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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湘:好的世界观一定是开放的

王鲁湘：著名学者、自由撰稿人，电视布道者。 2000年受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授、博导， 2001年起任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历任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世纪大讲堂》主持人、《文化大观园》总策划兼主持人。

可以说在我一生当中，没有特别过不去的坎。上大学之前，我的人生跟同龄人一样，是没有个人选择的。在这个社会大熔炉里，这批人是什么命运，你就是什么命运。“文革”的时候没有选择：没有书读；下乡也没有选择，下乡的时候能不能够招工回城，你没有选择；当兵是有一些个人选择的，有一些人有家庭背景可以利用，但是对我来说也是没有选择。上大学本来也没有个人的选择，但邓小平改变了这一点，因此，1977年深秋的那一场高考，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关乎命运的个人选择。当时确实也有人想阻止我，但没有用，我扼住了命运的喉咙。从那一刻起，后来大的事情我基本可以对自己的人生做主。

对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进入中国电视工业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不见得是一个好选择。但是我只能从积极方面多想一下，去平衡这个选择，否则日子会很难过。虽然说这个选择是无奈的，但还是有很多客观主观因素让我走到这一步，最后毕竟还是通过我自己的选择来实现的。所以我不能抱怨。我自己不愿意做这个事情，谁也不可能用枪逼着我做这个事情。这样我就必须从更积极的方面去评价我的选择，毕竟我做得还差强人意。这当中，有我自己的努力，有团队的努力，还有这个社会你不可能影响、估计到的参数综合的作用。你个人无非是纵浪大化，相与沉浮罢了。

上个世纪 80年代初我第一次在一篇文章里见到“忧患意识”这个词，心中一凛，好像意识深处有什么东西被狠狠拨了一下。“忧患意识”是这么一种说法——那个写《周易》的人一定是忧患的：他既有对大自然的忧患，也有对社会这个大空间、对历史这个大时间很多不可预计因素的忧患，还有对一些个人行为的忧患，比如某一个选择不慎、某一个判断的失误，某一个不可预计因素的突然出现，都可能使你的一切计划泡汤，或者走向计划的反面。种种忧患，生就戒惕恐惧之心。而恰恰是这种忧患，使得历史上能成大事的人，成就了大事。因为他时时刻刻充满忧患，才可能每一步都转危为安。所以忧患后来被一些学者概括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中国很多大思想家，不管是老子、庄子，还是孟子、荀子，或是孙子、韩非子，他们所有的思想和智慧可以说都是来源于大忧患。中国士大夫心忧天下，进亦忧，退亦忧，就是大忧患。

后来我发现，那些宗教的创始人，其宗教的创始也是始于大忧患。这种大忧患的解脱模式有两种，哲学和宗教。哲学会停留在智慧的层面，通过对事物规律性的把握和认识，避免大损害，认识事物发展规律，把握它的本质。哲学这样的东西是智者把握。但它不能达到解脱，不仅不能解脱，有时反而比愚者和庸众更痛苦，更孤独，更不能自拔。宗教更重要的是强调解脱。通过什么东西解脱，这就是宗教和哲学的争议。前面的“步骤”都一样，我用智慧来洞见事物的本质，有了洞见，要不要寻找一种大解脱，大解脱之后能不能得到一种大自在、大欢喜，这是宗教要进一步探求的。

忧患，可以成就一个大事业，但是不可避免会带来生活的痛苦，这要看人的造化。人生始于忧患，但是通过人的造化、价值观的影响，人生的发展最后会出现不同的境界。有一些人一辈子都背着十字架，总觉得全人类的压力都压在他身上，他要承担，比如耶稣。还有一种承担，似乎宗教性不是很强，比如说孔子和孟子，有使命感，一天到晚为了推行自己的王道和社会理性，惶惶然若丧家之犬。这也是一种选择。

还有另一种人没有选择承担，走着走着就解脱了。比如像庄子和老子这样的人物，对这个世界、生命、人性的洞察是入木三分的，有这样的洞察他们会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绝望的人，但是你发现他们在著作中表现出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情，就是选择了一种游戏人生的积极的悲观主义。积极的悲观主义同消极的悲观主义是不一样的。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对文明是不信任的，对人世是绝望的，但他不会弃绝生命，他会用最高的智慧来游戏人生，并从中找到自由，回归自然，达到自在。中国道家是积极的悲观主义。

后来中国文化会在佛教中创造一个布袋和尚来代替印度佛教的弥勒佛，这是深堪玩味的。弥勒佛是一个未来的佛，中国人很现实，需要把它变成现世的化身，结果就出现了一个胖和尚，成天背着一个布袋子，傻呵呵的，毫无心机，没心没肺，把什么事情都看破了。他的布袋是一个比喻，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的承担。你承担了什么？你什么都承担了，别以为你只承担了神圣的事情，其实你也承担了世?的事情；别以为你承担的都是有价值的事情，其实可能你也在承担许多人生的垃圾。人们对布袋和尚的解读没有解读透，他的布袋里面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他就像拾荒者。拾荒者还有选择，有的东西换不了钱就不拣，拾荒者比常人境界高一点，他能把常人看做废物的东西当成宝物，变成钱。而布袋和尚比拾荒者看得还明白，在他眼里没有有用的和没有用的，没有什么垃圾和不是垃圾，他一切的一切都往布袋里面装，他的这个布袋代表人生的一切。

其实一切正面的、负面的，积极的、消极的，进步的、反动的，革命的、保守的东西，你的人生都要承担。你肩上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里面什么都有，没有办法说清楚，你能坐下来在布袋里面挑拣吗？不能！怎么办？放下布袋何等自在，这是一种很好的理想状态，但事实上你如果可以做到那就是弥勒佛了，怎么可能做到？做不到不要紧，毕竟是凡人。凡人只要认识到布袋里什么都得装，装进去了就得承担，行也布袋，坐也布袋——这也算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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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年我活得很绝望，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人生跌入谷底，遭逢大变局，身体状况很糟糕。糖尿病、腰椎间盘突出等等疾病，让我非常难受。当时朋友送了我一本《易学精华》，清朝时候编的。我突然对这个非常感兴趣，我琢磨之后发现太极不应该是平面的，而应该是球状的。我终于把这个太极球画出来了，最有意思的时候，我按照 45度角进行几个方位的转动，居然转出了六十四象，它可以转出 64个平面。我猜想这与六十四卦一定有什么关联，甚至想把它数字化，但很难，因为我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好处是它让我突然有了一种智慧上的顿悟，能够把眼下的很多焦虑释放出来。许多放不下的东西一下子就放下了。所以是《周易》这本书帮了我。

《周易》讲的就是变化的不可测，人是无能为力的，有无助感。这让我把自己过于强烈的主动性、主观性作了一个小结。所谓顿悟，其实是对当下的一个主观立场的调整。而这个调整之所以对你有效，是因为调整你的人，或者调整你的这门学问，又或者是调整你的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代表了一种权威和智慧。

这个调整并不是让人从一个主动、积极的立场完全转向消极的立场。它是把一个过于钻牛角尖、把自己逼到一个绝境的人，在没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调整到一个更客观一点的立场。就是我们古人经常讲的回寰。一个物件卡在一个东西里面要转动，一定不可以卡得太死，卡死了就不能转动，要能动一定需要一定的空隙，这就是回寰。

我有一次采访曾侯乙编钟，从编钟木架上的铭文里才知道原来“斡旋”这个词出自编钟。一个插销加一个钩挂在木质的横梁上，吊起来，编钟可以摆动。斡是悬挂钟体的环，旋是用来衔斡的，只有用了这两个部件，才能让声音达到最佳的共鸣状态。没有斡旋就没有编钟悠长深远的乐音。换句话说，没有斡旋就没有和谐。古人就用编钟这两个零部件的名字组成了“斡旋”这个词，后来这个词在表述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中运用非常广，因为只要有这两个主体存在的地方，一定要有斡旋。

只要是开放的社会和开放的人，即使遭遇重大挫折，甚至失败，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修复自己的机体，进入健康的历史轨迹。实际上这个基本观点来自科学哲学，科学哲学认为宇宙之中最好的一个结构是耗散结构，有能量和信息的进入，然后有交流、有输出。这个结构如果放在我们社会系统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开放体系。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开放体系，有新陈代谢；你的人格思想也有“新陈代谢”，然后构成世界观。好的世界观一定是开放的。

大而化之地说，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之中，其个体才具有开放性的思维。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之中，其个体总体上是信息不对称的。人类文明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当中，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可以因为一次天灾人祸一夜之间把过去积累的文明成果全部都毁灭；但是只要这种开放的精神、开放的结构能够保持，人类文明很快就可以快速地恢复到原来的状况，甚至出现新的进化。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基本的力量是开放意识和开放结构。

比如说一个普通人，每天眼睛要看东西，耳朵要听东西，你还会观察除家庭和个人之外的事情，你有自己的社交圈，你每天都会进行信息交流。你的成长，尤其是人格成长，一定要在充分开放中才能达到成熟和健全。封闭人格就是病态人格，开放人格就是健康人格。

比如女性购物狂。很多女性遭遇失恋和工作上很大的挫折，她们的发泄渠道就是去一个特别大的商场逛一圈。在逛商场的过程中她们是高度开放的，那些声、色、形、味所有的信息都在刺激着她们，让她们把一些不愉快的东西宣泄掉、置换掉，然后激发起生命之中产生积极情感要素的化学元素。如果不是这样开放性地处理烦恼，而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就可能出大问题。

欲望是刺激人的动力，当然欲望得不到满足也会痛苦。如何平衡这一点，每个人都会自己去搞清楚的。一个知足常乐的人会给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他比较容易使自己处在一种快乐的状态当中。高平衡的人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高平衡点，这样他的痛苦会更多一些；但是一旦得到，所获得的快乐感和愉悦可能程度更高一些。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从美学上说，美感高于普通的快感，崇高感又高于一般的优美感，而经过升华的悲剧感才是审美体验的巅峰。

开放式带来的最大问题是选择的焦虑感。封闭式的人，他不选择，所以不焦虑。一选择就有焦虑，人有三个选择的时候一定会有焦虑，更何况现在人生面临的岂止是三个选择。选择越多，焦虑越多；选择越难以取舍，焦虑越深。这意味着一个开放社会对人的要求很高。它要求一个人的知识能力、意志力、抵抗诱惑的克制能力，包括判断能力都必须快速提高。所以活在开放式社会的人，只能通过不断的?识更新，来提高自己主体的各种能力。这样才能在更多的选择面前保持一种积极。

我也是一个人，我经常面临选择的困惑和焦虑。一个没有选择困惑和焦虑的人，已经不是一个人，至少是一个菩萨。罗汉还要自了，自了说明有选择，有困惑，有焦虑，所以要了断。

事业和工作结合的人，也就是职业化、专业化的人，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一类人。这些人既可以活得很快乐也可以活得很痛苦，为什么？当事业和职业蒸蒸日上，或者自己成为社会的关注热点，他就觉得有存在的价值、味道；但如果这个行业和职业被社会边缘化，立马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托，活得就索然无味。而我对自己人生的定位是非职业化，甚至是非专业化。

我的专业是美学，但是我在北大读美学研究生第二年，我就意识到它不构成一门学问，不能成为你持之以恒研究的对象。它既无研究的实际对象，又无可靠的研究工具和手段。你不能在这个上面耗费你的一生。

当时选美学恰恰是因为它的丰富性和不可定义性，最大的魅力产生于不可确定性。它对你的学识要求非常广，对求知欲特别强的年轻人来说，美学表现出黑洞般的魅力。当时美学是一门时髦的显学，因为在哲学、社会学，甚至在心理学上很多不能谈的敏感问题，披上一件美学的外衣之后似乎什么都可以谈了。所以当时各个学科的人都在关注美学的问题，其实是借美学之杯酒来浇其他社会人文学科之块垒。搞美学的人知识结构总是庞杂而混乱的。

我选择美学的动机非常单纯，就是它能从多学科的角度解释艺术实践和审美经验，一件作品或一次审美感受，经过美学的阐释，就变得深有意味。比如说这个问题我弄不明白，我想方设法弄明白；当我觉得有一点明白的时候，我又听到另外一个声音，那个声音比它说得更精彩，使我从心里有一种深深折服的感觉，我就拼命去寻找它。真的是那种被人类智慧大脑所陶醉的感觉，好像一个人在非常蒙昧的情况下，被一缕阳光照射，有一种醍醐灌顶般的酣畅淋漓。

我一直喜欢对事物进行解释。一个好的解释胜过一百个好的描述。但我在中文系读书，经常能听到一百个好的描述，却往往听不到一个好的解释。这使我很不满，这样我总是要去寻求一个好的解释。大概是这种天性使我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就决定不再怎么读文学作品了，在大学里读小说，我觉得这是对生命的浪费。当然，这只是对我而言。

我有一个时间的安排。比如说我一天要读 50到 100页书，如果读小说，这个目标非常容易就达到了，而且在读的过程当中会非常快乐、非常轻松。但恰恰是这种快乐和轻松，让我有一种触动。因为我的大学只有 4年，可是我已经知道有那么多的书没有读。我应该用这个时间去读那种需要我下一些力气的、一天只能读几页的，要读到我太阳穴疼，甚至茶饭不思的东西。那些书我应该在大学里读，因为读那些书我可以得到智慧，而且立竿见影。

采访手记

我一直记得早年某位美国总统在竞选演说中的一句话——“有个孩子告诉我，他喜欢美国，因为这里有 100种冰淇淋口味的选择。 ”对于丰富的选择，年少的人总是心向往之；而随着年华流逝，才会感觉选择其实是一件麻烦事儿——选 A就是正确的吗？选择让人茫然、困惑、或者是痛苦。

可以选择，是每个人的权力；而其实可以选择，需要的是能力，或者说是智慧。

王鲁湘们正经历着一个国人要选择权的历史年代，而当丰富的选择扑面而来的时候，他想到了那个布袋和尚——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无用的？你怎么知道今天没用的东西改天不会成为最有用的东西呢？布袋和尚一起提起，一起放下，才得自在。

而我们，也许放下思考的心机，随心选择，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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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我喜欢做噩梦

倪匡：生于1935年，香港知名作家，和金庸、黄霑等齐名的才子。擅长写科幻小说，从第一部《妖火》开始，迄今结集出版的有一百多册，大部分为长篇作品，他书中最广为人知的主角是卫斯理、原振侠等。

我是一个生活态度很随便的人，就是广州人讲的“煮来你就吃吧”那种人，什么都无所谓。不喜欢争输赢，人家下棋争个你死我活的，为了一个棋吵得面红耳赤，我觉得我认输就好了嘛，又有什么关系。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不知道奖励我什么东西，买了一支好钢笔给我。我哥哥一看就喜欢，我说你拿去好了。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特别喜欢、非要不可的。女人也是这样。人家问我最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我说最首要的条件是她要喜欢我，她不喜欢我，我喜欢她有啥用？

我从来不知道寂寞，只知道时间不够用。我在美国的时候，两三个星期都不离开家。我女儿打电话来和我闲聊，我都叫她赶快挂上。我去洗手间都是跑着去的，每天都忙得要死。

我有好多音乐没有听，好多书没有看，好多自己要做的事情没有时间做。我有很多爱好，比如喜欢养鱼，喜欢上观天文下知地理……喜欢太多事情，我有自我的世界要应付。

上世纪 50年代，我在内地，待在荒郊野岭的地方。那个时候头脑里根本没有想什么东西，每天非常早就起来，就去找书看。图书馆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相信只有我一个人看完了。实在没有书看，看看字也高兴。看不到书，荒郊野岭，万物静观皆自得，什么东西都好看。荒野也是多维的，坐在那里，可以看几个钟头都不觉得闷。我对植物很有耐心。在美国，我种了很多花，有一种花很容易开，一转眼，一不注意它就开花了，所以我就坐在那里看它什么时候开，等了两个钟头。

我肯定能看到很多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用眼睛看世界并不重要，关键是用思想去看世界。通过视觉器官让你接触到的景象总是有限的，一切要靠你自己去想。比如外太空的行星，看不到的嘛，只能凭想象。用想象去刺激你的视觉神经，面前可以出现很多斑斓的画面。古人叫人静思，就是这个道理。

人家看小说只看到文字，我看小说是看到画面。看《水浒》里鲁智深戏弄小霸王，头脑里一个赤条条胖大和尚跳了出来。我很少看电影，尤其不看名著改编的电影。那时候在乡下多少年没有看电影了，就在我的帐篷旁边放《红楼梦》我都不去看，我觉得自己头脑中的画面比所有的电影都好看。我写小说，一坐下来就有画面出来。我是根据画面来写作的。

我不觉得人生有空虚的理由，人生那么短促，哪有时间空虚？有人空虚，我说“你自作孽不可活，不关我的事”。

古龙、黄霑……跟我同年的人去了不知道多少。我不悲伤，人死了要悲伤是最没有道理的事情。人必然要死的。这个朋友，早不失去，迟也要失去的嘛，一定会没有的。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你难过干什么呢？肯定要坦然处之。香港记者问我：“黄雪沾死了，你也不回来，是不是不对？”我说，是啊，真不对，我真不应该不回来，我回来的话，他就活回来了。

我母亲过世那天，我在殡仪馆，朋友以为我很伤心。结果他们在殡仪馆大门口就听到我在里面哈哈大笑。聪明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人死有什么好伤心的。人家怎么说我，关我什么事情？我自己心里有数。害怕有用吗？害怕有用我也害怕啊。如果害怕死亡可以不死，那我拼命害怕，我每天发抖。

人生很多东西都是有配额的。我写了这么多年的小说，哪天我写一个三百多字的东西都写不出来了，那我的写作灵感就用完了。我不知道多开心，终于可以不写了。人生的每一种行为都有配额。比如说我很喜欢吃的一种东西叫做禾花雀，那是从北方飞来南方的一种鸟。我在美国多年没有吃过，2006年回香港，刚好是禾花雀上市的时候，我进餐厅就要两打，我老婆说你不要叫那么多，你先叫一打吃吃看。我说，怎么会不好吃？我最喜欢吃了，叫两打。吃到第三个，牙齿咬不动了，就放下来算了。我喝酒也是这样。本来每天要喝两瓶白兰地还要再加伏特加，大概要喝两公升酒，忽然之间喝瓶啤酒就面红耳赤，头晕眼花。酒量没有了。

没关系，我还有很多配额没有用完呢。讲电话的配额没有用完，跟朋友闲扯的配额没有用完。呼吸也有配额，当你的呼吸配额用完了，你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我的人生就是“顺其自然”四个字。我天性是这样的，不能改，我也不知道自己天性如何，只知道心里舒服我就怎么过。一个人不可能做任何事情都是自己喜欢的，只能尽量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我写小说的态度是写出来好看你就看，不好看，你就拉倒不要看。我不在乎读者的评价，不可能全世界的人都同意你的意见。

我经历过一段最痛苦的时期，就是“反右”的时候在荒郊野?待着。那是一个没有未来的地方。在那里如果你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行为的话，只有听天由命了。于是有的人就屈服了，有的人努力做一些投机的事情，有的人就听其自然。就好像在一个很大的漩涡里，有的人拼命在游水，要游出去，有的人根本就放弃了，随着这个漩涡在转了。主观愿望完全没有办法决定客观环境。没有这个能力，你就唯有随便它怎么吧。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和死亡面对面过，然后我躲过去了。当时我从内蒙古骑马逃出来。本来叫我逃亡的同学叫我往北走，一直走到蒙古人的部落去，说蒙古人会收留你。结果走到半路，下了一场大雪，看不到北斗星，我就不知道方向了。骑着马，遭遇一场大雪，我到现在做梦还经常梦到这个画面呢，天地茫茫，人又冷又麻木。

我最喜欢做噩梦了。世界上没有比做噩梦更愉快的事情了，在噩梦中那么真实的绝境，一醒来，马上就整个扭转过来，那多愉快。不用斗争，不用奋斗，一下就从万丈深渊跑到地面上来了。

后来到了香港。我前两天还见了 50年前刚到香港时认识的朋友们，我跟他们大笑：少年子弟江湖老啊！当时大家做啥工都是暂时过渡性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才能。才来香港，人生地不熟，唯有出卖劳力。那时候做杂工，一天 3块5毛钱工钱。6毛钱给工头，自己拿 2块9。2块 9可以吃 4碗很大的叉烧饭了，开心死了。人自由自在，吃又吃得饱，天气又不冷。那么好的天堂生活还有什么可奢求的？

顺其自然。我跟子女从来不谈正经事情。所谓正经事情，什么人生道路、人生道理，这些应该每个人凭自己的本性去体会。我从来不看所谓励志的书，我相信路是自己走。走弯路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一生中总走过弯路，不可能都是走直路的。无所谓的，一个人的人生根本是由你的性格来决定的，一个人生下来上天就已经写好了剧本，不过你看不到下一场而已。

我人生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动的。爱情？爱情当然是一见钟情的，主动被动都有，这个很难讲，双方一拍即合。我不是很相信爱情可以培养的，又不是养蘑菇，怎么能够培养得出？

采访手记

总是记得倪匡在采访中描绘的细节：他走在香港的街道上被老太太认出来，一把拧着他肥肥的脸说真可爱啊。倪匡无奈表示——他们以为我是7岁小孩，而不是70岁老人。

倪匡确实很像一个“老顽童”，他每天观察星空，忙乎花鸟鱼虫，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这个善于在小说中天马行空的幻想男人，可以为约会对象迟到十分钟而“暴怒”，也可以傻傻地坐在那里着，坐几个小时坐等花开。

倪匡对于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价值评判，太多的大逆不道在他看来都是没所谓。看透世情之余，自然活得越发不谙世事，一派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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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杰：才子应该悠闲一点、富裕一点… …

陶杰：生于1958年，原名曹捷，香港畅销专栏作家及传媒人，有“香港第一才子”之称。

有人称我为香港第一才子么？那实在是一个玩笑。现代的香港并不是一个出才子的地方。中国传统对才子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要懂得琴棋书画，尽得风流、能当官、会享受生活、懂得游山玩水、识得收藏、有生活品位、认识人生……不胜枚举。才子应该悠闲一点，不用为柴米油盐担忧；才子应该富裕一点，但是又不必富可敌国；才子要有盎然古风，天文地理历史科学什么都能侃；才子的诞生更要有文化的氛围和气场。而如今这一切已经荡然无存。

20年前的香港有诞生才子的氛围与土壤，那时候我们的生活中有着一点点民国氛围末梢处的记忆——比如人们来往的书信，都用一点文言；人与人之间打交道，都懂得一些尊卑的礼貌；女人和男人之间交往，总是显得那么端庄……中国文化的精要就是分寸感，分寸感让我们过去的生活妥帖而舒服。

我父母一直在《大公报》工作，与我家来往的一些人都是民国时期的老报人，他们或许有堪称才子的气质，下笔有神，口若悬河，他们也许没有才子的风流倜傥，略微拘谨而木讷，他们与现在的媒体人相比显得那么老实、有爱国热情而重情义。

