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本书纸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 2013年3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布莱森英语简史

著者：（美）比尔·布莱森

字数：263000

电子书定价：29.99美元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Cheers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Mother Tongue by Bill Bryson

Copyright ©1990 by Bill Bryson

目录

- 1 了不起的英文

- 2 语言起源的“汪汪说”和“呸呸说”

- 3 全球语言大混战

- 4 乡下农民叨咕的二流语

- 5 伟大的造字先生们

- 6 全世界都走调

- 7 绕晕你的方言

- 8 无错不成字

- 9 地道英语与蹩脚英语

- 10 英语规律亦正亦邪

- 11 英语很无辜，美语很无奈

- 12 我们自以为是的“英语”

- 13 都怪那个惹祸上身的名字

- 14 咒骂本疯狂

- 15 文字里的玄机

- 16 英语的未来

- 译者后记

- 参考书目

1 了不起的英文

英语的确已经逐渐成为世界通用语言。即使在法国这样一个下决心对英语说“不”的国家，面对英语的入侵也无能为力。

当今世界有3亿人说英语，其余的人则在努力学习英语。至于学习的效果如何，客气地说，也只是好坏参半。

南斯拉夫某酒店打出了热情洋溢的宣传口号：“The flattening of underwear with pleasure is the job of the chambermaid. Turn to her straightaway.”（压平您愉快的内衣是服务员的工作，请直接找她。）这家酒店的英语宣传口号让人啼笑皆非，下面是世界各地出现过的错误英语指示牌的例子。

在东京的街头你会看到这样的交通提示：“When a passenger of the foot heave in sight, tootle the horn. Trumpet at him melodiously at first, but if he still obstacles your passage, then tootle him with vigor.”（当一只脚的乘客出现在眼前时，要按汽车喇叭。开始时给他吹段悠扬的小号；如果还不离开车道，就可以用力按喇叭。）

再看看一包产自意大利的方便食品的包装袋上的烹饪说明：“Besmear a backing pan，previously buttered with a good tomato sauce，and，after，dispose the cannelloni，lightly distanced between them in a only couch.”（在背部锅上涂满质量上乘的番茄酱，并混入黄油，之后，在盆里处理一下意大利肉卷，轻轻地在它们之间只涂一层。）

我肯定，写上面这条烹饪说明的人绝不想让自己蹩脚的英语妨碍消费者煮出美味的意大利面。事实上，英语的妙处之一似乎就在于此，即使你掌握的英语单词量再不够用，只要你有热情，哪怕是“用力按喇叭”那样的热情，你也能掷地有声。

老实说，英语对外国人来说可谓处处是陷阱，一不小心，说英语的人就会犯下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在英语中，一个小小的fly不仅表示一种讨厌的昆虫：苍蝇；还表示一种旅行的方式：乘飞机；同时还表示男士服装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配件：裤门襟。试想这怎么能让外国人不晕头转向呢。

要说好英语，外国人得知道：一个人说谎和说真话，虽然动词都是一个，但宾语谎话和真话之前的冠词就毫无理由地从a变成了the（tell a lie & tell the truth）。表达“我压根儿就不介意”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句子都一样，只不过一个是肯定句，一个是否定句（I could care less & I couldn't care less）。

你在商店里如果看到这样的英语标志：All items not on sale，那么这句话的字面意思虽然是“所有商品都不打折”，但是真正的意思却是“只有部分商品打折”。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的理解How do you do?是“你怎么做？”，那么外国人难免会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怎么做什么啊？”（How do I do what?），而这样的回答一定会让人大跌眼镜。

英国人和美国人也会鸡同鸭讲

英语之复杂就连母语为英语的人也不能总是做到有效沟通，这一点，初到英国的美国人都深有体会。来听听《牛津英语大词典》的编辑罗伯特·伯奇菲尔德（Robert Burchfield）的高见吧：“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在未来200年里，这种差异将增大到使两国人民无法再相互理解的程度。”此言一出，便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发生的可能。不过，即使到了22世纪，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鸡同鸭讲了，其他国家和地区要是继续以现在的速度吸收英语，似乎也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德国人开始直接引用英语单词ein Image Problem（形象问题）以及das Cash-Flow（现金流）；波兰人把电视说成talewizja（源自英文的television）；西班牙人用flirt表示打情骂俏；澳大利亚人把麦当劳的麦香鸡堡说成Big Mäcs（与英文的Big Macs相同）；日本人去野餐说pikunikku（英语当中的“picnic”已经演变成为日语的一个词，发音与英语原词相同）。

且不论这些现象的结果是好是坏，仅就现象本身来说，英语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的国际语言，同时也是商业、科学、教育、政治和流行音乐领域的通用语言。在168个国家的航班中，有157个国家航班以英语为接待语言。欧洲自由贸易协会（EFTA）的成员国都用英语进行商务活动，虽然这些国家没一个是讲英语的。当来自欧洲的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瑞士于1977年合资成立卡车制造企业——依维柯时，他们一致同意选择英语作为工作语言。正如其中一位颇具见地的创立人所说：“（说英语的话）大家就都没有什么优势了。”

出于同样的理由，当1988年瑞典的阿西亚公司（ASEA）和瑞士的布朗·勃法瑞公司（Brown Boveri）合并ABB时，也把英语定为公司的工作语言。同样，大众汽车在上海设立工厂时发现很少有德国人会说中文，而能说德语的中国人也很稀缺。最终，上海大众的德国工程师们和中国的经理们只能说他们都不怎么熟悉的语言：英语。在比利时，人们过去说法语和荷兰语，但是，我最近去布鲁塞尔机场时，发现50多个海报和广告牌用的都是英语，没一个是法语或者荷兰语。

英语的确已经逐渐成为世界通用语言。即使在法国，一个下决心对英语说“不”的国家，面对英语的入侵也无能为力。1989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无奈地宣布：从今以后，研究所发行的重量级国际医学评论期刊只刊登英语文章，因为能读懂法语的人太少了。

总而言之，英语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产业。“英语就和出口商品一样，是一个巨大的产业。”牛津大学的伦道夫·夸克（Randolph Quirk）说，“既然是一个产业，你可能会说，英语也存在‘售后服务问题’，出口的英语听起来也可能相当别扭；不过，无论怎样，英语这个产业的生产线在畅通无阻地运行着。”在中国，学英语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的人口总数。

从词汇窥探文化

人们常说，英语和其他语言最大的区别在于英语的海量词汇。《新韦氏国际大词典》第三版中收录了45万个词条，改版的《牛津英语大词典》收录了61.5万个词条。不过，这些词典收录的还只是英语词汇的一部分。总的来看，英语有20万个常用词，德语常用词的数量是18.4万个，而法语只有10万。

英语丰富的词汇和大量的同义词使英语可以表达出其他语言很难表达的细微差别。比如，法语就不能区别：房子（house）和家（home）、心智（mind）和头脑（brain）、男人（man）和绅士（gentleman），以及我写了（I wrote）和我已经写了（I have written）这样的时态差别。西班牙语就没办法区分主席（chairman）和总裁（president），意大利语中则没有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这个词。再说说俄语，这种语言中没有表达效率（efficiency）、挑战（challenge）、订婚戒指（engagement ring）、玩得开心（have fun）或者保重（take care）这样的词。字典专家查尔顿·莱尔德（Charlton Laird）谈到，英语是唯一一种需要出版类似《罗格斯同义词词典》（Roget's Thesaurus）这类词典的语言。“说其他语言的人，很少有人知道还有这类词典的存在。”

另一方面，其他的语言也有一些词语是英语没有的。法语和德语可以区分“通过认知获得的知识”和“通过理解获得的知识”；葡萄牙语中有区分“内角”和“外角”的单词；罗马语可以区分“漏”和“渗”；而在意大利语中居然有词汇可以表达潮湿的玻璃杯留在桌子上的印迹；在苏格兰盖尔语中，居然夸张到可以用一个单词表达在小口喝威士忌前上嘴唇所感到的那种痒痒的感觉。英语中没有词汇可以对应丹麦语中表达立刻感到满足和舒适的hygge，法语中表达沉静的sang-froid，俄语中表达公开性的glasnost以及西班牙语中表达雄性的macho。因此，英语必须从外来语中吸收更多的词汇，否则就表达不出一些特殊的含义。

不过，其他语言中的有些单词，我们宁愿英语中没有。德语中有一个词是schadenfreude，意思大概是幸灾乐祸，这让我们领会到德国人的敏感以及他们造词的多样性。同样，苏格兰高地有一个词是sgiomlaireachd，意为在别人用餐时拜访他人的习惯，这个词不仅奇怪，而且很难拼读。这也让我们看到了高地生活的不易，以及高地词汇的诡异。

当然，每一种语言都是因为使用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因此某一种语言在某个领域的表达会更为丰富。这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爱斯基摩语中有50个描写不同类型雪的词，但奇怪的是，其中没有一个词是表达“雪”本身的，他们有脆雪、软雪、新雪和旧雪，但是就是没有“雪”。

我们可能已经猜到意大利人会用不同的词来描述通心粉。不过，有些描述通心粉的词一经翻译，就不那么诱人了，比如strozzapreti（被勒死的神父）、vermicelli（小蠕虫）、大家熟悉的spaghetti（细绳），而muscatel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则是酒里有苍蝇。至此，你可能会断定意大利人的美食实在是出位。不过，如果说意大利语中的食品名称倒人胃口的话，英语中的hot dogs（热狗）、toad-in-the-hole（烤香肠）的字面意思则更加让人难以理解，还有spotted dick（一种撒了葡萄干的甜点）和faggots in gravy（肉汁碎肉卷）也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了。[1]

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居民，有一百多个表达山芋的词，而新西兰的毛利人有35个表达牛粪的词（读者千万别问我为什么）。阿拉伯人则有6000个关于骆驼和相关设备的词（多少让人难以置信）。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土著为每一种树起了名字，可偏偏就是没有一个词的意思是“树”。让人心酸的是，智利的阿劳坎印第安人用不同的词描述不同程度的饥饿。

即使是说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区和民族间也存在着很多差异。伦敦居民对于极端气候的理解肯定比不上美国中西部的居民。英国人所称的bizzard（暴风雪），在美国的伊利诺伊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只能称flurry（小阵雪）。虽然英国夏季的温度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已算是舒适的，但我现在还珍藏着一张伦敦的报纸，头条赫然写着：21摄氏度的高温炙烤着英国人！

英语哪里了不起

英语与其他语言的区别还在于它的灵活性。英语的语序尤其灵活，而且英语中的主动和被动语态可以随意转换。我们可以说“我踢了那只狗”（I kicked the dog），我们也可以说“那只狗让我踢了一脚”（The dog was kicked by me）。这样的转换在其他一些语言中是无法实现的。同样，德国人只能说ich singe，法国人只能说je chante，而英国人可以说I sing（我唱歌）、I do sing（我确实会唱歌）和 I am singing（我正在唱歌）。

英语的另一个优点是同一个词既可以是名词又可以是动词，这类词在英语中不胜枚举。比如：drink（喝）、fight（战斗/打仗）、fire（火灾/起火）、sleep（睡眠/睡觉）、run（跑步/奔跑）、fund（资金/资助）、look（眼神/看）、act（行为/行动）、view（视角/观看）、ape（猿猴/模仿）、silence（沉默/使安静）、worship（膜拜/崇拜）、copy（复印件/复印）、blame（责备/责怪）、comfort（舒适/安慰）、reach（可及之处/触到）、like（喜好/喜欢）、dislike（厌恶/讨厌）等。其他的语言偶尔也会有丰富的用法，比如德语中的auf意为on、in、upon、at、toward、for、to和upward，不过这种情况实属罕见。

英语的多样性导致了语法规则的繁多。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母语是英语的人也很难自信地宣称自己能够说清楚补语（complement）和谓语（predicate）之间的区别，或是完整不定式（full infinitive）和原形不定式（bare infinitive）的区别。这其中的原因是英语的语法是仿照拉丁语的。在17世纪，拉丁语被视为世界上最纯正、最优美的语言。

话虽如此，拉丁语毕竟是另一种语言。把一种语言的语法强加到另一种语言上就好比穿着溜冰鞋打棒球，怪诞无比。在I am swimming（我在游泳）这句话中，swimming是现在分词；而在Swimming is good for you（游泳对你有好处）这句话中，swimming是动名词。可是，这两个“游泳”其实完全一样。

英语还有一个优势（不过这一点颇具争议），单词的拼写和发音相对简单。虽然英语当中也不乏不合常规的地方，但是基本上很少有成串的辅音和诵经一般的语调变化，这使英语比其他语言更加容易上口。比如中国广东话中的“是”的发音是hea（嗨），如果不小心声调走偏，就会变成“女性的阴部”，这之间可能引发的混乱就只有靠读者去想象了。

在其他的语言中，拼写是很大的难题。比如威尔士语的啤酒是cwrw，这在英语中无论如何也见不到。不过，和爱尔兰盖尔语相比，威尔士语的奇特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盖尔语的拼写和发音不同得让人觉得，这种语言的设计者们只有分工没有协作，他们各自闭门造车，最后也没能解决一些深层的语义问题。盖尔语的geimhreadh是冬天的意思，如果按照英语的读音习惯去拼读这个词，那么和盖尔语标准的读音一定大相径庭。这样的例子在盖尔语中很多，相形之下，威尔士人把cwrw读成koo-roo，看起来还是很能让人理解的。

所有的语言在发音上都存在固化的偏见现象。比如一般说英语的人看到tchst、sthm、 tchph这样的字母组合肯定会认为这些组合没办法读出来。不过，看看下面的单词：matchstick（火柴）、asthma（哮喘）、catchphrase（标语），这些词中就包含了我们以为无法读出的组合。无论是在发音，还是在语言的其他方面，人们在分析评价时都难免加上自己的偏见。你从不会听人说：“是啊，我们的语言确实落后，表达不方便，真想好好琢磨一下，使我们的语言更加优美。”

我们在评判其他语言时总和我们评判他国文化时持有大致相同的态度，即心怀轻视。在日语中，“外国人”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外国人的头发有臭味；在捷克语中，一个匈牙利人是“一粒丘疹”；德国人则把法国人称为“蟑螂”；而法国人把西班牙人称为“虱子”。英语中有不告而别（take French leave）一说，意大利人和挪威人则说“像英国人那样分手”（departing like an Englishman），德国人说“像荷兰人一样跑掉”（running like a Dutchman）。意大利人把梅毒称为法国人的疾病，而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把欺诈行为说成美国式欺诈。比利时的出租车司机把小费给得少的人称为“英国佬”。法语中“来自伯明翰”表示“闷得要死”。

英语中还有“酒后之勇”（Dutch courage，荷兰人的勇气）、“避孕套”（French letters，法国的信）和“让车在外面淋雨”（Mexican carwash，墨西哥式洗车），等类似的词。20世纪末，很多俏皮话都和爱尔兰有关。比如，爱尔兰升职（Irish promotion）是降职的意思；爱尔兰美女（An Irish beauty）就是黑眼睛的姑娘。

即使是语言研究权威，要举出类似上面这样的实例也不太容易。很多关于英语的书，大多暗示英语无可替代的优越性。罗伯特·伯奇菲尔德写道：“以英语写成的各种文体在传递智慧和娱乐方面做出的贡献是举世无双的。”我当然愿意同意罗伯特的高论，只是，如果他是俄罗斯人、德国人或者中国人，他还会不会对英语这么大加颂扬呢？其实，根本就无法衡量一种语言的水平高低。

英语在一些小地方的确比其他语言更有优势。首先，英语中的代词，基本来说，没有词形变化。如果是德语，“你”这个词有7种变式：du、dich、dir、Sie、Ihnen、ihr和euch，这对沟通交流真是一个不小的麻烦！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和诗人霍夫曼交往了25年，彼此相互欣赏，但是他们互相称呼的时候也只是用客套疏远的Sie（您）。而英语当中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只要简单地说you就可以。

在其他语言中，如何表达人们之间的熟悉程度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韩国人在称呼他人时，要在动词的6个词尾中选择一个来匹配对方的身份。日本人为了在言谈中体现对方的身份也要在繁多的语言规则中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即使是说谢谢，日本人也要慎重地决定是仅仅说一个最基本的“谢谢”（arigato），还是要说得更客气，比如“您刚才所做或者所说真是莫大的善举”（makotoni go shinsetsu de gozaimasu）。

最重要的是，英语的单词不分性别，这真省了不少麻烦。任何一个曾经痛苦地背过词的阳性（le plume）和阴性（la plume）的人，都会同意名词的阴阳性差别真是无聊至极、毫无意义。单凭这一点，学英语的人就是幸运儿。

英语中不仅不分性别，常常连冠词也都免了。在英语中，我们说：“It's time to go to bed.”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床睡觉的时间到了，但是，在大多数欧洲语言中，你必须说：“It's the time to go to the bed.”在这句话中冠词是不可以省略的。英语中有很多简练的语句，比如生命是短暂的（Life is short）、天地之间（between heaven and earth）和上班（go to work）等。这些语句在其他很多语言中都需要再添加冠词。

英语还有一个值得赞扬的优点就是相对比较简练。德语中许多单词都很拗口，比如Wirtschaftstreuhandgesellschaft（商业信托公司）、Bundesbahnangestelltenwitwe（联邦铁路局员工的寡妇）和Kriegsgefangenanentschädigungsgesetz（一条有关战败赔偿的法律）。荷兰公司的名称可长达40个字母或者更长，比如Douwe Egberts Koninlijke Tabaksfabriek-Koffiebranderijen-Theehandal Naamloze Vennootschap。幸好，英语名称常常偏爱简短的表述，比如：IBM、Laser和NATO。

不过，在学术界和政界，英语用词则有冗余趋势，满目术语。在1977年美国召开的社会学会议上，爱（love）被说成“一种认知的情感状态，具有入侵、执著幻想的特点，与用情对象感受到的情感相互作用”（the cognitive-affective state characterized by intrusive and obsessive fantasizing concerning reciprocity of amorant feelings by the object of the amorance）。这就是行话——铲子绝不叫铲子，而是手工铲土工具。不得不说这是对现代英语的一大诅咒。

可能英语最具特色的一点，且不论好坏，就是其隐含的复杂性。英语常常不能只看表面。比如what这个词，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用到，使用频率极高，但是要跟外国人解释什么是what却是有困难的。《牛津英语大词典》里洋洋洒洒5页，用了15000个词，才说明白了什么是what。

母语为英语的人，很少会停下来想想英语是多么复杂和缺乏逻辑。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数不清的单词和短语，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些单词在语境中到底是什么意思、所指代的是什么。比如：hem在hem and haw（结结巴巴地说）中到底是什么意思？shrift在short shrift（执行死刑前的短暂忏悔时间）中是什么意思？fell在 one fell swoop（一记重击）中是什么意思？当你觉得不堪重压（overwhelmed），你无法承受的（over）重压（whelm）在哪？它到底看起来像什么？还有，我们可以说overwhelmed和underwhelmed（压力不够），为什么不能说semiwhelmed（压力和承受力相当的状态），或者只是说whelmed（有压力）？我们在读colonel时，就好像这个词有个“r”似的，另外，英语中的数字4为什么是four，但是40却是forty，u哪儿去了呢？

本书就是旨在回答类似这样的问题。不过，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一个最为神秘和亘古的话题：语言来自何处？

[1] toad-in-the-hole直译为：癞蛤蟆进洞；Spotted dick中dick常指男性阴茎；faggots in gravy中faggot除“肉丸”之意外，也常指“男同性恋”。

2 语言起源的“汪汪说”和“呸呸说”

法语里的狗“嗷嗷”（ouâ-ouâ）叫，意大利的狗则是“噗噗”（bu-bu）叫， 韩国的狗是“ 哞哞”（meng-meng）叫，日本的狗则是“汪汪”（wan-wan）叫。

人类到底是在两万年前，还是在20万年前开口说出第一句话，还不得而知。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已经繁衍生息了10万代了。（要知道，我们和耶稣之间也才隔了80代。）就在3万年前，人类迎来了创造力和协作力空前繁盛的时代，其中尤以拉斯科洞穴壁画、劳动工具的改进、对火的使用等最具代表性。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当复杂的语言系统，人类取得的这些进步都不可能实现。

人类语言史看出进化史

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市附近有一个名叫尼安德的河谷，1857年一位考古学家在一个岩洞内发现了一块奇特的古代人类头骨。据推测，头骨属于尼安德特人，在3万年至15万年前分布于欧洲、近东及北非地区。尼安德特人（也叫早期智人）和现代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身材矮小，仅1.5米左右，前额较低，体格粗壮。从外表上看尼安德特人智力低下，但他们的脑容量却大于现代人（当然这并不表示他们的脑子比我们好用）。这类人种非常独特，找不到任何与他们类似的人种。他们会穿衣服，制作工具，过群居生活。他们会将死去的人埋葬起来并用石头做标记，这也意味着他们会举行某种形式的宗教仪式。他们还会照顾部落或家族中的弱势群体。不同的部落和家族之间甚至还会发生小规模的战争。这一切都向我们暗示了语言的力量。

大约3万年前，尼安德特人从地球上消失了，被一个叫智人的人种代替。智人身材更高，体型较瘦，身体更灵活，外表也比尼安德特人更好看（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这类人种10万年前发源于非洲，后来逐步进入近东，在最后一个冰河纪，随着冰雪的消退来到欧洲，他们便是克罗马努人（Cro-Magnon），法国的拉斯科洞窟和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窟中那些著名的壁画正是这些人的杰作。它们是欧洲最早期文明的体现，它们的创作者是人类艺术的先驱。

尽管这些壁画的历史非常悠久，比动物的驯化和农业的兴起还早两万年，但是画中的克罗马努人和我们已非常相似：他们的身体构造、大脑容量以及容貌和现代人并无区别。与早于他们出现的原始人不同，克罗马努人可能会被食物噎住。正是这样一个进化史上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小改变，表明人类的喉头位置更深，这种进化虽会让人类一不小心就被食物噎住，却也让我们的发音能够精密且富有变化。

其他哺乳动物的气管和食道并不相通，所以它们可以同时做呼吸和吞咽的动作，食物并不会误入气管，但是智人在吃东西的时候，食物必先经过喉头再进入食道，这样食物经常会不小心被吸入气管。现代人的下喉部在出生时位置较高，直到3~5个月大的时候才会下降，这一点不禁令人非常好奇，因为这也是婴儿最容易发生猝死综合征的时期。总之，正因为你的下喉部位置降低，你才能够说话，你家小狗则相反，因此它只能“汪汪”叫。

根据布朗大学的菲利普·利伯曼（Philip Lieberman）所做的研究，尼安德特人的身体构造使他们无法发出一些像bee中的e或者boot中的oo这样最基本的音。如果他们能说话，他们的发音也会有浓重的鼻音，并且含糊不清，这一点显然阻碍了他们的发展。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尼安德特人是被进化得更加完全的智人取代了，但最近发现的证据表明，智人和尼安德特人在近东地区同时存在了3万年，而且这两类人种之间并没有杂交的现象出现。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尼安德特人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智人的人种。如果他们能够存活下来，那么肯定非常有趣！

不管尼安德特人遭遇了什么变故，总之他们最后被历史无情地抛弃了；而智人的艺术造诣则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们所取得的其他文化成就也同样惊人。他们发明的工具更加专业化，用途更广；他们的狩猎活动也更加有组织、有计划，且更讲究分工合作。

以觅食为例，在尼安德特人的考古遗迹中出现了各种动物的骸骨，这表明他们捕到什么就吃什么；而智人的考古遗迹则告诉我们，他们只捕猎特定种类的猎物，而且会分季节追踪猎物。这些都显示，他们已经拥有一套复杂的语言体系，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今天我们抓几只马鹿吧。你拿几根棍子把鹿赶出林子，我们就拿着矛站在河边上等着，等它们跑过来的时候就把它们杀死”。相比之下，尼安德特人就只会说：“我饿了，我们去捕猎吧。”

也许这些只是有趣的巧合，但是智人创作的壁画所在的区域，正是欧洲最古老、也是最神秘的种族——巴斯克人生活的地方。我们把巴斯克人说的语言叫做巴斯克语。这种语言也许是石器时代欧洲人所说语言中硕果仅存的一种，而那些新石器时代使用的语言最后都被印欧语代替（Indo-European tongues）。当然对于这一点我们并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凯尔特人进入欧洲之前，巴斯克语的历史就已经非常悠久了。

直到今天，西班牙仍有约60万人以此为母语，在法国的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附近，从毕尔巴鄂（Bilbao）到巴约纳（Bayonne），以及内陆地区从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到潘普洛纳（Pamplona），共有约10万人以巴斯克语为母语。从1到5这几个数字（巴斯克语分别为bat、bi、hirur、laur和bortz），我们就能看出来，巴斯克语和印欧语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很多语言学家都认为，巴斯克语和其他我们已知的任何语言之间都没有联系。

史前最大的未解之谜

关于史前历史，我们一直有一个未解之谜，那就是地理距离相隔遥远的不同人种是如何几乎在同一时间突然拥有了语言能力的？这就好像他们脑子里都装有一个闹钟，突然间，这些闹钟全响了，然后分布在世界各大洲的人们就创造出了自己的语言。这些语言大致可以分为20多个语系，即使不属于这些大的语系，人们也创造出了各自的语言。比如南印度和北斯里兰卡地区所讲的达罗毗萘诸语（Dravidian），东西伯利亚流行的洛拉维特兰语（Luorawetlan），或者让人觉得更奇怪的阿伊努语（Ainu），——一种日本北海道北岛居民使用的语言。说阿伊努语的北海道居民外貌具有典型的高加索人的特征，其语言也（很巧合地）与欧洲诸语系有着相似之处，比如他们把“80”说成“4个20”。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清楚地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日语的形成也令人费解，尽管它的书写以及某些词汇来自汉语，但这种语言却和世界上其他语言没有任何关联，韩语也是这样。

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语言之间也许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是我们没有足够的了解。新大陆上的三大语系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它们分别是：爱斯基摩-阿留申语（Eskimo-Aleut）、美洲印第安语（Amerind）和纳迪尼语（Na-Dene）[1]。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三种语言与其他语系毫不相干，这三种语言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但最近对于同源词[2]的研究却发现，那些看起来最不相干的语言之间也许都有着某种联系：比如巴斯克语和纳迪尼语，或者芬兰语和爱斯基摩-阿留申语。

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只在比利牛斯山脉最偏僻的角落流行的巴斯克语能对新大陆的印第安语产生影响？而这两种语言之间数量庞大的同源词也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巧合。有些同源词甚至全世界都使用，例如狗（dog）这个词，在美洲印第安语、乌拉尔语（Uralic）和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中都极为相近，而tik这个词根，形似一个手指头或者数字1，在每个洲的语言中都能找到。梅里特·鲁伦（Merrit Ruhlen）在《自然史》杂志（Natural History）中撰文指出：全世界大量通用的同源词使一些语言学家认为世界上种类繁多的各种语言其实都同属一个语系。

有不少理论阐释了语言的起源，它们似乎都有些奇怪的名字，比如语言自然模仿说（Bow-Wow theory，音译为“汪汪说”），语言先天反射说（Ding-Dong theory，音译为“叮咚说”），语言感情反应说（Pooh-Pooh theory，音译为“呸呸说”），语言共同呼应说（Yo-He-Ho theory，音译为“哟嗨嗬说”）。这些理论都是基于某种假说，即语言最初来自人类自然发出的叫喊声，例如为了表示警告、快乐和疼痛等，或者它们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模拟。威尔士语中的猫头鹰（gwdihŵ）这个词就被读成“咕嘀-呼”，听起来很像猫头鹰发出的声音。

当然，很多单词都有一个相同的基本音，英语里面就有不少以sp-开头的单词表示与湿有关，比如：spray（喷溅）、splash（泼溅）、spit（吐口水）、sprinkle（喷洒）、splatter（飞溅）、spatter（溅、洒）、spill（溢出）和spigot（水龙头）。还有大量以fl-开头的词与运动有关，比如：flail（敲击）、flap（飘动）、flicker（颤动）、flounce（挣扎）和flee（逃走）。大量带有-ash的词则表示突如其来的行动，比如：flash（掠过）、dash（猛冲）、crash（撞击）、bash（怒殴）、thrash（鞭打）、smash（猛击）和slash（猛砍）。在语言形成的过程中，拟声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但仅仅以拟声或语言的其他特点来解释语言的出现，是应该提出质疑的。

听听不同语言对某种声音的模仿其实是件很有趣的事，还可以从中看出哪种语言模仿得最像。法语里的狗“嗷嗷”（ouâ-ouâ）叫，意大利的狗则是“噗噗”（bu-bu）叫，韩国的狗是“哞哞”（meng-meng）叫，日本的狗则是“汪汪”（wan-wan）叫；一只猫在法国是“哼哼”（ron-ron）叫，在德国是“呼噜”（schnurr）叫；在中国，将瓶子里液体倒空时发出的是“汩汩”（gloup-gloup）的声音，在西班牙则是“突突突”（tot-tot-to）的声音；韩国人的心跳声用“嘟梗-嘟梗”（doogan-doogan）形容，日本人的心跳声用“咄其-咄其”（doki-doki）；德国的铃声是“宾邦”（bimbam）；西班牙的铃声则是“叮当”（dindan），而西班牙人讲悄悄话是“嘶嘶”（susurrar）。多么形象！不是吗？

小孩是如何牙牙学语的

我们对于语言起源的了解，或者可以说是我们自以为是的了解，大都来自对于儿童学习语言的观察。我们长久以来一直认为语言是通过学习得到的，就好像学习美国50个洲的名字和位置或者乘法表一样，我们也必须学习语言的“规则”。我们不能说“房子白色的是”，而要说“房子是白色的”。

语言学家们假设我们出生时的大脑就像一张白纸，之后才渐渐地学习语言的规律和规则，但也有一些权威人士开始挑战这个假设，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他认为语言的某些基本结构，也可以说是语法结构，一定是人类天生具备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即使你在狼窝里长大，也能自然地学会人类的语言。

也许你生下来就对语言的基本规则有一种本能的了解，这样的观点并非毫无根据、异想天开。我们对语言的理解能力似乎与生俱来。一个月大的婴儿对说话声比其他的声音更感兴趣。这和语言的种类没有任何关系，对一个婴儿来说，每种语言都是一样的，没有难易之分。他们习得这些语言的速度是一样的，不管这些语言有多么不规则或者有多少种变化形式。总之，儿童有一种学习语言的天然机制，就和他们学走路一样。这种语言开发的过程可以叫做儿童基本语法。实际上，儿童在5岁之前学习语言有着惊人的能力，他们能够毫不费力地同时学会两门结构迥异的语言。如果孩子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美国人，那么他就能轻松地同时学会汉语和英语，而不会将两种语言混淆。

不仅如此，不管身在何处，所有儿童学习语言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从简单的称谓（“我”），到主谓结构（“我想”），再发展到主谓强调结构（“我现在就想”），诸如此类。他们连牙牙学语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巴尔的摩的约翰·肯尼迪中心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儿童，比如说阿拉伯语、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挪威语等不同国家的儿童，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牙牙学语的，并在同一阶段发出同样的声音。

但区别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的语义和语法特点，都是最后才被习得的，比如时态的变化、阴性词和阳性词的使用等，这个时候儿童已经掌握了语言的基本功能。语言习得过程中的某些情形有时候令人费解：儿童通常是先学会说“不”，然后才学会说“是”；先学会说“在里面”，然后才学会说“在上面”，所有孩子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在这段时间内，他们觉得（东西或人）“不见了”和“全部不见了”这样的现象特别有意思，所以他们也常玩这样的游戏。

对此，传统的解释是，儿童的语言输入全部来自母亲，但经过仔细地观察之后，事实似乎并非如此。绝大部分成人都会有意或无意地用一种简单、孩子气的方式跟儿童交流，但这并不是一种合理、有效的教孩子说话的方式，这会让孩子无法识别正确的用法，比如现在时和过去时的区别。当一个孩子逐渐掌握母语，他会试图让语句去符合这种语言规则，从而自己创造出一些这种语言中并没有的词汇，就像英语中的buyed、eated和goed，其实这些词正确的过去时分别应该是bought、ate和went，因为即使他们没有听到过这些单词，也会觉得自己的创造符合母语规则。

在学习词汇的时候，儿童主要依赖母亲或者最经常照顾他们的人。如果母亲说了一个字，孩子会听到并会试图重复，但学习语法的时候，孩子往往各有各的办法。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肯尼思·韦克斯勒（Kenneth Wexler）和同事曾经做过一项研究，母亲向婴儿说的话中2/3是祈使句和疑问句，只有1/3是陈述句。显然，儿童不需要重复式的教导，因为他们对于句法有着本能的掌握。

混合语的由来

近年来，关于语言发展最有趣的一些理论应该来自德里克·比克顿（Derek Bickerton）。这位夏威夷大学的教授，出生于英国。他发现世界各地的混合语（creole）[3]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洋泾浜语（pidgin）[4]和混合语之间的区别。洋泾浜语是一种词汇有限、语法简单的语言，主要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时使用。

这种语言起源于一些以种植业为主的小岛，这些小岛主要由西方人统治，但岛上的奴隶则来自不同国家。洋泾浜语是非常初级的语言形式，各地的洋泾浜语结构差别较大，甚至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突然被扔到了像保加利亚或者阿塞拜疆这样的地方，在试图与当地人交流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语言就是洋泾浜语。这种语言只是一种过渡性的语言，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当儿童出生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时，他们要么会学会统治阶级的语言，就像美国南方的奴隶一样，要么学会一种混合语。人们总是将大部分洋泾浜语误认为是混合语。对语言不熟悉的人总是认为这些语言既原始又好笑。

在新美拉尼西亚语（Neo-Melanesian）[5]中，“胡须”就变成了“脸上长的草”（gras bilong fes，即grass that belongs to the face），而“血管”就叫做“血的管子”

（rop belong blut，即rope that belongs to the blood）。在非洲的混合语中，有些词非常形象，比如bak sit drayva（back seat driver，形容爱指挥司机开车的乘客）、wesmata（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以及bottom-bottom wata waka（水下的船，即潜水艇［submarine］）。塞拉利昂所讲的克里奥语（Krio）中，屁就是bad briz（臭的微风），放屁就是pul bad briz（放臭的微风），这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不过，千万不要因为这些奇怪的词汇就认为这些语言不规范，它们和世界上其他所有语言一样正规，能有效地促进交流，而且具有同样的表现力，甚至可以说是极为生动。就像比克顿说的，这些语言精妙传神的特点是英语无法企及的。比如，在英语的过去式中我们就无法很好地将自己的愿望和已完成的动作区分开来。看看这个句子：我去过商店买衬衣（I went to the store to buy a shirt）。从这里我们看不出来衬衣是买了还是没买，但是在混合语中，这种模棱两可几乎不存在。在夏威夷混合语中，一个买了衬衫的人会说“I bin go store go buy shirt”，而没买衬衫的人则会说“I bin go store for buy shirt”，两者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

因此，混合语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劣种语言。实际上，很多发展成熟的语言，比如南非的阿非利堪斯语（即南非荷兰语，Afrikaans）、中国的粤语和东非的斯瓦希里语等都脱胎于混合语。

在对混合语进行研究的时候，比克顿发现它们与2~4岁的儿童所使用的语言在结构上非常相似。这个年龄段的儿童说话的时候会犯某些基本的错误，比如在表达否定的时候会重复使用否定词，或者搞不清楚名词正确的复数形式。也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有些我们认为非常复杂、孩子们肯定会弄不清楚的语法规则，他们使用起来反而没有任何困难，比如分辨静态动词和带有现在分词的非静态动词的能力。

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些动词我们可以使用现在进行式，有些动词则不能。我们可以说“I am going for a walk”，但有些动词则不需要使用现在进行式，因此我们说“I like you”，却不说“I am liking you”。也许你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一点，这说明对于这一类语法规则的掌握似乎是一种本能。大多数孩子在两岁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静态动词和非静态动词之间的区别，并且不会有任何使用上的问题。有趣的是，所有的混合语也都存在静态动词和非静态动词之间的区别。

以上这些都或多或少证明了语言的某些特性是固有的。只要是语言，就拥有这些特性。我们也已经看到不少证据表明，世界各地的语言之间的联系比我们所知的更紧密。这些语言的相似性，比如德语中的bruther、英语中的brother，盖尔语中的bhrathair、梵语中的bhrata和波斯语中的biradar在今天看似乎一目了然，但过去却没什么人注意。和其他很多学科一样，历史语言学的兴起，也归功于一位热心的业余研究者，英国人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

师出同门的古典语言

1783年，琼斯作为法官被派往印度，晚上他以自学梵语打发时间。一般人肯定会认为他的行为既奇怪，又不实用，因为梵语是一种被废弃的语言，将近几个世纪没有人使用了。梵语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在很大程度归功于那些诵读梵文经典《吠陀经》并把它一代代传承下去的僧侣们，即便他们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这些经文代表了印欧语言中最古老的书写形式。

琼斯注意到了梵语和欧洲几种语言之间惊人的相似点，比如梵语中的bhurja就是英语中的birch；梵语中的国王raja和拉丁语中的国王rex很相近；梵语中的10（dasa）很像拉丁语中的10（decem）。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显然，这些语言之间有着历史渊源。琼斯又研究了其他几种语言，并发现了更多相似之处。

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亚洲学会（Asiatick Society）上，琼斯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他提出，很多古代语言应该来自同一母语，比如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凯尔特语和波斯语。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因为当时的历史文献中没有资料支持这个理论。但他的这个论断激起了欧洲各地学者的极大兴趣。在琼斯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后，这些语言的母语便被命名为印欧语。

19世纪有很多人开始致力于寻找这些语言的母语，其中有很多著名学者，比如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他是一位童话作家，但他最钟情的还是语言学）、弗朗兹·波普（Franz Bopp）。但做出最大突破的还是一些业余研究者，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就是其中一位，原本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官员的他，几乎单枪匹马地破译了古波斯语。没多久，名叫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的英国建筑师破解了曾经难倒了几代学者，以复杂难懂著称的古代米诺斯人的线形文字B（Linear B）。

如果我们知道这些业余学者们能够破译那些艰深的古代语言靠的仅仅只是几个古代色雷斯语词，就会深感他们的成就多么令人赞叹。古代色雷斯语曾经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说这种语言的人遍布各地。直到中世纪，人们还在使用这种语言，而存留至今的色雷斯语却只有25个单词。最让人觉得可惜的是，古代希腊和罗马人从没有想过去研究其他国家的语言。曾经对罗马的繁荣做出重要贡献的伊特鲁里亚语（Etruscan）逐渐消亡，而罗马人甚至放任这种消亡，结果我们就只能眼巴巴地瞪着犹如天书的伊特鲁里亚文毫无办法。

同时我们也无法理解印欧文了，原因很简单，它们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的，关于这种语言的一切都基于推测，这种推测源自我们所发现的现代语言之间的联系，再通过这种联系追溯到一种假想中的母语——原始印欧语，也许这种语言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关于这种语言我们找不到任何有记载的历史资料，这一点倒也不出人意料，毕竟它的历史太久远了。使用原始印欧语最早的人类生活在9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流传下来的印欧语系中的各种语言，在很多与原始亲缘关系有关的词汇上都有相似之处，比如爸爸妈妈；眼睛、脚、心脏和耳朵等身体器官名称；山羊和牛等动物名称；雪、雷和火等自然环境名称。从这些词汇中，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些人当时所处的环境。他们对于雪和寒冷的表述完全一样，这就说明当时的气候显然不是热带气候，同时对海的表达也并没有共同的词汇。那些到达海边的部落对海的不同叫法，说明了他们也许都是从内陆迁徙而来的。

在这些语言中，共有的词汇有oak（橡树）、beech（山毛榉）、birch（桦树）、willow（柳树）、bear（熊）、wolf（狼）、deer（鹿）、rabbit（兔子）、sheep（绵羊）、goat（山羊）、pig（猪）和dog（狗），但他们并没有一个相似的词来称呼马（horse）或者窗户（window）。通过相应的动植物研究，语言学家们认为这些语言起源于以下几个地区：俄罗斯大草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欧、多瑙河谷和小亚细亚。实际上，几乎遍布世界各地。

这些使用印欧语的部落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2500年开始向欧洲大陆和亚洲扩展。这种迁移的规模可能并不大，只是循序渐近，以寻找新的牧场和猎物。在之后的1000年中，他们散布到世界各地，甚至中国。20世纪初，探险家们在古丝绸之路上，即现在中国的新疆境内，发现了一卷以两种相似却不为人知的语言写成的佛经，这不禁令人称奇。他们把这种语言称为吐火罗语（Tocharian），显然也属于印欧语系，从这两种语言中3（tre和trai）的表达可以看出其相关性。

几个世纪之后，原始印欧语分裂成为几种不同的语言：凯尔特语、日耳曼语、希腊语、印度伊朗语、斯拉夫语、色雷斯-伊利里亚语等。这些语言又再细分成各种新语言，比如瑞典语、法罗语（Faeroese）、波斯语、亚美尼亚语、印地语和葡萄牙语等。一个说盖尔语的苏格兰高地人和一个说僧伽罗语的斯里兰卡人所使用的语言有着相同的起源，想到这一点岂不激动？希腊人和罗马人如果得知他们的语言其实都源自同一个原始人一定会目瞪口呆。仅在欧洲就存在数百种语言，而最近才有的两种语言——阿尔巴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也被认定属于印欧语系。

在所有印欧语系的语言中，立陶宛语是衍变最小的，据说立陶宛人甚至能理解梵语中的某些简单词汇。与其他同属印欧语系中的语言相比，立陶宛语保留了原始印欧语中最多的曲折变化。

英语属于日耳曼语族，后者逐渐分裂为三大语支：北日耳曼语，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语；西日耳曼语，以英语、德语和荷兰语为主，包括弗里斯兰语（Frisian）、佛兰芒语（Flemish）及其他相关方言；东日耳曼语，包括勃艮第语、哥特语和汪达尔语（Vandalic），但这三种语言最后都无一幸存。其他欧洲语言也相继消失，其中就有康沃尔语（Cornish）、马恩（Manx）、高卢语（Gaulish）、吕底亚语（Lydian）、奥斯坎语（Oscan）、翁布里亚语（Umbrian）和曾经在欧洲占主要地位的两种语言：凯尔特语和拉丁语。

不过我必须赶紧补充一句，其实凯尔特语还没有完全消失，因为在欧洲还有50万人说凯尔特语，但这些人广泛分布于欧洲各地，其影响已经微不足道。在凯尔特语最辉煌的时期，也就是公元前400年左右，欧洲大陆绝大部分地区使用的都是凯尔特语，从贝尔格莱德、巴黎到邓迪，几乎都是凯尔特部落所在地。但就是从那时起，凯尔特语的影响力日渐式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凯尔特人只保留一些松散的部落，没有形成力量强大的国家，因此很容易就被分散继而被征服。即使是现在，凯尔特语的各个语支之间也无法相互理解，在苏格兰讲凯尔特语的人就听不懂距苏格兰一百多英里以外的南部威尔士人讲的凯尔特语。

如今大部分凯尔特语的使用者散布于欧洲的最西边——荒凉的赫布里底群岛；苏格兰的沿海地区；爱尔兰的戈尔韦、梅奥、凯里和多尼哥、威尔士的边远地区和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半岛。即使是在这些地方，说凯尔特语的人也正在减少。本世纪初，布雷顿角岛上的新斯科舍省还有10万人说凯尔特语，大部分人是从苏格兰高地被赶到这里来的，但现在凯尔特语已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相反，古拉丁语却进化得越来越好，衍化成了罗曼语族（Romance Languages）。甚至可以说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以及其他数10种小语种或方言，比如普罗旺斯语和加泰罗尼亚语）都是古拉丁语的现代版本。如果要确定拉丁语是在什么时候被停用转而化身成上述各种语言的，公元813年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在那一年，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下令他统治下的帝国内所有的布道必须以平民的罗曼语（lingua romana rustica）进行，而不得使用贵族的拉丁语（lingua latina）。当然，对于语言你不可能就这样划一条分界线，让线的这边是拉丁语，线的那边是意大利语或者法语。所以直到13世纪，诗人但丁还以为自己所说的佛罗伦萨语就是拉丁语了。其实，就现代意大利语和古代拉丁语之间的相似性我们还是可以进行一番长篇大论的。

这里所说的罗曼语可不是西塞罗那种优雅、字斟句酌式的语言，而是市井小民们所使用的粗俗俚语，即通俗的拉丁语。书面拉丁语中的“马”叫equus，但老百姓口中的“马”却叫caballus，这也就是法语中cheval的来源；西班牙语中的“马”也叫caballo，意大利语中的“马”则叫cavallo。同理，书面语中的“头”是caput（这就是为什么英语中会有capital和per capita），但俗语中的“头”却是testa，即一种壶的名称，这样我们就有了法语中的la tête和意大利语中的la testa，尽管意大利人也使用il capo。

古典拉丁语中的“猫”是feles（英语“猫科的”feline一词的来历），但在拉丁语俚语中“猫”是cattus。英语中的“薪水”一词就来自拉丁语俚语salarium，即salt money，盐钱的意思，因为罗马士兵的俸饷常用来买盐，这是他们对俸饷的一种谐称。古典拉丁语中的pugna（英语中pugnacious是“好斗的”一词的起源）被俗语中的battualia（英语“战争”battle一词的来历）代替，而意指“城市”的古典拉丁语urbs（因此英语中会用urban这个词来表示城市）被villa（法语中的“城市”一词是ville，但在英语中的villa则代表乡间别墅）代替。

在其他地区的人使用通俗拉丁语的过程中，其语法也逐渐被简化。古典拉丁语中每个词的词尾都具有语法功能：说话者通过变换一个词的词尾来表达不同的意思。以house这个词为例，他们通过变换house的词尾来表达in the house（进入房子里）或to the house（到房子前）的意思。但后来人们觉得保持house这个词不变，而在这个词前面加上不同的介词来表示不同的方位更简单。这就意味着变换词尾的语法现象从此消失，不久之后英语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化。

罗马尼亚人常常宣称自己的语言最接近古代拉丁语，但据语言学家马里奥·斐（Mario Pei）的研究，如果你想了解古代拉丁语的发音，就应该去听听拉古多利语（Lugudorese），这是撒丁岛中部所流传的一种意大利方言，保留了1500年前古代拉丁语的很多特征。

很多学者认为古代拉丁语几乎没有人说，它只是一种书面用语和学术用语。当然，我们所找到的古代人所使用的日常书面语，比如庞贝城墙上的文字，也表明了古代拉丁语实际上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前就早已消失。我们也将发现，正是这一历史性的事件——罗马帝国的灭亡，催生出了新的语言：英语。

[1] 即在两三种语言中有相似拼写和意义的词语，比如法语里的tu在英语里写作thou，在赫梯语里写作tuk，这三个词都表示“你”的意思。

[2] 美国西北部及加拿大所讲的一种印第安语。——译者注

[3] 指由不同语言混合而成, 被当作某群体的主要交流语的语言，creole这个词来自法语créole。

[4] 指两种或多种语言的混杂语，据说这个词来自中国人对英语单词business的不标准发音。

[5] 巴布亚新几内亚通行的一种以英语为主的混合语。

3 全球语言大混战

在卢森堡，人们在学校使用法语，而日常看报纸用德语。在巴拉圭，人们讲正事儿时说西班牙语，但是讲笑话时用瓜拉尼语，也就是印第安人的语言。

人类所有的语言都是为了交流思想，虽然目的是一致的，但是达成目的的途径却千差万别。纵观人类语言，我们发现没有哪种语法或句法是必不可少的或者是普遍存在的。不同的语言在数字、时态、所有格、性别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规定。

有些语言缺乏基本的语法和词法，而有些语言则复杂得令人惊讶。威尔士语中的than（比）就有5种形式：na、n'、nag、mwy和yn fwy。芬兰语的名词有15种所有格形式，所有名词要根据主格、受格、代名词、单复数、所有格代名词等其他10种词法条件而变化。不妨想象一下，用15种方式来说猫、狗、房子等会是多么复杂的事情。

相比较，英语就简单多了。英语除了名词所有格需要加上's外，人称代词有三种形式的变化（比如they、their、them），其他冗余的格式变化在英语中已经不存在了。在英语中，动词ride只有5种变位（ride、rides、rode、 riding和ridden），但是德语中同样的变位多达16种，而俄语的名词变化多达12种，形容词的变位则有16种之多。英语中的形容词只有一种固定形式，不过，blond（金发碧眼、白皮肤男性）和blonde（金发碧眼、白皮肤女性）是个例外。

在有些语言里，我们会发现它们的词汇中缺少一些看似很基本的词汇。罗马语中没有灰色这个词，而只能用dark blue（深蓝色）或者用dark green（深绿色）表达。爱尔兰盖尔语中居然没有“是”和“否”，他们必须得说I think not（我想不是）或者This is so（我想是这样的）。意大利语则不能区分“侄女”和“孙女”以及“侄子”和“孙子”。

日语中没有英语中的定冠词或者不定冠词（a、 an和the），而且日语中的词不分单复数，比如英语中的“孩子”是child, 其复数是children，法语中的“城堡”是chateau，复数是chateaux。英语中也有一些词的单复数没有变化，比如sheep（羊）、deer（鹿）、trout（鳟鱼）、Swiss（瑞士人）、scissors（剪刀），但这并没有造成什么麻烦，所以即便是所有英语单词都不分单复数可能也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日语中没有将来时态就令人很难理解。在日语中，Tokyo e yukimasu既可以理解为“我去东京”，也可以理解为“我将要去东京”，所以，日语中的将来时态要依据上下文来判断。日语缺乏明确性的特点，也体现在人称上，他们几乎很少说：我（宾格）、我的或者你的（名词性）。上述词语并非日语中不存在，只是日本人几乎不用，所以，这些词完全可以从日语中删除。日语中超过一半的句子没有主语，他们也不乐意直截了当地说“是”或“否”。难怪，日本这个民族常被人说难以捉摸。

不同的群体不仅说不同的语言，而且创造了其独特的文化属性。地中海地区的人在说话时互相凑得很近。在鸡尾酒会上，如果一个南欧人和一个北欧人在交谈，你会看到北欧人在谈话过程中似乎在不断后退，以保持适当的距离，而南欧人则在不断地前进，以便缩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过，他们可能都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这种行为。

类似这样的例子可能多得难以想象。使用英语的人交谈时很怕冷场，当没什么可聊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不自在。有研究表明，如果谈话停顿达到4秒，一定会有一个人脱口说点什么，也许关于天气，也许是一句“天啊，都这么晚了”，而不会让沉默延续到第5秒。

手势是语言的一个重要附属品。在有些语言中，手势几乎可自成一套独立的语言符号。现代希腊语中有70种常见的手势，从简单的“砍掉前臂”（表示极度地不悦）到其他更复杂的手势，比如左手放在膝盖上，闭上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看向中间，同时挥动右手，这表示我不想牵扯进去。

马里奥说过，人的身体构造足以让我们做出70万种各不相同的手势。英语文化中的手势数量就少多了，不过，也可能比大家粗略以为的数量更多：比如摇动手指代表警告孩子；捏着鼻子、皱着眉头，表示闻到臭味；把手放在耳边，表示听不到。

全世界有多少种语言

全世界估计有2700多种语言，不过，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人做过精确的统计。有些国家的母语至少有两种，而有些国家，比如在喀麦隆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他们的语言多达几百种。印度或许是母语数量最多的国家，拥有1600多种语言和方言（语言和方言的差别有时很难区分）。

到1984年，世界上最罕见的语言是尤比克语（Oubykh），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高加索语言，它有82个辅音，却只有3个元音。曾经有5万名住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的居民说这种语言，但是到了1984年7月，世界上只剩下一位82岁的老人会说这种语言了。

语言的数量会随着部落的消亡和族群的同化而变化。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语言诞生，尤其是混合语，但是语言发展的趋势是走向统一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估计有1000种语言，但是今天，语言的数量已减少到了600种。

几乎所有的语言都会随着时间而变迁，只有冰岛语除外。从古至今，冰岛语的变化小到现代冰岛人可以读懂一千多年前写的传奇故事，而古代冰岛人如果穿越时空隧道来了现在的冰岛，除了不明白什么是airport（机场）、quarter-pound cheeseburger（1/4磅奶酪汉堡包）之外，他们也完全能通过问路的方式找对方向。

相比之下，英语的变化可谓巨大。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英语人士，如果看到8世纪的英语手稿，都无法相信他们看到的是英语。现代英语不仅有着和古代英语截然不同的词汇和拼写，而且语法结构也完全发生了改变。

当今语言也不再受国界的限制。如果你根据语言来绘制一张欧洲地图，那么它和传统的地图差别肯定很大。首先，瑞士将消失，成为法国、意大利、德国的边界领土，剩下一个很小的部分则是罗曼斯语区（Romansh、Romantsch或Rhaeto-Romanic）。罗曼斯语是瑞士东部边境一个名叫格劳宾登（Graubünden或者Grisons）的地方语，当地的居民半数说罗曼斯语。

格劳宾登地形陡峭、风光独特，滑雪胜地莫利茨（Moritz）、达沃斯（Davos）和克罗斯特（Klosters）就位于此，但是，此地因为其严寒的气候和险峻的地理位置，也曾一度与世隔绝。这种隔绝严重到即使是邻村也说着不同方言，据此，我们不妨说罗曼斯语是一种已经四分五裂且互相难以沟通和理解的方言。比如，附近一个村庄的人说“来这里”，会说Vagned na qua，但是邻村的人则说Vegni neu cheu。至于其他地区的居民，其所用语言也因为其天主教徒或者新教徒身份而有拼写方面有区别。

德语区不仅包括德国、奥地利和大半个瑞士，同时还扩及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苏联和波兰等地区。德语还有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之分，而且两者在词汇和语法上都有明显的区别。比如在巴伐利亚，星期六是Samstag，水电工是spengler，但是在柏林，星期六则是Sonnabend，水电工则是Klempner。

意大利语在语言地图上并不是一种单一的语言，而是由许多互为关联，却又互不理解的方言组成的。意大利语其实并非全国通用的语言，而是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地区的方言，后来逐渐成为了意大利的主要方言。直到1979年，民意调查才第一次统计出意大利有半数以上的人在家说意大利语。

苏联的情况与意大利也颇为相似，在这片土地上存在着149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居民的母语并非俄语，还有1/4的居民压根就不会说俄语。这样的语言区域到处都是，甚至拉丁语也有小块的语言区，现在梵蒂冈的官方语言仍然是拉丁语。

所有的语言都在相互融合、影响。法语通常把形容词放在被修饰词之后，但是在德语的影响下，阿尔萨斯和莱茵兰地区的居民就习惯于颠倒着用。同样，在苏格兰高地，即使是不懂盖尔语的英语人士，也会受当地语言的影响，把bring that here说成take that here（拿那个来），或者把I see you说成I'm seeing you（我看到你了）。在荷兰和西德边界的居民以及在西德和丹麦边界的居民，他们对彼此语言的理解要比本国其他的同胞更深。

而有些语言之间的差异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比如，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之间的差异就不大，两国人民可以阅读对方的报纸，不过口语的沟通会难一些。芬兰人和爱沙尼亚人彼此之间也容易理解对方的语言。

丹麦人、瑞典人和挪威人常常坚持认为他们之间的语言各不相同，但是就如马里奥说的，意大利方言之间（西西里语和皮埃蒙语之间）的差异要远大于这三个北欧国家语言之间的差异。苏联境内使用的罗马尼亚语和摩尔达维亚语，也只不过是名称不同而已。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也是相同的语言，唯一不同的是，塞尔维亚语使用西里尔字母，而克罗埃西亚语使用的是西方字母。

上学说法语，读报用德语

有些国家在做某一特定的事情时使用一种语言，而在做其他事情时则使用另一种语言。在卢森堡，人们在学校使用法语，而日常看报纸用德语。在巴拉圭，人们讲正事儿时说西班牙语，但是讲笑话时用瓜拉尼语（Guarani），也就是印第安人的本土语言。在希腊，很长一段时间，学校只用正统希腊语授课，这种语言是如此古老，以至于再没有人愿意讲，希腊人平时交流都用通俗的希腊语，但是通俗希腊语一直以来没有社会地位，无怪乎直到1903年，《旧约全书》才有通俗希腊语版，全国各地还因此发生了暴乱。

如果一个国家说两种语言，甚至更多，那么很容易产生混淆。比如，在比利时，很多城镇都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名称，一个是法语居民使用，另一个是荷兰语居民使用。于是，一个地方既可以叫Tournai（法语）也可以叫Doornik（荷兰语）。荷兰语所说的Kortrijk就是法语的Coutrai，而法语人士（以及大部分英语人士）都熟悉的城市Bruges（布鲁日），却被当地人称为Brugge，发音当然也和法语不同。虽然布鲁塞尔拥有两种官方语言，但是，它实际上是佛兰芒湖中的一个小岛，以讲法语为主。

在比利时，语言问题涉及人们的情感问题，至今已有许多政府因为这个问题而下台。问题的症结在于荷兰语居民和法语居民在经济地位上的变迁。法语居民居住的瓦隆尼亚区（Wallonia），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比利时的经济重镇，但是随着传统重工业，比如金属、煤炭业的衰退，比利时的经济重心逐渐转向了人口众多的法兰德斯地区，而这个地区过去属于落后地区。

