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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是黑的 : 美国总统不想让你知道的阴暗面 /

(英) 克里根 (Kerriga,M.) 著 ; 廖颖译. -- 南京 : 江

苏人民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214-08606-8

Ⅰ. ①白… Ⅱ. ①克… ②廖… Ⅲ. ①美国－历史－

通俗读物 Ⅳ. ①K7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58773号

AMERICAN PRESIDENTS: A DARK HISTORY

by MICHAEL KERRIGAN

Copyright 2011 by MICHAEL KERRIG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MBER BOOKS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The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 Ltd.

c/o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11-641

书 名 白宫是黑的:美国总统不想让你知道的阴暗面

著 者 ［英］迈克尔·克里根

译 者 廖 颖

责任编辑 刘 焱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31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8606-8

定 价 35.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如果没有看到迈克尔•克里根（Michael Kerrigan）的这本书，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白宫中有这么多黑暗。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白宫是黑的：美国总统不想让你知道的阴暗面》（American Presidents:A Dark History）一书提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整个美国历史中，国会只对5场战争予以承认（是的，只有5场）。实际上，总统有权利将美国军队派往任何他认为有需要的地方：甚至不经过国会，总统就直接发布命令——这样的情况在整个历史上有120多次。毫无疑问，因为其被授予的权力，美国总统一职能够带来很多好处——当然，与之相反，也能带来很多损害。”毫无疑问，美国总统的权力远远出乎了我们的想象。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从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同性恋”、“通奸者”绯闻到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拉链门事件”，几乎每一个美国总统的故事中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传闻。《白宫是黑的》也许是最接近真相的一本书。

——《书目》杂志（Booklist）

白宫中的同性恋总统，总统与第一夫人的风流韵事，总统与他的工作人员之间的绯闻：这本趣味横生的书，让人目睹了美国历史上权力与性的深刻印记。白宫总统办公室中的长沙发，因此成为了最能够影响世界的地方。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富兰克林• 皮尔斯（Franklin Pierce），

第14任（1853 年－1857年）美国总统

目录

序 言

导 论 一个政府的诞生

第一章 开国元勋：奴隶主与通奸者

第二章 腐败的整合

第三章 分裂的国家

第四章 内战与重建

第五章 失落的总统：诡计与荒唐事

第六章 世界强国：与工业共同发展

第七章 大萧条与战争：最大的欺骗者

第八章 冷战：幕后操纵者

第九章 世界的舞台：媒体、导弹与行为不端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

第37任（1969 年－1974年）美国总统。

序 言

1893年6月1日对纽约来说正是夏季最炎热的时刻。那些在工厂、商店和办公室内工作的人已是大汗淋漓、满腹抱怨，而富人和有权者早在热浪袭来之时就狂奔到了沿海游乐场。由于重大国家事务，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总统不得不为了履行职责而在纽约待到6月底，但现在，他终于可以朝北方的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前进了。然而，他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完成了此次旅行：为了到达布扎兹海湾（Buzzard’s Bay），他的好朋友埃利亚斯•C.本尼迪克特（Elias C.Benedict）海军准将把自己的游艇——奥内达号（Oneida）借给了他。

比白色更白的白宫。结合优雅的平衡感、帕拉迪奥（Palladio）对称性和位于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1600 Pennslvania Avenue）的地址，它充分显示了美国理想的纯洁性——但实际上，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高墙之后，有着不为人知的黑暗交易。

耀眼的阳光照亮了长岛海峡（Long Island Sound）中泛着浪花的海域；一阵阵微风带来了令人愉悦的清新气息；这对于航海来说是绝佳的天气。这艘75吨重的蒸汽游艇充分利用了平静的天气条件，在海面上稳步向东前行。当奥内达号进入开阔的大西洋并向北方前行的时候，它就会进入波涛汹涌的海域。尽管在长岛海峡的庇护下，大海平静得像湖泊一般。

这就像是一幅关于富饶美国的田园诗般的图画？这种想法毫无疑问是令人信服的。在繁忙而动荡的时期，克利夫兰获得了良好的休息。报刊中关于总统度假的新闻给人们留下了一种平静而有信心的印象——克利夫兰和他的政府已经掌握了一切。

好奇的记者可能会猜想，为什么总统会邀请他的军事部长丹尼尔•S.拉蒙特（Daniel S.Lamont）参加这次愉快的旅程？如果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就不会漏掉这个细节。他当时可能更有兴趣研究奥内达号上的旅客为何包含了著名的外科医生、医学专家和牙医，但总统的客人名单却没有公布于世。为什么会在“度假游轮”的甲板上，安装又大又笨重的煤气筒和奇怪的技术工具呢？幸运的是，他们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安装了这些物品，因此没有人询问与其相关的问题。为了“度假”，本尼迪克特的游艇甚至被整体粉刷了截然不同的颜色，这样更能够混淆视听，以隐瞒真正所发生的一切。

几乎在奥内达号起锚的同时，船上的医疗团队就开始变得忙碌起来。为了稳定，克利夫兰被绑在了一个固定在船体主桅杆上的椅子里。一名熟练的牙医让克利夫兰吸入了一氧化二氮和乙醚，他瞬间失去了意识，随后外科医生约瑟夫•布莱恩特（Joseph Bryant）撬开了总统的嘴巴，找到了他的下巴处。克利夫兰下巴处疑似肿瘤的物体引起了医生们的高度重视，经过探查，医生发现这颗肿瘤比预计的还要大得多，但布莱恩特做出了大胆而又果断的决定：他最终切除了克利夫兰的硬腭和上颌。在后续手术中，医生为克利夫兰安装了一个合适的橡胶矫正替代品，事实证明，该手术非常成功，在演讲的时候总统说话比以前更清晰。

对于总统和他的工作人员而言，这些手术已经取得了圆满成功——对于关注他们的民众而言，这次航行是一次公共关系事务，而不是一次医学手术。就像其他的美国总统那样，格罗弗•克利夫兰既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机构：作为后者，他不得不隐藏前者的弱点，无论是身体上的弱点还是精神上的弱点。而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本书探讨的主题。

记者们也曾猜测，为什么当总统抵达布扎兹海湾之后不愿意立即发表言论。但他们最终相信了官方所坚称的“总统接受了牙齿治疗”。对于总统和他的工作人员而言，这些手术已经取得了圆满成功——对于关注他们的民众而言，这次航行是一次公共关系事务，而不是一次医学手术。美国总统有着两种含义——一名男人（无疑在将来也可能是一名女人）和一个象征性机构。前者有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弱点，而后者则没有。自美国政府成立两个多世纪以来，掩盖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成为了总统职位中的很大一部分职责。

英国的“风流君主”查尔斯二世（Charles Ⅱ）遇见了声名狼藉的内尔•格温（Nell Gwynn）——他那卖橘子的情妇。美国的清教徒创始人鄙视他们所遗留下的颓废的旧大陆社会。

导 论 一个政府的诞生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职务能够比美国总统带来更大的影响力，但难以想象的权力也伴随着无法估量的责任。人们充分认识到，许多担任总统的人认为，他们能够实现所有的目标，但最终，这种想法被粉碎在了他们预期理想化国家的重量之下。

“美国人……仍然相信在美国一切皆有可能发生。”

在美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之前，它是一个理想：开国元勋们有着自己的设想，并让它变成了现实。他们期待着跨过大西洋到达一个旧大陆（Old World），在那里，无论是国王的宫廷还是教皇的宫殿都已经慢慢地腐败。当然，它也应当十分地与众不同。在启蒙时代，法国出现了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这样的哲学家，英国出现了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爵士这样的科学家。他们的真知灼见帮助人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认识整个宇宙。人们不再保持无知和贫困的状态：人类拥有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命运。

启蒙思想家们所发现的知识能够帮助男人和女人们获得自由。真理能够拯救那些受到压迫的人们。欧洲的独裁统治者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并了解了这些新发展，而非不了解它们。但是，他们无意放弃自己的特权和权力。天主教教会的领导人与欧洲的国王们勾结。他们竭尽全力遏制人们对新知识的学习以及随之而产生的自由精神的传播。总体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努力得到了一定成效：大多数人在镇压中迷失，陷入迷信思想之中。

开国元勋与信念

像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这样的人首先应该是思想家，其次才是开国元勋。他们创建美国的雄心壮志并非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国家的首脑，而是为了打破英国在其国土上实施的令人难以容忍的统治并在整个地球上实现启蒙统治。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相信宗教——或者至少认为宗教不能在国家的运行中发挥作用。展望欧洲，他们发现了一名有着情妇丑闻的天主教通敌者，而天主教教士用拉丁语迷惑农民，为农民的贫困和受到的压迫辩护。因此，即便是其中的信徒也渴望在美国宪法（America’s Constitution）著名的世俗主义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没有人指挥别人他们应该相信什么。

即便在允许新教宣传员的活动上有些言过其实，但毫无疑问的是教皇的腐败性。作为圣彼得（St Peter）的继承者，教皇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Ⅵ）的不人道行为落为了人们的笑柄。

然而，这并非如此简单。“新共和”可能已被公认为一种世俗国度，但宗教的流行程度仍然远胜于它（就当时与现在相比较）。当然，最初定居者中的大部分人是为了逃离英国圣公会（the Anglican Church）当权者和欧洲各地教堂迫害的清教徒（Puritans）以及虔诚的新教徒（Protestants）。对他们来说，新大陆（New World）为他们的新教纪念活动提供了安全庇护，他们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在这里的生活视为一种精神重生而非单纯的移民。并且，尽管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将自己视为自由思想家——他们抛弃了自己所继承的基督教信仰，但是他们更注重坚持宗教信仰自由而非杜绝宗教思想。他们是世俗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想让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教会或运动践踏他人的权利，而不是因为他们想完全地取消宗教。

所有集中于美国的目光

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所提出的“山上之城”的设想，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鼓励了几代美国人，其中包括数百万从不知道这名牧师的名字或没有与他有着相同宗教信仰的美国人。

这不意味着这件事的发生有更大的可能性。比起开国元勋，美国更害怕上帝。当英国教堂出现之时，“无代表不征税”可能是殖民者们号召人们拿起武器的原因，但宗教仇恨早已萌生于世代之间。如果说美国是一片与世隔绝的新大陆，这并非因为大西洋在地理上彻底将它与旧大陆划分开来，而是因为在那里生活的美国人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朝着一个全新的方向进行思考。他们致力于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他们坚信这个新社会不会像旧社会那样充满罪恶。当然，这并不是说移民者没有做过好事或是永远不会做出好事：男人与男人（以及女人与女人）之间，他们可能比任何人更出色。虽然“他们本应当如此”的感觉十分强烈，但不管这样或那样的个体可能有任何弱点，他们都拥有同一个根深蒂固的道德目标。“美国不会成为与其它国家相同的国家”，美国人这样告诉他们自己：为了展示这条道路，它肩负着特殊的责任。

新教传教士约翰•温斯洛普是最初提出“山上之城”（City on a Hill）这个想法的人。当然，这个词语最初来自于基督教的《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马太福音5，13－16）。耶稣告诫他的追随者们，全世界都会关注他们的生活方式。他指出“山上之城”是令人骄傲的——但也可能含有污点，它的作用无法隐藏于整个世界之中。这个例子受用于每一个人，它的事迹与劣迹——都及时地得到了判断。很有可能，开国元勋们甚至从不知道温斯洛普的存在：因为直到19世纪，他的想法才得到了广泛流传。而在今天，令我们震惊的并不是他们与温斯洛普有着同样的基督教信仰——因为他们明显不是——而是他们与温斯洛普一样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有着一种认为“他和他的社会能够得以形成”的感觉。开国元勋们同样认为，他们的伟大计划能够让美国变得足够强大以接受外界不留情面的判断；认为他们能够创建一个比以往更好的国家。

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感觉从未离开美国，虽然温斯洛普的话语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但它从未失去鼓舞人心的力量。然而，如果这是某种强烈的爱国情操的来源，它必定也是焦虑和羞耻产生的原因，因为对于人类来说道德完美是难以实现的。然而，美国一直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道德完美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它的领导人应当被视作典范。

一个标准式问题

要记住这是多么的不同寻常是非常重要的。在大多数的时间和地点，人们会以更具怀疑性的目光观察他们的领导阶层——同时也更加宽容。有观点认为，每一个有着重要作用的法国政客都至少拥有一名情妇，尽管该观点已经沦为陈词滥调，但历史告诉我们，这种现象往往真实存在。同样，在很多国家，金融腐败成为一种“流行”；当然，在合理范围内，它作为“正常事件”被人们所接受。

为了创建一个与腐败的欧洲旧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全新道德社会，清教徒先祖们（The Pilgrim Fathers）带着明确的宗教信仰、雄心壮志和明确的意图来到了这里。

他们创建美国的雄心壮志并非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国家的首脑，而是为了打破英国在其国土上实施的令人难以容忍的统治。人类很难达到道德完美。然而，美国一直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道德完美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它的领导人应当被视作典范。

在很大程度上，罗马帝国（The Roman Empire）并没有将其自身视作道德的灯塔——除了到目前为止仍可能正确的部分。尽管帝国的腐朽与传说一模一样，但帝国军团仍然将军事美德坚持到了最后。欧洲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君王也与之相同：他们的不良行为或多或少低于人们的预期值；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仍然是自己的统治权威。没有人真正注意到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Charles Ⅱ）有如此多的情妇：“风流君主”的滑稽动作仅仅只能引人发笑。至于罗马教皇（the Popes）——当然，可以肯定，圣彼得的继承人本应按高标准进行选择，但这个词成为了一个“堕落”的词语，它暗示了一切。自从亚当（Adam）和夏娃（Eve）吃下禁果，所有男人和女人就成为了罪人。他们本应当努力，但当他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原谅他们。

对政治人物寄予更高的期望能否让美国变得“更好”？事实上，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们是要通过我们的道德期望（我们所设置的标准）进行判断，还是要通过事实（大多是无法实现标准的事实）进行判断？尽管，我们可以从容地哂笑那些深植于美国之路（the American Way）中的伪善行为，但是，这真的可以更好地容纳所有的道德自由么？

由于臭名昭著的狂欢活动，罗马帝国成为了颓废和堕落的代名词：类似于尤为纳里斯（Juvenal）和圣力嘉（Seneca）这样的作家，阻碍了他们统治者的任意挥霍和道德松弛。

当然，这显然是一件好事——我们希望我们的代表们不要收受贿赂、滥用职权或是贪赃枉法。即使他们随后继续前行，最终做出了类似行为……

总统的所有权利

总统的权力是十分巨大的：甚至在美国刚刚成立、仅是一堆新贵聚居地的时候，也始终如此。虽然总统自身是由民主选举的，但《1787年美国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1787）给予了总统相当大的权力，它赋予了其针对立法机关所通过决策的有效否决权。原则上（通常也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一名当选的官员能够压制其它当选官员所共同制定的法规，但当时的民主政府认可了这种妥协的艺术。总统能够任命司法部门的关键成员——尽管在理论上应当始终对其负责，他拥有彻底性权利，能够推翻整个国家立法机构。当（按照他的观点）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对国家战争的原因选择了沉默，他也可以隐瞒国会的信息；在整个美国历史中，国会只对5场战争予以承认（是的，只有5场）。实际上，总统有权力将美国军队派往任何他认为有需要的地方：甚至不经过国会，总统就直接发布命令——这样的情况在整个历史上有120多次。毫无疑问，因为其被授予的权力，美国总统一职能够带来很多好处——当然，与之相反，也能带来很多损害。

“从没发生过的战争”：美国从未正式承认其在越南进行的敌对行动，尽管这让成千上万在美越战争中失去家人的美国（和越南）家庭感到惊讶。 即使是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我们也按照分离原则谈论“人”和“职务”，但在事实上，我们很难保证这种分离的明确性。

美国总统的道德责任也非常巨大：在某些方面它可能被视为一种不公平的负担。即使是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我们也按照分离原则谈论“人”和“职务”，但在事实上我们很难保证这种分离的明确性。当道德败坏的枢机主教（cardinal bishop）作为一名高位神职者履行官方职能的时候，他穿着猩红色长袍；当他与他的情妇翻云覆雨的时候，他脱下了身上的长袍（一个假定）。一个欧洲国王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但这种权威清楚地来自于他的皇冠和权杖：当他把它们放在一边，他就是另外一个人——尽管是一个非常富有且拥有诸多特权的人。但是，当我们看着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就像当我们看着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那样——我们都会认为他既是一名男子也是一名政治家。

并且它一向如此。这就好似总统在一条无法通过的钢丝上面行走：他必须在同一时间保持非凡与普通的特性。本书中的照片强调了这一点：美国总统不穿礼仪长袍（除非当他们被大学或学院授予荣誉学位的时候）。他们以男性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当然，是重要的男性——他们穿着工装大衣和西装，看起来就像是数百万与他们年龄相仿的美国中产阶层人士。通常他们会和自己的“第一夫人”一同出现，的确，她们看上去与其他年龄相仿的女主人没有什么不同，她们优雅地转身，但很明显，是在“截然不同的世界”中。英国最近的选举带来了一种对“美国式”政治的讨论，在这种政治形式中，政党领导提出了一种“总统方式”：一个关键因素是疯狂的媒体热衷于报道“妻子们的战争”。（在欧洲人的眼中）在候选人的家族竞争主张方面，美国总统的电视辩论往往停留在完全不合适的状态。

他既是一个喜欢喝啤酒的普通人也是一个可以控制核武器的总司令；他能够像谈论棒球那样轻松地谈论贸易条约；这样一个男人（或许很快就会是一个女人）应当视国家高于一切，然而，他也应当将家庭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亲信与腐败现象

人们通常认为，前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W.Bush）的儿子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Bush）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和小丑。但是，他非常清楚地了解自身的局限性，因此，他的周围总是围绕着他父亲的老顾问。

另一个让美国政治系统与其它民族政治主义区分开来的传统，是总统的自由程度，他能够任用整个政府。其它国家安排给民选官员、职业公务员或长期专业人士的工作，在美国被分配给了总统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和顾问。这有一定的优势——但同样，也为总统提供了滥用职权的机会。

“游说”在让政府关心特殊集团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滥用的可能性也时刻存在，其暗藏着令民主政治成为大企业家玩物的危险。

公务员按照他们的方式进行设置；当总统所需求的——也是选民们所投票赞成的——发生了改变，他们强烈的本能让他们能够久经考验。与此同时，他们为了工作接受了长期培训；他们有清晰的结构层次，保证他们的工作和他们所作出的决定受到严格监督。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国家具有忠诚度，这种忠诚超越了他们应当对当时的领袖所承担的职责。事实上，每个总统候选人都会大肆宣扬其对华盛顿特区这个陌生世界来说是一名“局外人”，但毫无疑问，国家首都是一个奇怪且令人生畏的地方。然而，对于一个从事着全世界最孤独工作的男人而言，他希望自己身边的人都是其值得信赖的人，他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通常他身边的人也知道依赖于他能够得到恩惠。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清楚的是“任用亲信”成为了最困扰美国总统的过错之一。

购买呼声

专业说客的兴起已经成为了美国现代政治生活中最令人沮丧的趋势之一，尽管它的基本原则非常符合民主主义的标准。每一名美国人都有权利关心华盛顿政府。你不会希望它是其它的方式。第一个有组织的游说团体产生于19世纪铁路大发展时期。有钱有势的铁路大亨们希望政府能够资助他们的项目：最终，他们辩称自己是在为经济和社会公益做贡献。游说者们掌握了这一方法；他们与政府的主要官员们交谈：最终他们说服官员并获得了转包合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它游说组织针对贵重纺织品惩罚性关税的征收或环境安全监管的减少进行游说。

图片显示，1929年，前内政部秘书艾伯特•佛尔（Albert Fall）走出了法庭——他被发现犯有受贿罪，被法院判处了一年有期徒刑和1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28万美元）的罚款。

游说已经成为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批评家们说它使根深蒂固的利益群体们能够“购买”对他们有利的法规。当然，他们通常不会立刻行动，他们仅需通过给当权者提供免费旅行和豪华礼品，就能够对政治治理方式产生巨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据说在乔治•沃克•布什担任总统期间，曾有100多名说客被委任为管理者，按照推测，他们维护了自己原来所拥护的产业活动。然而，奥巴马承诺，他的政府拒绝所有的说客，但是这一点似乎难以经得起推敲。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一个人的说客对这个人来说也是“正义的战士”。杜鲁门（Truman）总统详细解释了这一点。当记者问他是否会反对那些为了他的工作进行游说的人时，他回答道：“我们可能不会把这些人称作说客。我们会把他们称为为了公共利益而奋斗的公民。”

与性有关的政治

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说法——“权力是最猛烈的催欲剂”。这句话既作用于官员，也作用于潜在的性伴侣。我们在工作环境中所看到的一切也发生在白宫之中：老板具有诱惑力——也有强迫他人的能力。有的女性将与总统幽会视为一种胜利——如果性行为是一种竞争，那么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其他人可能会将白宫总统办公室中的沙发视为“最能够影响他人的方式”；然而，有的人可能会认为，他们正如小说一般“营救”一个被误解的男人。

并不是说总统在这种情况下是无辜的；显而易见的是，当一个人被赋予特权，他就无法让自己远离权力。当然，这个赢得了全世界的男人很可能会觉得他能够让女人们惟命是从，并且他的职务赋予他一种以往从未拥有过的魅力。这就是说，这种魅力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一名成功的政治家往往不是用意志影响他人的万人迷或诱惑者——毫无疑问，美国总统就是非常成功的政治家。凭借自己的工作生活而赢得大量敌对选民投票的人不会受到长久的阻碍——这种阻碍是指他将被视作性目标——除非试图引诱他的女人也拥有强大的力量。

或者说他（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美国总统都是男性）自身因此而拥有几名情人。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所宣称的声名狼藉的“不敢说出名字的爱”（即同性之爱），也被深藏在总统的官方史册之中，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似乎一直存在。还有需要注意的“历史健康警告”：在19世纪，男性更能够公然彼此亲热；他们也更容易做其它事情，比如说同床共枕。随后，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判断他人是“同性恋”——而在那个时候，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概念。

通过收取客户大量费用并向政客行贿，说客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和迈克尔•斯坎伦（Michael Scanlon）赢得了数百万美元——大都来自于为了与立法机关抗衡而寻求援助的美洲印第安人团体。

这一切都非常真实，但当今的同性恋竞选者正凝视着我们的脸庞，他们急于将自己所理解的“事实”作为武器，并利用这些所谓的学术顾忌，让我们相信他们理解的内容。终身未婚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与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的副总统威廉•鲁弗斯•金（William Rufus King）共同居住15年的事实，是否能够最终证明詹姆斯•布坎南是一名“同性恋”？当然不能，但该事实的确让人产生了怀疑。如果布坎南的情况比较轻微，那么同样赢得了伟大的总统竞选的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和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呢？证明这些事实的都是间接证据，但它是持久稳固的：一些传闻根本不会消失。

黑暗，但并不令人沮丧

鉴于上述所有诱惑，出人意料的是，大多数总统并没有让白宫被罪恶的黑色玷污，但这优雅的住所中也的确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实会不时地给人以启发：权利的滥用如同美国历史一样悠久，腐败对于美国就像苹果派一般常见。然而，我们没有必要悲观或过于沮丧：如果“山上之城”意味着成为另一个巴比伦（Babylon），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对我们就大有裨益。请欣赏本书所展现的种种奇观，如果美国总统的历史比我们所可能想象的还要黑暗，那么，它也能够比我们所设想的更加丰富多彩。

“我没有与那个女人发生性关系。”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坚称，但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说法与之相左。虽然克林顿总统通过了1998年的弹劾程序，但是，那条沾上了精液的连衣裙证明了这一事件的真实性。

凭借自己的工作生活而赢得大量敌对选民投票的人不会受到长久的阻碍——这种阻碍是指他将被视作性目标。

有问题的先知

约翰•温斯洛普也许能够比任何人更好地阐述美国共和的精神，但是——根据他那著名的历史摘录——作为一个榜样，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他深深地意识到平均主义让他与“美国梦”相左。他一直认为，他的信徒中比较富裕的人有责任顾及自己家园的福祉或是让生活更加富裕。社会共同体比个人显得更为重要，换句话说：对今天的许多美国人而言，这可能与社会主义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另一方面，他同样相信不同阶级应该得到保留：他认为贵族阶级生来就有领导权。他声称神支持他的观点：《旧约》（the Old Testament）赋予了国王统治的权利，并且——因为国王和皇后是象征性的“父母”——任何人民政权因此都不得明确违反“尊敬的父亲和母亲殿下”所颁发的指令。为了以防万一，此处留下了些微含糊之处。温斯洛普继续详细地解释了他的异议：“民主主义是……所有政府形式中最卑鄙和最糟糕的形式。”

不要为“性”感到烦恼？

我们应该担心所有的性丑闻么？我们选举代表是为了治理国家，而不是为了评论他们的肉体欲望。他们应当对我们承担的义务认真而有效地履行其公共职责：他们对配偶和家庭所拥有的职责不应是我们所关心的内容。在某些欧洲国家，这是一种普遍认可的假设——有些人会说，美国人应该采取一种更精确的准则。我们要评判谁呢？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无法面对他们所面对的诱惑——当然，当我们有机会身当重任的时候，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会屈服。

然而，也有截然相反的观点：许多人出于宗教的原因对这种行为不以为然，但也有人持有类似于“为此感到不安”的更为务实的理由。我们是否能够彻底将私事和公事划分开来？当我们为了得到自己所想要的东西，我们能够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向自己的家人撒谎；那么，我们能否管理公共财政和法律制度呢？如果我们发现了其它我们想要的、但只能通过撒谎获得的东西时，我们该怎么做呢？记录显示，他们也许已经做好了破例让步的准备。当然，欧洲模式推行了一种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所宣称的“不问，不答”式假设：政治伙伴清楚地知道他或她应当说些什么来作为谈话的切入点。当然，如果他们真的已经做出这样的决定，但即便如此，绝对多数的美国人会蔑视这种不言而喻的制度化伪善。

1812年，当华盛顿陷入大火之中，英国侵略者威胁到整个白宫的安危时，多利•麦迪逊（Dolley Madison）救出了《独立宣言》（上图）。此外，她还拯救了美国第一个总统乔治•华盛顿的著名肖像（右图）。

第一章 开国元勋：奴隶主与通奸者

为了继续前进，美国历史拉开了序幕——它的宏大与大胆既是它的缺陷也是它的优点。与荣耀相伴的还有贪污、吸毒和性欺诈：开国元勋们是脚上沾满了泥土的巨大雕像。

“自由一旦生根，便是株迅猛生长的植物。”

美国的前四名总统均是1776年《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签署人。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美国根本就不存在。他们是伟人——没有人会质疑这一点。但是，即使是伟人也可能有缺陷——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汤姆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詹姆斯•麦迪逊（ames Madison）也不例外。当你将一般的道德问题加诸极其混乱的时代，你就知道他们所面对的诱惑有多么巨大：在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下，这些伟人在不断前行的过程中，创造了它。

毕竟，他们刚刚进行了当代的第一次革命，而在这样的动乱之后，一个国家需要很长时间逐渐安顿下来。（幸运的是，开国元勋们所犯下的罪过与法国革命者所犯下的罪过相比显得微乎其微，因为后者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在1793年到1794年之间，夺去了多达4万人的生命。）当我们现在看着爱国图画中的他们，我们看到了一个做出高尚决定的团体，但这样的想法确实只有在事后才能产生。他们是勇敢的；当然他们并肩作战；同时，他们也压倒了很多的异议和对抗。他们有着不同的见解和竞争的野心；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且始终无法完全理解他们伙伴的看法。这是一个巨大的赌注：如果迄今为止，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稍有闪失，都会影响这个超级大国的命运。

乔治•华盛顿，1789年－1797年

由于他的脸庞像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ore）一样崎岖，美国的第一位总统看上去并不像当代雕刻作品那样完美。可悲的是，在某些方面，现实与理想形象总有一定的差距。因为没有金钱就没有欲望，它就不会对我产生诱惑。为了这一份艰巨的工作，我将不会从中获取任何利益。

乔治•华盛顿在“英雄万神殿”中的地位是十分牢固的，因此谈论一下他的缺点也不会对他造成损害。同样，他在担任总统期间所做的某些事情，必定不能够完全达到如今监督着总统的管理行为者的标准。当然，没有人认为他是像斯大林（Stalin）或成吉思汗（Genghis Khan）那样残酷的人；他也不存在任何严重的问题足以质疑其作为国家创始人的荣誉。我们只能遗憾地说，作为这样一名伟人，他的声誉莫名其妙地被这些行为所玷污，这对于他来说是十分不值得的。

这远远超越了他童年时代的“樱桃树丑闻”。历史学家认为在这一“罪行”中，他几乎可以被认定为没有任何过错：当威姆斯•梅森（Mason Weems）在1800年撰写这位伟人神话般的传记时，似乎是为了绚丽而多彩的道德教育捏造了这个故事。当然，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因为它并非令人难以置信——这种类型的事情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即便事实上它并没有发生。

莎莉•费尔法克斯（Sally Fairfax）有着玫瑰花一般的面容和调皮的眼神，她的美貌和个性让她很快捕获了华盛顿的心。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夸张的镇压有什么不同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在年幼时“不能说谎”的人会发现说谎变得越来越容易——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找到了更新的、更具创造力的误导他人的方法。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华盛顿作为总统会坚持以不真实的语言迷惑人民和人民的代表。即便如此，他也被我们时下所说的“人品问题”困扰着。

逐渐浮现的问题

“战争第一”？这是肯定的。人们很容易忘记在最终打败殖民者之后，随之而来的1777年布兰迪（Brandywine）大逆转和在福吉谷（Valley Forge）度过的恐怖冬天。华盛顿识破了他们，并通过战争提出了“和平第一”的概念——这对美国的开国总统来说是一件胜券在握的事情——并且他始终“将他的同胞们放在心中的第一位”。但是他的费用报销是否也应当最多呢？尤其是在当他作出“同意为大陆军团（the Continental Army）无薪工作”这样自我牺牲的决定时？他是这样向充满感激的国会保证的：“因为没有金钱就没有欲望，它就不会对我产生诱惑。为了这一份艰巨的工作，我将不会从中获取任何利益。”

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让自己陷入了怎样的窘境。如果华盛顿是一名强悍的战士，他在费用报销方面也属于“史诗般的”等级。对于这名国家的保护者来说，没有什么是得不到的：一个在他的生日宴会上演奏的乐队？一个高档的皮革信箱？如果华盛顿想要，那么他就能够得到——而国会甚至不能有一丝迟疑。在他担任国家总统的八年之间，从1775年到1783年，他在个人开支方面报销了大约45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940万美元）——这在18世纪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

而这并不仅仅因为他很奢侈：他所报销的费用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有少量申报文书甚至没有文书——有的甚至一次性报销了10万美元。华盛顿开始精通于使用类似于“杂物”这样模棱两可的词语，同时他也充分利用了“等等”这个词语。还有的费用报销是为朋友“贷款”——但他永远没有归还：华盛顿是在使用国家费用管理他的支持者们，还是把这些钱都放进了自己的腰包呢？有时，我们无法避免地得出了后面的结论。难道他真的在马鞍上花费了800美元吗？

在他的庄园进入收获的季节时，乔治•华盛顿与一名（白人）农夫进行交谈。在这田园诗般的场景中，我们很容易忘记黑人工人都是奴隶，而华盛顿所建立的民主国家牢牢地植根于种族主义和压迫之中。

他的贪食是他的一种兴趣爱好——这不是金融贪婪，而是无节制的暴饮暴食。不管身处于怎样的环境，这名共和党军队的总司令官始终坚持像一个国王一样进食（有谁敢对他说不呢？）。当福吉谷进入深冬，当他的军队中成千上万的士兵们开始挨饿的时候，他正在宴会里享用着牛肉、小牛肉、鸽子、鸡肉、牡蛎……任何你能够想到的食物；他还会在进食的时候搭配最好的进口葡萄酒。

当福吉谷进入深冬，当他的军队中成千上万的士兵们开始挨饿的时候，他正在宴会里享用着牛肉、小牛肉、鸽子、鸡肉、牡蛎……任何你能够想到的食物。

这很可恶？的确是——尽管似乎真的没有发现华盛顿的任何不一致；并且毫无疑问的是，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认真工作。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司令职责之中，日以继日地工作以鼓舞战士们的士气。他似乎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到这样一个想法——他作为领导者的福利是至关重要的，他的军队也会因此而最终获得福祉。

不出所料，当战争结束之后，他被要求成为他的国家的总统，华盛顿表示他愿意进行“无偿”服务。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国会悄悄地拒绝了他，并且奖励了他2.5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52万美元）的薪水。这是一个慷慨的数目，但它对于战争年代中的“公益”财富来说算不上什么。

与玛莎结婚

她是丈夫心中的第一位？玛莎•丹德里奇•卡斯蒂斯也许已经成为了美国的第一个“第一夫人”（First Lady），但有历史学家认为在华盛顿的心中，她比不上莎莉•费尔法克斯。

当玛莎•丹德里奇•卡斯蒂斯（Martha Dandridge Custis）第一次引起华盛顿注意的时候，她是一名二十多岁的寡妇——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未来的总统只是觊觎她的财产。在弗吉尼亚州（Virginia）的新肯特郡（New Kent County），她从已故的丈夫丹尼尔•帕克•卡斯蒂斯（Daniel Parke Custis）那里继承了大量昂贵的土地资产和白宫种植园中的奴隶。人们相信华盛顿爱上了某个莎莉•费尔法克斯：他给她写了浪漫（且暧昧）的情书，在情书中他将自己称为“爱的信徒”。当地的小道消息认定他们之间的确存在风流韵事。但许多现代历史学家则对此表示怀疑。是不是嚼舌根者在捕风捉影？还是学术怀疑论者难以捍卫国父的荣誉？最终我们只能相信自己的直觉。

无论玛莎是否具有吸引力，华盛顿与她在1759年结婚，她在30年后成为了美国的第一个第一夫人。作为一名深情的妻子和忠实的伙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赢得了她的军人丈夫的信任——虽然，如我们所见，华盛顿和他的工作人员之间的情况并非决然如斯巴达（Spartan）式。

不管我们对华盛顿的性情有怎样的异议，他的勇气和机智都是不容置疑的。在1754年到1763年的法国印第安人战争（French and Indian War）之中，他作为一名年轻而勇敢的上尉，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军事声誉。

还有一个谣言让我们感到更加不可靠——未来的财政部长（Treasury Secretary）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是华盛顿的儿子：亚历山大于1755年（或者，更可能是1757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中的尼维斯岛（Nevis）。他公认的父亲詹姆斯•汉密尔顿（James Hamilton）和母亲雷切尔•福赛特•朗雯（Rachel Fawcett Lavien）都出生于当地富裕的种植户家庭：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在那个时候华盛顿恰巧身处尼维斯岛——或者，就这个问题而言是不可能的。华盛顿的确曾经陪伴着他的哥哥劳伦斯（Lawrence）前往巴巴多斯（Barbados）修养，但这一事实早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出生日几年——并且两地相距360英里。虽然当年轻的亚历山大成为华盛顿手下的工作人员时，总统大人的确说过他像深爱儿子一样爱着亚历山大（这很可能就是所有猜疑的来源）。甚至还有人推测他们之间存在着同性恋关系——这至少比“亚历山大是华盛顿的儿子”这一说法更具可能性。

与敌人共眠？

1775年，托马斯•希基（Thomas Hickey）——华盛顿的一名保镖——在纽约被捕：据称，他是英国的效忠者，他密谋绑架总统。负责调查此案的委员会有令人震惊的发现：他们找到了目击者，在询问过程中，目击者确定华盛顿常常在半夜的时候固定前往哈德孙河（the Hudson River）附近的一幢房屋，并且他对自己的外表进行了大量伪装。总统似乎有一个情妇——玛丽•吉本斯（Mary Gibbons），总统对她“十分喜欢”，并且他在那儿“总是保持着……文雅的风度”。比道德问题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华盛顿睡着的时候，玛丽通常会仔细地阅读他的文件，并抄下与特殊利益有关的条目，再将它们卖给英国人。不管怎样，希基最终被绞死，但阴谋的全部事实从未浮出水面。华盛顿真的是“女间谍事件”中的受害者吗？还是整个故事只是他的亲英派敌人的诽谤呢？

在革命战争（the Revolutionary War）时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对总统来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助手。有人推测他是总统的恋人——甚至有人推测他是总统的私生子。

与法国的关系

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对整个世界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它被认为是法国在1789年推翻君主制度的直接灵感来源。但它其实是一条革命的“双向道”，因为，虽然美国最终是第一个反对压迫者的国家，但在法国，骚动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当美国的时刻来临之时，法国的激进分子进行了仔细的观察，有的人甚至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国帮助他们取得自由战争的胜利。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吉尔伯特•杜•莫提耶（Gilbert du Motier）——拉法叶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他是一名贵族，并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亲戚也非富即贵——当他与国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Ⅲ）的哥哥共进晚餐的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殖民者的争吵。

国会被他的承诺所打动，向他授予了少将军衔，随后国会任命他为副官并将他送去协助乔治•华盛顿。这样的升迁似乎是在向法国发出信号，以期望得到法国的军事支持。这并不像它听起来那样单纯，因为，如果法国君主统治者对促进革命抵抗力没有明显的兴趣，它就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法国有一个明显的动机——它希望看到英国军队失败。事实上，多亏了拉法叶侯爵的个人外交手段，在他于1777年春天回到祖国作短暂停留期间，法国的支持最终到达了美国。

爱与依恋

在危险而刺激的战争之中，男人之间可能会迅速地形成激烈的关系：很快地，迷人的法国侯爵与美国将军成为了彼此信赖的朋友。在华盛顿写给朋友的信件中，他多次提到对侯爵的“爱与依恋”；当侯爵不得不回到法国的时候，他感到孤寂；当他们再次相遇，重逢的喜悦让他流下了眼泪。他们是否全然地表达了彼此之间的爱意？记载显示，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暧昧，这足以让几代历史学家怀疑他们对彼此有爱意——但是，他们是否如我们现在所描述的那样“对此表示否认”呢？

对于大陆军队建设或是军队人员的战术培训而言，没有人比施托伊本男爵（Baron von Steuben）付出得更多。他是一名军人，他是一个男人的男人；在今天，我们可能会说他是一名同性恋。

许多伟大的同性恋学者认同这一观点。他们指出，数据表明，在那个时候，这些绅士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人们忽视了这一点。华盛顿幕僚长（Chief of Staff）——出生于普鲁士（Prussian）的施托伊本男爵——从未结婚并且最终将他的房产留给了两名年轻的助手；在经过多年的战役之后，他与华盛顿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现在甚至有人怀疑他们还发生了性关系。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97年－1801年

乔治•华盛顿的总统职位是被直接授予的，约翰•亚当斯与之相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才是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选举成为美国总统的人。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对这重要的历史性荣誉心怀感激。尽管它在理论上是民主政治的托付，但在那个时代，那些成为了美国政治中间分子的傲慢绅士，仍然倾向于轻视这些粗俗的交易——为了获取支持而且吸引广大的无知群众。因此，在1796年的大选开始之前，亚当斯没有外出从事选举活动、联系群众或是亲吻婴儿，而是将自己关在位于马萨诸塞州昆西（Quincy）的家中。他没有积极地参加总统竞选活动，他所苛求的坚持会让你感到不寒而栗——“在这愚蠢而邪恶的游戏中，我决心做一名沉默的观众。”

在那时，不出意外地，亚当斯没有对南部中心地段的杰斐逊（他主要的竞争对手）造成任何侵害；但是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支持下，他已能够安全回家。说实话，他在担任总统期间没有为“有心人士”带来类似于丑闻的信息，但其间并不缺乏刺激的事件；直到1798年，美国与法国之间发生了海上战争。法国革命政府被美国拒绝支付贷款的行为以及君主制的废黜所激怒。

在漫画家眼里，美国在XYZ事件（XYZ Affair）中就像是一个无助的外交新手，它根本就不是法国谈判代表的对手。美国负担不起巨额贿赂款——但它能够经受住全面爆发的冲突。

法国委任三名法国代理人——让•康拉德•郝廷谷尔（Jean Conrad Hottinguer）、皮埃尔•贝拉米（Pierre Bellamy）和鲁西安•浩特瓦尔（Lucien Hauteval）——进行谈判：他们后来被公众称为X、Y和Z。作为和平的代价，美国需要向法国还款25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50万美元）；向其提供1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亿多美元）的“贷款”；此外，美国还得向法国外交部长查尔斯•莫里斯•德•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交纳25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50万美元）（基本上算是行贿）。在经过多年的战争之后，对外界来说，美国的弱点已经变得非常明显：这仅是法国“外交勒索政策”中的一部分。在XYZ事件爆发之前，法国已经俘获了300艘美国船只。

笑到最后

在这个有损国家尊严的事件中，亚当斯被迫成为了一名“沉默的旁观者”，但当共和党守卫他们的领土时，他笑到了最后。他们通过将法国的要求公布给公众来向总统叫嚣，并成功地羞辱了总统——但是他们在与法国的战役之中也遭受了必然的反击。他们恶意的欺凌使共和党产生了激烈的反弹，而在那个时候，共和党仍与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的价值观有着密切关联。

犯罪化反对派

在其它撼动他的总统职位的丑闻中，亚当斯似乎也是一名旁观者：似乎是他的盟友提出了《外国人归化法》（the Naturalization Acts）和《制止煽动言论法》（the Sedition Acts），而不是亚当斯所提出的。上述二法都有着冠冕堂皇的正当化理由：前者规定新的移民不得不等上更长的时间（14年）才能获得投票权；这样，他们才能够表现自己对美国所许下的承诺。同时，一系列与《关于制止外国人从事危害美国和平和安全的法律》（the Alien Acts）有关的法律，赋予了政府广泛权力，他们可以将自己认为正在密谋反对美国的移民驱逐出境。这些都是很好的——除了某些明确表明新的移民应当支持共和党而不是联邦党的内容。

约翰•亚当斯鄙视令他成为美国第一个民选总统的民主进程。但是，他将自我意识置于喧嚣的日常政治工作“之上”的作风，让他与其所管理的政治工作脱节。 他所苛求的坚持会让你感到不寒而栗——“在这愚蠢而邪恶的游戏中，我决心做一名沉默的观众。”

在《制止煽动言论法》中，“煽动言论”的定义包含了任何对抗政府或官员的“虚假的、诽谤性的和恶意的文章”。共和党派很快就会发现，联邦党政府将用该法律涵盖几乎所有类型的批评；因此我们往往能够发现，在历史上，革命领导者采取了无情的镇压：而美国革命也难以避免这样的命运。当然，这永远无法与法国恐怖（French Terror）相比较，但这些法律试图将“反对即为背叛”的概念视为真理。

但是在1800年的大选中，亚当斯失败了：以杰斐逊为领导的共和党获得了胜利，他们不失时机地扭转了这一立法，赦免并赔偿了那些因这些法律而受到损失的人。对于联邦党人来说，对自由的攻击让他们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801年－1809年

即使是用总统的标准进行衡量，托马斯•杰斐逊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明星。他为总统一职增添了荣耀，而不是这个职位给他带来荣耀。他是一个有着无限精力的杰出人才，无论是在自由战争之中还是在起草宪法的过程中，他完成了所有重要的工作，包括考古学、建筑学、古生物学、园艺学等方面的工作。通过购买路易斯安那（Louisiana Purchase），他扩大了美国的领土（使其翻了一番），并且他派刘易斯（Lewis）和克拉克（Clark）到地图上的最西部进行远征。但是，他也做了其它的事情，而且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如此得体。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带着他的梦想，他们的江山也坐得不容易。

