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来他乡是故乡 : 司徒雷登回忆录  / (美) 司徒雷登著；杜智颖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7

ISBN 978-7-214-13480-6

Ι．①原…   Ⅱ．①司…  ②杜   Ⅲ．①司徒雷登，J.L.（1876～1962）－回忆录   Ⅳ．①K837.127=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8334号

书       名  原来他乡是故乡 : 司徒雷登回忆录

著       者  【美】司徒雷登

译       者  杜智颖

责任编辑  朱    超    石    路

装帧设计  异一设计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版式设计  张文艺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51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  第1版     2014年10月  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978-7-214-13480-6

定       价  36.00元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我的家庭

第二章  恰同学少年

第三章  重返中华之旅

第四章  圆梦燕京大学

第五章  燕京人

第六章  中国的达官显贵

第七章  孤岛作战

第八章  重生

第九章  入住使馆

第十章  希望破灭

第十一章  前路坎坷

第十二章  竹幕之后[94]

第十三章  梦留中华

第十四章  归隐

第十五章  抉择的十字路口

序言

关于司徒雷登的只言片语

首先，我非常荣幸可以撰文介绍司徒雷登博士。

记忆里，首次与司徒雷登先生见面是在南京，那是1946年的晚春。那时的他刚刚从美国度完假归华，同时，他也在调整那些年日军将他关押在监狱中给他带来的创伤。

那时，我们在一起谈论了当下的政治格局，我对司徒雷登先生的反应和观点十分震惊。在那之后，我提请国务院任命他为驻华大使——要知道，我并没有权力直接任命，我的身份仅仅是总统的一个外事代表。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是因为司徒雷登先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已经接近50年。而他的性格、人品、性情，也是我推荐他为大使的重要理由。也正是因为司徒雷登博士，我才可以用公正的目光看待和评估在过去50年中中国的党派政治问题。司徒雷登先生出任大使一职后，他的建议和协助更是让我受益匪浅。

除了司徒雷登博士，我还没见过第二个人能对中国那复杂的特质、历史和政治理解得如此深入。他的所有观点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也与他那直率的性格有着直接关系。

他的个性和丰富的经历，更是让我领略到了他无穷的魅力。

乔治·凯特莱特·马歇尔

第一章  我的家庭

司徒雷登

我这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中国度过的。这个国家的一切早已经融入于我的灵魂之中——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在那里拥有无数的朋友。我完全是一个中国式的美国男孩，当我长大后，又以一个传教士、中国文化研习者的双重身份回到那里。传道者、神学教授、大学校务长，这是我回到中国后的诸多角色。1946年，我被“派遣”到位于南京的美国使馆担任驻华大使一职——这是我在中国的最后一个角色。

你知道，我亲历了中国近代繁复的政权更迭——从没落的清王朝开始，到孙中山先生凭借理想主义创建的早期中华民国，再到孙先生被迫退位后那个无力应付军阀混战和政治腐败的民国，从统一了国家、促进了现代化进程的国民党政府，到凶残而短暂的日本政权，再到抗战后苦不堪言的国共内战，以及最后的胜利——全面领导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回首遥看中国现代历史进程，我清晰地读懂了这个美洲人眼中的神秘大陆的隐痛——它竭力迫使自己适应新的世纪，并坚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能够超越他国，屹立于世界的物质与道德之巅。

时至今天，离开中国已经四年。在这四年里，我时刻都能感受到冥冥之中主引导着我的灵魂，令我读懂了，不管心中有多么的不甘，可面对外力的束缚时，我们依旧需要做出选择。感谢上帝，让我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中美文化交流和政治外交中扮演了一个小小的角色，令我看到了不同的风景，我感谢上帝恩赐的一切。固然，此时两国不再亲密，可我依旧坚信，在许久以后的未来，中美两国必定会再度携手，谱写新的历史篇章。

1.总统的表亲

我的父母是英勇无畏的欧洲拓荒者的后代。我的祖先阿契博德·斯图亚特是出生在乌尔斯特[1]兰登得里的苏格兰人，如果没有他，我们的家族是不会出现在北美大陆上的，他是家族中登上美洲大陆的第一人。据闻，他带有贵族血统，他是奥奇垂男爵的后裔，曾经被封为“斯图亚特堡伯爵”。他来到美洲大陆，是因为卷入了一场反抗宗教迫害的造反运动，不得已才背井离乡逃到了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和他同来的还有他的两个兄弟，大卫和约翰。在他们来到美洲的七年后，其他的家人才来到这里与他们团聚。而后，他在弗吉尼亚州的韦恩斯博罗附近建立了自己的农场。他有四个孩子，四个孩子又分别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其家族后裔的足迹遍布了美国东部和南部的各个角落。阿契博德的后人之一亚历山大·斯图亚特曾经担任菲尔莫尔[2]内阁的国内事务秘书长和弗吉尼亚州的教区长等职务。而阿契博德的另一个后人，曾经是联邦骑兵将军，他就是J.E.B.斯图亚特将军。他是个风光无限的人物，据说他在一次战争中受伤，在他被人抬下战场前，他愤怒地冲着准备撤退的士兵大喊：“回去！回到战场上去！执行军人的使命，像我一样！”

约翰·斯图亚特居住在弗吉尼亚州奥古斯塔郡的沃克湾，后来又搬迁到司当顿定居。他的孙子罗伯特·斯图亚特是一位牧师，隶属于基督教长老会。他曾经躲在一辆隐蔽的四轮马车中，勇敢地从弗吉尼亚河谷潜入肯塔基的蛮荒之地（后来成为弗吉尼亚的一部分），参与了在肯塔基的莱克星顿创建特兰西瓦尼亚学院的工作。后来，他担任这所学院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教授，并曾一度担任校长一职。

罗伯特·斯图亚特后来娶了汉娜·托德为妻。汉娜是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之妻玛丽·托德的姑妈。于是，罗伯特的儿子大卫，也就成了林肯总统的表亲，而大卫就是我的祖父。罗伯特的另一个儿子约翰·T.斯图亚特毕业于中央学院，毕业后他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的春田郡居住。后来，他成为了林肯的法律合伙人。有意思的是，斯图亚特家族与林肯家族的诸多关系，是我第一次从中国回到美国时才听说的，那年我11岁。这对于当时居住在阿拉巴马州莫拜尔的我们来说，十分惊人。我们由中国回来已经够引人注意了，而与林肯家族的关系，足以给在南部的我们招来杀身之祸。[3]

斯图亚特女子学院的创始人及第一任校长是大卫·托德·斯图亚特，他是女子教育的先驱者。这所学院位于肯塔基州的谢尔碧维尔。大卫·托德·斯图亚特的儿子约翰·林敦·斯图亚特，就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于1840年12月2日出生在谢尔碧维尔，他曾在宾州的华盛顿与杰弗逊学院、肯塔基州的中央学院读书，并于1861年毕业于此。毕业后，他留在那里做了一名教师。四年后，父亲结束了教课生涯，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深造。1868年，父亲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多年后，当父亲回忆起那段时光时，依旧感慨万分，是倪维斯[4]影响了父亲的人生观，父亲到中国传教的信念也始于倪维斯博士对于中国激动人心的言论。毕业的那年，父亲成为新南方基督教长老会海外传教委员会首批赴华传教士中的一员，他跟随两位同事一起去了中国。从纽约上船，途经巴拿马海峡、旧金山，两个月后，他们抵达了最终的目的地——上海。

父亲的传教事业一共从事了46年，在这46年里，他始终都留在最初开始的地方——位于上海西南120英里的杭州。

2.父亲和母亲

1868年，父亲来到杭州传教，那时的他孑然一身。前任传教士因斯里牧师告诉父亲，如果想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学好中文，必须“到中国人中间去生活”。我的父亲听从因斯里的建议，为了更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他在一个鸦片烟馆的楼上租了一套房子。此外，父亲还雇用了一个没受过专业训练的厨师来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在中国生活五年后，父亲的健康出现了问题，他被送回美国休养。不久后，他恢复了健康。短暂的休养生活让父亲深刻意识到：如果想以后不再被健康问题所困扰，他就必须结婚。而后，玛丽·路易莎·霍腾就成了我的母亲。我的外祖父古斯塔夫·霍腾是位法官，同时也是莫拜尔郡教育体系的创始人之一。他曾经担任过该市的市长。南北战争结束后，南部积贫积弱，人称“玛丽小姐”的玛丽·霍腾创建了一所私人女子学校，并以自己的名字为其命名。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了亚拉巴马知名的教育机构。很多南方的求学者慕名而来，引起了北方教育观察者的侧目。此后，人们都称赞玛丽·霍腾是“非凡的女性”。人们建议她去德国深造，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远赴中国，跟随她未来的丈夫去那个神奇的东方国度。远赴中国前夕，玛丽·白戈碧小姐接手了玛丽·霍腾的学校，在那之前她是玛丽·霍腾的助手。随着她的接手，学校也正式更名为“白戈碧女子学校”，这个名字一直用到25年后学校不复存在的时候。

玛丽·霍腾，我的母亲，她在结识我父亲之前，曾经有过一位做联邦海军军官的未婚夫。遗憾的是，在莫拜尔湾的一次军事行动中，这位军官不幸牺牲。母亲去海外传教，是否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今天已经不得而知。当母亲决定去海外传教时，她的大多数朋友都反对这个决定。朋友们认为母亲的决定过于轻率，但是母亲并没有听从朋友们的建议，她没有动摇去中国传教的决心。当母亲下了决定后，就立即与海外传教会的秘书长约翰·雷登·威尔逊商议去国外传教的事情。威尔逊建议我的母亲去参加一次传教会的例会，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也就是在这次例会上，母亲邂逅了我的父亲——刚刚从中国归来的年轻传教士。这位正在考虑“婚姻大事”的年轻传教士，在遇到母亲后，很快坠入了爱河，他们相爱了。直到今天，我常常猜想父母为我取名为“约翰·雷登”是不是在向“媒人”约翰·雷登·威尔逊牧师表达感激之情？在年轻传教士们看来，威尔逊博士极富魅力和感染力。内战之前，他在非洲从事了多年的传教工作。回到国内后，他担任海外传教会秘书长一职。最初，他在基督教长老会供职。内战开始后，他留在了南方。

1874年，父亲带着他的新娘第二次回到中国。这一次，他又回到了过去传教的地方——杭州。

3.父亲的失败和母亲的成功

杭州，一个古老而隽秀的城市。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文人墨客的天堂。城郊的西湖、环绕西湖的“佛山”，以及钱塘江的潮汐。马可·波罗曾称杭州为“至美之城”，并耐心地描述这个城市里奇妙的运河、小桥、小街。这里曾经是南宋的首都，被“胡虏”侵犯的北宋皇室仓皇逃到了这个城市。中国有一句著名的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苏州和杭州在中国人心里不可逾越的地位。

父亲母亲在杭州住了下来，那时候的杭州还残留着太平天国起义的阴影，但是乡村的美景依旧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商业渐渐复苏，这里的街上也逐渐恢复了丝绸、扇子、茶叶这类特产的买卖。

最初进驻杭州时，基督教长老会得到一块位于城墙内城隍山上的地皮，这块地就位于寺庙和官府周围。站在这块地上俯瞰，可以看到浙江省布政使的宅院，每每布政使的公子生病时，中国的医生和风水师都会将生病的根源归咎到住在高处的“发散着邪气”的外国人身上。当地政府寻找了一大堆理由，希望传教士可以另寻他处，迁移到城市另一端的开阔地去。这个建议最终还是被传教士采纳了。新的教区很快确定了，那里被太平天国起义严重破坏过，是杭州城的贫民窟。父亲和其他传教士在那里建起一座教堂、一所学校，传教士们就这样在那里安顿了下来。传教士居住的集中区域，被当地人称为“耶稣弄”。

除了向穷苦百姓传教以外，父母还热衷于创建学校。父亲创建了男子学校，但很快就被布道会关闭了，教会认定传教士除了传教外，不应该去搞世俗教育，传教是传教士的唯一责任。父亲在为数不多的学生里选择了一批天资好的男孩，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去接受教育。多年以后，父亲当年选择的那些学生都成了最出色的教会工作者。相比于父亲，母亲的事业更为成功。中国的第二所女子学校就是母亲参与创建的，不论是从规模还是影响力上，这所学校都在不断进步。母亲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她担任这个职务很多年。后来，这所学校并入了“杭州基督协和女子学校”。

4.我的童年：社戏与美食

我，约翰·雷登（出生于1876年6月24日）、大卫·托德、华伦·霍腾和罗伯特·克柯兰，我们四兄弟出生于杭州。

我们斯图亚特四兄弟曾经是教会中唯一的外国小孩，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许多年后，当我们深情缅怀我们的父母时，我们感谢他们对孩子充满和善与智慧的教育方式，正是他们的教育和关怀，给我们四兄弟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还记得父母带我们徒步远足，我们走过杭州的著名景点，那里风景如画。在郊外我们可以野餐、摘野草莓。春天时，我们欣赏漫山的野杜鹃。到了夏天，我们便到古庙中避暑，那里潮湿而古旧（最初那里只是露营地，后来传教士们将那里当成避暑场所），这些经历对于我们的童年，相当于一次次精彩的探险。还有一年的夏天，我们去了山东烟台。那段经历着实令人难忘，海边的悬崖顶是我们短暂的居住地，我们甚至还坐着骡轿去登州探望狄考文博士——他是一位学者和传教士。

我有几个玩伴，他们都是中国人，而且都是父母精心帮我选择的。我和他们在一起时可以讲中文，我非常愿意和他们在一起。不过，大多数时候，我的玩伴还是自己的兄弟，我们四兄弟总是待在一起的。当时，我们的游乐场所也仅限于教会的大院。这个院子里有许多树木，那是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栽培的。当我长大后再次回到中国时，又来到儿时教会的大院，那时我才发现童年的游乐场所其实很小，并且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玩儿了。韶光飞逝，童年宽敞、神秘的教会大院已成为了记忆。小的时候，我们非常喜欢吃中国的食物、点心和水果，尤其喜欢去参加中国的宴会和婚礼。只是，到现在还有一份遗憾，那就是我始终没有认认真真地读过中文书。我的兄弟华伦在这一点上与我完全不同，美国的休假期结束后他回到中国，并开始在一所中国的学校里读书。在中国学校学习的经历让成年后的他受益匪浅——他可以用熟练的中文写作和讲话。虽然我曾经数次离开中国，可童年在中国的生活始终印象深刻——春节时的各种宴会、社戏、元宵节的美食、西湖画舫上的花灯水榭，这些记忆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永不消散。

11岁那年，我离开了中国，在那之前母亲是我唯一的老师。母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成功，我们第一次回到美国的故乡莫拜尔后，便进入公立学校学习，在学习上我们没有感到任何困难，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母亲。在杭州时，除了平时需要学习，到了周日我们还要去教会学校，参加平常的家庭祈祷。有时候，我也会跟着父亲和其他人去传道，地点就在大街上和庙会上。一些中国人对于父亲教会的服装和外国人的长相十分好奇，他们会向我们提出一些奇怪的问题，这些我都还记得。有时候，我会反问，父亲的虔诚是不是值得？后来，我回到美国后，甚至对传教事业产生了厌恶感。如果我想和父亲一样献身于传教事业，就必须要消除这种不良情绪。

1887年，父亲和母亲在中国工作了13年后，带着我们四兄弟乘船回到了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休假。那时候，我们兄弟分别是11岁、9岁、7岁和4岁。

5.父母的陈列品——四兄弟

说起回到美国的那段经历，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对于年幼的我们来说，那简直就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探险。在船上时，女招待称我们是她所见过的所有孩子里“最无知”的，在其他孩子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我们看来竟然一无所知。我的父母曾说，中国的生活要比美国恶劣，当我们看到旧金山码头衣衫褴褛的报童时，我们感到十分惊讶：美国的生活条件不是很优越吗？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外国孩子”？火车和火车头在我们眼里是新鲜玩意，要知道在中国只有一条铁路，是从上海到吴淞的，可惜的是，那条铁路后来也被当地人拆除了，因为当地人认为铁路会打扰到坟墓里亡灵的安息。

阿拉巴马的那段经历，与我的情感产生了冲突。我的父母大肆宣传我们四兄弟，以此提起人们对去中国传教的兴趣。父母到处显示他们从中国带来的“古玩”——其实那些只是极为普通的中国人吃穿住行和祭祀祖先用的东西，他们希望借此吸引大家的目光。而我们兄弟四人则被要求穿上中国服装，用中国人的餐具——筷子吃饭，并且还要用中文唱赞美诗，特别是那首“神爱世人，我心永伫”。父母亲将我们四个人当成了橱窗里的展示品来展览。他们这种做法给我们留下了糟糕的名声，当以后我们两个年长的孩子被留在莫拜尔时，更加体会到这种感觉。我们的讲话方式简直和过去一本正经的成年人一样。最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同龄美国人的语言、习惯、行为标准等等。我们成了表兄眼中的古怪亲戚，他们甚至都羞于提起我们，或者是以认识我们为资本到处炫耀，从而为自己找乐子。这里其实是一座典型的南部小城，母亲在这里留下了一个不顾一切到大洋彼岸的中国去的“恶名”，我们兄弟也因此成了同学们奚落的对象。总有一些人以不友好的方式对待我们，这其中甚至包括母亲过去的朋友和学生。人们常常会问我们一些问题：中国和美国你们更喜欢哪个？中国人真的会吃老鼠吗？你们会说中国话是不是？这些问题让我们非常痛苦。甚至有些没教养的人还会啧啧地说：“瞧瞧，这些孩子简直和中国人一样。”

1888年，我的父母把稍微年长的我和大卫留在了莫拜尔，然后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回到中国去了，从此，我和大卫就跟着姨妈和姨父一起生活。姨妈家有一对儿女，他们和我们年龄相仿。姨妈姨父像是养父母一样，以和善的态度对待我们，将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疼爱。我的姨父出身于苏格兰基督教长老会家族，这个家族以严格著称，所以姨父对我们的行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和规范。他们认定传教士的孩子必须受到严格的管教。他们不能亲自去中国传教，却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建立起了一座传教所。每个星期天我们都需要穿过整个城市，抵达传教所进行祷告，“向异端之土传递神圣父母”致敬。在基督教的传统里，周日出行不可以乘车只能步行，于是，每个周日的清晨我们都需要步行抵达主日学校和传教所，周日的晚上我们还要参加社区组织的义工劳动以及有关宗教的其他仪式。整个周日的下午，我们需要背诵圣经诗句和赞美诗。让我们感到不公的是，这期间不许有跳舞、唱歌一类的娱乐活动。可是，我们的表兄弟却可以尽情地享受娱乐，谁叫他们不是传教士的孩子呢。我们还有两位姨妈，一位是社交名媛，一位居住在乡下。另外两位姨妈和抚养我们的姨妈完全不同，那两位姨妈对孩子们的态度十分怜爱。

说到在莫拜尔最快乐的记忆，当属每年夏天我们都可以去莫拜尔湾对岸的另一个姨妈家小住一段时间。这位姨父是一位中尉，他参加过南北战争。那里的夏季十分炎热，我们可以去钓鱼、游泳、捉螃蟹、划船。直至今天，我依旧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一个伙伴：他是个黑人，他爸爸是个厨师。我和我的兄弟经常笑话他不会划船。记得有一次，当我们把船划到河中央时，他认真地对我们说：“让我把船划回去吧！”表弟和我立即跳入水中，打算在这里游泳。没想到，他却较起真来，他以为我和表弟不相信他，在捉弄他，这深深地伤害到了他的自尊心。他立即拿起船桨划开，划船回到了岸上。我和表弟没有了船害怕极了。我们希望他停下，于是向他大喊，可是他并没有理会我们。我们只好无奈地向岸边游去。很快，我和表弟便精疲力尽了，虽然我们当时距离河边只有1英里左右远，但是这段距离对于我们来说十分漫长。我甚至开始出现绝望的幻觉，我看到自己和表弟的尸体在河上漂浮，而后家人为我们举行了葬礼，我的尸体被埋进了家庭墓穴，报纸上登出了我们的讣告，可大洋彼岸的父母要在一个月以后才能看到，我看见父母流下了凄凉的泪水……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幻想，后来我和表弟游回了岸上，不然今天你也不会坐下来看我写下的故事了。我的生活里还有一位黑人，她就是“佐治亚姑姑”。她是我们的保姆，我们十分喜欢她。可她对我们也非常严格，她会在我们不听话时打我们的屁股。尽管经历了南北战争，尽管佐治亚姑姑对我们十分严格，但是对于当时的美国南部来说，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分界是很清晰的，并且所有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后来，我渐渐地能够理解传教士的理想，并且还能够体谅姨父和姨妈要在阿拉巴马把我们抚养成人的辛苦。姨父和姨妈都很长寿，在他们晚年时我们竭力去孝顺他们，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对于他们严格的教育，子女们没有一句怨言。他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关系就像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一样，尽管我们只是表亲。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在莫拜尔的那段经历让我对传教士这个职业十分抵触，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存在这种情绪。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我认为这些教育让我深受其害。多亏海滨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才让我顺利度过了记忆里那段不愉快的日子。如果不是海边的快乐生活，恐怕我会成为一个反对一切宗教的人。

6.成为正常美国男孩的开始——学校

我16岁那年，也就是1892年，那年的9月我被送进了位于弗吉尼亚州夏洛特乡的潘陶普斯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是当时南部最富声誉的私立学校之一，如果你想进入弗吉尼亚大学，就必然要进入这所中学读书。学校周围风景秀丽，这里曾经是托马斯·杰斐逊[5]的私人领地。杰斐逊在世时，将这里命名为“大观”，原因是这里可以一览蒙缇切罗至拉皮丹河的全部美景。

在莫拜尔的那段日子，我对学校深恶痛绝、无法忍受，这和其他男孩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们的班级里有45个人，通常我的成绩在第五名上下，直到毕业也没能夺得头筹。一般来说，私立学校的学生大多都来自富裕的家庭，或者是被公立学校开除过。至于功课，和大家一样，我也觉得索然无味。课余时间，我很少复习功课，可我也很少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这一切也许是因为从小到大我没能像一个正常男孩那样成长中伴随着玩乐，也可能是因为我有些迟钝和倦怠。总之，课余的大部分时光我都用在了读“名家之作”上——沃尔特·司各特[6]、爱德华·巴尔沃-利顿[7]、查尔斯·狄更斯[8]等等。

可这按部就班的一切，都在进入潘陶普斯学校后被打断了，进入这所学校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校将我改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男孩。我们班上的50多名同学来自南方的不同州，就像我来自阿拉巴马一样。中国特征的印记在我身上渐渐消失，没有人像是在莫拜尔一样用有色眼镜来看待我了。虽然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的同学们也知道了我的那段经历，可这并没有给我带来像在莫拜尔时那样的困扰——大家对此并没有长期的兴趣。在性格方面的改变，我要感谢这里隽秀的风景、宜人的气候，令人舒服的、人数很少的社交圈子……当然，最需要感谢的还是我的老师们，他们以真挚的爱去对待自己的教学事业和他们的学生。我见过的最和善的人，当属我的校长桑普森先生。他的太太有三位兄弟都在中国传教，而我的良好成长也离不开他太太的影响。桑普森校长夫妇格外喜欢我。在后来的日子里，当我的两个弟弟进入这所学校读书时，桑普森校长夫妻爱屋及乌地也非常喜欢他们。那年夏天的暑假，我们就是在学校里度过的，那里简直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家。

我学习非常努力，并且生活得很开心，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这里宜人的气候，以及两位毕业于汉普顿-悉尼学院的老师的精心栽培。其中一位是乔治·丹尼老师，这位老师后来成为了华李大学和阿拉巴马大学的校长。乔治·丹尼老师的教育，让我对拉丁文和希腊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另一位老师是詹姆斯·L.贝尔先生，他教授的科目是英语文学。那一年，我获得了全年级最佳平均成绩，并因此获得了金质奖章。

虽然潘陶普斯也是一所纪律森严的教会中学，可这里和我在莫拜尔生活的那五年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堂。这里的生活健康而愉快，我的师长们魅力迷人，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不会有人不断盘问我中国传教士的家庭出身。同学们和我相处得十分融洽，学校虽然严格执行宗教的戒律，但是通常都会以高明的做法处理。这让我对宗教的态度渐渐轻松下来，尽管算不上积极，但是也不像过去那样抵触了。认真地说，那一年我真的很开心。

第二章  恰同学少年

1.进退两难

1893年的秋天，在我最喜欢的老师——乔治·丹尼的介绍下，我经由潘陶普斯学院转学到汉普顿-悉尼学院二年级插班读书。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加入了“西格马-奇”兄弟会，这个组织是由丹尼先生创办的。同时，我还加入了文学社团。我想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丹尼老师的崇拜。

汉普顿-悉尼学院是在1776年，也就是《独立宣言》签订的那一年成立的。学校的名字来源于两位英国杰出的爱国志士：约翰·汉普顿[9]和阿尔杰农·悉尼[10]。派崔克·亨利[11]和詹姆斯·麦迪逊[12]是这所学院的创始人。这所学校走出过1位美国总统，30位议员，8位州长以及20位大学校长。到今天，这所学校大概有400人就读，不过早年它每年的招生人数不超过150人。在1931年的“大学校友名人录”上，该学院以7.45%的占有率高居榜首，位居第二名的阿默赫斯特学院的占有率为7.4%，位居第三的哈佛大学的占有率为6.6%。全社会范围内对这个评选结果进行了热议，《诺克斯维尔纪事》做出了这样的评论：“汉普顿-悉尼学院有如此崇高的声誉是实至名归的，从历史和文化氛围来看，它以饱满的热情为南部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大学生活中最惬意的一部分，要数与同学们的和睦相处，特别是与社团伙伴们的相处。我很喜欢学校的学习氛围和优良的传统。只是，在我读书的时候，入学的人数逐年减少，这所学校日渐低潮。学校的校址所在地，曾经是弗吉尼亚的一片烟草种植园，可如今这里却变得日渐荒凉，因为曾经居住在这里的富裕家庭纷纷搬走，都去了北部或者西部。在我入学的那一年，我仰慕已久的一位英语文学教授离职了，我无法忍受接替他执教的老师。物理学的老师虽然优秀，可我对这门课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只是勉强修完了学分，学习成绩刚刚及格。所以，到毕业的时候我对这里并没有太多的留恋。虽然我可以选择再续读一年拿到硕士学位，但是我并不想在这里再待一年，所以我拒绝了。

特灵寇是我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在班级里我们两个的成绩是最好的，每次考试都轮流拿第一。友情是大学时代最温暖的回忆。我和他年纪相仿，又都是兄弟会的成员，并且我们还同住一间宿舍。我们常常在下午时一起散步，我们都没有参加体会运动社团，所以我们有这个时间。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带上自己的女友，四个人一起出去玩，我们从未互相攀比过什么或者因为什么事情争风吃醋。甚至于在每学期开学之初，我都要去弗吉尼亚西南部的韦瑟维尔找住在那里的特灵寇一起去学校报到。每个学期结束之时，我们也都会结伴回家，我们先到他家，然后我再回自己家。圣诞节这个重要的节日，我通常也都是在他家度过的。毕业时，他选择了去弗吉尼亚大学深造学习法律。而我选择了去潘陶普斯学院做一名老师，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多年以后，他成为仙纳度人身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和全州教育董事会的主席。1921年，他以弗吉尼亚州有史以来最大比例的支持率当选为州长。一直以来，他都活跃于基督教长老会若诺克分会中。1939年，他去世了，在他去世之前，我们始终保持着通信来往。只要回到美国，我就一定会去探望他——那是我回国后做的最开心的事。

班级里获得杰出成就的人很多。还记得毕业时，我们上一届的一位学长在获得第一名的成绩后，荣获在毕业典礼上致辞的殊荣。我和特灵寇并列第二。学校恢复了一项早已废除的传统：用希腊语致毕业辞，为的是让我们都可以登台演讲。我获得了这个殊荣，布若克教授指导我完成了演讲稿的内容。令我感到得意的是，事后我才知道，大家都震惊于我的演讲，并且没有任何人挑出毛病。19岁的最后一天，我被授予了艺术学和文学学士学位。

汉普顿-悉尼学院一向以宗教戒律严明而著称，而协和神学院就建立在学校不远的地方（尽管它后来迁移到里士满去了），它像是大学里的研究生院的机制。我上学的那个时代，很多学生都梦想成为一名传教士，而我对此却不以为然。也正是因为这样，学校校风才会如此真挚和虔诚。我并不嫉妒立志当牧师的学生的学识和家庭背景，也不推崇他们的品性。很多必修课都是与《圣经》有关的课程，这非常枯燥。没有人对枯燥的教堂仪式和礼拜日活动提出抗议，尽管它们让人打不起精神。

关于宗教活动，我主要是参加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一些活动。这种组织遍布弗吉尼亚州和学院里。参加这种活动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它培养了我的活动能力和领导能力。我始终都活跃在这种活动里，一直持续了大学的三个年头。在毕业前那年，我荣升为青年会的主席。我始终认为，基督教青年会常常令官方感到头疼——因为它是个北方的组织，正是如此才使它在大学生中如此受欢迎。“海外传教学生志愿者行动”拉开了序幕并迎来了高潮，他们试图掀起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基督教传教活动，许多大学生对此着迷，并成为了积极分子。该活动的几位秘书长曾经亲自到汉普顿-悉尼学院宣传，并且一下子就看中了我。谁叫我的背景独特：我的父母都是海外传教士，我常常参加宗教社团活动，并且我的身体状况良好，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困难。这一切都让我成为了最好的人选。

威拉德·里昂、弗莱彻·布罗克曼和海瑞·卢斯，这几位当时“拉拢”我的秘书长都成了我后来的密友。只不过，在当时的他们眼中，我是个对传教事业不够热心的家伙。其实这都是必然的，谁叫父母在中国的传教生涯给我的童年留下了不愉快的回忆呢？特别是我们回到美国后，在习惯了弗吉尼亚的生活和学习后，我彻底对海外传教事业产生了抵触心理。不过，在那个时候看来，去海外传教像是真理一般，这一切都归功于“海外传教学生志愿者运动”那些高悬的标语口号。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是信仰基督教的年轻人，但是你却不想成为传教士，那么你必须要为此做出合理的解释。这样的情况时时刻刻地折磨着我，让我进退两难。固然，我可以拒签去海外传教的誓言和协议，可如果这样做了，我将无法逃脱大环境的压力和困境。其实比起去海外传教，我更愿意做一名教授古典文学的教师，就算是为本地的教堂都可以，我的愿望很简单，只要让我留在弗吉尼亚就可以了。我担心他们会“顺理成章”地把我送回到中国去，所以我才对此如此抵触。以至于我想去读研究生，去弟弟正在读书的弗吉尼亚大学也好，或者是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要么就干脆到德国去。只是，就算是去研读经典或者钻研神学，我从事与传教相关的工作也是不可避免的了，其原因之前已经提到过了。

司徒雷登

在是否读研究生这个问题上，我开始了反反复复的思考。如果我当初真的预料到了会去中国从事高等教育工作，我想我应该选择一个在中国有些知名度的大学读硕士学位。不过，假如我去了另一个学校读研，那么我的人生轨迹或许就已经偏离——那样的话我可能就可以不成为一名职业传教士，并且也不会去中国工作了。我始终认为，只要一切遵从良心，不管结局怎样我都无怨无悔。

2.教师生涯——潘陶普斯学院

正当我站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时，丹尼先生邀请我去潘陶普斯学院接替他的位置，他一直都是我尊敬的人，他应邀去华李大学任教，我可以接替他去教希腊语和拉丁语。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从那天开始，我在潘陶普斯学院做了三年的教师，那样的生活十分安逸，让我非常满足。这也让弗吉尼亚在我的眼里更加的迷人。由于我在潘陶普斯学院教书，这让我与我的两个弟弟距离更近了，从而使得我对弗吉尼亚大学更加熟悉，有的时候我甚至将它当成我的母校一样。时间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我已经在潘陶普斯学院工作了很久，从更根本的角度来看，我在这里工作其实是为了逃避那个“是否出国传教”的问题。等我在潘陶普斯学院工作第二年的时候，吉欧穆尔来到这里教书，他是我的大学同学，现在成为了我的同事，他来这里不到一学期，就决定要做一名传教士，并在第二年开始研究神学。我和他常常在一起探讨诸如此类的问题，他给我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于是，在一年之后我也做出了进入神学院学习的选择，我和他成了室友，并一直到他毕业。

对于潘陶普斯的了解，我比其他人更加深入，因为昔日我曾在这里求学，我是这里的“老人儿”。作为一名教师，有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很危险，那就是我很年轻甚至比我的学生大不了几岁。不过还好，我和我的学生们相处融洽，并没有因为年龄差异小而引起什么麻烦。课余，我和他们成了朋友，打成了一片。我甚至在某些时候担任了学校体育队的领队老师，带领男孩子们去迎战与其他学校的比赛。我时刻牢记当年在上乔治·丹尼老师课的那些经历，这也让我立志将教学变得生动而有趣。比如，你现在问我：“你是在教一帮男孩，还是在教拉丁语？”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教男孩。”我努力使那些看上去烦闷的课程变得一点儿也不枯燥。打个比方，在上阅读课时，我会弃用传统的读本《恺撒的评注》，谁还会对十几个世纪之前另一块陆地上的某个军事将领的指挥作战记录产生兴趣？与之相反的是，我会向学生们解读古罗马史学家科尔内留斯·内波斯专门为那个时代的男孩子们留下的故事，那里有各种奇闻异事，学生们对此非常感兴趣。要知道，学生们学习这些主要是为了语法练习。

多年后，当我身处中国，教授金陵神学院和燕京大学的学生时，我依然可以和他们保持融洽，只不过，这种“融洽”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特别是燕京大学，在我看来，那里的学生十分特别，他们与金陵神学院以及我教过的美国男孩都不一样。

曾经有两次，我参加了在麻省北野市举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与青年志愿者运动机构举办的夏季会议，那时候我还在潘陶普斯学院任教。那是个极富个人魅力的回忆，从组织者、接洽者到参与者每个人都富有魅力。在他们的热情感染下，我沉浸在信仰鼓舞和宗教热情中，要知道他们既是宗教的讨论者，也是积极实践者。在他们的影响下，年轻的我甚至逐渐改变，要知道他们和我以前接触的那些人不同，那些人缺乏信仰和实践。而在这里，我对宗教信仰充满了诚恳和热情，是这里的人让年轻的我意识到，耶稣基督不再是一个将怀疑自己的人称为“异教徒”的教条式的神学象征物，而是一位亲切的、令人尊重的导师，同时，他也是一位学习的偶像。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都和我一样，对于耶稣基督的重新认识主要受罗伯特·斯彼尔的影响。时至今日，我对宗教信仰的核心，主要还是对耶稣的敬仰和崇拜。尽管在我的人生之路上曾经亲历了很多神学观念的变革运动，但是对于耶稣的挚爱从未有过一丝的减少。

3.何去何从

1899年的秋天，我进入了协和神学院。此时的协和神学院早已从汉普顿-悉尼搬迁到了里士满市郊，那里的景色更加宜人。校长沃尔特·莫尔是位能力非凡的人，在他的经营以及新环境的影响下，协和神学院迎来了飞速发展壮大的崭新局面。我在这里又度过了三年的快乐时光。我热爱里士满这座城市，同时也热爱这所神学院。这座城市和神学院所留给我的感情，至今仍然缠绕在我心间。

只是，尽管如此，我还是需要面对一些问题。除了和传教有关的问题之外，我还必须要面对信仰体系形成过程中的抉择和嬗变——也可以这样说，过去对圣经知识的激进、无畏但无偏见的态度问题。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我对于宗教的兴趣主要还集中体现在实践上，在我去了几次北方并且读过一些书后，心里的天平开始倾斜，那时候南方传统的长老会“苦行僧式”的教义和时髦的“准许修行者自由辩疑”的活泼教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而我更倾向后者。

可神学院的教授们并不这样认为，包括校长在内的所有神学院的教授都是诚恳而真挚的信徒，他们不仅学富五车，并且对人类持有悲悯之心。要知道，他们曾经都是非常出色的牧师，所以，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传教士，而不是成为只会不断质疑的“神学家”。我可以体谅，在教授们的眼中，作为传教士的首要美德便是对于过去留下的观念的忠诚，南方大多数信徒的想法和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并且这一法则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同样适用。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在学习教授们的学识和品性时，不能放弃独立的思考和学习。学校里有个超棒的图书馆，我几乎每个晚上都泡在那里读书，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课外温习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图书馆里，我可以读到与宗教有关的书，但更多的是年代比较近的书，还包括科学和其他知识。我对于心中那些真理更加坚信，这都源于独立学习，尽管有些理论还只是形式上的一些死教条，并且所阐述的方式和支撑理论的依据都很可疑。曾经有那样一个时期，两种宗教观念在我的心里有个小而紧张的“对峙”，事实上，一直到了今天，这种对峙也依旧存在。我的经历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都十分看重：尽管在南方长老会麾下从事过宗教活动，可我并不想重复父亲的老路。我时刻能够意识到，这种热爱与信念交织的复杂感情已经对我有所回报。

路易斯维尔长老会神学院的莱西·欧文·墨菲特借传教之机来访协和神学院，那是在我进入神学院学习的第一个学期。很快，我们就对彼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二年，他就申请调到了里士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彼此浓厚的兴趣。墨菲特成了我的室友，那时候吉欧穆尔已经毕业。我和墨菲特一生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我们甚至成了连襟，因为我们娶了一对姐妹，之后我和他同去了中国。

我在神学院就读的第二个学期，学生志愿者运动的另一位领袖亚瑟·尤文来到协和神学院，他的到来让我再一次面临了那个问题，即是否做传教士的问题。亚瑟·尤文是刚刚从印度传教回国的，他回国是为了休假。当时，我是协和神学院学生组织的主席，所以，我负责全程接待他。我的主要工作是安排采访他，并且主持他在各种场合的公开演讲。亚瑟·尤文在结束协和神学院的行程之前，向我问道：“未来你有什么打算呢，司徒？”我只能告诉他，他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早就知道我是迟早要面对的，我知道我躲不开，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帮我，包括他。亚瑟·尤文的建议让我明白，这个选择已经迫在眉睫，这个选择关乎我的未来。我明白在这个问题上不可以再优柔寡断，对于未来的考虑必须要开始了，我很感谢亚瑟·尤文的一些建议，他的建议颇有见地，也让我对于未来的选择更加坚定。

尤文神父离开神学院的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眠，一直到清晨5点顶楼的钟声敲响了五下。我对于去中国传教有抵触情绪，这是我小时候就形成的，已经根深蒂固。中国是一个并不让我讨厌的国度，可一想到父亲在中国传教的情景我就有些害怕：拥挤的人群，他们大多无所事事。人们对街头的礼拜堂和祈祷活动充满了好奇心，可是宣传教义却毫无收获，大家看传教士的目光就像是看小丑一样，我们需要承受轻蔑的目光、水土不服、健康受损等惨重的代价……在中国我们几乎不能得到学习进修的机会，如果我回到那样的生活里，就意味着如同行尸走肉一样，很快就会在世界的潮流中落伍。在中国的童年生活，让我在整个少年时代都遭受猎奇的目光和白眼，并且这种感受一直伴随着我成长。相对来说，在弗吉尼亚的日子是快乐的，我十分适应美国南部的生活。也许从某个角度来说，我在感情上依赖弗吉尼亚，它是我的依赖物。我常常会想，如果之前就能够预见我以后要回到中国去，心里又会怎样去想？我想，那将会得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父母尊重我自己的选择，他们并没有逼着我像他们一样做一位传教士。可我也知道，如果我能够如同他们一样选择传教士事业，他们会高兴万分。我的弟弟大卫，曾经宣称不会走父母的老路，并且他那个时候正在读医学院，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与父母一样的路。在1909年的一场事故中，大卫过世了，在那之前，他曾经到过中国的苏州，并在博习医院做过两年传教医师。华伦是我的另一个弟弟（他在中国成长，并在那里待到15岁），那些曾经困扰我和大卫的童年梦魇被华伦轻易地克服了，他后来非常顺利地成为一名传教士。1927年，大革命爆发之前，华伦在中国的一所大学和一所神学院任教长达19年。

司徒雷登

跟随着记忆的脚步，我回到了那个重要的夜晚。对于传教士这个职业，从感情上说，我非常反感；可就当时的大环境而言，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个现象：人们认为如果没有外界的阻力，去海外传教是最能让每一位追随耶稣基督的信徒体现诚恳的职业选择。即便你没有“主动”选择这个职业，也需要在宗教组织关键时刻的“号召”下积极响应。尽管如此，我对此十分不情愿。我反问自己，在美国这几年我是否真的感知到了为了耶稣牺牲一切的诚恳，反抗物质享受只是为了追求精神价值么？我生命中最真实最重要的因素，真的是对基督教的信仰么？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又是否能够快乐地从事宗教工作呢？又或者说，我还能理直气壮地称自己为基督徒吗？这些问题充斥于我的脑海之中，令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后来，我决定用一种“终极测试”的模式考察自己的宗教理念。为了证明对基督教的信仰就是我的最高价值，我决定做一名传教士，并通过自己对事业的努力和对生活的满足来证明这个理念。我决定追随上帝的指引，哪怕他将我安排到无法适应的中国去工作，又或者他将我留在自己的国家。想明白这些后，精疲力尽的我终于睡着了。等我睡醒起床后，我决定将这个重要的决定告诉给伯罗克·吉欧穆尔和莱西·墨菲特。对此，他们毫不惊讶，我也并没有因此感到不合适。相反的是，我觉得终于得到了解脱，我十分满足，甚至有些兴奋。并且，对于这个决定我并没有后悔。显然这个决定是个聪明的决定，它让我获得了一种信仰上的确认，并且我做了顺应潮流、顺应大环境的事。那就意味着，从那天开始，我就有了自己的事业。这个事业不仅仅与宗教有关，而且看上去丰富多彩。我生命里的精彩和愉悦，将在事业的打拼过程中得到实现。如果我当时选择了其他的道路，情况将完全不同。

4.“跃进运动”的成员之一

学生志愿者运动的影响力超出了想象，各大宗教组织所能接待和安排的能力已经无法满足那些励志去海外传教的积极分子的数量。全社会都对传教事业做出了支援。最显著的成绩莫过于北方长老会及其理事会组织的“跃进运动”。全国各地的教堂在“跃进运动”的支持下进行了募捐活动，以补充地方教会资金用来支持海外传教事业。南方长老会管辖的教会也受到了这一形式的影响。南方长老会组织的海外传教阵营在那时很稳定，没有资金的增长，新的志愿者要想获得支持和批准很困难。在环境的影响下，墨菲特、我和同年毕业于普林斯顿神学院的J.费尔曼·普莱斯顿，决定并试图在自己的教会里发起一个“跃进运动”。路易斯·维沙德博士对我们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他是北方“跃进运动”的推动者之一。搞运动所需要的那套方式，都是从他那里照本宣科搬来的，并且让我们受益匪浅。

教会对于我们搞的“跃进运动”并不想负任何正式的责任，以免他们也被牵涉进来，他们只是为我们许了很多美好的承诺、表示个人的祝福或者是提供一些必要的信息。我们获得了一些捐赠，那是为数不多的商人对我们事业的支持，只不过，那些钱实在是杯水车薪。没有薪水的我们，仅凭着誓言和图书到处游说，我们尽量不住宾馆，只有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在那里住上一夜。我们努力宣传，鼓动人们，期盼他们能够支持我们的传教事业。为此，我们甚至建立了一些地方委员会。最开始，我们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我们每个人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根据地”，北卡罗来纳是普莱斯顿的“根据地”，肯塔基是墨菲特的“根据地”，而我自己则选择了弗吉尼亚河谷作为我的“根据地”。一个礼拜日，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我开始了第一次游说活动，这个活动是在华盛顿特区展开的。匹策神父接待了我的来访，他是当地中央长老教会教堂里德高望重的牧师。他允许我试着在他的辖区内进行活动。我向躺在沙发上的他介绍我制订的计划，等我说完后，他坐了起来，并用手拍着自己的膝盖对我说：“让我一直纳闷很多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有那么多的教会，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尝试过类似的事情？”我回答他说：“也许，对于他们来说这件事过于激进。”他对我说：“你是对的，年轻人，加油吧，上帝保佑你可以从教会申请到更多的资金。”就这样，我开始了在他的辖区里做公开的演讲。不久之后，选举派往海外的“驻外牧师”让这里聚集了很多公众，他们对我很满意，并且准许我留在这里“实习”：练习传教的技能。我将会被正式授权去海外传教，那需要等到一个成熟的时机。这种与华盛顿教会良好的关系，我保持了很多年。那个时候，当地长老会教堂有很多信徒，其中就包括威尔逊[13]总统。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从中国休假回国在美国的教堂里做演讲，总统当时就坐在听众席里。

很多立志去海外传教的年轻人都在那时采取了和我同样的做法，要知道，那个时候传教事业最缺乏的就是资金的支持，而我们这种做法不但新颖，而且能获得显著的成绩。传教事业之所以缺乏资金的支持，源于社会对此并没有一个普遍的认同。最重要的是，并没有一个系统专业的组织或者机构来安排这种事。最后获得支持并且出国的人往往惊喜连连，这全都源于这件事的困难重重。之后，情况变得大不相同，那是因为运动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专业化的组织已经发展成型并且趋于成熟。一些外行可以借着做贸易来进行传教活动，对于很多人来说去另一个国度是一种浪漫的行为。传教事业不再是一些含混的抽象教条，它变得具体化、地方化、私人化，还带着域外文明的风花雪月的浪漫。顺理成章的运动取得了成功。我们的总部收到了大量的资金。在第二年春天组织的“跃进运动”大会上，秘书长由我们三个人当选，并由此获得了一份不菲的薪酬，对于我们提出的计划，所有的成员都投了赞成票。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发起的“跃进运动”成为了大运动中的一个部分，并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当年夏天，为了表示虔诚，我们三人同时申请了海外传教的职位，可最后被选中的人只有普莱斯顿。不久之后，他和一个女孩订婚了，他是在旅行途中认识她的。举行完盛大的婚礼，他们就去了朝鲜。在普莱斯顿离开后，我和墨菲特又在美国待了一年。我们希望在那段时间里能够找到一个永久性的机构供职。当时，我们接到过一些地方教会的任职邀请，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坚持一点：如果想要收获更多一些，那么就应该成为海外传教阵营的一分子。对于当初的理想我们已经实现，而让我们十分高兴的是，极端保守的南方教会也接受了我们的新思路。一名长老会的常任干事被指派来到我们身边，他将协助我们展开工作。

回顾当时的这段经历，它确立了我的宗教价值观，使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我希望不要仅局限于满足看似无私的自我牺牲，而是要达成新的目标。我拒绝了读研的机会，在神学院毕业后就像是当初大学毕业时那样，我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拒绝了。之所以拒绝研读硕士学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认为高学历并不能给宗教事业带来更多的帮助，在一个学术机构里再多待上一年未必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事实上，我的考虑更加实际一些。对于未来的个人发展，我认为如果将多数精力放在“跃进运动”中，将会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在与各种宗教组织打交道的过程中，难免会吃很多次的闭门羹，但也正是这一过程，把我培养成了一名热爱宗教事业的人。要知道，在后来我的传教士生涯中，这些经历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我的足迹遍布南方各州时，我发现对于弗吉尼亚的那种依恋感更深了。在这一时期，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和牧师、教会领袖打交道上。在这一过程中，我和他们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关系，并因此结交了不少好朋友。我和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交流障碍，哪怕是在彼此的宗教观念不尽相同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和谐因素，我所从属的教会与大多数其他教会之间的和谐。我认为，基督教的真正基础来源于这种和谐。

5.中国传教，我准备好了

我和莱西·墨菲特在神学院毕业，并获得了长老会颁发的牧师从业资格。在两年的“跃进运动”之后，我们两个做好了去中国的一切准备。可还有一件令人担心的事情，我们就这样孤单地到遥远的大洋彼岸去吗？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同时结婚！偶尔的一次机会，我们两个同去新奥尔良办事，也正是那次让我们遇见了约翰·埃德温·诺德夫妇的几个女儿，她们正是我的远房表妹。在交往之中，我们察觉到了感情上的一些微妙变化。而我却又时时担心：我们该不会爱上同一个女孩吧？要是这样，君子协定该怎么处理？不过，很快我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墨菲特和我邀请两位表妹去查塔努加的瞭望峰，当然这两个姑娘是我们中意的对象。也正是在那次，我才打消了会看中同一个姑娘的顾虑。不久之后，我们同时向心上人求婚。1904年11月17日，我们两个人终于完成了心愿，两对新人在新奥尔良合办了婚礼。艾琳成了我的太太，凯特成了墨菲特的新娘。值得一提的是，另外的两个表妹后来也成了传教士，弗洛伦丝东渡中国，另外一位表妹则走得更远，去了非洲。最初，我的妻子艾琳在思想上并不能接受传教士这个职业，但在她三个姐妹的劝服下，她坚定了决心，陪我去了中国。

1926年，艾琳在北京辞世，直到那时，我们夫妻的幸福生活才终止。

第三章  重返中华之旅

1.开始传教和最大的障碍——语言

父母在上海迎接我们的时候，已经是1904年的12月底。12月31日，父母带着我们抵达杭州。这也使我们和墨菲特夫妇被迫分开，他们被教会派往了苏州，这也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

抵达杭州后，旧日心里对传教士职业的抵触又“死灰复燃”了，其原因是我看到父亲倾其一生的努力收获甚微，这么多年过去了，教堂里依旧还有一些成员一贫如洗。“跃进运动”这种过度理想主义的希望在我心里破灭了。值得庆幸的是，当下我的任务是学习中文而并非传教。对于所有学习者来说，中文是一种极具魅力的语言，它独特的格调引起了我的学习兴趣。我离开中国已经有18年了，小时候留下的中文基础几乎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幸亏小时候有过在中国的生活经历，这让我在听力和发音上具有很大优势，对于成语和日常用语的学习并不需要浪费太多力气。那个时候的中国，没有任何专业的语言培训机构或者学校，而我身边也没有中文熟练的“前辈”对我进行指导。

后来，一个年轻人被教会派来做我的“老师”，可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如何向人教授语言。在遇到我之前，他没有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道听途说地认为我们会在茶中下药，而喝掉茶的人就会变成基督徒，所以我们的茶他不敢喝（可后来这人却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一段短暂的磨合之后，我们之间的合作越来越愉快。只要出了问题并意识到，他就会立即专注地解决问题，对此我获益良多。我能够熟练地运用很多常用的谚语和方言，这一切都归功于他的帮助。如果我能成为一名能讲一口杭州方言的老外，那一定是我长时间在杭州生活下去的结果。在中文的诸多方言中，杭州方言有着独特的地位，这种地位源自于这座城市曾经是南宋王朝的首都。杭州方言巧妙地融合了官话和吴语（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方言）的许多特征，这让杭州方言听上去具有音乐一般的韵律感，这也让它比其他地区的方言在表达形式上更加丰满。当然，这样的赞美也是因为我——一个外国人的小小偏爱罢了。宁波是一些杭州人的老家，他们来自那里，其中有一部分迁徙者是跟随第一批传教士来到这里的。杭州与湖州之间的广大乡村区域是我传教的范围，这也让我熟悉了吴语的各种分支方言。其实，各类分支方言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在代词的用法上每种都有一些独特的方式。那几年在杭州及其周边的生活经历，对于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我的时间一部分用于和家人以及其他传教士在一起，另一部分则用在了和当地中国居民的交谈、往来上。我学习中文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地居民习惯用自己的方言和我交流。

