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了解日本人“性”格的意义

- 日本人的种种“色”相

- 神道之“祭”与性交的启蒙

- 作为神道祈祷仪式的性交表演

- 在神社内的滥交与乱伦

- 从皇室的乱伦看日本古代婚俗

- 从神到人的“窥阴癖”与“性骚扰”

- “露阴癖”与“裸国”“男女混浴”风俗的诱惑

- 宗教文化熏陶下的日本大男子及“性虐待狂”

- 日本女人的“性施虐狂”

- 日本人的“男根崇拜”及其原因

- 艺伎的“第三条腿” 与秀色可餐的“女体盛”

- 日本艺伎与“游女”及其名称的起源

- 找宋朝商人“度种”的日本妓女

- 性的合同交易及其契约、账单等

- 拥有“日本第一”大阳物的道镜和尚

- “肉食娶妻”的日本和尚

- 好色纵欲又浪漫风流的一休和尚

- 女人出嫁武家如同进入牢笼

- 性欲的压制和宣扬：将恋爱、婚姻分离的武士

- 武家妻子偷情的技巧

- 性的快感体验与死的恐惧

- 武士的男色之好与爱情之道

- 商人对于日本好色文化及色情业的影响

- 变成了“鬼子”的日本“皇军”

- 成为“皇军”“突击”、“作业”的性交及其“礼仪”

- 日本“皇军”兽性的自我暴露与精神分析

- “经济寡妇”与成为“工蜂”的男人

- 日本女中学生“援助交际”的动因

- “援助交际”成为日本头疼的社会问题

了解日本人“性”格的意义

本书名为“日本人的‘色道’”，一是因为日本爱称“道”，尽管“道”的概念来自中国。中国人轻易不称“道”，因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日本人却头头是“道”，不仅有茶道、花道、武道、武士道、剑道、柔道、弓道……就是在情色这一行中，也分出了不少道道，例如“色道”、“艳道”、“众道”、“若众道”、“阳道”等一系列的说法。其二是因为《日本思想大系》中有一册《近世色道论》。“色道”竟然列入“思想大系”之中，被专家学者们津津乐道，因此本书借用了这一说法。

本书虽然谈性论“道”，但并不想太理论化，因为情、色和性事实上是一个情感的问题，只有从直感入手才能贴近实际生活。“色道”在日本即“好色之道”，也就是说“好色有道”，那么在日本又有什么样的好色之道呢？

我们之所以要关注日本人的好色，是因为我们认为，当今世界，日本民族与日本社会文化是最值得中国人关注并理解的领域之一，而研究一个民族的性行为和性文化，不仅为了解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文化传统等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侧面，而且是一条最好的路径，揭示一个民族的性道德也是打开这个民族人性内层的一把最好的钥匙。本书以日本人的性行为（尤其是性变态、性放纵等）作为研究对象，就是希望从中揭示日本人的性心理、性社会伦理，也是希望通过破解日本人好色之举来解读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看他们如何克制本能或者如何放纵本能。英国著名的性学家霭理士有句名言：“一个人的性是什么，这个人就是什么。”

分析性文化与性政治及其关系也是剖析日本民族性的重要手段，因此本书会涉及风俗史、文化史、宗教史、道德政治等多个领域。比如性与政治道德的关系，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日本政府如何对待和处理“慰安妇”问题，就不是一个单纯“性”的问题。据此，我们自然会采取伦理学、人类学、民俗学、美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

作者在这里还要郑重宣布的是，我们从性的角度来进行日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研究绝不是偏见使然，更不是变态的行为或受变态心理支配，我们是抱着严肃和科学的态度来探索这个问题的。我们并不是歧视日本人或想借此丑化日本人，因为在现代日本“性”也是一个听起来有些“脏”（日语为“穢れ”）的字眼，而我们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日本人的性变态和变态的性心理，告诉读者日本人真实的“性”格。

日本人的种种“色”相

在本书中，读者将会看到各色各样精于色道的日本人，包括传说中诸神和所谓的“现人神”天皇、贵族大臣和命妇宫女、“游女”和嫖客、和尚与尼姑、武士和艺伎、商人和妓女、“皇军”士兵和“慰安妇”、“上班族”和“专业主妇”、“大叔”和女中学生，等等，会看到日本人的种种好色之相，也会看到日本文化中形形色色的风俗、习惯和特殊现象，纵横古今，由点而面，提纲挈领。本书选择的对象（形形色色的人）和研究的现象都是具有普遍性或者代表性的。

日本人又表现出什么样的好色呢？日本历史文化与日本现实社会又有什么样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呢？这些现象我们应该怎样去评价，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现实中的日本，色情图书泛滥成灾的现象，追求婚外情的社会风潮，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日本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婚姻性关系成为唯一合法合理的肉体关系，婚外性行为自然被纳入“好色”之列，如何看待这样的好色，关系到如何维系家庭和社会的稳定，而且这一问题也不仅仅是在日本才变得严峻起来。又比如性骚扰在现代日本非常普遍，为什么强调“耻”文化的日本人其许多性行为却无“耻”的自我意识？从历史日本到现实日本中形形色色的日本人实施的性侵犯和性伤害，这里我们都需要问一个为什么？尤其是在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以后，深藏于部分日本人灵魂中的兽性被法西斯政府暴露出来的丑恶之事。

日本民族看起来是一个彬彬有礼的有克制力的民族，日本自古以来也常常自称“君子之国”，为什么部分日本人在历史上却因变态、病态的性行为而留下丑恶行径？他们自我标榜的忍耐力和克制力又突然哪里去了呢？变态的性常常摧毁着“道德的整个设施”，常常伴随着施虐、受虐和扭曲的人性，为何这在日本人中间表现得非常地突出呢？为何这个民族的性行为和性冲动常常缺乏理性呢？

日本人总表现出不同的面相，彬彬有礼而又蛮横倨傲，无比顽固而又适应激烈的革新，忠诚宽厚而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勇敢而又怯懦……这是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中给日本人的画像，她用“菊花与刀”这两种事物来概括日本人的性格。日本民族是非常善于转换两个面孔的，它是一个压抑的民族也是一个放纵的民族，在性欲的满足和追求方面，他们（或她们）是否也是在压抑下放纵，在压抑和放纵之间摇摆不定？

日本是一个神道国家，不仅崇拜神而且以他们的神为骄傲，因此日本人的“人性”不可避免地受到其“神性”的影响。日本的神，其神性中充满着野性，日本人的性也是神性的张扬。

日本的神、日本神道等等又是怎样影响着日本人的人性的呢？我们就从这一问题入手来探寻日本人好色的原因吧。

神道之“祭”与性交的启蒙

关于日本人的“好色”，我们还是从头说起。

一个民族对于性的态度与这个民族传统的风俗和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理解日本民族的性文化、性爱道德，了解其民族性，应当首先从日本的宗教信仰及其相关风俗的角度来审视。

日本人最早从什么时候表现出公认的“好色”？他们表现为好色的性行为又是什么？其精神指导又是什么？首先我们只能在日本保存至今的最早的教典和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去寻找。

记载着日本上古时代婚俗、性风俗和性爱文化的文献，是在公元8世纪初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这两部书虽称“史书”，却完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史书，是两部绝好的民俗学资料。712年完成的《古事记》在日本的地位有如犹太民族及欧洲各国的《圣经》，而720年完成的《日本书纪》则相当于中国的《史记》，是很神圣的典籍。任何原始宗教要想成为系统的体系化的宗教必须有它的教典，日本神道因此把《古事记》奉为教典。

《古事记》开篇记载了日本国土和日本人种的起源，日本的历史于是被分为“神代”和“人代”两个阶段，其所谓的“神代”先后生成的神共有七代，通称“神世七代”，按照历史学的世代来划分，它相当于绳文时代（大约公元前3世纪以前）和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其第七代便是男神“伊耶那歧”、女神“伊耶那美”二位尊神。据说，就在这二神出现之后，

这时，诸天神做出决定，命令伊耶那歧命（“命”或“尊”乃日本人对于天神与天皇的尊称——引者注）、伊耶那美命二神道：“希望你们下去将这个飘浮不定的国土建造完成。”同时赐给他们一根饰以美玉的天沼矛，委托他们去完成这个任务。

于是，这两位神站立在联结天与地的天浮桥之上，杵下那根天沼矛，不停地搅动海水，海水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提起那根长矛，从矛尖上滴下的海盐很快堆积成一座岛。这岛就是淤能吕岛。

二神于是降临到这岛上，立起了巨大的“天之御柱”，建造了漂亮的宫殿，那就是新婚的洞房吧。这时，伊耶那歧命问他的妹妹（现在应该说是妻子了）说：“你的身子长得怎么样了？可否让我看看？” 伊耶那美命害羞地回答说：“我的身子已经完全长成，只有一处未成，尚有不足之处。” 伊耶那歧命马上告诉她说：“我的身子也完全长成，可是多出一处地方。因此我想用我多出的地方插进，并填塞你的不足之处，然后产生国土。你看如何？” 这算是男人的求爱吧，伊耶那美命爽快地回答说：“我想可以吧！”

他们感觉这样的大事不可随便，似乎应该举行一个仪式以示隆重，于是伊耶那歧命建议道：“那么，我和你围着这根天之御柱绕行，碰面的时候就行男女房事吧。”这么约定之后，他又赶忙说道：“你从右边绕，我从左边绕，咱们赶快碰面吧。”按约定绕行之后，碰面的时候伊耶那美命先开口说道：“啊呀，好一个美男子！”随后伊耶那歧命才说：“啊呀，好一个美女子！”相互这么说后，伊耶那歧命很担心地跟妻子说：“女的先开口，恐怕不吉利。”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忍不住仿照鸟儿的体位交媾了。不久便生下孩子，叫水蛭子，那是一个残疾儿，他们把这孩子放进苇舟里让水冲走了。接着又生了淡岛，也没有算在他们所生的孩子数中。

《古事记》中的这一记载将两性结合作为宗教仪式加以描述，可谓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性交启蒙教科书。在野蛮时代，宗教是人类启蒙的重要途径（尽管它后来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进步），它对于性的启蒙也是积极的。

这个故事强调的是男人的主动和主权，女子的被动和随应。此所谓“阳动而阴应，男唱而女随，义也”。一个民族的性启蒙、性教育和对性的认识对于该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进入20世纪以来《古事记》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奉为经典的教科书，无疑现代日本人在接受了它的神国观念、皇国史观的同时，也接受了各种开放的性教育，这一点我们从日本保留至今的一些宗教性的节日典礼（即日语所谓的“祭”）中也可以看到。

作为神道祈祷仪式的性交表演

日本神道是以祭祀、祈祷为特征的宗教。既然日本人自称神国，以神道为宗旨，我们自然应该从日本神道的精神和神的习性上来分析它们对于日本人行为方式的影响。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集团社会，其集团意识的培养，主要是在与神道相关的各种“祭”中。日本人常常集体参与各自地域的“祭”，这些节日庆典许多是一种放纵的或者宣扬性开放的“狂欢节”。这些民俗宗教节日在日本有几千年到几百年不等的历史，其中一些起源于两千年前弥生时代的农耕部落。在弥生时代的日本，人们常常在田间小路上性交，反映这一习俗的是日本奈良县明日香村飞鸟坐神社的御田祭。那是从上古流传下来经过部分改动的宗教节日的表演。这种性行为的表演是宗教仪式，似乎它主要不是为了感官刺激，而是为了娱神祈祷，尽管表演者和观赏者都从中得到了愉悦。

表演时，一人戴“天狗”面具，另一人戴“多福”面具（少女形象的面具），戴天狗面具代表男性，戴多福面具代表女性，表演是向公众展示男女欢娱激情而真实的场面。天狗表演者将少女表演者推倒，在“她”的私处演示各种动作，完全是一场“做爱秀”，但这可是正经严肃的宗教祭事。其中还包含有和插秧相似的一部分动作，它暗示的是向神奉献，祈求五谷丰饶。男性器官和女性性器自古以来都作为生产的象征受到崇拜，性行为也同样被视为神圣，成为精力旺盛的标志。这一宗教仪式可以证明，弥生时代的日本人在瓜田李下、在水田里或田埂上或野外的任何地方公然性交已成风习，弥生日本人并不视其为可耻、污秽之事。

日本何以流行这样的祈祷仪式，有此种宗教崇拜（生殖崇拜）？因为日本和中国一样是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日本的稻作文化起源于两千年前的弥生时代，是中国稻作文化的亚流，只是在中国早已进化为象征的仪式（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而日本依然沉溺于实际操作的愉悦之中。《诗经·小雅·甫田》记载中国在西周时期存在的类似的祈祷方式：

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

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我士女。

诗歌里的“田祖”一般认为是指男根，也有说是指女阴的，而田野和大地毫无疑问是女阴和女性的象征。所谓的“御田祖”，也不外是在插秧或播种时，以男女性结合为祭。这一祭祀仪式的出现，源于初民的迷信，在他们天人合一、天人交感的原始思维中，男女交媾不仅能够繁衍人口，而且能促进农作物丰收。然而，日本的一些原始宗教仪式没有接受现代文明和先进的外来道德的净化，依然将一些粗俗的习俗保留到今天。

在上古时代，性行为既是寻欢作乐，又是神圣生活，它融洽了人们的伙伴关系，它很少有暴力的感觉，或很少有暴力。应该说，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人们的野性和暴力，尽管它也会保留另一部分暴力，或某一种暴力。人类的自我克制能力（例如对于性冲动的控制）主要来自宗教、道德和社会习俗的力量。这正如维柯在《新科学》中所说的，人从原始时代以来就不断受到“野兽般淫欲的刺激”，而“宗教的严厉约束”使他们适度，使人的性行为限定在婚姻的框架内，“以修人道”，构造社会。不同的民族宗教让各个民族创造了不同的文明。日本神道是朴素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的复合，它没有理论教义，它的升格不过是借鉴了中国道教一些祭祀礼仪等方面的做法，正因为如此，它是原始和粗放的。

在神社内的滥交与乱伦

我们说《古事记》是日本神道有关性启蒙的教科书，而神社恰恰是古代日本人接受性启蒙、性教育的地方，甚至是可以自由滥交、乱伦的地方。也许人们对此有些难以置信，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基督教、中国道教会鼓励教徒们在教堂、道观内乱交。大家也许会问：神社难道不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吗，怎么能在这里做苟且之事呢？我们还是看看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年）的大文学家井原西鹤（1642—1693年）在他的代表作《好色一代男》中的介绍吧。

在日本古都京都附近的爱宕郡市原地方的乡村神社，有一传承了不知多少年的被大家称为“杂鱼寝”的风俗：每一年都有这么一天，按照当地的风俗，属于这个神社的村民无论男女都必须集中到这个神社的大殿上一起睡，而且直到鸡叫以后才能离开神社，各自回家，所有村民是不允许不来的。“无论是村长的太太、女儿、女用人，还是男仆人，也不分老少，大家都睡在大殿上。唯独今夜无论干什么都可以”。

井原西鹤借主人公世之介的身份参拜了该地方的大原神社，并借世之介的眼睛看到了神社内上演的一切：

从位于寂光院的朦朦胧胧的清水河边，沿着山后的小路，拨开小松树，他们来到了大原村。夜色漆黑，但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天真无邪的少女四处逃跑的身影。还有即使被抓住了手仍然在表示拒绝的女人，也有的女人在主动挑逗男人，还可以看到两个人正在一起卿卿我我地交谈着，更有趣的是两个男人正在争夺一个女人。有的男人抓住了年过七旬的老妪而大吃一惊，还有的男人竟然制服了伯母，也有的男人故意找主人老婆的麻烦。最后，人们放荡无羁地闹作一团，有哭的，有笑的……这充满乐趣的场面，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这一风俗不仅无视贞操，而且是纵容强奸和乱伦，那些“有哭的”肯定是遭遇了强奸后的委屈。虽然这样的习俗在许多民族的先民中都存在过，但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就被抛弃了，而在17世纪的日本，他们却仍割舍不了8、9世纪以前的习俗。类似的习俗直到1945年在日本一些偏僻的山区依然未完全根绝。

日本人在正月初一、初二一般都要参拜附近的神社或者寺庙，此即所谓的“初诣”，这是男女相互见面的最好时机。“好色一代男”世之介到此地来寻花问柳，自然要了解当地的风俗，寻找自己的艳遇，男女汇集的神社自然是最好的去处。所以主人公世之介最后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将近天明的时候，返回村庄的人们，那模样形形色色。其中，有一位手拄拐杖、躬腰驼背的老太婆。她头戴一顶把脸盖得严严实实的棉帽子，有意避开人群，绕道而行。离去稍远一些以后，她的脚步便加快了，那弯曲的腰也伸直了。石灯笼的光映出了她那回首观望的样子。世之介感到奇怪，便紧随其后想看个究竟。果然不出他之所料，此人是一位二十一二岁的女人。她肤色洁白，一头秀发十分美丽，举止温柔文雅，即使作为一名京都美女，也当之无愧。

美丽少女如此装扮自然是为了逃避强奸。在那个允许放纵的场合，要是让自己不喜欢的老丑男人抓住了自己，那该怎么办？按照习俗和宗教信仰她又不能不参加这一活动，也不敢不参加，因为日本是一个集团社会，逃避将被大家所抛弃。今年，她终于躲过一劫，可明年又将如何？如果能遇到一个可意的男人，她准备把这时刻被威胁的处女贞操送给他。故事的主人公世之介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便趁机捡了一个大便宜，所以故事有了以下的结局：

世之介向她求爱，她说道：“您既然是京城的人，那就请您多加原谅了。村里迷恋我的人很多，可是，我讨厌他们，所以才化装成这副样子逃了出来。”听她这样一说，世之介更加激动，发誓要终生相伴。她说道：“您可不要抛弃我……”“我怎能抛弃你呢？”说着，两人海誓山盟。之后他们躲在一棵千年老松下，欲成全美事。这时，有五六个男人，紧接着又来了三四个，都是健壮汉子，正在到处找人，边找边嚷：“村里最漂亮的女人不见了！”他们说的就是这个女人。

看到这里我们有理由担心：这位美女若是被这些男人们逮到，几乎要被轮奸。这种风俗说得好听一些、文雅一些是狂欢节，实际上是“丛林法则”的记忆，是兽性的一时发泄。

日本是一个既有严格禁忌，又善于寻找发泄途径的民族，这在今天依然随处可见。他们平时严守禁忌，在特定的时候解禁。比如公司男女职员之间，在办公室里通常都是谦谦君子，任何形式的性骚扰（即日语中所谓的“痴汉行为”）都被视为是不道德的；但在一起喝酒的情况下，男同事可以嘴上说下流话调情，手上抚摸女同事的胸部和屁股，在这时女同事是不可以动怒的，即使要拒绝按照习惯也是不能过于绝情的。

从以上日本神道放纵性的祈祷仪式，以及神社内的特殊庆典，足见神道教是一个反对禁欲的宗教，甚至是一个纵欲的宗教，更不用说有贞操观、性伦理观了。

从皇室的乱伦看日本古代婚俗

日本历史上很长时间都是流行走访婚，一直到江户时代末期，甚至明治初期（19世纪末）。在访妻婚时代，男子夜晚能够到多远的地方去走访女子呢？倘若不是游猎，他们在定居的情况下，晚上游荡的范围方圆不过三十里左右，如此一来，近亲结婚很难避免，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异母兄弟姐妹之间结婚甚至是非常频繁的事，这些可见于历史的记载。甚至同母兄弟姐妹结婚的事也有发生。总之，他们的性爱伙伴、性关系的对象范围很广，或者说结婚的对象范围很广，即使儿子去走访母亲所在的村庄或部落，除了母亲以外，与父亲的其他妻子，或同父异母的姐妹发生性关系都不会受到指责，因为还没有那样的道德约束他。

