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自  序

第一章 绪论:思维决定命运

一、中国遭遇“思维危机”

(一)思辨力不足对个体的影响

(二)思辨力不足对群体的影响

(三)如何应对思维危机

二、思辨与思辨力

第二章 事实:中国人缺乏思辨力

一、外国人的评价

二、中国人自己的评价

三、历史与现实

第三章 个体的角度：缺乏思辨力造成的思维缺陷

一、“四化”思维

(一)中国人思维的“四化”倾向：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情绪化

(二)“四化”思维的典型——愤青

二、逻辑缺陷

(一)概念模糊

(二)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三)类比推理

(四)二元思维

(五)以偏赅全

(六)错误推理

第四章 群体的角度:民族、国家与思辨力

一、民族劣根性与思辨力

(一)面子第一

(二)窝里斗

(三)容不得批评

(四)敏感自卑

(五)奴性

(六)不知反省

(七)好骂

(八)神圣化与妖魔化

(九)盲目崇古

二、国家治理与思辨力

(一)思辨力不足影响决策的合理性

(二)思辨力不足影响对治国理念的理解

(三)思辨力不足影响制度设计

(四)思辨力不足影响科技文化的发展

第五章 原因：为什么缺乏思辨力(上)——天性、语言、宗教、传统与思辨力

一、天性与思辨力

二、语言与思辨力

三、宗教与思辨力

四、传统与思辨力

第六章 原因:为什么缺乏思辨力(下)——教育与思辨力

一、学校教育中的错误观念

(一)重知识传授,轻思维训练

(二)重读书而轻实践

(三)重理轻文

(四)把孩子当成“孩子”

(五)束缚个性发展,强调整齐划一

二、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

(一)包办一切扼杀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

(二)一个民族的未来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母亲,“中国妈妈”却是贬义词

(三)教育不仅是学校和家庭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第七章 对策:如何提高思辨力

一、给教育工作者的建议

二、给领导干部的建议

三、给个人的建议

四、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后  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思维危机/宋怀常 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12

ISBN978-7-201-06758-2

I.①中…Ⅱ.①宋…Ⅲ.①思维方法-研究-中国IV.①B8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351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nn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年I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787x1092毫米  16开本  14.25印张  2插页

字数:210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30.00元

自  序

相比发达国家,中国人在思维能力上存在差距。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虽然我们进步很大,但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一个国家,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落后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思维的落后。如果国民特别是政府决策者有较强的思维能力,能够认清形势,采取正确的措施,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落后就都可以很快赶上来。但是如果一国国民特别是政府决策者的思维能力差,就很难对形势有正确的判断,也难以制定出合适的政策,更难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落后的局面就几乎不可能得到改变。遗憾的是,我们偏偏在思维上有大问题。我们正处于“思维危机”之中。

我们注意到,有些专家、教授会发表荒唐言论,甚至“两会”上少数提案很“雷人”,某些部门的少数制度和政策偏差。这些都与有关人员的思维方式有关。

多年来,我们的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问题多多,甚至是越改越差。这也不奇怪,没有强大的思维能力,就制定不出合适的政策和严密的制度。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语言失范、逻辑混乱的现象相当严重。在网络上则更明显,不少人缺乏理性,不会论证,推理简单,看问题偏激片面,甚至动辄破口大骂,搞人身攻击。这更不奇怪,这是思维能力不足的必然结果。

中国人的思维能力之差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这就是“思维危机”。多数人都把中国人思维问题的原因归结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但我觉得,我们不能再沉迷于批判传统、批评古人,因为时代已经变了。

在古代社会,人们难以接触到外来文化,只能接触到本土的文化,那时候传统的影响自然是巨大的。但现在是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可以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各类媒体接触到来自全世界的各种思想和文化,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比较来鉴别哪种思想和文化更合理,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我们认为正确的思想和文化。传统思想文化只是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各种思想文化中的一种。不管是对于外来思想文化还是传统思想文化,我们都完全可以做到批判地接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统的影响不再像以前那样大。所以我们不应该再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过去,而应该从现代人的身上、从我们自己的身上去寻找不足。

现代中国人缺乏思辨力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变态的教育,中国教育在制度上不合理,在观念上落后,教材教法都存在很大问题。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不能够让学生的思维潜力得到充分发展,甚至是阻碍和扼杀了思维的发展。

本书正是立足现实、立足当今,通过大量的事实来论述思维能力不足给我们带来的不良影响。同时,通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比较,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多个方面揭示中国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本书会让你清楚地看到,中国教育是如何扼杀中国人的思维能力的。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老人的发问让我们深思,更让我们不安。这是个大问题,以笔者学识之浅陋,难窥其奥。但无疑,中国学校教育对学生思维发展的阻碍与扼杀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要健康发展,中华民族要复兴,就必须要战胜思维的危机；要战胜思维的危机,必须改革中国的教育。教育不改,思维不变,中国现代化无望,民族复兴无望。

第一章 绪论:思维决定命运

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泰龙•爱德华兹

智力的核心是思维。思维对个人及国家民族的重要性,是笔者写作本书的出发点。中国人思辨力不足造成“思维危机”,笔者希望通过文字唤醒国人,这是写作本书的缘由。

一、中国遭遇“思维危机”

在当今中国,

为什么有的专家时常发表雷人言论？

为什么有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上提出荒唐的提案？

为什么有的官员言行乖张、愚不可及？

为什么我们年年在加强反腐败工作,而贪官污吏仍然层出不穷,贪腐行为甚至愈演愈烈？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改革令人不满？

为什么我们的医疗卫生改革会失败？

为什么我们的房价越调控涨得越快？

为什么我们要科教兴国,科技水平却上不去？

为什么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

……

对于当前的中国,我们心里还有很多很多的“为什么”。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在思维方面存在大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在思维能力上特别是在逻辑思辨能力上,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很多政府官员及影响政府决策的学者们同样存在思维方式落后、思维水平偏低的问题。而没有良好的思维方式和较高的思维水平,就不能正确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制定不出合理的政策与制度,就会影响社会的发展,造成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我们正处于“思维危机”之中。

思维决定命运。思维方式与思维水平决定了一个人如何解决问题。一个人要做什么事情是通过自己的思考决定的,思维决定了他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识,决定了他面对问题时的判断,决定了他将采取何种对策与措施。而不同的对策与措施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从而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更好的思维方式与更高的思维水平会使人对世界的认识与判断更加正确,采取的对策与措施也会更加合理。

而就一个国家来说,国民特别是决策者的思维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几百年来,我们国家之所以贫穷落后,受尽欺凌,与我们国民思维方式落后与思维水平偏低有密切关系。时至今日,我们在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犯过的各种错误,同样与我们的思维特别是决策层的思维密切相关。

正如那句名言所说:“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根本上来说,思维决定命运。不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国家,如果想改变命运,就必须从改变思维人手。

自从清末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以炮火轰开之后,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了中国人在思维方面的问题,并且开始探讨中国人的思维缺陷形成的原因及应该采取的措施,以期补救中国人的这种不足。但是很多人,应该说是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政府的决策者,没有充分地和清楚地认识到思辨力不足所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危害性。少数人虽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为国人的这种不足深感痛惜,也曾呼吁,期望改变,但并没有得到民众特别是决策者普遍的重视。所以直到今天,中国虽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人在思维方面却没有太大的进步。相比西方人仍有较大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有逐步扩大之势,笔者称之为“思维危机”。

思维能力的不足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很多方面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而对一个国家来说,国民思维方式与思维水平则足以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犯下的各种错误,我们当前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大多数都与中国人特别是相关决策者的思维能力有莫大的关系。

思维可以分为形象思维和抽象逻辑思维,一般认为抽象逻辑思维是人类思维的高级形式或是核心形态,是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而思辨能力就是运用抽象逻辑思维的能力。中国人在思辨能力方面的不足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良影响。

(一)思辨力不足对个体的影响

从个体上来看,中国人思辨力不足的表现很明显,不少中外学者都曾谈到这个问题。甚至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也能在学习、工作、生活中感受到这一点。在对问题的认识上,思辨力不足会使人的思维倾向于简单化、表面化、片面化、情绪化,不善于逻辑推理,经常会得出偏颇的、不合逻辑的结论,使人不能够看清事物的本质,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造成认识上的浅薄、短视、偏颇与错误。看问题看不到根本,往往只注意到表面现象、细节现象。不能够全面深刻地去分析问题,也不能全面深刻地去认识一个人的性格。他们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也不能正确地认识主观世界;不能准确地评价别人,也不能准确地评价自己。

认识上的不足对决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人的决策是根据自己的认识作出的,错误的认识必然导致错误的决策,错误的决策必定会影响人的命运。

1.影响交流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性动物,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人将不成其为人,这充分说明了交流对人类的重要性。思辨力的不足影响了人对世界、对自我的认识,认识上的偏颇则给人的交流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造成人与人之间沟通和理解的困难,造成很多误解和矛盾。俗话说:宁跟明白人打架,不跟傻子说话。这是因为傻子缺乏思辨力,他的思维没有逻辑性,东一句西一句,突然性、随机性大,没有方向,无法交流。

我想有不少人在生活中都深有体会,你在与别人讨论或交流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交流的困难,无法沟通,说不通。对方常常误解你的意思,常常会作出不合逻辑的判断,你不得不向他一遍遍地解释你的意思,但他仍然难以理解,这正是思辨力不足造成的。恋人、夫妻、家人、同事、同学、朋友、客户等相关人之间的交流都会因此而产生麻烦、误解和矛盾,对人的婚恋、工作、学习等各方面带来不利影响。我们可以把思辨力不足对交流的影响分成三个方面：

(1)影响理解——对别人的观点常常作出错误的理解和判断

一些人在与别人交流或谈话时,往往抓不住重点,不能较快地总结出别人的主要意思,即综合的能力、理解的能力不够。往往会曲解,甚至是弄错了、弄反了别人的意思:或者是断章取义;或者是抓住了一个细枝末节却将之当成别人的主要意思;或者抓住别人的一个与主题无关的小错,大加反驳;或者把人家开玩笑的话、风趣的话当了真,加以反驳,分不清哪些是玩笑,哪些是人家真正要表达的东西。这样,就造成交流非常困难。你就必须不断地跟他解释自己的意思,这神谈话就非常非常累。所谓“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当然现在的士兵素质已经提高了,这句古语可能已有失偏颇了。

思辨力不强影响人的理解能力,甚至将人家“好心当成驴肝肺”。我们在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体会:你做某事或对某人说某些话本来是为了帮助他,完全是为了他好,他却错误地理解了你的意思,认为你是要害他,或者是要从他那里获取某种利益所以他会强烈地反对你,甚至因此仇视你,并且他会不听你的解释。遇到这种事情,真是只能徒唤奈何了！

在上下级关系中,这种情况则更常见。假设你向某上级提出某种意见,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把单位的工作做好,而在客观上也会让这个上级的工作更加出色,他会因此获得更多的被提拔的机会,也会更加受人尊重。结果这个上级却千方百计寻找各种借口来搪塞你、反驳你,为自己作各种辩护。如果你不断地和他争论,他就会认为你对他不满,你在他眼中的印象就会直线下降直至冰点,你在单位的前途堪忧,而其实你的意见对他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样的领导在中国有不少,特别是对于手下的意见,他们总是会找到各式各样的、花样繁多的借口。遇到这样的领导,作为部下,只能把满肚子的话硬生生地憋在心里,只求别憋坏了五脏六腑。有了这样的经历,你会总结出一个人生信条:永远不要对领导提意见,即使是火烧到了他的屁股也甭管,因为如果你告诉了他,他也许会认为火是你放的。

在文字阅读方面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很多人不能较准确地把握别人文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思维简单、片面、浅薄,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文章,甚至是完全地理解错误。而且中国人特别容易断章取义,仅仅凭某句话或某个词就对整个文章或文章作者下结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中国的一些记者就有断章取义的习惯,笔者有句戏言：中国的某些记者就是靠断章取义吃饭的。

现代人很多人读不懂鲁迅,甚至现在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已经减少,这是极不正常的。鲁迅的作品在当时就深受推崇,为什么几十年前人们激赏的文章,现在的人反而看不懂了？有人说鲁迅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是中国政府推崇的结果,这是非常无知的说法。鲁迅的成就与地位在他生前就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公认,而不是来自于解放后的推崇。现代人看不懂鲁迅是因为现代人的思辨能力没有比以前进步,甚至有所退步。毫无疑问,鲁迅的作品是现代作家中最有思辨色彩的,需要一定的思辨能力才能真正理解。

(2)影响识人——在对别人个性的认识上,不能准确地了解别人、评价别人

思辨力的不足造成人们不能正确地认识与评价一个人,包括别人,也包括自己。人是复杂的,一个人是各种性格特点的结合体。对别人性格的认识必然影响与他们的交往。当然识人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古人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都说明了要了解一个人是多么困难。

自古以来,人们就想尽各种办法,希望能够准确地了解一个人。这些办法,既有相面、算命等宿命手法,也有观察、交流等现实手法。我们的祖先在“识人”上总结了很多的经验,先秦以来,从帝王到学者到平民,都对这个问题作过不少论述,形成了一些理论。

但中国人在识人上仍有不少问题。比如,在对人的性格认识上倾向于片面化、扁平化、脸谱化,往往只注意其某种较鲜明的个性而忽视其他,看不到人性的立体性、复杂性与多面性。这种思维的极端就是评价人的神圣化与妖魔化,特别是对于历史名人,或者将其完美化,像对圣人一样膜拜之,难以接受别人谈其缺点,即使有缺点也要为之辩解;或者将其妖魔化,一无是处,你要说他一点好也会被人痛骂。所以我说,中国人很难客观地再现自己的历史,现在有一些学者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予以重新审视,但很多人不能接受,甚至进行谩骂。

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人的认识上的偏差会使人采取错误的行为,对个人及社会造成不利影响：在婚恋中,嫁错了人,娶错了人;在生活中,被人欺骗;在政治上,识人的错误造成提拔了一些表面上德才兼备、实则无才无德的人,而真正的人才却沉沦下僚,没有机会施展抱负,这是整个社会的损失。

对女性来说,识人更重要。“男怕人错行,女怕嫁错郎”,本来女性的逻辑思维就不如男性,我们的教育中又缺乏这方面的训练,使得很多女孩子头脑简单、缺乏思辨力,极容易上当受骗。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一个初中学历的无业游民,骗了很多城市白领、女大学生,甚至与多个被骗的女孩子同时交往,这些女孩子却浑然不知。其实,只要稍微动动脑筋,就能发现这些骗子的许多破绽,这些被骗的女孩自己后来也很奇怪,为什么当时没有发现这些破绽？固然有感情冲昏头脑的原因,但理性分析的思辨能力的缺乏肯定是另一个主要原因。

思辨力的不足更会造成不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不是高估自己,就是低估自己；不是过度自卑,就是过度自大;认识不到自己的缺点,也难以认识到自己的优势。这会影响一个人在各方面的决策,也会影响与他人的交往。比如说找工作,我们应该尽量寻找适合我们性格的工作,有些工作不适合于某种性格的人来做,如果你是这种性格,就应该尽量避免这种工作,否则很难成功。比如让黛玉挂帅,让李逵绣花,怎么能做得好呢？

现在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女孩子找男朋友,自己已经三十岁了,还要求男方要高、要帅、要有钱、要有高学历,试问有这样条件的优秀男人,年轻漂亮的女孩都会抢着要,他怎么还会去找一个大龄女青年呢？这样的大龄女孩提这样的要求,是没有认清自己的形势,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即使她本身其他的条件都不错,但因为生育问题,年龄对女性来说比男性要重要得多,年龄大对女性来说是一个挺大的劣势。

当然,认识自己可能比认识别人更加困难。《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很多时候,最难的不是“知彼”,而是“知己”。所以古人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但是通过提高思辨能力,可以提高其正确性,减少受到损失和伤害的可能。

(3)影响表达——在表达观点时,往往缺乏逻辑性、条理性,不能清楚地、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分析问题不合逻辑,让别人难以理解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辨力的不足必然会导致表达的困难,不管是口语还是书面语,都是人的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语言(包括书面语、口语)表达的水平反映了思维的水平,反过来,思维的水平则决定了语言表达的水平。思辨水平低的人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常常思维混乱、逻辑不清、结论偏颇、不知所云。

我在网上看见过一个帖子,可以说是逻辑混乱的典型：

楼主真是一派胡言,真可谓：“两个黄鹂鸣翠柳,不知所云；一行白鹭上青天,不知所止。”本来不想和你辩论,今天气愤不过,和你理论一番。我国宪法写得清清楚楚：“一夜夫妻百日恩,七楼以上才有电梯”。这个想必你知道,既然知道,你就不能断章取义,就算是天气预报,它还有不准的时候呢！！！再者说了,那中国银行也不是你一家开的。人家马拉多纳都结婚了,你还拿着粮票顶什么用呢。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前些日子,全国人大刚刚开过会,郑重声明：“中国不搞资本主义,存栏母猪给补贴”。多好的事呢,愣让你这号人给搅混了。真是败事有余,成事不足。所以,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猪四条腿,大爷不怕小八卦,迎风撒尿泼一身。”这些高深的道理,跟你说了,估计你一时半会也琢磨不透。我知道你肯定说你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可是不要忘了,计算机目前用的是二进制原理。眼下中国最主要的是,要分清哪些属于敌我矛盾。远看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在江里一起一冒,有人说是葫芦,有人说是瓢,俩人打赌江边瞧,原来是俩和尚洗澡！！！！连这些都不懂,赶紧洗洗睡吧。所以说：“病入睾丸不可怕,笑熬浆糊最KB!”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懒得跟你理论了。明天太阳还是从东方升起〜

各位,您看懂这段话的意思了吗？这都哪儿跟哪儿呢？这是真正的胡说八道、一派胡言！要是在辩论中遇到这样的对手,那还真是没辙了,只能是“偃旗息鼓,甘拜下风”了,不甘也没办法,跟这样的人辩论,无异于对牛谈琴。也许还有一个办法,走为上策,撤！

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纯粹搞笑而已,这样极端的例子在生活中一般不会遇到,但逻辑不清、推理混乱的论述在生活中绝不少见。生活中有一些这样的人,他很能说,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是却没有条理性、逻辑性,废话连篇,他讲了半天也很难让人理解他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甚至连国家教育部都会表达不清。2001年1月5日《中国经济时报》有一篇文章《专家称教育部〈语文教学大纲〉错误百出》,具体如下：

国家《语文教学大纲》应该最不会出现语言文字方面的错误。然而国家教育部不久前修订的《语文教学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的文字语言问题比比皆是,语文水平实在令人失望。

指出这些问题的是知名策划人黎家明,他在给记者的电话中说,单就2000余字的《语文教学大纲》高中部分看,层次混乱、行文不规范、生造词(《现代汉语词典》中查不到)、语言罗嗦(至少可以删除200余字)、用词不准确、别字等等多达百处。他说,《语文教学大纲》的编写者语文能力之差令人吃惊,怎么能让人不怀疑这个大纲的科学性呢？事实上,这个大纲在内容方面也有许多问题有待探讨。

指导语文教学的这么重要的文件竟然是这种水平！这可是汇集了大量的国家级权威专家和学者写成的,可想而知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差到了何种程度。而曾经轰动教育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错误百出”事件[1],简直就是正常现象了。

2.影响决策

人是有意识的动物,他的行为是受自己的思维支配的。一般情况下,一个人采取的任何行为都是通过思维决定的。作为一个人,我们每天都要作决策。从小事上来说,吃饭吃什么？几点睡觉？今天做什么事？要和谁说话？要说些什么话？……这些生活小事都要经过思考。从大事上来说,上大学读什么专业？考哪所大学？选择什么职业？和谁结婚？如何培养孩子？怎样孝敬父母?职业生涯如何规划？……这些事情更需要仔细地思考,都是思辨的过程。思辨能力的高低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如果思辨力不强,就会作出错误的决策:选错了大学,选错了专业,选错了职业,入错了行,选错了爱人等等,这些错误的决策会对一个人的一生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甚至因此毁了一生。思辨能力是不容轻视的。

(二)思辨力不足对群体的影响

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的思维特点影响了群体的思维特点,从而影响一个单位、一个集体、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民众的思维固然重要,但决策层的思维能力更为重要,甚至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为什么思想教育是如此的重要？每个国家都如此重视对青年人的思想教育？因为思想决定了国民的行为,决定了国家的命运,当然也决定了执政者的命运。自私的执政者常常对人民进行“洗脑”式的教育,只让其接受对自己有利的思想,有了这种思想的指导,百姓就不会作出执政者不希望发生的行为。

国民的思维决定了国民的性格,中国人的许多劣根性,都是思辨力不足造成的。比如好面子、窝里斗、不知反省、奴性等,无一不与思维能力有着莫大的关系。思辨能力不足,使他们不能全面地看到某种行为的利与弊,往往只看到了利,而看不到弊。

思辨力的强弱影响科学文化的发展。特别是现代科学研究,非常需要人们有较强的逻辑思辨能力。在现代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中国人的贡献都非常少。作为中国人,在面对世界现代科学的伟大成就时,我们不能不感到汗颜。我们所学所用的知识,不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大都是西方人创造的,我们的贡献是很少的。自然科学不用说了,就是在社会科学中,现代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等学科的理论,基本上都是洋人创立的。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学的东西当中,有多少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呢？当然,中国人在文史艺术领域,是有很大成就的,但西方一样有文史艺术。而我们在生活、学习、生产、工作中所用的工具、机器,包括吃、穿、住、行、用各个方面,大多数是西方人发明的,如果离开了西方人的发明,我们将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即使是今天,改革开放已经超过三十年,我们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已成为世界四大经济体之一,但是我们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科技实力还不如很多几千万人Q的欧洲小国。我们能有几项拿得出手的科技成就？照这样下去,我们国家将会永远跟在西方的屁股后头,永远是一个二三流国家。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作为曾经长期领先世界的伟大民族,我们不能不为我们一百多年来的落魄而深感遗憾,而喟然长叹！

究竟是为什么,曾经创造伟大文明的中国人,对现代科学的贡献却微乎其微？这也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古代科学技术相当发达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个问题的答案,大体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包括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等,这不是本书要讨论的重点,不多说。就人的主观方面来看,笔者以为,中国人思维方式问题特别是思辨能力不足是造成李约瑟难题的主要原因。

林语堂在《中国人》(《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认为,中国人思维的特点造成了中国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德国哲学家及数学家莱布尼兹在1697年的《中国近事》一书中说：“看来中国人缺乏心智的伟大之光,对证明的艺术一无所知……”[2]中国古代逻辑学没有得到发展,中国人不善于推理与证明、缺乏思辨的能力,而这正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从“五四”之后到现在,已经90年了,但中国人的思维水平、思想水平变化不大,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退步。我们今天在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政治思想等一些方面的成就并没有超出解放前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更是一个大师绝迹的时代,仅有的几个也是前朝遗老。而我们中国人的许多劣根性,似乎是从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就是如此。

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落后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思维的落后。如果国民特别是决策者有较强的思维能力,就能够认清形势,采取正确的措施,落后的政治、经济、军事都可以很快地赶上来。而如果一国国民特别是决策者思维能力太差,就很难对形势有正确的判断,更难以制定出合适的政策,落后的局面就几乎不可能改变。经济学家郎咸平也说,思维的僵化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思辨力影响决策,思辨水平决定了一个人面对问题时采取何种措施与行动。由于错误的认识和判断,就会采取错误的措施与行动。而对一个国家或单位的决策者来说,按照错误的认识进行决策并制定政策、法规、制度,必然会发生失误,政策偏颇,法规不健全,漏洞遍布,甚至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和重大损失,对国家或单位的前途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这种例子太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有可能毁掉一代人,甚至毁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则更为明显,思辨水平更高的指挥者往往能对形势作出更为正确的判断,从而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最后的胜利；而思辨水平较低者对形势作出的判断往往会产生偏差甚至错误,以致采取了不恰当的战略战术,最后导致失败。

在清朝末年的历次反抗侵略的战争中,中国人的武器并不总是落后的。经过洋务运动的发展,到19世纪末,清兵的不少装备都是世界一流的。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之一正是落后的思维方式及思维水平。上级决策与指挥不断失误,加上士兵普遍的科技文化素质低,不能熟练地使用先进武器,没有发挥先进武器应有的作用。

洋务运动后,中国的许多兵工厂中的机器设备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却没有几个人会使用,更不可能造出先进的武器。1898年,英国退役海军少将贝思福爵士(Lord Charles Beresford)来到中国,访问了北京、天津、汉口、广州、厦门、上海等城市,也视察了一些中国军队,到过所有的主要海防要塞,去了7个主要兵工厂中的6个,并访问了恭亲王、李鸿章以及8个总督中的6个。回国后他写作出版了《细述中国》一书,书中在谈到军事时说：

汉阳这个兵工厂由湖广总督管辖。工厂的设备是第一流的各种德制机器。我特别注意到许多现代化的铣床。非常好的步枪厂,每年可以出产现代化毛瑟步枪8000支。还有一个很大的炮厂,现在每年可以生产前面提到过的1磅炮大约20尊。这个厂的生产情况,是又一个资源浪费在无用军械的例子。在厂内我看到到处都是昂责的重机械,打算用来制造12寸口径50吨重的克鲁伯大炮。可是没有一部机器是装设完整的。我又目睹了大量制造火药的机器,也没有装设起来。[3]

这样的言论在他的《细述中国》里比比皆是。清政府老打败仗,怪东怪西就是不怪自己的脑子。而在抗战时期,中国的武器装备与日军有巨大的差距,但我们仍然能够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正是因为人员的素质特别是决策者的思维能力有了提高,形势判断清楚准确,战略战术使用得当,最终以劣势武器获取最后的胜利。直到今日,许多中国人如果遇到了失败或者是谈到曾经的失败,仍然会把原因归结于各种客观条件,从来不去反思自己在主观上特别是在思维方式上是不是有问题。

中国人缺乏制度的智慧,这正是由于思辨力的不足。多少年来,当我们谈到中国的各种问题的时候,总有人会说：“这是由于中国制度不健全。”这句话已经说了几十年了。我就想了,新中国成立60年了,为什么一直是制度不健全?新中国刚成立时有理由,我们没经验；刚改革开放时有理由,我们以前走了弯路。但改革开放也30多年了,为什么还是制度不健全？这与决策者的思辨力不足有关系。

中国的许多法规、政策逻辑不严密,表达不清晰,漏洞百出,用语模糊,甚至自相矛盾、互相打架。不论是执行还是遵守都存在问题,其效果当然大打折扣。在我们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同样制定过不少失败的政策。近些年来,医疗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方面都出现了很多失误,制定了很多不合适的政策、方案,有的可谓是越改越糟糕,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特别是医疗体制改革,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案,改来改去,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反而造成医患矛盾越来越激化,医生道德水平大幅度滑坡,官方不得不承认医改的失败。还有很多改革政策,官方虽然没有明确承认失败,但人民群众的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而对一个企业、一个单位等集体来说,决策者思辨力的高低决定了一个集体的前途。管理首先是对人的管理,是认识和交流的过程,思辨力的高低对此有重大影响。而决策的过程同样是思辨的过程,缺乏思辨力更会导致错误的决策,造成损失和浪费。

现在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变时期,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资源危机、人口危机、老龄化危机、道德机、传统文化危机、经济危机……我还要加上一条——思维危机。思维的危机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危险的,因为思维是最难以改变的。思维方式不改变,思维水平不提高,其他的危机就很难解决好,甚至越搞越坏。

中国当前出现的各种问题,各种愚蠢的、错误的、可笑的、荒唐的政策能够制定出来并且实施,排除道德因素、故意因素,决策者思辨力的不足是最重要的原因。近年来,某些官员发表的“中国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问题”、“电信行业不存在垄断”、“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限制低学历民工进广东、政协委员开会住五星级酒店是“政府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举措”等等言论更是让人震惊其愚蠢的程度,难道这就是高级领导的思维水平?如果很多高层官员都是这种思维能力,中国的前途是让人担忧的。

(三)如何应对思维危机

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正处在思维危机之中。要解决这个危机,我们必须要进行一场思维的革命,提高我们的思辨力。如何提高思辨力呢？

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人类有自以为是的通病,很多人总是认为自己英明正确,他们不愿意甚至根本想不到去反省自己,更不肯、也不知道如何去改变自己的思维。积习难改,即使想改也很困难。因为思维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没有颜色、没有大小、没有气味,没有任何让我们的感觉器官去把握的特征,我们无法准确地感受到它,更难以确定它的好坏与对错。如果没有别人的指导和深人的反思,很少有人能够觉察到自己在思维上存在的问题。

对一个个体来说,人的思维有自成系统的特性,人们很难感受到自己在思维方面的缺陷或是错误。对一个天生的聋人来说,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世界上还有声音,他就会认为世界本来就是无声的;对一个天生的盲人来说,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世界上还有色彩,他就会认为世界本来就是黑色的。那些有明显的缺陷的人,他们的思维同样是自成系统的,没有别人告诉他,他们就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缺陷。

而对我们这些没有明显缺陷的正常人来说,思维的这种自成系统的特性使得我们更是不可能自己去发现在思维方面的问题。那怎么办？只能依靠别人,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来认识自己。所以我们必须互相学习、互相讨论、互相指导、互相批评,通过与别人的比较以及别人给自己提出的意见、建议来认识自己的思维,特别是认识自己思维中的缺点与不足,以便改正缺点,弥补不足。

成人的思维难以改变,但孩子的思维仍在发展变化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必须高度重视思维能力的培养,慎之又慎,要使孩子的思维在定型之前就得到充分的发展。思辨能力的偏低不外乎三个原因：先天因素、相关知识的缺乏、思维训练的缺乏。先天的因素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知识的学习和思维能力的训练来提高思辨力,这要通过教育来完成,而这正是中国教育做得最差的地方。我们的孩子既缺乏思辨的知识,又缺乏思辨的训练,哪里能有强大的思辨力呢？要想提高国民思辨力,就必须改善中国的教育,通过教育培养孩子的思辨力。

中国的教育担负着培养孩子思辨力的重任,但遗憾的是,中国的教育问题很大很多。中国人的一些教育观念是错误的,一些教育体制是不合理的,一些教育方式是落后的。中国的教育不仅不能帮助孩子提高思维能力,反而限制了甚至扼杀了孩子思维能力的发展,把一个个本来很喜欢思考的孩子培养成了一个个不会思考的、呆头呆脑的成人。思维要革命,首先要进行教育革命。

近代以来,中国人每一次思维方式的改变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清末,中国人的天朝大国观念还是深入骨髓,人们难以接受西方还有比自己更先进的国家,更别谈历史上一直是我们徒弟的日本了。日本的崛起让中国人震惊不已,甲午战败,对中国人思想上的冲击远大于军事上失败的耻辱。近代中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使自己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这说明,思维的改变是多么的困难。甚至是经过了这么多次的打击,中国人思维上的很多不足仍然存在。

思维方式难以改变还在于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影响,思辨力低下的上一代培养出来的下一代,同样也会思辨力低下。

虽然改变思维是如此的困难,但是必须改变。希望我们能够主动求变,多多反思,虚心向他人学习,敢于直面自己的缺点,勇于接受批评与建议,寻找自己的不足并有意地去改变它,不要等到外界环境逼迫你改变的时候再改变,因为那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对于国家来说,提高国民特别是决策者的思辨力至关重要。如果决策者不去深刻反思自己,主动求变,主动改革,那么总有一天形势会逼迫你去改革。逼迫下的改革其代价是沉重的,甚至是惨痛的,我们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都希望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这光明的前途需要我们掌握良好的思维方式、具备较高的思维水平才能最终实现,这就对决策者的思辨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中国的未来如何,全在于我们今天怎么做。只有具有较强的思辨能力,才能瞄准正确的方向,制定正确的措施,实现伟大的理想——中华民族的复兴。

二、思辨与思辨力

“思辨”亦写做“思辩”,这个词的源头可上溯到《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讲的是为学之道。明代王守仁《传习录》(卷上)有言若只是温清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辩?”清代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二八》言故必极学问思辨之力……然后可以治天下国家。”可见,“思辨”在古汉语中是“思”和“辨”两个词,分别表达思考和辨析之义。

而哲学意义上的“思辨”一词是伴随着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的。近代以来,随着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有人把西方哲学中的“speculative philosophy”译为“思辨哲学”,指运用逻辑推导进行纯理论、纯概念的思考的一类哲学。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单词“speculate”的意思是“思考,思索,推断,推测”,“思辨”一词在此亦当同此义。

在现代汉语的日常语境中,“思辨”一词的含义并不十分明确,大家都有不同的理解。如果单从字面上解释为“思考、辨析”两个词,仍太过笼统,并没有明确这个概念的确切内涵,且有同语反复之嫌。怎样思考？如何辨析？语焉不详。“思辨”一词的内涵需要进一步明确。

笔者以为,“思考”与“辨析”二者联系密切,要辨析就必须通过思考,辨析的过程必然是思考的过程。辨析,即辨别分析,是大脑认识客体的属性及客体之间异同的思维过程。要怎样思考才能达到辨析的目的呢？必然要根据思维的规律与规则——逻辑,必然要进行推理与论证,所以思辨的过程是逻辑推理的过程。

由此可见,前人把“speculate”翻译为“思辨”是非常准确的。从深层次来看,思辨指的是大脑进行推理论证的活动过程。这个过程必然要通过思维来进行,而思维的规律与规则就是逻辑。思辨力,即运用逻辑思维进行推理论证的能力。不仅仅是哲学需要思辨力,工作、学习和生活等社会实践同样需要思辨力。思辨力的高低决定了认能力的高低,思辨力高者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更接近于真实,所采取的对策亦更加合理。

我们在实践活动中,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三个问题都是推理的过程,思辨力的高低对这三个方面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是什么”,解决的是认识方面的问题,即大脑对事物性质、特征的辨识,并对事物有所断定,作出评估,辨析其与其他事物的区别与联系。这种认识要通过思辨来进行,即根据已知的信息,通过推理得出结论。

“为什么”,解决的是原因方面的问题,即某事物为什么如此。要通过已知的信息进行推测来获得原因,同样离不开思辨。

“怎么办”,解决的是对策方面的问题,是指要采取何种措施与对策去解决问题。而之所以要实施某种措施与对策,是因为我们经过推导预测,这些措施与对策能够解决问题。

实践中的思辨过程,首先是在已掌握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推断,搞清楚“是什么”;然后在认识的基础上,推测、论证其为什么如此,即“为什么”;之后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即根据事物的性质、原因,决定采取何种措施解决问题。实施措施前,还要推测实施措施后可能的结果;措施实施后,要根据效果,认识事物的新的发展变化,即重新认识“是什么”、再次寻找“为什么”,据此再调整措施。如此循环而进,螺旋式上升,直到解决问题。而思辨力的不足会形成错误的认识,得出错误的原因,采取错误的对策,其结果就是问题难以解决,甚至越搞越坏。

毫无疑问,思辨力是思维能力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笔者写作本书的目的并非要全面地论述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之所以要谈“思辨力”,是因为中国人不善思辨,相比西方人存在思辨力不足的劣势,而且这种劣势正在趋于逐步扩大,这就是“思维危机”。笔者期望通过自我反省,探究原因,讨论对策,提高中国人的思辨力,改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以解决思维危机,从而改变中国的命运。

第二章 事实:中国人缺乏思辨力

事实上,只有“女性化”这个词可以用来总结中国人心灵的各个方面。女性智慧与女性逻辑的那些特点就是中国人心灵的特点,一点不错的。中国人的头脑,就像女性的头脑充满了庸见。中国人的头脑羞于抽象的词藻,喜欢妇女的语言。

——林语堂

中国人缺乏思辨力,这既是外国人对我们的评价,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评价。中国漫长的历史以及当前的现实则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更为丰富和直接的证据。我们无法否认我们的这一缺点,当然,也没有必要去否认。

一、外国人的评价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到中国来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有些是做生意、传教、从事教育或卫生等正规工作的,当然更多的是侵略者。有很多西方人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他们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人,并著书立说,讨论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特点。这批人中有两个著名的传教士丁韪良和明恩溥,他们写过很多有关中国的书。

丁题良(1827—1916年),字冠西,原名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美国印第安纳州人,基督教新教教会长老派传教士。他是清末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1850年,丁韪良在神学院毕业后,被派到中国,在宁波传教。曾为美国政府提供太平天国情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参与起草《中美天津条约》。1862年一度回国,不久又来华,在北京建立教会。1865年为同文馆教习,1869—1894年为该馆总教习,并曾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1885年得三品官衔,1898年又得二品官衔。1898—1900年,任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总教习。丁韪良在中国生活了60多个年头,其著作收集在《中国人》、《翰林文稿》等书中。

丁韪良认为中国人不善思辨,原因是受儒家思想的不良影响,是儒家哲学造成了中国人不善思辨的习惯。同时,汉语的缺陷及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学者于岚总结了丁韪良在这方面的一些观点：

他(丁韪良)像利玛窦一样承认孔子跟苏格拉底一样是伟大的哲人,但是比起耶稣基督则差了很多。这是因为耶稣“诉诸证据,挑战质询”。丁韪良列举了很多中国文化方面的现象,说明中国人“民族心智”的缺陷。比如中国人认为心,而不是脑,是思维的所在。丁韪良认为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观是荒谬的；他说中国人毫无道理地迷恋“五”这个数字,如五行,五伦,五感,五族,五色,显示了中国人没有分析能力。中国的语言没有语法也表示了中国人思维能力的不足。不过,如果中国人如此不可救药,传教士就没事可千了,所以我们又看到丁韪良说中国人心智的缺陷是有缺陷的汉语和中国的教育体制造成的。中国教育厚古薄今,文官考试范围狭窄都加重了中国人心智的发育不良。他说,治疗中国人的这些弊病的根本途径是用基督教改良人心,改造中国文字,促进中国地域方言的使用。[4]

虽然丁韪良的一些观点有偏颇之处,但他所指出的中国人不善于证明和分析的缺点是有道理的。

明恩溥(1845—1932年),又作明恩普,原名亚瑟•亨•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美国人。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1872年来华,初在天津,1877年到鲁西北赈灾传教,在恩县庞庄建立起第一个教会,先后在此建立起小学、中学和医院；同时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他在鲁西北传教30年,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如《中国文明》、《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的研究》、《中国在动乱中》、《王者基督：中国研究大纲》、《中国的进步》、《今日的中国与美国》、《汉语谚语俗语集》等。1908年,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之下,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并成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改名为清华大学),促进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明恩溥有关中国人的名著是《中国人的性格》,有的翻译成《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人的气质》等。本书原著初版于1890年,面世后引起轰动,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许多国内外有识之士如鲁迅、潘光旦、费正清等都曾经发表文章力荐。

明恩溥写这本书时已在华生活了20多年,他根据自己对中国人的日常行为、生活习性、价值形态的观察、体验,以西方的文化生活形态为参照,论述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性格特征、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生动地勾画出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该书被公认为世界上研究中国民族性最早、最详尽的著作。

在这本书中,作者在第七章和第十章指出了中国人在思维方面的两个缺点:易于误解、思绪含混。他认为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误解,误解别人,被别人误解,中国人缺乏理解能力。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中国人思绪含混：

思绪含混的一个突出事例是,中国人习惯于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你问一位中国厨师,“你为什么不在面包里放些盐？”得到的解释是,“我们都未在面包里放盐。”“你们城里有这么多好吃的冷冻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冬天吃呢？”“是的,我们不留冷冻食品到冬天吃。”一位拉丁诗人说过:“能够知道事物缘由的人是快乐的。”如果他生活在中国,他就会把他的格言修改为：“试圈找到事物缘由的人是自寻烦恼。”[5]

又说：

你(指外国人)就某种反常行为问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是的。”回答就是这么简明扼要。在这种含混不清的回答中,一般附有几个令人恼火的常用词。既有表示疑问的“多少”,又有表示肯定的“几个”。你问你在这里住几天了？”回答是：“是的,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天了。”[6]

通过这两个例子,明恩溥觉得中国人不喜欢去思辨“为什么”,缺乏对事物深层原因的探索精神。他们的思维只停留在表面的“是什么”,并且连“是什么”也经常是含混不清的。

明恩溥举了一个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的例子,说明汉语表达的模糊性：

在中国人的言语中,也许最含混不清的词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这个发音既可以表示“他”、“她”,也可以表示“它”。[7]有时,说话人为了表明他所说的人指的是谁,就用拇指含混地朝这个人的家的方向指一指,或者指向这个人目前所处的地点。……中国人的谈话就像英国法庭上证人作证,他以下列的语句表述一场斗殴：“他拿着一根棍子,他也拿着一根棍子,他打了他,他也打了他,如果他像他打他那样狠地打他,他就会打死他,而不是他打死他。”[8]

汉语书面语中“她”与“它”作为人称代词始于20世纪20年代,为刘半农所首倡。之前,汉语白话文中的第三人称以“他”字一统天下,男、女、物皆可指,确实带来了交流的不便。而在口语中,这三个词是相同的发音,直到今天,口头交流时仍然有所不便,我们有时不得不追问一句你说的到底是哪一个‘ta’？”

明恩溥还注意到,中国人的理解能力有问题,常常不能准确地转达别人的想法：

思绪含混的另一个事例是,他们无法将别人的一个想法原原本本地转告给另一个人。要A把某事转告于B,再转告于C,这在中国是最难做好的,或者是由于有关的人不了解该事的重要性,而根本就没有把该信息传下去,或者传到c时已是面目全非,不知所云了。以为这样一台复杂机器中的3个齿轮能互相配合,运转正常,那简直是异想天开。即使是那些有相当理解力的人,他们也觉得转达一个想法不有所增减是很困难的,正如一根直棍插入清水中,折射出来的肯定是扭曲的样子。[9]

明恩溥认为中国人对事物的表述往往不够清晰,思考问题简单。他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归结于汉语的缺陷：

不少人已经知道,汉语的名词是没有格的变化的,它们既没有“性”,也没有“格”。汉语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也不受任何“语态”、“语气”、“时态”、“单复数”和“人称”的限制。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任何汉字只要能用的,都可以通用,不会有什么问题。……这种语言结构,正像夏天的酷热自然要引起午睡一样,会招致“思绪含混”。[10]

二是归结于教育制度,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很少,“那些没有受过完整教育或根本就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在运用中国语言时,造成了思绪含混”,[11]“中国的教育根本无法使受教育者在能够理解和能够运用的意义上掌握一门学科”[12]。一个学者和文盲之间的对话,可能让双方都不能理解。

丁韪良和明恩溥等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评价虽有所不同,但都看到了中国人在思维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可否认,由于他们生活的时代离现在已比较久远,中国人的思维相比一百多年前已经有了不少的变化,但是我们也能看到,他们所谈的中国人的很多思维特点,今天仍然存在,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二、中国人自己的评价

中国人写的有关中国人性格、思维等方面内容的专著,20世纪最有名的有两本——林语堂的《中国人》(或译为《吾国与吾民》)和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而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很多文化人也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在《中国人》第三章“中国人的心灵”中,林语堂对中国人的思维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人思维的“女性化”特点,并认为“女性智慧与女性逻辑的那些特点就是中国人心灵的特点”[13]。我们知道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不太善于抽象逻辑思维,而擅长形象思维、直觉思维。“中国人的头脑,就像女性的头脑充满了庸见。中国人的头脑羞于抽象的辞藻,喜欢妇女的语言。”[14]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具体的”[15],而不是分析的、抽象的。“中国人的思维不善于进行分析”[16],“中国人的思想总是停留在有形世界的外围”[17]。笔者对林语堂先生的说法深以为然,中国很多男人的思维方式都有女性化倾向,有较强逻辑思辨能力的中国人实在太少了。

林语堂将西方人的思维与中国人进行了对比：

希腊人为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因为他们的思维基本上是分析型的,这已经被亚里士多德学说引人注目的现代性所证明。埃及人发展了几何学和天文学。这些学问都需要分析性的思维。印度人发明了自己的语法学。而中国人尽管有其天然的智慧,却未能发展其自己的语法学。他们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大多是由国外引进的,因为他们只喜欢道德上的陈词滥调。他们的抽象名词,比如“仁”、“义”、“礼”、“忠”等等都是泛泛而谈。在具体讨论中,会发现它们的意义含混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18]

林语堂又说,在中国,“逻辑从来也没有被发展成为一种科学,所以他们也不仰仗逻辑,而是靠自己或许是更健全的庸见”[19],“在中国文学中,也从来没见过有雄辩的论证”[20]“中国作家先提出一两个论点,然后即刻提出结论。在读他的文章时,你很少看到他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21]“庸见在中国代替了推理与演绎。”[22]

通过对中国人思维的论述,林语堂认为中国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正是中国人的思维特点造成的,“我们已经对中国人思维的特点做了详尽的讨论。这使得我们能够明了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23]

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很多人都看过,这是一本受到不少争议的著作,一些人不能接受他对中国人的批评。柏杨认为儒家文化扼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能力。“几千年下来,一切东西都由别人——圣人或有权势的大官之类,替我们想好了,自己不需要想,而且也不敢想。要怎样做才对呢,中国人似乎需要练习自己去做傻子。”[24]他还指出我们最重要的反应,应该是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25]

在当代,仍有很多学者在谈论中国人的思辨力问题,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激烈的批评。比如黎鸣先生写过《中国人没有思辨能力,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文章,讨论中国人的思辨能力问题,他甚至认为“全人类之中最没有思辨能力的民族是中国人”。[26]还有很多普通人、网友等也都谈论过这个问题,在网上就能搜索到很多相关文章。

三、历史与现实

从历史来看,中国人在抽象逻辑思维方面无疑是不如西方人的,特别是近代以来,不论是在社会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皆落后于西方。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哲学、逻辑学、语言学,而这些学科都需要较强的思辨能力。中外都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孔子的所谓“哲学”只是一些道德教条,而不是“思辨的哲学”。黑格尔这样评价孔子：

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27]

2001年9月,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的思想代表德里达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香港进行了系列的访问和学术交流。他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接着又补充说,思想和哲学并无高低之分。[28]显然,他的补充是对咱中国人的安慰,以抚慰中国人那敏感易碎的自尊心。

当代一些学者如黎鸣先生等也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这些说法虽然我们听起来不顺耳,但却是有道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但不能说每个人都是哲学家。要说中国完全没有哲学,可能太绝对,但对中国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和思辨的哲学则应该没有什么异议。冯友兰先生说:“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在中国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连贯之哲学书,比较少数。往往哲学家本人或其门人后学,杂凑平日书札语录,便以成书。成书既随便,故其道理虽足以自立,而所以扶持此道理之议论,往往失于简单零碎,此亦不必讳言也。”[29]冯先生的话可以概括为两点：中国哲学不善于论证;中国哲学不成系统,简单零碎。是为中国哲学之缺陷,而不善论证、缺乏思辨正是其中之一。

后人常谈论孔子和老子的哲学体系或是系统,但是所谓道家和儒家的哲学体系是在后人不断地解释、添加(添加自己的思想)以及改造(按自己的喜好去解释甚至是篡改)中建立的,他们的体系是后人整理和加工出来的。到了近现代,则是把中国古代哲人的一些片断的思想套在西方哲学的形式上而已。而在孔子和老子那里,其著作本身是不够系统的。

中国哲学家的著作确实存在概念模糊、不善论证的缺憾。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概念基本都是模糊的、含混不清的,他们很少给一个概念作出明晰的定义,“中文里面的规定(或概念)停留在无规定(概念)之中。”[30]这种缺憾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后人可以对这些概念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喜好随意地解释,以至众说纷纭、观点林立,越说越糊涂。比如,儒家常讲“仁”、“义”,什么是“仁”,什么是“义”？道家讲“道”,什么是“道”？都没有给出确定的解释,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说法。

林语堂说:“周代所有的古哲学家中,只有墨子和韩非子的风格接近有力的论证风格。孟子毫无疑问是伟大的诡辩家,然而他也只是对‘利’、‘义’等大而又泛的词感兴趣。其他哲学家,如庄子、列子、淮南子,只对漂亮的比喻感兴趣。墨子的门徒惠施、公孙龙都是伟大的诡辩家。”[31]

中国的哲学家特别喜欢使用类比推理的方法进行论证,孟子、荀子、庄子都是如此。比喻、寓言等手法的使用都是类比推理,而类比推理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是不能证明任何观点的。所以说,中国人心目中最雄辩的孟子其实是最不讲“理”的,他的论证不是思辨,而是诡辩。这种类比手法的运用虽然在文学上产生了迷人的效果,但在逻辑上却是一个缺憾。

而更早一些的哲学家们则根本不去论证,直接就说出自己的观点,并认为它就是正确的。比如老子、孔子的言论都是如此。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为什么呢？他们很少去证明自己的观点,很少去思考“为什么”。但是“关于什么原因、什么本原的科学才是智慧……在全部科学中,那更善于确切地传授各种原因的人,有更大的智慧”。(亚里士多德语)

中国哲学的这种特点,是统治者们最高兴见到的,他们的收获最大,因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期望来解释经典,把中国哲学当成一种工具和手段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而在逻辑方面,我们今天学到的逻辑学理论基本上都是来源于西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建立了第一个逻辑系统,即三段论理论。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后人又作了一些发展,形成了完备的逻辑学系统。

在中国,形式逻辑的产生基本与欧洲同时。代表学派有墨家与名家。墨子区分了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提出“大故(充分条件),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与“小故(必要条件),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名家提出了许多诡辩命题,例如“白马非马”、“鸡有三足”、“孤犊无母”、“连环无扣”、“白狗黑”以及“今适越而昔来”等等。名家的公孙龙在《白马论二》等文中,通过对概念属性的辨析来进行推理论证,具有一定的思辨哲学色彩,虽然也是诡辩,但从逻辑上来说,比起孟子的简单类比要高明。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系统的逻辑学,没有人沿着墨家、名家的路继续发展下去。秦之后,形式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基本陷人了停滞,没什么发展。墨子的思想在秦以后一直被忽视,甚至《墨子》一书中的《经》篇,非常抽象,极少有人研究,到了清朝学者整理《墨子》一书时,能读懂的人已经很少了。中国人几千年一直缺乏逻辑知识的教育和逻辑思维的训练,必然造成思辨能力的不足。

在语言学方面,中国的第一部语法学著作直到1898年才完成,即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但马建忠精通多种外语,也是在西方语法学的基础上完成汉语语法学的初创的。而西方人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了系统的语法学著作。

上述历史事实会让一些国人感到不快,他们会辩解说,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哲学、逻辑学及语言学,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屑于而非不善于做这些思辨的事情,这些事实不能证明中国人不善于思辨。再者,中国古代哲人不重视著书立说,而重视所谓“内圣外王”,以立德、立功为先,立言则是不得已之事。“故著书立说,中国哲学家视之,乃最倒霉之事,不得已而后为之。”[32]

笔者以为,中国古代哲学缺乏逻辑思辨色彩,乃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找不到古代的哲学家们善于思辨的证据,所谓“不屑于做”的说法实在幼稚,如同一个打不过别人的嘴硬的小孩的辩解：“我不是打不过你,我是不屑于跟你打!”其实,承认中国古代哲人的一些不足丝毫不会损害他们的伟大,此种辩解实无必要。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历史来看,中国人相比欧洲人,不善于逻辑论证,思辨力不足。对于这种思辨方面的缺憾,我们不必为此感到难堪,甚至是自卑,更没有必要去遮遮掩掩或者是千方百计地去辩护、去找各种客观原因和借口。我们更不必硬要把许多光环加在我们祖先的头上,祖宗的智慧不能证明后人也智慧,后人对:祖先的过度吹捧无疑是因为自身在现实中的自卑。何况,我们的先人虽然在哲学、逻辑等方面不如西方,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要敢于面对现实,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这是一种让人尊敬的勇气,更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命运。思维的问题,思辨力的问题,是当今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章 个体的角度：缺乏思辨力造成的思维缺陷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

——鲁迅

缺乏思辨力,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从个体来说,缺乏思辨能力会造成一系列的思维上的缺点,使得人的思维是一种有缺陷的思维,对日常学习、生活、工作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本章主要是从个体的角度,讨论缺乏思辨力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是从总体上来讨论缺乏思辨力给人们带来的一些不良的思维倾向,然后是从逻辑上讨论中国人思维上的一些不足。当然,个体与群体无法截然分开,群体是由个体构成,本章与下一章的讨论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交叉。“个体的角度”并不是说谈的是个别的现象,而是讨论缺乏思辨力对个人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中国人中是具有普遍性的。而下一章讨论的主要是缺乏思辨力对群体的影响,即对中国人的民族性及对国家治理、单位管理等方面的影响。