当瓦隆尼亚区处于经济鼎盛期时，荷兰方言，即法兰德斯语禁止在国会、法院，甚至是学校使用，这自然引起了多数荷兰语居民长期的不满。双方的抵触情绪一触即发，有一次，佛兰德斯的一些村子中的村民选出了自己的市长，但是这位市长拒绝以荷兰语执行政务，这直接导致了比利时政府两度被推翻，而这次事件留给比利时政府长达10年的阴影。

在讲法语的加拿大，问题似乎更严重。1976年，魁北克分裂主义政党人士在莱韦斯（Rene Levesque）的领导下通过了《101法案》，该法案禁止商业招牌使用法语之外的其他语言，限制进入英语学校就读的学生人数（规定移民子女也必须进入法语学校，即使他们的父母都说英语），超过50个人的公司必须使用法语。

负责这条法案实施的委员会名称听起来就很恐怖，叫“法语监督委员会”。他们设置了400名语言警察，一旦发现违规，就会开出高达760美元的罚单。后来，Merry Christmas这样的庆祝圣诞的句子也必须取消，连15000个印有Dunkin' Donuts的袋子都被悉数没收。这些举措激起了魁北克说英语的80万居民的强烈反感。

1988年12月，加拿大最高法庭认定《101法案》有些条款无效，并裁定：魁北克可以规定法语作为主要的商务用语，但是不能作为唯一的商务语言。结果引发了15000名法语居民在蒙特利尔市示威游行，很多双语商标和牌匾遭到了破坏。商店的橱窗被喷上了FLQ三个字母，意思是魁北克解放阵线，其中有一家商店甚至被炸毁。

这种因语言而起的对立情绪即使在离魁北克1000里的地方也可以感觉得到。由于加拿大有两种官方语言，国家规定所有的地区都必须提供法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服务。这种规定在非法语地区引起了极度不满，比如在马尼托巴（Manitoba），当地人主要讲德语和乌克兰语。法语居民在加拿大的人口比例从1961年的29%下降到今天的24%，预计在21世纪将下降至20%。

人们在语言问题上的态度常常出乎意料地强硬。在1989年2月，巴斯克分裂运动武装组织（ETA）以语言和文化的独立为由犯下了672起谋杀罪。虽然这种犯罪行为为我们所不耻，但是，我们对于语言弱势群体的怨气还是很能理解的。

在法语统治区，公开讲巴斯克语可能被逮捕，甚至遭监禁。同样，作为一种介于西班牙语和法语之间的语言：加泰罗尼亚语（Catalan），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禁止在西班牙使用，尽管有25万人使用这种语言，其人口主要分布在加泰罗尼亚地区（Catalonia），最远可及法国的鲁西永地区（Roussillon）。在法国，有几十年时间，只要邮件地址是用布列塔尼语（Breton）写的，就会被退回，上面盖着“地址禁用布列塔尼语”的章。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更是夸张，连说世界语的人都要加以迫害。

语言的压制行为仍然在继续。在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阿塞拜疆人（Azerbaijanis）和其他少数民族为了争取自己语言报纸和教科书的拥有权发动过暴乱，更有人因此而献出了生命。

在罗马尼亚，有个察格勒（Szeklers）族群，据说，他们所说的匈牙利语是最纯正和优美的。30年中，罗马尼亚政府有计划地蚕食察格勒人的文化，关闭当地学校，或者强迫当地知名匈牙利语言大学——鲍耶大学，与不知名的大学合并，甚至铲平了整个村庄，而所有这些行径政府都打着语言统一的幌子。

幸免遇难的威尔士语

总之，当今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的语言持宽容开明的态度。这种态度的转变可能要数威尔士最明显。威尔士语曾一度遭到禁止，但是现在却得到了政府的保护。威尔士语不仅表达丰富，而且美得令人生畏。

想象自己身处威尔士格威内德停车场（这是威尔士8个郡中最乐意讲威尔士语的地区），试着卷动你的舌头说：A ydycg wedi talu a dodi eich tocyn yn y golwg?意思是：你是不是记得付停车费并出示单据？上面的话看起来很难读？那么你猜对了，它真的是很难读。从英语的角度来看，威尔士语的发音和拼写基本没有什么关联，比如Dolgellau这个城镇被读成doll-geth-lee。这还不是难的，看看下面这些地名吧：Llwchmynydd、Bwlchtocyn、Dwygyfylchi、Cwmystwyth、Pontrhydfendigaid和Cnwch Coch, 你是不是有想哭的感觉？

这么复杂的发音，可难倒了1969年在威尔士上任的查尔斯王子。他自然不是唯一一个学不会威尔士语的人，威尔士人中80%不会说威尔士语。虽然威尔士是双语区，所有的公共标志都使用英语和威尔士语，但是威尔士南部几个主要的工业城市，比如斯旺西（Swansea）、加地夫（Cardiff）和纽波特（Newport）等，几乎没有人说威尔士语。即使在其他地区，也只有很偏远的内陆地区才有人说威尔士语。

威尔士语之所以能延续至今，要归功于威尔士人民的民族特性。20世纪中期，威尔士语还被视为是非法语言，在学校、法院和很多公共场所都禁止使用。如果孩子们在操场玩耍时脱口说出了威尔士语，那么就会被人羞辱。

不过，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批准威尔士语为官方语言，并在威尔士地区的学校使用；同时允许人们在法庭上用威尔士语做辩护，并成立了威尔士语电视台。据《经济学人》杂志报道，威尔士语现在成为了世界上获补贴最多的语言。该杂志在一篇关于威尔士S4C电视台成立的报道中写道：“不要在意政府每年耗资4300万英镑，只为播放20%的威尔士居民才能看懂的电视节目，这些人口只不过占到英国总人口的1%。”

不过对于威尔士人来说，这一切得来不易，是他们长期示威的结果。威尔士人会去涂抹路标、破坏电线杆、纵火烧毁英国人的度假屋，等等。这些事件导致了100多名威尔士人被捕。

今天，威尔士语仍然属于弱势语言，但是比起其他欧洲语言，威尔士语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它的近亲布列塔尼语发展就更为茁壮了。布列塔尼语和威尔士语虽然有1500年没有接触，但是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所以两个地方的人可以互相交谈也很自然。虽然会说威尔士语的人在减少，但是目前，仍然有500万人在使用这种语言。

惨遭不幸的盖尔语

爱尔兰盖尔语的情况就没有威尔士语那么幸运了。虽然爱尔兰政府也极力保护盖尔语，但是成效却不大。爱尔兰的官方语并不是英语，但是94%的爱尔兰人只会说英语，仅仅有1%的人使用盖尔语。

爱尔兰是欧盟国家中唯一一个不坚持要使用自己官方语言的国家，因为这样做根本没有意义。但是，由于极少数的人会说盖尔语，所以能说这种语言反而变成了一种优势。1986年的《旁观者》杂志上提到过，欧布莱恩博士（Dr. Conor Cruise O'Brien）用一串流利的盖尔语回答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并因此赢得众议院的尊敬，尽管议员们压根听不太懂他到底说了什么。

在爱尔兰，有一个名为盖尔特（Gaeltacht）的地区，这里曾经一度人口流失严重。1845年的马铃薯荒使得几十万人背井离乡，但在此之前，该地区能说盖尔语的人也不到总人口的1/4。今天，盖尔语区散落在爱尔兰边远地区，大多是在布满岩石、人口稀少的西海岸。这些地区虽然有着旖旎的风光，却是欧洲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爱尔兰政府为了振兴当地的经济，试着发展当地的旅游业和其他工业，但是这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冲击。爱尔兰最大的盖尔语区——多尼戈尔（Donegal），在20世纪70年代人口增长了20%，但是新增人口都只会说英语，他们也完全无意去学习盖尔语这种既难学又没有前途的语言。

所有的证据似乎都在证明，少数民族的语言是走向昌盛还是衰落都自有其发展规律，它们是加快发展还是无可避免地消亡和政府的压迫或者保护行为也没有直接关系。在苏格兰，说盖尔语并不能得到像爱尔兰政府给予的那种鼓励和资助，但是，会说盖尔语的人仍然比说爱尔兰语的人多出两倍。

冥冥之中自有天命

在苏格兰，说盖尔语的人口在增长，但是这种现象只限于为数不多的某些少数民族语言。盖尔语是1300年前的爱尔兰入侵者带入苏格兰的，从此长期被苏格兰西海岸偏远地区的人们所使用。1960年，有8万人说盖尔语，今天的人数增长到9万，不过，会说盖尔语的人也只占到苏格兰总人口的2.5%。

在苏格兰以外的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基本都是相当缓慢而稳定的，绝大多数的语言最终的命运都是走向衰落。最后一个以康沃尔语（Cornish）为母语的人死于200多年前。虽然政府不遗余力地试图振兴这种语言，但是能用这种语言流利对话的人也不超过60人了。

康沃尔语中幸存下来的仅两三个单词而已，其中一个是emmets（蚂蚁），当地人用这个词形容为了一睹夏天的美景蜂拥而至的游客；还有一种是曼岛人使用的马恩语（Manx），它是凯尔特语的一个分支，最后一个会这种语言的人死于20世纪60年代。

爱尔兰的盖尔语很可能会是下一个从地球上消失的语言。1983年，爱尔兰政府负责保护盖尔语的组织曾记载：“20世纪后，盖尔语恐怕很难再成为盖尔特区使用的语言。”这种评估可谓悲观至极，但却是无情的事实。

虽然我们为语言的衰落而叹息，不过任何事情总有两面性。试想，如果乔伊斯、萧伯纳、叶芝、王尔德、辛格、贝汉和其他爱尔兰的文学巨匠的作品是用一种鲜为人知的语言写成，那么英国文学将遭受怎样的损失？这就如同冰岛和挪威诗人的作品，虽美却很少有人能理解体会，不啻是一种莫大的遗憾。以人口比例来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学巨著能比得上爱尔兰，所以我们要庆幸，幸好他们使用的语言是广为人知的英语。

4 乡下农民叨咕的二流语

在莎士比亚时代，英语还没有征服不列颠诸岛。学者马来斯特绝对没有料到，就在10年内， 英语将被带到美洲新大陆， 在那里，它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

在德国北部，连接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德国的一个州）和丹麦的小岛上，某些偏僻小村落的客栈里，有时候你会听到人们在说一种似乎已经消失了的英语方言。偶尔你还能理解只言片语，比如veather ist cold（天气很冷）或者打听时间时说What ist de clock（现在几点了）。

基尔大学（Kiel University）德语系的系主任胡贝图斯·门克（Hubertus Menke）教授认为，这种语言和1000多年前英国人说的语言非常像。对于这一点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这个在德国叫做昂格尔恩（Angeln）的地区曾是盎格鲁人的居住地，他们是日耳曼部落中的一支，1500多年前跨越北海来到不列颠，驱逐了原居于此的凯尔特人，并向世界贡献了影响力最大的语言——英语。

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荷兰北部与德国西部的海角湿地，以及沿这两个国家的海岸突出的一整排寒风凛冽的小岛上住着一群人，他们的方言和英语更相似。他们就是有着30万人口的弗里西人。这些人的日耳曼口音随着时间的推移稍微有了些改变，但据语言历史学家查尔顿·莱尔德（Charlton Laird）所说，这些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看懂中世纪的史诗巨篇《贝奥武夫》（Beowulf）。弗里西语和英语的词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弗里西语中的船就是boat（而荷兰语和德语中的船则是boot），雨是rein（而德语和荷兰语则是regen），鹅是goes（而荷兰语和德语是gans）。

公元450年，随着罗马军队撤离不列颠，盎格鲁人和弗里西人以及其他两个同样来自欧洲北部的部落——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开始向不列颠进发。这与其说是一种侵略，倒不如说是一种缓慢的迁移。这次迁移经历了几代人。这些部落后来在不列颠各个地方定居下来，使用着自己的语言。

虽然几个世纪之后这些语言流传到美洲，但它们的某些特点在现代英语中仍然依稀可辨。以新英格兰地区常常会听到的a这个音为例，这可能是因为第一批清教徒来自古老的盎格鲁要塞诺福克、萨福克和艾塞克斯。而在大西洋中部各州常常能听到人们发r音，这可能是因为撒克逊人在美国中部和北部较多的结果。到达不列颠后，这些部落经过不断融合和分裂最终形成了7个王国，占据了不列颠大部分群岛，只剩下威尔士、苏格兰和康沃尔还仍然在凯尔特人手中。

这就是我们所知的一切，其中很大一部分还属于猜测。我们无法确知这种迁移始于何时、何地，移民的规模多大。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要客走他乡去陌生而危险的国度碰运气。我们更加不知道这些部落之间能听懂多少彼此的语言。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撒克逊人繁荣兴盛地发展了下去，而盎格鲁人和朱特人却悄无声息地销声匿迹了。尽管撒克逊人占人口的大多数，但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却依然叫英格兰，这是占少数地位的盎格鲁人的叫法，而他们的语言是英语。这一点着实令人费解。

第一个英文句子

为什么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这些现象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呢？其实原因很简单，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都是半文盲。他们使用如尼文字（runic alphabet），即古代北欧文字。在祭典石（runes, 因此有了英语中的runic）或者某些贵重物品上刻印这种文字，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套文字可以用来记载历史。

1982年，一块相当于50美分硬币大小的金色徽章在萨福克的田间被人发现。徽章出自公元450-480年，主人可能是最早来到不列颠的移民。徽章上用如尼文字写着（或者我们认为是这样写的）：This she-wolf is a reward to my kinsman（这只母狼是对我的同族的奖赏）。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普通，却是英国现存最早的刻有盎格鲁-撒克逊文字的文物。也就是说，这是英语的第一句话。

盎格鲁-撒克逊人不仅没有文化，也没有宗教信仰，从星期二（Tuesday）、星期三（Wednesday）、星期四（Thursday）和星期五（Friday）这几个词依稀就能看出这一点，因为这几个词代表的是战神（Tiw）、主神（Woden）、雷神（Thor）和最高神的妻子肥沃女神（Frig）。而星期六（Saturday）、星期日（Sunday）和星期一（Monday）名称则来自土星（Saturn）、太阳（the sun）和月亮（the moon）。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去想象当凯尔特人发现他们被来自罗马帝国的那些原始、没有教养的野蛮人取而代之时，心中的愤恨之情。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凯尔特人是非常有文化、有教养的。莱尔德是这样评价他们的：“最早居住在不列颠的凯尔特人富有教养且奉公守法，所以当盎格鲁-撒克逊人大举侵入时，他们就像所有现代守法公民一样毫无抵抗能力。”

当时的凯尔特人已经拥有了非常高级的享受，比如自来水、中央供暖系统；而侵入者们在此之前还不知道自来水是什么，直到1500年后大不列颠才普遍享受到这些福利。之后的4个世纪，他们都享受着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所带来的安定和舒适。

1987年在巴斯附近的一个供奉着温泉女神苏利斯·米涅瓦（Sulis Minerva）的温泉内，人们发现了大量诅咒刻板，而通过这些诅咒刻板我们可以一窥当时居住在不列颠的罗马人的日常生活。那时，心怀不满的市民会在一块铅板上刻上诅咒文字，并一边念念有词地希望某人会遭到报应，一边将铅板投入温泉。如果不是和这些铅板的主人有过同样的遭遇，你可能感受不到那股怨恨之情。大多数铅板上会刻着类似这样的文字：“多西米德斯丢了两只手套，希望偷了这两只手套的人会失去神智和眼睛。”

这些铅板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们不仅让我们了解到那时的不列颠人也会像我们一样遭到小偷小摸的困扰（顺便说一句，他们同样也会犯拼写和语法错误），也向我们展现了当时文化的多样性。还有一个也可能丢了东西的受害人还仔细地在铅板上刻下了他认为最有嫌疑的18个人的名字。在这18个人的名字中，有两个人的人名是希腊文、八个是拉丁文、八个是凯尔特文。很显然，在共同生活（很可能还相互通婚）了近4个世纪之后，罗马人和凯尔特人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

亚瑟王时代

公元410年随着罗马帝国的轰然倒塌，罗马军团撤出了不列颠，留下凯尔特人自生自灭。在异教徒的强势攻击之下，许多凯尔特人改变信仰或者遭到屠杀。其余的人则逃到不列颠群岛的最西边或者穿越海峡到了法国，在那里他们建立了布列塔尼殖民地，并将凯尔特语带到了欧洲大陆。

还有一些凯尔特人，其中就包括具有传奇色彩的亚瑟王，留下来继续抗争。从后来英国的某些地名，我们推测，当时有部分凯尔特文化在英格兰被保留了下来（比如多塞特东北的沙夫茨伯里附近），但是遗留下来的证据实在太少。那一时期是最黑暗的时代，历史一直笼罩在一团迷雾中。

关于这一时期最早的一段历史记载来自比德（the Venerable Bede，神学家和历史学家）以拉丁语所著的《英吉利教会史》（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比德是一位居住在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中世纪时在英国北方的王国）的僧侣。尽管他的记述被认为准确度较高，可他记载的是300多年前发生的历史，这就好像我们只能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记载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的历史一样。

尽管在不列颠群岛上罗马人居住了367年，凯尔特人至少居住了1000年，但他们并没有留下什么珍贵的资料。很多英国地名都源自凯尔特语，比如埃文河（Avon）和泰晤士河（Thames）；或者日耳曼语，比如曼彻斯特（Manchester）中的-chester和兰开斯特（Lancaster）中的-caster都来自日耳曼语的camp（营地）一词。除了这些，我们找不到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词汇，似乎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

在西班牙和高卢地区，罗马人的占领促使了两种全新的语言诞生——西班牙语和法语，但在不列颠，罗马人只留下5个词，凯尔特人也只留下了不到20个的词，这些词大部分与地理有关，描述的是不列颠多山变化多端的地貌。

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来到不列颠群岛之前，还在欧洲大陆生活的时候就曾经大量引入罗马人使用的词汇，比如street（街道）、willow（柳树）、wine（酒）、inch（英寸）、mile（英里）、table（桌子）、chest（胸腔）等。联系这一点，罗马人和凯尔特人没有留下多少词汇就更加让人吃惊了。这种描述日常生活的词汇的缺乏，反映了他们在文化上的贫瘠。

尽管文化不怎么发达，盎格鲁-撒克逊人拥有的却是一种（用奥托·杰斯伯森［Otto Jespersen］的话来说）“充满无限可能性”的语言。一旦受到文明的浇灌，它们就会肆意生长，开出美丽的花朵。第一个将文明和基督教带到不列颠的人就是圣奥古斯丁，他和40名传教士在公元597年来到不列颠，一年之内就使国王艾西伯（King Ethelbert of Kent）在他那小小的都城坎特伯雷皈依了基督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国教的教主叫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尽管他本人住在伦敦）。从此之后，基督教在英国得到飞速发展，并且使民众逐渐脱离了无知。仅仅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英格兰就成为欧洲文化和学术中心，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毫不逊色。

“小麦”是男性，“燕麦”是女性

当然，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定地指出英语是从何时脱离欧洲大陆的日耳曼语系，成为一门单独的语言的，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罗马入侵者们带来的语言很快就发生了改变。

和罗马入侵者的母语印欧语一样，日耳曼语也非常复杂。日耳曼语中的名词分为阴性、阳性和中性，形式变化多达5种。和现代欧洲语言一样，日耳曼语的词性是约定俗成的。比如“小麦”是阳性词，而“燕麦”却是阴性词，“玉米”则是中性词。这就像现代德语中的“警察”是阴性词，而“女孩”是中性词一样。与之相反，现代英语在实质上已经放弃了名词的格，仅保留人称代词的主格、宾格、所有格等，例如I、me和mine，或he、him和his等。

古英语有7类强动词和3类弱动词，动词的词尾随数字、时态、情态和人称不同而变化（但是奇怪的是，里面却没有将来时）。形容词和代词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形式，比如green或者big这样的形容词可能会有多达11种变化形式。即使是像the这样的定冠词也可能会有阴性、阳性或中性之分，并且有1种单数和4种复数形式。能学会这种语言，简直可以称为奇迹。

尽管语法规则如此复杂，但古英语和现代英语的差别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scip、bœδ、 bricg和pœt看起来虽然不像英语，但它们的读音分别是ship、bath、bridge和that，可以说千年未变。实际上，如果你能花20分钟了解一下古英语在拼写和发音上的一些区别，比如i对应的是现代ee的发音，e对应的是现代ay的发音等，那么你很快就能明白一些看似晦涩难懂的单词。不仅如此，你还会发现就发音来说，古英语其实是一门相对简单并且稳定性更高的语言，每个字母只对应一个音。古英语中既没有不发音的字母，也不存在同一个字母在不同的单词中发音不同的现象，而正是后者使现代英语的拼写变得困难了。

总之，语言内在的精妙和灵活性使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旦学会了写字，就能立刻以惊人的速度获得知识。这种文化上的繁荣兴盛尤以北方的诺森布里亚王国为代表。这个处于文明世界最偏僻角落里的国家，诞生了英格兰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凯德蒙（Cædmon）、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比德，以及第一位伟大的学者——阿尔昆（Alcuin of York），他后来成为亚琛查理曼大帝的宫廷学校的校长，也是文艺复兴的先驱。

英语混合了几段历史

西米恩·波特（Simeon Potter）在他的传世之作《我们的语言》（Our Language）中毫不夸张地写道：“知识之光在诺森布里亚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耀眼。”如果不是因为阿尔昆，我们将无从探寻英国古老的历史。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在《文明》（Civilization）中曾经写道：“人们很少意识到，只有三四本拉丁语作家的珍本手稿现存于世，我们对于古代文献的了解都必须归功于从查理曼大帝时期开始的收集和誊抄。”

但是，这种文化上的兴盛才刚刚开始，英格兰和还处于萌芽时期的英语就再次受到冲击，这次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和丹麦的维京（北欧）侵入者。这些人在血缘和语言上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虽然他们关系密切，几乎可以听懂对方的语言，但这种语言的互通并没有让惨遭掠夺的僧侣、农夫和妇女好过一点。对英格兰的攻击是维京人（历史上也叫做古代挪威人或者丹麦人）大规模、无组织的神秘扩张活动的一部分。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些原本温和、安静的北欧人突然就变得又好斗又爱冒险。就在这200年间，他们几乎遍布世界各地：俄罗斯、冰岛、英格兰、法国、爱尔兰、格陵兰岛，甚至北美。起初在英格兰，他们的行为只是打砸抢式的掠夺，绝大部分是在东海岸。著名的林迪斯芳修道院（Lindisfarne）就是在公元793年被洗劫一空，附近的贾罗修道院（比德曾经在这里修行）也在第二年陷落了。

接下来，这种抢掠却神秘地终止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列颠各岛又恢复了平静，但就像人们常说的，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沿海地区的居民惶惶不可终日。

公元850年，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变成了现实，350艘重型海盗船驶向泰晤士河，一系列领土争夺战就此爆发。这些战争持续多年，参战双方就像两个摔跤手在英国国土上角力，形势对双方来说都是时好时坏。公元878年，英格兰出乎意料地赢得了战争，双方签订条约建立丹麦区（Danelaw），即在伦敦和切斯特城之间划出一条线，英国人统治南部，丹麦人占据北部。直到今天，这条界线还有语言学上的重要意义，即将英语划分为北方英语和南方英语。

丹麦人对于英格兰北部的影响可谓深远。他们建立的定居点规模之众，从英国北部1400多个斯堪的纳维亚语起源的地名中可见端倪。有很长一段时间，当地一些人讲古英语，而就在另一座山头，也许就有一群人讲的是古挪威语。

有时候这种现象会持续很多年。在苏格兰最北端的设得兰群岛（Shetland Islands），那里的人几个世纪以来讲的都是一种叫做诺恩语（Norn）的挪威方言，这种情况直到17世纪才有所改变，今天当地还保留了其中的1500个单词，但在英国的大部分地区，这两种语言以一种随意、和平的方式融合到了一起。

许多斯堪的纳维亚词语进入英语词汇中，如果没有这些词汇，英语肯定会变得异常贫乏。有时候它们甚至代替了古英语中的词汇，但通常的情况是两者会并存，这就是英语中既有craft也有skill，既有wish也有want，既有raise也有rear，以及更多这类同义词的原因。有时候，有些词起源相同，发音却渐渐变得不同，比如shriek和screech、no和nay、ditch和dike；有时候，有些词变化得更大，有了新的含义，比如scatter和shatter、skirt和shirt、whole和hale、bathe和bask、stick和stitch、hack和hatch、wake和watch、break和breach等。

但是最重要的是，英语还借鉴了斯堪的纳维亚语的语法形式，比如they、them和their就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语。这种形式上的借鉴非常少见，也许是高级语言中仅有的例子，同时也体现了英语使用者惊人的适应性。

英语遭受的最后一次语言大灾难是1066年诺曼人的入侵。诺曼人是200年前定居在法国北部的维京人。和之前居住在这里的凯尔特不列颠人一样，他们将这个地方按照自己的名字命名为诺曼底（Normandy），但和凯尔特人不同的是，他们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开始接受法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语言。所以，除了几个地名之外，没有一个人在诺曼底使用诺尔斯语。

要知道英语中仅来自诺尔斯语的词汇就高达10000个，这种情况的确不可思议。诺曼人所讲的法语，并非是法国宫廷里盛行的法语，而是一种乡下方言。它与标准法语的区别在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之后更加显著，以至于历史学家们在谈到这种语言时并没有把它叫法语，而称呼它为盎格鲁-诺曼语（Anglo-Norman，现已消亡）。接下来我就会讲到，这段历史对于成就今天的英语起到的重大作用，它使英语得以流传至今。

接下来的300年间，没有一个英格兰国王说英语。直到1399年，亨利四世继位之后，英格兰才出现一位母语是英语的国王。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之后，英格兰的伯爵和主教们一个个被诺曼人取代（当然并非是一夕之间）。讲法语的工匠、设计师、厨师、学者和书写员也被带到了不列颠，不过普通英格兰人的生活却没有多大变化。

国王说着一口外语，他们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这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先例。克努特大帝（Canute）[1]说的就是丹麦语，即使是倒数第二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2]，其母语也是法语。在18世纪，英格兰还欣然迎来一位日耳曼国王乔治一世（George I），他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在位13年中也没有学会他所统治国家的语言。老百姓们既不指望国王能跟他们说一样的语言，也没指望国王能过跟他们一样的日子。

诺曼人的社会分成两个等级：讲法语的贵族阶层和讲英语的农民阶层。所以诺曼人在语言上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宫廷、政府、时装和奢侈生活方式上。与此同时，英格兰的农民们还是用英语继续着自己的生活。

这种语言的断层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低贱的行当使用的都是盎格鲁-撒克逊语（baker面包师傅、miller磨坊主、shoemaker鞋匠），而技术工种的名字则来自法语（mason石匠、painter油漆匠、tailor裁缝）。同时，被饲养的动物都用英语来命名（sheep绵羊、cow奶牛、ox公牛），等它们被煮熟端上餐桌，又换上了法语名字（beef牛肉、mutton羊肉、veal小牛肉、bacon熏肉）[3]。

一种法语两样情

盎格鲁-诺曼语与巴黎人所讲的标准法语在几个方面有着不同之处。首先，巴黎法语，即所谓的法兰西语（Francien），很少有w这个音。所以，巴黎人唸quit、question、quarter等类似的单词时，qu的u都不发音，只念k的音，而诺曼人则完整拼成kwit、kwestion、kwarter。

同样，标准法语构词中的cha-结构被诺曼人以ca-代替。所以就有了carry和charrier、cauldron和chaudron、cattle和chattel（英语中保留了chattel）。诺曼人使用的后缀是-arie和-orie，而法国人使用的是-aire和-oire，这样英语和法语单词才会有victory和victoire、salary和saloire的比较。盎格鲁-诺曼语在August、forest和beast这样的单词中保留了s，而法兰西语则逐渐用抑扬符号取代了s，比如Août、forêt和bête。

诺曼法语，就像之前的日耳曼语一样，对英语词汇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语中有大约一万个单词来自诺曼法语，其中的75%至今仍在被使用，比如justice、jury、felony、traitor、petty、damage、prison、marriage、sovereign、parliament、govern、prince、duke、viscount和baron等。

实际上，英语中与司法和政府有关的词汇几乎都来自法语，与贵族阶级有关的词汇也是如此，除了king和queen这两个词——这稍稍有点奇怪。同时，一些英语词汇也进入了法语中。有时候我们根本搞不清楚是谁借用了谁的词汇。比如，到底是英语借用了诺曼语中的aggressive，还是诺曼语中的agressif来自英语，还有英语中的intensity是否来自诺曼语中的intensité。

不过，在句法和语法等方面，诺曼人对英语的影响则没有那么大。只有像court martial（军事法庭）、attorney general（总检查长）和body politic（政治体制）这样的词组反映出了法语中词组的排列习惯。

由于英语还没有成为官方语言，300年来它一直只在老百姓中使用。由于缺乏一种文化上的核心力来为英语设定一个标准，各个地区使用的英语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巴伯（C.L. Barber）就曾指出：“早期的中古英语给人的印象是各种口音混杂，没有在发音或者拼写上有一个普遍的标准，语法和词汇上也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最终，英语还是流传了下来。

英语语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经过长期的历史变迁仍然得以流传至今。回顾英语的发展史，会觉得英语失传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但其实人们是很容易放弃自己的语言的，就像凯尔特人在西班牙和法国就放弃了自己曾经所说的凯尔特语，而维京人在诺曼底也完全放弃了自己曾经所讲的斯堪的纳维亚语，或者像意大利人、波兰人、非洲人、俄罗斯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他们来到美洲后就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母语。

但是在不列颠，尽管历史动荡不安，英语却存活了下来。这一点的确极具讽刺意味，英语曾经被认为只是贩夫走卒们使用的低贱语言，现在却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最成功的语言。

正是英语这种不受重视的地位，使它成为一种比较简单、没有太多复杂变化的语言。鲍（Albert Baugh）和凯布尔（Thomas Cable）就指出：“由于英语是下等平民的语言，使它在语法上的变化悄然进行，没有受到任何阻碍。”我们已经知道，在古英语中绝大部分动词不仅变化形式复杂，辅音也会从一种形式变化到另一种形式，但是这些变化最终也得到了规范，只有一种变化保留至今，那就是从was到were。

这种简化最直观的例子来自《彼得伯勒纪事》（Peterborough Chronicle），这是彼得伯勒的僧侣们每年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生活的记录。他们在1131-1154年这23年间一直在记录每年所发生之事，直到国家发生动乱才停止。这一时期，英语正经历着重大改变。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以古英语写成，但是到了1154年，书中所用的语言已经大大简化，即没有阴性和阳性之分，没有了词尾和动词词形的变化，拼写也变得更加简单。如果是现代人读到这本书，前半部分简直就是外语，而后半部分才是不折不扣的英语。中古英语的时代自此开始。

几件大事的发生也促成了这种语言的变革。一个是1204年诺曼底国王约翰输给了法国国王。由于英吉利海峡将不列颠与欧洲分隔开来，诺曼底国王开始认为自己并非法国人，而是英国人。诺曼人和不列颠人的通婚也大大促进了这一想法，这种结合生下的孩子从他们的父亲那里学会法语，但从自己的母亲和保姆那里却学会了英语，而且他们觉得说英语更舒服。我必须澄清一点，诺曼人对英国人并没有敌意，征服者威廉也力图学习英语，尽管没有成功，但也从来没有试图扼制过英语的发展。

慢慢地，英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法语仍然还是上层社会使用的语言，直到1362年，召开议会时使用的仍是法语，宫廷中使用法语的时间更长，但只是在正式场合——就像在天主教堂中使用拉丁语一样。这两种语言并存了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在英国诗人乔叟生活的时期还是这样。

巴尼特（Barnett）就发现，温莎学院的院长给亨利四世写信的时候会无意识地同时使用英语和法语。这是在1403年，乔叟死后的第三年，很显然，这个时候法语仍没有完全被废弃，但已经走到了尽头。

到12世纪末，一些诺曼人的子女在上学之前仍然要学习法语。到14世纪末，牛津大学规定部分课程必须用法语教授，防止法语完全被弃用。这一时期的某些法庭文件的文法显示，尽管判决是用法语陈述，但其思维方式完全是英式的。

只有有钱人才会送自己的孩子去巴黎学习那种时髦的法国中部口音，那时这种口音的法语基本上已经是另一种语言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乔叟写道其中一位小修道院院长讲的是一种只在伦敦流行的法语，因为他不会说巴黎法语。

又粗俗又怪腔怪调的多喉音的盎格鲁-法语已经成为了巴黎人的笑柄，也成为了对流行于英格兰的法语的最后一击，也是最具讽刺性的一击。诺曼贵族们不再愿意保留这种让人瞧不起的语言（而且他们自己还讲得不好），转而更愿意讲英语。这种意愿如此强烈，以至于1415年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召集部队时竟用法语对英语的威胁来鼓舞士气。

最后英语终于占了上风，尽管这时的英语显然已与阿尔弗雷德大帝或者比德那个时候的古英语全然不同了。实际上，我们看不懂的古英语，乔叟也完全看不懂，因为古英语在诺曼人征服不列颠时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在语法上更加简单，词汇也大幅地增加了。比如，除了古英语中的motherhood，英语中现在又有了maternity；除了friendship，英语中又有了amity；除了brotherhood又有了fraternity等相近的词汇。

斯堪的纳维亚语和诺曼语的来势汹汹使盎格鲁-撒克逊语遭受沉重的打击。据估计30000个盎格鲁-撒克逊词汇中有85%因为丹麦语和诺曼语的冲击而消失。这就意味着只有4500个古英语词汇被保留了下来，即《牛津英语大词典》中总词汇量的1%，而且这些词是英语中最基本的词，比如man、wife、child、brother、sister、live、fight、love、drink、sleep、eat、house等。这些还包括语言中比较简短的“功能”性词，比如to、for、but、and、at、in、on等诸如此类的词。

因此现代英语书面语中至少有一半的词源于盎格鲁-撒克逊语。根据麦克拉姆引用的另一项研究结果，每100个最普通的英语单词中就有1个源自盎格鲁-撒克逊语。今天人们总是从本能上更愿意使用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语。西米恩·波特就曾经巧妙地论述过这一点：“我们更愿意用hearty welcome，而不是cordial reception来表示受到的热情款待。”

人们总是认为，英语的词汇总量之所以如此庞大主要是因为它受到了不同语言的影响，但实际上，我们总是热衷于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这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一点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早期诗作中就可见一斑，他们总是喜欢使用各种同义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即使不列颠并没有再次遭到其他部落的入侵，其语言中肯定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同义词。

因为其他语言的影响，英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一点确实没错。但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其他语言中的词汇能进入英语，更重要的原因是英语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错把英语当法语的妇人

诺曼人统治时期涌现出很多英语方言，15世纪的时候不同地方的英国人可能听不懂彼此的对话。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是第一位在英国印制书籍的印刷商，1490年在Eneydos这本书的序言里他就感叹，由于语言不通而产生的误会简直比比皆是。

他还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群从伦敦来的船员要沿泰晤士河去荷兰，结果却因为没有风而停靠在了肯特郡。为了寻找食物，其中一个人走向一位农妇，请求给点肉和鸡蛋（axed for mete and specyally he axyd after eggys）。结果人家一脸茫然，回答说，她不懂法语（coude speke no frenshe）。这些船员才走了不到80公里，这位农妇竟然就听不懂他们说的是英语。原来，在肯特郡，人们对鸡蛋的叫法是eyren，而不是现代英语中的eggs，这种叫法至少在50年以后才发生改变。

一个世纪之后，诗人乔治·帕特纳姆（George Puttenham）发现伦敦英语大概只在伦敦市方圆90公里以内的范围内流行，但影响力却一直在扩大。伦敦的面积和重要性都使这种口音最后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起了作用，比如东英格兰中部方言（The East Midlands，伦敦口音的正式名称）比起其他方言来说在语法上的规则较少，东英格兰中部地区有两所最著名的大学——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学校的毕业生当然也就成了这个方言的传播者。

乔叟所使用的语言就是伦敦方言，因此我们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他的作品。我们也许不能立刻看懂所有句子，但是看看《坎特伯雷故事集》里的这个开场白，至少我们能看出来这是英语。

When that Aprille with his shoures sote，

The droghte of Marche hath perced to the rote,

And bathed every veyne in swich licour,

Of which vertue engendred is the flour.

当4月带来清新的阵雨，

滋润了3月干旱的树根，

润湿了草木的根茎，

催生了花朵的绽放。

我们再来看看同一时期用肯特郡方言写的一段文字：“And vorlet ous oure yeldinges: ase and we vorlete oure yelderes, and ne ous led naʒt, in-to vondinge, ac vri ous vram queade.”你能看得懂吗？这是主祷文的最后一句，开头的几个字是：“And forgive us our trespasses...”乔叟作品研究的权威学者大卫·伯恩利（David Burnley）曾说：“伦敦以外的许多与乔叟同时代的作家所使用的拼写和词语不通过专业的学习根本就看不懂。”当时北方的一些方言简直就是外语，就算现在有些地方的方言也仍然如此。

这是英语变化最大也是最快的时期，英国出版人卡克斯顿就曾写道：“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语言显然和我刚出生时的完全不同了。”卡克斯顿出生的时候，乔叟离世还不到22年，但也就是在这期间英语完成了从中世纪英语到现代英语的变革，这两者之间的差异非常惊人。我们还需要众多的脚注才能读懂乔叟的作品，而卡克斯顿所用的语言已经像莎士比亚的一样通俗易懂。

现代人可能觉得卡克斯顿的英文拼写有些奇怪，但其词汇却基本没变，所以我们能够以正常的速度看懂他的文章。比如：I was sittyng in my study （when） to my hande came a lytle booke in frenshe, which late was translated oute of latyn by some noble clerke of fraunce...（我坐在书房内，拿着一本小小的法文书，这本书不久前刚刚由法国某位显贵的人士翻译而成。）

即便如此，乔叟时期的英语也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当时英语中已经没有动词的曲折变化。英格兰北部使用的英语已经没有阴性或阳性词，并且在向南方英语靠拢。曾经多达11种变化形式的形容词现在只有两种词形变化，即在修饰单、复数时会有不同的形式，比如a fressh floure（一朵鲜花）和fresshe floures（很多鲜花）。同时，当时的英语也出现了一种不论何时都使用同一种形式的趋势，正如我们现在使用的英语一样。

有时，某些单词在某种情况下会有一定变形，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又保持不变。这就是为什么knife单数时以f结尾，复数时以v结尾。其他相似的例子还有half和halves、grass和graze、grief和grieve，以及calf和calves。有时候单词的拼写会有变化，比如speech和speak。有时候读音又会有变化，比如bath和bathe中的th发音变化，以及house和houses中s的发音变化。

而让英语不是母语的人最无所适从的就是当这些变化同时发生时，比如a cat with nieve lives lives next door（一条九命猫住在隔壁）中的life变成了lives，而第二个lives的发音就很难把握了。有时，不同地区使用的英语不同，比如公狐狸是fox，而雌狐狸却是vixen；或者同一个词有两种拼法，比如phial和vial。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英语中有些词的拼写与其发音之不和谐简直是世界语言之最。

为什么动词要加-s或-es

尽管东英格兰中部方言在所有方言中占了上风，但并不是所有语言的格式都被广泛采用。伦敦英语中将-n或者-en放在现在陈述语气动词后面的做法慢慢地被南方方言中以-th结尾的做法替代，结果loven变成了loveth，而最后-th又被北方方言中以-s或者-es结尾的方式取代，也就是现代英语中的loves。为什么北方的这种乡下方言能够成为一种基本的动词形式到现在都还是个未解之谜。也许只是因为这样让英语说起来更加顺畅。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在莎士比亚时代，动词现在时以-s或者-es结尾的方式在口语中比书面语中更加普遍，尽管莎士比亚本人在这两种方式中游走自如，一会儿用goes，一会儿又用goeth。

用法和风格上的随意性是中早期现代英语的一个重要标志。比如乔叟有时候会用doughtren来表示复数形式的daughters（女儿），而有时候又会用doughtres；有时候他会用yeer，有时候又用yeres。和其他同时代的作家一样，他总是先想到哪个词就用哪个，即使可能造成前后文的不一致。

但我必须插一句，要了解乔叟的作品很困难，因为他的原作手稿已经全部佚失。我们今天读到的他的作品都是由中世纪的抄写员誊抄的，这些人抄写的时候又太过随意，他们把自己当成了编辑而不是抄写员，而且他们还特别粗心。比如，《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有一句这样的话：Ther stood a throop of site delitable，在不同的抄写稿中，site这个词分别变成了sighte、syth、sigh和cite。现在我们已无法知道乔叟用的到底是哪个词。

绝大多数诗人的手稿都充满了这样的混乱和前后不一致的情况，这使后世研究者对语言变迁的分析变得困难重重。乔叟著作中的拼写混乱常被人提起，比如Cunt（这个词指女性的性器官，略有些粗俗，但乔叟的书中这类词并不少见），至少有5种拼法，从kent到quainte。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弄清楚到底是乔叟自己对拼写本来就比较随意还是那些抄写者自作主张，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其他方面的格式，比如复数人称代词，也需要一番考证。乔叟用过hi、hem和her，相当于现在的they、them和their（直到莎士比亚时代，her都相当于现在的their，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中至少使用过两次）。his也是如此，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用的its。

这种形式非常普遍，一直持续到1600年。这就是为什么《詹姆士国王钦定版圣经》（King James Bible）会有这样的句子：“If the salt has lost his savour, wherewith shall it be salted?”（盐若失去了味道，还能让它再咸吗？）同理，which在这个时期也被用来表示有生命的事物，而不仅仅指代没有生命的事物，就像直到今天，在英格兰你还能听到这样的主祷词：“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我们在天堂的父。）

在古英语中至少有6种词尾表示复数，但是在莎士比亚时代已经减少到只剩两个，即-s和-en。这类单词的简化运动一直在进行着。在伊丽莎白时代，人们有时候会说shoes，有时候又会用shoen；有时候会说house，有时候又会用housen。想象一下，如果英国的首都现在仍在温彻斯特，而没有搬到90公里以外的伦敦，我们今天可能就会说six housen和a pair of shoen，这岂不是很有趣？

过去那些旧的弱复数形式中只有三种我们仍在使用：children、brethren和oxen。然而，即使-s（以-sh结尾的名词的复数形式则用-es）已经成为复数名词的标准形式，我们还是能找到古英语体系中复杂的复数形式的蛛丝马迹，比如men、women、feet、geese和teeth。

动词同样也经过漫长且反复无常的简化过程。乔叟时代，人们可以选择使用ached或oke，climbed或clomb，clew或clawed，shaved或shove。在莎士比亚时代，forgat和digged都还是符合规范的过去式形式。实际上，直到17世纪，使用digged的现象反而更普遍，比如莎士比亚的two kinsmen digg'd their grave with weeping（两位家属悲伤地挖掘他们的坟墓）。

到了1751年，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著名的《墓园挽歌》的标题是“Elegy Wrote in a Country Churchyard”。70年之后，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这样说：“Let my epitaph be：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on water.”

（请把我的墓志铭写上：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所以我们所熟悉的write、wrote和written是直到最近的两百多年才固定下来的。

动词的这种规范过程的中心模式就是弱动词取代强动词，或者有时候相反，所以今天我们有了torn而不是teared，我们用knew而不是knowed。大部分动词的过去时已经变规范，当然也有大概250个不规则动词，而且其中还有很多动词的变化并不固定，所以即使是现在，对于这些动词的过去时我们也还有些摸不着头脑，比如到底是dived还是dove，是sneaked还是snuck，是hove还是heaved，是wove还是weaved，是strived还是strove，是swelled还是swollen……

还有一些词汇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尤其是那些以字母n开头的名词，这些变化的趋势就是将n挪到前面的不定冠词上，这个过程叫做转化。所以a napron 就变成了an apron（一条围裙），a nauger就变成了an auger（一只螺丝钉），an ekename就变成了a nickname（一个绰号）。人们认为那些昵称，比如Ned、Nell和Nan也都是这样由mine Edward、mine Ellen和mine Ann演变而成。

但是在英语的这种演变过程中，也有些词汇从此消失不见了。如今我们只有两个指示代词，即this和that，但是在莎士比亚时代还有第三个指示代词yon，所指的相对位置比that更远。今天，yon这个词仅仅以一个口语的用法yonder（在那边）出现，但我们的交流并没有因为这个词的不再使用而受到任何影响。

其他语言中还有比that更远的代词。马里奥就曾经指出：“克里印第安语（Cree Indian）中有一个特别的词，相当于that，但表示远得看不见的距离；而在一种叫做伊洛卡诺语（Ilocano）的菲律宾语中有三个指示代词，一个相当于this（表示看得见的物体），一个相当于that（表示看不见的物体），还有第三个表示不再存在的事物。”

在英语的演变中，有些从莎士比亚时代开始的变化我们一眼就能看到。Thee和thou我们早已经不再使用（尽管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些方言中仍然能听到这两个词）。古英语中的thou就是现在的you，就像法语中的tu就是现在的vous。thou要么表示两个人非常熟悉，要么表示社会地位低下，而you则不带感情色彩，且更加笼统。

在欧洲语言中，对这两种形式的选择呈现出了非常真实的社会冲突。丹麦语言学家杰斯伯森非常欣赏英语中的这种变迁，他曾经这样说道：“English has thus attained the only manner of address worthy of a nation that respects the elementary rights of each individual.” （英语选择的人称方式足以显示一个尊重个人基本权利的国家的特质。）

莎士比亚的文字游戏

英语不断变化的结构使作家们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没有一位作家比莎士比亚更好地利用了这种自由。他乐于随心所欲地把名词当动词、副词、名词性实词甚至形容词。他经常用别人从未尝试过的方式，他甚至把副词当做形容词来用，比如《亨利四世》中的that bastardly rogue（那个杂种恶棍），那个时候能这样用肯定让人觉得非常新鲜，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他还创造了语法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词组，比如breathing one's last（咽下最后一口气）或者backing a horse（骑在马背上）等。

从来没有一个语种的作家能像莎士比亚那样充分灵活地使用语言。仅他自己创造的词汇就高达2000个左右，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不仅如此，他还创造了数不清的表达方式。在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方面，无人能出其右。我们来看看他发明的一些词组：one fell swoop（一拳重击）、in my mind's eye（在我的想象中）、more in sorrow than in anger（忧而不怒）、to be in a pickle（在困境中）、bag and baggage（彻底的）、vanish into thin air（不知去哪）、budge an inch（让步）等。

他具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能在一个句子中放进两个活灵活现的词组。比如《哈姆雷特》中就有一句：“Though I am native here and to the manner born, it is a custom more honored in the breach than the observance.”（虽然我是本地人，从小就很习惯当地的风俗，但是破坏这些风俗似乎比遵守它们更体面。）他甚至能够将各种隐喻巧妙地融合到一起，游刃有余地抒发其意，就像他曾写道：“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要么拿起武器，面对各种困难。）

有时候一想到如果不是莎士比亚两位忠实的追随者：演员约翰·亨明（John Hemming）和亨利·康德尔（Henry Condell），费尽千辛万苦地在他死后第7年出版他的作品集，即1623年出版的、著名的《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那么莎士比亚的16部戏剧也许将无缘与我们见面，这简直可以让人吓出一身冷汗。遗憾的是他的两部作品《卡登尼欧》（Cardenio）和《爱得其所》（Love's Labour's Won）已经散失，与我们缘悭一面了。

莎士比亚的手稿一篇都没有留存下来，乔叟的也是，我们无法确知现在所看到的作品集和原作有几分相似。亨明和康德尔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有关莎士比亚的资料：印刷商的手稿、演员的提词本，甚至其他演员对莎士比亚的回忆。但是从其他作家作品的遭遇我们可以猜到，他们手头的剧本已经经历了很大的变动。

当时印制莎士比亚作品的一位印刷商叫理查德·菲尔德（Richard Field）。从现存的手稿中我们得知，菲尔德印制诗人约翰·哈林顿（John Harrington）的作品时，就改动了上千处拼写和短语。莎士比亚的作品可能也无法幸免，特别是，莎士比亚本人似乎对死后的作品境遇也并不关心，这一点真不可思议。据我们所知，他从来都懒得去保留自己写下的任何一首诗或者一出戏，所以有人据此认为这些作品并非出自他手。

莎士比亚之后，英语有了更多微妙的变化，其中一个就是动词进行时的出现。当我们说What are you reading时，莎士比亚可能只会说What do you read。如果让他说出I am going、I was going、I have been going或I will（or shall）be going之间的区别，肯定会遇到不小的麻烦。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进行时的被动语态，比如The house is being built这个句子。当然，这些并不会难倒他，因为他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即使是在最鼎盛的时期，英语在很多方面仍被认为是一种次等语言。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和培根的《新工具论》（Novum Organum）都是以拉丁语刊行的。托马斯·摩尔爵士（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也是以拉丁语写成。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用拉丁语完成了他的关于血液循环的论文（写于1616年，莎士比亚逝世的那一年）。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先以法语完成了自己的史论，然后再翻译成英语。正如鲍和凯布尔指出的：“用英语来进行学术研究或创作只能是试试而已。”

不仅如此，在莎士比亚时代，英语还没有征服不列颠诸岛。它只是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低地使用，还没有进入威尔士、爱尔兰、苏格兰高地及其他小岛，多年之后英语才完成这一征服。但是就在20世纪，英国选出了一位母语非英语的首相，即母语为威尔士语的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yod George）。1582年，学者理查德·马卡斯特（Richard Mulcaster）就曾闷闷不乐地写道：“英语还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语言，只在我们这个小岛上流传，还根本没有流传到其他地方。”

他绝对没有料到，不到10年，英语将被带到美洲新大陆。在那里，它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

[1] 来自丹麦的英格兰国王（1016-1035年在位）。——译者注

[2] 英格兰国王（1004-1066），艾特尔雷德二世（Ethelred II）之子。1016 年父王死后，丹麦人控制英格兰，他流亡到诺曼底，直到1041 年才回伦敦，翌年继承王位。——译者注

[3] 不过，伯奇菲尔德在其所著的《英语》一书中指出动物被饲养时的名字和成为食物后的名字之间的不同是一个“永久的谜团”，因为活着的动物也会有法语名字（据他说塞缪尔· 约翰逊博士就曾把奶牛叫beef），尽管如此，我认为上述总结还是可靠的。

5 伟大的造字先生们

朵涵在其著作《我们的词》中提到，在坦克车的秘密实验中，政府鼓励人们把tank（ 坦克） 当成一个储存用的容器， 于是tank就有了“容器”的意思。

如果你对花生酱黏在口腔上壁有一种病态的恐惧，那么可以用下面这个词表达：arachibutyrophobia。在英语中，形容女子特征的词是：muliebrity；形容人的思考突然中断的词是：aposiopesis；如果感到一种冲动，想透过窗子窥探你经过的屋子，那么这个词是：crytoscopophilia。有时候，你不经意地睡着了，并体验到一种瞬间落下的感觉，这可以用myoclonic jerk表达。如果你想表达一个单词的倒数第二个音节有一个音调符号，却不愿意直接说出来，那么可以说：properispomenon。

在英语中，甚至还有一个词表达一种修辞方法，这种修辞方法是通过一个连词连接两个隐含的词，用来表示在通常情况下需要一个形容词加一个名词才能表达的意思，这就是：hendiadys，即重名法。总之，英语几乎可以表达每一样东西。

这其中有些词似乎更值得我们注意，比如velleity，意思是我们感受到的一种欲望，或者愿望、冲动，但是因为程度轻微所以不会引起我们的具体行动。这个词难道不是很有用吗？那么slubberdegullion这个词呢？这个源自17世纪的单词形容的是一个没有价值的懒散家伙。ugsome呢？这个词用在中世纪晚期表示厌恶或者恶心，该词在英语中沿用了500年之久，直到19世纪，这个词还常用来作为horrid的同义词。至今，在一些未删节的词典后几页，我们还可以查到这个被遗忘的词。这种词的消失难道不是一件憾事吗？英语词典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词，可以描述最个别的情况、最不可能发生的意外和最不可思议的语义差别。

英语中稀少的中间词

不过，颇为奇怪的是，英语并非没有缺憾。比如，相对“温暖”，英语中没有描述“凉爽”的词。英语中也没有描述上唇曲线的词。英语中较缺乏描述中间状态的词，比如硬和软、远和近、大和小之间的中间词。英语中有非人称代词所有格its，与his、her和their对应，但是却没有和关系代词whose对应的非人称关系代名词，所以我们就会有the house whose roof这样迂回冗长的结构。

当你度假归来，发现有一堆工作在等着你，这叫backlog（未处理的事物），然而，我们却没有一个词描述度假前必须完成的工作，何不用forelog呢?