当时的异母兄弟姐妹之间能够自然而然地结婚或发生性关系，是因为他们并不住在同一家庭，相互之间的近亲意识很淡薄甚至没有，亲属观念也没有，父亲往往是难以确定的，家庭制度尚未完善。比如《扶桑略记》一书记载：日本第17代天皇仁德的儿子第18代履中天皇，已经66岁的他在即位的第六年（405年）“乙巳正月，以幡梭皇女立为皇后，是仁德天皇之女也”。仁德天皇有“王子男五人，女一人”。幸好仁德这唯一的皇女不是履中天皇的同母妹妹。不过，同母兄弟姐妹结婚在5、6世纪的日本仍然存在，甚至发生在最早接受大陆文明的日本皇室，发生在大和王朝的皇太子身上。

《古事记》关于日本皇室血亲结婚的记载比比皆是，这部书如果要说它是历史典籍，也只能算是天皇家族的爱情史。从里面许多经过后人加工、修饰的情歌看，天皇家族喜欢以这种方式谈恋爱，至于一般的日本民众想必更是大胆、放纵了。

尽管习俗如此，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近亲结婚、血缘之间的性关系越来越被禁止，禁忌也越来越严格，范围也越来越广。相比之下，日本皇室在这方面进行得要比普通百姓慢一些。乱伦禁忌的产生是因为认识到同血统生育带来的病态，而不同血统生育通常相对比较健康。但日本皇室和世界上其他少数皇室（如古埃及）一样，为了防止平民们亵渎了皇室的血统而不惜乱伦。此时日本皇室乱伦禁忌的底线是同父同母兄妹的结婚，对他们之间的性关系态度却很暧昧。

日本第19代允恭天皇死后，按规定由皇太子木梨之轻皇子继承皇位，但他在即位之前就爱上了同母妹妹轻大郎女，并与她私通，在夜深人静之时“走访”了他的妹妹，留下了许多浪漫而奔放的情歌。有一天，他又得着机会溜进了妹妹的闺房，高兴的他忍不住低唱：

要种山田山太高，地下埋管引水浇。

我偷偷钟情的妹子哟，我背人暗泣的妻子哟，

今晚让我尽情地爱抚吧！

太子所作的以上情歌被传播出去，在贵族当中影响极坏。

这个轻大郎女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美女，日本不少史书也称她为“衣通王”，大概是因为她爱穿通体透明而性感的衣服的原因吧。面对这样的性感美人，也难怪她的哥哥爱美人不爱江山了，也难免遭到其他男人的嫉妒，《古事记》说朝廷百官和天下人民都因此背弃了轻皇子，归附了他的兄弟穴穗皇子。太子的浪漫爱情让弟弟捡了个便宜，弟弟正好可以有借口兴师夺位。

轻太子被捕后，显然没有去走访他的妹妹、与她“共寝”的自由了，于是他又作了这样一首歌让人送给他的妹妹：

轻娘子啊，轻娘子，悄悄地来到我身边，跟我一块儿睡吧！

他的弟弟穴穗皇子大概发现了他们还在继续幽会，于是把哥哥轻太子流放到伊豫汤地方，不让他与情妹通信传情。即将流放的时候，又作歌告诫他的妹妹：

应为天皇却流放海岛，总有一天会有许多船只迎我归来。

我睡过的席子不能玷污，我的妻呀，你要洁身自爱啊！

这首歌格调非常的哀怨、低沉，看来既不想失去江山也不舍美人。他的妹妹轻大郎女自然理解哥哥的雅意，于是回赠歌道：

在那些男女共眠的海滩上，你小心踩了牡蛎壳，

等到天明再走啊！

可惜这位被废的太子已经由不得自己了，一对恋人就这么离别了。之后，轻大郎女不堪忍受对哥哥轻太子的恋情，终于偷偷追随轻太子去了伊豫国。此时，轻太子为日夜渴待的妹妹感慨地作歌道：

泊濑山呀泊濑山，

大冈子上立着幡，小冈子上也立着幡。

我可怜的妻呀，就这么说定了吧，

让我们像那大冈小冈，永远在一起吧！

啊，不管是像檀弓那样躺下的时候，

不管是像梓弓那样立着的时候，

我可怜的妻呀，我将永远爱护你。

流传下来的轻太子为庆贺这次兄妹重逢的另一首歌唱道：

泊濑河呀泊濑河，

上流打下神圣的桩，下流打下坚固的桩。

神圣的桩上悬着镜，坚固的桩上挂着玉。

像玉一般美丽的我的妹呀，像镜一般珍贵的我的妻呀，

如果你?家，我要去你的家，

如果你有国，我会把故国怀念。

这么相互作歌安慰之后，两人就一起自杀殉情了。日本历史上最经典、最浪漫的乱伦恋爱就这样结束了。由于他们两人失败的教训，几百年后，日本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阴谋家中大兄皇子（626—671年，第38代天智天皇）和同母妹妹通奸时就非常谨慎，为了不引起公愤，他很长时间都以摄政的身份行政。

日本皇室除了这样的姐弟恋、兄妹恋之外，还有不少的姑侄婚或者叔侄女婚。例如第20代安康天皇在安康元年（454年）春二月，为大泊濑皇子（后来的雄略天皇）娶亲，他想聘娶的是大草香皇子的妹妹幡棱皇女。 根据《日本书纪》所载，安康天皇和雄略天皇的父亲允恭天皇是仁德天皇的第五子，即大草香皇子的异母弟弟。仁德天皇妃日向发长媛生有大草香皇子、幡棱皇女二人。因此幡棱皇女论辈份是后来成为第22代雄略天皇的大泊濑皇子的姑姑。

当时安康天皇是派遣坂本臣祖根使主去请婚的，他见到大草香皇子后便单刀直入地说明了原委：“天皇愿得幡棱皇女，以欲配大泊濑皇子。”

大草香皇子接见了婚使，当时便这样回答了他：“仆顷患重病，不得愈，譬如物积船以待潮者。然生死有命，死何足惜乎。但以妹幡棱皇女之孤，而不能轻易死去耳。今陛下不嫌其丑，将满荇菜之数，是莫大之荣恩也。何辞命辱？故欲呈丹心，将捧上私宝，此宝名“押木珠缦”（一云“立缦”。又云“磐木缦”。——原注），冒昧交附使臣根使主，奉献给天皇。物虽轻贱，愿纳为信契。”

由于聘婚使者根使主贪图美丽的信物押木珠缦，想据为己有，回去后便欺骗安康天皇说：“大草香皇子不奉命，乃谓臣曰：‘其虽同族，岂以吾妹得为妻耶。’”于是便自己留下了珠缦，没有献出来。那安康天皇听信了根使主的谗言，大怒之下立即发兵围困大草香皇子的家，不仅杀了大草香皇子，而且自己娶了大草香皇子的妻子中蒂姬，纳入宫中，再喊来姑姑幡棱皇女，把她许配给弟弟大泊濑皇子。论辈份，中蒂姬还是安康天皇的婶娘。但是天皇兄弟顾不了这么多，也不会顾及这些，因为那时他们根本不以此为耻。从他们的别居，以及从他们之间的对话来看，仁德天皇和皇妃之间也是走访婚，而不是嫁娶婚。

在日本，家庭成员内部的性爱，即近亲相奸相对而言是比较多的，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南博在他的《家族内性爱》一书中说，日本自古以来母子兄妹的相奸多有记载。尽管在外来伦理观的影响下，母子相奸被明确视为重罪。“到了现代，母子间的连带感与日俱增，日本母亲可以为了满足准备大学联考儿子的性欲而与之相奸，这和美国多是父女相奸的案例成为对比”，“当日本母亲对丈夫的性爱不满，或希望压抑来自其他女性、特别是妨碍儿子读书的女性之性爱时，都会产生母子相奸”。

从神到人的“窥阴癖”与“性骚扰”

看似温顺的日本人，有时也会突然爆发出性变态、性放纵和性暴力等行为。他们这种莫名其妙的爆发是受什么样心理或者潜意识支配的呢？

比如偷窥他人尤其是异性的身体器官、性行为这一种典型的性变态行为，在现代日本社会中很是普遍，几乎成为常态，因为许多日本人都已经习以为常。

在日本现代社会，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方式偷窥的现象随处可见。日本上班族（主要是男性）的窥阴、偷窥事件非常频繁，这样的报道在电视和报纸等媒体中层出不穷。日本的周刊杂志必然要用暴露的女性作为封面，一些影视女明星被曝光、被写真、被展示。如果翻开杂志的内部，你甚至还可以看到全裸的女性肉体写真。

形成现代日本人的这些窥阴癖的原因很多，但历史的传承、神性的熏染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基督教神话中，妇女因性的罪孽比男人深重而受到更痛苦的惩罚；在日本神话中，女神的性器总是被男神窥视，女人的肉体则总是被男人实施性侵犯。

许多民族在进入文明时代，形成道德意识，并感受到羞耻之后，在追怀他们的祖先、向后人介绍他们的祖先时，往往不敢正视祖先的“不光彩”历史、“不道德”行为，会有意无意地为祖先的那些行为作出许多神话般的解释、婉转的辩解或者干脆的掩饰，日本人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日本人的精神元典《古事记》等经典著作就是在此指导思想下完成的。尽管如此，在《古事记》等有关记载中，我们仍然很容易找到日本人性骚扰乃至性侵犯（强奸）的传统教诲和历史根源，很容易从中找到典型的窥阴癖证据。大物主神是日本民族建国英雄之一，但在今天看来他完全可被称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强奸犯。

据说，日本三岛的湟咋氏族的一个女儿名叫势夜陀多良比卖，姿容美丽。美和地方的大物主神见了之后心生欢喜，乘少女上厕所大便的时候，化为一支涂着赤土的箭，从那厕所所在的河流的上游流下来，经过厕所下面的时候突然上冲少女的阴门。于是少女惊惶失措，狼狈奔走，回家后随手将持来的箭放在床边，这支箭突然变化成一个强壮的汉子，于是娶了这个美丽少女并生了孩子，取名为富登多多良伊须须岐比卖命，亦名为比卖多多良伊须气余理比卖（这是因为嫌忌“富登”的名字，后来所改的名称）。因为这个缘故，人们称她作“神之御子”。

《古事记》是于公元712年成书的。8世纪的日本已经受到了中国儒家礼乐文化的长期熏陶，他们在比照中国撰写“日本的《尚书》、《左传》”的时候，自然要文雅一点，要为先人避讳，何况唐人正在嘲笑自己“蛮夷”呢。因此我们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上述记载，而应该这样来理解这个故事：

“大物主神”见到少女“势夜陀多良比卖”的时候，被她的美貌所勾摄，天天偷窥她，盯梢她，终于有一天发现势夜陀多良比卖要上厕所，于是色胆包天的大物主神尾随而去。要知道，那个年代的日本厕所非常简陋，一般都是建在河边的水洗厕所，所以日本俗语中厕所又作“川屋”，正如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关于厕所”一篇所介绍的，往往是一种高台式建筑，当你踏上脚板，跨开两腿从脚下木板的缝隙中往下望时，“令人目眩的下面，可以看到远处河滩上的泥土和野草，菜地上有盛开的菜花，蝴蝶纷飞，行人往来，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当然下面的人如果留意，也肯定能够看到厕所里面正在方便着的人。大小便就这样从几米甚至十米高的地方直掉进河里，随流水而去。这就是夏目漱石和谷崎润一郎等日本大文豪们非常推崇的反映日本文化的厕所。

当势夜陀多良比卖蹲下方便的时候，大物主神就钻到厕所下伸头偷窥少女的阴部，看着看着他终于忍不住拿手中的箭（或者是河边的树枝之类）来拨弄少女的外阴。少女大吃一惊，用手来抓箭，同时站起身就跑，手中抓着的箭也忘记丢掉。大物主神一看少女拿着箭跑了，非常懊恼，已经被撩拨得欲火焚身、头脑发胀的他顾不得多想，跟着追了过去。少女跑到屋里，扑到床上羞辱难耐，忘记了关门，箭也带到了床上。实际上那时日本也根本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床，不过是睡地铺而已，箭实际上就是扔在地上。大物主神破门而入，那时的门同样也不是今天日本人住宅中的那种门，只是装饰而已。他乘少女不注意扑上去强奸了她。

这是典型的由偷窥而实施性骚扰，最后发展为强奸的案例。当然说他强奸少女也是以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的，那个时候的日本人还不知道强奸为何物，因为那样的性侵犯和性暴力太多了，人们习以为常，以至不能上升为犯罪甚至侵犯。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几乎都是野合或者强奸的结果。这里判定势夜陀多良比卖是被强奸的理由是：她因强奸而生的女儿先取名为“富登多多良伊须须岐比卖命”，后改为“比卖多多良伊须气余理比卖”，改名的原因就是因为她嫌忌“富登”这个名字。“富登”是日语音读，意指女性生殖器，训作“女阴”；“多多良”即指“踏鞴”；而“伊须须岐”意为“狼狈奔走”，可见少女是被伤害了的。

可见该记载不是指什么日本的“箭崇拜”、“男根崇拜”，这不过是上古日本常见的、有代表性的一次性生活，要说崇拜也只能是日本人的性交崇拜。8世纪的日本学者将这个古老的传说稍加修饰便暧昧地写到民族的经典上去，这说明日本人是纵容这一行为的。根据《守贞漫稿》一书记载，为了满足这一从先祖遗传下来的窥阴欲望，天保末年（1841年前后）日本人在大阪的庙会中有专门的女阴展览，门票每人八文：“在官仓边野外张席棚，妇女露阴门，观者以竹管吹之。每年照例有两三处。展览女阴在大阪唯此（正月初九初十）两日，江户则在两国桥东，终年有之。”

“露阴癖”与“裸国”“男女混浴”风俗的诱惑

从现在依然保留或残余的许多风俗来看，日本人具有纵容露阴癖的倾向，如男女混浴便是。

男女混浴在日本发端于何时，这里不去深究。大约一千多年前，到日本贸易的宋朝商人就见到了其男女混浴的场面:“倭人体绝臭，乃以香膏之，每聚浴于水，下体无所避，只以草系其势，以为礼。”这里的“聚浴”显然就是指男女混浴，不过如何“以草系其势”没有说清楚，颇费猜测。那时的日本人还知道用草来系阴茎，表示文明，显然已经意识到露阴的不当之处。到了江户幕府时期，由于中国的朱子学、阳明学等宋明理学的不断引进，政府对于风俗的引导严谨起来，宽政改革（1787—1793年）、天宝改革（1830—1844年）期间两次发出混浴严禁令，以后又多次发出禁止令，但由于该风俗醇厚，都未能完全禁止。

也正因为如此，明治维新之后，晚清风流才子王韬东游扶桑的时候还能体验到日本的男女混浴。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十六日，那天正是立夏，午后王韬偕“季方、友琴往浴温泉”，只见一室中，“方池如鉴，纵横约二丈许，男女并裸体而入，真如入无遮大会中”。季方、友琴即朱季方、许友琴二人，乃旅日华侨。以上是在澡堂室内的混浴，在露天的混浴风景后来也让王才子看到了。那是在阴历七月八日那天，王韬等所乘之舟抵达神户，朱季方、吴瀚涛二君在凑川酒楼为他设宴饯别。“时天气炎熇，殊不可耐，剖瓜食之，凉沁肺腑，移坐与瀑布相对，静坐小憩，胸膈殊爽”，但见“瀑布处男女裸体往浴”，王韬不由感慨：“是亦此辈避暑快事，然未免为山灵所笑亦。”王韬哪里知道，日本的山灵是不会笑的，洗浴的男女就是在模仿山灵水鬼，也是奉献于山灵地神。

侨居日本的中国人桃子女士回忆说，在东京都一个叫大岛的活火山风景区，她进过一次可以观望辽阔海景的公共男女混合温泉浴池。据她介绍，现在的混浴，进去之前，服务人员会发给每个客人一条两尺长的“松紧带半截裙”。进去的时候，男的把“裙子”挂在腰际，女的则提到腋下。男女彼此心知肚明，那条“裙子”下面啥也没有穿。不过，这样毕竟眼不见心不烦。

不可否认，日本的“原始”风俗刺激了日本人（主要是男人）性骚扰的冲动。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人之一涩泽荣一（1840—1931年）在他的名著《论语加算盘》这本书中记录了自己在美国的一次亲身经历，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1902年，涩泽荣一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美国，在旧金山登陆之后兴致勃勃地走到金门公园的海水浴场，却看到门口一个告示牌上赫然写着：“禁止日本人在此游泳。”这使对美国满怀好感的涩泽荣一大感屈辱，于是他询问当时在旧金山的日本领事上野季三郎，美国人为何要立这样的告示牌？领事告诉他：“移民到美国来的日本青年到这里来游泳时，看到有美国妇女也在其间，就潜入水中去扯人家的腿。由于这类的恶作剧不少，所以就挂上了这个告示牌。”

看来日本人把美国的海滨浴场当成日本男女混浴的澡堂或温泉了。我们可以推测日本青年在水中的行为绝不仅仅是扯女人的腿那样简单，他们显然控制不住冲动克制不了欲望，因而像在国内一样放纵自己，而涩泽荣一或者上野季三郎为了情面隐藏了更多的内容。

日本人的露阴癖可以从历史记载中去发现其原因，传统影响的证据在日本元典《古事记》上卷、《日本书纪》卷第一《神代上》中很容易找到。

且说任性的男神须佐之男命，因和姐姐天照大神在天安河斗法中取胜，于是得意忘形，在天照大神管理的高天原大肆破坏，还在每年举行新尝庆典的大殿上到处拉屎，倒剥天马之皮，梭刺织女之阴。天照大神看到弟弟的这些无赖之举，非常害怕，于是开“天岩屋户”，躲进里面不出来。她这一隐藏致使“高天原皆暗，苇原中国悉暗”，就好像陷入永远也不会恢复光明的长夜。于是千千万万的神趁着黑暗起哄，那喧嚣的身影就像是五月的苍蝇充满了苇原中国，尤其是“万妖悉发”，好像世界末日来临。岂止苇原中国的人类，就是高天原的众神也无法忍受这样的黑暗和恐怖！但是众神无论怎么劝求天照大神，大神都丝毫不为所动。于是，众神设法引诱胆小的天照大神出洞。在一切准备充分之后，一口缸被扣在大神隐居的那个洞前，高天骇人女神——天钿女命爬到缸顶上，像旧式巫女那样进入一种恍惚状态，并开始跺脚，发出轰隆隆的响声。起初节奏很慢，渐渐地越来越快，同时转动眼珠、挥舞矛枪。在众神的喝彩声中，她情欲发狂，露出乳房，并将她的裙子扯到阴部以下，若遮若露。女神的表演逐渐达到了令人战栗的高潮，众神一双双眼全盯着她那神圣的生殖器，忍不住爆发出一阵狂笑，整个宇宙都能听见。

因害怕而赌气躲藏起来的天照大神不能理解，当她藏起来致使世界一片黑暗之时，众神为何依然那样开心？她当然不知道洞外有精彩的脱衣舞表演，迷惑的她将头伸出洞口，想看看究竟有什么如此好笑。立即，一面镜子被推到她面前，她的光芒被反射到世间。高天骇人女神叫嚷着：“发现了一位新女神。”这下，骄傲自负的天照大神完全失去了冷静，拼命伸手去抓她在镜中的影子。一个叫“强臂郎”的神乘机捉住她，将她从躲藏的洞里拖了出来。人间世界苇原中国又重现光明。

从这一记载里，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古代日本人露阴的自然之情，窥淫的本能之欲，而且可以找出现代日本人窥阴癖的原因。天钿女命或称天宇受卖命，她的表演就是今天的所谓“裸体舞”，她可以说是日本裸体舞之母。今天，许多日本女性继承了她们的祖先天钿女命的基因，不断地公开出版她们的写真集，摆出各种风骚的姿势，吸引男人们的眼球，勾引他们的欲望。女性们的这种暴露，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以致我们怀疑这是否可以归入露阴癖。当今的日本，还有不少男子喜欢在少女尤其是女童面前展示自己的生殖器。

宗教文化熏陶下的日本大男子及“性虐待狂”

日本神道是一个崇拜暴力的宗教，日本的神中有许多是粗暴的神、嗜血的神。

在《古事记》等日本古典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神的记录，他们实际上是日本“英雄时代”的强有力者，那个时代是几乎所有民族都必然要经历的乱世，因此这些神是乱世英雄。