在XYZ事件之后的海军战斗中，美国海军星座号军舰（The USS Constellation）与法国军舰进行了战斗。幸运的是，一个丑闻为这一插曲画上了句号：否则，这个刚成立的共和国难以应付一场大战争。

民主的决斗

在1804年7月11日，任何没有意识到美国政坛中的利害关系有多么错综复杂的人都会追悔莫及。新泽西州（New Jersey）威霍肯高地（the Heights of Weehawken）的空树林里传出的枪声，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对整个美国体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杰斐逊的副总统艾伦•伯尔（Aaron Burr），在那里杀死了前联邦党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毫无疑问的是，政治转变只是为了个人情感。

将死亡决斗计划作为解决与荣誉相关的私人争吵手段可能被认为来源于旧大陆——在旧大陆，贵族青年仍然认为自己属于特殊的骑士勇士阶层。普鲁士贵族可能会选择用军刀决斗；英国贵族则会选择用战争钝头剑进行决斗；但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的领导人是用什么样的工具进行决斗的呢？无论如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民主价值观并未完全扎根于美国大陆：美国中坚分子仍然将他们自己视为绅士，并自豪地进行较量。在那个时候，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的：仅在新泽西州和纽约，决斗才刚刚被宣布为非法行为。不过，仍然有很多人赞同那些因感到自己的荣誉受到侵犯，而选择将法律作为自己的武器来维护自身荣誉的人。

从1800年的竞选活动开始，伯尔和汉密尔顿彼此之间的矛盾从未得到缓解：它已经演变到百无禁忌的地步，并且双方都未能幸免。在竞选活动开始进行之后，他们并没有平静下来，而是继续对对方持有不满。在1804年，据汤姆斯•杰斐逊所言，他在为第二个总统任期寻找另一名管理伙伴，而副总统伯尔在那时已经成为了纽约州长。他的对手菲利普•斯凯勒（Philip Schuyler）是汉密尔顿的岳父。而汉密尔顿高调地表达了他的意愿，他发表了一系列苛刻的文章。他最终没能成功阻止伯尔在选举中获胜，但是他成功地激怒了伯尔，令伯尔感到忍无可忍。在进一步的言论之中，双方都没有表达出认输的意愿，最终，他们同意进行一场决斗。

决斗带来的唯一改变是——枪击最终在决然的混乱中结束。汉密尔顿发射了一颗子弹，但他打偏了。随后，他说他是故意失手的，但他很可能是为了挽救自己的面子才这么说的；或者是为了破坏伯尔的声誉而预先设计的冷酷计谋——如果伯尔射中汉密尔顿，他的仕途将受到影响。汉密尔顿有丰富的枪支使用经验，但他并没有向他的对手伯尔解释他所带来的手枪有着如何“一触即发”的威力。对于伯尔，有些人在与他交流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在恐惧和震惊之中开枪射杀了汉密尔顿，而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个冷血的杀人犯，因为他的敌人最终死于流血过多。

伯尔被以谋杀罪起诉，但他逃跑了。然而在华盛顿，他安全地处于纽约管辖权之外，因此，他能够悠然地当副总统。

没有人能够比美国总统更强大，但据说汤姆斯•杰斐逊打破了这一说法。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他也是声名远播的理想主义者、知识分子和科学家。

宗教与激进主义

在同时代人的眼中，对于杰斐逊而言，最明显的反对来自于他经常明确表示不屑的宗教组织。就像那个时期许多有着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那样，杰斐逊是一名“自然神论者”——他相信世上有一个造物主，一个让世间万物自然运转的“起因”，但它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间的事物。这一神学（如果它能够被称作神学）解释了世界存在的原因，但它不认同众所周知的启示性宗教观念。有一天，当杰斐逊与他志同道合的朋友菲利普•马泽依（Philip Mazzei）一同外出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废弃的教堂，并笑着说“幸好他（指耶稣）出生于马棚之中”。这个故事流传了出来并传到了媒体人士的耳中：他对救世主的轻视让人们感到反感。

当杰斐逊邀请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对美国进行访问的时候，人们已没有什么好震惊的了。凭心而论，美国应当对这名出生于英国的激进分子怀有深深的谢意。不仅因为他作为《人权论》（The Rights of Man）（1791年）一书的作者，为美国革命的领导者带来了启发，而且因为他也在自由战争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然而，从那之后，一切仍在继续：美国正在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权，但潘恩的煽动性言论却没有任何减少的迹象。有令人震惊的法国恐怖作为先例，大多数美国人不再想要“革命者”了。当联邦党出版物将潘恩描绘成一个沾满了鲜血的怪物，它的读者们对他便不再全然相信了。

贸易封锁

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杰斐逊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弄巧成拙的法律之一：《1807年禁运法案》（the Embargo Act of 1807）。该法律禁止将所有商品进口或者出口到所有外国港口。出于政治动机，该法律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大不列颠和法兰西之间肆掠战争之中的中立地位。颁布这部法律的初衷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考虑到经济事实。话又说回来，杰斐逊的革命自豪感让他漠视了与工业和贸易相关的问题。按照他的观点，只要美国的小农场主不断地播种和收割，这个国家就能够自食其力。

当然，无论是否出于理想主义角度，那些居住在工业较发达的北方的人希望得到更多。尤其是他们希望能够进行贸易，以便购买原材料和出售自己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而法律禁止这些行为：货物被运到加拿大，然后再悄悄地越过边境，或是通过渔船走私到东部沿海地区。但是工业和贸易仍然受到了损害：纽约差点从联盟（Union）中分离出来，它正在经历危机。杰斐逊最终被迫解除了禁运法案，但他直到1809年才解除，而那时他的总统任期也将结束。

13号特工

当副总统艾伦•伯尔在新泽西州威霍肯高地的决斗中杀死了前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杰斐逊的第一届政府因为美国政治历史上最不寻常的丑闻之一而受到了动摇。对于伯尔，有些人在与他交流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在恐惧和震惊之中开枪射杀了汉密尔顿，而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个冷血的杀人犯，因为他的敌人最终死于流血过多。

詹姆斯•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是一名战争英雄：他在独立战争（the War of Independence）中表现得勇敢而机智。但他也是一个卑鄙的叛徒。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有的人可能会因为观念论被误导或是被某些不平等因素所激怒而背叛自己的国家，但是威尔金森背叛自己的国家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值得的。在政府购买路易斯安那之后，由于美国移民大量涌入密西西比河流域（the Mississippi Valley）以西的地方定居，他购买毛皮和毛皮制品并将它们装载在木筏之上，随后沿着河流前往下游。他最终到达了新奥尔良，在那里，他通过销售货物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利润，并且，他将自己的忠诚出卖给西班牙以获得一笔更大的收益。也许他曾是一名士兵，但他也是一个独断专行者和一名“可爱的人”：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政客也容易受到他的影响和操纵。他享受着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青睐，随后是亚当斯和杰斐逊的青睐——虽然关于他的狡猾交易的传言从未停歇。作为一名身居高位的军队官员——最终成为了杰斐逊政府的北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他知道许多有着重大价值的国家机密。然而，即便这样的行为是有可能存在的，他的总统主人们似乎都不愿意相信他会做出这种无耻的背叛行径。直到詹姆斯•麦迪逊总统所管理的政府对他提起了控告。在1811年，他最终受到了控告——即便是在这个时候，他仍然成功地摆脱了困境，并被宣告无罪。在1813年到1814年，当美国连续两次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失败，他再次遭到了怀疑。然而，这一次他再次被宣告无罪。直到他于1825年去世之后，政府才最终确认他一直以来都是西班牙的特工（13号特工）。

在漫画中，一名法国外交官正在喜悦地跳舞，而被拿破仑大黄蜂“蛰”中的杰斐逊总统草原犬鼠则因为佛罗里达州（Florida）西部吐出了大量黄金。詹姆斯•阿金（James Akin）在1804年完成的漫画作品揭示了一个当时流行的观点：杰斐逊的土地购买政策已经沦为了“蚀本生意”。 按照他的观点，只要美国的小农场主不断地播种和收割，这个国家就能够自食其力。

家庭的奴隶

美国民主之父也是一名真正的父亲：杰斐逊的家庭属于新共和国的贵族阶层。但随后，他似乎还有第二个家庭：在玛莎于1782年过世之后，托马斯开始了秘密的私通。关于他与莎莉•海明斯之间关系的几个方面，为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敲响了警钟。一方面，当一切开始的时候莎莉只有14岁。她还是一名非洲裔奴隶女孩：鉴于当事人一方是另一方的“财产”，你现在可能会猜测，这样的关系是不是在两厢情愿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

在《总统的秘密情人》（Jefferson in Paris）（1995）这部电影的制片人眼中，杰斐逊与莎莉•海明斯（Sally Hemings）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又深情的。他的批评者认为，至少这段关系由始至终都是令人怀疑且强迫性的。 当一切开始的时候莎莉只有14岁。她还是一名非洲裔奴隶女孩：鉴于当事人一方是另一方的“财产”，你现在可能会猜测，这样的关系是不是在两厢情愿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

在革命乐观主义的光辉照耀之下，汤姆•潘恩（Tom Paine）通常被描绘成支持“暴民统治”的喷火怪物。不过，对杰斐逊来说，潘恩是他的灵感来源和朋友。

当然，这只是一个提醒——即便是我们之中最优秀的人也可能道德盲目到怎样的地步：但杰斐逊的理想主义和他对自由的热爱是毋庸置疑的。但不知何故，他的朋友汤姆•潘恩所说的“人权”似乎并不适用于不同肤色的种族——或者说，它也不适用于任何种族的女性个体。可以这样说，民主一直都是因特权阶级而生的奢侈品：众所周知，在古雅典，劳动是由奴隶完成的。而在这个时候的美国，整个人口中最贫困的阶级往往不会加入到民主进程之中——虽然他们被残酷的命运所击败，并被无可否认地剥夺了公民权利。所有的开国元勋都谈到了自由，但是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到成千上万的非洲裔奴隶也应当拥有这种合法权利。令人震惊的是，杰斐逊作为1776年最著名的理想主义者，本应当无可非议地改变这样的局面。

现代美国的多民族精神令人振奋地体现在莎莉•海明斯和杰斐逊的后代上。但地主和女奴之间关系性质的重要问题依然存在。

这样的关系对生活在南部的女性来说是非常普遍的。莎莉是一名英国船长和一个不知名的非洲女子所生下的孩子。莎莉作为玛莎财产中的一部分进入了这个家庭，莎莉几乎算得上是她女主人同父异母的妹妹——这样的秘密关系是这个社会的“边界”。无论你将它看做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杰斐逊与莎莉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持久的：它持续了整整38年，他们共同生育了7个孩子。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1809年－1817年

詹姆斯•麦迪逊，作为一名专业的法律学者，将永远在美国政治名人堂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宪法》（Constitution）的编撰或解释方面，没有人比他做出更大的贡献。虽然他是一名实际主义政治家，但他最终未能达到某个标准：他担任总统的时期并非美国发展最好的时期。他亲眼目睹美国人忍受了这样的耻辱——眼睁睁地看着英国军队放火烧了白宫。更糟糕的是，1812年之战（the War of 1812）——相当无可非议地——被称为“麦迪逊先生的战争”（Mr Madison’s War）。在有段时间，英国皇家海军（The Royal Navy）不断骚扰美国的航运活动，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贸易对象是英国的死敌——法国。英国还拒绝承认遗弃海员成为美国公民的权利，以便制止美国船只“强迫”这样的人为美国海军服务。

在1812年，当入侵美国的英国军队火烧白宫的时候，美国历史还没有一代那么长，而美国的民主梦似乎已经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最终，白宫的内部被毁坏，白宫的外部被烧焦了。

即便如此，麦迪逊也没有必要挑衅并激怒英国。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美国能够打赢英国。他的那些年轻而莽撞的官员们坚信，攻击英属北美地区（现在的加拿大）能够轻易获胜，因为这片土地上的英国势力如此之弱。麦迪逊在准备战争政治路线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而忽视了他的军队所应当做的准备。当战争开始之后，弱小的、资金不足的、装备不良的美国民兵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绝望的局面之中。尽管在加拿大的英国军队也很少，但是他们的作战经验比美国人丰富得多，因此他们很快地战胜了美国人。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在进行海上清理。他们或多或少地攻击了美国军舰，并封锁了东部港口，使美国的经济生活受到缓慢的折磨。

大火中的华盛顿

“1814年华盛顿袭击事件”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军事意义——它是一个象征！白宫和国会大厦陷入了熊熊的烈焰之中！黑暗之中的唯一一丝光亮是巴尔的摩港市（Baltimore）引人注目的红色火箭式投射器——它的成功防卫得到了全美的赞扬。但那时的英国却萎靡不振：北美对其来说过于遥远，而法国则占领了欧洲。因此，麦迪逊似乎已经解决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外交政策失误之一——尽管后人更严厉地评价了这一事件。

针对“女总统”和她的权利的讽刺攻击，清晰地反映了在政治阶级之中存在着大量厌恶女人的人；与此同时，这些人也察觉到麦迪逊过于软弱，并旨在指出，麦迪逊无法胜任这样高的职位。

但这一事件也有较好的一面，这对于重建被烟雾熏黑的白宫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帕拉迪奥式柱子就是那个时候修建的。美国非常幸运地拥有了多利•麦迪逊这位第一夫人，她的付出让全新的建筑得以建成。这位美国历史上最谦逊的女主人也是一名最不知疲倦的室内设计师。她负责了整个重建计划——她在控制预算的同时兼顾了优雅与时尚的建筑风格。最后，麦迪逊政府获得了无可争议的胜利！

跳出油锅……？

鉴于华盛顿艰难而英勇地与英国作战，难道真的有可能——如他的一些反对者所说的那样——他更倾向于旧的国家体制，而不是创建其它体制？有人认为他并不致力于实现共和理想，他甚至计划创建美国式君主制度。他的确对其自身的重要性有极高的认识：开支丑闻证明了这一点。同样，他极为认真地对待了他的总统一职：他期待访客们为了他的出现而驻足。并且，许多人觉得他的就职典礼看上去更像是非共和党人的盛典。“我担心接下来会诞生乔治二世，乔治三世。”人群中的一名参议员低声对他身旁的人说道。

总统与毒品

乔治•华盛顿吸食大麻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的确吸食大麻：在那个时候，吸食大麻并不像现在这样是一件耻辱的事情。而大麻（毒品是从它的叶子中提取的物质）这种作物在整个南美洲几乎无处不在：它很容易生长，它的纤维状茎干非常有用，能够用来制造绳索、衣服或纸张。一本可追溯至1765年的声名狼藉的日记指出，华盛顿感叹他错过了将他的雄株与雌株分离开的时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雌株更有利于吸食。

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

当人们试图了解近几十年的美国政治的时候，“左翼”和“右翼”这样的现代概念能带给我们的价值是比较有限的。当然，在现代，共和党人就意味着比较激进的左翼分子。他们的领导和英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法国被认为是启蒙和革命的代表。君主制和贵族原则被杜绝在外，宗教与国家干预行为被彻底地分隔开来——比如说神职人员不能对政治问题进行干涉。自由是共和党的战斗口号，但它尚未与市场经济思想联系在一起：共和党对大企业持有深深的怀疑；强健的小农场主被当作了典型的美国人。

联邦党人则比较简单，比起崇高的理想，他们更热衷于推崇有效的管理方法。他们相信，这样能够在国家层面上更好地管理国家。政府的作用在于确保国家的安全，保证经济稳健发展，从而使美国制造商、大小商人能够正常地工作。毫不奇怪的是，这一理念在马萨诸塞州和新英格兰地区中的其它几个工业发展较好的州中扎下了根，而共和主义则在以农业为主的南方比较盛行。

因此我们往往能够发现，在历史上，革命领导者采取了无情的镇压：而美国革命也难以避免这样的命运。

总统的夫人

迄今为止，美国总统的历史仍然很短，但是“第一夫人”已经有了明确的作用。这让托马斯•杰斐逊陷入了困境之中。在1782年，在他当选为总统的很久之前，他的妻子玛莎（Martha）就去世了。他应该做些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难：他注意到多利•麦迪逊（Dolley Madison）——他的国务卿的妻子。她因成为华盛顿市最完美的夫人之一而出名，因此她完全能够胜任招待来访贵宾、接待他们妻子的工作。

她会为总统履行其它本应由妻子履行的职责么？因此，他的政治对手们会令我们相信这一点。他们暗示，在白宫中正上演着黑暗的性丑闻。他们并没有就此停止。他们热切地期待着损害多利的丈夫詹姆斯•麦迪逊的声誉，他们认为，麦迪逊和杰斐逊将多利和她的妹妹安娜（Anna）献给潜在的政治盟友，从而获得盟友的支持。

玛莎•韦利斯•斯凯尔顿（Martha Wayles Skelton）与托马斯•杰斐逊在1772年结婚，但她永远无法成为第一夫人。尽管她的健康状况不佳，但在她去世的时候，她为杰斐逊生下了6个孩子。在他们结婚10年之后，她的离开让丈夫杰斐逊悲痛不已。

一位虚弱的总统

在这儿，詹姆斯•麦迪逊看起来像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政治家——自信而有权威——但当代雕刻没有提供任何线索，暗示美国的第四名总统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不得不经过不懈的斗争才能“控制所有的事件”。

詹姆斯•麦迪逊是美国至今为止最矮小、最轻的总统，他的身高只有1.62米，他的体重从未超过45公斤。仿佛要与他的精神地位相平衡一般，他的身体条件非常虚弱。他的个性非常安静、冷淡，是一个比较冷漠的人。但似乎这样的磨难对这个不爱说话的人还不够，詹姆斯•麦迪逊还饱受昏厥的折磨：他会在突然之间变得一动不动，就像被别人抓住一般。他的症状被那个时候的医生诊断为癫痫，但现在的专家更倾向于将它称为“类癫痫歇斯底里症”，因为它被认为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疾病。它很容易被看作是身体在无助的情况下作出的最直接的表达。对麦迪逊而言，他在青年时期时受到了该疾病的严重困扰，但当他找到自己的政治使命时，这种疾病似乎自然而然地“痊愈”了。在19世纪，当英国皇家海军对美国军舰进行惩罚性攻击的时候，只有多利发现她的丈夫再次“冻结”了：从字面意思上理解，麦迪逊因为无力而无法行动。

就像他那一代的许多人那样，乔治•华盛顿（上图）曾经是一名共济会会员，但政治本身令它成为了一种秘密集团。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右图）的选举，欠缺的不是他的支持者的系统工作，而是欠缺民主吸引力。

第二章 腐败的整合

美国进入了一个腐败的时代：国家的存活让政治家们相信，他们能够继续从中获利并增强他们的权力。选民们很快就变得愤世嫉俗，尽管他们的期望值已经很低，但是政治家们仍然能够找到新的、原始的方法令他们失望。

“最好的政府结构是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阻止邪恶行为的结构。”

白宫的废墟可能仍然在轻轻地闷烧着，但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了。美国已经获得自由，现在可以满怀希望地面对未来。随着美国进入一个所谓的“和睦年代”（Era of Good Feeling），人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政治神经逐渐平静了下来。但政治分歧仍未消失——同样，政治丑闻也不会消失——但美国在整体上的自我感觉是比较良好的。

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1817年－1825年

实际上詹姆斯•门罗也算得上是开国元勋。他曾在革命战争中作战。当然，他举着旗帜的身影也出现在了著名油画《华盛顿穿越德拉瓦激流》（Washington Crossing the Delaware）之中。但他的总统任期似乎属于一个不同的时代——美国已经经历了早期的艰苦发展并在不断继续前进，它已成为一个年轻却已稳固的国家。门罗应当得到人们的信任：无论是对待对手还是盟友，他都表现得随和而友善，他会竭尽全力避免冲突或语言矛盾。门罗抛弃了长期以来被作为斗争武器改变世界的自由言论，他支持一种“差中最优”的政治选择：“最好的政府结构是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阻止邪恶行为的结构”。

但并非总是如此。作为一名容易头脑发热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他是法国大革命的狂热崇拜者，他还曾以美国大使的身份前往法国巴黎。然而，他不赞同乔治•华盛顿所提出的相对保守的方法，随后，他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孤立。在1794年，当美国与英国签署《杰伊条约》（Jay Treaty）的时候，他被排除在外；此后没多久，他被重新召回了美国，而华盛顿声称他无法胜任那份工作。门罗愤怒的回应没有表现出一丝“好感”，他谴责这是“我们那疯狂的总统所做出的懦弱而不光彩的攻击”。

腐败史

正如我们所知，无论华盛顿的所作所为是否荒唐，当他申报费用开支的时候他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而门罗非常高兴自己能够在这方面效仿他的老对手。然而，华盛顿是在战争领域里获取利益，门罗则是在重建白宫期间（尚未完成），利用虚构的“家具基金”中饱私囊。首先，与华盛顿所作所为的不同之处在于，门罗把他的“个人牺牲”作为主要准则：他将自己的家具出售给了一个感恩的国家——并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随后，他从不断运作的采购资金中获得巨额回扣，最终留下了1.1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8.3万美元）的负债。

“和睦年代”开始给人们留下不好的印象。门罗政府被一系列丑闻纠缠着，虽然这些丑闻很小，但是它们足以令美国政府丢脸。当克里斯托弗•范迪温特（Christopher Vandeventer）陆军少校——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的书记、战务部长——允许自己被他那肆无忌惮的妹夫以利亚•米克思（Elijah Mix）“玩弄”的时候，他令白宫首次蒙羞。在1818年的内幕信息交易中，米克思买下了所有供政府在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建筑工程上使用的花岗岩，随后，他再以抬高的价格将这些花岗岩卖给政府。范迪温特一不小心让自己在一个季度的合同中被“宰”——然而，更疯狂的是，卡尔霍恩批准了这一交易。

竞争战略

现在，詹姆斯•门罗作为革命煽动者的岁月已经远去，他已经进入了舒适而保守的中年时期——就像在他所主张的政治政策管理下的美国那样。

1823年到1824年的出版物上出现了一系列署名为“A.B.”的文章，这些文章进一步令当局陷入窘境，因为它们指控财政部长威廉•H.克劳福德（William H.Crawford）贪污。据称，他与当地银行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利用这些银行提高西部地区的税收。调查证明克劳福德无罪：毫无疑问的是，虽然政府所作出的安排十分无力，但就事论事，克劳福德又能在仍然十分贫瘠的边疆地区做些什么呢？后经证实，“A.B.”是伊利诺斯州（Illinois）联邦议员尼尼安•爱德华兹（Ninian Edwards），他这样刻意安排是为了扳倒他的竞争对手。

弟弟，乔

一个起源于门罗政府时期的“伟大的美国机构”就是那些令总统尴尬的兄弟们。唐纳德•尼克松（Donald Nixon）、萨姆•休斯顿•约翰逊（Sam Houston Johnson）、比利•卡特（Billy Carter）和罗杰•克林顿（Roger Clinton）都令他们的总统兄弟尊严扫地，但说到底，这一“传统”起源于约瑟夫•琼斯•门罗（Joseph Jones Monroe）。他的债务不断堆积，但他的大哥认为他应该靠自己的力量偿还它们。最终，约瑟夫加入了匆匆前往西部地区定居的大军：这似乎是绝对安全的假设——总统给他施加的压力加快他做出西行的决定。他于1824年在密苏里州（Missouri）霍华德郡（Howard County）去世。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1825年－1829年

约翰•卡尔霍恩有着钢铁般的诚信声誉，尽管其因1818年的以利亚•米克思丑闻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如果门罗的战务部长竟然没有犯罪，那么卡尔霍恩也不必承担刑事责任。

约翰•昆西•亚当斯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流传最久的遗产被称为“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作为国务卿，亚当斯认为美国有权管辖整个美洲，并有权将任何欧洲干扰行为视为针对美国进行的侵略行为；他是第一个明确表达这一见解的人。这是用虚伪而慎重的“外交语言”向世界发出的警告，它巧妙地总结了一个人的性格——他肯定不像他看上去那样温顺随和。

我们非常清楚的是，他成为总统的方式非常与众不同（在谈到他的“选举”的时候，政府似乎显得有些不得体）。可以说许多美国总统令政府失意，但是昆西•亚当斯是不寻常的，因为他是以那样的方式开启他的仕途。在1824年的选举之中，5名候选人之中没有一人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尽管安德鲁•杰克逊将军（General Andrew Jackson）所占选票比例最大，他获得了43.1%的选票，而亚当斯获得了30.5%的选票。但是，得票最少的候选人亨利•克莱（Henry Clay）被迫放弃参选，他（杰克逊的老对手）将他的选票给了亚当斯，亚当斯因此而当选。

随着关于腐败的指责大量而快速地传播，能够实际认定“某个所谓的腐败行为是毫无根据的”是非常不错的：在1824年，国会调查证明财政部长威廉•H.克劳福德没有实施不道德的行为。

美国式君主制？

这并不奇怪，杰克逊和他的支持者坚称亚当斯“盗取”了总统职位。这代表着“和睦年代”走到了尽头。即便是那些不喜欢杰克逊的人也会因为总统的儿子成为总统而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可能会出现某种欧洲式君主制王朝。

约翰•昆西•亚当斯那盛气凌人而傲慢的态度完全没有缓和这些批评。当他开展一项影响深远的、挥金如土的政治议程的时候，他没有表现出丝毫谦逊的迹象。这并不是他的个人腐败，但人们并不认为他有权开展一个改善基础设施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包括了重要的公路建设项目和运河建设项目。

总统的两个大儿子的行为作风也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可。乔治•华盛顿•亚当斯（George Washington Adams）是一名沉迷于女色和酒精的人，他在28岁的时候溺水身亡（显然，他是自杀而亡的）；约翰•亚当斯二世（John Adams Ⅱ）也是一个酒鬼。他死亡的时候也非常年轻，只有31岁。事后看来，我们可能会猜想，对这两名有着杰出的祖父和父亲的年轻男子来说，他们的压力是否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不过，与他们同时代的人相较而言，他们的行为似乎更像过度特权化的皇储。

婚礼与悲叹

当第一夫人路易莎•亚当斯（Louisa Adams）的侄女玛丽•凯瑟琳•海伦（Mary Catherine Hellen）成为孤儿之后，她被带到白宫居住。当她只有13岁时，她就成为了一个难以管制且无拘无束的人。在两年之内，她已长成了一个相当可怕的蛇蝎美人，她让她的堂兄们因欲望和嫉妒而变得疯狂。当她成为乔治•华盛顿•亚当斯（George Washington Adams）的未婚妻时，一切似乎才得以平静下来——尽管在此前不久，她才伤害了乔治•华盛顿•亚当斯的弟弟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的心。但忠诚的乔治同意将他们的婚礼推迟到他完成学业之后，他将玛丽留在白宫之中过着危险而自由自在的生活。

总统的第二个儿子乔治•亚当斯二世（John Adams Ⅱ）本来也应当在哈佛大学念书，但他在1827年被学校开除，他回到家成为了父亲的私人秘书。这并不是一份真正的工作，但这样的安排让他拥有充分的时间与玛丽调情和私通；这一切发生在乔治的视线之外，但他实际上非常清楚。路易莎为此而疯狂，因为她知道这一对顽固的情侣在不久之后会将他们之间的偷情关系公开化。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总统完全不敢面对这一现实。最终，在1828年2月，路易莎按照她的方式在白宫安排了一场匆忙的婚礼。

因为两颗受伤的心正时刻等待着机会的到来，所以这场婚礼并非最快乐的场合。路易莎感觉到，甚至连新郎看上去也不是特别地兴高采烈。在因心脏病抱恙几天之后，路易莎在睡前抽时间给查尔斯•弗朗西斯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描述约翰“看上去就像是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然而，新娘表现得沉着而厚颜无耻，她获得了她想要的一切，并将“第一家庭”搞得一团混乱；她的新婆婆这样描述她：“夫人看上去沉着而从容，就像往常一样无动于衷。”

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829年－1837年

安德鲁•杰克逊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不严格尊重真理的政治家。比如说，关于他出生在小木屋的谣言被大大夸大。即便如此，他与美国新教上流社会（WASP）精英（直到现在，他们对美国政治生命的控制力仍然十分强烈）仍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理解，当杰克逊目睹约翰•昆西•亚当斯显然是凭借“偷票”赢得了182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他会感到多么的辛酸！他回到了田纳西州（Tennessee）修养生息，将自己任命为一个名为“杰克逊勇士”（Jackson Men）的军队首领，该军队是由农民、伐木工和体力劳动者这样的社会中坚分子所组成的。他决心从新美国贵族手中夺取权力。

在大卫•约翰斯顿•克莱普尔（David Johnston Claypoole）所创作的描写1824年大选的著名漫画中，候选人们朝着终点奔跑：杰克逊和亚当斯（在漫画中部）并驾齐驱，克劳福德名列第三，而克莱中途退出了比赛。

即便是那些不喜欢杰克逊的人也会因为总统的儿子成为总统而感到不安。

也许路易莎•亚当斯（Louisa Adams）拥有一种尊贵的气质，但风度之下隐藏着焦虑和疾病。在她的婚姻生活过程中，她饱受偏头痛、流产和频繁发作的抑郁症的折磨。

根据“过去的历史”（Old History），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令人怀疑的“光荣传统”——特权阶级那些接受昂贵教育的儿子会假装自己喜欢啤酒和赛车胜过一切。而杰克逊在那个年纪的时候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成为普通劳动阶层。在总统任期的第一年中，他签署了《印第安人移民法案》（Indian Removal Act）。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坚称印第安人有权居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s）后的地区中，但杰克逊推翻了他们的法律判决，并下令将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驱逐出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家园。杰克逊坚决保护的“小家伙”当然是白人；同样，他所宣扬的“所有人的自由”并没有包含非洲裔美国人——他坚决反对任何与奴隶制有关的法律改革。由于杰克逊大肆宣扬“小民主主义”，因此他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推行“大民主主义”：他对总统否决权的利用比以前任何一名总统都要充分。

约翰•昆西•亚当斯一点儿也没有被总统府所震慑住，他看上去相当舒适，至少他的批评者们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担心亚当斯“皇室”王朝正在白宫中建立起来。

保护雷切尔（Rachel）的名誉

安德鲁•杰克逊不是他的第一夫人的第一任丈夫——这一事实让她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因为在那个年代，以处女身份出嫁的女人才是值得尊敬的。让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是，当她与前夫合法离婚时，他们之间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事情。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在那时离婚仍然非常罕见，并且外界鲜少知道或了解离婚的详细情形。此外，在新成立的西方国家，“业外人士”会按照自己的方法行事，而且当时的婚姻纪录也不完全。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她与杰克逊的婚姻被认定构成重婚。

在1788年的时候，雷切尔被罗巴兹（Robards）撵出了房门，她回家投靠母亲并到她经营的公寓工作。她的离婚诉讼正在毫无争议地进行中。当她在1791年与安德鲁•杰克逊私奔的时候，毫无疑问的是，她深深地、疯狂地坠入爱河之中——或者说她坚信自己是一名单身女性。然而，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对夫妻所发表的结婚声明。并且，即使他们已经结婚，很显然，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构成了重婚罪；因为直到1792年，雷切尔和罗巴兹的离婚才生效。最后，他们选择在1794年结了第二次婚。

安德鲁•杰克逊非常重视他的粗野背景、南方人习惯和思维方式；他将自己与约翰•昆西•亚当斯进行比较，后者的贵族风度让其与美国普通选民之间的关联变得疏远了。

即使这样，流言仍没有停止传播。杰克逊对他的妻子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和诚挚的爱情，任何有损雷切尔名誉的评论都能够令他勃然大怒。这导致了无数次争吵和不少于13次的正式决斗。1806年的决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查尔斯•迪金森（Charles Dickinson）律师在自杀身亡之前射伤了未来的总统。杰克逊非常幸运地活了下来，因为迪金森的子弹差点儿射中了他的心脏：据说他的手枪里装满了子弹。

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1837年－1841年

美国也许是一个大国，但政治是一个非常小的世界。我们绝不应该对政治所产生的联盟、敌意和关系感到惊讶。并且，就像欧洲人没有很快注意到，作为一个依靠反对君主制和世袭制的想法而建立的国家，美国的政治王朝总是有一点儿弱点。我们已经了解亚当斯家族，但是我们又应当如何理解“马丁•范•布伦是艾伦•伯尔的私生子”这个传闻呢？证据充其量只能算作间接证据：伯尔作为客人有时会前往范•布伦的父母经营的肯德胡克（Kinderhook）酒馆。与此同时，伯尔结婚了，他神魂颠倒地爱上了他的妻子。但那也无法阻止他——人性是多重的，就像现在一样。众所周知，伯尔对女性来说充满了吸引力——这是否意味着小酒馆老板的妻子无法抗拒他的魅力？我们无从得知：随便你相信哪个答案都可以。

“过去的历史”是坚不可摧的。他不仅安然度过了13次决斗，他还在1835年1月30日的行刺中活了下来——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有记录的企图暗杀美国总统的事件。行凶的人有两支手枪，但两支手枪都奇迹般地射偏了。

的确，范•布伦掌握了狡猾、熟练的语言回避方式，他可能继承了那个也许是他父亲的男人的能力。范•布伦长大后也拥有伯尔式自信，他有着自信的神态和打扮时髦的外表——当国家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他精致的服装品味成为了争议焦点；当然，他铺张浪费的生活方式更是让人颇有微词。最终，就像杰克逊“最喜爱的儿子”那样，范•布伦获得了总统提名。他忠诚地担任了国务卿，随后成为了副总统。

衬裙总统

与此同时，伯尔结婚了，他神魂颠倒地爱上了他的妻子。但那也无法阻止他。

政治对手和后世的历史学家们都非常轻视范•布伦和他在“第三杰克逊总统职位”上所达成的一切。他们想以此来羞辱他，并想将“他的升迁得益于他与玛格丽特•“佩吉”•欧尼尔•伊顿（Margaret ‘Peggy’ O’Neale Eaton）之间的关系”这一事实公之于众。其他内阁夫人与这名战务部长夫人没有过多的联系：虽然她是以寡妇的身份与约翰•伊顿（John Eaton）结婚，但据说当她的第一任丈夫在世的时候，她就与伊顿有染。1830年－1831年的“衬裙事件”（Petticoat Affair）给杰克逊内阁带来了轩然大波，但总统（他自己也受到了流言的控制和干扰）始终坚持佩吉应当得到人们的尊重。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在那时仍是杰克逊不可或缺的帮手——目睹了他的声望的下滑：他的妻子弗洛里德（Floride）被视为“主妇暴动”的元凶；马丁•范•布伦从中获利，接替他成为了美国的副总统。

人性，人权

现在，位于哈德孙山谷（Hudson Valley）的林登沃尔德（Lindenwold）是一个国家历史遗址。马丁•范•布伦在担任总统期间购买了它，尽管直到他于1841年离开白宫，他才住进这个有着30间客房的庄园。

在1838年，杰克逊任命的纽约港的海关征收员（Collector of Customs）——萨缪尔•斯沃特伍德（Samuel Swartwout）卷入了225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5400万美元）的投资款项中。范•布伦做出了很好的决定，他用杰西•霍伊特（Jesse Hoyt）取代了斯沃特伍德——要是这件事情没有暴露，他可能仍然在接受贿赂。可悲的是，这样的腐败已开始逐渐失去对美国人的冲击力，它仅仅与现代的冲击能力相当。但与我们相比，我们祖先已经做好准备接受某些范•布伦政府所拟定的设想——其大致可以被称为“少数民族政策”。

事实上，第八任总统继承了杰克逊的印第安人迁移政策。但是，在扭转甚至是软化这一政策方面，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正是在他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发生了臭名昭著的“血泪之路”（Trail of Tears）事件。这一切与为定居而开辟“空旷的”西部领土的方针有关——当然，实际上西部地区并不是真正的空旷，它是无数美国印第安人群落的家园。在1838年，1.8万名切诺基人（Cherokee）被政府从佐治亚州（Georgia）、田纳西州、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和亚拉巴马州（Alabama）的领土中驱逐出去。大约有4000人在前往新“分配”的家园——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的路途中死亡。

当国内经济陷入困难的时候，马丁•范•布伦还是一如往昔——穿着剪裁精致的服装、有着优雅的生活品位，而这一切让他备受争议。

然而，纵使杰克逊做出将“友谊”（La Amistad）运奴船交还给西班牙船主的决定，也不能够将之完全地归咎于他。在一年前，奴隶们奋起反抗并控制了船只。由于船只向北航行，它最终在进入港口的时候被美国军舰所抓获，而奴隶们等待着法律听证会对他们的命运做出判决。为了避免得罪西班牙，焦虑的马丁•范•布伦下令将轮船和奴隶都返还给西班牙，但由于司法机关的干预，这些奴隶最终被最高法院释放。

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1841年

一眨眼的功夫，你就错过了亨利•哈里森的总统任期——当他过世的时候，他仅在总统职位上呆了32天。作为补偿，他的就职演说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尽管助手们对其进行了删减，但它仍然持续了约2个小时。正是因为站在寒冷的大雨中发表演说，他染上了风寒，在随后的日子中风寒转化成肺炎，并很快地夺去了哈里森的生命。

蒂普卡努战役（Battle of Tippecanoe）

哈里森总统几乎没有时间起床应对任何麻烦事。在担任总统期间，他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躺在临死所卧之床上。不管怎样，以68岁的年龄而言，无论是包养情妇还是揭竿起义闹革命对他来说都有些不切实际。他的早期生活也没有给“寻找丑闻的人”留下可以诟病的线索。当然，在今天，我们更倾向于用怀疑的目光看待“老蒂普卡努”（Old Tippecanoe）在对抗印第安纳州（Indiana）印第安人的战争中所获得的英雄身份。这个绰号来自于他在蒂普卡努战役中获得的胜利。

众所周知，艾伦•伯尔是一个喜欢在女人堆中厮混的男人；但纵然如此，即便是以政治阴谋论的标准来看，暗示他是马丁•范•布伦的生父的说法似乎显得过于牵强。

约翰•泰勒（John Tyler），1841年－1845年

哈里森的去世令美国震惊。在那一刻，即使是在华盛顿（在这里，关于已故总统疾病、死亡的消息传播得更加广泛），也没有人料到它就这样结束了——或者说没有人料到它会结束得这么匆忙。此前，美国从未遇到这样的先例。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约翰•泰勒作为副总统应当承担起总统的责任对美国进行管理，但少数人猜测他自己认为自己是总统。很明显的，最适合这一工作的男人是亨利•克莱（Henry Clay）；因为哈里森许诺支持辉格党（Whig Party）（一个支持现代化和经济保护主义的组织）才得以在大选中险胜克莱。可非常唐突的是，决定完全出自于泰勒之手。

自我委任的总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泰勒凭借“绝对的厚脸皮”当上了总统一职——他的所作所为就像哈里森的死亡那样令整个华盛顿震惊。在人们知道这一切之前，泰勒总统已经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无论人们喜欢与否，他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总统。而国会除了巩固他在政府中的地位并合唱一首激动人心的《为统帅致敬》（Hail to the Chief）之外，什么都做不了。

根据现代观点，副总统与总统之间不过是“转瞬之间”的距离——当现任总统死亡，副总统会自动继承总统职位——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观点。当第25次《修正案》（Amendment）于1967年出台之后，它才经批准成为了法律。当然，泰勒的自我委任行为给未来的副总统们提供了一个先例，但是，我们应该对他那胆大妄为的政变行为持有怀疑态度。

哈里森的就职典礼是他总统生涯中的最高点——事实上，这几乎也是他在总统任职期间的唯一成就。他被疾病所击倒，仅在上任32天后就去世了。

反对泰勒的声音没有消失，但是他们必须找到其它角度对其进行攻击。并不奇怪的是，克莱从来没有原谅泰勒。当辉格党人企图成立一个国家银行来预防类似于1837年的那种足以撼动美国经济的股市市场恐慌再次出现时，泰勒总统利用他的否定权让辉格党人感到挫败。暴怒的克莱把泰勒从辉格党中除名。泰勒看上去泰然自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断使用否定权让越来越多的人为之侧目——这样的行为可以被认定为不民主，尤其是做出这些决定的人还是从未实际当选为总统的人。最终，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呼吁对泰勒进行弹劾。然而，在这一事件中，泰勒不知以怎样的方法安然度过了难关。他非常冷静地指出，总统否决权是由《宪法》所明确规定的——如果作为总统，他拥有那样的权利，那么他为什么不使用这种权利呢？他的敌人们甚至未能成功控告他“行为不当”——他个人出资对纽约海关大楼中的疑似大规模欺诈行为进行调查。这是否意味着他没有坚持依法履行自己的宪法义务呢？

“老蒂普卡努”这个绰号来源于1811年的战役。在这场战役中，年轻的威廉•亨利•哈里森带领美国军队战胜了特库姆塞酋长（Chief Tecumseh）领导的印第安纳部落联合会。

约翰•泰勒的政变帮助他得到了总统一职，他的这种做法创建了一个传统：当现任总统去世，副总统会自动接管总统职位。

纽约海关大楼曾经是贪官污吏们利润丰厚的收入来源。泰勒的批评者们声称，他曾经试图越过宪法惩罚那些有罪的人。

不是很好

漫步在大农场中，除了良好的感觉之外就没有其它感受了。门罗不是奴隶制度的信徒——因为那是值得的。他主张“和平的”购买——虽然他没有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来建立供其运作的机制：直到他提出那个令人高兴的结论，他也没有提及现存的奴隶应当做些什么。门罗的人道主义本能，并不意味着他自己的奴隶得到了很大的好处。总统的金钱烦恼让他们在生活上受到了更多压迫。他奢侈的生活方式和长期负债的经济状况，也许成为了他自己的心理负担，但更可怕的体力负担却落在了奴隶们的身上。在成为总统之前，他因债务问题被迫出售了家庭农场，但他在南部地区还拥有很多土地所有权。作为一名远在华盛顿的地主，他——非常不切实际地——希望能够凭借这些土地所有权解决他的财务问题：他的奴隶们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们不得不在残酷的监督者的监视下在地里进行劳作。

新改建和翻修的白宫是和平而繁荣的“和睦年代”的最佳标志——但门罗对资金的管理令人感到反感。 门罗政府被一系列丑闻纠缠着，虽然这些丑闻很小，但是它们足以令美国政府丢脸。

沙皇与女仆

从1809年到1814年，约翰•昆西•亚当斯曾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在此期间，他的一名女仆曾在家书上发表了一些关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Tsar Alexander Ⅰ）的谄媚评论。在与俄罗斯统治者共同出席的会议中，为了打破僵局，大使提到了这件事情。亚历山大被吸引了，他询问亚当斯能否向他引荐这名年轻女子。随后的会议很可能令亚当斯感到尴尬且无地自容，但也为后来的指控（指亚当斯将自己的女仆献给了沙皇）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同样地，美国人开始慢慢地学到一切都是公平的，不仅是在爱情或在战争中，而且在白宫的总统竞选中也是公平的。

约翰逊夫人

据说，范•布伦的副总统理查德•门特•约翰逊（Richard Mentor Johnson）与他的“黑人情妇”茱莉亚•钦（Julia Chinn）公开出游的行为令整个上流社会反感。然而，所有的证据显示，从未正式结婚的约翰逊把她视为了自己的合法妻子。当他出差的时候，她负责照看他在肯塔基州（Kentucky）的大庄园。从理论上来说，茱莉亚仍然是一名奴隶，虽然她是浅肤色，但官方仍将她视为“黑人”；因此约翰逊不能与她成为合法夫妻，尽管他一直想这样做。

