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有一个你温暖学生的心

存在

力量

精神

归属

学习是对自己的教育

信仰

心性

思辨

想象力

爱

独处

研究

得之于己

知与行

手比头高

毕业寄语

师范

老师是学生的人生际遇

有价值的工作与生活

中国管理研究情缘

南大散记

初为人师

有爱真好

管理学教授可以贡献什么

在苍茫中点灯

心灵与生活相对应

有一个你温暖学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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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想来，自己从教30年了，在学校工作时间长了，经历的学生多了，慢慢觉得，温暖学生的心，其实是不容易的。

很多人都会认为，学生入读学校，是为了掌握知识，为了长大成人，为了获得学位，为了打发时光，为了体味年轻经历。我不去探究这些说法对错与否，只是知道，入读了学校，学生就会有一种学校的味道，这味道可以让学生有着完全不同的特质。

跨入大学校门，学校的气质就会融入学生秉性中，虽然只有短短四年的时光，却可以为你烙上独有的气息，哪怕几十年后，时光逝去，但你和学校之间已是恒久的盟约，亦如几世的情缘，丝丝缕缕，缠缠绵绵。对此，我也深信不疑。

这是当我站在一所学院周年庆的时间点，所想到的一份情愫。因为这所学校从设立那一天，就注定了一份温暖的特质与气息。

写此文是为了陈发树先生捐赠创立的新华都商学院五周年庆典，发树董事长用他一贯的秉性，把温暖倾注在这所学校里，让一个一个普通的孩子，可以站上、走上巅峰的舞台；让一个一个单纯的生命，如稚嫩的小苗，蕴含了根系的强劲，总会有一天长成参天大树；让一个一个懵懂的青春，如春雨后的笋，悉数苏醒。

每所大学的教授，都用独特的意志，把温暖倾注在学校里和教学中，陪着学生走过知识的殿堂，知性的天空；让学生学会欣赏丰饶的大地，丰满的人生；使学生拥有梦想的翅膀，坚实的步伐，善良的秉性以及顽强的意志。

有一个你，温暖着学生的心，这就是我对学校的感受和期待。在静籁的夜晚，窥见明亮的星；在明朗的早晨，迎接绚丽的朝阳；在宽敞的教室，汲取丰厚的知识；在宽广的校园，锤炼健壮的体魄。画一般流过的岁月，雕刻属于学生的情节，也让温暖就这样恒久地温存着。

学校就是这样的温度，暖暖地直入人心。每天如花开般抹平平淡，让善渗透在每节课里，望着你们，便有光散向四方；每学年如光阴般加重悠远，让爱沉浸在每次交流中，望着你们，便有暖流过四方。

存在

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与柏拉图为友，更与真理为友。——哈佛大学

做一名大学教师，总会遇到这样的挑战：你到底对学生成长有多大的贡献？你所研究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你是否在工作中得到快乐并心满意足？你是否觉得自己比一个读书很少的人，对人类本质的认识更深刻？你是否觉得能够平实地对待变化以及困惑？你是否可以帮助净化社会的道德环境，或者你可以明示行为及价值的判断？你是否从学科研究领域发现了规律，能够用来预示社会或者人类未来或者人们的命运，或者你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自己想成为的个体，安静而满意地走在学生中间？一口气问了这么多问题，答案如何？每个教师的回答会有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每个教师都不得不面对的挑战，而且需要得出自己的答案。

相对于学生一生而言，大学存在的时间是极为短暂的，其间只能去探索其人生的一小部分，甚至是有关知识、能力以及习惯养成的一小部分。但是这一小部分却是极为特别的，因其决定着一个人人生的高度和广度。学生来到大学校园，带着好奇、惊讶并可能获得答案；大学也因自己的独特性，让学生可以在这有限的空间里，拥有无限可能的呼吸、丰盛饱满的自由以及宽阔无比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学生活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教师，无疑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是大学在影响学生，还是老师在影响学生？这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悖论，因为没有教师的大学不称其为大学，但是必须承认，大学可以独立发挥影响作用。那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事实上，无论是教师还是大学自身，都在影响着学生，当学生毕业走出校门的时候，秉性上沉淀的是大学的痕迹，倘若教师发挥了影响力，学生们在价值观上也被刻下了教师的判断和选择，我把两者称为“存在”，因大学与教师的存在，学生拥有了内在的品性。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的演讲文深深地打动了我，谈及大学与大学生时他说：“……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大学是求学之道，需要全力以赴，单纯而明确，这样才可真正算得上是入读大学。因此他要求学生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以身作则，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诲，更何足以感人。”这是蔡元培对大学生的期待和要求，也一样是北京大学赋予学生的品性标准和期待。

这段话也是我对大学的认知，在大学工作中，很喜欢两个时刻，开学典礼与毕业典礼。2015年9月是我在华南理工大学开学的日子，第一天上午和3000多位入学研究生做报告交流，下午和工商管理学院EDP课程近800人的交流，晚上与自己的在读研究生举行开学座谈会；第二天上午工商管理学院MBA招生说明会，晚上与工商管理学院粤商先锋班交流。开学密集的交流，不为谈论自己的心得，只为获得彼此的成长。在一个巨变的时代，知识与技术所具有的价值，是驱动进步的力量，而心性的完善与成长则是另一个永恒的驱动力，回到校园，我们可以同时获得知识的价值与心性的成长。

听过一些人认为商学院没有价值，也听过一些人评价教授没有用。我不去品论这些观点，但始终坚持大学的意义和价值，如果没有感知到，只能说明他们没有与大学真正去互动，没有感知到知识之美，以及心性成长之美，也只能说明大学在他们的生命中没有“存在”过。欢喜开学时校园中到处洋溢的昂扬气息，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互动所带来的张力，更欢喜因为开学，我们一起踏上知识的新征程！

每年毕业季的到来是让我欢喜异常的另一个时刻，此时总是可以感受到：洋溢着幸福的家长，荡漾着激情的学生，露着羡慕神态的学弟学妹，带着期许和骄傲的师长，让校园弥漫着浓郁的快乐。夹着毕业味道的校园，充盈着昂扬，沉淀着厚重；抛向天空的学位帽，承载着梦想，张扬着力量。与毕业生在一起，一样被激发，因为这一刻，生命已然开启创造之旅！

不要辜负时代带给年轻学子的命运，不要辜负技术带来的全新世界，不要辜负知识与你融合一体所带来的无限可能，更不要辜负学校和老师对你的期许与帮助。

毕业意味着什么？毕业最大的意义在于，你由一个学习者转变为价值创造者，一个能够把知识转化为能力与实际成效的创造者。这一刻把梦想的种子撒在心灵上，来日一定会开出芳馨的花，因为拥着知识的你已经能够去栽培、施肥和浇灌。

英鹏在毕业谢师宴上说，我曾经有三句话对他影响至深，在他刚上研一时，发现自己有差距觉得苦恼，我说“人是会改变的”；当他无法理解研究，无法推进论文研究时，我说“做不好还做不坏吗？去做就好了”；当他不知如何选择未来方向和工作时，我说“记住对你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即可，不要想太多”。他记得这三句话，的确因行动与改变，拥有了可以选择的能力，每位毕业的同学也都如此，因改变而美好。

衡量我们是否创造了价值，一个重要的尺度就是看我们在生活中能不能继续生长，能不能促成新东西的产生，这是你和我都需要记住的。

决定你未来的是对变化把握的能力，决定你价值的是做好你自己。好好珍惜这个时代，珍惜你拥有的一切，特别是大学的这段时光。

每次想到学校，我都会写出这段文字。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所倡导的那样，大学能给予大家的正是“追求卓越、诚实正直、持续创新、团队精神、关爱他人”这些美好的价值取向。祝愿这些价值追求沉淀在内心成为你我的秉性，让时光作证，愈久愈深，愈久愈醇厚。

2015年6月，我到美国参加女儿的大学毕业典礼，先去参观她的学校和学院，感兴趣她五年学习的地方。这是一个被称为特洛伊的小镇，是山姆大叔的故乡，学校就坐落在小镇的高处，站在校园可以俯瞰整个镇子漂亮的风光。

走进建筑学院的大楼里，看到女儿学习和设计的工作台，模型摆在四周；看到女儿引以为傲的电脑室，发现每个人需要两个屏幕，这和我的工作状态不一样，我只是用一个屏幕；看到女儿这一届学生大五作品展览室，妈妈和女儿高兴地在女儿获展的作品前照相，知道这五年女儿很刻苦地完成着自己的梦想。

走到校园中，这是美国第一个设立的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这是发明了@的学校，看到教堂改造成的计算机中心，经历了百年的建筑，感到每处都散发着创造的气息。

这是一个有着创新与创造基因的学校，也是一个持续努力保持创新基因的地方，山姆大叔就是从这里走到世界前端。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后天努力可以胜过基因，这让走在这所校园里的我深深感受到它的特质。很高兴女儿在这里度过了五年的时间，“才智来自环境”的结论，无论它是对还是错，我还是愿意相信，因为只要给予人们鼓励学习和上进的信息，就可促进其更高效的表现，这所学校正是这样做的。

阅读文献时看到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近期研究发现，个性对学业成功所起的作用比智力更重要。该校应用心理学院的阿瑟·波罗帕特（Arthur Poropat）博士完成了一项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针对个性与学业成绩的考察。这项考察基于认真性、开放性、亲切性、情绪稳定性和外向性这几种基本个性因素，结果发现，认真性和开放性对学业成功的影响最大。还有一个好消息是，与学业成功关联性最强的几种个性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学校就该为每个学生的个性成长创造条件，这样学生就可真正地成长起来，而不是受限于先天的因素。6月天出奇的晴朗，看着快80岁的妈妈快乐地坐在毕业典礼的人群里，非常幸福。感恩学校赋予了妈妈这样的幸福与快乐。

参加完毕业典礼，陪女儿搬家到波士顿，她会入读哈佛大学的设计研究院，她租的小房子就在哈佛广场，让我得以安闲地在这著名之地漫步。

波士顿一直在雨里，让一切多少朦胧起来，显得不太真实。一直很向往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身在其中，比我想象的还要多些神圣的气息，无论是哈佛的古朴，还是麻省理工的简洁，内在崇尚创造和价值自信的力量，从各个角度扑面而来，即使走在其中，也会让人不由得端严起来。

《大戴礼记·保傅》云：“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蓺焉，履大节焉。”《汉书·礼乐志》云：“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大学独有的教化之功，可以渗透在任何一处。

参加商学院戈10挑战赛让我重新去体认玄奘法师西行取经之旅，玄奘法师渴望去到的那烂陀寺，就是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大学，建于公元5世纪。那烂陀寺在梵文中意为莲花给予者，而莲花在古尼泊尔象征知识。

一直喜欢古希腊哲学，今天的“University”这个词追溯到拉丁语，大约在1300年，而更早则是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附近的Academos建立的“Academy”，教授哲学、数学、体育，这被认为是欧洲大学的先驱。

1810年，威廉·冯·洪堡建立柏林大学，将研究与教学结合起来，被称为“现代大学之母”。根据洪堡的理念，现代的大学应该是“知识的总和”，教学与研究同时在大学内进行，而且学术自由，大学完全以知识及学术为最终的目的，而非实务的人才培育。

洪堡认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一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他说的科学指纯科学，即哲学，而修养是人作为社会人应具有的素质，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它与专门的能力和技艺无关。根据纯科学的要求，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有二：寂寞和自由。寂寞意味着不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与之保持距离。在洪堡看来，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点为依据。此刻走在哈佛的校园，漫步在麻省理工绵长的走廊里，洪堡对大学的定义完整地展示出来，这感觉真好。

我已经在大学校园里生活和工作了34年，对大学独特之秉性有着深切的感受，大学之所以可以影响到人类的长久的能力，正是这样一种存在：莲花给予者。

力量

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在那里对任何一切既不侵犯也不屈服。——约翰·纽曼

想到大学，总是会让我想到文化以及文化的力量。文化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是独立的，又是可以被理解、被接受和被转化的行为，大学同样具有这样的力量。

之所以坚持大学功能要以“培养人”作为核心功能，是因为如果从知识传播的角度来看，不读大学一样是有办法获取知识的。但是学校除了知识传播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功能，就是给予学生大学所特有的精神特质，这种特质会让学生走入社会时，具有一种内在的韧性，以及独特的优势，这种韧性或者独特性就是大学精神内化为学生自己的特质，这就是大学的力量。

当你进入一所大学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因为共处于一种环境中，大学文化体现出自身的优势，人与校园便共存相融并迸发出异样的光彩。大学因为学生永葆青春和时代的活力，学生因为大学沉淀永恒价值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在学生与大学互动的过程中，自我演绎和深入创造的理由朴素而充分。因此，无论是风格各异的教师与课程，还是各色纷呈的校园活动，或是学生自己所经历的孤独、调适与团队融合，都会让学生有机会经历成长。大学生活价值追求可以让学生有机会去体味其中的差异，让人在心仪已久之际又可以进行选择，这是大学的魅力，无可替代并不能低估。

我反对家长简单地把大学理解为一个学习知识的场所，认为只要保证孩子能够学好知识就是完成了大学教育。其实，大学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对学生心性成长的帮助，这可以从两个视角去诠释。

从文化的角度看，大学教会学生怎样思想。大学造就了许多文明的知识先驱，缔造了许多让人景仰的思想丰碑。我还深深地记得198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学习时，倾听罗国杰教授讲授伦理学带给我的震撼，那一瞬间似乎打开了一扇窗，窥见哲学之美，接近30年的时间里，哲学在我内心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让我可以理解伦理学以及哲学之美。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两年间，穿梭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之间，有时也去北京电影学院，去听尽可能多的讲座，这一段人文学科的熏陶，让我受益无穷。

的确，大学中最令人陶醉的地方，就是能够接受各种出色思想的熏陶，经常聆听名家教授的直面教诲，这无疑是一段不可复制的重要人生过程。一方面，通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可以掌握专业知识与工具方法，可以拥有技能与探索未知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与学者和成功人士的交流，学会正确的思维方式，让学生可以应对纷繁的社会现象，处理复杂的现实关系。拥有这种思考能力，使学生独立处世，并且可以避免人生失败，从而获得成功的利器。因此，大学之力量，是让学生获得一种自我认知的价值情思和独立思考的文化境界。

从学习的角度看，大学教会学生怎样读书。这一点我自己是最大的获益者。因为在偏僻的小镇长大，来到大学之前，没有机会看到很多书，幸运的是中学时，却让我遇到影响我一生的书之一——《居里夫人》。这本书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让我知道，不管条件如何不尽如人意，只要努力一定会成功。我第一次走进华南理工图书馆时，可以用震惊来形容自己站在书架前的感受，在那之后，便把自己泡在图书馆里，阅读成为我大学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以至于日后有学生问我，最喜欢校园什么地方，我会说灯火通明的图书馆。

大学催生了我对书籍忠贞不渝的情感，使我甘愿与书籍结为伴侣从而摆脱漫漫人生旅途中的孤独。事实上，对我影响至深的人与事很多，但是我会很笃定地认为最大影响的还是书。200年前的英国物理学家赫胥黎曾经预言，未来文化的消亡并非由于文化专制主义而是因为娱乐化时代的到来。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因为拥有多元的求知选择，或者能够以娱乐替代求知而会放弃读书，没人读书也就没有人写书，倘若真是这样，文化自然就会走向消亡。因此，把读书视为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途径，这应该被视作是一个社会、一座城市极为珍贵的兴旺向上的文化形态。当我来到埃及的亚历山大，站在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图书馆门前时，我知道人类开始具有了一种独特的生存能力。今天我们感恩于大学，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大学赐予我们独一无二的对知识的热爱和阅读鉴赏的能力。

阅读使我们得以快速地了解世界，使我们能够快速地融入世界并努力与世界同步。正如我所研究的中国企业成长历程所感受到的那样，对于所有成功的企业而言，设定标杆企业并全力学习，是其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人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美国GE公司的观念革命，要求GE全员“全力以倾”向日本的丰田公司学习；中国台湾的宏碁可以说是在惠普的带动下走出坚实的步伐；当韩国的三星以日本的索尼为神，仰视10年之后，索尼说三星是神，需要仰视。中国的华为更是把学习、追赶和超越爱立信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取得了惊人的成长并于2013年超越爱立信，一跃成为行业的全球第一。

透过成功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每件事，我们都会发现，这些企业运用了很多大家熟悉的管理概念，并将它们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管理方法，今天很多很流行的管理术语，诸如全面质量管理（TQM）、共同的价值观、持续改善、共同远景、学习型组织、管理创新、知识管理等，在成功企业中被转换成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做法和解决之道，它们正是这样最终获得成功。这些成功企业同样经历了金融危机、市场巨变、全球化浪潮、技术革命等一系列市场急剧变化的考验，它们还能够持续保持增长，是因为它们把所有其他企业成功的要素转化为自己学习实践的行动。

所以我非常喜欢经典著作、前沿理论、优秀企业案例，以及成功的企业领导者的传记和思想，正是这些知识和成功案例的分享，帮助中国企业和企业的领导者拥有强有力的知识基础，从而持续在变革之中获得成长。我们承认中国的企业由于特殊的背景，企业家往往会付出很大的努力和心血在技术之外，但是不能依此认为中国企业处在复杂的发展环境中，就无法成为像IBM一样的企业。柯林斯曾经说过：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担任建立杰出企业组织的主角。虽然中国企业离优秀和卓越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只要愿意学习，了解这些成功的经验并非只有“别人”可用，你也可以学习这些成功的经验，像郭士纳、杰克·韦尔奇一样：倾注自己的财产、名誉和生命，全力以赴地学习和超越，竭尽全力将企业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

在学校与管理硕士班的同学谈论今天做管理的困境，班里同学不断地告诉我，他们的困难在于环境的多变，政府政策的多变，人员素质低，中国文化根深蒂固，我很能够感受他们的困难。但是要知道管理者总是可以超越环境、顺应政策、超越人员素质、超越中国文化的糟粕，这里需要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心定”，需要像那些执着于远大目标和理想的企业领袖一样，单纯地做事，单纯地对待变化，沿着自己对规律的理解，找到成功的轨迹。

书籍的阅读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环境从而获得“心定”。环境固然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东西，正如佛祖的智慧，非幡动、非风动，而是心动；环境的确会变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认知能否超越环境的变化。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讲授如何应对变化，我把自己的理解分享给学生，变化最成功的方式是，改变自己而非改变环境。此时，学生才清楚变化只是源于自己的心态，如果自己的心态是接受变化的，那么环境的变化只是一个因素而已，因为自己的心态可以使环境的每次变化，都可以转化为自己的每个成功因素。

人的根本就是要静静地观察和了解自己内在的思想和意识，反观内心来感受世事，正如南怀瑾所言，我们所感受到东西，一部分是由于感觉所生的思想和观念，如痛苦、快感、饱暖、饥饿等，都是属于感觉的范围，由它而引发知觉的联想和幻想等活动。一部分是由于知觉所产生的意识思想，如莫名其妙的情绪、郁闷、苦恼、对自己和别人之间所产生的各种事情的不同思维等，当然包括知识学问的思维，以及自己能够观察自己这种心理作用的功能。

人应该知道，自己是有着感觉和知觉两部分的思想意识在作怪的。所以痛苦、快乐也好，莫名其妙、郁闷也好，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和知觉的范畴，如果我们愿意放弃这些对思想意识的刻意追逐，就会有一种雁过长空，风来水面的体验，所谓踏雪飞鸿，了无踪迹可得，才知平生所思所为的，都只是一片浮尘光影而已，根本是无根可依的。因此，我们会知道，心中的一切一切，都是庸人自扰，由此再进一步，我们就会明白六祖所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心得境界了，我们也就能够体会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身不是身，心不是心，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你的想象沉浮在世间而已。

品格所需要的正是一种“无”的境界，正是物质之外的精神之气，事实上，心灵的丰饶或贫瘠，不在于富贵荣华，亦不在于有权有势，而在于人的品格的高尚或者卑鄙。如果用现实的流行看法，显然拥有豪宅、大车的富豪要比那些一无所有的流浪汉更受人尊敬，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者更受人敬畏，但是我还是坚持应该有一种贵重的价值存在，这种价值与物质财富、权力势力都没有关系，就如佛教最先提出的这种形而上的思想体系：若知足，虽贫亦可名为富；有财而多欲，则名之为贫。

仅是短短的一句话，相对于今天的人们的财富观来说，不能不是一种警醒。知足来源于什么？一定不是物质上的获得，而是精神上的收获。阅读可以帮助我们，能够与一本好书相遇，能够安静下来通过阅读倾听心灵，人们所收获的，会是比物质利益大得多的满足。对于人生来说，能够在物欲之外求得心灵的丰富是最为重要的，很多人总是被现实世界的诱惑所困惑，并不知道，在这些诱惑之外还有一个心灵的归属，还有一个倾听心灵的要求。

记得自己在大学时，读到哲学家康德的“天上有星光闪耀，地上有心灵跳动”时，感动不已，对于上天的敬畏和严以律己地守护心灵，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其实是相同的。只是很多人忘记了这个敬畏的感受，更加丧失了自律守护心灵的能力。日本的中野孝次曾说：“如果说是由于对神佛存在的敬畏之心赋予他们人性的品位的话，那么失去这些支撑的现代人仅只是一群肉体存在而已。”我们是否也仅是后者而已。

自己常常会建议企业以远景来做激励，拥有更高远的理想和追求。当物质的极限一再被打破的时候，如果人的心灵不能够放开，超越物质独立存在，再多的物质激励都不会有效。因此常常会看到，一个员工，仅仅因为简单的原因就会离开为之付出努力的工作，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物质诱惑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但是这样的转换还是会因为另外的诱惑不停地调整。

为什么人们乐此不疲地追求利益和物质财富，究其根本的原因是：内心不够富足而安定。现实已经证明，依靠物质的追求无法真正实现富足，唯有知足才会真正富足，阅读正是达成这种心态的最佳途径之一。

大学期间可以说是最单纯的一段人生时间，在这里利益之争并不明显，物质之间的差异也不是核心所在，学习作为核心任务帮助学生，隔离了与物质世界的相对距离。学生和学生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用知识作为纽带让一切显现得非常简单。在这种环境下，如果学生愿意的话，其实可以安心阅读，完全沉浸在知识的氛围中，完全可以和智者交流。这只需要学生自己愿意，就可以做得到。我极为感谢大学期间养成的阅读习惯，它让我终身受益，这是大学传递给我的永不枯竭之力量。

精神

大学不在训练人力，而在培育“人之独立性”。大学教育在知识以外，更应重视德性的问题。——赫钦斯

对大学独有的情结，让我受益无穷。喜欢在大学校园里漫步，喜欢看夜晚通明的图书馆灯光，喜欢告示板上色彩斑斓的广告，喜欢冲劲十足的操场，也喜欢清晨树下喃喃的阅读声……1854年，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这样描述大学：一所大学就是一个群英会集的殿堂，天下各处各地的学子到这里来，以寻求天下各种各样的知识。大学定义本身就足以让我欢喜与流连，以至于我有很多机会去做一些新尝试，但是每次我都选择维持在校园工作的习惯。

每到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我都会想办法去看大学，世界上的大学究竟有多少？没人统计过。中国有2000多所，美国有6000多所。各国的大学形形色色，各具千秋。尽管大学之间是如此的不同，可是总有一些东西是一样的，而正是这个特质深深地打动着我。

自从1530年以来，西方世界只有85个机构存活至今，其中就有70所大学。为什么大学会具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为什么大学总是一种象征？为什么大学可以承载历史和时光？这是因为大学有着精神的特质。

唯其包容，才有其大。大学从创立起就体现着她独有的包容特质。大学创立于中世纪，大学（University）来自拉丁文名词“universitas”，意思是“整体”“社会”“世界”“宇宙”。因此，大学从词源上就已经蕴含了包容万象的特性。这种包容性在大学数百年历史中不断发展丰富，使大学成了一块包容不同学派、观点、人才，能够自由开展各种学术研究和探讨的领地。这种包容性已经成为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大学在创办之初就秉承了这种精神特质。20世纪初，马相伯先生在创办复旦公学的时候，提出12个字，叫“囊括大典，网罗众学，兼容并收”。此时的马相伯已经67岁，但是老人一点也不守旧。在复旦创办之初，就吸纳了十几位留洋的学有专长的教师，开设的课程令人耳目一新。

蔡元培先生提出“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奠定了北京大学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精神，也确立了中国大学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蔡元培先生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大学教育，深受现代教育之父洪堡的思想影响。他认为，大学是人格养成之所，是人文精神的摇篮，是理性和良知的支撑，但不是道德楷模，不是宗教之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北京大学不仅包容了旧学代表和拖长辫、着异服的前清遗老，更包容了接受和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青年教授。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从马相伯的“兼容并收”到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这不是偶然的，它反映出这些教育先贤对大学办学思想的共同理解。正是这份包容，可以给学子宽松的环境，思想的冲撞，见解的交融，心胸和视野的开阔。

唯其常新，才有活力。大学之所以具有活力，是因为她在本质上是创新的。鲁迅先生曾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我们也可以说：“大学是常为新的”。大学具有不断创新的内在动力，这是由大学对知识无止境的探索所决定的，也是由大学需要不断培养青年学生所决定的。大学的这种创新性，对社会文化有引领的作用，使大学成为社会的思想高原和文化的辐射源。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动“五四”运动，促进中国共产党诞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大学的创新不仅在社会思潮方面，在科学研究方面也始终走在社会的前列。创新需要积累，创新需要勇气，甚至牺牲。20世纪50年代，生物学界照搬苏联的米丘林学说，错误地把遗传学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各大学停止基因遗传方面的课程，停止遗传课题研究，甚至要有关科学家检讨。复旦的谈家桢教授是摩尔根的弟子，他顶住这些批判，继续广泛介绍遗传学说，带领师生进行多方面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是第一个将分子生物学介绍到中国的科学家，他所领导的遗传研究所成为中国基因遗传研究的重要基地。倘若没有当年谈家桢教授的坚定、执着，就不会有今天生命学界的多样化和繁荣，中国人就不可能参与人类基因图谱的测试工作。大学里就应该拥有求异思维，或者是逆向思维；大学里欣赏的就是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不欣赏从众行为，赞赏批判精神。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创新才有可能。

“不强调认同他人而否定自己，不努力否定他人而标新立异，只是把握好自己，认同自己。”非常认同曾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秦绍德先生在一次讲话中说了上面这段话。大学就应该是保持个性，张扬创新，尊重独立的地方；大学就应该是保持创新，接受挑战，引领文化的圣地。

唯其承担，才有魂魄。马寅初校长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一个硬骨气的校长。他说：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在他看来，为了追求真理应该舍得牺牲一切。当“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从北京城传到清华园后，闻一多先生只将岳飞的《满江红》书于墙壁，清华学生的队伍就集合起来了，浩浩荡荡向城中进发；当日寇铁蹄进逼华北，清华学生发出了“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呐喊，这成了“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动员令。

民族危亡则大学艰难，国运昌盛则大学兴旺，从中国大学的发展史来看，大学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大学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国的大学不仅根植于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华夏文明之中，而且北大、复旦、清华都分别诞生在中国近代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北大创建于1898年，这一年，“戊戌变法”失败，意味着中国封建王朝的自我改革运动不可行，要寻找新学之路。复旦创建于1905年，这一年，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被宣告废除，中国教育乃至中国文化，从此开始了新旧分野。清华诞生于1911年，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由此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期。这些承担，彰显了大学的责任，也使得大学拥有了振兴民族的使命，这样的使命感给大学以灵魂，给青年以动力。

包容、常新和承担让大学具有了久远的根基，有了可以熔炼学生骨骼和精髓的元素，很多人问我，大学最重要的价值在哪里？在我理解，大学教育最本质的过程是人文的过程，是崇高品性形成的过程。同样的年轻人，考入大学和没有进入校园，一年下来两个人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什么使他们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是大学的人文熏陶、大学的精神修炼。大学的重要性，是其他方式都不能替代的，不是知识，不是设备，也不是大楼，而是大学所具有的精神特质让学生受益终生。如果仅仅从知识的角度来看，技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技术不能解决的正是校园所形成的人文氛围。没有在大学里浸泡四年，年轻人就不会真正具有知识的魅力和完整的人格。

大学的功能不限于洪堡的“知识传播之地与知识产生之地”，大学的教育是“人格教育、通识教育、终身教育的基础”。大学的重任在于知识和精神的传承与创造，大学是精神的象征。1929年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在清华学校建校之初，梁启超先生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激励清华学生，铸就了清华人一种博大的胸怀，而这也是所有大学人应该拥有的情怀。

大学对学术和真理的追求是永恒的，这种追求表现在始终坚定地前行，始终不懈地努力，表现在不盲从、不轻弃、不屈服、不张扬。这种追求就像深深的水，静静地流。虽然默默无语，但静默之中却蕴含着巨大的决心、执着和勇毅。这种追求是大学里最令人钦佩的特质，而这些特质是由我们每位教师的特质折射出来。竺可桢先生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教师的水平决定了大学的高度，教师的生命力赋予了大学的生命力，而教师的价值判断也决定了大学的价值和年轻人的价值。每次想到这里，我都会诚惶诚恐，觉得身上的担子重之又重，教师真的是“灵魂的工程师”！我们是否具备了高尚而鲜活的灵魂呢？姚国华先生说得好：“对于内心充实的思想者和学问家来说，教师是生命可以延伸的职业，是人生的理想选择，不仅有‘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骄傲，而且有自我表达的乐趣。生活在年轻人中，与他们对话，教学相长，可以保持自己心态的青春活力。”我们做得又如何呢？