“生于中国”还给我带来了一个好处，那就是教会中的中国牧师、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都认为我可以轻松地理解他们的意图。他们对我比对教会中那些年长的传教士更加信赖。而我是老传教士的儿子这一身份，也让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小兄弟或者一个小学徒来看待。中国人对于传教政策的思考、假设、惋惜和误解，我很快就能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去理解和洞察。我总是能得到中国同僚的信任，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尽管这样的良好来自于他人，他们能够接受我这个外国人，并认为我可以理解他们，对此我十分感激。这也体现了一个现象：因为我生于中国，所以在观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汉语这种事情上，我比别人更有天赋。

进行了一年多的中文学习之后，我在杭州北部的乡下开始了我的传教工作，父母曾在这里生活过很多年。一条“船房”带着我漂遍了乡下蜿蜒曲折的河道。它不仅仅是船，抵达城镇以后，这条船就成了我住的地方。能够同时管理多所教堂的程序是在父母的监督下逐渐掌握的，组织福音书布道会这种事情也越来越熟练。不仅如此，到中国人家中传教也是我经常做的事情。我能更加深刻地体验中国的生活，全部归功于这一时期的“乡间之旅”和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与城里人打交道的方式。我在后来的行政管理事业中能够做到脚踏实地，完全归功于这些珍贵的生活经历。

除了这些以外，旧时的传教方式是我重新开始评估的内容。请人们接纳一系列的教条，比如接受洗礼、参加周日的礼拜仪式、遵循福音书所宣传的规范——在道德和社交行为上，这些都是旧的传教方式。如果想要煽动中国人放弃对祖先的崇拜而信奉基督教，这些方式显然是不恰当的，并且会得到不堪设想的结果。一些老传教士认为：“偶像崇拜”的主要内容就是祈祷，不需要采取任何壮观仪式、情感诉求和美学装饰。然而这三点恰恰都是中国人祭祀的传统，它们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根深蒂固。让人们接受一整套严格、压抑和程式化的教义是这些年传教事业的整体趋势，父辈们经营的教堂也有了这样的“成果”。不过在后来，许多教会都进行了改革。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更加严重和糟糕：有些传教士滥用幕后支持者的世俗权力，所谓的幕后支持者自然是各国政府。在当时的国际争端中西方国家是“强权”，教会往往会因为“强权”的强者姿态而遇到麻烦和非议。欧洲天主教由于拥有法国政府的支持，长期以来都被尊为正统，在中国他们拥有特权，其麾下那些有政治错误的成员也可以得到法律保护。我并没有抨击天主教牧师们的传教动机，也没有质疑他们对于宗教的虔诚和挚爱，事实上，从虔诚程度上来说，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可这种特权造成的结果是很糟糕的，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一些人假装信徒加入教会。在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上，中国政府往往十分慎重，在这种问题上他们通常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为了避免因宗教冲突而引起领土或者贸易上的争端。一些中国人委托他们在新教教会中工作的朋友，为其处理一些别人没办法做到的事情。而这些在教会中工作的中国人也非常乐意充当斡旋者的角色，他们的薪水微薄，刚好可以利用这些事情赚钱。在传教士的眼中，信徒日益增多就意味着民众皈依宗教、寻求救赎的意识已经觉醒，但事实上他们已经被假象所蒙蔽，不过他们很快就注意到一些加入教会的人动机不纯，甚至有些肮脏。一些德高望重的牧师甚至也干起了蝇营狗苟的勾当，这才是最严重的。由于从小受到商业主义思维的熏陶，一些传教士——特别是美国的传教士更容易好大喜功，他们的注意力被增加入会人数、扩大教堂规模和组织新的集会所吸引。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一场传教活动成了有组织的宣传活动。传教士们追求的结果——也就是那些易于统计的“数字”，赞助者们更容易被这些所吸引，也正是这些才吸引到了他们的资金。中国人擅长察言观色，很快就认清了时局并从中获利。大家都心照不宣，于是，教会中就形成了一种风气，传教士不努力去为人们展示新的生活方式，而是沉浸在“成果”中。他们让信或者不信基督教的人形成了一种误解，这真让人遗憾。

对早先的印象进行记录后，借此机会我想赞扬一下传教士对于宗教使命的热爱，他们为此不知疲倦地努力着。尽管这一点我在很早就深有体会，可在中国经历的一切让我对此深信不疑。在我动笔写下这些文字之前，很多事情已经看开，过去因境而生的偏见也不再左右我的思维。就完成教会使命而言，拥有丰富宗教知识的传教士是最佳人选。人们难以想象他们的高素质。能够隶属于这一群体，我深感自豪。对于自己的任务和细节更加地感兴趣，是随着政策日渐成熟、组织不断壮大和对管理的深入认知而形成的。一个奇怪的想法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快乐而成功的“标准福音书传教士”，我能不能做一辈子？

我所描述的“高标准传教士”，也包括最早的一批中国基督徒。固然有一些人传教动机不纯，只盲目地追求教徒数量，但是，在1900年义和团起义中牺牲的殉道者人数和这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仇视基督教的社会氛围荡漾在那几年里，可对于信仰还是有很多教徒坚定地追随，对于他们我深表敬意。也正是这样，在19世纪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中国家庭里，走出了许多今天基督教运动的杰出领袖。

2.走入金陵神学院

南方和北方长老会（或合称为“美国长老会”）在中国曾经合作创办过一些宗教机构，这都是在我抵达中国之后发生的，其中就有金陵神学院。这两个貌合神离的宗教组织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40年以后，终于在大洋彼岸“破冰”进行合作。这也从一方面说明了，想要所有宗派的教会和睦相处是一件多困难的事情。不过，只要你对宗教本质有深入的认识，并且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就可以抛弃那些情感和信仰上的障碍，从而携手同行。

长老会在金陵神学院成立后，到每个教堂借调了一位高级传教士和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加入，我也受邀成为其中一员。推辞再三后，我请同事们投票我是否应该去南京。最后的结果是，除却一票反对，其他人都赞成我去。弗兰克·普莱斯神父投了反对票，他从不赞成年轻人去神学院教书。然而多年以后，他却被我聘请到神学院教书。到1941年退休前，人们都认为他是个可敬的教师和尽忠职守的牧师[14]。我抵达南京后不久，长老会麾下新添了：美国的北方卫理公会教派[15]、南方卫理公会教派和基督门徒会[16]、美国北方浸信会[17]。在我们的影响下，放弃了与南方浸信会（其教义比南方长老会更为严苛）在上海决裂的想法，并继续维持一个整体的浸信会。

按照我和金陵神学院的协议，我接管了“《新约圣经》经文注释系”，这让我有机会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一领域。圣经在长老会的所有教义里面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可在神学院的课程里，圣经课程却少得可怜。希伯来语、希腊语、神学理论和宗教史组成了大部分课程，也许，学院方面认为学生应该对圣经很熟悉，所以开设了这门课程。很快地，我发现自己几乎胸无点墨，而这个领域又如此吸引人。所以，我开始努力学习《新约》，其文本、历史、哲学、宗教的含义是我努力研究的目标，我决心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让自己成为这一领域的佼佼者。对我来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用怎样的方式教授这些课程，使中国学生对《新约》感兴趣，并且又不损害到他们过去的信念。我的学生里没有大学毕业生，新式高中毕业的人已经是他们之中最高的学历了，学历低的只受过一点私塾教育。孟子曾经说过要因材施教[18]，我只能尽量使我的课程和其他领域的知识联系到一起，让它们浅显易懂，并具有建设性和实用性。

我总是将金陵神学院的工作时间表安排得满满当当，上课时间是4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备课和学习中文。既然来到南京，自然要学习当地的方言。但是南京话是中国最难的方言之一，它是官话的一种变体，和吴语有一些相似，但听上去更像是一种混杂语，而不仅仅是一种比较粗糙的官话。由于工作的缘故，我很少和南京的百姓打交道，不过我需要用中文授课，还需要用中文参加祷告、做公开演讲、参加社交活动。

我还搞过文学，《长老会周报》（这份报纸在教会内外都很有影响力）曾发表过我的一些劝人向善的文章，海斯汀《圣经词典》的编辑工作我也参加过。这本字典的中译工作正在进行中，有些地方经过了改编，有的地方辅以了评注。《国际宣教评论》（这是一本教会内部发行的关于传教活动的月刊）也发表过我用英文写的一些文章，金陵大学附近就是我的工作地点，我常常去那里布道、演讲，或者参与一些宗教团体的会面。我认为对于中国牧师来说，特别是不懂英文的（现在要想接受新式教育，不懂英文可不行了）牧师，如果能够读懂希腊语的《新约》，那将受益匪浅。要知道，希腊文《新约》的中文译本有很多歧义和误读（中文和希腊文两种语言几乎有天壤之别）。读希腊文更有亲密感和真实感，麦考利[19]曾说：一个人要想真正了解自己的语言，那就必须再掌握一门外语。而学习希腊语，也能为中国牧师带来些许的虚荣，虽然不懂英文，但是掌握了更加权威和经典的希腊文。因为这个原因，我出版了一本希腊文的《圣经》初级读本以及“希腊义—英文—中文”的词典。这项工作有趣的地方在于，我发现阅读古典文献必须掌握的希腊语词形在《新约》中惨遭摒弃。正当我埋头撰写词典时，埃及和其他地方的考古学有了新的发现。有个地方出土的文物，上面显示《新约》是按照当时地中海地区通用的希腊语写成的，这也从“非作者论”的角度解释了现代圣经语言版本和古代版本的区别，也使《新约》翻译成中文白话更加顺理成章。另一个由考古学带来的好处是，《新约》中的词汇更加丰富和明确，这就为许多段落注入了新的元素。

不久后，我就在神学院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基督教会中人们普遍学历不高，大学生极为匮乏。我试着寻找原因，并希望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在对这一状况不满意的几年后，神学院终于迎来了一位有大学学历的学生——李汉铎[20]——金陵大学毕业的学生。而过了15年后，他成了金陵大学第一位华人校长。在这之前，这里出现过一个效仿美国学生海湾传教志愿者运动的活动，我是这项活动的狂热分子。来自山东的丁立美神父担任秘书长一职，并在全国各地游说地方学生团队。后来，运动偏离了主题，从号召学生做传教士，变成了号召他们投入到与基督教有关的事业中去。他们违背了初衷，走错了方向，最终败落了。不过，有一段时间运动风潮劲头很足，很多人投入了传教事业，这也让教会领导权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

3.基督教青年会产生的影响

在3年半的杭州生活、11年的南京生活中，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另一组织，那就是基督教青年会。没有宗教、神学和组织戒律的环境让青年会自由发展，这都源于威拉德·利昂、弗莱彻·布若克曼等人精明的领导。在当时，许多有志西学、渴望进步的青年有所需求，而青年会刚好迎合了他们的需求。对于我来说，旧式传教方式所能达到的努力和效果都可以在基督教青年会的蓬勃发展中看到，培训中国工作者方面尤为突出。一些大学毕业生，甚至是留学生都到基督教青年会应聘。中美两国基督教青年会的职位都是平级的，没有孰高孰低，并且政策统一、资金来源共享，并不是“我花钱雇你、你听命于我”的简单关系。将基督教信条应用到政治、社会、学术和经济生活中是基督教青年会所强调的，相关话题会进行公开讨论。运动会、科学报告会和各种社交团体活动也是青年会常常组织的，圣经的课程、宗教集会活动可以和这些活动结合起来。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往往是夏季会议的召开地，我常常应邀参加这样的活动，这些经历使我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开拓。

与吴德施[21]主教的邂逅是在基督教青年会的一次夏季会议上，我们是很多场合中仅有的两张外国面孔。我们之所以能够很快建立密切的关系，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遭遇”，在我传教士生涯中的朋友里他是与我关系最密切的朋友之一。我们的相识是在非正式的场合中，而后来的交往也都处于非正式的场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穿得十分随意。后来，第一次见到他穿着正式的主教长袍时，我大吃一惊。

在刚到南京的那几年，我认识了兰多夫·希尔兹，他当时在协和医学院（后来迁到济南去了，更名为“齐鲁医学院”）教书。他成为了我一生中的第三位好友，不过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同一座房子里居住，就连彼此的妻子也情同姐妹。我儿子的生日和他女儿的生日只相差一天，两个孩子时常在一起学习或玩耍。多年以后，中国医学教育领域中杰出的领袖和学者这个行列里多了兰多夫的名字。

4.内部矛盾

保守还是自由，古板还是现代，是作为一名神学院教授的我常常需要思考的问题，过去的教育和接触的人群大多属于前者（保守、古板），可过去的批判研究和我的直觉意识上已形成了后者（自由、现代）的思维。弗吉尼亚的学生时代、赴华传教前为出国传教而奔波游说的时代，并没有使得两种思维方式造成尖锐的冲突，这一切都是因为对于信仰的崇拜、前辈传教士的言传身教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友爱将冲突化解了。我一直试图将人类的常识和学术研究从宗教信念中分离。外部环境、传统观念、个人性情、阅读研究习惯都会影响人类的常识和学术研究，可人们低估了这样的影响。在我看来，一些非此即彼的争议冲突都可以在常识领域之内消失，感情因素的参与也使得人类意识中的宗教信条加重。

对新教福音派教义的全盘接受是金陵神学院建立的基础，一些人之所以质疑它，是因为他们认为“完善”或者“保守”的神学教义更为诚恳。所谓的“南方长老会苏北布道会”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状况。江苏省的两个布道会分居长江南北，江北的那个正是前面所提到的。华中布道会的成员宗教信念统一、内部争端最少，而我正隶属于此。会内从始至终都未曾出现过不可协调的观念矛盾和冲突事件，而争端对于苏北那个布道会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有个奇怪的现象，从人品性格上来说，苏北布道会中的成员与我们没有什么差别，也许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所处的那个地点过于糟糕吧。贫穷落后、政令难及、交通不便，这些都是那里的特点，也许正是在这种恶劣的客观条件下他们才变得刻薄、顽固。在布道会内部事务上他们各持己见，与此颇为相似的是他们顽固不化的风格。在那个环境里长大的赛珍珠[22]在结婚前几乎不知道其他布道会的情况。她笔下的“战斗天使”也就是她的父亲，最初供职于我们的布道会，而后被调往苏北。他对各个布道会的看法或许可以从这些经历中获得解释。

我们学院教员的“正统性”动不动就被苏北布道会的成员质疑，他们经常非议的对象就是我本人。就算是在神学上行事正派、无可指摘的人，他们也不会放过。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指责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麻烦，这归功于我们神学院内部成员之间非常团结、彼此信赖。等以后我辞职去了北京，教会内部的倾轧与这件事并没有关系，我隐约意识到，如果这些在华布道会为了所谓的“正宗”，继续这样窝里斗下去的话，迟早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活靶子被人攻击，这场无畏的神学论争也会将金陵神学院牵扯进来，哪怕这些令人烦心的事并没有人愿意掺和。

实际上，保守派人士已经盯上了我，就在我准备离开南京的那段时间。直到多年后我才得知此事，这算是我神学研究生涯中唯一一笔被“质疑”的记录。这件事情的起因是我应邀在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的重要成员会议上做一系列的演讲，上帝、耶稣、圣灵、圣经等等这些最基本的基督教信条是演讲的主要内容。一些能力卓越的青年宗教领袖是演讲的主要听众，我用很现代的语言向他们解释一些基督教中最基本的概念。演讲完全是即兴发挥，我并没有事先准备演讲稿，而演讲的内容被对方安排的人速记了下来。事后，她们向我询问，我演讲的内容是否可以印刷出来，不公开出版仅做内部参考。当时我心不在焉地答应了下来，因为那时我的脑袋里装满了前往北京的调任令。事后想想，当时如果我拒绝了她们的要求，其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

两个美国派来的人在那年稍晚的时候到来，他们在几处避暑胜地大张旗鼓地召开在华传教士的宗教会议，要知道这些仅仅是表面功夫，为清算在华传教士中的“现代派”而搜集证据才是他们来华的真正目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两位醉心于“正统”之争的人拿到了我在基督教女青年会上的演讲内容。不久之后，《普林斯顿神学评论》上发表了格里菲斯·托马斯博士以“中国的现代主义”为主题的文章，这篇文章格外引人注目，我的演讲内容被大量引用其中，并辅以一些书刊评论和其他相关内容。为了创办燕京大学，我回到美国筹款，随后我便收到了一封我们教会里一位上了些年纪的秘书长的信，他告诉我因为那篇文章，他们收到了很多投诉和质疑，他们希望我能够采取措施来消除影响。事实上，那个时候的我已经在办理手续，我打算转调到一个中国长老会去，他们和我联系密切，那时候我只是名义上还归属以里士满为中心的东汉诺威长老会管辖。尽管如此，我依旧恳请旧东家允许我出席春季会议。身在底特律的我为了消除影响专门安排了参会计划。

其实，对于我来说，无论长老会做出怎样的裁决都是无所谓的。而我身后的燕京大学也支持我。美国北部和全中国遍布着燕大的支持者，在他们中间我具有良好的口碑，就算我的“宗教观点的不正统性”被弗吉尼亚长老会投票定论，燕大的支持者也不会因此对我产生一丁点儿的偏见。尽管如此，可有些问题我还是很担心的，虽然我被那些保守的南方人所了解——我在他们中间长大，从小学到同僚，可就算这样我也没有搞明白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是对宗教信念的严格恪守，还是对宗教进行学术上的阐释？我接受他们的“审判”，当我走到他们的面前时，依旧在心里不断揣摩着他们的心思。

我被询问审判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我对他们说如果他们需要对基督教女子青年会演讲（那些醉心于“正宗之争”的人已经把其内容添油加醋地呈报给长老会了）事件成立个特别委员会，以此展开对我的调查，又或者还有其他方式，对此我不会有任何意见，但是我希望自己有机会能够在所有人面前陈述，对演讲中出现的四个基本信条[23]做出解释。他们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我用他们熟悉的措辞对整件事的始末进行了解释。一个长老会成立的委员会对我进行了咨询，在匿名的投票中，我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没有操守、违反教规，并且在背后打小报告，这是北方人对我提出的谴责。一个高个教友站起来为我鸣不平。他说，应该对北方人采取的不光彩手段进行不赞成投票，但是这一议案并没有通过。

对这一调查结果，那两位当初告发我的人（他们一位来自费城，一位来自普林斯顿）很不满意。他们煽动南方长老会中的好事之徒，他们希望此案能够提送到弗吉尼亚州宗教大会，甚至在全国宗教大会中重审。事实上，依照规定，如果进行重审，州宗教大会只能询问我所属的地方长老会，而并不能直接对我进行。最终的结果是，大会拒绝了重审此案的提议，理由是他们对地方长老会的决策充分信任。至此，此事告一段落。在下一次回国并重返里士满时，我恳求长老会将该档案从中国调回美国，这样当下次有人对我提出类似的指控时，里士满的长老会就有权进行合法处理了。匿名投票通过了我的提议，因此，东方汉诺威长老会又多了我这样一个正直的成员。

在1926年9月26日的一个文件中，南方长老会是这样评价我的：“司徒雷登博士对神学如此谨慎的态度在长老会中是绝无仅有的，长老会坚信他对信仰的诚恳度。那些对于司徒雷登博士的指控，长老会认为纯属无稽之谈。在这场公开化的冲突中，司徒雷登博士并没有让自己卷入，并且他全权委托长老会处理此事；他本人则在遥远的中国为伟大的事业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这一切都体现了他崇高的基督教品格。”

这段“定论”对我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它表明：就算每个宗教工作者都持有不同的神学信条，只要互相信赖和尊重，并努力为了那个共同的目标——在一切人类关系中揭示耶稣基督精神，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和平共处，并可以携手推进我们伟大的事业。

第四章  圆梦燕京大学

1.建校始末

1918年年末，我受邀离开金陵神学院去北京创立一所联合大学，神学院的工作十分开心，我本欲将大学的事情一推了之。在神学院，我已经对课题有了真正的主导权，研究和教学也进入了新阶段，另外还在筹办几个文学项目，我并不想离开这里。

汇文大学堂（英文叫北京大学，隶属卫理公会）和坐落于北京通州郊区的华北协和大学（隶属长老会和公理会），是当时北京的宣教学院，它们想要联合起来。1900年义和团起义后，双方采取行动，占领了一块位于城东南角的地，这块地一直通到老卫理公会学校背后。如果说这些分歧不能弥合，那就不可能在北京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大学了。

当时，我家里住着一位汇文大学堂的董事会成员，他是位退休的传教士，他是从北京回到南京的。他问我是否愿意出任大学校长，我对他说，我已经准备在中国传教一生，但是对学校没有管理经验，应该无法胜任，并且现在的工作十分舒服，还是请另寻高明吧。他马上说，这次回北京是要化解两所小学院之间的僵局，希望有人能够带头，稳定双方的联盟，这个人需要起到领导的作用。

几周以后，我收到邀请去北京大学[24]担任校长的正式聘书。对于这件事，身边的朋友都奉劝我尽量不要掺和，因为这样的差事容易费力不讨好，海瑞·卢斯[25]博士却警告我，一定要在应聘前了解、调查对方的经济情况。事实上，我并不是对方请的第一个人，在我之前他们也请过很多人，但是双方达成了一致原则：校长不能由外地人和局外人担任。对于这一原则，我的条件很符合。这件事情让我想起多年前考虑是否做传教士时的困境，有了上次的经验，这一次我打算用同样的方法考虑。几周之后，双方督促我尽快做出决定。我只好答应他们先去北京做实地调查，尽管当时我并不是特别想去。虽然我曾试图推托让自己抽身，可最终还是以我北上告终。

1919年的1月31日，我抵达了北京。那天寒冷的西北风几乎刺骨，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抵达了位于城北的长老会教会。才刚刚抵达，我就意识到我想象的有些乐观，双方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一个汇文的毕业生代表团对我说，两所学校合并后，不管新学校的英文名字是什么，但是中文名字必须还是“汇文”，否则母校的地位将无法承认。对方一脸的严肃，面对这种情况，我只好又跑去另一方那里征求意见。可结果却是，另一方要求只要不叫“汇文”其他任何名字都可以接受，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叫了“汇文”，那么不如将现在所有通州的毕业证都堆在篝火里烧掉，象征着从此他们的母校灰飞烟灭。两方均是校领导，又是有地位的传教士。我能在这些人的态度里看到高涨的反对联合的情绪，也在这里体会到了中国人的“面子”文化。刘海澜[26]博士是当时将汇文定名为“北京大学”的人，他坚决不肯让步，一定要继承原来的名字，新大学的校址也与汇文接壤。而对方却死活不肯接受中文名字为“汇文”。

当年，我的注意力一直被另一所大学所吸引：清政府被推翻后，传教士正为了机构名称吵得不可开交之时，一所官方大学诞生了，并且迅速地发展和壮大，它的中文和英文名字都叫“北京大学”，在当时的中国，这所大学人人皆知，甚至扬名海外。这所学校的校长是蔡元培，他曾位居翰林院庶吉士，并且曾经到欧洲留过学，北京大学在他的带领下出类拔萃。众多学者慕名而来，他们大多都拥有西方教育的背景，其中，最有名的要数胡适博士。北大人以出版书籍报刊来宣传进步革新，这些吸引了很多年轻的学子们虔诚拜读。当时的北大氛围可以用一部当时的刊物名称来形容，那就是“文化复兴”[27]。当时远在南京的我以极高的热情关注着这场启蒙运动。而那两个布道会在学校命名的问题上最初只是内部争吵，到了后来它们居然不自量力地要给自己安上“北京大学”这个名字，要知道它们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学院而已，这真是太荒谬了。“北京大学”这个名字只属于中国人，中国人正努力将它塑造成为国家知识的发电机。

而后，由清一色的外国人组成的理事会同我会面，我对他们说：“如果内部无法解决争论，我将无法决定去留。”他们知晓我的意思，并让每一方任命了10个人作为代表来共同协商，这些代表包括5个中国人和5个外国人。当然还需要一位中立人士，他们便要求我来做主席。命名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是争论的焦点，他们猛吵了三天，甚至顾不上吃午饭，还有一回吵到了半夜还不肯罢休。从始至终，我都在认真地聆听，并且清晰地意识到：双方虽然迫切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由于代表对自己人做出了太多的承诺，并且双方矛盾太多、存在党同伐异的心态，所以导致谈判举步维艰。我也意识到，如果我此刻一走了之，那么他们一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并且再也无法打起精神走下去。事实上，我的脑海中也已经有了一个基督教大学的雏形，这所学校矗立在这座古老而迷人的城市里，它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广纳良才，自由地推行新政策、自由地进行改革。

在第四天早上醒来时，我猛然顿悟了。在犹太人看来，这种感觉就像是耶和华显灵了似的。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我必须承担起和这个职位有关的责任，要知道这些人的唯一希望就是我，我也是他们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事实上，他们争论的结点只是微观之处，并不至于无法解决，只不过是他们把自己逼到了悬崖边，并且凭借他们自身的力量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实际上，我们在北京也需要一所大学来传教。终于，神回应了我的号召。在下一次与这些人的聚会中，我向他们主动提出，我很乐意接受他们的意愿——让我来做领导。我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让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其成员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本着不偏不倚的原则，拍板每一个所争论的问题，最终所有人都必须遵从通过的决定。他们听后欣然同意。就这样，会议的气氛轻松了下来，他们又像昔日那样成了好友和同事，终归那才是他们原本的样子。

可这个委员会的方案还是被中国人的妥协文化而影响，中国人提议某一边做出一些让步，另一边多让一些，并以此类推，这样的方式导致结果又陷入了原来那样的沼泽地。而当时的我已经回到了南京等候消息，就在这时我收到了一些电报，电报是那边理事会的一些成员和一些并不在那所大学工作的朋友发来的，电报的内容是敦促我尽快赶回北京，一刻都不要延误。那时是3月，回到北京的我第一次尝到了早春沙尘的味道。想必，北京人也是如此吧，享受着初春明媚阳光的同时，却被沙漠戈壁吹来的尘土弄得灰头土脸。

之后，我同理事会的成员见面，看得出来他们十分沮丧。我告诉他们目前的问题有三种解决办法：第一种，重新启动委员会方案，但是必须要绝对服从规矩；第二种，就此结束合作；第三种，为新学校的福祉考虑，双方放弃坚持，做出一定的牺牲。如果这次会议仍然不能将问题解决，那么我实在无能为力了。这时，亲爱的刘海澜博士起身老泪纵横地说，他受够了无休止的争吵，可却又不能接受取消合并的计划。如果说，在这之前他是最顽固坚守的人，那么这一刻他却将自己所有的顾忌放在了桌面上，任由大家处理。

其他人纷纷效仿刘海澜博士的举动，化解了在这之前看上去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双方最终决定，现在的中文名依旧在会议召开期间使用，而后取一个新名字，这件事由我来负责。诚静诒博士，这位几乎是20世纪最优秀的华人基督徒领袖提出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燕京”。这个词充满了诗意，它不仅仅代指中国古代的燕国都城，同时在中文里这个词也代表北京。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这个名字都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赞同。这件事情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创建一个联合机构需要越过无数困难，可一旦越过障碍成功建立，那么将获得巨大的收益。

在所有的矛盾都化解掉之后，我正式宣布就职，不过我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在不受到历史的牵绊下，考虑重新选址的问题；一个是财务方面的事情我不负责处理。对这两个条件我认为十分聪明，并且具有原创性，没想到的是，到后来才发现这是国际通行的标准程序，在美国每个私营机构新上任的领导都要遵循这个原则。不过，这是一招傻棋，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这样。在海瑞·卢斯博士的陪同下，我第二次来到北京，在董事会那方面我提议由海瑞·卢斯博士做负责财务事宜的副校长。早在创建山东齐鲁大学时，筹备资金的工作就在海瑞·卢斯博士的领导下完成得很出色。因此，在筹备燕京大学资金这件事上，我对他怀揣着相同的期望。

燕京大学

2.穷学校

当时，除了对于未来前景的无限憧憬外，我们几乎一无所有。四个布道会董事会各自拨款5万美金作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我们买下了地并且进行修整后，那些钱早已经花光，我们的财政金库变得空荡荡了。事实上，校址选在这个鬼地方，我从开始就非常讨厌。尽管现在的开支预算很少，可也已经是收入的两倍。在这里只有不到100个学生，并且其中一大部分学生并不是学习的材料。只有两位中国教师在合并后留了下来，他们是李荣芳博士和陈在新博士。而外方的师资队伍中，很多人并没有从事大学教育的资格。在这之前，如何筹集资金、如何进一步发展等问题并没有人去规划或者考虑过。于是，这导致大家吵得不可开交，不管他们是在北京还是在纽约。而就我自身而言，我缺乏教育管理方面的经验，甚至可以说一窍不通，并且中国对于我来说人生地不熟，甚至都不知道该找谁合作。过去在南京，我不需要去管理别人，那里的工作很轻松，每天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喜欢的课题。传教士出身的我，现在的职业轨迹正逐渐远离传教士本身。最初，我由传教士变成教书匠，而现在居然又要去管理一所大学！这是全新的人生篇章，在这场旅途中，我到底需要多少信念支撑？还是这一切仅仅是冒着傻气的莽撞？

眼前有两个问题，一是这所大学一贫如洗；另一个是其他人都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建设补助金被本地人拿去买地、装修房子。而学校董事会的成员都是由布道会的成员组成，他们整日忙着维护自己的利益，没人愿意承担筹集资金的责任。一切都处于黑暗之中，海瑞·卢斯博士是这黑暗中的一丝曙光。他在理事会的批准下成了副校长，可纽约的董事会却提出了异议，于是，我写信到纽约去，并以一封辞呈为威胁，可对方却依旧不批，这次连建议都没有了，我把所有理事会的成员叫到了北戴河，并拿出与纽约来往的信件给大家看。随后，理事会立刻撰写了一封紧急推荐信并马上寄往了纽约，最后，纽约董事会妥协了。

卢斯博士去了美国，并在各地拜访旧友，意图搭建新的人际网络。而这座大学不仅默默无闻，甚至连地点都没选好，卢斯博士还得用尽一切办法向别人要盖房子的钱。我收到了他写满抱怨的信，他认为这是最大的障碍，整个过程就像是“在水底给码头打地基”。

3.选定校址

北京方面，我们已经协议好以距离城墙不超过1英里的城外某处做校址。这个方案困难重重，因为在过去的数百年间，按照中国的传统，进驻北京的外省官员都要为家人寻找一块安葬之地，而城墙外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也导致北京城墙外的荒野形成了一圈私人墓地。而这些私人墓地中，一部分已经破败，根本无法知晓是谁的坟墓。当我们开始寻找校址时，每一次都会撞上不知道是谁家的坟墓。由于在中国的文化中刨坟掘墓是被反对的，这也导致我们的方案不得不暂时搁浅。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们用走路、骑驴、骑自行车等各种方式将北京周围转遍了，可终究还是没有遇到一片合适的地。某一天我应朋友邀请去清华大学玩，有个人对我说：“你把对面的那片地买下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听了这话，我便立即跑到通往颐和园的大道上去看。这里和北京城的距离在5英里左右，一条马路直通这里，从交通这个角度看，它甚至比之前考虑的那些地方还要方便。这块地的环境非常好，它位于北京著名的西山脚下，那些矗立在山坡上的美轮美奂的亭台楼榭，似乎是在向后世讲述着中国的悠久历史。清朝某位王爷的花园就建立于此，到现在这里成了一座消夏别院和宗祠，它的主人是陕西省省长[28]陈树藩[29]。有一位我们认识的官员，他声称有法子将这块地弄到手。不久后，在这里建校的决定得到了理事会和董事会的批准。就在第二年的夏天，我亲自到陕西拜访了陈省长。热情的陈省长最终以6万块大洋的价格将那块地出手，不仅如此，陈省长还设立了奖学金，奖金大概是这笔钱的三分之一。最初，那是一块40英亩左右的整片地，到后来的面积居然是40英亩的4倍还要大，那是因为我们揽进了邻近的年久失修的花圃和空地。

燕京大学校区

一开始，教学楼的建筑风格我们就已经决定好了，那种风格混合了中国古典韵致和现代元素。我们预想的外部设计是雕梁画栋、青砖朱瓦，加固水泥则用来修建内部，一系列现代设施，照明、取暖和管道等一应俱全。整座楼宇象征着我们教学的目的：中华文明中最有价值的瑰宝将被保留。在校园里，一座13层的宝塔要数最夺目的建筑了，而水塔就藏在这里。我们恢复了破旧的老花园的外形，并且又加入了自己的设计，比如那些废墟里的玉砌雕栏被搬迁至此，甚至在风景雅致的地方，我们还盖了一些小亭子。海瑞·卢斯的儿子亨利·卢斯[30]则负责其中一项重要的工程——填湖心岛。时至今日，那时候建立的一座声音洪亮的大钟仍然将钟声传递到校园的每个角落。几十年后，前来参观的无数游客对燕大赞不绝口，他们声称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就是燕大，这些恭维的话听多了的结果就是，连我们自己都有些相信了。这些美丽的风景，可以让学生增加一份对校园的感情，并且更加能够体会其国际化的理想。在校园建设这一点上，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

4.为了燕大而“乞讨”

卢斯博士的处境极为凄惨，他在美国无依无靠地到处漂泊，筹集到的资金甚至无法补足路费。这让我渐渐地明白，梦想是昂贵的。

恩内斯特·伯顿教授当时供职于芝加哥大学，1921年时他率领一支教育委员会访问中国。这支教育委员会访华的目的是代表教会的董事会前来考察基督教的传教情况，并做出评估和推荐。他们要求由三个中国人和三个传教士来协同他们执行工作，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31]博士是中方人员之一，外方代表之一便是我。在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后，我们做出了一份极为翔实的报告，报告中对基督教学院、中学和神学教育的宗旨进行了阐述，并且还制定了一个有关中国基督教教育的整体计划。

1922年，我应邀回到美国向教会提交这份报告，我第一次和燕京大学的董事会见面就是在这次旅途中。我一生中很少有大失所望的感觉，毫无疑问这次就是其中之一。会议前董事会成员陆续进场时，我听到了一个人在嘲笑另一个人，他嘲笑他的理由是：类似于这样的董事会这两人参加了很多次，可另外的那个人已经搞不清这次会议到底是什么了。在这之后一切事情都变得简单了：有人辞职也有人激情澎湃，并且在董事会的鼓励下我提名了一些官员。从此以后，董事会成员又展现出了高昂的合作精神，他们的士气和干劲都很棒。

可事实上，前景在我第一次去之前还是很暗淡的。在卢斯博士的游说下，燕京大学拥有了很多潜在的资助人。由于卢斯博士广交朋友，所以他建造了坚实的人际网络，并且这种人际网络让他之后的继任者受益匪浅。不过，卢斯博士虽然疏通了各方面的关系，可是现金并没有涌入。一个晚上，我在威廉·亚当斯·布朗博士家里做客，偶然间我听到了君士坦丁堡女子学院的一位老师和布朗博士的儿子约翰谈起了一件事，那就是可以通过专业公司进行筹款。在回去的路上，我恍然大悟，这不正是我一直寻找的答案吗？于是，我向董事会提出了建议，但是他们有些犹豫。启动资金从哪里来和传教是否商业化，是他们提出的问题，而我找的“坦布林与布朗”公司，在这之前也没有和海外做生意的经验。可是，除此之外没有人能够拿出更好的建议，于是，我们便和那家公司签订了合同。

这家公司指明要求我参与进来。从以往的经验里他们知道，美国客户的心理特点很特殊，那就是直接打交道的对象必须是机构的领导。于是，我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不断往返于北京和纽约之间。在美国的时间占据了我大部分的生命，在那里我做着不太适合自己的项目，导致顾不上原本应该做的工作。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我进行了10次中国到美国之间的旅程。我的一位美国同事至今还记得我曾经对他说过的一句话，那时候我说：“我每次遇到乞丐，都会情不自禁地觉得我们同属丐帮，我们是兄弟。”资金筹集的工作十分艰辛并且进展缓慢，美国政府没有援助一分钱，所有的钱都来自美国公民的自发捐款。

燕京大学女子学院入口处

坦布林与布朗公司运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即雇用一些机智的大学毕业生，帮助他们在幕后组织活动。在一些指定的城市里，我、卢斯博士、中国同事和燕京大学的工作人员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我们还需要出席一些地方专门为我们举办的招待会，而后那些分派到自己头上的人物也需要亲自去拜访。不过，这种办法十分有效，仅仅在第一期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可是距离预期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于是，我们便停止了这样的活动。对于筹钱的方法，我四处向人讨教，最终我还是决定用自己的“业余”方式来进行。几年后，当另一家公司与我合作时，他们的方法更加直接，由我和另一位从西部来的人去波士顿筹集资金。这个人热情洋溢，看上去干劲十足。对于筹集资金，他的宗旨只有一个：唯一拿到钱的办法就是直接去要。他带我去拜访波士顿的社会名流圈里的人，那些人我只认识其中的一部分。他在所有人的面前使出浑身解数去推销，直到逼着对方掏出钱来为止。对于这种行为，我十分不齿，便狠心离开了波士顿。就算大学再需要钱，我也绝对不能因此失格！

燕京大学化学实验室

我真的不适合到处搭建关系、求人捐钱这种工作，并且一天到晚都在进行这个工作，导致其他的工作没有时间进行，对此，我十分焦急。一次次的“乞讨”，伴随的是神经性消化不良的煎熬，只要这项工作一暂停马上就恢复健康了。虽然不喜欢这项工作，但是我也因为这项工作而结交了很多真诚的朋友，经历了不少的奇闻异事。当时，我的原则是：第一，资金不管能否筹集到，都要让对方和我们的大学、和中国结交成为朋友；第二，在事先商议好的情况下，资助者不能限制校方如何使用资金，而校方也不过问资助者资金的来源，但资助者有权对捐助款项的使用政策和意图进行彻底的调查。在我看来，这样的原则一箭双雕，既维护了我的道德底线，又避免了一切可能出现的道德问题。即便到了后来，用类似的方法在中国筹集资金的时候，坚持这样的原则也令我受益匪浅。

如何平衡贸然和谨慎的关系，是筹集资金时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在此刻回想起来，大概我在这方面担心得更多一些。校园里包括教学楼和员工宿舍的建设等这类的资金比较容易筹集到，但诸如建设极为昂贵的电站这种事情，大多数人都不会感兴趣。要想更容易获得额外的资金，燕大的成绩就需要做到更好。在财政方面，我们也必须做到遵纪守法。之所以能够将整体问题解决，都要归功于在谨慎思考后所做出的一个又一个的冒险。

5.新成员黄国安

黄国安是新加坡华人，家境殷实的他自幼就来到美国。他毕业于俄亥俄卫理公会大学，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完硕士。在带他游历完美国和欧洲后，家人准备让他回国。可他并不想回去，美国人的简单直率、勤劳努力已经让他深深迷恋上了，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实现做一番事业的雄心。他的家人却为此威胁他，如果他不肯回到新加坡，那么将和他断绝一切关系。而黄国安一不做二不休，主动和家族一刀两断，凭借自己的本事找工作谋生。关键时刻，坦布林与布朗公司得知了此人的事迹。刚巧公司正在启动一所大学的一个基金项目，便将他招聘了进来。可在当时，谁都不知道黄国安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正在这时，为了纪念贝施福[32]主教，卫理公会海外布道会董事会决定在燕大校园里修建一座建筑。在此之前，主教一直想让北华布道会加入到联合大学里。黄国安在俄亥俄州读大学时，贝施福便是校长。按照程序，纪念楼需要卫理公教会拨款筹建。黄国安当时没有其他职位，我便叫他去做这件事了，当然，单据必须要有牧师的签名，这样可以确保如果有其他的拨款，这个账户可以自动接收到。对于这份工作，黄国安十分满意。由于他认为坐火车太浪费时间，所以希望我借给他一辆车，我同意了。但是，车被黄国安开坏了，公司对此极不满意，可他却筹到了钱。于是我又去为黄国安申请了一台新车，公司同意了，但是需要他对新车爱护一些。不久后，卫理公会就警觉了起来，他们没想到账户里会白白流失那么多的筹款。但是，他们是讲诚信的，在上限和时间上有所规定。黄保证一定在数目和时间上谨慎处理。

燕京大学田径场

在到达期限之前，另一位华人青年被黄国安培养起来，随后，一位美丽动人的姑娘也加入进来协助黄国安工作。这位姑娘获得了柯蒂斯出版公司的帮助，为了帮助她筹款，他们的一位老总曾为她专门拨出私人豪车。在海量的资助下，校园中心的施德楼[33]建立了起来。有好几次，警察因为黄超速驾驶而拦下了他，但是每一次警察都高抬贵手，因为他们看到一位华人正在为某个主教四处奔波劳顿。这个项目在经历艰苦卓绝的奋斗而结束后，黄国安非要留在燕大工作，其因是由于整日向别人推销燕大，导致他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里。但当时只有他没什么兴趣的体育系还缺人，不过他同意先试试看。至今回想起来，黄国安是我此生认识的华人里唯一一位做过美国大学棒球教练的人。在最初执教的时候，黄国安惊讶于中国人为了不打输而丢脸，他们宁可在半路退场，如果队伍里的队长是某个人的敌手，那么势必要遭到这个人的“报复”，他们通常以破坏得分这种手段进行报复。黄因为学生缺乏体育精神而费尽心思，最终，他终于下定决心，他对我说，旅美的经历能让他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就是他能培养出中国学生的竞技体育精神。他请我准许他回到美国去，因为他没有任何职业培训的经验，所以他需要去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体育教育博士学位，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学位。取得学位回国后，黄国安将燕大学生培养出了崇高的体育精神，这种精神具体体现在华北所有高校的比赛中。不仅如此，他还创建了体育教育系，培养出了“燕京精神”。在他的努力下，不仅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提升，而且校园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有了新的方向。

体育场上的燕大学子

6.来自哈佛的支持

因为一件只可能发生在美国的所谓的“工业性质逸事”，燕大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一项实验正在欧柏林大学进行着，进行实验的化学教授对他的学生说，他可能已经发现一种轻金属产品，这种产品极富商业潜力。查尔斯·霍尔[34]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着手做实验，并生产出了铝。现在，他当时用过的原始仪器就保存在欧柏林博物馆里。在他的遗嘱中，其财产的三分之一赠予欧柏林，三分之一赠予南方各州的一些学校，另外三分之一赠给美国人在亚洲或者巴尔干半岛开设的高等教育学院，当然这是除去其他个人赠予之外的部分。负责执行遗嘱的是他的两位挚友：美国铝业公司的总裁和他的一名法律顾问。很多人都打算登门拜访这两个人，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有事，但这两位几乎不见任何人。

凭借锲而不舍的韧劲和充满热情的善意，海瑞·卢斯博士终于敲开了法律顾问约翰逊家的大门。总裁亚瑟·戴维斯先生和我在卢斯博士的安排下一同在纽约共进午餐。戴维斯先生在饭桌上提出了各种刁钻刻薄的问题，我明白他这样做是在仔细地评估我。在这种逼问之下，我紧张得几乎看不到盘子里的食物，要知道自己的理想就捏在对方的手心里。等问题都问完的时候，我紧张得已经大汗淋漓。最后，戴维斯先生对我说：“下午我要去一趟波士顿，需要事先和你说明的是，我是和同事站在一起的（这里的同事指的是约翰逊先生，我如果能够成功说服戴维斯先生，那么约翰逊先生就会拿出50万美元）。不过，你手下的人别再来烦我们。现在，你回去盖一所大学，这所大学一定要值得我们捐赠，如果时机成熟，我们一定会帮忙。再见。”再次见到约翰逊先生时，已经是一年多之后的事情了，约翰逊先生对我说：“我们决定拿100万给你，你做出的一切有目共睹，我们现在给你双倍的钱。”由于过度兴奋，我当时差点抽搐起来。随后，我做了个大胆的举动，我向他们提出将捐款额度增加到150万，令我感到心花怒放的是，他们居然同意了我的请求。

账面上的钱有450万，这都是他们在亚洲捐助过后的数字，但是其中一半并没有付给股利。我收到了两人发来的咨询电报，这笔钱如何处理掉是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而我却对另外的事情更感兴趣，美国的一位商业巨头，一个精打细算的大企业律师，居然想要建立一所机构，用于研究适合海外科研的仪器和技术方法，以帮助中国人研究文化，并同时帮助美国人学习中国文化，将知识从地球的一端传递到另一端去。后来，他们两个说，其实他们心里也没底，不过这个主意最初确实是他们俩想的。东翰是哈佛商学院的院长，他想赢得霍尔基金的捐助，不过，却没有成功。刚巧，他和约翰逊律师是大学同学，所以他们让我去哈佛，和那里的人讨论一下哈佛的想法。哈佛的校方大度地同意将哈佛的名字与东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传教大学写在一起，专门为中国设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就这样成型了。在这件事上，东翰说了算。他过去是银行家，并且与约翰逊和戴维斯很投机。东翰对燕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作为燕大的董事会主席做出了积极贡献。燕大和其他的优势结合在了一起，哈佛燕京学社让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升华为了纯中国文化机构的最高标准。

麦克布瑞尔先生是董事会的财务总管，在最开始筹款的时候，我来到伍尔沃斯大厦他的寓所拜访他，他见到我后的第一句话便是：“你是为了借钱而来吧？”

“不，”我回答他，“我请其他的董事来处理借钱的事宜，这次是为了更私人的事情来访，我希望您还是辞掉董事会的职位吧。”麦克布瑞尔先生当即便愣住了。我继续对他说：“我来解释原因，显然，您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趣，只要比较您所从事的其他事务就能看出。既然如此，您为何不甩掉这个包袱？”

“说我没有兴趣，你有什么证据？”麦克布瑞尔先生反问。

“以您现在的权力，您想给谁钱都可以，但是到目前为止，海瑞·卢斯博士只得到过您资助的260美元的火车票，除了这个，燕大没有得到过您1分钱。作为董事会的财政总管，您一定清楚资金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有多重要。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我认为您并不在乎学校会被我们办成什么样。我没有责怪您的意思，只是建议由其他人来接受这个担子，而这样您就可以关注您更感兴趣的东西了。”

一开始，麦克布瑞尔先生听得脸都绿了，他不断地在椅子里扭动着身体，并激动地解释他还要照顾其他方面。最后，他对我说：“相信我，我一定会付出实际行动来让你看到我对这所学校的关心，不然，我一定会辞职。”

我启程回中国前，收到了一封麦克布瑞尔先生寄来的信，在信中他承诺拨款10万美元，并希望这笔钱能够建造一座大楼。我以为他的计划改变了，但是他说：“不，这些都是额外的。”在我和他的几次谈话中，他都提到了其他几名董事会的成员：“既然你已经来找过我了，是不是也应该拜访他们一下？”

前面所说的都是好消息，但是大大小小的令人沮丧的困难也在筹款过程中出现过。筹集资金的过程极为无聊，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吃闭门羹是经常的事。曾经有很多人让我抱有希望，但是他们或者是因为对此失去兴趣，或者是因为变得穷困潦倒，要不就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和我翻脸。尽管我用友善的态度吸引了很多捐款人的注意，但是这种建立起来的友谊常常不能变化成捐款，这也是这种高级乞讨方式最令人着急的地方。我通过傅泾波[35]认识了亨利·福特[36]、艾得索·福特父子。我每一次到底特律去，都会被邀请和他们共进午餐，他们会在午餐时询问和燕大有关的具体问题。我被其他的美国大学校长嫉妒着，如果换成其他人，福特家可能很早就收到资金援助的请求了。可对我来说，直觉告诉我要等对方先主动提出，不然就算我用尽真诚来恳求，可能也会遭到他们婉转的拒绝。

在逐渐与有钱人的接触中，我成了洞悉富人怪癖的行家。不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官员十分简单，只要理由充足，项目值得投资，并且不违反对方的理念，就可以得到筹款。他们彬彬有礼，体谅我们的苦衷和需求。在多次拜访该基金会，并目睹其内部工作模式后，我对他们十分敬佩，并由衷地欣赏他们的理念和执行力。

从美国到中国，在多年的不懈努力后，我们终于筹集到了丰厚的资金，在这些资金的支持下，一栋栋教学楼被建立起来，一些设备也进入校园，就连持续上涨的维修费和教学费的成本也有了着落。到1937年时，燕京大学已经有了250万美元的捐赠基金。

7.教育成就

要想建立一座梦想中的大学，我认为应该遵守以下四点原则：一、必须遵循基督教的宗旨；二、需要确立职业课程和学术标准；三、需要确定中国社会的关系，还得在国际上得到理解和支持；四、需保证硬件的齐全和财政方面的稳定收入。关于第四点，我已经在前面讲述过了。

燕京大学是整个传教大工程的一部分。燕京大学既要为教会成员的子女提供教育，还要培训教会的职工。这是它生存在中国土地上唯一的理由。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才让我们有了活的外部资金援助的希望。我认为，燕京大学既要贯彻维持基督教的氛围和影响，又要远离那种枯燥无味的说教行为，更加不能强迫员工和学生参加礼拜和其他的宗教活动。我还希望大学不要对基督教徒有任何优惠政策，也不应该歧视和惩罚学校内的无神论者。不管怎样，燕京大学应该是一所真正的大学，传授它应该传授的真理。我不反对宗教信仰，但宗教信仰只是个人的事情。只不过学校经常用设备和政策的优惠，吸引学生主动参与到宗教事务中来。毕竟只有拥有一群积极的基督教学生骨干，燕大才能自命为基督教大学。在校园内，在社会上，不管别人对基督教持有什么态度，在他们的眼中，燕大都是基督教学校的楷模。其实，正规的大学标准和基督教宗旨并没有矛盾，因为在一个完善的机构内，当大多数人信仰基督教的时候，就能形成良好的集体文化。在燕大中可以看到，基督教能够造福任何人，无论你拥有何种信仰，拥有何种文化。

燕京大学大会现场

教会大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最重要的第一步完成了，接下来就应该进行宣传了。我可以利用基督教在日常生活中的事进行宣传。燕大的校园可以提供给我很多机会，并且燕大还有一个大学基督教会社。这个会社有执行委员会，而执行委员会则是由教职工、学生和工人代表组成的。只要你发誓遵循耶稣布道的生活方式，你就可以成为它的会员。当然，还要和申请人的具体宗教派别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这样做也并非没有好处，因为这样可以把宗教事务从大学管理系统中分离开来，联合宗教机构中不同派别之间的争吵也可以避免。大家都可以去做自己希望举行的特殊宗教活动，只要这个活动同整个奖学金体系没有冲突就可以了。中方肯定了这种自愿性质的安排，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中国民众的反感。我们还能收获一种自发性和现实性的氛围，而不感兴趣的人是不会参与进来的，只要有人加入，他们就会把委员会当成第一要事。

燕大的教学研究绝对是高标准高质量的，我除了尽量给教师自由空间，让他们自由发挥之外，几乎什么都没干。但是我毕竟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我曾经提到过中国研究系，这曾让我在霍尔基金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且我还想改善一下英语的教学，我想让学生们将各种各样的西方知识融入到中国的生活中来。这样就可以让他们不为学各国语言而焦头烂额了。燕京大学的学生都应当有能力用两种语言听课，同样，教师也可以自由选择用哪种语言讲课。燕京大学不需要任何翻译类工作。有时候和学生团体交谈，我还想过要不要换个语言说话。我认为，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学生们克服所谓的语言障碍。