在日本古代英雄神话中，性不是与女神崇拜相关的神圣行为，而是与野心勃勃的征服和统治欲望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类似古代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而与中国神话中的英雄截然相反。

这一时代的所谓“圣婚”与王权统治、专制关系密切。因为性交、射精、妊娠和生育关系的发现，使男性发现了自我，开始强调男性的作用和重要性，进一步便是贬低女性、践踏女性、统治女性，他们逐渐忘记了对妇女神奇的生殖力的恐惧。总之，父亲角色的自我发现导致了对父权（包括夫权）的强调。

进入英雄时代，战神开始驱逐爱神，性爱开始靠武器和暴力取得，性与暴力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暴力的加入使性行为越来越变态。

那些现在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现代日本“军神”们大多犯有强奸之类的恶行，他们和《古事记》、《日本书纪》中记录的诸神有着共同的品行。那些神拥有半人半兽之身，或者在人与兽之间变态变形。《古事记》的时代是日本进入男性至上的时代，是权力与暴力崇拜结合的时代。在日本人的历史和精神中，生殖器或者它的替代物（木棒之类）成为日本诸神征服的工具，它们在不同的插入行为中显示着自己的权力。

今天的日本还经常举行各种“祭”，这些祭祀活动或者说娱神活动，体现的是那旗帜上所写的“智仁勇”之类，同时也是日本男人暴力的发泄，日本人侵犯的本能在其中得到升华、加强。

在“祭”中表现越勇敢的地区的人，也是在“二战”中最勇敢的人，这是一位日本老师告诉我的。她说大阪的军人在中国等地的侵略战争中最怕死，因为大阪是日本的商业中心，大阪的商业文化最浓厚，自然大阪人最爱财，受到野性的熏陶最少。

日本人性格中残酷的一面在性行为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男性比较普遍地具有一种性虐待狂的倾向，对于这一点，本书在后面还将进一步分析。总之，现代日本人这类性虐待的事例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读者翻开“二战”期间那些侵略过中国的日本士兵们的回忆录就可知道。而这些不过是少数有良心反省的人的忏悔，不过是无数罪恶中极少的一部分，更多的事例将随他们的尸体腐烂掉，被掩盖被遗忘了。

日本人的侵犯性是由于遗传和继承下了先祖的天性，更是由于神道思想和军国主义的教育，在日本神道的经典著作《古事记》中，就赫然记载着一系列性虐待狂的证据。

日本神话体系中的三大神，其一是男神须佐之男命（海神），他是日本英雄时代的英雄。须佐之男命性情暴躁，他到了他姐姐（太阳神）治理的国度——高天原之后，毁坏了稻田的沟渠，又极不体面地在神圣的殿堂上拉屎。但是，最糟糕的恶作剧还是当天照大神及其侍从们忙于在大厅里织圣衣时，须佐之男命将一匹被剥了皮的小马扔进去，使一位织女受惊，不慎让织布的梭子刺进了自己的阴道里，因此就死去了。

为何要在自己的圣典中描写性器官受到伤害的场面——“天衣织女见而大惊，致梭冲进阴部而死去”？怎么会如此不小心，竟然让梭子冲进了阴道？从记载来看，她不是在自慰，真实的故事或许就是被所谓的“大神”强奸了，这一记录显然也是被暧昧地修饰过的。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在随后完成的《日本书纪》中，这个故事又被修改了，只有“天照大神警动，以梭伤身”的记载。远古的日本士兵在强奸女人之后，总喜欢将枪矛或木棍之类刺入女人的阴道，致其死亡，神道圣典《古事记》不过是选择其中的一个故事演化成这样的神话。此后的日本历史中类似的记载举不胜举，这种“任性的英雄”行为被“二战”时期的日本皇军继承并发扬，在中国的“织女们”身上演示。

类似的虐待女性和摧残女人的生殖器的暴力，在神道经典《古事记》及历史教科书《日本书纪》等典籍中，还有很多记载。例如在日本生成神话中，日本大地和日本人的伟大母亲伊耶那美，生出了日本各岛和众多的神，生火神时她受够了罪，连生殖器都被烧坏了。

又如在崇神大王时，少女“倭迹迹日百袭姬命，为大物主神之妻”。虽名为夫妻且天天相会，但做妻子的从未目睹过丈夫的尊容。因为这个“神常昼不见，而夜来矣”。其实这在那个时代的日本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那时流行的还是走访婚，日语叫“妻问”或“妻访”，男人总是晚上来敲门，一到天明就离开。有一天夜里，妻子忍不住对丈夫说：“白天见不着夫君，我不曾见过尊容。希望你今夜不要走，留下来，待天明时，让我看看你美丽而威武的仪容。”大神听后回答说：“你说的有道理，天明时我就在你的梳妆盒里，希望你看了我的形状不要吃惊。”妻子听不懂夫君的话，一夜疑惑不解。待到天明，她打开梳妆盒一看，只见里面盘着一条衣袋那样长的美丽的小蛇，顿时惊恐万分，失声惊呼。大物主神感到妻子侮辱了自己，忽然变为人形，对妻子说：“你惊恐呼叫，令我羞辱，我马上回去，以此来羞辱你。”说完便径直登上御诸山（即三轮山）而去。倭迹迹日百袭姬命望着远去的夫君十分懊恼，遂用筷子戳自己的阴部而亡。她的墓十分宏伟，时人称她的墓为“箸墓”。

我们要么把这一记载完全当做神话，不以为真；倘若要信它就必须揭去它的面纱。显然，所谓的大物主神并非蛇神，而是一个祭司或大王，而且是一个非常丑的人，他那让自己都感到自卑的脸让美丽的姑娘非常吃惊，只有这样他才感觉到羞耻而受到侮辱，于是恼羞成怒，用筷子捅进妻子的阴道，杀死了美丽的少女。我不相信女人会选择伤残阴部这样的方法自杀，纵使有也是感觉那地方被丑八怪玷污了，想洗刷而不幸致死吧。而且，倭迹迹日百袭姬命也没有理由要自杀，因为那个时代的日本既没有贞操观念，也没有明确的一夫一妻制度，今天夜里走了这一丑八怪，明天夜里还有新人来替补，只要她愿意接受的话。后人撰写这一故事的时候自然要为尊者避讳了，于是男人被神化，真实被掩盖。以上的男神都是日本人崇拜和模仿的上古英雄。

虽然宗教神学认为是神创造了人，但我们认为首先是人创造了神，人总是根据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影子造了神。所谓的神就是人，所以说神按照自己的样子造人，基督教的上帝如此造人，中国的女娲也如此抟土造人，日本人也不例外。日本的神是日本人按照自己的外貌和品性创造出来的，须佐之男命就是古代日本男人的真实写照。因为人有许多弱点和劣迹，所以日本的神也是如此。日本皇族及许多日本人都认为自己是神的后裔，因此分析日本人的人性自然应该分析日本神性，分析那些普遍受尊重和膜拜的神的道德境界。

日本神道颂扬的是暴力和侵犯，缺乏的是对女人的尊重和爱护。日本人对于强奸犯罪的认识比较晚，在他们心目中一次强奸好像是在神道节日（类似狂欢节）上的一次冒险。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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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女人的“性施虐狂”

日本英雄时代的男人们或者说大神们的那些虐待狂的病毒遗传到了他们的儿女们身上。尽管武家社会严格规范妇女的行为、道德，20世纪晚期通过电影等艺术，日本女人也给世人留下了贤妻良母、温柔贤惠的印象，但是在古代日本文学作品中依然不乏魔鬼形象的女人。

在日本各种涉及色情的文献中，对女性性欲的描写更吸引人们的眼球。在日本，女人既被当做母性的女神来让人崇拜，又被当做魔鬼令人惧怕，日本列岛的创造女神就是一个最后让男神惧怕的母亲。“母亲的面具一旦撕去，一个可怕的幽灵便现出来”，这是日本民间传说和古典文学中一个屡见不鲜的题材。

这种可怕的女性欲望还表现在性施虐上，日本的名著《今昔物语》在日本部分第29卷《不为人知的女贼故事第三》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具有虐待狂的女贼：

此乃白昼之常事，女贼趁无人之际，对男人说“跟我来吧”，将男人引诱到别一密室。用绳子将其头发结到幡旗上，屈足而缚露出脊背，该女贼则头戴乌帽子，身穿便礼服，手持竹杖，鞭打该男人的背脊八十次，然后问男人：“感想如何？”如果男人说“没什么”，女贼则说：“原来如此。”于是掘灶土喂男人，再拿好醋让他喝，之后把地面打扫干净，让男人睡一时之后，再让他起来如法炮制。最后拿来佳肴美食，曲艺款待。隔两三日后，杖伤将愈，又将男人带到前处，同样缚在幡旗之下，鞭笞原来杖伤之处，血肉横飞，直至八十次为止。然后问“能忍受吗”，变了脸色的男人说“受不了”。于是女贼满足地赞叹，厚加酬劳。隔四五日以后又复同样的鞭笞，男人说“不能忍受”，于是便牵到屋内，痛击其腹。……

这是一个贪淫有虐待狂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在平安时代以前有很多，因为那个时候流行走访婚，女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和经济地位都还很高；到江户时代流行嫁女婚以后就很少了，女人要依赖男人生活，尤其是武士家族的女性，因此在性生活上也自然要收敛许多。但逮着机会还是会爆发出来，昭和十一年（1936年）五月“阿部定事件”的爆发更是发人深省。

这里说的阿部定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她是一个女招待，也是一个性欲旺盛而变态的人物。率直的她后来坦白说自己15岁的时候被庆应大学的学生强奸，从此成为一个“不良”少女，先后做过艺伎和妓女，“禁娼活动”之后一边做女招待一边做“高等卖淫”（陪酒兼卖淫等），28岁时给人做“妾”。但是她已经沉迷于性爱的快感追求，最后迷上了技巧娴熟的石田，并在一次做爱的过程中杀死了她的情夫石田。

在警察的审问下，她描述了杀死情夫后的如下经过：

答：我杀死石田之后感到非常安心，好像卸下肩头重担般的心情轻松。匆匆喝完一瓶啤酒后躺在石田旁边，感觉到他的嘴唇很干燥，便用自己的舌头舔湿，拂拭他的脸庞，一点也感觉不到自己在死尸旁边，石田似乎比活着的时候还可爱。直到早上我都和他躺在一起，一下子玩玩他那东西，一下子把他那东西碰触自己那里。在把玩之中我也想到，杀了石田我自己也非死不可，觉得必须离开这里。就在这样想的时候，我摸着了石田那东西，决定把它割下来带走。我以前就说过要割掉石田那东西，并给他看过预备的牛刀，现在正藏在手提包里。我拿出牛刀，摆在那东西根部，没有马上开割，花了相当时间，中途牛刀还滑落割伤了腿。之后，我又决定要切下睾丸，这更难切，好像留下了一点阴囊。我把割下的宝贝儿和睾丸放在卫生纸上。伤口大量出血，我用卫生纸按着，又用左手食指沾血涂在自己穿的长衬衣袖子和领口上，又在石田的左腿上写着“定吉二人”，在垫被上也写了。接着用牛刀在石田的左腕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定”后，在窗边的铝盆中洗手，撕下枕边杂志的包装纸，包住那重要的东西，把石田脱下来的六尺兜裆布缠在腹部，把那包东西塞在里面。然后穿上石田的衬衫裤子，再穿上自己的和服，系好带子，收拾房间，把沾血的卫生纸丢到厕所。打点好后，拿着报纸包的牛刀，和石田吻别，然后帮尸体盖上毯子，用毛巾盖住他的脸。上午八点左右，下楼对女中说：“我出去买东西，中午左右叫他起来。”自己叫计程车离开。

问：为何要将石田的阴茎和阴囊割掉并带走？

答：因为那是我最爱的东西，如果放着不动，入殓时他老婆一定会摸到，我不想让任何人摸到它，而我必须丢下石田的尸体逃跑，只要有石田的阴茎在身边，就觉得像还和石田在一起，不会寂寞。至于说为什么在石田腿上和垫被上写“定吉二人”，杀了石田就意味着石田完全属于我的，我是有意让大家知道，所以把我们的名字各取一字，写“定吉二人”。

问：石田的左腕上为何还刻个“定”字？

答：为了把我刻进他的身体里，所以刻上我的名字。

问：为什?穿走石田的兜裆布和内衣？

答：那上面有石田的体臭，等于把石田的纪念品留在自己身上。

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渡边淳一在其所著的《失乐园》中全文摘录了有关审讯记录“阿部定事件的预审调查书”。

阿部定性格中被压抑被遮掩的残酷的一面在这种性行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阿部定的故事发生在著名的“二二六”兵变（1936年2月26日爆发）以后不久，紧张局面还未平静之时。自从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以来，法西斯军国主义者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同时也不断要求日本人支持战争、克己“奉公”。在法西斯运动中，一些日本人似乎忘记了还有性生活，这样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无疑给日本人灰色的生活带来一些诙谐的点缀，为沉闷的民众提供了一个轻松的话题。

阿部定是否是色情狂呢？当警察问她“还有其他想说的话吗”的时候，阿部定是这样回答的：

我最遗憾的是世人误解我是色情狂，对这一点我想申诉，我是不是变态性欲者，只要调查我过去的经历就可明白。我也曾不收费和人燕好，在男女关系中不会忘记自我，有时也会顾虑时间情况而和对方断然分手。我也有理性战胜感情、不为男人痴迷的时候。但是只有石田，我认为他无一坏处，勉强要说，只能说他稍微无品些，但我反而喜欢他的单纯，全心全意地迷恋他。我的事情公诸社会后，被人当做笑话传诵，但女人喜欢心爱男人的阳具是理所当然的。有人本来讨厌生鱼片，但老公喜欢，自己也跟着喜欢；穿上老公的棉袍就高兴；喝喜欢的男人喝剩的茶水也觉甘美；男人嚼过的东西放进自己的嘴里更觉得幸福。男人替艺伎赎身为的是自己能独自占有，像我这样因太爱男人之余而做出这种事的女人，这世上一定还有。当然女人有各式各样，也有人重物质甚于爱情，就算我因为爱得过火做出这种事，也不能认为我是色情狂。

的确，有许多日本人并不认为她是色情狂，至少渡边淳一就是如此，他的《失乐园》就是赞美这种破坏之美的。性交与死亡在日本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和追求。

阿部定绞死石田正是在做爱的过程之中，石田死的时候，他那硬直的东西正在阿部定肉体的深处，阿部定也从中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快感。这种回归动物本能的追求和满足，不仅是女人阿部定，那些幕府时代在刀光剑影中放纵欲望的武士，那些“二战”期间在慰安妇身上发泄完毕之后舍命冲锋的日本皇军士兵（具体内容参见本书“放纵与开放”部分），不都是回复到动物的本能上去了吗？他们就像雄蜂，交配之后即可满足地死去。

需要说明的是，从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看来，日本女人虽有施虐的倾向，但更有受虐的渴望，在使用或被使用自身的性器官的时候，她们多是以舍身救助的菩萨姿态出现，她们完全是一个牺牲者和奉献者。所以，日本曾经涌现出众多主动地接受野兽般的“皇军”士兵们轮奸的慰安妇。日本电影、文学等艺术作品也是在鼓励日本女人受虐、忍耐。

日本人的“男根崇拜”及其原因

全世界都很熟悉追求细小和精致的“日本制造”，许多研究者认为日本文化是“缩小”文化，是由日本人“缩小意识”决定的。但是，人们略为留心就会发现有一点例外，那就是在性器的“制造”上，日本人一直在追求“粗大”和“粗大感觉”。

日本人对于这两种追求、喜好都表现出极端，喜好之极又恐惧之极可称之为“崇拜”。关于日本人的“缩小”文化，有太多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如韩国学者李御宁的《日本人的缩小意识》等，笔者这里主要谈一谈日本人的“放大”文化和“粗大”感觉。

日本这一独特的“放大”文化和“粗大”感觉，来自他们的艺术审美和宗教崇拜。长期受性崇拜影响的日本人自古以来制造的各种男根器具，无论是石雕的还是木刻的，大多是伟器，很少有细小的性具，除非是用来自慰的一些催淫具——这是无法制作成粗大的，否则不适用于日本女人们的身体。我们再看看日本人的春宫画，满眼是非常夸张的不成比例的性器官，特别是男性的阴茎。这是日本人对于巨大性器的崇拜。

还没有完全摆脱原始的生殖崇拜的日本人今天依然热衷于各种与性、与性器相关的“祭”。比如抬着巨大的阴茎模型（被称为“神体”）游行的“祭”。

日本男子对于参加这种活动非常热心，在名古屋以北的小牧市，有一个神社里祭祀的大神就是男性生殖器，该神社每年3月15日都要举行所谓的“丰年祭”，这是日本人认为自古有名的“天下奇观”。祭祀之日，人们用轿子抬出主神像——一个大约长7米、直径1米的木制阴茎，走街串巷地遨游，民众纷纷向它欢呼膜拜。尤其是男人们，竞相去抬阴茎神。虽说是祈求五谷丰登，但一些担心阳痿的日本人在节日庆典中更是热情洋溢，他们无疑认为抬着木制的大阴茎走一走就可以获得猛男的威风。这个日本人一直抬着游行至今的大阴茎就是日本开天辟地的男女二神围绕游戏的“天柱”，大概在《古事记》撰写的时候，抬大阴茎的庆典就已经流行了，该书的撰写者或许就是庆典的主角或“加势”（即汉语之“助威”）者之一。

日本人为什么要夸张神和人的性具？因为粗大给予他们自信和有力量的感觉。性行为的成功与否，满意度如何，不仅是一个生理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理的问题、气质的问题。最健康最年轻的人，他的第一次性行为却往往是不成功的。当他们无知的时候，他们没有因此而产生太多的心理压力；但当他们有了性的知识的时候，失败就会增加他的自卑和心理压力。这也是现代社会阳痿患者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

性交失败在古代也是存在的，尤其是在禁忌出现以后，这一行为让人更加紧张。那个时候是没有心理医生的，神便成为古人的心理医生，神可以给他们自信，从而成功进行以后的性交。性行为的成功与否与人的自信心有关，越有信心的人他的性行为往往越容易成功。

性崇拜就是通过祈祷等活动，希望从神那里得到力量，主要是得到自信。当他以为得到神的帮助或救助以后，他对性交就会自信得多，他借神的名义来给自己打气。性能力缺失的人，在各种医疗手段失败之后，更希望从神那里获得救助，这种欲望和能力之间的差别促使日本人强烈地崇拜着性神。于是日本人给阴茎取了许多美妙的名字，如“塞神”、“幸神”、“金精神”、“道镜神”等，并给它们雕塑了精致的神像——阴茎模型（也有一些是粗犷的天然石头），修建了别致的神社。这些大神遍及日本各地，无论是在九州、信州，还是在名古屋、土佐。不仅男人对于它们特别地虔诚，在一些盛大的节日，妇女们也争先恐后地去神庙向这些男性生殖器状物顶礼膜拜。日本男人这类有关阴茎的“祭”中总有日本女性观看，甚至有抱着阴茎模型亲热的。

纵观日本历史，世人可以感受到日本人好色的文化和追求，审视日本历史也许更能了解日本民族的审美价值取向。作为日本神道经典的《古事记》和历史经典的《日本书纪》，其中有许多关于性行为和性器官的描写，那些不仅是他们情感的放纵，也是他们历史的经验。从《古事记》所记载的那些日本人极其崇拜的“八百万诸神”身上，从那些神的性行为上，世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人好色的影子。

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这两部经典中，日本民族对于男女性器官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两书开篇就是描写男神身体“多长了一处”的阴茎和女神身上“少长了一处”的阴道，以及他们如何把“多长了的一处”和“少长了的一处”相结合的故事。还有日本国土生成神话中描绘的被烧坏了的女性生殖器，高天原里被梭子刺穿了的织女的生殖器，当众展示自己乳房和阴部的女神，以及男神们那一双双盯着女神那神圣的生殖器的眼睛，和那爆发出的一阵阵令整个宇宙都能听见的狂笑……