大学的精神特质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是独立的，又是可以被理解和被传承的。当你身处大学校园的环境里，思考和想象体现出自身的优势，求知和理想相容在一起，自我实现和深入创造的准备充分而明确。因此，无论是什么时代的大学，无论是什么文化背景下的大学，共同的价值追求并不妨碍我们去体味其中的差异，让学子在纯粹的知识追求中又保有完整的人格，这是大学的魅力！

正如人们说的那样，大学是一种特立独行的思想，一种深远巨大的影响，一种兼容并收的氛围，一种穿行时空的光芒，一种刻骨铭心的境界，一种运行人生的能力……

归属

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解释意义，而在于去敲那心的门。——泰戈尔

很多时候我需要走入企业中、市场里，这是自己的本职工作，管理研究就是需要深入实践的一线。有时坐在人群中，融入纷繁的街市、多变的市场和纷扰的现实，会让人多少染上焦躁和不安。自己比较幸运，可以回到那满是碧绿装点的校园里，满是激扬文字与激情澎湃的课堂上，满是理性与思辨的书卷中，只要回到这里，瞬间就会安定、平静与从容，学校总会给我这样的帮助。

人有时候很有意思，在每个学段中，学生和老师都觉得疲惫不堪，但是当毕业典礼漫天飞舞的学位帽落下时，对学校的思念却慢慢地爬了上来。

真是应了那句话“距离是一种美”，因为距离可以产生浪漫，浪漫可以有绚丽的光环；走在大学的校园里时，也许没有太多的在意，但当回归到日常的生活中，被琐碎所羁绊的时候，校园留给你的种种，就会爬上心头，滋润着美美的心田。34年来，我主要在两所大学学习、工作和生活，一所是华南理工大学，一所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与教学的时间也有14年了。记忆中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天总是很热，阳光很亮，似乎大部分时间都走在燥热之中；巨大的雨树好像也遮挡不了骄阳的穿透力。还记得每次从宿舍走到教室，湿透了衬衣，晒红了肌肤，但是肯特岗依然让我欢喜与留恋。雨色明净，纤尘不染，与夜空相对，衬着水一般的心情。一腔情思，蓦然翩飞，心总是轻易潜进留不住的往事：

浓绿依旧，

寂寞依旧，

记忆是相会的一种形式；

掌中握住的是有限，

瞬间握住的是永恒。

也许在以后很多年里，

总是会长久凝望着无影无踪的夜空，

一条航道在两岸夹杂的水间

伸向或许永不会再来地面的

那颗星星。

2015年11月，习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说道：“新加坡国立大学拥有110年悠久历史，是亚洲乃至世界知名高校。李光耀先生、陈庆炎总统、纳丹先生、吴作栋先生等新加坡领导人都是国大校友。可以说，这里桃李芬芳、人才辈出。贵校倡导‘人才不设墙’‘观念不设墙’‘思维不设墙’‘知识不设墙’的‘无墙文化’，体现了新加坡创新进取和开放包容精神。这是贵校乃至贵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的确如此，新国大精神植根于西学精神和儒学精髓，更融汇了现代文化的元素，那就是：对真理热切追求的理念，对科学不断求证的习惯，对于结果认真求实的态度。

走在茂盛而葱绿的新国大校园，叩问大学是什么？答案显而易见，大学是青年人向往的理想园，是社区经济的典范，是神殿；大学是荣耀，是快乐，是永恒；大学是110年来依然年轻，依然出众，依然灿烂。而我所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则是50年来依然执着，依然深植，依然创造。

新国大的学生通过自己的言语向世界展示崭新的面容，促使春的萌动回到了这个110年之后仍然年轻的学校，并带来了重新创造新国大的远见和勇气。每一代新国大人，都必须为作为一个新国大人意味着什么下定义。我们面临着惊人的挑战，但同样具有惊人的力量。新国大人历来是不安于现状，不断追求和充满希望的。我们曾经做得很好，但是还必须做得更好；只要是新国大人，就必须在这个为需要每个机会而竞争的世界上做到这一切。

在新国大学习和生活的14年间，已经有了深远的情感可怀念，已经有了不需要张扬而充满内心的记忆可追溯，新国大已经给了我这些，我还能要求什么呢？

1999年，我如此关注这个日子，知道自己喜欢生命的投入，这份投入也许是缘分，让我与新国大结成了莫逆，也许很多东西可以逃避，可是心灵的感受是躲也躲不掉的，新国大所给予的学识与学术，价值与精神，在过去的14年来已是我的爱。

这儿有自己深爱的碧绿，有饭堂，有学生，痴迷就在肯特岗，爱恋就在半山；书架上满满的书籍，灯影下淡淡的墨香，蜿蜒小路上的玉兰香，婆娑树影旁的斑驳。不管身在何处，新国大仍然是我的情之所归。

台湾的周文宗同学写了一首《传灯》，我们正是传灯的伙伴，就像一个又一个同学所带领的企业遍布全球那样，新国大以它独特的胸怀，接纳并培育了兼具中西文化的管理精英，使得灯火照遍。

我在华南理工大学生活和工作的时间整整34年了。在华南工学院（今为华南理工大学）完成了4年本科课程后留校做老师，到现在刚好从教30年。34年前的我从东北一个小小的地方来到广州，甚至为第一次看到的“自来水”所震撼，惊讶于水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来到面前。那个时候的我，完全是懵懂而怯懦的，几乎每样东西都让我觉得惊奇，很像《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进大观园。在华南理工的4年时间里，可以用蜕变来形容自己的成长，这所学校给予我一个全新的生命，让我懂得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认识自己，以至于大学毕业时，为了留在学校里，由无线电技术专业转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专业教学，也毫不犹豫，不仅仅是为了父母，更是因为我实在是喜欢在这所大学里当教师。

爱华南理工，不仅仅是自己在这个地方生活了34年，更因为华南理工的理性与平静。我曾在一本书中这样描述它，如果说中山大学是雍容端庄，具有王者气派，那么华南理工大学则是幽雅出尘，宛若诗人风骨。

华南理工大学的校园安详、古朴自然、深邃从容。大片的绿树和湖泊掩映和点缀着这座古雅的学校建筑。蔚蓝的天空、碧绿的大树，衬托着红墙绿瓦，还有新颖的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

当春的细雨沥沥时，西湖的安宁衬托出华南理工犹如淡淡的水墨画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金银岛上的南阳杉对望湖畔，婆娑的垂柳把细叶撒向湖面，挺直的棕榈用双手迎接细雨，这一切都笼罩在雨中，一切色泽都淡淡化开来。

当夏的阳光灿灿时，高大的凤凰树撑开巨伞把湖滨路和2号楼遮掩得斑斑驳驳，东湖粼粼的波光，平添了一份高贵，相夹杂着玉兰的幽香，篮球架下的身影，知道韵味与健美的结合应该是在夏的湖滨路上。

当秋的凉风曳曳时，建筑红楼的厚重渐渐浓重起来，倚楼而出的是大师的笔，几千年的脉络，今人的展示，历史与现代的桥梁该由这支笔来构建。

冬到百步梯时，已是12号楼的新貌；当日光第一道投射时，一万年太久。晨起的步履与时光同步；晚修的灯火与星星对流，你可以听到的正是华南理工的脉搏。

当漫步在1号楼广场，会看到中山先生的铜像，金色的光线投撒在先生身上，犹如增添一束灵光，在先生静静的俯视中，心会震动。这就是华南理工大学了——严谨、从容、细致、投入、朴实。

的确，平静是最美的，特别是心灵的平静。心的平静来自于长期、耐心的自我控制，心灵的安宁意味着一种成熟的经历，以及对事物规律的不同寻常的了解。当这个浮躁的社会侵蚀校园的时候，华南理工仍能超然于世，踏踏实实地往前走。大学应该保留“象牙塔”的风骨，但同时又能够与时俱进。也许华南理工曾经的四位学子更能代表华南理工的这种风格。

TCL的李东生颇具儒家的风范，创维的黄宏生很有点法家的力度，格力的朱江洪更具道家的味道，康佳的陈伟荣则更具现代职业经理人的特性。成功的路也非常的不同，李东生带领一个国有企业进行渐进式改制，并且成功地发展了多元化的功效，成为多个领域的重要力量。黄宏生在艰苦创业中，带领民营企业走出一个又一个陷阱。朱江洪引领地方国有上市企业稳步成长，至今竞争力依然强劲。陈伟荣带领一个合资企业走上国有上市公司，成功之后毅然选择重新创业。不同的境遇，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个性，却拥有一样的成功，这就是华南理工学子的风范。

今天我有幸在华南理工的创业群中，这里集聚的是新一代的华工创业人。陈让，连续创业者，Snsplus Inc.联合创始人，公司于台湾上市。快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唐陈龙，不断创新的产品和成就客户的理念，使其赢得了“互联网＋批发”的行业领导地位。林彦廷创立的北京微吼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在线视频直播的开创者和领军者。邱彪创立的深圳市百米生活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商业Wi-Fi运营商。陈军的北京优特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从事IT运维日志、用户及业务日志搜索分析系统研发的大数据公司。雷阿敏、何东青、罗佳威三位大学同班同学创立了葱课（CongAcademy），并于2014年10月24日发布，全球首创按需定制学习模式，是国内第一家做众筹教育的互联网公司。陈第、李展铿、叶文胜、蔡锐涛四位联合创始人创立的有米科技公司，是全球领先的综合性移动互联网企业，2015年11月10日，有米科技公司成功挂牌新三板，成为进入资本市场最年轻、最有潜力的团队。

虽然这是几代不同的创业者，但是当我走近他们的时候，仍然深深被他们独特的气质感染，也同样感受到自己身上一样流淌的理念，学习的欲望，求实的习惯，认真投入做事的态度。这就是华南理工独有的特质，学校用“大学精神”烙印在每个华南理工学子的内心。

华南理工不算是古老的大学，但确实是一所闻名海内外的理工科一流大学，其毕业生中拥有一大批顶级人才，60多年的历史上近30万毕业生中有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外籍院士、著名的科学家、工程师、著名的企业家，还有许许多多被公认优秀的政府管理人才。他们在各自领域独领风骚，开创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中国没有一家大学如华南理工般诞生出这么多杰出的企业家，所以被公认为“企业家的摇篮”，也可称之为“华南理工现象”。

我深受这所大学的影响，虽然是无线电技术专业毕业，但是可以胜任哲学课程以及管理学课程，都是因为安静的钻研，认真的投入，坚守价值贡献，这些华南理工赋予我的品性。成长的力量来于学习，而学习的本质是一种意愿，是一种自我扩充；成长过程本身，就是将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真正懂得学习的人，必然懂得自我约束，以此促进自我的心智成熟；成长，就是学习。

也许这份学校的情结太重，以至于不管我去做什么，总是把学校作为情感依托之地，有了这份依托，让心能安；也因为这两所学校融合在自己的生活中，使得自己能够不断尝试新东西，甚至敢于超越自己的极限，这感觉真好，感恩我所学习、生活以及工作过的所有大学。

学习是对自己的教育

2014年应邀为新学年的学生写寄语，我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大学对学术和真理的追求是永恒的，这种追求表现在始终坚定地前行，始终不懈地努力，表现在不盲从、不轻弃、不屈服、不张扬。这种追求就像深深的水，静静地流。虽然默默无语，但静默之中却蕴含着巨大的决心、执着和勇毅。这是我所理解的大学，这份理解让我豁然，让我知道在开学之初与大家说些什么，那就是：学习是对自己的教育。

浸染在大学校园里，透过学习，你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才能，发现自己的内在品质，发现自己独特的魅力。因为你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你发现了自己，这让你可以从容地走上社会，并有能力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

浸染在大学校园里，透过学习，你不断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天赋、才智和精神，让你可以有厚实的基础，去解决未来人生路上所遇到的种种挑战和困难。

浸染在大学校园里，透过学习，你不断挖掘和发现自己的潜能、追求和内在驱动力，让你可以有坚实的基础，去赢取未来人生路上所遇到的种种机会和可能。

学习，正是对自己的教育。所以期待在新的学年里，你为发现自己，培养自己增添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你为提升自己、开拓自己沉淀更大的勇毅和胸怀。你的未来，也许取决于很多要素，但是最核心的、最根本的要素，还是你自己。你的命运由你自己书写，你的未来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请好好珍惜在学校的每一天，因为正是这些平常的日子，一个又一个学年，让你教育自己。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新学年开学季，请好好去享受又一个让自己成长的学年吧！

信仰

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惠特曼

人们总是会去界定大学的功能，一般认为，大学功能沿革主要有三个划分标志：一是18世纪60年代，以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二是19世纪80年代，由化学、力学、电磁学等发展引起的科学革命；三是20世纪4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之对应的大学功能发展也分为三个阶段：1760年以前，大学的功能主要是人才培养，在这个阶段，大学中的知识传承主要是人文知识的传承，特别是宗教文化知识的传承，而知识传承的目的是人才培养。1880年以后，德国洪堡大学进行的科学研究开创了大学功能的新境界，不仅有知识传承，还加入了科学研究的元素。1920~1940年，美国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得以极大发挥，大学功能进一步发展出社会服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学功能已经由人才培养拓展到知识传承、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四个功能。20世纪40~60年代，尤其在美国的大学，出现了第五种功能，被称为文化引领作用。所以大学发展到今天，其功能为五个：人才培养、知识传承、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引领。，，，

这五个功能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大学所要发挥作用的五个部分。尤其是技术主导了社会发展之后，很多大学都会把科学研究作为核心功能，最近十年来中国大学争先把“打造世界一流大学”作为自己的目标，而其中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就是科学研究，甚至很多大学把研究看得比教学重，很多老师也是把研究放在第一位，因为评估导向起决定作用，而考核又是以研究为导向的。

不过从我的角度看，无论如何界定大学的功能，我还是坚持培养人是大学最根本的功能，也是核心功能，其他的四个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培养人这个核心功能的支撑或者完善。我坚持这一点，是从教育本身的功能上理解的。教育功能（Educational Functions）是指人类教育活动和教育系统对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大学正是个体转向社会化的最后一个受教育阶段，如何让学生在大学阶段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应该是大学的首要功能。

《学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汉代教育家董仲舒在其《对贤良策》中，总结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向汉武帝提出建议：“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虽然我不想这样功利地理解教育，但是我也清楚，教育本身的确就是可以完成个体向社会转化的过程。

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来说，个体的社会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学习生存技能、内化社会文化、完善自我观念、学会承担社会角色。我认为，在这四个方面中，大学前教育关注了技能与认知社会的部分，大学教育则更需要注重自我提升与承担社会角色。

自我提升与社会角色担当，需要一个人能够明确做出判断，并界定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学教育应该首先是信仰的培养，让学生在大学期间，能够真正培养确信的能力，让人具有内心的稳定性和内在的定力，让每个学生真正懂得如何树立明确的价值判断，而这也是大学教育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部分。

我曾经有机会在不丹向一位上师学习，他在讲授如何理解确信这件事时，用阳光与人做了比喻。太阳把阳光洒在大地，它并没有决定在哪里撒得多一些，在哪里撒得少一些。每个人能够得到的多少阳光，取决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坐在屋檐下，能够得到的阳光照射的机会就会少，如果我们站在阳光下，阳光就会照耀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不是太阳有偏爱和不公平，而是人自己的选择决定了获得阳光的多寡。

得到什么并不取决于别人，也不取决于你的上师、你的父母、你的朋友，甚至不取决于你所在的环境，而是取决于你自己。在任何情况下，确信给予你帮助的人、与你相关联的人，确信你拥有的一切和所处的环境，会给人带来极大的福报。人与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我们总是认为有差别，因此就会有人羡慕别人所拥有的东西，而悲伤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其实这个世界是公平的，给予每个人的都一样，就如太阳洒下的阳光，可以收获多少，却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和我们确信的习惯有关。

佛教确信的最直接体现就是“转世”的观点，在不丹静修之前，我还不能够理解“转世”的真谛。同去的占祥问了一个问题，让我恍然大悟。占祥问的问题是：如何衡量仁波切的水平高低？乌金堪布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奇特，在他的认知里似乎从未想到过这个问题，从来不存在评价上师的观念。我在惊讶乌金堪布如此回应的同时，忽然明白了其中深刻的奥妙。在不丹，人们相信佛法、相信上师、相信轮回，这种确信的心态，可以使人具有敬畏之心、敬仰之心，从而获得安静和圆满。

人需要确立自己内心的信仰。从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来看，一切都可以质疑和怀疑，正是这种怀疑一切的科学之心，推动着人类借助于技术和科学，了解自然的规律，也满足了人类日益强大的欲望和追求。所以，质疑、不崇拜权威、打破规则，创新及超越已经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我们相信科学是认识世界最为有效的方法，也推崇挑战权威的行为，对于怀疑与质疑的精神持有认同和赞赏之心。科学的确是认识世界的有效方法，但是如何认识心、认识人的本性？如何认知人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让心安静且祥和？科学似乎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换句话说，如果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心，就需要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中的一种就是“确信”，就是信仰与敬畏。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建立转世和轮回的主要论点，是以深刻了解心的连续为基础，是因缘和报应。佛教相信普遍性的因缘法则，认为一切事物都会改变，都有其因缘，因此不相信有一个神圣的造物主，也不相信有生命可以自我创造。相反，一切事物的生起，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所以，转世和轮回是那样的确定和明确，每位上师都有转世，每个人都有轮回，源于这样的确信，恭敬之心油然而生，由此而产生自然而然的信心，因为前世已经做出了体验。诚如顶果法王所说的：“恭敬心是修行的核心，如果我们心中只存有上师，只感觉热诚的恭敬心，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可以看作是他的加持。如果我们能够以这种永远的恭敬心来修行，它本身就是祈祷。”

经常有学生给我写邮件，这些怀着梦想、兴奋和激昂走入大学校园的同学，面对的竟然是无助、困惑、迷茫，甚至是颓废。他们内心煎熬、感受孤独；他们获得好的成绩却无法融入现实；他们背负着家庭的负债和对姐妹的负疚，为了让他可以读书，家中姐妹必须放弃读书；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奔波于不同的招聘会场，甚至有些人找不到工作……这些困惑动摇了学生读书的信心。虽然这仅仅是一部分学生的生活写照，但是即使没有这些困境，大部分学生还是无法确定大学生活与未来之间的必然联系，无法界定知识和命运之间的必然联系，更加不能确认的是自己到底为什么活着？

在一次给学生的讲座中，一个学生问我“什么是信仰”。这个疑问就是上述学生困惑的根源。学生连什么是“信仰”这个概念都感觉模糊和不确定了，由此可以想象得出他们生活中的困顿与焦躁。我在试着回答学生这个问题，也在澄清自己的认识。信仰就是一个人所认定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一个人具有信仰的时候，他可以很好地接受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事情，他可以很明确地以自己的信仰做出判断而不至于迷茫和混乱。信仰至少包括三种类型：人生信仰、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在三种信仰中，所历练的都是如何让自己确信并超越困顿。

近30多年来经济的发展，无论在物质领域还是技术领域，中国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在人的精神领域却呈现出一丝丝混沌和焦躁。这是否和大学教育未能完成自己的功能有关系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人活在世上，可以创造无数奇迹，也会遇到很多痛苦与挑战，如何让自己的创造有益于世界，如何让自己遭遇到痛苦和挑战时能够安然处之，这就需要信仰的力量。在幼小的时候，我们不曾迷失和困顿，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信仰父母，确信父母可以给予我们正确的指引；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我们也不曾迷失和困顿，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信仰老师，信仰知识，确信老师可以依赖，知识可以依赖，并给予我们正确的理解。上了大学，进入到社会，我们遇到的挑战和痛苦加大，独立承担责任的压力开始让我们困惑，同时因为能力的增强，而在大学里并未拥有确信的能力，我们开始质疑老师、质疑社会，甚至质疑所学到的知识，找不到可以依赖的对象。压力与质疑导致更大的困顿，加之内心没有建立信仰的力量，迷惑和困顿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因为信仰缺失所产生的恶果又加重了这些痛苦和挑战。我们自身的困顿大部分源于内心信仰的缺失。

曾经有机会轮次在中国几所商学院任教于MBA/EMBA，学生非常热爱学习，但是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中国商学院读书的学生更愿意评价老师，更关注同学关系网络，他们不是确信回到学校一定要在学习上获得大的突破，相反他们更看重学校是否出名，校友是否有影响力，能否在同学中建立深厚而有价值的关系。所以中国商学院在推介课程时，会以更大的篇幅来推介校友；商学院动用很大资源和精力建校友会、设计各种学生活动。为学生服务并没有什么错误，让我所担心的是其目的。在很多学生的内心中，并不相信管理可以在课堂上学习，也不相信老师有能力提供更多的指引，因为在学生看来，他们自己的管理经验完全超越了老师。

我曾经听过一个国内很有名气的企业家对一位教授说：“您上课什么都不讲就是对学生最大的帮助。”带着这样的心态回到学校读书，能够有多少收获就可想而知了。这个时候，我真的开始怀疑每个商学院所做的课程教学评价是否正确，课程结束后，学生为上课老师做评估，这个分数决定老师是否能够拿到完整的课酬，能否获得绩效考核的成绩，能否继续担任课程的主讲教师，甚至有些学校把这个分数和老师的职称评定挂钩。两种老师能够获得高的分数，一种是学生自己服气和欣赏的老师，一种是讨好学生、让学生用人情来打分数的老师。真正糟糕的是：学生和老师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关系，不再是学习关系，而是交易关系。通过教学使老师与学生各自能力提升的目标，已经被这种莫名的关系伤害了。

真的是因为老师的企业实践能力没有学生强，学生就该认为在老师那里学不到东西吗？事实一定不是这样，学生学到东西与否还是取决于学生自己。我为此专门写过一篇题为“管理学教授可以贡献什么价值？”的文章来阐述这个问题，我觉得管理者回到商学院学习，是获得一个自我反思的空间和时间，是一个可以帮助自己转化和提升的过程，如果学生自己不能转化自己，就无法真正学到东西。我承认老师有局限性，老师对企业实践的问题没有更好的体验和沉淀，但是这不意味着老师不能讲授管理理论，因为科学的方法，深入的研究，依然可以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如果学生愿意信任老师，具有敬畏之心，收获的人一定是学生自己，而不是老师。曾经花时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听中国哲学课程，每位老师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了解到之前未了解的东西，对《易经》的理解，对和谐的理解，对老子、孔子、庄子的理解，也包括对佛学的理解。

拥有确信能力可以让学生理解学习是自己的事情，老师在课堂上所讲授的知识，每个同学可以得到什么并不取决于老师，而取决于自己。可惜的是，一些学生并没有醒悟到这一点，反而认为学校和老师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老师应该具有更大的能力与更多的知识。如果学生自己不做出调整，没有养成确信的习惯，那么在商学院的课程中想要得到好的收获，恐怕是做不到的。老师也一样要调整自己。只有拥有对知识的确信，对实践价值的确信，对理论和实践之间联系的确信，老师才会发挥他们应该发挥的作用。如果老师自己都不确信理论的价值，不相信理论可以指导实践并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想要学生确信也是不可能的。老师如果不提升自己的能力，不去真切地理解实践和感受实践，同样和那些不确信回到商学院可以学到东西的同学一样，失去了内心信仰的力量，又怎样可以让自己拥有被确信的影响力呢？

如果我们不拥有确信的能力，不建立信仰，就会出现一些令人心痛的情形，渴望成功的欲望战胜了一切，而忘记了做人和做事的基本准则。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出现的一幕，我一直记忆犹新。由于要在淘汰赛中选择对手，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四对羽毛球女双选手在比赛中消极比赛。其中包括排名世界第一的于洋/王晓理。赛后，国际奥委会和国际羽联决定，取消涉嫌消极比赛的中国组合于洋/王晓理、韩国组合郑景银/金荷娜、河贞恩/金旼贞和印尼组合波利/焦哈利四对选手的奥运会资格。当事人觉得非常委屈，因为她们这样做并没有违背比赛规则，而她们自己也是因为伤痛在身，无法持续激烈的比赛，战术性地选择比赛的节奏，以保证自己有力量获得冠军。该如何理解这件事情呢？在我看来，奥运精神是更快、更高、更强，这是运动员必须信仰的东西，而不是仅仅获得金牌。虽然对个人来说获得金牌比登天还难，而奥运历史上每届还是有几百个不是因为金牌而成功的人。金牌只是一个可以外显的标志而已，并不是奥运本身的价值，被真正记住名字的是那些对人类精神本身有贡献的选手，我认可刘翔的原因也在这里。

大学学习应该是一个确立信仰的过程，是一个帮助人建立确信和内在力量的过程。一个人在内心拥有确信的能力，他就会对自己的力量担负责任，因此会显得比较内省与内敛，他会有敬畏之心和恭敬之心，他会依赖于内心力量的牵引，信仰往往展现为人内在的对自我要求的定力。

我希望学生可以在大学期间，拥有对“恭敬”和“敬畏”之心的理解，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你会发现拥有信仰并没有那么困难。只要怀着恭敬之心，相信老师，相信家人，相信生活，对周遭怀有敬畏之心，内敛与内省，就会获得内心强大的力量，有了确信的能力，人生的痛苦和挑战都能够面对、接受并安然处之了。

上师说：不用去感觉你是否有佛性，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信任，在信心；重点是恭敬心，就是完全信服。如果你对上师有信心，肯用功，并且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办法将教法带给自己，训练自己的心不要重蹈过去的习气，如果你能和正在发生的事安然相处，不要过分注意，过一阵子你会发现任何事情都不会持续得太久；烦恼是如此，其他的事情也会如此。

虽然承认在今天，技术更具有时代性，因此作为现代大学生一定要有对技术和变化的敏感性，一定要与时俱进，拥有并能够驾驭技术带来的变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很崇尚大学第一个阶段所呈现出来的功能，也就是用人文或者宗教的知识来培养人。也许是因为今天的大学太过强调知识与技术，太过强调社会功能，反而缺失了人文精神以及信仰的培育。看到年轻学子无法面对竞争、变化以及复杂性，或者无法真正发挥自己的潜能，承担更大责任时，我真的认为并不是他们的能力不足，并不是他们不了解知识与技术，而是缺少内在的驱动力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渴望。甚至，很多学生因为短视而无法去创造更大的价值，而事实上他们拥有创造无限可能的质素。

我同样承认今天的环境会带给年轻人更多的困扰，更大的挑战，也正因为此，大学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去关注学生确信能力的培养，去关注信仰的培育和养成。一所好的大学，一定会培育出具有自立、自信、自觉和自强精神的学生；一所有着丰富精神内涵的大学，一定也会让其学生拥有丰富的精神内涵，这是我所理解的最重要的大学功能。

心性

我们内心的实现将改变外在现实。——普鲁塔克

曾经花很长时间来决定是否为学生写一本书，起因是，在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总是觉得学生对如果度过大学四年，没有一个清晰的感受。记得在2000年11月为学生开设了一场讲座，题目就是“大学生活设计”，那是一场超过1600人的讲座，体育馆被挤得满满的，很多同学之后告诉我，他们因为这场讲座有了很多改变，我听了非常开心，这是最大的激励。但是经过了10年的时间，依然需要和不同的学生谈论这个话题：“如何度过大学生活，才能够为将来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一个需要用心来规划的事情。为什么学生不能处理好大学的生活？也许是因为不清楚前路，不清楚内心的呼唤，不了解环境，或者不能认知自己。对学生的能力我从未担心过，也很欣赏他们把握机会和拥有尝试新东西的能力。我担心的是能力以外的事情，比如价值认知、想象以及与心灵的对话。

在我的认识里，回归本心、认知价值、拥有想象是一个人极其重要的秉性。我经常不断去找回内心的感受和想象，犹如行走在丽江大研古城的石板路上，喧嚣的人群无法掩盖脚步扣响石板的足音。当你处在喧嚣的环境中，必须放大音量，不得不放弃那些细腻精致的言语，但是有了内心的呼唤，似乎环境于我，都是契合而亲切的，即便是喧嚣的古城夜晚，也同样在细腻的灯光中看到柔情。又如坐在午后下阳光的校园一角，四周温柔而安静，从心头流淌出来的心语总是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能够找回自我，回归本心。只要和心灵有交融，可以随地而坐，仰头看天，天空也会因此成为某种可望而可及的境界，有云飘忽而来，随性舒卷；只要有想象，可以倚在院墙，与行人彼此相视，听见小鸟飞过，再细看了无痕迹，相泯一笑。

就如多少文人骚客，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唐诗宋词元曲，大浪淘沙后留下来的才是千古文章。在此时空，我多想可以与他们交集，学会用这些优美的文字来表达我的情感，当我想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时，才发现读书不够，也知道底蕴不足；有些气馁，想起陆游的文字，李白的才气，以及他们的气魄，好喜欢且羡慕。

我甚至羡慕起梁启超的书房来，春节和家人去拜访梁启超故居，一个标准的广东民宅，坐落在榕树下，塘水边。最吸引我的是读书的地方，晴朗中透着智慧的光芒，清澈中蕴藏着书卷的气华。望着那里，我总是联想到经史子集、诗书画篆所散发出来的阵阵墨香，甚至感觉到飘逸的思路和文人落落寡合的书卷气息。我知道，正是这个院子，诞生出院士、科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能够一门多俊杰，这是传承更是底蕴。

有时走在学校的小径中，会与学生擦肩而过，看着他们总是觉得很亲切，且各具特色。但是最近几年在不同的校园里走过，好像觉得缺少一些什么东西？回想在梁启超故居的感受，知道是缺少书卷之气而更多是时代的气息。学生总是可以标示出潮流，可以彰显个性，但是我还是情愿他们在眉宇间透出英气和书卷之气，这样要求不一定有道理，可是我还是非常固执地认为，他们应该是具有探索精神和满腹经纶的人，而不是时尚和张扬的人。