作为早期民权运动的英雄，然后呢？当然，如果他需要，他完全能够利用一个女人的奴隶身份来惩罚她。在茱莉亚去世之后，约翰逊与另外一名美国黑人伴侣在一起鬼混。当她为了另外一个男人离开他，他将所有的法律责任都归咎到她的身上。他令她被追捕，逮捕，并在拍卖会上出售。

在一个共和政体已经超越了理想主义者的需求的年代，詹姆斯•波尔克（上图）是一个无情的主管。富兰克林•皮尔斯（右图）是一个有分寸的人，但他的政府没有得到机会。

第三章 分裂的国家

美国正在迅速地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进入美国，人口总数不断增长；西部地区问题的解决让美国领土范围得到扩张；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无法避免的是，它的政治复杂性也在不断增长：因为有这么多的利害关系，影响力之争也变得愈发激烈。

“每一个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履行职责的总统都没有任何空闲时间。”

如果有人存活至今，他们一定记得他们的国家在1845年是一个散布着小贸易城市和农业社区的国家。震惊于规模庞大的未开发的内陆空间，13个殖民地紧靠大西洋沿岸建立了起来。事实上，1803年买来的路易斯安那领土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称的美国“中西部地区”（Midwest）和“南方腹地”（Deep South）——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所有权”与占领是不一样的。随着19世纪的推进，类似于“到西方去吧，年轻人！”的呼声升高，大量移民跨过阿巴拉契山脉涌入新的领土之中。无论是在哪个方面，美国都正在迅速地发展；但是国家越大，政治分裂的范围就越大，并且——似乎腐败所涉及的金额也越高。

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James K.Polk），1846年－1849年

很多历史都是“黑暗的”。有时，我们的领导人不得不做到冷酷无情、注重实际，尤其是在追求最终目的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并不是说领导人的目标无论如何总是理想主义的——否则就不会有这样一本书了——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良好的政府并不总是惹人喜爱的。虽然，有的时候，外交政策决定的犬儒主义是如此地明目张胆，让人难以忽略；但有的时候，它的厚颜无耻简直可以称得上让人畏惧。

布埃纳维斯塔（Buena Vista）的胜利（1847年）。在这场战役中，美国人利用火炮打败了更强大的墨西哥军队；这不仅仅是詹姆斯•波尔克的成就，也是他的未来接班人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的成就——他在那天的战场上指挥了美军。

这样的例子确实是存在的，在1846年，墨西哥的“侵略”行为被当作了美墨战争（Mexican-American War）的正当理由。美国军队南下，蓄意入侵墨西哥领土，墨西哥军队不得不贸然尝试阻止他们。美国报刊发表了极为愤慨的怒吼，因为这样的无端攻击行为是让人无法容忍的。接下来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这两个国家的战争开始了。

当然，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已是由来已久。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殖民者曾偷偷潜入墨西哥遥远的边境城市塔亚斯（Tejas）（从墨西哥的角度来看）；在1836年，在美国华盛顿的支持下，他们站了起来并宣布得克萨斯共和国（Republic of Texas）的独立。阿拉莫（Alamo）防卫成为了最终的范例，它解释了基地机会主义者如何最终会将男人和女人拥有自我牺牲的勇气视为神圣的。

美墨战争仅仅为了争抢土地——但它是多么巨大的土地抢夺啊！它涵盖了墨西哥的大半领土！这个不幸的国家在那个时候拥有的国土不仅仅包含了得克萨斯州，还包含了现在“美国”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包括怀俄明州[Wyoming]、内华达州[Nevada]、犹他州[Utah]、科罗拉多州[Colorado]、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和亚利桑那州[Arizona]与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的大部分地区）。从军事角度来看，如果说实话，这就像是从婴儿手中抢走糖果：在那时，墨西哥的政治和经济都处于一种慢性危机状态。

一个完美的总统？

因此，波尔克为美国发动战争编造了借口：我们也许将它视为一个丑闻；但人民却不这样认为。他在公开声明中发表的误导性言论让他拥有了好名声——因而，这有什么新奇或奇怪的？他可是一名政客！他最接近典型丑闻的一次经历，是当他的政府部门小心谨慎地挪用政府的3.5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00万美元）的时候——当然，那是纳税人的钱——而这些钱被投资到支持民主党的《华盛顿环球报》（Washington Globe）上。即便如此，他表现出了一种本能的反应——一个世纪之后，人们称这种本能反应为“抵赖”，总统会确定他没有参加任何决定或是没有出现在任何文书工作之中。因此，你已经对他有了一定了解：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一个有着各种意图和目的但没有受到丑闻影响的政治家。他是最完美的总统？也许吧——尽管他看上去似乎并非特别有趣。他是一个好人？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同意……

凭借布埃纳维斯塔的胜利，扎卡里•泰勒能够将公开奉承转变为政治资本，他可以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是一名职业军人，也能免于“负担”并不必依赖于所有的既得利益。

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1849年－1850年

“顶用的大老粗”——扎卡里•泰勒是一名真正的天真纯洁的人。他于1784年出生在革命之后，长大后成为了一名士兵，他对政治没有明显的兴趣。

美国公众更偏好于士兵出生的政治家——这不仅因为他们已经在最苛刻的竞技场上证明了他们的原则和勇气，而且因为他们有比较典型的特征：他们似乎更加直接、敏锐和务实，他们没有职业政客中根深蒂固的诟病——推诿。最近，我们在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的身上看到了这样的特质——他作为一名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在20世纪90年代名声大噪；也许，最出名的例子还是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当然，还有另一种例子，这种争论早在华盛顿担任总统的时候就已出现：虽然他是“当今的英雄”，但是他并不能像他的继任者那样为国家政坛带来“新气象”。一方面，美国人尚未有机会对民主政客的正常运作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华盛顿在费用申报方面也不见得有多么“超脱世俗”。

然而，“顶用的大老粗”（Old Rough and Ready）——扎卡里•泰勒是一名真正的天真纯洁的人。他于1784年出生在革命之后，长大后成为了一名士兵，他对政治没有明显的兴趣。他参加了1812年的对英战争和几次爱国战役，最显著的两场战争是对抗印第安人的黑鹰战争（Black Hawk Wars）和森密诺尔人之战（Seminole Wars）。1847年2月，在墨西哥北部的萨尔提略（Saltillo），他巩固了自己的民族英雄地位。在那里，他带领着少数美军战胜了墨西哥军队（虽然他们在武器上有更大的优势），而这场战役是美墨战争的一个转折点。

直到那时，泰勒一直乐于保留他自己的政治意见。在1848年，当62岁的他成为一名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他甚至还从未参加过民主投票。（他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从未长到足以办理投票登记。）“我没有需要完成的个人目的，”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解释了他所作出的决定，“没有需要建立的政党项目，没有需要惩罚的敌人——我只能为我的国家服务。”首先刺激到他，令他表明自身立场的问题是“美国对健全金融制度的需求”：当安德鲁•杰克逊在12年前让第二个美国银行倒闭的时候，他被彻底激怒了。

奇怪的是，泰勒的天真让他成为了一名政客。他的作风非常直接，但他仍然设法表现得令人难以琢磨。作为一名奴隶主，他并不支持将奴隶制扩展到西部各州——尽管许多北方人认为他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出于务实的角度，而不是出于道义上的理由。然而，他对国家权利的支持为他赢得了南部的支持——那里的分裂主义情绪已经开始增长，而北部的人能够更好地接受他坚持美国人应当始终站在一起的观点。无需故意欺骗，他尽量满足了所有选民的需求。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是人们的英雄。

加尔芬（Galphin）的索赔

如果年迈而超凡的泰勒总统似乎是另一个时代的遗物，那么我们如何看待那个唯一玷污了他的总统职位的大丑闻呢？佐治亚州（Georgia）加尔芬家族索赔4.35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30万美元）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英国统治时期。他们的祖先乔治•加尔芬（George Galphin）是一名商人，他曾经声称这些钱是克里克族（Creek）和切诺基族（Cherokee）欠他的；英国统治者同意将这些钱付给他，但付给他的钱来源于销售这些民族放弃的土地所获得的利益。革命战争爆发之后，这些居住在乔治亚州的印第安人被政府从他们的家园里驱逐了出去，但加尔芬家族仍然想要回他们应得的东西。许多人会惊讶地得知，在1848年，美国政府最终承认了——重要的是，支付了——这笔债务。

但这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不够的，或者说对他们的律师乔治•W.克劳福德（George W.Crawford）来说是不够的，他认为美国还应该支付73年的利息——如果美国支付了这笔费用，那么他可以在此基础上抽取50%作为报酬。当克劳福德被泰勒任命为战务部长，利息之战的结果几乎已经一目了然了。他让他的内阁同事，财政部长威廉•梅勒迪斯（William Meredith）同意进行付款——然而无论如何，主要负责人拒绝了这一要求。克劳福德用尽一切办法迫使梅勒迪斯再次进行尝试。而这一次，财政部长直接无视了他的审计官，因此加尔金家族得到了他们的利息，而克劳福德也从中获得了1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90万美元）的“报酬”。

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可悲而不可避免的是，泰勒总统的名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同时，没有人会想到此刻他已经意识到他的下属应当承担责任，这一事件让人们对他的能力和判断力产生了质疑。他的年迈和他的天真成为了他最大的弱点：几乎仅在一瞬之间，他就变得衰老而无能了。

官方记录对于寻找真相没有什么帮助，关于总统在那一天去了哪些地方、做了些什么事情，甚至是吃了什么东西的记录非常粗略——没有人会预料到这些记录会发挥重要作用。

总统中毒？

虽然扎卡里•泰勒已有一定年岁，但他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据说在1850年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的一个公开活动中，他坐下来吃了一点儿樱桃并喝了一些冰镇牛奶。在随后的几个小时内，他还吃了其它公众人士提供的一些小食品。但他很快就感到身体不适、无法进食，他身患重病，很显然，他因为肠胃炎而倒下了。他在7月8日去世：这一切是那么突然，人们无法避免地产生了猜疑。官方记录对于寻找真相没有什么帮助，关于总统在那一天去了哪些地方、做了些什么事情，甚至是吃了什么东西的记录非常粗略——没有人会预料到这些记录会发挥重要作用。谣言从未消失；实际上，在1991年，他的尸体被挖掘出来进行硅元素测试。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扎卡里•泰勒不是被毒害的——或者说，至少他不是因为硅而中毒身亡；最有可能的是，他喝下的牛奶是坏的。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一个重要的人的死亡原因不明会导致阴谋论的爆发：直到今天，它们仍未衰退。

在1848年总统选举大战临近之时，扎卡里•泰勒的优势已经非常明显。甚至在选举还未开始前，一名漫画家就已经称赞他为“有威望的领导人”。

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1850年－1853年

这永远与米勒德•菲尔莫尔有关，《1850年逃奴追缉法案》（the Fugitive Slave Act of 1850）让追捕逃脱的奴隶成为了公众的“义务”。任何被视为协助逃亡者逃跑的官员，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都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在泰勒于1850年突然去世之后，他的副总统作为继任者匆匆宣誓就职。在整个美国总统历史上，米勒德•菲尔莫尔是比较无趣的人物之一。从后代（和与他同时代的奴隶制度废止论者）的角度来看，他因狂热支持前任总统而颁布的《逃奴追缉法案》是一个丑闻：这一法案重申了奴隶主追捕逃亡奴隶的权利并惩罚了那些因为良知而拒绝帮助他们的公务人员。这确实是一个丑闻：就个人而言，菲尔莫尔并不是一个口沫横飞的种族主义者，而是一个为了安静的生活而沉默寡言的管理者，而这究竟是好还是坏呢？“上帝知道我讨厌奴隶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但它是一种现存的罪恶……我们必须忍受它并给予它一定保护，比如说《宪法》的保障。”

无稽之谈（一个浴缸的故事）

幽默作家H.L.门肯（H.L.Mencken）不知何故以菲尔莫尔为原型，构想出了他的“浴缸骗局”（Bathtub Hoax）：对其他总统而言，存在着某些与他们相关的真实事件，一些能够让我们从笑话上转移注意力的真实影像……在1917年，纯粹出于恶作剧，门肯在《纽约晚间邮报》（New York Evening Mail）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致讲述了一个浴缸的历史故事。门肯称，浴缸在1850年左右才被引进美国，但因有人坚称浴缸容易藏污纳垢，它在引进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医生就沐浴的危险性提出的严重警告也让人们感到泄气——医生说沐浴能够引起各种各样的风湿性疾病和其它类型疾病。总统的政治干预改变了人们的看法：菲尔莫尔在白宫中安装了第一个浴缸。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浴缸，它的内壁四周衬有铅和红木雕刻品。

米勒德•菲尔莫尔应当是夺取“美国史上最乏味总统”称号的有力竞争者。他的名声主要来源于他是第一个在白宫中安装浴缸的总统。而可笑的是，这个故事甚至不是真实的！

其余部分则是历史……当然，它不是真实的——但是门肯的文章成为了历史上流传最久的恶作剧之一。他活得足够长，能够以自豪和惊奇的心情（还有一丝疑惑）回顾这一切；在1949年，人们已经全然而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他的故事，并且“不仅是在报纸上，还是在官方文件和其它最装腔作势的文书中，这个故事不是被当做了笑料，而是被当做了一个事实。”很早以前，互联网时代还没到来，很显然，荒谬的奇思妙想被作为历史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且通常得到了研究人员的承袭相传，然而，他们本来应当更好地了解这一切。

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1853年－1857年

简•皮尔斯（Jane Pierce）从未从她在铁路事故中失去第三个儿子本尼（Bennie）的惨剧中恢复过来，而这一事件阻碍了她丈夫的总统之路——即便在那时他还没有成为总统。

一般的历史共识认为“英俊的弗兰克”是一个失败的美国总统——他不坏也不蠢，但他是一个深奥得让人无法理解的正派人士。而这肯定是麻烦的根源。几十年来，所谓的“联邦”因为“公开蓄奴”和“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而走向分裂，现在我们知道，它们缓慢而艰难地导致了内战的爆发。泰勒和菲尔莫尔都发现，自己在尝试让问题双方都满意的过程中陷入了痛苦的扭曲之中。但是皮尔斯——最初是在妥协情况下产生的候选人——甚至在宣读他的就职宣誓之前，就已经是一个相当心力交瘁的人了。

举止温和、易于相处是政治家的标准。他性格开朗、善于交际，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演说家，但他也有害羞的一面。他娶了一个非常胆怯的妻子——简•阿普尔顿•皮尔斯（Jane Appleton Pierce），当她与丈夫一同参与公务活动的时候她从未真正感到高兴。（谣言猜测，直到最后，她与他的丈夫在一起都从未感到很高兴。）他们似乎并不是美国“第一夫妇”的最佳组合。

夫妇二人看来似乎处于抑郁的边缘：他们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在幼年时期就死亡了；第三个儿子，叫本杰明（Benjamin）或“本尼”（Bennie），在他们的眼前被杀死。在马萨诸塞州的安多弗（Andover），他们与乘客一同坐在火车之中；当火车离开轨道，本尼从筑堤上跌落下来，他们被迫亲眼目睹自己的儿子被火车压死。而这一切发生在富兰克林•皮尔斯宣布就职之前的两个月，因此，对于这一对低调的夫妇而言，他们甚至没有时间或空间从丧子之痛中恢复过来。

沉迷于酒精

在丧子之痛和不愿意成为第一夫人的心理的双重作用下，简几乎完全放弃了努力。“白宫的影子”（Shadow of the White House）几乎完全避开了所有公务活动。在大量酒精的帮助下，富兰克林勉强将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这使他与简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增加——简非但不喝酒，还对饮酒持有一种非常悲观的看法，并成为了禁酒运动（Temperance Movement）的签署成员。此外，所有赞同这一观点的人认为，简的这一行为让总统成为了华盛顿的笑柄——因为在那里，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一刻是清醒的。在那个没有核武器按钮的年代，总统也被认为是一个要求非常苛刻的角色——而一个酩酊大醉的人是无法胜任这样一份工作的。因此，当皮尔斯最终没有获得总统的第二个任期时，人们没有感到过于意外——而在那时，他的反应非常快乐：“什么都没有留下……唯有大醉一场。”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1857年－1861年

从严格的历史条件来看，布坎南政府的主要“丑闻”是他未能成功控制南部分裂主义的蔓延。就像他的前辈那样，他的责任在于：为了保证联盟的完整性，他在绝望之中出卖了太多。但是布坎南总统也有过失，他将政府合同作为战争运动的回报——这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贪污，但其有着史无前例的规模。这些印刷合同非常慷慨：政府的朋友能够通过很小的工作获得高额款项：事实上，这就好像他们得到了有权大量印刷钞票的许可证。

在这样的诡计之中，布坎南自身似乎已经成为了相当被动的参与者——虽然，可能有人会问，总统做了什么交易让他处于被动的立场。（并且，有什么理由可以令人相信他受到了“忠诚的”约翰•康福德（John Covode）所领导的内务委员会（House Committee）的不公平待遇？针对它的合法批评被斥为对美国总统完整性的非爱国主义攻击。）他的战务部长约翰•B.弗洛伊德（John B.Floyd）似乎已经完成了最奢侈的交易——虽然比起彻头彻尾的小偷，他更像是一个虚弱的、过于殷勤的男人。似乎有人会想，谁敢反抗一个部长的命令啊？他以政府的身份从支持者处购买大量土地从而获得了惊人的款项，他还出售根本不存在的军事购买合同，他不顾一切地进行着这一切，直到最后他在说服下辞去了职位：他声称，他的辞职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然而，我们忽视了布坎南的总统办公室中最难以处理的事情：与他的性取向有关的主要问题。作为唯一一名从未结婚的总统，布坎南在他的职业生涯开始的时候，曾于1819年短暂订婚，但他的未婚妻最终选择退婚并在不久之后就死亡了。有人怀疑这名年轻的女性——一个富裕的企业家的女儿，名叫安•卡罗琳•科尔曼（Ann Caroline Coleman）——可能是自杀。她的医生认为她曾服用过量的鸦片酊（一种鸦片和酒的混合物，在那时是一种非常流行的睡眠辅助手段）。布坎南发誓他将永远不会结婚，但他将永远忠诚于她给他留下的记忆。这是一种高尚的自我牺牲——还是正合他意呢？

此外，所有赞同这一观点的人认为，简的这一行为让总统成为了华盛顿的笑柄——因为在那里，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一刻是清醒的。

因为，虽然在华盛顿的上流社会中，布坎南仍然与女性们保持着简单的（和频繁调情的）关系，但是从来没有迹象表明他与她们有更加亲密的发展。当他开始过家庭生活，当然，是和另外一名男子一起——威廉•鲁弗斯•金（William Rufus King）——他是亚拉巴马州参议员，以及后来的美国参议院临时主席（President Pro Tempore of the US Senate）。他们是一对奇怪但彼此深爱的伴侣，他们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了15年，当布坎南作为总统搬进白宫的时候他们才分开（布坎南把他的侄女哈里特•雷恩[Harriet Lane]带进了白宫，以履行第一夫人的日常事务）。同时代的人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年迈的安德鲁•杰克逊称鲁弗斯为“南希小姐”（Miss Nancy）（指女人气的男人）；而对其他人而言，他是“凡希小姐”（Miss Fancy）；同时，布坎南的邮政大臣（Postmaster General）安德鲁•V.布朗（Aaron V.Brown）在与朋友交谈时提到了“布坎南和他的妻子”。总统一点儿也不在乎这些嘲笑，他似乎乐在其中。当鲁弗斯因公务不得不前去法国的时候，布坎南曾在一封信中抱怨自己的孤独：“我现在非常孤独，一个人住在房子里，连个伴儿都没有。我去向几位绅士求爱，但最终没有成功……”

作为布坎南的战务部长，约翰•B.弗洛伊德被证实为不可救药的腐败分子，但在同一时间，他也是奇怪而无辜的——他似乎从未充分理解他所做的肮脏交易所产生的影响。

美国的第15任总统是“同性恋”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提问的对象是谁；你永远不会知道真正的答案。当他们还是室友的那些年，睡眠地点的安排是人们不得而知的。历史学家们告诫我们不要过多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说，独身绝不意味着不正常；在彼此习以为常之前，人类通常会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传达过多的情感；相较于现在，他们在以前更容易流露彼此之间的情感。当然，激进的同性恋学者这样回答道：在19世纪的美国，同性恋是非常普遍的；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之中不乏位高权重之人——是同性恋。在那个仍然比较恭敬的年代，公众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对政治精英们的私人行为做太多的评判；公众不希望在日常新闻中看到别人的隐私。这样所带来的结果是，这种“公开的秘密”是人们能够忍受的。没有人愿意打破良好的现状。

在这幅创作于1861年的漫画作品中，南卡罗来纳州的分离主义州长弗朗西斯•皮肯斯（Francis Pickens）站在他即将点燃的大炮前这样对布坎南总统说道：“如果我不点火我就要被炸飞了。”

日益恶化

这并不是说人们没有其它需要担心的事情。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在走下坡路，正逐步走向解体。在总统这样的指引方式下，紧张的局势持续了十几年，似乎终于走到了某个转折点。我们很难说布坎南应该对南卡罗来纳州的分裂和后来的内战承担多大的责任。本章中出现的所有总统都应当承担相同的责任：他们没能成功将一个似乎注定要分离的联邦结合在一起。无论如何，布坎南的权力对这些事件的影响力已经变得非常微弱——在1860年，根据他的《民主党公约》（Democratic Party Convention），他实际上成为了一名旁观者。他的党内同僚也分为了两派，没有人能够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而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出现，让他们不仅拥有了一名格外鼓舞人心的领袖，而且拥有了对抗康福德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Covode Committee）的重要武器。

与布坎南同时代的人肯定猜测了他的私生活。然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好奇的事情是他们是多么的漠不关心（超出了某个程度）；对他们而言，尊重总统的隐私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情。

只是合作伙伴的好朋友？威廉•鲁夫斯•金和詹姆斯•布坎南共同居住了15年。有人嘲笑他们，称他们为“布坎南和他的妻子”。而实际上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

为奴隶制度而战

尽管他引起战争的行为不会令他接受道德的审查，但是波尔克将会惊奇地发现，这次冒险已被记录为某种丑闻。他也会惊奇地发现，现在居住在西部地区上述各州的居民大都认为，如果他们现在仍然属于墨西哥，他们会生活得更好。

然而，还有一件事情令我们难以接受：波尔克似乎被这样的欲望强烈地激发着——他支持白人地主有使用奴隶劳动力的权利。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的波尔克继承了家族庄园和50几名奴隶；在他的一生中，他都保持着奴隶主的身份——并且他是一名奴隶制度的狂热拥护者。得克萨斯州殖民者与墨西哥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墨西哥在1821年废除了奴隶制度。它也为从美国逃跑的奴隶创造了庇护所，殖民者认为此举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南方的稳定性。

在南方，“残酷”一词与奴隶制机构是密不可分的：在深深的绝望之中，数以千计的奴隶选择了逃跑。美国没有选择废除奴隶制度，而是采取措施关掉他们的避难所，这也是美墨战争爆发的一个主要动机。

廉价的古巴

在1854年，皮尔斯政府的成员试图提出一个购买古巴的计划——在那时，古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他们将提供110万美元——撇开它在加勒比地区（Caribbean）的战略意义不谈，仅岛上的烟草种植产业就已经比用以购买小岛的数目值钱太多；如果西班牙马德里（Madrid）没有合作的表现，该计划会以奴隶骚乱为借口，以武力干预并夺取那座小岛。在这个事件中，政府的伪装暴露了——当废奴主义支持者听到与这个计划有关的风声时，他们担心古巴注定会成为联邦的一部分并因政治倾斜而成为另一个奴隶占有制地区。结果是暴怒的媒体将皮尔斯描绘成恃强凌弱的强盗，这是很不公平的——即使该计划已付诸执行，但它也比不上波尔克在不到十年前对墨西哥发起的强盗式攻击。

古巴的糖和烟草令它成为了一块充满吸引力的土地，此外，它的战略地位也非常重要——然而，其加入联盟会增强蓄奴州的实力。

年迈的安德鲁•杰克逊称鲁弗斯为“南希小姐”（指女人气的男人）；而对其他人而言，他是“凡希小姐”。

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Grant）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上图），但在那之后，他的所作所为算得上是每况愈下。甚至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右图）也没能够及时制止腐败。

第四章 内战与重建

内战是这个国家最黑暗的时刻，是一个新时代的曙光，也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点。然而，丑闻仍在出现：美国的危急时刻对骗子来说是难得的机会——为了得到金钱，他们要重新获得“许可证”。

“如果我真的是两面人，我会用这一张脸见人吗？”

美国内战爆发于1861年4月12日。这场战争让美国分裂成两半。它通常被描述为“第一场现代战争”，它不仅仅是“兄弟之间的相互争斗”，而且是工业生产的弹药和速射武器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超过50万人丧生；无数的男人和女人在战争中变得残废；共同社会受到了损伤。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普通的政治欺诈被蒙上了阴影。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某种人性的中止：在战争的鼓声之后，腐败行为仍在进行——而且是加倍进行。

战争对于贪污而言是“天赐良机”：因为没有空闲时间来对决定进行详细审查。大量订单需要被完成——马匹、饲料、口粮、武器、弹药、背包……任何你可以想到的东西——并且它们需要不断被补给。大量合同像纸屑一般四处散落：谁会注意到各处一丁点儿虚报的内容呢？但是危机时刻也带来了暴虐的强盗行为：许多在这一时刻商定的采购交易比实际需求多得多。历史学家汤姆斯•A.贝利（Thomas A.Bailey）指出，一个由三大西部要塞达成的金额高达19.1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80万美元）的协议——其金额是这些工作实际需要成本的三倍之多；一个波士顿采购代理人仅在一周内就得到了2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50.2万美元）的佣金。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61年－1865年

林肯家族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出现，但此举在一定程度上令白宫分裂：为了表明立场，玛丽（Mary）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她不得不反对她的南部家乡和她的同盟者亲属。

亚伯拉罕•林肯的对手指控道：与其说他是一名总统，不如说他是一名“暴君”。“民有，民治，民享”的宣言已经彻底将民主变成了独裁。并且，我们很难否认这样的说法。林肯上任之后最先执行的就是中止《人生保护权》（Habeas Corpus）——在英国法律中，其从安格鲁－撒克逊（Anlgo-Saxon）时期起就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词语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你应当保护自己的身体”，它的字面意思是：当政府逮捕了某个人，他们应当立即采取行动——在短期内对其进行关押，并及时将其释放。但现在，林肯政府可以围捕疑似“铜头蛇”（Copperheads）的人——“铜头蛇”指同情南方的北方人——并能够在未经起诉和审判的情况下立即逮捕他们。令人非常不安的是，总统采用了特殊军事法庭，允许法庭以某种“正当程序”形式采取行动。但是，它就像150年之后的法庭那样“尝试”关押关塔那摩（Guantanamo）囚犯，这些法庭在严格的保密之下，并从未向公众透露其所援引的“证据”。

“上帝的礼物”——民主同样设法在国家动荡的时期“监管”选举投票：然而，在外表粗狂、装备精良且严肃的林肯共和政体拥护者的注视下，选民们不得不携带有颜色的卡片（表明他们打算把票投给谁）成纵队从他们前方走过。支持南方的报社被关闭；他们的主编被逮捕。由于这样的情形屡次出现，那些没有受到直接打压的人选择了沉默。林肯的政府制造了一种真正的恐怖气氛。

低劣的部长

在1862年1月11日，总统给西蒙•卡梅伦（Simon Cameron）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对于你的能力、爱国心和对公众的忠诚度，我很有信心。”这位战务部长没有在压力下被迫选择辞职，当然，他受到了冷遇——他作为美国大使被送到了俄罗斯，因此，林肯决定对他美言几句以作补偿。即便如此，对于那些因自身行为而受到冷遇的人以及他们所效力的政府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惊讶、引人深思的参考：在他的领导下，腐败已经成风。这一事例说明这是“诚实的亚伯”所做出的最不诚实的陈述，尽管有些历史学家指出还有更不诚实的例子。

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卡梅伦办公室在这个危机关头让现金“大出血”，但出人意料的是林肯迟迟不愿采取行动。在同事和官员的要求下，这个最自信、甚至是最傲慢的男人才被迫采取行动；在卡梅伦死后，他还冒风险为他辩护。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林肯自身也是腐败的，但无论以任何标准进行衡量，他都是一个复杂的人；不过有迹象显示，这个战务部长勇敢的一面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地吸引了他。卡梅伦是一个可爱的人，他也是英国人所说的“感冒任何风险的人”——一名天生的机会主义者；他的傲慢、锐气、随和与肆无忌惮，对于林肯这种诚实而稳重的人来说充满了吸引力。

伟大的拖延者

伟大的解放者？嗯，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林肯故意拖延对南部联邦奴隶的释放——部分原因是他觉得在他能够实际执行这项法律之前，这将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姿态。那些在内战初期获得自由的奴隶依靠的是他们自己——基本上是凭借逃跑和投效北部——虽然，他们无疑因南部联邦正在发生的危机而感到倍受鼓舞。当然，林肯总统长期以来真诚地寻求解放奴隶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他的《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中仍然有大量挑拨离间的内容。他在1862年发表了它，就在安提塔姆（Battle of Antietam）战役之后——在这场战役中，南部联邦力量取得了胜利，但其显然已经伤痕累累。林肯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大打解放牌”，似乎是因为他感觉到事情的发展并不完全与他的想法一致；他必须让南部进一步陷入困境。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战术发挥了功效：地方性起义出现在整个南部联邦地区之中，南部联邦经济遭到重创；有超过20万人努力加入到北方的旗帜之下。

南部的巫师

第一夫人的命运永远都不轻松，尽管这个地位赋予了她明显的特权。在内战的时候，对她而言是一个尤为艰难的时期。尤其是当国家的首都位于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之间的时候——事实上，它几乎就在他们之间的战争前线上，并且总统的夫人应当忠诚地对待战争双方。作为肯塔基州（Kentucky）列克星敦（Lexington）的子民，玛丽•托德•林肯（Mary Todd Lincoln）与她的丈夫密切相连，她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但是她与另一个阵营中的家人和朋友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当有人被杀死，玛丽不可避免地发现她很难做到公正地看待她自己的悲痛或是她那些身处于南部联邦的亲戚朋友。尤其是当她和她的丈夫正在为他们的第三个儿子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或“威利”（Willie）的死亡而感到万分悲痛的时候——他在内战前夕因斑疹伤寒而死亡。因为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埃迪（Eddie）也去世了——就在威利出生前的11年——甚至在战争打响之前，她就已经被丧亲之痛伤透了。似乎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开始相信招魂说（Spiritualism），并尝试着与死者的灵魂进行交谈——有人称亚伯拉罕也曾经出席了这些白宫降神会。

玛丽•林肯（Mary Lincoln）本来就是一个充满激情但很复杂的人；在内战之中，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她都失去了她挚爱的亲人。当然，在战争胜利的那一刻，她失去了她的丈夫。

毫不夸张地说，也许悲伤让玛丽•林肯变得疯狂，在她守寡的岁月中，她变得越来越孤僻。但这位前第一夫人对金钱有着过分的痴迷，她还曾举办拍卖会出售她的旧衣服。

战争给她带来的创伤太多太多，玛丽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而在随后的日子中她受到了头痛的折磨。（这些似乎都是由身心失调引起的，虽然当她的马车坠毁的时候，她的头部受到了严重的撞击。这起事件似乎是针对她的丈夫进行的早期刺杀行动，虽然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和玛丽在一起。）除了她的抑郁症会引起情绪波动（有时非常激烈）之外：她曾多次与总统在公共场合中争吵。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一点儿“购物治疗法”似乎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尽管玛丽因为她在白宫的开支而受到了一些批评。由于她特别偏爱花哨的衣纹，她最终使总开销超过预算60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3.2万美元）。

当玛丽深爱的丈夫在1865年被暗杀的时候，命运的确让她遭受了太多的磨难。6年之后，她最年幼的儿子托马斯•“泰德”•林肯（Thomas‘Tad’Lincoln）也死亡了。悲伤简直让她发疯，她曾多次企图自杀。在一阵阵的绝望之中，她决心让政府意识到他的丈夫对这个国家所作出的贡献，她发起了一个长期的、有时甚至有些不体面的运动，以确保她拥有得到退休金的权利。她曾经非常贪婪而挥霍无度，但她开始害怕“他们”会夺走她的财产；众所周知的是，她曾经将5.6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0万美元）缝在她的衬裙内缝中。

就像那个时代中的许多人那样，她开始变得痴迷于与“去世的人”进行交流，而且她开始深入参与巫师活动。

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1865年－1869年

林肯的继任者是一个很难让我们钦佩的政治家，更遑论喜欢。他是一个不知悔改的种族主义者——他对自己曾说过会尝试将美国黑人放在平等地位上，表示极为愤慨。他作为林肯的竞选伙伴有幸当选为美国总统，但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一名支持联邦的南方人。当然，他从来没有想到他能够真正成为美国总统——暗杀可不是林肯计划的一部分。约翰逊因南方的脱离而真正感到愤慨。在父亲去世之后，约翰逊在贫穷中长大，这导致他对殖民者统治阶级有一种强烈的仇恨——但在其它方面，他更像是统治阶级的产物。“这些该死的黑人，”当他的国家在1861年被卷入战争的时候，他这样诅咒道：“我在与他们的主人——那些卖国贵族战斗。”

杀死林肯的刺客约翰•威尔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不是一个被驱逐之人，也不是一名失败者，而是这个国家最成功的演员之一。但是，他也是一名誓死守卫南部和南部理想的人。

缺乏学校教育

多年来，他对美国黑人的观点通过一系列演讲中惹人嫌恶的细节清晰地表达了出来。“如果你解放了黑人，”他在1844年这样反问道，“那么下一步该做什么？”他的答案是什么呢？

他在1857年说道，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是白人和黑人之间唯一值得欣赏的关系；他称黑人为“一种劣质的人种……无法促进他的祖国的进步”。约翰逊从未接受任何形式的学校教育，但他在17岁的时候，因自学读书、写字而得到了他人的肯定；但他因为他的无知和傲慢成为了一名顽固者。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不实行改良主义的美国精英的仇恨似乎可以理解，但在现在，他对他的黑人同胞的蔑视似乎很难得到人们的谅解。

当战斗结束之后，联盟得以安全重建，他很快就恢复成了南方类型。他倾向于回溯到以前，适应白人统治的前联邦。北方共和党人认为他过于快速地认定南部已经彻底完成改革，并且过去的事情就应该过去了——虽然，公平地说，林肯也更青睐宽大仁慈。然而，在1866年，当约翰逊利用他的总统否定权来阻止前奴隶获得公民权利的时候，共和党人认为约翰逊太过极端了。他的受益者们所带来的“黑色代码”（Black Codes）反而确认了美国黑人的二等公民身份：他们甚至无权渴望平等——而这就是现在的法律。约翰逊还企图阻止为已经获得自由但仍然处于贫困之中的奴隶提供联邦救助。

安德鲁•约翰逊摆出了最有政治家风度的姿势，在他身旁的桌子上放着乔治•华盛顿的画像。约翰逊将自己视为华盛顿的继承人以及战后统一的领导者。

重建与其引起的不满

“重建”这个词与许多不同的事情有关。南部要多久才能完成政治上的重建，并就这个问题在政治上进行了公开辩论——当然，约翰逊总统认为其能够正式宣布重建，并能够在1865年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内完成重建。奴隶们都被释放；新的州长被任命……人们还想要什么呢？国会中的北共和党人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约翰逊现在几乎都在与他美国国会大厦中的潜在支持者们共同作战，他们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新的国家行政机关——由北方的“投机者”和南部联邦主义者（Southern Unionist）“南方白人”（Scalawags）组成。无论是哪一种都不是因为它的道德原则或它的财政诚信而出众，而是由于重建的巨额资金流动性太大（铁路，公路，学校……），贪污的机会可以说无处不在。诚然，对于心怀不满的南方人而言获取腐败资金并非难事，但很少有历史学家对最后产生的混战存在任何幻想。

“黑色代码”仅确保美国黑人获得了理论形式上的自由。他们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土地、没有权利投票，当当地地主要求他们进行工作的时候，他们没有权利拒绝。

总统自身除了作为一名局外人之外似乎已经没有了其它的作用。毕竟，这个所谓的“二次重建”并不是他的主意。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被历史所赦免。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应当对一切事情进行监督：尤其是那些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情。他太过固执而难以让步，他开始变得有点儿完全脱离正在进行的政治议程：他的固执成了他最大的弱点。在1866年，约翰逊试图通过“竞选游行”（Swing Around the Circle）来重塑他的政治地位，他在北方的关键城市发表了巡回演讲。这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措施，但它确实发挥了作用：在那时的竞选活动中，它还没有成为候选人习以为常的程序；何况这个“游行”似乎更适合在位总统。在最糟糕的情形下，它可能会让约翰逊受到意想不到的影响：有人说，他在几次登台演讲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否理由充分）；他的煽动性言论并没有安抚北方人群；并且当激烈的质问者抓住总统的把柄时，他毫无尊严地飞快地跑掉了。

赛迪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使约翰逊的弹劾程序圆满结束：作为起诉总统的一个关键性推动者，史蒂文斯一直以来不知疲倦——当病重的时候，他仍然坚持步入会议厅。

弹劾程序

约翰逊试图开除战务部长埃德温•M.斯坦顿（Edwin M. Stanton），用更服从命令的洛伦佐•托马斯将军（General Lorenzo Thomas）来取代他的位置，从而巩固其权力。国会驳回了他的决定，斯坦顿仍然稳坐战务部长一职，并逐渐成为了约翰逊在政府中的障碍物。在历史上，曾经有人要求对约翰•泰勒进行弹劾，但针对约翰逊总统进行的弹劾程序真的开始了。当然，几乎就在一切都要结束的时候，约翰逊最终因为“一票之差”被无罪释放。后来，不断有报道称其中几位参议员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通过受贿得到了好处——金钱或有影响力的工作。

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Grant），1869年－1877年

为了能让联邦赢得内战，没有人比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付出得更多；更不要说将正义的胜利带到南方家园中。在美国重建的时代，是他带领美国军队参加战役，以支持美国黑人的权利并摧毁了“三K党”（Ku Klux Klan）。随后，作为一名军功卓越的北方英雄，他以绝对的优势赢得了1868年的总统大选。不幸的是，他作为一名总统所留下的功绩远比不上他那杰出的军队战绩：很遗憾，腐败已蔚然成风。

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即使作为一名士兵，格兰特在最初也没有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他毕业于西点军校（West Point），但那个时候的他成绩平平。他在美墨战争中的表现没有出什么差错，但他的事业已经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了。当他在西部担任一个无关紧要的职务的时候，他还染上了醉酒的恶习。这个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不得不在1854年辞去职务以避免军事法庭的责罚。他最终回到了家乡，在他父亲的皮具店里帮忙。若是内战没有在7年之后爆发的话，他可能会永远待在那里。在那时，联盟军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挑剔。他被登记成了一名上校（Colonel），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并很快晋升为将军。

然而，在某些方面他仍然在“走钢丝”——因为在战场上，在两场战役取得胜利之间的时间，他不分昼夜（并不顾军威）地大量饮酒——他的监督者们在某种程度上不赞成这种做法。他还养成了另外一种对健康不利的恶习，按照他的方式，他每天最多要抽20多支雪茄。然而，当他的士兵们在激烈的战斗中看见他冷静地吸着雪茄，他们心中的疑虑也被一扫而光；在后来的生活之中，雪茄成为了他的一种象征。现在看来，它似乎更像是一种法宝：在他于1864年被任命为大将军（General-in-Chief）之前，他连续不断获得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即使是在现在，酒精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除了与未来的第一夫人茱莉亚（Julia）一起出现在竞选活动中之外——据说茱莉亚是为了让他走直线——他总是酩酊大醉。

内战时期对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Grant）而言是最佳时期。但很遗憾的是，最强大的战士成为了懦弱而无能的总统，他太容易被他自己所聚集的腐败亲信操纵。

当格兰特政府第一次被一系列丑闻事件打击的时候，特兰特才接管政府8个月；虽然在通常意义上来说，菲斯克／古尔德丑闻（Fisk／Gould Scandal）与政府腐败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是一个巧妙的计划，两大金融家——詹姆斯•菲斯克（James Fisk）和杰•古尔德（Jay Gould）用部分财产组成的纯民营企业成立于这样的基础：政府在没有足够黄金储备的情况下，发行了大量的钞票。它是一个紧急措施，并且在内战环境中采取这样的措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现在美国已经恢复和平，政府就不得不将它们购买回来。这对菲斯克和古尔德来说，如果他们能够垄断黄金市场，他们就能够坐地要价。

他们的计划得以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政府本不应当开始抛售黄金，而格兰特的姐夫亚伯•科尔宾（Abel Corbin）被他们收买了。科尔宾能够确保他们接近权贵，因此他们能够游说那些反对销售黄金的人，甚至能够游说总统任命他们所中意的人选担任美国财长。丹尼尔•巴特菲尔德将军（General Daniel Butterfield）已同意在政府内极力反对购回钞票，并且，如果在政策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暗中通知这些阴谋者。当古尔德开始收购黄金，格兰特——不是傻瓜——发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下令抛售黄金，导致黄金市场崩溃。此举还引起了更广泛的股市恐慌。虽然古尔德和菲斯克立即受到了警告，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亚伯•科尔宾破产了，而格兰特自己的名誉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格兰特与贪污

格兰特随和的管理作风似乎已经被一大群政府内外没有道德的官员，当做了腐败的“公开邀请”。埃玛银矿（Emma Silver Min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犹他州的矿藏在很久以前就已开采完毕，但是骗子希望将它卖给容易受骗的英国投资者。这是一个传统的欺骗行为，除了一点——这些阴谋家为了赢得一点儿额外的信誉，“雇用”驻英美国大使罗伯特•C.申克（Robert C.Schenk）为矿业工业主任。他的名字似乎是信任的保证。格兰特发现之后要求大使断绝其与该公司之间的联系：他的确这样做了，不过是在销售自己的股票份额并获得可观的利润之后。

动产信贷公司丑闻（Credit Mobilier Scandal）已酝酿数年。最初的欺诈行为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林肯时期。只是格兰特的运气不大好——在他担任总统期间，这个问题开始浮现出来。动产信贷公司是以联邦太平洋铁路公司（Union Pacific Railroad）名义成立的旨在建设西部铁路的公司。它拥有垄断客户群，因此它可以随意收费。它所收到的款项被投入了联邦太平洋公司的股份之中——其多次在股票市场出售之前，被以票面价值买入，从而使动产信贷公司的董事和他们的朋友获得了巨大的收益。由于该公司是按其购买的股份面值记录其收益，因此它的官方回报率不大（虽然实际上非常可观）。那些可能要打击这一行为的权威人士很快就被“收买”了：董事们将股份按票面价格销售给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官员们再按市场利率抛售股份从而获得财富。没有人愿意杀掉一只能下金蛋的鹅。最后是董事之间的争吵让报刊媒体得知了这一内幕消息，而那时正是格兰特于1872年开展竞选活动的时候。总之，该公司最终收敛的金额比其从联邦太平洋铁路公司那里得到的金额多出20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3.62亿美元）：这些钱最终进入了腐败的金融家、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们的口袋里。

谢尔曼大行军（Sherman’s March to the Sea）（1864）本身也将战争带到了南部，肆虐的领土已经蔓延到远离同盟前线之外的地方。这样的举动缩短了内战，但也留下了永远的怨恨。

