战。步兵是最能发挥我军特长的兵种，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步兵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我军的步兵必须在装备、编制、训练等方面，依据现代战争的要求，加强建设和发展。像我军现在这样的装备和技术水平的步兵，在正面战场是难以发挥其重要作用的。当前，国际形势对我有利，我们有可能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引进新技术，也可以引进一些武器装备，作为加速国防现代化的新起点。

当然，实现国防现代化，改善我军的武器装备，根本的还是靠我国自己国防工业的现代化。可以预期，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军的武器装备将会有较大的改观。对此，我们是应当有信心的。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即使到那个时候，或者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我军的技术装备仍将相对地落后于敌军，因为它的技术装备还会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地有所发展。因此，我们还要准备以劣势装备对付高度现代化的敌人。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是我军的优良传统。过去如此，今后仍然如此。发扬这个优良传统，应当是建立在客观实际情况的基础之上，并且要在新的条件下研究新的办法，完全不顾实际情况，不研究具体办法，抽象地空谈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是唯心主义的，是害死人的。

我们必须立足于现有，着眼于发展，从现代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是要着重研究在现代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作战方法。这是我们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敌我双方新的武器装备投用于战场，必然对作战行动带来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从根本上看，就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如何贯彻“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问题。“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战争的根本的基本原则，是一切战争行动的依据。指导战争不能离开敌我双方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也不能离开“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和本质。

从战争全体来看，消灭敌人是主要的，只有大量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我军基本的作战指导思想。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运用这个基本原则，实现这个战争目的，是依据战争情况的变化而有所发展和变化的。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保存自己同消灭敌人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是立体战争。由于敌人拥有杀伤力、破坏力空前增大的武器和远战技术兵器，可以对我们的前方和后方同时造成严重破坏，并且有可能使我军在消灭敌人之前遭受重大杀伤，或者使我军在歼灭敌人之后又遭到报复性的重大杀伤。这样，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就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要求，我们必须相应地发展我军的战略术。当然，我们在研究科学技术发展对作战方法改变具有重大作用的同时，丝毫也不能忽视促使作战方法改变的其它因素。正确的作战方法是人和武器两种因素巧妙结合的表现。只看到武器的作用，夸大某一种武器的作用，这种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在资产阶级军事家那里是很盛行的。

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是当时世界上的海军强国，拥有不少新式军舰，英国的军事家就鼓吹什么“海军制胜论”。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飞机的大量出现，资产阶级军事家又拼命夸大飞机的作用，鼓吹“空军制胜论”。但是，这些论调都在无情的事物面前破灭了。毛泽东同志说过：“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53页）事实证明，历史 上没有任何一种武器是不可以对付的。不仅在科学技术上有新的东西对付它，而且武器的使用也要受到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的限制。例如，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就需要有现代的战场条件，否则也难充分发挥其作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矛必有盾，军事技术的发展也逃不出这个规律。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我们仍然要打人民战争，我们的战略战术，是以人民战争为基础的。我们研究武器装备发展对作战方法产生的影响，承认我军武器装备落后于敌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和发展我们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

二、战争初期，首要的是抗住敌人的战略突袭。

在作战指导上，既要避免战略决战和大的战役决战，又要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挫败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稳住战局，为尔后大量歼敌创造条件。

敌人的本质，决定它对我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必然采取速战速决的战备方针。随着敌军的武器和技术装备的日益现代化，它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都明确地把战争初期当成什么“决定整个战争发展和结局的基本的决定性的时期”，极力鼓吹速胜论和战争初期决胜论。敌人一旦发动对我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将依恃其武器装备的优势，先发制人，实行大规模的闪电式的突然袭击。现代的杀伤力、破坏力空前增大的武器和远战技术兵器，将会极大地增强突袭效果，在短时间内即可突袭到我政治、经济、军事的主要战略目标。敌人的战略突袭将会采取种种欺骗和伪装手段突然开始。敌人实施战略突袭不一定有个单独的战略轰炸阶段，很可能是从空中、地面、海上一起来，而地面的进攻对我们威胁最大，即依恃其武器装备的优势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在地面上以坦克、机械化兵团进行密集突击并配以战略和战役的空降和大规模的空袭。开始，海上可能作为辅助方向，因为它还要顾虑，比如它要从青岛登陆的话，那就把屁股亮出来了。敌人实施战略突袭的目的，是妄图一举瘫痪我们的防御体系，合围、歼灭我重兵集团，占领我战略要地，摧毁我们的抵抗能力。所以，战争开始，我们首先面临的是一场十分尖锐激烈的突袭与反突袭的斗争。这场斗争，对于我们能否保持战争能力，保存战争潜力，进行战争动员的战略展开，掌握战争主动权，以及战争中后期的战局展，都具有深远影响。

如何对付敌人这样规模和方式的战略突袭，是我们在过去历次革命战争时期所没有经历过的新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敌人突然对我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在战略上居于主动地位，其军事技术的优势能得到较好的发挥，其弱点则还没有充分暴露，力量还没有受到削弱。从我方来说，虽然有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但在敌人实施战略突袭的情况下，我们的指挥系统、通信设施、交通枢纽、战略要地和人员、物资，以及预先建立的防御体系等等，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失。由于敌人还没有深入我国国土，我们实行人民战争的优越条件也还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因此，在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形势将是很明显的，我军的作战指导将会遇到许多极为复杂的问题。这个时期也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在战争初期，我们要怎么样去对付敌人呢？

我认为，在战争初期，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首要的问题，就要着眼于抗住敌人战略突袭的最初几个浪头，挡住敌人的“三板斧”。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从被动中夺取主动。在作战指导上，我们要针锋相对，既要避免和敌人重兵集团决战又要通过积极作战行动，迟滞敌人的进攻，大量削弱、消耗敌人和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达到保持战争能力，保存战争潜力，实现战略展开，调整和加强我防御体系，从而顿挫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使战局出现初期相持局面。这个时间如能争取三个月到半年，那就是很大的胜利，就可以为尔后的作战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战争初期，敌人在军事力量上明显地居于优势，气焰正盛，希望我们集中主力与之决战，以便实现其战略上速决的企图。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口大口地歼灭敌人是困难的，所以不应当集中主力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和大的战役决战，而应有尽有尽量保存自己的主力，迫使敌人打持久战，打消耗战。我们的打法应该是，不仅在战略上坚持内线的持久防御，而且在战役、战斗上也要有一定数量的兵力打防御战，同时使用相当数量的兵力进行战役、战斗上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

这种打法与过去相比，有两点不同：

第一，在战役、战斗上用一定数量的兵力打防御战。这是由于我们必须贯彻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原则，在重要的作战方向上，坚守要点，打坚固阵地防御战，以制止敌人的长驱直入，为运动战歼敌创造条件。