英语中的贬义词很多，比如inept（笨拙的）、dishevelled（凌乱的）、incorrigible（积习难改的）、ruthless（残忍的）、unkempt（未梳理的）等，但是我们却没有与之意义相反的对应词。如果我们说She's so sheveled（她是如此整洁），或者说一个人如此灵巧用ept（与inept对应），那么英语肯定会更有表现力。

其实，过去的英语中的确有一些贬义词曾有相应的褒义词，比如ruthless和ruth（怜悯）曾对应，但是一个留下来了，而另一个则消失了，这其中的原因现在也无处寻觅。为什么demit（开除）消失了，而commit（犯罪）却保留下来了呢？为什么impede（妨碍）留下来了，而一度普遍使用且很有用的expede却消失了呢？没有人能说出这其中的原因。

尽管有些单词消失不见了，但英语很可能仍是所有语言中词汇量最丰富、语义最全面的语言。英语中可以区分house（房子）和home（家）（可是法语不能），还可以区别以下这些单词：continual（多次重复的）和continuous（连续的）、sensual（肉体的）和sensuous（感觉上的）、forceful（强有力的）和forcible（强迫的）、childish（孩子气的）和childlike（像孩子般的）、masterful（精湛的）和masterly（威严的）、assignment（作业）和assignation（分派）、 informant（告密者）和informer（通知者）等。

英语中几乎每一个单词都有好几个同义词。比如，形容物体大的单词就有：big、large、 immense、 vast、capacious、bulky、massive、whopping、humongous。其他的语言就没有如此丰富的词汇可以用来表达一个意思。

有人说，英语的独特之处在于同义词的存在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使用需要。无论是普通大众、知识分子还是学术研究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背景、知识水平来选择合适的词汇，比如上楼梯的“上”可以用rise、 mount或 ascend；令人退缩可以用fear、 terror或 trepidation表达，这些词都是恐惧的意思；思考问题的“思考”，我们可以用think、 ponder或 cogitate。

一种语言能具有如此丰富的词汇被视为一种优势，但是也有批评者认为英语是一种凌乱的、企图面面俱到的语言，堆满了重复的词语。的确，英语中有moldable（可塑造的），还需要再来一个同义词fictile吗？haireless和glabrous都是没头发的意思，需要两个重复的词同时存在吗？打喷嚏用sneezing，何必再来一个sternutation呢？美国著名漫画家、小说家朱尔斯·菲佛（Jules Feiffer）曾经画过一幅漫画，漫画中衣衫褴褛的角色看到自己先后被形容成 poor（贫穷的），然后是needy（生活困难的）、deprived（被剥夺的）、 underprivileged（没享受过权利的） 和disadvantaged（下层社会的），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尽管他一文不名，但是形容自己贫穷的词汇却真不少。

这种批评并非没有道理，具有丰富词汇量的语言常常有语句冗余的弊病，而英语中往往喜欢用重复性词汇。类似这样的短语有：

beck and call（指挥命令）、law and order（法治秩序）、assault and battery（暴力行为）、null and void（无效的）、safe and sound（安全的）、 first and foremost（首要的）、trials and tribulations（考验磨难）、hem and haw（吞吞吐吐）、 spick-and-span（一尘不染）、kith and kin（亲友）、dig and delve（挖掘搜索）、hale and hearty（健壮的）、 peace and quiet（平静安详）、vim and vigor（生机勃勃）、pots and pans（瓶瓶罐罐）、 cease and desist（终止）、rack and ruin（毁灭）、 without let or hindrance（毫无障碍）、 to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实际上）、 various different（不同的）。

一个词有数不清的意义

尽管英语的词汇量如此丰富，但是却有一种奇怪的倾向，就是赋予一个单词众多的意义，这一点令非英语人士十分抓狂。比如fine这个单词，作为形容词就有14种意思，作为名词有6种意思，作为副词有两种意思。在《牛津英语大词典》中，fine这个词占据了整整两页的篇幅，描述和解释它动用了5000个单词。fine art（艺术）、fine gold（纯金）、a fine edge（相当的优势）、feeling fine（感觉不错）、fine hair（发丝纤细）、a court fine（法庭罚金），这其中每一个fine的意思都不相同。这种一词多义的现象称为polysemy，在英语中极其普遍。

还有sound这个多义词，它可以表示听到的声音、健全的状态，比如sound mind；表示爆发的声音，比如sound off；表示大声说话、询问，比如sound out；表示水域，比如Puget Sound（普吉特海湾）；表示稳健的状态，比如sound economy等。

再来看看round这个词。在《牛津英语大词典》中，不算rounded、roundup这样的衍生词，仅round 一词就占据了7页半的篇幅，大约有15000个单词来解释它。即使我们忽略那些过时的用法不计，round作为形容词仍有12种用法，作为名词有19种用法，作为及物动词有7种用法，作为不及物动词有5种用法，作为副词有一种用法，作为介词有两种用法。

不过，一词多义的冠军则非set莫属了。从字面上看，它只是一个貌不惊人的单音节单词，就如同单细胞生物一样，但是作为名词，它的用法就多达58种，作为动词有126种，而作为分词形容词有10种用法。更让人头疼的是，set的词义之间差别甚大、甚远，以至于《牛津英语大词典》用了6万个单词来解释它，要知道6万个单词足以成为一部短篇小说了。难怪外国人觉得弄懂了set这个单词，就差不多把英语弄明白了，这样看来这种想法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通常，一词多义的发生是因为一个词派生出多个不同的意思，但有时，相似而意义完全不同的两个词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会形成相同的拼写。比如boil（加热一锅水）和boil（皮肤上的疮），其意义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但是这两个单词的拼写碰巧一样；policy（策略或计划）和policy（保单）也是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单词是excise，一个意思是切割，另一个意思是关税，不仅在意义上，在字源上也都截然不同。

有的词最终居然令人费解地同时有两个相反的词义。这种词在英语中被称为contronym。比如sanction，它既可以表示“允许做某事”，也可以表示“禁止做某事”或“禁止采取某种措施”。再比如cleave，既表示“切成两半”，又可以表示“黏在一起”。一个人如果被形容成sanguine，那么他既可以是暴躁残忍的，也可以是平静而欢乐的。fast既可以表示行动快，也可以表示粘得牢。

如果形容一扇门用bolted，那么意思是紧关的；但如果形容一匹马用bolted，那么意思是脱缰的。如果你wind up一个会议，那么会议结束了，但是如果你wind up一只手表，你就在启动它。ravish的意思可以是强奸，也可以是使人狂喜。quinquennial的意思可以是持续了5年，也可能是5年中只发生了一次。trying one's best（尽全力）是件好事，但是trying one's patience（测试某人的耐心）却是件不妙的事。blunt可以形容工具不锋利，而一场用blunt形容的争论却是尖锐的。

有时，这种情况通过词典编纂者细致的修正可以得到纠正，比如flour（面粉）和flower（花朵），discrete（离散的）和discreet（谨慎的），只是这些必要的修正似乎很少发生。

英语单词从哪来

那么，这么多的英语单词到底都是从哪儿来的呢？在丹麦语言学大师奥托·杰斯伯森（Otto Jespersen）看来，大多数单词都是由下面的4种方法形成的：给它们加上一些东西、减掉一些东西、捏造一些东西，或者是不做任何处理。虽然以上观点非常简洁，但是我还是想在此冒昧地指出他忽略的另外两种来源：一个是吸收其他语言中的词汇，另一个就是将错就错地造新词。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实际的例子。

1.将错就错的词

有一种词被称为ghost word（别词），而其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dord这个词了。它最早出现在1934年版的《韦氏词典》中。dord当时被当做density（密度）的同义词，其实，这是个误会。因为有人把字迹潦草的“D or d”错看成了“dord”，但是其真正的意思是，density既可以缩写成大写的D也可以缩写成小写的d。

《韦氏词典》的编纂者很快就在词典里删除了这个词，但是，其他的词典已经将其收编。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普遍。《牛津英语大词典》的第一次补遗部分指出至少有350个单词是因为印刷上的错误，或者其他错误产生的。其中一个词就是messuage，这是一个法律术语，意思是含土地、建筑物在内的房子。有人认为messuage仅仅是因为不小心抄错了法文词ménage。

有些词的出现是因为误听，就像button-hole（扣眼）曾经是buttonhold，sweetheart （甜心）曾经是sweetard，dullard（笨蛋）曾经是dotard一样。brideg-room（新郎）在古英语中是bryd-guma，但是此单词前面的bryd因为有个r音，所以使人将guma误听为groom（男人，男仆），于是r这个字母就加了进去。出于同样的原因，belfrey（钟楼）中加了个l，即使在词源上belfrey和bell（钟）并无任何联系。

asparagus（芦笋）在两百年前被叫做sparrow-grass（麻雀草），pentice错听成penthouse（大楼顶层），shamefaced（害羞的）原来是shamefast（该单词中的“fast”有“稳稳扎入”的意思，就像stuck fast中的fast是牢牢黏住的意思）。将错就错所产生的新词在今天仍然可见，比如，很多人把chaise longue（躺椅、睡椅）听成chaise lounge（英语单词的lounge有饭店休息室的意思）。

有时候，新词的产生源于错误的类比（false analogy）或者逆序构词（back-formation）。比如pea（豌豆），原来的单词是pease，我们在一首童谣的歌词中可见：“pease porridge hot, pease porridge cold...”（豌豆粥热，豌豆粥冷……），但是人们以为pease是复数形式，于是就将pea当成了单数形式。

同样，cherry（樱桃）是从cerise（樱桃色）而来。从词源上说，cherries应该既是单数也是复数，过去也确实如此。grovel（卑躬屈膝）和sidle（侧身而行）也是因为原来的groveling和sideling，人们以为这个词是动词的分词形式，其实，它们只是两个以-ling结尾的单词，但是，英语却因此多了两个动词。其他逆向形成的词汇还有laze（懒散，来自lazy），rove（徘徊），burgle（破门盗窃），greed（贪心，来自greedy），beg（乞求，来自beggar），difficult（困难的，来自difficulty）。如此看来，这种造词法省事也由来已久。但是，语言学家们对这种造词方法的态度却始终有所保留，其中有两个至今仍然遭受批评的词：enthuse（使充满热情）和donate（捐款）。

另外，还有一种词，是由名人的错用而产生的。莎士比亚以为illustrious（杰出的）是lustrous（发光的）的反义词，因此一度给illustrious加上了并不存在的意义。诗人勃朗宁在一首诗歌中用了twat（娘们）这个词，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但是他本人却认为这是个很无邪的字眼。出现twat的这首诗名为《皮帕走过》（Pippa Passes）。这首诗写于1841年，至今令人难忘的诗句是：“God's in His heaven, all's right with the world.”（神在他的天堂，世间万事顺利。）不过，也是在同一首诗中，出现了下面令人困惑的句子：

Then owls and bats,

Cowls and twats,

Monks and nuns in a cloister's moods,

Adjourn to the oak-stump pantry!

然后，猫头鹰和蝙蝠，

蒙头斗篷和娘们，

僧侣和修女，在修道院的氛围里，

停止一切活动，跑向橡木食品柜！

勃朗宁肯定是在某处讲过twat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始终没有变过，但这里这个词似乎被当做“修女帽”来用了。于是这首诗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学童们的笑柄，也让老师很困惑。不过，这个误用的词一直都没改过来，因为人们找不出什么好办法委婉地告诉诗人这个错误，所以，勃朗宁有生之年都对此事全然不知。

2.从外来语中吸收的新词

英语愿意吸收世界各地的新词，就像英国也接收了世界各地的难民一样，这当然值得引以为荣。英语中几乎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词汇，比如shampoo（洗发精）来自印度语；chaparral（丛林）来自巴斯克语；caucus（干部会议）来自阿尔冈金印第安语；ketchup（蕃茄酱）来自中国粤语；potato（土豆）来自海地语；sofa（沙发）来自阿拉伯语；boondocks（森林地带）来自菲律宾塔加路语；slogan（标语）来自盖尔语。其他的语言似乎无法做到像英语这么兼容并蓄，更何况英语已经这样做了好几个世纪了。据鲍和凯布尔说，早在16世纪，英语就已经从50多种语言中吸收了新词，这在当时不失为一个令人惊叹的数字。

有时，这种新词是通过种种曲折之后才融入到英语中的。很多希腊词先融入拉丁语，再融入法语，最后才变成英语单词。比如garbage（剩饭剩菜）自中世纪以来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词是由诺曼人带到英国的。不过，诺曼人的garbage来自意大利的方言garbuzo，而这个词来自古意大利词garbuglio（一团糟），最终，这个词可以追溯到拉丁语的bullire（煮沸或冒泡）。

有时，一个单词会在不同的时期融入英语，其间经过了不同程度的过滤，所以最后这个单词会以两个或者多个相似的外形存在于英语中。比如canal（运河）和channel（管道），regard（问候）和reward（报偿），poor（贫穷）和pauper（贫民），catch（捕捉）和chase（追赶），cave（洞穴）和cage（笼子），amiable（可亲的）和amicable（友善的）。

有时，在词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多次修改，本是同源的词最终发展成根本看不出关系的两个词了。比如coy和quiet，其实同出于拉丁语的quietus（害羞的）；sordid（肮脏的）和swarthy（黑皮肤的）都出自拉丁语sordere（弄脏或者肮脏的）；entirety（完全的）和integrity（整体性）都来自拉丁语的integritus（完整的、纯洁的）。

偶尔，同一个词会派生出三个形似词，比如cattle（牲口）、chattel（家财）和capital（资本）；hotel（酒店）、hostel（青年旅社）和hospital（医院）；strait（海峡）、straight（笔直的）和strict（严格的）。拉丁语中的gentilis派生出4个形似词：jaunty（快活的）、gentle（温柔的）、gentile（异教徒的）和genteel（有教育的），而且可能还有更多。

不过，冠军非拉丁词discus莫属了，从这个词派生出来的词有disk（盘子）、disc（圆盘）、dish（一盘菜）、desk（桌子）、dais（讲台）以及discus（铁饼）。另外，还有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词：bear，它派生出了40多个新词，包括我们熟悉的birth（出生）、born（出生的）和burden（负担）。

通常，一个词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后意思会发生很大改变。比如拉丁语中的bestia，其原意是野兽，到意大利变成了biscia（蛇），到了英国变成了bitch（母狗），到了法国变成了biche（母鹿），而到葡萄牙则变成了bicho（昆虫）。

英语借用外来词后往往会很小心地加以保护，很多被借用到英语当中的外来词，在其出生地都已经不再使用了。比如，法国人已经不再使用nom de plume（笔名）、double entendre（双关语）、panache（夸耀）、bon viveur（美食家）和legerdemain（戏法）等。

很多外来词被巧妙地融入到英语当中，人们都很难相信这些词居然原本不是英语。谁会想到puny（弱小的），原本不是英语而是盎格鲁-诺曼语puis né（吝啬鬼）；curmudgeon可能曾经是法语的cœur méchant（邪恶的心）；breeze（微风），听起来真的就是英语单词，但竟然来自西班牙语的briza；还有表示求救信号的mayday，则来自发问的呼叫m'aidez（救我）；poppycock（胡说）来自荷兰语pappekak（软牛粪）；chowder（海鲜杂烩浓汤）则是直接引自法语的chaudière（大锅）；bankrupt（破产）直接来自意大利语的 banca rotta（破碎的长椅）。在中世纪晚期，银行业在意大利逐步兴起，当时的交易都还在户外进行，如果一个银行家无法还债，他的长椅就会被打坏。

有时，一个外来词要经历几番修整，才能融入到英语当中，比如盖尔语的sionnachuighim被变成shenanigan（欺诈），或者印第安语的raugroughcan也改头换面成了raccoon（浣熊）。

把外来词变成英语的发音是很普遍的现象。在纽约，Flatbush原来被称做Vlacht Bos，而Gramercy Park原来是De Kromme Zee。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士兵把Ypres读成Wipers，而20世纪50年代在日本的美国士兵把Shi-i-Na-Na Ya-Ru这首歌读成She Ain't Got No Yo-Yo。

英语在吸收外来词方面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倾向，就是保留盎格鲁-撒克逊的名词，却采取外来词的形容词。因此，finger（手指）的形容词不是fingerish， 而是digital；eye（眼睛）的形容词不是eyeish，而是ocular。这种英语中的名词和外来语中的形容词相结合的倾向是非常独特的。

其他类似这样的“本土名词+外来形容词”的配对还有：mouth/oral、book/literary、water/aquatic、house/domestic、moon/lunar、son/filial、sun/solar、town/urban。这种语言现象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难点。还有一些例子是，既纳入了拉丁语的形容词，又保留了本土的形容词，这样就可以多一个选择了。比如earthly（地球的）和terrestrial（陆地的），motherly（母亲的）和maternal（母亲的、母系的），timely（即时的）和temporal（短暂的）等。

虽然英语是世界上引入外来语最多的语言之一（至少有一半的英语常用词来自其他语言），但是其实有些语言在引入外来语方面表现得比英语还要积极。亚美尼亚语中只有23%的词源于本土，而阿尔巴尼亚语的比例则更少，只有8%。

最后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是，尽管英语属于日耳曼语系，而且德裔也的确是美国建国的主要民族之一，但是英语从德语借来的词真可谓屈指可数。kindergarten（幼儿园）和 hinterland（内地）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英语中更多的是从欧洲其他语言引入的新词，很多词都来自一些欧洲小国和一些更生僻的语言（比如伊努语Inuit）。至今也没有人能够较为合理地解释这种现象。

3.凭空创造的新词

这类词的出现常常就是那么毫无理由。比如我们熟悉的dog这个单词。几百年来，英语中狗这个单词都是hound或者hund，但是到了中世纪末期，突然就有了dog这个词。从词源学上，dog找不到与任何词的关联，但是代替了hound。这其中的原因无从考究。这种横空出世的词可能比我们认为的还要多。

其他一些无从考察出处的英语单词还有：jaw、jam、bad、big、gloat（幸灾乐祸）、fun、crease、pour、put、niblick（高尔夫球杆）、noisome（有害的）、numskull（傻瓜）和jalopy（老爷车）等。blizzard（暴风雪）这个词突然在19世纪出现，最早使用这个词的人是美国西部开发英雄大卫·克罗（Davy Crockett），而rawdy（粗暴的）这个词也差不多在同时期出现。近些年新造的词有yuppie（雅皮）和sound bite（竞选演讲片段）。这些词就这样出现了，并以惊人的速度传遍英语国家。

另外一些词存在于英语中已经几百年之久了，这些词要么是方言，要么曾经为主流社会使用，后来过时了，现在又重新流行起来。比如，scrounge（搜寻）和seep（渗漏）就是这类词，它们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但是据《牛津英语大词典》的编辑伯奇菲尔德的说法，该词在1900年以前并没有多少人使用。

很多单词是作家们自创的。据详细统计，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使用了17677个词，其中有1/10的词是在他使用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想象一下，每写10个词就有一个词是自创的！这无疑体现了创造力之惊人。

不过这也与时代有关，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文字和思想都蓬勃发展的特殊时代。从1500年到1650年这150年间，英语进入了新词丛生的时代。这期间，有10000~12000个新词问世，其中的一半至今仍被使用。这个数字大概直到现代才被超越。当今出现的新词已经并非源于诗意大发或者情感诉求，而是源于新科技的发明，比如lunar module（登月舱）、myocardial infarction（心肌梗塞）。

先来看看莎士比亚带给我们的新词吧：barefaced（厚颜无耻的）、critical（关键的）、leapfrog（蛙跳）、monumental（纪念性的）、castigate（惩罚）、majestic（威严的）、obscene（淫秽的）、frugal（节俭的）、radiance（发光）、dwindle（渐渐减少）、countless（数不清的）、submerged（水下的）、excellent（出色的）、fretful（焦躁的）、gust（强风）、hint（暗示）、hurry（急促）、lonely（孤单的）、summit（峰顶）、pedant（卖弄学问的人）等，其余还有约1685个单词。如果没有这些词，我们该怎么办呢？莎士比亚可能考虑过创造更多的词，只是他必须顾虑到读者，他们能否马上领会这些新词的意思。

莎士比亚年老时使用的词有很大的改变。杰斯伯森发现，莎翁早期剧作中出现的200~300个词，后来的作品中再未出现。其中很多是方言，之后他便弃之不用了，但是这些词后来仍然成为了英语的一部分。比如cranny（裂缝）、beautified（美化）、homicide（杀人）、aggravate（恶化）、forefathers（祖先）等。学者们还注意到，莎翁年轻时所造的新词多出于感官，比如snow-white（雪白的）、fragrant（芳香的）、brittle（脆的）等，但是到了晚年，他所造的词多是心理层面的。

莎士比亚堪称是文字创造盛行时期的中心人物，但是其他人也给英语带来了很多有用的词。本·琼森（Ben Jonson）创造了damp（潮湿的）、defunct（已废止的）、clumsy（笨拙的）、strenuous（紧张的）。牛顿创造了centrifugal（离心的）、centripetal（向心的）。托马斯·摩尔爵士（Sir Thomas More）创造了absurdity（荒谬的）、acceptance（接受）、exact（精确的）、explain（解释）和exaggerate（夸大）。

古典文学家艾略特创造了animate（赋予生命）、exhaust（耗尽的）、modesty（谦虚）等。诗人柯勒律治创造了intensify（加强）。哲学家边沁创造了international（国际的），有趣的是边沁曾为这个词的粗俗而道歉。苏格兰作家卡莱尔创造了decadent（堕落的）、environment（环境）。剧作家萧伯纳则贡献了superman（超人）这个词。

不过，也有一些新造的词则没能留下，其原因很显然，比如本·琼森创造的ventositous和obstupefact。莎士比亚虽然很成功地创造了gloomy（阴沉的），但是barky和brisky却没能流行起来，虽然这两个词的造词方法和gloomy一样；同样失败的还有conflux、vastidity和tortive。诗人弥尔顿所创造的inquisiturient也无人问津，而后来作家狄更斯所造的vocular也没人感兴趣。

有时，词语的创造是出于特定的目的。1974年美国陆军设计了一项实验，调查士兵的饮食偏好。他们捏造了一道名为funistrada的食物。虽然，实际上这道食物并不存在，但是，在调查中，这道子虚乌有的食物得到的评价却高于利马豆和茄子（如果让我选，我也觉得利马豆不如funistrada）。

朵涵（Mary Dohan）在其著作《我们的词》（Our Own Words）中提到，在坦克车的秘密实验中，政府鼓励人们把tank（坦克）当成一个储存用的容器，于是tank就有了“容器”的意思。一些用于航海的词语听起来也很奇怪，比如hatch（舱口）、turret（炮塔）、hull（舱身）、deck（甲板）等，它们得以流传可能只是因为出自英国海军部而不是陆军部。

4.词语不明所以地被改变

有些词的词形没有改变，意思却变了。有趣的是，有些词的词义来了个180度转变，变得完全和原来的意思相反，或者几乎相反。比如counterfeit曾经一度是合法副本的意思，现在却是伪造的意思；brave（勇敢的）曾有懦弱的意思，词源相同的bravado（均源自depraved堕落）至今仍然是虚张声势之意。还有诸如：

● crafty（狡猾的），贬义，但最早是一个褒义词。

● enthusiasm（热情），褒义，曾经的意思是轻微地辱骂。

● zeal（热情），已经完全失去了最初的贬义；zealot（狂热分子），却保留了原意。

● garble（混乱地说），过去却是梳理的意思。

● harlot（妓女），曾经是男孩的意思。

● girl（女孩），在乔叟时代指年轻人（不区分性别）。

● manufacture（制造），来自拉丁文，曾指手工制造物，现在却是大规模制造。

● politician（政治家），原意是阴险（不过仔细想想，现在似乎也有其意）。

● obsequious（逢迎的），原来是有弹性的意思。

● notorious（恶名昭彰的），原意是有名的。

波特说，詹姆斯二世第一次看到圣保罗大教堂时，用的形容词是：amusing（有趣的）、awful（可怕的）和artificial（人工的）。当然，他当时想表达的意思是这座大教堂赏心悦目、值得敬畏和精雕细琢。

这种意义上的转变，专业术语称为catachresis（字或者比喻的误用），其实是一个奇怪却普遍的现象。再举一个例子，egregious（极坏的），曾经指卓越，但是到了16世纪，该词的意思来了个大逆转，变成了不好的和无价值的（在莎翁的《辛柏林》［Cymbeline］中的意思就是如此），之后便维持了这个词义，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用这个词来表达不得要领的、无建设性的，而不是坏的，或者是令人震惊的。

根据马里奥的说法，所有拉丁语转换成的英语单词，现在有半数与原意截然不同了。其中nice就足以说明词义变化之大。该词最早的记载可追溯到1290年，当时的意思是愚蠢的和傻的。75年之后，乔叟用nice表达淫荡的、无节制的。在接下来的400年里，它的意思又变成了浪费的、优美的、奇怪的、懒散的、无男子气的、奢侈的、谦虚的、轻微的、精确的、薄的、害羞的、歧视的以及精致的，最后，到1769年，nice最终表示令人愉快的、宜人的。由于nice的词义变化如此频繁和巨大，现在的人在读到奥斯汀给朋友的信时，对于其中那句You scold me so much in a nice long letter…which I have received from you （在你寄给我的一封nice长信中，你严厉地谴责了我），人们往往困惑于nice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时，一个意料不到的改变，会使一段文学作品产生惊人的效果。比如在小说《嘉德桥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中，哈代描写有一个人凝视着“the unattractive exterior of Farfrae's erection”（法尔弗莱勃起时毫无吸引力的样子）。还有狄更斯在《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写道：“Sir Leicester leans back in his chair, and breathlessly ejaculates.”（莱斯特先生向后靠着椅子，憋着气射精。）

词义的改变可以发生在任何事物上，甚至是我们的衣服。衣服的名称有一种有趣但不为人所注意的改变。生活在美国的英国人最有体会（相反，生活在英国的美国人的体会是最深的）。他们发现衣服的名称在改变，现在的意思和过去的意思常常很不相同。一个美国人走进位于伦敦的百货店，想买vest、knickers、suspenders、jumper 和pants。结果买到的东西和自己的预期可能很不一样：

● 英国人认为vest是waistcoat（西装背心），美国人却认为vest是undershirt（汗衫）。

● 英国人说jumper是套头毛衣，美国人却指无袖背心裙（英国人称pinafore dress）。

● 英国人认为braces是吊裤带，是固定裤子的，而美国人则用suspenders一词来表示吊裤带（英国人用这个词表示吊袜带），而且裤子在英国是trousers，在美国叫pants。如果英国人买pants，那是指内裤或者短裤，但是美国人用underwear表示内裤。

有时候，一个词的原意仅仅只是保留在短语中。比如neck（脖子），过去指一片土地，现在只是在短语neck of woods（某个地方或者区域）中保留了原意；tell（告诉），曾经表示计算，但是这个词义只保留在bank teller（银行出纳员）和vote teller（计票员）中。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类词就被称为化石词（fossil），下列词组中单词的例子就属于这类：

● short shrift（断然回绝）

● hem and haw（吞吞吐吐）

● rank and file（普通成员）

● raring to go（渴望出发）

● not a whit（一点也不）

● out of kilter（失常）

● newfangled（最新式的）

● at bay（在控制中）

● spick-and-span（一尘不染的）

● to and fro（来回地）

● kith and kin（亲戚）

偶尔，词义的改变会让人们误解化石词的意思。想想那句人们常引用的句子：the exception proves the rule（有规则就有例外）。多数人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例外确认了规则，但是如果问起为什么这句话是这么个意思，其中的逻辑是什么，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毕竟，例外如何能够确定规则呢？这明显逻辑不通！其实，这其中的原因是prove这个词最初有检验的意思，而这个意思只在proving ground（试验场）中得到了保留。如果我们知道prove有检验的意思，那么这句话的意思似乎就明了了。下面这句话也常引起同样的误解：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布丁的味道怎样只有吃了才知道）。

有时候，词义变得更为具体。starve最早的意思是死亡，后来才有了更为具体的意思：因饥饿而死亡。deer曾经可以指任何动物（在德语中的tier仍然是这个意思）。meat曾经表示任何食物，比如在短语：meat and drink（食物和饮料）中仍然是这个意思，而英国人所说的mincemeat是一种甜味的馅，里面有各种水果，但是没有肉。

forest曾经表示打猎用的乡间土地，而土地上不一定种着树木。直到今天，英国兰开夏郡的博兰森林（the Forest of Bowland in Lancashire）仍然没有树木。在汉普郡的新森林区有大片土地也是如此（the New Forest in Hampshire）。worm这个词从前表示包括蛇在内的任何爬行动物。

5．通过增减而衍生出来的新词

英语中有一百多个常用前缀和后缀，比如-able、-ness、-ment、 pre-、dis-和anti-等。有了这些词缀，英语便能够轻易地组成新词，这也是英语和其他语言的不同之处。比如，英语可以在法语mutin（叛乱）的基础上转变成mutiny、 mutinous、 mutinously和mutineer（分别为动名词、形容词、副词和名词）以及其他相关的词，但是法语中却只有一种形式：mutin。

英语在组合词方面表现出罕见的兼容性。有时，一个希腊词或者拉丁词会被加上盎格鲁-撒克逊的前缀或后缀，比如plainess（清楚）和sympathizer（同情者）；有时则是反过来，比如readable（可读性）和disbelieve（不相信）。

英语这种使用附加词和插入词的特性，使我们可以灵活地创造新词或者修改原有的词，以便满足新的需要，比如incomprehensibility（不可理解）这个词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这个词包含词根-hen-和8个附加词或插入词：in-、-com-、-pre-、-s-、-ib-、-il-、-it-和-y。还有一个更加生动的、如旋律一般的词：quasihemidemisemiquaver，这个词的意思是128分音符。

当然，这种特性在增加英语的灵活性的同时，也造成了混淆。labyrinth（迷宫）可以改造成以下六种形容词：labyrinthian、 labyrinthean、 labyrinthal、 labyrinthine、 labyrinthic和 labyrinthical。英语中表达否定的前缀至少有六个：a-、anti-、in-、il-、im-、ir-、un-和non-。这种多样性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的确值得探讨。

所以，英语学习者要记住，看不见是invisible，而不是unvisible，虽然；不可逆转的事情不能说inreversible而要说irreversible；不可能的不是nonpossible或antipossible，而是impossible。更麻烦的是，英语学习者要记住，不是所有包含否定性的前缀或者后缀的单词都包含否定的意思。比如，in-作为前缀，常常代表贬义的意思，但是请看invaluable，这个词却是无价之宝的意思。-less大多是表示否定，但是priceless也有贵重的意思。

这种情况比比皆是，连英语是母语的人士都不胜其烦，以至于造出来同意异形的一个词：

● flammable&inflammable（易燃的）

● iterate &reiterate（反复）

● ebriate&inebriate（使陶醉）

● habitable&inhabitable（适于居住的）

● durable&perdurable（耐用的）

● fervid&perfervid（极热情的）

● gather&forgather（聚集）

● ravel&unravel（解开）

有些词尾很罕见。如果你想到angry和hungry，你可能觉得-gry是一个普遍的词尾，但是，在其他英语单词中却见不到这样的词尾。还有-dous，也只是出现在stupendous（惊人的）、horrendous（可怕的）、tremendous（极大的）、hazardous（危险的）、jeopardous（危险的）这几个词中。-lock仅存在于wedlock（婚姻生活）和warlock（法术士）中，-red只在hatred（憎恨）、kindred（亲属）之中，而forgiveness是动词加-ness的唯一例子。

同样，有些看起来很常见的前缀其实比我们以为的要罕见。英语中有forgive（原谅）、forget（忘记）、forgo（放弃）、forbid（禁止）、forbear（克制）、forlorn（被遗弃的）、forsake（放弃）、forswear（戒除），以上这些词都是for-开头，我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常用的前缀，但是for-没有在其他的常见词前出现过。为什么有的词缀，比如-ish、-ness、-ful、-some能够得到大量使用，但是过去普遍使用的，比如-lock、-gry如今却不再常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其实，流行趋势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以上现象。后缀-dom长期以来都有消失的危险，因为它只存在于少数几个词中，比如kingdom。但是，19世纪，由于美国人的缘故，-dom又开始活跃起来，比如在officialdom（官场）、boredom（无聊）中，还有后来造出的best-sellerdom（最畅销）等。而如今在词尾加上-en很受欢迎，尤其是将形容词变成动词时，比如harden（变硬）、loosen（松开）、sweeten（变甜）等，但是以上这些通过-en造出的词在历史上均不超过300年。

至今人们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词缀会附加在某个词上，或者为什么有些词会得到流传而有些词却无人问津，最终消失不见。比如为什么我们留下了disagree（不同意），但是却摈弃了disadorn；留下了impede（妨碍），却抛弃了expede；留下了inhibit（阻止），而遗忘了cohibit。

添加词缀仍然是英语造词常用且方便的办法之一。political已经用了几个世纪，只需在该词前加一个字母a，我们就有了一个新词：apolitical（厌恶政治），该词创造于1952年。

有些词诞生于词尾省略。以mob（乌合之众）为例，原来是mobile vulgus（暴民）的简短形式。再比如exam（考试）、gym（健身房）、lab（实验室），也是截断语（truncation）的产物。上面这些词都是直到19世纪才产生，当时一度十分流行删除音节。不过，人们对于删繁就简的热情由来已久，例如goodbye是God-be-with-you的缩写，而hello是古英语hal beo thu或whole be thou的缩写。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英语具有融合复合词而造出新词的能力，比如airport（机场）、seashore（海边）、footwear（鞋类）、wristwatch（腕表）、landmark（地标）、flowerpot（花盆）等，这类词在英语中不胜枚举。

其实，所有归属印欧语系的语言都具有类似的能力。德语和荷兰语在这方面可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英语在这方面胜在利落，而不像其他日耳曼语中那些令人晕头转向的长串词汇。比如英语中的houseboat（形如房屋的船）和boathouse（船屋）；basketwork（篮子状编织品）和workbasket（针线筐）；casebook（案例报告）和bookcase（书架），这种通过巧整词序造出新词的方法，在其他的语言中似乎很难见到。

6 全世界都走调

英国人会以连音的方式把how do you do说成howjado， 美国人则以jeetjet表达“ 你最近吃过东西了吗” ， 而以lesskweet表达“那么，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

知道英语最常用的元音声是哪个吗？也许你会说是hot里的o、cat里的a、red里的e、in里的i和up里的u，但可惜的是，这些都不正确，它甚至连基本的元音声都算不上。实际上，它是一个弱元音，音标符号为［∂］，在无数个单词中以一个或多个的元音形式表现出来，比如animal中的i、enough中的e以及orthodox中第二个o的发音，还有在inspirational里，第二、四、五、六个元音字母的发音。可以这么说，英语中任何一个多音节词中至少存在一个这样的元音，它简直无处不在。

让人汗颜的英语发音

元音的大量出现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奇怪，要知道，英语的语音变化之丰富绝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举个例子来说，如果碰上捷克语的绕口令vrch pln mlh（迷雾中的山），又或者是盖尔语pwy ydych chi（你好吗），你会发现英语发音确实有些平淡。可另一方面，英语又有着不少比其他语言更难的发音，比如the和think中th的发音，这是很多语言中没有的；又如东方人总发不好的l音，我曾经在英国和一名中国人共事，每次碰到麻烦，他总是说bruddy hairo。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广东人的脏话，直到几个月以后，我才领悟到原来是bloody hell（该死）。

英语发音中有一样东西是肯定的，那就是没有绝对。很多英语单词的拼写虽然相同，但发音却大相径庭，这在其他语言中是不多见的。看看下面这些例子：

在某些语言中，比如芬兰语，拼写和发音总是一一对应的，字母k总是发“k”的音，l永远只发“l”的音，但英语的发音却让人摸不着头脑，一个字母对应多种发音，26个字母没有一个发音是固定的，不是一个字母多种发音，比如字母c在race、rack和rich的发音；就是根本不发音，比如debt中的b、bread中的a以及thistle中的第二个t。

字母组合的发音更让我们抓狂，最常说的要算ough的发音了，它的发音多达8种。在through、though、thought、tough、plough、thorough、hiccough和lough（lough是爱尔兰英语，表示湖泊）中，ough的发音各不一样。正是如此，即使是母语为英语的人也不敢随便说出chough（一种像乌鸦的鸟类，叫红嘴山鸦）这个词，因为这个词的发音和chuff（乡巴佬）很像，会引起他人误会。

还有两个词： hegemony（霸权）和 phthisis（肺结核），它们在英语中各自有多达9种的发音。这么看来，大概没有什么比orthoepy（正音法）能够更好解释英语发音的荒谬性了。（orthoepy本身也有两种发音。）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奇怪的地方，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所有语言都乐于接受已经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和发音。例如，英语里不存在fwost、zpink或abtholve这样的词，因为人们从来就没有这样组合过字母，尽管也不是不可以。

中国人则把“自我否定”的精神推向了顶峰，北京话尤其如此。通常来说，中国的方言都是单音节的，这对学习者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限制，而北京话的要求更高，它要求每个字的末尾发出n或ng的音。因此，北京话里一个发音平均至少代表70个字，仅仅是yi这个发音通过改变升降音调就足以代表215个汉字。更厉害的是，一些方言对i降调以后还可对应40多个互不相干的汉字。

而英语则很少变化音调，只有在区别oh、oh？和oh！这类词时才会变化音调，因为英语基本上是通过改变声音来表达不同意思的。

英语在发音数量上，可谓众说纷纭，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英语有着比其他语言更丰富的发音。英国权威学者西米恩·波特认为英语有44种发音，包括12个元音、9个双元音和23个辅音。在使用最广泛的国际音标里，英语使用的52个发音各不一样，平均分为元音和辅音。《美国传统词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则列出了45个用做纯英语发音以及6个外来词的发音；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意大利语，只使用大约一半，也就是27个音；夏威夷语则更少，只用到13个。可见，无论英语的发音数量是52个还是44个，都算多的了。但说归说，如果认真听的话，你会发现英语的发音数量还远不止这几个。

再举一个例子吧，ng这个组合通常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发音，比如bring和sing，可实际上我们还是能够区分它们的，比如singer的［ŋ］是发鼻音，finger的［g］则是口音。不仅如此，更多时候我们还会通过延长发音时间来实现对形容词和拟声词的强调，我们会增强鼻腔共鸣，比如zing和bong，相反，对一般的词我们会减轻一些鼻腔共鸣，比如something和rang。

一音之差，完全走调

人们也会无意识地区分those中th的重发音和thought中th的轻发音，可惜的是有些词典并没有注意到这个，而是关注了其他东西，比如 mouth作为名词和动词的区别，thigh和thy间的区别等。更微妙的是，如果k音在单词开头，发音时我们则会轻轻送气，比如kitchen和conquer；当k音在字母s后时，则不送气，比如skill和skid。再体会一句日常用语：I have some homework to do,这里have通常发成hav的音，但如果说I have to go now,这里的have则发成haff的音。

很多情况下，我们会不自觉地对单词发音进行大量的局部调整，但这只是英语语音学复杂性的小小表现而已。约翰·皮尔斯博士（Dr. John R. Pierce）在贝尔电话实验室对一次通话做了研究，发现仅字母t就有90多种不同发音。

可以说绝大部分单词的发音，与它们的拼写方式并不一致。很多时候，我们想说的跟说出来的差异很大，比如想说later则成了lader；想说ladies则成了laties，更有甚者，在复杂句当中还会发成lays；handbag成了hambag；butter成了budder或buddah；wash成了worsh；granted则成了grannid；I'll get just get her成了aldges gedder等，数不胜数。

我们还会在单词中混入不相干的发音，比如在m和t、m和s间加入p的发音，我知道这难以控制。类似地，会在n和s间加入t的发音，这让我们难以区分mints（薄荷糖）和mince（切碎的食物）、prints（印刷品）和prince（王子）。

有时，这些插入的音还会变成单词的一部分，比如glimpse（与gleam有相同的起源）的原始拼写是glimsen，是没有字母p的，但说的人多了也就渐渐被人们接受了；thunder起初没有字母d（现在德语donner也没有d）；stand没有字母n，奇怪的是stand最后就有了n，但是stood却没有；另外，messenger之前也没有n的（message到现在还没有n）；pageant以前没有t，更没有d的发音。

人们说话时还会把双方熟悉的东西模糊化，特别是地名。澳大利亚人（Australians）说他们来自Strialia；多伦多人（Torontoans）说他们来自Tronna；艾奥瓦州（Iowa）成了Iwa；俄亥俄州（Ohio）成了Hia；密尔沃基（Milwaukee）的人则自称来自Mwawkee；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成了Loovul；纽瓦克市（Newark）成了Nerk；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成了Naplus；费城人（Philadelphia）成了Fuhluffia。

模糊化的程度取决于双方对词语的熟悉程度和使用频率。最好的一个例证就是伦敦的玛丽勒本路（Marylebone Road），外国游客多误读为Marleybone，外省的英国人则习惯发出全部音Mary-luh-bone，伦敦人多会模糊成Mairbun一类的音，而当地人更是简单到极致，竟发成Mbn。

顺便提一句，我们称前音省去为字首音省略，而相应就有了字中音省略和字尾音省略。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forecastle，竟然省略成了fo'c'sle，不过这种音节压缩的习惯早已有之。比如daisy（雏菊）的原型是day's eye，good-bye的原型是God-be-with-you，hello是whole-be-thou的省略，shepherd（牧羊人）的原型为sheep herd，lord（领主）则是loafward的缩写，every来自everich，fortnight（两星期）则是fourteen-night的变形（不知为何，很少有美国人使用它）。

英国人对音节压缩的严格要求是出了名的，如同用利剑对单词中的音节进行一系列修剪，在他们的剑下，immediately成了meejutly；necessary成了nessree；library则变为libree。这样的做法可以说登峰造极，而最好的例子就是halfpennyworth这个单词。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淘汰了半便士（halfpenny，英语口语中的发音则变为hapenee），如今又把halfpennyworth（价值半便士的东西）缩成haypth，这还觉得不过瘾，干脆给地名来了一次大压缩，比如把Barnoldswick读成Barlick；将Wymondham读成Windum；把Cholmondeston读成Chumson。

口齿不清的英美人士

美国人对措辞比较严格，可以说他们对诸如necessary、immediate、dignatory、lavatory和laboratory一类词的所有音节都一视同仁；另一方面，美国人也会在-ile中混入没有影响的弱元音，比如fragile、hostile和mobile（除了infantile和mercantile），而英国人对此则有所顾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两国的语言都有一定程度的模糊化，只是模糊的方式不同而已。比如英国人用howjado代替how do you do；美国人则用jeetjet代替have you taken sustenance recently，用lesskweet代替in that case，let us retire to a convivial place for a spot of refreshment。

这种压缩和混合单词的倾向由约翰·达文波特（John Davenport）在1949年的《纽约人》杂志首次正式提出，他还风趣地把这种现象称为含糊语言（Slurvian）。在美式英语中，巴尔的摩（Baltimore）的含糊语已达到了极致，那里的人善于“咀嚼”最重要的元音、辅音和单词的音节，并把它们转换为口头表述，使它们尽可能好地组合起来。

在巴尔的摩（当地人称为Balamer），eagle被念成iggle；tiger是tagger；water是wooder；a power mower则是paramour；store变为stewer；clothes变成clays；orange juice成了arnjoos；bureau 成了beero。这些词汇有助于外来人士理解当地语言，因为很多人会把巴尔的摩语误认为是英语，巴尔的摩人也许天生就有这么一种特殊技艺，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其他人或多或少也有这方面的能力。

这些人达到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境界，即含含糊糊地用元音说话，却奇妙地成功表达了自我想法，而且速度还快得惊人。在一般的对话中，每分钟应包含300个音节，为了做到这点，我们要把气逼上喉咙、皱缩嘴唇、放平舌头，绝不能像岸上小鱼的鱼嘴那样。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把每次送出的气定形为各不相同的爆破音、摩擦音、喉音和其他的气流干扰音，从而听起来犹如连续模糊的声音。音节、单词和句子全混在一起，就像一幅淋过雨的水彩画。

因此，要明白人家说什么就得懂得把这些“噪音”拆分为单词，再由单词组成句子，这才有可能以相同的方式作出回应。假若回答是恰当而有趣的，对方定会发出一连串不自主的笑声以示高兴，还会伴随急促的呼吸声，就像心力衰竭一样，这就表明我们的交谈成功了。细想起来，谈话其实也是一个挺奇妙的活动。

要做到成功进行交谈其实也不是特别难，因为我们有能力迅速接收和理解口头语言。如果我对你说：“豌豆和萝卜，你喜欢哪一个？”在平均低于1/5秒的时间内，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你已经理解了问题，并考虑到两种蔬菜各自的优点并已考虑好答案。像这样的过程我们每天要经历成千上万次，而且通常还能够以同样的速度在对方完整提出问题前就把答案准备好。

作为倾听者，我们要学会区分发音上的着重渐变。多数人只要稍微留神就能清楚地觉察出that's tough和that stuff、I love you和isle of view、gray day和Grade A间的差别，尽管这些发音非常相似。可是，精确的读音有时却成了难题，而缺乏直接的眼神交流的对话更是如此（面对面时还可以读唇和观察面部表情）。

每位新闻记者都有过一段由于误听闹笑话的故事。记得我在英国南部一家晚报工作时，收到过一份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报道，几分钟后，他们又寄来一份修改版本，上面写着：在前一份报道中，crustacean应该是Crewe Station。这下就清楚明白了。与之类似的，飞行员很难辨别five和nine，直到有人想出用区分度更高的fiver和niner，问题才得以解决。德语中也有类似的难题，直到引入了新词zwo，zwei和drei才避免了混淆。

虽然我们在倾听别人的谈话时偶尔会犯错，但听却是我们最能胜任的一件事。对比起来，讲话却是效率极低的一件事情。我们很清楚不能快速吐字的痛苦，了解首音误置的尴尬，也有过说statistics和proprietorial这类词时结结巴巴的经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们说话的速度根本不可能比得上听的速度。

因此，模糊发音就显得特别必要。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有把发音模糊化的倾向，比如让某些字母不发音，或者让几个音连在一起而不用重读，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ed的发音。在乔叟时代，helped的发音并不是现在的helpt，而是hel-pud，也就是两个音节都清楚地发出来；到了莎士比亚时代，诗人则选择其中一个以满足诗歌节律的需要，如果写的是helped则代表过去的读法，如果是help'd则是现在的读法。

这样的发音变化已经是语言的共同特点了，不过这些变化有时候需要上百年的酝酿，有时候却没命似地向前赶。所有语言都会不时地发生变化，而且还是毫无理由的。在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到大不列颠后不久，德语发生了重大变化，分裂为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1]

德语的变化中，北部的居民开始用s's代替之前的t's，用f's代替p's。不过，这些变化发生得比较晚，没对英语产生明显影响。这也可以解释现代英语和德语间的差异，比如英语的water和德语的wasser，英语的open和德语的offen。

而且这样的变化并不仅存在于英语和德语中，拉丁语也经历了一系列漫长的变化。早在14世纪，拉丁语centum（100）的发音发生了各种变化，成为了现在法语的cent，西班牙语的ciento和意大利语的cento。正是发生了这种变化，罗曼语才得以兴盛。

随后，大约在乔叟时代，英国发生了所谓的“元音大变位运动”（这是最通用的叫法，尽管有时候带有一定的误导性）。历史课本上对此次变位运动的讨论有时候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在某一天人们突然改变了从前的发音方式，他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发音了。事实上，这些变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发音上的很多变化都反映出几个世纪前在阿尔弗雷德大帝时代开始的变化，某些变化至今还在延续。（shove和move的发音有一天也可能会趋同，这倒也合乎情理。）

因此，尽管我们承认英语确实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但也不可否认毕竟是横跨了两代人才出现的。当乔叟在1400年逝世时，人们在单词词尾还有e的发音，但100年以后，不仅e沉默了，而且学者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曾经有这样一个事实。简而言之，那些曾在历史上惊心动魄的变化也不一定会被后人记住。

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元音变位运动的缘由，查尔顿·莱尔德说得精辟：“不知道为什么，英国人开始喜欢把紧元音的发音部位前挪，长期下来，这一方式就被固定了，但人们却不知道其中的缘故。”暂且不论原因是什么，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英语的长元音（也就是查尔顿·莱尔德所说的紧元音）确实是彻底地改变了音值，而且看起来绝非偶然。到最后，每一个长元音都移到了口腔的前上部进行发音。

骨牌效应

可想而知，元音的变位将会引起连锁反应，比如spot中o的发音变成了spat中a的发音；spat成为了speet，随后又变为spate，变化不断。law中aw的发音变成了close中oh的发音，不久又变成food中oo的发音。乔叟使用的lyf原与leef同音，后来莎士比亚改为了life，与lafe同音，最后才变成现在的life。但并不是所有元音都有变化，比如bed中的短音e和sit中的短音i就没有发生过变动，所以这些元音现在的发音和1200年前比德使用的发音是一致的。

另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古英语中χ发音的消失，从学术上讲就是清唇齿擦音或者我们所说的清嗓音，比如苏格兰语loch和德语ach的发音。它的消失意味着其他发音的进入，比如古英语的burh（地方）变成了Edinburgh（爱丁堡）一词中的burgh，Gainsborough（盖恩斯伯勒）一词中的borough，Middlesbrough（米德尔斯堡）一词中的brough和Canterbury（坎特伯雷）一词中的bury。

在变位运动前，house的发音是hoose（苏格兰现在还是这样发音），mode的发音为mood，home和gloom同韵，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2]有时候被说成Doomsday Book（这个词和现在的doom没有任何关系，而与domestic的字首domes-有关）。但正如其他事物一样，元音变位多少是遭到了遏制，这多是由于地区的变化打乱了格局，最好的例证就是oo发音的变化。处于乔叟时代的伦敦，所有的oo组合都和现在的food同韵，可一旦格局被打破，就会引起一连串的变化，出现如今的blood、stood、good和flood等。起初只有某些地区的某些人会这样说，后来才逐渐扩展成现在的样子。

然而，还有像roof和poof这类没有变化的词，这两个词和一些人所说的goof同韵，有些人却发了foot的音。类似的演变也发生在ove组合身上，出现了如今像shove、move和hove一类的发音。

显然，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听到乔叟时代和卡克斯顿时代的英语，那么我们又是怎样知道这些变化的呢？的确，我们对大部分变化不太了解，靠的只是猜测而已，但学者们通过观察韵文、过去的诗篇文章、单词的拼写以及留下的日常文字材料，还是对古英语有了一些了解。

这样说来，我们还得感谢那些不按规则拼写的人。从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那些错误的单词拼写中，我们几乎可以肯定boiled过去的发音是byled。从伊丽莎白女王的误拼中可以推断出work的发音一度为wark，person曾是parson，heard过去是hard，defer曾读作defar，至少在法庭上是这样发音的。

短元音在这个时期经常是互换使用的，因此人们有时候把not写成nat，把when写成whan。从这些历史资料可以推断，strap曾被写成strop，taffy被写成toffy，god被写成gad等。

韵文也可以给我们很多线索，比如在莎士比亚的韵文里面，knees、grease、grass和grace是押韵的，clean和lane（现在使用的发音被视为非标准发音）也是这样。不仅如此，他还使用隐语暗示food和ford，以及reason和raising间有相似的发音。knight和knave中的k在莎士比亚时代是不发音的；而像sea和see这类词的发音却有些许差异：sea的发音大致上介于see和say之间，ee和ea拼写组合也有过这样的情况，比如peek和peak，seek和speak。

这些都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特别是美国这时刚沦为殖民地，美式英语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成长的。因此，很多人感觉shakespeare听起来更像美式英语，而非英式英语。这也有可能，但我也不敢苟同，只是如果莎士比亚和他的同胞们说话听起来真要有现代感的话，那也更可能是像爱尔兰语吧，尽管如此，有很多例外却足以对这一论断的精确性提出质疑。

举个例子，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与现在的人说话并不一样，他们很多人仍把er发成ar的音，说话时将serve和carve、convert和depart当同一韵脚。类似的这种发音在英国至今还保留着，尤其是一些专有名词，比如Derby、Berkeley和Berkshire，但也有例外的，比如Berkamsted和Hertfordshire，第一个词发birk-的音，第二个词则发hart-的音。

在英国，尽管有很多词，比如jerk、kerb（英式英语为curb）、nerve、serve、herd、heard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极少的一类，比如derby、clerk以及有明显拼写、修改痕迹的heart还是保留了这种发音。这种方式在美国却已被摒弃了，只有孤零零的heart被保留下来。

别以为这种变化早已有之，它比你想象的更晚。即使进入19世纪，美国辞典编纂者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仍在纠正那些把mercy说成marcy，把merchant说成marchant的错误发音。当然那时也出现了卡通人物约塞米·蒂萨姆（Yosemite Sam）最爱说的单词：varmint（流氓），显然是vermin（害虫）的变形。

如今英美两国已经改变拼写方式来解决这个难题，结果Herford（康奈迪克州）变成了Hartford，英国则以Barclay和Carr分别替代了Berkeley和Kerr。至少在下面三个例子里，er和ar的发音难题给我们留下了现代的异源同义词，包括person和parson、university和varsity，以及perilous和parlous。

可能herd、birth、hurt和worse这类如今还带有同一种er发音的单词也是英语特有的现象，也许在莎士比亚时代或者更早期其发音都存在着些许差异，所有这些发音的变化直到近期才有所减缓。直到18世纪40年代，英国伟大的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依然使用obey和tea，ear和repair，give和believe，join和devine等足以颠覆现代人听觉的押韵组合。逝世于1800年的诗人威廉·柯柏（William Cowper）也用way和sea押韵，而且在这个时代以前，很多人会把July念成Julie。19世纪以前，把gold读成gould也是比较普遍的，即使是在韦伯斯特逝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还是经常把merchant发成marchant。

重音决定词性

发音上的变化有时是极其微妙神秘的，单词中重音的变化能够决定它是名词还是动词，比如defect、reject和disguise等。在莎士比亚时代之前，这些词的重音全落到第二个音节上，但到了莎士比亚时代，出现了三个例外：outlaw、rebel和record。当它们作为名词时，重音移到了第一个音节上。

随着时代不断向前发展，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所说，这类单词的数量大约100年就会翻一番，也就是从1700年的35个到1800年的70个，在这个世纪里，将会达到150个，包括object、subject、convict和addict这类词。但仍有一些词在过去的400年里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比如disdain、display、mistake、hollow、bother和practice，而至于原因，看来只有上帝才知道了。

我们可以从英语拼写来了解单词的历史轨迹，同样也可以从发音来了解这一点，至少可以从某些法语外来词看出来。在17世纪前，引用的法语无一例外地被英化了，只有后来的保留了法语痕迹，比如早期法语单词ch-开头的发音成了tch的发音，像change、charge和chimney；而新的单词保留有轻声sh的发音，像champagne、chevron、chivalry和chaperone。chef这个词曾两度被引入英语，第一次是chief，其中ch要发硬颚音［ʧ］；而后一次是chef，ch发软颚音［ʃ］。

诸如此类的现象也发生在-age身上，它之前的形式已经彻底英化，变成idge的发音，比如bandage、cabbage和language；而新引入的词则留有法国ozh［aʒ］的味道，比如badinage和camouflage。同样，在早期引入的单词中，有种将重音移到第一音节的趋势，比如mutton、button和baron；新词中却维持不变，比如balloon和cartoon。我们可以大胆推断，可能是由于英国在地理位置上跟法国太接近（或者是不喜欢法国的东西吧），英国人总倾向于把引入的法国单词发音给掩饰起来，比如把garage发成garridge，把fillet发成fill-ut，还把重音加到café、buffet、ballet和pâté的第一音节上去（某些英国人甚至会说成buffy或bally）。

两辆平行的火车

英语的拼写和发音很像在平行铁轨上并行的两辆火车，时而这个在前，时而那个在前。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动词在16~17世纪的缓慢发展，比如hath渐变为has，doth渐变为does。之前以-th结尾的动词，其发音和拼写是一致的，只是过了一两代人后（大约1600-1650年），即使拼写上没有变化，但发音却变成了现代读法（即［θ］变成［s］或［z］）。因此，如果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看到了hath和chooseth，他很可能会忽略拼写而读成has和chooses。后来，这些单词的拼写才赶上了发音的步伐。

更多时候，这个过程却是反过来的，也就是说拼写变化先于发音变化。类似descrive/describe和parfet/perfect这样的词就是先变化拼写，后变化发音的，而且这类单词还为数不少呢。比如aton，早期发音的就是at one（aton就是从at one演变过来的），再比如atonement，早期发音为at-one-ment。

如今还有不少人把often中的t音发出来（尽管他们说soften、fasten或hasten时不会犯相同的错误）。另外，我猜大部分人都会惊异于waistcoat的正确发音是wess-kit，victuals的发音是vittles，forehead的发音是forrid，comptroller的发音是controller（这些词都是对应词在拼写上的变形）。这也告诉我们，拼写发生的改变是不可抗拒的。

很多这类由拼写变化引起的发音变化都是近段时间才发生的。美国独立战争期间，husband的发音变成了husban，soldier的发音变成了sojur，pavement则变成了payment。词典学家伯奇菲尔德认为，即使是进入19世纪，zebra还念成zebber，chemist仍是kimmist，而Negro，虽然在那时的拼写是这样，但发音却是negger（因此，出现了nigger这个具有侮辱性的词）。伯奇菲尔德紧接着还指出，19世纪以前swore的发音是没有w音的（就像现在的sword一样），因此Edward和upward早期的发音应该是Ed'ard和up'ard。

现在很多词的发音和过去的发音似乎在反其道而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发音变得越来越随意了。比如does（原文中使用does不仅是举例，而且有强调的意味）。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例外的，我们不能就这样盖棺论定。要知道，语言比科学更富于变化，它涉及使用和拼写，而发音就像裙子的下摆一样经常改变。

有时候人们这么发音是因为这样显得随意而有意义；但有时候人们却喜欢人云亦云。比如bounteous这个词，在韦伯斯特时代的发音是bountchus，这显然是模糊化的一个例证，但语言纯化论者对此表示非常不满，后来bountchus很快成了无知的代名词。正是如此，在当代英语中，人们更倾向于把ate发成et的音，以显得更有修养。

可以肯定的是，在发音变化史上最突出的、纯因一时流行而变化发音的就是18世纪英格兰南部突然兴起的潮流，名流们把dance、bath和castle这类词中的a发成开音节［ɑ］的音，听起来它们的拼写就像dahnce、bahth和cahstle。

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可能会希望这些发音会被纠正过来，但不知原由的，这个过程却被卡住了（至少现在是如此），这也体现出在社会、文化以及标准发音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英美两国之间，它也存在于英国自己人之间。这些变化意义重大，具有深远的影响，绝不仅是方言上的不同，具体问题我们会在下一章谈到。

[1] 高地德语指的并不是德国版图上半部所用的语言，而是指围绕巴伐利亚州所用的语言，因为那里的地势比其他地方要高。

[2] 1085-1086年英国为抽税而进行的土地调查清册。——译者注

7 绕晕你的方言

你是如何称呼圆形三明治的： a hero、a submarine、a hoagy、a torpedo、a garibaldi还是a poor boy？除了上述说法，英语中至少还有6种名称来表示圆形三明治，这些不同的说法让我们可以猜出人们来自何处。

你是如何称呼圆形三明治的：a hero、a submarine、a hoagy、a torpedo、a garibaldi还是a poor boy？除了上述说法，英语中至少还有6种名称来表示圆形三明治，这些不同的说法让我们可以猜出人们来自何处。奶酪也有很多不同的名字：cottage cheese、Dutch cheese、pot cheese、 smearcase、clabber cheese和curd cheese，上面的这些不同名称也反映出语言习惯的不同。

如果你听到一个人把跷跷板称为dandle，那么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人来自美国的罗德岛。波士顿人把软饮料称为tonic，新英格兰人习惯称岩石为stone，纽约人称接球游戏为have a catch（而不是play a catch），而排队则是stand on line（而不是in line）。还有很多不同的语言习惯，比如汽水（pop或soda）、水桶（bucket或pail）、婴儿车（baby carriage或baby buggy）、干杯（scat或gesundheit）、海滩（beach或者shore），这些都反映出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的语言差异。以上这些现象都被语言学家归于方言现象，即不同地区的人说话方式的差异性。

英国人几千年来都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国度里，但口音却千差万别；美国幅员辽阔，历史较短，且是一个移民国家，说话的口音却只有很少的几种。西门·鲍特曾在《我们的语言》中说过：“毫不夸张地说，英国北部地区的特伦特（Trent） 和特威特（Tweed）两地相距仅160公里，但是两地居民的口音差异比整个美国地区的口音差异还要明显。”

我们肯定认为美国应该比英国拥有更多的方言和口音，因为英国人长久以来群居在一片土地上，从理论上讲，他们的口音差异应该很小。而美国地广人稀，大家居住在不同的地区，相隔甚远，他们之间的口音差异应该很大，但事实上，纽约州和俄勒冈州尽管相距甚远，两个州的居民说的语言却几乎没有什么口音差别。相关数据显示，在美国80%的土地上居住的2/3的美国人，其口音差异几乎为零，这真是太令人惊讶了！

有专家指出，美国过去的语言差异较现在大得多。在《顽童流浪记》（Huckleberry Finn） 中，作者马克·吐温需要用7种方言反映人物不同的语言特征，尽管他们几乎来自同一个地区。在当今的美国，就没有这个必要了，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也许存在不同的地方口音，但是语言学家对此或许并不敏感，所以就没有进行研究。

其实，对方言进行研究还是近期的事情。美国方言协会（American Dialect Society）1889年才成立，到了20世纪，专家们才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不过，对方言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也是20世纪初之后的事情了。许多重要的初期工作是由密歇根大学的汉斯·库拉斯（Hans Kurath）教授完成的。他的重量级作品《美东言辞地志》（A Word Geography of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于1949年出版。