当时大家都是小康之家，住在港式的那种四层楼房子里面，冬暖夏凉，感觉那种房子和广州西关的旧房子一样。他们中有的人是汤恩伯的部下，有人与梅兰芳有交情，有人是徐志摩的同学，大家在一起谈起过往，民国遗事是一段活生生的有生活味道也有画面感的历史，那就是我所说的氛围与气场，我觉得还好，我在那样的氛围中活过一点点。

在英国留学，在 BBC工作，那段时间可以说培养了我的世界观。在BBC的平台上，有几十种语言在交汇，视野非常广阔。朋友同事之间的交流非常丰富。BBC的特质是不偏激，不猎奇，不追求独家新闻，只追求最准确的新闻。它有自己的传播哲学，而这套传播哲学与英国的科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历史”学科，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英国都属于文科，但是英国把“历史”作为一个科学来研究。通常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剔除很多情绪判断，不用形容词，故意不批判或者赞扬，只是客观地列出事实证据，让读者看过自己下结论。

与英国相比，虽然香港人做生意精明可圈可点，但是香港这个地方永远不能成为领导者、创造者、开拓者，而英国可以。原来不懂香港，觉得这是一个不中不西的地方。后来在英国念国际关系专业，看了很多英国人写的如何管理东印度公司、如何管理东南亚的书，才发现这是有渊源的。

英国人真是人类学家，他们从人类学、历史、文化、宗教的角度来分析自己的管理方法，他们对香港和印度实施的殖民教育是完全不同的，英国人让香港人学英文只要学到够做生意的程度就够了，不需要你思考或者用英文来欣赏他的文学的妙处。但对印度不同，英国人想殖民的是印度人的“骨髓精神”，因此现在出了一些优秀的英语作家是印度人，比如我到印度同学家喝下午茶，看到的是全套的维多利亚式的排场，比英国还英国。印度有 6000年文化历史，地方博大，因此英国要在当地培养一个精英阶层，比英国人还英国人，去间接控制印度。当时连文官队伍才 6000人的英国人，控制着 3亿印度人口，达 300年之久，这是有很多学问可以玩味的。

专栏是香港报纸的一大特色，而我写了 10年专栏，天天写。

专栏三成是为自我满足而写的，每天的专栏就是一个表演的小舞台。在舞台上表演，当然要入戏，不然比较假而无趣，但同时也要投入有限，要做到既要忠于自己也要面对这个社会，这个比例可以是三七、五五或者八二，总之维持一个合理的比例。专栏当然不是个人日记体般的表达，所以写的时候没必要把一切都挖出来，掏心掏肺地说。

写专栏的人，应该效仿一点张爱玲，读一点《红楼梦》，行文干净，努力还原一些中文原来优美的面目。或者借鉴一它的妙处，让一个人懂得珍惜、追求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品位

些英国散文的特性——刻薄、含蓄、婉转，说话留三分，如此中西合璧，才能成就独到。我一直相信写专栏的标准要求，就是BBC的三个原则标准——知识性、启发性、娱乐性，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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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专栏要顾及社会情绪。人性喜欢刻薄，刻薄永远比温柔受欢迎，有时候把名人们羞辱一下，很有助于提高知名度。但是刻薄也要注意社会的气候，当你的专栏观点和社会主流有抵触的时候，要懂得克制自己，毕竟刻薄会让很多人受伤害，而年轻时我总不懂得这点。

写专栏是一件残酷的事情，必须保证每天写的是最好的，写得不好，马上就有被飞掉的可能。没有文章可写的时候，我习惯观察周围生活。习惯看看周围人的谈吐、交流去猜测他的出身背景阶层，我的灵感或许来源于此。这是在英国住得久养成的习惯，英国是一个阶层分明的国度。了解每个人的出身阶层背景，并不是藐视，或者看不起人，那是一种看人海百态的聪明。香港也是阶层比较清楚的社会，看一个人的穿着、谈吐就能对一个人的职业略知一二。相比之下，内地的阶层要混杂得多。

靠写字赚钱当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赚钱辛苦自有它的妙处，让一个人懂得珍惜、追求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品位生活。十几万的名牌衣服，我从来不买，鱼翅鲍鱼我一概不吃。现在香港，满街都是名牌，很多人的服装和自己的身份是个反讽，所以不要随波逐流。我自己和李嘉诚说的一样，不要穿什么名牌，要争取自己成为名牌。

什么是好生活？对我来说，在加拿大有套房，前面有个小花园，就是好生活。或者放弃法国、意大利，去曼谷享受那些法国退休厨师做的法国菜、意大利菜就是好生活。或者每年去欧洲旅行，一下飞机，立刻租一辆车，到处跑，去郊区看落日，享受大自然的免费馈赠，那就是好生活。我们没有必要在香港，这个暴发的社会，享受它贵得离谱的一切。

我也很享受我的婚姻生活，香港报纸时常喜欢登一些八卦绯闻，我的生活中不是没有绯闻，但不是报纸写的那样露骨，我把所有的绯闻都控制在自己的掌握范围内，不会玩火。本来，现有的夫妻制度是外国传来的制度，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男性，如果有才情或者有财富，通常在两性关系上都是力求多元发展的。中国传统是一夫多妻，妻妾成群，这是一个切实的中国生态。

我太太也同我一样，质疑传统的一夫一妻的婚姻模式。她是个传统女性，但是思想非常开明。她早年在家带孩子，忙的时候，总是说：我太忙了，你自己出去走走，我不管你了。

在婚姻中，女人永远不必担心男人不知道回家的时间。男人总是有理性的，就像跳水一样，总有上岸的一天。所谓上岸，就是在适当的年龄懂得做适当的事。人总不能80岁还出去混吧，该稳定的时候需要稳定，该百花齐放的年代就该百花齐放。对我而言，“百花齐放”的年代已经过去了，那是二三十岁的年轻状态吧，现在已经少开七八十朵了。

我并不赞成李敖的“上山上山爱”的观点，我怀疑他是否真爱过某个女人，他可能追女人就像是收藏标本一样，略有点病态。我个人的爱情观一直比较特殊，我觉得真正的爱情不一定要结果，甚至需要有些突破禁忌的不正统，那样的爱情比较动人。没有结果的爱情，才能让人记得住，但这不是凡夫俗子能承受的，比如那些死去活来的爱情，都是给艺术家消受的，适当的时候一定不能纠缠要放手。我这人比较理智，因此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理想中的爱情。

采访手记

初听陶杰名字，与坊间绯闻挂钩，总以为他该是一派风流才子的倜傥吧。见到真人，才发现原来是拘谨的绅士。守时有礼、谦逊温和、含蓄的刻薄……早年的英国留学经历在他身上有深深的烙印。

很好玩，某次在香港报纸上看到陶杰的三个不同“侧面”——在专栏中他表现着自己的英国式幽默；在访谈中，他俨然是一个港派的成功人士；另外在一则南货店的广告中，他穿着粗花呢的衣服，露出夸张的表情……可见，现实、市井、有格调……都是陶杰，陶杰就是香港这个多元文化拼贴之地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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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庸：我只想做个老鼠

朱德庸：生于 1960年，台湾著名漫画家，系列作品《双响炮》、《醋溜族》、《醋溜 CITY》、《涩女郎》风行海内外，在大陆销量已达百万册以上。

我从小是一个有自闭症的孩子，不爱和人说话，就一直在和虫玩。我家住在类似日本房子的那种院落里，各种虫：蚂蚁、蟑螂、蜜蜂……我觉得和虫在一起，它们不会和我交流，我很安全。到了一定年龄，虫没法满足我的观察欲望了，我开始观察人，常常走在巷子里，看见一个公务员样子的男人，我就想上前去打他一巴掌，他会如何？

我有我的偷窥理论。我的偷窥分两种，一种近距离，一种远距离。远距离就是用望远镜偷窥路人，一个女人在等人的15分钟里，从她周遭走过不同的人，比如丑八怪、美女、和她穿类似衣服的人，这些人经过她身边时，她的表情都是不同的，那样的偷窥好比到动物园看动物让人充满遐想。近距离的偷窥就是注意与你擦身而过的人，在几秒钟内，你能感觉到她，衣服、发型、表情、香水……你能想象，她是否有故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些都是我题材的来源。我也看很多电影、小说、杂志，但是任何文艺作品都不能比我实际接触到

的人来得真实，给我更大的震撼。

我和我太太吃饭时，我们会发现对方的瞳孔开始放大，我们都在偷听后面人的讲话，把听到的对话拼凑起来，发现有各种可能性。在马路上，也有人能引起你的注意，于是我们开始尾随引起我注意的人，好奇她是什么样的人、她住在哪里、她会见谁等等。我们跟的是毫不起眼的人。人性就是那样一点点地找出来的。

开始画四格漫画的时候，我并没有想着去呈现人性，只想展现人性偷窥的一部分。我从小就爱偷窥，但画画的时候，我把我的偷窥欲扩大了。

在窥探中，人总是会出现一些我想象不到的表情。好多年前在北京，我和一个天生美貌、气质完美的女主播吃饭，她把菜单往服务生手里扔，感觉上是在说：下去吧。人在窥探中永远充满着惊奇：随时随地都在看一个人，但是随时都会看走眼。人其实是多面性的，画不完的。

大部分人都有偷窥的天性，但是没有偷窥的能力。好比大部分男人喜欢美女，愿意看到裸体的美女，但是无法看到一个穿衣服的女人，想象她不穿衣服的样子，而我想我有这个能力。对大部分人来说，任何让他费力气的偷窥他都不干，也许因为他的好奇可能不够。我无法和人沟通，融入这个现实世界，所以我才更需要想象、观察的天赋。好比很多人在吃大餐，而我只能在窗边看，我只能想象他们每一口是什么味道，吃下去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只有我把人人皆有的偷窥性格当做了职业。我至今不善于和人交流，陌生的环境、陌生人，都让我很不自在。我羡慕很多人在所有社交场合，随便被扔到哪里，都能落地生根。见了人三分钟，像见了三年一样的亲切，我做不到。从人性的角度，人与人之间可能一见钟情，但是不能一见如故。一见钟情是人的本能，因为性欲是人的本性，朋友之间的一见如故是人社会性的表现。人为了要生存，没法单个对抗大环境，必须找盟友，所以才有友情一说。而所谓好朋友，中间是要经过非常多的考验的。

我还是有自闭的倾向。你对我好照顾，我就难受，我就要礼貌性地应付你的照顾。我自己吃饭比较自在。从小学到初中，我都很难和人交往。小学时，朋友和我一起在邮局，让我帮忙问个事，我全身冒冷汗，我说我给你钱，你不要叫我去问，那种感觉好像妓女给自己赎身。每天放学我就开心，比较自在，我一个人讲故事，其实是讲给我自己听的，边上同学就围着听，然后讲到门口，我就关门进去了，他们就想，哎，这个人怎么讲着故事就关上了门。放完暑假、寒假，我就在墙角哭，因为又要上学，和班上这么多人搞在一起。

我有自闭症我也不晓得，反而我挺能接纳自己的。现在脸皮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增厚，比较能克制自己，但是克制的方式还是像老鼠一样，偶尔可以把头从洞穴里探出来，但是尽量不离开它的洞穴方圆 10米，偶尔一探，还是回去，保持安全感。

当我知道我有孩子的时候，内心很恐惧，我的童年并不快乐，我担心他会像我。人生荒谬如此：我那么不喜欢交际，我儿子很能和人交流；我痛恨学习，他那么喜欢学校，这个荒谬是不可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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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是我的心理医生，陪伴他度过童年的过程，勾起了我所有的童年回忆。儿时很多记忆都深藏在你心里，烙在那里，它们一点点回来了。比如我记得儿时有个周日，我爬到我爸妈床上，我哥哥爬上床，摇摇我说，婆婆死了，我说，哦，死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死”这个字。但是，我当时是没感觉的。看着儿子，我那个年龄所有的事情，都随着回来了，愉快的，不愉快的。

重温童年，好像看纪录片，你一直在边上看，但是你自己不会再介入。你发现小时候你以为很多事情做得不对，其实现在看是做得对的。比如老师们试图改变我，我拼命反抗，反抗的结果很惨，被学校记过。其实，那只是为了求生存，为了保有我的本能，以后才能活下去。好比一个狮子过来对我这个老鼠说，我教你怎么去捕猎，我说算了，还是躲在我的洞里，那是我的生存方式。

当然，我曾经抱怨过我自己，我会说我自己是否很笨。很多人社交场合如鱼得水，我想为什么我做不到，你可以连续笑 30分钟，我笑 30秒，脸就开始酸，我觉得我有很多缺点。其实，我就是这样子一个人，我很幸运我还是保有我自己，很多人长大后是无法保有自己的。

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不是青少年阶段，而是 39岁事业忙碌有名有利的时期，我非常痛苦。我想说大部分人都经历过这个时期，我并不认为这是中年危机。而是生命到了某个阶段，需要在这个时候问你自己，你满意自己吗？那时候我被工作磨得感觉不快乐，没有力气挣扎。最早发现问题的是我孩子和我太太，我儿子说，爸爸画画的时候，脸都揪在一起；我太太发现我不会笑了，对所有的假日都没有感觉了，在那里跑，没法停。等我放弃一切停下来的时候，发现原来整个人早被掏空了。当工作从身体拿走的时候，你是空的，因为你身体被工作占据太久了。

那时候我竟然问自己是否该选择漫画？我一直相信我选择漫画是对的，因为漫画带给我快乐，但是当时我不快乐，所以我想我选错了吗？人在彷徨的时候，会质疑很多事情。其实一切与漫画无关，不快乐是我对生活的调试失败了，我把工作放到了第一位，违背了我的本性，而其实生活才是我的一切。那段时间是我这辈子最严重影响到我的动物本能的时候。

我放下一切，有人问你舍得放弃当时的名利吗，我一直不相信什么东西是非要不可的。我从小的经验，就是不对任何事情抱希望，我从来是个没希望的孩子。不干就不干吧。我不会想以后怎么办。不算计，那是一种动物的本能，动物到了要生存的时候，哪怕没有办法保护它的幼子，它也就算了。我内心有种直觉，也许我事业不要了，但是我可能可以过得更好，不放，我可能就过不去，结果就像个愚蠢的CEO，跳楼去。

为什么大家要跳楼？我常常说 CEO最大的戏剧特质，就是站在一幢大楼上面，忽然跳下去。CEO代表着成功人士，他们从小就开始违背自己的意志生活——从小父母说你一定要念书，好好念，怕他输在起跑线上，让他念各种班；面对所有的考试说一定要考上，不然就完了；毕业后成功人士、企业家在媒体上说如何成功，如何展现你的成功，你被灌输着一切；每一步，你都是按照主流既定的标准在走——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说你知道但是你妥协了。你走到了别人眼中的成功状态，但是那未必是你的成功心愿。当某一个年龄，半夜突然惊醒过来，想我前半生在做什么事情，想着想着就流了一身冷汗，然后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就跳楼了。

很多人的人生都是被选择，于是走到人生某个阶段的时候，他有懈怠感，生命在缝隙里插进来一个问号，那时候对前面的四分之三人生开始怀疑，那是大家所谓的中年危机。我比大家幸运的是，我做的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带着狗屎运踏入这行，任何人对我没有期待，我不会到一个年龄段，觉得——噢，我真正的人生该是CEO，不是漫画家。

与 CEO相悖的一种人，他过着自己的随性人生，他也有可能会跳楼。我觉得人选择哪条路，就要承担那条路带给你所有负面的问题。走你这条路，看到都是你这条路的问题。所以，大家也许都会跳楼。

其实狮子就是狮子，老虎就是老虎，老鼠就是老鼠，如果非洲草原上，只有狮子和老虎，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我也想过像老虎一样生活，比如基于一些伦理，去吃一些应酬的饭。总编辑请我吃饭，我内心也会挣扎，想不去吃不好吧，但是老鼠的个性都会战胜一切，就想算了，已经这样，你能把我怎么样。

当人顺着他本能的时候，他活着很安定，很快乐。这种快乐是身为一只老鼠的快乐，身为一条狗的快乐。

采访手记

采访朱德庸时，是他的新作《绝对小孩》的宣传档期。而他本人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孩子，一个敏感、真诚、可爱而自闭的孩子。

他一定试图成长过，一定试图照世俗规定的?式那样，努力成长为一个雄狮那般的男人，可是关键时刻他无法承受，逃走了，他哀伤地发现自己只是一只老鼠。

于是，他的妻子宠爱着他，提醒着他的采访时间；他长成少年的儿子宠爱着他，跑过来提醒他吃药。在他可爱的家庭里，他安心做着老鼠，画着漫画，他比很多雄狮般的男人活得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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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每一个女人都需要生一个孩子

李泽厚：生于 1930年，著名哲学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及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

我考大学，理科成绩很好。第一志愿却是哲学，我对命运这样的问题感兴趣，哲学让你感受和思考命运：人类的、国家的和个人的。我的哲学包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活，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活着，第三个问题，活着怎么样，你的生存状态怎么样。这些都是命运性的问题，而人活着多多少少总要面临这些问题。

哲学只提供问题，不提供解答，科学才提供解答，也许有人从哲学中得到一些问题暂时的解答，而这些解答都是靠不住的。哲学不能给你人生的答案，只提供你去看世界的角度。

现在这个时代，绝大部分人在打拼生活，但一些富人那里便开始出现“你活着就是为了发财？发财又为了什么？到底该如何活着？”这类问题。总体生存的问题解决了，当社会的两头变得非常小，中间变得非常大，更多的人就会追问生存的意义了。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集体崇拜的时代，人活着比较简单，为宏大的目标而奋斗，很少或不需要考虑个体的意义。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宏伟叙事了，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每一个人都要去证明个体存在的价值、生命的意义。这个哲学问题就比较突出。你为什么活着？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那么你会考虑如何建构你的一生，完整你的一生，充实你的一生。找到你安身立命的点。

当然你可以不想。不想，也是一种哲学选择。

人本来就是个动物，很偶然生下来了，本来没有目的。但是毕竟生下来了，活下来了，有了意识，有了社会性，这就有了一个巨大的悲剧了——你活下来了，并且知道活着就一定会死掉，而且这个过程是没有意义的，一定会走向那个目的地，那么这个时候，人要怎么走下去？明知道是无解的，努力建构的一切，必定也会灰飞烟灭，古语就叫做空，海德格尔的哲学也是这种吸引人而又危险的空洞。

人生如此“空洞”，但是人很少去自杀，因为生存是一种动物性的强大本能。于是有人选择后现代的思维观——活在当下，不去想过去、未来，过把瘾就死。我反对这种观念。因为这样真行么？黑格尔说动物有空间，而没有时间。这有深刻的道理。野兽认为这个领地是它的，不允许其他动物进来，它的空间感很强。而人之所以为人，除了动物性的空间感，还有人的时间概念。我们有过去的记忆，我们会考虑未来，这就是人的时间性。我们不可能不想未来，所以需要理性地为自己筹划生活。

时间性的体验让人的生活感受更丰富，比如你喜欢一首老歌，因为它记载了你求学时候的一段情感。那么这首歌，把你的时间性、那段情感凝固在那里，一放这首歌，你就会想起当年，生命的眷恋，生命的体验，你的心灵会随着这种回顾更加富足。

在这里，理性已经融化在感性中，音乐旋律一起，带动你的是无限感伤，它不需要思考，就调动起人的某段情感，人的时间性就全出来了。这不属于动物本能，这是社会性和动物性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很细腻复杂的结构。动物性的情感欲望等和社会性交织在一起，才是人性。

人生的意义都是自己寻找的，不是由神来决定的。如果由神来决定命运就好了，自己决定命运是很困难很艰难的，因为要作各种选择、各种判断、各种决定，无所凭依，无所依靠。

也许这种寻找是一种痛苦，“人生识字忧患始”，思考确实会带来痛苦，也会带来智慧愉快，但比浑浑噩噩过一辈子的猪式“快乐”生活要好。思考带来痛苦，更带来智慧的愉快。我以前说过我们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因此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年轻人保持理想、热情，保持对人类、对社会的关怀，也许能使人活得更有劲头一些吧。

我曾经说过：“现在中国的特色是前现代也好，现代也好，后现代也好，其实是同时并存。因为进入现代社会，理性控制了一切，激情燃烧的岁月过去了，黑格尔所说的散文世界来临了。所有人都是急急忙忙地干工作，平平淡淡地过日子，生活非常喧嚣，但又特别单调。即使是生活好一些的人，也并不能完全放开地、无拘无束地享受自由。而下层的打工人群等，为了生存，也很不快活。某种意义上，前现代的不快活和现代生活的不快活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有种无意识的压抑。”

在这样一个散文世界——尽量去寻找一些栖居的诗意吧，珍惜你的人生和生活，“当时只道是寻常”，其实一点都不寻常。

我欣赏另一种“活在当下”。就是指回到古典的传统，挑水砍柴，莫非妙道，道在伦常日用之中。就是在当下去珍惜每时每刻点滴中蕴含的情感深意。对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生命，包括与自己发生的每一种联系，都去珍惜。

中国文化就是知道活下去很不容易，所以树立一种很大的关怀，给人一种很大的欢乐，陪你走完这一段历程，去建构你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就是欢庆着生活。

也许，我今天说了很多废话，都没有什么价值，权当聊天。但是我想今天我说得最有价值的一句话是劝你——每一个女人都需要生一个孩子，在一个家庭中，三个人的快乐一定多过两个人的快乐。女人可以没有婚姻，但是女人需要一个孩子。生育孩子是女人最大的生物本能。女性应该认可自己的这个生物性本能。当然，在生孩子之前把事业（工作和意向）的基础打好，在孩子之外，女人同样是需要有自己的事业。我看到过一些极端的美国女教授，有事业，没有孩子，我以为是巨大的损失和遗憾。我也看到许多女人有了孩子之后，就没有事业没有自我，这也不好。女人要有自己独立生活的价值。养育儿女是女性最大的快乐和伟业，它一点也不低于男性任何伟大的事业。

采访手记

我不觉得李泽厚先生是哲学家，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可爱的老人，因为可爱所以百无禁忌。我问他，你会怕死吗；他说怕啊，但是怕也没有办法。

老人的最大魅力是宽容。和李泽厚先生的几次交流，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没什么，人都是这样的，女人都是这样……听着听着，苛求自己的内心瞬间就安稳、从容了下来。在李泽厚眼中，女人确实比男人少了一些掌控自己命运的机会和可能。那怎么办？他说——认命啊。他说还好，女人可以有孩子，女人可以活得比男人更久。

活得久难道是老天给的好处吗？我不屑反问。他说——等你活到我这个年龄，你就能知道活着是多美好的事情。

很抱歉，我把李泽厚先生的“世界观”变成了家庭妇女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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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美好人生是用来浪费的