燕京大学学生俱乐部学生活动

其实医学院比这种模式要好得多，也能作为本地传教联合项目的好榜样。所谓的医学院，就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助之前，就已经拥有了很好的声誉。另外，由露艾拉·麦娜小姐专门开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也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是一所专门为女性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而且是中国的第一家。虽然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人数不多，而且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缺陷，但是作为中国教育的先驱，它已经迈出了最有意义的一步。麦娜小姐用她过人的远见和非凡的才能为这所学校做出了最大的表率。我担当导师几个月后，校方便将之更名为了燕京大学女部，并且由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校长主持了合并仪式。在合并仪式上，蔡元培先生做了重要的发言。因此，有人调侃这次的联合叫作婚礼。双方在日后的合作中，相处得十分融洽。

燕京的自然科学学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19世纪的西方，崇尚科学摒弃宗教，但是这种思想很晚才传到中国，并且影响了中国的知识阶层。燕大也属于基督教大学，可是所有在燕大工作的老师们，却认为宗教和科学之间并没有任何矛盾，并且，燕大在从事科学研究上具有特殊的优势。自然科学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也结成了同盟。而我们的作用就相当于医学院预科。要想获得理学士的学位，只需要学生在医学院学满一年就可以了。

护士预科的课程也类似，刚开始时，北京协和医院希望吸纳一些经过培训并且懂得英语的护士，可是这种人并不好找，因为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来说，只要是上过大学的女子，基本上不可能继续去做护士，因为护士在他们的眼中，就是听人使唤的阿妈。但是这种观念很快就随着社会的改变逐渐变淡了。学校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白衣天使的行列。

其实这种例子并不罕见，早在很久以前，我们就曾经想要开设一门皮革鞣质的课程。只是当时想，大多数的文人不愿意去做体力活，并且皮革的处理又脏又累，基本上没有多少学生愿意去做，因为他们担心在同学面前丢脸。可是当我们真正开办起这门课程之后，却忽然发现大批优秀的学生选择了这个专业。

还有燕大法学院，这个名字来自于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并且普林斯顿的一个校友会——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为其提供了主要的资金。基金会并非只为我们带来资金，它更多的是为我们提供了人力资源，因为在燕大教书的老师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普林斯顿的教授和应届毕业生。而我们的学生也有人去普林斯顿进修博士，并且很多人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再次返回了母校。学院包括了政治学系，经济学系，还有社会学系等等。我们社会学院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当时民间和政府机构最想要的人才。

我一直认为，中国照搬美国的四年制大学教育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其中很大的一部分责任要由教会大学来承担。我认为，把高中的后两年和大学的前两年糅合在一起会更符合中国的经济环境和其他因素。再往后，课程越来越专业化。很多上教会大学的人仅仅是因为培训英语而去的，而且大多数的学生因为经济的原因，无法接受大学文科的教育。可是，不管如何，职业课程是最重要的。在培养学生基督教精神的同时也要使职业训练更加适合社会的需求。之前，我已经做过一些介绍。运用新兴科学技术来振兴中国的古代陶瓷工业，就是一项很有希望的课程。只是很可惜，在二战的时候，这些设备都毁于战火之中。

司徒雷登与燕大新生在一起

还有新闻学，也是我一直热衷的科目。董事会允许我设立新闻系，不过却清楚地说明绝不负责筹资。我对新闻学一直寄予厚望，可能是因为它那前途未卜的命运。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报业发展方兴未艾，千家万户都逐渐地接受了报纸，可是新闻业却刚刚开始发展，社会急需高素质的记者和职业道德的教育。新闻系在创办之初，在学校中就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每年录取的人数几乎可以和经济系媲美[37]。

有一段时间，几乎所有大国首都的常驻代表，都是这个系的毕业生。而这些毕业生大部分都是属于中央通讯社的[38]。在将日军从燕大赶走之后，在中国本土的报社里随处可以看到我们的学生。这个时候，自然科学系也有了自己的成果。一些身在天津的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议，他们全额出资在燕大开设工程学方面的课程，他们今后将拒绝那些过于理论化，薪资要求还很高的国内外大学的工科毕业生。他们将注意力放在了燕大的毕业生中，因为燕大的学生不但有技术支持，还有到商业企业工作学习的意愿。当然，双方最后达成了协议，燕大的学生在入学前两年，要学习工科预设的课程，在后面三年，每一年中都要拿出半年的时间来学习，另外半年的时间则在工厂接受专家的指导。很多优秀的学生都被吸引来了，只是当国民党失败后，这个课程一样被取消掉了。

因为我有在神学院执教多年的经验，所以，我希望燕大也有神学院，作为大学的直接下属机构，针对的对象自然是大学生，并且，它应该和其他院系那样，有严格的教学要求。在大学里，中国教职员工的比例越来越高，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我招进来任教的。他们有高于中国其他任何一所大学的学术资历，我给予了他们绝对的自由，我放手让他们去创造中国基督教文学，结合中国文化制定宗教仪式、起草教义布告等。对于这种自由，老师们十分欣赏，迸发了夺目的智慧火花。虽然他们更加注重选择西方的模式规范，而不是大胆的创新，但是他们并没有被条条框框限制，同时又怀有一种中国人的使命感，这对燕大的基督教宗旨十分宝贵，丰富了我们的校园宗教生活。

8.“世界大学”——燕大

初来北京，我的脑袋里便装了一大堆想法，其中最明确的一点，就是这所大学一定要融入中国社会，切断与西方的特殊关系，抵抗一切外界因素的影响。我们不需要享受额外的保护，我们需要的只是和中国人平等共处，彼此分享交流。我认为，传教活动和帝国主义是需要分开的，外国人和中国人都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大家住一样的房子，邻里之间需要和睦相处。在当时，这样的念头被视为激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燕大在教育部注册，受到教育部全权监管，但是这都是内部事务。我主动去和当权者打交道，很多大人物都和我成了朋友。他们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并且为燕大捐了大量的资金。时间久了，他们对燕大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这也让我们成功融入了中国社会。

司徒雷登和他的同事们

大学因为有了美国广泛的资金渠道，从而有了一定的规模。这也让我开始思索是否在中国也进行这类的宣传活动。只是公众对我们尚且不信任，如果操之过急，可能会导致他们产生敌对情绪，我们需要的是中国人的理解和体谅，进而努力创造出亲善友好的关系。而事实上，我们也需要人手开拓中国的资金来源。我和傅泾波走遍了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重要省份，并认识了几乎所有的政府高官，同时结识了一些教育、财政以及工业界的显赫人士。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我和燕大的朋友，过去，很多人都觉得燕大终归不是自己的，而是外国人治理的学府，哪怕动机高尚。但是在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公众将燕大视为了自己的大学。

我的目标是使燕大成为一所中国大学，这就需要中国人在教育、行政、宗教、财务和其他方面起到领导作用，最终，西方人建校将成为回忆。中国人在燕大表现得十分出色，他们为了大学的宗旨和理想努力奋斗，这加速了我梦想实现的步伐。吴雷川先生是燕大的第一任校长，他是清末的翰林，而后皈依了基督教，他为人师表受到燕大人的尊敬。后来，他做到了政府教育部副部长的职务。在中文的职位里，他是校长，而我是“校务长”，可我职务的英文头衔并没有改变。日军攻占华北几年后，他与世长辞。抗日战争胜利后，心理学系主任陆志韦博士被理事会推选接替吴先生，我的头衔依旧保留，尽管我去南京做了大使，在燕大依旧按照休假记。

我知道，如果想要国际上对我们的学校有更多的了解，能够稳定地将学校办下去，就需要最终形成某种程度上的“世界村”。大学是个机构，也应该成为世界性的中心。燕大的历史和现状基础需要巩固和扩大，和其他国家的人交上朋友。有一个梦想在我心中悄然升起，只是距离开花结果还需一段时间。我盼着燕大在中国化的同时，也能更加深入、明确地走上国际化道路。

自从燕大呱呱坠地那天开始，目标就是如此。它来自美国，除了一小部分建设资金来自英国外，其他都是美国人捐助的。它之所以在中国建立，为的就是有一天彻底成为一所中国大学，但是它的自身发展却是一部国际化进程的历史。除了美国以外，燕大也同其他国家接触。我们实验性地进行了一部分牛津大学荣誉课程的辅导方法，众所周知它就是“牛津现代经典”，这也给我们带来了英国的资金渠道。林迈可是牛津大学前校长之子，他之前修习过这些课程，所以我们请他来辅导整个项目。这样的举动让我们加强了和英国的联系。建校之初，王克私博士及其夫人，由瑞士一个委员会安排到我们学校任职。法国政府创立了一个在巴黎进修研究生的奖学金项目，第一个去那里读研的燕大学生已经完成了4年的课程，并准备回母校教书。而在当时，欧洲的大战已经爆发了，燕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的资金由德国政府支持，每年都会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按时汇到我们的账户上，对此，我们欣然接受，直到1941年，这个项目才终止。意大利政府在每年春天为我们提供8个名额的奖学金项目，去意大利的学生不需要负担交通和住宿费用，并且可以选修该国内任何大学的任何科目。燕大有8个选定的学生日以继夜地学习意大利语，本来原定是夏天过去进修，但是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这个项目最终流产。

我也希望能同日本和俄国建立类似的联系，随着战争爆发和国民党失败，这些梦想都破灭了。虽然如此，对于过去道路的正确性，我始终坚信不移。我希望燕大在重回原来的轨道上后，可以同世界各国进行广泛交流，其重点就放在日本和俄国上，语言、文学和当代政治等话题是重点。学生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学习一门或多门外语，或者某一课题按照不同国家的方式来研究，并可以和各国老师面对面地交流。

燕京大学的活动

这样的举动能让燕大获得的最大益处是，整个校园都被培养出了一种氛围，国际化理念在学生的日常生活里出现，并且各种奖学金可以将各国志同道合的人凑在一起，让燕大的校园生活更为丰富。这种开拓在燕大进行是最合适的，中国的道德哲学在世界所有文明中最为包罗万象。当下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和我的理想并不抵触，可我却希望狭隘的爱国主义并不是唯一的救国出路。燕大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让学生无穷的活力得到激发，并成为世界各国友好交流的象征，而这个理想是远大的，同时也是可以实现的。燕大的出身问题并不应该尘封起来，应该让它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帮助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式来报效祖国。

9.校 训

郭察理和博晨光[39]在我上任后的几个月后，同我讨论校训的事宜。我们都在中国出生，坚信宗教信仰、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还有求知的绝对自由，这几点应该融入到一所基督教大学中。耶稣说：“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40]在商讨中有人提醒了我们这句话，这又让我想起了弗吉尼亚大学门上的希腊文，那是托马斯·杰斐逊铭刻的。而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入口处也题了同样的箴言：“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41]最终，在仔细地讨论后，我们决定将这两句耶稣的圣言结合起来，以象征基督教的精华。校训就定为“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校训，这也升华了大学的精神，出版物、标志设计和校歌中都出现了它的身影。值得欣慰的是，每一个学生的理想和追求都被它改变了，对于很多人来说，校训明确了他们的人生哲学，学生们能够将这种精神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并以它为标准去衡量自己和身边的人。一些学生和共产党接触后，迸发了激情，并告诉我们共产党是多么努力地服务劳苦大众，他们正实践着我们的校训。据我所知，没有哪一所大学的校训能够对它的学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10.可贵的友谊

我的同事们一直在燕大的成长中给予我梦想和希望，并为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燕大成立那天开始，我们就是一个整体。小约翰·洛克菲勒先生在一次聚会上说起他父亲的一桩逸事，有人问他的父亲，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老先生回答：“同事。”最初，我认为这是矫揉造作，没几年后，我发现这真是一句金玉良言。如果洛克菲勒公司缩小到燕大的规模，我就可以真心真意地说出那句话。我真心希望书中能够留下位置感谢每一位同事，能够记录下他们为燕大所做的一切。

校友会合影

高厚德博士是神学和教育专家，做过华北协和大学的院长。来华之前和在中国期间，众多实践活动中都有他的身影。他的中文口语和写作能力是所有传教士中最棒的。他积极参与所有的大学活动，在我出差期间，他全权负责燕大事务。除了为数不多的几年，剩下的时间他都在担任土建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在建校初期最重要的职位。他撰写了一本《燕京大学历史》，这本书体现了他卓越的文学素养，也说明了他喜欢参与各种大学事务。唯一令人惋惜的是，虽然他跟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他从未得到过任何嘉奖。他是个性情谨慎、个性保守的人，喜欢循规蹈矩地制定规章制度，所以，当我提出一些异想天开的计划时，总会得到他的反对。每当一个新建议提出时，我们都会分裂于不同的阵营，最后的结果必须由双方协议而成，以免走向极端。我们的友谊十分牢固，我们尊重彼此的意见，就算是意见相左，也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他是个睿智、无私、忠诚的行政主管，是我最忠诚的同伴。

燕京大学教职员工合影

“发小”刘廷芳也是我需要感谢的。是他陪伴我从南京来到北京上任的。他在圣约翰大学的预备学校学习，并在这期间囊括了所有的学术荣誉和演讲项目，而后，又以外国人的身份拿走了所有在美国能拿到的奖项。他在乔治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协和神学院（纽约）读过书，并娶了当地的一位女同学为妻，这都是他的美国计划。他不顾东南大学的苦苦挽留，义无反顾地去了金陵神学院。我曾和他说，如果他愿意陪我北上，那将是我的荣幸，当然，需要他愿意去才行。东南大学和神学院都想留住他，并且开出了半日制岗位来诱惑他。可是，最终还是我赢得了他，他陪我北上，这体现了中国人的义气。不久后，他成为了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并开始招募留美期间认识的同仁。他在文理学院（燕大当时另一个机构）也实行了同样的措施。他对一群高素质的中国人才解释说：虽然大家心有疑虑，但燕大是教会学校，中国人与外国人都是平等的，应该齐心协力促成这件前所未有的工程。最初建校时，他帮学校物色人才，并且亲自出马邀请他们加盟，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燕大的政策。后来，他成了中国基督教传播的领导者，这件事众人皆知，我不需赘述。他之所以能成为名声显赫的人，这全靠他热情的发言和卓越的中文功底，让他周旋于宗教集会和各种形式的活动上。他于1948年去世，在去世前的20年间，他一直是国际基督教会议上的贵宾。在这里提起他，不仅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意味着自燕大成立之日起，我和所有中国同仁的关系。学术、背景、能力、权力，这些都不是我们看中对方的因素，我们看中的是和善友爱和共同为目标而努力。无论何时，无论和我接触得或多或少，燕大所有的同事身上都可以体现出我形容刘廷芳的语言。

11.尊师重道的中国人

燕大的几个成长方向我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并期待梦想能够变成现实。而在此，作为本章的最后部分我要向燕大的学生致以崇高的敬意。要知道，没有学生的大学就像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虽然有些同学令人失望，虽然他们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好，可是，在中国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同整个中国社会的学生群体相比，燕大学生崇高的精神让他们可以克服重重困难。在燕大学生的身上，我可以看到中国年轻人的优秀品质和中华民族的才智，我们对于人格的教育已经硕果累累。这些学生是一座桥梁，传递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友情，他们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让两国的关系更加亲密。燕大开诚布公的宗教性质，让这一成就得到了快速发展，也让燕大在中国的基督教运动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燕京大学活动现场（1）

中国学生里存在着一种不算好的现象，而他们却赋予了这种现象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风潮”。这些风潮都是有组织的，并且成为了爱国运动中最有效的手段。当他们发现组织活动可以迸发巨大的能量后，全国上下那些激进的大学生便开始频繁组织罢课，并且试图通过这种手段解决校园问题。罢课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校长人品不好，比如食堂伙食不好。组织者通常会运用激情的演讲和巧妙的心理操控能力，在这些东西的鼓动下，就连最和善的学生也会卷入羊群效应。而如果不能让学生满意，那么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幸而，燕大学生没有将这种风潮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但是，我对于这种大规模心理效应的危险性还是在几次事件中感到了恐惧。特别是那些游行运动会和中国学生的特殊弱点挂钩，一旦被利用，他们的社会公德感就会削弱，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燕京大学活动现场（2）

数千名燕大校友之间的交流还是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师生之间的情谊是中国传统中最值得推崇的道德之一。只要是教过中国学生的外国教师，不论学生的年纪和背景，相信都有我这样的经验。学生对老师的崇拜并不能完全形容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更加温暖、更加人性化的情感，并非突发性，而是来自学生的心底。燕大建校的最初几年，学生很少，而我也不在乎自己的身份，和每个学生打交道。随着学生的增多，我的责任也越来越重。随着长年累月地出差在外，和学生面对面的交流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尽管我想方设法地弥补，但是没有什么成效。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学校有1000多新生的陌生面孔，而我却觉得每一个人都不陌生，我想他们也是这样的感觉。不管是校园还是大使馆，我始终认为这些中国学生都很有礼貌，他们不会当面告诉我他们的姓名，以免我记不住而闹出笑话。

尽管我不需要和学生有太多接触，但他们一直支持我的立场，并感谢我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这也是令我不解的。中国各地的高校被频繁的反日游行和爱国罢课冲击着。出于种种原因，我常常接触学生运动的领袖。当我对学生团体发言，看到台下的热情时，也能感到极大的鼓舞。因为学校是男女混校的，浪漫必不可少，所以我常常受邀出席主持婚礼。一般来说，他们的婚礼都是在我家举行的，并且按照基督教的仪式操办，可有时也有例外。不过，不管是不是我主持的校园婚姻，最后没有一例以破裂告终。如此看来，如果你想找到一个合适的情侣，那么校园是个不错的地方。对于中国师生之间的感情，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深有感触，不管走到哪里，都能从学生寄来的信件中看出浓浓的真挚情谊。

燕京大学活动现场（3）

令我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的是那些毕业后返回燕大执教的学生，特别是那些从海外归国的学生。虽然“近亲繁殖”会造成部分负面影响，但燕大是一所外国人建立的特殊性质的大学，终归要在保持自己独特的性质外实现本土化。这是一个转型的过程，燕大的老毕业生起到了最好的协调作用。他们推崇建校者的理想和信念，并且渴望重现自己学生时代的美好时光。其他学校的中国人无法理解燕大人对燕大的忠诚度。

我们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夺回了燕大，但燕大能否在新政权下生存也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交给时间去处理。解放的最初两年，燕大被人民政府视为进步机构，没有人干涉它继续办学。可1951年时，燕大被除名，私立基督大学的身份荡然无存，它所有的院系分别合并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系列高校中。尽管燕大失去了引以为傲的自由，可是我依旧认为，这些年来付出的汗水和金钱没有白白浪费。整整30年，燕大作为一座高等学府释放了无穷的能量，光辉灿烂的精神火花在学生身上激发了出来。这是一个中国人的信仰动荡不安、意识形态激烈冲突的时代，也就是在这个时代里，燕京大学的影响力永远不会彻底消亡。

第五章  燕京人

1.中国文化

我在北京终于有了接触纯正官话的机会。它是当时的“国语”，它的地位十分权威。没过多久我便接受了繁杂的管理工作，这种工作大部分要求用英语完成。很快，我的旅途又开始了，我奔波于中美之间，这样一来，根本无暇去练习纯正的北京话发音，和本地人聊天是更不可能的了。但是，十分有趣的是，北京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异乡客。在燕大中，中国教职工的比率越来越大，他们大都有海外留学背景，对英语的掌控能力非常熟练，比半路出家的外国人对汉语的熟悉程度要高多了。由于对英语教学的强化，学生对英语也越来越熟悉，一般来说，我们会用英语和学生交谈，这也是为了让他们多加练习。老师和学生来自不同的省份，各地的方言不同，这样的环境可不适合一个想学北京话的外国人。公务越来越繁忙，我要么是留在校园里和别人讲英语，要么是去外地出差。可即便是这样，我还是学会了一些口语，一面听一面试着说。官话的每一个音节都充满韵律感，它是如此美妙而清晰，“国语”这个桂冠非它莫属。

汉字的阅读和学习也是语言的一部分，和西方学生一样，汉字的奇妙结构让我着迷，有时我不得不提醒自己，重点不是专注汉字本身而是要多练习口语对话。但是，要学习口语也需要对汉字有所理解。因此，我对每个汉字都勤奋练习书写，并从中了解构架规则和笔画顺序。但是，我从未试过用中文来写作，如果想写一篇文采飞扬的中文文章，那么首先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掌握这门语言，这件事对于中国人自己尚且不易，更何况是一个外国人呢？

要想学好中文，就要对中国文学有所浏览。传教会规定必学课程是“四书”（儒家经典）和一本小说《好逑传》，这些书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学。布道会选择这些书是非常明智的，他们鼓励学生读下去，但是并没有实现。美国人看重实际效果，再加上传教士过分执着于自己对宗教的职责，整天忙碌于教会中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让他们疏于对中国文化的学习。而最为不幸的是，我们还有顽固的文化优越感，并不知晓中国文学能够给我们打开多少新的窗口。对于中国人民的现状、心理以及他们对基督教的感觉、对外国人的态度，都需要多读中国文学才能理解。那些打破规矩的少数传教士，是我在这里需要高度赞扬的，他们克服了困难，顶住了同事的批评，一直在家中钻研中国书籍，使得他们对中国文化有了西方的洞察力。再看看他们的成就，我自己也做出了很多决定，但是都半途而废了，要么是被公文打扰，要么是无视系统阅读中文书籍的必要性索性放弃了。

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中文表达的两种方式，在两者之间，我更倾向于前者。我知道在别人看来我这样的念头是保守的，况且我自己大部分时间也是用白话文的。胡适和其他学者发起的“文学革命”迅速席卷了全国，并且时间很短。我乐观地关注着整个过程，并希望他们能够取得成功。这是一场有必要的、进步的运动，就像当年欧洲学者放弃了拉丁文和希腊文，转而用自己国家的语言一样，在那种环境下，才诞生了意大利语、英语、德语和其他丰富的语言。之所以热爱文言文，是因为它简练、文雅和富有张力，能够表现出微妙的思想，能够给予读者想象的空间，是当之无愧的最高文学艺术代表。抛开科举，文言文自身就可以吸引无数文人墨客为它废寝忘食。对于外国人来说，文言文难的不是本身，而是典故。如果不能够理解典故，那么可能一整段的思想都不会明白。可如果想知道典故是什么，就要日复一日地去学习。和从小就受到文学教育的中国人比，外国人自然看不懂古文。

回想起中国的生活，我最后悔的是未能广泛阅读中国的各大名著。除却经典，一些伟大哲学家的作品我也会读，有的已经全部看完，有的只读了一部分，还看了一些著名的小说、当代代表作和一些其他书籍。虽然读得不多，但是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去欣赏中国文化，去观察社会上下所追求的道德和精神理想。

孟子和王阳明是我最欣赏的两位中国哲学家，对于社会大众的教导孟子很有远见，尽管王阳明位高权重，但他是一位罕见的具有宗教精神的教师和思想家。与基督教思想有些接近的是墨子的思想，“非攻兼爱”的理想远大且有实用性。他还主张“节用”、“节葬”和“非乐”，这也很符合当代社会的思想。荀子喜爱用生僻汉字，这让他的作品读起来比较困难，但是他的思想却比儒生还要儒家，也更具有逻辑性。他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必须要“明义礼而化之”。

对于中文书籍的阅读，又使我对中国文明增加了几分敬意，也塑造了我的人格，让我感到更加自信，不过这种自信到底是怎样的程度，就无法说清楚了。阅读中国文学让我变得更加宽容，让我更加严肃地对待基督教道德和社会价值。对于我来说，我不仅学会了中国文学中柔和和文雅的人文关怀、人际关系、忠诚和正直，也看到了中国人对于普世道德的诚恳信仰，和不懈追求和谐的精神。

2.品位中国

说到中国艺术，我不敢说专业，因为没时间去钻研，但是我爱上了中国人的艺术品位。但凡学习过汉字的人，都会对中国的书法艺术惊叹不已。绘画和汉字也颇有渊源，但是我没有专门学过，只是一直仰慕中国的国画，特别是山水和花鸟。我欣赏青铜器，虽然想收藏，但是由于工作压力和财力限制始终没有如愿以偿。瓷器的欣赏不需要太多专业技能，这让我拥有了很多巧夺天工、精美的瓷器，这都是中国朋友送给我的。

戏剧和我成就了奇闻。戏曲的表现形式通常都和宗教密不可分，而作为基督徒的中国人应该远离异教的影响，传教士也不可以为此着迷。但是，短暂的几次看戏经历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戏曲节奏对我来说是一种喧嚣。当宗教偏见慢慢消失，并且工作太忙，便没了那么多兴趣。到北京后，在一次慈善活动上有幸目睹了梅兰芳的表演，我瞬间被他高雅而优美的动作所吸引。等后来我具备了一定的京剧常识后，我才真正懂得了去欣赏这位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京剧艺术家。在过去，女人是不许登台的，所以，梅兰芳是扮演旦角的好手。后来，我与梅兰芳先生有了来往，那时他打算去美国巡演，他向我请教商业上的安排事宜，还向我请教该选哪些曲目以迎合美国观众。我告诉他，我对中国戏曲一窍不通，对美国的戏剧也没有了解。但是，他还是坚持一次次地请我去看他演出，也就是在那时我学会了用专业知识去看戏。到后来，梅先生在美国的巡演取得了巨大成功。一直以来，我不明白他为何那么看重我对戏曲的看法，而那件事后，他让我专门去阅读有关中国戏曲的英文资料，在专业指导下欣赏名家大师的表演，那种无心之举竟然让我和当代最伟大的京剧艺术家结下了深厚友谊。

说到建筑，我们在决心改良中国古典风格来建造燕大校舍时就开始关注了。在此之前，我从未留意过中国的建筑，只对西湖旁边优雅的宝塔和周边美景中的庙宇印象颇深。北上后，和其他人一样，我对京城的壮丽景观惊叹不已。中国建筑的最高成就要表现在城内和西山脚下优美华丽的宫殿和庙宇。而对我来说，中国建筑的最大特点是，虽然建筑宏大但是都严格对称，可风格上却不单调和肃穆。这是因为亭台楼榭这种自然建筑不规则地分布在每个角落，有的矗立山下，有的依靠假山，有的悄然建在深谷，有的俯瞰湖水，散落在四面八方，并没有规律可寻。而对我来说，燕大校舍应该融合古典外观和现代装潢，这就象征着中国文化和现代知识的完美融合。

说到中国艺术，最后要说的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对于形态和色彩的熟练运用。庙宇和宝塔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百工”中体现的是非凡的艺术工艺，男性着装高雅优美，就连街边的店铺也透着整洁和美感。在撰写公文时，需要按照严格的字体行文，而从笔迹中又可以看出作者独一无二的个性。我认为，这个民族骨子里透着对美的欣赏，而生活的点滴中也被渗入了进去。

3.家 庭

父亲1913年去世后，母亲搬来南京和我们同住，后来她陪着我们一起北上。最初，她认为自己已经远离了一切事务，变成了一个百无一用的老太太，但是后来，她却成了全社区最忙碌的人。看书看报、宗教回忆，以及和每天到我家来拜访的客人闲聊，这些事情占据了她大部分的时间。她于1874年时初到上海，那时候她与别人联合建立了中国第二家女子学校。当时，只有穷人才会把女儿送到外国人开办的学校去，因为外国学校提供食物、衣服、书本和纸。授课内容简单易懂，学校的录取条件只有两个，一个是不许缠足，一个是校方有权否决女孩父母包办婚姻。母亲到中国已经有50年了，借此也纪念她在中国的50年。一些知书达理的女大学生带着出身豪门的男友前来探望母亲，再去回想过去在杭州时那个简陋的小学校，母亲高兴极了，因为她为中国的女子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两周后，母亲80大寿那天，她忽然病倒，并且在几天后去世。在中国和西方的文化里，合葬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于是，我想将母亲送到杭州的父亲和兄弟的身边去。可是，当时战火纷飞，我需要从天津坐船回去。政府准备了一辆豪华的私人轿车送我去天津车站。原来，那辆车是慈禧太后的，车身上还有巨龙的镀金浮雕。我微微一笑，如果母亲知道她在中国的旅程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她也会微笑吧。

包贵思[42]是燕大的一位老师，她是这样评价我母亲的：“亲友被她的和蔼和欢乐深深吸引着，像是魔法一样地欢乐。尽管她已经有80岁高龄了，可她看上去有使不完的精力。她办事还是那样的雷厉风行，温文尔雅，我们的心里永远记着她的模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整个燕京大学的师生都称呼她‘司徒妈妈’。”

我的妻子在一年半后也撒手人寰，当年生产后留下的创伤一直没有恢复，导致她这些年基本成了半个残疾人，而她担心的却是自己因为身体恶化可能会影响到我工作。妻子和母亲是两个不同类型的女人：母亲属于知识女性，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妻子则更注重家庭。她做的甜点可以媲美新奥尔良的美食，中国工艺她也十分拿手，面对陷入困境的人，她会以简单而亲切的方式为其排忧解难。原计划中那一年的毕业典礼提前，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雨季来临前搬迁到新校址去。而妻子知道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她硬是撑到了毕业典礼之后。春季学期在一周后结束，她也在6月6日撒手人寰，而那时，大学已经开始了搬迁。周日下午举行了葬礼，地点是在医学院旁边的小教堂里，刘廷芳博士主持了葬礼，整个过程优雅庄重。随后，棺椁被送到了大学旁边的公墓里，在那儿，她是第一个定居者。

感谢她曾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这让我一生满足，而我们的婚姻生活又是如此幸福。我一直独身，不愿意再娶。迅速成长的燕大可以让我把它当成自己的家，学生们也像是我的孩子一样，我对他们犹如父辈一般关爱。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后，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燕大的工作上。我的家事则由几个教职工的太太帮忙料理，这样我在国内和国外出差时就不会有顾虑了。

费城的乔治·库里夫妇打算送我一座校务长官邸，这是在燕大最有趣的事情之一。他们要建立一座中式的靠湖边的房子，并且这房子位于学校的中心。可妻子已经不在身边，于是，我告诉他们我可以住在学生公寓里，或者教学楼里也可以。但是他们坚持要赠送，否则不会捐助任何钱。我于是提出客厅、饭厅和两三间卧室留给学校，我自己住一个小套间就可以了。这个方案大家都同意了，于是，以后去费城，库里家的客房就成了我住的地方。一座漂亮的官邸[43]建立在燕大，而这也让我得到了两位挚友。

我的独子也叫约翰，和我的名字一样，他在美国上大学并且留在了那里。西方文化让我的童年充满痛苦，但是他没有尝到，我对他的教育特意做了准备，而他在南京和北京的环境也和当年我在杭州时不一样，这些年来，美国人的视角也国际化了。按说，他初回美国上学那段时间应该很难熬，中国出生的经历给他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可这些居然让他在朋友里得到了相当高的地位。在宗教方面他也是按部就班的，上大学之前，他问我如何看待他以后毕业的事，特别是神职方面的。我告诉他先别去考虑那些，先适应大学的课程再说。他一直倾向于牧师，但是我告诉他先遏制这种念头，事实上宗教信念一直在他血液中流淌，他不会未经考虑就贸然行事。后来，我也理解了他，他已经明确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于是，我对他说，我希望他能够继承我的事业。

他在华李大学和协和神学院（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学习，“杰克”（小约翰的别名）遵循着宗教行为规范，但是他身上也有年轻人的活泼和对人性的热爱。我非常满意的一点是，他对当代神学存有争议但是也有宗教的使命感。我不谈个人的希望，其实他的性格更适合留在南方。与南方本地人相比，他的世界观要开阔得多，这是因为我的关系和他过去在北京生活的背景造成的，这些让他拥有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告知他一些自己的经验和看法，我告诉他要学会尊重矛盾双方的观点，不要把重点放在理所当然上，也就是人民大众的需求和传教士的天职。他难免是要接触传教工作的，但是和我完全相反的是，他对传教工作丝毫不抵触。这也让他有一个欢乐的童年，不过他的经历也不是带有普遍性的。过去外国人传教被认为是神职人员最高的奉献，但是现在这个观点已经时过境迁。因为约翰的个性特点，和中国当时正处于战乱中，所以，他选择了留在美国。虽然他当时在选择上也犹豫过，但是和我当年相比实在是差远了。自从妻子去世后，我和儿子虽然身处世界两端，心却紧紧相连。我们经常通信，我熟悉他的日常生活，也熟悉他的内心事业。他最初在弗吉尼亚做牧师，后来去了南部密西西比州萨米特的一所教堂任职，他的身上有我的影子，他延续了我的事业。

4.两位总统

很多令人激动的亲身经历都是在我来往于中美之间发生的，但是，大学校务和这些没有直接关系。我有幸拜访两位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听过我在华盛顿中央长老会教堂发表的演讲，不久后我应邀与他会面，向他介绍中国的情况，这发生在我在南京任教期间。我9岁的儿子和我同去，他显得兴奋而恐慌，总统对他说：“你的名字是约翰·雷登·威尔逊吗？”儿子答道：“不是，先生，我随我爸爸姓！”为人谦和的威尔逊总统给了我儿子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赠J.LS.Jr.，好友威尔逊”。这张卡片约翰到现在还留着，挂在书房里的镜框中。

伍德罗·威尔逊

富兰克林·罗斯福

1933年罗斯福[44]新上任时，我刚好赶回美国，我们进行了一次对话。那时候，经济大萧条初见端倪。两个月后，罗斯福听说一位在华传教士回到美国，于是，我就这样被他召去了白宫。要知道，之前日军空袭上海，激起了全世界人的公愤。

有趣的是，总统的心思不是经济大萧条而是中国。他有自己的为人处事技巧。我进去之前，等候了很长时间，但是工作人员说这很正常。进去后，我们聊起了大学和德拉诺家族[45]的广州快速帆船生意，我的紧张情绪很快得到了缓解。我和他说起了一年前该家族中的一位海军陆战队上校的太太去世的情况，我当时极度悲伤，在北京郊外的日军火葬厂举行了葬礼。到这个时候，我彻底轻松了下来。罗斯福总统想知道如果不打仗，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日本侵略中国，并且强调，如果打仗战争至少会持续5年，能避免就避免。当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多时，我忽然意识到过了拜访时间，但是又不知道如何主动提出离开。总统注意到了我的顾虑，他对我说有一支南美代表团在外面急得跺脚呢，他轻松地化解了尴尬。

普林斯顿大学在1930年6月17日授予了我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院长斯图斯·特洛布瑞芝是这样表彰我的：“约翰·雷登·斯图亚特，中国燕京大学校务长。古老的东方帝国是他的诞生地，他受到了中华文明的熏陶，后来，西方民主的摇篮弗吉尼亚州又让他得以深造。回到中国后，他凭借自己杰出的才能大力开展基督教教育运动，并得到了大家的赞扬。通过与中国领导人的长期合作，他推进了年轻的民国发展，并为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5.60大寿

说到生日，一般来说我都是同家人和朋友一起过的。在燕大，每次过生日都有一群不错的同事陪我去西山我最喜欢的寺庙玩上两三天，如果时间太紧张，我们就荡舟颐和园的湖中，并在船上吃饭。

60大寿那天，亲朋好友出席了按照中国传统举办的筵席。这个传统很好，任何人不管有没有成就，只要到60岁都可以享受盛宴。

我不在这里描述那次宴会，而是借用同事博晨光的《燕京贺司徒雷登甲子华诞》一文中的几段话：

在中国文化里，“60年”是有着特殊含义的。从遥远的商朝时代开始，“60年”就在中国人的编年制里是一个轮回的表现，60个不同的干支组合被用来代表年月日时辰，而历史悠久的殷墟甲骨文中曾反复地出现过这一切。有一块甲骨陈列在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的博物馆里，这块甲骨上清晰地刻录着60个干支的组合。在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里，甲子是有极为崇高的地位的，从这个角度讲，燕京大学的全体师生在过去的一年里都为这一天准备着就不奇怪了。也就是这一天，有一个燕京人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个轮回，他就是燕大学生敬爱的校务长司徒雷登。1936年6月23日、24日的晚上，经过周密筹备的盛大宴会终于在燕京大学召开。分散在各大城市的燕大校友也举办了各种庆贺仪式，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校友会。宴会提前到6月21日周六召开，是为了照顾每个人不同的日程安排。250名燕大校友在商务印书馆外文部编辑T.T.Chang的主持下到会参加。

6月23日，燕大本部召开了盛大的晚宴，地点在女子体育馆的大室内场地。186个座席摆放在长长的U形桌子旁，所有的行政、教学、大学理事会成员，和美国驻华大使尼尔森·约翰逊夫妇以及其他贵宾，北平众多大学校长和他们的夫人、众多北平的文化组织负责人、罗氏医社主席、北平协和医科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胡适博士、福开森博士、美国汉学老前辈及其他一些宾客，出席了本次宴会。整个场地上挂满了客人送来的无数锦旗横幅，喜庆的红布上是飞扬的毛笔字。其中的49面是中华民国主席林森[46]赠送的，其余的是全国各校友会的全体学生赠送的。其中最富有想象力的礼物，是由全体女生赠送的。高大斑斓的蜀葵长满了整个校园，这些蜀葵现在被搬到了大厅里，墙上挂着的锦旗与蜀葵交相辉映。巨大的、开放着金色夺目鲜花的灯笼树前，是校务长的座席。

接待委员会负责接待刚进场的客人，并赠送每位客人一本纪念手册。上面印着一幅博雅塔的优美图片，并标记着客人座位的号码，以及在刘廷芳指导下按照中国习俗写下的司徒博士一生的大事记。大红灯笼头上挂，鲜花红烛桌上摆，会场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围坐在桌前的客人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今晚的活动，也正是在这时宣布贵宾开始献词的。美国大使代表全体西方人发言，北京大学（中国第一所大学）校长蒋梦麟[47]代表全体中国人致辞。蒋校长说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听懂两种语言，所以他用中文发言。他的发言列举了司徒雷登校务长所做出的杰出成就，他赞扬司徒校务长是集合了古希腊人的智慧、希伯来人对宗教的热忱和中国文化对人性的关怀。他之所以能够朋友遍天下，是因为他的热情和温暖的性格所致，这就像是在春天的阳光中，嫩绿色的叶芽和鲜艳的花朵能够茁壮成长一样。司徒雷登博士对宗教的精神是蒋校长主要强调的，司徒博士身上丝毫没有传教士为人诟病的狭隘之处。他推崇司徒雷登是耶稣救世精神的真正代表，并高度赞扬了司徒校务长的远见卓识和他为中国教育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司徒校务长为中国建立了一所大学，可最终目的却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运作管理这所大学。中国曾经爆发的全国上下反对基督教的运动，我们这些跟着燕大一路走来的人还都记得，所以，能够得到中国顶尖大学非基督徒校长如此真挚地赞扬司徒校务长及其同仁在燕大成就背后的宗教精神，这是实在难得的。

燕大的校长吴雷川是当晚的司仪。在蒋校长讲话后，他请大家离去，但是大家不肯离开，一定要司徒校务长亲自发言。终于，校务长起身讲话，这段讲话非常符合他本人的性格。他说实在无法想象居然可以有这样一个豪华的庆典，他认为自己不适合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这次的庆典活动，是对中国人的高雅礼节的充分体现、是对友谊的热爱、是对人际关系的重视，这一切都是中国文化最明显的特征。人际纽带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这也就是一个人为什么只存在60年就可以享受如此富丽堂皇的庆祝的原因所在。当晚，所有在场的人，包括庞大的燕大家庭的成员，都沉浸在这发自肺腑的喜悦中，相比之前的一切官方贺辞，这才是对司徒雷登校务长最好的祝福吧！

大多数访问者在6月24日这天来到校务长的官邸，大家祝福他长命百岁。古色古香的院子里充满了洋洋喜气，大门上方贴着一个大大的“寿”字，在它下方是随风飘动的色彩斑斓的飘带。包括这些摆设在内，和大大小小的灯泡，都是电力部职工赠送的，这再次体现出工人、学生和教职工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也正是燕大引以为傲的优秀之处。勤杂人员赠司徒博士匾额，这是下午时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在中国，匾额是一种表达欣赏和感激之情的物品，在一块油漆好的木板上，用优雅的书法大字篆刻上赞美之词。送匾的人将匾额悬挂在接受者家大门的上方，让其荣誉昭示天下。游行队伍会在赠送仪式开始之前，敲锣打鼓地把匾额送至府邸。送礼的队伍吹吹打打地绕过整个校园，好不热闹。校园勤杂工的工头和一处校舍区的看门人是领头人，他们身后跟着的队伍由大学内所有的工人和杂务人员组成，其中也混杂了一些学校职工和附近村庄的小孩。他们在抵达校务长官邸之前，先欢天喜地地绕着校园和校舍区走了一圈。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匾额终于到达府邸。工人们被请到屋子里享用潘趣酒[48]，在这里，工人们与尊贵的校友和贵宾们享受到了同等待遇。宾客们在一个小时后也去了餐厅喝茶聊天。茶点委员会的姑娘和大婶们感慨，这辈子就没见过茶点“消费”得如此之快。“有教无类”正是匾额上的题字。

一大群孩子在工人送匾仪式完毕后走了上来，以黄维廉[49]和李约翰为首，他们身着中国传统绅士服装，率领孩子送上两个卷轴作为贺礼。

贝施福礼堂举行的娱乐活动，是这一天的最后一场活动，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丰富多彩的，同时，也是中国观众喜闻乐见的。手捧花束的校务长被准时接送到场，大幕在他刚走到会场前方时徐徐升起。对校务长的赞美致辞是第一个节目，节目中赞扬他的人格体现出燕大的精神，在他辛劳的筹资下，才有了燕大的今天。发言者在问候诸位校友后，向大学高层致敬。过去一年中社会混乱和动荡，而管理层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发言所强调的内容，并祝福他们未来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将燕京精神传递到每个阶层，领导层都应向校务长学习，共同开创新的道路。他发言后，校务长本人走到台上，学生代表赠送给他一幅华丽的刺绣画，象征着“松柏精神”。在全场的掌声中，两名女生接下了校务长手中的刺绣，送出了大厅。接着，所有人员全部起立，要知道此时的大厅已经挤满了人，他们郑重地对校务长三鞠躬。校务长本人则用中文做了一段恰到好处、文辞优雅的发言。在高年级学生代表致辞后，娱乐节目正式开始。

7点半时节目开始，午夜时分结束。而辛劳了一整天的司徒雷登始终兴致高昂地坐在那里欣赏表演。这就是他深受中国人爱戴的原因，在这时最能体现他的彬彬有礼和处事老练。作为记者，我一整晚都在场内走来走去，11点半时，我在贝施福的露台上遇到了一位女生，这位女生是负责文娱表演的学生委员会的成员，她因受不了而出来透气。我向她询问了对今晚活动的看法，她用崇敬和讶异的口气回答我说：“想不到司徒校务长居然还能一动不动地坐在前排。”

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司徒校务长规定了自己不收任何礼物，“司徒奖励基金会”将收下所有赠送的纪念品。不过，他个人没办法拒接锦旗和条幅，而教职工、学生和勤杂工则为奖学金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六章  中国的达官显贵

1.留学生归国

过去在杭州，我的朋友圈主要以教会雇员（如布道士、教师）为主。忠厚、可靠、顺从的他们已经将自己的人生和传教士的使命牢牢地捆在了一起。他们的观念很狭隘，对教堂内和社会上中国同胞的认识更加现实。教堂成员很少有成为朋友的，但也算得上礼尚往来。我们常常为农民准备午饭，农民种地、采集桑叶，辛苦一上午后，在餐桌上狼吞虎咽，我吃一碗半米饭的时间，他们已经吃了五大碗。这些经历不仅让我了解了劳苦大众的生活，也使我后来受益匪浅。

在南京，我的朋友都是中国同事。经过教会培训的人素质比较高，大家都认为彼此之间是平等的。我的老师是个作家，他非常儒雅，和我们走得很近。金陵大学中的很多教职工和其他城里人都和我有着不错的关系，神学院和大学的学生也经常同我见面。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是第二代基督徒，他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他在育英书院[50]学会英语后，进入邮局工作，而后决定进入教会服务。

郭秉文博士是我来南京不久后认识的，他的母亲是上海一家教会学校的舍监。在去美国留学后，他表现出了超凡的能力，并得到了博士帽后荣归故里。他出任东南大学校长，东南大学是现代政府高等教育的雏形，也是全中国最好的大学。他招募了50名“归国留学生”，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领域的佼佼者，特别是都受到过西方教育，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东南大学的发展进程。第一次我同他会面时，他还算是“稀有物种”。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方面的人才。王正廷（1882～1961），字儒堂，毕业于耶鲁大学，中国著名基督教领袖和外交家、政治家，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外交部长，也是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他后来担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长，我是在听到他的演讲后才跟他结识的，他的父亲是宁波圣公会[51]的一位布道士。如果早年去传教士家中拜访，会被迫走“下人”或者“商贩”的通道，这让他对基督教充满了厌恶感，不过，在那之后他成了一名基督教领袖。

在南京的那些年，我认识了很多“归国留学生”。他们和我志趣相投，他们也知道自身的弱点。他们从海外镀金回来，国人敬重他们，认为高学历就应该有高收入。可是，他们自己看得并不清楚。他们有时甚至有些异想天开，认为只有高薪和高职位才适合他们。他们骄傲自大，并不知道自己的那些理论是空谈，根本无法改变中国的现状。虽然如此，这些人对于中国的进步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些青年对祖国的热爱，很难想象落后的中国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2.风云20世纪初

我从一个传教士的角度来看，对于中国的早期印象就是民族主义情绪在全国上下逐渐觉醒。一直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蛰伏着，在外国的百般凌辱蹂躏中这种情绪终于爆发。在我来中国的前10年间，甲午战争失败、义和团运动失败。令民众担忧的事情是列强可能会瓜分中国，而今天的人们似乎早已忘记了当年的中国就站在分离的边缘。海约翰[52]所制定的对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分裂，可是，实际产生的影响力要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1895年，那是我做传教士的第一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中国的青年迫切想学习到抵御西方侵略的秘诀，于是，一批又一批有志者纷纷离开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去日本留学。

1908年，慈禧太后和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同时去世，那一年我搬到了南京，一个和我3岁的小儿子同一年出生的婴儿担负起了清王朝的帝国重任。尽管起义多次被清王朝秘密镇压，但是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依旧笼罩着全中国。1911年10月10日，革命提前来临。在缺乏周密计划的前提下，革命的火焰还是迅速蔓延到了全中国。我所居住的南京，在这场革命中做了“抵抗”，那可以称得上是唯一的军事冲突。时至今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依旧激动万分。在当时，很多学生冒着会被政府就地处决的风险剪掉了辫子。在所有教会学校里的西方老师的帮助下，学生们秘密逃往城外。每天都有那么一个小时，在江畔的城门打开后，已经剪掉辫子的男学生将还没丢掉的辫子固定在帽子里，在我们这些西方老师的指引下，陆续从城门的守卫旁经过，而后逃到城外去。没有苦力帮忙，他们只能自己扛着大包的行李，并且还要时时刻刻小心扎得不紧的辫子从帽子里掉出来。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临时为美联社做起了通讯记者的工作，也正是在这时，孙中山先生抵达了南京，我可以有幸常常见到这位伟人。

1912年，南京召开临时大会，出席会议的只有我一个外国人。这次会议上，孙博士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并拒绝继续担任总统一职。孙博士认为由于自己在国外待了太长时间，以至于无法胜任所必需的建设和行政工作，提出由袁世凯（他劝溥仪退下皇位）在保证支持共和路线的前提下继任总统一职，并敦促大会予以支持。那些年轻的孙中山的追随者们提出强烈抗议，而孙中山的老战友们也对袁世凯又讥讽又恐惧。最终，大会勉强通过了孙中山的决议。众人的担心最后成为了现实，在朋友和家人的怂恿下，袁世凯居然想称帝，可他最后输得一败涂地。袁世凯有一个侄女，英文名为宝林，一次，她给我看了各种模仿上海报纸的虚假社论，正是因为这些呼吁袁世凯登基的虚假社论，让袁世凯被骗得晕头转向，认定了这就是“人们的意愿”。

我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接触到了革命主义的核心群体。我坚信孙中山是一个诚实真挚的人，他的全部热忱都投入到了爱国的行动之中。只是因为他在国外太久，以至于他和国内的形势完全脱节了。凭借自己的影响力，他领导着共和政府挨过了军阀混战的年代。在1924年的演讲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民主义”，其助手蒋介石将“三民主义”作为了1926年和1927年北伐的宗旨。1925年，孙中山于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燕京大学的刘廷芳博士主持了孙先生的基督教式葬礼。

蒋介石夫人的姐姐是孙中山的夫人，她深爱着自己的先生，并用一生的努力来实践着“三民主义”。后来，她发现身边的人距离这个理想越来越远，于是，她便转向了共产党的阵营。虽然她今天的位置是名誉性的，但是她依旧拥有极高的声望。

3.爱国学生

1919年春，我来到北京时，注意到一股新的思潮涌动在学生之间。那年的5月4日，大规模的游行在学生中间爆发，因为中国决策层对于日本的妥协态度惹怒了全国人民，一些学生袭击了三名高官的府邸。使馆区成了高官们的避难所，他们紧急收拾了家私连同家人一起躲了进去。当局逮捕了学生领袖，并将他们囚禁在一所临时改成监狱的法学院内。对此，学生们愤然抗议，要求与他们的领袖一起坐牢。类似的行动瞬间蔓延全国，一些地方上的监狱里人满为患，尽管如此，仍有更多的学生自己往监狱里钻。摇摇欲坠的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将进行爱国运动的学生看作是罪犯，那么真正的亲日叛徒就会被姑息，当局将会颜面无存，威信也会一天天下跌。相反，如果当局承认学生攻击官员是正确的，那么可怕的日本可能就会采取某种报复。因此，学生被老谋深算的总统下令释放。可学生们拒绝出狱，就像是腓立比的保罗[53]那样，学生们要求官方宣布他们自由并撤销一切指控。事情到了这一步，学生们成了“坏人”，政府却保住了颜面。

这个时候，我刚好被安排去北京参加毕业典礼，一个附近的卫理公会教堂的毕业班需要我去做临别毕业宗教仪式的布道。在此之前，总统徐世昌[54]公开保证，派两名高官去“慰问”被释放的学生，而那个星期天的上午正是他选定的时间。所有学生簇拥着被释放的人，各自学校的人兴奋地将各自学校的英雄护送回去。本来，我的布道是专门为大学毕业生准备的，结果由于这样，面对台下少得可怜的中学生听众，我不得不草草地大段修改演讲稿。这就是我第一次和未来学子们接触的情景。与他们面晤是在第二天的上午，我向他们清楚地表示了自己对于爱国运动的同情。未来的战乱年代里，每每学生们加入类似的抗议游行时，他们都会明白我的立场。“心心相印”这个词用在这里刚好合适，在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长河里，燕大的地位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与我和学生们之间的互相体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颜惠庆、陈树藩

