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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章 庸俗的凯恩斯主义者

- 第9章 黄金迷变种：理解右翼的镀金梦

- 第11章 高赞廉价劳动力

- 第13章 技术的奇迹：并非那般神奇

- 第15章 为通胀美言几句

- 第16章 日本究竟怎么了？

- 第18章 铜是如何走向惨败的？

- 第24章 鼠辈的民主

第3章 庸俗的凯恩斯主义者

同其他学科领域一样，经济学也服从信徒递减的定律。每一门学科的开创者，总是享有一些不受规范限制的特权。要是他的原创观点中存在一些粗糙的地方，或者他过于强调和前人见解之间的不连续性，那么润色者和解释者随后就会出现。于是，下面的情况将是在所难免的：有人仅仅按照字面意思而非内在精神来理解开创者的这些理论，从而使他们自身对激进教义的拘泥和执著程度，甚至要超过正统的卫道士们。随着观念的向外散播，这些教义也变得越来越简化，直至成为社会公共意识的一个部分，也即人尽皆知的常识。然而此时，它们与原先的创见相比，已经是大异其趣了。

以上所谈的正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命运。凯恩斯本人是一位对问题的反应极其灵敏且创意十足的思想家。如果说他在不经意间留下了遗产——某种思想风格——也就是所谓的庸俗凯恩斯主义的话，那么很不幸，这些遗产直到今天依然是笼罩在各种经济辩论中的最大迷团。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他的旷世奇书《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之前，经济学家们已经发展了一套比较丰富而深刻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但其探讨的主要是个别市场的行为以及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对于宏观经济学理论，即研究整体的经济事件，诸如通胀与通缩、繁荣与衰退等内容，仍然处于力不从心的状态。因此，也无力处理当时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

那些所谓的古典宏观经济学者认为，从长期来看，经济必定会回归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因此，该学派仅仅关注长期的经济分析。古典学派有两个主要的信念，即货币数量学说和可贷资金理论。前者主张，一般物价的水平取决于流通货币的数量；而后者则指出，通过利率的调节可使总储蓄等于总投资。

其实，凯恩斯本人也承认，如果时间足够长的话，那么古典学派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正如他的名言“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所指出的一样，事实上短期内的利率水平，并非由充分就业时的储蓄与投资之差来决定，而是取决于流动性偏好。所谓流动性偏好，是指除非向公众提供足够的诱因，将金钱引导至相对不安全且兑换不便的资产中，否则他们宁愿选择持有现金。储蓄与投资必须相等，但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如果储蓄的欲望高过投资，那么将会导致就业与产出的水平下降，而不是利率的下调。特别是，一旦投资需求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股市崩盘——出现下降，其结果将是全面的经济衰退。

凯恩斯的这一巨著，是对经济体运行方式的一次精彩的重新阐释，因此很快就被当时最优秀的年轻经济学家所认同。同时，有些人很早就认识到，凯恩斯的理论存在过度简化的毛病。尤其是，在就业与产出的水平方面，正常情形下它们应当会对利率有所反应和反馈，而这种影响有时候可能非常显著。然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虽然已经问世多年，但至今仍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沉迷于凯恩斯的理论之中，似乎想把我们带到一个奇幻的镜中水月：身处其中，美德受到惩罚，而放纵却得到鼓励。

现在，我们给出一个“节约悖论”的例证。假定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储蓄率（即未花掉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上升，那么根据凯恩斯的早期模型，将进一步导致总储蓄与总投资的减少。为什么呢？因为较高的储蓄欲望，会促使经济走向衰退并降低收入水平，从而降低人们的投资需求。而根据储蓄与投资必须相等的法则，总储蓄量也必然要下降。

再举一个有关工资与就业关系的“聚宝盆”理论（因为一个古老的传说而得名）作为例子。或许，你的看法是当工资提高后，对劳动力的需求会降低。然而，一些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如果将收入中属于利润的一部分重新分配到工资收入，那么，由于工人比资本家的储蓄率要低（暂且不管这是否属实），所以消费需求会增加，进而提高产出与就业水平。

以上所举的这些例子，出现在大学新生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中，至今仍是极好的反思题材。不过，近年来并没有太多的经济学家关注这些内容。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位大人物——艾伦·格林斯潘。

凯恩斯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简单地概括：利率独立于就业及产出水平。而实际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一直都在积极地调控利率。例如，当就业率太低时，就下调利率；而当经济过热时，就上调利率。你可以对美联储主席的这一判断加以评论，甚至予以驳斥——或许你认为，应当为国民经济营造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但是，无论如何，他的权力却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你想预测今后几年内美国的失业状况，那么这里有一个简单、有效的模型：格林斯潘的意愿和做法，加上一定量的随机误差（格林斯潘毕竟还不是上帝）。

将格林斯潘及其继任者?在本文中进行考察，这基本上是对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回归。但不同的一点是，那只看不见的手调控经济，使之达到完全就业水平所需的时间，则无法加以具体的预测；而美联储这只看得见的手，则是致力于在两三年内，实现在无通胀条件下的特定失业率目标。美联储的计划以利率的升降作为手段，让储蓄和投资在失业率目标的假设前提下实现相等。正因为如此，所谓“节约悖论”、“聚宝盆”理论这些例子，都变得不相干了。一旦储蓄率上升，由于有美联储的功能作为保证，最终的投资也将会上升。

在我看来，正常情况下的需求变化，都会被美联储的政策所抵消。因此，平均而言，它们对就业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这一道理再清楚不过了。然而，在经济学的学术领域之外，很少有人持有这种看法。举例来说，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会议，参会者总是围绕着工作岗位的增减展开激烈的辩论。我认为，以下观点是非常明显的：下一个十年间的平均失业率，取决于美联储的意愿，而与美国、墨西哥的双边贸易差额无关。然而，这一观点还远未进入到公众意识的层面（事实上，当我在1993年的一次公开讨论会上提出这一观点之后，当时参会的一位成员，同时也是NAFTA的支持者，突然愤怒地说：“这种说法恰恰是经济学家让人讨厌的地方！”）。

那些已经进入公共意识的理念，包括从事政策研究的专家们所熟悉的，只是一种刻意曲解的凯恩斯主义。不加批判地接受“降低消费支出，就是坏事”的观点，正是这个门派徒孙们的印记。美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都呈现出缓和的态势，而庸俗的凯恩斯主义者正准备展开一场绝地大反击。“节约悖论”和“聚宝盆”理论，是威廉·格莱德近来的两个主要议题（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第一章）。不过，格莱德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思想根源，正如凯恩斯所说的那样，“那些自信可以免受任何知识阶层影响的实干家，其实往往受到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支配”。当类似的论调①出现在《新共和》（New Republic）这样的杂志上时，也许用不着太过惊讶。然而，当我们看到《商业周刊》也在一本正经地宣称“更高的储蓄将降低经济增长”时，就必须注意了，这其实是一种正在扩展的文化现象。

为了证实储蓄有损于增长这一论断（更加合理的立场是并非储蓄有利于增长，而是它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你必须让人们相信美联储的无能，也就是说，它无法通过利率的升降，来确保储蓄欲望上涨之后会转化为更高的投资。