四年大学，一个不长的时光片段。在这个片段里，你可以给自己任何尝试和锻造，给自己任何一种设计与安排，每个学年，每个学期，每个学段，甚至每一天、每一刻。正是这些不同的尝试与锻造、设计与安排，你会成为一个非常不同的人，同样也就决定了你的人生高度和个人的品性。如果这段时光中，融入的是书卷、思考、审视和理想的强化，借助于课堂、书本以及分享，学识的精进会扩展人的心胸和视野，到四年结束时，这一切都成为你的个性特征，是属于你的神韵。

不要太过急功近利，不要太过在意充满诱惑的机会，不要太过在意其他人的所得，回归到本心，安静下来好好阅读、好好思考，好好培育属于自己的书卷之气，让知识提升你的胸怀和想象。我甚至喜欢戴着眼镜的同学，因为我总是很简单地认为，戴眼镜的同学一定是读了很多书的人，那眼镜就是一种气质的标志，这样的认知直接导致自己上课提问时，总是不自觉地提问戴眼镜的同学，固执地认为他们一定可以回答得令我满意，虽然我知道，这是认知的误区。

我们该庆幸，生命中与大学相遇，这是一段纯粹的时光，只有书本、阅读、想象。也许人生的意义是在其后才真正展开，可是如果可以借助于这一段时光，储备足够的想象和知识，拥有明确的判断，让自己可以按照心的判断前行，人也就有了心灵的归属。

可惜的是，现在的大学教育职业化倾向非常明显，学生在报考大学志愿之时，就已经去设想四年后什么专业更容易找到工作。一方面学校在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上比较追逐时尚，更加现实；另一方面学生在学习期间也一样追逐时尚，务实与功利。很多学生到大三时，已经围绕着寻找工作去安排学习时间。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学生上课请假，理由是要去实习单位面试。这些现象的存在，的确与就业压力有关，但是在这种氛围下，学生怎样可以沉淀出很好的心性，又怎样真正获得成长呢？

我承认现在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转向了大众教育，这是让人看到的非常开心结果。同样，我们也可以相信有一天会从大众教育转向普及教育。我一直很欣赏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在一个资源完全匮乏的地区，成长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新加坡能够得以发展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全民素质的提升，让人力资源成为国家战略。如果中国能够让大学教育成为普及教育，国民整体素质提升，一定可以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实力。

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人才培养的理念和就业理念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必须接受的现实。问题是，即便是大众教育中，学生来读大学，就业教育也应该只是一个基本选择，绝对不应该功利到围绕着就业来培养学生。倘若学生只懂得就业的技能，而不能够拥有完整的心性，不懂得如何面对变化与挫折，不懂得如何与其他人相处和拥有团队精神，即便解决了技能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学生长期发展的问题。

如果一个学生在读大学期间，认为技能学习是最重要的，就会出现对专业学习和基础知识学习偏废的情形。最近20年工商管理教育非常热门，所以我常常会遇到其他专业的学生跑来和我探讨专业学习的问题，一般会有两类问题：一类是不喜欢现在的专业，因为学了没有什么用，将来找不到工作；一类是喜欢工商管理专业，问问是否有办法转到管理类专业上来，而其背后的原因是管理类专业好找工作。两类问题归结为一个原因，就是用找工作来衡量。

这个问题在社会上的取向更加普遍与清晰，不过我还是很想与大家谈谈我的观点。大学学习真的并不需要为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做太多的考量。读大学应该是为你的一生负责，而不是为你选择就业负责；是为你能够长久的发展负责，而不是为你一时的工作负责。人的一生也许会有多种职业选择的机会，也会在多个岗位上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在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一定无法让你胜任你的职业，你需要持续地学习，才可以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具有持久性。

如果在选择大学时就和未来的职业挂得太紧，扼杀了自己对自然界、对社会、对科学研究的兴趣，那么大学学习实在是一件痛苦而无趣的事情。没有兴趣是没有学习动力的，而且也不能够全面自由地发展，完全被职业束缚，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非常令人担心。曾经看过陈志武教授介绍耶鲁大学的一个观点，印象非常深刻。在耶鲁大学，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任何一个在耶鲁四年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他从耶鲁毕业时，变成物理、电脑、化学或者是任何领域的专家，耶鲁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因为耶鲁不希望四年大学教育是培养专家，让他们在某个领域中投入那么深，而忽略在其他广泛领域中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机会。耶鲁有一门大课，叫作“大策略”，由两个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教授轮流讲，这是持续一年时长的课程，是一种非常综合型的训练，会讲到孙子兵法、管子经济、古希腊策略等。

陈志武教授的介绍让我很感慨，我想耶鲁诞生了那样多的总统，是有其教育功效的。如何为学生长远发展做出努力，这才是教育应有的功能。学生来到大学，除了专业知识学习之外，我更希望获得心性上成长。所以每每遇到带着上述两类问题来找我的学生，我都会很认真地与他们交流，希望他们能够纠正自己对专业的认识；对那些告诉我不喜欢现在学习的专业而是喜欢管理学领域的学生，我会很清晰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喜欢现在的专业，我不会选择接受他们选择我所在的领域，因为他们已经在一个专业领域里，我们需要探讨的不再是是否喜欢这个专业的问题，而是探讨如何接受挑战并把专业学好的问题。能够面对现实，接受挑战，并取得成效，在我看来是心性成长的一部分。

如果去观察那些取得成就，发挥作用的人，就会发现他们所拥有的是不局限于专业的能力，拥有的是去做事情的能力；他们所拥有的并不局限于专业知识，而是拥有与人合作、寻找成长的知识；他们所拥有的并不局限于技术，而是拥有了理解人性与激发能量的热情；他们所拥有的并不局限于对自己的自信，而是拥有对自己与他人、与社会所达成的自信。

事实上，我们并不能在大学毕业时，就确定一生的职业选择，每次职业选择和发展都会有多种因素综合发挥作用。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一个永远追求卓越的人，在任何职业阶段、任何领域发展，都可以创造出价值贡献，也都可以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所以我觉得对大学生来讲，不管到社会上做什么工作，我总希望他们能追求卓越，做到最好，只要这样去做，就可成就梦想。

我是一个大学教师，同时又在农牧行业工作，大学时学无线电技术专业，毕业后却去社会科学系任教，之后转到工商管理学院任教，然后兼职到企业去承担一个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角色。从自己职业发展的过程来看，一个人会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或者行业，只要你做好足够的准备。在农牧行业里我认识一位董事长，他是北大毕业，但是现在卖猪肉，而且做得非常好。当人们探究他为什么卖猪肉可以卖好，结论是因他是北大毕业。我喜欢这样的故事，喜欢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因为无论在任何行业，只要你决定去做，就一定会做好，因为你是大学毕业生。

今天的大学毕业生职业取向已经多元化了，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一方面说明就业通道更加丰富，一方面说明学生适应就业的能力更强。我们看到哪怕是同一个专业，学生也到不同行业里去发展，很多人发展得很顺利，这无疑是在大学中获得了真正的培养，既掌握了知识与技能，也拥有综合发展的素质，这样培养学生的大学才是一所好的大学。

喜欢一位歌手叫李健，特别喜欢他写的歌。当知道他是清华毕业时，忽然对清华增加了很多好感。喜欢这样的大学，因为这个大学的毕业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发展，并且发展得很好。现在读大学是极其幸运的，因为社会给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舞台，没有什么限制，而且机会非常多，就看你能不能选择合适的地方发挥自己的才华，有没有准备好去拥有属于你的机会。我总认为，机会一定会青睐有准备的人，所以希望大学能够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准备，学生也要在读大学期间，学会理解专业学习的价值，好好地发展自己的心性，这样才能让自己拥有长远发展的基础。

任耶鲁大学校长20年之久的理查德·莱文曾经说过：真正的教育，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是批判性的独立思考、时时刻刻的自我觉知、终身学习的基础、获得幸福的能力。真正的教育，不传授任何知识和技能，却能令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这才是教育，也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受过教育的标准。

思辨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赫拉克利特

什么才是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如果从最简单的评价标准来看，课业通过，获得毕业论文评定通过的学生应该是合格的大学生了。真的就是如此吗？在我看来，一个合格的大学生，不仅需要完成知识的储备，还要获得心性的成长，以及拥有思辨的能力，至少要获得这三方面的训练与成长。

有关知识储备方面的训练，学生基本上都可以完成，心性成长的训练，现在开始变得越来越受重视，但是思辨能力的训练，却依然非常薄弱，甚至很多学生博士毕业，也未掌握这项最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

不具备思辨能力，无法真正获得独到见解，或者无法与不同看法进行交流并获得共识；不具备思辨能力，无法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或者无法为今后持续学习和研究奠定基础；不具备思辨能力，甚至无法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独立，有价值判断的人。在我们身边常常会看到人们犯一些“常识”错误，也常常会遇到人云亦云的从众行为；一些人因为无法思辨，导致成为舆论的跟随者，反而混淆了是非，甚至直接导致混沌和混乱。因此，思辨能力的训练是最重要的学习，学会思辨，可以培养独立发现问题，寻求论证，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关于生活现象的假设中去，从而更好地理解生活的本质。这本身是一种素养，也是一种良好习惯。

从事教育多年，有很多机会与朋友去探讨中国教育与美国教育之间的差异，看到中国学生善于考试并获取好成绩时，一些朋友会认为中国教育并不输给美国教育。不过我知道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异，是关于思辨能力之间的差异。美国教育非常在意思辨能力的培养，与美国学生在一起，你很容易发现，他们在探讨一个观点时，会很自然地去怀疑、审视，然后用证据来证明观点的逻辑性或者事实性，或者寻找数据来证明观点的合理性。他们不会盲从地相信一种观点，哪怕这种观点是一个权威专家的。思辨对于美国教育体系而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美国人拥有很强的独立性、自信以及足够的自我肯定。这让美国获得了极强的创新能力，充分的传播能力，以及说服对方的沟通能力。中国教育不缺失知识教育，缺的正是思辨能力的教育。

思辨能力的缺失，让很多学生无法界定问题、提出问题、论证及推演，也就无法获得判断和结论，更不用说做出贡献了。有时看研究生写的论文，会看到一个不需要论证就可得到的结论，为了一个不证自明的观点，做出复杂的论证，或者看到许多论文只停留在假设层面上，然后就把没有经过数据实证的假设当成真理性结论。自己从事管理领域研究，很多时候与企业界朋友在一起交流，他们告诉我，从不看管理学的学术期刊，一方面看不懂，一方面觉得教授谈论的话题在他们看来不称之为话题。我不能完全去认同他们的评价，但是有一点，学术研究的论文他们的确不看，这是否值得我们反思呢？我们花费很多时间培养学生所做的研究，在一个实践导向的学科里，竟然与实践脱节。

类似的情况经常发生，鉴于此，最需要反思的是：管理研究到底以什么作为评价标准？中国企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无法承担起作为一个管理研究者应该承担的责任。现实需要我们回答：当前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所以，在和管理学者交流时，这个问题自然就会成为讨论的话题，可惜的是，改变的情形并不明显，我想这里面是否存在一个关于思辨能力的问题呢？在与自己的研究生交流的时候，我一直要求学生们问题导向，而问题导向的训练本身就是在训练思辨能力，我希望他们能够训练自己的思辨能力。

我需要学生理解，框定问题优先于界定方法。受制于大学的评价标准和晋升要求，绝大部分中国管理研究学者都以西方期刊作为标志性的学术标准，我从未对此产生过疑问，同样认同西方所形成的一套系统、规范的研究更有助于寻找现象背后的机理，但是在这20多年的研究发展过程中，我们走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极端到只有方法而没有价值。即便是在今天被学术界公认的能够在世界一流管理期刊发表的论文，对中国管理的实践有多少价值？没有人可以很明确地回答，甚至很多博士、硕士的研究论文是做不需要证明的结论。这样的现象所带来的令人可怕的结果是：专业学生所受到的训练是做不证自明的研究，方法规范、正确但是问题空虚；学术界满足于在规范性上做出极大的努力，获得国际认可，而并不关心中国企业的实践所面对的挑战。

研究方法的界定的确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不框定问题，这些方法是不能够发挥真正意义的。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管理方法和工具，但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管理问题和美国的管理问题一定是不一样的，那些对美国市场适用的理论常常和中国的情形并不一致。譬如，管理研究者发现，中国企业在面临动态复杂不利的环境时，倾向于采取防御性的战略，“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前瞻地着眼未来而比较冒险的战略；在美国，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采取前瞻的而非防守的战略。在中国企业中，企业家的作用可以用“英雄”来形容，一个企业的成败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企业家个人的不断超越；在美国的管理理论中，更强调组织能力而非管理者个人，一个企业的成败取决于组织与环境的互动。中国企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其成员具有社会人的特征而非职业人；美国企业成员却具有职业素养。由此可知，我们可以和美国学者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但面对的问题却截然不同。如果不能先框定问题，而一味地在界定方法上花工夫，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是无法具有指导意义的。

需要正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管理研究者，多数人是通过管理教育来学习管理的，但是管理首先是实践，管理理论一定是基于实践而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大部分研究者有很大的局限性。德鲁克先生曾经对赵曙明教授讲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管理取得了巨大成功，一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东西。管理实践总是领先于理论，要总结中国企业管理的特征一定要从实践入手。我当年为了学习日本管理经验，也曾多次到日本考察。”这段话无疑是对中国管理研究者的一个忠告和指引：唯有深入中国企业，了解并寻找其管理实践中的问题，才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多年来，我一直沉浸在那些引领管理实践变化，并创造出无数价值的经典著作中：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解决了劳动效率最大化的问题，韦伯的行政组织解决了组织效率最大化的问题，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解决了激励与满足感之间的关系问题，波特的竞争战略解决了如何获得企业竞争优势的问题，德鲁克让我们了解到知识员工的问题。这些经典研究，正是基于对管理实践中重大问题的提炼，与美国企业有效的互动，带动了美国管理实践的高速发展，并引领了世界管理的方向。我们首先需要学习的，正是西方管理大师框定问题的能力。

中国企业环境和西方理论产生的环境有很大差别，历史和制度使得中国的公司概念和西方的公司概念差别很大，甚至连公司拥有确定的所有权和边界这样的公认假设也不一定成立，或者很难详细说明公司的情况和确定它们的边界。在3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失败的企业有着西方从未有过的原因，而所有成功的企业都根源于对中国经济环境的深刻理解，不同的城市政府对企业的影响截然不同，即使在同一个地区，政府更换领导人，对企业的影响也会产生巨大的变化。这些与西方管理理论产生的完全不同的环境，非常需要给予理论上的解释，而对问题的界定则成为关键。

尽管今天的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不断上升，管理教育也高速发展，但是中国却是世界上被管理学者最少研究的地区之一：一方面源于我们开放的时间不足够；另一方面源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与国情，而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学者习惯于用西方的标准来框定问题，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的问题。反观日本管理实践和研究的发展，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日本企业很好地融合了西方理论和日本文化与国情——戴明的质量管理在日本得以发展并成为管理经典，从日本忠诚与服从文化延展开来，结合明确的质量标准与一线工人严格遵守的习惯，让日本以“物美价廉”的方式成为世界公认的管理标杆；“精益制造”成为制造企业最重要的管理模式，进而使得日本成为全球经济中仅次于美国的最强大经济体。

我们所欠缺的正是这样的研究和贡献，直到今天，还无法厘清中国企业管理不同于西方管理理论的地方在哪里，无法让中国企业在实践中明确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些问题的研究需要规范的研究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坚实的研究基础，而这一切研究上的准备必须服从于一个目的：框定中国管理的问题，而不是把方法作为目的。真正的管理知识一定会源于对实践中关键问题的把握和系统的实证数据的研究。

复杂问题简单化而非简单问题复杂化。2005年当我卸任公司总裁回归到研究与教学岗位的时候，记者在采访中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教授与总裁这两个身份有什么区别？我的回答是：做教授的时候，一句话变八句话说；做总裁的时候，八句话变一句话说。事实上，管理实践与研究之间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管理实践强调复杂问题简单化，需要概念能力，需要在纷繁的影响因素中寻找到关键因素，通过对关键因素的把握和解决来提升整体的竞争力，因此在实践中会看到具有创意并鲜活的案例，让实践具有丰富的生命力。研究学者的思维方式是习惯于穷尽所有要素，寻找到因素之间的关联，并力图把这些关联整理清楚，从而获得完整的、体系性的认识和结论。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习惯并没有什么错误，并且这样的研究训练是必要的且必需的。但是如果停留在这种思维习惯和研究训练中，则容易与实践相悖，研究还需要在此习惯和训练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简单问题复杂化之后，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做不到这一点，管理研究并没有完成。

从管理的本身看，没有概念能力是无法真正成为领导者并引领变化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意识到经济发展需要全球的资源，倡导“生态一体化”，在这个概念下，世界开始了全新的改变，之后的“经济一体化”到“全球化”的概念，把技术、生态、变化以及区域的发展资源、不同地域的文化等所有的复杂性都统一起来，把全球统一到一个一体的认识之中。借助于概念能力，美国成为全球资源的管理者，并引领世界朝着美国所引导的方向发展，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为恢复危机所做的努力，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近几年来，中国一直谋求世界体系中的话语权，很多人认为只要中国的经济实力强大就应该具有世界话语权，这样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大家还需要理解另外一个关键，即是否具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没有概念能力，所谓世界体系中的话语权只能是一个愿望或者空想。对于世界格局来说，其变化程度和复杂性更加剧烈，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实力可以解决，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达成共识，共识的基础就是明确的概念理解，而这就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能力。

换言之，在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系统研究训练的基础上，还需要训练概念力。如果想训练概念力，就需要具有与管理实践一样的思维习惯，而不是研究的思维习惯，那些贡献了重大管理理论价值的研究者都具有这样的能力。分工理论、计划管理、竞争战略、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知识员工、企业文化等，当我们学习并理解这些概念时，可以清晰地知道企业运行背后的复杂性以及解决之道，这也是被称为“管理大师”的人成为大师的根本之处。每当我阅读到巴纳德的所言“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进行合作，即系统地协调彼此间的行为时，在我看来就形成了组织”时，我总是可以很清晰地了解到组织的关键是协调个体之间的行动，我们之所以觉得组织复杂而难以发挥组织的效率，关键是没有去协调个体之间的行动，相反却做了很多与协调行动无关的努力。

一直以来很多管理者希望借鉴先进的企业经验，把它们的管理体系复制过来，但是这样的努力并没有带来实质上的效果，其原因是只了解这些优秀企业的体系，并没有了解这些企业管理中的关键要素，也就是核心概念。当我们不断地学习和分析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简称“西南航空”）的案例时，并没有了解到“西南航空”之所以可以用总成本领先的战略持续成功，其关键概念是“尽可能少地占用顾客的时间”。中国大部分企业都是以成本战略为选择，却没有诞生出像“西南航空”这样优秀的公司，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关键概念不同。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来源于劳动力、土地资源、政策以及原材料，而“西南航空”的成本优势来源于时间效率。

丰田的精益制造是中国制造企业学习的标杆，很多中国制造企业都引入了精益制造体系，同样也没有诞生像丰田一样的全球公司。因为丰田精益的关键是“一线员工发挥智慧”，因此丰田在运行精益体系时，对一线员工的培训、专业化提升以及激励做了大量的投入，在让“一线员工发挥智慧”这一概念的统领下，丰田派生出一整套管理模式，管理者首先是培训师，公司最高的职位不是总裁而是总培训师。在中国企业中，管理者并没有认为一线员工具有智慧，更多地把一线员工看成成本。令人可惜的是，在今天依然很多人认为如果富士康提升生产线工人的工资，一定会失去成本的竞争优势。这里面所蕴含的正是对关键问题认识的能力偏差，如果认为制造企业的成本优势来源于生产线工人的低工资，那就大错特错了。生产线工人最重要的价值正是贡献产品成本与品质的竞争力，没有这样的认识，一个以制造取胜的国家就会丧失其竞争优势。所以，不是简单地建立精益制造体系，而是基于发挥“一线员工智慧”的共识，才能形成制造企业的成本竞争优势。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引起世界对中国企业管理的兴趣，这不禁让人想起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管理兴起的时代：当时美国大量的研究者涌入日本试图发现新的理论来解释日本管理方法，除了“精益制造”之外，大多数没能经受时间的考验。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学者带着西方的管理理论来到日本企业，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深入到日本企业中，并不了解在日本文化和日本经济环境中企业行为和选择背后的机理，只是把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与日本企业实践结合起来，这样得出的研究除了验证西方的理论之外，不太可能形成真正的总结日本企业实践经验的东西，自然无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个结果提醒我们，对中国管理的研究如果是同样的路走下去，可能落入同样的困境：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我们自己带着西方管理理论来到中国企业中，把它们强加给中国企业，这样的做法甚至连类似日本的“精益制造”的理论都无法得出。

我们真的了解全球化吗？到今天为止，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市场中依然处在探索阶段，我们对全球化的认识还有很多困惑，甚至不能明确地给出一个简洁、清晰的解释。弗里德曼用“六维”眼光来看“全球化”，这“六维”是“金融领域、政治、文化、国家安全、技术和环境保护”。即便是弗里德曼本人，也承认这不是全球化的最后内涵。因此，全球化是更宽广的视野、更变化的视角、更广阔的未来，不能理解全球化，也就无法理解我们生存的空间。这就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做出更广泛的沟通，但是如果没有思辨能力，也就无法找到共识的基础与沟通的前提条件。

对于管理研究而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做出中国管理研究来？管理学学科属性的限制和管理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得管理学者越来越意识到：管理领域中的研究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种普遍性不足或者缺失的原因则在于管理研究的对象更多的是依赖管理问题或管理现象发生的情境因素，因此在进行管理研究时应该对情境因素加以考虑。所谓情境因素的研究就是把组织所在国家的社会、文化、法律和经济因素作为情境变量，探讨这些因素对组织特征这些因变量的影响。我们深知中国的国情极其复杂，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也正因为此，我们无法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理论，也无法简单地认为可以轻易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雅克认为：“中国现代性的动力来自历史而非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中国的现代之路与西方所走的道路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更需要关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研究学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我用这么大的篇幅来分析和介绍中国管理研究及其发展困境，只是想说明思辨能力是多么重要的训练，无论是在哪一个领域想要做出价值贡献，一定是需要有思辨能力才可达成，而这也是大学中最重要的训练。

想象力

我们不需要魔法来改变世界，我们自身已经拥有了需要的所有力量：我们有能力更好地想象。——J.K.罗琳

韩国人说，他们有三所最好的大学：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他们把这三所大学的英文第一个字母连起来，叫作“SKY”，也就是天空，寓意无比辽阔，包容天下。把大学比作天空是非常贴切的，这也意味着三所大学培养具有宽广胸怀以及无限想象力的学生。大学就该胸怀宽广，包罗万象，求真、求善、求美。对学术而言，有不受约束的天地；对学子而言，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对学校本身而言，百川汇入大海，拥有丰富的资源，大学的影响以及吸引力即在于此。；；；

我总是无法忘怀2002年的世界杯中发生的一段事。韩国队奇迹般地挺进四强，但是最令我惊讶的是国人对韩国队进入四强的兴奋，我们有什么理由兴奋呢？世界杯对于中国人而言真的是一个永远的“痛”，我所欣赏的男性的刚阳、坚毅、勇往直前、勇于承担几乎在球场上看不到，我曾经非常欣赏孙继海，也一直崇拜有力量敢担当的男性，只是这场世界杯让我真的很失望，因此我更不明白中国球迷为什么会对韩国队的胜利雀跃。在网上看到一个韩国女子的言语，心有滴血的感觉，我把文章保存下来，在上课的时候转给学生看，我们缺的正是她所说的：

幸运的是，上帝非常公平而精准地给了我们其他的东西。因为我们国小，他给了我们更多的智慧；因为我们贫瘠，他给了我们强健高大的体魄；因为我们屡遭侵略，他给了我们顽强的意志；因为我们人少，他给了我们团结的精神……

于是，当时代的车轮滚动到以科技为中心的地带时，我们的品质促成了我们今天的成就，我们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我们的优秀与伟大。在科技上，我们的汉城大学把北京大学遥遥甩在其后；我们的企业（三星、LGKIA、大宇、现代、JNC……）如狂风般扫过中国的市场——你们所说的亚洲光荣，在我们看来是多么的荒谬。请清楚地铭记一点：当前的国际竞争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而不是大洲！希腊不会以英国的光荣为光荣。我们之间的联系，仅仅是在经度上相差15度而已。

这一届世界杯引发的这段话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我并不认为这是有关足球的话题，反而认为是国家竞争力的话题。有关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影响因素，公认的是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所提出的八要素说，即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管理、金融体系、基础设施、企业管理、国民素质等八大要素是影响国家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从定义上理解，国家竞争力主要是指国家创造附加价值的一种能力，意即国家借助经营原有资产，通过制度、吸引度及积极的整合关系，形成自有的经济、社会模式来增加财富，其重点在于创造附加价值以增加国家财富之能力。因此国民的创造及创新能力起着决定性作用，我很想在中国找到三所大学，可以骄傲地宣称它们代表着天空，包容着一切，抚育着创新与创造之新人。

大学应该具有让学生学会想象和拥有创造能力的作用。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想象力是大学存在的理由。陈寅恪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文中写道：“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爱因斯坦在获得诺贝尔奖致辞时说：“在人类生活的壮丽行列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这些我极其敬仰的先贤，无不怀抱着对学术内在动力的珍贵，无不坚守教育的真谛，大学就该彰显这样的价值和力量。

我喜欢那些独特而富有创造的学生，喜欢出人意料地给出答案的学生，甚至喜欢看到学生对老师的挑战，这些学生总是让我感受到创造力与想象力的美好。大学为学生提供了偶像的灵感，知识在这里被赋予想象力的传授。我很怕遇到学生向我讨教标准答案，向我询问考试的方向和范围。在我眼里，一个学生只关心考试，只关心分数，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因为如果学生只为分数学习，丧失的有可能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非常希望学生运用想象力去学习知识，运用创造力去获取答案，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障碍，会遭遇到压力，甚至因挑战而遇到冲突，但是我还是坚持学生要这样去学习，去接受挑战，承受压力，解决冲突，因为这个过程本身，会让你被激发，发现你自己内在的力量以及无限的可能，也才可能让你拥有独树一帜的见解，去刺激缺乏活力的思维。

有人说，知识作为个人技能，才可激发创新诉求；知识作为社会建构，才能引发创新冲动；知识作为话语叙事，才能充盈创新特质。我蛮认同这种观点，运用想象力去辨察事物，事物将不再是纯粹的事物，它被赋予产生丰富思考和进行改造的全部可能。我喜欢流连于大学的校园，不是因为它的建筑或者校园之美，而是因为校园中弥漫着想象的味道，散发着创造的气息。只要你走在大学校园里，一份从容便会化解开，人在从容中会被激发，内心深处就会萌发出被唤醒的、创造的智慧和生活的激情，这是大学让我最动心的地方。

20世纪90年代，为启动华南理工大学“大学生创业大赛”做了一次讲座，这次讲座让我印象很深，在体育馆里满满的学生，我用了“创造性思维”这样一个主题与大家交流。这次讲座中的一个环节是，要组建10个队伍展开竞赛。令主办方和我都惊讶的是，组建队伍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学生工作处不得不改变工作程序，增加了一个前期竞赛的单元，让更多学生欲望得以呈现。再后来，我知道华南理工的学生参加全国的“挑战杯”创业大赛获取到非常好的成绩，也知道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创新的种子总是埋在这些年轻学子心中，只需要一个萌发的土壤。

拥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可以让人受用终生。借助于想象力，人类在过去的50年时间里发现和驾驭自然的力量，超过了此前全部人类历史时期的总和，太空漫步、海底穿行、生命奥秘的解构，几乎我们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人类的一个崭新历程。

创造性的思考通常由想象力培养获得。想象力根据其功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综合型想象力”，一种是“创造型想象力”。综合型想象力是这样一种能力，人可以把旧有的观念、构想和计划重新组合，推陈出新。这项能力没有任何创造，它只是将经验、教育和观察作为材料进行加工。它是发明家最常使用的能力。通过创造型想象力，人类的智慧可以无限扩展，“预感”和“灵感”就是通过这种能力获得的，所有基本构想或新构想正是通过这种能力产生的。其实创造型想象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创造力。我非常喜欢电影《阿凡达》，惊讶于视觉冲击的同时，更加震惊的是这部电影所表现出来的想象力和对未来的理解，它虽然只是一部电影，但是通过想象的安排，人类感知到自己的渺小和狭隘，也感知到不可知世界的浩大，这就是想象力的魅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一个人做某些事情会比其他人做得更好。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从未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真实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很好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或者创造力。一部分人随遇而安，得过且过，一部分人怨天尤人，牢骚满腹，这些人有一个共性就是没有释放自己创造性的思考。爱迪生在他工厂的四处都挂上这样一块牌子“一个人除了老老实实认真思考之外，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他认为此话千真万确，“几乎没有哪一天不发现这句话是多么的刻骨铭心的正确”。

如果你真的想探索多一点的东西，就要创造性地思考，看山一定不是山，看水一定不是水，想起自己学习一些社会科学的感受，社会科学如果从学科的角度理解，可以用文学、史学、哲学的思维方式来表达，很多创造性的思维来源于对文史哲的理解。