第二，使用相当数量的兵力进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但避免同敌人进行大的决战。这种打法是，在坚守防御作战的紧密配合下，制造与选择与我有利的条件和时机，例如引诱敌人，使敌人犯错误等，一发现有利战机，就不失时机地发起进攻作战，打规模不等的歼灭战，对敌人进行有力的歼击。比如，对进到我预设战场的敌人，对突出冒进的敌人，对翼侧暴露的敌人，对疲惫不堪的而又缺乏补给的敌人，以及其它小股敌人，等等，都应当及时抓住战机予以歼击。

我们各级指挥员要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见机行事。只要造成和出现有利形势，就应当积极地打，坚决消灭敌人。通过这种打法，粉碎敌人战略速决的企图，迫使敌人同我进行持久作战，而我则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促进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在敌人深入我国国土，兵力分散，补给线延长，士气低落，以及其它情况都有所变化，而我们的力量有所增长的情况下，就应当在这些重要方向上，组织较大规模的战役，以转换战局。

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要紧密结合运用，要有一些新的打法我军过去作战，历来重视作战形式的转换。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到军事战略转变的高度来加以考察。在现代条件下，为适应战争情况的发展，我们对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这几种作战形式的运用，要有新的变化，要研究新的打法。我的想法是战争初期，作战形式的主要特点，将是依托阵地的作战和不远离阵地的作战，配合以广泛的敌后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小规模运动战。

下面谈谈我的若干具体想法。

（一） 运动战的问题

运动战是转换全局、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作战形式。由于现代战争各方面条件的发展变化，运动战的打法将会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要研究新的打法。我们过去打运动战，主要是打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流动性大，对后方依赖小，而且在集中兵力和实施机动时基本上不顾虑会被敌人打掉，打了胜仗以后，更是可以大摇大摆地转移和撤离。

现在我们的作战对象不同了，敌人的空中、地面火力和机动能力都大大超过我们。我军不仅在战前的集中、开进和展开过程中，要防止部队被敌人打掉，就是打了胜仗，也还要防止敌人从空中和地面实行火力报复，被敌人打掉。并且敌人已经不是靠两条腿跑路的敌了，而是装甲摩托化部队，运动速度快，这给我们捕捉敌人和摆脱敌人都增加了困难。在我军武器装备没有大的改善以前，我们要想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也踏不起来。

过去，我们可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现我们无论打得赢还是打不赢，都有个走不走得了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照搬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那种打法，是不现实的。那肯定打不好，甚至会吃大亏。战争初期，我们必须在搞好战场建设的基础上，力求在预设战场依托阵地（包括屯兵设施）和不远离阵地，打一些中小规模的运动战。

既是运动战，又要依托阵地，岂不矛盾吗？不。这是根据战争初期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来考虑的。

在战争初期，敌人有强大的空中优势作掩护，其坦克、装甲部队又是矛和盾相结合、进攻和防御相结合的作战力量。而我们的武器装备还落后于敌人，又缺少空中配合，要通过打运动战歼灭敌人，也就必须依托阵地和不远离阵地，使进攻和防御结合起来，才能较有把握取胜。否则，就很难使部队隐蔽安全地集结和展开，突然地发起攻击，迅速地解决战斗，仗打完了也难以顺利撤出和进行隐蔽，甚至会遭受较大的伤亡。多年以来，我们预设了一些运动战的战场，为依托阵地作战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当然，我们还必须继续大力加强这些阵地和经营这些战场）。

因此，在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我们打运动战也要考虑依托阵地和不远离阵地，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具备条件的，是在敌我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的条件下，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一种可行而有效的做法。

其具体设想，大体有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打与坚守要点相结合的小规模运动战。这种打法就是，把打运动战的部队，预先配置在第一线坚守防御要点的附近和间隙地区，构筑必要的防护工事，人员武器藏在里面，当敌人向我要点进攻或由间隙向我纵深发展时，趁敌在运动之中歼灭其一部，每次歼敌的目标可以是个把营到个把。

第二种是，在我第一线防御部队后面的预设战场上，打中等规模的运动战。这种打法就是，把打运动战的部队配置在便于歼敌、并筑有作战工事的预设战场，当我通过坚守防御和运动防御逼迫或引诱敌人进入我预设战场后，把它包围起来予以歼灭，每次歼敌的目标可以是个把团到两个团。

上面所说的，是依托阵地的运动战的两种打法。这可能是我们在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打运动战的主要样式。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不依托阵地的运动战呢？当然是有的。我设想，一种是打游击性的运动战。这种作战，一般没有坚固阵地防御作战同其直接配合，也不是在预设战场打，而是在正面战场的翼侧或敌后战场，我以机动作战部队的一部，或以转入敌后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对分散孤立之敌，用奇袭的办法打，一次歼敌一两个连到个把营，抓一把就走。

另一种是打规模大一些的运动战。即当我军初步取得对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进一步得到改善，并且能够夺取短暂的局部制空权的情况下，可以在某些重要方向和地区，创造和捕捉战机，每次歼敌一至两个建制师。以上就是我设想的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运动战的几种法。当然，我们还应当预计到，到战争的中后期，随着我军武器和技术装备的进一步改善，我军必定要在我纵深的平原地区打大规模的运动战，同敌人的机械化部队进行战役的和战略的决战，歼敌重兵集团，从根本上解决敌败我胜的问题。

（二）阵地战问题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初期，与以往国内革命战争相比，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就是阵地防御战的比重明显地增加了。

过去我们打仗，在战役、战斗上基本上是进攻，防御较少，有时打一点防御，一般也是配合运动战打的阻击战和运动防御战，很少打坚固阵地防御战。比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一、二次反“围剿”就没有什么防御阵地，第三次反“围剿”也是这样，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几乎全被敌人占了，我们并没有守什么地方。解放战争初期，我们虽然举行了一些保卫战，打过运动防御战，但都不是长期守一个地方，而且打的也不多。真正打了一些坚固阵地防御战的，还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后期。未来反侵略战争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上手，重点设防、重点守备地区，包括一些需要坚守的城市、海岛和海岸，以及某些战略要点，都要打坚固阵地防御战。为了阻止敌人长驱直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并且割、分散和消耗敌人，给主力兵团在适当时机各有利地区打运动战创造条件，我们就必须守住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要点和城市，有的固守到一定时候予以放弃，有的则要长期死守，有些重要城市不但要守住，而且还要利用城市打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样的仗，把城市作为消耗和消灭敌人的战场。另外，前面已经说过，战争初期打运动战，既要力争依托一定的阵地去进行，又需要有较多的坚固阵地防御来配合。因此，我们说，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阵地战的比重增加了。对于必须坚守的地方和城市，已经不是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必须树立顽强坚守、反复争夺、独立作战和长期作战的指导思想。