马未都 :生于 1955年，他 1997年创立的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

我与中国的富裕阶层接触很多，但我发现中国任何一个富人都不可能真正快乐。首先，他们的生活没有安全感，任何一个富人都在警觉的环境下生存。比如去年（2006年）的首富，公安局一查他，他撒腿就跑去香港。作为一个首富，他和犯罪嫌疑人、撬锁流氓没什么差别，警察一敲门，他就拎包走人。

1995年之前，中国的富翁们都还是穷人，他们一夜暴富的速度之快超出人的想象，所以他们第一桶金的攫取往往有原罪、不可告人的一面。厉以宁说过，我们很多人在揭发资本家的原罪，但是，我们想，20年前，我们提供的社会竞争环境是否公平呢，因为环境不公平，所以才有原罪。而在原罪中，根深蒂固地埋下了这群人不快乐的种子。

中国富人的富裕都是表象。因为富裕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资本积累，也包括精神层面的积累，而中国的富翁在精神层面通常贫穷而苍白。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于是，大部分富翁在正规场合，都会穿着邋遢、随便，并且标榜不修边幅；大部分富翁都蔑视西方的文化礼仪。其实那是种逆反心理，他标榜自己的不修边幅，表示不愿意向人类文明妥协，那是种自卑心理。洋他做不到吧，干脆土到家。中国的艺术家、富豪，都标新立异，用附加的手段引发人的注意。

中国相当一部分艺术家当然刻意，所有的桀骜不驯都是刻意，只要你让人看出来了傲气就是刻意。他们中间一类是大长发，一类是秃头，非常标准的特别人群——都跟头发较劲。而在西方，大部分艺术家和主流社会人群没什么差别，即使当年齐白石与街上的北京老头又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人绝对为物所累，我特别明白。任何人在财产面前都说得明白，想不明白。有人问过我做收藏这行，藏品什么时候卖最值钱 ，我说我绝对知道，就是在你死前卖东西最值钱，但是这时候钱对你有意义么？钱对李嘉诚、巴菲特那样的富豪们来说，绝对就是个数字，没有意义。所以，他们把钱捐了，巴菲特捐了 370亿，他还有 85亿，即使他有 8个亿，他都绝对够用。他把钱捐给比尔·盖茨基金会，这是个聪明的做法，他白使唤了一个世界上最牛的人，给他干活。

在中国富裕阶层中，大家也许都认为IT界的财富是没有原罪的，是最健康、干净的。其实，那是我们错误的传统观念。我们站在再高点看互联网的财富，发现那些网络新贵所经历的一切，和当年美国圈地运动如出一辙，在所有人都不觉醒的时候，圈了互联网的地。当年圈地运动的最初，没有人认为那是不道德的行为。圈地运动，把公共资源迅速化为自己的资源，那就是一种原罪。而现在这群网络新贵，趁 60年代、50年代生人脑子都没清醒的时候，把“地 ”就圈了，把信息公共资源的“地 ”圈了。如果 20年后，那些富翁有残存者，他们的原罪就来源于此。懂得发财的人，他们在财富面前当然是有嗅觉，但是有嗅觉，未必证明这个事情是公平的、公正的。所以国家就要立法，来平衡这些事。

我说把我的收藏都捐了，不是我高尚，是我走投无路。因为我知道把钱留给子女只会留给他们祸害。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是驾驭不了大笔钱的。人生获得生存能力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通过传授获得的知识，另一个是靠自己积累的知识，就是经验。而把经验传授给别人还是知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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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人只能靠自己的经验生存，没有人能靠知识生存。一个人白手起家能创造财富，而一个 MBA很可能越挣越少。

经验的积累需要岁月。因此，美国政治上的重大任命都有年龄上的限制，比如竞选总统要35岁。比如在英国，不到40岁当不成法官。我在 1986年，见过一群人，当时他们都是身价几千万，但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们中有的人连手机都买不起；当年，下海第一批发了财的，到现在过得好的连5%都没有。

现在确实有很多身价过百万的 80后新贵，到 2030年的时候，现在的80后新贵都40多岁了，再看他们如何了。其实，他们都没有经历过挫折，他们面对的都是经受得起的困难，不是跌倒爬起来的磨难。等到国家彻底打开一扇门，他们的事业也许到此为止。投资的大亨说，你回家吧，我给你一亿美金。明白人把钱一存，做纨绔子弟；不明白的人开始投资，总有要投完的时候。他们这群人真正的危机都没到来。

这是一个变革的年代。我不会使用电脑，但是 IT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所有重要的风投，我几乎都认识。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发生的变化，就好比在东汉时看见蔡伦发明了纸。回想一下，上世纪 50年代到 80年代我们的生活改变很少，巨大的生活改变都发生在 1980年之后。早 20年，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我出门去坐飞机，所有人都非常愤怒。当时，我一次出门坐了5次飞机，所有人把我恨死，现在呢，“空中飞人”大把。

信息年代的革命，改变了我们所有的生活方式，因此 80年代生的孩子，有些突然发了财。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这是他们的幸运。但是，我 20岁时，买个碗 5块钱；他们一生下来，一个碗 500万，他们买不起。他们在财富面前是缺乏感受的。

我们这代人比 80年代生的年轻人幸运，因为我们看到了社会由贫到富所有的丰富变化。也许我们年轻时没他们那么迅速成功，那是我们浪费了青春么？没有，人生都是浪费。美好的人生就是用来被浪费的。

最美好的人生，假设活 80岁，就是 1岁活到 50岁，咣当回到 20岁，再活一遍。所有名人名言说 50岁有 50岁的快乐，60岁也有 60岁的幸福，那是到了五六十岁，没辙了，只能说我这样活有乐趣。既然我无法回到“正当妙龄”的时候，那么只能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找找乐子，比如收藏。我想过如果我没有工作，什么事情都没有，我就去开个公司，专门和40岁以上的怨妇聊天，100元一个小时，我特爱和怨妇聊天，我能把她们聊得可高兴了，这是人生一件美好的事情。

采访手记

我一直都记得和马未都先生聊天的这档子事。通过电话，从午夜12点聊到了凌晨 3点钟，很漫无边际，很过瘾。于是跃然纸上的是放松下来的马先生，一个有点拧巴、有点任性、有点狡猾却不算有城府的马先生。当时拿着那堆零散而有趣的聊天记录，不知写成什么样的文章才好，请示领导之后，于是才有了“世界观”栏目的雏形。

马先生的世界观是什么，我实在没能力总结。我觉得他是复杂的，复杂得足以笼罩着我而让我理不出头绪。他是一个狡猾的人吧，而“狡猾”从来不是一个贬义词。

他的看透江湖世情，入木三分，给我上了很生动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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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拒绝做一个英雄

梁文道：

1970年生于香港，在台湾成长后返港；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现任香港商业一台总监、牛棚书院院长、绿色和平董事、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嘉宾等职。

我人生的第一个变化，是我中学时期从台湾回到香港发生的。之前，我觉得我只读了“半本”中国历史，台湾本土的很多教材对中国历史的解释都是不全面的，很多事情我都是被骗的。于是我对世界和人生的整个认同都被改变，我不再轻易相信任何的权威。宁愿相信理性，相信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看书本的时候，我会怀疑和推敲。那种理性精神对我至关重要。

对很多人来说，被蒙昧着也许很快乐。像柏拉图的隐语所说——一群人住在山洞里，只看到火光反射人影，就以为那是真实，他们从来没看到太阳底下的真实是什么样子，生活在一个虚拟的幻境之中。而我个人觉得理性精神更重要。所谓幸福是我们每个人本来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如果我们觉得蒙昧状态比较幸福，或许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本来可以有怎么样的选择，还不知道自己本来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

二战时，德国心理学家描述人都有逃避自由的愿望，这是当时德国人为什么那么顺从希特勒的原因。中学时代要念康德和黑格尔，以歌德、贝多芬、巴赫为英雄的理性、成熟的民族，会如此轻易相信希特勒的野蛮理论，这是对自由的集体逃避。因为人有自由就要选择，有选择就有承担，承担总是沉重的，痛苦的，有麻烦的，不去选择真好，真舒服。因为集体的不去选择，于是历史上出现了希特勒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以及我们中国历史上无数蒙昧的年代。

我在台湾的时候，有兴趣加入帮派，觉得黑道很好玩。回到香港，慢慢地开始不喜欢这个东西，觉得那是一个无聊的想法，我讨厌帮派文化里男性的霸道气质。以前，我也一直想当一个神甫，被派驻去第三世界国家，带着先进地区的优越感去拯救那里的人民。无论做神甫，还是以前想当黑道大哥，很可能是一回事，就是潜藏的欲望想做领袖，不是想霸道压服人家，就是想做精神导师，去教化人、感化人，这都是一种英雄主义情结在作祟。

我知道自己身上有这种想做英雄的本能和倾向，我教书或者面对群众演讲的时候，也是一个说话有说服力、煽动力的人，我有做英雄的潜能。但是，我讨厌自己的这种气质，我并不想做领袖。我想这是矛盾的，其实又不矛盾。因为，如果我是一个愿意去认识问题的人，我和人聊天，谈到我的看法，不是为了当人的领袖，而是想影响别人，想让别人多想一点事情。比如教书，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比我更聪明，甚至后来反对我曾经教过他们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独立的精神思考，当他开始思考时，发现原来我说的东西是不对的，他可以反对我。

我是在研究院念到第四年的时候去凤凰上班的，奠定了我现在的工作状态和以后的职业，现在的生活是我自己喜欢的生活——就是在各种媒体上，在我的节目中，表达我的声音、看法。我知道我占据了太多的言论空间与话语权，这是很巨大的负担。我天天问自己，凭什么是我，我觉得有责任要把很多人没机会表达出来的想法，帮他们尽量表达出来。所以我尽可能去认识一些边缘的群体，各种各样的弱势群体，了解他们的想法，然后用你的影响力，让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

而我最想达到的生活状态，有一个潜藏的愿望是我希望我能够去寺庙隐居、静修。一直以来，我对静心研究文献的工作是很有兴趣的，这半年我也在做一些冥想的活动。我想或许我可以找一家修道院在里面做一些研究文献的事情，做一些特别细微、看起来特别没有意义的工作。曾经有一个纪录片《进入巨大的沉默之中》，拍摄一个欧洲有名的修道院的生活。这个修道院在世界各地都有分部，而总部设在欧洲的山脉上，那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整部纪录片是没有声音的，因为修道院里的人遵守着静言的原则。他们发明一套手语便于他们之间一些简单而日常的沟通，其他时间那些人在冥想、静修、读书，或者去图书馆看书，或者种花种菜自给自足，我很向往那样的状态。

或许有这么一天，世界不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我做公共知识分子做到尽头的时候，是我去寻找我人生另一种价值的时候。比如写文章写到一定程度，没办法推陈出新，做节目做到一定状态观众都厌倦你了，想法过时了，你变成一个保守的人，你的存在对世界没有意义了。这一天总会有吧。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快乐。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我热爱美食，吃过很多人没吃过的好东西；我对自己的物质生活很满意，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要到了，我没房没车我没有什么东西，只是因为我不想要；我希望对身边人和对所关心的社会国家有一点贡献，我觉得起码我正在做；至于世界有没有变得更好呢，我是乐观的。

哲学对我的影响是致命的。中西哲学的两大人物，苏格拉底，他到面对死亡的一刻还是很愉快；孔子颠沛一生，“绝粮于陈蔡之间，依然弦歌不绝”。可见了不起的大哲学家都很快乐，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哲学使人快乐。

大多数人觉得哲学的纠缠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有没有想过，经过检验的人生才真是有趣。不想人生的问题，那个人通常对社会、文化完全没有兴趣，他只想挣钱，挣钱后然后想怎么花。他会有很多的欲望，比如他到处打飞机的，开始坐经济舱，后来坐商务舱，然后他想拥有私人飞机，最后发现最好的私人飞机是油王拥有的……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拥有那些欲望，可是他经常陷入被欲望纠缠的痛苦之中，而他无法摆脱。

哲学让人快乐，是因为它可以让你去发现做人的很多种可能性。我的自我是被创造的，人是有能力改变和创作自己的。认识自己是为了创造自己，认识自己的同时也在激发自己的潜能。有很多种选择去做不一样的人，看不一样的东西，这多好。比如我会想清楚我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于是朝那个目标努力。“人是可以创造历史的。我是在历史之中创造历史，人是被历史限制的。 ”所以，认识自己的有限，无限，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

我比很多人快乐，因为活得更自觉、更有意识一些，而很多人活得更混沌。这种自觉性意味着可能你做的是和以前同样的事情，但是原则、意义是有变化的。意义不同，带给你的生活感受也是不同的。

采访手记

梁文道的谦和与真诚一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数次采访自不必说，记得有一次听他演讲，台下有位观众，问了一个简单得大家都会认为近乎愚笨的问题。坐在我边上的男人礼貌地用包掩住了脸在偷笑，“窃笑”也许是当时每个人内心最真实的反应。梁文道却真诚地抱着探讨的态度回答了这个观众的问题，没有一点敷衍。

所以，我一直觉得文道先生身上有一种可怕而完美的道德力量，而拥有这种力量的人也许挺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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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岳:爱情是一种科学

连岳：生于 1970年，原名钟晓勇。曾当过老师，做过检察官，做过《南方周末》的记者，现居厦门，为当今最活跃的专栏作家之一。先后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城市画报》、《第一财经日报》、《外滩画报》、《上海壹周》等媒体开设专栏。著有《格列佛再游记》、《我爱问连岳》等。

如今，我觉得人生没什么好茫然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名利之心当然有，没得到也没所谓吧。我在乎的名气就是小圈子里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好的工匠、一个好的面包师，这样就很好了。我希望我干的活少，拿的钱多。我跟所有人的理想都一样，不干活也拿钱最好了。

我每天差不多 9点左右起床，然后看书、喝茶。下午把电脑打开，写稿。我可能比较懒惰吧，所以有些会议邀请我参加，我答应着，临到要去飞机场的时候，我会打电话问人家能不参加吗？当然，我不会拖稿，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啊，写字的收入支撑了我所有的生活来源。是，我写字为生，写稿的收入让我活得不会比任何一个在职的媒体人差。

我每周固定会写“情感问答”和时政评论的专栏，别人的喜怒哀乐从来不会影响我的生活，因为我已经把工作和生活分得比较清楚了。30岁之前我在工作上会投入得忘我，如果有一个工作机会，我就可以离开厦门去广州；但现在，基本不可能有什么工作机会能让我放弃厦门的生活。

对我来说，一个广交天下友的人生阶段已经过去了，那是 32岁以前的状态。32岁以后，我获得新知的主要来源是书籍和网络，我很少通过和别人交流获得知识。当然，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经验都能给予我启发，但那些“人”未必一定是活人。人的思维方式、想法经验可以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东西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先人留下的文本获得一些思维方式的启发。我需要新鲜感，更多的是需要知识的新鲜感；认识一个新朋友或者说去某一个新地方玩，在我的新鲜感排序中比较靠后。

我觉得我是一个媒体人，而不是一个作家。我所有的文章都是在媒体上发表的，还有我总在追求新鲜的东西，各方面比如博客、评论……都是关注当下，对当下的社会保持了一个紧密的观察角度和思维距离。这种写作方式、行为模式我觉得跟作家是不同的。

我现在的生活比较自由，比较没有压力。我有若干专栏，说什么话题、写什么东西都能由我自己主导。我和多家媒体合作，但我不是哪一个媒体的专属供稿者，不完全受它的风格牵制。就是我在对自由的把握方面做到了绝对的掌控，所以我没有什么压力。

对待那些来信询问我情感困惑的人，我觉得我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会感恩，并不会不耐烦。人总是会处于不同状态，而他们正处于某一个问题的阶段。我不觉得一个人的想法很幼稚是他本身的错，我觉得那可能是他向往更高认知阶段的思考。如果一个人永远不能在变化中有顿悟，那不是比较可怜吗，我还对他们有什么不耐烦的。

回答那些来信，我像朋友聊天一样说出我的想法。至于我的想法是对还是错、有用还是没用并不重要，我觉得交流跟沟通是最重要的。我不能保证我的观点都是正确的，所以我并不因此而存在困惑。我不认为国家大事才是重大的问题，我很乐意解决某些个别的问题，我愿意关心一些小事，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变化是永远的，但是爱是不会变的，不管什么时代都是这样。爱是永恒的现实的问题，它往往是最基本的东西。

男性在爱情方面普遍缺乏多方面的思考，比较肤浅，所有的困惑他不去想就不是困惑了。而女性在爱情问题上思考得多，自然困惑多，这方面比较有“落差”。从男权世界来说，当然会希望女性糊涂一些，希望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本来就是男权社会的一种阴谋吧。烦恼并不是一个人不幸的表示，有烦恼也许可以很自由。

这几年的变化是人们对爱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对爱情知识的学习逐步在开始，女人开始有自己的信仰。如果你问我拿自身的几十年的生命和青春去抗衡一个主流价值观的气场，是不是很难？我觉得我们把困难夸大了。因为我们原本就生活在一个具体的社会里，本身就需要和许多人相处，许多问题都需要很多人的协助。相比之下爱情是很自然很个性化的东西，只要两个人达成协议就可以了，不需要周围太多的协助，因此不算个大问题。我强调爱情是科学，爱情是个知识范畴，人需要终生学习。人就活这几十年，人生苦短，所以我们要去坚持。

我没有很大的目标要去做什么、要去改变什么。我不想构成一个庞大的影响，我想做的就是就某一件具体的事说一些具体的想法，如果有些话题在传统媒体上不能说，那么我通过博客、网络这种方式……我觉得可以说的空间还是在慢慢地扩大。

我是一个不害怕做决定的人。比如厦门 PX事件，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我?说了，就发生在我身边，我就做我该做的，对事情如何演变我不会去想。中国有各种各样的阴谋论，比如厦门 PX事件，有很多小道说法，当时我都不信，我坚持认为说我们能说的，做我们能做的，阴谋就会被压得粉碎。害怕啊，在厦门 PX事件中我害怕了一年，我害怕会出现更可怕的场景。我可以选择不写、失语，那意味着我完全推翻了自己的言论，我就会被所有人瞧不起，而这是我更害怕的，两害相权取其轻。

“潜规则”是中国实情，没错。而我觉得个人作为是最重要的一点。就像人去算命，算完回来也得过日子，也得吃饭啊，算命的说你能活到一百岁，但是你回家不吃不喝，那还是会死啊。如果太相信阴谋论，每一个人都不会进步，我们国家也不会进步。

我总是觉得个人也是一个社会的支撑。这个社会系统里，出现越来越多的个人成分，它会变得好一点，所有自由人的坚持的选择是最重要的。

在中国社会，我们老是去想一种东西，觉得有一种东西掌控着我，比如说阴谋论、潜规则、命运什么的。其实我们往往就想找到一种确定感，压迫的确定感。比如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不喜欢当自由者，就说有潜规则在那里，我很无奈。如果命运已经确定了，那我就没有什么好考虑的了，其实就是人害怕选择。

采访手记

联系连岳那几天，我在看《明朝那些事儿》，很巧，看到了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的段落，一介书生，在历次的人生大浪中，把纸上的智慧落到实处。纯真的底线、城府的外壳，看着就觉得不容易。

连岳很早就希望自己做到“知行合一”，他说：“我只是希望我所有的文章，都是自己能做到才会写出来。”于是，上天给了他一些考验的机会。

面临大事件，书生当然是害怕的，而他说“我更害怕我完全推翻了我自己的言论，我就会被所有人瞧不起，两害相权取其轻”。他的回答很实在，毕竟，一个书生的面子是更重要的。而现实主义的中国推崇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我们觉得要脸要皮要面子的书生是可笑的。

“可笑”之后呢，我愿意记录一个书生的坚持和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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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义忠：欣赏别人就是庄严自己

阮义忠： 1950年生于台湾宜兰县头城镇，著名摄影师，是为数不多的入选《当代摄影家》一书的华人摄影师之一。

我很早起床，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扫地、擦桌子。我喜欢那种干净的感觉，那是一种心理上的洁净感。我曾经住过一个很脏乱的空间，那段时间很忙碌，书、杂志堆在客厅里，慢慢地客厅不见了，家像一个仓库。我赶紧另找一块空间，开始自己的生活。一个人不能把时间全部用在事业上，还要有生活。不要想暂时暂时怎么样，即使生活空间的安置上也是如此，什么东西都只能摆在它唯一能放的位置。

我人生最大的一次挫折发生在当兵回来的阶段。当兵前，我画插画很成功很出名，年少轻狂；当兵回来，我以为很多人会欢迎我，很多机构会高薪聘请我，其实没有人给我工作机会，我养不活自己。我一抬头，人人都说久仰大名，可是一低头，我不知道我的下一餐饭在哪里。

之前，我和所有自我的艺术青年一样，整个成长过程就是对传统排斥、对长者不敬的过程。我觉得他们都是落伍的、保守的，只会原地踏步，而我一直在追求往前的方向。那个时候就以为自己的观念新，高人一等。事实上，只要每个人愿意想的话，他的观念自然就会新，想一些自己没有想过的事情就好了，这个并不是个人能力的体现。

自我的人是不“看”别人的，他根本看不到别人的好处。而现代艺术的方向，一切强调要有自我风格。追求自我容易追求到一个虚无的阶段吧，很多艺术家在作品中追求一种境界，可是他无法把想法落到实处，生活得一塌糊涂，慢慢地他就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我常常对自己说，要是不小心就会像他们那样。

认识自己是本分。身为一个人，应该先做好人，人做好了再去想做一个好艺术家。我身为一个男人、一个先生、一个父亲，一个朋友，就得先从这些做起，把这些做得很好了，再谈其他。一个人做人总该尽量让别人感到高兴、舒服。我喜欢让人觉得我很温暖，而不是让人觉得我很了不起。我常常告诉自己，要活得快乐的话，首先要把自己的本分事情做得很好。如果说我整天去帮助别人，而我的生活却乱七八糟的话，那帮助别人也不会有真正的快乐。

一个好的摄影家不会把自我加在对方身上，而是学会去领会对方的精髓。年轻人会重视自我，但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你会更为别人着想，可能更在意对方。自己只是一个自己，而别人是无量的。因为在这里除了自己就都是别人嘛。只在意自己的话，除了自我膨胀之外，你慢慢会走向一个死胡同。因为你不懂得欣赏别人的好，不懂得尊重别人。所以你的个人成就就可能很有限。所以艺术中最重要的，尤其是摄影中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不断去发掘别人的好，到时候把它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欣赏别人就是庄严自己。你欣赏别人你自己脸上就是最漂亮的自己。对我来说，摄影按快门是我和别人的生命起的共鸣，“咔嚓”那一声就是他了解你，你了解他。这种共鸣的人生状态，最重要的是你和拍摄对象能够感受得到，而看这张照片的人也感受得到。