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这些描写里，从日本民族“神的镜子”中，世人可以看到日本人放纵、侵犯之性文化，可以看出日本人性放纵、性侵犯的根源，可以看出日本人性生活中的虐待和受虐倾向，可以了解“二战”期间日本兵在外国性残暴的精神支持。

由于这样的宗教教化和历史教育，自然有他们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模仿他们的祖神的行为方式。因为没有来自宗教和道德的禁忌，当然也感受不到性压抑，只要有冲动，日本人就会寻找释放的对象和机会，甚至是放纵。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在日本会出现“从军慰安妇”，法西斯政府就是在为他们的“勇士”创造发泄性欲的各种机会。

艺伎的“第三条腿” 与秀色可餐的“女体盛”

艺伎煽情之舞和女招待的裸体舞，不同的服装、不同的暗示、不同的暴露给了不同时代的日本看客不同的感受，反映出日本人的不同情趣。

东方女性展示出来的玉体通常是其极小的一部分，对于日本艺伎来说，她们能够展示的只是巨大的发结（发髻）遮掩下的脖子！这就是日本男人自古以来最爱看的地方，这是古代日本人的情趣和爱好。日本艺伎那层层包裹、严严实实的和服之所以在领部网开一面，留下极大的空当，留给好色的日本男子想象的“空间”，是因为“日本男子对女人脖子的感觉就同西方男子对女人的大腿的感觉一样”，希望被煽动。否则如非洲、南美洲的土著女人一样，从小到大裸露双乳，让人司空见惯，就没有刺激可言。艺伎的脖子对于日本男子来说，实际上相当于她们的“第三条腿”。它的魅力对于西方人和中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此外是脖子上面那种裂桃式的发结（发髻），据说是女人性器的象征。

展示或裸露的部位已经确定了，服装也因此改造了，但如何巧妙地展示从而把它的美发挥到极处，将一般的露出升华为挑逗和引诱，那就是道艺了。欧洲的钟式裙能叫人偶尔窥见裙子里面的春色，特别是在上楼梯、行屈膝礼等等的时候；日本的和服能叫人偶尔窥见衣领下面的春色——日本女人的“第三条腿”，特别是在艺伎们低头行礼的时候。据说艺伎在脸上、胸脖上施以厚厚的白粉，玩的就是欲擒故纵的把戏，“当一个男人坐在艺伎身旁，见到她的化妆就像是戴着面具，他就更加急不可待地想往下见到她的真皮肤”。日本作家土井治在他的作品中说：

从古老的江户时代到明治、大正、昭和初期，在日本，女性魅力，也是在能够隐约见到的无领的脖颈上的发际和火红色、桃红色的和服衬裙里。

为什么日本人如此欣赏女人的脖子呢？有人说，女性的脖子成为包含性意识的审美对象，与日本的“榻榻米文化”有关。榻榻米文化是一种低视觉的文化，在榻榻米上的礼仪是匍匐式的跪拜、鞠躬，当艺伎们匍匐行礼或鞠躬时，她们所能暴露且便于暴露的只有脖子了。不过，现代日本男人最喜欢看的女人身体部位已经转移到胸部，巨乳美人在日本很受欢迎，这从许多摄影、卡通绘画等作品中明显反映出来。

现代日本，表演者往往以展示全裸为快，欣赏者纵情观赏的对象没有遮盖。现代日本女性都知道怎样展示美，那就是尽量大面积地展示她们最具魅力的肌肤和肉体，所以即使在严冬酷寒之时，她们也总是穿着坦胸露乳的服装露出大腿的裙子出席各种会议或集会。这是因为新道德取代了日本的旧道德，因为西洋人体雕刻和裸体油画艺术被作为文明的艺术广泛传播，因为可以打着“欣赏艺术”的旗号去公然偷窥。但日本人对于裸体的开放态度，从民俗学研究来看，是自古而然，她们（他们）不认为被异性看到裸体是羞耻的事。日本人有洗温泉的习惯，而且一般都是男女混浴，足见他们对当众裸体是坦然处之。

现代日本人是非常热衷于欣赏裸体的，神秘的“女体盛”、流行的女明星写真集就是其证明。日本人在偷窥的欲望和道德的压抑之间找到了突破口，即欣赏艺术的借口。

在日本风俗行业里经常引诱顾客的“女体盛”是否是一种艺术，是表演艺术还是饮食文化？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艺伎这一行业里，最大胆的暴露就是“女体盛”，也就是以“女体”来“盛”食物来佐餐，即所谓的“秀色可餐”。为了“女体盛”成功，首先要精心挑选艺伎，不仅要是处子，而且身材要特别好，肤色白净，容貌姣好，然后该艺伎还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主要是练习固定姿势和净身程序的洗濯法。艺伎净过身后，躺在用餐的和室里，摆好固定的姿势，然后让人把寿司摆在胸部、腹部、阴部、腿部供客人享用。

此时，对客人来说，视觉的享受也许比味觉更重要，实际上，日本的饮食也重视色而不重视味。对此，有的日本人说它是“传统”，有的人说它是“艺术”，可以肯定它是日本民族特有的爱好。不过，其他民族也有类似这种特殊爱好——裸体舞、脱衣舞等。不同的是一个是欣赏静态的肉体，一个是欣赏动态的肉体。现在，日本人的这种爱好似乎也开始影响其他民族，因为妓女文化还是一种容易国际化的文化。

日本男子享受艺伎的服务也要付出昂贵的经济代价。对于一般的日本人来说，是难以光顾艺伎馆的，因为其价格太昂贵了。例如“女体盛”的盛宴，一席就要15万日元之多。在日本，并不是所有的艺伎都能够凭借自己所掌握的“艺技”换回劳动和青春的代价，只有高级的艺伎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通过“女体盛”那样献身的方式，一些没有其他技艺的艺伎也可以挣取丰厚的报酬。

日本艺伎与“游女”及其名称的起源

日本的风俗业出现于何时？日本在很长时期内都处于走访婚时代，在婚姻制度上一直保持着野蛮时代的残余，男人可以自由地走访女人，作为一夫一妻制补充的妓女可能在很长时间内是没有什么市场的。

日本的妓女、艺伎起源于何时呢？首先我们从艺伎这一类名称的来源来探究。日本“艺伎”（有的书中也写作“艺妓”）的祖先原本被称为“游女”、“神妻”，顾名思义即“游行女妇的艺能人”，指专事艺能的女子。日本的民族史诗《万叶集》将此时代（6～8世纪）的“游行妇”分为“宇加礼女”（淫荡女）和“阿曾比女”（嬉游女）两种，如今一些日本学者的考证显示，这些都是妓女的代名词。日本《和名抄》一书下定义云：白昼游行谓之“游女”；待夜而发，其淫奔谓之“夜发”。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的日本由于依然流行走访婚，实际上“待夜而发”的更多的是男子，女子一般在自己的屋子里等待男人的来访，听候窗下响起的情歌声或者笛子声，看是否是自己熟悉的身影，然后决定是否回应这个男子，是否开门延纳。

职业妓女在日本的出现是在进入武家社会以后（12世纪以后），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各大都市出现了大规模的“游廓”，也就是妓院集中之地，游女的名声就更响亮了。

而“游女”、“神女”一类的词语概念最早却是出现于中国典籍，日本人不过是借用而已。

在中国，游女的本意不是卖艺之女，更不是妓女，而是浪漫而神秘的“神女”，她很可能会和你来个“一夜情”之后神秘地消失，却让你终生难忘、一生追忆。在商周以前，走访婚的习俗在中国还有残余，男人们很容易邂逅神女，体验浪漫的一夜情。在告别走访婚以后，神女是可望而不可求的神秘之美，是古人眺望的闺楼上的少女，也是今天多情人为失之交臂而惋惜的美人，邂逅而未能把握的艳遇。

在大陆文明之风吹拂列岛之前，日本女人尚是自由之身。不管游女曾经是如何令人向往神游，随着历史的推移，“游女”毕竟被日本人诋毁成妓女，甚至神女的浪漫也被近世的日本人玷污了，游女成为妓女的通称，而其中的一等级被称为“神女”。

在日本风俗业中，艺伎和妓女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艺伎和妓女的经营方式稍稍不同。

日本妓女完全把自己看成出售的肉体，妓院的管理者在门前挂出妓女的照片，好像是饭店在橱窗里展示各种菜肴的照片一样。嫖客们更是把她们当做商品，“嫖客通常花很长时间相当公开地审视照片，以选择对象”，古往今来日本人在做这样的选择时是不会感到不好意思的。我一个在日本书店打过工的朋友说，他在日本的时候看到日本白领阶层在出售黄色书刊和录像带的商店里大大方方地挑选，然后到柜台上的女店员那里去付款，倒是他看着感觉到多余的害臊，似乎心理不健康的恰恰是我们自己。“过去，妓女们本人常常毫无表情地当众坐在那儿让嫖客挑选她们的肉体，”本尼迪克特说，“直到日本人意识到西方人在指责这种习惯时才废止了这种做法。现在用她们的照片来代替。”这话未免有些武断，现在一些妓女在嫖客来选的时候还是会搔首弄姿的，甚至自己来挑选客人。

晚清才子王韬于光绪五年（1879年）东游日本，闰三月十七日他在大阪的亲眼所见可是事实，那天他们：

以时尚早，往游福原。其地为妓丛，一至黄昏明灯万点，弦管之声如沸，各妓列坐以便人择肥瘠、辨妍媸焉。顷臾游人渐众，近窥远望，或目击意指，或评鸾品凤，间有如洛神出水天女坠空，仪态整齐不可逼视，则名妓下楼邀客也。

艺伎和游女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不过相比之下，艺伎要“高雅”得多、“尊严”得多，她们以举办沙龙的性质来接客，很少露骨地去出卖肉体。关于两者的差别，王韬的评介颇为准确：

妓有色艺两种。艺妓但能赏玩之于歌筵舞席间，色妓则可荐枕席。柳桥皆艺妓也；其有授宓妃之枕，开鄂君之被，皆私之为也。私者似难而实易，不过感之以情，动之以利，无不得手。以此二字，闺阁中犹多丧节，况乎处丝竹淫哇之地，风花跌宕之区哉？故言仅鬻艺者，亦名而已矣。

一切民族的性文化，其最初的风俗都是不能按照现代道德价值标准来评判的纯情和浪漫文化，纵观日本历史也是如此。但在阶级和贫富差别出现之后，在权力和金钱渗透情感世界之后，以前毫无索取的性行为就成为新的交易了。

找宋朝商人“度种”的日本妓女

大约在平安时代中后期，在日本沿海港口也汇集了大量的游女，这是由于当时有大量的宋朝商人来日本贸易，在这些港口停留的缘故，于是妓女们便纷纷来这里讨生活。在一些史书中记载的日本女人找中国男人“度种”的传奇故事，恰好说明了这一现象。

“度种”是怎么一回事呢？宋人周辉一次偶然碰到漂流到中国的日本人，询问了日本的风俗，并记在他的笔记里：

辉顷在泰州，偶倭国一舟漂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馆之。或询其风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译者乃明州人，言其国人遇疾无医药，第裸病人就水浜，杓水通身浇淋，面面四方呼神请祷即愈。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他所云，译亦不能晓。后朝旨令津置至明州，迩便风以归。

笔记里提到的中州人就是指中国人，宋朝时江浙地区尤其是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地有大批商人到日本贸易，往往为了等待信风要在日本停留半年以上。所谓的“度种”是真实的情况，因为当时的日本尚流行走访婚，晚上任何男人进入某个村庄，村庄里的女人都会开门延纳，何况是外国人，这让她们感觉更新鲜更好奇。更何况这些外国商人都很富有，不仅不会空手而来，而且比日本男人更温情脉脉，所以宋朝宁波等地的商人来到日本，走访当地的女人，和日本妇女结婚生子是司空见惯之事。那时的日本人是否特意选择美丽的女人来给中国人“荐寝”无法考证，好在“大和民族也不计较血统问题”，当时的乡村和庶民家庭仍然保留了不少母系氏族社会的传统，“孩子等于是村落共同财产，谁当父亲都无所谓”。[10]如此说来，“度种”即借种生育，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的确是非常可能的，因为那时中国经济文化远比日本发达，中国人自然是“优等”人种了，度中国人之种自然可以改善日本人之种，在被人轻视的日本庶民看来也可以提高他们的身份。据考察，和来日本的宋人结婚的多是妓女，做妓女想必要有几分姿色，否则中州人谁肯光顾？到明代，一些中国史书还有转载日本女人“度种”的故事。类似的事到了19世纪后期明治维新时期还有发生，曾经有许多日本学者觉得欧美人种优秀，号召日本女人度欧美之种。

性的合同交易及其契约、账单等

卖淫现象全世界到处都有，而日本的最有特色。要说日本特色的卖淫，除了前面提到的“性爱的分离”和“卖艺卖色的严格区别”等之外，要算妓女和嫖客之间必不可少的合同交易以及有关账单的支付方式了，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

本尼迪克特也注意到了日本契约卖淫的形式，她在《菊花与刀》中做了说明：

如果有一位妓女被一个男人看中了，这时该男人成为独占她的主顾，并与妓院订立契约后把她变为情妇。这样的女人受到契约条款的保护。但是，一个男人可以不订契约就把一个女仆或女店员变为他的情妇，这些“自愿情妇”最缺乏保护。

在有着走访婚传统的日本，女人被抛弃的情况很普遍，此所谓“始乱终弃”，更多的情况是男人的“喜新厌旧”。日本女性似乎很容易被乱性，日本的诗歌、“演歌”中这样的内容太多了，因此这类契约既是男人独占女人的依据，也是女人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

日本人不喜欢口头的君子协定，哪怕是海誓山盟，倘若没有文字清清楚楚地写着，都是可以赖账的，这在日本文化中是不以为“耻”的。

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卖色条约，“丈夫去过的妓院也有可能会把账单转给妻子，妻子会把支付账单作为理所当然的事”，这也是体现日本女人“贤惠”的所在，实则也是赖不掉的账。如果妓院把账单公开出去，或者打起官司来，没钱也嫖娼，或者嫖娼也赖账，那真是大笑话。日本人是最怕“羞耻”的，最害怕被众人孤立的，闹不好就是一个自杀来洗刷“耻辱”。

在日本嫖妓往往要订契约，想和艺伎发生性关系更是要订契约。对于男人来说，遵守这一行规事关他的声誉。一个男人为了结交某个特定的艺伎，必须成为其庇护人，并订立以她为情妇的契约，或用自己的魅力征服她，使她自愿投入他的怀抱。对于艺伎来说，她们的性生活受到严格的约束和监视，委身一个可心的男人，与他发生性关系对于艺伎来说是冒风险的一件事，除非那个人做了她的“老爷”。如果她把持不住而偷情了，会招来经营艺伎院的女主人或是经理的愤怒，如被发现了一般是要处罚她的。一旦传扬出去不仅会影响艺伎自己的声誉，还会影响到她的“老爷”的声誉。艺伎的收入主要靠老爷，如果艺伎没有一个和她订契约的老爷，就好比是大街上一只没有主人喂养的野狗，我们不妨叫她“浪人”艺伎。

除了这一契约以外，在明治维新期间，日本东京的卖淫还表现出它独特的季节性。“春夏盛时，一月或有五六十席”，“妓于秋风一起，辄锁户晦迹以去”，据王韬看来，“柳桥之妓春夏则百余，秋冬减其半”。这种按季节卖淫的妓女被称为“外被”。这一卖春特色为何出现、何时出现值得研究，日本人称卖淫为“卖春”大概也来源于此吧。

在这一行业，也有不为钱财的女人，甘愿做心爱的男人的“自愿情妇”。而能够做“自愿情妇”而选择男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主要是料亭里的上等艺伎和妓院里的高级妓女，普通的艺伎和妓女是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和身体魅力的。

拥有“日本第一”大阳物的道镜和尚

佛教自5、6世纪传入日本之后很快被尊为日本的国教，而且直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毁佛运动之后才让位于神道教。佛教是主张禁欲的，那么，禁欲的佛教到底对于日本人、日本性风俗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当其冲的日本佛教徒其表现又是什么样的呢？

在日本的色情文学，甚至历史记载中，最淫荡的角色往往是和尚。“日本第一”好色的人，根据日本古代文字的记载，要数奈良时代的道镜和尚（？—772年）。道镜出身于河内弓削氏，据说出家为僧以后，刻苦修炼，竟然练成“日本第一”阳物。道镜的阳物到底有多大多能？日本文学对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日本灵异记》中将它比做“荐槌”，而江户时代的一首“川柳”（日本短诗的一种）中则传言道：“道镜啊，一打坐就露出，三个膝盖。”就是说他的阳物有腿那么粗，龟头有膝盖那么大。显然有些夸张。不过，有日本学者考证，道镜患有一种在日语中称为“曾比(ソヒ)”的病，即阴囊肿大，于是乎看起来像是第三条腿。

那道镜和尚不仅阳物巨大，而且刻苦修行之下性能力和性技巧也是其他日本人无与伦比的，和中国秦朝的“大阴人”嫪毐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道镜的艳遇与秦之嫪毐、唐之僧怀义差不多。

道镜和尚因入宫为孝谦女天皇（717—770年）治病而机遇女皇。孝谦女天皇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女强人，先后两次称天皇，第二次登基号为“称德”天皇。女天皇私生活上的遭遇如同秦太后，年届四十性欲正强的时候却成了寡妇，但她的作风却酷似武则天，可以说秦太后和武则天合起来才抵得上一个孝谦女天皇。据说风流孝谦女皇喜欢上了道镜那伟大的阳物，不知孝谦女皇是否也和秦太后一样，在听到了这样的传言之后，公开把道镜请到宫中“内道场”做法事，日夜陪伴自己，并为自己治疗身心之病。孝谦所患的病，据日本专家研究，是妇女更年期综合征，所以表现为烦躁、消沉甚至歇斯底里，正是道镜让她迎来人生的第二春，再次享受到性爱的乐趣。因此，孝谦女天皇的行为不像秦太后那样偷偷摸摸，同样掌握国家大权的她对待姘头和唐朝的武则天也大不相同，武则天在事情败露之后杀了怀义以谢大臣，孝谦却是袒护道镜处罚大臣。

巧合的是，道镜的抱负也和秦之嫪毐差不多。嫪毐以其可以当轮轴来使用的巨大而且坚硬的阳物得到秦寡妇太后的宠幸，不仅“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而且“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大小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秦太后如此宠幸嫪毐，以至不怕怀孕事败，并为他生下两个私生子，甚至与嫪毐商量“王即薨，以子为后”，实际上是唆使嫪毐谋反称帝，以便公开结为夫妻。嫪毐果然也养了许多食客和刺客，准备强行夺权。而道镜凭借他“荐槌”般的大阳物混了个法皇，天皇之位也几乎唾手可得。

且说道镜和尚，由于床上手段和法术均称高超，令孝谦女皇大受感动，不仅随之出家称尼，而且对他奖赏不断。道镜先是被升任为少僧都，掌管天下诸僧。女皇再次登位为称德天皇后以道镜为“大臣禅师”，随后又以出家的天子不可无出家的大臣为借口，于765年任命道镜法师为“太政大臣禅师”，766年又赐封“法皇”，称其居处为“法皇宫”，待遇一同天皇，并设法皇宫职，以其弟子园兴为“法臣”，园兴弟子基真为“法参议”。也许女皇认为这样还不够她表达对和尚尽心侍奉的感激，她甚至要把天皇之位传给这个情郎。

道镜精于祥瑞迷信和巫觋惑术，他指使人散布谣言说：“八幡神教言：‘令道镜即皇位，天下太平。’”钟情于他的称德天皇信以为真，决定派大臣和气清麻吕去确认此事，因此，“天皇召清麻吕于床下，敕曰：‘昨夜梦八幡神使来云：大神为令奏事，请尼法均，宜汝清麻吕代往听彼神命。’”于是，道镜在清麻吕临行前密语他：“大神所以请使者，盖为告我即位之事，回重募以官爵。”可惜和气清麻吕回来之后却说：“大神托宣曰：我国家开辟以来，君臣定矣，以臣为君，未之有也。天之日嗣必立皇绪，无道之人，宜早扫除。”否则，道镜便可从此当上天皇，而断了日本所谓“万世一系”的皇统。