在现代条件下进行阵地防御作战，既要能对付敌人在场面使用坦克连续突击，又要能对付敌人从空中实施垂直包围，防御阵地和兵力部署要有重点，要构成环形防御，加强纵深防御力量，各级都应建立强有力的预备队，保持反击力量。现在，有些地区，要点搞得太多，兵力是一线置，而且比较分散，预备队力量很小，纵深防御力量薄弱，缺乏弹性和反击能力。这种情况很不适应现代作战的要求，打起来会造成被动，必须加以改变。

现在有的同志，一听到说阵地战，就把它同消极防御混同起来。这是不对的。十年内战期间，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当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搞“御敌于国门之外”，在红军十分弱小的情况下，同敌人打阵地战，拚消耗，当然是极端错误的，是消极防御路线的突出表现。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就一概否定阵地战。阵地战的地位和打法，也是随着战争情况的发展而发展的。我们所说的阵地战，是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导下的阵地战。而且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就打过一些阵地战，它主要是配合运动战而打的，在反攻阶段还打过不少阵地攻坚战。抗美援朝战争后期，我志愿军把阵地防御和阵地进攻紧密结合起来，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方法，大量歼灭了敌人。毛泽东同志及时总结并高度评价了这种依靠阵地作战的验。后来，毛泽东同志考虑到对付敌人可能对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又提出了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原则和“深挖洞”的战略方针，以及建设堡垒地带，重视城市防卫作战等，这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也都是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具体发展。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重视阵地战的运用。重视今后的阵地作战，不断地赋予它以新的内容生形式，是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客观需要，是发展我军战略战术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游击战问题

游击战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占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对于离开后方供应就不能持久作战的装备现代化的敌军来说，其威胁性特别大。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敌后广泛展开的游击战争，是史无前例的。未来反侵略战争，我们将在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水平上展开游击战，就是毫无疑义的。它同我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将在战役、战斗上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其直接配合的作用。现代化的军队作战，必须有现代化的交通、通信条件及其维修设备，有现代化的给养、用水、油料、弹药补给系统，不然，现代化的装备不但不能发挥作用，反面会成为累赘。

我以为，战争初期的游击战，其主要任务就是破坏敌人的运输补给线，特别是它的油料供应系统，这会对敌人的正面进攻迅速发生重大影响。断敌油料供应比断敌粮秣供应更为重要。人员，一天不吃饭还可以作战；机械部队，一分钟也离不开油料供应。苏联军队侵略捷克时，坦克因为没有油料而瘫痪在公路上就是证明。

此外，运用游击战袭击敌人的供应基地、前线战场、导弹阵地、通信系统和指挥机关，也是制止敌军猖獗的重要手段。

为了把游击战提高到新的水平，更大了发挥游击战的威力，必须增强打游击战的力量。除地方武装和民兵要在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开展游击战之外，有些坚守要点的部队，在完成坚守任务，或者确实难以继续坚守时，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转入敌后作战。在某些重要方向和地区，还可以从野战军中抽派一些师和团到敌后去。这些主力部队，除了带领地方武装和民兵积极开展游击战外，还要力争打游击性的运动战。如果一个团能在一次战斗中消灭敌人一到两个连。一个月打四仗，就可以消灭敌人四到八个连，那么，如果向敌后派三、五个师，即九至十五个团，一个月就可以消灭敌人几十个到上百个连队。要迫使敌人从预备队里，甚至从前线进攻部队当中，抽调力量出来担任守备，使其正面战场的兵力受到很大削弱。这样，我们开展敌后游击战，就达到了有力配合我下面战场作战的目的。

敌后游击战，开始可能主要是打敌人的运输部队和维护运输补给线敌人步兵、装甲战车，当其总后和装甲战车遭到严重打击之后，就会调坦克来维持主要运输补给线。就要求我们执行游击战任务的部队和民兵，要学会现代条件下打游击的本领，特别是具有打坦克和装甲战车的能力。

四、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在现代条件下要有新的做法和要求。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是我军建军以来就有的优良传统，也历来是我军打败敌人的主要作战方法。这个原则，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同样是适用的，必然坚决贯彻。这里的实质问题是要不要打歼灭战。就战争的全过程说，只有不断地歼灭敌人，才能使敌人有生力量逐步丧失，改变敌我态势，逐渐转换战局，最后实现战争解决问题。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我以劣势装备对付优势装备的敌人，对付在强大空军掩护下的冲击力和防护力都很强的敌坦克、装备部队，打歼灭战的规模，势必要经过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但是，不管在战争初期、中期和后期，我们总是要积极地创造和寻找战机，乘敌隙，不放过一切有利场合下的歼灭战。这是作战指导思想上的重大问题，也是区分是积极防御还是消极防御一个重要标志。

既要打歼灭战，不管规模大小，就都必须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这个作战原则。所不同的是，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特别是战争初期，实行这个原则，必须根据敌我双方变化了的情况，采取一些新的做法；或者说，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对我们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当承认，在战争初期，我军装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对以坦克为主的敌军打歼灭战，我们要集中大的兵力，将是困难的，搞得不好，不但不能实现对敌人的全歼速决，反而会使我军遭受损伤，得不偿失。因此，在指导思想上，战争初期只能着眼于打小规模的和中等规模的歼灭战，只能小口小口吃，而不能企图在一时一地集中很大的兵力，一次歼灭很多敌人。

就是说，不能违背战争初期必须避免同敌人重兵集团决战的这个前提。战争初期打歼灭战，选择的作战目标要小些。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原则的具体运用上，部队少时，可一次对一个小的或比较小的目标形成优势；部队多时，可同时对几个小的或比较小的目标形成优势。在进攻战中，必须在战斗发起之前，要根据确定的歼击目标，分散配置兵力兵器，几路开进，隐蔽接敌；战斗发起之后，打击目标要集中，部队从四面八方上来，猛烈冲击、突破，近战歼敌，实现速决；战斗结束后，要迅速分散转移，快撤远离，并注意伪装护，尽量避免遭到敌人空中和地面的炮火的报复杀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今后的集中兵力，主要是对敌人坦克、装甲战车而言，形成优势，不仅仅是指兵力相对比，也包括火力对比。打侵略军，更应当重视火力对比的计算，要有足够数量的反坦克武器对付敌人的坦克。要避免出现那种在兵力上占很大优势，但火力并不占优势，甚至处于劣势的情况。应当承认，按照我军现行的编制装备，对付敌人的坦克集群，要实现这样的之力对比优势，而又不使兵力过于密集，是很难办到的。因此，必须加速研制、生产和给部队装备较多的反坦克武器和其它重武器。此外，战时还要求各级指挥员在计划组织战役、战斗时，应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给作战部队，特别是担负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加强火炮和反坦克兵器。当然，在火力运用上，我们应该做到火器分散，火力集中。

