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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的到来

当权的第三帝国

战时的第三帝国

版权信息

书名：第三帝国三部曲（理想国译丛 038-040）

作者：［英］理查德·J. 埃文斯（Richard J. Evans）

出版时间：2020-08-01

版权方：北京理想国时代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帝国的到来 /（英）理查德·J. 埃文斯著；赖丽薇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11（2020.6重印）

ISBN 978-7-5108-8676-8

Ⅰ．①第… Ⅱ．①理… ②赖… Ⅲ．①德意志第三帝国－研究 Ⅳ．①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93386号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by Richard J. Evans

Copyright © 2003, Richard J. Evan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7159

地图审图号：GS（2019）1526号

第三帝国的到来

作　　者　［英］理查德·J. 埃文斯 著；赖丽薇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965毫米×635毫米　16开

印　　张　45.5

字　　数　598千

版　　次　2020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6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8676-8

定　　价　145.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图片列表

地图与图表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历史遗产

第一节 德意志的独特性

第二节 宣扬仇恨

第三节 1914年的精神

第四节 陷入混乱

第二章 民主之殇

第一节 魏玛的弱点

第二节 大通胀

第三节 文化战争

第四节 适者与不适者

第三章 纳粹主义的兴起

第一节 波希米亚式革命者

第二节 啤酒馆暴动

第三节 卷土重来

第四节 使命感的来源

第四章 通往权力之路

第一节 大萧条

第二节 民主制度的危机

第三节 暴力的胜利

第四节 致命的决策

第五章 建立第三帝国

第一节 恐怖开始了

第二节 国会纵火案

第三节 民主政体被摧毁

第四节 德国的一体化进程

第六章 希特勒的文化革命

第一节 不和谐音符

第二节 艺术的净化

第三节 “打倒非日耳曼精神”

第四节 一场“摧毁旧秩序的革命”？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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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M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献给马修和尼古拉斯

图片列表

感谢图片的版权所有者，见括号中所列。

1. 汉堡的俾斯麦纪念塔（版权 © 乌尔施泰因报团图片库，柏林［Ullstein Bilderdienst，Berlin］）。

2. 寄自“法兰克福唯一一家不许犹太人入住的饭店”的反犹明信片。

3. 德军于1914年在比利时境内推进（版权 © 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Q 53446）。

4. 1918年8月在亚眠战役中被协约国俘获的德国战俘（版权 © 帝国战争博物馆，Q 9271）。

5. 因履行1919年《凡尔赛和约》而废弃的德国战斗机的骨架（版权 © 西蒙·泰勒［Simon Taylor］）。

6. 1919年1月“斯巴达克同盟暴动”期间柏林街头的一场战斗（版权 © 赫尔顿档案馆格蒂图片社［Hulton Getty］）。

7. 1919年5月镇压慕尼黑苏维埃期间，自由军团与他们将要处决的“赤卫队员”（版权 © 玛丽·埃文斯图片图书馆［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8. 德国漫画醒目地列出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区期间据说法国殖民军所犯罪行的数量（版权 ©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慕尼黑［Bavarian State Library，Munich］）。

9. 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么多千元面额的马克只值一美元！”（版权 © 贝特曼/科比斯图片社［Bettmann/Corbis］）。

10. 德国一份讽刺杂志的封面描绘出《凡尔赛和约》加诸德国的经济困境（版权 ©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慕尼黑）。

11. 奥托·迪克斯，《大都会》，1927—1928年（图片来自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Bridgeman Art Library］，版权 © DACS，2003）。

12. 1923年11月啤酒馆暴动时的纳粹冲锋队员（版权 © 赫尔顿档案馆格蒂图片社）。

13. 1929年希特勒与友人在慕尼黑的啤酒馆休闲（版权 ©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慕尼黑）。

14. 1926年，在纳粹党早期于魏玛举行的集会上，希特勒领导的一次街头游行（版权 © 南德出版社，慕尼黑［Süddeutscher Verlag，Munich］）。

15. 1930年一次露天集会上的冲锋队员（版权 © 赫尔顿档案馆格蒂图片社）。

16. 1932年选战期间汉堡一个共产党员聚居的贫民区（版权 © 西蒙·泰勒）。

17. 换上白衬衫的褐衫军在游行，可见布吕宁1930年12月颁布的制服禁令徒劳无功（版权 © 玛丽·埃文斯图片图书馆）。

18. 1930年一张和平主义海报提醒人们：投票给右翼政党，无异于投票支持发动战争。

19. 暴力的视觉形象：(a) 纳粹党1928年的竞选海报（版权 © 西蒙·泰勒）；(b) 共产党1932年的竞选海报（版权 © 克里斯特尔·格斯滕伯格/科比斯图片社［Christel Gerstenberg/Corbis］）；(c) 社会民主党1930年的海报（版权 © 西蒙·泰勒）；(d) 人民党1932年的海报（版权 © 西蒙·泰勒）。

20. 1930年9月的竞选海报（版权 © 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图片档案馆［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21. 1931年1月的社会民主党海报提醒人们警惕纳粹的暴力活动（版权 © 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图片档案馆）。

22. 1933年3月选战期间，纳粹党用扩音喇叭高喊“希特勒万岁！”（版权 © 赫尔顿档案馆格蒂图片社）。

23. 1933年1月被任命为总理后不久，希特勒接见商界领袖（版权 © AKG，伦敦）。

24. 1933年春被冲锋队逮捕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等待着他们的命运（版权 © 乌尔施泰因报团图片库，柏林）。

25. 到达奥拉宁堡集中营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登记（版权 © AKG，伦敦）。

26. 纳粹党1933年5月14日的宣传漫画，把集中营树立为正面形象。

27. 漫画：“德国的雕塑家”塑造出一个崭新的、即将主宰世界的德国巨人（版权 ©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慕尼黑）。

28. 纳粹党的讽刺刊物《荨麻》把德国顶尖作家和知识分子的逃离描绘成德意志民族的胜利。

29. 纳粹学生于1933年5月10日在柏林大学外焚烧犹太人和左翼人士的著作（版权 © AKG，伦敦）。

30. 1933年4月1日抵制行动期间，冲锋队员在一家犹太商店的橱窗上贴标签（版权 © 赫尔顿档案馆–德国档案/科比斯图片社［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

31. 一张1933年的纳粹明信片，画面上连成一排的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到俾斯麦再到希特勒。

出版方已尽最大努力搜集图片版权持有者信息，但并非所有信息都能查到。如有疏漏，请与出版方联系，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进行更正。

地图与图表目录

1. 德国的统一，1864—1871年

2.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扩张

3. 凡尔赛和约

4. 魏玛共和国

5. 新教与天主教徒的分布

6. 哈布斯堡帝国版图内的民族，1910年

7. 纳粹党在1924年第二次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8. 纳粹党在1928年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9. 1932年的失业率

10. 共产党在1930年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11. 纳粹党在1930年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12. 1932年总统选举，第一轮

13. 1932年总统选举，第二轮

14. 纳粹党在1932年7月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15. 纳粹党在1932年11月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16. 地区选举得票率，1931—1933年

17. 纳粹党在1933年3月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18. 1933年的德国大学

图表1　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的成绩，1924—1933年

序言

一

本书是第三帝国史三部曲的第一卷。它从19世纪的俾斯麦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处在战后苦涩年代的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着手，追溯了第三帝国的起源；继而讲述了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期间，纳粹党徒通过赢得选举并结合大规模政治暴力手段上台掌权的过程。本卷的核心主题是，纳粹党徒是如何在很短时间内在德国建立起一党独裁统治的，而且似乎没有受到德国民众实质上的抵抗。第二卷讲述第三帝国在1933—1939年的发展，分析其各个核心机构，描述其运作方式及其治下民众的生活状况，讲述它为恢复德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而对国民进行的战争动员。最后一卷的主题是战争始末，讲述了第三帝国的军事征服政策、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动员与镇压政策，以及种族灭绝政策的迅速极端化，一直写到它最终在1945年全面崩溃与覆灭。结尾一章将剖析第三帝国在其短短12年的历史中所造成的后果及其遗留给现在与未来的问题。

这三部曲主要是为那些对第三帝国一无所知，或者略知一二并想要了解更多的人而写的。我希望专家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但这套书的主要目标读者并不是他们。近年来，第三帝国的遗留问题在媒体上被广泛讨论，一如既往地吸引着普遍的关注，归还与赔偿、罪责与道歉已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虽然随处可见第三帝国的影像，以及提醒我们注意纳粹德国在1933—1945年间影响的博物馆和纪念碑，但这一切的产生背景在第三帝国史的相关撰述中尚付阙如，那恰恰是这三部曲旨在提供的内容。

任何要开始这样一项工程的人必定首先自问：是否真的有必要另写一部纳粹德国史。我们确实已经写尽了吗？确实已经书写到几乎无可增补的程度了吗？毋庸置疑，极少有哪个历史课题曾受到过如此密集的研究。由勤勉的迈克尔·鲁克（Michael Ruck）出版的关于纳粹主义的标准参考文献，在2000年最新版中列出了37,000多个条目；而1995年第一版中所列的条目仅有25,000个。标题数量的惊人增长，雄辩地证明了有关此一课题的出版物持续涌现、从未断绝。[1]没有哪位历史学家有望通晓如此之多的文献，哪怕只是其中的主要部分。确实，有些研究者面对如此卷帙浩繁、几乎不可能整合在一起的参考资料，就已经望而却步，绝望地放弃努力了。结果就是，书写第三帝国全史的作品实际上出乎意料地少之又少。近年来确实出版了一些精彩的概括式简史，尤其是诺伯特·弗赖（Norbert Frei）和卢多尔夫·赫布斯特（Ludolf Herbst）的著作[2]；出版了一些有启发性的分析性史论，特别是德特勒夫·波伊克特（Detlev Peukert）所著的《纳粹德国内幕》（Inside Nazi Germany）[3]；也出版过一些实用的文件汇编，其中由杰里米·诺克斯（Jeremy Noakes）编选并详细评注的4卷英文版文选相当出色。[4]

然而，为普通读者撰写的有关纳粹德国史的全景式鸿篇巨制屈指可数。其中首推的，也是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作品，是威廉·L. 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出版于1960年。自问世以来，夏伊勒的著作在40年间[†]可能已售出数百万册，或者更多；它从未断版，对于许多需要一部通俗易懂的纳粹德国全史的人来说，它一直是首选读物。该书的成功自有充分的理由：夏伊勒是位美国记者，在1941年12月美国参战之前，一直从纳粹德国发回报道。凭借记者所特有的观察力，他擅长捕捉生动的细节和富有启示性的事件。该书充满人情味，引用了许多绝妙的戏剧对白，而且文笔尽显一位老练的记者从前线发回新闻报道时所展露的那种才华与风格。但它受到了历史专业人士的一致抨击。流亡的德国学者克劳斯·爱泼斯坦（Klaus Epstein）道出了许多人的看法，他指出，夏伊勒作品所呈现的德国历史，是一种“粗糙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叙述，似乎在说纳粹攫取政权完全是历史的必然。其报道存在“明显的缺陷”，过分侧重高层政治、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即使在1960年，它也“根本无法与当今学界对纳粹时期的研究相提并论”。近半个世纪之后，这一评语比爱泼斯坦当时更加令人信服。因此，尽管优点很多，但夏伊勒所呈现的纳粹德国史无法真正满足21世纪初读者的需要。[5]

德国政治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Karl Dietrich Bracher）的研究与夏伊勒的作品截然不同，他在1969年出版的《德国的独裁政府》（The German Dictatorship）中，总结了自己对魏玛共和国倒台以及纳粹攫取政权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他的研究至今依然具有价值，其中最精彩之处是纳粹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及其与德国历史的关系，这恰恰是夏伊勒作品最薄弱的地方。布拉赫尔用将近半部书的篇幅论述这些专题，其余部分则略论了第三帝国的政治结构、外交政策、经济与社会、文化与艺术、战时政权以及纳粹体制的崩溃。尽管存在这种不平衡，但其论述既精辟又权威，至今仍是一部经典作品。布拉赫尔著述的突出优点，在于其分析的清晰，以及他对书中所涵盖的一切内容寻根究底式的说明、叙述和阐释。它是一部可以一读再读、常读常新的作品。不过，该书不仅在论述专题时用力不均，而且行文方式显然是学术性的，往往令人难以卒读。在过去的35年间，它已不可避免地被许多领域的研究所超越。[6]

关于纳粹德国的著述，如果说夏伊勒呈现了通俗的一面、布拉赫尔呈现了学术的一面，那么最近，有位作者则成功地弥合了二者之间的鸿沟。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两卷本《希特勒》（Hitler）成功地将希特勒的人生嵌入德国现代史，展示了他的个人兴衰与宏观的历史因素有着怎样的关联。但克肖所著《希特勒》并非一部纳粹德国史。实际上，随着希特勒本人在战争期间日渐孤立，该书的关注范围也不可避免地随着叙述的推进而渐趋狭窄。它着重探讨了希特勒最为关注的领域，即外交政策、战争和种族事务，而显然无法采用普通人的视角，或大量着墨于希特勒并不直接关注的诸多领域。[7]因此，我写作这三部曲的主要目的，一是涵盖第三帝国史所涉及的范围广阔的主要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外交和军事事务，还包括社会、经济、种族政策、警察与司法、文学、文化与艺术，这样的广度是以往著述出于各种原因而缺失的；二是将这些方面整合起来，展示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克肖所著传记的成功，表明对纳粹德国的研究是一项不分国界的事业。最新出版的关于此专题的全景式大部头，也是由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撰写的——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的《第三帝国史新编》（The Third Reich: A New History）。该书以其他著作不曾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使读者从一开始就清楚地认识到纳粹政权的暴力本质。伯利的抱怨没错：学院派作者描绘的纳粹党徒形象，往往显得苍白、近乎抽象，似乎有关纳粹党徒的理论和辩论比他们本身更加重要。他的著作极大地修正了这种平衡。伯利的主要目的是从道德的角度书写一部第三帝国史。《第三帝国史新编》侧重于大屠杀、抵抗与合作、政治暴力与政治胁迫、罪恶与暴行，从而有力地重申了一个近年常常被淡化的观点：纳粹德国属于极权独裁政体。然而该书没有详细探讨近年来人们一直在研究的有关纳粹德国的专题——外交政策、军事战略、经济状况、社会变迁、文化与艺术、宣传、妇女与家庭等等。而且，由于优先考虑的是价值判断，因此该书在解释和分析时往往失之草率。例如，将纳粹意识形态斥为“歪理”、“自负的谬论”等等，以此强调德国人的道德堕落——抛弃了对于道义的思考。但是人们有理由采用与伯利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像布拉赫尔那样，认真地对待纳粹的思想观点，无论它们在现代读者看来多么令人厌恶或感到荒谬，并对那么多德国民众如何以及为何相信它们做出解释。[8]

本书尽量博采如上述作品等以往著述之所长。像夏伊勒的作品一样，本书首先是叙述式的，旨在按时间顺序讲述第三帝国的历史，并展示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叙述史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有好多年不再流行，因为各地的历史学家普遍侧重于使用社会科学领域的分析方法。但是近年出版的各种大部头叙述史著作表明，史家能够做到用叙述体书写历史，同时又不牺牲分析的严谨或解释的力度。[9]与夏伊勒一样，本书也试图展现那些生活在书中所述岁月里的个人。纳粹党对德国历史的歪曲、个人崇拜，以及第三帝国历史书写者对领袖的尊崇，导致二战后的德国史学家走向另一面，在修史时完全不述及个体人物的性格。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现代社会史研究的影响下，史学家最感兴趣的是宏观的结构与进程[10]，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作品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纳粹德国的认识。然而在追求知性解读的过程中，有血有肉的个人几乎从史家视野中消失了。因此本书的写作目的之一，就是将个人放回到历史图景中去。我在书中自始至终尽量引述当时人物的文字和言论，并将宏观叙述和分析性梳理与卷入历史事件中的真实男女的故事并置呈现，涉及的人物上自政府高层，下至普通公民。[11]

没有什么比个体经历的叙述更能使今人深切地体会到，时人不得不做出的抉择是多么复杂，其面临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常常令人迷惘。时人判断事情，不像今人有后见之明的优势：他们无法在1930年知道1933年将发生什么，无法在1933年知道1939年或1942年或1945年将发生什么。如果能有先见之明，时人无疑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历史写作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想象自己置身昔日世界，怀着时人在面对未来（对历史学家来说那已成为过去）何去何从时的全部疑虑与彷徨。今人回顾历史时觉得似乎不可避免的发展进程，在当时则绝非如此。我在本书中一再提醒读者，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历史的许多节点，事态的发展本可以轻易地走到截然不同的方向。马克思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那些条件不仅包括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还包括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行动依据的基本假定，以及影响其行为的原则与信念。[12]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当今读者还原上述所有条件，并且，借用另一句关于历史的名言，提醒读者：“往昔犹如异乡，那里的人们做事都和今天不一样。”[13]

基于以下原因，我认为历史著作如果津津乐道于道德判断是不恰当的。其一，那样做罔顾历史情境；其二，那样做失之傲慢自负。我无法知道如果自己生活在第三帝国治下会如何行事，因为，如果生活在当时，我也许是一个不同于今日之我的人。自1990年代初以来，道德、宗教和法律领域的概念与方法，不断被用于有关纳粹德国以及越来越多其他专题的历史研究。做出评判有时是恰当的，比如判断某些个人或群体是否应该因其在纳粹治下所遭受的苦难而获得赔偿，或者相反，判断是否应该强制某些个人或群体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为他们施加给他人的苦难做出赔偿。在这种情况下，评判不仅正当，而且重要。然而评判并不属于历史著作的范畴。[14]正如伊恩·克肖所说：“对于一个局外人，一个未曾亲历纳粹统治的外国人来说，批评亲历者、指望他们秉持在当时环境下几乎难以达到的行为准则，未免过于轻率。”[15]反思那个已经远去的年代时，克肖所说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当今的绝大多数德国人。因此，我尽量避免使用那些背负着道德、宗教或者伦理包袱的语言。本书旨在理解那段历史，评判则留给读者。

搞清楚纳粹是如何以及为何上台的，在今天与在过去一样重要，或许随着记忆的消退，甚至更为重要。我们需要探究纳粹党徒的心理；需要揭示纳粹的反对者为何未能阻止他们；需要明白纳粹所建立的独裁政权的本质和运作方式；需要了解第三帝国将欧洲和世界拖入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的过程，那场战争以帝国自身灾难性的覆灭而告终。20世纪上半叶还发生了其他几场浩劫，然而没有哪场浩劫具有像纳粹统治这样深远或持久的影响力。从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被奉为其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到发动一场残酷的毁灭性征服战争，第三帝国在现代世界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是其他政权未曾做到的——或许我们该为此感到庆幸。德国这样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如何在不到一个世代里将欧洲引入道德、物质和文化的废墟与绝望之中，这段历史对世人来说蕴含着发人深省的教训；重申一下，这些教训有待读者从本书中汲取，而不是由作者直接提供。

二

从第三帝国登场伊始，各类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就致力于解释这是如何发生的。持不同政见的流亡知识分子，比如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恩斯特·弗伦克尔（Ernst Fraenkel）[§]和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了对纳粹党和第三帝国的分析，这些文本至今仍值得一读，它们在指引研究方向上有着持久的影响力。[16]然而在事后，第一次真正试图把第三帝国置于其历史语境中思考的，是当时杰出的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于二战刚结束时的著述。迈内克将第三帝国的兴起主要归咎于德国自19世纪末以降对世界霸权的日益痴迷，这种痴迷始于俾斯麦，并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益加深。他认为，军国主义精神弥漫德国，使军队对政治局势拥有了遗患无穷的决定性影响力。德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工业实力，但这一成就是以牺牲更广的德育和文化教育、过分注重狭隘的技术教育为代价的。“我们当时在希特勒的工作中寻找‘积极因素’，”中上层阶级智识精英迈内克如是写道，然后又老老实实地加上一句，人们找到了他们认为满足时代需要的东西。但结果证明那完全是错觉。长寿的一生足以使他在回首过去时，想起1871年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统一，以及统一后至第三帝国覆灭之间所发生的一切。迈内克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德意志民族国家自1871年成立之时起就存在某种缺陷。

出版于1946年的迈内克回忆录[**]具有重要价值，既在于他勇敢地反思了一生的政治信仰与抱负，也在于其反思的局限性。第三帝国期间，这位年迈的历史学家一直待在德国，然而不同于其他许多历史学家，他从未加入纳粹党，也不曾为它写作或工作过。但他还是受到了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自由民族主义视角的局限。这场浩劫在他看来，正如其1946年回忆录的书名所称，是德国的浩劫，而不是犹太民族的浩劫、欧洲的浩劫或者世界的浩劫。同时，像德国历史学家长期所做的那样，他认为引起浩劫的主因在于外交和国际关系，而不在于社会、文化或经济因素。在迈内克看来，问题实质上不在于他一带而过的纳粹统治下笼罩德国的“种族狂热”，而在于第三帝国马基雅维利式（Machiavelli）的强权政治，及其所发动的谋求世界霸权的战争，这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17]

尽管存在种种不足，但迈内克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关键问题，如他所料，这些问题此后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像德国这样一个先进的、极有教养的民族，怎么会如此迅速、如此轻易地屈从于国家社会主义的野蛮力量？纳粹攫取政权过程中所受到的认真抵制为何如此之少？一个无足轻重的极右翼政党怎会如此戏剧性地突然上台掌权？为什么如此多的德国人没能意识到无视纳粹运动的暴力、种族主义和杀戮天性，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18]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国籍的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呈现出极大的差异。[19]20世纪上半叶，欧洲多个国家都建立了残暴的独裁体制，德国的纳粹政府只是其中之一，这种趋势蔓延甚广，以致一位历史学家将当时的欧洲称为“黑暗大陆”。[20]这种现象转而引出了新的问题：纳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植根于德国历史？另一方面，纳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广义的欧洲发展的产物？就其起源与统治的核心特征而言，纳粹与当时欧洲的其他独裁政权有多大程度的共性？

上述比较思考显示，认为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社会相比，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的社会似乎不那么容易坠入暴力与毁灭的深渊，这样的假设是有问题的。德国孕育了贝多芬，俄国孕育了托尔斯泰，意大利孕育了威尔第，西班牙孕育了塞万提斯，而这几个国家在20世纪都经历了残暴的独裁统治，两者之间毫无关联。拥有数世纪高度文明的社会坠入政治野蛮主义，并不比文化成就乏善可陈的社会的堕落更令人费解；文化与政治根本不是以如此简单和直接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如果说第三帝国的经验使我们得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对伟大的音乐、伟大的艺术和伟大的文学之热爱，并没有赋予人们任何道德的或政治的免疫力，从而拒绝暴力和暴行、免于听命独裁统治。实际上，1930年代以来的许多左翼评论家认为，德国文化和社会的先进性本身就是纳粹主义胜利的主要原因。德国经济是欧洲最强劲的，德国社会是发展最完善的；在德国，资本主义企业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组织化程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意味着资本家与他们的剥削对象之间的阶级矛盾不断加剧，直至濒临崩溃的边缘。不顾一切地渴望维系其权力和利益的大企业主及其依附者，利用他们的全部影响力以及任其支配的全部宣传工具，创造出一种专门服务于其利益的群众运动——纳粹党，然后操纵它攫取权力，并在纳粹掌权之后，靠它谋取利益。[21]

这种观点在1920年代至1980年代被各派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相当精妙的阐述，不应仅被当作宣传而草率否定。在1945年至1990年冷战期间，分裂欧洲的“铁幕”两边都有数量可观的学术著作受到这种观点的启发。然而，作为一种宽泛的概括性解释，它也受到了不少质疑。它几乎忽略了纳粹主义的种族理论，全然没有解释纳粹党徒为什么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现实中对犹太人倾注了如此恶毒的仇恨。鉴于第三帝国投入了可观的人力物力来迫害和消灭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包括许多无疑属于中产阶级的人，他们富有创造力、生活优裕，而且其中为数不少的人本身就是资本家，因此很难理解纳粹主义的现象怎能归结为针对无产者的阶级斗争，或者归结为企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恰恰是许许多多德国犹太人尽力维护的。而且，如果说纳粹主义是随着帝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来临而不可避免的结果，那么如何解释纳粹仅仅出现在德国，而没有出现于其他同等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比如英国、比利时或美国？[22]

这个问题正是许多非德国人在二战期间所提出的，也是至少一部分德国人在战争结束后立刻问自己的。尤其是在那些已于1914—1918年经历过一次对德战争的国家中，许多评论家认为，纳粹主义的崛起与得势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德国历史不可避免的产物。持此观点的作者来自不同的背景，包括美国记者威廉·L. 夏伊勒、英国历史学家A.J.P. 泰勒（A. J. P. Taylor）和法国学者埃德蒙·韦尔梅伊（Edmond Vermeil），他们认为，德国人一直排斥民主制度和人权，臣服于强人领袖，拒绝接受“积极公民”（active citizen）这一理念，沉迷于模糊但危险的世界霸权之梦。[23]奇怪的是，这附和了纳粹版本的德国历史，即认为德国人也一直将上述基本特征作为自己的种族天性加以固守，却因受到外来影响——比如法国大革命——而偏离了它们。[24]然而正如许多批评家所指出的，这种简单化的观点立刻引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德国人在1933年之前未曾屈从于纳粹式的独裁统治。该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德国历史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自由和民主传统，这些传统在政治动荡中得到表达，比如1848年革命，当时德国境内的专制政权全部被推翻。而且该观点增加——而非减轻——了解释“纳粹如何上台与为何上台”的难度，因为它忽略了甚至在1933年也曾普遍存在于德国的反纳粹声音，从而妨碍了我们提出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那种反对声音为什么被压制住了？如果认识不到德国内部这种反纳粹力量的存在，纳粹主义从崛起到称霸的戏剧性故事也就毫无戏剧性可言，而仅仅是不可避免之事的实现。

历史学家总是很容易从1933年这个制高点来回顾德国历史，将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几乎任何事情都解读为纳粹主义崛起与得势的夙因。这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曲解，有些历史学家从德国思想家——比如18世纪末的民族主义鼓吹者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或者16世纪基督教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言论中断章取义，用以阐释他们的论点，即蔑视其他民族、盲从本国权威深植于德意志民族性当中。[25]然而，更加仔细地阅读上述那些思想家的著作就会发现，赫尔德宣扬以宽容的态度和同理心对待其他民族，路德的著名主张则是坚守个人良知，捍卫反抗精神权威和知识权威的权利。[26]而且，尽管思想确实自有其力量，但不管如何迂回，那力量总是受到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制约，这一点往往被那些笼统地谈论“德意志性格”或“德意志心灵”的历史学家所遗忘。[27]

另一种思潮所强调的，不是意识形态和信仰在德国历史中的重要性，而是它们的无足轻重，持此论者与上文提到的那些历史学家有时竟是同一批人。德国人有时候被说成对政治缺乏真正的兴趣、从未适应平等交换意见的民主式政治辩论；然而在所有被用来解释1933年第三帝国登场的关于德国历史的错误观念中，没有比“不关心政治的德国人”更缺乏说服力的了。这个概念多半出自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创作[‡‡]，德国中产阶级智识人士后来将它当作遁词，即接受自己“不曾反对纳粹主义”这个不那么严重的罪名的批评，以免遭“支持纳粹主义”的谴责。许多来自不同背景的历史学家断言，德国中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即从政治活动中退出，转而在赚钱生财或者文学、文化与艺术中寻求慰藉。他们还断言，德国智识人士把效率与成功看得比道义与意识形态更重要。[28]然而如我们在本书后面将会看到的，有大量证据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无论1920年代德国的问题出在哪里，都一定不是缺乏政治责任感和政治信仰，情形甚至刚好相反。

毫不奇怪的是，德国历史学家极其反感对德国人的性格做如此笼统而不怀好意的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通过指出纳粹意识形态的欧洲根源，尽其所能地引开批评的矛头。他们让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希特勒本人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他们引证纳粹与当时欧洲其他独裁政府的相似之处，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到斯大林的苏俄。无疑，他们认为，鉴于欧洲民主政治在1917—1933年间的全面崩溃，纳粹的上台不应被视为悠久而独特的德国历史发展的高潮，而应该被视为德国的既有秩序像其他国家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冲击下崩溃。[29]这种观点认为，工业社会的兴起，第一次将大众推上了政治的舞台；战争摧毁了整个欧洲的社会等级、价值观以及经济稳定；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德意志帝国的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 monarchy）、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 dynasty）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全部垮台，继之而起的各个新的民主国家很快沦为不择手段的煽动蛊惑的牺牲品，煽动家们诱骗民众投票同意自己的奴隶地位。20世纪变成了极权主义的时代，高潮是希特勒和斯大林试图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其统治的基础一方面是实行全面的警察控制和恐怖政策，并残酷镇压和杀戮数百万真正的或凭空臆断的反对者，另一方面以巧妙的宣传手法不断动员群众、激发群众的热情。[30]

不难看出，这些论据符合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中的西方拥护者的利益，他们或含蓄或明确地将斯大林的苏联与希特勒的德国等同起来，认为二者都是同一种现象的变体，近年来又有人重提此观点。[31]将这两个政权进行类比当然并无不妥。[32]极权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初。它被墨索里尼作为一个褒义词加以利用，墨索里尼与斯大林和希特勒一道，宣称要控制整个社会，包括对人性进行有效的改造，塑造出“新”型人类。然而，无论这几个不同的政权之间有什么共性，促成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兴起、盛行以及最终掌权的两种力量之间的差异依然极其明显，以至于很难用极权主义概念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因此，极权主义更适合被用来描述而不是解释，也许它更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的独裁政权在上台后是如何运作的，而不是解释独裁政权是如何上台的。

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俄国与德国之间具有某些相似性。两国的政体都是君主专制，以强大的官僚机构和强悍的军事精英为后盾，都面临着工业化所带来的急剧的社会变化。两种政治制度都被由一战挫败引发的深刻危机所摧毁，取代它们的都是短命且矛盾重重的民主政体，这些矛盾不久又被独裁体制的出现所解决。但二者也存在许多关键性差异，其中的主要差异是，布尔什维克在自由选举中完全没有赢得基本的民意支持，而自由选举则为纳粹的上台提供了重要基础。俄罗斯是个落后国家，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缺乏公民社会的基本功能和代议制政治传统。它与德国这个发达的、人民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工业国家截然不同，德国拥有长期孕育的代议制政治传统、法治传统以及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公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全欧洲的旧秩序，这是确切无疑的；然而各国的旧秩序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被摧毁的方式以及产生的后果也各不相同。如果我们想寻找一个在发展进程方面与德国具有可比性的国家，那么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与德国一样在19世纪刚刚实现统一的欧洲国家意大利，远比俄国更加适合作为参照系。

从德国历史中为纳粹主义的起源与崛起寻找一种解释，无疑存在着这样的风险，即可能将整个过程视为不可避免的。然而，几乎在每一个转折点，事情都有可能发展到另一个方向。纳粹主义的胜利，直到1933年最初的几个月，都还远远不是必然的结果；但那也绝非历史的偶然。[33]有人认为，纳粹的上台在本质上属于欧洲发展格局的一部分，持此观点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他们甚少注意到这一事实，即纳粹主义虽然远不是德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然而它的成功确实得益于特别符合德国人天性的政治传统、意识形态传统以及发展方式。这些传统也许追溯不到马丁·路德那么远，但肯定可以溯源到德国历史在19世纪的发展方式，尤其可以溯源到1871年俾斯麦领导德国实现统一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时间点切入是合理的，正如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在其1946年回忆录中所做的那样，寻找理由来解释纳粹为什么在德国统一60多年后得以上台，给德国、欧洲以及世界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而在大多数德国人那里遇到的反对却如此之少。我们将从本书以及后面的两卷中看到，对这些问题有着许多不同的回答，涵盖了从1930年代初压垮德国的那场危机[§§]的本质，到纳粹攫取权力之后建立并巩固其统治的方式，在所有这些答案中斟酌取舍绝非易事。然而德国的历史包袱不可否认地在纳粹的上台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因此，本书必须从德国历史说起。

三

21世纪初是启动这个写作项目的绝佳时机。自1945年以来，关于第三帝国的历史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即二战结束至1960年代中期，史学界高度专注于回答我在本卷中主要探讨的问题。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等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出版了关于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和纳粹攫取权力的几部重要著作。[34]第二阶段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盟军缴获并保管的海量文件被归还给德国档案馆，借助这些文件，研究焦点转向1933—1939年间的历史（我所著三部曲第二卷的主题）。特别地，马丁·布罗萨特（Martin Broszat）和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第三帝国内部结构的开创性研究成果，反驳了流行观点所认为的，纳粹政权是决策由最高层——希特勒——做出，然后自上而下逐级执行的独裁体制；并且剖析了各个相互竞争的权力中心的复杂性，他们认为，各中心之间的相互较量，驱使纳粹政权逐步采取越来越激进的政策。他们的作品又得到大量新研究成果的补充，这些新成果探究了纳粹治下的日常生活，尤其侧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几年。[35]从1990年代开始，研究进入第三阶段，尤其侧重于1939—1945年间的历史（三部曲第三卷的主题）。人们在苏联集团的档案中发现了新的史料，公众也越来越关注纳粹对犹太人，以及对从同性恋者到“离群索居者”，从奴隶劳工到残疾人等其他群体的迫害与灭绝，这一切促成了大量重要研究成果的出现。[36]因此，撰写一部综合作品的时机已经成熟，本书将整合上述三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并充分利用最近可资参考的大量新材料——从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和维克托·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的日记，到德国内阁会议的记录和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预约簿。

对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任务即使算不上轻率甚至莽撞，也可谓大胆，对于一位非德裔的历史学家来说更是如此；但我对本书中所探讨的历史问题已经思考了很多年。我对德国历史最早的兴趣，是弗里茨·菲舍尔（Fritz Fischer）真正唤起的，他在牛津大学的客座讲座使当时在那里读本科的我有如醍醐灌顶。后来在汉堡（Hamburg）做博士研究期间，我对菲舍尔及其团队所掀起的学术热潮略有与闻，菲舍尔提出的德国现代史的连续性问题，在追随他的年轻一代德国历史学者中激起了真正的骚动，甚至革命。在当时，即1970年代初，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从魏玛共和国和威廉帝国着手，追溯第三帝国的起源；只是到了后来，我才开始写作在现代的德国史研究者中间引起激烈论战的纳粹德国相关问题，并自己做些1933—1945年间的档案研究，为关于德国现代史中死刑问题的更大研究项目的部分内容做准备。[37]那些年里，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众多德国朋友和同事的各种帮助，特别是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和沃尔夫冈·莫姆森（Wolfgang Mommsen）、福尔克尔·乌尔里希（Volker Ullrich）和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在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和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等机构的慷慨资助下，我多次、往往是长时间地驻留德国，我希望这些留德经历令我学有进境，使我对德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比我在1970年代初刚起步时更加透彻。对于想要研究其问题重重且令人不安的历史的外国人，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比德国更加慷慨或开放。英国的德国史专家共同体也自始至终支持着我；早年在牛津大学期间，蒂姆·梅森（Tim Mason）对我来说是个独特的灵感来源，安东尼·尼科尔斯（Anthony Nicholls）则老练地指导着我的研究工作。当然，这一切终究无法弥补我并非德裔的事实，但是身为外国人而难免存在的距离感，也许还能赋予我某种超然的视角，或者至少赋予我一种不同的视角，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个明显的劣势。

在2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我书写过关于第三帝国的起源和影响，编纂过第三帝国的史料，从档案中研究过第三帝国的部分历史，为本科生讲授过一门徐缓渐进的、基于文献的第三帝国史课程，但是直到1990年代，我才被驱动着全身心地投入第三帝国史的研究。为此我将永远感谢安东尼·朱利叶斯（Anthony Julius）邀请我在“戴维·欧文（David Irving）诉德博拉·利普施塔德（Deborah Lipstadt）及其出版商”的诽谤案中担任专家证人，也将永远感谢整个辩护团队，特别是首席法律顾问理查德·兰普顿皇家大律师（Richard Rampton QC），以及我的研究助手尼克·瓦克斯曼（Nik Wachsmann）和托马斯·斯凯尔顿—鲁宾逊（Thomas Skelton-Robinson），他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对诉讼期间浮出水面的第三帝国史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富有成果的讨论。[38]该案的重要性最后超出了我们每个人的预料，我为能参与其中感到荣幸。此外，为此案工作时我们还惊讶地发现，我们所处理的问题在许多方面都欠缺文献资料。[39]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发现是，尽管已有许多优秀作品以较小的框架分析了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但在第三帝国全史中，关于这些的更大历史背景尚无真正全面而详细的著述。不久之后，我应邀参加英国政府设立的掠夺品咨询委员会（Spoliation Advisory Panel），筹备有关1933—1945年间被非法与原主分离的文物的索还事务，在此期间，我越发强烈地感到纳粹德国的相关知识是如此支离破碎。在这个领域，与在诽谤案所涉及的领域一样，回答专业问题同样往往需要依赖更广阔背景下的历史知识，但我却找不到可以在此方面指导委员会其他成员的纳粹德国通史。同时，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境中，直面法律和道德这两个纳粹经验的重要维度，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我们需要一部不以道德判断或法律判断为参照系的第三帝国史。

以上就是我撰写本书的部分原因，它们也许有助于解释本书的某些显著特征。首先，在这种以大众为目标读者的历史书中，重要的是避免使用专业术语。本书是为英语读者而写的，因此我已将几乎每一处德文术语译为对等的英语词汇。保留德文是一种故弄玄虚，甚至浪漫化的做法，应予避免。只有三个词例外。第一个是“Reich”（帝国），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解释的，这个德文单词所引发的不可翻译的独特联想，远远超出了它所对应的英语单词“empire”。还有与之相关的德文称谓“Reichstag”，指的是帝国国会。这个词想必是每位说英语的读者所熟悉的，不用它反倒显得做作——比如提到“第三帝国”时不称“Third Reich”，而称为“Third Empire”；或者提到“国会纵火案”时不称“Reichstag fire”，而称为“Parliament fire”。提到皇帝时，保留了德文“Kaiser”，因为此词也承载着具体而深刻的历史记忆，所以没有使用不够精准的英文对应词“Emperor”。其他一些与第三帝国有关的德文单词或术语也已在英语中通用，但在使用过程中渐渐脱离了原意，例如德文“Gauleiter”，专指“大区长官”，因此为了赋予它更加确切的含义，我在本书英文版中全部译为“Regional Leader”。同理，书中没有称希特勒为“Führer”，而是使用了这个德文称谓的对等英文单词“Leader”。而且，虽然人人熟知希特勒写过一本名为《我的奋斗》的书，但是除非看得懂德文，否则极少有人知道“Mein Kampf”的意思是“My Struggle”（我的奋斗）。

翻译的目的之一，是让说英语的读者明白这些词语的实际含义。它们不仅仅是称谓或者词语，还承载着意识形态的重负。有些德文词汇并无确切的对等英文，因此我在翻译时的选词也随语境而变，把“national”译为“民族的”或者“民族主义的”（它兼具这两种意味），把同样多义的术语“Volk”根据上下文译作“人民”或者“种族”。翻译的内容并非全部出自我手，凡是采用现有英语版本之处，我均已对照原文校对过，并在有些地方做了相应的修改。懂德文的专业人士读到这些译文也许会感到恼火，我建议他们去读与本书英文版同步发行的德文版 Das Dritte Reich, I: Aufstieg，由德意志出版社（Deutsche Verlags-Anstalt）出版。

其次，本书尽最大可能限制尾注的篇幅，这同样是因为我始终不忘它并非写给专业人士的学术专著。尾注的主要目的是便于读者查阅正文中的内容，而无意为本书所探讨的问题提供全部的参考书目，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也无意包罗对于详尽的派生题目之探讨。但是，我尽量为感兴趣的读者列出相关的延伸阅读资料，使其可以就某一题目进行比本书更加深入的探究。对于已有英文译本的德语书，我在本书中尽量优先引用英文版，而不是德文原版。为限定尾注的篇幅，我只提供了锁定资料来源的必要信息——作者、标题与副标题、出版地与出版日期。现代出版是一项全球业务，各大出版社均在不同国家设有发行机构，因此尾注中仅标明首要出版地。

正如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很久以前在其经典论著《第三帝国的语言》（Lingua tertii Imperii）中所指出的，书写纳粹德国的最大难题之一，来自纳粹用语对当时语言的渗透。[40]有些历史学家为了拉开自己与之的距离，将所有纳粹用语打上引号，或者加上表示贬义的修饰语，就像这样：“第三帝国”，甚或“所谓的‘第三帝国’”。然而，在一部本书这样的作品中采用这两种处理方式的任何一种，都会严重损害阅读的流畅性。有句话虽然不是非说不可，但在此处加个按语也无妨：本书中所采用的纳粹语言，仅仅表示它在当时的用法，而不应被理解为认同——更不用说是赞同——文中的纳粹用语是正当的表达方式。在提到“纳粹党”（Nazi Party）的地方，我使用首字母大写的“Party”，而提到其他政党时则不大写。同理，大写的“Church”（教会）表示基督徒的正式组织，而小写的“church”（教堂）则表示建筑物；“Fascism”表示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法西斯运动，而“fascism”则泛指作为政治现象的法西斯主义。

如果这种处理方式使后面的文本更加清晰易读，其目的也就达到了。此外，如果本书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流畅，那么大部分功劳需归我的朋友和同事们，他们善良友好，爽快地同意阅读初稿，并且消灭了许多不恰当和错误之处，特别是克里斯·克拉克（Chris Clark）、克里斯蒂娜·L.科顿（Christine L. Corton）、伯恩哈德·富尔达（Bernhard Fulda）、伊恩·克肖爵士、克里斯廷·塞门斯（Kristin Semmens）、亚当·图兹（Adam Tooze）、尼克·瓦克斯曼、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和埃玛·温特（Emma Winter）。伯恩哈德·富尔达、克里斯蒂安·格舍尔（Christian Goeschel）和马克斯·霍斯特（Max Horster）核对了注释并确认了原文出处；凯特琳·默多克（Caitlin Murdock）核对了保存在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纳粹冲锋队员的自传并确认了文件的出处。伯恩哈德·富尔达、利兹·哈维（Liz Harvey）和戴维·韦尔奇（David Welch）慷慨地提供了一些关键文献。我由衷感谢他们每个人对我的帮助。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是位出色的经纪人，其说服能力确保了本书找到最好的出版商；企鹅出版社的西蒙·温德尔是我在伦敦的坚实后盾，与他密切合作出版此书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在纽约，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用他的热情激励着我，并对书稿做出精辟的评论，令我获益匪浅；在德国，迈克尔·内尔（Michael Neher）以惊人的组织才华迅速推出德文版。再次与译者霍尔格·弗利斯巴赫（Holger Fliessbach）和乌多·伦纳特（Udo Rennert），以及绘制地图的安德拉什·拜赖兹瑙伊（András Bereznáy）合作，我感到非常愉快。我还要感谢企鹅出版社的克洛艾·坎贝尔（Chloe Campbell），她为书中的插图投入了大量精力，帮助我做图片研究、获取使用许可并查找原件；感谢西蒙·泰勒（Simon Taylor）的慷慨帮助，他为本书提供了一些图片；感谢伊丽莎白·斯特拉特福德（Elizabeth Stratford），她一丝不苟地为终稿文本做了文字编辑；感谢英文版与德文版的制作和设计团队为本书的同步发行所做的工作。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他们永远是我最依赖的人：感谢克里斯蒂娜·L.科顿的务实支持以及她在出版事务上给予我的专业意见；感谢她与我们的儿子马修（Matthew）和尼古拉斯（Nicholas），这部三卷本著作献给他们，是他们在项目期间支撑着我去书写那些费解的、往往令人恐怖的史事，幸运的是我们在人生中都不曾经历过那样的事情。

2003年7月于剑桥

* 俾斯麦帝国（Bismarckian Empire），即普鲁士王国在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主导下，于欧洲中部德语区建立的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德意志帝国”。本书把俾斯麦主政期间的德意志帝国（1871—1890）称为“俾斯麦帝国”，而把1890年威廉二世（Wilhelm Ⅱ）迫使俾斯麦辞职至1918年威廉二世退位期间的德意志帝国称为“威廉帝国”（Wilhelmine Empire）。——除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 本书原著出版于2003年。

‡ 康拉德·海登（1901—1966），德裔美国记者、历史学家，1936年在流亡期间出版《希特勒传》（Hitler: A Biography）。——编注

§ 恩斯特·弗伦克尔（1898—1975），德国政治学者，1941年出版《双重国家》（The Dual State），对纳粹国家的政治体系进行了分析。——编注

¶ 弗朗茨·诺伊曼（1900—1954），德国犹太政治活动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44年出版《巨兽：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与实践，1933—1944》（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编注

** 书名是《德国的浩劫：反思与回忆》（The German Catastrophe: 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

†† 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1744—1803），德国哲学家、诗人、神学家和文艺评论家。

‡‡ 托马斯·曼（1875—1955）在发表于1918年的文章《一位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中写道：“我坚信，德国人永远不可能爱上民主政治，原因很简单，他们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备受谴责的‘独裁国家’现在是、并将永远是适合德国人民的体制，也是他们最需要的体制。”他后来放弃了此立场。

§§ 指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导致魏玛共和国失业率飙升，政治转向极端主义。——编注

¶¶ 维克托·克伦佩雷尔（1881—1960），德国学者，犹太人。其日记详细记录了他在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治下的生活。其中第三帝国时期的日记自1995年在德国出版以来，已成为历史学家经常引用的史料。

第一章

历史遗产

第一节

德意志的独特性

一

从俾斯麦说起，难道不对吗？从好几个层面说，他都是导致第三帝国登场的关键人物。一方面，在俾斯麦去世后的岁月里，对他的缅怀和崇拜促使许多德国人期盼他所代表的强人领袖能够再现；另一方面，他在19世纪中后期的行动和政策，为德国的未来留下了一份不祥的遗产。然而在许多方面，俾斯麦是一位有争议的复杂人物，他既属于欧洲又属于德国，既现代又传统；他的这种复杂性同样传承了下去——第三帝国也明显带有新与旧错综交融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俾斯麦于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国（German Empire），与1930—1932年纳粹在选举中获胜，仅仅相隔了50年。二者之间存在的关联似乎无法否认。我们发现，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可能真正与1933年第三帝国的登场直接相关的时刻，正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而不是久远的宗教改革中的宗教文化和等级制度，也不是18世纪的“开明专制”[*]。[1]

奥托·冯·俾斯麦生于1815年，以“德国保守主义的野蛮人”著称，他惯于采用冷酷的言辞和暴力行动，从不惮于强硬而明确地表明谨慎之人不敢大声说出的话。俾斯麦生长于传统的贵族家庭，既属于容克[†]地主阶级，也属于文官贵族。许多人觉得他代表了普鲁士主义的极致，集它的美德和劣根于一身。19世纪后半叶他对德国的统治残酷、专横、全面。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议会政治、平等主义，以及现代世界的其他许多方面的蔑视，但这似乎无损于他身后所获得的神话般的名声——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1915年，在他的百年诞辰，德国正忙于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秉持人道立场的自由派可以从作为武力与强权之化身的“铁血宰相”这一形象中得到安慰，乃至受到激励，比如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就写道：“正是俾斯麦的精神阻止了我们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并驱使我们做出英勇的决定，去与东方和西方进行殊死较量，用俾斯麦的话来说就是，‘像个强者，握有两只凌厉的拳头，一只打击一个对手’。”[2]这种有魄力的伟大领袖，正是许多德国人在此国运攸关之际深感缺失的。在一战结束后的岁月里，他们这种缺少强人领袖的感觉甚至会更加强烈。

然而，现实中的俾斯麦远比其追随者在他死后所塑造的这种粗糙形象要复杂得多。他并非后来传说中无所顾忌、喜欢冒险的赌徒。极少有德国人后来还记得，将政治定义为“可能性的艺术”的，恰恰是俾斯麦。[3]他始终坚称，他所擅长的是审时度势，然后利用时势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本人对此的描述更富有诗意：“政治家自己无法创造任何事物。他必须等待，直至听到上帝的脚步穿过重重事件，然后一跃而起，抓住上帝的衣角。”[4]俾斯麦知道，他无法强行把局势变成他想要的样子，用他所喜欢的另一个比喻来说就是，政治的艺术在于引领国家之船行驶在时间之河。那么在19世纪的德国，河流是朝哪个方向流动的呢？在19世纪之前的一千多年里，中欧分裂成了无数自治的邦国，其中一些实力强大、组织完善，比如萨克森（Saxony）和巴伐利亚（Bavaria）；有些是中小规模的“自由市”；还有一些小公国和骑士领地，其领土只不过是一座城堡加一小块田庄。它们全部被所谓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Reich of the German Nation）整合为一体，该帝国于公元800年由查理曼（Charlemagne）建立，1806年在拿破仑的逼迫下解散，这个著名的“千年帝国”最终成为纳粹野心的效仿对象。在受到拿破仑入侵的压力而解体之前，帝国危机四伏，建立名副其实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努力已告失败，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实力强大、野心勃勃的成员国越来越飞扬跋扈，无视帝国的存在。

1815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后，等到尘埃落定，欧洲各邦国组建了德意志邦联（German Confederation），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后继。邦联的疆界大致如旧，与从前一样包括德国以及奥地利的捷克语地区。由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亲王（Prince Metternich）在中欧全境建立的警察制度，不久就成功地压制住了1815年以前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在少数活跃的智识人士中间燃起的自由运动与革命活动的熊熊烈火。然而到1840年代中期，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律师、学生和地方政客对现状日益不满，他们开始相信，让德国摆脱遍地大大小小的专制政府的最便捷方法，是取消邦联的各成员国，代之以单一的德意志政府，政府建立在代议制基础之上，保障基本的人权与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这些基本权利当时在德国的很多地方依然不被承认。“饥饿的四十年代”[‡]由贫困和饥饿所激起的民怨为他们提供了机会。1848年，革命在巴黎爆发，随后在欧洲全境呈燎原之势。德意志邦联各成员国的政府纷纷被推翻，自由派上台执政。[5]

革命者很快在邦联（包括奥地利）组织了选举，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Frankfurt）正式组成。经过审慎考虑，代表们表决通过了一系列基本权利，遵循典型的自由派立场制定了德国宪法。但他们未能取得两个主要邦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控制权，这后来被证明是决定性的错误。1848年秋天，这两个邦国的君主和将军们缓过神来，拒绝接受新宪法，在来年春天一波席卷德国的激进民主革命运动之后，他们强行解散了法兰克福议会，将议会代表遣散回家。革命失败了。德意志邦联重新建立，革命领导人被逮捕、监禁或者被迫流亡。接下来的10年被历史学家普遍视为极度反动的年代，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公民自由被德国极权主义的铁蹄踏成了碎片。

许多历史学家将1848年革命的失败视为德国现代史上的关键事件，用历史学家A.J.P. 泰勒的名言来说，当时“德国历史发展到了转折点，却没能实现转折”[6]。然而德国在1848年之后并不是坚定不移地径直走上了侵略性民族主义和政治独裁的“特殊道路”。[7]这一路波诡云谲，有许多可以避免走向独裁的机缘。首先，1860年代初，自由派的命运又一次出现戏剧性的转机。革命后的政治和解远远不是全盘恢复旧秩序，而是在否决国家统一和议会主权[§]的同时，设法满足自由派的许多要求。到1860年代末，德国几乎每个地方都实现了由陪审团公开审理案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企业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废除最令人反感的文学和新闻审查制度，以及其他许多权利。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许多邦国已经设立代议制议会，在议会中，民选的代表有辩论的自由，并且至少享有某种程度的立法权和增税权。

后者恰恰是东山再起的自由派于1862年在普鲁士行使的权利，他们阻止增税法案的通过，以此施压，要求把军队收归立法机构管辖，此事是他们在1848年不幸未能办成的。这对普鲁士军队筹措经费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应对危机，普鲁士国王起用了那位后来主宰德国政坛30年的人物——奥托·冯·俾斯麦。在此之前，自由派曾做出正确的判断：与1848年一样，将奥地利的德语地区纳入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时机尚未到来；德意志的统一将意味着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的奥地利帝国的分裂。奥地利帝国涵盖德意志邦联之外的广阔疆域，从匈牙利（Hungary）一直延伸至意大利北部，有数百万非德语人口。然而随着1859—1860年意大利的统一，自由派认为德国统一的时机也已到来：既然意大利人做到了缔造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那么德国人当然也能这样做。

俾斯麦与英国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法国的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和意大利的加富尔（Cavour）伯爵[††]属于同一代欧洲政客，他们乐于使用激进的，甚至革命的手段，来实现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目标。俾斯麦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力量是不可否认的。但他也看到，许多自由派在1848年受挫之后，开始愿意在国家统一的祭坛上牺牲至少一些自由主义的原则，以换取他们想要的东西。俾斯麦采取一系列迅猛而冷酷的行动，先与奥地利结成同盟，从丹麦王国掠夺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两个有争议的公国；然后策动了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战争[‡‡]，战争以普鲁士军队的完胜而告终。德意志邦联解体，取而代之的新邦联将奥地利及其在南德的诸盟友排除在外，俾斯麦为新政权取了个缺乏想象力的名字——北德意志邦联。感到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指日可待，大多数普鲁士自由派立即原谅了俾斯麦的税收政策以及不经国会同意就为军队拨款的做法（俾斯麦在主政的前4年里，以极端藐视国会权利的做派执行他的政策），他们在俾斯麦策动另一场对法国的战争时为他加油鼓劲。法国有理由担心，德国的统一将终结过去15年间法国在欧洲的强权政治中所享有的主导地位。[8]

法国军队在色当（Sedan）[§§]等地被击溃，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随之在从前的法国皇宫凡尔赛宫的镜厅宣告成立。大约200年前由“太阳王”路易十四（Louis XIV）在其权力巅峰期所建的凡尔赛宫，竟变成了法国无能与失败的耻辱象征。这是德国现代史，其实也是欧洲现代史上的关键时刻。对自由派来说，这似乎实现了他们的梦想，然而他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俾斯麦建立的帝国所具有的几个特征为未来留下了隐患。首先，将新帝国称为“德意志帝国”的决定，不可避免地令人想起其前身——主宰了欧洲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事实上，有人将俾斯麦建立的帝国称为“第二帝国”（Second Reich），词语的使用也暗示，第一帝国败于法国的入侵，在它失败的地方，第二帝国成功[¶¶]了。俾斯麦建立的德意志帝国于1918年垮台，但帝国的许多方面延续了下去，其中，魏玛共和国的正式国名沿用“德意志国”（Deutsches Reich），全部建制名称均冠以“帝国”字样，这绝非微不足道之事。“帝国”一词在德国智识阶层中间所激发的联想，远远超越了俾斯麦所创建的体制：它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是对尘世中“上帝之国”的想象；宣示了其宗主国地位的普适性；用一个虽然没什么诗意但却颇有气势的概念来说，德意志国家将包括中欧所有说德语的人口——正如纳粹口号所说的“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帝国，同一个领袖”。[9]在德国，始终有人认为，俾斯麦建立的帝国只是部分地实现了真正德意志帝国的构想。他们的声音起初被胜利的喜悦淹没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持这种观点的人数逐渐增多。[10]

俾斯麦1871年为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制定的宪法，在许多方面都远未达到自由派在1848年所追求的理想。在现代德国的所有宪法中，它是唯一一部没有表达任何有关人权和公民自由原则的。严格说来，新建立的帝国是由独立的邦国组成的松散邦联，很像其前身。它名义上的首脑是“Kaiser”（皇帝），此头衔沿用自神圣罗马帝国对领袖的称呼，最早可溯源到拉丁文名字“Caesar”（恺撒）。皇帝大权在握，有权宣战和停战。帝国的机构比以前的强大，包括全国选举出的帝国国会（Reichstag），其名称源自神圣罗马帝国，是又一个越过1918年这道革命性分水岭的旧帝国之遗绪；以及许多中央行政机构，尤其是外交部，机构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但是宪法并未授予国会选举或者解散政府、解除政府大臣职务的权力，而且政治决策的关键部分，特别是宣战与停战以及军队的管理事务，仍保留在君主及其亲信手中。政府各部大臣，包括由俾斯麦设立，并由他任职约20年的文官政府最高首脑“帝国宰相”，均属于公务员，而不是为党派服务的政客，并且其效忠的对象是皇帝，而不是人民或者国会议员。国会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强，尽管增幅不是很大。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描述俾斯麦帝国时略带夸张、用词晦涩，但他捕捉到了其许多内在的矛盾：“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的军事专制制度。”[11]