我虽然是证严法师的弟子，但我也永远视摄影为我的宗教。我所理解的宗教如我的师父所说——就是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摄影就是你帮别人在现场，你帮别人目击，把人生那个瞬间、人性中的真善美给记录下来。绘画，有一些想象的空间，而摄影呢，你拿着相机你就是生活的实践者，你在这里头见证人性最好的价值，然后你可以有力地传达出去。在发表作品的时候，我就像一个传教者一样，传达我的宗教。

有些人喜欢记录别人的苦难或者丑陋，对我来说，我不会拍摄这样的照片。如果我会举起相机面对丑陋或者苦难的画面按下快门，只是因为我一定在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中，发现一种还不是那么糟糕的东西。我不想暴露绝望，而是在绝望中找到一些启发，一些希望。我们面对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得到启发、教育。不能老是去揭伤疤，揭伤疤没有任何意义。从我的视角看出去，什么事情都有良性的一面。把知识转为智慧，把功能转为良能。这就是我的人生宗旨，生活教义。

摄影和其他艺术不一样。你非要亲临现场，你才能有拍一张照片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对象就没有你了。所以，一个再了不起的摄影家，充其量也不过 50%的创作者而已，另一半是（拍摄）对象的功劳。所以对我来说，摄影的基本伦理是你要完全尊重对象，无论对象是谁。它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张桌子、一朵花，只要你镜头对准它，你就必须要尊重它。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当有一大堆人等我拍照的时候，站在那里或是坐在那里等我拍照的人，我都会感激他们，拍完照片，会真心地对他们说谢谢。

我一直以为物命是长于生命的，因为生命随时都可以离开。有一天，我去整理久未触碰的黑胶唱片，包裹唱片的海绵忽然化成沙从我手指的缝隙中漏过。那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什么东西都会没有啊，你以为物命不会消失，不是！只是因为你没有看到而已。

那意味着我的黑胶唱片也可能会没有，我的音箱也会坏，换句话说，我的新家、放音箱的客厅也会坏，整栋屋子也会没有，望出去的山水也会没有，一切只是时间的问题。那个时候我问自己，那到底什么会留下来呢？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后来我觉得，曾经听过的感动过我的音乐，那些在我生命中重要的音乐，通过音乐我可以和各个时代的人沟通。比如我听巴赫，我和 18世纪的人沟通，跟古典主义的人沟通，跟那些不认识的人好像跟亲人在一起那样接近。就是那些在我生命中让我感动的文化、音乐、艺术等等让我深刻了解生命，让我改变了一生，并且让我去做一些改变别人的事情。永恒的就是这种一而再的感动，你看巴赫已经死了，但“他”还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被巴赫感动过之后，我又把感动传递给别人，这就是生命感动的一再传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消失，可是那种感动是永远在的，这是所谓的生命短暂，慧命长存。

之后我做了一件提起来别人会觉得非常可笑的事情。我开始擦洗我收藏的一万多张黑胶唱片，每一张都亲自擦洗干净。在洗唱片的那段时间，我起得比平时更早，每天花两个小时去洗唱片。这是一个很孤单的工作啊。可是，每做一件事情，如果你把它当享受，所有的苦就都不是苦了。如何让洗唱片这个工作不苦呢，我就在洗的时候看看它的封面，看它用到了哪张照片或是哪张画。我以前对音乐的理解加上这次对音乐的用心，让我在视觉上对某一个时代的氛围有更为贴近的感受。我觉得我们人类有一个黄金时代，而我一再地重温着回到了那个黄金时代。

采访手记

我必须表示采访阮义忠先生对我个人有醍醐灌顶的帮助，这是工作之外的意外收获。

身为一个爱交流的人，每次与人聊天，我都会“受”影响，“别人的看法别人的观点别人的立场”总是让我很受启发，于是在一个强调“我的看法我的观点我的立场”的年代，我总是被“扁”得灰溜溜的。

直到我听到阮义忠的一句话——艺术中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不断去发掘别人的好，把它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我眼前一亮。

“我总觉得不断吸收别人的思维灵感，把我的人生观搞得混乱不堪啊？”我问。

阮义忠先生的回答是——每个人都有不自觉的判断力，你吸纳的想法一定是在某一个瞬间打动你的想法，他们在慢慢地丰富你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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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人生 “杂食”比较好

韩少功：生于 1953年，作家，“寻根文学”的主将，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成名作有《爸爸爸》、《女女女》、《马桥词典》、《山南水北》等，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又饱含深邃的现代人文哲学意蕴，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

“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 30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8年来的业余农民生活让我受益无穷。

乡下是另外一个世界，意味着新经验和新朋友。以前我在文人圈里混，认识的人多是作家、记者、学者……同他们交流当然很愉悦，但有同质化的危险。一个人吸收经验“营养”最好是多种多样的，最好是“杂食”状态。别看农民穷一点，但他们实际的乡土经验，包括处理生活和生产问题的办法，看问题的方式，都深藏着独特的智慧和文化。比如很多乡土神话，看上去是迷信，但它也是生活的想象化和艺术化，还有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护伦理道德的功能，是一种很重要的人文资源。

生活经验过于“偏食”，看问题就容易简单。“生活即教育”，你在生活这个大课堂里多修几门课，有什么不好呢？知其一，还知其二，知其上，还知其下，有什么不好呢？相对而言，知识分子的知识通常来自书本和新闻媒体，他们对生活的丰富性体会不够，可能满足概念和逻辑上的推演，有时候容易产生一些想当然。中国现代史上那么多次左倾教条主义，大多是读书人甚至海归派闹出来的，其根子就是理论脱离实际。

我也算个读书人，至今还有这样的毛病。很多书本的知识，尽可能要用我们的实践活动去消化它。你不要过于相信作家，以为作家对人生的感悟一定很深。即使是优秀的作家，也只是各有所长，在某一点上看得比较深，但并不是知识的全能选手。更何况还有大量不够格的作家在文坛混呢。农民、工人、商人中都有佼佼者，也都有庸才，或者说有大量庸才。我不喜欢以职业或地位来给人分类划派。有个台湾作家说过，他心目中只有诗人与非诗人的区别，并不看重男人和女人、中国人和外国人、富人和穷人的区别。我也可以加一条：我心目中只有创造者和非创造者的区别，并不在乎什么职业、地位、国籍等等。庖丁可以启发一个君王，为什么农民就不能教育我们的教授？

佛经说，慧就是善。真正有智慧的人，也一定是忠厚之士，是可交的朋友。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最好能在利己和利人之间、在社会和自然之间、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达成一种平衡。人有大脑有四肢，最好都能用起来。地球上有社会生活也有自然生活，最好能多一些观察和体验。但现代社会的专业化分工，让人变成赚钱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出现一种劳动和人生的异化，离这种理想太远。我们很难去实现前面所说的这些平衡。因为要打工吃饭，或者因为无谓的贪欲，我们接受了异化，甚至从不怀疑这种异化。这就过分了吧？你如果不能反抗它，但至少还有怀疑的权利。

人生意义确实经常令人困惑，但绝对的虚无主义不可操作——除非你自杀。因此生活还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人在生活中也是要承担一点责任，要有道德底线的。有句话是林语堂说的吧？——“说话可幽默，做人要认真。”我以前也说过，一个人在艺术上不能太老实，但是做人一定要老实。也就是说，艺术上要敢于胡思乱想，离经叛道，天马行空，但生活中应该有定力，有原则性，不能胡作非为。比如我们可以在作品中写杀人犯，你尽可能去想象杀人犯，但是你不能去杀人啊，也不能鼓动和赞美杀人啊。这就是道德底线之一。

艺术活力与人生定力之间有一个平衡点。如果找不到这个平衡点，那这个人就是太笨了。生活中有很多平衡点，比如说你又要乐于助人又不能受人欺骗，要关心他人又不能干预他人隐私，要遵守社会基本规范但是又要有充分的个人自由，如此等等。所谓生活的智慧，常常就表现在积累这些平衡经验。这个学问可太大了。你说这是“中庸之道”，简单地说，是这么回事，但在实践中可说是知易行难。因为很多时候的选择，并不是在纯白和纯黑之间进行，不是在大奸大忠之间进行，而是在两难之间或两爱之间进行。比如贾宝玉面对的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薛宝钗，就比较难办了。如果他面对的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刘姥姥，那还用得着什么生活智慧？

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萨特有一个朋友母亲病重，但是反法西斯游击队又特别需要他。忠孝不能两全，他很为难，问萨特怎么办。萨特说——你去创造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他怎么选择都是错的，比如说都是出自谋取名声或利益的需要；也许他怎么选择都是?的，比方说都是出自内心的一片赤诚。在这里，动机比行为本身重要，比行为后果更重要。表面看去同样的行为，其差别是复杂而微妙的。这其中牵涉到很多哲学的道理，牵涉到我们几千年建立的道德伦理和精神评价标准等一些原理。一个人在具体难题面前，如何作出非常有智慧、非常富有美感、非常有创造力的选择，就是人生的价值所在。

西方文化当然很重要。在翻译昆德拉和佩索阿之前，我接触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伏尔泰、罗素、康德、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萨特等等，也接触过很多欧美的文学家，像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那个级别的。他们当然比昆德拉重要得多，更能代表西方的思想文化的高峰。我对西方这些优秀的大脑怀有深深的崇敬。作为一个受其启发和引导的中国人，我知道自己的生命里流有他们的人文之血。

但很多人经常会拿一些假问题来吓唬自己，比如你认同中国还是认同西方？你是要继承传统还是要拥护现代？……值得反问一句的是：什么叫“西方”？什么叫“中国”？什么叫“传统”？什么叫“现代”？它们之间如何形成了对立关系？我们用这些大词的时候，对词义进行过细心清理吗？

世界上并没有纯粹的“中国”，也没有纯粹的“西方”。比如数学是所谓西方科学的核心方法，但我们至今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不是古罗马数字，可见“西方”里有阿拉伯。 “0”是印度人发明的，可见“西方”里还有印度。基督教对西方科学和人文影响甚大，因为早期的很多思想家都是宗教人士，但基督教诞生在中东，所以“西方”里还有中东。在文化上把“西方”与非西方机械对立起来从来是可疑的。我在这里还不想提培根、伏尔泰、笛卡尔、莱布尼兹等人对东方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赞美，不想提到拿破仑法典体系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吸收，只想提到康德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西式的辩证法，也不会轻易地非此即彼了。

中国传统中确实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杀了四百多人，很专制的。但看一看《基督教史》吧，欧洲的权利争夺中，有一次杀教士五千多，焚教义典籍无数，不也是“焚书杀教”吗？所以欧洲的屁股也不怎么干净。如果我们对这些情况多有了解，可能就会有一种平实的心态，求实的精神，不会犯低级的知识错误。

西方这个“杂种”与中国这个“杂种”当然还有区别，其区别也可以讨论，应该讨论。但我们最好是因事立言，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用“二元对立”的大话轻易降低问题难度，迁就自己的思维懒惰。

采访手记

韩少功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在艺术上不能太老实，但是做人一定要老实。”而他本人应该是这句话的最佳写照吧。

很惭愧采访前，没有看过韩少功先生的一部小说，只看过他写自己乡土生活的随笔集《山南水北》，看到的是一个戴着草帽，朴实得和自己种的瓜果说话聊天的老农，而我确实很难想象这个“老农”就是米兰·昆德拉小说中文版的译者。在我们的常规思考中，这两者是错位的两极吧。

1971年的除夕，韩少功决定逃离农村去做一个知识分子，30年后他与妻子和一条狗一起走上了返乡之路。他不是“采菊东篱下”的归隐之人，不是凝重地抽着旱烟的土地命运思考者，更不是一个乡土掌故的狡猾的猎奇者和贩卖者，他就是一个质朴的土地上的人。

他自问——“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最可靠而本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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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我在自然中确认自己

阿来：作家，藏族， 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曾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成为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

这几年，我一直在走动，每年有两三个月都在藏区跑。有车、照相机、手提电脑，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事情。如果我要把写作历程看做跟我生命的长度相适应的漫长的历程，我可能需要更多地经历一些事情，不是写作，而是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不断地游历来充实自己。我相信这样的行走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绝对是有好处的。我们回到一个以自然界为主调的环境当中，这个时候美的主导是自然界，力量的主导是自然界，自然我们对美的感受会更强烈一些，而我们艺术家的工作不就是寻找美的本身么？

我们这代人不太幸运，成长在一个对所有东西都必须视而不见的时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中国的文化专制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拒绝传统，拒绝西方，更拒绝民间。那段时期自然的美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常常被自然感动。就像王国维讲的，我和自然之间有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生活在原野当中，有一种跟天地相接的感觉。这种感觉一定会沉淀在你情感心灵当中，有一天它自己会活灵活现地涌现出来。

从小，我在藏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之间徘徊。语言终究是一种感受或者思想的形式，你懂得两种以上语言，就觉得有些东西比较有意思。很多词语在汉语里是贬义词，但是在藏语甚至在英语里都是中性词。比如“执著”在汉语里是褒义词，强调对一些事情锲而不舍的热情，而在藏族人的思维中一直说你那么执著干什么呢？我们强调不要对一件事情过分执著，破执，想把这个东西破掉。

藏族相对而言对事物的基本感受更质朴一些。我想可能到目前为止我对事物的基本态度，还是来自于藏族文化的影响更多一些。比如汉族人比较相信人定胜天，而我们藏族人就比较强调宿命感。首先，生命的长度对生命来说就是一个限制，世界的命运是不可以穷尽的，而一代一代人累积的东西是可以穷尽的。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可以得到的东西非常有限，所以在这种程度上，我们有比较深刻的宿命感。

宿命最消极的结果就是什么都不要了，而我觉得不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这么几十年，完全是出于一些偶然的因素，几十年过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即便按照有些宗教的观念有来世，如果我不知道前世的话，这个来世有什么意义呢？不知道对于我等于不存在，对我来讲就没有什么意义。我自己所知的，可以有所操控的就是我现实的宿命。开始一段是成长时期，不能干什么，就减掉一二十年，后来等到年老体衰又造成行动的限制，又要减掉一二十年，我们真正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行动，能够思想做点什么的，就是三四十年，非常短暂。为什么不珍惜这个时间呢？多做一点事情相当于能多活一点，等于扩展了自己生命内在的空间。在天然决定外在空间下，扩充一下自己，就不枉这么一个偶然。因此宿命感让我更积极地面对人生。如果面对一些特别达不到的目标，我不会平添很多烦恼；如果能做一些小事情，就真正感觉非常高兴。我记得李叔同圆寂的时候，说人生悲欣交集。那是种一了百了，对人生秘密既能看透又不能完全看透的悲喜。也许他看透了人生，不知道。即便他看透了，也不能逆转生命的终止，所以是有悲有喜。因此我很少狂喜，而在漫长的人生我觉得高兴的同时，总觉得有一点悲伤。

所谓痛苦，首先是身体上的病痛。如果不生病，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痛苦。此外痛苦在于有时亲人、朋友需要帮助，但我能力不够不能帮助他们。我不会为无法帮助别人而痛苦，我只想帮助我的亲人和朋友。如果社会上能力稍微强点的人，能把我们身边弱势的人照顾得好一点，我觉得这个社会也就会安定很多。如果是我自己的痛苦我觉得忍受一下就过去了，我自己懂得安身立命。知道怎么对待人生，什么是我想要的，痛苦就少点。现在年轻人觉得生活痛苦，主要是跟周围人比较。周围的人把他比下去了，人家拥有的他也想拥有，因为拥有的不同而痛苦。对少部分的人来说，依靠自己的能力、各种关系、家庭背景等等就容易达到的事情，也许对其他人来说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为得不到，有些人就一辈子交给了这个痛苦。我自己从小生活在最弱势的环境里，我经常跟朋友讲，如果要把这样的痛苦放大的话，可能自杀很多回了。

现在这个社会比我们当年生活的那个社会稍微平等一点，至少可以比一下，我们那个时候连比的门儿都没有。这个社会的公平性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有限度的，人生有太多的局限。当时我读师范，我被认为是学校有史以来最好的学生，决定要我留校，但是突然一夜之间一切就改变了，我被分配到最差的地方去做老师。我没有想不开，中国人所说的想不开，是你多多少少肯定有一些转弯的余地。农民工想不开么？他只好自己去想得开。我也是，当时对我来说即使去最差的学校，也是从农民到公职人员的跳跃，我没有选择。

可以经常抱怨，说明这个社会有了一定的个人空间，我们那个时候，一个人没有脑子、没有同情心就可以把你一生掐死，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上世纪 80年代一片文学热，其实中国哪有那么多文学爱好者，只是人人都在努力打探另外的道路，而文学是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现在说炒股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这么多人炒股当然也能出几个富翁。当时人人写小说其实和今天炒股是一样的，也就寥寥出了几个小说家。

我写小说写得很晚，三十而立，那一年我恰好同时出了两本书。当大家开始叫你“作家”的时候，你开始疑惑——写作可能成为你将来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做好准备了么？我觉得我需要一个确认自己的方式。我喜欢美国诗人惠特曼，他在大地上四处游历获得灵感，他让我觉得真正的作家是跟这一片大地还有这块大地上生活的人群有关的，他们之间有一种感应关系，就是你能感觉到你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他们也能接纳你。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融合到大众当中去。这是一个基本立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儒家讲天人感应，我也需要跟这个大地和人群之间确认有没有这种感应。当我完成 30岁时的那次游历，从此确认写作成为我生命的主要方向。

数次游历，我并没有遇到一些特别的事。我的看法一直是历史也好，人生也好，其实大部分还是在日常行程当中推进的。除非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才会有非常多的传奇，所以才有那么大的跌宕起伏，我们今天这种社会要追求这种东西是非常难的。

现在，中国知识界的倾向是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描绘得过大。我相信人与人相同的地方多，不同的地方少，其实人的内在都是一样的。我经常打一个比方，我们随处可以看到不同：城堡、原野、树、花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人出场了，不同的人穿着不同的衣服。这是故事刚开始的时候，随着故事叙事的进程，讲述到他们爱情的时候，你早就忘记了不一样，你对外在所有的关注就消失了，最后只有对他们命运和感情的关注，其实人与人能实现不能实现的愿望，痛苦或者欢乐都是一样的，一个印第安人和一个藏人都是一样的。

采访手记

是我的孤陋寡闻吧，我一直觉得阿来只写了一部小说《尘埃落定》（其实他的作品绝对不止一部）。但是那一部小说却是意义非凡的。记得在一次长途旅行中，看完小说的最后一页，一种空灵而虚无的美就笼罩着我。

因此，我一直觉得与阿来对话应该是与一个特别有仙气的藏族诗人对话。结果，结果并不是这样的。虽然，阿来说他从小在藏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之间徘徊，而现实中的阿来，更像一个接受正统教育的中年汉族男作家。他不空灵也不诡异，不浪漫也不虚无，他还是实在而又凝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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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所有不可抑制的思念都是假的

葛剑雄：

1945年生于浙江湖州， 1983年获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长期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的研究，曾参加中国第 17次南极考察队赴长城站考察。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率先公开提议设立全国哀悼日。

五十知天命？天命太遥远了，不要说五十，六十、七十都知不了。我们现在社会变动太剧烈，所以知天命的标准是模糊不清的。如果“知天命”就是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不要说我不知，恐怕有些高层领导也未必知；如果理解为在变动的社会中能够把握自己的能力，我还算基本做到。

人到了这个年纪，一生里肯定有爱、有梦想、有光荣，也有遗憾。但是人生是不能回头和重复的，只能随时总结一下，想开一点吧。知足常乐？也未必，这中间有一个度的问题。什么都知足，什么都不追求了，这个人就会碌碌无为，我反对无所作为。当然如果不知足，奢望太高也不妥。我和别人开玩笑说——人是不能比的，布什年纪比我小都做美国总统了，这怎么说？

一个人的成就感，无非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体现。物质上的追求是没有底的。我们这一代人物质上的追求已经相当满足了，毕竟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超过了小时候，甚至 10年前的想象。而精神上不断有所追求，这个人的心态才比较年轻。

我不用手机，这样迫使我及早安排日程，日常生活比较有计划，尽可能减少意外的可能。日常生活中，我和家人都没有时刻彼此方便联系的要求。今天忙，晚一点回家很正常；出差在外讲好回来的时间，没必要多此一举的通报。有的人上飞机发一个短信——我上飞机了，到了再发一个短信——我到达，一切都是很正常的事，何必如此多事？手机传递的90%的信息都是废话。通过这些信息彼此牵挂？整天牵挂来牵挂去还做什么事情呀。

现代人缺少真挚的感情，恰巧是因为很多感情都无从体验了。我们小时候，突然之间一个在外地的亲人出现了，确实是激动得不得了。现在，一路过来，可能已打过好几次电话，发过好几条短信。古代文学里那种乡愁的千回百转是真的。现在哪里有乡愁，“随时保持联系啊”，即使远在美国，真的想你，就回来了，飞机票总买得起吧；还可以打电话，10美元打 200分钟，讲故事都可以了。所有不可抑制的思念都是假的。

一个人总不能老是为了牵挂而分散精力吧。琐事的牵挂用时髦的话讲也许算是“温馨”，但是温馨本来就是存在的，感情已经在那里了，不需要人为地制造和提醒。手机的所谓传情达意功能就是把一种没有感情的感情制造出来，让人回到感情的初级和幼稚阶段。

常态下，我们不需要过多的信息、过多的担心，更不需要过多通过电话来传达关怀。过多的关心就是形式。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整天在说“我爱你”，没有必要，浪费时间。恰恰因为人的感情是很脆弱的，才要靠这些形式的东西来支撑。把很多人成熟以后不再需要的东西制造出来，这是让人幼稚的感情。

我女儿喜欢旅游，她爱一个人出国玩，我们约好，如果可能就发一下邮件报平安，其他方面我们都不联系。有一次她在斯里兰卡的小镇正好碰上大爆炸，我知道这则新闻，但是一点都不担心，我对女儿有充分的信任，相信她能够处理好。如果和女儿信息交流频繁，我们随时能知道她的情况，也许一时联系不上我们会焦虑；可是我们的焦虑又能帮她什么忙呢？

大学生不用手机会被人家瞧不起，我不怕，没有人怀疑我没有这个钱。但我并不拒绝现代文明，而是按需使用，为我服务。1987年我家里就装了空调，1986年我开始使用摄像机……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选择的独立性，大家都能有这个判断的话，社会就不至于被那些厂商、那些新产品牵着鼻子走。

为什么人家重视我的声音，就是因为我的声音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需要，我也通过一定的官方途径表达我的看法。而有些人一方面希望我在政协会议上表达意见，另一方面又希望我肆无忌惮，做一个乱放炮的“愤青”，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也不会上当。

我一直强调妥协，妥协就是大家都守住底线，掌握一个度。比如在我们国家，我们的行为就不能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在这个范围里面，要推动社会的进步，多数是要妥协的。我们提的建议希望政府可以听取，但是又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听一些反对的意见，但是也不能够要求政府非理性地接纳一切，我们只能推动这个社会慢慢进步。