已经不太记得是谁这样描述文史哲的，但是我很喜欢这个描述，因为这个描述让我理解具有文史哲的基础，对形成创造性思考有很大的帮助。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窗外的一棵树，如果你直接描述这棵树就不是文学，而必须在树旁边有水，描述树在水中的倒影，这棵水中的树就是文学。史学的概念是什么？如果你能够寻找到一面镜子，在镜子里寻找到你的影像。如果可以在以往历史中找到与现在类似的东西，就可以判断现在的问题如何解决，理解现在的问题，需要考虑历史、考虑变化，唯此才可看透现在的每个问题，历史的方法就是教晓人们在看事情的时候，学会回归到从前，寻找类似的事，以古为镜、以史为鉴就是这个意思。哲学的启示是斯芬克斯之谜：人面狮身的神守在人要走过的路口，它会问每个路过的人，什么动物早上四条腿走路，中午两条腿走路，晚上三条腿走路。答对了它就放你过去，错了就被推下悬崖。这个故事的奥秘就是谜面和谜底都是“人”。文史哲的方法就是帮助人们学会透过现象获取本质的认识，而在对现象的理解中需要有创造性的思考能力。

对世事和外物的理解，不能简单地以自己的理解来认识，需要扩展自己的视野和认知来理解，这就需要人们在不同的学科领域里掌握其精髓，正如上面描述的对人文科学的理解一样，对自然科学的理解需要同样的比喻和想象力。自然科学的精神可以用数学的精神来表达，数学可以用两个典型的原理来描述：极限和微积分。这两个原理表达一个根本的含义就是无限接近真理，而无限接近真理就是数学精神的表现。因此对于认识事物来说，不要满足于求一个解，要真正想训练你的创造性思维，一定要去找多解，也许你会认为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无解的，我承认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学会如何寻求解决方案。我们在自然科学里培养数学精神，在社会科学里培养人文精神，当拥有这些基础的知识训练的时候，可以确信你就拥有了认识世事的能力。因此，不要单纯地认为读书就是为了考试，还要学会训练自己的创造性思维方式，只有获得了创造性思维方式，才会让你得到真正的成功和发展，所以普通人和成功人之间，为什么会有很大区别，是因为普通人的创造性思考不够。

网络的存在，让很多人丧失了思考和创作的能力，这一点让我非常担心，因为得到信息实在太容易了。但是，要知道，得到信息并不意味着，真正了解信息本身的含义和内在关系。我担心学生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用信息堆砌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用别人的想法表达自己的观点，用信息去佐证判断而不是自己分析得出结论。之所以会形成这些习惯，就是信息量太多了，学生可以随便在任何一个地方找到信息和相关的观点，然后把这些信息和观点联结起来，这些复制的信息竟然被学生认为是自己的结论。真的非常担心这一现象，因为这样的结果会丧失学会创造性思考的能力。

今天很多东西都是直接借用、借鉴甚至直接拿来，真的希望多些创造的部分。拿来主义是创造性的一种，我不反对，而且我认为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确需要借拿来主义，认真学习和消化。但是大学生毕竟是有智慧的一批年轻人，假设大学生只会拿来主义，那就非常令人担心了。如果大学生不能创造性思考，怎么能够做创造性贡献。大学生一定要学会创造性思考、探索、面对问题，一定要用创造性思考来锻炼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帮助自己，也才有机会帮助社会进步。

你可能会发现身边总有一些人非常幸运，他们总是毫不费力地取得其他人需要艰苦跋涉才能得到的一切；他们总是走在正道上；他们的行为举止总是恰当得体；他们学习什么都轻而易举；他们无论开始做什么，总能窥见其奥妙轻松完成；他们和自身保持着永恒的和谐，从不需要反思自己的作为，也不需要经受艰辛的考验。这些人所展示出来的幸运，都是源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原因：他们掌握了创造性思考的能力。

这种思考的结果，的确是一种智慧，人的心智如果发挥这种智慧，就可以被利用并引导帮助解决一切问题，认识这种思考的力量，明白这样的事实，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不断的变化，不同的重点，特别的理解，独到的见解，创新的表述等，这一切都可以表明创造性思考的力量，到目前为止，所有世纪中最伟大的发现，就是思想的力量。

思考的创造力是由什么构成的？它是由创造性的理念构成的；反过来，这些理念通过发明、观察、应用、鉴别、发现、分析、控制、管理、综合等手段，运用物质和力量，使自身客观化。当你潜入思考的深海，思想的活力就迸发了出来；当思考突破自我的藩篱，就进入永恒的和谐之中。在这个自我思考的过程中，诞生的将是智慧，它可以带领你了解事物本质的知识和领悟原理。我们知道有许多人取得了看似不可能的成功，有许多人实现了自己一生渴求的梦想，有许多人改变了一切，包括他们自身。我们有时会为这种无坚不摧的力量而惊叹，但是，其实这一切都来源于我们的创造性思考能力，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形成这种能力并合理地运用它。

2008年J.K.罗琳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时说过一段话：“我的第二个主题：想象力的重要性，因为这是重建我生活的一部分。想象力是人类独具的能力，设想还不存在的事物是所有发明和创新的源泉。这种改造和揭露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对自己未经历的苦难者产生同理心。”她和哈佛毕业生回顾了自己20多岁在伦敦总部的大赦国际研究部门工作的经历，并分享自己的所得“不同于这个星球上的任何其他生物，人类可以学习理解未经历过的东西。他们可以设身处地为别人想当然，这是一种能力就如我虚构的魔法世界一样”“我们不需要魔法来改变世界，我们自身已经拥有了需要的所有力量：我们有能力更好地想象”。J.K.罗琳用她的想象力战胜了自己的困顿和贫苦，而人类也用想象力战胜了自己的困顿与迷茫，每个人都会如此。

著名教育家亨利·纽曼早就说过，大学不能保证培养出名人天才，大学训练是达到一种伟大而平凡目的的手段。请大家好好珍惜在大学的这段时光，拥有想象与创造的能力，你们可以在平凡中达成伟大。

爱

直到最后我才明白，宇宙中一切能量的源泉竟是“爱”。——爱因斯坦

很多时候，我的内心中总会浮出泰戈尔和他创办的大学。1901年泰戈尔40岁，在宁静的帕德玛河畔一面写作，一面管理希拉伊达哈田庄十余年后，他怀着“要从用砖头、木材建造的房屋监狱解救城里的孩子”的决心移居桑地尼克坦，向父亲讨要到一块地，开办了教育中心。

学校最初只有包括其长子在内的5名学生和5名老师。“我才疏学浅，但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我绘声绘色地为他们讲《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里的故事，引得他们时而伤心落泪，时而又笑得前仰后合”“孩子们在这儿欢快地奔跑、爬树，清脆的笑声在天空中回荡……见此情景，我觉得他们得到了极其珍贵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儿童内在大门的开启。泰戈尔认为，教育务必要尊重儿童自发的活动。“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解释意义，而在于去敲那心的门。如果我们叫一个儿童叙说出在这样的敲门时，他心里所感觉的是什么，他便会说出些非常聪明的话来，因为内部所发生的感觉比他所能用言语表白的更为伟大”“只要大门开启，内宅的重门就能相继打开”。

我为泰戈尔的实验所感动，更认同他对教育目的的诠释，在我看来，这扇大门就是“爱”。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懂得什么是爱，并且在内心中真正能感受并呈现出爱及快乐，懂得爱的学生，知道慈悲与怜悯，知道外事外物独立的意义，知道宇宙与自然的优美。因为懂得爱，在学生年轻的心灵中，会培养其普遍而深刻之同情心，以去除一切人与人之间，包括民族间的嫉妒和误解。

有人问我，读过大学的人与没有读大学的人之间有什么差异，我回答说，在大学校园度过四年的人，会有一种特性，会宽容很多，会能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不同的意见，会懂得珍惜并做出选择，能够与自然融合，亲证人性，发展心灵。沉浸在校园里，知识教会学生用理性去理解自然之美，大学精神会让学生拥有宽广的胸怀以及美好的秉性，而这些是源于懂得爱，并能够真正拥有内心的快乐。

20世纪80年代末，爱因斯坦的女儿Lieserl出于执行父亲的命令而不是为了出版，将爱因斯坦写的1400封信捐给了希伯来大学。一直到爱因斯坦死后20年才公开其中的内容。这一封就是他写给女儿Lieserl的信，爱因斯坦在信中写道：

有一种无穷无尽的能量源，迄今为止科学都没有对它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是一种生命力，包含并统领所有其他的一切，而且在任何宇宙的运行现象之后，甚至还没有被我们定义。这种生命力叫“爱”。

当科学家苦苦寻找一个未定义的宇宙统一理论的时候，他们已经忘了大部分充满力量的无形之力。爱是光，爱能够启示那些给予并得到它的人。爱是地心引力，因为爱能让人们互相吸引。爱是能量，因为爱产生我们最好的东西，而且爱允许人类不用去消除看不见的自私。爱能掩盖，爱能揭露。因为爱，我们才活着，因为爱，我们死去。爱是上帝，上帝就是爱。

如果我们想要自己的物种得以存活，如果我们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如果我们想拯救这个世界和每个居住在世界上的生灵，爱是唯一的答案。

我最喜爱的两位伟人，泰戈尔与爱因斯坦都在清晰地指引一个共同的方向：要了解爱并懂得爱。泰戈尔更是把这种教育理念直接付诸行动，亲自创办教育中心，甚至不惜贡献自己的诺贝尔奖奖金，到处行乞，只为把学生培养成他期待的样子。

的确，懂得爱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如果不懂得爱，哪怕是拥有足够的知识，也会让人陷入无知之地。记得钱穆先生一句名言：“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视本国以往历史无有一点价值，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看看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钱穆先生所提醒的情形，却是被他说中了，知识水平不低的人，不抱怀温情与敬意，不懂爱以及如何去爱，会让历史与现在，甚至未来都失去了价值。

回顾人类的悲剧史，固然有利益和权力的纷争与操纵，但是更直接的原因是缺失爱。我总是无法理解希特勒时代，那些参与直接杀害人类的人，也是知识水平极高的人，如果简单地从服从命令以及狂热追随去理解，未能完全说服我，但是如果从爱泯灭的角度，这是根本的原因。

所以，拥有知识的人更要懂得爱，懂得对生命的爱，对生命的敬畏，这是人类趋于和谐美好的根本之道。泰戈尔说：教育的目的是应当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人与人的关系中，我们要学会尊重差异，敬畏自然，让我们在理解知识规律的过程中，看到生命的有限性，从而更能欣赏生命，珍惜和提升生命的意义。这是一个学生需要完成的教育履历，需要获得内在沉淀的品性，以及获得毕业证书的真切内涵。

可惜的是，人们会看到一些令人心痛的大学生行为，冷漠看待世事的态度，毫无热情的生活，自私自利的选择，对爱的狭隘占有，以及伤害他人的生命。这些行为与大学生组合在一起的时候，真的非常痛心，因为这是绝对不应该出现的情形。知识本身就是在传递宇宙规律与生命规律的，如果没有窥探到这一点，如果没有去感应到爱并懂得爱，又怎样可以运用这些知识去光大生命呢？

人的一生需要多种要素组合才可以达成理想并取得成功，很多时候人们并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事物本身的规律，获得支持与欣赏，相互扶持和帮助，才有机会超越自己。

第一次听到《感恩的心》这首歌和看到手语表演时，眼泪忍不住流出来，人生活在世界上会有很多选择和机遇，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和价值判断，但是这个世界还是会有一些普世价值，超越这些界定，而最珍贵的就是感恩的心。感恩，是一种美德，是获得持续成长的动力来源，是获得信任的基础，更是一种境界，当你拥有了感恩的心，你会懂得爱，从而获得生命的真谛。

过去，我是一个非常害怕海水的人，一直以来我都不能够面对一望无际的水面，感觉那是浩瀚和不可测，感觉那是无尽的变化。每次面对大海，我常常有很深的孤独感，也曾经很清晰地知道，自己更喜欢草原，因为那是可以坚实地踏在地上，与土地接近和依靠，大海没有给我这份安全和依靠。所以在很小的时候，与大堂哥去到公海坐他设计的船初航时，总是很惧怕留在船舱，大堂哥希望我到甲板，能够亲近大海，但是我没有做到。2007年的冬天，三亚的海给了我特殊的感受。人行水中，忽然就有了浮起的感觉，那种漂浮和温柔，好像生命第一次展开，这样生长的感觉，感到了自己的尊严和变化，竟然会觉得自己就是张横渠所说的可以“为天地立心”的那个人！

一直喜欢这个故事：圆泽（又做圆观）是唐朝一位高僧，有一天他与好友李源行经某地，见有个大腹便便的妇人在河边汲水，圆泽于是与李源道：“这个妇人怀孕三年未娩，是等我去投胎，我却一直躲着，如今面对面见了，再也不能躲了，三天后，妇人已生产，请到她家看看，婴儿如果对你微笑，那就是我了，就拿这一笑作为凭记吧！12年后的中秋夜，我在杭州天竺寺等你，那时我们再相会吧！”

当晚，圆泽就圆寂了，妇人同时产下一个男婴。第三天，李源来到妇人家中，婴儿果真对他一笑。12年后的中秋夜，李源如期到天竺寺寻访，才至寺门，就见一牧童在牛背上唱歌：

三生石上旧精魂

赏月吟风不要论

惭愧情人远相访

此身虽异性常存

这就是“三生有幸”的由来！人与情景的衔接和感触，让我徒生万千情感来，“惭愧情人远相访”，隔世也要寻访的真情给我无尽的感动。是啊，不论世事如何，人们似乎需要寻找的正是内心的这份力量和感动，只有这样人才可以真正地活着。

人原有的许多高贵品质，似乎在一路追追赶赶里遗失了，但是追赶什么，却又说不上来，或者只是沿着过去的路重复地走来走去。我们需要了解到的，不管如何追赶？如何走来走去？去体认爱，进而体认生命的尊贵，是人最高贵的品质。张晓风在《敬畏生命》中面对伟岸造物者感叹道：一种折服，一种无以名之的敬畏，一种由衷的感恩之心，一种对生命的最美好的感情。这才是人类内在的品性，需要大学生在完成大学教育时，内在品性也要完善。

哈佛大学著名的“格兰特研究”（The Grant Study）研究的是“什么样的人，最可能成为人生赢家”，这项研究已经持续了76年，花费超过2000万美元，得到如下数据：

与母亲关系亲密者，一年平均多挣8.7万美元。与兄弟姐妹相亲相爱者，一年平均多挣5.1万美元。在“亲密关系”这项得分最高的58人中，平均年薪是24.3万美元。得分最低的31人，则平均年薪没有超过10.2万美元。哈佛76年的研究结论是：人生成功的关键是“爱”。主持这项研究整整32年的心理学者乔治·瓦利恩特（George Vaillant）说，爱、温暖和亲密关系，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应对机制”。

参加研究的一个化名为卡米尔的哈佛毕业生直到35岁才第一次知道被别人全心关爱是什么感受，当时他因肺结核住院，医护人员给了他一直渴望的爱与温暖。从此之后，卡米尔从一个自杀未遂的神经症患者变成了一个负责的医生、丈夫和父亲，他的家人、病人、下属和朋友都很爱他，最终他在82岁攀登阿尔卑斯山的过程中心脏病突发去世，许多人出席了他的葬礼并向他致意告别。

脑海中依然浮出泰戈尔的样子，浮出“桑地尼克坦”的和平之院安静的画面，泰戈尔在这里启蒙了印度现代教育，也一样是我们理解教育的发蒙之地。阿尔贝特·史怀哲说：“正是通过对其他生命的同情与关切，人把自己对世界的自然关系提升为一种有教养的精神关系，从而才赋予自己的存在以意义。”

爱给了每个人真正的力量和美好的品性，也让每个人获得了生命最高的礼赞，教育会开启这扇“爱”的大门。

独处

我们承受所有不幸皆因我们无法独处。——拉布叶

通常意义上，大学毕业的人常常被称为读书人，遇到不可解的事情，会说找个读书人来解决；遇到迂腐情形出现，会说这肯定是读书人做的事情。我总是把自己划入读书人之列，但是到底读书人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我决定尝试了解一下，自己对这个身份到底有多少认识。

昔日孔子问志，曾皙以“几人同游、轻装沐于春风”的志向而得到孔子的赞赏。这种愿望，不可谓不简单；这种志向，又不可谓不高远。乃至几千年过去了，这仍然是读书人的美丽梦想。

一位大学老教授，久居大学校园，静心修学育人，不言政治，一向也算安宁快乐。一日见春光大好，于是与家人一同外出郊游。谁知门票不菲，已大大超出预算。中午与家人坐于餐厅，更觉菜单上的数字触目惊心，妻子儿女也知家境清贫，推说不喜油腻，点来点去只是几盘青菜。老教授大为不忍，挥毫毅然与下一种海鲜的名字。心中痛惜之余，随意瞥见邻桌几个粗豪大汉豪气地叫来一桌丰肴美馔，衣着考究。对照自己全家的简装粗食，老教授深以为耻。一次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的郊游，打破了几十年的心境上的安宁，这是我多年的一个教授朋友给我形容的一段生活感触，也许很多教师已经超越了这个状态，但是内心的不平静恐怕更有甚之。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也不改其乐”。古往今来，真正能入此境界的能有几人？除非你才高八斗，绝世而独立，又无欲无求，自身所有已足所欲，才能安贫且不以为耻。即便如此，你的才华必须受到世人的认可，否则世人所认为最失败的人，不过如此了。

老教授郊游归来所感受的极度不满足、不平衡之感，并非源于得不到华丽的衣着，精美的食品给予人的直接物质享受，而是以成功、失败而论，在自己一向不在意的一方面，产生了挫败之感。

记得《读者》上有这样一则寓言：同病房的是两位行动不便困在床上的老人。一位老人非常向往靠窗的那个床位，因为那张床的主人总是给他描述窗外的风景。窗外的世界听起来是那样精彩，这位老人便每天都眼望那位老人早日死去，自己搬过去亲眼看看窗外。终于这一天来临之时，他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看到窗外，但是看到的是一堵灰色的墙。由此，又似乎见到读书人清高的先知先觉之处。

处于今天的社会中，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知识的更新、修饰、转换多元而且多变，拥有知识和学习能力的读书人开始成为英雄。然而，读书人能起作用，最根本的一点，还取决于他们的理想。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一个社会没有理想，将难以想象，而一个社会之中若没有一些人矜持理想，社会也将是毫无生机的。事实上，读书人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

这可贵之处就是读书人拥有独处的能力，能够反求内心而得平衡的能力。亚里士多德说过的一句话值得反复回味：幸福属于那些容易感到满足的人。这其中包含的寓意，是因为知道自己想要的，并让这些愿望能够得以实现，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借助外力。事实上，外在环境的确复杂，如果不能借助于内力，外力是无法给予你确定帮助的，所以需要你自我满足。

叔本华对社交与独处有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评论，他说：“生活在社交人群当中必然要求人们相互迁就和忍让，因此，人们聚会的场面越大，就越容易变得枯燥乏味。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谁要是不热爱独处，那他也就是不热爱自由，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是自由的。拘谨、掣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社交聚会。”他还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上流社会参加社交聚会需要把自己变得平庸。”

中学时期，我遇到一位语文老师——李铁城老师，1981年他回到郑州后，20年间我们没有见过面，我有机会去郑州出差，请郑州的朋友帮我想办法找到他，终于我们在郑州见面了。20年后见到满头华发的老师，在一间极普通而简单的书房里，写出了被誉为“五四”运动以来阐述人生问题最为精辟的惊世之作《新道德经》，用心血铸成了《祭炎帝文》《轩辕皇帝之碑》《孔子之碑》等流诸后人的杰作。正如老师所言：“我是一个孤独的人，我始终处在孤独中，但我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从郑州回来，我一直沉浸在与老师的交谈中，再看老师送的诗词作品，回想老师对物质生活的淡然，越发了解，品格与境界是由内心的思想而丰满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突然对物质和金钱产生了过度的期望和热爱，人们都在谈论如何赚钱，都在做“创富人生”的规划，这似乎成了一种时尚、一种价值观，甚至一种境界，对此我一向都持有异议。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物质至上”的结果，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在一切需要数据化的时代，不能够用数据标价的一切，都是不值得关注的。如果这是一种潮流的话，李老师的生活方式刚好相反，他一生与金钱无关，他曾经被深圳的一家企业聘请，最终他还是选择回到书斋，以书本为生；20年后他证明了放弃赚钱的选择，其正确与价值。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不可能写出《新道德经》。反复吟读老师的作品，会感到一种悠然的舒畅；稍作思考就会明白，我们活的匆忙和烦躁，正是缺乏这种纯粹的生活能力所致。我无法评价李老师对名利得失的看法，仅他置身于经济社会的现实世界中，能够安然于自己的书房、安然于自己的思想，真的就是足够我敬仰的了。

我们一直在探讨什么是“商道”，在探讨什么样的品格是商业社会所必需的品格，争论和探讨还在继续，没有共识的答案，只是现在我才想到无法得到答案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沉迷在物质世界的追求里，一个被物质文明所惯纵的人，怎么可能有着强韧的精神呢？没有强韧的精神的人，又怎样可以具有品格，又怎样可以具有“商道”呢？当人们不断地为了摆脱物质贫困的状态，为了过上富裕生活而拼命劳作的时候，不知不觉间我们的精神已经脆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

当“无”成为常态的时候，人们才会对“有”感到无上的满足和感激，而“有”成为常态的时候，人们不会对“无”产生不满足感，也就绝不会在内心涌动对“无”的感激之情。我想，李老师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才会满足于书斋，满足于撰写碑文，满足于做历史与未来对话的桥梁，也正因为此，李老师才潇洒地说“我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者”。

很多人也许都无法达到这样的心境，无法忍受这样的简单生活，然而我相信很多人会对这样心境，这样的简单生活心存向往。我们之所以向往，究其原因是：因为简单可以丰富，这样的丰富是富足的思想，是富足的人生。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丢失了理想，如何苦寻也找它不出。时代需要英雄，然而我们不知道英雄的标准，美与丑、对与错的界限在信仰中的判断也日趋模糊。

由于对金钱与成功的追逐，许多人在忙碌中无暇思索“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心为物役，也不知本心的快乐究竟是什么。没有信仰又何谈自我，你根本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许多读书人卷入经商的洪流之中，在利与义的旋涡中，许多人都被搅了个昏头。一些人评价说，现在中国人既没有传统，也没有创新，只有潮流，从出国热到经商热。如罗大佑的歌所唱“看彩色电视的人越来越多，而能够辨别黑白的人却越来越少”，对在一阵阵的潮流中盲目涌动的人群，读书人也缺失了自己本应有的理想。

让孔子现在来问志，不知诸子会如何应对，或许根本给不出答案。有一个朋友被问及志向时，他说：“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又被问：“有了这么多钱，你又为着什么呢？要去做什么呢？”他说：“有了很多钱，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呀！起码不为它伤脑筋，而且不要问这么多为什么好不好，这是哲学家该想的。”

如何认识钱，祖先的财富观是值得尊敬的，“有财而多欲，则名之为贫”，我知道李老师是富有的了，他的富有源自于他心灵的安静，来自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来自于他自己一个人独自的心灵的存在。

无疑，生活于这个经济为核心的社会，这个时代的读书人正陷于两难的困境中，他们不会放弃理想，但不得不面向现实。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分裂，或许可以单纯地留在学术的象牙塔中，从事纯知识性的论辩而获得暂时的清明。但是，读书人之所以为读书人，在于他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上的认同，因此他们绝对不会仅限于纯知识的论辩；他们一定会走入社会现实中，并表达自己的意愿，也期待影响现实社会。因此，读书人所接受的挑战更加剧烈，不断的自我超越是读书人的首要选择。

所以读大学期间，要真正学会让自己精神富足，不为太多的机会所诱惑，不要忙于建立社会关系，不要过多地关注外在的评价标准。看到有的学生在四年大学期间，考取了7个证书，参加多个社团，每个时间段都把自己放在人群里、事务中，我是很紧张的。我不反对大家多方位地培养自己，担心的是，如果你没有独处的时间，没有安静地与自己交流的时间，没有学会与自己的心灵对话，即使你驾驭了多个证书，参与了多个项目，培养了多样才能，你可能还是无法了解你是谁，为什么而努力，你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什么才是你真正的幸福和人生追求。

叔本华继续说：“青年人首要学习的一课，就是承受孤独，因为孤独是幸福、安乐的源泉。据此可知，只有那些依靠自己，能从一切事物当中体会到自身的人，才是处境最妙的人。所以，西塞罗说过，‘一个完全依靠自己，一切称得上属于他的东西都存在于他的自身的人是不可能不幸福的’。”独处可以带给你的不仅仅是你的独立空间，更是你幸福的源泉。

我非常喜欢《瓦尔登湖》这本书，喜欢梭罗所实践的生活以及选择。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会发掘出内在丰富的精神世界，也能够感知外在丰富的自然世界。我曾经走在去往南极的路上，在茫茫大洋中穿行17天，这让我有很多空余的时间来和自己对话。每年我都安排一个时间让自己静修，在静修期间甚至连动念思考都停滞，让自己处在空寂中，在那个时间里，才可以倾听到心和血脉的搏动，因此写了《让心安住》《让心淡然》两本书。这样的独处给了我很多启示，虽然我根本无法想象徒步登陆南极点是怎样的征途，但是可以理解这是一种被遥远的自然召唤，所引发的关于自我和人类生命与理性限度的挑战。这些英雄思考的不再是利益价值，而是人类生命的厚度。即使最终第一位抵达南极的阿蒙森在一次前往北极的飞行中失事亡故，人们还是在100年后的今天，被深埋于静僻冰雪中的灵魂所激发，在它的幽深之处发现美德的存在。

虽然我还无法理解禅修的精髓，也无法做到真正的空寂，但是当感悟到血液流动巨大的声响时，静与动其实是相互的转换；没有足够的静，也就无法体验到深切的动。这一切是多么寂静啊！与自己毅力的挑战，与自己生命极限的挑战，生命的美在这最神圣、最洁白、最安静的隐蔽处，凸显得如此清晰！

平日繁杂而又焦躁的生活中，无法获得灵性的增长，现实功利的信念使得纯净心灵的慰藉全部落空。钱穆曾说“若使其人生终身囿于物质生活中，没有启示透发其爱美的求知的内心深处，一种无底止的向前追求，则实是人生的一最大缺陷而无可补偿。人生只有在心灵中进展，绝不仅在物质上涂饰”。

我本身是个很简单的人，总是希望一切回归到纯粹的方式，所以对于我来说能够单纯的思考、简单的做事就是最好的状态，这也是我一直没有离开学校的原因，因为学生可以单纯，因为学习可以纯粹，因为研究可以专一。只是我很幸运，一直可以在简单的生活中得到欣赏和支持。李老师需要固守和清贫才能够让自己思想丰富，需要孤独才能够独立思考，而我要幸运得多，我可以追求生活的质感同时可以放逐思想，我可以在人群中但依然独立。所以在郑州20年后见李老师，我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

读书期间是最可以让人学会独处的时间，非常希望学生能够借助这段时间，养成与自己对话、寻求精神上的富足，养成自己去评价价值的习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独处，都是因为习惯了用外部评价体系，习惯了按照圈群，或者阶层来做标签，受所谓的世俗标准来看待人与事。这就导致很多人为此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与人交往，为了证明自己成功去做很多无谓的事情或者浪费时间。

清华大学的施一公教授讲过一个关于他的博士后导师尼古拉·巴瓦拉蒂奇（Nikola Pavletich）的故事。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菲利普·夏普（Phillip A.Sharp）来做讲座，他希望能见尼古拉谈一谈。那一天尼古拉在，但是施一公听到他对秘书说：“抱歉，请告诉夏普我那天有事，谢谢他，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见面。”夏普来做讲座的那天，尼古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上午和施一公谈话，下午专心做自己的机理研究。很少有人有这样的定力，在施一公教授看来，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故事是我想表达的观点，不要为别人浪费自己的时间，也不要把时间花费在无法创造价值的事情上。

我常常被问到，为什么会有时间去写那么多的书和文章，特别是当我出任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时候，我回答说，我几乎没有应酬。我会把社交降到最低，只为公司的业务去做交流，可以直截了当地交流，绝不做更多的时间浪费；有些时候，甚至邀请和我交流的朋友一起去跑步，这一来就可以把跑步锻炼的时间一并解决了，这样的安排可以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和写作。人要能够坚守一些独立的习惯，的确是不容易，因为你会被名所累，会被机会诱惑，会认为面子上过不去，甚至喜欢与名人在一起，获得某些未知的机遇。但是我很想告诉大家，更多的时候，你自己才是你的机会。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独处，还因为受不了孤独和寂寞。很多人热衷于参与各种会议，进行各种交往，都是源于欠缺忍受孤独的能力。这些人似乎需要外界的交往以及刺激，才能够让自己处在一种兴奋的状态，否则就浑浑噩噩、不知所措。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形，我建议想办法克服，让自己不借外力活跃起来，希望你去运动，甚至建议你选择一种可以一个人进行的项目，这样就多了一个训练自己独处的途径。

很同意叔本华的一个观点：每个有价值的、出类拔萃的人都宁愿引退归隐。我并不是认为年轻人要引退归隐，而是要大家学会独处，学会衡量自己的价值，学会不要在社交和不必要的事情上浪费自己的时间和才华。我并不主张大家去闭关或者禅修，但是如果愿意隔绝一些交往，给自己一段安静的时间和空间，你会有很多收获。如果一个人能够生活在人群中，却又能够安顿自己的心，保有独处的时间和空间，那么这个人就具备了获得真正人生智慧的能力。大学提供这样一个纯粹的空间和时间段，好好珍惜这份纯粹，让自己能够有独处的能力与习惯。