库拉斯仔细研究了美国东海岸地区居民在口语上的细微差别，比如用词和口音等，并且画出同言线（isoglosses），从而将美国划分成4大语言区：北部、中部、南部及新英格兰区。后来的研究者将同言线继续西延至得克萨斯州和大草原区。自此，大部分的语言学家都接受将美国分为4大语言区的说法。

依照库拉斯的同言线，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艾奥瓦的一部分属于北部方言区，一部分属于中部方言区。但是即便如此，归属于不同方言区的人在口音方面的区别实在是屈指可数。不过问题是，同言线本身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它的存在是为了方便语言地理学者的研究。

实际上，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可以清晰区分语言区始终的地点。库拉斯的同言线即使向艾奥瓦州北移动0.1公里、22公里，甚至160公里，依然准确。不过，我们的确可以发现北部和中部语言区的人们在语言上的区别，但是差别并不大。如果细心研究，我们会发现，即使是同一个语言区的人，在语言上也会存在程度不同的细微差别。比如久利特（Joliet）人和特克萨卡纳（Texarkana）人的口音差别很大，但是，他们都被划分到中部语言区。为了避免类似问题，中部语言区又进一步分成了中北部和中南部语言区。不过，这些仍然只是个大概情况。

南北不同的美语

所以，从最宽泛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将美语按照地域分为不同的方言。我们看到不同语域的人们在语言方面的确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北部各州的人称蛋糕上的糖霜为frosting，南方人则称为icing；北方人把油腻说成greesy，其他地区的人则说greezy。在美国东部的杂货店，食品杂货是放在bag（包）里的，但是南方人是放在poke（口袋）里的。北方人的oo音听起来更像ew，比如读duty、Tuesday或newspaper时。

北部和中北部地区的口音更体现出精简的风格，比如This your hourse中省略了is；再比如You coming中省略了are。同时，他们也不太能分辨出cot和caught中的元音。南方人则大多没有想区分，或者说不能区分音组的差别，比如fall和foal、oil和all、poet和pour it、morning和moaning、peony和penny、fire和far、sawer和sour、courier和Korea、ahs和eyes、are 和hour等。

有时，一个人的语言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判断他来自何方。比如，南加利福尼亚州的人把蔬菜读成vegetubbles，而北加州人则读成vegetibbles。如果听到有人说“She's still in the bed”（她还在睡觉）或“Let's do this one at the time”（我们现在立即做吧），我们就可以认为他来自北卡罗来纳州。费城人不说attitude，而说attytude；市中心是a center city，而不是downtown，而且费城的市中心不是划分成街区的blocks，而是squares。

东弗吉尼亚有一小部分人在发about和house的音时，和加拿大人一样，发成aboot和hoose。这种例子还有很多，犹他州南部，大概在圣乔治区，有一些人说一种非常特别的方言，但是无法解释原因。这种方言的主要特征就是ar和or音要换个位置。所以，park（停车）会听起来像pork，而carport（车棚）则听起来像corepart。

如果把类似上面的差别都罗列出来，我们就有可能较为准确地判断人们来自的地区。或许，一台电脑就能够较为准确地判断出他们居住的大概位置。可以判断人们来自哪个区域的单词有：cot、 caught、cart、bomb、balm、oil、house、horse、good、water。其中有四个词：bomb、balm、cot和caught，可以作为区分美国任何语域的口令。美国航空公司曾接到一通匿名恐吓电话，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权威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通过口音居然判断出这位来电者应来自波士顿方圆120公里内，根据拉波夫的判断，当局很快排除了一位纽约嫌疑犯。

虽然南北划分是美国方言的主要分界原则，但是有些重要的语言差别则可以东西分界。美国东海岸的城市居民在读foreign和horrible时，听起来像fahrun和harruble。再往西部走，无论是西南还是西北，当地人都倾向于把foreign说成forun，把horrible说成harruble。而且，人们可以通过用同音异义词，来判断美国东海岸居民与其他地区的差异，比如horse和hoarse，morning 和mourning，for和four等。东海岸人能很好区分这类词，其他地区则不能。

克瑞斯在划分4个语域后意识到这可能并不足够描述语言的差异，所以他又进一步将4个语域细分成18个语区。另外，我们要知道克瑞斯所指的语区只是东岸的几个州，往南最多延伸到南卡罗来纳州。如果我们把这种区分推广到美国全境，那么语区可能会达到50~60个（因为当我们往西部走，会发现那边的语言差距很小）。但是，如果对不同地区的语言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可能最终会发现语域的分隔可以达到几百个，甚至几千个。

我们对美国方言的认真研究其实才刚开始。对美国方言最著名的一次大规模研究成果是《美国区域性英语词典》（Dictionary of American Regional English，DARE）。这项工作从1963年开始，由卡西迪（Frederic Cassidy）主持。当时共有100多名实地调查员参与，他们带着大量问卷调查走访了一千多个事先精心筛选的社区，共采访了2777名当地居民。问卷调查上共有1847个问题，分为41个类别，目的是了解当地人对于很多事物的说法，这其中包括家用器皿、个人情感以及私密性话题。最后，研究人员收集了250万条相关资料，可谓数量惊人。

此项研究发现，全美各地在专业术语和发音方面的差异超过10万种，仅蜻蜓的叫法就有79种，橡树的叫法有130种，床底下积尘的叫法有176种。这项工程的浩大，可以从下列情况看出：该词典从计划到1985年出版第一册（A~C）之间相隔了一个世纪之久，仅这一册就长达1056页，预计该套词典一共5册。

《美国区域性英语词典》所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可谓庞大，如果我还说这本词典其实不够完整，恐怕有些无礼，但我是实话实说。比如，在艾奥瓦州接受采访的对象没有一个来自首府得梅因市（Des Moines，那儿是我的老家），且都是白人。其实在得梅因乡间长大的人和城里人的说话和用词都很不一样，而这种差异在黑人之间就更加明显了。不过，我也承认，即使是把实地调查工作做得更细也并不能保证这项调查更准确。

自1931年以来，勤奋的学者们便开始收集资料，编出了内容更为详尽的《美加地区语言地图集》。1939年，该词典的第一册出版后，收集工作继续向西推进。不过，问题是等到西部各州的资料都采集到，大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前面几卷的资料恐怕很多也都过时了。

regular coffee到底是哪种咖啡

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地区语言差异呢？为什么波士顿人和纽约人所说的regular coffee（普通咖啡）是white coffee（牛奶咖啡），而其他地区的美国人则说是black coffee（黑咖啡）呢？为什么得克萨斯州的人把iron（熨烫）说成arn？纽约为什么那么多人把dog叫doo-awg，把off叫oo-awf，把cab叫kee-ab，把third叫thoid，把oyster 叫erster呢？对以上问题的答案解释有很多，不过，大多数只能算是不成熟的理论。

莱尔德这位观察敏锐而又值得信赖的语言学家，在他的《语言奇迹》（The Miracle of Language）一书中说道：“纽约人把die说成doy，把buy说成boy，把third说成thoid，这都反映出早期英国约克郡人说话的风格对纽约人的强烈影响。”这句话纯粹是无稽之谈，原因很简单，约克郡人根本就不那么说话，即使从前也不那样说。

亨德里克森（Hendrikson）的《美国话》（American Talk）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理论，他认为纽约口音是受了盖尔语的影响：纽约人很爱说oi音，而这个音在盖尔语的单词中亦有出现，比如taoiseach（总理）这个单词。不过，事实是否真是这样还需进一步考证。首先，盖尔语的oi发音不是oy；其次，爱尔兰也没有把ir念成oi的传统；最后，大多数移民到纽约的爱尔兰人其实不会说盖尔语。

事实上，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比如历史、地理等原因。与移居到内地的殖民拓荒者相比，美国东部沿岸的殖民者，与英国的关系自然更加密切，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东岸地区的英语和英式英语有那么多的共同之处，比如在说stew和Tuesday时，人们都会加入yew的音。在发a和o的音时，人们倾向于压抑r音，这在他们发car和horse时就可以体会到。

在用词方面，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也存在共通之处，比如，queer这个词在美国南部还很常用，是“奇怪”的意思。美国南部的当地人在使用common时还带着一股轻蔑的味道，比如she is so common（她再普通不过），但是，在美国其他地区，这个词就没有这样的意思。“瓢虫”在北方是ladybugs，在南方则是ladybirds。sidewalks（人行道）在南方有些地区和在英国是一个单词，被称为pavements。这一切都可以归因于诸如波士顿、萨瓦纳和查理斯顿这些美国东海岸城市与英国之间的密切联系。

时尚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在英国，18世纪的人流行把扁平的a读成宽阔音，比如他们读bath和path时。随后，这种趋势也在美国东海岸地区盛行，不过没有进一步影响内陆地区，因为当时在内地的人们还不是那么在意时尚以及社会对他们的看法。然而在波士顿，直到19世纪中叶这种新流行的发音方式还大行其道，照美国著名评论家孟肯（H.L.Mencken）的话说，人们即使读apple、hammer、practical和Saturday这样的词，也要赶时髦。

在所有影响因素中，有一个最重要也最难理解的因素就是社会关系（social bonding）。拉波夫研究了纽约市民的口音，发现这些口音比一般人认为的更复杂多变。特别是他研究的r音，比如在more、store和car中的r音。他发现，直到20世纪30年代，纽约本地人都未曾发过r音，后来渐渐有人读出了r音，但不是普遍行为。

至于纽约人何时开始经常发r音，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随意的行为。但是拉波夫发现，其实纽约人发r音是有规律的，越是社会地位高的人越倾向于发r音。有一组数据为证：在随意交谈中，r音出现的概率是30%，而在精心准备的演讲中，r音出现率高达60%。相比之下，中下阶层的人平时及正式场合说r音的概率只有10%，而非常正式场合达到30%。拉波夫还发现，大多数人会根据社交场所的需要来决定发r音还是不发r音。比如，商店的售货员在接待中上阶层的顾客时更常发r音。简而言之，其实r这个音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

更有趣的是，拉波夫发现有些元音的发音方式和特定的民族有关。比如，第二代意大利裔美国人倾向于把bag发成be-agg，而bad则发成be-add。还有中下阶层的犹太人（我强调一下，这只是出于习惯而已）刻意将o音拉长，比如把dog读成doo-awg、把coffee则读成coo-awfee。这些往往是二代移民希望有别于他们父母的发音而导致的。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是意第绪语（Yiddish），母语为这种语言的人对于他们不熟悉的元音有些发音困难，比如当他们说cup of coffee时，听起来像cop of coffee；而他们的下一代会更加着力地来发类似的元音，这就导致了发音过头。

所以，虽然某些独特的发音方式都是纽约口音特色，但这些特色并非来自纽约的原住居民。

有多少语言使用者，就会产生多少种方言

在纽约之外，地方口音还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为当地人所用。在玛莎葡萄园（Matha's Vineyard），最早那儿的人们把house和loud都念成həus和ləoud。随着旅游业的兴起，美国其他地区的人读house时的发音传到了这个小岛，这造成了一段时期内几乎再也听不到house原来的发音。不过，据特鲁吉尔（Peter Trudgill）在《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中提到的，原来的那种特殊发音又重新被使用，尤其是那些先前离岛外出工作又返乡的人，他们以旧有的口音来区分自己和岛外人。

方言有时就像口令。北爱尔兰人对于口音非常留意，因为他们可以依此来判断对方的宗教信仰。如果口音听起来是从北唐或者东贝尔法斯特来的，他们就会判定讲话者是清教徒；如果这个人听起来有南阿尔玛或者西贝尔法斯特的口音，爱尔兰人就会辨别出他是天主教的信徒。其实，他们之间口音的差别很小，西贝尔法斯特的人更可能把that说成thet，而东贝尔法斯特的hand 听起来像hahn。不过，这也不一定完全准确。

实际上，清教徒和天主教徒发音上唯一比较正确的区别是发第八个字母h时，清教徒发成aitch，而天主教徒发成haitch。《英语的故事》（The Story of English）一书曾提到，爱尔兰共和军和北爱尔兰防卫团曾经通过这个区别来识别俘虏的身份，不过这是否属实还有待证实。因为如果一个俘虏了解到某个音节的发音事关生死，那么他一定会非常小心地来发这个音。

方言不只反映地域上的区别，也反映职业、种族和阶层的不同。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方言的种类会因为家庭的不同而不同，甚至一个在一个家庭里也会产生不同的方言。所以，我们可以推理出有多少语言的使用者，就有多少种方言。正如马里奥所言，在任何语言中，都找不出两个人可以以相同方式发同样的音。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通过声音来识别他人。总之，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方言。

一个国家的方言发展速度可能十分惊人。澳大利亚成为殖民地不过短短一个世代，到澳洲旅游的观光客能听出他们的独特口音。劳德（Afferbeck Lauder）在《让我们来说澳洲话》（Let Stalk Strine）一书中，风趣地赞扬了澳洲口音。本书中收录的词条包括：气象播报员常用的scona rine（It's going to rain，将有雨）、dimension（don't mention it，不用谢）等。劳德还提到其他澳洲英语，比如Emma chisit，即（How much is it）多少钱的意思，而Emma necks就是（ham and eggs）火腿蛋的意思。

澳洲英语和美式英语最相像的地方是澳洲各地的语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偶尔，澳洲全国在用词方面会有少许差异，比如a tub of ice cream（一桶冰激凌）中的量词tub在新南威尔士也被叫做bucket，而在维多利亚却被称为pixie，不过能找出的差异也就这个了。所以，方言与国土大小以及人口分布的密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和文化认同因素却非常相关。

1788年，第一批英国大陆移民来到澳洲植物湾（Botany Bay），他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到处都是从未见过的动植物以及特有的地理景观。语言学大师杰斯伯森因此写道：“如果这是史上第一次需要大量创造新词的时期，那么可能一点也不夸张。”澳洲人从原著居民那里学会了很多词，又创造了大量新词，比如billabong用来指高含盐的死水潭，didgeridoo是一种喇叭，bombora是一种可通航但是有危险礁石的水域，还有boomerang（回力棒）、koala（考拉）、outback（内地）、kangaroo（袋鼠）等。

澳洲的新居民在创造俚语方面也很有创意，比如tucker（食品）、slygrogging（私藏的酒）、bonzer（极佳的）、nong（傻瓜）、having the shits（急躁的）以及technicolor yawn（呕吐）等。有些新词的出现其实就是旧词的缩减版，比如postie表示postman、footy表示football、arvo表示afternoon、roo表示kangaroo、compo表示compensation。

当然也有一些是“澳洲制造”，比如scarce as rocking-horse manure（非常罕见）、about as welcome as a turd in a swimming pool（极不受欢迎的）、don't come the raw prawn（别想骗我）以及rattle your dags （快点走）。

虽然历史上澳洲和英国渊源深厚，但在语言上澳洲不仅受到了英国的影响，也受到了美国的影响。在澳洲，人们把饼干称为cookies，而不是biscuits；政客竞选叫run for office，而英国用stand；旅行车叫station wagon，而不是estate cars；银行收纳员叫teller，而不是cashier；裤脚上的翻边叫cuffs，而不是turn-ups；邮件称为mail，而不是post；包扎伤口用Band-Aid，而不是plaster。另外，澳洲人拼写的很多单词都是美式的，比如把labour拼写成labor；而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澳洲的货币是dollar，而不是pound。

加拿大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他们的语言也呈现出相当比例的混合性，比如保留了英语中的tap（水龙头）、 scones（英式松饼）、porridge（粥）、zed（英文字母z，加拿大人和英国人把英文最后一个字母z读成zed，美国人则读zee）。另一方面，有一个词大多数英国人都不熟悉，即riding，在美语中这个词可以表示一个行政区。据说，加拿大有一万个方言词，比如skookum（味道浓烈的）、reeve（市长）等，虽然这些词只在加拿大小范围内使用，但仍有很多加拿大人不知道这些词。

在英语国家中，英国是方言最多的国家了。罗伯特·克莱本（Robert Claiborne）所著的《我们丰富的母语》（Our Marvelous Native Tongue）一书中曾提到，英国的方言至少有13种。马里奥认为英国有40多种方言：苏格兰有9种、爱尔兰有3种、英格兰和威尔士则有30种，但是即使这样也可能低估了方言的数量。如果我们根据地域来划分方言，那么毫不夸张地说，英国的方言多如其境内的丘陵和山谷。单在英格兰北部的6个郡中，其面积大约是缅因州那么大，house这个词就有多达17种不同的发音。

《卖花女》（Pygmalion）中的希金斯教授，吹嘘自己可以判断伦敦方圆3公里，甚至是两条街内居民的明确住处。不过，有人比他还要自信，大多数的伦敦人可以判断一个人是从泰晤士河的北部还是南部来的，而对伦敦以外的地区，他们可以判断得更为准确。

我住在约克郡的山谷，这个山谷长8公里，但是那儿的居民却可以通过口音判断一个人是来自山谷哪头。在附近的村子中，一半村民属于约克郡，一半村民属于兰开夏郡。那儿的村民甚至可以分辨一个人出生在街道的哪边。这么说可能多少有点夸张，但是约克郡的人肯定可以立刻分辨哪个人来自布拉福，哪个人来自利兹，尽管这两座城市的距离很近。

英语在某些地方的方言很有地方色彩。在《信任英国人》（Trust an Englishman）一书中，诺勒（John Knowler）提到他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每次发r音都很怪，他以为这个人有语言障碍，直到他有机会去那个人童年居住过的地方，那是一个地处诺森伯兰郡的偏僻村庄，那个地方每一个人发r音都很怪。

方言与社会阶层

在英国较为突出的一点是，方言与英国人的社会阶层和地位有关。萧伯纳曾写道：“只要一个英国人开口说话，就会引起另一个英国人的轻蔑。”英国最上层的口音被称为fraffly，这个词来自贵族们对于frightfully这个词的发音。不知疲倦的劳德提到：“你们能来，我们真是荣幸之至。”这句话贵族们说出来是这样的：“Weh sue fraffly gled yorkered calm. ”（We're so frightfully glad you could come.） 这种发音的基本特征就是话说出来却不用动嘴皮子（查尔斯王子在这方面绝对有才华）。再举几个例子：

Aim gine to thice naiow.即I'm going to the house now。（我现在去那人家里。）

Good gawd, is thet the tame?即Good God, is that the time?（天啊，这么晚了吗？）

How fay caned a few.即How very kind of you。（你真是太好了。）

与贵族口音相对应的一种方言叫伦敦土话（Cockney），这是伦敦工人阶层习惯的口音。萧伯纳在《卖花女》一书中惟妙惟肖地记载了这种口音：

Ow, eez ya-ooa san, is e?

Wal, fewd dan y'da-ooty bawmz a mather should, eed now bettern to spawl a pore gel's flahrzn than ran awy athaht pyin.

以上两句话对懂英语的人来说恐怕也同样需要翻译：

Oh, he's your son, is he? 哦，是你的儿子吗？

Well, if you'd done your duty by him as a mother should, he'd know better than to spoil a poor girl's flowers, then run away without paying. 你如果尽了当母亲的责任，那么你的孩子就不会无礼到把那个可怜的小女孩的花弄坏了，之后又不付钱就跑了。

当然即使是萧伯纳也不能在书中过多地使用这种语言，几页过后，又重新回到大家都看得懂的英语了。作者在书中解释道：“我很抱歉不能再用卖花女的方言写下去了，因为如果没有特殊说明，伦敦之外的人恐怕就看不懂了。”

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系统地研究方言其实都是近期的事情。所以，人们很难知道在能够记录下各种方言之前，有多少已经在时间的洪流中销声匿迹了。第一批想要记录方言的人中，恐怕很多人都想不到，就有后来写《魔戒三部曲》出名的托尔金（J.R.R.Tolkien）。当时，托尔金在利兹大学任教，认为应该在英国各种方言词语消失之前广泛而系统地记录它们。

不过，这项工作还没开展，托尔金就离开利兹去了牛津，还好，这项繁杂的工作由哈罗德·奥顿（Harold Orton）传承下来。当时，调查员被分派到313个乡村地区，与当地的老年人、不识字者，还有本村人进行访谈（之所以锁定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的口音没有因为离开家乡而改变）。访谈的内容涉及每日生活必须用到的常用词。这项工作从1948年持续到1961年，最终集结成《英国语言图鉴》（The Linguistic Atlas of England）并出版。

奥顿的研究记录了数量惊人的非常规用法。其中提到，两个仅相隔9公里的英国村庄，说outer garment（外衣）这个词时就很不一样，分别是：greatcoat、topcoat和overcoat。在英国北部地区，topcoat似乎都很通用，但是在什罗普郡（Shropshire）有一个小岛上的居民却不明所以地称外衣为overcoat。

在牛津郡的一个菱形岛屿，人们称喝饮料这个词不叫drink，而叫sup。北部地区的人们常常将喝说成sup，这个南部的牛津郡，其他北部方言都不用，单单用了sup，这其中的原因没有人能说得清。

还有一个令人不解的谜团，即21的说法问题，一会儿是twenty-one，一会儿是one-and-twenty。伦敦人说twenty-one，但如果你往北走50公里，21就变成了one-and-twenty。再往北一直到苏格兰，人们都说one-and-twenty，然后又变到twenty-one，规律是每50公里就变一下。在林肯郡的波士顿，一个人如果21岁，是twenty-one，但是如果说自己有21颗弹珠，又成了one-and-twenty，而在30公里外的洛斯，以上说法正好相反。

有时，一些意义模糊的方言流传到了国外，出人意料地大受欢迎。比如美语中有一个表示偷看的动词，即peek，最早源自英国。该词最早只限在东英吉利（East-Anglia）三个孤立的小岛上使用，后来这儿的居民大多移民到了美国，同时也带去了peek这个词。同样，表示线轴的单词：spool，最早也只是限于英国中部两个小地方的人使用。

美国人爱用的yeah，也是英国肯特郡、索立郡和伦敦南部的方言，而英国其他地方的人大多说yes、aye和ar。还有些源自英国的方言也漂洋过海去了其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人最爱说的fair dinkum（真的）、cobber（伙伴）、no worries（别担心）等，都源自英国的地方方言。

有些方言仅限于个别与外界隔绝的地区使用，在约克郡的Craven地区，即使进入20世纪很久之后，那儿的牧羊人仍然用凯尔特语中的数字来数羊。凯尔特语在罗马人征服这个小岛前就已经存在了。直到今日，人们还会用和中世纪英语差别甚小的语言，比如约克郡人说“你去哪儿了？”会用Weeah ta bahn？

（Where are you going?）来表示。

在约克郡南部的Barnsley区，人们还会用莎士比亚爱用的thee和thou来表示you，而且那里还有一些复杂的、不成文的用词规则。比如tha在表示你时，只能用于那些熟悉的人，相当于法语的tu。thee是你的宾格，所以，当地的年轻人说“你闭嘴，否则我揍你”时，会说“Tha'shurrup or Ah'll thump thee.” （You shut up or I'll punch you）。 至于反身代词yourself和myself则分别是thissen和missen，这些词至今仍在使用，不过只限于特定的场合。比如，父母对儿女可以用，但是儿女对父母或者长辈则不能用；小孩子之间可以用，青少年则只能用于自己的同性朋友。

最不像方言的方言

因此，很多类似这样与标准英语差别很大的方言似乎已经自成一门新语言了。有时，人们就是这么认为的，苏格兰人就非常支持这种观点。在苏格兰低地，人们使用的五花八门的英语就很像一门门外语。学者们指出，苏格兰人都有自己的词典，即《简明苏格兰语词典》（The Concise Scots Dictionary）；而且苏格兰的文学也独树一帜，其代表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在诗中用到的一些词让大多数英国人不知所云；有丰富的词汇，如swithering表示hesitating（迟疑）、shuggle表示shake（颤抖）、niffle-naffle表示wasting time（浪费时间）、gontrum niddles表示a cry of joy（喜悦的呼喊）等。虽然苏格兰语是基于英语发展的，但是问题是大多数英国人无法看懂苏格兰语。从彭斯这首《致哈杰斯》（To A Haggis）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原因：

Fair fa' your honest sonsie face,

Great chieftain o' the puddin'-race!

Aboon them a' ye tak your place,

Painch， trip， or thaim:

Weel are ye wordy o' a grace

As lang's my arm.

祝你这张诚实、丰满的脸好运，

你可是烹调杂碎布丁上的好材料啊！

你的位置就摆在所有食材的上头，

有内脏、胃壁和肠子，

你实在是值得

我伸手一抓的荣幸。

在美国，也有人认为卡真语（Cajun）是一门独立的语言。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部分地区，仍然有25万人在说卡真语。当然，有时这个数字会更大，这要看是谁在统计数据了。卡真这个词来自Acadian，而Acadian这个词主要是用来形容一群住在阿卡迪亚地区的法语居民。阿卡迪亚有一部分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另一部分在美国的缅因州。

这些法国人的后裔于1604年在那儿定居，但是在18世纪50年代被英国人驱逐出境，于是他们迁移到了南路易斯安那州的孤立海湾，并继续讲法语。但是，他们的语言和原来的母语断绝了语言上的联系，所以，他们不得不发展很多自己的词汇。

有趣的是，卡真语比自己的母语——法语，似乎更丰富、更有表现力。卡真语的hummingbird（蜂鸟）是sucfleur（吸蜜鸟），比起法语的oiseaumouche显然更形象。卡真人称自己的语言为Bougalie或Yats。其实where y'at就是“你最近怎样”的简写版。他们平日的语言因为不时夹杂着法语单词而显得很有趣，比如merci（谢谢）、adieu（再见）、c'est vrai（是真的吗）以及qu'est-ce que c'est（这是什么）等。

他们的发音带着明显的法国腔，比如把长音a变成eh，于是bake和lake变成了behk和lehk。最终，卡真语和许多其他改造过的语言一样，在语法方面往往不够标准。比如，他们会说bestest（最好的），其实best已经是英语最高级了；don't nobody know的正确说法应该是don't anybody know（有谁知道吗）。

同样引起争议的还有格勒语（Gullah），目前仍然有25万人讲这种语言，大多是住在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海岛上。这种语言是一种非常丰富的西非语和英语的结合体。Gullah这个词可能来自西非的某个部落，说这种语言的人叫做Geechee，不过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么叫。

格勒人是从非洲抓来的俘虏，之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他们来自世界上语言最多样的地区，所以即使都是来自非洲，这些奴隶之间的交流也都很成问题。不妨想象我们自己被迫和家人分离，带上镣铐跟着一些匈牙利人、俄罗斯人、瑞典人和波兰人绕了半个地球，最后被抛到一块陌生的土地上，每天像狗一样的劳作，个人的基本自由和尊严一辈子被人践踏。这就是格勒语产生的背景。

这种语言看起来简单又原始，正如亨德里克森在《美国话》一书中说的那样：“格勒语的语法和句法结构都非常简洁，这有利于初学者快速掌握。”虽然格勒语看似简单，但是它绝不是没有美感的语言，这种语言一样能创造优美的诗歌。

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s）是第一个正式研究格勒语的学者，他因讲述雷默斯叔叔（Uncle Remus）的系列故事而闻名。哈里斯1848年出生于佐治亚州的伊顿市（Eatonton）。他是个极其害羞的报社记者，有严重的口吃，并且为自己的私生子身份羞愧不已。美国内战结束后不久，他被黑奴的故事和语言深深吸引，于是便潜心记载下这些故事。这些故事最初刊登在《亚特兰大宪法报》（Atlanta Constitution）上，后来又集结成书，一直畅销。

哈里斯的故事都是通过雷默斯叔叔之口讲述给种植园主的儿子听的。其中，最有名的是1881年出版的《雷默斯叔叔的夜晚》（Nights With Uncle Remus）、1904年的《塔宝宝》（The Tar Baby）和1906年的《雷默斯叔叔和兔子兄弟》（Uncle Remus and Br'er Rabbit）。这些书里记载的都是美国黑人经常说到的方言。不过，哈里斯还出版了一系列格勒语的故事，描述了一位杰克老爹的遭遇。

格勒语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言，更简单、更直接。这种方言没有性别之分，也没有复数形式。dem这个词既可以表示一个物品，也可以表示数百个物品。除了不多的几个西非用词被保留下来，比如churrah（泼溅）、dafa（肥胖）等，其他的格勒语所采用的基本都是英语单词。不过很多都并非主流的英语单词，比如dayclean是dawn（黎明）的意思、trut mout是a truthful speaker（说话可信）的人的意思。其他的单词或是被缩短，或是发音奇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基本辨认不出这些用语。比如nead是underneath，lun是learn，tusty是thirsty，turrer是the other，gwan是going。

毫无疑问，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Tristan da Cunha）上所发现的方言，是全世界分布最远的英语方言。这些小岛坐落在大西洋中央，大约在非洲和南美洲之间，地理位置可谓与世隔绝，距离最近的陆地也有2400公里，这种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完全可以从当地人所说的语言中反映出来。岛上的居民看起来像皮肤黝黑的葡萄牙人，其实岛上最早的居民就是葡萄牙人，即使如此，岛上居民的300多个姓氏基本都来自英国。

他们的语言虽然由于长期与世隔绝而显得如此不同，但是仍然属于英语。他们说的语言不合文法得非常可爱，比如著名的how are you， 在他们的嘴里成了how you is；而且这一方言也不乏自己独创的词汇，比如pennemin是penguin（企鹅）、watrem是stream（溪流），最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随意地拼写单词，比如Donald常常被错拼成Dondall。很显然，几个世代前居住于此的居民错拼了这个姓，然后这个拼法就将错就错地被保留下来。

8 无错不成字

有时候，英语中奇怪的拼写只是粗心的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abdomen（ 腹部） 有e， 而abdominal（ 腹部的） 却没有；hearken（ 倾听）有e，而hark（听）却没有。

欧洲大陆从没创造过属于自己的字母系统，其字母系统其实是源自图形文字。A来自闪语族的aleph，意思是公牛，原字母的形状类似一个倒放的公牛头；B来自闪语族的bēth，意思是房子。但是较之远东地区，近东地区的人往前迈进了一大步，他们开始用这些图形文字来代表声音，而不是事物，这种跨越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比如，埃及人的re不仅表示太阳，还表示任何发ray音的音节。

要领会字母系统简单之美妙，我们只需看看中文和日文有多么复杂就可以了。把口语转换成文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采用字母系统，比如英语；一种是采用象形表意系统，比如中文。

中文书写非常复杂。汉字的基本单位是偏旁，比如，“土”就是一个偏旁，“小”也是一个偏旁。所有的中国汉字是由两百多个这样的偏旁组成的。“目”

和“氵”就构成了“泪”字，“口”和“鸟”组成了“鸣”。

由于每个汉字都需要专属符号，所以汉字的书写可谓复杂至极。中文约有5万字，其中有4000个常用字。最复杂的中文打字机也只能打出汉字的一部分。如果一部标准的西式打字机要打出所有的汉字，要加大到4.5米长，1.5米宽，这差不多有两个乒乓球台那么大。

缺乏字母系统的后果有很多。比如不能玩纵横字谜游戏（crossword puzzle），不能玩拼字游戏（scrabble），没有回文（palindrome），没有重组文（anagram），也没有摩尔斯码（Morse code）。在电报时代，中国人为了解决代码的问题，设计了一套系统，每个汉字都由一个数字代替，比如“人”这个字的代码是0086。不过，这个过程也是很麻烦的，但是至少有一个优势值得一提，那就是即使一个汉字都不识的老外也可以通过工具书翻译出电报的内容。

纠结的不只是英语

中国的汉字系统具有一个不可比拟的优点，那就是到哪儿都可以读得懂。准确地讲，中文并不是一种语言，它是一种集合了很多方言的语言泛称。其实，福建人听上海人说话就好像一个伦敦人听华沙人或者斯德哥尔摩的人说话一样，根本听不懂。中国地方方言的通行范围有的很广，有的却非常小，仅仅局限于三四公里的地方，中国南方内陆地区尤其如此。然而尽管各地的方言很难听明白，不同地区的人们却可以读懂彼此的报纸，因为汉字是统一的。虽然这些汉字的读音在方言中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就像阿拉伯数字一样，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发音，但是它们代表的意思是不变的。

汉字还有一个优点必须要提，那就是中国人读2500年前的文学作品就跟读昨天的报纸一样容易，虽然口语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举个例子，假如孔子他老人家穿越到今天的中国，要给大家上一课，恐怕没有人能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如果他把自己说的话写下来，那么大家就都明白他的意思了。

日本的情况就更复杂了。日语是三种语言系统的混合体：包含7000个中文汉字的表意文字系统（kanji）和另外两个独立的音节字母系统，各包含48个字符。其中之一叫片假名（katakana），主要用来书写汉字以外的名称和字词。由于很多日本的汉字都拥有数个不同的发音和意义，于是日本人另创出了一套音节字母系统，称为平假名（hiragana）。平假名就像注音符号一样标记在汉字上面，读的人可以通过这些标记分辨汉字的意思。

总之，日语既麻烦又复杂。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部分日本人都需要学习英语或者其他的西方语言才能使用电脑。现在，日本人重点解决了表意文字的难题，他们使用有片假名符号的键盘打字，这样就会有汉字生成在电脑屏幕上。这有点像用英语写twenty percent（20%），我们要分别敲20、per和cent这三个，屏幕上才会显现20%。

尽管技术取得了进展，但是日本人目前仍然面临着两大难题：首先，他们没有通过键盘输入文字的系统，因此学习打字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很困难；其次，日本人使用的电脑要比西方人使用的机型更强大，因为日语当中有7000个文字符号，而西方语言只有100个左右。另外，西方的字母呈现在屏幕上只需要35个光点，但是日文却需要576个光点才能够清楚识别。

日本人面对拼写系统存在先天不足，却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这足以证明日本民族的决心和独创力。

相比之下，西方文字表面显得简单有序，但是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它们也并非毫无缺点，英语存在的问题尤其多。英语中约有40多个音，但是拼写的方法却有200多种。比如，［ʃ］有14种拼法：shoe、sugar、passion、ambitious、ocean、champagne等；［əu］这个音有10多种拼法：go、beau、stow、sew、doe、though、escargot等；［ei］音也有10多种拼法：hey、stay、make、maid、freight、great等。如果把专有名词也算上，那么英语里拼写最多的音是［ɛə］，共有38种：Aire、Ayr、heir、e'er、ere，等等。

英语拼写的烦恼

英语的拼写变幻多端，即使是专家有时也难免出错。《韦氏词典》的第二版首印本还能看到这样的错误：millennium（千年）被拼成millenium。在《美国传统词典》的第一版中找不到vichyssoise（奶油浓汤）这个单词，因为这个单词被拼成了vichysoisse。伯奇菲尔德（被威廉·赛菲尔［william Safire］誉为最有影响力的词典编纂家）在著作《英语》（The English Language）中评论语法规范学学者时，说他们是一群“把创新当成危险，无论怎样都要加以阻拦”（innovation as dangerous or at any rate resistable）的人，其中的resistable应该是resistible。

在马里奥写的《语言的故事》一书的114页，作者用了flectional这个词，可是在接下来的后几页上这个词被误写成flexional。林肯·巴尼特（Lincoln Barnett）在《语言的宝藏》（The Treasure of Our Tongue）中哀叹人们拼写能力的普遍下降：“根据新泽西州的菲尔莱狄更斯大学（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的英语测试显示，只有不到1/4的大一学生能写对professor（教授）这个词。”我想，如果让他们拼freshman class（大一新生班），那么又有多少人能拼写正确呢？

下面让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看看下面的单词，并指出哪个单词拼错了：supercede、conceed、procede、idiosyncracy、concensus、accommodate、dexterous、impressario、irresistable、rhythym、opthalmologist、diptheria、anamoly、afficianado、caesarian、grafitti。

实际上，上面所有的单词都拼错了。我希望至此你已经明白学习英语最艰巨的挑战之一莫过于拼对单词。

有人说英语单词的拼写其实也没有那么难，也许这也是英语的优点。波特认为英语的拼写有三个显著的特点，足以抵消其缺点：首先，辅音的发音非常稳定；其次，英语也没有其他语言那些复杂的变音符号；最重要的是，英语中外来词的拼写基本得到了保留，所以很多其他国家的人看到英语中的这些外来词时都很容易猜到意思，但是，如果这些词按照发音改变了拼写的方式，这个优势也就没有了。

对以上说法，我们不妨展开来探讨。第一个特点是辅音发音稳定。请看下面几组单词：bloc、race和church，以上三个单词中的c发音都不一样；house、houses和mission中的s发音不同；think、tinker和mention中的t发音不同；host、hour、thread和cough中的h发音不同。由此看来，辅音的发音是否稳定实在是值得商榷。

另一方面，英语中没有那些令人头晕的变音符号确实值得庆幸。不同的语言变音符号也不同，在多数的语言中，变音符号都扮演着重要而令人挠头的角色。在匈牙利语中，就因为变音符号不同，tőke的意思是首都，töke却成了睾丸。szár拿掉重音符号和有重音符号的意思截然不同，前者的意思相当复杂，指一个人在手指遭到捶打时会说出的话，而后者的意思却是树干。大卫·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在1988年版《英语》这本书中谈到英语中大约只有400个拼写不规则单词（只有这么少吗），而接下来的话可能更有说服力，他说：“84%的英语单词拼写符合常规模式（比如purse、nurse和curse；patch、catch和latch），大约只有3%的单词拼写难以捉摸。”

forty中的那个u跑哪儿去了

不过，3%的单词拼写困难已经够多了。有人会说，好像有些拼写不规则的单词还挺有意思的。那么看了下面的单词之后，你就会觉得没那么有意思了。比如colonel这个词就是一个明明没有r，但是发音却像有r的单词；ache、bury、pretty这些单词的拼法都和发音不符；还有那些令人头疼的和“4”相关的英语单词：four、fourth、fourteen、twenty-four，这些和“4”相关的英语单词似乎都有u，但是为什么forty中的u消失了呢？

以上问题的回答，就如我们生活中其他的事情一样，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有时，我们遇到的拼写问题其实就是因为粗心导致的。比如abdomen（腹部）这个单词变成形容词之后，abdominal就没有e了，这是因为粗心；hearken（倾听）有e，但是hark（听）却没有。colonel（上校）也许最能代表这种反复无常的拼写方式。上校这个单词来自法语中一个古老的单词coronelle（法语单词又源自意大利语colonello），英语中的colonnade（柱廊）一词也源于这个意大利词。英语中第一次出现这个词是在16世纪中叶，当时这个词是有r的，但是后来这个词的意大利发音和拼写开始挑战法语版本，而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版本都被普遍使用了，最终，不知道是出于哪些无稽的逻辑，这个词沿袭了法语的发音，却保留了意大利版本的拼写。

至于为什么forty在英语的拼写中就没有u了，说来话长。直到17世纪末，乔叟和当时大多数人在说forty的时候还有u，部分人一直延用了半个世纪，但是不久后，大家好像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共识，u就这样从forty中销声匿迹了。伯恩斯坦曾说道：“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发音上的小小改变，即使在今天，人们在读four和forty时也能分辨出小小的发音差别。”但是如果上面的解释成立，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只有其中一个单词的发音变了，而其他的却没有变化呢？无论怎样，u的神秘消失也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通常，英语愿意保留一个单词最初的拼写形式，即使有违逻辑也在所不惜。比如ache（疼）这个词，发音和拼写似乎很不相配，事实上也是如此。莎士比亚时期，ache的发音是aitch，这种发音表示它是名词；如果发成ake，就表示它是动词，这看起来还是挺合理的吧。名词和动词之间发音的转换曾经为人们所常用。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speech和speak、stench和stink、stitch和stick，但是ache独独是个例外，它保留了名词的拼写和动词的发音，这根本不合逻辑。

英语单词出现，拼写的难题就随之而来。当公元6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开始识字后，他们从罗马人那儿学会了字母系统，但随即发现，英语当中有三个音是没有罗马字母对应的。于是，他们只好从古代北欧文字卢恩文（又名如尼文）中拿来三个字母：w、p和δ。w其实是两个u在一起组成的，代表现代的w的发音。另两个则代表th的发音：p的音是thorn，δ音为eth，现在爱尔兰人仍在使用。

第一批诺曼民族的抄写员来到英国后，必须要面对一门全新的外语。这种情况在英国的《末日审判书》里可以很容易看出来。仅是约克郡的一个小教区，Hanlith，就被错写为Hagenlith；Malham则被写成了Malgham；Calton被写成Colton。这些被错拼的单词，当地人是从不使用的。分析这些错误，一方面是因为粗心和对这种文字的不熟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诺曼人拼写的偏好。

诺曼人对于改变从不犹豫，只要觉得有必要就会改。比如qu代替了cw。假设征服者威廉在黑斯廷斯遭遇挫败，我们现在的qween恐怕就得写成cwene了。诺曼人让字母z和g取代了古英语的ð和v。ch和sh两个音被诺曼人固定下来。他们用字母o取代了原来某些字里的u，比如come和one。他们还引入了ou，比如house和mouse。这些改变对于那些诺曼抄写员来说可能更符合逻辑，但是对于英语为母语的人士来说就不见得了。

英语在300年的时间里缺乏权威的管理，因此导致了方言的蓬勃发展。英语最终取代法语被官方和文学界所青睐，有些英语单词最终是拼写和发音各取自不同的方言，这就是为什么busy和bury的发音分别是bizzy和berry了。

如果有人问为什么one的发音是“wun”，而once的发音却是“wunce”，原因就是它们都用英国南方的发音，搭配东英格兰中部的拼写，但是原本它们的发音和拼写是一致的，即读写成“oon”和“oons”。

即使诺曼人没有对英语进行改良，当时的英语拼写还是很混乱。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人对于单词的拼写并不讲究一致性，但是还是有人对此很在意，比如一位僧人曾呼吁人们要建立一个更为符合逻辑和发音的拼写系统。（他的建议根本没有人在意，但是，这至少让我们了解了当时的拼写状况。）在英语演变的过程中，人们对于拼写所表现出来的不在意让人触目惊心。

有时候，一个句子中的同一个词的拼写可以有两种。在下面这段宫廷大臣描述的詹姆斯一世的文字里，衣服这个词就有两种拼法：He was of a middle stature，more corpulent though in his clothes than in his body，yet fat enough, his colathes being ever made large and easie...（他中等身材，穿起衣服就更显得胖了。虽然他本人并没有那么胖，但是他也绝不算瘦，所以他的衣服总是又大又很宽松。）还有更惊人的，考德里（Robert Cawdrey）在1604年编纂的《字母顺序排列词表》（A Table Alphabetically of Hard Words）的扉页上的words一词就有两种拼写方法，而这是英国的第一本词典。

莎士比亚到底有多少个名字

在这段时期，名字和单词都有多种拼法，仅where一词，就有wher、whair、wair、wheare、were、whear等拼写方式。人们对于自己的名字如何拼写都不在意，莎士比亚的名字就有80种拼法，其中包括常用的3种：Shagspeare、Shakspere和Shakestaffe。莎士比亚自己对名字的拼法也很随意，在已知的6份亲笔签名中，有两份不同签名；甚至在他的遗嘱中也有两处不同的签名，一处是Shakspere，另一处却是Shakspeare。奇怪的是，他本人似乎从不用Shakespeare这个签名。

关于拼写的问题已经说得很多了。不过，你可能也会同意，不管是伊丽莎白时期的剧作家还是现代的牙科医生，他们的签名都是极难辨认的。人们签名时大多很潦草，莎士比亚的签名是出了名的潦草。但无论如何，Shakespeare这个签名还是最常见的，包括与他相关的法律文件上、他的十四行诗的扉页上，以及他的24部四开本剧作中的22部里。

不可否认，在过去，人们的姓名拼写方式多得让人头晕。有些名字本身和主人所偏好的写法根本不同。与莎翁同时期的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名字Marlowe有时被写做Marlay。伊丽莎白时期最重要的印刷商约翰·戴（John Day）在印刷自己的名字时竟有Day、Daye、Daie等不同的拼法。雷尔德在《英语词汇》（The Word）中谈到有一个人，他的名字除了有Waddington、Wadigton、Wuldingdoune、Windidune、Waddingdon几个版本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版本。

还有一点很奇怪，当时的人写字肯定十分麻烦，但是几乎没有人想到要缩写或者简化拼写。有证据表明情况恰好相反，克伦威尔习惯性地把it拼成itt，把not拼成nott，把be写成bee，把at写成atte……像这样类似累赘的拼法在近代之前的文稿中都找得到。当时的人们为什么没有因为写字麻烦而简化拼写呢？这是个令人好奇的问题。

印刷术的贡献

1400年前，要猜测一封信或者一份手稿来自何地，可以从拼写上猜个大概，但是到了1500年之后，就不可能做到了。印刷术的发明使英语拼写必须要保持一致，但是，这也导致了英语成为一种令世人困惑的音形不统一的文字系统。

学校里的小朋友也知道，德国人约翰·古登堡（Johann Gutenberg）发明了印刷术。实际上，古登堡所获得的荣誉或多或少有些名不副实。现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活版印刷术实际上是由一个叫做科斯特（Laurens Janszoon Koster）的荷兰人发明的，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个人的了解非常少。古登堡之所以得到这项技术，是因为科斯特的一名学徒带着工厂里的技术逃到德国的美因兹（Mainz），并与古登堡成为了好朋友。试想一个人人生的前40年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石匠、擦镜工人，突然有一天拿了几块印刷版和一台榨酒机，就创造了改变世界的发明，这简直让人难以相信。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印刷技术从此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1455年古登堡印刷出版了第一本《圣经》，从那时起，到1500年，欧洲地区共出版了超过35000本书籍。不过，这些并未给古登堡本人带来什么好处，因为负债，他不得不把印刷厂卖给一个叫福斯特（Johann Fust）的人，并在1468年死于贫困。不过，这一切引起了一个居住在北部比利时的英国人的注意。

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是个富有而博学的英国商人，主要在当时欧洲最繁华的贸易城市——比利时的布鲁日经商。15世纪晚期，德国印刷业的兴起让他很兴奋，他察觉到了其中的商机。因此，他在选定的城市建立了印刷厂，并于1475年印出了第一本英语书《特洛伊史》（Recuyell of the Historyes of Troy）。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的一本英语书没有在英国出版，而是在比利时的佛兰德斯（Flanders）问世。

卡克斯顿后来回到英国，在伦敦的威思敏思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里开设了印刷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英国的印刷工会还会用chapel［小教堂］这个词来表示工会分会，并以father来代表分会会长），并开始大量发行各种书籍。这些书籍有关历史、哲学。卡克斯顿也因此变得更加富有。看到他轻松地赚到大笔财富，很多人也建起了印刷厂与他竞争。

到1640年，根据鲍和凯布尔书中的记载，英国已经有超过两万件出版物了，当然，这中间也包括书籍、法案以及宣言条款。随着印刷业的兴起，社会上凝聚了一种统一拼写的动力。在伦敦，拼写逐渐固定下来，但是其余各地的拼写差异仍然持续了好一阵子，实际上有些差异至今都还存在。正如今天的约克郡或者苏格兰高地人能读懂伦敦的报纸一样，16世纪时伦敦英语也逐渐成为了其他印刷品所采用的主流文字。虽然一些特殊的用法仍然持续了好一阵子，比如卡克斯顿在记载相关趣事时提到一个伦敦客跑到肯特想吃鸡蛋，可是怎么也没办法让人明白的故事。不过统一之风终究占了上风，到1650年，英语的拼写已经趋于统一。

可是在现在看来，英语拼写固定化的时期恰逢英语发音最混乱的变革时期。结果，我们今天所用的英语单词的发音对应的基本上是400年前的发音。在乔叟时代，knee和know里的k仍然发音，knight听起来大约像kuh-nee-guh-tuh，每个字母都读得很清楚。gnaw和gnat里的g有发音，folk、would和alms里的l也有发音。总之，很多今天变成无声的字母，是卡克斯顿那个时代的发音变革所造成的。如果卡克斯顿晚出生一个世代，那么现在英语当中可能会少一些像aisle、bread、eight、enough这样不合理的拼写了。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17世纪，英语突然兴起了一阵复古风，一些好心的好事之徒开始擅自更改单词的拼写，目的是为了让它们符合拉丁文的风范。于是，dette和doute被拼成了debt和doubt，单词里突然多了个b。因为这样才能符合其拉丁词源debitum和dubitare。receipt一词里多出了p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另外，island里的s、scissors里的c、anchor里的h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被加进去。于是，tight和delight突然可以与night和right押韵了，但其实这两者之间在词源上没有联系。rime随后也变成了rhyme。

有些拼写的变动使单词变得更加不规则了，而有些改变则影响了单词的发音，比如descrive（或者descryve）变成了describe；perfet（或者parfet）变成了perfect；而verdit变成了verdict；aventure变成了adventure。最开始，那些被添加到单词中的字母都不发音，就如debt中的字母b，但是后来却逐渐开始变成发声字母了。

英语的最后一个拼写特点是看起来没有规律，因为英语中吸纳了大量其他文化的词汇并乐于保留原态。这是英语与众不同的地方，原汁原味的外来词才能让英语为母语的人更加满意。所以，当他们需要用一个词来描述一张长桌子，他们就从法语中吸收了buffet，读成buffay，完全没有理会英语中有一个长得和它一样的词，即buffet（击打），这个单词只是发音不同，读成buffit。同样，英语中还有brusque、garage和chutzpah这样发音不规则的词，搅乱了其正常模式。说其他语言的人恐怕难以忍受英语的这种不一致吧。

谁是简化拼写的功臣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说英语的人产生了同感。到18世纪末，人们开始希望建立一个有规律且可靠的拼写系统。富兰克林曾抱怨说，如果英语拼写再不改革，那么英语单词将不再能表达发音，到最后恐怕会成为单纯的表意文字。富兰克林在1768年出版了《更新字母系统及改革拼写模式的方案》（A Scheme for a New Alphabet and a Reformed Mode of Spelling）。不过，他提出的这个方案需要另外再增加6个字母，所以，很难说这是一种简化。

这个话题点燃了人们的热情。《韦氏词典》不仅大力推动了简化拼写，而且说服了国会使美国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把拼写错误列入处罚制度的国家。

马克·吐温是另一个积极推行简化拼写的人，他对于拼写的不规则倒是不介意，主要是不愿意写那么多的字母。他迷上了一种由伊萨克·皮特曼（Issac Pitman）发明的速记字母表。皮特曼也是速记法的发明人，所以皮特曼称速记为Stenographic Scoundhand，意思是速记法的音记。这个名字表明发明家似乎都不善于为产品命名。

马克·吐温在《简化的字母》（A Simplified Alphabet）一书中提到，laugh这个词需要14笔，但是laff也一样[1]，写字的人并没有节省力气。他又说，如果用速记系统，写同一个词就只需要用3笔。可是，对于一个外行来说，皮特曼的速记字母表看起来更像是阿拉伯语，所以自然无法流行起来。

不过，这种简化运动并不是就此失败了。实际上，到19世纪晚期，大西洋两岸所有博学的人似乎都在呼吁改革拼写，他们中不乏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诗人丁尼生（Tennyson）、作家柯南·道尔（Conan Doyle）以及《牛津英语大词典》的首位编辑默里（James Murray），当然还有马克·吐温了。关于拼写改革，感兴趣的重量级人士竟如此之多，但是他们的影响力竟如此之小，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总之，“拼写改革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1876年，新成立的美国语言协会（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紧急呼吁要采用11个新拼写的单词：liv、tho、thru、wisht、catalog、definit、gard、giv、hav、infinit和ar。然而，他们是如何定下这11个词，并且万一这些词没有得到采用会发生怎样惊人的事情就无人回答了。同年，美国拼写协会（Spelling Reform Association）的成立，毫无疑问是受到了美国建国100周年庆祝活动的鼓舞。三年后，英国也成立了类似的协会。

1906年，著名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捐献了25万美元用于成立拼写简化委员会（Simplified Spelling Board）。该组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行了一个单词表，上面列有300多个原来有两种常用拼写方法的词汇，比如ax和axe（斧头）、judgement和judgment（判断）等。这个单词表确定，选择较简单的单词为标准用词。

该组织还努力推广一些简化词的使用，通过他们颇具影响力的机构的支持，诸如catalog、demagog、program（最初的拼写是catalogue、demagogue、programme）等词渐渐得到了大众的认可。根据评论家孟肯的说法，tho（即though）这个词都差点被采用。罗斯福总统对推行拼写简化也非常投入，他令美国政府印刷局（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在印刷联邦文件时一致采用简单拼写。有一段时间，文字的简化俨然已经步入正轨了。

然而，和很多事情发展轨迹一样，拼写简化委员会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大踏步地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或者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改革。他们进一步推广类似tuf、def、troble（trouble）、yu（you）、filosofy（philosophy）等十几个看起来很不顺眼的词。他们的这种呼吁遭遇了极大的反对。就这样，拼写改革很快就褪去了颜色，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最慷慨的赞助人卡内基也去世了，委员会之前的朋友也相继离开，至此，拼写简化委员会的工作一路下滑，直至销声匿迹。

萧伯纳的心愿

然而，拼写简化运动仍在继续。最有名的支持者萧伯纳曾经诙谐地写道：

“一个聪明的孩子被叫去拼写debt这个词，小孩子非常正确地拼成了det，但是却要被打手板，因为他把原来的那个b丢掉了，即使是恺撒大帝当时拼这个词时也是有b的。”萧伯纳本人写作时采用自己惯用的一套速记法，在出版的剧本中他坚持使用一些小的简化词，比如can't、won't 和haven't等改成了cant、wont、havnt。

萧伯纳1950年去世时留下了一笔遗产，作为促进拼写改革之用，但不幸的是，遗产税几乎吃掉了他留下的所有财产，因此，他的遗愿很可能已经被人忘却了。好在萧伯纳的剧本《卖花女》被改编成音乐剧《窈窕淑女》，一出炉便造成轰动，因此获得了可观的版税。即便是这样，细心的读者可能也发现了，这一切的努力似乎最后都收效甚微。

反对传统拼写的最后一次努力来自《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编辑和发行人麦考米克中校（Colonel McCormic）。他在两个世代的时间里都坚持把night写成nite，把freight写成frate，把island写成iland，把cigarette写成cigaret。类似这样的单词有300多个。不过，在他过世后，大多数不合潮流的用法都渐渐弃之不用了。奇怪的是，麦考米克并未提倡使用tho和thru，因为他不喜欢这两个简写词。当然，如果报纸是你办的，你也可以随兴而为。

遗憾的是，纵使两个世纪以来知名学者们都这样前赴后继地为拼写改革努力着,却收效甚微，结果也只是昙花一现。唯一例外的是韦伯斯特，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还会谈到他。不过，即便是这样，他所带来的影响也没他想的那么大。

但很少有人注意，拼写改革仍未就此息止，相反，到如今已悄悄持续了几个世纪了。虽然改革力度很小，但是并非不重要。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努力并未得到其他外来机构的协助，而是以一种神奇又随意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进行着，如同英语中许多其他方面的发展过程一样。在单词的发展过程中，一些词，比如deposite、fossile、secretariate等，去掉了没有价值的e，musick和physick也去掉了冗余的k。

简化拼写的进程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于是catalog、dialog、omelet逐渐取代了原来的catalogue、dialogue、omelette，至少在美国是这样。200年前还有几十个词具有两种甚至更多种拼写方法，但是在今天，这样的词只剩下几个了。比如ax和axe（斧头）、inquire和enquire（询问）、jail和gaol（监狱，只用于北美之外的地区）。不过，即便是这样，每个英语国家也都有明显的使用习惯，大家都在努力使拼写规范化。

尽管如此，表面看来，人们仍然有改革英语拼写的强烈需要。任何人，如果他曾经向一个8岁大的孩子甚至是青少年解释wring（拧）和ring（响铃），或者meet（遇见）、meat（肉）和mete（分配）这些词为何发音相同，语义却不同；或者为什么hinder（阻碍）中有e，但是hindrance（阻碍物）就没有e了；为什么proceed有两个e，但是procedure中却没有，那么这个人肯定会认为拼写改革实在是有必要的。

不过，呼吁改革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忽略了某些棘手的问题。首先，很多从前的词都已在人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了，人们根本就不会去注意bread、thought和once这些违反了发音规则的词。那些想要简化英语拼写或者让它规律化的企图，几乎总会让人hav a sumwut strānj and ineskapubly arbitrary lūk abowt them, and ov cors they kawz most reederz to stumble[2]（有一种外表看起来很怪而且靠不住的感觉，当然会造成多数读者的阅读障碍）。关于英语拼写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

虽然简化拼写会增强英语的一致性，但是牺牲的却是清晰性。eight这个单词的拼法或许有点怪，但是却能和ate（eat吃的过去式）明显区分开来。同样，seed这个音节有很多其他的拼写方法：secede、proceed和supersede等，如果为了达到一致性而把这个单词的拼写定位在seed，那么我们就无法区分reseed（重新播种）和recede（后退）了。同样，fissure（裂缝）也可能变成fisher（渔夫），而sew（缝合）和sow（播种）就都成了so（所以）。

进一步来说，谁来决定哪些发音更优越呢？我们是写eether还是eyther（就是现在的either）？正如我们看到的，发音和拼写之间的关系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密切。在美式口语中，大多数人都把metal（金属）读成medal、把handbag说成hambag、把frontal说成frunnal、把totally说成tolly、把foreign说成forn。