即使你能够说明利率只是影响投资的因素之一，理由也是不够充分的。这就像是在说，我踩油门仅仅是影响汽车速度的因素之一。毕竟，我可以调整油门的大小，所以在超速行驶被警察逮到的时候，我就不能以正在下坡为借口来逃避惩罚。同样的道理，格林斯潘可以随心所欲地调整利率（要是美联储愿意，它可以在一天之内让货币供给量成倍增加）。因此，一般来说，就业水平取决于格林斯潘对安全上限的看法。本文的故事内容到此就基本结束了。

另外，还可以多说一点！要让储蓄有害的论断成立，你就必须证明：要么利率对支出不会产生影响（可以试着和全美房屋建筑商协会谈谈），要么潜在的储蓄与投资机会相比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即使美联储采取零利率政策，也无法使两者相等。后一种论证颇有点像20世纪30年代的情形——当时的国库券利率还不到0.1%，同时也适用于今天日本的情形。目前，日本的国内利率为1%左右（我认为，日本央行完全可以使本国经济走出困境，它目前的消极做法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渎职。不过，对于这一问题，我会用专文来讨论，可参阅本书第十六章《日本究竟怎么了》一文）。然而，国内的银行每个月都会给我寄一张小单子，内容是需缴纳房贷的数额，这使得我可以确信美国目前的利率仍处于某一较高的水平。真的应该感谢银行！因此，无论如何，关于储蓄是否有害的争论仍然悬而未决，即使是那些持有害论观点的人，也不会认为美联储真的没有能力。恰恰相反，几乎就是这一班人马，坚持说美国经济在过去30年间（整整一代）的差劲表现，完全是美联储的过错，并且还说只有在格林斯潘的带领下，我们才能走出困境。

现在，所有的故事似乎可以做一个全面的总结。以下就是庸俗的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储蓄的增加将减缓经济增长的速度，其原因大概是美联储无法通过降息来引导投资的增加；然而，美联储又应该通过降息来刺激经济增长，因为低利率将导致投资的增加。

如此总结，应该没遗漏什么吧！

第9章 黄金迷变种：理解右翼的镀金梦

在古希腊，有一个关于米达斯王“点石成金”的传说：神兑现了给他的许诺，凡是他接触过的东西都会立刻变成金子，连吃的喝的都变成了黄金。最后，这个老守财奴遭到了可怕的诅咒。普通人只是将这个传说解释为对人心贪婪的一个教训，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在我看来，米达斯真正的过错在于他对货币经济学的不了解。神是在向我们昭示，黄金只不过是一种金属。如果还有什么特殊之处的话，最多也就是人们觉得用它作为交换的媒介会很方便，仅此而已。换言之，黄金只是人们与其真正欲求之物之间的桥梁而已。其实，还有一些交换媒介，并非只有黄金。因此，如果将这种实用、漂亮的物质当成不可替代的东西，那么实在是愚蠢之极。

然而，如今还有很多人没有吸取教训。这其中，绝大部分是那些偏激的保守主义分子。一些倡导供给学派的人士，包括杰克·坎普、史蒂夫·福布斯和罗伯特·巴特莱（《华尔街日报》主编），坚持认为回归金本位是保持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早在60年前，凯恩斯就曾宣称：金本位是一种“野蛮时代的遗存物”。幸运的是，这些后起的米达斯们，不可能拥有一根可以控制实际货币政策的金手指，但他们无疑是很有影响力的。作为共和党内部的重要派系，他们正在努力影响共和党的主张。我们可以通过金本位这一信条，来了解他们的大致思路。

存在这种可能性，即我们迫于某种原因不得不回到金本位。不过，这种情形实在是太糟糕。因此，大多数明智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不太可能发生。那些现代黄金迷（我们暂且将他们称为黄金迷的变种）的想法，实在是疯狂之极。他们对黄金的迷恋，不是实用主义的态度，而是表现为某种神秘主义。

当前的世界货币体系并没有给黄金留下特殊的位置。实际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也不承担将美元和任何东西挂钩的义务。它可以在认为合适的时机根据需要加印或少印钞票。这种无约束的体系，有着极大的好处。首先，美联储的自由度很大，因此一旦遇到实际的或潜在的经济衰退，可以向体系内注入货币以增加流动性。不妨举一个实际的例子，1987年的美国股灾起因于货币流动性的缺乏，如不采取措施就会酿成另一次经济大萧条。当我们向市场注入充分的流动性之后，这次股灾并没有引起实体经济的大衰退。

尽管允许自由浮动的货币体系优势明显，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它会给国际贸易和投资者带来潜在的不确定性。在过去五年中，1美元可兑换的日元从120到80不等。这种浮动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其实是很难具体衡量的，部分原因在于成熟的金融市场对绝大部分此类风险的消化能力比较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代价不容忽视。进一步来讲，这个体系不但赋予了货币管理当局行事的自由，也为他们提供了不负责任的机会。关于这一点，已经在某些国家得到了应验，比如阿根廷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国家曾发生过多次严重的通货膨胀，每一次都得出如下结论：货币独立，犹如盛着毒酒的圣杯！当前的阿根廷国家法律中有一条规定：1比索①与1美元等值。而且，每1比索的发行，都必须有1美元的储备。

因此，关于是否将一国货币与某个外在标准相挂钩，并没有绝对的答案。一种方案是，在货币与货币之间设置固定的汇率，甚至采用共同的货币，它可以使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兑换货币时的不确定性得以消除。对于那些历史上曾有过不负责任劣迹的国家而言，这种方案可以帮助它们重建信用。意大利政府想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重要原因是，它希望按照德国的利率重新为巨额外债申请贷款。不过，这种方案会遇到下列麻烦：如果两个国家的货币已经挂钩，其中一个正经受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个则正经受严重的通货紧缩，我们该怎么办？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20世纪90年代初期，欧洲其他地区的失业率都达到了两位数，唯独联邦德国的经济快速增长，甚至出现了通货膨胀。由此可见，适合A国的货币政策，未必就适合B国。这些鲜活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货币政策本身存在某种模棱两可——它可以解释为什么睿智的经济学家们在遇到欧洲共同货币这一难题时，会分成不同的派别。我个人的观点是：一般而言，共同货币的建立将导致欧洲陷入更深的失业状态。不过，有很多人并不同意我的这一看法。

那么，黄金是怎样被牵扯进去的呢？即使一些国家根据理智的判断做出了放弃货币自由浮动的决定，一般也是将某个负责任的国家的货币作为外在基准。例如，美元拯救了阿根廷，而意大利则受益于德国马克。黄金迷们的潜台词是：现实中的美联储和德国银行都只是普通人，谁能保证它们不受滥发钞票的诱惑？为什么不把货币的基础建立在客观的标准之上，而非要去相信人的智慧呢？为什么不效仿我们的先辈，将货币直接与黄金挂钩？