不过，相比之下，道镜的结局要比秦人嫪毐和唐僧怀义等人好许多。嫪毐虽然快乐一时，但失败之后死无葬身之地。道镜不过在称德女天皇死后，被即位的光仁天皇降旨：“道镜法师，窃挟舔粳之心，为日久矣，陵土未干，奸谋发觉，是则神祇所护，社稷攸祐，今顾先圣厚恩，不得依法入刑，故任造下野国药师寺别当发遣。” “别当”即寺院的住持，这不过是降级处分而已，而下野国药师寺是当时的一所大寺院，所谓的“天下三大戒坛”之一，此举足见日本天皇对于皇室内外通奸采取的是宽容的态度，同时也说明当时的日本人对于乱男女关系看得非常的淡。

除了道镜之外，从中国留学归去的法相宗高僧玄昉（？—746年）据说也是一个淫僧，也经常出入宫禁，和皇后光明子的关系暧昧，据说还强奸过封疆大臣太宰府少贰藤原广嗣的妻子。因为奈良时代的僧侣最熟悉唐朝的情况，精通唐朝的典章制度，最富有新知识乃至旁门左道，所以受到朝廷的倚重，以致插手政治，玄昉僧正（高级的僧阶）和道镜法皇是其代表。当时，寺院的和尚们普遍享有特权，有些强奸之类的跋扈之举是在所难免的，例如《日本灵异记》下卷记载说：

丹治比经师者，河内国丹治北郡人，姓丹治比，故以为字。其郡部内有一道场，号曰野中堂，有一个发愿人在宝龟二年（771年）辛亥夏六月，请该经师在其堂中奉写《法花经》，有众多女客会集参拜，经师于是净水注入砚中磨墨写经，到未申之间，突然乌云密布大雨倾盆，众人为避雨而入堂中。由于堂内狭小，经师不得不和众女挤在一处，这时经师突然淫心炙发，踞身于一姑娘背后，撩起她的衣裳，树起自己的玉茎就往前面朱门中直捅。最后携手俱死。

这是些大胆和尚之所为，至于胆小而贪欲的和尚往往通过自慰来发泄，例如《日本灵异记》中卷有这样的记载：

和泉国泉郡血亭山寺中，有一吉祥天女的摄像，圣武天皇御世（724—749年），信浓国有一优婆塞，往来于其山寺，看到了天女的画像之后，顿生爱欲之心，系心恋之，每六时发愿：愿菩萨赐我天女这样姣好的女子给我！有一天，该优婆塞梦见和像中的天女交配，等到天明看到天女像，果然看到天女像裙腰之处染有许多不净之物。于是行者惭愧地说：“我只是希望有一个和天女一样漂亮的女人，为何天女亲自和我交合。”这样的丑事他自然不敢和他人说，但弟子偷听到了。后来他的弟子因为对老师无礼，被老师逐出山门，被赶出之后，弟子便向乡里的人们说出了师傅的丑事。里人闻之，纷纷到寺里询问虚实，并观看该画像，果然淫精染秽，优婆塞一看遮掩不了，于是说出了这样的原委。

此优婆塞之言，显然是编造的，画像上的淫精多半是他面对天女像某部位自慰射精所致。

回头再说道镜的阳物，以上的记载和传闻，对于道镜阳物之大虽然可能有一些夸张，但想必也不小。道镜是否拥有大阳物？当时的日本正史中没有详细而明确的记载，《日本灵异记》下卷中仅有“弓削氏僧道镜法师，与皇后同枕交通，天下政相摄，治天下”数语。只有一首和歌模拟女皇的口气唱道：

大小两个法师呀，一同来侵犯，脱下了裙著出来了呀，

那腰带之下，悬垂着的硕大的荐槌，

那个荐槌发起威风来呀，时时让我忍不住说心肝。

这首歌也许是女皇体验高潮之后，在高兴之余情不自禁唱出来的，后来流传到了民间。另有一首和歌叹道：

洒家那耀眼的黑黑的大棒槌呀，曾经吊在那两股之间，

找不到归宿，直到如今他才真正成为一个男子汉。

这首歌大概是道镜本人和女天皇做爱时的即兴之作，或者是别人模仿他的口气撰写的。两诗一唱一和，其乐融融。其他有关详细记载是后人对道镜为何一夜之间发迹这一疑问的解释和演绎，有必要提醒读者诸君存疑。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的日本佛教界，的确是有淫乱的可能，因为当时的日本虽然引进了中国的佛教，却没有引进律宗，因此戒律混乱。也正是鉴于日本僧尼没有戒律，于是日本朝廷命令遣唐使聘请唐朝高僧到日本传律，等到唐朝鉴真和尚（688—763年）于753年东渡，并于754年在日本创建第一个戒坛授戒之后，僧侣淫乱的情况才慢慢有所改变。

“肉食娶妻”的日本和尚

在日本，贵族有贵族的风流，武士有武士的风流，而僧人也自有一番风流。日本民族善于吸收外国文化，更善于取舍，对于佛教也是趋利避害。日本人既要享受做和尚的好处，也要保存人欲，一个民族的禁欲文化主要来自其民族的原始宗教、民族的传统道德，在日本既找不到禁欲的民族宗教，也没有形成禁欲的道德传统，因此，日本尽管引进了印度和中国主张禁欲的佛教，但他们在守色戒方面并不能坚持很久。

自圣德太子公元600年遣使来中国求法，直接从中国输入佛教之后，日本的贵族官僚纷纷建寺出家，于是官场的污秽进入了这本来应该清静的世界，有时候佛教竟成为统治人们、迷醉和欺骗人们的精神鸦片，寺院成为政治斗争的避难所。道镜事件之后，日本朝廷为了摆脱寺院和僧侣对政治的控制，一边迁都平安，一边整顿佛教，解除了山林修行之禁，日本的山岳佛教因此发展起来。新兴真言宗的空海和尚（774—835年）曾严格要求他的弟子隐身山林，严禁门下的和尚接触女性，更严禁女人上山入寺。但此时，酒色财气早已熏染了日本的佛教，而且禁欲毕竟不适应日本开放的民族性，所以持戒难以持久。日本人吸收外来文化尽管一开始是不假思索地全盘吸收，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就要加以选择甚至改造了，让它日本化，符合日本人的人性。佛教的色戒是与日本人的民族性根本冲突的，到平安时代中后期，以天台宗延厉寺为中心的日本佛教各宗派寺院再次控制政治、影响政权，寺院不仅拥有享有巨大特权的“不输不入权庄园”，而且豢养了大量的僧兵，这些人名为和尚，实乃光头武士，其跋扈连朝廷的武装力量也没奈何，谈何守色戒、不近女人？

佛教密宗是纵欲的，因为它吸收了印度教性力派的“大乐”思想和实践，密教的流行使佛教从禁欲走向纵欲。空海的真言密教虽在日本大行其道，但其后来流行的原因可能与祖师的初衷相左。佛教是禁止弟子娶妻生子的，谈论这样的问题至少说明持戒不坚，但当时日本的僧人、尼姑谈婚论嫁、议论风流潇洒的比比皆是，比如日本中世著名的随笔作家吉田兼好，本来是一个和尚的他却在随笔集《徒然草》一书中总操心这样的问题：

不用说，埋头家务治家有方的女子，实在不值一提。生了孩子，一心珍爱孩子，令人厌烦。男人死后，女的入庵为尼老气横秋的样子，即使是男人死后也令人扫兴。

不管是怎样的女子，朝夕相处相见，就没了吸引力，也就厌烦起来。作为女的来说，被丈夫讨厌，又不能离去，会处于悬在半空的境地吧。因此，住在另外的地方，男的时常去女人的住所宿夜，即使是经年累月依然是断不了的情侣吧。男人突然来访宿夜什么的，女人一定感到新鲜吧。

吉田兼好是一个天生的和尚，据说他8岁的时候就曾向父亲请教“佛为何物”。虽然他有如此早的觉悟，却在31岁的时候才出家，大概是在体验了婚姻生活之后才这样做的，不然他何以喜欢思考那样的问题。

虽然10世纪末的高僧源信（942—1017年）极力向日本人宣扬无性欲要求的净土世界，讲了许多犯淫戒受处罚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并记录在他的《往生要集》中，本想借此规范越来越不守色戒、越来越堕落的日本僧人，结果又如何呢？那些被邀请到宫廷讲经的高僧或被请做贵族家里的护持僧们，总是爱利用一些讲经的机会向宫女或贵族女性调情。

后来源空（1133—1212年）等和尚虽然在源信的理论基础上创立了日本的净土宗，确立了新的戒条，可源空的弟子却仍有不少人犯淫戒，其中影响很大的是住莲、安乐两弟子和宫廷的宫女私通之事。他们犯戒之事在《寓管抄》一书中有记载。

住莲与安乐这两个和尚每当按照中国净土宗高僧善导流传的法仪修“六时礼赞”时，总是伴之以哀婉动听的曲调来念佛、唱诵，他们那充满磁性的声音不仅让寂寞的深宫旷女们着迷，也因此受到尼僧们的皈依。最后连宫妃白拍子龟菊，即当时被称为“院小御所女房”的女官，或称为“伊贺局”的那个女人，以及“仁和寺御室”的御母，即道助法亲王的母亲，后鸟羽上皇的妃子，被称为“坊门局”的贵妇人，都与他们有秘密往来。住莲与安乐甚至外出夜宿不归，无疑是去走访女人了。《皇帝纪抄》中记载说，源空的弟子“密通贵贱并人妻、可然之人女”。当时日本皇子出家即称法亲王，他们竟然偷情到天皇的头上，朝廷再也无法容忍了，终于在建永二年（1207年）二月下令，禁止专修念佛，并命令把住莲、安乐二人处以死刑，把他们的师傅源空流放到土佐国（今高知县），并令其还俗。

源空后来被朝廷赦免，死后随着净土宗在日本的盛行，他被奉为教祖。新兴的净土宗教主源空的主张不同于平安初期真言宗的教主空海、天台宗的教祖最澄，后两人都禁止女人进入他们所特别划定的界线之内，?空的净土教义不排斥女人，他与弟子在传教中也积极吸收女子入伙，甚至鼓动一些宫女妃子跟他们出家入教。源空在流放土佐的途中都还不忘向游女（妓女）说教，劝她们出家。

12、13世纪的贵族女人是很容易被高僧引诱的，就是在11世纪时也是如此。像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才女清少纳言、紫式部那样的女人，一旦选进宫中就被剥夺了与其他男人相见的自由，她们经常能见到的只有被请进宫中诵经作法的僧人或下级的侍从。所以在她们的眼中，这些光头和尚都是高贵、优美、颇有风度的，她们的日记中有许多对高僧身姿的赞美。

平安后期以来，一些日本僧人蓄有妻室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净土真宗的创始人亲鸾（1173—1262年）就蓄有妻室。亲鸾9岁投天台宗出家，在日本天台宗的本山比叡山修学达20年，思考如何达到解脱的方法，到建仁元年（1201年）终于下山找了一个女人做妻子，体验解脱之道。而亲鸾最出名的一个妻子竟然是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惠信尼，惠信尼本是日本越后国豪族三善为教（属地方上的武士）之女，亲鸾流放到越后之后大概是借传教之名“走访”了她，于是正式结婚。亲鸾可能还不止有一个妻子，在日本佛学界至今还有二人说乃至三人说的争论。亲鸾和尚和惠信尼等一共生了6个小和尚和小尼姑，全家在日本关东各地传教，他们的子女后来大多成为一寺的住持或一派的长老，其中最有名的数小女儿觉信尼。

觉信尼自关东回京都之后，曾侍奉当时的太政大臣久我通光，担任他的女房（女官的名称），称“兵卫督局”，后来与亲鸾的从兄日野信纲之子日野广纲结婚，生下了光寿（出家后称觉惠）和女儿光玉。广纲死后她又嫁给了小野宫禅念，生了维善。亲鸾的子孙也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结婚生子，成为日本有名的和尚世家。由觉信尼掌管的东山大谷亲鸾庙堂到觉惠的长子觉如手上改为本愿寺，此后又经过一代一代的血统相承，逐渐发展为日本真宗内势力最大的本愿寺教团。其实与亲鸾大约同时代的天台宗僧人俊宽、澄宪，真言宗的良快、法印，报恩寺的道琳，净土宗源空门下的圣觉、隆宽等名僧都有妻子，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受到朝廷和幕府的尊敬”。

时至今日，日本的和尚怕没有不娶妻生子的了，我在日本留学的那个佛教大学，许多教授都是和尚，大都生儿养女，他们或者是大寺院的理事，或者自家经营小寺院。该校一些学生家里经营一个寺院，毕业就回去继承家业，当和尚做住持，不用找工作。

除了娶妻之外，在日本封建时代的和尚们还经常包养情妇。井原西鹤在《好色一代女》一书中就说，江户时代的“寺院香火很盛，有的寺院却藏污纳垢，养着供和尚玩弄的化装成小童的姑娘，而且概不避人耳目”。该书的主人公好色一代女，一次化装成一个流浪武士通过一个帮闲的介绍拜访一个寺院的住持，认识之后便一起大吃大喝，此时“从厨房里飘来的荤腥味一直不断”。饭后，好色女与好色的和尚便商量妥贴，“每一晚上的过夜钱是两步金子”（步是当时的一种计量单位）。好色一代女按照这个价码，转遍了各山各宗派的庙宇，最后发现，“没有一处寺院不归于女色之道这一宗一派，没有哪个寺院的和尚没有破色戒”。虽然井原西鹤的记录未免夸张，却也说明了一些事实，因为该书基本上是有原型的。后来，一个寺院的住持对好色一代女特别痴心，为了省去重新找女人的麻烦，于是和她“商定三年的合同，合同期内给三贯银子”，好色女就这样成了这个寺院住持的姘头。好色女还发现，寺院的香火越盛，进的钱越多，和尚们的行为就越放纵。当时的和尚们白天僧衣僧袍的倒也一本正经，但是一到了晚上就换上短外衣，打扮成医生模样去逛妓院。有的虽未去逛妓院，也是因为在自己的寺院里修造了藏纳女人的地方，比如在自己的寝室一角挖一个深洞，安一个从外面看不见的细长窗户以便透光，顶板上培土伪装，墙壁建有一尺多厚，免得泄露说话的声音。女人白天就被关在这里面，晚上才到和尚的寝室里去。

好色纵欲又浪漫风流的一休和尚

在室町时代（1333—1603年）日本人的心目中，“女色不一定是弱点。男色也一样”[29]。即使是僧人也不回避讨论色情的诱惑与肉欲的体验，这只要翻开这一时代的日本高僧一休宗纯和尚的《狂云集》、《续狂云诗集》就可以得到验证，其中“风流”一词像机关枪一样发射出来，尤其是在《续狂云诗集》中，平均每四首中就有一首谈风流，大多是指性爱的风流。

这个聪明的一休，传说是后小松天皇的私生子，出家后自号“狂云”，诗集《狂云集》、《续狂云诗集》因此得名。一休1460年去世时享年87岁，和尚临终的时候一般都要作偈语辞世，他当时的辞世诗是这样写的：

十年花下理芳盟，一段风流无限情。

惜别枕头儿女膝，夜深云雨约三生。

这里一休所谓的“风流”就是云雨之事，说到“云雨三生”，一休还有一首诗讨论参禅的体验与性爱的经验：

临济儿孙不识禅，正传真个瞎驴边。

云雨三生六十劫，秋风一夜百千年。

诗中“瞎驴边”就是指一休宗纯自己，1447年一休离开大德寺后就住在京都瞎驴庵，于是自称“瞎驴庵主人”。他反复发誓要“云雨三生”的对象便是盲女森侍者，他认为两人之间三生相爱，三生云雨不断才是真正的参禅成佛。一休甚至认为，他这样才是得临济真谛真传，才是真正的悟道，他曾对着祖师临济的画像这样吟唱：

临济宗门谁正传？三玄三要瞎驴边。

梦闺老衲闺中月，夜夜风流烂醉前。

虽说一休自信“禅”即“云雨”，云雨一夜即度百千年，云雨三生可超越六十劫生死，但他有时还是不免担心自己沉溺淫欲，会堕入畜生道，不过，他权衡得失之后，还是觉得应该抛开一切顾虑，及时行乐为好，于是他写了一首《吸美人淫水》的诗自勉：

蜜启自惭私语盟，风流吟罢约三生。

生身堕在畜生道，超越沩山戴角情。

既然有此雄心壮志，一休就洒脱多了，从来不为难自己，压抑自己，即使在忌日，他也想寻欢就做爱，毫不约束自己。一次，在他尊敬的大灯国师忌日法事的前一天，他赶紧抱着女人云雨风流一番，大概感觉不错，兴奋之余作了《大灯忌，宿忌以前对美人》的诗来纪念：

宿忌之开山讽经，经咒逆耳众僧声。

云雨风流事终后，梦闺私语笑慈明。

一休不仅爱女色，还好男风；不仅有风流好色之举，还喜欢写风流诗，像记普通日记一样记下自己的风流韵事。如果将一休和尚的诗集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中有一类就是好色的汉体诗，最有名的就是那几首歌颂晚年同盲侍者森女相恋的诗。一休写风流诗还喜欢拿中国高僧、文人、帝王、美女说事。

一休最崇拜的高僧是圜悟，他的《续狂云诗集》中抄有圜悟的一偈，那写的是圜悟大师在云居的时候的事。一天，有一个老姑娘来找圜悟，老姑娘来自西蜀，寓居于寺门外，可能是大师少时的情人，如今想续前情，无奈的圜悟只好送她这样的一偈：

三十年前共一头，一头夜夜讲风流。

而今老矣全无用，君的宽兮我的柔。

可见，一休眼中的风流就是指性爱，我们从一休“鱼行酒肆又淫坊”的诗题中就可以看到他的生活态度及时代风貌。“聪明的一休”在日本是智慧的象征，他是最受日本人崇拜的和尚，日本人既然认为他是偶像，自然接受他的价值观，模仿他的生活方式。

女人出嫁武家如同进入牢笼

平安贵族的生活方式早就被日本武士阶级所仰慕，等到武士们夺取了政权之后，他们不仅模仿公卿贵族的风流韵事，而且改造了社会的婚姻和风俗，武士们的风流追求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社会文化。有句俗语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对于进入幕府时代的日本男人来说另有所指，新的婚姻制度埋葬了他们过去的那种浪漫爱情。因为幕府主张用“嫁娶婚”取代了此前的“走访婚”，使武士的多情受到限制，走访女人的自由因而受影响。

一般认为嫁娶婚在日本流行是在室町时代以后，到室町时代中期，父权制的嫁娶婚逐渐确定，男方的家长开始为儿子和家仆娶亲，在庭院里为新婚夫妇建造新房。由于是为娶亲而建造的新房，人们因此开始称新娘为“新造”。这样一来，男人虽然可以垄断他们的妻子，但也失去了沾染他人妻子的机会和权力，但是还有不少日本男人非常追怀昔日的性自由，不喜欢固定的一夫一妻制，所以婚礼仍以秘密进行的为多。

这种嫁娶婚对于女子的约束最严格，因为新婚夫妇和男方的父母住在一起，最难处理的婆媳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剧出现了。当然这种婚姻是由武士阶级确立的，并在武士社会取得支配地位，使女子在这种家庭中经济地位日益低下，必须依赖男子。一般市民和农民虽在慢慢仿效，但在最下层的农民和渔民之中，由于女子是维持家计的主要人物，所以和男子具有同等的权力，因此仍然保留着原始的走访婚姻形式。