难道英语拼写都要反映这些发音习惯吗？事实上，放眼世界，我们会发现，英语的拼写可以满足很多不同的发音方式。如果我们过去严格地坚持拼写和发音对应，那么girl这个词在美国很多地区要写成gurl，在纽约可能要写成goil，在伦敦和悉尼会写成gel，在爱尔兰是gull，在南非是gill，在苏格兰则是gairull。这样，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字交流将无法再进行。

[1] 此处的笔画数与原书一致，疑与一种特殊字体有关，所以与现在计算出的笔画数有出入。——编者注

[2] 完整的英文拼写为have a somewhat strange and inescapably arbitrary look about them, and of course they cause most readers to stumble. ——编者注

9 地道英语与蹩脚英语

当我们说起到底什么是漂亮的英语，什么是蹩脚的英语时，很多都与我们的偏见和制约有关。直到18 世纪，说you was 都是对的，前提是you 指的是一个人。

现在我们来谈谈词的类别。拉丁语中的动词变位可以达到120种，而英语中的动词变位不超过5种（比如see、sees、saw、seeing和seen）。有时，一个英语单词只有3种变位，比如hit、hits和hitting。英语没有那么多的动词变位，但是却用几种不同的变位变化出很多用法。比如，要描述车子在行驶的状态，我们只需要drive、drives、drove、driving和driven就够了。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例句中看出非常复杂且细微的时态变化：

I drive to work every day. 我每天开车上班。

I have been driving since I was sixteen. 我16岁就开始开车了。

I will have driven 20000 miles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到年底，我将会开到20000英里。

这样的语法体系，用起来不难，但是要给出定义却很难。任何一本语法书都会说 drive是动词的现在时，中学生都知道这个语法规则，但是如果我们说 I used to drive to work but now I don't（我以前开车上班，但是现在不开了），那么这个句子中的drive就是过去时的用法了。同样，我们说I will drive you to work tomorrow（我明天开车送你去上班），drive这个词是被当成未来时态在用；而我们说I would drive if I could afford to（假如我能开得起车的话，我会开车），这时， drive又被当成假设动词使用。实际上，我们似乎就是不能用一般现在时的drive。因为，如果我们表达正在开车，不能说I drive the car now，而必须说I'm driving the car now。 假如我们没有深入去探讨drive的这些用法，那么它的各种语法变位也就失去了意义。

我们很少愿意花时间去思考这些，但是英语中很多基本概念其实很难加以定义。sentence（句子）是什么呢？大多数词典都宽泛地将其定义为一句包含了一个完整意思的话，而且基本上要有主语（通常是名词）和谓语（通常是动词）。但是，假设我告诉你，我刚才把你的车撞了，你的反应肯定是What！（什么！）Where？（撞哪了？）How？ （怎么撞的？）这三个词其实都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意思。不过，我们在这种类型的句子里根本没有看到主语和谓语，更没有介词、连词或者冠词，以及其他一些组成句子的常见要素。

为了解释这样的现象，语法学家们会说，其实What！是一个不完整的句子，说完整了应该是What are you telling me-you crashed my car？（ 你说什么，你撞了我的车？）至于Where？则是 Where did you crash it？（你撞哪儿了？）而How？应该是 How on earth did you manage to do that, you old devil you？！（你怎么能把我的车撞了呢？你这个倒霉鬼！）

这个语法现象被称为省略，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我真希望可以对我的银行账户也做同样的事。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自说自话地补充了那些句子，使它们在语法上能够自圆其说。

简而言之，英语中所有的单词几乎都是抽象概念。名词之所以是名词，动词之所以是动词，是因为语法家们就是这样规定的。

在I'm suffering terribly（我非常难受）这个句子里，suffering是动词。在My suffering is terrible（我感到难受极了）这个句子里，suffering则成了名词。虽然这两个词词性不同，但是它们表达的意思却完全一样。

另外， quickly和 sleepily是副词，但sickly和 deadly却是形容词。breaking是现在分词，但是它也会出现在He was breaking the window when I saw him（ 我看到他时，他在砸窗子）中，代表过去进行时态。反过来说，break的过去分词是 broken，但是这个词却也可以出现在现在时的句子中，比如I think I've just broken my toe（我想我的脚指折了）。有时候，broken还可以出现在未来时态的句子里，比如 If he wins the next race，he'll have broken the school record（如果他下一场比赛跑赢，他就很可能破纪录）。

为了解释上面所有的不合理情况，语法家们不得不将词性定义得极其宽泛，以至于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分意义了。举例来说，名词的定义是指个人、地方、事物、动作或者某种特质的词，但是，表示动作的应该是动词多，而表示特质的应该是形容词多，比如brave、foolish和good。

看看英语专家的语法

英语语法之复杂就连专家也会出错。以下句子就来自于一些专家写，其中每一个句子中都有一处用法恐怕是不能为其他专家所认可的，甚至会被认为是错误的。

Prestige is one of the few words that has had an experience opposite to that described in “Worsened Words”．〔出处：福勒（H.W.Fowler）的《现代英语辞典》（A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 Usage）第二版〕正确的用法应该是把has改成have。

Each of the variants indicated in boldface type count as an entry．〔出处：莫里斯夫妇（William and Mary Morris）的《哈珀当代用法辞典》（The Harper Dictionary of Comtemporary Usage）〕正确的用法应该是把count改成 counts。

It is of interest to speculate about the amount of dislocation to the spelling system that would occur if English dictionaries were either proscribed or （as when Malory or Sir Philip Sidney were writing） did not exist.〔出处：伯奇菲尔德，《英语》〕正确用法应该将were改成 was。

A range of sentences forming statements, commands, questions and exclamations cause us to draw on a more sophisticated battery of orderings and arrangements.〔出处：伯奇菲尔德，《英语》〕正确的用法应将cause改成 causes。

The prevalence of incorrect instances of the use of the apostrophe... together with the abandonment of it by many business firms...suggest that the time is close at hand when this moderately useful device should be abandoned.〔出处：伯奇菲尔德，《英语》〕画线部分应该改成suggests。

If a lot of the available dialect data is obsolete or almost so, a lot more of it is far too sparse to support any sort of reliable conclusion.〔出处：罗伯特·克莱本的《我们丰富的母语》〕画线部分应该改成are，因为data是复数。

His system of citing examples of the best authorities, of indicating etymology, and pronunciation, are still followed by lexicographers.〔出处：霍华德（Philip Howard）的《语言的型态》（The State of the Language）〕这个句子的错误读者看出来了吗？ His system是单数，怎么能用are呢！主谓不一致。

When his fellowship expired he was offered a rectorship at Boxworth...on condition that he married the deceased rector's daughter. 〔出处：麦克隆（Robert McCrum）等人《英语的故事》〕这句话的问题是虚拟语气用错了，正确的用法是he should marry，但是因为should常被省略，所以变成了he marry。

英语的语法之所以如此复杂、令人困惑，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的规则和术语都来自拉丁语。不幸的是，拉丁语和英语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举例来说，在拉丁语中，不定词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在英语中，早期的专家也认为不可以把不定词分开，但是现代英语中就没有必要再遵循那样的老一套了。非要让英语符合拉丁语的语法规范就好像要求大家用足球的规则来打棒球一样，是很不合理的。这种规定荒谬可笑，而且一旦这种可笑的规定成文之后，语法学家们就要制造出更为复杂和繁琐的论点来自圆其说。伯奇菲尔德在《英语》中提到，有位语法权威，菲瑟（F.Th.Visser），仅仅是讨论现在分词中的一点内容，就必须用到200页的篇幅。听起来，这真是让人震惊！

早期的语言权威不仅仅只是参考拉丁语的语法，而且还非常夸张地采用拉丁语编写英语语法书。长久以来，大家似乎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拉丁语就是英语的语法典范。英国诗人德莱顿（John Dryden）自认为写作时经常先把句子翻译成拉丁语，可以帮助他确定英语的语法。这种做法恐怕在当时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

1660年，德莱顿抱怨“没有一本像样的英语词典和语法书，我们的英语似乎成了一种野蛮的语言”。他还认为应该成立一个学会来规范英语的使用。在接下来的200年里，他的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人的响应。1664年，英国皇家实验哲学促进会成立了以改善英语语言为目的的委员会。委员会成立后，并没有做出什么值得回忆的历史性事件。

33年后，笛福（Daniel Defoe）在《论计划》（Essays Upon Projects）一书中呼吁成立学会，负责监管英语这门语言的品质。1712年，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附和前辈的呼吁，写了一篇《修改、提高和确定英语实用的提案》（A Proposal for Correcting, Improving and Ascertaining the English Tongue）。当时的人们对于提高英语品质的愿望非常强烈，美国第六任总统亚当斯（John Adams）在1780年美国革命运动期间写信给国会议长，要求成立一个旨在“提炼、改正、提升和确定英语使用”的协会。这和68年前斯威夫特的提案非常相似，不过这不算是剽窃。

1806年，美国国会考虑通过一条法案，设置一个全国性的学会，到1820年，美国语言与纯文学协会（American Academy of Language and Belles Lettres）成立，亚当斯任协会主席。而且，历史证明，这个协会似乎也没有做出什么显著的贡献。后来，又有一些类似的提案和协会相继确立。

前车之鉴

在所有这些协会当中，黎塞留主教（Cardinal Richelieu）在1635年创办的法兰西学院堪称典范。该学院成立之初对法语改革就抱着很大的希望，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1762年出版了一部词典，里面规范了5000多个法语单词的拼写，这个数字相当于常用法语单词的1/4。这部词典当中有些词中的s被删掉，比如estre和 fenestre，这两个词分别变成了être和 fenêtre。此外，roy和 loy也变成了 roi和 oi。

上述行动昭示了国家级学术机构似乎都难以回避的一个缺点：尽管这些机构在成立之初都充满雄心壮志，但是最后几乎总是给下一步的改革带来消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英语国家的人很幸运，因为从来都不曾有那么一个机构束缚他们。在这些国家里，反对建立这种机构的重量级人物的力量和赞同的力量可谓是旗鼓相当。

外国人倒很欣赏英语的这种缺乏权威束缚的特性。杰斯伯森早在1905年就赞美过英语的这种随意、漫不经心的优点。他把法语比做路易十四的花园——正式而刻板，相比之下，英语则显得“看似没有明确的规则安排，可以随心地使用这种语言，而不用担心会有什么古板的监督者来纠正你的用法”。

没有官方学会的指导，英语国家长期以来只好依赖那些自愿承担语言权威重任的人来指导了。英国的福勒兄弟（H.W. Fowler和F.G.Fowler）、高乌尔（Ernest Gowers）爵士，以及美国的音乐指挥大师伯恩斯坦和赛菲尔，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专家学者，他们曾写书、演讲，并尽己所能来阻止他们所看到的语言衰退的现象。他们认为有必要区别以下这些词语的语义：

● uninterested不感兴趣的，disinterested不公正的；

● imply暗示，infer推断；

● flaunt炫耀，flout嘲笑；

● fortunate幸运的，fortuitous偶然的；

● forgo抛弃，forego领先；

● discomfort 使不舒服的，discomfit使为难的；

● stanch缓和，staunch止血。

这些人还认为，fulsome一词如果使用正确，应该是一个骂人的单词，而非称赞之词；peruse真正的意思是从头到尾地读过，而不是匆匆一瞥；data和 media都是复数形式的等。不过，这些指正在英语国家从上到下似乎都没有人在意。

领导也会出错

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总统卡特在一次演讲中犯了一个用词错误。他在演讲中说：“The government of Iran must realize that it cannot flaunt（应该是flout）, with impunity, the expressed will and law of the world community.”（伊朗政府必须认识到，不应炫耀［应该是嘲笑］国际社会表达的意见和制定的法则。）1988年，在老布什当选总统的第二天，他对一位电视台记者说道，他无法相信竟然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the enormity of what had happened）。可能总统先生不知道enormity这个词包含非常邪恶的意思，如果他知道，那么他也许会用一个更恰当的单词。

英语人士们亲身经历这种语言的改变，总会禁不住报以绝望和担忧的呐喊，但是无论我们的态度如何，这种改变都在不可避免地继续发生着。我们只需看看那些语言权威的著作，看看到底是什么用法让这些权威们看不顺眼。1931年，福勒对racial（种族）这个词很是不屑，福勒说racial是个丑陋的词，一看就知道这个以al结尾的词，明显不是来自拉丁语的。其他语法权威各自以不同的理由抨击以下这些单词： enthuse（充满热情）、commentate（评论）、emote（表现感情）、prestigious（有声望的）、contact（联络）和chair（主持）。不过，这仅仅代表他们的个人观点，其他人也不一定当真。

如果英语没有一个官方指定的机构来监督它的使用，那么英语的那些语法规则又是出自何处呢？比如，英语句子不能用介词结尾，不能用连词开头；each other是指两个，而one another是指两个以上；hopefully这个词不可以用在表示绝对意义的句子中，比如Hopefully it will not rain tomorrow（希望明天不会下雨）？答案真是让人意外：因为没有人这样用。在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些语法现象时，会发现，它们的背后似乎并没有什么依据。

先来看看为什么英语句子不能用介词结尾吧。这种现象已经根深蒂固，难免让人觉得不解。英语中像这种说不出原因、让人怀疑的规定，都是出自1762年罗伯特·洛思（Robert Lowth）的一本《英语语法简介》（A Short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Grammar）。洛思是一位生活在18世纪的神职人员，一位业余语法家。他在英国，包括英国之外都很有影响力，不过这确实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

许多学究津津乐道的一些规则，比如，表达与什么不同要说 different from，不可以说different to或者 different that；否定加否定等于肯定；两者相比不用最高级，只有比较级；shall和will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能混为一谈；between表示在两个物体之间，而三个或以上就要用among。按照这样的说法，我们就不可以用between表示圣路易斯地处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之间了，应该用among来表达，然而如果这样表达的话意思好像又没说明白。

这些没道理的规则大多来自洛思。他最著名的一个理念莫过于英语句子不能以介词结尾。然而，洛思本人似乎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些规定。他自己也承认，在演讲或者非正式写作中，用介词来结束一个句子似乎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这反映了人们的语言习惯。但是他个人认为在庄重、严谨的写作中最好把介词前置，可以使句子更优美，虽然这也并非绝对。在咬文嚼字的19世纪学者们看来，这就是英语的金科玉律，他们甚至进一步解释说， pre-position这个词本身的构词就预示着介词是要放在其他词之前的。

不过，当时或许是英语语法盛行到愚蠢地步的时期，语法家们和学者似乎乐此不疲地企图超过他人，并不断想出一些荒谬至极的点子。在这段时期，专家们会非常认真地坚持把莎士比亚用过的laughable改成 laugh-at-able，把reliable改成 relionable。许多看起来完全没有问题的词语，比如lengthy（长的）、standpoint（观点）、international（国际性的）、colonial（殖民的）、brash（无礼的）等，都遭到这些专家们的恶意攻击，认为它们在词源或者其他方面有问题。

英国诗人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也利用抽鸦片之余来指责what on earth（究竟）这个词的用法。有些人用mooned代替 lunatic（疯子），有的用foresayer代替 prophet（预言家），因为前者是盎格鲁-撒克逊王朝使用的词，学者们认为更加纯净。这些人还严厉批评那些混合了希腊词根和拉丁词根的新词，比如petroleum一词就是被指责的对象之一（拉丁语petra+希腊语的oleum）。

不过，当这些语法家们振振有词地指点江山的时候，却忘记了grammarians（语法家）这个词是个实实在在的混合词，即希腊词根和拉丁词根的结合。还有很多其他免于责难，却被延用了几百年的混合词。在19世纪，handbook这个词隆重问世，自然它也遭到语法家们的大肆抨击。handbook被说成日耳曼词语中的一个“小丑”，不过，语法家们似乎没有注意到handbook曾经是一个优美的古英语词，只是后来不受人垂青罢了。

吹毛求疵的语法专家

英语的妙处之一就是可以从各种语体来源中分别截取一部分，再将它们融合成新的单词，比如trusteeship（托管制度），就是由北欧的词干trust加上法语的词尾ee，再加上古英语中的词根ship构成。像这样的结合，在其他语言中恐怕很难实现。讲英语的人应该为英语的这种独创性感到自豪，但是直到现在，仍旧有一些权威人士对这种造词法加以抨击，认为这样造出来的词既丑陋又野蛮。

即使在今天，英国仍有语法家抨击different than为可悲的美式英语风格，他们坚持认为How different things appear in Washington than in London这个句子不对，应该说成How different things appear in Washington from how they appear in London。 然而， different than在英国已经普遍使用了几百年，而且一些备受推崇的作家，比如英国诗人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狄更斯、柯立芝、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等人也都使用过。

另外，还有一些专家，有英国人，也有美国人，他们怎样也不肯放过hopefully这个词。在《纽约时报写作风格与用法指南》（The New York Times Manual of Style and Usage）一书中，有明文禁止使用hopefully这个词。该报作者不能说 Hopefully the sun will come out soon（希望太阳很快会出来），而是要用一种更为迂回和笨拙的方式说：“It is to be hoped that the sun will come out soon.”（我禁不住要问，这又是何苦呢？）

专家们是这样认为的。在被认为是错误的那句话里面， hopefully是一个被误置的情态助动词，它不属于句子的任何部分。然而，与hopefully类似的另外一些词却可以独立使用，比如admittedly（无可否认地）、mercifully（仁慈地）、happily（高兴地）、curiously（好奇地）等。

那么为什么独独hopefully不可以用呢，原来，这是因为曾经有个在《纽约时报》工作的人，他的老板不允许用这个词。这位老板又是因为他的教授说过不能用，而他的教授是因为自己的爸爸说过不可以用。这位父亲为什么不让用呢？因为他博学的叔叔曾经评论这个词不雅又丑陋。总之，就是一些类似这样的原因使这些人讨厌hopefully。

所以，当我们说起到底什么是漂亮的英语，什么是蹩脚的英语时，很多都与我们的偏见和制约有关。直到18世纪，说you was都是对的，前提是you指的是一个人。今天，如果听到有人这么说，我们肯定会觉得奇怪。不过，细想一下， you was也没有错啊，逻辑完全正确。was是配单数人称的主语，而were则是配复数的人称。为什么当you明明是指一个人的时候，也必须要用表示复数的were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让你吃惊，就因为洛思他老人家不喜欢。I'm hurrying, are I not?这句话被认为是不合语法的，但是I'm hurrying, aren't I?就是正确无误的英语，其实和第一句相比就是are not变成了aren't。

还有一个例子， many一般搭配复数，但是如果说Many a man was there，就要用单数was。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最多只能说，本来就是这样啊。

如果你想要理解语法在很多时候就是出于偏见，那么分离不定式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有些人对于这条语法认真得让人觉得可笑。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英国保守党的布鲁斯卡登（Jock Bruce-Cardyne）是财政部经济大臣，如果从各部门上交的文件中包含分离不定式，那么这份文件就会被他原封不动地退回。

也许我该先说明一下到底什么是分离不定式，其实就是在介词to和动词之间插入一个副词，比如to quickly look。至于不定式为什么不能拆开，我认为有两个理由：

1.因为英语必须要遵照已经死亡了1000年的语言规范；

2.因为你愿意坚持使用这种毫无根据的用法，虽然在过去200年里没有任何公认的权威认可这种用法，而且这种用法会使句子的语义模糊、句法粗糙、结构扭曲，但你仍要坚持继续使用。

要找出某位公认的专家批评分离不定式还真不容易。伯恩斯坦、福勒、高乌尔、伯特里奇、弗莱什、佛列特还有其他一些人，我就不一一列出这些人的名字了，他们都认为禁用分离不定式没有什么正当理由。杰斯伯森甚至认为，严格说来，分离不定式这个术语就不成立。他认为，to是不定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the good man这种说法被大家普遍认可一样， the是 man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中间却有个good，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分离主格呢？

英语词典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由于缺乏一个权威的语言管家，我们自然期望词典能充当裁判的角色。然而近年来，词典越来越不愿意承担这样的职责了。词典编撰者们似乎无法逃脱一个永恒的争论，那就是他们到底应该充当语言规范者的角色（也就是规定语言应该怎样用），还是行使描述者的角色（也就是仅仅表述语言的用法，但不表明任何立场）。

描述性词典最典范的例子就是1961年出版的《新韦氏国际英语大词典》第三版，常称为“韦氏词典未删节版”（Webster's Unabridged）。该词典的编纂者戈夫（Philip Gove）认为，区分英语用法是人为带着精英色彩的。于是，在这本词典里，我们就可以看到imply和 infer被列在一起，flout和flaunt被放在一起，它们均被认为是同义词。接着，因为该词典拒绝大写商标字母，激起了以美国商标协会为首的机构的反对。不过，更令人反感的是ain't这个词的用法来自美国大部分地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使用的口语。

《纽约时报》对这版词典深恶痛绝，声明他们绝不使用这本词典，而将继续使用1934年的旧版词典。这份声明促使语言权威埃文斯（Bergen Evans）动笔写了评论文章。他说：“如果有人在1962年说要以1934年版的英语词典为英语使用指南的话，那么他就是无知、做作、胡言乱语。”埃文斯还指出，在《纽约时报》的那份声明中就包含了19个对《韦氏词典》第二版的抨击之词。

从此，其他词典对类似分歧的处理不尽相同。1969年首次出版的《美国传统词典》成立了一个由著名评论家组成的语法评论小组，他们会对那些具有争议的语法加以讨论，然后再最后给一个裁定。然而，其他词典的态度就显得模棱两可了（要么谨小慎微，要么毫无个性，这就见仁见智了）。

1987年新修订的《兰登书屋英语词典》（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放松了标准。在这本词典里，很多单词加注了较新的定义。不过，另一方面，词典中会加以注明，并告诉读者有些用法是会让很多人摇头的。这也未免让人觉得过于谨慎了，因为他们一方面认同专家的看法，一方面又要与专家的看法保持距离。

此版词典中收录了disinterested，表示uninterested（不感兴趣的）意思，而这个词的本意是公正的；还收录了infer，表示 imply（暗示）的意思。词典里甚至还有kudo这个词，这个词词尾原来是有s的，意思是威信。这种改革使一位《时代周刊》的评论家写信来询问是否pathos（感伤）这个词也应该写成patho。

其实上述事情未见得不是好事。它让我们看到英语一个毋庸置疑的优点，那就是英语的流动性和民主性。英语词语的意义随着时间而改变，这种改变是语言的使用者赋予的，并非某个专家或者学会授予的。语言的这种变化是一种持续了数百年的自然演变的过程。任何企图阻止语言改变的努力最后都只能徒劳无功。事实表明，无论专家学者们如何努力阻止语言的种种改变，最终，大量语言的改变还是会随着人们的广泛使用而流传下来。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警惕任意的变化，尤其是那种突如其来的改变。即使是最自由的描述派语法家也会同意，英语需要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定。比如，cat必须拼成c-a-t，而不是e-l-e-p-h-a-n-t。我们必须统一cat代表猫这种动物，即一种毛茸茸的四足动物，会发出“喵喵”的叫声。这种动物会舒服地趴在人的腿上，而不是那种又大又笨、长着长牙，难以训练成宠物的巨兽。当然，如果我们大家能够了解imply和infer、forego和forgo、 fortuitous和fortunate、uninterested和disinterested，并且尊重它们词义的区别，那么我们就能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

如同语源学者查尔迪（John Ciardi）所言，抗拒改变最终可能只是徒劳的，但是这种抗拒和抵制至少对于那些改变也是一种考验，用以证明这些改变的确有其存在的价值。

或许，在这个以英语语法为主题的章节里，我们应该听听一位值得尊敬的法国语言学家伯阿沃斯（Dominique Bonhours）的遗言。临终前，这位语法大师对忠心守护他的人小声说：“I'm about to-or I am going to-die; either expression is used.”（我即将，或者我将要死去，这两种表达都是可以的。）这让我们看到，一个语法家的工作似乎永无完结的时候。

10 英语规律亦正亦邪

艾奇逊就认为rank（ 臭气熏天的） 和rancid（令人作呕的）的基本意思是差不多的，但是从理论上， 我们却不能说eating rank butter（吃臭气熏天的黄油）和 wearing rancid socks（穿令人作呕的袜子）。

英语到底包括多少个单词？这个问题不好回答。约翰逊的词典里收录了4.3万个单词。1987年出版的未删节的《兰登书屋英语词典》收录了31.5万个单词。《新韦氏国际英语大词典》（第三版）则收录了45万个单词。1989年修订的《牛津英语大词典》收录了61.5万个词条。不过，以上数据只是给我们的一个提示，真有多少没人知道。

首先，英语单词的意思并非是那些收录到词典里的词条可以说清楚的。比如，在厨房里乱窜的老鼠用mouse，而鼠标也用mouse，但是这两个完全是不同的东西。难道这不应该算做两个词吗？这个词还有诸如mousy、mouselike和mice这样的派生词，这些词又怎么算呢？是不是也应该算做新词呢？因为老鼠的英文单词mouse和胆小如鼠的 mousy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此外，还有一些单词是动植物的学名、医学术语、化学物质、物理定律以及所有其他的科学和技术术语，这些词肯定是不会被收入普通词典里的。我们就拿昆虫为例吧，不同名称的昆虫种类就达140万个。如果把类似这样的词都统计到英语的词汇中，那么我们真的不知道英语的词汇量到底有多少，应该也不会少于300万吧。

那么我们究竟能知道多少呢？这个问题同样也不好回答。一些学者不厌其烦地计算不同作家使用过的词汇量，因为有的人认为，这样的计算有助于我们了解人们的认字量。不过，看看这些论文或者研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学者们的计算能力亟待加强。马里奥和麦克隆估计莎士比亚用了3万个单词，不过，也有人估计这个数字只有1.6万。巴涅特认为这个数字大概是在2万到2.5万之间。不过，绝大多数的权威，比如希普利、鲍和凯布尔及霍华德等人，都认为莎士比亚的用词差不多是17677个，这个数字似乎较为精确。钦定版《圣经》，据雷尔德估计是8000个单词，希普利认为是7000个词，但是巴涅特却肯定而明确地认为《圣经》的用词是10442个。我们到底该相信谁的话呢？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无论多么仔细地计算一位作者用词量，我们也无法知道他真正掌握的词汇量是多少。比如，我知道下面这三个词：frangible（脆弱的）、spiffing（出色的）和cutesy-poo（故作可爱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在我的文章中用过这三个词。

像莎士比亚这样具有极高文学素养的人肯定会知道更多的词，其中有几千个他可能根本没有用在自己的作品中，或者因为自己不喜欢那些词，或者因为没有必要用到它们。比如，我们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看不到Bible（圣经）、Trinity（三位一体）和Holy Ghost（圣灵）这三个词，但是绝不表示莎士比亚不知道这三个词。

大学生的词汇量会比教授还多吗

估算一个普通人的英语词汇量就更加困难了。德国语言权威穆勒（Max Müller）认为，一个普通的农场工人每天只需要使用不超过300个单词。马里奥的书中引用过一个英国的研究报告数据，里面说水果采摘工人的日常词汇量不超过500个，不过马里奥本人认为，正确的数字应该接近3万个。著名的美国词典编纂家弗莱克斯纳（Stuart B. Flexner）指出，阅读量广泛的人词汇量可以达到两万，不过，一周之内可能用到的词汇大概介于1500到2000个之间。麦克隆估计，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词汇量应该达到15000。

要判定一个人的词汇量真可谓是困难重重。如果我问你incongruent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会告诉我它的意思是not congruent。你答对了，因为词典里的解释就是这样的，但是这并不能表示你对这个词了解不多。翻开词典，你会发现，几乎每一页上都有我们不认识的单词，比如inflationist（支持通胀政策的人）、forbiddance（禁止）和pulsative（跳动的）等，但是这些单词的意思我们恐怕也不难猜出来。

与此同时，还有些词虽然我们每天都用，但是很难证明我们确实了解这些词的意思。比如the、what、am和very等，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试着想象自己向一个火星人解释什么是is，你觉得自己能说得清吗？其实说不清的还不仅仅是这些虚词，有些词尽管可以解释得清楚，但是怎奈一个词有好多个意思。以step为例，《美国传统词典》中列出了step常见的十几种意思，其中包括我们熟悉的作为动词的“踏步”以及作为名词的“台阶”。这些意思我们都知道，问题是，如果我给你一张纸、一支笔，让你把step所有的用法和意思都写出来，估计也会难倒你吧。

这反映了一个问题，我们其实记不住我们知道的所有东西，记忆力是很善变的。英国一位研究记忆的专家巴德利（Alan Baddeley）引用了一份调查报告，被试要说出几个国家首都的名字。很多人说不出乌拉圭和保加利亚的首都，但是如果研究人员提示他们一个字母，很多人就能够想起来了，准确率也大幅攀升。

还有一次，研究人员让被试看一长串随机挑选的单词，然后要求他们写下并记住这些词。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在不看单词表的情况下，再次写下他们能记住的所有单词，结果被试每次写出来的单词数量几乎都相同，可是在单词内容不同的测试中，被试每次实际能写出的单词数量可达50%的差距，甚至更多。换句话说，我们的头脑深处藏有大量的语料，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做到想提取就提取。因此，想要正确评估人类到底拥有多少词汇量确实存在着不少困难。

鉴于上述原因，教育心理学家们开始有意避开这样的研究，所以，现存的一些相关资料往往都是十几年前的。而其中一份著名的研究始于1940年，当时有两名美国研究人员，西肖尔（R.H.Seashore）和埃克森（L.D.Eckerson）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打开一本放在案头的词典，并在词典每个左页随机挑选一个单词，然后要求大学生被试来定义这些词，并且用它们造句。他们把这份研究结果与词典收录的单词总数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普通的大学生的单词量大概能达到15万，这显然比之前人们认为的要多。

在艾奇逊（Jean Aitchison）所著的《大脑词库》（Words in the Mind）一书中，他引述了另一份相关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是在1978年进行的，主持研究的人是迪勒（K. C. Diller）。该研究得出：普通人具有的单词量更多，大约25万。

另一方面，杰斯伯森引用了一个个案研究，研究者是一位叫做霍尔登（E. S. Holden）的教授，他不厌其烦地用《韦氏词典》中的每个词对自己进行测试，结果发现自己共认识33456个单词。一个大学教授所拥有的词汇量，怎么看也不可能不到一般学生的1/4或者1/6。所以，这样的试验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类到底拥有多少词汇量，而是进行这样的研究有多么困难。

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所知道的单词比我们使用的要多。1923年，词典编纂者麦肯奈特（G. H. McKnight）进行了一项词汇使用方面的研究。他发现，英语当中有43个词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用词的一半，而其中的9个单词占有所有英语书面文章全部用词的1/4，这9个词是：and、be、have、it、of、the、to、will和you。

令人崩溃的词义

由于词典讲究精简，所以很多时候词典给出的定义并不能很好地表达一个词的细微差别。艾奇逊就认为rank（臭气熏天的）和 rancid（令人作呕的）的基本意思是差不多的，但是从理论上，我们却不能说eating rank butter（吃臭气熏天的黄油）和 wearing rancid socks（穿令人作呕的袜子）。词典里对于tall和 high的解释很相似，但是词典没有办法解释只有tall可以用来形容人的身高，而high只可以用来形容建筑物的高度。

考虑词典解释词义的局限，如果一个外国人来到家里，夸赞我们的孩子是an abnormal child（其实是说这个孩子不正常），夸赞太太的烹饪技术是exceedingly odorous（其实是味道不对劲），你的某次演讲真的是laughable（其实是可笑的意思），我们也应该要原谅他，其实他也没别的意思，按字典的解释，只想表达赞美之意罢了。

实际上，英语词汇的真实含义常常不能只是通过词典来了解。1985年，伯明翰大学的英语系通过电脑对英语的用法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英语单词在实际生活中的用法往往和词典里的解释大相径庭。比如keep这个词，词典里的解释是保留的意思，但是在实际使用时，很多时候它是继续或者持续的意思，比如keep cool（保持冷静）、keep smiling（保持微笑）。

see这个单词用来表示看的时候其实不多，大部分时候， see表示的是明白的意思，比如I see what you mean（我明白你的意思）。give这个词就更有意思了，引用专家的话说， give这个词更多是起到一个辅助和铺垫的作用，比如give it a look（看了一眼）、give a report（作报告）等。

简而言之，词典的解释只包含了英语词汇的部分用法，但是实际用时意义总是要比词典的解释更多。词典编纂者艾顿（J. Ayton）说：“即使世界上最大的语料库也无法和我们大脑对词义的了解相比。”

英语一直在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常常让人目不暇接。20世纪初，英语单词以每年1000的速度增长。现在，据《纽约时报》报道，1989年英语单词的增长量已经达到每年15000~20000个。1987年，当兰登书屋发行重达5.5千克的《牛津英语大词典》（第二版未删节版）时，加入了5万个21年前根本不存在的单词以及7.5万个增加了新含意的词条，另外，在其初版收录的315000个单词中，有210000个词条进行了修订。

短短的20年间，词典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词典里新收录了诸如： preppy（预备学校的学生）、quark（夸克）、flexitime（弹性工作时间）、chairperson（主席）、sunblocker（防晒霜）等，还有在1966年前不存在的或者很少听闻的食物名，比如toufu（豆腐）、piña colada（凤梨奶霜）、chapati（印度烤饼）、sushi（寿司）以及 crêpes（烤薄饼）等。

未删节版的词典自有其严格和不容改变的权威性，好像词语一旦被收录其中，就一了百了了。遗憾的是，该词典在出版的那一刻，就必须面对过时的宿命。约翰逊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写道：“没有一本收录现存语言的词典是完美无瑕的，因为在词典发行之际，就会有新词开始出现，而一些旧有的词要退出人们的视线。”不过，尽管如此，词典还是要继续编写下去。

讲英语的国家发行的词典堪称世界上最好的词典，不过，很奇怪的一点是编纂词典没有成为一个正式的产业。17世纪黎塞留主教创建了法兰西学院之后，词典的编纂变成了非常严谨和重要的工作。然而，早期的英语词典几乎都是由个人而非一个庞大的专家组来编写完成的。人们似乎意识到了英语这种语言混合有丰富外来语、对独树一帜的特质，所以编纂词典的人也必须兼具这种气质。这种语言和编纂者的吻合极好地体现在了最伟大的词典编纂家约翰逊的身上。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是个奇怪的天才。他一眼失明、身材肥胖、中途辍学、举止粗鲁不堪。当一位名叫多兹利（Robert Dodsley）的出版商要与他签订一份编纂词典的合同时，约翰逊还是一个身居贫困乡间的无名小辈。

约翰逊编纂的词典并非第一部英语词典。从1640年考德里的《按字母顺序编排的词汇表》到约翰逊受命的这150年间，至少有12本颇受欢迎的词典问世。问题是其中很多词典都不够专业，或者规模太小，比如考德里的《词汇表》仅收录了3000个单词，页数还不到100页。很多词典基本没有什么学术权威可言。考德里的《词汇表》虽然号称是英语的第一部词典，但是编写过程非常粗糙，比如aberration（脱离常轨）这个词就被定义了两次，还有些词则没有按照字母顺序排列。

第一本完整版英语词典的编纂者是贝利（Nathaniel Bailey）。他编撰的《普遍词源词典》（Universal Etymological Dictionary）于1721年出版，比约翰逊的巨著早了34年，其中收录的词也更多。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记住的只有约翰逊所编的词典呢？这个问题可能要比你想象的还难回答。

英国文学史上的大师之作

约翰逊的词典有很多缺点，这与他自身错误地拼写英语单词有关系。比如，以下单词的画线部分的发音相同，但是拼写却不同。

● deceit/receipt

● deign/disdain

● hark/hearken

● convey/inveigh

● moveable/immoveable

约翰逊犯的错误还有很多，比如downhil这个词，明明应该有两个l，他却只写了一个，而uphill又写了两个l。install有两个l，但是reinstal却只有一个l。fancy和phantom中的画线部分同音，但是拼写却变了。很多时候，约翰逊也意识到了这些不一致的现象，但是他认为，上述用法都已经深入人心、很难改变了。他在编写过程中也试图让某些单词的拼写更为合理，比如flower和 flour、 metal和 mettle，但这类词的拼写已经固定下来。基本上，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忠实地记录人们的习惯用法，而不是一个权威的纠错者。约翰逊的这种态度和10年后法兰西学院编词典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后者的词典中，有1/4的法语单词被重新修订。

约翰逊的学识也存在缺憾。他个人较偏好撒克逊语，认为music、critic和prosaic这些词都来自撒克逊语，并将这些词词尾的c写成了k，但是实际上，以上三个词都来自拉丁语。在词典中，约翰逊还大加宣扬自己的个人观点，把patron定义为支持傲慢态度，却被奉承讨好的人。oats的本意为燕麦，他却定义为英国马匹和苏格兰居民赖以生存的谷物。

他的词源学知识被认为是荒唐可笑的，而他的校对又实在是粗心大意。garret被他定义为屋子里最高一层的房间， cockloft则定义为在garret之上的房间。其实，这两个单词的意思基本一样，都是阁楼的意思。还有leeward是背风的意思，windward是迎着风的意思，它们的意思可谓南辕北辙，但是，在约翰逊的词典里其意思却是一样的。

约翰逊时代的人写作流于浮夸，而约翰逊本人则习惯写出一些非常精简的句子，但是有时，他那精简的句子实在是让人不知所云。我敢打赌，无论是哪个时代的人，都弄不懂他的这句话：

The proverbial oracles of our parsimonious ancestors have informed us, that the fatal waste of our fortune is by small expenses, by the profusion of sums too little singly to alarm our caution, and which we never suffer ourselves to consider together.

我们的祖先奉行节俭，他们告诫我们如果不杜绝一点一滴的浪费，我们的家产就会有耗尽的一天。由于我们感觉不到每天点滴的浪费，因此失去戒心，对此我们永远不能从中吸取教训。

画线部分表达的意思恐怕令人很难明白。不过，上句至少可以因其简练而受到称赞。有时候，约翰逊会洋洋洒洒地写上250个或者更多的单词，让人感觉像是一个熬夜太晚或者酒喝太多的人在碎碎念。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约翰逊编纂的《英语词典》（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还是于1755年出版了，并被公认为大师之作，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标志性的著作。该词典中给出的定义都简洁明了，所展现的学识也博大精深，当然并非没有错误。

想象一下，当时在约翰逊家的附近没有图书馆可以查询资料，也没有充沛的资金支持（出版商只不过是付了一笔1575英镑的资金，而一年后这笔钱不到200英镑，这其中还要扣除助理的酬劳），约翰逊却最终在一间位于狭隘街边（fleet street）的小小阁楼上（garret），编出了一本包含43000个单词的词典，而且引用了超过114000条文学领域的句子。所以，他偶尔在书里犯些错误，并放任自己写些讽刺的话完全是情有可原的。

约翰逊在短短9年里，做到了法兰西学院40名成员在40年内都没有做到的事情。他的词典体现了英语庄严的一面，并且赋予这种语言本该有的尊严。他所完成的是一项意义非凡的任务，他赢得的一切名誉都理所应当。

不过，约翰逊的这次壮举很快就被一位来自康乃迪克州的教师兼律师给超越了。韦伯斯特（Noah Webster, 1758-1843）是个严格、认真、虔诚、自律甚至是毫无幽默感的人，即使是他的同类也很难喜欢他。虽然韦氏不过是一个乡间教师，律师当得也不怎么样，但是这个个子矮小、脸色苍白的家伙却自鸣得意、自吹自擂。（他坚持认为自己比富兰克林更优秀，因为他毕业于耶鲁大学，而富兰克林是自学成才。）

约翰逊在业余时间里喜欢和一大群学者们喝酒聊天，而韦氏则是个毫无魅力可言的独行者。他批评每一个人，自己却不介意剽窃他人之物。他最大的一次剽窃就是剽窃了英国人迪尔沃思（Thomas Dilworth）所著的一本讲字母拼写的书。对于此事，美国评论家孟肯有段令人叫绝的描述：“韦氏充分认同这本书的优点，并决定加以模仿，最终甚至到了全文照搬的地步。”

韦氏夸耀自己在词典里造了很多新词，比如demoralize（使道德败坏）、appreciation（欣赏）、accompaniment（伴随物）、ascertainable（可确定的）以及expenditure（消费）等，而实际上，这些词早就在英语中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了。他还乐于夸耀自己的学识，即便不懂装懂。

他宣称自己精通23种语言，包括拉丁语、希腊语、日耳曼语系的所有语言、盎格鲁-撒克逊语、波斯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古叙利亚语等。对此，派尔斯（Thomas Pyles）揭发道：“韦氏对德语的知识连一个大一的学生都感到不耻。”他对于其他语言的了解也同样少得可怜。根据雷尔德所说，韦氏对盎格鲁-撒克逊语的了解比约翰逊还少，但是，约翰逊从未宣称自己是盎格鲁-撒克逊语的专家。派尔斯还对韦氏写的《英语专题论文》（Dissertations on the English Language）评论如下：“这是一本很有趣的大杂烩，书中说的都是些很有道理的语言常识，但也是毫无用处的废话。”要找到一个说韦氏好的人还真不容易。

韦氏的第一部著作《英语文法通鉴》（A Grammatical Institut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一共三册：语法册、读本以及拼写册。这三本书在1783年至1785年间发行，当时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直到1788年出版的《美语拼写书》（The American Spelling Book）才逐渐受到重视。

这本书后来改名成《基础拼写书》（Elementary Spelling Book），并多次再版，销售的数量之多让历史学家们都难以计算。不过，从1788年到1829年间，该书再版达300次是毫无疑问的，而到了19世纪末，本书的销售量累计达到6000万册，有的统计数字甚至是1亿册。无论怎样，除了《圣经》之外，韦氏的这本书堪称是美国历史上销量最高的书。

美式英语的拼写功臣

一般人通常认为韦氏改变了美语单词的拼写，但是，不为人知的是，其实他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有时，他支持拼写来个彻底的改头换面，认为拼写要和发音吻合，所以推崇下列单词要这样拼写：soop（soup）、bred（bread）、wimmen（women）、groop（group）、definit（definite）、fether（feather）、fugitiv（fugitive）、tuf（tough）、thum（thumb）、hed（head）、bilt（built）、tung（tongue）等。但是有时候，他又会极力捍卫传统拼写方法，抨击那些把colour和 humour中的u丢掉的人。

韦氏让人铭记的一部重要作品是《美式英语词典》（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在这部巨著的前言里，他这样写道：“希望美国和英国在拼写和语法上的相同部分能永远保持。”

1806年韦氏出版了《英语简明词典》（Compendiou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以及后来的修订版。他坚持了很多拼写方式，但是他的忠实读者根本孰视无睹。就好像人们对于一个有口吃或者抽搐的人会置之不理一样，人们照常写group、crowd、madicine和phantom，而不是groop、croud、medicin和fantom。类似这样的词还有好几百个。

韦氏努力想建立的改变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因为当时美国人乐于把theatre和 centre中的re变成er，而这是英式的拼写方式。但是，《韦氏词典》中也会前后不一致，其中acre、 glamour就留着英式拼写的痕迹，且保存至今；而有些则被读者自动改回了原貌（比如frolick和wimmen）。

韦氏所持的其他语言观点也未必有多大的益处。比如，他坚持要把traveller和 jeweller这些词中去掉一个 l，虽然这种提法并非没有道理，但是也造成了美国人在碰到以l作为词尾的单词时，不知道是写excelling还是写 exceling，是写fulfilled还是写 fulfiled。

美国人喜欢把铝的英文单词拼成aluminum，而不是aluminium，这也要归功于韦氏。虽然这样修改，这个词简短了一些，但却失去了与其他化学元素的一致性，比如potassium（钾）、radium（礵）等。

不过大体来说，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的拼写差异在韦氏晚年时期就普遍存在，而且即使没有他，事情也会朝着这个方向演变。

就发音方面来看，美国人发schedule和 lieutenant的音跟英国人不同，这还要归功于韦氏。但是他有时候会提倡一些奇特的拼写方式，也会提倡许多非正规的发音，比如把deaf念成 deef，把nature念成 nater，把heard念成 heerd，把beauty念成 booty，把volume念成 voloom等。类似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清（在此我忍不住想插一句，有些真是太可笑了），他坚持要求Greenwich（格林威治）和Thames（泰晤士河）的发音与拼写一致，还有quality和 quantity中的 a要发短元音［æ］，像hat里的a；而advance、clasp和grant里a则张大口念 ah，如同英国南方人的发言。让人惊讶的是他接受了一些不合语法的用语，比如it is me、we was、them horses等。如果有人太当真的话就真成问题了，但事实是多半没有人理会。

尽管如此，韦氏编纂的词典依然是他那个时代收录最完整的词典，共收入了7万个单词。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约翰逊所编词典中单词收录量。不仅如此，《韦氏词典》中对单词的定义之清晰和简洁也是值得学习的。总之，《韦氏词典》确实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韦氏词典》 让我们看到它的编纂者是一位满腔热情的爱国者，他相信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一样好。想想韦氏不知疲倦地工作，出版了数不清的书籍，写了大量的短文，还不时地修订自己的拼写书和词典。偶尔，韦氏还会给国会议员写去语重心长的信，谈及政治，还向总统先生进谏等。他也会带领教堂唱诗班，对公众发表演说，协助成立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等。

韦氏甚至还出版了一本净化的《圣经》，其中俄南（Onan）不再浪费精子（spill his seed），而只是放弃了他的企图（frustrates his purpose）。男人不是有睾丸而是有“奇怪的伙计”；女人不再有子宫或者是任何明显提及促成生育生产之器官。

韦氏和约翰逊一样，是一名词典编纂者，而不是一名商人。韦氏没有坚持要收版税，而是把版权一次性卖出，因此，他的辛苦付出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韦氏1843年逝世，两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生意人，也就是梅里亚姆弟兄（Charles and George Merriam），买下了韦氏所有词典的版权，并雇用了他的女婿古德里奇（Chauncey Goodrich，一个听起来非常喜庆的姓）重编了词典，删去了那些荒谬的拼写和牵强的词形变化。这就成了第一版《梅里亚-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该词典于1847年一经问世便大获成功，几乎家家户户都备有一本。让人觉得讽刺的是，一本主要归功于韦氏的书，现在已经不完全是他的精神体现了，而且书中也摒弃了很多当年他奉为圭臬的原则。

史上最有雄心的英语大词典

1884年2月初，一本名为《新英语历史词典》（The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的薄词典在英国出版。该词典仅收录了从a到ant之间的所有英语单词（淫秽词除外），售价高达12先令6便士。这就是文学史上最伟大、最具雄心的《牛津英语大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第一册（全套12册）。

《牛津英语大词典》的雄心是要收录自1150年来英语中使用过的所有单词，而且要追溯每个单词的意义、拼写及用法上的变迁。每一个单词至少要配有其在不同世纪的使用方法，以及标出意思上的细微改变。为了做到这点，编者们几乎读遍了过去7个半世纪以来他们能搜集到的每一部重要的英国文学作品。

被赋予此重任的人是默里（J. A.Henry Murray，1837-1915）。他生自苏格兰，曾任银行职员、学校教师等工作，同时也是位自学成才的语言学家。但默里似乎不是担任这项艰巨使命的理想人选。他的样貌有些像不列颠的怪人，留着长长的白胡须，喜欢穿一袭黑色家居服、头戴学位帽让人拍照。他有11个孩子，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一学会说英语字母就开始加入到无休无止的查找工作中。他们帮助父亲过滤、筛选数百万张记录着7个多世纪以来的与英语相关的信息，然后，再按照字母顺序加以排列。

这项工作如此繁重，让人不禁怀疑默里是否知道自己在承担一项怎样的任务。事实证明，他好像确实对这点不是很清楚。他以为完成这项工作至多只需花上12年，词典将有6400多页，分成6册；但实际上，这项工作历时40多年，词典页数则约是原计划的2倍多，达到了15000页。

这项工作通过几百名志愿者的协助才完成，世界各地热心人士寄来了众多的引用语。其中很多人是像默里一样是业余语言学家，并且也和默里一样有怪癖。志愿者中贡献最大的一位叫做普拉特（James Platt），他的专长是研究生僻用词。

据说此人精通一百多种语言，所以堪称他那个年代最通晓比较语言学的人，但是，他并没有著书立说。他在父亲位于伦敦的公司里工作，每天午餐时间都会从大英博物馆里借一本书（永远都是一本，绝不多借），带回家去啃读，第二天就把书还了，再借另一本。周末他就会跑到瓦平区和白教堂区的鸦片馆或码头，到处寻找那些会说冷门语言的人，向他们请教一些单词的意义。普拉特总共提供了数千条词汇的历史变迁故事。

不过，比普拉特贡献更大的是一位客居他乡、名为迈纳（W.C.Minor）的美国医生。迈纳医生饱读诗书，拥有私人图书馆，他为《牛津英语大词典》提供了数万条词汇的语源和历史。当默里邀请他参加志愿者聚会时，却意外地发现，迈纳医生被关进了一家获罪人员的精神病院，因其丧失自控能力，所以无法前去参加聚会。迈纳在美国内战期间有一次中暑的经历，之后便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总觉得有爱尔兰人在追杀他。于是他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一段时间后病愈出院。

接着，1871年，迈纳造访英国，有天晚上他走在伦敦街头，无端地，妄想症又发作了，他当时掏枪击毙了走在他身后的一位无辜的陌生人。尽管如此，妄想症却并不影响他的学识。一年之内，迈纳就在精神病院的图书馆里建立了自己的私人图书馆，并为《牛津英语大词典》提供了12000条引文。

默里在长达36年的时间里孜孜不倦地为词典的编纂工作忙碌着，从1879年到1915年逝世。他在1908年被受封为爵士。当他过世时，词典的编写已经进展到了字母u，而余下的工作花了他助手13年的时间，直到1928年，《牛津英语大词典》的最后一册才得以完成，单词内容从wise到 Wyzen。出于某种原因，本应该在w后面的x、y、z三册在此之前就出版了。

5年后，整套词典经过修正和新增后再版发行，名字就是现在大家共知的《牛津英语大词典》。该套词典全册15487页，包含414825个词条，配有1827306条引文（这些引文选自600万条收集的引文），字数达到4400万字。这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学术著作。

《牛津英语大词典》的出版再一次印证了一种现象，这一现象在数十年前《韦氏词典》出炉时已经显现，那就是，虽然人们对于词典怀着敬畏之心，但只要其中的用法和他们的使用习惯不符，他们仍会我行我素，把词典的教诲抛诸脑后。比如，《牛津英语大词典》始终坚持类似characterize和 itemize的词以 ize结尾，但是在英国，除了在《泰晤士报》会不时看到这种用法之外，其他的地方一律把这些词以ise结尾。不过这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好处，比如这样就可以和advertise、merchandise、surprise这样的词保持一致了。而美式英语中就会出现拼写不一致的问题。

《牛津英语大词典》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怪癖，就是坚持把莎士比亚拼写成Shakespere而不是 Shakespeare。词典里还长篇累牍地解释为什么，不过最后还是不得不加了一句，“莎士比亚最普遍的拼写是Shakespeare”（对此我们不妨再补充一句，那确实是）。

1989年春天，《牛津英语大词典》发行了第二版，并对内容作了一些修正，包括用国际音标（IPA）取代了默里本人创造的奇怪音标系统。除了原来就有的12册，1972年到1989年间又出版了四大册增订本。目前最新的一版已经增加到20多册，仅解释部分用词就近6000万字，据统计，需要敲击键盘达3.5亿次（相当于全世界说英语的人每人敲击一次键盘）。由于《牛津英语大词典》的问世，英语这门语言的历史变得格外清晰，这是其他语言所无法比拟的。

11 英语很无辜，美语很无奈

在英国，homely 是一个褒义词，表示朴实无华，但是在美语中则是形容丑陋的婉语。在英国，upstairs是指第一层楼，但是在美语中指第二层。

第一批抵达美国的清教徒恰逢英语发展史上最令人兴奋的时期。当时，英语增加了12000个新词，几乎每一个人类活动的领域都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英语语言的结构也随之发生着重大的改变。1620年，104名清教徒从普利茅斯（Plymouth）出航，到达美国。他们也是第一批在动词后面加s的人，比如他们说has，而不是hath；说runs，而不是runneth。还有，thee和 thou作为人称代词形式渐渐被人们废弃。假设这些清教徒早25年来到美国，那么那些古老的用词就很有可能会被保留下来，如同gotten被保留至今一样。

抵达美国的移民需要造出新的词语来描述他们居住的新世界。这种必要性随着他们移居到内陆地区而显得更为突出。其中一个造词方法就是从原住民或者在当地探险的人那里借用词语。从荷兰语中，英语衍变出了landscape（景色）、cookie（曲奇饼干）、caboose（舱面厨房）等词汇。Yankee（美国佬）这个词也是从荷兰名字Jan Kees那儿得来的。据说这个名字是当时的人们临时称呼在美国的荷兰人的，就相当于用John Bull来称呼英国人，不过这一说法的史料甚少。

另外，新移民也会借用印第安人的用语，不过这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才能消化，因为印第安语，尤其是东部印第安语，说起来是非常拗口、复杂的。

朵涵在她的《我们的词》一书中探讨了美式英语的兴起。书中提到最早有一个人把《圣经》翻译成伊洛魁印第安语（Iroquoian），仅仅是“我们的问题”（our question）这么简单的一个词汇，用印第安语说却是“kummogkodonattootummooetiteaonganunnonash”。在马萨诸塞州有一个湖泊，印第安人把它命名为“Chargoggagomanchaugagochaubunagungamaug”。据说这个湖的名字翻译过来的意思大概是：你在那边钓鱼，我在这边钓鱼，我们都不在中间钓鱼。可以想象，如果英语要从印第安语借词，那么肯定得经过缩短和修改。

hickory（山胡桃）是一种植物，听起来很像英语，但是却来自印第安语，是从pawcohiccora这个词缩减而来的； raccoon（浣熊）则来自raugraoughcun；squash（压扁）这个词来自isquonterquashes；hooch（烈酒）源自hoochinoo，这是一个有悠久酿酒史的印第安部落的名字。

印第安语拼写混乱，比如：Chippewa和Ojibway这两个名称指的是同一个部落，之所以拼写方式不同，是因为经过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翻译所致。还有一些词，也是经过多次变迁，才固定成今天的样子，比如 Manhattan（曼哈顿）这个词，之前分别被写为：Manhates、Manthanes、Manhatones、Manhatesen和Manhattae等六七种形式。就连很短的Iowa（艾奥瓦州），也曾有64种其他的拼写形式。

尽管印第安语的词汇又长又难，美国仍然有半数以上的州名，以及数千条河流、湖泊和市镇的名称来自印第安语。不过，日常生活方面的名称中只有30~40个来自印第安语，比如canoe（独木舟）、raccoon（浣熊）、hammock（吊床）和tobacco（烟草）。

相比之下，美国人从早期的西班牙人那里借来了500多个单词。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些词当中，有些词也是西班牙人从印第安人那里借来的。比如rodeo（马术比赛）、bronco（野马）、buffalo（水牛）、avocado（鳄梨）、mustang（野马）、burro（驴子）、fiesta（庆祝）、coyote（土狼）、mesquite（豆科灌木）、canyon（峡谷）和buckaroo（牛仔）等。buckaroo这个词直接来自西班牙语的 vaquero（牛仔），所以原来这个词的重音是在第二个音节上。

还有些英语单词来自墨西哥，而不是西班牙，因为西班牙语里没有这些词，比如stampede（逃窜）、hoosegow（监狱）、cafeteria（自助餐厅）等。hoosegow和 jug这两个词都来自墨西哥-西班牙语的juzgado，这个单词的拼写和发音有很大的差别，但听起来就像hoosegow这个音。有时，发音要赶上拼写还需要一段时间。rancher（牧场经营者）来自西班牙语rancho，最初这个词的发音有些像墨西哥语，所以听起来像ranker。

美国新移民也从法语中借来了大量的词语，但凡是印第安人的部落名、领土、河流和其他地理名称，都留下了法语的痕迹，而转化成英语后，有的名字仍保留了原来的发音，比如Sioux（苏族人）、Mackinac（麦基诺）等；有些则转换成英语的发音，比如Illinois（伊利诺伊州）、Detroit（底特律）、Des Plaines（德斯普兰斯）和Beloit（毕洛伊特）等。

他们也会借用法语其他方面的词汇，不过会进行一番加工，使这些词看起来就是英语单词，比如gaufre（发育的）变成了gopher（地鼠），chaudire变成了 chowder（海鲜杂烩浓汤）。其他来自法语的单词还有prairie（大草原）和dime（一角硬币）等。

dollar和$从哪来

有时，一个词进入英语的途径可谓是相当曲折。dollar（美元）这个词是Joachimsthaler这个词的讹传。这个词是16世纪位于德国小镇一个叫Joachimsthal的地方的银矿名称。英语中这个词的首次使用记录可以追溯到1553年，当时的拼写是daler。

200年间，英国人用这个词来表示各种大陆货币。dollar这个词的初次使用是在178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杰斐逊在《美国货币单位备忘录》（Notes on a Money Unit for the United States）中，坚决主张使用dollar作为国家货币单位，因为这个词是知名货币的单位，西班牙人就曾用这个词，而它也是人民最熟悉的。

虽然文字记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是既然已被大家如此悉知，那么dollar这个词可能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无论如何， dollar这个词就如杰斐逊所倡导的那样，最终成为了美国的货币名称。不过，第一批美元直到1794年才被印制出来。

现在，我们知道dollar是怎么来的了，那么美元的标志$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据马里奥的说法，最合理的解释是它代表西班牙比索（pesos）的第一个字母叠放在最后一个字母之上。这是个很吸引人的说法，但是明显有问题，因为p和s叠起来怎么看也不像$。

再来看看America这个词是如何得来的吧。America来自Americus Vespucius，也就是阿梅里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1454-1512）的英文名字，这是一位不大出名的意大利航海家名字的拉丁语写法。

他曾4次抵达美洲大陆，但是却没有一次发现北美洲。当时有个地图绘制者，以为韦斯普奇发现的是整个美洲大陆，于是他如实地将他的名字绘制在了地图上，即亚美利加（根据阿梅里戈而来）。后来，被证明这是个错误，而这个名字已经根植在人们的心里了。韦斯普奇本人曾经希望将这个大陆命名为Mundus Novus，意思是新世界。

除了上面提到的借词，美国新移民也创造了几百个新词。他们造词的模式基本就是将两个已经存在的词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新词，比如bullfrog（牛蛙）、eggplant（茄子）、grasshopper（蚱蜢）、rattlesnake（响尾蛇）、mockingbird（仿生鸟）、catfish（鲶鱼）等。

有时候，曾经的旧词也会用上，不过表达的是新世界中类似的事物，比如beech（山毛榉）、walnut（胡桃树）、laurel（月桂树）、partridge（鹧鸪）、robin（知更鸟）、oriole（黄鹂）、hemlock（铁杉）以及 pond（池塘）等。不过同样的词，在两个大陆中描述的却是不同的东西。

移居西部的拓荒者不仅要找到词来描述新的地貌特征，比如mesa（方山）、butte（孤山）、bluff（峭壁），而且还要想出特别的词来形容拓荒者的那种充满激情、活力、矫健、拼命的生活态度。这类词语，说得委婉一点，是非常具有色彩的，而且大部分词语都保留至今。比如hornswoggle（骗）、cattywampus（邪恶的）、rambunctious（粗暴的）、absquatulate（逃走）、to move like greased lightning（快如闪电）、to kick the bucket（一命归西）、to be in cahoots with（与人同谋）、to root hog or die（要么拼命、要么等死）。不过，也有一些词被人渐渐遗忘了，比如monstracious、teetotaciously和helliferocious等。

O. K.的正确拼法及起源

在所有产生自新世界的词当中，最能代表美国精髓的恐怕要数O.K.了。先不说这个词对于国际社会的交流所作出的贡献，仅从文字的角度来说，这个词功能太强大了。它可以当形容词：Lunch was ok.（午餐还可以）；可以当动词：

Can you ok this for me?（你能帮我搞定这个吗）；可以当名词：I need your ok on this.（我需要你的同意）；可以当感叹词：Ok, I hear you.（好，我能听到）；可以当副词：We did ok.（我们表现得还行）。

O.K.也能表达很多情感：可以是很随意的赞同，比如Shall we go？（我们走吗）——O.K.（好的）；也可以表达很高的兴致，比如O.K.！（好极了）；还有勉强的回答，比如The party was O.K.（晚会还凑合吧）；另外，也会拿来当语气词使用，比如O.K.,can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好了，请你们注意好吗）。

O.K.这个词不仅在英语世界畅通无阻，在全世界其他的语言中也十分盛行（从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到菲律宾塔加禄语，都吸收了该词表示肯定的意思）。只是该词的拼写不太统一，有的是O.K.，有的是OK或者okey。这个词的起源不甚清楚，从该词被使用以来就引发了人们热烈的讨论。关于它的起源，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1.它来自某人或者某物的名字首字母缩写。比如有一个叫Old Keokuk的塞克印第安族酋长；或者一名叫Obadiah Kelly的船运代理商；还有来自范布伦总统的绰号Old Kinderhook；也有的人认为是来自19世纪流行的一种叫Orrins-Kendall的饼干。这种说法的落脚点最终都是说这些名字的缩写一开始被印在或潦草地写在文件或者板条箱上，后来就逐渐成为了品质或者可信的代名词。

2.它来自英国或某国的方言，或者从地名改编而来，比如芬兰语的oikea、海地语的Aux Cayes（这是一种广受好评的兰姆酒品牌），或者是印第安克图语的okeh。威尔逊总统显然非常喜欢这个印第安克图语，所以，他坚持把OK拼为okeh。

3.它是oll korrect的缩写。据说这是美国第七任总统，识字不多的杰克逊总统所使用的拼写。

上面三种假设中的第三个假设看起来比较不靠谱，但是却很有可能是正确答案。不过要把这套理论当中关于杰克逊总统的部分去掉，并加上一些说明才能让人信服。哥伦比亚大学的里德（Allen.W.Read）教授花了多年的时间探究O.K.