关于包围、迂回战术，在战争初期，在正面战场和主要战场，在敌人有很大纵深和强大兵力的情况下，实行包围分割将是不容易的，进行迂回更为困难。在现代条件下作战，究竟什么叫做迂回也要研究。过去，把向敌人深远侧后（一般指敌人正面火力打不到的地方）的作战行动叫做迂回。现在随着远程兵器的发展，迂回这个名词就应当有新的解释了。如果实行原来意义的迂回，也必须有强有力的对联外正面都有可能。

至于穿插，在敌后完全适用，在正面战场用大部队穿插比较困难，用小部（分）队还是可以的。能不能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打好歼灭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指战员能否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就是说，要靠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和部队士气，因为虽然武器是影响战争胜败的很重要因素，但决定的因素终究还是人。

我们讲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两对一，三对一，四对一，五对一，甚至更多一点，是不是就一定能打胜仗，那也不一定。这里，很重要的是靠指挥员善于发挥主观能动性。一般地说，一个战役或一个战斗，如果我们在兵力火力上是优势，敌人是劣势，我们是能够打胜仗的。但是，过去战争中也有这样的情况，有时从兵力上看，在一个战役甚至是一个战斗开始时我方并不占势，但由于指挥员关于制造和抓住战机，指挥灵活，用兵得当，使得战场上出现对我有利的转折，还是打成了歼灭战。也有这样的情况，客观条件相同，这个指挥员可以打歼灭战，那个指挥员就打不成歼灭战。

所以，不能把集中兵力的原则看机械了，把它搞绝对化了。要充分发挥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就要求我们的指挥员充分了解和正确分析判断敌人的各个方面情况，包括敌人的兵力、武器装备、军事素质、士气，以及敌人指挥官的指挥能力和作战个性。

所谓作战个性，就是说，他在作战时是猛打猛冲，敢于打硬仗的，还是巧于智谋，能够临机应变的，或者是懦弱胆怯，犹豫多疑的，等等。要关于根据敌人指挥官作战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对策和打法。大家都看过《空城计》这出戏，为什么诸葛亮敢于设这个空城计呢？因为他当时手里没有兵了，又知道司马懿是个疑心很重的人，同时，他也知道，他一向是以谨慎小心闻名的，司马懿会估计到他不敢干这个冒失的事情。假如诸葛亮的对手不是司马懿，而是像张飞那样的一员猛将，那么，诸葛亮就要当俘虏了。

对我军自己的各方面情况，包括对我军指挥员的不同特长，我们的下级指挥员和战士对他们所在那个部队的指挥员是不是信赖等，也都应该有透彻的了解，以便正确地使用干部和部队。我们能够做到熟知敌我双方情况，就可以制造战机，抓住战机。所谓制造战机，就是制造敌人的混乱，制造敌人的疑虑和错觉，制造敌人的缺点、弱点，使敌人犯错误。这样来适时地使用兵力，就可以在不是优势或者是敌我力量相等，甚至在我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变劣势为优势，取得作战的胜利。

总之，只有很好地发挥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才能正确地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打歼灭战。在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为了保持还击力量，迅速机动兵力打歼灭战，或加强某一方向的防御力量，建立新的防御体系，必须在战前建议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和战役预备队。

过去作战，我军不仅没有强大的战略预备队，连战役预备队也是不大的，有时甚至是没有的。这种情况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在战役上，兵力的部署要实行纵深、梯次配置的原则。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防御作战必须经得起敌人坦克、装甲部队的连续突击，进攻作战要能突破敌人坦克、装甲部队构成的防御体系。因此，只有实行纵深、梯次的部署兵力原则，才能在防御中增强稳定性，在进攻中保持强大的突击力量，才能保证适时地实施机动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应付敌人的空降特别是机降和其他各种意外情况。

五、要把战场建设提到战略高度来对待

在现代条件下作战，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搞好战场建设非常重要。它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而且是和我们的作战思想、战术运用有关联的问题，是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刚才我讲了，现代化战争离不开现代化武器装备赖以活动的战场。因此，战场建设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敌我双方作战能力的增强或削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场建设也是战斗力。我们要充分利用在我国国土上作战这个有利条件，搞好战场建设。

建国以来，我们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是，从战略高度来要求，还有离、从战术、技术上来考察，也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把战场建设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来研究和探讨，因为这也是我们过去所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在过去历次革命战争时期，我们也有战场建设的问题，但比较简单，是大大不同于现代战争的战场建设的。

首先，一定要搞好重点守备的要点、重要城市的设防和堡垒地带的建设，同时要搞好在重要方向适当纵深地区的预设战场的建设，形成积极防御体系。设防阵地的编成、工事构筑、火力配系都要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在阵地编成上，要构成环形防御，适当加大防御纵深，以增强独立作战能力和纵深防御力量。在工事构筑上，要做到山上山下、地面地下、市内郊区、敌前敌后能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形成体系；要把隐蔽自己与发扬火力统一起来，使各种火器主要是火炮和导弹这样的重武器，能够在战斗中不间断地射击，发挥最大的威力；要能打能藏，既要有火器发射的战斗工程，又要有屯兵场，使预备队上来有地方安置，重要的工程要搞好三防设施；还要有相应的附属工程，要设置多种有效的反坦克障碍。

在火力配系上，凡是长期坚守的阵地，都要构成与各种障碍相结合的从头层的以打坦克为主的火网，并要巧妙地部署侧射、斜射和倒打火力。这样，就能较好地增强阵地的生存力和战斗力。

要加强指挥工程的建设。现代战争，如何保持指挥的稳定和通信联络的及时和不间断，是一个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这方面还很薄弱。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好，一旦打起仗来，指挥中断了，就会对战争全局带来重大影响。

战区内的交通建设和战时的供应系统也是个大问题。随着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加强，重武器和车辆将不断增多，战时各种军用物资和弹药、油料的消耗量是很大的。兵力兵器的机动弹药物资的运输，都需要良好的交通作保障。我们交通建设，应该注意平战结合，以适应未来作战的需要。

从战争全局来说，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各有关战区不仅要有战略上的策应，在某些战区之间还要有机动兵力，相互配合，特别是要有战役上的协同和联合作战。这就需要有协调和连接各战略区战略交通道路。在过去战争中，我们是很注意坚壁清野的，今后作战，坚壁清野也要比过去有所发展，在战场建设中应予重视。

我们还要加强打游击战地区的建设。特别是未来同敌人作战，在“三北”地区人烟稀少的广漠平原和草地上，如何使坚持敌后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能够像中国古语所说“狡兔三窟”一样，有生存、藏身和活动的余地，这也是在战场建设上值得认真研究的。