加薪

格兰特在这一事件中可能是无辜的，但这并不能为他的政府开脱。随后发生的事情更是谈不上“最明智的举措”——次年，他用“大幅加薪”奖励了他自己和他的同事们。他自己的工资从2.5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46.2万美元）狂涨到了5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92.5万美元）；参议员和国会议员的工资从50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9.3万美元）涨到了75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3.9万美元）——此外还可以追加50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9.3万美元）的“奖金”。因为当总统当政的时候，其工资也许不能够通过法律得到提升，而格兰特加薪政策是在他的第一、二任任期之间为期4天的空白里通过的；而国会的“奖金”似乎更像是这笔交易给他们带来的“甜头”。雪上加霜的是，该法案是在保密的情况下通过的，其最终因媒体的警觉而东窗事发。

“让无罪的人自由”（Let No Guilty Man Escape）

对于记录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八年丑闻”的记录者而言，问题在于让人愤怒的丑闻总是层出不穷，令人顾此失彼。腐败似乎真的成为了流行。更典型的是，总统本人看上去并不十分内疚，但也并非十分无辜——因为对任何人（无论是盲人还是傻子）而言，在过了这么久之后，怎么可能不清楚问题所在呢？总检察长们来来去去——乔治•H.华盛顿（George H.Washington）在1875年让位于爱德华•皮埃尔伯恩特（Edward Pierrepoint）——但是国家风气似乎仍然有利于金融丑闻和政府丑闻。

数字能够说明问题，它记录了黄金价格在1869年“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中的崩溃。这块黑板——来自纽约金室（Gold Room）——后来被作为证据提交给国会委员会。

在1875年，威士忌圆环丑闻被发现。简而言之，十多年来，中西部各州的蒸馏酒制造业者一直在逃避税收。在为自己节省了（并掠夺了其他美国纳税人）几百万美元的同时，他们一直在贿赂财务部官员以寻求其它解决途径。总统似乎真的为此而感到震惊：“让无罪的人自由，”他大发雷霆……直到真相浮出水面，“有罪的人”还包括了奥威尔•E.巴布科克（Orville E.Babcock）——他的私人秘书和朋友。即使到了这一刻，当政府诚信处于危险之中的时候，格兰特采取的本能反应仍然是停止争吵，保护他的好友。巴布科克受审，而格兰特似乎还没有完全理解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的严重性。控方证人被买通；格兰特以个人的身份站在证人席上作证，以证明巴布科克的清白。他被无罪释放，但总统也被拖进了这趟浑水。

在1876年，因一个商业合同涉嫌贪污，奥威尔•巴布科克再次吸引了侦查人员不友好的目光。为骗子奥威尔•巴布科克工作的假冒情报局特工闯进了带头起诉的律师家中并在保险柜中放入了罪证。随后，被雇佣的第二组窃贼也闯了进去，并撬开了保险箱。他们“发现”了其被栽赃的证据，他们再想方设法进入另一个人的家中，这个人是哥伦布•亚历山大（Columbus Alexander）——一个愿意帮忙立案以对抗同谋者的普通公民。在那里，他们被“情报局特工”所逮捕，交出了他们从保险箱里取出的东西，并说是亚历山大付钱给他们让他们闯进律师的家，砸开保险箱并将他们在里面找到的东西交给他。这是一个精心制作的计划。也许太过于精细了，由于其中一名“盗贼”通过可疑起诉很快就被说服而成为了国家的证人，整个见不得人的不可靠的计划被彻底瓦解了。现在，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格兰特开始毫不夸张地“疏远”这名曾经的秘书，并把他送去监管佛罗里达州的蚊子湾（Mosquito Inlet）灯塔建筑。虽然，所有的迹象显示他对他的朋友的忠诚度不减，过不了多久，他就会被带出这个寒冷（相较于嗜热的人而言）的地方。但是，当巴布科克在蚊子湾进行调查的时候，他的船在暴风雨中被掀翻；他在48岁时因溺水而身亡。

如图所示，约瑟夫•开普勒的漫画作品——“在动产信贷保护战中死去的、濒死的和残废的人”。当不法行为大规模涌现的时候，人们对民主体制的敬畏之情也跌到了谷底。

格兰特总统以一种让人不安的空中飞人姿势举起了他的心腹们。威士忌圆环丑闻让他的政府自顾不暇：政府仅凭借他对那些丢脸的员工的“无谓的忠诚”而苦苦坚持着。

在某个方面，格兰特似乎已经感觉到了他的耻辱：他在给国会的一封信中承认，他因“错误的判断，而非错误的意图”而失败。他似乎一点儿概念都没有。为了让国家列车继续前行，他的政治盟友们企图让他参加第三届总统任期的竞选。但国会很快让他们吃了闭门羹，通过立法限制总统只能连任两届。即使如此，希望仍然存在；在随后几年里，他受邀前往欧洲发表巡回演讲（在那里，他仍然是一名战争英雄）。而格兰特本人——一个很好的老兄；不积极不诚实还有些被动，在不知不觉中腐败——从未受到人们的赞赏；毕竟在那样的表现之后，他让他的国家感到极度失望。

威士忌圆环丑闻（Whiskey Ring）最终于1875年10月在密苏里州杰斐逊市的法院中审判：在过去几年之间，联邦政府已被骗去了数百万美元。

在同事和官员的要求下，这个最自信、甚至是最傲慢的男人才被迫采取行动；在卡梅伦死后，他还冒风险为他辩护。

亚伯的其它爱情？

当林肯还是一名年轻律师的时候，他在1837年遇到了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零售店店主约书亚•弗莱•史匹德（Joshua Fry Speed），未来的总统与他一起住在商店楼上的公寓中。他俩成为了坚定的朋友，当林肯进入白宫之后，他曾试图说服他的朋友在他的政府中任职，但史匹德更喜欢担任“幕后角色”。几年前，有人称找到了能够证明这两名男子是恋人关系的信件，不过该证据（如果它算得上是证据）从未得到证实。的确，有很多东西不能被曲解为林肯和史匹德对彼此说了一些与他们之间的“爱情”有关的令人生厌的东西：他们并非来自火星，并且在那时他们自我表达的方式也非常不同。同样，我们也无法猜测他们是否在总统竞选活动间歇共眠于同一张床。美国是一个非常前沿的社会；人们的适应时间非常短；并且人们能够以非常实事求是的目光看待这一类问题。

关于林肯和他的“巴克泰尔”（Bucktail）士兵之间的故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与重视。但在那个时候，总统与大卫•德里克森（David Derickson）上尉之间的关系，已经亲密到足以引起人们的评论。这名上尉在1862年到1863年之间担任总统的保镖，据一位助手的妻子说，上尉“深深地爱上了”他的主人，并且无论林肯夫人是否出城，他都与总统同床共枕。

比利•格林（Billy greene）和林肯之间的故事比他与约书亚•史匹德之间的故事还要早。早在赛伦（Salem）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同床而眠了，而当时他们只有20来岁。公平地说，未来的总统可能早已经忘记了这一事实——（根据格林所说）“作为一个人类而言，他的大腿非常完美”，但它的确能够证明这种合宿安排对双方而言不一定完全“无罪”。

约书亚•弗莱•史匹德是一个好人，当林肯还是伊利诺斯州一名年轻律师的时候，他就与林肯成为了最亲密的朋友。有些学者相信这两名男子是恋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确非常亲密。

在父亲去世之后，约翰逊在贫穷中长大，这导致他对殖民者统治阶级有一种强烈的仇恨——但在其它方面，他更像是统治阶级的产物。

他太过固执而难以让步，他开始变得有点儿完全脱离正在进行的政治议程：他的固执成了他最大的弱点。在1866年，约翰逊试图通过“竞选游行”来重塑他的政治地位。

指责犹太人

我们乐于设想，当格兰特在完成他那臭名昭著的《第11号通令》（General Order 11）的时候因喝醉而头脑不清醒，尽管这似乎不大可能。它公布于1862年11月，就在维克斯堡战役（Vicksburg Campaign）达到巅峰的时候。

根据通令，所有犹太人将被田纳西军事部（Tennessee Military Department）驱逐出他们所控制的区域。它给出的“理由”是，联盟军队在该区域中所付出的战斗努力，受到了黑人商人市场活动的破坏。根据由来已久的风气，格兰特指责犹太商人。林肯后来撤回了这一通令；后来，当格兰特参加1868年的竞选活动时，他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了让步。格兰特是反犹太主义者吗？很显然是的，通令已经不言自明了，虽然在那个时候，他与个别犹太人发展了真挚而长久的友谊。其中一些人出现于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之前，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归因于投机主义。这样的朋友包括了金融家杰西•塞利格曼（Jesse Seligman）和约瑟夫•塞利格曼（Joseph Seligman），后者是格兰特的财政部长的首要选择，但他由于个人原因而没有接受这一职位。

格兰特随和的管理作风似乎已经被一大群政府内外没有道德的官员，当做了腐败的“公开邀请”。

格兰特在这一事件中可能是无辜的，但这并不能为他的政府开脱。随后发生的事情更是谈不上“最明智的举措”——次年，他用“大幅加薪”奖励了他自己和他的同事们。

彻斯特•亚瑟（Chester Arthur）（上图）是纽约公共行政系统的产物，在他的眼中，“政府”和“大盗窃”这两个词语是可以互换的。当他还是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James A.Garfield）（右图）的副总统的时候，他完成了对“腐败”这门课程的学习。

第五章 失落的总统：诡计与荒唐事

我们不得不四处搜寻才能找到他们的成就；我们甚至要作出努力才能够记住他们是谁。但是“失落的总统”至少扮演好了总统角色的一个方面：他们完全符合低俗的标准，这一点可以肯定。

“我是一个想法（和原则）激进但方法（和行为）保守的人。”

经过内战的骚乱和重建的积怨之后，美国仅仅想要安静的生活。并且，在这一点上，它的确得到了。正因如此，在19世纪70年代末到19世纪90年代初之间执政的系列领导通常被称为“失落的总统”。事实上，他们本不应该被遗忘，尤其是在美国总统丑闻史上，因为他们中的某些人在担任总统期间的所作所为，比任何时期的总统都要肮脏。

拉塞福德•伯查德•海斯（Rutherford B. Hayes），1877年－1881年

这也许是非常顺理成章的：在肮脏而又混乱的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统治时期结束之后，随即出现的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和最混乱的选举之一。不过，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多年以来，海斯作为一名极其正直的人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这也是他呼吁其他人投票给他的理由。几十万选民把票投给了他，他们把海斯看作能够将美国从剧毒的腐败之中解救出来的解药。虽然他在内战服役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受到了人们的一致好评，但是他仍然是一名彻底的简单士兵——是一个安静而有责任心的人。当他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在俄亥俄州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时候，他似乎仍然更像是一名“局外人”——这是一个好的方法。

他的知名度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这并不足以让他独立进入白宫的大门。当然，他的对手凭借明显的措施获得了胜利。民主主义者塞缪尔•J.蒂尔登（Samuel J.Tilden）是一名纽约人，他因在他的家乡与腐败作斗争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因此，他似乎是格兰特之后出现的“好人”。在总票数中，他拔得头筹——他获得了近25万张投票。当然，知情人士说，一切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但是蒂尔登也获得了选举团的大部分投票——他获得了184票，而海斯获得了165票。只差最后一步他就能够获得总统职位。

拉塞福德•海斯是无可指责的，以总统的标准而言，他是个人诚信的典范。然而，尽管经过艰苦努力，他也不能杜绝腐败，腐败已经成为了美国公众生活中的一种流行。

由国会所成立的选举委员会（Electoral Commission）对总统一职进行最终裁决，在美国民主活动中是最不受欢迎的制度。特别是因为，在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的四个州中（俄勒冈州、弗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有三个州位于南方。联盟军队仍然驻扎在那里——共和党官员仍然在不断地篡改选举结果，使那些不支持他们的选票失去效力并恐吓选民。这并不是说南方民主党人更好：勇敢地投出自己选票的美国黑人受到了暴徒的笞刑。情绪仍在高涨，形形色色的南方政客认为，只要能够获得胜利他们无论做什么都可以：相应地，选举舞弊已然成风。

毫不奇怪的是，选举委员会中也有党派之分。支持海斯的8名共和党人险胜支持蒂尔登的7名民主党人。委员会的结论是不确定的，但随后，海斯承诺他会让重建结束并且会将联盟军队撤出南方，此举为他赢得了反对者的支持。“欺诈者”正式宣布成为总统——而蒂尔登被排除在外。有人谈论到发动第二次内战，但明智的说法显然占了上风；并且，民主党决定充分利用这件“倒霉事”。

事实并非真的那么糟糕，毕竟，当他们意识到他们能够寻求方法最终完成重建，就意味着南方将恢复自治。他们还拥有一根打败了总统的“宝贵棍子”——像总统这样老实的人，将永远无法舒适地坐在那个位置之上，也永远无法坦然面对“老八比七”（Old Eight to Seven）这个绰号。

办公室中的篡夺者

作为一名总统，海斯就像他所承诺的那样，在每一方面都值得信赖。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没有重大的丑闻。考虑到第一夫人“柠檬水露西”（Lemonade Lucy）的感受，海斯的白宫总是十分干燥（除非有一位或两位外国领导人到白宫进行访问）。露西•海斯（Lucy Hayes）是一名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Methodist），她每天早上要举行祈祷会，并邀请她丈夫的同事们在周日晚上到白宫来和第一家庭成员一起唱圣歌。

一张民主党海报列出了有罪的人——它相信这些人代表海斯“偷走”了1876年的选举。廉洁的海斯将永远在选举的阴影之下。

拉塞福德•海斯在上任之前签署了一份声明作为他想要正确引导美国的标志，他在声明中发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绝不允许自己被说服参选连任。“能够最好地为其他政党服务的人就能够最好地为他的国家服务。”他在就职典礼中说道。他强烈地感觉到第二个任期的诱惑让这个想法变得不可能。一个希望获得连任的总统如何才能不受到关于民粹主义政策有关因素的动摇呢？这样的人将如何采取强硬决策呢？

恢复运作的铁路

就在他的总统任期开始后几个月，当数千名铁路工人开始罢工，美国经济——已是经济衰退后的第四年——或多或少受到了全面发动的停工的威胁。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Baltimore & Ohio Railroad）已连续两次削减工资；其它铁路上的工人也放下了手中的工具来支援他们。美国工人普遍认为他们没有发言权。海斯选举中令人不大满意的地方是让他们坚信，共和党精英只会将美国管理得适合其自身：对他们而言，在这个紧要关头更加重要的是时薪。但另一方面，从海斯的角度看来，在这个紧要关头更加重要的是铁路的运作。由于罢工者封锁列车以防止它们被破坏罢工的工人所使用，原材料和产成品的运输处于停滞状态，其他工业工人因为同情而挺身而出，美国经济可能会走向停滞。

总统是坚决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情的。他一声令下，命当局解散聚集在一起的罢工者并采用强制方式让列车再次开始移动。但就当地警察部队而言，他们扎根于他们所服务的社区，不希望自己朝着他们的朋友和邻居射击：总统的强硬言论只能让他显得一脸无奈。国家民兵被调派过来，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减少了暴力行为。只有当联邦军队被派往罢工运动中心的时候，在令人震惊的暴力场景中，铁路大罢工（Great Railroad Strike）才被击败，秩序得到了恢复——整个罢工持续了45天，并且有七十几人因此而死亡。

邮政渎职

在海斯担任总统的任期中，几乎没有其它丑闻出现：他很好地选择了他的工作人员，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知道最好不要尝试做任何不适当的事情。并不是说腐败能够完全退出美国的历史舞台：它在1879年出现了，巨额的邮政补贴被盗用。现在，在东部和中西部各州，信件根据标准化程序通过邮件进行散装。虽然，再往西还有“星路线”（Star Routes）（所谓的“星路线”是指它们上方标记的星星符号，意味着它们是特殊的和临时的信件）。这些邮件被放在四轮大马车上、货车上或者骑马的人身上——总而言之，它可以凭借任何方式，基本上是临时进行安排的。腐败的范围显然是巨大的，肆无忌惮的邮政局长采取了充分利用他的权力，最终东窗事发。在某种程度上，海斯似乎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没有及时发现美国纳税人是如何被蓄意欺骗的——似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将这些问题当作了不幸但无辜的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问题。

在第一夫人及“努力祈祷、努力唱赞歌和戒酒运动”领袖“柠檬水露西”•海斯的国内统治下，白宫里日常生活的程序近乎可笑地端正。

运河腐败

更赤裸裸的不法行为是问题的关键，他在他的回应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他没有丝毫犹豫地解雇了他的海军部长理查德•W.汤普森（Richard W.Thompson）。诚然，直到海斯注意到这个问题时，他已经没有其它的选择了。他曾特别要求汤普森不要加入费迪南•德•雷赛布（Ferdinand de Lesseps）的巴拿马运河（Panama Canal）计划。这名法国人因他在苏伊士（Suez）的成功而受到了鼓舞，他很自然地将巴拿马作为了下一个目标。海斯并不反对，但他希望在任何此类项目上插上飞舞的星条旗（Stars and Stripes）。他禁止他的员工参与该计划。但汤普森无法抵抗这名法国人所开出的2.5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55.5万美元）薪水的诱惑，而他的工作只需主持一个美国“咨询委员会”——基本上，这是一个旨在消除美国人的担心的游说机构。海斯说它就像是特洛伊（Trojan）木马，并将汤普森同意参与其中视为一个明确的蔑视行为：他没有片刻迟疑就剥夺了他的海军部长职位。

在这一事件中，没有人在建立运河——至少在那一刻不完全是。它是一个比任何人所预计的更具挑战性的项目，在后来，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花了25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一项目。

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1881年

詹姆斯•加菲尔德仅担任了199天的总统，但这些时间对于一个品质如此低劣的人而言已是非常充裕，这些时间足够他为美国白宫丑闻史做出贡献。在这方面，他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他与那些在格兰特执政时期卷入“动产信贷公司丑闻”的国会议员不相伯仲。他的亲密伙伴托马斯•J.布雷迪（Thomas J.Brady）（后来被委任为美国邮政部的高级官员）与1879年的“星路线丑闻”（Star Routes Scandal）有牵连。加菲尔德还花费50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1.1万美元）在一个公司那里进行固定的法律咨询，并希望这个合同能够为他以后的发展铺路；虽然他指出，这个合同对他的天赋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有一天，它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成就。但几十年来，巴拿马运河象征着一个过于艰难的挑战——不仅代表着技术和资金方面的问题，而且还代表了公共伦理方面的问题。

他的当选是有争议的——尽管公平地说，这不仅仅在于它是一件十拿九稳的事情——并且在海斯的执政之后，他也做了很多与犯罪有关的事情。的确，为了贿选，他的支持者们建立了一个“贿赂基金”，他们还用侵入性检查方式威胁勒索商人并对公职人进行敲诈勒索——如果他们想保住自己的饭碗，他们就必须为其出力。他的竞选伙伴切斯特•A.阿瑟（Chester A. Arthur）——后来成为了副总统——坦率得使人放心，共和党以正常而民主的方式获得了印第安纳州的支持。然而，与此同时，加菲尔德肯定是民主党的“肮脏把戏”的受害者。这些措施包括伪造信件称他支持解除对中国移民的限制、最大程度降低在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国的劳动力成本。

此外，与海斯不同的是，当结果出现时，他可以声称他获得了大多数投票（尽管在900万的民主投票中他只获得了9000票）。他的选举团投票更加具有说服力（他的214票与民主党竞争对手的155票形成了对比）。因此，他所获得总统职位比海斯获得的要安全得多，即使在性格上他似乎明显可疑得多。

“我的妻子不了解我”

当然，詹姆斯•加菲尔德的总统职位可能算得上是被最残酷的方式所中断，但是在此之间，他已经将自己塑造成了最腐败和玩世不恭的美国总统之一。

加菲尔德的婚姻是一种妥协。第一夫人卢克丽霞•鲁道夫－加菲尔德是一个聪明的——但有些因循守旧的人。早在他们订婚的时候，未来的总统和她之间就产生了一定矛盾。在1854年，当她到达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为她未婚夫的毕业典礼欢呼的时候，她惊讶地发现他与另外一名女子在一起，并且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两人浪漫地相爱了。加菲尔德承认他与丽贝卡•赛莱克（Rebecca Selleck）有染——他抱怨道，卢克丽霞对他总是表现得冷淡而咄咄逼人——但是他们平息了彼此之间的争执，在四年后，他们的婚礼如期举行；但这一事件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在他和本应与他心心相印的伴侣之间划下了无法逾越的鸿沟。由于加菲尔德作为俄亥俄州议会代表的工作十分繁忙——但显然，偶尔回一趟家并不会显得很匆忙——在他们婚后六年中，他们只有6个星期是待在一起的。卢克丽霞厌倦了独处，也受够了艰难地照顾婆婆和年迈的阿尔梅达•布施（Almeda Booth）——她丈夫以前的老师，一个以房客的身份和他们住在一起的人。但是更令她难过的是，她后来发现，早在1863年的内战时期，当他在军队中服役的时候，他与露西亚•卡尔霍恩（Lucia Calhoun）——一名来自《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年轻记者——有染。

卢克丽霞•鲁道夫－加菲尔德（Lucretia Rudolph-Garfield）似乎拥有了一段吃力不讨好并令人沮丧的婚姻生活。她的丈夫从未将她视为他的情感或他的计划中的第一位，并且在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是分开的。

亲密的伙伴

几个月后，加菲尔德前往华盛顿众议院工作。从那时起，这对夫妻似乎开始坦诚面对彼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加菲尔德与露西亚•卡尔霍恩之间的外遇的影响，而吉菲尔德承认他对这一事件感到内疚：如果有的话，它似乎已经促进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那些俗气的故事一般。卢克丽霞成为了对她的丈夫有用的人；成为了他的坚定支持者和亲密伴侣。她作为第一夫人大出风头——至少在最初的日子里是如此。不幸的是，几周之内，她因严重发作的疟疾而病倒——她没有能力再为丈夫的总统任期做出贡献。

当查尔斯•吉托在1881年7月2日开枪射击加菲尔德后，他的任期被残忍地削短了。吉托在车站埋伏了加菲尔德——加菲尔德本打算在那里乘车前往新泽西与卢克丽霞共度一段时光。在随后的三个月中，加菲尔德一直在为了自己的生命而苦苦挣扎（据说，比起吉托的子弹，不恰当的医疗处理方式给他的身体带来了更多伤害），但最终，他在1881年9月19日过世。

当查尔斯•J.吉托（Charles J. Guiteau）在近距离开枪击倒总统时，站在火车站候车室中的无辜旁观者们因震惊而呆住了。这名刺杀者是一个典型的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人：他是一个不合群的、四处流浪的、古怪的人。

一个奇怪的暗杀者

查尔斯•J.吉托已经“纠缠”（用今天的术语来说）了加菲尔德总统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闯入了白宫的欢迎会并责备第一夫人。他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说服了当时的美国社会，但他最终没能在1857年成功进入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公平地说，他的父亲，似乎比查尔斯本人还要奇怪：在那时，他代表纽约州北部的欧奈达社区（Oneida Community）对他的儿子进行文学抨击。约翰•汉弗莱•诺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在1848年创建了这个奇怪的“教会”。诺伊斯告诉他的信徒们，耶稣的神圣统治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得到实现：他的社区是地球上的天堂。但耶稣本人是否说过在重建（Reconstruction）之后婚姻的枷锁应当消失呢（马太福音22，30）？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在欧奈达推行“自由恋爱”。当男孩到达一定的年龄，年龄较长的女性会“教授”他们基础性知识；而他们自己有责任对处女进行性教育；在此之后，经验丰富的人能够决定谁应当与其同床共枕。

但不幸的是，似乎没有人愿意与查尔斯•J.吉托（他在19世纪60年代加入了这个社区）同床共枕；但他也不愿意仅仅为男性信徒做手工活儿。他在1865年离开这里，并试图以所谓的“收益损失”控告这个社区——虽然迄今看来，他的陈述仍是模棱两可的。起初，吉托在芝加哥以律师自居。不幸的是，这个角色可不像下一个角色那样成功。后来，他成为了一名信仰复兴运动的传道者。直到1874年，他已结婚并离婚，并在与妓女约会的过程中患上了梅毒。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他到了华盛顿。在纠缠了一系列的官员之后，他似乎坚信他能够获得一份政府工作，随后他形成了一个坚固的信念——加菲尔德的政府不会让他失望。但在不久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上帝要杀死加菲尔德。

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奇怪的刺杀者。有一天，吉托尾随总统到了火车站，并且站到了一个能够开枪对其进行射击的位置上，但他最终没有出手，因为加菲尔德夫人生病了，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杀死她的丈夫似乎太不人道了。直到他的审判来临之前，他才恍然大悟、面对现实，他期待着自己能够获得释放：他最初的计划是让他自己坐上总统之位。在这起事件中，最没有争议的事实是，他注定会被送到刽子手的断头台上：他在1882年6月30日被处以绞刑。

切斯特•亚瑟（Chester Arthur），1881年－1885年

根据加菲尔德对待妻子的态度，他似乎经历了一个良心转变的过程，但这对于切斯特•亚瑟的改变似乎没有任何影响。作为一名玩世不恭的竞选者，他以罗斯科•康克林（Roscoe Conkling）——一名纽约掮客门徒的身份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并在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的提拔下获得了纽约港税务征收员的职务。在亚瑟的政治事业中，康克林始终作为背景存在——以至于有人认为，实际上是他给加菲尔德的刺杀者提供了机会，这样，他的“委托人”才能够当权，而他就能在王位之后掌握权力。这是一个巧妙的理论，但正如我们所知，查尔斯•J.吉托不需要任何人的鼓励或指示；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康克林或亚瑟有谋杀总统的意图——无论他们多么腐败。

事实上，似乎亚瑟从他的“导师”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对政府腐败以及其运作方式的全面了解。当然，他在海关大楼中学会了交易：官员们经常把他们的手指伸进放钱的抽屉里。只要他们将利益的一部分交给他，那么大家就相安无事。但他对个人利益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或者说他并非只对个人利益感兴趣）；政党对他而言也很重要，因为政治能够带来权力——而权力能够带来所有的利益。他知道，政府官员是在为政治家们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他们挪用政党经费作为对他们的工作的奖赏。

旧习难改，腐败行为一直持续到了亚瑟当政时期。但“分肥者”即将面对一个惊喜：在1882年，他们推出了一个18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3.9亿美元）的方案——大概是为了“改善主要国会行政区中的排水沟”；亚瑟否决了这一方案，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政治分肥”计划——旨在在那些需要选票和影响力的地方创造新工作岗位和新的政府办公室。国会没有理会他的否决，并再次进行投票，最终通过了这一立法。总统就这一变化得到了正式通知。

尽管受到了吉托出人意料的暴力袭击，但加菲尔德的死亡过程是缓慢而拖延时日的。有人猜测，他最终并非死于刺杀者的子弹，而是死于他的医生的治疗。

当亚瑟总统全力支持《彭尔顿法》（the Pendleton Act），使“偷猎者”永远变成了“猎场看守人”，人们再次彻底被震惊了。该立法作为直接打击政府腐败的手段于1883年通过。但它管辖的范围非常有限，且仅适用于联邦职位，而不适用于更多的、更易滥用职权的国家机关；但它也意味着不光彩的“分赃制”走到了终点。这些机关并不是刚上任的政府带给民众的礼物，而是成为了行政部门的永久性财产；因此，人们不是因为政治忠诚而是因为功绩而得到提升。考试系统将有助于确保在关键性职位上任职的是最合格的候选人。

当然，腐败总是无处不在，并且美国政党拥有他们的资金。他们无法提供奖励来鼓励个人做贡献，因此他们转向了企业——与其达成了各种狡猾的交易。但《彭尔顿法》至少能够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意图说明；一种明确政府不应当进行出售的自认。

“公子哥总统”（Dude President）需要一个豪华的旅程。当然，像亚瑟这样优雅的人不可能选择廉价的东西，但在这个时期，贿赂与回扣已经成为了公共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1885年－1889年&1893年－1897年

因此，这是贪污的好时光么？有一段时间，它似乎的确如此。格罗弗•克利夫兰发现了其它违反道德的犯罪方式。他在19世纪70年代通过培训成为了一名律师并获得了巴法罗学士学位，他充分利用了他的单身身份，在酒吧和沙龙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他与一名迷人的年轻寡妇玛利亚•霍芬（Maria Halphin）有染，并生下了一个孩子——尽管她给这个孩子起名为奥斯卡•克利夫兰（Oscar Cleveland），但他从不相信自己是孩子的父亲。他承认他应负的责任——但不是父子关系——当她因过度酗酒而无法履行一个母亲的职责的时候，他安排她进行住院治疗，并出钱将这个男孩安置在孤儿院中。

从1871年到1874年，虽然克利夫兰一直担任伊利郡治安官（Sheriff of Erie County），但是他已年满40岁且没有真正的政治野心。然而，在他44岁的时候，他代表民主党作为改革派市长为巴法罗（Buffalo）政府效力。他随后的晋升是非常迅速的——他在地方上与贪污作斗争的事迹让选民们印象深刻，选民们希望他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发挥作用。而下一站是奥尔巴尼（Albany），在1882年，他成为了纽约州州长；他再一次将所有腐败行为一扫而光。在1884年，他获得了总统候选人提名——他的共和党对手是詹姆斯•G.布莱恩（James G.Blaine）。

就像上任总统海斯那样，克利夫兰能够让他的经验不足变成一种美德：他是一个局外人，他没有受到华盛顿以及它的种种途径的影响和玷污。但布莱恩已多次涉及该领域：有谣言称他轻轻松松地加入了主要铁路公司（并且能获得利益）。共和党从不避讳谈论克利夫兰的“孤儿”儿子的相关情况，当然，其作为一个这么有趣的丑闻肯定能够引起公众的注意。克利夫兰诚实地承认了他的缺点——他非常聪明，他知道一切隐瞒都是徒劳。他的坦率承认似乎为他赢得了崇高的敬意。在紧要关头的时候，人们能够忽视一个人在私生活上犯下的个人过错（并已认真负责地赎罪），来选择一个他们信任的、能够为公共利益着想的人。

格罗弗的好？

“妈，妈，我爸哪儿去了？到白宫去了，哈！哈！哈！”当克利夫兰来到宾夕法尼亚大道居住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高兴地吟唱着这句话。无论他过去犯了什么错误，他都在那里。

《普克》（Puck）杂志认为亚瑟是一个“总统魔术师”（Presidential Conjuror），他的精明让所有的评论者感到惊讶——他找到了能够劝诱所有不同政治团体的刺激物，并依靠他们赢得了竞选。

他目前的失败之处也许是缺乏更广泛的想象力和同情心。他希望废除地方建设经费并且希望将纳税人的钱花在刀刃上，这样的想法能够帮助他走得更远。他将其视作原则性立场。他在1887年否决了一项议案——在该议案中，政府提供1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1.6万美元）为居住在干旱肆虐的得克萨斯州的农民们购买新鲜玉米种子。但真正的、遭受磨难的（和纳税的）家庭极其需要政府的救助。并且，与海斯的统治相呼应，他将联邦军队派到了芝加哥以解决1894年的普尔曼罢工：“如果需要美国全部的海军和陆军才能在芝加哥投递一张明信片，那也要去做。”实际上并没有用到那么多的兵力，但有1.2万人的部队被部署到了联邦法警（Federal Marshals）和伊利诺斯州国民警卫队（Illinois State Guardsmen）。在随后的暴力冲击中，有13人死亡和57人受伤。就这一事件来说，除了劳资关系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种族问题——很多普尔曼从业者是美国黑人，这一事件给人的感觉像是（可以认为是）白人权力者对寻求正义的黑人雇员进行攻击。但是克里夫兰的回应引发了更根本的宪法问题——也是最直截了当的：总统有什么权利介入这一类纠纷呢？

“我要我的爸爸！”，男婴喊叫着——但事实证明，选民也想要克利夫兰，无论他的缺点和他在过去做出的越轨行为是什么。在1892年，绝大多数选民投票支持他。

此外，克利夫兰就“柯克西失业情愿军”（Coxey’s Army）作出的回应表明，他几乎是用仇恨的态度看待有组织的劳工。这一群失业工人游行到华盛顿，呼吁政府援助饥饿的美国黑人，并开展公路建筑投资和其它公共工程来创造就业机会。克利夫兰认为只有政府和企业才能够解决美国的问题。工人的任务就是工作，而不是提问或提出要求。当他们从西部艰难跋涉而来的时候，克利夫兰命令联邦法警不断骚扰他们；当他们抵达华盛顿，国民警卫队突然出现，并在国会大厦旁的草地上逮捕了他们的头目。

克利夫兰无法战胜自己“继承”的经济危机或他的强硬交易所引起的大众敌意。然而，尽管他在1889年被赶下台，但是，他在四年之后又回到了政府中。显然，如果美国选民没有忘记他，就是原谅了他。他也许希望自己能够退出，但他的选票一路领先。经济状况与以前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好转，然而他自己开始受到病痛的折磨。渐渐地，他陷入了抑郁状态中。并且，如果他感到焦头烂额，那么事实上的确如此。

美国人受到了伤害并感到愤怒。对白宫的“袭击”正在增加——事实上，只是奇怪的砖块和瓶子，但存在着潜在的威胁。白宫的防护措施加强。曾经，总统官邸是一个半公开的地方，而现在它的周围是高高的铁栏杆，并且铁艺大门也被锁上了。

在1894年普尔曼罢工（Pullman strike）中，士兵们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克利夫兰凭借一个原则性问题让雇主取得了胜利——实在难以面对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

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1889年－1893年

成为“失落的总统们”中最失落的总统，是本杰明•哈里森的不幸——也是他因第一次全面推翻克利夫兰的管理而得到的“奖励”（虽然只是由选举团投票）。在一定程度上，在格罗弗•克利夫兰两个任期的跨越和挤压下，他的单任期很容易被人们所忽视；无论如何，作为被选定的在共和党中与克利夫兰极为相似的候选人，他似乎更加不起眼。在克利夫兰的第一个任期中，詹姆斯•G.布莱恩仍然是共和党里最大的重量级人物；不过，他的支持者们渐渐认识到这一事实——他们的英雄已经失去了光芒。

和他之前的克利夫兰一样，哈里森也是从零开始（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地理上，他都是唯一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总统）。他没有腐败的“包袱”；他承诺对贪污采取严厉措施。与克利夫兰一样，他是长老会（Presbyterian）出身——事实上，克利夫兰的父亲曾经是教堂中的传教士。克利夫兰在早期就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他的宗教背景，但哈里森任然是虔诚的——对他来说，成为长老会长老（Presbyterian Elder）和成为总统一样重要。

他把他的改革热情作为原则：他的核心政策是加固《彭德尔顿法》并扩大其覆盖面积。但他无法控制他的支持者的行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司库（Treasurer of the Republican Party’s National Committee）威廉•韦德•达德利（William Wade Dudley）引起了他的“竞选尴尬”——在选举期间，信件泄露揭示了在印第安纳州购买选票的计划。在哈里森的任期结束之时，他的支持者们也开始感到不安：在1890年，哈里森的邮政局长——约翰•沃纳梅克（John Wanamaker）将军和他的一些费城（Philadelphia）企业界的朋友，向第一夫人卡罗琳•哈里森（Caroline Harrison）赠送了一套位于新泽西海岸梅角（Cape May）的漂亮小别墅。人们不清楚他们之间是否达成协议，但当礼物被公之于众，它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哈里森慌忙坚称，他一直以来都在计划购买这幢小别墅，沃纳梅克仅仅是在给他帮忙；他给他的朋友寄了一张1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4.3万美元）的支票。

照顾男孩们

哈里森选择的监管退伍军人补助金的人选似乎能够让人受到启发。詹姆斯•R.唐纳（James R.Tanner）本身是名战争伤残人士；作为一名前下士，他在布尔伦河战役（the Battle of Bull Run）中失去了双腿。他是一个能够理解退伍军人所面对的问题的人，他值得信任，因为他能够将退伍军人的利益放在心中。上帝啊，他的确将他们的利益放在心中！不幸的是，虽然他自己没有腐败，但他似乎未能把握政府应当扮演的角色和它所管理的资源。他曾自豪地承诺会“从优对待这些男孩”，他将其视为自己的职责，他给他所找到的所有老兵提供了慷慨的救助——其中很多人甚至还没有申请援助。在几个月之内，他的部门已经大大超出预算。哈里森被迫在一年之内解雇了他。

克利夫兰的第一夫人——弗朗西斯•福尔瑟姆比他小了整整27岁。但是，她可不是受气包，她甚至改写了传统的婚姻誓言，她对“爱与荣耀”发誓，而不是“服从”他的丈夫。

约翰•沃纳梅克（John Wanamaker）送给他的朋友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的度假小别墅对哈里森毫无裨益：这份厚礼导致了行政丑闻——该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无可指责的。

本杰明•哈里森可能是有史以来担任美国高职位官员中最纯洁的精神领袖——尽管如此，由于他的那些过于热心的支持者，他被控犯有贪污罪。

他强烈地感觉到第二个任期的诱惑让这个想法变得不可能。一个希望获得连任的总统如何才能不受到关于民粹主义政策有关因素的动摇呢？这样的人将如何采取强硬决策呢？

苏族的对持

美国如此痛苦地解决了自己的内部分歧，它还要为所欲为地继续进行与美国原住民之间的战争。直到现在，舞台已经转移到了大平原（Great Plains）——拉科塔苏族（Lakota Sioux）祖先们居住的地方。在1866年－1867年的惨烈战争之中，“红云”（Red Cloud）的战士们为他们的人民赢得了留在他们位于达科他州（Dakota）家园中的权利，但在后来的1874年，卡斯特将军（General Custer）的远征军在黑山（Black Hills）上发现了黄金。政府非但没有制止由此而产生的淘金热（Gold Rush），而是坚持拉科塔人应当让步——搬到西部的密苏里山谷上（Upper Missouri Valley）的新领土中去。“红云”也尝试着努力变通——公平地说，海斯也这样做了——但他们两人身边都有比较激进的支持者。在一方面，“疯马”（Crazy Horse）和“坐牛”（Sitting Bull）认为，在这个紧急关头最重要的是原则问题——它值得人们为其战斗至死；在另一方面，军队中的许多人认为，应当直接采用武力将苏族人驱逐出去。虽然海斯看上去很难妥协，但他最终还是亲手做出了决定：很快，双方按照这条道路出发并到达了小比格霍恩河（Little Bighorn）——并且，最终导致了臭名昭著的伤膝涧大屠杀（Wounded Knee）。

1868年，美国政府官员与拉科塔代表在拉勒米堡（Fort Laramie）达成协议，但所谓的《苏族条约》（Sioux Treaty）并不适用于当时迅速发展的西方社会形势。

由于加菲尔德作为俄亥俄州议会代表的工作十分繁忙——但显然，偶尔回一趟家并不会显得很匆忙——在他们婚后六年中，他们只有6个星期是待在一起的。

有一天，吉托尾随总统到了火车站，并且站到了一个能够开枪对其进行射击的位置上，但他最终没有出手，因为加菲尔德夫人生病了，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杀死她的丈夫似乎太不人道了。

为了胜利者，为了战利品

在《彭尔顿法》实施之前，美国政府部门已按照“分赃制”进行运作：胜利的政党可以让他们的人担任重要的角色。在我们看来，它不仅仅是腐败，而且是公开的腐败。“应当改变这样的局势”的想法似乎意味着向很多人提出挑战：如果一个既有钱又有权的男人不是希望得到一定回报，那么，他为什么会利用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获得竞选活动的成功呢？而公共部门则坦率地将其视作赚钱的机会。如果有不合法的收费情况，就有暗中进行的贿赂。

因此，反过来思考政治征收系统背后的逻辑。如果一个人用金钱回报让他获得职位的共和党人士或民主党人士，那么期望他直接将钱交给政党经费又有何不可呢？因此，它陷入了一个永久的恶性循环之中：官员们认为他们有权进行挪用，而政客们任他们有权进行剥削。

打破记录的人

弗朗西斯•福尔瑟姆•克利夫兰（Frances Folsom Cleveland）是第一个与总统在白宫中结婚的第一夫人。她的丈夫从繁忙的日程中抽出时间履行了婚约。但她结婚的时候，她仅有21岁，她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第一夫人——至今为止，她仍然拥有这一头衔。她比她的配偶年轻27岁，但这并非最高纪录：约翰•泰勒比他的第二任妻子茱莉亚•加德纳（Julia Gardiner）年轻30岁。

格罗弗•克利夫兰和他的内阁必须在艰难时期执政，在那时，他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在解决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学会了同情心。

他是一个能够理解退伍军人所面对的问题的人，他值得信任，因为他能够将退伍军人的利益放在心中。上帝啊，他的确将他们的利益放在心中！

莱昂•乔尔戈什（Leon Czolgosz）（上图）因暗杀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右图）而在在监狱中服刑。他的罪行让美国总统史在20世纪有着一个糟糕的开始。

第六章 世界强国：与工业共同发展

19世纪的最后几年见证了美国时代的来临——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且是一个有着帝国野心的现代化国家；但是，如果美国的力量在增长，那么，潜在的危害也在增长。

“在最黑暗最失败的时期，胜利也许离我们最近。”

正如我们所知，《彭德尔顿法》让人们发现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不同侧重点。其效果最初很微妙，但渐渐累积到势不可挡。曾经被有钱人当作私人财产进行购买和销售的工作，现在成为了任人唯才的官僚制度。但是，至少在上帝想向人间安排一种新的公众代表（纯粹为了公共事业而诚实、无私和专注地工作的人）之前，用钱贿赂政治机关总得有个来源。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政治和商业之间的亲密关系（有时甚至是非常不恰当的亲密关系）：左翼批评家所称的“美国公司”诞生了。

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1897年－1901年

也许，作为一个总统而言，麦金利太过友好了，他从来没有忘记他应当对马克•汉纳（Mark Hanna）履行的责任——在这个人的帮助下，他坐上了总统职位。汉纳举办了麦金利的竞选活动，大肆宣扬民主党人威廉•J.布莱恩（William J.Bryan）意图将美元与银本位制联系在一起的可怕故事。凭心而论，放宽经济，势必会引发通货膨胀。尽管这满足了南方和南方农民的要求——作为净债务人，他们更能够偿还债务——但它会减少东北工业所生产的外销金额。另一方面，麦金利渴望提高进口关税的想法是反竞争的；从长远来看，可以说它对美国工业所提供的“保护”是虚幻的，并且它大幅提高机械成本而对农业造成重创。

通过不断游说商业捐助者，汉纳筹集了巨额资金——他用这些钱打造了一场繁浩的竞选活动，他用文字传单推广金本位制并称如果其被抛弃就预示着厄运的来临。事实上，他所做的一切与现在的竞选活动中通常出现的（比较合乎逻辑的）内容没有多大的不同——当然，他的态度比较强硬，但是他没有做出任何失当行为。而麦金利的问题是，他的导师的姿态如此引人注目，导致他自己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傀儡。作为一名总统，他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当俄亥俄州的资深议员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在压力之下让出了他的位子，一旦麦金利当政，这样的印象还会进一步加强。随后，俄亥俄州州长在参议院中推举汉纳，他就能够代替谢尔曼成为俄亥俄州议员。谢尔曼得到的补偿比他的牺牲大得多，他后来被任命为国务卿一职。而他在那时已经74岁，他的身体开始衰老、记忆力减退：他常常忘记他将要去什么地方，跟不上高层会谈的节奏。在一年之内，他不得不被威廉•R.戴（William R.Day）所取代。

讽刺点已是清晰得不能再清晰了：毫不夸张地说，麦金利是在马克•汉纳的掌控之中。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曾与这名臭名昭著的政治掮客联合。