的历史，他发现1838年的波士顿和纽约流行一种文字游戏，当时的年轻人流行把一些表达写成缩写形式，比如把oll wright=all right写成O.W.、把oll korrect=all correct写成O.K.，以及把know yuse=no use写成K.Y.等。

O.K.第一次出现在出版物上，是在1839年的3月23日发行的《波士顿早报》上。不过，仅此一次并无法保证这个词的流行程度。碰巧的是在1840年范布伦竞选总统连任后，由于他出生在纽约州北部的胡克镇（Kinderhook），因此便以Old Kinderhook这个绰号而闻名。当时他的竞选团队被命名为民主O.K.党（Democratic O.K.Club）。就这样，这个词成为了贯穿整个竞选团队的团结口号，而且迅速在美国流行起来。这对于范布伦也许是一点安慰，因为他在此次竞选中败给了哈里森，而哈里森也同样有句响亮的口号：Tippecanoe and Tyler Too（选蒂帕卡努战役的英雄，也选泰勒）。

新移民们在登上美洲大陆第一天起就开始使用新词，不过，他们什么时候开始采用独特的美式发音却是个谜。没有人能说得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腔调，或者是怎样演变的。

早在1791年，拉姆齐（David Ramsay）博士作为美国第一位历史学家，在他的《美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中提到，美国人使用的语言具有纯净的特质。对此，拉姆齐归因于来自英国各地的人们来到美国后均抛弃了各自的方言和特殊的用语习惯，只保留了那些对所有人都适用的、基本的语言部分。

不过，以上解释并不意味着他们说的英语跟今天的美国人说的一样。伯奇菲尔德指出，华盛顿总统的口音和英国首相诺斯勋爵一样，充满了英国味儿。不过，诺斯勋爵的口音可能要比其他任何一位英国首相更美国化。比如，诺斯读necessary时，很可能会把整个词的音都发出来，他也会像美国人那样读path和 bath，会把cart和 horse中的r音发得很饱满。还有，他在用词方面也倾向于美国化，一些词当时在英国已经很少使用了，然而在美国还在继续使用。

在英美战场上的两国士兵也是一样，就像伯奇菲尔德说的，他们使用的语言也基本一致，除了一些极其细微的差别。英美战场的士兵说join和 poison可能和我们今天说的不太一样，听起来更像jine和 pison。他们说speak和 tea时听起来像 spake和 tay， certain和 merchant听起来像sartin和 marchant。

有一种经常被提到的说法，即认为在美国独立战争快结束时，美国人对英国人的敌意已经强烈到让美国人想说另一种语言的地步。这种说法被多次提到，甚至连知名学者奎尔克在他的《英语的用法》（The Use of English）中也提到过。尽管如此，这种说法实在是缺乏依据。可能的确有人提出过这种建议，但是事到如今，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了。

我们所知道的是，即使是有这样的提议，也没引发广泛的讨论，这实在是一件很蹊跷的事情，而且，美国的建国元老们几乎从不曾对美国的官方语言有过思虑，在宪法中也完全没有提及，好像英语理所应当是美国的官方语言一样。所以，结论是，即使有人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也没有人理会。

但是的确有很多美国人，包括杰斐逊和韦氏都认为美语终将演变成和英语差距较大的一种语言。富兰克林看到他的故乡宾州居住着越来越多的德国移民，非常担心有一天美国会分裂成各种语言不同的区域。但是，这些担忧都没有成为事实，这值得我们探究背后的原因。

1840年前，美国每年接受不超过两万移民，主要是来自非洲的奴隶和不列颠群岛的英国人。从1670年到1840年，移民总数不超过100万。然后，由于1845年爱尔兰饥荒以及其他地区爆发的政治动乱，涌入美国的移民数量急剧增加。19世纪后半期，3000万移民涌入美国，到了20世纪早期，移民数量更为惊人。在1901年到1905年移民高峰期，就有100万意大利人、100万奥匈帝国人以及50万俄罗斯人移居美国，还有数万名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

到20世纪初，纽约说德语的人的数量只比维也纳和柏林的少，说爱尔兰语的人数仅次于都柏林，说俄语的人比乌克兰的基辅市还要多，说意大利语的人也比米兰和那不勒斯的人多。1890年，美国有800份德国报纸，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仅仅在巴尔的摩一地，就有4所小学只用德语授课。

新移民来到美国后，多半是聚集在自己同胞居住的社区里，自成一个领地。巴利特（John Russell Bartlett）说，来纽约州的奥内达郡（Oneida）之后，你能听到的可能都是威尔斯语了。在所有这些移民领地中，最有名、最持久的或许算是孟诺教派（Amish）教徒的聚居地了。他们主要居住在宾州南部的兰开斯特郡及周遭地区，他们说的方言，后来被误称为宾州荷兰语（Pennsylvania Dutch，这个名称是Deutsch的误用，Deutsch这个词其实是德文中德语的意思）。

在美国，大约有30万人仍然以宾州荷兰语作为自己的母语，而且可能约有60万人会说这种语言。这个惊人的数字与孟诺教徒不寻常的孤僻个性有关。他们中很多人至今拒绝使用汽车、拖拉机，拒绝用电和其他现代生活中常用的设备。

宾州荷兰语是一种蹩脚英语，它借用英语中的词汇，却沿用德语的语法和俗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outen the light，即熄灭灯火的意思。类似的说法还有：

Nice day, say not? / Nice day，isn't it?（好天气，不是吗？）

What's the matter of him? / What's the matter with him?（他怎么了？）

It's going to give rain. / It's going to rain.（快下雨了。）

Come in and eat yourself. / Come and have something to eat.（来吃点东西吧。）

It wonders me where it could be. / I wonder where it could be.（我就奇怪了，它会在什么地方？）

以上句子，左边的是宾州荷兰语。除了用法之外，他们的发音也会带着德国腔，比如，George会发成chorge，bridges会变成britches，told会变成tolt。很多当地人到现在都发不好v和th这两个音。visit会说成wisit，this会说成ziss。不过，有两个重点要记住：第一，宾州荷兰语是一种属于英语的方言；第二，这是由该地居民与现代文明生活极端隔绝所致。

从19世纪开始直到20世纪，美国有很多地区存在类似的孤立语言社区。比如明尼苏达州和达科他州的挪威语社区，内布拉斯加州的瑞典语社区，威斯康星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德语社区，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类似社区。

很多人认为，这些不同语言社区的存在最终会导致美国变得跟欧洲那样，被分成不同的语区，或者至少会变成存在较大差异的英语方言区。但是，这种事情最终并未发生。而且，情况似乎正好相反，美国人的语言不仅没有变得分歧化，反而更趋于一致性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人们在美洲大陆上不断地来回迁移，使永久性的地域差异很难形成，美国人早在社会学家想到社会流动性之前就喜欢社会流动了；第二，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相互融合，对语言的统一性有促进作用；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社会压力以及渴望一个共同的国家认同，促使人们使用统一的语言。

如果不能很好地融入新社会，那么就有可能成为社会之外的人。人们会给他们加上标签，鄙视他们的背景。比如，代表意大利移民的wop，来自意大利语guappo，是趾高气昂的家伙的意思。德国佬叫kraut，取自德语sauerkraut（酸菜）这个词。犹太人叫yid，因为犹太人使用意第绪语Yiddish。Dago是由西班牙语的Diego而来。kike也表示犹太人，因为很多犹太人的名字都是以ki 或者ky结尾。还有代表爱尔兰人的micks和paddlies。我们在前面曾提到外来移民的子女常常会完全融入到新社会，且根本无法再讲父母的语言了。

想听听16世纪的伦敦音吗

地理上的隔离可以使人们拒绝改变，比如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卡真人和住在东海岸群岛上的噶勒黑人。有人说，如果你想听听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英国口音，那就去阿巴拉契亚山区（Appalachia）或者欧扎克山区（Ozarks）。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仍然在说莎士比亚时代英语的孤立语区。

的确，很多我们认为“山里人”的用词，比如afeared（恐惧的）、tetchy（易怒的）、consarn it（考虑到这点）、yourn（你的）、hisn（他的）、et（吃的过去式）、sassy（莽撞的）、jined（加入）等，都反映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伦敦人的用词习惯。

不过，即使在今天波士顿、查理斯顿或者其他任何地方，我们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因为，每个美国人在说英语的时候都使用了很多莎翁时期的措辞和发音，比如gotten（得到）、fall（秋天）、bath和path中a的发音等。其实这些词和发音在英国本土已经不用了。美国山区因为地理上的隔离可能会更多地使用那些古老的词汇和发音，但是如果说他们的语言和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英语接近未免太过牵强。先不说其他的，美国大部分山区在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的100年甚至更久就已经无人居住了。

评论家孟肯发现了人们会那样想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早期一位叫做埃利斯（A.J.Ellis）的语言权威。孟肯最后断然总结说：“埃利斯对于英国人移民到美国的那段历史根本不懂，而且自行把一种根本不存在的文化隔离感附加在新移民的身上。”话虽如此，我们还是很容易在其他书里或者其他地方看到或听到类似的言论。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要不是美国人善加保存，有十几个词肯定已经从英语中消失了。最著名的被保留下来的单词应该是gotten，英国人认为美国人保留这个词很能体现美国人的特性。因为英国人根本不再使用gotten，所以他们甚至要求美国人解释一下got和gotten之间的区别。其实英国人曾经也用gotten，而且forgot和 forgotten的变位使用也仍旧被人接受。在英国的一两个短语中还保留着gotten，比如ill-gotten gains（不正当获得的利益）。

sick这个词在英国也经历了很多变迁，但是在美国却相对稳定。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这部戏中写下的“He is very sick, and would be bed”（他病得很重，就要上床了）。上句话中sick的用法和现在美国人使用的一样，但是这个词在英国更多地表示让人恶心的意思。即便如此，其原意还是被广泛地保留在下列英国短语中：sick bay（船舱里的病房）、sick note（病假条）、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悲伤或者快乐）、to be off sick（休病假）、sickbed（病床）、homesick（思乡病）、lovesick（相思病）等。还有，英国人用ill（受伤）的时候，通常美国人说injured（受伤）。英国的报纸描述火车相撞时，这样写道：seriously ill in hospital（受伤很重，住进了医院）。

还有一些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被普遍使用，但是现在已经消失的词，比如fall的同义词autumn（秋天）、angry的同义词mad（生气的）、progress的动词形式、platter（大盘子）、assignment（任务）、deck of card（一叠卡片）、slim（小的）、mean（吝啬的）、trash（垃圾）、hog（猪）、maythem（故意伤害罪）、magnetic（磁的）、chore（琐事）、shillet（煎锅）、ragamuffin（流浪儿）、homespun（手织的）以及I guess（我猜）等用法。上面提到的词很多都被英国人重新使用，所以，当他们知道这些词一度被废弃不用时都感到无比震惊。

在20世纪《牛津英语大词典》中，maybe被解释为“过时的或方言的”。quit表示辞职的意思也已在英国消失。leaf through a book（匆匆翻阅书籍）的用法在1613年首次记录于英国，之后被废弃，但是后来又从美国重新引入该词的用法。frame-up（诬陷）这个词也一样，1901年出版的《牛津英语大词典》把它列为被废弃的词，不过，不久之后，这个词却出现在上千部有关帮派争斗的影片中，又重新回到了英国。

从美国输入到英国的词汇

英国也从美语中引入了很多从未出现的词，但是这些词也很自然地进入了英国人的日常生活。

下面我仅列出其中的一小部分：commuter（上下班的人）、bedrock（岩床）、snag（迅速抓住）、striptease（脱衣舞）、cold spell（寒冷期）、gimmick（噱头）、baby-sitter（临时保姆）、lengthy（长的）、sag（下垂）、soggy（潮湿的）、teenager（青少年）、telephone、typewriter、radio、to cut no ice（无效）、to butt in（管闲事）、to sidetrack（转变话题）、hangover（宿醉）、to make good （成功）、fudge（胡言乱语）、publicity（宣传）、joyride（乘车兜风）、bucket shop（投机商户）、blizzard（暴风雪）、stunt（绝技）、law-abiding（守法的）、department store、notify（通知）、advocate（提倡动词）、currency（货币）、to park、 to rattle（喋喋不休）、hindsight（后见之明）、beeline（最短路线）、raincoat、scrawny（骨瘦如柴的）、take a backseat（保持低调）、cloudburst（瓢泼大雨）、grave-yard（墓地）、know-how（技术）、to register（酒店登记）、to shut down（关闭）、to fill the bill（符合要求）、to hold down（抱有）、to hold up（抢劫）、to bank on（指望）、to stay put（留在原地）、to be stung（被骗）、stiff upper lip（咬紧牙关）。

还有roundabout这个词，在英国表示环形交通枢纽，其实这个词来自美国。具体说，这个词是由一个旅居英国的美国人史密斯（L.P.Smith）发明的。此人也是20世纪20年代BBC英语口语顾问委员会（BBC Advisory Committee on Spoken English）的成员。这个高高在上的委员会就是为BBC解决发音、用法以及用词的问题。史密斯在启用roundabout 这个词之前，环形交通枢纽已经被叫做gyratory circuses了。

不过，这种词语间的交流绝不是单向的。英国除了一开始赋予了美国数千个词以外，第一批新世界的英国移民也贡献了很多词，比如smog（烟雾）、weekend（周末）、gadget（小配件）、miniskirt（迷你裙）、radar（雷达）、brain drain（人才外流）以及表示同性恋的gay。即便如此，在上两个世纪中大量的交流是从西向东流动的。

不过，好像美国人并未因此获得英国人的感谢。几乎从殖民时期开始，英国就存在这样一种看法，一个词只要是从美国传过来的就是低人一等的。比如，英国诗人柯立芝就曾经对talented发起攻击，说它是个肮脏而野蛮的词，并认为这类词多半来自美国。他的这种说法足以构成厌恶这些词的理由。不过，很不幸的是，talented 这个词其实是英国人自己造的，第一次使用是在1422年。

约翰逊在1769年发表其对美国人的看法，便可见端倪：“一个囚犯组成的种族，无论如何都应该感谢我们没有对他们施以绞刑。”曾经有一位英国评论家，在评论杰斐逊总统的著作《弗吉尼亚纪事》（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1787）时，恳求杰斐逊谈谈对英国文字的看法，杰斐逊却无奈地回答：“唉，拜托你放过我们的母语吧。”另一位英国评论家看到杰斐逊在书中用了belittle（轻视）这个词，于是批评道：“在美国的弗吉尼亚，这个词算得上优雅，甚至完全可以被理解，但是对于我们英国人来说，我们只好猜测它的词义了。杰斐逊先生，您是否该感到羞愧呢。”为此，杰斐逊自创了一个词：Anglohobia（恐英心理），也就不足为奇了。

英国人发出的这些嘲讽不仅莫名其妙、令人气愤，而且也显示出他们对词源学方面的知识匮乏，因为他们嘲弄的词往往来自英国。约翰逊所嘲笑的glee（快乐）、jeopardy（危险）、smolder（焖烧）等词其实在英国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了。亚当斯造的antagonize（使敌对）这个词也受到了无情的攻击。progress作为动词也为人们所嘲笑，但是培根和莎士比亚都这么用过。scientist这个词被称为“可鄙的美国用语”、“粗俗、劣质的大西洋彼岸的俚语”。

唉，美国人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却表现得那么怯懦，他们常常站在英国人那边，而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富兰克林。当苏格兰哲学家休姆（David Hume）批评富兰克林的某些美国用语时，富兰克林只是温和地回答道：“非常感谢你指出那些我在册子中所用过的罕见词，你的指正使我受益匪浅。pejorate（贬低）和colonize（开拓殖民地）这两个词……我承认用得不好。因为，当写作的目的意在说服和提供一般信息时，作者应该力求行文清晰，每一个词都应该清楚地传达作者的意图，哪怕会引起很小的误解也应该弃之不用。unshakable不存在不清楚的问题，但是我承认有些低俗。至于另一点，即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词表达意思，但是我仍然使用了一些新词，我承认，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和您一样，相信美国有能力把最完美的英语当做使用的典范，而且我相信这将会成为现实。”话虽这么说，富兰克林从没停止引入新词：eventuate（最终导致）、demoralize（使道德败坏）、constitutionality（符合宪法）。

对英国人的这种谄媚态度在一些人身上已存在很长时间了。布莱恩特（W.C.Bryant）是《纽约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的编辑，也是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新闻工作者之一。他拒绝让lengthy（冗长的）、presidential（总统的）等这些实用的字眼出现在报刊中，只是因为这些词在一个世纪以前被指责为美式用语。只有杰弗逊总统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应有的傲骨，他对英国人只要看到没有被收录到约翰逊所编的词典里的词就大呼小叫的行为感到可悲。

搞不清状况的英国人

时光流逝，英国人对美国用语的态度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会听到英国语言权威对maximize、minimize、input这样的词指手画脚，说它们是美式用语。其实，前两个词恰恰是一个多世纪前由边沁所造，而第三个词是600多年前英格兰神学家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翻译《圣经》时使用过的。

loan做动词用也受过批评，即被认为是美式用法，但是这个词早在8个世纪以前就在英国使用过。《泰晤士报》的样本册趾高气昂地说normalcy应该留给它的创造者，即美国人使用，而在英国只用normality。这次他们又说错了，因为normalcy也是英国制造。难怪专家们认为英国人对于美式英语的用法仍然心存敌意。

的确，偶尔这种自鸣得意会达到一个高峰。1930年，一名英国保守党的国会议员呼吁限制从美国输入的影片数量，他的理由是：他们的用词和口音听着实在令人作呕，他们的电影肯定会对我们的语言造成不良影响。在1978年英国上议院的一场辩论中，其中一名成员说：“如果地球上还有哪种语言比美式英语更见不得人，我还真想见识一下。”（或许我们应该记住，英国上议院大体上是一个没有权利、也没有选举权的机构。而且英国政治一个引人瞩目之处就是任何一个英国人都可以享有全国性的发言平台和崇高的地位，只要他是300年前一位君主和一个卖橘子的小贩之间苟合的产物。）

有时候，英国人倒没有显露出明显的敌意，但是对于所接纳的美式用词，虽不至于高高在上，也总端着一副冷漠的态度。

《正统英语》（The King's English）的作者福勒兄弟通常被认为是语言常识方面的专家，他们在书中对美式英语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认为美式英语虽然并无过错，有时甚至显示出天才般的才华，但是它终究是一门外语，而且也应该被当成外语看待。英国语言和文学与美国语言和文学都是优秀的，但是它们之间最好还是加以区别，而不是互相融合。在书中，他们还特别提醒读者注意三个极其粗俗的美式用词：placate（和解）、transpire（蒸发）和antagonize（使敌对）。

如果不是托美国的福，英语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就会跟葡萄牙语的地位差不多，英国人其实根本就不配对美式英语采取那么高高在上的态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越是轻视美语，实际上从美语中借用的词就越多。甚至那些在英语中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的用法也被英国人引入。

英国人会使用doing something on a shoestring（用很少的钱做某事），但是其实英国人的鞋带用的是shoelace，而不是shoestring。他们会说64000-dollar question（64000美元的问题），looking like a million bucks（看起来像100万美元），having a mega-bucks salary（拥有百万元的薪水），stepping on the gas（踩油门），不过他们说汽油的时候一般会说petrol。再比如taking a raincheck（改期）或者延期，100个英国人里大概只有一个人知道什么叫raincheck（原指球赛因为下雨而中止，并延期而发的凭证，观众可以凭此再补看一场）。

他们甚至悄悄地修改语法和俗语以配合美式英语。高乌尔在修订版的《现代英语用法词典》中提到，在美语的影响下，英语原来的用法诸如aim at doing变成了aim to do、haven't got 变成了don't have、the first time in years变成了the first time for years，而把begin用在否定句中甚至也是和美国人学的，比如This doesn't begin to make sense等。类似这样的改变还有很多。大约10年前，美语中的truck开始替代lorry，airplane替代了aeroplane，billion在美语中10亿的意思也几乎完全覆盖了英语中万亿的意思。

美式英语的拼写对英式英语拼写的影响也比他们想象的大得多。比如下列英语用词逐渐变成了美式用词：

● gaol-jail

● burthen-burden

● clew-clue

● waggon-wagon

● to-day-today

● to-morrow-tomorrow

● masque-mask

● reflexion-reflection

● for ever-forever

● on to-onto

以上用词的拼写改变无不显现出美式英语的影响。不过program这个词在英国很多时候都被写成programme，但是如果所指和电脑有关，这个词就得依照美式拼写了。还有英国称为disc的，如果指插入电脑的光碟则为disk。

英语的拼写很多时候会保留u，比如humour、honour和colour。不过现在，他们也放弃了很多单词中的u，比如terrour、horrour和governour中的u已经被去除了。这种变化多少归功于美国书籍和期刊。令人困惑的是，保留u还是去掉u并没有一致的规律，比如：

● honour/honourable 有u

● honorary/honorarium没有u

● colour/colouring有u

● coloration没有u

● humour有u

● humorist没有u

● labour/labourer有u

● laborious没有u

看得出来，这种拼写是没有逻辑可循的，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会儿有u一会儿又没有u。有一阵子，英国人甚至把u的最后阵地也丧失了，把honour和humour中的u也一并省略了，比如诗人柯立芝就这么做过，不过，后来也摒弃了这种做法。

人们也许意识不到电影和电视对于缩小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之间的差距所作的贡献。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它们之间的分歧可比现在大得多。1922年，美国作家路易斯（Sinclair Lewis）的小说《巴比特》（Babbitt）在英国出版时，书后还需附上词汇对照表。直至有声电影问世之前，很多现在广为使用的美式用语对于英国人来说都是很陌生的，比如grapevine（葡萄藤）、fan（球迷）、gimmick（噱头）、phoney（骗子）等。1955年，英国《旁观者》杂志还把turn of the century理解成世纪中叶。1939年，《一名英裔美国译者》（An Anglo-American Interpreter）的前言里写道：“一名美国人在造访伦敦时如果突然病倒，可能会因为无法让人明白他的话而客死街头。”这话可能是夸张了点，但是由此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段时间的确是世界两大英语国家之间的分歧最大的时期。

鸡同鸭讲，糗事多

即便是现在，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在很多方面仍有可能发生混淆。现实生活中发生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来自美国的女士刚刚抵达伦敦不久，有一天，她打开门，发现门口站着三个魁梧的男人，说是她的dustman（在英语中这个词是垃圾清运工的意思），这位女士马上回答：Oh，but I do my own dusting（我自己打扫）。美国人可能要花费几年的时间，才可以把英语中一些用法与美语用法之间的细微区别弄清楚，反过来，对于身处美国的英国人也一样。

在英国，homely是一个褒义词，表示朴实无华，但是在美语中则是形容丑陋的婉语。在英国，upstairs是指第一层楼，但是在美语中指第二层。在英国，to table a motion是指讨论一个提案，但是在美语中表示搁置一个提案。在美国，presently表示现在，但是在英国表示再过一会儿。

有时候，这种理解上的差异会引起很大的尴尬。最有趣的一句话是：英国人说的I'll knock you up in the morning（我早上叫你起来），在美国却是“我将在早晨让你怀孕”。to keep your pecker up（鼓起劲来）在美国是句秽语，表示我会让你勃起。如果你吃饱了，在美国你要说I couldn't eat another thing，而在英国，I'm stuffed表示我吃饱了，什么也吃不下去了。如果在美国你说I stuffed，意思是吃得不怎么样，只不过是把肚子填饱了。如果你不幸提到fanny这个词，那就更惨了，这个词在美国虽然只是屁股的意思，但是在英国却是禁语，表示女性的性器官（而美语中用pudenda）。

在美语中bathe这个词搭配的宾语是wounds，比如清洗伤口，但是英国人会说bathe babies 给婴儿洗澡。在美国，在浴缸里洗澡是bath in a bathtub，而在英国是bath in a bath。英国人说go for a bathe，意思是要去海边游泳。不过，大家都知道英国冷，所以，去海边也不会让水过膝盖。这也可以叫做划水（having a paddle），但是他们的手连水都不会碰到。

有时候词义又会兜圈子。流浪汉在英国是tramp，在美国是bum；英国的bum（屁股）是美国的fanny（屁股），而英国的fanny（女性性器官）是美国的……好了，不说了，还记得上段我们刚说过吧，对外国人来说，也许他们会觉得这些说英语的人在故意作对。想想看，英国皇家邮政（Royal Mail）递送的邮件被称为post，而不是mail；而在美国，邮政管理局叫Postal Service，递送的邮件却是mail，而不是post。

英美用语方面的这种混淆不清不仅害了科学家，也害了游客。我们刚才说过，billion已经统一了，是10亿的意思，但是其他的数字还未达成一致意见，比如decillion在美国是1加上33个零，在英国表示的却是1加上60个零，这之间相差有多大就不用多说了吧。

在普通对话中，英美之间约有4000个不同的单词，这个数量的确很大。其中有些词，在大西洋两岸的人都熟悉，比如lift和elevator（电梯），dustbin和garbage can（垃圾桶），biscuitt和cookie（饼干），但是仍然有数百个词汇会让游客们困惑。下面的词，左边的是英式用法，右边的是美式用法，请把中文意思用手遮住，看看自己认识多少个单词。

12 我们自以为是的“英语”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引入了英语中的nylon（尼龙）一词，但却变成了破烂、声名狼藉的意思， 比如nylon hotel（ 尼龙旅馆） 指妓院，nylon beach（ 尼龙海滩）指裸体主义者嬉戏的海滩。

在中国香港，你会发现有个叫塑料培根工厂（Plastic Bacon Factory）的地方。而据伦敦《观察家报》说，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有家体育用品商店居然叫做史努比流口水商店（Snoopy's Dribbling），不过如果你知道在欧洲dribbling这个词指的是在足球场上运球的意思，也许就不会觉得那么怪异了。在布鲁塞尔，有家男士服装店叫做大疯子（Big Nuts），上次我去那里的时候，还发现店门口有个牌子上写着：SWEAT-690 FRANCS（汗水-690法郎）。再仔细看了一看，我才发现原来写的是sweatshirt（运动衫）。

在日本，你能喝到叫同性恋的牛奶（Homo Milk）或者宝矿力汗（Poccari Sweat，即宝矿力）的饮料，你能吃到名叫手女仆怪帮助（Hand-Maid Queer-Aid）的巧克力，或者还能买到一种叫双臂自由大灌篮万星威（Arm Free Grand Slam Munsingwear）牌的衣服。

在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这座似乎与任何一个讲英语的欧洲国家都没有关系的穆斯林城市，你能看到“重金属至高无上”（HEAVY METAL IS LAW）和“北方的流氓国王”（HOOLIGAN KINGS OF THE NORTH）这样的涂鸦。就在这座城市的一个名叫欧罗巴的旅馆里，每个房间的门上都有这样的提示：Guests should announce the abandonment of their room before 12 o'clock, emptying the room at the latest until 14 o'clock, for the use of the room before 5 at the arrival or after the 16 o'clock at the departure, will be billed as one night more. （客人必须在12点之前宣布放弃自己的房间，最迟不超过下午两点前腾出房间，如果5点之前到达或者下午4点之后离开，都需要多交一晚房钱。）是不是写得很明白？在南斯拉夫，人们能说5种语言，每种语言中都有停车这个词，但每个地方的停车标志用的都是英语单词：stop。

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让大家看到，英语已经成为了全世界通用语言。如果某产品的名字或者说明中带点英语，那么就会让顾客觉得很国际化，不管是不是能让人看得懂。我手头一个日本产的橡皮上就写着：Mr. Friendly Quality Eraser. Mr. Friendly Arrived! He always stay near you, and steals in your mind to lead you a good situation.（友好先生优质橡皮。友好先生驾到！他总在您的身旁，偷去您的思想让您无比愉快。）橡皮的下面还印着：We are ecologically minded. This package will self-destruct in Mother Earth.（我们关心环保。本包装会在大地母亲中自我毁灭。）这个产品是专为日本消费者生产的，但上面却没有一句日语。

日本的可乐罐上总是印着I FEEL COKE& SOUND SPECIAL（我觉得可口&听起来也很特别）。《经济学人》杂志的一位记者曾在东京看到一件T恤上印着：O.D. ON BOURGEOISIE MILK BOY MILK（喝了太多资产阶级牛奶男孩牛奶）。还有一个印着跳舞的大象的购物袋上写着：ELEPHANT FAMILY ARE HAPPY WITH US. THEIR HUMMING MAKES US FEEL HAPPY（大象家庭很高兴和我们在一起，它们的哼哼让我们觉得快乐）。

有些英语会把地理概念完全混淆，虽然这种混淆倒也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购物袋上印着蓝色大海和游艇，旁边却写着：SWITZERLAND: SEASIDE CITY（瑞士：海滨城市）。

一家叫做奶油苏打（Cream Soda）的公司生产的所有产品包装上都印着：Too fast to live, too young to happy（太快了来不及生活，太年轻感觉不到快乐）。而有个扫兴的家伙告诉这家公司他们的标语中有语法错误（happy是形容词，不能与表示不定式的to连用），结果标语后半段改成了too young to die（太年轻不能去死）。

但是我们最担心的是，印在衣服上的这些听起来莫名其妙的话，已经在英语世界流行起来。我最近就在伦敦看到一家商店卖的夹克衫上用粗体字印着：RODEO-100% BOYS FOR ATOMIC ATLAS（马术表演——100%的男孩为原子大力神）。这件衣服是在英国生产的。可是它是谁设计的呢？又要卖给谁穿呢？

会说与不会说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人在讲英语？这真的很难说。我们连有多少人是以英语为母语都搞不清楚。有人统计大概是在300万到400万之间。这个数字听起来似乎很不靠谱，但事实是，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统计以英语为母语的准确人口数。因为这种统计并不只是把世界上所有讲英语的国家的人口总数简单相加，仅在美国就有4000万人不说英语，和英格兰说英语的人口一样多。

而更棘手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搞清楚一个人说的是英语，还是一种类似英语却并非英语的语言。世界各地就有很多以英语为基础的混合语，例如塞拉利昂人所讲的克里奥语，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所流行的新美拉尼亚语（有时候也叫做托克皮辛语，Tok Pisin）。英格兰利兹大学的洛雷托·陶德（Loreto Todd）教授认为这样的混合语全世界多达61种，有大约两亿人在使用这些语言，如果这些人也被算在内，那便足以证明说英语的人数在增加。

另一个同样棘手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判断一个人的确说的是英语还是他自以为讲的是英语。我手头就有这么一本小册子，来自意大利的乌尔比诺（Urbino），里面有几篇语言矫饰、辞藻堆砌得让人看不明白的英语散文，文中满是拼写和语法错误，行文、断句无不令人云里雾里。我们来看看其中一小段：

The integrity and thus the vitality of Urbino is no chance, but a conservation due to the factors constituted in all probability by the approximate framework of the unity of the country, the difficulty od［sic］ communications, the very concentric pattern of hill sistems or the remoteness from hi-ghly developed areas, the force of the original design proposed in its construction, with the means at the disposal of the new sciences of the Renaissance, as an ideal city even.”（直译过来是：乌尔比诺的完整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活力毫无机会，但却是一种保护。由于统一性的大致框架带来的各种可能性，困难的［原文中od应是of］交流工具，同中心的小山或者与高度发达地区的距离遥远，在建筑中体现的原创设计的力量，伴随着文艺复兴的新科学的处置，一个理想的城市更加。）

书中十几页都充斥着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句子稍微让人读得懂的。我敢说，如果让意大利所有会说英语的人举手，这位作者的手肯定第一个举起来，但是我们是不是就能据此断定他会说英语，还很值得怀疑。

所以要确定全球英语使用者的数量，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大部分研究都估计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数大约有3.3亿，同时有2.6亿人以西班牙语为母语，1.5亿人说葡萄牙语，约1亿多人说法语。当然，这些数字本身并没有太大值得探寻的意义。全世界说中文的人有7.5亿，但它还称不上是国际化的语言。

全球有44个国家以英语为官方语言，这一点其他任何一种语言都难以望其项背。比如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有27个，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有20个，这两种语言中没有一种是真正通行全球的。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的人口总数达到了16亿，占全世界人口的1/3。当然，这并不代表说英语的人口总数，比如在人口达7亿的印度，只有四五千万人说英语，而且在全球还有约4亿人以英语为第二语言。

毫无疑问，英语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语言，要找到数据证明这一点非常容易。《经济学人》就曾指出：“有2/3的科技论文以英语出版。”《英语的故事》一书中也提到：“欧洲有近半数的商业交易以英语进行。”在《语言的宝藏》一书中，林肯·巴内特说：“世界上超过70%的邮件以英语写成。”当然这些令人惊叹的数据有时候容易被夸大。

《英语的故事》中就声称：“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各大电视网的观众人数常常超过1亿”。鉴于英国的人口只有5600万，加拿大也刚刚超过2500万，这个说法实在有些夸张。同样在这本书里所提到的：“英语使用者的总数也许超过10亿，至少占世界总人口的1/4。”也可能更加夸大其词。

事实上，英语也许不像我们认为的传播范围那么广，使用者那么多。据1985年2月18日出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记载，即使在国民精通多国语言的瑞典，能够用英语写一份简单书信的人，其数量也不超过10%。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英语是这个世界上被研究得最多、有最多人学习的语言。它的影响力大到可以改变另一种语言的语法。根据斯德哥尔摩大学的马格纳斯·扬（Magnus Ljung）所做的研究，瑞典有超过一半的人会像英语那样在名词的词尾加上-s表示复数，而不是按照瑞典语的形式加上-ar、-or或者-er。人们对学习英语抱有巨大的热情。

当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Follow Me）首次在中国播出的时候，吸引了多达1亿观众。（这也让我们对中国观众观看电视节目的兴趣有了更多的了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人数比美国的人口总数还要多。《经济学人》报道：“每年全世界英语教育产业的产值高达60亿英镑，它已经成为英国第六大隐形收入，每年创造5亿英镑的产值。”

如今英语几乎是举目可见。德国人会说die Teenagers（=the teenagers）和das Walkout（=the Walkout），德国政治家会对着本国的记者大喊：“No comment”。意大利妇女搽的是col-cream，罗马尼亚人坐的是trolleybus，还有西班牙人，他们要是觉得冷了会穿上一件sueter（相当于英语的sweater）。不论在哪个国家，电话无一例外都叫做telephone或者telefoon，甚至在中国也叫做te le fung。

1986年，《经济学人》总结了一些已经全球通用的英语词汇：airpot、passport、 hotel、 telephone、bar、soda、cigarette、sport、golf、tennis、 stop、 O.K.、 weekend、 jeans、 know-how、 sex appeal和no problem。该杂志因此指出：“这些与旅行、日用消费品和体育有关的英语词汇在全球的流行，证明了美国作为文化输出大国的影响力。”

当外来词本土化之后

英语词汇到了其他国家后一般都会保持原样，但有时候也会根据当地人的需要发生一些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往往让人瞠目结舌。例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就引入了英语中的nylon（尼龙）一词，但却变成了破烂、声名狼藉的意思，因此nylon hotel指妓院，而nylon beach指裸体主义者嬉戏的海滩。

在其他国家，有些英语词汇的意思不变，但在拼写上却已面目全非。因此你也许会对乌克兰语中的herkot一无所知，但是一旦你知道他们是去理发店进行herkot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是指haircut。同样，只有听到交谈，你才会明白ajskrym在波兰指的其实就是icecream，muving pikceris在立陶宛指的是moving pictures，peda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里指的是payday。变化最神奇的当属意大利语中的schiacchenze，这么复杂的词语其实就是英语里的shakehands。

将外来词汇进行一番改头换面，使它们听起来就像是原汁原味的本土产品，日本人可以说是尤为擅长。因此那些sumato（时髦，smart）的nyuu ritchi （新贵们，newly rich）会不时地来上一两句upatodatu（最时尚，up to date）的流行语，比如gurama foto（glamour photo，艺术照）、haikurasu（high class，上流社会）、kyapitaru gein（capital gain，资本盈利）和rushawa（rush hour，尖锋时刻）。

sebiro（西服）听起来绝对像土生土长的日语词，可是其实它是变了调的Savilo Row（伦敦一条专门经营男士高级定制服装的街道）。有时候这些外来语还会越变越长，比如productivity这个词就被拉长变成了purodakuchibichi，日本人好像觉得这么念更顺口。但是日本人也同样善于将外来词语进行精简，这和他们制造出来的精巧的照相机和摄像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英语里的modern girl在日本被简化成了moga，word processor（文字处理器）变成了wa-pro，mass communications（大众传播）被缩减成了masu-komi， commercial（商业广告）也变成了短得惊人的cm。no-pan就是no-panties（没穿内裤）的缩写，指的是裸体女服务生，而英语里的touch和game 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居然变成了tatchi geimu，喻指爱抚。

这种对外来词汇进行本土化改造倒也并非日本人的专利。在新加坡，人们对于异装癖者的称呼就是shims，即英语中she-hims的简称。意大利人晚上去的不是nightclub（夜总会），而是night（当然他们拼成了nihgt），而法国自助餐厅也被简称为le self（self-service restaurant）。

欧洲人似乎很喜欢把英语中的分词拿来赋予不同的含义，所以在法国，人们去跑步不是go running或者jogging，而是go footing。他们晒日光浴不用sunbathing，而是用le bronzing（把自己变成古铜色）。燕尾服或者晚宴服在法国叫做un smoking（禁止吸烟），而在意大利美容手术变成了il lifting（拉皮）。

德国人在创造新词方面则是更胜一筹，德国的年轻人从teens（少年）成长为twens（青年）；在德国如果不是bestseller（最畅销的书），那么可能就是ein steadyseller；比别人过得更加relaxed（轻松）的人被叫做relaxter。

有时候，人们还会创造新的词语，例如日语中的salryman指的就是公司职员。在德国一个穿着时髦的人叫dressman。法国的recordman指的可不是唱片DJ，而是一个创造了纪录的人，而alloman指的则是接线生（因为他总是在说“allo？allo？”）。而更让人头晕脑胀的是，有些英语词汇到了其他的国家居然有了相反的意思，比如在法国，egghead（知识分子）指的是白痴，而jerk（疯子）反倒指的是一位成就杰出的舞蹈家。

最孜孜不倦引进英语词汇的国家应该是日本。日语中所使用的英语词汇据估计达到了两万个。有人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如果日本人要为自己使用的英语词汇付费的话，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早就为零了。看看1964年出版的日本报纸，上面所使用的西方词汇（其中绝大部分是英语）占了差不多10%的比例。现在估计这个比例更高了。我们来看看日语中借用的英语词汇：

● erebata-elevator（电梯）

● nekutai-necktie（领带）

● bata-butter（奶油）

● beikon-bacon（培根）

● sarada-salad（沙拉）

● remon-lemon（柠檬）

● chiizu-cheese（乳酪）

● bifuteki-beefsteak（牛排）

● hamu-ham（火腿）

● shyanpu setto-shampoo and set（洗头和做头发）

法国人的外语心结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对英语持欢迎态度，法国人是排斥态度最坚决的。密特朗总统就在1986年宣布（也许有些小题大做了）：“法国已经开始了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战争。”早在1911年，法国人就立法反对外国语言对法语的渗透，而1970年成立的术语委员会（Commission on Terminology）和1975年制定的另一条法案——《维护法语纯洁性法案》都大大加强了反对外语入侵的力度。《维护法语纯洁性法案》规定如果非法使用英式词语将被处以罚款。紧接着，在1984年，法国政府又成立了一个小组，叫做法语保护委员会（Commissariat Général de la Langue Francaise）。这一切都说明法国人非常重视本国的语言。

因此法国人不可以说pipeline（英语中管道一词，尽管他们的发音其实是peepleen），而只能说oléoduc。他们不能说jet airplane（喷气式飞机），而说avion à réaction。在法国，hamburger（汉堡包）叫做steak haché，chewing gum（口香糖）要说成pâte à mâcher。法国知名的《世界报》（Le Monde）就曾经不无调侃地说，三明治在法国应该叫做deux morceaux de pain avec quelaque chose au milieu，即two pieces of bread with something in middle （两片面包中间夹了点东西）。

据估计，法语中的英式词语占了大概5%，不过，《世界报》却认为只有2%或者更少。（曾有人做过统计，《世界报》上出现英语单词的频率是166:1，这样算下来应该还不到1%。）所以法国人看起来还真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当然，英语对于法语的渗透也并非是这一两年的事。Le snob（势利小人）、le biftek（牛排），甚至是le self-made man（白手起家的人）这样的词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传入法国，而且ouest（west）这个词700年前已经进入法语，rosbif（roast beef）进入法语也已经有350年了。

已经不止一位观察家曾经说过，法国人的愤恨并不是因为法语中引进了太多其他国家的语言，而是因为法语词无法进入其他国家的语言中。正如《观点》（Le Point）杂志所说：“从发明了chauffeur（司机）这个词之后法语对世界科技的发展再无贡献。”

不过说实话，法国人对于英语的抗拒倒也并没那么来势汹汹。从一开始法国政府就不得不允许一些英语词汇在法语中存在，因为这些词语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比如gadget、holdup、weekend、blue jeans、self-service、manager和marketing等。1977到1987年间，总共有40起因为违反语言保护法案而受到起诉的案例，这些判罚也都非常公正，例如环球航空公司（TWA）就因为只用英语一种语言印制登机牌而被罚款，法国政府的这一做法确实无可厚非。

其实法国人对于英语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也非常清楚，法国最顶尖的理工院校之一，巴黎中央理工学院（Ecole Centrale Paris）就在1988年作出规定，把能够流利地以英语进行口头和书面交流作为学生的毕业条件之一，即使他们可能并没有想过要出国。

英语的吸引力？

如果认为英语之所以能够通行全球，是因为它对于外国人有一种内在的吸引力，那就大错特错了。大部分人说英语，绝不是因为他们很乐意帮助那些懒得去学习外国语言的美国人或者英国人，信不信由你，他们学习英语其实是因为这是一门能够帮助他们在世界各地通行无阻的语言。也许他们愿意在T恤和购物袋上放几个英语单词，但这并不表示工作完回家之后他们还愿意用英语来聊天。

来到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或者奥斯陆，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的英语都说得非常棒，但是如果去当地的书店逛逛，你会发现里面英语书很少。其实，大部分人还是喜欢看用母语写的书，他们也更爱看以母语制作的电视节目。比如，在荷兰和比利时的海滨城市生活的人，大部分都能说英语，而且也能收看到英国电视台的节目，但他们还是宁愿看当地电视台制作的节目，即使这些节目的质量比不上英语节目。

同样，天空电视台（Sky TV）和超级电视台（Super Channel）这两大面向欧洲的英语电视台在初期曾经在西德获得过成功，但一等到有其他竞争者开始制作和他们类似的节目，并以德语配音，这两家制作英语节目的电视台收视率立刻降到1%，这大概是生活在西德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这一事实直接表明，那些德国观众尽管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但还是更喜欢看德语电视节目，这也是很正常的吧？

在很多地方，英语都是殖民主义的标志。以印度为例，那里只有不到5%的人以英语为日常用语，这个国家的宪法还是用英语写成的，但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并不是出于对这门语言的崇拜，而只是从实际角度出发。这是一个有着1652种方言（其中15种是官方语言）的国家，使用每一种语言的人口都不超过16%，以中立的英语作为这个国家的第二语言显然是非常实用的做法。

马来西亚情况类似，马来西亚的母语包括泰米尔语、葡萄牙语、泰国语、旁遮普语、12种中国方言和12种马来方言。在行政部门，人们一般使用马来语，做生意的时候讲汉语，而在专业技术领域和教育界则使用英语。

近年来，这些国家都已经决定要逐步停止使用英语。印度曾计划在1980年之前取消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自20世纪70年代起，马来西亚和尼日利亚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

将一种语言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其实是有显而易见的好处的，不管这种语言是英语还是马来语，或者色雷斯-弗利吉亚语（Thraco-Phrygian）。在各种语言间进行翻译是一项耗资巨大又费时的事情。

欧盟1987年所做的一项内部调查显示，每翻译一个单词需要支付15美元，每翻译一页文件需要花费500美元，欧盟有1/3的雇员在从事文书和演讲翻译工作。支付给笔译和口译人员的费用在1987年达到了7亿美元，在所有管理成本中名列第三。

每次有新成员加入欧盟，比如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就会带来新的翻译问题。因为按照《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的规定，每个成员国的语言都必须受到平等对待，但即使是在布鲁塞尔这种使用多种语言的地方也很难找到一位能把德语翻译成葡萄牙语，或者把丹麦语翻译成希腊语的译员。

另一个迫切需要国际语言的原因是误译发生的频率较高，且后果严重。比如，1905年俄国和日本签订了一款条约，条约使用的是法语和英语，条约的制定者以为英语中的control和法语中的contrôler含义相同，殊不知英语中的control是“控制或者掌权”的意思，而法语中的contrôler却是指“监督、检查”，结果这个条约最后几乎无法达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官方新闻机构同盟社（Domei）有一次将mokusatsu这个词翻译成了ignor（忽略，其实这个词的含义是“等我们有时间更仔细地考虑之后再做答复”），这险些将日本拖入更深的战争泥沼。

这两个词语意思相差其实非常大，但是日语就是很容易引起这样的误读，因为日语词汇的含义非常丰富而复杂。实际上，早就有人指出，由于这两种语言在功能上的巨大差异，我们几乎不可能对日语和英语进行完全对等的翻译。比如在日语中，人们认为一个句子最后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华丽的词藻是不礼貌的行为，但在英语中人们认为这是口才好的表现。

做生意或者进行政治谈判时，讲英语的人更愿意直奔主题，而日本人却由于文化上的特性更倾向于迂回婉转，很少直接说行或者不行。当一个日本人说Kangae sasete kudasi（让我考虑考虑）或者Zensho shimasu（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时候，其实他的意思是“不行”。这已经让很多商人，其中还包括美国总统，误解为双方已经达成共识，但实际上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而已。

这种语义上的细微差别和模棱两可也会影响到日本人自己。英国政治家约翰·大卫·莫利（John David Morley）在《水路贸易的前景》（Pictures from the Water Trade）中就曾经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裕仁天皇在广播中宣布日本投降时，就有意使用了非常模糊、晦涩难解的词语，以至于尽管普通民众听得很认真，但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988年，一位名叫井上和久的议员敦促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制定一些方法使议会辩论中使用的语言不要太过于晦涩、含糊。日本人这种避免直接发表观点的习惯还让他们赢得了“狡猾的日本人”的“美誉”。

原来英语世界也爱胡扯

尽管如此，英语中也有一些委婉语。比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5年2月18日版）中提到，一家未透露名字的美国航空公司在年报中就出现了involuntary conversion of a 727（一架727飞机非自愿改变航向）的字眼，其实暗指的是飞机已经坠毁。

根据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载，至少有一家医院在提到病人的死亡时用上了a negative patient-care outcome（病患照顾负面事件）。在充分发掘语言潜力的方面，美国国防部可说是登峰造极。他们曾经将牙签称为wooden interdental stimulators（木制齿间刺激物），帐篷则是frame-supported tension structures（框架支撑的压力结构）。

这里有一份摘自美国国防部食品采购部门对于Ⅱ型夹心饼干的规格描述：“饼干必须为两层，形状为圆形，中间必须有夹心。饼干的重量不得超过21.5克，夹心不得超过6.4克。下层的饼干烤焦的程度不得轻于27885型薯条，也不得重于13711型薯条……对饼干的颜色进行对比时须处于北边天空的日光下，手持饼干的方式应该避免光线的折射。”大概有15页密密麻麻的内容都是在描述这种夹心饼干的规格。五角大楼买的每一样东西都描述得这样具体，比如塑料口哨（16页）、橄榄（17页）、热巧克力（20页）等。

尽管英语偶尔也有些模糊、晦涩之词，却还是比东方语言更加直白，也比其他的西方语言少很多冗词。杰斯伯森就曾经指出，英语中可以很简单地说first come, first served（先到先得），但丹麦人就要说上一长串den der kommer først til møllem får først malet。

世界语的出现

由于翻译上的困难，人们一直在寻找一种中立、人为创造的语言。在19世纪末，多种人造语言开始风靡各地。1880-1907年（引自鲍和凯布尔的《英语史》），共有53种人造语言被提出。这些人造语大部分都被人们遗忘了，但也有一两个成功地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其中一个看起来不太会成气候的人造语叫做沃拉普克语（Volapük），于1880年由一位名叫约翰·马丁·施莱耶尔（Johann Matin Schleyer）的德国传教士发明。

之后的15年，沃拉普克语有了大批追随者。全欧洲出现了280多家俱乐部推广这种语言。人们还开办了相关杂志，并举行了三次国际大会。在沃拉普克语发展的高峰期，追随者达100万。然而这种语言其实既古怪又深奥。施莱耶尔剔除了r这个音，因为他认为儿童、老人和中国人发这种音都比较困难。总之，沃拉普克语是很难学会的一门语言。施莱耶尔声称这个语言的大部分词语都是以英语为基础，这样学起来会很容易，因为大家对英语已经非常熟悉，但其实你很难发现这门语言与英语之间的联系。

沃拉普克语这个词本身据说就来自两个英语词根，vola表示世界，pük表示说话，但即使是语言学者也很难第一眼就看出这个词的来历。施莱耶尔拒绝对沃拉普克语做任何改变，这一点也使它注定在劫难逃，和它蹿红的速度一样，这门语言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另一个更为成功，也合理得多的人造语，就是世界语（Esperanto），由波兰人吕多维克·拉扎勒斯·柴门霍夫（Ludovic Lazarus Zamehoff）于1887年创制。他当时住在俄罗斯，那里的人通常讲4种语言。柴门霍夫在世界语上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正是在研究的最后阶段，他的父亲担心自己的儿子是间谍，正在研究一些代码，所以将他的所有研究资料都付之一炬，这使他不得不重头开始。所幸他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世界语才得以保留。

世界语比沃拉普克语优美得多，也容易学得多。它只有16条基本语法规则，没有定冠词，没有不规则词尾，也没有不合逻辑的拼写。据称，世界语在110个国家有800万名拥护者，这些人声称如果每周花三个小时学习世界语，一年下来就能掌握这门语言。

为了证明世界语已经得到传播，它的拥趸们指出，它已经有了自己的俚语（比如，luton表示你好，是saluton这个正式词语的随意缩略）。据说世界语还有自己的脏话（比如merdo，源自法语中的merde）。世界语看起来像西班牙语和火星语的混合，如果我们将《创世纪》中的第一句话翻译成世界语，便是这样：En la komenco, Dio kreis le cielon kaj la teron（起初神创造天地）。世界语也有个致命的缺点，尽管号称有800万人在说世界语，但它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使用。一般情况下，两个说世界语的人碰面的概率，就相当于两个挪威人在墨西哥相见的概率。

30小时就能学会英语

正因为这些无法避免的缺陷，绝大多数语言学家，尤其是20世纪的语言学家，认为一个通行世界的语言的诞生并不在于发明一种注定会走向失败的人造语言，而在于将英语简化，使它更容易学会。要达到这个目的，英国剑桥大学的奥格登（C.K.Ogden）教授编撰了简易英语，他将英语简化为850个基本词汇，其中仅有18个动词：be、come、do、get、give、go、have、keep、let、make、may、put、say、see、seem、send、take和will。奥格登称这些动词已能够描绘所有动作。他还声称绝大多数外国人经过30个小时的辅导之后就能学会这种简易英语。这一招看起来似乎是神来之笔，但它其实有三大缺陷。

首先，那些学会简易英语的人也许能够简单地使用英语进行笔头交流，却几乎看不懂英语，即使是在漫画书或贺卡中都会有他们不认识的单词；其次，在任何语言中，词汇都不是最难学习的部分，词法、语法和习语才更难学，但简易英语对这些几乎没有做任何简化；最后，也是最关键的，简易英语的词汇量决定了人们很难去描述一些词汇表中没有的事物，比如西瓜（watermelon），如果用简易英语中的词汇，只能这样描述西瓜：一个绿色鸡蛋状的大水果，有着甜甜的红色瓤，味道很好。这样的简易英语学会之后并没有太多作用。

就在同一时期，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的萨克里松教授（R.E. Zachrisson）创立了一套他称之为盎格列语（Anglic）的英语。萨克里松认为英语学习者最大的障碍来自英语单词拼写的不规则。他创造的这种语言本质上还是英语，只是拼写更加规范。这段话就是葛底斯堡演说的开头部分的盎格列语版本：“Forskor and sevn yeerz agoe our faadherz braut forth on this kontinent a nue naeshon...。”（87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盎格列语在国际上赢得过一些声誉，但最后也没有流传下来。