知识分子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思维，如何做到？这个就是手段问题。要保持独立性思维是肯定的，不然知识分子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但是保持独立性是仅仅追求你自己的价值观念，还是希望你的独立性观念对社会有作用呢？如果只追求前者，那我无话可说；如果要使你的声音有力量，就一定要参与社会。有些人跑到深山去做自己的修为功课，对社会是没有用的。过多少年了，人家才发现原来这里有这么一个高人，但在当时对社会不起什么作用。

过分的书呆子没有什么可爱的，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国家大事都是被书呆子搞坏的。这些人爱国，如果不得法的话，其实跟卖国的人起的作用一样，甚至还要大。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我讨厌两种人，一种是伪君子，一种是书呆子，这两种人都很麻烦。伪君子动辄拿最高目标出来，要求别人做到而自己不想做到，当然讨厌。而书呆子从个人角度来讲很可贵很真诚，呆子气用于自己，我不干预；但是你没有资格去滥用社会的权力，来成就个人幼稚化的表现。书呆子总爱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怎么样，如果是一个国家的总理，能这么讲话吗？两国交锋，需要斡旋，而书呆子总是说打就打，死就死……你想死，可老百姓还不一定愿意呢。

受先师生前的嘱托，我写过他的传记。在他身上，我看到的是某些老知识分子的时代局限性和个人局限性。那么多的知识界名流，要找到一个事业成功、家庭幸福、心情愉快、身体健康的人，很难。比如我的导师，结婚第一天晚上太太就吵闹，闹了一辈子。他说，人家都说刚结婚不熟悉，熟悉就好了；然后又闹，人家说现在没有孩子，女人有了孩子就好了；有了孩子以后再闹，人家说孩子都有了还闹什么，孩子大了就会好了；等到孩子大了，还闹，人家说到老了就好了；老了还是继续闹，但是老了还离婚干什么呢？所以就这样过一辈子。知识分子都要面子，所以这样痛苦而凑合的家庭不在少数。

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教育往往是不全面的。我总是认为真正难懂的不是书面的知识而是社会的常识；真正难了解的不是文字记载的历史，而是怎样通过文字看到历史真相。

我曾经跟学生讲，一个人的社会责任表现在各方面，你不能说我只是一个教授，因为我同时也是一个丈夫，也是一个儿子，也是一个朋友，一个人总该尽可能比较均衡、全面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当然各人可以承担不同的角色，但如果更多的人能够承担社会责任，这个社会就能比较快地进步。

一方面，知识分子死要面子没必要；但另一方面，过分不讲底线，不顾尊严，也是不应该的。毕竟，有些事情是要维持自己的形象，是要负责任的。有人说某某学校某某老师嫖妓，我认为这种行为是绝对不容许的。你本身的身份就决定了你在社会上的定位，你的职业身份跟你的行为是无法割裂的。“为人师表”，这意味着这个职业需要有道德操守。比如日本就规定公立学校教师的薪水比照公务员，所以对他们也就有同样严格的道德要求。

任何一个有社会声望的人都要有自己的社会责任，尽管你没有犯法，但是你也不能做不容于社会公德的事情。“发乎情，止于礼”，这就是君子所为。

采访手记

我对葛老师的第一印象是他很“上海”。也许因为“文革”时期，他有一段在基层中学处理市井问题的历练吧，因此他有种知识分子所普遍缺乏的彪悍。曾经，葛老师写过自己恩师的传记，应了那句话——清官难断家务事，恩师在现实琐碎面前逃避、痛苦而为难的样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面对现实问题，葛老师的应对是冷静而利落的。如此的葛教授会感慨——书呆子不可爱，知识分子如果死要面子不可取。

我一直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对“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有着微妙的不屑，相比之下我倒是更赞同葛老师的观点：一个人的社会责任表现在各方面，你不能说我只是一个教授，因为你同时也是一个丈夫，也是一个儿子，也是一个朋友，一个人总该尽可能比较均衡、全面地承担起你的社会责任。常识比知识更重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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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岩：善良的人当然可以成功

海岩：本名侣海岩，现任锦江国际集团董事、高级副总裁，锦江集团北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长期从事小说、散文及剧本创作，代表作有《便衣警察》、《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舞者》等。因其小说主题都是纯真而唯美的爱情，被称为中国的爱情教父。

我曾经评价自己——一流的室内设计师，二流的企业家，三流的小说家，四流的编剧。我的正职是锦江集团北方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等等若干其他职务。我们公司所有的干部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强硬的领导。我们这个分公司在集团里是公认的执行力强的公司。

“像军队”这一点是我们分公司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比如说我们日常的行为要用命令的方式进行，而不是用协商的方式进行。这种企业风格当然和我的个人色彩有关系。一个企业的文化、基本理念和氛围，肯定一把手是主谋。

这不是控制感满足的快乐，而是我的职责。我干吗要享受呢？过去也许有成就感，几十年下来成就感早就没有了，我只觉得我很累。

去年有段时间我感觉非常疲劳，疲劳到不想干的程度。我向总公司提出辞职，我表示作为一把手上班的时候总是一脸倦意，这样太影响大家的情绪了。领导和团队都对我诚恳挽留，最后自然没辞职成。我知道我专门去写书，赚的钱更多，社会影响力更大。但是，每个人最终要对你身边的同伴负责，要对你的老板托付的信任负责。这种负责，我有时候不觉得是一种品德，可能是一种习惯。我习惯就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心里面就不舒服。我可以不必在乎每个人的个体感受，可是我在乎这件事情在场面上怎么不难看。是我们这代人的特点吧，我们受的教育和以前养成的习惯，会让我们更容易知道哪些环境、哪些事情可以表达自己的个性，哪些事情需要隐忍求得一片大局。

委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很少用委屈形容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和领导，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的快乐就是在别人的肯定当中得到的，比如别人夸你一句“这个人挺不错的”。我得到了什么东西，钱或者地位？好像什么都没得到。

日常会有一些辛苦和不快乐，谈不上找到调节方法，还是一个价值观和胸怀的问题。有些情绪随着你年龄的增长、社会经验的增长，甚至是自身的内分泌从旺盛到平缓的过程，会非常自然地变得平静了。这里面有个人能动性的作用，我认为人不胜天，你战胜世界不如战胜自己，你改变他人不如改变自己。

中国传统文化里说“克己复礼”，其实就是你要克制自己，更加适应一些社会规则和你不能改变的东西。人生经验告诉我们，人面对现实的世界表现得是否强大，往往就是内心是否强大的标志，内心狭窄脆弱的人就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我常常会把自己奋斗的矛头转向自己的内心，针对自己的不适应作调整。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强大的人，我只是把内心强大的人作为一个目标，我努力去做。跟我共事的人就知道我是一个很有锋芒的人，脾气比较大的人，不过我不会喜怒形于色。我认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就应当有能力就事论事，不要碰到什么事就前仇旧恨都翻出来。我多次告诫同事和自己，当你愤怒的时候不要发表意见，不要作出决定，你愤怒时作出决定一定会后悔的，日后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弥补后果。

我的作品大部分是有情人最后不一定能有好的结局。可能这不代表我的世界观，但是代表我对生活的某种情绪。有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去发泄一种悲剧情结。我的所谓悲剧情结到底从何而来，很难从理论上说清楚，也许是忧郁的天性吧。这个“怨”常常是个人与现实的冲突，作为现实中的人我已经历练得可以适应各种各样的不愉悦，而在小说中，我可能不自觉会把本性的“忧郁”写出来。

中国在飞速发展，会让我们的生活发生很多巨变。时代的转变是残酷的，会带来两种根本的痛苦。一种痛苦就是时代变了，自己的思想还没有变，看什么都不顺眼，看什么都觉得不舒服。还有一种痛苦就是自己前进了，但是时代没有变化，于是看什么都觉得这个时代怎么还这样，这也是一种痛苦。两种痛苦我都有。怎么化解的？没有化解，都得适应啊。大不了，我就是想逃避现实。比如说芙蓉姐姐可能大家看不惯，她这么表演，大胆博出位。看不惯的话，我就尽量不去想，那就不会生气了。甚至我会开导自己，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要给人家自由。所有人都愿意给别人自由了，在这个社会里，你也会拥有更大的自由。

我希望我儿子像我一样善良、理性，不过，我不希望他像我一样，比较“记仇”，或者说有的时候思想比较隐蔽，这种个性不讨人喜欢，挺累的。这种累我能承受，我想我儿子可能未必能承受，会很辛苦。

他们经常问我，你最看重别人什么品质？我都会说是“善良”。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善良，人人善良的社会你会觉得很舒服、幸福、放松，这是我们普遍的人性。

不过，我了解女孩子不爱听人夸自己善良。因为你夸她善良，往往潜台词就是她不好看、没能力、没气质，什么都没得夸了，就只能说——你还挺善良的。我？我当然善良，我都不善良谁善良。

我可能也有脾气不好的时候、小心眼的时候、自尊心过强或者说做事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时候，这种情况事后我都会自责，会找机会弥补。比如说我走路的时候在想事，迎面有职工和我打招呼说“侣总好”，我要是没搭理就过去了，下一秒就会反应过来，会觉得对不起这个职工。这样做我不觉得辛苦啊。就是说你吃饭，吃完了你要洗手，把碗、盘子放到厨房去，你会觉得辛苦吗？你不会觉得辛苦，这是你的习惯，你不放你都难受，心理负担更重。

我认为善良的人是容易成功的，善良的人在总体上能拥有大局。善良跟“傻”不一样，所谓“傻”，是说你对很多事情缺乏判断力，这和善良无关。你因为善良，在一件事上没有获利或者你没有得到你应当得到的东西，这与你人生的失败是两回事。人不会因为善良而一辈子吃亏，善良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吃小亏就是善良的人在具体事件上知道让着别人，知道为别人着想，不去斤斤计较，不去报复，不去跟别人恶斗。所以在一个长久的时间段来看，这种性格如果受人欢迎的话，还是会得到更多的保护，危险性会比别人小，朋友会比别人多，别人愿意帮你，机会会更多。别人跟你打交道的时候，信任度会高，你敬我一分，我敬你一尺，自然你能得到回报。我认为企业也一样，人有人性，企业也有自己的企业性，这个“企业性”应该是善良，善对你的客人、职工、和你有利益关系的人，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你对客人诚实，客人就会对你忠诚。

采访手记

采访前一天正好看到海岩在做一档娱乐访谈节目。他说着笑话抖着包袱，反应绝对机敏，可是总让人感觉一切都是假的，他面无表情地在背台词。问他，你那天紧张么？他说：“怎么可能紧张，都是场面上的人场面上的事情。我只是对上电视没兴趣而已。”

海岩多年以军事化的风格领导着一个数万人的国企，礼貌、矜持、冷静，也许这是很多海岩身边人对海岩的印象。海岩说自己是一个从不显露的人。有算命先生告诉海岩：你是火命和土命，你心里边特别地折磨自己，容易激动、冲动，但你表面一点儿看不出来。海岩说恨不能给他跪下了，因为特别准。

准吗？我相信所有的海岩小说的读者，那些不认识海岩的陌生人都知道他的内心有激情，有很多感性的光芒，因为在小说中一切显露无遗。

最熟悉的也许是最陌生的。忽然想起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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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养德：我的人生观就是吃喝玩乐

施养德：香港著名出版人，曾出版建筑设计、艺术、生活、女性、男性等类型的32种都市杂志，口头禅是“我的杂志是为大都市锦上添花”。

我很早就说过——人一睁眼，就应该看东西，看好的东西，看漂亮的东西，人生才会漂亮。是啊，像我这样，我喜欢有窗户的房间一起床就能看见阳光，喜欢墙是雪白的墙上挂着很多画，喜欢像现在这样边接受采访边接受上门按摩服务，我的人生观就是吃喝玩乐。

香港太小，每个人都说要找专家，这种区分对我这样的跨界人才来说就比较惨。因为在香港人人都知道我是做出版的，其他的事情好像我都不懂，我说我懂他们也不相信。可是在内地我就有机会表现了。我现在没有固定的工作做，就像退休的状态，反而有什么好玩的事很多人都会来找我。比如要我去盖一个45万平方米的工厂，或者盖一个学校、小酒店，等等，很有趣。

上海，没有人知道我在干什么。其实凡是和设计有关的事情我都做，我唯一不会的就是怎么赚钱。所以以前没钱买不起房子只好住酒店，写下我的那句名言——“走遍四海，住遍五星。 ”我喜欢不断在五星级酒店中体会变化的设计感。你说我是设计师吗？是艺术家吗？是一个作家吗？是诗人吗？是一个广告人吗？还是一个建筑师？好像都沾了一点边。所以我把名片改了，叫自己“生活家”——无忧无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生活没有包袱。我觉得幸福就是晚上睡觉早上起来，中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担心生存。我没有太多的哲学观和理论来讲究什么叫生活，我唯一的观念就是要让自己活得更好。

我没有伟大的理想，我不希望自己成为某一个层次的专家。我可以怎么都是专家，怎么也不是专家，我觉得我需要做那个事情，我就会去做好。比如客户需要几幅水彩画，我从来都没画过水彩画，好，我现在可以画，而且画得令自己非常满意，客户也满意，这就是我要做的。比如我要去盖房子，我不是建筑师，只是我懂，可以跟其他的建筑师合作，这样一定可以达到我的目的。运动也是，打球打不好，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四年，现在打得很好啊。所有的事情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很多人喜欢把目标放得很高，然后闷头做很久都达不到。我不是，我不断地在设定目标，然后不断尽力，如果做不到也就算了，无所谓的。不过设定的目标我基本都做到了，做得最差的就是自己不懂得赚钱，可是我很懂得花钱。我的工作就是帮人家设计、规划，帮人花钱花得有效果。

从香港到上海数年，到现在我还没有把上海走遍。每天都有新事情，新的活动、新的变化、新的人，每天都不一样。我看到一些朋友就觉得他们老了，我觉得我最年轻。但是不敢告诉他们。

我生活的节奏太快了，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我比人家快20年。在内地我现在年纪大了，可能快10年吧。来上海我做了一家“生活经艳”家居店，是因为当时我在装修房子，买一件东西要跑几十个店，就想如果在一个店里能把所有好看的家居物件都买到多好。现在有很多类似“生活经艳”的家居店出现。香港一家上市公司已经收购了“生活经艳”，并把它发展壮大，我就做他们的顾问。每当我找到一个新的兴趣点，就把以前的兴趣点卖掉。

有人说过我的人生是不上岸的，就是说不追求安稳的生活。表面上如此吧，我是跟你们想的相反的一个人，比如我的外表永远是黑白两色，你可能以为我很单调，其实我内心是很五彩缤纷的；我给人家的感觉是到处跳来跳去，不肯上岸，其实我内心很安静，很稳健。我是那种要做一件事情就会把它做好，做得特别漂亮、特别与众不同的人。而一旦做好，我就会找机会脱身。所谓的“稳定”是指我的能力或者是自知，我知道自己去到哪一个城市，都不会做一些我不能做的事情，我不会开自己玩笑。有些人叫我去炒股票，我连看都不看。我对自己将来的目标很清楚，目标清楚，行动才敏捷。有些人理想一大堆，从来都不动手的。经常想啊想啊，一直说我要做，明天去做，20年以后还是在说我明天做。

每个项目都有高潮和低潮，我一直觉得如果在高潮的时候，把项目让给一个比你做得更好的人去接手，那会更好。你的高潮到了，你没有感觉能再做下去的时候，它一定走下坡路。你要明确自己什么时候应该放手。不能放的时候，你放也没有人要。

我最得意的一次放手就是把出版社卖掉。当时在香港，我的出版社可能是最大的，出版 32本杂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行各业的杂志我都做了，再做就没得做了，广告市场就那么大，那个饼就是这么大，再出也没有用。所有的广告客户都被你打倒了，那你还想做什么呢？新的杂志出来了，每一本都跟你拼广告费。你何必跟它拼呢？突然间有人说我可以做得比你更好，我说好啊，只要价钱合适。

百年企业不是我这种人做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像我这样的人存在，社会才好玩啊。我到处挖坑，挖一个坑就种一棵树，小树苗长得差不多了，就卖给人家去养大了。很多人都是自始至终就做一个事情，希望把它做得很成功。而所谓的“百年企业”对我来说，就是很枯燥的事，无趣，做来做去都是这样。有些人就想长久做成一桩事情，然后坐等收钱，有一个比较稳定、轻松的后期状态。我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我可以生活得很好啊，为什么坐在那里，而不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呢？我们以前学寓言，说不能学那只狗熊，它捡了西瓜丢了玉米，我觉得可以做那只狗熊啊，我吃完西瓜再捡玉米嘛。

到现在我还看不到有一个跟我一样的人，能做这么多不一样的事情，心态还跟我的一样。对于那些喜欢跳跃生活、喜欢变化的年轻人，我的忠告是继续玩吧，继续跳吧，如果有能力。毕竟，没有能力，要跳也跳不起来。一个人不要有“得失”观念，得跟失不重要的。很多人喜欢一样东西，就觉得一定要，一定要，失去了就觉得非常有失败感，很悲哀、很惨痛。挂念得失就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你从来就没有有得有失的感觉，你就一直把这个事情做到最好，结果可能不是你想象的，可能很糟糕，但是不要紧，你继续做。世界就是这样的，你不要去回顾、怀念你的成功，以前做得多好，以前多少人喜欢我、崇拜我，想这个干吗？这是以前的事情，得也不就是一回事，失也不就是一回事，把这两个事情平衡的话，做人就比较容易。

一场大火曾把我的出版社烧掉了，难道去跳楼么？不会的嘛！当时就想，重新来过吧。我并没有一无所有的感觉。我第一个反应是完了，明天怎么办呢？这些人去哪里上班呢？于是，我着手安排他们去上班。我是一个挺理性的人，帮人家做广告，帮人家做设计，帮人家盖房子，不理性还得了。因为理性，我了解自己，没有谁比我更了解自己。但是我都没时间反省自己，要做就做了，还反省什么？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我做完了嘛。我觉得做的过程是最享受的。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敬佩的人还是我自己，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人家可能觉得我很特别、很独特，其实也一般，你做的事情很多人也在做，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觉得自己很特别，每一个人都应该崇拜自己。这是爱惜自己的方式，懂得爱惜自己，才不会乱搞。

采访手记

“施养德就是个人精啊。 ”采访完，同事懒洋洋的声音从桌子的那头传来。

不得不说，这句评价很到位。施养德是一个混迹江湖的人精。在艺术和传媒的领域里，他一路触类旁通，思维跳跃，玩了这样玩那样，每样都玩得算是靠谱，每样都玩出了名堂和名声，可是玩乐到酣处，他就住手了。专注与花心，认真与超脱，就这样在他身上体现着难得的协调。

他说——“我们以前学寓言，说不能学那只狗熊，它捡了西瓜丢了玉米，我觉得可以做那只狗熊啊，我吃完西瓜再拣玉米嘛。”

是啊，为什么不可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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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妻子是我的人生导师

王澍：生于 1963年，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教授、院长，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最有文人气质的建筑设计师。

我当年说过中国只有一个半现代建筑师，半个是我老师，一个就是我。这是当时的真实想法，不吐不快。虽然我为说这话日后付出一些代价，但是我不太在意。

我认为现代意义的建筑师和传统的工匠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和现代科学技术、工程的发展有关。作为一个现代建筑师，你出现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你可以提出一个梦想，可以去远在千万里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找一种材料，然后运用这种材料组织整个工程去实现你的梦想。现代建筑师掌握了一种职业权力，他能设计一个人、一群人甚至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力。

这几十年，中国所有人的生活几乎都在重新计划，建筑师和规划师已经远不是扮演着一般意义给你设计一个房子的角色，他很深地介入了社会变革。在这个时候作为建筑师，如果没有批判性，没有自觉性，恰恰你手上掌握非常危险的专业权力，这样的建筑师就是不称职的。

现代社会，人们要求所有的东西都要变得庞大无比，比如房子，我们需要巨大的房子，因为人的欲望在无限膨胀。从西方文艺复兴开始，人变成了世界的主体，人的地位上升而压倒了自然、整个地球的一切位置。而作为非常典型的现代主义时期的思维，一切就是用巨大的尺度来象征权力和财富，人们对大住宅面积的追求，就是用面积数量来强调自己的财富，这时候我们失去了对合适尺度的把握。城市到处都是巨型建筑，它完全和你失去了亲切的关系。好像一切从天上来，像上帝在规划城市的态度，而不是从非常小、我们人生活的空间开始设计一切。

而我从中国园林传承了八个字的尺度观——小中见大，大中见小。既要适应今天的巨型尺度，又要继承传统，这时候需要一种非常有效的思考模式。比如在很小的房子里设计 6米高的门，这就是典型的小中见大，这样做的时候，一个小的建筑和今天城市的尺度发生了关系。

这是一种自觉，不是按照一般的意义去处理尺度所谓的协调关系，而是用一种互为矛盾的尺度，把尺度这个问题本身变成一个问题。中国园林大量使用这样的技巧。比如说要把几百里之外一千米高的山压缩在几百平方米的小院子里面，你必须使用矛盾尺度的办法。反过来讲我们面对生活也一样，这八个字用来处理生活问题也是非常有效的。当你做小事情的时候，你需要想得非常大、非常深远；在做大事情时则需要对细节有把握。

这些年我主要的工作就是试图通过一些示范性的创作，能够让大家看到，我说的中国人文价值观，建筑应该是如何做的，城市应该是如何做的。中国人是非常现实的民族，讲究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们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是这个意思。

有人说我的作品偏执，我不认同。我总是要把日常的东西做出不一样的感觉，这是我基本的想法。建筑是想象和现实的叠加，因为从来没有一种生活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即使最普通不过的老百姓的生活，除非他是原始主义状态的人，他一定有他生活的梦想和想法。所以我想在日常的建筑当中强化想象设计的特质。

童年的那段生活对我很有影响。我生活在戈壁绿洲一个师范学校里，那时候老师和学生都不上课，除了每天一个小时读老三篇之外，剩下的就是把校园内可以开发的土地全部开发成农地。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乌托邦的状态，一个大学，本身又是农业试验区，大家一边读书一边劳动。

我经常感觉我做“象山校园”作品几乎是把我童年感受到的东西，又做了一遍。我记得在新疆非常寒冷，父辈们习惯于像沙龙一样聚会，几十个人聚在一个人家里，喝着咖啡，谈鲁迅、普希金，都是非常美好的生活。

于是，我设计的象山校园，房子的屋顶变成了可用场地，人们可以在屋顶上课，也可以散步。如果教室不够，你看那边那棵树下有凳子，为什么不在树下上课呢？我希望人们在这里，逐步去恢复一些慢生活的能力。我把整个场地建筑建完之后，剩下的土地全部租给农民，作为农地进行耕种。学生们在上课之余，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劳动的方式在面前呈现，农作物在四季当中的变化和生长，自然的河道成片的芦苇，到处种的萝卜都在开花。