搬到北京以后，我开始主动拜访中国的官员，为的是让他们了解基督教大学的宗旨，为了以示他们对于基督教教育的友好，我们有时也会向他们筹集资金。一些退休的官员在任职期间通过“正当”或者“不正当”的手段贪污了一大笔钱。清王朝统治时期，公款和私款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当官的在受到上级和社会习俗的限制下依旧可以捞到油水。而民国初年，虽然管理机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这种贪赃枉法的传统并没有得到改变，或许，要想施加压力就只能找敌对军阀了。全中国上下互相倾轧、矛盾重重，与日本人暗中支持官员贪污腐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到后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改善了税收、公共财政措施，清理了政府机构。对我来说，在这个各方为利益打得头破血流的时代里，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拜访不同阵营，了解敌对各方的情况。

颜惠庆[55]博士是一位美国圣公会牧师的儿子，他是中国政坛上的显赫人物，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曾担任过中国驻其他国家公使和北京政府首脑。他是个有高尚人格魅力的人，并且拥有超凡的政治才能，他供职于燕京大学理事会多年，并且还曾几次出任主席。第一次和他会面时，我试图说服他帮我为修建男生宿舍筹集资金。1926年，大学迁往新址，那年北伐战争爆发了。在颜惠庆博士的许可下，傅泾波进行规划，用我们筹集来的钱对学校围墙进行了修葺，这样做是为了将校园包围住，免得受到社会动荡的牵连。

陕西省的督军陈树藩是另一位我早年结识的高官，他和颜博士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他将土地卖给燕京大学做校址，并且将其中三分之一的付款归还给燕大，他提出要在校园里留出一块地方给他年迈的父亲做别墅，这座别墅后来被改造成为一座纪念堂。他曾提议我可以去西安看看，并在教育方面为临时政府提出一些建议。我答应了，并在1921年的早春带着会谈的结果启程了。陪同我一起去的还有一位仆人。最开始，我们沿北京—汉口线走，在一条新线路的交叉口我们下了车。这条东连大海西通西安的线路还在修建之中，我们向西飞速驶去。下了火车，我们又走了一个星期，中途需要穿越过一个区域，那个地区土匪肆虐。督军为了安全起见，特意派了一班士兵来护送我们，一台驴轿由两头驴身上绑着柱子，撑着一架有顶棚的小屋。里头铺好了床褥，地方足够一两个人躺的，也还算舒适。这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对我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得到了督军额外送来的一匹马，佣人喜欢躺在轿子里，而我喜欢骑马，这样我们两个人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这种旅行方式让我亲眼看到了未受到现代和西方文明侵蚀的土地上的朴实农家风情，这对我来说十分宝贵。

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都在督军那里做客，在这段时间里我逛遍了古都西安周边的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并且出席了很多社交活动。陕西的达官显贵为我举办了多次盛宴。有一回，在督军和省长联合主持的宴会中，两人坐在了一起。宴会为他们各自特别准备了食物，以防止对方下毒。他们两人身后都跟着保镖护卫，而且这些保镖护卫都隐藏在不显眼的地方。有个护卫的枪忽然在宴会中掉在了地上，顿时，全场一片惊慌。而在发现是一场虚惊后，大家又装得像是莫逆之交一样，稳稳坐好继续进行着亲切的聊天。

西安的风光令我陶醉，我甚至想将教育计划实施在这片土地上，让督军的中学与燕大有一种特别联系。督军在我离开陕西时送给了我一匹马，这匹马跟着我回了家。刚入北京，就听说省长成功发动了对督军的起义。陈树藩回到天津过上了隐居的生活，而后的岁月里，我常常去拜访他。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中国那个动荡的年代，不管你有多足智多谋，最终都是竹篮子打水。这些事情经历过后，我就知道与当权者打交道的重要性了。

5.乱世军阀

山西都督阎锡山是另一个在那个混乱时代中的显赫人物。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他和伯顿教育委员会一同旅行中。而后，我又对他进行了几次拜访。从总体上看，他在能力和人格方面给我留下了比较正面的印象。最初，阎锡山的梦想是做一个“模范都督”，但是这个梦想被残酷的现实打破。改革并不是人们所想要的，而且又接连有外国人和中国人欺骗他。尽管山西在实际中成了“国中国”，但事实上，他的本意是让山西处于民国治下。他被迫逃到日本是因为反对蒋介石，日本人设法拉拢他，尽管并没有成功。他忠心耿耿地为国民党打江山那是以后的事情了。1936年，他邀请我去山西帮他搭关系，那时他想要在省内大力发展工业。虽然一些计划在当时制订下来了，可日本人很快打了过来。

阎锡山

孙传芳

孙传芳是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的总司令，他和浙江督军打了一场江浙战争，随后他在蒋介石1927年发动的北伐中被击溃。他曾经在一次与我的会面中问：“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中国教育中国人？”

我的回答是：“文明无国界，文明属于国际。如果想要对彼此的文明有更深刻的认识，就应该将全世界的文明汇聚在一起。携手中国传统文化一起努力开拓出新的文化是我们的目标。”

“谢谢好意，那你来见我的目的是？”

“筹集资金。”

“和您改天再谈。”孙司令站起来后，露出了一脸不感兴趣的表情。不过他后来还是给燕大捐助了100美元，之后又给了2万大洋。燕京大学里后来出现了孙司令一个儿子的身影，他学习非常努力。日本侵华后，他因要从事“爱国壮举”而离开燕大。司令本人在解甲归田后在佛堂被刺杀，他是被一个欲报夫仇[56]的女子暗杀的。

另一个独立的地方高官是韩复榘[57]，他能够在国民政府之下保留自己的势力。从很多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进步的统治者，比如他清剿了全山东的土匪。不过他这个人十分独裁。日本人几次三番地想要拉拢他，他本人虽然也想站在一个坚定的立场上，但又担心蒋介石不支持他。

韩复榘

宋哲元

1935年，我去见蒋委员长，韩主席拜托傅泾波和我同去，以确定他的态度。一上来，蒋介石就勃然大怒：“国策这种事，这些地方官员无权过问。国家大事自然有人处理，你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向他辩解：“理是这个理，可数百年来中国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在中国文化中，最高尚的品德是忠心。想让他成为你真正的朋友，就需要和他搞好关系。”

蒋介石被我这番话气得够呛，最后他冷静下来后说：“好吧，你跟他说，他只要坚守阵地，我就会不离不弃。”

回到济南，我们建议韩复榘去拜访蒋介石。后来，他去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友好的谈话，并取得了其谅解。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双方关系，蒋介石又派出自己的人到了山东。1937年，日军发动进攻，韩复榘没有守住立场，他犹豫不决，最后带领军队向西撤退。他被蒋委员长派去的人逮捕，最后在军事审判后被枪毙。

和韩复榘经历相似的是宋哲元[58]，但不同的是，他直到去世之前都在对入侵的日军进行抵抗。当时，河北省（北京位于河北境内）由他负责管理，他曾在国民政府和日本人之间无法抉择。我曾对蒋委员长劝谏，如果宋哲元能够得到政府的适当支持，那么他一定会忠心耿耿，誓死抵抗入侵的日军。卢沟桥事变之后，他被蒋介石督促去省会保定抗战。但是，他却在一次日军的奇袭后悄悄溜走了。如果北方形势和今天大不一样，那一定是他当时听从了蒋介石的指挥，可惜他并没有这样做。等他后悔开始积极抵抗占领北方的日军时，已经晚了。

6.张作霖和张学良

当张作霖和其子张学良掌权满洲[59]时，我曾经去过几次。他们待人非常友善，并且慷慨为燕京大学捐款。第一次和张作霖会面时，他坐在一张两旁是两头栩栩如生的老虎的龙椅上。他拥有一双乌黑的眼睛和算不上高的个子。张作霖能够坐上满洲第一把交椅，完全是靠一步步的努力向上爬，他出身于联村保安队。在他的一生里，他不断与日本人周旋，并且不曾屈服。1928年的4月，他曾经进军北京，并且占据了整个城市，后来又被赶出了北京城。

1928年6月，我匆匆忙忙沿着欧洲—西伯利亚线赶回燕大去参加毕业典礼。苏格兰传教士朋友在我抵达奉天[60]时告诉我，那位满洲一代枭雄张作霖出了大事。他乘坐的北京回奉天的火车在距离奉天几公里外穿越桥梁时爆炸了，张作霖身受重伤。而事实上，他已经遇害了，这是那些传教士偷偷告诉我的。尽管全城公布了官方消息，说是张作霖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请市民们不要惊慌，像平常一样生活，而实际上真正的消息已经由医护人员传到了他们那里。年仅22岁的张作霖之子“少帅”张学良，立即飞回东北准备接权。后来，张学良告诉我，他的父亲在那列火车上曾三次和日本人接触，日本人劝诱他在公文上签字，日本人希望在南满洲得到更大的权力。在最后一次，张作霖得到了日本人的公然警告，他如果想活着抵达奉天，就必须按照他们的心意办。一位到过爆炸现场的英国工程师向我解释，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件事就是日本人做的。4万日本士兵被派来随时待命，只等张作霖去世的消息正式传开后，他们收到“恢复秩序”的信号时，就立即镇压。

张作霖

张学良

张作霖生前纵然有千错万错，但由于是被日本人炸死的，所以他立刻就成了爱国英雄。为了阻止日本人趁乱控制局面，张作霖的手下散布消息，说他还活着。我回到北京的几个星期后，张作霖的死讯才传了出来。后来，少帅和我说，吊唁时日方派出了林男爵，私下里林男爵将相同的文件拿给他签名。张学良向我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他闭上眼睛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他做好了吃日本人子弹的准备。三年后，没有死心的日本人伪造了一场铁路爆炸，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称为奉天事变），厚颜无耻的日本吞并了满洲。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导火索之一也许是少帅轻蔑地拒绝了日本人之前的一再逼迫。耗尽耐心的四名日本上校最后决定主动出击。他们寻了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整个满洲被以天皇的名义控制。

亨利·H.史汀生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他准备抗议，并跨洋与英国外交大臣商议，很快他收到了约翰·西蒙爵士的回答：没有兴趣。时至今日，我依旧相信，如果当时拿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外交说帖，属下破坏军纪的行为就会被日本政府所谴责。趁着当时事情还没闹大，日本政府如果反悔并不会伤及颜面。在对这件事情进行商讨之后，国联[61]派出了李顿调查团[62]前往当地，可一切都已经晚了。日本人察觉西方列强并不想卷入到这场是非当中，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团结起来反对。以此为榜样，墨索里尼吞并了阿比西尼亚[63]，而后，希特勒也跟着效仿。如果在事件发生之初，英美能够采取及时、坚决、团结的行动，这一系列的历史悲剧恐怕都可以避免。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政府每年都会纪念这一天，感到耻辱的广大学生发誓，历史绝对不会再次重演。这件事情意义重大，将永远刻在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心间。当时，我似乎可以看到一片乌云从东海上飘来，将整个华北的天空笼罩，似乎在预言它无法逃脱沦陷的悲惨命运。

张学良与蒋介石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我们得知了蒋委员长被扣押的消息。所有认识张学良的人都能够理解他这样的做法，都懂得他完全是出于爱国才那样做的。而多年以后，张学良在私下或者公开的场合里，都会承认当年自己的做法完全错误，在这一点上我不便多说。手段拙劣、愚蠢至极是对西安事变的评价，但是，我依然理解他是在看到中国人被国内矛盾搞得元气大伤，整个民族处在危机的边缘，所以才不得已出此下策，这完全是一腔热血惹的祸。

7.军阀冯玉祥

冯玉祥是在中国叱咤风云20年的人物，也是我此刻要谈起的人物，他有时会被人称为“基督将军”。他是个体态庞大、脸颊很宽的人，他性格豪爽、强势、直率，可惜却喜怒无常。他曾经皈依基督教，那是因为感情上的问题，不过，这些都只是表面问题，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克伦威尔[64]和早期的冯玉祥很像，他们的军队都纪律严明、组织严密。有一段时间，他的军队里甚至还有随军牧师。但当他被张作霖打败以后，这些牧师就不见了。后来，冯玉祥从基督教转为信仰共产主义。回到南京后，他又站到了共和主义的队伍里。抗战期间，爱国的他加入了战斗，可国民政府并没有给他实际的军权。抗战胜利后，他买了共产党的期货，可后来在去苏联的路上神秘死亡。

冯玉祥

我同他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当时，他对蒋介石颇有微词。他到达南京后，官居一职，可因为不满又离开了。后来，他去了泰山隐居。傅泾波和我曾经去拜访过他一次，当时，他正在读一本古籍，并练习毛笔字，他的书法十分有名。“如果他们不再互相倾轧，我就回南京去。”他语气狠狠地对我说，“叫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他们愿意抵抗日本人，给我最高官位我能做，给我最卑微的差事我也认了。”

有一回，我肩周炎发作了，正巧去拜访他。他知道我的问题后，立即拿出了一种膏药。这膏药是北京一家有名的药店出品，成分以熊脂和虎骨粉为主，冯玉祥司令一直将这种膏药随身携带。他坚持亲自为我上药，我将左肩的衣服脱下，他在我肩膀的前后方各贴了一块，这期间，他的助手还照了张相。最后，也不知道是药膏的作用，还是美国传教士大夫的治疗，又或者是逃离了南京潮湿的气候，总之，当我抵达北京后，疼痛就完全消失了。而后在一次重庆的招待会上，这件事被冯司令当作笑话一样地讲了出来，下面的宾客被逗得哄堂大笑。

最后一次见到冯玉祥时，是在重庆。当时，他正在读乔治·华盛顿传记的中文译本。谈起美国的革命，他颇有兴致地讲到卖国求荣的叛徒，饥寒交迫的民众，和溃不成军的部队，最后他告诉我：“我们中国人还没受过这样的罪，所以，一定能够熬过难关。”

8.其他高官

李宗仁[65]和白崇禧[66]司令同广东的陈济棠[67]司令在1933年联合起来对抗国民政府。陈济棠最大的问题是腐败，他想独立的唯一目的是想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而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是爱国志士，他们是担忧国民政府会对日本采取妥协政策。我和李宗仁先生曾经有两次谈话。

李宗仁

我问：“如果蒋介石不打你而打日本，你会支持他么？”

“当然。”

我又问：“我确信他会的，你觉得白崇禧的意见如何？”

“他是个倔强的人，不过可以说服。”

“好的，”我最后问，“我去找证据给你们，让你们两个心服口服。”

我在回到上海后和几位国民政府的官员进行了交谈，有一位对我说：“前段时间我们也派去了几个使者，但是都失败了。”

“是的，”我反问，“这件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们觉得宋子文怎么样？他是个大人物，肯定可以打破对方的联盟，赢得李宗仁和白崇禧。”

当时，宋子文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根本没有时间去谈判。于是，我询问委员长是否能亲自前去，结果得到了这样的答案：“这样太冒险了！”

最终，蒋介石还是决定亲自前往，他不顾自身安危，闯入了敌人阵营。也是从那开始，蒋介石、李宗仁和白崇禧成了极好的朋友，在抗日战争中紧密协作。国民大会在1948年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李宗仁被选举为副总统。

汪精卫

口才好、文笔好、为人亲善、缺乏道德标准的汪精卫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是标准的“革命投机者”。他也是唯一同重庆国民政府闹翻、同日本人媾和的人。他没有得到爱国民众的支持，只好离开重庆去日本，并担任日军控制区的南京傀儡政权的领导。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而汪精卫本人却认为这是和平运动，并认为自己是英雄。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做这件事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一、他在诸多事情上与其他领导人意见相反；二、对蒋介石的嫉妒；三、对战争有一种病态的恐惧。而战争结束前，汪精卫死于东京，他被中国人永远唾弃。

9.委员长蒋介石

1927年，国民政府在蒋介石领导下成立不久，我去了南京，目的是为了结识新的领导人。我与蒋介石会面是通过孔祥熙博士，蒋介石的个人魅力和统治者的风范令我折服。我亲访过新政府中众多显赫的人物，孙中山先生的理想他们都迫切希望能够实现。这让我十分高兴，也让我回想起1911年革命先驱的热忱。

蒋介石在这年早些时候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永远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当年，眼见自己创建的共和政权要毁在军阀混战上，孙中山毅然从广州发兵北上展开大规模讨伐，以恢复国家和平团结。美国等国接到了他的求助，只有苏联回应了他，提供援助并派来顾问。鲍罗廷和加仑是苏联顾问团中的两位英才，在他们的帮助下，1920年，国民党以苏联模式重组。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去世，但改组依旧，北伐也是这两个人策划的。从广州到汉口，他们的队伍沿着铁路前行，并在汉口建立了临时政府。军队在路上无法无天，打着针对“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旗号，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蒋介石

委员长率领另一支部队沿海岸线北上，但是途中苏联顾问与他们分道扬镳，他们采取了独立自主的策略。这个举措受到了上海商界的欢迎，不过，在其他党派看来这是“蒋介石向无耻的资本家投降”。这次他们和共产党决裂了。清算本来积极活跃的武汉各地政府，那些返程的苏联人和他们的中国追随者也受到了冲击。当时，跟随苏联人回程的中国人里，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和她的秘书赫然在列，她的秘书是一位燕大毕业的男生。他们在莫斯科进行了短暂的逗留，孙夫人意识到苏联的共产主义并不能拯救中国，于是她连同她的队伍一起撤到了柏林。一年多后，我们在那里相遇。

1927年3月24日，武汉地区思想倾向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委员长变节之前，企图让委员长和其他西方国家闹僵，他们派出一队士兵去杀害所有在南京的外国人。而他们的目标多为传教士，这些传教士面对荷枪实弹的军队依旧蒙在鼓里。传教士的温和与友善，唤醒了中国人心里的良知，他们无法对这些人下手。我的弟弟华伦当时在金陵神学院任职，他的太太和其他女性都被送到了秦淮河中央的炮艇上避难，男人们则还在坚守岗位。一群士兵闯入了华伦家，华伦与他们谈话，劝说他们放下屠刀。军人忽然开枪，打碎了他身后的木制品。危急关头，一位衣衫褴褛的男士从围观群众中走了出来，他拉着华伦离开。这人是个黄包车夫，过去在华伦生病时与他有过交情。华伦被他带到了一个脏兮兮的棚户区，那里是他的家，他告诉邻居不能走漏风声。他将华伦身上值钱的东西拿走，并把华伦藏在了破烂的被褥中。度过了一天后，这人回来告诉华伦，金陵大学的学生正在寻找外国人，他们会被护送到更安全的学校去，随后，他将东西还给了华伦，并将他送回到了学生身边。

约翰·威廉斯是金陵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我的好友，非常不幸他没逃过这场屠杀，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五个人，来自不同的四个国家。还有几个人伤势严重。让人感到揪心的是，我父亲教会同事的儿子，还有一群外国人，在美国领事约翰·戴维斯的带领下，从被囚禁的清凉山山顶爬上城墙逃难。著名女作家爱丽丝·蒂斯黛尔·霍巴特的丈夫也在这群逃亡的人群中，他从城墙下来时放开了绳子，结果导致脚踝扭伤。

蒋介石在教堂

蒋介石的思想在这次事件中发生了转变，他将中国的苏维埃化向后推迟了20年。约翰·麦克默里是当时的美国驻北京公使，他在几天前曾邀请我进城。出事那天下午我刚好抵达，约翰问我是否听说长江流域出事了，我以为他指的是全国高涨的排外情绪，但是我错了。那晚，我应邀出席一位中国教员家中举行的收藏品展览。在去之前，我收到了一位美国同事在城里发来的电报，南京所有的外国人都被屠杀了，他当时并不知道华伦也在南京。我忍着心里的万分悲痛去参加了画展。第二天早晨，我从约翰那里得知华伦毫发无损。

话题重新回到蒋介石的身上。从1927年开始，他将反对苏联共产党的精神引用到了中国政治哲学的范畴内，并反对中国进行共产主义实践。在1927年到1937年这10年中，他一方面抵抗日军，一方面对付共产党，最终还是统一了中国，在那段时间里经济发展迅速，其他方面的成就也十分卓越。这些功绩世人皆知。我钦佩委员长的聪明才智，以及他聪颖的夫人。

抗日战争那段时间，我对委员长的印象都记在了1937年5月14日，我为北京一家名为《民主》的杂志撰写的稿件里：

如果说，10年前报纸杂志上记录的蒋司令的为人处事的态度和对征地简单而草率的手段都是真的，我更要敬重现在的他，因为从那之后他有了长足的进步。从1926年到1927年他跻身政治舞台开始，我因为对中国命运的担忧而格外关注他的所作所为，这样对国内的状况也能了然于胸。过去的20多年中，各地军阀为了个人利益打得头破血流，根本不顾民主价值和人民利益。这些人极为自私，并且沿用着满清的官僚制度，可因为无皇命压顶，那些优良的儒家传统也被他们抛弃。贪污掠夺、无恶不作，这正是他们的作为。孙博士的“三民主义”成为时代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新任领导人又是否会重蹈中国历史的覆辙？很多人已经在这样做了，并且都希望趁机夺权。针对他的许多抨击都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家都懂得，在中国文化里他那个位置会做出怎样的事情：独裁、搜刮民财购买美国证券扩充家私、与日本人秘密签署协议、不愿意抗日、怕自己失去大权。这都是反对者对他的抨击，还有人说他头脑迂腐，无可救药。

对于他的谴责声并没有中断，坊间流传着关于他各种版本的故事和流言，除了批评，很多人对他表示怀疑，大家无法信任他。这些反应不足为奇，唯一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支持度持续走高。他始终都在国民政府中占据最高职位，并且偶尔身兼两职，这说明了他政治上的精明之处。

他已经皈依基督教10年了，他并不张扬，对基督教的体会也是逐渐深入，并且恪守基本教义和宗旨。最初，他并不了解基督教，但还是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向神祈祷。基督教被他视为一股清泉，并指导他的前进方向，给予他鼓舞和力量。我亦是一名信徒，我明白基督教对他产生的信仰和依赖，这一切塑造了他的人格。在西安事变的公告中，他将现在的人生态度归功于耶稣的教会与榜样的力量，因此也可以看出，他性格的形成受到了宗教的重大影响。

我希望在最后加上一句话，在与蒋司令的私下接触中，我对他的印象也和大众一样不断变化着，并且在他身上建立了毋庸置疑的信任。

10.挚友傅泾波

身为读者的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前文中我有好几次提到了傅泾波这个名字，而往后他会更多地出现在你的视野里。聊起这段在华的经历，尤其是那些和官场有关的风华浮月，傅泾波不得不提。

1919年，准备搬迁到北京时，我的身边来了一位17岁的年轻人，他是一位即将离任的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留下的，这位秘书对我说，这个年轻人是圣经课上最有天赋的学生。而事实上，这个年轻人我以前就见过。大概在1918年时，一个全国基督教青年大会在天津召开，当时他也在场。而那时发言者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我也有幸受邀上台演讲，对于我的美国南方口音，他说他无法听懂。在傅泾波第一次到美国时，刚巧我也在美国。傅泾波因为姓名的拼写方式而请教我能否修改，按照习惯，他的姓被拼写成为“Fu”，可他总被旅店侍者和电话局客服小姐问“Fu什么？”于是，我向他提议，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对对方说拼写成为“Fugh”，修改以后，他再也没有遇到名字上的麻烦，而他的姓名里也一直保留着那两个多出来的辅音字母。

傅泾波的婚礼也是我主持的，新娘是他父母为他选定的，那一年他24岁。婚礼办得喜气洋洋，这场婚礼是在一个专门为婚庆而装修的大饭店里进行的。婚礼包括了张灯结彩、耗时长久的中式庆典，也包括了简单明快的基督教结婚仪式。

司徒雷登与傅泾波

燕京大学走上正轨以后，使它成为一个有知名度、有地位的中国大学就成了我的目标。我希望它不受美国的特殊保护，可以远离一切的西方条约。可是在中国，广泛拓展人际关系是坐得安稳的最好办法。除了安全方面的因素以外，一些支持燕京大学的中国民众也是我想要赢取的。在察觉到我的意思后，傅泾波主动提出帮忙。他灵活地运用手腕，可以立即从手头的事情中抽身出来。我和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南北，从满洲到香港，甚至去了重庆和其他很多地方，当然，那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的那段自由日子里。成立捐助基金会是一个开门红，别人的认可和支持让我们得到了比金钱更多的满足。可那个时候，日军侵华令全国上下忧心忡忡，而后爆发了战争，使得我只能终止了一切活动。可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在此之前我们取得的成就都为燕大创造了难以估量的价值。每一个我们到访过的地方，都有燕大的毕业生，他们为我们准备了招待会。我们当时计划，这些人就是将来宣传工作的核心。

大学里的同事对傅泾波起了疑心，他们认为傅泾波如此热心地帮助我，肯定是别有用心。他们认为傅泾波有着极大的官场野心，他想要利用我来接触高官，从而达到为自己捞到一个油水多多的官职的目的，因此总是有人提醒我，要提防着他。我认为，他们的顾虑可以理解。可我心里认定了，他不是那样的人。如果他想坐上好官职，完全可以不需要用到我的关系。他对我不仅充满深情，并且他的好感里还包括美国和全体美国人。他认为，爱国的其中一点就是加深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而这些也正是他有能力做的。时至今日，在两国关系的建设中，他依旧忙碌着。他拥有高尚的人格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这也让无数职位对他打开了大门，可他在政治上始终保持着独立性。

傅泾波后来在我从日军手中被解救出来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战后的那些日子里，他也帮了我不少忙，接下来的几章里我就会提到。

11.曾国藩的女儿

最后，还有一个人需要提及。这个人是我在中国多年人际关系跌宕起伏的最好缩影。有一天，我碰到了总督的仪仗队，那时候我在杭州街头散步（当时有点社会地位的人都不会独自步行的）。他被仆人前呼后拥地坐在华丽的八抬大轿上。目瞪口呆的我盯着这位大人，心里却说，我是永远都不会结识这么显赫的人了。当然，擦肩而过时，对方轻蔑地在我这孑然一身的蛮夷人身上扫了一眼，而后，他们趾高气昂地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大官的太太是名震天下、文武双全的曾国藩之女。多年以来，她一直都是一名诚恳的基督徒。83岁那年，她来到北京时我还邀请她访问燕京大学。这位气质高雅的老妇人亲切接见了慕名而来的教职工和学生。她拥有显赫背景的同时也拥有杰出的成就，大家对她十分敬佩。她回城后给我寄来一卷字帖。她一直希望来这所大学看看，她有17个孙子辈的孩子在这里读书，当然，今后她家里的年轻人还会到燕大读书的。

第七章  孤岛作战

1.被日本人严密监控的燕大

数字也是记录中国农历月份的方式，“双几”这种日子发生过一些重大事件，比如，10月10日是独立纪念日，又被称为“双十”。令人咬牙切齿的“七七事变”是日本在北京附近制造借口而发动的，那是1937年的7月7日。可能从日本人的角度，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步伐太快，因此日本人必须要先发制人，7月28日，他们攻占了北京城。那天清晨，我被隆隆的轰炸声震醒，日军正在空袭一处校园附近的中国军营。我被吓得魂不附体，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轰炸。校园里乱作一团，并且散播着各种谣言。

卢沟桥事变

而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么效仿其他大学向自由区撤离，要么留下来接受命运的挑战。没有人知道日本人的真实企图。所有的朋友都来到我这里与我交谈，问题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所决定。最后，还是我敲定了主意，留下来。本来已经废除的出入检查岗在燕大门口恢复了，校园内的旗杆上第一次升起了美国国旗。在那之前，旗杆上悬挂的是中华民国国旗或者是燕大的三角校旗。

1940年时燕京大学正门

事件每天都会发生，尽管都是些小摩擦，但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双方又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进行沟通。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的国土被外国人侵略，民众义愤填膺，空气里的火药味一触即发。我很快找来一位燕大的毕业生，他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并且在日本读完了硕士，他的日语讲得十分地道。他在和日本军官及其他人相处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只有在东方文化中才会出现的面子问题，是我们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我们需要面对的是给他怎样的职位。这个职位需要他能够和日本人平起平坐，所以这个职位必须要高，可又不能高过学校内的学术前辈，不能让这些前辈在他面前丢了面子。由于当时大家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师生们以为他通敌卖国，竟把他划分到了敌人的范围里。

为了在这种微妙局势下能够维持良好的关系，我只好在他的建议下讨好日本官员、军官，付出这些代价也算是值得。为了加强对文化的控制，日本最高指挥部会时常安排日本代表团来到华北参观，当然，他们想要赢得“本国”同胞的支持就要展示成功的例子。而在他们的参观路线图中，燕大成了不可避免的景观。对于这些来访者，我不得不请西方同事帮忙招待。有时候我也会请一些中国人来，让他们在日本人面前展示出一副超越民族情绪的友善。代表团的人形形色色，商业界、教育界，甚至还有基督教牧师团。那次接待，很多积极的中国基督教徒都参与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基督教的理想缓和了国仇与家恨，让双方可以不至于太过尴尬。

除非事先有特殊的安排，否则学校的大门是绝对不允许日本人进入的。日本人只要进入校园，就会全程有人陪同，陪同人员通常是我的秘书。我很快找到了对付日本人的秘诀，那就是软硬兼施。中国人之所以在他们面前畏畏缩缩，是因为日本人强大而残忍的军事能力，可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人这样的顺从也是勉勉强强而已。日本人表面张牙舞爪，实际上他们对自己信心不足，外强中干。他们心里依旧还有一丝的恐惧，那是因为美国还没有明确态度。彬彬有礼地招待他们，是这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在不流露出恐惧的同时，用真诚的行动来对待他们，这种方法让我抵抗住了日本人的多次威胁。

尽管这所属于美国的大学校园相对安全，但是同学们都明白，不要妄图利用这个优势来进行抗日活动。我也曾经几次提醒学生中的某些爱国人士：如果你想任意反抗，那么就请离开校园。如果你想留在校园里，就必须考虑到其他同学的安全，所以必须要放弃一切抵抗，这也是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地下抗日活动是日本人特别关注的，他们派出大批秘密的警察和特务，许多人被逮捕并且被关起来严刑拷打。重点防范对象就是燕大的学生。在周末，学生们会坐车去城里，而这个时候日本人会把他们揪下车带回去审问。每当这时，我那足智多谋的秘书就会登场，把学生们迅速及时地救回来。

有一个被酷刑拷打的男生受了惊吓，在被释放后的几个月里一直无法走出阴影，他甚至连他的母亲都害怕。到后来，我被获准去他家探望，那时的他还无法走出病态般恐惧的阴影。直到几年后，他依然没有恢复正常行为，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对这起惨案我万分惊恐，可还得继续在被日军占领的大学工作，哪怕是战战兢兢的。我接受了另一个男生的羞愧坦白，他说，在被秘密警察审讯时，他被要求要么关进大牢拷打，要么充当日本人的耳目，以监视校园情况。他选择了做日本人的耳目，并且学校发生的事情他每周都要汇报上去。我告诉他，我并不会责怪他，也不能阻止他对日军告密，但是要求他要经常向我汇报日军做出的反应。没过多久，我从他的口中得知，日本人将他打发了，因为他没有搜集到有意义的情报。

2.四次长时间审讯

学生们不断离开大学，由于爱国和其他的原因，他们很多人都去了未被日军占领的自由区。我指派了几个也是学生出身的底层校方人员，由他们协助学生制定逃跑路线。沿着北京到汉口的铁路南下再深入内陆是一条路线，途经上海是另一条，还有一条是更加安全的，可是路线太长了，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这条路线是通过香港、仰光后，沿着滇缅公路行走。沿途我安排了朋友守候，并且为他们预付了资金，这样就可以为逃亡的学生提供支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我被囚禁，前期我就被押往宪兵总部，进行过四次长时间的审问。日本人最惦记的一个问题是关于那些秘密逃亡计划的。这个计划被日军的秘密特工探明，日军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对此，我用极为坦诚的口吻回答，对那些学生我像是他们的父亲一样，我有义务资助他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旅行，而他们旅行的目的则与我毫无关系。对此，日军无法反驳，于是，他们只好想方设法地要我说出其他中国协助者的名字。我心里清楚，如果我将这些人说出来他们会有怎样的下场，因此，我拒绝了日本人：这些人帮我的忙是因为信任我，而如今我若是背叛他们，恐怕就连审讯官都会看不起我。我已经是个老头了，就算少活两年也没什么关系。如果你们提出的问题与我个人有关，我知无不言，如果你们想折磨我，那么请随意，可我绝对不会出卖我那些忠心耿耿的同伴。

日军侵华

他们审问的另一个问题是燕大的实质和目的。我明白，对此日军一直感到迷惑。这些人认为，一个私人机构不该只纯粹为了宗教和慈善事业而活动。审讯期间，我得知我要被一个高层官员亲自审讯重要的事情，当时，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担心是我们中间有人犯了错。幸运的是，这位高层官员进门后只是打听学校资金方面的需求，他说每年都会有一大笔补贴，问我能否接受，当然，这笔钱在名义上是傀儡政府给予的。于是，我对他解释，就连美国政府也没有给过燕大一分钱，燕大只接受私人自愿捐助，不接受任何形式上的政治款项。这位高官惊讶万分，甚至连日本人本能的礼仪都忘记了，他离开房间时甚至都没有说句告辞。对于我的话，那些审讯官也都觉得难以置信。这种事在他们眼里非常奇特，他们甚至停止了对美国政府渗透的调查，而所有的话题都改成了他们的好奇心。

3.蒋介石和我

蒋介石和我的关系是第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和傅泾波在“七七事变”后，每年春天都会去香港，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美国庚子赔款[68]）的会议在那里举行，而我是这个组织的董事之一。这个组织最初一年开会是在汉口，而后就一直固定在重庆。从北京到汉口和重庆的路线是最近的，当然也是唯一的，尽管绕过了整个中国。先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然后乘船抵达香港，最后再乘飞机向西飞，当然日本人的驱逐和骚扰也是一路上需要提防和警觉的。

司徒雷登与蒋介石

这样的旅行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原因有两个：一是可以展示燕大虽然沦陷，但依旧全力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二来，我希望能够亲自看到事情的进度，要知道，在当时我们看到的新闻都是经由日方审核过的。如果能够得到最真实的情报，最好是好的情报，那么师生们的士气也许不会这样低落。幸运的是，我带回的都是好消息。包括燕大在内的一些大学的沦陷情况，这些都是我带给教育部的常规性报告。不管哪一次，这样的旅行都是激动人心的，与政府官员甚至是委员长见面、会谈都是经常性的，也会举办集会，召集传教士、燕大的校友等等。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尽可能地安排与他人见面。而第一次在重庆开会时，某一个下午我又一次经历了恐怖的空袭。在那之前，我约定了与委员长及其夫人共进晚餐，正在我等车时，忽然天空飞过27架轰炸机，这些轰炸机排成了V字形。而当天的轰炸极为惨烈，在第二天早上清查时，道路两旁的建筑全被炸毁，长度达到1英里半，路上布满了烧焦的尸骸。

王克敏[69]是我的老朋友，在我第一次从重庆回来后，我将见闻说与他听。当时，王克敏是日军北方傀儡政权的领导。在此之前，他一直举棋不定，一直在斟酌是否接受这个卖国的职位，为日本人效劳。我对他说，在蒋介石委员长的带领下，全中国人民众志成城，誓死坚决抵抗日本人的入侵。他知道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后，向我询问，是否可以由他来安排，让我去和日本人说这番话。当然，日本人早就知道我在全国各处走动的事情，可因为我的身份是中立国的公民，日本人无法阻止。王克敏提出的是一个危险的提议，但我最终还是同意了。在傅泾波和勇敢的翻译的陪同下，我们一起去见了日本人。这件事情导致的结果是，每次去重庆之前，我都极为大胆地对日本当局喊话，问有什么需要我带回来的！

而最让审判官感兴趣的是，我走访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回答，蒋委员长是一位洋溢着激情的爱国志士，他会义无反顾地保护祖国抵抗入侵者。我还提醒，日本人既然号称自己拥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那么就请你们一定要尊敬蒋介石先生。同时，我向他们解释，中日在经济文化友好交流的基础上和平共处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也是大多数美国人希望看到的，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中日能够保持良好关系。可是非常不幸，日本领导采取的策略截然相反。虽然如此，就我和委员长以及其他所有中国人的关系，我真心期盼事情可以好转。可我也懂得，蒋介石和其他人提倡反日，其实是在提倡反对暴力和入侵。在这种状态下，没有多少人会反对他们，尽管他们声称自己的意图被世人误解。

4.第一位燕大的日本学者

我与日本人和平努力的关系是第四个问题。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日军深陷泥潭，胜利的曙光遥不可及，很多人都希望尽快结束战争，这其中也包括很多有影响力的官员甚至军队领导人。我与很多日本人有过接触，而我的秘书甚至还去过两次东京。当然，这主要是他自己的意愿，只是得到了我的准许而已。我的回复十分笼统，没有任何名字和具体细节的提供，只告诉他们去的是我从前的秘书。我心里明白，他一定能够保护自己。后来我去重庆，我和委员长得到日本国内和平人士的口信，他们想知道委员长答应和解的条件是什么，最后，我带回了答案（但不是官方态度）。委员长开出的条件在当时看来还是非常合理的。

那四次审讯，负责的官员始终都是小心翼翼、彬彬有礼的。在这之前，我听说被审问者通常会被对方恐吓，这种事情并没有在我身上发生。每次审问之前，他们都会叫我一个人坐在一张椅子上待一两个小时。经历过一次后，我才知道，这是一种引起人恐慌的心理技巧，我只有强迫自己放松对待。那些审讯桌上摞着的厚厚的日文卷宗都是关于我的。在对我的问话里，这些档案常常被涉及到。审问的最后一天，我们友好地道别，管理此事的官员告诉我，他非常尊重我的意见。

在日军攻占北京不久，我得到了一个又一个日本人的忠告，他们建议我聘请一位日本老师来燕大教书，这位老师由日本政府指定，其所有的费用也由日本政府一并承担。在那些建议此事的人里，有些是以文化交流的名义提出的，但这些人的话语中多少都有些威胁的味道。当时，日本人势力强大，这让我感到非常棘手。不过，我已经有了答案，就算关掉燕京大学，也要保持其独立性。等日本人彻底死心后，我才向同事提起了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日本学者这件事，这样，就没有人怀疑我们政治上的不纯动机了。同事们也接受了这个提议，中方人员也没有反对，并且还认为这样的举动才能体现基督教的高尚情怀和开放胸襟，还可以反驳日方的指责。

鸟居龙藏

我们在三四名日本知名学者中选中了鸟居龙藏[70]博士。他在中国进行考古学和社会学研究，其学术论文在中国享有极高的声誉。那一年，他已经70岁高龄了，他安静地在日本生活，他对日本的军方活动非常反感。我向日本大使馆的一位秘书通报了学校的决定，而这位秘书声称我们不可能请到鸟居博士，我马上回复他，博士已经接受了邀请函。我们需要保护他免受军方压力，这是鸟居博士唯一的条件，我们保证，只要他在校园里待着就不会有任何事。他有两位助手，一个是英文助手，一个是法语助手，这两位助手都是他可爱的女儿，他太太和女儿们都协助他研究。鸟居博士还有一个独子，已经应征入伍在陆军服役。尽管反日情绪高涨，但在我们这个小环境里，鸟居博士还是得到了大家的尊重，这让人欣慰万分。鸟居博士一家是日本人最高尚、最有修养阶层的代表，他们是真正拥有国际化视野和胸襟的人。他们自由地参加社交活动，但尽可能地避免尴尬场面。有时候，我们会允许优秀的同学同鸟居一家去实地考察，以此作为对学生的奖励，鸟居一家的崇高精神也让学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博士的一位女儿嫁给了一个学生。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居住在城里的鸟居博士家穷困潦倒，只能靠两个女儿来贴补家用。而鸟居博士却拒绝了来自日本国内的一切援助。他说：“一朝燕大，永世燕大。”战争结束后，我们回到了校园，我特意开着自己的车载鸟居博士回到原先的居住地，许多人在那里欢迎他，其中包括他的儿子。那时，战争对博士的神经造成了重创，我们决定按照他原来的指示为他养老送终。

5.周以德

周以德[71]博士在某一天前来拜访。他是传教医生，活动范围通常在山西省内。他无法忍受日军在山西的残酷暴行，他不愿意逆来顺受——跟着中国信徒和他所在的教区，要知道那些人根本不抵抗，甚至都不敢发出反抗的声音，他知道，美国的战略物资是日本人赖以生存的条件，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这期间的微妙不言而喻。他必须要对美国人民说，美国是帮凶，因为他们邪恶地进行军火交易。只要日本人还占领中国一天，他就必须辞职，离开传教委员会，并且身无分文地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他没有把握让民众听他诉说，并且资金也是严峻的问题。公共演讲在他的学生时代还算拿手，心中燃起的信念是他唯一的支持，他要救赎自己的心灵，除此之外他一无所有。他效仿希伯来的先知，忍受着艰难困苦，怀揣着信念踏上旅程。他愤然地和我说起日军的暴行，并且担心，这样下去中国迟早会亡国。他向我咨询建议，我只能和他说，别把精力浪费在我的身上，这种激情演说应该在美国进行，让美国的民众听到。果然，他回到美国后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他进入了国会，并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令人庆幸的是，当时美国建立起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目的和周以德的想法吻合。他回到美国时，正好遇到委员会在四处寻找演说者。

6.避难所——燕京大学

这4年里，在日本侵略者的包围中，我们努力守住了这片不大的自由绿洲。在各个方面显示出我们不被逆境击垮的信心，是为了巩固学校的宗旨。不仅仅是对紧急事件的处理上需要体现这一点，长期的发展更要受到这一点的影响。在过去，我们的招生对象是全国各省和海外，但在日军入侵的这4年中，我们的招生范围被缩小到京津地区。为了逃避日本人的文化控制，很多人投奔到了燕大。燕大尽可能地接纳这些学生，导致宿舍满员，卫生条件明显恶化。可总体来说，虽然这4年生活艰苦，但是大家都积极乐观。

第八章  重生

1.从校长到阶下囚

在珍珠港被偷袭之前，有那么几个星期，焦急的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件大事的发生，以此来打破暴风雨前的宁静。当时的国际局势走向谁也说不清楚。秋天的华北气候宜人、秋高气爽，可校园上空却像是笼罩了一层阴霾。天津校友会邀请我去做客，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断地向后延迟日期，潜意识里总是担心会出事。而最后，在12月7日，那是个周末，我还是决定去天津做短暂访问，并且在内心里不断安抚自己，不会在路上出事。到了周一清晨，准备回京的我却发现局势突然改变，日本人已经迅速控制局势。日军很快发现了我，他们命两名军警护送我回京。虽然二人非常有礼貌，可他们接到的命令却是我一步都不能走出他们的视线。

我是坐着火车被押回北京的，当时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担心一下火车就会被枪决，或者面临严刑拷打。北京南大门（前门）矗立着火车站，而美国领事馆就在附近。我离开火车站走向领事馆，在这段路程里我的心情放松了许多。一进领事馆，我就被送进了海军陆战队军营的大门。这座主楼里，当时关押了将近200名海军陆战队员。走到三楼时，我见到了一些老友，这让我松了一口气。50名英美人士被关在这座楼里，他们被一道墙分开了，只有中间的一扇门可以进行往来。而这群人十分混杂，什么人都有。我看到了亨利·霍顿[72]医生，斯奈珀医生和特雷弗·鲍文先生，他们都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谁都无法想到，这三个人陪我走完了漫长的囚徒生涯。也许人真的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因为我选了一个距离他们很近的床位。

在押的美国人里，有一两个记者和一名孤独的传教士，我还发现了几名海军陆战队的前成员，他们是瘾君子，同时也是毒品贩子。剩下的其他人无须形容了，要知道我们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最初，我感到十分不适，被褥不够用，生活必需品少得可怜。不过，在饮食上还是幸运的，我们和海军陆战队员一起吃饭，但是不久后日本人出手干预。我们得到的食物越来越少，并且质量越来越差。而这也是我对生命的一次体验，让我看到在极度的饥饿来临时，一个成年的美国人是怎样丢弃礼义廉耻的。

2.囚禁之初

描述战争如何爆发的谣言在囚犯中弥漫着，这些谣言要多夸张有多夸张，最开始我们拒绝睁开眼睛，珍珠港事件、在马来西亚海岸两艘英军战舰被击沉，以及后来那些一连串耸人听闻的消息，我们都拒绝相信。在我意识到珍珠港惨剧的真相后，心里却对日军这种懦弱的行为叫好。这些年来，我一直暗中将机密情报发送给燕大董事会，提醒他们要尽快处理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否则他们一定会后悔。这些报告流传在一些重要领导之间，可不管我如何警告，这些人都无动于衷，对此我十分失望。所以我认为，珍珠港事件的出现是一个转机，它能够打醒美国人。事实上，我十分放心，只要美国人行动起来，最后的结果就会不一样。美国人的脾性日本人了解得太少，在历史书里，珍珠港事件将会被记录成最得不偿失的胜利。用中国人的谚语来说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段监禁生活足足过了一个月，幸而还算舒适。我们需要干活，其中一些同伴与日本人发生了摩擦。接二连三的都是坏消息，不过圣诞节时有人来探望我们，大家高高兴兴地过了节。第四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其他人被释放了，而前面那三个人和我，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大家聚在一起，一个军官在致告别辞。我们四个非常疑惑，为什么我们会被留下？留下来又会有怎样的命运？

珍珠港事件（1）

当天稍晚一些，我们四个人来到了霍顿大夫的官邸。霍顿大夫是北京协和医院的院长，他把家安置在一座清代的王爷府内，那里景色优美。而屋子的内部已经装上了现代管道等设施，他使用着一群训练有素的用人。在后来的四个月里，这里成了一座古色古香、富丽堂皇的鸟笼，我们就生活在这里。每个人都居住在单独的、配有卫生间的房间里，还有巨大的天井可以休息。偶尔，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门外老朋友的身影。霍顿大夫的生日甚至还有人上门祝寿。能做这样的囚犯，也称得上是享清福了。而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坏消息不断，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丝希望。我们幻想着一切都能够变好，那样我们就可以早一点返回祖国。

3.1500夜，拼字而过

直到有一天，守卫通知我们要搬家了。日本人能够同意我们去新的囚禁地，是我们三番四次理论的结果。那里是一个英国商人府邸荒凉的后院。我们被允许可以带走霍顿大夫的家具。在新的囚禁地里，有7名守卫驻扎在前院，并霸占了唯一的卫生间。一个边长20英尺的正方形小院子位于后面，该处地面的水泥都已经裂开。环绕院子的小办公室是我们的居住地。它将记录下我们未来3年零8个月的人生。

北京协和医院的访问教授斯奈珀大夫是荷兰一位优秀的内科医生。过去我们在霍顿家时，他太太常常来探访他。而搬迁后，他需要做出选择，要么他太太进来和我们一起囚禁，要么他再也不能见到她。他选择了前者，我们的空间也因此变得更加拥挤，不过我们大家的生活也因为他太太的入住而增添了几分色彩。一些小道消息时不时传来，据说我们可能跟着“康脱凡弟”号轮船离开，被送到“格瑞普效”号上。而“康脱凡弟”号却一直在推迟，直到最后据说6月才能从上海出发。每天，我们都兴奋地等着救兵，看到希望后这样的囚禁生活才有些幸福。可当到了约定的时间时，我们谁都没有被接走，远航的旅途上只有轮船自己。到9月份时，斯奈珀夫妇被一艘英国人质交换船接走了。只剩下了我们三个，还好我们并不沮丧，因为我们听到传言，“格瑞普效”号一年后将会第二次起航将我们接走。可一年很快就过去了，这枯燥的囚徒生活已经将我们折磨得心力憔悴。直到许久以后，我才知道为了解救我们，洛克菲勒基金会、燕京董事会及其他朋友已经竭尽全力，而我们也是美国国务院设定的重点抢救名单的第一位，国务院声称，如果日本人想要交换人质，那么必须把我们交出来，否则就别想！最后，我们的命运在东京被决定。

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北京方面的日军接到协议后，竟然将它撕毁了。我们立即心灰意冷了，看来我们要在这里永久地生活下去了。直到获释前，意志力相对薄弱的鲍文已经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而就算在轮船离港前，他认定哪怕是最后一秒，我们也一定会被送上去。我们劝他，他说得虽然有理，可现实都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对此我们十分担心，担心他弄懂了无法获释的真相后崩溃。但是第二天早上，鲍文显得很平静，他十分淡定地告诉大家，虽然在此之前他对中文并没有兴趣，不过从现在开始他要努力学习了。

从那天开始，这位出身纽约金融街的会计真的认真学起了中文，一直到了被释放的那一天，他也没有放下。这倒是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种消遣，我可以给他做中文老师了。这件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要启示：在被囚禁的3年多里，只要有一个人精神受到了刺激，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我们被迫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挤在狭小的屋檐下，只要有一个人做出古怪的行为，那么三个人都无法相处。幸而，我们的关系还不错，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始终都是好朋友。

珍珠港事件（2）

我们被抓起来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天，这是一件有预谋的事。在中国北方，其他敌国的公民还自由一些，到了一年后才被关押到战俘收容站。而我们三个人为何被如此重视？我用了一辈子来探寻答案，可惜都没找到。我们的健康一直是负责看管的军警最担心的，他们常常会询问我们是否舒适。对于他们来说的头等大事，是我们不能和外界接触，所以他们总是小心翼翼的。对于这一切，当时的我只找到了一种解释：日军无法理解我们这种私人机构，燕大、协和医学院为何仅凭着私人捐款和对宗教的热忱就可以发展教育业。如果想要燕大、协和的影响力分崩离析，就必须把我们这些负责人隔离起来。而事实上，如果日军将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悄悄地放了，可能连同大学的名字都会被大家遗忘。如果我们被送到战俘收容所里，很快也将淹没在人海里。可他们如此神秘地囚禁我们，反而引起了公众的注意，我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这样一来，我们反而成了传奇人物。

珍珠港事件（3）

当时，我们的食物和看守吃的一样。眼前的饭菜对于我们这些吃惯了西餐的人，根本无法下咽。亏得有外人帮助，不然我和霍顿大夫恐怕都无法活下去了。在北平有一个瑞士驻上海领事馆的支部，他们为来中国水土不服的西方人提供膳食，而其负责人刚好是燕大和协和的教授，他们和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他们终日奔波于为我们改善生活条件这件事上，他们劝说日本宪兵队由领事馆来提供我们三人的伙食，一位中国的银行家包揽了所有的费用。城里有位年轻的修女，她是瑞典人，因为轴心国占领了瑞典，所以她被日本人当成了自己人，我们的生活用品由她负责运送。一个星期，她来这里两三次，她就是我们心里慈祥的天使。她经常给我们写信、给我们一些小礼物，到了周六她还会给我们准备一顿丰盛的挪威晚餐。每个礼拜的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翘首以盼，我们三个就像孩子一样。直到释放后，我们最先拜访的人中，就包括这位天使，尽管我们从未谋面，那时，我们谈天说地，那次会面也成了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之一。搬离霍顿家时，他家的厨子和一位用人要誓死追随我们。到后来，厨子被迫离开，而用人陪我们走到了最后。日本人允许他每两个星期过来睡一晚，有时候，他还去探望傅泾波，尽管那需要绕很远的路。当时，傅泾波也被关押，不过他手里有一个收音机，那是他偷偷藏起来的，他能够收听到最新的消息，这也让我们欣喜若狂。只不过，这种举动实在是很危险。所以，当得知盟军已经开始反攻后，傅泾波就将收音机丢了。