要特别指出的是,笔者此处所谈的思维缺陷,绝对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而是相对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来说,中国人在这些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我们要注意,“特点”都是相对而言的,各种事物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同理,我们本书所谈的中国人的思维的所谓特点也都是相对而言。

一、“四化”思维

缺乏思辨力极大地影响了人的总体思维能力,造成思维的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和情绪化。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人的言语和行为也会变得偏激、肤浅、浮躁和非理性。而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愤青现象则为中国人的这种思维缺陷树立了众多的典型。

(一)中国人思维的“四化”倾向：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情绪化

缺乏思辨力,不善于推理论证,会导致很多事情想不明白、想不清楚,看不到事物的本质,思维缺乏深度、缺乏理性,造成思考问题的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和情绪化。表面化是缺乏思维的深度;片面化是缺乏思维的广度；简单化是缺乏逻辑,推理简单;情绪化是缺乏理性。

表面化

表面化就是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看不到本质。表面化的思维容易对人、对事产生错误的认识,作出错误的判断。俗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说明仅从表面特征,很难判断一个人的个性。而仅通过事情的某些表面现象来作判断,就会经常发生错误。

生活中有一些人,总喜欢占便宜,但有些便宜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却是吃了亏。有些亏是可能很快就被知晓的,但有时候,很多人吃了亏要很长时间才意识到,甚至永远意识不到,还以为自己占了大便宜。一些人之所以受骗,正是因为有爱占小便宜的心理,见有便宜可占,头脑一发热,便只盯着表面现象,看不透隐藏在后面的骗局。

2008年12月18日《宿迁晚报》报道了一位经营小卖铺的冯大妈受骗的事情：

……冯大妈独自一人在店里时,来了一对年轻男女,其中的男子买了两包烟,女子在门外等车,正当男子掏钱时,女子喊：“快点,车来了。”男子慌忙把一张百元钞票递给冯大妈,嘴里嚷嚷道快找72块钱。”冯大妈接过一看,原来是两张粘在一起的百元钞票,心中暗喜,赶紧找了72元钱递给男子很快两人坐上出租车离去了。

两人走后,冯大妈把钱拿出来仔细地瞧,用验钞机一验两张都是假钞,这才知道自己贪图便宜上了当。

表面上是两张百元大钞,实际上都是一文不值的假钞,这样的事情比较简单,因为可以很快发现自己被骗。但有些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或者是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吃了大亏;或者永远意识不到,还把骗子当好人,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这样的事并不少见。

在婚恋中,有些女孩总是过于注重男人的钱财、身高甚至是脸蛋,看到人家或者是财大气粗,或者是高大帅气,或者是又帅有又钱,便被这些表面的东西所迷惑,再加上这些男人的几句花言巧语,便忽视了这些表面现象后的最重要的问题——人品问题。经常发生一些无业人员伪装成大款、军官等形象欺骗女性的案件,许多女孩因此受骗,人身、钱财、名誉都受到了伤害,损失惨重。还有一些男性虽然不是诈骗犯,但很好地掩盖了自己的不良性格,女性常常到了婚后才发现自己嫁的人表面上是白马王子,实际上是混蛋,大好青春浪费在了他的身上,悔之晚矣。当然,类似的事情也会发生在男人的身上。

表面化的思维倾向,会使人爱慕虚荣,死要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是中国人闻名世界的性格特征。

在对待自己方面,表面化的思维会使人只注意将自己表面的东西搞得漂漂亮亮,穿得体面,打扮得漂亮,而不注重内心的修养;工作时也经常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在对待别人方面,则会形成势利眼,只根据人的穿着、相貌等表面特征来判断人。这样的例子很多,一些城里人之所以讨厌民工,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穿着没有城里人干净时尚,长得也不像城里人那样白白胖胖,从而影响了城里人的视线,污染了城里人的眼球。这些城里人只看人的表面——长相、衣着,却不去思考人的本质。

对女性的认识上,中国人在很多的活动中都把女孩子当做花瓶来看待,饭店迎宾、空姐、前台,以及各种公共活动,都要把漂亮的女孩子摆在前面。这些女孩子被当成了一件件的好看的物品,她们的人格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中国社会对女性的这种认识如此普遍,到后来,很多女孩子也把自己当成了一件好看的装饰品,失去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她们过度地重视外表与打扮,以为只要有外貌,就能有好的前程,而对自己精神世界的充实则不够。

中国的“礼仪小姐”、“迎宾小姐”风气之盛、人数之多是世界独有的现象。在一些酒店门口,甚至时常站着两大排年轻漂亮的迎宾小姐。这让一些老外不太适应,这么多美女欢迎他们,让他们不知所措。甚至连老外上厕所的路上都能遇到迎宾小姐,这些小姐还要热烈鼓掌。老外们更困惑的是,为什么要让这么多年轻的女孩子做这样无意义的工作？她们完全可以去从事其他有实际效益的工作呀？老外们打死也不会明白,中国人往往只看到女性的表面,美女在中国常常只能当当花瓶,给她们的主人脸上增光。

片面化

片面化,就是只看到局部,看不到整体。盲人摸象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可是在生活中,很多人都在犯这样的错误。比如在评价人时,只看到好的一面或坏的一面,不能从整体上对一个人的个性作出准确的评价。认识不到人的性格的立体性和多面性,简单地把一个人的形象扁平化,或好或坏,或忠或奸,或智或愚。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世上没有百分之一百的好人,也没有百分之一百的坏人。很多人对待历史人物时,很难对历史人物作出客观的评价,如果他喜欢一个人,就觉得他完美无缺,甚至将其神圣化;如果他不喜欢一个人,就觉得这个人一无是处,将其妖魔化。甚至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中也存在这种倾向。

在交际与婚恋中,片面化的思维会给人带来麻烦。一些人总是对周围的人要求太高,不愿意或者是做不到与有某些缺点的人良好地交往。但我们应该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每种个性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的个性都符合自己的要求。人在世上,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们就要接受各种各样的个性,当然不包括那些道德低下的、会伤害别人的个性。而在婚姻中,接受一个人,意味着接受了他或她的全部,包括优点,也包括缺点。我们无权要求对方做一个完美的人或是完全符合自己要求的人。

在对问题的处理上,对事物的片面化的看法会影响人的决策。比如现在大学生找工作困难,许多新毕业的大学生的工资与民工的工资差不多。许多人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上大学无用。我想,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在这种比较中,仅仅选择了工资的多少一个方面来比,但大学生的工作和民工的工作可比的方面还有很多,而在大多数方面大学生的工作都要比民工的工作要好。比如在工作的环境方面,民工的工作环境经常是脏、乱、危险、噪杂的,而大学生的工作多为脑力劳动,环境一般更卫生、安静、安全;在工作的稳定性方面,民工经常是有时有活干,有时没活干,而大学生的工作一般更为稳定;在发展前途方面,多数民工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很多年只能从事一种工作,工资多年一个样,而大学生的工资一般会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而逐年增加,更有前途;在年龄方面,很多民工人到中年,打了很多年的工,工资却还不如刚毕业的大学生,而大学生刚毕业就拿到了与许多工作经验丰富的民工同样的工资,二十多岁的人和四十多岁的人相比,当然年轻人更有前途。所以上大学无用论是没有道理的,这种想法正是看问题过于片面造成的。

过度的片面化就成了极端化,看问题偏激,只看到两个极端中的一端或对立的两面中的一面,形成二元化的思维。比如前段时间经济学家茅于轼发文质疑18亿亩耕地红线,遭到了众多学者及普通网友的反对,甚至对茅于轼个人进行大举攻击、谩骂。有一些反对茅于轼的人思维就有极端化的倾向。有人说:“不保护耕地,耕地都被占用了、浪费了,没有了耕地,中国人吃饭怎么办?”笔者要问的是为什么不设红线,耕地就没了？”这是不可能的,不设红线保护耕地,耕地也不会突然就全部消失,这种推论是没有说服力的。

另有学者质问茅于轼:“你说如果我们粮食短缺,可以靠进口。中国十几亿人,每年需求粮食5亿吨,而国际市场年交易量才2亿多吨。如果中国缺粮,谁能供应得起?”这是思维极端化的另一个例子。首先粮食短缺的情况只是一种可能,实际上,即使耕地再少一些,我们国家也可以做到粮食基本自给自足。二是即使短缺,也不会全部依赖进口。中国这么多的耕地,难道会全部绝产吗?中国这么多的人,难道会没有一个人愿意种地吗？除非发生巨大天灾,否则中国一定会产出大量的粮食,需要进口的永远是少量,而不会是全部。如果真的发生了大灾,那也不会因为设了红线它就不发生了。

简单化

简单化就是推理能力不强,看问题简单化,经常轻率地下结论。简单化思维的一个表现就是忽略了证明的过程,不是理性地、一步一步地通过推理去反驳、去论证,而是简单地根据一些细枝末节、断章残句甚至是毫无根据地就加以定性,给出善恶美丑、高低对错的判断。

曾经有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个女生,看看能不能发展成恋人。我们先在网上聊了一聊,她的名字叫“x嘉姬”(化名),我们发生了以下对话：

我说你的名字好啊,嘉者,美好也;姬者,女子也；嘉姬,美女也。”

女生回道；“你好假啊,我不喜欢虚伪的人。”

我忙解释我是开个玩笑嘛。”

女生回道：“我不喜欢不会说话的人。”

我忙留言：“我只是开个玩笑,让谈话更有趣一些。”

女生回道：“你不要解释,我不喜欢老是为自己解释的人。”

由于生活习惯、经济条件等方面的不同,有不少在城市长大的女孩比较讲究门当户对,不能接受农村出身的男孩做男朋友,而我正是来自于外地农村,我应该向人家表明这种情况,免得浪费人家的时间,于是我又告诉这位女生：

“我出身农民,家里经济条件也比较差,不知你是否在意。”

女生回道:“你问这样的问题,你不觉得你有一点自卑吗？”

您看,我们俩仅仅交流了几分钟,才谈了不到十句话,这位女生就对我下了结论:一个虚伪的人,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一个自卑的人,一个总是找借口解释和掩盖自己的错误的人。结果可想而知。这位女生的结论得来的是如此的轻易,推理是如此的简单,仅仅因为网上的一两句留言,就对别人的性格作出了确定的判断。这种推理太简单了,其结论往往与事实差之千里。

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中国人都具有推理简单、轻易就下结论的思维特点,经常仅仅因为一句话、一件小事、一个细节,就直接下判断语,判定某人的好坏,判定某事的对错、缘由、过程,认识不到人性的复杂性、立体性。很多专家学者,就因为说了某一句让一些人觉得不太顺耳的话,结果就遭到了众多人的话语围攻与谩骂,其实大家对这些学者的思想和人格又了解多少呢？又看过多少他们的论文或著作呢？怎么能通过一句话就断定其人格？甚至扣上“汉奸”、“卖国贼”之类的大帽子呢？在这些人的眼里,夸奖中国就是爱国,批评中国就是汉奸；夸奖外国就是汉奸,批评外国就是爱国,这就是一些人的逻辑。

中国人看问题简单,理解别人比较困难,认识不到人的思维的复杂性。一些人总认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别人也应该觉得是这样的,殊不知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同样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观点,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中,村民们认为自己对被俘的鬼子兵这么仁义,那么鬼子一定也会这样对待自己,结果却正好相反。在父母与孩子的交流上,很多父母认为,我这样想,孩子也应诙这样想,如果他不这样想,就是他的不对。中国人很难接受不同的意见,更别提吸收别人的观点了。很多人在讨论中,总是固执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别人是错误的,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观点,他很难改变自己,也就很难获得进步。人应该是在各种不同观点的碰撞中,通过思辨,来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一味地排斥不同的观点。

简单化的推理常常是预设立场、先人为主造成的。即根据自己的好恶而不是客观现实来先设定立场,再根据这种立场来寻找证据,往往只看到对自己有利的某一部分证据,而忽视相反的证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先人为主的典型,先入为主地把“夏商周”规定为三个时间上前后相连的朝代,并要求将其“断开”,但实际并不一定如此。因夏与商是不是两个朝代,有不同的说法,有学者认为,夏、商其实是两个部落,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后来商强大了,同时就统治了夏部落。而“断代”的说法则给学者们硬性地规定了一个不知对与错的研究方向。

《吕氏春秋•去尤》中有一个“疑邻窃鈇”的故事,是说有一个人丢了一把斧头,心里便怀疑是邻居的儿子偷去了。当这个人见到邻居的儿子时,便觉得他走路的姿态,像是偷了斧头的样子;他脸上的神色,也像是偷了斧头的样子;他讲话的神情,还像是偷了斧头的样子。一举一动,面目神情,都像是偷斧子的人。不久,这个人到山谷里去掘地,找到了自己丢失的斧头。隔了几天,再看邻居的儿子,一举一动,面目表情,都不像偷斧头的样子了。邻居的儿子并没有改变,而是自己的怀疑心理改变了。在这个故事中,丢斧子的人预设了一个观点,那就是邻居儿子偷了斧子,一旦有了这个观点,那么他所有的观察就会染上这个观点的色彩,就会发现邻居儿子的一举一动好像都在证明自己的观点。这就说明,先入为主,预设立场,会影响人的推理。

情绪化

情绪化,就是缺乏理性,带着情绪看问题。情绪化这个词比较宽泛,容易冲动,偏激,盲目,敏感,易怒,无所适从,变化无常,忽喜忽怒,容不得批评以至一批就跳、动辄破口大骂等都是情绪化的表现。

情绪是影响思维的重要因素,它会使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产生偏差。比如,当一个人烦躁的时候,他看什么东西都不顺眼,对周围的一切就会产生敌意。如果你对一位正在生气的女孩子说“你今天很漂亮!”如果平时她听了也许会很开心,可她正在气头上时听了并不高兴,反而会想：“难道我以前就不漂亮？”甚至会骂你一句“神经病”。此时,她正处在一种对抗性的非理性情绪之中,听到任何语言都只会从反面加以理解,从而失去了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作出错误的、片面的甚至是极端的结论,并可能采取一些错误的、极端的行为。激烈的情绪会使人失去思考的能力,不加思索,言行冲动,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损害。

林语堂曾经谈到中国人的思维的女性化,情绪化就是女性化的一个表现。相比西方人,中国男人的思维也偏向女人,缺乏理性,过于敏感,认识世界常依赖直觉。很多西方人到了中国之后,或者与中国人接触之后,都觉得中国人特别敏感,跟中国人说话需要特别注意,不然的话,一不小心就会弄伤了中国人脆弱的自尊心。

敏感往往是来源于自卑,是因为对自己不自信,很害怕别人谈论自己的缺点与不足,总是想掩盖自己的缺点与不足,总是装出一副完美的样子、强大的样子。所以特别注意维护自己的尊严,一听见有批评倾向的言论,便急忙解释,以表明自己没有缺点。而一个自信的人则没有这么敏感,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即使真的有一些缺点和不足,也不会影响自己的优势地位,所以他根本不在乎某些批评或是负面的言论。

很多电影,包括外国人拍的,也包括中国人自己拍的,被部分人视为“辱华”。影星周润发在电影《加勒比海盗3》中饰演华人血统的“啸风”船长,其造型在预告片放映后引起部分中国网友的批评,认为这是丑化华人形象。因为发哥所饰的船长光头、烂脸又刺青,长胡子、长指甲,只差没有辫子,让人想起早期好莱坞妖魔化中国人的电影。李连杰电影《狼犬丹尼》上映时,海报中有一款的形象是李连杰被一只皮鞋踩在脚下,这引来许多中国观众的指责,认为有辱华人形象。《功夫熊猫》上映之后,一小部分人竟然以辱华为由要求广电总局封杀。

“辱华电影”的说法不绝于耳,我就奇怪,为什么没有听说过“辱美电影”、“辱日电影”呢？在咱们的很多电影中,日本鬼子的形象也不太美好。为什么咱中国人就那么容易被“辱”？其实,“辱华电影”的说法历史悠久,中国人的敏感绝不是今天才有的。鲁迅先生发表于1936年的杂文《“立此存照”(三)》就已经谈到了当时中国人对一些“辱华影片”的义愤：

饱暖了的白人要搔痒的娱乐,但菲洲食人蛮俗和野兽影片已经看厌,我们黄脸低鼻的中国人就被搬上银幕来了。于是有所谓“辱华影片”事件,我们的爱国者,往往勃发了义愤。

五六年前罢,因为《月宫盗宝》这片子,和范朋克大闹了一通,弄得不欢而散。但好像彼此到底都没有想到那片子上其实是蒙古王子,和我们不相干,而故事是出于《天方夜谭》的,也怪不得只是演员非导演的范朋克。

不过我在这里,也并无替范朋克叫屈的意思。

今年所提起的《上海快车》事件,却比《盗宝》案切实得多了。[33]

当时,电影《上海快车》的导演约瑟夫•冯史丹堡到上海访问,鲁迅先生引用了报纸的几篇文章,显示当时媒体对这位导演的态度：

首先,是九月二十日上海《大公报》内《大公俱乐部》上所载的,萧运先生的《冯史丹堡过沪再志》：

“这几天,上海的电影界,忙于招待一位从美国来的贵宾,那便是派拉蒙公司的名导演约瑟夫•冯史丹堡(Josefvon Sternberg),当一些人在热烈地欢迎他的时候,同时有许多人在向他攻击,因为他是辱华片《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的导演人,他对于我国曾有过重大的侮蔑。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回事！

“说起《上海快车》,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上海正当一•二八战事之后,一般人的敌忾心理还很敏锐,所以当这部歪曲了事实的好莱坞出品在上海出现时,大家不由都一致发出愤慨的呼声,像罢花一现地,这部影片只映了两天,便永远在我国人眼前消灭了。到了五年后的今日,这部片子的导演人还不能避免舆论的谴责。说不定经过了这回教训之后,冯史丹堡会明白,无理侮蔑他人是不值得的。

“拍《上海快车》的时候,冯史丹堡对于中国,可以说一点印象没有,中国是怎样的,他从来不晓得,所以他可以替自己辩护,这回侮辱中国,并非有意如此。但是现在,他到过中国了,他看过中国了,如果回好莱坞之后,他再会制出《上海快车》那样作品,那才不可恕呢。他在上海时对人说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好,希望他这是真话。”(下略。)

但是,究竟如何？不幸的是也是这天的《大公报》,而在《戏剧与电影》上,登有弃杨先生的《艺人访问记》,云以《上海快车》一片引起了中国人注意的导演人约瑟夫.冯史登堡氏,无疑,从这次的旅华后,一定会获得他的第二部所谓辱华的题材的。”

“‘中国人没有自知,《上海快车》所描写的,从此次的来华,亦给了我不少证实……’不像一般来华的访问者,一到中国就改变了他原有的论调；冯史登堡氏确有着这样一种隽然的艺术家风度,这是很值得我们的敬佩的。”

(中略。)

“没有极正面去抗议《上海快车》这作品,只把他在美时和已来华后,对中日的感想来问了。

“不立刻置答,继而竞然地说：

“‘在美时和已来华后,并没有什么不同,东方风味确然两样,日本的风景很好,中国的北平亦好,上海似乎太繁华了,苏州太旧,神秘的情调,确实是有的。许多访问者都以《上海快车》事来质问我,实际上,不必掩'饰是确有其事的。现在是更留得了一个真切的印象。……我不带摄影机,但我的眼睛,是不会叫我忘记这一些的。’使我想起了数年前南京中山路,为了招待外宾而把茅棚拆除的故事。……”

原来他不但并不改悔,倒更加坚决了,怎样想着,便怎么说出,真有日耳曼人的好的一面的蛮风,我同意记者之所说：“值得我们的敬佩”。

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也该有知人之明：我们要知道他并不把中国的“舆论的谴责”放在心里,我们要知道中国的舆论究有多大的权威。[34]

通过这些材料,鲁迅先生给出了自己对中国人的评价：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妤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

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竞怎样的是中国人。[35]

鲁迅先生的评论无疑是精辟的,所谓不看“辱华影片”,其实是自欺欺人、讳疾忌医而已。

中国政府部门也是如此,同样敏感。中国政府经常发表抗议,一听见外国人批评中国,中国外交部就抗议、就反驳,同样是一批就跳。其实在有些情况下,需要反驳,有很多情况,根本没有必要在意,甚至有的批评是善意的,更不必太敏感。一个人活在世上,必定会有人批评有人赞扬,国家也是如此。这些抗议和反驳没有什么实质的作用,反而显示出的是心胸狭窄,自卑自恋,容不得别人的议论。

遗憾的是,中国人甚至连善意的批评也不能接受。自我反省的中国人都被排斥和谩骂。我在网上见过一些帖子,比如一些在日本或美国生活过的人,谈到中国和美日的巨大差距,指出中国现在还是非常落后的国家,并且提醒中国人要认清形势,说的都是实话。但是这些帖子却经常遭受连篇累牍的谩骂,发帖人被视为汉奸或美国“鹦鹉”。

一位在中国生活过的瑞典人写过这样一篇文章《金发碧眼看中国：敏感的中国人》：

中西方人看问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对待自身文化的观点和态度就不尽相同。

在我的国家瑞典,人们从很小就习惯受别的国家、别的文化的影响。

要么是小时候和父母一起旅游,或年龄大点暑假的时候去国外游学。或者长大了,靠自己赚的钱随心所欲地旅游、或者结识在瑞典住的外国朋友等等。无论如何,我们很多人从小就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的文化和别的文化比一比。

我觉得经常去国外,或和外国朋友在一起玩、工作等等很重要。这会帮助你正确地观察事物。用英文我比较喜欢说,如果你能够“step out of yourself and look at yourself from a distance”,就是说,如果你能够跳出自己,从外面看自己,就可能会有较为中立的看法。

可是在中国,有时候当我提出一些对中国人的看法时,一些中国朋友就会说：“不是这样,我们不会这样做。”他们不同意我的想法。比较有意思的是,很多时候其他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会同意我的看法,他们也会说某件事中国人经常这么做或这么说。

更有意思的是,我曾在国外出版过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很受欢迎。当我到国外时,好多读过这本书或听过我讲座的海外中国人也跟我说我看了你的书,你说得没错!”或“我听了你的讲座,真是像你说的那样！”这就是说,外国朋友以及海外中国人经常同意我关于中国人的看法,但一些国内的中国朋友有时却不同意我的这些意见。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刚说的那个原因。如果你能从外面看到你自己,你会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你自己以及自己的文化,会看得更清楚,道理就像宋朝苏轼的诗中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如果你从来没有到国外去,或者不十分了解外国的情况,中立地看自己的文化可能有点难吧？

从这个方面我觉得有时候中国人有点敏感。有时我说某件关于中国文化的事,就有一些中国人马上准备好为自己辩护。这使得我格外小心,如果我给中国朋友做讲座时说了某件事,我经常不得不马上补充一句：“我没有说这件事不好,我只是说它不一样而已！”我觉得,我经常需要拐弯抹角地才能将意见提出来。

其实我并不是为了批评中国人或中国文化,我只是说我们两个文化之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区别其实是一件好事！想一想,如果我们全都一样,难道不会很无聊吗？[36]

这篇博文应该说是很客观的,但是还是引起了相当多的敏感的、自尊心极强的中国人的不满,在这篇博文的后面,许多中国人的留言成了笔者观点的最好的证据。比如：

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觉得中国人都很笨——笨得看不出她文字中透露出的讥讽之意和内心深处蔑视中国人的感情,还是觉得自己聪明得超乎寻常——只是为了卖弄一下自己的中文水平之高——高得连中国人都看不懂自己的嘲弄,还以为是某位高水平的“专家”真诚的建议！

再如：

人的眼睛都是长在前面的,奉劝这位“金发碧眼”作者,当你“看中国”的时候,既然你只能看到中国人的背后那道长而黑的影子,而不见他物时,中国人不会埋怨你,只是请这位“金发碧眼”的作者,也请你看看自己的身后是否也有一道同样的影子。

再如：

说中国人太敏感了,不如说你们外国人太自负并且信口开河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自豪。一切侮辱中国的言论我都会反驳。

还有很多的网友用各种理由和借口为中国人的敏感辩护,甚至还有破口大骂的,这些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个瑞典人观点的正确。

也有位网友用亲身感受表达了赞同：

我感觉我就是这样的人。不过要到朋友给我解释后我才明白,有时候朋友说我,他本来没有那个意思,我却感觉他是嘲笑我,我是自卑,也是要面子。

当受到批评就马上进行辩解是人的本能,当知道别人批评得有道理而不愿意承认是人的虚荣,当知道别人批评得有道理不但不承认反而马上挑别人的毛病以获得心理平衡是由于自卑,而听到批评就破口大骂那就是修养问题了。很多中国人都有“只能说好的,不能说不好的,说不好就翻脸”的脾气,不敏感才怪。听一句别人说自己不好,立马破口大骂,更是一种极端的表现。

(二)“四化”思维的典型——愤青

中国的愤青现象在国内已经成了常见的、普遍的现象,我们对这种现象已经不觉得奇怪。而在国际上,中国的愤青现象已蜚声海外,甚至成了一些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课题。

《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8月17日刊登了一篇报道《美国青年VS中国“愤青”》,是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读的12名研究生专门来到中国研究中国“愤青”,以完成他们的海外进修课程。近年来,中国愤青现象在美国新闻界、政界和学界,是一个被高度关注的话题。这篇报道还说,美国学者在这方面作了不少研究,写了一些论文和报告,重要的有美国《纽约客》杂志2008年发表的一篇重头调查报告《愤青：中国新一代的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者》,美国教授格雷斯的学术报告《中国的对日新思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克在2008年5月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报告《解剖中国当今的民族主义》,以及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胳思典的学术文章《中国的媒体与青年:关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态度分析》。这些都足以说明美国人对于中国愤青现象的关注。

愤青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可以说,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不同的理解。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其内涵作一个界定。过于笼统的和模糊的概念没有讨论的意义,但是给愤青这个概念作一个明晰的定义并不容易。

有人说原始的“愤青”概念,指的是那些“愤怒的青年”,有激情,有想法,不满现实,富于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但也往往显得脱离实际,好高骛远,言论胜于行动。并说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实际上也可以简化为各国“愤怒青年”为实现政治理想,与现存的国内、国际秩序进行磨合抗争的互动史。毛泽东、华盛顿是愤青,鲁迅、李白、苏轼都是愤青。

这样的概念界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这个定义中愤青的特点也正是青年人的特点,愤青等于青年,大家都是愤青,这个概念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至于那些历史伟人,他们是全国人民、世界人民的偶像,绝不是只属于愤青的。有的人辩解说,愤青也非常有理性,那就更没意思了,有理性就不是愤青了,愤青指的就是非理性的人。所以有些人认为自己是愤青,其实他不是愤青。有些人天天骂愤青,其实自己也是愤青。

既然愤青的话题这么受人关注,说明愤青和普通的青年相比,肯定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笔者作出的定义是: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青年。这个定义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简单化。容易被激怒,喜欢谩骂,不喜思辨,不善于推理论证。不喜欢别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及中国文化的批评,一遇批评,马上反驳甚至谩骂,不管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管人家究竟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更不管批评的有没有道理。

二是思想偏激,主张采取极端措施。如主张战争、复仇,主张对外交往要强硬,要大力发展军事,声称愿意为国战死沙场,或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

三是标榜爱国,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民族主义很正常,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感情。但极端民族主义者有自己的特点,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及民族文化是最优秀的,而其他民族及其文化则是劣等的,对于劣等民族,可以蔑视、欺压甚至杀戮。极端民族主义曾给世界带来惨痛的灾难和教训,我相信,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是极为少见的,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愤青有此种倾向,他们会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天生的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愤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乃至第一强国。愤青不喜欢取得西方国家国籍的华人。

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的才是愤青。我之所以要这样定义,是因为不明确的概念是不值得讨论的。只有这样,愤青现象才有讨论的意义。如果这类青年只是极少数人,也不值得讨论。在群体中,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总是会有一些人比较偏激,看什么都不顺眼。但如果这类青年数量很大,在青年中占据了主流,那就不是一个好现象,说明我们的教育出现了大问题。

是不是愤青,不是来自于自我标榜,而是在于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自称是的不一定是,自认为不是的也许是。

即使按照这样一个严格的定义来看,我们仍然会发现,这样的青年太多了点,这也正是值得担心的问题。最严重的愤青已被人讽之为“粪青”,这种人拿无知当个性,以谩骂取代思索;一无所长却又鄙视一切,并用扭曲晦暗的阴谋心理解读社会,唯恐天下不乱。

愤青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大环境上来看,是时代造成的。随着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早已不是那个备受欺凌的弱国,站起来的中国人很希望赢得外国的尊重与承认。然而在很多西方人眼里,中国依然是发展中的穷国,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各方面都很落后。这引起了部分中国年轻人的不满,特别是在遭遇西方国家的批评和指责的时候,更容易愤怒不平。再者,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在网上往往越是极端的、奇怪的言论和行为越会受到关注甚至是吹捧。愤青绝不是青年人的主流,但依靠互联网的放大作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不是互联网时代,其影响将会小得多。

从个体来看,中国愤青现象之所以风起云涌,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是因为中国具有有利于愤青生长的土壤,那就是中国人普遍的思辨力不足。部分青年不善思辨、缺乏理性,思维情绪化、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一些愤青的行为及思维。愤青的“愤”可以分成两个方面:针对中国人的和针对外国人的。对于中国人,愤青很容易给别人下“汉奸”的结论,一个中国人,如果他吹捧中国,就被认为是爱国；如果他批评中国,或是称赞外国,那就被认为是汉奸;如果他说美国的好话,那就被认为是替美国说话的“鹦鹉”。他们的逻辑就是如此地简单。

鲁迅写过一篇杂文《论辩的魂灵》,通过引用一些话语,讽刺一些中国人的荒唐逻辑。虽写于80多年前,却是当今不少愤青思维逻辑的活生生的写照：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

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对者,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人人得而诛之。

你说中国不妤。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这种话现在仍有许多中国人在说)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竞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37]

某日笔者在网上见到某网友发帖谈到中国社科院2002年作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只相当于美国20世纪初的水平。另一网友留言道:“不想在中国呆着就滚出国去别在国内丢人现眼,不过我估计你也没那个能力出国。没本事就知道嗷嗷叫的人连狗还不如!”有一段时间,有人在网上发帖说“汉语是低级语言”,弓|起了很多人的谩骂,有人说:“你说汉语不好,你是中国人吗？美国是你爹啊,你这个汉奸!”这种论调与鲁迅先生笔下某些人的论调何其相似！这么多年了,还是如此,笔者不能不为之悲叹。

当有人说美国的优势的时候,就会有人反驳美国不是天堂。”这又是自说自话,因为人家从来没有说过美国是天堂,从来没有说过美国是完美的。这个推理是不符合逻辑的。

我们再看针对外国人的“愤”。愤怒的原因是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批评。他们不仅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感觉被批评是非常丢脸的事,甚至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笔者觉得,如果是一些不尊重的行为,包括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北京奥运圣火在很多国家传递时受到干扰、一些国家的公众人物发表污辱中国的言论等,对这些事情中国人愤怒是正常的。对于这些事情,不仅是愤青会愤怒,大部分中国人都会愤怒,不愤怒才不正常。但是对于一些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正常的、客观的批评,只要不是恶意污辱和诋毁,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虚心地接受。比如对于中国政府的某些政策的批评甚至是指责,包括经济发展、民主建设、环境保护、人权维护等方面,如果是客观的,我们确实是存在问题的,批评能够促便我们重视并改正这些问题。

从个人来看,每个人都可能受批评。小时候听家长老师的批评,长大听同事领导的批评,没有批评哪来进步？如果你错了,没有人指出来,你又怎么能改正呢？正是这些批评使得我们不断地改正错误、弥补不足,一天天地进步。对于个人是这样,对于群体同样是这样,群体也需要别人的批评才能进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熟悉的名言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笔者在网上曾见某网友留言西方人就是喜欢对中国人指手画脚。中国现在的地位高了,有些外国人就不高兴,然后就造谣。”笔者以为,新闻的生命就是批评和揭露。中国人应该有心胸接受、包容别人的批评。没有必要反驳,更不必反咬一口,说别人也屁股不干净如何如何。你也可以批评别的国家呀,我们对西方的批评还少吗？在美国看报纸,感觉美国要完蛋了,因为报道的全是坏事。很多国家都是如此。中国新闻对外国的报道也是如此,报道最多的也是坏事。

在互联网上对外国的攻击与谩骂除了情绪的宣泄,不会起到什么实质作用,更不会对外国人产生什么影响,影响的反而是中国人自己的声誉。埋头做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要比口头上的攻击与谩骂有用得多。美国挨的骂不少吧,前总统小布什到很多国家访问时都会遭到抗议,但美国人不会在意,因为他们自信。

愤青的“愤”不仅对自己、对社会弊大于利,而且很容易被人利用。有人说,利用网民的愤怒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多少网络炒家和所谓的策划公司正是利用部分网民这种简单化、情绪化的思维进行炒作,他们编造事实、制造舆论,挑逗网民的愤怒情绪,引起大众对某人或某事的关注,来达到某种个人或为名或为利的目的。而愤青正是这些炒家最喜欢利用的人群,他们最容易被操纵、被忽悠、被蒙蔽、被挑逗。

愤青的这些行为都说明了他们认识能力的不足,难以全面地、深刻地分析问题,看不到问题的本质。比如,对中国面临的危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中国面临的安全角势与经济形势等问题,认识不太清楚或是太片面、太乐观,他们所希望采取的措施和政策往往是不可行的、欠考虑的。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国家容易被人轻视。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过于在意别人的言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不能因为别人的看法而影响我们的心情,对于生活中的个人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愤怒、生气、不高兴,并不能让别人尊重你。中国越是想要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很可能越得不到尊重。尊严来自于实力,当我们的国家强大之后,自然就会获得。尊重不是要求来的,情绪化的叫骂和展示肌肉并不能赢得尊重,哪怕这种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愤青有激情、有理想,爱国爱民,固然有他们可取的一面,但是只会愤怒而缺乏智慧与理性的年轻人,可能会成为破坏性的力量。一腔激情办错事,有史以来屡见不鲜,这是愤青要尽量避免的。美国人的关注与担心也许并非是多管闲事。

鹰派不等于愤青。鹰派是一种强硬的政策,这种政策是经过理性思考得出的,而并不是情绪化的结果。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主张与敌人硬碰硬,看起来挺英雄,结果是失败。而在抗战时期,我们一开始不可能全力与敌决战,否则用不了几个淞沪会战规模的战役,就会被打败。最好就是拖延,把决战的时间往后拖。国民党、共产党都想到了这一点。如果按照愤青的思维,那么中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抗日战争也会失败。

爱国有错吗？正有“爱国贼”一说。电影导演姜文在谈到他的影片《鬼子来了》时说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38]过度的爱、缺乏理性的爱就是害。家长溺爱孩子,就是害孩子。爱国也需要智慧,否则就有可能害国。

二、逻辑缺陷

逻辑,指的是思维的规律和规则,是对思维过程的抽象。逻辑学是研究思维规律的学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为七门基础学科中的第二门,仅次于数学,《大英百科全书》把它列为五门基础学科之一,可见逻辑学的重要性。逻辑能够对人的思维起到规范作用,让人的思维更加全面、深刻和理性,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正确,对问题的处理也会更加合适。

遗憾的是,逻辑学在中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中学时,涉及极少。在高校中,也主要是文科的学生在学。很多人感觉逻辑学不过是文科中的一个科目罢了,没有必要大家都学。这是错误的认识,逻辑学应该从高中就开始学,而逻辑思维则应该从小学就开始训练。

对逻辑学教学的忽视造成多数中国人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更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的训练,造成了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相对较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也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思维习惯来思考。其思考的结论只是根据某些经验,通过不完全归纳、简单类比等思维方法得出,其结论往往是不真实的。

由于逻辑知识和逻辑训练的缺乏,中国人的思维在逻辑上具有不少缺陷,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现象非常严重。2003年四五月间,首都10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在显着位置以醒目标题报道了10位著名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发出的强烈呼吁: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令人担忧。笔者将在这里谈一些常见的逻辑缺陷。

(一)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明确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来的判断和推理也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

在文学名著《堂•吉诃德》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有个农夫拿了一块布去请一个裁缝做一顶帽子。他问布够不够？裁缝量了布之后说够了。农夫觉得做完帽子会余下不少布,这些布会被裁缝贪污,于是他就问这块布够不够做两顶帽子？裁缝看透了他的心思,就回答说:够做。农夫还不罢休,又问够不够做三顶帽子？……他添上一顶又一顶,直到五顶,裁缝的回答仍然是“能”。就这样,他们谈妥了,这块布做五顶帽子。等到约定取帽子的那一天,农夫到了裁缝店。他看到裁缝拿出做好的五顶帽子,小得只能套在手指头上。农夫发现自己被耍了,于是就到桑丘总督那里告状,要裁缝赔他的布,而被告裁缝却坚持自己没错,还要农夫付工钱。最后桑丘判决裁缝不准要工钱,农夫也不准要布;做好的帽子充公,送到牢里给囚犯用。

这个故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农夫与裁缝对帽子这个概念的定义不同。按一般理解,帽子是指戴在头上保暖、防雨、遮日光或做装饰用的物品,农夫没有想到要明确地对裁缝说明帽子的大小,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常识;而裁缝正是利用了农夫没有说明帽子的大小这个漏洞,利用这个概念的模糊性,把小得只能套在手指头上的东西也说成是帽子。如果农夫在做帽子之前就明确规定帽子的大小,裁缝就没有办法了。

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国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几乎没有。中国的哲学家极少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众说纷纭。老庄讲道,什么是道？没有定义。《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非常难得,墨子很伟大。

然而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冯友兰先生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39]同样的一个词,可以表达或者说是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讨论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即一个概念的内涵。概念不清,那么围绕这个概念的一切讨论都会变得混乱甚至没有意义。辨析概念是逻辑思维中判断与推理的基础,概念不清判断与推理就难以进行,即使进行,也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或是模糊的结论。

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对于所讨论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问题就没法讨论了,讨论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

举个简单的例子,几个人讨论马。第一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000斤重的马。第二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厘米高的马。第三个人说,你们是开玩笑吧,哪里有重达万斤的马？更不会有10厘米高的马！第一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河马！”第二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海马。”正是因为他们对“马”这一概念理解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观点,这样的讨论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海马和河马都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马,此处只是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

范伟的一个小品《卖车》中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题,高秀敏问：“你家的狗为什么不生跳蚤?”范伟回答说是因为讲卫生,而正确答案却是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范伟说你说是出生的生啊!”这个问题也是概念的问题,范伟对“生”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说的是“出生”的生,虽是同一个字,但是表达的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多脑筋急转弯都是通过概念的转换来迷惑人的。

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中用了“屁精”一词,引起了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质疑。因为这个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善于拍马屁,二是指同性恋。理解不同,对小品的评价也就不同了。

再如,我们讨论美女的时候,一个人说这个女孩好漂亮,另一个人说一般,又有一个人说根本就是个恐龙嘛！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别,是因为在他们心中,美女的标准是不同的。按照不同的标准来讨论,这种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

所以我们在生活学习中的一些争论,往往各说各的理,谁都不服气。虽然大家说的是同一个词语,但是对这个词语的理解却千差万别,即这同一个词语表达的却是不同的概念。既然大家讨论的是不同的概念,根本不是一个话题,怎么会有结果呢？当然对于一些常用的词语,我们应该按约定俗成的理解来讨论。而在国家政策方针、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中,概念不清、概念混乱将会造成大量的漏洞,或者被人所利用,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给国家人民带来损失；或者造成执行者无所适从,执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

在我们的行政区划体制中,“市”便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词。一般来说,城市指的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而在我国,由于实行的是市管县的制度,作为行政区的城市,实际上是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的地区,很多所谓的城市其农业人口还要多于城市人口,是实际上的名实不符。这种名实不符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在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出现了不少偏差。比如说“上海市”这个词,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和作为直辖市行政区的上海市是两个概念。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就是指市区,作为直辖市则包括郊县。理解不同,作各种研究结论就不同。所以我国的直辖市根本就不是城市,而是一个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的省级行政区,所谓重庆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无稽之谈。如果把直辖市当成城市来看,当成城市来研究、规划、制定政策,就会产生很多错误认识。比如人口密度,上海市区很拥挤,但如果用直辖市的人口和直辖市的面积来算,则小于很多同级别的国际都市。

在这种行政体制下,作为直辖市近郊的郊区便会无所适从。是城市还是农村？应该把建设重点放在哪儿？是放在离市区近的地方,还是放在传统县城?或是另建新城？结果就是四不像,既不像城市又不像农村,缺乏长远建设规划,土地人力财力等资源严重浪费。没有自己的中心城区,人口分散,不能形成合力,人口的集聚效应不能发挥。上海市嘉定区就是一个例子。几十年来,嘉定的建设中心便是多变的、分散的,嘉定镇是老县城,后来成立了新成路街道,现在开始建嘉定新城,而安亭镇又新建了安亭新镇,南翔镇、江桥镇也有各自的中心地区,嘉定的城市化太分散。如果从二十年前就能确定一个建设中心,现在嘉定早就发展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了。很多大城市的郊区都处于这种尴尬的状况之中。中国不少法规不断地会提到“政府”这个太宽泛的概念,学者秋风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有关部门修订《土地管理法》时说：

从这些条文也可以清楚看出,立法者并不知道如何进行法律思考。比如,整部法律中反复滥用“政府”一词,人们要问,“市县人民政府”是指谁？人大及其常委会、法院是否属于政府范畴？就本部法律而言,总该说清楚,具体行使征地权的又是“市、县人民政府”内部哪个部门？它做出土地征收决策应依据什么程序？该决策属于什么性质？被征收对象有没有权利参与此一决策过程？凡此种种重大问题,法律全部付之阙如。[40]

这是概念模糊的一个典型。按照这样的法规,老百姓有问题根本不知道应该去找谁,“政府”这个概念太宽泛了、太模糊了。

再看一个医院乱收费的报道。据《楚天都市报》2009年10月29日报道,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人民医院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住院的患者收取“健康咨询费”、“疾病健康教育费”。当遭到群众质疑时,医院领导拿出了上级的文件,说明可以收取这个费用。确实黄冈市卫生局有相关的文件,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文件上。文件只规定了可以收,但是对究竟什么是“健康咨询”,什么是“疾病健康教育”却没有具体的概念界定。这就留下了漏洞,医院可以随意地理解这个概念并收费。正如该医院护士所说,“疾病健康教育”“就是我们平时对你说的话”,“健康咨询”就是患者向护士询问的话。按这种理解,他们就是收费有理。实际上,像这家医院这样收费的绝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医院都在钻这个空子。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政策制定者没有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

陈志武在《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提出的很多条款都是笼统和模糊的,比如美国应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这句话作为合同协议条款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应该”？什么叫“更多”？什么叫“管理人才”？怎么样算“培养”？每一项都是模糊的,是无法明确的,双方都难以执行,美国完全可以不认账,“应该”做的事情,不做也可以呀。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可以用“经验不足”来作为借口,但其实是思维能力不足造成的,缺乏严谨的法治思维,概念模糊。而参加谈判的都是中国的精英、专家,连这些人的思维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别说其他了。反观美国提出的条款,则要明确、严密得多。[41]

再比如学校里,学生因事请假的事情。所谓请假就是在因事请求在一定的时期不参加学习。既然是请求,那么请假的行为就一定发生在不参加学习的行为之前,如果没有请求就不参加学习,就是旷课。请求是前提,不参加学习是结果,这个前因后果的关系是不能颠倒的。但是部分学生和老师却对此产生了歧义,出现了所谓“事后请假”的说法,这是部分人对概念理解的模糊造成的。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胎教”一词指的是在孩子未出生时进行教育,孩子出生之后的教育就不叫胎教了。“事后请假”的说法就和“产后胎教”的道理是一样的,是不合逻辑的。

只有事前请求,才叫“请假”。只要没请假而不参加学习,那就是旷课。所谓的“事后请假”其实就是对自己为什么旷课作一个解释。如果旷课的原因是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如突发事件等,老师觉得这种理由可以原谅,便不再追究、不予处罚,而决不是什么“事后请假'这不是假,而是可以原谅的旷课。由于手续和程序上的原因,可能会需要补一个请假条,但决不是什么事后请假。

一些学生经常先斩后奏,先旷了课,再编造理由解释,并强词夺理说“学校没有规定不可以事后请假”。这首先是一种二元思维,即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思维,他们误以为没有明确规定不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可以做的事情。而老师一时也无法反驳,便觉得学校的规定不健全,应该在学生守册中明确规定“不准事后请假”。这些想法都是因为不能够正确地理解“请假”一词的确切内涵,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来理解。这种对概念的模糊理解给学生管理带来很多不便,因为“不准事后请假”的规定也是有问题的,是不可能被执行的,如一些突发事件会造成学生不能及时请假,只能事后说明。而所谓“补假”的说法则更为模糊不清,假期怎么补？其实仍是“补请假”的意思。解决这样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明确“请假”一词的确切内涵。

(二)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有很多人分不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的差别,常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又由于中国人的集体观念比较强,批评某个集体对于中国人来说就等于批评个人。对群体的批评常会造成中国人之间窝里斗,地域之间、贫富之间、职业之间互相攻击,这就是因为没有分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实际上,当我们说某个集合概念有某种特征时,并不能得出这个集合中的每个个体都有这种特征的结论;当我们说某个群体具有一个特点的时候,不代表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这个特点。比如,我们说南方人善于做生意,这里的“南方人”是集合概念,但不代表每个南方人都善于做生意。再如,说山东人长得比较高大,这里的“山东人”也是集合概念,并不能证明每个山东人都长得高大。又如,在“中国人老是窝里斗”、“中国人缺乏思辨力”这样的命题中,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说明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在伯杨《丑陋的中国人》中,“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能得出每个中国人都丑陋的结论。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理解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的差别。有不少人认为谈论中国人的缺点时应该说成是“有的中国人如何如何”,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其实这种人主要是心胸问题,心胸狭隘,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只喜欢听别人的表扬。当别人夸奖中国人的时候,他就不会要求在“中国人”前面加上“有的”。

黎鸣先生写过《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文章,很多中国人很不满,说按照黎鸣的观点,黎鸣也很愚蠢,因为他也是中国人。这就是对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没有分清,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同样,笔者在本书中大谈中国人的思维缺陷及劣根性,这里的“中国人”同样是集合概念,不代表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

(三)类比推理

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比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都是用的类比推理。这些话真的很有道理吗？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相关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性的,既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因为相比较的两类事物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人类通过思维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比如由狗的忠诚推出人也应该忠诚,人和狗是不同的动物,怎么能确定有一样的品质呢？

我们这里的类比仅指在议论中的类比推理,而不是指语法学上的修辞方法。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把类比当成中国人的一个思维特点,甚至认为是中国人的优势。类比能够形象生动地说明问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能将深奥的道理转变成简单的道理。中国人爱用类比,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地使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荀子《劝学》是连篇类比,庄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后来的作家们继承了这个传统。类比的运用确实让中国古代的许多文章文采斐然、趣味横生、意境优美,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可读性极强。

类比是一种人类自然产生的推理方法,不需专门训练就能掌握,人人都会类比。它来自于人类大脑的联想活动,当人们看到一个事物有某个特点时,便会想到与它同类的事物也会有相同的特点。比如,毒死狗的食物也会毒死人,因为人和狗都是动物,而且是哺乳动物。

西方人也会用类比,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在使用类比方面比西方人要高明。中国人之所以使用类比,是因为他们思辨能力差,不善于纯粹地说理,不善于运用其他的推理方法。西方人类比用得少,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比。但在和专业知识缺乏的人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谈话时,他们也不得不用类比,不然人家听不懂。

类比虽然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但其价值仍然不可被忽视。在科学研究中,可以用类比方法推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如果以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即成为了科学结论。

在周星驰的电影《审死官》一幵始,水师提督之子宾少爷的狗阿才咬了肉贩,肉贩将狗打跑,结果宾少爷要求肉贩赔偿他300两银子;而状师宋世杰则让自己的仆人咬了宾少爷,被宾少爷打跑,宋世杰按照宾少爷的逻辑类比推理,要求宾少爷赔自己1000两银子。后来,富商的儿子打死人,宋世杰也是用类比推理的方法为富商之子辩护,这种诡辩方法歪曲了事实。他当堂踢打凶手,凶手没有死,如果几年后死了与此无关;而凶手也没有当场打死被害人,是第二天才死。宋世杰用这个类比说明被害者的死与凶手无关,毫无疑问,他的逻辑是荒唐的。

值得中国人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只能显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比如谈到取消户口管制、自由迁徙问题,有人就说,那全世界为什么不能自由迁徙？美国应该打幵国门,让外国人自由迁入。这种说法混淆了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不同。

再比如,对于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中国人,或者经常批评中国现状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谚语——“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来教育他们要爱国。但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这个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和狗是两回事,国民和狗之间的差别则更大。狗不嫌家贫和母子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硬把他们归在一类,其实是生拉硬扯。再者,丑和贫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词语,如果是一个虐待儿童的恶母呢,还能要求孩子爱她吗？如果养狗的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屠夫呢,狗难道不能嫌吗？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流传久远的成语、谚语都是用类比的方式,如“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这些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是不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无风也会起浪,印度洋海啸的浪大吧,不是风引起的；苍蝇也会叮无缝的蛋,只需给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许多人正是通过造谣生事来诋毁别人的。

《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言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简单地以老黄瓜类比国家,不仅不能证明任何问题,而且语意模糊。

过多的类比说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进行论证,离开了明显的形象,他们便不会思考;不用类比,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中国人向来喜欢攀比,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别人能做,我也能做；别人行,我也行;别人不要的,我也不要。这其实就是一种类比,这种类比忽视了自己与别人的差异,虽然都是人,却是不一样的人。能不能和别人一样,要不要和别人一样,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是不能盲目攀比的。

(四)二元思维

郎咸平一次在某大学演讲中说,我们的企业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大学的高材生就问他：“难道要做小做弱吗?”这是推论错误,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并不一定就是做小做弱。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维,也即好坏人思维、非黑即白思维。这种思维只看到了事物相反的两面或两端,忽视了其他方面或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情况,而其他方面可能很多,中间情况也往往是最普遍的。二元思维是中国人常见的思维,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思维。——很多中国人上了这么多年的学,思维还处在小学生水平,小孩就会的好坏人思维。比如,对于体育明星姚明、科比等等,明显分成两个阵营,姚黑姚蜜,科黑科蜜,整天在网上骂来骂去。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比较明显,很多中国人把历史人物分成明显的好与坏两类,将好的神圣化,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诸葛亮等,似乎他们是没有缺点的完人;将坏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们一无是处。这种思维是片面的,没有认清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待现代人同样如此,中国人很容易将某一地区、某一阶层或是某一职业的人妖魔化。

在国家政策上,我们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分治,也是一种二元思维。它把全国人民简单地分成了农民、市民两个部分,用户籍制度加以区别。但实际上,不论是通过历史纵向来看,还是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农民与市民都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类人,而是互相融合、互相转化的。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农民与市民的截然不同,农民随时可以进城做生意成为市民,中了科举还可以到城里做官;同样,城市人也随时可以到农村买块地过田园生活,即使是贵为宰相,下了台也可能去做农民。国外也是如此,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去务农还是务工,即使美国总统华盛顿,下台后也回到了自己的农场。正是由于当前的二元制度,使得农民工成为了一个夹缝中的群体,他们的户口是农民,工作却在城市,既非农民,也非市民,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在二元思维下,政治思想界的左与右,也往往走向极端,我们的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教训。翟华在《中国人走遍天下之法宝:东方文化西方语》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咱中国人似乎有一个概念:没有明言禁止的事就是可以做的事。我曾听见有“犯了事”的同胞辩解说我不知道呀！”甚至质问：“哪儿写着不许了？”不错,国内很多地方、很多场合都写着“严禁xx(吐痰、吸烟、喧哗等等)”,一般与“违者罚款”连用。制订这些规矩的有关部门煞费苦心,往往不得不详细列出不许做的事,于是出现了“约法三章”、“五个不准”、“七不规范”、“服务忌语五十句”之类的标语。[42]

简单地认为没有明令禁止的事情就是可以做的事情,这也是二元思维。由“禁止的事不可以做”推出“不禁止的事就可以做”的结论,这是典型的逻辑错误。这个前提是不能推出这个确定的结果的,没有明确禁止的事情不一定就是可以做的事情。这样的思维会使得社会管理者疲于奔命,他们不断地出台各种禁令,但问题还是层出不穷的,禁令永远跟不上新问题出现的速度。江苏贫困县阜宁县拨款350万元建“山寨版世博中国馆”受到多方质疑,阜宁县政府新闻办回应说,中央无禁止的都可以做。这种思维正是典型的二元思维,因为中央是不可能对一个县政府的一举一动都作出详细的禁止规定的。[43]