也许在人造语言中最有前途的是国际航海用语（Seaspeak），这种语言源于英国，主要是供水手们在繁忙的航路中使用的。创立这种语言的目的是创造一些常用语的固定表达方式，从而将语言沟通上的混乱程度降至最低。如果一句话没听清楚，人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回答，比如“你说什么”“对不起，我没听明白，你能再说一遍吗？”“刚才有点静电干扰。你能再重复一下吗？”等。但使用国际航海用语时，只能有一种答复，即“再说一遍”，其他的答复将一律被视为错误。

由于缺乏感情，并且能够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信息，计算机似乎是承担翻译任务的最理想选择，但其实我们根本指望不上计算机，因为它们对习惯用语、讽刺性语言和其他非标准语言一窍不通。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如果让计算机对英语中的out of sight, out of mind（眼不见，心不烦）这个短语进行翻译然后再译回来，得到的却是blind insanity（盲目的疯狂）。

想想计算机已经能够毫不费力地计算圆周率小数点后5000多位，却依然理解不了time flies like an arrow（光阴似箭）和fruit flies like a banana（果蝇喜欢香蕉）之间的区别，或者了解make up a story（虚构故事）、 make up one's face（化妆）和make up after a fight（和解）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词组，这一点的确令人好奇。

现在，或许是世界语获得重视的时候了。一家荷兰计算机公司正在拿世界语作为一种搭桥语言，以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翻译系统。其原理并非是将一种语言直接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是将这种语言先翻译成世界语，这样就不存在任何语法或者习语上的困难。世界语此时的作用就像是一个空气过滤器，去掉了语言上杂质和习语障碍物。

当然，如果我们都说同一种语言，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翻译上的麻烦了，但是这个世界也会少了很多乐趣。肯尼斯·杜兰（Kenneth Turan）1987年在《绅士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描述了一些在欧洲为美国电影配音或者翻译字幕的过程中发生的小插曲。比如在一部影片中，有个警察让一个骑摩托车的人靠边停车（pull over），结果影片的意大利译者翻译成了找他要一件套头毛衣（pullover）；而在另外一部电影中，一个角色问对方可不可以带女伴参加葬礼，结果西班牙语的字幕里变成了可以带个无花果参加葬礼。

据《时代周刊》记载，20世纪70年代早期，苏联为外交官印制了一本俄英成语手册，这本手册后来落入了西方人的手中，结果人们发现里面有很多餐馆点菜时的有趣句型，其中一句是：“Please give me curds, sower cream, fried chicks, pulled bread and one jellyfish.”（请给我凝乳、播种机奶油[1]、炸小鸡[2]、撕开的面包和一份海蜇皮。）购物的时候，根据手册里的说法，这些精通英语的苏联特使要的语言竟是a ladies' worsted-nylon swimming pants（一件女士精纺尼龙游泳裤）。

当然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身上。美国布莱尼夫航空公司有一则广告想要告诉讲西班牙语的乘客们，他们可以享受真皮（en cuero）座椅，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可以不穿衣服搭飞机（encuero）。

1977年，卡特总统在波兰发表公众演讲时说的是“I wish to learn your opinions and understand your desires in the future”，但他的翻译却译成了“I desire the Poles carnally”（我对波兰人有性欲）。翻译还告诉波兰人这位总统那天“抛弃”了美国，其实总统说的是“离开”。这样不知所云了几个小时之后，卡特总统明智地“抛弃”了那位翻译。

这个故事听起来似乎颇具喜剧色彩，但带来的后果却非常严重。由于这个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国家居然没有一位现代波兰语的翻译，卡特总统只得依赖波兰政府指定的翻译。很自然，这位翻译会按照波兰人的喜好来“解读”卡特总统的发言和声明。例如，当总统想要向那些持不同政见、“想来却不被允许进入会场”的记者致意时，翻译却自作主张地译成了“想来却来不了”的记者，最终听众也没有听出总统的言外之意。

英语国家的人往往过于自负，常常期望其他国家的人会说英语，自己却从不努力学习他人的语言。1986年，学习俄语的美国学生的人数只有25000人，而学习英语的俄国学生的人数却有400万，两者的比例达到了1:160。1986年慕尼黑的《南德日报》（Suddeutsche Zeitung）在全世界对以德语为外语的学习情况进行了调查。在美国，选修德语的美国大学生的人数有12万，远低于1966年的216万。这种下滑现象可能还将继续下去。1966到1986年间，150所美国大学和学院取消了德语课程。1989年，大约77%的大学应届毕业生没有选修过任何一门外语。

里根政府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用“可耻”这个词来形容这种现象。1987年，为了纠正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国会投票通过《经济安全教育法案》，拨出245万美元用于推动美国学生的外语学习，平均下来全美每个人大概得一美分多。这个法案应该能改善目前的状况，但有证据表明，国会的一些成员并不认为一个商业国家的公民需要使用多种语言。一位国会议员曾经非常严肃地告诉全国语言联合委员会主席大卫·爱德华博士（Dr. David Edwards）：“如果耶稣基督觉得英语不错，那对我来说会用英语就够了。”

我们不仅的外语学得很糟糕，就是英语也学得不够好。英国不列颠学会（British Academy）的主席英国最顶尖的语言学者之一，伦道夫·夸克（Randolph Quirk）清楚地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写道：“如果德国、日本和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孩子们正在勤奋地学习莎士比亚和艾略特的语言，并且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比那些以英语为母语的孩子更自豪，那也太讽刺了。”

当说英语的人了解到《牛津英语大词典》在日本的销量和在美国的销量一样，并且比英国还多出了1/3时，他们也许要扪心自问：自己是母语最负责任的捍卫者吗？

[1] 应为sour cream（酸奶油）。——编者注

[2] 应为fried chicken（炸鸡）。——编者注

13 都怪那个惹祸上身的名字

Eight-Eight 小城名字的来历据说和城市的创建者有关， 这个人某天翻了翻自己的口袋，发现刚好有88美分， 于是给这里取名Eight-Eight。更好笑的是，1948年来自这个城市的选民中有88位投票给了杜鲁门，88位投给了杜威。

在我看来，英国人似乎是取名的天才。只要看一眼英国版的《世界名人录》（Who's Who），就能看到一长串名字，宛如喜剧小说家伍德豪斯（P. G. Wodehouse）书中的主人公：塔利博尔顿的弗雷泽男爵（Lord Fraser of Tullybelton），因弗库尔德的奥尔韦恩·阿瑟·康普顿·法克哈森船长（Captain Allwyne Arthur Compton Farquaharson of Invercauld），还有瓦伦丁·梅涅德教授（Professor Valentine Mayneord）、海伦纳斯·米尔莫爵士（Sir Helenus Milmo）、金克尔的基斯爵士（Lord Keith of Kinkel）等。

很多英国人的名字都出奇地长，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位将军叫雷金纳德·艾尔默·兰弗瑞·普朗克特-厄诺尔-厄尔-德雷克斯爵士（Sir Reginald Aylmer Ranfulry Plunkett-Ernel-Erle-Drax）。有些名字已经长得令人觉得有些愚笨了，比如汉弗莱·多丁顿·贝尼迪克特·舍斯顿舍斯顿-贝克爵士（Sir Humphrey Dodington Benedict Sherston Sherston-Baker）。最无敌的要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一位英国陆军少校的名字：列昂·塞克斯塔斯·丹尼斯·奥斯伍尔夫·弗拉多提·托利迈克-托利迈克-德·奥勒拉纳-普朗特格内特-托利迈克-托利迈克（Leone Sextus Denys Oswolf Fraduati Tollemache-Tollemache-de Orellana-Plantagenet-Tollemache-Tollemache）。

如今英国最杰出的探险家的名字叫雷诺夫·特威斯尔顿-维克姆-费恩斯爵士（Sir Ranulph Twisleton-Wykeham-Fiennes）。在英国的某个地方，至今还有一个家族的名字叫迈克吉尔希斯安纳奇（MacGillesheatheanaich），很显然在命名学中，这些名字是当之无愧的巨人。

当字与音分家时

当英国人向别人自我介绍时，名字的发音常常和拼写并不一致，这也许正是他们自娱自乐吧。比如Leveson-Gower（莱夫森-高尔）的发音就像looson gore（卢森戈尔），Marjoribanks（梅杰班克斯）就是marchbanks（马奇班克斯），Hiscox（黑斯考克斯）听起来会像hizzko（西左克），Howich（豪伊克）听起来像hoyk（霍伊克），而Ruthven（鲁斯万）听起来像rivven （利万），Zuill（左伊）听起来像yull（右尔），Menzies（门泽斯）听起来像 mingiss（明吉斯）。

他们喜欢取一些古诺曼语中的名字，然后把这些名字打乱再重组，从而让自己的名字变得独一无二。结果Beaulieu变成了bewley，Beauchamp变成了beecham，Prideaux变成了pridducks，Devereux变成了devrooks，Cambois变成了cammiss，Hautbois变成了hobbiss，Belvoir变成了beaver，Beaudesert又莫名其妙地变成了belzer。

即使是最简单的名字，他们也能变出这样的把戏，比如把Sinclair变成sinkler，把Blackley变成blakely，把Blount变成blunt，把Bethune变成beeton，把Cockburn变成coburn，把Coke变成cook，把Lord Home变成lord hume，小说家Anthony Powell（安东尼·鲍威尔）被称为 pole，P.G. Wodehouse成了woodhouse，诗人William Cowper（威廉·考柏）在他们口中变成了cooper，剑桥的Caius学院被称为keys，而牛津的Magdalen学院和剑桥的Magdalene学院都被称为mawdlin。

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很多。奥尔索普子爵（Viscount Althorp）把自己的名字念做奥特洛普（awltrop），而子爵老家附近，北安普顿郡的小村子里和子爵同名的人却把它读成奥尔索普（all-thorp）。人们一向把苏格兰小镇Auchinleck读成奥金莱克（ock-in-leck），但当地的波斯维尔爵士（Lord Boswell）却读成艾弗莱克（affleck）。

英国历史上有两位达尔吉尔男爵（Baron Dalziel），一个被念成达尔吉尔（dalzeel），另一个念成狄埃尔（dee-ell）。Ridealgh这个姓可以念成瑞达吉（ridalj）或者瑞迪埃尔什（riddi-alsh）。有些姓Pepys的人会把自己的姓念成皮普斯（peeps），和那位伟大的日记作者塞缪尔·皮普斯（Samuel Pepys）同样，可有的又读成匹皮斯（peppiss），还有人念成佩普斯（pips）。

Hesmondhalgh这个姓，既可以念成赫兹蒙德霍（hezmondhaw）、赫兹蒙德豪什（hezmondhalsh），或者赫兹蒙德霍尔奇（hezmondhawltch）。叫法最多的姓据说是Featherstonehaugh，有五种不同的读音：菲勒斯汤霍（feather-stun-haw）、菲尔斯汤肖（feerston-shaw）、菲斯顿霍（feston-haw）、菲森黑（feeson-hay），或者念得很快的话，范肖（fan-shaw）。

实际上，还有两个名字也有五种不同的读音：Coughtrey可以是科特立（kõtry）、考特立（kawtry）、寇特立（kowtry）、库特立（kootry）和考弗特立（kofftry），Wriotheseley可以念成洛茨利（rittsly）、瑞茨利（rittsly）、瑞兹利（rizzli）、瑞斯利（rithly）和瑞奥瑟斯利（wriotheslee）。

由不同发音引起的各种问题可说是数不胜数，这很容易让人因为读错别人的名字而感到失礼，因此BBC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姓名发音的小组，其成员全部是孜孜不倦的正音学研究者。他们的职责就是找出一些名字中不合理的发音并予以纠正，帮助广播员减少播音过程中的麻烦。

有趣的命名

在取名这一领域，英国人可以说是随心所欲的天才。我们再来看看英国的街名。伦敦市一个方圆只有1平方英里的地方，就有Pope's Head Alley（教皇领导小巷）、Mingcing Lane（切碎道）、Garlic Hill（大蒜坡）、Crutched Friars（十字架修士街）、Threadneedle Street（针线街）、Bleeding Heart Yard（软心肠大院）以及Seething Lane（沸腾巷）。

就在这一小块地方，你还能发现不少有趣的教堂名字，比如St. Giles Cripplegate（圣伊莱斯跛子门）、St. Sepulchre Without Newgate（没有新门的圣墓）、All Hallows Barking（所有的圣徒吠叫）和最令人摸不着头脑的St. Andrews-by-the-Wardrobe（衣柜旁的圣马里奥斯）。

其实这些名字只是他们的俗名，这些教堂的官方全称会更叫人瞠目结舌，比如The Lord Mayor's Parish Church of St. Stephen Walbrook and St. Swithin Londonstone（伦敦市长的圣史蒂芬·沃尔布鲁克教区和圣斯维森伦敦石教堂）、St. Benet Sheerhogg and St. Mary Bothall with St. Laurence Pountney（圣伯内特完全肥猪和圣母玛丽和劳伦斯·庞特尼教堂）其实这就是一间教堂。

酒吧的命名

英国很多酒吧的名字也非常醒目有趣。如果是其他地方的人，只会为自己的酒吧取个普通的名字，比如哈里酒吧（Harry's Bar）或者格林伍德餐吧（Greenwood Lounge），但是英国人却喜欢标新立异，非要弄出狗和鸭（Dog and Duck）、鹅和小木桶（Goose and Firkin）、飞勺（Flying Spoon）或者斑点狗（Spotted Dog）这样的怪名字。

英国共有7万多家大大小小的酒吧，酒吧的名字可谓五花八门，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似乎听起来荒诞不经，和酒吧老板的名字没有任何联系，或者跟喝酒、聊天完全扯不上关系的任何名字都可以。最起码这些名字要让外国人迷惑不解，这似乎成了英国绝大部分公共机构的共同特点。其实最理想的状态是，它们能让人们就其含义争论不休，最后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释，同时给人一种超现实的感觉。这些名字中尤其“卓尔不群”的要算是穿睡衣的青蛙（Frog and Nightgown）、戴眼镜的公牛（Bull and Spectacles）、飞翔僧侣（Flying Monk）以及齿龈溃疡的螃蟹（Crab and Gumboil）。

酒吧名称的历史根源

不管一个酒吧的名字听起来多么怪异，我们其实都能在历史深处找到某种解释。英国的小客栈大部分建于2000多年前古罗马时代，但现在这些酒吧的名字大多来自中世纪，目的是给旅人（其中大部分是文盲）提供一个能够很容易辨别出来的标志。

最简单、也是最谨慎的办法就是挂一个皇室或者贵族的盾形徽章。因此一间叫做白色熊赤鹿（White Hart）的酒吧就表示效忠于理查二世（因为他下令所有的客栈都必须悬挂他的标志）；而名叫鹰和孩子（Eagle and Child）的酒吧就表示效忠于德比伯爵（Earls of Derby）；皇家橡树（Royal Oak）酒吧效忠的对象则是查理二世，他在英国内战中被克伦威尔打败后，被迫藏身于一棵橡树中（如果你仔细端详这个酒吧的标志，就能看到这位君王隐身于树枝中）。

但这样为客栈取名字有个非常麻烦的地方，就是只要一个君主被推翻，客栈的名字也要立即被修改。不过这些客栈的主人偶尔也会有走运的时候，牛津伯爵（其标志是一只蓝色的野猪）在理查三世（白色野猪）之后即位，这时他们只要将原来的标志漆成白色就可以了。

但是店主们很快就发现，更省钱的办法是以不变应万变。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各地有无数酒吧叫做女王陛下头像（Queen's Head，大概有300家）、国王陛下头像（King's Head，400家）和皇冠（Crown，有1000多家，居所有名字之冠）。

有些酒吧的名字则来自民众都喜欢的体育运动，比如打板球的人（Cricketers）、狐狸和猎狗（Fox and Hounds）、斗鸡场（Cockpit）。或者和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比如叫犁（Plough）、羊毛（Fleece）、羊毛包（Woolpack）和休息的牧羊人（Shepherd's Rest），这些肯定是以农夫和农场工人们为目标顾客。为补鞋匠们开的酒吧叫做靴子（Boot），为水手们开的酒吧叫做锚（Anchor），为屠夫们开的酒吧就叫做羊肩肉（Shoulder of Mutton）。

当然，并非所有的酒吧名字都那么让人一目了然，比如伯克郡的木槌和楔子（Beetle and Wedge）这间酒吧就让人猜不透，除非你知道木槌和楔子其实在200多年前是木匠的必备工具。

有些历史悠久的酒吧的名字则与宗教有关，比如十字架钥匙（Crossed Keys）酒吧，七星（Seven Stars）酒吧，希望之锚（Hope and Anchor）酒吧。羊羔旗帜（Lamb and Flag）这个名字在英国仍然很普遍，是参与十字军东征的圣殿骑士的象征标志。萨拉逊人头（Saracen's Head）和土耳其人头（Turk's Head）则是对敌人下场的嘲笑。

有些酒吧的名字来自口头禅、布道词、双关语，或者反映了某些哲学思想，而所反映的哲学思想的来源已不可考。像摇摇欲坠的狄克（Tumbledown Dick）、第一和最后（First and Last）、人生谁无死（Mortal Man）、嬉戏的驴子（Romping Donkey）、公羊挤压客栈（Ram Jam Inn）、 共享生命（Live and Let Live）和负重的恶作剧男（Man with a Load of Mischief，这个酒吧外的广告牌上画着一个男人肩上挂着一个女人）等，这些名字显然就属于此类。

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酒吧的名字也逐渐以讹传讹，失去其本来的真实含义。据说猪吹口哨（Pig and Whistle）酒吧其实是来自一种盛酒的容器（peg）和干杯痛饮（wassail）。山羊罗盘（Goat and Compasses）酒吧据说是来自上帝包容我们（God Encompasseth Us）这句话。大象城堡（Elephant and Castle）原是一个酒吧，现在是伦敦的一个区，这个酒吧据说原来的名字叫做卡斯婷公主（Infanta de Castille）。老公牛和灌木（Old Bull and Bush）是汉普特斯希斯（Hampstead Heath）一家著名的酒馆，据说它的名字出自布洛涅河口（Boulogne Bouche），是为了纪念法国发生的一场战役。

我们对有些酒吧名字的来历的推测也许匪夷所思，但狗吃培根（Dog and Bacon）酒吧的名字来自多尔金灯塔（Dorking Beacon），猫拉小提琴（Cat and Fiddle）的名字源自忠实的凯瑟琳（Caterine la Fidèle）却是确凿无疑的（至少《末日的审判书》中有类似的记载），而白金汉郡的鸵鸟客栈（Ostrich Inn）最早的名字则应该是旅客宿客栈（Hospice Inn）。

英语姓氏的由来

以上这些介绍，完全是为解释英国人姓名的由来做个铺垫。姓名研究称为专名学（onomastics）。英国曾有很长一段时期，人们觉得姓是没有必要存在的。如果一个村子里有两个人都叫彼得，为了把他们区分开，人们可能会再加上其他的信息，所以一个人可能叫白头发彼得（Peter White-Head），另一个人可能叫约翰的儿子彼得（Peter Son of John），但是这种随意的叫法很难一代代传下来。

经过整整几个世纪，姓氏才真正出现，而并非在短短几年就形成了。和很多人推想的一样，首先是皇室和贵族们开始有了姓氏，后来老百姓才争相效仿。在英格兰，人们直到诺曼征服之后才普遍有了姓氏和名字。在欧洲其他国家，比如荷兰，姓氏的出现就更晚了。

绝大部分的姓氏主要有以下四种起源：地名，比如林肯（Lincoln）、沃辛顿（Worthington）；别名，比如怀特海德（Whitehead，白头发）、阿姆斯特朗（Armstrong，粗胳膊）；职业名，比如史密斯（Smith，铁匠）、卡彭特（Carpenter，木匠）；和显示家庭关系的父系姓氏，比如约翰逊（Johnson，约翰的儿子）、罗伯森（Robertson，罗伯特的儿子）。

一个人一生可能有好几个称号，比如住在帕特尼草地的井边的屠夫彼得（Peter the Butcher Who Lives by the Well at Putney Green），最终这个名字会演变成彼得·巴彻（Peter Butcher）、彼得·格林（Perter Green）和彼得·威尔斯（Peter Wells）。古代人经常会从附近商铺的牌匾上颉取某个形象作为自己的名字。在中世纪，普通百姓一般都不识字，所以很多店铺和作坊外面会挂上某个标志，如今理发店外的旋转标志的彩柱就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风俗。比如一个酒商在大门上悬挂一丛灌木，他的邻居也许就会叫他乔治·布什（George Bush）。

两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促成了姓氏在英格兰的盛行。第一件是1739年人头税的征收，政府因此必须记录英格兰所有16岁以上人口的姓名；另一件则是1413年《增补法》（Statute of Additions）的实施，这个法令要求所有的法律文书中必须包含被记录者的名字、职业和住所。这两个中世纪的官僚性规定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确定及固定的姓和名。

只要看看现代人的姓，就会发现源自中世纪的职业名称的姓氏多得惊人。有些几乎一目了然，比如Bowman（弓箭手）、Archer（射手）、Carpenter（木匠）、Shepherd（牧羊人）、Forrester（守林人）。但有些就不那么明显了，其原因要么是这些职业如今已经不复存在，或是已经非常稀少，比如Fuller（漂洗工）、Fletcher（造箭者）；要么是拼写方法已经有了改变，比如Bateman（boatman，船夫的变体）、Akerman（plowman，农夫的乡下叫法）。

我们必须注意，姓氏大量出现的时期，也正是英语百花齐放的时期，很多区域性的拼写方式和词汇如群雄逐鹿，力图占据主导地位，比如Hill、Hall和Hull这些名字都起源于Hill（山），只是来自不同的地区。史密斯是英国和美国最常见的名字，同时也是几乎每个其他欧洲语言中最普遍的名字之一。德语中的Schmidt，法语中的Ferrier，意大利语中的Ferraro，西班牙语中的Herrero，匈牙利语中的Kovacs和俄语中的Kusnetzov都是铁匠的意思。

所有来源于地名的英语姓名中一开始都有介词，慢慢这些介词逐渐消失，因此John of Preston（普莱斯顿的约翰）就变成了John Preston（约翰·普莱斯顿）。当然有时候这些介词仍然出现在Atwater和Underwood这样的名字中，或者残留在Noakes（Oakes的缩写，代表by the oak trees［橡树边］）这样的名字里。

关于这些来源于地名的姓氏，有一点让人觉得很好奇，那就是这些地名大都很少有人听说过。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姓Middleton，而不是London？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姓Worthington，而不是Bristol？中世纪英国的几大城市：伦敦、约克、诺威奇、格拉斯哥都很少有人拿来作为姓氏，尽管每个城市的人口都上万。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首先必须记住，姓氏的出现正是为了将个人或家族之间区别开来。如果一个人为自己取名“伦敦的皮特”，将会有数百人和他同名同姓，那么想要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所以，一般的情况是，一个人搬到了远离伦敦的穷乡僻壤后才会为自己取名“伦敦的皮特”，因为在那里和其他人重名的概率要小得多，但是这种情况也很少发生。

同样，那些姓Farmer（农夫）的人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离开了农场去往别的地方，像French、Fleming、Welch或Walsh（这两个名字都来源于Welsh威尔士），这样的姓都表明这些人并非某地的居民，而是离开了那些地方的居民。

为什么会有人姓“主教”呢

英语中还有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那就是很多人的姓氏都和基督教有关，比如Bishop（主教）、Monk（僧侣）、Priest（牧师）、Prior（修道院院长），类似这样的人物应该都是独身者，不可能会有后代。我们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原来的姓名已经佚失，它们本来极有可能是Bishop's man（主教的人，即叫这个名字的人可能是主教的仆人）或者Priest's Hill（牧师的山，叫这个名字的人可能就住在这座山上）。

其他无法让人立刻猜出姓氏起源的很可能来自其他国家。Russell（罗素）这个姓来自中世纪的法语roussel，即红头发的，而Morgan（摩根）在威尔士语里指白头发的。有时候，有些姓氏来自一些无伤大雅的称呼，比如Kennedy（肯尼迪）在盖尔语里指的是丑陋的头，Boyd（博伊德）意思是黄脸的或者病怏怏的，Campbell（坎贝尔）指的是歪嘴。其他语言里也有这样的姓氏，马里奥就曾发现，Gorky（高尔基）指的是苦的，Tolstoy（托尔斯泰）指的是胖的，而Machiaveli（马基雅维里）指的是不健康的指甲。罗曼俚语里的Cicero（西塞罗）指的是鼻子上的肉瘤（因为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鹰嘴豆）。

在美国，多种文化背景的交融使姓氏的起源更加复杂。即便如此，美国200个最常见的姓氏中有183个来自英语，但是一些在美国比较常见的姓氏在英国却并不多见，这一点颇为意外。Johnson是美国第二大姓（仅次于Smith），但在英国并不常见。这是因为19世纪大批瑞典人涌入美国，尽管Johonson这个姓并非源自瑞典语，是瑞典词Jonsson或Johansson被美国化的结果。

另一个在美国比英国更常见的名字就是Miller，这是因为磨坊主在整个英国历史中都不怎么招人尊敬，人们认为他们总爱欺骗那些卖谷物给他们的农夫，所以英国人很少用Miller这个名字。要是在现代，这个人人都讨厌的名字估计非Landlord（地主）莫属，而在美国绝大多数Miller实际上原来都是Mueller或者Müller，即德语中的磨坊主，但这个词并没有英国那种常见的贬义。

绝大多数移民到了美国都会把自己的姓名做些修改，以符合美式英语的拼写和发音规则，而对于难以拼读的波兰或者俄语名字，这种改变就从自愿变成了必须。这两个国家的移民往往会在一进入美国就有了新名字，但更多的情况是，进入美国的移民们将自己的名字稍作修改以便容易辨认和拼读，免去了日后一遍遍向别人重复自己名字的麻烦。

比如，他们会将Pfoersching 改成Pershing，把Wistinghausen变成Westinghouse，把Pappadimitracoupolos变成Pappas，把Niewhuis变成Newhouse，把Kuiper变成Cooper，把Schumacher变成Shoemaker，把Krankheit变成Cronkite，把Sjögren变成Seagren，把Lindqvist变成Lindquist等。

这样的情况并不仅限于辨读困难的斯拉夫语和日耳曼语，叫McLeod的苏格兰人也都把名字改成了McCloud，这样的名字发音便一目了然。那些叫McKay的人则告诉别人自己的名字和sky押韵（现在英国这个名字也一样和sky押韵）。

有时候，人们会趁机扔掉祖辈们身为奴隶时被迫接受的姓氏。赐予他们的祖先这些姓氏的人要么有别具一格的幽默感，要么就是希望奴隶们贿赂他们，好让自己的姓不那么难听，比如Kolokotronis这个姓在希腊语的意思就是屁股里的子弹。但也有些人依然保留了祖先的姓氏，比如Goldwater，这个词一直以来被作为尿的隐语。

在美国，姓氏的另一个变革便是重音的转移。出于某种不可考证的原因，美式英语中人们总是会重读姓氏中的最后一个或倒数第二个音节。这样那些叫Es-PO-si-to的意大利人来到美国后会把自己的名字读成 Es-po-Si-to。这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英国人的名字中。比如Purcell、Bernard和Barnett在英国读成persul、 bernurd和 barnutt，但在美国则变成了purSELL、 berNARD和 bar-NETT。但也并非所有的名字都经历了这样的变故，比如Mitchell和Barnum，它们的重音还是在第一个音节上。

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名字一变再变，已很难探寻最初的模样。比如Waddington这个名字就逐一演变成Wadigton、Wuldingdoune、Windidune等。莎士比亚的祖父就曾经把自己叫做Shakestaff。[1]肯特郡的小镇Snook最早也许叫Sevenoak，Backus也许曾是Bakehouse。美国第11任总统詹姆斯·波尔克（James K.Polk）就出生于Pollock家族。几乎所有的名字都经历过这样或者那样的变迁，地名尤其如此。

别具特色的地名

剑桥在10世纪的时候就叫格兰坦布莱格（Grantanbrycge），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觉得这个名字念起来太拗口（因为他们不太会发gr组合的连音），就开始称呼这个地方为Cantebrigie。接下来又经历各种演变变成了Caumbrigge、Cambrugge和Caunbrige，直到最后成为现在的Cambridge。几个世纪之后，剑桥的名字或许又会发生变化。Eboracum就是经过同样的历程，最终变成了York。

名字的这种演变过程有时候非常迂回复杂。据雷尼（P. H. Reaney）所著的《英语地名的起源》（The Origin of English Place Names）所考，Brightlingsea这个地名经历了404种拼法的变更，它最早的名字是凯尔特语中的Brictrich。不仅如此，一个简单的词根也许能够衍生出很多不同的词汇，比如Brighton、Brixton、Brislington和Bricklehampton，这似乎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其实这些地名都源自一个名字：Beorhthelmes。

凯尔特人、罗马人、丹麦人、维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和诺曼人的相继入侵不断改变和重塑着英国的地名。结果英国拥有了全世界最纷繁复杂的地名。这些名字萦绕在你的舌边，如香醇的葡萄酒一般令人回味无穷，比如Wendens Ambo、Saffron Walden、Gussage All Saints、Stocking Pelham、Farleigh Wallop、Dunton Bassett、Husbands Bosworth。

英国共有三万个地名，近半数都非常有趣又别有特色，这些地名的形成均有史可考。它们和茅草村舍、绵延灌木篱墙和那开满了鲜花、蝴蝶蹁跹的草地一起成为了英国乡村美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和家族姓氏一样，英国人之所以有这些饶有趣味、个性独特的地名并非出于偶然，而是英国人骨子里就喜欢这种充满独特趣味的事物，比如Lower Slaughter（低矮的刽子手）和Great Snoring（巨大的鼾声）这样的地名。

当然，英国地名的拼写、读音和姓氏一样令人费解。有时候这些地名的拼写和它们的读音简直背道而驰，比如肯特郡的一个小镇拼成Meopham，却被读成梅帕姆（meppam），或苏格兰小镇Auchtermuchty，被读成奥克-特-马克-梯（awk-ter-muck-tee）。

但有时又截然相反，有些地名看起来非常简单，远道而来的游客以为读起来肯定特别简单，万万没想到简单的地名却只是骗人的假象，比如Postwick读成pozzick，Puncknowle读成punnel，Keighley读成keethley，Holnicote读成hunneycut，Cholmondeston读成chumson，Wyardisbury读成razebry，Wymondham读成windhum，Flawith读成floyth，肯特郡的Dent-de-Lion读成dandelion，简直是将古代拼写和现代读音相结合的最差典范。

有时候人们喜欢把名字里的某些音节拿掉或者很随意地忽略掉，结果Browsholme就读成了brewsum，Wavertree 变成了wawtree，Ludgvan变成了ludge-un，Darlingscott 则成了darskut，Culzean成了cullayne。

英国很多地名都有两个或者更多的读音。西约克郡的Harewood 就可以读成harwood（指当地供游人参观的豪宅）和harewood（指豪宅所在的村子）。斯塔福德郡的Hednesford就可读成hedjford或者 henssford。Shrewsbury可以读成shrooz-bree或者 shroze-bree。苏格兰的 Athelstaneford也可以直接按照它的拼写来读或者读成elshanford。英国还有一个地名有两种拼法和两种读音，那就是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的小镇Frithsden，还可拼作Friesden，可以读成frizdun或freezdun。

英格兰有三个村庄都叫Houghton，每个村子的叫法都不一样，分别是：hoton、 hawton和 howton。南约克郡的奥题布里奇（Oughtibridge）就有四种读音：owtibrij、awtibrij、ootibrij和ōtibrij。德文郡的Dittisham有三种发音：dittisham、 dittisum和dittsum。西约克郡的Adwalton有时候叫做Atherton，因为这个镇子原来叫Heather Town。但是最奇怪也许要属多塞特的Okeford Fitzpaine，当地人把它叫fippeny ockford，而原因已经无从可考。

不过让人惋惜的是，很多地名的发音已经和它们的拼写日趋一致，也许是因为英国人也开始随波逐流了。西约克郡的Pontefract 曾经叫pumfrit，但现在它的读音已经与拼写完全一致了。同样的命运也落在了Cirencester的头上，过去人们曾经叫它sissiter，但是现在它的读音已经变成了siren-sester。Grantham和Walthamstow都有th音，尽管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它们是Grant-ham和Walt-hamstow，这也是它们过去的读法。但奇怪的是诺丁汉郡一个不知名的小镇 Gotham（纽约市的俗称就得于此）的读音中就没有th，当地人的叫法就是Gott-hum。

威尔士的城市和乡村的名字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它们简直就像是涂鸦，比如Bwlchtocyn、Llwynddyrys、Cwmtwrch、Mwnt和Pwllheli，要想按照拼写把它们读出来，简直太辛苦了。

在美国，人们不用费劲心思地猜测某个地名的读音，人们会把某个拗口的地名改得简单一点，比如把Ojibway Missikamaa 改成Michigan，或者把Dakota Indian Šahíyena变成 Cheyenne。偶尔有些改变似乎又莫名其妙，和英国人的天马行空如出一辙，就像他们把爱达荷州的Ricksburg变成了Rexburg。

美国人也没有时间发明一些让人读不出来的地名，当然，这样的地名我们还是能在美国找到几个，最著名的是新罕布什尔州的Schohomogomoc Hill（阿尔冈琴语中“附近有燃火标志的地方”）、路易斯安那州的 Natchitoches（读成nak-uh-tosh）、纽约的Schaghticoke（读成skat-uh-kohk）。然而，美国还有些地方是大部分美国人以为自己会读，但却和当地人叫法不一样的。如果下面这20个地名你能读对15个，那么你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有趣的美国地名

最早期的美国人觉得改变某些地名的拼写比改变它们的发音更容易。因此俄亥俄州的Worcester就变成了Wooster，而康涅狄格州的Hertford则变成了Hartford。很多来自法语的名字也很自然地美国化了。看看这些地名：Notre Dame、Detroit、Des Plaines和St.Louis。

源自荷兰语的地名也同样会带来一些麻烦，所以人们会将它们稍稍地改变一下，Haarlem就变成了Harlem，而Cape Mey就变成了Cape May。这些地名就像面团一样在人们手里拉长变短，只为了让它们变得更容易拼读。比如De Kromme Zee 就变成了Gramercy，Vlacht Bos （平整的森林） 则变成了Flatbush。同样，佛罗里达州的源自西班牙语的Cayo Hueso （骨头岛） 就变成了Key West。

其实，美国人也拥有不少多姿多彩、新奇有趣的地名，比如得克萨斯州的Chocolate Bayou（巧克力湾）、Dime Box（十美分盒子）、Ding Dong（叮咚）和Lick Skillet（舔煎锅）；路易斯安那州的Sweet Gum Head（甜树胶头）；密西西比州的Whynot（何不）；加利福尼亚的Zzyzx Springs（赛克斯温泉）；北卡罗来纳州的Coldass Creek（冷屁股小溪）、Stiffknee Knob（硬膝盖上的瘤）和Rabbit Shuffle（兔子曳步舞）；亚拉巴马的Scratch Ankle（挠脚踝）；明尼苏达的Fertile（良田）；密歇根的Climax（高潮）；宾夕法尼亚的Intercourse（性交）；纽约的Breakabeen（打破）；艾奥瓦的What Cheer（欢呼什么）；肯塔基州的Bear Wallow（熊打滚）、Mud Lick（舔泥巴）、Minnie Mousie（米老鼠）、Eighty-Eight and Bug（88和虫子）；田纳西的Dull（无聊）、Only（仅仅）、Peeled Chestnut（剥皮的栗子）、Defeated（被打败）和Nameless（无名）；威斯康星州的Cozy Corners（舒适的角落）；华盛顿州的Humptulips（驼背郁金香）；爱达荷州的Hog Heaven（猪天堂）； 南卡罗来纳州的Ninety-Six（九十六）；马里兰州的Potato Neck（土豆脖子）；亚利桑那州的Why（为什么）；怀俄明州的Dead Bastard Peak（死混账峰）、Crazy Woman Creek（疯女人小溪）和最令人无语的Maggie's Nipples（麦琪的乳头）。

遗憾的是，这些名字中有很多已经不复存在，但还有几个今天仍然能够看到，有些地方甚至就是靠自己奇怪的名字招揽游客的。最著名的要算宾夕法尼亚的Intercourse，他们发行的那种语义双关的明信片生意着实红火。有些地方则只能在特定的时候吸引游客，比如肯塔基的Eight-Eight， 1988那年人们自然就注意到这个独特的小城。有一对情侣专程从怀俄明的卡斯帕赶到这里，就是为了在1988年8月8日晚上8点零8分结婚。这个小城名字的来历据说和城市的创建者有关，这个人某天翻了翻自己的口袋，发现刚好有88美分，于是给这里取名Eight-Eight。更好笑的是，1948年来自这个城市的选民中有88位投票给了杜鲁门，88位投给了杜威。

要让人们改变自己所在城市的名字似乎也很容易。1950年，一个颇受欢迎的广播节目号召人们投票换掉城市的名字，结果在新墨西哥州的热温泉（Hot-Springs）市，赞成把城市改名为Truth（真理）或者Consequences（结局）的市民是持反对意见的人数的4倍。他们获得的奖赏是该节目的主持人拉尔夫·爱德华兹（Ralph Edwards）宣布在这里录制他的10周年纪念节目。人们以为这个活动引发的热潮不会持续多久，但是城市的新名字从此扎下了根。

4年后，运动员吉姆·索普（Jim Thorpe）的遗孀答应将她的丈夫安葬在宾夕法尼亚的避暑胜地莫赫·琼克（Mauch Chunk），条件是他们愿意以丈夫的名字重新为这个地方命名。结果莫赫·琼克的市民真的这么做了。怀俄明州的科迪市（Cody）也同样为了野牛比尔·科迪（Buffalo Bill Cody）而将城市的名字改成了现在的Cody。

有些世界闻名、耳熟能详的地名其实当地人的叫法并不一样。比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Flornece），当地人就叫Firenze，那不勒斯（Naples）在当地被称为Napoli，帕多瓦（Padua）在当地被叫做Padova，威尼斯（Venice）则被叫成Venezia，米兰（Milan）则是Milano，热那亚（Genoa）则是Genova。

丹麦人把哥本哈根（Copenhagen）叫成København（读音是kooen-howen）。对于南斯拉夫人来说贝尔格莱德不是Belgrade而是Beograd。对俄罗斯人来说莫斯科不是Moscow而是Moskva。对荷兰人来说海牙并不是The Hague，而是Den Haag。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名字也和它们的英译名大相径庭，在下面这一长串名字中看看你能猜对几个。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有些英译名是外来者强加给当地人的，并未尊重当地的民族文化。比如，Korea就是日语称呼，而非朝鲜语称呼。Hungary也是从旧式俄语衍生而来，和当地人自己对匈牙利的称呼没有任何关系。连接欧洲和亚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也仅仅是Oxford的希腊语翻译，当地的土耳其人叫它Karadeniz Bogazi。

还有些地名的得来是因为外来者听错了或者产生了误解，例如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它们和印度可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个名字充分反映了哥伦布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半球。Yucatán（尤卡坦州）在墨西哥语里指的是“什么”或者“你说什么”，这是当地人对第一批上岸的西班牙征服者说的话。Dutch这个词的诞生也同样出于误会。这个词来自德语，随着Pennsylvania Dutch（宾夕法尼亚荷兰人）这个短语已经深入人心，但实际上这些人并非来自荷兰，而都是德国。

取名字现在也成了一件大事。随着商业贸易的全球化，要找到一个世界范围内都不让人反感又易于拼读的商标名称越来越难了。通过英国一家公司的遭遇，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这个难题有多大。这家公司想把一种叫做Cockburn's Dry Tang的波特红酒销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但是这种酒在瑞典卖得不太好。公司作了一番调查，发现原来tang这个词在瑞典语里是“海草”的意思，所以所谓的Dry Tang（干海草）肯定无法让人把这种红酒与高雅的形象和精致的口感联系到一起，这种红酒在瑞典当然也就卖不动了。

因此在瑞典进口商的建议之下，这家公司将红酒的名字改成了Dry Cock，这个名字对于英语国家的人来说可能可笑至极，但这种酒后来却在瑞典非常畅销。可是改名之后这种酒在丹麦又滞销了，公司又进行了一番紧急调查，发现cock这个词在丹麦意指女性的生殖器，结果他们又要重新策划一个名字。看，这是从事国际营销行业的人经常会遇到的困难。

美孚石油（Standard Oil）公司当初决定改名字时考虑过Enco，结果发现enco在日本指抛锚的汽车。另一家英国公司加拉赫（Gallaher）曾试图在西班牙制造一种名叫Park Lane的香烟，但没有获得成功。这倒不是因为这个名字让人觉得不快，而是因为西班牙人的发音有困难，为了避免尴尬，当然就没有人愿意买这个牌子的香烟了。但有些时候，有些公司却又刻意为自己的产品起个不同寻常或者谁也看不懂的名字，比如哈根达斯冰激凌（Häagen-Dazs）。

商标之事非同小可

很多公司为了给产品取个合适的名字都不惜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London Sunday Times）举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一家瑞士糖果厂委托英国商标专家约翰·墨菲（John Murphy）为他们生产的一种新型糖果取一个吸引人的名字。他们通过计算机随机组合了一些名字，还请了一组专家坐在那儿冥思苦想各种名字，墨菲的公司给瑞士人提供了350种选择，但这家糖果厂拒绝了其中302种，他们认为这些名字既不好听又不讨人喜欢，而在剩下的48个名字中，也只有两个名字没有在其他国家注册过。其实墨菲自己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他的公司在英国叫Novamark，但在其他国家却只能叫Inter Brank，因为Novamark在其他的国家已有人注册。

正因为取名字不容易，商家和厂家们才会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的商标。劳斯莱斯汽车（Rolls-Royce）每年要处理500起商标侵权案件（其中大部分侵权者都是管道工，他们总爱打着“管道工中的劳斯莱斯”这样的招牌）。其他公司就没有这么高的警惕性了，在商标保护方面也没那么成功。Aspirin（阿斯匹林）、cellophane（赛璐玢）、yo-yo（悠悠球）和escalator（自动扶梯）都曾经是品牌的名字，但现在却失去了专利权的保护。

很多商品的品牌却仍然被大众当做普通词汇使用，比如Band-Aid（邦迪）、Frisbee（飞盘）、Jell-O（果冻）、Coke（可乐）、Kleenex（可丽舒）、Xerox（施乐）以及英国的Hoover（胡佛），这个品牌名已经成了静电吸尘器和吸尘的代名词（人们会说“Did you hoover the carpet？”你吸地毯了吗？）。如果你的竞争者不得不借用你的名字来让消费者熟悉他们的产品，比如“可乐味道的软饮料”或者“明胶状的甜品”，那么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对你来说就是轻而易举了。

尽管有时候费了很大周折才塑造了一个好品牌，但每年在美国有一千多家公司却选择换掉公司的名称。其原因有时候是因为与其他公司合并或者被其他公司收购，比如USX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原名U.S. Steel）或者Tambrands（原名Tampax），这些公司不想让消费者把它们和原来的某一种产品联系到一起，因此选择了改变自己的名字。

但有时候，坦白讲，只是一时糊涂而已。1987年，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的主席理查德·费里斯（Richard Ferris）花了700万美元把公司的名字改成了Allegis，但这个新名字却被视为一场灾难。纽约的地产开发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说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下一个世界级的传染病”。仅仅六周之后，菲利斯被免职。他的继任者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公司的名字变回来。

还有些公司的更名也许并没有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但是否对公司有利还值得怀疑。在1987年举行的一场民意调查中，不到60%的人知道Esmark是美国的一家大型综合企业，但却有同等数量的人还记得Swift，这是Esmark 12年前的名字。其他那些取了新名字，但不知是吉是凶的公司还包括Unisys（由Burroughs和Sperry两家公司合并而成）、Trinova（原来的Libbery-Owens-Ford公司）和Citybank（花旗银行，原来的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一家公司换名字的过程和为一种新产品取名字一样复杂，通常这家公司会将业务委托给一家像Novamark或者Lippincott & Margulies这样的专业取名公司，专家们会提出好几百甚至上千个名字供他们选择。有时候为公司取名字的也许是其雇员或者专门成立的取名小组。一般的情况下有3/4的名字会被放弃，因为已被注册或者在其他国家具有某种不礼貌或者不恰当的含义。

如果你想要推出一种新产品，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这些名字你绝对不能使用，比如Sic（与sick同音，病弱的意思）、Pschitt（与shit同音，大便的意思）、Plopp（扑通掉下的意思）和Super Piss（piss在英语里指小便）。其实前两个词是法国的两种软饮料的名字，第三个是中国台湾的一种糖果，而第四个是芬兰的一种除冰装置。抱歉了。

[1] 很少有人知道，莎士比亚的父亲在儿子出生前不久，从附近的一个村子搬到了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如果没有搬到这里，莎翁就不会有埃文河畔诗人的别称了。

14 咒骂本疯狂

对一个中国人最大的侮辱， 就是骂他“王八蛋”。在挪威，devil（魔鬼） 是最大的忌语，就相当于英语中的fuck（妈的）。在南非的科隆（Xoxa）部落，最难听的脏话是hlebeshako，即你妈妈的耳朵。

对一个中国人最大的侮辱，就是骂他“王八蛋”。在挪威，devil（魔鬼）是最大的忌语，相当于英语中的fuck。在南非的科隆（Xoxa）部落，最难听的脏话是hlebeshako，即你妈妈的耳朵。在法语中如果说某人是一头母牛或者骆驼，这对他是最大的挑衅，如果你在前面还加上一句espèce de（一种），那么效果就更加强烈，因为法国人认为被骂成一种母牛比被骂成一头母牛更侮辱人。

澳大利亚土著人认为最令人不堪忍受的侮辱是暗示某人和他的母亲发生关系。在很多文化中乱伦都是一个高度禁忌的话题，只能用最含糊的语言来暗指，比如西班牙语中的tu madre以及美国黑人说的your mama。很多国家都会使用一些听起来似乎没有任何意义的词汇表示辱骂，比如德语中的schweinehund，意思就是猪狗。

有些国家的文化中根本就没有脏话。日本人、马来人和大部分波西尼亚人及美洲印第安人都没有所谓的“国骂”。芬兰人即使是半夜两点被一个打错的电话吵醒，也找不到一句能够表达愤怒的脏话，结果只能蹦出一句ravintolassa（在餐馆里的意思）。

大多数文化都有自己的脏话，而且历史也非常悠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亚当斯（J. N. Adams）博士研究了罗马人的脏话后发现他们有800句脏话。英国人却只有20句左右，当然数量是多是少就看你怎样界定脏话了。好莱坞的电影分级机构就列出了17句会使电影被划分为R级（限制级）的污言秽语。如果加上那些虽然不算严格但还是会引起反感的禁忌语，比如crap（废物）和boobs（笨蛋），那么平常英语中的常用禁忌语大概有五六十个。其实过去人们用得更多，据说仅表示性交的词就有1200多个。

根据亚当斯博士的调查，有些脏话1500多年都不曾改变，大部分都是对男性器官大小的描述。罗马人提供了许多这样的词，比如tool（工具）、dagger（匕首）、sickle（镰刀）、tiller（舵柄）、stake（木桩）、sword（剑）和稍有些奇怪的worm（蠕虫）。更令人觉得奇怪的是，两个罗马俗语中最普遍的关于男性性器官的词都是阴性词，而最常用的表示女性性器官的词却是阳性词。

世界各地的脏话是共通的

世界各地的脏话似乎都有着某些共性，几乎所有文化中它们都与以下内容有关：污秽之物、禁忌话题（尤其是乱伦）以及神圣的人或物。大部分国家的污秽语都分为“普通级”和“高度限制级”。在《解剖脏话》（The Anatomy of Swearing）一书中，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引用了一个对约克角半岛的Wik Monkan土著人使用的脏话所做的研究。他们有一些骂人的脏话在我们看来其实无伤大雅，比如大头、长鼻子、瘦胳膊，另外一些非常难听的污言秽语，只有在情绪极其激动时才会使用。

英语的脏话中则有一些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愉快的语言，这一点颇为不同寻常，也很少有人注意到。当我们想要表达极度愤慨的时候，我们会想把那个讨厌的家伙五马分尸，而在英国，人们却反其道而行。比如，当我们想说“去死吧”的时候，结果却咆哮着说 “希望你挣好多钱”或者“祝你今天愉快”之类的话。

我们所使用的绝大多数脏话都来自古代。现代英语中鲜有古代英国人不理解的脏话，不过一个10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农民可能不理解tits（奶头）或者fart（放屁）是什么意思。他们使用的scĩtan在1300年左右变成了shite，到1500年变成了shit。直到今天，在英格兰，shit的另一种写法是shite。

fuck这个词据说来自拉丁语中的futuo、法语中的foutre或者德语中的ficken，这几个词都有相同的含义。蒙塔古认为这个词最初出现于苏格兰诗人威廉·邓巴（William Dunbar）1503年所做的一首诗中。尽管这个词已经用了好几百年，甚至可以说上千年，但在1503年之前与性交有关的粗口是swive这个词。

pussy即阴道的意思，最早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7世纪，而arse（屁股）是古英语。人们常用来指阴茎的词则有dick、peter和percy（每个英语国家使用的不尽相同），这些词的使用时间至少已有150年的历史，其实它们也许更早就出现了。jock也曾经被用来表示阴茎，但后来却退出了历史舞台，只在jockstrap（下体弹力护身）中还能看到一点蛛丝马迹。

要追溯这些禁忌词的真实来历并不容易，因为它们很少被记录下来，而且很少吸引研究者的注意，当然原因也不言自明了。比如buttocks这个词，它早在13世纪就已经出现，但butt作为这个词的俚语形式，却直到1859年才在美国有所记录。根据斯图尔特·伯格·弗莱克斯纳（Stuart Berg Flexner）的观察，人们不可能等上600年才会想到将buttocks转变成butt。

同样，尽管shit这个词在诺曼征服之前就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但horseshit这个词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问世并被记录。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权威研究，人们往往会对脏话的起源有五花八门的解释。fuck据说原来是警察用语For Unlawful Carnal Knowledge（非法性行为）的缩写。事实当然并非如此。

仅次于O.K.的单词

除O.K.之外，fuck也许是用途最广的英语单词，它可以用来表示各种情况和现象。比如把什么事情弄糟了，我们可以说fuck up，说某人吊儿郎当或者到处拈花惹草，我们可以用fuck around，叫某人离开或滚蛋就用fuck off，想骂谁就说fucking-A，被某个问题难住了就说I'm fucked if I know，表示厌恶的时候说fuck this等。

fuck这个词的巅峰时期应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词：snafu，这是situation normal——all fucked up的缩写，其实这样的词还有很多，比如fubar（fucked up beyond all recognition，糟透了）和fubb（fucked up beyond belief ，糟得令人难以置信）。

piss（小便）这个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或者更早。据说它来源于拉丁语中的粗话pissiare，所以可能早在罗马人占领不列颠时期就已经有人使用了。由于piss这个词可能让人觉得太粗俗，于是又出现了它的委婉语pee，即以这个词的第一个音节为主。在美国，最早关于piss的记录出现在1760年，而pee的最早记录则出现在1788年。

某些词所附带的感情色彩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巨大的改变。cunt（阴道）这个词本来是一个不带任何侮辱性质的词，乔叟就曾在《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很随意地使用过几次，在书里cunt有几种不同的拼写形式：queynte、queinte或Kent。伦敦市曾经有一条妓女出没的小巷，名叫Gropecuntlane。直到18世纪早期这个词才被认为具有不雅的含义。

直到19世纪早期，大众觉得shit这个词还可以接受，prick则是到了18世纪才被认为是脏话。1250年到1750年间，piss从来没有被认为是粗鄙之词，法语日常用语中男用小便器就是pissoirs这个词。另一方面，现在我们认为完全正常的词在古代却可能会激起强烈的反感。比如在16世纪的英格兰，zooterkins就是一个有强烈刺激性的词。19世纪的英国人就觉得puppy和cad是两个非常下流的词。

如今英国最粗俗的脏话也许是fuck、shit和cunt，但在19世纪70年代，一些渎神的词语更具侮辱性，比如God damn（该死）、Jesus（耶酥）或Hell（地狱）都比fuck和shit更令人难以接受。在早期，对宗教的亵渎在脏话的演变发展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以至于法国人在15世纪对英国人的侮辱性称谓就是goddams（天杀的）。

以圣人的名义说脏话也同样能起到效果，比如过去人们常用来骂人的话就是George， 即by St. George（以圣乔治之名）的简称，几个世纪以来这样的词都很流行。Cock（公鸡）这个词长久以来不仅是阴茎的俗称，同时也暗指上帝。所以在《哈姆雷特》中奥莉薇亚语带双关地说：“Young men will do't, if they come to't; By cock, they are to blame.”

有些脏话甚至出奇地明显，比如by God's bones（以上帝骨头的名义）、 by God's body（以上帝身体的名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词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攻击性色彩，比如zounds（替代God's wounds，上帝的伤口）、gadzooks（替代God's hooks，这个词的含义已经不可考）以及指称上帝的身体的God's bodkins（上帝的锥子）或者有相似拼法的godsbodikins和gadsbudlikins。

这种逐渐淡化渎神词语的侮辱性色彩的趋势是英语脏话的一个特点。绝大多数语言都有自己的委婉语（euphemism，来自希腊语，“说好话”的意思）。德国人用毫无意义的Potz blitz来代替Gottes Blitz，法国人用par bleu来代替par Dieu，用Ventre Saint Gris来代替Ventre Saint Christ。

但并没有一种语言像英语这样创造出那么多在老人或者小孩面前都可以照说不误的隐晦脏话，比如darn、durn、drat、gosh、golly、goodness gracious、gee whiz、jeepers、shucks等。像这样的用语，不说上百种，至少也有数十种。但是这些脏话有时候也还是会让人反感，尤其是刚流行的时候。blooming（可恶的）和blasted（该死的）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只是具有贬义，但是19世纪的英国人还是觉得它们和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脏话一样难以接受。

当然，不管是哪种语言里的脏话其实和词汇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关键是它们属于忌语。这就像是一个循环，脏话之所以脏是因为它们是被禁的语言，它们被禁的事实又让人们觉得这是脏话。

在英国最显著的例子就是bloody（该死的）这个词，这个词大多数人觉得和shit一样令人反感，但其实这个词并没有实际的含义。为此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解释，一般都认为它是像by Christ's blood（以上帝之血为誓）或者by our Lady（以圣母为誓）这样的脏话的缩写，但是我们迄今还没有找到历史证据来证明这些观点。我们只知道16世纪时人们开始当bloody是个骂人的词，而直到现在我们都说不清楚这个词到底表达了什么意思，就像是《理查二世》中里奇蒙德所说的：“The bloody dog is dead.”