鲍文和我会在天气好时打打羽毛球，尽管院子十分窄小，当然我们也做别的事情。可霍顿不参加这种活动，他只是每天抽出1个小时的时间打扫房间，因此房间被他打扫得窗明几净。而我是个会打羽毛球而不会整理房间的人。每晚，我还会和霍顿玩拼字游戏，斯奈珀夫妇偶尔也会参加。到后来我们被释放了，《时代》杂志撰写了我们这段被监禁的日子，他们的标题是：《1500夜，拼字度过》。

4.恐慌相伴

我曾经被获准回到燕大一次，那是在被捕之后，我去拿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当然是在护卫的监控下。驻扎燕大的日军占领了我的办公室，那里挤满了日军军官。进入办公室后，我迅速找到了董事会的通讯录，并将它偷偷交给了高厚德。从办公室出来后，高厚德立即找了一个隐秘的地方，将通讯录全部烧掉了。幸运的是，日本人没有产生怀疑。如果被日本人知道通讯录里的内容，那么我可能逃不过被当场枪毙的命运。一名士官押送我回到燕大，他破例允许我和一小群同事共进午餐，并坐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监视，但是他听不到我们之间讲话的内容。

我们那间小小的牢房里曾经涌入了不少鲜花、信件和生日礼物，那都是美国同胞和其他外国友人在没被捕前送来的。而很多礼物真正的赠送者是中国人，为了避免麻烦，他们拜托外国朋友转寄给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当时最好的礼物就是书，就算被关进了收容所，我们依旧可以收到书，那是我们的瑞士朋友满城寻找适合我们的书后寄来的。可是，我们的书都被日本宪兵队的翻译拿走了，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原因，翻译需要为每本书做一个总结概括，然后向宪兵队队长汇报。可是，翻译的英文水平有限，有时还需要我们帮忙写总结。而要几周后，书才能被送还到我们的手中。宪兵队为何要关心我们在阅读什么，这也是被囚禁时留下的一个谜。也许，日本人不希望我们的脑袋受到污染，一旦受到污染就会被隔离，以避免传染给别人。今天看来，我们当时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孤独、单调和担惊受怕。这与其他人要面对酷刑相比，简直是无比幸运的。到了冬天，屋子里非常冷，一日三餐都需要在走廊里吃，而走廊也已经结冰，有时在吃饭的过程中，杯子里的水就结了冰。而到了夏天，屋子由于狭窄变得炎热难忍。在冬天时，我们将所有的衣服都穿上，能找到什么就套在身上什么。可到了夏天，我们几乎是赤身裸体地走来走去。反正不会有人来拜访，所以穿成什么样都无所谓。就这样，我们日复一日地度过了平淡的囚禁生涯。

虽然看上去还勉强过得去，可我们还是经历了几次逼供。其中一次是关于“北京猿人”的，北京协和医院保存着这位女子（我认为它是女的）的骸骨，她的身旁摆放着不少以假乱真的复制品，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被盗。可日本科学家却觉得，大日本帝国有着无上的地位，可以占有原本属于中国的瑰宝。有一天，霍顿和鲍文被闯进来的日本宪兵队军官带走审讯。可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到底在哪里，他们两个人也不知道，他们向日本人如实说了情况。很早以前，这块瑰宝就被送到了秦皇岛，如果一切顺利，一艘美国船会在珍珠港事件前后几天抵达秦皇岛，载海军陆战队队员回国。北京猿人的头骨是上船了，还是途中摔毁了，又或者是还在其他人的手上，我的两位同伴不得而知。

在激烈的争吵后，愤怒的日本军官离开了，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两个人说的话。不久之后，鲍文再次被拉入宪兵队总部，直到五天后他才被放出来，并且明显可以看出他受到了非人的虐待。据说，一进入宪兵队总部他就被搜身，所有可能造成自杀的东西都被扒了下来，随后，他被他们逼着由一个小洞钻进一个窄小的笼子里。在那个笼子里，他根本不能舒展身体，并且每次想要舒展身体时都会遭到毒打，整天都有一条皮带在他面前晃来晃去。每天会送两次食物给他，可他根本吃不下去，只能喝下一小杯水。经过整整五天，日本人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将他拽了出来，又对他进行了一次审问后，才将他放回。

好些天，鲍文都战战兢兢的，一直无法恢复。当时，还出了一件现在想起来觉得可笑的事情。当时鲍文被日本人抓走时，他身上带了两张100美元的钞票。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有这样的小常识，为了以防万一身上总是揣着钱的。到达宪兵队后，鲍文的钱立即被没收了。后来，日本人拿钱回来找我们，问为什么鲍文身上的钱是近期才印刷的钞票。要知道，我们的钱包早就干瘪，这都是关押期限无法预知的后果，一个美国朋友悄悄地送进来了一笔钱。鲍文手中的200美元就是那个朋友送来的，事情败露，为了躲避日军的继续追查，我们编了一个借口，连同用人在内，我们演练了好几遍。

不过这件事并没有引起日军过多的兴趣。很长一段时间，受尽折磨的鲍文只要一听到响声就吓得浑身发抖，如果被日本人知道， 恐怕他们又会发出残忍的笑声吧。钱这件事情让大家担惊受怕，所以，后来再没敢从外面偷偷运钱进来了。而此时，美国政府每个月都会通过红十字会向每个人发放津贴，所以，我们的处境也不至于太过窘迫。我们面临着宪兵队给出的两个选择，要么吃他们准备的食物，要么每月领取固定份额的补助。而这点钱在物价飞涨之后，只能供每个人每个月吃一个鸡蛋而已。虽然如此，日本人却并没有给我们加钱。所以我们不敢不接受日本人的食物，更不可能将鸡蛋砸在他们脸上。

原来做医学院领导的鲍文，如今做了我们这里的头儿。每天简单的活动都由他来安排，我们什么都干，比如喂养两只金丝雀，和小兔子玩耍等。

认真地回想一下，那几年里有一个人拜访过我两次。他是一位日本人，名字叫作田川，是我的朋友。他在日本国会任职30多年，并且是长老会的长老。第一次来访时，他只被获准停留10分钟。他再次来访已经是一年后了，这次他停留了半个小时，由一个前院的护卫和一个宪兵队的士官陪伴，我们的交谈内容全部被速记下来。多年来，田川先生一直致力于缓和中日矛盾，并为此奔走于中日之间。当时，他已经75岁，那是他第14次来到中国，在战争中，民族仇恨刻骨铭心，唯有基督徒之间还能维持真正的友谊，他这两次来访让我倍受鼓舞。我被释放是一年半以后了，那时，我才知道他因为从事和平事业而受到了军方的严厉处罚，如今身无分文的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南京的一家医院里，于是，我想方设法将他送回了日本。

5.假新闻

战时新闻是沦为阶下囚那段日子里我们最感兴趣的，当时可以订阅两份报纸，一份是当地的英文日报，但内容极为匮乏，这表明了日军强大的控制能力；另一份是英文版的《大阪每日新闻》，这上面提供了很多东西。这张报纸是专门为中国读者精心编辑的，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出这样假的新闻。在每天晚饭前所谓的鸡尾酒会上，我们会聚在一起讨论当天的时事，当然，这样的酒会只是偶尔能够捧上一杯鸡尾酒或者别的饮料。《每日新闻》由一个人来阅读相关内容，其他人尽情评述，通常，这都是霍顿的事情。从霍顿家搬出来时，我们拿了很多书，这些书包括各种类型，一些精美的地图也派上了用场。德文版的《每日公报》在我们这里受到了尊重，因为其刊登的新闻基本属实。但是日文报刊已经到了离谱的程度。不过，不管他们如何胡乱写，都可以从中找到真实的蛛丝马迹。同盟国吃败仗的消息几乎填满了第一年，让我们感到雪上加霜的是轴心国报刊的欢天喜地。时至今日我还能记得，德国人在阿拉曼大败时，我犹如从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漫长的等待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最终，我们读到了同盟国扭转战事的新闻。直到那时，我们三个才松了一口气，对报纸的恐惧彻底消除，并期待着每一天都迎来新的消息。

在这种长时间的“训练”中，我们能够沿着日本假新闻的蛛丝马迹寻找真相。有一次，日本报纸上报道美军试图在太平洋某岛抢滩，可因为损失惨重只好撤回到海上，而后，美军发起攻击。至此，关于岛屿的消息就彻底在报纸上消失了，最后，一篇描述日本战斗机轰炸岛屿的消息突然冒了出来。凭此，我们判断出美军已经成功占领该岛。在这些假消息里，我们判断出轴心国面临的困难，比如他们缺少飞机燃油、货轮、食品等物资，并且，我们预计出不管美国的表现如何，德国和日本都无法坚持太长时间，最多4到6个月就会彻底投降。对于美国的生产力我们没有把握，直到有一天报纸上一个巨大的标题吸引了我们，该报引用美国报刊的话，提到与上个月相比美国飞机的产量下降了2%，只有7500架。我们惊叹于美国战时的生产力，这速度简直惊人。如果日本人看到下降2%很高兴，那么就让他们暂时高兴去吧。1945年春天时，《每日新闻》很久才送来一份，其内容也跟着大幅度缩水，直到停刊。我们当时戏谑地说，到底该为盟军将士高兴还是该为《每日新闻》停刊而叹息呢？

6.有条件的投降

日本内阁在德国战败后迅速洗牌，新的首相将近80岁高龄[73]，外相的年纪和首相的年纪差不多。毋庸置疑，日本已经开始转风向求和，但是他们用华丽的英文稿宣誓日本要加速战争，并且有这种潜力。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在那年5月份时，日本想通过苏联跟美国和解，如果苏联拒绝，那么他们就要找蒋介石来当中间人。果然，苏联人拒绝了日本的请求，而后，日本内阁便下达了释放我的法令，一个由两名外交官组成的使团在军队护送下，以帝国诏书的形式向我传达了这个消息，并敦请我立即前往重庆，游说蒋先生同意日方的请求。据闻，来使在抵达北京的这一路上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这也让我们坚信美国的封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实际上只需要几个小时的飞行旅程，他们足足用了两个礼拜才到达。当战斗机在空中被阻截后，他们乘船穿越了朝鲜海峡，在这期间他们差点成了两艘潜水艇、三艘巡洋舰的刀下魂，为了突破美军防线，他们可谓是绞尽了脑汁。而抵达北京后，新的麻烦又找上了他们——军队不想和解，没办法他们只好先去了南京，向日军总司令讨得准许。所有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军队要求参加谈判，但东京来使只想先放我出去，并让间谍远离我。真是不明白日本人的想法，在自己的祖国即将面临生灵涂炭时，他们居然还有心情因为威望问题吵个不停。

我是7月24日知道这件事的，一个守卫用极为平常的口吻询问我是否想见到傅先生，仿佛傅泾波每天都会来看我一样。很快，傅泾波真的到了，他的身边还有一位东京来的官员。在解释完自己的任务后，军警匆匆离开，傅泾波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顺便将各方面的局势也介绍了一番。当时那两位同伴并没有在场，所以我听完后就立刻进去了，免得他们等消息等得太久。我的两个同伴说，日军是用傅泾波来让我“尝到甜头”，进而强烈期望日方提出建议，日军一定以为，在这里关押已久的我已经一蹶不振。南京方面，两名外交官依旧和军方进行着激烈的辩论。傅泾波第一次来时，守卫还在房间里听我们的交谈，到了后来，守卫就再也不进来了。傅泾波领着日方负责人进来看我时，军方和外交官已经商议好了一切。我们三个人和他们两个人一起共进午餐。外交家川井先生毫不掩饰地对我说明了日本现在面临的困境，并声称日本要不惜任何代价来结束战争。我对他说起7月26日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会议上已经做出宣告，要求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而蒋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大会。而我或者别人，已经无法向他们提供任何帮助了，如果说能做什么，那也是劝天皇和新的内阁接受无条件投降，并能够压下军方可能会出现的顽强抵抗，要知道日本之所以被拽进深渊都是这些愚蠢的军人所为。川井先生非常赞同我的意见，并启程回国。

我们从《每日新闻》中推断的日本国内资源耗尽，和川井先生带给我们的消息相符。美国的参谋们如果意识到了这点，在雅尔塔会议上就没有必要敦促罗斯福总统让斯大林攻打日本。也正是因为这样，罗斯福总统答应了斯大林开出的条件，美国需要以中国为代价，在满洲问题上做出极大的让步。扎卡赖亚斯海军上将的消息要比军方的情报工作还要准确。将军通过对情报的分析，做出了和我们类似的结论。而雅尔塔会议的结果造成了后来中苏关系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的军事情报系统害的，和罗斯福总统脆弱的健康没有任何关系。

尾关[74]是川井先生的继任者，他在川井先生离开的第二天带着傅泾波和一位翻译来访。那位翻译的中文好得出奇，很少有日本人能够做到这样。在几个小时的谈话中，我们始终都保持着友好的气氛。这次会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初日本军人保持着东方人的矜持，并不愿意承认残酷的真相，随着谈话的进行，他濒临崩溃，并且承认了已经恶化的日本国内情况。最后，他泛着泪光道别后匆匆离开。

单独释放的要求被我拒绝了，如果其他两位同伴不能离开，我就不会离开。可是，这样的要求也要等东京许可后才能生效。自愿监禁的举动使我占了上风，一位拜访者轻而易举地冲破看守的阻挠进来看望我。对于我重获自由，这位中国拜访者显得非常高兴，随后，他盘问我与川井先生的对话结果，并且询问他会带怎样的报告回东京。由此我判断，这个人一定是日军特工，不然门口的看守不会轻而易举地放他进来。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还真是希望看守能够将来访者挡在门外。

7.释 放

一个又一个的大事件传入到我们的耳朵里，最初是原子弹投放到广岛，接着是苏军占领满洲，最后，天皇宣布正式投降（分别是8月9日、10日和11日）。8月16日，尾关上校和傅泾波又一次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我们即将被释放的消息。于是，我们马上请求能否允许瑞士和挪威的朋友前来拜访。预感到自己能得到许可的天使修女锡格娜·斯柯罗芙赛斯，在当天下午做了四个小蛋糕，来作为4点时下午茶的茶点，按照她的计划我们每人一个。可惜，她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我们只获准走到大门口同她讲话，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获得了殊荣。我只能在回来后向其他两人汇报，这位修女真实存在，并且和我们想的一样，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天使。当天，我们得到了另一位瑞士朋友的探望，虽然仅仅是短暂的几分钟。第二天上午，另一位朋友也来了。

广岛核爆后惨状

第二天下午，宪兵队总部忽然召唤我们。如果放在以前，我们一定又被吓得浑身颤抖，可在最近那一系列的大事件发生后，我们反而从容不迫了，并且觉得不会是太坏的消息。这段路算不上长，可是守卫却要护送我们坐车过去。进入司令部的接待室后，司令走了出来，他的身边跟着全副武装的手下。日本大使馆的两位翻译也同时在场。在正式宣布我们被释放之前，司令官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声称为我们带来了“不便”。听完这番话后，我们三个人勉强地用得体的语言回答了他，并且分别与他和他的下属握手，就这样，仪式结束了。很快，消息传开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被神秘关押的美国人终于被释放了。我们回去时，一大群人已经聚集在了那里，我们的一些中国朋友也在其中。大门敞开着，守卫站在一旁，任凭着人来人往。

日本投降仪式

奇怪的监禁终于在3年8个月零10天的时候结束了，在被关押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几乎对自由产生了绝望，我们以为不会再重见天日。直到今天，我们才能模糊地想出一个囚禁我们的原因。日军是不相信自己会失败的，可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将我抓了起来，万一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们就要我去做调停人和蒋介石谈判。而我的身体健康问题，就交给了霍顿大夫，那是他的职责。我和霍顿本来就是各自机构的领导者，鲍文则是第三名人质。事实上，对于我们三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中国终于摆脱了日本人的残暴压迫更重要了。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数以万计的人家破人亡、背井离乡，日军的侵略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无法磨灭的阴影。美国和其他国家也为此做出了努力，他们为了击垮邪恶的军国主义，牺牲了无数的生命和财产。

8.重生的燕大

这段时间我异常兴奋，因为终于可以重见天日和旧友重逢了，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每一个小细节都让我非常开心。我们三人曾经商议过获得自由后做的第一件事，我说我要好好洗个热水澡。而这个愿望最终得以实现，每天，我都将自己放在一个盛满泡沫的豪华浴盆中。北京的8月秋高气爽，风景秀丽。获得自由的我开着车到处游荡，池中盛开的莲花、重游的故地，都是我流连的风景，我像个孩子一样地欢喜。在被关押的孤独日子里，我曾经发誓，就算再唠叨的来访者，就算来再多的人，我也不会发出一句怨言。而在释放后的最初几天，我家里挤满了前来探望的客人，虽然我觉得他们很滑稽，但我还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誓言。

我同中方教职员见面是在释放后的第二天，直到那天我才惊奇地发现，这些人已经是燕大行政系统里仅有的人了。在我的建议下，他们将重新组合成立一个“校务长顾问委员会”。这些人全部遭受过日本人的拷打，但是他们拒绝同燕大断绝关系，没有一个人肯屈服。拥有这样睿智机敏、忠心耿耿的同事，是我的幸运。学校里的所有仪器设备都丢失了，并且战时学校被日军当作了军医院。于是，我马上提出恢复学校运作，可我的同事们早已经将一切规划好。我们做好了招收400名新生的准备，正式的开学典礼将在“双十节”那天举行。尽管我的计划被朋友们认为是无法完成的，尽管就连我们这些人的心里也没底，可大家信心饱满、众志成城，最后竟然完成了目标！

司徒雷登与友人们在燕大

按照计划，开学典礼像以前一样精彩。但是，那天却是政府接受日本正式投降举行仪式的日子，我们典礼的主发言人和所有的达官显贵一样，都要去参加日军投降仪式。最初，我们十分失望，可后来我们安慰自己，这也算是诸多典礼上的一道里程碑。上午10点，仪式正式举行，10月10日10点，加起来就是“三十”，最鼓舞人心的是典礼上的发言。洪业教授登台演讲，他曾经发誓，在日军撤离之前他不会再登台发言。如今站在大家面前的他，用一篇慷慨激昂的讲话赢得了满堂彩。天空湛蓝，晴空万里，我们的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4年来，日本人弹冠相庆声称“燕大已死”，而从今天开始，我们终于走出了那恐怖的生活，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9.感染“重庆咳”

我获释的时间是8月17日，在被释放不到两周之后，我登上了飞往重庆的美国军机。第一批军方使团已经抵达北京，在我提出去重庆后，负责人帮我安排好了一切。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实际的旅途会特别麻烦。首先，我们需要到昆明接受“处理”，这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到在人的身上使用这个词。在一所宽敞的美国医院，几百名来自太平洋区域的美国人都来到这里接受处理，而后才能被送回美国。我立即提出抗议，因为我只是去重庆而不是回美国，并不会将传染病或者害虫带回到美国。不过，我并没有因此获得特殊对待，他们反而将我看成了怪人。对我来说，刚刚从日军手中逃脱，又落入了美国人的魔爪，而和我同行的傅泾波也没能逃过处理。幸而处理的效率还算高，并且工作人员都很有礼貌，这才不至于让已经耽误了行程的我太过恼火。

抵达重庆是在9月1日，而重庆刚好有三天大庆，这是第一天。第二天，蒋介石召开了外交招待会，我在会上遇到了不少老友，出席会议的还有赫尔利大使，他站在蒋介石身旁。在这之前，他坐着自己的飞机去了延安，将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接了过来。在人群中看到我时，毛泽东走了过来，他对我说，延安有很多燕大毕业的学生在工作。我微笑着回答他，只希望他们没有给燕大丢脸。几天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我和傅泾波共进午餐，年轻的学生在一旁端茶倒水。当时我根本没有预知到，在未来不到一年，在由马歇尔将军组织的和平谈判的会议桌上，作为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的周恩来先生会和我进行频繁的接触。

抵达重庆不久后，我忽然得了重感冒，那是因为温差太大的关系。而且，我还被传染上了当地常见的“重庆咳”，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被此困扰。不停的咳嗽令我晚上无法入睡，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个星期，直到后来回到北京才有所好转。这段痛苦的日子回想起来实在讽刺。当时，重庆是战时的首都，这里有我很多的朋友。三年来的与世隔绝，等我重见天日后，能够与形形色色的人接触，这一切让我欣喜若狂。我需要出席各种欢迎宴会并演讲。好不容易才能够和外界接触，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三年内世界格局的变化。这些活动令人向往，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参加，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被这该死的咳嗽折磨得浑身无力。虽然身体上是痛苦的，但精神上却沉浸在喜悦和激动中，实在太兴奋了。

在成都的两天，这一点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战争进行时，一群心系燕大的教师组成了流亡燕大。他们招收了400名学生，校舍是借来的，图书、科学仪器、课本和其他一切设施都没有，物资极度缺乏，能够体验这种窘境的只有从东部沿海逃离的教学机构和亲历战争的人。一所古色古香的孔庙，里面挤满了人和老鼠，那是男生宿舍。臭虫叮咬则是女生需要面临的最大问题，而这个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尽管面临困境，但是大家士气高昂。我扯着嗓子到处演讲，还得忍受咳嗽和疲劳过度的折磨。可是，对于我来说，经过了三年的监禁，能够再次亲眼看到同事和学生们克服困难的勇气，并且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真心欢迎，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在我回到重庆后，几百名燕大毕业生为我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他们选择的地点是一座坐落在悬崖边上的饭店，从饭店里就可以看到奔腾的河水。招待会开始后，不断有新的客人进来，到最后甚至连桌子都不够用了，忙碌的管理委员会无法招呼很多人，很多人都没有吃到饭。

多次顺延后，我坐上了飞机，后来我顺利抵达了山东潍县。这里关押了二战期间身在华北的所有英美人士。我没提前通知任何人，就从天而降。尽管对日本作战胜利是六个星期前的事情了，但这里仍旧关押着很多不幸的人。我很高兴在那里又见到了很多燕大的同事，以及我的朋友、熟人。我只在那里停留了24个小时，在这期间我对比了我们三人和关押在这里的人的处境。从物质上来说，我们优于他们，从居住到膳食再到服务，我们比他们舒服太多。这里空间拥挤狭窄，并且囚犯需要自己干活，三教九流全部挤在同一个屋檐下。而我们三个可以保留一部分隐私，日子过得也算悠闲，但是寂寞、单调，这里的人可以一起做饭、洗衣、清扫垃圾，并且组织了各种活动，比如宗教、社交、体育、教育等，他们每个人都有活动，都可以为之幸福地忙碌。

回到北京以后，我平生第一次完全服从大夫的命令，医生要求我不许见客人，时间不得少于三天，并且需要卧床休息、不许讲话、不许干活。

10.战后回到美国

释放后，我被燕大的纽约总部敦促回国商讨学校事宜，而我回去的交通工具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海军同意用飞机把我送回去。等我到了上海以后，管事的军官看到我一副病恹恹的模样，便马上建议我乘坐“医疗机”回去。他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直到把我送上飞机。飞机上满是担架，身边都是生病或者受伤的海军军人，由一名护士负责照顾。经过关岛时，我们停留了一天两夜。这期间，我和另一位乘客借到一辆吉普车，并开着车逛遍了关岛。这里的海军基地简直是庞然大物，令人惊叹万分。两座风景秀丽、管理完善的公墓令我钦佩，而岛上对当地人的福利政策也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日本人描述B-29战斗机的文字我曾经读过，而这次也有幸参观了实物。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享受着热带岛屿的风光，并畅快地游了一次泳。离开关岛后，我们又在珍珠港待了两天半，虽然十分不愿意，但我依旧被送到了病号房间里进行照顾，并且是被按在担架上抬下飞机，接着又被抬上救护车送进医院，回来时也是相同的程序。不过，我每次提出去海边看看的想法时，倒是都可以成功。刚好第二天是感恩节，檀香山的燕大毕业生举办了活动，这活动是专门为我举办的，这让我心里暖暖的。午饭是中式的，晚饭则是美国传统的感恩节大餐，我的面前是香喷喷的火鸡和全套配料。第三天，一个盛大宴会召开了，我那些在城里的朋友和他们的朋友前来看望我。一连几天都是山珍海味，我心中窃喜，我现在在尖端的海军医院，就算吃坏了肚子也不用怕。

归国的司徒雷登

我们的飞机在奥克兰机场着陆，按照程序我被送到橡丘医院，我被推到了一位大夫的面前。我对大夫说，接下来你想做什么？这位大夫十分纳闷：我看上去并不像“有恙”，为什么从上海到美国要坐海军航空运输处（Naval Air Transport Service, NATS）的飞机。在知道我想尽快赶到纽约后，他和同事商量，既然NATS已经帮忙，不如好人做到底。没想到在空中遇到了气流，飞机如同一叶扁舟在惊涛骇浪里闯荡，我当时十分担忧，是不是一切都会在这次旅途中结束？现在回忆起来，在这一次飞越大洋的旅途中，真的要感谢NATS士官的照顾，他们无微不至、彬彬有礼。实际上，我能接触到的美国军人都是如此。我曾经在昆明医院里问过一个护士，是不是在当兵前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训，护士十分茫然，不知道为何我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抵达纽约后，我和董事会成员、其他好友在燕大总部重逢，打开朋友们寄来的信，我激动万分。这也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我们三个人在被无故囚禁时让多少人担心，而营救我们又让美国国务院付出了多少努力。

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大学缺少资金，日本人造成的破坏要修补，当时的教育活动也需要资金支持。不过，大家想法一致，不能够下作地利用别人的同情心敛财。而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公开演讲也不适合现在的我。所以，我十分轻松、愉快地完成了这一次穿越全国的“宣传活动”。通常，荣誉嘉宾这个身份是我出席午餐会、晚宴和招待会的最好挡箭牌，我不想因为赤裸裸地要钱而弄得大家太尴尬。

唯一的遗憾是，很多我的亲密朋友都在南方，这次没有来得及聚一聚。我到过最远的南方是华盛顿，在圣诞节时我的弟弟和我的儿子赶来与我一同过。我的儿子在我每次回到祖国时，都会从温切斯特教区过来，充当我的司机带我到处拜访。

第九章  入住使馆

1.将军落空的愿望

在我抵达纽约不久后从华盛顿传来了消息，乔治·马歇尔将军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特使，去中国磋商战后方案，其目的是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斗。1945年12月15日，总统正式宣告了这个决定。马歇尔将军夫妇刚刚在弗吉尼亚州的里斯堡买下了一栋房子，那是一栋别致的农舍，将军打算在此安度晚年。可将军是一位真正的军人，一收到消息他马上做出了回应，放弃了家园准备奔赴前线，尽管在这之前中国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马歇尔

这次行动是战后国际关系的铺垫，虽然中国人素来讨厌外人介入内政，只要稍有帝国主义倾向就会奋起反抗。可是这一次，他们对马歇尔将军的介入并没有反抗，大概是因为这一决定有着崇高的目标，并且特使具有极高的威望。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一直试图营造一种“友邦援助”的氛围。一般来说，美国人做事通常都讲究一箭双雕，他们一方面有着真诚的目的性，另一方面又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他们效率极高、组织缜密。1月初，马歇尔将军来到中国，在他的帮助下，中国政府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下面的话都是对会议的描述和它之后发生的事情。将军有着极高的威望，而会议的目标也非常实际且崇高，各方坐下来在友好的氛围中制定了五个解决方案。国共两党的争端能否结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方案能否通过，如果方案通过，他们将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联合政府，而美国顾问则会帮助双方重组和训练军队。与会者都是诚心诚意签署协议的，虽然在某些细节和最终结果上双方都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共产党十分坦诚，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共产主义中国，可人民还没有做好进入共产主义的准备，他们需要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过渡，这些是这次会议后来他们讨论的内容。国民政府代表则不这样想，他们对共产党和其后台苏联存有疑心，表面上大家表现得心情爽朗，实际上，国民党始终保持着暧昧不明的态度，他们坚持反对同对手合作，他们认为对手十分阴险。马歇尔将军并没有在中国待太久，如果他能够坚持留在这里，同各方面继续协商，那么可能会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可是，3月初，在美国政府的召唤下，他回到了华盛顿，当他再次回到中国时已经是4月下旬了。

敌对双方新的一轮内战在将军离开后开始了，双方撕毁协议并且互相指责是对方先撕毁的，他们与协议背道而驰，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共产党进军中国东北，苏联给了他们规模可观的日军装备，而国民党索性抛弃了一切，马上对其采取了行动。疑心和仇恨迅速在双方之间蔓延开来，尔虞我诈使局势更加恶化。蒋介石自从1927年以后，就左右着中国的政治格局。而马歇尔将军用人格感化了他，他也认可政治协商会议的崇高目标，可他的骨子里并没有接受美国的建议。一旦离开会场，他就在亲信的花言巧语中迷失了自己。

而在这之前，这年的5月5日，蒋介石曾动过组织国民大会的心思，他欲推行宪法，在新的联合政府就职。可是，大会注定是失败的，因为他的意识存在尖锐的矛盾，所以，蒋介石最后宣布推迟大会。他认为自己单方面宣布这消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第一次确定会议时间时没有人反对，所以，这回理所当然也应该没有问题。可是共产党却对其进行了谴责，认为他违反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程序。共产党并没有发起正式抗议，而“指导委员会”如何决定进展外界也不得而知，不过，这个话题却成为了日后所有会议的热门话题。后来，共产党宣布，11月12号召开的国民大会并不是合法的，因为时间程序不合理，而且宪法通过后遭到了抵制。这件事告诉所有人，其实两个阵营所坚持的大多数问题并没有触及底线，只是双方非要坚持自己是正确的。马歇尔将军每天都需要和双方负责人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并接受他们的请求，他这样做是为了修补自己不在中国时造成的恶果。

2.南 京

1946年4月底前后，我从美国赶回上海，可我却因为各种原因被扣留了两周，而后我迫不及待地回到燕大，因为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我去处理。前来上海接我的傅泾波提醒我，是不是应该先去南京探望一下委员长？而在当时，一个普通平民并不能经常坐飞机，可铁路已经被切断了，并且南京城里无法找到住的地方，美国陆军顾问团占领了唯一的现代化旅馆。虽然困难重重，可我还是听从了傅泾波敏锐的政治直觉，就像是往常做的那样，没想到的是，我一生的轨迹就是在这一次经历中改变的。

与蒋介石的再次会面，让我觉得旅途的劳顿是值得的。去年9月时，我第一次见到他，而这一次他重返故都，我十分高兴。在谈话过程中，蒋介石提问我对当前局势的看法，我告诉他，美国报纸上的内容并不如实际情况那样严重。他问我能否给出建议，我想来想去告诉他，我想用最核心的问题来总结形势。应该再来一次革命，并且由他掀起，这次革命可以有助于内部改革。当年，他不畏艰难险阻地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这种豪情壮志应该再次发挥出来，这样才能够赢得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的信任。他可以利用这些人为他宣传，重拾民众的自信心，就像是抗战时那样，他会再次成为民族意志的象征。如果想得到一个好的结果，那么就需要实现“三民主义”的第三条宗旨：民生。蒋先生当时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而我后来才明白，他虽然认可，但是未必会去做。

在总统和蒋夫人的支持下，我拜访了马歇尔将军。我对这位战功卓越并且还能如此关心中国人命运的将军十分好奇，而将军却一定不知道我。约定好了见面日期后，我和他交谈了将近1个半小时。他向我提起了谈判，我听得入了神，并偶尔提出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最后，马歇尔将军告诉我，和我说起这么多事情，就是为了让我能帮助他。我对他保证，只要他需要我帮忙，我会随时回到南京。后来，他又找了我一两次。6月底，一个教育会议在上海召开，我恰巧参加。这期间，我与陈立夫先生见面，我们就共产党和相关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过去，马歇尔将军总称呼陈立夫先生为反动派头子，因为陈立夫先生并不希望和平对话这件事实现。

早年孙中山和蒋介石得到了陈立夫的兄长[75]和两人的叔父[76]的大力支持，这对孙先生和蒋先生来说是一份恩情。这份恩情给兄弟二人带来了高官厚禄，对于蒋介石两人也是忠心耿耿，蒋介石也在私下将两人当作亲侄子一样对待。陈氏兄弟聪明异常，他们对国民党绝对忠心，CC系或者二陈的称呼就是从两人的姓氏而来。虽然算不上帮派，但是二人提拔了诸多国民党官员，这些人控制了国家的命脉。两人对手下无微不至，这让他们在国民党内拥有了庞大的势力。他们的手下狗仗人势，到处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并且愚蠢地排挤异邦人士，可他们兄弟却忠心耿耿地跟随着蒋介石，为他清除党内敌人，压制外界的反对声音。

我捎了个口信给马歇尔将军，问他是否愿意听听陈立夫和我说过的话。将军马上回复了我，说只要我这边方便，他的飞机就会停在我家的门口。这件事情的结束充满了戏剧性。我们原计划6月29日周六下午抵达南京，国共制定的停战协议将会在第二天中午失效，新的协议却始终没有达成。委员长起草了一份正式通告，他放弃了谈判，准备进行战斗。马歇尔将军则告诉属下做好回国的准备。而我和陈立夫的谈话，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人能想得起来。错过了时机，我只好劝说将军要求委员长先静等停战协议失效后，再发布公告。果然，一切都如我所愿。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一面冷静地分析局势，一面记录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3.美国新驻华大使

我很想有个机会能让我离开，这样我就可以回到燕大解决战后遗留问题了。7月4日，一场盛大的招待会由美方召开，我并不想出现在公共场合，所以对去不去犹豫不决。最后，我无奈地穿上了正装，正在这时我收到了马歇尔将军的消息。他的私人飞机将于10点钟送我回北平，所以想请我9点钟过去，我松了一口气，招待会的问题解决了。我当时想，这次一定是他想找个机会来感谢我对他的帮助，哪知道我去了以后大吃一惊，因为他问我愿不愿意做美国的驻华大使。这个提案马上遭到了我的反对，要知道我已经老了，辞职信已经交给了大学。到了这个年纪，应该享受退休后的安逸时光才对，怎么可以接受这般艰巨的任务？再说了，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经过一大通的辩解后，将军对我说，这次任务艰巨，他希望我能够帮他。无奈，我只好对他说，这个位置我只任职一年，马歇尔将军非常高兴，并立即采取了行动。7月10日，我被总统推荐给参议院，参议院一致通过了这个决定。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况下，马歇尔将军不管想要什么，美国人都会给他。

回到燕大，我马上着手处理堆积的问题，不久之后，我出任大使的消息传到了燕大。知道我要离开燕大，反对的声浪连绵起伏。最后，同事们表示，只要我能够使内战不再继续，他们能够接受燕大失去我。随后，我向理事会提交了辞呈。理事会自然不会同意，但是最终他们以休假的名义批准我离开。随后我去了南京，为的是事先准备一下，一个月以后，我再次返回燕大处理余下的事情。

司徒雷登

牯岭是委员长和夫人选择的避暑胜地，马歇尔太太就居住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马歇尔将军来到牯岭，同行的还有我以及离任和上任的大使馆参赞们，我们去递交国书。我们当时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坐1个小时的飞机后，坐船渡过河去九江，然后坐车横穿平原，最后坐轿子到山上，这个过程要花费5个小时左右。仪式在走过漫长的山路后简化了。我私下里和委员长说，我并不会将自己看作是新任的美国大使，而是他的老朋友。

4.计划失败

为了躲避酷暑和南京那些没完没了的回忆，在那年夏天的时候，马歇尔将军来到牯岭和夫人团聚，大概有八九个周末，伉俪二人携手欣赏湖光山色。

我在回到南京后就投入到了会议中，马歇尔将军有时也一同参加，但是他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在和共产党代表或者各界人士交谈。周恩来是共产党方面的领导，他毕业于南开中学，并且去法国留过学。他十分聪明，并且拥有迷人的魅力。我在同他或同其他人的谈话里发现，原来大家无法走出对彼此的猜疑，只要能够解决其中的两三个悬而未决的难点，就可以将双方推到政治协商会议的解决方案上。由于周恩来的一句话，我提出了一个建议，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各出两个人，加上我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由我来负责调解。双方可以不用做出任何承诺，坐在一起只是为了商讨那些问题。后来，我们被称为“五人小组”。

关于这个建议，周恩来真诚地表示接纳，我们似乎看到了光明。于是，我向马歇尔将军申请，下次我陪着他一起去牯岭，以便向委员长汇报。再次前往庐山的消息立即被传开，仿佛是一颗炸弹一样扔进了中国新闻界，20多个记者驻守在山上，寻找着和平谈判的蛛丝马迹。说来也巧，那天我拉肚子，从炎热的平原到了清爽的山顶，我又受了风寒。从委员长的私人秘书沈昌焕先生（他也是燕京大学毕业生）那里出来后，我就开始卧床不起，本来准备去和马歇尔将军共进午餐，可是躺在床上实在头晕得无法起床。将军知道消息后前来探望，亲自把我扶上了床。委员长派来了他的私人医生，守候已久的记者在医生模棱两可的回答后炸开了锅。随后我接到了委员长的严格命令，他命令我必须卧床休养，在我康复之前他不准备接见我。记者们没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政治上的新闻，我的病情就成了他们大做文章的线索。这些记者连蒋夫人和马歇尔太太送来补品这种事情都不放过，并且越传越夸张。这时我接到了一封美国亲戚的信，信中这位亲戚担心得要命，直到广播里公布我已经脱离危险后，他才放下了心。

几天后，在委员长的准许下，我去拜访了他，我将成立非正式委员会的构想陈述给他。蒋介石同意了我的构想，可是，他却为会议召开提出了一些条件。第二天，我回到南京，周恩来与他的同伴在当晚开了5个小时的会。当我提出委员长开出的条件后，几分钟内周先生一言不发，他身子向前倾，头垂着，显得十分忧伤。这样的情况我碰到过几次，在曙光出现前，只要有一方屈服于怀疑、恐惧、矛盾的利益、意识形态等诸多绊脚石，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艰难。以我的谈判经验来判断，不论两方的动机如何，如果共产党想要联合，就必须屈从于委员长开出的条件。国民党的态度比共产党更加犹豫。我一辈子和无数人打过交道，国共双方这样彼此戒备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我又进行了几次会谈，对象是周恩来和预备加入非正式小组的成员，偶尔我还得和国民党那边指派的人谈话。委员长有权提前制定条件这件事周恩来不肯接受，他留下同伴继续周旋，自己则去了上海。

我和马歇尔将军在这时发表了一篇联合宣言，双方不肯妥协的态度和极重的疑心是谈判停滞不前的根本。那个非正式小组也从来没有进行过正式会议，也许，这就是双方决裂的开始。真正引起国共撕破脸的是年底发生的两起事件：10月11日，喀拉干[77]被国民党军队攻陷，11月15日，国民大会召开。这两件事浓缩了那个时代，国共的矛盾也在这两件事里被折射出来，而双方的精神和感情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5.通过新宪法

1945年年底，委员长单方面宣布，国民大会将于1946年5月5日召开并通过新宪法，共产党在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同意了这个安排。时间一天天临近，战事再次爆发，正在运作的政治协商会议指导委员会得到委员长的通知，决定延迟会议，并且公开宣布了这一消息。事后，共产党声称抗议过蒋介石的单方面要求，而蒋介石却说，在他的印象里共产党只问了几个问题，并且这次会议没有记录下来。因此，蒋介石依旧可以行使过去的权力，并且在会议期间他的权力也得到了默认。他将国民大会的召开时间推迟到了11月12日，这一天是孙中山先生的生日。而共产党却认为，蒋介石独断专行、无视协议。共产党认为，指导委员会既然存在，就一定要处理这种事。

国民党军队逼近喀拉干会合，战事对国民党军队极为有利。共产党在北平西北方的战略要地就是喀拉干，这个地方是北平的大门。周恩来和他留在南京的同伴告知我们，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说，他们真心希望避免这场灾难。我和马歇尔将军为此竭尽全力，最后，我们争取到了一个10天的休战期，我们劝说委员长可以接受对方也能接受的条件。终于，这个任务完成了，可是周恩来却没有被我们劝回来。马歇尔将军亲自去上海接他。我们承诺，这次不需要双方有什么妥协，只希望他们能够答应重新开启谈判。如果成功，国民党军队将停止前行。会谈多耽误一天，喀拉干就多面临一分危险。而对此，共产党提出了反对：“时间短暂，不敢信任委员长。”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异议。

喀拉干在10月11日被攻破，这就意味着我和马歇尔将军再一次遭到了失败。最为讽刺的是，下个月的今天国民大会就要召开。所有代表会提前一个月收到召集函，这是规定。而同时发生的这两件事，让双方陷入了不可挽回的结局。共产党认为国民大会日期确定程序有误，所以它是非法的，在这种大会上通过的任何新宪法都是应该抵制的。周恩来让其他人驻守南京，自己则回到了延安。虽然我们依旧进行着频繁的见面，但是都是在非正式场合下，事实上，这对已经恶化的形势起不到任何作用。

从5月5日改到11月12日，国民大会之所以修改日期，也是希望共产党能够出席。可是，对于这次制宪大会共产党丝毫提不起兴趣，组合成一个联合政府才是共产党所希望的，国务院的40个席位中，共产党希望他们和其盟友（如中国民主同盟和郭沫若等无党派人士）能够占据14个席位。可要知道，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只有在国务院40位成员中的三分之二投票过后，才可以开始行动，27票可以决定一切法律，如果共产党拥有14个席位，那就意味着一切法令共产党都有否决权。国民政府只同意给共产党13个席位，这就是共产党拒绝参加国民大会、拒绝加入联合政府的主要原因。11月11日，为了等候共产党做出是否出席的决定，国民大会被迫再次推迟三天。大会在15日召开，在选举55名成员组成主席团时，预留了9个席位给共产党，但是共产党的代表一直未出席。

委员长向大会提交了宪法草案，在这之前的政治协商会议中，这个方案在一个各方出席的会议上得到了一致通过。这份方案体现了委员长本人的思想进步，因为这比10年前准备的那份还要民主。而国民党内部则有极端分子强烈反对偏左的条款，他们认为应该回到保守的路线上，所以这些条案应该得到修正。如果不是委员长下定决心，这部宪法根本不能在国民大会上通过。这些顽固派接到委员长的最后通牒，要么离开，要么听话。最终，这些人妥协了，遵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委员长立刻召见了我，他和我说，一定会安全通过宪法的，请我不必担心。

这里引用一段马歇尔将军的话，这段话是将军在1947年1月7日公告中的原话：“事实上，国民大会采纳的民主宪法之所有主要特质，都符合去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原则。”

6.被泼冷水

在这里我记录下同共产党代表团几个月的接触情况，为的只是阐述从那以后，我们美国人对于共产党的目标、策略和自称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的了解。前面所述，共产党极为坦诚，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可要想实现这个理想，人民就必须要有一定的素质，所以要经历一段“初等教化期”。共产党也准备好了要加入联合政府，但是必须在民主宪法之下，而这个阶段则是共产主义的垫脚石。不过，他们遇到了困难，那就是他们担心不久之后会被消灭掉，所以，他们需要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来保护自己，他们对政府丝毫不信任。事实上，国共双方的主要领导人在过去25年里从未换过。中国是个极为注重人际关系的国家，这点障碍也造成了双方无法和解。

就我而言，武装冲突结束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心里都清楚，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武力。就算一方打赢了另一方，这也并不是真正的结局。美国为双方军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美国人可以帮助他们重组和裁军，又可以保证双方不会偷袭彼此，减少军费进程也可以就此启动。这样，就算联合政府闹得不成样子，也只能在政治舞台上，这样就可以避免流血冲突和经济崩溃。

圣诞节以宪法通过收尾，在这之前的六个月内，没有尽头的会议将我们淹没。我们需要提出建议，然后听取他们反驳，一方面帮助蒋介石起草公告，一方面努力将战争结束。一方面激情澎湃，一方面怒火中烧，第三方也被波及。到最后，周恩来极为愤怒，委员长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马歇尔将军也处在了愤怒的边缘，几次都差点要求杜鲁门总统将他召唤回去。希望破灭之时，又有新的希望重新燃起，但是最终却躲不过冷水一盆。到12月底，美国人彻底失败，又有其他“第三方”领导人取代我们的位置进行调解，我们立即撤出，并真心希望中国人能够自己调解成功，可是，不到一个月，连他们也放弃了。

从初夏走到深秋，这半年里，公众焦急地期待着和平的消息。无数的中国记者跟在与会者的身后，他们试图从这些人的一举一动中找到蛛丝马迹。一般来说，我都会在晚饭前拜访马歇尔将军，在每天没完没了的会议后，吃过晚饭后看一部电影是唯一的消遣。每次，我都会陪他一起看。甚至有一次我们还引起了中国报纸的猜想：这两个人一定在商议大事，不然不会5点半进门，11点后才离开。

7.拜谢同仁

我的主要职责是进行和平谈判，这是我出任大使时的明确规定。巴特沃斯在我上任后，以公使参赞的身份被派到了南京大使馆。他是个处理行政问题的高手，后来，他去了国务院远东事务办公室。刘易斯·克拉克接替了他，他也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并且为人和善。我几乎没有去学大使馆的日常业务，多亏了这些训练有素的手下。我对外交一无所知，遇到“机密”文件都是他们来帮我解读。他们教我如何在正式晚宴上就座，并带我熟悉一切外交常识。巴特沃斯夫人、克拉克夫人、其他员工的家眷，以及使馆的全体员工，我需要感谢他们，因为是他们照顾了我这个鳏夫的生活，他们把我当家人一样。

赴任前，中美协会召开了一个告别会。在进行例行致辞时，我的好友胡适博士忽然出现在了我的视线里，于是，我即兴比较了一下两个人的处境。他现在回到北平做了大学校长，并且已经辞去了大使这个职务。但是我呢，我要离开这座世界上最可爱的城市，放弃这份工作，去波澜壮阔的未来闯一闯，并且和胡适博士擦肩而过。

8.得到中美两国民众认可的大使

令我吃惊的是，对于我出任大使这个决定外界的反应很正面。在我的预计里，中国民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想不到的是，报纸以及社会上的其他声音也一致赞同。在这里，几乎所有的高官都是我的朋友，就算不是朋友也是熟人，新的职位并没有影响我与他们的关系。我对于中国教育做出的贡献，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支持和同情，大家都是知道的。其实，我早已经被很多中国人当成了自己人。

而美国那边则让我没信心，东方传教士和非传教阵营一直都保持着疏远的关系。因为身处异国，彼此眼中对方的负面都被无限扩大，而经济生活标准和社会风俗则让这个矛盾进一步加深。也许我的上任会引来商业界的不满，我对商业一窍不通，并且也没兴趣，他们对传教士向来有成见，我们在他们眼中是宗教狂热分子，并且对中国人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感情。

担任大使的司徒雷登

庆幸的是，美孚石油和英美烟草早已经在内陆经商，而教会也在内陆传教。如果美国民众也感兴趣的话，他们可以像提出异议的专栏作家那样，好奇于为何“一个老态龙钟的传教士”会被美国政府派来做大使。也许是大家把我保护了起来，在华的不管任何行业的美国人对我都非常友善，美国方面传来的评论也不至于太过难看。于是，我顺利适应了环境变化。我之前过着朴素的生活，而如今生活方式、工资报酬、名望威严都有了变化。过去，宗教和世俗的区别，在我看来是需要以是否参加宗教活动、不吸烟喝酒来决定的，但是现在却成了生活质量上的变化：言行举止是善是恶，是否为神所接受，是否伤害他人，生活质量成了试金石。不过，我始终都要对自己忠实，正如莎士比亚所说：“就像黑夜跟随白昼，他也不会欺骗他人。”[78]

第十章  希望破灭

1.归 去

马歇尔将军用一整年的时间试图帮助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这个饱受摧残的民族应该接受和平、繁荣和民主。马歇尔将军彬彬有礼，耐心细致，睿智机敏，坚韧不拔，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友好和关心，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便是在会议停止的最后两个月，我们也在不断地和共产党代表沟通，希望能够达成共识。可惜，马歇尔将军不得不面临失败的结局，他打算在新年后回到美国去。

杜鲁门

1947年1月6日，马歇尔将军接到杜鲁门总统的正式诏令，回国接替贝尔纳斯担任国务卿。那天下午，我们拜访了委员长，并告知他，再过一天将军就走了，但是并没有向他泄露将军的新职务。委员长很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对雅尔塔协议的不满——中国没有参与制定，吃了大亏。虽然他本人能够原谅造成这样结果的人，但是中华民族对此深恶痛绝，他希望杜鲁门总统能够感同身受。后来，他询问将军是否愿意回到中国做他本人的最高顾问。蒋夫人负责会议期间大部分的翻译工作。四人同意第二天下午再见面，为将军举行告别晚宴。

委员长在最后一次见面时异常激动。他再次邀请将军出任最高顾问，继续为中国效力。委员长十分诚恳，并保证交出自己所有的权力，全心全意合作。他对将军说，留下来协助他将中国建设成为中美都期盼的梦想国家，对双方来说，没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事了。按照委员长的说法，他亲手创立的陆军顾问团将由将军负责，此外还让将军管理政府中的一群美国顾问。对此，马歇尔将军深受感动，但是因为国事原因，他只能深表谢意，并且感谢委员长提供的宝贵机会，他告诉委员长他会在有时间时仔细考虑。

在回去的路上，将军请我一有机会就向委员长解释为什么不能接受他的邀请。第二天，包括委员长和蒋夫人在内的很多人为将军及夫人送行，这其中也有中共代表。在众人的注目下，将军离开了中华大地。他离开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失落中。不过一想到他在华盛顿已经担任新的职务，并且我们的关系一如既往，我的心情总算好了一些。

2.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马歇尔将军在辞行那天上午向我咨询：和平谈判现在已经破裂，美国对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我回答他，有三条路线：一、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尤其是在提供军事建议方面，制订计划推动改革，每一个阶段按改革进度提供资金；二、美方不制定任何明确政策，袖手旁观，等待时机出现，即持观望策略；三、从中国内部事务中完全撤出。我对他讲，我本人最支持第一条路线，如果从后面两条里选，我选择第三条。

他沉默许久，而后告诉我，他基本同意我的看法，并能够理解我的“补偿政策”。

3.解说“三条路线”

在这里，我详细解释一下三条路线。

制定国家政策时，本国利益乃是基础。多年以来，我们美国人始终坚持认为：中国能够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统一、进步的国家，政府得到人们的拥护，对美国始终友好，对太平洋地区起到稳定的作用，这对美国来说是最重要的。之所以被迫和日本开战，也是考虑到了这个原因。在和日本的交战中，中国接受了美国海量的金钱和物资，并且我们在这个地区也有人员伤亡，这就让美国对中国的未来更加关注。以小博大，这无疑是“赚钱生意”。

美国在二战期间是中国的盟友，并且积极参与中国事务。为了中国的和平，赫尔利大使和马歇尔将军做出了不懈努力。很早以前，美国人就卷入了中国事务，美国人不应该逃避责任，而应该帮助中国人结束内战。

我希望美国能够向中国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特别是以技术建议这种形式支持，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帮助国民党夺回长江以北的土地，这样中国民众就可以在政治和经济上恢复信心，并进行地方行政上的改革。当时，我还构想搭建几条铁路，从南京到天津，从奉天到北平，如果再延续下去还可以到东北，其中一条线穿过山东省到达青岛，铁路尽可能地与东西走向的陇海线连接起来。这个构想并不主要是为了打击共产党，而是要将共产党遏制住，救民于水火之中，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可以缓解守卫漫长前线的压力。这样可以把国共双方的敌对情绪转移到和平竞争上，双方为各自区域的民众谋求福利，最后看哪种制度可以获胜。马歇尔将军听完了我的想法，我对他说任务到最后一定能成功。可今天看来，那时的我对共产党的目的和竞争手段都缺乏清醒的认识，到最后，只是空欢喜一场。不过，那时的我却看到了形势在往和平的方向发展着。