“一个辉煌的小战争”

但如果要说当前的麦金利总统任期似乎是不体面的，则并非由于其传统意义上的腐败，而是由于他的政府作出的外交政策。1898年，在他的监管之下，众人皆知的美国海军缅因号（USS Maine）下沉事件发生了。该军舰炸毁并在哈瓦那港（Havana）沉没，当时军舰上约有260人。就像西班牙当局所坚称的那样，所有的迹象表明，船上的意外爆炸让缅因号沉到了海底，但美国人怀疑这是西班牙的诡计。美国已经垂涎古巴多时，这似乎是一个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并接管古巴的绝好机会——尤其是近几十年来，西班牙一直在走下坡路。这场单方面的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在维持了113天之后结束。威廉•R.戴严格主张西班牙殖民者应当退出古巴的国土：最终西班牙因为战败而退离了古巴。相反，美国进一步为自己“帮助”了波多黎各（Puerto Rico）、关岛（Guam）和菲律宾。它本应当是一个美好的回归，按照接替威廉•R.戴成为国务卿的约翰•哈伊（John Hay）所言，“它是一个辉煌的小战争。”

美国海军缅因号的下沉是一个悲剧性事故，约四分之三的军舰工作人员在这场事故中丧生——虽然美国将其作为争吵的原因并最终赢得了古巴。

但是，它也有不大辉煌的一面。在美国媒体大肆报道关于西班牙在古巴暴行的故事之前，麦金利被批评从一开始就没有采取足够强硬的立场。与此同时，他采取了海盗式外交政策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位美帝国总统做了些什么呢？他发表的与西班牙暴行有关的声明，虽然言过其实，但也绝非完全不真实。为什么我们现在将其称为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是因为传统而强大的西班牙占领军面对的是深入古巴人内部的游击队武力，它很难辨认出其中的人是朋友（或者至少是“平民”）还是敌人。

马克•汉纳看到了麦金利的挣扎——他咬掉了更多的古巴雪茄，而不是安逸地吸食它们。虽然他的战务部长已是血迹斑斑、伤痕累累，但总统决定把责任推卸到他身上。

在决定维持殖民统治之后，这也成为了前去占领菲律宾的美国部队所面临的问题。不出意料，他们赢得了这场常规性战斗；为了赢得这座岛，美军失去了4000多人的生命，而这个数字是菲律宾人的5倍。实际上，虽然在菲律宾执行他们的统治是非常困难的，但毫无疑问的是美军最终采取了恐怖策略，美军部署机关枪战队对抗手持弓箭和长矛的乡村战士；捕捉、拷打和射杀“可疑人士”（“杀死所有10岁以上的人，”这个命令出自于雅各布•史密斯将军[General Jacob Smith]）：最终多达100万平民在这场战争中被杀害。美国本应当给菲律宾人带去自由，愤怒的小说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写道，但相反地，美国奴役了他们。“我反对老鹰将它的爪子伸到任何其它领土上。”

麦金利的遇刺震惊了美国。乔尔戈什（Czolgosz）在相当公开的场合中刺杀了总统。他就在相当一大群人的面前，在总统前往国际博览会的途中开枪对其进行射击。

转移责任

在古巴赢得的胜利令美国情绪高涨。但很快，不愉快的事件开始慢慢涌现。在高山和森林中参加战役的美国军队已经严重装备不足。虽然从军事上看，它本应当是一个闲差事，但美国边境发生了400多个灾祸，成千上万的人因此而生病，甚至有约5000人因此而丧生。麦金利巧妙地将所有责任推卸到他的战务部长拉塞尔•A.阿尔杰（War，Russell A. Alger）的身上，使他成为了替罪羔羊。

与此同时，马克•汉纳的朋友和亲信正在一座岛屿上寻求有利可图的机会——美国发现将其作为名义上的“独立”附庸国更方便管理。另一方面，当人们发现1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70万美元）不翼而飞的时候，埃斯蒂斯•C.拉思伯恩（Estes C.Rathbone）将被免除邮政理事长（Director General of Posts）一职。

麦金利到最后仍然温良恭谦，他死得坦坦荡荡——在1901年9月6日，当他在纽约州布法罗市公开出席泛美博览会（Pan-American Exposition）时，一个名叫莱昂•乔尔戈什的无政府主义者开枪射杀了他。当感觉到子弹砰地一声射进胸口，总统首先想到的是他的第一夫人：他告诉他的随从要将这个消息温和地告诉她。他随后想到的是他的刺杀者的安全。乔尔戈什被愤怒的人群夺取了手枪，他被人们打得非常惨，以至于他可能真的会被愤怒的人们杀死。麦金利的同情是不合时宜的——不是因为谋杀他的人不值得同情，而是因为在乔尔戈什被救出的几个星期后，他被送去受审，最后因罪名成立被送上死刑电椅。而在那个时候总统已经死亡了：他坚持了几天，给他的医生们带来了他可能会被救活的希望，但最终，他因为伤口开发性坏疽在9月14日去世。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901年－1909年

几乎所有得到美国总统头衔的人都被赋予了历史的光环：但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也许是唯一的例外——这个男人似乎比政府还要强大。当然就影响而言。“富有传奇色彩”这个短语非常适合于这个热情而精力充沛到令人惊讶的人物，后来，他的名字不仅被运用到了一种流行儿童玩具上，而且被运用到了美国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s）中。然而，他既是一名保护管理论者也是一个追寻大猎物的猎人；既是一名政治理论家也是一名行动主义者；既是一名“大骑兵”也是一名文风优雅的作家。他就像诗人怀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著名作品《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1855）中所吟唱的那样，将美国人的复杂性发挥到了极致。

作为美国的牛仔英雄，他实际上曾在19世纪80年代担任北达科他州（North Dakota）副警长，你真的很难将他与这个职位联系在一起。在1912年10月，作为一名老政治家，他被“疑为刺杀者”的子弹击中胸部。他意识到伤口并非致命且可以稍作耽搁，他拥有野外生存者的冷静与勇气（更不用说政治家天生的戏剧感），他在为之着迷的人群前滔滔不绝地演讲了1个半小时，直到鲜血渐渐蔓延到他的前襟。

作家、思想家、立法者、行动主义者……除此之外，泰迪•罗斯福还能够做很多事情：他是继杰斐逊之后，又一位如此引人注目的总统。

垄断问题

罗斯福并没有趾高气昂地对待他的员工：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立法者。在19世纪80年代，作为一名纽约州议员，他比其他代表起草了更多法案。他也是一名坚持与腐败作斗争的战士，与纽约市警察局的既得利益作斗争——在那时，纽约市警察局是一个裙带关系复杂、程序滥用和贪污严重的“老鼠窝”。他还作为“垄断的破坏者”而声名大噪，他攻击那些凭借企业联合或“垄断”而结合在一起的大企业——他们以此来调整彼此之间的价格，从而嘲笑与资本主义竞争或消费者选择权有关的思想。

但是，非常典型的是，他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当然，这并非因为他是传统意义上的腐败者或贪婪者，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如此杰出的人物似乎却不能够理解应当适用于他的常规准则。他不是会计师，几乎无法避免的是，他最终让巴拿马运河项目超支。史诗级项目需要史诗级姿态——有什么姿态比向一个只值400万美元的企业支付4000万美元更具史诗级特质呢？有人称总统一直清楚地知道这个项目存在巨大的超支情况，他也对其进行了削减，但这一说法没有得到证实——这一事件对这个男人也没有象征性意义。

荒芜之地中的罗斯福。当然，照片中的他是摆拍的，但他也是有真才实干的人——无论他是否声明此事。毫不奇怪的是，他对选民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他不是一个纠结于细节的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甚至可以说他能够让自己利用其在这方面的优势：当你的内心被固定在一个大框架之中，所有事情都是“可以否定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很难质疑他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在1904年，当他为连任竞选而战的时候，他让他的劳工部长及商务部长（Secretary of Labor and Commerce）乔治•B.科特柳（George B.Cortelyou）成为了他的竞选管理人员。科特柳是一个过来人，他知道大企业的“尸体埋在哪里”，并能够主要通过武力为其做出贡献。这笔资金对罗斯福帮助很大，让他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然后，在1907年，在支持美国公铁公司（US Steel）和田纳西矿业与制铁公司（Tennessee Coal and Iron）的合并时，这名“垄断的破坏者”全然不顾他曾经孜孜不倦予以保护的反垄断法。这就是说，罗斯福所假设的规则被打破（至少被他打破），而其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是有一定理由的，这导致股市中充斥着恐慌的气息。不管他是多么反复无常，他的行为都有助于阻止大萧条。

在这幅讽刺漫画中，戴着墨西哥阔边帽的勇敢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拒绝被哥伦比亚所恐吓，实际上，其讽刺了美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

生长的草

在西奥多•罗斯福的第二个任期期间，奇多•哈尔约（Chitto Harjo）来到华盛顿在参议院中发言。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疯狂的蛇”，他是马斯克基克里克族（Muscog Creek）的首领。他的人民已经被迫从亚拉巴马州的故乡迁移到了俄克拉何马州的印第安人保留地（Indian Territory），而现在，为了让步于殖民者，他们将被迫再次进行迁移。奇多•哈尔约回想起一个部落长老曾经告诉他的话——他可以相信白人说的话，因为条约是白人制作的。

当然，它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几年后，克里克人被迫离开。1909年的“疯狂的蛇暴动”（Crazy Snake Uprising）很快就被镇压了——谢天谢地，没有发生流血事件。罗斯福喜欢思考，并以严肃而饱经世故的观点评价了美国的土著民族——他说，他们与其他任何人没有什么不同，有好人，也有坏人。这听起来很公正，但它也能为其提供政治便利。当有人提出印第安人作为民族应当享有集体权利，他就会突然变得很不耐烦；他嘲笑他们，并将他们的困境称为“虚假的多愁善感”。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909年－1913年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体重约为136公斤（300磅），是迄今为止最重的美国总统。同样，“老庞然大物”（Old Jumbo）在政治上也并非无足轻重。诚然，他步伐缓慢并且容易在计谋上输给“百万富翁俱乐部”全体人员——他们认为他们的义务是拖延他的反垄断措施和他提出的用竞购的方式让反竞争进口关税降低的措施。但他的总统任期给“有心人士”提供了与丑闻有关的信息：他最可能被定罪的是错误的判断。

作为一个包含了过度的野心和费用的项目，巴拿马运河必定会对泰迪•罗斯福产生吸引力：在照片中，他与工人们在施工现场，他最终让这个耗时的目标得以完成。

的确，他在阿拉斯加地产投机丑闻（Alaskan Land Speculation Scandal）中表现得过于天真：这一事件最终使共和党分裂成两部分。一边是吉福德•皮乔特（Gifford Pichot），他是一名杰出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西奥多•罗斯福将他安排在美国林务局（US Forest Service）中。另一边是内政部长理查德•巴林杰（Richard Ballinger）——皮乔特怀疑他已被大企业家所掌控。双方早在1905年就已因意见不合而发生冲突——巴林杰准备与爱达荷州（Idaho）投机者一起购买阿拉斯加的土地进行煤炭开采。土地局的一名代理人曾针对这笔交易开展调查，但他突然被免去了职位——很显然，这是由于巴林杰的干预。

两个戴大礼帽的伐木者，巴林杰（Ballinger）和布朗绍（Blanchot）为了国家的树木开战：与保护有关的重要问题（不是指与腐败有关的问题）正处于危险关头，但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它们。

塔夫脱袒护他的内政部长。他本应当思考他可以做些什么。但在1910年，事情发生了根本变化。那名代理人找到新闻界，将整个故事抖了出来；吉福德•皮乔特公开支持举报人，别无选择的塔夫脱辞退了他，让美国成为了腐败分子的保护伞。

那个罕见的、体面的、可敬的总统，在他的所有交易中都保持着绝对的正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也主管政治渎职：他有时因过于淡漠金钱而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利益。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13年－1921年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自我展示拘谨而正式，他一到白宫就带来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虚张声势的政治倾向，干涉全球危机——当然，不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伍德罗•威尔逊，另一名长老会教徒总统，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校长一职，这一经历让他拥有了一种正直、稳健的气质。他激烈地攻击保护主义关税、垄断和其它商业滥用行为，批评者指责他是一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Bolshevik）。事实上，两大政党都意识到有必要保留资本主义：真正的竞争是必需的，并要为投资者提供真正的透明度。

为了他自己或是为了美国，他决定将荣誉置于政治优势之前。在1914年，他让国会成员目瞪口呆——他告诉他们，为了让美国船只免费使用巴拿马运河，他会自愿放弃权利（他的声称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人们对塔夫脱深表怀疑）。前一年，在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被谋杀之后，他拒绝承认美军政府帮助维多利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获得墨西哥政权——此前，自由党（Liberal）领导人才是墨西哥政府的选择。

当然，它可能会反对——这与美国总统表明立场毫不相关或美国总统不应当用他的权利影响另一个主权国。但伍德罗•威尔逊是一个干涉主义者，他不能袖手旁观。在将士兵送往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干涉了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墨西哥的内政。当你看着他，你不会想到这一点；但是这个安静且文质彬彬的男子就像泰迪•罗斯福那样恃强凌弱——并且，他时刻准备打破规则。他招募公司高管为动员美国在欧洲的战争提供援助，他给人们带来了明显的利益冲突：他坚持，这是值得的；该事业是正义的。正如内战的爆发，对无良中间商而言，大（而仓促的）合同意味着高额利润。同样，对威尔森而言，这最终成为了合理手段。

伍德罗的女人

埃伦•蔼科颂•威尔逊（Ellen Axson Wilson）遭受布赖特氏病的折磨。既然如此，她会感到抑郁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她于1914年在白宫去世之前，这成了她与伍德罗•威尔逊婚姻上一个很大的压力。在第二年，威尔逊与伊迪丝•高尔特•威尔逊（Edith Galt Wilson）结婚，她非常地与众不同，她是著名的美洲印第安人波卡洪塔斯公主的直系后裔。

然而，威尔逊这么快就与他的第二任第一夫人结婚，华盛顿流传的小道消息暗示他们之间早已形成了恋爱关系：威尔逊真的是在旧爱死后才爱上新欢的么？他是否谋杀了他的旧爱？当拘谨古板的总统宣布再婚，各种各样既震惊又兴奋的流言在华盛顿迅速而激烈地流传。然而，所有的迹象显示，问题在于，如果总统失去了一个女人的陪伴和安慰，他会迷失自我。他们之间的信件显示心情焦躁的总统很快地、深深地为伊迪丝倾倒，而她也对他有了同样的感觉。

伊迪丝•威尔逊（Edith Wilson）是一名彻底的政府女主人，但作为波瓦坦公主波卡洪塔斯（Powhatan Princess Pocahontas）的直系后裔，她的迷人外表更能让人想起她那传奇的祖先。

然而，怀疑威尔逊曾是一名通奸者是有充分理由的——至少他的心已出轨，就像后来吉米•卡特尔（Jimmy Carter）所指出的那样。在1909年，当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并考虑竞选新泽西州州长的时候，他认识了玛丽•阿伦•赫伯特（Mary Allen Hulbert）——新泽西州一座大房子的富裕女主人。后来，有人发现了他们之间的200多封秘密信件，而在那时写这些信件的男人已经成为了总统：这些信件让那些类似于“他是不动感情的学者”的说法变成了胡言乱语。尽管信件的内容非常热情，但是它们无法证明这段“精神恋爱”是否最终得以转换为现实。证据是间接的，仅此而已。

有一个事例证明了玛丽•阿伦•赫伯特的忠诚和正直——这个可能与总统有染的女人对一切守口如瓶。尽管威尔逊的共和党对手提供了巨额利益——据说高达3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800万美元）——如果她交出情书就能够得到这些钱。而在那个时候，因为与总统的恋情她已离婚，她的处境非常困难并且非常缺钱。

沃伦•甘梅利尔•哈定（Warren G.Harding），1921年－1923年

如果有一座由丢脸的总统组成的拉尔莫什山（Mount Rushmore），那么沃伦•甘梅利尔•哈定一定是其中一人。就像之前的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他掌管了一个腐败猖獗的时代，虽然可以肯定的是他自己没有积极进行贪污。当然，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欲：他的竞选团队一直以来因一名情妇的困扰而深感恐惧——该情妇是嘉莉•菲利普斯（Carrie Phillips），她决定说出一切。虽然他们给了她2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4万美元）让她保持沉默，但他们无法确定她是否会再次要价。作为一名真正的知情者，她以成为一名告密者作为威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嘉莉与还是参议员的沃伦•哈定相遇的时候，她是哈定的妻子弗罗伦斯（Florence）的一个好朋友。当他们暗通款曲的时候，嘉莉与她的丈夫还和哈定一起度了几次假。哈定被嘉莉的魅力所深深吸引，他甚至以此作诗。

年轻的美国人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作动员。伍德罗•威尔逊的决定推翻了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变得更强大了——但代价是10多万人的生命。

文学家转变成了政治家……当然，政治是否能够“得益于”哈定的政治生涯是存有疑问的。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曾非常哀怨地说道，“我不适合这个政府，我本不应当出现在这里。”

事实上，他习惯于与弗罗伦斯的朋友通奸。在他们结婚后三年，他与苏茜•霍德（Susie Hodder）私通——苏茜•霍德从孩提时代开始就是弗罗伦斯形影不离的朋友。这段私通关系让他拥有了一个女儿。作为成为一名政治权贵的妻子的代价，弗罗伦斯似乎决定咬紧牙关原谅丈夫的背叛。即便如此，她还是因后来的嘉莉•菲利普斯的背叛而愤怒。

当哈定还是议员的时候，他的外遇对象绝不仅仅限于妻子的朋友们。他至少还曾与他办公室中的一名打字员格蕾丝•克洛斯（Grace Cross）有另一段长期的私通关系。据说在哈定参加就职典礼的前一夜，他与克洛斯在威拉德饭店（Willard Hotel）里幽会。在他的整个总统任期之中，他都不断进行着这种娱乐和游戏：某个罗莎•霍伊尔（Rosa Hoyle）为他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同时奥古斯•塔科尔（Augusta Cole）为他生下的孩子被扼杀了。《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经营者与哈定是好朋友，并乐于为他“拉皮条”：他向总统介绍了前合唱团女孩梅兹•海伍德（Maize Haywood）和布劳森•琼斯（Blossom Jones），还有《华盛顿邮报》员工——那个被称为“埃里科克小姐”（Miss Allicott）的女人。当哈定在1923年突然病倒并死亡，所有迹象表明他的死因是食物中毒。但几乎毫不奇怪的是，许多美国人怀疑总统的食物是被故意投毒的；尤其是弗罗伦斯在被他多次背叛之后。

“我该死的朋友们”

“我不是一个女人真是太好了，”哈定总统曾经承认，“我可能总是会怀孕。我无法说出‘不’字。”他总是自称自己也是无可奈何的：我们不能确定他是否是在故作姿态，这是否是他为自己的越轨行为进行辩解的一种方法。但他显然发现他能够用自己的意志支配女人，这个伟大的诱惑似乎很难让这个男人站得住脚。或者，甚至对那些男人而言也是如此：那些被认为与他最亲近的男人，其中很多人都是他在家乡俄亥俄州的亲信。他发现最难对付的不是他的敌人。他承认，“我的朋友们，我该死的朋友们，他们才是让我在夜晚辗转难眠的人！”

他在晚上有多少时间是辗转难眠的——这个问题值得商榷。正如我们所知，各种多情的邂逅已让他忙得不可开交。其次，他有很多时间是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度过的。威士忌四处流淌，白宫中的扑克派对一直持续到黎明到来的时候——尽管事实上，禁酒令（Prohibition）应当是仍然有效的。当然，没有合法途径获得此类物资，但是哈定以宽厚的条件与私贩酒类者达成了协议：这些人比他的其他朋友还要声名狼藉。总之，他们合在一起打造了一个“政府货摊”，将美国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一个关键的罪魁祸首

艾伯特•B.佛尔（Albert B.Fall）是一个关键的罪魁祸首：很难找到比他更不适合内政部长一职的人选了。他将他的任命视作盗窃和掠夺的邀请函。如果问题没有严重化，哈利•M.多尔蒂（Harry M. Daugherty）被任命为首席检察官也许已经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讽刺笑话。作为哈定的竞选管理人员，这名来自俄亥俄州的律师曾在几周前做出不可思议的准确预言——哈定的主要竞争对手之间难分高下的竞争会让哈定通过提名。在政府中，这名国家的资深律师似乎也成为了主要贪污犯。当哈定死后他呼吁进行审判，虽然他这样做是为了他自己和他的领导的声誉，他“以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为庇护”。要说到全然厚颜无耻而放肆的罪犯，谁也比不上“俄亥俄集团”（Ohio Gang）中的另一名阴谋策划成员——查尔斯•R.福布斯（Charles R.Forbes）。虽然他从军队中逃亡，但是他给自己授予了上校军衔。哈定将他任命为退伍军人事务部（Veterans’Bureau）的领导。他迫使他的主管于1923年初辞职，但在此之前福布斯已有机会窃取2.5亿美元，不过他放弃了这个想法。他挪用医药用品进行私人交易获取个人利益——并在建设为退伍军人修建的医院时收取回扣——他用纳税人的钱使自己变得富裕，满足了自己贪婪的愿望。

照片中的沃伦•哈定专横地摇着手指。也许他看起来像是在指挥他人，但不幸的是，他无法通过在白宫中安插亲信而建立真正的总统权力。

蒂波特山油田丑闻

蒂波特山（Teapot Dome）是位于怀俄明州的油田。它因表面露出的形状奇特的蒂波特岩石（Teapot Rock）而得名。截止1921年，它是有远见的塔夫脱总统为了供美国海军在紧急时刻使用所预留的几个美国领域之一。但是，在这个时候，艾伯特•B.佛尔作为内政部长于1921年上任；几周之内，他说服哈丁总统将这些领域转移到了他的部门管理之下。随后，他迅速将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艾尔克山（Elk Hills）的一块领域租赁给了他的朋友爱德华•L.黑尼（Edward L.Doheny），与此同时，他将蒂波特山租赁给了他的另外一个好友——辛克莱石油公司（Sinclair Oil）的哈里•F.辛克莱（Harry F. Sinclair）。两次许可都没有经过竞标；很明显，两个买家都捡到了“大便宜”——并且事实证明，两个买家都给佛尔提供了丰厚的礼品和总金额高达4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80万美元）的“贷款”。

1922年，《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对这一事实进行了报道，但哈定政府没有立即进行调查。甚至在诉讼程序开始进行的时候，政府以文件丢失为借口进行隐瞒。只有在哈定离任之后，与艾伯特•B.佛尔有关的诉讼程序才取得了真正的进展，甚至将他送入了监狱：他是第一个因犯罪而锒铛入狱的在任总统内阁成员。

弗洛伦斯•哈定（Florence Harding），名义上的第一夫人，但实际上排在沃伦•哈定一生中出现的一连串女人的后面。总统的性欲无度是卑鄙的：“我无法说出‘不’字。”他感叹道。

所有暗示

虽然经常有人说，我们得到我们应得的政府，但很难想象美国人首先能够做些什么来褒奖哈定和他的那些有盗窃癖的朋友。不过，经过仔细考虑，当选民和大企业给他投票时，他们很明显都想为自己选择一个更舒适的时期，并希望得到“正常的回报”（艾伯特•B.佛尔为他们虚构出来的）。简而言之，这明显意味着迟缓：在塔夫脱的强硬作风和威尔逊时代之后，它暗示，一切需要得到缓和。对富人实行有吸引力的税收减免；增加关税以减少产业所受到的外国竞争；对垄断行为视而不见；限制移民，安抚受减薪压力困扰的工会成员。随后，再一次，没有痛苦：对美国而言，这是一场意图不劳而获的改革。它最终在泪水中结束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但如果要说当前的麦金利总统任期似乎是不体面的，则其并非由于其传统意义上的腐败，而是由于他的政府作出的外交政策决定。

癫痫与拖鞋

当威廉在1867年与伊达•萨克斯顿•麦金利（Ida Saxton McKinley）相遇的时候，她是一个美人，但这绝不意味着她只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儿。这位年轻女性在每一方面都非常出色，在她像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笔下的女主人公那样开展欧洲巡演之前，她完成了自己的学业，随后，她开始在她父亲的银行中从事出纳工作。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份被视为只有男性才能从事的工作。

但是伊达并不像她看起来那样坚强。在19世纪80年代 ，她接连遭受了她的母亲和两个女儿的死亡（第一个女儿死的时候3岁，第二个女儿仅有6个月）给她带来的打击。她成为了癫痫症患者，并且容易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发作：她的癫痫症在她丈夫的就职典礼上发作了。她变得越来越不善交际，随后她开始全心全意地钩针：她制作拖鞋——数以千计的拖鞋，她把它们作为礼物送给他人。

罗斯福所假设的规则被打破（至少被他打破），而其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是有一定理由的，这导致股市中充斥着恐慌的气息。不管他是多么反复无常，他的行为都有助于阻止大萧条。

为了他自己或是为了美国，他决定将荣誉置于政治优势之前。

黑人隔离法（Jim Crow）

考虑到他曾与与新泽西联盟，很容易让人忘记伍德罗•威尔逊在格鲁吉亚度过了他的童年；考虑到他的道德努力和荣誉感，很容易让人忘记他给予了南部种族隔离游行最起码的被动支持。

威尔逊本可以指出他的祖先之中的废奴主义者，但这些话由他的那些在联邦效力的家族成员代为表达了：他最早的儿时记忆与活跃的南部将军罗伯特•E.李（Robert E.Lee）有着相同的遭遇。但正是在他的任期期间，华盛顿的厕所外和饮水机旁竖起了“仅供白人使用”的牌子，且异族通婚被宣布违法。再往南，种族隔离已实际存在几十年，但联邦大楼（邮局、法院等等）至少提供了一些喘息的机会。现在，在总统的“祝福”之下，这些最后的避难所被突然撤消了。没有任何机构能让美国黑人对美好生活寄予希望。

尽管信件的内容非常热情，但是它们无法证明这段“精神恋爱”是否最终得以转换为现实。证据是间接的，仅此而已。

当哈定还是议员的时候，他的外遇对象绝不仅仅限于妻子的朋友们。他至少还曾与他办公室中的一名打字员格蕾丝•克洛斯（Grace Cross）有另一段长期的私通关系。

《总统的女儿》

然而，总统与南•布里顿（Nan Britton）之间的关系是他最臭名昭著的婚外情关系：她甚至写了一本回忆录来记录这一切——《总统的女儿》（The President’s Daughter）（1927）。她用难以让人忍受的细节描述了她与这位伟大的男人之间的“情色邂逅”：第一次是在他的参议员办公室，随后是在白宫之中——至少有一次是在美国总统办公室中的壁橱里。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事情，但南首次出版的书引起了绝对的轰动，毕竟人们以前从未看过或读过这样的书。在哈定的手下和保卫人员的充分纵容之下，她和哈定秘密地进行着他们之间的风流韵事——虽然有一次弗洛伦斯偷听到正在进行中的幽会，她冲下来与丈夫和他的另一个女人进行了正面交锋。本书所写的女儿，伊丽莎白•安（Elizabeth Ann）早在1919年就已出生：她在几年后被南最终的丈夫所收养。

南•布里顿与伊丽莎白•安——南将《总统的女儿》用作了回忆录的名字。没有人会怀疑她与沃伦•哈定之间有着一段漫长的（且非常轻率的）私通关系。

俄亥俄集团在位于华盛顿K大街的这间“小绿屋”（Little Green House）中举行会议。正是在这里，他们炮制着各种骗局——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他们的蒂波特山计划。

此图片取笑了蒂波特山油田丑闻。这一事件所带来的一个积极因素是，它揭示了与自然资源稀缺性相关的问题和防止未来资源枯竭所应当采取的保护措施。

卡尔文•柯立芝的严峻风范（上图）与“兴旺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精神（两种意义）形成了鲜明对比。但他也有轻松活泼的时候（右图）；此外，从经济上来说，他是随和的，他相信自由放任的政策。

第七章 大萧条与战争：最大的欺骗者

一场战争让一切从繁荣走到破灭再走到繁荣，20世纪的第二个25年像是在坐过山车。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美国总统就在这一切的中心，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倘使你不发一言，就不会被要求重复再讲一遍了。”

20世纪20年代是一场呼啸而过的狂欢：这是“爵士时代”（Jazz Age），一个尽情跳舞和喝酒（尽管禁止饮酒）的时期。在经历了塔夫脱－威尔逊时期的经济紧缩和对战争的忧虑之后，美国人沉浸在狂欢的情绪之中：他们有钱可花；并且有值得花钱的东西。在广告业和像分期付款这样的新颖购买方式的引导下，类似于无线电和电影这样的新技术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消费方式。人们可以以优惠的价格购买家用电器，包括电冰箱、吸尘器等。在1920年，美国有800万辆汽车；而到1929年，美国有1800万辆汽车。在1925年，每天有1万辆T型福特车（Model T Fords）走下生产线。沃伦•哈定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的职责是解决问题，让企业能够繁荣发展。“美国的任务就是发展商业，”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说，当时工业生产总值上升了40个百分点。随着20世纪20年代的兴旺发展，股票持有人也大幅增加：股份所有权是为普通人准备的，他们的购买力使美国经济空前繁荣。

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1923年－1929年

当卡尔文•柯立芝上台，总统一职必须苦苦地应对哈定的遗留问题——就像一个喝下一瓶或五瓶烧酒而醉得一塌糊涂的人。但这名极为正直而超群的新英格兰律师此刻却清醒异常。他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极为需要的“正直”。他的执政之美在于：尽可能地考虑到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和挥金如土的国家；提供崇尚正直和纪律的大环境；同时，在实际上没有实施任何严格规定。当然，这与柯立芝的自由放任理念相符合：他认为，政府应当尽可能地远离商业，这样它才能发展得更好。它也能走得更远。在气质上，“谨慎的卡尔”（Cautious Cal）——当他是马萨诸塞州州长时，他因在部署“州警察”处理1919年波士顿警察罢工事件（Boston Police Strike of 1919）中表现得行动缓慢而得到了这个称呼——似乎不愿意干涉任何事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成就承载了长达十年的疯狂的爵士舞和派对活动（尽管禁止喝酒）、大众娱乐、投资者信心和消费热潮。

有时要达到稍微令人感到不安的程度：并不是多亏了总统，对蒂波特山油田丑闻进行的控诉或是对哈定时代遗留下来的其它丑闻进行的调查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同时，他凭借一种非常笼统而含糊的方式，让他的政府拥有了可敬的礼仪，但他对采取任何决定性行动没有多大的兴趣。在民事权利方面也是一样：他为美国黑人辩护，谴责南方存在的各种私刑。然而，他不敢采取直接行动，他担心会让南方白人产生敌对情绪。甚至当他被南方民主党对手刺激——并被北方自由派恳求的时候，他仍拒绝采取直接行动对抗“三K党”。通常情况下，他宁愿悄悄采取行动：他会见美国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的领袖——他们被偏执的“三K党”视为目标。与前任总统相比，柯立芝在这方面是正派人士，但他做出的本能反应往往是不破坏现状。

位于纽约港的埃利斯岛（Ellis Island）仍然是每年成千上万的移民前往新世界开始新生活的通道：虽然，由于新立法，他们让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日益增多。

那意味着对新移民采取强硬路线。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口从1.05亿增加到了1.22亿。失业率保持不变——且相对较低，失业人口位于百万大关左右，但美国人仍然对移民持有怀疑。在1924年，柯立芝政府用镇压与新分配额对这种不友好的情绪作出了回应。在整个国家中，每个民族的总人数中只有2%是被政府所认可的。当然，这样的决定对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而言是无法容忍的——他们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并且他们仍有相当多的兄弟姐妹想进入美国。但其他族群感到大门正在缓缓关闭：根据配额，每年仅有3000名法国人、5000名意大利人和2.5万名德国人得到认可，同时，只有极少数来自亚洲和其它地区的人能够得到认可。那些已经居住在这个国家中的中国人被禁止结婚，以此来减少他们的新生儿数量。

冷漠的安慰

如果柯立芝一直不愿意干涉、检查工业与消费的轻率扩张，那么，当情况变得更棘手的时候，他就更不愿意对其进行干涉。经济继续不断增长，但已有疲软迹象浮现，并清晰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不是每个人都受益于大繁荣时期。美国农业被其明显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已经连续几年过度生产：很快，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中西部佃农为了支付租金而苦苦挣扎；许多经营者无法偿还昂贵的按揭贷款，现在，他们无法正常经营：国家农业局派代表前往白宫。但遗憾的是，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作出了礼貌但无动于衷的回应。这不是政府的事情，我也无能为力。

对那些用眼睛去看的人而言，墙上写着的内容在美国经济“崩溃”之前就已出现：但那些在贫民窟里等待分配救济食物的队伍则在富人阶级看不见、想不到的地方。

缺乏干预

政府对不断增长的工业动荡作出的回应是虚伪而无动于衷的。一直以来，柯立芝拒绝对调节薪酬、环境和安全标准进行干预。并且当雇主将限制性合同强加于非公会会员时，无论是举行罢工还是采用武装暴徒攻击罢工者，政府都没有试图采取一丁点儿行动来劝阻他们。然而，如果工人取得了片刻的胜利，柯立芝会立即进行干涉。当由矿工罢工引起的暴力事件于1922年爆发之时，他的政府援引战时法律保护煤炭生产并称罢工行为是违法的。当柯立芝派国民警卫队保护罢工破坏者并镇压示威的时候，一个有30万名钢铁工厂工人组织的罢工活动被破坏。工会领导人因涉嫌扰乱公共治安被逮捕。

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1929年－1933年

然而，对中产阶级美国白人而言，十年的美好时光仍在继续。当时间来到1928年总统大选，实际上已“没有竞赛”。虽然柯立芝拒绝继续管理政务，但他有一个受人尊敬的继任者——赫伯特•胡佛，作为商业部长（Secretary of Commerce）为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债务很快就要到期。在1929年3月，就在胡佛总统宣布就职之后的几个星期，华尔街股市突然大跌30个百分点，但它现在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了。但它们很快就恢复了。尽管九月初还有一些浮动，但其丝毫不能影响人们的愉快心情：关于经济崩溃的说法被轻蔑地驳回了。

胡佛不是最伟大的传播者，但他发现自己能够使用最新的无线电广播技术：媒体革命即将改变美国人的政治生活。

然而，在10月12日，600万股份被售出，股票价格一路暴跌。两天后，1300万股份易手。最富盛名的公司的大量款项失去价值。损失额超过了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开支。所有银行团结在一起，共同协作并承诺提供3000万美元支持股市，但信心已经消失不见了，这笔钱现在似乎只算得上是杯水车薪。在10月29日，不下5000家银行宣布破产。900万账户就这样被彻底摧毁了。至今，侧重于称那些投身于华尔街的疯狂掮客将走向“崩溃”的说法并没有发生。现实情况截然不同：小城镇店主和学校老师，发现自己的积蓄正在不断消失。

不仁不义？

胡佛不是骗子，虽然有消息称他在竞选过程中得到了古巴糖产业给予的利益支持，作为回报他将预先给其提供与关税水平相关的信息。然而，他绝不是在为自己捞油水，他承诺将他担任总统获得的薪酬捐给慈善机构。但是，与许多道德人士一样，他的观点相当狭隘。

至少可以说，他对形势发展的掌控是不适当的，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局限。就像柯立芝那样，他认为政府的职责在于创造监管条件，而经济可以依靠其自身运行；越过这个界限就是危险的干预。可以相信的是，他曾私下对经济过热表示担忧，他甚至与银行家们进行了谈话，要求他们减少快速的、“不问问题”的贷款——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投机之风，但公共干预并没有按照他的方式进行。

胡佛低估了这场危机的规模并完全错估了民族情绪。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对他的不作为表示抗议的时候，他被他们视为麻烦制造者。

他不能够告诉他的同胞（就像克林顿总统后来所做的那样）：“我能够理解你的痛苦。”相反地，他告诉他们事情真的没有那么糟糕。尽管，事实上，数百万人失去了自己的积蓄，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和家园。所有美国主要城市开始涌现出棚户区或“胡佛村”（Hoovervilles），并且许多人不得不睡在“胡佛毯”——旧报纸的下面。“没有人被饿死，”他说，尽管这从学术上来说是真实的（尽管有少数人被饿死，但他们是极个别的特例，是其它原因导致他们虚弱），成千上万的人遭受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折磨。他是一个可悲的缺乏判断的人，他支持为牲畜提供饲料但阻挠为饥饿的人类提供援助的计划，从而引发了人们的控诉——比起人，他更关心动物。当然，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他解释到，施舍品会让男人和女人们丧失进取心；他们需要某个诱因来促使他们继续寻找工作——尽管非常清楚的是，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根本就没有工作可找。

他是愚昧而过分乐观的，在1930年，他告诉一个要求成立联邦援助计划的代表团：“绅士们，你们来迟了60天。大萧条已经结束了。”

农村贫穷人口和失地人口为了寻找工作而大量涌入城市。但是，他们多半住进了惨淡的棚户区——“胡佛村”。照片显示的是西雅图近郊的一个“胡佛村”。

要是这是真的该多好。那时，大萧条还没有加紧其对美国和世界的控制：它将给整整一代人留下伤疤。但胡佛似乎竭力否认，他说服自己，那些失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们组成的“补偿金大军”（Bonus Army）是麻烦制造者。绝望的他们带着家人在1932年来到了华盛顿，他认为他们需要得到坚决的处理。仿佛他们是由敌军势力组成的真正的军队，他派出配备了机枪和坦克的武装部队对其进行驱逐。他们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他后来负责占领日本）将军的带领之下：能够确定的是，有两名退伍军人因其卑劣的暴行而亡。

南方策略

虽然胡佛认同柯立芝的不干涉主义态度，但他作为一名人道主义者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为饥饿的欧洲组织救济。还包括战败的德国、布尔什维克统治的俄国。在他进入政府的时候，他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荣誉；然而，这些荣誉被他随后对1927年的密西西比河大洪水的处理方式所严重玷污。为了与政府管理思维相一致，他推行了一种“不干涉主义的干涉”：他没有动员部队或国民警卫队，而是呼吁“小镇居民（Main Street）们”。

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本地商人、牧师连同城镇官员一起为成千上万因洪水而失去家园的家庭组织援助。但作为20世纪20年代生活在南方腹地的本地商人、牧师和城镇官员，他们从未想过以平等的方式对待美国黑人。白人家庭是最先获得援助的；援助被赋予了白人小地主，而不是给予那些黑人佃农；美国黑人被赶进集中营，随后威胁他们如果胆敢离开就会遭到毒打。并且，这样一个体系让人们深刻而又不愉快地想起了奴隶制度，黑人劳动者被征召入岗，他们在白人监督者的训斥之下一次工作几个小时。

胡佛认识到他的错误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为了确保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中的黑人选票，他对社会活动家们承诺，如果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保持沉默，他就会采取让步。他们勉强同意了他的要求，但后来他们发现那不过是胡佛的政治计谋。由于南方的白人选票有些不温不火，他提出了所谓的“南方策略”：通过在地方层次上与美国黑人领导进行沟通，并同时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委任白人这一措施，残忍地怂恿了南部的种族主义思想。当美国黑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因为胡佛已经获得了黑人的选票和南部地区白人的选票，并在1928年成功当选为美国总统。然而，他们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们的转化对胡佛在1932年的竞选失利产生了重大影响。

大部分如照片所示的古巴甘蔗种植大农场被贪婪的美国市场直接吞并了。在1928年的竞选活动中，胡佛因生产者的报酬问题引发了争议。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1933年－1945年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可谓是美国共和党中的政治贵族。在他的父亲那边，他拥有“古荷兰”（Old Dutch）移民的血统。他的母亲萨拉•德拉诺（Sara Delano）可以称得上是雨格诺教徒（Huguenots）家族的后裔（被迫在17世纪离开祖国的法国新教徒）——德拉诺原本的名字是“德拉诺耶”（de la Noye）。罗斯福家族的几代人一直在银行业和贸易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关于他们与西奥多•罗斯福家族“没有任何关系”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是他们也并非如传闻般密切相连。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是西奥多的侄女，而富兰克林（他的第五个侄子）在1905年与她结婚——幸好他们没有太近的血缘关系。萨拉誓死反对这场婚姻，但她的占有欲和专制也是出了名的：似乎其他媳妇不大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对夫妇在一起似乎过得很快乐，虽然埃莉诺和她的婆婆之间的关系令人担忧，不过她并不热衷于性，援引她说过的话——“性是一种必须忍受的折磨”。至少她忍受了足够多“折磨”并为他的丈夫生下了6个孩子（有5个孩子活了下来），同时，他开始展开自己的政治事业。在1910年，利用他的家族在他成长的地区（在哈得孙河谷[Hudson Valley]的海德公园[Hyde Park]附近）中的名气，他成功当选为纽约州参议员。他很快就展现出了他的奋斗热情，接管了在那时仍然主导国家政治的坦慕尼厅（Tammany Hall）政治机制。与此同时，他也在塑造自己的形象，他在1913年被伍德罗•威尔逊任命为海军助理秘书长。

白宫中的贵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为美国政治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气息——虽然他的非商业协议肯定经受不起人们的密切关注。

新港新闻

在罗斯福作为海军助理秘书长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对新港性丑闻（Newport Sex Scandal）处理非常失败。一段时间以来，有报道称罗德岛（Rhode Island）海军基地的水手和当地社区成员（有时是杰出成员）之间有同性恋活动。这些新闻报道了他们的狂欢派对——在这些派对中，普遍存在可卡因、异装癖和饮酒情况（当然，禁酒令刚刚开始实施），更不必说他们之间的非法性行为。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似乎并没有直接参与决定如何进行调查：然而，他是最终责任人。那些负责调查的人决定派有吸引力的男人混入这些场景中；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他们（显然是心甘情愿地）参加了正在进行的活动。一个当地神职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担心他们中的一个同伴会“中招”，因此对该调查表示抗议，称其是一个不公平的圈套。官方调查部门同意他们的说法，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但他们称线人的信誉是不值得信赖的。这个调查失败了，罗斯福受到谴责。

不忠、疾病与膳宿

在次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似乎就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外遇——与埃莉诺的社交秘书露西•莫瑟尔（Lucy Mercer）。他们一直维系着彼此之间的关系，直到1918年埃莉诺发现了他们所写的信件：埃莉诺感到不安而愤慨，她要求离婚。但是，显然，一个失望的母亲比一个遭到背叛的妻子还要愤怒：她发誓，如果富兰克林离婚，她将彻底剥夺他的继承权。也许离婚能够让富兰克林反省自己的行为，但以富兰克林的年龄而言，这也同样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将走到尽头，埃莉诺同情他的丈夫。她同意继续与他保持婚姻关系，但即便如此，他们之间的信任似乎已经消失不见了。渐渐地，他们将自己看作单独的个体。他们仍然花时间待在一起，但埃莉诺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都选择了她自己的方式：她有自己的利益目标和政治目标。

埃莉诺•罗斯福与她的丈夫之间似乎是密切的伴侣关系，又像是暧昧的柏拉图式关系。她将她最强烈的情感献给了她与其他女人之间的友情和她的政治热情之上。

在1920年，富兰克林成为了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M.考克斯（James M.Cox）的副总统竞选伙伴，但他们的参选因沃伦•哈定和卡尔文•柯立芝的压倒性胜利而被横扫出局。次年，罗斯福被病痛所打倒；据说，该疾病是脊髓灰质炎：从这一刻开始，他的腰部以下瘫痪，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的。因为他坚信如果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他的政治野心就会受到威胁，所以在他的“大部分”时间中，他训练自己在腿部支架和拐杖的帮助下站起来说话，甚至是走一小段距离。现在看来，仍然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就像美国政治历史上的其它丑闻那样，他迫使媒体与其共谋并掩盖了这一事实。埃莉诺尽职尽责地照顾了他，甚至达到了忘我的境界；虽然护士－病人式的关系让他们之间产生了距离，但这种关系似乎更适合她。（历史学家奈杰尔•汉密尔顿[Nigel Hamilton]称，从深层次的心理层面而言，她将他的疾病视为他“应得的报应”。）