研究

科学不是可以不劳而获的诚然，在科学上除了汗流满面是没有其他获得的方法的；热情也罢，幻想也罢，以整个身心去渴望也罢，都不能代替劳动。——赫尔岑

做研究是为了毕业，还是为了创造价值，表面上看答案很明显，是后者，但是观察学生的行为和结果时，发现很多人的确是为了毕业做研究。因此常常会看到研究规范做得很好，但是毫无价值的研究论文，每每遇到这样的论文，都在心里觉得可惜。学生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展开研究，从选题到论证及工具选择和方法论的界定，付出非常多的努力，但是因为没有从价值贡献出发，虽然完成了研究，规范上也没有问题，结果却是一个不证自明的话题，无法获得研究的价值。；；

当探讨这个问题时，学生又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他们无法找到一个真正的问题，自然也就无法贡献价值。学生的理由是因为没有实践经验，也没有机会走到企业中去获得帮助。理由似乎很充分，但是仔细去想，真的就是这样吗？

2015年的中国，创业很火，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中央也提出了“互联网+”的概念，很多学校和老师都开始展开创业研究。我所在的一个微信群中，教授在讨论这样一个观点：没有创过业的老师，去辅导学生创业，肯定会死。真的如此吗？大家有不同的结论，我不认同这个观点，做研究的人不是一定要实践过，因为研究有自己一套获得正确结论的方法论，推理过程严谨，逻辑规范，确保得到结论正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训练。如果研究是严谨的，结论可信，教授依然可以辅导创业。比如说，通过研究指导组织运作会遇到8个挑战，这8个挑战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它们的强弱联结会产生什么影响？也许研究者并未真正去解决过8个挑战，但是通过研究得到明确的结论，依然是可以指导实践的。

虽然教授的讨论我没有参与进去，但是反过来这个讨论也可以说明，管理研究的价值取决于和实践的关系，取决于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取决于是否真正解决管理的问题，而这些是我们做研究的人所要真正把握的。

所以，关键是我们是否真正观察生活，认真阅读文献，仔细运用方法和工具，科学地获取结论。能够基于生活去理解，基于观察去领悟，加上有效而科学的方法，研究可以指导实践并解决问题，从而让研究具有价值。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围绕着价值贡献作为出发点的逻辑框架，这也是研究能够贡献价值的根本。

互联网技术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就是获取资讯变得非常容易，每天身边发生的事情会在第一时间传播出来。年轻人更有能力掌握这些资讯，更便捷地获取信息，加上阅读的便利性，增加了大家阅读的喜好，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让每个人更容易地观察到现实，以及发生的改变。年轻人的阅读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读喜欢的东西，这些喜欢的东西基本又是日常生活的内容，所以你选择研究的题目有没有价值，应该是可以知道的，只要你愿意观察日常生活，注意身边发生的事情。

自媒体罗辑思维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组织，完全没有组织架构，成员只要做好自己的东西。传统企业是完全无法想象这个组织结构的，但是罗辑思维就可以做到。和罗辑思维创始人交流时，看到他们办公的设计，非常有意思，没有人有办公桌或者卡位，整个空间都是开放的，每个人随便找个位置坐即可，需要讨论就聚在一起，不需要就自己做自己的，开放空间中分割了一个咖啡空间，在这里成员可以设计自己的咖啡。没有打卡，没有工资结构，没有上下级，甚至没有考核，这就是互联网企业的一个典型案例。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课题，互联网带来的个体崛起，组织管理需要适应，那么什么样的组织管理能够激活个体，适应个体的崛起呢？这个课题是具有极大价值的。中国管理如果想要为世界管理学做出贡献，研究在互联网时代中国领先企业的组织管理，应该是有机会的；因为在互联网时代中国企业走在了领先之列，阿里巴巴和腾讯非常具有代表性，所以你贡献的任何具有互联网属性的题目都是对世界有贡献的。

我非常担心学生只为毕业写论文，只为课业发表论文，只为考试撰写论文，因为这样不可能让学生懂得研究，更加无法让学生经过研究训练之后获得成长。只有真正去理解和观察，才可以让研究方法与价值贡献协同起来。

我每个月会和自己的研究生做一次整体交流会，有一次我们探讨如何做研究这个话题，大家贡献了很多想法，我也分享自己的心得，总体来说，首要关注的是从社会价值贡献角度来思考研究问题。我始终认为中国管理学者应该贡献两个价值，其一是研究内容可以指导实践，其二是可以总结提升为理论与国际对接和交流。自己的研究也聚焦在这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管理学如何指导中国实践，另一方面与中国研究学者一起努力让研究成果进入主流理论界，形成普遍认同的理论。因此，研究需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满足规范+创造价值 一开始选企业文化研究作为自己的方向时，朋友基本都是反对的，他们觉得这个方向很难出成果。但是，设定一个伟大目标会成为强的内驱力驱动自己，因为企业文化领域是最有本土化特征的，也可能会有独特的价值贡献，所以我还是坚持做下去。研究目标具有强的驱动力，有了内在的驱动力，就可以展开研究了。如何展开研究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符合规范，二是创造价值。规范是什么？是研究中共同认定的基础，只有在相同的规范上，才能与其他人交流，大家才知道你在说什么，才会认可你的工作。所以做研究要先符合“世俗”的标准，研究方法论是要首先掌握的。对于研究生来说，首要要求就是可以独立研究，满足研究范式，这就是研究生世俗的标准；在此基础上你有机会创造独特的价值，因为你在研究生阶段已经完成了基本标准的训练，并不是说你可以直接凭空发表观点，没有范式基础上的观点是没有意义的。综合来看，这个考量的标准就是规范性和专业水平，这个是要训练出来的。

掌握了研究范式之后，你要给自己一个更高的标准，就是创造价值。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一个观点：“界定问题，优于选择方法。”最近10年，我有幸与一些学者借助于《管理学报》一同发起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倡议，就是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够对中国管理实践做出贡献。最近10年，中国的组织行为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方面是徐淑英教授提出的中国管理要有适应全球情景的理论，另一方面是我们这些本土教授提出的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研究，虽然出发点是两个方向，但殊途同归，就是我们一起做的这个题目“实践本土化，理论全球化”。所以研究既要有远大的目标，又要符合规范。

选定目标+坚定不移 做研究坚持很重要，你如果选定了一个研究点，不要犹豫，要一直跟踪，哪怕是十年甚至更久。我选择了自己的研究点——中国领先企业研究，就一直沿着这个方向往下走了。10年、20年、30年后能不能研究出理论在国际上交流，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认为这个研究点是我一辈子要去做的事情，不会因为其他的事情而动摇。更重要的是，这个研究必须可以指导管理实践，这是我的目标和价值追求。

选择了就要不断去研究它，坚持住，别赶时髦。比如，很多人都在做实证研究，大家就都选择实证研究，但是实证研究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其价值贡献是什么，如何从方法论到价值创造，并没有学生去深思和理解。我希望去寻求真正意义的实证，就是要进到企业去，与企业一同成长，用与企业共同成长的数据做实证。我最担心的是，实证在今天变为时髦的话题和方法论，并未发挥真正的价值。虽然清楚国内的现实情况，学者的确比较难有到企业内部获得实证的机会。但是重要的还是要选择你的研究点，建立框架和逻辑，不断研究它，而不是满足于流行的标准。

我深受《论语》的影响，儒家讲求内圣外王，内心要有强大的坚持，成为圣人，在外部要有王者之态，这就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儒家标准。所以，孔子虽然遭遇诸多挑战，但是他的目标始终不变，要辅佐君王建立更好的社会，更令人钦佩的是，他不会因为君王的要求或者不被赏识遇到挫折，就把他坚持的东西放弃了。做研究的人一定要有面壁十年的勇气，要坐得住冷板凳，要能够坚持。

没有窍门+发掘乐趣 研究要求不断读、不断看、不断思考、不断训练和反复努力。很多人问怎么做研究，我的回答是“多读、多看、多思考、多训练”。我清楚，这其实是一个很笨的方法，但是研究是没有窍门的。爱因斯坦曾说：“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考，我就是靠这种学习方法成为科学家的。”即使你突然顿悟，找到了创新点，找到了新的研究方法，你还是会发现，在此之后依然有大量的思考和工作，需要你投入精力去完成，研究是一个没有窍门只有辛苦的工作。

为什么研究要有趣呢？这是因为研究者要通过研究感受到乐趣，才可增强坚持下去的内驱力。对学生来说，建议你选择被肯定和接纳的期刊，然后不断提高自己的标准，一步一步坚持下去，随着你的水平不断提高，你会觉得非常开心。我必须承认，在一个人还没有修炼到一定境界时，外部检验和激励还是非常重要的，人需要通过外部奖励来提升乐趣，当有一天你不再需要借助外部检验，依然充满激情地做研究，我会特别为你高兴，因为你养成了研究的习惯。

广泛交流+善用“求助” 做研究不是闭门造车，我们要有相对宽一点的人群交流。研究很多时候是需要被激发出来的，一个人冥思苦想有时候反而陷入困境。拿我和我的学生举例来说，我很欢迎我的学生发文章给我与我探讨，不仅我们两个探讨，我也会找同门来一起讨论，这就是一个磨的过程，论文是不怕改的，而且往往第一篇文章会花最多时间修改，但是不要一个人闷着头改。“求助”是我推荐的一种快速提升的方式，建立一个学术讨论的圈子非常重要。我的学生在同门内部的交流还是非常顺畅的，这个习惯比较好。同样，与外部其他同学和老师交流学习更加重要，包括学术会议等。参加学术会议也一样，你必须写好论文才可以参加会议，如果你没有写文章，那你就是局外人了，听不懂会议在谈论什么，你的价值贡献也没有了。与同行交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一定要多向同行请教，请教的前提教条是能够分享自己的研究，这样会对你视野的扩大和前沿问题的把握有很大帮助。同时要建立交流的圈群，要明确自己的价值，就是说你在交流圈中也要有价值贡献，这样的交流会让你的交流更加稳固，你的研究提升也会比较快。

很多人害怕与外国人交流，实际上海外优秀的教授很喜欢和中国学生交流。胜辉在苏黎世大学读博士，他看文献的过程中结识一位加拿大教授，认为这位教授的研究很有趣，就和这位教授通信交流，之后申请到加拿大跟随教授学习一段时间，教授同意了，胜辉就在加拿大学习了几个月。与更多的人交流不要怕什么，重点是你能不能找到问题，找到有意义的、有价值贡献的问题，吸引到对方。要知道，当你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可以被理解时，是一件蛮美好的事情。

表达能力也是研究中需要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一直希望管理学的书是可以被看懂的，所以语言训练是必要的。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大师的文字都是浅显易懂但又逻辑缜密的。我建议大家好好训练自己的写作表达能力，多阅读一些文学、诗歌及散文，这样可以训练对语言的掌控力。

研究训练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多方面的能力，但是研究能力的获得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无法教授，只能自己去体认和开悟，我常常形容，研究能力的获得，很像打开一扇心窗，这扇窗必须是自己由心推开，在心外，没有人可以帮助你。正是这样的特点，一旦掌握了研究方法，拥有研究能力，在你面前，就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

得之于己

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说，我的成功……最主要的是：爱科学——在长期思索任何问题上的无限耐心，在观察和搜集事实上的勤勉，相当的发明能力和常识。——达尔文

大学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得之于己”的过程。很多时候，我担心学生过于担心考试成绩，而忽略了把知识内化为自己的东西，很担心学生考试结束后，把知识还给了老师。

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学习的经历，给了我很独特的帮助，让我有机会更深入地理解一些东西。为了对中国哲学有一些理性的认识，后来我又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了一段时间，倾听哲学大师们独到的见解，展读文本所散发出的美妙，也慢慢丰富了自己的心。

中国的哲学思想，谈起来需要阅读很多书籍。因为哲学这个名词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随着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从而流入中国的舶来品，因此中国古代没有专门一本书是谈“哲学”的。但是，这种西方所谓的“哲学”（即对事物的运行规律和引起这种规律的形而上本体的研究）却在古代的很多书中体现出来，就如中国古代不谈“逻辑学”，但逻辑已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每个人的言行之中。举例来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这是大家都熟悉的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诗句，你说这其中有没有“哲学”？有没有“逻辑”？它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哲学思想呢？人世沧桑，日月更迁；就如《周易》所表述的事物迁流不息，永远变易的思想一样；它所表达的逻辑：由前到后，由古到今，由天地到人物，由触景到生情，这正是逻辑。

因此，要仔细地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必须博览群书，如果不能如此，想求得一得，最基本的要求也要研究各个时代的代表作。我不能够做出专业的判断，但是下面这些书籍是很多专业人士给我的书单：四书、五经，老子、庄子，随佛教的传入而带来的一些典籍《楞严经》《金刚经》《法华经》《华严经》，还有各个时代代表人物的著作，如佛教传入之前的诸子百家，汉代的司马迁、班固、董仲舒等人的作品，佛教传入后的唐宋八大家、明代李贽，五夫三、清代顾关武、曾国藩，以及道家张伯瑞、翻译家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明代四大高僧等人的作品都应该好好地研究。因此说来，要研究中国的哲学思想的确不易。

虽然我很花了一些时间阅读这些书籍，曾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泡在北师大的图书馆里，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但是发现自己依然不能够了解中国哲学的精髓，研读《易经》时，似乎有了一些感觉，到北大哲学系学习，倾听余敦康老先生讲解《易经》，渐渐地帮助我理解中国哲学所关注的命题。

研究中国的哲学思想，理解儒、道及诸子百家等，先要理解《易经》，尤其是孔子作的《系辞》及他对《易经》的注解之文，因为《易经》的哲学思想正是通过孔子的泛释而发扬光大的，也正是孔子的这几篇论文，促成了以后的思想发展。可以说，《易经》包括孔子的注解是中国土生土长思想的源头，也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主干。

那么，《易经》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呢？《易经》所表达的是形而上的本体和形而下的运行规律，而且偏重于后者。这形而上的本体可说是“不易”，形而下的运行规律可说是“简易”。规律虽是“简易”，而现象却是“变易”，即永远在流动、在改变。

先说这“不易”的本体。它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能引发各种功能，而它本身却是不被这些功能所转的。打个比喻，它像一面镜子，能随所面对的不同物体而显现不同的影子，而作为镜子本身却是不被这些影像所改变的，它是“不易”的。就我们人来说，它能导致我们的七情六欲，我们的所有行动和思想可说是它的功能，它的“影像”。因此，我们的语言也可说是它的功能，而对这本体却很难表达清楚，正所谓禅家所讲的“离心意识”。所以，儒、道、释都提倡静坐，在静坐中进入一种“状态”，而这个“状态”就是对本体有所“体认”，也就是所谓的“神秘体验”。那么，这个本体是不是我们身体的结构所导致的一种状态呢？这也是导致唯物主义者对唯心主义者的批判所在。本体是古代所说的“本性”。那么，用什么办法来“体认”它呢？只有“静坐”，反求内心的方法，这就包括儒、道、释的一些方法，因为能力所限，无法述及。

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确是这样，有些东西不是靠人的思维和想象所能验证的，只有亲身到了那个地步，才能真正体会到它是什么味道，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唯有人自身的不断求证，不断反求自身，或许可以理解本性所求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形而下的运行规律称之为“简易”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事物都在变化，人类历史的车轮不断翻滚。但当你阅读一些历史书时，是否觉得历史有重演的味道？这种重演没有“1=1”完全吻合的意思，只是在某种相似的情况下，发生的结果也大都相似，可以说，有着某种规律。究其原因，皆因“人”是历史的主体。虽然时代不同，但人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尤其是人的性情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这种“情”是指人的各种欲望，佛学将它归纳为“贪、痴”，的确，如果将人类的历史用这些来审视一番的话，都是一些人为达到某种目的，满足某种望而已。只是所用的手段略有差异，甚至完全相同。这或许是“简易”的规律吧！

“情”，即人们的欲望，它给人们带来幸福和烦恼。幸福是追求得到后的短暂满足，而烦恼则是追求不到的苦闷和追求得到后又怕失去的忧郁。作为追求，永无止境，作为人的欲望，不可能得到满足，因为一种欲望被满足了，另一种欲望又会出现。孔子说“饮食足而思淫欲”。倘若为满足欲望而无止境地努力，则永远不会安宁，安宁只是短暂的。那么，怎么办呢？儒家要求人们把欲望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道家要求不要管欲望，“退一步海阔天空”，释家则要求认清欲望的面目，从而达到“止于所当止，发于所当发”，而三家的基本措施都是“清规”“戒律”。儒家把“仁义礼智信”作为做人的标准，道、释两家都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的五戒。这两种规定的含义区别不大，儒家从正面讲，道、释从反面讲。这五条不仅能给自己带来身心健康，还能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从而使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中。因此，儒家提出“大同”思想以及人的最高标准“君子”，他“温良恭俭让”“忠孝仁义”。这都是从“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上建立的。

人生活在社会上，就像一张张网，人是网上的结点，网上的线是各种社会关系。因此处理好各种关系非常重要。毕竟作为一种交往，有所施就有所报。儒家说“忠孝仁义”，只要能把握好，“忠孝仁义”是一个很好的准则。只是这“度”的把握比较难，孔子说“智者过之，愚者不及”，而“过犹不及”。

我发现，在古人的认识中，他们一再强调“不易”和“简易”，为什么？因为社会是不断变化的，怎样把握住它，从而能处乱不惊并能很好地做一些事情呢？这就是古人的方法和目的。古人提倡四书五经，“经”是什么？是规则、规律，是事物运行的大原则。“四书”讲什么？讲怎样把握和体认“经”。这恰恰是我们今人所忽视的东西，我们在技术的帮助下，更多的是注重了变化和表象，但是没有人能够有足够的定力来寻求内心的“本性”，也没有人能够在纷繁复杂变化的环境里寻找到规律。人们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价值观以适合环境的变化，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一旦离开了“本性”的追求，就会出现盲目和非理性。

如果让我简单地概括学习中国哲学的心得，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是首先“得之于己”，这也是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和着眼点。这个“得”就是对“性”的“体认”，从而达到“天人合一”，与时“情”的“合理控制”，从而达到“发而皆中节”。正是这一点，使古人的生活能够充实、快乐，“无为而无不为”。

回顾学习哲学的点滴，是想与大家分享学习的心得，知识如何转化为自己内在的认知，这是学习本身解决的问题，我只是想知道我的学生是否也如此这般去转化知识。

《墨经》上说：知，接也。人的知觉，是和外面世界接触而生。钱穆则说：“心的知觉，却渐渐脱离了物质界之所予而独立了。”这份独立的知觉，正是依赖于语言与文字，依赖于概念与知识。我们是否可以知觉，感受这个世界，是否能够拥有独立的心智，独立认知这个世界，都是要有赖于我们对知识的把握程度。

常常被唐诗宋词所感染，“梧桐夜雨”，一种夜晚雨打梧桐叶所发出的声响就会在耳畔响起。“念天地之悠悠”，一份空旷广垠的气势就会在胸中填满。我羡慕这些作者内化文字的力量，让隔着几世几代的人们，依然清晰可感，心动不已。一样的文字，在唐诗宋词那里，会给你永恒的生命力。《蒋勋说宋词》中写道：“楼高目断，天遥云黯，只堪憔悴。念兰唐红烛，心长焰短，向人垂泪。”张爱玲说她最喜欢“心长焰短”这四个字，因为她觉得“心长焰短”是一个生命的状态，它不是在讲蜡烛，是在讲一种极大的热情已经燃烧殆尽，内在的激情还有那么多，但是物质能够提供的燃烧的可能性已经那么少了。我也总是为晏殊的这首作品感动，就这样安静地描述一个景象，你的心却会随之而动。

这份对文字内在力量的理解有时会让我觉得今不如昔，虽然现代社会，技术更加发达，信息更加通畅，但是知觉与认知世界的能力是否一样更加强大吗？如果内化了知识，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没有内化知识，答案会是否定的。

所以不要认为学习是为了考试，是为了家长，是为了就业，是为了通过老师的考核。学习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你能够知觉与认知世界，是为了你可以与世界对话，与外界交流，最终是为了你感受到真正的美，也因此让世界感受到你的创造与价值。

知与行

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德鲁克

知识与学习的价值，特别是在大学学习的知识与价值，到底如何界定和评价，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我的主张是，学习不是为了就业。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又是一个明确的行动派，一直主张无论是理论还是思想，必须付诸行动；无论是知识还是学习，必须转化为行动的结果。大家可能会认为这是矛盾的，如果学习不是为了就业，又如何实现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寻求这个答案，也是我理解知识价值过程之所在。

最近管理学一级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的编辑发表了一篇号召研究学者提出更多适合管理情境的管理理论及构念的文章。这篇文章回顾了近几十年发表的管理学文章在理论创新及贡献上的不足以及对西方理论过度偏重的情况，分析了东方与西方社会在管理情境上的一些不同之处，呼吁更多产生于东方式独特管理情境，能够解决社会实际突出问题的创新性理论及构念。

我在管理学研究领域已经走过来20多年，其实AMJ编辑关注的话题，也是我一直关注的话题，我总是感觉到中国管理研究没有如中国企业实践那样，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管理研究学者没有如中国企业家那样勇于拿出自己的观点以及创造出自己的价值。

在我的认知里，管理研究贡献价值需要三个条件：一个是企业实践的优秀案例，一个是对重大规律性问题的认识，一个是人文情怀。这三个条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实践中，已经显现出来，或者可以说中国管理研究贡献价值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但是为什么中国管理研究本身却没有同步创造价值呢？有人认为是语境的问题，有人认为是研究范式的问题，这些也许是问题，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中国管理领域，“知”与“行”是脱节的。

最有意思的现象是，管理学者研究的话题只是去满足西方管理期刊的要求，并不理会现实的中国企业所面对的困难与挑战。企业家与经理人回到商学院读书，更重要的目的是结识人际网络与构建新的商业机会，甚至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在公众传播中直接表明观点，认为经济学家、商学院教授没有用。我不想去评价谁对谁错，客观存在的现实是，管理学者的研究与企业家的实践之间有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管理学研究成果企业家并不去在意，企业家青睐的期刊和书籍，管理学者也不屑一顾，这种现象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

德鲁克精辟地阐述了管理的本质：“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的权威性就是成就。”管理经典正是源自于对管理实践的关注与洞察，并通过与实践的互动来引领实践，此即管理经典的实践性。基于这一特征，这些经典的研究成果在两个关键的方面为我们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研究贡献了价值：问题的框定与复杂问题的简单化。我们始终可以受益于那些引领管理实践变化并创造出无数价值的经典研究成果。这些经久的研究，正是基于对管理实践中重大问题的提炼，与西方企业有效的互动，带动了西方管理实践的高速发展，并引领了世界管理的方向。

如果我们所有人可以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上思考，可能所有的问题都变得很简单。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近百年的管理实践中，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变迁，科学技术生产力如何发展，管理大师在那些经典研究成果中所提出来的管理问题依然存在；他们所总结的管理经验依然有益；他们所研究的管理逻辑依然普遍；他们创造的管理方法依然有效。而这一切首先基于这些研究都是面向管理实践的，其实践性的本质决定了这些研究对管理实践活动的深刻洞察和归纳提炼，从而推动实践成效的提升。因此，实践性正是这些经典的管理研究成果的价值贡献的首要内涵。

管理一定是来源于实践的，没有管理实践的成效，我们就无法真正获得管理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因此，中国管理学领域的学者需要从事更多的启蒙、学习的工作，把西方的管理理论传送到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

无论是管理实践还是管理研究，很多人非常努力地在尝试着新的管理理论。20世纪40年代，人际关系训练被看作组织成功的关键；在50年代，德鲁克提出的目标管理理论被视为解决管理问题的新方法；进入70年代，我们看到了企业战略；90年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进步，更多的新方法层出不穷。当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认为管理创新理论引领变化。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中国企业来讲，所有的管理理论和方法都是需要面对与接受的。但是，我们往往无奈地发现中国企业活得很苦，因为付出非常多却没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其中根本的问题就是管理的基本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管理发挥了什么作用？当我们对管理的基本理解不够的时候，后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

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效率，这是德鲁克和我们的共识。也就是说，管理从根本意义上是解决效率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效率从哪里来？管理的逻辑如何？这是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从管理演变的历史来看，管理演变的第一个阶段是科学管理阶段，代表人物是泰勒，这个阶段所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劳动效率最大化；管理演变的第二个阶段是行政组织管理阶段，代表人物是韦伯和法约尔，这个阶段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组织效率最大化；管理演变的第三个阶段是人力资源管理阶段，包括人际关系理论和人力资源理论，这个阶段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人的效率最大化。因此，如果对管理所谈的效率做细致的划分，就是劳动效率、组织效率和个人效率。先解决劳动效率，然后解决组织效率和个人效率，当顺序颠倒时我们会发现管理无效。因为个人效率需要支付条件，而支付条件是需要组织给出的，如果没有劳动生产力的产出不可能有组织效率，没有组织效率也不可能有个人效率。

选择泰勒、法约尔、福列特的经典研究成果，是因为我们对管理理论研究的一个认识：管理理论研究的命题来源于对重大实践问题的认识。泰勒正是认识到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是极其重大的问题，才有了以分工理论为核心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正是关注到组织效率的问题，才有了一般管理的5个要素和14条原则；福列特则是前瞻性地关注到了科学管理中被忽视的人性因素的相关问题，通过在企业管理咨询的实践中对现实进行细致的观察和研究，从而在发挥个人效率的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启示。回顾这些管理经典时我们发现，管理大师回答了对管理的最基本理解：效率。正是这样的理论研究，推动了西方近现代的高速发展。

做了一个管理理论演变的梳理和回顾，只是想说明“知”与“行”之间是完全合一的。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只能是知行未做到位，只能说管理学者对实践的问题并未观察到位，只能说明立志于从事管理研究的学生与学者，没有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时代问题的密切观察者，没有让自己融入社会实践中，没有走到企业中去，没有亲身经历一些组织的变革与挑战。所以无法发现问题，无法贡献有价值的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一直在讨论“无为”与“有为”的问题，古人有言“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老子说“无为而治”，《金刚经》说“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你会发现，哪怕是谈论“无为”，也是为了“有为”。

儒家的思想是把欲望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孔子因此册诗书、定礼乐。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各诸侯国之间不断打仗，根本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但是对于文化而言，如果没有安定的社会基础是很难保存的。因此，孔子为了保存宝贵的文化遗产，册诗书、定礼乐，教书授徒。

孔子有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这些弟子后来都成了文化的主将，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孔子册诗书、定礼乐，就能保存文化了吗？我想是的，因为诗书礼乐是文化的形式，如果没有一定的形式，任何事物都难以保存。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上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因此，孔子在战事纷繁的年代要保存一些规范，从而达到延续文化的目的。

但是，规范只是形式而已，它不是文化的情义所在，重要的是在于对规范目的的体认。倘若没有体认到规范的目的，规范则会变成累赘和负担，且会限制人们。可以说，对目的的体认要通过规范，但不能限于规范。这也是孔子的目的所在。因此，孔子提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仁义”，这些都是规范，也可以说是教条。

孔子并不像宋儒以及后世所刻画的那样死板，他的生活是充满欢乐和幽默的。这一点，如果贯通起来看，而不是读格言似的，读《论语》就能体会到。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他的目的。倘若明白了它，则会觉得规范不是呆板的，而是灵活的，又是“不逾矩”的，所谓“自然而然”地合于“道”。可惜后世往往把规范看得最高，也看成是最终的。这让我联想到一些研究论文，几乎都是符合规范却没有意义和价值。

因此，把对规范“度”的把握放在第二位，正是孔子所说的“智者过之，愚者不及”，而“过犹不及”的错误，把“仁义道德”变成了一种枷锁，导致了人们的唾弃，以至于“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这个错误不在孔子，而应在于后世对孔子思想的曲解。我觉得，很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挖掘传统文化的精义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欲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也即规范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只是我们要怎样理解的问题。

道家讲“清净无为”，不理会欲望。为什么？因为人总在追求，倘若因此而不断奔波，则永不能“清净”，因此，道家要求人们“虚无”，把欲望淡漠，不去管它，从而达到“清净无染”。应该说这是儒家的目的。但是，倘若青年之初就讲“清净无为”，很容易导致散乱，一切都不在乎。真正的道家是“无为而无不为”的，这个“无为”不是什么事都不干，而是能认清时代的潮流，从而能“无不为”。因此，道家的目的是好的，但必须从扎实的规范做起。

佛家要求认清欲望的面目，从而“止于所当止，发于所当发”，也就是不但对规范要认清，对它的目的也要认清，从而能够正确、合理地处理一些事情。但是，倘若认不清呢？只有从规范做起。

因此，可以说规范是初步的必经之路，故而圣人都提出所谓的“戒律”。只是我们不能体会到戒律的目的而执着于戒律，或对它认识不够而废弃了戒律，从而导致一些弊病。

正如班固所说“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西方社会就有这种倾向。因此，“度”的把握非常重要。最好是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办，但这很难。正释家所说“因人施教”，首先要自己眼光正确，能指出别人或社会的弊端，并能提出解决的办法。

在治世方面，儒、道两家的思想比较突出。儒家是“一以贯之”，也就是一种“傲骨”。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社会安定也好，混乱也好，总希望尽自己的心力拯救社会，“救世济人”，所以国破家亡时往往有儒家的忠臣出现。孔子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例子，这是儒家的观点。道家的思想则主要在乱世时方能显示，我们看历史会发现，每当社会安定了，儒家思想必定被重新招起，因为这是社会安定治理的必由之路，而到了乱世，道家思想则占上风。道家思想善于把握关键，能把时代的洪流疏导，在洪流的下游挖一些渠道，从而能比较容易地处治它，事半功倍，“无为而无不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但这洪流冲击力的大小，我们怎样判断呢？也就是我们怎样决断我们用什么方法呢？这不仅需要多读历史书，因历史有重演的味道，孔子也说“温故而知新”，还要善于观察社会，从而达到“因人施教”，事半功倍。