如果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补偿”政策，我将更倾向于政治方面全面撤出中国，仅保留正常的外交关系。只要国内的内战不停，至少在两方进行纯边境防御之前，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经济复兴和货币稳定都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战争款项占据每年预算的8%，支出通常是收入的三四倍。交通、生产等完全陷入瘫痪状态。因为不是军国主义入侵，所以要提前完成任务，加速平息武装暴力冲突，早日休战。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大家都渴望和平，他们都只是默默承受痛苦的劳苦大众中的一员。他们并不是党派的党员，而是渴望过上自己的生活，拒绝政府干涉和镇压的中国人。没人喜欢驻扎在这里的陆海军顾问团，援助在中国人的翘首期盼中落空。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对于中国的时局也只有帮倒忙的份儿。我们被政府首脑指责甩手不管，而共产党则指责我们党同伐异，我们还被为劳苦人民奔走的知识分子指责成具有帝国主义野心。

为什么我希望美国对华提供军事建议，在这里我需要做出解释。从20世纪初开始，一个又一个不同的革命浪潮在中国进行着，在抵抗外强侵略的同时，新的观念、知识、政治制度、科学知识和社会结构不断在这个国家里建立，并且在日军侵华之前达到了顶峰。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家承载了众多新的思想，可是，军事理论还在缓慢地吸收着现代战争的理念。虽然中国领导人掌握了现代军事学，可旧的人际政治关系和根深蒂固的习俗却制约了他们的发展，使得他们不能客观冷静地遵守战事准则。机械正在慢慢地吸引中国人，中国人组织了史无前例的集体行动，他们慢慢脱离了旧时的忠孝节义、面子文化和一团和气的人际交往习俗，并且逐渐将崇高的理想放在了第一位。在当时，就连美国人都觉得物流学这个词语十分新奇，更别说是中国的策略家了。客观现实摆在眼前，这也让我不得不强调中国需要军事建议，而值得庆幸的是，美国恰好有这个能力和义务提供帮助。这样说并不是说中国人低人一等，也不是说美国人高人一头。

而反对者则指出，中国人并不习惯接受忠告，有时甚至会反感。对于这种情况，我有两点要说明：一、中国人注重理解，这是他们的道德观所致，在他们看来，做出忠告是要讲究方式和利益的。中国的圣人孟子就曾经对不食嗟来之食的乞丐给予了高度赞扬。二、美国政府提供军事顾问，而军事顾问要向美国负责，政府提供物资援助时要看中国的表现。而这些军事顾问的地位高高在上，所以不太“平易近人”。

另外一点，我这个人也算是一个对教育忠心耿耿的教育家，在我看来，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属于一个教育过程，以邻国的精神帮助中国逐渐适应现代国际环境，其实，我们的优势只是比他们起步早一点而已，并且我们没有赶上像中国一样动荡的年代。我在中国这一生的经验告诉我，只要肯学，聪明的中国人都可以学好，如果美国可以诚心帮忙、虚心给予，中国人必将感谢这样的教育，试问，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欣慰的呢？

4.派 别

美国对华政策在1947年间一直摇摆不定，主要有三个理由：

一、欧洲战后的局势十分恶劣，因此美国需要立刻采取行动。如果从全球和平战略的角度去分析，这种情况不可避免，而美国先考虑欧洲也是为了对中国更加有利。

二、援助中国会给美国带来真正的危险，这是一些美国人所担忧的。因为对华的有效援助，特别是那些可能影响到战略和决策的建议，都可能让美国卷入到中国内务中，并且越陷越深。这样的举动可能会招致中国人的反感，甚至可能会遭到全国抵抗，这会让事态更加混乱。而其他强国也可能会报复我们的对话援助，美国在其他地区履行的义务可能都会受到损害。

三、一直以来，美国政府和人民都在敦促中国政府改革，我们提供援助的前提是，国民政府展现出更让人放心的迹象，至少表明他们愿意改革，并且真正实施了改革方案。如果国民政府没有这个能力改善业绩，美国人认为，他们就没有能力用我们的援助造福全国人民。

在马歇尔将军离开后的那一年里，我每天都需要接待络绎不绝的访客。一些人想从我这里打探出美国对华的政策，还有一些人希望我能够影响对华政策。及时充分的援助是政府官员和政府支持者迫切希望得到的，并且援助的形式最好是贷款和赠款的形式。最初几个月，每次与委员长见面时，他都急切地想知道华盛顿是否有了新的消息。这让我很为难，美国政府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让我不知道如何向他解释。

某一个时期，一个经常批评政府的非共产党组织对我们的援助非常抵制，而美国人的口袋继续为这个腐败的政府打开。事实上，他们对实际情况并不了解，我们并没有给国民政府太多钱，那些都是激进派政治宣传的误导，以及报纸上那些流言，让美国政府看上去提供了大量援助而已。最可悲的要数那些同极端保守分子抗衡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要求寻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听说，当时全国有70多个小党派，这些党派主要是由大学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聪明过人同时爱国心切，但是极为幼稚，根本无法与圆滑的政客抗衡。他们没有聚沙成塔的组织力，根本不可能汇聚成一个大组织，无法产生影响力。有人说，这些自由派不可能成器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自由派。用另一种方法表达，就是自由主义者身上充满了个人主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身上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思想特征造成的。另一个困难是缺钱，想要找一个既提供资金又可以不损害他们理想社会的方法是根本不可能的。最艰难的是，他们害怕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政府不喜欢独立的政治活动，所以，这些人可能会被定性为共产党间谍，或者是煽动群众的左倾分子。

国民政府的局势越来越严峻，这都是军事上的失利、经济上的萧条以及民众心中万分沮丧造成的。

5.来去匆匆的魏德迈使团

1947年夏，魏德迈使团来到了中国，他们在中国停留了一个月，在朝鲜待了两周。阿尔伯特·魏德迈[79]将军在此后被任命为大使级特使，一队专家和秘书在他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中国。史迪威[80]将军应召回国，由魏德迈将军接替他的职位，出任参谋长，为委员长出谋划策。魏德迈将军拥有过人的机敏、犀利的洞察力和卓越的军事才能，所以，该职位非他莫属。一个公告之后，他就忽然上任了，并且没有任何解释。他们出发前发了一个简单的消息给我，告诉我通知委员长，没有其他的协商程序。

夏日毒辣的阳光笼罩着大地，这一天使团抵达南京。酷暑之下，使团到处走访，搜集资料。后来，他们抵达夏威夷一处安静的住所，整理和评估之前的情报。他们搜集了海量的信息，美国人一向简单和高效，他们很快完成了调查报告，但是，该报告从未完整地公布过，不过，在后来魏德迈将军在国会的证词中，我能推断出一些蛛丝马迹。在此之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转变，不知道使团从中起到了何种作用。在使团离开之前发生了一件事，两国文化的迥异从中美双方不同的态度中可见一斑。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委员长欲在使团回程前一晚举行宴会，但特使提议不要举办晚宴，而是给他一个机会对政府领导人当众讲话。这是一个由40人组成的小型会议，地点是在委员长的公馆内。在此之前，魏德迈将军打印好了演讲稿，这是一份措辞谨慎、诚恳坦白的演讲稿，主要内容是政府存在的各种弊端。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美国人的责任感，希望能够以此刺激当局进行改革，帮助中国获得援助。

而东方文化的特质也在中方的反应中体现了出来，客人怎么可以公开批评主人？这种行为是破坏中国人礼节的。将军那些话在私下里说说倒还无妨，拿到大庭广众之下，让人情何以堪？在此之后，媒体进行了恶意炒作，将军的讲话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并且当场就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失声痛哭。虽然，将军讲的是实情，并且与会者也没有怀疑他的好心。时间长了，理智占据了上风。后来他又发表了一篇措辞缓和的文章，这才将矛盾化解了一些。

对于使团，我和中国人一样充满了希望后无比失望，但我依旧珍惜魏德迈和我的个人友谊。道德高尚的他，代表了美国对华的亲善和友好，同时他也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整个团队都被他谦和的态度和建设性的精神所感染。此次，使团来华的目的非常明确，只是为了收集事实数据，而中国人却十分不解，此番收集数据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为何他们要多此一举？而大使馆的人也一头雾水，我们有一套专门的情报系统，领事馆的网络也十分健全，华盛顿方面又为何特意派出一队专家来补充工作？他们的速度像是闪电一样。而令美国民众好奇的则是，该使团来华耗资无数，形式隆重，却没有完整公开过报告。

蒲立特[81]先生在魏德迈使团在华停留期间来到中国，他一到来消息就散布在了中国的各大报纸上，那是因为他是美国对华提供大量军事和财物援助的支持者，也是在这以后，《生活》杂志才开始将此事报道出来。这个阵营里很快又融入了周以德博士，他想要回到中国事务的舞台上。他拥有极富煽动性的思想和卓越超群的口才，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在各地发表演讲，他的想法和蒲立特是一样的。

6.学生的运动浪潮

国民政府接受了马歇尔将军的敦促，虽然与共产党的联合政府计划已经流产，此时，政府试图扩大执政基础。国民党经过多次磋商后，在春天时给了两个小党一些部委的职务，只不过，这个举措并没有取得多大成效。小党派成员希望能够谋求一官半职，就像是我们美国政客欲凭借政治权利中饱私囊一样，国民党官员比新上任的部长和属下差不到哪儿去。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为私人钱财考虑，这才是隐藏在中国政治下的真正问题。

种种改革举措，实际上基本没有实现。人民无暇顾及国家大事，那是因为物资极度匮乏，士气低落，生存成了大问题。全国因为经济、军事和心理上的压力面临瘫痪。政府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一样，要想恢复健康需要一剂强劲的补药。当局在民众心里的可信度持续下降，政府各个阶层都渗入了怀疑情绪。频繁爆发的学生运动，加剧了民众对社会的不满。全国都在蔓延着反美情绪，美国人成了民众眼中阻止共产党推翻腐败政府的黑手。愤怒的学生非要把小事变大。由此可见，民众对于政府的愤怒之情。

中国的学生是最好的晴雨表。学生是一个高度敏感的团体，他们不会像社会上的人那样顾虑重重。学生的爱国情绪激昂，而狡猾的政客很容易利用学生良好的动机，学生在1947年到1948年间越来越难以控制，那是因为这期间的政治问题接连不断，物价疯狂上涨和生活费用急剧飙升。伙食暴乱是最明显的，在日军侵华期间，逃亡内陆的大学生可以得到政府发放的补贴，虽然如此，但是生活依旧异常艰苦，可是，他们自愿忍受。抗战胜利后，公立学府的学子依旧可以得到伙食和其他一切日常必需品的补贴，可是吃的越来越少，伙食也越来越差。政府和平谈判毫无进展和无法改善民众生活，这是学生指责的两点问题。抗击日本是抵抗外敌，而和共产党的战争是内战，根本无法激起学生的爱国情怀。社会主义更让他们同情，而当局被很多人看成是无可救药的反动派。学生群体之间弥散着沮丧、绝望的心态。衣服、取暖、课本、实验器材、课程质量和毕业生就业问题，这一切都和那糟糕的饮食一样，让人惨不忍睹。教师、政府公务员也过得十分凄惨。自由职业的苦力和工匠反而比知识分子过得还要好，因为他们可以抬高价格，能够让自己吃饱去干活。社会生活标准几乎就体现在这些人的身上。

就算是一个最为理想主义的学生，也需要面临生存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比国家大事和意识形态纠纷更为重要。一些人没有闲心去考虑政府倒台会怎样，他们也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

7.荣誉市民

在这动荡不安的时局中，我还真正高兴了一次。我被杭州市长邀请去参加一个纪念我在杭州出生的仪式。这个招待会非常正式，宴会采取了所有正规礼节。政府、民间、教育机构的很多老朋友都真诚地希望我故地重游。虽然我并没有将这次喜事看作是对我个人的敬重，但是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真挚友谊的体现，就算日后中美关系有所摩擦，这样的友谊也绝不会被摧毁。最后，让我感动万分的是，市长授予了我杭州荣誉市民的称号。

8.农 民

美国的援助计划始终都在被中国的报纸盘算着，而在美国国内，这个话题也在国会商讨后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1948年的头几个月，议员还在为这件事争吵不休。中国报纸将整件事做了详细报道，当然，这其中还伴随着各种毫无根据的谣言。对于这件事，公众也十分关心，全国上下都在讨论这件事。最终，国会通过了4亿美元的援助，可各方的表现不尽相同。中国政府和它的支持者们表示感激万分，可这点钱是否够用也是他们担心的。共产党方面，他们需要将自己的胜利时间表拉长。而在知识分子看来，这意味着国民的苦难会加深，和平的日子又被推迟，这让他们感到沮丧。

美国经合总署中国分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E.C.A）的副署长由赖朴翰担任，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这个位置。他和蔼、健谈、精明能干，同他打交道的任何人都敬重他这一点。艾伦·格瑞芬是他的副手，他有美国人的务实精神，同时带着理想主义的气质。他精挑细选、周密计划只为了他的重建工程。其他成员也是精挑细选的。中方特意为他们配备了一个委员会，只有品格正直、能力出众的人才能成为会员。1.25亿美元用于加强军事援助，这些钱是供给中国政府无条件使用的，对此，中方也明白。E.C.A的常规程序如果正常实施，那么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同时也意味着美国政府卷入了中国内战。海军和陆军代表常常和中国代表磋商，讨论资金的分配问题。

对于农村的重建，是美国援助中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大家一致认为，中国的问题通过军事无法解决，唯一的办法是建立一个比共产党更为出色的政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林肯的“执政为民”理念早已有详细描述，可国民党政府一直不将这个问题看成问题，这就是他们致命的弱点。晏阳初[82]博士的理论和农村援助计划不谋而合，我认识吉米[83]是在行动刚开始时不久。吉米用《千字文》来教文盲，这是一本适合农民阅读的读物。他的咨询会成员中有我的名字，并且很多年都存在，在他的运动中，数不清的燕大学生也加入了进来。这项无私的事业，在20多年里耗尽了他的精力和财力。抗日战争时期，他被日本人从北平附近的实验中心赶了出来，于是，他回到了老家重庆继续办学。

在马歇尔将军离开后不久，我找到了宋子文谈话，我希望吉米能够负责这一项目，就在刚从共产党手里夺回的区域里，培养一批现代居民。我和宋子文联合向吉米发了电报，希望他能够来南京商谈。这个计划的最初想法是，在国民党重新建立官僚政府，或者是被共产党重新夺回之前，在这片区域训练有素质的人员，当然这一切都需要通过平民教育运动来实现，组织当地居民反抗任何形式的镇压和暴政，让他们知道民主体制下公民应有的权利和责任，就算是最下层的贫苦农户也要包括进来。吉米抵达南京后，知晓了我们的计划，他和我们唯一的分歧是在划分区域范围上。吉米希望培养那些成百上千的有爱国热情但报国无门的学生，并掀起一次全国运动。中国的货币无法依靠，通胀速度快得惊人，以这种速度，经过政府繁冗的批准程序和突破重重阻碍后，基本上无法实现价值了。吉米认为，如果有美国资金的支持，就可以取得长期的效果，并且阻力也会相对小一些。这一点我看得特别清楚，中国人总希望美国人为他们买单，一开始我持有异议，到后来也只能不情愿地承认，博士讲的是正确的。他在几个月后完成了旅行安排，去美国逗留了一年多的时间。他把这段时间有效地利用起来。这笔巨款款项的分配条款制定得不错，委员会中3名中方人员和2名美方人员也是精挑细选的。可无奈的是，共产党在委员会刚开始工作时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9.选举和通胀

中国政府在1948年末进行了两项成功的改革，这让一些批评政府无法自救的人士闭上了嘴。

上年12月改期推迟的新国民大会召开，并竞选总统，这是第一件事。这次选举并不规范，代表的地位也成了问题。而在会议进行中，居然还有大喊大叫这样不文明的事情出现。虽然如此，可也算是走出了第一步。民众选举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府，媒体舆论对与会者的一切充分曝光。这一次，公众享受到了充分的言论自由，可以公开批评政府。而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过程十分谨慎，媒体进行了严密的监督。任何营私舞弊的现象都不可以出现，当然候选人也没有试图作弊。委员长依旧和多年前一样，是话题的中心。他小心翼翼地遵纪守法，他需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副总统的竞选。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总统并没有实权，只是个荣誉职位，这样的情况和法国差不多。显然委员长不愿意担任这个徒有虚名的职务，可他也不打算伸手要更多的军权。由于宪政刚刚起步，这个问题特别敏感。两难之下，委员长只想做行政院院长（总理）而不想做总统。

委员长千方百计地劝说胡适博士参选，但是被他婉拒了。其他人并不合适，无奈之下，委员长只好宣布自己参选。他告诫两名军队出身的候选人从另外的职位退出，理由是他自己也想参选那个职位，并且这两个职位不应该由军人担当。一名候选人顺从退出，另一名却十分愤怒，他之前为此事忙得不可开交，并且很早之前就公开宣布竞选，并将这一切怪罪在委员长没有早点提出来。

货币政策是另外的一项改革，此时，通货膨胀已经可以用天文数字来形容了。哪怕买一件最小的东西，都要一担子钱。公众纷纷抛弃纸币，他们担心彻底丧失购买能力，而货币完全崩溃的原因说法不一，政府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就是死路一条。1948年8月19日，政府领导人分析研究了货币问题，并发行“金元”这种新的货币，4金元兑换1美元，用政府的实际资源进行担保。政府找来了一群德高望重、才智过人的上海人组成委员会，以确保货币汇率稳定，并且每月公布对账单。汇率和价格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300万旧“法币”相当于1金元。政府鼓励爱国的公民将手中的金银首饰换成金元，而进出口及其他贸易也受到了严格规定。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改革从始至终没有走漏过一点消息。在实行前几天，行政院院长对我说出了计划，我立即给予了赞赏。我和他说，如果想要改革成功，就必须有坚决的执行力，赢得公众支持，取得军事胜利，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他对我的观点表示同意，并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这次失败，政府就没有任何退路了。

计划在第一个月进行得十分顺利，大家一致赞扬政府的远见、勇气和决心。尽管大家对货币政策算不上满意，可也算是取得了部分成效。中产阶级家庭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政府从这个阶层吸收到了2亿多美元。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钱人这次没有加入进来。对于中国政府的英勇举措，我们建议所有美国人采取配合态度，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尽管新政对于美国商人造成了损害。另外，我们也号召美国政府配合改革进程。在当时，整个社会感到了新的希望，民众也为之积极努力。

这时，事态开始恶化，一些迹象慢慢显露出来，而后形势急转直下。9月中旬，共产党南下占据战略要地济南后，民心开始涣散。徐州失守让共产党攻克了通往南京的最后一道关口，国民党军队失去了大量的军备物资，而共产党基本扫除了国军军队。汇率因为残酷的经济规律发生了大地震，商品价格急涨，一轮新的膨胀在军队战败的消息中开始了。事实上，我们早就预料到了通胀，政府的收入连支出的15%都不到，这是根本原因，这样的灾难不可能避免。民众的日子愈发艰难，工薪阶层举步维艰。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增加，公众对于当局的批评越来越猛烈。

10.军事、经济大崩溃

满洲被中国人称为“东北”，几个月以来，那里的局势一直不见好转，并且急速滑向了失败的深渊。在东北问题上，委员长表现出了无能，不管马歇尔将军如何劝告，委员长始终不肯换下驻守在东北的无能指挥官，后来，他派了一名指挥官作为私人代表考察实地情况。东北的局势已经恶化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他这时候才派出了陈诚参谋长去全权接管。在此之前，陈诚将军从未卷入任何丑闻中。抵达东北后，他开始整顿吏治。令全东北深恶痛绝的是当时军队的贪污腐败。可是，陈诚将军没有派出一批新的优秀官员来接管。他因为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常常需要躺在床上发号施令，而局势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一名抗日战争中精干的官员临危受命接管了他的职务，并且扭转了大局。

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那里连续几个月都被共产党围困着。众多高官反复劝告委员长，请他下令让驻地军队立即撤退到奉天，并且这一切都要在寒冬来临前进行，否则，官兵无法挨过那里极寒的冬天。但是，委员长对此并不在意。长春是战略要地这点不假，但是我认为委员长不肯放弃的主要原因还是他放不下面子，并且错误地认为，只要坚守长春，就一定能收复东北。大批物资被空投到长春城内，可惜，空投技术太差，大部分的物资都被共产党捡走了。行政院院长告诉我，东北的战事耗费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物资，我以为自己听错了，马上又问了一次，而这个数字居然是正确的。不管如何，在守卫两座东北的城市上确实耗费了这些钱。济南失守的几周后，长春终于失守，一切军事物资都耗尽了，国民党军队尽数被歼灭。国家的大量财富在这场战争里白白浪费了。而就在这时，共产党围攻奉天，顾问参谋给出了同样的建议，卫戍部队向南杀出重围，在关内会合部队，而后再筹划驱逐共产党部队，恢复铁路运输。奉天城里的守军没有任何行动，任凭百姓逃亡、挨饿，而共产党在这时又加强了围攻。

我在济南失守的消息传来后立即拜访了委员长。我一进门，委员长就询问我如何看待这次失败。我说，我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我问他，国民党军队已经一败涂地，他是否能够放权，不要再独揽军权，而是组织一个委员会，先负责筹划军事行动，经他同意后，再负责执行。并且把权力从位高权重的官员手中收回，让他们只有名义上的头衔，真正的工作让那些有才干的人去做，如果是年轻人那将更好。委员长回复我，他会考虑，后来他也做出了一些实际行动。但是，不久后他又亲自北上到北京，坐镇指挥奉天战役和整个东北的士兵。按照命令，部队终于从奉天撤回，可惜全军覆没。国民党在东北的最后一块根据地也消失了，无奈之下，委员长退回了南方。

辽沈战役

货币改革是内战带来的最大灾难性后果，连改革的支持者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放弃。蒋经国是委员长的长子，他希望能够帮到父亲，他在上海坚决执行财政管理，这需要付出顽强的毅力和勇气。他一开始时是在控制货币，到了最后，只能用极权打压经济规律，这段日子被后来的人们称为“70日大恐慌”。经贸活动受到破坏，人民苦不堪言，社会矛盾濒临临界点，不得已，委员长将蒋经国撤回。面对政府公布的更加有力的措施，那些不痛不痒的政策根本无法挽回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中产阶级被新的举措害苦了，他们当初听从政府的建议，将首饰换成了金元，如今他们所有的积蓄全部打了水漂，他们恨透了政府。

E.C.A在赖朴翰及其优秀团队的领导下，用了8个月的时间竭力在沿海城市为缓解百姓疾苦而做出努力。开始，他们为民众提供食物，那是他们和国民党当局合作的。可是，战事接连失利，经济处在崩溃边缘，最后只有美方在执行这项政策。上海和南京的暴乱被及时的市场供给平息了。食物在北京和天津发放着，一贫如洗的难民得到了救助，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傅作义将军的压力。由于担心共产党获益，许多重建工程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只进行了初步的工程研究。农村重建委员会在指定中美成员时就浪费了很长时间，而后调解争端和组织结构又耗费了他们几周的时间。

美国的援助计划中，对共产党有效的只是民间重建工程。而几个月后，委员会才慢吞吞地进行。和平未能实现之前，经济援助只能是一小部分急需物资，只是摆出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姿态罢了。最糟糕的是，政府希望这笔钱可以用在一场无胜算的战争中。怨声载道的人民将愤恨转嫁到了美国身上。美国的援助在最后成了无用的摆设。国会拨出4亿美元的援助款，最后犹如打了水漂。这样看，还不如不出这笔钱。要么，我们当时投入更多，遏制共产党的进攻，而后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区改善经济环境；要么，我们从中国的内务中撤出，让中国人自己找一个让美国人满意的方案再援助，那样，也不会浪费钱。

11.全民恐慌

共产党的大军在得到东北以后，在军事家林彪的指挥下，很有可能会重新入关，进攻天津和北平。国民党军队在京津地区的指挥官是傅作义将军，他到时候会面临一个大军压境的局面。而该区域内的美国公民也会受到严重威胁，是否通知他们撤离也成了那段时间最棘手的问题。美国人离开这个问题，大使馆无权命令只能建议。1911年辛亥革命时，大使馆频频发出撤离警告，可平民觉得大使馆太过于小心翼翼了，他们认为，那些警告与其说是关心，不如说是士官想推卸责任。历史再次重演，我站在了使馆这一方。在北京，大概生活着650位美国人，而天津有200多位，这里是很多人耗费了一生的地方，如果甩手不管，那么他们将损失重大。我也挂念燕大的同事，我始终被他们看作是燕大的人，此刻，他们还指望着我出谋划策。另一方面，未来谁都无法预见，一旦战争爆发，最先面临轰炸的就是机场和铁路。

平津战役

除却这个两难的局面，还有一个问题更让人头疼，那就是我对于中国当局那份情感。政府已经进入弥留状态，大使馆在这时候发布公告，立刻会引起民间恐慌，这无疑是在背后捅了当局一刀子。在中国人看来，没什么比交情更重要，而他们认为美国人是他们的朋友，我自己也和大多数官员、很多中国人私交不错。如果大使是他们不熟悉的，就不会有这样的顾虑，履行正常的职责即可，但是中方希望我能够体谅他们的苦衷。于是，我只好劝说同事暂时不要采取行动，万不得已时，再发出公告。

按照程序，最先接到通知的是外交部，在北平的委员长马上接到了他们的报告。他发给我一封长长的电报，要求我不要发布公告（无论如何都不能公开），说政府有能力保护美国公民，请我一定要放心。我无法固执己见，这是一个国家元首做出的诚恳承诺，于是，我向他保证会拖延几天。而美国人则认为，中国政府不如公开美国使馆的公告，这样好过流言满天飞。四天后，我们发布了警告，这警告真的引起了骚动。其实，公告的内容并不骇人听闻，我们只是建议：政变可能发生，不打算留在这里的人请在交通顺畅的情况下离开。不久后，我们又发布了一个措辞强烈的警告，我们建议所有北方的美国公民，特别是女性、儿童和病患，在没有“非留下不可的理由”的情况下，请立即联系大使馆，紧急离开京津地区。不久后，我们又向驻华的所有使馆发布了类似消息。中国公民看到这接二连三的警告后感到十分不安，中国人一向觉得美国使馆有特殊的情报来源，可以预知一切。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人注意着。政府责怪使馆扰乱民心，事实上，我们也承认，这样的举动无疑是火上浇油。可是，难民潮的苗头已经出现，不管外国人有怎样的行动，民众都会陷入恐慌。

济南被攻下后，共产党军队在陈毅的带领下向徐州进军，徐州距离南京只有200英里。徐州是全国最重要的铁路枢纽，而全国最大的国民党军队也驻扎于此，这里的军备十分充足。国民党将士间弥散着悲观的情绪，他们认为共产党会打散驻军，或者绕过徐州直奔首都南京。委员长一再坚持，军队士气燃烧了起来，最后，他们放弃了徐州，并且在撤退前带走了所有能带走的军备，不能带走的全部销毁。陈毅没想到这一点，多亏刘伯承的协助，共产党军队才包围了撤出徐州城的国民党军队。而徐州的南面已经陷入了一片火海，双方共有50多万兵力卷入战争。几个星期都在进行战斗，国民党军队死伤惨重，只好撤退到南方。共产党军队也损失重大，大半物资都被耗费。民众很清楚，早晚有一天会在上海和南京看到共产党军队，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一天会何时来临。两党是否会重新和谈，以免江南卷入战火之中？

12.美国救兵

1948年最后的几个月，是以悲剧落幕的。国民党军队面临不断的失败，货币贬值，民众的支持率也不断下降。身处惊涛骇浪中心的委员长，冷静地迎战，指挥着大局，而他的属下已经显得十分恐慌了。他们都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他这一辈子戎马天下，几次被逼上绝路，可几次都逃脱命运的枷锁，浴火重生。当他的敌人是共产主义时，太平洋对岸的盟友也在为同样的世界而奋斗。委员长坚信美国国会将会给予救援，所以他要做的只有坚守。

9月初的时候，我被他敦促回华盛顿搬救兵。外交部长王世杰博士在10月份去巴黎参加联合国会议，与马歇尔将军就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国务卿对前行政院院长张群十分欣赏。委员长在听完王博士的汇报后，决定将张先生派到华盛顿去进行游说。幸运的是，在此之前，张博士曾来到我这里咨询，我向他解释了使团之前并没有取得成果。实际上，从国务卿和王博士的谈话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委员长还向杜鲁门总统发了一封紧急求助信，总统的回答十分委婉，但他的意思是：不可能同意大量军事援助。中国人不喜欢得罪别人，这是他们的传统，所以，陈述事实时他们喜欢拐弯抹角，将本意半隐半露地说出来。而这样的结果就是，直率的美国人想要礼尚往来时，就会注意在措辞上的应用，而不是字里行间的意义。

不同的文化传统所造成的问题，在巴黎会议上暴露了出来。王博士希望本次任务能顺利完成，报纸则急于振作民心，他们看到曙光就宣传，结果让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不过，真正的关键因素还在于委员长的执着。他坚持一种别人无法了解的信念，他认定了自己的坚持是正确的。他坚信自己一定能说服美国人提供援助，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打击共产主义。

13.孙科内阁

蒋夫人在1948年感恩节那天的中午激动地打电话给我，叫我赶紧过去。而后我得知，马歇尔将军和她刚刚通过越洋电话。马歇尔将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前一天夜里从华盛顿回到了里斯堡，两人就蒋夫人访美一事进行了磋商。我想告诉她，就算她去了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可这话我没有说出口，只是老老实实地帮她安排了行程，以便她可以早些出发。不久后，委员长问我蒋夫人是否同我商量过。他是希望蒋夫人与我商量的，并对这次出访不抱太大希望。

那几个月，我备受煎熬。这个国家在我的眼前逐渐支离破碎，劳苦大众忍受战火的蹂躏，而我却无能为力，对此我心如刀绞。有多少人被残杀？被历史的车轮碾碎？有多少人家破人亡、背井离乡？有多少人在国民党的铁骑下痛苦呻吟？被政府无情地剥削着？

多年的交情让我对委员长十分同情，我欣赏他优秀的人格。他在全国民众的激情簇拥下，带领国家阻击日本侵略，这是我亲眼所见。爱国热情、克服艰难的决心，这都是当时民众自发的，而如今，民众忧郁、冷漠，和过去形成了鲜明对比。战争只能继续，委员长没有别的选择，人民对胜利失去了信心，对他的反对声也越来越高涨。

11月，翁文灏[84]博士辞去了行政院院长一职。委员长理想的继任者是胡适博士，他想重组内阁，但是没有成功。这是个烂摊子，没有人想挑起，在百般劝说下，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博士最终同意就职。孙科博士的出任可以象征性地弥补党内日渐扩大的裂痕，结果，他的上任令各方普遍失望和沮丧。虽然如此，孙科博士依旧大胆地要求，合法实权是内阁应该拥有的权力，这个权力可以决定是要和平还是要战争，而他本人是拥护和平的。不久，他启程去上海动手术，结果，全国在他动手术期间陷入了危机。

孙 科

孙科于12月中旬回到了首都，开始重建内阁，但是在当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孙科不知道该采取怎样的措施，而且没有人想要加入他的内阁。当时，情况严峻而黑暗，在别人眼里这只是一出好笑的闹剧。有一天他请我过去，向我请教美国援助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援助，他请我告诉他当前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局势的看法。他问我是否和共产党有过直接接触，我否认了，他便开始考虑如何建立这样的渠道。而就是在这次以后，美国遭到了他公开的指责，我们被他说成抛弃国民政府不管。这时，吴铁城[85]被委员长召回了身边。他是一名忠诚的国民党党员，他支持孙科的理想，可他不想加入内阁。委员长交给他实权，让他出任副院长。

14.走下政坛的蒋介石

在冷峻的现实面前，拥有过人坚强意志的蒋介石委员长屈服了。国民党军队在首都以北100到200英里的地区与共产党军队展开了殊死搏斗。国民党在这场战役里投入了所有能用的储备，可是他们的伤亡依旧惨不忍睹，事实上，政府已经一败涂地。9月至今，金元跌幅达到98%，民众渴望和平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白崇禧将军是国民党军官中最高级别的军官之一，他从汉口发来一份电报给委员长，为了和平请委员长辞职。中山陵附近有一所别致的府邸，那里一直无人居住，在委员长的帮助下，蒋夫人将其改造成一座教堂，取名为“胜利之歌”，是专门为政府的基督徒准备的。委员长在平安夜和人们一起来到教堂，并高唱圣诞赞歌。第二天，圣诞节。这一天是他从西安事变中被释放12周年的纪念日，也是他强烈支持宪法通过1周年的纪念日，清晨，蒋介石做出了决定，他决定下台，由副总统李宗仁全权接替他的职务，为国家的幸福决定一条正确的路。他宣布辞退德高望重的总统办公室秘书，由另一个姓吴的人来接替，这个重大决议的所有细节都需要他按照顺序依次执行。张群和张治中被吴先生叫来帮忙，而后他们拜访了李宗仁副总统。宣布总统正式辞职后，李宗仁将即刻发布一篇措辞严谨的宣言，呼吁共产党进行和谈，双方达成停火协议。

司徒雷登与蒋介石、李宗仁会晤

他们立刻开始起草宣言，并且准备工作也十分顺利。可也正是这时，共产党的广播里广播了45名“战犯”的名字，为首的就是委员长和蒋夫人。这令委员长勃然大怒，而策划小组非常担心他会改变主意。果然，他们猜中了，委员长匆忙间下了命令，全国所有的高层军事指挥官被召集起来，第二个星期大家忙得焦头烂额。虽然我能够得到最新的消息，但是我还得不断提醒自己要保持慎重。所有人都在谣言四起和焦急中等待着真相公布于众。通常，委员长都会在新年之际发表全国公告，他每年都是这样做的，而公告的内容一般来说一周之前就会知晓。但是，这次的草案在31日下午才进行翻译、发放，并且谁都不许在最后命令之前发布。当天晚上，委员长在府邸接待了国民党最核心的圈子，他们在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且熬过了新年的午夜。他们的讨论对新年文告没产生任何影响。所有的报纸都在元旦的清晨刊登了最后的版本。尽管文告总体看上去十分庄严，但是包含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它无视政府面临的巨大危机。虽然文告打开了通往和平的大门，但是却没有记录该如何去做。

15.来自美国的联合军事顾问团

这两年，共产党取得了全面胜利，而决定他们胜利的因素是军事局势。这段时间内，不管是美国还是国民党政府在这方面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当时，两国政府寄希望于马歇尔谈判后可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国共两党军队由美军负责重组，这样一支单一、高效、规模精简的国家军队就形成了。美国成立了一个包含陆海空三军军官在内的团体，向中国提供一切设备和必要服务，“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该团由500名军官组成，并同时拥有差不多这个数量的士兵。以军官为首的大部分人都将家眷带到了中国。在中美双方已达成的协议中，美方在华行动的费用由中方负担，可是，这项费用却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都是因为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货币巨幅贬值造成的。最初的理想是用西方最好的军事理论加速国民党军队的现代化，同时遏制国共两党自相残杀。

国共谈判耗费了1946年的大部分时光，由于认为和平会降临，所以顾问团结构并没有变化。他们在帮助国民党军队改造体系、培训将士。到那年年底时，谈判破裂，但是顾问团依旧抱着一丝希望，相信最终能够和解，这样它还是能对中国的和平进步做出贡献的。可如果现在解散，又没有一个组织来接替，那就说明美国已经放弃了希望，未来将不会给中国提供任何援助。可从另一个角度说，共产党批评该团体还在中国存在的事实，并且指责它帮助敌军，为此，共产党掀起了新一轮的反美情绪。事实上，顾问团能给国民党军队带来的帮助很少很少。

实际上，它的职责范围只是在理论上帮助国民党军队进行体制改革，培养军官和新兵。大卫·巴尔将军在1948年1月出任军事顾问团负责人，他可以向委员长提供一些非正式的机密建议。巴尔将军是一名出色的美国军人，在如此困难的局势前，他竭尽所能。他如果想让自己的建议发挥到最大作用，他的下属就必须要全力执行。他们直接接触地区指挥官和底层官员，并与供应部门和财政局建立了良好而密切的关系，只有在物资充足时，才能够确保中国人将建议付诸实施，以此来提高军队的素质。委员长非常敬重巴尔将军，将军每次提出忠告时，他都会聚精会神地倾听。只是，委员长是个传统的中国人，需要从个人和政治上考虑，并不会去考虑单纯的军事因素和刚刚兴起的从后勤学角度出发策划的军事行动。

浩浩荡荡的顾问团驻扎在全国各地，他们的存在异常显眼，共产党理所当然地误会了美国人的出现是针对他们，实际上，饱受腐败和支出痛苦的国民政府，并没有在顾问团的建议中获得好处。随着经费减少，培训一支假想的军队是顾问团的所有活动，而他们几乎没有付出实践。

在社会上，顾问团也造成了不良影响。为了使士气高昂，顾问团将家属带来中国。正是因为如此，国民党当局只好在首都清空许多建筑提供给美国人居住，当时的住房问题已经十分尖锐，政府只好史无前例地建造一大批公寓。而那些太太们习惯了美国舒适的生活，政府还得为她们添置家具和生活日用品。在华军官和中国同等社会地位的军官家庭相比，显得十分奢侈。当时，中国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美国人的住宅只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官邸才能媲美。而这些美国太太并不了解中国国情，她们经常去挥霍，而且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这也让中国人在潜意识里觉得她们是在炫耀自己优越的地位。顾问团里各种型号的车穿梭于南京的大街小巷，实在醒目。偶尔，喝得酩酊大醉的美国士兵会和当地人发生摩擦，他们会以恶作剧欺负中国人。虽然这样的摩擦并不多见，而且惩罚也非常严厉，可只要出现这样的事件，公众对于美国的负面情绪就会大爆发。如果这些军官真正参与到作战当中去，家属也没有来到中国，同时社会地位的差距也没有如此明显，那么共产党人对于美国的抨击也不至于如此激烈。

对于1.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国会并没有对资金流向设限，但是，小心翼翼的中方还是会和巴尔将军及他的属下商量后再去购买物资。1949年下半年，大部分预订的军备运到中国，非常遗憾的是，此时的国民党大势已去，这些军备对于共产党的影响只是推迟了一下胜利的日期而已。抨击我们的不仅仅是共产党，还有众多知识分子。当局在他们眼里已经是废物，他们渴望和平。而迟到的美国援助在他们眼里象征着又一次将和平进程推迟。政府这边怨声载道，他们认为这些装备“姗姗来迟、吝啬得可怜”。不管各方有什么问题，美国都成了出气筒。亏得E.C.A.的经济援助和救济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反美的情绪，但是并没有阻挡住共产主义的蔓延。

不禁要问，美国军事援助失败、结束内战的努力失败，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1946年下半年，当马歇尔将军的和谈被共产党推翻时，国民政府在一切方面都占据着主动优势。要知道，当时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在百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并且可以调配全国的物资供给。领土大，军队多，装备精良，配备空军和海军，他们条件再差，也好过一无所有的共产党。自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向他们提供了超过20亿美元的物资，并且大部分都是直接赠予国民政府的。

国民政府之所以能够上台，是因为推翻了昏庸的外族皇朝，并且消灭了自相残杀的地方军阀，而这一切的目的都是消极的，并没有主动为民主和社会进步去斗争。虽然他们的理念是“三民主义”，民主自由也占据了官方的口舌，但是国民党的主要经历还是在军事打法上。最初是抗击日本，而后是抗击共产主义。千百年来的官僚劣根性的萌芽在悄然成长，一些人贪污公款，一些人将亲友利益压在国家福祉之上，死要面子、文牍主义、官员无能，这些都是他们面临的问题。

而在军官中，这些问题更加普遍。过去，普通士兵一直被忽视，现在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他们并非自愿入伍，也不知道谁是敌人，更不知道为何打仗。那点津贴仅够糊口。军队作战缺乏道德约束，这都是因为太过严重依赖现代化装备，让他们打仗没有干劲儿。结果，昂贵的武器得不到很好的使用，用坏后就一丢了之。一些军官受过出色的培训，他们有娴熟的技术，但却极端个人主义，非常不团结，没有团队精神。指挥官独揽财政大权，对军事行动没有判断力。若不是委员长一直努力，可能这样的情况会愈演愈烈。1948年下半年，全军的士气还是骤然下降。

海运和空运是部队的主要运输途径，他们使用美国捐助的轮船和飞机。可是，到了一个地方后，物资可能会被再次运走，这个过程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或者被共产党缴获。海军耗资巨大，碉堡和壕沟是为了守卫城市而建造的，它同样耗时耗力，并且最后的结局也是被摧毁。部队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袭击、包围和歼灭共产党上。可是国民党军队在百姓穷苦的情况下还在大肆浪费，而共产党则利用他们寒酸的资源巧妙迎战。我们慷慨提供的军备是飞机、轮船和卡车，这让中国人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并且想出了各种使用办法。可惜，他们过分依赖机械，除了在技术上精通外，对其他使用经验一无所知。并且中国人过分依赖经费，他们习惯性地向美国伸手要钱。

16.梦 想

上文描述的是我在担任大使期间中美合作的情况，之所以写出来并非是为了批评，而是希望它能成为一面镜子，以免重蹈覆辙。

独立、团结、和平、繁荣、民主是中国人渴望的，美国政府和人民也期望中国可以如此发展。虽然，我和双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并没有出现利益上的冲突。我深爱这片土地，中国人也知道这点，我关心人民疾苦，并且他们也知道我自由派的理念，坚信能够通过全面合作来平息内战，所以，中国人对我的信任是全心全意的。

可是，我失败了，我没能帮助马歇尔将军劝服双方达成协议。在我看来，当时双方最大的障碍是恐惧和疑虑，但是我没能够缓解双方的敌对情绪。等所有的谈判破裂后，我没有能力去影响中美双方的政治路线，并且为其发挥建设性作用。

这时，美国对华政策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美国不愿意再帮助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虽然中国人已经证明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实现，但美国人对此却失去了兴趣。而在过去两年中，共产主义的全球动态美国也一直在分析着，也正是这样才能够解释为何我们对中国局势忽然转变了态度。只是，共产主义依旧是中华大地上的核心问题。过去，我们试图让双方放下疑心，求同存异，建立联合政府，而今看来，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也许是当年我们太过幼稚，并没有看清楚共产主义的本质。而国民党内部产生的真正变革，我们是不是也要相信呢？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和平、团结、进步的国家，是梦想中的神州大地，这是在美国的科技支持和经济援助下诞生的，可惜，这个梦想最终破灭。不过，我依旧坚信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一定有一天会美梦成真的。从与中国人的接触和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中，我看到了中国人身上的优良品质。在这个自由的社会中，民主终将开花结果，对此，我深信不疑。

第十一章  前路坎坷

1.走过1948

1948年年终，意味着中国政治体系里的一个传统已经消亡。蒋介石显得十分镇定，他的身影孤独且傲然。在1948年年末的那几个星期里，委员长淡然面对时下的分崩离析，他按部就班地规划着自己的未来。

到了圣诞节时，委员长做出了决定，他那些值得信赖的下属在他的指挥下拟定接任程序，他要下野，李宗仁副总统将接替他的职位，为代总统。蒋介石希望权力能够顺利交接，并希望对共产党的抵抗不要停止。在新年文告中，对于和平他满是渴望，他已经决心辞职。可是，他的下野也是有前提的，他向共产党提出了五个条件。

共产党方面在一周后依旧没有答复，他们的广播揶揄了委员长几次。最后，政府得出了结论，共产党拒绝了和平倡议。于是，一个计划被推到了面前，他们一方面要保卫首都，另一方面已经铺好了撤退到广州的后路。又过了接近一周，毛泽东在广播里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讲话，提出了共产党的八条主张，表明军队将会在他的命令下继续南下。这样，国民党的领导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中。而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基本上等于要求国民党无条件投降，首要条件便是交出战犯。

兵分三路的共产党军队一路南下，他们几乎没受到抵抗就抵达了长江北岸，和南京隔河相望。另外的两路军堵住了南京的东西要道。国民党军队派去四支部队侦察，没想到一遇到共产党军队就立即撤了回来。国民党军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挖出来一条条战壕，水泥“药箱”也在南岸附近的山上建造起来。但领导们意识到，照这样发展下去，战争已经没有必要再打下去了，可是，现在投降就意味着耻辱。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就拥有了极高的地位，北伐、抗日接连胜利，它带领中国进入了联合国“五大”之一，它的威望波及全世界，它不能允许自己就此投降。

政府在绝望之中绞尽脑汁地想出了各种权宜之计。他们还把我叫了过去进行咨询，他们想向“五大”中的其他四个国家发表一份外交说帖。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但是除此之外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于是，他们向其他四国发表了请求，希望各国代表可以聚在一起，希望可以有大国的政府将共产党拉回到谈判桌前。而各国很快做出了回应，他们委婉地予以了拒绝，并声称中国人的事情还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吧。放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这样的举动简直就是给中国一个狠狠的耳光，而中国人一向都是爱面子的，政府几乎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一个月前，当局制定了转移广州的方案，但是这个计划很快就被取消了。如今四面楚歌，在经过激烈的探讨后，这个计划被重新通过。而接下来发生的大事则表现出国民党领导人的内部斗争，和他们个人心中的冲突。我能从这些人的对话里感受到，每个人都想知道美国人的援助政策，于是他们对我施加压力。

我能做什么呢？只能是一遍遍地表示空洞的同情。他们应该清醒一些，美国不是救世主。

2.一团混乱的国民政府

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政府希望外交使团跟他们撤到广州。事实上，我们应该听从政府的命令，跟随政府转移到“临时首都”去。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也有公使头衔，他带着一支队伍南下抵达广州。这几周是极为混乱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大使私下里聚在一起，讨论何去何从。最终，我们认为应该暂时留在南京，而各国也都同意了这样的决定。我第一次在会议期间体会到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这不仅体现在该组织其他成员彬彬有礼地对待我，更体现在其他国家代表尊重美国做出的任何决定。一些小国家的政府命令大使跟着美国走，美国做什么他们也跟着做什么。最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唯一一个跟随国民政府南下撤退的是苏联，苏联大使私下里解释，是苏联政府命令他撤退的，以免他留在南京引起传言。看起来，照章办事是苏联人的特点。

国民政府这边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大家对于首都的选址问题无法统一意见。但是，平安抵达广州的孙科却承认首都依旧在南京。按照规定，南京需要有所有部门的负责人留守，但是，半数领导不务正业，他们要么去了上海，要么去了广州，这让底层官员受尽了折磨。火车站人挤人，外交部的200名员工连同400名家属在那里睡了三天三夜，那是因为铁路系统已经凌乱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而好不容易挤上了车，他们又在去往上海的途中被赶了下来，他们被告知部队征用了火车。最后一次我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时，他们已经在吴淞滞留了一周，没有一艘轮船将他们接到南方去。卫生部的工作人员在上海滞留了40天才离开。可想而知，当时政府公务拖延的程度有多严重。

3.代总统李宗仁

在共产党反驳新年公告的一周后，委员长悄然来到浙江沿海附近的山区，这里是他的老家，风景如画。李宗仁副总统在1949年1月22日正式出任代总统，可是他却遭遇了麻烦。陆海空三军中那些忠于蒋介石的下属希望蒋介石重新出山，他们声称只听从蒋介石一人调配，从这里可以看到蒋介石的魅力，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忠心耿耿的高尚性格。对于共产主义，委员长极为痛恨，如果你要他袖手旁观，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代总统李宗仁陷入了一个毫无希望的困境之中。李宗仁是个现实的人，他坚信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可以完成谈判达成和平协议。蒋介石开启了和谈的大门，官方也已经正式批准。可惜，所有的人都跑了，只留下了李宗仁一个人左右为难。共产党军队排头部队在长江对面驻扎，他们每天都在广播里羞辱当局优柔寡断、四面楚歌，并且还提出各种毫无道理、不着边际的要求。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驻守南京，可是，他们只听从蒋介石的命令。货币贬值的速度还在加剧，政府将所有的黄金储备和一切流动资产都运送到了台湾。这样做是为了体现和共产党战斗到底的决心。人们渴望和平，他们期盼共产党军队获胜。共产党的战犯名单上，赫然出现了李宗仁的名字，最讽刺的是，和谈的前提是要求将其他战犯交出去。可怜的李宗仁，孤身一人留在南京，并且还要面对属下终日不休的争吵。尽管面对包括共产党训斥在内的一系列难题，但李宗仁依旧坚持不懈。他多次派使团去北京，希望能够敲开和谈的大门，可惜，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4.挂念燕大

1948年最后的两个月和1949年开始的时光里，我的精力大部分被当下时局所吸引，我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惋惜。美国大使尼尔森·约翰逊是我的老朋友，他在日军侵华不久后对我说，我们像是观众一样，坐在第一排看着历史事件的发生，可惜，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躲在一旁冷静地分析。我当时就反驳，为何美国要束手旁观，做个看客？而如今，我自己也坐在豪华的私人包厢里面，看着这一切悲剧的发生。

抗日期间，全国万众一心，英勇抵抗比自己强大很多的入侵者。可如今，形势大变，变成了两股意识流之间的战争。而大众除了默默忍受外还能做什么呢？就算反感任何一方，他们都没有能力去改变现状。

圣诞节期间，我和同事约定去燕大看看，要知道北平当时也到处都是战火，如果此刻我出现在那里，恐怕会引来轩然大波。这一点我不是没有考虑，我考虑过这个旅行计划，可伴随着公众对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这一点变得尤为重要。已经很多年了，我习惯于圣诞节的下午在燕大开一个派对，邀请一定年龄以下的职工子女参加。最初，参与的大多数都是美国人，并且人很少，但那些小家伙让我十分开心。随着队伍不断扩大，参加圣诞节晚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最后甚至超过了200人，这里面绝大多数还都是中国孩子。而在当时，北平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买到了，我只好将大使馆中库存的可可、糖果等东西寄过去。第二天，物资抵达燕大，共产党军队攻城，城门紧锁。不久之后，燕大落入共产党军队手中，庆幸的是圣诞节的庆祝和宗教活动并没有受到干扰。

我十分失望，因为今年没办法同燕大的同事和同学欢度佳节。但是，后来我发现留在南京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大使馆内的所有随行人员和非核心官员被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这个新家中能融入圣诞节的精神，这一点我十分欣慰。而大使馆留守的工作人员深感孤独，不过这倒是一个能够加深彼此了解的好机会。而在此之前，我曾经两度想在南京为燕大的校友举办圣诞节联欢会，只是当时全国深陷战乱之中，这点热闹恐怕不合时宜。于是，圣诞节那天，20多名优秀的燕大毕业生来到大使馆吃了一顿晚饭。在这动荡的日子里，精致的圣诞树、丰富的圣诞活动和公寓里传来的圣诞歌声，让大家心里暖暖的。

5.美方情况

中华大地上风云变幻，而美国也在这几个月中发生了大事，并且这些事几乎左右了我和中国的命运。美国大选，委员长认为托马斯·杜威[86]可以胜出，这也意味着，他们终于可以摆脱杜鲁门和马歇尔等人的犹豫不决政策，美国政府可以立即对中国进行军事支援了。而这一切，都在杜鲁门出奇制胜后成了泡影。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愿意出手援助，委员长可以答应任何条件。