然而毕竟日本的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不主张禁欲，幕府通过法律制度和道德教育维持的主要是家庭关系而不是性关系。尽管武士道是严格的禁欲主义，但武士在性方面追求的是满足而不是克制，奉行的是不受压抑的享乐主义，只要他们能够为主君保持战斗力，结婚生子培养新的战士，性爱和婚姻往往是可以分离的。武士的妻子与其说是武士的配偶，不如说是他的一个固定性伙伴，他们的性生活也只是为家族生殖后代，是责任之性、生产之性。而武士的另一个重要性伙伴就是艺伎，与艺伎之间的性则是为满足浪漫情调的性、情色的性。有人说，做爱是江户时代武士们的必修课，一点不假。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出征，便不知是死是活，因而要及时行乐，享受性爱之乐，同时又要用性爱来激励斗志。艺伎因此也成了武士们的知音，她们也同样是只管现在快活无论明天死活的人。武士在出征前后找艺伎，也是在准备牺牲生命的同时，寻找自己存在的感觉，此刻的性生活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在武家社会，武士的妻子给丈夫支付嫖资是非常寻常的事，而且看起来是毫无怨言的，从这一点看来，上古以来中国人对于日本女子“不妒”的印象是准确的。武家妻子的这种“美德”对近现代日本主妇也很有影响，一个现代艺伎曾经这样回忆过她的一次经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告辞的时候，一位主人的妻子站在门口分给我们每人一个信封，信封里是一笔很慷慨的小费。她给了真羽美两份，请她把其中的一份转交给名叫富枝的艺伎，据她说是“因为头疼早些时回家了”。事实上，她同我们一样明白，富枝是她丈夫的情妇，他们到另外一个房间睡觉去了。

因此结婚对于武士来说并不意味着爱情走向坟墓，但对于他们的妻子来说确实如此。江户时代的日本性爱道德要求妻子不许对丈夫的婚外恋、玩艺伎等产生嫉妒之心，这是对女性情感和性欲要求的否定，“现在仍有新娘子在婚礼中戴白帽子的风俗。那帽子看上去像是用布单松松地在头上扎成的。这在日文中叫做‘角隐’，即遮掩‘嫉妒’这个角”，这就是要求妻子不许批评丈夫，嫉妒丈夫的其他性伙伴。

性欲的压制和宣扬：将恋爱、婚姻分离的武士

武士社会的伦理和家法，对于性爱的态度常常在压抑和宣扬之间摇摆，这主要看当时的将军好色与否。如果将军好色，与民同乐，则武士们可以公然嫖妓；如果将军喜欢独乐，那么武士便不能随便去红灯区（公娼），也不能随便和私娼来往。

在武士的情感生活中，性色与爱情是分离的，情爱与婚姻之间也是如此。婚姻是家族的事，是孝的责任之一；而情爱则是私事。所以有人说：“在古代日本武士阶层的道德观念中，爱情和婚姻曾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

幕府时代主君对于忠诚勇敢的武士在性方面的欲望和越轨是宽恕的，如室町时代的小说《三人法师》描写的那样，将军发现武士爱上某个使女，甚至是天皇的使女，都会设法成其好事。可以说，武士的结婚一般是由他们的主君决定的，武士和艺伎或妓女之间可以纵情，但不能有爱情，只要他们的性关系不影响家族的稳定，将军都可以宽容。

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男女可以有婚姻而无爱情，有婚姻而无性生活，甚至可以有婚姻而无丈夫——这个家庭丈夫可能已逝去而只留下一个刻有他姓名的木头（即“木主”），新婚女子可以和一只替代丈夫的公鸡拜堂成亲。武士道对武家的妇女差不多也是如此要求的，“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婚姻能为人赢得尊敬。但在日本，这种压力特别冷酷无情。只有作为已婚的母亲才会被完全看做一个女人——不管丈夫是活着还是死了”[4]。所以，日本女人总得找一个男人做丈夫，而无论他是怎样无能的男人。

日本武士的本性是追求浪漫爱情的，但在武士道的约束下，婚姻和爱情从属于家庭和职分，“自由”爱情的追求受到压抑，压力主要来自家庭和藩的责任。即使是正常的家庭情感生活，由于武士道对男子汉气质的要求，武士是不能在他人面前表达对于妻子儿女的感情的，不收敛的话是会被人看不起的。

一个人讲说自己对妻子和儿女的爱感，讲说任何与家庭生活极其有关的话，那是完全和上等日本人的观念不相合的。西方人时常将家庭关系公开承认、甚至是展览，在有教育的日本人看来，即使不当做绝对的野蛮，至少也将当做狎昵难堪。

在日本，甚至丈夫要和妻子在街上并行着，也不是风俗所许可的；若说将他的臂膊给伊，或者在上下楼梯的时候来帮助伊，那就更加不可以了。不过这并不是他没有爱感的证明。

日本武家文化的沉闷和压抑，为武士们，也为后来的日本人找到了及时享乐的解脱方式，即通过性的肉体快感忘掉精神的苦痛，也使日本人在天性和天理之间找到了调和的方式。

武家妻子偷情的技巧

自进入武家时代这一重视阶级的社会以来，贞操观念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影响越来越深，为防止下属染指自己的姬妾，将军以及一般的大名、武士在这方面也是一点都不马虎的。

在日本，不同阶级的男子，因为道德和法律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的要求不同，在性生活上的占有欲望也不同。武士阶级之所以有相对强烈的占有欲，因为他们最早实行嫁娶婚，最早建立父权家长制家庭。江户幕府制定的严酷家法《御定书百个条》中，将秘密通奸的妻子处以死罪，通奸的男子也处以死罪，这是为了保障武士家庭的稳定，为他们的冲锋陷阵解除后顾之忧。武士不仅对于通奸的妻子和她的奸夫有斩杀的特权，在调情的现场将不检点的妻子斩杀也无罪。因此江户人将偷情比做吃河豚，因为河豚虽然是美味但往往有毒，要想品尝美味就得提心吊胆。所以，当时流行有这样的歌：“偷人家的妻子，惊心动魄有美味，有如尝河豚。”

而对于同时代的町人（主要是商人和手工业者）和农民来说，他们的婚姻还接近于走访，对于新婚妻子是否为处女，妻子结婚后是否偷情，以及捉奸之后怎样对待都很实惠，他们宁愿罚取金钱而不愿失去妻子。

由于武士家庭的特殊文化，武士夫妇之间除了生育的需要之外，常常没有性生活，这可苦了武家的女人们。尽管武士的妻女们被妇道所约束，但她们还是有办法追求性享受，而且社会上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当时的旅馆等场所像现代的“情人旅馆”一样，也为她们提供了特殊的性服务。下面介绍的若干服务方式令人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细致和想象力。

所谓“四条通道相互贯通厕所”……有身份的寡妇，她们总有女佣、侍女及其他随从相伴，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行动，贵妇人一进入这种内设叉道的厕所，便可匆匆进行男女欢会。

所谓“隐蔽柜橱”，是里面设有一条暗道的设施。事先让男人偷偷进去，再让女人去与他约会。

所谓“活动草席”，是在木条地板下面建有一条暗道的房间。如果见事不妙，就让男人从席下暗道逃跑。

所谓“装睡的恋爱外衣”，即放在隔壁的小房间柜子里的大棉帽子、带穗的念珠和白地上绘有水墨画图案的适合寡妇穿的和服等物。把这些东西事先放好，然后，让男人先于女人进入房间，首先让他换上放在柜内的服装睡在那里，谎称是某位隐士的夫人，使用人麻痹大意，男女便在室内偷偷幽会。

……

还有称做“男女情交隔板”的玩意儿。在小房间的角落里，事先铺好一块擦得干净平滑的隔板，女人若要寻欢乐，则在板上留有一个可使男人的阴茎通过的小孔，在薄板的一面只要留出能让男人仰面躺着的一尺左右的空隙就可以了。

还有所谓“洗澡间折叠梯”的设备，这种设备事先进行了严密的伪装，从外面看，连一只带提梁的水桶也无法通过，但是，待女人脱光了衣服进去之后，从里面把门锁上，从天花板上便垂下一个细绳软梯，女人爬上去，享受完毕之后，再顺软梯下来回到洗澡间。这些幽会的方法算在一起，大概有四十八种。

原来，精明的日本人把忍者的隐身术活用到这里了。日本建筑是一种“高床式”的架子屋，制作“活动草席”、“男女情交隔板”这类的机关很方便。中国偷情的经典《金瓶梅》所载潘金莲和西门庆的那一套伎俩简直无法和他们比，要是在日本，他们俩的行为怎会被郓哥这个小男孩看穿呢？

到了20世纪晚期，日本的“人妻”（已婚的家庭妇女）偷情就方便多了，先生早出晚归，她们可以在自己的家里接纳情人，可以纵情欢娱而无所顾虑。

对于那些偷情的男子来说，同样也不需要担当江户时代那样的风险，现在的男人即使戴上了绿帽子也能够忍受，不会轻易找奸夫拼命，“这些年来，这种情绪激昂型的丈夫逐渐减少，有些丈夫只是一个人暗地里伤心叹气，更有甚者会因此变得阳痿，那种自卑自虐内功型的丈夫的人数也有所增加。与此同时，有些丈夫即使察觉到妻子有外遇的迹象，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想弄清事实真相”。这也许是日本女性越来越大胆的原因。丈夫即使发现了妻子“不伦”（偷情）的蛛丝马迹，做妻子的也绝不会坦白交待。“就如同过去丈夫即便被妻子当场捉奸，也硬要说自己和那个女性没有发生关系一样，现在不管丈夫出示了什么证据，做妻子的也坚持强调，我只是和对方在一起而已，没有其他任何的关系。丈夫原本就不希望自己的妻子有外遇，所以不久也就会接受妻子那种牵强附会的辩解”。

日本传统宗教和习俗文化等的沉淀除了形成日本“耻的文化”外，与此相对应的还有一个“秽的文化”，这是日本神道清洁观在现代社会的反映，在日本男人心目中，“丈夫的外遇是排出体外的一种行为，也就是说只要释放出去就结束了。与之相对，妻子的外遇是从外面迎进体内的一种行为。也就是说只有纳入和接受，这一点相当重要，一想到妻子身体（阴道）里是否还残存第三者的东西，就会让丈夫产生一种无比厌恶的感觉”。

这是生理上的原因，还有一点也是日本的丈夫们非常在乎的，那就是“妻子把自己的身体给了其他的男性，那么说明妻子在精神上也非常热爱这个男人”。这与其说是男人的自私任性，不如说是日本男人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所获得的认识，因为他们没有爱也可以和女性发生关系，“但是，女性不大可能和不爱的男人发生关系，除了那种把自己的性作为商品买卖的女性，男人对于一般的良家妇女或者他人的妻子等，只要是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好感的女性，心中就不允许她们有外遇。”江户时代以来，日本女人养成了依赖男性的心理，在经济生活上的依赖加强了精神上的依赖。“妻子的外遇精神上的因素很强，这样更会使做丈夫的深陷于抑郁的情绪当中，而且会使他们感到一种异常的屈辱和愤怒”，“妻敌讨”（杀死奸夫）就是出于这样的占有心理。

性的快感体验与死的恐惧

在日本，性快感的高潮和升华就是死的体验，而且性的快感让他们忘记死亡的恐惧而去追求死亡，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太多了，“二战”期间走向战场的“皇军”武士们，在他们的“大和抚子”（日本人对于日本女子的美称）那里得到快感和发泄之后，立即成为不知死活的魔鬼。

怕死的日军之所以成为不知死活的魔鬼，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肉体的快感麻醉了他们对于死的恐惧，慰安妇就是军部为士兵们提供的“麻醉剂”。三岛由纪夫在小说《忧国》中对肉体感受的麻醉作用作了精辟的心理分析，其中有下面最精彩的一段。

1936年，日本爆发“二二六”兵变，兵变失败后，一个新婚的军官（男主人公中尉）既不想攻击政府，又不愿意违抗上司的命令，经历了两天漫长的苦恼之后，他突然宣布：“今天晚上我要剖腹！”她的妻子丽子听到后表示愿意与他一起去死，但是他的心情却还是难以平静，于是中尉便去洗澡。洗澡对于日本人来说不仅是消除疲劳的最好方式，更是稳定情绪克服恐惧的最佳手段。果然，洗完澡之后，中尉平静了许多，生理的欲望也激发起来了，拥抱亲吻他的妻子，催促她也去洗澡。当他的妻子洗完澡回到他身边之后，

不知何时，两人在炉火的光亮前自然地赤裸了身体。

虽然没有说出口，可是他们的身心和躁动的心房，都为这“最后一次”而激动不已，好像这“最后一次”的文字，被一种看不见的墨汁，写满了他俩全身的各个角落。中尉搂抱过贞烈、年轻的妻子吻着。两人的舌头在对方滑溜的口中的每一处相互舔索着，他们感到，一种没有丝毫征兆的死的痛苦，如同灼烤着感觉的铁板，被煅烧得赤红。尚未感觉到的死的痛苦，这个遥远的死的痛苦，锻打着他们的快感。

“看到你的身体，这也是最后一次了，让我好好看看你。”中尉说道。

……

这一切使中尉联想到了姣好的死容，他不断地用力吮吸着丽子很快就要亲手割断的那个洁白的喉头，使那里现出了微微的红色。

……

从胸部向腹部移去，是浑然天成的细窄处，柔软而富有弹力，预示着由那里向腰部漾展开去的丰富的曲线，显现出没有丝毫不洁感的肉体那真实的韵律。远离灯光的腹部和腰部上的白皙和丰润，像是溢满在大盆里的牛奶，凹陷下去的肚脐显得格外清新，恰如刚刚被一颗雨滴猛然洞穿而过的新鲜的痕迹。在暗影愈加浓密的处所，丛生着柔软而敏感的阴毛，像是散发出幽幽香气的鲜花被烤焦了似的郁香，随着这不平静的身体不停息地颤动，一点点地向周围逸放出它那越来越浓的香气。

终于，丽子用一种异常的声音说道：

“让我看看……也让我最后一次好好地看看你！”

这样强烈的正当要求，以往从未由妻子的口中流露过，这句一直谨慎地隐藏到最后的话，终于像是迸发似的说了出来，于是中尉温顺地躺了下去，把身体交给了妻子。

……

躺卧着的中尉感觉到了妻子流淌在自己肚皮上的眼泪，越发增加了勇气，剖腹时无论多么剧烈的痛苦，他都决心忍受。

可以想象，在经历了这么一番周折后，他们俩品味了何等至极的欢悦，中尉精神抖擞地爬起身子，用健壮有力的胳臂，抱过因泪水和悲哀而绵软无力的妻子的身体。两人疯狂般地相互蹭擦着左右面颊。丽子的身体颤抖着。两人被汗水濡湿的胸脯紧紧地贴合在一起，年轻、美丽的肉体的每一处都融合了在一起，简直不可能让他们再度分开。丽子喊叫着，由天堂堕向地狱，又借助翅膀，从地狱直冲上令人眩目的高高天际。中尉气喘嘘嘘，如同一名长驱直入的联队旗手……就这样巡游了一番之后，又立即溢满了情意，于是两人再度相携，毫无倦色地一气攀上了峰巅。

时光在流逝，中尉分开了身子，却不是因为极度的疲乏，而是担心剖腹所需要的那股强大的力量受到削弱，此外还担心，过度贪恋会有损于最后那甘美的回忆。

同以往一样，中尉刚一离开身子，丽子也温和地顺从着。两人就那么光裸着身体，把手指缠绕在一起仰躺着，一动也不动地注视着郁暗的天花板。

……

这欢悦已是最后一次，它不会再次回到他们的身上。不过，细想起来，无论今后活得多么长久，恐怕也不可能再度达到这样欢悦的境界，这也是他们俩共同的想法。

缠绕在一起的指尖上的触感，不久后也将消失。就连现在正看着的郁暗的天花板上的木纹，也会很快消失掉。他们感觉得到，死亡正紧逼过来。不能再拖延时间了，要鼓起勇气，由自己主动地揪住死亡！

“来吧，准备吧！”

中尉说道。这句话确实是以决然的语调说出的，可是在丽子的耳里，却从来没有听见丈夫如此温和、亲切的声音。

刚刚起身，紧张的工作早已在等待着了。

就这样，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在享受了最后一次顶级的性爱快感之后，满足地自杀了，男人剖腹，女人割脖子，一切都解脱了。

性爱与死亡的结合是日本文化中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在日本历史文化中，这样的殉情（即日本人所谓的“心中”）非常普遍。渡边淳一在《失乐园》中描写的那一对也算得上是“心中”之死，他们确实是在追求纯粹的性交快感，在追求死一般的迷失感和不应感，在追求寂灭一般的自我毁灭。他们在死亡中达到绝对的相互占有，他们把性交作为往生极乐世界的修炼方式。

日本人很欣赏恋人之间的殉情，在现代日本爱情史上，松井须磨子和岛村抱月的恋爱最经典。两人坠入爱河，不能自拔，最后抱月得急病而死，须磨子殉情自杀，落下了悲剧的帷幕。死在日本是绝好的解脱方式，无论两人的性关系怎样的“不伦”，只要他们勇敢地死了，他们就成为神了——神是不能受到指责和批评的。

武士之间也常常彼此“心中”，那是同性恋的一种殉情方式，在武家社会非常流行，并被美称谓“众道”、“若众道”，是武士道的重要道德条目之一。要补充指出的是，许多“心中”并不是两相情愿的，而是受胁迫的。

武士的男色之好与爱情之道

20世纪以前的日本，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之间的性爱，无论是肉欲之欢还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统称为“色”。美女称为“色女”，俊男称为“色男”，异性间的恋爱为“女色”，男性同性间的情欲便是“男色”。

在日本人（包括现代日本人）中，武士的男色之好可谓古今世界首屈一指。它就是武士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武士的同性恋更有崇高的意义。

武士男色之风的养成原因之一是平安时代贵族的“娈童癖”和“风流”之好，贵族的时尚是镰仓幕府成立武士执政以来在日常生活上的追求，从追求风雅的角度来看，“在江户时代男同性恋是一种崇高的雅癖”。

山本常朝1716年所著的《叶隐》是日本武士道的代表作，虽然其主要内容是探讨武士道精神，但也陈述了不少武士恋爱规条，例如：“恋爱的极致是暗恋，彼此见面后，恋爱的价值便会开始低落。终身秘而不宣，才是恋爱的本质。”这里所谓的本质就是“众道精神”，也就是男性的“同性恋之道”。山本常朝因此谆谆教诲武士们：不要跟发情的野猫一样，碰到稍微顺眼的就急着想爬到对方背上去，至少要观察五年，才能向对方吐露爱慕之意。一旦两情相悦，便必须如烈女一样誓死不更二“兄”。因为众道的宗旨“忠”是武士道精神“忠”的派生，同性恋的武士们在向主君宣誓效忠的同时，相互结成“盟兄盟弟”，这种模拟的兄弟之情使得他们在战场上成为患难兄弟，生死与共，在战争间隙相互满足，因为他们接触女性的机会很少，尤其是下级武士。“若众”即少年伙伴（或者说“盟兄盟弟”）对于他们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江户时代的大色道家井原西鹤甚至说：“没有盟兄的若众（少年），等同于没有人来提亲的姑娘。”这就是说，若没有男人肯青睐，对于以好色自居的人来说就是一种耻辱。好色在江户时代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男人若没有能力男女通吃，就可能得不到“好色男”这个称号。

介绍同性恋之道的经典之作是《心友记》，典型的事例是武士堀尾忠晴（1599—1633年）与大名前田利常（1593—1658年）之间的恋爱。他们之间的“结盟”也要像结亲一样通过月下老人来牵红线。堀尾忠晴当时十六七岁，长得风姿俊秀，博得了“天下无双美少年”的美名，二十三四岁时即任加贺国主、权势仅次于将军家的前田利常暗恋他已久，最后托幕府的高官旗本某大人做媒，才得以约会。

第一次约会时前田利常因紧张而不知所措，作为求爱者的他没有说出风情之语，沉默之后还是沉默，最后仅憋出了“今夜的月亮很美”这样的话来，结果堀尾忠晴丢下“看来尊兄特别喜欢月亮，那就让尊兄自个儿畅意观赏明月吧。在下先告辞了，免得干扰尊兄吟风弄月的闲情逸致”这一句话，拂袖而去。