关于这种想法，很少有经济学家会表示赞同，因为它代表的是某种神秘主义，而不是务实的态度。首先，金本位制具有严格固定汇率体系的所有缺点，即使那些支持欧洲共同货币体系的人，也认为如果将欧元与美元或日元挂钩，那就走过头了。其次，更重要的一点是，黄金的价值相对于其他物品和服务而言并不稳定。毕竟，它只是一种消费品而已，价格受到某些行业的影响很大，比如牙医业，而这一行业与世界经济并无太大干系。

自1971年之后，美国就已经放弃了稳定金价的政策。从那以后，黄金的价格已经上涨了大约10倍，而同期的消费品价格则上涨了250%。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仍然维持金价不变，那么其他商品的实际价格将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换句话说，将出现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通货紧缩。因此，金本位绝不是一种好的体制。

那么，杰克·坎普和罗伯特·巴特莱等人，为什么要盯住金本位不放呢？当我读到裘德·万尼斯基写给《琼斯母亲》（一本左倾的杂志）的一封信时，才彻底明白了它们的逻辑。作为供给学派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万尼斯基也是该学派的教父。信的主要内容则是对近三十年来富人更富这一事实的否认。下面这段话值得关注：

首先，我们必须改变计算资产价值的单位，也就是放弃什么也不是的纸币，代之以人类已经使用了近6000年的黄金（单位：盎司）。现在的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DJIA）为6000点，换算成黄金之后，我们会发现它的价值只有30年前1000点时的不到60%，因为当时的黄金价格是每盎司35美元，现在则上涨至每盎司380美元。事情再清楚不过：在过去的30年间，美国人丧失了40%以上的以权证、股票等形式持有的财富；越是穷人，损失越少，而富人因为持有大量的股票，恐怕在这一轮经济衰退中连裤子都给赔进去了……

关于道琼斯指数能否恰当反映美国的社会财富，这与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主题毫不相干。这里的重点在于，万尼斯基将黄金当做衡量财富的标准，而毫不关心它能购买到多少实际的产品和服务。有一个事实：从1970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道琼斯指数已经上涨了七倍，而与人们福祉关系最密切的商品，包括食物、住房、衣服、汽车和服务的价格，大约上涨了250%。由此可见，美元的购买力除了黄金以外均大大提高了。然而，万尼斯基说这些普通的商品都不重要，只有黄金才有价值。显然，万尼斯基又犯了米达斯王的错误：他忘记了黄金只不过是一种金属，真正的价值来自用于交换的日常物品。

我不知道神是否会光顾我的这个专栏。如果会的话，他们知道怎么做。

第11章 高赞廉价劳动力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曾经有一座巨大的垃圾堆放场，号称烟山，它经常被媒体用来展示第三世界的贫穷。多年以后，这里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及其小孩，以烟山为谋生的场所。他们忍受着恶臭、苍蝇和有毒物，在种种威胁下，从成堆的垃圾中清理出可回收物，包括废弃了的金属物。他们宁愿天天捡垃圾拾荒，因为与过去的状况相比，全家现在如果干上一天，就能换得10美元的收入。

如今，这群人已经不见了，因为菲律宾政府要举办环太平洋峰会，为了装点门面，警方将拾荒者全部驱离。我最近收到了一堆不怀好意的邮件，看完之后，思绪就一直停留在马尼拉的这座烟山上。

事情的起因是我曾经给《纽约时报》的评论版写过一篇文章，名叫“我们并非世界”。我在该文中指出，在第三世界国家，新兴的出口工业虽然只为工人们提供了极低的薪水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但是“同他们以往的极端贫困相比，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没想到，这段评论竟然引来了大量愤怒的声讨。其中，有这样一段语：“你是待遇优厚的美国教授，所以对你来说，一个12岁的童工无关痛痒。换做是你的话，你愿意干那种一天只挣2美元的活吗？”

义正词严的道德怒吼！诸如此类的话，通常出自全球化反对者的口中。所谓全球化，意思就是技术和资本的转移——从高收入国家转移到低收入国家，并引起这些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长。那些批评者，其实心中充满成见：任何人，只要敢对上述过程说句好话，那么他不是幼稚，就是腐败，反正都是全球资本压迫国内外劳动者的代理人。

然而，事实并非那么简单，道德的界线也没有那么清楚。我想说明的是：全球化反对者们总是一副清高的样子，他们高唱道德腔调，以立场来划分人，而不是对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思考；他们看不到，虽然体态臃肿的资本家从全球化的过程中大捞好处，但是最大的受益者，其实还是第三世界的穷苦劳工们。

遍及全球的贫困现象，并非跨国公司榨取利润的产物，也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假如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时钟往回拨20年，其他国家则保持不动，我们会发现，当时虽然在亚洲有几个小国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像印度尼西亚或孟加拉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方面还一直维持原样，即依赖原材料的出口，同时进口工业产品。它们的制造部门效率低下，受到进口配额制度的保护，负责国内市场的供应，只能创造少量的就业机会。另外，迫于人口的压力，许多农民跑到最偏远的地方去开垦，或者寻求其他的谋生方式，其中就有一些人在垃圾山的附近住了下来。

由于雅加达或马尼拉缺乏赚钱的机会，所以你只需支付很低的工资，就可以很容易地雇到劳动力。不过，20世纪70年代中期，尽管发展中国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但它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仍然缺乏竞争力，因为发达国家的优势非常明显，有实力向本国的工人支付高于发展中国家10倍乃至20倍的劳动报酬。这些优势，包括先进的基础设施和关键性的专业技术、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便捷的零部件供应，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设计精巧的社会协调机制等，所有这些共同造就了发达国家高效的经济体系。

然而，从那以后，情况开始悄然发生改变。有一些我们至今仍然无法充分理解的因素——例如，关税壁垒不断降低、电信设施得到改善和空中运输变得更加便宜——出现了，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劣势得以弥补（尽管如此，将生产放在发达国家有时仍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经常听说，某某公司将它的制造部门转移到墨西哥或东亚地区以后，在当地遭遇了各种阻力，最后不得不撤退回来）。在相当多的生产领域，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已经成功打入世界市场。比如，以前可能只卖黄麻或咖啡，现在可以制造衬衫和运动鞋并大量出口国外。

对于那些在衬衫厂或鞋厂工作的工人来说，无法避免的一点是，他们只能领取微薄的薪水，而且必须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之所以说“无法避免”，是因为我知道那些工厂的老板并不关心员工的身心健康，他们只想着给工人们最低的工资，具体怎样低还取决于当地的人们在找工作时的难易程度。这些国家仍然贫穷，因此即使是住到垃圾山附近，也会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们必须看到，哪里有新兴的出口工业，哪里的生活水平就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原因在于，一方面要吸引到劳动力，就必须提供比原先更高的报酬；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制造业的发展将与其他出口部门之间形成交互作用，从而产生涟漪效应，最终惠及整个国民经济。由于要征用农村的土地来办工厂，所以农村的收入将随之提高；当渴望工作的城市失业大军逐渐萎缩，工厂之间将为劳动力资源展开争夺，于是工人的工资随着提高。这个过程将持续下去，直到当地的平均工资达到美国青少年在麦当劳餐厅打工的收入水平，比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就是如此。最后，人们自然不再向往垃圾山（烟山的情况不一样，它会持续到最近，因为菲律宾并没有像领国那样建立起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系，该国国内比捡破烂更好的工作实在是很少了）。