二

军队的实力，尤其是普鲁士军官团（Prussian officer corps）的实力，并非仅仅是历次战争的产物，而是源自悠久的历史传统。在17和18世纪，扩张中的普鲁士王国已经在沿着主要军事防线进行组织，由著名的容克地主阶级与农奴构成的新型封建制度，严丝合缝地同军队的募兵制度相协调，为军队输送军官与士兵。[12]这种募兵制度随着农奴制的结束而废除，普鲁士军队的传统威望因其在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中节节惨败而严重受损。1848年和1862年，普鲁士自由派两度差点把军队收归国会管辖。俾斯麦于1862年被起用，主要是受命维护普鲁士军官团的自主权，使之免受自由派的干涉。他上台后立即宣布：“解决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靠的不是演说以及多数票通过的决议——那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重大失误——而是靠铁与血。”[13]俾斯麦说到做到，他策动的1866年战争摧毁了汉诺威王国（Kingdom of Hanover），使之并入普鲁士；又把奥地利和波希米亚（Bohemia）逐出德意志邦联，过去数世纪里，这两个邦国在塑造德国命运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通过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从法国手中掠夺了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使之直接处于德意志帝国管辖之下。俾斯麦被称为“白色革命家”（white revolutionary）[†††]是不无道理的。[14]他凭借军事实力和军事行动缔造了德意志帝国。在此过程中，他无视法统，重新划定国界，推翻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其激进态度与铁血手段给德国后来的发展之路投下了绵长的阴影。德国从此将武力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合法手段，其黩武程度远远超出了其他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除非那些国家有开疆拓土、称霸世界的打算。政府里和社会上的黩武风气，在1920年代侵蚀德国的民主制度以及第三帝国登场的过程中，将起到重要作用。

俾斯麦确保了军队实质上成为国中之国，拥有可以即时面见皇帝的渠道以及自治权。国会仅仅有权每7年批准一下军队的预算[‡‡‡]，陆军大臣对军队负责，而不是对立法机构负责。军官享有许多社会特权和其他特权，在街上与平民相遇时，会受到对方的尊重。毫不奇怪，许多资产阶级专业人士的志向就是被接纳为陆军预备役军官；同时，由于实行义务兵役制，民众对于军队的行为规范以及军人的理想与价值观已经耳熟能详。[15]在紧急情况下，军队有权颁布戒严令、中止公民自由权，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曾相当频繁地考虑采取此措施，难怪有些历史学家夸张地描述道，当时的政客和议员们生活在高层政变的永久威胁之下。[16]

军队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施加影响，其中对普鲁士的影响最为深刻。1871年之后，又通过普鲁士的示范作用，间接地影响到德意志帝国的其他邦国。统一战争中的辉煌战绩为军队赢得了崇高威望。士官——那些服满义务兵役之后留在军中，继续服务数年的士兵——最终离开军队时，自动获得在政府机构就业的权利，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警察、邮递员、铁路员工以及其他基层公务员都是退伍兵，这些人已在军队中被社会化，举手投足都显示出习以为常的军人姿态。警察机关之类的政府机构的规章手册注重体现军队的行为规范，坚决要与公众保持一定距离，并保证在街头游行和大规模示威活动中尽可能把人群当作敌军而不是集会的公民对待。[17]军队的荣誉观已深入人心，足以保证平民，乃至中产阶级始终斗志不衰，尽管俄国和法国的情形也普遍如此。[18]

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官团与普鲁士贵族阶层之间的身份同一性逐渐减弱，军事贵族集团吸纳了草根军国主义的各种新组织，包括20世纪初的海军联盟（Navy League）以及退伍兵俱乐部。[19]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军官团的大部分关键职位均由专业人士担任，而贵族阶层控制的主要是那些社会地位优越、能满足虚荣心的传统领域，比如骑兵和近卫军；在欧洲其他国家，情形也大致如此。从机枪和带刺铁丝网到飞机和坦克，这些军事新技术的出现推动了军官团的专业化，但是专业化并未使其更具民主意识。相反，在德军对殖民地原住民的反抗进行残酷镇压的过程中，其殖民经验助长了军官团的军事自负。[20]比如，1904年至1907年，在一场蓄意灭绝德属西南非（今纳米比亚［Namibia］）的赫雷罗族（Hereros）的行动中，德军屠杀了数千名成人和儿童，又将更多数量的人赶入沙漠，任其饿毙于大漠之中。结果是，赫雷罗族人口由交战前的大约8万人，锐减至1911年的1.5万人。[21]在德意志帝国的占领区，比如1871年从法国手中强占的阿尔萨斯—洛林，德军的表现常常如同征服者，似乎面对的是一个心怀敌意、难以驾驭的群体。这类行为中最骇人听闻的几例，于1913年在国会引发了激烈的辩论，议员们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此举当然没能迫使政府下台，但依然表明了德国社会对于军队作用的看法越来越两极分化。[22]

在一连串军事胜利之后，俾斯麦曾经极力控制军队更加狂野的冲动，抑制其大规模吞并领土的欲望，但当时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俾斯麦的这种努力；甚至在他1890年被迫辞职之后，还出现了俾斯麦神话——愤愤不平的前宰相及其追随者也大力为之推波助澜——说他是一位魅力超凡的领袖，快刀斩断政治的乱麻，用武力解决了当时的种种重大问题。留在德国公共记忆里的，是俾斯麦于1860年代发动的几场革命性战争，而不是他为了让德意志帝国站稳脚跟，在随后20年里极力维持欧洲和平的努力。正如1944年抵制希特勒的保守派领袖、外交官乌尔里希·冯·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l）在造访位于腓特烈斯鲁厄（Friedrichsruh）的俾斯麦故居后，于日记中所言：

令人遗憾的是，德国人自己所创造的俾斯麦形象竟然最为错谬，我们把他描绘成崇尚暴力的专制政客，幼稚地为终于有人把德国重新推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欣喜。其实，他的卓越天赋在于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克制持中的气度。他对于如何赢得世界的信任有独特的理解，而当今之德国恰恰在背其道而驰。[23]

独裁领袖的神话并不是德意志性格中某个古老的、根深蒂固的方面的表达，而是一种近代产物。

地图1　德国的统一，1864—1871年

此神话在20世纪初又被这样一种公共记忆所强化：俾斯麦对待那些他所认为的帝国内部的敌人毫不手软。教宗为了加强对天主教教区的控制，分别于1864年和1871年颁布《谬论举要》（Syllabus of Errors）和《教宗无误论宣言》（Declaration of Papal Infallibility）。俾斯麦在1870年代对此予以反击，启动了被自由派称为“文化斗争”的一系列法律和警察措施，旨在将天主教会置于普鲁士政府的控制之下。新法律要求天主教教士在国有机构接受培训，并申请由政府颁发的圣职委任书，但天主教教士拒绝遵从这样的法律。不久，那些违反新法律者遭到了警察的跟踪、逮捕和监禁。到1870年代中期，989个教区无人主持，225位牧师被监禁，除了与护理有关的修会之外，所有其他天主教修会均遭查禁，2位大主教和3位主教被免职，被监禁9个月的特里尔主教（Bishop of Trier）在获释后不久死去。[24]更加令人不安的是，这种针对帝国大约40%人口的对公民自由权的大规模侵犯，受到了德国自由派的欢呼，他们认为天主教对文明的威胁，已经严重到应被施以上述极端手段的程度。

斗争终于平息，天主教教会自此成了自由主义和现代思想的怨敌；它决心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主要是通过当初为保护自己免受迫害而组建的政党，即所谓的中央党（Centre Party）。但是输诚尚未完成，俾斯麦就以《反社会党人法》（Anti-Socialist Law）再次向公民自由权出击，该法于1878年在老皇帝威廉一世（Wilhelm I）两度遇刺之后由帝国国会通过。实际上，羽翼未丰的德国社会党人运动与暗杀未遂的刺客毫无关系，它是守法组织，主张通过议会道路掌握政权。然而，当被晓以国家利益的大义时，自由派再一次被说服，抛弃了自由主义的原则。于是社会党人的集会被取缔，社会党人的报刊被查禁，社会主义政党被定为非法。原先在普鲁士以及德意志的其他主要邦国暂停使用的死刑被恢复。对社会党人的大规模逮捕和监禁随之而来。[25]

如果说《反社会党人法》产生了什么后果的话，那就是它比与天主教会做斗争的法律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与后者一样，它也根本未能实现其直接目的——镇压假想的“帝国的敌人”。法律不能禁止社会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会选举，而且由于德国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以及产业工人阶级人数空前迅速的增长，参加竞选的社会党人赢得的选票份额日益增多。《反社会党人法》于1890年期满失效之后，社会党人重新组织起来，借德国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重整旗鼓，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党员人数已超过100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组织。尽管选举制度使保守的乡村选区具有先天优势，但在1912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赢得的席位超过中央党，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反社会党人法》的镇压，促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左倾，从1890年代初开始，该党坚持一种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教条，认为现有的教会制度、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从君主制和军官团到大企业和证券市场，都将在一场缔造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中被推翻。自由派对《反社会党人法》的支持，导致社会民主党不信任一切“资产阶级”政党，拒绝与资本主义的政治支持者合作，拒绝与被他们视为只想治标不治本地改良现有政治制度的人合作。[26]社会民主党发动的运动声势浩大、纪律严明、不容异见，而且似乎势不可挡地朝着赢得大选的目标挺进，这让温文尔雅的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胆战心惊。社会民主党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之间裂开一道鸿沟，这种无法弥合的政治分歧将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并在那场最终导致纳粹掌权的危机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社会民主党决定尽其所能始终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活动，不给常常威胁要恢复取缔令的官方提供任何口实。据说列宁曾经以他罕有的、一闪而逝的幽默口吻评论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可能在德国发动一场成功的革命，因为他们去袭击火车站时，首先会秩序井然地排队购买站台票。该党已养成习惯坐等时机出现，而不是采取行动去制造机会。其包括文化机关、报刊、酒馆食肆、体育俱乐部以及教育机构的庞大而精密的组织结构适时出现，既为党员提供了一整套生活方式，也构成了党内极少有人愿意打破的一套既得利益。作为一个守法组织，社会民主党相信法庭可以阻止政治迫害，但即使是在1890年之后，始终守法也不易做到，因为警察的小花招受到保守派法官和检察官以及法庭的支持，法庭依然视社会民主党人为危险的革命者。到1914年，社会民主党的发言人或党报编辑几乎没有谁没坐过几次牢，罪名是冒犯君主或者侮辱政府官员；根据法律，批评君主或警察属于犯罪，就连批评那些维持国家运行的公务员也算犯罪。在1914年之前，打击社会民主党人成了整整一代法官、州检察官、警察头子和政府官员的事业。这些人，以及支持他们的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中的大多数，从未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为合法的政治运动。在他们眼中，法律的作用是维护现有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而不是在对立的政治派别之间担当中立的裁判者。[27]

自由派对此当然无能为力，他们自身就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失去了大量选票和议席，虽然他们设法在德国的乡镇和城市中留住了许多支持者。自由派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在19世纪晚期一再分裂，甚至在更为左倾的派别于1910年再次联合之后，自由派依然分属两个主流政党——民族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s）和进步党（Progressives），二者的分歧可追溯到后者不肯原谅俾斯麦在1860年代不经国会批准就在普鲁士征税的做法。不过，政治光谱中的右翼也同样呈分裂状态。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不是一个，而是有两个，因为那些在1871年支持俾斯麦把普鲁士的各种自主特权收归帝国相关机构的人，一直保留着所谓“自由保守党”的独立身份，而极端保守的普鲁士贵族（容克阶级）对俾斯麦的这一做法则深恶痛绝。而且，这两个德意志北方政党的多数党员信奉基督教新教，他们还不得不与一个更大的右翼政党中央党相抗衡。中央党对社会福利的倡导以及对德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所持的批评态度，冲淡了它反对现代主义以及支持德意志帝国的立场。因此在1914年之前，德国的主流政党不是两个，而是六个，即社会民主党、两个自由派政党、保守党的两个派别，以及中央党，这与其他现象共同反映了德国社会由地域、宗教和社会等级所造成的多重分裂。[28]德意志帝国的行政机构大权在握，并且不直接对立法机构负责，在这种国情下，政党的分裂状态削弱了政党政治在国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可能性。

三

上述对立政党之间的竞争，不但没有引起普遍的政治幻灭感，反而促使政治气氛逐渐升温，直至1914年达到极其狂热的程度。在国会选举中，男性普选权以不记名投票和严格规定的选举程序为后盾，这使选民对选举制度产生了信心。在1912年的国会选举中，具备选民资格者的投票率达到了惊人的85%。[29]全部证据都显示，选民对待其义务是严肃的。德意志帝国宪法规定，国会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因此经常需要进行二次投票以决胜负，遇到这种情况时，选民们会慎重考虑如何兼顾自己的思想立场与政治大局。在法律的规定与保障下，选举制度为民主辩论开辟了空间，让数百万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德国人相信，政治属于人民。[30]而且德意志帝国的日报几乎全部带有政治色彩，各家报纸都毫不隐讳地与某个党派紧密关联，把该党派的观点放进所发表的几乎每篇文章里。[31]政治不仅是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的主要谈资，也是工人阶级出没的酒馆食肆里的重点话题，甚至支配着民众对消遣活动的选择。[32]

进入20世纪之后，政治讨论与政治辩论的题目逐渐转入德国在欧洲和世界的地位。德国人越来越意识到，俾斯麦所创建的帝国在很多方面还未完成。首先，帝国境内存在大量的少数族裔和非主流文化群体，这是过去数世纪里国家扩张和民族冲突的遗留问题。北方有丹麦人，阿尔萨斯—洛林有法语人口，德国中部有一小支属于斯拉夫语族的索布人（Sorbs），但最重要的是，有数百万波兰人居住在18世纪被普鲁士吞并的波兰王国（Kingdom of Poland）的部分旧地。在俾斯麦主政期间，德国就已经不断设法让这些少数族裔归化德意志民族——禁止他们在学校使用本民族语言，积极鼓励德意志族裔到那些地区定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语已在帝国全境成为公共会议的法定语言，政府还以剥夺波兰人基本经济权利的方式修改了土地法。[33]仅有极少数的德意志人认为，少数民族理应受到与多数民族同等的尊重，而且持此观点者的数量也在逐渐减少。在1914年以前，甚至社会民主党人也认为俄国和斯拉夫语族的东部地区是落后野蛮之地，他们对德国境内讲波兰语的工人组织起来的维权行动几乎一点也不同情。[34]

放眼德国和欧洲以外的广阔世界时，俾斯麦之后的历任帝国宰相都将本国视为逊于英国和法国的二流国家，因为英法两国均拥有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大片海外帝国。作为海外殖民的迟到者，德国只能拣拾那些占得先机的欧洲殖民列强留下的残羹剩饭。坦噶尼喀（Tanganyika）[§§§]、纳米比亚、多哥兰（Togoland）[¶¶¶]、喀麦隆（Cameroon）、新几内亚（New Guinea）、太平洋诸岛和中国的通商口岸胶州湾，几乎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意志海外帝国的全部版图。俾斯麦曾认为它们无足轻重，极其勉强地同意接收这些地方。但其继任者却另有见解，他们认为德国在世界上的声望与地位需要1890年代末担任外交大臣，后来出任帝国宰相至1909年的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所说的一个“太阳下的位置”。此构想的执行，是以组建一支大型舰队为开端的，舰队的长期目标是从坐拥世界最大海外帝国的英国手中夺取租界地，方法是恫吓对方，甚至在北海（North Sea）发动一场大规模海战，重创或摧毁英国海军的主力。[35]

阐述这些越来越野心勃勃的世界强权之梦的，主要是那位夸夸其谈、自命不凡、喋喋不休的德皇威廉二世，他几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表达自己对民主和人权之蔑视、对他人观点之不屑，以及对德意志大国地位之信心。像他的许多崇拜者一样，威廉二世成长于德国统一之后的年代，不甚了解俾斯麦在1871年实现统一之前所走过的动荡不安、充满危险的道路。受与他同时代的普鲁士历史学家的影响，威廉二世以为整个统一进程是历史的必然，而根本不明白俾斯麦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所以采取极其谨慎的外交政策，正是出于对德国未来的深切忧虑。不可否认，威廉二世的脾气秉性过于反复无常、变幻莫测，以致处理国家事务时无法保持真正的连贯性；政府各部门的大臣常常发现，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在消解他的影响，而不是在执行他的意志。威廉二世常常自诩为德国所需要的伟大领袖，结果反而让人们注意到了他在这方面的缺陷。他的自我标榜还起到了另外一个作用——人们对俾斯麦式魄力与诡道的追慕，营造了俾斯麦神话。许多德国人开始将二者做对比：俾斯麦无视道德标准、冷酷无情，完全是政治家做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说一套做一套，或者准备做一套；而威廉二世则鲁莽冲动、夸夸其谈、思虑欠周、有勇无谋。[36]

除了人物性格以外，俾斯麦缔造的德意志帝国所具有的全部特征，或多或少也可见于其他国家。在意大利，魅力型领袖的典范加里波第（Garibaldi）****领导民间力量帮助国家于1859年实现统一，为后来的独裁者墨索里尼树立了榜样。在西班牙，军队受政治操控的程度不亚于德国。在意大利，军队与德国一样听命于最高统治者，而不受议会控制。在奥匈帝国（Austria-Hungary），行政部门与德国的一样强大，而立法机构的权力甚至比德国的更有限。在法国，教会与政府之间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不比德国政教冲突在“文化斗争”中的狂暴表现逊色多少。在俄国，与“帝国”等同的理念也被运用于处理国内政治以及与邻国的关系中。[37]俄国的沙皇政权镇压社会主义者的手段甚至比德国当局更加严厉，强迫其统治下数百万波兰人归化的力度也丝毫不逊于德国当局。无论自由主义的定义是什么，它在1914年之前的东欧和中欧各主要国家都是弱势的，而不是仅仅在德意志帝国如此。意大利政坛比德国政坛更加四分五裂。欧洲列强普遍认为，战争是实现政治目标，尤其是缔造一个陆上帝国的正当途径，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异常清晰地展示了这种逻辑。在整个欧洲大陆，方兴未艾的民主力量威胁着保守派精英的统治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民族主义的时代，不仅在德国如此，在欧洲全境也是一样，“群众性民族主义运动”同样发生在其他许多国家。[38]

不过，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像德国那样同时具备上述所有条件，并且达到同等程度。而且德国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欧洲国家，历史学家已有许多著述，描述了德国当时各种所谓的落后方面——公民价值观的缺失、过时的社会结构、懦弱的中产阶级，以及新型的封建贵族。但当时大多数人并不这样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国早已是欧洲大陆最富裕、最强大、最先进的经济体。在战前的最后几年和平岁月里，德国的钢产量占欧陆的三分之二，煤炭和褐煤占欧陆的二分之一，电力比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加起来还多20%。[39]截至1914年，德意志帝国拥有大约6,700万人口，它所掌控的人力资源远远超过除俄国之外的任何欧洲强国；与之相比，英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当时各自拥有4,000万至5,000万人口。在诸如化工、制药和电力等最现代的产业中，德国均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在农业领域，1914年之前，人工化肥和农用机械的大规模使用，改善了德国北部和东部的土地利用率。举例来说，当时德国出产的土豆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进入20世纪之际，德国人的生活水平飞速提高——假如不是在20世纪之前就已如此的话。德国的大型工业企业均以产品质量享誉全球，比如克虏伯（Krupp）和蒂森（Thyssen）、西门子（Siemens）和AEG、赫斯特（Hoechst）和巴斯夫（BASF）等。[40]

一战结束之际，很多人心怀眷恋地回顾往昔岁月，觉得1914年之前的德国犹如一个和平、繁荣、社会和谐的安乐之乡。然而在繁荣与自信的外表下，它其实紧张不安、前途未卜，饱受内部矛盾的困扰。[41]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快节奏，令许多人感到恐惧和困惑。旧有的价值观似乎正在消逝，让位于实利主义与狂妄野心的大杂烩。现代主义文化，从抽象画到无调性音乐，加深了某些社会领域中的迷失感。[42]德国社会遽然进入现代时期，普鲁士土地贵族世代承袭的统治地位被削弱，而那曾是俾斯麦极力维护的传统。到1914年之前，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习惯和行为模式已赢得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认同，但却遭到越来越自负的产业工人阶级的抵制，这些产业工人已在社会民主党发动的大规模劳工运动中被组织起来。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时间，不是在工业革命之前，而是在工业革命的巅峰期；德意志帝国不是建基于单一国家之上，而是由许多不同邦国组成的邦联，各邦国中的德意志公民主要因为共同的语言、文化和民族而维系在一起。关于德意志邦国和国家的性质，以及它们在更广阔的欧洲和世界中的位置，存在着各种互相冲突的观点，这些观点与高速工业化所引起的压力和紧张感交织在一起，因此德国社会并不是在一种完全稳定的条件下于1871年进入民族国家的。迅速加剧的内部冲突日益蔓延，与俾斯麦所创政治制度中不曾解决的矛盾交汇到一起，造成了德国社会的四分五裂。[43]上述矛盾在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里找到了释放的渠道，这种民族主义混杂着立场强硬得令人惊骇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给德国的未来埋下了隐患。

* 开明专制（Enlightened Absolutism），受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的开明君主制理论影响，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1712—1786）在位期间（1740—1786）执行的一种政策，包括奉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宽容开放的态度对待移民和宗教少数派等。

† 容克（Junker），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德文本意为“贵族之子”，中文通常译作“容克地主”。起源于12世纪；自16世纪起有权向领地内的农民征收劳役地租、行使警察权和审判权，并长期垄断军政要职；19世纪中叶开始成为资本主义化的半封建性贵族地主；二战后逐渐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

‡ 饥饿的四十年代（Hungry Forties），1840年代中期欧洲因马铃薯歉收而导致的大饥荒。

§ 议会主权（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亦称议会至上原则（parliamentary supremacy）或立法至上原则（legislative supremacy），是一些议会民主制国家（如英国）宪法中规定的原则——作为立法机构的议会拥有最高的国家权力，高于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议会有权修改或废除任何成文法，其他机构无权废除议会制定的法律或者宣布其无效。这有别于另一些民主制国家（如美国）所遵循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互相制衡的三权分立原则。

¶ 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英国首相（1868；1874—1880）。

** 拿破仑三世（1808—1873），即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之侄，1848年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51年发动政变，成为法国皇帝（1852—1870）。

†† 加富尔伯爵（1810—1861），即卡米洛·奔索（Camilo Benso），意大利王国的首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61）。

‡‡ 即1866年的普奥战争（Austro-Prussian War）。

§§ 色当，位于法国东北部，1870年普军在此打败拿破仑三世率领的法军，为进军巴黎开辟了道路。

¶¶ 原文“succeed”在此为双关语，既指“成功”，也有“继承”神圣罗马帝国之意。

*** 拿破仑战争（1803—1815），法国在拿破仑率领下，与奥地利、俄国、普鲁士、英国、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组成的反法联盟之间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以法军在滑铁卢战败而告终。

††† 白色革命家，指俾斯麦以革命的手段实现保守主义（即“白色”）的目标。

‡‡‡ 1874年德意志帝国国会批准俾斯麦提出的“七年期限法”，规定常备军兵员和军费7年不变，国会由此丧失了审批军事预算的权力。1880年和1887年俾斯麦又提出第二和第三个“七年期限法”，均得到国会批准。

§§§ 坦噶尼喀，位于东非，是现在坦桑尼亚（Tanzania）的一部分。

¶¶¶ 多哥兰，位于西非，东部为现在的多哥（Togo），西部为现在加纳（Ghana）的一部分。

**** 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统一运动领导人之一。1860—1861年，他领导由志愿者组成的“红衫军”从西班牙手中收复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对意大利的统一起了关键作用。

第二节

宣扬仇恨

一

1889年岁末，柏林（Berlin）的一位小学校长赫尔曼·阿尔瓦特（Hermann Ahlwardt）陷入了财务窘境。1846年生于波美拉尼亚（Pomerania）一个贫困家庭的阿尔瓦特，发现自己在普鲁士教育系统底层任职所挣到的薪水过于微薄，不够支付他那高昂的日常花销。情急之下，他犯罪了，从学校为孩子们募集的圣诞晚会经费中偷了钱，干这种勾当简直是故意要让他的上司们难堪。劣迹很快败露，他被解雇，失去了最后的收入来源。出了这种丑闻，很多人会崩溃，会内疚悔恨得无地自容，可是赫尔曼·阿尔瓦特不会。“校长”——不久他就以此称号被公众所知——决定主动出击，四处为自己的不幸寻找罪魁祸首，很快他就盯上了犹太人。[44]

当时的德国犹太人是文化高度适应的成功群体，与其他德国人的区别主要在于宗教信仰。[45]在19世纪，针对非基督徒实行的“褫夺公权”（civil disabilities）法规在德意志各邦国里逐渐被废除，其他国家也取消了正式的宗教歧视，例如英国是通过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实现的。最后的法律障碍也随着1871年的德国统一而被扫除，非基督徒充分获得了平等的法律权利。由于德国全境已用公证结婚[†]取代了宗教仪式，犹太人与基督徒通婚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加。以布雷斯劳市（Breslau，今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Wrocław］的德语名称）为例，到1915年，每100对夫妻双方都是犹太人的婚姻，相应就有35对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婚姻，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1870年代末，犹太人与基督徒通婚只占9对。在犹太人与基督徒缔结的婚姻中，基督徒伴侣极少出身于改信基督教的犹太家庭，而且这种婚姻存在于社会各阶层。1914年，柏林有19%的犹太男性和13%的犹太女性与基督徒伴侣结婚。1905年前后，杜塞尔多夫市（Düsseldorf）所有已婚犹太人中，有四分之一伴侣是基督徒，至1914年这个比例增加到三分之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每100对纯犹太人婚姻，就相应有38对犹太人与基督徒缔结的婚姻；汉堡市的数字高达73对。转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也越来越多，在19世纪前70年里有11,000位，后30年里有11,500位。1880年至1919年，大约2万德国犹太人受过洗礼。上述成果逐渐消解了犹太群体作为一个封闭宗教团体的身份特征。[46]

约有60万虔诚的犹太教徒生活在德意志帝国，在以基督徒为主的社会中，他们是一个极小的宗教少数派群体，占总人口的1%左右。犹太人被排除在拥有土地等传统的财富来源之外已达数世纪之久，始终不属于帝国体制内的任何阶层，因为无形的社会歧视依然拒绝他们在重要机构里占有一席之地，比如军队、大学和行政部门的高层；事实上，在1890年代和1900年代，这些机构中的犹太人比例是下降的。[47]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吃尽了反犹主义的苦头，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改用更像基督徒的名字。[48]在19世纪，多达10万的德国犹太人为摆脱歧视而选择了移民，主要是去美国；但多数人选择留了下来，尤其是鉴于19世纪末德国经济开始蓬勃发展。留在德国的犹太人聚居在较大的乡镇和城市，1910年时，其中四分之一住在柏林，而到1933年，德国将近三分之一的犹太人都在柏林。他们在这些城市里聚居于特定的区域：1885年，近半数的汉堡犹太人住在中产阶级聚居的两个区——哈维斯特胡德（Harvestehude）和罗森伯姆（Rotherbaum）；1900年，近三分之二的法兰克福犹太人住在14个行政区中的4个区里；到1925年，70%的柏林犹太人住在市中心和西部的5个区，其中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1871年，即使在犹太人口最多的城市——柏林、布雷斯劳和法兰克福，他们也只是极少数群体，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分别不超过4.3%、6.4%和7.1%。[49]

许多犹太人都在商界以及各个专业领域找到了立足之地。除了银行业巨头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之外，犹太人开办的重要金融机构还有很多，比如布莱希罗德（Bleichröder）的银行，俾斯麦就是委托这家银行为自己管理私人财务的。[50]一战前夕德国约有200家百货商店，这种新型零售业的业主通常是犹太人，比如蒂茨（Tietz）家族或者韦特海姆（Wertheim）兄弟。[51]犹太男性在医学、法律、科学研究、高等教育、新闻和艺术等领域，均有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52]犹太族裔由原先受排斥的少数派宗教群体，慢慢融入了一个文化日趋多元的社会，与许多其他少数族群，比如波兰人、丹麦人、阿尔萨斯人、索布人等等一起，成为少数民族的一员。像其他族群一样，犹太人也有自己的越来越世俗化的代表机构，特别是创立于1893年的犹太教德国公民中央协会（Cent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Citizens of the Jewish Faith）。然而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族群，犹太人普遍是经济上的成功者，他们不组建自己的政党，而倾向于加入主流政党，尤其是政治光谱中的左翼和中间派政党，有时还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大多数犹太人强烈认同德意志民族主义，如果说自由派政党对他们特别有吸引力的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政党毫不含糊地支持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53]因此，总体来说，犹太人在19世纪晚期所走的道路是成功的，而且犹太人与社会、文化和经济领域中最现代、最前沿的发展有着最为紧密的关联。[54]

正是由于上述发展，犹太人成了赫尔曼·阿尔瓦特那类心怀不满的无良煽动家的攻击目标。在那些失意者和失败者看来，犹太人代表着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现代性，而他们自己则被工业化巨轮推到了边缘；他们一心向往更加简单、更有秩序、更有保障、更加等级分明的社会——那种他们以为在并不遥远的往昔曾经存在过的社会。最能体现这种心态的，恰恰是阿尔瓦特所居住的城市——柏林。伴随帝国建立时的狂喜氛围而来的那轮消费与投资热潮于1873年骤然停止，重创了柏林的经济。美国的铁路投资失败所引发的一场全球性经济萧条，在德国造成了大量破产和企业倒闭，小企业和小作坊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那些损失惨重的人并不明白，破坏其生计的是更大范围的力量，于是轻信了天主教和保守派记者的说法，认为犹太金融家是罪魁祸首。

随着萧条的继续，法庭牧师阿道夫·施托克尔（Adolf Stöcker）加入了记者们的口诛笔伐。出身寒微的施托克尔，以从社会民主思潮的影响下赢回工人阶级为使命，组建了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ial Party），直截了当地以反犹主义政纲参加1880年代的竞选。这项新事业得到了马克斯·利伯曼·冯·松嫩贝格（Max Liebermann von Sonnenberg）的支持，他在1880年协助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请愿，要求免除犹太人的公职。尤为极端的是恩斯特·亨里齐（Ernst Henrici），他激烈的言辞在波美拉尼亚地区的新斯德丁镇（Neustettin）[‡]引起了骚乱，最终导致当地的犹太会堂被焚烧。赫尔曼·阿尔瓦特在1880年代末受到吸引而投身其中的正是这场运动，他写了一本书洗刷自己的耻辱，将财运不济归咎于犹太放贷者的诡计，并暗示说犹太人在德国社会中无所不能。不走运的是，阿尔瓦特用作证据来指控犹太银行家格尔松·冯·布莱希罗德（Gerson von Bleichröder）收买德国政府的文件，被发现是阿尔瓦特自己伪造的，他因此被判4个月徒刑。刚一获释，阿尔瓦特就再次无中生有地炮制出一套耸人听闻的指控，这次他宣称，一家犹太军火制造商故意为德军供应有缺陷的步枪，目的是进一步实施法国与犹太人之间的阴谋，削弱德国军队的作战效力。可想而知，这些指控又为阿尔瓦特换来了刑期，这一次是5个月。[55]

但阿尔瓦特并未入狱服刑。因为与此同时，他成功地说服了勃兰登堡（Brandenburg）某个偏远乡村选区的农民将他选为国会[§]议员。阿尔瓦特奔走于田间地头，告诉农民，导致他们不幸的是犹太人，就是那个他们所知甚少、住在遥远的大城镇以及欧洲和帝国的金融中心的宗教少数派；尽管事实上，农民的经济损失是由全球性的农产品价格低迷造成的。位列国会使阿尔瓦特享有了议员豁免权[¶]。他的成功证明了这种煽动对于吸引农村选民是有效的，确实，其他一些反犹主义者也成功当选，比如黑森（Hessen）的图书管理员奥托·伯克尔（Otto Böckel），他主要靠的是为农民提出具体办法，例如成立合作组织帮他们克服经济困难。到1890年代初，德国保守党认为，反犹主义者已对保守党在农村地区的竞选支配权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当他们惊觉政府的某项政策有可能进一步损害农民的利益时，即在1893年该党的蒂沃利（Tivoli）会议上投票通过在党章中增加了一项要求——为抗击“犹太影响力对德国民生的广泛干扰与侵蚀”而战。[56]

这后来被证明是德国形形色色政治反犹主义的一个命运转折点。虽然另一位反犹主义煽动家特奥多尔·弗里奇（Theodor Fritsch）曾认真地尝试各股反犹主义政治势力整合起来，并且把不满意经济状况的城市中下阶层吸引到这场运动中来，然而伯克尔那类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妨碍了任何真正联合的实现，反犹主义阵营因内讧而四分五裂。弗里奇转而以另一种方式发挥其影响力，他继续发表大量反犹主义的通俗读物，直到他1933年9月去世以后，这些小册子还被广泛阅读。弗里奇去世前是国会中的纳粹党议员，但在一战前的几年里，他始终属于边缘型政治人物。到20世纪初，柏林基督教社会党与保守党的实际结盟，遏制了反犹主义阵营的势头；而且中央党自发地操起与之类似的反犹论调，也妨碍了反犹主义阵营在天主教地区的发展。伯克尔和阿尔瓦特这类非常规上位者失去了国会席位，他们的党也渐渐淡出政坛、归于乌有，随之而散的还有弗里奇那样的反犹主义者以城市为基础建立的组织。阿尔瓦特本人言语凶横，甚至与其他反犹主义者也格格不入。他去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回国后即致力于与共济会（Freemasonry）之邪恶做斗争。1909年他再次入狱，这一次是因为敲诈勒索。显然，持续的财务困境已经迫使他尝试比以前更直接的犯罪手法了。最终，有点儿虎头蛇尾的是，阿尔瓦特于1914年死于交通事故。[57]

二

阿尔瓦特是个偏执的人，然而在某些方面，他可谓一种新式反犹主义的典型代表，代表了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出现于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地方的那种反犹主义。传统的反犹主义针对的是犹太人的非基督宗教，这种观点的政治权力来源于圣经的支持。《新约》将基督之死归咎于犹太人，宣判他们永世遭受谴责，因为他们心甘情愿让基督的血归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身上。[**]在一个由基督教信条和基督教机构统治的社会中，作为非基督徒的犹太人属于少数派，在出现危机时显然易于成为民众的泄愤对象。比如14世纪中期黑死病[††]肆虐之时，全欧洲狂怒的暴民将如此之多的人口死亡归咎于犹太人，并采取了无数充满暴力与破坏力的报复行动。德国现代反犹主义的历史始于法庭牧师阿道夫·施托克尔，这绝非偶然的现象。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敌意，为现代反犹主义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平台，主要因为基督教本身常常带有强烈的种族偏见成分，并被以各种方式纳入种族反犹主义。然而到19世纪晚期，基督宗教相关的反犹主义变得越来越过时——至少在以最纯粹、最传统的形式出现时如此。尤其因为犹太人不再是一个易于辨识的宗教少数派，并且开始通过改信基督教以及与基督徒通婚而加快步伐融入基督徒的社会。1870年代，当中下阶层的煽动家和蹩脚文人为自己的经济困境寻找替罪羊、把矛头转向犹太人时，他们是将犹太人当作种族少数派，而不是宗教少数派的；他们开始主张将犹太人全面排除在德国社会之外，而不是让犹太人全面归化德国社会。[58]

这种从宗教反犹到种族反犹的转变，大体上要归功于——如果“功”是恰当字眼的话——默默无闻的作家威廉·马尔（Wilhelm Marr），他在1873年的小册子《犹太势力战胜德意志势力：无教派者的观点》（The Victory of Jewdom over Germandom: Viewed from a Non-confessional Standpoint）最早提出种族反犹主义，正如他后来在一部作品中所言：“我绝不会在此大谈宗教偏见，因为这是种族问题，因为差异在于‘血统’。”[59]借用了法国种族主义者约瑟夫·阿瑟·德·戈比诺伯爵（Count 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的时髦理论，马尔没有把犹太人与基督徒做对比，而是与日耳曼人做对比，坚称二者是截然不同的种族。他宣称，犹太人在种族较量中已占上风，并实际上管理着德国，因此难怪诚实的日耳曼手艺人和小企业主正在遭受痛苦。马尔进而创造出“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这个词，并在1879年组建反犹主义者同盟（League of Antisemites），它是世界上首个在名称中使用“反犹”一词的组织。按照他的说法，该组织的宗旨是减少犹太人对日耳曼人生活的影响。马尔的作品表达了末世般的悲观情绪，他在自撰的“新约”中宣称：“犹太问题是轴心，世界历史的车轮围绕着它转动，”接着，他沮丧地写下自己的观点，“我们在社会、商业和工业领域的发展，全部建立在犹太世界观之上。”[60]

马尔的绝望，其实源自他个人的境况。长期处于财务窘境的他，在1870年代的金融危机中雪上加霜。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位犹太人，她一直在经济上支持着他，直到1874年去世。他的第三任妻子有一半犹太血统，他们的婚姻短暂而糟糕，后来以离婚收场。马尔认为自己之所以缺钱，某种程度上要归咎于她，因为他不得不付给她一大笔钱抚养孩子。马尔大胆地从私人体验中提炼出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种族纯净是可贵的，而种族融合则注定造成灾难。考虑到马尔的反犹主义这些非常私人化的缘起，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没有深入、活跃地投身政治了。反犹主义者同盟以失败收场，马尔拒不支持各种反犹主义政党，认为它们过于保守。[61]然而他所鼓吹的新型种族反犹主义，很快得到其他许多作家的响应。比如，革命者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将资本主义与犹太人画等号，认为社会主义必须致力于清除犹太人在金融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认为犹太人正在破坏德国文化，他到处散布“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这句话在随后几年里成了许多反犹主义者的口号，包括纳粹党徒。这些作家远不是赫尔曼·阿尔瓦特所代表的那类边缘人物。比如，欧根·杜林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相当强大的影响，导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78年写下了那本著名的《反杜林论》（Anti-Dühring），成功地压制了杜林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在19世纪出版的所有德国历史著作中，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的作品是读者最多的书之一。特赖奇克对他眼中犹太人的实利主义与不诚实所做的抨击，引起了他在柏林的教授同事们的大规模反击，包括古典学者特奥多尔·莫姆森（Theodor Mommsen）、病理学家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和历史学家古斯塔夫·冯·德罗伊森（Gustav von Droysen）在内的许多德国学者直言不讳地谴责特赖奇克的“种族仇恨与狂热”。[62]

这样的反击提醒我们，虽然反犹主义作家的影响力迅速提升，但在德国不论左翼右翼、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绝大多数受人尊重的观点依然反对这类种族主义。试图让德国人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反犹主义观点而做出的各种努力，均收效甚微。尤其是德国工人阶级及其主要政治代表社会民主党（德国最大的政治组织，早在1912年之前就已是全国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政党，1912年之后成为国会中席位最多的第一大党），都坚决反对反犹主义，视之为落后的、反民主的。就连普通基层党员也反对反犹主义那些宣扬仇恨的口号。1898年，一位负责在汉堡的酒馆食肆偷听政治议论的警探听到一位工人评论道：

民族感情不应该堕落到一个民族凌驾于另一个民族之上。如果把犹太人看作劣等种族，并为此向他们开战，就更糟糕了。犹太人有办法改变血统吗？他们一直是被压迫民族，因此流散（在世界）各地。社会民主党当然希望人人平等。犹太人远远不是最坏的。[63]

还有人在别的场合听到其他工人十分鄙夷地谈论反犹主义者，谴责反犹主义的暴力行为，支持犹太人对公民平等权的向往。这些是1914年以前的劳工运动环境中工人的典型观点。[64]

若要指责社会民主党人，至多只能说他们对于反犹主义所构成的威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纵容了反犹主义的某些陈词滥调悄悄出现在他们发行的娱乐杂志上的一小部分漫画里。[65]在某些地区，社会民主党人与反犹主义者在决胜选举中互相支持，但这并不表示他们赞同彼此的原则，而仅仅表示两党希望暂时结成同盟，对抗根基深厚的精英阶层。[66]在一些落后的小镇和乡村，主要是偏远的东部乡村，中世纪那些关于犹太人活人祭祀的指控，有时会被用来控告当地犹太人，并且赢得了一些民众的支持，有时甚至引发抗议示威活动；然而这些指控没有一宗被法庭裁定为有罪。相比之下，小企业主、店主、手工业者和农夫更倾向于接受公开的反犹主义，这是一种有组织的群众反犹主义传统的延续，在某些地区至少可以溯源到1848年革命，尽管那时它并不是以现代的、种族主义的反犹形式出现的。[67]但大多数教养良好的中产阶级、非犹太企业主和专业人士都与犹太同事合作得相当愉快，他们在自由派政党中有强大的话语权，足以防止这些政党采取反犹主义者的任何核心观点或者态度。各反犹主义政党一直作为一种边缘的抗议现象存在，并大多在20世纪初销声匿迹。

不过，反犹主义政党的式微与消亡，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假象。其消失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已与主流政党合流，即它们的反犹主义观点被保守党和中央党采纳，这些主流政党的选民包括陷入经济困境的中低阶层群体，他们正是反犹主义者最初吸引到的群体。保守党依托1893年蒂沃利会议上制定的反犹主义政策，继续主张削弱其臆想中的“犹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颠覆性影响力”。保守党的反犹主义偏见不仅吸引了德国北部乡村信奉基督教新教的各主要社会团体，还吸引了保守党中基督教社会阵营所代表的手工业者、店主和小企业主。对于规模比保守党大得多，但在帝国治下影响力相对较小的中央党而言，犹太人代表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现代性，即教会所反对的一切事物。这与其说是犹太人形象，毋宁说是一种被歪曲的、有争议的犹太人形象。这种观点吸引了党内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并被天主教农民中的抗议团体自发传播，他们的想法与奥托·伯克尔的观点并无不同。出于同样的原因，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教会系统中多数教士的认同。在梵蒂冈，一些发表在持强硬教宗至上论立场的报纸上、由教士作家撰写的抨击犹太人的文章，融合了宗教反犹主义与种族反犹主义的观点。[68]

而且，在法庭、政府部门、军队和大学等社会地位较高的领域，反犹主义偏见之强烈，足以构成对犹太人的持久提醒：他们是德意志国家的下等成员。[69]反犹主义者成功地将“犹太人问题”提上政治议程，因此凡有犹太人进入重要社会机构任职，必会引起议论和论战。但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衡量，这种偏见相对而言也不算严重。有位历史学家曾经设想过，假如一位时光旅人从1945年穿越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告诉一位聪慧博识的时人，在30年之内，将有一个欧洲国家试图系统性地灭绝欧洲的所有犹太人，并且在此过程中屠杀了近600万人，对方会做何反应。假如时光旅人请那人猜猜这发生在哪个国家，对方很有可能猜是法国，因为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不久前在心怀仇恨的民众中引发了大规模反犹浪潮；他也有可能猜是俄国，因为沙皇的“黑色百人团”（Black Hundreds）[§§]在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屠杀了大量的犹太人。[70]他几乎不会想到，德国这个拥有高度同化的犹太族群、相对而言并无公开或暴力的政治反犹主义的国家，竟会发动这场种族灭绝运动。反犹主义政治当时依然明显处于边缘地位，但反犹主义者的某些宣传言论已开始在政治主流中传播——比如，某种叫作“犹太精神”的东西颇具“颠覆性”，或者犹太人在新闻和法律等社会领域具有“过分的”影响力。此外，反犹主义政党开创了一种挑动暴民、蛊惑人心的政治新风格，将自己从政治礼仪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样，这种政治风格依然是边缘性的，但此时在国会会议和竞选集会上宣讲仇恨与偏见已成为可能，而在公共演说中发表这样的言论在19世纪中叶还被视为完全不成体统。[71]

从本质上说，1880年代和1890年代初期既见证了这种反犹主义被逐渐接受，也见证了五花八门的思想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边缘的积聚，这些原料后来被混合勾兑成了“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的烈酒。在此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反犹主义作家，比如通俗小说家尤利乌斯·朗本（Julius Langbehn），他的作品《作为教育家的伦勃朗》（Rembrandt as Educator，出版于1890年）宣称，荷兰画家伦勃朗是北日耳曼人的典范，并呼吁德国艺术回归其种族之根，这个文化使命后来被纳粹党徒以极大的热情予以执行。这些作家在谩骂犹太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充满愤怒与暴力的新式语言。在朗本笔下，犹太人是“我们的毒药，我们也必将像对待毒药一样对待他们”；“犹太人只是一场短暂的瘟疫和霍乱”，他于1892年如是写道。朗本的书出版刚满一年就已加印40次，并持续畅销了很长时间，他在书中恶语谩骂“犹太人与白痴、犹太人与恶棍、犹太人与娼妓、犹太人与教授、犹太人与柏林人”，同时呼吁恢复等级社会，由一位“秘密皇帝”领导，这位皇帝终有一天会从阴影中现身，恢复德意志昔日的荣耀。[72]

以居住在拜罗伊特（Bayreuth）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遗孀为核心的圈子继承并发展了上述观点。瓦格纳在1883年去世前定居在这个巴伐利亚北部城市，并专门建造了音乐厅，用于每年上演自己的史诗音乐剧。这些音乐剧旨在宣扬经过改编的日耳曼民族神话，剧中的英雄人物源自北欧神话，为德国未来的领袖树立了典范。瓦格纳本人在1850年代初就已经成为文化反犹主义者，他在那部风评不佳的著作《音乐中的犹太教义》（Judaism in Music）中指出，“犹太精神”有损于音乐的深度。瓦格纳对此提出的解决之道是，使犹太人完全归化日耳曼文化，并用他在自己的音乐剧中倾注的那种世俗美学冲动取代犹太教，确切地说是取代所有宗教。然而到了晚年，在他的第二任妻子、作曲家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的女儿科西玛（Cosima）影响下，瓦格纳的观点越来越呈现出种族主义的调子。1870年代末时，瓦格纳对文明的前景显然是悲观的，科西玛在日记中写道，他阅读了威廉·马尔1873年发表的反犹主义小册子，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示赞同。转变立场之后的瓦格纳不再渴望犹太人归化德国社会，而是渴望将犹太人排除在德国社会之外。1881年，在谈论莱辛（Lessing）[***]的经典剧作《智者纳坦》（Nathan the Wise）与维也纳环形剧场（Vienna Ring Theatre）的火灾惨剧——400多人在火灾中丧生，其中许多是犹太人——时，科西玛记录她的丈夫说道：“说句狠话，所有犹太人都该烧死在《纳坦》的演出中。”[73]

瓦格纳死后，他的遗孀把拜罗伊特变成一处纪念圣地，吸引了一群忠实的追随者在此缅怀已故的大师。这个以科西玛为核心、位于拜罗伊特的圈子，所持观点是极端反犹主义的。他们尽其所能地将瓦格纳的歌剧解读为北欧英雄与犹太恶棍之间的较量，尽管他的音乐当然还可以用其他很多方式来解读。这个圈子的领军人物包括独立学者路德维希·舍曼（Ludwig Schemann），他于1898年把戈比诺论述种族不平等的专著翻译成德文；以及英国人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他生于1855年，是瓦格纳的女婿，后来为这位音乐大师出版了一部充满仰慕之情的传记。科西玛和她的朋友们通过期刊 《拜罗伊特文献》（Bayreuth Papers）传播他们的观点；与此同时，舍曼周游全国，在反犹主义会议上发表演讲，并成立了各种激进的种族主义组织，最著名的是1894年创建的戈比诺学会（Gobineau Society）。这些组织都不很成功，但舍曼对戈比诺观点的传播还是很有效果的，使这位法国种族主义理论家的术语“雅利安人”（Aryan）在德国种族主义者中间流行起来。这个词最初用于表示讲英语、德语等日耳曼语支的人的共同祖先，但很快就获得了当代的用法，戈比诺提出：只有血统的纯正才能保障种族存续，据说在日耳曼——即“雅利安”——农民阶层中就保留了这样的纯正血统；而种族融合则导致文化和政治的衰落。[74]

然而影响力最大的，是张伯伦及其出版于1900年的著作《十九世纪的根基》（The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在这部全凭臆想、神秘莫测的作品中，张伯伦把日耳曼人种与犹太人种之间争夺主宰权的较量作为讲述历史的脉络，认为它们是这个种族融合的世界上仅存的、保留着最初纯正血统的两个族群。与英勇、文明的日耳曼人一争高下的，是冷酷、刻板的犹太人，张伯伦因此将犹太人升格为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威胁，而不是仅仅将其当作一个边缘的或劣等的族群加以摒弃。与种族较量相关联的是一种宗教的较量，张伯伦煞费苦心地试图证明，基督教在本质上是日耳曼人的宗教，且不顾所有证据，坚称耶稣根本不是犹太人。张伯伦的作品诉诸科学支持其论点，令许多读者印象深刻。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融为一体。英国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认为，动物王国与植物王国遵循着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法则，从而保证了物种的进化。社会达尔文者将这一模型也应用于人种。[75]因此，这里已经汇集了一些后来被纳粹党徒采纳的主要观点。

三

张伯伦并不是唯一提出上述观点的人。许多作家、科学家和其他人等都促成了1890年代一种强硬的、自然选择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新变体的出现，它强调的不是和平进化，而是生存竞争。这个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是人类学家路德维希·沃尔特曼（Ludwig Woltmann），他在1900年提出，雅利安或日耳曼人种代表了人类进化的高度，因此优越于其他一切种族。于是他声称，“日耳曼人种是被选择出来统治地球的”[76]，但其他种族要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在一些人看来，日耳曼人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德文为Lebensraum），生存空间的获得将不得不以牺牲他人的生存空间为代价，最有可能的是斯拉夫人（Slav）的生存空间。这并不是因为德国真的已经人满为患——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而是因为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把动物王国中领地的概念运用到了人类社会。他们为德国城市的蓬勃发展感到不安，希望恢复理想的田园生活，在那里德国定居者是“劣等的”斯拉夫农民的主人。历史学家开始告诉他们，中世纪时人们在东中欧就是那样做的。[77]这种把国际政治想象为不同种族之间争夺统治权或生存权之较量的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成为德国政治精英阶层的流行观点。陆军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帝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的顾问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和帝国海军参谋长格奥尔格·亚历山大·冯·米勒（Georg Alexander von Müller）等人都把战争视为维护日耳曼人种优越于拉丁人（Latin）和斯拉夫人的一种手段。正如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将军（General Friedrich von Bernhardi）在1912年出版的著作中写下的名言，战争是一种“生物必然性”：“如果没有战争，劣等或腐朽的种族就会轻易扼杀新兴的健康因素的成长，随之而来的将是普遍的衰落。”外交政策将不再用于国与国之间，而是种族与种族之间。不以国别为重的观念正是由此滥觞，后来成为纳粹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78]

打赢战争，是德国领导人以及中间派和右翼政客在20世纪之初越来越关心的问题，为此（在一些人看来）也需要采取积极的步骤实行人种优化。189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转向自然选择论的一个方面是比以往更加强调“负选择”理论。尽管有些人主张，当时也在通过改善住房、营养保健、个人清洁和卫生设施，以及类似政策有效地改进人种，但这几乎无法抵消社会抛弃扶弱济困原则所产生的影响。一些医学家认为，扶弱济困的政策导致了人种的退化，而新兴的遗传学为他们的观点提供了更多证据，必须通过一种科学的繁育方法来抵消其影响，即通过减少或者消除弱者、优化并繁殖强者。持此观点者包括威廉·沙尔迈耶（Wilhelm Schallmayer），他主张将优生学方法运用于社会政策的文章，在由实业家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于1900年组织的全国性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另一位医学专业人士阿尔弗雷德·普勒茨（Alfred Ploetz）也认为，目前日耳曼人已达到人类进化最高水平。他建议，如果战争来临，应该把劣等人种送往前线，于是不合适者将首先被消灭。在所有自然选择论作家中，读者最多的是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他通俗化阐述达尔文观点的著作《世界之谜》（The Riddle of the World）在1899年刚一出版即成为抢手的畅销书。[79]

然而，如果以为上述观点形成了一种连贯或统一的思想体系，却是一种误判；说它直接演变成了纳粹主义，则属于更大的误判。举例来说，沙尔迈耶并非反犹主义者，他强烈反对“雅利安”人种优越论。沃尔特曼也并不敌视犹太人，他对法国大革命基本上持肯定态度，此立场与纳粹党徒极不投契。不过有点儿匪夷所思的是，他声称正如所有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都属于日耳曼人种。而海克尔确实主张应该大范围使用死刑，以将罪犯清除出遗传链；他还提倡用注射化学药剂和电刑的方式杀死精神病患者。海克尔也是种族主义者，他曾下定论，满头羊毛状小卷发的人种从未取得任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成就。但另一方面，他认为战争是优生学的灾难，因为战争会牺牲国内最优秀、最勇敢的青年。因此，海克尔的信徒——他们组织起来，自称“一元论联盟”（Monist League）——成了和平主义者，全盘否定战争思维，这种信条不可能受到纳粹党徒的青睐。1914年，当战争终于来临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为其信奉的原则付出了高昂的代价。[80]

这其中最接近于纳粹意识形态之发端的，见于普勒茨的著述，他在自己的理论中掺入了浓重的反犹主义味道，还曾与日耳曼种族至上主义团体合作。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似乎并无证据显示普勒茨本人认为“雅利安”人种优越于其他种族，尽管与他合作最密切的弗里茨·伦茨（Fritz Lenz）确实那样认为。普勒茨在优生规划问题上持一种冷酷无情的精英主义立场，比如他主张，每逢接生都应该有一个医生小组在场，由他们判断婴儿是适合生存，还是应该作为体弱和先天不足者而被杀掉。达尔文主义者亚历山大·蒂尔（Alexander Tille）公开主张处死精神和身体不健康的人，并且赞同普勒茨和沙尔迈耶的主张，即对于患病幼儿应当不予治疗，以便将弱者淘汰出遗传链。普勒茨与他的前妻舅、志趣相投的恩斯特·吕丁（Ernst Rüdin）于1905年组建了种族卫生协会（Racial Hygiene Society），用以传播他们的观点，协会很快在医疗和福利行业赢得了威望。戈比诺在很多方面一直属于保守派，认为贵族阶层体现了优生学的理想；而上述德国思想家所持的则是一种更加强硬，可能也更为革命的立场，他们通常认为遗传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阶层无关。[81]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们的观点已经以各种形式传播到医学、社会服务、犯罪学和法律等领域。妓女、酒鬼、小偷、流浪者之类的社会边缘人越来越被视为带有遗传瑕疵者。有些专家呼吁强制这些人做绝育手术，其呼声甚高，很难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些观点对福利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就连社会民主党也开始认真考虑阿尔弗雷德·格罗特雅恩（Alfred Grotjahn）的提案，把住房和福利条件的改善与强制精神失常者、不愿工作者和酒鬼做绝育手术联系起来。[82]这些进展反映了医疗行业对犯罪学和社会服务等迅速发展的专业领域的影响与日俱增。德国医学界在19世纪发现了引起霍乱和肺结核等疾病的杆菌，这些成就为医学界赢得了无与伦比的威望，也无意中为反犹主义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语言，用以表达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与恐惧。这促使德国社会普遍在日常生活中采用医学方法，普通人，包括比例越来越高的工人阶级，也开始采取清洁措施，比如定期洗澡、给卧室消毒、煮沸饮用水等等。清洁观开始从医学扩展到生活的其他领域，其中不仅包括“社会卫生”，关键是还包括“种族卫生”。

虽然关于这些问题存在着各种讨论与辩论，但上述观点其实并未对1914年以前政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产生很大影响。除了科学界的权威人士，那些鼓吹繁育一个白肤金发碧眼的雅利安超级种族的人，比如自称兰茨·冯·利本菲尔斯（Lanz von Liebenfels）的《奥斯塔拉：白肤金发碧眼者的报纸》（Ostara: Newspaper for Blond People）的编辑，其号召力仅限于由极端分子构成的一个政治黑社会以及几个规模极小的非主流政治派别。[83]尽管具有上述特性，但这些观点的出现，连同它们在公共讨论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却是纳粹意识形态诸种起源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使包括科学家、医生和种族卫生学鼓吹者在内的各色人等团结在一起的，是几条基本原则。其一，遗传特征对于决定人的性格和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二，由第一条引申出来，为了提高国民效率，由国家引导的社会应该对人口进行管理——必须说服或者强制“适者”多生育、“不适者”少生育。其三，无论对这些术语如何理解，种族卫生运动采用的是一种给人以不祥之感的理性而科学的分类方法——把人分成对国家“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低素质”（德文为minderwertig，字面意思是“无价值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成了常用术语，被社会工作者和医务人员用来称呼各种社会边缘人。通过这种给人贴标签的方式，种族卫生学者开辟了通过强制绝育，甚至处决等手段来实现由国家控制、虐待并最终灭绝“无价值”者的道路，其中一些手段至少在1914年之前就已经有人在提倡了。最后，用这种技术专家式的理性主义方法进行人口管理，意味着以一种完全世俗的、工具主义的方式处理道德问题，而把婚姻神圣、父母神圣、被赋予不朽灵魂的个体具有平等价值等基督教义抛诸脑后。无论以上4条原则还有什么别的特征，它们都不是传统的或保守的。事实上，一些提倡者，比如沃尔特曼和沙尔迈耶，甚至认为自己属于政治光谱中的左翼而非右翼，尽管他们的观点只得到了极少数社会民主党人的认同。从根本上说，促使种族卫生学出世的，是一种新的构想——用科学原理管理社会，而不考虑任何其他原则。种族卫生学代表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新变种，它永远不可能得到保守派或守旧派的认同，也永远不可能得到基督教教会的支持，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宗教组织或者官定宗教的支持。[84]