马歇尔国务卿在12月初做了一个大手术，后来便辞职了，对此我触动很大。与其他人一样，我对马歇尔将军高尚的人格十分敬佩。大使的职务是他推举的，并且我说只要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做下去的，可是，我年纪有些大了，这个年纪理应退休，应该和国务卿同时退出这个舞台。在我刚刚出任大使时，副国务卿是艾奇逊先生，在马歇尔将军任期的头几个月里他一直坚守岗位。虽然我和他远隔重洋，但是交情还是有的。我希望他和总统能够让我离开这个职位，可他们却认为我应该继续留在中国，待到局势稳定后再说。

6.我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共产主义以及我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要在这里说一下的。中共的本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且颇具争议性。之所以我能够受马歇尔将军之邀参与组建临时政府，是因为我偏向自由派，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并且不偏向任何一个党派，所以，几位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我也很熟悉。燕大的很多学生都去了中共那边，我曾与很多这样的人会面，我对于他们的表现很安心，他们始终秉承着燕大的校训。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宗旨是“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我热爱自由、守护自由，支持学生们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马歇尔谈判期间，为了消除双方的疑虑和误解，我竭尽所能。而最大的困难并非这些，最大的困难是两边无法调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

后来，一份明确得不能再明确的指示到了我手里，该指示声称，绝不能以任何形式协助建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美国官方的态度就此改变。共产党是马列体系下的一支，中国又有特殊的历史、人口和其他因素，如此庞大的人口，让极权的手段无法覆盖整个国家，而有些共产党人的心里也有不可磨灭的民族主义情怀。这一切是否能使得共产党改变？在中国，共产党势如破竹，这让美国的舆论感到不安，国务院也因此惨遭声讨。就连对华的权威专家也感到不解。有一件事情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纽约在2月份举行了一次公开辩论会，我的两位好友斯坦利·霍恩贝克[87]和裴斐[88]参与了辩论，斯坦利的观点是如果蒋介石得到美国的帮助，那么他依旧有可能重整旗鼓；而裴斐则认为，美国应该从中国的内部事务中撤出来。这两种都是极端的做法，是否还有中间的做法？是不是可以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做出一些建设性的事实？我们看到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恐怖，是否能从这里吸取教训帮助中国人？眼下的局势波涛汹涌，唯一不变的一点是：中国人急切需要和平。

极为讽刺的是，要想争取自由就必须经过革命，美国就是这样的典型，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和政体就是在这里建成的，无数次的考验证明了它的生存能力，而它也在不断进行着改善和进化。美国人民为了民主和自由而奋斗，世人皆知它对于中国的帮助，这些都是中国改革之路的榜样。林肯的民主政策在中国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它完美地在中华大地上应用。而共产党的理论是经过苏联修正的，已经偏离了最初的理想。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中国，我们被当作帝国主义，是在帮助一个反动腐败的政权。可指责我们的那些人，他们是在民主和自由的口号下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7.上海的和平代表团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是在公众和政府对于和平的强烈渴望下促成的，这支队伍由外交家颜惠庆率领，其中还包括国民党的高官邵力子先生。颜惠庆先生曾经担任中国驻莫斯科的大使，他从苏联归来后对我说，苏联那边的生活特别无聊。苏联人不和外国人接触，外交官只能自娱自乐，每天睁眼见到同样的人，吃的也是同样的食物，就这样千篇一律地度过了那段日子。他开玩笑说，过去在欧洲各国首都学会的正式的外交用语和礼节，和实际交往中的无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组成和平小组的人都是德高望重的上海人，唯一代表国民政府的是邵力子先生。几次推迟了出发的日子后，他们于1949年2月14日启程北上，走之前，他们还在担心共产党的态度是否会转变。而颜惠庆博士因为担心心脏病发作还带上了一名医生。抵达北平后，共产党领导与他们会面，这次会面让他们信心倍增，他们认为共产党也是希望和平的。尽管这次试探性的访问并没有制定细节这项责任，不过共产党方面做出表示，会在3月15号以后邀请代表去北平参加和平会谈。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住在石家庄，颜博士和邵先生从北平回来后直接去了那里。抵达石家庄后，他们又坐吉普车走了30英里深入了农村。抵达目的地后，疲惫的代表团倒头就睡，直到第二天醒来时还浑身酸痛。对于颜博士来说，这种经历还是第一次，他没想到的是，在这种极为朴素的环境里居然生活着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可真正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初次与毛泽东的见面就改变了他对毛泽东的看法。一直以来，他都认为这个名闻天下的共产党领袖一定是个严肃而冷酷的苦行僧式的人物，可没想到，毛泽东却是个亲切和蔼的人。

2月27日，代表团带回了乐观的情绪，这种情绪直接巩固了代总统李宗仁的地位。之前，他曾去广州邀请行政院院长回到南京，这种举动被视为高尚，并且为他加了不少分。在大家的眼里，这种举动表示他可以为团结政府、重建和平付出任何代价。这种举动在美国看来没什么，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元首如此屈尊可是了不得的大事。行政院院长孙科进退两难，如果拒绝李宗仁，那就意味着丢官解甲；可如果回到南京，他撤退广州的举动就会遭到立法院的谴责。经过再三思量，孙科同意回到南京。

8.我眼中的美国军人

一直以来，我都想在这本回忆录中专门开辟一些篇幅，用来高度评价那些在中国的美国军官。我在中国的半个世纪里结识了不少这样的军官，尤其是那些我出任大使后通过正式渠道认识的。将这些人的介绍放在本章刚刚好，因为之前的主题都是围绕中美关系展开的，这些人的性格都是在传统环境下培养的。在北平时，邂逅过几位美国大使馆的陆海军武官、优秀的海军陆战队兵营指挥官。在被日本人释放后，我结识了越来越多的军人，与他们进一步接触是在去昆明、重庆和上海时。

我与魏德迈将军相识，是在返回美国前，那时我们在上海。沟通后，我深深喜欢上了他优秀的品质。美国军人给我留下了整体上的好印象。出任大使后，我同他们一起在华代表美国的利益，对于军人的敬佩又多了一分。就算外行也能看出这些军官做出的辉煌成就，他们是多么严肃地履行着军人的职责。作为美国人，我为他们感到骄傲，并珍惜同他们的友谊。在他们中，和我交往最久的是乔治·马歇尔将军。其他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大卫·巴尔少将，奥斯卡·柏哲海军中将，弗朗西斯·欧德海军少将，斯图亚特·穆芮海军上将，还有大使馆里的陆海空武官。之所以在这里没有提到别人，是因为我和上述军人接触的时间更多一些。我同样尊敬那些士官和兵士，只是我和下层军人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我也明白，自己看到的也许只是他们的一个侧面。而我真正的目的与其说是对美国将士大加赞许，不如说是我想看到中国军人身上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优秀品质。我意识到，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中国军人一定不会让人失望。优良的技术培训和待遇，培育出了美国军人的性格，这也是美国文化的结晶。我有近距离接近美国队伍的经验，我认为基督教的信仰在塑造美国将士们的性格上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中国今天的军事灾难，来源于军队缺乏科技培训，并且军队表面是现代化管理的，但军人的道德感令人嘘唏。在残暴的战争面前，作为美国公民、世界公民都可以庆幸，就在这人类历史进程的十字路口上，我们缔造了一支优秀的军事体系，我们可以放心地将国家防御交付给他们。

9.变身婚礼主持人

3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下着雨。尽管政治舞台上瞬息万变，可我依旧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我出席了一个派对，该派对是为了庆祝傅泾波的次女同李汉铎博士的儿子订婚。早年，李博士毕业于金陵神学院，后来在那里担任院长一职。郎才女貌的两位是我的孙辈，而他们的结合就象征着金陵神学院和燕京大学的联姻。傅泾波的小儿子傅履仁也从上海赶了过来。我家的客厅被代总统和其他朋友送来的花篮堵得水泄不通。一个简单的仪式由我用双语来主持完成，双方交换了戒指。仪式过后，奉上茶点，宾客们就欢愉地聊了起来。当时在场的人员包括传教士、中国神职人员、政府官员、燕大校友，还有包括陆海武官在内的大使馆员工。我在中国一生的每个阶段都融合在了这场喜事里，这不禁让我感慨万分。

10.极度恶化的中国局势

那一天，庆典举行的同时还发生了几件大事。在新闻里我们得知了北大西洋公约的条款。而后，陕北共产党的广播即以前所未有的明确语言宣布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结盟。很明显，这是对北约组织的报复，这条广播应该是在莫斯科的指示下播发的。广播中，将苏联在联合国中为和平做出的努力无限夸大，美国等国家被抨击为“穷兵黩武”，斯大林被推上神坛。世界共产主义的理念贯穿整条宣言。而接下来发表的广播中，苏联人的指示十分明显，美帝国主义成了挡箭牌，受到了比谴责国民党更为愤怒的语言的攻击。我被称为“依旧是南京的太上皇”（之前为委员长工作，现在同样为李宗仁工作），共产党指责那些听从我建议的人是傀儡，并希望蒋介石、李宗仁等人与我撇清关系。

比起军事失利，严重的货币问题被推上了前台，这个问题严重打击了民众的信心。所有金元流通量在2月底时是2000万美元，但是通货膨胀飞涨，一个月后，纸币的价值就只有原来的一半了。总额为3亿金元的纸币在一段时期内发行，但是一个月之后就上涨了150%。对美元的汇率每天以10%的速度上涨，商品的总体价值也以同样的幅度上涨，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新的纸币印钞机都来不及印刷，这就导致利率成了一个天文数字。4月份时，政府的支出只有5%，但缴纳过程所花费的费用已经超过了收入的本身。经济一塌糊涂，但当局按时偿还了外国债务。

当局又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导致情况惨不忍睹，仅有的成果也被抵消了。青岛往太原运送军用食品这件事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被围困在首府太原的山西老省长阎锡山，是个坚定果敢的人，他认为如果想要继续坚守，绝对不能中断食物的补给。太原在京津地区失守后，其军事地位已经不再重要。不过，那里的兵工厂依旧继续生产弹药，如果共产党军队将其攻下，那么军火势必会落到共产党军队手中。一部分军火曾经被守城军企图空运至汉口等地，那里局势紧张。但是，敌人的防空火炮火力凶猛，让他们不敢贸然行事。而剩下的结果只有投降了。虽然如此，但穷困的政府依旧投票表决，每天空运物资的费用在30多万美元左右，这简直就是浪费，如此大的开销简直可以和柏林空运相提并论。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中国人是人际关系至上的。不管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人民在进行政治上的争吵时会将常理抛在脑后，而最可怜的就是太原城里成千上万吃不饱的老百姓。

11.坐镇幕后

在194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代总统李宗仁面临着堆积如山的问题，这时他那过人的本领和勇气充分展现了出来，众人一致支持他。我们也对他十分赞赏，可除了恭维话以外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何应钦[89]将军临危受命，答应出任行政院院长。内阁重组的过程困难重重，经历了各种坎坷后，一群年轻的官员走上了历史舞台。这些人没有很高的地位，也没有很高的能力，但是，他们非常廉洁，对公事一心一意。此时，中国已到了最危难的时候，此时能够进入内阁的人绝不允许有任何私心。财政部长是刘航琛先生，他有非常卓越的才干。在听从我的意见后，他终于明白这项工作要远比前线厮杀更需要勇气。有两位为官清廉的燕大毕业生在财政方面经验丰富，这一次，他们被任命为副部长。我和他们说，精忠报国还待何时？政府迁移到了远方的广州，这让工作有了不少难度，而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政治上的矛盾。总体上来说，广州国民政府是反对和平协议的，他们担心李宗仁会做出太多妥协。

另一方面，委员长的家俨然成了一个首脑办公室，这里有一大群秘书和保安，电话等设备一应俱全。如果说得诗意一点，那就是他告老还乡，本应享受天伦之乐，但是，他依旧积极筹备军事政治活动。一封又一封诚挚的信函送到了代总统和行政院长的手边，他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而和平谈判会破裂、战争将继续打响，他似乎也早已经预知，他真心希望美国人能意识到共产主义的威胁，并向国民党军队提供援助。

官场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条路线就是中国传统的师徒关系，蒋介石有一群忠心耿耿的手下，空军海军的最高指挥官表示对他效忠，他们不会去理会那些有名无实的领导人，遑论国家这个概念了。一些国防部里头脑开放的年轻军官认为，只要统一指挥，三军联合行动，共产党军队一定会被挡在长江以北。不过，比军事策略更加重要的是给部队发放银元。将士们期盼得到银元而不是金元，每人每月2块银元（相当于2美元），这样就可以稳定士气。如果不能这样做，共产党方面的间谍就会用硬通货收买国民党军队将士，甚至有时候连1分钱都不用花，一个承诺就可以让他们轻易变节。政府的储蓄大概有3亿金条银条，可这些已经被他们运往台湾，军火也是如此。

12.那年复活节

1949年的前三个月，和平谈判的工作缓慢地进行着。4月1日那天，张治中将军领导的六人和平代表团北上。那天刚巧是愚人节，冥冥之中暗示了这样的行为只是个笑话罢了。双方在接下来的两周进行了非正式磋商，令公众感到揪心的是北京传来的报道和传言。而货币波动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百姓希望和平，在与共产党打交道的过程中，李宗仁显示出了过人的勇气，他在党内呼吁团结一致，这让他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春天的清明节去扫墓，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习惯，这个习惯和我们的复活节性质相似，时间也差不多。本来，我的计划是4月初去杭州扫墓，顺便带上使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去踏青。关于我的到访计划，行政院院长事先通知了省长和市长。我并不想太热闹，但他们也会准备一次小型的招待会。我事先和他们商量过，并不做公开发言，但想和外国人的团体见面，尽管那时的外国人可能只剩下了传教士，并且还想见一见基督教神职人员和燕京大学的校友。然而，共产党军队突然在出发前的一两天提出要求，如果五天内不做出答复，大军就要渡江。此时，李宗仁代总统不知如何是好，我只好告诉他我取消了杭州计划，这下子他才松了一口气。

复活节是在一周之后，此间大事接连不断。北平会议上中共的明确态度是我翘首以盼的事情，甚至早就将复活节忘记了。全人类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捏在中共手里，从圣枝主日[90]那天起，来访的人和往常一样络绎不绝，可是每个人都是提心吊胆的，像是头上悬着一把利剑。我被各个级别的政府官员找到协商；自由派人士告诉我，他们觉得民主前景已经彻底无望，而共产主义已经打到了大门口；美国记者私下来找我，他们询问到底会出什么事；大使馆官员来向我询问，如何处理介于正常和紧急之间的事务。几乎每一天，我都能接到精疲力尽的财政部长的电话，有时他也托朋友打来，他们向我询问美国可不可以提供财政支援，并向我大倒苦水，至少在和谈期间，部队的军饷不要中断。

马鸿逵[91]是宁夏回族的省长，一天早上他前来拜访，他是来南京参加会议的，他想去美国看病。为了避免引起关注，我们在一个传教士朋友家会面，这位传教士的一个学生是省长的秘书。美国对于他们会采取怎样的态度？这里靠近西伯利亚，所以必须谨慎处理。这位个性十足的首领被报纸上说有300磅重[92]，但他说只有240磅[93]。

到了第二天下午，一件喜事登门了。我的家里举行了一场婚礼，新郎是美国军官，新娘是法国大使馆的一位姑娘。一个月前，他们两人向我询问是否可以帮他们主持婚礼，在此之前我曾有过多次主持婚礼的经验。二人实在勇气可嘉，判断我不会拒绝他们。客厅里被春天鲜艳的花朵点缀着，法国使馆的同事护送着新娘走向神坛。这场婚礼是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的一段美好插曲。

天空阴霾，复活节到了，这一天里我几乎都在安慰那些心力憔悴的中国朋友。而这一天我还答应了在一次宗教活动中用英语来布道，因为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其他牧师都不愿意静下心来做准备。不过，在这种沮丧和恐惧四处蔓延的局面下，如果在讲坛上说出基督教不朽的希望，这等于是为下面的听众注射一剂强心针。

那晚，我在家中迎来了代总统李宗仁，他的到来是之前的惯例。按照惯例，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大使也应该来，可加拿大的大使在上海无法脱身，而后来当他知道我们的商谈内容后，因为不能参加而感到后悔莫及。加拿大大使名叫汤米·戴维斯，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和我的交情很深。李宗仁代总统的秘书拿来了共产党最后通牒的英文版，而我想象中的语句都没有这份协议这样强硬。李宗仁说，这种协议政府绝对不能签署，我们没办法给他更好的忠告，能给予的只有同情，在这种阴郁的气氛里复活节结束了。

13.最后通牒

和平谈判的希望到这里就完全破灭了，多久后共产党军队会渡过长江？古城南京又会有怎样的命运？周一早上，白崇禧过来探望我，他是李宗仁多年的亲密战友。而此时，李宗仁已经决定去恳请蒋介石，请他重返政治舞台，或者出国避难。李宗仁下午把傅泾波叫去，他告诉傅泾波，他会坚持到最后一刻，但是请我和所有使馆负责人马上撤到广州去。

美国公使馆在过去两个多月内，一直由一排海军陆战队队员守卫，他们负责政府军撤退而共产党军队尚未掌权的这段时间里的防务工作。在这种时候，混战、趁火打劫都有可能发生，而危险的民间不法分子也会更加猖獗。一艘海军船只原计划准备来到这里，这样一来，社会秩序一旦恢复，部队就可以马上撤离，如果情况紧急，美方人员也可以随时避难。但是由于国会对海军拨款的缩水，导致上海司令官很有可能连一艘船也派不出来。但是，他向我保证，三天之后一定有船，可是，十天后我却依旧望眼欲穿地在等候。幸运的是柏哲海军上将的船靠近，并等待我的命令。看到我这样做，其他使馆的人纷纷效仿，这样做不仅可以确保安全，还能够运输所需物品。

4月20日，共产党军队的最后通牒来临，部队很快就要渡过长江。英国大使史蒂文森之前更改了一下日期，这样真正出事的时候船只就在附近守候。他出任大使的时间和我差不多，在第一次会面后，我们成了朋友。周三上午，他告诉我，“紫石英号”轮船在沿江而上时突遇敌方炮火，在距离南京几英里外抛锚，人员伤亡惨重。听到他描述的惨状后，我松了一口气，幸好这件事没发生在我身上。“伴侣号”按照约定时间离港，在接到命令后，它立即冒着枪林弹雨出发，中途士兵的反击让共产党军队的炮火减弱了一阵，抵达出事地点后，由于共产党军队的炮火太过猛烈，导致无法进行救援，只好继续沿江南下。“黑天鹅号”和“旗舰伦敦号”也从上海急速逆江而上，但都扛不住攻击被迫撤离。“紫石英号”上有一部分伤员被其他人搀着游上了南岸，最后坐火车回到上海，处境极为凄惨。另一部分人则冒着生命危险被水上飞机接走。

14.无能的国民政府

赖朴翰第二天下午从华盛顿飞到了上海。在华盛顿期间，他参与讨论了E.C.A.剩余的5400万美元该如何使用。我们都认为，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这笔钱最好用来稳定货币，向长江的前线发放银元，而不是将这笔钱花在救援和重建上。最好的结果是满足一部分需要，最坏的结果是完全浪费在战事上，或者是被共产党军队抢走。赖朴翰这次是携夫人回来的，同行的还有他的同事艾伦·格瑞芬的妻子，此前两位夫人都跟赖朴翰一起回国避难。她们仓促改变的行程，表明当时情况有多么混乱，人人都没有一个准主意。我想让两位男士周五过来，再叫上两位相关人员一起讨论赖朴翰在华盛顿的经历，想看看能不能为中国政府做些什么，免得驻守长江南岸时财政和军事同时崩溃。四人在电话中说次日坐大使馆的飞机过来，两位夫人也将同来。

之前，两位夫人一直跟随丈夫东奔西走。后来，我打电话告诉他们自己的担忧，因此还是四位男士上午过来，下午回去。我和赖朴翰在其他人还没到来前聊了一次，本来，何应钦院长打算同我们吃晚饭，但是当天早上打电话来取消了。这些细节表明了我在华期间诡异的生活。在中国这些年，我躲避了无数的大灾难，到现在始终都安然无恙。我们仿佛习惯了这一切，对身边百姓的疾苦无动于衷。行政院院长在敌人渡江之时还在大摆筵席招待外宾，一方面他们尽量保持社交礼节，另外一方面，他们还将阻挡共产党军队的步伐寄希望于美国身上，而这样看似不合理的事情，在我们看来居然觉得正常。

长江是最好的作为军事抵抗的天然屏障，一位精干的国防部官员对我说，长江相当于300万雄兵。使馆的海陆军武官也同意这个看法，只要海陆军能够协作，统一指挥，按时发放军饷、善待士兵，南京守卫战就可以打上几个月时间，到时候，共产党军队势必会改变全局战略。

紧要关头，国民党军队暴露出一个严峻的问题，即视士兵为草芥。士兵的健康、生活条件，上级置之不理，并且战斗的理由也从来不给队伍灌输。恐怕，中国从古至今士兵受到的都是这样的待遇。抗日战争期间，士兵的敌人是外国侵略者，可那个时候，高级官员的贪污问题也已经形成了体系。国力下降、前途渺茫，可腐败问题却日益严重。我们想尽办法，帮助将E.C.A的剩余资金作为军饷发放给部队。可年轻而经验丰富的财政代表保罗·帕克后来告诉我一件可恨的事，3000万银元连续几个月都被军队高层扣在手里，说什么都不肯发下去。当质问他们时，他们一脸无辜地说，已经有一部分发下去了。要知道，这可是他们最后生存的机会，为了这个机会政府官员和军队领导也应该制止这样的腐败行为。

周五下午，赖朴翰他们走后，整个外交使团又开了一次大会，讨论是否要跟随国民政府逃亡广州，当局官员希望有多远走多远，其中一些人希望我们赶紧动身，但是美国政府的意见还是那样固执。第二天下午，指示从国内传来，我需要回华盛顿商议事情，几次询问后我才明白，并不是让我立即回国，而是说在进一步指示下达前，我需要留在中国，如果通信中断，我可以自由选择回去的时间。我很想留下，看看共产党的真实意图，给他们机会商讨和美国的关系。如果他们不见我，那么其他的美国人更不可能见，到时候，我们就需要改变政策。我非常希望所有的外交官能够团结一致，而北大西洋组织会议就在下一周召开。我的看法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我们随后将意见分别反馈回了国内。

15.混乱的南京

滞留在首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官员在周六上午全部撤离，这里甚至连警察的踪影都看不到了，城市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趁火打劫的人到处都是，局面很快难以控制。当天晚上，外面枪声大作，土匪肆虐，而大家在面对不可预知的明天时，吓得连觉都不敢睡了。大使馆里只留了6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这是为了避免和共产党军队产生误会。其他人都飞去上海了，我住的院子里有几名使馆里的年轻人不断巡逻。

解放军攻占南京总统府

星期日，4月24日（4月23日是南京解放日）的清晨，共产党军队先头部队攻入南京。大部队随后急速渡过长江，占领了首都。同杂乱无章的国民党军队相比，他们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对于新的征服者，百姓毫无反应，只是怕惹事上身。

第十二章  竹幕之后[94]

1.吵 醒

真正意识到灾难开始，是在我被吵醒的那一刻。共产党军队渡过长江后，并没有遭遇任何实质性的抵抗，4月23日清晨，共产党军队进入了南京城。最后一批国民党官员，在这之前不久乘飞机离开了南京。第二天清晨6点半以后，我在卧室被吵醒。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闯了进来，我惊呼，并且高声质问他们想干什么。他们退了出去，一两个口中还嘟囔着似乎很不满。等他们一离开，我马上起床，想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就在这时，大概有十一二个人又冲了进来，他们正是刚才闯进来的那些士兵。其中一位代表走了过来，礼貌地和我解释：他们并没有恶意，只是觉得好玩到处转转，希望我可以理解。我告诉他们我可以理解。这个人说士兵绝对不会伤害到我，如果觉得他们烦人可以把他们赶出去，无须对他们客气。

艾德·安德堡是我的家庭事务总管，他也在这阵吵闹声中醒了。他向我的房间跑过来，却被他们又赶回了自己的房间。最终，这些不速之客被受了惊吓的服务人员引了出去。

其实，这件事的答案很简单。入伍之前，那些士兵都是山野村夫。他们的胜利是不费吹灰之力获得的，轻而易举地闯入中国的首都，由于好奇想看看周围的风景。来到我家门前时，值夜班的人吓傻了，按照规矩他应该回屋报告，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顺从地给他们打开了门。对于外交豁免权这些农民出身的军人知之甚少，而共产党灌输给他们的思想他们也尚未吃透。比如，一个士兵告诉使馆的服务员，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归中国人民所有，将来都要归还给他们。这件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对于此事，国务院的态度很强硬，他们命令我到南京和北京组织抗议活动。实话实说，这个任务有些艰难，要知道我们和中共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我因此没有机会和共产党高层会晤。我得到了一些非正式渠道的消息：对于士兵如此的行径，北京和南京的领导层十分恼怒，这些事被视为为共产党丢了脸。而这件事的影响甚至波及到了美国国内，甚至好几天的广播里都有相关的报道。而后，我听说共产党对肇事的士兵进行了拘留的惩罚，并对其进行了深入教育。同样受到干扰的还有英国和法国使馆。

2.工作打折

由于未来情况尚未明确，在天下大变的前一天，我被国务院召唤回华盛顿。而那个时候，南京政府已经转移，在广州的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以公使的身份执掌使馆。可是包括隶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使团在内，诸多在华使团却达成共识，建议自己的政府不承认广州政权[95]，并允许外交人员留在南京，尽管那时南京已经被共产党军队占领。至于需要停留多久，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不久后，我也被国务院授权留守南京，这样做为的是确保在共产党军队控制的地区内，美国的官员和公民可以得到庇护和照顾。

在接到国务院的通知后，我要求召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代表会议。通常，这类会议都是在法国大使家举行，他是我们这些驻华使团中资历最老的一位。大家都觉得共产党军队士兵闯入我卧室的行为非常可笑，对此他们表示同情。但是同时大家也都忧心忡忡，没人知道中共除了对苏联友好外，对其他国家的仇视会到什么程度，而那些无知的下级军官还会做出什么愚蠢的事情大家也不得而知。事实上，之前就有过摩擦。之所以召开这种会议，是因为现在已经无法逃脱。国民政府曾经督促在华外交团在他们败退之前离开中国，他们很希望我尽快撤离。而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从国民党和我的同僚们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端倪。而此刻，我们被围困在南京，只有等到上海被“解放”以后，我们能与上海通信后才能判断出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参加会议的途中，我们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涉。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几天，而后，中共限制了所有外国人的出行。据说，中共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是为了警告。我的一举一动备受中共关注，所以，我并不打算冒险离开住处。而我的自由受限的问题也受到了国务院的重视，虽然我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要知道我曾经有长达3年半被日本人关押的经历。幸好，我还能收到最新的消息，那是一位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向我传递的广播信息和其他消息。大概在一周之后，我的行动限制解除了，而我平时的工作量也随之大幅度削减。我几乎没有任何事情需要处理，也不需要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因为我们还没有和中共建立外交往来。而信件方面我只收到过一封来自北平的信件，其他的信件根本无法收到。可就是这样的一封信，也是在抵达南京的两周后才辗转送到我手中的。所有南京当地的中文报纸大洗牌，成了共产党的喉舌。普通新闻几乎在报纸上绝迹，所有的报道都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仍旧可以使用大使馆的广播网收听到时事广播。

3.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对比和反思

我心里一种长期积压的矛盾在这一时期变得尖锐起来，这个矛盾就是我对于中国两大党派的情感问题。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国民党，他们都是饱学之士，他们那卓越的协作精神、公共意识，都让我深感佩服。可是，从获得政权的那天开始，国民党内部的坏现象就没有停止过，比如贪污受贿、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乱搞裙带关系等等。要知道国民党统一了全国，推翻了腐朽的军阀政权，可与此同时，他们也继承了军阀留下的恶劣行径。日本战败后，国民党军队为了击垮共产主义，运用了集合军队力量、派遣秘密警察等方式，可同时又必须忍受腐败的困扰。民众对于国民党日渐失望。当共产党军队向长江进军时，国民党宏伟的防御计划迅速流产了，这计划是死在无谓的政治纠纷、遗弃和背叛中的。可是，就是这样的政府，美国曾大力支持、援助过。最初制定的规划和目标是好的，从很多他们内部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出来，因此，我们也相信他们。

在渎职方面，共产党与国民党有着鲜明的对比，共产党努力致力于官员与群众能够和睦相处，该党的党纪、军纪十分简单且务实，他们有着良好的贯彻力。这一点在中共进入南京市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占领时非常平静，士兵也没有骚扰平民。虽然共产党债台高筑，但他们会按时偿还，就算有些账目不能立即偿还，他们也会在其他方面做出补偿。而他们南下途中如何顺利，这种消息都会出现在他们的广播节目里。简单地说，共产党成功实现了后勤工作的最优化，这也让士兵们斗志昂扬。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那是因为他们的军队就在使馆区演练、讲演，能够说明问题的证据太多太多。共产党给老百姓留下了一个印象：他们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代表人民的利益，他们将会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要知道，以前基督教会和其他文化势力也都试图实现这一目标，但得到的效果实在不佳。这些成绩为共产党带来了很多好处，这让组织和发动群众更加容易，他们的支持者也乐于自我约束。共产党成了典范，他们不顾身家性命而拯救劳苦大众。那些充满理想和激情的爱国青年也支持共产党。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共产党非常不简单。国民党在这一点上和他们相比，简直是天大的失败。

令人感到不幸的是，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和经历过苦难折磨的平民，并不关注背后发生的事，只要有变化他们就会觉得满足。联想到可能发生的结果，我感到十分担忧。如燕大还有那些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建立起来的文化亲缘，它们会有怎样的前途？它们为改变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发挥着良好的作用，它们都是基督教机构。

众多的中国青年男女是我最同情的对象。如果他们能够加入国民党，那么他们将会对国家效忠，因为在他们眼中为国家效力是唯一的出路。除此之外，其他方式都无法展示他们的爱国热情，自我表现和认可的机会自然无法获得。促进改革进程、致力于实现公共意识，这些都是他们所应期盼的目标。当然，还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他们加入了小党派或者不加入任何党派。现在，他们需要面对理想破灭，需要面对社会瓦解、家庭破裂，必须忍受肉体和经济上的折磨，他们四处寻找庇佑以逃过灾难。就在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备受折磨时，中国丢失了最宝贵的资产——这些年轻人对于国家建设的创造力。

我也在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美国政策中最令我担心的地方还是出现了。就像马歇尔将军离开中国之前，在我和他的对话中说的那样：要么给予国民政府充分的援助、建议和控制，令其击垮共产党；要么完全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无论这两个方案他们选择哪个，都比现在这种犹豫不决、三心二意要好得多。一直以来，第三种方案只会引发不幸的结果，果然这种做法引起了反美浪潮，而我也成了众矢之的。随着共产党的胜利，反美情绪愈演愈烈。

1948年春季，国会通过的“拨款1.25亿美元由国民政府随意支配”的法案引来了最多的抨击。拿到这笔钱的中国政府立即将其投入到了购买陆海空三军的物资和装备上，而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美国官员有意拖延，也许是制造商订货的顺序，这批物资的运输过程极为缓慢，我们因此成了中国各阶层批评的对象。我们被国民政府批评为“掏钱又少又迟”。我则被蒋介石和李宗仁催着发货。

经合署拨发的2.75亿美元到底产生了什么作用？这一点值得探究。赖朴翰及其属下在这一问题上理所应当受到表扬。他们的精力充沛和高效率体现了美国传统的高尚精神。这笔拨款虽然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可如果从国家利益角度去看，想要客观地评估这笔款项所发挥的作用，就必须注意到它实际引起的“政治病”。中国经济过于悲惨，这种改善根本无法起到多大的作用。

唯一没有受到谴责的政策是农村重建计划。我曾经在这项计划里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可是，构想提出的两年内，由于各种原因，这项计划并没有发挥作用。而共产党占领了东部和南部后，最早收成的区域落在了他们的手中，我们为他人做了嫁衣，这与国会的初衷背道而驰。这个计划是个美好的理想，3名中国人和2名美国人负责该计划，他们十分称职。可要知道这很讽刺，我们将政治和慈善事业融为一体，最终也只是胡闹罢了。

最讽刺和好笑的是我当下的处境，我曾经被视为美国自由主义者的表率、中华民族善意的朋友，而如今，我则被丑化成了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穷途末路的封建专制的支持者、助纣为虐的教唆犯。我不能再担任燕大的校长，各行各业的燕大毕业生对此表示沮丧。其实，这样的沮丧是有理由的。这是我外交官生涯中的第一个教训，也是最深刻的一个教训，我深深地懂得了言多必失这个道理。我只想告诉所有人，我始终都是我自己，从未改变。

4.黄 华

黄华[96]在南京被接管不久后接管了外事局，他原来的名字是王汝梅，他是燕大毕业生，很早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像其他人一样改了名字，于是他被人们称为黄华。马歇尔将军在北京建立执行司令部，黄华是活跃分子，同时也是将军特使团的成员。我和他的接触就在那时，他对我很友善，他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在黄华的言行中，我注意到共产党对于美国的反对。共产党反复声明外交官只代表本人不代表国家，这也让我很想知道黄华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傅泾波接到了黄华的电话，他约他见面，那时黄华刚刚走马上任，而后的两个小时两人进行了非常愉快的交谈。傅泾波在与黄华告别时，建议黄华去探望他的老校务长。黄华则回答傅泾波，如果想见我，还真的只能用“学生拜访校长”这个名义了，但是，他还需要和别人商量一下后再通知傅泾波。果然，黄华在几天后来拜访我，我与他畅谈了两个小时，黄华的态度十分友好。共产党有不承认与国民党关系紧密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规矩，于是，我见他的身份只能是美国公民，而并非外交官。共产党的地方官员安排了我们这次会面。黄华在这次谈话中提起了共产党的这条规矩，于是，我和他辩解：在共产党大器未成之前，西方国家依旧只承认国民党政权。可是，如果有一天人民承认、接纳了新政府，至少中国人民要接纳它，并且该政权向其他国家表示了往来的诚意，相信它自然会被大家重视，这也是国际惯例。而在新政权未被人民承认前，消极等待只能是我们这些局外人的态度。换句话说，外国并没有站在审讯台上，站在审讯台上的是共产党自己。当然，北平方面事先知道我和黄华的会面，而黄华也需要上报会晤的内容。

这件事唯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预示着被意识形态屏障区隔在两端的、均自诩为民主与自由表率并指称对方为敌人和侵略者的双方，若想彼此渗透，就不应该计较过去。

5.上海的情况

共产党军队很快拿下了南京，他们乘胜追击进军上海。共产党知道，上海存在着不少国际性问题和经济行政管理上的漏洞。我以为他们会绕开上海，等以后再做政权的交接。蒋介石先生下令长江撤军，守卫上海，并在上海地区做了部署。可是，实际上的防御效果却愚蠢之极。部署的过程极为铺张，上海居民的遭遇则更为严重，并且留下了心灵上的创伤。左翼嫌疑分子被到处追捕，谍报机构还向准备和共产党谈判的重要人物下了通牒，使得那些人不得已要么去了香港，要么自谋生路去了。国民政府还要求有支付能力的人做“贡献”，这简直就是对老百姓的压榨勒索。船只、车辆几乎都被征用。“焦土政策”[97]在抗日战争时适用，而此时只能让百姓增加仇恨罢了。街头上张贴了大量海报，房屋被夷为平地，树木砍伐、道路设障，国民党军队甚至举办阅兵仪式，这一切都是为了广泛的支持。而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则得到了银元、电影票，被许下了种种特权和美丽的诺言。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这时活跃异常。委员长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十分强硬，正是由于他强硬的态度，使得全体军官士气高涨、众志成城、斗志昂扬。然而，几周以后，还是共产党军队赢取了最后的胜利。

解放军骑兵部队进入上海市

6.书之静美

我那些滞留在南京的外交官同僚被禁闭在城中，他们甚至不能用电报和本国联系，因此他们变得焦躁不安。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都有自己的无线电器材，尽管法国人的差一些。但是，只有在军事行动的情况下，才被允许用来发信息，这也说明了当时反常的形势。当局不断提醒我们，我们只是他们眼中的普通外国公民，我们其中的一些人被允许像往常一样工作。面对那些来我这里探听消息的小国公使，我采取了欢迎的态度，他们还真的踏破了我的门槛。从这些人的话里，我也可以了解到他们被隔离得多么彻底。对于他们其中一些人来说，普通的社会生活和消遣娱乐也都成了奢侈。而最为讽刺的是，亚洲国家的公使也并没有得到什么优待。我呢，不忙，可也不至于无所事事。对日常讯息的阅读和处理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美国大使馆是一个大家庭，这里可以有外交事宜发生，也可以有传教士和中国人往来其中，还可以提供充足的社会娱乐。朗费罗[98]有一句著名的短句“书之静美”，用来形容这样的生活再好不过了。我具有双重“性质”：我是美国政府在中国的代表，可也是常年生活在中国的老头子，就算是行动受到限制，我也能紧跟时局。

7.体验上海

我想去上海，想看看新政权是如何控制它的，也想看看在上海的美国公民。上海沦陷后，交通系统陷入了混乱。这次为了去上海，我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并请黄华告知我去上海所需准备的手续。黄华告诉我，我现在只是普通的美国公民，不过我的事情可以被“特殊”处理。摆正我“特殊公民”的位置后，黄华帮我安排了上海之行，除了我之外，同行的还有使馆护卫、傅泾波、使馆工作人员和黄华的三位特别助理。抵达上海后，黄华派代理人接待了我，不管我走在上海的哪条街上，身边都有两卡车的便衣护卫跟着。据说原因是：上海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他们担心国民党会在我身上制造骇人听闻的事件，这样会让新政权难堪。于是，事情就演变成了这样：我无法自由行动，整天躲在总领事的官邸内，没有社交活动，只能眼巴巴地盼着有人来看我。由于我过于引人注目，很有可能引来其他特务机构的拜访者，特别是中国的拜访者。上海刚刚被接管，精力旺盛、高效率和廉政是新政府给我留下的印象。美帝国主义成了他们政治宣传的新矛头，他们维护底层大众的利益。另外，这个城市里还有个巨大的冲击，那就是共产党身上的国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激情，这激情能否改善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经济结构、喂饱并保护500万市民？这一切都让上海成了一座“城市实验室”。

我抵达上海的经历为外交同僚所效仿。为了躲避行李搜检程序，我决定在外交豁免权上大做文章。但共产党明确表明，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我们只是普通的外国公民，毫无疑问这又成了观念冲突的一大证明。还好，事态并未扩大。可我的特别通行证上却印着“美国前大使”，我若是想引起哄堂大笑，只需要将这通行证拿出来给大家欣赏就可以达到效果。我的一位欧洲同行也得到了这样的通行证，这让他勃然大怒。

我在上海时，明显地体会到，英国和美国在处理中国问题的风格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当然这也是因为英美国际地位变化所引起的。《字林西报》《大美晚报》是上海当时的两家外国报纸，它们分属英国和美国。在共产党的“解放”运动中它们幸存了下来，并且决定在新政下试运行。《字林西报》见证了英国从广州到香港，再到上海的历程。对于最早来华的英国“先锋队”来说，上海是非常靠北的地方。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和弟弟们生活在杭州，那时父亲就是这份报纸的老读者。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象，要数这份报纸的副标题——“最高法院和领事馆公报”，这让我对雄伟壮丽的大英帝国和这份报纸产生了敬畏。这份报纸的编辑部在外滩滨水区，那些公开或者半公开的英国企业与它相伴。这些年来，它被人戏谑地称为“外滩老妪”，那是因为它的编辑方针受到英国国内保守的限制。

滞留上海期间，我看到《字林西报》上的一则新闻，国民党海军在长江三角洲安置水雷，使得通往上海的水路危机重重。这则新闻发布后引来了严重后果，几乎所有的航运都瘫痪了。在这座依赖水路的城市里，这种消息令百姓人心惶惶。共产党对此一筹莫展，一周后情况并未好转。最终，英国人找来两艘临时扫雷船清理了水道，公众的情绪才得以平复。当然，这件事也许是恶作剧也许是偶然。但是《字林西报》成了替罪羔羊，共产党控制的媒体对其进行狂轰滥炸。归根结底，是共产党在发泄对西方势力的长期积怨。数十年来，扮演着“日不落帝国喉舌”的报刊会如何面对这样的侮辱？一封用英文书写并附有中文译文的致军事管理委员会的信公开发表在该报头条，信中声称，报社散播了未经核实的消息，并且造成了上海市民的恐慌。报社对此进行道歉。《字林西报》之所以低声下气，是考虑到了中国当局随时都有可能令其停刊，所以才出此下策。这样的举动体现了英国人的特点，不过这倒是可以帮助英国人调整心态，面对“日不落帝国”没落的现实。而在这种动荡的年代里，报纸的这种做法也只能是苟延残喘。

高尔德是《大美晚报》的编辑，他也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业务经理的电话。业务经理告诉高尔德，他被关押了，关押他的是要求涨工资的员工。这种事情已经在中外雇主身上屡见不鲜了，都是拜激进宣传所赐。高尔德是个有责任心的人，在明知道自己可能也会遭受这样对待的情况下，他还是赶回了办公室。争论告一段落，是因为工会代表赶赴了现场，提出了更加合理的方案。令人不解的是，美国人建议政府进行干预，而中国人却怎么也不肯。直到午夜，才达成了协议。但是，当排字工人发现高尔德写了一篇关于此事的真实报道后，罢工又开始了。对于高尔德来说，工人这样的行为干涉了自己的编辑权，他无法忍受，宁可关门大吉他也不会做出任何让步。对于那些身份卑微的工人来说，高尔德这样的态度没给他们脸面。所以，从那开始，《大美晚报》虽然还保持着友善的态度，但是内容却不再自由和诚实。于是，高尔德决定停刊，这也是一种美国式的固执，正如《字林西报》所体现的英国人的现实一样。

上海被一则“长三角布满水雷”的谣言击败，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民党领导人宣布了关闭共产党控制的所有港口的决定。他们没有使用“封锁”这类字眼，要知道他们自己已经是泥菩萨过江了，哪里还能理会英国人和美国人对此的抗议呢？关闭港口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它扼杀了城市的经济动脉。

只要是涉及到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事务，在上海就会变得格外棘手。有时候是外国人无意间触犯了新的法律法规，通常这些事情都是因为劳工中的不安情绪所引起的。在过去，英语在外国租界一统天下，而如今当局却强迫使用汉语，这让租界里的外国人极为恐慌。社会学家如果有兴趣，完全可以将这件事当作案例来研究。而中国人之所以采取如此极端的举动，完全是因为过去英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所表现出的傲慢的种族优越感，吉卜林[99]提出的传统和现在的情况完全吻合。而“上海思维”早已经臭名远扬。中国人对英国人的傲慢自大进行反抗，是随着港口发展和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高涨出现的，不过整个过程并没有大肆声张。上海在经历了日本人的占领、投降后，总算回到了中国人的手里。虽然如此，外滩上还是弥漫着民族主义仇恨，并且这种情绪逐渐恶化。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国民政府对美国的援助等得望眼欲穿，这使得高层领导多次指示要优待在中国的美国人，这也使得很多美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种族歧视的思想。

8.等候撤离

6月底，我开始为自己的撤离做准备，当时有一些事情还没能得到顺利解决，比如，如何安排奉天的同事先撤退。另外，我还得等一位高官回来，他去了北平与共产党谈判，他认为两党应该以国际大局为重，进行合作。而在这之前，毛泽东及其幕僚盛情邀请他到北平去访问。我知道，他一定能带回第一手资料，并且能够知晓中共的真实意图。因为通信条件差，我定在7月18日再见他一面后离开中国。飞机进行了修缮和试飞，这一切都非常顺利。而当局对我不理不睬，说明他们也希望我早点离开。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局势有所好转，当地公安局（警察局）为了防止那些尚未偿还完在华债务或者未了结官司而逃跑的外国人离境，在“出国许可表”后面附上了一个“商号担保”条款，想要离境的外国人必须有两家商铺做担保。也正是因为这样，冲突又一次爆发了。既然，共产党声称对所有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一视同仁”，那么就应该让所有人都去填写这个表格，而并不应该只对外交官豁免。当然，“豁免权”这个词在他们的脑海中根本没有存在过。规矩制定了就不能反悔，否则就丢了颜面。共产党凭借他们的教条鼓舞士气，并且不容许任何人怀疑他们的教条。他们不会认错的。

美国政府决定严肃对待这件事，免得开了不良的先河。黄华[100]和章汉夫[101]与北平上司保持着联系，并试图对当地同僚们施加影响。因为我是黄华的老校务长，所以他必须要小心翼翼，免得有人说他因为感情而牺牲党性原则。在他的帮忙下，我成功逃脱了“担保”和“行李检查”这些程序。我将那些积攒了三个月的高度机密政府文件以及全部员工的信息全部带在身上，并得以逃过检查。[102]黄华告诉我，之所以能够获准乘坐大使馆的飞机离开，也是有特别关照的。要知道，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海面的封锁一天不解除，就不可能离开。

连同我的空军随员约翰·邓宁上校和他的副驾驶员在内，一共有4名机组人员。驻沪总领事卞宝德先生、领事馆工作人员恒德大先生、威廉·奥列佛夫妇和傅泾波先生，这些人都是同行者。他们能够离开中国，是托了医生的福。奥列佛先生甚至在此前惨遭上海警方殴打，他的心灵和身体严重受创，所以，他必须要回国接受治疗。在离开前，我们拜访了两家中国私有银行和几家公司，我们想知道他们能否为我们提供商业担保，可随后我们意识到，共产党的政策在这里得到了不信任的对待，他们拒绝涉险。我们只好向中共当局汇报此事，中共当局给出了答案：可以找美国公司担保。这件事在我们看来极为滑稽，美国公民竟然要为本国外交官担保。而美国国务院曾经有规定，包括大使馆成员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能接受任何他人的商业担保。可这件事如果僵持不去解决，那么大家谁都别想走了，我们几乎被逼疯。南京的酷暑将日子切割，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流逝。原本我应该乘坐飞机迅速回家，而此刻却只能和同僚朋友会面、去教堂参加聚会，以这些事情打发空虚的日子。[103]

此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白皮书》，其内容是回顾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演变，用以应对国会和其他部门的批评。我得知国务院希望在“白皮书”发表之前我能够回到美国，很明显，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在书中得到太好的评价。7月23日是原定的发表日期，而选择这个日期也是为了给我留出充足的撤退时间。可是，由于印刷时间错后，发表日期也顺延至了8月2日。而缓慢的交洽还在我和华盛顿、黄华和北京之间进行着。我认为，“白皮书”发表的时间是否错后，与我能否解决困难毫不相干，不过国务院方面却有意押后发表日期，大概是担心发表后引起的恶果。而我担心的问题却是，如果白皮书发表引来共产党的勃然大怒，我那微妙的回国问题协商恐怕就要搁浅了。

在焦急等候撤退的日期时，我还得根据共产党的政策向国务院建议：中共控制区内的美国侨民需要撤退，最好是从上海地区撤退。共产党方面反美的宣传越来越激烈，对外企业和私人企业也遭到了白眼。私人企业国有化的过程逐渐开始。一些没有离开中国的传教士决心留下，哪怕是前途渺茫，他们也会恪守当初将自己引入传教事业的奉献精神。忠诚的品格，在他们的身上得以体现。可是，商人的前途却显得非常暗淡。就算是最为理想主义的人也不免需要面对现实。美国和英国的商人情况大不相同。在中国的上海和其他港口城市，你都能遇到倾家荡产来做生意的英国人。如果他们撤离，就意味着一无所有。英国商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维持那些能够赚到钱的生意。美国商人比他们要幸运多了。美国对华贸易仅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二三，就算放弃了在华的利益，美国商人在其他地方重整旗鼓也不是难事。

共产党宣称禁止外国人干涉内政，这就是我们多虑的原因。而共产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曾经支持过它的敌人国民党。黄华对我说过，任何中国人，不管是农民也好，商人也罢，又或者是学生，他们都会赞成当局的决定，禁止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他对我倒是可以坦诚相对的。可是，我们过去对于中国的帮助，共产党领导层心知肚明。经济和工业复兴的重任是他们眼前需要面对的问题，如果单凭着苏联和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简直是不可能的。而我们，是共产党最好的选择，不过，他们绝对不会为此而放弃自己的教条。

中方在剧烈的思想斗争后，同意我以美国大使馆的名义担保同行者。不过，他们还是收到了我奉命提出的强烈抗议。而这一回得到了他们强硬的态度，我外交官的身份甚至被他们否认。关于侨民问题，我向当局多次提交抗议书，而这一切都是奉命执行的，毫无疑问，当局驳回了我的抗议。黄华这一次不顾自己的党派原则，听完了我那一大通言论。而我亦知，他是因为念及师生旧情才如此谦逊的。在他的心里，我不是美国大使，而是他的老教务长。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故事：在我去上海之时，有位加拿大同行也跟着去了。当局接到了他的警卫因为一项严苛的规定而提出的抗议。他向当局发出质问，这样的规定为何美国大使没有遇到？而他却得到了这样的答案：这里没什么美国大使。加拿大人非常气愤，立即说出了我的名字。而工作人员用冷冷的语气回答了他：司徒雷登是我们接待的一位著名教育家。

8月1日，是我们重新确定撤离的日期，我们终于离开了。而这个时间比原计划晚了两周，相信“白皮书”会在我们走后抵达。

第十三章  梦留中华

1.回到华盛顿

1949年8月2日，我乘坐大使馆两架飞机中较小较旧的那一架离开了南京，飞回美国。傅泾波、卞宝德、奥列佛夫妇和恒德大他们与我同行，飞机由使馆空军随员约翰·邓宁上校驾驶，事后我才知道，那架小飞机上挤了这么多人已经超重。可是，归家心切，我们早就将一切抛在了脑后。这几个星期是我在中国最后的日子，这段日子极为不舒服，整日担惊受怕、心烦意乱。

晴空万里，飞机掠过海平面，不久后我们顺利到达冲绳群岛。驻地美军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第二天，我们换乘全新的B-72飞机，那是一架更大的大使馆飞机，是政府派来专门给驻中国大使使用的。在离开冲绳之前，我们先去游了一次泳。

剩下的旅途，我们是在舒适的B-72中度过的。抵达关岛后，我们同样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并且我又一次去畅游了一番。

8月5日凌晨2点，飞机在檀香山机场降落。斯图亚特·穆芮海军上将携着夫人和迷人的女儿苏珊娜来迎接我们。而后的两天非常愉快，我们受到了穆芮夫妇热情的招待。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雷福德上将夫妇为我举行了盛大晚宴，另外我还参加了檀香山燕京大学校友会专门为我举办的招待会。当然，我没忘记在瓦胡岛上游泳，并尽情地享受日光浴。