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系给人民带来的普遍利益，不是理论上的推测，而是实实在在能看到的。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它仍是一个穷国。如果以一般人吃到的食物作为衡量标准，那么该国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1970年，每人每天摄取的热量不足2100千卡，如今这个数字已经超过2800千卡。尽管该国目前仍有1/3的儿童营养不良，但是1975年的时候这个比例甚至超过50％。类似的改善在环太平洋国家处处可见，甚至在孟加拉国也是一样。这些改善不是因为西方慈善界人士的刻意资助，也不是因为落后国家接受了外国援助（这类援助向来很少，近来更是大大萎缩）。而且，这些国家的政府并没有变得更加仁慈，相反，它们同以前一样既冷酷又腐败。正确的答案是：这些改善是一个间接和无意的过程，即冷酷无情的跨国公司和贪婪的当地企业家，为了赚取最大的利润，充分利用了廉价的劳动力从事生产。的确，这种事情并不光彩。姑且不论其动机，反正最后的结果是不计其数的人脱离了赤贫的状态。也许情况仍然很糟糕，但是已经改善了不少。

那些给我写信的人，为什么要生那么大的气呢？难道说，在印度尼西亚某个鞋厂，工人们正在缝制运动鞋的场景（每小时赚60美分），会比在该国某一块土地上，农民们正在辛勤劳作（每小时赚30美分），或者在菲律宾的某个垃圾山，一群妇女和小孩正在拾荒这样的场景，更能牵动人的感情吗？

作怪的是某种吹毛求疵的心态：在鞋厂劳动的工人和在自己土地上忙碌的农民不同，他们是在为我们卖命，而所得的工资待遇有些像奴隶，于是我们觉得有一种罪恶感。所以，一些自以为是、反对全球化的人，纷纷提出了要求统一国际劳动力标准的主张。这些人会说，除非鞋厂和衬衫厂向工人提供像样的工资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否则我们不应当购买他们生产的产品。

乍看起来，这种要求合情合理，但是仔细一下：果真会如此吗？让我们设想一下它的后果吧！

首先，在第三世界的新兴出口产业中，即使工人们获得了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也无助于改善那些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人——例如，农民、小时工和拾荒者等——的处境。最极端的情况是，一旦强迫他们照搬我们的劳动力标准，那么将在当地形成一个享有特权的“劳动者贵族”，而其他大多数人却依然穷困潦倒。

其次，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工业体系的优势是根深蒂固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凭借廉价劳动力的供应，才能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品相竞争。如果连这仅有的优势也丧失殆尽，那几乎等于扼杀了它们继续发展的可能性，甚至连已经取得的成就都无法保住。这些以出口为导向从而使经济获得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体系内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不公正，但是无疑也为绝大多数人民创造了巨大的利益。因此，任何措施，只要阻碍了这种增长，都显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在理论上承诺提供好工作的政策，到了现实中却可能导致无工作可做；虽然缓解了我们良心上的不安，可是计划中的政策受益人却化为了泡影。如果是这样，要这些政策还有什么用？

也许你会说，做人要有骨气，就算穷困潦倒，也不应为那些有钱人服务，去从事伐木、抽水和缝鞋的事情。但是我问你：他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是不是要让他们等待外国的经济援助呢？你不要忘了，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历史表明，这种援助只会产生持久的依赖倾向。任何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从来没有获得过几许成功。那么，是否可以期待贫困国家的政府去扭转社会的不公正呢？理当如此！然而问题在于，他们才不会这样做，至少不会马上按你的意思办。所以，如果你想不出一种办法能够取代低工资的产业，那么强迫取消它，就意味着你无视这些产业为改善穷人生活所提供的最佳机会。你之所以会觉得不舒服，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你的审美标准，换句话说，你不喜欢工人们为了一点微薄的工资就低下头来，为西方人生产时髦的商品。

总之，给我写信的人只会摆出一种自以为是的姿态，却并没有把问题搞清楚，他们的观点不值一驳。当你的愿望和数亿人密切相关时，尤其需要全面而周到地考虑清楚，然后再行动，这不仅是形成思考习惯的一个要求，更是道德上的一种义务。

关于全球化的一个注记

津巴布韦的蔬菜出口量，最近有加速增长的迹象。我最喜欢引用这个例子来讨论全球化背后的驱动力量。近年来，哈拉雷（津巴布韦首都）附近的菜农开始向伦敦市场供应新鲜的蔬菜。他们首先对蔬菜进行拣选，然后用卡车运往机场，经过一夜的飞行，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最后在第二天清晨便可以出现在乐购超市的货架上。

这种出口业务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必须有廉价的空中运输，而波音飞机已经成为现代商业“可抵达任何港口的不定期货轮”。其次，必须拥有现代化的电信设施。从下单到配送?菜农都需要获得相关的信息。而在过去，这种通信方式只有先进国家才能提供。最后，需要一个开放的英国市场，如果存在进口配额或高关税壁垒，那么这项业务就不可能完成。

现在，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不是有所改变呢？请注意以下事实：蔬菜生产是一个需要适宜技术的产业。也就是说，这种生产方式是劳动密集型的，它需要人工种植，并经过手工拣选，辅之以较少的机器。因此，这些专业的蔬菜农场为该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它们在成本上拥有竞争优势，因为支付给工人们的工资很低，而工人们由于缺少其他的赚钱机会，所以很乐意获得这份收入。除此之外，所有的工人都是黑人，而雇用他们的则是白人。这些白人先前都是殖民者，他们在津巴布韦的新政权成立后，选择了继续留下来。

第13章 技术的奇迹：并非那般神奇

最近，许多商界领袖和思想家开始沉溺于所谓的“信息技术悖论”。大致的内容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正处于空前的技术革新时期，每个人的效率都比以前高很多。但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具体有哪些好处呢？看起来，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标准并没有显著提高啊！相反，倒是有许多人觉得谋生越来越难。如果我们真有那么精明和高效，为什么没有变得更富有呢？

关于这一悖论，不乏有精辟的解释。但是，有一种说法似乎还没有人敢提出来：或许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技术奇迹”，并没有那么神奇！

要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你可以想一想2001。注意，我这里指的不是2001年，而是1968年上映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想必大多数读者都看过这部电影，影片中有一段是对33年后生活场景的幻想。电影中的那个世界，在有着喜来登厅堂风格的太空站之间，开通了定期的商务航线；而电脑已经非常智能化，它们在遭受侮辱时会表现出不满的情绪，就好像邮局工人的突然生气。然而，时至今日，航空公司也没有为乘客们提供太空度假的服务，更别提香农·露西德（太空站首位女宇航员）可以在太空站预订房间了。至于我的电脑，出现过的最严重的问题也不过是“你的应用程序产生了一个错误，终止还是忽略？”如果想在2001年实现电影中所描述的场景，恐怕只有指望人们在技术上取得革命性的突破了。