我每一次设计都在设计一个有差别的世界，这个世界包含万物，万物在里边生长。中国传统文化大概也就是两条文化线，一条是儒家的入世，另一条就是桃花源的隐退。今天我用一种比较积极的方式，用桃花源的方式在入世。我提倡的是坚定的消极态度，今天大家都很积极、亢奋，所以我提倡用一种积极的消极的态度来生活。

我在杭州有过一段隐居数年的生活状态，看起来有点无所事事，游山玩水，其实这?一个实验。我们一直受现代主义的教育，特点就是观念在前、理念在前。我发现只是进行一些专业上语言性的变革是不够的，因为一切变革一定是从你自己的真实性的生活方式改变开始的，所以我开始实验。

我家在西湖边的山里面，我每天爬山，到处转转看看书。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焦虑，会觉得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犹豫不决地想自己应该走哪个方向，处于一个选择的状态之中，但是总体很美好。

这一阶段我称之为我的忘却阶段。我把 7年建筑专业所学到的不好的东西逐渐淡忘掉，同时希望忘记一些建筑的框架和技术性的东西，我看大量非专业书。很重要的是我生活在自然的环境当中，随时可以访问一下农村，真正建立起一种有差别的生活态度观。今天是全球化、资讯高速发达的时代，所谓真正的原创几乎没有可能，因此有区别、差别的建筑就变得特别重要。

我走进一个种茶的农民家里，墙就是普通的白墙，地面就是水泥，非常简陋，但是整个房子一尘不染，非常干净。他微笑着请我喝茶，这时候我体会到，生活的幸福就是这样简单。我读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写的自传，译者写自己去罗兰·巴特的故乡拜谒，在一个巨大的陵园里，罗兰·巴特的墓只不过是一块小小的水泥板。据说这是罗兰·巴特生前的要求，他希望用最朴素的水泥板来做他的坟墓，使之可以溶解到自然当中去，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态度。我用普通的水泥在自然山水之中造一个房子，时间长了，上面生长起绿苔，很自然房子就融合在山水之中。这不是“传统”观念也不是“现代”观念，我用我的眼睛直接看到一个现象，我感动就这样做了，不是被我以前所学过的观念所左右。

那段无用的岁月会使我时刻知道我想做什么，就是我以一种积极但是欲望不是很强的状态在工作，这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的工作室起名为业余工作室，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成立设计公司。我觉得业余状态的人是最可爱的，你是真正因为有兴趣才去做，而不是因为你是学这个专业所以在做。

没错，我说过我妻子是我的人生导师，她比我放松得多，通常她面对一个现象会有自觉反应，而我总是还停留在概念、思考的阶段，我看不见这些“现象”。她经常在这些方面教导我，比如我在想某个哲学问题，她会告诉我，你看旁边这个地方，小兰花多好，这时候我突然发现这里有几朵花，不然的话我走过去就看不见。她对我影响很大，使得我逐渐养成一个习惯，当我在思考严肃问题的时候，我会旁逸斜出，去想一些看上去很自然的小问题，其实生活当中这种次要的问题才更会让人感动。几乎每一个女性都有这种特质，女人对细节的关注是她很重要的优点。她们会关注没有意义的细节，而男人永远想做有意义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经常是非常危险的，那些事情对生活是有伤害的，而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按照有意义的方式在做事。

采访手记

王澍很文人，所以和他聊天很愉快。在王澍的描绘中，我被他带入了他的作品——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的意境。大树下的朗读，房顶上的散步，田地里的萝卜开着花……他说这一切就像他的童年回忆——荒芜的戈壁滩上，一群人在一起朗读普希金，有一种纯粹的精神的美好。

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诗意一定是苍白而无用的。而王澍在做的事情，就是赋予平庸的日常最诗意的细节，他在改变我们“有用论”的观念，他说一切的灵感来自于他的妻子，来自于女人。

说到女人，有一个八卦细节，很奇怪王澍夫妇的声音都非常好听，有种与年龄不相符合的清澈和纯真。也许，这也是纯粹的诗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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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慧：我不会为世俗生活而悲伤

王小慧：旅德艺术家。 1983年在同济大学获建筑学硕士学位； 1991年，作为“杰出艺术家”获得德国永久居留权，成为德国国家职业艺术家协会会员，并任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等职。因为将个人的生死经历写成《我的视觉日记》而成为中德媒体的关注人物。

经常有人问我假如可以重新选择，我会要什么样的人生？我说肯定宁愿大起大落，不要平庸。我这样说也许有点居高临下——但我见过很多庸常的人生，我觉得假如我那样过日子就对不起这一生，通俗点说是白活了。

大起大落的人生肯定会有很多潜意识的恐慌，或者说不平凡的人生肯定会有很多辛苦，我同意。它就像是一把梯子，你得自己爬上去，爬梯子不会像走平路那样好走。但是，我从不为此后悔。20年前才到德国时，我写过一篇文章，《车到山前自有路》。我解释给德国人听：虽然山很远，远得看不到路在哪里，但是你照着山的方向走就可以了，走到近处自然会找到一条路。多年以后一本杂志重新发了那篇文章，是为了告诉读者，追求自己的梦想，它会成真的。因为我当年想做的事，后来都做到了。

假如有人问我，10年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讲不出来。我都不知道明年这个时候我会在哪里。但是我觉得我肯定在做艺术，在做自己很喜欢的事情，而且也会比现在做得更好一些，具体怎样，我不知道。我不喜欢看到老看到死的生活。喜欢永远的新，永远的变化。

从我离开天津去上海读大学开始，直到今天，我妈妈每个星期都给我写很厚的信，同学都笑称这是“长篇小说连载”。小的时候我爸爸管得很具体，会给我熨衣服、烧饭，甚至梳小辫；而我妈妈则爱给我讲古人勤学苦读之类的故事。记得小学时妈妈在我桌前的墙上贴了个字条：“你今天做了些什么？”督促我不要虚度光阴，要闻鸡起舞。

我在德国写过一本关于我母亲的书，她是一个内心很强的人，在任何逆境下都要往前走。她说：“自行车停下来才会倒下。 ”我记得她 16岁时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愿化江心塔，万古立中流。 ”在她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能有这种胸怀是很不容易的。

我觉得我没有母亲那么远大的抱负，我是比较随心所欲的，这可能也与母亲的教育方式有关。我从小在音乐学院的院里长大，很多邻居为了让孩子更刻苦演奏乐器而打孩子，而她却觉得即使能打出一个贝多芬她也不会打我的。

母亲给我的另一重影响，是重精神不重物质，或者说与现实生活有距离。我帮母亲设计过一套在 7楼的房子。我刻意做了两层窗，内窗是用磨砂玻璃做成日本风格的方格图案，加上我和母亲名字中共有的“慧”字来做窗花。我希望通过这个窗子的设计，和外界现实隔离一些。许多朋友觉得那里是一个难得的净土和绿洲，在那里你会感到心灵安静下来，可以思考，可以创作。5月我在瑞士有一个展览，名字就叫“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也许这就是我的生活写照。我最近拍的一些新作品都让人不知道是何时何地，太具体太现实的生活是不需要艺术家去记录的。那应该是新闻记者的工作领域。

就算我贫困的时候，我也不愿为柴米油盐去伤脑筋。我可以过清贫的日子，只要精神充实。我欣赏徐志摩的话，精神一定要做贵族。那时我说过如果用艺术养活不了自己的时候，我可以去端盘子，而且我觉得小费不会低，因为我也会工作出色。丈夫去世后那段时间，我不回大学教书而选择做朝不保夕的自由艺术家，而我从来不会为生计发愁。

你说得对，我不会为世俗生活而悲伤，我的悲伤都是为了值得悲伤的事情，而让我值得悲伤的都是和情感有关的事情，比如爱情或者亲情。

随意行走，这样生活当中会有很多惊喜。一般成年人生活有很多的束缚，很多约定俗成，很多清规戒律。而我还是用一种小孩子心态去生活，想做就做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相信我在临死之前会觉得，我真正生活过了，没有虚度年华。我骄傲经历过很多的事情，真的没有几个人能经历那么多的。

他们给我画的漫画像是脑袋上顶了一个大闹钟，因为我的时间都是按分钟算的，拼命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生命太好了，太短暂了，所以只能争朝夕。许多事情你根本预想不到的，比如说我丈夫 10分钟前还跟我一块唱歌，10分钟以后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亲历这种事情让人感到生命实在太脆弱，太不堪一击，太转瞬即逝了。

也有人问过我有没有因为痛苦而想到死，我说绝对不会。我有一个德国的好朋友得了一种病，寿命只剩 9个月，于是他放掉了所有的生意，只做最喜欢的事。他到处旅行，去看各种各样的艺术博览会，专程来看我天津的大展，那时他已经活到第 11个月了。他知道生命是有限的，所以每一分钟只做让他开心的事，我赞同他的生命态度。有人问我最害怕的是什么，我最害怕的就是亲人有病，或者更不好的消息。只要他们都健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牵绊我自由的脚步。

我也不会有孤独感，我好像没有时间去孤独。情绪不好时，我会很封闭，只对自己说话。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有我的视觉日记，我用文字、用影像来和自己对话。最封闭的 7年时间，也就是丈夫去世到 1996年夏天那段时间，我一直没停止创作，但是我的作品没展览，没发表，没给别人看。艺术对我来讲是自我医治、自我疏导的方式。比如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拍关于自己孩子的梦想。因为那段时间我很焦虑，想要孩子。我用艺术来加工、来消化我自己很多的问题。有的人需要看心理医生，而我则通过“艺术”来疗伤。

20年前有个艺术教授对我说过——艺术是你释放能量的方式。每个人每一分钟都在消耗生命能量，一辈子消耗光了，肉体就死亡了。每个人消耗自己的方式不一样，我不会按照通常大家认可的享受生活的方式来消耗我的生命，我觉得那可能很美好，但我没时间消受。而中国式的活着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对我也是太浪费时间了。我并不适合做一般的家庭主妇。在德国很多家庭主妇喜欢做饭，很享受这个过程。而我宁愿几年不做饭，但是我做一次饭大宴宾客，所有的客人全部称赞我做的菜好吃好看。我其实很会做饭，但没时间也不享受，唯一享受的只是被人称赞的那一刻，可能是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从小我就希望将来的生活像电影和小说。幼儿园时，小朋友们都在玩打仗、丢沙袋，我和好朋友整天就是拿手绢演才子佳人。我们把滑梯当作鹊桥，我跟她讲陆游的故事，讲得直流眼泪。当时我俩都是 6岁的小孩子，而我那时候就已经生活在现实和非现实之间。这样，长大后，我也一直喜欢有美感的人际关系，包括与同性或异性的交往。

事业和爱情这两样东西，女人必须都要有。好比一个圆规，一定要两个支脚，只有一条腿是站不稳的。我一个德国朋友送了我一对很有造型美感的装盐和胡椒的瓶子，他说我就是你生活当中的调味品，不是必需品。在德国，我们通常说面包和水是必需品，没有水和面包活不了；而盐和胡椒是调味品，没有调味品，人也可以活，但就觉得没有味道。艺术是我的水和面包，为了艺术我可以放弃一切。目前没有一段爱情、一个男人会让我像爱艺术那样去爱他。

曾经我误以为会有一个男人能让我放弃一切，当时我认为爱情足够大。那段时间我完全为他放弃自己所有的事情，我有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感到失去了自我。变成别人的影子，或者在别人的影子下生活，真的很可怕。那一年我只拍了28卷胶卷，从胶卷的数量可以看出来那一年我为自己做了多少事情。我事后觉得不值得。

我为艺术也付出很多，我和助手们开玩笑说我每做一个艺术项目，就会增加几条皱纹。没有办法，当你爱一个人爱到足够多的时候，是不会计较付出的多少的。

有人讲爱情是需要经营的，你会经营的话，任何人都可以跟你谈恋爱。我不会去尝试经营爱情。我更相信人之间的缘分。在大自然，很多物质都有自己的属性，比如无论怎么搅动，油和水注定是融合不到一起的，而水乳是很容易可以交融的。

努力彼此适应太累了。你为什么要费很大力气去改变自己和一个人互相适应呢？我觉得花这个时间去经营感情是浪费生命，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浪费，因为我太珍惜自己的生命了。

采访手记

知道王小慧很久了。一场车祸，她的先生死了，而她在悲痛中酝酿着自己的艺术破茧而出。

第一次见她，在她上海的寓所里。简洁的空间里只有鲜花和以花朵为主角的一幅幅画，还有她。她站在高楼的阳台上，迎风而立，有种遗世独立的苍凉之美。

第二次见她在广州，跟着她一起穿越发送广交会宣传单的嘈杂人群。她穿着厚重的长裙，在尘世中，有一种心不在焉的笨拙。

我想注定有些人的人生是飘在空中的人生，只要能专心享受那种飘荡的快乐，那么一定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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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吉男：艺术家的生活与我无关

尹吉男：艺术史学者，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专家，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被誉为“敏感而又冷静的当代艺术评论家”。其学术研究一方面立足于现当代，一方面努力通过各种新鲜视角打通当代与古代的关联。

艺术完全是一个人独自体验的事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的走廊与我的走廊》，起因是我看到一幅名为《走廊》的摄影作品，作者拍的就是我当年研究生宿舍的那条走廊。太熟悉了，一看就知道。可是，我知道我的走廊和他的走廊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读别人的摄影作品比如这幅《走廊》时，我在创造我自己的走廊。

读研那 3年，每天我都会经过那条走廊，起点和终点都落在 10平米的宿舍中。那对我来说是文字的、记忆的、曾经独行的走廊。当时有些东西，有一套原来意义上的价值观，把它叫做纯情也好，崇高也罢，忽然一整套的东西一下子就消失掉了。我自己在这一条走廊中完成了一种丢失的变化。比如这之前我就很喜欢写诗，后来就写得很少了。

1985年，我在读研究生，那一年对我特别重要。1985年是相当激进的一年，标志着中国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

1985年的我有两重生活：上半年在北京，下半年在上海看古画。那是一段特别的城市穿梭经验。我在上海看古画的时候，虽然基本还是在古画的世界里不能自拔，但听到的都是关于北京的传闻，还有朋友告诉我的一些新消息，看到报纸上有一些舆论的导向变化。等我回北京的时候，发现每一个人都很亢奋，好像全都变形了，不是我原来认识的那些人了。他们满嘴的新名词，不断在说新观念、新想法，在讲每天发生的新鲜的事情，感觉一场巨大的变革马上就要来了。从北京到南方，不同的城市都在办新的展览，后来不是说 “’85新潮”嘛，那年就是这样的，新旧对比特别强烈的一年。就在这一年，我叩开了当代艺术之门。

我喜欢未知，而考古就是一门发现未知的科学。考古的好玩在于它是开放的、没有教材的学问。文学、历史、哲学都是有教材的学问，都有很多固定说法，基本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颠覆性的意见很少；而考古不是，考古是一门永远在自我颠覆的学问。

有国外同行问我，怎么能以这么快的速度进入当代艺术批评领域？因为当代艺术和考古有相似之处，都是一块要重新定义、发现，重新给解释的领域，在这里我们都要抛弃所有成见去学习。考古专业教会我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发现、颠覆；命名、定义……古代的生活你是不知道的，它是需要被发现的；当代艺术也是全新的，新东西一定会颠覆过去已有的美学。当满脑子成见，满脑子是美的定义、美学理论的时候，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不带成见的艺术感受力。

曾经，我很沉迷看古画，毕竟看古画原作和看图片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看照片和印刷品看不到气息，你只看到图像而已；而看画作原作，它是有触觉的、可以触摸的，颜色是在纸上发生变化的颜色，你看了以后，才会真正对画产生兴趣。当然你也会遗憾地发现古画领域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是被人选择过的。历代鉴赏家、批评家选择了一套东西，这套东西被保存在各个博物馆里，于是他们的价值观还在起作用，就是这样。也许，我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独自叩门的新鲜的艺术领域。

所以在考古之外，我选择了当代艺术。我对那些没被解释过的、正在被发现的、开放的作品有兴趣。就是还没有被归入固定模式。如果有固定审美模式，它的标准、品位，你怎么去看都已经是被规定的。就像看芭蕾，你必须得带着芭蕾的标准去看，再感受也无法超越这个基本标准。芭蕾的审美模式就是被规定好的、高度历史化的。

我喜欢开放世界，不喜欢封闭世界，在生活中同样如此。出去旅行呢，我不喜欢导游，因为解说员的讲解就是个固定模式。我不一定按着他的路线走，我想尊重自己的体验，常规景点可能去，也可能不去。其实我们知道，没去过长城也没有什么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太了解它了。或者说，不看那些名著，其实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它们已经释放或者稀释到你周边的文化氛围里去了。就像《红楼梦》已经影响了我们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你看不看它都没有影响。但是你可能某天在街头看到有人吵架，吵架的内容是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也许它承载的信息很复杂、很新，这可能比《红楼梦》还重要。或者你看报纸看到一个特别不重要的报道，但是它的叙述方式是你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也很重要。

只有在写论文的关键时刻，我才会翻查资料了解重要学者们是不是在我之前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回答；其他状态之下，我懒得去翻名著。我说过所有的杰作都是坟墓，相对于开放的世界，它只是很好看而已，但它是已经过去了的好看。比如说《四库全书》，有很多内容其实很有意思，但是太多人只是读一下儒家经典或老庄这些东西，很多偏僻的东西、有意思的东西，人们都不太读的。

我希望别人眼中的尹吉男是一个写作的学者，是一个喜欢思想的人，喜欢发现的人，喜欢解释新事物的人。大学 4年，我每个下午都在读小说，我从来不作选择性阅读。有一段时间，我喜欢读川端康成，当时把川端康成所有翻译成中文的书几乎都读了，包括研究他的文章。我不会选择性地去阅读川端康成的知名小说。现在？那个阶段已经过了。现在不太有一个人能让我完整地感兴趣了。

我们所说的世俗生活就是柴米油盐，我没有把这个当回事。比如说我也去买菜、做饭，也逛超市，也讲营养学，爱喝茶，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什么负担，觉得只是一个习惯而已。生活是不需要折腾的，比如说去美国，必须得坐飞机，不能坐火车到美国去啊，这不是什么问题。比如说多数人都要结婚生子啊，比如说星期天我要跟我儿子在一块儿啊，这就是一个必须的常态。有的人说周末不应该属于家庭，应该怎么折腾一下，这等于在一个不应该有追求的领域有了追求，我觉得没必要。应该有更大的世界能让你折腾啊。比如说非要从这个门上火车而不从那个门上，看电影时非要看一半就得走，偏不看完——这不叫什么个性。

大家认为艺术家相对而言人生都会比较飘忽，这是一个偏见。我认为艺术家也是特别现实的，你看他一样买股票、房子、古董。我认为现代人对凡·高、高更的塑造，让我们对艺术家形成了非人性化的认识。不排除有些艺术家会拿这种被描摹的状态作为逃避生活的借口，会偶尔借来一用。

艺术家的生活与我无关，我的评论从骨子里跟任何艺术作品都没有关系，那些作品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开头或者一个借口而已。我都是在说我自己，借助艺术品来说我自己，就像当时苏东坡借着诗歌借着赤壁来说他自己一样。准确地说，那件艺术品曾经碰撞过我，跟我发生了某种关联，让我想到了我自己。我的写作完全是直觉性的快速反应，我看到了那件作品当中有一个跟我相关的问题，但不见得是艺术家本身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有时候我认为我的感受在影响他们，影响他们对作品的认同和解释。也许有时候他的创作是无意识的，最后他去总结的时候，艺术评论家的感受会影响他。

我的两本艺术评论书（《后娘主义》、《独自叩门》）一直在被盗版，这意味着很多人能读到我的书。一方面，我觉得它们被认可很高兴；另一方面，当有的人告诉我，他要把我看艺术作品的标准变成他自己的标准，甚至是我们共同的标准，我就很慌张，我绝对不希望这样。在学校，我教学生只是教他们方法，看世界看问题的方法。就是讲求发现、不要带成见地去看世界，去重新定义新事物。

采访手记

在世界眼中，中国当代艺术魅力无穷。也许当代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当代的中国变化剧烈而动荡，戏剧冲突十分夸张吧。听到过一个生动的比喻说当代艺术对男人来说就是一个辣妹，而尹吉男就是一个被辣妹电到的男人。被电到的感觉他说仿佛就是倒时差。1985年，研究古画的尹吉男开始接触当代艺术，那简直就是一段“时差天昏地倒”的时光隧道。“我们既然知道要去法国，就有一个倒时差的准备，那肯定就不是一个定居的生活，是一个移动的生活。而 1985年的生活意味着我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倒着时差。正好是从固定价值观到开放型价值观的变化时刻，一切动荡的感觉非常非常强烈。”

如何在纷杂的生活中保持稳定的生活观？同样在“动荡”中的我们需要了解先行一步的人的想法，记录下他的回答——“一个人有信仰、有固定价值观的时候，说得通俗点，就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这个时候，人活得比较踏实。而当不断有新东西、新概念出来的时候，人处在一个变动当中的时候，我们就都很容易进入一种无聊的状态。‘现代论’搞得我们心神不灵，我认为就是这种感觉。1985年的时候，这个感觉是最强烈的，过了 1985年我们就进入这样一个变动的常态，就不慌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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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秋杨：每天都要诚恳地过

王秋杨：生于 1967年， 1986年参军，先后在南京军区、北京军区文化部工作。 1993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 1994年下海经商，与先生张宝全共同创办今典投资集团，现任今典投资集团联席总裁。首位到达“地球三极”即南极点、北极点、珠峰峰顶的华人女性。

就像《圣经》里说的“日子如何，力气也如何”，力气指的是“身体的力量”，这意味着你周围的生活环境决定着你的生活方式。

比如说在北京，我只能像今天这样忙碌，但是一旦踏上飞机，上路了，一段新的旅程很新鲜的一面就在你面前打开了，我立刻就有一种重新开始、一切归零的感觉。我只要一走进机场就会感觉兴奋，好像有一个开关咔嚓一调整，马上就接受各种各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状态，开始另外一种生活了。

旅行的快乐就在于邂逅，各种不期而遇的事情都是邂逅，很有意思，一提到这些就让我很向往。

每天都要把事情做好，因为日子是由每一天构成的。如果你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过着今天想着明天，三心二意的，啥事都干不好。人每天都要让自己过得很快乐、很充实，幸福指数才会高。如果当下都活不好的话，怎么会计划、期许一个遥远的未来呢？

人难受就不能将就，在那儿干熬着是很难受的，会把自己的心情搞坏。与其自怨自艾，不如每天做一个面膜，或者没事去看场电影，找人聊聊天，这样你就可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会减少病痛，日子就很容易打发过去了。因为人在痛苦的状态下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一旦给自己找了很多事情做，你马上就把时间分割了，弄得支离破碎的，反而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千万不要用熬的心态对待生活。