反犹主义和种族卫生学后来都成了纳粹意识形态的关键元素。二者同为19世纪晚期普遍的思想世俗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更大范围的反叛的两个方面，反叛的是19世纪中期支配着德国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态度，即那种被越来越多的作家和思想家视为冷漠与乏味的自满。众多德国中产阶级智识人士因1870年代德意志民族国家之实现而产生的陶醉感，正让位于各种不满情绪，因为他们觉得德国的精神成长与政治发展已趋于停滞，需要推动它再次前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入职演讲[‡‡‡]中尖锐地表达了这些不满，他把1871年德国的统一称为德意志民族的一桩“青春闹剧”。[85]在持此观点的人当中，最有影响力的先知是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他以雄辩而简洁的散文体怒斥当时的道德保守主义。尼采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位堪与瓦格纳比肩的人物，他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对后者推崇备至。像瓦格纳一样，尼采也是个复杂的人物，他的作品可以在各种意义上进行解读。尼采的著作为个人摆脱传统的道德约束而辩，在1914年以前通常被解读为呼唤个人解放，对包括女权主义运动在内的形形色色的自由派和激进派团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女权主义运动中一位最富创造力的人物是海伦妮·斯托克尔（Helene Stöcker），她模仿尼采的散文体撰写了大量文章，宣称大师的意思是，在机械避孕和私生子平等权利的帮助下，女性可以自由建立婚外性关系。[86]

然而其他人从这位哲学巨子的著作中所吸收的，则完全是另一种经验。尼采是反犹主义的激烈反对者，他深刻地批判了对权力与成功的庸俗崇拜，这种崇拜在他看来源自1871年以武力实现的德国统一；他最著名的那些概念，比如“权力意志”和“超人”，本来只是用于思想和观念范畴，而不是政治或行动。但尼采语言的力量让这些词汇很容易被简化为口号，脱离原来的哲学语境，以他也许极不赞同的方式使用。尼采的“理想人”概念，即摆脱了道德约束、凭借权力意志战胜弱者的人，可以轻易被挪用，那些挪用者所信奉的，是根据种族与优生的标准来繁育人种，但尼采并无此信念。这种解读主要是受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弗尔斯特（Elisabeth Förster）的影响，她编注尼采作品时将其思想做了庸俗化和通俗化的处理，强调其冷酷的、精英主义的方面，迎合了极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口味。恩斯特·贝尔特拉姆（Ernst Bertram）、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Alfred Bäumler）和汉斯·金特（Hans Günther）等作家将尼采简化为权力的先知，将他的超人概念简化为祈盼一位摆脱了道德约束或者基督教神学羁绊的德意志伟大领袖的降临。[87]

还有一些人则借鉴了对新几内亚等德国殖民地的原住民社会所做的人类学研究，将尼采的心灵精英主义（spiritual elitism）推进了一步，呼吁建立一个由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精英统治的新社会——他们将像一帮有着兄弟情谊的中世纪骑士那样治理国家。以这种重度歧视女性的世界观，女人除了生育未来的精英之外没有任何作用，许多优生学家和种族卫生学者也以不那么激进的态度持此观点。学者型作家，比如海因里希·舒尔茨（Heinrich Schurtz），则通过各种出版物传播青年精英统治的思想，然而其理论只在诸如青年运动等领域发挥了最大影响力，参加青年运动的年轻人大多是中产阶级男性，热衷远足、亲近大自然、围着篝火大唱民族主义歌曲，他们肆意奚落成人世界里乏味的政治、虚伪的道德和装腔作势的社交。汉斯·布吕厄（Hans Blüher）这类作家深受青年运动的影响，以更加极端的姿态呼吁：国家应按照反民主的路线进行重组，并由一群志同道合、以同性恋式的爱与温情凝聚在一起的英雄男子来领导。这些理念的鼓吹者在一战前就已经开始建立伪装成隐修会的秘密组织，尤其是组建于1912年的日耳曼隐修会（Germanic Order）。在这种小型世俗宗派中，“雅利安人”的符号和仪式扮演着主要角色，组织成员以复古的如尼字母（rune）[§§§]和太阳崇拜作为日耳曼民族的重要标志，并采用印度的卐字符作为“雅利安人”的徽章，这是受到慕尼黑诗人阿尔弗雷德·舒勒（Alfred Schuler）和种族理论家兰茨·冯·利本菲尔斯的影响，后者于1907年在奥地利自家城堡上悬挂了一面卐字旗。上述观点虽然怪异，但不应低估它们对于许多在一战前参加过各种青年运动组织的中产阶级青年男子所产生的影响。就算没有起到别的作用，它们也是1890—1910年之间出生的那代人普遍反叛资产阶级传统的原因之一。[88]

这些思潮所强调的东西，既与资产阶级清醒稳重、自我克制的美德形成了鲜明对照，也迥异于自由民族主义所倚赖的原则，比如思想自由、代议制政府、容忍异见，以及基本人权。绝大多数德国人在进入20世纪之际，依然很可能相信这些原则。德国最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自诩为那些原则的守护者，在他们看来，自由派显然未能捍卫这些原则。自由派本身依然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在1914年一战爆发前最后几年的和平日子里，自由派甚至显示出些许复兴的迹象。[89]然而在此时，已经有人开始认真地尝试将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以及对传统的反叛整合成一个新的综合体，并赋予其某种组织形式。早在一战之前，各种激进思想激荡而成的政治漩涡就已经强力旋转起来，纳粹主义终将从中浮现。[90]

* 天主教解放（Catholic Emancipation），英国国王乔治四世（George IV）颁布《1829年罗马天主教解放法》（Roman Catholic Relief Act 1829），宣布废除“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等限制性法律，给予英国和爱尔兰的罗马天主教徒以充分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

† 公证结婚（civil marriage），不举行宗教仪式而由民事官员证婚。

‡ 今波兰什切齐内克（Szczecinek）的德语名称。——编注

§ 指帝国议会（Reichstag）。——编注

¶ 议员豁免权（parliamentary immunity），议会民主制国家的法律为保障议员有效履行其职能而赋予议员的不受国王、法院和议会之外的机构以及公众干涉的特权之一，即在法院或议会剥夺其议员豁免权之前，议员享有免受民事拘禁的特权。

** 语出《圣经·马太福音》27：25。犹太人的祭司长和长老把耶稣押解到罗马总督彼拉多（Pilate）面前，要求“把他钉十字架”。彼拉多找不到定他死罪的证据，本应释放耶稣，却担心犹太人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犹太人答道：“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彼拉多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 黑死病（Black Death），14世纪造成30%～60%欧洲人口死亡的鼠疫。

‡‡ 德雷福斯事件，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判终身监禁，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德雷福斯后来被证明是无辜的，并于1899年获释；但直到1906年，法国最高法院才裁定他无罪并恢复军籍。

§§ 黑色百人团（1905—1917），以保皇、反犹为宗旨的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团体。

¶¶ 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创造了被他称为“音乐剧”的歌剧形式——集音乐、戏剧、诗歌、传奇和表演于一体。

*** 莱辛（1729—1781），德国剧作家和评论家。

†††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1856—1921），德意志帝国宰相（1909—1917）。下文有时称之为贝特曼。

‡‡‡ 指马克斯·韦伯（1864—1920）于1895年5月就任德国弗赖堡大学（Universität Freiburg）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同年7月以《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为题出版。

§§§ 如尼字母，一种已灭绝的字母，在中世纪欧洲用来书写某些北欧日耳曼语支的语言。

第三节

1914年的精神

一

在国境线另一边的德语国家奥地利，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勒尔（Georg Ritter von Schönerer）提供了激进反犹主义的另一个版本。舍纳勒尔的父亲是一位铁路工程师，曾被哈布斯堡皇帝授予贵族头衔，以奖励他对国家的服务。1866年，奥地利在普奥战争中战败；第二年，哈布斯堡王朝重组为由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平等国家组成的邦联，以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为共主，中央政府设在维也纳。在中央政府内任职的绝大多数是说德语的人，奥地利境内大约600万德语人口接受了被逐出德意志邦联的命运，转而强烈认同哈布斯堡家族，将自己视为奥地利帝国的统治集团。但舍纳勒尔对此不以为然，他在1878年的奥地利议会上喊道：“要是我们属于德意志帝国该多好！”作为一位激进的改良地主，舍纳勒尔倡导成年男性普选权、完全世俗化的教育、铁路国有化——这一点或许体现了他父亲的职业——以及国家扶持小农和手工业者。他将哈布斯堡王朝中的匈牙利裔和其他民族视为德语人口进步的障碍，认为奥地利的德语人口如果与德意志帝国统一起来，将能够在经济与社会方面取得长足的发展。[91]

随着时间的推移，舍纳勒尔所信仰的德意志种族优越论，开始与越来越强烈的反犹主义结合在一起。1885年，他在自己于1879年提出的11条《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林茨计划》（Germannationalist Linz Programme）中增加了第十二条，要求“在公共生活的所有部门清除犹太人的影响”，以此作为他所希望实现的改革的前提条件。舍纳勒尔在奥地利议会的席位，使他不但能够反抗犹太人在诸如铁路公司等领域的影响力，而且可以免于因言辞过激地谴责犹太人而受到控告。他创建了一系列组织，用以宣传自己的观点，其中的泛日耳曼协会（Pan-German Association）在1901年的议会选举中成功获得了21个席位。该协会不久即在领导层的私人交恶中散伙，但是以它为榜样的其他反犹组织纷纷出现。泛日耳曼协会喋喋不休地谈论臆想中的犹太人的邪恶影响力，使愤世嫉俗的地方政客更容易获得支持。比如基督教社会党保守派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他通过煽动反犹情绪赢得了足够的选票，于1897年代表崛起的右翼政党基督教社会党出任维也纳市长。卢埃格尔担任此职一直到1910年，他在任时混合了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与富于想象力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市政改革，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2]

舍纳勒尔从未像卢埃格尔那样得到过广泛支持。但卢埃格尔的反犹主义虽有影响力，其本质却是机会主义的。他因为与维也纳的犹太名人一起进餐而招致批评，对此他曾说过一句名言：“谁是犹太佬，由我说了算。”而舍纳勒尔的反犹主义则是发自内心、坚定不移的。舍纳勒尔宣称，反犹主义确实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成就”。[93]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想法甚至越来越极端。自称“异教徒”的舍纳勒尔发起了一场反对罗马天主教的运动，其口号是“远离罗马”。他还杜撰了假装成中世纪词汇的问候语“Heil!”（万岁！）。1902年舍纳勒尔在议会里使用此问候语，引起了议员们的普遍愤慨，因为他那次演讲的结束语是：“起立，祝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万岁！”以此表达他对德意志皇室而非奥地利皇室的忠诚。舍纳勒尔的追随者称他为“Führer”（元首），这可能是那场运动给极右翼政治词汇表增加的另一个术语。他提议用日耳曼名称重新命名每年的节日和月份，比如称“圣诞节”为“Yulefest”，称“六月”为“Haymoon”。更古怪的是，他提议使用新的纪年，将元年定在公元前118年，即日耳曼族的辛布里人（Cimbri）在诺里亚战役（battle of Noreia）中打败罗马军队的那一年。舍纳勒尔真的举办了一次（不太成功的）庆典，迎接新千年2001 n.N.（n.N.为“nach Noreia”的首字母缩写，意思是“诺里亚战役之后”）。[94]

舍纳勒尔是毫不妥协的种族反犹主义者，“宗教无高下，种族有优劣”是他特有的那些朗朗上口的口号之一。舍纳勒尔的极端言行使他与当局多有抵牾，尤其是在1888年，一家报纸误发了德皇威廉一世的死讯，结果他怒闯出错的报社，殴打了该报的几位员工。在舍纳勒尔公开宣扬威廉为“光荣的吾皇”后，被激怒的哈布斯堡王朝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褫夺了他的贵族头衔，议会也剥夺了他的议员豁免权，以便让他入狱服4个月的刑期。但这也没能阻止他在获释之后宣称，他“期待着德军开进奥地利并摧毁它的那一天”。如此极端的言行，表明舍纳勒尔从未真正离开政治的边缘地带。的确，在1907年的奥地利议会选举中，他没能保住连任，其追随者赢得的席位也缩减至三个。与赢得权力相比，舍纳勒尔也许更热衷于传播思想。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幌子下，他后来对纳粹主义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95]

奥地利的反犹主义，远不是独立于德国反犹主义的现象。奥地利与德国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而且奥地利曾在1,000多年里属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后来又归属于德意志邦联，直至1866年被俾斯麦粗暴地逐出邦联，这意味着思想影响与政治影响可以不费力地跨越国境。例如，舍纳勒尔自称是德国反犹主义者欧根·杜林的信徒。那些从维也纳寻求灵感的德意志帝国公民，尤其是居住在信奉天主教的南部地区者，肯定能注意到卢埃格尔将社会改革、天主教忠诚和反犹主义论调融为一体的理论。舍纳勒尔从种族主义角度为犹太人下的定义、对“雅利安人”神话的崇拜、公开承认不信仰并且厌恶基督教、笃信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以及对其他种族——尤其是斯拉夫人——的蔑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德意志帝国境内更加极端的反犹主义者的共识。他的观点无一与德国反犹主义相悖，二者在本质上属于同一种极端主义思潮。只要哈布斯堡王朝继续存在，舍纳勒尔的泛日耳曼主义就注定会失败。但是，如果奥地利有朝一日灭亡了，那么它境内的少数德语人口将面临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他们是希望加入德意志帝国，还是单独组建自己的国家？假如出现这种情况，泛日耳曼主义的时机就可能到来。

二

在德意志帝国内部，德皇威廉二世于1888年即位，导致俾斯麦帝国宰相的地位被迅速削弱。《反社会党人法》含有对公民自由的诸多限制，对于是恢复还是废除该法，二人意见相左，俾斯麦被迫辞职。随着该法的废除，各式各样新型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乘势兴起，所有政治派别都参与其中。如今，各种鲜活有趣的新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与接替俾斯麦相继出任宰相的卡普里维（Caprivi）[†]和霍恩洛厄（Hohenlohe）[‡]的沉闷乏味恰成反差。其中至少有一位是备受敬慕的人物，因为他刚好是德国民族主义者所寻找的那种英雄。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是19世纪末典型的殖民冒险家，其拓殖事迹很快成为传奇。在俾斯麦于1884年很不情愿地接收了几块名义上的德国殖民地之后，彼得斯立即出发，把纸上的征服变为真正的征服。到达东非海岸后，他组建了一支远征队，向内陆进发，与各地的原住民首领签署了许多条约。按照其一贯作风，他事先并未与德国政府商量此事，俾斯麦得知后拒绝承认这些条约。随后，彼得斯陷入了更多的麻烦，因为有消息透露说，他不仅苛待男仆，还与多位非洲女子有染。关于其不端行为的报道震惊了资产阶级舆论界，但这并没有妨碍彼得斯为在非洲建立一个伟大的德意志帝国而继续求索。[96]

丰富的想象力和旺盛的精力促使彼得斯创建了各种组织，包括1884年组建的德意志拓殖学会（Society for German Colonization），它于1887年与一个有同样目标的团体合并为德意志殖民学会（German Colonial Society）。由于彼得斯本人声望卓著，加之他的支持者也颇有影响力，俾斯麦只好承认他的东非冒险，宣布他已经拓殖的地区为德国的保护领地，这是建立德属坦噶尼喀殖民地的第一步。然而在1890年，俾斯麦的继任者列奥·冯·卡普里维同意把彼得斯已宣示主权之领土的某些部分，尤其是桑给巴尔岛（Zanzibar）割让给英国，以换取英国将北海的黑尔戈兰岛（Helgoland）出让给德国。怒火中烧的彼得斯于1891年初主持了一次会议，会议的组织者是一群民族主义者，其中包括年轻的公务员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此人后来在纳粹的崛起与掌权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组建了德意志总同盟（General German League），1894年更名为泛日耳曼联盟（Pan-German League）。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大力推动德国在海外开疆拓土，在国内德意志化少数族群。受这一宗旨的吸引，东部边区学会（Society for the Eastern Marches）于1894年加入联盟。该学会致力于在德国东部省份摧毁波兰人的身份认同感。相对于泛日耳曼联盟而言，它拥有更为密切的政府关系。彼得斯创建的另一个组织与联盟并无二致，即1881年因参与哈布斯堡王朝官方语言之争而组建的德语学派协会（German School Association），该协会致力于在德意志帝国境外的德语人口聚居地保留德语。它后来更名为境外德语区协会（Association for Germandom Abroad），以此表示协会的影响范围正在极大地扩展，涵盖了德国以外世界各地德意志文化的所有方面。[97]

更多的民族主义协会随之兴起，其中最重要的大概要算1898年由军火商克虏伯出资组建的海军联盟，当时帝国国会批准组建一支规模庞大的德意志海军，克虏伯对此有明显的兴趣。不到十年，海军联盟就在各种民族主义组织中独占鳌头。如果分支机构也计算在内的话，其会员总数已远超30万。相比之下，其他民族主义压力团体的会员人数极少能够超过5万，泛日耳曼联盟的人数似乎始终卡在2万以下。[98]这些压力团体的领导人多为职业煽动家，比如因从事新闻活动而升迁受阻的军官奥古斯特·凯姆（August Keim）。这些人是众多民族主义协会中的重要人物，通常起着激进的推动作用。以凯姆为例，他是海军联盟和国防联盟（Defence League）的领军人物，还创建了另外一些名气不大的协会，比如组建于1912年的防止妇女解放之德意志联盟（German League for the Prevention of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旨在让女性回归家庭，为帝国繁育更多后代。[99]

除了这些边缘人物，还有各类心怀不满的显要人物，他们正在为施展政治抱负而在日趋民主的世界里寻找新的出路，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对有产者和智识阶层的尊重已不再发挥作用，而在1860年代至1880年代，那种尊重曾使民族自由党和其他更加偏向右翼的政党在选举中保持了好运气。这些煽动家中的许多人通过刻苦攻读取得了大学学位，然后在不太热门的部门里沿着公务员序列缓慢上升，谋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此外，相当程度的社会焦虑也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对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或许是过分的认同，赋予了各种民族主义协会中的所有领军人物一种自豪感与归属感，以及一种奉献和动员的目标，而不论他们的背景为何。[100]而且常常有人同时加入不同的组织；在特定的政治斗争中，几个人抛开个人恩怨和政治分歧为共同的事业而联手合作，也不是什么不同寻常之事。

暂不谈困扰着它们的频繁内斗，各种民族主义协会除了追求各自的具体目标之外，还普遍认为俾斯麦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工作远未完成，而亟须促成它的完善；他们也越来越觉得帝国领袖在此方面未尽其责。1912年，民族主义者的信仰以一种极为戏剧性的方式大白于天下，泛日耳曼联盟的主席、律师海因里希·克拉斯（Heinrich Class）用笔名发表了标题醒目的宣言：《假如我是皇帝》（If I Were the Kaiser）。他的目标毫不谦虚。克拉斯昭告世人，假如他握有威廉二世手中的权柄，则首先要对付帝国内部的敌人——社会民主党和犹太人。他怒斥，社会民主党年初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是犹太人阴谋损害国家的结果；犹太人正在颠覆德国的艺术、破坏德国的创造力、腐蚀德国的民众。克拉斯写道，假如他是皇帝，他将立即褫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将其列为异类；取缔社会民主党，将其领导层、议员、报纸主编和工会书记驱逐出德国；重新制定议会普选权，给予智识阶层和有产者更多投票权，只允许最优秀的成年男子担任公职；利用全国性集会和爱国庆典号召人民群众投身民族事业。[101]

民族主义者主张，国内绥靖政策将包括压制少数民族的文化，比如普鲁士东部省份波兰人的文化——把波兰人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必要时使用武力逼迫这些被认为劣等、蒙昧的“斯拉夫人”就范。在克拉斯的领导下，泛日耳曼联盟及其盟友力主大规模扩充军备，甚至要超过1898年以来遵照《海军法》（Navy Laws）已经启动的扩军规模；扩军之后要打一场战争，德国将征服欧洲，吞并德语地区，比如瑞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奥地利。他们毫不顾及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其他民族的感受，也无视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甚至比利时境内的佛兰德分离主义者（Flemish separatists）都不太可能支持他们，更别提其他各种持不同政见者了。出于战略考虑，他们把罗马尼亚（Romania）包括了进来，并且强调，可以在比利时和荷兰的海外领地——比如刚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规模远超英国殖民地的殖民新帝国。泛日耳曼联盟及其民族主义者盟友有选择地借用尼采、朗本、达尔文、特赖奇克等作家的作品，而且在借用过程中屡屡将他们的思想进行庸俗化解读、断章取义或者简化到不可辨识的程度，然后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建立在这样一种世界观之上：以斗争、冲突、“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反犹主义和权力意志作为其核心信仰。[102]

然而，在他们怀有这些几乎毫无节制的野心要谋求德国的世界霸权的同时，泛日耳曼联盟和其他民族主义协会也对德国的现状与前途提出了强烈警告，甚至表达了失望情绪。他们认为，德意志人民受到了敌人的内外夹击——“斯拉夫人”和“拉丁人”从外部包围，犹太人、耶稣会士（Jesuit）[§]、社会主义者和形形色色颠覆性的煽动家和阴谋家从内部搞破坏。泛日耳曼的种族主义是通过语言的使用表达出来的，他们将各民族简化为一个简单的、行为一致的种族实体——“日耳曼势力”（Germandom）、“斯拉夫势力”（Slavdom）、“盎格鲁—撒克逊势力”（Anglo-Saxondom）或者“犹太势力”（Jewdom）。他们认为，其他种族的繁殖率已超过日耳曼人，有“淹没”日耳曼人的危险；或者说，其他种族像法国人一样正在堕落，于是通过自身的衰落对日耳曼人施加腐蚀性的影响。极端民族主义者将自己描绘成“旷野里呼喊者的声音”[¶]，除非有人听到这呼喊，否则日耳曼民族将无药可救。重症需下猛药：只有通过在农民阶层、个体经营的手艺人和小企业主，以及传统的核心家庭[**]中恢复日耳曼民族的种族之根，才能够挽回局面。大城市已成为非日耳曼种族道德败坏与混乱无序的渊薮，需要采取强硬措施恢复秩序、礼节以及一种正确的日耳曼文化概念。德国需要一个新的俾斯麦——他应该强硬、冷酷，在国家需要拯救时，不惮于对内施以铁腕政策、对外奉行侵略政策。[103]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主义协会批评德国政府对内、对外的软弱时越来越直言不讳。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大选中的胜利，以及被民族主义者视为德国耻辱的1911年摩洛哥危机解决方案，惊醒了动辄争吵不休的各民族主义协会，他们开始采取激进行动，联合加入新组建的国防联盟——该联盟旨在为陆军提供像海军联盟对海军舰队那样的支持。合并后的新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比海军联盟与政府的关系独立得多。它完全认同泛日耳曼联盟的观点，会员人数在1912年组建之后的两年内达到9万，为泛日耳曼联盟提供了广大的群众基础，这是后者靠自身力量一直未能做到的。与此同时，泛日耳曼联盟与殖民学会联手发起了一场运动，游说政府停止承认殖民地的德国居民与非洲黑人之间婚姻的合法性。保守党中的知名人士开始与泛日耳曼联盟合作。农业主同盟（Agrarian League），一个由大、小地主组成的与保守党关系密切的大型压力团体，于1913年8月与德意志工业家中央同盟（Cent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Industrialists）以及手工艺匠人和手工业工人的全国性组织合并，组建了“生产型产业卡特尔”（Cartel of Productive Estates）。卡特尔不仅会员人数高达数百万，而且采纳了泛日耳曼联盟的许多主要目标与信念，包括排挤或解散国会，压制社会民主党，以及奉行侵略性外交政策，乃至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征服战争。[104]

这些极端民族主义压力团体，并非威廉二世统治集团的任何一种操纵策略的产物，而是通过在底层进行政治动员所产生的真正民粹主义运动。但这些团体在工人阶级中根本得不到选票；在社会各等级中，它们最底层的票仓是白领工人和职员阶层，此阶层的工会之一、与犹太人不共戴天的德意志国家商业雇员工会（German-National Commercial Employees' Union），怒斥犹太人的商业利润造成了工会会员的工资下降，并攻击说女性进入秘书和行政岗位是犹太人企图破坏德国家庭的产物。[105]然而，各种民族主义协会自1912年以来赢得的声望已使德国政府倍感压力；随着泛日耳曼联盟在右翼新闻媒体中结交了一些新朋友，政府感受到的压力就更大了。泛日耳曼联盟的支持者之一、退休将军康斯坦丁·冯·格布萨特尔（Konstantin von Gebsattel）被《假如我是皇帝》打动，写下一份备忘录。他在这篇长文中呼唤一场斗争，抗击“犹太人的阴谋诡计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煽动”；呼唤一个“没有议员的”帝国；呼唤一个并非仅为傀儡，而是真正统治国家的、挥动“全副武装的拳头”、奉行侵略性外交政策的皇帝；以及呼唤一种最大程度限制民众影响力的选举制度。

他在备忘录中提议把犹太人当作异类对待：禁止他们购买土地，如果他们移居国外就没收其财产；禁止他们在国立机构任职，比如政府行政部门、法律界、大学和军队。在格布萨特尔看来，接受洗礼当然改变不了一个人是犹太人的事实，任何人只要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犹太血统”就应该被当作犹太人而非日耳曼人对待。“犹太出版机构”应予取缔。格布萨特尔说，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德国的全部生活已被“犹太精神”主宰，这种精神浅薄、消极、具有破坏性的批评欲，是实利主义的。是回归真正的德意志精神的时候了——回归深刻的、积极的、理想主义的精神。这一切将由一场上层发动的有效政变来实现，并通过宣布军事管制、颁布戒严令来提供保障。格布萨特尔及其朋友、泛日耳曼联盟领导人海因里希·克拉斯认为，备忘录的基调是温和的。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所谓的温和，是因为考虑到这份备忘录将呈送给以同情民族主义事业著称的皇储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皇储随即满怀热情地将备忘录转呈他的父亲，以及当时接替俾斯麦担任帝国宰相的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106]

宰相贝特曼和皇帝礼貌但坚决地否决了格布萨特尔的提议，认为它们不切实际，甚至会危及王朝的稳定。帝国宰相承认，“犹太问题”是“德国未来发展的巨大隐患”；但他又说，格布萨特尔的严苛方案不能当真。皇帝对提案泼了更多冷水，他告诫儿子，格布萨特尔是个“古怪的热心人”，很多想法都“幼稚透顶”。然而他也承认，尽管把犹太人逐出德国在经济上是不明智的，但确实有必要“将犹太影响力排除在军队和行政部门之外，并且尽最大可能限制犹太人对艺术与文学的影响”。他认为，在新闻界也是如此，“犹太势力已经建立起了最危险的舆论阵地”，但是像格布萨特尔所倡导的那样全面限制新闻自由，将会适得其反。反犹主义的成见就这样渗透进了政权的最高层，皇帝读了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十九世纪的根基》之后成见愈益加深，他将此书誉为德意志民族的警钟。加之不屈不挠的泛日耳曼联盟在公开场合和暗地里对宰相的批评不断升级，贝特曼越来越感到必须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强硬路线，而这种强硬路线在危机处理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导致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07]

三

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德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心态乐观，满以为胜利在望，极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凯旋。陆军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等军界人士则预测冲突将持续较长时间，并且担心德国最终有可能战败。然而他们的专业意见未能使民众信服，确切地说是未能使许多掌握着德国命运的政客信服。[108]此前几十年间经济的大幅增长，在民众心中催生了德国不可战胜之感，1914—1915年德军在东线的几次大捷又助长了这种情绪。俄国提前入侵东普鲁士，促使德国总参谋长起用退休将军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一位生于1847年、参加过1870—1871年战争的老将接手战事，其得力助手、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是一位非贵族出身的技术专家和军事工程师，他在战争初期攻打列日（Liege）的战役中为自己赢得了声誉。两位将军诱敌入彀，歼灭了入侵的俄军，随后又取得一连串胜利。到1915年9月底，德军占领波兰，重创了俄军，致使敌军由上一年占领的阵地后退了250英里[††]。

这些战绩使兴登堡声誉卓著，被视若无敌战将。英雄崇拜很快围绕他建立起来，他那厚重结实的体态似乎为瞬息万变的战局带来了一种稳定因素。但实际上，兴登堡的政治远见和能力都相当有限，在很多方面，他只是充当着其精力充沛的下属鲁登道夫的门面，而鲁登道夫的作战思路远比兴登堡的想法更加激进和无情。这对搭档在东线的胜利与在西线的僵局形成了鲜明对比：西线战场在战争爆发后几个月内，沿着从北海至瑞士边境的450英里[‡‡]战壕，双方大约800万部队面对面地相持着，均无法有效突入敌军防线。松软的土地使他们可以修建一条又一条深深的防御战壕；带刺铁丝网阻碍了敌人的推进；防线上密布的机关枪火力点，能够射杀从对面阵地成功突入射程的任何部队。双方都为这种徒劳的较量投入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到1916年，压力开始让双方吃不消了。

在战争中期，主要参战国全部更换了领导层，反映出各国都意识到需要以更大的力量、更无情的手段动员国民、调动资源。在法国和英国，上台的分别是克列孟梭（Clemenceau）[§§]和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德国别具一格，上台的不是激进的文官，而是两位功勋卓著的将军——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于1916年接掌政权。“兴登堡计划”（Hindenburg Programme）[***]旨在振兴并重组德国经济，使之服务于那个压倒一切的目标——赢得战争。在另一位中产阶级将军[†††]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oener）的管理下，战争办公室拉拢工会和平民政客承担动员任务；但这引起了企业主和其他将军的反感，格勒纳很快被调离。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甩开平民政客，在德国建立起一种“幕后独裁统治”（silent dictatorship）：在幕后实行军事管制，严格限制公民自由，中央调控经济，将军们对战争目标与外交政策的制定发号施令。上述发展为十几年之后德国民主政治和公民自由所遭遇的更加惨烈的命运提供了重要先例。[109]

德国转向实行更加残酷的战争政策，它所产生的反作用表现在不止一个方面。鲁登道夫下令对德军占领的法国、比利时和东中欧地区实行系统性的经济剥削，被占领国对此的记忆，让德国人在战争结束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将军们那些野心勃勃、不容变更的战争目标，使国内的许多自由主义中间派和左翼人士与他们逐渐疏远。1917年初，为了切断美国对英国的物资供应，德国决定在大西洋实行无限制潜艇战（unrestricted submarine warfare）[‡‡‡]，结果却激起美国参战，加入协约国。自1917年起，对世界上最富裕经济体的动员使协约国实力大增，当年年底，美军开始源源不断地开进西线战场。在德国人看来，战争中唯一真正的亮点，是他们在东线战场的节节胜利。

但东线的胜利也有其代价。德军及其盟友在东线不断施加的军事压力，在1917年初有了结果——效率低下、不得人心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政府垮台，被俄国自由派执掌的临时政府所取代。然而事实证明，自由派并不比沙皇更有能力调动俄国巨大的资源以赢得战争。国内濒临饥荒状态；政府陷入混乱；前线节节败退，绝望情绪日甚一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气氛越来越转向反战；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原本已经摇摇欲坠，此时开始彻底消失。这种局面的最大受益者是俄国唯一自始至终持反战立场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党（Bolshevik Party）。它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唯一信仰的政党，其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始终认为，战败是引发革命的最快捷方式。他抓住时机，在1917年秋突如其来地发动政变，几乎没有遭到直接的抵抗。

地图2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扩张

“十月革命”很快沦为血腥的乱局。当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企图发动一场反政变时，新政权则应对以暴力的“红色恐怖”，镇压了其他一切政党，建立起以列宁为首的中央集权式专政统治。新组建的红军由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领导，与志在恢复沙皇统治的“白军”（Whites）进行了一场残酷的内战。“白军”的努力未能帮到沙皇本人，他很快就与家人一起被布尔什维克处死。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警察组织契卡（Cheka）无情地镇压了政权的反对者，各政治派别无一幸免——从左翼阵营中的改良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Mensheviks）、无政府主义者和农民社会革命党人，到右翼阵营中的自由派、保守派和保皇党。数千人遭到折磨、杀害，或者被野蛮地关押在第一批劳改营，到1930年代，劳改营开始成为一种规模庞大的拘禁系统。[110]

列宁的政权最终获胜，打败了“白军”及其支持者，控制了前沙俄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列宁及其继任者将精力转入建设苏俄版本的共产主义国家和社会：至少在理论上体现了经济社会化的财产公有制；取缔宗教，以确保一种世俗的社会主义觉悟；没收私有财产，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建立“民主集中制”和计划经济，赋予设在莫斯科的中央政府前所未有的独裁权力。但列宁也知道，这一切将要建立在一个经济落后、缺乏现代资源的国家和社会。在他看来，像德国那类比较先进的经济体拥有更加完善的社会制度，爆发革命的可能性甚至大于俄国。事实上，列宁认为，除非其他国家也成功地发生同类型的革命，否则俄国革命可能难以为继。[111]

于是布尔什维克组建共产国际（Comintern），向全世界输出苏俄版本的革命。在此过程中可资利用的是，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因战争引起的问题而发生分裂。尤其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起初支持以战争为主要防御手段抵抗来自东方的威胁，但随着政府大规模吞并领土的要求日益明显，曾经铁板一块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政府的疑虑越来越深，从而备受困扰。1916年，该党分裂为主战与反战的两派。多数派有所保留地继续支持战争，他们倡导的是温和改良，而不是大规模革命。少数派独立社会民主党（Independent Social Democrats）中的一些人，在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领导下，于1918年12月组建了德国共产党（German Communist Party）。最终，大部分少数派的支持者都于1920年代初加入了德共。[112]

上述事件在西欧和中欧许多地区的民众中间传播时所引起的不安和恐惧，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听到共产党的激进言论，看到俄国中上层人士失去财产、消失在契卡的刑讯室和劳改营，德国的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警觉起来，社会民主党人担心，如果共产党在德国掌权，他们也将面临改良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以及为农民发声的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所遭受的厄运。各国的民主派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共产主义意在压制人权、废除代议制、废止公民自由。恐惧感驱使他们相信，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在本国制止共产主义，甚至通过暴力手段、通过中止那些他们承诺要捍卫的公民自由权。在右翼人士看来，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理论相当于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威胁性似乎不分伯仲。1918年，匈牙利共产党在库恩·贝拉（Béla Kun）[§§§]的领导下上台执政，这个短命的政权试图取缔教会，但很快被霍尔蒂·米克洛什海军上将（Admiral Miklós Horthy）领导的君主主义者推翻。反革命的政权继而实行了“白色恐怖”，数千布尔什维克和社会主义者遭到逮捕、残酷虐待、监禁和杀害。匈牙利变局第一次让中欧人感到，从战争造成的紧张局势中滋生出的政治暴力与政治冲突可以达到怎样的新水平。[113]

在1918年初的德国本土，共产主义的威胁似乎还比较遥远。为了获得巩固新政权所需的喘息机会，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很快开始与德国谈判，以谋求其迫切需要的和平解决方案。德国漫天要价，凭借1918年初签订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吞并了大片俄国领土。当大量德军从已经停战的东线被调往西线去增援一场春季新攻势时，最后的胜利似乎指日可待。在1918年8月对德国民众发布的年度公告中，皇帝向所有人保证，战争最糟糕的阶段已经结束。局面确实如此，但趋向并不如他所愿[114]，因为鲁登道夫的春季攻势让德军伤亡惨重，协约国在美国大规模输送的新兵和物资的增援下，在德军防线上撕开缺口，从西线长驱直入。德军士气开始瓦解，越来越多的士兵开小差或者向协约国部队投降。最后的打击随之而来，德国的盟友保加利亚（Bulgaria）求和了，南线的奥匈帝国军队在意大利新一轮进攻面前一触即溃。[115]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不得不在9月底告诉皇帝，败局已定。在胜利的希望实际已经破灭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严苛的新闻审查制度确保了报纸还在继续展望最后的胜利，因此德国战败的消息所造成的冲击波特别强烈。[116]后来的事实证明，战败对于俾斯麦1871年所建帝国的残存政治制度造成了过于沉重的打击。

正是在战争与革命的烈焰中，炼成了纳粹主义。1918年德国战败与1933年第三帝国来临之间，仅仅相隔15年，但这一路波诡云谲、充满变数。希特勒的上台绝非在1918年就已注定，也绝非由此前的德国历史进程所预设。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及其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强国地位的确立，使许多民众心生希望，然而在一战结束时，人们清楚地看到，帝国及其各级机构无法实现他们的希望。在许多人心目中，俾斯麦冷酷、强硬，为达目的不惮于使用暴力和诡计，是领袖人物的典范；采取行动抑制政治天主教运动（political Catholicism）的民主化威胁，以及抑制社会主义劳工运动时，俾斯麦所显示出的魄力，使他在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中赢得了广泛爱戴。1916年在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幕后独裁”把残酷的专制统治准则付诸实践，为德国的未来开创了一个不祥的先例。

德国的历史遗产，从很多方面看都是一份沉重的负担，但它并没有使纳粹主义的兴起与得势成为必然。俾斯麦投下的那些阴影本来有可能最终被驱散，然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它们却几乎无限地加深了。俾斯麦及其继任者遗留给德国政治制度的问题，因战争的影响而无尽地恶化下去，而且在这些问题之上，又添加了其他后患无穷的问题。如果没有战争，纳粹主义可能不会崛起为一支值得重视的政治力量，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德国人不顾一切地寻求一位独裁者，来取代在国运攸关之际看起来显然有负众望的文官政治。1914—1918年，每个人所下的赌注都如此之高，以至于右翼和左翼都准备采取某种极端主义的措施，这在战前只有处于边缘的政治人物才敢想。讨论德国战败之责应由谁承担时，各派相互攻讦，其结果只是加深了政治冲突。面对巨大的牺牲、极度的物资匮乏和奇高的死亡人数，德国所有政治派别都在苦苦寻找原因。超乎想象的战争开支给世界经济造成的巨大负担，再花30年也无法摆脱，而其中负担最重的是德国。所有参战国在战争期间尽情发泄民族仇恨，给未来留下了一种可怕的后遗症——宿怨。不过，当德军逐渐回国，德皇心有不甘地准备将政权移交给民主派时，一切似乎仍有希望。

* 勃兰登堡—普鲁士（1415—1918）和德意志帝国（1871—1918）的主要统治家族。——编注

† 列奥·冯·卡普里维（1831—1899），普鲁士王国首相（1890—1892）和德意志帝国宰相（1890—1894）。

‡ 霍恩洛厄—席林斯菲尔斯特亲王（Prince of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1819—1901），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宰相（1894—1900）。

§ 耶稣会士，创建于1534年的罗马天主教修道会“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的成员，强烈反对宗教改革。

¶ 旷野里呼喊者的声音（voices in the wilderness），语出《圣经·约翰福音》1:23。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遣祭司和利未人来见约翰，问他：“你是谁？”约翰答道：“我是旷野里呼喊者的声音，说：‘修直主的道路’。”

** 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由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小家庭。

†† 约402公里。——编注

‡‡ 约724公里。——编注

§§ 乔治·克列孟梭（1841—1929），法国总理兼内政部长（1906—1909），总理兼陆军部长（1917—1920）。

¶¶ 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首相（1916—1922）。

*** 兴登堡计划，由鲁登道夫于1916年8月制定，其目标是到1917年春，弹药供应量增加一倍、机枪供应量增加两倍。但由于原料供应不足而无法实现。1916年10月，在国防部内成立战争办公室（War Office），由威廉·格勒纳（1867—1939）负责，统一指导军需供应与人力动员。

††† 意思是格勒纳与鲁登道夫一样，都不是贵族出身。

‡‡‡ 德国海军部于1917年2月宣布，德国潜艇可以事先不发警告，击沉开往英国海域的任何商船。

§§§ 匈牙利语为Kun Béla，匈牙利人名的书写顺序是姓在前、名在后，中文译名从匈牙利语。

第四节

陷入混乱

一

在1918年11月，大多数德国人预计，由于战争结束之时协约国尚未踏足德国本土，所以停战协议的条款可能会相对公平合理。而此前4年里德国人激烈辩论的，却是取得胜利之后应该吞并多少领土，就连官方战争目标中的帝国任务也包括吞并西欧和东欧的大片领土，确立德意志帝国在全欧洲的霸主地位；右翼压力团体则走得更远。[117]鉴于德国人曾期待在战胜时大肆侵占，那么他们理应可以想见战败时将要承担多大的损失。然而1918年11月11日德国被迫同意的停战协议条款，却出乎所有德国人的意料：德军必须全部撤到莱茵河东岸，德国舰队应向协约国投降，大量军事装备必须移交，废除《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德意志公海舰队及其潜艇必须向协约国投降。与此同时，为确保德国遵守约定，协约国继续对德国实行经济封锁，使本已极度糟糕的食品供应状况进一步恶化。直到第二年7月，经济封锁才被解除。[118]

几乎所有德国人都觉得这些条款不合理，视之为国耻。条款的执行，尤其是法国的行动，又极大地加深了德国人的怨恨情绪。许多德国人不肯相信他们的军队真的战败了，以这种心态看待停战协议，其条款之苛刻也就愈加明显。在高级军官的协助和怂恿下，一种引起致命后果的说法很快在中间和右翼政治派别的广阔舆论阵地流传开来——很多人从瓦格纳的音乐剧《众神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the Gods）得到灵感，开始相信军队之所以战败，完全是因为国内的敌人从背后捅了刀子，就像瓦格纳剧中勇敢的主人公齐格弗里德（Siegfried）所遭遇的那样。德国的军事领导人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宣称，军队是一场“秘密的、有计划的蛊惑运动”的受害者，这场运动注定了德军的全部英雄壮举以失败告终，“一位英国将军说得对：德军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119]。德皇威廉二世在192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中重复了这个说法：“在30年里，我为军队而自豪。我为之而生、为之操劳，可是如今，在辉煌的、取得空前胜利的四年半战争岁月之后，在和平唾手可得的时刻，革命者的匕首从背后捅了一刀，瓦解了我军！”[120]甚至社会民主党也参与制造了这个自我安慰的说法。1918年12月10日，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对陆续进入柏林的归国部队说：“你们没有被任何敌人打败过！”[121]

战败直接导致了俾斯麦在近半个世纪之前所创造的政治制度的崩溃。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加速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终结，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以及西方协约国随后宣布，战争的主要目标是为民主制度提供安全的世界环境。鲁登道夫以及帝国的领导层在断定战败已无可挽回之后，转而主张对德意志帝国的政体进行民主化改革，希望协约国有可能因此而议定出合理的，甚至有利于德国的停战条款。政治民主化还有一个副产品，它绝非偶然所得，而是出自鲁登道夫的盘算：如果停战条款不被德国民众接受，那么媾和不利的责任自然会落到德国的民主派政客身上，而与德皇或者军队领导层无关。新组建的政府由自由派的巴登亲王马克斯（Prince Max of Baden）领导，但事实证明，它控制不住海军，军官们为捍卫海军的荣誉，打算启航出海，去进行最后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抗击英国舰队。毫不奇怪的，水兵哗变[*]了。暴动在几天之内蔓延到平民阶层，德皇以及包括巴伐利亚国王和巴登公爵在内的所有王公贵族全部被迫退位。11月11日停战协议签字时，德军就地解散，民主派政党留下来——如鲁登道夫所愿——为《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的条款进行谈判，如果那算得上谈判的话。[122]

《凡尔赛和约》生效后，德国失去了十分之一的人口，以及13%的领土，其中包括阿尔萨斯—洛林，在德国统治了近半个世纪之后被归还法国，此外还包括边境领土奥伊彭（Eupen）、马尔梅迪（Malmédy）和莫雷斯内（Moresnet）。萨尔兰（Saarland）脱离德国，由战胜国托管，《和约》承诺最终将由当地居民决定是否愿意归属法国，这显然是期望他们最终能同意并入法国，起码法国人可以从中施加影响。为了确保德国的武装力量不进入莱茵兰（Rhineland），19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法国以及美国在那里派驻了大量部队，其中美国驻军时间较短。北石勒苏益格（Northern Schleswig）割让给丹麦，梅梅尔（Memel）于1920年割让给立陶宛（Lithuania）。18世纪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瓜分的波兰重新建国，这意味着德国失去了波森（Posen）、西普鲁士的大部分以及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但泽（Danzig）成为“自由市”，名义上由新建立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控制，它是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的前身。为了让刚独立的波兰得到出海口，《和约》给波兰划出一条“走廊”，将东普鲁士与德国其余部分的领土分隔开。德国的海外殖民地被没收，在国际联盟的托管下被重新瓜分。[123]

同样影响深远、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战胜国不允许德国与讲德语的奥地利合并。德奥如能合并，将意味着1848年激进派梦想的实现。随着奥匈帝国在一战结束时分崩离析，其成员国有的建立了民族国家，比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和南斯拉夫（Yugoslavia）；有的加入了相邻的、或新或旧的民族国家，比如波兰和罗马尼亚；大约600万德语人口则留在了奥地利，被夹在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阿尔卑斯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最好的出路是加入德意志帝国，几乎无人认为残存的奥地利在政治上或经济上能独立生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德语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将自己视为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的主体民族。那些倡导1848年解决方案，即德语人口脱离奥匈帝国，加入德意志帝国的人，比如舍纳勒尔，过去只是被人看作极端分子。而现在，奥地利突然间被从它以前在经济上极为倚赖的内陆，尤其是匈牙利，切割出来；突然间从哈布斯堡王朝政府机构和军队裁撤下来的官员，造成首都维也纳人口激增，人口所占比例超过这个新国家居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成为奥地利的沉重负担。于是，从前被视为奇谈怪论的政治观点现在似乎有了政治上的合理性。甚至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也认为，如果奥地利加入较为先进的德意志帝国，将会比独自努力更快地实现社会主义。[124]

此外，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其著名的“十四点计划”（Fourteen Points）[†]中列出了他希望协约国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其中就有：让各民族都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不受他国干涉。[125]如果这个原则适用于波兰人、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那么它当然也应该适用于德国人，对不对？但答案是否定的。协约国自问：我们为何而战，难道是为了在战争结束时坐视德意志帝国增加600万人口，并且大面积扩张领土，包括将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纳入囊中吗？于是德奥合并被否决。在《凡尔赛和约》有关领土的全部条款中，这一条似乎是最不公平的。协约国立场的支持者与批评者可以讨论其他条款的利弊，可以辩论为解决上西里西亚等地的领土纠纷而进行的全民公决是否公平，但奥地利问题则根本没有争论的余地。奥地利人希望合并，德国人愿意接受合并，民族自决的原则也支持合并；因此，协约国对德奥合并的否决，一直是德国人心怀怨恨的根源，同时也使新建立的“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Republic of German-Austria）[‡]（当时的国名）陷入了20年的频繁冲突、危机四伏，该国公民几乎无人承认这一否决的合法性。[126]

许多德国人意识到，协约国禁止德奥合并，就像《凡尔赛和约》中的其他条款一样，其合理性都来自《和约》第二百三十一条——强制德国为1914年爆发的战争承担“全部罪责”。同样令德国人感到冒犯的条款还有：授权以战争罪审判德皇等人。1914年德军入侵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期间，确实犯下了极其残暴的罪行。然而在莱比锡（Leipzig）一家德国法院进行的寥寥几次审判几乎均告失败，因为德国法官裁定，多数指控都不成立。在最初甄选出接受审判的900名战犯中，最终仅有7人被认定有罪，10人被宣告无罪，余者则从未经历过一次完整的庭审。长留于德国公共记忆中的想法是，战争罪的全部概念，确切地说是战争法的全部理念，是战胜的协约国根据虚假宣传中的虚构暴行，凭诡辩而捏造出来的。这种观点对于德军在二战期间的心态与行为有着致命的影响。[127]

地图3　凡尔赛和约

其实第二百三十一条的真正意图，是为协约国向德国征收惩罚性战争赔款提供法律依据，尤其是赔偿法国和比利时在被德国占领的4年零3个月时间里所蒙受的损失。德国掠夺了200多万吨商船、5,000个火车头和136,000节车厢、2,400万吨煤炭和其他大量物资。战争赔款将在未来很多年里以黄金支付。[128]为防止战争赔款仍无法阻止德国筹资重建武装力量，《和约》还限定德国军队的规模最高不得超过10万人，禁止使用坦克和重型火炮，禁止征兵；600万支德国步枪、15,000多架飞机、超过13万挺机关枪以及大量其他军事装备必须销毁；德国海军实际上已被解散，并被禁止建造任何大型新舰只；根本不允许德国拥有空中力量。这些条款就是1918—1919年西方协约国摆在德国人面前的和平条件。[129]

二

大多数德国人对这些条款深恶痛绝。[130]愤怒与不信任感如冲击波般蔓延到德国上层和中产阶级的几乎每个角落，也对工人阶级中许多支持社会民主党温和派的人产生了极大影响。自1871年统一以来，德国的国际实力与威望一直处于上升阶段，所以此时多数德国人突然间感到，德国已被野蛮地逐出强国之列，并蒙受了他们认为不应得的耻辱。《凡尔赛和约》被谴责为一方强加给另一方的、没有谈判余地的、强行规定的和约。众多德国中产阶级人士在1914年显示出的战争热情，4年后转为对停战条款的痛恨。

实际上，停战协议为德国在东中欧的外交政策创造了新的机会，盛极一时的哈布斯堡和罗曼诺夫王朝被一堆争执不休、不稳定的小国所取代，比如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凡尔赛和约》的领土条款相对而言是温和的，因为如果德国战胜，它施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条约会更加强硬；这种强硬，原则上的明确表述见于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在1914年9月制定的计划，实践上的生动表现见于1918年春德国与战败的俄国所订立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假如德国战胜，也会有一张巨额的赔款账单送达战败的协约国，其数额无疑会比俾斯麦在1870—1871年战争之后送交法国的账单高出很多倍。德国从1919年开始实际支付的战争赔款，并未超出国内资源的承担能力；而且考虑到德国占领军对比利时和法国的肆意破坏，赔款数额也并非不合理。从很多方面看，1918—1919年的停战协议都是在已经急剧变化了的世界里，将原则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一次大胆尝试。这在其他环境下也许有成功的机会，但在1919年的环境下则不行，当时几乎任何和约条款都会遭到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谴责，因为他们认为对方不公正地窃取了胜利。[131]从战争结束直到大约1920年代末，协约国沿着莱茵河谷对德国西部地区实施的长期军事占领，也引起了民众的普遍怨恨，并使当地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有一位生于1888年的社会民主党人，原先持反战立场，后来却写道：“我渐渐感觉到法国兵枪托的存在，又变得爱国了。”[132]尽管英国和美国驻军遍布莱茵兰的广大地区，但在莱茵兰和萨尔兰，最招人憎恨的是法军。尤其令人愤怒的是，法国人取缔了德国的爱国主义歌曲和节日，在当地鼓励分离主义运动，宣布激进的民族主义团体为非法。萨尔兰有位矿工说，新接管国有矿山的法国人以苛待工人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德国的仇视。[133]消极抵抗——特别是在爱国的基层公务员中间，比如拒绝为新上台的法国当局服务的铁路职员——激励着人们仇视那些接受现状的柏林政客，反对无力改变现状的德国民主政府。[134]

虽说停战协议和《凡尔赛和约》激怒了大多数德国普通民众，但与它们对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吹者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泛日耳曼联盟成员所造成的影响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泛日耳曼联盟在1914年对战争的爆发表现出了无限的热情，近乎狂喜。对于海因里希·克拉斯那类人来说，这是实现毕生梦想的契机，事情似乎终于要按他们的想法发展了。泛日耳曼联盟曾在战前为吞并领土和称霸欧洲拟定了雄心万丈的计划，此时似乎有了实现的机会，由贝特曼·霍尔维格领导的政府制定的一套战争目标，在范围和规模上非常接近于他们的计划。工业家中央同盟等压力团体和保守党等政党众声喧哗，强烈要求德意志帝国在战胜后兼并广阔的领土。[135]但胜利并未降临，且反对领土兼并的呼声渐高。在此形势下，克拉斯和泛日耳曼联盟开始意识到，他们应该另想良策扩大支持基础，以便再次向政府施压。然而正当他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千方百计与其他团体结盟时，却突然被一场新兴的运动抢占了先机，该运动的发起人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曾为公务员，拥有不动产，是商业巨头以及泛日耳曼联盟创始人之一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的合伙人。在卡普看来，没有群众基础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1917年9月，他创建德意志祖国党（German Fatherland Party），党纲的核心内容包括兼并主义者的战争目标、独裁式修宪，以及泛日耳曼联盟的其他政纲。在克拉斯、工业家中央同盟、前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以及实际上包括保守党在内的所有兼并主义者团体的支持下，祖国党展示出一种超越党派之争，只以德意志民族为重，而不纠结于抽象意识形态的形象。教师、新教牧师、军官等各界人士纷纷加入。在一年之内，祖国党声称其党员人数不下125万。[136]

但实际情况与表象并不相符。首先，党员人数被夸大了，许多人既作为入党的个人又作为合并进来的团体成员而被重复计数，因此根据该党1918年9月的一份内部备忘录，真正的党员人数不超过44.5万。其次，克拉斯和泛日耳曼联盟不久即遭冷落，因为祖国党领导层认为，与之结盟会使政治立场不那么极端的潜在支持者望而却步。祖国党遭到自由派的极力反对，并引起政府的高度警惕，禁止军队官兵加入，还通知公务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帮助祖国党。祖国党吸纳工人阶级入党的雄心被两股力量挫败：一股来自社会民主党，他们尖锐抨击祖国党的意识形态是在制造分裂；另一股来自战争伤残人员，他们于1918年1月（应邀）参加祖国党在柏林召开的会议，与发言者激烈地争吵起来，结果被听众中的超级爱国者赶出会场，还招来警察制止他们斗殴。这一切表明，祖国党实际上是以往各种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又一个版本，甚至比那些运动更被中产阶级名流所左右。祖国党既无争取工人阶级支持的新举措，也无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它虽然大力宣传鼓动，却全无平易近人之风；它在政治活动中言行得体、坚不逾矩，避免使用暴力；最重要的是，它显示了传统的泛日耳曼政治野心的破产，当泛日耳曼联盟无力应对战后德国的政治新局面，在1918年之后渐渐淡出政坛时，这种破产即得到了证明。[137]

三

改变极端民族主义格局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败的经历、革命以及战争结束时的武装冲突。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1914—1918年“前线一代”（front generation）的传奇。“前线一代”指的是，在超越了一切政治分歧、地域界限、社会地位和宗教差异的英雄事业中，以袍泽之谊和自我牺牲精神为纽带凝聚在一起的军人。作家们著书赞美将士们的事迹，比如恩斯特·容格尔（Ernst Jünger）的畅销书《钢铁风暴》（Storm of Steel），在这些作品的熏陶下，人们很快就怀念起战争年代的团结精神。[138]中产阶级尤为迷恋这种传奇，战争期间他们在战壕里与工人和农民共同承担的现实困难和精神痛苦，为他们在战后岁月里的怀旧文学盛宴提供了素材。[139]许多战士极度厌恶1918年爆发的革命，从前线归来的部队有时候会解除途经地区的工人与士兵委员会（Soldiers' and Workers' Council）的武装，或者逮捕他们。[140]有些参战人员转而信奉激进的民族主义，因为革命者迎接他们的是侮辱而不是赞扬，强迫他们摘掉肩章、放弃对帝国黑白红旗（black-white-red Imperial flag）[§]的忠诚。一位老兵后来这样回忆道：

1918年11月15日，我从巴特瑙海姆（Bad Nauheim）的医院返回勃兰登堡的军营。我正拄着拐杖、蹒跚地走在柏林的波茨坦（Potsdam）车站，一伙身穿制服、故意晃着红袖章的人拦住了我，要求我交出肩章和徽章。我举起拐杖作为答复，但我的反抗很快被制服。我被打倒在地，直到车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出面干涉，我才得救，摆脱了受辱的处境。从那一刻起，我的心中就燃起了对十一月罪人[¶]的仇恨。等健康状况稍有起色，我就加入了那些致力于推翻叛乱势力的团体。[141]