(五)以偏赅全

以偏赅全是一种不完全归纳的方法,即由一个群体中一部分事物拥有某个特点而推出这个群体的所有事物都有这个特点,这种推论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或然性的。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常常因某地或某个群体出现了个别的素质不高的人,便否定这个群体的所有人。比如一些大城市人对外地人、对农民、对农民工的看法,以及部分人对河南、上海等地方人的妖魔化,正是因为这种以偏赅全的不当逻辑。

几年前,上海某小区有一个很有名的新闻:一对住在这里的美国青年夫妇收留了一位残疾的流浪乞丐,他们不但和这个乞丐握手、拥抱,把乞丐邀请到家里做客,甚至还给了这个乞丐一套家里的钥匙,让他在自己家里吃、住,结果遭到了同住在此小区的中国人的强烈不满。因为这些中国人认为,这个乞丐是外地人、是穷人,很可能不是好人,说不定会是小偷、犯罪分子,要求这对美国夫妇把这个乞丐赶走。这对美国夫妇很诧异中国人的思维:为什么穷人就一定是坏人？为什么外地人就一定是坏人？这种以偏赅全的逻辑是很多老外难以理解的。[44]

没有经过逻辑训练的人是很容易犯以偏赅全的毛病的。例如,我们如果在这儿看到某个国家的某个人很变态,在那儿又看到这个国家的两个人很变态,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联想到,这个国家所有的人可能都很变态,这就是以偏赅全。以偏赅全是一种原始的、自然而然的逻辑,是不完全归纳,其结论并不确定。其实,这个国家中不变态的人是居多数的。

在我们谈到改革的时候,总有人为保守辩护：“凡事都要循序渐进,慢慢来。”以此来作为不改革的借口,这也是一个以偏赅全。有的事应该慢慢来,但并不是什么事都要慢慢来,有的事就需要快刀斩乱麻。

(六)错误推理

在生活中,人们即使不经过专门的学习,也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些固定的思维逻辑,但按照这些逻辑来推理,往往不能推出确定的结论。如果再按照这些或然性的结论作其他推理,那就更没有说服力了。我们前面谈到的以偏赅全、类比推理等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在与人的讨论中有时会发现这种现象:你说的话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但某人却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根据这个错误的理解对你进行批驳。显然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攻击的其实是一个与你无关的观点。对于这种行为,有人给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他自己树立了一个靶子,却说是别人的靶子,然后对着这个靶子进行猛烈的攻击。

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多次谈到同性恋的问题,引起不少人的攻击。有个人在网上发评论说：“我是个医学院的教授,我认为,同性恋不宜提倡。”这里面有明显的逻辑错误,他作出了错误的推论,因为李银河从来没有说过要提倡同性恋,只是说政府和公众要正视,而不要装作看不见而已。这位教授对李银河观点的理解是错误的,他的逻辑就是:你替同性恋说话,你就是提倡同性恋。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所反驳的观点根本就不是李银河的观点！并且此人还以“教授”自居,似乎做了教授就代表了正确,反而显示了其无知与自大,格调更低一等。而在攻击李银河的人中,大部分人的逻辑都是和这位“医学院的教授”差不多的。在反驳论证中,他们经常会对别人的观点作出片面的或是错误的理解,得出一个与别人原意不相符合的结论,并且把这个结论当成别人的观点进行反驳和攻击。这种思维的错误就在于从别人的论述中推不出反驳者所理解的观点。比如,这位医学院的教授从李银河的论述中推出“李银河提倡同性恋”的结论,是这位“教授”逻辑思维能力太差造成的。

按照一些愤青的逻辑,一个中国人,你夸日本好,那你就是汉奸;你夸美国好,你就是“鹦鹉”,你说中国不好,那你就是卖国贼。毫无疑问,这些论断是有问题的,是没有道理的,夸不夸中国、夸不夸日美,和是不是汉奸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样的前提不能推出这样的结论。

现在经常有人谈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谈美国的优势,这时就有人反驳：“美国不是天堂。”这个反驳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夸奖美国,并不能证明这个人认为美国完美,这个推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性。

《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一个观点：“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45]这个推论同样是过于简单化,由一次金融危机并不能得出这个国家全面腐朽的结论。该书把金融危机的缘由归结于美国老百姓“不干活想住大房子”[46],简直就是小学生的思维,简单得可笑。如果不干活就能住大房子,谁会不愿意呢？绝不是只有美国人会这样想。

以上谈了几点比较简单的逻辑问题,笔者不是逻辑学专家,只能谈一点表层的东西。但笔者以为,对普通人来说,也不需要掌握太多的逻辑学知识,只要能掌握一些基本常识,经过一定的逻辑训练,就能够提高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增强认识问题的准确性和推理论证的合理性,让自己的结论更加接近真理。

在中国的大学里,许多大学生都觉得“学逻辑没有用”,为什么他们有这种感觉呢？笔者以为,这与中国学校中逻辑学教学方法的落后有关。逻辑思维能力不是通过上几堂逻辑课、背一点逻辑知识就能提高的,它需要长期的训练。这种训练包含在几乎每一个学科的学习当中,论文写作、课堂讨论、回答问题、互相交流,都离不开逻辑学。逻辑思维能力不是在逻辑学课上就能得来的,也不是仅仅逻辑学老师那里得来的,而是要靠所有学科的每一位老师的引导、训练与潜移默化。认为通过逻辑学课就能提高逻辑思考能力的想法太简单了。

第四章 群体的角度:民族、国家与思辨力

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鲁迅

一个人思辨力不足,会影响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一个国家有太多的国民特别是政府决策者思辨力不足,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一、民族劣根性与思辨力

中国人有很多劣根性,比如窝里斗、富有奴性、要面子、不知反省等等。虽然这些特点并非中国人所独有,但是相比于西方人,中国人在这些方面的缺点表现得特别突出。

什么是民族性？一般认为,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多数成员所共同具有的个性。但笔者认为这个定义是不准确的,一个民族少数成员所具有的个性,同样可以称为民族性。民族是一个集合概念,而特征是相对而言的。

为了让大家更容易明白,我可以用“坏点效应”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液晶显示屏有上百万个像素点,如果有超过三个或五个亮点、黑点,我们说这块液晶屏是次品。如果坏点再多一些,到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这个液晶屏就无法用了,我们就说这个液晶屏坏了。但这里的“坏了”不代表每个像素点都坏了。这就是说,只要在几百万个像素中有几十个坏了,我们就会说这块屏坏了。但实际上,其余的几百万个像素点都是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在一个集合中,即使是少数个体具有某种特性,我们也可以说这个集合具有某种特性。二是这种特性是相对的。比如相对于完美的液晶屏来说,有几个明显坏点的屏就是次品。好与次是相对的,坏点越多越次。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假设有A与B两个国家。在战争中,A国人平均100个人里面有3个投降者,而B国人平均100个人里面有10个投降者。很明显,我们可以得出结论:B国人要比A国人更加软弱,虽然B国仍有90%的人是不屈者。

我们此处所说的民族劣根性也是如此。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具有这些特点,而是具有这些特点的中国人占中国人口的比例要比其他国家多。

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有人说是中国的文化传统造成的,有人说是中国人天性如此。笔者以为,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大部分缺陷及劣根性都与思辨能力的不足有莫大的关系。因为思辨能力不足,不善于推理,造成看问题的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思考问题不够长远、不够深刻,鼠目寸光、浮躁浅薄,对于一种行为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后果推断不清楚甚至是推测错误,看不到或看不清某些行为给自己、给别人以及给群体带来的危害。

趋利避害是人的自然本能,在一般情况下,人之所以在某些时候采取某些做法,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对自己是有利的。一些中国人之所以会窝里斗、死要面子不认错、奴性十足等,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对自己有好处,认为自己能从这些做法中获得利益,而没有认识到这些做法对自己的不利。有些做法只是从近期来看或是暂时来看有利于自己,但从长远来看,自己却会受到损失,甚至这种损失要大于自己曾经的收获。比如中国人之间的互相争斗,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有些做法表面上对自己有利,但却伤害了自己所在的群体,群体的损失反过来又会造成个体的损失。

下面我们具体地谈一谈中国人的劣根性与思辨力之间的联系。

(一)面子第一

好面子是咱中国人闻名世界的一大特色,谁不知道咱中国人好面子呢？面子本身来源于自尊心和尊严感,适度的好面子很正常。西方人同样也好面子,也虚伪,但相对来说,不像我们这么不切实际。中国人的好面子最大的特色是看到了面子,忽视了本质,重面子超过了本质,这就是不知轻重,就是大问题了,足以称得上是愚昧。因为表面上的面子给自己带来的往往是实质上的损害。

中国人爱面子,是缺乏思辨力的表现,因为他们只注意表面的东西,不注意内在的东西,或者说是本质的东西不能引起他们足够的注意。有时候,他们根本就想不到还有什么本质,或者把表面的东西错当成了本质。他们看到了表面.的东西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和利益,却看不到好面子给自己带来的实际损害,甚至他们会心甘情愿地承受这种损害,虚荣的快乐掩盖了损害的痛苦。有时候,这种损害发生在别人身上,或者是在未来,他们便忽视这种损害。比如政府的某些形式主义的政策就会产生这种结果,但官员们谁会在乎呢？因为受损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百姓。一些人只顾眼前的面子,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将来的后悔莫及。

中国人把城市建得像欧美,农村搞得像非洲。这仅仅是政府的意愿吗？不,这也是很多城里人的意愿,不知有多少城里人经常斥责民工、小商贩影响市容。但打工与贩卖是部分人的安身立命之源,城里人却宁要自己的面子,不管别人的死活。面子大于生存权,这就不正常了。极少数城管以维护市容为名,暴力执法,甚至造成悲惨的流血事件。城市管理中的这种思维与措施是非常错误的,其本来的目的是维护城市的面子,结果却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小商贩失去生活来源,贫富差距拉大,这会使社会治安进一步恶化,对城市造成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其表面的干净整洁。

一些女孩子找对象的时候,不是看这个男孩有什么发展潜力,而是看他现在有什么,帅不帅,高不高,房子有没有,车子有没有。忽视了男孩子的本质,其结果往往很悲惨。男人也有这样的,常常被女人的外貌迷惑了双眼。

郭冬临小品《有事您说话》里面的小郭,明明自己办不了的事也答应帮别人办,就是为了在同事面前有个好着的脸面。死要面子活受罪,害人又害己。

很多人在买蔬菜、水果、馒头的时候,经常要买外表好看的。其实一些个头大的、看起来漂亮的水果、蔬菜,营养往往不如平常的,也不如平常的好吃。而很多很白的馒头,经常是硫磺熏出来的,是对人体有害的。

中国人在给人送礼物的时候,往往也要选择体积比较大的、包装比较漂亮的,认为这样的礼物有面子。中国的很多商品存在过度包装的情形,甚至包装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商品的价值,正是因为中国人太注重表面,甚至忽视了商品本身。

一个老教授,不会用电脑,但他的儿子、女儿都会用。问他为什么不向孩子学呢？他回答,老子怎么能向儿子学东西？万一学得不好,孩子说你怎么这么笨呢,多丢面子啊！

面子心理造成了中国人的虚伪,中国人总是把表面的东西搞得漂漂亮亮,为了维护面子不顾一切,甚至不管里子已经快烂透了。中国的成语“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便是对某些中国人做法的最好写照。

为了维护面子,便装聪明、装富有、装自信、装能人、不懂装懂。在生活中,一些人经常自作聪明,不聪明他也要装作聪明的样子,不时地对某些问题品头论足一番,即使这些问题他从来没听说过。并且经常对别人的观点作出不屑一顾的表情,好像别人不是白痴就是笨蛋。很多问题,他不知道也要装作知道,甚至装作专家。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看来孔子在两千年前就发现了咱中国人的这个问题,那就是不懂装懂,打死也不会说自己不懂或是不知道。

有的中国人,不管有钱没钱,总要装作富有的样子。大城市的很多姑娘小伙,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光鲜时尚,一身的名牌,看起来都是公主、王子,其实很多人家庭条件并不好。父母为了满足孩子的虚荣心,在穿着上一定要买贵的、名牌的,别人有的自己一定要有。为此父母省吃俭用,累得心力交瘁。而孩子就是为了面子,花的是父母的血汗钱,不惜把父母逼疯。这几年在很多城市流行LV包,很多人为买个有面子的包,攒了好几年的钱。勒紧裤腰带,买个名牌包,其实他买的不是包,而只是那个有面子的名牌logo。

我常常想,我们每年出口了那么多的廉价服装、鞋帽、玩具等,很多都是卖给了西方发达国家。而欧美生产的很多奢侈品,包括很多昂贵的服装、箱包、手表、香水、汽车等,却纷纷销往中国。据世界奢侈品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1月,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达86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25%,首次超过美国,成为继日本之后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47]

大家不觉得奇怪吗？我们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却有这么多的人消费奢侈品；而西方发达国家,却纷纷来购买我们生产的廉价产品。我们比人家穷反而买奢侈品,人家比我们富裕得多反而买便宜货。中国消费奢侈品的不全是富豪,多少普通人攒了一年甚至几年的钱,就是为了买一个名牌,买个面子！为了一个面子,舍弃了生活质量甚至是身体健康。

在中国,有利于环保而且节约的小排量汽车的发展一直不尽如人意,除了相关政策原因之外,中国人的好面子是阻碍小排量汽车发展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对男人来说,如果开一个小排量汽车,似乎就很没面子。中国人买车一定要买大的,车身大、排量大,那才有面子。

由于中国是个等级社会,高等级阶层的面子心理就更严重,他们千万百计地维护自己的面子。比如领导们显示给群众的总是一副庄重、严肃的样子,但道貌岸然的背后,可能与表面显示出的完全相反。如果下级搞得上级丢了面子,那上级经常会给下级以或明或暗的惩罚,即使没有惩罚,他对你的印象也一落千丈了。所以在我们中国,一般下级也会自觉地照顾和维护上级的面子。比如下属,一般来说,起码在公众场合,会千方百计地维护上级的面子,讨上级的欢心,甚至背后也是如此,都成了习惯了。在一个单位,即使你的工作能力再臭,如果你能时常让领导觉得自己有面子,那么你也会得到领导的青睐。很多时候,政府劳民伤财、花费巨资搞的一些事情,仅仅是为了让某个领导面子上好看而已。

中国的老师和学生之间、家长和孩子之间,同样存在这种情况。中国的老师特别要面子,一定要在学生面前作出所谓的“老师”样来。笔者自己当老师的时候,同样也有这种心理,很害怕在学生面前出错,更害怕被学生指出错误,很难在学生面前坦白自己“我不知道”或是“我不会”。记得有一次笔者在上语文课时提到一首歌《让我们荡起双桨》,说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特别好,并谈到了作者乔羽。这时一个学生问,这首歌是谁作的曲呢？笔者真的不曾注意过作曲的是谁,于是支吾半天想不起来,正考虑怎么说呢,这个学生得意地说是刘炽。笔者当时心想,你小子故意搞得我没面子。毫无疑问,中国的许多老师过于要面子了,很难容许来自学生的不同观点,很难做到在学生面前坦然地认错,总是要作出一副比学生高明的样子来。其实,到了中学特别是高中,有很多优秀学生在某些科目上的水平都要比老师高,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师不必强于弟子,古人早已说过。很多中国人到了国外发现,国外的很多老师是很坦诚的,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会就说不会。老师被看做一个有限的人,学生才能平等地与之交换意见,甚至争论问题。

为什么中国的民主走得很慢,原因当然很复杂,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太爱面子了。同样是两个人参加选举,在中国,被选掉的人会觉得很没有面子,丢人。所以中国的很多选举都只能有一个候选人,形式主义严重。敢于公开和别人公平竞争的人很少,而能够坦然面对失败的人就更少了。

詹姆斯•丹•奎尔是美国第41任总统老布什任内的副总统(1989—1993年),他在任时一直是传媒取笑的对象。一次他在传媒面前跟一班小学生练习英语拼字时出了大丑,当时他指出一位小学生把“potato”(马铃薯)拼错了,因为正确的拼法应该是“potatoe”。由于他的这次访问是直播,这件事情立即成为了全国的笑柄,并使奎尔背上了“不学无术”的名声,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公众形象。他还因为这件事而“荣获”1991年度第一届“搞笑诺贝尔奖”的教育奖。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这个副总统是丢了多么大的面子啊。我们会认为奎尔一辈子都不会公开与“土豆”这个词沾边了,正如阿Q忌“癞”字一样。谁想到,奎尔下台以后,竟然作了这样一个广告：画面背景是人声鼎沸的橄榄球赛场。一小孩在叫卖土豆片。一会儿,有一个人回过身来买土豆片,然后,意味深长地笑笑,用英文说:“Potato!”这个人就是奎尔扮演的。一些在美的中国人非常佩服奎尔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具有的胸怀,敢于直面自己的缺点,敢于开自己的玩笑。

中国人特别善于也特别喜欢给自己的脸上贴金,具有自夸的天才,动不动就骄傲和自豪。“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中国人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汉唐盛世”,“中国曾经领先世界xx年”,“四大发明是多么伟大”,“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长城是宇宙中能看到的唯一人造景观”……这些话语咱们可都是耳熟能详。

获诺贝尔奖的、成功的华人,我们便千方百计地与人家套近乎,给自己脸上贴金,似乎自己也有多大的功劳一样。犯罪的、名声不佳的华人,则千方百计与之厘清关系,再三声明其是外国籍。

很多学者喜欢把外国人著作中夸奖中国人的部分专门挑选出来,大肆宣扬,我能想象出他们的心理:“看,这些洋人都在夸咱们！咱们太伟大了！”而外国人著作中那些批评中国的部分呢？这些学者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大加批驳,斥之为谬论。同样,媒体也是如此,看看咱们国家报纸、电视的新闻,好像全世界都在夸咱们中国,都对咱们无比地佩服。那些批评的声音都是胡说八道,他们那是诬蔑！他们那是嫉妒！

“我们现在虽然落后了,但我们历史上曾经很辉煌”,这是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一句话。我们的伟大祖先创造的伟大文明,现在的主要用途就是为中国人的脸上贴金。我们常对欧美人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文明繁荣的时候,你们还在野地里茹毛饮血呢!”20世纪40年代宋美龄就这样说过,.我们今天还这样说。1941年,著名作家海明威携妻子玛莎到中国访问,玛莎在中国看到很多伤病员没人管,到处沿街乞讨,于是在见到宋美龄时便提出了这个问题。宋美龄大发脾气,教训玛莎说当你们的祖先还住在树上,浑身涂成蓝色时,中国早就有了伟大的文化了。”[48]

阿Q的名言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直到今天,多少中国人仍在不时发表类似言论,他们在为阿Q精神源源不断地提供证据。先人的伟大,不代表后代的伟大,更不能把祖先的伟大成就当成骄傲的资本,天天挂在嘴上,动不动就是几千年的文化灿烂光辉什么的。我们和祖先,是两个时代的人。在生活中,如果一个同学老是吹嘘自己的父母如何如何,天天挂在嘴上,我们说这是一个十分虚荣的人,他自己多半是一个没什么本事、没什么长处的人,只好拿自己的祖先来给自己脸上贴金,给自己一点自信。而一个自信的人,即使自己的父母确实有很大的成就,他也不会天天拿出来讲。

文明的形成具有复杂的条件,如果把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简单地归结于中国古人的聪明,那是片面的,起码太过于简单了。你不能认为别的民族都比中国人要笨。著名作家王小波谈过这样一件事：

我在美国留学时,认得一位青年,叫做戴维。我看他人还不错,就给他讲解中华文化的真谛,什么忠孝、仁义之类。他听了居然不感动,还说我们也爱国。我们也尊敬老年人。这有什么？我们都知道!”我听了不由得动了邪火,真想扑上去咬他。……所以悻悻然地走开,心里想道:妈的！你知道这些,还不是从我们这里知道的。礼义廉耻,洋人所知没有我们精深,但也没有儿奸母、子食父、满地拉屎。东方文化里所有的一切,那边都有,之所以没有投入全身心来讲究,主要是因为人家还有些别的事情。[49]

王小波跟咱大家一样,本来也是对咱中国充满自豪,想对人家老外自夸一番,希望换来人家几句恭维话,给自己脸上增点光。谁知遇到了一个死脑筋的老外,偏不认账,不知好歹,并不认为咱中华文明有什么特别之处,人家的民族也勤劳勇敢,人家的文化也有忠孝仁义。王小波一时失落,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作为中国人的自尊心有点受伤,想要扑上去咬人家,当然他是不会这么做的,聪明如王小波者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人这种文化自大的虚幻。其实这种自夸表面上是争了面子,实际上是丢了面子。许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了解到了中国人这种给点阳光就灿烂的秉性,与中国人打交道时,先夸几句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便能让中国人脸上笑开了花,尾巴翘得老高,把这个老外看得比亲人还亲,什么好处都给了人家。你看看,人家几句好话便获得了实际的利益,自己却没什么损失,他们可不傻。

中国人爱面子如何损失且不说,政府一旦爱面子,那就更不得了了。中国有的地方政府好大喜功,花费巨资建设了大量好看而不实用的形象工程,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二)窝里斗

窝里斗是另一个举世闻名的中国特色。“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一盘散沙”,这些都是对中国人窝里斗现象的生动写照。即使在海外的华人之间,窝里斗也是鲜明的特色。窝里斗的来源主要是部分人极度自私,但思辨能力的不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人之所以会窝里斗、不团结,是因为只看到了眼前的个人私利,没有看到或没有注意到窝里斗对自己未来的损害,或者是低估了这种损害。

缺乏思辨力会造成自以为是的毛病,自以为是又会加剧窝里斗。自以为是是人类的通病,但中国人表现得尤其明显。很多中国人的自我感觉极其良好,整天骂别人傻x、白痴、愚蠢,遇到问题常常不懂装懂。在他眼里,自己是脑子最聪明的、知识最渊博的、道德最高尚的,没有他不懂的,没有他不会的,别人谁都不如自己,他的眼里根本没有别人,更不会尊重别人。所以当他遇到与自己有不同观点的中国人时,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

中国人的窝里斗已经深入到了中国人的骨髓,成了一种潜意识,甚至已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一些人来说,如果哪天不跟别人斗一斗,心里就难受,总觉得有个事情没完成,坐立不安。中国人的窝里斗不仅是普遍,而且还狠毒。正如伯杨所说：“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50]

在中国,可以说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争斗。地域歧视现象在中国非常正常,人们都是不断地贬低别人,夸耀自己。南方北方之间,城市农村之间,东部西部之间,各省之间,各市之间,各县之间,直到各村、各小区之间,这种争斗无所不在。你到各大论坛看一看,地域帖总是能引来大批人的点击与互相贬斥、谩骂。至于个人之间的争斗,那几乎就是某些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同行之间,甚至亲友之间、兄弟姐妹之间,都存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拆台、互相倾轧的现象。本来争斗的目的是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结果往往是两败倶伤。

人的本性中有自私的一面,这没有什么奇怪。但中国人的这种争斗,往往是暗中的、阴险的,而不是光明正大的和公平的,其最后的结果不仅是损害了别人,也损害了自己,甚至自己的损失比别人的损失还要大。说得难听点,这不是犯傻嘛！当然这是符合中国人的理想的：如果我做不成的事情,也绝不能让别人做成;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我即使不行了,也要和你同归于尽,大家都玩完;要想方设法给别人下绊子、找麻烦。

外国人很喜欢中国人的窝里斗,我们是鹬蚌相争,自家人争得不可开交,打得头破血流,人家是坐山观虎斗,渔翁得利。不论是以前的军事上的侵略者,还是现在的经济上的“侵略者”,中国人的内斗都给外国人送去了无数的利益。中国的企业之间经常出现恶性竞争,为了争取国外的订单,争相降价,互相拆台,拼命打压其他企业,结果让外国人买了便宜货,而中国商品的价格则在这种恶性竞争下越来越低,中国企业生存越来越难,整个行业都受到了伤害。一年一度的广交会,简直就是中国企业窝里斗的世界展览。很多出口企业将资源、商品以让人震惊以至惊呆的低价卖给国外,造成的损失难以想象。

中国的稀土资源世界第一,出口量占国际市场的90%,但中国出口企业互相压价,稀土价格越来越低,“1990年至2005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但平均价格却跌至1990年时的一半。”[51]中国很多稀土生产企业在向日本出口时相互比赛降价,让资源缺乏的日本贮藏了可用20年的稀土。在欧佩克的石油大亨通过控制全球市场油价富可敌国之时,作为全球最大的稀土资源国、稀土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中国国内的稀土企业却长期以较为低廉的价格出口,被动地维持着微薄的利润。2009年,中国稀土行业仍然延续着低迷。8月20日,中国最大的稀土企业包钢稀土公布了半年报数据,上半年亏损6718.71万元。而在2008年,包钢稀土合计销售了5.4万吨的稀土产品,这大约相当于全球需求的一半,但销售收入仅为32.25亿元,净利润仅为1.69亿元,这与稀土资源的战略地位极不相称。[52]相比之下,中石油2008年的净利润是1144亿元,而年利润过亿元的企业在全国根本不值一提。而一次性筷子行业的恶性竞争更是成为了窝里斗的典型案例,其结果就是大家的利润越来越低,每家企业都吃了亏。

中央电视台2006年9月21日“焦点访谈”播出了《海运惊现“负运价”》的节目,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节目讲的是近年来,在我国部分港口国际海运航线上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部分航运公司的货运报价连创新低,有的航线甚至出现了负运费,就是航运公司帮客户运货还要倒过来给客户钱。业内人士介绍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由于航运企业恶性竞争造成的。记者调查得知,参与其中的都是国有航运企业,恶性竞争让这些国有航运企业损失惨重。面对损失,有些国有航运企业至今还乐此不疲。恶性竞争最终给这些国有企业带来的不是多赢而是全输,受损失的还是国有资产。在上海到东京的航线上,许多航运公司的运费报价达到负210美元(小集装箱)和负420美元(大集装箱)。面对俱败俱伤的结果,各家公司曾经尝试过协调行动,2005年夏由上海船东协会牵头,上海各公司曾开过协调会并达成提价协议。为防止有人偷着降价,当时还每家收取了35万元保证金。但这个协议最终没有得到真正执行,很多公司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总想着把对手搞垮。除了海运行业的特殊性外,产生这种负运费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种奇怪的竞争心态在作怪,那就是想让自己成为最后的赢家。上海至日本的航线表面上热闹繁荣,打得不可开交的全是国有企业,外国公司一家也没有。而一些退出竞争的日本航运公司则干脆把船租给中国公司,使竞争进一步白热化,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而占了便宜的日本人都觉得中国公司的这种行为不可思议,难以理解。

窝里斗的过程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博弈的结果多是两败倶伤。我们的窝里斗不是仅存在于政治、经济领域,而是存在于几乎所有领域。在教育方面,近年来,家长给老师送礼的现象愈演愈烈,但多数家长并不能实现自己送礼的目的,送了也是白送。家长给老师送礼,首先是出自私心,他的目的是想让老师特别关照自己的孩子,比如安排做班干部、安排个好座位、学习上多关心等等,以期让自己的孩子在班级中更有竞争力。当第一个家长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每个家长都想让老师多关照自己的孩子,于是都向老师送礼。这样,家长之间的窝里斗就开始了,每位家长向老师送礼以求对孩子的关照,都在攀比谁送的钱最多或是礼物最贵重、最合老师的心,并且会推测别的家长会怎么做、会送什么。结果送礼的次数越来越多,花费越来越重。但家长们不会停止,因为他们都想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博弈中占得先机,而决不想落后。然而家长们有没有想到最后的结果,班干部的数量是有限的,好座位是有限的,老师关照学生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每个学生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即使每个家长都送礼,最后也只能是少数学生得到关照;而即使大家都不送礼,仍然会有少数学生得到关照,因为班干部总要找人做啊,座位总要安排啊。所以送礼与不送礼,最后的结果是差不多的,大部分家长都不能从送礼中得到好处。如果大家都不送礼,老师因为没有了收礼带来的压力,反而能够公平地对待每个学生。既然送不送都一样,那又何必大家都受损失呢？在这场博弈中,大家全都吃了亏。这种情况也与家长之间不团结、信息不通有关,如果家长之间能够团结一致,互相信任,互通消息,共同进退,说好大家都不送,或者只送一些简单的礼节性的礼物,那么大家就都不会有损失,也不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这是一种大家共赢的结果。

中国人窝里斗有着“悠久”的历史。1877年1月,郭嵩焘被委任为驻英公使后到达伦敦,刘锡鸿担任副使,但二人不和,刘不断地给郭找麻烦。有一次在参观炮台时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刘认为郭的这些行为都是“汉奸”行为。[53]这种思维和今天一些动不动就骂人汉奸的当代中国人是何其相似。

在竞技体育方面,中国在不少个人项目上都能取得好的成绩,而在集体项目上则要逊色许多。在三大球上,除了中国女排能比较长时间地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外,其他队伍最多是偶尔出彩,而中国男足则是令中国人最失望的项目。很多人认为这与中国人不善于合作、难以团结的国民性有关,笔者觉得有一定道理。

(三)容不得批评

中国人很难接受批评,也与思辨力不足、思维简单有关,因为他们看不到别人的批评能够促进自己改正错误,以使自己弥补不足、不断进步。如果没有人指出我们自身存在的缺点与错误,我们就没有机会去改善自己,也就永远都难以有进步。

讳疾忌医,祖先发明的这个成语是对我们最精彩的写照。在网上,如果你谈论某个地方的人的一些缺点,就会引来当地人的一片骂声;甚至你自己反思本地人的不足,也会被人谩骂。有的甚至走向更大的极端,不仅不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还不能接受对别人的赞扬。笔者见过很多帖子,谈我们中国和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说我们和人家相比,不论是个人素质还是整体实力相差都很大,结果遭到了很多中国人的讨伐。如果有人夸赞日本、美国,也会招来一片骂声,甚至视之为汉奸。只能批评别人,不能批评自己；只能赞扬自己,不能赞扬别人。这就是很多中国人的心态。

实际上我们应该感谢批评我们的人,是他们促使我们不断进步。当我们听到批评的声音的时候,不应该马上奋起反驳,而首先应该想一想,别人批评的是不是有道理,我们是不是确实存在人家指出的问题。笔者曾写过一篇批评高校教师的帖子,讲他们上课不讲究教学方法:或者是念教材、念教案;或者是山南海北乱侃一气;或者是带着情绪上课,发泄对社会、对领导的不满;或者是对学生缺乏尊重,对学生态度很差。这些都是在高校老师中客观存在的现象,但让笔者奇怪的是,竟然有很多老师在网上骂我。这些做老师、当教授的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读过很多书,连他们都不能理性地接受别人的批评,何况是普通人呢？

伯杨曾讲道,他在美国演讲时,一个美国人说你今天演讲的题目好像是专门说中国人的坏话,我想请您也说说美国的坏话。”[54]美国人请人家批评自己,中国人自我批评都被骂。如果你批评美国人,美国人会感激你;如果你批评中国人,中国人会骂你。这是差别,更是差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批评美国经济政策,警醒国际不应再倚赖美元,却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2009年度一百大思想者的第九名。试想如果有外国政要批评中国政策,中国人会怎么做？

实际上,有很多批评者都是善意的,他们是希望你成为更加完善的人,正是那些爱你的人才会这么做。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亲友、老师、同学会批评你,正是因为他们爱你。如果是一个与你无关的人,你的错误又与他何干?他干吗要管你的对错甚至是死活？而那些不喜欢你的人,更是巴不得你犯错,你的错误越大、缺点越多,他们会越高兴。

很多人不仅是不接受批评,也难以包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其实,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距离看问题,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同的,一个问题特别是社会问题有多个结论很正常。但是中国人很难包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自己的就是对的,不同的就是错的,甚至对不同的观点不屑一顾。

在网络上的讨论中,人们很难理性地去讨论一个问题,很多人只要遇到不同的观点,便大加贬斥甚至谩骂。有时候仅仅是关于一部电影好不好看、一首歌好不好听这样的鸡毛蒜皮的小问题,却谁都不服谁,以致互相谩骂,什么恶毒的词都能说得出口。中国人斗中国人的这种丑恶与歹毒,简直让人震惊,难以理解。为什么仅仅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就要对人破口大骂,而且是恶毒地骂？有人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帖子——《汉语是低级语言》,指出了汉语的一些缺点,引来了一片骂声。社会学家李银河在中国受到了很大的争议,不过是因为她的观点与大部分人的观点不同。

为什么我们不能容忍思考问题的人,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这是一种悲哀。这种劣根性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说话,有不同意见也不说,一说就会被人骂,那谁还敢说不同意见？大家都是“好好好”、“是是是”,没有了思想的交流,没有了观点的碰撞,没有了理性的思考,何谈进步！

笔者以为,我们没有必要掩饰自己的不足,不仅不要掩饰,而且要正视,要把它放在明处,使之更为醒目。这样我们才能想到和做到去弥补不足,改善缺陷,最终提高自己,完善自己,缩小差距。

(四)敏感自卑

中国人非常敏感,非常害怕别人批评,甚至人家本来没有批评的意思,只是表达了一些疑惑与不同的观点,更甚者人家明明是善意的提醒或是建议,也会让敏感的中国人感到不快,甚至感到是受了侮辱,并开始反驳人家,为自己辩护。面对国外的批评,中国人动不动就觉得被“辱”了。敏感来源于自卑,很害怕别人看不起自己。越是自卑越是要想办法拔高自己,以至于自恋、自大。自卑、自恋、自大,很多中国人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能够坦然面对批评的人是自信的、成熟的,国家、民族也是如此。

中国人看起来特别需要外国人的表扬。只要有个外国名人到中国来,不管他是政治家、学者还是明星,中国人总希望人家夸奖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化,总是希望从人家嘴里听到几个“伟大”,只要人家说几句好话,中国人就高兴得不知所以。而在采访中,我们的记者的提问总是想从这些世界名人那里得到一些允诺、保证或者安慰。但他们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汉学专家,你让人家说什么呢？除了说伟大、辉煌,又能说什么？难道我们的伟大非得靠别人的嘴来证明吗？我们为什么这么不自信,非得听到别人的夸奖才能心安理得？

在面对国外的批评的时候,一些人经常极不高兴地说尽管我们国内有许多不完善或不平等的事情,那是我们自己的事。你们外国人有什么理由来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种说法在中国人中很常见。让人不禁想到了中国人打老婆、打孩子时常说的话我打的是我的孩子,打的是我的老婆,不用你们外人管。”这些人没有认识到,孩子不仅属于家庭,同样属于社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同样,一个国家,也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左胳膊上叮着一只蚊子,右手当然可以去打。中国人要开阔自己的胸襟,胸怀全国,胸怀世界。

2009年10月1日,《环球时报》发了一篇稿子——《日本媒体以复杂心态报道中国国庆》。文章称：

作为世界第二位置即将被中国超越的经济强国,日本对新中国60岁生日的“祝福”似乎带着些许复杂心态,日本媒体在赞叹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表示祝福时,也明显流露出某种不安甚至“不服”。

《每日新闻》的社论认为,现在中国一方面已成为对世界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一方面也面临一些国内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增大、民主化还需要加强等等,比起让中国成为一个对外的强国,更应该让中国变成一个让人们感受到丰富、富裕和民主的国家。

……

笔者以为,日本媒体的说法是相当客观的,他们所谈的中国存在的问题,我们中国自己也在谈,这是确实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别人一谈,中国的一些人便不高兴？笔者看不仅是日本媒体的心态复杂,中国媒体的心态更复杂,难道国外媒体一致地赞你“伟大”、“辉煌”就让人高兴了？还说什么“世界第二位置即将被中国超越”,这种稍有点成绩便洋洋自得、不知所以的丑态深深地暴露了部分国人的劣根性。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这么多年一直落后于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国,就是超过了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其实,60周年国庆之际,国内许多媒体都在报道国外的相关评论,大部分国外媒体都对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了钦佩和赞赏,这让国内许多人洋洋自得。难道我们中国就这么需要别人的表扬吗？这是一种自卑的弱国心理在作怪,即在内心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特别是得到别人的赞美。而一个自信的大国会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势和不足,绝不会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在很多报道中,西方很多国家经常会赞美别的国家,中国60年国庆的时候,美国纽约帝国大厦为此亮彩灯,一些政界人士也公开表示祝贺。我们上海的东方明珠会不会在美国国庆时亮灯庆祝呢？笔者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东方明珠敢这样做,不知会挨多少骂！并且它可能也没有这个机会,因为有关部门也不会批准。

2009年3月,英国在筹备G20首脑峰会时,在一份政府招标文件上,将与会的20个国家分为两等,其中美国、日本、法国、中国等11国被列人“优先国家”,而加拿大等国则被列入“次等国家”。[55]加拿大一直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成员,一直以一流发达国家为荣,竟然被英国人视为“次等国家”,这是多么的没面子!英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立即出面安抚,反复解释这不代表英国政府立场,只是未生效的文书。但耐人寻味的人,加拿大从政府到民间,没有人觉得丢了面子,更没有人进行反驳或表达不满,反而有很多民众反思自己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有很多偏差,甚至是自认二流。笔者不禁感慨,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人的身上,那绝对是另一种反应。

笔者总觉得很多中国人的胸怀不是很开阔,甚至经常有些狭隘,吝于称赞别人。我们的媒体很少有人公开夸赞西方某个国家,一些个人在网上发表这样的言论经常会被人大骂,视为汉奸;相反,我们总是夸赞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中国人的这种心态同样是源于自卑,不能正视自己的不足和别人的优势。虽然我们经常看到国外对我们的批评,但我们也经常看到西方人夸赞我们,起码从我们的媒体上来看,西方人经常对我们表示钦佩,不吝赞美。不久前,西方人创造了“chimerical”、“G2”等概念,似乎中国已经成了和美国同样强大的国家。其实远非如此,他们还经常预测中国什么时候会超过日本、美国,而中国人听了沾沾自喜,其实人家是居安思危。而从历史来看,中国曾经是西方人向往的天堂,直到近代这个梦想才被打破,即使中国如此落后和令人失望,但仍有许多西方人给了中国以及中国人很高的评价。

其实,我们的祖先曾经是具有极大的包容心的。汉唐时代的繁荣与当时中国人海纳百川的胸怀是分不开的,他们勇于接受外来文化,包容各个民族。我们的历史就是一个文化与民族不断地融合的过程,正是这种融合才最终形成了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文明史不曾中断的国家。比如佛教源于印度,但在中国生根发芽,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遗憾的是,近几百年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人逐渐失去了这种海纳百川的心胸,变得相对浮躁、肤浅、脆弱、狭隘、偏激和刻薄。具体的表现就是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但这种“在意”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而是在面对批评、意见或建议时,疏于思考、敏感易怒。不管人家说得有没有道理,都看做挑衅,甚至是小题大做,断章取义,心灵很容易“受伤”。

有一种赞美叫“捧杀”,中国人则很容易被“捧杀”。与其说他们是赞美我们,不如说那是送给我们的糖衣炮弹,而中国人特别容易被糖弹击中,甚至他们享受被糖弹击中。英国人李约瑟炮制了“四大发明”的说法,吹捧中国的科学技术曾领先世界一千多年,结果中国人把李约瑟看得比亲人还亲。美国记者坦普尔根据李约瑟的原作改编的《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简直就是胡思乱想,笔者以为应该将其归人童话作品之列,据说这本书已经被一些中小学校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学用书,可谓荒唐至极。这样的作品受到中国人的追捧不是中国人的光荣,而是一种耻辱。连这样缺乏逻辑性的作品都奉若神明,还谈什么智慧？在这糖衣炮弹的甜美中沉迷了,还谈什么发展呢？

其实,只要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不会觉得中国在某某方面曾是世界第一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们应该想到,我们只在这有限的一些方面是世界第一,而在更多的方面都不是世界第一甚至是落后,那这世界第一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即使按照坦普尔的说法有“一百个世界第一”,但科技领域这么大,各种成果何止千万,才有一百个第一,其他都是落后,根本不值得自豪。正视自己不是妄自菲薄,我们中国能够成为与欧洲并立的世界两大文明之一,已经足够伟大,并非独领风骚才是伟大。

作为中国人,笔者最希望国外媒体多多地批评我们,指出我们的错误与不足。这样让我们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准确地把握形势,才对我们的发展有利。

今年,某网站组织了一个中国性格大讨论的栏目,但讨论的结果就是变着法子夸奖中国人,成了自我表扬。难怪有个网友给了个精辟的回答好的都是中国性格,坏的都不是中国性袼。”很多中国人不能容忍别人说中国一丁点的不好。喜欢听恭维,是一种女性化心理。我们总是把国外名人对中国的好的评价挂在嘴上,一旦某个外国人对中国高度评价,我们便视其为朋友甚至是亲人。给点阳光,咱就灿烂。而一旦有人批评中国,便不高兴,对这个人的评价也就大大下降。

中国人的这种过度的敏感与自卑是一种群体无意识。一个中国人他会表现得心胸开阔,能够接受批评,能够包容不同观点。但一旦他进入群体,成为群体的一分子,往往就失去了自己的理性。很多中国人缺乏群体心理学的知识,否则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在群体中的这种无意识状态,并有意识地去改变自己的行为,让自己的行为更加理性、合理。

(五)奴性

自晚清以来,仁人志士在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中抨击最为激烈的,便是中国人的奴性。在世界大国之中,中国人无疑是奴性最重的民族之一。这里的奴性指的是甘愿接受不平等的待遇,忍受欺压,特别是指对权力及暴力的屈服。“忍”这个字,是一直被许多中国人奉为神明的人生格言。中国老百姓忍辱负重,甘愿像牛马一样活着,只要你还能让他活着,他就什么都愿意做。对统治者来说,这样的百姓太容易对付了。鲁迅说中国的历史只有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做奴隶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把做奴隶当成了正常甚至是享受,奴性已渗入到每一个细胞。

鸦片战争以后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忍耐力感到不可理解,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性袼》“能忍且韧”一章中说正是因为忍,在中国可以看到一种最压抑的情景:成千上万的人明明可以轻易地夺得多得装不下的粮食,但却偏偏要让自己默默地饿死。”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去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或是造反,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56]

爱因斯坦于20世纪20年代来过上海,中国人的愚钝与奴性让他吃惊:“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劳动者,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57]。

伯杨说：

(中国人)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她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58]

时间已经到了21世纪,但中国人的奴性依然根深蒂固。中国一些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主子与奴才的关系。下级对上级卑躬屈膝,言听计从,低声下气,唯唯诺诺。不仅对上级是如此,对坏人也是如此,在坏人面前忍气吞声,甘愿受气。台湾作家龙应台也为此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文中有这样的描述：

……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哎呀！不敢呀！这些摊贩都是流氓,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报了也没有用;到时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国人讲忍耐！你耸耸肩、摇摇头！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社会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腰,很愤怒地对摊贩说：“请你滚蛋！”他们不走,就请警察来。若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那更严重。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烧到摊贩离开你家为止。可是你什么都不做；畏缩地把门窗关上,耸耸肩、摇摇头！

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笕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

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去？”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汤,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

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线上,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不生气？

哦！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报上说,司机都带着扁钻的。

问题不在于他带不带扁钻。问题在于你们这廿个受他阻碍的人没有种推开车门,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齿他的行为,你们很愤怒！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代,将在化学废料令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

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难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儿,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

西方人来台湾观光,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叮咛：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最妤也少上餐厅；饮料最好喝瓶装的,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他们的饮料不保险……

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但是名誉还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下一代的健康。一百位交大的学生食物中毒——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中国人的命这么不值钱吗？妤不容易总算有几个人生起气来,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团体。现在却又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卫生署、为不知道什么人做说客的立法委员要扼杀这个还没做几桩事的组织。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切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色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

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59]

龙应台对中国人的这种奴性十足的忍耐与退让给予了强烈的批判,并深刻地指出这种行为表面上是对自己有利,却让整个社会都乌烟瘴气、道德滑坡,实际上也伤害了自己以及家人,最终大家都受了害,都没得到利益。龙应台虽然是针对台湾地区来说的,但很清楚,这些现象在中国其他地方同样存在。

在古代,中国人的奴性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资料匮乏,很多人不得不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及人身来养活自己。在这样落后的时代,每个国家都会有被压迫的阶层,每个民族都会体现出奴性。而在现代社会,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自私自利的心理外,顽固的奴性与思辨力的不足亦有莫大的关系。人们之所以甘愿为奴,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对自己是有利的。比如通过对领导的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来获得领导的好感,自己可以得到更多晋升的机会;而当自己晋升为领导后,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主子,手下便有了一群可以控制的奴隶。很多中国人的角色就是在上级面前是孙子,而在下级面前则是老子,正是在这种既是奴又是主的状态中,他们获得了一定的心理平衡。

为什么你不敢对上级提意见？为什么你对上级的错误视而不见？为什么明知是错误的你也要服从？奴性。其实,随着中国人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领导的素质也有所提高,很多领导并不在意甚至是欢迎下级对自己提意见甚至是批评,并且欣赏敢说敢做的人,我们没有必要在领导面前装成一副奴才相。

奴性使得中国人缺乏平等的观念,他们总是认为有些人比自己下贱,或者认为某些人比自己高贵。中国一直是一个明显的等级社会,阶层之间很难互相尊重,现在仍是如此。如同某些城里人,他们似乎觉得自己天生就应该在城里享福,农民就应该在农村种地,他们到城里来就是不务正业。中国社会的这种鲜明的等级特色是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的,它正在阻碍社会的发展。

(六)不知反省

反省即在内心省察自己的思想、言行有无过失。虽然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吾日三省吾身”的格言,但中国人仍是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对于自己曾经的错误,总是想方设法加以掩饰,或者是绝口不提、装作没有发生过的样子,或者是寻找各种借口进行辩解。中国人很少去反省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更谈不上去改正错误、弥补不足了。

对于“文革”的荒唐岁月,我们总是把罪恶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错误以及少数人的阴谋,而不去对民族、制度、文化、思想等作更深层次的反省。似乎绝大多数人都是无辜的,都是清白的。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反省自己曾在“文革”期间告过密、批过人……虽然很多这样的人到现在仍活在世上,甚至是活得逍遥自在。是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清白的,错误都是别人的。

谈起中国近代史的时候,我们总是说我们的屈辱是帝国主义造成的,他们总是欺负我们,他们太凶残、太贪婪了。每次战争失败,我们总是说人家武器太先进了,我们武器太落后了,而很少去反思自己的错误与缺憾。就思维方面来看,中国人这种拒绝反省的个性是由于看不到自我反省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好处。

很多学者认为,反省思维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在1983年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他认为过去对智力的定义过于狭窄,未能正确反映一个人的真实能力。他在《心智的架构》(Frames of Mind)这本书里提出,人类的智能至少可以分成7个范畴(后来增加至8个),其中一个就是“内省”。哈佛大学另一位心理学家拍金斯则于1996年提出“真智力”(true intelligence)理论,他核查了大量关于智商测验和促进智商的研究,认为智商包括三种主要的成分或者维度,其中一个就是反省智力,它包括自我监视和自我管理。遗憾的是,中国人的脑子里普遍缺乏这种智力。

如果你批评一个中国人,他总是会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来为自己辩护,当然这些借口都是客观原因或是别人的原因,他很少会反思自己的错误。在他的眼里,错误都是别人的,或是客观环境造成的。

近几年,中国足球越来越让人失望,甚至不能战胜或是输给了一些世界排名倒数的末流球队,但教练与足协的官员总是能找到借口。2009年亚少赛预赛中国队首战被世界排名倒数第三的东帝汶逼平,教练及官员说东帝汶队合练时间长,并且“请了韩国教练”；而国家队热身赛战平马来西亚U23国奥队,则说是高温造成队员不适应；国家队踢不过韩国说是因为心理压力大,有“恐韩症”。以至于有网友为国足输球的众多借口作了一个整理归类：

1. 草皮原因

(1)  草皮太硬了

(2)  草皮太软了

(3)  不适应阔叶草及其他一些草

2. 天气原因

(1)  下雪

(2)  下雨

(3)  下冰雹

(4)  阳光太好了

(5)  太冷

(6)  太热

(7) 不冷不热(不能给对手造成麻烦)

3. 赛场因素

(1)  场内因素:A、裁判帮他们；B、裁判不帮我们；C、对手身体太强壮；D、对手技术太细腻;E、门柱帮了他们；F、对方守门员发挥超常；G、补时太短；H、补时太长

(2)  场外因素:A、客场作战,气氛影响；B、主场作战,压力太大

4. 抽签抽得不好

(1)  同组都是强队踢输了 ：死亡之组,中国队输了很正常。

(2)  同组都是中等水平队踢输了   ：主要是想赢怕输的思想包袱太重了。

(3)  同组都是弱队踢输了 ：对对手不够重视,麻痹大意,一时疏忽。

5. 其他原因

(1)  对亚洲强队踢输了：恐x心理在作怪,走不出阴影。

(2)  对亚洲弱队踢输了：对手进步太大了,我们对他们都没有秘密可言了。

(3)  “海龟派”没回来踢输了  ：我们雪藏主力。

(4)  “海龟派”回来踢输了 ：时差没倒过来。

(5)  主教练水平差！

(6)  中国球迷素质差！

虽然这只是笑谈,但国足输球总找借口的做法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国人不知反省的劣根性。不仅是国足如此,很多中国人都是如此。

找借口的另一个常见方式是看别人,g卩“别人也这样”,“外国也这样”。比如笔者在这儿批评中国人的国民性,必然有人会辩解美国人也爱面子呀！俄国人也窝里斗呀！日本人也不知反省呀!”如果批评中国官员的腐败,有人就辩解说美国人也腐败：“甚至2008年中国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发生后,还有人辩解美国也有这种事!”其实早在1933年,鲁迅先生就写了一篇杂文《外国也有》谈这种心态：

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

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日本人笑中国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样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狄昆希吸鸦片；陀思妥夫斯基赌得发昏。斯惠夫德带枷,马克斯反动。林白大佐的儿子,就给绑匪绑去了。而裹脚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见得有多么远。

只有外国人说我们不问公益,只知自利,爱金钱,却还是没法辩解。民国以来,有过许多总统和阔官了,下野之后,都是面团团的,或赋诗,或看戏,或念佛,吃着不尽,真也好像给批评者以证据。不料今天却被我发见了：外国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电——避居加拿大之古巴前总统麦查度……在古巴之产业,计值八百万美元,凡能对渠担保收回此项财产者,无论何人,渠愿与以援助。又一消息,谓古巴政府已对麦及其旧僚属三十八人下逮捕令,并扣押渠等之财产,其数达二千五百万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财产一共只有这区区二千五百万美元,手段虽不能谓之高,但有些近乎发财却总是确凿的,这已足为我们的“上峰”雪耻。不过我还希望他们在外国买有地皮,在外国银行另有存款,那么,我们和外人折冲樽俎的时候,就更加振振有辞了。

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虫,而遭别人指摘的时候,实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来却也真费事。况且北京有一种学说,说臭虫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尽了,又有什么价值呢,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办法。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竞发见了就更好。发见,这是积极的事业。哥仑布与爱迪生,也不过有了发见或发明而已。

与其劳心劳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国也有的,巴黎就有许多跳舞场和咖啡店。

即使连中国都不见了,也何必大惊小怪呢,君不闻迦勒底与马基顿乎？——外国也有的![60]

凡咱中国人的不光彩的一面,一旦发现外国也有,似乎这不光彩就不再不光彩了,就成了正常现象了,就可不必担心了,更不值得羞愧了。至于改变,还有什么必要呢？反正外国也这样！这是什么逻辑！怎么不去比比人家的很多好东西,咱都没有呢？这种思维方式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很多人会想,反正外国也有,咱们要求这么高干吗呢？比如在贪污腐败方面,很多贪官会辩解,别人也贪呀,别人贪我也可以贪。贪吧,一起进监狱。这种面对批评时的“别人也有”的思维方式其实是荒谬的,忘记了自己与别人、别国是各自单独的个体,都要自己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别人也有,但别人不会为你承担损害,结果还是自讨苦吃。