知行合一不仅是一种理想，更应该是一种行动习惯，无论是我们的先贤，还是近现代西方管理大师，他们的贡献可以引领我们完成属于我们的时代使命，而比使命更重要的是行动，让我们行动起来。

手比头高

人的高度不是思想决定的，人的高度是双手决定的。——陈春花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觉得很吃力，因为在企业界人们的思想混乱，在研究界人们的思想也是如此。

近来我感受的压力来自中国家电业的困境，在这个最具有市场化能力，最具有企业运营的能力，最具有竞争力的行业里，出现了根本性的困惑：关于核心技术的问题、关于品牌的问题、关于全球化的问题、关于渠道的问题等，似乎每个问题都可以让中国的家电企业陷入困境。更困惑的是，经理人感觉痛苦的缘由是不能够思想，认为思想者无法生存，感觉在这个行业中根本没有战略可言，在这个行业中除了做价格战之外、做销量之外，根本就无品牌而言，难道真的就是这样？

无论是经理人还是研究学者的困惑，究其原因是理想和现实的问题，而问题之所以存在，是人们对理想看得太重，而忽略了面对现实的能力。

理想固然重要，因为没有理想，人生或者企业就没有前行的力量。但是理想之所以具有如此的魅力，正是因为它可以指引每一步现实的努力，而每一步现实的努力的实现才可以靠近理想，让理想成为现实。因此，面对现实才是我们首要做出的选择。

我们存有这些困惑，是因为我们让理想和现实没有联结的桥梁，我们简单地认为思想和行动之间是一个被动和主动的关系。就如很多经理人认为战略是老板的事情，他们没有机会为公司的战略做出选择，这个理解是极其错误的。战略并不是思想而是行动，每个经理人的行动都是战略的选择，也许战略目标是企业家的事情，但是战略本身一定是经理人的行动。

我们存有这些困惑，是因为我们认为个体是独立于世的，这一点并没有错误，但是当我们存在于世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个体性，而是我们的组织属性，在我讲授“组织行为学”这门课程的时候，我会花很多时间来讲解个体在组织中的作用和属性，我会非常认真地、明确地告诉所有人：组织是为实现个人生存目标和组织目标而存在的，组织存在的关键是个人对组织的服务，即对组织的目标有所贡献的行为。巴纳德认为，“组织不过就是合作行为的集合”“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进行合作，即系统地协调彼此间的行为，在我看来就形成了一个组织”“世界上最简单的组织是两个人，甲和乙之间的商品交换”。组织能否发挥效用，取决于组织本身能否带动组织成员一致性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组织成员有着不同的目的和行为选择，如何让这些不同目的和行为的人集合在一起？其关键要素是什么？答案就是组织目标。组织因目标而存在，同时也因实现目标而获得组织成员的认同。

因此，如果我们需要解决这些困惑，那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人们的角色问题。我们作为个体可以是一个充满理想的人，可以是一个热爱思考的人，也可以是一个不屈从于现实的人，但是当我们做出生存选择的时候，只能承担职业所必须承担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决定了我们必须是充满理想而又脚踏实地的人，必须是热爱思考而又身体力行的人，必须是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的人。这样的要求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太过苛刻，但是一旦成为职业人，所承担的责任要求我们需要如此行事、如此思考。

在过去的课程中，我曾经很认真地讲授一个专题课程：职业经理人的素养。在这个专题的课程中，我列举了经理人的七项素养，在课程里，我只是需要经理人了解到，当处于职业角色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行动：具有承诺的心态，对目标承诺，解决为什么做的问题；对措施的承诺，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对同事承诺，解决与谁做的问题。就是要做到对环境的敏感，愿意脚踏实地的工作；关注结果，对不确定问题的公开坦诚。就是要理解并灌输组织价值，以使成员具有行为选择的标准，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给工作赋予意义，以使成员愿意为之全力付出。我很在意职业经理人的这七项素养，是想清楚地表达作为一个人来说，其职业的要求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践者，如果不能有职业化的心态，不能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不能配合企业的要求，不能带领员工共创业绩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角色定位就会产生误解，因此而产生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营销“手”高过“脑”。其实简单地用一些想法看待市场和行业、企业不是思想，只是片断，我在文章中用家电做例子，认为也许能够思考的企业人还不是现在做营销的人，应该是张瑞敏或者李东生等人，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是一个产业与中国人的大国梦的联结。把营销上升到思想者的层面，这恰恰说明家电做不好的根源。营销是什么？产品、价格、促销、广告。回归到营销的基本理论上就没有谈论品牌、没有谈论其他，只是4P而已，没有做好4P何来的营销呢？虽然菲利普·科特勒已经认为4P不屑一谈，但是任何理论都需要与所处的环境相适应，我们所处的市场环境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我们所面对的竞争也不是理性的竞争，所以如果不把基本面做好，是不可能做好其他方面的。还是坚持曾经的观点，营销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

中国企业遇到的最大内耗是没有行动力，再好的战略只有有效的行动后才能显示出其价值。虽然我们一直在探讨战略的问题，可是战略层面的探讨仅局限在战略规划、战略分析、战略目标这个层次上进行，形象一点说，中国企业的战略探讨都是学院派的，都是理论和思考层面上的，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是要落实到行动上，是一个包含了目标、思想和行动的方案。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在战略上总是可以找到一些清晰的方向，但是却无法保证战略实施的结果，既然战略方向没有偏差，企业还是出现竞争力不足或者破产，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行动力差。日本松下幸之助说：对于产品质量来说，不是100分就是0分。没有任何的商量！日本企业的质量战略是日本产品走向全球市场的基本战略，质量取胜的战略方向，贯彻在日本企业的现场管理中，贯彻在日本人的“5S”行动中。

思考重要，但是付诸行动更重要。多年前中国管理学界流行“执行力”一词，我会认为因其缺少所以流行，也许我这样说有些偏颇，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行动力的确弱了一些，太多人读了EMBA或者MBA，太多人热衷于战略思考和战略分析，而没有做出战略选择和行动。对今天中国家电企业，我认为有三个制胜的关键因素必须关注——速度、创新、全球化。于清教先生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解释了我所提出的这三个概念。他说：“我所理解的这个速度就是对市场应变速度、执行力的效率和水平，创新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更是执行力的创新，全球化需要企业的活动围绕着产品与渠道、团队与流程展开，你的执行力是不是超前于市场和竞争对手，你的执行效率、质量和价值是不是可以掌控和评价，这相当重要。所以说，作为执行层也一定要站在经营的高度上去创新地执行，而不仅仅是部门个体的执行。当前，中国家电的营销如不将个体思维转化为组织思维，不将个人能力转化为组织能力，不将个人的理性与激情转化为组织的理性与激情，不将个体的创新转化为组织的创新，在今后的营销道路上，你只能做减值营销，靠拙劣的促销和透支未来资源的方式杀鸡取卵，你只能溃败于个人英雄主义的理想。因此，提高整个团队的有效运作、注重执行质量和效率，不仅是企业高层思考的事情，更是执行组织中每个分子思考并付诸行动的关键。”他虽然是从执行力的角度来诠释自己的观点，但是恰恰帮助我们认识“思考并付诸行动”才是关键。

有一句哲学名言：“人无异于一根芦草，只是这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草。”这句话给了人类本质的评价并使得人类承担了宇宙的责任，因为在这个星球上，人之所以能和动物种群区分开来，在于人有思想。但是这仅仅是人与其他物种区别的本质，而对于人类自身来说，在这个世界里，人之所以有优秀与一般之不同，在于优秀者更有实现构想的能力，而不是更有思想，人之优秀正是他的行动。邓小平之伟大就在于他把改革开放的思想变成中国人30多年的行动。

大部分企业总是强调自己优越于其他企业的各种原因，但是究其根本一定是：一个优秀企业在与其他企业一定做着同样的事情，只是比其他企业做得好。大部分人也在强调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各种条件，但是究其根本一定是：一个优秀的人能够持续地完善自己的行为，以比别人更高的标准来行动。企业和人一样需要放弃对自己的过度欣赏，需要打开心胸，接受现实，理想之所以能够变成现实，是因为有联结理想和现实的行动。

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没有距离，因为这个距离被行动拉近。林肯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坚信美国是统一的国家，然而正是他的现实主义色彩，对李将军的现实主义态度，才使得南北战争取得胜利。邓小平也是理想主义者，正是他基于中国的现实创造并设计了经济特区的做法，才使得理想得以实现。不要用理想主义的口号来掩盖自己对现实的无能，理想永远是理想，现实永远是现实，理想不要迁就现实，只有真正面对现实的人，才有机会成就理想，这本身就是战略的含义。

我常常在不同的场合，要求大家把手举起来，我自己的一句座右铭是“手比头高”。你现在把手举起来，你会非常清晰地知道：手是比头高的。人的高度不是思想决定的，人的高度是双手决定的。

毕业寄语

价值观和行动力能改变世界。——蒂姆·库克

很开心，今天和大家欢聚一堂，一起庆祝毕业生完成了人生的一个阶段，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们今年的同学可以说大丰收，从博士、EMBA、MBA和全日制都有毕业生，还有海外毕业的——我的女儿，甚至还有一个刚刚中考结束的中学生——曹老师的儿子，考的成绩也是特别好。所以，2015年的毕业生的确与往年不同。当然，今年国家的环境也是很不同，股票到底跌成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可是有一点是我们都知道的，变化是唯一的特征。所以，在这个时刻，我想先送给所有毕业的同学一句话，在未来你们的工作生活中，适应变化是对你们最重要的要求。

我们之前取得的成绩，是因为我们之前的努力和付出，相信每个同学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付出了艰辛的学习，也收获了很多能力。但是，从你毕业的这一天开始，如果无法让你在未来应对变化，可能这些成绩和能力都要归为零；反之，如果你有适应变化的能力，你就有很大的契机去拥抱未来出现的机会。

那么在未来适应变化，需要的能力和要求是什么？说起来是很简单的，第一点是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接受变化，就是你要有心理上和行为上的准备，去接受任何东西，例如今天大家可能就要接受陈老师戴眼镜的变化。我之前从来不戴眼镜，但是最近发现必须戴眼镜了，因为自己老花眼了，但是我不想戴上去感觉很像一个老花镜，所以就买了一副比较酷的眼镜，让自己看起来有点新潮，有点文绉绉的样子。不管怎么说，我必须接受它，因为这就是岁月带来的痕迹，于是我就调整自己的心态，充满快乐地接受它，对自己说，戴眼镜也不错呀，这一看就真的比较像教授了。所以就是想和各位说，需要一个很开放的心态迎接将来遇到的变化。

当你走出校门的时候，需要接受的变化是非常多的，甚至有些变化我们根本无法预知。这些变化也许带给你的是机会，也许带给你的是挑战，甚至带给你的是考验和阻碍，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你都需要去接受，甚至不得不接受，这是在毕业的时候，你要首先做好准备的事情。

知道要接受变化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将变化变成自己的机会，那么如何将这种变化变成机会呢？这就要说第二点，你要找到合作伙伴。你需要和别人合作，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需要新的能力注入你的团队中，而新的能力如果仅仅通过一个人学习成长，这个时间成本是很巨大的，机会也许就错过了，所以，我在之前自己写的文章中提到过，在新的环境下，谁是你的对手不是最重要的，谁是你的伙伴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有非常好的合作心态，这样才可以找到伙伴。

伙伴最大的作用就是将他的能力和你的能力进行叠加，之后，你就拥有主动面对今天发生变化的更大可能，也就是今天讲到的所谓“互联网+”，其实“+”就是指的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互联网，而是你一定要加新能力，而“+新能力”这一点就需要你有合作的心态。在读书的时候，一个人是可以胜任学习的，甚至大部分情况下，大家也是一个人独立完成学习与研究的，我们评价你的能力的时候，也是要求你能够独立进行研究，自己掌握理论以及研究的工具与方法。很多时候，学生需要独立思考、自我学习、找寻到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路径，完成这些训练，学生才能学会学习与研究。

但是这个过程带来了一个不好的副作用，学生可能缺少了合作的训练，缺少了构建团队与协同的能力，缺少了与伙伴共同完成任务的历练。这也是我为什么在你们毕业的时候，强调这一点：寻找合作伙伴。变化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能力所不及的事情，应对变化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不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单靠一个人是无法应对变化的，需要有伙伴，请大家在毕业之时，做好合作、协同以及愿意帮助他人成功的准备，我想这个是能够真正拥抱变化的重要能力之一。

第三点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能力。在今天来看，核心点不在于你已经有的知识，核心点在于你可以在未知中发现机会，未知中的机会才是今天的核心。

你现在拥有的所有知识是帮助你在未知中找到机会，而不是用来阻碍你去了解未知的。我非常担心大家认为硕士毕业了，博士毕业了，知识的储备有了一定的基础，用这些知识就可以大干一场了。希望大家不是这样的心态，而是应该认为毕业之时，也是重新开始学习之时，喜欢那句古语“书到用时方恨少”，我相信你会发现，知识总是不够用，需要不断学，不断问，不断思考与验证。

当有人问说什么叫作预测未来时，我回答说创造未来比预测未来更重要，换一句更通俗的说法，你想要的东西就是你的未来。一定要记住这句话，你想要的东西就是你的未来，未来并不是虚拟的东西，它一定是你想要的东西，是真实的。这就需要你在未知中找到属于你的机会。如果这样去理解，就需要大家不断学习，不断去面对问题，不断在新的学习中增进自己的能力，也因此会找寻到自己的机会。

所以，送给大家这句话：未来，变化将是核心，你们毕业之后面对的根本的东西就是拥抱变化。拥抱变化的方式并不复杂，那就是开放、合作，在未知中寻找机会！

最后，我想和大家谈谈阅读与自我管理。毕业之后，两个习惯在我看来极为重要：一个是阅读，一个是日常中的自我管理。

我专门写了一本《我读管理经典》，就是因为经典阅读给予我极大的帮助，不仅从专业上给予我厚重的基础，而且在管理实践上让我对一些本源问题的理解清晰而明确，这样使得我能够透过现象找寻到本质。今天的互联网技术，使得资讯与信息非常容易获得，人们的阅读方式因此有了巨大的改变，我不反对这些改变，但是希望阅读本身的特征能够被保有，也就是养成阅读的习惯，养成阅读经典的习惯，养成用心阅读，完成与伟人、有影响力的人，以及与自己对话的习惯。

阅读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对话的过程，是一个积累自己内在深度的过程，这也是我建议大家保有阅读习惯，而不是浏览信息的习惯。阅读本身就是一个思考与对话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提升的过程。很多学生常常希望我能够推荐一些书给他们，每每遇到这样的请求，我都会耐心地回绝，因为我推荐的书，是我的选择，这个选择是书与我的对话过程，是我自己成长的过程。我建议学生自己去阅读和选择，不要借助于别人的推荐，因为如果借助于别人的推荐，你们遇到属于自己的书的机会就大打折扣，在我看来，这是极为可惜的事情。

日常中的自我管理是另一个重要的习惯养成，我想分享一下我觉得重要的几件事情。

第一，时间管理。你把时间管理好基本上自我管理就可以做到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创造价值，就是时间上太多的浪费。我一直认为聪明无法让人成功，任何成功一定是由努力付出所得，所以时间管理就显得极其重要。在《高效能青年人的七项修炼》这本书中，我专门写了一部分有关时间修炼的内容，是要学生学会管理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自我管理可以换个角度说，就是时间管理。

第二，目标管理。设定目标对牵引行动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如何让平淡的日子最终显现出价值，就与目标相关。但是难题是，设立目标是很多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实现目标变得特别困难。有人会认为环境所限，有人会认为自己能力所限，有人会认为运气不好等，其实这些都是借口，你要学会的是不断设立可以实现的目标，并让目标接近你的远大理想。我对学生说过这样一句话：理想与现实之间有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目标。所以设立贴近自己现实的目标，而且要对目标承诺，让目标可以实现，每个目标的实现，就是向理想的靠近。

第三，管理行动计划。只有目标没有行动计划是没用的。每个学年我会要求自己的研究生交给我学年计划，有些学生的计划里只有目标没有行动，没有具体的时间，没有检验的标准。看到这样的计划，我会退还给学生，要求他们重新做计划。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企业中。没有时间、检验标准以及行动的目标计划，一定是不会实现的。所以一定要管理自己的行动。很多时候真正重要的是行动的控制，因为只有行动，目标才可实现。

第四，养成日常生活习惯。你要养成一些习惯，包括三个内容——学习习惯、心态平衡的习惯和良好的作息。学习习惯中包括阅读、与人交流，保持听课与思考，深入工作中学习等。平衡心态方面，我建议大家去运动，因为运动的时候，会让自己心态放松，你看经常运动的人很少有抑郁的。还有就是我建议运动一定要有团队，团队运动会让你更快乐，请相信这个部分一定不是浪费时间，因为运动之后会让你的效率更高。良好的作息方面，良好的作息时间会让你很有效率。

以上就是给大家的毕业寄语，预祝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好！

师范

我第一次理解“师范”二字，是去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知道“师范”意味“德高为师，行为示范”。自此之后，对于教师这个称呼，自然而然就会增添一种尊敬、自省与约束。在中学我遇到一位这样的老师，也影响到自己职业的选择和人生的定位，我甚至在她去世后，还希望能有更多像她一样的教师被培养出来，自己愿意为此做出一点点努力。教师在我内心中，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当我自己成为一名大学教师的时候，我给出自己如下的认知。

教师应该用正确的思维教会学生怎样思想。对纷繁社会现象的应对，对复杂现实关系的处理，往往取决于某种正确的思维方式，或者是对多种思维方式的比选换乘。这种把握思考的能力，是大学生独立处世并且可以避免人生失败获得成功的利器。正如雅斯贝斯所强调的：自由是大学的首要原则。坚持学术价值，学术逻辑不应屈从于经济等外在逻辑，重塑大学精神，在于构建品格和道德高地。为此，我们更加要明确自己的思维方式的正确性，这样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获得关于正确思想的指引，同时也教晓大学生一种始终拥有的自我判断的价值情思和独立思考的文化境界。

思想的能力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想象，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想象力是大学存在的理由。大学所彰显出来的正是观点、见解和思考的碰撞，既有用相同的观点去抚慰疲惫的心灵，又时常有独树一帜的见解去刺激缺乏活力的思维。我们应该和学生一起，运用想象力去获取知识，知识才不会是纯粹的知识，才能激发创新诉求；运用想象力去理解事物，事物将不再是纯粹的事物，它被赋予产生丰富思考和进行改造的全部可能。为此，“今天我们感念于大学，不仅仅是因为获得的知识，而是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内心深处从此被唤醒的并且可持续产生的创造性智慧和生活的激情”。

教师应该用精专的专业知识教会学生怎样读书。大学是知识的殿堂，求知的海洋。我们自身对知识的不断钻研和提升，无疑会培育学生的求知兴趣和对知识的情感。保持求知的状态，追求事业建树，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学生发展的要求。为此，我们更加需要身体力行地提升学习和对知识渴求的愿望，我们的求知，直接影响学生的求知，在很大程度上，只有我们能够赐予学生独一无二的对知识的热爱和阅读鉴赏的能力。

教师应该用自己的成果教会学生实现理想的手段。大学的责任在于传承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同时，也承载着道德的传承。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说：“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社会所想要的，而是社会所需的。”正确地运用手段和运用正确的手段抵达理想的彼岸，是大学精神立人的根本。我们每个教师都是平凡的人，同时我们又是从事伟大事业的一群人。我们自身的进步和成就可以给学生明确的指引，学生可以在与教师的交流中、观察中懂得如何正确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去实现人生的理想和追求。

老师是学生的人生际遇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北宋·李觏

在这个秋日属于我们的节日里，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盛会。首先让我借此机会向各位老师致以节日的问候，也让我借此机会向各位获奖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你们用行动使得第23个教师节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我因为一个使命来到这里，当学校领导希望我能够发言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不讲什么，但是盛情之下，我只好谈谈自己一点粗浅的认识，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我很幸运。在黑龙江齐齐哈尔昂昂溪这个被称为“大草甸”的地方，在我最需要人指引的时候，我遇上初中的班主任宁齐堃老师。这位哈尔滨师专的学生一毕业就主动到了昂昂溪，教我的时候她已经50多岁了。她的个子很小，但总是整齐的装饰，亮亮的皮鞋，梳理得好好的发型。简陋的课室，在她的字画装裱下，显得诗意盎然。她教会我们拥有理想，她教会我们承担责任，她会带我们唱歌并组织小乐队，带我们去郊游，带我们背古诗词。我今天的很多习惯都源于她，愿意付出，承担责任，喜欢写作、喜欢音乐、写诗词、学书法，我对自己曾提出一个要求，当一名像她一样的好老师。

三年的初中生活让自己从一个乡下孩子看到了世界的美，特别是因为老师对自己的偏爱，对于她而言，我几乎是她的期望，对于我而言，她就是我的偶像。老师的荣耀是学生的成就，自己真的能让她荣耀吗？人需要欣赏和爱，大学开始，我所有的努力只为博得老师的快乐，只为向她证明她的眼光没有错，她的付出值得，她有理由证明自己把青春和一生交付给昂昂溪这个小镇是正确的，她的价值无限……

1999年的教师节，从广州到遥远的齐齐哈尔出席以她名字命名的“宁齐堃奖教金”，我只讲了两分钟的话：“我内心相信：获奖的5位老师对很多学生来说是一生的际遇。”很庆幸自己有了这个际遇，更因为这个奖项，让这份际遇成为自己一生的永久。

因为宁齐堃老师，我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做教师，自己寻着老师的足迹，希望能够像她一样，能够为学生的成长付出价值，在宁老师那里，我知道教师的职责、使命和行为准则。

育人是教师的使命和职责所在。一个人的成长和成才，既有赖于其自身的智力因素，也有赖于其思想政治素质等自身其他方面的因素。高素质人才，既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更要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思想政治素质作为学生最重要的素质，对其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决定作用。求学阶段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学生在人格上将逐步完成从青少年向成年人的过渡和转变，将逐步确立自我，摆脱对家庭和父母的依赖。对于学生来说，完成这一人生途中的重要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和矛盾，产生各种困惑和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与确立问题。但是学生本身还没有能力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帮助学生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我们教师的职责。

知行合一是教师的行为准则。大学对学术和真理的追求是永恒的，这种追求表现在始终坚定地前行，始终不懈地努力，表现在不盲从、不轻弃、不屈服、不张扬。这种追求就像深深的水，静静地流。虽然默默无语，但静默之中却蕴含着巨大的决心、执着和勇毅。这种追求是大学里最令人钦佩的特质，而这些特质是由我们每位教师的特质折射出来。在宁齐堃老师的身上，我学到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师所必须具备的行动。

有人说，经历是财富。我却认为经历是一段长长的路，它像一根凝结着生活中无数记忆的红线，从起步慢慢地延伸开来，当你回过头来看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经历把无数粗糙打磨光滑，把肤浅沉淀厚重，还能将幼稚转为成熟。所以特别感激自己经历过的与老师在一起的每段日子，也更珍爱现在及将来正在经历和将要经历的每段日子。

成长的岁月仿佛只在瞬间，然而在瞬间想求得永恒，人总该做点什么，总该企盼点什么，也许人生就像是撒一片理想的种子，然后充满激情地艰辛耕作，可以伤心，可以流泪，但不能辍耕，不能误了农时。投入感情，执着信念，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短暂的生命已然是天降大任，这一轮也许能赢得和收获的就是感受——生命中丰硕的、痛苦与欢乐的感受。所以2007年的教师节，我再次从广州来到哈尔滨，为了延续老师的精神，也为了纪念老师在这所学校开始学业50周年。

今天站在老师求学的学校，我充满了敬意，因为这所大学，培养了我的老师，也同样培养了我，在我希望能够表达谢意和敬意的时候，我非常感谢学校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有如此大的收获，我深知是所有校领导对我的重视和关怀，感谢所有领导、老师对这个奖项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从与傅校长表达意愿到学校领导班子的决策，再到教务处实施，整个过程的务实、创新、高效的工作作风，让我深受感动。我相信，所有这一切都会化作自己今后工作和学习的动力，体现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最后，向给予我机会的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领导表示诚挚的谢意，向参与这个奖项的所有老师和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用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话送给哈尔滨师范大学：愿成功的星辰永远照耀着我们！

（注：2007年9月首届“宁齐堃奖教金”颁奖典礼上的致辞。）

有价值的工作与生活

教育者的关注和爱护在学生的心灵上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我非常感谢在学校领导的倾力支持下，“宁齐堃奖教金”成立5周年了。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收到从学校寄来的评奖资料时，自己内心所触动的感动，这么多年来学校在“敦品励学弘毅致远”的校训激励下，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年青的师范学生，他们走出校门，将在神圣的教师岗位上为更多孩子引领人生之路。而学校的各位老师率先垂范，在教学和科研上不断取得丰硕成果。

今年哈尔滨师范大学“宁齐堃奖教金”设立5周年，又适逢哈尔滨师范大学建校60周年，我自己从教25周年。60年、25年、5年只不过是数字的契合，然而它也说明教师之于学生的际遇与传承。宁老师是我初中的班主任，我很幸运在我人生的画卷刚刚展开的时候，我的恩师——宁齐堃老师就为它填充了底色，绘就了基调。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忘记过恩师给予我的人生意义的引领——如何有价值地去工作和生活。

我曾经认为我们这一代人非常不幸，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贫瘠、刚刚拨乱反正的年代。在那个时候，不仅国家百废待兴，就是人们的观念、意识、行动都还深深地刻着十年“文革”的烙印。可是我真的是非常幸运，因为当我刚刚“探出头去认识外面的世界”的时候，当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的无知、那样的懵懂、那样的迷茫的时候，我邂逅了宁老师这样一位良师益友。她用广博的知识滋养了无知的我，她用睿智的思想启迪了懵懂的我，她用高尚的人格引领了迷茫的我。当我的学生为我举行从教25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我不禁在想，我的成长应该是从那个培养我恩师的摇篮——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发，我今天的高度是我的恩师穷其毕生心血与精力才托起的！

2008年宁老师去世10周年，我回到当年读书的中学去怀念老师，驱车前往的途中，我依然不断地反问自己：是否理解了老师所做的努力。终于回到了母校，没有改变的校门，一样铺着沙土的跑道，一样高大的杨树围绕着校园的四周，母校用心留下的我们读书时候的一小栋教室依然保留。斑驳的墙体，生锈的门窗刻记着岁月的痕迹，陪我来的朋友说，想不到我的学校是这个样子，我也没有想到再看到母校的时候，也惊讶于它的古朴和简陋。

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很难坚持一份心情去承诺一份那么尽心尽力地对学生的爱，但是宁老师做到了。人是可以超越环境而创造的，站在陈旧的课室面前，我再一次在内心里敬仰老师。离开老师这样多年的日子里，依然会在偶或间想起从前的种种快乐，依然会在别人称自己为“老师”这个词的时候，有微微的疑问和顾虑，在我内心里“老师”已经是一个专属的称呼，一个可以为学生创造丰富秉性、情感和价值判断的称呼，我深恐自己无法做到。

日常生活的确平淡，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找到释放心灵的空间，如果能够珍惜此刻的拥有，以快乐的心情去接受，一切都是美好，就如老师从哈尔滨师范毕业就来到这个偏远的小镇中学，沉下心来去接受，但也从不放弃梦想，因为她知道，在前行的路上，一份美丽在等待着她，而这份美丽就是学生丰富的人生。正是老师这份安然，使得她在这个小镇里依然保持着极高的品质标准，从而成就了我的价值追求。

教师是生命可以延伸的职业，是人生理想的选择，教师的生命力赋予了学校的生命力，而教师的价值判断也决定了学校的价值和学生的价值，所以我相信，获奖的所有老师与“未来的老师”对很多学生来说是学生的人生际遇，这些学生和30年前的我一样，因为你们的指引，一定会在人生成长的过程中坚定地前行，具有丰富而高尚的情怀。

感谢哈尔滨师范大学55年前培育了我的恩师，55年后让我有机会为培养优秀的教师继续奉上微薄之力；感谢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各位领导及老师，是你们的努力使得“宁齐堃奖教金”真正发挥了作用，使那些默默耕耘的优秀园丁和技能卓然的莘莘学子能够脱颖而出。

我更要感谢从事师范教育和学习师范教育的今天和明天的老师们，你们的选择已经成就和将会成就无数人的梦想，而你们“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也必将成就哈尔滨师范大学明日的辉煌！

（注：2011年9月第五届“宁齐堃奖教金”颁奖典礼上的致辞。）

中国管理研究情缘

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苏东水

自己进入管理研究领域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梦想，今天说出来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在20多年前说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话题。那个时候，我一直认为管理学的研究是需要有本土化特征的，它跟其他研究领域有些不同。也就是说，管理学研究一定要回答你自己的企业会遇到什么问题。所以，我当时就想，一定要有一天我来告诉大家：中国企业如果它做得好，到底好在哪里。我也很希望，这个研究能够让全世界去了解它，但是我知道那需要一些条件。这个梦想实际上20多年前就放在我的脑海当中，然后我开始寻找，中国到底有没有这样优秀的企业，这些优秀的企业能不能真正帮助我的研究。