德国已经推翻了将士们为之而战的体制，有些士兵在归国时受到了“可耻的”、“羞辱人的”迎接。他们之中后来有人发问：“朝气蓬勃的德国青年在数百场战斗中捐躯，难道就是为了这个？”[142]有位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的老兵，1918年11月9日正住在一家军队医院，他写道：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有位失去一条胳膊的战友走进病房，扑到自己的床上大哭起来。那帮没听过一声子弹呼啸的红色暴民殴打了他，扯掉了他所有的徽章和勋章。我们愤怒地大吼。几年来，我们献出鲜血、牺牲健康，勇敢地面对地狱般的煎熬和无数的敌人，竟然是为了这样的德国。[143]

“是谁出卖了我们？”有人问道。答案不久就出现了：“是那些想把德国毁为废墟的歹徒……邪恶的异类。”[144]

这种情绪在部队中并不普遍，战败的经历并没有把所有老兵变成极右势力的政治炮灰。面对协约国敌人的大军压境，许多德军无心恋战，开了小差。[145]数百万工人阶级出身的士兵回归他们原先的政治阵营，加入社会民主党，或者被吸引到共产党的旗下。[146]一些由老兵组成的压力团体坚定地表示，他们希望任何人都永远不再经历他们在1914—1918年所遭受一切。然而，对于战后的暴力与不满氛围的最终形成，老兵和他们的怨气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从战争状态调整到和平环境的过程中，许多人因为受到刺激而趋向极右翼立场。那些已经在政治上融入保守和民族主义传统的人，发现自己的思想在1920年代的政治新语境中变得激进了。左翼阵营亦然，亲身经历或间接感受的战争痛苦，使他们开始乐于使用暴力。[147]随着战争的远去，“前线一代”的传奇逐渐使人们普遍感到，在战争期间为国家做出巨大牺牲的老兵们，理应得到比实际得到的好得多的待遇，许多老兵当然认同这种观点。[148]

最重要的几个老兵协会都对这些不满情绪深有感触，极力呼吁恢复那个曾经领导他们战斗的旧帝国体制。“钢盔前线士兵联盟”（Steel Helmet: League of Front-Soldiers）成立于1918年11月13日，创始人弗朗茨·泽尔特（Franz Seldte）是马格德堡（Magdeburg）一家小型汽水厂的厂长。生于1882年的泽尔特曾是学生决斗队（student duelling corps）的活跃分子，后来赴西线作战，并因作战英勇而被授予勋章。在“钢盔”成立之初的一次公开集会上，听众中有人质疑他对民族主义事业的贡献，泽尔特便挥挥左臂残肢，向他们展示自己在索姆河战役（Battle of the Somme）[**]中失去的手臂。出于本能的谨慎与保守，他更愿意强调“钢盔”的主要功能是为陷入困境的老兵提供经济援助。泽尔特容易受强势人物的影响，尤其是那些比他立场更强硬的人，其中之一是同为“钢盔”领导人的特奥多尔·杜斯特伯格（Theodor Duesterberg），此人也是曾在西线作战的军官，后来在参谋部的一系列岗位任职，主要负责与土耳其和匈牙利等盟国的联络事务。杜斯特伯格生于1875年，曾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属于典型的普鲁士军官，迷恋纪律与秩序，政治立场顽固僵化，而且像泽尔特一样，完全无法适应一个没有皇帝的世界。因此，二人都认为“钢盔”应该“超越政治”，但这意味着他们在实践中需要克服党派分歧，恢复1914年的爱国主义精神。该组织在1927年的柏林宣言中宣称：“钢盔”向一切软弱和怯懦的行为宣战，这些行为试图通过放弃防御权与防御意志，来削弱和破坏德意志人民的荣誉意识。宣言谴责并要求废除《凡尔赛和约》，希望恢复俾斯麦时期德意志帝国的黑白红国旗，并且将德国的经济困难归因于“缺少能够施展拳脚的生存空间和领土”。要执行这个计划，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在战争中结成的袍泽之谊，必须为民族团结提供基础，从而克服当前的党派分歧。到1920年代中期，“钢盔”号称拥有大约30万团员。在街头游行和集会时，他们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坚定的军国主义力量。确实，至少13.2万身穿军装的“钢盔”成员参加了1927年在柏林举行的阅兵式，以示对旧秩序的忠诚。[149]

与“钢盔”一样，多数德国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尤其是意料之外的战败所带来的打击，是无法愈合的。1918年之后，当德国人说起“和平时期”，指的不是他们当下实际生活的年代，而是大战开始之前的岁月。德国在1918年之后未能实现从战时到和平年代的过渡，而是一直处于战斗状态：与国内对手战斗，与全世界战斗，因为《凡尔赛和约》使政治光谱中的几乎所有派别都下定决心，力图废除和约的核心条款、收回失去的领土、停止支付赔款、恢复德国在中欧的霸权。[150]1914年以前，军队的行为规范已广泛地影响着德国的社会与文化；到了战后，它们更是变得无处不在。政治语言弥漫着火药味，其他党派成了应被打倒的敌人，斗争、恐怖和暴力已经普遍被接受为政治斗争的合法武器，到处都是穿制服的人。可以把19世纪早期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名言[††]倒过来说：政治成了战争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Politics became war pursued by other means）。[151]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暴力合法化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俾斯麦在1864—1870年统一战争中所达到的程度。一战前，就连彼此政治信仰南辕北辙、针锋相对的德国人，也能够不诉诸暴力地讨论彼此的分歧。[152]然而到了1918年之后，风气彻底改变。气氛的变化已经可以从国会的议事过程中观察到：在帝国时代，国会议事一向比较稳重得体；但1918年之后却频频沦为不体面的吼叫比赛，一方公开表示对另一方的鄙视，议长无法维持秩序。不过，街上的情形远比国会糟糕，各派别组织了流氓别动队，打架和骂战已成家常便饭，痛殴与暗杀是常见手段。采取这些暴力行动的，不仅有以前的军人，还包括十八九岁和二十多岁的男子，他们之前因年幼而无法上战场，此时平民暴力成了他们证明自己有资格与传奇中的老一代前线战士相提并论的一种方式。[153]青年雷蒙德·普雷策尔（Raimund Pretzel）的经历比较有代表性，这位富裕的高级公务员之子后来在1930年代回忆说，1914—1918年，他和同学们一直在玩战争游戏，热切地关注战报，他们那一整代人都“觉得战争是伟大的、激动人心的、迷人的国与国之间的游戏，它带给人的兴奋与情感满足远远超出和平所能给予的一切；而那种体验现在成了纳粹主义的根本看法”[154]。战争、武装冲突、暴力和死亡对他们来说往往是抽象的概念，他们从中读取到的信息是杀戮，然后在青春期的头脑中进行信息处理时又受到宣传的影响——这种宣传将杀戮描绘成英勇的、必要的爱国主义行为。[155]

不久之后，各政党开始与穿军装的武装别动队合作，这种准军事组织的任务包括：在集会上担任警卫；整齐划一地列队行进在街道上，吸引公众的注意；恫吓、殴打，并在必要时刺杀与其他政党合作的准军事组织成员。政客与准军事组织的关系往往矛盾重重，准军事组织一直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自治，但它们的政治色彩通常相当明显。“钢盔”表面上只是个老兵协会，但当他们列队走在街上或者与敌对团体发生冲突时，他们的准军事功能一览无遗。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钢盔”与极右翼的关系日渐密切，立场也愈加激进，它拒绝犹太人加入，尽管其宗旨是扶助所有上过前线的老兵，而且有大量犹太老兵像其他老兵一样需要它的帮助。民族党（Nationalists）[‡‡]也组建了自己的“斗争同盟”（Fighting Leagues），这使他们可以专心追求自己的目标，有了比与混乱、分裂的“钢盔”合作时更好的发展机会。1924年，社会民主党领衔组建了“黑红金帝国国旗团”（Reichsbanner Black-Red-Gold），他们用魏玛共和国国旗的颜色为自己的组织命名，以示对共和国的忠诚，但名称中的“帝国”又表达了与共和国遥遥相悖的理念。共产党组建“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ed Front-Fighters' League），其中“红色阵线”一词本身就明显地把军事隐喻纳入了政治斗争。[156]极右翼阵营也有一些规模较小的“战斗同盟”（Combat Leagues），它们逐渐沦为非法的阴谋团体，比如与“钢盔”密切合作的“埃舍里希团”（Organization Escherich），以及从事政治暗杀与仇杀的黑社会组织“执政官组织”（Organization Consul）。成群结伙身穿制服的人在街道上穿行，互相冲撞、野蛮地大打出手，在魏玛共和国成了司空见惯之事，使政治生活中的暴力与攻击性气息更加浓重了。[157]

1918—1919年的德国革命并未解决战争最后阶段不断加剧的国内矛盾，极少有人对革命的结果感到完全满意。在极左阵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下的革命者认为，1918年十一月革命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契机，那些随着帝国旧体制的瓦解而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将成为新国家的管理者。他们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为榜样，加紧执行二次革命的计划。对他们而言，社会民主党的主流派害怕革命者会重蹈当时俄国的覆辙。他们为自己的生命担心，认为有必要防止国家陷入全面的无政府状态，于是批准招募全副武装的准军事组织，即由一战老兵和青年男子混编而成的“自由军团”（Free Corps），用以镇压继起的革命暴动。

191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极左阵营在柏林发动了一次组织松散的暴动，自由军团在社会民主党内主流派的怂恿下，做出空前暴虐与野蛮的回击。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杀害，革命者在许多他们曾经控制或者似有夺权威胁的德国城市被击毙或者草草处决。这些事件给左翼政党留下了永久的痛苦与仇恨，1920年春爆发的另一场大规模政治暴力又加深了他们的创伤。为了应对右翼势力在柏林发动的一次未遂政变、保卫鲁尔（Ruhr）工业区公民的自由，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和共产党组建了一支工人“红军”（Red Army），并开始提出更加激进的政治要求。右翼政变被一场总罢工挫败之后，自由军团就在社会民主党主流派的支持以及正规军的协助下镇压了“红军”。这场政治暴力的规模相当于一场局部内战，被屠杀的“红军”成员逾千人，其中多数是“企图逃跑时被击毙”的俘虏。[158]

这些事件注定了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任何合作，从一开始就必然失败。两党间相互的恐惧、指责和仇恨，远远多于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共同目标。1918年革命留给右翼阵营的后遗症，并不少于留给左翼的创伤。社会民主党内的温和派即使没有鼓励以极端暴力的手段对付左翼人士，也促成了这种做法的合法化；但这丝毫没能使他们自己免于被反噬，自由军团现在突然开始对自己的主人下手了。自由军团的许多领导人都曾经是军官，对“背后一刀”的说法坚信不疑。军团对革命及其支持者痛恨之深，几乎没有限度。他们的宣传语言、回忆录、对自己参加过的军事行动的虚构式描述，都显示出疯狂的攻击意识和报复心理，往往近乎病态。他们认为，“赤色分子”是没有人性的群体，如同一群老鼠，带着毒素，洪水般漫过德国。如果想控制住他们，就需要使用极端暴力的手段。[159]

自由军团的情绪，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大量正规军军官和绝大多数右翼政客的认同，许多未能参加一战的青年学生和其他人士如今麋聚到右翼政客旗下。在这些人看来，任何政治阵营中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派都堪比卖国贼——他们不久即被称为“十一月罪人”或“十一月卖国贼”，意思是他们先在背后捅了军队一刀，然后又在1918年11月犯下推翻皇帝和签署停战协定的双重罪行。对某些民主派政客而言，签署《凡尔赛和约》其实就等于签署了自己的死刑执行令，因为自由军团的成员组建了暗杀队，意在清除和刺杀那些被他们视为卖国贼的人，包括民主派政客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社会主义者领军人物胡戈·哈塞（Hugo Haase）和著名的中央党议员马蒂亚斯·埃茨贝尔格（Matthias Erzberger）。[160]政治暴力在1923年达到了新的高度，当年的标志性事件不仅包括共产党在汉堡的未遂起义遭到血腥镇压，还有慕尼黑敌对政治团体之间的枪战，以及有法国支持的分离主义者参与的莱茵兰武装冲突。1920年代初，极左人士，比如卡尔·普拉特纳（Karl Plättner）和马克斯·赫尔茨（Max Hölz），从事武装抢劫与“征用”活动，直到他们被逮捕并被判处长期徒刑才告收场。[161]

正是在这种民族创伤、政治极端主义、暴力冲突和革命暴动的氛围中，纳粹主义诞生了。其意识形态中杂糅的大多数元素，在1914年之前就已经流行于德国，并在战争期间更加为公众所熟知。德国在1918年底骤然陷入政治乱局，这种混乱状态在战后又持续了数年，刺激了极端思想向暴力行动的转化。曾经令少数泛日耳曼极端主义者兴奋沉迷的仇恨、恐惧和野心的大杂烩，突然间获得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使用武力的意愿，乃至决心。国耻、俾斯麦帝国的崩溃、社会民主党的上台、共产主义的威胁，这一切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可以使用暴力和谋杀的手段，去执行泛日耳曼论者、反犹主义者、优生学家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即将进入20世纪时就已开始鼓吹的，德意志民族如欲复兴所需要采取的措施。

然而即使在1918年之后，持上述观点者也依然是少数，使用武力将其付诸实施者更是仅限于个别的极端分子。德国社会和德国政治都因1918—1919年帝国的崩溃而呈现出两极分化，但并未转入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普遍热衷。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占据政治中心地带的依然是这样的人物和政党：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功能正常的议会民主制度，致力于社会改革，致力于让所有人都享有文化自由和经济机会。威廉帝国的垮台为这样的人物和政党提供了机会，他们也欣然抓住了机会。因此，极端民族主义要想闯入政治主流，必须先扫除由德国的第一个民主政体——魏玛共和国所制造的障碍。

* 即“基尔水兵起义”。1918年10月29日，德国海军统帅部下令集结在基尔港的远洋舰队出海同英国决战，几百名水兵因拒绝执行命令而遭逮捕；11月3日，基尔港水兵举行示威游行，并发展成武装起义，是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开端。

† 威尔逊于1918年1月发表的和平原则，主张实现民族自决，倡导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提出成立国际联盟，以维护各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8月，德国提出愿意在“十四点计划”的基础上和谈。10月，协约国同意以“十四点计划”作为议和的指导纲领。但最后议定的《凡尔赛和约》条款大多不符合“十四点计划”的初衷。

‡ 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1918—1919），奥匈帝国解体后，地位未定的德语地区使用的国名，以此表达与德国合并的意向。1919年9月，协约国与之签署《圣日耳曼昂莱条约》（Treaty of Saint-Germain-en-Laye），禁止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遂改称“奥地利第一共和国”（First Austrian Republic）。在1919年6月协约国与德国签署的《凡尔赛和约》中，也禁止德国与奥地利合并。

§ 黑白红旗，1871—1918年德意志帝国国旗。

¶ 指《凡尔赛和约》的签订者，被指为出卖民族的罪人。——编注

** 索姆河战役，一战期间英法联军与德军在西线的一次重要战役，1916年7月至11月发生于法国北部索姆河区域，双方伤亡超过百万。

††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那句名言是：“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War is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 即德意志民族人民党（German National People's Party），是魏玛共和国时期主要的保守和民族主义政党。——编注

第二章

民主之殇

第一节

魏玛的弱点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恐惧与仇恨笼罩德国。枪战、暗杀、骚乱、屠戮和社会动荡，使德国的民主新秩序无法获得生存繁荣所需的稳定环境。然而，皇帝退位以及俾斯麦建立的帝国解体之后，政权必须有人接管。社会民主党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在1918年11月初的乱局中，劳工运动的一群领军人物出面组建革命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Council of People's Delegates）[*]，它至少在短时期内将社会民主运动的两翼（支持战争的多数派与反战的独立社会民主党）联合了起来，委员会由长期在社会民主党内任职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领导。艾伯特生于1871年，是裁缝之子，后来成为马具匠。他通过参与工会活动步入政界，先是在不来梅（Bremen）的社会民主党党报当编辑，后来于1893年在该市开了一家酒馆，其功能与许多同类机构一样，是当地劳工组织的活动中心。到1900年，艾伯特已是不来梅市政坛的活跃人物，作为当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他为提高党的效力做了大量工作。1905年，艾伯特当选设在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并于1912年进入帝国国会。

艾伯特不是作为伟大的演说家或者魅力超凡的领袖，而是作为冷静、耐心和机敏的谈判者，赢得了党内的尊重，他似乎总能把劳工运动的不同派别凝聚在一起。艾伯特是社会民主党第二代领导人中典型的实干家，他认同该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但致力于运用自己在劳动法和社会保险等领域的专长，逐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党的管理机构和竞选机构在战前实现改组、提高了效率，主要得益于艾伯特的辛勤工作，他对于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国会选举中那次著名的大胜可谓厥功至伟。1913年，长期担任党魁的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去世，艾伯特与更加激进的胡戈·哈塞同时当选为党的联合领导人。像许多社会民主党组织者一样，艾伯特把对党的忠诚看得几乎高于一切，他对哈塞等反战人士拒绝服从党内多数人的决议感到愤慨，这是促使他将他们开除出党的主要因素。这些异见人士在哈塞的领导下于1917年组建独立社会民主党，他们从各种角度入手，努力推动停战。艾伯特相信纪律与秩序、折中与改革，在战争期间努力促成社民党与中央党和左翼自由派的合作，以便推动皇帝的行政机构接受议会制度。出于清醒的执政者所特有的务实态度，他把1918—1919年的主要目标设定为：维持基本的公共服务正常运行，阻止经济崩溃，恢复法律与秩序。他之所以转而赞同敦促皇帝退位，仅仅是因为意识到如果不这样做，社会革命就会一触即发。在与皇帝的末任宰相巴登亲王马克斯谈话时，艾伯特说：“我不想这样，事实上我讨厌这样，就像讨厌罪恶。”[1]

艾伯特想要的不是革命，而是议会民主制度。激进派希望以工人与士兵委员会为基础组建某种苏维埃式政府，艾伯特及其在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同仁为了抵制这种做法，与中央党和当时已更名为民主党的左翼自由派合作，于1919年初为制宪会议组织了全国选举。许多德国普通选民，无论有着怎样的个人政见，都认为防止德国建立苏维埃式政权、抵御布尔什维克革命威胁的最好办法，是投票给这三个民主政党。因此，社会民主党、左翼自由派民主党和中央党在制宪会议的选举中毫无悬念地赢得了绝对多数票。制宪会议于1919年初在德国中部小镇魏玛召开，那里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德国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长期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2]1919年7月31日通过的宪法，基本上是俾斯麦在近半个世纪之前为德意志帝国制定的宪法的修订版。[3]其中规定，由帝国总统取代皇帝，总统将像美国总统那样通过普选产生。宪法不仅从法律上赋予总统独立于立法机构的地位，还支持总统行使宪法第四十八条所授予的宽泛的紧急处置权。在危机期间，只要总统认为哪个州受到了威胁，就可以通过总统令的形式行使专制权，动用军队恢复那里的法律与秩序。

设计这项专制权的初衷仅仅是针对非常紧急的状况，然而艾伯特作为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却非常广泛地行使着这一权力，在不少于136种情况下使用过。他解散了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Thuringen）由民选产生的合法政府，因为觉得它们有挑动骚乱的危险。更加危险的是，在1920年鲁尔区内战期间，他颁布法令，宣布死刑适用于扰乱公共秩序罪，并且具有追溯力，因此自由军团和正规军分队此前草率处决许多红军成员的行为属于合法。[4]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种情形中，专制权都被用于镇压所谓左翼对共和国的威胁，而几乎未被用于应对在很多人看来严重得多的、右翼对共和国的威胁。实际上并无有效措施可以防范第四十八条被滥用，因为假如国会否决总统令，那么总统可以行使宪法第二十五条赋予他的权力解散国会。而且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总统令都可以用于制造既成事实，即造成国会除了批准总统令之外别无选择的局面（例如，总统令有可能被用来恐吓和镇压现任政府的反对者，尽管艾伯特从未如此行事）。诚然，在有些状况下，除了某种形式的专制统治，也许没有其他选择。但是第四十八条并未包含适当条款，用以约定立法机构最终有权在总统专制权被滥用时收回此项权力。艾伯特不仅将专制权施用于紧急状态，而且施用于形势并不紧急，但提案可能难以获得国会同意的情形。结果，艾伯特对第四十八条的过度使用以及偶尔的滥用，致使专制权的行使范围扩大到了成为民主制度之潜在威胁的程度。[5]

艾伯特领导了魏玛共和国的创建，功不可没。然而他也做了许多轻率的妥协，这些折中之策后来转而以不同形式困扰着共和国。他注重从战争到和平的平稳过渡，因此与军队紧密合作，但却没有要求军中强硬的君主主义者和极端保守的军官团做出任何改变，而他在1918—1919年完全有资格那样要求。可是艾伯特与旧秩序妥协的意愿，根本未能取悦那些痛惜旧秩序之逝去的人。担任总统期间，他始终是右翼媒体无情诋毁、肆意讨伐的对象。在一张广为传播的报纸照片上，又矮又胖的帝国总统与几位友人在海边度假，身上只穿了条泳裤，这让他招致那些觉得国家元首应该超然绝俗、天神般高贵的人的嘲笑和鄙视。另一些反对者供职于揭露黑幕的右翼媒体，企图把他与金融丑闻扯在一起，以此诽谤他。艾伯特的反应也许傻气，他以诽谤罪起诉那些造谣者，接连兴讼不少于173宗，无一得到满意的结果。[6]在1924年审理的一宗刑事案中，被告因称艾伯特为叛国者而受到指控。法庭对被告象征性地罚款10马克，裁决的理由是，艾伯特确实显示自己是个叛国者，因为他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与柏林罢工的兵工厂工人保持联系（但实际上他这样做是为了通过谈判尽快结束罢工）。[7]极右翼源源不断倾泻到艾伯特身上的仇恨见效了，不仅动摇了他的地位，也令他身心俱疲。艾伯特执着于辩诬、自证清白，忽视了阑尾穿孔这种以当时的医疗技术本可轻松治愈的疾病，于1925年2月28日病逝，终年54岁。[8]

随后的总统选举对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前景来说是一场灾难。魏玛的政治分裂和法统欠缺所产生的致命影响，于此时显现出来。因为在第一轮投票中，各位候选人均无获胜的迹象，于是右翼阵营把不愿参选的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推到前台，用他的号召力来聚拢四分五裂的支持者。在接下来的决胜投票中，假如共产党或者中央党内独立自主的巴伐利亚派投票给兴登堡最强劲的对手、天主教政客威廉·马克思（Wilhelm Marx），那么陆军元帅就有可能败下阵来。不过，主要拜巴伐利亚派的自大自私之所赐，兴登堡以明显的多数票当选。壮硕魁梧的兴登堡是昔日的军事秩序和帝国秩序的卓越象征，他仪表堂堂，一身戎装，勋章累累，因坦嫩贝格（Tannenberg）大捷以及此后主宰了德国的军事命运而获得传奇般的声望——多半是徒负虚名，这一切使他成了备受尊崇的首脑，尤其是对右翼而言。兴登堡的当选受到右翼势力的欢迎，被他们视为复辟的象征。对此不以为然、充满忧虑的保守派学者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在日记中记录下他的观察：“5月12日，兴登堡宣誓就职，到处是黑白红旗，只有政府大楼挂着帝国国旗[†]。”克伦佩雷尔说，他那天看到的黑白红旗中有五分之四是儿童用的那种小旗子。[9]对许多人来说，兴登堡的当选是背离魏玛民主制度、朝着恢复君主制旧秩序迈出的一大步。有个应景的谣言不胫而走，说兴登堡觉得应该在就任总统之前征得当时流亡荷兰的前皇帝威廉的同意。这个传闻并不属实，但它的流传很能说明兴登堡功高望重的程度。[10]

出乎多数人意料的是，兴登堡就职之后，受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不折不扣地遵照宪法行事；但是，随着7年任期逐渐耗尽，加之年已八旬，他对于政局的错综复杂越来越没有耐心，也越来越容易受亲信幕僚的影响，这些人都对他直觉认为君主制是德国唯一合法的政体表示赞同。前任艾伯特的例子，让兴登堡相信行使总统的紧急处置权是正确之举，他开始认为要想摆脱共和国在1930年代初面临的危机，唯一的出路是以他的名义实行保守的独裁统治。因此，不论兴登堡的当选在短期内怎样有助于共和国的反对者接受它的存在，从长远看，他的当选对于魏玛民主制度完全是一场灾难。最迟至1930年，人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掌握着总统权力的人并不信仰民主制度，也无意在民主政体的敌人面前捍卫它。[11]

二

国家的立法机构与从前一样称作“帝国国会”。除了“帝国总统”职位，按照魏玛宪法的规定，帝国国会也由选举产生，但此时的选民既包括所有成年男子，也包括所有成年女子，选举所采用的比例代表制形式比1918年以前的更加直接。在实际操作中，选民投票给他们选择的政党，各政党在国会中的席位数精确地按照各党所得选票的比例进行分配。也就是说，获得30%选票的政党将分到30%的席位，而颇令人担心的是，获得1%选票的政党也将分到1%的席位。常有人说这是一种有利于小党派和边缘团体的制度，此言无疑是事实。不过，各边缘型政党所获得的票数加起来从未超过15%，因此，大党组建政府时实际上很少需要考虑它们。比例代表制的真正作用，在于平均分配大党竞争选票的机会，所以如果采用得票最多者当选的选举制度，大党可能会做得更好，并且有可能与数量较少的合作伙伴建立较为稳定的联合政府，从而让更多的人相信议会制度的好处。[12]

事实上，魏玛共和国的政府更迭非常频繁。在1919年2月13日至1933年1月30日期间，至少有过20个内阁，平均当政239天，即每届内阁不到8个月就倒台。有人说，联合政府导致不稳定的政府，因为不同政党之间经常为人事和政策争吵不休；联合政府还导致软弱的政府，因为它们能够商定的仅仅是最简单的事情和阻力最小的路线。然而，魏玛的联合政府不仅是比例代表制的产物，它也源于德国政治体系内长期存在的深深裂痕。曾经主宰帝国政坛的政党全部保留下来，继续存在于魏玛共和国。民族党由原先的保守党与其他小型团体合并而成。自由派未能弥合分歧，依然分裂为左翼（民主党）和右翼（人民党[‡]）。中央党几乎保持不变，虽然党内的巴伐利亚派分裂出去，组建了巴伐利亚人民党（Bavarian People's Party）。在左翼阵营，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面对一个新对手：共产党。但比例代表制并不是造成党派林立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促成上述各种政党出现的政治环境，自俾斯麦帝国初期起就一直存在。[13]

这种政治环境，以及存在于其中的各种党报、俱乐部和学会，都出奇地僵化和同质化。1914年之前，德国社会生活诸领域已经全面政治化，但其他国家的社会生活则远未如此具有意识形态上的身份认同。比如说，一位普通德国人如果想参加一个男声合唱团，那么在有些地区，他必须选择是加入天主教还是新教唱诗班，在另一些地区，他必须选择是加入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合唱团；参加体育俱乐部、自行车俱乐部、足球俱乐部等社团时也是如此。在战前，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全部生活几乎由党及其机关包办了：他可以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在社会民主党的酒馆食肆进餐，加入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从社会民主党的图书馆借书，参加社会民主党的节日和演出，娶社会民主党的妇女组织成员为妻，让子女加入社会民主党的青年运动，死后也用社会民主党资助的丧葬费入土为安。[14]类似的描述还可以用于中央党（它可以依赖由天主教德国人民联盟［People's Association for a Catholic Germany］的支持者组成的群众组织、天主教工会运动、天主教休闲俱乐部以及各种学会），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于其他政党。[15]这些界限分明的政治—文化环境并没有随着魏玛共和国的到来而消失。[16]然而商业化大众休闲方式的出现，即主要发布耸人听闻的消息和丑闻的“林荫道小报”、电影院、廉价小说、舞厅以及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在1920年代开始为年轻人提供身份认同的替代来源，因此年轻人不像他们的长辈那样与政党关系密切。[17]老一辈政治活动家过分依附于某种政治思想，所以不太容易与其他政客和政党达成妥协和合作。与1945年后的形势截然不同之处在于，当时的主要政党没有合并成更大、更有效率的组织。[18]因此，正如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的政治动荡，主要是因为对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时代政治结构的承袭，而不是因为魏玛宪法的新条文。[19]

比例代表制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鼓励政治无政府状态，从而助长了极右翼的兴起。假如采用得票最多者当选的选举制度，各选区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自动赢得议席，纳粹党在魏玛共和国最后几次选举中得到的席位，甚至有可能会多于该党的实际所得。但不能下此定论，因为各党在这种选举制度下可能会采取不同的竞选策略，而且此制度在共和国初期可能发挥的有益作用，也许可以减少纳粹党后来的总得票数。[20]同样，宪法中全民公决条款所具有的引发动荡的效果，也经常被夸大。拥有这种宪法条文的其他政治制度都安然无恙地存在着，况且全民公决的实际发生率实在少之又少。与全民公决有关的宣传活动确实有助于魏玛共和国过热的政治气氛保持在沸点，不过全民公决几乎没有直接的政治作用，尽管1932年举行的一次省级公投确实成功地推翻了奥尔登堡市（Oldenburg）的民主政府。[21]

总之，魏玛共和国政府的不稳定往往被夸大了，政府的频繁更迭掩盖了某些部门长期保持的连续性。有些职位，尤其是司法部长，在党际联合的谈判中被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频频更换，这无疑让部门内始终留任的高级公务员掌握了比往常更多的权力，尽管他们的职权范围由于许多司法行政功能被分权给联邦中的各州而有所削减。然而在联合政府变幻莫测的重组过程中，其他一些部长职位则基本上成了某个政客的禁脔，因此制定和执行强硬的关键政策也就更加容易。例如，人民党的领军人物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连续在9届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不间断地留任了6年多。中央党议员海因里希·布劳恩斯（Heinrich Brauns）连续在12届内阁中担任劳工部长，任期从1920年6月至1928年6月。民主党的奥托·格斯勒（Otto Gessler）连续在13届政府中担任陆军部长，任期从1920年3月至1928年1月。这些部长能够制定和执行长期政策，而不受政府首脑频繁更替的影响。另一些部门的部长职位也在两届、三届或四届不同的政府中由某位政客连续占据。[22]并非出于偶然的是，正是在这些领域，共和国能够制定最强硬、最有连续性的政策，尤其是在外交、劳工与福利领域。

然而，魏玛共和国政府坚决、果断地采取行动的能力，总是受制于宪法的另一个条文，即宪法规定共和国沿用德意志帝国的联邦结构。这是俾斯麦于1871年为德国统一的苦药裹上的一层糖衣，用以安抚德意志王公贵族，比如巴伐利亚国王和巴登公爵。这些王公贵族已在1918年革命中被毫不客气地赶下台，然而他们的邦国以州的形式继续存在，这些州此时已建立议会民主制度，但在州内政策的关键领域依然保留了许多自治权。有些州，比如巴伐利亚，其历史与身份认同可以追溯好几个世纪，因此有足够的底气去抵制它们所不喜欢的共和国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直接税当时掌握在共和国政府手中，许多小州在陷入财政困境时依赖于柏林的救济。各州脱离德国的企图看似危险，尤其是在共和国初期的艰难岁月里，但情况从未严重到需要认真对待的程度。[23]如果普鲁士州与共和国之间出现矛盾，所引发的问题会棘手得多，因为普鲁士州的面积大于其余各州面积的总和；但是整个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普鲁士都由温和的、亲共和国的政府领导，是抗衡巴伐利亚等州的极端主义和动荡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之后可知，尽管共和国与各州之间存在种种尚未解决的矛盾，但联邦制度似乎并不是破坏魏玛共和国稳定与合法性的主要因素。[24]

地图4　魏玛共和国

三

总体而言，魏玛时期的德国宪法并不逊色于1920年代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它远比许多国家的宪法更加民主。假如处在不同的环境下，它那些有瑕疵的条文也许不会如此事关重大。然而，共和政体在德国缺乏法统，这个致命缺陷把宪法的瑕疵放大了许多倍。有三个政党支持新政体——社会民主党、自由的德意志民主党（German Democratic Party），以及中央党。在1919年1月赢得76.2%的明显多数选票之后，三党在1920年6月的总得票率仅为48%，1924年5月为43%，1924年12月为49.6%，1928年为49.9%，1930年9月为43%。因此从1920年起，它们一直属于国会中的少数派，人数少于共和国的左派敌人和右派敌人。而且，这三党组成的“魏玛联盟”（Weimar coalition）对共和国的支持，往好里说，经常是言胜于行，往坏里说，则是模棱两可、妥协，或者在政治上毫无用处。[25]

社会民主党被很多人视为共和国的缔造者，他们也常以此自诩。然而作为一个执政党，他们一直不太如意，在魏玛的20届内阁中，他们参加组阁的只有8届，仅在其中的4届出任总理。[26]他们继续固守战前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依然期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由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无论1920年代的德国还有什么别的特征，不可否认它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对于许多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在政府中担任领导者，似乎与其意识形态的激进论调格格不入。社会民主党人在战前的两个世代里一直受到排斥、无缘参政，因此缺乏执政经验，他们觉得与“资产阶级”政客合作是一种痛苦的体验。如果摆脱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必然会失去大量的工人阶级选票；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比如建立一支由工人组成的红军民兵组织，而不依赖自由军团，他们肯定不但无法加入资产阶级联合政府，还会招致军队的愤恨。

社会民主党的主力在普鲁士州，该州占魏玛共和国领土面积的一半以上，拥有柏林等大城市以及鲁尔等工业区，容纳着全国57%的人口，主要信奉新教。在此主政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其政策是使该州成为魏玛民主制度的堡垒。尽管他们并没有不遗余力、持续不断地谋求改革，但把他们从德国的第一大州赶下台，成为魏玛民主制度的敌人在1930年代初以前的主要目标。[27]然而在全国范围，社会民主党远未取得主导地位。他们在共和国初期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因为中产阶级认为，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将能够实现向议会民主制的迅速过渡，从而最有效地保护国家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控制。随着威胁的逐渐消除，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席位也减少了，从1919年的163[§]席降至1920年的102席。尽管后来曾有大幅度的恢复——1928年的153席，以及1930年的143席——但社会民主党永久失去了将近250万张选票。而且该党于1919年获得38%选票之后，在1920年代以及1930年代初，其选票一直徘徊在25%左右。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依然是一个极其强大、组织良好的政党，赢得了全国数百万产业工人的忠诚与奉献。如果说有个政党值得被称为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的保护者，那就是社会民主党。

“魏玛联盟”中的第二支力量是德意志民主党，它有着更高的参政热情，效力于1920年代的几乎每一届内阁。毕竟，那部饱受诟病的魏玛宪法的主要起草人胡戈·普罗伊斯（Hugo Preuss）就是民主党人。尽管该党在1919年1月的选举中赢得了75席，但在1920年6月的下一次选举中失去了36席，在1924年5月的选举中仅剩下28席。中产阶级选民向右转，民主党深受其害，再也没有恢复。[28]该党对1928年选举失利做出的反应是灾难性的。在埃里克·科赫—韦泽（Erich Koch-Weser）的领导下，民主党的几位领军人物联合了青年运动的准军事分支“青年德意志骑士团”（Young German Order）和几位来自其他中产阶级政党的政客，于1930年7月将民主党改组为德国国家党（German State Party），旨在创建一个强大的中间派集团，以阻止资产阶级选民流向纳粹党。但此次合并是草率的，而且阻断了与其他较大的中间派政治团体联合的可能性。有些人反对此举并辞职，主要是左翼民主党人。在右翼，青年德意志骑士团的举动使其失去了许多内部成员的支持。合并后的新党在选举中运气未见好转，1930年9月的选举之后，该党在国会中仅占14席。合并实际上意味着一次急剧右转。青年德意志骑士团和许多青年运动一样对议会制度持怀疑态度，而且其意识形态颇具反犹主义色彩。新建立的国家党继续维持社会民主联合政府在普鲁士的运转，直至1932年4月的州议会选举。然而按照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的说法，它的目标是实现政治权力均衡的转移，实现权力从国会和各州转移到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因此，支持者的日渐流失也促使该党向右转；但这样做的唯一作用是消除了该党与其他那些提出同样主张的、更有效的政治组织之间的区别。国家党晦涩费解的党章不仅表明该党缺乏政治上的务实精神，也表明它对魏玛民主制度的承诺在减弱。[29]

“魏玛联盟”的三个政党之中，只有中央党留住了选民的支持，始终保持着大约500万选票，即国会中有85至90个议席，其中包括巴伐利亚人民党的席位。中央党也是自1919年6月至魏玛共和国结束期间每一届联合政府的主要成员，而且它极其关注社会立法，是创建魏玛福利制度的驱动力，它在这方面的功绩也许与社会民主党不相上下。中央党在社会事务上持保守立场，投入大量时间抵制色情读物、避孕以及其他现代世界的罪恶事物，在学校系统内维护天主教的利益。其致命弱点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罗马教宗的影响。作为天主教会的领袖，教宗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对持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在1920年代取得的进展感到越来越不安。与后来成为教宗庇护十二世的驻德国教廷大使欧金尼奥·帕切利（Eugenio Pacelli）一样，他极其不信任许多天主教政客的政治自由主义，认为要想保护教会利益免受迫在眉睫的、来自不信上帝的左翼的威胁，最安全的办法是转向一个更独裁的政体。基于这种想法，他在1929年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签署政教协定[¶]，后来，教会在1934年奥地利内战中支持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的“教权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在始于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中支持佛朗哥将军（General Franco）领导的民族主义者。[30]

梵蒂冈在1920年代已然发出这种信号，因此政治天主教运动在德国的前景不容乐观。1928年12月，它的前景显然更加不妙。当时中央党党魁威廉·马克思退休，左右两派为继任人选争执不下。教廷大使帕切利的密友、高级教士路德维希·卡斯（Ludwig Kaas）同时也是德国国会的议员，作为折中人选接任。然而，受帕切利的影响，卡斯越来越转向右翼，带动许多天主教政客步其后尘。1930年和1931年，德国开始陷入日益无序的动荡局面，已是梵蒂冈常客的卡斯按照不久前与墨索里尼所签协定的思路，与帕切利合作筹划教廷与德国之间的政教协定。确保教会在未来的生存，是这种局面下的首要目标。像其他许多主要天主教政客一样，卡斯认为，此目标只有在独裁国家才可能真正实现，因为可以通过警察镇压消除来自左翼的威胁。卡斯在1929年宣称：“祖国及其文化已陷入危机，人人倍感压抑，对领袖的强烈呼唤，从未如此时此刻清晰而急切地回荡在德国人民的心头。”[31]卡斯提出的许多要求中包括，德国的行政机构更加独立于立法机构。中央党的另一位政治领袖、符腾堡州（Württemberg）部长会议主席欧根·博尔茨（Eugen Bolz）在1930年初对他的妻子说得更加直白：“长久以来我的看法是，国会无法解决严重的国内政治问题。假如有可能设立任期十年的独裁官，我乐见其成。”[32]在1933年1月30日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央党就已不再像曾经那样是魏玛民主制度的捍卫者了。[33]

因此，到1920年代末，就连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的主要政治支柱也在坍塌。在“魏玛联盟”以外的地界，民主的田园更加荒芜。其他政党都不曾为共和国及其机构提供过实实在在的支持。在左翼，共和国面对的是共产党的群众现象。1918至1921年革命期间，共产党是个紧密团结的精英团体，支持它的选民寥寥无几；然而，以反对一战为共同事业而组建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战后失去了奋斗的目标，于1922年解体，其中大部分人加入共产党，使后者成为群众性政党。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在1920年就已经联手赢得了88个议席。1924年5月，共产党赢得62席，其议席数在当年年底小幅下降之后，于1928年恢复到54席，并在1930年赢得77席。1924年5月投票给共产党的选民有325万，到1930年9月达450多万。这些选票都是赞同魏玛共和国倒台的。

地图5　新教与天主教徒的分布

德国共产党在1920年代虽然反复调整政策，但始终坚信，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政权，其首要目标是保护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剥削工人阶级。共产党期盼的是，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产阶级”共和国将由一个按照俄国路线建立的苏维埃国家取而代之。尽快实现这一目标是共产党的责任。在共和国初期的几年里，这意味着准备在德国发动一场以武装暴动为手段的“十月革命”。然而在1919年1月的起义失败以及1923年更加惨烈的未遂起义之后，这个设想被暂时搁置。斯大林（Stalin）日益专权，受其影响，苏联政权在1920年代后期从经济和思想上加强了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面对莫斯科越来越旺盛的操纵欲，德国共产党别无选择，只好在1920年代中期转向较为温和的道路，不料又在1920年代末回归激进的“左倾”立场。这意味着该党不仅拒绝与社会民主党联手保卫共和国，甚至还积极地与共和国的敌人合作，意图推翻共和国。[34]实际上，出于对共和国及其制度的敌视，共产党甚至反对改良，因为那也许会使共和国在工人阶级中更受欢迎。[35]

左派坚决反对共和国，右派对共和国的疯狂仇恨比左派更甚。魏玛共和国面临的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右翼挑战来自民族党，该党在1919年1月赢得44个议席，1920年6月71席，1924年5月95席，1924年12月103席，从而成为国会中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在1924年的两次选举中，民族党都赢得了大约20%的选票。也就是说，这两次选举中有五分之一的选民投票给这样一个政党：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它认为魏玛共和国根本不具备合法性，呼吁恢复俾斯麦帝国、让皇帝复辟。这种立场以多种方式表达出来，从民族党人极力争取用旧帝国的黑白红国旗取代新建立的共和国的黑红金旗，到默许，有时明目张胆地纵容与自由军团有关的武装阴谋团体暗杀共和国政要。民族党通过其宣传和政策，在1920年代大力向选民传播激进的右翼思想，为纳粹主义铺设了道路。

1920年代，民族党加入了两届联合政府，但合作经历并不愉快。他们在一届政府中任职十个月后退出；而中途加入另一届内阁时，他们不得不做出妥协，这让许多党员深感不满。民族党在1928年10月选举中的重大失利（议席从103席降至73席）使党内的右翼分子确信，是时候开始采取不妥协的立场了。因循守旧的党主席韦斯塔普伯爵（Count Westarp）被罢免，由报业巨头、实业家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取代，从1890年代泛日耳曼运动兴起以来，胡根贝格就一直是其中的领军人物。受胡根贝格的影响，起草于1931年的民族党纲领，明显比以往的党纲更加偏向右翼。它提出的要求包括：霍亨索伦王朝复辟；恢复义务兵役制；指向修改《凡尔赛和约》的强硬外交政策；收回失去的海外殖民地；与居住在欧洲其他地区，尤其是奥地利的德语人口加强联系。国会仅保留立法机构的监督职能和作为一种“批评的声音”，议员的构成根据经济领域和文化界的职业等级设置，遵循当时法西斯意大利创造的社团国家（corporate state）路线。党纲还说：“我们抵制任何形式的、颠覆性的非日耳曼精神，无论它源自犹太族群还是其他族群。我们坚决反对犹太势力在政府和公共生活中的盛行，其盛行始于十一月革命，此后不曾中断。”[36]

在胡根贝格的领导下，民族党人还偏离了党内民主，而趋向“领袖原则”（leadership principle）。民族党的新领袖想方设法按照自己的意图制定党的政策，指示该党的议员在国会表决时如何投票。许多议员反对这种做法，有十几人于1929年12月脱党，1930年又有更多议员脱党，加入右翼的边缘团体以示抗议。胡根贝格促使民族党与极右翼结盟，试图搞一次反对杨格计划（Young Plan）[**]的全民公决，杨格计划是1929年由美国主导、经国际会议通过的、重新安排战争赔款事宜的计划。一番苦斗之后，运动失败，这让胡根贝格愈加确信，有必要采取更加极端的手段反对魏玛共和国，代之以独裁的民族主义国家，重温俾斯麦帝国的光辉岁月。但这根本行不通。民族党人的优越感和精英意识妨碍了他们赢得大众的真心追随，使他们的支持者很容易被纳粹党采用的真正民粹主义的花言巧语所蛊惑。[37]

不那么极端的，是规模较小的德国人民党，但它只不过是略微不那么激烈地反对共和国而已，它继承了原先那个支持俾斯麦的民族自由党的衣钵。该党在1920年选举中赢得65个议席，在192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保持着45至50席，吸引了大约270万至300万张选票。该党对共和国的敌视，部分被其领军人物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决策所掩盖了。他决定正视当时的政治现实、承认共和国的合法性，这与其说是出于信念，不如说是权宜之计。尽管施特雷泽曼从未得到党的充分信任，然而他的说服能力相当强。主要得益于其高超的谈判技巧，人民党在共和国大多数内阁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而不像民族党那样在19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反对党的地位。但这也意味着在共和国初期之后的多数内阁中，都存在着对共和国的合法性至少有所怀疑的部长。而且，在人民党中本已举步维艰的施特雷泽曼又病倒了，于1929年10月去世，该党领导层中的主要温和力量随之而逝。[38]在此之后，人民党也迅速向极右翼倾斜。

因此，即使到了1920年代中期，民主政体看起来依然极度脆弱。在其他环境中，它或许可以存在下去。回过头来看，确实，1924—1928年一直被许多人描述为“魏玛的黄金时代”。然而那种认为民主制度当时在德国正处于自我实现阶段的观点，是一种因事后聪明而产生的错觉。实际上，没有迹象表明民主制度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健；相反，两个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央党和民族党，很快落入民主制度公开的敌人之手，这预示了未来的厄运，厄运的到来甚至并不令人震惊。人民党对共和国不过如此的忠诚完全归功于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一个人的锲而不舍和睿智领导，这是共和国之脆弱性的又一个标志。即使在1928年相对有利的环境下，“魏玛联盟”的各政党也未能成功赢得国会中的多数席位。1923年之后，人们普遍感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威胁已经消退，这意味着资产阶级政党不再那么愿意为了保留共和国作为反共堡垒而同社会民主党妥协。[39]更为不祥的是，“钢盔”之类的准军事组织开始将斗争从街头扩展到竞选活动，试图使其反共和国的观点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同时，尽管尚未发生共和国初期大部分时间里所特有的那种公开内战，但政治暴力在1920年代中期依然处于令人担忧的高水平。[40]残酷的事实是，即使到了1928年，共和国依然像以往一样，远远未能实现稳定、取得合法性。

四

魏玛共和国根基不稳的另一个原因是未能赢得军队和公务员全心全意的支持，这两个群体都感觉极其难以适应1918年从专制帝国向民主共和国的转型。尤其对于军队领导层来说，1918年的战败构成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威胁。在机智敏锐的威廉·格勒纳将军主导下，总参谋部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领导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达成共识：如果他们同心协力实现一种稳定的议会民主制度，就可以最有效地抵御革命的工人与士兵委员会的威胁。在格勒纳看来，此举属于权宜之计，无关信仰。社会民主党保证，《凡尔赛和约》生效后，在被裁减的军队中保留旧有的军官团；军方同意《和约》所要求的军队规模限制在10万，禁止使用坦克之类的现代装备，大规模招募的军事武装必须由小规模的职业军人所取代。格勒纳与社会民主党的妥协遭到军队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同样，格勒纳的谈判对手、社会民主党军事专家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也遭到党内同志的猛烈抨击，因为他同意原封不动地保留军官团，而不是用一种更加民主的编制取代它。[41]但在1918—1919年的绝境中，他们商定的路线最终得以通过。

然而不久之后，工人与士兵委员会淡出政治舞台，于是在许多高级将领看来，与民主力量妥协的需要似乎不再那么迫切了。这在1920年3月已十分明显，当时自由军团各分队为了抗议即将来临的裁撤而进军柏林，推翻民选政府，试图按照旧王朝的运转方式恢复专制政体。在泛日耳曼联盟成员、前公务员、原祖国党核心人物沃尔夫冈·卡普的领导下，暴动者还得到许多地区军方人士的支持。陆军总司令瓦尔特·赖因哈特（Walther Reinhardt）将军由于尽力确保军队效忠政府而遭到驱逐，由偏右翼的汉斯·冯·泽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接替。泽克特随即禁止所有部队抗击暴动者，对政变的支持者听之任之；然后又命令军队协同血腥镇压鲁尔区反对政变的工人武装起义。实际上，从共和国建立伊始，泽克特就对它充满敌意。他高傲、专断、难以接近，戴在左眼上的单片眼镜标示着其显赫的社会地位，在泽克特的身上，体现着普鲁士军官阶层的传统风格。但他又是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知道武力推翻共和国的可能性有限，因此尽力维持军队的统一，使之免受国会控制，以待更好的时机。为此他得到了军官阶层的全力支持。[42]

在泽克特的领导下，军队在“军旗”上保留了旧帝国国旗的颜色——黑白红。泽克特认为，德意志国家与共和国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蕴含着抽象的帝国理想，后者则只是暂时的反常现象。他的良师益友威廉·格勒纳将军曾在1928年把军队描述为“无上权力”和“国家内部无人可以轻视的权力要素”。[43]无论泽克特嘴上如何宣称，他领导下的军队，远非超越党派政治之争的中立组织。[44]当他认为民选政府违背了帝国利益时，就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干涉。泽克特甚至一度考虑过由自己接掌总理之职，其施政构想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帝国，约束普鲁士的自主权；取缔工会，代之以“行业协会”（很像墨索里尼后来在意大利设立的职团）；总之，“动用帝国的强力措施，镇压一切反对帝国之存在、反对帝国和各州之合法当局的倾向”。[45]最后，他成功地推翻了政府，但是没能当上总理；这个职位留给了其继任者之一库尔特·冯·施莱谢尔（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此人在泽克特执掌陆军司令部那几年位列他的亲信幕僚。

1920年代，一向自行其是的军方尽其所能地规避《凡尔赛和约》对它施加的限制。军队领导层暗中与苏联这个同样遭到削弱、同样心怀怨恨的大国共谋，在俄罗斯为那些渴望学习如何使用坦克和飞机、愿意从事毒气实验的德军军官安排秘密培训课程。[46]军方还秘密安排训练后备部队，以规避《和约》所设定的十万兵力上限，并一直把民兵视为军队的预备役。[47]上述掩人耳目的手段，以及包括坦克模拟训练在内的其他做法，清楚地表明军方无意遵守1919年《和约》的条款，只要条件允许，就会挣脱它的束缚。这些规避《和约》的秘密行动，远非仅仅由彻头彻尾的普鲁士保守派领导，而主要是由具有现代思维的技术人员组织的，他们没有耐心领受民主政治和国际协定的约束。[48]军队的不忠，加之高级将领一再施展诡计反对文官政府，预示着在真正的危机到来时，共和国的存续能力不容乐观。[49]

如果德国首个民主政体指望不上军事人员的大力支持，那么它也无望获得文职人员的有力襄助，后者同样是共和国从原德意志帝国继承而来的。文职人员举足轻重，因为它覆盖了非常广阔的社会领域，不仅包括在中央政府工作的公务员，还包括所有已经取得稳定的任期、地位和薪酬的州政府雇员，这种待遇最初是为资深管理人员设计的。他们包括各州政府、铁路和邮局等国有企业，以及各级院校等州立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因此大学教授和高中教师也属于此类别。按照这样宽泛的归类，文职人员数量庞大。上述显贵级别往下，还有数百万公职人员，靠政府机构支付的月薪或周薪生活。例如，德国国有铁路当时是魏玛共和国境内最大的雇主，在1920年代末拥有70万雇员；其次是邮局，有38万雇员。如果算上家庭成员、受赡养者和领养老金的人，单是铁路部门就要供养大约300万人。[50]到1920年代末，德国共有160万公务员，其中约一半为政府机构工作，另一半为铁路等公用事业服务。政府雇员的人数如此庞大，其政治立场必然是极为多元的，成千上万的人属于社会主义者工会、自由派政党或者政治倾向迥异的各种压力团体。1919年有100万公务员属于自由派的德意志公务员联盟（German Civil Servants' League），但其中6万人于1921年分裂出去，组建了一个偏右翼的团体，翌年又有35万人退出并组建了一个工会。因此，公务员群体绝不是从共和国建立之初就一致地敌视它，尽管他们受到的训练和社会化过程都发生于威廉帝国时期。[51]

作为革命的过渡政府中的领军人物，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于1918年11月9日呼吁全体公务员和政府雇员继续工作，以避免出现无政府状态。[52]绝大多数人留了下来，公务员的职业结构和职责保持不变。不管理论上如何，但在实践中，魏玛宪法中的相关条文使得解雇公务员几乎成为不可能之事，因为极难在法律上证明他们违反了效忠誓词。[53]这个体制来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专制的官僚政府，远远早于议会和政党的出现，因此高层公务员早就习惯于将自己视为真正的统治阶层，在普鲁士尤其如此。例如，直到1918年，政府各部的部长全是公务员，由君主任命，而不是由国会或者联邦各州的立法机构任命。在共和国治下，某些政府部门的部长频繁更替，因此高级公务员大权在握。比如，司法部的库尔特·约埃尔（Curt Joel）的在职时间几乎贯穿了共和国始终，而在他最终于1930年成为部长之前，至少有17位司法部长来而复去。对于这些人来说，行政的连续性是职责的最高要求，压倒一切政治考量。因此，无论他们私下里如何看待1920年3月的卡普暴动，柏林的高级公务员，包括财政官员，依然继续工作，无视暴动者要求他们离职的命令。[54]

公务员对此事持中立态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素来履行誓言、恪尽职守。后来，政府于1922年颁布一项新法律，旨在让公务员对共和国承担更加具体的义务，并对那些与共和国的敌人沆瀣一气者施以纪律处分。然而此措施作用不大。只有普鲁士，在相继担任内政部长的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泽韦林（Carl Severing）和阿尔贝特·格热辛斯基（Albert Grzesinski）领导下，尽心尽力地裁汰旧帝国的行政人员，主要是在省级机构，而代之以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忠于共和国的人士。[55]然而，就连普鲁士建立一个忠于民主原则、满怀责任感地服务于现政府的公务员群体的努力最后也被证明是不够的。因为泽韦林和格热辛斯基认为，各党在高级公务员中的比例，应该与它们在普鲁士联合内阁中的席位比例大致相同，这意味着许多要职把持在某些政党手中，比如中央党和人民党，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国家党，这些政党从1920年代末开始，对共和国若即若离，忠诚度锐减。在德国的其他地方，包括国家公务员阶层，就连这种程度的改革也鲜有尝试，更别提实现了，况且公务员群体非常保守，有些甚至极度敌视共和国。[56]

然而，问题不在于高级公务员阶层积极削弱魏玛共和国，而在于共和国在确保各级公务员主动维护民主政治秩序、抵制颠覆民主企图等方面做得太少。而那些积极反对共和国的公务员——就整体而言，他们可能属于少数——能够安然免于相应的惩处。例如，有位生于1885年，在1918年之后加入民族党的普鲁士高级公务员，在公务员以及其他群体中创建了各种各样的边缘团体，目的是直言不讳地抨击“国会，即红色司令部”，挫败“叛国的、无宗教信仰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反对天主教会的“帝国主义世界霸权”，最终打击“所有犹太人”。他的反犹立场在1918年之前相当含蓄，十一月革命之后变得清晰明确。他后来回忆道，从此，“只要在高架铁路或者火车上遇到言语无礼、不听我的教训、继续犯浑的犹太人，我就吓唬说，再不住嘴，我就把他从开着的火车上扔出去……”他有一次拿枪威胁过“马克思主义”工人。在反对共和国的公务员中，他显然是个极端的例子。尽管一度因扰乱治安而受审，但他并未遭到开除，仅被处分过两次，不得晋升。“我在行政部门里的政敌每次都如此轻易地让我脱身，”他写道，“我一直把这看作他们的弱点。”在共和国治下，他遭遇的最糟糕的事情是升迁之路受阻。[57]

毋庸置疑，即使在共和国的堡垒普鲁士，绝大多数公务员对于他们宣誓效忠的宪法都没有几分真正的忠诚。假如共和国面临被毁灭的危险，他们当中甚至绝少有人会想到去提供支援。敬业精神不仅使他们在国家面临挑战时继续工作，就像1920年卡普暴动时那样，而且让他们在政府被推翻时也继续工作。因此，公务员这个重要群体所忠于的也是帝国的抽象概念，而不是具体的民主原则。在这方面，与在其他方面一样，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从一开始就脆弱不堪。[58]共和国被政治暴力、暗杀和关于其存续权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等无解难题所困扰，军人和文职人员既不爱它也不保护它，许多人将《凡尔赛和约》的国耻归咎于它。共和国还不得不面对严重的经济问题，问题始于大规模通货膨胀，它使许许多多的人在共和国试图站稳脚跟的岁月里生活得如此艰难。