六、活跃军事学术思想是发展我军战备战术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同志曾在四十多年前，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曾向我们指出：“两军对敌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因此，研究军事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从军事理论的研究，引起兴趣，唤起全党注意于军事问题的研究，我认为是必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554页）今天，我们面对着苏美两霸的激烈争夺，尤其是敌人对我国的侵略野心，重新学习并且坚决遵循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把军事学术研究空气活跃起来，借以发展我军的战略战术，更有着迫切的需要。活跃军事学术思想，发展我军战略战术，必须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使自己的思想从他们的长期禁锢下解放出来。解放思想，从军事战线看非常重要。现在政治思想、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战线都比较活跃，军事战线相对地说比较差些。思想开始活跃，但还不能说是比较活跃的。

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应当明确如何正确地理解和贯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的问题。长期以来，彪、“四人帮”鼓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万句”，胡说今后战争的全部问题，毛主席已经都解决了，只要“照办就好了”，等等，把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歪曲成了只能照搬照套，甚至断章取义、肢解歪曲。它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极大地阻碍了军事学术思想的活跃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人民打了几十年仗，打出了一个新中国。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长期革命战争中千百万革命军民武装斗争经验的总结。是经过几十年革命战争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了的真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是我军克敌制胜的传家宝，是加强我军建设和研究我军战略战术的针。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动摇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就不需要发展了，更不意味着只能去照搬照套。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体系。我们讲研究战争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按照毛泽东同志研究和指导战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现代条件的作战问题。简言之，就是实事求是地分析现代战争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研究现代战争及其指导规律。毛泽东同志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仍然适合今天的客观情况，但是，也必须结合实际灵活运用；至于限于历史的条件，毛泽东同志没有提出的，没有讲过的。而在今后战争中又是必须解决和回答的问题，则要敢于创新，敢于发展。我们这样做，不仅不是违背毛泽东军事思想，恰恰是真正坚持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的这个正确原则。这里有一个敢不敢讲真话的问题。

我们这些老兵，尽管对未来战争还懂得不多，但是打了几十年仗，对一般的战争常识还是丰富的。例如，用步枪、机关枪、手榴弹、炸药包已不能对付敌人坦克集群的冲击，必须有足够的反坦克火炮和导弹；又如，要在平原地区，同敌人打大规模的运动战，就必须解决局部制空权问题，这些都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但是，在一个时期内，却成了人们不敢讲或者不敢公开的问题。这怎么能谈到活跃军事学术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呢？活跃军事学术思想，总题目应当是研究解决如何打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的问题。现在，在有些同志中间，对于人民战争有一种口号化的倾向和表面化的做法。似乎只要在口头上讲讲“人民战争必胜”，部队军事演习时配上一点民兵显示一下，这就是全部的人民战争了，将来就可以包打胜仗了。其实，这是不行的。我们过去靠人民战争打败过国内外强大的敌人，今后我们的根本办法仍然要靠人民战争克敌制胜。但是，必须看到，今后我们要打的将是一场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如果我们看不到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思想保守，墨守成规，满足于过去的老一套，而不是从敌我双方都已发展了的情况出发，发展我军的战略战术，就一定会在今后的战争中吃大亏，付出大价。有些同志说，发展战术可以，战略怎么能够发展呢？实际上，毛泽东同志关于战略问题的思想，就是依据变化着的情况而不断发展的。比如，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深挖洞”，重点设防、重点守备，人民防空，城市防卫以及建设堡垒地带等重要指示，不就都是战略思想上的发展吗？发扬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必须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大力提倡学术争鸣，把发扬学术民主同贯彻执行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作战原则统一起来。长期以来，林彪、“四帮”动不动就用什么“冲击政治”、“单纯军事观点”、“反毛泽东思想”、“唯武器论”等一类的帽子和棍子，到处压人打人，使我们在军事学术思想上受到很大禁锢，很少有什么真正的民主空气。影响所及，有把学术思想问题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有的在学术问题上搞下级服从上级，有的看到一些新观点不研究其是否有道理即斥之为“胡说八道”，有的认为没有打过仗的就没有发言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必须改变，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必须彻底肃清。

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我们要推广和发扬最近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民主作风，这是我们党历来的好作风，也是我军的好传统。只有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才能广开言路；只有大力提倡学术争鸣，才能明辨是非。不然，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把军事学术思想活跃起来，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为了活跃军事学术思想，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要创造各种条件，其中包括破除不合理的保密制度，例如，要给部队提供必需的外军情况资料，放映外国战争的和军事演习、军事科学技术的影片，对新的武器进行参观教学，等等。军事学术是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的，它是一门科学。它将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军事原则和作战方法是没有的。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大军事家孙子就说过：“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孙子兵法?虚实篇》）十九世纪德国的着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也曾说过：“一定情况下产生的方法很容易过时，因为情况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理论应该是一种考察，而不是死板的规定”。（《战争论》第一卷，第122、143页）这都是说，取得作战胜利的方法，不应重复老一套，而应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多变的。毛泽东同志更是一贯强调，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一定要着眼于战争特点和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真正把军事学术思想活跃起来，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不断了解和研究敌我双方情况，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作指导，努力探索符合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作战指导规律。这样，才能加速建设现代化国防，把我军建设成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做出贡献。

同志们！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几个问题，主要的是就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问题讲一讲个人的一部分看法，供大家研究参考。我看，我所讲的也是些常识范围内的问题。我在报告一开始就讲了，这完全是一篇学术性的发言，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在于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由于自己对现代战争知识还很缺乏，对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今天所讲的，难免有不妥以至错误之处，欢迎大家提出批评。

【注：本文是粟裕对军事学院高级系毕业班学员的讲话，发表在《军事学术》1979年第3期、《解放军报》197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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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10．4酉时 张邓曾报中央

陈（毅）佳电悉。我们对陈此部署决不同意，对陈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当他大军屯住陇海时，桂系攻占灵城，我们建议山野移灵泗公路间歼灭桂顽，陈不听，后桂顽已占泗城，陈决攻泗城。我们曾两电建议不应攻泗，陈决心不变，又不亲自指挥，而把如此重任给宋一人主持，结果八师、九纵损失甚重，情绪降低。当山野据守众兴，陈拟北撤回山东，我们建议守泗阳，陈决在众兴与淮阴待机，但以后敌情未明，山野主力即撤到六塘河以北，把泗阳防务交给元气未复之九纵把守。以后李延年三军南下泗阳，阵地三天即失。陈尤不守淮阴，虽经中央电示两淮关系全局。但陈始终不重视，把主力控制于渔沟、来安之间，等待桂顽，一无所获。而淮阴方面我守军兵力薄弱，主力未到，我们几次求陈派队南援，终不来。后五旅赶驶顽强，给七四军以惨重杀伤，淮阴局面已定，六师亦于皓日可到淮阴，陈亦允派二纵南来增援，并派人来要粟、谭布置出击，巧晚粟、谭遵命布置，将部队摆开，但到皓晨三时半陈又来电，部队不来，此时淮阴守军已摆开，一时收不回来，敌即在此时从我空虚处进入淮阴城。虽经皓日一日巷战，已无可挽救。这完全是由于陈对用兵开玩笑所致。否则，不仅淮阴可保，且可歼灭敌人，改变战局。为什么陈如此动摇，固与宋曾有关，但我们估计与陈之英雄思想亦非无关系。两淮失后，中央决定山野与华野合并，陈、粟、谭统一指挥，命令已公布，但陈始终保持两个机关，拖不合并，陈亦自己行动，不在一起，仍采取临时接头会商方式。我们屡电建议，陈不采纳。此次因敌知我北移，攻宿七四军，东攻涟水，决一、六师南下配合五旅、皮旅歼敌，要八师接防徐家溜，峻集防务，保持六塘河防线，但陈又于今天提出