1992年，我确定了自己研究管理的路，就像大家看到的那样，在管理实践一线中去体认和观察，并找寻出管理理论的价值。1994年开始，由于学校的推荐我开始出任一家港资公司的副总裁，出任这个职位之后我发现我所学的理论可以放在企业中去实践，但是同时企业还有很多实践的问题是用原有的理论解决不了的。这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告诉自己，需要不断累积对中国企业的认识，所以我对自己提出要求，去企业的时候，一定不要以顾问和专家的身份去，必须以一个企业成员的身份到企业中，才可以知道这个企业到底在发生什么，到底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是什么。唯有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理解它，理解它之后，你才能去看企业发生的问题是否具有管理的价值。

选择这样一条研究的路和三个人有关系：第一个是彼得·德鲁克，第一次看到《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时，我知道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第二个是苏东水教授，他所坚持研究的“东方管理学”对我启发极大；第三个是赵曙明教授，他一直坚持把中国管理的现实介绍给西方学者和学子的努力，让我深受影响。

从自己设定了研究中国企业管理目标开始，自己所能有的基础，就是对哲学与企业文化的一些认识。当时国内以这个领域作为研究方向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人们还在解决如何把西方的管理理论运用在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中，所以我能够寻求到的指引很少。

幸运的是，通过文献研究，我发现复旦大学的苏东水教授正在研究“东方管理学”，而一切也许是机缘巧合，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一次组织行为学研讨会上，认识了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曾在本老师，我们一起研讨组织行为学中的话题，以及中国企业管理的问题，他推荐苏东水教授给我，并热情地把我引荐给苏老师。

我就带着这份运气，到上海去拜见苏东水教授。当时的苏老师已经是复旦大学的首席教授，在产业经济学领域奠定了泰斗级的影响力，我还是一个很普通的年轻老师，不知道我的问题和求教是否可以得到苏老师的帮助。一份运气、一份忐忑，还有一份未知，我就这样和苏老师见面了。

我们约好了在苏老师的家里见面，他告诉我没有课时在家里工作。他很仔细地把家里地址告诉我，还担心我找不到，把公共汽车的站牌一并告诉我，并周到地等在院子门口接我。第一眼见到苏老师，就觉得很亲切。苏老师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男子，很有民国电影中知识分子的范儿，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说话的语速和语调，缓缓地又带着南方音，而每次开始讲话的时候，他总是先微笑一下。我所有的担心一下子就在这微笑中消失，很快我们就进入研究的讨论中，完全没有陌生的感觉。

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苏老师的太太忙前忙后地给我们沏茶，默默地为苏老师拿东西，那种默契地做着一切的氛围，让我虽然心思全在问题和倾听苏老师的讲话中，还是被苏太太的细致所感动。

这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很久，从苏老师设立“东方管理学”讲起，讲到苏老师去参加世界管理年会所遭遇的冷落，讲到苏老师对东方管理学核心价值观的梳理和确认。苏老师还讲到了他从教40多年的心得，以及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发展的欣喜。更令我感动的是，苏老师也讲到了他的老家泉州，讲到他对泉州发展所倾注的情感。我也把自己对企业文化的研究，以及在珠江三角洲企业实践研究的情况向苏老师汇报，他听到我所介绍的研究内容非常高兴，鼓励我一定要持续去做，认真去做。

我们就这样聊着，想不到就到晚饭的时间，更想不到是苏老师嘱咐苏太太说，要留我吃饭，我忙着推脱，但是苏老师说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你对上海不熟悉，不如就简单地在家里吃吧。苏太太更是热情地邀请，我惦记着继续和苏老师讨论，也就接受了邀请。这餐饭在我看来极其丰盛，而且特别好吃，以至于我再到上海吃饭，一定会点一个炒虾仁。

吃晚饭时我们延续讨论的话题，我此时已经被苏老师热衷于研究东方管理学的激情和执着所感动，知道自己很幸运，得以面见苏老师，得以理解和了解苏老师的所思和所做，得以确定自己需要研究的核心命题。

我担心继续聊下去，苏老师会累，所以就向苏老师告辞，但是心里特别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如这次一样，能够跟随苏老师的步伐，倾听苏老师的教导，持续去做有关中国企业管理的研究。最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苏老师竟然问我，是否愿意做他的学生，我一下子就愣住了，我当然愿意了，但是在我来见苏老师之前，这个念头我连想都不敢想。我马上回答说愿意。他说刚好有一个论文博士的项目适合我选读，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苏老师的推荐，因为我知道，这样我就可以成为真正的苏门弟子，就可以跟随苏老师去展开研究，就可以系统地梳理和理解苏老师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可以向苏老师学习如何做人，如何做研究，如何做一个有价值的学者。

两年的学习时间很快过去，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两年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也并没有很多时候去表达自己对这两年学习的感激。但是这两年对于我而言，是极其关键而重要的，因为在1994年年底我确认了自己研究的大目标，但是如何入手，如何体系化，如何让研究符合规范以及如何逐步完善，这些问题在遇到苏老师之前，还是未知和无解，我只是自己苦苦地探索，希望可以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和路径，正是跟随苏老师学习的这两年，我清晰了自己的研究路径和框架，也明确了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

论文博士课程安排了8门核心课程，分别由复旦的几位老教授讲授，我刚好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了较为完整的企业管理课程，对从管理的角度看企业，有了一定的基础。倾听苏老师和复旦其他几位老教授的课程，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企业的管理，因为几位老师都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诠释他们对中国企业管理的认识，这使得我能够从更宏观的视角去理解企业所面对的环境。我的管理基础知识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课程中学到的，在这个基础上，苏老师的引领，让我具有更宽广、更前瞻的视角来理解企业管理，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得到这个方面的训练，让我对企业的理解，不会那么教条，也不会限于管理框架的约束，反而可以更加贴近环境，更加贴近变化。在苏老师处结束论文博士课程之后，为了更持续的研究，我又进入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师从赵曙明教授继续中国企业管理研究，赵老师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透彻分析以及厚实的理论，又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角度，从人的视角，让我去理解企业管理，让我再增加一个视角看企业，我才真正开始获得属于自己的中国企业管理研究的心得。

有了这三个阶段的学习，加上在大学时学习的是无线电技术专业，我设定了属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展开了截至目前持续20年的有关中国领先企业的研究。

之所以选择这个方向，深受德鲁克先生《公司的概念》的影响，他在《公司的概念》中热情洋溢地赞颂大企业在现代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他说，“大型公司的雇员只占产业工人的少数，但是他们的劳资关系为全国树立了标准；他们的工资水平决定了全国的工资水平，他们的工资条件和工作实践也成为一种规范。大型公司的交易量虽然在全国不占多数，但它们的繁荣与否决定了国家的繁荣与否。当我们谈论美国的经济机会时，首先想到的是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工厂和现代大型公司提供的机会；我们谈论美国的技术时，想到的不是统计上的平均值，而是龙头企业设立的标准值；我们谈论过去半个世纪中新出现的另外两种重要的社会机构——工会和政府管理部门时，也只是把他们作为大企业和大公司的社会产物。总之，只有大企业在自由企业经济体制下的具体组织形式才是具有代表性和决定性的社会经济机构，它为人们树立了典范决定了他们的行为”。

这使得我从中感受到，一个大公司不仅通过大规模的生产为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其组织制度引导了社会中其他企业组织的制度，从而规范和影响着绝大多数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企业很大程度上承载着社会信仰、精神和希望。我的内心中，很希望如彼得斯和沃特曼的《追求卓越》，柯林斯《基业长青》《从优秀到卓越》等著作那样，找寻到中国大公司并从中寻找到那些有价值的规律，并渴望这些研究能够真正传播中国优秀企业的管理实践、经营哲学和社会责任。

20年来一个理念一直支撑着我的教学和管理研究，那就是：中国企业会有着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企业的管理模式，中国企业应该可以为管理研究贡献自己的模式和经验。自己从事管理教学和研究20多年，尤其是在中国家电行业中浸泡了18年间，在承认国际家电巨头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的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海尔、美的、TCL、康佳、创维、春兰、海信、科龙等一大批中国家电本土企业的崛起并与这些国际家电巨头分衡天下。近10年的中国企业总是让人感受到成长的快乐，阿里巴巴、华为、腾讯、京东、小米等，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瞩目的领先企业，因此自己常常梦想，去找寻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特点及理论价值。

我在《领先之道》第1版出版的时候，写道“我们能够贡献的东西很少，所有的贡献是这些先锋企业所贡献的，当我们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是巨人的眼界。当我们总结出先锋企业的四个导入因素（英雄领袖、中国理念西方标准、渠道驱动、利益共同体）和四个导出因素（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快速反应、远景使命）的时候，我们还知道先锋企业更注重的是如何把这八个因素运用在实践之中，这才是我们必须敬仰的东西”。这些就是我真实的感受和体验。

当2004年《领先之道》出版时，我第一时间带给苏老师看，苏老师特别高兴，立即安排我在上海与上海的企业界朋友做分享。我还记得那是2004年年底，上海的天气让人觉得特别冷，但是苏老师记挂着这次交流，专门到会场和我一起吃饭，他说一是想亲自来祝贺我，一是想看看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我内心被老师如此细致的爱和如此宏大的胸怀深深感动，此生可做苏门弟子，真是我莫大的福分。

2004年同时是苏老师从教50周年的年份，苏门弟子从各地赶到上海为老师做庆祝活动，这次活动在东方明珠塔旁。我因为当天晚上有EMBA课程的缘故，连午饭都没有吃就离开了，但是我依然很愿意飞去上海，只为把自己对苏老师的敬仰带到现场。那一天人很多，看着学有所成的学长和学弟、学妹，听着教育部领导发来的贺信，看到上海市政府领导亲临现场祝贺，倾听着同学们由衷的感激之语，做老师的荣耀，在苏老师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到了2014年，自《领先之道》2004年出版之后10年过去了，人们逐渐对企业保持领先的问题有了更多的敏感性。因为在一个过度竞争、急剧变化、技术创新以及技术普及的速度如此之快的年代，保持领先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事实上，在这又一个10年中，中国企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方面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驱动，另一方面因为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机遇。当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西方企业发展出现困境的时候，中国企业依然强劲增长，这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观。

历史也许总是惊人的相似。《领先之道》第1版出版时，我出任六和集团的总裁，而在10年后《领先之道》第2版出版时，我出任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2014年是苏老师从教60周年，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而是一个伴随成长的轨迹。

同样是在上海，苏门弟子再一次聚首，祝贺苏老师执教60周年，倾听老师对过去这10年的总结和教导。看到老师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讲台上，全面地梳理“东方管理学”创立40年来取得的成果，内心很感动。

83岁的老师站在讲台上，依然才思敏捷、精神奕奕，老师在回顾“东方管理学”研究40年的整个研究历程；老师回顾当初提出创立中国管理研究无法被美国主导的世界管理论坛接受的过程；老师回顾坚持不懈，最终被接受的努力；老师回顾40年“东方管理学派”的成果和对未来的期许，令人感动、鼓舞。

中国管理研究是否能贡献世界的价值，是中国管理研究学者的梦想。苏老师早在40年前就开始系统研究，持续构建并向世界传播，让我敬仰并追随。

自己很清楚，中国管理研究能够贡献世界价值，需要三个前提条件：中国企业领先于全球市场，实践中规律性问题的发现和界定，人文情怀和科学基础。我们有幸，中国诞生了华为这样全球领先的企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同与和谐已是规律性的重大问题；而中国几千年历史所沉淀的璀璨而丰厚的人文基础。

因此今天，中国管理研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唯一需要的就是研究学者自己的努力和创造了。反问自己，是否如苏老师般，坚持、坚守呢？

因为苏老师，我有很多机会走在复旦的校园里，每次在校园内漫步，总会看到复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的痕迹。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是不会置之不理的。马先生从“启发民知，教育救国”的道路去奋斗，这也是他的夙愿。他自游历欧美回国后，鉴于“欧美之强盛，我国之厚弱”“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决心办一所新式大学，教授欧美各国新的科学知识，为将来中国的富强选就人才。当时所以要起名“复旦”，是要有“复”我震旦的“旦”之意。

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是孔子期待的“君子三德”，马先生和苏老师正是君子三德的典范，而今我可以流连于复旦的校园，中国管理研究学者能够让中国与世界对话，马先生之创举，苏老师之创造，都需要我们去传承、去光大，我是何等的幸运。

从我确定做中国企业管理研究开始，幸运地遇到很多老师和同学陪伴在我身边，持续合作研究这个课题。我依然幸运的是，苏老师用他持续研究“东方管理学”的行动和成果，如灯塔般指引着我，照亮前行的路。

每当遇到困境需要韧性的时候，苏东水老师、赵曙明老师两位导师都给我无私的帮助和坚定的支持，这才使得这个研究能够持续下来，并将持续下去。这是多么奇特的研究情谊啊！借由共同的信仰——确信中国企业一定会贡献领先的价值，我们能够不断地克服困难，走在艰苦但是快乐的路上。一个又一个10年来，当初寻求中国企业成长模式的梦与理念依然坚定，并熠熠生辉。

在《领先之道》新版发表时，我在序中写道：“从尼采那里借一个比喻来说，我们是被召唤来做宇宙舞者，不会沉重地停在一个定点上，而是轻盈地从一个位置转身跳跃到另一个位置。先锋企业正是宇宙舞者，当他们选择持续领先的时候，这种选择，充实了他们的品性，也保持了他们的活力。”

在我眼里，苏老师如这些先锋企业一样，也是宇宙舞者，而且更是东方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宇宙创造者。他所坚持的方向，所呈现出来的活力，所散发出的智慧光芒，一定会照耀着我前行的路，让我持续地激励自己，持续地坚持研究，持续地与中国企业在一起，就如圣雄甘地说：“把注意力转移到内在去。”这既是一种内在力量的唤醒，也是我寻求中国先锋企业持续领先的真正驱动因素。虽然还需要付出巨大的韧性和努力，但是，一定会如苏老师般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地走下去。谢谢苏老师。

南大散记

人是可以塑造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之处，就在于怎样引导人、塑造人。——赵曙明

世界上总有一些美丽的东西，会渗透在生活里，恒久地刻记下来，并在不经意间发挥着作用及影响。我们对天地的认识会幻化成一份感慨，那是将永远存于我们内心的东西。所以，学会感恩，用另外一种方式将感激留在记忆的深处，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值得用时间去品味，用心灵去欣赏的。

不知道为什么，在离开南大的飞机上，写出这样的文字。我对自己的感受惊讶，2003年2月开始到南大做研究，2005年9月研究结束离开南大，不能因为办理离校手续就脆弱起来呀！第一次在飞机上什么也没有做，人很平静，看窗外平静的云海，两年多的种种收获和感念便浮现了出来……

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三个字联结的：爱、情、义。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体验这三个字的过程。爱：是一种付出，一种奉献，一种不求回报的过程；情：是一种依赖，一种寄托，一种互相回馈的过程；义：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一种承担的过程。

很多人是懂得爱的，看到父母对子女的付出，看到同事之间的帮助，看到为爱献身的伟人，确信爱联结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联结了人与自然的所有，正是不断付出和奉献，才有幼小生命的成长，自然柔美的平衡。很多人是有情的，对每个给予过帮助的人的感激，对灾难与困苦的同理之心，对所得的回报以及真心付出的行动，这些都让竞争与冲突获得释放，焦虑与不安得以平复。很多人是有义的，敢于担当，绝不回避，为大义舍小我，直面困难与挑战，直面自己及超越自己，哪怕需要放下一些已经拥有的东西，也毫不犹豫；正是这些大义所在，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最好的一生该是爱、情、义的完美结合，我以此来评价我的恩师赵曙明老师。认识赵老师是在澳门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交流会上，当时赵老师是大会的主席，而我作为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分管MBA教学的副院长做交流发言。那个时候，赵老师已经是名贯中外的人力资源管理大家，我内心里非常敬仰，所以有机会近距离交流，多少有些紧张。想不到我的发言得到赵老师的高度认可，会后赵老师专门走过来和我交换名片，并邀请我到南京大学走走，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随后的两年时间里，赵老师主持的学术研究会议，都会亲自发邮件来邀请我，这些细心的引领，让我很受感动也很受益。我知道，如果我需要更进一步地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更深入地去进行研究，还需要有一个适当的选择，假设赵老师能够亲自带领，我相信自己对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更上一层楼。我把自己的想法与赵老师交流，赵老师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说：“你可以来做博士后研究啊！”

2003年，刚好我在管理学院副院长这个岗位上的工作届满，我马上向学校提出申请，到南京大学商学院做企业管理博士后研究，虽然那个时候我自己已是博士生导师，学校一开始觉得奇怪，但是当我说明，这是为了更好地去实现我研究中国企业管理的梦想时，学校领导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破例让一个博士生导师去做博士后研究，我就带着这样的关爱，开启了与赵老师一起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课题。

初到南京大学，因为是初春，江南细雨中透着寒气，给我一个措手不及。赵老师了解到这一点，不仅安排他的学生来帮助我，还到学校宿舍管理部门帮助我申请朝向阳光的房子，当我需要加装一些取暖设备的时候，赵老师也专门为我去做申请。等宿舍一切都安排好，坐在暖暖的房间里，感恩赵老师的细致与温暖，感恩赵门弟子的相互关爱，也感恩五星的争鸣和汪总费心所做的一切，让我在江南梅雨季得到了春的温暖与阳光。

为了让这次博士后研究能够取得真正的成效，我大胆地向赵老师申请到企业去做实证研究，不是简单的数据与访谈，而是真正深入到企业去承担实际的角色，解决实际问题并探讨理论价值。赵老师非常高兴我的设计，并积极与学校博士后管理部门做协商，为我可以到山东六和集团出任总裁开创了条件。

随后的两年时间里，赵老师从各个角度来帮助和支持我的博士后课题的推进。赵老师和我一样，也和中国专注于管理研究的学者一样，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把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总结出来，获得理论上的突破。所以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赵老师不仅与我仔细推敲课题的设立，以及研究的框架和研究方法与工具的选择，还把两年中在读的他的博士生和博士后，都纳入到这个课题研究中来，帮助这个课题顺利的推进。在与赵老师一起做研究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赵老师的严谨、风趣、协同与智慧，这些不仅帮助了课题的推进，更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研究风格，同时也让我在赵老师身上学到做人、做事的优秀品质。我很幸运，在需要理解中国管理要素的时候，遇到苏东水教授；在我需要系统研究中国管理理论的时候，遇到赵曙明教授。两位恩师的帮助和引领，让我在管理学研究的路上，能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赵老师在我们共同出版的《领先之道》序中写道：

记得在1983年我在美国读完硕士学位回国后就读到《追求卓越》这部研究美国成功企业经验的著作；20世纪90年代，斯坦福大学两位教授柯林斯和波拉在为期6年的时间里，选取了18家长盛不衰的企业，通过审视这些辉煌公司的历史发展轨迹，与竞争对手进行对比分析，试图探寻那些基业长青公司的成功之道。我曾经计划研究中国的优秀企业，很想把中国优秀企业的管理经验总结出来并介绍给海外企业家和学者，可是由于忙于大量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一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件事。很有幸的事，陈春花教授到南京大学跟我做博士后，在谈她的研究计划时，我才发现，陈春花教授已经耗费了多年的光阴，苦心孤诣地思考着、探求着，对这一课题已经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

中国企业的成功之路是什么？由于中国企业离“卓越企业”“优秀企业”等还有一定距离，因此陈春花教授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后，就着手组织华南理工大学的老班子和南京大学的新班子一起进一步研究，我们选择了“行业先锋”来代表在中国推行制度化管理和现代化管理的典范；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的大企业……中国企业的成功因素还是与美国、日本公司的成功因素有所不同。而找出中国企业成功的共性，对我们的管理研究和实践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陈春花教授跟随我从事博士后研究，把她十年来的想法和多年来的基础工作作为博士后研究的主要课题。今天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以她为主研究的多年成果奉献给大家，我也为她欣慰！我相信这本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必将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也希望我们的这一研究会引起更多的企业家和学者的兴趣，共同研究，让中国优秀企业的经验在全球发扬光大。

这是赵老师对我的肯定，也是对我们一起所做的研究的肯定。这一次博士后研究对我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一方面坚定了我走这条路的信心，一方面让我有机会真正理解和实践管理理论的价值，能够与更多的管理学者去关注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并让理论与实践之间搭建桥梁。

中国企业的成功之路是什么，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话题，也是一直以来管理学界想得到的结论。“中国优秀企业研究”项目的设立和研究的意义，就是想对中国本土企业成功的模式进行探讨，从而得出中国企业成长的模型。由于20年的中国企业发展，给了我们一个研究本土企业的条件，更由于20年来我们一直引用的都是国外的企业管理理论，都是国外企业的案例，因而对于本土企业而言，可以借鉴的东西总是有限，也总是出现企业的困惑及无法给出更为合适的意见和指导。

我们选择了“行业先锋”作为研究对象，界定出海尔、联想、TCL、宝钢、华为5家企业为代表，分析累积8年数据的基础上，得出中国企业领先的基本模型：四个导入因素和四个导出因素。我们发现中国领先的企业都是以英雄领袖（导入因素一）作为企业的内部动力的，融合了中国理念和西方标准（导入因素二）的管理方法，以渠道驱动（导入因素三）终端市场，注重建立企业相关利益共同体（导入因素四）作为企业发展的战略，从而产生了强大的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快速反应能力、坚定的远景使命（四大导出因素）。

中国优秀企业的研究总结出中国企业领先模型，这个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本土企业管理研究的空白，更代表了中国本土企业管理研究的一个时期的水平，被财经和企业界人士称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旗帜性作品，在2004年9月出版后的两个月里三次印刷，并且在2005年1月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发行繁体版，在2004年年底先后被读者、公众、财经媒体以及著名网站评为当年度十大管理著作。更被《经济观察报》摘录书中核心的部分整版发表，标题为“行业先锋何以领先？”，2006年这个研究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

这个研究同时开启了中国管理理论实证的先河，本课题研究的另外一个贡献是进行实证测试。在检测“中国企业领先模型”的实验中，我出任山东六和集团总裁（2003.3－2004.12）在2004年实验结束的时候，六和集团成为饲料行业的领先企业，由实验前2002年的28亿元销售额，成长为2004年的75亿元销售额，成为中国最大的饲料企业，全球前15大饲料企业。整个模型的实验非常成功，六和集团已经成为业界的标杆，并在2005年突破100亿元销售额之后与新希望合并，成为中国第一大农牧企业，全球饲料排名第二的企业。

当赵老师带着我以及我们的研究成果，与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A.迈克尔·斯宾塞博士交流的时候，他非常赞赏我们的研究，并热情地写下对这个研究成果的推荐：

全球经济中有许多强大的力量，正推动着全球经济向市场一体化和经济相互依赖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随着其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实力的提升，在全球经济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陈春花、赵曙明和赵海然三位作者在解释中国公司如何演变及适应全球经济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工作。本书不仅对中国公司的管理层会带来很大的兴趣，而且对那些越来越多地希望了解中国企业并与其从事生意往来的世界各国跨国公司来说也尤为重要。

在赵老师身旁工作和研究，我学到了很多，知道爱、情、义三者的内在含义。我希望自己如赵老师那样：可以付出，可以奉献，可以去承担义务，可以表现自己的能力而做出成就。我希望这种付出不为回报，只为告诉自己“你是一个有用的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是一个“值得赞赏的人”，当一个人以爱与义为己任时，该是一个可以肯定的人，我该可以肯定自己。

很多时候，自己会出现疑惑和摇摆，因为我在走一条很少人走的研究之路，有时觉得孤单，甚至在研究领域内未得到认可的时候，内心也一样挣扎。但是只要想到赵老师，想到在南京大学博士后的两年，总是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感谢这样的平静，让我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调整，以免在摇摆中没有作为。

有时也徘徊，是留在研究领域，还是留在实践领域，更因为时世的复杂，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有时陷入无所适从之中，赵老师曾告诉我“放弃了，就可惜了”，我总是时时想到这句话，也不断地说服自己不要轻言放弃。也许研究是困难的事情，也许没有人理解和支持，但是当企业能够运用这些成果的时候，孤独和理解都显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走在研究的路上。事实上，只有自己才能证明自己，这些思考让我更清晰：人生只有一次，是走向价值创造，还是滑向退步，完全取决于我们对心的作用。

对心的不同运用，会对我们的事业和人生带来不同的结果，走向价值创造的心态，就是能够发自真心并能身体力行去帮助别人的心态。我一直无法界定“成功”，如果说成功是一种表象，它真的就只是财富的积累？著书的积累？想来想去，成功是指真正意义上的付出之后，自然获得的回馈，因为赵老师，我开始理解南大的神韵了。

南大有情，她的情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南大有义，她的义始终与时代和社会的变革息息相关；南大有爱，她的爱始终倾注在祖国母亲的身上。近百年来，南大更是云集了爱、情、义至善俊彦、英才，李瑞清、吴有训、竺可桢、茅以升、柳诒徵、胡小石、陶行知、郭秉文、陈鹤琴、汤用彤、马寅初、李叔同、熊庆来、童第周、金善宝、闻一多、张大千、徐悲鸿、傅抱石、严济慈、吴健雄、李国鼎、罗家伦、顾毓琇、李方训、吴宓、朱光亚、赵忠尧、赛珍珠、杨杏佛、吕叔湘、梁希、戴安邦、陈白尘、匡亚明等名家大师曾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过。我该庆幸自己有机会流连南大，有机会在赵老师身边工作和学习。

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印证“成功”的过程，当你给周遭人提供帮助，使周遭人心怀喜悦，这也是人生价值的体现，成功的感受是在行动的体验中获得的，所以“成功”的关键是“行动”了，这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过程，这也是赵老师的写照。应该可以这样理解，以爱与义来践行可以付出的认知，比起南大的前辈和恩师来说我做得还不够，还需要磨炼。我知道，以自己的性情，还需要不断磨炼，还会有反复，只是因为想清楚了，应该会不断地提醒自己和反省自己，让自己不至于退步，感恩遇到赵老师！

初为人师

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陶行知

由于偏爱，时常会翻翻古文，可是认真想来，却发现有《为学》，也有《师说》，却没有“教学说”，然内心体验，却发现教、学之间实在是大有学问。

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与教师结下缘分，而这份“缘”有多大，似乎难以用定论来说明，可不管怎样，所有的人都会同意，一生中遇到一位英才卓识的师长，给予正确的指教和及时的纠正，成长的路就会大有不同。

读中学的时候，自己恰恰遇到这样一位老师，因为宁齐堃老师一切都开始不同了，潜伏多年的活泼的本性跟着逐渐美丽的日子焕发起来，那时候，生活一日一日的复杂广阔，快乐极了。老师可谓朋友，一起去郊游，一起争论作文，一起看电影；她可以明了每个人的特长，可以单凭足音知道是哪个学生走来；她可以挥笔填彩、狂书，可以填词谱曲；坐在她与我们亲手布置的教室里对答、吟唱，即使到了毕业挥手道别的时候，我们仍是快乐无比。相聚只为随缘，如同柳絮春风，偶尔漫天飞舞，偶尔寒日飘雪，这个“偶尔”便是永恒的某种境界。

现在轮到自己做老师了。案首便放着一沓学生的作业，两个班加起来近70份，批阅起来自有一份感想：遇见认真工整的，心情自然舒服很多，若是马虎潦草的，便较容易引起轻视之意。其实做过学生的都清楚，在这些作业中，固然有“正人君子”，但也有许多靠摘抄来装饰的“花花公子”，还有一些是苦读的“穷书生”，更有衣冠不整的“酒鬼”。既工整又正确的肯定令人满意，思路开阔新颖的使人惊奇，独自完成却有漏洞的便叫人惋惜。

阅卷而思，即使在作业中学生也渴望加深对老师的了解，有的在作业末尾相邀，有的想到老师家中作客，更有的直言“我们想同你辩论，想办法去反驳而澄清自己的认识”，一声“师者为前辈”使得自己惶恐万分，而“诚切”二字真是感动不已。乐得邀学生同坐，一杯热茶，一轮明月，其实天地可以称朋友，老师和学生之间也能够亦师亦友，这也是教学相长，“天地君亲师”。

《师说》对什么是“师”，做了这样的解释，“师者，所以授业，传道，解惑也”。从奴隶社会的社会分工出现了教师这个职业以来的几千年中，我们都持有这种说法。往往，大部分中国教师，都是极其关注学生的，把学生看作自己的孩子，当作命根子，将学生视为自己生命的延伸与继续，企望自己一生没能完成的理想与光荣，都能在学生的身上实现。更以为，自己人生的经验，百分之百的都可以转移到教育下一代的身上去，又以为学生必须听命于老师而不可反抗，现在虽然有所改变，但是骨子里的“师道尊严”是无法抹掉的，上课主要还是老师一个人讲，没有反问，也没有争论。遇到有学生好学，而且喜欢问问题，老师会让学生明白这并不受欢迎，久而久之，老师与学生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因此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压力便由此产生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隔离便也由此产生了，而这种未能沟通的状态，在我个人看来，是出于同一个字“爱”。老师对学生深刻的爱，学生对教师的爱，这不是一对一的状态，而是中国社会文化的沉淀。

相信，所有的老师和所有的学生，没有一个人故意存心去破坏教与学相长的关系，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学术实力雄厚、知识结构新、讲课认真有技巧、能够给予学生知识和领悟的教师，学生会挤破头去听课。当学生与老师相对立的时候，也不是刻意的行为，而是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因为有了时代的变迁，双方不知道适时调整而造成的结果。