罗斯福的副总统竞选经历所带来的一个持久性结果是他与玛格丽特•“米斯”•莱汉德（Marguerite ‘Missy’LeHand）之间的关系——她在那个时候成为了他的私人秘书。他们之间的关系持续了21年，她成为了他家里的固定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他家庭的一部分。并且，据说她是他的第二个情妇。当埃莉诺不在白宫的时候，她自然扮演起白宫女主人的角色：而这似乎已经不能对第一夫人造成困扰了。

与此同时，她在什么时候意识到富兰克林又开始与他的第一个情妇开始联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露西•莫瑟尔与一名有钱的鳏夫结婚，现在成为了拉瑟弗德夫人。尽管她又开始与旧情人见面是毫无疑问的，但唯一的争议是他们见面的频率多高以及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见面。在随后几年中，人们所知道的他们邂逅的数量是相当小的：由于富兰克林已身患残疾，他很难在米斯的注视之下出门与莫瑟尔会面。但有学者称，他们两人之间表面上看起来仅仅只是在进行友好闲聊的信件实际上是编码通信，旨在进行幽会。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持久的——而这对埃莉诺而言是一个持久的伤害。后来，当她去世的时候，她得知露西与她的丈夫“旧情复燃”，这让她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亲爱的希科……”

作为自由世界中最突出的女性，强大的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非常重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她利用“第一夫人”赋予她的平台来促进妇女地位的提高并让公众了解她们所担心的问题。她不谈论食谱或家务。相反，在她的报纸专栏和记者招待会（通常全是女性）中，她演讲的议题相当广泛，包括教育、性别歧视和社会福利。她的女权主义观点以及她通过它们所传达的自由观念，无可避免地惹怒了保守派并引发了传闻：有一点是明确的，她不是他们眼中的“好女人”。我们很容易想象那些暗示她是女同性恋的传闻就是基于这一类偏见而产生的。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遭受这样的诽谤的女权主义者。

露西•莫瑟尔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之间的私通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让他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埃莉诺原谅了他——在一定程度上——但是她永远无法再次充分信任他。

罗斯福夫人与记者洛雷纳•希科克的关系如此密切，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她们在华盛顿留下了给人以说闲话的口实。“希科”（埃莉诺这样叫她）与未来的第一夫人密切合作；在1932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和富兰克林执政的前几个月中，她占据了埃莉诺的整个生活。希科克送给了埃莉诺一枚戒指，埃莉诺甚至戴着这枚戒指出席了富兰克林的入职仪式。罗斯福夫人在1933年3月8日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它。

我们通过历史照片看到了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而与他同时代的选民却没有意识到这一情况：他费尽心机地掩饰骨髓灰质炎让他下半身瘫痪这一事实。

她们写给对方的信件中的很大一部分在后来被销毁了。“希科”记得的被她自己销毁的信件有15封。但仍有足够的信件残存了下来：“我希望今晚能够躺在你的身旁，把你拥入我的怀中，”一封不知道日期的信中这样写道。无论这两个女人曾经做过什么或她们设法抽时间待在一起而最终未能成功，显而易见的是，她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比“只是好朋友”更进一步。

大量赃物

有两个重大的现实让罗斯福的（空前绝后的）三届总统任期黯然失色：它们是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已经看到，大规模的战争动员承诺往往会给腐败制造机会。政府绝不会“更强大”，任何时期的合同绝不会比战时合同更有“油水”（或准备得更匆忙）。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提出的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案包含了一定规模的投资。“新政”（New Deal）包含了各行各业中的不同机构所举办的重大而深远的项目：既包括了艺术家的和作家的项目，也包括了庞大的水利工程。仅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TVA）就涉及20多个水坝的建设：腐败和盗窃的机会多到令人难以置信。正如所料，后来的调查显示大量金钱和材料“走入岔道”——但似乎没有任何赃物回到白宫或中央政府之中。

在1932年，洛雷纳•希科克（Lorena Hickok）（照片中的右数第二位）认识了埃莉诺（照片中最右边那位），很快地，这两个女人变得形影不离。不可避免地，很快有人指出她们不是简单的朋友关系，而是恋人关系。

总统的双手似乎是干净的；他的所有高级官员也是如此。当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大致相同的故事。战时努力的规模性和复杂性几乎让大量滥用变得无法避免。令人惊讶的是，高层次官员和政府甚少介入此类丑闻事件。

一种进入战争的方式？

大多数美国人能够自豪地回忆美国在第二次世纪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钦佩罗斯福在这一时期所发挥的领导作用。然而，它是否能被归类为丑闻——围绕罗斯福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产生的猜疑，有人指出，他知道日本将对珍珠港进行袭击，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确，总统是少数希望美国首先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进行斗争的美国人。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支持纳粹的人——反犹太主义者、雅利安人（Aryan）统治等等——大都有德国血统，并且不希望看到他们的新祖国与旧祖国开战；与此同时，更多的美国人仅仅觉得欧洲战争与美国没有太大的关系。根据罗斯福的观点，希特勒是自由的威胁，他认为应当抵制其军国主义。他渴望美国加入战斗，但他知道他无法说服整个国家。

因此，罗伯特•斯汀内特（Robert Stinnett）在《充满谎言的时代》（Day of Deceit）(1999)中描写的著名的阴谋论阐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总统对日本的战前准备工作视而不见，对其截获的通讯信息充耳不闻。按照这种分析，太平洋舰队（Pacific Fleet）是陷阱中的诱饵，它能够让罗斯福实现他的目标并将美国卷入战争。由于约有2500名美国人在此次袭击中丧生，这是一次巨大的索赔。

珍珠港（Pearl Harbor）袭击事件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驳回了所有反对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异议。甚至有人指出，他在日本进行“突然”袭击之前就已经得知了这一消息。

不受欢迎的孩子

也许，鉴于他们的儿时成长环境，罗斯福的儿子和女儿最终成为了烦恼的成年人。他们五个人在婚姻上进行了不下19次尝试。罗斯福最爱的女儿安娜（Anna），似乎与埃莉诺很难相处，因为据说埃莉诺对她被一些家庭女教师虐待的事情视而不见。这也许就解释了为什么安娜似乎作为中间人，协助富兰克林和露西•莫瑟尔继续进行私通而背叛了她的母亲。

埃利奥特（Elliott），富兰克林和埃莉诺幸存下来的第二个儿子，每一个迹象显示他能成为父母的荣誉。他作为侦察机飞行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后来，在一个参议员小组委员对休斯飞机公司（Hughes Aircraft Company）生产的D－2侦察机（此前，因明显劣于与其竞争对手洛克希德[Lockheed]号而被淘汰）的采购过程中存在的财政违规行为进行调查之前，他被传唤。据称，在1943年，埃利奥特和其他一些官员在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的邀请下前往好莱坞，他们在那里喝酒吃饭，并接受女演员和夜总会女招待的款待。年轻的罗斯福没有被以任何罪行控告，但他的行为看起来并不体面——尤其考虑到在那时的战中出现了不明智的远征，他的战友们还在北非、欧洲和太平洋地区冒着生命危险战斗。

他的父亲从来没有听到这个耻辱的消息。他在1945年4月12日死于中风，就在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的短短三个月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日子中。

哈里•S.杜鲁门（Harry S.Truman），1945年－1953年

杜鲁门入主白宫时，正是他在欧洲赢得胜利而成为总统的光荣时刻——然而在那时，它似乎算不上一个胜利的时刻。甚至在他坐上总统办公室里的椅子之前，他已不得不决定是否在广岛（Hiroshima）和长崎（Nagasaki）投放原子弹。对有的历史学家而言，这是一种暴行，它让杜鲁门担任总统的任期成为了美国总统史上最“黑暗的历史时期”——超过13万人在爆炸中死亡，而这仅仅是开始。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中，受害者人数上升了一倍。作为长期辐射的牺牲品，无辜的平民被折磨和毁容，他们因此患病而日益衰弱。

即便是杜鲁门没有做出投放原子弹的艰难决定，在美国、盟国军队和日本平民百姓之中，人员伤亡也是普遍存在的。早在1945年8月6日之前，种种迹象表明，日本的军事统治者已经陷入了漫长的围困之中。甚至是在广岛事件之后，他们仍明显表现出不愿意妥协的迹象。这并不是说，好像日本岛上的战争不过是美国士兵、水手或飞行员（或原住民）的一次“远足”——或是他们的城市中的大火对日本人而言是如此“愉快的经历”。

有争议的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第二颗原子弹在8月9日投放到了长崎？有些人认为这次攻击是一次武器测试：“胖小子”（Fat Boy）与投放在广岛的“小男孩”（Little Boy）是不同类型的装置。如果他们不在那时将它投放，那他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机会使用它呢？有的人说日本并非真正的目标，实际上，它拉开了冷战（Cold War）的序幕：这些攻击旨在对苏联进行警告，美国已经将苏联视为未来几十年的敌人。公平地讲，杜鲁门很难知道这一场前所未有的空袭突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曾警告日本人，“毁灭将像未曾有过的大雨一样从空而降在他们头上”。但是，说的时候是一回事；而当事实真的发生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杜鲁门犯错是人之常情”

我们很难将杜鲁门的某些假定的罪过称为道德败坏的行为。严格地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向征兵人员谎报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算得上是一个“丑闻”——33岁的他谎称自己只有31岁，并且他将视力表背了下来。但是，由于在美国历史上有相当多的人（不排除美国总统）想尽办法逃避强制性兵役，那么我们真的能够对这样一个通过掩盖事实参加战斗的人表示愤慨么？作为一名模范丈夫，杜鲁门显然也是一名有良心的公仆。他离开政府之后，仅靠自己的军队养老金维持生计。在所有显而易见的方面，他可以算得上是总统之中的典范：丑闻背后的探求者应当做些什么呢？

1932年，在埃利奥特•罗斯福（Elliott Roosevelt）年仅21岁的时候，他成为了吉尔平航空公司（Gilpin Airlines）的老板。有人怀疑这是他的父亲对飞机制造业中的违规行为视而不见而获得的“回报”。

没有必要担心。杜鲁门的统治并非是如预期般完美而廉洁，甚至可以说总统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而不是一个积极的骗子。虽然他在大多数方面比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或沃伦•哈定要好得多，但是，他因缺乏合理判断而做出职位任命并拒绝目睹他的好兄弟被“打垮”而对他感到失望。就像哈定那样，他与一群来自于家乡密苏里州的朋友一起来到了华盛顿。他们很快就被称为了“密苏里集团”。

密苏里集团

总统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通常这并非意味着国家政治，而往往意味着一大车的“累赘”。杜鲁门也不例外，他在汤姆•彭德格斯特（Tom Pendergast）的赞助下从密苏里州的民主党人士中一路升迁。彭德格斯特作为堪萨斯城（Kansas City）的领导创造了一个贪污和权势的帝国，当他在1939年因偷税漏税而被判处监禁并因此蒙羞，该“帝国”也轰然倒塌。他死于1945年，而杜鲁门的行为造成了轰动——就在他宣布入职几天后，他抽时间参加了这个仍然被他称作“朋友”的男人的葬礼。但是很多来自密苏里州的“朋友”利用杜鲁门的影响力获得了职位：他们迅速地掠夺了政府保险箱中的资金。

哈里•杜鲁门的眼镜似乎总是在提醒人们，他是如何凭借善意的谎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兵役的。更何况总统总是不诚实，很少有体面的一面。

堪萨斯城的约翰•W.斯奈德（John W.Snyder）成为了财政部长。因此，他不得不对内务收入工作全权负责。而这些是必须得到重视的责任。就在杜鲁门政府上台后的几周之内，腐败文化已经变得根深蒂固了。各局内因政治命令而成为领导的人，通过受贿而对偷税漏税现象视而不见，或是通过勒索试图逃脱罪责的人，而让自己的腰包鼓了起来。没有人认为总统亲自参与其中，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应当因其漠不关心而受到责罚。直到杜鲁门离开政府，与调查有关的安排才得以实施：166名官员被解职。

来自锡达郡（Cedar County）的律师唐纳德•道森（Donald Dawson）是总统的政治顾问。他也是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RFC）的董事——该公司由赫伯特•胡佛成立于大萧条初期。该公司旨在帮助重要的公司快速创办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的合资企业。但是道森利用他在复兴金融公司中的职位，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为商人朋友安排慷慨的贷款，并接受昂贵的礼物作为回报。当然，杜鲁门不知道这一事实：当发生的一切引发了丑闻，他利用自己的总统影响力支持那些密苏里州的朋友。

另外一个密苏里州人，哈里•H.沃恩（Harry H.Vaughan）少将，是杜鲁门信任的军事助手。他以杜鲁门的名义或以自己的名义索求礼品和消费品，从而使总统蒙羞。他的行为令收受礼品或“免费赠品”成为常态——包括毛皮大衣、免费假期等各种礼物。更严重的是，沃恩后来成为了美国最高级的“五厘掮客”（Five Percenters）——政府官员在佣金的基础上为承包商提供准入权和援助。

埃德温•W.波利（Edwin W.Pauley）实际上来自于印第安纳州，但是他的做法与“密苏里集团”如出一辙。作为一名强大的石油商，总统将他任命为海军部副部长——一个巨大的石油消费部门。就像历史学家托马斯•A.贝利（Thomas A.Bailey）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让狼看守羊群的典型例子”。比起为正义而战，首席检察官J.霍华德•麦格拉斯（J.Howard McGrath）似乎对守卫政府的“后方”更感兴趣：当事实证明他介入了检察部门正在进行的调查并令调查中止的时候，他不得不于1952年辞职。一如既往地，杜鲁门似乎并未介入上述事件；当然他更没有从这些事件中收受财物，但是他不是说过“责无旁贷”么？

瘾君子，乔

正是在杜鲁门担任总统期间，约瑟夫•麦卡锡对“赤色分子”（Reds）的迫害开始了。总统因没能成功阻止他而受到了人们的批评。杜鲁门似乎已经发现麦卡锡的战役令人感到反感和不安，但他害怕这被视作对共产主义过分软弱而没能采取行动。

哈里•S.杜鲁门带着坚定的承诺和责任心在满是泥土、血液和轰鸣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完成了他的兵役。多年后，当他成为总统，他依然坚持将坚定的承诺和责任心放在心中。

虽然，现在回想起来，杜鲁门政府好像显得过于胆怯了。麦卡锡是一个公认的骗子。虽然“尾巴枪手乔”（Tail-Gunner Joe）一直在积极作战，但他在飞行的里程数和执行的任务数上撒了谎。他还伪造了一封官方的表彰信，其被认为是由海军上将切斯特•W.尼米兹（Chester W. Nimitz）签署的，他在表彰信中称一个意外伤害是“战伤”。甚至在他对共产党人的指控中，他也显得非常矛盾和不可靠。但是杜鲁门和他的工作人员竭尽全力迁就他，甚至达到了帮他掩饰他的海洛因成瘾的程度。

麦卡锡的早期政治生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威斯康辛州背景的影响——威斯康辛州中有大量的德裔美国人。他最初于1946年开始崭露头角，他呼吁“公平对待”在达豪集中营（Dachau）里屠杀美国战俘的84名受审的党卫军男子。无论是在现实层面还是在想象层面，他对纳粹分子的宽容态度当然没有扩展到共产主义者的身上，他称他们正在“侵扰”美国官方生活和文化生活。他发动的“红色恐慌”（Reds Under the Bed）始于1950年：它席卷了美国各大机构——无论是军队还是好莱坞——中止了重要的事业并制造了一种恐怖而麻痹的氛围。此外，许多评论家注意到反共产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十分接近：这些被冠上破坏分子恶名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犹太人。由于批评的声音此起彼伏，麦卡锡被迫通过任用一个名叫罗伊•科恩（Roy Cohn）的犹太人作为自己的助手来转移人们的视线。

在发起“红祸”（Red Peril）的同时，麦卡锡刮起了所谓的“薰衣草恐慌”（Lavender Scare）——他指出同性恋者已经“接管”了官场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密尔沃基市（Milwaukee）的同性恋团里中，“麦卡锡议员是同性恋”这一事实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据说，他自己曾开玩笑说他与女孩约会不过是为了“装饰门面”。几乎有一种理论称，他雇用罗伊•科恩是为了让爱人在自己的办公室中工作。

过于纯洁的总统也会像不诚实的总统那样给国家带来麻烦。当杜鲁门的政务部长约翰•W.斯奈德让美国政府沦为贪污的巢穴之时，杜鲁门仍浑然不觉。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1953年－1961年

战后和平从未到来过。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消散，仅仅意味着两大敌对权力集团进入了更加痛苦的冷战时期。艾森豪威尔似乎一如既往地拥有恰当的军事美德，他将领导自由世界对抗共产主义势力：有谁能够比一个曾经在刚刚结束的战争里在欧洲担任盟军总司令的男人更适合这个任务呢？他的竞选口号是“我喜欢艾克”（Ike）；而它似乎是所有美国人民共有的情绪。他以绝对的优势赢得了1952年的总统大选。

并且，公平地说，人们没有被误导。你在艾森豪威尔身上发现了什么，你就能够得到什么。他是一个老实人，一个诚实、善良而有责任心的士兵，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领导者。然而，他是那个时期的一名普通男子，那些现在看来似乎更令人产生质疑的决定，是他以冷战思维做出的无可避免的决定。令杜鲁门感到愤怒的是，艾森豪威尔避开了与约瑟夫•麦卡锡进行对抗——当然，作为一名战争英雄，他有独特的地位声讨虚张声势的大恶霸。然而，艾森豪威尔不愿与这名威斯康辛议员一起“掉进阴沟里”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点上，杜鲁门也无法为自己开脱。

乔•麦卡锡撕下了更有罪的人的假面具：由于它的起源是虚伪，这名威斯康辛州议员的恐惧和怀疑式统治，令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蒙上了深深的阴影。

在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主管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化美国（甚至连州际公路系统也是这个重整军备计划的一部分），但在这时，美国已全然投身于这场“军备竞赛”之中。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与苏联对峙已经成为了无法改变的事实；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立，确定了战后秩序和总体格局。事实上，总统算得上是一个怀疑论者：是他确定了“军工联合体”的出现——在“军工联合体”中，军火工业、军队和政府之间存在着相互支持和相互延续的关系。但他担心这么多的资源转移到北约国家（NATO）和欧洲的国防，会有破坏“我们正努力捍卫的东西”的危险。

玛米和凯（和格拉迪斯）

玛米•艾森豪威尔开朗、友好而柔弱，她成为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的第一夫人。可惜对她的丈夫而言，她没有这么受欢迎。她不是他的初恋：这份荣耀属于格拉迪斯•哈定（Gladys Harding），一个来自堪萨斯州阿比林（Abilene）的女孩。当他还在西点军校（West Point Military Academy）读书的时候，他给她写了大量浪漫情书，当他于1915年毕业时，他请求她嫁给他。但是，她拒绝了他：溺爱她的父亲认为未来的总统不够好，而她本人则想在未来成为一名钢琴家。结婚现在还不在她的计划之内。

战火中的试炼，证明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是一个强大但爱好和平的领导人：他是最初谴责“军工复合体”出现的人。

德怀特知道了这个消息。他被派往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几周后，他遇见了玛米•杜德（Mamie Doud）。玛米是一个肉类加工大富豪的女儿，她是一个富裕、美丽而活泼的女孩——但她不像格拉迪斯那样严肃。他们一见钟情了——并在1916年结婚。他们的婚姻有些操之过急，至少艾森豪威尔有时有些后悔莫及。玛米总是喜悦而充满魅力，但她没有“深度”。她非常有趣，但她不像德怀特那样有更严肃的一面。从长远来看，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随后，毫不意外地，在远离家乡和肾上腺素激增的战争中，他被他在伦敦的司机凯•萨默斯比（Kay Summersby）所迷住了。凯•萨默斯比是一个有英格兰－爱尔兰血统的模特儿出生的女人，此前，她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恶名：当她被分配给艾森豪威尔的时候，她被列为一场离婚案件的共同被告。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达到了什么程度是有一定争议的。有人说这是一个“情感事件”。而凯在后来的回忆录中称，他们有好几次试图发生性关系，但将军一直无法“行动”。然而有的人对此表示嘲笑，这并非不可能，毕竟事情都已到达这个地步，看来他确实是无能为力。相应地，艾森豪威尔的责任感让他感到这是错误的——他对与他结婚的玛米感到内疚，对这一事实感到悔恨。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讲解当日议程。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军最高司令，未来的总统为更高的职位做出了最困难的准备。

在所有人中偏偏只有杜鲁门总统知道“艾克”一度认真考虑与玛米离婚，这样他就可以与凯结婚。艾森豪威尔从欧洲写信给他，征求他的意见。但他选择了错误的倾诉对象——已婚的激进论者杜鲁门。杜鲁门在回信中告诉他，如果他真的要这样做，他会将他从军队中撤职。杜鲁门说，出于进行自我保护，他作为总统所做的最后一个行动，就是获得艾森豪威尔的军队文件并摧毁其中的信件。

冷战的妥协

在二三十年前，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曾经说过一句关于尼加拉瓜独裁者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的名言：“他或许是个混蛋，但他是我们的混蛋。”毫无疑问的是，冷战为美国带来了许多奇怪的盟友。比如说，艾森豪威尔成为总统后最初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拉拢西班牙法西斯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953年，在与他签署了《马德里条约》（Pact of Madrid）之后，他带领那些凶残的放逐者走出了困境。同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协助伊朗人推翻了伊朗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德克（Mohammed Mossadeq），美国担心该国的石油工业会损害西方利益。美国更偏爱沙加（Shah）——他是暴君和虐待者。这一举动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直到现在美伊关系仍没有好转。在中美洲也是如此：在危地马拉，雅各布•阿本斯（Jacobo Arbenz）的人民政府在美国情报部门的协助下被推翻，因为它打算摧毁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和地主精英的势力。

随着曾经沦为欧洲殖民地的非洲和亚洲通过反抗获得了独立，美国和苏联两大超级大国为了势力而战：结果产生了一系列的“代理战争”。在刚果，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获得了民众的认可——但也为苏联所用。他后来被绑架和暗杀——这是在美国的帮助之下完成的。在东南亚，胡志明（Ho Chi Minh）带领越南脱离了法国殖民统治赢得了自由，他的英勇斗争让他在广大同胞中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艾森豪威尔认为，胡志明能在民主选举中获得80%的民主选票（他自己获得了57%的选票，而它被列为“占绝对优势的选举”）。但是他的共产主义热情阻碍了他，因为美国对此表示忧虑。美国帮助吴庭艳（Ngo Dinh Diem）在半岛南部创建了他自己的越南共和国（Republic of Vietnam），但当他对越南人民实施恐怖统治的时候，美国却假装视而不见。

玛米•艾森豪威尔（Mamie Eisenhower）肯定不是唯一发现自己的丈夫从战场回来就变了一个人的妻子，他的思想和情感发生了改变。可以说，他俩从一开始就是不合适的。

与俄罗斯翻脸

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前苏联对此表示否认——并且，由于美国是军工联合体，它经常声称它有兴趣让美国处于恐惧之中。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却成功地击落了俄罗斯上空的U2号间谍飞机。U2号飞得如此之高，以至于它在战斗机的飞行范围之外——并且，通常来说也在地对空发射的导弹射程之外——但这一架U2飞机被乌拉尔山脉（Ural Mountains）上发射的一颗“幸运”的子弹所击中。美国人意识到他们的飞机不见了，因此他们编造了一个荒唐的故事——它是一架在土耳其上空飞行的美国宇航局（NASA）的调查飞机，但该飞机因飞行员氧气供给不足而失踪了。他们甚至还将U2号绘制得像一艘美国宇航局飞行器，但最终他们发现真正的U2号仍然存在，并且，前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报刊上刊登了它的照片。

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绝境，但他们仍然不断辩解。现在，他们发布了一个新的版本。它是一架美国宇航局飞机——华盛顿仍然坚持这一点——并在土耳其上空飞行，在氧气系统崩溃前，它在无辜地对天气进行预测。他们承认，如果它向左漂移并降落到前苏联也是有可能的。正是在这个时候，前苏联拿出了他们的“王牌”。此前，他们一直对这一事实保持沉默——飞行员加里•鲍尔斯（Gary Powers）成功跳伞并飘落到地面上。而美国人认为他已经死了。他的飞机也被前苏联发现，并且，他们对飞机上的专门监控设备进行了恢复。令艾森豪威尔感到非常尴尬的是，鲍尔斯在电视上被游行示众。美国无法掩饰他的任务的本质：到目前为止，他们所尝试的努力看上去傻得出奇。美国和它的总统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艾森豪威尔与他的战时司机凯•萨默斯比之间的关系是在战争的危险和压力的作用下产生的：尽管他们的恋情很深，但他们似乎并未发生性关系。

“入侵阿肯色州”

“他们不是坏人。”艾森豪威尔对他的首席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说道。他所说的是在堪萨斯州托皮卡（Topeka）的学校里捍卫种族隔离的南方白人。

它的语调听起来是亲切合理的，但它的内容却是完全“有毒的”：1954年的白人“温和主义者”的观点就是如此。有一方面，当然就有另一方面，因此你就可以发现他们的观点——所谓的“中间道路”……因此，我们能够意识到为什么艾森豪威尔没有被当作民权斗争的英雄而受到人们的尊敬。然而，他的总统任期对美国黑人而言意味着重要的进展，尽管他似乎已经从他们的战斗之中脱离出来。

作为一名优秀的士兵，艾森豪威尔坚信明确的指令结构和结构之中的服从与纪律的重要性。因此，在1957年秋天，当他得知小石城中学无视最高法院的裁决拒绝接收9名黑人学生的时候，他感到震惊。从艾森豪威尔对堪萨斯州托皮卡事件所做出的反应来看，很明显，总统对被拒绝的学生所抱有的同情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他认为法律就是法律。他对奥瓦尔•福伯斯（Orval Faubus）州长做出的愤世嫉俗的行为感到特别愤慨。白人示威者为了阻碍“小石城九学生”（Little Rock Nine）被录取而进行威胁，而福伯斯对此所做出的反应是部署阿肯色州国民警卫队。然而，他不是为了制止白人种族优越论者，而是为了阻止黑人学生入学——他说，他们的入学是一种威胁，已经破坏了和平。

摩萨德克（Mossadeq）可能在他的伊朗同胞中大受欢迎，但他没有满足美国的石油兴趣，因此他不得不离开。渐渐地，美国开始影响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治气候。

艾森豪威尔试图缓和局势，他召唤福伯斯州长会面。但那时福伯斯表现得非常顽固，因此总统也变得强硬起来。他首先召集了阿肯色国民警卫队——从现在起，它的1万名成员听命于他——随后，他派出美军第101空降师士兵赶赴小石城保护黑人学生安全入学。

他赢得了这场战役，但当然不是整个战争。战争仍在继续。“小石城九学生”仍然面临着长期的、不愉快的斗争。艾森豪威尔证明了他对抗南部蓄意阻扰者的决心，因为即便是美国黑人所受到的压迫没能撼动他，《宪法》所遭受的屈辱也能够撼动他。美国黑人拥有合法权利但无法实际行使这些权利的事实，让他觉得受到了公然的侮辱。面对有史以来最长的阻扰——南卡罗来纳州民主主义者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在议会中发表了长达24小时18分钟的发言，他通过了他的《1957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57）。但该法案在议会中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且南方当权者对该法案的实施也是敷衍了事，因此该法案被证明是无效的。艾森豪威尔并没有束之高阁，而是推出了加强的《民权法案》，其最终在1960年5月成为了法律。

农场与物品

他们说：“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这句话说的就是艾森豪威尔，他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他们蔑视那些称他被收买的观点。当批评家们表示，担心他已经收受了企业界人士赠送的奢华礼品时，他感到非常地出乎意料。艾森豪威尔非常喜欢他为自己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买的农场（几乎就在著名的战场附近），它的发展和完善对他而言是一种爱好。因此不言自明的是，总统乐于与其他人分享他的热情，但他从未质疑那些帮他改善农场设施的人的动机。赠送的内容包括了牲畜、绿化服务、拖拉机和其它设施、谷仓建筑和旧楼翻新；甚至包括了能够扩展他的遗产的小块土地。这些朋友包括了石油商人W.奥尔顿•琼斯（W.Alton Jones）、B.B.拜尔斯（B.B.Byers）、乔治•E.艾伦（George E.Allen）和联营公司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作为危地马拉民选总统，雅各布•阿本斯曾发誓要打破联合果品公司的控制：中央情报局毫不迟疑地支持政变，抢先打破了他对危地马拉的统治。

比较愤世嫉俗的观察者对此表示怀疑，尤其是考虑到在艾森豪威尔当权期间，石油行业似乎已经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优惠。鉴于杜鲁门任命埃德温•W.波利为海军部副部长所引起的不满，同样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艾森豪威尔最初任命石油商人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为海军部长，随后是国防部长，最终是财政部长。而在担任每个职位期间，他都为其产业谋求了利益。

证据就摆在那里——不得不说，它看上去极具破坏力。我们真的能够相信世界上最强大的领导者能够“对钱财不感兴趣”？然而，尽管艾森豪威尔权大势大，他有一种孩童般的天真气质，这种气质让人很难相信——即使是现在——他已经腐败。

加里•鲍尔斯在前苏联法庭接受审讯——这对艾森豪威尔政府而言，是一个难以忍受的尴尬时刻，因为他们曾费尽心思否认“U2号间谍飞行事件”。

在1957年，当阿肯色州当局试图继续强制执行城中的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的种族隔离的时候，小石城高中（Little Rock’s High School）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军队对峙场景。

艾森豪威尔的葛底斯堡（Gettysburg）农场看起来像是一个和平的田园场景，但它引起了争议的风暴——许多装备（甚至包括土地和建筑）是由他的那些可疑的朋友赠送给他的。

纳尔逊•洛克菲勒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开了个玩笑。有人说，这名石油巨商能够左右“艾克”——他的政府确实对美国庞大的石油产业做出了重要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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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要达到稍微令人感到不安的程度：并不是多亏了总统，对蒂波特山油田丑闻进行的控诉或是对哈定时代遗留下来的其它丑闻进行的调查，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

大萧条与战争：最大的欺骗者

第七章

白人政府充其量是以恩人自居的角度看待美国黑人。许多官员、政治家和可以影响舆论的人士仍然同意所谓的“科学”理论——这些理论称黑人的劣质是毋庸置疑的。

种族与科学

柯立芝是种族主义者吗？毫不夸张地说，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将某些种族主义理论带到了他的时代。因此，他提出了“生物规律告诉我们，北欧种族与其它种族的混合导致其后来的衰退”。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会想问问这些“生物规律”是什么以及那个“北欧种族”是哪个种族——更不用说“衰退”是如何进行衡量的。可以说，总统青睐于这种胡说八道的废话，而在那时，北美和欧洲中受过教育的人士总是滔滔不绝地说着类似的话。当然，在那里，这最终导致了希特勒（Hitler）的“最终方法”（Final Solution）惨剧；但是，当我们过于注重于此，我们很容易错过用更“温和”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

但柯立芝是一个政治实用主义者，比起“生物规律”，他显然对其它与美国有关的事情更感兴趣；因为社会的缘故，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当前进。他渴求一种“无视肤色”的观点，然而现在看来这似乎很不现实。有人说他的白宫男管家亚瑟•布鲁克斯（Arthur Brooks）是一个“很好的有色人种绅士”，总统回答道：“布鲁克斯不是一个有色人种绅士。他是一个绅士。”

为了确保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中的黑人选票，他对社会活动家们承诺，如果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保持沉默，他就会采取让步。他们勉强同意了他的要求。

“EMN”

在1924年秋末冬初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埃莉诺和两个朋友以及一些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在罗斯福的庄园（距离她在海德公园附近的家——斯普丽伍德[Springwood]只有几公里）里野餐。马里恩•迪克森（Marion Dickerman）与南希•库克（Nancy Cook）不仅是政治伙伴，而且是人生伴侣——当他们在锡拉丘兹（Syracuse）读书的时候就已双双坠入爱河。在那个晚上，当他们与富兰克林一同回屋内的时候，他们悲伤地说这可能是他们今年最后一次郊游了。未来总统说他可以签字转让一些土地给他们三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他们最喜爱的野餐点修建一幢小别墅：他当即办理了转让的法律程序。瓦尔－基尔（Val-Kill）（之所以会取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它坐落于佛基尔小溪[Fallkill Creek]岸边）成为了马里恩和南希的家，埃莉诺周末休息和办公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这个非商业协议到底是什么，但让人感到古怪的是，所有的毛巾上都绣上三个女人名字的头一个字母，“EMN”. 埃莉诺至少还和另外一对女同性恋夫妇有着密切而长久的朋友关系：女权运动者埃斯特•莱普（Esther Lape）和伊丽莎白•瑞德（Elizabeth Read）。

埃莉诺与厄尔

毫无疑问，埃莉诺的大部分情感都集中在她生命中的女性身上，但这似乎并不意味着她不会受到男性的吸引。她与厄尔•米勒（Earl Miller）之间的关系似乎一直特别密切。在1929年到1932年，当富兰克林是纽约州州长的时候，州警察米勒成为了埃莉诺的保镖。当厄尔被分派到埃莉诺身边的时候，他只有32岁而埃莉诺已经44岁。他们的友谊也许仅仅如此：他们对运动拥有共同的兴趣，包括游泳和网球。当富兰克林经常不在的时候，他们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并且厄尔的妻子最终在她的离婚官司中将埃莉诺作为了共同被告。有人认为直到她于1962年过世，他们始终保持每日通信，但所有信件似乎已经被摧毁了。

埃莉诺与厄尔：一对幸福的情侣？或者说他们之间只是正常的专业保镖与委托人之间紧密但得体的关系？在那时，传言众多；并且此后也没有消退。

“我希望今晚能够躺在你的身旁，把你拥入我的怀中，”一封不知道日期的信中这样写道。无论这两个女人曾经做过什么或她们设法抽时间待在一起而最终未能成功，显而易见的是，她们之间的关系比“只是好朋友”更进一步。

行政命令

尽管现在的人都知道9066号行政命令臭名昭著，但在1942年罗斯福签署之后，它却被不容置疑地执行了。这一命令要求拘禁有着外国血统的美国人。大约有12万日本后裔在封锁的营地中被管制起来直到战争结束，其中有男人、女人，也有孩子。他们中约有40%的人在日本出生；而其他大多数人为第二代或第三代日裔美国人。同时，约有3000个意大利后裔与同一地区的11000名“德国人”一起被关押起来。讽刺的是，这些人当中，还包括很多犹太人，他们好不容易逃离了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却发现自己被围捕囚禁在美国。

战时努力的规模性和复杂性几乎让大量滥用变得无法避免。令人惊讶的是，高层次官员和政府甚少介入此类丑闻事件。

一对快乐的夫妇

久经世故的评论家们一致认为，贝丝•杜鲁门（Bess Truman）完全没有令第一夫人一职生色。她不是一个美人，也不是一个优雅的女主人。事实上，她觉得按照礼节和仪式会见重要的客人是一件令人厌倦的事情；当她与媒体交谈，她表现出明显的不自在。据说，她和她的丈夫对白宫里的工作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们喜欢第一夫妇用平等的目光看待他们、用从容的态度与他们进行交谈。开门或端茶水的仆人被他们介绍给来访的总统、首相和君主，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当杜鲁门6岁的时候，他在密苏里州独立村（Independence）的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中遇见了贝丝•华莱士（Bess Wallace），并爱上了她的“蓝眼睛”和“金色卷发”。随后，是一个青梅竹马的老套故事：他似乎真的被她所深深迷住了——事实上的确如此。在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之后，他与那些曾试图为他提供女性伴侣的年轻官员划清了界限。“我与我的心上人结了婚。她不会欺骗我，而我也不会欺骗她。”

从6岁开始，哈里•杜鲁门的妻子贝丝就成为了他爱慕的对象。他们成为了入主白宫的最忠实的伴侣。认为总统亲自参与其中，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应当因其漠不关心而受到责罚。直到杜鲁门离开政府，与调查有关的安排才得以实施。

没有人认为总统亲自参与其中，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应当因其漠不关心而受到责罚。直到杜鲁门离开政府，与调查有关的安排才得以实施。

多米诺骨牌游戏

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公开提出了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Domino Theory）。他们所称的第三世界国家（第一世界国家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第二世界国家是支持共产主义的东方“铁幕[Iron Curtain]”国家）就像是站在直线两端的多米诺骨牌。当你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第二张牌就会随之倒下，再推倒下一张——它会按波浪线连续不断地倒下去。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与共产主义是一样的：由于左派分子在他们的国家当权，他们在周边国家中的伙伴也拥有了争取获得政权的勇气。他认为应当不惜一切代价终止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多米诺骨牌理论”并非如人们经常声称的那样荒谬。毫无疑问，一个国家中的革命者很容易受到他们在其它国家中“兄弟姐妹”胜利的鼓舞。这就像是理论上的幻梦突然之间变成了现实。不幸的是，该理论的逆命题也同样适用于美国。在美国支持的压迫下，一个国家产生了抵抗，也就意味着其他受到美国支持的国家也会产生抵抗。

美国无法掩饰他的任务的本质：到目前为止，他们所尝试的努力看上去傻得出奇。美国和它的总统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从艾森豪威尔对堪萨斯州托皮卡事件所做出的反应来看，很明显，总统对被拒绝的学生所抱有的同情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他认为法律就是法律。

在担任总统期间，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Kennedy）（上图）与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右图）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总是表现得乐观而充满青春活力，而后者总是表现得倔强而愤世嫉俗。但在表面之下，他们之间似乎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第八章 冷战：幕后操纵者

作为自由世界最无可争议的领导者，美国进入了20世纪60年代：它拥有了杰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然而，对外的易怒和烦躁，对内的猜疑和欺诈，证明这个超级大国在自己的处境之中并非十分惬意。

“倘若没有目的性和方向性作为指引，努力和勇气是无济于事的。”

艾森豪威尔的威信是巨大的，但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与历史相关的：他凭借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指挥官身份奠定了后来的地位。在这场战争之后，美国从未真正“顺潮航行”：红军（Red Army）和西方同盟国（Western Allies）之间的“莱茵河之争”（Race to the Rhine）让战后时代拥有了一个紧张不安而又充满火药味的开始；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将在后四十年内改变世界格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白宫需要一名军人坐镇是有道理的。

但当艾森豪威尔上台的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并且，如果他不是昨天的主导者，他也不会是未来的主导者。尽管冷战的氛围不大友好，但美国是一个赢家，是西方社会的主导力量；它的商业蓬勃发展，工业兴旺发达。在这个愉快而充满活力的时期，总统一职又会如何呢？美国人现在充满了期待。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Kennedy），1961年－1963年

肯尼迪家族用其自身清晰地阐述了一段“黑暗的历史”。其成员往往被视为“美国皇族”（American Royalty）：这是一个相当恰当的称号——但对一个在美国现代故事中扮演着深远而暧昧角色的家族而言，它似乎显得过于似是而非。我们现在精通于这样的概念：“形象”、“媒体管理”、“名人文化”、“时尚偶像”等等——我们看穿了这些东西，即便我们有时无法抵抗它们的魅力。“肯尼迪的奥秘”（Kennedy Mystique）可以说是最早出现的与这些概念相似的东西，它体现了完美的悖论：它的悲剧性就如同他们的魅力一般真实；他们的庄严是虚假的。

作为一个阴谋家、纳粹的同情者和懦夫，与约瑟夫•肯尼迪同时代的很多人对他感到恐惧和厌恶。然而，他所创建的王朝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敬。

美国政治王朝上最优雅的总统拥有真正令人讨厌的祖先。约瑟夫•P.肯尼迪（Joseph P.Kennedy）是一个冷酷而深谋远虑的人。在股市上大发横财之后，他投身于房地产和进出口贸易之中。他相当精明，他在波士顿天主教民主党机制中建立了强大的交际网络——并且，人们普遍认为，他在禁令时代就已被走私犯和流氓所熟知。他还在电影业投入巨资，最终在1928年成立了雷电华公司（RKO），并成为了电影业中的主要权力者。同时，他非常享受这份产业为他提供的接触大量女明星的机会——众所周知，像格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son）这样的大明星曾与他有过婚外情——毕竟没有人能够毫不犹豫地拒绝一场好莱坞罗曼史。即使在早期阶段，他似乎就已经感觉到除了印刷和广播新闻之外，还有广泛的媒体能够影响舆论和公众情绪。

他的影响力延伸到了政府：他在1938年之前通过讨好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获得美国大使一职并前往英国。但他距离成功太过遥远：当英国处于战争的边缘，肯尼迪根本对彻底的法西斯主义不敏感，所以他失败了。当枪声响起，“闪电战”（Blitz）也随之开始，“战战兢兢的乔”（Jittery Joe）遭到了他的主人的蔑视——当空袭刚刚开始的时候，为了远离空袭他惊慌失措地匆忙撤离首都，并每晚待在乡村中。

肯尼迪和他的儿子们

约瑟夫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无法入主白宫，因此他将这一抱负寄托在了他的大儿子小约瑟夫身上。但小约瑟夫已下定决心成为一名轰炸机飞行员，他无声的勇气和他父亲的懦弱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他的父亲的政治欺辱让小约瑟夫难以走出阴影。是不是这个原因促使他实施了勇敢但鲁莽的行为？在1944年，他自愿加入阿芙罗狄蒂行动（Operation Aphrodite）。简单地说，这个计划是在飞机上装满烈性炸药，然后将它们像导弹一样投放到目标上。一旦它们在空中飞行，影子飞船中的机员能够对这些飞行炸弹进行远程控制，但此前，必须有人将它们投放到空中。这也很容易变成一个自杀式任务。因此，它在小约瑟夫身上得到了证实。他驾驶的B－24“解放者号”炸毁得过早——它甚至还没有越过英吉利海峡。

“肯尼迪”（J.F.K.）既是一个战争英雄和一个多才多艺的演讲家，也是最潇洒、最具个人吸引力的年轻政客。肯尼迪是人们期待已久的那个人，他很快就赢得了美国选民的心。

他的重心转移到了杰克（Jack）身上。我们没有理由质疑他的第二个选择。所有的男孩都在这样一个假设中成长——他们家庭的威望（也包括他们的父亲）是首屈一指的。当他指挥的鱼雷艇在太平洋中被日本驱逐舰撞倒的时候，杰克似乎不应当受到指责——就像后来的批评家所指责的那样，但他自己对其被授予的英雄地位感到不安。在整体处置失当的操作情况下，PT－109号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但在它运行的整个过程中，肯尼迪中尉表现出了值得赞扬的勇气和镇定沉着。多亏了他，他和他的船员才得以生存下来并躲开了敌军的俘获。但当杰克的父亲拍摄了关于他在PT－109号上的功绩的电影时，他的勇气被贬低——其夸大而歪曲了事实，是一部投机取巧的电影。