Chapter_50

山野北返山东，甚至让淮海失掉。如按陈此种布置，则六塘河、沐阳一带可能丧失，则一、六师将无归路，（因要渡黄河、盐河、前后六塘河及沐河），这对华野是极大威胁。同时陈指挥如此踌躇，山野回鲁南后也不一定打胜战，而山野、华野分开行动，对将来战局无法改变，对全国战局亦有害处。因此，我们坚决反对陈这种布置。我们主张：

一、山野仍应在原地担任后防，候华野十日后北来，再配合作战。

二、陈、粟、谭应会合一起，不宜分开，使粟能助陈下决心，并便统一山野指挥。

三、为了兼顾山东起见，以八师回鲁南，由叶去指挥。并要山东补充叶纵五千人（闻叶纵人数很少）。

四、如陈定要北返，至少应以二纵留下，山野无论如何，要在一、六师北返前确保六塘河与沐阳城，否则前途极坏。

此我们三个人几个月以来观察所识，本知无不言之义，直告中央。是否妥当，请中央决定，但望勿告陈。

1946.10.4酉时张鼎丞、邓子恢、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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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好师长粟裕同志

陈丕显

２月５日晚，当粟裕同志不幸逝世的消息传来，我简直不敢相信。他那熟悉的身影，和蔼的面容，一件件令人难忘的往事，都一齐涌现在眼前。我彻夜不眠，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无限悲痛。粟裕同志多年来带病坚持工作，我每隔一段时间，都去探望他的病情，总盼他能早日恢复健康。不久前，我去医院探望他，见他虽然重病缠身，仍然十分乐观。他在同我谈话中，关切地问起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工作的进展，还督促我帮助江苏省委，及早收集整理苏中根据地的全面历史资料，我答应一定努力完成这个任务，请他安心养病。可是，无论如何我也料想不到，时间仅仅相隔一月，我的老领导、老战友粟裕同志竟离开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那亲切的话语了！

粟裕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是从学兵、战士，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烈火锻炼而成长起来的赫赫有名的战将，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在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他南征北战，驰骋沙场，出生人死，历尽艰辛，为党为人民屡建奇功，博得了名扬中外的崇高声誉。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呕心沥血，矢志不渝，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我和粟裕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相识于皖南。但早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对粟裕同志的名字就相当熟悉。１９４０年夏，新四军江南部队渡江北上抗日，我便开始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从那时起，直到建国初期他奉调去京以前，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达十余年之久，对他的远见卓识和指挥才能，有了深入的了解，对他的优秀思想品质和实事求是作风，有了深切的体会。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我对粟裕同志的深切怀念，不是用笔墨所能表达的，此刻，我悲痛无已，谨将往事略加忆叙，以寄托对他的无限哀思。

１９４０年秋，著名的黄桥战役前夕，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成立，陈毅同志任总指挥、政治委员，兼任地方党的领导职务，粟裕同志任副总指挥，我协助陈毅、粟裕同志负责地方党的工作。这一年９月底、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韩德勤纠集十个保安旅，用数倍于我的兵力，以八十九军和独立六旅１．５万人为主力，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黄桥，发动猛烈进攻。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下，陈毅、粟裕同志亲自领导、统率，党、政、军、民全力以赴，共同迎敌。当时粟裕同志坐镇黄桥，在炮火纷飞中指挥战斗。在前线指挥所里，他全局在胸，从容不迫，调兵遣将，指挥若定，将进犯黄桥市区的顽敌先头部队全部歼灭，随即转入全面反击，夺取了歼敌一万余人的黄桥决战的光辉胜利，为新四军立足于大江以北开展抗日斗争，为开创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１９４１年１月，皖南事变后，奉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重建军部，陈毅同志任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任政治委员，全军部队编成７个师，粟裕同志任第一师师长，统率叶飞、王必成、陶勇３个劲旅，在苏中广大地区胜利地展开斗争。１９４２年开始，敌后斗争形势日益紧张，敌伪将重兵驻屯在我苏中地区的大小城市和重要村镇，对我根据地发动无数次进攻。为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决定实行党政军领导一元化，由粟裕同志兼任中共苏中区党委书记，我任副书记。苏中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又是滨江临海、面对宁沪的战略地带，素为兵家必争之地。粟裕同志军事斗争经验丰富，指挥艺术精湛纯熟，他悉心分析敌友我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粉碎了敌伪重兵频繁的“扫荡”、“清剿”。１９４３年４月，日汪在苏中四分区通、如、海、启地区进行残酷的“清乡”。为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坚定我苏中军民坚持原地斗争的必胜信心，粟裕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先克伪军据点曹埠，再克日军据点南坎，胜利地开展了反“清乡”的斗争。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同志指挥苏中地区的子弟兵团，旗开得胜，在３个月内，连续７战７捷，共歼敌３万余人，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苏中根据地不断发展、巩固，建成为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大江南的坚强前进基地，是党中央、华中局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军民英勇作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和粟裕同志的英明指挥、领导分不开的。当时，苏中地区的人民群众对粟裕同志非常爱戴，赞扬他是“常胜将军”，称呼他是“我们的好师长”。至今，那里的人民群众，还时刻怀念着他。