* 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1918年11月10日由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分别派出三位代表组建的德国临时政府。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三位代表于12月29日退出。1919年2月10日，委员会将权力移交给国会。

† 此处指的是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国旗。

‡ 指德国人民党（German People's Party），前身是民族自由党。——编注

§ 社会民主党在1919年1月的选举中获得163个席位，2月在东部军队举行的补选中增加2席，实际获得165个席位。——编注

¶ 指庇护十一世与墨索里尼为解决“罗马问题”于1929年2月11日签订的《拉特兰条约》。条约规定意大利政府承认圣座在梵蒂冈城的完整主权，梵蒂冈由此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意大利境内的其他主教必须报意大利政府批准，而且必须具有意大利国籍，必须宣誓效忠国家。——编注

** 1929年英法美日比意德7国重新审议德国赔款问题，由美国代表欧文·扬（Owen Young）提出的报告书。主要内容包括，德国赔款总额确定为1,139.5亿马克，赔偿期限为58年7个月；取消对德国财政经济的一切国际监督，交由新成立的国际清算银行处理赔款事宜。1931年德国停付赔款，1932年协约国在洛桑会议上同意停止索取赔款，杨格计划中止。

第二节

大通胀

一

假如共和国为其公民提供了合理水平的经济稳定，以及体面的固定收入，那么就连最顽固的反革命人士最终也可能会接纳它。但是自建立伊始，共和国就受困于德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经济败局。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端一启，德意志政府就开始借钱打仗。从1916年起，军费远远超出贷款，乃至远远超出政府能够从任何来源获得的财政收入。显然，德国原指望通过以下方式弥补其损失：吞并西面和东面的富庶工业区，强迫战败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并把德国主宰的经济新秩序强加于被征服的欧洲国家。[59]然而这些期望全部落空，到头来战败国是德国，不得不付账的也是德国。这简直是雪上加霜。政府此前已经在没有经济资源支撑的情况下大印钞票了。战前，按照柏林的汇率，1美元可兑换4马克多一点。到1918年12月，1美元兑换的马克数几乎翻倍。1919年4月，汇率继续降至1美元兑换12马克多一点，到当年年底，兑换47马克。[60]

魏玛共和国的历届政府都落入了一个政治陷阱，这陷阱至少有一部分是它们自己导致的。政府必须将财政收入以战争赔款的形式输送给别的国家，这意味着资源的加倍流失，因为德国当时仍须偿还战时债务，其经济资源和国内市场也已萎缩。人口密集的工业区洛林和西里西亚已遵照《和约》条款被割让出去。1919年德国的工业产量只有1913年的42%，粮食产量不到战前的一半。把经济调整到和平时期的水平、给找工作或者因战争伤残而找不到工作的退伍兵提供福利措施，都需要大笔资金。然而如果任何一届政府打算通过稍稍提高税额的办法来填补资金缺口，那么它在民族主义右翼阵营的政敌就会立即指责说，征税是为了向协约国支付战争赔款。共和国历届政府大多认为，在政治上更精明的做法不是加税，而是告诉外国列强，要想解决德国的货币问题，只能废止赔款，或至少应按照可接受的额度重新设定赔款方案。历届政府走这步险棋时投入的精力和表现出的冒险性各有不同，1920—1921年，马克对美元汇率的下滑不止一次得到了遏制。然而，到1921年11月，德国人要想买进1美元，须支付263马克；到1922年7月，价格又翻了将近一倍，达到493马克。[61]

这种规模的通胀对经济游戏中的不同玩家有着不同的影响。有的玩家贷款购买商品、设备、工业厂房之类的东西，然后在币值仅为原先价值的一小部分时偿还贷款，这种本事帮助刺激了战后的工业复苏。在临近1922年年中的那段时间，德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高点，失业率降至低点，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假如没有这个背景，发动总罢工就会困难得多，很难出现像1920年3月挫败卡普暴动那样的罢工。实际税率也低得足以刺激需求。德国为经济恢复到和平年代的基本水平所做的努力，比有些通胀没那么明显的欧洲经济体更见成效。[62]

然而经济复苏却建立在不牢固的基础之上。因为尽管在此过程中通胀曾得到短暂缓解，但事实证明它是不可停止的。在1922年兑换1美元，8月需花费1,000多马克，10月3,000马克，12月7,000马克。货币贬值应劫而生、愈演愈烈，导致了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德国政府再也拿不出约定的赔款，因为赔款必须用黄金支付，而它已无力承受国际市场上的黄金价格。不仅如此，到1922年底，德国已严重滞后履行赔偿方案的另一部分——向法国交付煤炭。于是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在1923年1月占领了德国的主要工业区鲁尔，目的是夺回损失的煤炭，迫使德国人履行《和约》规定的义务。柏林政府几乎立即宣布采取消极抵抗、不与法国合作的政策，从而使占领军当局难以拿走鲁尔区的工业生产成果。临近9月底斗争才停止。消极抵抗导致经济形势恶化。1923年兑换1美元，1月需花费17,000多马克，4月24,000马克，7月353,000马克。这种程度的恶性通货膨胀实在是触目惊心，在当年余下的时间里，美元对马克的汇率，其数字很快就涨得比电话簿上的号码还要长：8月为4,621,000，9月98,860,000，10月25,260,000,000，11月2,193,600,000,000，12月4,200,000,000,000。[63]不久，报纸开始向读者介绍大数字的命名法，各国的名称都有所不同，易于混淆。某专栏作家写道：法国人把100万乘100万称为1兆，而“在我国，1兆等于100万乘10,000亿（1,000,000,000,000,000,000），我们只能祈求上帝，保佑我们每天的通货不要膨胀到如此之高，乃至更高的数值，否则会搞得疯人院人满为患”。[64]

达到最高点时的恶性通货膨胀可谓恐怖，货币几乎完全失去了意义。纸币面值如同天文数字，印钞机已跟不上越来越大的货币需要量，地方政府开始印刷各自的应急货币，只在纸的单面印刷。雇员用购物篮或手推车领取工资，因为付给他们的工资是数不清的纸钞；拿到工资后立即冲到商店，赶在持续贬值的货币失去眼下的购买力之前买进物资。在校生雷蒙德·普雷策尔后来回忆道，他那身为高级公务员的父亲每个月底领到工资后，就赶紧买一张火车季票以便下个月能乘车上班，寄出支票为日常花销付账，带全家去理发，然后把剩下的钱交给妻子，她会带着孩子们到当地的批发市场，买许多不易腐烂的食品，全家靠这些东西撑到下一个发薪日。在这个月余下的日子里，家中根本没有现金。寄信必须在信封上贴最新面值的纸币，因为价格上涨的速度太快，来不及印刷面值适用的邮票。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驻德国记者在1923年7月29日报道：“商店里每小时打印一次价签。例如，留声机上午10点的售价是5,000,000马克，下午3点则是12,000,000马克。在街上买一份《每日邮报》，昨天花35,000马克，今天则要花60,000马克。”[65]

波动最剧烈、影响最严重的，是食品价格。一位女士在咖啡馆落座点餐时，一杯咖啡的价格可能是5,000马克，一小时后起身结账，要付给侍者的价格却变成了8,000马克。德国人作为日常主食的黑麦面包在1923年1月3日价值每公斤163马克，在7月价格翻了10倍多，在10月1日为900万马克，在11月5日为78万亿马克，两星期后的11月19日为233万亿马克。[66]恶性通货膨胀达最高点时，普通家庭90%以上的花销都用于食品。[67]靠固定收入生活的家庭为了得到食物，开始变卖家产。商店开始囤积食品，因为预料到价格会随时上涨。[68]买不起最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人们开始闹事、抢劫食品店。农民不愿意出售粮食以换取毫无价值的钞票，矿工拉帮结伙冲进乡村，把田地洗劫一空，与试图保护庄稼的农民爆发枪战。由于马克暴跌，从国外进口物资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变得十分困难。饥饿的威胁触手可及，尤其是在法国占领区，那里的运输系统因消极抵抗而陷于瘫痪。[69]营养不良直接导致了结核病死亡率的上升。[70]

学者维克托·克伦佩雷尔的经历代表了当时的普遍现象，他的日记为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全景提供了个人观察。他是签临时合同的教师，收入仅能勉强糊口。作为一战老兵，克伦佩雷尔在1920年2月收到一小笔额外退伍金。他当时很高兴，但后来抱怨说：“原先的一小笔收入如今只够付一次小费。”[71]随后的几个月里，随着通货膨胀步伐的加快，克伦佩雷尔的日记里记下了越来越多的财务计算。1920年3月，他就已经在慕尼黑郊外的火车上遇到过“背着背包捡剩饭的小孩儿”。[72]随着时间的推移，克伦佩雷尔“以一种麻木的宿命心态”支付数额越来越荒唐的账单。[73]1920年，他终于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Dresd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谋得永久教席。但这并未带来经济保障，他每个月收到一笔数额越来越庞大的工资和通胀补助。1923年5月底，尽管工资收入将近100万马克，但他仍然无法支付煤气和税务账单。他认识的每个人都想方设法在股票市场投机赚钱。克伦佩雷尔也试了试手气，但他的第一笔收益23万马克，与同事弗尔斯特（Förster）教授的收益相比就微不足道了，弗尔斯特是“大学里最激烈的反犹主义者、日耳曼煽动家和爱国主义者之一”，据说他炒股可以日赚50万马克。[74]

克伦佩雷尔是咖啡馆的常客，他记录自己7月24日消费一杯咖啡和一块蛋糕花了12,000马克，8月3日一杯咖啡和三块蛋糕花了104,000马克。[75]看电影是克伦佩雷尔生活中的主要消遣之一，8月28日星期一，他写道，几星期前他花100,000马克买了10张电影票。“然后票价立即飞涨，我们花10,000马克买的票最近已涨到200,000马克。昨天下午我想再买几张电影票，池座的中间几排已涨到300,000马克了，”这是电影院中第二便宜的座位；剧院已经宣布，下周四，也就是三天后，票价又要上涨。[76]他在10月9日记下：“我们昨天去看电影花了1.04亿马克，包括车费。”[77]和许多人一样，他被这种形势推到了绝望的边缘：

德国正在以一种骇人的方式一步一步走向崩溃……今天1美元的汇价是8亿多马克，每天都比前一天上涨3亿马克。这一切不仅仅是从报纸上读来的东西，而是直接影响到人的生活。我们有东西可吃的日子还能维持多久？下一回我们该把腰带勒紧到什么程度？[78]

克伦佩雷尔消耗在金钱问题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在11月2日写道：

昨天我去领钱，在学校的出纳室等了整整一上午，一直待到快两点，结果一分钱也没拿到，连10月份工资的尾款也没取出来。因为美元昨天从65万亿涨到130万亿马克，所以我今天付煤气费和其他费用必须花比昨天多一倍的价钱。单说煤气，差价很可能高达150万亿马克。[79]

克伦佩雷尔在日记中写道，德累斯顿爆发了食品骚乱，其中一些带有反犹色彩，他开始担心疯狂觅食的人会闯进自己的家。他已无心工作。“钱粮之事耗掉了大量时间，把人磨得心力交瘁。”[80]

德国渐渐陷入瘫痪。企业已付不起工人的工资，市政当局也已买不起公用设施所需的补给。到9月7日，柏林90条有轨电车线路中的60条已停止运营。[81]显然不能任由局面恶化下去，有位政治人物凭借精明的政治手段与明智的金融改革，把国家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从1923年8月开始，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长期担任德国外交部长，在任期的前几个月里还兼任总理，他启动“履约”政策，在9月展开谈判，要求法国撤出鲁尔区，交换条件是，德国保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履行赔款义务。结果国际社会同意重新审议赔款方案，在1924年谈判并接受了由美国金融专家查尔斯·道威斯（Charles Dawes）担任主席的委员会所拟定的计划。

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并未让人看到任何终止赔款的前景，但至少做出了一系列安排，以确保支付方案的切实可行，在随后的5年里，赔款的支付确实没遇到太多问题。[82]施特雷泽曼的政策没有为他赢得民族主义右翼的任何褒扬，他们抵制对赔款原则所做的任何让步。不过，当时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使多数人相信这是唯一现实可行的政策，大约一年以前人们还不太可能这样想。[83]在金融方面，施特雷泽曼政府于1923年12月22日任命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执掌德国的中央银行——帝国银行（Reichsbank），沙赫特是位精明的金融家，在政界拥有强大的人脉。一种新货币“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已于11月15日发行，其价值与黄金价格挂钩。[84]沙赫特采取了许多措施防范对地产抵押马克的投机，而且随着新货币——不久被改名为帝国马克（Reichsmark）——的流通范围越来越广，它取代了旧货币，被普遍接受。[85]恶性通货膨胀结束。

其他国家也受到战后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无一像德国这样严重。各国恶性通胀的最高点各不相同，奥地利为战前水平的14,000倍，匈牙利23,000倍，波兰250万倍，苏俄40亿倍。不过严格说来，苏俄的通胀率与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可比性，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基本上使苏维埃经济退出了世界市场。这些国家的通胀率已经够糟糕了，但在德国，物价高达战前水平的10,000亿倍，其萧条程度前所未有，已作为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被写入经济史。显然，上述国家均不是一战的胜方。各国最终都稳定了其货币，而没有过多参照别国的经验。1920年代并未出现切实可行的新国际金融体系，不像二战后那样，产生了一套精心设计、用于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机构和协议。[86]

二

恶性通货膨胀及其结束方式所产生的后果可谓巨大，但其对德国民众的经济状况的长期影响却难以衡量。人们过去常常认为它破坏了中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兴旺富足，但中产阶级群体的经济状况和理财方式是非常多元的。投资于战争债券或其他国债的人全都赔了本，而用一大笔按揭贷款购买房子或公寓的人，最后可能花不了几文钱就得到房产，这两种情况往往不同程度地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然而对于那些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后果则是毁灭性的。债权人苦不堪言。当赢家与输家隔着新划分的社会界限彼此对立的时候，中产阶级的经济向心力与社会凝聚力随之瓦解，结果导致中产阶级政党在1920年代后半叶日益四分五裂，在极右翼的煽动性攻击面前束手无策。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当货币稳定政策产生的紧缩效应开始反噬时，所有社会群体都感到手头拮据。大众记忆把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稳定政策的影响混同为单一的经济灾难，德国社会的几乎每个群体在其中都是输家。[87]维克托·克伦佩雷尔是这个过程中的典型人物。当稳定到来时，“对货币骤然贬值的恐惧，以及疯狂的抢购”结束了，但取而代之的是“贫困”，因为按照新的币制，克伦佩雷尔几乎既无值钱的东西也无现金。一番估算之后，他沮丧地得出结论：“我的股票勉强值100马克，家里的现金也是这个数，全部财产就这些了；我的人寿保险已蒸发净尽，保险单上的1.5亿芬尼如今只值0.015芬尼[*]。”[88]

金钱失去了价值，因此实物成为唯一值得持有的东西，大规模犯罪浪潮席卷全国。被裁定犯有盗窃罪的人数，在1913年为115,000，1923年达到峰值365,000。1923年窝藏赃物的罪犯比1913年多7倍。穷人在1921年就已陷入绝境，以至于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报道说，在100名被送往柏林普洛岑湖（Plötzensee）监狱的男性中，80人没有袜子，60人没鞋穿，50人甚至衣不蔽体。[89]汉堡码头的工人以前通常在受雇装货和卸货的过程中顺手牵羊，此时小偷小摸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据说有工人拒绝装某些货物，理由是他们用不上那些东西。工会报告说，许多工人去码头只是为了偷东西，谁敢阻拦就揍谁。咖啡、面粉、熏肉和糖是称心如意的赃物。工人们实际上是用这种方式强行给自己发放实物工资，因为拿到工资时钱已经贬值了。这种现象变得非常普遍，以至于有些外国航运公司在1922—1923年开始到别的地方卸货。[90]类似的盗窃经济和以物易物，也开始在其他行业和商业中心取代货币交易。

暴力或者暴力威胁，有时以惊人的方式显现出来。有人看见多达200名全副武装的小混混席卷了乡间谷仓，抢走农产品。不过，尽管犯罪行为几乎已无法控制，但裁定犯有伤害罪的人数从1913年的113,000下降到1923年的仅仅35,000人，与盗窃无直接关联的其他罪种的犯罪率也相应下降。为了维持生命，几乎人人都把精力用于小偷小摸地弄些食品和生活必需品。据报道，有些姑娘为几小袋黄油而卖身。这种局面引起的痛苦和怨恨越来越强烈，因为大家觉得有人通过非法货币交易、跨境走私、囤积居奇以及非法货运从中牟取了巨额利润。早在急速的通货膨胀演化为恶性通胀之前，黑市商人与奸商就已成为民粹主义煽动家的谴责目标，此时更是成了众矢之的。人们普遍认为，奸商夜夜笙歌，而诚实的店主和手艺人却不得不变卖家具以换取一块面包。在很多人看来，传统的道德价值随着传统的货币价值一路下滑。[91]德国似乎全方位陷入了混乱——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道德层面，乱象纷呈。[92]

货币、收益、金融稳定性、经济秩序、规律性和可预测性，战前一直是资产阶级价值观和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核心，此时，这一切似乎已随着看似同样稳固的威廉帝国的政治体制一起被清除了。俯拾皆是的讽世作品开始在魏玛文化中崭露锋芒，从《赌徒马布斯博士》（Dr Mabuse the Gambler）等电影，到托马斯·曼的《骗子费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Confessions of the Swindler Felix Krull，1922年开始写作，但后来搁置，直到30年后才完成）。主要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魏玛文化日益痴迷于刻画各种各样的罪犯、贪污者、赌徒、幕后黑手、窃贼和骗子，似乎生活是一场碰运气的游戏，幸存与否完全听凭不可思议的经济力量肆意决断。在这种环境下，阴谋论开始盛行。赌博，无论是在牌桌上还是在证券交易所，成了用来比拟生活的一个喻体。1920年代中期使魏玛文化犀利前卫，让许多人最终渴望回归理想主义、自我牺牲和爱国奉献精神的讽世作品，大多来源于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迷失感。[93]恶性通货膨胀成了一道创伤，后来长久地影响着德国各阶层人士的行为方式。它强化了保守派人士先后由于战败、革命、经济困境而产生的天翻地覆之感；破坏了法律的公信力，使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相信法律作为债务人与债权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社会规范所具有的中立性，不再像以前那样信奉法律所应维护的公正与平等原则；它解构了那些受1918—1919年时势所驱而被过分强调的、夸大其词的政治语言；它激发了新的灵感，虚构出一个又一个邪恶的形象，不仅有罪犯和赌徒，还有投机者，以及操纵金融的犹太人——这种犹太人形象后来产生了致命的影响。[94]

三

大实业家和金融家被德国公众归入了1920年代初经济动荡中的赢家之列，这是德国许多社会阶层普遍憎恨“资本家”和“奸商”的原因。但德国商界人士并不认为自己像人们言之凿凿的那样获利丰厚，他们中的许多人眷恋着旧日的威廉帝国——在那个时代，国家、警察和法庭遏制了劳工运动的发展，企业可以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关键事务向政府进行游说。虽然这种乐观的追忆也许属于错觉，但大企业在战前确实具有特权地位，尽管他们有时候会反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95]德国工业化的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巨，不仅使它在1914年跻身欧陆的主要经济强国，并且造就了因拥有大型企业以及声名显赫的经理人和企业家而令世人瞩目的德国企业界。军火制造商克虏伯、钢铁巨头施图姆（Stumm）和蒂森、船东巴林（Ballin）、电力公司老板拉特瑙和西门子等许多名字都家喻户晓，他们富裕、显赫、有政治影响力。

这些人通常反对工人组织工会，抵制劳资谈判，其态度的强硬程度因人而异。然而在战争期间，由于政府加强了对劳资关系的干预，资方的对立情绪有所缓和。1918年11月15日，胡戈·施廷内斯（Hugo Stinnes）与卡尔·莱吉恩（Carl Legien）分别代表企业与工会签署协议，设立了劳资谈判的新机制，包括确定八小时工作制。双方都想要抵御来自极左阵营的全面社会主义化的威胁；双方同意，既保留现有的大企业结构，又在全国性的劳资谈判联合委员会中给予工会平等的代表权。与威廉帝国的其他阶层一样，大企业之所以接受共和政体，是因为觉得走这条路最有可能避免更坏的制度。[96]

因此，在共和国的最初几年里，企业界的日子不算太糟。等到发觉通胀将继续下去，许多实业家就贷款购买大量机器设备，到还贷的时候，他们所借的钱已经贬值。但这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意味着他们因为觉得有利可图而对通胀推波助澜。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颇为困惑、无所适从，尤其在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期间，而且他们在整个通胀过程中的收益也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巨大。[97]此外，货币稳定措施不可避免地导致急剧的通货紧缩，给过度投资的企业带来了严重问题。破产企业成倍增加，庞大的工业与金融帝国胡戈·施廷内斯家族垮掉了，大型企业纷纷寻找避难所，引发了一波合并与联合浪潮，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几家重工业公司于1924年合并而成的联合钢铁公司（United Steelworks），以及同年创建的大型企业法本公司（I.G. Farben），即德国染料托拉斯（German Dye Trust），它是由化工企业爱克发（Agfa）、巴斯夫、拜耳（Bayer）、格里斯海姆（Griesheim）、赫斯特和韦勒（Weiler-ter-Meer）合并而成的欧洲最大的集团公司，也是世界第四大公司，仅次于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美国钢铁（United States Steel）和标准石油（Standard Oil）三大公司。[98]

合并与联盟的目的在于既要主导市场，又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新企业十分重视按照超级高效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的生产模式，对生产进行合理化安排。这种被称为“福特制”（Fordism）的模式以提高效率为目的，尽可能实行自动化和机械化生产。德国企业还热衷按照美国“工时与动作”研究的新成果——“泰勒制”（Taylorism）重新设置工作定额，泰勒制在1920年代后半段的德国引发了不少争论。[99]采用这两种模式后，鲁尔区煤炭开采业的变化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人工开采的煤炭在战前占98%，而1929年只占13%。使用风钻挖煤，以机械传送带输送到装载点，再结合重新设计的作业方法，使每名矿工每年的产煤量从1925年的255吨提高到1932年的386吨。如此大幅度的效率提升，使矿业公司能够迅速削减劳动力规模，从1922的545,000人减少到1925的409,000人和1929年的353,000人。类似的合理化和机械化进程也发生在其他经济领域，尤其是在高速发展的汽车业。[100]然而在另一些领域，比如钢铁制造业，效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企业合并与垄断，而非机械化和现代化。尽管“福特制”、“泰勒制”以及类似的生产模式引起了各种讨论与辩论，但在1920年代末，德国工业界中的大部分依然保持着传统样貌。[101]

要适应货币稳定之后的新经济形势，无论如何都意味着紧缩开支、削减成本和裁员。战前几年里出生的人此时进入了就业市场，他们的数量较为庞大，在替代了那些死于战争或者死于战争刚结束时席卷全球的毁灭性流感的劳动力之后，仍有剩余，这使就业形势变得更加糟糕。1925年的劳动人口普查显示，劳动力人口比1907年多500万；1931年进行的下一次普查显示，劳动力人口又增加了100万或者更多。在生产合理化和新一代人口增长的双重作用下，到1925年底，失业人口达到了100万；1926年3月超过300万。[102]面对新的形势，企业失去了与工会妥协的意愿，因为货币稳定意味着雇主不再能够把加薪的成本转嫁到产品价格。资方与工会在一战期间同意设立的劳资谈判机制解体了，取而代之的是日益紧张的劳资关系，劳工的回旋余地越来越有限。然而雇主在努力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时，仍然感到受挫于工会的力量以及国家从法律和制度上为他们设置的障碍。魏玛共和国实行的仲裁制度在处理劳资纠纷时偏袒工会，或者说资方是这么觉得的。1928年，鲁尔区钢铁企业由工资引起的激烈冲突通过强制仲裁得到平息之后，雇主拒不支付裁定的小额加薪，并且关闭工厂，把20多万金属加工工人拒之门外达4星期之久。工人们不仅得到德国政府的支持，还拿到了政府发放的救济金，当时主政的是由社会民主党领导、于1928年初组建的大联合政府（Grand Coalition）。资方开始感到，魏玛共和国的整个体制都是用来对付他们的。[103]

在资方看来，政府要求他们承担的财政义务使情况变得更糟了。为了尽量缓解货币稳定对工人的不利影响，也为了防止再度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期间福利供给难以为继的局面，政府在1926年和1927年分阶段向国会提交了精心制定的失业保险方案。方案中最重要的法律于1927年获得通过，其设计初衷是为大约1,700万工人提供保障，以缓冲失业造成的影响。它要求雇主缴纳与雇员所交保险费数额相同的资金，并设立一个政府基金，用以处理因失业人数超出保险方案解决能力的上限而出现的重大危机。由于这个上限仅为80万，因此一旦失业人数有所增加，保险方案必然捉襟见肘。实际上，在方案生效之前，失业人数就已超出上限。[104]该福利制度无疑意味着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而这正是企业所反感的。它强制雇主为工人的福利方案出资，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资方的成本，并且把越来越沉重的税务负担强加给企业，其实也就是直接加诸富裕的企业主。最强烈的敌意来自鲁尔区的重工业企业家，由于法律规定了工作时间的上限，所以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无法昼夜不停地使用工厂设备。在他们看来，给1927年实施的失业福利方案出资，导致了他们的实力严重受损。1929年，工业家的全国组织发表意见，认为国家再也无法负担这样的福利方案，呼吁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并且正式停止与劳工的谈判，而正是这种劳资谈判，曾在1918年革命期间保全了大企业。有人说是福利制度而不是国际经济状况造成了他们的困境，这不可不谓言过其实；然而，许多雇主在1925—1930年间对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生出了新的敌意，却是毋庸置疑的。[105]

因此到1920年代末，大企业对魏玛共和国已经不再抱有幻想。它在1914年之前所拥有的影响力、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通胀岁月里所发挥的更大影响力，如今似乎急剧减弱。而且，它曾在公众中享有的极高声望，也由于通胀期间浮出水面的财务等方面的丑闻而受到重创。在不靠谱的投资中失去财富的人要寻找罪魁祸首。在1924—1925年，这个替罪羊锁定为俄国裔犹太企业家朱利叶斯·巴尔马特（Julius Barmat），他在战争刚结束时曾与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合作从事食品进口业务，后来又在通胀期间把从普鲁士国家银行（Prussian State Bank）和邮政局取得的贷款用于金融投机。1924年临近年底时，他的公司倒闭，留下1,000万帝国马克的债务。极右翼抓住机会发动了一场舆论战，他们恶语诽谤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例如指控前总理古斯塔夫·鲍尔（Gustav Bauer）收受贿赂。此类财务丑闻经常被极右翼用来支持这样的说法：犹太式腐败正在对魏玛政府施加不正当的影响，导致许多普通中产阶级德国人走向破产。[106]

企业界对此局面可以做何补救？政治运作的空间是有限的。自共和国建立伊始，企业界就力图使其既免于政治干涉，又拥有政治影响力，至少得到善意的对待。其方法是捐款给“资产阶级”政党，尤其是给民族党和人民党。大企业通常以投资的方式，从财务上控制各大报纸，但很少直接植入其政治立场。有的报纸老板确实经常插手编辑政策，就像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所做的那样（他的出版与传媒帝国在魏玛共和国期间迅速发展壮大），但这往往与企业自身的具体利益没什么关系。实际上，到1930年代初，商界领袖们被胡根贝格的极右翼立场激怒，谋划将他逐出民族党领导层。企业界对于那些影响到自己的事务远没有统一口径，它自上而下都呈分裂状态——不仅存在胡根贝格的例子所显示的那种政治分歧，也存在经济利益的分歧。因此，尽管鲁尔区的钢铁和矿业公司激烈反对魏玛共和国的福利制度和劳资谈判制度，但是经济领域中前沿产业的巨头，比如西门子或者法本公司，则更愿意妥协。有些利益冲突也存在于出口型企业与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之间，前者在货币稳定和开支紧缩的那几年间业绩较好，后者则包括鲁尔区的钢铁巨头。然而即使在后者当中，也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例如克虏伯实际上就反对1928年把工人锁在工厂门外的那些雇主所持的强硬立场。[107]到1920年代末，企业界在政治上呈分裂状态，并且受制于魏玛政府为其设置的种种限制，它在通胀期间享有的政治影响力已所剩无几。企业界对共和国的失望，很快将由其最有影响力的代表发泄出来，表现为对共和国的公开敌视。

* 芬尼，德国辅币，100芬尼为1马克。

第三节

文化战争

一

导致魏玛共和国分崩离析的各种冲突，超出了政治或经济范畴，不仅贯穿于议会斗争和竞选，也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大致可以判断出这些冲突源自内在因素。在走向第三帝国的那几年里，德国民众的特点并不是不关心政治，甚至可以说人们表现出了过高的政治参与度和过多的政治责任感，这从竞选中极高的投票率可见一斑——在多数选战中，选民的投票率不下80%。[108]据说成熟民主制度的标志是视选举为平常之事，但这种情形在魏玛共和国的历次选举中从未出现过。相反，选战期间在德国的许多地方，外墙和广告栏的每一处空隙似乎都贴满了海报，每扇窗户都挂着标语，每栋建筑都涂上了此政党或彼政党的标志色。这远远超出了有些人所说的在战争以前的岁月里促使选民去投票的那种责任感，社会或政治领域似乎无处免于政治化。

这在新闻界最为明显。1932年，德国至少有4,700家报纸，其中70%是日报。许多报纸是地区性的，发行量较小；有些则是享誉国际的大报，比如自由派的《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这类机关报在有政治倾向的报纸中仅占一小部分，有政治倾向的报纸总共占全部报纸的大约四分之一。将近四分之三的有政治倾向的报纸效忠于中央党或与之类似的南方政党巴伐利亚人民党，或者效忠于社会民主党。[109]各政党非常重视自己的日报，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Vorwärts）和共产党的《红旗报》（Rote Fahne）分别是两党的主要宣传工具，统领着由周刊、本地报纸、时尚画报和专业刊物构成的精密网络。报纸的宣传组织者能够博得神话般的名望，例如共产党的报刊主管维利·明岑贝格（Willi Münzenberg）被视为媒体的开创者和驾驭者。[110]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拥有同样传奇般地位的是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作为军火制造商克虏伯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胡根贝格于1916年买下谢尔报团（Scherl newspaper firm）；两年后又收购了一家大型新闻机构，该机构在魏玛时期为报纸的许多专栏提供新闻稿和社论；1920年代末，胡根贝格又成为规模庞大的电影制作公司UFA的老板。胡根贝格利用他的媒体帝国，把自己恶毒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观点传播到全国各地，还四处宣扬说恢复君主制的时候到了。到1920年代末，他已声名显赫，被称为德国的“无冕之王”和全国“最有权力的人之一”。[111]

然而，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种媒体力量并没有直接转化成政治权力。胡根贝格在传媒界的主导地位，根本无力阻止民族党在1924年之后的不断衰落。党报的发行量通常较小，以1929年为例，《红旗报》的日销量为28,000份，《前进报》74,000份，胡根贝格的《昼报》（Der Tag）70,000份出头。这些数字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可观。不仅如此，1930年代初，正当共产党的选票开始增加时，《红旗报》的销量降至15,000份。总之，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报刊在1925—1932年间发行量下降了近三分之一。销量下降的还包括那些散发着人文气息的高端日报。[112]《法兰克福报》也许是最负盛名的人文报纸，其销量从1915年的100,000份滑落到1928年的71,000份。报纸编辑清楚地意识到，支持共和国的自由派报纸的许多读者都把选票投给了反对魏玛的政党。这样看来，媒体编辑及老板的政治影响力似乎也是有限的。[113]

在1920年代消解政治报刊影响力的，主要是新兴的所谓“林荫道小报”，即刊登耸人听闻消息的廉价小报，它们不依赖稳定的订户，而是兜售于街头，尤其是在下午和黄昏时分销售。这些报纸配有大量插图，刊登关于体育、电影、本地新闻、犯罪、丑闻和轰动事件的广泛报道，注重娱乐甚于信息。不过，小报也可能有政治倾向，比如胡根贝格的《夜报》（Nachtausgabe），其发行量从1925年的38,000份增长到1930年的202,000份；再比如明岑贝格的《晚间世界》（Welt am Abend），其销量从1925年的12,000份增长到1930年的220,000份。总的说来，支持共和国的报纸难以跟上这样的竞争节奏，尽管自由派新闻帝国乌尔施泰因报团（Ullstein press）确实成功发行了《速报》（Tempo）和《正午商报》（BZ am Mittag），二者在1930年的销量分别为145,000和175,000份。社会民主党没有能力参与小报市场的竞争。[114]正是在这个层次的市场，媒体政治发挥了真正的威力。八卦小报用耸人听闻的报道挖了共和国的墙脚，它们曝光那些支持共和国的政客在财务上的舞弊行为，有的属实，有的则属臆造；还配图呈现共和国与帝国时代的对比。通俗小报上充斥着关于凶杀案庭审和警方调查的报道，给人的印象是社会正在被暴力犯罪的浪潮所吞没。在外省，表面上不关心政治的本地报纸经常采用右翼新闻机构提供的消息，它们起到了与小报相似的作用，尽管效果没那么显著。胡根贝格的媒体帝国也许未能挽回民族党的颓势，但它喋喋不休地谈论共和国的不公正，以另一种方式动摇了魏玛共和国的合法性，使人们相信有必要改换一下政体。因此，媒体最终确实对改变选民想法产生了作用，尤其是以一种通俗的方式引导他们反对魏玛民主制度。[115]

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媒体和文化界出现了许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的新进展，耸人听闻的通俗小报只是其中之一。实验文学、达达主义的“具象诗”、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现代派小说、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社会批判剧、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和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犀利的时事评论，全都把读者分化成了两派，其中的少数派挺身接受新事物的挑战，而多数派则将上述作品视为“文化布尔什维主义”。与柏林文化界生机勃勃的激进文学并存的，是吸引着中产阶级内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的另一个文学世界，它根植于对逝去的俾斯麦时代的缅怀，并且预言魏玛共和国终将崩溃、俾斯麦时代终将回归。尤其受欢迎的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The Fall of the West），它把人类历史分为春夏秋冬的四季循环，将20世纪初的德国归入冬季——以“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智性的世界主义倾向”为特征，其艺术“被外国的艺术形式占了上风”。

斯宾格勒认为，在政治学领域，辨别其为冬季的依据是，社会是由许多都市大众组成的无机体，传统的城邦形态已然瓦解。斯宾格勒赢得了许多追随者，因为他宣称，冬季预示着社会即将转型到新一轮的春天，即“具有农业直觉的”、由一个“有机的政治体制”管理的社会，从而“造就觉醒的、充满理想的强者”。[116]另有一些作家给即将来临的复兴时期取了个新名字，此名不久就被极端右翼阵营热情采纳：第三帝国。使这个名称家喻户晓的，是新保守主义作家阿瑟·默勒·凡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于1923年出版的作品《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他宣称，帝国理想发轫于查理曼时代，复兴于俾斯麦治下，它与魏玛共和国所特有的政党政治恰好相反。凡登布鲁克写道，第三帝国目前还是个梦想，需要进行一场民族主义革命来实现它。届时，那些分裂德国的政党将被清除。当第三帝国最终来临时，它将把所有的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汇拢到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它将恢复德国历史的连续性，再现帝国在中世纪的荣耀；它将是“终极的帝国”。[117]其他一些作家，比如法学家埃德加·容（Edgar Jung），接受了此观点，主张发动一场“保守的革命”，从而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第三帝国”。[118]

上述观点高深抽象，有点儿曲高和寡，在此之下的许多作家，以各种方式颂扬帝国的优点，在他们看来，那些优点都是魏玛共和国所不具备的。退伍军官恩斯特·容格尔鼓吹1914年的奇迹，在他的畅销书《钢铁风暴》中拔高了前线部队的形象，其实那些人只有在行使暴力、遭受痛苦和制造痛苦时才找得到存在感。[119]自由军团催生出了一整套小说，赞颂老兵对革命者的仇恨，其措辞常常令人毛骨悚然，将杀戮和混乱描绘成愤懑不平的男子汉在寻机复仇时的终极表达，他们要报复1918年的战败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和民主制度。[120]上述这类作家以及许多其他人士宣称，取代议会民主制的软弱妥协，需要的是强人领袖——冷酷强硬、毫不妥协，愿意无所顾忌地打倒国家的敌人。[121]另外一些作家则眷恋着往日田园诗般的乡村世界，那里完全没有现代都市生活的复杂与“堕落”，比如阿道夫·巴特尔斯（Adolf Bartels）的小说《迪特马尔森人》（The Dithmarshers）里的世界，截至1928年，此书卖出了20多万册。[122]

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文化危机感，它不仅存在于保守派精英中间。当然，现代主义文化和媒体的许多方面在战前就已经引人注目了。前卫艺术对公共意识有着明显的影响，比如表现主义画家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奥古斯特·马克（August Macke）或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以及旅居慕尼黑的俄裔抽象派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等人的作品。无调性音乐和表现主义音乐起源于勋伯格（Schoenberg）、韦伯恩（Webern）、贝尔格（Berg）和策姆林斯基（Zemlinsky）的第二维也纳乐派（Second Viennese school）；而以戏剧形式出现的色情剧已经引起群情激愤，比如弗兰克·韦德金德（Frank Wedekind）编剧的《春之觉醒》（Spring's Awakening）。在威廉帝国治下，关于文学是否得体的边界，以及所谓不爱国和颠覆性文学或者色情和淫秽图书造成的威胁经常引发争议，许多此类图书都遭到警方的查禁。[123]

进入20世纪，现代派艺术和文化的出现给中产阶级带来的文化危机感在威廉帝国时期得到了控制，以极端形式表达危机感的仅限于少数人。然而1918年之后，危机感四处弥漫。威廉二世时期一直起作用，且在一战期间非常严苛的审查制度之终结，或者至少是范围的缩小，鼓励媒体涉足从前的禁忌领域。戏剧成了激进实验和左翼宣传鼓动的载体。[124]复制成本的降低和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得为大众市场出版廉价的配图报刊变得越来越容易。在魏玛，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把魏玛艺术学院（Weimar Art Academy）和魏玛工艺美术学校（Weimar School of Arts and Crafts）合并起来，创建了包豪斯（Bauhaus），这个教育中心旨在把高雅艺术与实用设计结合起来，其教师包括瓦西里·康定斯基、奥斯卡·施莱默（Oskar Schlemmer）、保罗·克利（Paul Klee）、特奥·凡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和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包豪斯备受争议，市民不欢迎该校那些放浪形骸的男生女生，当地政客贬斥包豪斯那种极其简洁的超现代设计，说它来自原始种族的艺术形式，而不是源于德国艺术。1924年，国家不再为包豪斯拨款，学校迁往德绍（Dessau），但它依然饱受争议，尤其是在新校长汉内斯·迈尔（Hannes Meyer）任内。迈尔由于同情共产主义而在1930年去职，由建筑师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接替。密斯驱逐了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用等级式，乃至独裁式的管理制度取代了包豪斯原先的社群氛围。然而，1931年11月，赢得德绍市议会多数席位的纳粹党派出《艺术与人种》（Art and Race）一书的作者、极端保守派保罗·舒尔策—瑙姆堡（Paul Schulze-Naumburg）对包豪斯进行了官方审查，随后关闭该校。学校遂迁至柏林的一个工厂旧址，但自此以后，它仅仅是包豪斯从前的影子而已。包豪斯的命运显示，即使是在文化氛围宽松的魏玛共和国，前卫艺术也多么难以获得官方认可。[125]

新的通讯手段愈发使人感觉传统的文化价值受到了威胁。在这个时期，广播电台开始取得真正的成功，成为广受欢迎的文化机构：1926年听众为100万，到1932年又增加了300万，电波传送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包括左翼思想。大城镇在1914年以前已经开设了电影院；到1920年代后期，电影吸引了大量观众；1920年代结束之际出现有声电影，又吸引了更多的观影者。在许多文化保守人士中间催生出审美迷失的，有表现主义电影，比如《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以扭曲变形的布景著称；也有色情电影，比如美国女演员露易丝·布鲁克斯（Louise Brooks）主演的《潘多拉的盒子》（Pandora's Box）。辛辣讽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电影《蓝天使》（The Blue Angel）改编自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的小说，由埃米尔·强宁斯（Emil Jannings）和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主演，该片的创作团队与制片方——胡根贝格的UFA电影公司发生龃龉，主要是因为影片把女主人公塑造成了玩世不恭、惯于挑逗的色情形象。[126]改编自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小说的电影《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受到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该片的反战立场是不爱国的。[127]

达达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所嘲讽的美、心灵的提升、艺术的纯粹性，是资产阶级文化所崇尚的恬淡理想，而“新即物主义”（Neue Sachlichkeit，字面意思是“新写实主义”）则把日常事物置于作品的中心，试图呈现现代都市生活的美感。这并不符合所有人的口味。瓦格纳作品《尼伯龙根的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中的神话世界或者宗教仪式音乐剧《帕西法尔》（Parsifal）所唤起的不祥之感，不曾让身穿燕尾服来听歌剧的资产阶级绅士们感到迷失；令他们尴尬的，反倒是克罗尔歌剧院（Kroll Opera）当时上演的保罗·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的作品《今日新闻》（News of the Day）中，女主角裸坐在浴缸里演唱咏叹调的场景。作品甜美流畅的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是德国浪漫主义晚期的代表作曲家，他少年成名，但此时专门谱写情绪平和的轻歌剧，比如《间奏曲》（Intermezzo）和《埃及的海伦》（The Egyptian Helena）；与他同时期，观众还能欣赏到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的表现主义杰作《沃采克》（Wozzeck），它以19世纪初的穷人和受压迫者为背景，将无调性音乐和日常的言谈方式融入歌剧。保守派作曲家汉斯·普菲茨纳（Hans Pfitzner）把上述趋势斥为民族退化的征兆，将其归咎于犹太人的影响力和文化布尔什维主义，他的话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他疾呼，必须保护德国的音乐传统免受这些威胁。普鲁士州政府于1925年聘请奥地利裔犹太人、无调性音乐家阿诺尔德·勋伯格到柏林的国立音乐学院讲授作曲，普菲茨纳认为此举加剧了德国音乐所受的威胁。音乐生活是德国资产阶级认同感的核心，甚于在其他任何欧洲国家，因此上述发展动态直接击中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要害。[128]

按照这种思路，更大的威胁来自美国爵士乐的影响。爵士乐进入了德国音乐，比如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作曲、贝尔托特·布莱希特作词的《三分钱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该剧以盗贼和罪犯的世界为背景，尖刻地谴责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利用，1928年首演时震撼了整个文化界；产生同样效果的还有恩斯特·克热内克（Ernst Krenek）的《容尼奏乐》（Jonny Strikes Up），该剧于1927年2月首演，特色是以一位黑人音乐家担当主角。许多现代主义作曲家从爵士乐中发现了新的艺术灵感。当然，爵士乐主要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以各种风格在无数夜总会和酒吧中演奏，尤其是在柏林，逐渐进入舞厅、时俗讽刺剧[*]剧场和饭店。大乐团以及踢乐女郎（Tiller Girls）等歌舞剧团的访问演出，为柏林的舞台注入了活力；而更大胆的人可以一晚上待在俱乐部，比如待在被当红作曲家弗里德里希·霍伦德（Friedrich Hollaender）称为“色情超级市场”的埃尔多拉多（Eldorado）俱乐部，坐在有不少异装癖和同性恋的观众中间，观看安妮塔·贝尔贝（Anita Berber）表演色情舞蹈，比如《可卡因》（‘Cocaine’）和《吗啡》（‘Morphium’）。她于1928年因吸毒过量而早逝。卡巴莱[†]为这些晚间表演添加了一种辛辣的、反独裁的政治讽刺元素，表演者讲的笑话激怒了自负的保守派，有一位愤怒地抱怨说，他们嘲笑了“基督徒和德国人的民族感情、宗教情感和行为方式”。卫道士们被探戈、狐步和查理斯顿（charleston）之类的舞蹈激怒，种族主义言论则直接指向了黑人音乐家（虽然当时他们人数极少，而且大多担任鼓手或舞者，主要是为表演增添一股异域风情）。

权威的音乐评论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Alfred Einstein）把爵士乐称为“对一切文明的西方音乐最令人作呕的背叛”，汉斯·普菲茨纳也言语尖刻地反对法兰克福音乐学院（Frankfurt Conservatory）把爵士乐纳入教学内容，痛诋爵士乐的所谓原始风格为“黑鬼血统”的产物，是“崇美主义的音乐表现”。[129]爵士乐和摇摆乐可以说是文化美国化浪潮中的翘楚，浪潮中那些迥然不同的现象，比如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电影以及现代工业方法“福特制”和“泰勒制”，在有些人看来已威胁到了德国的所谓历史认同。大规模生产使大规模消费成为可能，大型百货商店供应的国际商品琳琅满目，品种多得惊人，在沃尔沃斯超市（Woolworth's）等外资连锁店里出售的，至少有一部分是普通工人阶级家庭买得起的商品。大众住宅规划与现代家居设计挑战了保守派理想的乡居风格，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在右翼阵营的文化评论家看来，美国作为现代性的卓越代表所展现的影响力，意味着德国迫切需要恢复德意志生活方式、德意志传统、德意志人的血统传承和德意志人与土地之间的纽带。[130]

随着官方审查制度和警察控制在1918年的终结，出现了文化自由和性自由的新氛围，在很多人看来，其缩影就是柏林的夜总会。对此，老一辈德国人深感与时代格格不入。一位生于1878年的军官后来回忆道：

回国后，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诚实的德国民众，而是被最下作的本能挑动起来的暴民。德国人曾经拥有的美德，似乎已经彻底陷入泥淖……淫乱、无耻和腐败大行其道。德国女人似乎已忘记她们的德国式教养，德国男人似乎也已忘记他们的幽默感和诚实。犹太作家和犹太媒体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把一切搅成浑水。[131]

无论右翼还是左翼阵营，都有人感到秩序与纪律已被革命扫除殆尽，道德沦丧与性变态充斥社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往往以清教徒式的态度看待人际关系，将政治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置于自我实现之上，其中不少人都对“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里柏林等地许多青年公然崇尚享乐主义文化感到震惊。在电影院、八卦小报、舞厅和电台，休闲娱乐的商业化导致很多年轻人日益远离劳工运动文化中那种较为严肃和传统的价值观。[132]

大城市里的青年公然享受着性自由，这是上一代人对他们不以为然的具体原因之一。这也是在战前就有先兆的。女权运动的风起云涌，让公众和媒体习惯了妇女对各种事务发表意见、占据至少某些管理岗位、在社会上闯出自己的道路。1910年以来，每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men's Day）这一天，各大城市都有女性为争取选举权而举行的街头示威，就连中产阶级女权运动者也在1912年游行过一次，尽管是坐在马车里。除了最终取得成功的女性选举权运动，当时一起出现的还有这样一些要求：性满足、未婚母亲的平等权利和免费的避孕指导，虽然只是少数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弗洛伊德（Freud）倾向于认为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具有性动机的观点在一战前就已经有人在讨论了。[133]尤其是柏林，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展以及地位向国际大都市的跃升，它已成为社会学和性学领域各种亚文化的中心，包括生机勃勃的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圈子。[134]

批评者认为，上述趋势意味着家庭有日益式微之虞，主要是因为女性在经济上越来越独立。服务业在经济领域的勃兴，为女性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包括大型百货商场的销售岗位，以及蓬勃发展的白领世界里的秘书职位（由于打字机女性化的强大影响），这不但创造了新的剥削形式，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单身女性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取得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这在1918年之后愈益明显，当时有1,150万女性在职，占工作人口的36%。虽然与战前状况相比，这根本算不上大幅变化，但她们中的许多人此时从事着在公共场合随处可见的工作，比如电车售票员、百货商场的店员，或者——虽然寥寥可数——成为法律、大学和医学领域的专业人士。[135]越来越多的女性与男性竞争工作，民族主义者越来越担心出生率在世纪之交的下降将削弱德国的实力，加之日益蔓延的文化焦虑感，共同引发了对于女性就业的抵制，这样的抵制在1914年以前就已日渐明显。[136]战前，德国有一场显而易见的男性危机，民族主义者和泛日耳曼联盟开始疾呼，号召女性回归家庭、履行她们的天职——为国家生养和教育更多的子女。人们对于来自女权的挑战所做出的强烈反应，致使女权主义者被迫转入防守，开始排挤那些比较激进的支持者，更多强调自己无可挑剔地具有民族主义者的资格，强调自己无意要求过多的变革。[137]

1918年之后，女性获得选举权，从地方议会到帝国国会的各级选举，她们都有权参与投票和担任候选人。她们正式获得在主要专业领域工作的权利，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远比战前重要。相应地，男性至上论者的观点也越来越有市场，他们反对女性就业，认为女性的归宿是家庭。在大城市的自由氛围中，人们的性观念远比战前开放，这加深了男性至上论者的不满。令保守人士更为震惊的是，有些人公开争取同性恋权利，例如，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Magnus Hirschfeld）于1897年创建了听起来无伤大雅的“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Scientific-Humanitarian Committee）。实际上，希施费尔德是公开的同性恋者，他在许多出版物中宣传自己备受争议的观点：同性恋者是“第三性”，其性取向是天生的，而不是环境因素的产物。他的委员会致力于废除《德意志帝国刑法典》（Reich Criminal Code）第一百七十五条，该条规定成年男性之间“有伤风化的行为”为非法。令保守人士震怒的是，1919年在社会民主党主政的普鲁士州，政府拨给希施费尔德大笔资金，把他的非正式的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转为州立的性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xual Science），办公场所设在首府的中心大蒂尔加滕区（grand Tiergarten district）。研究所提供性咨询，举办科普式答疑会，回答诸如“做爱而不怀孕的最好办法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呼吁修改管制性行为的所有法律。希施费尔德很快建立起广阔的国际交流网络，组成性改革国际联盟（World League for Sexual Reform），其研究所是联盟在1920年代的实际总部。他推动了公立和私立的避孕与性咨询诊所在魏玛共和国的普及。毫不奇怪，他一再受到民族党和纳粹党的诋毁，两党与中央党联手，试图制定更加严苛的法律，但在1929年国会刑法改革委员会（Criminal Law Reform Committee）的表决中，它们的提案以微弱劣势被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否决。[138]

民族主义者的反对立场，不仅仅是出于天然的道德保守主义。德国已在战争中失去200万成年男性，而出生率还在迅速下降。1900—1925年间，每千名45岁以下已婚妇女的活产数急剧降低，从280例降至146例。法律对避孕套的销售限制于1927年被放宽；到1930年代初，在公共场所有1600多部自动贩卖机，仅柏林的一家公司每年就生产2,500万个避孕套。提供避孕指导的性咨询中心相继开业，其中许多家和希施费尔德的研究所一样，出资者或实际运营者都是普鲁士州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这激怒了道德保守派。堕胎饱受争议，主要是因为它存在严重的医疗风险，但这方面的法律也放宽了。1927年，堕胎由重罪改为轻罪；1930年12月的教宗通谕《圣洁婚姻》（Casti Connubii）猛烈抨击堕胎行为，为争论推波助澜；1931年，共产党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非法堕胎运动，在此期间举行了大约1,500场集会和示威活动。[139]

在许多人看来，上述社会运动似乎是阴谋的一部分，蓄意要破坏日耳曼人种的生育率和繁殖力。保守派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发问：这一切后果难道不是来自妇女解放、来自道德败坏地倡导不受繁衍欲望约束的性行为吗？在民族主义者看来，女权主义者似乎比叛国者好不了多少，因为这些人鼓励女性离家工作。然而，女权主义者自身对于性解放的新氛围几乎同样感到恐慌。多数女权主义者都抨击战前关于性道德的双重标准——自由归男性、贞洁归女性，而提倡对两性实行同一标准的性约束。她们开展运动反对色情图书以及包含性暴露画面的电影和绘画，谴责那些喜爱舞厅甚于读书小组的年轻女子，她们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清教徒做派，让许多年轻女性感到可笑。到1920年代末，由于女性选举权的实现，传统女权主义者组织的主要奋斗目标已经过时，正苦于组织成员日渐老去，又吸引不到年轻人。[140]女权主义运动处于守势，曾经的主要支柱中产阶级女性抛弃了以往所属的自由派阵营，转而支持右翼政党。面对损害了日耳曼人种的指责，女权主义运动感觉有必要为自己辩护，于是强调自己支持民族主义者关于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提议，支持重新武装德军，支持家庭价值观，支持克制性欲。后来的事实证明，右翼极端主义对女性的吸引力，丝毫不逊于对男性。[141]

二

年轻人，尤其是青春期男孩，已在一战前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青年运动”，它是由五花八门而又发展迅猛的各种非正式俱乐部和协会组成的集合体，主要活动包括远足、亲近大自然、围坐在篝火旁高唱民歌和爱国歌曲。当然，所有政党都极力通过为青年人提供他们自己的组织招募年轻人，尤其是在1918年之后，比如民族党设立的俾斯麦青年团（Bismarck Youth）、中央党的温特霍斯特同盟（Windthorst League）；但是总体而言，青年运动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独立于正式的政治机构，其领军人物往往蔑视成年人的政治生活，视之为道德妥协和不诚实。运动助长了人们对现代文化、城市生活和正式政治机构的不信任感。即使不是大多数，也有许多青年团体的服装是男童子军式的准军事制服。这些团体颇有反犹主义色彩，常常拒绝犹太人加入它们的行列。有些团体强调道德纯洁的必要性，反对吸烟、饮酒或者滥交女友。另一些团体，如上文所述，持男性至上论立场。尽管认为青年运动为纳粹主义铺设了道路、应该对此承担责任是历史学家的夸大之辞，但独立青年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确实敌视共和国及其政客，他们在世界观上是民族主义者，性格和抱负则是军国主义的。[142]

青年运动的影响力并没有受到学校教育的消解，且对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影响最大。“全体高中生都信奉民族主义，”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在1925年记录道，“这是他们从老师那里学来的。”[143]不过，实际情况也许比他想象的要复杂一点儿。在威廉帝国治下，皇帝运用个人影响力，主张改革德国教育，用侧重于德国史和德语的爱国主义课程取代基于经典教学模式的自由主义传统。到1914年，许多教师在世界观上都是民族主义者、保守派和君主主义者，教科书和课程也极力秉承同样的政治立场。不过，还有人数相当多的少数派持有各种自由主义中间派和左派立场。而且，1920年代，在社会民主党主政的那些州，尤其是普鲁士，政府竭力劝说学校把学生教育成忠于新建立的共和国民主制度的模范公民，教育系统的氛围随之而变。完成学业、走出校门的青年，除了有数百万坚持保守派立场或者极端右翼政见之外，还有数百万成为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忠于中央党。最终，无论是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教师，还是保守派和君主主义者教师，似乎都没能对学生的政治立场施加多少影响，学生们不接受老师的许多政治观点，认为它们与魏玛共和国治下的现实生活毫无关联。就那些后来成为纳粹党徒的年轻人而言，政治忠诚往往发端于从政治上反叛学校教育的刻板僵化，其次才是受到了纳粹党徒或者亲纳粹的教师的启发。一位生于1908年、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学生回忆说，他总是与老师发生冲突，“因为我从小就讨厌盲目的服从”。他承认自己受到一位民族主义教师的政治影响，但同时又评论道，其偶像的教诲“与学校所教的其他一切内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另一位学生对自己从前的学校心怀旧怨——学校因他侮辱犹太同学而一再处罚他。[144]

年轻人对极右翼的政治忠诚，最明显地表现在德国的大学，其中许多是传统可追溯至中世纪的著名学府。在魏玛共和国治下，的确有一些左派教授设法保住了职位，但为数不多。大学在一战后依然是精英机构，录取的学生几乎全部出身中产阶级。特别有战斗力的是各校的学生决斗队，他们无一例外地是保守派、君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其中有些人积极参与了镇压1919—1921年的几次革命的暴力行动。为了抵消他们的影响力，1919年初，各高校的学生组建了与新共和国相适应的那种民主代议机构——学生联合会（General Student Unions）。所有学生都必须加入，并且有权投票选举他们在这些学生管理机构中的代表。[145]

学生联合会组成了一个全国协会，开始在学生福利和大学改革等领域发挥一些影响力。但这些领域也受到了极右翼的影响。从1919年最终接受《凡尔赛和约》到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区，这期间的各种政治事件促使一届又一届学生源源不断地加入各个民族主义协会，聚集到传统的学生决斗队旗下。不久，各高校都有右翼候选人被选入学生会，同时，学生们对德国新建立的民主政体越来越不抱幻想，因为通货膨胀把他们的收入变得一文不值，拥挤的校园环境也令人越来越难以忍受。学生人数迅速增长，从1914年的6万增加到1931年的10.4万，这主要是受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政府投入大笔资金扩大招生，大学成了基层公务员、小企业主，乃至某些体力劳动者的孩子改变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路径。共和国的财政困难迫使许多学生靠勤工俭学读完大学，这让他们心里更加不满。然而，数量不断增多的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在1924年就已开始减少，1930年之后几乎机会全无。[146]