前面谈到某媒体报道了美国研究生到中国研究愤青现象的事情,在那篇长文的后面,记者举出了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也有愤青的例子,来为自己辩护,并质问：“对于愤青,美国人有必要担忧吗?”这为笔者这段文章增添了活生生的证据。这正是中国人,他总会为自己的不良行为找到理由和借口,却很少去反省自己。我们常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批评,要自我批评。但是要想找一个能坦诚而理性地面对批评的中国人,真是不太容易。让中国人认个错,简直比登天还难。

西方人善于反思甚至是喜欢反思,黑暗的中世纪是西方人自己说的,是对历史的反思,而现在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并不像曾经认为的那样黑暗。而中国人喜欢夸自己的民族是多么伟大,并不断地炫耀自己的历史,好像自己的历史全都是光明与辉煌,还时不时地贬低别人是多么愚昧。

笔者有时看到一些文章和著作,说美国即将衰落或是美国即将崩溃,甚至说美国是凶残狡猾的诈骗犯,再一看作者,竟然是美国人写的！比如不久前美国人约翰•珀金斯就写了一本《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揭露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大搞“经济暗战”,通过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甚至暗杀等手段,操纵并控制别国的政治精英和经济命脉,为美国霸权主义服务。作为中国人,我真的是太惊讶了,这样赤裸裸地揭露或者说是“抹黑”美国的作品竟然能在美国公开出版？这样的作者要是在中国岂不是要被视为特大号的汉奸？他在中国不可能活得下去,光口水就能淹死他！美国人经常批评自己的国家,不断地给政府挑毛病,简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姆•乔姆斯基则几十年如一日,写了《美国强权与新官僚》、《与亚洲交战》、《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等多部著作,不断地批判自己的祖国——美国。美国正是在这种自我批评中成长为世界强国的。

有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说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到中国来找工作,美国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很多中国人看到这篇文章感到十分高兴,笔者却感到了美国人可贵的一面,那就是居安思危的自省精神。现在中国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与美国有巨大的差距,要想追上美国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这篇文章的结论可以说是小题大做。而美国人在这么大的优势下,仍然在反思自己,充满危机感,不断地寻找自己的不足,这样的国家怎么能不强大呢？

我们的近邻日本,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是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但在历史上,日本是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它的强大与这种敢于反思自己不足的民族精神是分不开的。

日本民族可以说是一个自虐性的民族,舆论界不但对政府,连日本人本身的缺点、缺陷,也天天被批得体无完肤。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论坛上“日本人劣等民族说”甚为流行。自1891年以来,就有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伪恶丑日本人》。从日本人的“奴隶根性”论,到“日本人畸形”说等等,“丑陋的日本人”百畲年来不知已被说了几千万遍,甚至有人(教育部长)主张废止日本语,使用法语当国语。日本政府或日本人天天被骂,骂了肓多年,并未见日本亡国灭种。为何柏杨先生仅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社会反应却是“闻丑则怒”,群起而攻。天天惶恐,中国人一被人指摘“丑陋”,就会亡国灭种。中国人真的如此脆弱吗?[61]

柏杨说：

日本实在没有富强的条件,却竟然富强了起来,原因何在？现在得到了答案,那就是日本人是一个自我检讨能力极强的民族。一个自我检讨能力极强的人,会经常愤怒自己的不争气和进步太慢,这是一种生命,一种能力,看起来伤害尊严,实际上反而培养出新的尊严。没有这种基因,再多的人,再大的国土,都没有用处。日本只要不丧失这种自反自责的文化,就永不会衰败。中国并不脆弱,但中国人却有神经质的恐惧,认为一句话都可能推翻一个王朝,一句话就可以击毙一个国家元首。很多中国人诟骂我是“恨自己同胞的蟊贼”,简直疯疯癫癫,语无伦次。不知道缺点,就无法改正缺点,连这么一件简单明了的道理,很多中国人却偏偏不明白,他们陷得太深,黏在缸底。[62]

在当前中国,也有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担忧,但很多话最多只能在私下里说说,或者在网上讨论一下。这不仅仅是政治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不善反省,更不喜欢反省,普通人也难以接受不好听的话。批评中国的言论,哪怕是自我批评,都会被认为是“唱衰中国”,会引起部分国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是谩骂。

(七)好骂

毫无疑问,中国的网络环境是世界上比较肮脏的,简直就是无人管理的公共厕所和垃圾场。看看各大网站的评论,到处是污言秽语,臭气冲天。很多谩骂,其用语之下流、卑鄙、恶毒,是令人震惊的。

中国人擅骂,骂人语言之丰富多彩、酣畅淋漓,骂人传统之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绝对是世界之最。特别是中国人骂中国人的时候,往往比骂外国人更有劲、更兴奋、更毒辣,甚至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也是中国人窝里斗光荣传统的最精彩的注脚。

中国人难以接受不同观点,对不同观点的批驳最后往往会演变成政治上、道德上的攻击,以及人身的辱骂。经常看一些新闻后的评论,如果观点稍有不同,三句之内必然开骂。如果碰上地域攻击,那就会盖上一座高耸人云、口水四溅的帖子楼。经常怀疑,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讲理的泼妇？三天不骂街就嗓子干痒？而实际上,这些人相当一部分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只能以国民性解释之。

中国人不仅善于骂人,也很喜欢骂人,甚至骂人成癖、成瘾。一日不骂,则胸闷气短、精神委靡;恶言一出,则心情舒畅、心花怒放、精神抖擞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好骂？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善于思辨,缺乏思维的深度,不会辩论,不会讲理,只会谩骂。讲理讲不过,打又不敢打,只能动动嘴皮子。同时又缺乏理性,听不得不同观点,一听对方的观点与自己不同,就奋起反驳,而不去考虑人家的观点到底有没有道理。他们总是会忘记那句大家都会背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从心理上来看,骂人无疑是一种精神胜利法。骂别人是傻X、白痴,似乎自己就成了先知与天才,精神上便感到了快乐。在语言上搞了别人的妈,那别人就成了他的儿子,他在精神上便胜利了。如同那阿Q,看见王胡捉虱子,自己也捉,却没有人家捉得多,也没有人家咬得响,不由得大失所望,愤愤不平,嘴巴便痒痒了,他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骂道:“这毛虫!”阿Q本想施展平生绝学——精神胜利法,将王胡骂之为“毛虫”,精神上便可获得胜利的快乐。谁想这王胡偏不买账,不但反骂阿Q为“癞皮狗”,而且扭住阿Q的辫子,将阿Q的头在墙上连碰了五下,给了阿Q这生平第一次屈辱。可想,精神胜利法抵不过拳头。你就是再能骂,抵不过一个大嘴巴。

很多人动不动就骂人家是汉奸、卖国贼,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从深层次的心理来看,这种人是希望借助政治力量帮助自己获得论辩的胜利。“文革”遗风,不减当年。有这种思维方式,“文革”发生在中国,并不奇怪。中国人骂人之恶毒,让人震惊,似乎什么话都骂得出来。他们的这种恨意到底从何而来？如果被骂者真有不幸,不知会快了多少人的心！摸一摸良心,想一想人性,很多微不足道的小事,值得那么恶毒地去骂吗？而很多时候,中国人的骂是骂错了对象的,经常把好人当成坏人来骂,把坏人当成好人来供,因为他们的思辨力很容易对一个人的观点产生错误的理解,他们又不愿意去深思、去听解释。笔者不由得想起了袁崇焕,那个被凌迟处死、血肉被百姓分食的将军,这个爱国者的死也曾经大快人心。

事物本质不会因为谩骂而改变。骂一个人是猪是狗,他仍然是人,谩骂不能把他变成猪狗。但好骂仍然对中国人的心理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一些出色的人来说,他的观点总是与众不同,总是别具一格,总是让人惊讶,在人们难以包容不同观点的中国,他就会总是被骂。在中国,你想要发表一点自己的观点,需要强大的心脏与粗壮的神经,才能忍受住那些污秽,才能不至于在人们的口水中淹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脏与神经,没有人能够完全地不在乎别人的谩骂。他们怎么办呢？或者沉默不语,或者离开。对于骂人者来说,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骂人者自己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实质的好处,实际上还造成了他们思维的简单化、极端化、情绪化,他们变得越来越愚蠢,越来越像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骂街泼妇。很多人的骂是极端缺乏理性的,因为他们之所以大骂,往往只是因为在一些极小的事情上别人与自己观点不同,比如某部电影好不好看、某首歌曲好不好听、某个影星漂亮不漂亮、某个球星技术高超不高超等等。因为骂可以取得精神上的快乐,他们便不再有耐心去思考;因为不用思考,用骂声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胜利,何必再去思考呢,何必再去讲道理呢。结果就是他们的思维能力越来越低,能够耐心地、用理性和知识去讨论问题的人越来越少。好骂的人其实也伤害了自己。

柏杨先生曾谈到这样一件事：“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候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觉得你水平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做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阴私,用语恶毒。”[63]对于竞选总统这么大的事情,人家的心胸都是如此开阔。而我们很多人,却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恶毒地谩骂攻击。如果我们找一下中国人好骂的社会原因,可以总结为两点：

一是缺乏信仰。中国人多数是无神论者,没有精神上的寄托,也就没有了精神上的制约。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骂人是缺乏教养的、粗鲁的行为,但为什么还会骂,特别是在网上骂呢？在网上骂是匿名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便没有了精神上的制约,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想怎么骂就怎么骂。而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上帝或者是佛或者是安拉始终与他同在,并且在看着他的行为,所以当他想要骂的时候,他就会有所顾忌,担心神的惩罚。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讲“慎独”？正是因为中国人没有精神上的制约,他一个人的时候,在精神上完全自由。而有信仰的人则不存在“慎独”的问题,因为神始终与他同在,在精神上他没有“独”的时候,他会觉得神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他,他时刻都需要言行谨慎。

二是缺乏教养。正如华人科学家朱棣文所言：中国人有教育,没有教养。笔者深以为然。对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的精神便容易倾向于肆无忌惮。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后天的教育,以及精神道德上的修炼。但遗憾的是,中国人的教养同样不够。中国的教育表面上重视德育,而实际上是分数至上,学生精神道德上的教养长期受到忽视,使得中国社会道德水平出现了整体的滑坡。学生们不懂得尊重别人,不懂得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言行,使之不伤害别人及社会,而表现为言行无所顾忌,其实可以称之为“有知识的野蛮人”。

(八)神圣化与妖魔化

中国人很容易把人神圣化或者妖魔化。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的圣人,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还有书圣、诗圣、画圣等艺术上的圣人。到了近现代,中国人又把开国领袖当成神来膜拜。而古代的一些帝王如唐太宗、康熙帝直到今天仍被许多国人神圣化、完美化。一个人一旦被上升到“圣”的高度,在中国人的心里,他就成了完美的、没有缺点的、不容质疑的神,他们不能接受“圣”会有缺点,不能接受“圣”的不完美。如果有人批评这些圣人,指出他们的不足甚至是错误,就会招来反驳与咒骂。同样,中国历史上也有那么多被妖魔化的人,他们似乎是坏得不能再坏,坏得没有一点好,永远被人唾骂。

中国人的这种“圣”的观念对中国人的思想起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被“圣”所钳制、禁锢,不敢批评“圣”,不敢越雷池一步。“圣”总是对的,总是最好的。还谈什么突破？谈什么友展呢？就思想来说,我们几千年都一直生活在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的影子之下,不敢去探索影子之外的光明,反而以为影子里面的就是最光辉的。直到近代,中国人才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但我们已经落后太多了。艺术上的圣人还可以接受,对思想上的釜人,我们必须除去他们的光环。

现在有一些人打着儒家或国学的名号,将中国的某些古代人物和传统文化神圣化,他们乱解经典,把错的也解释成对的,把黑的也解释成白的,千方百计地涂抹经典,让经典笼罩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总之一句话,“圣人”总是对的。笔者以为,这绝对是一个不好的苗头,这是思想的退步,更是对我们伟大祖先的污辱与亵渎,如果他们地下有知,只会感到痛苦。

在地域攻击中,中国人容易把自己神圣化,把别人妖魔化。某些城市人常认为自己聪明、勤劳、素质高、能力强,而乡下人是愚蠢、懒惰、肮脏、素质低下的；某个省或市的人认为自己这个地方的人正直、诚实、奉献,而某省的人则虚伪、懒惰等等。对于各个地域的人,中国人很容易形成脸谱化的印象,某地人高大强壮但愚笨,某地人都是小偷骗子,某地人小气,某地人暴躁,某地人大男子主义等,其实这些都是以偏赅全,是片面的、极不准确的。许多南方人认为山东人大男子主义,而笔者作为山东人,却发现同学亲友当中绝大多数都不是这样,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怕老婆,做饭洗衣什么家务活都要干,还是高手。

中国人之所以形成这种“神圣化”、“妖魔化”的思维倾向,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人的思辨力不足,这造成了中国人在评价人的问题上的缺憾。中国人很难客观地、全面地评价一个人,甚至当他们为一个“坏”的形象翻案时,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把“坏”完全又变成了“圣”；或者当他们发现某个“圣”的错误时,又会把这个“圣”打入地狱,把他当成十足的“魔鬼”。中国人评价人很容易陷入片面化、扁平化、脸谱化的怪圈,很难接受一个人往往是美与丑、善与恶、稳定与变化的统一,是矛盾的统一,看不到并难以接受人的个性的多面性、立体性、复杂性。中国人评价人的这种特点正是由于其思维的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中国文艺作品中对人物的表现也存在神圣化和妖魔化的倾向,形象经常会脸谱化、扁平化,不够丰满、立体、多面。

思辨力不足就会形成“二元”思维,在评价人的时候,往往简单地评价为“好人”、“坏人”,如同小孩子看电影,思维简单。实际上,大部分或者应该说是所有人,都难以用“好”或者“坏”来评价,再坏的人也有好的一面,再好的人也有缺点。或者他在某个方面很坏,在另一个方面却很好；或者他今天很坏,但明天却很好；或者是以前很好,现在却变坏了。笔者绝不相信世上有没有缺点的人,或者是坏得没有一点好的人。人就是这么复杂,不能简单地定性为“好人”或“坏人”,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一件错事就对其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他做了一件大好事就过度地美化与拔高。

比如鲁迅在多篇文章中曾提到的杨荫榆女士,给我们的印象是封建卫道士,压制进步学生,但她最后却因保护女学生、斥责日军暴行而被日军杀害。其实这之间没有丝毫的矛盾,一个思想保守的人同样可以是一个为救同胞而牺牲的大无畏的爱国者,杨荫榆先生就是这多种性格统一的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有人因此指责鲁迅,则更无必要,我们常说“对事不对人”,鲁迅的文章是针对当时事件而发,他并不是要全面去评价某个人。鲁迅说的是事实,杨荫榆最后的壮烈同样也是事实,二者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非常正常。

关于人的复杂性,我们从一些演员身上就可以看到,周星驰在电影中这么搞怪,而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木讷的人。梁朝伟也很内向。演《武林外传》的阎妮,接受采访都会脸红,不善言谈。这就是矛盾的统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个性会统一到一个人的身上。

西方多数国家在这方面比我们要好得多,他们很少会去过度地神圣化一个人。丘吉尔在二战中领导英国人英勇地与德国法西斯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他无疑是功勋卓著的国家英雄。但在战后的首相选举中,他却败给了艾德礼。在中国人看来,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丘吉尔是中国人,在中国建立了那样的功勋,他会被神化成一个高大全的形象,会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绝对不会在选举中败北。但在英国人看来,丘吉尔在二战中做的事情,是他作为首相应该做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他是一个人,一个做着与众不同的工作的凡人。工党领袖艾德礼用“实现全民医疗保障”这个最贴近普通人的施政纲领,说服了选民选择他。英国人民懂得,一个现代政府最值得夸耀的不是赫赫战功,而是向国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

我们都说华盛顿是多么伟大,他有机会成为一个独裁者,但他却没有。笔者从来不否认他的伟大,但笔者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他想做独裁者也很难做到,因为美国人不会去神圣化一个人,并将之置于人民之上。在这块土地上,从来就没有政治神坛的立锥之地。美国人民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和希望,寄托在圣人的手中。他们敬仰华盛顿,却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并通过各种方式避免国家陷入集权统治,使美国没有独裁的土壤。美国人也很少去妖魔化别人,在南北战争中,失败的南方军队也受到了尊重,在很多文艺作品中,并没有对北方军队给予比南方军队更加正面的评价。南方的将军在战后也没有受到审判,甚至还受到了尊重,南方军队的阵亡者纪念碑同样受到保护。反观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及其军队,我们长时间以来抹杀了其在抗日中的贡献,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公平的。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一样都是来自于老百姓。2005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受到社会各界及国内外媒体的高度评价。随后几年,中国影视界出现了多部反映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影视作品如《我的团长我的团》、《大刀》等,歌颂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英勇表现。而即使在表现内战的作品中,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形象也大为改观,更为客观真实。这些说明我们是在不断进步的。

笔者非常欣赏诗人艾青的那句名言:上帝和魔鬼都是人的化身。一个人,首先是人,拥有全体人类共有的特点,然后才是自己的个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一个人。

(九)盲目崇古

崇古尚古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中国人对古的推崇让许多外国人惊异。伏尔泰在《风俗论》一书中谈到中国近代以来的科技落后时说:“如果要问,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遥久的历史,为什么迸步却微乎其微？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对祖先流传下来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64]伏尔泰指出,中国人让人难以理解的崇古心理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好的时代是在过去,好的人物也是在过去;今不如昔,今人不如古人。按这种心理推导下去,似乎原始社会才是最美好的社会。中国的古人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言必称“上古”,在他们心里,三皇五帝时的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儒家和道家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就是尚古。道家甚至认为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最好,有了帝王就不行了。

中国人的崇古与思辨力有莫大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人对人性认识的片面性有关。因为他们可以亲眼见到今人,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今人的不足与当今社会的弊端,便对“今”深感不满;但他们不可能亲眼见到古人的行为,便想当然地将古代社会和古人理想化、完美化甚至神圣化。总觉得古代是好的,古人是比今人高尚的,祖宗的东西是神圣的。其实没有证据能证明古人要比今人更高尚,也没有证据证明人类的人性在几千年中有了什么退化或发展。很多中国人觉得古人比今人更高尚、聪明、强壮,其实是没有证据的想当然。

盲目地崇拜古代文化禁锢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文艺作品中,中国人很少畅想未来,而总是盯着历史,总是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味中而难以自拔。确实,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仰视。但世界是发展的、进步的,我们不应该原地踏步。我们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前行,而不能拘泥于传统,躲在或困在传统的圈子里不出来,抱着传统不放,甚至将其神圣化。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传统。如果孔子地下有知,知道人们把他当成圣人来供,估计他是不高兴的,他宁愿人们将他的思想抛弃,创造出新的思想。但是今天仍有一些人在想着复古,想着以几千年前的思想来武装现代人,这只能说中国人的创造力太差了,几千年来都没有走出祖先的思想藩篱。

由于这种盲目崇古的心理,许多中国人会不由自主地夸耀自己的历史,夸大中国文明的成就。诸如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古文明”、“中国古代科技曾领先世界一千年”、“中国汉唐时代全面领先世界”等说法,都是夸大其辞、盲目自大、极不严谨的,这是一些极度缺乏思辨力的中国学者意淫的结果。

在谈到中国文明的时候,许多中国人习惯将中国与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相比,来说明中国文明的延续性,这是不严谨的。不能用一个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和一个仅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相比,不应该用现在的国家地域来看待古代文明,应该用更加宽广的眼光来看世界文明的发展。

我们可以把古代世界文明分成两部分,即地中海文明(或称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地中海文明包括西亚、北非、欧洲,东方文明主要为中国和印度。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东西方文明在历史上基本是同步发展的,中国并没有显着地领先。在先秦时期不用比了,和我们一样辉煌的古文明有好几处;而在汉朝时,西方有罗马帝国;在唐朝时,阿拉伯帝国兴起,同时还有东罗马帝国。西方一直有与东方差不多强盛的国家,汉朝与唐朝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而不是唯一。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世界一千年的说法更是不值一驳的。如果我们把欧洲作为一个地域来看,那么希腊与罗马的相继就相当于中国的周与秦汉等朝代的更替,我们可以把希腊与罗马看做朝代的更替。那么欧洲文明也是从古延续至今的,绝不是只有中国文明是延续至今的。

虽然这样看起来,中国文明不再像许多中国人想象的那么耀眼,但我们数千年以来一直是东方文明的代表,这已经足以让我们自豪了。难道非得说别人都不如自己、自己是世界第一才高兴吗？这是没有必要的。一个总是把自己父辈的成就或地位挂在嘴上的人,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一个民族同样是如此。

中国人有这么多的劣根性,这深深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要想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必须有智慧的国民,所以也就必须改造国民性。一百多年来,从严复、梁启超到鲁迅、胡适,再到柏杨、龙应台,这些杰出的学者不断地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反思和批判,不约而同地擎起“改造国民性”的大旗。鲁迅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65]遗憾的是,将近百年的轰轰烈烈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却收效甚微。虽然今日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建设日新月异,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许多中国人的思想却没有相应地快速进步,还停留在封建社会末期的水平。以至于这积累了一百年的失望,让人们形成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天下最顽固的事物。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身上已经携带了“病毒”,并且终生无法治愈。

笔者以为,这么多仁人志士改造中国国民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思维能力对国民性的巨大影响。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性格,思维能力没有提高,很多事情想不明白,国民性又怎么能提高呢？所以要改造国民性,就必须先改善和提高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只有思维能力提高了,改造国民性才有可能成功。

二、国家治理与思辨力

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可见政策与策略的重要性。而要制定出合适的政策和策略,需要决策者有很强的思辨能力。一个政策出台之前,需要调查取证,论证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同时,要准确地推测政策实施的后果,权衡利弊;而具体的条文则需要明晰而且严密的表达。这些都需要决策者具有较强的推理及表达能力,不然的话,就可能造成政策执行难、弊大于利、漏洞百出等许多问题,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损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决策者思辨力的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中国人思辨能力的不足同样反映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决策者在国家政策方针、法律法规的制定及制度设计方面,会有偏差。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都犯过错误。由于思辨力的缺乏,导致判断错误,政策失误,给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给人民带来了痛苦甚至灾难。即使现在,也有一些政策存在急功近利的情况,对国家社会情况的判断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容易被一些表面的现象和暂时的现象迷惑,因而忘记了或者说是忽视了本质,从而制定了一些不合适的政策。

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个错误的政策往往会造成严重后果,即使要改正,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正如一句管理学名言所说:一个错误的决策,一百个行动也难以挽回。国家政策任何一个小小的调整,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影响。蒲松龄说：“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66]所以政策的制定一定要慎之又慎,深思熟虑。笔者在此谈一谈思辨力不足对政府治理国家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

(一)思辨力不足影响决策的合理性

思辨力不足,看问题往往比较肤浅,看不到那些更深层次的、更为本质的东西。对政策的后果认识模糊或者片面,只看到了表面的、眼前的或某一个方面的利弊,而忽视了深层次的、远期的、另一些方面的利弊。表面有利、眼前有利、一个方面有利的政策,从深层次来看、长远来看、其他方面来看却可能是不利的。在我们国家就有这样的政策,这些政策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

1.形式主义泛滥

中国是比较喜欢搞形式主义的国家,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就是例证。形式主义虽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外国人也会搞,但他们的形式主义跟我们比那只能算是吝啬了。搞形式主义造成的损失之巨大是不可想象的。形式主义与中国人思维的表面化有关,是面子心理在作怪。上级只看表面现象,只看你的面子,不看你的里子,下级自然就会搞形象工程。中国的形象工程遍布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从小村镇到大城市,到处都修大广场、大马路、商业街、地标建筑……大家都在争第一,世界第一、全国第一、全省第一,还有第一高楼、第一大坝、第一电视塔、第一大桥、第一过山车、第一大佛像……很多事情上争做第一个,第一条磁悬浮商业运行的国家、第一个制定网瘾诊断标准的国家、第一个使用x疫苗的国家……

只要有个第一,那就两眼放光,兴奋不已,倍儿有面子。修个政府大楼,也要修得雄伟壮观,派头十足,说是要展示某某地方的形象。殊不知表面上城市的形象好了,而政府的形象却一落千丈。历史上,因政府奢侈而误国甚至亡国的事件屡见不鲜,吴王夫差修姑苏台而吴亡,秦皇羸政修阿房宫而秦灭,很多决策者却忘记了这些教训。北京因为奥运会,建设了一个颇具特色的鸟巢体育场,由此各地出现了不少山寨版鸟巢建筑,其中以山西蒲县政府投资上亿元的“蒲子文化宫”最为有名,该县领导认为此建筑能起到“打造城市亮点,提高城市品位”[67]的作用。2010年上海世博会即将开幕,造型奇特的中国馆又成了被山寨的热点对象,江苏贫困县阜宁县政府拨款350万元建的“山寨版中国馆”受到多方质疑。对于网友质疑,阜宁县政府新闻办回应称,该雕塑是展示阜宁新形象。[68]

这些形象工程不仅没有提高地方政府的形象,反而是为地方抹黑。相关的领导干部不仅没有因此获得政绩,得到提拔,反而下场可悲。比如著名的安徽阜阳“白宫”、湖南娄底的“白宫建筑群”,正是这些漂亮的建筑把一些领导干部送进了监狱。

很多形象工程劳民伤财,却没多少实际作用。磁悬浮成了赔钱的无底洞；许多立交桥美观而不实用;许多地方的商业步行街没有几个人逛,宽广的大马路也没多少车走;修的广场只重视好看,不重实用,连棵树都没有,夏天市民想到广场上活动活动,却因阳光太强、酷热难耐而作罢。很多工程,唯的一作用就是好看。

中国不仅很多看得见的工程是形式主义,很多事情的过程也都是走形式。走这个形式不过是为了“好看”而已,一些会议、检査、评估也是如此,都是没有内容的形式。

在城市管理方面,维护城市的秩序、卫生、环境等工作确实是有必要的,但是有的城市为了表面形象,为了维护市容,简单粗暴地剥夺一些小商贩的经营权利,引发了一些矛盾甚至造成流血事件。其实,有的小商贩本是下岗职工或是失地农民,这些小买卖对他们来说是生存的根本。所以他们才会对城管工作人员有如此大的怨气,他们与城管的激烈对抗是可以被理解的。生存权与面子,哪个更重要？当然是生存。近年来,一些城市采取疏通、引导、建立交易市场等方法,取得了双臝的效果,值得借鉴。

2.经济政策的失误

在经济政策方面,思辨力的不足会造成错误的经济发展观念,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指导下,就会制定错误的政策。这些错误的政策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损失和浪费。有人说中国最大的浪费是决策失误造成的,很有道理。

中国的很多决策者往往看不见事物的本质,而总是拘泥于表面。近来,欧美国家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事件越来越多,而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遇到这种问题多数都是强烈不满,并认为欧美国家是故意找我们的麻烦,是害怕我们的商品占领他们的市场,是害怕我们中国的强大。其实对于国外的批评,我们不能盲目反对。就其他国家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来说,给中国人带来的并不一定是完全的损害。人家之所以反倾销是因为中国产品销量大,销量大基本上靠的是价格低,之所以价格低是因为成本低,之所以成本低是因为工人工资低、条件差,甚至生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环境得不到保护。我们付出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百姓贫穷的巨大代价去换那些外汇,值得吗？可以说,我们的廉价商品出口得越多,对我们自己的伤害就越大。我们是主动地把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贱卖给人家,人家不买我们还不高兴。为什么这么多人对国外的反倾销不高兴？是因为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廉价出口商品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损害,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就是出口商品可以立即换来钱,却忽视了这种行为给我们带来的长期的和深层次的损失。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发展市场经济,遭到一些人的质疑。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不应该搞,这就是著名的“姓社姓资”的问题。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他一眼就看到了事物的根本,而不会被一些表面的东西、细枝末节的东西迷惑。提出姓社姓资问题的人,只看到了表面的“名”,没有看到“实”。一个事物的名字是人为规定的,名字不一定符实。可以给一条狗起名字叫公主、王子,但它仍然是一条狗,名字叫什么不重要,实质是什么最重要。姓社姓资不重要,一种制度,它叫什么名字不重要,来自于哪里不重要,只要它的实质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就是好的制度。是否有利于国家人民,这是判断政策和制度好坏最根本的标准。姓社姓资只是一个表面的、人为的现象,号称社会主义的不一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同样,号称资本主义的也不一定是真正的资本主义。

邓小平用手段与目的的逻辑关系来说明我们可以搞市场经济。手段是表面的东西,目的才是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为此发明了“黑猫白猫论”,即不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一个伟大的论断,因为他始终把眼睛盯着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目的,这种思维能力正是中国人所普遍缺乏的。而这个说法在今天之所以受到了一些争议,不是因为邓小平说得不对,而是很多人对“猫”和“鼠”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有人把作为目的的“鼠”理解成了金钱、美女、政绩,方向就搞错了；而把作为手段的“猫”理解成了不择手段,甚至违法乱纪,这当然是不对的。作为政府决策者,应该记住鼠”就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这个目的,真的可以“不择手段”。看问题一定要看到根本的东西,而不是被表面的东西所迷惑,这样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釆取正确的措施。

由于经济问题的抽象性、复杂性和专业性,造成研究经济问题的困难,经济政策的制定往往需要经济学专家学者的参与。但是经济学是最容易产生错误和谬论的学科,面对同样的问题,不同的经济学家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而在错误结论的指导下,则必然会产生错误的政策,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学界,充斥着各种谬论,以这些谬论为指导的政策,其后果当然也令人担忧。

20世纪4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专栏作家亨利•黑兹利特在其名著《一课经济学》中就对经济学谬论的产生原因作了精辟的论述：

在所有学科中,充斥经济学的谬论是最多的。……尽管有些公共政策从长远来看对各群体都有利,但也有相与多的政策只对某些群体有利,甚至以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能够从那些政策获利的群体,会在利益的驱使下不遗余力地主张积极实施相关政策。他们会雇来一流的人才,要这些人专心致志,力陈利益集团自身的见解。最后,他们要么是让大众接受自己的主张,要么就干脆把水搅浑,让人无法认清其中的真相。

除了对自身利益无止境地要求外,还有另一个导致新的经济学谬论每天都在产生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人们有着天生短视的倾向,总是只关注某项政策的即时影响,或者只关注政策对某个特殊群体产生的影响,而不去探究那项政策对所有群体造成的长远影响。忽视那些不那么即时和不那么明显的后果,本身就是一个谬误。

这些差异正是坏的经济学和好的经济学的区别所在。坏的经济学家只顾及眼前所见的利弊得失,而好的经济学家则看得更长远；坏的经济学家只观察经济政策提案中的行动产生的直接结果,好的经济学家还会考察更长远的间接结果；坏的经济学家只关注某项政策对某个特殊群体已经产生或者即将产生的影响,好的经济学家还会去探究该政策对所有群体产生的影响。[69]

……

……那些谬论全部出自两个基本的错误,有的错在只看行动或计划的即时影响,有的错在只看特定群体所受的影响,而忽视其他的群体。当然也有人同时犯下这两个错误。[70]

从黑兹利特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学谬论的产生一方面是部分人追求私利的结果。而另一个方面,就是人的思维能力的问题:一是短视,鼠目寸光,看不到长远;二是片面,只看某方面忽视其他方面,或只关注某些群体忽视其他群体。短视、片面正是中国人的思维缺点,中国经济学家谬论不断、言语雷人一点也不奇怪。

黑兹利特在本书的序言中说,他在书中所谈的经济学谬论在当时并不占主流,但是这些谬论仍然对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我们审视当今中国的经济政策时会发现,中国的许多经济政策都深受经济学谬论的影响,很多谬论在中国的政界和经济学界已经占据了主流。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或者是出于代表了某集团的私利,或者是本身思辨能力不强,也在不断地鼓吹许多谬论,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决策。而有很多的谬论,在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就受到了学界的批判,并有事实的佐证。但这些被公认为是谬论的观点,在现今中国却大行其道。我们虽然难以让那些自私自利的经济学家变得正直无私,但我们可以通过提高人的思辨能力,改善那些相对正直的经济学家、特别是未来经济学家的理论水平(当今的那些,我们已经很难改变他们了),以此可以提高经济政策的合理性。

下面笔者就中国当前的某些经济政策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1)出口崇拜症、顺差崇拜症

黑兹利特在《一课经济学》中专门批评了“出口崇拜症”,他说:“所有的国家对出口均怀有一种病态的渴求,这种影响仅次于各国对进口所怀有的病态恐惧。”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觉得这种心态是多么地自相矛盾而且荒唐。长期而言,进口与出口必然相等。原因很简单,比如中国把商品卖给美国,换回的是美元,但国内美元不能流通,最终必然要买外国的东西,才能把这些美元花出去。你不可能永远不用这些钱,那样这些钱就相当于废纸了。出口增加了,就会换回更多的外汇,这些外汇最终要用来购买外国的东西,所以扩大出口的结果必然就要扩大进口,二者长远来看必然是平衡的。

时至今日,许多国家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不是很在乎顺差还是逆差。比如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么大,难道他们傻吗？当然不是,这是因为他们很明白进出口的平衡原理以及扩大进口的好处。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说:对外贸易对任何国家能有利益,最终并不在于其出口,而是在于其进口。是进口,让一个国家的消费者能以比国内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外国的商品；是进口,让他们买到国内制造商不生产的商品。总的来说,一个国家需要出口的真正理由,是赚钱来支付其进口。[71]美国人正是通过大规模地进口享受到了全世界最质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

很显然,少数中国的决策者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出口和外资。前段时间,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提醒中国不要过度依赖出口,要扩大内需,竟然遭到了中国政界、学界及民间的强烈反对,真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笔者并不认为美国人说的都是对的,但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说的是有道理的,他们的建议是对我们有利的。面对西方批评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他们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而不是一听到批评就反驳。

中国虽然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但这个第一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些外汇你最终而且是必须要买外国的东西才能花出去。中国搞了这么多外汇,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之前没有详细的规划,但是不得不花,我们经常看到政府到很多国家去做大规模的采购,还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有人批评中国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的美国国债,为什么要借这么多的钱给美国,其实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决策者不知道还能怎么办,想换技术人家不愿意,想买武器人家也不愿意。还能怎么办呢？

政府对增加内需无能为力,其实不是无能为力,是不愿去做而已,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由于出口和吸引外资能够在短期内就使GDP增长,能够在短期内就体现出政绩,决策者忽视了内需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重要性。只是限于口头上说说,而且还限制职工工资的增长,贱卖劳动力,忽视了长远利益。改革开放30余年,我们经济增长这么快,GDP打了好几个滚,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却相对缓慢。

日本、韩国等国家选择出口外向型经济,是适应了他们国土狭小、资源缺乏的国情,这是他们无奈的选择,不得不如此。而我国不应该头脑简单地模仿,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有庞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和日韩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完全可以不依赖国外市场,就可以发展成为自成一体、内部循环的经济体。中国所谓以市场换技术的想法太过天真,我们献出了市场,却没有换来希望得到的东西。

(2)房地产畸形繁荣的背后

中国的房地产业是一个十足的怪胎,这样的怪胎只能产生在中国这样的思辨力普遍不足的国家。中国房地产业的繁荣同样也是畸形的繁荣。某大学教授发出了“现在买房,就是爱国”的谬论,让许多地产商高声叫好,可以说是中国房地产怪胎的一个荒唐的注脚。

很多官员和经济学家总是在宣传一个谬论,即房地产业的繁荣能够带动相关的几十个行业的繁荣,房地产业的衰落也会造成相关几十个行业的衰落,所以一定要维持房地产业的繁荣与稳定。这个谬论在中国能够大行其道,充分显示了部分官员和经济学家极其让人失望的思维能力。这些人的思维是极为片面和表面的,他们只看到了房地产对房地产相关行业的影响,而没有看到房地产业对房地产相关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的影响；只看到了表面上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的繁荣,而没有看到这些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的衰落或相对衰落。他们没有看到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已给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不良影响。

与房地产有关的行业会因为高房价而繁荣吗？笔者的回答是:不会。比如说装修装演行业,并不会因为房价高了,装修装潢行业就繁荣了,而是恰恰相反,房价高了,钱都买了房子了,反而没有钱装修了！或者是尽量少花钱装修。而如果房价不高,我们就可以花更多的钱来装修。同样,房内的家具、厨卫用具、家用电器、五金用品等等,也是如此,因为拿了很多钱用来买房,结果没有钱去买更多更好的家居用品了。即使是联系最密切的建材行业,也是如此。因为房价的上涨是虚高,房价上涨速度远超过建材价格上涨速度。多年来,房屋的建筑成本当然也增加了一些,而房价却是成倍上涨。并且建筑成本在房价中只占一小部分。高房价制约了这些行业的发展。所以即使与房产有关的行业,也不会因高房价而繁荣,反而是恰恰相反。因为房价太高,太多的人买不起房,市场对房产数量的需求就会降低,房产建设的幵工数量就会减少,对建材的需求也就会减少。而如果房价不是这么高,就会有更多的人买房,就会要求房地产商建造更多的房子,也就会需要更多的建材。有人觉得开发商建的房子已经够多了。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本来应该建得更多,有太多的人需要买房子。这么多的流动人口想买,多数都买不起。由于没有比较的参照物,让我们误以为现在的房子已经太多了。

总之,高房价只会对开发商、房产中介等极少数行业有利,对多数相关行业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即使是对房产中介来说,房价高也不一定就是好事。房价太高,买不起房的人太多,成交的数量就会减少,中介的收益当然也会减少。虽然高房价的中介费要多于低房价,但房价低的时候会卖出更多的房子,最终的收益并不一定要少于高房价时期。而对于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来说,高房价则严重制约了这些行业的发展。但是因为这些行业与房地产业无关,一些官员和学者便想当然地将之忽略;更因为对这些行业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广泛的,受影响的行业太多,平均到每个行业的话便不是那么明显,不仔细思考是想不到的,这种看不见的、隐藏在背后的损失很容易被那些思辨力低下、想象力贫乏的经济学家所忽略。

资本的特性就是逐利,哪儿利润高就去哪儿。由予房地产行业的利润太高了,开发商们就会一拥而上,为了争夺肥肉,不择手段,甚至引诱官员犯罪。由于这些年来房地产市场的暴利,大量的资金都流向了房地产行业,造成其他行业资金不足,发展缓慢。就拿我国的科技来说,由于研发资金投人不足,高科技行业难以发展。电子类从数码相机到液晶屏,国产产品质量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相差不止一个档次;我们是手机生产大国,却无芯片核心技术。在交通领域,发动机技术落后,大飞机造不出。在软件行业实力还不如印度。在曾经盛极一时的VCD行业,用的却是国外的核心技术,人家挣大钱,咱们挣小钱。想一想,我们国家在科技领域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成就？能有几项核心技术？由于房地产的暴利,短时间就能挣大钱,使得投资者一夜暴富的心理很重,谁还会把钱投到其他挣钱少的行业呢？而科技研发这种出效益比较慢的行业,更是少有人问津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上不去,国力就不可能上去。房子是缺乏科技含量的产品,房子盖得再多,我们也是落后国家。

老百姓手里的财富在一定时间内是固定的,一共就那些钱。如果把这些钱大部分用于房产之后,就没有钱消费其他产品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可以说,房地产制约了其他很多行业的发展。因为钱大部分都买了房,买房者不仅是无钱旅游、无钱上学深造、无钱买车、无钱娱乐,甚至基本的吃穿等生活需要都受到了影响,生活质量明显下降,肉吃得少了、牛奶喝得少了、不敢下馆子、不敢买好点的衣服、女孩子用不起喜欢的化妆品；父母辛辛苦苦这么多年,还不能让他们过更好的晚年生活。

因此,旅游业、食品业、服装业、餐饮业、教育业、汽车工业等等,可以说几乎每一个行业都因高房价受到了不利影响。但因为影响的面太广了,所以从每个行业来看,好像感觉不太明显,但却是实际存在的。这种看不见的影响被许多思辨力偏低的经济学家忽略了。房产价格如果不这么高,其他行业就会发展得更好。从我国整个经济全局来看,房价合理的、一定程度的下降不会对经济影响很大。房地产行业冷了一些,但其他行业会热,因为我们有更多的钱进行其他行业的消费了。此外,高房价阻碍了城市化,使得许多人因房价太高,无法在城市立足。房地产的暴利还加剧了官员的腐败,败坏了政府的形象。

总之,所谓房地产业繁荣会带动经济繁荣的说法是一个十足的谬论和谎言。房地产业的畸形繁荣制约了其他产业的发展,打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平衡,还使得大量财富集中到地产商手中,加剧了贫富分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3)三农问题

由于思辨能力的低下,一些官员、学者及群众在三农问题方面有许多错误和偏颇的认识。

很明显,只要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就会明白,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就是不断城市化的过程。这是一个根本的大方向,没有其他的路。但是我们国家却通过户口制度进行城乡分治,严重地阻碍了城市化。还有一些专家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减缓甚至停止城市化,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

许多人经常说如果让几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到城里,那让他们做什么呢？哪有那么多的岗位提供给他们呢？即使把世界的工厂都搬到中国,也提供不了这么多职位呀？”或者说让这么多农民从事工商业,生产那么多的东西卖给谁呢?”持这些说法的人,他的思维是非常简单的,他只看到了非常表面的现象。

我们应该看到,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之后,他们既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他们的消费能力的增长增加了对产品的需求,而他们的生产又满足了这种需求D他们生产的产品价值越高,他们的工资收人也就会越高,他们对商品的消费需求也就会越多,这就是一个循环。说得更形象一些,可以把城市化的过程称为“滚雪球式发展”,即当一个农民到城里的时候,是因为他在城市的收入要高于农村,收入高了,就要消费,就需要更多的产品,需要更多的工业和服务业,这就增加了就业机会,需要更多的农民进人城市。后来进人城市的农民同样如此,收入高了,消费多了,又会需要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这样不断地、像滚雪球一样发展。直到有一天,作为一个农民的收入和作为一个市民的收人差不多了,农民也就不会再到城里来了,城市化也就基本完成了。

一些专家还看到了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的浪费,有专家甚至说我们国家城市人均占地面积远超过国际平均水平。这些专家只看到了一个表面现象,只要稍微调查一下就知道,这个数字是很不准确的。中国的城市有很多所谓的市区并不是城市化地区,一些郊区、一些城乡结合部还有大量的半城市化地区及农村。比如上海连着郊区一起算,当然人均占地面积高,如果只箅市区呢,那就是世界最拥挤的城市之一。还有计算城市人均占地面积时没有包括流动人口,但流动人口在城市也要住呀,也要走路呀,也要吃饭呀。比如建筑工人,流动性大,但不住在小区,统计的时候不会把他们算上。如果把几亿流动人口也算上,我们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不会超过国际水平。

这些表面的、片面的现象,使得决策者忽视了最根本的东西,即城市化的问题。这就叫因噎废食,看到了小弊,忽视了大利。在对农民粮食补贴方面,一些人都有认识上的错误,包括一些干部和群众,他们总以为农民是占了便宜,又免农业税,又补贴,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农民因为种粮而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农业税和补贴的总和。农民如果选择种植一些高收益的经济作物,每亩地有可能挣1000块钱,但种粮食却只能挣100多元,损失了800多元,而补贴才几十块钱。据对全国9000个小麦生产经营单位和农户的调查,2006年小麦平均每亩纯收益为160元。[72]如果碰上年头不好,种粮就很可能赔本。种粮不挣钱,在政府要求下又不得不种,这种政策其实是害了农民。政府要求农民在自己承包的田里必须种粮食,其实是剥夺了农民的经营自主权,既然如此,就必须补偿农民的损失,而不是仅仅象征性地补贴几十块钱。因为农民的这种损失人们是不能直接看到的,是需要通过思辨和想象才能认识到的,就容易被人所忽视。人们只看到了表面的补贴,没看到深层次的损失。

3.教育政策的失误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短时间内看不到成效,一些决策者因此就不重视,他们只重视那些表面的、见效快的。其所谓的对教育的重视也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在教育方面,我们同样有很多不合理的、欠考虑的政策。且不说教育不公平、教育经费投入过低、对基础教育重视不够等大问题,我们且谈一个稍小一点的问题——学英语政策。

全民学英语政策是缺乏思辨力的人制定出来的,其弊是远大于利的。首先是浪费青舂。很多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学英语,却一辈子用不到。中国人花费了十年的时间学英语,而外国人不需要学汉语,省下了十几年的学外语的时间,用这些时间学习其他课程比如科学、技术、文艺。中国人学习科技文化的时间则被学英语占用了,那么中国人的科学文化素养就会落后于外国人,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学一门语言,在没有这种语言环境的情况下,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花费十几年的时间说不定还是哑巴外语,无法用于实际。但如果在外语环境下学外语,则是事半功倍。一些西方人到中国后,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能用汉语与中国人进行基本的交流。同样,一些到外国去的中国人,甚至是一些外语底子很差的运动员,都能在短时间内掌握外语。硬要规定所有学生都在非外语环境下学外语,害处是很大的。

学英语政策另一个重大的弊端,就是严重阻碍了汉语的国际化,削弱了汉语的国际地位。笔者经常看到一些报道,说什么世界很多国家掀起了学汉语的热潮,学中文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等等。实际真的如此吗？世界上学汉语的外国人有多少？前几年一直说是大约3000万人,笔者看到的一些资料说2008年的最新统计是4000多万人。但是我们要看到,在这些外国人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华人、华裔。国家汉办组织派出的中文老师到了美国之后发现,“都说美国出现了中文热,杨老师表示,到了之后发现中文并没有那么热。即使是在双语学校,中文是学生的必修科目,但学生们都不爱说中文,即使是华裔小孩,一旦下课,也满口都是英文。”[73]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世界64个国家建立了210所孔子学院,大力推广汉语。2006年,中国教育部推出了一项庞大的计划,投人巨资,目标是到2010年,参加过汉语学习的外国人人数能达到1亿。2009年已过去了,可以说教育部的计划已经失败,到2010年学过汉语的外国人不可能达到1亿。除非我们把像NBA球星詹姆斯、科比等学过几个“你好”、“老北京”等词句的人都算上学过汉语,还有点可能。学习汉语的人数确实在增长,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国家来说,绝对谈不上什么汉语热。再说,在这几千万学过汉语的外国人中,有多少人能达到交流的程度？至今参加过有中国托福之称的汉语水平考试的外国人仅四五十万人而已。所以说,汉语热其实不太热。

为什么汉语热不起来？因为外国人根本没有必要学汉语！为什么外国人不必学汉语？因为中国人会说外语的太多了！很简单的例子,一个美国人到中国做生意,他根本不需要会汉语,因为跟他做生意的很多中国人都会说英语。而这个美国人在美国碰到中国人,仍然不需要会汉语,因为中国人会英语。总之,中国人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与外国人交流的时候都用外语。既然如此,外国人根本就没有必要学汉语,因为不会汉语他照样可以与中国人打交道,他不论在哪儿碰到中国人,中国人都会和他说外语。

我们看到很多外国人学习汉语,纯粹是出于一种兴趣,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强迫学英语,实际上是弱化了汉语的国际地位,外国人基本不用说汉语,中国人则天天说英语。甚至有一些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都要求必须全用英语发言。前些年,在上海召开的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上,从论文汇编到会议网站,从演讲到提问,乃至会场门口的指南,全是英文。部分海外华裔学者提出采用中英文双语,竟被组织者以“国际惯例”为由拒绝。在那次会上,倒是美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坚持用汉语作报告,成为唯一的“反潮流”者。而坐在台下听讲的多是中国人,不知他们心中是何滋味。

实际上,两个母语不同的人如果要交流,二者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两种语言也是平等的,而任何一方要花时间学习对方的语言,都是一种牺牲和付出。为什么牺牲和付出的总是中国人？如果这种牺牲和付出能获得利益,还勉强算得上值得。但实际情况是,很多中国人学英语的付出并没有收获,除了用于考试之外。那么这种付出算什么？在外国人看来,我们的这种行为算什么？犯傻？谄媚？他们会想:你根本用不到我们的语言,干吗要花十年的时间来学?拍马屁也用不着花十年的时间呀！你们的时间与生命就这么贱吗？确实有一些职业必须要用到外语,但更多的职业和外语关系不大。让这些从事与外语无关工作的人花十多年时间学英语,绝对是一种傻瓜政策。而中国却在世界各地花大钱建孔子学院,送上门去请人家来学汉语。结果是请人家都不一定愿意来,人家不像中国人这样傻。

总之,强制学英语是为外国人减轻学习负担,而多数中国人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学习根本用不着的东西。一些学者过分夸大了学英语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印度人说了几百年英语了,是不是比我们发展得快呢？长此以往,会大大强化英语的语言优势,弱化汉语的国际地位。外国人会认为中国人花时间学英语是理所应当,而不去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学习汉语,因为他根本用不着学汉语。这种负面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4.政策缺乏前瞻性给很多人带来痛苦

中国的有些政策考虑不周,缺乏前赡性,造成难以执行或收效甚微,甚至最后成为鸡肋,产生了负面影响。近期,经济适用房政策已经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应该说这是一项失败的政策。但是政府已经投人了这么多的钱建设经济适用房,造成的损失谁来负责呢？

近些年,大学生村官的问题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很多地方争相设置大学生村官。但大学生村官的未来在哪里？这些制定政策的人有没有为这些大学生的未来考虑过？现在已经发生了大学生村官上访事件,因为当初政府对他们的承诺没有实现,这直接关系到他们一生的前途,他们怎么能不着急呢？2009年7月23日《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篇报道:《“出口”问题难解决,大学生村官成集体上访户》,说的是辽宁省沈阳市的20多名已经服务农村达9年的大学生村官到沈阳及国家信访局集体上访,因为当地政府要解除他们的“村官”身份,让他们难以接受。

农村代课教师的问题同样是由于政策缺乏前瞻性造成的,决策者没有为这些老师们考虑未来,或者是承诺不能实现。

代课教师是指在农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1984年底以前他们被称为民办教师,在此前从教的临时教师基本被转正或清退。1985年开始,教育部为提高基础教育的师资质量,在全国一刀切不允许再出现民办教师。但不少偏远贫困山区因财政困难而招不到公办老师或公办老师不愿去,这些空缺仍需临时教师来填补,他们转而被称为“代课教师”。

代课教师虽然没有任何“名分”,且没有完全享受教师的待遇,却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和偏远农村为维系义务教育承担着历史责任。2006年,教育部提出要在较短时间内,将全国余下的44.8万人的代课老师全部清退,随后,代课老师在部分发达省市逐渐淡出人们视野,而部分省份仍然存在。[74]

这些教师被清退后,大多生活困难,一些人没有其他的生活技能,他们对未来感到迷茫。很多人在工资极低、生活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做了半辈子的教师,为教育事业献出了青舂和心血,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在说清退就被清退了,心理上的失落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制定一个政策、一项制度,一定要考虑到未来的各种结果,否则就会带来很多麻烦,给很多人带来痛苦。而一个思维能力不强的人,是不可能考虑周全的。

(二)思辨力不足影响对治国理念的理解

思辨力不足使得中国人对一些理念,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的理念难以理解和接受,即使这些理念已经被国际社会所公认并为事实所证明。甚至是对我们自己祖先提出的很多理念,很多决策者也不能深刻地理解。比如说“无为而治”的理念。这是老子提出的治国理念,但在中国历史上,老子在治国方面的影响显然是不如孔子的。这不是因为老子的理论不高明,而是因为太高明,以致于只有极少数的统治者能够真正理解并加以实践。时至今日,中国人似乎更加不能理解老子了,儒家思想渐有复兴之势,而道家的声势则小得多。但笔者并不觉得太奇怪,因为在先秦哲学家中,老子是思辨力最强的一个,我们这些思辨力普遍贫乏的后人不能理解他,也算是正常。

笔者觉得,当前中国特别需要老子的“无为”理念,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过度“有为”。中国人的过度“有为”表现在很多方面,从政府对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事务的管理,到个人对子女的教育、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处理等,都存在这个问题。过度“有为”的结果就是可能越管越乱、越管越糟。我们这里谈治国。很多人总会觉得,“无为”怎么能“治”呢？什么也不做就能管理好国家,怎么可能呢？这样的话国家岂不是要乱套了？中国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民众是需要管的。这种理念不仅是政府决策者们深信不疑的,很多普通民众也是深信不疑。就连影视巨星成龙也说: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其实不然,“无为”真的可以“治”。“无为”之所以能“治”,是基于以下两个理念：一是相信自然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有其自然的内在规律,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自然而然地就会形成一定的行为规则,不需要政府去强行规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二是相信群众。即相信群众自己就能够管理好自己,不需要政府过多地强制与引导。