本文的重点在于：如果衡量技术进步的标准不是多少MIPS（每秒百万条指令的操作）或字节数①，而是它们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程度，或者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能力，那么你就会发现，过去30年间人类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让人感到吃惊，相反，倒是有些令人感到失望。

我们以电脑为例，让人感到惊奇的不是它们的运行速度多么快，体积多么小，而是它们仍然太笨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让我们回到1958年，当时的计算机科学先驱赫伯特·西蒙曾信心十足地预言：到1970年计算机将成为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然而，直到多年以后②，IBM公司的超级计算机“深蓝”才最终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也许制造一台能匹敌高段位棋手的电脑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要设计出可对房间做真空清扫的机器人，恐怕还得几十年的时间。

在那些电脑已经非常普及的场所，如现代化办公室，生产力有多少实质性的提升也值得怀疑。近年来，很多公司都开始意识到：在为办公室员工配备电脑的同时，公司还必须为此承担巨额的隐性成本。要保证每台电脑能够正常使用，不仅需要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频繁购买新版本的软件，还必须反复对员工进行培训等。每个员工办公桌上的电脑本身可能只值2000美元，但由此带来的隐性成本可能高达每年8000美元，而这还不包括员工将大量的上班时间花在打游戏或网上冲浪上的成本。

对于不涉及数字信息的日常生活技术，又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让我们想象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与40年前相比，它在生活方面因技术进步的原因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碰巧的是，我在这方面有足够的发言权，因为我现在的厨房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算是最新款式，至今从未改造过。当然，不能够自动除霜的冰箱，以及火苗暴露在外的煤气炉，这些都让人非常沮丧（说句题外话，是否有人认识一个好的建筑承包商呢），但无论如何，仍算得上是一个功能相当齐全的厨房。1957年时，房主没有微波炉；我们从收听黑白时代席德·西泽所主持的广播，变成了收看喜剧频道格调不高的幽默节目。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比我们现在要丰富。如果再把时光倒回40年，也就是1917年，当时的人们用马车将冰块送到家里，然后装进冰盒中保存。那个时候的你没有电视可看，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大众媒体可读（定期的广播娱乐节目直到1920年才出现）。而且，在1917年的美国，还有近半数的人住在农村，其中大多数地方没有电力供应，有很多还没有自来水供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美国在1917年到1957年之间所发生的变化，都要比1957年至今发生的变化大得多。

总之，“我们生活的时代，正处于空前的技术革新时期”这种说法，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事实上，我们生活的时代，基本上没有太多、太大的变化。

我并没有指责任何人的意思。假如最后证明比尔·盖茨并不是另一个亨利·福特，那也不表明他在能力上有任何问题。因为真正能提升生产力的创造，像内燃机和流水线这样的发明毕竟是不多见的。在下一种T型车出现之前，我们只能使用“次一级”的产品，比如个人电脑（PC）。不过，这也算不上是一个悲剧。只是，那些萦绕在我们耳边的夸张说法却会带来实质性的危害：它会让企业浪费资金，也会使政治家以推出高科技政策作为哗众取宠的手段，比如说发给每个孩子一台电脑。很显然，回归到基本教育，即教会孩子们阅读，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高科技正在使我们退化。我们必须面对这种事实，以实际行动来阻止它的继续蔓延。

第15章 为通胀美言几句

早在很多年前，保罗·萨缪尔森就曾明确警告：千万不可根据“口号”来制定经济政策。他担心的是喊口号会取代严谨的思考。严格来说，这个词被误用了。根据《牛津英语词典》（OED）的定义，口号的意思是“党派所用的暗号或准则，借以识别支持者或追随者，并将其他人排除在外。”不过，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萨缪尔森用得也没错，因为过于简化的经济学理念已经成为各个门派的身份识别标志，他们反复念诵某些特定的字句，然后错误地将这些字句理所当然地视为真理。

对货币政策的公开讨论，逐渐萌生了两个派别。其中，一个派别的口号是“经济增长”，另一个派别的口号则是“稳定物价”，而这两个派别之外的声音已经很难听到了。事实上，新闻记者和政客们对这两个派别之外的经济学家常常感到不可理解。你必须在以下两种立场中做出选择：要么相信中央银行应该放弃其他考虑，完全以零通胀作为目标（因为稳定物价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要么认为中央银行不必考虑通货膨胀，而应该尽全力推动经济增长（将重新带来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

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做出这种选择。对于高速经济增长的愚蠢承诺以及稳定物价的神秘信念，我们能够而且应该给予拒绝。

在“4%的那些蠢驴们”这篇文章里，我已经讨论了经济快速增长的问题。现在，就让我再做一回不受欢迎的人，谈一谈稳定物价的弊病。

1995年，由参议员康尼·麦克提议的《经济增长与稳定法案》声称，物价的稳定“是保持高水平的生产力、实际所得、生活标准、就业以及全球竞争力的关键条件”，并要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这种稳定性作为首要目标。这种自信满满的宣称，的确让人几乎无法质疑。

然而事实上，当前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并不高（不到两位数），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证上都很难估算。严重的通货膨胀会导致人们不计成本地放弃持有现金，因而必须谨慎对待。此外，为通货膨胀所付出的代价，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是线性的关系，比如，3%的通货膨胀率所造成的危害要比9%的通货膨胀率所造成的危害的1/3小得多。

即使稳定物价的好处没有麦克参议员想象的那么大，它仍然不应作为美联储的首要目标，为什么呢？代价太高昂。20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政府的全力阻击，通货膨胀率从10%降至4%，然而却由此导致了长期的失业率升高和产能闲置问题。美国的失业率直到1988年才降至1979年的水平，而累计的产出损失则超过1000亿美元。可以预计，如果要实现零通胀率，将产生一个很可观的“牺牲率”——可能要放弃500亿美元的原有产出，才能将剩下的近3%的通胀挤出系统。这相当于是用巨大的短期痛苦来换取微小而不确定的长期痛苦。

事情还不算完。有证据显示，通往零通胀率的过程，将不仅导致暂时性的产出损失，还会造成永久性的高失业率。不过，有关这一点还有些争议。标准的观点体现在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的概念中，即在通胀和失业之间不存在长期的转换关系。但是，乔治·阿克洛夫、威廉·狄更斯和乔治·佩里在最近的一篇工作论文中①指出：在极低的通胀率情况下，上述的无转换关系将不成立。也就是说，在低通胀率的条件下，长期的无转换关系是存在的。

NAIRU假说基于一个合理的命题，即人们可以计算出通胀的效果。也就是说，工人和老板都能意识到通胀率10%的情况下加薪11%，与通胀率5%的情况下加薪6%，两者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任何一个长期的通胀率，都将被简单地纳入价格和工资决策之中。有大量的证据支持这一假说的正确性。这也就意味着，与5%的长期通胀率相比，10%的长期通胀率并不能“买到”明显较低的长期失业率。