绝大多数教授也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正如他们曾经集体公开宣布支持德国1914—1918年的战争目标时所表现的那样。许多教授在课堂上谴责1919年的《和约》，从而促成了右倾思想氛围的形成。此外，他们还反对来自东部的犹太学生进入大学，将这看作“种族异类”的威胁，并对此提出行政解决方案和决策。许多人用危言耸听的字眼书写即将到来的境况（这基本上是出自他们的想象）：大学的全部学科都由犹太教授主导，聘任政策也由他们来定。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区，民族主义怒潮席卷德国大学，学生团体积极参与鼓动人们进行抵抗。1920年代尚未结束，大学就已成为极右翼势力的政治温床。即将毕业的一代大学生自认为是社会精英，在一个仅有少部分人有能力上大学的社会中，大学毕业生往往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这代精英在一战后重视行动甚于思想，重视民族自豪感甚于抽象知识，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日耳曼人种优越论几乎是这代精英的第二天性。这代精英决心用前辈们在一战中所展示的那种强硬态度，来攻击过分宽容的自由民主制度所表现出的软弱妥协。[147]在这些青年看来，暴力似乎是对德国所遭受的灾难的合理回应。对于聪明绝顶、教养良好的学生来说，前辈老兵们似乎受到了过多的感情创伤，过分混乱无序。在民族复兴的事业中，需要的是冷静、计划和冷酷绝情。[148]

对这些学生的多数同代人来说，上述影响终究是次要的。比它们重要得多的，是政治混乱、经济匮乏、战争、破坏、内乱、通货膨胀、国家战败以及部分领土被外国占领，这就是出生于一战前十年左右的年轻人的共同经历。一位生于1911年的年轻职员后来写道：

我们什么事情都遇上了。我们知道并感觉到了家人的焦虑。缺乏生活必需品的阴影从未离开我们的餐桌，它使我们变得沉默。我们被粗暴地赶出了童年，没人给我们指出正确的道路。我们过早地挣扎求生。苦难、羞耻、仇恨、谎言和内战在我们的心灵上留下了印记，让我们早早成熟。[149]

出生于20世纪初至一战爆发之间的人，确实是无条件地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状况的一代人，他们将从不止一个方面在第三帝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三

魏玛时期激进的现代主义文化痴迷于变态、谋杀、暴行和犯罪，想必在许多中产阶级人士看来，已到了不健康的程度。艺术家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的漫画充满了强奸和色情连环杀手的暴力场面，这种主题也可见于同时期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凶手成了故事的中心人物，比如弗里茨·朗（Fritz Lang）的电影《凶手M》（M: Murderer Amongst Us），贝尔托特·布莱希特的戏剧《三分钱歌剧》以及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现代派小说杰作《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对弗里茨·哈尔曼（Fritz Haarmann）或者“杜塞尔多夫吸血鬼”彼得·屈滕（Peter Kürten）等真正连环杀手的审判，是全国媒体大肆渲染的题材，报刊上登载着绘声绘色的报道，以迎合追看案件曲折进展的大众读者。腐败甚至成了外国访客写作的柏林有关小说的一个主题，比如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的《诺里斯先生换火车》（Mr Norris Changes Trains）。罪犯成了令人既恐惧又着迷的对象，这加深了正派人士对社会秩序的担忧，使中产阶级更加反感价值观的扭曲，而扭曲的价值观似乎已成为现代主义文化的核心。连环杀手获得的极大关注使许多人相信，不仅必须严厉地对这些“兽性”之人处以极刑，还应该重新实行新闻审查制度，不让他们成为流行文化和每天的林荫道小报上的名人。[150]同时，战后岁月的通货膨胀和混乱无序催生了有组织的犯罪，其规模几乎与当时的芝加哥黑帮不相上下，尤其是柏林，发展迅猛的黑社会组织“指环联盟”（ring associations）在《凶手M》等电影中受到赞美。[151]

许多人认为法律与秩序正在受到威胁，而那些本职工作就是维护法律与秩序的人，则普遍认为犯罪活动已无法控制。威廉时期的整套司法制度原封不动地传到魏玛时期，《民法》和《刑法》几乎丝毫未做修改，为放宽法律限制所做的努力，比如废除死刑，均徒劳无功。[152]与从前一样，法官群体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法官人选而受到培训的，而不是（像英国那样）选任资深的执业律师为法官。因此1920年代在职的许多法官已经在司法系统任职几十年了，他们的基本价值观和态度都形成于威廉二世时代。在共和国治下，他们的地位更稳固了，因为像其他民主国家一样，魏玛民主政体的一个基本政治原则是，司法不受政治操控，此原则很快毫无争议地被写入宪法第一百零二和一百零四条。因此，就像军队一样，司法机构得以不受任何实质政治干涉地运行了很长时间。[153]

法官比以往更加独立，因为绝大多数法官认为，由立法机构，而不是由神圣君主颁布的法律，已经不再中立，而是像德意志法官联合会（German Judges' Confederation，联合会的8位法官代表着大约1万名德国法官）主席所说的那样：“政党、阶级和杂种法律……一部写满谎言的法律”。“多党执政的结果是，”他抱怨道，“制定的法律都是经过妥协的。这些拼凑起来的法律大杂烩，表达了各执政党南辕北辙的目标，成了杂种法律。一切庄严的事物都已坍塌。法律也不再庄严。”[154]他的抱怨也许有些道理：政党利用司法制度为各自的目标服务，按照各自特有的政治偏见来制定新的法律。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都设有专门钻法律空子的部门，利用法庭审判捞取政治资本，并且聘用了一群训练有素的政治律师，他们老于世故、不择手段，有本事把庭审程序变成轰动的政治事件。[155]这无疑进一步导致许多人不信任魏玛的司法制度。然而在环境发生变化、出现了议会民主制之后，法官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在利用审判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多年来，实际上是几十年来，法官们一直把批评皇帝政府的社会民主党和左翼自由派当作罪犯，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他们仍然不愿意转变态度。法官们的忠诚不是献给了新建立的共和国，而是献给了他们在军官团中的同道之人继续服务着的那个抽象的帝国理想，一个主要建立在对俾斯麦帝国独裁体制的回忆之上的理想。[156]也许不可避免的是，在大量因魏玛时期深刻的政治冲突而引起的政治审判中，法官们一边倒地偏袒那些也在以帝国理想的名义行事的右翼被告，而当那些无此理想的左翼人士被起诉时，他们则喝彩加油。

左翼统计学家埃米尔·尤利乌斯·贡贝尔（Emil Julius Gumbel）在1920年代中期发表的数据显示，1919年底至1922年中，左翼被告犯下的22宗政治谋杀案中，有38人被定罪，其中10人被执行死刑，余者平均每人服刑15年。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同时期由右翼犯下的354宗政治谋杀案中，只有24人被定罪，根本无人被执行死刑，平均每人的刑期只有4个月；23名已认罪的右翼凶手竟然被法庭宣判无罪。[157]当然，这些统计也许不完全准确。而且经常有针对“政治犯”的特赦，特赦由国会中的极端政党共同商定，并获得其他政治团体的足够支持而通过，所以许多出于政治动机的刑事犯仅服刑较短时间就被释放了。但是法官行为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向公众传递的信息，在整个魏玛时期对和平主义者、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人士提起的无数宗叛国罪指控又强化了这个信息。据贡贝尔统计，在俾斯麦帝国最后30年的和平时期里，只有32人被裁定犯有叛国罪，而在同样相对和平的1924年初至1927年末这4年里，法庭签发了1万多份叛国罪逮捕令，最终有1,071人被定罪。[158]

法庭案件所审理的很大一部分，是那些胆大到在报刊中泄露军队的秘密装备和军事演习的人。也许最著名的是和平主义者、左翼编辑卡尔·冯·奥西茨基的案子，他于1931年被判18个月监禁，因为发表在其杂志《世界舞台》（Die Weltbuhne）上的一篇文章透露了德军正在苏俄进行战斗机训练，而那是违反《凡尔赛和约》的非法行为。[159]另一个同样著名的案子牵涉左翼记者费利克斯·费申巴赫（Felix Fechenbach）。费申巴赫的罪名是他在1919年发表了1914年的巴伐利亚文件，因为法庭认定，这些与一战爆发有关的文件暗示了德国负有一部分战争责任，从而在和约谈判中损害了德国的利益。费申巴赫在慕尼黑被所谓的人民法庭（People's Court）判处11年徒刑。人民法庭是1918年巴伐利亚革命期间，为了对抢劫犯和杀人犯进行即决审判而设立的应急机构。[160]在随后一年的反革命期间，这些法庭被改用来审理“叛国”案件。人民法庭直到1924年才停摆，尽管它们在5年之前就已被魏玛宪法认定为非法。设立人民法庭，绕开正常的司法系统，比如对它们定罪的案子没有上诉权，以及暗示正义属于“人民”而不是法律，这一切都为未来开创了恶例，并将在1933年被纳粹党重新采用。[161]

为了尽力抵消这些影响，在社会民主党的努力推动下，《保卫共和国法》（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public）于1922年获得通过，据此设立的州法院有义务将右翼政治犯的案子从亲右翼的法官手中撤出，移交给总统任命的法官。司法界很快就设法让这个条款形同虚设，因此它对审判的总体模式几乎没有影响。[162]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社会民主党据说曾承诺把反对死刑作为自己的政治原则，但他们却将死刑写入《保卫共和国法》，并追溯核准了战争刚结束时的内乱期里所执行的即决处决（summary execution）。这种做法，不但为以后的政府打开了方便之门，使之可以采用类似的严刑峻法保卫政府，而且推翻了司法的一个核心原则：任何刑罚均不应追溯施用于该法实施以前所犯罪行。[163]这也为未来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基层法院无暇顾及《保卫共和国法》所阐述的原则。法官几乎始终如一地从宽处理那些自称出于爱国动机而犯罪的被告，无论他所犯何罪。[164]例如，1920年的卡普暴动试图武装推翻合法的民选政府，结果参与者中只有一人被裁定有罪，即使这个人也仅仅被判处在某座城堡中禁闭一小段时间，因为法官把他“无私的爱国主义精神”算作减刑理由。[165]1923年，有4位原先各被判处三个月徒刑的人在上诉至历史悠久的德国最高司法机关帝国法院（Reich Court）后胜诉，他们被判刑是因为在哥达（Gotha）召开的右翼青年团体“青年德意志骑士团”的一次会议上高喊：“我们不需要犹太共和国，犹太共和国滚蛋！”在裁决书中，帝国法院不那么令人信服地认定，被告的言辞语义不明：

这些言辞可能指的是德国的法律和社会新秩序，参与建立新秩序的德国犹太人和外来犹太人作用突出。这些言辞的意思也可能是，在大多数人看来，占总人口很小比例的犹太人实际上却拥有过多的权力、发挥着过大的影响力……仅仅因为被告辱骂帝国的现有体制，就认定他们辱骂的是宪法所规定的政体，如此判决并非无懈可击。因此不排除本案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可能性。[166]

帝国法院把两种体制区别开来，并暗示魏玛共和国只是某种暂时的反常现象，而不是“宪法所规定的政体”，这无比清晰地展示了法官真正的效忠对象是谁。这种裁决必然会产生影响。政治案件，乃至一切案件的庭审，都是魏玛共和国的大事——大批民众聚到公众旁听席；媒体进行详尽报道，有些段落逐字记录法庭实况；在立法会议上、各种俱乐部和社团里，人们热烈地对案件展开辩论。像上文那类的裁决，只会让反对共和国的极右翼人士感到满足，并且为动摇共和国的合法性推波助澜。

法官偏袒右翼和反对共和国的人，州检察官也是如此。在考虑以何种罪名起诉右翼被告时，在起草诉状时，在询问证人时，甚至在构思开场陈述和结案陈词时，检察官总是将民族主义的信仰和意图当作减刑理由。法官和检察官、警察、监狱长和狱警、各种司法行政人员和执法人员，就是这样通过各种方式偏袒共和国的敌人，动摇了共和国的合法性。尽管他们并不是蓄意破坏新建立的民主政体，尽管他们视共和国为不可避免的权宜之计而暂时加以接受，但他们的做法却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这样的臆断：在某种程度上，共和国并不代表德意志帝国的真正精髓。他们之中几乎无人信任民主派，也几乎无人努力推动共和国走上正轨。如果法律及其执行者都反对共和国，那么它还有什么机会呢？

* 时俗讽刺剧（revue），一种轻松的娱乐性戏剧，以讽刺时事、风俗、人物为主要内容，由歌舞、滑稽短剧和讽刺模仿独角表演组成。

† 卡巴莱（Cabaret），餐馆或夜总会在晚间提供的歌舞表演。

第四节

适者与不适者

一

如果说魏玛共和国有一个可以为它赢得大众的忠心与感恩的贡献，那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福利国家。当然，在1914年以前，德国并不缺少福利机构，特别是在俾斯麦为了切断工人阶级对社会民主党的依赖而开创性地设立健康保险、意外保险和养老金等制度以后。俾斯麦的方案在当时属于创举，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政府威权统治的遮羞布而予以否定，这些制度在他离任后的数年里又得到了详尽的阐释和扩充。其中有些制度，尤其是健康保险制度，到1914年已覆盖数百万工人，并包含一个真正自治的部门，给予许多工人参与选举的机会。但这些制度无一覆盖到社会底层，到威廉时期结束之前，底层的常态是警察管理贫民的救济事务，同时剥夺了他们的民权，包括选举权。即使如此，福利制度的运作在1914年以前还是处于不断改良和标准化的进程，随着俾斯麦改革而出现的社会工作这一新行业，除了负责普通工人的福利事务，还忙于评估并管理贫民、失业者和赤贫者。[167]

俾斯麦的福利制度是普鲁士官僚家长制的现代版本，然而在此基础上，魏玛共和国建立了一个更加精密而全面的结构，把社会天主教主义和新教慈善事业的双重影响力，与社会民主党的平均主义结合起来，尽管两方面的结合并非毫无抵触。[168]魏玛宪法的文本中满是影响深远的宣言：家庭生活重要性之原则，国家为家庭提供支持之必要性；政府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伤害之责任；公民之工作权；国家为每位国民提供适当居所之义务。[169]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制定的一整套法规获得了国会的批准，包括关于青年福利（1922年）和未成年人法庭（1923年）的法律，为战争伤残人士提供救济和职业培训（1920年）的条例，以公共福利制度取代济贫措施（1924年）的政令，以及，如我们所知最重要的，1927年有关失业津贴的法律条文。既有的健康保险、养老金等方案得到了更加详尽的解释，并覆盖全体国民。启动了大规模的安居项目，其中许多是社会福利住房的翻新，仅1927—1930年间就提供了30多万套新建或者翻新的住房。医院床位的数量比战前增加了50%，医疗从业人员也随之同步增加。传染病锐减，由诊所和社会福利机构组成的网络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支持，包括单身母亲以及有违法行为的青年。[170]

建立免费的全面福利制度，把它当作全体公民应得的权利，这是魏玛共和国的主要成就之一，回过头来看也许算是它最重要的成就。然而，尽管制定了详尽的实施细则，它最终却未能兑现1919年魏玛宪法中那些华而不实的承诺；承诺与履约之间的鸿沟造成的一个主要后果是动摇了魏玛共和国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合法性。首先，共和国几乎从建立之初就经历的经济困难，给它的福利制度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使之根本难以为继。战争导致许许多多的人需要帮助。1914—1918年间，大约有1,300万德国成年男子在军队服役，其中200多万阵亡。有人估算，这相当于每35位德国居民中就有1人阵亡，这个阵亡比例几乎是英国的两倍（每66位英国居民中有1位阵亡军人）、俄国的三倍（每111位俄国居民中有1位阵亡军人）。到战争结束时，50多万德国妇女失去了丈夫，100万德国儿童没有了父亲。从战场回来的男人中，约有270万伤员、截肢者和残疾人，这些人构成了社会不满情绪的一个长期来源，因为政客曾经许诺要奖赏他们对国家的服务，却未能令人满意地予以兑现。

政府的应对之策是提高富人的纳税额，直至实际税负几乎翻倍，据一份有明显偏差的估计，税负占国民实际收入的比例从1913年的9%增加到1925年的17%。[171]然而这根本不足以支付开销，政府不敢再加税，因为担心被指责靠增税来支付战争赔款，担心导致纳税最多的人与之更加疏远。除了原有的国家养老制度之外，德国经济在1927年之后不仅必须承受失业保险的负担，到1926年依然还要继续给将近80万残疾退伍军人和36万战争寡妇发放抚恤金，并且继续抚养90多万失去父亲的儿童或孤儿。抚恤金支出占政府开支的比例，高于战争赔款以外的任何开销。[172]最后，福利制度导致中央和联邦各州政府中已嫌臃肿的官僚队伍愈加壮大，1914—1923年增员40%，在此过程中，德国的人均公共管理成本几乎翻倍。[173]如此庞大的开支在一个繁荣的经济体中也许可行，但在魏玛共和国危机重重的经济形势下根本做不到，除非像1919—1923年那样印钞票、加剧通胀，或者像从1924年开始的那样削减支出、减少国家福利机构的人员编制、对福利申请人实行更加严格的审核。

因此，许多申请人很快发觉，福利机构发的钱不足他们所需。福利开支中相当大比例的资金由地方政府负担，因此地方管理人员特别吝啬，他们通常要求申请人交出存款或房产作为受助的交换条件。福利密探不但举报被隐瞒的收入来源，还鼓励邻居揭发那些拒不透露收入来源的人。此外，由于福利机构缺少必要的人手来快速处理大量请求，结果总是迟迟不回复那些要求资助的申请，因为它们要与其他机构通信，查明申请人以前是否已获得福利，或者试图把资助申请人的负担转给别的地方。就这样，魏玛福利机构很快成为歧视与控制的工具，因为官员们清楚地告诉申请人，他们只能得到最低额度的救济，并且用侵犯隐私的方式打探申请人的个人情况，以确保申请人所述属实。

上述做法没有一样赢得了共和国打算救助的那些人的好感。投诉、争吵、斗殴甚至示威，都是福利局内外的常见景象。关于福利制度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处理问题的方式，鞍匠兼座套工阿道夫·G.（Adolf G.）的例子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的观察。[174]阿道夫生于1892年，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身受重伤，但不是在英勇抗敌的战斗中受伤，而是被一匹马踢到了肚子，这种伤在1920年代初至少需要做6次肠道手术。除了战伤，他先前还受过工伤，加上家中有6个孩子需要抚养，因此他有资格领取多种救济金。战后，由于找不到工作，他转而全力争取政府救济。但斯图加特（Stuttgart）地方政府提出的条件是，要想在1921年之后继续享受伤残补助，他必须上交家中的收音机和天线，因为他所居住的市政福利房禁止使用这些东西。阿道夫拒绝交出，结果他和家人遭到驱逐，他对此做出的反应是斗志旺盛地不断写信给政府机构，包括柏林的劳工部。他买了一台打字机，以让信上的字迹更加清晰，他还尽力申请作为战争伤残人士和一大群孩子的父亲而应得到的其他几种补助。冲突升级了。1924年他由于协助堕胎未遂被判一个半月监禁，他和妻子之所以想要堕胎，大概是觉得在这种境况下6个孩子已经够多了；1927年他因为侮辱行为而被罚款；1930年他的救济金被削减并且限于某些用途，比如买衣服，同时他的住房津贴被直接付给房东；1931年他被指控福利欺诈，因为他一直偷偷当收废品的小贩，努力挣点儿钱；1933年因在街头卖艺又一次被起诉。他找过右翼和左翼的政治组织寻求帮助。他试图让政府相信，由于胃伤，他吃下去的多数东西都无法消化，所以需要比普通男人多三倍的食物，但他的要求遭到了生硬的拒绝。1931年，走投无路的阿道夫写信给柏林的劳工部，把斯图加特的福利官员比作中世纪的强盗贵族。[175]

他与家人不得不过穷日子，这让有点儿偏执的阿道夫·G. 感到气恼，而让他更加愤怒的是福利机构对其名誉的羞辱和对其身份的怀疑——他本已处在德国社会的底层，正在寻求自认为应得的帮助，但福利机构似乎决意要质疑他的动机和资格。不具名的、循规蹈矩的福利官僚侮辱了他的人格，这种感觉在福利申请人中间并不罕见，尤其是那些因为在战时做出牺牲而申请救助的人。魏玛共和国曾经高调承诺并且庄严载入宪法的是，根据需求与资格实行真正覆盖全体国民的福利制度，而无情的现实却是申请人遭到福利机构小气的歧视、侵扰和羞辱，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无助于加强宪法的合法地位。[176]

然而最让人感觉不妙的是，医疗和福利机构决心创造出理性的、有科学依据的方法，来处理社会剥夺[*]、偏常行为和犯罪，终极目标是在未来的几个世代里将它们清除出德国社会，这鼓励了侵蚀穷人和残疾人公民自由权的新政策。由于社会福利机构迅速发展为庞大的官僚机构，所以战前已广泛流传于福利专业人员中间的种族优生和社会生物学理论，开始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有一种观点被强化成了信条，认为遗传因素在多种社会偏常行为中起了某种作用，不仅包括智力缺陷和身体残疾，也包括长期酗酒和持续轻微犯罪，甚至包括妓女等群体的“悖德癖”（实际上许多妓女是迫于生计才从事性工作的）。医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开始编纂详细的卡片索引，用以登记“反社会的人”——用我们现在对偏常人士的称呼。自由派刑法改革者认为，州监狱的囚犯中虽然有些可以通过正确的教育项目得到改造、回归社会，但多数根本无可救药，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人格具有遗传缺陷。[177]警察也推波助澜，鉴别出大量“职业罪犯”和“惯犯”，予以严密监视。这经常成为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刑满释放者由于受到监视以及身份被锁定为罪犯，因此没有机会从事正当职业。截至1930年，仅在柏林，警察就采集了50多万份十指指纹卡片。[178]

这些观点通过医学、执法、刑事管理和社会工作等专业领域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十分真切的影响。受邀为已经定罪的罪犯做心理评估的心理学家开始采用生物学标准，比如在1922年于巴伐利亚被判持械抢劫罪和谋杀罪的无业游民弗洛里安·胡贝尔（Florian Huber）一案中，对这位在战争中受过重伤、被授予铁十字勋章的年轻人做的心理评估得出结论，胡贝尔

尽管在其他方面无法被证明具有遗传缺陷，但他显示出了某些生理退化的证据：面相呈不对称结构，右眼的位置明显低于左眼；动辄大吵大闹；耳垂细长；最重要的是，他自幼就是个结巴。[179]

这份心理评估被当作证据，不是证明他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而是证明他已无可救药，应予处决，而他也确实被处决了。德国许多地方的司法官员当时大量使用“寄生虫”或“害虫”之类的词语描述罪犯，以一种新的、生物学的方式，把社会秩序的概念表达为一种生物体，它如果想茁壮成长，就必须把有害寄生虫和外来微生物从身上清除掉。为了寻找更精确、更全面的方法来定义和运用这些概念，医学专家特奥多尔·菲恩施泰因（Theodor Viernstein）于1923年在巴伐利亚创建了“罪犯生物学信息中心”（Criminal-Biological Information Centre），收集所有已知罪犯、他们的家人和背景的信息，从中鉴别出偏常人格的遗传链。到1920年代末，菲恩施泰因及其合作者已经收集到大量案件索引，正在有条不紊地实现他们的梦想。不久，图林根、符腾堡和普鲁士也建立了类似的信息中心。许多专家认为，甄别出这种世代相传的“劣等”人之后，防止他们继续繁衍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强制绝育。[180]

这类专家中的两位，律师卡尔·宾丁（Karl Binding）和法医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霍赫（Alfred Hoche），于1920年迈出了超越上述观点的关键一步，他们在一本薄薄的、创造了“不值得过的生活”这个短语的书中提出，那些被他们称为“压舱物式的存在者”，即毫无价值、只会给社会增加负担的人，应该一杀了之。他们认为，无法治愈的病患和智障者正在消耗数百万马克、占用数千张人们迫切需要的医院床位，所以应该允许医生杀死他们。这是关于如何对待精神病患者、残疾人、罪犯和行为偏常者的论辩中令人不安的新动向。在魏玛时期，这样做依然遭到多数医学人士的强烈反对。共和国的基本原则是坚决捍卫人权，因此就连强制绝育的理论也无法得到任何形式的官方认可，许多医生和福利官员依然质疑这种措施的伦理正当性或社会作用。天主教会及其开设的福利机构拥有强大影响力，它们也坚决反对这种措施。只要经济状况还允许人们想象共和国的社会理想有朝一日可以实现，强制绝育和非自愿的“安乐死”的持续争论就依然不会有结果。[181]

二

德国中产阶级对1918年革命和魏玛共和国的反应各不相同。我们已知的关于个人回应的最详细记录，也许来自维克托·克伦佩雷尔的日记，他在通胀期间的经历我们已经看到了。从很多方面看，克伦佩雷尔都是教养良好的德国中产阶级的典型，他只想好好生活，政治在其生活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尽管他也在选举中参与投票，并且始终关心政坛的动向。克伦佩雷尔的事业既不是全然墨守成规，也不是极其成功。他曾靠给报纸写稿谋生，然后转行到大学教书，在一战快爆发时，他按照规定提交了两篇论文，一篇论德语，另一篇论法国文学，凭这两篇文章取得了任教资格。作为学术圈的新手和外来者，他只能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大学（University of Naples）开始其学术生涯。从那里，他忧虑地观察着1914年之前国际局势的恶化。他支持1914年德国的宣战，认为德国的事业是正义的，于是回国参战，在西线服役，1916年因伤病退役，在军队的新闻审查处工作到战争结束。

克伦佩雷尔希望有一个稳定的职业，但像其他德国中产阶级人士一样，他发现自己的希望随着德国的战败破灭了。对这样的人来说，只有回归到秩序井然的政治环境，才有可能在德国学术机构得到稳定的收入和固定工作。[182]1918年最后两个月发生的事件，在不止一个方面使他感到难过。他在日记中写道：

报纸带来了太多的耻辱、灾难、垮台，这些事情从前觉得不可能发生，现在却多得让人受不了，我只是木然地收下报纸，基本上不再去读……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我认为如果不把工人与士兵委员会这个毫无意义、愚昧无知的专制组织尽快清除掉，整个德国就要完蛋了。我把希望寄托于从战场上回来的随便哪一位将军。[183]

革命政府1919年初的荒唐行为，让暂时在慕尼黑工作的克伦佩雷尔感到惊恐——“他们热烈地谈论自由，行为却越来越专制残暴”。他还记录了自己在图书馆做学术研究的几个小时，当时闯入市区的自由军团射出的子弹就在外面呼啸而过。[184]克伦佩雷尔盼望的是正常与稳定，却无法得到。1920年，如我们已在上文读到的，他设法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谋得了教授职位，在那里讲授法国文学、做研究和写作，还主编一份期刊。看到比自己年轻的人在更好的机构里得到了高级职位，他感到越来越沮丧。从很多方面看，克伦佩雷尔都是那个时代中典型的温和保守派，在文化态度和身份认同上，他彻头彻尾地属于爱国的、中产阶级的德国人；而且他相信民族性格的概念，并在自己所著的18世纪法国文学史中做了详尽阐述。

但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他又与典型的德国中产阶级人士有所不同。维克托·克伦佩雷尔是犹太人，他的父亲在极其支持犹太教改革的柏林犹太会堂担任牧师。他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教新教徒，是越来越多以这种方式归化的德国犹太人之一。这个决定与其说是出于信仰，不如说是出于社交考虑，因为他对任何一种宗教似乎都没有特别虔诚的信仰。1906年，他与非犹太裔的德国女子、钢琴家埃娃·施莱默（Eva Schlemmer）结婚，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归化。他与妻子在思想上和文化上有许多共同的兴趣，最契合之处也许是两人都爱看电影。他们一直没有孩子。然而，历经1920年代的人世沧桑，正是婚姻给克伦佩雷尔的人生带来了稳定，尽管夫妇二人越来越频繁地感到身体不适，这或许是日益严重的疑病症的夸张反应。[185]整个1920年代，他的生活虽说不上尽如人意，但还算稳定。1920年代初他因担心内战而备受困扰，但内战并未到来，而且1923年之后看起来更不太可能发生了。[186]克伦佩雷尔在日记中写满了他的工作、假期和消遣，他与家人、朋友和同事的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我常常问自己，”他在1927年9月10日写道，“我为什么要写如此庞杂的日记”，对此他并无真正的答案：这只是强烈的冲动使然——“我就是停不下笔。”[187]日记不见得会出版，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只是记录人生。一直记录。印象、知识、阅读、活动，什么都记。别问为什么或有什么目的。”[188]

克伦佩雷尔有时不经意地写道，他觉得自己职业前途受阻，原因在于他是犹太人。尽管他出版了一部又一部关于法国文学史的著作，但也只能待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无望在名校谋得教职。“有的大学特别保守，有的大学比较开明，”他在1926年12月26日记录道，“特别保守的大学不要犹太人，开明的大学总是已经有了两个犹太人，不肯再要第三个。”[189]反犹主义在魏玛共和国的升温，也给克伦佩雷尔的政治立场带来了麻烦。他在1919年9月写道：“我渐渐明白了，反犹主义这个新障碍对我来说是多么的不可逾越。我曾经自愿参战！而现在，作为受洗的基督徒和民族主义者，我却没有立足之地。”[190]克伦佩雷尔持保守派政治立场，这在犹太裔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中间颇为罕见。他相当认同德意志民族党的基本政纲，但该党越来越狂热的反犹主义论调却使他不可能支持它，尽管他对战前俾斯麦帝国和威廉帝国的岁月无比眷恋。像许多德国人一样，克伦佩雷尔发现自己在想到魏玛共和国时期政党之间的暴力冲突时，“无动于衷、漠不关心”。[191]克伦佩雷尔本能地敌视左翼，但1920年3月当他听到卡普在柏林发动政变的消息时，又忍不住写道：

我的右翼倾向大大减弱……因为发现了右翼的永久反犹立场。我非常乐于看到目前的政变者碰壁，我对于违背誓言的军队实在没什么热情，对于幼稚、混乱的学生更是毫无兴趣；但我不会因此去支持“合法的”艾伯特政府，更不会去支持左翼激进派。它们都令我厌恶。

“简直是一出悲剧与闹剧的合体，真让人难受，”他写道，“5,000至8,000个大兵竟能颠覆整个德国。”[192]

也许令人奇怪的是，这位终生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的人，却非常支持再次对法国发动一场战争——大概是因为他一战期间在西线的经历，更因为他对《凡尔赛和约》的明显愤慨。但在魏玛共和国治下，发动反法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1921年4月20日他写道：

我支持君主制，我渴望恢复往日的德意志强国，我总盼着再和法国打一仗。不过，与日耳曼种族主义者为伍真是太恶心了！如果奥地利与我们合并就更恶心了。我们现在的一切感觉，差不多也是法国人在1870年之后应有的感受。如果在威廉二世治下，我有可能当不上教授，可是……[193]

早在1925年，他就已经预见到选兴登堡当总统可能是一场灾难，堪比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的被刺。“法西斯主义无处不在。战争的恐怖已被遗忘，苏俄发生的事情正在驱使欧洲做出反应。”[194]随着时间的推移，克伦佩雷尔对持续不断的政治热潮渐生厌倦。1932年8月，就在魏玛共和国进入最后的动荡期时，他写道：

而且，我没必要书写我这个时代的历史。我提供的信息是枯燥的，我对这个时代半是厌恶、半是恐惧，我不想任人摆布，对任何政党都全无热情。一切都毫无意义、不成体统、令人不快——没人敢作敢当，个个皆是傀儡……希特勒即将上位，还能有谁呢？我这个犹太教授的出路在哪里？

克伦佩雷尔反而更愿意写那只游荡到他家里的小黑猫，它立刻成了他们夫妇的宠物。[195]政治形势险恶，妻子又患上了严重的临床抑郁症且频繁生病，受这两个因素影响，克伦佩雷尔写得越来越少，到1932年底几乎快要放弃写日记了。

克伦佩雷尔对政治的悲观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当时正经历着的个人困境。然而与他持同样态度的，还有许多爱国的开明保守派德国犹太人，他们在魏玛共和国的各种冲突中不知所措。除此之外，他厌恶政治的极端表现，对身边的暴力与狂热感到忧虑，这些无疑是许多德国中产阶级人士的特征，无论他们来自什么背景。克伦佩雷尔的犹太血统，既让他遭受了一些不利的种族歧视，也赋予了他敏锐的眼光，以嘲讽的态度旁观那些为未来留下隐患的政治动向，他的猜测往往是对的。不过他并没有受到反犹主义的过度伤害，未曾经历过任何暴力，实际上，他当时的日记中一例个人的受辱经历都没有记录过。正式的说法是，克伦佩雷尔这样的犹太人在魏玛共和国治下享有的自由和平等，远远多于以往任何时候。共和国为犹太人提供了新的机会，既可以当公务员、从政、从事专业工作，也可以进入内阁，例如犹太人瓦尔特·拉特瑙出任外交部长，这在威廉帝国时期是不可想象的。犹太人拥有的部分媒体，特别是由两家自由派犹太企业掌控的莫斯报团（Mosse）和乌尔施泰因报团，合计发行的报纸占1920年代柏林报纸销量的一半以上，有力地支持了共和国的自由制度。艺术不再受限于审查制度和官方禁令，这刚刚获得的自由，使许多犹太裔作家、画家和音乐家作为现代派文化的倡导者崭露头角，与那些非犹太裔的现代派艺术家轻松交往，比如作曲家保罗·欣德米特、诗人和剧作家贝尔托特·布莱希特、艺术家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和乔治·格罗兹。犹太人支持共和国，其表达方式是把选票主要投给民主党，其次投给左翼政党。[196]

另一方面，部分是出于对上述发展进程的抗拒，1920年代也见证了反犹主义思潮在德国政界和社会的蔓延与深化。甚至在战前，泛日耳曼联盟和其他右翼团体就已经大肆宣传，指责犹太人暗中损害德国。这类种族主义阴谋论得到了鲁登道夫等军事将领的高调认同，战争期间其臭名昭著的表现是所谓的1916年10月犹太人口普查，做此决策的高级将领希望普查结果有助于他们在战后拒绝犹太人进入军官团。普查的目的是揭露犹太人既怯懦又不忠的天性，方法是用统计数据展示参军的犹太人比例较低、参军的犹太人从事文书工作的比例过高。普查的实际结果显示了相反的情况：许多犹太裔德国人，比如维克托·克伦佩雷尔，是彻底的民族主义者，强烈认同德意志帝国；在军队中和前线的犹太裔德国人比例过高，而不是较低。这雄辩地驳斥了反犹军官的预判，导致普查结果被禁止公布。然而，得知军队下令做这样的普查之后，德国犹太人非常愤怒，尽管大多数普通士兵并不认同普查所显露的态度。[197]

一战后，右翼普遍相信的关于德军在1918年被革命者“从背后捅了一刀”的说法，很容易地转化为反犹主义的煽动。鲁登道夫这类人显然认为，在背后捅刀子、领导德国共产党等颠覆性组织、赞同《凡尔赛和约》、建立魏玛共和国的，正是“犹太人”。实际上，德军1918年显然是败在了军事上。正如我们所知，并没有人在背后捅刀子。签署《和约》的政界要人，比如马蒂亚斯·埃茨贝尔格，根本不是犹太人。虽然像罗莎·卢森堡等犹太人在共产党领导层中所占比例过高，虽然欧根·莱文（Eugen Levine）等犹太人在1919年初发动慕尼黑起义的革命者中所占比例过高，但他们代表的并不是犹太人，而是与许多非犹太裔人士（比如卡尔·李卜克内西，很多右翼人士根据他的极左政治立场想当然地断定他是犹太人）一起，代表着革命者。多数德国犹太人支持稳重、开明的中间派政党，其次支持社会民主党，而不支持革命的左翼政党，因为它们暴力的激进主义让克伦佩雷尔这样的体面公民既震惊又胆寒。然而，1918—1919年的局势助了右翼反犹主义一臂之力，使许多犹豫不决的人相信，种族主义者关于犹太人的阴谋理论终究是对的。[198]

除了极右翼宣传把犹太人当作1918—1919年变故的替罪羊，还出现了一种更受欢迎的反犹主义形式——专门针对发战争财的人，以及在通货膨胀中趁乱暴富的少数金融家。反犹主义总是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大行其道，而魏玛共和国的经济危机又是德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俄国境内那些躲避反犹主义暴力和内战的犹太贫困难民加快步伐移民德国，成了冲突的一个新来源。一战前德国大约有8万“东欧犹太人”，他们的到来，加上来自波兰等地的数量更多的移民工人，导致德意志帝国政府于1913年实施了一种几乎独一无二的国籍法，只允许那些能证明自己的祖先是日耳曼人的人获得德国国籍。[199]一战后，由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席卷俄国，反革命的沙皇支持者乘势对犹太人进行集体屠杀和大规模杀戮，引发了新一轮涌入德国的难民潮。尽管移民迅速适应了新的文化，且人数不多，但他们很容易成为民众泄愤的对象。1923年11月6日，恶性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有位新闻记者在柏林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占很高比例的区看到几次严重骚乱：

小巷里到处是咆哮的暴徒，他们在夜色的掩护下抢劫。龙骑兵大街街角的一家鞋店被洗劫一空，窗玻璃的碎片散落在街面上。哨声突然响起。长长的一队人马占据了整个街道，这是警察封锁线在推进。一位警官高叫：“清空街道！各回各家！”人群慢慢散去。到处是同样的喊声：“揍死犹太人！”长久以来，煽动家一直在操纵饥饿的民众，挑动他们去袭击那些在龙骑兵大街地下室里惨淡经营着物资交易的可怜人……驱使他们抢劫的，不是饥饿，而是怒火升腾的种族仇恨。年轻小伙子只要见到外表像犹太人的过路者，就立即尾随，以便瞅准时机揍他一顿。[200]

如此公开地诉诸暴力，表明反犹主义者准备像德国政坛的众多其他边缘型团体一样，为了达到目的，挑起或者积极采取暴力和恐怖行动，而不再像1914年之前一样仅仅满足于言论反犹。结果是发生了一波针对犹太人及其财产的个人暴力、对犹太会堂的攻击、亵渎犹太墓地的行为，这些事件一直缺乏完整的文献记录。[201]

1918年后的反犹主义与战前的反犹主义的明显不同，不仅仅表现在它前所未有地致力于把强烈的偏见转化为暴力行动。尽管魏玛共和国时期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反对使用武力对付犹太人，但反犹主义的语言却前所未有地嵌入了主流政治话语之中，损害德国的“背后一刀”、“十一月卖国贼”、“犹太共和国”和“犹太—布尔什维克阴谋”，这些以及类似的许多煽动性口号经常可以在报纸上读到——无论是作为社论的表达，还是出现在政治事件、演讲和审判的报道中。它们日复一日地回响在立法会议上：共和国中期的国会里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民族党的言论中充斥着这类反犹主义的言辞。保守党对这类反犹语言的使用比在战前更加极端、更加频繁，右翼小团体则对其予以阐发，此类小团体所得到的支持，总体上远远多于阿尔瓦特、伯克尔之流的反犹主义政党。与许多此类小团体紧密结盟的是德国新教教会，它抱持极其保守的民族主义立场，并且倾向于迸发反犹情绪；而天主教的反犹主义也在1920年代重新抬头，唤醒它的是对于布尔什维主义威胁的恐惧，因为布尔什维克已在一战结束时对匈牙利和俄国的基督教实施了暴力打击。1918年之后，许多右翼和中间派的德国选民都热切期盼德意志民族自豪感与荣耀的复兴，因此他们或多或少地相信，德意志的复兴必须通过击败“犹太”颠覆精神来实现，正是这种犹太精神被认为在一战结束时摧毁了德国。[202]在这股反犹主义的言论浪潮的洗礼下，许多德国人的感情变得非常麻木，以至于当一个把反犹主义置于其狂热信仰核心的新政党——纳粹党——在战后出现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中有什么特别之处。

* 社会剥夺（social deprivation），由精神疾病、贫困、缺乏教养和低下的社会地位等因素导致的个人与社会的隔离，难以或者无法与他人进行文化上的正常互动。

第三章

纳粹主义的兴起

第一节

波希米亚式革命者

一

1918年10月，德国宣布大赦，当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从慕尼黑的施塔德尔海姆（Stadelheim）监狱70号牢房获释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很快将成为德国革命者的领军人物之一。艾斯纳是著名的戏剧评论家，过着慕尼黑市中心附近施瓦宾格区（Schwabing district）艺术家那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1]他的外表张扬着他的波希米亚风格：小个子、大胡子，外出时身披黑斗篷、戴着大大的黑色宽边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钢框小眼镜。艾斯纳不是土生土长的巴伐利亚人，他来自柏林，1867年生于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他认同社会民主党内的右派，20世纪初时因为支持那些主张社民党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而丢掉了在当地社民党党报的工作。然而，像许多“修正主义者”一样，艾斯纳反对战争。他参与领导组建了反战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后来在1918年1月组织了一系列罢工，试图结束冲突。[2]

1918年11月，当帝国开始分崩离析的时候，是艾斯纳凭借他的口才以及对政治会议的不屑，挺身而出领导了慕尼黑。当时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提议在巴伐利亚首府举行传统的政治游行，就在人们跟着一支铜管乐队、手持标语、井然有序地进行和平示威时，艾斯纳跳上讲台，号召民众占领军营、控制城市。艾斯纳说做就做，率领一群追随者直奔军营，没有遇到士兵的抵抗。获得当地革命的工人与士兵委员会的批准，艾斯纳宣布巴伐利亚为共和国，成立了由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组成的革命政府，他本人出任总理。但是他领导的政府连维持食品供应、提供工作机会、遣散军队和保持运输系统正常运转等基本任务都没有做到。保守的巴伐利亚农民阶级被慕尼黑的局面激怒，拒绝供应食品，而大多数火车头又已被协约国征用。工人们开始在各种会议上诘问艾斯纳，给他喝倒彩。在内阁会议上，一位成员愤怒地对艾斯纳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你根本不是政治家，你是个傻瓜……我们被无能的管理给毁了。”[3]因此，在1月12日的选举中，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毫无悬念地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艾斯纳领导的独立社会民主党惨败。

艾斯纳代表了巴伐利亚极右翼所仇恨的一切：波希米亚式人物、柏林人、犹太人、记者、战争期间倡导和平的活动家、因组织1918年1月的罢工而被捕的煽动家。事实上，与他的秘书、记者费利克斯·费申巴赫一起，艾斯纳甚至还公布了巴伐利亚档案馆中有关一战爆发的秘密文件，这些文件可以证明德国的战争罪责。总之，他是承担传说中“背后一刀”之责的理想对象。1919年2月21日，极右翼一劳永逸地表达了对他的痛恨：在艾斯纳步行前往巴伐利亚州议会的路上，贵族青年学生安东·冯·阿尔科—瓦利伯爵（Count Anton von Arco-Valley）近距离朝他射出两枪，当场杀死了他。[4]暗杀在巴伐利亚首府引发了暴力风潮。艾斯纳的保镖立即开枪打伤阿尔科—瓦利，后者被愤怒的人群包围起来，幸亏费申巴赫及时干涉，他才没有就地被私刑处死。受伤的刺客被押送到施塔德尔海姆监狱，关进艾斯纳一年前住过的那间牢房。不久，独立社会民主党内一位艾斯纳的崇拜者走进议会，拔出枪，在议事厅中所有议员的面前，朝艾斯纳最激烈的批评者、多数派社会民主党领袖埃哈德·奥尔（Erhard Auer）开了两枪，奥尔差点儿伤重不治。与此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艾斯纳的口袋里发现了辞呈的草稿，这场暗杀毫无意义。

然而，由于担心再次发生暴力事件，巴伐利亚州议会暂时休会，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不经投票就宣布自己为合法政府。由名气不大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约翰内斯·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领导的联合内阁成立了，但它没能恢复秩序，因为艾斯纳葬礼之后，出现了大规模街头示威。在随后的权力真空期，武器和弹药被发放给工人与士兵委员会。匈牙利爆发共产主义革命的消息，使巴伐利亚的极左翼受到激励，立即宣布成立“委员会共和国”（Council Republic），准备以苏维埃式政权取代议会。[5]然而，巴伐利亚新的委员会共和国的领导人不是列宁式人物。波希米亚式文人再次走到前台，这一次不是剧评家，而是剧作家——年仅25岁的诗人、剧作家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与其说托勒是社会主义者，不如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延揽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进入政府，包括同为剧作家的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和著名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施瓦宾格区的才子们组成的政府不久被戏称为“咖啡馆无政府主义者政权”，它得到了慕尼黑工人与士兵委员会的公开支持。面对这种形势，霍夫曼领导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内阁逃往巴伐利亚北部的班贝格（Bamberg）。与此同时，托勒宣布进行全面的艺术改革，他领导的政府也宣布，慕尼黑大学（Munich University）对所有的申请者开放，但不招收想学历史的人，因为历史学已被作为反文明的学科取消。另一位部长宣布，将通过发行免费货币的办法终结资本主义。外交人民委员弗朗茨·利普（Franz Lipp）发电报到莫斯科发牢骚：“逃犯霍夫曼带走了外交部卫生间的钥匙”，并且对符腾堡和瑞士宣战，“因为这两条狗不肯爽爽快快地借给我60个火车头。”他还说，“我有把握，我们会打赢的。”[6]

霍夫曼政府试图用一支临时拼凑的志愿者武装去推翻委员会共和国，却被从工人与士兵委员会的武装人员中招募的“红军”轻易地镇压下去。有20人在交火中丧生，形势显然越来越险恶。战斗发生那天，由俄共党员马克斯·莱温（Max Levien）和欧根·莱文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粗暴地把“咖啡馆无政府主义者”排挤出局。不等德国共产党批准，他们就在慕尼黑建立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政权，并开始与列宁通信，列宁礼貌地询问他们是否已设法把银行收归国有。1914年战争爆发时莱温碰巧待在德国，并应征加入德军。根据列宁的指示，他开始逮捕贵族和中产阶级上层人士作为人质。慕尼黑的主要教堂被改成革命圣殿，由“理性女神”（Goddess Reason）接管。与此同时，共产党开始扩充和训练红军，红军人数不久就达到2万，个个装备精良、津贴丰厚。布尔什维克政权发布一系列公告，宣布巴伐利亚将成为实现欧洲布尔什维克化的先锋；工人必须接受军事训练，私人手中的一切武器都必须上交，违者处死。[7]

这一切都远比当政一星期的咖啡馆无政府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更让霍夫曼政府害怕，担心在布达佩斯、慕尼黑，可能还有维也纳，形成一个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权轴心。流亡班贝格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显然需要一支可靠的武装供其调遣。霍夫曼签约聘请了一支35,000人的“自由军团”战斗队，由巴伐利亚上校弗朗茨·里特尔·冯·埃普（Franz Ritter von Epp）领导，以包括一列装甲火车在内的正规军部队为后援，并配备了机关枪等重要军事装备。慕尼黑已陷入混乱，一场总罢工导致生产瘫痪、公共服务停顿。抢劫和盗窃蔓延全城，城市此时也被自由军团封锁。自由军团宣布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在慕尼黑只要发现有人携带武器，就会被立即枪毙。被吓坏了的慕尼黑工人与士兵委员会投票通过了对共产党的不信任案，共产党被迫下台，城市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种形势下，一队惊慌失措的红军开始对关押在当地卢伊特波尔德文理中学（Luitpold Gymnasium）的人质进行报复。人质中有6名图勒学会（Thule Society）的成员，该学会是泛日耳曼联盟的一个反犹派别，创建于一战快结束时。它以纯种“雅利安人”的发源地——冰岛（“图勒”）为名，并使用“雅利安人”的卐字符号表示自己的人种优越性。图勒学会起源于战前的“日耳曼隐修会”，该隐修会也是一个极右翼秘密组织，由自封的冯·塞博腾朵夫男爵（Baron von Sebottendorf）领导，据警察所知，此人的真名是亚当·格劳尔（Adam Glauer），曾被判犯有伪造罪。图勒学会中的许多成员后来成了第三帝国的名人。[8]据说暗杀库尔特·艾斯纳的刺客阿尔科—瓦利一直试图加入图勒学会。出于报复欲和绝望心理，红军让人质中的10个人一字排开，站在行刑队面前，然后枪毙了他们。被处决者包括图尔恩—塔克西斯亲王（Prince of Thurn and Taxis）、年轻的冯·韦斯塔普伯爵夫人和另外两位贵族，以及一位由于当众讥评一张革命海报而被逮捕的老教授，其余5位俘虏是从攻打本市的自由军团那里抓来的。

听到这些人被枪毙的消息，自由军团的士兵怒不可遏。他们开进慕尼黑，基本上没有遭到反抗，他们的胜利变成了一场屠杀。欧根·莱文等革命领袖被逮捕并被草草枪毙。无政府主义者古斯塔夫·兰道尔被带到施塔德尔海姆监狱，士兵们在监狱的院子里用步枪枪托打烂了他的脸，对他开了两枪，再把他踢死，陈尸两天任他腐烂，然后才把尸体移走。5月6日恰逢一个天主教工匠协会开会，一队喝醉的自由军团从举报者那里听说集会的工匠是革命者，于是逮捕了他们，把他们带到附近的一间地下室，殴打他们，把这21位无辜者全部杀死，然后洗劫了尸体身上的财物。还有许多人在“企图逃跑时被击毙”，因被举报曾加入共产党而被杀害，因被告发私藏武器而被射杀，或者因为据说有人从屋里向外开枪而被拉出家门、当场处决。总之，就连官方估计死于进城部队之手的，也有大约600人；非官方的观察者认为死亡总数高达这个的两倍。[9]大屠杀之后，霍夫曼的社会民主党等温和派在慕尼黑并没有得到很多机会，尽管自由军团的行动是受他们委托的。“白色的”反革命政府最终接管了政权，开始迫害剩下的革命者，而从轻处理自由军团，其中有些成员因残暴的杀戮行为被定罪，但仅被处以最轻的刑罚。慕尼黑成了极端主义政治派别的游乐场，城内几乎每个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成员的心头，都燃烧着仇恨、恐惧和复仇的欲望。[10]公共秩序差不多消失了。

这一切深深地困扰着那些受命在旧军队的废墟上重建一支正规军的军官们。鉴于工人与士兵委员会在部队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新军队的管理者不出意料地注重确保士兵受到正确的政治教导，确保慕尼黑大量涌现的政治小团体不会威胁到革命后的政治新秩序。在1919年6月被送去接受政治教导的士兵中，有一位30岁的下士，他从战争开始起就一直在巴伐利亚军队服役，经历了社会民主思潮、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所有兴衰沉浮，参加过示威游行，与他的同志们一起戴过红袖标，在受命保卫慕尼黑、抵抗几星期前攻入城市的自由军团时，与他的多数同志一起不见了踪影。他的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1]

二

造就希特勒的，主要是环境。假如在另一个环境中，他也许永远不会在政坛崭露头角。巴伐利亚革命期间，他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士兵，从未在任何政治事务中发挥过作用。希特勒生于1889年4月20日，在他身上生动地体现了泛日耳曼联盟关于民族认同的民族和文化理念，因为就出身或国籍而言，他并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关于他的童年、青年时代和教养状况，人们知之甚少，很多——即使不是大多数——关于其早年生活的撰述，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猜测、歪曲或者捕风捉影。但我们确切地知道，他的父亲阿洛伊斯（Alois）是私生子，生于1837年，随母亲玛丽亚·席克尔格鲁贝（Maria Schicklgruber）的姓氏，1876年阿洛伊斯改用继父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Johann Georg Hiedler）的姓氏，也写作希特勒（Hitler）。没有证据显示阿道夫·希特勒的祖先中有过犹太人。约翰·格奥尔格爽快地承认自己是阿道夫之父的亲生父亲。阿洛伊斯在因河（Inn）畔的布劳瑙（Braunau）担任海关稽查员，级别虽低，却是受人尊敬的奥地利公务员。他结过三次婚，第三次婚姻中所生的孩子只有阿道夫和妹妹葆拉（Paula）没有夭折。“心理历史学家”分析阿道夫后来的性格时，大量提及他那冷漠、严厉、刻板、时而暴戾的父亲，以及他深爱的温良的母亲，但他们的结论充其量只是猜测罢了。[12]

确凿无疑的一点是，希特勒一家经常迁居，在1898年定居林茨（Linz）郊区之前搬了好几次家，阿道夫后来一直把林茨当作自己的家乡。青年希特勒在学校成绩颇为糟糕，也不喜欢自己的老师，但在别的方面似乎并没有异于同学之处。他父亲曾打算让他当公务员，但他显然不适合循规蹈矩的平凡生活和公务员的勤奋工作。父亲于1903年初去世之后，希特勒住在林茨的一套公寓里，由母亲、姨妈和妹妹照料。他梦想着未来以艺术家为职业，把时间都花在了画画、与朋友聊天、听歌剧和阅读上。然而1907年发生了两件事，终结了这种充满幻想的闲散生活。一是母亲死于乳腺癌；二是他申请入读维也纳艺术学院（Viennese Academy of Art）被拒，理由是他的油画和素描不够好，校方说他更适合做建筑师。当然，他的强项是建筑绘画与绘图。尤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维也纳环城大道（Ringstrasse）上那些历史悠久、雄浑凝重的公共建筑，它们被塑造成权力与稳固的象征，建于哈布斯堡王朝真正的政治基础开始崩溃之时。[13]从一开始，建筑就主要作为权力的昭示吸引着希特勒。他终生保持了这种兴趣。但希特勒缺乏成为建筑师所需的勤奋。他又一次申请进入艺术学院，再次被拒。由于失意以及丧亲之痛，他动身去了维也纳。希特勒一起带走的，很可能是他在林茨所接受的两种政治影响。其一是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勒尔的泛日耳曼主义，舍纳勒尔在林茨的拥趸似乎大多集中在希特勒就读的学校。其二是对理查德·瓦格纳音乐难以遏制的热情，他在林茨时经常去听瓦格纳的音乐剧，迷恋剧中对日耳曼神话和传说的浪漫呈现，以及对无所畏惧的英雄人物的刻画。在这两种信仰的武装下，怀着终将成为伟大艺术家的信心，希特勒在随后的5年都待在奥地利首都。[14]

地图6　哈布斯堡帝国版图内的民族，1910年

希特勒后来对这段经历的叙述，虽然是逻辑连贯的回忆，但似乎并不属实。同样，似乎也没有可靠的独立证据可以证明他做过或者想过什么。但是有些事情似乎相当明显。首先，大学申请被拒，让希特勒难以释怀，从而对资产阶级的传统、体制、规范和管理产生了强烈的仇恨。他没有参加培训或者申请一份固定工作，而是过着懒散、混乱的波希米亚式生活，把积蓄用于听瓦格纳的音乐剧。钱花光之后，就只好露宿街头，或者在廉价旅馆过夜。只有在收到姨妈寄的钱和开始卖出一些小画——多数是临摹作品——时，他的境况才有所好转，有能力在男子公寓租个便宜房间，可以使用图书馆和阅览室。他在那里住了三年，生活在波希米亚文化圈的最外围。

舍纳勒尔的泛日耳曼主义在林茨极有影响力，希特勒在林茨接受的政治观点后来因在维也纳接触到了该主义的更加直接的形式而得以强化。无疑，希特勒厌恶哈布斯堡王朝及其首都，那里的大学不肯给他实现艺术野心的机会。因此，舍纳勒尔关于奥地利的德语地区并入德意志帝国的主张，对希特勒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反感维也纳的种族融合，认为只有种族同一的国家才可能取得成功。但他意识到，舍纳勒尔无法赢得民众的支持。能够赢得民众支持的，是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希特勒认为，卢埃格尔的反犹主义煽动宣传显示出对大众真正的理解。希特勒很少漏掉男子公寓阅览室的报纸上每天刊载的反犹主义文章，后来他在书中描述的几种廉价反犹主义刊物也阅读于这一时期。希特勒在这一时期听了几百场瓦格纳的音乐剧，对瓦格纳的热爱更加强化了他的政治立场。当时追随舍纳勒尔、瓦格纳和卢埃格尔的几乎全是反犹主义者，其中许多是极端反犹的，希特勒没有理由成为例外。他把自己的画卖给犹太商人，从男子公寓的犹太寓友那里借钱，这些并不表示他不是反犹主义者。不过，他当时的反犹立场很可能属于一种抽象的、近乎理论的性质；他对犹太人的仇恨，直到一战结束时才变成发自内心的、极端的个人仇恨。[15]