“无为而治”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政府要为群众的自我管理服务,而不是去管理群众。中国人在治国时具有根深蒂固的“管”的理念,而不是服务的理念。政府总是想让老百姓的行为完全受其控制,认为这样才能使社会良好发展。按照“管”的理念,政府是主动者,百姓是被动的被管者。而按照服务的理念,百姓是主动者,政府是听从百姓要求的服务者。而政府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百姓需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结果,老百姓选出人来组成政府,绝不是要这些人来管理自己的,而是要这些人来为自己服务的。其实无为而治的理念和西方自由的理念有相通之处。不同的是,无为而治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谈的,而自由的理念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谈的。在经济方面,我们曾经实行政府高度控制的计划经济,结果是失败的;现在实行的是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结果是成功的。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就提倡自由经济,指出经济的发展不需要政府过多地管理,自然而然地会有“看不见的手”在起到调节作用。

在城市管理上,中国很多城市对小商贩釆取限制政策,谓之为维护市容。城管队伍越来越庞大,装备越来越好,管理越来越严,但是商贩与城管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不和谐现象之一。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笔者的意见是“无为”,即不管,就能解决。为什么呢？商贩之所以做这个小生意,是因为这点生意能够获得一定的收入,为自己提供生活来源。而有人来买商贩的商品,也说明消费者是需要商贩的。我们假设一条街上有10名小贩时,他们的平均收人正好能达到小贩们可以接受的水平。一旦小贩的数量增加,那么大家的收入都会减少,因为一条街的人流量是基本稳定的。收入减少了,有的小贩就觉得不挣钱,甚至赔钱,他就会离开这条街。同样,如果小贩太少了,收人就会增加,这样就会吸引另外的小贩到这里摆摊。总之,这条街上的小贩总会在10名左右摇摆,绝不会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无限地增加。这个道理和价格机制是一样的。对一个城市来说,即使没有人管,小贩的数量也会保持在某个合适的水平,绝不会无限地增加。人为驱赶小贩是根本没有必要的,政府应该做的是做好卫生、治安等方面的服务工作。

户口管理也是如此。户口改革喊了很多年了,却一直举步不前,没有什么进展,正是因为决策者没有看到那“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当我们谈到应该让公民自由迁徙、自由落户的时候,一些人总是会说这样怎么行？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一旦放开户口,全国人民都朝大城市跑,岂不是会把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挤爆?”这种担心是毫无必要的杞人忧天,这种思维是简单的和肤浅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也没有发生把大城市挤爆的事情。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到“看不见的手”,没有看到自然规律的调节作用。

自由迁徙和自由经济一样,都有“看不见的手”在进行调节,人们之所以到大城市,是因为在大城市能获得更好的生活水平,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一个人如果在大城市生活不下去,甚至生活水平还不如在农村,那么他就会离开大城市,到生活条件更好的地方去。如果大城市人口太多,超出某个合适的数量,那么生活成本就会越来越高,交通、环境等压力就会越来越大,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造成一部分人在大城市的生活水平不如其他城市了,这时大城市的这些人自然就会向其他城市迁徙。企业因为在大城市的成本太高,也会向其他城市迁徙。这样这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就会减少。而当这个大城市的人口数量少到一定程度之后,一些条件就会变好,重新焕发吸引力,其他地方的人就又会向这个大城市迁徙。如此反复,这个大城市的人口会始终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数量上,而绝不会无限地增长。而且人口这样不断地反复流动之后,地区之间的差异也会逐渐缩小。这就是西方国家几百年城市化总结出的规律。只有放开户口,地区差距才会逐渐缩小;如果一直采取当前的二元户口制度,地区差距很难缩小,而且必将越来越大。

一些专家认为,应该在城市和农村差异缩小之后再放开户口,这是非常错误的,是本末倒置。中国城乡差异之所以逐年扩大,正是城乡二元管理体制造成的。只有破除这种体制,城乡差距才能逐渐缩小。妄图在城乡差距缩小后再放开户口,这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在中国的教育界,中国人也是过度地“有为”。中国人彳顷向于对孩子进行过多的限制与干涉,中国的孩子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孩子。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孩子不是孩子,而是学校和家长的工作原材料,学校和家长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这些材料加工成自己希望看到的东西。他们很少考虑到孩子是活生生的人,是有自己的思维方式、爱好、兴趣和理想的人。

中国的很多学校都是半军事化管理,从早到晚,每一个时间段该干什么,都被安排好了,学生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自主权,极少有时间安排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教师则既是保姆,又是警察,什么事情都要管。而且管得越多的学校,越受家长的欢迎。很多寄宿制学校都宣称实行军事化管理,以此来引起学生家长的好感。如果说对于低年级的学生,由于其生理和心理不成熟,需要成人更多的指导,那么对于高年级特别是大学生来说,这种过度的管理就不那么理直气壮,更无必要。但遗憾的是,现在的大学也在倾向于越来越严格,严格地控制学生的行为甚至是思想。对大学生的管理仍然像对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样,事无巨细,横加干涉。

教育上的过度管理严重地制约了学生思考能力的发展及其性格的主动性。因为无论什么事情,都已经由老师和家长安排好了,学生只能是被动地接受,就像是一个被设置好了程序的机器,没有自己的主动性。甚至有很多事情,学生完全可以自己处理好,老师也要进行管理。其结果就是学生对任何问题都难以形成自己的主见,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决策的能力。当他们走上社会之后,就会思维简单,缺乏主见,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都会受到影响。

在我们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每个班级都有班主任或辅导员,专门管理学生。而在很多发达国家,从中学开始直到大学,没有什么班主任或是辅导员,学生都是自己管理自己,不需要专门请老师来管。学校里本身就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无论做什么事都有详细的规定,学生只要按规章制度行事即可,何必要什么班主任专门来管理呢？这种理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有主见,有能力,善于思考,创造性强。所以在教育上无为”的效果是好于“有为”的。

实际上还有很多的理念,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决策者,不能理解或是错误理解。比如,依法治国的理念。中国人总是难以严格地遵守和执行法规,中国人总是相信人治大于法治。在国人心里,法规是人制定的,人是活的,法是死的,法规是可以通融的,执行起来是可以灵活掌握的。一些西方人在路口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也要等绿灯亮了再走,在中国人看来是死板的、很傻的一每当有人说发达国家或者其他国家推行的是某种理念、实行的是某种政策的时候,一些中国的领导便说道：“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国情成了部分领导不改革最好的借口。其实不是中国国情的问题,而是领导的思维能力问题。有很多理念,是他不能理解的;而想让他按照这些理念来制定政策,更是不可能的。

(三)思辨力不足影响制度设计

在面对中国的许多问题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会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制度不健全。笔者就有点奇怪了,新中国成立已经60年了,改革开放也超过30年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建设,为什么制度还是不徤全？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健全？制度不健全固然有利益集团故意为之的可能,但还有很多决策者是正直的,为什么设计不出好的制度？多年来,我们在很多领域进行改革,以期徤全制度,包括医疗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但是改革效果却不如人意。特别是医疗制度改革,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案,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官方不得不承认医改的失败。

为什么我们改来改去总是改不好？笔者现在想明白了,中国的制度不是想健全就能健全的,没有强大的思辨力,就设计不出好的制度,是思维决定了制度的好坏。中国人的思辨力不够,所以设计不出严密高效的制度。黎鸣先生也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制度的智慧》,指出了中国人的这个缺点。制度设计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涉及过去的情况和未来的效果,需要设计者有比较强大的思辨力,才能设计出好的制度。设计者需要统筹各方利益,要分析比较各种利弊得失,要以事实为依据,要考虑到施行的成本与可操作性,要对其可能产生的各种效果作出准确的推测与分析,这些都需要出色的推理论证能力,即思辨力。

制度的作用不需多说。中国现在有些制度存在缺陷,这些缺陷大大降低了制度的效果,甚至产生了严重的危害。不仅仅是严重损害了一部分群众甚至是一代人的利益,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的痛苦,更严重的是阻碍了国家的进步与发展。如果中国人不能在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国就绝无可能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当前,我们在教育、医疗、住房、反腐败、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社区管理等方面的制度都存在缺陷,给群众带来了损害,从长远来看更是给我们国家的前途埋下了祸根。

1,腐败问题为何越来越严重？

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中国有很多这方面的制度和法律,中央的态度一直很鲜明,反腐败的力度也逐渐加强,但是效果呢,腐败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涉及金额越来越大。这正是由于中国的反腐制度设计得太不合理,相关法律也是存在漏洞。

在中国,反腐败的部门是很多的,党内有纪检部门,政府有监察部门、信访部门,检察机关有反贪局,人大有监督权、罢免权,还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在这么多部门的监督下,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却仍然对腐败束手无策。这不是因为决策者不努力反腐,而是因为在很多制度方面设计不合理。比如在官员选拔方面,主要是以上级任命为主而不是通过民主选举或自由竞争,下级为了晋升职位,就可能采取贿赂上级的非法手段;在决策方面,民主不健全,某些主要领导一言堂的现象仍旧存在,对一把手的权力缺乏制约;在监督方面,政务不透明,民众的监督作用无法发挥。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使得官员拥有了太多的腐败机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人监督,想不腐败都难。

2.市管县必须要改革

在当前中国的行政区划上,有一个制度上的弊端,那就是市管县制度。这个制度已经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要求改革的呼声很大,但并没有引起决策者的足够重视。现在虽然有一些省管县的试点,但想要彻底废除市管县,仍需时日。

如果说上海不是一个城市,你可能会很惊讶,实际上作为直辖市的上海本来就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省级行政区。看看重庆就明白了,重庆的农业人口比城市人口还多,能叫城市吗？重庆市万州区离市区237公里,这还能算是同一个城市吗？中国的城市基本上是名不副实的,中国的直辖市类似于日本的“都”和“府”,而地级市相当于古代的“州”、“府”,都是行政区划中的一级。

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其他国家实行市管县这种制度,这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行政区划制度。这种制度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的独特特色。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一穷二白,先要解决吃饭问题,特别是要保障上海、北京、天津等工业城市的食品供应问题,所以把周围的一些农业县划给这些市代管,其实就是让郊区农民为城里的人们种地,供应粮食、蔬菜、副食品等。当时工业落后,对仅有的工业基地当然要好生保护。但到了80年代后,市管县成了一窝蜂,席卷全国。市管县制度有四个巨大的弊端：

(1)市管县造成城市中心城区规模庞大,城市病日趋严重

市管县的结果是很多县、区共同建设一个城市中心。北京、上海就是如此,只有一个城市中心,这个中心城区一圈圈地朝外扩,导致城市建设成了摊大饼,中心城区规模越来越庞大,已经给交通、环境等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城市病越来越严重。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在直辖市的郊区设立小城市、卫星城市,并在在中心城区和卫星城区之间形成缓冲地带,分流中心城区人口和企业,减轻人口、环境、交通等各方面的压力。

(2)市管县严重制约小城市的发展

设立市管县的初衷,是希望城市富了之后带动乡村发展,但结果往往却是城市富了之后不管县或是少管县,而只管建设中心城市,因为建设好了中心城市能够较快地显示政绩。市管县是对县财政的剥削,县级财政收入减少,无钱建设县级城市,阻碍县域经济发展。直辖市也是如此,上海郊区如嘉定等区,成了一个个四不像的地方,没有自己的中心城区,不能形成人口合力。90年代初时,嘉定曾是全国财政收入第一的县,比江苏昆山要好得多,但20年过去了,嘉定成了四不像,昆山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发达城市。不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城市建设,几乎在每个方面昆山都比嘉定要发达得多。上海郊县1958年划给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好事,在市场经济时代就是坏事,因为这阻碍了部分郊县的发展,也造成了上海中心市区的城市病。

(3)市管县是对农村的掠夺

市管县的实质就是城市管农村。让城市来管农村,结果却是只收钱不做事。城市和农村的地位不平等,城市高高在上,农村只能被管。农业县本来就不发达,就没钱,还要把从农民手中征集来的仅有的一点财力分给市财政,等于雪上加霜。农村建设很难,撝高农民收入更难,农业在现代经济中、在GDP中占的比例很小,农村建设远不如城市建设能够出政绩、树形象。我们能看到,很多地级市发展很快,建设也很漂亮,但是郊县的农民却依然贫困。所以市管县就是不管县,只管建设城市。

城市扩张过程中对郊区农村土地的占用更是一种无情的掠夺,农用地很便宜,在上海也不过几十万甚至几万元,转成房产项目用地,则增值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钱都被市里拿去了,同时还产生了很多失地农民。城市管农村使得市区可以侵占郊区的农田,造成大量的土地浪费,因为城市是农村的上级,郊区是被管理者,丝毫没办法反抗。如果郊区农村不归城市管,而城市想要农村的土地,就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农村就能够以平等的地位,理直气壮地与城市讨价还价,争取更大的利益。同时,城市付出了更多的代价,也会对土地更加珍惜,从而减少浪费。

中国的这种体制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我们可以看到近邻日本的行政区划,不存在城市管农村的问题,它的一个县里,县城称为市,镇子称为町,村就是村,这三者基本是平级的,都归县管,城市管不着农村。这样对农村的掠夺会好很多。

(4)市管县制度夸大了城市的人口数,造成了城市人口过多的假象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上海、北京的人口并不多,但作为城市它们的市区则非常拥挤。我们对比一下日本类似的行政区,其人口密度远大于上海、北京。东京都下辖23个特别区、27个市、5个町、8个村以及伊豆群岛和小笠原群岛;总面积2187平方公里,约是上海面积的1/3;人口约1300万。大阪府,包括31个市,13个町、村;面积为1867平方公里,不到上海的1/3;人口882万(2007年)。东京都和大阪府的人口密度远大于直辖市北京和上海。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在北京和上海等直辖市那么大的面积内,完全可以容纳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只是要在郊区建设卫星城市。

中国的城市在统计人口的时候,是把郊区的人口也统计在城市人口之内的,给人感觉城市很大,人口很多,但实际上很多内地城市市区很小,但因为人口统计时包括了郊县,让人感觉人口很多。有很多所谓的市区,虽然叫区,但是跟农村差不多。这种中国城市人口过多的假象用在学术研究上,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根据这个假象来制定政策,则很可能会失误。

市管县制度要改革,是一个牵扯面非常大的工作,确实难度是非常大,但却是一项非改不可的制度。市管县制度如果不改,不仅仅是阻碍城市化,而且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晚一天改革,就会多一点损失。

3,法规设计问题多多

中国的一些法规设计不合理,表述不够严密,或者程序繁琐难以执行。正因为法律条文有漏洞,语焉不详,逻辑不清,司法、立法部门只能不断地出台司法解释、立法解释来弥补漏洞。但各个部门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进行解释,这些解释之间甚至会出现相互矛盾、相互打架的荒唐问题,大家各说各的、各有各的理,给法律的执行带来了麻烦和困惑。

“两高”的司法解释互相.打架的现象在中国是屡见不鲜。比如在国家赔偿方面到底要不要赔的问题,检察机关认为自己有是否应当对当事人进行赔偿的确认权,他们的根据是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年12月下发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二者对存疑案件的赔偿设置了审查确认程序,旨在通过确认程序使一部分证据较为充足的不应当给予赔偿的存疑案件,通过不予确认,使之不能进人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审理程序。而法院则认为,存疑刑事案件应当与其他终结追诉的案件一样,只要具备撤案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无罪判决书的,就已经是对错误逮捕的确认,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确认程序。其精神来自于200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刑事赔偿和非刑事司法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试行)》。

不合理的法律设置也存在。在治安管理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由公安部门负责,这种法律设定是不合理的。对于治安案件,公安部门是自己抓人,自己审理,自己处罚,自己做自己的法官,这样怎么能不出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公安部门把治安案件当成了增加收人的重要渠道,在执法时随意增加罚款数额,从打架斗殴到卖淫嫖娼,都是罚款了事,怎么能保证公平、公正？而在很多国家,类似的治安案件的处罚必须由法庭进行公开审理才能决定,审判部门对公安部门有制约作用,保证了执法的严格和公平、公正。

2009年,有关部门在修改《土地管理法》时向有关单位和人员征求意见,其规定的土地征收流程各个环节的主体如下：

市、县人民政府申报征收土地；

获得批准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

征地补偿费由县、市人民政府确定；

村集体及农民对补偿方案有争议的,由市、县人民政府协调。

学者秋风在看了这个征求意见稿后大发感慨,感叹法律制定者没有法律思维。[75]对此,秋风先生感叹说：

这样的法律设计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县市政府既是征收土地的主体,按照征购理论,它们也就是与农民进行地权交易的主体。当然,考虑到这一交易的强制性,征地补偿费由县市政府确定,倒也可以理解。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双方对补偿方案产生争议,也由市、县政府协调。立法者似乎全然忘记了,这个市县政府本来就是争议的当事人。农民来来回回都在与同一个主体打交道。

英格兰历史上伟大的大法官爱德华库克爵士在著名的邦汉姆医生案中说任何人不应当是他本人诉讼中的法官,任何人裁判自己的财产都是不正当的。”他并依据这一点而第一次宣告了司法审查的理论。现在的《土地管理法》等于让一位当事人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其结果如何,不问可知。

这样的法律设计是极端缺乏思辨力,设计者只考虑到了政府如何自如地行使权力,而没有考虑到给予被征收对象维护权利的基本渠道。其结果会使农民的权利无法伸张,最终会让土地征收成为社会矛盾的激化点,这种法律的弊端是很大的。

中国一些法规的设计只考虑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的方便,却没有考虑到群众的方便,设计者的思维是非常片面的。在中国,做很多事情都需要办证,据有人统计,中国人一生要办80多个证件,而很多证件的办理又需要极为繁琐的程序,给群众带来了很多不便,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轰动全国的“开胸验肺”事件的发生,同样是制度不合理造成的。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用人单位是职业病防治的第一责任人,职业病诊断与鉴定需要用人单位提供有关职业卫生和健康监护等资料时,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提供。可是在张海超事件中,即使最终的诊断结论都下来了,张海超所在的振东公司仍然没有给他出具任何证明资料。申请职业病鉴定必须出具单位证明,让一名农民工去要求企业“自证其罪”,这样的规定真是荒唐透顶,制定这种政策的人,其思维能力是极其低下的。《职业病防治法》还规定只有职业病防治所才具有职业病诊断资质,其他卫生单位无权做职业病诊断。这个规定又是极不合理,它使得职业病防治所的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如果职防所不作为或是被收买了,患者岂不是走投无路了？

笔者以为,既然中国人特别是某些决策者不善于制度设计,那么一方面就要提高思维能力;另一方面就要善于学习,要谦虚地向制度健全的国家请教,健全自己的制度。如果是自己做不好,又不愿向别人请教,那可就没办法了。虽然很多人,包括笔者自己,也常常批评那些愚蠢得让老百姓抓狂的制度,但是反躬自问,如果让我们决策,我们是不是就能制定出严密高效的制度？笔者觉得不一定,即使换一批人来决策,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因为中国人普遍缺乏思辨能力,换上来的人同样可能缺乏制定制度的智慧。那怎么办？这是笔者在后面会讲到的,思辨力需要从小就培养,只有改革教育,培养出有思辨力的人才出来,我们才有可能制定出严密、高效的制度。

(四)思辨力不足影响科技文化的发展

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思辨的过程,就是证明的过程。我们常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证明假设的过程。思辨力不足严重影响了科技文化的发展,近代以来直到现在,中国人在科技方面一直落后于西方。

思辨力不足影响了中国人的科学研究活动,也使得中国人不善于写科研论文,中国的很多本科毕业生写一篇像样的论文很困难。我们在平时的阅读中也经常会发现一些文章逻辑混乱、推理错误,即使是一些有名的专家、学者、科学家,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中国人在哲学上的不足由来已久,到了今天,哲学专业在大学中也许是最受冷落的专业,因为学哲学的经济效益不怎么样。在中国人的心里,挣钱多的专业就是好专业,挣钱少的专业就是差的专业。哲学学科的发展在中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虽然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结果却将造成中国人思辨能力的进一步退化。

在历史研究方面,思辨力不足使得中国人很难客观地、全面地描述和评价历史。当中国人描述古代史的时候,会陷人过度的自我拔高,洋洋自得、津津乐道,古代的中国总是那么伟大与辉煌,似乎其他国家都是野蛮人,都不值一提。而当中国人描述近代史的时候,则是满纸怨言,一腔幽怨,一方面深感耻辱,一方面却借口无数,把自己的耻辱归结于列强的贪婪与凶残,而很少去反思自己。正如赛珍珠所言:“中国的革命领袖诸公尽可以对这些异己分子解释说,中国的所谓落后主要是由于列强的政治与经济侵略。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成了中国落后守旧的替罪羊。实际上,中国在以自己的方式向现代化迈进,走得的确很慢,一步一回头。不去认识这个事实,而是大叫大嚷说如果不是外国人侵,中国在物质生活上早已同列强平起平坐了,这样叫喊一番,自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了。”[76]许多中国人在评价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时候,往往是片面的、主观的、脸谱化的,很难给出客观全面的评价。中国人看不到真实,也不能面对真实。

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不少国人会不自觉地陷人妖魔化和神圣化的思维怪圈,很难把历史人物当成一个血肉丰满的正常人来看待,不是过度贬低,就是过度褒扬。特别是对待近现代史中的人物,这种思维非常明显。古代史同样不能幸免。我们的历史上,除了“妖”就是“圣”,就是没有“人”。除了政治压力的原因之外,中国人思辨力的缺乏造成了对人物评价的片面与极端,他们认识不到人性的复杂,只能以好坏简单地评论人物。

中国的文学长期以来缺乏思辨的特征,缺乏理性的深度和人文的关怀,对人性的探索、精神的探索不够深,往往过于注重情节和语言,人物形象也往往扁平化、脸谱化。中国人不能获得诺贝尔奖,与多数作品都缺乏思维的深度有关。

同样,中国的电影电视剧也存在这个毛病,缺乏思维的深度,思想浅薄,不耐咀嚼,淡而无味;过于重视情节,经常运用情节的曲折离奇吸引观众,缺乏对人生的深度的思考,很多情节也像是哄小朋友,把观众当成了弱智；很多人物形象扁平化,不像是一个在生活中的人,没了人性,成了圣人或魔鬼。而我们看一些西方电影电视剧,其思想的深刻性经常令我们感到震撼;很多对白都发人深省,让人回味无穷,给人以人生的启迪;其人物形象往往更为丰满、生动,富有人性。当然,由于我们看到的多是西方的优秀影视片,不可否认他们也拍了大量的垃圾片。但是中国拍的优秀影视作品真是太少了。有一些中国人不喜欢西方电影,因为西方电影的人物有时经常会讲一些哲理性的话,而这正是中国人最不擅长也不喜欢的事情。如果一个中国人天天思考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周围的人便会认为他有点怪甚至是不正常,他们会认为:思考这些有什么用呢？挣钱最实在！

在学术研究中,思辨力的缺乏使得人们在论证时会出现许多逻辑上的、论据上的问题,比如概念不清、逻辑混乱、论据片面等。有了这些问题,其研究的结论便是不可靠的,甚至是错误的。特别是在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由于社会问题的非直观性、复杂性、多变性,更容易产生错误的认识。比如说我国近年发展很快,各方面都是日新月异,很多人便会把中国的发展速度与其他国家作比较,得到一些结论。笔者发现,中国学者的很多比较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其相关结论当然也就不可靠了。

在高等教育发展上,我们1999年开始高校扩招,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15%,有人就据此说中国用4年的时间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飞跃,远快于西方国家。”2009年9月11日,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千多美元的条件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用十年走过了其他国家三十年、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77]类似的说法很流行,但笔者不得不说,这种比较是很荒谬的。

第一,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发展的过程为什么要从1999年扩招开始算呢？难道之前就没有发展吗？为什么不从改革开放开始算呢？为什么不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算呢？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最快的这几年去跟人家几十年比呢？

第二,怎么样才算是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过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以下都算精英化,究竟从哪个比例开始算？是从1%开始算还是从14.9%开始算？从不同的地方开始,结论是迥然不同的。

第三,跟人家比的是什么？是哪个时间段？要明确,是从毛入学率1%到15%呢还是从14%到15%呢？不然就没法比,如果你用14%发展到15%的过程和人家1%发展到15%的过程来比,显然是不公平的。

笔者分别选取了10年或5年的时间段,选取了部分国家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发展的历程来考察,发现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跟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还快！从1999年到2008年1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9.8%增长到23%。日本1960—1970年10年间,毛入学率从8.4%增长到17%;法国1960—1970年10年间,毛入学率从9.9%增长到19.5%。而韩国和联邦德国更快。1980—1985年的5年间,韩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4.7%增长到34%,5年增加近20个百分点；联邦德国1970—1975年的5年间,毛入学率从13.4%增长到24.5%,5年增加了11.1个百分点。[78]

很明显,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速度都和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还要快。我们所谓的“用十年走过了其他国家三十年、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又从何谈起呢？根据这种错误的结论制定的政策与措施,能没有问题吗？有关人士之所以得出了这样错误的结论,除了掌握的材料太少或者说是故意选择有利材料之外,思辨力的不足是最重要的原因。要比较,首先必须明确“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过程”这个概念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再者要明确比较哪个时间段,概念不清楚,时间段不对应,比较的结论当然就不可靠。

在城市化方面,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当前城市化速度太快了,提出要减缓城市化。有人说,英国城市化水平从26%提高到70%用了90年时间,法国从25.5%提高到71•7%、美国从25.7%提高到75.2%都用了120年。而我们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03年的40.5%仅用了10年,以这样的速度到2020年左右就能达到60%,2035年以前就能达到75%左右。我们只用英国的一半时间,法国和美国的差不多1/3的时间,走过同样的城市化进程。还有人说,我们改革幵放30年城市化率从20%提高到43%,而西方国家城市化从20%提高到40%多用了100到150年的时间,西方100多年的城市化道路我们30年就走完了,太快了,要减缓城市化。

这种比较和上述高等教育的问题犯的是同样的毛病,结论当然更是荒谬。英法美都是城市化很早的国家,比我们要早一二百年,我们不能拿21世纪的情形去和人家十八九世纪的情形去比,这个比较是不科学的,他们为什么不和原始社会比呢？原始社会几万年都没形成城市。18世纪西方城市化速度慢是因为当时的生产效率远低于现在,交通、信息通讯等技术更是和现在无法相比,这两个时代的社会条件具有巨大差别,不能拿当代的事情和古代相比并嘲笑古人。

如果要比较,我们可以和20世纪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去比,看看我们的城市化速度是不是太快。一些人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多快,三十年走了西方一百多年的道路,看看韩国吧,1930年韩国只有不到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960年达到36%,1970年达到50%,2000年城市人口更高达到89%。[79]相比韩国,我们改革开放30年从20%增长到44%,不比人家快。中国台湾城市人口比例1956年为33%,到2000年为78%,44年增加了45个百分点。拉丁美洲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也是很快,巴西仅用了40年时间就将城市人口比例从30%提高到70%。我们又快在哪里呢？

在经济发展方面,同样存在这类问题。中国很多政界和学术界的人士常常说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道路,这个说法同样是极不严谨的。很多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都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意识到了自己的落后,开始向更先进的国家学习,学欧洲、学日本、学美国、学苏联,这种学习是从文化到制度的全方位的学习。但遗憾的是,中国人学谁都没有学好,往往是只学到了皮毛,没学到精髓。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人的思辨能力不足,不能深刻地理解某些思想,又不能制定符合实情的严密的制度,效果当然大打折扣。直到现在,中国仍处在学习的阶段,但要想学好,必须提高自己的思辨水平。

决策者思辨力的强弱对国家治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一个单位、一个企业来说同样如此。对于企业来说,思辨力是企业家的核心能力,思辨力的水平决定了经营水平,思辨力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成败。笔者对于管理学没有研究,但笔者相信,一个管理者如果没有强大的思辨力,是很难做好管理的。思维决定行为,管理者的管理行为是他思考的结果,思维方式和思辨水平决定了他会采取什么管理方式和措施。

我们可以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分成两个方面:处理人际关系和决策。无疑,这两种活动都需要强大的思辨力才能做好。对企业家来说,处理人际关系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活动。即使再有才华的领导者,如果人际关系搞不好,其他事情就不可能搞好。我们在前文中已多次强调,思辨力对人的交流沟通能力具有巨大影响。与同事的交流需要准确地理解别人、清楚地表达自己,任用干部需要准确地评价其优缺点并给他合适的职位。领导需要面对各种个性的员工,如果思辨力不强,则不能与同事很好地沟通,相互不理解,甚至造成许多误解；也不能够准确地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或者埋没了人才,或者把蠢才当成了人才。这不仅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效益,更会影响团结,带来诸多不利。

思辨力的强弱同样影响对企业内外部形势判断的正误,而只有准确地判断形势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决策水平至关重要,一个正确的决策可以使濒临倒闭的公司起死回生,而一个错误的决策也足以毁掉一个公司。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同样受到思辨水平高低的影响,如果制定不出合适的政策和措施,正确的决策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思辨力的高低决定了企业家对经营理论、理念的理解,对于一些先进的理念不能理解,就谈不上用先进的理念来指导自己的经营活动。中国少数企业家鼠目寸光,缺乏诚信,见利忘义,窝里斗,中国的民族劣根性在他们身上都有所反映。而企业之间的竞争则更是一个充满思辨的博弈过程,在一般情况下,思辨力弱的领导必然是失败者。

第五章 原因：为什么缺乏思辨力(上)——天性、语言、宗教、传统与思辨力

几千年下来,一切东西都由别人——圣人或有权势的大官之类,替我们想好了,自己不需要想,而且也不敢想。要怎样做才对呢,中国人似乎需要练习自己去做傻子。

——柏杨

前面我们谈了缺乏思辨力给中国人带来的严重的危害,要弥补中国人的这种不足,我们就必须弄清楚一个问题：中国人究竟为什么缺乏思辨力？我们上文谈到一些中外人士对中国人思维特点的分析,他们同时也分析了中国人之所以缺乏思辨力的原因：有的人认为这是先天的,中国人天生就不善于逻辑思辨;有的人认为汉语的缺陷造成了中国人缺乏思辨力；而更多的人则认为中国人之所以缺乏思辨力是中国的文化传统造成的。

一、天性与思辨力

从个体来看,思辨力的强弱当然是存在先天的差异的;但就一个民族或一国之民来说,思辨力的强弱也有先天的差异吗？有一些人持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天生缺乏逻辑思维,不善思辨。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人虽然弱于抽象逻辑思维,却长于形象思维,这是中国人天生的特点。比如旅日学者林思云说：

现在中国人虽然学到了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却怎么也学不到西方人的理性思维方法。也许老祖宗遗传给我们的遗传因子中,根本就没有“理性”这根弦。要中国人学会理性思考,似乎就像让猴子学会说话一样,在生物学原理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凶恶的杀人犯都具有相同的遗传子特征,如果请科学家们分析一下中国人的遗传子特征,说不定能够找到中国人缺少理性的遗传学缺陷。[80]

笔者不能确定中国人是不是天生就缺乏思辨力,因为没有任何生物学上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林先生的话也只是推测和愤激之语。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个人之间先天的思维差异,同样,群体之间、民族之间也会存在先天的思维差异。德国人善于逻辑思维,法国人浪漫,各民族之间的思维差异确实是存在的。说中国人在思辨力方面存在一些先天性的不足,这是很有可能的。

据有关基因研究发现,全人类是同一祖先的后代。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只从母亲身上继承的基因——线粒体DNA,找到了约15万年前出现的一位非洲女性,这位“线粒体夏娃”是人类共同的祖先。千万年来,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也证明,各民族之间的智力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而现代信息技术发达,交通便捷,很多人都能够亲身体会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之间的差别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在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基本特点,应该说是一的。不论是生理学、医学还是心理学、逻辑学等方面的原理,都是适用于全人类的。所以即使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思辨能力方面有一些差距,也是微不足道的。

中国人上千年来思辨力不强,这种思维的特性是否会反应在生理即大脑的生长发育上,并遗传给后代呢？根据用进废退的原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也就是说,现代中国人有可能天生就缺乏思辨力。但即使如此,对于生物迸化来说,千年不过是一瞬而已,中国人的大脑功能不会在这点时间内有明显的退化。

如果我们假设,中国人真的就是天生缺乏思辨力,和西方人相比有显着差距,那是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希望了呢？我们的科学技术是不是就永远只能跟在西方的屁股后头？笔者以为,即使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中国人确实天生就不善于逻辑思辨,这也没什么可怕的,也没什么可担心的,更不是什么丢人或羞耻之事。因为人类的特点就是善于学习,只要我们能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在这方面加强训练,就能够弥补弱势。

二、语言与思辨力

学术界历来有语言决定论的说法。很多人认为,汉语的模糊性及表意性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造成了中国人的思维缺陷,特别是逻辑思维不如西方人。比如前面提到的明恩溥、林语堂等人,都谈论到了汉语对中国人思维的影响。伏尔泰在《风俗论》一书中谈到中国近代以来科技落后时说如果要问,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遥久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这可能有两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的语言的性质——语言是一切知识的第一要素。”[81]他认为中国人的语言影响了中国人的科技创造力。

一般认为,汉语的名词没有“性”、“格”、“数”的变化,动词也不受任何“语态”、“语气”、“时态”、“单复数”和“人称”的限制等等特点,造成了汉语在表达上的模糊性。同时,汉语中形象词汇非常丰富,抽象词汇缺乏,现代汉语中的很多常用的抽象词汇都是从西方语言翻译过来的,而且汉语在翻译这些抽象语词时也很难准确地反映其原意,甚至与原意差别很大。汉语的这些特点有利于艺术表达,却不利于理性思辨。这使得中国人缺乏逻辑思辨能力。

但是语言与思维的问题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究竟是语言影响了思维,还是思维影响了语言？比如我们谈到古希腊人和古希腊语,古希腊语被认为是极为明晰、精确的语言,古希腊人的逻辑思辨能力也很强。但是是古希腊语这种明晰、精确的语言造就了古希腊人发达的逻辑思维,还是古希腊人发达的逻辑思维造就了古希腊语？对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是:是汉语这种不明晰的语言造成了中国人逻辑思维不发达,还是中国人不发达的逻辑思维造成了不明晰的汉语？这确实是个难以说清的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思维和语言哪个先产生。如果是思维先产生,则是思维影响语言;如果是语言先产生,则是语言影响思维。而按照传统观点,思维和语言是互为依存、不可分割的,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的过程必须借助语言才能进行,思维和语言是同时产生的,在发展过程中是互相影响的。

也有人认为,思维可以不依赖语言而存在。如果我们按照严格的“语言”的定义,比如《现代汉语词典》对语言的定义: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由语音、语汇和语法构成一定的系统。那么聋哑人所用的手语就不是语言,但他们是有思维的,他们是可以通过手语表达和交流的。甚至也可以说在没有学习手语之前就有思维,这种思维依托视觉、嗅觉、触觉等器官,通过形象、动作、味道等进行。这就说明思维可以先于语言而存在。如果思维先天不同,那么作为后来者的语言必然会受到思维特点的影响。可以这样说,中国人缺乏逻辑的思维特点造就了模糊的汉语,古希腊人发达的逻辑思维则造就了明晰、精确的古希腊语。

但是思维可以不依赖语言而存的说法其实是扩大了思维的内涵,按照严格的思维定义(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聋哑人在学会手语之前的大脑活动不是思维活动,因为没有形成概念的形式,只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只有在聋哑人学会第一个手语语汇的那一刻,他的大脑活动才可以称得上思维。而如果我们扩大一下语言的内涵,把手语也纳入语言范畴,把表达意思的动作、表情等纳人语言,同时按照较为宽泛的思维的定义,那么聋哑人在学会哑语之前的大脑活动仍然可以被称为思维,我们仍然可以认为思维必然要通过语言来进行,思维不能离开语言。

总之,笔者以为,思维不能“裸奔”。思维活动必须借助一定的载体才能进行,这种载体就是语言,语言和思维必然同时产生。但是语言的可塑性远大于思维,人类的思维能力数千年来变化不大,但语言的变化却很大。所以思维会影响语言的发展。如果中国人天生精确,就会不断地使汉语向精确的方向发展。而汉语到现在为止仍然不是一种特别精确的语言,这只能说明中国人思维的模糊性。是思维影响了语言,而不是相反。

汉字的表意性对中国人的阅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再加上其书写的复杂,汉语的学习比表音语言要困难一些,所以中国的孩子开始阅读的年龄比西方人要晚。表音文字的学习要简单一些,只要会说话,就能较快地认识文字,所以美国儿童平均在4岁的时候就可以大量地、自主地进行阅读。而中国的孩子一般要到开始上小学之后才能自主地阅读,在幼儿园毕业时一般只能认识几十个或上百个汉字,只能阅读词语或少量的句子。这种差别使得中国人的阅读量从幼儿开始就落后于西方人,造成知识量的落后,这影响了智力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汉语确实存在自己的缺点,但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汉语也有自己的优势,我们要做的就是扬长补短。其实近代以来,汉语已经从其他语言引进了大量的抽象词汇,语法上也有不小的改变,这大大提高了汉语的表达能力。这说明汉语是在不断变化、不断完善的,我们完全能够做到让汉语更加明晰和精确,前提是我们必须要有较强的思维能力。

三、宗教与思辨力

宗教与思想的关系非常密切,宗教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个问题大家都比较清楚。比如基督教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所以西方文明又被称为基督教文明。那么宗教对人的思辨能力有影响吗？笔者觉得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宗教信仰能够促进人的思辨力的发展。宗教的经典著作往往也都是思辨性强的哲学著作,如佛经、《圣经》、《古兰经》等,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有些道理需要较强的思辨能力才能理解。在读这些著作时,往往需要深人的思考,这是对思辨力的训练。有宗教信仰的人,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道德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不论是听牧师布道还是听大师讲法,都会去思考人生的意义,特别是终极意义。这种对抽象问题的思考会促进思辨力的发展。

宗教本身就是教育。不仅教育孩子,也教育成人。当宗教要劝说人来相信和认同某种观念时,它的劝说必须要有说服力,必须去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证明本身就是思辨的过程。而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当他面对某种宗教观念时,会自己选择是否相信和认同,这个选择的过程也是思辨的过程,他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去证明这观念是否合理、正确,只有经过思考后感觉正确与合理的观念,他才会相信和认同。所以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会经常地对人生、社会、道德等问题进行思考。宗教神职人员还会经常帮助人们解除思想上、心理上、精神上的烦恼与痛苦,通过与人的讨论,分析问题的原因,提供解决之道,这个过程同样是一个思辨的过程。

宗教在道德上的作用则更为明显,多数宗教劝人向善,尊重他人,有宗教信仰的人往往更加理性。宗教通过教义、戒律等,能够对人的精神世界起到引导和约朿的作用,而引导和约朿的人的精神,也就引导和约束了人的行为。

我们前面谈到过的传教士丁韪良、明恩溥等人,都认为要提高中国人的思辨力,必须引入宗教,他们希望引入的是基督教。许多中国人也同样认为,缺乏宗教信仰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思维方式具有不利影响。

没有信仰的人,心中只有今世,世俗的功利就是他们人生的追求。一个追求精神世界、彼岸世界的人往往是很多中国人不能理解的。解放前,李叔同出家的事情曾经轰动中国；在现代对著名歌星李娜出家中国人仍然难以理解；曾经的神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的宁铂,他的出家被人当成少年班教育失败的负面典型。很多中国人常会认为沉迷宗教哲学的人是迂腐的书呆子甚至是心理不正常、精神病、走火人魔。在没有信仰的人看来,精神只是物质的衍生物,有什么可以追求的呢？他们的心里只有钱,很少会花时间去思考人生、道德、真善美等看来虚幻的、并不能带来金钱利益的东西,不能带来金钱利益的东西是引不起他们的兴趣的。他们没有超越功利的精神追求。而为了金钱利益,他们做起坏事来毫不顾忌。

重视物质方面的追求,是中国人的显着特点,连海外华人也是如此,历史学家萧功秦谈到过这个问题：

不久以前,我们去看一位从美国回上海探亲的朋友。这位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二十年前赴美国留学,他谈到多年以来在美国生活,感触最深的是,在美国的中国人的生活追求,与西方人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那就是旅美中国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无论属于哪一个阶层,似乎都非常重视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只要中国人在一起,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多年旅居美国的华侨,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中国人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在世俗生活的享受方面似乎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在西方,确实有不少人只关心自己的物质生活,但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则追求其他东西,例如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日常物质享受方面则相当随便,有的人成了事业上的亿万富佬,但生活却十分朴素,始终开一部普通的车子,钱赚得再多也不会想到买什么高级轿车。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追求什么,物质生活得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己觉得值得追求的价值。换言之,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相对而言十分单一,而且很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既然社会上以物质生活为中心,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人们也就自然会去摆阔,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成功。西方人的生活追求则比较多元化。甚至连日本人也比中国人生活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方面要丰富得多。

对此种现象,萧功秦提出了疑问：

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缺乏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有问题？还是是一时的、过渡性的现象？

……

有人说这与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因素有关,这样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宗教对来世,对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的追求与信仰,往往能培育人们超越功利的价值观。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相比,宗教心理确实是相对淡漠的。佛教并不是中国的国教,本土的道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其实也相当功利化,自古以来,包括历代帝王在内的相当多的人们信此教的目的,也只是追求现世的长生,对来世与彼岸世界并没有兴趣。在中国,人们即使信佛,也往往是怀着某种相当具体的功利的目的来求神拜佛的。一个结婚几年没有生儿子的中国人去观世音像前烧几炷香,与其说是出于对超然世界的追求,不如说是一种对神灵的贿赂,体现的恰恰是最功利的态度。一个缺乏彼岸观念的国度里,讲求实惠、注重于现世的生活,务实而少幻想,便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品格。如今又处于一个商品世俗化成为潮流的时代,那么走向全民性的物质财富的追求也就自然而然了。[82]

对于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重视物质生活这个问题的答案,萧教授认为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因素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正是由于中国人缺乏精神世界的追求,缺乏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对于抽象的概念和祜燥的推理不感兴趣,思维不够深入。重视物质的中国人,他们哪里会重视和喜欢经济效益比较差的人文社会学科呢？中国人重理轻文似乎是必然的,而轻视文科也就必然会造成思辨力的衰弱。

儒家讲究“慎独”,正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他没有“独”的时候,因为“神”无处不在,每时每刻都和他在一起。而“慎独”的境界是普通人难以达到的,因为独处的时候,既没有外来的约束,也没有个体精神上的约束,他为什么要“慎”呢？怎么会“慎”呢？所以当中国人独处的时候,他会很没有理性,会完全伸展出他的恶的一面。他会当面做好人,背后做小人。当没有人看见他的时候,他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他会无恶不作,无所顾忌,为所欲为。比如网络上的谩骂,是因为没有人知道骂人者是谁,所以他们骂起来就无所顾忌。但如果是在公开场合呢,一般人是不会骂人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缺乏教养、违反公共道德的行为。但一旦离开了别人的视线,他就成了另外一个人。慎独,对于无神论者是一种困境,造成了他们独处时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及为所欲为的行为方式。这对理性思辨能力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四、传统与思辨力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说法,大多数人包括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把中国人缺乏思辨力的原因归结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的压制,使得中国人没有形成思辨的传统。柏杨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酱缸,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料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说：“怎么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仅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有一个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说它是个白球,另一边的人,则说它是个黑球。他们都没有错,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而跑到另一边看,需要想象力和思考力。当我们思考问题时,应该是多方面的。[83]

而皇权专制统治更是不希望民众有思考能力,几千年来,在教育上一直没有对孩子进行思维训练的传统：

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84]

柏杨又说：

几千年下来,一切东西都由别人   圣人或有权势的大官之类,替我们想好了,自己不需要想,而且也不敢想。要怎样做才对呢,中国人似乎需要练习自己去做傻子。[85]

主子不允许奴隶思考,一切听从主子的安排。几千年不思考的中国人,思维能力不仅得不到发展,甚至在退化。

黎鸣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没有思辨能力,为什么?》,分析了中国人没有思辨能力的原因,他同样认为儒家是罪魁祸首：

……在传统儒家的中国,中国人的绝大多数的“名称”都是缺乏最一般的精确性、普遍性的“定义”的。中国的儒家文人,从孔子开始,就从来都没有对“对象”严格、精确、普遍“定义”“名称”的习惯。例如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什么是“智”？什么是“信”？等等等等,它们具有精确、普遍、严格的说法吗？没有。中国汉语中“名称”的模糊性或不准确性,大概全世界第一。中国人之所以没有逻辑思维,就从孔子及其儒家开始。直到今天,中国的文科学生,乃至他们的教师、博导还依然是如此。

千万不要小看了关于“是什么？”的问题的“思辨”的重要性。对于眼前具象的实物对象来说,这个问题似乎不大,例如这个是喝水的“杯子”,那个是撒尿的“尿壶”之类。但对于抽象的,乃至想象的对象来说,如果没有一定逻辑的方法就将是不可能的。例如现在大家经常运用到的“电”、“电子”、“原子核”、“磁”、“平等”、“民主”、“自由”、“宪政”、“选举法”等等等等,基本上属于抽象的或设想的概念,如果没有严格、精确、普遍“名称”的“定义”(在学术上,我们称之为概念的本质内涵),它们就将不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成为思想交流的工具,而没有了这些“工具”,我们也就将不可能利用它们去具体实践地“做什么”,自然也更不可能设想去进一步了解它究竞是“为什么”了。大家可以想一想,连“是什么？”的问题都没有能力去“思辨”的民族,他们能够创造出人类的自然科学么？更又怎么能创造出“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呢?[86]

笔者不否认传统文化对人的思辨力的影响,但笔者认为,在当今中国,历史原因不再是主要原因。在古代,由于交通、信息传播等方面技术的落后,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缺乏交流,缺少思想观念的碰撞,一个国家的国民往往只能接触到有限的一种或几种思想文化。特别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的地理位置相对封闭,大海、高原、荒漠环绕,与外界交流困难。所以中国古人很难接触到国外的思想和文化,多数人只能接触到中国这一种文明,也只能接受有限种类的思想和文化,基本上没有别的选择。因此,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影响是根深蒂固、很难改变的。

但是现在是信息技术、传播技术极为发达的时代,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接触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思想和理论。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和思考,判断哪一种思想和理论更加接近真理。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我们觉得哪种思想和理论正确,就可以选择哪一种。通过比较,我们能够发现自己文化的长短与对错,可以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我们同样也可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影响现代中国人的不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有其他很多国家的历史和当今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再沉迷于批判古人、批判传统,其意义不再重大。更不能把当前许多问题的责任都推给历史、推给祖先,而应该把目光投向当今,从当代找原因。

让我们打这样一个比方,一个孩子学习不好,当老师批评他的时候,他说:“不能怪我,我曾祖父小时候就学习不好。”学习不好,怎么能怪自己的曾祖父?这看起来荒唐的事情,就是很多中国人的心理,他们热衷于批判祖先、批判传统文化,把自己的无能推到祖先的身上。似乎自己不行,跟自己没有关系,都是祖上的原因。祖宗有错,当然应该批判、应该研究,但不能让祖宗为千百年后儿孙的错误和愚蠢负责。我们不能老是把今天的国民劣根性及今人的不争气归结于祖宗的责任,既然祖宗说得有错,把他的错处抛弃就是了,他说错的地方也跟着他学,这不是傻吗？我们把自己的错误都归结于历史,这是不负责任的借口,显示的是不敢正视自己的懦弱。我们应该把目光投向今天,投向自己,反省自己,反省我们的思想、制度与政策。

第六章 原因:为什么缺乏思辨力(下)——教育与思辨力

一部分儿童具有思考的习惯,而教育的目的在于铲除他们的这种习惯。

——伯特兰•罗素

虽然语言、宗教、传统等都会对人的思辨力的发展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把原因更多地归结于当今,特别是当今的政策与制度。我们谈的主要是今天的中国人,要提高的也是今人的思辨力。一个人思辨力的发展主要是靠后天的教育,中国人缺乏思辨力的主要原因是相关知识的欠缺和思维训练的不足,中国教育应负主要责任。

儿童天生就喜欢思辨,喜欢思辨是人的天性。小孩子从出生开始就通过各种方式探索这个世界。当他学会语言之后,便开始用思维来认识世界。小孩子最喜欢问“为什么”,这是对事物原因的探寻,他们很早就意识到要通过对原因的寻找来证明某事物之所以如此,这就是思辨的过程。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节目非常受青少年的欢迎,是因为这里讲的不仅仅是故事,而是对某种见解和观点的论证过程,有一定的理性思辨色彩,能够启发人的思考。而网络作家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之所以这么火,也正是因为他不仅仅是讲故事,而是在讲故事当中夹杂了议论,具有一定的思辨性,能够启发人的思考。如果人们只是喜欢听故事,还不如直接读小说得了；而人们之所以喜欢夹叙夹议的方式,正是由于喜欢思辨。

遗憾的是,喜欢思辨是人的天性,而我们的教育却在不断地抹杀这种天性。正如罗素的名言一部分儿童具有思考的习惯,而教育的目的在于铲除他们的这种习惯。”罗素的这句话并不是针对中国的,但却很适合于今天的中国。同时这也说明,在西方历史上,同样也曾经存在抹杀儿童思考能力的教育,只是他们现在改善了、进步了。这给了我们信心,中国教育这种不如人意的情形是可以改善的。

中国教育的问题,没必要多说,咱们都深有体会,每个中国人都能说出一大套。在中国教育诸“罪状”中,笔者以为最大的是中国的教育没有能够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不仅没发展,甚至是在压制下产生了退化,把聪明的孩子也教傻了！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慨叹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的“钱学森之问”。确实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自己单独培养出的杰出人才很少,更别说是大师了,凡是特别杰出的人物,多数都有外国留学经历。这是非常遗憾的,中国教育难辞其咎。

中国的教育,不仅是有关心理学、逻辑学等方面的知i只传授不够,最重要的是思维的训练不够。很多学生不了解相关心理学、逻辑学的常识,对人的心理和精神世界了解不多,对思维的规律一无所知,思维训练更是中国教育的盲点。这种教育是很难培养出思辨力强的学生的,而没有强大的思辨能力,又怎么能够成为杰出人才？

如果问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失误是什么,当然是教育。但多年来,中国教育受到了这么多的口诛笔伐,却进步微小。为什么就改不了呢？有人说,中国的教育有这么多弊端也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不能割断教育与历史的联系,但事实是,自从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学习西方的教育,并且是全方位地学习与引进,包括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等各个方面。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教育是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是今天,一些大学还直接引进西方的教材和来自西方的教师,并以此来证明办学水平之高。中国在教育上仍然在以西方为师,传统的影响又有多少呢？遗憾的是,中国人学习西方并没有学好,只学到了皮毛没学到实质,学到了形式没有学到内容,根本没学到人家的精髓。这与中国人思辨力不足有关,对于一些观念、理论和方法,许多决策者和教育者并不能真正地理解,更不要谈运用了。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缺乏思辨力的人主导教育工作,培养出来的也是一群缺乏思辨力的学生;这群缺乏思辨力的学生长大后主导教育工作,培养出来的还是缺乏思辨力的学生。这么循环下去,有什么进步可言！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改变,只有两个途径：一是靠内部力量,靠我们自己觉醒,特别是要依靠决策者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主动地采取各种措施去寻求改善;二是靠外部力量,任凭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国家就会越来越落后,甚至受到外人的批评或是打击,被打醒了,再去改革,中国的清末就是如此。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能够主动求变。

中国教育之所以阻碍和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是因为中国教育存在太多不合理的地方,有体制和制度上的,也有观念和方法上的。限于篇幅,笔者在这里只谈论广泛存在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的一些错误观念和方式方法,这些观念和方式方法都严重阻碍了学生思辨能力的发展。

一、学校教育中的错误观念

学校教育在现代人类教育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狭义的教育概念通常指的就是学校教育。对于学生思辨力的发展,学校教育当然应该负主要责任。但在当前的中国,有许多错误的观念深深地阻碍了学生思辨力的发展。

(一)重知识传授,轻思维训练

虽然中国的很多政府文件对教育目的有着较为科学的论述,但是现实往往与文件是两回事情。中国教育一向把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当成教学的主要目标,而忽视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倾向于把学生培养成工业社会的机器,而不是全面发展的人。教育从源头上就错了,其他的就更别说了。