过好每一天，不过我不刻意过生日。一年 365天，谁说生日是最重要的？我过生日，我老公从来都没有给我送过花。他经常忘记我的生日，我非常谅解，他那么忙，为什么为这点小事牵挂，要记住我的生日呢？今天和昨天没有区别，你只是在那天出生而已，那是上天的安排，那是偶然的日子，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每天对这个人好，你每天都想这个人，你每天都做你该做的事情，不在于今天还是明天。我极不讲究形式，就像我平时不注重穿着一样，这些形式的东西不会让我多长一点健康细胞，我觉得没什么好的，我不需要这些。

你每天都一样得过，真诚诚恳地过，为什么把某一天搞得跟某一天不一样呢？每天过得好，比把某一天过得像一个节日更重要。

这次登珠峰，我会放下自己本身不必要的执著。拿不起、放不下，其实拿不起是因为你放不下的事太多。而在珠峰的高度俯瞰你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本的执著不重要了，你放下以后，手里是空的，这个时候自然可以握住更多的东西。

登山遇到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所有的困难都是当然的。“困难”来到跟前的时候，它就不是“困难”了，就成了“当然”了，因为你当然要面对它。实际上它本来就该存在，你要怀着接受的心去对待它。

登山是一种境界。因为只有在那样一种高度，在那样的环境里，你看待生活的视角才可能不一样。你首先站得更高，可以看得更远，可以看到平时生活中接触不到的风景；还有你站得更高，离天堂更近，才可能体会到神的视角。我觉得登山有的时候真像图腾崇拜似的，在那里会引发更多的思考，你会觉得站在更高的一个地方，像神一样俯瞰你自己，然后你会对自己的人生有新的考虑。那样一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一种极端的修行方式，会让你获益良多。

一个好命的四十岁女人，首先应该拥有良好的物质基础。女人是物质的动物，而物质能够带给女人安全感和精神上的满足感。其次应该拥有健康的身心，如果四十多岁就已经开始百病缠身了，那就什么都不要谈了。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身体同样重要，只有好的心态才可以让你享受生活和创造生活。只要有这些，其他的一切都是可以去创造、去对付的。

我当然并不认为孩子是四十岁女人必须拥有的“东西”。孩子的一切是属于他自己的，你只是把他生下来，帮他成就了一个生命的开始。如果你把孩子视为自己的一部分，这是不健康、有问题的。你可以享受到与孩子之间彼此的爱带来的快乐，但是你该明白孩子绝不是你的。

爱孩子就要给孩子自由，让他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发挥自己；同样爱丈夫更是如此，你越爱他就越要给他空间。

我认识我先生的时候 19岁，我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我的婚姻当然不是我理智的选择，是砰的一声砸在我头上。我很努力经营我的婚姻，女人首先要照顾好自己，才能学会反过来照顾男人。就像我们登山一样，有一个原则，你要照顾别人，首先要照顾好自己。只有当你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时候，才可以照顾好周围的人，父母、孩子、老?……

有部电影《女人四十》，我很有共鸣。女人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就是上有老下有小。老人已经很老了，但孩子没有长大，丈夫和自己正面临着事业的最高峰，你这个时期要承担最大的责任，一个好女人就是要把周围的一切打理好。这种压力感可能因为物质条件好有所减轻，但是还是会有的，这种压力对你来说是责无旁贷的。不可能因为物质条件好就把这些责任交给其他人去办，你不能不扮演女儿的角色、母亲的角色、妻子的角色，这是不可能被别人代替的。

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我觉得谁都不能依附于另外一个人。如果你把自己当作藤，会对树不好；如果你是一棵树，让藤缠在自己的身上，又对自己不好。我不觉得自己小女人，因为我没有什么不能干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男人不要妄自尊大，女人也不要非得让自己蹲下来，男人个子比你高就是比你高，自信的男人在你面前永远是自信的。男人在你面前如果找不到自信，是因为他不如你，当然，这很致命。

男性这种动物就是通过征服女性获得快感的。如果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面前什么都不行的话，会非常没有面子，话说回来，男人的面子要靠自己去挣，不能靠女人给。女人刻意要给男人面子，其实就是不给男人面子。婚姻中的男女之间，必须是非常真实、真诚地对待对方的，生活需要诚恳，没法刻意。

采访手记

采访王秋杨的时候，正是自己努力修炼“拿得起、放得下”的时候。看王秋杨放下红尘中烦琐的一切，一转身登顶珠峰，那样的大切换做得干净、利落，不由心生羡慕。

可能放下吗？女人四十，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一大摊子事业要打点……而她不管不顾地在高原待着，等待了近两个月，等待着老天的眷顾，给她登顶的好天气和好状态。

一个在城市中依靠一切现代科技手段，掐分掐秒掌控时间的人，一转身蜷缩在海拔 4000多米的小客栈，在这里与来自不同地方的人邂逅，散漫地放弃一切的掌控，听任时间的流逝。

快乐当下。在那一个考验英雄、创造英雄的艰难时刻，她说——“我的热水袋在脚下洋溢着温暖，远近音乐所创造的情境，让人想起三里屯的酒吧。我的小帐篷就是我山上的家，应有尽有的感觉，甚至连音响都是环绕立体声的。一定要对自己特别特别的好，什么都不能含糊——明天如果还是原地适应，应该可以考虑做个面膜了。”

快乐当下，就是把每一刻都过好。我想知道这个女人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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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锦鹏：每个人都是我们面对的镜子

关锦鹏： 1957年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浸会学院传理系，1979年加入无线电视，任职助理导演和助理编剧，后随许鞍华转入电影圈。 1984年拍摄处女作《女人心》，代表作有《胭脂扣》、《阮玲玉》、《有时跳舞》、《越快乐越堕落》、《蓝宇》等。

早年，《人在纽约》在金马奖颁奖典礼上，拿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 8个奖。大家都很清楚那一年背后的原因，金马奖是一个游戏奖项。我知道这点，但是拿了奖还是很高兴。结果呢，无论是票房或者评论方面，《人在纽约》的口碑都不尽如人意。我又觉得挺难过的，走在路上怕人家认出我是那个电影的导演。现在，我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相信是到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吧。

当然有过辛苦的岁月或者怀疑自己的岁月。现在？都忘了，或者不去想它。过去了就过去了。很多东西是顺其自然的，来了就来了。你感受得到就让它扎根在你的记忆里；你今天把它放过了忘记了，也没办法。

人家喜欢不喜欢我的作品，其实我没有太在意。虽然后来《阮玲玉》得到一片盛赞，那个时候也不见得有很多人喜欢啊，我记得在香港首映的时候，电影还没放映完人大概走了三分之一。那时候电影院的椅子和现在的不同，一站起来，椅子会“啪”一声，我甚至觉得有些观众用那个声音来表示他不喜欢。满场“啪”、“啪”声的确让人不好受，不过总有人喜欢不喜欢的吧，我心理准备是有的。

至于《长恨歌》，我相信每个导演能把电影拍出来，肯定有他的偏爱、他的自信在里面。你说有些章节他拍得不够好，这个遗憾也总会有的。打一个很老套的比喻，很多导演都会想，每个电影就像自己的儿女，有长得漂亮一点的，有长得不好看一点的，但是还是你的儿女，对不对？做父母的不自觉地总会对四五个儿女其中的一个稍稍偏爱一点的，但是他嘴巴不会认，他说，我都很公平，一视同仁。

虽然举这个例子，但是我相信我是在导演当中最不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儿女来看待的人吧。我觉得一个电影拍完就拍完了，只代表某一个阶段的东西，最好不要太挂在嘴边，或者不要再去想它。这种思维方式有我个性的原因，你别看我温温吞吞的，有些东西我是蛮狠的。

我的男朋友曾经犹豫过是否要和我分开，进入主流婚姻生活。他当时碰到了事业的一个关口，就连带考虑到了感情问题。虽然这也会引发我对人生的更多的盘整或者思考，但是我的个性使然，就觉得随便吧，挽救不回来也没办法。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做《阮玲玉》的资料搜集，我没有把很多心思放在他身上，去照顾他的情绪。不过后来还好，没发生更大的变化。

你在拍电影的过程中会碰到很多人，你与人合作不同的项目会碰到不同的一些人；或者你有一个工作班底，有些人合作着，然后分开，过段时间你们又合作了。有时候，你忽然会觉得不光你自己改变了，所有的朋友都有改变。这种改变就让你与他们整个互动的过程跟过去变得不一样了，你影响他也好，他影响你也好，你会觉得在这么一个过程中，往往旁边的人变成了你面前的很多面镜子，在别人身上你能看到你自己。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这种镜子的映射作用无处不在，体现在你和工作伙伴的相处上，也体现在你跟你的亲人相处，跟你的情人相处上。其实人跟人相处有趣的地方也就是看你懂不懂得去珍惜这个东西，或者看到这个东西。

你对一个人的了解透彻一点，或者有些时候客观一点，才有机会体会那种“镜子 ”的感觉。比如你小时候对母亲的印象是偏执而唠叨的，甚至挨过骂挨过打；到今天她老了，她变成像小孩一样可爱而无助，而你却在自己身上看到母亲当年的影子……只能说不变的就是她是你母亲你是她儿子，没有一个人是永恒不变的。他这个阶段是这样的，下个阶段可能是那样的，因为有很多客观的状况在变化中。比如说现在我身体健康，我经验上有很多东西告诉我，可以透彻一点去对待你身边的人跟事。但是到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身体、精神状况都不是很好了，比如说你生病，你会很急躁、很担心，这时候你的世界和现在蛮壮健的时候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要是人人都不变化，永远在一种状态下，那人生就变得不好玩了。

那天参加刘嘉玲的婚礼，我很感动，我觉得那不仅仅是一个婚礼。我跟他们两位也说，你们两个给我的感觉已经超乎男女之情了，你们对我来讲已经是亲人、家人，变成世界上最好的两个朋友了。有人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要那纸婚书？我想问有这样一张纸又怎么样呢？又有什么不好，有什么问题呢？那是很自然的，有和没有，都是没有必要那么在意的一个事情。

你就很从容去对待它嘛，你租个房子、买个房子都要跟卖家签个合约啊，为什么不能把结婚的契约变成一个租房子或者买卖房子的合约来?待呢？大家不就是对对方有一个承诺嘛。

我举个例子吧，梅艳芳去世的那天，我回到家已经很晚了。我男朋友平常很早睡觉，那天晚上他等我。他也没说什么，那天晚上电视上有铺天盖地的梅艳芳的专辑、MV……他陪我在客厅看了会电视，然后把一盒纸巾放在我边上，就回去看这个问题，从容一点房间睡觉了。我觉得两个人这样的关系让我很满足。就是不管你是亲人、情人、朋友，能相互给对方空间，同时又能看到那种亲密、关心，我觉得够了。那是爱情吗？怎么定义已经不重要了。你对爱情定义的修正或者解释，都不重要了。这是一种感觉，你可以用爱情、可以用关心、可以用亲密、可以用了解来说明这种感觉，总之你个人感受到就好了。

采访手记

对话从《长恨歌》开始。因为这出戏的票房惨败，至今，关锦鹏似乎没再拍过一部电影。“杀伤力是有的。具体表现可能是你筹拍下一部，融资的时候，人家会提起这个电影。 ”顿了顿，他说，“但是能怎么样呢？”忽然觉得那是一种很好的人生态度——当你对很多事情都没所谓时，自然任何人都不能把你怎么样。

关锦鹏评价自己——你别看我温温吞吞的，有些东西我是蛮狠的。“狠”字值得玩味，背后是明白、清晰之后的决然吧。众人眼中的关锦鹏是温柔得体的绅士好人，而关键时刻他并不委屈自己。

他还爱说一句——就这样吧。我调侃说听着很无奈啊，他说一点无奈都没有，他很享受人生的这种——就这样吧。于是他看着好友刘嘉玲、梁朝伟在一起 20年后，还是结了婚。叛逆少年问：一纸婚书有那么重要吗？关锦鹏答：一张纸当然不重要，既然都是无关紧要的，为什么不要那张纸呢？

如此含混的调子就是关锦鹏——对命运顺其自然、逆来顺受却自有坚定，坦然坚持中又自有种对命运的妥协，从容中有种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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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我是没有故乡的人

龚鹏程： 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台湾学生书局总编辑，台湾“行政院”“陆委会”文教处长，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主任等职。精通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书法，以读写为乐，著书百余种。

我出生在台湾的外省人家庭，全家逃难到台北，住在军队眷村里，一直处在难民生活的余波中。我父亲是一个离开家乡的人，到了台湾并没有找到新的家乡；而我根本就没有家乡，出生的眷村早已在地图上被抹去。后来在台中好不容易找到安身之地，父亲包下军营的伙食业务，开了一个还不算小的餐厅，却遭遇洪水，直接给冲掉了。那一次，全家只救出来一个水壶，盖子还掉了。吃了两个月救济，继续流离失所。在台中这个小城市，我家搬了三十多次家，是社会最底层的流动人群。

我们租住过铁路局堆煤渣的违章建筑，没有厕所和浴室，每周提了水桶，从糖厂围墙的缺口翻进去，混进去洗澡。也租过国际戏院附近的楼屋，旁边一间间房子闪着粉红色的霓虹灯，苍老憔悴与稚嫩青涩的女人们，站在门口招手，喊“人客来坐哦！”周边则是杀蛇的、打拳的、卖药的、变魔术的……还租过一家铁工厂的楼梯间。搬进去时，屋主家人得知我们是“外省人”，拦住房门，要我们滚蛋。几经哀求，才被准许暂住 5天，以便找房子搬家。

家里来来去去好多江湖人，歌女、酒妹、卖艺的、苦力。那时候父亲推着一台脚踏车去卖面，我坐在那里，有客人来就帮忙，没客人就写字。父亲用旧报纸写了一些字，叫我临摹，我也零零散散找到一些旧书破书来读。进小学时，就比一般的小孩老成，老师误以为我是天才，一年级读完，就直接让我到三年级就读。还代表学校四处比赛：演讲、朗读、作文、书法……被学校当成争取荣誉的机器。

由于四处走穴，我的成绩已经很差，但总跟父亲说老师在学校怎么表扬我，成绩如何好；还自己刻了一个章子，代替父亲的签章。小学毕业时，父亲执意要带我到老师家去道谢。家里也没什么钱，就买了两颗大西瓜。我百般劝他未成，只好很紧张地跟着去。走到半途下起大雨，父子俩在屋檐下躲雨，我继续劝说父亲不要去，说老师不会在意这个；但父亲说我们做人不能这样。去到老师家，说明来意，老师大吃一惊，说你这儿子现在已经不行了，听得我父亲目瞪口呆。

事情并没有因为父亲的拜访而有转机，本来升初中考试没有希望，因为有一家新的中学诞生，我得以侥幸进入。台湾的中学帮派盛行，我也成立了自己的团体，读厚黑学、学铁笔子易卜、搜罗秘术一千种、呼啸朋辈、练拳学药。当时学拳只是为了打架争地盘，好勇斗狠。我个头比较小，要有效率地打架，就摸索江湖上的药术，除了配迷魂药之类，我还弄一些练拳的常用药。那时练铁砂掌，插铁砂和绿豆，必须先用药水泡手，我就自己配药，还改进方子，给徒弟们试验，好在没出什么大事。

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对江湖生活的迷恋中度过的，后来我创立中华武侠文学会和中华少林禅武协会，做了中国侠义传统的研究，写出《侠的精神文化史论》和《武艺丛谈》等书。来大陆后，我与各个门派交往很多，还在香港浸会大学开办武术文化的课，每个月去一次，同时带一个门派的掌门人，少林、武当、峨眉、青城、昆仑、形意八卦等派的掌门人都随我去过。

1990年年底，我被网罗进“大陆委员会”，主持文教事业。我摸准了当局顾虑安全，不愿意扩大交流的心理，喊出“两岸交流，文教为先”的口号。说交流之前，要多通过文教来沟通思想，减少摩擦；而且文教交流只是唱唱歌、访问访问，没什么害处，应该先做。如此种种，连哄带骗，软磨硬泡，死缠烂打，反正“政府”里没有人比我了解大陆，也没有人比我更

懂文教事务，我总会有办法的。

但大格局大环境如此，政治还是主导一切。我所能做的，已达到极限。我那时人格极其分裂，还兼任好几个大报的主笔。白天代表“政府”制定文教政策，晚上就站在民众立场，批评指摘自己制定的政策。景况非常荒谬可笑，从情感上说，也是非常难堪的。

后来我呈送的很多大陆政策，比如承认台湾学生的大陆学历等，不是被李登辉压下，就是受到“司法部门”和“军方”的强烈抵制，就有点不想干了。最终，我在《自立晚报》上署名撰文讨论海基会与“陆委会”的关系，文中对“陆委会”继任主委黄昆辉先生的一些批评特别引人注意，有“炮打长官”之嫌，引发了一场关于“行政伦理”的议论，随后去职。

在我生命中，那两年零四个月是一场庄严的闹剧，现在回头看，那时我走掉是不错的。离职后的十几年，两岸交流的步调和法规几乎没有半点进步，好多还?沿用我当时确立的方案，要是一直待下去，这十几年不是完全浪费掉了？

从“政府”出来之后，我办的第一个大学是南华大学，它最开始叫做南华管理学院。它跟原有的管理学不一样，并不仅限于行政管理和企业管理，还开设了环境管理和艺术管理学科。我发明了一批人文管理学科，还首创大学入校第一年不分专业，都是台湾之前没有的。大陆也在多年之后仿效。

我还开办了生死学研究所，谈生死的道理、哲学。生命不只有科学，更要处理人与生死的关系。研究所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口碑非常好。就有很多殡葬业者、棺材店老板找到我，请我开一个殡葬管理的课程。我们调研发现，一个正常的社会，每年死亡人数跟出生人数差不多，而且越是经济不景气，越是社会动乱，这个产业就越暴利。在台湾，死一个人如果不看坟不看风水，大概要 30～ 50万新台币，看坟看风水就很贵啦。这是一个没人管却庞大的产业，从业者良莠不齐，殡葬业者的社会形象败坏。为了改变这个情况，我开了这个课程，居然非常热门，每个县市都邀请我们去开，后来还成立了一个殡葬管理学会。台北市政府请我写了一本《市民通用丧葬手册》，推而广之。

我办教育并不是增加一所大学，台湾又不缺大学，甚至过量。我办大学是提供新概念、新思路，当一个社会运动来做。办大学要募款，组织各种说明会、活动，我把它当成社会教育的一环，譬如说我找来很多书画家捐了很多字画，然后拍卖。先做展览，让老百姓来看，请美术科系的学生做导览；捐钱我也不要，就是要他们来看画，慢慢几次之后，很多平民百姓也知道了什么是胶彩画、油画，什么是印象派之类的知识。最后再拍卖给那些收藏家、企业家或慈善家。后来办佛光大学也是这个思路，我一直办到 2003年才退，前后做了 10年校长。

（采访整理 /潘滨）

采访手记

见到龚鹏程的时候，他刚从山东回来。每年暑假，他都会组织一个国学营，去孔孟故里寻访古迹、旅行讲道。谈到我的家乡临沂，他说你们那里的荀子墓保护得不好，就剩几块石碑隐蔽在马路边的草丛里，没有人重视那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一直很好奇，一个人该有多大的精力和能力，才能在短短二十多年间写出一百多种图书，还涉及不同领域。他并不直接回答我。于是我随便拣话题问：时事政治、经济大势、交通规划、大众心理……不管问题大小，他都讲得头头是道，还能引经据典，甚至大段背诵一部生僻专著里的句子。

读书多，曾因为偷书被罚跪在街上受辱；记忆力好，善思考；深入社会，接近底层，也了解中高层；精力充沛……这也许就是原因吧。

刘家琨：人生的大实是大虚

刘家琨： 1956年生于成都，当代中国新锐建筑师。主持设计过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安仁建川博物馆聚落、川美雕塑系、艺术家工作室系列、广州时代玫瑰园等作品。曾参加多个国际展览，并应邀在麻省理工学院、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及中国多所大学讲学。

我年轻时是个悲观主义者，因为过于理想化。失望是像慢性病一样的弥漫性感觉，那是很难统计的一种消耗，所以很难说“最”。最大的失望可能最不具戏剧性，就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说，觉得自己很快变老也没干几件有意思的事之类。

我在“文革”那个时代长大，下乡当知青我不悲观，因为当知青是一条必由之路。可能这辈子就那段时间干的体力活最多吧？在身上形成的烙印就是长大以后不怕见底。你说还能苦到哪里去？没钱到哪里去？有那段日子垫底。

那段日子想过人为什么活着？其实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生命本身就是奇迹。每个人既是奇迹的本身，又是奇迹的观察者。说你是奇迹本身因为你是一个生命，而这个世界本身又是个奇迹，你在这个世界里，你是这个奇迹的一部分，同时你又可以观察世界，观察这个奇迹，这点挺好的。

目前我正在参与做“青城山美术馆群”。这是由 8个当代中国艺术家的私人美术馆和一个中心馆组成的建筑群，我担任张晓刚美术馆和中心馆的设计。我和他都觉得这是缘分。因为张晓刚的画有种历史的纵深感，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有共鸣的，比如说他作品中“大家庭”的年代，我们是有体会的。因此我想用建筑的语言在精神上去呼应他这种绘画语言。因为我们都有共同的记忆，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集体记忆。

那个年代人人都在拍全家福，“全家福”就变成了时代的语言。理所当然，那个时代，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建筑，成为集体记忆，比如那些粮仓啊那些工厂啊，也是相同的风格，有时代特征，有朴实直接的美学趋向。我作为建筑师一直在关注那个时代，计划经济时代的建筑语言。平常做其他建筑题材，没有机会去释放我这方面的兴趣，现在做张晓刚美术馆，会把我平常注意的一些事情表达出来，觉得这是挺值得珍惜的一个释放口。

我的一个观点，有时访古探幽还不如旧地重游。其实每个人都去寻找传统，但是为什么不去找找小时候的记忆呢，记忆对现代人来说不是更深切的事情吗？一说起历史传统，人们都想到了“古董”，那就叫做古董式的传统。唐宋元明清，我们都没见过。而从计划经济时代到现在，这是一段可见的历史，是我们的记忆。

我们现在的保护就是把具有古董价值的一切保护起来，而把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切拆得没商量，因为我们觉得离自己很近的东西没有价值。其实这是一个时代的断层啊。至于传统，谁都知道可以转化成怀旧型的商业价值。你关心你奶奶的老祖宗的年代，那么你对自己小时候不关心吗？你不觉得有感情吗？这正反映我们只注重功利，只关注当前可以兑换的东西。我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我会关心得比常人多，所以有一个机会我会去表达一下。

现代建筑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有社会关怀。毕竟，建筑师应该算是工科里面的文科吧，建筑史也是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做建筑，建筑师使用了大量社会的资源，建筑存在的时间都比较长，一幢建筑一直留在那里，你不在了它还在，它应该有一个时代的印记，表达出时代的特征。对此建筑师也要有一些承前启后的责任。毕竟建筑是城市中的重要一环，城市的气质取决于建筑的文化气质和人文感觉。