在希特勒后来的自传《我的奋斗》里，有几页特别有趣，描述了他在维也纳观看社会民主党大规模示威活动时感到的激动。他厌恶社会民主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他们的宣传充满了讨厌的、恶毒的诽谤和谎言。那么民众为什么相信它，而不相信舍纳勒尔那些人的理论呢？他的答案是，社会民主党不容异见，在工人阶级内部尽其所能地压制异见，简单而强硬地树立自己的形象，用暴力争取民众。“大众的心理，”他写道，“不愿意接受任何不全力以赴的、软弱的东西……民众热爱指挥者甚于恳求者。”他继续写道，“我还领悟到针对个人和群众发动恐怖袭击的重要性……在工作场所、在工厂、在会议厅、在群众示威的场合实施恐怖行动，总是能够成功的，除非对方施以同等恐怖的反击。”他总结道，社会民主党“控制了精神和体力上的弱者。他们知道如何制造假象，让人误以为这是维护和平的唯一办法，与此同时，他们悄无声息但却稳稳当当地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职位，有时是通过无声的敲诈，有时是通过真正的窃取……”这些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出于人在回忆时的文饰心理，希特勒把自己的感受和意图投射到了他年轻时奥地利最成功的群众运动上。但是，任何1914年以前生活在维也纳的人，肯定都躲不开社会民主党对群众的影响力，我们有理由认为希特勒对此印象深刻，并且从中学到了东西，尽管他反对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信条。[16]

然而希特勒在维也纳期间学到的最重要的政治经验，也许是对政府和法律的极度藐视。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后来所说的，作为舍纳勒尔的追随者，他认为哈布斯堡王朝是日耳曼人种的压迫者，它强迫奥地利的日耳曼人与其他种族杂居，不让他们有机会与德意志帝国的日耳曼人实现统一。他写道：“如果人种本身处于被压迫或被彻底灭绝的危险之中，法律问题就降至从属地位。”种族的自我保全是高于法律的原则，法律往往只是暴政的幌子。在这场斗争中，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况且哈布斯堡王朝的“腐朽政府”完全受制于议会制度，希特勒花了大量时间待在奥地利议会的公众席旁听，看到敌对民族的政党在议会里用本民族的语言互相大喊大叫，彼此拆台、难有建树，遂对这种政治制度生出了持久的鄙视之心。他尤其仇视捷克人，觉得他们特别能制造混乱。他认为舍纳勒尔的失误在于试图通过议会斗争达到目的。希特勒的结论是，只有直接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强人领袖才能够实现任何目标。[17]

但是没有迹象显示希特勒在1914年之前想过自己当领袖，甚至根本没有迹象表明他打算进入政坛。相反，他仍然一心想当艺术家。由于无法实现这一抱负，他陷入穷困潦倒的财务窘境。1913年4月20日，希特勒收到了父亲的遗产，困境才有所缓解，这年他24岁。他迅速了结了在维也纳的事情，前往德国，此举对他从舍纳勒尔那里吸收的泛日耳曼思想做出了实际的表达。他后来描述了搬到慕尼黑时发自内心的幸福感，被他抛在身后的是多姿多彩但令他反感的多种族共存的奥地利首都，以及哈布斯堡政治制度所特有的政治乱象和衰亡之势。他在将届服兵役年龄时离开奥地利，其原因根本不是为了逃避服役，而是觉得不值得为这种制度奋斗。此时他身在德国，感觉像回到了家。

希特勒在施瓦宾格区的边缘租了个房间，继续他在维也纳的那种生活——用水彩临摹明信片上的慕尼黑著名建筑，卖画的钱仅够维持生活。像施瓦宾格区的其他波希米亚式艺术家一样，他在咖啡馆和啤酒馆消磨了大把时间，但是他不曾进入真正的波希米亚文化圈，与那些令人尊敬的艺术家也没有交往，因为在艾斯纳、托勒、兰道尔和米萨姆这类人活跃于戏剧界、讨论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或者成为著名诗人和作家时，希特勒一直过着他从前那种漫无目标的生活，并没有像在维也纳那样申请进入慕尼黑的艺术院校。学院派艺术的学府依然对他关闭着大门，与此同时，在施瓦宾格区的时尚咖啡馆里引得人们兴奋不已的非学院派前卫艺术，却突破传统，随着瓦西里·康定斯基、保罗·克利、弗朗兹·马尔克（Franz Marc）、奥古斯特·马克等画家，以及“蓝骑士”（Blue Rider）团体，发展进入了表现主义和抽象画。希特勒看不懂前卫艺术，只觉得厌恶。他自己的艺术实践局限于辛苦细致地再现毫无生气的建筑。他的艺术品位从未脱离传统的、受古典艺术启发的表现形式，这也正是他渴望进入的那家维也纳艺术学院的看家本领。[18]不过，希特勒与施瓦宾格区的波希米亚式艺术家确实存在共同点，他们都内心蔑视资产阶级的传统与规范，相信艺术能够改变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解救了游离于波希米亚文化圈边缘的希特勒。有一张照片留下了8月2日他与一群人聚在慕尼黑市中心庆祝宣战时的样子，他的脸上闪着兴奋的光彩。三天后，他志愿加入巴伐利亚军队。刚开战的那段日子混乱不堪，很多人都是志愿参战，似乎没人想到要核实他是不是德国公民。他于8月16日入伍，随即被送往西线。他后来写道，这“把我从青春期的苦闷中解放了出来”。人生中第一次，他有了一个可以去相信、去追随的使命，有了一群休戚与共、志同道合的同志。他的内心“充溢着自豪的喜悦”，因为自己正在为德国而战。[19]在接下来的4年里，他一直在团内担任通讯员，晋升为下士，由于勇敢而两次获得勋章，其中第二次获得的是一级铁十字勋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推荐他的是一位犹太军官。此后不久，他在一次毒气战中负伤，在战争末期，双方都经常发动毒气战。暂时失明的希特勒被送往德国东北部波美拉尼亚的帕瑟瓦尔克（Pasewalk）战地医院休养。在那里他陆续听到了德国战败、签订停战协定和十一月革命的消息。[20]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把这称为“本世纪最大的罪恶”，他的希望全部落空，他的牺牲全都成了徒劳。听到消息时，“我的眼前一片漆黑”，他踉踉跄跄回到房间，哭了起来。这无疑为他留下了可怕的心理创伤，1918年的记忆在他后来的思想和行动中将发挥关键作用。灾难是如何发生的？要寻求一个解释，希特勒急切地抓住了迅速传播开来的“背后一刀”的说法。他原先就怀疑和厌恶犹太人，此时更觉得他们肯定是罪魁祸首。他从舍纳勒尔、卢埃格尔、瓦格纳等人那里汲取的不成熟的、混乱的观点和偏见，此时突然间形成了一种条理清晰、极度偏执的思维模式。他再一次认识到宣传是最佳的政治发动机：敌人的战争宣传，从外部瓦解了德国的意志；犹太人的社会主义宣传，从内部散布了怀疑和失败主义情绪。在思考这场灾难的过程中他所学到的是，宣传必须始终面向大众：

一切宣传都必须通俗易懂，其知识水平必须要适应宣传对象中知识最有限的人。因此，想要发动的群众越广大，宣传中纯知识的水平就必须越低……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力非常有限，他们知识不多，但忘性极大。因此，一切有效的宣传，必须限定于极少的几个要点，还必须在口号中反复强调它们，直至每一位听众都理解了你想要借助口号让他理解的东西。

而且宣传必须激发情绪，而不是理性，因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性情和态度都过于女性化，以至于冷静的说理对其思想和行动的影响，远远小于情绪和感情的作用”。最后，宣传中的观点必须是持续不变的，决不允许对己方的主张有一丝的怀疑，也不能承认对手的主张有一毫的合理之处。[21]

具备了这些思想——或许应该说是这些思想的雏形——之后，希特勒遵从上司的调遣，于1919年6月参加了政治教育培训班，这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起点。他来得正是时候。此时的慕尼黑，在许多保守人士看来，已成了一个颠倒的世界，该是拨乱反正的时候了。普鲁士虽然失败了，但巴伐利亚可以指出明路。共产党政权被推翻之后，慕尼黑的政治语言充斥着民族主义口号、反犹言论，以及简直是在怂恿人们偏激地表达反革命情绪的反动关键词。后来的事实证明，希特勒是罕见的演说高手，他精通抑扬顿挫之道，善于借用“秩序的敌人”这种形象，把陈词滥调发挥成慷慨激昂的极端主义语言。[22]

三

希特勒参加的培训课程，其设置目的是清除巴伐利亚正规军中残留的社会主义思想，并向他们灌输极右翼信仰。讲师中包括慕尼黑的保守派历史学教授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Karl Alexander von Müller）和泛日耳曼经济理论家戈特弗里德·弗德尔（Gottfried Feder），后者使用反犹语言解释经济现象——指责犹太人把资本用于非生产型领域，从而破坏了勤劳的“雅利安人”的生计。希特勒毫无困难地吸收了这些人的观点，因此在1919年8月被上司选派到一个类似的培训班当教员。在那里，他头一回发现了自己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的天赋。听过他讲课的人在评价时，都会钦佩地提到他的激情和使命感，以及他与心思简单的普通人沟通的能力。他们还注意到了他激烈的反犹立场。在一封写于9月16日的信中，希特勒阐述了自己在犹太问题上的观点。他写道，犹太人会带来“人种肺结核病”，类似这样的生物学比喻在他后来的许多演讲和写作中一再出现。他反对“纯粹从感情角度的反犹主义”，这种反犹主义将导致大屠杀；而赞成“理性的反犹主义”，这种反犹主义必须把目标设定为“有计划地通过立法来打击并取消犹太人的特权”。“其终极目标必须是清除全部犹太人，这个目标不可动摇。”[23]

自由军团残酷镇压慕尼黑革命之后的几个月里，在疯狂报复、极端民族主义的氛围中，这样的思想并不鲜见。此时的希特勒深受军队的信任，已成为它的政治掮客。他以这种身份被派去考察当时在慕尼黑大量涌现的政治团体之一，看它是否危险，是否可以被招募到反革命的事业中。它就是成立于1919年1月5日的德国工人党（German Workers' Party），创始人是锁匠安东·德莱克斯勒（Anton Drexler），他曾经是德意志祖国党的成员。德莱克斯勒坚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是工人，他反对不义之财、剥削和牟取暴利。但他信奉的社会主义是带有民族主义偏见的。德莱克斯勒把他所反对的那些邪恶行为归罪于犹太人的诡计，认为发明布尔什维主义这种有害思想的也是犹太人。他争取的对象不是产业工人，而是“从事生产的各阶层人士”，即一切靠诚实劳动谋生的人。[24]在短时间内，这是指中下阶层；但追随1880年代阿道夫·施托克尔的基督教社会运动的传统，并且回应德国和奥地利以前尤其是一战刚结束时出现的许多类似民族主义倡议，工人党的长期目标是把工人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争取过来，为泛日耳曼事业服务。

这个羽翼未丰的政党实际上是极度活跃的图勒学会的另一个产物。德莱克斯勒和他的小党在慕尼黑出现绝非不同寻常之事，因为革命失败之后，该市已成为极右翼的温床。不同寻常的是希特勒参加该党1919年9月12日的会议时所引发的关注，他在听众席上充满激情地发言，反驳前面的发言者关于巴伐利亚从德国分离出去的倡议。德莱克斯勒对他印象深刻，当希特勒再次遵照军中上司的命令，申请加入工人党时，德莱克斯勒欣然同意。尽管希特勒后来说自己是第七个入党的，但实际上他在党员名册上是第555号。这其实没有听起来那么唬人，德国工人党党员的计数起点，按照边缘型政党的惯例，不是1，而是501，为的是让人觉得它已拥有几百名党员，而不是只有几十个人。[25]

还是在军中上司的鼓励下，希特勒很快成为工人党的明星发言人。他再接再厉，推动该党举办人数越来越多的公共集会，多数是在啤酒馆，事先用醒目的海报造势，会场经常闹出乱子。到1920年3月底，希特勒已成为该党不可或缺的一员，他显然认定这里就是他的归宿。煽动演说让希特勒找回了他随着德国战败而失去的归属感。他离开军队，成为职业政治煽动家。激进反犹主义的号召力在反革命的慕尼黑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已被日耳曼种族防御与反抗同盟（German-Racial Defence and Defiance League）加以利用，这是一个与工人党立场相近但比工人党庞大得多的组织，是又一个以卐字符作为主要政治标志的极右翼团体。同盟的总部设在汉堡，自称在德国全境拥有20万成员，其中包括祖国党的前成员、心怀不满的退伍兵，以及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学生、教师和白领职员。它开动着精密复杂的宣传机器，制造出数百万传单，发放到有数千人参加的公众集会上，而德莱克斯勒的组织只能吸引到几百人。[26]该同盟绝不是此类极右翼组织的孤例；另一个比它小得多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党（German-Socialist Party）由工程师阿尔弗雷德·布伦纳（Alfred Brunner）领导，也在德国的许多城市设有支部，尽管其党员人数仅有同盟的十分之一。然而就魅力而言，这两个组织的发言人无一能与希特勒相提并论。[27]

传统右翼政客讲课或演讲的风格，有的浮华夸张，有的平淡乏味，有的粗鲁野蛮，而希特勒效仿的榜样是社会民主党演说家，比如艾斯纳，或者他后来说自己在维也纳学习过的那些左翼煽动家。希特勒的演说之所以成功，主要因为他告诉听众的是他们想听的东西。他使用普罗大众能够理解的简单直白的语言——短句子、有力而动人的口号。他的演讲常常平稳地开场，先抓住听众的注意力，然后逐渐推向高潮，当他调动听众的情绪进入癫狂状态时，他那深沉的、有点儿沙哑的嗓音就会提高语调，越来越高地爬升至咆哮和嘶吼的结语，并伴以精心排练过的戏剧性手势，他的脸上汗光闪烁，平直的黑发朝前垂到脸上。他的话是不容置疑的，每一句都是绝对的、毫不妥协的、不可撤销的、始终如一的、不可更改的最终定论。许多听过希特勒早期演讲的人印证，他的话简直是发自肺腑，说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担忧与期望。他还显露出了越来越强的自信心、攻击性、对工人党终将胜利的信心，乃至天命所归之感。他的演讲常常从自己早年的贫困生活说起，不动声色地将其与德国一战后的沮丧、被践踏和绝望状态联系起来。然后，他提高声音，描述自己的政治觉醒，并指出德国也应在政治上觉醒，从而在未来恢复国力、回归往日荣耀。无须使用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语言，希特勒就能激发出听者灵魂深处潜藏的典型的宗教意识：受难、忍辱、救赎和重生。在巴伐利亚战后和革命之后的环境中，他得到了人们的欣然响应。[28]

希特勒的演讲，把德国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简化成一个共同症结：犹太人的邪恶诡计。在《我的奋斗》中，他描述了自己认为犹太颠覆分子在1918年是如何瓦解德国的战斗力的，希特勒宣称：

假如在战争开始时和战争期间，把12,000或15,000个希伯来腐败分子送去闻毒气，就像成千上万奔赴战场的最优秀的德国工人的遭遇一样，那么数百万战士在前线的牺牲就没有白费。及时清除12,000个恶棍，也许可以挽救数百万真正的日耳曼人的生命，他们是未来的宝贵财富。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德国碰巧由资产阶级“政治家”领导，于是眼皮也不眨就让数百万人血染沙场，却把10,000或12,000个叛国者、奸商、高利贷者和骗子当作神圣的国宝，公然宣称他们是不可侵犯的。[29]

这种毫不妥协的激进立场，为希特勒的公共集会平添了一股复兴运动的狂热，那些煽动性不强的政客对此望尘莫及。希特勒用红色海报吸引左翼人士参加集会，引来集会上社会主义者的抗议，结果常常演变成斗殴和骂战，希特勒就是利用这种策略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

在战后的反革命氛围中，德国人对“背后一刀”念念不忘，对发战争财的奸商和在迅猛加剧的恶性通货膨胀中获利的商人耿耿于怀，希特勒趁机大肆煽动，专门攻击那些据说推高了物价的“犹太”商人，“他们都该被绞死，”希特勒在听众的叫好声中如是说道。[30]也许是为了强调它侧重于反对资本主义，并且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同类团体保持一致，工人党于1920年2月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反对该党的评论员不久把它缩写为“纳粹”（Nazi），就像社会民主党的政敌早年将它的名字缩写成“索粹”（Sozi）一样。名字虽然带有“社会主义”，但是如果把纳粹主义看作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或产物，那就错了。诚然，正如有些人指出的那样，纳粹党总是把人人平等挂在嘴上，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常常自称反对大企业和国际金融资本。还曾有一句名言，把反犹主义称为“傻瓜的社会主义”。但是从一开始，希特勒就声称自己既坚决反对社会民主思想，也反对共产主义，不过起初反对共产主义的程度远小于反对前者，毕竟签署停战协定以及后来签订《凡尔赛和约》的“十一月卖国贼”根本不是共产党，而是社会民主党及其盟友。[31]

“国家社会主义者”想让左、右两个政治阵营团结起来，他们宣称，是犹太人的操控，造成了德意志民族内的这种对立。实现联合的基础将是种族观念。这种思想与以阶级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相距不止一个光年。纳粹主义在某些方面是一种极端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在反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又大量借用了它的语言，包括自我标榜为一场运动而不仅仅是一个政党，以及大肆吹嘘自己如何蔑视资产阶级传统和保守派的怯懦。“政党”的概念意味着忠实于议会民主制度，在已确立的民主政体内稳健运作。然而在演讲和宣传中，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基本上更愿意使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这个称谓，正如社会民主党曾自称“工人运动”，再比如女权主义者自称“妇女运动”，战前叛逆的青少年团体自称“青年运动”。“运动”一词不仅表示活力和永不停息地向前运动，还暗示了一个终极目标，即一个确定无疑的努力方向，它比传统政治那种没完没了的妥协更加宏大、更加完美。像劳工运动一样，国家社会主义通过自诩为一场“运动”，高调地宣称反对传统政治，鼓吹颠覆并最终推翻它最初被迫为之效力的体制。

以“种族”替换“阶级”，以“领袖独裁”替换“无产阶级专政”，纳粹主义就这样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常用术语改头换面了。希特勒于1920年年中亲自选定的纳粹党旗，简明地表达了右翼与左翼的结合：鲜红的底色代表社会主义，激进民族主义的徽章卐字符被涂成黑色，置于旗子正中的白色圆圈之内，因此整面旗子呈黑白红三色，正是俾斯麦帝国国旗的颜色。在1918年革命之后，这三种颜色象征反对魏玛共和国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然而纳粹党通过改变设计、添加在战后已经被形形色色的极右翼种族主义运动和自由军团各分队采用的卐字符，同时宣告了它想取代魏玛共和国的，是一个新的、泛日耳曼的民族国家，而不是原先那个威廉帝国。[32]

希特勒原先重点攻击犹太资本主义，到1920年底，其攻击目标已加上了“马克思主义”——或者换句话说，“社会民主思想”——以及布尔什维主义。希特勒可以利用俄国内战中的暴行来强调常见的极右翼观点：犹太人在背后挑起了1918—1919年发生在慕尼黑的革命暴动。但即使没有共产主义的威胁，纳粹主义也有可能出现。希特勒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是其反犹思想的产物，而不是成因。[33]他的首要政治靶子依然是社会民主党，以及模糊的“犹太资本主义”幽灵。希特勒重弹战前的反犹主义老调，无数次在演讲中宣称，犹太人是寄生的种族，只能靠颠覆其他种族而生存，尤其是破坏最高贵、最优秀的种族——雅利安人。因此，他们分化雅利安人、使之内斗，一方面组织资本家进行剥削，另一方面又领导被剥削者与资本家斗争。[34]希特勒在1920年4月6日的一次演讲中说，犹太人将“被灭绝”；同年8月7日，他告诉听众：“别指望不清除病因、不杀死病菌，就可以战胜疾病；也别以为不必坚持人们远离种族结核病菌，就可以战胜种族结核病。”清除意味着不择手段地用暴力把犹太人移出德国。1921年4月，他告诉听众：“犹太问题”只能通过“蛮力”来解决。他在1923年1月说：“我们知道，如果他们上台掌权，我们就会人头落地；但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掌握政权，‘那么让上帝怜悯你们吧！’”[35]

* 亦有译作“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编注

第二节

啤酒馆暴动

一

一战快结束时，已独揽军权两年时间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认为，为谨慎起见，他应该离开政坛一段时间。与皇帝刚任命的最后一届自由派政府发生激烈争吵之后，鲁登道夫于1918年10月25日被解职。他在柏林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戴上墨镜和假胡子，悄悄渡过波罗的海到达瑞典，冷眼旁观革命。到1919年2月，他显然认为最糟糕的情形已经过去，于是返回德国。由于在战争中赢得了崇高声望，他很快成为极右翼的首脑。作为1914—1918年的泛日耳曼兼并主义者、停战协定的激烈反对者，他立刻开始阴谋推翻共和国的新秩序。鲁登道夫将一群从前的幕僚召集在身边，支持沃尔夫冈·卡普和自由军团为推翻共和国于1920年3月在柏林发动的短命政变。政变失败后，他离开柏林，前往环境与他更相宜的慕尼黑。鲁登道夫很快与那里的极端民族主义阵营取得了联系，该阵营当时聚集在以前无籍籍名的阿道夫·希特勒周围。[36]

到两人终于会面的时候，希特勒已经拥有了第一批忠心耿耿的狂热分子，他们将在纳粹党的发展以及第三帝国的建立过程中发挥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其中最忠心的是在校生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他是慕尼黑大学地缘政治理论家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的门生。他的父亲是商人，非常专制，一战前不许儿子学这个专业，赫斯似乎正在寻找一位自己可以无条件地追随的强人领袖。像后来许多著名的纳粹党徒一样，他也来自德意志帝国境外：赫斯于1894年生于亚历山大（Alexandria）[*]。一战期间赫斯在军中服役，退役时是空军中尉，军队使他有了一种可以服从的权威；师从豪斯霍费尔，让他有了另一个可以服从的权威。然而二者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的那种，赫斯还是自由军团和图勒学会的成员，但它们同样不是他真正需要的权威。1920年他遇到了希特勒，终于如愿。他有着与希特勒一样的反犹激情：他谴责“犹太团伙”，认为他们在1918年背叛了德国，甚至在见到希特勒之前，赫斯就曾率队前往慕尼黑的工人阶级聚居区，把几千张反犹传单塞进工人公寓的门缝。[37]此后，他把自己全部的英雄崇拜都投向了希特勒。天真、理想主义、毫无个人野心和贪欲，而且据豪斯霍费尔说，也不太聪明，这样的赫斯倾向于相信非理性的、神秘的教条，比如占星术。他忠犬般地追随希特勒，带着近乎宗教式的狂热，把希特勒看作救世主。从此，他成为希特勒安静、顺从的奴仆，平时随主人泡黑克咖啡馆（Café Heck）时凝神倾听主人的教诲，还逐渐把希特勒厌烦至极的许多日常工作承担下来。此外，他向希特勒介绍了常见的泛日耳曼理论中一个详尽阐述“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版本，豪斯霍费尔曾运用它论证德国征服东欧之主张的合理性，小说家汉斯·格林（Hans Grimm）1926年的畅销书《没有空间的民族》（Volk ohne Raum）使之流行起来。[38]

以另一种方式辅佐希特勒的，是学医出身、失败的种族主义诗人和剧作家迪特里希·埃卡特（Dietrich Eckart）。活跃于极右翼阵营的埃卡特于1918年12月创办了一份政治周刊《良言》（Auf gut deutsch），资金来源于许多巴伐利亚商人的赞助以及军队的政治资助。埃卡特认为，他的剧本无法上演，这要归咎于犹太人对文化的主导。他与其他种族主义者和“雅利安”种族至上论者保持着私人联系，比如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并且大力推介张伯伦的作品。像许多反犹主义者一样，他把任何“颠覆者”或“唯物主义者”都归为“犹太人”，所以他认为列宁和德皇威廉二世都在此列。埃卡特人脉广阔、生活富裕，像赫斯一样也是图勒学会的会员。他从朋友和军队那里筹集资金，于1920年12月为纳粹党收购了图勒学会经营不善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他亲自担任主编，为这份每周两期的报纸提供了它迫切需要的新闻经验，又在1923年初将其拓展为日报。然而，埃卡特较为独立的作风，以及他对希特勒有点儿居高临下的态度，最终导致两人的关系逐渐转淡，他在1923年3月被解除报纸主编之职，当年年底去世。[39]

但是埃卡特从图勒学会带进纳粹党的两个伙伴，却比他更受希特勒倚重，为希特勒效力的时间也比他长得多。第一个是波罗的海日耳曼建筑师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这位纳粹头目也来自德国境外——1893年生于爱沙尼亚（Estonia）的雷瓦尔（Reval）[†]。罗森贝格痛恨布尔什维主义，他逃离俄国革命，在一战结束时来到慕尼黑，成为埃卡特那份小杂志的撰稿人。他16岁时读了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著作，因此在1914年以前就已经成了反犹主义者。罗森贝格对《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兴趣浓厚，这份文件据说提供了犹太人密谋颠覆世界文明的证据，但其实它是沙俄警察伪造的。他还读过戈比诺和尼采的著作，并在战后撰写了一系列挑起论战的小册子，攻击犹太人和共济会。他最大的愿望是被人们当作知识分子和文化理论家而认真对待。罗森贝格于1930年出版了他的大部头著作，取名《二十世纪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以此向他的偶像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代表作致敬。[‡]此书旨在为纳粹党提供一部主要的理论著作。截至1945年，它已售出100多万册，而且书中的某些观点并非没有影响力，但是希特勒说自己只看过一小部分，不喜欢它的伪宗教论调，觉得大概只有少数最专注的读者才做得到从头至尾啃完书中大段大段冗长晦涩的文字。不过，在他们惯常的咖啡馆聊天中，罗森贝格比任何人都更有能耐把希特勒的注意力转向共产主义的威胁，以及所谓的共产主义是犹太人阴谋的产物，并且提醒希特勒注意他所认为的苏俄政体的脆弱本质。通过罗森贝格的推介，俄国的反犹主义及其偏执的阴谋理论和灭绝欲在1920年代进入了纳粹意识形态。“犹太—布尔什维主义”（Jewish-Bolshevism）此时成了希特勒的主要仇恨对象。[40]

另一个由埃卡特带进纳粹党的人是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他1900年出生于卡尔斯鲁厄（Karlsruhe），是律师之子，一开始追随父亲的脚步。1919年，还在法学院读书的弗兰克加入图勒学会，并且参与了埃普的自由军团对慕尼黑的突袭。虽然从未成为希特勒的亲信，但弗兰克很快折服于他的魅力。听了希特勒1920年1月的演说，弗兰克和许多人一样，觉得希特勒的话完全发自肺腑，“他说出了在场群众的心声，”他后来这样回忆道。终其一生，弗兰克都迷恋暴力色情片，他欣赏心狠手辣的动作明星，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他们一样，他经常使用暴力语言，其直截了当和攻击性在纳粹头目中几乎无人能及。然而接受的法学训练和法学背景让他心中还残留着对法律的信仰，所以在说粗话和在为谋杀行为辩护时，偶尔会感到不自在。1924年，弗兰克获得博士学位，并取得律师资格，他的法律专业知识尽管有限，但后来证明对纳粹党极有帮助。截至1933年，他代理了2,400多件以纳粹党徒为被告的案子，他们所犯的通常是各种暴力罪。弗兰克第一次为几个纳粹暴徒出庭辩护之后不久，一位资深律师，也是他曾经的老师说：“拜托你别理这些人！不会有好结果的！在刑事法庭开始的政治运动，也会在刑事法庭结束！”[41]

等到这两人以及更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加入纳粹党时，这场新兴的运动已经有了正式纲领，由希特勒和德莱克斯勒撰写，“种族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弗德尔也略有帮助，并于1920年2月24日获得通过。它的25点内容包括，要求“将全体德意志人统一为一个大德意志国家（Greater Germany）”；废除1919年的和约[§]；要求获得“国土与领地（殖民地）以养活我们的人民”；防止“非德意志人移民到德国”；对“普通罪犯、高利贷者、奸商等”处以死刑；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将他们登记为异族，禁止他们办报或者为德国报纸撰稿；要求没收不劳而获的收入和战争财，企业托拉斯收归国有，实行利润分配制度，这似乎带有伪社会主义色彩；政纲的结尾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并且“用根据社会阶层和职业遴选出的法人（corporations）有效地取代联邦各州的议会”。[42]这是一份那个时代典型的极右翼文件。它的实际意义并不大，就像社会民主党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Erfurt Programme）一样，它在平常的政治斗争中总是被绕开或者忽略，尽管这份纲领很快被宣布为“不可更改的”，为的是避免它成为党内讨论的焦点。[43]

尽管也有其他原因，但引起党内意见分歧的主因是，德莱克斯勒极力推动纳粹党与慕尼黑的其他极右翼组织合并。德莱克斯勒主要想拉拢“德意志社会主义党”，该党与纳粹党规模相近，目标一致。与纳粹党不同的是，它在德国北部拥有支持者。那些像弗德尔一样不赞成希特勒总用粗野不堪的语言进行煽动演说的人，将会因为两党的合并而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希特勒担心自己可能被新的运动所淹没，以辞职相要挟，阻止了1921年4月的谈判。另一场危机爆发于希特勒与埃卡特在柏林为《人民观察家报》筹款的时候。希特勒不在慕尼黑期间，谈判重启，这次讨论的是三党合并，比上次多了一个小型反犹政党，该党总部设在奥格斯堡（Augsburg），领导人是奥托·迪克尔（Otto Dickel），有人认为他与希特勒的公共演说能力不相上下。纳粹党同意迪克尔关于合并组建一个“西方同盟”（Western League）的计划，此名称取自他那带点儿神秘色彩的种族主义小册子《西方的复兴》（The Resurrection of the West）。由于无法阻止这一计划，希特勒大发雷霆，干脆退了党。事关紧要，德莱克斯勒让步了，他请希特勒开出重新入党的条件。最终，因为党内几乎没人愿意失去希特勒，他的煽动力是纳粹党在此前的几个月里不断壮大的唯一原因，合并计划被放弃。希特勒绝不妥协的态度在7月29日的一次全体特别会议上受到赞誉：大家在会议结束时要求，应该让希特勒担任党主席，赋予他“独裁权”，并且肃清“已经渗透进党内的外国势力”。[44]

取得对纳粹党的绝对控制权之后，希特勒在全党的支持下很快展开了宣传攻势，不久就从挑衅沦为暴力。1921年9月14日，一群年轻的纳粹党徒随同希特勒参加分离主义组织巴伐利亚同盟（Bavarian League）的会议，他们齐步走上讲台，打算把发言人奥托·巴勒施泰特（Otto Ballerstedt）的声音压下去。有人关掉了所有的灯，当灯再次亮起时，他们反复呼喊“希特勒”，阻止巴勒施泰特继续发言。当观众提出抗议时，希特勒的青年暴徒袭击了那位分离主义领导人，痛殴他，粗暴地把他推下讲台，致其头部受伤，躺在地上血流如注。不久，警察到场，中止了会议。巴勒施泰特坚持起诉希特勒，后者为此在慕尼黑的施塔德尔海姆监狱服了整整一个月刑期。警察警告希特勒，如果再犯，他将作为外侨被遣返奥地利。警告几乎不起作用。1921年11月初，获释不久的希特勒又带头在啤酒馆闹事，纳粹党徒与社会民主党人大打出手，啤酒杯在屋内横飞。不久，纳粹党徒为自己装备了指节金属套、橡皮棍、手枪，甚至手榴弹。1922年夏，德国总统艾伯特走访慕尼黑时，一群纳粹党徒对着他大喊大叫、吹口哨、吐唾沫。1922年10月，纳粹党徒前往科堡（Coburg）参加民族主义者集会时，与社会民主党人发生激战，纳粹党徒最终用橡皮棍把对手从街头赶走。[45]毫不奇怪，纳粹党不久即在德国大多数州被取缔，尤其是在1922年6月外交部长拉特瑙被刺之后，柏林政府试图镇压极右翼极端主义者，无论他们是否参与了暗杀。但在右翼的巴伐利亚州，纳粹党未被取缔。[46]

纳粹运动中肢体暴力的新特征，尤其反映了纳粹党内准军事组织——创立于1920年初的“会堂保卫”组的迅速发展，不久改称“体操与运动部”（Gymnastics and Sports Section）。这些人穿着褐色衬衫和马裤，脚蹬长筒靴，头戴褐色帽子——这套制服到1924年才有了最终版[47]，人们常在慕尼黑街头看到他们痛殴对手、袭击任何他们觉得像犹太人的人。使他们从一小群欺负人的小混混发展成一场大型准军事运动的，是一系列与希特勒没什么关系的事件。他们所享有的不受警察干涉的相对豁免权，首先反映了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领导的巴伐利亚政府长期同情作为1919—1920年反革命“白色恐怖”一部分的极右翼准军事运动。在这种氛围中，曾担任自由军团旅指挥官的赫尔曼·埃尔哈特（Hermann Ehrhardt）上尉建立了一个精密的暗杀队网络，在德国全境执行政治谋杀，被他们刺杀的包括共和国的几位主要政客，以及党内许多被他们怀疑为双重间谍的党员。[48]卡尔认为，共和国是普鲁士的创造物，如欲抵制它，就要维持巴伐利亚作为反共和国“秩序”的中心，为了这个目的，他维持了一支被称为“居民国防军”（Denizens' Defence Force）的大规模武力。它组建于1919年春共产党的“委员会共和国”刚刚倒台不久，装备齐全，明显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的条款，1921年初被强制解散。它的解体是巴伐利亚极右翼重组以及暴力发生率激增的信号，因为其成员改编成了种类繁多的武装小队，全部持反犹立场，其中很多是巴伐利亚分离主义者。[49]

1921年8月，埃尔哈特把他的自由军团老兵带进纳粹党的“体操与运动部”。他们曾在西里西亚暴力对抗波兰人和其他种族，在此过程中已磨炼得冷酷无情，西里西亚的德国人普遍反感《凡尔赛和约》，因为它把战前属于德国的领土划给了刚刚建国的波兰。促成埃尔哈特加入纳粹党的是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他也是自由军团的老兵，参加过1919年初春攻打慕尼黑的行动。罗姆生于1887年，是巴伐利亚铁路官员之子，1906年参军，两年后成为军官。一战时在前线作战，但因伤撤离——被炸弹碎片打烂了部分鼻子，导致严重毁容，又在凡尔登（Verdun）战役身负重伤。此后，罗姆在巴伐利亚州的战争部工作，负责调拨武器装备，起初是供应给卡尔的居民国防军，后来供应给它改编后的各个小股队伍。这些人都知道罗姆是“机关枪大王”，他在极右翼阵营中人脉广阔。除了其他事务，他还担任参谋，在军中享有盛名，并充当军队与准军事组织之间的联络官。罗姆显然具有组织天赋，但他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政治。恩斯特·罗姆属于典型的前线一代，这代人逐渐相信了关于他们自己的传说。[50]

罗姆喜好的是盲目的暴力，而不是政治阴谋。有人对他做过文本分析，发现他几乎一成不变地把“谨慎”、“折中”、“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之类的词用作贬义，他用来表达肯定、欣赏的词包括“魁梧”、“大胆”、“无情”和“忠诚”。其1928年在慕尼黑出版的自传的开场白是：“我是一个军人。”他把自己描述为“逆反的”，并抱怨说：“德国人已经忘记了怎样去恨。娘娘腔的牢骚已经取代了男子汉的仇恨。”[51]“我是个幼稚的恶人，”他以其特有的坦率写道，“所以战争和动乱比温文尔雅的资产阶级秩序对我更有吸引力。”[52]罗姆对思想毫无兴趣，在行为和信念上，他都崇尚军人那种粗糙而残酷的生活方式。他对平民除了蔑视别无感觉，他陶醉于无法无天的战时生活。痛饮和狂欢、吵架和斗殴，加深了他与一帮兄弟的感情，与他们在一起，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鄙视女性，不熟悉军旅生活的人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位置。

罗姆看中希特勒，是把他当作满足自己的暴力欲的天然工具，因为希特勒使用暴力推进其目标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罗姆负责扩充纳粹党的准军事组织，1921年10月将其改名为“冲锋队”（Sturmabteilung，简称SA）。他在军界高层、巴伐利亚政界上层，以及准军事团体中的人脉，对羽翼未丰的组织来说极其宝贵。但与此同时，罗姆始终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从未真正拜倒在希特勒脚下；他一心把冲锋队当作工具，用来无休止地执行自己所醉心的暴力活动，而不是让冲锋队无条件地供党差遣。因此，冲锋队在形式上一直是独立于党的组织，而且罗姆与纳粹党领袖的关系始终不够和谐。在罗姆的领导下，冲锋队的人数很快开始增加。但截至1922年8月，他们的队伍依然不到800人；而其他那些被遗忘已久的准军事团体则远比它引人瞩目，比如帝国战旗团（Reich War Flag）或者巴伐利亚与帝国同盟（Bavaria and Reich League），它们的成员人数都不少于3万，全部配有武器。纳粹党及其准军事组织要想在巴伐利亚政坛掌握主动权，所需的远远不止是埃尔哈特和罗姆的影响力以及希特勒的煽动力。[53]

二

1922年，纳粹党信心骤增，因为有消息传来，法西斯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于10月28日“进军罗马”，结果立即被任命为意大利总理。意大利人成功了，他们的德国同志当然也不能太落后吧？墨索里尼一直是形象胜于实质。他生于1883年，早年是一位信仰社会主义的著名记者，在呼吁意大利参战的过程中，墨索里尼彻底改变了政治立场。战争结束时，意大利人因和平条约未能给予他们所期待的收益而感到自尊心受损，墨索里尼成了意大利人表达情绪的代言人。1919年，他发起法西斯运动，以暴力手段、恐怖行动和恐吓威胁打击左翼对手。当时左翼为了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而执行占领工厂等政策，这引起了企业家、雇主和商人的恐慌。乡村的动荡促使地主也投入法西斯行动队的怀抱，而且随着局势在1920年和1921年恶化，墨索里尼被他所发起的法西斯运动的势头一路推进。他的上台，表明战后的冲突、内乱、谋杀和战争并不仅限于德国，而是遍布东欧、中欧和南欧，其中包括1921年刚结束的苏波战争，哈布斯堡帝国解体后多个国家为收复领土而引发的武装冲突，以及西班牙和希腊短命的独裁政权之建立。

墨索里尼的例子在许多方面对纳粹党产生了影响，尤其是纳粹党在1922年末、1923年初采用“元首”（意大利语为Duce、德语为Führer）的称呼，以表示党魁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在意大利先例的刺激下，纳粹党内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与日俱增，这也促使希特勒相信，注定要领导德国未来走向民族新生的人是他，而不是尚未出现的某个人物，1923年秋的一系列事件又使之永久地成为他固守的信念。[54]当时，纳粹党已经开始借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敬礼方式，即直挺挺地伸出右臂向领袖致敬，这模仿自罗马帝国的礼节；领袖还礼时也举起右臂，但肘部向后弯曲、手掌向上扬起，表示接受致敬。纳粹党采用的精细复杂的执旗标准，也源自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做法。然而，墨索里尼在这一时期对希特勒主要的实质性影响，是使他相信进军首都的策略是最快的掌权方式。随着法西斯行动队逐渐控制意大利北部的主要城市和乡镇，墨索里尼借鉴了革命者朱塞佩·加里波第在60多年前统一意大利过程中的著名先例，宣布他将以这些市镇为基地“进军罗马”。为了避免流血，意大利国王和政界领袖屈服了，任命他为总理，墨索里尼利用这个职位，以越来越无情的手段在1920年代末建立了一党独裁的政府。[55]

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不仅与纳粹主义，也与其他极右翼运动有许多共同的关键特征，例如在匈牙利，根伯什·久洛（Gyula Gömbös）早在1919年就自称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是暴力的，有着不竭的行动力，它是军国主义的，蔑视议会制度，崇尚冲突与战争。它不仅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更重要的是，它还强烈反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主张把社会看作有机体，阶级利益和人民代表将由不分阶级、民族统一的指定机构所取代。它是男权主义和反女权主义的，它谋求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男性居于统治地位，女性则主要被贬抑至繁育子女的功能。它把领袖抬高到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它崇拜青年，声称要涤荡旧制度和传统，创造一种新型人类——强硬、反智、时髦、世俗，尤其是狂热地投身于本民族和本种族的事业的新人。[56]在上述所有方面，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运动都为新兴的纳粹党提供了一个范型和同路者。

因此，早期的纳粹主义，就像战争刚结束那几年里众多相互竞争的极右翼运动一样，无疑属于欧洲法西斯主义之崛起这个广阔的语境。长期以来，希特勒对墨索里尼倾慕不已，把他作为效仿的榜样。“进军罗马”激励着萌芽中的欧洲法西斯主义运动，恰如加里波第的进军罗马以及后来的意大利统一在大约60年前曾经激励着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历史的潮流似乎正朝着希特勒希望的方向流动，民主制度已时日无多。随着德国局势在1922—1923年间急剧恶化，希特勒开始认为，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办到了的事情，自己同样可以在德国办到。当德国政府拖欠战争赔款导致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区时，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义愤填膺、倍感屈辱。共和国的合法性遭到重创，政府只好做出要反抗占领的样子。由德国政府鼓动起来的大规模非暴力抵抗，招致法国人更多的报复——逮捕、监禁和驱逐。民族主义者铭记着关于法国镇压的许多事例，有位身为退伍兵的铁路工人由于在一次战争纪念活动上发表支持德国的演讲而遭到解雇，并与家人一起被驱逐出境；另一位学校教师因为法军列队走过的时候，他让学生们转身背对着他们，而遭受同样的命运。[57]男生结成团伙，给那些被认为是“无耻地勾搭法国人”的女人剃光头，另一些学生表达爱国的方式则没那么激烈，他们步行几公里去上学，而不乘坐法国人运营的火车。少数工人积极破坏法军的占领，一位前自由军团成员阿尔贝特·莱奥·施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r）因从事破坏活动而被处决，民族主义者右翼在纳粹党领导下，马上抓住这件事，作为证明法国人之残暴和柏林政府之软弱的例子，在宣传过程中使施拉格特成了广为人知的民族主义烈士。工业生产陷于停滞，进一步加重了德国本已极其严峻的经济困难。[58]

民族主义者有一个强大的宣传武器：占领军中包含法属殖民地的黑人部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种族主义盛行于欧洲各国，实际上也存在于美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欧洲人普遍认为黑人是劣等种族，驯服这些野蛮人是白人的使命。[59]英国和法国于一战期间使用殖民地部队，在德国引起了不少讥评；然而，真正让耸人听闻的种族主义宣传一发而不可收的，是黑人部队进驻德国本土，他们首先出现在莱茵兰的占领区，然后在1923年法国短暂占领期间进军鲁尔区。许多居住在莱茵兰和萨尔兰的德国人倍感屈辱，正如有人后来所说：“暹罗人（Siamese）、塞内加尔人（Senegalese）和阿拉伯人（Arab）在我们的祖国把自己当成了主人。”[60]不久，漫画家用画笔激发了德国人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在那些半色情的粗俗画面中，兽性大发的黑人士兵把无辜的德国白人女子推入生不如死的命运。在右翼人士看来，这成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国耻的有力证明。德国妇女被法属殖民地部队轮奸的故事过于震撼，以至于几乎人人都认为，1930年代初在德国发现的数百个混血儿就是此类事件的产物。实际上，其中绝大多数孩子的父母是两情相悦而结合的，这通常发生在战前或战争期间的德国殖民者与德属殖民地的非洲原住民之间。[61]

当纳粹党人以及其他许多与他们想法相近的人充分利用这些恐惧与仇恨时，柏林政府似乎根本无力应对。阴谋诡计开始层出不穷。希特勒不是唯一一个考虑进军柏林的人，1945年后成为德国最著名的犯罪学家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者”汉斯·冯·亨蒂希（Hans von Hentig）也开始为一个轻率的计划招兵买马，打算与共产党联手暴力夺取政权，目的是使德国不再履行《凡尔赛和约》。[62]无论谁采取行动，这个想法都不太现实，德国的联邦制结构和宪法都确保了德国非常不可能重复意大利所发生的事情。然而，它迅速生根。希特勒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痛斥柏林“十一月罪人”的软弱，为反法的公众示威活动造势。

此时希特勒上位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因为又有一群非常有用的新支持者加入纳粹运动。其中包括社会名流恩斯特·“普茨”·汉夫施丹格尔（Ernst “Putzi” Hanfstaengl），他高高的个子，有美国血统，来自富裕的艺术品交易与出版世家，优越感使他始终不曾完全被希特勒迷住。但是汉夫施丹格尔认为，糟糕的艺术品位、对酒毫无鉴赏力、不得体的餐桌礼仪，这些小资产阶级的质朴表现只是突出了希特勒特有的真诚；措辞不够优雅是希特勒打动群众的神奇能力的基本前提。像希特勒的其他许多仰慕者一样，汉夫施丹格尔第一次接触希特勒是去听他的演讲；希特勒则对汉夫施丹格尔家客厅的优雅精致惊讶不已，他喜欢听汉夫施丹格尔用钢琴弹奏瓦格纳，喜欢一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随着流淌而出的大师旋律挥舞双臂做指挥状。更要紧的是，汉夫施丹格尔能够把希特勒介绍给慕尼黑上流社会举足轻重的人物，包括出版人、商界人士和军官。这些圈子里的人觉得关照他是件好玩儿的事，当他身穿军大衣、拿着一根狗鞭出现在他们的高雅聚会上时，大家都乐不可支；他们颇为认同他的观点，愿意为他的贷款担保，就像钢琴制造商贝希斯坦（Bechstein）的妻子所做的那样；他们还用其他各种方式支持着他。然而只有那些最有热情的人才会大手笔地送钱给他，比如企业家库尔特·吕德克（Kurt Lüdecke）。另外，纳粹党还必须求助它在上流社会的朋友，比如前外交官马克斯·埃尔温·冯·朔伊勃纳—里希特（Max Erwin von Scheubner-Richter），设法从鲁登道夫的公务经费中拨出一小部分给它，同时纳粹党继续从党费收入中抽取它的大部分经费。[63]

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支持来自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他于1922年10月带领自己在纽伦堡的追随者加入纳粹党。施特莱歇尔也是退伍军人，像希特勒一样惹人注目地佩戴着铁十字勋章，他在战后参与创建了德意志社会主义党。希特勒取得的进展令施特莱歇尔印象深刻，他带着很多支持者加入纳粹党，使纳粹的党员人数一夜之间翻倍。信奉新教的弗兰肯（Franconia）是纳粹党招募新成员的理想场所，那里有心怀不满的农民阶级，他们容易受反犹主义吸引，而且当地尚无公认占主导地位的政党。施特莱歇尔的加盟，极大地向北方拓展了纳粹党的影响力。然而，得到施特莱歇尔，纳粹党不仅得到了一个恶毒的反犹主义者，他对犹太人的极端仇恨丝毫不逊于希特勒；也得到了一个暴戾之人，他是那种一旦掌权，就会在公众面前晃着粗重的鞭子，亲自痛殴那些无助的对手的人。1923年，施特莱歇尔创办了一份登载耸人听闻消息的通俗报纸《冲锋报》（Der Stürmer），该报很快确立了这样的名声：它用危言耸听的头条报道挑起对犹太人最恶毒的攻击，充满了性暗示、种族主义漫画、杜撰的杀人祭祀指控，以及挑逗性的半色情报道——犹太男人勾引天真的德意志少女。由于该报的立场过于极端，那个面相凶横的秃头主编过于明显地表现出偏执的倾向，施特莱歇尔在纳粹运动中从未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运动的领导人对他有些反感，该报甚至在第三帝国治下被禁了一段时间。

然而施特莱歇尔并不只是暴徒。当过教师的他还是个诗人，有人说他的抒情诗“相当迷人”，而且像希特勒一样，施特莱歇尔也画水彩画，但他只是把那当作爱好。施特莱歇尔也把自己视为艺术家。他受过教育，是职业记者，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像希特勒一样是个波希米亚式人物。他的思想虽然是以极端形式表达出来的，但在当时的右翼阵营中并非特别不同寻常，正如他本人所承认的，这很大程度上受到战前德国反犹主义的影响，尤其是特奥多尔·弗里奇的影响。而且施特莱歇尔的反犹思想绝非纳粹运动中的边缘理论。希特勒后来甚至评论道，施特莱歇尔在某种程度上“美化了犹太人。犹太人比施特莱歇尔所描绘的更卑鄙、更凶狠、更邪恶”。希特勒承认，施特莱歇尔也许不是个有效的管理者，又总是因为好色而陷入各种各样的麻烦，但希特勒始终支持他。有时，当纳粹党需要表现出体面的一面时，《冲锋报》就会成为令它尴尬的污点；但这只是策略问题，从来不是原则或信仰问题。[64]

三

1923年，希特勒和纳粹党认为不必特意装出体面的样子了，觉得暴力才是夺权的明路。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领导的、同情准军事组织的巴伐利亚极右翼政府已于1921年9月倒台，此后，卡尔与他的朋友们卷入了反政府阴谋，旨在推翻由欧根·冯·克尼林（Eugen von Knilling）及其巴伐利亚人民党领导的政府。像许多温和的保守派后来所做的那样，克尼林及其盟友把纳粹党人视为威胁，讨厌他们的暴力行为，但认为他们是出自公心，只是需要以更富有成效、更健康的方式运用他们的理想主义，因此同样以比较宽容的态度对待纳粹党的活动。况且，克尼林及其盟友一度试图压制纳粹党的努力也未能如愿：巴伐利亚州政府颁布禁令，制止该党在1923年1月底的一次集会，因为担心它会演变为暴力行动；而巴伐利亚州的军队指挥官赫尔曼·冯·洛索（Hermann von Lossow）将军在罗姆的请求下，同意支持希特勒行使组织集会的权利，前提是希特勒保证集会是和平的；当时担任上巴伐利亚（Upper Bavaria）行政长官的卡尔也支持希特勒，于是巴伐利亚州政府只好让步。[65]

此时形势迅速走向高潮。很多时候，事态脱离了希特勒的控制。尤其是颇为独立、不太受制于他的恩斯特·罗姆成功地将巴伐利亚的主要准军事组织整合成了爱国战斗同盟协作社（Working Community of Patriotic Fighting Leagues），其中包括一些比纳粹的褐衫军规模大得多的团体。这些团体把武器上缴给正规军，正规军的巴伐利亚州部队在冯·洛索将军领导下，显然正在厉兵秣马，准备执行已传得沸沸扬扬的计划——进军柏林和武装对抗鲁尔区的法国人；并且招募了准军事团体作为后备队，开始训练他们。加入这个准军事阴谋杂牌军的，还有鲁登道夫将军。希特勒试图抢占先机，要求军队把武器归还褐衫军，却遭到断然回绝。希特勒只好让步，由鲁登道夫出面领导准军事团体9月初在纽伦堡举行的大规模游行，穿制服的参加者多达10万人。希特勒被任命为准军事团体的政治负责人，但他根本控制不住局面，而是被形势裹挟着向前。[66]

在重新组织起来的准军事运动中，罗姆的作用至关重要。为了专心做此事，他辞去纳粹冲锋队这个小型组织的领导职务，接替他的，是即将在纳粹运动随后的发展进程以及第三帝国起到关键作用的人：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1893生于巴伐利亚罗森海姆（Rosenheim）的戈林也是个实干家，但与罗姆属于截然不同的类型。他出身于巴伐利亚中上层阶级，父亲是坚定的德意志帝国主义者，战前在德国殖民纳米比亚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05—1911年，戈林先进入士官学校，后来就读于柏林的普鲁士军官学校，此后一直认为自己是普鲁士军人，而不是巴伐利亚人。战争期间，他成了著名的王牌飞行员，退役前担任由“红色男爵”冯·里希特霍芬（von Richthofen）创建的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其飞行战功为他赢得了德国最高军事勋章“功勋勋章”（Pour le mérite），也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英雄。战斗机飞行员被人们视为装甲内的现代骑士，其大胆冒险的行动与战壕中沉闷的机械化屠戮形成了强烈反差。戈林在贵族阶层颇受追捧，1922年2月与瑞典男爵夫人卡琳·冯·坎措（Karin von Kantzow）结婚，自此在上流社会的交游愈加广阔。与许多上过战场的战士一样，他在战争结束后继续追求一种行动的人生。短暂地服务于自由军团之后，他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Scandinavia）的表演飞行员。借助妻子的影响力，他终于在1922年底找到门路加入了希特勒的纳粹运动。总之，此时的戈林是一位风度翩翩、英俊浪漫的人物，许多通俗图书和杂志文章都在吹捧他的功绩。

戈林对于行动的渴望，在纳粹运动中得到了满足。他冷酷、精力旺盛、极端自负，却从一开始就完全倾倒于希特勒的魅力。对他来说，忠诚是最崇高的美德。和罗姆一样，戈林也把政治视为战争，即一种武装斗争的形式，正义与道德在其中都不起作用。强者胜，弱者亡，必要时，法律就是一堆有待打破的“条条框框”。对戈林来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这个目的一直是他所认为的德国的民族利益，他认为德国的民族利益在1918年遭到了犹太人、民主派和革命者的背叛。戈林的贵族人脉，棱角分明的英俊面容，对法语、意大利语和瑞典语等多国语言的精通，以及作为骑士般的战斗机飞行员的声誉，使很多人相信他是一位温和派，甚至是一位外交家；兴登堡以及许多像他一样的人认为，戈林是纳粹主义尚可接受的一面，是像他们一样的威权保守派。然而外表是靠不住的：戈林的冷酷、暴戾、极端，不逊于任何一位纳粹头目。以上种种素质，加上他很快就对希特勒越来越唯命是从，使他在1923年初成了取代罗姆担任冲锋队新首脑的理想人选。[67]

由戈林掌管，冲锋队此时有望重新执行纳粹路线了。1923年整个春季和夏初，纳粹党都在筹划起义，同时辅之以罗姆尽其所能加以引导的大规模准军事运动。危机终于到来，柏林的德国政府被迫于8月13日辞职，继任者是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多党联合政府，由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领导，他是右翼的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在随后几年里证明了自己是魏玛共和国最老练、最敏锐、最务实的政客。施特雷泽曼认为，为反抗法国占领鲁尔区而进行的消极抵抗活动必须结束，急速加剧的恶性通货膨胀也必须加以控制。他制定了“履约”政策：德国将履行和约条款，包括支付战争赔款；同时进行幕后游说，争取修改和约条款。他的政策在接下来的6年里取得了显著成果，在此期间他一直担任德国外交部长。但在极端民族主义者看来，他的政策无异于卖国。巴伐利亚政府意识到极端民族主义者此时可能会发动起义，于是任命卡尔为州行政长官，全权维持秩序。在洛索和警察总监汉斯·里特尔·冯·赛瑟尔（Hans Ritter von Seisser）的支持下，卡尔取缔了纳粹党计划于9月27日举行的一系列集会，同时执行他们自己制定的推翻柏林政府的计划。驱使各方采取行动的压力不断增加；在准军事团体的普通成员看来，行动几乎是大势所趋，正如希特勒一再提醒的那样。[68]

在柏林，陆军司令汉斯·冯·泽克特将军不赞成洛索、赛瑟尔和卡尔的计划。他更愿意用阴谋诡计把施特雷泽曼的政府赶下台，最终也确实成功了，但继任的又是一个联合政府，施特雷泽曼依然在其中担任外交部长。[¶]在慕尼黑举行的紧张谈判未能在洛索领导的巴伐利亚州正规军、赛瑟尔领导的警察，以及当然是以希特勒为政治代理人的准军事团体这三方之间达成任何形式的联合。希特勒意识到，如果继续优柔寡断，他将失去准军事团体的支持，他还担心卡尔自己有采取行动的打算。于是在鲁登道夫的支持下，希特勒决定举行暴动：逮捕巴伐利亚政府成员，并迫使卡尔及其盟友与准军事团体一道进军柏林。暴动的日期定在11月9日，选择这个日子主要是形势所迫，而不是考虑到它的象征意义——那天是推翻皇权的1918年革命的纪念日。11月8日傍晚，希特勒和一群全副武装的冲锋队员闯入卡尔发表演说的会场——紧邻慕尼黑市中心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Bürgerbräukeller）。希特勒命令一名冲锋队员朝天花板鸣枪，让人群安静下来，然后宣布，酒馆已被包围，巴伐利亚政府已被罢免。在戈林让听众保持镇静的时候，希特勒把卡尔、洛索和赛瑟尔带到隔壁房间，解释说，他将要进军柏林，亲自出任德国新政府的首脑，并由鲁登道夫接管国民军，而他们三人将因支持进军而被委以要职。希特勒返回隔壁对众人发表演说，激动地请求大家支持这场他称之为打倒“1918年的十一月罪人”的行动，并最终赢得了听众。卡尔及其同伴别无选择，只好回到讲台，此时鲁登道夫也加入其中，宣布支持希特勒。[69]