1.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教育的首要目的

在教育的诸多目的中,思维能力的培养是首要目的,也是最关键的目的,因为其他目的的实现都需要一定的思维能力为前提。无论是做人的道理还是做事的道理,都要通过思维来理解。没有一定的思维能力,就难以理解很多道理,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很难做好笔者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培养思维能力并不是要把每个儿童都培养成高智商的天才,这是不可能的。人与人之间,思维的广度、深度、速度等方面都存在先天的差异,培养思维能力就是在先天的基础上,训练学生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遵循正确的思维方式,充分发展自己的思维潜力,使人的思维倾向于全面、深刻、客观、迅速,目的是为了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有更加正确的认识,采取更加合理的行为。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增加儿童多少知识,而在于使儿童的认知结构得到发展,把潜在的认知能力表现出来。教育要培养儿童的创造力和批判力,而批判力就是质疑和求证的能力,也就是逻辑思辨的能力。耶鲁大学制定的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如果学生从耶鲁毕业后,在某一领域投入极深,而忽视更广泛的做有思辨能力的公民的机会,那将是耶鲁的失败。[87]耶鲁大学明确提出要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这是非常高明的。

有人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比美国要好,因为中国中小学生“基础扎实”,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他是按照中国教育的标准来衡量的。美国人同样认为他们的儿童比中国人“基础扎实”。中国教育所谓的“基础”指的知识基础,而美国人眼里的“基础”是能力基础,没有可比性,无法得出中国基础教育比美国好的结论。就现在来看,美国的教育方法无疑更具有说服力,看看人家发达的科技文化水平就知道了。

2.知识传授在教育中的地位已有所下降

当今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的存储、提取和传播技术高度发达。在这种背景下,人类对于自身记忆、计算等能力的要求越来越低,而对于思维、创造等能力的要求则越来越高。由于信息技术发达,记忆的重要性有所降低,人们可以通过电脑软件以及网络方便地查询和获得知识。既然可以如此简便地获得信息,对很多知识便没有必要再花费时间与精力去死记硬背。即使是一些记忆力不是十分出色的人,他也可以在工作、研究等领域获得成功。

再者,大脑存储的知识量是有限的,这倒不是说大脑的功能不强大,而是因为人的时间与精力是有限的,所以能背诵的知识也是相当有限的。即使记忆力再好的人,穷其一生,他的知识量也难以比得上一个普通的电脑硬盘。《四库全书》总字数约7亿字,即使我们按一个人能活100多岁,要每夭背诵2万字、连背100年才可能背诵7亿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况且人脑还会遗忘,还会混淆,还会出错。而把《四库全书》做成软件之后,仅占7G左右的硬盘空间,并且可以方便地査询所需要的任何信息。所以单论信息的存储,人脑根本无法和硬盘相比,而且硬盘一般也不会“遗忘”和出错。

在今天,对于记忆力好的人来说,他的优势不再像过去那么大(当然应付喜欢死记硬背的中国教育还是有优势的),因为记忆力稍差的人也可以用电脑、网络、搜索引擎等信息技术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在信息储存方面的差距不再明显的情况下,谁的思维能力更强,谁就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会思考要比会背书更为重要。

3.思考与学习同样重要

一个电脑仅有硬盘是不够的,即使这个硬盘再大、存储的资料再多,如果没有CPU,这个电脑就不能运行。中国的教育就是把孩子都培养成了一个个储存了很多知识的硬盘,却没有给他们一个会思考的CPU。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与思考同样重要,而中国的教育却是重学习、轻思考。学生所有的时间都被老师和家长安排好了,他极少有自己思考的时间。

中国的很多学生、家长和老师都有背诵崇拜症,似乎只要背诵的东西多了,这个人就是聪明的、有前途的。正是看穿了这种心理,各种打着增强学生记忆力旗号的骗子到处招摇撞骗,有的说是发明了某种方法,有的说是开创了某种理论,有的说是发明了某种药物,让大量为记忆力烦恼的学生和家长上当。笔者并不否认记忆的重要性,因为思维活动是以一定的知识量为基础的。但知识多少并不能说明思维水平的高低。

我们的祖先一直强调“悟”字,强调“悟性”的重要性,是说单靠背诵前人的经验知识是不行的,还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获取知识、创造知识。如果我们看看古代的那些伟人,就会更加明白这个道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的知识量远

少于现在,因为他们能接触到的书籍资料是非常少的,就是想读也没有多少书可以读。他们可以做到读尽天下书,就是因为当时的书不多。他们的知识量要比今天的大部分大学生要少,但是他们善于思考,所以留下了极富思想性的著作,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辉煌的时代。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龙场驿时,生活环境困苦,但他每天默然端坐沉思,以求达到“静一”之境,这就是有名的“龙场悟道”。虽然他以前读过很多前人的思想著作,但只读书是不行的,他想通过思索来获得真理。而佛家的顿悟,也是建立在思索的基础之上的。

很多学科的开创者——逻辑学上的亚里士多德、经济学上的亚当•斯密、几何学的欧几里德,他们读过多少本学科的书呢？毫无疑问,他们读过的逻辑学著作、经济学著作、几何学著作远少于现代的学者,因为这些学科是他们创立的,在他们之前根本没有专门的著作。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除了一定的知识,最重要的是他们会思考。

当然,古代人是有时间思考的,他们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不用加班,没有电视可看,更不会上网聊夭,他们有大量的时间来思考人生、思考社会。而现代人匆匆忙忙,一旦离开学校,连读书的时间都很少,思考的时间则更少。这也是现代人的悲哀,现代人越来越成为社会工业化大生产中的一个个死板的螺丝钉,把你拧在一个岗位上,动弹不得,你即使换了一个岗位,也不过是螺丝钉换了一个位置而已。现代文明并没有使人更加自由,反而失去了更多的自由,失去的不仅是人身的自由,还有思考的自由。

我们的学校教育的一大弊端就是忽视了思考的重要性,忽视了学生自己的“感悟”。在学校里,学生一切听从老师的安排,老师和课本是怎么说的,学生就怎么做,没有自己的思考,一切的观念与知识都是来自于书本。学生的时间完全被上课与作业所占据,学生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去感悟。所以虽然知识量增加了,但思维水平没有相应提高。

我们需要牢记托尔斯泰的名言：“知识,只有当它靠积极的思维得来,而不是凭记忆得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知识。”

4.发达国家重视对学生的思维训练,我们则相反

要提高思辨力,除了了解相关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思维训练。思辨力的提高仅仅靠一两本逻辑学教材或其他书籍的学习是不可能实现的,它需要长期的训练、思考和应用。不然的话,即使学了一些理论,也只不过学到了一些死知识,不能用于生活和学习。

我们可以看看发达国家是如何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的。不需要作太多的研究,只要我们阅读一些在国外的华人所写的文章、书籍,了解一些发达国家教育儿童的方式,就能够深刻地发现,发达国家是多么地重视对儿童进行思维的训练,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在美国,思辨能力的训练自幼儿园开始就是教育的重点。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老师给孩子们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相互辩论。其二是科学方法的训练,多数学校都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能通过一些简单的课题研究、论文写作等,进行一些简单的科学研究活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选民参与国家与社会管理进行思辨能力的准备。美国的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被愚弄。思辨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听到任何观点都自然去怀疑、审视,然后去寻找证据证明这个观点在逻辑上、事实上或数据上是否站得住脚。这是培养儿童独立思考能力非常重要的开端,同时还能够把思想表达得很清楚,给人以足够的说服力。

美国的教育是很多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有人认为美国开放自由的教育模式是放纵学生,是让学生们有机会偷懒耍滑、投机取巧,还有人认为美国的基础教育不如我国扎实。这是不对的,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在教育中体现得十分充分,他们虽然没有向孩子灌输大量的知识,却对孩子们进行了高强度的思维训练,结果就是美国中小学生的数学能力可能弱于中国,知识量可能小于中国,但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却远强于中国。他们给学生留下了充足的时间进行思考、感悟,他们虽然背诵的知识比中国学生少,但他们自己“悟”出来的东西却比中国学生要多得多。

(1)小学生就开始写论文、作研究

中国人大新闻学院院长高钢教授曾写过一篇《遭遇美国教育》的文章,这篇文章反响很大,很多人都看过。文中谈到了美国人是如何对孩子进行思维训练的。高钢在文中说,自己10岁的孩子被送进了美国学校,上英文课,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写论文,题目居然大得冲天,比如“中国的昨天和今天”、“我怎么看人类文化”之类。对此,连高钢这位曾经做过多年记者、见多识广的教授也大吃一惊,这样天大的题目,在中国即便是博士也不敢去做呀。偌大一个中国,她的地理和文化,她的历史和现状,一个10岁的孩子能说得清么？

把高钢教授换成任何一个在中国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家长,都会有和他一样的怀疑与惊讶。但是孩子完成后的作业更让人惊讶,写出的竟然是一本20多页的小册子。内容丰富,有九曲黄河、象形文字、丝绸之路、五星红旗等等,而且孩子还把文章分出了章与节,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这是很多中国人读研究生之后才使用的写作论文的方式。看到孩子的作业,高钢教授说自己有点“发蒙”,是中国人遇到这样的事都会发蒙。我们中国很多本科生写一篇几千字的毕业论文都愁得头疼,最后不得不东拼西凑,连编带造,好不容易完成,有的还是复制粘贴过来的,而人家小学生就会写了。有人说,中国大学生的思辨能力还不如美国的中学生,我觉得并不是夸张。因为人家的小学生就开始写论文了,我们的大学生还天天在玩网游,怎么能比呢？

在美国历史课上,老师留的作业更让我们这些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六年级的历史课上,一位老师留给学生的关于二战的作业有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高钢教授在这篇文章中还谈到了一次大型的历史作业：

我要儿子把老师留的作业拿过来,一看,真吃了一惊：这作业的阵势咱们在中国还确实没见过：

1.老师让孩子们去图书馆任意寻找10本关于美国历史的著作。

2.用自己的语言分别写出这10本著作的内容概要。

3.再从每部书中选择你认为你印象最为深刻的描写、论述或者是数据做5张卡片,一共要做50张！卡片上要注明引文出处,包括要注明作者、书名、出版机构、年代和版本。

4.这还没完,老师还要求孩子们从书中选择自己认为对美国历史发展进程起到过重要作用的10位人物,对每个人物写上一段几百字的评论。

我问儿子,这个作业老师给了多长期限？儿子说四周内要完成。难怪他这么着急,这个“活儿”,就是成年人也得忙活一阵子呢。[88]

试想,学生读了这么多的历史书,对美国的历史能不熟吗？需要老师天天逼着他背诵知识点吗？根本不需要,他自己就记住了！而写作内容概要、评论历史人物,都是逻辑思考的过程,是思辨能力的训练,综合、分析、演绎、归纳等各种思维形式都得到强化,经过这样长年累月的训练,思辨能力能不强吗？看看人家的作业,想想我们,真是天壤之别啊。并且这些题目都是开放性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按中国人的观念,有人会觉得,这样的题目有什么意义呢？小孩子能谈出个什么东西来？他能讲出个啥道道？笔者以为,学生谈论这些问题,不在于对错,而在于动脑子,这是思维的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正是在这种训练中不断提高的,学生学习的兴趣、主动性以及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正是在这样的作业中一次一次、一点一滴被发掘出来的。

每一篇论文的写作都是思考论证的过程,正是经过这样的训练,使得学生逐渐掌握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也使得学生的思辨能力不断提高。正如高钢教授在文中所言:“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而且这样还开阔了学生的胸襟,弓I导他们关注全人类而不仅仅是某个国家某个民族;即使他们的观点显得有些幼稚、浅薄,但是是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不是老师或书本告诉他们的,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也得到了训练和加强。高钢先生还说：

在完成这种作业的过程中,孩子要阅览比教科书上丰富得多的资料,面对图书馆浩如烟海的书籍资料,孩子们会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教科书的内容太有限了,知识的海洋在小小的课堂之外！

孩子在阅读各方专家学者对一个事物不同角度的描述与分析时,不仅会打开眼界和思路,而且会发现,对同一^件事情,人们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复杂,每个人的观点可能都有他的道理,因此,孩子们就不会轻易相信什么“绝对权威”,同时也不会随便忽视“一家之言”的价值。

老师深刻的用心还在于,让孩子们在完成这个作业的过程中锻炼阅读能力、概括能力、思考能力、写作能力,熟悉学术研究中的资料收集、归纳整理和综合调用的技术。这可能对孩子们的一生都有用。[89]

而到了高中,美国老师给学生留的作业就更有深度了,2009年3月3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篇文章《留学美国女儿的作业难倒中国老爸》,文中谈到美国高中历史课的作业：

“公民权利”研究论文

要求:在3到5页纸之间,打印出来,要双空行,至少用3种资料来源(如网上、书籍等),至少有5句引文。

对比以下四人关于黑色美国(BLACK-AMERICA)的观点：BOOKERT.WASHINGTON(布克•华盛顿),W.E.B.DUBOIS(杜伯•依斯),MARTINLUTHERKING,Jr(马丁•路德•金),X.MALCOLM(马尔科姆)。

在你的论文里,应该控制关于他们生命的故事,我不想读传记。但是需要把每个人介绍一点,还必须在你的论文中纳入贴切的材料。然后,讨论他们关于黑色美国的观点,要把你的想法写进去。还要把你的引文或材料的来源列出来,比如某某网页、某某书。

还有:

关于南北战争：

1. 你是否同意林肯总统关于美国不能存活除非它全部解放或全部奴役的声明？解释。

2. 解释为什么北方白人反对奴隶制,南方白人拥护奴隶制,但他们都感觉他们在为自由而战？

3. 自由对于黑人意味着什么？

4. 林肯总统和格兰特将军表示在内战后,南方不应被粗鲁地对待。为什么这是一个聪明的政策？解释。

5•在内战期间,女人开始担任很多以前男人的工作。你能对由于内战造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冲突的问题作出怎样的概括？

构造一个争论,运用历史证据来支持或反对下面的观点：美国内战是地区差别不可避免的结果。

很明显,这些作业都有相当的深度,这样的论文写作能够充分地调动和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旅美学者黄全愈在其所著的《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中也谈到自己的孩子矿矿在美国上小学时就开始作研究、写论文。

矿矿上小学二年级时,就在老师的要求下,到图书馆借阅了十几本书,完成了他有生以来第一份研究报告《蓝鲸》。这篇报告由三张活页纸订起而成,含四个小题目：1.介绍;2. 蓝鲸吃什么;3. 蓝鲸怎么吃东西;4. 蓝鲸的非凡之处。这让黄全愈先生惊讶,也让他深思。虽然只是一些资料的简单堆积,甚至称不上是论文,但这对一个二年级学生来说,是很难得的,这个过程能够促使孩子动脑,促进孩子思维能力、独立工作能力的发展。正如黄先生所说,孩子“收集资料,阋读,找观点,组织文章……一步不差,一丝不苟。从决定题目,到从那十几本书中发现对自己研究有用的资料,到着手写文章,孩子始终处在一个独立工作的状态下。他必须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去筛选材料,去决定‘研究’方向……这个收获要比知道蓝鲸有多重、多长更具价值”[90]。到了五年级,矿矿写的研究论文已经相当专业化,比如一篇研究卡通画和漫画的文章：

与矿矿上二年级时写的论文相比,这篇研究论文可以称得上非常专业化了。论文是在电脑上打的,用我的激光打印机印制而成。就像是任何一篇正规论文一样,以非常工整的双排空间间距洋洋洒洒地写满了四张纸。

开头的一段文字,介绍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作为独立自学的研究课题。然后分四个小标题,就卡通画和漫画的发展历史、未来的发展趋势、卡通画家和漫画家如何从生活中发现创作的动机,以及卡通画和漫画创作时的感觉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研究结果和自己的见解。文章的后部,还附上了参考资料的来源出处。

老师要求研究的参考资料至少应来自三个不同的出处。这回矿矿明白了所谓不同的出处并不是指来自三个不同的图书馆。他除了去图书馆找参考书外,还在因特网上找了不少材料,并借看了录像带,最后采访了一位迈阿密大学美术系的教授。充实的资料使得他的研究报告具备了游刃有畲的发挥余地。

在议论中,矿矿像一个成年的行家,毫不拖饰他对未来卡通画和漫画艺术的看法：“到了2000年,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拥有一部电脑。到了那个时候,只要单击鼠标,你就可以制造出一张卡通画或漫画。而且你也将会看到,单击鼠标将是一件并不需要多少技巧的事。尽管如此,我觉得要想表现艺术家的个性,只能通过艺术家自己的手去绘画。这样的绘画才能真正地表现出你内心之所想……”[91]

对于以上引用的矿矿对未来卡通画和漫画艺术的看法,作为看惯了中国教育的人,笔者真的很难想象这竟是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写的。

黄全愈先生说,自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儿子思维能力的发展,二年级时,他的所谓研究不过是在收集、整理前人的材料,属于材料整理类型的研究。而五年级时的研究已进入问题研究阶段,他不仅能够提出自己的问题,而且能够得出独到的见解,虽然还比较散乱,不够严谨,不够科学,但其中包含的创新意识、独立意识却是显而易见的。

而到了中学,美国孩子已经开始了真正的科学研究。黄全愈提到,矿矿在七年级时独立完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真正”的百分之百的科学研究,自然科学课的老师要求孩子们自选一个课题,用两个半月的时间独立完成研究过程。课题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动物到植物,从心理学到行为科学,选什么都可以。但.一定要新,不能重复前人的研究,而且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矿矿想出了一个异想天开、富有想象力的课题:测试小老鼠的决策能力。

矿矿想出了一个用食物引诱老鼠钻洞的方法。他用一块硬纸板把大塑料狗笼一分为二,并在硬纸板上一左一右开了两个洞,再把两个一尺长的纸筒接在洞口上。测试时,让小老鼠待在一边,在另一边放上老鼠最爱吃的奶酪,然后测试老鼠钻过洞来取得食物的时间。

儿子每天下课回家都在忙忙碌碌地搞他的测试。为了找到最佳测试方式,他设计了好几种方法。经过比较,他最后采用的方法是,把整个测试过程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五天。第一阶段,主要是训练小老鼠钻洞。矿矿把左边的洞堵起来,只开放右边的洞。那只白色的小老鼠很机灵,每次只需十几秒钟就可以钻过纸洞,吃到食物。而那只看上去贼溜溜的小黄老鼠,实际上却是只实实在在的小笨蛋。它从来就没能明白,钻过洞来就会别有洞天。

第二阶段,主要是让老鼠知道左边的洞——此路不通,右边的洞则可以吃到食物。矿矿先是把右边的洞堵上,把左边的洞打开,用一张透明的塑料纸把出口封起来。小老鼠钻过去会发现受到阻碍,不得不转回头。在老鼠回头后,矿矿又把右边的洞开通,让小老鼠能钻过去取到食物。

按照矿矿的设计,第三阶段是提供结论的阶段。矿矿把左右两个洞同时打开,左边的还是用塑料纸封上,右边的还是畅通无阻。然后看小老鼠的选择。

那几天,我和妻子都饶有兴趣地去看矿矿做试验。儿子手里拿着秒表,一丝不苟地记下小老鼠每次通过右边洞获取食物的时间。

别看那只小黄老鼠有时会来一两个“？丨体向上”,却还是那么傻乎乎地不会钻洞。而那只小白鼠则十次之中有八到九次知道从右边的洞钻入。

测试结束,几天后矿矿完成了他的论文。

一看他的论文,着实让我吃了一惊！那完全是一篇正正规规的研究报告。

题目是：老鼠有决策能力吗？

……

他所写的结论更是让我对儿子刮目相看。他写道研究的结论既没有支持老鼠没有决策能力的论点,也没有支持老鼠有决策能力的论点。因为,如果老鼠有决策能力,那只白老鼠就不应该走过左边的洞。但是如果老鼠没有一点记忆力的话,它也不可能多次成功地选择右边的洞。所以最后的结论是,老鼠没有作出复杂决策的能力,但它们的简单记忆和本能会影响它们作出的决策。”[92]

笔者读到此处,想起在电视节目上看到的那些动物学家对动物行为的研究,与矿矿的研究方法何其相似丨一个初中生,他却像一个动物学家一样在做研究,这样的工作对于学生的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创造能力无疑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黄全愈先生还提到了矿矿的同学们所做的其他有趣的研究课题,如：音乐(古典音乐、乡村音乐、摇滚乐)对植物生长的影响；色彩对植物生长过程的影响;食物的色彩与消费者的心理;狗靠什么来决定选择玩具？猫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辛辛那提地区的气温与环保……多数题目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真正的科学研究。黄全愈先生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是学得多悟得少;在美国是学得少悟得多。”[93]这非常准确地描述了中美教育的差别。

每当看到类似的文章,我都会大发感慨,美国人从小学就开始学做研究、写论文,七年级的学生就能够写出非常正规的研究论文了,经过这样的训练,他们的思辨能力能不强吗？他们的科技素养、学术水平能不高吗？！美国能在科技上领先世界,真是一点儿都不奇怪。想想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导致思辨水平的低下,很多本科生甚至研究生都写不出像样的论文,又谈什么科研能力呢？近年来,甚至有一些中国专家提出要取消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有的学校已经打算取消。如《成都商报》2009年10月11日的新闻《四川大学新闻系拟取消本科毕业论文》:

目前毕业论文是本科生毕业的一个必备条件,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拟从2010年起在教学计划中删除毕业论文,而以在报上发表新闻作品、评论等有具体篇目及质量要求的毕业设计来代替。

本科论文“太水”引得“人神共怒”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张小元介绍说,随着大学教育作用的转变,本科论文已成鸡肋。“按说,论文要求在某一领域有独到的见解。可是你想想,要一个本科生在新闻学研究或新闻学史论上有什么突破或是真知灼见,可能么？学生为了完成任务,只好大量复制、粘贴,等于把学生往剽窃上赶;老师呢,只是反复强调一点：‘不要抄,抄了你脱不了手,我也脱不了手’,导师们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对论文写作进行——指导。因此,毕业论文不仅学生写起来痛苦,指导老师棘手,社会又指责论文太水,可以说是‘人神共怒’。与其目前这种尴尬局面,不如放弃。”

张小元认为,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真正意义还不仅仅在于目前的本科论文“太水”,形同鸡肋,主要是为了解决大学教育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

“自1999年大学扩招开始,大学为社会输送了更多的毕业生。然而,我们也看到,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是工厂招不到一技之长的人。这是为什么？大学教育和社会需求严重脱节了。业界评价我们,有句非常不好听的话,说什么‘本科生知道《泰晤士报》是哪一年办的；研究生知道《泰晤士报》是哪一月办的；博士生知道《泰晤士报》是哪一天办的’——虽然很刻薄,但也反映出我们的大学教育与业界脱节,学的东西和实践完全没有联系的现象。”

因为学生写论文困难、写不好论文,就不再让学生写论文,这是什么逻辑?真是荒唐,学生学起来困难的课程多了去了,怎么能因为学生做不好就不让他做？至于就业难问题更是与写论文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的大学生写不好论文是因为从小就没有这方面的训练,缺乏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对于本科生论文来说,重要的不是观点的正误,而是思维方式及研究方法的科学与否,不必在创新性及正确性等方面提过高的要求,专家教授的观点都不一定正确,何况学生。再者,就是教师对论文的指导有问题,学生往往不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既然感兴趣的不能做,对不感兴趣的事情只能是应付应付了。

教师应该放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课题,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就会愿意花时间精力去做。再者,论题要加强与实践的联系,要通过社会调查、社会实践等方式寻找论据,而不是拘泥于书本,纸上谈兵。同时,要允许多名学生联合做一个课题。我想起了美国学生到中国研究愤青现象的事情。这些美国研究生做这个课题仅仅是一门课的要求,但他们是通过实地调查来做的,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这非常值得中国的大学老师们借鉴,我们的很多论文都是纸上谈兵,没有调查和实践,只是从书本到书本。其实,我们的很多专业都完全可以选择与实践紧密联系的课题。

论文是学生思维能力的体现,更是思辨力的训练,这种训练是非常必要的,缺乏这种训练>必然会对学生的思维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就笔者自己的体会来说,写作论文对提高思维能力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笔者在写硕士论文前,听说要写3万字以上,感觉非常困难,觉得3万字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怎么能够写这么多呢？哪里有这么多话可说呢？很多人上中小学的时候,都有写作文没话可说的体会。可是当我写完论文的时候,觉得3万字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对于文科来说,一篇3万字的论文容量很有限,甚至不足以把一个问题说清楚。笔者想很多研究生会有同样的体会,很多同学硕士论文最后的字数是5万字甚至10万字。完成了硕士论文之后,笔者能够感觉到自己思维能力的提高,再写文章的时候感觉思路更开阔了、认识更深刻了、观察更全面了、条理更清楚了、逻辑更严密了。感觉写文章不再是那么困难,甚至是一下手就是几千字。

看来,我们的大学论文写作教学应该向美国的小学学习。如果我们本科生都取消了毕业论文的写作,那么美国小学生的论文水平就可以抵得上我们的研究生了。

(2)留给学生自由思考的时间和自由想象的空间

2004年5月19日,1992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费舍尔教授到吉林大学访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特别强调“基础教育”时期的“空间”很重要。他认为,美国的中学教育从表面看似乎不太好,好像过于宽松,但学生到了大学却能有良好的学习状态,而且这种学习状态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好,主要是中学时期他们的想象力没有被限制,这是中学时代打下的基础。[94]

在时间上,美国中小学生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比中国学生要多得多。首先,这些时间如何安排就是一个思考的过程,他们要自己动脑子为自己的时间做计划,这本身就是思维训练,也是自我管理能力的锻炼。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时间去自由地思考,既可以思考课堂上学过的东西,也可以思考自己感兴趣的其他东西。而在空间上,美国中小学生拥有更大的思考和想象的空间。因为他们的老师不会让他们去死记硬背知识点,而是让他们在实践中,通过自己的思考和想象获得知识。美国老师不像中国老师这样,强迫学生接受所谓的标准答案。

中国的中小学生就完全相反了,他们几乎没有自己支配的时间,他们的时间都被老师和家长安排好了。在学校里,全由老师安排;到了家,全由家长安排。甚至周末和假期要干什么也全是家长说了算。他们不必动脑子为自己做计划,他们就像一台被设定好了程序的机器人,根本就没有自我管理的锻炼机会。中国的教育又通过强制手段将知识灌输给学生,规定了所有问题的标准答案,致使学生缺乏想象的空间。美国的学校教育鼓励学生“向一切发问”,老师也充分给学生提供提问的机会。中国的孩子是在一个不提倡思考的教育环境下长大的,他们的思辨能力怎么能得到发展呢？

为什么美国老师不让学生背诵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我们中国的学校可是要天天背书呀？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祖先早就告诉我们: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可我们总是忘记祖先的教诲,总是不明白,怎样获得知识、怎样使用知识,要比死记硬背知识重要得多。

许多有出国经历的人会有这样一个疑问：“要是凭课堂上的学习成绩拿奖学金,美国人常常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可是为什么一到实践领域,搞点研究性题目,中国学生往往没有美国学生那么富有创造性?”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中国学生会背书、会考试,但他们不会思考,更何谈什么创造呢。

在考试制度方面,我们同样是过于重识对学生知识量的考察,而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考察不够。高考是指挥棒,高考考什么,老师就会教什么,学生就会学什么。而在中国的考试中,对学生的思辨力、想象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缺乏考察,过于重视知识的记忆和解题的能力。并且总是以标准答案限制学生的思维与想象,试题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为了升学率,就会特别重视知识点的背诵,并用题海战术训练学生的解题能力,而忽视思维能力和实践研究能力的培养,结果就是学生思辨能力、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低下。

笔者以前做中学老师的时候,就听有一位老师谈起学生们眼睛的变化:小学生的眼睛个个都是水灵灵的,清澈纯真、炯炯有神；上了初中就开始发愣了,逐渐变得无精打采、二目无神；上了高中就开始发傻了,变得目光呆滞、精神恍惚。说也奇怪了,知识越多了,眼神越空洞了！现在更严重了,许多小孩自从上了小学,就开始无精打采、二目无神了。这就是中国教育,毒性太大了。把一个个喜欢探索、喜欢思考、喜欢质疑的活生生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个不会探索、不会思考、不会质疑、只会背书的机器人。

说实在的,现在教育的问题越来越大,对孩子的压制越来越重,已经到了孩子能够忍受的极限。分数至上,孩子们被越来越紧的紧箍咒勒得喘不过气来,每天被拴在桌前十几个小时,应该是天真烂漫的童年却陷入到了沉重的学习苦役之中。许多孩子本来是满心欢喜地想去上学,上了几天之后就开始讨厌学校、排斥上学,认为上学是受罪,实际上也真的就是受罪,也难怪有的孩子称学校为“集中营”。孩子害怕考试考不好,童年恐慌现象不断蔓延。

如果说世界上有不用去死记硬背的学校,对中国孩子来说,那也一定只存在于童话或是梦境之中。上学的痛苦,对许多孩子来说是如此的难以忍受,甚至有个别的孩子因此走上了绝路,中小学生自杀的事件真是令人可悲啊。每当看到这种新闻,笔者都会为中国的教育感到心急如焚,心焦似烤。如果教育不改革,会有更多的孩子走上这条路。

家长同样压力重重。中国教育把家长与孩子绑在了一起,成了考试的奴隶,一切围绕考试,一切为了考试。孩子成绩不好,家长就会感到丢脸,甚至在家长会上无地自容。学生之间在为分数竞争,家长之间同样也在为此过招。家长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督促和辅导孩子做作业上,甚至因此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己的事业。有的为了孩子干脆辞去工作,做起了全职妈妈、陪读妈妈。而在孩子升学考试期间,许多家长因沉重的压力而累倒、病倒。

老师的压力同样很大。学校领导对于教师的评价只看成绩,每一次考试结束,学生们的成绩就成了考核教师的依据,甚至是唯一的依据。因此,教师也不必去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因为考试不考。在中国做老师好像很容易,你只需要对学生说“背”就可以了。在中国做老师又很难,因为没有几个学生爱背诵,你必须逼着他背;人的记忆力又不同,你就是逼他他也不一定背得下来。不论上什么课,都要逼着学生背诵,文科要背知识点,理科要背公式、定理。别人不想做的事情,你非得硬逼人家去做,这样的做法怎么能保证效果呢？

中国的教育真是全世界少有的怪异与变态现象,学生痛苦,家长痛苦,老师痛苦,民族痛苦。大家都痛苦的事情,却都在起劲地做、拼命地做,折磨别人的同时也折磨自己。这种事情,除了愚蠢,还能用什么来形容呢？这样不可思议的咄咄怪事,也许只会发生在中国吧！我们必须改变这种轻视思维训练的观念,要想办法去训练思维,而不是背诵知识点。

(二)重读书而轻实践

在中国,我们常常把“上学”称为“读书”,上学就是读书,读书就是上学。在中国人的眼里,上学的主要活动就是读书,而中国的学校教育也确实就是如此。然而,学校教育不能只是读书,应该读书与实践并重。在一些中国人看来,这个问题有些难以理解:读书就是读书,上学的时候怎么能参加实践呢？只有工作之后才会实践呀？应该是先读书、后实践呀！不先学好理论,怎么能搞好实践呢？当中国人要让学生做某件事的时候,往往要先让学生去学习有关理论、背诵有关知识,其实这种理论先行的方法并不科学。

1.从做中学

美国教育家杜威对美国教育的影响是无人能比的,正是他的理念奠定了现代美国教育的基础。杜威在教学论方面有一个有名的观点——“从做中学”,他反对传统教育的“书本中心”。杜威认为,在做事里面求学问,比专靠听来的学问好得多。学校课程的真正中心应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因而提出儿童应“从做中学”,从自身的活动中去学。从做中学,就景从实践中、从做事中学习知识,而不是先学知识后去实践。

杜威认为,学校过分地重视学生积累和获得知识资料,以便在课堂问答和考试时照搬,知识的记忆常常被视为教育的目的,于是学生的学习目标就是堆积知识。但是学生对于在课堂上所学的抽象的、遥远的、冷漠的知识很难产生好感,更难以真正理解这些知识所包含的意义,使得学校成为了束缚儿童思维的地方。“从做中学”就是要儿童在现实生活中自然学习知识的方式学习。儿童虽然缺乏知识,但是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疑难问题,这时候他们就像科学家一样,高度关注面临的问题,调动一切积极性,查找各种资料,去努力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儿童增加了经验,同时在无意中也获得了知识。

虽然杜威在中国教育界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但很多人并不能真正理解他的理念。在我们的课程教学中,占主流的仍是“先学后做”的理念。我们总是教给学生一大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让学生去背诵这些知识。虽然我们吿诉学生应该按照这个理论来进行实践,但我们考试考的只是知识的记忆而不是实践。这种方法的效果是很差的。其实,我们很多人在生活中都能切实地感受到“从做中学”的良好效果。在电脑使用方面,许多人并没有一开始就去背诵很多有关电脑的理论知识,他只是运用电脑,当在运用中出现问题的时候,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就不得不,甚至会迫不及待去了解相关知识,并主动地去查阅相关资料,最后在问题解决的同时,他的知识也增加了,理论水平也提高了。许多电脑高手不是先通过书本学来的,而是在实际运用中提高的。在实践的过程中学理论,提高是最快的。

有不少学者认为杜威的主张是偏颇的,他们说,杜威主张“从做中学”,强调学习者个人的直接的主观经验,提倡学生的个人探索,重视知识的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就教学过程的一个侧面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把“做中学”绝对化,其结果必然导致否定间接知识和系统知识的价值,这便不免有所偏颇了。这种观点在中国教育界比较流行,看起来似乎很客观、很全面,其实不然。这种观点没有真正地理解“从做中学”的含义,他的理解是极端的、片面的。“从做中学”绝不是要排斥间接知识和系统知识,一切从空白开始,而且“从做中学”也不可能排斥间接知识和系统知识。“从做中学”是通过“做”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自然地、主动地学习相关知识,并没有忽视知识。

我们的教育是逼着学生去背诵知识;而“从做中学”是学生为了解决问题,主动地去学习相关知识。简单地举一个例子,在美国某学校一堂有关二战的小学历史课上,老师没有要求学生去背诵什么知识点,而是要求学生准备在课堂上发言,谈谈“如果你是美国总统,会不会向日本投原子弹?”这个问题引起了学生们极大的兴趣,他们纷纷查阅资料,写作发言稿。甚至在发言的时候,一些学生根本不用看稿子。在这个写作发言稿的活动中,学生们自然地就会去了解有关二战的很多知识,并且在有意无意中就记往了这些知识,根本不需要老师强迫他们背诵知识点。

让我们再看看高钢教授在《遭遇美国教育》一文中谈到的几个例子：

儿子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老师留下这样的作业：用纸制作一个你喜爱的房子；写一篇蚂蚁怎样生活的观察报告；写一篇人类怎样发明了汽车的文章。

每次,只要作业一下来,孩子就忙活开了,家里就像遭了劫一样,被翻得一片凌乱。他要么找出一大堆过期杂志,画笔剪刀胶水摆满桌子,又是画又是折又是剪又是粘,最后鼓捣出一个不伦不类的庞然大物,得意地告诉我,这是50年后的房子模型。要么就连续几天,放学后和同学到公园去,晚上回来时像个泥猴似的,问他干什么去了,那张小脏脸兴奋得发红:“观察蚂蚁去了！”然后给我看他们写的对蚂蚁行为的观察。要么就是去图书馆,背回来一堆书和录像带,写他的汽车发明史的“论文”。对于作业,儿子总是要兴致勃勃、全身心都投入其中,忙上一段时间。

当然,作业不光是手工和玩耍。做一个纸房子可不算完,老师还要让孩子同时提交记录制作过程的文章,特别是制作想法的文字说明；光写一个蚂蚁生活习性的“调研报告”也不行,老师还要让孩子提供“最能反映蚂蚁习性”的三张照片；交上汽车发明史的“论文”,老师会要求孩子同时提交在图书馆查阅图书资料的借阅目录存根。

儿子的作业,几乎每一个都是小小的系统工程,孩子非要调动自己的眼耳鼻舌身,非要动用“听说读写做”的综合能力不可。我发现,这些作血不仅让还是小学生的儿子非常有成就感,而且兴趣无穷。儿子提的问题渐渐多起来,想象力也开始丰富起来。[95]

这些实践性的作业,很容易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他们就会主动地去思考和学习,在做作业的过程,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接触到、学习到很多知识。而到了高中,很多作业则已经是科学研究了：

儿子上高中的时候,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是亚利桑那州图桑市政府的一个市政科研项目。图桑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云南。一年中晴朗的夜空达到330天以上,因此,美国天文观测台站都云集此地,据说美国全国科研机构的90%的天文望远镜都在这个地区。

对天文观测来说,不仅要求空气的澄净,而且对地面的反射光的要求也很严格,越微弱越好D但是图桑又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整个城市的夜间公共照明系统的明亮度直接关系着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市民们希望这个城市夜间灯光璀璨。这样一个尖锐的矛盾,让市政府和相关科学工作者都非常头疼,始终找不到一个两全的方案。

儿子所在的中学就把这个难题拿回了学校,摆到了学生们面前。儿予和他的同学们组成了一个课题组,在进行了短暂的研究之后,就分别进入了认真的先期准备工作：从互联网上查找相关的资料,在世界范围内去寻找其他城市照明的各种布局结构,公共照明系统的最新技术,把地面照明对天空反射影响净低到最小程度的可行途径。

为了这个作业,孩子们走访了当地的城市照明管理机构,用电子信件向世界上一些研究城市照明的专家求教,寻找当今世界上一些最新的公共照明技术。他们也走访了亚利桑那大学天文系一些天文观测机构,与天文学家们一起探讨天文观测所需要的环境条件。

这个项目整整做了一个学期又加上一个暑假。最后,他们从照明系统的整体布局,根据不同时段对光源强度的适时调控,灯管、灯罩、防反射装置的配备等等方面,提出了一个图桑市区新型照明系统建设的可行性报告和一组新型照明系统的规划图。

儿子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作业中,忙得脚不沾地。他很得意地告诉我这个作业把我们都变成城市照明的专家了！”

没过多久,他们的研究报告就受到了市教育部门的嘉奖,在讨论城市照明系统的专门会议上,一群真正的专家们还请批评指正了他们的课题小组去列席旁听。学校就是在这样的活动中,让孩子们知道,一切学习最终都是要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因此,要勤于动手,要勤于思考,要实事求是。[96]

在做这样的作业的时候,学生们从中学到的东西要比在书本上学到的多得多。正如文中所言,这一个作业把学生们都变成了城市照明问题的专家了。

杜威的另一个著名观点“教育即生活”在美国教育中也被普遍接受并实践,他们注重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在实践中学习,使学生很自如地将科学的思路和方法用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我国学校教的科学知识是与生活相脱离的,过多地注重解题能力,学习中的优势仅仅在于解答考卷上的难题。这种优势虽然能在笔试中取得好成绩,但在需要创造性地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时,我们的学生就远远不如国外的孩子了。

现在,中国的许多中小学也开始了“探究性学习”的尝试,但很多学校在这方面的教学已经流于形式化、表面化,只是装装样子,没有真的去实践。甚至有的学校专门开了一门“探究性学习”的课程,真是荒唐,“探究性学习”是一种学习方法,并不是一门课程,这种学习方法应该是应用到各个课程的。毫无疑问,很多学校课程表上的这门课只是存在于课程表上,应付检查而已,实际上并不存在。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到了实践的重要性,陆游说“功夫在诗外”,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都指出了实践的重要作用,而我们现代人却经常忽视这些古训。

2.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

实践还包括另一个类型——游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与“行路”二者并重,是古人的追求。当然,这里的“行万里路”也包括社会实践的意思,但我们此处就谈游历。在我国古代,很多读书人在青年时期都要出外游历,遍览河山,广交朋友。唐朝时此风甚盛,很多诗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被称为“壮游”,因杜甫诗《壮游》而名。壮游增加了人的阅历,加深了对现实的了解,锻炼了人的精神和思维,结交了许多朋友,“读无字之书,禀山川豪气”,对他们以后的人生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汉司马迁年二十而游历天下,接触壮丽河山和四方之民的生活习俗,并搜求历史传说与各种史料,为其以后写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时的杜甫、李白等很多诗人在青年时期都经历过壮游,还有不少诗人从军边塞,绮丽的风景与艰苦的生活锤炼出了诗歌中的一个大类——边塞诗。唐人崔颢早年为诗,浮艳轻薄,后来游历山川、边塞,视野大开,风格一变而为雄浑大气、风骨凛然,并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篇《黄鹤楼》。

可惜,壮游的风气在现代中国已经式微,独闯天下的勇气在中国人的心中已荡然无存,人们特别是很多城里人,变得安于现状、胆小怕事、心胸狭隘、见识短浅。他们最多到旅游景点转一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是片面的,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接触是很少的,结果就产生各阶层间的隔阂与误解,以及人们思维的简单与肤浅。父母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更是限制了其眼界的开阔。悲夫！

壮游的风气在西方却方兴未艾,即使是中学生,也经常离开父母的陪伴,与同学、朋友结伴甚至独自出游。而成年之后,更是足迹遍于天下。在日本,几乎所有的中小学都强调毕业旅行,毕业旅行几乎已成了一门功课。丰富的阅历使得人思考问题更为全面、深刻和理性,更让他们见多识广,能够体会人之间、文化之间、民族之间的差异,开阔人的胸襟。

3. 读书越多越愚蠢——忽视实践与思考的结果

毛泽东是杰出的军事家,有很多学者一直在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与他读过什么书联系在一起,说是因为他读了《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书及列宁的著作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要说读兵书,国共两方都有很多在正规军事院校毕业的人,但他们读的军事理论可不少,他们在实践中却不如毛泽东。而在历史上,赵括、马谡都是熟读兵书,满腹韬略,却留下了纸上谈兵的笑话,成了负面典型。

实际上,在1936年年底之前,毛泽东没怎么看过《孙子兵法》。[97]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是在实战中形成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98]他并不是因为读兵书读成了军事家。当然读书的影响也很重要,读书可以让一些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从而将这些思想传播给别人,毛泽东也正是后来在写作一些军事著作时才去大量地读了兵书。真正打仗时,哪里会机械地去考虑什么军事原则、什么兵法？完全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制定对策罢了。

毛泽东军事思想与他强大的分析思辨能力是分不幵的,他只需根据事实,就能准确地认识当时的敌我形势,准确地推测敌人会采取什么措施,再根据这些来制定对策；当自己采取某种对策后,又要准确地分析出敌人会采取什么对策,自己又该如何应对……这是一个敌我双方反复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谁的思辨能力更强,谁更善于推理,谁就能占据主动。

如果我们把战争的过程看做下棋的话,我们每走一步棋,都要考虑到对方可能会怎么走,然后自己应该如何应付,好的棋手往往能推测出更多的步数和更多的可能性,而初学者则只能推测出一两个回合。思辨力不强的人就像一个初学下棋的人,只能推测出较浅的可能性,而看不到更深层次的、更本质的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一方的很多将领出身贫苦,文化水平不高,也没有学过什么高深的军事理论;而国民党一方的许多将领,都是黄埔军校等专门军事学校出身,专门学过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要论谁读的书多,无疑是国民党军将领。但国民党却在战争中一败再败,最终土崩瓦解。所以有人戏称解放战争是“土包子”打败了学院派,“大老粗”打败了科班生。

在影视演员中,也有很多科班出身不如业余的。港台这么小的地方,却产生了大量的影视明星,这些明星很多都不是科班出身,最多是上过培训班,并且很多人学历也不高。而内地很多都是电影学院、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读了很多理论,但很多人表演起来还不如业余出身的。在欧美日韩,同样有大量的主持人、影视明星并不是专门学校培养出来的。现在我们的高校中,甚至有了写作专业、创意专业,似乎学了写作理论就能成作家,学了创意理论就能成为创意大师,这个思维是非常错误的。作家、创意不是学理论学出来的,他们主要是通过实践与思考成功的。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作家并没有专门学过写作。

近些年来,高校里管理类专业非常热门,但是这些人读了管理学之后就能做好管理吗？其实未必。有很多优秀的干部、企业家从没有学过管理学,甚至文化水平很低,但他们照样把一个单位、一个企业管理得并井有条。《中国青年报》2009年11月2日刊发了一篇文章《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无门,管理没戏?》,文章指出,大学管理类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在就业市场遭遇寒流,无人问津,能够找到管理类工作的大学生凤毛麟角,高考时最热门的专业成了就业最难的专业。很多企业负责人对管理专业本科生深表不满,认为“管理”这个词其实是给学生设置了障碍,“什么人力资源管理、公共事务管理,管理什么呀？非常蠢”。甚至有企业表示,大学管理类应届毕业生一个都不要。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需要的是有经验的管理者,而不是有知识的管理者,知识不等于能力,学了管理学不代表就能做管理工作。上海华彩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白万纲直截了当地说“企业管理中‘科班生’敌不过‘草根一族’”,科班生不如那些从生产一线成长起来的管理者。

为什么会这样？号称本科第一专业的管理怎么就成了没有出路的专业?这正是中国教育过度重理论而轻实践造成的。正如企业家们所说,企业需要的东西老师根本不会教,老师本身就没有管理经验,也没有办法去弥补这种不足,只能“空对空”地给学生讲理论与模式。学生学的这一套纯粹是纸上谈兵,到了企业根本派不上用场。学了管理理论就会管理,就是一种头脑简单的想当然,我们的学生就是被这种想当然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观念给害了。

很多人虽然掌握了不少理论,但过多的理论与教条反而限制了他们的思维和创造性,给了他们很多思维定势。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总是想着某种理论教条,而不是面对实际情况。老师和书本灌输给了他们很多的观念,并且家长和社会也在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某种观念的轰炸,使这些观念在人的大脑中留下极深的印迹,让人对之深信不疑,逐渐形成某些极其顽固的思维定势,这时候要想改变就难了。一旦某个观念动摇了,这个人在思想上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和震动,可以说是思维的地震,经历了地震之后,才能有所改变。

电视剧《陈赓大将》中有一段陈赓评论其黄埔同学的情节,陈赓与国民党将领黄维、胡宗南都是黄埔军校的同学,陈赓认为,黄维、胡宗南他们上学时虽然学习认真,成绩不错,但死板、教条,不会对理论活学活用,难成大器。而蒋介石却很喜欢这样的人,并让这样的人担当大任,其结果可想而知了。单靠背诵兵法是成不了军事家的。

德国哲学家库萨的尼古拉写过一本书《论有学识的无知》,“有学识的无知”可以说是对书呆子的最好评价。没有深入的思考,没有社会实践,读书就不能给人带来智慧。我们经常说“知识就是力量”,似乎知识的积累量越大越好,这个观念是有问题的。脱离实践的知识和没有经过思维加工的知识并不能给人带来力量。

读书越多越愚蠢的现象由来已久,而在中国当前的这种教育体制下,则更是屡见不鲜。近些年来,中国的一些专家、教授经常发表一些荒唐、愚蠢的“雷人”言论,以致被网友讽之为“砖家”、“叫兽”。为什么这些知识很丰富、智商也挺高的人,谈论一些问题的时候却那么愚蠢,甚至不如普通老百姓？笔者觉得并不奇怪,因为这些专家是中国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他们是中国式教育的产物。虽然有一些专家曾留过学,但他们的基础教育阶段基本是在中国度过的。中国教育过度注重知识的背诵,不重视思维的训练,使得这些专家虽然背诵了很多理论,却不会思考,思辨力低下,又不重视实地调查和实践。他们看问题时会过度地注重片面的、细节的和表面的东西,他们也许能在某一个方面研究得很深,却经常看不到整体和本质。或者是纸上谈兵,只是通过书本得出结论,拿死板的理论教条去套现实。而现代科学分工又极细,专家往往过于“专”了,缺乏全局性思维,就如同一个呆板的专科医生,不能全面地考虑到病人身体的整体状况。而老百姓是最现实的、最实在的,他们不去管什么细节、什么理论,没有理论的束缚,反而会看到本质性的、根本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99],这是有道理的。

笔者在这里谈读书使人愚蠢的现象并不是要反对读书,相反,笔者认为现代人应该大量地阅读。读书越多越愚蠢的现象只会发生在那些只读书却不去思考、不去实践的人身上。笔者在此谈这个问题,也正是想说明思考和实践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思考和实践,就很可能读书越多越愚蠢。

4.独立思考能力、群体心理与思辨力

我们会注意到这种现象:当中国人作为个体出现的时候,最能够忍辱负重,也很理性,能够接受批评;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时候,则非常敏感易怒,缺乏理性。这就是群体心理学研究的问题,当个体进人群体之后,他的心理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大众心理学名著《乌合之众》中译者序中说：

进入了群体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的作用下,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动物、痴呆、幼儿和原始人”一样,这样的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100]

又说：

由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群体并不认为真理,尤其是“社会真理”,是只能“在讨论中成长”的,它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在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的个人,又会清楚地感到自己人多势众,因此,他们总是倾向于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十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勒庞观察到的另一条群体心理学规律：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权毁。”[101]

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容易盲从轻信。对来自各种渠道如媒体、网络的很多信息,不会分析和辨别,很容易被某些人利用,很容易被煽风点火,一点就炸。中国的教育使学生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学生的观念都是老师灌输的,学生不能有自己的见解,所有的结论都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而是社会宣传的,老师、家长教的。他们不仅是自己不会独立思考,甚至不能忍受、不能允许别人独立思考。在网络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和个人,正是利用了一些网友这种盲从、轻信的特点,做一些有倾向性的报道,散布一些不实的消息,人为地激发网友的情绪,制造某种舆论,来为自己或某些人谋取私利。炒作,就是利用一些无理性的群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神舟五号”发射之后,网上有传言本次发射花费2000亿人民币,很多网友信以为真,纷纷表达不满,觉得花费太多,对我们这样一个穷国来说负担太重。后来的消息是整个“神舟”工程花费大约200亿元,而“神五”的发射花费了不到10亿元。现在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人,正是利用一些人思维简单的特点,或者是炒作某些人和事,以获得某种私利;或者是编造谎言诋毁个人或是单位甚至政府、国家、民族。网友凑了半天热闹,其实不过是被人利用而已。

在一些发达国家,学校专门有一门课程,叫做“防止宣传”,从小学高年级到中学就开始学习,就是为了防止盲从与轻信,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中国整体上缺少讨论的氛围,缺少讨论和分析的耐心,动不动就骂,情绪化。《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代表,其实就其内容来说,和它的书名关系不大。作者都承认,选择这个书名就是为了炒作,利用部分国人情绪化思维的特点,增加销量。

(三)重理轻文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重文轻理的国家,但现在却完全倒了过来,成了重理轻文。这种现象也告诉我们,所谓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说法是多么地可笑。在利益面前,传统不堪一击。为了发展经济,我们完全背离了重文的传统,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成了真理。我国当前的教育界,在对文科性质、作用的认识上,在文科教材的制定及教学观念、教学方法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严重阻碍了学生思辨能力的发展。

中国人之所以轻视文科,是因为对文科的作用在认识上有误区。很多学者谈到文科的时候,只是谈到了文科的人文特征,即对学生知识结构以及道德和人格方面的影响。他们没有注意到文科的思辨特征,没有认识到文科教育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方面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文科教育是思维训练,能够提高思辨力

文科教育是知识的学习,更是思维的训练。人文社会科学对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人文社会学科似乎是只需要背诵知识点的学科,只要记忆力好,就能学好文科。在高中分科时,很多人不愿意学文科,中国人不喜欢学文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科学生毕业后不如理科学生挣钱多。这种金钱崇拜观念在中国深人人心,使得人们除非是不得已或者非常喜欢,就不会选择文科。除了将来不好找工作的原因外,更多的是因为文科需要背诵很多的东西,学起来枯燥乏味。对于许多男孩子来说,文科是无聊的东西,他们没有兴趣。而女孩子相对更有耐心、更刻苦、更认真,不像男孩子那么惧怕背诵,再加上女性在学习理科时有点先天的劣势,选学文科的学生中女孩子占了多数。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能学好理科是聪明的表现,而学好文科则不过是死记硬背的结果。有位学理科的男生,在谈到高中时学文科课程时说对于理科生而言,上政治、历史、地理等课,简直是一种享受,可以暂时从抽象的公式、实验中解脱出来,放松一下。因为理科生学习文科是比较简单的。”这种认识非常常见,许多理科生都认为文科课程是些简单的、虚幻的、无用的东西。甚至还有一些人说什么文科的课程使得学文科的学生浪漫、不切实际、虚幻甚至是愚笨。

毫无疑问,中国人对文科的这些认识是非常偏颇和错误的,文科绝不是靠死记硬背就能学好的学科,人文社会学科如哲学、法学、政袷学、社会学、逻辑学、经济学、管理学、文艺学等等都需要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中国人之所以对文科形成了这种死板的印象,是老师们教出来的,中国的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教育部门的决策者难辞其咎,他们自己就没有能够深刻地理解文科的真正作用。在我们的教育中,文科教材的制定、教学的方式方法都存在很大的问题,教师自己都认为文科是死记硬背的学科,对学生提出的也是死记硬背的要求,学生当然也这样认为。