但在那时并非所有人都看了那部电影。相反地，他命中注定会成为一个英雄；他是20世纪60年代民主主义者的必然选择。也许他的天主教信仰对他的提名斗争不利，但他的战争记录能够为他说话，同时他还用他那惊人的口才谈论了振奋人心的“新边疆”（New Frontier）方针。当他在有史以来第一场电视转播的总统辩论中打败共和党对手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时候，他成功地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他说了些什么，而是因为他的年轻俊朗和风度大方。无论是用任何方式进行衡量，尼克松都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当然，“狡猾的迪基[Tricky Dicky]”在美国总统黑暗史中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篇章）。但是，在电视上，在他的挑战者旁，他似乎看起来年老、执拗而不自在：肯尼迪创造了一种“成为总统的新途径”。

然而，为他铺平通往白宫道路的是老式政治机制。在得克萨斯州（副总统约翰逊[Johnson]管理的州）和伊利诺斯州（戴利市长[Mayor Daly]工作的地方，据说他是一名黑手党）中普遍存在着选举舞弊现象。他们声称“死了的人都能够起身行走并投票”；司仪官弗兰克•科斯特洛（Joseph Kennedy）——他是一个流氓也是约瑟夫•肯尼迪的老朋友——在那里的地位十分稳固。但这一说法从未得到证实。

卡里洛特（Camelot），夏末洛特（Shamalot）

凭借潇洒而年轻的总统和他那美丽的第一夫人，白宫似乎拥有了一个理想和希望的光环。因此人们认为它与卡里洛特一样——传说中世纪英国亚瑟王（King Arthur）的宫殿所在之地，那里居住着英勇的勇士和美丽的淑女；近年来，与其同名的著名音乐剧被搬上了百老汇舞台。这是一个童话般的故事。但事实上，总统仅仅勉强能够胜任他的工作，而他的个人生活已经失去控制。第一夫人则专心致志地沉浸在她自己的世界之中。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和杰奎琳•布维尔（Jacqueline Bouvier）是一对完美的夫妇，他们是美国男性和女性的典范。她的优雅与他的俊朗相得益彰。

尽管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看上去充满了青春活力，但他实际上健康状况不佳。从青春期开始，他就不得不服食抗组胺剂对抗一系列过敏并服食治疗上部肠道和泌尿道疾病的药物。在他30岁的时候，他又患上了阿狄森氏病。该疾病影响了他的肾上腺——该部位控制着他体内的血糖和应激反应。为治疗该疾病而服用的类固醇导致他产生了不可预知的情绪波动。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Robert Dallek）（他最终被获准有权查看已故总统的医疗记录）在2002年发表的报道，在20世纪50年代之间，肯尼迪至少曾9次前往医院就医。长期饮用药物鸡尾酒使他患上了严重的骨退化，从而导致他的部分脊椎骨产生病变。为了继续坚持他的事业，他不得不服食更多的止痛药。

这些药物似乎也有增加他的性欲的副作用——尽管肯尼迪兄弟，就像许多在权势之中长大的年轻男子那样，似乎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女性应当为他们服务。毫无疑问的是，许多女性被他的坚定和自信所诱惑——当然，后来也被他作为总统所拥有的权力所诱惑。但肯尼迪与女人的调情因其无情、仓促的特征而几乎算得上是一种病态行为。人们认为他征服的对象可以用百位数来计算，但当然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数字。他难以抑制他的欲望；总是表现得粗鲁而无礼。“卡里洛特的亚瑟王”是个不浪漫的人，这是肯定的；而对肯尼迪这个特殊的骑士而言，似乎也没有任何巧克力和玫瑰花——甚至没有前戏。对肯尼迪而言，它似乎更像是在“砰砰”几声之后，就对对方说“非常感谢你，夫人”。杰基曾对她的朋友抱怨，这名传说中的情人在床上无法满足她的期望。“他总是很快就筋疲力尽，随后就睡着。”她说道。

诺玛•简（Norma Jean），杰克和鲍勃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大多数性接触对象都是快速的一夜情，但似乎也有一些长期的性伴侣，其中最众所周知的就是他与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之间的性关系。之所以众所周知，不仅仅因为她是性感女神的标志，而且因为她还与其他人保持着同样的关系。在那个时代，女明星如若不与“暴徒”和解，就无法在好莱坞中有大的发展。

如果作家罗伯特•斯莱泽（Robert Slatzer）的话可信，玛丽莲也未对总统的性能力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他做爱的时候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她似乎这样抱怨过。尽管这样，她的传记作家安东尼•萨默斯（Anthony Summers）称这位银幕女神已经完全与杰克坠入爱河之中；她是如此地爱他以至于她后来成为了一个死缠烂打之人。最后，因她连续不断的电话而感到困窘，总统决定彻底甩掉她，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与总统的弟弟鲍比（Bobby）鬼混在一起。尽管罗伯特•肯尼迪缺乏法律培训，但他曾被任命为首席检察官。因此，他毫不掩饰他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决心。

她成为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情妇几乎意味着：她拥有了数百个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她与黑手党首领同睡也让朱迪思•埃克斯纳（Judith Exner）给总统一职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即使人们普遍知道“肯尼迪家族‘欠’他们一个大人情”这一事实不存在，这一决定也被类似于美国运输工会老板吉米•霍法（Jimmy Hoffa）和芝加哥黑手党首领山姆•詹卡纳（Sam Giancana）这样的男人视作一种挑衅行为。一种阴谋论称，他们被罗伯特的行为所激怒，因此他们谋杀了玛丽莲并将她伪造成自杀而亡，以此来诽谤她的情人。

事后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必然，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人物之间本应当产生关联。但某些人称，玛丽莲•梦露已深深地爱上了总统。

古巴危机

据称，肯尼迪作为一名领导不比作为一名情人拥有更多的成就。他在1961年4月对猪湾事件（Bay of Pigs）做出的处理严重不当。在艾森豪威尔领导的中央情报局的支持和培训下，流亡的古巴战士不顾一切地将共产党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赶出了他们的国家。肯尼迪批准了入侵行动，但他急于确保其“否认本领”，并在最后关头撤回了最重要的空中支援。入侵行动成为了可耻的失败，然而耀眼的“菲德尔”作为左翼代言人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从美国的尴尬处境上得到了鼓励。

次年，当前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古巴安装导弹威胁美国的时候，肯尼迪的处境有了一定的改善。当肯尼迪总统握紧拳头，赫鲁晓夫“眨眨眼睛”，“整个世界就屏住了呼吸”；经过对峙，双方达成了共识。20年之后，总统的“扑克牌游戏”又继续开始了，美国驱逐舰USS比尔号（USS beale）与一艘前苏联潜艇相遇，它们几乎因为一场核武器军事战争而沉没。

不管怎样，有人称古巴是肯尼迪的克星——不是因为它对冷战的拥戴，而是因为它曾与暴徒联盟。无论卡斯特罗带领的革命的其它是非曲折如何，至少他打击了在以前的巴蒂斯塔（Batista）政权保护下的犯罪集团及其他们在岛上所经营的有利可图的赌场度假村。阴谋论者称，黑手党将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捧上总统宝座是基于这样的基础——他会让他们优先取回他们的摇钱树。他的失败决定了他的命运。

达拉斯（Dallas）的一天

有理论家称，1963年11月22日在达拉斯将总统击毙的人是黑手党。我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阴谋论。如此年轻而受欢迎的总统被枪杀给人们带来的震惊，以及随后引发的混乱，无法避免地导致了这类猜测的产生。更让人感到可疑的是，最具嫌疑的刺杀者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在出现在法庭之前就被人枪杀了。他是被杰克•卢比（Jack Ruby）杀死的——（有人猜测）他是一名与暴徒有关联的夜店老板。近年来人们展开了对此次刺杀事件的研究，无论是不可思议的子弹还是长满草的圆丘，都让一切比开始的时候更让人感到迷惑。不一致的证人证言、丢失的记录以及证据之中不负责任的漏洞，都让人们对沃伦委员会（Warren Commission）（刺杀事件之后成立的调查所有数据的组织）产生了广泛的质疑。

问题的关键在于“事实”的不稳定性足以支持各种不同的解释。比如说，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的电影《惊天大刺杀》（JFK）(1991)的主题是，肯尼迪是一名自由的理想主义者，军工联合体的代理商担心他会剥夺他们在越南的战争，所以将他残忍地杀害了。而事实上，肯尼迪大大加强了美国对南部越南的承诺，同时同意推翻独裁者吴庭艳，从而创造了一种权力真空，越南战争的爆发只剩下时间问题了。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Johnson），1963年－1969年

在肯尼迪的继承者当权时，越南战争（Vietnam War）真正爆发了。如果曾经发生过一个美国悲剧，那就是它，大约6万名美国军人在越战中被杀害。当然，这对越南而言也不是一个喜剧：超过500万名越南人被杀害并且他们的大片国土（及周边国家）沦为废墟。这场战争同样大大破坏了对美国民主体制的尊敬。

这场战争爆发于1964年，美国继续使用了谎言：对美国军舰进行的“攻击”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仅在4年后，林登•约翰逊就在1968年承认了这一点。然而，如果没有东京湾事变（Gulf of Tonkin Incident）和当局利用西方媒体所掀起的愤怒，就没有将该事件升级的借口。美国人沾沾自喜，相信自己在技术和财富上的巨大优势：“他们甚至无法制作冰块，”肯尼迪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曾这样嘲笑道。但是他们能够凭借资源和适应力进行作战——他们愿意付出伤亡，而美国却不能。渐渐地，他们让美国感到筋疲力尽。

无论战斗多么艰难和痛苦，大部分越南人认为除了抵抗占领者之外没有其它选择；然而许多美国人并不认为战争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社会正逐渐走向瘫痪。中产阶级白人的子女对政府产生了不信任感，同时，越来越愤怒的美国黑人仍然在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而游行示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草案（Draft）的影响。在这方面，林登•约翰逊的总统任期并不像许多人所想的那样是一场灾难。在艾森豪威尔当权期间，他主导议会通过了《1957年民权法案》，而现在，约翰逊为美国黑人所做的一切可比肯尼迪本打算做的多多了。但是期望越大，付出的情感也越多，而越南战争是一个“正在流脓的伤口”。约翰逊对接二连三的白宫委员会做出的过于乐观的证言以及他那“冲突升级的秘密”，早已让美国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当总统和第一夫人在1963年11月22日坐上汽车经过达拉斯市中心的时候，他们的笑容引起了人们的钦佩和喜爱：谁能猜到恐怖这么快就会到来呢？

林登•约翰逊是一个让人憎恶的角色：他是一个欺负弱小的人、一个莽汉和一名暴徒，为了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欺凌对手并与朋友争吵。他的“下流”是为了羞辱他人而故意为之的吗？当他还是一名议员的时候，他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在办公室的水槽里小便；作为一名总统，他坐在马桶上与他的下属谈话。他满嘴的脏话和低俗语言，他让白宫成为了与卡里洛特截然不同的地方，白宫变得粗糙而庸俗。如果他试图效仿前任总统的贵族风度，那他永远无法成功。

林登•约翰逊不是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支持者。事实上，他嘲笑着将自己定义为反肯尼迪者：他在自我展示中表现得十分粗鲁，他的政府作风显得粗暴而野蛮。

林登•约翰逊——也许并不完全公正——他因越南战争的道德问题和越战中美国年轻人的伤亡人数，而遭受了愤怒的公众的全面攻击。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1969年－1974年

理查德•尼克松尽最大努力让美国从越南脱离出来，强制废除了南方的种族隔离，并通过与中国实行外交缓和政策而让冷战有些许“解冻”。在铭记这些事实的同时，我们会回想起他与其他总统相比最臭名昭著的不同之处——他是有史以来唯一被迫辞去职位的美国总统。也许本来有许多总统也应当如此，然而，很容易想象得到的是，他的主要罪行被抓了个正着；毫无疑问，对尼克松的控罪书是冗长而丰富的。

在臭名昭著的“白宫录音带”（White House Tapes）事件中，2000多个小时“删除的秽语”夹杂着浮夸的言语和愤怒的语调，让人联想到一个满嘴脏话、粗头粗脑的笨蛋。但是粗俗的言语还算不上是第37届总统最大的罪恶。“你真是该死地挂念平民啊，”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嘲笑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美国国务卿，在1969年到1970年之间，与尼克松共同计划了中立国柬埔寨（Cambodia）的秘密轰炸。这场战役被认为夺走了50万平民的生命，但从未有人因此而受到控告。随后，在1973年，人们认为尼克松吩咐中央情报局支持对抗智利民选左翼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政变，并首先下令“让经济尖叫”使智利瓦解。当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夺得政权之后，数千人被杀害，更多的人遭受了拘留和拷打。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怨恨感，并因内部的潜在敌人和外部的实际敌人而大发脾气。

然而，他总是深谋远虑；（几乎）始终掌控着一切。“狡猾的迪基”在20世纪50年代获得了这个绰号，他通过撒谎和诽谤进入了参议院——在与海伦•加黑根•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的恶性竞选活动中，他指控道格拉斯是一名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很快，他自己也陷入了麻烦之中——他接受了与他交好的商人送给他的1.8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5美元）贿赂金。他没有对这项指控进行答辩，他采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为自己进行辩护：他称他是为了留下切克尔斯（Checkers）——一只由援助者送给他的小女儿的西班牙猎犬。多愁善感的选民们乐于被他的借口所“引入歧途”，他们同意让她的小女儿留下这个宠物。尼克松虚伪地生活着，靠谎言度过了另外一天。

香港关系

玛丽安娜•刘（Marianna Liu）说，当她在1966年遇见理查德•尼克松的时候，她在香港希尔顿酒店中干着鸡尾酒女招待的工作。她后来与当时的副总统和他的银行家朋友查尔斯•“比比”•瑞波佐（Charles‘Bebe’Rebozo）在尼克松的房间中喝酒。J.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看到了那个房间，他暗示他们发生了亲密关系，但是双方都极力否认这一事实。胡佛的思想非常龌蹉并常常用幼稚的行为让别人难堪，因此这很可能是他的一个恶作剧。但有报道称，联邦调查局（FBI）长官担心这名女服务员可能在为共产党从事间谍工作。玛丽安娜的父亲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但当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她独自来到英国管理的香港与她的叔叔一起生活。

在与尼克松见面的三年后，她来到美国居住。工作邀请让她得以移民至美国，她成为了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惠蒂尔（Whittier）的一对夫妇的管家——正好在尼克松的地盘上。她坚称这绝非巧合：报道称，当尼克松入主白宫之后，他们仍坚持见面；但尼克松愤怒地驳斥了这一报道。

同谋

事实上，“白宫录音带”见证了尼克松与那些和他一样的人物——基辛格、幕僚长鲍伯•霍尔德曼（Bob Haldeman）和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国内事务助理约翰•埃利希曼（ohn Ehrlichman）所创建的新型但具有相当灾难性的政府类型。国会讨论并通过一切重要事件。他们往往会聚集一堂，但不是在总统办公室中，甚至不是在白宫之中，而是在一幢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相邻建筑里一间名称不详的“175号房间”内。对尼克松而言，保密成为了一种习惯，甚至成为了不能克制的欲望。通过正规渠道的想法对他而言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他和工作人员举行会议的基调比起内阁会议更像是商讨犯罪阴谋。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因为它的确是犯罪阴谋。

尼克松和基辛格时代被广泛讨论，无论是东南亚的争议事件还是他们与中国的“穿梭外交”都是危险的双重行为，但他们的确让整个世界变得稍微安全了一点儿。

当然，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在1972年6月的一个晚上，一个五人盗窃团伙在华盛顿水门（Watergate）综合办公室被捕。他们正试图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总部，他们携带的装备不仅仅有盗窃工具还有窃听器。其中三人是古巴人，都是猪湾的老兵；一人曾为中央情报局训练古巴流亡者；第五人是再选总统委员会的成员（Campaign to Re-elect the President，CREEP）。共和党决定厚颜无耻地对待此笔交易——甚至愤怒地指责民主党的肮脏把戏。

但《华盛顿邮报》的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进行了艰难而坚持不懈的报道，并最终查获了与一群“水管工人”（因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堵漏，所以这是对他们的诙谐称呼）有关的证据。他们显然发现了更进一步的证据。应总统的助手E.霍华德•亨特（E.Howard Hunt）和戈登•利迪（Gordon Liddy）等人的要求，他们非法窃听人权活动、妇女解放运动及反战活动，并利用伪造单据污蔑著名的民主党人——包括已故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总统。由于古巴流亡者赞同右翼观点，并且，其经过与卡斯特罗的多年战斗已精通于机密工作，所以他们信任古巴流亡者。

由于人们对隐私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个参议院委员会开始对其进行调查。尼克松除了承诺合作之外别无选择。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首席检察官查德•克兰丁斯特（Richard Kleindienst）都被迫辞职。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安（John Dean）与参议院调查人员达成了一笔交易：他的证言让尼克松的阴谋浮出水面。即使这样，能够给他定罪的“确凿证据”仍然无迹可寻，经过数月的疯狂抵赖之后，他最终被迫交出了白宫录音带。冗长的部分已经被消除了——他也没有就此做出任何解释。但关键的是，在一段仍然录得响亮而明确的对话中，他试图让联邦调查局停止对水门盗窃事件进行调查。即使这样，他仍坚持到办公室：最后，在1974年8月8日，由于诉讼程序已在进行并将通过弹劾程序对他进行免职，他宣布他将把“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有认罪。

吉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1974年－1977年

几乎与尼克松在白宫所做的行为一样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他后来的名誉恢复。五名总统前去参加了他在1994年的葬礼。重量级记者纷纷赞扬他的远见，他的洞察力，他的经验；“无论他犯过什么错”，他对美国人的生活做出了贡献。洒脱固然很好；但是，如果罪人对其所做过的一切表示出一丝悔恨（或者，甚至是真正意识到）就更有助于人们大方原谅他，很难不让人怀疑这一不太值得的宽大行为背后的投机主义动机：显然，在今后的岁月里，美国政治精英为其自身设定的目标非常低。

即便如此，它表现出的气量再次令人们震惊——就在“狡猾的迪基”离开总统一职的一个月之内，他被他的副总统和继任者吉拉尔德•福特赦免。作为一名比较体面地得到总统职位的男子，福特属于比较无能的那一类总统：他的行为马上让他的可信度遭到了质疑。至于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就前总统那部分而言它看起来像一笔更邪恶的交易；是一种对总统权力更玩世不恭的滥用。毫无帮助的是，福特任自己被前总统尼克松的助手所摆布，比如说亚历山大•黑格（在空位期中，他扮演着美国的“代总统”）。正如我们所知，尼克松秘密管理了大量政府业务，但不包括他的官员等级制度——他的前副总统对此毫不知情。

约翰逊嘲笑福特不能“在放屁的同时嚼口香糖”（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被焦急地修订成了“在走路的同时嚼口香糖”），算得上是约翰逊对他的对手和伙伴做出的最公平的言论。事实上，大学生运动员和关于足球的笑话都是非常有才智的——虽然如此，其在某些方面却是糊涂虫。当他知道他心爱的妻子得了乳腺癌并将进行乳房切除术的时候，他在巨大的个人压力和疲劳之下上任，他的本能让他成为了争吵之中的调解者和缓和者。他知道赦免“恶棍总统”会让美国受到伤害，他希望他能挥舞着魔杖让痛苦和辛酸消失。如果他曾发现尼克松所做的半点儿丑事，他将会被羞耻和内疚所吞没，并深深地为自己曾天真地以为尼克松正在遭受苦难而感到后悔。

从1973年5月开始，参议院水门委员会（Senate Watergate Committee）不得不持续工作了一年多。尼克松和他的同谋让他们与每一份文件、每一条备忘录、每一卷磁带和每一个证词进行战斗。

同伴的罪行

正是因为他为人正直，他时常被他的工作人员的行动和指示所出卖，包括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尽管切尔奇委员会在总统的支持下于1974年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肮脏交易”（包括刺杀事件）进行调查，总统确定的洛克菲勒委员会（Rockefeller Commission）在1975年进一步开展调查，但据说，他们仍然尽最大努力限制了调查范围。即便如此，约翰•切尔奇（John Church）和他的参议员同事仍然破获了一系列犯罪行为，最臭名昭著的是针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暗杀阴谋。它不仅仅包括了不法行为，而且还有一些十分滑稽的行径（爆炸的雪茄；使用脱毛药让强壮的古巴领导人失去他的大胡子……）：美国受到了世人的嘲笑。早期的目标还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20世纪50年代的刚果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同样被曝光的还有，迷幻药LSD作为MK-ULTRA计划的一部分，被用作审讯犯人的辅助性手段：士兵和精神病患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注射了该种药物。

之前的水门事件，加上现在揭露的丑闻，美国的国际声誉已经支离破碎。但是在1975年4月底，当“西贡沦陷”（Fall of Saigon）让美国介入越南有了一个戏剧性但不可避免的结束时，至少在这一刻，美国人感到的是轻松而不是屈辱。这个“失败”让福特拥有了一定的优势。

适当的任命

如果说福特“继承”了几个丑闻，那也是因为他自己做出的某些决定让他栽了跟头：其中一个丑闻是他任命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副总统。那个决定显然引发了争议——洛克菲勒对保守的共和党人而言显得过于自由；随后，逐渐败露的事实是，石油商人向亨利•基辛格等政府代表赠送了丰厚的礼品。尼克松的支持者（其中一部分人仍是右翼人士）怀疑基辛格与他们的英雄的倒台有关，和他一起的还有亚历山大•黑格——另一个洛克菲勒的门徒。

吉拉尔德•福特迅速赦免尼克松的举动很好地体现了他的个人同情，但未能充分反映他的政治本能。这一举动没有让他与水门事件划清界限，丑闻仍在继续。

至于农业部长厄尔•巴茨（Earl Butz），当他在种族问题上持有的观点于1976年进入公众领域的时候，他感到难以置信。在参加了当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乘飞机回加州。他在飞机上与歌星帕特•布恩（Pat Boone）和前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安聊天。布恩问为什么老大党（Grand Old Party）（指美国共和党）似乎不能吸引更多的黑人支持者，巴茨回答道：“黑人终其一生追求的东西仅有一个紧致的阴部、一双宽松的鞋子和一个温暖的可以拉屎的地方。”

在1975年，吉拉尔德•福特要求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在前一年切尔奇委员会（Church Commission）所发现的基础上，对美国中央情报局从事国内非法活动的指控进行调查。

它应该算是“好消息”，迪安和布恩似乎没有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往昔，这种“幽默”无论是在共和党还是在民主党中都是比较日常化的男子气的戏谑。当这段对话出现在报刊之中，巴茨的言论引发了人们的质疑；巴茨起初称这是媒体在“断章取义”来为其自身辩护（典型的不择手段），而福特一度倾向于不计较它。但当他走出白宫栅栏，示威者闹哄哄的声讨将他包围，他开始“埋怨巴茨”，他最终被迫接受了农业部长的辞职。

杂散镜头

尽管福特有体育背景，但是他的身体极不协调；他在滑雪场上屁股着地摔倒的照片被广泛转载。最臭名昭著的是他因访问到达奥地利，当他走出空军1号（Air Force 1）的时候，他被绊倒并从梯子上摔了下来；电视喜剧演员切维•蔡斯（Chevy Chase）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讽刺。他的高尔夫射击有时也很“疯狂”：1977年，在威斯康辛州梅诺莫尼福尔斯（Menomonee Falls）北山乡村俱乐部（North Hills Country Club）的名流比赛中，一名旁观者被总统的高尔夫球击中头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7年后，在同一家高尔夫球场，他的球击中了一名旁观男孩的腿部。

他非常幸运，那些想要杀死他的刺杀者都容易出事故：在1975年的几个星期之内，对方进行的两次尝试都被挫败了，他的笨拙或犹豫不决的刺杀者被成功地解除了武装，第一次是被一个秘密军人，第二次是被一个勇敢的旁观者。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1977年－1981年

福特的笨拙并不是身体上的：他也有口齿不灵。让人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的是，在1976年的竞选连任之中，总统坚称，“在东欧没有苏联统治。”对他来说幸运的是，与他对阵的是吉米•卡特——卡特就像他自己那样不幸。福特的共和党支持者已经不抱任何幻想：尼克松的赦免已经严重破坏了一个本就不大可能连任的总统候选人——但如果有人会输给他，那这个人就是卡特。民主党候选人似乎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他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其实他来自格鲁吉亚——但从国家层面来看，他没有任何业绩记录可言）；由于他那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天真的气质，选民们发现自己很难认真看待他；甚至是他作为种花生的农民的背景也让人感到有些好笑。

厄尔•巴茨（Earl Butz）的决定命运的玩笑，被共和党圈子里的人视作机智的象征，任何人都能够记住这个玩笑。它曾经的确是个好迹象，但现在看来它却显得如此离谱。

然而，美国人因嘲笑他人的虔诚而感到内疚，他们不由自主地被他的道德真挚所动摇。在《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进行的前所未有的总统候选人访问中，他郑重地交代：“在我心中，我已经通奸很多次了。”这不过是合理的基督教义，正如（马太福音5，28）所言：“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到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虽然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它似乎已经一丝不苟到有些古怪了。

家庭价值

这种夸张的自我苛责必然像是某种间接的自以为是，尽管这几乎算是不公平的，它让卡特暴露在批评和嘲笑之中。尤其是当他的妹妹露丝•斯特普尔顿•卡特（Ruth Stapleton Carter）——一个著名的传教士——与色情文学作家拉里•弗林特（Larry Flynt）（“淫秽之王[King of Smut]”）有一段广为人知的友谊的时候。在1977年，她声称将他变成了基督教徒。这是真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真的。《皮条客》（Hustler）杂志曾短暂地拥有过新的、不协调的基督教倾斜，但随后拉里失去了他的信仰，一切又恢复如常。

即便是用总统兄弟的标准进行衡量，比利•卡特（Billy Carter）也是一个不利因素。他被媒体不客气地（尽管并非不准确）描绘成一个失败者、一个乡下人和一个醉汉，而他对此所作出的反应是迎合那个形象，支持一种名为“比利啤酒”（Billy Beer）的新品牌。一次，在1979年，他公然在亚特兰大机场的跑道上撒尿。

当他应邀前往格鲁吉亚等候一个利比亚贸易代表团的到来时，他显得措手不及。他自己曾带领许多互惠代表团前往那个国家。当在格鲁吉亚的犹太人因利比亚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公然支持巴勒斯坦（Palestinian）恐怖主义而反对这个国家的正式访问时，他是这样回答的：“阿拉伯人比犹太人还多的地方简直就是一个地狱。”后来，比利被带到了一个参议院委员会之前，并向其解释他是如何从利比亚政权那里得到22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65万美元）的。

笑柄

媒体和公众对卡特的消费很有兴趣。总统的道德简单让他成为了一个难以抵抗的诱人目标。一个人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卡特将这句话表达到了极致。什么样的总统会亲自监管白宫网球场的时刻表呢？当预算主管伯特•兰斯（Burt Lance）——卡特的一个来自佐治亚州（Georgia）的银行家朋友，被发现参与了佐治亚州草率的银行业务，卡特的判断因此而受到了质疑。这并不十分严重，但是，卡特的正直气息再一次受到了损害，这似乎代表着失落的荣耀。

对这个最容易发生意外的总统而言，这是另一个不幸的登场：当照相机拍摄到杰拉尔德•福特从空军1号的梯子上滚下来时，他用一种艰难的方法“到达”了奥地利。

对卡特来说幸运的是——与他对战的是吉拉尔德•福特，并且共和党因水门事件而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他最终未能继续幸运掌权。事实上，正好恰恰相反。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在1979年的秋天，数十年来沉浸在不满之中的伊朗爆发了，愤怒的学生人群攻占了位于德黑兰（Tehran）的美国大使馆，并抓住了馆内的所有人员。这也不是他的过错——解救人质的军事行动是个可耻的大失败，它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并最终酿成了美国惨剧。三架直升飞机在沙尘暴中被毁；其它航空器在飞行中消失；八名美国军人被杀害——并且没有一名人质被救出。这个新伊斯兰政权玩弄了卡特。他们等到总统大选结束之后才将俘虏释放，作为对卡特的继任者的示好姿态。

大口喝着拉罐中的啤酒并迎合那个形象，他已经逐渐被人们所遗忘；比利•卡特（Billy Carter）似乎陶醉于他给他自己还有他的弟弟所带来的嘲笑和坏名声之中。

在1979年，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官员被学生绑匪们看管着。这一插曲对美伊关系而言是一场灾难，但对卡特的总统职位而言是“最后的稻草”。

反犹太主义式同情心

约瑟夫•肯尼迪不大喜欢犹太人。“他们真是一个臭气熏天的民族，”他说道，“他们能够破坏他们碰到的所有东西。”我们可能会想，这样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不足为奇。然而，肯尼迪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作为一个极其自负而傲慢的人，他对民主政府的让步感到不耐烦，并毫不掩饰他对希特勒的目标的赞同。直到1940年的秋天，他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与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进行沟通，希望实现德国和美国之间“更好的理解”。同年11月，他公开发表了他的观点——民主政治已经“结束”了，而这一行为结束了他的外交官生涯和他未来的总统前景。他不得不将他的希望和野心寄托在他的儿子们身上。

即使在早期阶段，他似乎就已经感觉到除了印刷和广播新闻之外，还有广泛的媒体能够影响舆论和公众情绪。

一段被毁掉的生活

杰克的妹妹，约瑟夫的大女儿，罗斯玛丽（Rosemary）在青春期遭受了剧烈的情绪波动；在1941年，当她23岁的时候，她接受了脑前额叶切除术。这让她彻底地安静下来，但也让她变成了稚气的低能儿。事后，人们自然会问是什么原因迫使这个家庭采取这一行动——据说是为了防止她泄露她的父亲对她实施的性虐待。这是否是真的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家庭很有可能是为了保护其政治“荣誉”；情绪狂躁的罗斯玛丽常在深夜偷偷溜出学校，她到底做了些什么又有谁知道呢。无论是哪种说法，现在看来似乎都惊人地专横；但我们无法忽视的是——尽管那时的手术比较缺乏经验——她所接受的手术是很好实施的。这本不应当“意味着”她的生活走到了尽头。

尽管表面上看起来雍容华贵，但罗斯玛丽的潜在价值受到了她的心理健康问题的严格限制。她的故事注定是可悲的：这可能是肯尼迪家族中最邪恶、最黑暗的秘密。

长期饮用药物鸡尾酒使他患上了严重的骨退化，从而导致他的部分脊椎骨产生病变。为了继续坚持他的事业，他不得不服食更多的止痛药。

永远的杰基

杰基•肯尼迪（Jackie Kennedy），原本的杰奎琳•布维尔，并不像她的姓氏那样听起来具有法国气息；但毫无疑问的是，她给她丈夫的家庭带来了一种特定的复杂性和风格。她生父的私生活十分风流，这些经历可能帮助她从容地解决了丈夫的屡次出轨。为了保护她自己的隐私，她在公开场合表现得优雅得体，而在白宫之中她会恢复她真正的风格和时尚品位。在1963年，他们那仅存活了2天的二儿子帕特里克•布维尔•肯尼迪（Patrick Bouvier Kennedy）的死亡，给夫妻二人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同年，亲眼目睹自己身旁的丈夫被刺杀，对她而言也是一种持久性创伤。也许，她更愿记住这场婚姻中令人愉快的方面也不足为奇：事实上，她对“卡里洛特”产生了疯狂的个人崇拜。其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当她最终决定继续前进，并决定在1968年嫁给希腊船业大亨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Aristotle Onassis）的时候，公众对她的行为感到失望。但这与传记作家大卫•海曼（David Heymann）在2009年声称的内容所引起的愤怒没有关系——在杰克被刺杀后不久，她与她自己的小叔子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私通；次年，她又与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有染。

当杰•利奥（Jay Leo）打趣地说政治不过是“丑人作秀”，显然他忘记了肯尼迪和杰基。她让第一夫人之位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魅力，她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时尚偶像。

胜出的方法

约翰逊在1934年对克劳迪娅•阿尔塔（“伯德女士”）的求爱是非常蛮横的。在他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前，他基本上是欺负她。她的父亲不认可他；她自己想再等等，但他用信件“轰炸”她，强迫她委身于他。他最终驱车从华盛顿（那时他在华盛顿担任一名国会议员的秘书）赶到得克萨斯州，并告诉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她同意了，从那时起，她几乎做了所有的事情。她接受了他的风流，尽管不幸，但那是他的权利。作为一名新兴的政治家，约翰逊将性看作是权力赐予的礼物。作为一名总统，他清楚地意识到他与前任总统正在进行着某种竞争，他曾夸耀，他“偶然拥有的女人比肯尼迪刻意追求的女人还要多。”他的一个情妇玛德琳•布朗（Madeleine Brown）站了出来：她在约翰逊死后接受了一家报纸的采访。这个得克萨斯女人声称她与约翰逊总统维持了20多年的婚外情关系，并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她还暗示在肯尼迪被刺杀之前，他就预先了解一定讯息。

长期遭受苦难的“伯德女士”不得不忍受她丈夫的多次不忠，并将其视为丈夫的一部分，但没有人会认为林登•约翰逊是具有吸引力的。

他们往往会聚集一堂，但不是在总统办公室中，甚至不是在白宫之中，而是在一幢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相邻建筑里的一间名称不详的“175号房间”内。

阿格纽的苦恼

鉴于尼克松的梦魇已经陷入了道德的泥潭，人们很容易遗忘“狡猾的迪基”和他的水门事件同谋者并非仅存的罪犯。他的政府不仅仅是失去了总统，它遭受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双重打击——它还失去了一个副总统。至于水门事件，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甚至还未能设法赶上它。到事情曝光的时候，他不得不被迫离职，他被发现的腐败格局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当他还是一名马里兰州（Maryland）政府官员的时候——他最终成为了州长。承包商向政府寻求工作，而他向承包商收取贿赂。他似乎并未参与水门事件或其它与之相关的政治事件：他在这个圈子之外，并且他另有企图。他试图通过承认较轻的偷税罪以及为了“国家利益”而辞职，从而避免起诉（以及随之而来的监禁）。尼克松给他写信，赞扬了他的爱国主义式自我牺牲：他说，副总统展现出了“勇气和坦率”。当然，总统是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的。

在1973年，斯皮罗•阿格纽成为了美国第一个因刑事起诉而辞职的副总统——尽管他的违法行为跟总统的非法勾当比较起来，显得似乎有些微不足道。

据说，尼克松下令对他的弟弟唐纳德（Donald）的电话进行窃听——有人怀疑，有什么电话是这位偏执狂总统所不窃听的呢？

与弟弟发生矛盾

总统的兄弟们是怎么一回事？据说，尼克松下令对他的弟弟唐纳德（Donald）的电话进行窃听——有人怀疑，有什么电话是这位偏执狂总统不窃听的呢？弟弟当然需要仔细地监视。在20世纪50年代，当理查德开始在参议院中出名的时候，唐纳德决定靠他的名字赚钱，因此他创办了自己的连锁餐馆销售“尼克松汉堡”（Nixonburgers）。到目前为止，它是如此的俗气：它是有一点儿令理查德难堪，但也不会太糟糕。直到1956年，当理查德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一般成为了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时，唐纳德的餐馆却在快速地衰败。当唐纳德疯狂地寻找大救星的时候，心怀不轨的人物——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出现了，并向唐纳德提供了20.5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60万美元）作为援助。没有人真正相信这位富裕的隐士帮助倒霉的唐纳德走出困境是出于仁慈的善心：理查德•尼克松不得不为了自己的清白而发表声明。在他与肯尼迪的竞选战役中，这个问题对他造成了困扰；当他成为总统之后，关于“尼克松汉堡”的嘲笑仍然跟随着他——尽管在那个时候，他还得面对更大的问题。

尼克松竭尽全力做到有尊严地离开，将他的辞职称为一种爱国主义式自我牺牲。虽然政治体制渴望得到原谅和遗忘，但选民们并不上当。

贝蒂的无助

福特的第一夫人，曾经的伊丽莎白•安妮•布鲁门（Elizabeth Anne Bloomer）在与美国未来的总统相遇并结婚之前，曾是一名模特和舞者。她的个人经历并不像她丈夫的对手们所暗示的那样败坏风俗：她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让残疾儿童也能够上舞蹈班。作为一名第一夫人，“贝蒂”并不是一个保持微笑一言不发的人：她公开发表言论支持《平等权利修宪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ERA）。她从不羞于表达她对婚前性行为、大麻使用的宽容观点。这样的观点势必让她疏远较为保守的美国人，但她坦率、诚实的态度为她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贝蒂最初未能坦诚地面对她的酒精成瘾和她对止痛药的依赖性（后者是她在接受癌症治疗时，医生给她开的药方）。但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充分地披露了这一事实；并且在1982年，当她在她的朋友——外交官和慈善家伦纳德•凡世通（Leonard Firestone）的帮助下，成立了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兰乔米拉奇（Rancho Mirage）的贝蒂•福特医疗中心（Betty Ford Center）时，她尽可能地改善了自己的状况。

通过宣传与成瘾有关的问题，贝蒂•福特创造了一份永远的遗产——她本身也遭受了成瘾所带来的折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医疗中心，成为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医疗中心之一。

如果说福特继承了几个丑闻，那么是他自己做出的某些决定让他栽了跟头：其中一个丑闻是他任命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副总统。

乔丹的判决

不只是他的家人让卡特总统难堪。幕僚长汉密尔顿•乔丹（Hamilton Jordan）有点过于喜欢在社交生活中出风头。正如政治顾问现在所说，他“让自己变成了故事”。

他拒绝承认自己对埃及大使那穿着低胸装的夫人暗送秋波，他解释道，他总是想看看“金字塔”。这并不重要。但人们非常喜欢这样的轶事——和政府的尴尬。白宫发表了一份长达33页的文件来质疑这一说法——他在萨斯菲尔兹酒吧（Sarsfields’Bar）中将他的饮料（如意大利苦杏酒和奶油）吐在了一名女士的裙子上：华盛顿酒馆成为了态度讽刺之人的一种朝圣地。在1978年，他被指控在“第54号工作室”（ Studio 54）中吸食可卡因，虽然一个公众调查团坚持将他无罪释放。

曼哈顿的“第54号工作室”夜店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汉密尔顿•乔丹在这里被发现，但这并不是说，如果你吸食可卡因，你就是白宫幕僚长。

攻击“兔子杀手”

吉米•卡特怎样做才能让自己得到一点尊严？在1979年，当他看见一只兔子径直向他游来的时候，他正在格鲁吉亚平原外的一个池塘中钓鱼。那不是可爱的兔子，而是巨大（且非常兴奋）的沼泽棉尾兔，一位发言人告诉记者：“它发出嘶嘶的吼叫声，它的牙齿闪着光芒，它的鼻孔迅速地张合。”它是病了，还是疯了？还是因为被捕食者追踪而感到疯狂的恐惧？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它似乎决心进入卡特的船。总统不得不用船桨打了它几下，直到它离开。

在诚信的同时兼具智慧，吉米•卡特成为了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但他的政治判断有严重的缺陷，他的超脱性也是一种不利因素。

他被媒体不客气地（尽管并非不准确）描绘成一个失败者、一个乡下人和一个醉汉，而他对此所作出的反应是迎合那个形象。

从外表上看，里根似乎是个不可信的总统。他曾经是位老年演员，已经证明他完全适合一个注重形象的时代——或许在某些方面比乔治•布什更典型。

第九章 世界的舞台：媒体、导弹与行为不端

冷战的结束带来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一个以美国为首的秩序。不过，在白宫，仍以旧秩序为主。历任主席为躲避日益神通广大的全球媒体的关注，不得不采取各种保密措施和计谋。

“用钱能够买到的，就是政府需要的。”

丑闻离不开保密：全世界的目光都关注于那些他们无法得知的万众瞩目的名人的一举一动。但丑闻也取决于宣传：揭露隐藏的东西。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24小时电视新闻媒体围绕我们的时代，印刷媒体与之竞争的唯一途径就是更深入、更详尽的报道。因此我们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没有被揭示出来的秘密。1985年，国家总统所患的结肠癌被公众讨论得淋漓尽致，从配图说明到现场直播。保密似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概念。因此，政治家们宣称他们必须更正过往他们的方式方法，并停止不礼貌的行为？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所谓的政治家是人类——更是傲慢自大的人类。当闷热、潮湿的秘密已无力回天、即将被揭露时，再经过精明的媒体冷静的分析，一场丑闻大暴风雨便接踵而来。这些也许对有一个总统不适用，他就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里根总统具备完美的意识和形象，兴许在某些方面更胜于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Bush）。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81年－1989年

对外界的许多人而言，罗纳德•里根的当选令他们感到震惊。前电影演员入主白宫——这个想法似乎莫名其妙地让人感到不协调。何况他不是别的电影演员，而是主演了《洛克拿》（Knute Rockne，all American）(1940)的男人，他说出了不朽但俗气的句子——“为了吉佩尔（Gipper）赢一回！”在向困惑的民众介绍这名新总统的时候，那些外国报纸没有选择这部描述坦率的大学足球英雄的电影，而是选择了《君子红颜》（Bedtime for Bonzo）(1951)——他与一只黑猩猩共同出演了这部电影。人们很难严肃看待他：当他还在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任加州州长的时候，一名英国记者称他为“罗纳鸭州长”（Governor Ronald Duck）。美国人似乎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使当他们不支持或不喜欢这名新总统的时候，他们仍无法忽视他的能力。（同时，对里根自己而言，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他的巨大优势之一。）

通过他扮演的各类电影来追寻里根总统：1951年，他和一只黑猩猩（以及戴安娜•林恩[Diana Lynn]）共同主演了电影《君子红颜》。当被提及此事时，他只是耸耸肩一笑了之。

外界争议更大的是里根的年龄：他在1980年首次当选时已经69岁。即便如此，他却巧妙地将这个问题转变成了他的优势。1984年的第二届总统候选人中，民主党人瓦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对他的年龄问题针锋相对。他承诺不会利用对手的“年幼无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事实上，像里根这样年老经验丰富的人将会成为未来政坛一种崭新的政治力量。第一个“后现代的总统”，可以这样说，这位历史上第一位后现代总统在这个新的媒体意识时代的行为和表现，正如同一枚硬币一般具有两面性。

几个世纪以来，政治意味着高谈阔论和烟雾缭绕的房间；以及幕后的激烈言辞与精明谈判。这些仍然存在，但政治信息已逐渐演变成市场化产品，而政治家们需要演员的技巧。但不是那些舞台剧演员——那些为了利益而在高台上高歌的人，而是那些电影明星：在风格上显得低调而随和，容易让人低估他的个人魅力。罗纳德•里根并非一个不好的演说家，相反，作为一名演员和电视主持人，他接受了数十年的教学，他有一种到达观众内心深处的天分，让人们感到自由自在。他自然是作为一名政治家认真对待了这一切。

里根喜欢被自己的对手低估：那些将他视为小丑的人正在与他进行斗争。图中，他想要与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分享他最爱的糖豆。

并非儿戏

里根也有有趣的一面：他不仅心态非常年轻，而且在某些方面显得童心未泯，无论是从他最爱的糖豆还是从他吵闹的幽默感来看。“我已签署法令永久‘取缔’苏联，”在1984年的一次竞选连任广播宣传中，他在语言测试的时候对着麦克风煞有介事地说道，“我们将会在5分钟内开始轰炸行动。”一个关于相互确保摧毁的玩笑？在这种情况下，身处困境的苏联不会冒任何险。其武装部队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

但是，当里根做出离谱的声明的时候，并非总是在开玩笑。我们将如何看待他的这个主张——他和一个电影摄制组在欧洲目睹了纳粹集中营的释放？他曾几次提及这一主张——回忆起他那明显带有情感色彩的“经历”——最特别的是他与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的对话。这当然不能被视为事实。里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地方：他因眼睛太过近视而不能为军队所用，但他与第一电影制片厂（First Motion Picture Unit）合作拍摄电影，旨在帮助军队进行训练并为他们鼓舞士气。但他在整个战争中，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大陆。