但毕竟前田利常是一国之主，权势显赫，堀尾忠晴也不敢随便拒绝他的求爱，他这样做也许是设局考验。前田利常似乎也并不因此结怨，反而更加茶饭不思，坐卧不安。日后，美少年忠晴表示欲择日拜访利常，以表谢意。利常听到这个消息，雀跃三尺，马上命人兴筑迎宾室，提前三个月就翘首引领，天天盼望重逢日期的到来。

这一天终于到了。利常一早就准备妥当，只等贵宾光临。不料上午十点左右，使者捎来忠晴急病的消息，告知主君将无法践约。利常气急败坏，整天裹在被窝里长吁短叹。家童送晚饭来时，也大声斥喝：“吃不下！”使得众家童与家臣大气都不敢吭一声。

下午六点左右，忠晴的使者又来了。这回使者表示必须在利常面前传达主君交代的口信。家臣看那使者一副寒碜相，又没骑马，想必是身份低贱的武士，但又不好拒绝，只好先向利常禀报使者来意。利常一听，连忙翻身爬起来，往玄关大跨步走去。家臣纷纷拦阻，一国之主怎么可以亲自到玄关接见使者？利常只回答说：“管不了那么多了！”干脆三步两步急奔起来。

利常来到玄关便急迫地大声呼唤：“使者在哪儿？”这时使者身后突然出现一位美少年，回道：“在这儿。”原来这一切都是忠晴想试探利常心意的把戏。当晚，利常和忠晴到底度过了怎么样的良宵，吾等凡夫俗子应该也不难想象吧。

我们从反映江户时代武士面貌的许多浮世绘可以看到普遍被描绘成小白脸、美少年的武士以及武士随从的肖像。

造成武士寻找男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幕府对于武士嫖妓的禁令，整个江户时代各代将军对于武士逛妓院的态度不一，有的宽松，有的严禁。在严禁的时候，武士不敢去逛妓院，便去看歌舞伎女演员的表演，女演员其实就是变相的妓女，在美丽的巫女阿国博得广泛的人气、备受吹捧名声大噪之后，许多游女纷纷模仿她，并组成了不同的歌舞团。当幕府连歌舞伎的女演员也禁止的时候，武士只好追求男色了，这是“若众歌舞伎”流行一时的重要原因。

到了江户时代中后期（18～19世纪），武士们搞同性恋还由于他们的贫困，他们身份虽高，没有钱的时候照样讨不起老婆。而在江户初期（17世纪），武士因为身份的限制，不能迎娶庶民出身的女子为妻，如果在同一阶层找不到合适的女人，也得打光棍，这样的穷武士只好同病相怜，结成夫妻一般的盟兄盟弟。

武士追求男色的原因若从心理上分析，还主要在于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不善于言辞，不适应艺伎馆的调情。

商人对于日本好色文化及色情业的影响

日本人是节俭的，节俭而归于吝啬，这是武士道朴素、廉洁之律。相比之下日本的商人更为吝啬，而欲望一旦膨胀起来，他们又是极为奢侈的。

江户时代，日本的商业大大发展，商人因集中居住在城镇（町）里而被称为“町人”，在江户时代早期，他们还处于资本积累时期，很少逛妓院和艺伎馆，这也是因为吉原等日本著名的游廓街开始是为武士们服务的。随着日本商业经济的发展，町人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甚至操纵了武士家庭的财政和生活，又由于幕府不断发出禁令，禁止武士去游廓花柳街，于是到江户中后期，商人们便成了“红灯区”的主角。

富有的町人在游廓一掷千金，也是因为他们的资本积累受到幕府将军和其他上级武士的限制，而他们在精神上不受武士道的束缚，也不理睬儒家伦理。而对于那些富商的子孙来说，在花柳世界中他们可以用金钱保证日本男性的暴力性欲。艺伎这一行业在江户时代的兴旺与日本町人文化的发展和町人生活的需要是分不开的。

日本商业的兴起是在平安末期到幕府初期，由于中国南宋商人去日本而促使日本海外贸易兴起，并进一步促进了国内贸易的发展，到了室町末期日本商人已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在经济地位上崛起了。到江户时代，商人们开始以他们强大的财富力量改造着日本人的品性，这一时代因为人欲横流被称为“浮世（现世）”社会。与此社会生活相应，还出现了各种浮世艺术，如浮世小说、浮世绘、浮世草子等。

江户时代的商人们频繁地外出，推动了日本旅馆业的兴起和发展，旅馆也应商人们的需要而为他们解决食、色的饥渴问题，那些旅馆提供的色情服务以及温泉旅馆的温馨风情总是非常迷人的。《好色一代男》的主人公世之介，曾经受父命外出学习经商，“每次投宿，世之介都与相伴的女人恣意玩乐，度过一个个销魂的夜晚”。由于当时日本的房子是用木板或纸板隔开的，因此这种销魂的声音总是阻隔不了，要传递到隔壁的。因此，某个旅客要是招了妓女，为礼貌起见，懂事的他往往要和隔壁的客人们打一个招呼。而对于那些没有钱招妓女的商人来说，旅馆夜宿最吸引人的风景之一莫过于隔壁听情话。世之介在奈良七左卫门的妓院宿妓的时候，同时也听到了隔壁嫖客与妓女风趣的谈话：

嫖客是伊贺上野的米店老板。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米店老板和妓女大崎已经亲密过四五回了。明天，米店老板要回家乡，大崎恋恋不舍，所以送给他二月堂的牛王护身符和西大寺制的春药丰心丹作为赠别礼物。米店的老板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男人，说道：“我见了家乡的山神的面，他发怒而我浑身发抖时，凭着这个就可以驱邪了吧？”

这种对话无疑是最感人或感染人的，世之介那天就受到了感染，也要留物给陪他的妓女近江做纪念。至于听到同样对话以及相关声响而当时没有招妓女的旅客，到下一个旅馆的时候，多半也要模仿一回了。当然，这样的隔壁更利于旅馆和妓女们做生意，妓女松风姐妹就告诉世之介这样一个成功的拉客经验：

六月份的时候，蚊虫猖獗。无法消遣的夜晚，我们一边在客人隔壁的房间内吊起一个两张席大的蚊帐，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既然没有人看我的肌肤，索性光着身子睡吧。”这样，必定会有客人接上话茬说：“那么，我来陪您吧。”事情立即就谈成了。

对于孤独而贫乏的旅人来说，聆听隔壁的操演好似现代人通过收音机听戏剧，相信许多人乐意接受免费的“听戏”服务，这正好满足了日本人窥视他人隐私的嗜好。

在江户时代，明清时代的通俗文学，引起了新兴的町人社会的极大热情。中国小说《金瓶梅》所描写的社会成了好色的日本人，尤其是町人的向往。此时的日本出现的许多浮世艺术与中国不无关系。

变成了“鬼子”的日本“皇军”

历史进入近现代，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谁是新时代最好色的日本人或最性变态的日本人呢？自1868年以来，日本人经历了明治维新的开放，军国主义专制体制的禁锢，美国的民主解放，因此从肉体到灵魂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和反复。

“日本鬼子”——麦克阿瑟将军总是这样叫他的敌人。不仅是置身战场的将军，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在美国国内，自动电唱机也总是这样唱着：“再见了，妈妈！我要出发去横滨了！”“我要去揍一下肮脏的日本鬼子。”在他们眼里日本人变成了鬼。

其实，何止是在美国人眼里日本“皇军”变成了“鬼子”，对于在那时遭遇日本兵的中国人来说，更是“撞鬼”了。1937年7月7日以来，由此上溯到1931年9月18日，甚至更早，自称来自“神国”、“皇国”的日本士兵侵入中国之后，在他们铁蹄践踏的每一块土地上，“皇军”士兵只要一见到中国女性，就像突然疯狂起来的“饥饿”的野兽一样去追逐，就像狰狞的魔鬼一样嗥叫。1937年以来，据在南京等地的西方目击者称，日本“皇军”是开动的性机器。就连当时的日本随军记者，以及一些事后良心发现的“皇军”士兵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没有不强奸的士兵。大部分强奸完了就杀掉。往往是强奸完后一撒手，女人就逃跑，便从后面向女的开枪。因为不杀的话会给自己惹麻烦。一旦让宪兵知道了，会被送到军事法庭的。尽管不想杀，但还是杀了……虽然在南京几乎没有宪兵。

即使是这样的表白，实际上也被掩盖了不少。日本“皇军”士兵们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表现出来的已不是一般的好色，这些日本人为了满足性欲时常表现出惊人的魔鬼般的变态。尽管日本军方“不准报道‘皇军’的残暴”，随军记者小俣行男还是记录下了曾经感受和目击的皇军士兵诸如此类的暴行：

一个姑娘坐在镇尽头的路旁。走近一看，姑娘穿着上衣，下身却被扒得精光。大约在二十岁左右，梳着当时流行的短发，是个颇有姿色的美人。但已被士兵强奸得连站的气力也没有了，只有手略微在动，失神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茫然看着前方。这是路过的士兵们干的！裸露的大腿之间还插着一截小棍，姑娘连把它拔掉的气力都没了。士兵们都停下来看。这时，来了一个小队长模样的军官，向士兵们吼道：“弄走！”

究竟要弄到哪里去？既没医院又没居民，也谈不上有照料的地方。几个士兵抬起姑娘走了。

傍晚，我问士兵们：“那个女子被弄到哪里去了？”“烧啦。用那种姿势躺在那儿，即使死了也不雅观，于是，堆上劈柴，抬到上面烧了。”

她虽然已奄奄一息了，但确确实实还活着。因此，她是被活活烧死的。

1938年以后，我的故乡安庆市潜山县一带沦陷，后来成为游击区，据长辈回忆，一次日军沿着潜水扫荡，深入大别山腹地，日军退出之后，人们在芭茅街一带的河滩上发现到处是国民党军官们的太太和女儿的裸露尸体，阴道里都插着木棒之类，由于猝不及防加之这些太太都是小脚女人，他们的丈夫无力保护她们，结果一个个都被日寇奸淫后杀害。

“皇军”士兵随时暴露着兽性，甚至比兽性更可怕——野兽发乎欲望止于排泄，而他们却是不进一步伤害异性的肉体、异性的性器官、异性的灵魂便无法满足。

成为“皇军”“突击”、“作业”的性交及其“礼仪”

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日本“皇军”士兵的变态行为总是让人瞠目结舌，但是在“皇军”士兵自己看来，无论是在兵营外的那些针对他国平民的暴力血腥，还是在兵营内面对慰安妇的丑恶行径，都是平常之事，例如他们将士兵在慰安所之类地方的性交视为“作业”（日常工作），将各种形式的强奸和轮奸统称为“突击”（冲锋）。

为了规范慰安所里的这些“作业”，皇军还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如《陆军娱乐所规则》等）和“礼仪”，这些“礼仪”的核心是强调差别和等级。从各种表象看来，日本是一个重视礼仪的国家，或者说强调礼仪的国家，尤其是不同阶级、不同等级之间的礼仪，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等级社会。但他们在这样的场合还谓之“礼仪”的确是绝妙的讽刺。

所谓的规章和“礼仪”丰富复杂，限于篇幅，只能略举一二。

由于日本是一个等级社会，而军队内部大概由于武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更重视阶级的差别，因此将校使用的慰安妇和慰安所与士兵使用的严格分开，将校使用的慰安妇一般为日本慰安妇，并且都长得很漂亮，也很注意卫生；而士兵使用的慰安妇好一点的多为朝鲜人慰安妇，其次是来自中国台湾的，再次是中国大陆的慰安妇，最次的则是东南亚土著慰安妇。无论是朝鲜慰安妇还是中国慰安妇，只要长得漂亮，还是归将校专享，许多士兵对此规定虽然很不满，但敢怒不敢言，个别敢于冒犯的都会受到严格的处罚。

虽然日本军阀大量征集慰安妇，但面对庞大的军队，其数量仍明显不够，因此排队等候慰安妇的接待非常必要。

根据千田夏光采访一个朝鲜慰安妇的记录：在“拉巴乌鲁基地”禁欲半年的士兵，当经过“托拉科岛”（加罗林群岛中的一个岛屿）来这里的慰安妇开店“营业”的时候，前面排的队列竟达4000米。

“无奈一天要接待300人左右哇，在那个时候。士兵们推推搡搡地进来到干了“那个”后出去大约三分钟，可我们要坚持17个小时。”

“难道不吃不喝了吗？”

“负责炊事的军曹送来饭团时我们就那样躺着吃，一边吃一边还要张开两腿方便士兵去做哟，我在吃饭士兵们自顾自地连接着做，太惨啦，再也做不了呀，那样的事。”

“……”

“士兵中有的人那东西特别长哟，干的时候从下面扑通扑通地抵到了胃，有时食物都被挤吐出来了。即使这样士兵也不罢手。他们简直是在拼命哪。因为他们已经等了几个小时哪，从‘拉巴乌鲁街’往南一直排到一个叫‘可可波’的地方。”

这两个地名在《从军慰安妇》（正篇）中也提到过。

“刚才说坚持了17个小时，这期间肯定要让大小便的吧。”

“这个呀，大便的话慰安妇由于长时间这样做已经能够忍耐了哟，不过却患便秘了喔。小便的话就只能‘放任自流’了哟，每次想站起来上厕所，那样的时间根本没有，而且士兵们也等不及呀。

“‘放任自流’是怎么一回事呢？”

“士兵们爬上身子的时候就那样躺着尿出来了呀，虽然士兵们趴在身子上的时候不能那样，在他们爬上来之前‘流’出来是可以的哟。因为士兵们等不及了，我就这样‘流’出来时，士兵们也若无其事地爬上来了哟。在这样的场所，这样的时候，什么都无所谓了呀。”

“……”

“当时啊，日本人慰安妇大概是三人或四人，她们到第五天就可以休息，我们大约二十天都连续做那样的事。”

连这个也有差别。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以下“礼仪”规定所导致的结果：根据“帝国陆军礼式令第五十九条”：将校到下士官兵的室内时，最早发现的人必须高声喊“敬礼！”该室内的所有人闻声立即原地立正行礼，在获得将校的许可之后，可以进行各自原来的“作业”。

这一命令在慰安所里执行后引发出丑态百出的闹剧。

因为“皇军”的将校们必须定期检查士兵们的“风纪”，有时也到慰安所来巡视“风纪”。当时日本在战地设置的慰安所一般每一个接待房间都分成内外两部分，外部是等候室，内部则是终于轮到自己的士兵在慰安妇身上寻欢作乐的地方。在等候室的士兵虽然有全身着装的，但通常是半裸着等待，尤其是发现快轮到自己的士兵，所谓的“半裸”就是只穿上衣不穿裤子。这时巡查的将校进入等候室内，随着一声“敬礼”的吼声，全身着装的士兵立正行礼倒也罢了，至于那些光着屁股的士兵立正行礼就有讽刺意味了。更有甚者是在内室的那位趴在慰安妇身上半裸着“运动”的士兵，这时也不得不立即中止，原地立正行礼，那模样真是丑态百出，滑稽可笑。不过也有正在做的士兵以保持原来姿势不动的方式行礼。

这些还不是最难为情的。因为士兵对将校、军官行礼姿势必须在听到军官说“稍息，继续作业！?之后才解除，而那些正在“做作业”的士兵也只有在听到这声音之后才可继续做下去。最难为情的就是，巡查的将校有时候10分钟甚至20分钟都没有说“稍息，继续作业！”于是乎那难为情的局面就不得不坚持10分钟或20分钟。据一些“皇军”老兵回忆，士兵们最讨厌的就是那些在这样的场合下，故意延长时间不喊“稍息，继续作业！”的军官。看到这样滑稽的场面，慰安妇们也感到好笑，这也许是在这样的场所难得的灰色幽默。

于是，时间长了，有人开始搞恶作剧了。有时将校各级军官根本没有来巡查，有人却故意喊：“敬礼！”于是在等候室里的无论半裸还是全身着装的士兵，以及内室里正在做的士兵，纷纷慌慌张张地立正行礼，呆呆地等候那一声“稍息，继续作业！”的命令。

那个时代，作为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民族灵魂的日本皇军、靖国“英魂”，他们强奸、轮奸中国、朝鲜、东南亚妇女及欧洲侨民妇女，趾高气扬，他们的犯罪是法西斯国家之最。那时这些暴行在他们心目中是“英勇的壮举”，是他们在从岛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最热衷的征服事业之一。日本从此以野蛮、残忍、变态的性侵犯而著称。

日本“皇军”兽性的自我暴露与精神分析

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皇军”为什么如此疯狂地强奸和蹂躏中国妇女？军官们又为什么如此纵容士兵犯罪呢？为什么使用外国人做慰安妇？对于其犯罪动机和理由，即变态性心理，日军情报部的大雄一男在给日本陆军本部的文件中作了这样的解释：

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

这种心理作用，惟有中国慰安妇能给我们的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的精神，能够在中国尽快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治疗士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能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

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

我们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

日本政府和军部很清楚怎样利用日本人的这一自我“补偿”、自我疗伤的心理来麻醉士兵，鼓励日本士兵去“牺牲”，同时转移并发泄士兵为天皇、为国家上缴血捐充当炮灰的不满。对于被激起兽性的日本士兵来说，暴力发泄是最大的满足，强奸和玩弄从军慰安妇对于他们不仅是冲锋陷阵的奖赏和补偿，还是证明自己依然存在的手段。性生活是一个制造生命的开始，无法满足生命欲望的士兵，通过性生活感觉自己还活着，以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消除牺牲的痛苦，得到补偿的感觉。

正直的日本学者千田夏光在他的《从军慰安妇》一书中对于日本政府和战地军官纵容士兵实施强奸的心理作了精辟的分析：

强奸事件理所当然是应该提交到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为什么军队对于这样违反军法的事件不闻不问？思考之后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理由：从昭和十二年（1937年——引者注）以来一直延续的中日战争中这样的事件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一般，在战场上是勇猛的将兵就要壮烈地侵犯占领地的女性，这样反而使壮烈地侵犯妇女，成为其将兵如何勇猛的证据，这在日本军队中已经形成风潮了。

人们常说日本文化是集团社会的模式，的确日本兵在性侵犯方面，在一系列的强奸、轮奸的犯罪过程中，都体现出了一种集体精神。性行为几乎在所有开化社会中一般都是一种隐蔽的行为，而且人类的性行为和动物、兽类行为的最大区别，一般是极力隐蔽，防止被旁观、被窥视，而日本人却偏爱实施这种众目睽睽之下彼此欣赏的集体犯罪。

自1931年发动“七七事变”以来，侵入其他国家的日本军队很快变成了一台疯狂发泄兽欲的机器，尤其是他们在1938年12月实施南京大屠杀期间，根据当时一些外籍驻华人士的计算，日军自侵入南京后，每天至少有1000名中国妇女遭到强奸或轮奸。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称：“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之粗略估计，当是（时）本市遭受此种凌辱之妇女不下8万人之多，且强奸之后，更施以剖乳、刺腹种种酷刑，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日军在南京大屠杀集体犯罪中的奸淫案件举不胜举，这里仅摘录两段原日本侵华士兵大尉宫本的告白来举证。女同胞被强奸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在强奸者看来竟是日本民族的骄傲，他们通过军邮信件相互交流和炫耀强奸的性经验。大尉宫本是这样向他朋友吉川资炫耀他的强奸体验和感受的：

吉川资君：

……

我为什么这么仇恨这些女人呢？我的最好的朋友铃木真雄，在15分钟前惨死在突然飞来的手榴弹下；咽气时，他说，他连一个中国女人都没来得及碰，就死了，有点不甘心，让我代劳吧，别枉做一回男人。