然而，如果我们假定通货膨胀率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市场有一种降低工人实际工资的趋势——即使平均的实际工资在上涨，为了维持充分就业，也不排除某些产业和职业的实际工资被迫下降的情况，那么，通胀率5%的情况下加薪2%，与物价稳定的情况下却减薪3%，两者是否等价呢？对于超级理性的工人来说，可能是等价的。然而，根据常识，跟不上物价上涨步伐的加薪和明明白白的减薪，实际上会造成不同的心理感受。阿克洛夫等人的文章表明，工人们很难接受名义工资的减少。而名义工资的变化分布情况则表明，其减少的概率几乎为零。即使有明确的迹象要求很多工人的实际工资应当比通胀率下降得更快，也是行不通的，因为那样做需要削减工人的名义工资。

名义工资的刚性意味着：一旦将通货膨胀率降至最低，将损害实际工资的灵活性，甚至会因此推高长期的失业率。考虑加拿大的情况，该国的中央银行把稳定物价视为坚定不移的目标。目前，加拿大的通?率只有不到1%。20世纪60年代，该国的失业率几乎与美国相当，但自从70和80年代之后，它的失业率持续升高，很多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失业保险系统过于宽泛。然而，即使失业保险系统没有那么宽泛，加拿大的失业率还是会增加（该国目前的失业率为10%）。为什么呢？来自该国的经济学家皮埃尔·福廷指出，1992—1994年间，该国有高达47%的劳资谈判协议的工资被冻结了，也就是名义工资完全保持不变。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类似于加拿大的高失业经济体通常会遭遇实际工资灵活性不足的问题，而福廷的文章表明，这种流动性问题的原因不是结构性的、宏观层面的，而只是加拿大银行过于热衷反通胀的结果而已。

总之，绝对的物价稳定当然是一种莫大的福音，它能够以较低的代价（如果有的话）换来较大的利益。可惜，这不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而只是一种信仰而已。实际情况表明：价格稳定的利益是难以触摸的，而代价却是巨大的。而且，长期来看零通胀也未必是好事。

有人会问：假如你摒弃了增长派的神奇魔方和稳定派的过时信条，那么，你到底想鼓吹哪种政策呢？

一种非口号式的策略看起来也许是这样的：首先，将某个低通胀率（比如3%－4%）而不是零通胀作为最终的目标，这对于缓解因市场而施加的削减实际工资的压力应该是足够了，同时通胀本身所需的代价仍然比较低。不过，由于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有一段较长时间的滞后性。因此，有必要制定一个更具操作性的中间目标。理性的策略是，尽量将失业率稳定在与已设通胀率一致的估计值附近，即使该估计值并不完美，而且经济结构会随时发生变化；然后，根据通胀率的实际情况相应地小幅上调或下调失业率目标。当然，如果由于误判导致的通胀率上升或下降超出了目标范围，就必须采取挽救措施了。

这一政策建议大概会让两个派别都感到愤怒。增长派会将它视为是对失败主义的接受，他们坚信为了提高生活标准和解决预算问题，需要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然而很不幸，经济学不仅是“你想怎么样”，还是“你是否能够”的一门学问。增长或许是好事，但简单地宣告通胀的死亡，恐怕无济于事。

与此同时，稳定派会指责该政策建议是不负责任的，它将把我们带回到20世纪70年代那条糟糕的滞胀老路上去。然而，我们的方法并非无的放矢。恰恰相反，它的依据是世界上几家主要央行所采取的实际政策。特别是，我所描述的策略与所谓的泰勒法则非常接近，后者成功地刻画了美联储的政策轨迹（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联储的政策其实比西方其他国家的央行更偏向增长与就业的导向，但却常常遭到增长派的攻击）。而且，该策略对其他国家央行的作为也可以做出很好的描述，包括英格兰银行；我相信德意志银行也不例外，该国的银行虽然经常谈论货币学派的规则，但实际上很少能实现它所宣称的目标。

当然，这些聪明的中央银行一定不会承认，他们采用了我的策略，这倒也可以理解。任何人如果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央行的新手坦率直言，一定会笑他太天真，这说明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冷静思考，有经验的老手都喜欢将他们的行为掩饰得朦胧一些。不过，伪装虽然有用，但也面临危险。最大的危险在于，你可能会开始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这不是一个假设，确实有一些重要的央行（例如，加拿大银行和法国银行）似乎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要保持物价稳定的政策，而这种虔诚的代价是丧失了国内数十万的工作机会。

不难想象，一种不容乐观的、可能的未来情形是：货币上的种种口号将成为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政策基础。在美国，左、右两派的强势集团正大肆宣称增长可以解决一切信条，除了让我们再次回味滞胀的“乐趣”之外，他们的这种运动还削弱了我们控制财政赤字的决心。不过，最大的风险可能在欧洲，虽然那里的失业状况比美国严重得多，但是，稳定物价的观点并没有遇到很大的挑战，而且对实际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有增无减。

假如欧洲货币联盟成为现实，后果会怎么样呢？按照宪法条约的规定，新成立的欧洲中央银行将把物价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政策，而尤其重要的是，欧洲央行会觉得必须有所表现，以不愧为德意志银行的接班人。这就意味着，它将真的实行那些德意志银行只在理论上遵循的政策，结果便是欧洲本已严峻的失业问题更趋于恶化。

经济上的口号只是让人们感觉良好，原因不仅是它们可以避免严肃思考的痛苦，而且经过很多人的重复之后，还给人们一种生活在一个家庭的印象。然而，我们必须从口号中走出来，无论它们令我们感到多么舒适，因为货币政策实在太重要了，绝对不能建立在几句简单的口号之上。

第16章 日本究竟怎么了？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经历了令人钦佩的40年经济增长，但突然之间，该国的经济连续六年陷入了停滞①，而且至今还没有实质性改善的迹象。你可能会认为，人们应当把追究经济停滞的原因视为最重要的事情，但目前的情形是，大部分人只是以一种令人感到奇怪的漫不经心来谈论这个问题，而这些人中有许多还是日本人。对日本经济的停滞不前不但不做认真、深刻的分析，反而不停地数落它的不是。他们对日本的问题列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认为日本的金融部门非常虚弱、管制太多、缺乏市场竞争、公司将生产部门转移到东南亚等。这些都没错，可是开列清单无助于分析问题。事实上，用这样的清单来解释日本经济的问题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它助长了宿命论的流行：既然问题如此之多，我们怎么可能奢望一种快速而有效的解决办法？

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复杂。的确，日本面临很多的问题，但世界上哪个国家不是这样呢？日本经济迅速复苏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清单上所说的结构性问题，而是缺乏一种冷静的思考和必要的勇气。

举例来说，大部分人都会指责日本经济毫无效率可言，这削弱了它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从而限制了供给。然而，日本经济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并非供给太少，而是需求不足。关于日本经济未能充分利用其产能的叙述，常常出现在人们的问题清单上，但可惜与之毫不相干。

一般而言，现代经济体并不会遭受需求长期不足的苦痛，因为要增加需求太容易了：只要让央行即日本银行扩大货币供应量，或者增加政府支出即可。那么，日本经济为何长期陷入需求低迷的困境呢？

当然，这里有结构上的原因。日本的消费者仍然喜欢将他们大部分的收入用于储蓄。这意味着，如果不想让经济体的需求过于低迷，就必须说服企业维持较高的投资率。然而，一旦银行体系遇到麻烦，信贷必将受到限制，上述问题将变得更为严重。所以，为了将需求维持在可充分利用产能的水平，需要进行刺激。但为什么不提供这种刺激呢？