《美中关系特刊——1944年—1949年大事记》，这本由国务院撰写的刚刚发表的白皮书，就是我在那段时间里收到的。

离开檀香山是在8月6日的晚上，我和穆芮一家道别，并于第二天抵达了旧金山。裴德士博士和当地政府官员一起欢迎了我，他是童年时代莫拜尔的老友，并且是我在北京时多年的同事。堂兄弟华伦·麦克布莱德也前来迎接我，我在他家住了一夜后飞往华盛顿。10日下午4点，我抵达华盛顿，我在欢迎人群中看到了很多老友、亲戚、工作伙伴、新闻记者、摄影记者，其中，除了美国人以外还有中国人。最值得高兴的是，我的弟弟华伦和他的妻子安妮也来了，此外还有国务院的迪安·腊斯克[104]、沃尔顿·巴特沃斯[105]、石博思[106]以及那些我南京的同事、中国驻美使馆的谭绍华博士和使馆其他人员，这些人都来欢迎我的归来。

2.闭门谢客

在他们的陪伴下，我从机场离开回到了国务院。巴特沃斯和我在国务院进行了第一次交谈。他建议我最近一段时间最好什么人都别见，最好能够隐居。如果可以的话，还是离开华盛顿一段时间为妙。而后，我和傅泾波去了卡尔顿饭店。

两天之后，我拜访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第三天时，我在艾奇逊先生的陪伴下与杜鲁门总统会面。几周后，马歇尔将军才和我在华盛顿第一次会面。从我个人的角度看，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可是，当我看完“白皮书”后，一种不安感慢慢扩散。之前的交谈透露的信息，让我察觉到美国未来对华的政策值得担忧。

3.白皮书

我在离开檀香山的飞机上翻来覆去地研究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我考虑的不仅仅是它的性质特征，更重要的是它将会产生的效果和影响。

书中引用了大量的记事、文件与摘要，中美发展的历程也在书中全面呈现，1944年到1945年之间中国的国情和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书中关注的重点。迪安·艾奇逊签署的转送函是“白皮书”的开头，这封转送函的落款是：1949年7月30日于华盛顿国务院（第3～17页）。白皮书编撰的宗旨和历程也被记录进了转送函，而转送函的第一段是这样描写的：

总统，遵照您的指示，这份美国和中国关系的纪要由我来编写，这本书的重点在于最近5年。美国国会和人民都可以看到这本公开出版发行的书。

而第二段是这样写的：“……我指派负责编写纪要的人出具了一份记录，该记录主要是这一时期我国对华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记录十分坦诚，毕竟这涉及中国。记录事无巨细，其中甚至包含对我国政策的批评性言论，以及那些今后可能给我们带来批评的言论。”

第三段记录了美国政府和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但依旧不无遗憾地谈到：“为了尊重事实，在报告撰写的过程中，我们也记录了那个国家令人失望的一面。并且，我认为并不能因此而阻止该书出版。”

接下来的内容是：“现在中国正处于命运的转折点，人口剧增为中国带来了无法承受的负担以及西方世界的思想冲击，并且这些思想引起了极大的社会骚动，这两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函件下面又谈到了中国革命、国民党及其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以及1927年后两党的分裂。随后又写道：“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作是两党的权力争斗时期。这段时间里，显然共产党失败了。在这段时间里，维护国家统一、发展国家经济是国民党取得的明显成就。可是，在这10年中，也消磨掉了国民党最初的建党精神。与之相反的是，共产党在这段时间里充满了干劲。”

艾奇逊并未在这份文件或者其他文件中提到1928年国民党篡权，以及全世界各国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承认。1927年至今的内乱，被艾奇逊简单地称为两个政党之间的争斗。“政府”、“政府与国民党”、“中国政府”、“国民政府”等字眼都是后来他才提到的。

对于1937年日本侵华和日军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伤害，艾奇逊是这样描写的：“生命与财产的浩劫和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毁灭是这场战争带来的最大伤害。要知道，从古至今，中产阶级都是自由主义与民主的核心与基石。”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贯穿函件，包括中国时局的动向和美国官员对于中国政局的看法：“务必调整美国政策的旧观念以适应全新的形势。”余下的，还有赫尔利将军的使命、《雅尔塔协议》的签订及相关事项、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条约[107]，以及美国对中苏结盟问题的事先劝阻和事后警告。

对日本战败后美国的政策函件中也有描述：“和平实现之后，美国在华面临三种抉择：（1）全面彻底地从中国撤出；（2）大举发兵协助国民党击溃共产党；（3）一方面协助国民党控制尽可能广阔的领地，另一方面促使两党做出让步，避免内战的发生。”

至于为何选择了第三种，函件是这样解释的：“我们依此政策处理当下问题，竭力佐助两党制订出一种暂行方略[108]，既可避免内战，又能让国民政府保存实力，乃至增强实力。”

从赫尔利将军到马歇尔将军，大家都在努力进行着暂行方案，只是“一如事实所示，由于国共双方均无妥协意愿，所以第一个目标[109]顿成泡影……从1945年至1949年，我们对国民政府施行了大规模援助，以期努力实现第二个目标[110]。国民政府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承认，是我们的朋友……及至1947年初马歇尔将军离开中国，国民党无论在军事力量还是领土范围上都达到了成功的巅峰。可是，在随后的一年半里，我们却看到，国民党貌似强大，实则外强中干。他们的胜利缺乏根基，似空中楼阁”。

关于马歇尔将军和魏德迈的使命，文中是这样写的：

附录中详细罗列了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支援力度不够。从中国回来的现场观察员汇报说，1948年这个生死攸关的年头，因为缺乏武器和装备而吃败仗这件事，在国民党军队里从未发生过。在共产党军队的强攻下，国民党军队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是由于腐败渗入了体系的每个角落。而这一点，在战争初期从重庆回来的观察员也曾指出过。

失败的厄运本来可以逃开，可他们非要窝里斗。

中共领袖在意识形式上更偏于苏联，这一点美国政府深知。因此，对比国内力量，想要实现和平就必须同时拥有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想双方做出让步，国民党必须建立自己的议会，让国民党变成真正合法、名副其实的中国政府。只有这样，各党派才能在宪法的原则下参与进来，共商国是。

然而，这些条件一个都没有实现。最糟糕的是，对于马歇尔将军的建议，国民党置若罔闻，战场上的一败涂地和这密不可分。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任何一个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始终友好，并伸出援助之手，这是美国对中国的一贯政策。

我们“以赠予和借贷的方式为国民党中国提供援助”；我们“向中国政府出售了大量战争剩余物资，军用民用都有”。“国民党领袖在军事上的无能，让他们节节败退，士兵情绪低迷”导致我们提供的军用物资多半流入了共产党手中。

以现实的目光来看待中国的过去和当下，就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美国政府只剩下了一条选择，那就是大规模插手中国事务，挽救国民党政府，因为它早已失去军事优势和民心。可如果真的这样做，美国政府就会增加大幅的开支。美国指挥国民党军队，陆海空三军的武装力量都要投入到战争当中。如此大规模地介入中国内战，会招致中国人民的愤恨，和美国民众的谴责。

中共深得民心，而中共的领袖也公然宣称自己从属于他国势力，他们的后台就是苏联。这样一来，苏联人就可以打着协助中国的旗号进军，实现对中国的全面控制。很明显，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苏联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完全是本国、本民族的内部事务。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的援助没有太多意义。

令人感到不幸的是，美国并不能控制中国那不像样的内战，这样的情势发展已经不可避免。过去，美国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变内战的局面。如今，这一切都于事无补，美国在中国已经无所作为了。

我们坚持认为，无论未来如何，无论中国有多少人能够承受苏联的剥削，民族个人主义传统终将会在这个古老的文明中觉醒，挣脱外强的枷锁。无论是现在或者将来，我认为，实现这一目标只要有一点苗头和动向，我们都应该给予鼓励。

如果有一天中共政权沦为苏俄傀儡，并试图对邻国进行侵略，那么我们要面临联合国宪章被公然践踏、国际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局面。

与此同时，美国将继续遵守联合国宪章。保持美中友谊，坚持门户开放政策，支持中国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是我们的基本政策。

4.我的不安

摘录转送函的内容，在我看来是有意义的。国务院对于中美关系的理解在1949年8月时还是极为含糊的。转送函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外，也可以从该函内看出我回到华盛顿后，美国对中国采取的一些态度。当我得知美国政府要发表这样的白皮书时，心里有些担心。读了艾奇逊的转送函后，这种担心更加深了。

毫无疑问，美国政府没念及旧情，发表了言辞犀利的报告，对于中国政府频频发难，这样的做法实在可怕。

在惊愕情绪的影响下，我读完了白皮书。这份报告里，目录占了17页，大事年表占了5页，正文409页，附录641页。正文和附录是该书的主体。正文引用了多种文件，并且思想带有偏见，正文记载了1844年到1949年之间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虽然是充满偏见的，但是内容还是让我觉得感兴趣。特别是第六章，“1947～1949年，司徒雷登出任大使”。然而，实际上，我是1946年7月11日被正式任命为大使的。第五章“乔治·马歇尔将军的使命”，是对马歇尔将军代表团的相关记述。第六章共计80页，讲的都是从1947年1月15日到1949年6月2日之间发生的事情。

一些我一直认为是“绝密”的文件资料也被白皮书所引用，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之间长达333页的附录中，许多当年驻华大使馆发回美国的绝密文件都被引用。这样一来，当年那些机密的谈话都要公之于众，就连当初使馆的主张和计划也被公布出来。

如果说艾奇逊的转送函令我忧心忡忡，那么白皮书的内容则令我惊愕万分。不安感与日俱增，我时刻都在考虑：这样的白皮书发表后会对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甚至思索：那些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在白皮书上的中国人会怎么想？那些看到自己的考察、评估和建议被印在白皮书上的美国人又会怎么想？连我自己在内的美国人，到底该何去何从？以后，美国外交人员和领事馆的人员又会送来怎样的呈文？

还有一点让人不安的是，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前后矛盾。发表白皮书的两个月后，美国政府宣称：美国政府承认国民政府为合法政府。而1950年1月，美国忽然宣称中止对已迁往台湾的国民政府的援助。一直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才改变。

事实上，很多人都被白皮书弄得惊慌失措。后来，我还了解到，国务院向美国驻外使团分发白皮书，并要求他们将书中的内容扩散宣传。

对于白皮书的评价，人们褒贬不一。有人夸它有人骂它。而这样的情况，还是前所未见的。所以，我不便妄加评论。不过，我要说明的是，白皮书中所有罗列的资料都是精挑细选的。美国政府为了使自己的新政策得到支持，所选的资料都对自己有利。很明显，白皮书绝不是一本史学家的著作，而是出于实用目的编写的。

发表白皮书的目的为了告诉天下：在美国人看来，国民党是自己打输了内战，美国没有一点责任，所有的责任都由国民党自己承担。同时，白皮书还声明，内战的失败跟美国政策没有一点关系，这说明，美国政府支援国民政府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

这样的态度正是1949年夏天美国的公开态度，也是华盛顿大部分官员的态度。

回到华盛顿后，远东事务司的司长巴特沃斯先生是和我交谈最多的人。可他的观点居然和政府一样，并且，他认为我应该顺从政府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他建议我尽量不要和媒体、公众见面，这样可以让某些好事的报纸编辑“冷静下来”。

事实上，我并没有受到不能发表公开言论的限制。我甚至在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做了一次公开演讲。只不过，演讲稿的内容全部是提前认真写好的，并得到了国务院的审查和批准。而在新泽西州拉韦市的中央长老会教会上，我也讲了同样的内容。

5.不承认新中国

1949年，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建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新政权，而政府的格局都是从苏联那里搬过来的。

10月，国务院召开远东事务“专家”会议，各行各业的与会者与国务院指派的官员坐在一起。事后，国务院将会议的议题、与会者的姓名、部分参会的政府官员姓名和详细记录公布于众。

关于会议的议题，简单地说就是几位官员对于远东，尤其是中国的局势和相关政策进行简要概括。随后举行了研讨会，但议程已经在会前发表。随着议程的推进，很快就有了讨论结果：大多数人都认为国民政府垮台了，有几位教育专家的观点特别尖锐，他们不想再理会中国政府的命运。菲利普·杰赛普先生是大会的主席，他建议大家讨论是否应该承认共产党政权。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出现了分歧：有人强烈主张承认共产党政权并给予援助，而有人则表示反对，认为现在不适合这样处理。

我出席了整场会议，这些人的话令我感到气馁。我之前也说过，虽然国民党政府是有错误的，但是它始终都是在美国的支持下，经过艰苦的革命才诞生的。长期以来，国民政府被异己分子，特别是共产党所攻击；而在国际上，它又受到日本等国的外交压迫和武装侵略。可谓是内忧外患，所以，它无暇顾及“国计民生”。也正是因为这样，在抗战8年后，面对以苏联为后台的共产党军队的攻击时，国民党军队无法团结一致进行有效的对抗。这也导致了它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最终不得不撤离到台湾。但是，在这次该死的大会上，大家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国民政府的身上，从未考虑过国民政府当时的处境。

曾几何时，国民政府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美国的援助上。那些我们承诺过的物资，因为运输时间太长，而导致东西到了中国后却无法派上用场。美国在《雅尔塔协议》中把满洲的控制权拱手送给苏联，实际上也就等于白白送给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国民政府没有想到的。要知道，满洲的地位极为关键，在得到它后，共产党的胜利之路就变得畅通无阻了。而苏联在1945年8月15日撕毁了双方签署的条约，这是国民政府乃至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在那份协议中，苏联承诺给予国民政府物资和道义上的支持，并且承诺不会支持共产党。要知道，从二战结束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前，这段时间是国民党最需要帮助的时期。然而，美国对华政策左右摇摆、前后矛盾，不但没有帮上忙，反而削弱了国民政府的实力。

1949年10月11日，郑介民[111]受蒋介石委托来到华盛顿，会面时我只得对他说：事情到了这一步，美国政府不会再给予国民政府援助了。

6.争 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之后新中国开始寻求其他国家的承认。10月2日，苏联承认“新中国”，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共产党政权的国家。第二天，中华民国政府宣布与苏联断交。

4日，美国政府宣布，只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在我的印象里，那段时间的美国政府没有迹象表明要承认共产党的“人民政府”。而在中国问题上，国务院政策也屡屡受挫，几乎可以用失败来形容这段时间的经历。到了10月，国民党政府依旧是美国政府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美国政府却中断了对其援助，双方关系降到冰点，直到8个月后，朝鲜战争的爆发才让双方关系得到了缓解。我们断言，在远东地区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会危及世界和平，所以，美国和联合国必须加以阻止。

1949年秋，国民政府决定撤退到广州，共产党闻到消息，迅速挥师南下。10月12日，代总统李宗仁宣布政府迁都重庆，可令人感到无奈的是，不久后重庆也宣告失守。无奈之下，蒋介石带领国民政府迁往台湾。12月9日，行政院在台湾首府台北行使主权。代总统李宗仁赴美，12月7日，他进入纽约的一家医院治疗。

12月30日，印度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1950年1月6日，在印度承认的一周后，英国政府宣布承认该主权，同时与国民党政府断交。一些亚洲和欧洲国家，在1950年上半年内陆续承认共产党政权，整个上半年，总数达到了25个之多。如果美国也承认了该政权，相信这个数字还会更多，毕竟很多国家都在看美国的脸色。

美国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要知道，美国一直看国民党不顺眼，而对共产党还是有好感的。可是，共产党没收了很多美国人在北京的财产，这让美国民众怒不可遏，绝对不允许政府向中共示好，或者采取任何对共产党有利的行动。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国中止向台湾国民党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军事援助，撤回顾问人员，中断物资供给。艾奇逊国务卿于1月12日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发表公开演讲，重申总统的决定。

在那之后，新闻界、演讲者和联合国都将焦点放在了美国是否承认中共政权这个问题上。这种讨论持续了数月。到1950年时，35名议员联合提交了一些文件，呈递给杜鲁门总统。文件中要求政府做出明确态度：坚决不承认中共政权，并反对该政权在联合国内谋求合法席位。艾奇逊先生做出明确回复：如果政府要承认中共政权，那么一定会与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商量。

3月1日，蒋介石重任总统，接管台北国民政府。陈诚将军在3月8日时被提名为行政院院长，前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博士被任命为台湾省省长，孙立人将军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

7.执政党——共产党

1950年6月25日，在苏联的支持下，北朝鲜政权派兵越过三八线，入侵南韩。来势汹汹的铁骑，欲直取韩国首都汉城。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安理会宣布，北朝鲜的做法侵犯了联合国宪章，并且呼吁其他成员国援助南韩。

朝鲜战争（1）

美国总统杜鲁门于7月27日宣布，空军和海军对韩国实行武力支援，同时派出第七舰队保护台湾，以确保其安全。杜鲁门指出，他正在敦请台湾政府停止对大陆的军事骚扰，而美国政府则会尽快制定援助计划，向菲律宾和印度支那[112]提供军事援助，以抵抗共产主义势力扩张侵略。

综上所述，杜鲁门总统已经制定了遏制共产主义势力蔓延的计划。一些地区，如马来亚[113]、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等已经做好了用武装力量对抗共产党进攻的准备。保卫朝鲜半岛的责任就落在了美国的肩上，这场战争中，包括英法等国在内的军队将组成十五国联合军队。

事已至此，关于是否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在美国国内停止了讨论。不久后，中共军队加入朝鲜战争，也正是因为如此，接纳中共加入联合国的考虑停止了。不过，苏联和其他几国依旧没有放弃努力。

朝鲜战争（2）

美国对华制定了新的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主动提出提供3万兵力支援朝鲜战场，随时接受调配。但联合国司令部却认为，从军事或者政治角度来看，这个举动不妥。他们认为，台湾岛内更需要兵力部署，以防止共产党军队对台湾进行突然袭击。共产党军队在1950年冬到1951年初进入朝鲜，美国立即向台湾派遣军事使团，与国民党军事部门商讨台湾防御措施。1951年4月，在征得国民政府同意后，美国派了一个军事顾问团前往台湾。

共产党军队在1949年取得胜利，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共产党在人民面前的姿态是争取信任、广交朋友。不管是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还是国外观察家，中国共产党都在努力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追求中国民主化，并努力使中国变得独立强大，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在政治宣传上，共产党将自己描绘成一个致力于“土地改革”的党派，一个不受莫斯科控制的有上进心的党派，同时也不受共产国际管理、不受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114]摆布。而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共产党，它只是“土地改革家”。

事实上，在国外，毛泽东的言论远不如斯大林那样影响深远。

共产党的宣传政策是：一、竭尽所能宣传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的腐败、堕落、无能；二、宣传共产党诚实、真诚、廉洁。在他们看来，真正的民主就是共产党，最崇高的目标就是共产主义思想。这些宣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人民心平气和地接受了政权更迭。那些国内外的观察家们同样表示迷惑，他们逐渐觉得，也许共产党夺权并非坏事，反而更有利于民主化进程的推进。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那些国内外的“知识分子”对这种观点居然深信不疑。也许，当以后某位历史学家来阐述这段历史时，品性正直的他可能会这样写道：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欢迎共产党执政，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政权也迅速承认了中共政权，一些非共产主义国家也纷纷效仿。此外，还有国家在斟酌这件事。

中共在没有全面控制大陆之前，在其统治辖区内极少表现出集体主义的端倪。他们那时的原则是：让自己生存，让别人生存，并帮助别人生存。1947到1949年年间，他们无往不胜，被人视为救星。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全国政权建立。当时，很多中国专家盛赞共产党执政。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也认为新政权的前途一片光明。

事实上，共产党的确在当权后展开了此项计划。地主的土地被没收并分发给农民，农民们兴高采烈，这似乎意味着中国民主进程又迈进了一步。但是，政府却向拥有土地的农民征税，导致农民并没有增加实际收入。

8.因病辞职

1949年11月28日，我从华盛顿动身前往辛辛那提。我此行是为了拜访辛辛那提大学的校务长乔治·巴布尔及其夫人。这两位都曾经任职于燕京大学。

11月30日，我乘火车离开辛辛那提，前往华盛顿特区。进入餐车用餐时，我忽然心脏病突发，甚至连饭都没有吃完就离开了。而后，我就记不起任何事情了。等我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那时的我躺在担架上，被人抬下火车送上了救护车。后来我被告知，乘务员清晨时发现我晕倒在了男卫生间里。他们看过我的证件之后，知道了我的身份。而后，国务院接到了他们发去的电报，并且迅速做出指示，将我送往马里兰州的贝赛斯达海军医院。在此，我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感激，你们的恩情我将永记于心。

我中风了。至于我是否有生命危险，医生还需要12天的临床观察。1949年12月1日至1950年3月29日这段时间里，我始终躺在海军医院的特护病房里。傅泾波当时在外地，听到我出事后立即赶了回来，并且整日陪在我身边。我儿子杰克也时常来看我。我离开医院的时间是3月26日，离开后我和傅泾波住进了华盛顿费尔法克斯饭店。一周后，我重返医院。4月28日，我再次出院回到饭店。6月24日那天我正式迎来74岁，几位老友前来为我过生日，虽然简单但很温暖。7月4日到9月3日这段时间，我一直住在纽约长老会医院里，直到康复出院回到华盛顿。12月时，我接到了国务院的来函通知：我需要在国务院待着，并且无限期。

在那段令我恍惚的日子里，亲朋好友的鲜花从四面八方寄来。鲜花娇艳欲滴，传递的是亲友对我的情意。而好友纷纷在那之后前来探望，也给我带来了许多欢乐。我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傅泾波始终陪在我的左右，并精心照顾我的饮食起居，他十分耐心，全心全意地照顾我。1950年，傅泾波移居华盛顿，为了让我能在这里踏实居住，他们在华盛顿西北郊第28街买了一幢名为“追逐道外”的房子，并把我接去同住。如今，我就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并且希望直至寿终。

1952年11月28日，我致函杜鲁门总统，欲请辞美国驻华大使的职务，原因是身体情况恶劣。12月11日，杜鲁门总统回信了。他感谢我过去的努力工作，并且同意了我的辞呈。从12月31日开始，我便无须担任驻华大使了。总统信件全文如下：

白宫

华盛顿

1952年12月11日

亲爱的大使先生：

11月28日，我收到了您寄来的辞呈。我接受您的请辞，并批准于1952年12月31日开始生效，在这里，我代表自己和美国政府向您表达最诚挚的谢意。您在国家内外交困之时临危受命，我深表感谢，而您也出色地完成了国家代表这一杰出的使命。

您的这一生，致力于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培养出了一大批有志青年，而这也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语言。您将自己对中国的友谊和期盼倾注于外交使命中，您那过人的智慧和旺盛的精力全部倾注于您的责任之中。我认为，您在返回美国后的病重，与您对工作过于敬业密不可分。

因为您的健康，政府失去了您的效劳，对此我深表遗憾。事实上，我期盼您能够在健康恢复后重返工作岗位，以您独一无二的才能去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

哈里·杜鲁门（签名）敬上

光荣的司徒雷登

美国驻华大使

国务院

华盛顿特区

这样一来，政府就可以任命新的驻华大使了。而我也可以用新的方式生活，并且可以去探寻我个人和公众所感兴趣的问题了。

第十四章  归隐

1.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宗教、教育和中国，是影响我一生的三大因素。中国这个国家孕育了我的宗教精神和教育理念，这样说更为准确，当然，我也可以在这两大领域里大展拳脚。

这些年，关于中国的书籍越来越多。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学、艺术都是这些书籍中所讲述的内容，当然，其中也包括中国人的民族性、当下中国的变更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位置。这些书多种多样，小说、诗词、哲学，全部包括在内。而作者的经历与态度，也影响了书的立场和观点。

我想如果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做出贡献，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写一本“中国历险记”。在华50年，经历了中国最为动荡的半个世纪。我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始于第一次听说奇耻大辱的不平等条约，以及第一次见到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外国人在中国丑态毕露。我可以体会到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精神，这也让我崛起了心中昏睡的民主自由理想，并要为实现该理想而奋斗。我与中国人民有了感情上的共鸣，这种共鸣也成了我的生命支柱，我的一切观念和态度都是从这里来的。

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热爱，是这种信念的来源之一。我一直认为，如果想要太平洋地区迎来真正的和平，那么中国的独立、统一、强盛、无畏、友善是根本因素。换言之，只有当中国成为一个富有理智和正义感的国家时，才能与邻国友好相处，并在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美好理想，既可以验证先哲的教诲，又可以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只有遵从民众的社会民主意愿，建立共和政府，才能满足知识分子的渴求。保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自强不息并且抵制外国侵略，是实现宏伟愿望的基础。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一致的文化实体。只有中华民族稳定且文明得到传承，才能实现亚太地区的和平，并推动人类进步的事业。对此，我倾尽了毕生心血。

2.挚友傅泾波

一个人的社交经历，决定了他对本国和他国的态度。在注重人际关系的中国，这一点更是真理。中国文化的理论、道德哲学、伦理准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中国人认为“道德”这个词过于抽象，所以不用，改用真诚、忠实、仁爱等词语，并将其当成每个人应该完成的任务。极端地说，忠诚是中国人最为看中的美德。

《中国问题》是罗素[115]写的一本褒扬中国人民优秀品质的书。书中，他将贪婪、怯懦和麻木列为中国人的劣根性。对比其他国家人民的普遍人性缺点，尔虞我诈、互相猜忌是中国人的最大缺点。不过，在多年与中国人的接触中，我认为他们的优点大于缺点。正是因为这些美德，才让我沉醉于中国文化之中。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友谊十分牢固。虽然中国此时与俄国交好，但是他们的感情基础极为不牢固。我相信，因为环境而被迫中断与美国人的友情的中国人只是凤毛麟角。中国人本性真诚，与美国人之间的友谊绝对不会那么容易切断。有朝一日，这份感情一定会继续的。

中国人的心像是大门紧锁的中国宅院一样，并不会轻易对别人打开。这样的宅院在北京遍地都是，如果从它前面经过，你根本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况。城市里隐藏了无数这样的私宅，宅院外面的墙壁高于里面的房间，朱红色的大门永远关着，即使偶尔打开了，一道影壁墙也会阻挡住看到里面的视线。绕过影壁墙走到院子里，你才能看到一切。走进庭院后，你会豁然开朗：连绵的房屋、雅致的走廊、静园荷塘、亭台楼榭置于其中。中国人面对外国人总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这种表情被外国人认为是“东方面具”。如果你想走进中国人的心扉，可千万不要着急。只要消除了双方之间的忧虑和猜忌，信任感就会油然而生。到那时，你不但能迈进中国人家的大门，在欣赏景观的同时还可以受到热情的招待。

那些前面提到的很多中国人都是我的挚友，鉴于篇幅问题，我不在这里赘述。

而读者早就听烂了“傅泾波”这个名字吧。在这里，我还是要不厌其烦地提到他。要知道，他已经成了我心里中美友谊的典范。正如前面所说，他全心全意地辅佐我在燕大做校务长时的工作。当我被日本人关起来时，我以为他会想方设法地救我出去，没想到的是他也遭到了软禁，他几乎被软禁在家。而获释后，他第一个来见我。而后几周的动荡里，他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1946年年底，我从美国返华，为了处理燕大的校务问题，我在上海滞留了几周。我请傅泾波来上海与我会面，可在当时的情况下，坐飞机不是人人都可以的，必须要得到盟军的特许才行。可如果想来上海，飞机是唯一的交通工具。飞机经过共产党治下的山东省时，发动机出了毛病。傅泾波被要求将随身的手提箱扔下机舱，但傅泾波拒绝了。那手提箱里放满了大量和中国有关的重要函件。而此时，驾驶员已经背上了降落伞包，如果危机来了，驾驶员可以扔下乘客先行逃跑，或者选择和乘客同生共死。而傅泾波面临了极难的选择，幸亏这时飞机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飞机安全地在青岛降落，这一次真的是有惊无险。傅泾波决定搭乘商用飞机去上海，没想到，因为他太过兴奋，导致手提箱遗失在了机场，幸亏航空公司的人帮他找到，并在一两天后送到了上海。

傅泾波在我的人生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管是在我斡旋于国民政府与中共政权协商的过程中，还是在我担任驻华大使的时间里。马歇尔使团在中国时，傅泾波在南京帮我处理相关事宜。在我眼中，他不仅仅是同事，更是亲人。只要有我的地方就有他，但是，实际上这点违反了美国政治体制。我将一个中国人列为大使家庭成员是非常危险的举动。这里面包含着社会偏见，而最重要的是，大家都会从安全方面进行考虑。作为大使，我时常都要接受安全教育。这件事引起了马歇尔将军和其他同事的注意，他们担心我会引狼入室，这个人可能会是外国间谍。可实际上，我就算不带他进大使馆，只要他想窃取情报，在与我日常见面时也阻挡不住。而我认为，一个人只要有高尚的道德观，他就值得信赖，傅泾波就是个道德高尚的人，我可以对他毫无隐瞒。他关心我要超过任何事。不久之后，大家就像我一样信任他了。

中国人会把为人熟知、长期维系的人际关系和公事搅和在一起，在这点上和美国人截然不同。就算在我担任大使后，这种情况依旧没有改变。执掌大使馆时，我家每天门庭若市。客人们就算见不到我，也能见到傅泾波。他们也许没什么太重要的事情，并且坐一坐就走。如果我想认识一些中国政要，却碍于身份无法结识，这时傅泾波就起了作用，他可以替我到处应酬。我常常带着傅泾波去拜访中国高官，可他从来没有泄露过任何机密情报。事实上，只有在他的帮助下，我才能和中国各个阶层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也在很多场合下帮我完成了交际使命。一些应该我说的话，有时候因为种种原因我没能说出口，他就成了我的传话筒，帮我解决了尴尬的问题。因此，所有人都觉得，傅泾波对中国政治的深刻理解，和他广泛的人际关系，让没支付一分钱给他的美国政府受益颇多。他在一些细节上也帮了我很多忙，特别是在中文信函上，他和另一位中国文员帮我处理得极为妥当。

30多年来，我和傅泾波一直保持着友谊，他是我最信任的人。我们的友谊说明了不管何种肤色，只要心灵相通都可以成为朋友。我能够对中国了解得如此深入，大半都是他的功劳，他就是我的儿子、伙伴、秘书和联络员。

四年前，我卧床不起，这也是我和傅泾波面临的考验。可在我生病这段期间，傅泾波忠心耿耿地服侍着我。而在医生的规定里，除了亲人可以召见半小时外，其他人最多10分钟。对我来说，傅泾波就是我的亲人。所以，他就算在我身边停留几个小时，医生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和傅泾波在一起虽然不激动人心，但却平淡温暖。住院5个月的时间里，傅泾波每天坚持来看我，并且风雨无阻。出院后，我来到傅泾波身边生活，至今已有3年。我们像是一家人一样，关系极为融洽，我相信他们和我一样，会发自内心地去感谢这样的感情。我所有的中国朋友都对傅泾波和我的友谊赞不绝口。中国人和美国人不同，和西方其他国家的人也不同，在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问题上，中国人时刻把责任心和忠诚度放在首位。照料一个病恹恹的老人是件苦差事，而傅泾波却时刻把我的健康放在心上，耐心细致地照料我。后来我竟然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依照医生的说法，多亏了傅泾波。是他，以中国人特有的助人精神和诚挚感情，照料我、关怀我，为我带来了奇迹。

3.无常的人生

我这一辈子有两次不见天日，第一次是被日本人囚禁的3年半，第二次就是百病缠身。这两段经历让我体会到了其他国家人民承受的苦难，并且对此同情万分。和那些孤独的囚徒相比，我忍受的磨难微不足道。许多人的肩膀上都承担着无法说出的疼痛。和战争的残酷相比，这样的痛苦都是暂时的。很多人常年生活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而且无法解脱。相比之下，我这样的一生实在太过幸运。就算是在逍遥时期，我也没有漠视人类的幸福，时刻怜悯所有的人。不过，这只不过是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我只能是一个旁观者。两次与世隔绝的经历给我带来了一种神秘感，所以我能融入芸芸众生，也能看到痛苦演变的过程。这点不仅仅适用于我，也适用于所有人。

第十五章  抉择的十字路口

1.美国如何对待中国

美国对中国现在究竟应该采取怎样一种政策？这是我常常被人追问的问题。

“政策”这个词可以容纳下很多内容，“现在”这个词语则是一个无法确定的时间点。当下美利坚民族所面临的状况、美国政府所进行的争斗，都在不断变化着。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我们面临的问题并非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依我看，要想制定针对某个国家的完善政策，那么先要制定出一套完善的全球政策。如果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正确看待世界，正确看待我们自己和其他国家的人民。除了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以外，其他国家民族的利益也要注意。在制定政策之前，我们需要先考虑道德、法律和正义的原则。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这些原则也是需要遵循的。基督教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深深植入我们的观念里，因此我们有义务用基督教教义来指导我们的外交政策。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也需要“因材施教”。可是，基本指导原则是不可以动摇的，要知道，只有遵循原则才能实现最终目标。而我一直说的基本原则，指的是确保所有民族都可以自由地生存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让美利坚民族变成一个自由的民族。我们可以用这个基本原则来约束自己，不但要管好自己的事情，对他国人民的事情也要放在心上，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争取自由和安全。

未来，中美关系需要秉承一个信念：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必须尊重，并且要鼓励中国领导人向自由世界学习。在这种信念中，美国和美国人民必须保留昔日的传统，对于中国人民要继续帮助和支持。

对于中华民族的特质和潜能，美国人也应该好好去研究和学习。拥有4亿5千万人口的中国是一个智慧而强大的民族，它的人口总量占世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接近400万平方英里的国土面积，让它比美国还大。地大物博的中国，屹立于东亚中央，其工业前景不可估量。长时间以来，中国始终是亚洲邻国眼中的“中央帝国”。如果要追溯历史，一定要研究中美在贸易、文化和政治上的交往史。近代中国风云变幻，频繁的国内革命令其民族情绪高涨。为了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政府加入了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雅尔塔、波茨坦两协议对国民政府产生的影响，苏联对国民政府的背叛，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中共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背后有苏联的支持。我们需要谨慎地看待，1949年中共建国后国共双方的态度和表现。

当前的形势是，不管美国政府是否与中共政权接洽，都不会有任何的转机。二战之前西方国家在中国进行了海量的投资，许多慈善机构、教育机构都在中国建立。西方人带来了西方思想与生活方式、基督教的理念与实践、西式教育、现代科学、最新的医学成果和机械工艺。当共产党掌权后，所有和西方背景有关的东西都被剔除了，就连它们在中国的影响力都消失了。苏联是中共的后台，中国大陆已经被苏联置于铁幕之后，共产党顽强地与自由世界抗争着。

毕竟，大陆只是大部分中国人集中的地方，而台湾还有八九百万的中国人，此外，世界各地还分布着上千万华侨。在这些相对“自由”的中国人中，那些被赶出中国大陆的教育、慈善机构仍然履行着其使命。眼下，留美的中国学生就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帮助，而台湾也得到了充足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大有所为，并且必须大有所为。

我们能够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组织（甚至包括身在大陆的中国人）保持联系，这都是国民政府的功劳。这就表明，在帮助中国人的问题上，我们依旧还有空间。这样做为的是中国人民的福祉、全中国的进步，以及整个世界的自由。

从1954年开始，在共产党和其他盟国的要求下，有两个问题又摆在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眼前：（1）中国共产党是否应该被“承认”；（2）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能否进入联合国。

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也并不是承认和接纳新中国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新的政府，从基础、结构、方法到目的，它本质上是完全的共产主义。而这个政府控制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土地和人口，并将自己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政府？早在1928年时，美国就承认了中国政府，那时候它是中华民国，并且与国民党领导在1942年时签署了《联合国宣言》，3年后，这个政府成了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中国的发言、投票都是由国民党来进行的。

摆在眼前的问题不仅仅是是否承认中国、接纳中国，而是如果承认了共产党的“人民政府”就意味着需要中止承认国民党政府。如果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遵循特定的程序。而这个程序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后，势必将中国分裂成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而在我看来，这是愚蠢的。美国的政策一向是为了谋求中国统一和独立而制定的，与之相悖的都需要摒弃。全世界的华人都将会对美国促成中国分裂而不满，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都会为此抗议。

截止到目前，共产党政府被25个国家承认，但是大多数国家都保持观望态度。承认了共产党政权的国家敦促美国同时承认中国。而“人民政府”正在共产党阵营和其他非共产党国家的支持下，积极在联合国活动，期望能够恢复中国在联合国里的地位。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需要做什么，应该保持怎样的立场，并且做出怎样的努力？在保证自己合法利益的前提下，这些问题都是美国政府和人民需要思考的。当然，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目标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在眼下的世界格局里，美国已经成为了自由世界中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对于美国来说，摆在第一位的利益就是维护国内和国际安全。世界的和平是美国政府和人民最关注的，那是因为他们相信和平、自由。在美国人心里，要想得到国土安全，世界和平就必须实现。在安全的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和其他自由国家的立场是一样的。

坚守原则、务求稳固、拒绝左右摇摆、前后矛盾，这是美国的外交原则。虽然教派众多，但美利坚民族依旧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我们是基督教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都与基督教息息相关。基督教的道德理法，我们需要坚持下去，并以此来为个人、集体和民族生活做出规划。我们要严格遵循基督教观念，并以此来处理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

基督教的“黄金法则”[116]是面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时需要遵守的，想要他人善待自己，必须先善待他人。那些接受了我们善意并且意图回报的人民，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好邻居。

如下事实需要我们谨记：在过去，美国政府试图干预中国局势，但是每一次的结局都是损人不利己。一些教训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1917年，美国和日本签订《兰辛-石井协定》[117]，美国私下对日本做出承诺；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在山东问题上美国又对日本让步；还有雅尔塔1945年签订的《远东协议》……罔顾原则、抛弃传统，只为了追求私利，大行机会主义，这些都违背了美国精神。恪守原则，是处理中美政府以及民间关系时必须遵守的。

对于制定中国政策，我们必须要在遵守美国整体外交政策和目标的前提下进行。和平与安全，这正是我们所追寻的，也是民族的共同目标。制定政策时，我们绝不能将目光放在诱人的“交易”和冠冕堂皇的承诺上。我们的原则是脚踏实地，这样我们的政策才能更加真实可信。

[1] 乌尔斯特是爱尔兰北部的古代王国，在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大部分被并入英国。如今被爱尔兰和北爱尔兰分割统治。

[2] 米利亚得·菲尔莫尔（1800～1874），美国第13任总统。

[3] 当时的亚拉巴马属于蓄奴州，而林肯主张奴隶解放，司徒雷登家族身居南方却又与林肯家族关系密切，所以说会有危险。

[4] 倪维斯（1829～1893），著名来华传教士。

[5]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

[6] 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苏格兰诗人、小说家。

[7] 爱德华·巴尔沃-利顿（1803～1873），英国小说家、剧作家。

[8]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英国小说家。

[9] 约翰·汉普顿（1594～1643），英国政治家，反对查理一世的国会领导者。他为国会召集了一支军队，后来在英国内战中被杀死。

[10] 阿尔杰农·悉尼（1622～1683），英国政治家、哲学家。

[11] 派崔克·亨利（1736～1799），美国早期政治家，生于弗吉尼亚州。在独立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799年被华盛顿提名推荐为立法议会议长，但还未曾上任就去世。

[12] 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美国第四任总统。

[13]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191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14] 原文为拉丁文：pastor pastorum。

[15] 卫理公会派（Methodist Church），又称循道宗信徒，是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一个分支。创建于18世纪初期，创始人是英国的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和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 Wesley）。该教派以积极关心社会福利和公众道德而著称。

[16] 基督门徒会（Disciples of Christ），又称基督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分支。创建于19世纪初期，创始人是美国长老会成员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和亚历山大·坎贝尔（Alexander Campbell）父子。该教派把对耶稣基督的崇拜作为一切信仰的根本原则。

[17] 浸信会（Baptist Church），又称浸礼会，是卫理公会教堂福音派新教的一员，使用改革的祈祷传统，崇尚个人自由、政教分离和自愿洗礼、理智信仰。

[18] 此处司徒雷登引述有误，因材施教是孔子的教育思想。

[19] 萝丝·麦考利（1881～1958），英国女作家，擅长于都市题材小说创作。

[20] 李汉铎，中国近代著名神学家，从1913年至1949年担任金陵神学院的院长。

[21] 吴德施是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鄂湘郊区的主教，1904年至1938年在任。

[22]赛珍珠（1892～1973），20世纪著名女作家，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父母都是传教士，她在中国长大并常年在中国生活、教书，并把中国名著《水浒传》翻译成英文。1938年凭小说《大地》三部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3] 指上帝、耶稣、圣灵和圣经。

[24] 指上文提到的“汇文大学堂”，而非国立北京大学。

[25] 海瑞·卢斯系20世纪前期著名在华传教士，也是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的父亲。

[26] 时任汇文校长。

[27] 原文为“renaissance”，指1919年前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此，司徒雷登借用了英文中的“文艺复兴”这个词。

[28] 此处为司徒雷登误述，陈树藩时任陕西督军，而非省长。在后文中又有说明。

[29] 陈树藩（1885～1949），字柏森（柏生），陕西安康人，民国时期曾任陕西督军。

[30] 亨利·卢斯（1898～1967），生于中国，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他的新闻理念对20世纪美国新闻业产生了颠覆性的、深远的影响。

[31] 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天津人。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创办南开大学并亲任校长30年。

[32] 贝施福（1849～1919），一译贝施德，著名来华传教士、教育家。他是汇文大学堂的第二任校长，还曾任美国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的校长，同时是一位藏书家和多产的史学家。

[33] 原名“贝公楼”，其正式的英文名称应为“Bashford Hall”。

[34] 查尔斯·霍尔（1863～1914），美国化学家，发明了电解制铝法，从而使铝广泛用于工业。

[35] 傅泾波（1900～1988），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从1920年开始担任司徒雷登的私人助手，长期伴随司徒雷登左右。晚年移居美国。司徒雷登卸职后健康状况恶劣，一直和傅泾波生活在一起。

[36] 亨利·福特（1863～1947），美国著名企业家，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

[37] 彼时的燕大新闻系与美国一流的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合作办学，在远东新闻学教育中首屈一指。

[38] 系中华民国的国家通讯社。

[39] 郭察理系燕京大学物理教授，博晨光系燕京大学历史及宗教史教授。

[40] 摘自《马太福音》第20章第28节。

[41] 摘自《约翰福音》第8章第32节。

[42] 包贵思系当时燕京大学外国文学教授，她对冰心、周汝昌、杨刚等人均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她曾著《司徒雷登博士传略》一书（冰心译），追忆自己在燕京大学生活的岁月。

[43] 即“临湖轩”。曾长期作为司徒雷登的宅邸使用，由冰心为之命名。

[44]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1945），美国第32任总统，1933年至1945年在任。

[45] 德拉诺家族是罗斯福母亲的家族，是当时美国的名门望族。

[46] 林森（1868～1943），曾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1932年至1943年在任。

[47] 蒋梦麟（1886～1964），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从1930年至1945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48] 潘趣酒，一种由酒、果汁、汽水或苏打水调和而成并加有香料的饮料。

[49] 系体育系教师黄国安的儿子。

[50] 后更名为之江大学（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

[51] 圣公会，又称圣公宗，即英王亨利八世所创立之英国国教，基督教新教流派之一。是新教诸分支中与天丰教差别最小的教派。

[52] 海约翰，曾任美国国务卿，1898年至1905年在任，主张实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华列强互相尊重各自势力范围并实现“利益均沾”。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在华列强之间的矛盾，避免了瓜分战争的发生。

[53] 此处指《新约·腓立比书》，是当时正在罗马狱中的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

[54] 徐世昌（1855～1939），民国时期政治家，1918年至1922年间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55] 颜惠庆（1877～1950），字骏人，上海人，近代中国著名外交家，曾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抗日战争胜利后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策略，以私人身份与共产党和谈。

[56] 此处司徒雷登叙述有误。刺杀孙传芳的人名为施剑翘，其父奉系军官施从滨，在1925年11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被孙传芳俘虏。孙违反当时惯例，将之杀掉。1935年11月13日，施剑翘趁孙传芳在寺庙进香期间刺杀了他。因此，此处应为“为报父仇”。

[57] 韩复榘（1891～1938），字向方，出生在霸州东山台村，国民党陆军上将，是国民党新军阀中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曾任山东省国民政府主席。

[58] 宋哲元（1885～1940），著名抗日将领，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59] 今天的中国东北。

[60] 即今天的沈阳。

[61] 即国际联盟，是一个成立于1920年的世界组织，旨在促进国际间的合作与和平。虽然美国从未加入联盟，但该联盟是由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首先提出来的。从本质上来说，国际联盟毫无实权，1946年正式宣布解散。通常，国际联盟被视为联合国的前身。

[62] 李顿调查团，系1931年底国际联盟行政院专门派遣来调查日本侵占满洲现状的调查团。调查团成员由印度的李顿爵士、美国的麦考易将军、法国的克劳将军、德国的希尼博士、意大利的马柯迪伯爵组成，由中国、日本两国代表以顾问的身份参加。

[63] 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

[64]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军人、政治家和宗教领袖。他是英国内战时（1642～1649）重要军事将领，率领国会军队取得了胜利。并要求处死查理一世。内战结束后，自封“护国公”，独揽大权。

[65] 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桂林人，国民党著名抗日将领，与白崇禧同为桂系军阀首领，对日战争胜利之后任中华民国副总统。晚年（1954）回到祖国大陆并病逝于北京。

[66] 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广西临桂县人，和李宗仁同为桂系军阀首领，对日战争胜利之后任国防部长。1949年到台湾，郁郁而终。

[67] 陈济棠（1890～1954），字伯南，广东防城（今广西防城港）人，粤系军阀首领，1929年至1936年主政广东，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1950年到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68] 1909年起，美国将从《辛丑条约》赔款中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1917年12月起，大部庚款缓付5年，德奥部分因战败取消，和俄国缓付部分，都拨作国内公债基金。1924年5月底苏联政府声明放弃俄国部分庚款，于清偿所担保债务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1925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国都先后声明退回赔款余额，并订立协议，充作办理对华教育文化事业，或充作外国银行营业费用和发行内债基金之用。这种退回庚款的实际使用，大都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

[69] 王克敏（1879～1945），浙江杭州人，字叔鲁。1937年，日本扶植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京）”，他任行政委员长。对日战争结束后获罪入狱，并在狱中自杀。

[70] 鸟居龙藏（Torii Ryuzo，1870～1953），日本德岛县人，知名人类学家。中国著名的“红山文化”最早就是由他发现的。

[71] 周以德（1898～1994），曾经两度被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派往中国行医传教。1943年起担任明尼苏达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在国会中力主支援中国抗日。1949年后，曾百般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72] 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常务副院长。

[73] 铃木贯太郎，当时77岁，是裕仁天皇为向同盟国求和而任命的“停战”内阁首相。

[74] 原文中司徒雷登对这个姓氏的拼法是ojeki，在现代日语中无法找到对应的词。因此译者只能将之理解为ozeki，译为“尾关”。

[75] 即陈果夫。

[76] 即早年追随孙中山的陈其美。

[77] 即今日的河北张家口。

[78] 见《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三场。

[79] 魏德迈（1896～1988），二战时期美国著名将领，曾于1947年以总统特使身份访华。

[80] 史迪威（1883～1946），美军著名将领，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二战时任中缅战区美军中将司令、中国战区总司今、蒋介石的参谋长。

[81] 蒲立特，美国外交家，曾任美国驻法国、苏联大使。

[82] 晏阳初（1890～1990），国际知名平民教育家和乡村改造运动奠基人。

[83] 对晏阳初英文名James的昵称。

[84] 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是中国最早期的地质学家。曾以名学者之身份在国民政府内任事，在抗战期间主管矿务资源与及生产。1948年曾任行政院长。在任期间推出金圆券，引起金融混乱和恶性通胀，声名大坏而下台。1951年从欧洲回到中国大陆，被任为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71年病逝于北京。

[85] 吴铁城（1888～1953），曾参加武昌起义，国民党著名政治家、军事将领。1948年临危受命，任孙科内阁行政院副院长一职，1953年在台北病逝。

[86] 托马斯·杜威（1902～1971），美国共和党政治家，1943年到1955年期间担任纽约州州长，1944年和1948年两度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但都败选。

[87] 曾任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

[88] 裴斐（1890～1964），著名汉学家和远东问题专家，曾在中国工作生活多年。回美国后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有《中国文明之崩溃》（China：The Collapse of a Civilization）。

[89] 何应钦（1890～1987），字敬之，贵州兴义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军委会参谋总长，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是公认的国民党内亲日人士。

[90] 圣枝主日，亦译“主进圣城节”。《新约圣经》记载，耶稣受难前不久，最后一次骑驴进耶路撒冷城。据称，当时群众手执棕枝踊跃欢迎耶稣。为表纪念，此日教堂多以棕枝为装饰，有时教徒也手持棕枝绕教堂一周。教会规定在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日举行。

[91] 马鸿逵（1892～1970），字少云，乳名三元，回族，临夏县韩集镇阳洼山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民国时期曾长期主政宁夏，于1933～1949年期间担任宁夏省政府主席。1950年赴美定居。

[92] 相当于约136公斤。

[93] 相当于约109公斤。

[94] 原文为“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所谓竹幕，是1949年之后西方用来描述资本主义国家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意识形态差异的词语。

[95] 1949年5月，山西军阀阎锡山从太原取道南京逃至广州，建立割据政权，史称阎穗政权。同年10月中旬，解放军攻占广州，阎锡山逃往台湾。

[96] 黄华（1913～2010），曾用名王汝梅，河北磁县人。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燕京大学肄业，中国共产党著名外交家，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国务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

[97] 一种战术，即将自己的房屋、设备自行毁掉，不给敌人留下攻击的目标。

[98] 朗费罗（1807～1882），美国19世纪著名诗人。

[99] 约瑟夫·吉卜林（1865～1936），英国现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00] 时任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

[101] 章汉夫（1905～1972），江苏武进人，中共著名外交家，建国后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102] 在黄华的协助下，司徒雷登得以逃避“店铺作保”，而改为“私人作保”，并获准携带一个手提包而不被搜查。

[103] 司徒雷登申请离开的日期是7月18日，而最终成行则在8月2日。

[104] 时任美国副国务卿。

[105] 时任国务院远东司司长。

[106] 时任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科长。

[107] 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内容如下：两国在对日战争中彼此给予援助和支持；战后共同防止日本重新侵略；双方友好合作，并互相提供可能的经济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的换文规定，此约失效。

[108] 原文为拉丁文modus vivendi。

[109] 指避免内战。

[110] 指保存并增强国民政府实力。

[111] 郑介民（1898～1959），中国国民党著名将领，长期主持情报工作。

[112] 印度支那，狭义上即指今日所说之中南半岛，包括越南、老挝（寮国）和柬埔寨（高棉）三国。这里曾是法国殖民地，而“印度支那”亦音译自法文“Indo-Chine”。广义的印度支那则包括印度洋和南中国海之间的广大区域。50～60年代，这里是亚洲意识形态冲突最为剧烈的地区。

[113] 马来亚，马来西亚西部土地的旧称。

[114]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二战后建立的共产主义政党的谍报机构，由欧洲九国共产党组成，存在于1947年至1956年。

[115] 罗素（1872～1970），英国现代著名数学家、哲学家。

[116] 英文为Golden Rule，基督教概念，具体含义为：想要让他人善待自己，自己就要先善待他人。

[117] 《兰辛-石井协定》系1917年11月2日由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和日本特别使团团长石井菊次郎以换文方式在美国华盛顿签订的一项有关中国的协定。主要内容有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遵守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