莎士比亚也说脏话

尽管莎士比亚不太擅长使用双关语，但总的来说他也很克制，不太喜欢说些触犯禁忌的脏话。虽然damned这个词在他37部戏剧中出现了105次，但他所使用的脏话就仅限于for God's sake（看在上帝的份上）、a pox on't（感染梅毒）、God's bread（神的面包）和只用了一次的 whoreson jackanapes（私生子）。

在《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中没有一句脏话，这一点就它出现的历史时期来说显得不同寻常。而在与《凯撒大帝》同期上演的本·琼森逊（Ben Johnson）的《各有所好》（Every Man in His Humour）中就出现了表现力非常丰富的脏话，比如Whoreson base fellow（令人憎恶的家伙）、whoreson coney-catching rascal（你这个小杂种，coney是女性外阴的同义词）、by my fackins faith（以我该死的信仰为誓）和 I am the rankest cow that ever pissed（我是有史以来尿尿最臭的牛）。

他的其他剧作中还有比这更加震撼的脏话，比如I fart at thee（我对你放屁）、Shit o' your head（在你头上大便）和Turd i' your teeth（你牙齿里有大便）。同时期的另一部于1550年首演的戏剧《迈迦登的针》（Gammer Gurton's Needle）就有几十句骂人的话，比如By Jesus（以耶酥之名）、dirty bastard（脏混蛋）、bawdy bitch（淫秽的婊子）和for God's sake等，戏剧里面甚至还有一位牧师骂某个人是that shitten lout（那个拉屎的笨蛋）。这一时期其他有代表性的脏话包括kiss my blindcheeks（亲我的屁股）和stap my vitals（戳中我的要害）。

莎士比亚死后不久，英国经历了一段几乎所有国家都经历过的假道学盛行时期。1623年，政府通过一条法案规定说脏话是违法行为。人们如果说出upon my life（以我的生命担保）、by my troth（对天发誓）这样的话就会被罚款，其实这两句话和10年前的God's poxes（上帝的脓包）和fackins faiths（该死的信仰）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1649年，这条法律更加严苛，规定如果咒骂父母将会被判处死刑。

这股拘谨守礼之风横扫整个世界，在19世纪越刮越烈，并逐渐达到最高峰。人们谨小慎微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据说一位妇人为自己的金鱼都穿上了衣服以防裸露，有位布雷斯夫人竟花钱为巴黎的雪人裹上衣服。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时期（1837-1901）假道学盛行，但其实这股风潮由来已久。

这一时期有个著名的人物叫托马斯·鲍德勒（Thomas Bowdler），他是一位来自爱丁堡的医生，以对莎士比亚和吉本的著作进行删节和净化而闻名，他夸耀自己的行为并没有增加新的内容，只是修改了作品中不适合在全家人面前大声朗读的不雅字眼。他所著的《家藏莎士比亚戏剧集》（Family Shakespeare）于1818年面世，一年后维多利亚才降生。所以女王本人并非是这股风潮的始作俑者，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在她继位一个世纪之前，就有一位妇女指责塞缪尔·约翰逊将下流猥亵的词语编进了他的词典，对于这个指责，约翰逊只是不屑一顾地回答道：“所以夫人您是特地去找这些词了吗？”

关于19世纪的假道学之风，还有一个传闻，据说那时候人们会为钢琴腿穿上小裙子以防引起某些遐想。美国语言学家托马斯·派尔（Thomas Pyles）在他那本杰作，《美式英语的起源与发展》（Words and Ways of American English）中就追踪过这个故事的起源，结果他在1837年一位英国旅行者，弗雷德里克·马利埃特船长（Captain Frederick Marryat）所写的《美国日记》（Diary in America）中找到了它的原型。他的结论是这个故事只是为了幽默的效果杜撰出来的，绝非真事。

可信度更高的是这本书里记录的另一个趣事，当时马利埃特问一位年轻的小姐，她摔倒之后有没有伤着“腿”（leg），结果这位小姐转过涨得通红的脸，告诉他，在美国人们不用那个词。“我赶紧为自己的失礼道歉，因为除了英国的礼仪，我对其他国家的风俗礼仪颇为无知。”马利埃特不无玩笑地写道。他随后问那位小姐“那个词”要怎么说，结果他得到的回答是四肢（limbs）。

在那样一个时代，即使是最谨慎的言语也有可能会冒犯别人。stomach（胃）变成了belly（腹部）的委婉语，结果人们还是觉得它太具体，于是又出现了tummy（肚子）、midriff（上腹部），甚至还有breakfast（胃）。鸡的各个部位，比如breast（胸）、leg（脚）和thigh（腿）都能引起不快，结果只能用drumstick（鸡腿）、first joint（鸡脚）和white meat（鸡胸）来代替。

雄性动物的名字如buck（雄鹿）和stallion（种马）如果有女性在场也不能说出来。公牛只能叫sires、male animals以及最让人觉得讽刺的gentleman cows，但是远远还不止这些。任何含有cock的词语都要有自己的委婉语，结果haycock（干草堆）变成了haystack，cockerel（小公鸡）变成了rooster，就连那些名字里含有cock的人，比如Hitchcock或者Peacock，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都感到非常难堪。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可以说是比英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竟然将古英语中的titbit改成了tidbit。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难想象，在1882年1月的某个早上，当读者打开伦敦的《泰晤士报》，发现了一篇言辞大胆直白的文章之后会有多么震惊。这是一篇关于总检察长在议会所做讲话的长篇报道，报道的最后一句竟然是：

“The speaker then said he felt inclined for a bit of fucking.”

毫无疑问，这篇报道在当时可谓轰动一时。《泰晤士报》的执行编辑们被这种公然冒犯大众的行为吓得目瞪口呆，他们过了整整4天才回过神来，向读者承认错误。在进行了一番极其彻底的内部调查之后，该报发表了一份道歉声明：“本报周一的一篇报道由于擅自篡改了威廉·哈考特爵士（Sir William Harcourt）演讲中的一句话而冒犯了公众，对此本报管理层感到痛心疾首。这种恶意的、秘密的捏造行为发生在报纸付印之前，警方正在对此次事件进行调查，我们希望始作俑者能早日受到法律的惩处。”

如果4天之后他们都没有找到肇事者，我怀疑他们是否真正找到了这个人。不管怎么样，6个月之后，报纸上又出现了一篇推销某本书的广告，广告语中提到“我们公立学校的日常生活，由首席学者们娓娓道来。书后附有一篇亨利·欧文所做的关于性交的专题论文所用词汇的词汇表”。

不管是谁导演了这场恶作剧，他们自此以后就销声匿迹了，不过后来还有人告诉我，当维多利亚女王为克里夫顿悬索桥支持开通仪式时，《泰晤士报》刊登的报道中有句话本该是“女王陛下走过大桥”（Her Majesty then passed over the bridge）却变成了“女王陛下在桥上尿尿”（ Her Majesty then pissed over the bridge）。这条花边新闻是真是假，我实在不好说。

为什么美国人写作不敢带脏话

这种维多利亚时期将忌语变成铅字的恐惧一直阴魂不散，持续到了今天。阿什利·蒙塔古就指出，1947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面向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技术评论》杂志（Techonology Review）就把doing his damnedest（尽他最大的努力）这句话改成了doing intensely his very best。10年之后，这句话的作者又在一本书里写了同样的一句话，结果又被删掉了。

蒙塔古还提到1941年发生的一起事件，缘起一位联邦法官指控一位律师藐视法庭，因为他在法庭上使用了不雅之词——darn（该死的）。1948年，伯格斯·强森（Burges Johnson）竟然还在不提到任何一句脏话的情况下写了一本关于脏话的书，名叫《不敬语的失落艺术》（The Lost Art of Profanity）。当然了，如果书中有一句脏话，也就没有人敢出版。

就在1949年，《好莱坞电影制作守则》（Hollywood Production Code）中还禁止电影中出现dames（女人）这个词。马里奥指出，就在那一年，一部原本叫Dames Don't Talk的电影改名为Smart Girls Don't Talk。

1966年出版的《兰登书屋词典》（Random House Dictionary）的编辑们在经过痛苦的挣扎之后，决定不放入一句脏话，直到1987年出版《兰登书屋词典第二版》（RHD-II）时才出现了四字粗话。最早的《牛津英语大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尽管决心收录英语中的所有单词，但也不曾出现四字粗话。不过1972年出版的《牛津英语大词典补遗》中倒是出现了它们的身影。几乎就在同时，这些四字粗话也出现在了《牛津简明英语词典》（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

1988年，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在《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中写了一篇关于“the shit hit the fan”这个词组的专栏文章，居然没有提到shit这个词。他尺度最大的地方就是使用了“大家所熟悉的hit the fan这个词组前的那个污秽的词”。在对水门事件进行听证时，《纽约时报》的确是出现了尼克松所说的candyass（懦夫）这个词，但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份报纸的排印手册中还一再强调“脏话（goddamn）除非有不得已的原因绝不应该使用”。1989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在披露一份联合航空公司在艾奥瓦苏城坠毁的飞机的驾驶舱声音记录文本时，也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小心。看看这个例子：“伙计们，我们可能没法在跑道上降落了。我们只能迫降这个（删去一词）养的，抱最好的希望吧。”

英国人对于语言相当开明，甚至对广告也是如此。1989年，爱普生打印机公司就在英国的报纸上做了一则语气轻松的关于印刷机历史的广告，其中有这么一句“中国一个名叫蔡伦的太监尽管没有了生殖器，却很有想象力地发明了纸”。我非常怀疑有哪家美国报纸会愿意接受这么一则如此清楚地描述了纸的发明者之性功能的广告。

如果有正当的理由，现在绝大部分英国报纸都可以自由地刊登一些脏话。他们最早是在1960年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当时一个法院裁定《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可以全文出版，不会对社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危害。三家英国报社：《观察家报》、《卫报》和《旁观者》趁机刊登了fuck这个词，但很快就因该行为遭到了英国报业委员会的责难。自此以后，这个词在英国的报纸上又出现了几次，并且没有收到任何投诉。（不过令人觉得讽刺的是，那些专门报道桃色事件的通俗小报在刊登脏话这方面倒比严谨的报纸更加畏首畏尾。）

1988年，英国的报纸有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在报道有伤风化的语言这方面得到更大的自由。当时英格兰板球队队长在提到一场重要比赛的裁判时用了a fucking, cheating cunt（一个他妈的骗人的婊子），但是只有一家报纸，《独立报》（The Independent），没用任何星号代替，全文刊登了这位队长说的话。这是cunt这个词首次出现在英国报纸上。

有些词则没有看起来那么纯洁。bollix（把事情弄糟）在美国常用来描述糟糕的情况，我们来看看《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的一段节选：It was the winless Giants' third loss of the bollixed strike-torn season （这是常败巨人队第三次输掉比赛，他们完全搞砸了这个赛季）。还有一段从美国航空公司的机上杂志《美国之路》（American Way）中截取的话：Our foux pas of the month for February was the crossword puzzle titled Heavy Stuff, which was all bollixed up（我们二月份的言辞失礼来自一个名为Heavy Stuff的填字游戏，这个填字游戏简直一团糟）。

可能这两句话的作者都没有意识到bollix其实是来自bollocks（或者ballocks）这个词，即睾丸的意思。这个词现在在英国仍然被用来指睾丸，有时候当人们表达难以置信的时候也会用这个词，和美国人常用的bullshit（狗屎）有异曲同工之妙。派尔就注意到，水手巴纳科·比尔（Barnacle Bill the Sailor）本应是Ballocky Bill，他的民谣中原来的词比孩子们喜爱的天真歌词要色情得多。

美国俚语中的nuts（疯子）也是睾丸的意思，可奇怪的是，作为感叹词它听起来又是那么纯洁。其他暗含不洁事物的词还包括bumf（草纸），这是bumfodden的简称（德语中卫生纸的意思），以及poppycock（废话），它从一个表示软粪球的荷兰词改编而来。（没错，他们还有表示硬粪球的词，而且有两个：poep和stront。）

在英国和美国，有些脏话已经逐渐有了各自不同的含义。在美国如果用pissed形容一个人，是指他生气了，但在英国则表示他喝醉了。bugger在美国不带任何不雅色彩，但在英国如果你想要表现出你有教养，就千万不要提到这个词。派尔提到，1934年之前，人们都会因为提到或者写了bugger这个词被罚款或者蹲监狱，因为bugger在英国是鸡奸者的意思。但如果说buggery却完全没关系：当一个人被控鸡奸时，法律工作者和报纸都会用到这个词。

15 文字里的玄机

有谁会注意到two plus eleven（二加十一）和one plus twelve（一加十二）不仅结果相同，而且用的字母也完全一样？

一个叫罗伊·迪安（Roy Dean）的英国人，一周有6天都会坐下来，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完成很多人都完成不了的事情——做《泰晤士报》上的填字游戏。其实，迪安是英国填字游戏之王。1970年，在测试条件下，他在3分45秒之内就完成了《泰晤士报》上的填字游戏，这个记录他保持了20年。

美国的填字游戏一般都比较直截了当，你只需要填入一个符合定义的单词；而英国的填字游戏则厉害得多，你需要精通文字的一切组合形式，双关、变位、回文、避讳语和游戏设计者所想到的任何东西。要玩英国的填字游戏，你必须知道carthorse（拖货的马车）是orchestra（管弦乐队）的变位词，contaminated（污染的）可以变成no admittance（不准进入），emigrants（移民）可以变成streaming（能力分组），Cinerama（宽银幕立体电影）可以变成American（美国的），Old Testament（旧约）可以变成most talented（最有才华的），World Cup team（世界杯代表队）可以变成talcum power（爽身粉，这个实在是太有才了！谁能够想得到呢）。

一个英国填字游戏爱好者一看到An important city in Czechoslovakia（位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重要城市）这条线索，就会立即想到Oslo（奥斯陆）。为什么呢？再仔细看看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单词：Czech（OSLO）vakia。A seed you put in the garage（你放在车库里的一粒种子）是caraway（葛缕子）因为caraway折开为car away，使人联想到车子开走后的车库，而HIJKLMNO指的是水，因为它指的就是H-to-O或者H2O。

有些文字游戏的线索则极其神秘，比如Sweatheart could take Non-Commissioned Officer to dance（情人可以带着未受委任的官员去跳舞）的答案是flame（情人）。为什么？因为non-commissioned officer的简写就是NCO，sweatheart（情人）还有一种说法是flame。如果你把flame加上nco就得到了flamenco，即一种叫弗拉明戈的舞蹈。明白了吗？

任何能够完成这些填字游戏的人，对我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天才。而令不少英国人自豪的是自己不仅能全部完成，而且完成的速度还很快。伊顿公学的一位院长就夸耀说，他能在早上煮鸡蛋的这段时间内完成《泰晤士报》上的填字游戏，结果有人打趣地说，这个学校肯定是伊顿，但这个鸡蛋肯定不是伊顿的。

填字游戏的故事

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填字游戏是一种最受欢迎的静态娱乐活动，每天有3000万美国人乐在其中。世界上第一个填字游戏，只有32条线索，出现在1913年12月21日出版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中。一个叫阿瑟·怀恩（Arthur Wynne）的英国侨民发明了这个游戏，当时只是为了填补报纸上的空白。怀恩给它取名字word-cross（我前面说过的，发明者永远不能给自己的产品取一个好名字）。

自此，这个填字游戏成了《纽约世界报》上的固定栏目，但并没有其他的报纸模仿。直到1924年4月，一家刚刚成立的出版公司推出了一款填字游戏，售价1.35美元。这款产品面世后立即获得成功，他们很快又生产了两款填字游戏。第一年这家公司就卖出了50万件产品，填字游戏开始风靡美国，以至于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要在每节车厢内放上字典，以方便玩填字游戏的乘客随时查询，比如伊利亚姆纳湖是不是阿拉斯加最大的湖泊，或者oquassa（蓝背红点鲑）是不是一种淡水鱼。

尽管很受欢迎，但大西洋两岸历史最悠久的报纸多年来一直都拒绝承认填字游戏，并认为它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狂热。直到1930年1月，《泰晤士报》终于放低姿态，刊登了它的第一个填字游戏（由一位诺福克岛的农夫设计，在此之前他从没有玩过填字游戏，更不要提设计了）。为了减轻向一款无聊游戏屈服的负罪感，《泰晤士报》只会偶尔登一些拉丁语版的填字游戏。而《纽约时报》则又等了10年才终于低头，直到1942年才推出第一个填字游戏。

只有一款文字游戏在受欢迎程度和受尊敬程度上能与填字游戏媲美，那就是拼字游戏（scrabble）。拼字游戏是由一家名为Selchow and Righter的游戏厂商于1953年投入市场的，发明者名叫艾尔弗雷德·巴茨（Alfred Butts），他是在20年前，也就是1931年发明的这款游戏。显然，巴茨并不太了解哪些字母在英国使用的频率最高。由于只有98个空格，巴茨坚持26个字母中至少有一个要出现两次，这就意味着q、j和z这三个字母出现的频率会比正常比例高。所以，一个人要成功地完成拼字游戏，得知道那些非常生僻的单词，比如zax（短柄小斧）和xi（希腊字母表中的第14个字母）。

巴茨故意减少s的数量以控制复数的出现，同时他增加了i的数量以鼓励人们使用前缀和后缀。根据一位前英国拼字游戏冠军艾伦·里克特（Alan Richter）的记载，拼字游戏目前所取得的最高分是3881分。其中包括psychoanalyzing（精神治疗分析）这个词，仅这一个词就值1539分。

文字游戏的历史

文字游戏的历史和语言一样古老，其种类也几乎和语言的种类一样多。东尼·欧加迪（Tony Augarde）在他那本博大精深、却又极为有趣的《牛津字母游戏指南》（The Oxford Guide to Word Games）中就指出，有些字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回文（指顺读和倒读都一样的词语）就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

古希腊人就常常在喷泉上刻着Nispon anomimata mi monan opsin，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在洗脸的时候把你的罪恶也洗掉。罗马人也很喜欢使用回文，比如In girum imus nocte et consuminmur igni（我们在天黑后进入这个圆圈，然后被火吞噬），据说这句话描述的是飞蛾扑火。罗马人也很喜欢变位词，颠倒字母的顺序而形成的新字或者新词组，他们会把Quid est veritas？（什么是真理？）转换成Est vir qui adest（就是这里的这个人）。

在举例说明最早的字母游戏时，欧加迪提到了一个出自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语变位词，甚至还有更早的，一个公元前5世纪由希腊诗人拉索司（Lasus）创作的避讳文小诗，诗人在这里刻意避免使用字母s。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字母游戏的历史非常古老，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受欢迎。

据说连耶稣都会使用双关语，他曾说过：“Thou art Perter: upon this rock I shall build my Church.”（你是彼得：我将在这块岩石上建立我的教堂。）如果单从字母游戏的角度来看，这句话大概没什么意思，但是当你知道古代希腊语中Peter和rock是同一个词的时候，你大概就能体会到这句话的奇妙之处了。

字母游戏在英国也有着和文学一样悠久的历史。公元八世纪，英国最早期的诗人之一，基涅武甫（Cynewulf）写下了4首被以为是非常严肃的宗教诗，结果诗人在这4首诗的开头巧妙地藏入了自己的名字，所以这完全可以看作是诗人的自娱之作。从此以后，各种各样的文字游戏俨然成为了英国文学的一大特点。

莎士比亚就非常喜欢使用双关语，他在自己的戏剧作品中创作的双关语达到了3000句之多，没错，就是3000，他甚至能把它们放到最不可能使用双关语的地方，比如在《亨利四世》的第一部分，当霍茨波（Hotspur）的父亲知道自己儿子的死讯，他便把儿子比做了Coldspur（冷刺）。英国文学史上那些最赫赫有名的人物，从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到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无一不是文字游戏的爱好者。我们也曾经看到过，即使是约翰逊也会想方设法在他编撰的词典里放进几个笑话，这在其他语言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英语中的文字游戏数不胜数，比如双关语、绕口令、变位词、谜语、密文、回文、嵌名打油诗、字谜、填字游戏、拼写比赛等。玩这些绝对能让人上瘾。刘易斯·卡罗尔就对设计和完成字母游戏非常着迷，有一次他一晚上都没有睡，只是为了将William Edwart Gladstone这个人名进行变位，最后他总算成功地把这个名字变成了Wild agitator, means well（狂野的鼓动者，用意善良）。

有一位勤勉的学者（他到底叫什么名字我们现在已无法知道了）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莎士比亚在《爱的徒劳》（Love's Labour's Lost）中那个著名的单词：honorificabilitudinitatibus，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词里一定暗藏了一段重组文，这证明莎士比亚并非那些戏剧的真正作者。最后他想出的重组文是：Hi ludi F. Baconis nati tuiti orbi，翻译过来就是：These plays, born of F. Bacon, are preserved for the world（这些戏剧由弗朗西斯·培根创作，留给全世界）。想想他得花多少时间才能找到这句话啊！

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记载，英国赫里福德-伍斯特县有个人在1983年创作了一句包含65000个字的回文。不管这个回文我们能不能看懂，至少我很佩服他为此投入的精力和时间。

吃力不讨好的回文

任何游戏中最难的文字游戏就是回文。在英语中，回文（palindrome）这个词最早是由本·约翰逊于1629年创造的。一个好的回文可以说是非常稀有，绝大部分的回文严格说起来完全不知所云，比如Mad Zeus, no live devil, lived evil on Suez dam（疯狂的宙斯不是活着的魔鬼，他曾经在苏伊士大坝上过着邪恶的生活），或者Stiff, O dairyman, in a myriad of fits（史蒂夫，喔，牛奶场工人，在无数的痉挛中），或者Straw? NO, too stupid a fad. I put soot on warts（习惯？不，太愚蠢的狂热。我把煤烟放在肉瘤上）。这三句回文在长度上可以得优，但在含义上只能得到不及格。

有的回文则需要改变单词的拼写，比如那个著名的短回文：Yreka Bakery（伊雷卡面包店），或者那句经典的 Lewd I did live, & evil did I dwel（我邪恶地活着，而我也活在邪恶中）这句话据威利亚德·埃斯皮（Willard R. Espy）在他所写的《文字游戏》（The Game of Words）中说，出自英国诗人约翰·泰勒（John Taylor）之手，这也是英国有记载的第一个回文。实际上这还不算是真正的回文，因为只有在把and用一个“&”代替的情况下它才能成立。

当然，之所以有这么多意义并不通顺的回文，还是因为回文的创作极端困难，因此那些意义通顺的回文就更弥足珍贵了。英语中最著名的回文也是最好的回文之一，只用了7个单词就讲了一个完全合乎情理的故事： A man, a plan, a canal, Panama！（一个人、一个计划、一条运河、巴拿马！），这些都是神来之作。其他一些有合理意义的举例如下：

Norma is as selfless as I am, Ron.

（罗恩，诺尔玛和我一样无私。）

Was it Eliot's toilet I saw?

（我看到的是不是埃利奥特的马桶。）

Too far, Edna, we wander afoot.

（太远了，艾德纳，我们步行游荡。）

Madam, I'm Adam.

（夫人，我是亚当。）

Sex at noon taxes.

（中午的性行为太伤神）

Are we not drawn onward, we few, drawn onward to new era?

（我们是不是被拖着前行呢，我们少数人，被拖着进入新时代。）

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

（在我看到艾柏之前我是有能力的。）

Sums are not set as a test on Erasmus.

（伊拉斯谟的测试总分尚未确定。）

Satan, oscillate my metallic sonatas.

（撒旦，振荡我的金属奏鸣曲。）

我发现，最后一句话根本就没有人能看明白是什么意思。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一个人能聪明到把oscillate（振荡）、metallic（金属的）和sonatas（奏鸣曲）这几个词放在一起组成一句回文，别人看不看得懂又有什么关系呢？

希腊人和罗马人也创作回文，不过他们的回文是把一个单词逐个反过来读，而不是字母，就好像我们把Jack loves Jill, not Jane.变成 Jane, not Jill, loves Jack.一样。但这种回文在英语世界从来没有流行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语本身不太适合这种文字游戏。我曾经花了一整个下午想创作一句这样的回文（我告诉过你文字游戏是能让人上瘾的），结果想出最好的一句是：Am I as stupid as you are？（我和你一样笨吗？），哈哈，不管正读还是反读，这句话都是通顺的。

接下来就是和回文渊源深厚的转位词了。转位词是通过字母位置的转换所得到的新词，最理想的状态是语义通顺的字或词组。比如Rodnald Wilson Reagan可以变成 Insane Anglo Warlord（疯狂的盎格鲁军阀）；Spiro Agnew可以变成 Grow a Penis。我们不禁要再一次为创作出这些回文的人的聪明才智和献身精神喝彩。真的，有谁会注意到two plus eleven（二加十一）和one plus twelve（一加十二）不仅结果相同，而且用的字母也完全一样？下面是其他一些很著名的回文：

Western Union = no wire unsent

（西方联盟＝未送的电报）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 can ruin a selected victim

（间接证据＝能毁掉一个选出来的牺牲者）

a stitch in time saves nine = this is meant as incentive

（及时的一针省掉九针＝这是作为诱因用的）

William Shakespeare = I am a weakish speller （or） I like Mr. W. H. as a pal, see? （or） We all make his praise

（威廉·莎士比亚＝我拼字能力很差/我喜欢W. H. 先生作为伙伴，明白吗？/我们都赞美他）

funeral = real fun

（葬礼＝真正的乐趣）

The Morse Code = Here come dots

（摩斯电码＝这里用点号）

Victoria, England's Queen = governs a nice quiet land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统治一个安静的好地方）

parishioners = I hire parsons

（教区居民＝我雇用牧师）

intoxicate = excitation

（使陶醉＝激励）

schoolmaster = the classroom

（校长＝教室）

mother-in-law = woman Hitler

（岳母＝女希特勒）

另一个文字游戏叫做字谜（rebus），一种将单词和符号进行组合表示一种线索的谜语。比如，你能猜出下面这几个词的意思吗？Wood、John和Mass。

答案是：John Underwood，Andover，Massachusetts（马萨诸塞州安多弗市的约翰·安德伍德）。很多关于文字游戏的书和文章都说一封写着这样地址的信居然送到了收信者的手里，这说明要么当时的邮政服务真的比现在好得多，要么就说明这些作者们也比现在的人好骗得多。

现在的字谜已经几乎被人们遗忘了，除了在美国人的车牌上你还能见到它们的身影。有时候车主们喜欢通过车牌上的字母告诉别人他们的名字或者职业（比如一个医生会在车牌上写着SAY AH，即张开嘴），在车牌上问些玄妙的问题（YME，即Whyme，为什么是我）或者挑衅别人（RUNVS,即Are you envious，你是否嫉妒），或者只是友好地告别（ALLBCNU，即I'll be seeing you，再见）。

我最喜欢的是在一个麦当劳的农场中看到的一辆卡车车牌，上面只写着EIEIO。如果不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信息，这些有趣的车牌至少也能透露出它们产生的年代。洛杉矶时报1984年所作的一份报告中指出，1970年申请最多的车牌是PEACE（和平），到了1984年，这个词就已经被GO FOR IT（加油）代替了。

法国人的文字游戏

崇尚智力的法国人对玩文字游戏的热爱也是由来已久。中世纪时，他们甚至已经有了法国国王钦定的变位词大师（anagrammatist）。法国最伟大的文字游戏玩家之一就是小说家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他在1982年英年早逝之前还是一个叫文学潜能创造社（OuLiPo，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的团体的领军人物，这个团体的成员都喜欢参与复杂的文字游戏来挑战自我。佩雷克就在不使用字母e的前提下完成过一篇小说（lipogram，这样的作品叫做避讳文）。他还写过一句5000字的回文，你猜是关于什么的，就是回文！

法语字谜有这么一个例子：Ga= I am very hungry（我很饿）。要看懂这个字谜，你要知道法语中的大写字母G（G grand）和小写字母a（a petit）与J'ai grand appétit读音相同。是不是这样呢？但是法国人也喜欢很多其他的文字游戏，有些英语中并没有。有一个费脑子的法语文字游戏叫holorime（同音异义诗），它是指一种有两句话的诗，两句话读音相同但意义不同。看看下面这个例子，你会发现在这样的游戏中发音往往比意义更重要：

Par le bois du Djinn, ou s'entasse de l'éffroi,

Parle! Bois du gin, ou cent tasses de lait froid!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当穿过阴森的森林时，被如此多的恐惧包围着，那么一直往前走，喝点杜松子酒或者100杯冷牛奶。我们用英语也能创造这样的句子，比如I love you和 isle of view，诸如此类的例子我们肯定还能找到无数个。威廉·萨菲尔就提到过，一位美国老太太一直以为披头士的一首歌里唱的是the girl with colitis goes by，但歌词其实是the girl with kaleidoscope eyes，这样的误会可是制造同音异义诗最好的机会。

1988年英国喜剧作家迈尔斯·肯顿（Miles Kington，前面就引用了他创作的一句话）就曾经试图创作一个英语的同音异义诗，这首诗叫：A Lowlands Holiday Ends in Enjoyable Inactivity。

In Ayrshire hill areas， a cruise， eh， lass?Inertia， hilarious，accrues， hélas.

小姐，一起去亚尔郡山坡走一圈如何？什么都不做，尽情欢乐，让爱自然发生。

看到这里，我想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最好的英语同音异义诗目前还没有写出来。有一首古老的童谣也许已经接近这个标准了。童谣里是这样问的：“How do you prove in three steps that a sheet of paper is a lazy dog?”（你如何用三个步骤证明一张纸是一只懒狗。）回答是：（1）a sheet of paper is an ink-lined plane（一张纸是写有墨水线的平面）；（2）an inclined plane is a slop up（倾斜的平面有一端高起来）；（3）a slow pup is a lazy dog（不活泼的小狗就是一只懒狗）。

英语里也许没有同音异义诗，但也有法语里没有的一些小把戏。比如clerihew（嵌名打油诗）。clerihew以它的创始者克莱里休·本特利（E. Clerihew Bentley）命名，他是一位英国记者，顾名思义，嵌名打油诗就是一些以某个人的名字作为开头的短诗，主要是为了传达这个人的事迹。比如：

Sir Humphry Davy

Detested gravy

He lived in the odium

Of having invented sodium.

汉弗瑞·大卫爵士

厌恶肉汁

他活在恶评中

因为他发明了钠。

美国最像嵌名打油诗的作品是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都能在美国高速公路上看到的柏玛刮胡膏（Burma-Shave）广告。这个广告是1926年由艾伦·奥德尔（Allen Odell）创作的，他是柏玛刮胡膏公司创始人的儿子。这个广告由五六个相距30米的广告牌组成，都是关于柏玛刮胡膏短小、有趣的广告词。比如： A peach/looks good/with lots of fuzz/but man's no peach/and never was./ BURMA-SHAVE（桃子/看着很棒/有很多细毛/但男人的脸不是桃子/有细毛从来不好看/柏玛刮胡膏），或者Don't take a curve/at 60 per./We hate to /a customer./ BURMA-SHAVE（不要在拐弯的地方/时速达到96公里/我们很不愿意/失去我们的顾客/柏玛刮胡膏）。

柏玛刮胡膏的有些广告语从来没有放在路边过，因为当时的人觉得它们太有伤风化。比如：If wifie shuns / your fond embrace / don't shoot / the iceman / feel your face（如果妻子闪躲/你充满爱意的拥抱/不要开枪打/卖冰激凌的小贩/摸摸自己的脸）。

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公路边上还能看到7000多套柏玛刮胡膏的广告牌。但1965年通过的《高速公路美化法案》规定新的广告牌再不能树立在公路两边，而旧的广告牌也很快被热衷于猎取纪念品的人一扫而空。现在这些广告牌已经成为古老的历史，美国安全剃须刀公司（American Safety Razor，这家公司收购了柏玛刮胡膏公司）的公关小姐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广告牌。

英国人向来热衷于从文字中挖出幽默，这种热情不仅仅只出现在广告语中，即使是伟大的作家们也对此乐此不疲。杰斯伯森就写道：“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学作品能像英国文学那样，充满了各种故意的错话、错词来逗笑读者”。他还提到了这些作家的作品，其中就有谢立丹（Sheridan）《情敌》（The Rivals）中的马拉普洛普太太（Mrs. Malaprop）、菲尔丁（Fielding）《约瑟夫·安德鲁斯》（Joseph Andrews）中的斯利普斯洛普太太（Mrs. Slipslop），狄更斯的《匹克维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中的山姆·韦勒（Sam Weller）和莎士比亚《温莎的风流娘儿们》（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中的奎克利太太（Mrs. Quickly）。[1]

所有这些角色的塑造就是为了在戏剧和小说中起到喜剧效果，但有时候这种喜剧效果来得非常自然，就像那位最著名的搞笑先生——威廉·斯本内牧师（Reverend William Spooner）。他在1903年到1923年间担任了牛津大学新学院的学监，他常常有意无意地将一些单词里的音节调换位置，术语叫做转位（metaphasis），这使他声名鹊起，并且留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词：spoonerism（斯本内现象，也叫首音互换）。

很少有人知道，斯本内是一个白化病患者。他的布道无聊得出了名，这一点他自己也意识到了，他曾经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布道很容易变得死气沉沉。”1905年《共鸣报》（Echo）杂志刊登的一篇人物简介就写道：“斯本内在扩大自己对新学院的影响方面出奇地不成功。”

但是他在互换单词首音这方面倒有着过人的天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这句：Which of us has not felt in his heart a half-warmed fish?（我们当中谁不曾感觉内心有条半温的鱼？）他曾对一个表现不佳的本科生说过这样一句话：You have hissed my mystery lectures. You have tasted a whole worm. You will leave Oxford on the next town drain.（你对我的神秘演讲发出叹声，你已经尝过一整条虫，你将在下一个城市的排水管离开牛津。）

据说有一次他到眼镜店问：“Have you a signifying glass?”但听到对方说没有的时候，他又回答道：“Oh, well, it doesn't magnify.”但是为斯本内作传的威廉·海特（William Hayter）认为，因为斯本内类似这样的口误实在太多太有名，所以有时候反而无法知道哪些真的，哪些又是被安在他名下的。据传他确实说过in a dark glassly（应为in a darkly glass），并且在一场婚礼中宣布一对情侣现在已经loifully jawned（应为joyfully joined）。

但是关于他的那些传说很有可能少有真的是他本人所说，他真正说过的话也不像大家认为的那么好笑，就像这句话很显然就是伪作：Please sew me to another sheet. Someone is occupewing my pie（请把我缝到另外一张上面去，有人占据我的饼）。

我们可以确定，斯本内患上的是一种思维混乱症，而不仅仅是言语混乱症。这一点很好证明。比如一次他在新学院的教堂外教训一个学生说：“我认为你今天课文读得很糟。”

“可是，先生，我没有读课文。”学生抗议道。

“啊，”斯本内说，“我认为你也没有。”然后他继续向前走。

还有一次他走向一位同事，说道：“晚上一定要来我家吃晚饭，见见我们的新同事卡森。”

这位同事回答说，“可是，院长，我就是卡森。”

结果斯本内回应道：“管他呢，你就来吧。”

还有一次，一位同事接到了斯本内写的便条，叫他第二天一早到他的办公室去，有个急事要处理。结果便条下面的附言是他已经解决了这个事情，他的同事根本就不用来了。

斯本内很清楚自己因为口误而名声大噪，对此他也痛恨不已。一次一群喝醉了的学生在他的窗前叫他出来给大家讲话，他愤怒地回答道：“你们根本就不想听我讲话。你们只是希望我会说……那些话。”

除了故意将语言弄混达到一种逗趣的效果以外，英语还有一种本事也许是其他语言的使用者不能经常做到，那就是故意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来看看这句挂在一家餐厅里的著名告示（毫无疑问这也应该是伪造的）：“如果认为我们的服务生粗鲁的话，就要看看我们的经理。”（Customers who think our waiters are rude should see the manager.）这种现象也有一种术语（什么现象都有一个术语不是吗？）叫amphibology（意义含混的词句）。

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则是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写给一位雄心勃勃作家的一张语气轻松的便条：“谢谢你把书送给我，我会立即拜读。”其实也可以说成：“谢谢你把书送给我，我不会浪费时间去读它。”（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book. I shall lose no time in reading it.）

塞缪尔·约翰逊很少刻意说些语义含混的话，但他也表现出了这种倾向。比如一次他给一位想当作家的人写信时是这样说的：“你的作品很好又很原创。不幸的是，很好的部分并非原创，原创的部分又不够好。”（Your work is both good and original. Unfortunately, the parts that are good aren't original and the parts that are original aren't good.）

喋喋不休的快活话

有时候人们痴迷于这种文字游戏，在日常生活中也喜欢尝试。在美国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一种叫做邦威特令（boontling）的人造语言，这种语言曾经广泛流传于加利福尼亚的邦威尔市（Boonville）及周边地区。

关于这种语言的起源，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我们可以找到好几种版本），邦威尔市有两家的兄弟，一家叫达夫（Duff），一家叫伯格（Burger）。1892年的一天，他们坐在一家叫Anytime的沙龙外，为了好玩，突发奇想要创造一种只有他们自己能懂的语言，他们都是苏格兰-爱尔兰裔，所以他们创造的语言一部分是以这两种语言为基础，另一部分来自生活在附近的波莫印第安人（Pomo Indian），但更多还是出于他们那创造生动有趣秘密语言的天赋。他们之所以想创造这种语言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很快他们的计划就失败了，因为整个小城里的人都在说邦威特令语，当地人把这种语言叫做哈平邦威特（harpin'boont，喋喋不休的快活话）。

之后的40年里，生活在这个旧金山以北160公里、与世隔绝的小镇里的人一直在使用这种语言。它已经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以至于有时候有些人大胆走出小镇的时候，发现要花上一两分钟的时间才能重新适应外面那个讲英语的世界。随时间的推移，这种语言发展到有1200个词，很多还都是淫秽词语，当然了，秘密语言一直不都是这样的吗？

在这种语言里，很多表达方式都与当地的特色有关。咖啡在这里叫做zeese，这个词是当地一位叫做扎克利亚·克里夫顿（Zachariah Clifton）的营地厨师名字的首字母，他做的咖啡浓到能让勺子立起来。一位叫做奥托（Otto）的勤勉德国人创造了otting这个词，表示勤奋工作。他们把山羊叫做billy ryan，把煤油马灯叫做floyd hutsell，把馅饼叫做charlie brown，因为有个叫查理·布朗的当地人常常在吃饭之前先把馅饼吃掉。妓女在这儿叫做madge，医生叫做shoveltooth，因为有一位年轻的医生门牙像铲子一样向外突。

其他词则是以缩写为基础，比如forbs就是50美分（four bits），toobs就是25美分（two bits），hairk就是haircut（剪头发），smalch就是small change（零钱）。还有一些词汇则基于文学或者圣经中的暗指，因此一个私生子叫做bulrusher[2]。还有些词汇则属于比喻词，一场大雨是trashlifter（意指能使垃圾漂浮起来），暴雨是loglifter（意指能让木头漂起来）。

但是最值得记录的应该是一些拟声词，其中一个指性交的叫ricky chow，即床上的弹簧受到挤压时发出的声音。还有很多词则带有色情意味，比如burlapping，即性行为的委婉语，据说来自当地的一段轶闻，讲的是一对年轻的情侣在一个杂货店后面的一堆粗麻布上“消磨”了一个小时。

尽管现在还有些人讲邦威特令语，但它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普遍了。比邦威特令语好很多的是伦敦东部流行的一种押韵俚语。押韵俚语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而是一种自由地在讲话时插入风趣幽默俚语的行为。

伦敦东区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会讲英语俏皮话的人（cockney，这个词源于中古英语中的cokeney，公鸡蛋的意思，俚语，指城里人）。据说出生在著名的圣玛利勒布教堂（St. Mary-le-Bow Church）钟声所及范围内的人才算真正的东区人。这个教堂位于伦敦城的齐普赛街（Cheapsied），但是已经有一个世纪没有这样的人出生了，因为这个钟已经在二战中被德国军炸毁了。不管怎样，伦敦崛起为金融中心便意味着人们不得不搬到更东边的地区，那个地方即使能听到教堂的钟声，也已经很微弱了。

伦敦东区一直就是个大熔炉，每一批大量涌入伦敦的外来者带来的语言，都会融入到伦敦人自己的语言中去，从16世纪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到如今的孟加拉人，皆是如此。有些则是那些在英帝国大肆扩张时期和两次世界大战中到了海外大开眼界之后的人带回来的语言。比如，shuft表示看一看，buckshee表示免费的，这两个词都来自印度。让我们闲聊一下（parlyvoo）显然来自法语中的parlez-vous。现在，还有些东区人使用的、来源已经不太明显的词，比如san fairy ann，意思是不客气，即法语 ça ne fait rien的变体。

东区人还发明了数百个自己的词，比如hang about表示等一等；leave it out表示行了，别再烦我了；straigh up意思是说实话，那是真的；行为不端的人则是out of order或者 taking liberties。

但是毫无疑问，伦敦东区人对英语最大的贡献是押韵俚语。没有人知道这种俚语发端于何时，但显然自19世纪开始它们越来越流行。有些俚语只流行了一小段时间就不知所踪了，有的则坚持了几十年，还有些走向了世界，它们低贱的出身和真实的含义已经没有人再注意。

麻烦＋吵架＝老婆

人们最经常提到的两个押韵俚语的例子就是apples and pears=stairs和trouble and strife=wife，但实际上，也许在伦敦东区住了一辈子，也不一定听过这两句话。还有很多俚语现在仍在使用，比如use yer loaf（loaf是loaf of bread的缩略形式，等于head）、have a butcher's（butcher's是butcher's hook的缩略形式，等于look），或者how you doin'， my old china?（china是china plate的缩略形式，等于mate）。

无法搞懂这些俚语的原因之一，是这些押韵的词总是被省略掉了，因此要了解这些俚语的语源更是困难。比如tifter指的是帽子，它的来源是tit-fat-tat，等于hat；tom指的是“珠宝”，它是tomfoolery的缩略形式，就等于jewelry。这种利用缩略获得新词的方式也有一个术语，叫hemiteleia（语尾音消失）。

另一个让这些俚语难懂的原因则是，俚语的发音和传统英语的发音在很大程度上有差异，比如rabbit（随意地聊天）就来自rabbit and pork=talk。在伦敦东区，pork和talk这两个词多多少少都和soak押韵。要体验一下这个押韵俚语的发音，不妨看看这个古老的伦敦伊令区（Ealing）的拼写： E for ‘eaven, A for what ‘orses eat, L for where you're going, I for me, N for what lays eggs, and G for God's sake keep yer ears open.（E代表天堂，A代表马食，L代表你要去的地方，I代表我，N代表母鸡，G代表看在上帝的份上，张开耳朵听清楚）。

有时候这些俚语还能衍生出其他俚语。比如bottle就一直是 ass的意思（来自bottle and glass=ass），而ass又衍生出了Aristotle，通常又缩短成Aris'（比如Oo, I just fell on my Aris'），接着又衍生出plaster（源自plaster of Paris）。于是整个复杂的演化过程就出来了：plaster=plaster of Paris=Aris=Aristotle=bottle=bottle and glass=ass。我已经把这些词的拼写美国化了，最后一个词实际上是arse，与ahss发音相同，这样能与glahss押韵。

有些押韵俚语已经落户到了美国。在19世纪的伦敦，dukes的意思是手 （源自Duke of Yours=forks=hand），但是到了美国这个词却变成了拳头，并且人们一直都在这样用着，比如put up your dukes。bread作为钱（money）的俚语来自bread and honey。chew the fat来自have a chat，而brass tacks来自facts。如果你很奇怪为什么球迷的嘘声叫raspberry，也许就应该想想英国是不是有一种很受欢迎的甜点叫做raspberry tart（覆盆子派）呢？

[1] 这些姓氏都是一语双关。Mrs. Malaprop以用词错误而著名，Malaprop源自Malapropism，指可笑的用词错误；Slipslop意思是信口开河、说废话；Well顾名思义，就是会说话，令人满意；Quickly便是快嘴快舌之意。——编者注

[2] Bulrusher是美国剧作家伊萨 · 戴维斯Eisa Davis所编同名剧的女主角，出生后被遗弃，又放入篮中随水逐流，后被白人收养，最后一路寻根，找到自己的非裔身份。故事与《圣经》中摩西的身世如出一辙。

16 英语的未来

如果我们非要担心英语的未来，值得担心的可不是它会不会四分五裂， 而是它会不会变成一种统治全球的超级语言。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一种多么令人悲哀的损失！

1787年，当来自新美国各州的先贤们，为起草美国人民未来生活蓝图的宪法而齐聚费城时，显然并没有想过国家的语言问题。如今，我们推测，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人们一直都说英语。而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西班牙语、越南语和其他移民语言的渗透，许多美国人开始感到越来越不安，他们转而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立法规定英语为美国的官方语言。

美国人口普查局资料显示，11%的美国人在家除了讲英语，还讲一门其他的语言。仅在加利福尼亚就有近1/5的人属西班牙后裔。在洛杉矶讲西班牙语的人口超过半数。纽约市有150万西班牙裔，周边地区还有100多万。新泽西的伯根线大街（Bergenline Avenue）有90个街区，其中大部分居民都是西班牙裔。全美共有200种西班牙语报纸，200家西班牙语电台和300家西班牙语电视台。1987年仅这些电视台的广告产值就有近3亿美元。

在很多方面，英语使用者都害怕其他语言的渗透，有些人甚至把这种现象视为一种阴谋，比如美国前参议员S. I. 早川（S. I. Hayakawa）就在1987年写道：

“其真实的意图是把美国分裂成一个双语及二元文化的社会。”他还发起成立了美国英语协会这一民间组织，推动英语成为美国的唯一官方语言。很快这个组织就有了35万名成员，并招揽了一些知名的“顾问”，比如索尔·贝娄（Saul Bellow）、阿里斯泰尔·库克（Alistair Cooke）、诺曼·卡森斯（Norman Cousins），每年还有750万美元的资助。到1988年年末，这个组织已成功地使17个州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其中就有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内布拉斯加州、伊利诺伊州、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佐治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

这些希望推动英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的美国人的感受，其实我们也不难理解。加利福尼亚有一条法律规定，如果一个学校超过20%的学生除了说英语之外还说另一种语言，那么这个学校就必须提供双语教学。而结果却引起了混乱。

在好莱坞的一所中学，与会家长说的每句话都要翻译成韩语、西班牙语和亚美尼亚语。1986年12月，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聘请了3364位能熟练使用西班牙语的工作人员来帮助那些不会讲英语的人处理法律、社会福利等方面的事宜。批评者称，所有这些举措对那些不会讲英语的人是一种纵容，使他们更不愿意融入美国主流文化。

美国英语协会及其他组织还声称这种语言上的分裂在几个国家都引起了社会动荡，比如加拿大和比利时。不过，他们却没有提到，这些发生骚乱和暴力事件的国家，都是弱势语言受到强烈压制的国家。最有趣的是，这些强势捍卫美国英语协会的成员如果到了魁北克，发现在那里英语是被禁语言，又会作何反应呢？

英语需要官方保护吗

美国英语协会坚持认为以英语为国家官方语言的法律只适用于政府机构，在非官方、私人或者宗教场合人们还是可以使用他们喜欢的任何一种语言。但自相矛盾的是，美国英语协会因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在洛杉矶黄页簿内插入西班牙语广告而企图起诉这家公司。

很多西班牙裔认为他们的民权会因此受到进一步侵犯，比如佛罗里达的戴德县（Dade County）就曾要求所有的婚礼仪式只能以英语进行，不过这条规定很快就寿终正寝了。美国英语协会声称不会禁止双语教学，并且还坚持认为双语教学只是帮助移民适应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而不应鼓励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隔膜。

人们对美国英语协会最严厉的指责是，它其实是打着保护英语的幌子，行种族歧视之实，或者至少也是一种越演越烈的排外行为。作为一个外来者，有时候我们确实会觉得这些人有些反应过激了。在内布拉斯加把英语定为官方语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比如纽约有一条法律，规定客户信用卡交易的细节必须用西班牙语和英语两种语言打印，我们也看不到推翻这条法律能给公众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如果“美国英语”的计划得逞，这些信息将只能用英语打印。这种变化真的会鼓励西班牙裔去学习英语吗？还是会让他们成为银行任意剥削的对象？

我们找不到任何迹象表明人们拒绝学习英语。根据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一项调查显示，95%的墨西哥移民的孩子会说英语，他们的下一代大约有一半只会说英语。学会主流语言在生活、文化和收入方面都更有吸引力。斯坦福大学的语言学者杰弗里·纽伯格（Geoffrey D. Nunberg）就曾经精辟地指出：“就像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不需要增高鞋一样，英语也完全不需要官方的保护。”

也许我们现在需要迫切关心的，并不是西班牙语或其他语种人群会不会说英语，而是美国人的总体英语水平。近年来报刊杂志用大量篇幅报道了美国教育水平下降的问题，尤其是在阅读和写作这两方面。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就指出，1973年到1983年间，在全美学习能力倾向测验（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中获得600分及以上的学生人数比例已从10%下降到7%。1967年到1984年间，SAT语言测试的平均分从466下降到424，下降率接近10%。这一点也许并不令人奇怪。与此同时，接受4年英语教育的中学生比例下降了一半多，从85%下降到只剩下41%。《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估计美国的成年文盲达到了2700万，也就是说，在26岁及以上的人口中，每6个人就有1个是文盲。这些人占美国失业人口总数的3/4，而且他们的总数正在以每年200万的速度增加。

在一切关于美国教育水平下降的喧闹嘈杂中，人们忽视了这并非一个新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1961年，一个叫基础教育委员会（Council for Basic Education）的机构就在一篇题为《未来文盲》（Tomorrow's Illiterates）的报告中估计“超过1/3的美国学生在阅读方面水平低下”。

林肯·巴内特在其著作《语言的宝藏》中就提到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测试了170名历史学专业的研究生，看看他们是否能够认出20个常用缩写，比如B.C.、A.D.、ibid.、i.e.等，以及一个大写的罗马数字。“在这170名学生中，”巴内特写道，“只有一个人能够认出所有的缩写，只有17个人能够认出15个以上的缩写，有一半的人认识的缩写不超过4个，在这一半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MDCLIX代表的是1965。”不要忘记，这些学生可是一所常春藤大学的历史系研究生啊！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来，美国在要求年轻人掌握好自己国家语言的同时，却没能对他们的领导人提出同样的要求，这样看来，他们对于年轻人似乎有些过于严苛了。看看乔治·布什总统是怎么解释他为什么不支持禁止半自动化武器的：But I also want to have-be the President that protects the rights of,of people to,to have arms. And that-so you don't go so far that the Legitimate rights on some legislation are, are, you know, impinged on.（但是我还想要有，作为保护，嗯保护人民，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力的总统。而且，所以你不能在合法的权力上走得太远，在一些法规上，啊，你知道，被侵犯。）

汤姆·威客（Tom Wicker）就曾经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批评总统的语言表达能力，“他能不能，啊，至少表现得像一个六七年级的学生，而不是像丹·奎尔（Dan Quayle，美国第41任总统）解释什么是纳粹大屠杀那样讲话？”比起这位总统，布什总统算得上是即席演讲家了。

以下几句是奎尔在弗吉尼亚的查尔斯市所作的一篇感恩节的即席演讲：I suppose three important things certainly come to my mind that we want to say thank you.The first would be our family.Your family,my family-which is composed of an immediate family of a wife and three children,a large family with grandparents and aunts and uncles.We all have our family,whichever that may be.（我想起了我们应该感恩的三件重要的东西，一是我们的家庭。你的家庭，我的家庭，由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组成的小家庭，由祖父母和叔叔阿姨组成的大家庭。不管是什么，我们都有自己的家庭。）至此，所谓的演讲艺术已宣布死亡。

过度焦虑的语言权威

当人类步入21世纪，也许英语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它是依然保持为一种具有凝聚力的语言呢，还是将分化成一组相互关联却又彼此无法理解的子语言？1978年，时任《牛津英语大词典》主编的罗伯特·伯奇菲尔德在芝加哥面对800多名图书管理员发表了一篇演讲，说他相信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将会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200年内它们将发展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

我们来看看他的原话：“这两种英语形式的差异将越来越大，200年后讲这两种语言的人将听不懂对方说的话。”要知道这番话可是出自一个被选中修订福勒的《现代英语惯用法》的人之口！他的这番讲话在大西洋两岸激起了极大的反响，学者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大部分都表示伯奇菲尔德在这件事上绝对是危言耸听。

事实上，早已有人预见了英语的分裂。我们已经看到，杰斐逊和韦伯斯特都认为美式英语将发展成为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孟肯在第一版《美国英语》（The American English）中也持同样的观点，尽管在1936年版的《美国英语》中，他推翻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也许是半开玩笑）英式英语正在变成美式英语的一种方言。

其实伯奇菲尔德的观点并不新鲜，至少到19世纪末都一直有人这么认为。19世纪80年代，当时最优秀的语言学家之一，亨利·斯威特（Henry Sweet）就自信地预测：“下一个世纪……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所讲的语言将互不相通。”当然，他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而且我得提出我的观点——现在也不可能发生。

在他的演讲引起争议之后，伯奇菲尔德在伦敦的《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自己曲高和寡的观点进行辩护。在对大家的反应表示惊讶之后（当然他表示只是“顺便”表达一下他的惊讶），他解释道，自己觉得“这两大英语的主要形式一开始在地理位置上就相去甚远，1776年后在政治上又处于割裂的状态，如今正越离越远，这种语言上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将越来越大”。他的话倒并不等于说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将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但该观点仍容易引起争议。

伯奇菲尔德的观点有两大支柱：第一，这两种语言之间出现差异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可能的。历史上的绝大多数语言也都会在某个时期分裂开来，比如本来是互通的北日耳曼语支的各个方言后来则发展成为彼此并不理解的德语、荷兰语和英语。第二，伯奇菲尔德观察到了，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中已经出现了互不理解的语言形式。“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一堆英国人完全（或者几乎）不理解的美国词汇。”他在《观察家报》上这样写道，并且举出了几个例子：barf、boffo、badmouth、schlepp和schlock。

这也许是真的（尽管实际上大部分英国人能够根据上下文猜出这些词的意思），但即使如此，某些词汇上的不同并不能造成永久的语言差异。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州旅行的艾奥瓦州人也很可能看不懂当地的菜单：soda、scrapple、subs、snits、fat cakes、funnel cakes，等等。艾奥瓦人或许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但是，也不会有人认为艾奥瓦人和宾夕法尼亚人说的英语将演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应该也是同样的情形。

19世纪40年代末，伦敦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刊登了一篇文章讨论一些普通英国人“肯定看不懂”的美国话，包括：commuter、seafood、rare meat（生肉）、mean（卑鄙）、dumb（愚蠢）、intern（实习医生）、dirt road（泥巴路）和living room。先不考虑《每日邮报》是否太低估读者的智力（以为如果以前没听过这些词，连seafood、dirt road都猜不出来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这些词语已经传遍了整个英国，其中的几个词：seafood、commuter、rare meat等甚至已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很显然，这两个国家互不相同的词汇虽然很多，但也绝对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词汇正越来越多。正如《每日邮报》所举的这些例子证明的那样，人们不熟悉的词语会变得熟悉起来，然后又被新的词语代替。

在我看来，认为英语将像拉丁语一样，分裂成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不同语言的观点，似乎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正在扩大这样一个显而易见事实。电影、电视、书籍、杂志、唱片、商业往来、旅游，这些都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力。

就在我写本书的时候，一个英国的电视观众可以在同一个晚上收看澳大利亚的肥皂剧、一部以波士顿为背景的美国喜剧和一个伦敦东区人主演的英国节目。所有这些节目能够在一个晚上让人们接触到不同的词汇、口音和其他语言形式，这是在一百多年前我们的祖辈完全接触不到的体验。如果我们非要担心英语的未来，值得担心的可不是它会不会四分五裂，而是它会不会变成一种统治全球的超级语言。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一种多么令人悲哀的损失！

译者后记

本书是由美国知名作家比尔·布莱森所著。作为拥有多部畅销书的作者，布莱森是广受世界读者喜爱的“大胡子”作家，他风趣幽默、诙谐嘲谑的写作风格有别于刻板严肃的学院派作家。

1951年出生于美国艾奥瓦州的布莱森曾任职于伦敦《泰晤士报》与《独立报》，同时也为《纽约时报》、《国家地理杂志》等撰文。目前已经在我国出版的布莱森的著作包括《失落的大陆》（The Lost Continent）、《人在故乡为异客》（I'm a Stranger Here Myself）、《闪亮的日子》（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Thunderbolt Kid）等旅游类随笔作品。

这是一本关于英语语言学的书籍，书中涉及英语的发展简史、英语在当今世界的地位以及英语这门语言的使用特点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本书承袭了布莱森一贯的举重若轻的写作风格，虽然拿起的是语言学这个颇为严肃的话题，但是读来却完全没有语言学著作所惯有的严肃和距离感。全书条理清晰、内容全面，各种鲜为人知的轶事趣闻亦贯穿其中。读者似乎可以通过作者的叙述穿越英语发展的时光隧道。

本书就像一面多棱镜，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到英语的方方面面。通读本书，无疑会使我们对英语这门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语言，有更深入的了解。对于专业读者来说，掌握书中提到的英语历史和相关知识会增加我们的专业素养。若是教授英语的老师，定能通过引用书中提及的英语背后的故事，使自己的课堂平添声色。

如果你是非英语专业的读者，书中丰富的英语知识也将让你受益匪浅。本书中不仅包括词汇、语法、词源学等有价值的英语知识，还介绍了很多你不知道的历史典故。比如：英语学习者心目中最权威的词典《韦氏词典》为什么叫The Merriam-Webster's Dictionary，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牛津英语大词典》耗时多久才编纂完成？该词典具有怎样的学术价值？他的编纂者究竟有何不同？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志愿者也为这本了不起的大辞典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这些人身上都蕴藏着怎样的离奇故事？所有这些，作者都在书中为我们娓娓道来。

值得一提的是，学英语的人都知道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存在着发音、用词上的诸多差异。对于这一点，作者几乎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详细讲述了其中的究竟。书中更有英美两国语言之间的渊源和多年来两国持续不断的“口水之战”。在旁征博引的过程中，作者本人有时也忍不住会跳出来大发议论，斩钉截铁地表达个人观点，让人看了好不过瘾。事实上，身为美国人的布莱森在英国客居长达20年之久，对于英式英语的了解可谓十分了得，由他执笔谈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区别真是再适合不过了！

本书的翻译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和艰难的过程，所幸这其中也常夹杂着译者被诙谐的原文逗乐的笑声。为了便于读者学习，译者把书中大量的例句加以翻译的同时也附上了原文，相信读者可以通过学习书中丰富的例句受益。

本书由曾琳、赵菁翻译，参与相关资料的查找和文稿校对的人员有：吴英、范中杰、龚天菊、邴强、曾涛和吴妮。本书译稿由曾琳最后统一审定。

书中翻译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参考书目

Aitehison, Jean. Language Change: Progress or Decay. London: Fontana Paperbacks, 1981.

——. Words in the Mi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ntal Lexic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first edition. New York: 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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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目录

1 了不起的英文

2 语言起源的“汪汪说”和“呸呸说”

3 全球语言大混战

4 乡下农民叨咕的二流语

5 伟大的造字先生们

6 全世界都走调

7 绕晕你的方言

8 无错不成字

9 地道英语与蹩脚英语

10 英语规律亦正亦邪

11 英语很无辜，美语很无奈

12 我们自以为是的“英语”

13 都怪那个惹祸上身的名字

14 咒骂本疯狂

15 文字里的玄机

16 英语的未来

译者后记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