里根最大的敌人从不相信总统说这样的事情是为了蓄意欺骗——即使他有这样的目的，他怎么可能寄希望于他人不发现他的谎言呢？我们唯一能够得出的具有说服力的结论是，他是真正相信这样一个强大的故事；他做出这样的陈述是为了欺骗自己。即便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何况里根所说的话似乎还算不上——也往往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欺骗。当然，说谎的人在政治领域中并不少见，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C Santa Barbara）心理学家贝拉•德保罗（Bella DePaulo）从事了一项著名的研究。她指出谎言可能“更像意愿……当你不是某一类人，但你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一类人的时候”。

在1985年，罗纳德•里根庄严而真诚地走上前方，为德国彼得堡军人公墓敬献花圈。他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他的“和解言论”将引起多大的争议。

但是总统那多情善感的幻想并非总是这么无害。1985年，他在访问德国彼得堡军人公墓（Bitburg Military Cemetery）之前所发表的言论，让他的支持者们惊呆了。彼得堡军人公墓埋葬的人包括了战时党卫军成员。他被要求取消这次约会，但他拒绝了，他称德国军人也是“受害者……就如同集中营里的受害者那样”。里根之所以会这样说，部分原因是为了向当时的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示好——他将为美国承担潘兴（Pershing）核导弹新范围的风险。但是，还有一部分原因源于他天真的假定。然而，这是一场如此严肃的争执，它不会因为温暖的话与随和的陈词滥调而得到缓和。在这一点上，犹太团体从没如此确定。

戴着白帽子的牛仔英雄罗纳德•里根：他的总统任期给白宫带来的不仅有与好莱坞魅力的亲密接触，还有电影里过分简单的道德准则。

无知而不知防守？

其他人也觉得里根的心不在焉对民主政治不好。诚然，总统所说的与他自己的懒散有关的笑话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我从不在午餐的时候喝咖啡，”他说，“因为我发现它会让我在整个下午都保持清醒。”大多数美国人已厌倦了政治家给他们带来的困惑，他随和的做法令他们感到耳目一新。当里根说比起总统办公室他更加偏爱高尔夫球场，人们并没有因此被激怒，而是将它视作证明他头脑清楚的证据；他笑着打趣说道：“他们说努力工作总是没坏处，但我想，为什么要冒风险呢？”

许多严肃的观察家担心，这个猛烈抨击“大政府”之恶的男人似乎在扮演总统一职时也无法发挥充分的作用。然而，当他打瞌睡、开玩笑和无所事事的时候，他的助手们正在努力工作——而他们总是不怀好意。里根政府给南非的危险而不加掩饰的种族主义白人政权提供了实际性支持，然而里根本人却浑然不知。当他被要求证明他的政治立场的时候，他向记者保证比勒陀利亚（Pretoria）“就像我们国家一样，已经消除了种族隔离”。这似乎是他所不愿意尝试的——总统似乎不准备包庇一个冷战斗争中的可靠盟友。

“自由”：这个词语在里根的演讲中拥有鼓舞人心的光环。然而，对尼加拉瓜人民而言，它意味着截然不同的内容：它意味着反桑地诺主义者实施的谋杀、强奸和掠夺行为。

尼加拉瓜也是个伤脑筋的问题。里根和他的工作人员公然支持右翼反桑地诺主义者（Contras）对抗该国的（民选成立的）桑地诺政府。因无法采取正式的军事活动，反对派武装分子，即反桑地诺主义者，开展了一系列暴行，包括：焚烧村庄、屠杀居民、绑架人民、强奸妇女和拷打囚犯。人权组织和天主教传教士证明了他们的这些暴行。美国对这场疯狂的谋杀和掠夺的支持引发了世界各地的争议——经证实，里根的助手一直背着国会偷偷给那些暴徒提供资金。逐渐暴露的事实还有，作为一种维持“账外”资助的方式，他们一直通过向伊朗出售武器而为其提供援助。反之，政府的控告者称，这是政府对伊朗人在1980年的大使馆人质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合作的回报：在这个伊朗门丑闻事件中，许多阴谋理论天衣无缝地联系在一起。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很可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奥利弗•诺思（Oliver North）的证词让他们长久地记住了这一事件。这名前水手承认了所有的非法交易，按照他的观点，这么做是为了反共产主义事业。然而，陶尔委员会（Tower Commission）所进行的调查中令人难以忘记的部分，还有总统含糊不清的答复，当他被传唤：他说他“不记得”曾授权运送武器。是他做出这一决定的吗？他是在故意回避这个问题吗？他是老得记不清楚了还是在抵赖呢？还是说，里根之所以采取完全“不干涉”式管理风格，是为了逃避对那些以他的名义进行的行动负责呢？无论是哪种方式，看上去都不大体面。

身为一名红粉佳人，南希•里根所拥有的华丽女人味掩盖了她钢铁般的另一面。她的孩子抱怨她的冷漠，但她是一名忠实且保护欲强的伴侣——她深深地爱着她的丈夫。

至于那些与他的心腹的金融交易有关的问题，里根似乎同样有些心不在焉。他那强硬的法律与秩序似乎只适用于穷人。据说，当军事供应商威德技术公司（Wedtech Corporation）向政府支付特殊费用的时候，最高官员中仅有“道德斗士”和总统参赞埃德•米斯（Ed Meese）从中获取利益。人们普遍认为是米斯的老朋友、个人律师罗伯特•E.瓦拉赫（Robert E.Wallach）撮合了这笔交易，因为瓦拉赫被授予了一个价值3200万美元的军备供给合同——但美国陆军认为这些军备不是很好。超过20名环境保护局（EPA）工作人员因为丑闻或其它的事情而被免职，同时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的工作人员被发现给共和党最器重的（也是给共和党资金做出贡献的）公司授予了建筑合同。同时，玛丽莲•哈勒尔（Marilyn Harrel）被发现挪用了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560万美元。她声称已经把这些钱捐给了慈善机构，因此报刊媒体给她取了一个绰号——“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罗宾汉”（Robin HUD）。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初，在总统和他那些快活的工作人员推行的“撤销管制规定”的意识驱动下，700多家金融机构“套住”了1600亿美元。

作为一名安静的幕后操作者，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是生气勃勃的里根的完美搭档。作为一名总统，他为了那些被他称为“愿景”（Vision Thing）的东西而工作。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W.Bush），1989年－1993年

里根的副总统生来就是当政治家的命——他的父亲是一名参议员，他的两个祖父都是富裕的银行家。在前往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之前，他作为一名海军飞行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着出色的表现。1948年，当他搬到休斯顿之后，他开始创办自己的石油产业，他很快就赚到了大量财富。在20世纪60年代，他在得克萨斯州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并首次竞选参议员和国会议员（但以失败告终）。他因涉嫌夸大他与得克萨斯州之间的关系而遭到了他人的批评：“据我所知，他是唯一用龙虾蘸干辣椒吃的得克萨斯人，”众议院议长吉姆•赖特（Jim Wright）后来开玩笑说道。布什非常严肃地看待了“他是得克萨斯州人”这一主张，他在一家休斯顿酒店预留了一个房间，并将其记录为他的“官邸”——但愤世嫉俗者认为，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避免缴纳其继承的位于缅因州肯纳邦克波特（Kennebunkport）的一套房产的不动产税。

家族企业

在20世纪70年代，布什先后成为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美国驻中国大使，他在1975年被任命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主管。有人指责他的家族正在谋取暴利。就在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获得总统职位的前几天，他也访问了日本——显然是为了做生意。总统的儿子尼尔•布什（Neil Bush）与西尔维拉多储蓄与贷款银行（Silverado Savings & Loans）的崩溃有关：一项调查发现，他“多次违反”信托义务，但对他提起的刑事起诉却戛然而止了。

也许他不是比利•卡特，但因其与中国、日本的广为人知的业务往来，普里斯科特•布什（Prescott Bush）仍然成功地让他的总统弟弟陷入尴尬。

鉴于布什家族有一定的银行业和石油产业背景，且与商业世界有不间断的联系，因此，当他们与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ank of Credit&Commerce International，BCCI）联系在一起之后，人们也没有感到过于惊讶。由于这家银行是由一名巴基斯坦商人成立的，它与整个伊斯兰世界有着广泛的业务往来，包括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伯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因此，很自然地，与美国的石油工业也有关联。但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不是一家普通银行。在1991年，其最终因多次违法行为而被国际监管机构关闭。在此之前，调查人员报告这家银行似乎多年来积极征求犯罪资金——为毒品贩子洗钱并为恐怖组织提供援助。现在，由于对该银行的交易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发现自己揭露了一个邪恶的金融帝国，其管理充斥着违规行为，它那迷宫一般的结构显然是为了妨碍监督而专门设计的。但其完整的复杂性尚未被揭开，布什家族与该机构有一定牵连的真实性也未被完全揭露——虽然是间接的——它的那些令人惊讶的合作伙伴还有哥伦比亚可卡因卡特尔和恐怖分子奥萨玛•本拉登（Osama bin Laden）。

好斗的男子

美国总统竞选不适合道德品格高尚的人，但布什在1989年获得的竞选成功尤其使人感到讨厌。他的贵族背景意味着他能够沉溺于淫秽生活之中，而他以前的作风也的确如此。事实证明，他的对手马萨诸塞州州长乔治•杜卡基斯（George Dukakis）过于殷勤地展示自己的优点，他迅速地解雇了一名试图让布什副总统的婚姻忠诚成为竞选问题的员工。然而，布什却毫不留情：里根选择他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一名温和的中立派；而现在他将自己彻底改造成了右翼分子，他推动了商业规程、商业流产和商业税收。

任命丹•奎尔（Dan Quayle）作为乔治•布什的竞选伙伴遇到了一些麻烦，但他们的合作在1988年的总统大选中获得了成功。在照片中，当他们携妻子出现在西卡洛尔顿（West Carrollton）第四届报业年度节日的游行队伍中时，他们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基于种族——当然，尽管其从未明确。自从民权运动获得成功以来，这就是不被允许的。相反地，他允许他的竞选团队在电视上播放一个广告来攻击杜卡基斯州长曾对犯罪手软：他批准的计划使马萨诸塞州监狱中的某个威利•霍顿（Willie Horton）获得了假释。霍顿曾在14年前被判处谋杀罪，他被允许在周末休假，但他最终没有返回监狱。从他的照片来看，很明显，他是一名黑人。

该广告被播放了不下600次，估计有8000万观众看到了它。布什的竞选管理人员李•阿特沃特（Lee Atwater）吹嘘道，其目的在于让威利•霍顿成为杜卡基斯的“竞选伙伴”。美国黑人团体自然知道该广告的潜意识含义是什么。据说，布什的风度让他对这一事件感到内疚。当他选择丹•奎尔作为他的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他的竞选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但最终他仍然大获全胜。

布什在1992年的竞选连任因他在1988年的宣传承诺而受到了困扰——“听我说：不会再有更多的税了！”——他在第一个总统任期中被迫打破了这一承诺。美国经济日益恶化，由于来自苏联的威胁已经消失，共和党作为强大的国防政党的优势已经消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考虑到里根－布什政府所带来的结论，布什已没有了明确的政治目的——美国人民在缺乏明确的动机的情况下选择了他。

威廉•J.克林顿（William J.Clinton），1993年－2001年

当希拉里•罗德姆（Hillary Rodham）在1971年遇见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被真正地吸引了。在那时，他们都是耶鲁大学的法律系学生。比尔有着英俊的外表和从容的魅力，他是有前途而有理想的青年——即使不一定最能反映出一个人。他平凡的背景让他能够理解老百姓的感受——他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作为一个生长在暴力家庭的孩子，他掌握了重要的生存技能——即使，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情感上的伤害。虽然他在种族隔离的南方长大，但是他似乎能够真诚地将公民权利纳入考虑范围；他能够自然地与美国黑人相处。冗长的废话围绕着他的选举之路；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些迹象表明他有一种否认的天份，而这后来成为了这个男子的标志——当他还是牛津大学的学生时，他称他抽了大麻但“没有吸入”；他能够郑重地坚持他与莫妮卡•莱温斯基“没有发生性关系”。但在这些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些事情是不容置疑的；在女性意识还未赶上性开放的时代，他的风流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除了愤怒的希拉里——但她仍然不顾一切，与他在1975年结婚）。

公平地说，“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在改变性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被夸大了，如果我们用总统史中的某些内容进行判断则更是如此。我们很难找到像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或林登•约翰逊这样鲁莽而残忍地利用女性的嬉皮士。而且，如果说克林顿是第一个因性骚扰而被起诉的总统，那是因为在此之前并不存在适当的立法。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是真实的——在避孕药的问世并达到空前繁荣以及对过时的性别角色予以排斥之前——“婴儿潮”（Baby Boomers）的可怕远胜过它所带来的乐趣。

比尔“击败”征兵

人们往往认为，年轻的美国中产阶级男性通过让自己上大学、学习高校课程或就读于研究生院，几乎全都躲过了前往越南的召集令。这是一种经过“修辞”的逃跑，但其显然夸大了这一事实：许多人进入了军队，无论是自愿还是不情愿；只有极少数人公然蔑视征兵。

在照片中，青葱时代的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里顿唱着相同的赞美诗，他们还没发现即将要到来的烦恼和争论——但可以证明的是，他们之间有着格外持久的情谊。

就像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比尔•克林顿反对战争，并在美国和英国率众进行反战示威。在1967年，当他就读于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时候，他与来自阿肯色州的反战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J.William Fulbright）进行了一次实习。作为一名乔治敦大学的学生，他豁免于征兵，但当学期结束时，他的状况发生了改变。在下一学年中，他在英国牛津大学待了大部分时间：他通过学习获得了著名的罗德斯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我第一次逃离了我生命中的某样东西，”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1969年，经申请，他被送往了阿肯色州立大学的预备役军官训练团（Reserve Officers’Training Corps，ROTC）。后来，在他写给阿肯色州立大学预备役军官训练团招聘人员尤金•霍姆斯上校（he wrote Colonel Eugene Holmes）的一封非常长且措词谨慎的信件中，克林顿感谢他的帮助——“将我从征兵中拯救出来”，并解释了他本着良心反对越战。尽管持有这样的反对意见，但他决定不再拒绝，他说，“只为一个原因，为了保证我在这个系统中的政治可能性。”即使在早期阶段，他下定决心（毫无疑问是最高的动机）谋求公职。尤金•霍姆斯上校后来作证说，他后来告诉征兵局，他们因富布赖特办公室的“施压”而让克林顿进入了预备役军官训练团。他否认——克林顿似乎在信中所暗示的——他曾被告知申请人曾为反战运动工作。如果他知道这一点，他肯定会拒绝将他招聘为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一员。

年轻的比尔•克林顿直面他的偶像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无论如何，克林顿从未就读于阿肯色大学法学院——而是选择前往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因此他本不应当被纳入那里的预备役军官训练队。事后，霍姆斯断言这绝非他的本意。他坚信未来的总统是在拖延时间——他在阿肯色州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正式入学，足以让他获得征兵局的延期决定。结果，在1969年11月初举行的征兵抽签活动中，克林顿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征兵名单之中，他的豁免是有效的。

冷酷的表演

20世纪80年代末，两个伟大的右翼人士主导了西方政治世界。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是朋友和激进伙伴。他们的大受欢迎对其政治对手而言代表着真正的挑战：他们提出的个人自由、个人责任和法律秩序吸引了所有的眼球，甚至包括蓝领工人和低收入阶层。左翼政党不得不通过其它的方式证明他们是在为了可敬的大多数着想，并不畏惧于杀死几头神圣的“改革论者奶牛”。英国首相汤尼•布莱尔（Tony Blair）支持撒切尔夫人对工会采取的措施；比尔•克林顿也下令杀死了一个心智障碍的黑人。

作为一位明智而完美的政治家，比尔•克林顿看上去是一个强大的美国总统，但他的两届总统任期都受到了“人格问题”的困扰。

在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竞选活动中的“威利•霍顿广告事件”后，民主党已经发现他们的候选人被驳得体无完肤；比尔•克林顿决意驱除那个“魔鬼”。在他成为阿肯色州州长之后，当他发现雷奇•雷•雷克托（Ricky Ray Rector）的文件出现在他的办公桌上时，他发现自己能够那样做。毫无疑问，雷奇•雷曾经是一名邪恶的罪犯：他在夜店中谋杀了一名男子——一个名叫罗伯特•马丁（Robert Martin）的警官要求他前去自首，但他冷酷无情地朝他的背部进行了射击。

然后，他企图自杀，但只成功地炸毁了自己的大脑额叶，使他的心智变得跟初学走路的孩子一样。克林顿将这视作一个显示他毫不含糊地打击犯罪的机会，他中止了自己的竞选活动，回去对其执行死刑。在1992年1月24日，雷克托被带到行刑室注射了致命的药物。最臭名昭著的是，雷克托留下了他的最后一餐中的甜点，并说他打算回来之后再吃。

在比尔•克林顿的职业生涯背后，他与几名妇女有着婚外情关系：珍妮弗•弗劳尔斯（Gennifer Flowers）所披露的婚外情动摇了克林顿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

饱受丑闻的折磨

正是希拉里本人在1999年将她的丈夫描述为“站在门廊上的看门狗”——该形象比她所表达的内容更能揭露某种事实。无视其表面的随和与快乐，它揭示了一种深深的不屑，以及希拉里对第一夫人这一宿命所感到的厌倦。这一切意味着就道德体面而言，它承认了自由世界的领袖作为一名成人，总是做出不得要领的论述。

任何政客都是说服者——可以说，说服者距离诱惑者不过一步之遥。比尔•克林顿在博得他人的喜爱上拥有过人的才华——他对这种做法也有非同一般的需求。心理学家也许会指出一个从童年开始就显得脆弱的自我，出现不能爱或者不能接受爱都是理所当然的。当不易对付的参议员富布赖特把他当作自己的得意门生的时候，令还是学生的克林顿感到安心——甚至是当他与阿肯色州招聘官霍姆斯上校闲聊的时候，他也会流露出关心——这说明他是一个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的人。

当然，在他与女性的关系方面，比尔•克林顿故意引诱的行为是最令人惊奇、最具有破坏性的。他的第一次总统竞选差点儿因为他与珍妮弗•弗劳尔斯（Gennifer Flowers）的关系的曝光而失败。她声称她与当时的阿肯色州州长维持了长达12年的关系。民主党支持者迅速指出这明显是某种“阁楼（Penthouse）模式”的投机主义（弗劳尔斯后来将她的故事卖给了出版社）。本来，那个故事的某些细节显得非常粗略。但事实上，所有内容累积在一起足以让总统候选人陷入困境，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怀疑他是在否认事实——在流言流传多年之后，许多人会持“无火不生烟”的观点——实际上，在1998年，克林顿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一私通关系。

他们的婚姻可能有一定起伏。但他们之间的政治伙伴关系将永远坚定：自从比尔•克林顿离任之后，他一直忠诚地支持着希拉里的野心。

具有讽刺意味（但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是，他在承认曾与珍妮弗•弗劳尔斯发生性关系的同时，“断然”否认他曾试图亲吻和抚摸另一个名叫凯瑟琳•威利（Kathleen Willey）的女人——在1993年，她在白宫办公厅中工作。这反而证明了另一个女人的主张——这个女人是曾在小石城州长官邸中工作的宝拉•琼斯（Paula Jones），她声称克林顿在那时曾对她提出猥亵的要求。她于1994年首次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按照法院的工作方式进行了调查；在整个过程中，琼斯的律师强化了他们的诉求。他们旨在建立一个证据体系——证明美国总统对妇女有一系列性骚扰行为，不得不说，他们的工作颇有成效。

莫妮卡的时刻

在宝拉•琼斯案件进行过程中，克林顿第一次完全否认了他与莫妮卡•莱温斯基之间的“外遇”。这名22岁的白宫实习生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的，她同样拒绝承认这一说法——事实证明，比尔和莫妮卡是精于措辞的顽固分子。（几个星期过去了，问题不断涌现，在进行了越来越多的调查之后，人们对总统提出了明确质疑——“他所说的‘is’究竟是什么意思”。）莱温斯基曾向一个名为琳达•特里普（Linda Tripp）的同事吐露心声，而特里普镇定自若地（如果是这样的话）录下了她的自白。她向正在调查总统的其它涉嫌违规行为的独立检察官肯尼思•斯塔尔（Kenneth Starr）透露了这一消息。

面对伪证罪的指控，莱温斯基决定通过说出实话来换取免予起诉的豁免权。琳达•特里普说服她保留克林顿的“礼物”——一条没有干洗的、沾上了精液的连衣裙，而它现在成为了揭穿总统谎言的证据。更糟糕的是，莱温斯基作证克林顿有一次将一支雪茄插入了她的阴道，从而引起了无数下流的笑话。虽然总统极力否认他与莱温斯基之间的任何“性关系”，且忠实的希拉里指责这是右翼分子的阴谋，但他最终被证实是在撒谎并蔑视法庭。

弹劾与无罪

对比尔•克林顿进行的弹劾程序凸显了这一系统的无效性——其本应当使总统承担责任，并通过这样做来确保公平、公正。然而，正如对安德鲁•约翰逊进行的弹劾，反对比尔•克林顿的行动很快就沦为了不体面的骚动，政治党派之争似乎已经超越了对正义的渴望。这个在愤怒的共和党人的推动下产生的弹劾程序，被忠诚的民主党人阻碍：任何一方都不满意这样的结果。

虽然克林顿被指控的罪行是肮脏的，但某些罪行在对他提起的诉讼中被抹去。多年来，小石城和华盛顿的空气中充斥着关于总统的政治和金融交易的传言，但他现在因为精液污点而被传讯。后来，当总统的最苛刻的批评家，前众议院发言人纽特•金瑞奇（Newt Gingrich），实际上也因为自己的事情进入了弹劾程序，该程序本应拥有的道德信誉已经彻底消失了。

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Bush），2001年－2008年

据说，在乔治•沃克•布什的童年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事件，是他的妹妹罗宾在1953年因白血病去世，那是她只有3岁而他也不过仅有6岁。她的死亡让他们的母亲芭芭拉感到无能为力，据说正是因为如此，芭芭拉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变得保护欲过强——尤其是对她的长子。据说，因此，他感到无奈；他在早期成年期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他毕生依赖于朋友圈和他的父亲签订的合同。然而这种“无奈”（如果他真的感到过“无奈”）很可能是由于他的父亲在家庭中的压倒性力量而产生的。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也许在所有总统之中是一个相当没有特色的人物，但他在他的社会环境中是一个巨人。乔治•沃克的大学朋友记得，当他的同龄人嘲笑和反对他们的父母时，他像尊敬上帝一样尊敬他的父亲。

图片中，比尔•克林顿给予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友好拥抱丝毫没有揭露他们之间的秘密亲密关系——雪茄和精液污渍所引发的所有争议很快就要浮出水面了。

许多了解他的人都不认为他是被“宠坏的”或过分娇纵的，实际上，他的确拥有非常特权化的成长背景。尽管这是他的优势，但他仍苦苦挣扎着与之相匹配：他曾就读于安多弗（Andover）——美国最负盛名的预科学校之一，他进展困难并且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得到耶鲁大学的认可并不是因为才华横溢的学术表现，而是因为他所“继承”的地位——他的父亲毕业于耶鲁大学。（这就是说，乔治•沃克被大肆吹嘘的“愚蠢”本不应当被夸大：他在大学时代的朋友这样说道，他反应灵敏并能够洞察他人的想法，即便他从未将其视为学者。他重整语言的方式，创造了许多著名的“布什用语”（Bushisms），它们在演讲中显得非常明显；毫无疑问，他能够像他的父亲那样。）

也许正是由于个人意识，他从来没有满足他父亲的苛刻标准；也许他的迷人魅力是从他与母亲的关系之中获得的。不管是什么原因，乔治•沃克远没有想象中的傲慢自负——无论是他的能力还是社会阶层。当然，关于“扶持作用”的笑话仍然存在，乔治•沃克在大学时的确是被围攻的少数人：他是一个凭关系进入大学的人；他是优秀人才中的中等学生；当冷静的校园激进分子投靠左翼势力的时候，他是一名忠实的保守派人士。他的父亲曾加入的“骷髅会”（Skull and Bones）是一个仅吸纳精英中的精英的团体；现在，它成为了自负而脱离现实的人的避难所。但乔治•沃克似乎不大介意。他的批评者可能会嘲笑他应当在很多方面保持谦逊，而事实上他的确如此。将乔治•沃克视为政敌的前兄弟会成员兰尼•戴维斯（Lanny Davis）回忆说，“你永远不会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他来自什么样的家庭。”

当然，谦虚谨慎不仅能够让人们感到安心，而且也有极大的作用。它也能够使他人产生低估情绪——乔治•沃克在他的一生中都被他人所低估了。他拥有极大的天份，拥有强大的背景和抱负，但他丝毫没有沾染贵族气息。这很容易让他的对手发狂，但乔治•沃克作为最具贵族身份的耶鲁人却能够轻松应对，他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开着皮卡车的“好老弟”。

乔治•沃克•布什出生于名门和特权阶级，但他为人处世的方式非常谦逊，这种特质似乎让对手“缴械”，并为他赢得了持怀疑态度的选民 。

“不成为志愿兵”

在1968年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乔治•沃克•布什符合征兵标准——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与比尔•克林顿不同的是，他自豪地履行了他的爱国职责，但他履行这一职责的前提是——他不用承担被送往靠近战区的风险。在那时，政府层面刚刚同意国民警卫队不必前往越南战场：突然，有人大声地要求加入国民警卫队。当时的得克萨斯州副州长本•巴尼斯（Ben Barnes）证实，在乔治•赫伯特•沃克和他们的一个共同朋友的要求下，他打了几个电话，把小乔治提前到了一张有500人的替补名单的顶部。与他一同在得克萨斯空军人民警卫队服役的是其他精英人士的儿子：因此它被人们称为了“香槟单位”（Champagne Unit）。在签署的时候，申请人被要求——但不强求——挺身而出前往越南承担重任。乔治•沃克选择了“不成为志愿兵”那个选项。

两年后，他被转移到亚拉巴马州（Alabama）基地——至少在理论上——但他没有参加体检或前去参加训练：他告诉他的中队长，他正在参加亚拉巴马州的政治运动。在名义上，他似乎被转到了亚拉巴马州基地，然而没有证据证明他真的在基地、在军队或那个所谓的政治运动中服役。记者丹•拉瑟（Dan Rather）提及居住在休斯顿的吉米•阿利森（Jimmy Allison）和琳达•阿利森（Linda Allison）——他们是乔治•沃克的父亲的老朋友，曾同意代表父亲照看年轻的乔治。“这名卫兵，”琳达说，用很多时间“在休斯顿搞破坏……我不知道国民警卫队是否真的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毒品与酒精

对于乔治•沃克而言，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最大的烦恼就是激烈的争论。布什家族编史家（也是乔治•赫伯特•沃克的前特别助理）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比大多数人更了解真相。乔治•沃克•布什与他进行了一系列座谈，为他在2000年成为美国总统后作出的决定做准备：这些都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记录的，后来遭到泄露。这名即将成为总统的人告诉他的采访者们，他不会回答关于他使用大麻的问题，“因为我不想小孩子们做我曾经做过的事情”。他说，作为一名总统，他想树立一个好榜样。而在使用可卡因的问题上，他也做出了“不是否认的否认”：乔治•沃克不想准确地回应这些指责。他认为相关人员应采取某种立场反对这些“丑陋的”造谣者。当然，他可能也感觉到明确的否认是危险的；毕竟“那里”可能有很多潜在证人。当他作为德克萨斯州州长时，他试图采取强硬的立场，但耶鲁大学的可卡因指控仍然跟随着他。并不奇怪的是，它们没有消失。

然而，酒精对乔治•沃克的生活造成了更大的影响。酒后恶作剧成为了他的学生生活的一个特征，他在1966年因偷走一家酒店门口的圣诞花环而被逮捕，这几乎可以被列入总统丑闻史。更严重的是，他在十年后因酒后驾车而被定罪。他的行为似乎是他的父亲所忧虑的问题（此外，伟人父亲对他的生活的绝对支配方式也造成了他的不满），他们两人之间的对峙在1972年被广泛报道。在此次酒驾事件之后——乔治•沃克开车碾过了一个垃圾桶并给他的弟弟马文（Marvin）造成了生命威胁，他的父亲狠狠训斥了他一顿，而这名年轻的男子所作出的回应是硬碰硬地向他宣战。

随着美国逐渐进入比较困难的时期，乔治•沃克•布什那养尊处优的背景给他带来更多的不利因素。选民们不断问自己，这个帅气的总统如何能够真正认同他们正在经历的一切呢？

虽然乔治•沃克从未承认自己是“酒鬼”，但他确实在1986年说过他戒酒了。他的决定与新教牧师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的影响有多大关联仍存在一定争议。但总统违背自己的诺言故态复萌——不只是2002年的“脆饼干事件”（Pretzel Incident）。布什在看电视足球比赛的时候，因失去知觉而从沙发上掉了下来，并撞伤了头部。而官方说法是，他因吃饼干时被噎住了而感觉“身体不适”。其他人一如既往地对此持怀疑态度——但不得不说，即便这些说法都是真实的，我们也很难断定总统的生活被酒精所支配。

权力的顶替者？

乔治•沃克•布什的总统任期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他的对手说，选举被“偷走”了。从全国范围来看，民主党候选人阿尔•戈尔（Al Gore）得到的选票比他多50万，尤其是他在佛罗里达州被指控有违规行为。在那里，布什最终仅以537票赢得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比赛。数以百计的选票丧失了资格，因为——不完全穿孔——它们是“陷印式”、“凸印式”、“吊挂式”选票。批评者也指出布什对他父亲老朋友的依赖，最显著的是他的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就像他在耶鲁大学的经历那样，乔治•沃克作为一名“继承者”入主白宫。

乔治•沃克•布什在酒精上的问题是确凿的：虽然他早在1986年就已开始停止饮酒，但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有谣言称他从四轮马车上跌落了下来。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主宰了布什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他的反应“创造”了他的总统职位，但正是他的反应让他几乎失去了总统一职。当袭击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所小学里给学生们阅读故事书《宠物山羊》（The Pet Goat），他继续阅读了几分钟。他的敌人们说他“优柔寡断”；他的朋友们说他“时刻保持冷静”。不同政党对此做出的反应也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同样体现在他后来提出的“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宣言，更具体地说，即他对伊拉克的入侵。虽然他们强烈地暗示前美国盟友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与基地组织（Al Qaeda）的911袭击之间存在关联，但没有真正证据（本质上不可能有）证明这种关系存在。甚至在征服伊拉克之后，布什和他的支持者仍然断言其有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且独裁者已经准备好部署的迹象。更严重的是，有些人认为，由于国内的《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和在海外流传的谣言，美国作为自由典范已经变得像武器实验室一样让人难以捉摸。

英雄和恶棍

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民主党人对他们的候选人寄予厚望：约翰•克里（John Kerry）对他们来说算得上是一种“秘密武器”。作为一名拥有英勇战绩的越战老兵，他在政党中宣传和平主义观点，因此右翼人士通常嘲笑他为“反战分子”。然而总统没有参加美国战争，他在得克萨斯州空军国民警卫队服役（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克里则在越南用生命为祖国效力。这也成为了人们指责乔治•沃克•布什在911恐怖袭击之后未能立即作出决策的重要理由。就是在这个时候，总统在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上发表了其臭名昭著的“使命完成”（Mission Accomplished）讲话——实际上，美国在伊拉克的工作远没有结束。似乎所有与军队有关的问题都是布什的弱点。约翰•克里似乎在这一领域获得了全胜。

恰恰相反，事实并非如此。一个虚构的“争议”摧毁了这名快艇指挥官因英勇行为而获得的银星勋章（Silver Star）。虽然他的前乘务员都同意他的英雄品质，一组与布什的竞选团队有关联的老兵拿出了抹黑民主党候选人的宣传广告。人们相信了他们的说法——至少，足够的人帮助布什获得了总统之位。

在2000年的佛罗里达州投票之后，美国人学到了很多此前从未听说过的投票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直到今天，民主党人士仍然认为这次选举是从他们那里“偷来”的。

正在衰退的声誉

当毁灭性强大的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在2005年袭击新奥尔良的时候，华盛顿对此作出的回应是缓慢而不协调的：据说，总统未能显示出任何真正的关怀。火上加油的是，许多没有受到帮助的都是穷人和黑人：人们的习惯性怀疑，共和党对穷人的无情以及对种族主义者的容忍，让人们发现了一个戏剧性的焦点。然而，当人们对乔治•沃克政府的“道德沦丧”进行批评抱怨的时候，事实上，政府的失败政策导致了抽象意义上的经济损失。人们已经指控总统在处理卡特里娜时犯了错误，当金融危机让美国陷入深度衰退的时候，总统再次受到了严重的指责。总统在两方面犯了错误：一方面，他试图恢复经济稳定的措施被认为是可悲的迟缓和不适当的；另一方面，比起新奥尔良的穷人，他显然更关注中产阶级投资者（更糟糕的是，还有富裕的银行家），这让人们感到愤怒。

在2008年的新闻发布会上，当伊拉克记者穆塔达尔•阿－扎伊迪（Muntader al-Zaidi）站起来将他的鞋子扔向困惑的总统时，他表达了众多阿拉伯世界人士对乔治•沃克•布什的蔑视。

布什的共和党人进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打了勇敢的一战，但阿拉斯加的萨拉•佩林（Sarah Palin）的突然到来转变了右翼人士的政治前景。然而，她是丰富多彩而又充满争议的，她不满足于乐观和理想主义的浪潮；而现在，白宫有史以来的第一位黑人总统正凭借乐观和理想主义席卷全美。巴拉克•奥巴马会实现多少加诸在他身上的希望？他将如何履行其作为总统的职责？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

穆斯林囚犯在阿富汗和其他地方被捕获之后，多年来一直被关押在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关于酷刑的指控已四处流传，几乎没有犯人没有接受酷刑——其甚至面临统一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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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父必有其子？

生于1958年的小罗恩（Ron Jr）追寻其父亲的道路进入了娱乐性行业——但与他所设想的道路有些不同。他在耶鲁大学读了一个学期之后就离开了，他随后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在芝加哥（Chicago）备受推崇的杰佛瑞芭蕾舞团（Joffrey Ballet）中赢得了一席之地。自从他于1980年结婚以来，他总是对不可避免的同性恋猜测一笑置之，虽然他始终坚持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所应当承担的职责。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言论自由的观点，他也从没有掩饰他是一名无神论者——显然，当他在12岁的时候，他就确定了这一姿态。但在他的父亲担任总统期间，他选择保持沉默，并有意疏远那些声称他已做好准备成为里根继承者的人：小罗恩说，罗纳德•里根没有任何时间来关注布什的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或当代共和党右翼人士。然而，他同父异母的哥哥迈克尔（Michael）不同意这一说法：他在婴儿时期被罗纳德•里根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珍妮•怀曼（Jane Wyman）收养，他在父亲的右翼观点影响下长大。他坚持认为已故总统始终与茶党运动（Tea Party movement）同在。

不论是事业选择，还是政治和宗教观点，小罗恩在各个方面都不顾父母反对，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情；但是，他尽最大的努力避免让自己的父亲感到尴尬。

一月惊喜

政治家们总是尝试将最成功的、最好的一面放在失败之上。你不会真的指望他们完成任何事情。同样，在重要的时刻——即让选民投出选票之前的一个月，他们自然希望将好消息告诉选民们。但彻底的新闻时代同样也是彻底的新闻管理时代，人们普遍担心的问题是，政治家们打算将他们的手伸向哪个方面伸到哪个程度。为了1980年的总统大选，卡特政府希望突然出现一个很好的“十月惊喜”（October Surprise），因此，他们通过与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做交易，意图使大使馆的美国人质及时得到安全释放——这一可能发生的事实一直备受争议。并且，人们普遍怀疑共和党工作人员为伊朗人提供了更高的报价：在里根于1981年宣布入职后的几分钟，这些人质就被释放了。这一理论尚未得到证实，但当伊朗门丑闻事件（Iran-Contra Scandal）于几年后爆发的时候，间接证据开始变得非常强大。

伊朗的人质及时得到释放让里根总统的任期有一个欢乐的开始仅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巧合吗？我们很难得知确切的答案，但许多评论家对此产生了怀疑。

最亲爱的“妈咪”

南希•里根（Nancy Ronald）和罗纳德•里根是一对非常著名的夫妇：总统亲昵地称他的妻子为“妈咪”。然而，他们的女儿帕蒂（Patti）后来曾抱怨，她作为一名母亲是冷淡而疏离的。跟小罗恩一样，帕蒂长大后成为了一名直言不讳的自由派人士——但是，与她的哥哥不同的是，她经常公开抨击她的父母。

南希坚定地忠于她的丈夫，虽然除了与家庭相关的问题之外，她还引起了明确的政治争议——比如毒品。她发起的“向毒品说不”（Just Say No）活动，凭借其“严肃”和坦率的特性受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关注；但自由派批评家称它过于简单化。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她都待在“幕后”，仍然有人推测她才是总统背后真正的力量。当然，她尽其所能帮助她的丈夫管理时间，保护他免受严密的工作所造成的伤害——尤其是经过1981年的非常接近成功的暗杀企图之后。当媒体披露她经常征询占星家并对总统的日程安排做出相应调整后，引起了美国人的兴趣。

里根政府给南非的危险而不加掩饰的种族主义白人政权提供了实际性支持，然而里根本人却浑然不知。

很可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奥利弗•诺思（Oliver North）的证词让他们长久地记住了这一事件。这名前水手承认了所有的非法交易，按照他的观点，这么做是为了反共产主义事业。

里根选择他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一名温和的中立派；而现在他将自己彻底改造成了右翼分子，他推动了商业规程、商业流产和商业税收。

芭芭拉•布什甘愿担任幕后角色：作为第一夫人，她扮演着家庭至上者的角色，但她将她的抱负寄托在了她的丈夫和儿子身上。

女家长与情妇

为了她的儿子，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早早就接受了她作为母亲的角色，并允许用它来定义自己——尤其是当她的女儿波林•罗宾逊•布什（Pauline Robinson Bush）（或“罗宾[Robin]”）在1953年死于白血病之后。芭芭拉的头发因为震惊而变成了灰白色——并且她拒绝染发，她认为那是某种背叛。从那时起，她比起以往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女家长的角色之中；甚至在白宫，她仍然首先是一名母亲，其次才是第一夫人。到那个时候，谣言已经泛滥；她的丈夫找到了另一个“办公室中的妻子”，那就是他的私人助理珍妮•弗杰拉德（Jennifer FitzGerald）——弗杰拉德与他一起搬到了中国，后来又与他一起到了中央情报局。她是否与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发生过性关系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华盛顿的流言对此从不表示怀疑。

正是希拉里本人在1999年将她的丈夫描述为“站在门廊上的看门狗”——该形象比她所表达的内容更能揭露某种事实。

文斯•福特是克林顿的几个在神秘事件中死亡的亲信和盟友之一：阴谋理论家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些悲剧之间的联系——但至今仍未成功。

掩盖白水门事件（Whitewater）？

比尔•克林顿的各种性丑闻为娱乐小报提供了大量谈资，但也惹怒了那些时事评论者——他们认为这样严重的渎职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后不久，有人揭露比尔和莫妮卡在白宫林肯卧室中发生性关系——该房间可供总统个人使用——这一历史性房间已经以520万美元的价格租给了竞选活动捐款人。有人问过——但从来没有有效地推行——希拉里在期货交易中获得的惊人成功：她投资的1000美元已为她带来了百倍的回报。在白水开发公司（Whitewater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一家克林顿夫妇参与投资的位于小石城的物业公司）倒闭之后，第一夫妇被传唤进行作证。因为她的律师身份，希拉里被指控帮助其进行非法交易。因此，她成为了第一个因欺诈接受调查的第一夫人。如果她在相关时间的大量记账记录没有丢失，加上检察官们在调查上的失败，就能够更加成功地证明她是无罪的。

白水门事件，一个不断发展并明显日益增长的丑闻，由于与之相关的不明原因的死亡，而成为了类似于“肯尼迪遇刺”的阴谋论。在1993年，白宫法律顾问文斯•福特（Vince Foster）被发现死于枪伤；有人质疑官方得出的自杀定论。白水公司创办人以及克林顿的朋友——吉姆•麦克杜格尔（Jim McDougal）由于医疗人员的失误，于1998年在监狱中死亡。商务部长罗恩•布朗（Ron Brown）以及资金筹集人C.维克托•雷赛二世（C. Victor Raiser Ⅱ）、赫瑟尔•弗莱德（Hershell Friday）分别在不同的、数千里之外的飞机坠毁事件中丧生。迄今为止，官方在针对这些死亡事件或其它所谓的相关死亡事件进行的调查中没有发现不恰当的信息，但与之相关的怀疑从未消失过。

虽然总统极力否认他与莱温斯基之间的任何“性关系”，且忠实的希拉里指责这是右翼分子的阴谋，但他最终被证实是在撒谎并蔑视法庭。

当詹娜•布什（Jenna Bush）在2001年4月因未成年持有酒精而被捕，她与得克萨斯州当局产生了冲突。仅在几个星期之后，她的孪生姐妹芭芭拉也因类似的指控而被逮捕。

有其父必有其女？

乔治•沃克的女儿芭芭拉（Barbara）和詹娜（Jenna）在2001年陷入困境——还未成年的她们承认自己使用假身份证获取酒精。就像她们的父亲那样，这两个女孩因寻欢作乐而成名。关于这对双胞胎吸食大麻的报道从未得到证实（该事件发生在2003年，与演员艾什顿•库切[Ashton Kutcher]一起）。不管是因为她们决定安定下来并开始表现得更好，还是因为她们学到了一定辨别力，在长大之后，她们都尽可能保证自己不出现在媒体报道之中。

本能够成为（并仍然可以成为？）总统的“杰布”•布什比他的哥哥做出了更明显的承诺：据说，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将他视作真正的继承人。

忠诚的弟弟

约翰•“杰布”•布什（John‘Jeb’Bush）似乎拥有他的哥哥所不拥有的一切：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得克萨斯州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拉丁美洲研究）学位。与一个墨西哥女孩结婚限制了他的“行动”——事实证明，对于一个弗罗里达政客而言，这是一个巧妙的行为——在自觉性和才华方面，他继承了他父亲的脚步。当他于1998年第二次尝试的时候，他成功地获得了弗罗里达州州长一职。

在2000年“偷来的”总统大选中，佛罗里达州是其中一个比较关键的州，尽管其中有多少不法行为是由杰布实施的还有待商榷。除涉嫌投票舞弊之外，据说他还成立了警察检查站来恐吓佛罗里达州各个城市的黑人选民（推定为民主主义者）。但这些说法没有得到证实——此外，杰布算得上是该州中唯一比较重要的共和党人。他对布什的竞选团队的支持是在预计之内的——毕竟，他也是布什家族的一员，总统候选人不仅是他的哥哥而且是他的共和党伙伴。

2006年，乔治•沃克•布什在塔哈拉西（Tallahassee）的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说，当他谈及杰布在逆境前所展现出的勇气时，他情绪崩溃并开始啜泣——他暗示杰布在1994年的佛罗里达州州长竞选中的失败是由不公正所导致的。“他没有因此而发牢骚，他从没有抱怨过……”乔治•沃克的对手迅速得出结论，与总统相比，杰布的性格更为含蓄，但说实话，证明这一结论的证据从未得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