在战争年代和粟裕同志相处的日子里，我看到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准备打仗。每次行军到驻地，一进屋子，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墙上挂满军用地图，然后就站着过细地观看、思索，听汇报，研究方案，甚至连吃饭也顾不上。有时候枪声已经打响了，战斗进入紧张状态，他总是坚持留在作战室里，一遇到战斗出现险情，他连马也不骑，便直奔到火线去。经过通宵甚至几个不眠之夜，战斗胜利结束，他显然疲倦了，却还要一再查问战斗中指战人员的伤亡情况和安排对俘虏官兵的收容工作。粟裕同志也十分关心根据地的建设，关心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他在司令部住下后，就找地方党政干部了解情况，研究工作，向老农作调查，有时还和干部、战士一起，亲自下田帮助群众抢收抢种。粟裕同志胸襟宽广，生活简朴，待人诚恳，平易近人，无论是部队指战员还是地方干部，都喜欢接近他，他也熟悉和了解他们。他这种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优良品质和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１９４９年春，粟裕同志率领三野大军准备渡江作战，在苏北我和他又相聚一处，然后跟随粟裕同志同乘一条船渡江南下。全国解放以后，我和粟裕同志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即使在十年内乱中，我们的心也是息息相通的。早在“文革”初期，粟裕同志就关怀着我和我们全家，当我身陷逆境时，他亲自将我只有十来岁的幼女，托付给一位老同志照料，又冲破阻力，帮助我一个被诬陷为“反革命”的儿子安排工作。特别使我难以忘怀的，是１９７５年夏初的一天傍晚，在“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上海，黑云压城，空气窒息，粟裕同志和他的夫人楚青同志不顾风险，悄悄地来到我的住地，看望我和谢志成同志，当时我们刚解除“监护”，处境还是十分艰难。粟裕同志向我们讲述了“四人帮”种种倒行逆施、胡作非为的罪恶行径，我们向他诉说了自己在十年内乱中遭受的迫害，他不等我的话说完，就愤怒地说：这一伙人，是可恶的政治流氓，是道道地地的蜕化变质分子。这种凛然正气和铿锵话语，表现了他同“四人帮”斗争的坚决原则性。

粟裕同志终年七十有六，比我年长八岁。在工作中，他对我的帮助很多，是我亲爱的好战友；他在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给予我许多教益，也是我尊敬的师长。

粟裕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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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在东南野战军组成以后

深切缅怀粟裕同志

张震

粟裕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共同经历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走向决定性胜利的历史阶段，许多往事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１９４８年２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南野战军，以陈毅同志为司令员兼政委；成立党的东南分局，由粟裕同志任分局书记，金明同志任副书记。同时决定以华东野战军第１、第４、第６纵队组成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以粟裕同志为司令员兼政委，叶飞同志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还决定了兵团其他领导成员。当时，我在山东沂蒙山区接到调我去一兵团工作的命令，３月３日抵河南濮阳县东北孙王庄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司令部。在这里，粟裕同志向我详细介绍了中原地区以及全国战局的基本情况，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为进一步开展中原战局，发展我军的战略进攻，拟定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计划，其基本设想是：以华东野战军主力三个纵队（第１、第４、第６纵队）在濮阳地区进行两个月休整，然后从湖北的宜昌或洪湖地区强渡长江，挺进到湘西、鄂南、经湘赣，尔后进至京沪杭地区，威胁国民党蒋介石的老巢，创建新的解放区，以吸引调动中原敌军２０到３０个旅回防江南，便于我军各个歼灭江北之敌。还拟于翌年初以华野第３、第８、第１０纵队组成东南野战军第二兵团渡江南进。关于兵团领导干部的配备尚在考虑之中。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把这一战略行动称之为“第二次战略跃进”。第一次战略跃进是１９４７年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空前壮举。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主席又下决心，要以一部兵力打过长江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使老解放区得到休养生息，也便于我各个歼灭江北之敌，进一步巩固与扩大根据地。粟裕同志告诉我，由于我们的战略目的是在东南地区求得生存和发展，所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我们这支部队称为东南野战军，番号准备在渡江成功以后即行公布。中央军委专门为我们印制了新的印章和“东南流通券”，下拨了大批银元，以备这一战略行动使用。同时，部队还进行了一系列渡江和城市攻坚战斗的训练。就在我们整训之际，毛主席专门交待参加党中央１２月会议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让他带着自己亲笔书写的东南野战军领导人员组成名单和渡江计划返回濮阳，对这一战略行动部署加以落实。真可以说是万事俱备，一个重大的战略行动即将开始。

为坚决完成中央军委、毛主席赋予的战略行动任务，完成渡江准备工作，粟裕同志一面领导部队进行整训，同时密切注视中原战场和全国战局形势的发展，经过审慎思考后，他感到渡江地区的选择，似在湖口、当涂段或南京至江阴间为宜，这里靠近我苏中、皖中老根据地，人情水情均熟悉，便于隐蔽企图。部队可采取宽正面、分路分梯队偷渡的方法。这样，渡江成功后离战略目的地较近，可以大大减少长途转战的伤亡和消耗，也容易达成战略行动的突然性。多少个日日夜夜，他总是在地图上画过来量过去，努力领会和认真思考如何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记得他曾向我谈过，东南野战军实行这样的长途转战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最主要的不利因素有以下几点：一是这么多部队渡江估计一个晚上过不完，第二天可能遭敌机和军舰的袭击，受到一定的损失。二是长距离转战部队伤亡较大，沿途要建立一些游击根据地，安置伤病员，一个地区一般要留下一个团加以掩护。这样，部队到达东南地区后，估计将减员四五万人。三是部队进入新区，没有可靠的后方保障，将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１９３４年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有这样的教训。四是东南地区多为水网稻田地，不利于大兵团机动作战。因此，估计蒋介石不会将中原地区的主力兵团像新５军、第１８军等部调往江南，对减轻中原地区我军压力，效果不会太明显。他认为，假如以这支部队长距离转战所付出的伤亡代价，直接用于中原战场作战的话，我们则可能消灭中原敌军主力的一部。通过若干次这样的歼灭战，就有可能改变中原地区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在中原地区，我军若选择敌一、二个师为歼击目标，由于敌机动兵团快速驰援，往往使我处于被夹击的不利地位。我们只有更大程度地集中兵力，以重兵阻援，并集中其余主力迅速歼击数路敌机动兵团中的一路，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粟裕同志从更好地贯彻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出发，密切结合中原战场敌我双方作战的实际，先是考虑以“三军协同，忽集忽分”的战法来对付中原的敌人。后又提出集中“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求得在雨季和夏收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豫皖苏及淮北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歼灭仗”的主张。同时建议对敌人近后方“派出数路强有力的游击兵团”，对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多路坚强的远征游击队”。以这样三线部队的积极行动相配合，“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他先后几次同我们进行磋商和研究。当然，粟裕同志思想上不是没有顾虑的，他有恐自己认识问题不深不透，欠缺于对全局的了解，贸然提出不同意见，而影响中央军委的战略行动计划。同时他更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为了更好地把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和战区当面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应当采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积极提出建议，以供中央军委参考。