我觉得现实感很重要。如果你身处于这个时代，而觉得时代不好，那么你想什么是好？人不能总是去埋怨自己的时代，你觉得时代不好就努力去做好。也许这种现实感与我的职业有关。因为建筑师这个职业不能往后看。同样你也不能是一个旁观者，你就得积极地运用社会能量，去驾驭这些能量，使用这些资源去建设。一个站在社会对立面的建筑师，怎么去修房子？修房子你就要有钱，就要花钱，就要和人合作，这是一个所谓的建设性的事情，需要积极地投身进去。

每一个建筑都有不同的任务，有特定的任务氛围，该做什么就是什么。说到哪一个作品自己认为最好，通常我们会去考量一个建筑最后的任务完成度。任务完成度就是现实和设想的一个结合度。在中国，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比较多，任务的完成度通常不高。因此作为现实主义者，我提过低技策略。就是选择技术上的相对简易性，注重经济上的廉价可行，充分强调对古老历史文明优势的发掘利用，扬长避短，以低造价和低技术手段营造高度的艺术品质。

每一个人都会有特定的职业思维方式。比如房子是要实实在在地盖起来的，一个画家朋友曾感叹“做建筑一笔都不能虚”，这话说得挺好。小说可以虚构，画画可以虚化，而建筑是一点也不能虚的，建筑的每一笔都要考虑它的现实性。一切你根本都逃不掉。你虚了、你人不见了、你瞎说一通……都是不行的。一切你都要担当，要把这事做到底。这个建筑才能成型。有时候，也挺想躲的，但躲起来后面的麻烦会很大，所以还不如直接面对。当然，你可以选择放弃，只要房子不倒塌，你也可以不管弄成什么样子一甩手不管了。而你要是想做得让自己满意，那么一切躲不掉的。如果一个事情做来做去，做了百分之六七十，放弃未免可惜，那还不如拼一拼，做到百分之八九十，还划算一些。

那么我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吗？其实不是。其实很多“虚”人不太认真，而房子盖起来，能用也行啊。我这么使劲，好像我使劲挺实的，其实总体挺虚的。理想主义是挺虚的事？是啊。你本来可以花 50%的力气就赚到那个钱，你还要花百分之八九十的力气，赚一样的钱，这事其实大实就是大虚。

限制和自由都是相对的。太多的限制举步维艰，太多的自由无从选择。有句名言大概是这样说的：大师在限制中寻找自己，而规律则给我们以自由。认清限制就是寻求边界和依据，突破限制是有挑战性的创造性工作，也是艺术的游戏。

建筑的力量就在于限制。建筑被限制了，好像很无能，但是它就有这种无能的力量。建筑是一个古老迟缓的行业。建筑很基本。建筑很笨重。这似乎是缺点，但也是使它区别于其他的特点。建筑很大，建筑很长久，支撑着社会，影响人的基本生活，因而也就很有力量，就像山很无能同时又很有力一样。

当代中国的主流生活哲学大概就是“快速致富”，在建筑方面的表现是浮躁和虚张声势。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急匆匆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会受其影响变得行色匆匆。对我这么一个搞设计的人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根本没有正常合理的时间来做好设计。

这是时代的限制。我得适应这个事情，甚至“享受”这个事情。如果在欧洲当然有时间从容地来做建筑，不过，你做了十年一座房子都没有盖好，也是一种遗憾。在中国虽匆忙做事，毕竟机会比较多。不管怎么样，盖好了跟没机会盖出来，还是不一样。可能不完美，但是它存在。尽人事听天命，这就是我的积极和宿命。承认现实，又反扭现实，现实可能是不完美的，但是你也能够通过一些积极的方法，能够操控它，把它转化成有利状况。

“多快好省”，好像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事。从四个字里边选，又多又快，可以选，那就不一定要好，或者不一定能省。你说我可以不接这么多活来做，但是在运作一个公司的时候，你是干这行的，你就应该接。所以这个被迫有一定的被动性，但是也有一定的自由度。要看你的欲望，你什么钱都要赚，那就没办法了。我们想做得好一点，我们只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有所控制与平衡。

在生活中，自由也是有限制的。我热爱自由，好奇心挺强的，什么事我都想试一试，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尝试限度，边缘边界。这个限度可能是由很多东西构成的。

采访手记

记得事后刘家琨看文章的时候，略有皱眉，说，我说了很多废话。现实至上的刘家琨认为如此务虚的人生观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早年，“现实”的他在建筑圈有一个出名的理论是低技策略，他强调以低造价和低技术手段营造高度的艺术品质，适应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刘家琨一直认为建筑是一个一笔都虚不得的职业，不能抱怨、逃避、后退，只能积极调动一切可能的社会能量去建设，而既然做了，那就只能在这个快速致富的功利年代里尽可能拼命做得完美一点。

生长在保尔·柯察金流行的年代，刘家琨自然希望人生的每一笔都在实处，而他也明白人生这回事儿本来是就挺虚无的。

这个大方向，够拧巴的。他自己意识到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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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金磊：一个农民的有机生活

安金磊：生于 1972年，河北衡水枣强县农民。 7年前，这个毕业于衡水农业学校的年轻人包下村子边缘常年无人问津的一块土地，开始了自己的有机农业试验。和周围的田野相比，安金磊的 40亩农地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

小时候家里全靠外出做生意的父亲养家，家里田少我从小不干农活。我爱读书，在书本里读到大段大段对自然的赞美，记得书本里提到土地的味道是清香的。那时，我对土地并没有感觉，只记得农村四季的美好：春天是暖融融的温和的；夏天多雨，下大雨地上满是水泡；秋天空气特别干净；冬天，每个小孩的小棉袄都能汗透了。和伙伴一起砍草，他们觉得那是劳动苦不堪言，而我觉得那是玩耍，砍了草，弄个小草垛搁在院子里。

小时候，我知道农民就是干活的，看到农民流很多汗，觉得农民是该晒的。即使去镇上读书，我都没想过离开农村。我不了解外面的世界，那时候看书看的都是民间故事，是腾云驾雾的世界，老人在外面乘凉就给你讲《天仙配》、《西游记》，让你在土地之外，云游四海。

村民都爱去镇上赶集，我对镇的记忆就是母亲给一块钱能买 8块糖，那也能折腾得我一晚上睡不着觉呢。那糖就是白红糖熬的硬糖，不敢嚼，一嚼就没了。后来涨价了，只能买 6块了，再后来就只能买 4块了。那时候评判哪个亲戚好，就看他给不给糖吃。那时候厨房里没糖，谁家厨房打上 3两香油，不知能吃多少时间；此外，再没其他调料，顶多有花椒。

我是农业技术员出身，曾经非常迷恋钻研技术。跟着国家农业技术小组成员到处走，听他们上课。但我发现其实现在很多农业的问题，并不是农业本身的问题，而是人和自然的不和谐状态在农村的体现。弱化的生态环境，靠技术手段是无法解决的。我们推崇的农业技术的学习是建立在肯定人类的机械能力、聪明才能、驾驭天然能力的基础上的，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农业技术改变环境，满足我们直线的物质需求。所有的专家都没有融合到自然中去。小麦栽培专家、植物病态防治专家，都不能看到自然整个生物的协调性，他们只是了解虫子的生活习性、几种变态，他们的研究目的不是尊重虫子的存在性，而是怎么去对付它们。

现在农药的使用现状是教你——用药为主，防治为辅。我一直都闻不得农药的味道，我觉得化学除草剂用下去，土地肯定很难受，植物肯定很难受。人们常常把大地比作母亲，往土壤里施除草剂，不就好比往母亲身上投毒吗？我不忍心，所以宁可辛苦一点，靠人力来割草。

我找了村里最贫瘠的一块 40亩的地来耕种，我给予它很少的灌溉，因为我相信，土地像人一样，需要培养它的隐忍之心。不能饿了就喂它食物，渴了就给它喝水。我们不能因为雨露阳光是无私的而不珍惜。现在的农民离一个自然人相差太远，他们不了解自然真相。农民应该有自然的世界观，以自然来决定你的行为，你的行为该和自然合拍。在土地上，你不该在意产出和投入。毕竟农业不等同于工业。农业只能给你提供果腹的食物和能遮体的衣服，不可能给你带来外部市场经济带来的财富。

我越来越觉得没有什么味道能比土地的味道清香好闻。我有时想，土地怎么这样神奇呢，只要种子埋进去，它就开始不停付出，让植物生长。

我们通常所谓的农民，往往把他放入一个二元对立的语境，比如说你是城里人，你是农民，这种分法就给我们一个固化的概念，让我们通常认为农民就是劳动、干活、吃饭，没什么想法。农民就是买优良品种、会操作农具、洒农药，农药加除草剂加种子加化肥，就是农业。

我们不应该如此定义农民，农民不是这样的，农民是自然人的一部分，除了劳动之外，他也有对生活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对自然的认识，对生来去往的认识。劳动只是他的行为过程。如今城里人和农民思维同源，加剧了一切的矛盾。农民想挣更多的钱，不就为了活得好么，靠物质手段进入消费圈，很难。农民想靠高投入、高产出量，就能获得高经济回报，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农民把幸福寄托于更大面积的土地，就对土地造成更大压力，但是农民也得不到你要的幸福。

土地耕作应该无为，有为可能就是做了乱事，打乱了自然的小宇宙小系统。我们应该让土地更多地接受自然的能量，不因为你有执著、偏颇，用犁头把土地翻过来。不能为了人类的食物，更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的能力。不用犁头，让土地保留太多的有益菌，让菜叶子、蚯蚓藏在土地之中，不去翻地，保持耕作之地的湿润，这样农作物的根才扎得更深，叶子才能更茂盛。

原来的农民靠行动靠技术改变他的生产方式，现在如果再进行改变，需要靠农民的信仰和他的思考改变他的生产方式。其实不管是农业，还是哪个行业，行为和精神已经相依，纯粹靠感觉?触觉靠物质的刺激，是做不下去的。

我感激大自然，我二十多年没种田，依旧吃得饱，过去我从来不亲近它，但是大自然依旧没有抛弃我，给我好的空气、日光浴和生机勃勃的土地，晚上还给我那么美的夜空。

每天，我早上 5点半起床，6点下田，12点回来吃饭，休息到下午 2点，继续去田里耕种，直到伸手不见五指再回来，回来花 1个小时做饭、吃饭，晚上看书看到 12点睡觉。每天回家，我在冲凉的花洒下面放个铁盆，我不用洗涤剂和肥皂，只是把汗冲掉，积蓄着冲下来的水去浇花。我一直觉得在田里干活，是一种更好的休息方式，所以并不觉得疲劳。我爱我的生活，有朋友、植物、动物相伴的生活。我爱植物，植物比人善良多了，它不报复你。不因为你对它不友好而不结果不生长。它是博大宽容的，从发芽开始，它就总呈现给你看它最美的一面，它长出最绿的叶子，它把各个生长阶段的美态呈现给你看，最重要的是它给你果实，呈现给你看五彩缤纷的结果过程。

世界各地的化肥专家永远不能把植物看作活生生的生命来了解它们的需要，因为他没有和植物沟通。我们应该让植物形成自己的思想，要给它生长果实的田园，给它自然的肥料，比如叶子、秸秆能铺在土地表面，在这里面它才能长出它最需要的东西，植物像人一样，你需要给它们生长的空间。像我们跳舞一样，地方大才转得开。如果植物之间密度太大，不能接受阳光雨露的照射和滋润。

我还不知道在生物链中，人应该放哪一个环节，只是觉得人对待自然的一切要有平等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从来都不是土地的主宰，也不是所有在“土地之上”和“土地之下”的生物的主宰。调整人对自然的心态特别重要。从自然里去调整自我，不侵犯、不压榨自然。

我跟土地打了这么多年交道，虽然还没跟植物“说上话”，但是也有一些心得，我觉得我其实就是一个“协调人”的角色。地里的蚯蚓可以防止土壤板结，蝼蛄（俗称“地老虎”的一种虫子）吃植物根茎，可以帮庄稼间苗，青蛙吃地面上的虫子，鼹鼠又控制着蝼蛄的数量。

采访手记

据说曾经在某段时间，安金磊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农民，他的有机生活吸引了很多心灵疲倦的都市人，慕名闯入了他的世界。那些都市人不会干农活甚至不会干家务，他们寄居在安金磊的土地上，寻找内心的平静。而安金磊则包容着这些都市人的自私任性，平静地对这些人迎来送往。

土地给予了安金磊力量，而那种内心的力量是巨大而值得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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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青：我的最大标志是说真话

吴青：1937年生于重庆。她为大家熟知，不仅因为她是著名作家冰心和社会学家吴文藻的小女儿、北京外国语大学最受学生喜爱的英语教授，还因为她是一名敢于说真话、第一个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

1988年，我第一次参加北京市人代会，投了两张反对票和两张弃权票。我知道我是在那一届第一个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我妈妈非常支持我，写了林则徐的语录送给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意思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不应该害怕任何邪恶的势力。从小我的父母就教育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说真话的人。

“有女万事足”这句话是我妈写给有女孩子人的“名言”。妈妈的一些年轻的朋友生了女儿，她总是为他们感叹。如果他们中有人说“唉，我的父母还是希望我们有个儿子”，妈妈就会主动给他们写“有女万事足”。在我们家，男女平等是很自然的事情，父母都很尊重我们每一个人，从来都没有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我们。比方说我姐姐吴冰，读书成绩非常好，一直都是全班第一名，父母就从来没有要我非考第一，没有给我什么压力，但是应该及格。我自己的目标就是考及格了就挺好。我小的时候很淘气，从小就很喜欢玩一些男孩子玩的游戏。比如看到电影、电视上的跳伞，我就会去模仿跳伞……从头到尾，我妈妈让我自己去实践、总结经验教训，她从来没有阻止过我，说这个是男孩子玩的，没有那么多约束。我妈妈从小也是在“自由成长”的环境中长大的。她从来没有裹过脚，耳朵也没扎过眼，从小女扮男装……我姥爷1900年出生，他介绍自己的女儿总是说——“这是我的女儿，也是我的儿子”；而我姥姥总对我妈妈说，你既要有个职业，在经济上独立，又要有个家庭。这种事业与家庭并重的教育在我们家一脉相承。

我爱人陈恕非常尊重我，因为我先是一个独立的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我们相互尊重。他从来没有给我男女不平等的暗示。我们两个人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书，结婚以后，基本上我们都是在食堂吃饭。等我怀孕以后，一进饭堂就要吐，我又不会做饭，他就开始在家做起饭来了。现在渐渐地我们就有了一个清楚的分工，家务活儿，除了做饭以外，基本上都是由我来承担。他干技术活儿，我干体力活儿。

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我先是人，才是女人。她要我说真话，不许骗人，不许骂人和打人，不许欺负比自己小的孩子，要爱护生命，善待动物，要干净，要念好书，要关心他人。她从来没有告诉我作为一个女孩子，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可是后来，在我当上了北京市人民代表以后，在1988年那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我投了唯一的两张反对票和两张弃权票以后，有一位男士在我的背后说：“就是这个女人投了反对票。”这是我在中国这样一个男权社会里，作为一个女性，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这么鲜明的词来点出我的性别。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女人居然敢这么做，好大胆。我没有回头去看他，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小人，一个小男人。我不跟他计较。我觉得我这个女人很了不起，我怎么想，就怎么做。何况我做的是符合宪法和选举法的。我看人从来不分种族、民族、性别、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学识的多少，我是看一个人的人品，尤其是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态度、做法等等。

我们这个世界是男性统治的世界，不少男人，甚至一些女人，也看不起女人，在农村这个现象更明显。1983年我从美国做完访问学者回来，不久我们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成立了“妇女研究论坛”。一开始我们只是从个人的角度谈自己的成长受谁的影响、受什么观念的影响，慢慢我们从理性的社会性别的角度来分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又得到了相关的数据和鉴别男女平等的指标。其实，一直到现在，诸如男女出生的比例、男女童入学的比例、男女青年就业的比例、妇女参政的比例、妇女在家庭决策中的地位，以及妇女私有财产占国民GDP的比例等现实，都是不容乐观的。我们要改变这一切，就需要去讲当前男女不平等的实例，讲男女平等对一个人、 一个家庭、一个国家的好处。

我们首先要让每个妇女及女童明白我们先是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既然都是人，应该人人平等。女人很了不起，她们主持一个家，让每一个成员吃饱饭，穿上干净的衣服，有一个干净、舒适的家是要花很大的精力、很多的时间的。这是多么不容易呀！可是在这个世界里，有谁会去算她们的工时、工资呢？在现实生活里，其实每一个人，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是一口油井，一座金矿，都有极大的潜力。 但是在孔老夫子的思想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妇女一直算另类。 没有人说她们能行。 但是只要她们得到了机遇，她们有了自信心，没有她们解决不了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只是很多女人从来没有被承认过，没有机会意识到这点。媒体有时候也没有意识地去强化这种社会性别意识和公民意识、反而有时去强化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说一些提法，像“女强人”、“一个弱女子”等等都是不妥当的。

1990年我去了甘肃的会宁，到了贫困的农村，人民吃不饱、穿不暖，房子挡不了风和雨，小学校园又黑又破，书桌是用细细的线和绳子捆住的，孩子根本无法用。我看到这一切，我下决心要和我出生在农村的姐妹兄弟一起去改变这一切。我知道这是一场持久战，要几百年。我是见不到的，但是我有信心，因为当每一个人都来做的时候，就会比较快了。我现在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饭是要一口一口地吃，事要一点一点地做，跟大家一起做就快。何况我们现在有许多支持者、志愿者。

我父母的衣食住行历来都很简单、朴实，不追求什么名利地位。这点对我影响很大，我从不穿什么名牌的衣服或鞋子，经常买几元或几十元一套的衣服。其实衣服就是一身皮，穿什么不一样？在我的印象中，我父母从来不追求物质的东西，更多的是追求民主、法治、思想自由。这也是我的目标。

每个人都该有点社会责任感。如果一个人时刻只想到自己、自己的家庭，这和动物没两样。什么动物都能出于本能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小崽。这是一种本能的行为，不用去学。但是我们是人啊，和动物是不同的，人有思维、有独立看法，人能创造工具、使用工具，改变自己和改变世界。但是如果我们想改变一个社会、一个制度，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首先我们必须改变自己。所以我到处在讲，“我”是一个“动词”，而且是一个“主动词”，不是名词、形容词或副词。“我”，这个“我”本身也需要改变。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大家一起做，尤其是农村妇女自己得做起来，因为自己可以改变自己。由于中国几千年来是一个封建专制集权的国家，传统观念的影响相当地深，无论女孩出生在农村还是城市，她们出生以后都被告知她们不如男孩子，上学难、找工作难。就是因为她们是女孩，这不行、那不行。我们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在做培训的时候，我们就跟她们说“你行”、“你绝对行”。在我说了这些话以后，觉得这些人像干柴烈火一样马上就能理解，她们的眼睛发出了信心和决心的光芒。

你问我，是否觉得自己是好妻子，这个我不知道，要问陈恕，让他来回答，因为这个认定可能更多的是别人来评价。我并不看重别人的评价，而看重的是作为一个人，我是否负责任。时代在变化，一切的标准都在变化，所以到底什么算是贤妻良母呢？我认为现在的标准是多样化的。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母是一对很恩爱的夫妻。他们共同风风雨雨地走过了多少的残酷无情的政治运动。1957年我的爸爸被错划为右派，有人劝我妈妈跟爸爸离婚，我妈妈坚决不离，而且她说她的思想和我爸爸想的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的人格受到凌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爸爸被隔离，被送到中央民族学院的劳改队劳动，还多次被打。妈妈每天一大早赶公共汽车去王府井的作协大楼打扫厕所，一干就是三年半。他们一直相互信任，一直相爱，一直相互负责任。他们没有自杀，他们受到的教育使他们对未来有信心。他们知道邪恶的势力终将被正义的力量所战胜。爸爸最需要妈妈的时候，妈妈没有和爸爸划清界线，而是一直和他在一起。他们两个人中，妈妈是一个感性多一点的人，而爸爸是一个理性的人，他们非常的互补。我记得妈妈写文章，有的时候要引用一些领导的讲话，我爸爸能随口就告诉她那些话是在哪一天的报纸上，甚至哪一页他都能记得。引经据典的事情，我爸爸最在行，我妈和我爸真是天生的一对。我觉得他们的婚姻是很幸福的。

当然他们有时候也会就一些问题进行争论。相敬如宾的夫妻之间是没有感情的。我妈妈和我说过，志同道合、情投意合的婚姻才可能持久，意思就是男女之间除了相爱，还应该有一个共同事业把两个人结合起来，这样的关系才可能长久。也就是共同的价值观吧，大家做人的态度是一致的，那么彼此的关系比较和谐。比如说陈恕一直很支持我做人大代表的工作。我妈妈在世的时候，我要开会或要到农村去，而我妈妈住在医院，都是他去照顾妈妈，他太不容易了。要是没有他的支持，我现在做不了这些事情。

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在会场里我有时感到非常的孤独。我是上世纪80年代唯一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但是我从来都觉得我做得没错，因为我认为在中国必须听到不同的声音，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没有一张反对票是不正常的。人的五个手指头还不一样长呢！人的胃口不一样大，同是出生在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姐妹还不一样呢！夫妻的看法都可能不一样，都会有争论，这么大一个国家投票100%通过的话，那太不正常了。我在会场里面常常是孤立的一个人，很少人支持我，但是会场外我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

吴青是一个说真话的人，这是我的最大的标志。小时候，如果我们说谎，妈妈会给我们喝苦药水来作惩罚。我认为人如果不真，那做人就没有底线了；一个社会如果不真，它的底线就没有了。其实人都愿意听真话，我的信心就来自这里。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公民来找我，我听的都是真话，因为我生活在人民中间，我从来没有孤独过。

和谐的“和”字，是一个“禾”加上一个“口”，那就是人人有饭吃；“谐”，是“言”字旁边一个“皆”，就是人人都有发言权。如果人人都能吃饱饭，人人享有发言权，一个社会能不和谐吗？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人民才会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和民主，那么那个社会一定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人人都能自由地走来走去，享受宪法里明确的公民权，不因地域而受到歧视。人人都能够晒到太阳，人人都能够呼吸到清新、干净的空气。那该多好呀！

采访手记

吴青生长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穿着坚硬的知识分子盔甲，一辈子在为说真话和男女平等两件事而奋斗。

从小母亲鼓励吴青说真话，在她说谎时给她喂苦涩的药水；后来，吴青为了说真话，一个人“战斗”，母亲抄写文天祥的豪情诗句来鼓励她。

吴青的母亲是冰心，那个写“温柔小橘灯”的冰心。而冰心遗传给吴青的并不是小女人的温柔情怀，是女知识分子的傲骨和清高，经过不断的锤打，练就了吴青如今的铁骨铮铮。我在敬畏她的同时，总是在想——在一个男权社会，吴青快乐么？

没有答案，因为我想吴青并不一定会把真实的答案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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