看到被淘汰的学生，看到被淘汰的老师，问题出现了，解决的方法，不该是怨天尤人地责怪对方，甚而自责，而应冷静地寻找问题的症结所在，为师者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要有强烈的感染力，不断更新知识，更强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要有对学生和教学的热爱，要鼓励学生去争辩，去发表与自己不同的见解。为学者要有强烈的求学欲望，要有自觉的学习能力，不断积累知识，更要有创造能力与体行能力，要有对老师和学习的热爱，要激励老师去打破局限，去交流更多的信息。

初为人师，很怕被学生冷落和误解，可真的与学生接触下来，真的好感激学生所给予自己的一片信心，特别记得所教的第一个班的学生，他们在黑板上写的一句话“老师，我们已经盼着下一周课的到来”。只是这样的一句话，我便一直站在讲台上，到现在已经30年了，更重要的是我还打算继续下去。师生之间是能够亦师亦友的，不仅如此，当老师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那就是因为学生，你会一直年轻，因为学生的追赶，你就一直前行，因为学生，你就永远具有激情，何乐而不为呢？

有爱真好

我认为，对一切来说，只有钟爱才是最好的教师，它远远胜过职责感。——爱因斯坦

对于旅途，自己从来都是很享受，只要目的地明确。只是在人生的旅途上我有些困惑，还好目标很明确，也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角色。

事实上能爱真好。在爱学生的教学中，看到知识化为学生的能力，觉得是爱给了我机会，让学生延伸了自己的爱；在爱音乐的感受中，听到心灵的触动化为静柔的生活习惯，觉得是爱给了我享受，让自己得以感受乐韵的欢乐；在爱书法的日子里，读到大师的飘逸化为浓墨而成为自己的向往，觉得是爱给了我精神，让自己得以悟念墨香的幽幽；在爱老师的时刻，念及老师的从容和安逸化为注目而成为自己的内心印象，觉得是爱给了我思念，让自己得以情有所依而心有所归……爱是什么，我的确无法定义，但有一点我非常清楚，真爱就是一种付出，一种没有任何索求的历程，那是宁老师一生的印证。我该与自己谈什么呢？我该怎样跳出现在的困境？我该怎样要求自己去做应该做的事呢？我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每段日子呢？我知道这所有的问题都必须自己回答，我力图有解而不是无解。

对生活我坚持要认真，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不能对付，哪怕是一天、是一刻，喜欢自己对生活品质的热爱，喜欢对感情的执着，喜欢对自己所做的每件事的投入和认真，更喜欢在执着中感受质的快乐。可能在别人看来是浪费，但我却固守，这要感谢你，我的宁老师。

真正让我懂得爱是源于宁老师，初中生活对于我和同班同学来说，的确意义非凡。这个班有83人，每个孩子都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那个时候的我，学习好之外，似乎什么也不懂。但是宁老师却用心把美传递给我们，把爱渗透在教学中、课后活动中、家访中。因为自己是班长，所以有很多机会跟在宁老师身旁，喜欢倾听她朗朗的笑声，喜欢看着她慈爱的样子，虽然也很怕她的严厉，不过也发现严厉之中依然透着爱。所以我慢慢理解，爱是关注、倾听、严厉、交流、承诺以及包容。

我们班因为人员太多，所以有很多蛮调皮的同学，他们会想办法表现自己的反叛，甚至给一些老师带来伤害。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形，宁老师总会细心地引导，仔细地讲解，最终让这些同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去向老师们道歉，并改正自己。多年后，这些同学聚在一起，都由衷地感激宁老师当时的教诲，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遇到宁老师，也许他们的一生就会走到另一个不可想象的方向上去。那一刻，我理解到，爱是一种恒久的责任。

宁老师用各种方式让我们去理解爱和美，音乐、绘画、表演、书法、唐诗宋词、郊游、作文比赛等，每项安排宁老师都亲自示范，她的多才多艺常常让我们瞠目结舌，而更让我们内心触动的是，宁老师用心去做每个细节，用今天的话讲，宁老师成为我们这批学生心中绝对的“女神”。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我理解到，爱有很多呈现方式，只要用心，爱可以在任何一处存在。

宁老师对我的影响，似乎已经无法用文字来描述，甚至在能够和宁老师面对面交流的时候，我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只是不断去努力，让自己可以成长、可以承担、可以付出、可以去创造价值，并尽力去做一个如她一样的教师。

是该放下自己的时候了，宁老师应该是希望我学会无牵无挂的。好不容易放淡了所有的心情，却又像断了线的风筝。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前尘往事游离身外，一个人好像在浩渺的大海中空茫地飘浮着，意识散漫，成长的岁月仿佛只在瞬间，然而在瞬间想求得永恒，人总该做点什么，总该企盼点什么，也许人生就像是撒一片理想的种子，然后充满激情地艰辛耕作，可以伤心，可以流泪，但不能辍耕，不能误了农时。投入感情，执着信念，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短暂的生命已然是天降大任，这一轮也许能赢得和收获的也就是感受——生命中丰硕的、痛苦与欢乐的感受。

有一次看刘阳借给我的DVD《马语者》，女孩艾米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一条腿，她心爱的马“朝圣者”则为了保护她而受到重创并且变得暴躁，不容易接近。后来，艾米和她的“朝圣者”幸运地找到了懂得马语的汤姆，最令人感叹的是：随着汤姆的轻声低语，“朝圣者”像一个受了太多委屈的孩子，跑进深深的草丛，低垂着头，任凭风雨不停地吹，汤姆则在不远的地方坐下来，像一个默默关注它，陪伴它的老朋友，直到夜色降临。“朝圣者”是幸运的，宁老师走后，我又去哪里找到那个懂得我，并肯对我轻声细语的人？

我被自己搞糊涂了，常常会因一些极平常的人和事引发一些很细碎的感伤，这种感伤并不灰暗，也不落魄寂寞，只是当心灵的触角敏锐地针灸着自己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痛，有点儿沉，有点儿真，还有一波一波温暖而酸楚的情绪暗流。每天早晨醒来，都会感到一种细微如水又涌动如潮的感伤，正是这些感伤，使我懂得了应该注重人生许多事，也领悟了许多书房之外的心情，让我体验着自己的心灵是否还在鲜活地成长，思维的细胞是否还敏锐地感受，眼睛是否还可以体察到生活无所不至的波澜，灵魂深处是否收藏和积淀了那些笔纸难言的人生况味，当然这又绝不仅仅是一种验证。有人曾说：“如果我们在爱，那么爱并非属于自己，也并非为了自己；如果我们痛苦，那痛苦并非源于我的创伤，而是源于整个自然的内部。”也许我的感伤也如此，并非仅仅源于自己的敏感和忧郁，而是生命本质里对生活最生动的抚摸与共振；也许，丝丝缕缕的这种感伤更是关于爱的形形色色的阐释中，我所选择的另一种别致的旁注。

一个人坐在家中餐桌旁，眼望出去是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四号宿舍楼的红色屋顶，耳中可以听到球场传来的踢球声，知道假期还有学生在努力，这份感觉很好。

学校在我是人生的价值，老师在我是人生的际遇，或许，应该相信生命、相信爱。

管理学教授可以贡献什么

教是为了不需要教……就是说咱们当教师的人要引导他们，使他们能够自我学，自我学一辈子，学到老。——叶圣陶

20年前我开始从事工商管理教育，一直为MBA和EMBA的学生讲授“组织行为学”和“企业文化管理”这两门课程，但是最为困扰我的是“管理学教授可以贡献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展开了工商管理教育（MBA），因应改革开放的热潮，MBA学习成了管理者和企业家热衷的潮流，一方面MBA教育培育了大批管理者和企业家，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质疑MBA教育到底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从明茨伯格发表了关于“管理者而非MBA”开始，管理学教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就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

事实上，在经历了10多年的工商管理教育的进程之后，我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教育方向的价值和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赞同明茨伯格的观点，这引发了自己对于管理学教授能够贡献什么的考量。德鲁克先生有一个关于“知识工作者”的定义，他说：知识工作者并不生产本身具有效用的产品，他生产的是知识、创意和信息。因此，管理学教授所生产的产品本身并无用途，只有通过其他人，把他的产品当作投入并转化为另一种产出，它们才具有实际的意义。事实上，管理学教授和所有知识工作者一样，是一项特殊的“生产要素”，通过这项生产要素，当今一些发达的社会和经济实体，如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国家，才得以获得及保持了强大的竞争力。

在如何认识和评价工商管理教育的讨论中，一直有两种意见在争辩：第一种意见认为，工商管理教育是一个系统的理论教育，所以不能够回到学校寻求企业问题的解决方法，因此管理学教授的价值在于系统、科学地研究和传授管理学理论，而不是解答作为管理者或者企业家的学生的问题；第二种意见认为，人们回到学校就是要带着问题来，拿到方法走，就是要管理学教授回答企业的具体问题而不仅仅是给予理论的传授。

我想每种意见如果独立来看都没有错误，但是，我们需要回答的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回到商学院的工商管理教育应该解决什么问题，管理学教授应该如何贡献价值。如果以前面彼得·德鲁克的观点，管理学教授是需要作为知识工作者来界定的。因为从知识工作者的角度来看管理学教授或许能够让我们找到管理学教授的贡献。其实管理本身就是研究和阅读的对象，所以管理本就是一门学问，如果管理不能表现这个特性，我们就只有极少数的天才才懂管理，其他人却无法复制。正如泰勒的科学管理的出现，让很多人懂得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如何进行大规模生产的管理一样，管理学教授所需要做的正是如何让管理实践中有效的东西能够知识化，可复制，这正是管理学教授的责任。

所以管理学教授一定要注重对这个责任的贡献，正是基于这个责任，理解工商管理教育的意义正是在于能够通过学习和传授，使得管理的经验曲线成为学习曲线，使得管理理论和知识成为常识。正是基于这个责任，管理学教授需要充分理解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和内涵，需要充分理解环境和变化，必须充分理解作为管理者和企业家的学生的特性和面对的困难。所以管理学教授必须回答对这些学生“我能贡献什么”这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正是管理学教授的价值所在。正是基于对这个责任的理解，在我从事工商管理教育的10年间，不断地寻求自己作为管理学教授所能展示的价值：

让管理者反思。大学是一个反思的地方，是一个从经验中抽身出来并从中学习的地方。管理者或者企业家回到商学院，就是回到一个可以反思的地方，在这里可以暂时离开日常事务，离开商业环境，进入一个纯粹思考的环境里，可以让管理者脱离开经验而进入纯粹的学习中。

但是这种学习不是理论和知识的灌输，而是静下心来反省自身。不是对理论和知识的掌握，而是在相应的理论和知识的理解中引发自身的震动。如果不离开日常的商业环境，管理者无法清醒地思考所作所为，无法系统地思考问题，回到大学，回到商学院，管理者会进入一个学习的状态，不再关注事物本身而是关注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所以管理学教授需要做的是，引发学生具有批判性的反省，抽身出来重构自身的管理框架，用理性的、逻辑的方式审视自身的行为。

不管管理者或者企业家从前以什么样的习惯进行管理，也不管这些学生以往如何选择，回到管理学教授的课堂里，这些学生一定会在管理学教授的引导下理性而系统地审视自己原有的管理习性，更能够在管理学教授的引领下自己评判以往管理行为及选择的依据是否合理和有效。古代有句谚语：“最好的境界是，知道自己知道；次之是，知道自己不知道；再次之是，不知道自己知不知道；最糟糕的则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这句谚语十分符合管理学教授的境界，也符合作为管理者学生的境界，只有双方达到不断提升的境界，商学院的作用才能得以发挥。

传授分享而非知识。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罗伯特·凯利多年来一直向来自不同公司的员工调查一个问题：“你做工作时百分之几的知识是你自身所具备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答案基本固定在75%，而在21世纪初，这个数字已经下滑到15%。这种变化一方面体现了学习的重要性，同时表明我们越来越依赖于他人提供的信息和技能，管理学教授也不例外。

管理学教授必须明确自己与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教授的角色更像是一个主持人，在主持人的带领下，每个参与者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知识正是在这个全员参与的氛围中流动。所以，管理学教授所需要做的，不是传授知识，因为我们所能掌握的知识本身就很有限，我们也需要在作为管理者的学生身上学习到知识。

如果管理学教授能够形成一个分享的学习环境，而不是传授的学习环境，那么对管理学知识的理解会更加充分和有效。衡量商学院课程的效果不是管理学教授讲授了什么，而是学生学到了什么。如果这样理解商学院课程的特性，就更需要彼此分享知识。之所以出现人们对MBA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管理学教授以传授知识为己任，认为教授是管理知识的化身，管理者是学生的化身，这样的结果恰好带来反面效应，不仅学生没有真正学到知识，而且管理学教授也没有能够真正理解管理知识，因为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看管理知识，都必须清楚它的特性：源于实践。

教晓综合而非分析。回到商学院学习管理，最直接的感受是所有的管理课程都被独立地界定了出来，每门课程都有自己的一个独立体系。当然我们同意管理的很多问题都掩盖在细分当中，如战略管理、营销管理、财务管理、生产运作管理、组织管理等，因此在管理现实中，管理者会因为陷入在具体的事务中，从而被这些细分的职能所蒙蔽。但是管理不是细分是综合，管理不是职能是实践。

如果管理学教授还是执着于细分每个课程，并以每个独立的课程考核作为评定教学的标准，那么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是无法面对现实管理世界的，也许这样说有些偏激，但是我们需要更清晰、更综合地认识管理所面对的事实。明茨伯格说：综合是管理的真正精髓。事实也是如此，在他们自身的环境中，管理者必须以连续的远见、一致的组织、综合的系统等形式把事物组合在一起。没有一个管理者能够仅仅解决战略问题而不需要考虑如何构建组织结构，对如何选拔人才，也没有一个管理者能够用市场的成绩来解决所有的企业问题，企业总是一个有机体，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正是管理如此困难和如此有趣的地方。

因此如何掌握系统而非部分，如何综合而非分析是管理者必须具有的能力，正是需要系统的能力，管理者才需要回到商学院，整体、系统地看问题，把握系统的方法和工具。管理学教授所能贡献的正是系统地理解事物的方法和工具，透过工具和方法，学生可以借助综合的视角去做具体的分析从而得到系统的、全局的结论。如果仅仅是在分析本身，没有提升到系统、综合的程度，学生的学习会断送了管理。在多数情况下，一个管理学教授能够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能力，综合地看待问题，整体地把握事物，具体地解决问题，这个教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管理学教授了。

启发思考而非解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开始了构建学习型组织的活动，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企业组织的事情，但是我更倾向于这是管理者个人的事情。因为真正的学习型组织是个人学习与组织学习的互动，当每个人能够真正学习并分享学习的时候，组织学习才会实现，只有组织学习能够实现，个人学习才能够发挥价值。

但是个人学习和组织学习的互动不会自发地形成，这种互动关系需要管理者的推动，而管理者回到商学院的最大好处是个人学习和组织学习能够相互辉映，在商学院的环境中形成这种互动的能力和习惯。组织学习带来的宽度和深度都是有目共睹的，正如我们很清楚的“脑力激荡法”，一个独特的创意和解决方案存在于多个人自由的表达和不受限制的想象力发挥中，这是个人学习永远达不到的高度。我们确信一个人能够学习到很多知识，但是无法上升到一个无限的空间，而借助组织学习，可以使个人能力完全无法达到的事情变成可以达到的结果。

让个人学习和组织学习能够发生联系的正是管理学教授的作用。正如人类认识自己的“斯芬克司之谜”一样，任何管理疑惑的解答最终都是提出疑惑的人自己才能够得到答案，这个答案只存在于学生自己的内心之中，管理学教授没有答案，也不可能给出答案。相反，管理学教授可以通过启发所有学生思考，让学生自己找到答案。GE的事业部制不是在管理学中学到的，而是GE自己寻找到的解决问题的答案；三星的“除了妻儿，一切皆变”的变革理念和方式是三星人自己寻找到的答案；海尔的“相马不如赛马”正是海尔解决人才培养和选拔的答案。这些都不是管理学教授的功劳，而是管理者自己的功劳。

我自己讲授管理课程已经20年，几乎认为知晓了很多管理者的困惑或者疑惑，早期我力图解答学生的疑惑，认为管理学教授应该做这件事情，更以古训要求自己“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是回顾这20年的教学历程，我知道管理学教授无法做到这一点，能够解惑的还是管理者自身。学生正是在教授的启发下，相互探讨、相互学习，理解书本、理解案例、理解同学的经验，在相互的探讨中得到启发。当管理学教授能够启发学生思考的时候，学生会找到答案从而解决自己的困惑。

在苍茫中点灯

管理就是界定企业的使命，并激励和组织人力资源去实现这个使命。——彼得·德鲁克

在去新加坡的飞机上，还在看机械工业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有关德鲁克先生的管理经典的书籍，但是没有想到，下了飞机却得到德鲁克先生去世的消息，我竟然不知道如何接受这个信息，也许生命的本体我还没有能力理解。

在这个混乱的现代世界，拥有“活眼”乃成为追求智慧的人所必需。佛陀在《大无量寿经》中说的一段话，唤起了我此时的感受：

世人薄俗，共诤不急之事。

无尊无卑，无贫无富，少长男女共忧钱财。

有田忧田，有宅忧宅。

适有一，复少一，有无同然。

人在世间爱欲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

正如佛陀所言，我们对人生的计算都在钱财之中，而对真正急切的问题我们却很少真正了解，比如：我们是不是比昨日更有智慧？我们是否更深刻地理解和体验市场的客观规律？我们有没有与万物一心的慈悲之念？我们有没有彻见生命的真正价值？

这些对生命真正价值的观照、思维，就是生命的活眼，德鲁克先生具有这样的活眼。我们需要这些活眼，与生命环境保持着即若即离、不即不离的态度，活眼虽小，却可以望见百里以外的云山。我们有幸，对于今天的管理世界来说，我们有了德鲁克先生，德鲁克先生为我们开出了几方活眼，如《管理的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责任、实务》《旁观者》等，这些书籍就像在管理者苦恼不安的生命中点起的一盏灯，让我们有观照生命实像、理解管理者使命和责任的活眼，德鲁克先生的思想有妙观察智、有成所作智、有大园镜智。向外，看见事物的本体；向内，体察人性的真实。这种体察和观察如果能够落实，就如同在渺渺茫茫的原野，突然看见草原尽头有一盏灯，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安心了，从此大安心了！

这些年为了自己的研究课题东奔西跑，我一直处在跋涉之中。记得从十年前对中国家电企业的实际寻访开始，以后开始涉猎不同的行业和地区，但是深入企业实际寻访的习惯却保持了下来，无法停步，这样的研究习惯，今天回想起来，的确是受到德鲁克先生的影响。记得十年前看到《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就被这本书的思想深深打动。一是这本书的结论：管理者必须卓有成效；二是德鲁克先生得出这个结论的方法：深入企业实际。这十年间，我正是跟随德鲁克先生的思想和实践的步伐，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方式。

事实上，任何一个企业的课题，都会在当时的环境中留下一些集中体现其精髓的痕迹，一些无法在文字中体会的环境气韵。我们真的很有幸，能够在这些企业实际的运作中，寻找到德鲁克先生。因为他的存在，整个企业生命的课题，整个管理的课题就被释解。流连于德鲁克先生的精髓中，那是管理的精髓，也是企业生命的精髓，真是如痴如醉，流连忘返。

以我自己浅薄的认识，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就看他曾被多少重要的课题融解过。这种融解的体验是一种重大的人生享受，也许能够表述出来，也许无法表述出来，甚至有些时候表述本身倒成了一种失落，在这个时候想念德鲁克先生，有了很失落的感觉。在他完全被管理所有课题融解的生命中，他所享受的并不仅仅是“大师中的大师”的称号，更是21世纪管理能够面临的挑战的答案，但是我无法再看到他智慧的新思维了。

我一直很想成为德鲁克先生的一个交流者，这种交流在路上、在书房中、在课堂上、在企业细微的管理上。每每翻看德鲁克先生的书籍，总有着路上遇到投缘者的感受，常常喜不自禁。夜晚，我常常在先生的书前静想，当夜幕把现代浮华全都遮掩之后，所有风尘满面的管理跋涉者有多少差别呢？

记得自己很用心地去看德鲁克先生的《旁观者》，知道德鲁克先生成为大师的真正缘由。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的旁观者，是一种沉潜久远的内心的冲动，因内心的冲动而成为思维的习惯，因思维的习惯而成为生命的本能。

了解了德鲁克先生，你就会了解这种内心的冲动缘何而起。这是来自一种鸿蒙的责任和道义，对土地、对人类、对国家、对文化、对历史、对人生，都是那么的热切关注，都是那样的感同身受。对于德鲁克先生来说，企业和管理远不仅仅是现实意义上的那一种，他知道有一个巨大的空间存在，他更清晰地知道这个巨大空间所蕴含的深厚时间，他因此领悟了自己的宿命。如果没有对这一切命题的真切感受，如果不是对世事和管理的痴迷，我想不会有德鲁克先生这些透彻的思考和精确的阐述。

我们是否欠缺的正是这种内心的冲动呢？

就要参加新加坡国立大学EMBA学生的毕业答辩了，对理论的辩解似乎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对思辨之后的行动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些学生是在管理岗位上工作8年之后再来学校读书两年。我想每个学生都会试图解释清楚他所学、所用、所想，我也知道必然的学习和努力之后，学生会如愿毕业获得学位。但是这个硕士阶段仅仅就是一个管理者所跋涉路程的一小段而已，我们需要经常告诫自己：对人们心底潜藏的那份可能，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我们固然可以对以往的努力给予肯定，但是更需要关注的是我们周遭的人群，必须像德鲁克先生那样，必须把脚踩在大地上，踩实踩稳，我们的大地就是茫茫的人心。

德鲁克先生之于我，就是这盏灯，他让我明了管理者活出生命价值的真法，他给管理者在苍茫中点起一盏引路灯的大法。

心灵与生活相对应

教师总是真正上帝的代言者，真正天国的引路人。——杜威

又一次深夜到达齐齐哈尔，10年前也是深夜到达，那是赶去见宁老师最后一面，10年后的今天和同学约定来看宁老师，再一次表达谢意。当我们把一株株鲜花奉于照片中的宁老师面前时，也把思念和心一起呈上。

望着宁老师熟悉的笑容，泪不断地涌现出来，但是内心里，并没有感到悲哀，我依然感觉到和宁老师的交流，依然感受到10年她所带给我的力量，依然可以伴着泪水望着宁老师清晰的面容，依然相信宁老师时刻陪着我。

10年了，相信我有了很多改变，但是和宁老师交流的习惯却依然保留。记得独自一个人，从黑龙江到广州上大学，每个星期安静地坐在课室里给宁老师写信，每次写信都有“万籁俱静”的感觉，就是这样想着宁老师，都觉得幸福地要流眼泪，总是想到《共同度过》这首歌的歌词，“……没有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分开也像同度过”。

是的，让我们在分开时，也有同度过的感觉，日子会流去，身体也会流去，但是每次和宁老师交流的时候，仍然是那份永恒的感觉，不曾褪色。

要回东北的前几晚，一直无法入睡，宁老师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偶像，代表的就是从前的某段日子，如今一样的不可追寻，心中感触，岂能言说，知道在生命里有些东西不可能被忘记，在不经意触碰到时，会和当年的心情一起涌到你眼前。和我同样热爱着宁老师的还有这40多位同学，我们从祖国各地赶来，生怕错过了看她的那一眼。

这个时候，我又觉得无言了，真正的感情只有在心里，经过岁月的锤炼更有了一份亲情在内，宁老师，我想我怎样也说不出对你的热爱，敬你如师，爱你如友，更亲你如家人，我找不出可以形容的词汇来，因为怎样表达都显得笨拙。

离开公墓，宝华安排我们一起去扎龙看丹顶鹤，进入浩渺的芦苇荡，远望碧水，思绪却依然停留在自己的内心中。到了下午，我还是请同学帮助我回到昂昂溪，到当年读书的中学去看看。在驱车前往的途中，我依然不断地反问自己：是否理解了宁老师所做的努力。

走了一个小时的路，我们终于回到了母校，没有改变的校门，一样铺着沙土的跑道，一样高大的杨树围绕着校园的四周，母校用心留下的我们读书时候的一小栋教室依然保留，但是斑驳的墙体，生锈的门窗刻记着岁月的痕迹。陪我来的朋友说，想不到我的学校是这个样子，也许经历了快30年的改变，我也没有想到再看到母校的时候，也将惊讶于它的古朴和简陋。

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很难坚持一份心情去承诺一份那么尽心尽力的对学生的爱，但是宁老师做到了。

眼前简陋的课室一瞬间化作洁净的玻璃，富有诗情的墙画，欢快的小乐队……所以，在我所有关于中学的记忆里，都是歌声、书画、竞赛以及朗朗的读书声，我所有的生活情趣都源于这个简陋而又丰富的课室。在冰冷的深冬，暖暖的火炉释放出来的，竟然是江南的三月，铮铮咚咚的古筝声中，仿佛流出来的是云鬓宫妆的西子的浅笑轻颦，冬的坚毅和宁老师所带来的柔美结合在一起，让幼小的我们知道了天地之美。

人是可以超越环境而创造的，站在陈旧的课室面前，我再一次在内心里敬仰老师。

离开宁老师这样多年的日子里，依然会在偶或间想起从前的种种快乐，依然会在别人称自己为“老师”这个词的时候，有微微的疑问和顾虑。因为在我内心里“老师”已经是一个专属的称呼，一个可以为学生创造丰富秉性、情感和价值判断的称呼，我深恐自己无法做到。

站在依旧的沙土跑道旁，只想远远地欣赏，作为一幅画般，回想曾那么美丽的心情，我突然意识到我更愿意和这些联结在一起，这样才觉得找回了真正的自己，不再迷失。在这样的氛围中，心底最深处的东西会慢慢涌现到眼前，我想象自己仿佛迎着清风在跑道上奔跑，无拘无束，耳边传来的是声声的欢呼，我只是需要不断地向前奔跑就可以了，到终点一定就是胜利！

工作之后，迷惘、孤独与失落的情绪时隐时现，为此我自己检讨了又检讨，为什么我就不能随遇而安？为什么我要有一个属于自己向往的环境才能情绪高昂？为什么我要向往生活中有一点点情调，一点点随心所欲呢？我始终想不通是否我太不切合实际，还是我不能懂得生活本身。可是想到宁老师，我知道自己错了，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单纯的快乐，因为人的很多东西都是自己给的，只有我们超越环境回归本心，人生就一定是多姿多彩而且丰满无比的。

像宁老师一样好好地做回自己，做好现在，尽力充实自身，然后顺其自然，等待机缘到来的一天。毕竟人有很多东西是要受到限制的，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所以人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的丰富自己，内心的充实才是真正广阔的天地。

曾经记得一段话：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理解那每天太阳升起来的意义，活着，要让生命获得独立的意义。人，应该和四季过，和大自然过，让我们每天都领略大自然的赐予，让春夏秋冬在你的窗前报到。宁老师教给我的这一切，我需要用一生的意义来体会。

有时会觉得这种“世上熙熙，皆为利来，世上攘攘，皆为利往”的日子中，找不到多大的意义，甚至对自己的存在发生怀疑，许多梦想也渐次远去，有时候想起来，就会傻傻地发一阵子呆，眼光也变得朦胧而迷离，心中颇有湿意。有时候会有激昂的情绪，自由自在的心情，一派云淡风轻，胸萌大志，要在平凡的生活中创造出最深刻的幸福来，这种时候便会步履轻快，深信自己已经看到了生命中的真谛，而这一切就源于和宁老师的交流。

日常的生活的确平淡，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找到释放心灵的空间，如果能够珍惜此刻的拥有，以快乐的心情去接受，一切都是美好，就如宁老师从哈尔滨师范毕业就来到这个偏远的小镇的中学，沉下心来去接受，但也从不放弃梦想，因为她知道，在前行的路上，一份美丽在等待着她，而这份美丽就是学生们丰富的人生。正是老师这份安然，使得她在这个小镇里依然保持着极高的品质标准，而成就了我的价值追求。

拥有一个可以真正和你内心做交流的良师是多么幸福的事情，生命的幸福不在于人的环境、人的地位、人的财富，而在于人的心灵如何与生活对应，宁老师和我都是极其幸福的人，宁老师能够让心灵和生活对应，而我因为可以和老师做内心的交流，也拥有了和生活对应的心灵。

1992年，我回到昂昂溪看老师，整个晚上只是想不断地和宁老师聊天。当时我就想，如果可以和宁老师一直在一起有多好，可是知道这样的机会是很难得的，又禁不住有些伤感。所以我就对宁老师说，我一定要努力赚钱，接宁老师到广州住，这样就可以一直在一起了。1998年，我几乎要实现这个愿望，但是宁老师却再也不能和我聊天了，不管我多努力，这已是我终生的遗憾。

白居易的一首《问刘十九》说出了我想到宁老师时的心情：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宁老师在我的生命里，永远都会是一个最重要的人，是我在霜雪欲下，夜寂人稀的小屋中，小小的红泥火炉旁，想要与她喝一杯，且只想与她喝一杯的那个人。别的人，不能走进这样的感动里：生命中因最简单的情境而产生的感动。

钱钟书说他的处世态度是“目光放远，万事皆悲；目光放近，则自应乐观，以求振作”，颇以为然。远看人渺小如芥子，生死无从把握，自然可悲。但看一日一日，踏踏实实的生活，自是应该快快乐乐，这是钱钟书的处世态度，也是宁老师的生活状态，我亦该如此。

心里有不能清明的时候，但是在这一天之后，会清明起来，宁老师不必再真正说什么，那种潜移默化已自然而然地教会了这一切，10年后的这一天，我知道我可以此生都做一个心灵和生活相对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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