自从４月初陈军长（陈毅同志曾任新四军军长，我们都习惯这样称呼）从中央带来了１２月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之后，粟裕同志对整个形势有了更加透彻的了解。他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大胆直陈己见，向陈军长汇报了自己的看法。陈毅同志认为他的想法很有道理。粟裕同志还同华东局其他同志交换了意见。不久，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同志途经濮阳，粟裕同志又征询了先念同志的意见，先念同志也认为，我军无后方长途转战困难是很多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地区的作战行动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粟裕同志还发电征询了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以及陈士榘、唐亮等同志的意见，他们也均认为目前渡江的时机不成熟，支持集中主力在江北打几仗，进一步改变中原战局。粟裕同志遂于４月１８日正式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中央军委、毛主席十分重视，当即电告华野前委，要粟裕同志随陈毅同志立即赴河北阜平县汇报有关渡江准备情况。部队整训工作暂由叶飞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当面听取了粟裕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后决定，将我军任务改为目前先开辟渡江通道，集中力量在陇海线开封、徐州段附近地区打几仗，以寻歼国民党新５军为我军主要作战目标，东南野战军番号停止使用，仍用华东野战军西兵团番号进行作战。５月２８日，粟裕同志和我们一起研究确定了歼击新５军的作战方案。部队渡过黄河后即与新５军遭遇，在定陶、成武一线形成对峙。我军北靠黄河，回旋余地小，且陈士榘、唐亮所率第３、第８纵队还在平汉路南段，我军兵力尚未集中，在这十分紧急的时刻，粟裕同志急电中央军委，提出改变在陇海路歼灭新５军计划，并重新考虑了几个作战方案，其中主要是以第３、第８纵队强攻开封，调新５军南援，在运动中将其歼灭的攻城打援方案，并于６月１６日呈报中央军委，申明“因情况急迫，请示不及，已令部队执行。有何指示，请即赐复”。中央军委、毛主席很快复电指示我们说：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要我们在情况紧急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毛主席作为杰出军事统帅的优良作风，保证了粟裕同志在紧张激烈的大兵团交战之中，出色地履行自己的职权，先破开封，调动了敌人，但因邱清泉兵团十分狡猾，沿旧黄河堤增援开封，使我军不便割歼，遂又考虑改变决心，中央军委、毛主席也曾提醒我们，区寿年兵团同我军作战经验较少。粟裕同志当机立断，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同志，建议在运动中歼灭区寿年兵团，得到中央军委批准，遂指挥部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方法，在中原野战军和中原军区部队的大力协同下，先后围歼了区寿年兵团主力，重创了黄百韬兵团一部，取得了豫东战役歼敌９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豫东战役的胜利，是南线我军战略进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加快了我军战略进攻的胜利进程，为顺利转入战略决战创造了良好条件。按照中央军委、毛主席规定的新的战略任务，进一步筹划在长江以北地区大量歼敌，最终实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问题，我们华东野战军在粟裕同志领导下，继续进行渡江的准备工作。我攻城部队一举攻克有守敌１０万的坚固设防大城市济南，使山东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为我们进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之际，粟裕同志立即提出我军下一个战役目标是南下徐州。一是经徐州以东地区，在海州、连云港、两淮地区作战，即“小淮海”战役计划，其目的是削弱孤立徐州刘峙集团，调敌出援创造战机；打通苏北和山东的联系，取得新的“粮仓”，以支持和准备更大规模的作战；也便于从苏北南渡长江，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准备渡江的任务。二是经徐州以西地区，配合中原野战军逐次歼敌，将敌人打至江边各点固守，为我军渡江创造条件。后来，从徐州以东出两淮的淮海战役计划得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批准，我华东野战军即于１０月间挥师南下，并于１１月６日按计划发起淮海战役。战役打响后，粟裕同志一面按照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原定作战部署，指挥部队合围由海州、连云港西撤的黄百韬兵团，同时阻击与钳制徐州东援之敌。一面密切注视全国战局发展对战场情况产生的重大影响，于１１月７、８两日连续两电强调“截断徐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建议我军于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再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固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提出或打孙元良兵团，或打黄维兵团为战役第二阶段的歼击目标。粟裕同志的建议为中央军委、毛主席所采纳。与此同时，毛主席对全国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了新的判断，于１１月１４日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了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鉴于南线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毛主席于１１月１６日决定成立淮海前线总前委，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与指挥华东、中原两个野战军，从组织领导上保证了战役全胜。这样，原来的“小淮海”发展为“大淮海”了，由徐州、淮安、淮阴改为海州、淮河，包括徐州、蚌埠地区。战略目标的变化，引起了淮海战场敌我双方战役布势的一系列调整，达成了抑留敌徐州集团于淮海地区并调动黄维兵团北上的目的，为我军扩大淮海战役规模，最终胜利完成南线战略决战奠定了基础。

淮海战役胜利后，我二野、三野百万大军兵临长江，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上海。渡江战役前夕，小平同志由陈毅同志陪同，来到蚌埠以南孙家圩子三野司令部，听取我们在粟裕同志赴济南治病前研究的关于当面敌情、渡江部署与作战方案的汇报。小平同志根据会议讨论意见，综合二野、三野当面情况，亲自起草了著名的京沪杭战役纲要。

我们按照纲要以及三野预定方案区分了四个兵团的作战任务。粟裕同志回来后，我把整个作战部署情况向他作了报告，并按照他的交待，根据京沪杭战役纲要确定的方针原则，拟制了部队渡江战役计划。当时我们分析，突破敌长江防线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分割敌人，不让敌人退至沪、杭与浙赣线。粟裕同志特别强调要第９、第１０兵团切断太湖南北走廊，使敌人不能有效地加强上海防御。在我军突破敌江防成功之际，粟裕同志立即要我与第１０兵团叶飞同志取得联系，他命令第１０兵团直插太湖以西宜兴、长兴地区，会同第９兵团部队围歼南逃之敌。第８兵团除以一部兵力担任南京守备外，主力参加太湖走廊会战。粟裕同志又告第７兵团不顾一切向纵深猛插，抢占钱塘江大桥，以便我军以后向福建进军。他告诉我：钱塘江大桥能过火车、汽车，非常重要，如果破坏了，严重影响我军下一步战略行动。我当时还是第一次听说一座桥梁既能通火车、又能通汽车。这座大桥后来被７兵团第２１军先头部队在敌人准备炸桥时迅速夺取了。粟裕同志的这些判断与部署，为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统一部署，从４月２０日起，粟裕同志指挥第三野战军在江苏江阴和安徽芜湖等地突破敌人江防，并迅速转入追击，一举解放南京和杭州，尔后根据中央军委、总前委指示，又组织了淞沪战役，解放了上海，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１９４８年春东南野战军组成，到我军渡过黄河寻歼敌新５军，鏖战豫东，到北上攻济打援，后又南下徐州，决战淮海，直至１９４９年春百万雄师过大江，其间不过短短一年的时间，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如此迅猛、天翻地覆的变化。

回想起来，粟裕同志的确为中国革命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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