文理科的分类是以研究对象为标准的,理科指的是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包括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以及改造自然的经验和技术;文科即人文社会科学,以人类自身精神世界及人类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为研究对象。理科主要用来改造客观世界,而文科可以改造我们的精神世界以及社会。人类需要认识自然,更需要认识自己,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是同等重要。并且文理科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交叉、相互促进的,理科也要运用语言,而很多文科学科也需要数学作为工具。

中国有很多人包括老师都没有充分地认识到一个重要问题是:文科教学是思维训练的重要途径。这使得教育者在教学中很少有意地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他们只是告诉学生学文科就要“背”。思维训练缺乏的结果,就是思维能力的不足。

人文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自身的学问,它与人自身的关系无疑更加紧密,与我们的生活更是息息相关,我们时时刻刻不能离开它。比如语言,它是基础中的基础。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思维不能离开语言。只要你的大脑还在活动,你就在使用语言,你平时的学习、工作、生活、交流都离不开语言。而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在中国之所以备受批评,正是因为它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非常重要。没有一定的语文能力,其他学科是不可能学好的。任何学科的研究最后都要以论文的形式表现出来,论文的写作需要文科的训练。至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学科,同样是我们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常用到的。文科教育能让人的思维更有深度。自然科学具有客观性,其问题的答案往往是确定性的。文科方面的问题往往很难以对错来评判,其答案往往是不确定的、多样的。人文社会科学同样具有“抽象”的特征,看不见、摸不着、难以确定,这使得人们对它的认识更加困难,需要人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

(1)错误的认识：理科比文科更有利于培养抽象逻辑思维

《新闻晨报》2009年4月15日刊登了新闻《上海交大停招管理专业本科生》,说2009年起上海交大管理专业将正式停招本科生,转为从全校大三工科、理科专业学生中选拔读研究生。对此,管理学院院长王方华解释说,有理工背景、逻辑思维强的毕业生更受企业欢迎。很明显,王院长及很多企业都认为理工科的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更强。在中国这种认识很普遍,很多人都认为文科用的多是形象思维,理科用的才是抽象逻辑思维。果真如此吗？

青年作家韩寒的数学很差,但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却很强,经常写出一些极富思辨色彩的文章。前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1897—1969年)被称为“文学天才,数学白痴”,考大学时数学考了零分,却被北京大学录取,成为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他的逻辑思维能力绝对不差。很多著名的学者数学都不好,或者没受过理科学科的训练,但逻辑思维能力却强于多数人。这说明,一个人即使缺乏数学等理科的训练,他的逻辑思维能力仍然可以很强。可见,理科更有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这种观念只在中国流行,没有哪一本心理学著作曾经有过这样的论断,也没有什么切实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中国人形成理科生善于逻辑思维、文科生善于形象思维的认识？有这么三个原因：

第一,一些人误认为文科只是文学艺术,如诗歌、小说、绘画,那确实需要形象思维。但文学艺术只是人文社会学科中极小的一部分,很多人文社会学科如哲学、逻辑学、法学、经济学都需要强大的抽象能力与逻辑思辨能力。要说形象,理科涉及的形象更多,因为它们研究的对象就是自然界的或人造的物质,甚至是看得到、摸得着的物质,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在很多时候面对的都是眼前的、实实在在的物质,而所有的实验都要求眼见为实,都是通过观察得出结论的。而许多人文社会学科面对的并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而是人的不可捉摸的精神世界以及复杂多变、难以把握的社会现象。所以文科更需要抽象逻辑思维。

第二,一些人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当文、理两种背景的学生在一起讨论问题时,他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倾向于把思维的差别归结于文理的差别,但实际上这种差别在文科生之间、理科生之间都同样存在。试想,如果高中不分文理科,学生之间的思维差异同样会存在,但人们不会想到把这种差异归结于文理科的不同。

第三,很多人把男女之间思维方式的差别等同于理科生与文科生之间的差别,当然是不准确的。很多理科男生谈到文科生的思维方式时,实际上是拿文科女生做例子的；同样,很多文科女生谈理科生的思维式,也是拿理科男生做例子的。他们所谈的思维差别实际上是男女之间的差别,而不是理科生与文科生的差别。

更荒谬的是,人们在谈论理科生逻辑思维能力更强时,拿出的证据却都是文科类型的问题,比如对文艺作品的理解、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对政府政策的讨论等等,这些问题本来就是文科研究的东西,文科生天天研究的就是这些东西,难道他们的理解与看法还不如理科生？这是很荒唐的。如果说文科生做数学题不如理科生,这很正常;但如果说文科生连解决人文社会学科的问题都普遍不如理科生,无疑是荒谬的。

人本身就很复杂,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并不比对自然的认识更清楚。这些都使得很多人文学科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全面深刻地分析社会问题和分析数学难题一样困难重重。这种困难表现在,面对同样的问题,不同的人会得到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比如,在哲学上,人们对客观世界有不同的认识;在史学上,人们对相同的事件或人物却有着不同的评价;在文艺学上,对作品有着不同的理解;经济学更是如此,对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众说纷纭,甚至观点完全相反。

中国人不喜欢哲学思辨,有一部分人认为哲学不切实际,是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这是因为这些人的思辨能力差,问题一复杂就想不明白,便想当然地认为复杂的问题就是无意义的问题。试想,那些高深的科学理论,又有哪一个是简单的呢？可叹的是,哲学在大部分中国人心中已经成了最无趣、最无用的学科,是大学生最不愿意选择的专业。哲学在中国遭遇的尴尬也许并不奇怪,不善思辨的中国人,他当然不会喜欢哲学。

所以中国人所谓“学理科的人更聪明,逻辑思维能力更强”的观念是毫无道理的,更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当然这种观念发生在中国人身上也是有原因的,由于文科学生挣钱少、对文科的性质认识不清、文科的教材及教法不科学等原因,造成人们不愿意学文科,感觉学文科“没出息”(挣钱少),聪明的学生就不会选择文科。毋庸讳言,就中国来说,学理科的聪明人多是有道理的。但在发达国家,就不是这样了。经济学家郎咸平说：

中国的一流人才,基本上是念理工科,像我都是当初比较差的,才去念商科、经济,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如果稍微聪明一点的话,我也去念理工科去了,因为我的父母告诉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你们有没有想到,这句话就是错的,胡说八道。你们想到的几乎都是错的,我跟你讲,为什么中国人到美国去,和美国人竞争,你这么优秀呢？我可以跟你讲,因为中国的一流人才是念理工科的,而美国的一流人才是不念理工科的,念什么？法,商,莨,他们是三流人才才去念理工科……[102]

郎咸平在这篇演讲中还谈到,中国的教育培养的只是解题高手,而不是有创造力的人才。笔者对此深表同意,中国把很多聪明的孩子都培养成了理工科的解题高手,却很难培养出思辨力和创造力都比较强的人才。虽然我们是最聪明的人学理工科,美国是三流人才才去念理工科,但是我们的科技水平仍然比人家差一大截,只能说明我们的教育太差了,把许多天才都培养成了庸才;而美国正好相反,把庸才培养成了人才。

笔者以为,这正是中国教育轻视文科的结果,错误地认为文科不需要高智商,没有认识到文科在培养人的思辨力方面的巨大作用。再聪明的学生,如果没有经过充分的文科课程的训练,他的思维能力就不能获得良好的发展。即使他学的是理工科,由于受思辨能力不强的限制,也很难取得出色的成就。对这一点很多教育工作者都有认识,但是这个认识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学校里更没有采取有效的针对措施。

(2)数理化不能提高中国人的思辨能力,而文科可以,发达国家基础教育正是以文科为主数学题当然能够锻炼人的思维,但数理方面的逻辑和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有巨大的差异,甚至是两回事。一个善于证明数学题的人不一定能对生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正确的看法。我们能够看到,一些理科高才生在实际生活中存在许多问题,不善交际,不善表达,对社会问题难以正确客观地评价。不是每个人都要做数学家、物理学家,但是每个人都要生活,并且要在社会中生活。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人文社会学科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人文社会学科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学问,它与人自身的关系无疑更加紧密,与我们的生活更是息息相关,人们时时刻刻不能离开它。比如语言、政治、法律、社会、经济、管理、历史、文学、艺术等学科,都是我们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常接触到的。我们更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我们也注意到,很多著名的科学家文科修养都非常深厚,甚至足以称得上是文学家或是艺术家。而很多著名的学者、作家,他们的理科能力却很一般。没有文科很差的科学家,却有理科很差的文学家、学者。这足以说明,文科训练对于思维能力的发展更为重要。

在基础教育上,中国的中小学生花费了大量时间在数、理、化上,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中小学生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文科上。按理说,我们的科学技术应该很发达,但结果恰恰相反,美国是科技强国,中国是落后国家。我们的学生做的数理化习题已经够多了,但这没有能够培养出中国人的思维能力。

美国中小学数学课与我们相比要简单得多,近年来美国大学在中国招生,很多中国考生觉得其数学试题简单得可笑。然而美国的语文、阅读、写作试题却让中国学生深感困难。美国的写作重视思想的深刻、逻辑的周密和行文的流畅,让很多中国考生无从下笔。很多在中国读了小学后到美国读中学的孩子,在学习数理化方面非常轻松,但在学习语文、阋读、写作等方面却非常艰难,可见美国孩子在文科方面的水平远高于中国孩子。但美国并没有因为中小学数学难度低,而失去科技强国的地位,依然是人才济济,领先于世界。反观我们,中小学生深陷数理化的题海,从考试成绩上来说确实不错,在国际“奥赛”中经常获奖,但他们最后却很难成为突出的科技人才,中国的科技水平更是远远落后。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美国人清楚地看到了文科教育在提高学生思辨力方面的巨大作用,从小学开始便加强文科教育,美国孩子在中小学的大部分学习时间都用在了文科的学习上,其中语文课又最受重视。美国小学生花在语文上的时间远远多于其他课程,文科的教学时间占据了绝对的多数。而在学习数学、科学等课程时,也会要求学生写研究报告、论文等,同样有阅读和写作的内容。

法国高中生毕业时,有一场世界有名的“哲学大考”,18岁的中学毕业生必须毫无选择地面对试卷上关于“自由”、“权利”、“欲望”、“国家”等问题的题目作答,这是思想的教育,更是思维的训练。挪威也是如此,《中国青年报》2009年2月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挪威中学生:不忙考试整天思考人类问题》。文章说,中国的中学生在不断地背诵大量的知识点,而挪威的中学生却在“享受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思考如何作出“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类行为”。作者感慨道:“这对于我来说无异于一次教育观念的地震——是对几十年坚定不移、以刻苦读书为己任的教育观念的根本性质疑。”我们的学生天天背诵知识点,人家的学生天天自己思考问题,未来谁的思维能力会更强是显而易见的。

在写作方面,美国学校对孩子的要求比中国要高得太多。中国现行语文教学大纲规定“小学以学写记叙文为主”,初中“能写记叙文、简单的说明文、议论文和一般的应用文”,高中才开始进行较多的议论文写作训练,但已经太晚了。中国在中小学主要是进行记叙文的训练,所以中国的学生总是感觉到写议论文困难;而美国学生则是从小学开始就写论文,一直在进行思辨的训练。请看下面的文章《美国小学生怎样写作文》(节选)：

目前,我国中小学生的文章写作,往往偏重于对事或物的意念和感悟这种感性经验的表达,重抒情而轻理性思考,对实践和思维过程的训练重视不够,尤其是淡化文体训练之后,学生的作文往往成了“四不像”。相比之下,美国的写作教学则要求建立一套有序的方法,特别强调写作步骤的推进程序,也涉及到有关表达方式等术语的内涵。他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进行文体意识和表达方式训练,训练学生的记叙、描写、议论和劝说能力,指导学生写作研究报告、传记文章和指导类说明文,从四年级开始指导学生写作带有个人观点的文章,学会表达自己的观点。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他们就要求学生写作时关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这种开头直奔主题直抒胸臆、中间运用细节和证据证明中心、篇末点题的三段论方式,成为美国学生作文的组织和结构方式的特征。

小学一年级的文学聚焦就有剧本。小学二年级开始“聚焦传记”,三年级还有一次同样内容的文学聚焦活动。这时的传记是为别人写的叙述故事。五年级的文学聚焦则是自传。

美国教育特别强调观点的形成与表达,学生不仅要有自己独特的带有批判意识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和观点还要有理有据地影响他人。这种教育思想渗透到作文训练中,主要体现在劝说类文章的写作上。小学三年级开始进行劝说类文章的写作训练,一直持续到高中阶段。

美国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接触研究报告,这种写作训练一直贯穿小学各年级,至高中毕业。[103]

美国小学生从一年级就写剧本、写研究报告,二年级开始写传记,三年级开始写劝说性论文,这些写作训练特别是议论类文章的写作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使得他们的思维更加严密、条理,逻辑性强。一些中国学生到美国之后,在写作方面困难重重,他们写的论文美国老师都看不懂,不是因为语言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些论文逻辑混乱、表达模糊、条理不清,这正是从小缺乏训练的结果。

目前,中国国内高中学生在议论文写作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有调查表明,90%以上的学生有“恐议症”,不想写议论文,害怕写议论文,更写不好议论文。许多记叙文、散文写得不错的同学,却很难写好议论文。很多同学写出来的议论文千篇一律,毫无新意,或者有论点不明、论据不足、论证不力等诸多问题。写不好、不想写,使得高中议论文写作一直是高中语文教学的一个难点。到了大学同样如此,我们的很多本科生不能写出一篇像样的毕业论文。他们走上社会之后,思考问题就会倾向于程序化、表面化、单一化,不能够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看问题,也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讨论问题时往往不能展开,不能深人。

在阅读方面,中国人的阅读能力和阅读量不如人意。阅读对现代人来说太重要了,它是获取知识、发展思维必不可少的活动。但我国国民的阅读能力长期以来一直走低,人均图书阅读量很小。《福布斯杂志》曾经对全球近100个国家的国民阅读情况作过一次调查,结论显示中国人均年阅读量仅为1.5本,排在第78位。而排名第一的日本,人均年阅读量高达12本,其后的美国也达到了10本。[104]温家宝总理对此深感忧虑,甚至发出了“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的寄语我国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的阅读还有快餐化的倾向,经典名著不再受欢迎,这是令人担忧的。而美国人从孩子很小开始,便大力培养孩子的自主阅读能力,让他们自主地去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及其他文科书籍,美国孩子阅读的文科书籍相比中国孩子要多得多。让我们读一篇有关的文章《中美学生阅读能力对比》(有删节,着重号笔者所加)：

中国的教育理念是:孩子是一张白纸,是靠大人教出来的,老师和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于是产生了灌输式教育法。同时将数理化奉为教育的基础,加之高考的存在和资源的匮乏,孩子从事的是长时间枯燥、乏味的演算,于是打造出大量被驯化、臆想型的、缺乏思辨能力、创造能力的人。西方的教育理念是：孩子与生俱来拥有自己的精神胚胎,孩子是在自我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成人在其中只是起着一个创造适合孩子成长环境的作用,于是产生了启发式教育法。同时将文史奉为教育的基础,通过培养孩子批判式阅读的能力,让孩子拥有批判式思维的能力,于是造就出敢于挑战权威,拥有理性思辨能力,具有创新能力的人。

结果就是我们号称中国的学生基础很扎实,但是与诺贝尔奖无缘；被我们认为数理化学得很浅,特别是数学能力很弱的美国学生,30多年来几乎独霸诺贝尔科学类各个奖项和菲尔兹数学奖。这个结果很大部分是因为中国重理化、轻文史,重验算、轻阅读所造成的。

《中国儿童早期阅读现状报告》显示：西方发达国家儿童在6〜9个月开始阅读活动,中国儿童普遍到2〜3岁开始阅读活动；美国儿童4岁后进入独立的、自主的大量的阅读,中国儿童平均到8岁才能达到这个水平；中国儿童的年阅读量只有美国同龄儿童的1/6。如果说中美学生之间有多大的差距,6比1的阅读量就是差距的现实存在。

1956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震惊了美国。美国政府经过调查研究,发现美国人的阅读量少是影响人的智力发育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制定了一系列提升学生阅读量的举措。美国的统一阅读标准规定:初年级学生的读书速度每分钟为80〜158个单词；中年级学生为175〜204个单词；高年级学生为214〜1250个单词。美国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一课就有六七页。课文多是讲小孩子的故事,或是名人童年的故事,也有诗歌等。到四年级时就开始阅读中篇小说。纽约州规定,小学生每年必须读25本书。美国一个大学生的平均周阅读量是600页。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没有一定的阅读量是不可能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这也是我们中国学生在美国的标准化考试中的语文部分难考出好成缋的重要原因。

美国学生的语言阅读课一般不讲语法和语言理论,主要是阅读,分精读和泛读。精读课有些像我国学校的语文课,学生有统一的课本,由老师进行讲解,但主要不是讲字词句,而是着重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要求学生对所学文章加以分析和评论,进行概括和复述。泛读课学生有较大自由,没有统一的课本,通常由老师提出一个书单,供学生选读,有时也指定若千本书为必读。低年级可以读小人书,随着年级升高,读的书也随之加深。美国学生的阅读往往与写作联系在一起。一般说来,学生每读完一本书,都要写读书报告。

美国学生读书面很广,虽以文学书居多,但也涉猎政治、社会、文化、历史、科技等书籍。美国从事教育研究的学者认为,阅读课至少可从三个方面培养学生：一是词汇量,二是理解和概括能力,三是写作能力。

阅读能带来什么好处？简单地说:你读得越多,理解力越好；理解力越好,就越喜欢读,就读得越多。你读得越多,你知道得越多；你知道得越多,你就越聪明。比尔•盖茨之所以雄居世界首富达十三年之久,和他小学四年级通读《大英百科全书》不无关系。比尔•盖茨无疑是智力超群的,智力的核心是思维,阅读是开拓思维的极为重要的条件。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研究了中小学校学生思维慢的原因后正确地指出：孩子们在小学如果读的材料少,想的东西少,那么就会影响大脑的思维。[105]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拥有更强的阅读能力和更大的阅读量,他们读的书多是文科的书,正是由于他们读了大量的文科书籍,他们的思辨力获得了良好的发展,使得他们在后来学习理工科及进行科学研究时得心应手,成绩斐然。阅读量的增加还能使人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观点,这使得人的思维更加全面。中国孩子在中小学将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做数理化习题上,自主阅读的文科书籍比美国孩子少得太多太多。正是由于他们读的文科书太少,影响了思维能力的发展,这也使得他们在以后的科学研究中难以取得应有的成绩。美国孩子开始自主阅读的年龄要比中国孩子早4年,对儿童来说,4年是一个巨大的差距,4年的阅读对思维发展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可以说,我们的孩子从起点就已经落后了。

我们的中小学数学教学,其深度超出了孩子的理解能力,只好依靠让孩子死记硬背口诀、公式、定理以及猖獗的题海训练来提高成绩。实际上只要到了合适的年纪,大脑的理解能力提高了,再学习相关数学知识是很简单的事情。而靠死记硬背及题海战术让孩子学习自己思维尚难以理解的东西,是严重地浪费时间,更让广大的孩子失去了学习的兴趣。著名数学家苏步青说：“小朋友一、二年级的时候,数学不要学得这么深,玩玩就可以了。到了一定年纪,随便讲一讲就通了。”[106]

笔者以为,在基础教育阶段,应以人文社会学科的教育为主。就我国来说,应该增加语文、历史、社会、哲学、法学等学科内容,提高难度,扩大学生的自主阅读量,改善教法,加强思维训练。相应地,减少数理化等科目内容,降低难度,调整学习方式。高中不能分文理科,升大学之后再分专业。只要能在基础教育阶段加强对孩子的思维训练,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那么到了大学不论学什么专业都能学好。反之,思维能力不高,学什么都难以学好。

中国很多政府决策者都是理工科专业背景,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训练,这给他们的思维带来了不利影响,造成他们的思辨力潜力没有得到发展,思辨能力不足,致使他们对社会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对相关理论难以理解、不能实践,当然就难以制定出合适的政策。而西方很多政治家都是出身于法学、政治学等文科专业,美国高官2/3以上都是学法律的。文科的训练使得他们具有很强的逻辑思辨能力,看问题全面透彻,思路缜密而清晰,表达严谨而明确,他们更善于分析各种社会问题,制定合理的政策。不仅如此,国家治理本来就是一种社会科学,让数学家、物理学家或工程师来做政治家,是让他们做超出自己专业能力之外的事情,是很有可能做不好的。

笔者丝毫没有看不起理科生的意思,反而一直认为科学家比政治家更伟大,因为政治家只是为一个国家作贡献,而科学家是在为全人类作贡献。奥巴马只属于美国,而爱因斯坦则属于全世界。科学家从政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2.中国的文科教材与教法

语文现在竟然沦为学生最不喜欢的课程。2007年广州的一项调查显示,语文课是小学生最不喜欢的课程,“范文太老套学生厌烦不想读、闷、烦、快点过去——这是小学生们对语文课作出的评价”,只有39%的学生对语文课的感觉良好。学生在对语文课的评价中写道天哪！最可怕的是,当老师念出范文时,竟是雨天扶小树苗、扶老奶奶过马路、谁谁谁帮谁谁谁怎么怎么样……老掉牙的俗文章,在21世纪竟然还能搬上课堂!”有人甚至表示:语文课=睡觉+打呼噜……[107]有这么多的孩子喜欢读小说、故事、童话、散文等文学作品,喜欢看“百家讲坛”等文化节目,为什么竟然不喜欢语文？中国的文科教材及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失去了对文科课程的兴趣。

(1)文科教材

中国语文教材所选的文章普遍缺乏思辨性,很多课文过于简单,特别是一些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等,根本不需要老师教,学生完全可以自己去读。一些课文简单得连学生都觉得可笑,可老师还要从中硬挤出一些“意义”、“思想”。很多文科教材都是如此,过低地估计了孩子的思维能力。许多教材在语言上故作儿童腔,其实没有必要。

据报道,在一些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比以前有所减少,这是不应该的。鲁迅的文章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见的思辨性较强的,一有点思辨性的作品就不读,怎么能提高思辨力？学生不愿读鲁迅,是因为教育方法有问题,老师总是要求学生要按照老师的思路来理解,而难以允许学生有自己的观点,学生的理解难以得到老师的认可,也就失去了探索的兴趣。我们应该让学生自由地去理解文章的内容,包容各种观点。

美国语文教村的深度远大于我国,美国小学二年级的很多课文就有数千个单词,六七页长,四年级就开始读中篇小说。美国中学语文教材,我们很多人都见过,国内出版了。笔者看了之后,感到震惊。不管是课文的选择,还是思考题的设计,都让我们耳目一新。课文密切联系历史,大量的课文都是论说性质的,当然也有其他文体。在课后习题中,注重启发学生的思考,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强调思辨能力的训练。而我们的语文课本中初中小学都是以记叙文为主,缺少思辨性强的文章。

美国的历史课甚至没有教科书,这让很多中国人难以理解,因为中国的历史课是强调背诵的,没有教科书,学生怎么掌握知识点？他们怎么知道要背诵哪些东西？但美国人认为对于历史,每个人的兴趣点完全不同,看法也完全不同,让孩子们知道一个大的发展脉络就行了,我们不指定教科书正是为了让孩子们不受束缚地接触更多的史料,思考更多的问题！一本不适当的教科书,一是可能限制了孩子的眼界,让他们觉得历史就在一本小小的书里,更可怕的是可能破坏了孩子学习历史的兴趣,让他们此生把历史拒之门外。”[108]

教材会限制人的思维,说得太好了。我们中国有哪个学校没有指定的教科书呢？中国孩子从小就将教科书奉为神灵,教科书上说的就认为是对的,思维受限,眼界受限。实际上,有很多历史上没有定论的事情,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却把某种一家之言当成真理教给学生。教科书的很多观点都非定论,不应该去逼迫学生去背诵这些观点,而应该让他们根据一些资料,通过自己的思考去形成自己的观点。

(2)教学方法

多年以来,语文课的教学在中国备受批评,甚至有人斥之为“误尽苍生”,说明大家都意识到了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但是语文教学要改变很难。我们不能把语文教学不如人意的原因全归在语文老师的头上,教育主管部门相关政策的引导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比如教学大纲、教材、课堂教学评价标准、考试标准等等都对教师采取什么教学方法起到了引导和限制的作用。而教育主管部门之所以采取了一些不合适的政策,制定了不合适的文件,也是因为它们本身思辨能力就有限,对很多问题认识不清。

在我们的作文教学中,过度重视词藻与形式,重视记叙、描写等表达方式,对议论文的训练不够。重辞藻,轻内容,这是一种不好的倾向。在很多国家,教师要求学生的是朴素的语言、清晰的表达,卖弄辞藻是令人生厌的行为,华丽的语言被认为是一种奢靡与炫耀,是尽量要避免的。孔子说:“辞达而已矣。”朱熹注曰：“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说清楚就够了,不需要华丽。中国人喜欢卖弄词藻与我们的语言及传统有关,汉语是一种艺术性比较强的语言,意象丰富,历史积累又很厚重。林语堂在谈到汉语时说:“这种意象名词丰富但抽象名词缺乏的特点对写作的风格,进而对思维的方式都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它使语言生动形象；另一方面,又很容易使语言趋向华而不实,结果成为很多时期中国文学的弊端。”[109]在中国文学史上,经常会有某个时期,文章的语言变得华丽,而内容变得空虚。我们今天又是处于这样的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就存在这个毛病。

《中国青年报》2009年11月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小学生上网悬赏请成人写手捉刀,作文“Google写作”让教师头痛》,是说很多中小学生在网络上请人代写作文,或是抄袭网络上的文章,这已是中小学非常常见的现象。很明显,这个问题不能全怪学生,请看看文中老师布置的小学四年级学生的命题作文:《人生如四季》、《关怀》,这题目出得太不合适了。这样空洞的题目,怎么能让小学生来写？一个十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对人生有什么感慨？难怪小学生们说“写作文太痛苦了”,这样的题目即使成年人也难以写好。

在我们的作文课上,总是拘泥于雕琢词句,过度地讲究新奇的比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而不重视观点和见解的表达与论证。结果就是很多学生的作文空洞无物、感情虚假,完全是一堆漂亮词藻的堆积,比喻连篇,引用不断,好词好句不少,真情实感全无。这样的作文怎么能训练出孩子的思辨能力呢？

有一本卖得挺火的《高考作文宝典》,这样给学生解读“有意蕴”：写作文时,不要说“我很悲伤”,要说“我心灵的天空一直下着雨”；不要说“女人和男人应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要说“女人应是一株木棉,和橡树并立在一起”；不要说“没有钱”,要说“与孔方兄无缘”,说“‘老人头’不多”……总之一句话,就是要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了,把明白的事情说糊涂了,把朴实的话语说得矫情了,把一句话能说清的内容用十句话去说,作文就写好了。这种方法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的教育不是要把每个孩子都培养成作家或诗人,而首先是要让他们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准确地理解别人。这个要求听起来好像挺简单,其实不然,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已经不容易了。所以不必过度地雕琢词句,堆积辞藻,而要注意培养孩子的思辨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思考去认识世界。

学生作文应该以论文为主,小学就应该写简单的论文,而不是过多地训练记叙文。我们的古人就是从小就写议论文,在科举考试中,策论历来是主要内容。今天我们学的许多古文名篇,同样都是议论文。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这么多的大学者,他们的思辨能力也是在议论文的写作中训练出来的。相比古代的读书人,我们现在虽然学了逻辑学等辩论的知识,但思辨力却有退化之势。

很多中国人包括广大的老师都误认为议论文要比记叙文难写,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每个正常的孩子都对自己周围的人和事有着自己的看法,都喜欢问“为什么”。当与同学讨论问题的时候,常常是热火朝天、口若悬河,用各种证据论证自己的观点,这都是在议论,只要让他们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就是议论文。当你与孩子交谈时,你能够很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孩子对很多问题,从学习到生活、从国家大事到家庭琐事,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主见。中国人觉得议论文难写,是因为中国老师为议论文写作设置了太多的标准,比如什么思想性、正确性、文学性,而且过度重视词句雕琢,从而限制了学生的手脚。并且我们从小就不写议论文,缺乏锻炼,到了高年级想写好也难了,这也造成了议论文难写的误解。

我们的语文阅读教学,过于强调答案的统一,不能容许大家有不同的观点。老师讲得太多,学生自己思考得太少。语文能力的考试与评价也是深受争议,很多作家、学者在看到我们的高考语文题的时候,都不知如何应付。《新闻世界》杂志2007年第六期有一篇文章《作家教授谈高考语文题目》：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面对1998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他说他读考题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很大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很清楚。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写文章说,如果让他参加高考,肯定考不上。特别是语文试卷,得不了多少分。程千帆是古典文学界的泰斗,他都说自己考不上,可见高考语文试题之难。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一直听说高考语文题难,他看完1998年全国语文试题,对它的“难”还是大吃一惊。他说他要在1998年参加高考,语文肯定不及格。

著名作家余秋雨说,花两三个小时,也不能够写成一篇高考作文。

著名作家王蒙做过几次模拟高考的中学语文标准化试题,成绩都不理想,最好的一次成绩也只有60分。

著名作家贾平凹说,如果让他当语文教师,经他辅导的学生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

试想,这些语言方面的学者、大师都难以应付的试题,如何能准确地显示一个人的语文能力呢？

中国的语文教学过度重视词句的分析,往往把一篇优美的文章搞得支离破碎,再生动的文章,经过这么大卸八块、条分缕析,也变得毫无味道了。学生不喜欢语文课,也就不奇怪了。其实,当我们进入文学院时便会发现,学习文科的方法其实与理工科是一样的,或者说是在用理工科的方法学习文科。我们面对一篇文章时,就像一个医生一样,把文章分成各个部分进行条分缕析。这是文科教学的一个弊端。所以有很多人认为文科特别是文学、历史类的很多研究是无意义的,包括很多西方人也如此认为。比如卡夫卡学,有人说卡夫卡学是和卡夫卡没有关系的学科,这种学问就是将卡夫卡及其作品当成了可以随意解读的符号。同样,中国的红学其实也是与曹雪芹无多大关系的东西。而一些非文学类的学生反而通过大量的阅读文学作品,感悟到了一些东西,思维得到了发展。

(3)  中国的识字教育是自废武功、自断其臂

前面我们谈到美国孩子开始阅读的年纪远早于中国孩子,他们能够这么早开始自主阅读与英语词汇的表音性有关,只要孩子学会了说话,认识了26个字母,学习书面语不会很困难。而汉字的表意性强,字形复杂,与语音的距离比较远,这造成了中国孩子在识字上的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孩子在识字方面的问题主要不是汉字的繁琐造成的,而是教育方式的不当造成的。

中国的识字教育方式是自废武功。汉语的一大优势就是富有节奏和韵律,能够写出极为整齐、节奏鲜明、韵律优美、朗朗上口的文字,像旧体诗词那样的形式,英语是不可能有的。韵文易读昜记,在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传播中,韵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使是一些不识字的人,他们也能够背诵许多诗歌、对联、读语、民谣。古人进行字教育也都是通过《三字经》、《千字文》以及诗歌等韵文进行的,私塾教育一般在一年之内就能解决识字问题,认识约2000个汉字。古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今天条件这么好,却做不到了,是因为我们放弃了用韵文进行识字的传统,像英语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习,岂不是自断其臂？我们小学花费了6年的时间,才识约3000多个字,太慢了,可谓事倍功半。我们应该重拾以韵文教孩子识字的传统,在这方面有很多学校在实践,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如《沈阳晚报》2008年7月18日报道,沈阳市二经三校实行教学改革之后,一年级学生即可识字1500个,二年级达到2500个。

有人觉得让幼儿识字是增加孩子的负担,幼儿阶段应该让孩子自己玩耍。这种想法其实是受中国人“苦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学习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其实不然,只要方法得当,识字与阅读对孩子来说同样是一种游戏,游戏与学习并不是对立的,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让孩子尽早识字、阅读,对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可以做到有益无害,而阅读活动对孩子思维发展的好处则是无法替代的和巨大的。我国识字教育长期落后于儿童智力的发展,并出现了小学生不能阅读、不会阅读、没有兴趣阅读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儿童六七岁就能写诗写文章,而现在这样的事情几乎是没有。孩子的机械识记能力非常强,对孩子来说,识字并不是很大的负担,关键是要釆取适当的方法如通过游戏、儿歌等方式。我们现在是上小学之后才开始大规模识字,已经太晚了。

(4)  “最牛历史老师”可以效仿吗？

不仅仅是中小学语文教学存在许多弊端,其他文科的教学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北京历史老师袁腾飞因其讲课生动风趣,深受学生欢迎,被称为“最牛历史老师”,受到社会的追捧,并登上了“百家讲坛”。但笔者以为,如果认为一个老师善于讲故事便是一个好老师,这是有很大问题的。袁腾飞现象显示了中国社会教育观念的整体落后。

在教学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而绝不应该让课堂成为老师的一言堂D而在我们的教学中,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仍然占据了主流,虽然教育界很多人都知道这种方法的落后。教师在教学中应该起到启发和引导的作用,而不是一个人单口相声式地表演。应该更多地让学生自己去思考,让学生去发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让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得到思维的训练。

而在单口相声式的教学中,学生没有丝毫的主动性,完全是被动地接受。甚至是老师讲得越精彩,学生受的伤害便越大,因为学生一心只听老师讲了,自己根本不去思考,老师说什么,学生便接受什么,完全沦为了一个只能被动接受的容器,学生的思维能力得不到锻炼。说得难听一点,这种教学方法表面上看起来是吸引学生,其实是对学生的歧视。因为这些老师认为学生懂得太少,缺乏理性,不喜欢思考,不会用严肃的方法思考问题,所以必须用哄孩子的方式、逗乐的方法才能吸引学生,严重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其实,每个孩子都是喜欢思考的。虽然这种教学也能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让学生背诵更多的知识点,但只是记住了一些死知识而已,思维没有得到训练,唯一的好处是能够提高学生的一点成绩。但学生的时间总量是有限的,在这门课程上花时间多了,在另一些课程上必然就会花时间少,对总成绩并没有什么好处。

单口相声式的课最受学生的欢迎,因为学生听这种课太轻松了,就像听相声、看小品一样,不用思考,不用动脑子,轻松加愉快。如果这种课就是好课的话,笔者以为把教师朝相声演员或小品演员的方向培养就好了,让演员来讲,肯定个个生动有趣。北京人善于侃大山,据说很多出租车司机侃起来都滔滔不绝,生动形象,幽默风趣,难道说他们都具有成为好老师的素质？

笔者对袁老师本人并没有什么意见,也觉得他确实口才不错。但他能够成为老师的典范,正是中国人落后教育观念的结果,这个现象不值得欣喜,更不能推广和效仿,也无法复制,不是每个人都有袁老师的口才。我们常说“文史一家”、“文史不分家”。笔者看了这么多材料才发现,真正做到文史一家的是美国人,而中国人却把几千年来“文史一家”的传统抛进了垃圾堆！

而关于发达国家历史课的上法,前面已经举过例子。在美国,同样是教历史,却形式方法各异,他们有的班级组织看电影,有的组织去博物馆,有的班级的作业是让孩子写文章,有的则是让孩子模仿历史人物进行演说……但共同点是让学生自己去接触资料,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老师起到的是引导和深化的作用。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是不断地思考的,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很少有老师一个人一言堂的现象。

美国的语文课同样是密切联系历史,笔者见到的美国中学语文教材就是按照美国历史的发展编排课文的,同时配有美国历史的简介,这样可以使得学生在学习课文的时候方便地了解到相关作品的时代背景。而反观我们,我们的语文课和历史课是泾渭分明。语文就是文章的罗列,基本上没有历史知识的介绍,需要老师补充讲解相关文章的时代背景;而历史课就更简单了,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就是背诵知识点,还没见过哪个中国历史老师要求学生写长篇大论的文章。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学生是被喂养大的,老师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硬塞到学生的肚子里,根本不会让学生有挑选和思考的余地,学生没有主见,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而美国的学生是自由长大的,对待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对老师的观点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甚至是反驳。

(5)历史题该怎么考？

让我们看一篇文章：

我儿子正在读高二,考了一道历史题：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公元哪一年死？最远打到哪里？第二问儿子答不出来,我帮他查找资料,所以到现在我都记得,是打到现在的匈牙利附近。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美国世界史这道题目不是这样考的。它的题目是这样的：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当初如果没有死,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试从政治、经济、社会三方面分析。

有个学生是这样回答的：这位蒙古领导人如果当初没有死,那么可怕的黑死病就不会被带到欧洲,后来才知道那个东西是老鼠身上的跳蚤引起的鼠疫。但是600多年前,黑死病在欧洲猖橛的时候,谁晓得这个叫做鼠疫。如果没有黑死病,神父跟修女就不会死亡,就不会怀疑上帝的存在。如果没有怀疑上帝的存在,就不会有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西班牙、南欧就不会强大,西班牙无敌舰队就不可能建立。如果西班牙意大利不够强大,盎格鲁撒克逊会提早200年强大,日尔曼会控制中欧,奥匈帝国就不可能存在。

老师一看说棒,分析得好。但他们没有分数,只有等级:A!其实这种题目老师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可是大家都要思考。

不久前我去了趟日本,日本总是同我们在历史问题上产生纠葛,所以我在日本很注意高中生的教科书。他们的教师给高中生布置了这样一道题：日本跟中国100年打一次仗,19世纪打了一场日清战争(我们叫甲午战争),20世纪打了一场日中战争(我们叫抗日战争),21世纪如果日本跟中国开火,你认为大概是什么时候？可能的远因和近因在哪里？如果日本赢了,是赢在什么地方？输了是输在什么条件上？分析之。

其中一个高中生是这样分析的：我们跟中国很可能在台湾回到中国以后,有一场激战。台湾如果因到中国,中国会把基隆与高雄封锁,台湾海峡就会变成中国的内海,我们的油轮就统统走右边,走基隆与高雄的右边。这样,会增加日本的运油成本。我们的石油从波斯湾出来跨过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上中国南海,跨台湾海峡进东海,到日本海,这是石油生命线,中国政府如果把台湾海峡封锁起来,我们的货轮就要从那里经过,我们的主力舰和驱逐舰就会出动,中国海军一看到日本出兵,马上就会上场,那就打！按照判断,公元2015年至2020年之间,这场战争可能爆发。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作对华抗战的准备。

我看其他学生的判断,也都是中国跟日本的摩擦,会从东海开始,从台湾海峡开始,时间判断是公元2015年至2020年之间。

这种题目和答案都太可怕了。撇开政治因素来看这道题,我们的历史教育就很有问题。翻开我们的教科书,题目是这样出的：甲午战争哪一年爆发？签订什么条约？割让多少土地？赔款多少银两？每个学生都努力做答案。结果我们一天到晚研究什么时候割让辽东半岛,什么时候丢了台湾澎湖,赔款二万万银两,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背得滚瓜烂熟,都是一大堆枯燥乏味的数字。那又怎么样,反正都赔了嘛!银两都给了嘛！最主要的是将来会怎样？

人家培养的是能力,而我们灌输的是知识。[110]

看了这篇文章,我们都很清楚,哪一种考察方法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美日学生的回答都是一步一步地推理出来的,这就是逻辑思辨的过程,而我们学生的答案都是背出来的。经过这样多年训练之后,我们学生的思维能力怎么能够和人家相比？

(6)中国内地考生雅思成缋为什么这么差？

多年以来,中国内地雅思考生的成绩一直徘徊在全世界主要国家的倒数几位。2006年雅思均分全球排倒数第二,仅在阿联酋之前,更低于日本和韩国。[111]2007年全球倒数第三,其中口语倒数第一。[112]2009年9月,剑桥大学英语考试院公布了2008年雅思国际英语测验全球排名,中国内地学生的成绩在亚洲14个国家中排名垫底。有人不解：中国学生学英语花了这么多时间,为何成绩却不理想？是老师教学方法有问题,还是学生学习方法不对？甚至有人质疑考试的公平性。[113]同样,在托福考试中,中国考生的成绩长期徘徊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口语和作文也是弱项。

在笔者看来,中国学生的这种表现一点也不奇怪。缺乏思辨力的学生,写不好作文、不善于口头讨论是必然的。这种层次的考试不仅仅是对语言运用能力的考察,更是对思维能力的考察,我们的学生听力和阅读成绩并不差,说明并不是英语学得差,而是思维能力不足。这种考试中的作文,要求写的都是议论性的文章,需要提出观点并进行论证,要分析、综合、选择、梳理论据材料,进行符合逻辑的论证,这是思辨的过程,是需要思辨能力的。口语考试也是如此,不是让你讲曲折的故事,更不是让你煽情,而是要你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都是中国学生最不善于做的事情,因为中国学生从小接受的作文训练,就是雕琢词句、把大量的工夫浪费在漂亮的修辞上,直到大学毕业都写不出一篇像样的论文。连汉语作文都写不好,,怎么能写好英语作文？而口头讨论就更不行了,中国的课堂多是死气沉沉,老师在台上大讲特讲,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和教科书的观点,学生不能有自己的观点,一切问题都要按照标准答案作答,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缺乏口头的讨论,长期没有这种训练,中国学生已经习惯了听老师讲,不习惯与别人讨论问题,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甚至根本就得不出个人的见解,更不善于表达个人的见解,这样的学生怎么能在口语考试中获得好成绩？没有可能。

中国学生作文和口语考不好,绝不仅仅是英语教学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校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缺乏对学生思辨能力的训练,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的思辨力低下。

(7)  标准答案禁锢了学生的思维

相比于理工科,人文社会学科的特点就是其不确定性,而中国的教育却为几乎每一个文科问题都设定了标准答案,这是非常荒唐的。人文社会学科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对于同一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往往也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之分。在语言方面,对同一篇文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在历史方面,对于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件历史事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评价;在哲学上,对于同一个哲学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经济学上,面对同一种经济形势,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判断;在法律界,对于相同的案件,不同的法官会有不同的分析,其判决也会有差异……总之,几乎所有的文科问题都没有唯一的答案,中国人在教育中为文科问题设定的标准答案同样只是一家之言。而强迫学生接受这种一家之言严重禁锢了学生的思维发展,使得学生怀疑自己的思考,从而不敢去思考,很多时候他们也放弃了思考。有标准答案,背下来就是了,何必自己去思考呢？没有这些思考的过程,缺乏思维的锻炼,思维能力怎么能提高呢？

《中国青年报》2009年10月28日有一篇报道,说有一位作者,他自己的文章被选成高考题,结果他却大部分题都不会做,15分的题只能得1分。其中一道题是回答一个词语的“丰富内涵”,作者一看都傻眼了,自己当时只是觉得用这个词比较顺而已,哪里想过什么丰富内涵！而青年作家韩寒也认真地做了针对自己文章的中学语文阅读题,结果8道题只对了3道,甚至做错了“画线句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一题。试想,出题人的标准答案是从何而来？其实不过是出题人自己对文章的理解罢了,岂能将个人的观点视为标准答案？有人戏言中国学生的阅读课是“被阅读”,实际上确实如此。

在文科教学中,应该少设立标准答案,要让学生通过自己的阅读和思考来获得答案,很多答案不应该有绝对的对与错之分,而应该看是谁的答案更加合理,亦即谁的答案更具有逻辑性、严密性及道德性等等。这样的问题解决过程才能充分地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

(8)  过于依赖教材

中国的文科教育过于依赖教材。就拿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课程来说,过度依赖文学史。笔者在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背诵文学史教材上的知识点。对于每个作家、每个作品的评价,也是按照教材的说法来背诵,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除了一些历史事实需要记忆外,对于作家作品的评价应该由学生自己作出,教材只能作为参考。学生应该通过对作品的研究与阅读,经过自己的深入思考,得出自己的观点,这样才能提高自己对文学作品的感受与评价能力。学生最应该读的是作品,而不是文学史教材。而在教学中,我们的学生往往对文学史教材很熟,作品却读得很少,只记住了一点死知识,没有形成自己的见解,思维能力也没有得到锻炼,这也是最后写毕业论文感觉困难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在其他文科学科的学习中,同样存在这类问题。政治与哲学课,应该多读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原作,而不是只读课本。课本往往只是一家之言,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观点。其实,原著要比课本高明得多,也有意思得多,可读性也要强得多。但是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的政治与哲学,读过几篇经典原著呢？不读原著,仅靠拾人牙慧,是不可能真正理解那些政治家和哲学家的思想的。

中小学同样如此。中学语文、历史、政治等教材过于简单,而且阅读量太小,很多内容学生完全可以自学。如果老师再照着课本讲,学生听起来就味同嚼蜡。应该扩大学生的阅读量,让学生在阅读中通过自己的思考获得知识。

(9)文科教学问题主要责任不在老师,而在于政府教育管理部门

虽然老师是教学活动的执行者,但教学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不能完全怪老师,关于文科教育的许多问题,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负总责。是教育主管部门制定了教学大纲,制定了一堂课好坏的标准。每年的模范教师公开课、讲课比赛、教师课堂教学水平达标测试等,都对普通老师的教学起到了引导作用。比如优质课的标准制定者认为,语文老师必须要讲时代背景、作者简介、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艺术特色,要进行词句分析,那么老师只好按标准行事。教育局的一些教研人员已经规定了一节课应该怎么讲,做好了一个套子和标准,简直就是八股文。老师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受到很大限制。再美的文章,这样进行味同嚼蜡的琐碎分析的时候,只能令人生厌了。同时,教育主管部门制定了考试评价标准。考试考什么,学生就会学什么,老师就会教什么。考死记硬背的东西多,教师就只好让学生背。文科教学今天的状况,广大文科教师其实是很无辜的,很多东西都是“上级”定的,老师只能照章行事。

一些大学的学者、教授经常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中小学教师,可以说是搞错了方向。中小学的课堂教学难度绝对要高于大学,大学老师没有亲身实践,是感受不到中小学教学的实际情况的,一些学者、教授的批评往往也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化的、想当然的。即使贵为教授,他并不一定能胜任小学老师的岗位,大学教师批评中小学老师,是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没有看到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可以这样说,政府主管教育的官员思辨能力差,有着一些错误的观念;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他们又制定了很多不合适的政策和制度;这些政策和制度又引导和束缚了广大教师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活动,最终造成了教育的不良后果。对中国教育的问题,教育管理者应负主要责任。

(四)把孩子当成“孩子”

忽视孩子的思考能力,把孩子当成不懂事的“孩子”是中国人在教育观念上的最大错误之一。中国人有一种教育观念,即孩子是一张白纸,他的未来全在于家长和老师怎么去涂画。这种观念很符合一些国人思维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的特点。他们只看到了孩子生理及心理上不成熟的特点,便把孩子当成了自己可以随意涂抹的一张纸,完全忽视了孩子的主观能动性与思考能力,把孩子当成了完全受自己控制的作品。再说了,你家长和老师的绘画水平如何？你能保证把这张白纸画成美丽的画吗？你怎么能拿孩子的一生为自己的绘画水平做试验呢？当然,中国家长的一个特点就是盲目自信,个个都把自己当成育儿专家,再烂的绘画水平也把自己当绘画大师。好在,孩子不是白纸,他不会任家长摆布。孩子是人,是有个性的、有思考能力的、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虽然他们的智力还在发展阶段,但绝非像白纸那样,只能等着别人来画。

每个孩子一出生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在个性气质、智力、情绪、体力、神经敏感度等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从一出生,他就开始探索这个世界,试图去理解这个世界。当他有了语言工具后,思维能力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他们的大脑无时不在活动,他们对世界有自己的认识、自己的观点,他们也有人格、有尊严。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非常有道理,七八岁儿童的大脑发育已接近成人,智力结构基本定型。

2009年上映了一部电影《小人国》,这是一部纪录片,摄制组从2006—2008年真实拍摄了北京郊区一所名为巴学园的幼儿园,记录了一群2〜6岁孩子的真实生活。从这部电影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每个孩子都与众不同,有着自己的个性和思维特点。成人不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制造”某种标准的孩子,而应该充分尊重孩子的个性,提供良好的环境让孩子自由发展。

东方卫视第一财经频道“头脑风暴”节目有一期是《给未来CEO的人生箴言》,嘉宾是几个中小学生,这些孩子的思维能力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于经济形势、企业发展等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对于自己的未来的定位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清晰得多。有个别的孩子思维能力要超过在场的成人嘉宾,他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和论证、对于社会的了解让人惊讶。这说明孩子的思维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当然限于知识和经验,他们的看法有一点幼稚是非常正常的。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一些贫穷的家庭,孩子往往在很小的时候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他们的独立能力、面对困难时爆发的能量是让人吃惊的,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对待任何一个孩子。《重庆晚报》2006年3月16日刊登了一篇报道《八岁女童撑起一个家》,说的是重庆市黔江区鹅池镇方家村8岁的小女孩倪东艳,父亲去世,母亲智障且下肢瘫痪,家庭极度贫困,但懂事的她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一手包揽洗衣、做饭等家务活,并担负照顾母亲的重任。她有孝心,为了照顾母亲拒绝被收养;她很懂事,在搬进福利院之后,便呼吁大家不要再捐款给她。自尊、自立、自强,这就是一个8岁的孩子。笔者在这里谈这件事并不是说要让孩子做一些超出自己年龄的事情,而是要证明一个孩子的独立能力是多么地强大,绝不能把他们当成什么白纸,不能低估他们的能力,要像尊重成人一样尊重他们。

有人说,中国人拿孩子当“物”,美国人把孩子当“人”。在中国,一些人总是认为孩子不懂事,从来不把孩子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忽视孩子的思考能力和能动性,低估了孩子的智力水平。父母在做事的时候很少询问或听取孩子的意见,甚至是关于孩子的前途命运的重大选择,也会自作主张。在物质上会对孩子有求必应,而在思想上却很难信任孩子,他们只管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培养孩子,而难以相信孩子会有什么“见解”和“观点”。中国有句俗话：“大人说话,小孩听着就是了,不要插嘴。”而在教学上,就体现为填鸭式的灌输,而不是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获得知识。中国的老师和家长都喜欢替孩子作各种决定,而不是让他们自己决定。不让他们思考,他们的思维能力又如何能得到发展呢？

如果我们像对待成人一样认真地去听孩子们的谈话、去读孩子们写的文章,我们就会发现孩子的思维是多么地复杂,甚至有不少孩子的思维能力要强于很多成年人。让我们看一位小学老师所写的体会《别把孩子当白纸》:

在一年级教数学活动课《丰收的果园》时,书上的教学任务已经完成,但离下课铃响还有一两分钟,于是,我顺着教学内容问道：“收了这么多水果,你猜小动物们会把这些水果拿来干什么？”学生们纷纷举手,踊跃发言。有的说:运回家过冬；有的说:全部吃掉；还有的说：分给其他小动物；运回森林开庆祝会;卖掉;一些吃掉,一些藏起来过冬,还多了就卖掉……我接着问：“如果小动物们要把水果卖掉一些,小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些苹果、梨该卖多少钱一斤？”学生们都争着发表意见:每斤苹果5角、1元、3元、5元、2元……说每斤苹果2元的小朋友说前两天我和奶奶去水果店买过水果的,苹泉就是2元一斤。”我问他为什么别人卖2元一斤,我们就也要卖2元一斤呢?”小朋友回答我说如果我们卖3元一斤,别人就会觉得太责了,都不来买了。”我问那我们比别人卖得便宜一些,每斤苹果1元8角好吗？”许多小朋友都说那我们要不合算的。”还有一个小朋友说如果我们卖得便宜,买的人就会很多,赚的钱也会比别人多,妈妈跟我讲过的……

这些是入学才一两个月的一年级学生,他们不仅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连薄利多销、根据市场定价格这样的道理都懂,不能不让人惊叹。以往,我们老师常常把孩子设定为一张白纸,想象我们所要教的都是学生未知的,并且把所有的学生都放在同一起点上,我们强调的是按照知识的结构来展开教学,我们希望的是所有的孩子用整齐的步伐向前迈进。可是现在的孩子,他们有父母的超前教育,有电视、书籍的潜移默化,他们受到的是方方面面的信息,在他们的纸上早已画上了色彩斑斓的图画。①

这些小孩子并没有学过经济学,但他们在生活中通过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却悟出了很多的知识与道理。他们并非一定要通过老师和书本来学习知识,他们自己通过实践、通过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同样能获得很多知识。