我是边在心里喊着，铃木君，我在为你干，你感觉到了吗？

这些个女人不像昨天的女人，既不挣扎也不敢大叫，顺从地任我们轮流地跨上她们的身子。别的士兵听说我在为铃木干，于是都大声地喊起：铃木君，我们在为你干。

中国女人不比日本女人好，可这三个女人腰条比日本女人好；三个女人好像是用笔画出的美人，皮肤细腻，抓一把好像碰到婴儿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她们微微闭着眼睛，睫毛上挂着泪珠，两颊红红的，躺在地上不敢看我们。整整半天，我们才离去。

晚上，同乡田路朝一约我再去此深宅。

我俩摸进客房，见三个女人还赤身裸体地躺在地上，便急不可待地脱掉衣服扑上去，你可能想象不到，她们的身体不再是热乎乎的，而是冰凉冰凉的。

我以为是在地上躺久了造成的，想把她们搬到闲置的床上。

田路朝一小声告诉我，她们全都死了。

我不信，再摸嘴唇，已经没有呼吸感了。三个女人都死了，很可惜。

我不会再有兴趣，田路朝一仍有兴趣，在一边奸淫这三具?尸。

明天再写，此信可妥善保存好。最近大本营有令，不允许返回本土的士兵谈在中国的一切所作所为。

宫本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南京

这个宫本所犯的强奸罪很多。强奸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他们一般是两三个或三五个结伙一起外出实施犯罪。单个的日本人是怯懦的、胆小的，因此单个外出比较少，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一般不敢独自冒险猎取中国女人，但战争期间集体强奸的事件很多。为了保证日本“皇军”身体和生命安全，日本政府还组织和支持这样的一种集体强奸方式，即强迫中国妇女做日军的慰安妇，这些中国慰安妇在他们眼里是温顺的猫。我们还是来看看那个大尉宫本吧，在军邮信件中，宫本还向吉川资炫耀了他在南京强奸中国慰安妇的感受：

吉川资君：

……

慰安营是用木板搭的简易房子，离下关煤炭港不远；里面关押着近300名慰安妇，毫无疑问，她们是这次胜利的战利品，也是在当地征集的女人。

我们到达时，她们已经全部被强暴得温顺了，如同一群猫卧在地板上，守着炭火，一丝不挂，也不收费，只是等待着我们上去。有的饿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也许是怕她们跑还是怕她们挣扎，每个士兵都发了一个饭团子，说是捎给你干的女人，这是她们全天的口粮。女人们见到饭团子，红了眼，夺过去就吃，全然不顾我们在她们身上干什么。

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有希望。

在我们接受慰安时，外面响了一阵枪声；后来听说是有人来劫夺这些慰安妇，结果被全部打死。

待我们集合等待离去时，又有80多名当地女人被押进来，填补有些体力不支的慰安妇位置。

今天写到这里，长官说中国很快就要投降了，这样，明年三四月就能返回本土了，也能和你在一起了。

宫本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南京

发信者这样津津有味地炫耀着，相信收信者在另一地也在不断地分享着、羡慕着他们的强奸生活。

在日本国内人们对成功人士的性放纵通常会比较宽恕，这种纵容心态使日本人到国外马上发展到变态的侵犯，日军因此在侵华战争中恣意强暴和践踏中国女性，以作为军队的一种“减压阀”。从历史文化上看，慰安妇存在的根源首先是旧武士生活的复活，武士追求的就是即时行乐，日本“皇军”在射精并满足之后，便可以去死，忘记了死亡的恐惧。

日本“肉体文学”的代表作家田村泰次郎在小说《雾》中对此作了很好的注脚：对于战场上的士兵来说，肉体是他们活着的唯一证明，精神的作用无助于他们活着，“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吃、喝、睡”，“既与敌人斗，又追逐女人，这样，自己才品尝到活着的滋味”。

其实在后方的日本男性未尝不是如此。这种变态行为和变态心理在日本是相对普遍存在的，只不过被派遣到战场的日本“皇军”士兵因完全“解放”而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已。

“经济寡妇”与成为“工蜂”的男人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于40年代或战后的妻子中，婚外情的现象依然很多，此时导致她们搞婚外情的原因则主要在她们的丈夫，因为这一代日本男人几乎是无性的人，就像是无性的“工蜂”。有人解释说他们是因为工作而忽略了性生活，以工作的成就代替了性爱的愉悦。大多数日本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可谓是精力旺盛，他们在工作中找到了人生价值，在性生活中却丢掉了尊严。日本中年男子有一句半开玩笑的口头禅：“不把工作和做爱带回家。”实际上“丈夫因为工作疲于奔命，妻子在养育子女上消耗体力，双方都没有余力在性爱方面浪费能量”。等到夫妇的经济负担和家庭压力解除后，丈夫已经快阳痿或已经阳痿，妻子快进入更年期或已经是更年期了。

如同现在越来越多的日本孩子“拒绝上学症候群”的现象一样，在日本丈夫身上也出现了一种“拒绝回家症候群”现象。日本的企业流行“残业”（即下班后的加班），日本男人也喜欢加班，这样可以晚回家，即使不加班可以早回家，他们也要三五成群地邀在一起喝酒，从一家酒馆到另一家，直到深夜或者快天亮才回家，即使回家往往也是已经大醉了。

丈夫拒绝回家的原因也许是拒绝上妻子的床，日本男人往往色厉内荏，很脆弱，害怕失败，失败的时候很爱哭，一失败就完全认输，甚至委靡下去。在骄纵文化培养之下的日本大男子喜欢并依赖妻子或其他女人的鼓励，日本男人害怕妻子对自己的性器进行“小”或者“弱”的评论，偏偏这类评论在今天的日本流行起来。日本人认为：“男性性器相当于男人本身，而且是男性的一种象征，所以贬低男人的性器，可以说是否定了丈夫作为男人的人格，这对丈夫来说的确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男人的失责导致了女人的出轨，不用工作的家庭主妇在家务事结束之后免不了寂寞，性的欲望因此袭来，她们对于性的享受和追求，从她们各类性的告白书中反映出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类告白书在日本非常流行。

与日本中年女人对婚姻体制感到焦虑相反的是，中年男人对体制感到疲惫。日本几年前有一个调查显示：在40～45岁的男性中，ED的比例为16%，在40～50岁的男性中，比例为20%。所谓ED是Erectile Dysfunction的略称，意为男性生殖器官的勃起障碍。另一个调查甚至说在30岁以上的日本男性当中，每3个人就有1个患有ED。

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由于勤劳男人的晚归导致妻子性欲的不满足，于是婚外情（日本人所谓的“不伦”）蔓延开来。“情人旅馆”、“温泉旅馆”也因此生意兴盛起来。旅日华人林女士的朋友、即和她同居一室的“沈姐”在东京一家名叫“四角儿苹果”的情人旅馆做清洁工，林女士因为要和沈女士一起结伴回家，偶然目睹了其中的浪漫故事：

因为她（沈姐——引者注）的“四角儿苹果”，离我（林女士——引者注）洗碗的料理店很近，有一次周末我下班后，想和她搭伴儿一起回家，就跑到那间霓虹招牌挺动人的旅馆去——这算是我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次，走进日本的情人旅馆：从小楼的入口处开始，就像医院的走廊一样，狭窄的过道上，一排靠墙的长板凳上，毫无间隙地挤满了男男女女，以年龄二十左右者为主。已经坐不上位置的，就只好凑合着，双双相依相拥地，占领着但凡不影响走人的过道空间。等待中的客人，不下二三十对。他们沉醉在即将到来的幸福酝酿之中，一切都表现得再自然、再天经地义不过，看不到丝毫的羞怯、掩饰和对旁人的顾虑。

显然这是以小时收费的服务行业，沈姐的钱，看来也不好挣。她必须以最麻利的动作，更换十几个“爱巢”被狂欢搅和过的一堆堆卧具……东京黄金地段周末的性生意，竟火爆成了这样！令我大开眼界。当时我只顾往里面疾走想找到沈姐告诉她我来也。马上有好几个声音，对我发出了怒吼：“排队！”“不许插队！”我被吼得瞠目结舌，呆若木鸡——这是我有生之年经历过的顶尴尬的一个瞬间。

日本战后一大变革就是，在婚外情上男女平等了，它不再是男人的专利了。由于日本男人或丈夫不断地寻找外遇，使女人和妻子也感到很寂寞，男人需要女人，女人也需要男人，于是她们也去寻找自己喜爱的男人。这样性也越来越开放，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社会中不可缺少的润滑剂。

根据渡边淳一所著《化身》一书的介绍，日本有各式各样的情人旅馆，有一种旅馆，房间里四面都是镜子，可以从各个角度欣赏。一进旅馆的门，如果右边是总服务台，那么在对面的墙上则贴着各个房间的内部照片，并标出价格，顾客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选择。旁边是投币箱，投币后就可拿到钥匙进房间。这样做，可以使顾客不必和总服务台的人打交道，尽量保证隐私。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情侣旅馆?布置也搞得奇形怪状，令人瞠目，什么圆形的双人床、吊床，不一而足。

这一切都表明日本男女对于性享受质量的刻意追求。

虽说日本女性曾存在性饥渴的倾向，但从外表看，除非是在红灯区或是一些公开的风俗女，日本女性给人的感觉是温柔而不是放荡。日本民族拥有两个面孔，具有双重性格。渡边淳一说，日本女人具有两面性，一旦上了床，她们便一改平日的矜持。尤其是那些少女，她们会做出令男人难以想象的媚态。

日本女中学生“援助交际”的动因

在现代日本家庭、性方面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女中学生的“援助交际”。

日本民族是一个勤奋的民族，也是一个能够忍耐的民族，男人们一般从进入公司开始就一直奋斗和忍耐，人到中年的时候，在大大小小的事业上总算有了自己或多或少的成就，大小也混了个社长、部长或课长的职位，也许这时才想到可以放松自己，并放纵自己。

也许要体验幸福和享受生活的时候，已经成为“大叔”的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力不从心了，他们需要通过偷情来激发自己，需要年轻的肉体来使自己激动。正如渡边淳一许多揭示现代生活的小说中所反映的那样，“为了消灭这种生命的无力感和虚无感，男人总是不可救药地爱上一个女人，在与女人细致温柔的缠绵中，在肉体的相互抚慰下，不可自拔地沉沦下去”。这个女人总是比他小十几岁或二十几岁的少女或者少妇，他要从她们青春的肉体中复活自己的青春。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里，但人们总想重新来过，重新度过青春年华。尤其是那些成功的日本男人，社长、部长或课长这一阶层常有年轻的下属“OL”小姐（即办公室小姐）追求他，而那些普通的公司职员们在得不到OL青睐的情况下，就把眼光转向了更年轻的中学生，他们引诱那些缺少零用钱的少女。这些是导致女中学生搞援助交际的重要原因，所谓的援助交际就是变相的色情交易甚至是卖淫。

还有，“主外”的日本男性在工作上有很多人感受到极大的压抑，感受到被无视、被践踏，他们需要被尊重，哪怕是那种被尊重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在日本有时只能用钱来买。据村上龙透露：

以前在采访性风俗的时候，据说新大久保有一条“大叔街”，我大吃一惊。日暮从公司里下了班，大叔们都拥到那条街上去，阳光女孩（“阳光女孩”这个称呼大概也是很过分的）们也闻风而动汇集过来。双方躲在电线杆背后见面，一旦谈妥，就去咖啡馆接着交谈。说说话就结束了，其他什么都没有做，连握手也没有，当然也没有射精。

这些大叔们这样做应该不是追求浪漫，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显得太窝囊了。因为“那些可怜的中年男人，他们之所以追逐站在东京新大久保的防护装置下拉客的高中生卖淫女，出三千日元只在路边的茶店里泡着说说话，并不是为了追求徒有虚名的浪漫，而是渴望维系像下水道泡沫一般转瞬即逝的自尊”。因此，日本有不少专供人打骂发泄不满的服务，因为这是一个压抑而需要发泄，需要各种减压阀的社会。在现代日本“能获得自尊的场所在减少，不断增加的尽是一些剥去自尊的场所”。

由于现代日本社会疯狂的物质追求、男性变态的性欲，日本的少女自然成为色情猎物。加上自古以来发达的日本风俗业，艺伎和游女的生活方式等对日本现代价值观依然存在影响，最为深刻并引人注目的怕是对在校女中学生的影响了，性被她们很自然地视为可以随意出售的商品或者服务。

由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兴起的“性革命”浪潮加速冲击日本，到70年代，日本青少年的性观念发生巨变；加上避孕技术的提高，性教育的变味，中学生中有过性行为的人数在不断上升，女学生中还出现了卖淫活动。现在日本的女子高中生中间流行的援助交际应该与此诸多因素有关。

1993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女高中生将自己的制服、内衣内裤卖掉，以此得些零用钱，这是女高中生开始卖春的萌芽。

她们建立援助交际的过程很简单，一般是将自己的传呼机和移动电话号码贴在传言板上，然后等待别人来联系，在20世纪末的日本，男性“上班族”很容易见到这样的启事：

嗯！初次利用，我是初三学生，虽然是15岁的少女，我也想募求援助交际的对象。一个月内会见两三次，条件是给我买手机。拜托和我联系。

如果某个工薪阶层的男子有意，就可以找到机会和这个女孩见面。她们或者在网络上发出这样的帖子：

你好！我是一个希望援助交际的15岁的少女，如果可以的话请告诉我您的联络方式。简单的信息告诉你，身高162厘米，体重47公斤。嗯，因为还是处女，许多事情还不知道，各方面都请多多指教。也请告诉我您希望付出的金额，拜托了。

这就是所谓的援助交际，少女卖淫的代名词。任何被少女们称为“大叔”的男人只要愿意出钱，少女们都会尾随他们去各种名目的“情人旅馆”。

如果更进一步，女中学生们可以给色情杂志拍一些裸体照片，或为音像制品商拍摄一些色情表演的录像出卖。正因为如此，到1996年很快出现了日本全国流行的“援助交际”活动，成为日本社会的新话题。

村上龙说，他以前采访过色情书、淫秽书的模特儿，所以对这些女孩知道得很清楚，她们并不是痛不欲生地为了替父母还债而脱衣服的。村上龙深有体会地说：

她们基本上是快乐的。报酬也不赖。她们的机会虽然比不上那些顶尖的模特，但至少比贫困而悲哀的手淫读者多得多。

除了经济发展使人成为道德缺失的经济动物，从而影响了纯情的少女之外，性自由的革命口号、艺伎及风俗业利益动机等，对日本女学生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如今自愿卖春的比例相对于被迫卖春的比例大大地提高了。

“援助交际”成为日本头疼的社会问题

性的欲望和追求满足的动机无疑是激发犯罪的重要动机之一。随着参与援助交际的中学少女越来越多，威胁、勒索等犯罪的现象也多了起来。在这种交易中，男人满足欲望的条件是金钱，倘若没有金钱而要满足性欲，那就只有耍手段占这些少女的便宜了。因此在日本玩弄这些少女之后不仅不给钱反而威胁她们的人有不少。

这些对女学生耍无赖的男人主要是流氓、痞子，即日本人所谓的“呀哭刹”、“恶党”。因此在接客之前女学生们一般都要在暗中观察一番，看事先在电话里接上头的这个人是否像流氓地痞，若感觉危险掉头就走，她们称之为“危险回避”。

自古以来性的买卖主要在黑暗中进行，是比较危险的事。不过这些女中学生一般都自信自己是幸运的，因而不断去冒险。女学生在援助交际过程中若遭遇到麻烦基本上都是无助的。无论是双亲还是警察或是学校的老师，她们都不能向他们求助，因此更激发了坏人的犯罪动机。她们在援助交际中被威胁被勒索的情况一般是这样：

阿雅子（音译）在中三（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经历，现在已经是高校一年级的她告诉记者说：通过传呼（电话传呼服务）约定的那个男人说：我给你十万，你到上野来。阿雅子因此便乘车去了上野，这次是约定在莺谷碰面，那人驾车来接。在面包店前等待的阿雅子，觉得那个男人怎么看也是地痞，心想：这样的男人超讨厌。那个男人穿着西服看起来像个有钱人，有些肥胖并且秃顶，戴着太阳镜，因为电话里说三十岁，阿雅子心想他绝对不是，走近一看，至少年过四十。他很快认出阿雅子，打了个招呼：“让你久等了。”因为阿雅子已经告诉他自己的服装。她一般和同类的小姐一样穿着学校的制服，此时想马上走开已经来不及了。

“跟我来。”男人说着便在前面快步走起来。

“为什么走那么快？”阿雅子便忍不住问他。

“因为这一带有许多便衣（警察）。”男人回答着，脚步迈进了旅馆街。

……

等Ｈ（这里是象形词，指性交——引者注）结束之后，那个男人的态度急变。

“因为有你这样的女孩，太麻烦了！”

“啊！什么意思？”

“像你们这样，利用传呼接头卖淫，影响了我们的经营。”

听到男人这样的回答，阿雅子想起来了，之前听说黑社会（痞子）经营和Ｈ有关系的店，这个男人大概就是做那种经营的地痞，阿雅子立即害怕起来，哭着讨饶：“非常对不起，以后绝对不干了，让我回去吧……”

“真的以后不干了？以后要是再碰到的话，怎么对付你就不知道了。”

其实那个男人也害怕被警察抓到，指示阿雅子从前门回去，自己从后门走了。

阿雅子对记者回忆说：“一元钱也没有给我，也许是真的地痞，也许是那种干了就跑讨便宜的家伙。超恐怖！”

阿雅子接着对记者说起两个月前的一件事：

因为那时的恐怖，阿雅子一时克制住没有去卖春，等到钱完了的时候，她又开始了，结果又遭遇让她痛哭的倒霉事。

这回约定支付五万日元的男人，看不到痞子的习气和风格，衬衫外套西装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上班族（公司职员）。

“五万元太贵了吧？”上班族在Ｈ结束之后开始砍价起来。

阿雅子这时发现，在电视机桌子的侧边放着的职员的提包口正开着，那开口正对着床铺的方向。

“那个皮包一开始就一直那样放着吗？”阿雅子问他。

“呵，从进旅馆的时候就一直放在那里。”职员这样回答。

肯定被拍了裸体录像，阿雅子这样想着便回忆起在莺谷的那次恐怖遭遇。

“如果没有钱的话，我也不要了，作为交换条件，什么也别做让我回去吧！”阿雅子哭着哀求。作为交换条件，那个职员要了她家的电话号码。无奈的阿雅子灵机一动把朋友的号码写在纸上给了他，说：不信可以打电话试试看。毫无疑问，那个星期日给朋友及她的父母带来超级的麻烦……

这些女中学生停止卖春一般要等到她们遇到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的那一天。日本少女的这一表现给外国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她们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旅游的时候，很能引起东南亚的不良少年的注意，激发他们犯罪的冲动。针对援助交际等社会问题，日本有人甚至喊出了“女生误国”的话来。

Table of Contents

了解日本人“性”格的意义

日本人的种种“色”相

神道之“祭”与性交的启蒙

作为神道祈祷仪式的性交表演

在神社内的滥交与乱伦

从皇室的乱伦看日本古代婚俗

从神到人的“窥阴癖”与“性骚扰”

“露阴癖”与“裸国”“男女混浴”风俗的诱惑

宗教文化熏陶下的日本大男子及“性虐待狂”

日本女人的“性施虐狂”

日本人的“男根崇拜”及其原因

艺伎的“第三条腿” 与秀色可餐的“女体盛”

日本艺伎与“游女”及其名称的起源

找宋朝商人“度种”的日本妓女

性的合同交易及其契约、账单等

拥有“日本第一”大阳物的道镜和尚

“肉食娶妻”的日本和尚

好色纵欲又浪漫风流的一休和尚

女人出嫁武家如同进入牢笼

性欲的压制和宣扬：将恋爱、婚姻分离的武士

武家妻子偷情的技巧

性的快感体验与死的恐惧

武士的男色之好与爱情之道

商人对于日本好色文化及色情业的影响

变成了“鬼子”的日本“皇军”

成为“皇军”“突击”、“作业”的性交及其“礼仪”

日本“皇军”兽性的自我暴露与精神分析

“经济寡妇”与成为“工蜂”的男人

日本女中学生“援助交际”的动因

“援助交际”成为日本头疼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