标准的答案是：利率已经很低，这表明日本银行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同时，日本政府的财政问题很严重，因此不能再增加政府支出或者再削减税收。总之，就是除了进行结构性的变革以期待情况的好转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上述答案听起来很负责任，似乎也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它的前提却完全错了，即日本银行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对于央行来说，可以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并不存在某种极限。比如说，日本银行能否在下一年将货币基数——包括银行存款和流通的现金——增加一倍呢？完全可以。只要购买等量的政府债券就可以了；而且，在增加如此数量的货币后，也不会对利率造成多大影响，因为利率已经够低。除了降低利率外，增加货币供应量也是解救日本经济的一条捷径。将更多的钱用于流通，能够直接刺激消费：额外的钱发挥了“鼓励人们尽情挥霍”的作用。因此，要么是原先致力于储蓄的银行变得更加愿意借贷，要么是持有现金的个人绕开银行以寻求其他的投资方式。即使这些都没有发生，只要日本银行通过购买政府债券来扩大货币基数，就可以为政府支出或者减税提供更大的空间。

所以，不必在意那些问题清单。面对日本当前所面临的经济低迷状况，解决之道很简单，那就是：印刷更多的钞票！

也许你会问：那样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呢？请你放心吧！不要忘了，日本银行的软弱无力是众所周知的。就算多印钞票，人们也只会存起来而不是花掉它；只有当人们喜欢花钱，而且所花的钱超过产能时，多印钞票才会造成通货膨胀。你不能一方面说货币政策对增加需求无效，另一方面又因为担心通货膨胀而反对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措施。

那么，日本银行为何还不出面印制更多的钞票呢？我曾经听到的最棒的理论是：日本银行与大藏省的官员们，仍然受到泡沫经济的催眠。所谓泡沫经济，是指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疯狂投机，造成股票与不动产的价格上涨至疯狂的水平（回忆一下，当时单单东京皇居的地皮，就号称超过美国加州全部地皮价值的总和）。这些人相信，正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制造了泡沫——也许没错，然后泡沫的破灭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极度低迷——可能也没错。因此，他们害怕，现在再增加货币供应量将会重蹈覆辙。

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个老掉牙的笑话：一位司机不小心开车撞了行人，结果，该行人在车后面躺下了。司机看了看，嘀咕道：“太遗憾了，我得弥补我的过错。”于是，他把车往后一倒，再次撞了那个行人！日本经济的掌舵者就像是笑话中的司机，他们不明白1997年不是1987年，做相反的事情只会导致问题更加恶化。

第18章 铜是如何走向惨败的？

1995年，当巴林银行的一位年轻雇员在贸易投机上损失了10亿美元，几乎导致这家英国的老字号银行倒闭时，全世界都为之震惊了！然而，时隔仅一年，便爆发了更大的金融事件：由于员工在铜市场上的投机失败，住友集团为此付出了30多亿美元的惨痛代价。这件事很快掩盖了巴林银行的耻辱，人们对此的反应是：“哎呀，那不过是又一个滑头的交易员而已！”

事情最后弄清楚了，住友集团的滨中泰男和巴林银行的尼克·李森完全不一样：后者是由于钻了监管不严的空子，拿公司的钱去无法预测的市场上进行赌博；而滨中泰男正好相反，他是在执行公司制定的针对世界铜市场的囤积战略。这个战略已经执行了很多年，也给住友集团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然而，滨中泰男的傲慢让他最终失手了。这个故事真正让人感到困惑的，并不是他最后的失败，而是他开始的成功。

要了解住友崛起的原因，你并不需要了解太多有关铜市场的细节。铜这种金属（与其他许多商品一样）有一些基本的属性：①它服从供需平衡下的波动规律，而且波动范围很大；②可以储存，因此产品不必马上消费。这两个属性意味着，一定数量的囤积对于铜市场的运作来说不仅正常，而且是必要的。人们逢低买进，逢高卖出，这既难以避免又极具价值。当人们认为铜的价格太低时，就会将它保存在仓库里；而当人们认为价格太高时，就会清空手中的存货。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算正常。然而，很久以前，有人——公元前1000年，一位从事锡生意的腓尼基商人——意识到，只要拥有足够的资本，而且头脑灵活，就可以通过控制市场来大赚一笔。细节往往错综复杂，不过原理却非常简单。首先，在市场上大量买进你想要囤积的商品，除了实际持有这些商品，你还可以购买期货——也就是在指定日期交割物品的某种承诺；然后，小心地保存这些商品；最后，伺机将这些商品卖出。也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人为地制造短缺的局面。一旦将价格哄抬上去，就可以清空存货以获取暴利。也许，你会因为手中滞留了部分商品而在价格下跌的过程中蒙受损失。然而，只要你判断准确，这种损失肯定比你从更高的现价中获得的收益要低得多。

主意不错！只是有三大障碍。首先，你得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操作。其次，只有在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这一策略才会奏效，否则没有人会一开始就把商品卖给你，除非你开高价，而这样的话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最后，这种事情显然是违法的，第一个尝试的腓尼基商人很可能因此暴富，但第二个就有可能被献祭给摩洛神①。

令人惊奇的是，住友成功克服了所有这些障碍。世界的铜市场虽然极其庞大，但是很显然，当时的确有单一的交易者能够并乐意支配该市场。你可能以为要守住这种操纵大型市场的秘密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但滨中泰男却做到了，部分原因是通过英国中介机构的配合，不过主要是与中国厂商（有些是国有企业）的密谋。至于管制者……我们就来谈谈他们。

这正是住友事件中让人感到纳闷的地方。如果滨中只是胡作非为的公司员工，那么人们的确不能责怪管制者没有将他管好，因为那是他所在公司老板的责任。但是，他并不是这样的。其实，他只是在执行老板制定的价格操控阴谋。在这场游戏中，住友的异军突起一开始并未引起人们注意，但“铜先生”和他所属公司操纵价格的意图，显然在熟悉铜市场的人们中间早已成了共同的秘密。实际上，当时的铜期货已经成为索罗斯之类投机者大量抛售的目标，因为内部玩家都相信滨中正竭力将价格维持在虚高位，最终一定会暴跌（不过，索罗斯早松手了几个月，显然这是因为受到了住友似乎有无限资源的震慑）。问题在于：为什么滨中能够恣意而为呢？

原因之一是，他的活动范围遍及全球，因此责任的归属很不明确。日本该负责任吗？因为住友是日本企业。或者说，英国该负责任吗？那是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所在地。还是美国应该负责任呢？毕竟，住友将大部分的铜储藏在美国。面对这一责任归属难题，我们不禁怀疑管制者被“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钳制了。当前，有很多人把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当成一种信仰，也就是说，即使像滨中泰男这样的人也无须管制，市场会自动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予以最终的惩罚。