2009年8月27日,中央电视台的“朝闻天下”栏目播发报道,批评了一款名为“摩尔庄园”的网络游戏。在这期节目中,记者照例釆访了典型人物和专家,除了对游戏本身进行质疑,更宣称沉溺于网游会削弱青少年意志,而家长们更是忧心忡忡。但让所有的成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期节目激起了孩子们强烈的不满。这些年幼的玩家认为,来自成年人的批评是愚蠢、不公平的,“成人不能主宰儿童”。随后他们在“朝闻天下”的百度贴吧里,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爆吧行动,其发言多半用语粗鄙,有“炸了你”之类的威胁,更不乏“杂种”这样的辱骂以及其他不堪入耳的肮脏言辞,而这些孩子大部分是小学生。这就是轰动全国的“8•27儿童网络暴力事件”。[114]

这个事件让很多成人吃惊不已,他们不能想象自己的“好儿子”、“乖乖女”竟然会成为一群网络暴民。这给了成人一个教训,儿童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像成人一样,他们的性格同样是立体的、多面的,他们的思维同样是复杂的。他们是比成人要单纯,但那只是相对的。实际上,有很多家长不了解自己的孩子,他们看到的往往只是孩子性格的一面,却看不到孩子的另一面。我们经常听说这样的事情,一个孩子违法犯罪了,家长甚感不解：孩子在家一直很乖、很老实啊？怎么会做这种事？其实,一个在家很老实的孩子,到了学校可能就不老实了；同理,一个在家不听话的孩子,却有可能在学校里很听话。成人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管制孩子,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志去要求孩子,必须尊重他们,像待成人一样对待他们,认真地对待他们的一切想法。

中国小学语文教育大纲规定小学生要以写作记叙文为主,这种规定是不合适的。这是因为决策者没有认识到小学生思考能力的强大,他们误认为记叙文比议论文更容易。其实,即使是小学生,他们对生活、学习中的各种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对客观世界有自己的认识,完全可以通过议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美国小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写议论性的文章,表达与论证自己的观点。这种论证自己观点的过程就是思辨能力训练的过程,中国的学生缺的就是这种训练。

在中国,一般人都会觉得,研究是属于高级科研人员的事,研究能力也非人人有之。独立研究,应该在有丰厚的基础知识以后才能进行。因此,大学四年本科毕业后,如果考上“研究生”,那才有资格开始“研究”。而美国人则相信,孩子具有同成人一样的独立研究、独立动手的能力。因此,美国教育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为孩子独立研究、独立动手能力的发展提供所需的时间和空间。在美国的学校里,十分讲究培养和发展孩子独立研究、独立动手能力。所以美国孩子从小学开始作研究。我们在前面已经举了多个中小学生作研究的例子,此处不再多说。

高钢教授在《遭遇美国教育》一文中谈到美国中学的历史课上,一位老师给孩子留下了这样的作业你认为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有什么局限?”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建国的伟人之一,是美国精神的代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不仅被视为美国的立国之基,而且是全世界最经典的法律文件之一,被无数学者视为人类杰出智慧的结晶。这样伟大的作品,小孩子能看懂吗？他们能看出局限来？高钢写道：

儿子为了回答老师的问题,在互联网上找到《独立宣言》的原文和评价《独立宣言》的各种文章,一边阅读,一边作笔记。他感慨地对我说托马斯•杰斐逊绝对不是一般人！”我问儿子他哪儿不一般啊？”儿子当时就朗诵起《独立宣言》的原文来：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儿子接着感慨道不可思议！200多年前的人怎么就能有这样杰出的思想！可能是受到的压迫太深重,才生出了特殊的智能。”

我问他你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局限?”儿子说：“我没有发现他的局限,我倒是看到现在人的局限了！”几天后,他把他的作业给我看,题目是《我们今天离托马斯•杰斐逊有多远》,里面充满了现实批判精神。[115]

一个中学生,就对这样伟大的作品有了如此深刻的看法,这足以说明中学生的思维能力已经很强大,完全能够对各种社会问题产生并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们在教育中必须充分认识到孩子的思考能力,并充分利用和训练这种思考能力。

(五)束缚个性发展,强调整齐划一

束缚个性发展,强调整齐划一是中国教育饱受批评的一个弊病,大家在这方面的讨论很多。可惜的是批评了这么多年,中国教育却仍然如此,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前面曾经谈到,中国的教育过度地“有为”,对孩子管得太多,中国的学校都是半军事化管理。这种管理模式不仅是束缚了孩子个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阻碍了孩子独立思考能力和思辨能力的发展。

有人把中国的教育比做普洛克路斯忒斯的铁床,非常形象。普洛克路斯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他终日守在路边捕捉过路人,并将这些过路人都按在一张特制的铁床上去量一量,凡身体超过床长者均要被他用斧子砍去脚截短,而不及床长者则要被他硬拉成与床一样的长度,以使他们的身体与他的铁床的长短相等,这才符合他的标准,那些过路者没有人能从这种丈量中活下来。我们的教育正是如此,教师的角色被定义为园丁,要做的就是对学校这一花园中的花草按照某一预先制定的标准进行修剪,以使这些花草都长得一模一样、千人一面。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哪里会有自己的思考能力呢？

我们常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说对同一个事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样也不存在两种完全相同的观点。所以要求学生都拥有同一种思想、同一种观念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学生往往只是为了考试才去背诵某些思想和观点,而实际上他自己并不一定相信。中国的教育就是一个标准的套子,把学生硬往里套,忽视个人观点,忽视个体在个性、兴趣、思维等方面的不同。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我们的教育都对学生提出了过度统一的标准和要求。中国的老师总是喜欢替孩子作决定。

美国曾有三个学者用录像机在日、中、美三国的幼儿园汆下真实镜头,然后请学前学校的教职工、孩子的家长和有关专家对录像作出评论。下面是有关人员在看完有关中国的一所学前学校——东方幼儿园的录像后作出的评论：

绝大多数看过中国录像带的美国和日本的有关人员都强烈地反对他们所观察到的东方(幼儿园)的僵硬、严厉和军营似的过分严密的管理。这些反应都给东方(幼儿园)以否定的评价,“老师过多地指导孩子们的玩耍”；“老师过多地限制和控制了孩子们的行为”；“整个气氛被控制太多”；“孩子们独立自由地玩耍大少”；“孩子们活动的水平太被动、太克制、太驯服”。

例如,一位日本学前学校的管理人员是这样评论东方(幼儿园)的：

“孩子们看起来是如此的压抑。没有任何东西是自发的。学校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冷淡,那样的缺乏欢乐。孩子们被期望的就是变得如此的不像孩子。

所有一切都强调：坐要笔挺、要绝对肃静、站队要成直线。这让我想起旧时代的日本学校。我希望中国不要从我们这里学去这些东西！”

另一位在火努鲁鲁的美国学前学校的老师的反应也极为相似：

“过分严密的管理,使得东方(幼儿园)看起来更像一座军营,而不是一所学前学校。我认为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如此过分地强调纪律秩序和行为规范,以致不惜以摧毁孩子们的创造性为代价。对孩子们来说,这是如此重要的感知和身心发展的年纪。这个录像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孩子被边使按照固定的方式去搭积木,而不允许孩子们自然地、或发挥想象力地去玩积木。他们被迫使像装配工人那样按照说明书去搭积木,这是根本违背玩积木的宗旨的。另外,这所中国学校要所有的孩子在同一时间上厕所的方式,我想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共产主义的原因？或者是中国文化的因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虽然在我们的关于东方(幼儿园)的录像带中被看到的军营似的严密管理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谴责,但是许多给我们提供资料的中国人却认为,严厉的管理、纪律秩序和控制是学前学校的教学法和孩子社会化的精髓所在。许多(但是,像我们应看到的,并不是所有的)给我们提供资料的人,在整盘录像带中都对纪律秩序和严厉的管理引以为豪。[116]

毫无疑问,我们军营般的幼儿园管理是美国人和日本人难以理解和难以接受的,但我们很多中国人却认为就应该这样对待孩子,就应该进行严厉的管理和控制。不久前,佛山一高中32名女生因留长发被赶出校门,因为学校对女生留什么发型也作出了统一规定[117],这是中国教育喜欢整齐划一的一个典型事例。

中国的学生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要作笔记,很多教师都特别强调要做好笔记,并且还想办法逼迫学生作笔记。什么是笔记？就是老师讲的东西;为什么作笔记？因为考试要考老师讲的东西,老师讲的是标准答案,作笔记是为了方便背诵。这就是整齐划一,无论什么问题,都要按老师的说法为准,学生根本用不着去自己寻找答案,根本不用自己去思考,只要背下来就行了,那么谁还会去思考呢？思考了也没有用,自己想出来的老师不会认为你对,他只认同标准答案。这样长年不思考,思考能力怎么能进步呢？

在中国,学生背的多,自己思考的少;而在美国,学生背的知识很少,但却通过自己的思考悟出了很多。我们的学生是背诵老师教给的和书本上的知识和思想,学生们得到的东西全都是一样的。而美国学生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来获得知识,他们的观点是自己得到的,是各不相同的。中国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中国人忘记了祖先的告诫,而西方人则把这当成了真理来实践。

2004年1月4日,CCTV-2的“对话”节目播出的是对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和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德•C•莱文的采访。当被问到经常会对大学新生提什么要求时,莱文回答说质疑一切,努力学习,独立思考。”莱文校长的回答让我们深思,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培养的学生,不会盲目听从于某种标准答案或是权威,而用自己的脑子去怀疑一切,通过独立思考得出结论。他们的思辨能力怎么能不强？而反观我们,一直到大学还在背笔记、背教科书,怎么能有强大的思辨力？

西方大学老对中国留学生最普遍的印象就是缺乏质疑与独立思考能力,虽然他们学习非常认真、非常努力,但他们会盲目地、简单地相信老师所讲的话。西方大学老师建议中国学生不要盲目地相信书本、老师、媒体,而是要向一切发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学生往往不会问为什么,好像学生不该对老师提出怀疑。在美国,当老师要求学生做什么的时候,有更多的学生会问“为什么”。其实,我们中国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同样是喜欢问“为什么”的,但是经过十几年中国教育的毒害,变得不会质疑、不会思考了。

二、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

中国的家长倾向于过多地控制与干涉孩子,这种控制与干涉是以“爰”的名义进行的。但是过度的“爱”就是“害”,在中国不知有多少孩子被这种过度的“爱”害了一生！中国人把带孩子称为“哄孩子”,这个说法确实很准确,中国人正是用各种欺骗的手法来对待孩子。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家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曾子杀彘”的故事,但是却把曾子的告诫当成了耳旁风。现今的许多中国人,思维观念仍停留在两千多年前曾子的妻子的水平,对待孩子还是靠“哄”,笔者觉得,每个中国父母都应该熟记曾子的告诫。笔者这里谈起这个故事不是讲诚信,而是讲要像尊重大人一样尊重孩子的人格和思考能力。很多父母认为孩子不懂事,哄骗后他很快就忘记了,不会对孩子产生影响,其实是大错特错。在很多情况下,孩子能够想到自己是受了骗,心理上会产生一定的受辱感,不仅是不再相信诚实,思维上也可能变得情绪化和偏激。

中国的父母经常用简单命令的方式去要求孩子,并且没有足够的耐心和孩子讲道理。特别是,中国家长很难接受孩子特别是未成年孩子对自己说“不”,听到孩子对自己说“不”,很多家长会觉得很没面子,没了威严,觉得孩子“翻了天了”,甚至会用高压的方式强迫孩子服从自己。但我们要想到,孩子是会思考的、有感情的、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不是机器,他有权利说不,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思考决定自己的一些事情。

(一)包办一切扼杀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

中国的很多家长以“爱”的名义对孩子进行过多的控制与干涉,忽视了孩子在人格上、思想上、行为上的独立性,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的附属品。中国有很多家长喜欢替孩子作决定,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到孩子的头上,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人。这种做法严重地弱化了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因为孩子自己从来不用作决定,不用去思考,家长都替他想好了,缺乏自己做决策的经历与训练,何谈什么思辨力的发展呢？

某电视台曾播出这样一期节目,说的是湖南一个成绩优良的高中生,性格内向,喜欢哲学而不愿听从家长的话去考大学建筑系,于是他放弃了考到一半的高考。回家后老师与同学、心理医生都说他有精神病,7年前他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母亲在电视上述说着自己对儿子的思念,希望这位失踪的儿子能与她联系,并保证再也不会干预儿子以后的生活选择。而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则谈起过一个男生本来可以在北京工作,但父母却不同意,硬要他回南方,给孩子造成了重大打击：

我外甥2007年大学毕业,毕业后本来可以留在北京工作的,他本人也喜欢在京工作,但其父母硬要他回广东工作,没办法忠孝不能两全,回来了,在深圳一家镇级医院上班。由于他不喜欢这里的工作,所以对工作消极,沉醉于网络、论坛,已达到走火入麾的境界,经常不上班,精神恍惚。而立之年仍单身一人,我应该怎样才能帮到他？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太多了丨孩子连在哪儿工作的自由都没有,家长都要横加干涉,孩子不同意家长还不接受,甚至采取各种极端方式威逼孩子就范。多次看到过有新闻说,北京、上海的父母哭着要求孩子回来工作,不要留在外地。同样,孩子考大学也是如此,父母会强制孩子要考某所大学或某个地方的大学。这种父母的思维方式是有很大问题的,他们自己是井底之蛙,见识短浅,却让孩子必须按他们的要求行事,很可能会毁了孩子的一生。

中国家长对孩子的过度控制与干涉表现为两个方面,即严厉与溺爱。严厉就是严格控制孩子,剥夺孩子的自由,孩子必须听从父母的;溺爱就是对孩子极不放心,什么都要替孩子想好并安排好,孩子不能做的事帮他做,孩子能做的事也帮他做,而对孩子的错误则采取放纵态度。中国家长时常以“孩子不懂事”为理由放纵孩子的不良行为,想不到这些不良行为一旦形成习惯,就影响了他的性格与思维的发展。我们必须要让孩子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错了就要被批评,甚至受处罚。

(二)一个民族的未来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母亲,“中国妈妈”却是贬义词

孩子是一个民族的未来。无论是哪个民族,女性都担负着培养孩子的主要任务。在幼儿时期,妈妈与孩子接触的时间要远远超过父亲,她们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人说,一个民族的未来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母亲,是非常有道理的。

遗憾的是,“中国妈妈”在国际上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专指那些过度控制和溺爱孩子的父母。“中国妈妈”在孩子面前扮演了多种角色:保姆、警察和独裁者。保姆是指溺爱孩子,替孩子做很多事情;警察是指像警察一样监视孩子,不允许孩子有自由和空间;独裁者是指孩子的一切事情必须由她来安排,孩子就像是一个只能服从的奴隶。毋庸讳言,“中国妈妈”的很多做法确实值得商榷,她们对孩子的事情大包大揽,不管孩子能不能做的事情,她们都要帮孩子做;她们严格控制孩子的行为,孩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让她同意;她们不允许孩子有自己的选择,从吃穿住行到上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娶谁嫁谁等不论大小的问题都要干涉,并要求孩子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她们溺爱孩子,常常以“他还是孩子”为借口放纵孩子的错误。

“中国妈妈”对孩子的过度控制与溺爱表面上是爱孩子,其实是对孩子的蔑视。他们没有看到孩子的独立能力和思维能力,很多事情孩子完全可以自己做,根本不用家长帮忙,家长的帮忙反而是使孩子失去了思考的机会,失去了锻炼的机会。这些做法绝对是害了孩子,甚至会造成与孩子的矛盾。许多亲子矛盾都是家长对孩子过度的干涉引起的,一些家长总是困惑为什么我们爱孩子却遭孩子恨?”他们不知道,正是他们的过度控制使得孩子失去了自我,成了奴隶或是机器,当然会引起孩子的不满。

美国的小孩几个月能抱住奶瓶时,就自己抱奶瓶喝,等到一岁左右,大人给系个大饭兜,小孩就用自己的一套小盘小碗,坐在小孩吃饭的特制椅上,用手抓着吃,抹得到处都是。而中国的孩子到了好几岁还要大人喂,大人要想让他吃饭要追着他满屋子跑,又操心又费劲儿。中国人见孩子摔了,会赶紧扶起来,甚至还要哄孩子,把绊孩子的东西打几下。而美国人根本不当回事,该干嘛干嘛。我们的做法会让孩子形成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不管出了什么错,都怨别人,是别人的责任而老外的做法是让孩子为自己负责。

很多大学生由于受到过度溺爱,以致生活不能自理或是很容易形成坏习惯,父母主动或者是无奈地前来“陪读”,由此产生了大批的“陪读妈妈”,成为中国大学一道别样的风景。我们的很多学生在中小学从来没有自己作过决定,从来不用为自己做什么事而作计划,因为有老师和家长替他们决定、替他们计划。而一旦上了大学,环境宽松了,需要他们自己作决定、自己作计划了,他们便不知如何是好了,因为她们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很多大学生无所事事,空虚无聊,甚至沉迷于网络不能自拔,学校不得不把其家长请过来“管”他们。当然更有很多妈妈是主动陪读的,因为她们总是对孩子不放心。我们说,在中小学阶段,父母陪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学生父母还要陪读,这就不正常了。从陪读现象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年轻一代难以自立,而且是两代人的生命同时在白白浪费。

《重庆晚报》2009年11月5日报道,17岁的卢露(化名)从重庆一中毕业,进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金融管理专业学习,刚出国就遭遇着装危机——从小穿衣靠妈妈料理的她,第一次独自生活,经常不知该穿什么,只好每天凌晨叫醒妈妈,通过QQ视频帮她远程把关。孩子的父亲对此表示担忧,因为妻子总是为女儿准备好一切,很多事情卢露都不愿单独去完成。青少年心理专家贺小燕表示,卢露的穿衣危机是因母亲太娇惯,“剥夺”了她的自立能力。卢露母亲需将女儿“放归社会”。这种过度的“爱”其实是害,使得孩子失去了自我管理的锻炼机会,独立思考能力得不到发展,结果就会成为一个没有主见的、依赖心理严重的人。

而更遗憾的是,“中国妈妈”们常常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她们常常充满自信地自认高明。甚至直到恶果来临,自己的孩子性格上出现了重大缺陷或者做出了害人害己之事时,她们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会这样？其实很多恶果都是自酿的,就是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应该说,过度控制和溺爱孩子的妈妈在哪个国家都有,但为什么“中国妈妈”能够名扬世界？是因为这样的中国妈妈太普遍了。但为什么“中国妈妈”会这样呢？固然有传统文化的问题,但同样有思辨力的问题。“中国妈妈”思辨能力差,对于很多教育理念不能理解,常常想当然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培养孩子。而为什么“中国妈妈”要比别的国家的妈妈思辨能力差？还是教育的问题。由于中国还是一个教育很落后的国家,国民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当然就会有很多“中国妈妈”的文化水平不高,文化水平不高必然影响了她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式。再者,就是中国教育方式的问题,女性本来就不擅长逻辑理性思维,而中国的教育中又缺乏思维训练,必然造成女性的情绪化、简单化思维越加严重。中国男人的思辨力都普遍不高,更别说女人了。

而且中国教育体制下培养出的高学历女生的思维方式与低学历者相比进步太小。女博士写论文时可能是另一回事,但在生活中,一些高学历女性的思维方式却和低学历女性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还不如。她们常常表现为过于自信,过于自信等同于无知。一些高学历的女性自以为很高明、很聪明,忘记了人的知识的有限性和思维的局限性,在做事时自以为是,推理简单,过度自信,不仅做不好,甚至会受骗。而低学历女性明白自己的不是,所以她做事会更小心。

总之,是中国的教育体制培养出了中国式的妈妈。甚至中国的各级学校本身就是一个个的“中国妈妈”。要改变“中国妈妈”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式,就必须改革中国的教育。

(三)教育不仅是学校和家庭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前段时间看新闻,看到了美国总统接受小学生采访的事情,据《环球时报》2009年8月15日报道,奥巴马接受11岁学生采访险被问倒：

美国一位名叫达蒙•韦弗的11岁小学生13日对奥巴马进行专访,他提出了许多刁钻古怪的问题,险些难倒了奥巴马。这名小学生希望奥巴马能够改善学校的午餐质量,并得到了奥巴马的正面回应和承诺。

在发达国家,政坛大姥接受中小学生釆访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在中国这样的事情绝对稀罕。发达国家的做法体现了一个社会对孩子的尊重程度,而中国社会对孩子缺乏足够的尊重。虽然表面上我们也将孩子们称为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但总体上中国的孩子更多地好像是家庭的私有财产,政府把更多的培养责任放在了家长和老师的身上,忽视了社会教育的巨大作用。中国的学校更像一个封闭的军营,学生与社会的接触很少。而在发达国家,青少年有很多的机会参与各种社会实践。

中国人讲究“长幼有序”,缺乏平等的理念。如果我们的孩子遇到长辈,需要叫“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等称呼,而大人最多摸摸孩子的头或拍拍肩膀,称赞一两句,但绝不会与孩子握手。但在美国,孩子遇见长辈不需要叫什么“叔叔阿姨”或“爷爷奶奶”,笑一笑,道一声“Hi!”或“Hew are you?”就行了,而对方都会正经八百地回复问候,并主动伸出手来与孩子握手,还会像对成年人那样对一个只有五六岁的孩子说：“你好!年轻人。”这样,孩子也就十分自然地把自己也看成与成年人一样平等的人了。

1951年,日本制定了《儿童宪章》,其第一句话是:儿童作为人应受尊重。第二句话是:儿童作为社会的一员应受尊重。不管孩子多么幼小,他的人格和成人一样应得到充分的尊重;作为社会的一员,他和其他社会成员是完全平等的。日本也是东方国家,但是他们现在的许多教育理念比我们要先进。

教育这个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我们一般说的教育是指人类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过程,主要指通过学校对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当然还包括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而在广义上,凡是人与人之间的影响都可以称为教育。政府对国家各方面事务的管理更是对国民的教育,如打击违法犯罪是教育人们守法,表彰模范人物是希望人们学习,禁止乱扔垃圾是教育人们要讲卫生。可以说,很多政府都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培养自己的国民,将国民的思想和行为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去引导。管理即教育,提倡什么,禁止什么,都是教育。在这些活动中,中国人落后的教育理念同样产生了不良影响。政府在对国民进行法制、道德、文化等方面的教育时,同样是过于注重知识的传达,而很少引导国民去思考和讨论。但作为成人,没有几个人喜欢背诵这些教条,所以中国政府的这些教育活动多数效果都是不如人意的。

第七章 对策:如何提高思辨力

怀疑一切。

——卡尔•马克思

我们在前面讨论了中国人缺乏思辨力带来的严重危害,谈到了提高思辨力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自然而然,我现在要谈的是如何提高国民的思辨力。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有已所涉及,这里再作一个简单的总结。

思辨能力要从小培养,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培养。从长远来看,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思辨力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途径。十年树木,百年育人。教育要取得效果,需要从婴幼儿就开始,经过十几年科学的、连续的训练。要使我国国民的思辨力获得较大的整体性的提高,需要几代人长期不懈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却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没有强大的思辨力,中华民族就很难在世界竞争中取得应有的位置。

孩子成年之后,思维即已基本定型。十几年的教育与训练也已经使得孩子形成了一定的思维方式、思维习惯,想要改变这些思维定势是非常困难的。人的思维能力的发展与大脑的生长发育是同步的,如果在大脑生长发育的时期缺乏相关的训练,那么大脑相关功能区就不能获得相应的发展。成年后,大脑发育成熟,相关功能区要想再获得长足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思维能力上要想再获得大幅度提高同样困难。比如在语言能力方面,如果一个孩子6岁之前没有学会说话,他就很难再学会了,狼孩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思辨力也是如此,必须从小就训练。

一、给教育工作者的建议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决定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提高国民思辨力的任务主要在教育工作者的身上。要解决思维的危机,必须进行思维的革命;要进行思维的革命,首先要进行的是教育革命。在这个问题上,责任最大的不是广大的一线老师,而是教育事业的管理者、决策者,特别是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应负总责。

教育管理部门制定了教育政策、制度和法规,对广大教师的工作起到了指挥和引导的作用。当前我国教育方面的种种问题,教育管理部门特别是教育部门的责任是最大的。教育事业的决策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人缺乏思辨力的事实,这个事实在多数国民的身上都有所反映。同样,决策者也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必须明白自己可能就是一个思辨力不足的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会更加谨慎地思考问题、审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通过集思广益、学习先进理念等方式弥补思辨力不足带来的缺憾。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给予思辨力问题以足够的重视,更新观念,并制定各项政策、采取各种措施,以培养、提高学生的思辨力。

有什么样的教育观念,就会制定什么样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教育管理者必须注意更新教育观念,用更先进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工作,并改进当前的一些不合适的政策和制度。改善中国的教育状况,领导是最关键的,当然也离不开广大教师以及学生家长的努力。笔者在此向广大教育工作者提一点浅薄的建议。

(一)要转变重知识传授、轻思维训练的观念,做到知识传授与思维训练并重,特别是要想方设法加强对学生的思维训练；要转变“先学理论再实践”的观念,树立读书与实践并重的理念;要转变重理轻文的观念,充分认识到人文社会学科在提高学生思辨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教育的首要目的,其他教育目的的实现都要以一定的思维能力为基础。随着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知识传授在教育中的地位已经下降,思维训练的地位越来越高。要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得出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唯老师和书本是从。要留给学生大量的独立思考的时间,思考与学习同样重要。要深刻理解“从做中学”的内涵,创造条件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实践、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知识。不要过度地依赖书本,要让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更紧密一些,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

在基础教育阶段,要将更多的时间用在文科教育上。应该增加语文、历史、社会、哲学、法学等人文学科内容,提高难度,扩大学生的自主阅读量,改善教法,加强思维训练。相应地,减少数理化等科目内容,降低难度,调整学习方式。高中不能分文理科,大学专业不可分得过细。

文科教材的编写要充分考虑到文科对训练学生思辨力的巨大作用,要增加一些有思维深度的内容,不要低估孩子的思维能力。语文教材要选择更多的思辨性强的文章,到中学要选择更多的议论性文章。哲学、社会学等课程要让学生多读经典原著,让他们用自己的头脑去理解原著。不能唯教科书是从,教科书起到的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辅助就是帮助学生去加深理解,参考就是提供一种或几种观点让学生参考,而不是向学生灌输这些观点。

教育主管部门要在教师和学生的评价方面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标准。特别是在学生成绩的考察方面,必须要作出改变。要重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考察,而不是过多地考察知识的记忆,要改变考试的内容和标准。要对教师的教学方法进行科学的指导,特别是要改变教学的模式化倾向,鼓励教师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采取各种教学方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应该用某种程序化的教学模式来束缚广大教师的手脚。在文科教学方面,要加强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扩大孩子的阅读量。在中小学阶段,应该在教师和家长的指导下,让孩子大量地阅读文史、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书籍。要改革文科教学方法,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结论。

加强识字教育。识字是阅读的基础,幼儿应该多识字。前面已经谈过,中国孩子的阅读能力和阅读量都远远不如美国孩子,美国孩子开始自主阋读的年龄要早于中国孩子。在孩子快速发育的时期,这种差距对其思维的发展影响是很大的。

在写作方面,应该加强议论文写作的训练,小学就应该写简单的议论文和研究性作文。要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观点的论证过程就是思辨的过程。鼓励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讨论,这种讨论越热烈,就越能激发学生去积极地思考,思维就获得了锻炼。不要过多地训练记叙文写作,更不要过多地在辞藻上、修辞上下太大的工夫。我们要记住,语文课的目的不是要培养文学家,而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清楚地表达、严密地论证和准确地理解。

(二)要把孩子当成完整的人来看待

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和社会都需要改变轻视孩子思考能力的观念,要充分地考虑到孩子是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有感情、有尊严的人,孩子绝不像很多中国人想象的那样简单。要把孩子当成完整的人来看待,要给予孩子人格上足够的尊重,绝不要因其是孩子而轻视其观点与见解。要像尊重成人一样尊重孩子,相信孩子。

作为教育工作者,要让孩子的个性与思维得到充分的发展。不能用死板、教条的标准答案来限制学生的思考,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鼓励不同见解,充分尊重孩子自己的观点。教育不是要把孩子培养成某种工业化的产品,而是要提供条件让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三)家庭教育至关重要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教育对孩子思维能力的影响至关重要。现代科学研究表明,从出生到6岁,是孩子智力发育最为关键的时期,所以对于孩子思维能力的培养来说,家长是第一重要的。家长必须牢记这一点,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肩负起自己的重任,想方设法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

现在的家长普遍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但往往是在上学之后对学校教育的重视。实际上,家庭教育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从孩子来到人间的那一刻起,家庭教育就开始了。家长的一言一行都对孩子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的性格、习惯、思维方式,基本上是在与家长的接触中建立起来的。单单重视是不够的,家长还必须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使用科学的教育方法。错误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不仅不能教育好孩子,甚至适得其反。

作为家长,孩子在其眼里总是柔弱的、天真的,这可以理解。现在的中国家长最容易犯的是溺爱孩子的毛病,溺爱不仅是害孩子,更是对孩子的一种不尊重和不信任。不尊重是始终将孩子当做弱者去扶助他、去满足他,弱者总是需要依赖别人。如果家长始终把孩子当成弱者,那孩子就永远也不会成为强者。不信任是不相信孩子的思维能力,忽视孩子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性及其主观能动性,不相信一个孩子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在很多方面照顾好自己。

作为家庭教育的主力,“中国妈妈”必须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多学习、多思考,改变保姆式的、警察式的、独裁式的教育方式,减少对孩子的过度控制和溺爱,给孩子充分的自由空间和足够的人格尊重,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如果你一直把孩子当成男子汉和淑女来培养,那他们就会成为男子汉和淑女;如果你一直把孩子当成手心里的小宝贝,那他们永远也难以长大。

中国的家长应该树立一种观念:家长与孩子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要耐心地对待孩子提出的各种问题,要与孩子通过讨论的方式交流,就像与自己的朋友或是同学讨论问题一样。讨论的过程就是思辨的过程,是对思维能力的锻炼。在很多家庭问题上,要与孩子讨论,征求孩子的意见,这也是让他动脑子的过程。尽可能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孩子,更要少摆家长的臭架子。不要因孩子观点的天真而去耻笑他,要尊重他的每一个观点。对于要求他做的事情,要尝试用说服的方式,而不是命令的方式。当家长辩论不过孩子时,要承认自己的失败,而不能强词夺理,甚至恼羞成怒。其实更多的时候,家长不是辩论不过孩子,而是没有足够的耐心。他可以和同事辩论上几个小时,却不愿意耐心地和孩子讨论几分钟。

我们能看到,近些年来,很多中国家长的育儿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平等地对待自己的孩子,给了孩子足够的尊重和信任,也从孩子那里获得了同样的尊重与信任,其效果是良好的。

(四)政府和社会要担负更多的责任

中国的政府和社会缺乏对少年儿童的足够的尊重,虽然口头上、法规上体现了对孩子的爰,但这是一种缺乏尊重的爱,更是缺乏公共性的爱。孩子不仅是属于一个个家庭的,更是属于社会的。而在中国,政府把培养孩子的责任过多地推给了家庭,甚至把学校办成了公司,父母地位的高低、家庭的贫富决定了很多孩子的前程。在一个现代国家,这是不应该的,政府应该对下一代的培养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因为孩子是国家的财富,是整个社会的财富,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政府要做到平等对待每一个孩子,绝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孩子。但在我们国家,教育不公平的现象还非常普遍地存在,且这种不公平的鸿沟有扩大之势。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对孩子前途的影响巨大,以至于他们从小就能感受这些不公,而这些深深映在他们脑海中的不公常常会扭曲他们的思想与心理,影响其思维的发展,使其难以理性地、全面地看待问题。在广大农村地区,设施、师资等教育条件与大城市相比极为落后,这给其思维能力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致使相当多的孩子因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不能成才,这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尽力保证教育的公平,在当前,特别是要改善农村教育设施与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的现状,促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贫富之间的公平。

在发达国家,政界、商界、文化界等领域的大佬或明星接受中小学生采访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这体现了一个社会对孩子的尊重与信任,这些大佬、明星们如此郑重而且耐心地对待一个孩子的问题,能使孩子们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并获得对自己思维能力的自信。很多国家的中学生就可以去调査研究各种社会问题,包括国家管理、市政建设、政治问题、企业经营等,多数相关单位都会予以配合,且能够充分尊重这些中学生的劳动,这些社会实践对学生的思维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在中国,这样的事情绝对稀罕。中国的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都要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提供各种机会让孩子们展示和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

二、给领导干部的建议

笔者一直在强调,政府或是单位的决策者的思辨力对一个地区或是单位的前途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上级的思维方式对下级有引导和示范的作用,即所谓上行下效。所以提高决策者的思辨力是提高国民思辨力的关键。但决策者由于年龄、所受教育的时代特点等方面的原因,其思维方式一般已经定型,很难改变。笔者也并不期望现在的决策者能够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但由于决策者对一个单位甚至国家的巨大影响力,笔者仍要给决策者一些建议,希望他们尽量不要制定或少制定不合适的政策。

在中国的这种体制下,上下级之间等级关系分明t很难做到平等地、坦诚地交流。上级决定了下级的前程,下级对上级只能服从,这造成了一部分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在这种情况下,致使上级在对于自己的认识上产生了偏差,经常是过度地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所以中国的领导很容易把自己当成全才和天才,认为自己总是对的,认为自己总是很高明。作为政府的一把手,今天指导经济,明天指导文化,后天指导教育,似乎他什么都懂;作为高校的一把手,今天到文学院指导,明天到理学院指导,后天到法学院指导,似乎他什么都行;作为企业的一把手,今天指导生产,明天指导宣传,后天指导销售,似乎他什么都能干。他们很难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很难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很难包容不同的观点。作为决策者,中国的领导应该清楚地认清这一点,必须始终保持冷静和理性的头脑,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表面上你得到的是服从与奉承,背后却可能是不屑与蔑视,甚至是谩骂；表面上夸赞你是天才,实际上却可能认为你愚蠢无知。

作为中国的决策者,最重要的是要深刻而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思辨力不足的现实,特别是要认识到自己就很可能是一个思辨力不足的中国人。只有树立了这种观念,才会有意地去反省并改善自己的思维方式,提高自己的思辨能力。由于成人思维定势的顽固和自我认识的困难,特别需要决策者善于包容各种观点,鼓励不同意见,接受批评和监督,利用集体和群众的力量弥补个人思辨能力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在工作中作出更为合理的决策。

三、给个人的建议

思辨力的提高需要从小就进行训练,成年之后要想快速提高思辨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还是有可能的。现在书店里有很多有关思维方面的书籍,但思辨能力的提高不是读几本书、背诵些许知识就能实现的,它必须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这个时间也绝不是几天、几周或几月,它是要用年来计算的。当然,这个训练不一定是专门的训练,它可以通过大量的阅读、深入的思考、理性的讨论而自然地进行。在此,笔者对那些愿意改善自己思辨力的朋友提几点愚见。

(一)多读书,多思考

记住思考的重要性,学与思同等重要,要养成思考的习惯。多读书能使人更加全面地了解世界、了解社会、了解人生,接触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观点。多思考就是对获得的知识、思想和观点进行梳理、比较和辨析,形成自己的看法。你读的越多,你的知识面就越广,了解到的信息就越全面;在这些更广更全的知识基础上进行思考,你的思维也会更加全面、深刻。

(二)敢于读并且要多读自己看不懂的书

在阅读上,人们总是倾向于阅读简单易懂而且轻松的文字,这是人的正常心理。但很多知识的获得和思维能力的提高,需要去读一些更有深度的文字。这些有深度的文字能够激发你去思索,锻炼你的思维。所以即使你一时读不太懂,也要坚持去读,只要你坚持下去,你就会慢慢地弄懂,理解能力、思辨能力就会增强。而那些简单的、浅薄的、轻松的文字,不会对你的思考能力起到什么好的作用,甚至会使你的思维变得简单与浅薄,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消磨了你的时间。在中国当前的图书市场及网络上,这类简单而浅薄的作品已是泛滥成灾,快餐式文学作品大行其道。对于成年人来说,这只是消遣;但如果未成年人长期地阅读这类缺乏思辨性的作品,对其思维能力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要读一点逻辑学著作,了解一些有关人类思维的常识;读一点哲学著作,锻炼思维的严密性;读一些学术著作,特别是与自己的工作、专业有关的著作,既提高自己的思辨能力,同时也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三)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同样重要

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已经比较严重,之所以产生这种隔阂,是因为阶层之间互不了解,互不了解的结果就是互不理解。这种隔阂会造成人的心胸的狭隘和思维的片面。比如城市人与民工之间的隔阂,虽然同是生活在城市,但之间的交流是很少的。而城市人对民工的反感正是由于对民工工作、生活等的不了解,而一旦去深人了解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原来的很多想法都是错的。仅从书本去了解社会是不够的,要走出去,与各阶层的人接触,与各种类型的人接触。

(四)建立理性讨论的氛围,开诚布公、心平气和地讨论

中国社会整体上缺乏讨论的氛围,中国人在当面讨论的时候,经常是过于客气;而在背后讨论的时候,又常常过于刻薄甚至是恶毒。同时,中国人由于思辨力的不足,造成不善于讨论,不善于说理。即使有讨论,也往往不够深入,只能进行有限的几个回合。在讨论的时候还经常逻辑混乱,表达不清,理解有误。至于网络上,理性的讨论则更少。这是不利于人的思辨力的发展的。我们需要建立理性讨论的氛围,大家各抒己见,互相学习切磋。讨论是发展思辨力的重要手段,会有效地激发人积极主动地去思考、去说理,从而锻炼了思维。这种理性讨论的氛围的建立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一两个人的努力是难以奏效的。

(五)怀疑一切

马克思的座右铭:怀疑一切。“怀疑一切”是指研究问题要有自己的判断,对任何权烕的结论甚至常识,都可以进行怀疑。显然,这种怀疑精神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提。没有这种怀疑精神,后人始终生活在前人观点的阴影之下,社会是不可能获得发展的。怀疑一切是为了发展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发展自己的思维。同时,也能够避免被人利用、被人忽悠、被人蛊惑,避免因轻信而受到损害或害人。

等你毕业时,你发现,你在学校学到的一些观点并不正确。因为毕业后你对一些问题的结论,是自己独立思考得来的;而在学校里学的一些观点,是老师和课本告诉你的。

当然,怀疑一切主要是用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主要是用来对待观点,而不能以此来对待人如果我们都在社会生活中怀疑一切人,那这个社会就乱套了。

四、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我们在生活中常会遇到这样的人,当你向他讲某些做事或做人的道理时,他们会说:“你说的道理我都知道啊,别跟我讲道理。”确实,他们知道这些道理,但他们为人做事的时候却忘记了这些道理。笔者本书所讲的一些东西,同样有人会觉得他都知道。

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很多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却不会按照这些道理去做事。虽然有时我们都在批评政府,批评政策,但是如果你做了领导,你会不会比现在的领导做得更好呢？能不能改变现在的许多政策呢？你会说当然,其实会很难。我们并不是从人际关系和政治的角度说很难,而是从个人思维的角度来看的。当你是一个百姓的时候,你这样想；当你是一个领导的时候,你就会是另一种想法。一些学校,有的老师对校长很有意见,等到有一天他自己当了校长的时候,他的思维方式和前校长一样,甚至还不如人家。当了领导就变了。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太正常了。中国之所以进步慢,正是如此,恶性循环。为什么一当领导脸就变？有两个原因：

一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我当学生的时候,就觉得很多老师好笨啊,讲课都讲不好；自己当老师的时候,觉得很多学生是朽木不可雕。当一个好老师很难,并不是每个老师都是演讲家,一些老师讲课单调很正常。我做百姓的时候,觉得这些领导干部,都是贪官污吏,阿谀奉承,令人讨厌;我到了政府工作,发现个别群众真的是蛮不讲理。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会得到不同的结论。我们要学会尽量从客观的角度,全面、公正地看待问题。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官员也不是都贪污腐败,群众中也有坏人,老师不可能都是演讲家,学生不可能都是天才,这很正常。

第二个原因,知道不等于理解。王阳明的话很精辟：“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118]知道不等于理解,理解的层次有深浅之别。比如相对论这种理论,一个中学生说自己懂了,一个大学生说自己懂了,一个物理学家说自己懂了,一个顶尖物理学家说自己懂了,这是不同的层次。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思维层次上去理解,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缺憾。这是一个困境,同时,这也是一个好事,可以使人们自信、快乐,不至于因不如人聪明而痛苦。

很多人自以为自己懂得很多道理,治理国家的道理、搞教育的道理、搞经济的道理、搞政治的道理,好像他都懂,但是当真正让他主持某项工作的时候,他并不一定能搞好。他的“知”是表面上的,从深层次上来说他是“不知”。他所谓的懂得那些道理,其实他只是浅层次的理解,而不是深刻的理解,并没有真正地弄懂,更没有以之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而且很容易动摇。我们有些人常教育别人要善于接受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自己却做不到,一听到批评就不高兴;生意人会说我懂得诚信的道理,但他却经常弄虚作假;政治家说我懂得民主的道理,但是他却搞一言堂、家长制;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又有哪个不懂得廉洁的道理呢？这些都是例子。我们在本书中讲的许多道理也是如此。光知道是不行的,要用这些道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才算是真正懂得了它们。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491256034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各人微信公众号id：d716-716

后  记

2009年春,笔者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本书,于2009年国庆节大体完成。几经波折,终于付梓,深感欣慰。

由于思维问题的根本性,本书内容涉及面极广,诸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法学、文学、心理学等等,以本人之学力,对很多学科并无深入研究,只是略知皮毛而已。书中定有不少浅陋之处,望读者体谅,并欢迎指教。

本书所谈话题,对于当今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亦希望拙作能够抛砖引玉,引起社会对思维问题、教育问题的重视与讨论。

本书完成之后,曾投之于多家出版社,或香无音信,或予以拒绝,唯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王康老师给予热情鼓励和指导。在此,向王老师和天津人民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

[1] 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2000年第6、7两期集中发表了全国23个省市数百名中学教师所找出来的当时的中学历史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的错误469条。而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发现的错误不下六七百处。这些错误除一些是知识性错误外,还有概念模糊、自相矛盾、表达不清等逻辑错误。

[2] 转引自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9页。

[3] 关于贝思福的内容来自于网易读书频道文章《李鸿章谈判遭枪击,一颗子弹换万两白银》,http：//book.163.com/09/0908/17/5IN2L3MG00923INP__5.html。

[4] 于岚:《丁韪良研究》,第109页,本文是作者1998年在加拿大New Brunswick大学读书期间的硕士毕业论文。来源于加拿大圈书及档案馆网站,http：//www.collectionscanacia.ca/obj/s4/f2/dsk2/ftp03/MQ38423.pdf。

[5] 亚瑟•亨•史密斯(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学苑出版社,1998年,笫72页。

[6] 亚瑟•亨•史密斯(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72〜73页。

[7] 汉语中“她”、“它”与“他”的分工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而明恩溥写此书尚没有第三人称代同“她”与“它”。这是因为此书是作者用英文所写,而译者是按照现代汉语来翻译的。

[8] 亚瑟•亨•史密斯(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73页。

[9] 亚瑟•亨•史密斯(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72页。

[10] 亚瑟•亨•史密斯(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1] 亚瑟•亨•史密斯(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69页。

[12] 亚瑟•亨•史密斯(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74页。

[13] 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14] 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15] 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16] 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65页。

[17] 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65页。

[18] 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19] 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69页。

[20] 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69页。

[21] 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69页。

[22] 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70页。

[23] 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66页。

[24]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57页。

[25]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57页。

[26] 黎鸣:《中国人没有思辨能力,为什么?》,引自黎鸣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7606d0l00f42d.html。

[27]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9〜120页。

[28] 德里达:《德里达中国演讲录》,杜小真、张宁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39页。

[2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页。

[30]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28页。

[31] 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3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页。

[33] 《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45页。

[34] 《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45〜647页。

[35] 《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48〜649页。

[36] 引自《国际先驱导报》李琳(端典)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ccaa3201000ahg.html?tj=1。

[37] 《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32页。

[38] 赵为民：《姜文的十个为什么》,http://ent.163.com/edit/000908/000908_61720.html。

[3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3页。

[40] 《中国经营报》,2009年7月18日。

[41] 陈志武:《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92页。

[42] 翟华:《东方文化西方语》,中国书店,2009年,第66页

[43] 《潇湘晨报》,2010年4月29日。

[44] 《东方早报》,2003年9月5日。

[45] 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宋强、刘仰等着:《中国不高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46] 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宋强、刘仰等着:《中国不高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9页。

[47] 《新商报》,2009年2月19日。

[48] 源于人民网刘维荣文章《海明威：二战秘密特使的中国之旅》,转引自网易,http://history.news.163.com/09/0813/15/5GK088DI00011247_3.html。

[49] 王小波:《智慧与国学》,引自王小波文集：《沉默的大多数》,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01页。

[50] 伯杨：《丑陋的中国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51] 《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8月12日。

[52] 《证券日报》,2009年8月21日。

[53] 雷颐：《晚清荒唐外交：驻英大使馆官员疯狂内斗》,http：//news.163.com/09/0903/15/51AOCR5QOOOH247_3.html。

[54] 伯杨：《丑陋的中国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55] 《环球华报》,2009年3月16日

[56] 瑟•亨•史密斯(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

[57] 戴念祖:《爱因斯坦两次途经中国：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hup://news, china.com/zh_cn/history/all/l1025807/20060321/m41646_1.html。

[58] 伯杨：《丑陋的中国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59] 引自《课外阅读》杂志,第26〜27页,原载于《中国时报•人间》,1984年11月20日。

[60] 《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3〜364页。

[61] 日本作家黄文雄语。引自柏杨:《酱缸震荡:再论丑陋的中国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

[62] 柏杨:《酱缸震荡:再论丑陋的中国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

[63] 柏杨:《酱缸震荡:再论丑陋的中国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0〜21页。

[64] 转引自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7页。

[65]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66] 蒲松龄:《聊斋志异•促织》,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

[67] 蒲县政府门户网站,http    ：//www.sxpx.gov.cn/govShowArticle,asp?wMcms_ArticIeID=1877。

[68] 《潇湘晨报》,2010年4月29日。

[69] 亨利•黑兹利特:《一课经济学》,蒲定东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70] 亨利•黑兹利特:《一课经济学》,蒲定东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5页。

[71] 转引自亨利•黑兹利特:《一课经济学》,蒲定东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72页。

[72] 此数据来源于南宁市统计局网站,http://www.nanning.gov.cn/n725531/n733355/n742176/985665.html。

[73] 引自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hr/hwjy/news/2006/10-09/801603.shtml。

[74] 杨登峰:《中国农村“代课教师”年末陆续遭清退》,中国新闻网,2010年1月1日。转引网易,http：//news.163.com/10/0101/06/5RU26P6700011229_3.html。

[75] 《中国经营报》,2009年7月18日。

[76] 赛珍珠:《中固人•赛珍珠序》,第2页。林语堂着:《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2007年。

[77] 来源于中国新闻网2009年9月11日文章《中国髙等教育规模居世界首位进人大众化阶段》,http：//www.chinanews.com.cn/jk/news/2009/09—11/1862652.shtml。

[78] 日本、法国、韩国、联邦德国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85年和1995年。

[79] 罗罡辉:《韩国的城市化和土地市场》,《中外房地产导报》,2003年第7期。

[80] 本文引自网络,http://book.eohu.com/20060104/n241267412.shtml。

[81] 转引自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7页。

[82] 萧功秦:《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引自萧功秦的博客,h«p://www.blogchina.rom/20060818168531,html。

[83]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84]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85] 柏杨:《丑陋的中闰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57页。

[86] 引自黎鸣的博客,http://blog-    sina.com.cn/s/blog_4757606d0100f42d.html。

[87] 陈志武:《美国的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让人有头脑》,《中国改革》,2009年第8期。

[88] 高钢:《遭遇美国教育》,《北京文学》,2003年第10期。

[89] 高钢:《遭遇美国教育》,《北京文学》,2003年第10期。

[90] 黄全愈:《素质教育在美国》,广东教育出版社J999年,第166页。

[91] 黄全愈:《素质教育在美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7页。

[92] 黄全愈：《素质教育在美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0〜172页。

[93] 黄全愈:《素质教育在美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3页。

[94] 《中国教育报》,2004年5月24日。

[95] 高钢:《遭遇美国教宵》,《北京文学》,2003年第10期。

[96] 高钢:《遭遇美国教育》,《北京文学》,2003年第10期。

[97] 路浩：《毛泽东楹联、名句、趣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引自新浪读书频道,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1071554990_yinglian/47.shtml。

[98]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81页。

[99] 毛泽东1958年5月18日为丹东拖拉机配件厂成功试制第一台拖拉机而作的批语。

[100] 冯克利:《乌合之众》,中译者序,第9页。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101] 冯克利:《乌合之众》,中译者序,第10〜11页。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102] 引自和讯网评论频道文章《郎咸平话说2008中国经济》,http://opinion.hexun.com/2008-04-24/105533101_8.html。

[103] 王爱娣:《美国小学生怎样写作文》,《语文教学通讯•小学刊》,2006年第12期。

[104] 程文武:《中国人果真失掉读书的兴趣了吗?》,《出版人:图书馆与阅读》,2009年第五期。

[105] 严红:《中美学生阅读能力对比》,引自严红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991b820100czj2.html。

[106] 《中国青年报》,2009印3月6日。

[107] 《羊城晚报》>2007年1月13日。

[108] 高钢:《遭遇美国教育》,《北京文学》,2003年第10期

[109] 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66页。

[110] 张寿卿:《历史题该怎么考》,《散文西家•杂文版》,2004年第8期。

[111] 《武汉展报》,2007年12月3日。

[112] 《温州商报》,2008年6月22日。

[113] 《羊城晚报》,2009年10月29日。

[114] 王慧萍:《别把孩子当白纸》,http：//zlzxx.dyedu.cn/jszy/whp/zy/jxj/bz.doc。

[115] 高钢:《遭遇美国教育》,《北京文学》,2003年第10期。

[116] 约瑟夫•托宾、大卫•吴、达纳•戴维森:《日本、中国和美国三种文化的学前学校》,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2页。转引自黄全愈:《素质教育在美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6页。

[117] 《广州日报》,2009年9月24日。

[118]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吴光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页。

目 录

- 自  序

- 第一章 绪论:思维决定命运

- 一、中国遭遇“思维危机”

- (一)思辨力不足对个体的影响

- (二)思辨力不足对群体的影响

- (三)如何应对思维危机

- 二、思辨与思辨力

- 第二章 事实:中国人缺乏思辨力

- 一、外国人的评价

- 二、中国人自己的评价

- 三、历史与现实

- 第三章 个体的角度：缺乏思辨力造成的思维缺陷

- 一、“四化”思维

- (一)中国人思维的“四化”倾向：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情绪化

- (二)“四化”思维的典型——愤青

- 二、逻辑缺陷

- (一)概念模糊

- (二)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 (三)类比推理

- (四)二元思维

- (五)以偏赅全

- (六)错误推理

- 第四章 群体的角度:民族、国家与思辨力

- 一、民族劣根性与思辨力

- (一)面子第一

- (二)窝里斗

- (三)容不得批评

- (四)敏感自卑

- (五)奴性

- (六)不知反省

- (七)好骂

- (八)神圣化与妖魔化

- (九)盲目崇古

- 二、国家治理与思辨力

- (一)思辨力不足影响决策的合理性

- (二)思辨力不足影响对治国理念的理解

- (三)思辨力不足影响制度设计

- (四)思辨力不足影响科技文化的发展

- 第五章 原因：为什么缺乏思辨力(上)——天性、语言、宗教、传统与思辨力

- 一、天性与思辨力

- 二、语言与思辨力

- 三、宗教与思辨力

- 四、传统与思辨力

- 第六章 原因:为什么缺乏思辨力(下)——教育与思辨力

- 一、学校教育中的错误观念

- (一)重知识传授,轻思维训练

- (二)重读书而轻实践

- (三)重理轻文

- (四)把孩子当成“孩子”

- (五)束缚个性发展,强调整齐划一

- 二、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

- (一)包办一切扼杀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

- (二)一个民族的未来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母亲,“中国妈妈”却是贬义词

- (三)教育不仅是学校和家庭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 第七章 对策:如何提高思辨力

- 一、给教育工作者的建议

- 二、给领导干部的建议

- 三、给个人的建议

- 四、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