尽管住友的计划以失败告终，但这只是因为滨中不能面对这样的事实：即使最成功的市场操控者，也必须接受偶然失手的现实。可是，他不愿意在亏一点的情况下将铜卖出，反而选择了冒险的行为，即重施原先得逞的计谋，将价格推到更高位。然而，从事市场囤积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所以他不愿意放手的结果就是导致灾难的降临。要是滨中更灵活、更务实一些，那么住友很可能从铜市场中以?小的损失全身而退，这些损失与先前的不当暴利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在住友事件中，最有趣的是，如果你不去管那些有异域风情的事情——日本人的名字、中国人的关系——那么它和美国“强盗资本家”②时代的故事如出一辙。近来，全世界兴起了一股解除金融市场管制的潮流，以便回到19世纪那种美好的旧时光，让投资者可以痛痛快快地赚钱。也许住友事件给了我们一个清楚的提醒：不是所有有利可图的事情都对社会有价值，而金融市场一开始就有管制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第24章 鼠辈的民主

像很多宁愿往好的方面想的人一样，我也曾大量收集关于克林顿的“八卦”细节，以此来了解克林顿竞选连任的经费来源。但是，在谴责克林顿是无耻的机会主义者时，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无耻的机会主义者”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乍看之下，这个问题似乎是政治分析家，而不是经济学家该管的事情。不过，倒是有分析政治问题的经济学方法，人们将其称为“鼠辈决策”（Rat Choice， Rat是Rational的前三个字母，并不是针对候选人的评价）。这一研究方法涉及政治学与经济学两个领域的交叉。鼠辈决策的有效假设如下：公众的投票行为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个人利益的理性追求。这似乎是显而易见且无害，甚至有点过于乐观的想法。但是，如果你认真思考，就会发现它其实是相当具有颠覆性的。事实上，如果你认真地对待“理性选择”，就不会再追问：为什么民主制度的运作如此糟糕呢？而是会问：为什么民主制度竟然能运作呢？

问题出在哪里呢？难道理性的选民不是选择那些承诺为其公共利益服务的候选人吗？这样的说法大致没错。民主政治的逻辑使得两党派通常会向中间靠拢。准确地说，倾向于对中间选民有利的政策。不妨考虑一下政府应该保持多大规模这个问题。一般而言，低收入人群更喜欢政府课以重税，以此来提供慷慨的高社会福利；而高收入人群肯定不喜欢政府这样做。民主党通常是“手头较松”，而共和党则是“手头较紧”。但是在实际的政策过程中，两党都不再如此，而是尽量满足中间选民的利益。这些人不喜欢纳税，但也不想为他们老祖母的医疗费用而发愁。

不过，许多议题并不一定涉及这么广的范围。有些仅涉及每年100亿或200亿美元。比如说，谁因为电力行业的管制解除而获益，或政府应该为西部农民的灌溉费用提供多少补贴等。尽管这些议题对所有的选民都很重要，但并不是所有选民都为此而投票。投票的只是个别选民而已。如果个别选民不厌其烦地去追踪公共政策的来龙去脉，对他们自己来说并不划算。毕竟，手中的那一张选票能有多大影响呢？

任何学过初级经济学的读者都会发现，上述内容只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一个好公民的义务——比如说，在投票前获得充分的信息，为了投票风雨无阻等——常常会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威胁。搭便车问题的产生源于一些有价值的商品或服务不具有排他性，也就是最终的受益者不仅仅局限于付费者。对游船上的所有乘客来说，救生服务所提供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如果别的乘客都愿意支付这项费用，那么个别乘客就一定会能省则省，搭个便车。如果我们按照个别乘客的意见来决定救生服务的提供，那么游船上的每个人都想搭别人的便车。其最终结果是不难想象的：该项服务的提供将会严重不足，甚至是一团糟。

此时，我们就需要政府。既然救生服务对所有的乘客都有利，那么所有的船主就必须分担相关费用，以支付聘用海岸巡逻队来提供那些非排他性服务的费用，警察保护、公共卫生、国防、传染病防治等均如此。搭便车问题让所有理智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一旦通过政府这一强制力量，人们都必须缴税。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以民主过程来规范强制力量的使用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最恰当的方式之一，但这样的过程同样深受搭便车问题之苦。研究理性选择理论的萨缪尔·波普金在他1991年出版的《理性投票者》一书中写道：“所有人的事情就是没有人管的事情。如果每个人都多花一点时间来评估候选人，我们就会因全体候选人的充分信息而获益匪浅。如果其他人花时间去评估候选人，而我利用这段时间去研究如何投资理财，最后我不仅可以更富有，而且同样拥有一个更好的政府。”结果是，公众的行为跟你一样“理性”，以至于对政治和政策缺乏认识。如此一来，也就为特殊利益集团（那些在小议题上有大利益的人）敞开了大门，让他们可以利用金钱来使政策为其服务。

例如，很少有人知道或者意识到，美国政府是否运用大量的外交资源来为中美洲的香蕉打开欧洲市场。为什么他们应该关注这件事呢？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要更新我的教科书，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调和欧洲香蕉市场这一争议的努力，注定是不会有结果的。”但是，卡尔·林德纳——这位拥有金吉达品牌的香蕉业老大——对这一议题却是饶有兴趣。由于他对克林顿50万美元的政治捐款，使得克林顿总统对这一问题也变得关心起来。并不是克林顿相信，仅靠钱就能赢得大选，而是钱真的很管用。而且，所有精明的政客最终都会了解到：在小问题上背叛公众利益的成本并不算高昂，因为众多的选民根本不会去注意那些芝麻绿豆的小事情。

那应该怎么办呢？一个办法是改变政客们的激?，让特殊利益集团难以通过政治捐款来获取影响力。也许，这一想法很容易招来大家的嘲笑，但通过法律来规范政治捐款，的确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不妨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吧！据我所知，公开贿赂在联邦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如果将公开贿赂合法化的话，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所以，无论如何，务必尽快推行“竞选经费来源”的制度改革。不过，不要对此抱太高的期望。

另一个办法是努力提高公民意识。有些人相信，只要媒体能适度尊重民众，就可以培养出有责任感的公民，他们会将注意力从名人的性丑闻转移到各种政策性提案上来。或许吧！但有一件事可能没错，那就是美国的政治品质深受其害。因为人们逐渐对各种公共组织失去信任，而这些公共组织以往所扮演的角色，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共利益的守护神。从前，政客们必须兼顾工会、教会、报纸主编，甚至地方政治领袖的反应。这些人有时间而且非常关心政治，喜欢对任何问题刨根问底。如今的社会是很多分散个体的大组合，电视成为绝大多数消息的主要来源。如果有人能够想出办法，让过去的意见领袖们重新回来的话，那我会举双手赞成。

最后，我们可以尝试减少诱惑，避免那些受政客偏好影响的政策性提案。这也是为什么当罗恩·布朗与一大帮商人要到中国进行商务旅行的时候，我们一起集体反对的主要原因。姑且不论这类商务旅行是否有利，或者是否给人一种印象——外国人也可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向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究竟谁才能够搭上这架“飞机”，如何搭乘？

总而言之，理性选择的这一结论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无法完全颠覆的：要让民治的政府完全转变为民享的政府，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