然而，把戏剧性的示威转化为政治力量没有那么容易。纳粹党的暴动计划并不完善。罗姆占领了慕尼黑的陆军总部，纳粹冲锋队也接管了警察总部，但其他建筑依然在政府手中，至关重要的是政府掌握着军营。就在希特勒进入市区，试图控制局面时，鲁登道夫释放了卡尔和其他人质，这些被迫支持政变的人立即变卦，马上与军队、警察和媒体取得联系，反对希特勒的行动。返回啤酒馆后，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决定向市中心进军。他们集合了大约2,000名武装支持者，付给每人2万亿马克（按当天汇率仅值3美元多一点），这笔钱来自褐衫军按照希特勒的命令，突袭两家据说是犹太人管理的印钞厂后“没收”的1.4万万亿多马克。纵队于11月9日中午出发，在支持者的欢呼、鼓励下，穿过市中心，朝着陆军部方向行进。在大街的尽头，他们被警察组成的武装警戒线拦住。根据官方报告，游行者用打开保险栓的手枪抵在警察的胸口，朝他们吐唾沫，用上了刺刀的步枪指着他们。然后有人开了一枪——至于开枪的是哪一方，双方各执一词。一时间，枪声大作，双方都开火了。戈林腿部中弹，倒在地上；希特勒摔倒或者被推倒在地，肩膀脱臼。希特勒的外交家朋友、把他引荐给上流社会赞助人的朔伊勃纳—里希特当场毙命。总共有14名游行者和4名警察中枪死亡。当警察冲入队伍，逮捕鲁登道夫、施特莱歇尔、罗姆和其他许多人时，戈林设法逃脱了，先是亡命奥地利，然后跑到意大利，最后在瑞典安顿下来，在此过程中因使用吗啡缓解疼痛而成了瘾君子。希特勒胳膊挂在吊带里，被护送到汉夫施丹格尔的乡间别墅，11月11日在那里被捕。暴动灰头土脸地结束了。[70]

* 亚历山大，埃及的港口城市。

† 今塔林（Tallinn），爱沙尼亚首都，也是爱沙尼亚最大的城市。——编注

‡ 书名模仿张伯伦的著作《十九世纪的根基》。

§ 即1919年分别于6月和9月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和《圣日耳曼和约》。

¶ 施特雷泽曼于1923年8月就任德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同年11月辞去总理职务，留任外交部长直至1929年10月去世。

第三节

卷土重来

一

1923年11月9日事件之后，希特勒没花多少时间就缓过神来。他知道，他可以把巴伐利亚州一大串政界要人牵扯进这场未遂暴动，也可以揭露正规军参与训练了打算进军柏林的准军事团体。意识到这个在审讯希特勒期间就已显露苗头的威胁，巴伐利亚州政府设法说服柏林当局，此案的审理不要安排在莱比锡的帝国法院，而是在慕尼黑专门设立的“人民法庭”进行，那里比较便于他们控制事态。[71]看起来他们很可能以宽大处理作为条件，换取希特勒同意背黑锅，因为他们挑选的法官是著名的民族主义者格奥尔格·奈特哈特（Georg Neithardt），他于1919年由巴伐利亚州的反革命司法部长弗朗茨·居特纳（Franz Gürtner）任命，希特勒1922年初的那次庭审就是由他主持的。1924年2月26日，庭审开始，希特勒获准身穿便装、佩戴铁十字勋章出庭，并且连续数小时进行法庭陈述而未被打断。奈特哈特任由他恐吓和侮辱控方证人，州检察官未能传召几个关键证人，这些人的证词本可以推翻辩方的意见。法庭压下了鲁登道夫涉案的证据，驳回了把希特勒作为奥地利公民驱逐出境的请求，理由是他曾在德国军队服役，并且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德意志爱国者。[72]希特勒独自承担了全部责任，他宣称，服务于德国的利益不能算作严重的叛国罪，“不朽的历史法庭将裁定我们是……为人民、为祖国谋求最大福利的德意志人”。[73]

尽管事实是，暴动的参与者枪杀了4名警察，而且发动了一场（以任何合理的法律用语来说都属于）谋逆的武装叛乱，意图颠覆合法政府，这两种罪行均可判处死刑，但法庭对希特勒的严重叛国罪仅判处5年徒刑，对同犯判处同等甚至更轻的刑期。不出所料，鲁登道夫被无罪开释。法庭对其宽宏大量提出的理由是，暴动参与者的“行为动机是一种纯粹的爱国精神和最高尚的意愿”。即使按照魏玛时期那种偏袒一方的司法标准，这个判决也是极不公正的。它受到了广泛的谴责，甚至右翼也对此感到愤慨。希特勒被送往慕尼黑西部莱希河（Lech）畔兰茨贝格市（Landsberg）的一座古堡，住进了此前关押刺杀艾斯纳的阿尔科—瓦利伯爵的那间牢房。这就是所谓的“城堡幽禁”，一种温和的监禁方式，专为那些被认为动机高贵的罪犯而设，比如战前为了名誉而在决斗中杀死对手的绅士。希特勒的牢房宽敞、通风良好、配有舒适的家具，探视者可以随意出入。他羁押于此期间，共有500多人来访，为他带去了来自狱外祝福者的礼物、鲜花、信件和电报。他可以读书，实际上，无客来访的时候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他埋头苦读各种书籍，比如弗里德里希·尼采和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著作，主要是从中寻找材料来证实自己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在纳粹出版人马克斯·阿曼（Max Amann）的建议下，希特勒还坐下来把自己此前的生活与观点口述给两个狱友——他的司机埃米尔·莫里斯（Emil Maurice）和他的秘书鲁道夫·赫斯。这份口述在次年出版，书名大概是阿曼提议的：《我的奋斗》。[74]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我的奋斗》是希特勒后来行动的一种蓝图，是一本危险而邪恶的书，不幸被那些本应认清它的人所忽视。但事实并非如此。此书被阿曼、汉夫施丹格尔等人精心编辑过，为的是把杂乱无章的初稿改得文理通顺一些，不那么语无伦次。可即便如此，它依然晦涩枯燥、啰唆乏味，在1930年纳粹党取得竞选的突破性进展之前，此书销量不大。在那之后，此书成为畅销书，尤其是在第三帝国时期，如果家中没有此书，简直如同叛国行为。购买它的人当中也许只有较小比例的人读过，而读过的人肯定觉得难以从这部混乱的自传体回忆录与含混不清的政治宣言的大杂烩中得到任何条理清晰的东西。希特勒赢得人心、操纵民意的天赋，在于他的公开演说，而不在于他的写作。不过，读过此书的人还是可以确定无疑地了解到这一事实：希特勒认为，种族冲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本质，犹太人是日耳曼民族的死敌，日耳曼人的历史使命是在纳粹党的指引下，削弱犹太人的国际势力，把他们全部消灭。他宣称：“除了全力为日耳曼人的灵魂而积极奋斗之外，只有灭绝了国际上那些毒害日耳曼民族的人，我们的民族才能够成功地统一起来。”[75]

此时在希特勒的头脑中，犹太人与“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着牢不可破的关联。在《我的奋斗》中，其重要性远远大于通货膨胀期间他苦苦思索的金融资本主义，因为俄国是德国想要征服的“生存空间”，征服它必然伴随着清除他认为统治着苏维埃国家的“犹太—布尔什维克”。这些观点，在写于1925年、出版于1926年的《我的奋斗》第二卷中做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它们是此后希特勒思想的核心。他宣称：“1914年的国界对德意志的未来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希特勒用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征服广袤东方打比方，宣告：“犹太统治在俄罗斯的终结，也将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的终结”；目前由“俄国及其周边属国”占据的土地，未来将移交给“勤劳的日耳曼人来耕种”。[76]

希特勒的信念清晰地展现在《我的奋斗》中，愿意了解的人自然是有目共睹。每个读过此书、熟悉该文本的人都不会以为，希特勒的全部愿望就是修订《凡尔赛和约》、恢复1914年的德国疆界，或者让占中欧人口少数的德语族群实现民族自决；也没有人会怀疑其反犹主义具有粗俗、狂热，甚至杀气腾腾的特质。但信念和意图不等于蓝图和计划。在谈到如何执行这些构想时，希特勒的文字自然反映了成书那个特定时期的政治现实。当时，法国人是德国的敌人，不久前刚撤出鲁尔区。相比之下，英国人似乎有可能成为德国对抗布尔什维主义的盟友，仅仅几年之前，他们还曾在俄国内战中支持过“白军”。不久，当希特勒撰写另一部生前未出版的同类作品时，意大利与德国争夺南蒂罗尔（South Tyrol）的冲突被提上了国际议程，因此他的写作重点集中到了那里。[77]然而贯穿这些策略变化始终的，依然是向东开拓“生存空间”的长期目标，以及灭绝犹太人的迫切愿望。这同样不可能一下子办到，在此阶段，希特勒显然并不清楚如何或者何时能够实现目标。为此也要在战术上随机应变，各种临时方案将会随之出现。但这些既不会改变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视所具有的种族灭绝性质，也不会改变他偏执信念，即犹太人是德国一切痼疾的根源，唯一的长远解决方案就是把他们作为一个生物实体予以彻底灭绝。这种信念很容易从《我的奋斗》的语言、从希特勒的演说措辞、从产生这些言论的狭隘的复兴主义氛围中辨别出来。[78]他认为，犹太人是一种“比黑死病还可怕”的“瘟疫”，是“德国这具腐尸上的蛆”，他们将被赶下权位，然后全部驱逐出德国，必要时将使用武力。德国在东欧取得生存空间之后，那里的犹太人将遭遇什么，希特勒还说不上来；但他杀气腾腾的语言无疑昭示了他们不容乐观的命运。[79]

假如之前希特勒还不曾确信自己就是那个将要把上述构想变成现实的人，那么未遂暴动之后，他撰写《我的奋斗》、在审判中声名大噪、民族主义右翼对他大肆吹捧，这一切都使希特勒对此笃信不疑。暴动的失败也提醒了他，如果仅仅依靠准军事组织的暴力活动，他甚至无法迈出第一步——在德国本土掌握最高权力。“进军罗马”在德国根本行不通。关键要通过宣传和公开演说赢得大众的支持，希特勒知道这是他的强项。罗姆所依然主张的采取革命手段夺取权力，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无论如何是无法成功的，他们在1923年11月就显然没有得到军队的支持。正如后来甚至包括希特勒本人在内的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暴动失败之后，他并没有走上“合法”斗争的道路。然而他确实认识到，要想推翻魏玛“制度”，需要的不仅是几次没有准头的射击，即使是在1923年这样危机最严重的年头。上台掌权显然需要与体制内的主要势力合作，尽管他在1923年得到了一些支持，但事实证明那还不够。在不到10年之后的下一次危机发生时，他已确保了军队和政府的主要机构不是保持中立，就是在积极地为他工作，而不同于1923年的情形。[80]

然而与此同时，在希特勒被逮捕和监禁之后，纳粹党的残局似乎已无法收拾。准军事团体四分五裂、陷入混乱，武器被政府收缴。卡尔、洛索和赛瑟尔因暴动而导致声誉严重受损，被巴伐利亚人民党领袖海因里希·黑尔德（Heinrich Held）主持的新内阁排挤出局，意味着巴伐利亚分离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阴谋政治让位于传统的地区政治。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结束，加上柏林政府实行“履约”政策，危局逐渐缓和，重新安排战争赔款的道威斯计划基本上立见成效。失去领袖的纳粹党重新分裂成争吵不休的小派别。罗姆继续设法把效忠鲁登道夫的准军事组织残部重新整合起来。希特勒让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掌管纳粹党，因为他几乎是留在国内的唯一没被逮住的领导人。但结果证明，罗森贝格完全没有能力在纳粹党内树立起威信。[81]

纳粹党与褐衫军此时成了非法组织。它们对地下活动毫无准备；对于以后采取什么策略——是准军事行动还是议会斗争——存在很大分歧；类似施特莱歇尔与鲁登道夫之间的人际斗争，以及各种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纷纷出面争夺纳粹党的领导权，严重破坏了重振纳粹运动的努力。希特勒差不多不再插手这些纷争，宣布退出政坛、专心写书。巴伐利亚最高法院驳回了州检察机构的意见，决定假释希特勒。当他于1924年12月20日获释时，党内乱象并无多大改善。希特勒尚有大约4年刑期未服，在此期间他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违反假释条件。1927年之前，他不能在德国多数地区公开演讲；1928年之前不能在普鲁士活动，而普鲁士占魏玛共和国疆土的一多半，包含了共和国的大多数人口。极端民族主义右翼在1924年的全国选举中颜面扫地。阴霾中仅有的一线阳光来自奥地利政府，它挫败了德国官方遣返希特勒的企图——拒绝接收他。[82]

二

不过，希特勒仍有一些身居高位的朋友。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是巴伐利亚司法部长弗朗茨·居特纳，他认同希特勒的民族主义思想。当巴伐利亚州紧急状态最终在1925年2月16日结束的时候，居特纳同意解除对纳粹党及其报纸《人民观察家报》的禁令。[83]暴动以及随后的审判让希特勒成了民族英雄，凭借新赢得的声望与自信，他立即重建纳粹党，号召从前的追随者入党，并且（按照一条关键的新要求）无条件服从他的领导。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戈特弗里德·弗德尔、党报记者和宣传家赫尔曼·埃塞尔（Hermann Esser）等人公开消除隔阂以示团结。希特勒着手将最强劲的对手排挤到政治边缘。首先，到了可以合法地重组褐衫军的时候，希特勒坚持让它从属于纳粹党，并切断与其他准军事组织的联系；反对这个主张的恩斯特·罗姆被扫地出门，离开政坛，不得已当了推销员，然后成了工厂工人，后来接受邀请前往玻利维亚（Bolivia），指导该国的部队学习欧洲战法。[84]其次，希特勒沉稳地逐渐消解鲁登道夫依然享有的声望，鲁登道夫不仅是个强劲的对手，其思想也很快更趋极端。鲁登道夫于1926年与玛蒂尔德·冯·克姆尼茨（Mathilde von Kemnitz）结婚，受后者的影响，他组建了坦嫩贝格同盟（Tannenberg League），该同盟出版阴谋理论文学作品，不仅攻击犹太人，还包括耶稣会和天主教会——这无疑导致了他在巴伐利亚和德国南部其他虔诚教区选举中的惨败。决定鲁登道夫命运的是1925年的总统竞选，他作为纳粹党候选人参选，仅得到可怜的1.1%选票。有证据显示，希特勒明知鲁登道夫的声誉将在竞选中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害，依然亲自说服他参选。[85]自此直至1937年去世，鲁登道夫及其坦嫩贝格同盟一直无奈地处于政坛的边缘——完全无足轻重，得不到任何一类群众的支持。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加清晰地表明，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格局已经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权在握的军事独裁者，已经被狂妄自大的新晋纳粹政客排挤到政坛的边缘；将军已被下士取代。

地图7　纳粹党在1924年第二次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妥当地把鲁登道夫排挤出局之后，希特勒在极右翼阵营已无真正的对手，终于可以集中精力收服极端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其余力量。德国南部形形色色的团体纷纷被吸引到纳粹党的轨道上来，与此同时，该党在北部和西部的各分支机构也显示出复兴的迹象。这主要归功于另一位巴伐利亚人——来自兰茨胡特（Landshut）的药剂师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 Strasser）。生于1892年的施特拉塞尔是一位在政治上非常活跃的律师之子，受过良好教育，博览群书，他的中产阶级教养和风度使他颇受纳粹运动的许多潜在同情者青睐。同时，像与他同辈的许多德国资产阶级人士一样，他的内心铭记着1914年的传统——团结精神，他认为有必要在全体德国人中间重新唤起这种精神。以中尉军衔退役后，施特拉塞尔致力于重建这种传统，纠正他所认为的德国的错误。战争结束时，他在慕尼黑与自由军团并肩战斗，然后建立起自己的准军事组织，由此与希特勒建立了联系。在施特拉塞尔看来，事业比领袖重要。1923年11月9日，他率领手下的褐衫军分队进入慕尼黑，按照计划占领了一座重要的跨河桥梁，当暴动的形势发生逆转时，施特拉塞尔把自己的分队撤回兰茨胡特，在那里他被依法逮捕。[86]

但最终，由于他在暴动中属于比较外围的从犯，当局似乎觉得没必要予以特别严厉的惩罚，因此当其他纳粹领导人不是逃亡就是坐牢时，施特拉塞尔一直逍遥法外。1924年4月，他被选进了巴伐利亚州议会。事实证明施特拉塞尔是个天才的管理者，他把许多七零八落的极右翼残部整合了起来。纳粹党重新成为合法组织之后，希特勒发现了他的才干，派他去重振德国北部的纳粹党。到1925年底，施特拉塞尔通过不懈的招募活动，使支部的数量增加了将近4倍。他明确强调纳粹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方面，以此争取鲁尔等地区的产业工人阶级。施特拉塞尔看不起其他那些认为“反犹主义的原始方案就足以解决问题”的极右翼团体。1925年7月，他告诉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纳粹主义与众不同，因为它致力于通过一种德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动“一场德国革命”。[87]不过，他的社会主义构想虽然包括国家在大型企业持51%股份、在所有其他中小企业持49%股份，但也包括恢复同业公会，以及支付实物工资，而不是货币工资。这种“社会主义”构想是施特拉塞尔与德国北部各地新建立的党支部中的一些领导人共同制定的。这些党支部的建立，与希特勒在此期间的领导作用关系不大或者毫无关系；可以说它们基本上是自我重建，而独立于慕尼黑的纳粹党总部。不久，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施特拉塞尔及其盟友表达了他们的怀疑，认为在希特勒撰写《我的奋斗》第二卷期间负责管理纳粹党的慕尼黑总部的赫尔曼·埃塞尔所领导的小集团既腐败又独裁。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见过希特勒本人，因此不曾被他越来越强烈的个人魅力所降伏。他们特别反感当时的纳粹党纲领，提出要代之以一份更合乎他们心意的党纲。[88]

在这些行动中脱颖而出的，也是一位新党员——年轻的理论家约瑟夫·戈培尔。戈培尔1897年生于下莱茵（Lower Rhine）的工业城市莱特（Rheydt），是小职员之子，先在文法学校[†]读书，然后到波恩大学（Bonn University）学习古典文献、德语和历史，又于1921年获得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浪漫主义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因此有资格被称作“戈培尔博士”，他此后也正是一直被这样称呼的。尽管有了博士学位，但戈培尔不以学术为人生志向。他也是个波希米亚式人物，在校期间就已经把课余时间都用于写剧本，梦想将来成为艺术家。1920年代，他写了一部小说，并反复修改，最终于1929年出版，书名是《迈克尔日记：德国的命运》（Michael: A German Fate in the Pages of a Diary）。这部小说主要是戈培尔自说自话的载体，表达了他关于民族复兴的含糊、混乱的理念，其出发点是对未来的狂热信仰与信念，小说的主人公最终为了信仰牺牲自己。戈培尔是在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残缺的生命赋予意义。他一生被十分明显的生理缺陷所困扰：先天畸形足，因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在校期间，乃至在整个人生中，这都为他招来了无情的嘲弄，并导致他不适合在军中服役，无法参加一战。也许是出于补偿心理，戈培尔开始相信自己命中注定是干大事的。他一直写日记，以过人的精力追求女人，情史之丰富、成功率之高令人吃惊。他不肯靠平凡的方式谋生，而是如饥似渴地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尼采、斯宾格勒，尤其是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后者令他相信，只有清除了犹太人，才可能实现斯宾格勒所预言的西方之重生。[89]

在某些方面，戈培尔不同于其他纳粹头目。他的智力和气质常常被描述为“拉丁人的”，也许是因为他避免含糊其辞、激昂雄辩地作哲人之语，反而在讲话和写作中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清晰和坦率，时不时还夹杂些冷嘲热讽的俏皮话。[90]然而像许多人一样，戈培尔也对德国在一战中的战败深感震惊。他在慕尼黑度过了1919—1920年的冬季学期——德国学生在大学期间通常至少转学一次，因此，他既受到了学生生活中极右翼氛围的熏陶，又耳濡目染了慕尼黑那几个月里的反革命极端民族主义氛围。戈培尔同情阿尔科—瓦利伯爵这类人，对于他因刺杀库尔特·艾斯纳而被监禁深感不满，但戈培尔一直没有真正发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或者说政治能力，直至1924年，在与几个极端民族主义团体接触之后，他被一位老同学引荐给了纳粹党。

戈培尔在纳粹党内努力进取之时，结识了埃里克·科赫，他是莱茵河流域的纳粹党员，曾是抵抗法国的暴力组织成员；还遇到了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戈培尔私下将他描述为“狂暴武士”[‡]，说他“大概有点儿病态”。[91]戈培尔对鲁登道夫印象深刻，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崇拜这位伟大的将军。不久，戈培尔成为纳粹党在莱茵兰的组织者，逐渐练就了出色的演说技巧，他也许是除希特勒本人以外最有说服力的纳粹演说家，言语清晰、通俗，回答诘问者时机敏、有急智。他开始把自己的文学才华用于政治，为纳粹报刊写文章，在纳粹信条中掺入伪社会主义论调。戈培尔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成了莱茵兰最受欢迎的纳粹演说家之一，得到当地纳粹党支部领导层的赏识，开始在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正是约瑟夫·戈培尔与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于1925年在幕后策动了北德派质疑慕尼黑的纳粹领导层。然而戈培尔不久也开始对希特勒心悦诚服，读了《我的奋斗》，他激动地写道：“这个人是谁？半人半神！”[92]1925年11月6日，才见希特勒本人第二面，戈培尔就赞叹他那“蓝色的大眼睛，宛若星辰”。听罢希特勒的一席话，戈培尔觉得他就是“天生的保民官[§]，未来的独裁官[¶]”。[93]

戈培尔与希特勒在许多核心问题上的观点并不一致。意识到北德派越来越强势，希特勒召集他们在1926年2月14日到弗兰肯的班贝格开会，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已在班贝格为他发展了大批支持者。希特勒在会上讲了两个小时，反驳北德派的观点，重申自己坚信德国未来对外政策的核心是在东欧夺取“生存空间”。德国的王公贵族在1918年革命中被废黜之后，在国内保留了大量财产，施特拉塞尔和戈培尔竭力主张纳粹党参与没收这些财产的运动，但希特勒谴责这种运动，斥之为侵犯私人财产。“可恶！”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我此生最失望的事情莫过于此。我不再毫无保留地相信希特勒。”[94]尽管戈培尔当时搞不清希特勒是不是反对革命，但在会议上他并没有公然反对希特勒。施特拉塞尔被希特勒的强硬立场震慑住，完全屈服，放弃了自己的提议。作为回报，希特勒解除了赫尔曼·埃塞尔在慕尼黑的职务，以此平息北德派对埃塞尔腐败问题的愤怒。[95]

1926年4月，希特勒请戈培尔到慕尼黑做演讲，为他配了专车，以隆重的礼仪接待他。在纳粹党总部，希特勒舌战戈培尔以及威斯特法伦（Westphalia）区党部的两位联席领导人弗朗茨·普费弗·冯·萨洛蒙（Franz Pfeffer von Salomon）和卡尔·考夫曼（Karl Kaufmann）。萨洛蒙是北德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与许多纳粹头目一样，他也是退伍军人和自由军团成员；考夫曼在法国占领鲁尔期间因组织暴力抵抗而成名。希特勒痛斥三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自作主张，对他们宣讲自己关于党的政策的看法，然后提议双方尽弃前嫌，前提是他们无条件服从他的领导。戈培尔当场归顺。他在日记中说希特勒“才华横溢”。想起1923年的暴动，他在笔端倾诉：“阿道夫·希特勒，我爱你，因为你既伟大又单纯，可谓天才。”[96]从此，他完全被希特勒收服；与有些纳粹头目不同，他至死效忠希特勒。作为奖励，希特勒任命他为大区长官（Gauleiter），掌管规模较小、内部四分五裂的纳粹党柏林区党部；普费弗·冯·萨洛蒙被任命为准军事团体褐衫军的头目，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成了纳粹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主管。同时，纳粹党年度大会重申了1920年的党纲，强调了希特勒在纳粹运动中的绝对主导权，把所有关键职务的任命权，尤其是各大区长官的任命权交到他手中。[97]

这次会议是合法的，并且遵循法律要求，正式重新选举希特勒为党魁。但纳粹党内部运作的真正性质，展现于1926年7月召开的纳粹党集会，有多达8,000名褐衫军和党员参加。会议的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向希特勒敬礼、个人向他宣示效忠，并且举行群众游行和展示活动，包括游行展示“血旗”——1923年11月以失败告终的进军慕尼黑行动中曾被高举的那面旗帜。[98]此次会议并不起眼，但它为未来岁月中那些声势浩大的纳粹党集会定下了基调。尽管全党严守纪律、坚定不移地团结在希特勒的领导之下，但纳粹党在当时依然是微不足道的小党。此后直至1929年底，三年的发展为纳粹党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基础。不过，纳粹党如欲取得希特勒此时所谋求的民意支持，那么除了领袖和组织之外，它还需要更多东西。[99]

三

1927—1928年，纳粹党逐渐建立起新的、覆盖全国的基本组织结构。1928年，按照德国国会选举中的选区界限，纳粹党完成了区党部的调整，仅保留其中的35个，每个区都覆盖很大范围，以适应魏玛共和国的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这表明各个区党部的首要功能是助选。在随后的大约一年时间里，在区党部与各地党支部之间，又设立了新的层级——县党部（Kreise）。新一代的青年纳粹积极分子在县级党组织中发挥着最显著的作用，他们排挤掉战前泛日耳曼联盟和各种阴谋组织残存的那代人，并且在人数上超过了那些曾经活跃于自由军团、图勒学会以及类似组织的成员。然而重要的是，请别忘了上一代纳粹头目依然年轻，尤其是与那些头发斑白、领导着主流政党的中年政客相比较而言。1929年，希特勒仅40岁，戈培尔32，戈林36，赫斯35，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37。他们依然举足轻重，其作用尤其体现在领导与启发年轻一代上。

例如，戈培尔的成名主要是在他担任柏林区首长期间，他发表犀利的演说、不懈地开展活动、肆无忌惮地挑衅纳粹党的对手、蓄意挑起街头斗殴和会场骂战以吸引媒体的关注，为该党赢得大批新信徒。让柏林区党部更出风头的，是戈培尔对柏林副警察总监伯恩哈德·魏斯（Bernhard Weiss）等人发动的挑衅性的、极尽诽谤之能事的攻击，他称呼魏斯为“伊西多”（Isidor），以此提醒人们注意魏斯的犹太血统。这个名字完全是杜撰的，通常被反犹主义者用来称呼犹太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戈培尔是借用了共产党报纸的用法。[100]戈培尔的暴力行为和极端言论，导致柏林的纳粹党于1927—1928年被该市的社会民主党当局取缔了11个月；但也为他赢得了青年积极分子的忠心与钦佩。比如19岁的霍斯特·韦塞尔（Horst Wessel），他是牧师之子，放弃了在法学院的学业，投身准军事领域，刚刚加入褐衫军。他在1929年这样描写“我们的戈培尔”：“这个人所展现的演说天赋与组织才华是独一无二的……冲锋队愿意为他粉身碎骨。”[101]

为了竞争地方党支部和区党部的主要职位，纳粹党频频发生内斗。但总的来说，正如马克斯·阿曼于1925年底告诉本地党支部的一位积极分子时所说的那样：希特勒

在原则上认为，“任命”支部书记并不是党魁的职责。希特勒先生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信，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最高效的战士，是那些凭借业绩脱颖而出、成为领袖的人。既然你自称拥有汉诺威几乎全体党员的信任，何不干脆接管这个支部的领导权呢？[102]

希特勒认为，用这种方式，最无情、最活跃、最高效的人将登上党内的权位。后来他采用了同样的原则管理第三帝国。这确保了纳粹党各级组织始终积极行动——经常游行、斗殴、示威、动员。但这并没有马上带来回报。到1927年底，纳粹党依然仅有大约75,000名党员，在国会选举中只获得了7席。施特拉塞尔和戈培尔等人曾希望纳粹党能够赢得产业工人阶级，事实证明这已成泡影。[103]

自知难以突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主要地盘，纳粹党转向了德国北部信奉新教的乡村地区，当地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逐渐发展成示威和抗议活动。通货膨胀与货币稳定政策在农业地区所发挥的相互矛盾的作用，到1920年代末合力造成了一场全面的农业危机。大地主和大农场主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了农用机械，因此能够以微乎其微的实际成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民则往往因为把钱存起来而在通胀中损失殆尽，或者因为把钱花在购买日用品上而没有从商业中获利。通胀结束后，政府为促进经济复苏而采取放宽农业信贷限制的措施，反倒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农民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而大量贷款，等着新一轮通胀的到来，结果却发现自己已无力还贷，因为价格不升反降。1920年代即将结束时，破产和终止回赎权[††]的数量已经在不断增加，绝望的小农场主倒向了极右翼阵营。[104]大农场主和大地主备受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困扰，已无力纳税，他们觉得自己为支持魏玛福利制度而承担的税费过于高昂。[105]普鲁士州和帝国政府已经尝试过靠关税、补贴、进口管制以及类似措施来缓解困境，但事实证明这一切根本于事无补。[106]为尽力应对1920年代初以来的农业萧条，各类农场主已实现现代化、机械化和生产的合理化安排，但这还不够。农业群体开始把对进口食品征收高额关税视为保护其收入的唯一办法，因此越来越固执地对此施加压力。在这种形势下，纳粹党许诺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独裁的”德国，基本上禁止进口外国食品，似乎越来越有吸引力。[107]

纳粹党意识到自己毫不费力就在信奉新教的北德乡村地区赢得了支持，于是加速把宣传对象从城市的工人阶级转向其他行业的人群。此时纳粹党将注意力转向农村地区，开始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以及奥尔登堡等地大力发展党员。[108]希特勒在北德地区刻意淡化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倾向，甚至在1928年4月13日“澄清”——或者换个词，修订——了党纲第十七条，为的是向小农场主保证，纳粹党所主张的“无偿将土地充公”，指的仅是没收“做土地投机生意的犹太公司”。[109]纳粹党在1928年5月的国会选举中失去10万张选票，得票率只占2.6%，因此仅有12位代表进入国会，其中包括戈特弗里德·弗德尔、约瑟夫·戈培尔、赫尔曼·戈林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不过，在一些信奉新教的北德乡村地区，纳粹党的支持率却高得多。例如，虽然它在柏林和鲁尔区仅分别获得1.4%和1.3%的选票，但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两县的得票率分别不低于18.1%和17.7%。在弗兰肯的得票率为8.1%，当地居民也是心怀不满、信奉新教的小农场主。这强化了一种感觉，即5月31日的纳粹党报所说的：“农村地区的选举结果尤其证明了，花费较少的精力、资金和时间，就能够在那里取得比在大城市更好的效果。”[110]

纳粹党很快把宣传、拉拢的目标转向农业群体，许诺说将在第三帝国为他们设立一个特殊机构。各类农场主都将获准加入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工团”（corporation），他们可以在那里和谐地合作，并得到国家的全面支持。那些难以驾驭的农场工人——其中许多是社会民主党内的活跃分子——将被驯服，劳动成本最终将受到严格控制。在多年不成功的、有时还是暴力的抗议之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农场主蜂拥到纳粹党的旗下。由农业人士领导当地的党组织，以及明确强调“血与土”意识，即认为农民是民族同一性的核心，这两种做法都无损于该党的事业。就连一些历来认同民族党的大地主也被纳粹党说服了。纳粹党在中小地主中间的支持率迅速上升。不久，农场主的子弟纷纷加入冲锋队，被派往大城市去打击共产党。[111]

地图8　纳粹党在1928年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就这样，新战略很快开始结出果实。党员人数从1928年10月的10万增加到一年后的15万，与此同时，纳粹党在地方选举和州选举中的得票率也开始大幅增加，在萨克森达到5%，在梅克伦堡（Mecklenburg）4%，在巴登7%。在信奉新教的萨克森的一些乡村地区，纳粹党的得票率几乎翻倍，比如在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区，从1928年的5.9%增至1929年的11.4%。[112]在弗兰肯的科堡市，在上届市政府因当地纳粹党支部书记发表反犹言论而解除其市政雇员职务之后，纳粹党发起运动，成功扳倒了市政府，并于1929年6月赢得市议会25席中的13席，这是纳粹党接管的第一个市政府。这次胜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纳粹党在竞选中的尽心竭力——它派出一流的演说家助选，比如赫尔曼·戈林，甚至希特勒本人。但这次胜选也表明，纳粹党可以在地方政坛争取竞选资本，在这方面该党已经比从前活跃多了。[113]

1929年秋，纳粹党得到了更多选举红利，其表现形式是民族党组织的反对杨格计划的运动（该计划包括减少赔款数额、重新设定付款期限，但没有废止赔款）。运动的领导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提议以法律形式否决杨格计划，并对任何签署该计划的政府部长提起公诉；为了推动对此提案进行全民公决，他邀请纳粹党以及其他极右翼组织助阵。纳粹党不仅从这场运动中获得了知名度，还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主流右翼的尊重，因为希特勒是组委会成员，与他共事的是泛日耳曼联盟的中坚人物，比如海因里希·克拉斯以及“钢盔”领导人弗朗茨·泽尔特和特奥多尔·杜斯特伯格。公投本身失败了，只有580万票支持。但这场运动让民族党的许多支持者看到，与民族党那些穿礼服、戴高帽的领导人相比，身穿褐衫、足蹬长筒靴的纳粹党人是多么的生机勃勃。[114]

同时，希特勒很快重新激起民众的热情，党内围绕他而生成的领袖崇拜让他显得更有个人魅力了。表达崇拜的一个重要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方式，是使用“德国式问候”：“希特勒万岁！”说的时候伸出右臂，无论希特勒是否在场。它在1926年的运动中成为强制性礼仪，并且逐渐被用作通信时的结束语。这些习惯既强化了纳粹运动对希特勒的绝对服从，也得到了此时围绕在他身边的第二层级纳粹头目的热情传播。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有的是出于加强党内团结的战略考虑，比如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有的是对“元首”本人——此时希特勒已是人人皆知的“元首”——怀有盲目的宗教式信仰，比如鲁道夫·赫斯。[115]1929年8月在纽伦堡（Nuremberg）举行的纳粹党集会，是1927年以来首次这样的集会，该党新建立起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在集会上铺天盖地的宣传中一览无余。据警方估计，参加者多达4万，全部团结在歌颂领袖的谀辞之中。[116]

此时纳粹党已成为一个难以战胜的组织，它的区党部、县党部和支部中尽是忠心耿耿、精力充沛的干部，其中许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颇有管理才干；它通过一系列专业的宣传机构，直接对特定选区发挥号召作用。[117]尽管希特勒一再强调政治是男人的事情，但此时出现了一个纳粹的妇女组织，自称“日耳曼妇女骑士团”（German Women's Order），1923年由埃尔斯贝特·灿德尔（Elsbeth Zander）组建，1928年并入纳粹党，成为该党的附属组织。据警方估计，截至1920年代末，其成员已达4,000人，几乎占到纳粹党全部7,625名女性党员的一半。有一类妇女组织颇为吊诡，它们积极活动、公开争取的是把女性清除出公共生活，日耳曼妇女骑士团即属此类，其成员是激进好斗的反社会主义者、反女权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它的实践活动包括：为褐衫军开设流动食堂；参与宣传活动；当纳粹准军事组织遭警察搜查时，为他们藏匿武器和装备；通过其分支机构“红卐字会”（Red Swastika），一个纳粹版的红十字会，为受伤的积极分子提供护理服务。[118]

灿德尔据说是个能打动听众的演讲者，但她不太具备组织才华。日耳曼妇女骑士团面临严重的财务腐败指控，和其他一大堆指控，疲于反驳，于1931年初解体。骑士团负债累累，以至于作为负责人的灿德尔本人也面临破产。此外，坊间飞短流长，盛传灿德尔与骑士团的司机关系暧昧，还说褐衫军有时穿着女装出席骑士团的会议。时任纳粹党组织部长的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对此做出应对，礼貌但果断地免除了灿德尔的领导职务，并解散所有纳粹党的附属妇女组织，于1931年7月6日代之以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联盟（NS-Frauenschaft），该机构最初至少是一个分权的实体，地区级协会由当地的大区长官领导。然而不久，妇女联盟大获成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女性的认同，还独立发行妇女杂志，它的地区级领导人不仅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而且各地区级协会之间的协调能力也得到加强。[119]然而，纳粹妇女的根本问题在于，她们认同纳粹党根深蒂固的男性沙文主义信念：女人的职责不是参与政治，而是待在家里生儿育女。为了争取女性选民，妇女联盟不得不在立场上暂时做出妥协；但从长远看，一旦纳粹党掌权，联盟反女权主义的女性积极分子们注定要主张女性退出公共生活。

除了为妇女设立的组织以外，纳粹党还有成立于1922年、面向14—18岁青少年的组织。它最初有个颇为冗长的名字——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青年同盟（Youth League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但在1926年改称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它最初是专门为招募褐衫军而设的机构，1929年在库尔特·格鲁贝尔（Kurt Gruber）的领导下成为魏玛政坛上无数非正式青年团体的竞争对手，这些团体多数都是反对共和国的。希特勒青年团一开始也不太成功，甚至到1932年1月，它在柏林的团员总共也只有1,000人。[120]它的后援是组建于1929年的国家社会主义学生联盟（National Socialist School Pupils' League），以及次年成立的德意志少女联盟（League of German Maidens）。[121]上述组织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很快被威廉·滕佩尔（Wilhelm Tempel）于1926年组建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同盟（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Students' League）比了下去。该同盟起初也表现平平，直至1928年被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接管。1907年生于柏林的席拉赫后来成为纳粹运动中的常青树和越来越重要的人物，父亲是位守旧的退伍军人，在魏玛做戏剧导演，娶了一位富有的美国女子。席拉赫在魏玛小镇长大，成长于文化保守、反犹的圈子。他在寄宿学校上学，校长注重的是品格培养，而不是学术教育。哥哥的死对青年席拉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哥哥于1919年10月自杀，给家人留书说自己是以身殉“国难”。1920年代中期，席拉赫正在阅读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著作，偶然读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之后，便转而信奉纳粹主义。1925年在小镇听到希特勒的演讲，他的信仰又发展成为真正的英雄崇拜。他文思泉涌，写下一首又一首歌颂纳粹运动及其元首的诗歌，不久就引起了元首的注意。据说席拉赫的诗“优于其他那些种族主义蹩脚诗人的煽情之作”，并于1929年结集出版。[122]

在希特勒的建议下，席拉赫到慕尼黑大学深造（但始终没有完成学业）。在校期间，他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同盟，很快晋升为慕尼黑大学分部的负责人。由于在这个职位上取得的成就，他于1928年被推选为同盟的总负责人，取代了威廉·滕佩尔。席拉赫清除了同盟中主张进行社会革命的势力，领导同盟成员不遗余力地在每一所大学的学生会争取席位。排挤掉传统的、颇为古板的学生决斗队和兄弟会之后，同盟赢得了争强好斗的名声，他们积极活动、要求解决的问题包括：限制犹太学生的人数，从而缓解课堂过于拥挤的现状；解雇教授中的和平主义者；设立新的学科，比如人种研究和军事科学；让大学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不是以追求知识为目的。到1932年夏，同盟已经取得了一个被其成员大肆吹嘘的成就：他们与右翼教授和当地政客联手，迫使埃米尔·尤利乌斯·贡贝尔这个特别招人恨的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反对右翼司法偏见的斗士从海德堡大学离职，法兰克福一家杂志兴奋地宣称，“海德堡大学就这样在学术界开启了第三帝国时代”。[123]

席拉赫小心翼翼地避免惹恼兄弟会，很快在学生会的竞选中为同盟争得了更多选票。在志同道合的其他右翼团体的帮助下，1931年7月，同盟得以接管学生联合会这个全国性组织。1932年，学生们投票通过了总会的“领袖原则”，完全取消竞选。尽管纳粹党学生同盟的全国总人数甚至不到兄弟会的10%，但纳粹党完全控制了德国的学生代表机构。希特勒对这些成绩印象深刻，于1931年10月3日任命席拉赫为希特勒青年团的负责人。[124]

到1920年代末，不仅妇女、青年、大学生、中学生，德国的其他许多社会群体也都有了自己专门的纳粹组织，包括公务员、战争伤残人士、农场主，以及众多其他选民群体。纳粹党对每个群体分别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宣传策略，甚至出现了一个生硬地命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工厂车间组织”（National Socialist Factory Cell Organization）的工会组织，它拉拢产业工人的努力显然不怎么奏效，产业工人当时要么已经加入了社会主义者或天主教或共产党的工会组织，要么因为处于失业状态而不需要工会。[125]然而，纳粹党此时对中下阶层依然特别有号召力，包括手工业者、店主和个体经营者。纳粹经常从其他类似的团体中拉拢这类人。比如，德意志民族主义商业雇员工会（German Nationalist Commercial Employees' Union）就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向青年灌输政治思想，引导许多青年走上了纳粹道路。[126]该工会成立于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它明确表达了男性职员对于就业环境的不满：越来越多的女性占据了秘书职位以及类似的行政岗位；银行、金融机构、保险公司等大机构的老板不是有犹太人的信仰或血统，就是性格像犹太人。早在战前，它就曾怒斥犹太人是导致工会成员变成无产者的罪魁祸首。[127]有一位1886年出生、1912年加入该工会的基层公务员后来提到，他认为政府早在威廉二世时期就已被犹太人控制。最终，在参加了一次纳粹党集会之后，他于1932年离开民族党，加入纳粹党，当时他写道：“这是1912年以来我一直在寻找的组织。”[128]许多来自这样背景的纳粹老党员肯定也是这样想的。

施特拉塞尔鼓励在党内建立这种极其精密的分支结构，尽管这些不同分支中有许多——比如希特勒青年团和工厂车间组织——不但成员寥寥无几，而且似乎不会很快有长足的发展。这样做是因为他有一个长远目标：设立这些分支旨在形成一个基础，等到希特勒掌权之后，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由各种已经纳粹化了的社会机构运营的国家。施特拉塞尔投入大量精力、施展各种手段，打造这个处于胚胎期的纳粹社会秩序。在短期，这种分支结构把纳粹党的竞选感召力传递给德国社会的几乎每个选区，激发出那些原本不太有政治倾向的社会机构的政治兴趣。这意味着，假如各分支突然吸收到大批新成员，那么纳粹党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发展壮大。把整个结构聚合为一体的，是对领袖的无条件忠诚，领袖此时已拥有绝对的权力，在一群亲信日复一日的吹捧称颂中，他显得越来越有个人魅力。[129]

*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曾征服波斯、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巴克特里亚和旁遮普。

† 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16世纪前后出现的注重拉丁语教育的学校，后成为教授语言、历史、科学等学科的中学。

‡ 狂暴武士（Berserker），北欧传说中的武士，作战时狂暴兴奋、凶猛如狼。

§ 保民官（tribune），古罗马由平民选出的保护公民权利的执政者。

¶ 独裁官（dictator），古罗马在紧急情况下由元老院任命的拥有绝对权力的行政长官。

** 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system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by party list），选民把选票投给自己所支持的政党，而不是投给特定的候选人；最终根据各政党取得的选票比例分配议席。

†† 终止回赎权（foreclosure），抵押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清偿抵押债务时，抵押权人有权起诉、请求终止抵押人对抵押物的回赎权，由抵押权人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或者变卖抵押物以清偿债务。

第四节

使命感的来源

一

纳粹党在1920年代晚期之前的发展，倚靠的是其活跃分子的干劲和狂热。假如没有他们，它可能只是一个普通政党。第三帝国的建立，相当程度上靠的是褐衫军和纳粹党中活跃在街头的普通成员。那么，是什么让青年们以执着得令人惊骇的使命感投入纳粹运动？褐衫军暴力的源泉在哪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显然发挥了部分作用；然而，许多人，尤其是北德派，加入纳粹党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希特勒。纳粹运动的活力具有更为深刻的根源。许多纳粹重要人物的自传和日记提供了一些线索。有个极好的同时代资源，为我们探究纳粹积极分子的思维模式提供了一些独特的视角。1934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社会学家特奥多雷·阿贝尔（Theodore Abel）得到机会，与纳粹党合作举办一场征文比赛，要求1933年3月1日之前加入纳粹党或褐衫军的人写一份简短的自述。寄来的稿子有数百篇。虽然纳粹党和投稿者都把这看作一次机会，展示他们对党的忠诚与奉献精神，以此给美国人留下深刻印象，但阿贝尔坚持要求大奖应授予最诚实、最值得信任的叙述，他的坚持似乎确保了这些自述具有一定程度的准确性，至少它们可以得到核实。[130]

基层的纳粹积极分子对罗森贝格、张伯伦、斯宾格勒等知识分子的复杂理论一窍不通，就连拉加德（Lagarde）[*]和朗本这样的通俗作家也主要是对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具有吸引力。远比他们有影响力的，是那些长盛不衰的反犹宣传家，例如特奥多尔·弗里奇，他的《犹太人问题手册》（Handbook on the Jewish Question）于1888年面世，到1933年已出到第40版。弗里奇的锤子出版社（Hammer Verlag）挺过了一战的劫难，继续发行大量通俗小册子和活页文章，在普通纳粹党徒中拥有众多读者。[131]一位冲锋队员于1934年写道：

战后，我变得非常关心政治，如饥似渴地研读各种有政治倾向的报纸。1920年，我初次在右翼报纸上看到一份反犹期刊的广告，于是订阅了特奥多尔·弗里奇的《锤子》（Hammer）。在这份期刊的帮助下，我开始了解到犹太人对民众、对国家、对经济的毁灭性影响。直至今日我仍然必须承认，这份期刊是真正把我引向阿道夫·希特勒的伟大运动的桥梁。[132]

不过，更重要的激励还是来自纳粹宣传的基本元素——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演讲、进军、标语、游行。普通纳粹党徒接收观点，更有可能是通过纳粹报刊、竞选宣传册和壁报等宣传工具，而不是通过严肃的思想理论小册子。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的纳粹党普通积极分子看来，纳粹思想的核心是强调社会团结，即所有德意志人结成种族统一体，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对希特勒的崇拜则属于次要方面。比较而言，仅有少数人重视反犹，在这些人中，大部分也认为反犹只是附带之事。越是年轻的纳粹，就越不看重思想体系，他们更重视的是诸如对德意志文化和希特勒的领袖作用的强调。相比之下，反犹思想最强烈的是上一代纳粹党徒，这表明活跃于战前的反犹团体以及民族主义的家庭环境，对于许多人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133]

纳粹党徒加入该党的准军事团体之前，通常于1914—1918年在前线服役，然后参加极右翼组织，比如图勒学会或自由军团。[134]例如，青年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就是沿着这一路径加入纳粹党的，后来成为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的指挥官。他1901年生于巴登—巴登（Baden-Baden），在德国西南部一个天主教家庭长大。他的父亲是推销员，有意培养他当牧师。据霍斯说，父亲不但把强烈的责任感与服从意识灌输给他，还讲述了自己过去当兵时在非洲的经历，以及传教士们的无私与英雄主义，霍斯对这些故事非常着迷。霍斯后来写道，他不再信仰天主教是因为曾在做告解时向神父吐露了一个秘密，但被对方出卖。战争爆发时，他加入红十字会，后来在1916年随父亲的老部队赴中东服役。战争结束时，霍斯的父母都已去世，他加入自由军团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分队，亲身体验了内战的残酷。

回到德国，霍斯加入自由军团余部的一个秘密组织，并在1922年和他的同志一起残忍杀害了一个被他们认定为打入他们内部的共产党间谍。他们先用棍棒把那人打得血肉模糊，又用刀割喉，然后用左轮手枪结果了他的性命。霍斯被逮捕，关进勃兰登堡监狱，他后来写道，他在监狱里意识到罪恶思想不可救药的本质。他震惊于狱友“肮脏放肆的语言”，震惊于狱方的管理方式已让那里成为犯罪学校，而不是改造罪犯的地方。霍斯干净、利索、有条理、守纪律，很快成了模范囚犯。一些狱卒的粗鲁欺凌和腐败使他想到，以更加诚实、更加人道的方式对待囚犯，也许会有好的效果。但是在他看来，不少狱友完全无药可救。[135]霍斯在被捕前几个月加入纳粹党。1920年代剩下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本应在狱中度过，然而像许多同类囚犯一样，刑期远未服满他就被释放了，因为国会中的极左翼与极右翼议员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对政治犯实行大赦。[136]显然，出狱之后，纳粹党为霍斯提供了他迫切需要的纪律、秩序和使命感。

霍斯杀人的同伙之一、与他同为罗斯巴赫自由军团（Rossbach Free Corps）成员的马丁·博尔曼（Martin Bormann）是邮局职员之子，生于1900年，接受的是以当农场经理为目标的职业培训。他在战争期间入伍，但被分配到一支卫戍部队，从未打过仗。战后他在梅克伦堡的农场工作，然而与霍斯一样，博尔曼也无法适应平民生活。他与自由军团联系，让他们把农场作为基地。除了自由军团，博尔曼还参加了另一个极右翼组织“打击犹太人嚣张气焰协会”（Association Against the Arrogance of the Jews），该协会规模很小，是个没什么影响力的边缘团体。博尔曼在凶杀案中的罪行不如霍斯严重，只需坐一年牢。他于1925年2月获释，1926年底成为纳粹党的全职雇员，处理大量行政事务。先是在魏玛工作，后来在慕尼黑。博尔曼毫无演说才能，体格也不像霍斯那样强壮尚武，他的长项是当纳粹党及其成员的保险专家，为处于困境的褐衫军筹措救济金、安排其他救济措施，借此逐渐使自己成为纳粹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主要身份是行政人员，然而这掩盖不住其政治使命感的狂热本质。与霍斯和其他许许多多纳粹党徒一样，对于一战中德国的战败，博尔曼的反应也是倒向了最极端的立场——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疯狂的反犹主义以及对议会民主制度的仇恨。刚与希特勒接触，他便佩服得五体投地，不久，他那无限的、无条件的敬仰与忠诚也给纳粹元首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党内其他层级的成员，特别是对基层党员，他则显示出全然不同的一面：处事冷酷、野心毕露，这种风格最终使他成为第三帝国的关键人物之一，尤其是在帝国后期，即二战期间。[137]

显然，自由军团确如人们所说，是“纳粹先锋”，因为1920年代中期的纳粹党领导干部大部分都从自由军团而来，包括霍斯和博尔曼这类人，乃至更多稍微年长一些的人物，他们在战争中曾鏖战沙场，获得了军事经验。[138]然而此时，年轻一代已加入纳粹党，他们是战后的一代，渴望效仿传说中前线将士的英勇行为。有些原先是共产党，吸引他们转投纳粹的，是政治上的极端主义、行动主义和暴力，而与意识形态无关。“我于1929年退党，”其中一人写道，“因为我再也不想听命于苏联了。”不过，对于这位激进主义分子来说，暴力是一种生活方式。他继续参加各种各样的政党集会，与他的老战友们并肩投入街头斗殴，直至当地的纳粹头目给了他一个职位。[139]暴力对这些人来说就像兴奋剂，显然它对鲁道夫·霍斯的作用就是这样。他们往往不甚了解自己是为什么而战。一位年轻的纳粹党徒写道，看见对手企图冲散纳粹大会，“我本能地成了纳粹党人”，尽管他还不了解该党的目标。[140]再比如，有个人于1923年加入纳粹运动，生活在几乎不曾间断的暴力行动中，十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遭受殴打、刀刺和逮捕，正如他在自述中详细描述的那样，正是这些冲突，而不是纳粹运动的实际理念，赋予了他人生的意义。对于一位1906年生于社会民主党人家庭的青年来说，其使命感的核心是反共。他后来说：“我在冲锋队‘杀手风暴’小组的经历太精彩了，也可以说困难重重、难以描述。”[141]

关于冲锋队的活动，有一个虽然相当常见，但特别生动的描述，是一位生于1898年的教师提供的。他在一战中上过前线，1920年代初参与极右翼活动，后来在1929年加入纳粹党。一天晚上，他与所在的褐衫军小组被召集去为一场在附近小镇举行的纳粹集会担任警卫，防范“赤色分子”：

我们在小镇的入口集合，戴上白臂章，然后我们这支大约250人的纵队响雷般地开拔了。没有武器，没有棍棒，只有紧握的拳头，我们严守钢铁般的纪律，齐步走进会议厅前发出嘘声和尖叫的人群。他们手里拿着棍子和栅栏。当时是晚上10点。我们在街道中间调度周旋了一阵，把人群推到墙边，清出街道。这时，有个木匠开着小卡车穿街而过，载着一口黑色的棺材。他开过去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个人说：“瞧着吧，看我们把谁弄进去。”尖叫声、呐喊声、口哨声、咆哮声，此起彼伏，越来越响。

我们的纵队分成两排稳稳站定，精神饱满。信号传来，我们齐步走进大厅，里面有几百个捣乱分子正在打断我们的演讲人。我们来得正好，步调一致地沿着墙走，直到形成一个环，把他们包围起来，只在入口处留了一个缺口。哨声响起，我们收紧人环。10分钟后……我们把他们轰出了门外。会议继续，外面的坏蛋全来了。我们护送演讲人后撤，再一次围成封闭的环，隔开了乱哄哄的暴徒。

在这位冲锋队员看来，“马克思主义者”是敌人，正如他们是许多退伍老兵的敌人。老兵们“依靠袍泽之谊浴血奋战，这种精神穿越战争祭坛的硝烟，正在走进已然觉醒的德国民众的心里”。[142]

二

上述这类“老战士”自豪地列出对手加诸他们的伤害与侮辱，那些他们不得不承受的“迫害、骚扰、鄙视和嘲笑”只不过坚定了他们的决心。[143]据一位生于1905年的纳粹党积极分子说，在伊达尔—奥伯施泰因（Idar-Oberstein）举行的一次集会上，有400位冲锋队员到场，包括他自己：

在怒吼和嘘声的干扰下，我们的4位演讲人一个接一个地发表了演说。但在随后的讨论中，当一位对话者因为说“我们美丽的小镇不欢迎褐色瘟疫”而受到斥责时，爆发了骚乱，大家用啤酒杯、椅子之类的东西混战起来。几分钟后，房子塌了，所有人都跑了出去。那天我们带回来7位身负重伤的同志。对方朝我们扔石头，虽有警察的保护，但我们还是不时受到袭击。[144]

然而，纳粹冲锋队对社会民主党所怀有的像对共产党一样的深仇大恨，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够理解：他们觉得自己总是不断地受到攻击，这些攻击不仅来自隶属于社会民主党的准军事组织“帝国国旗团”，在许多地区还来自警察，至少在普鲁士州，警察由社会民主党的部长管辖，比如卡尔·泽韦林和阿尔贝特·格热辛斯基。冲锋队憎恨共和国的另一个缘由，正如一位队员所说，是“警察和政府对我们施加的恐怖手段”。[145]

痛殴或者杀死自己眼中的帝国之敌就要遭到逮捕，这让他们感到愤怒；有时他们会被判刑入狱，于是又谴责“马克思主义司法当局”和魏玛共和国的“腐败”。[146]他们无比痛恨“赤色分子”，例如有位年轻的纳粹党徒直到1934年依然在痛骂“赤色洪水……成群的赤色雇佣军，潜伏在暗处”；再比如有位褐衫军成员这样形容：“赤色杀人狂徒……成群结伙大嚷大叫……满腔仇恨、怒形于色，值得犯罪学家研究一下。”[147]无数的冲突不断给他们的仇恨火上浇油，直到引发可怕的事件，比如1927年3月27日共产党与褐衫军之间在柏林开往利希滕费尔斯（Lichtenfels）的火车上那次臭名昭著的枪战。褐衫军拿共产党的犯罪行为来反衬他们自诩的无私的理想主义。有位冲锋队员自豪地写道，1920年代末的斗争“需要每位同志做出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双重牺牲。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我们把自费印刷的传单散发出去。每个月都有一次集会……我们这支由5至10人组成的本地小分队总是为此欠下60马克的债务，因为如果不交预付款，没有哪家客栈的老板肯把大堂租给我们”。[148]经常有人说，许多人加入褐衫军，仅仅是因为该组织为他们提供免费的食物、酒水、衣服和住所，何况还有刺激、野蛮的消遣，这种说法不足以解释激励着许多褐衫军成员的那种狂热。只有最早加入的积极分子期冀得到一份工作或者救济金，年轻人对此并不看重。[149]纳粹学生领袖经常因为自掏腰包印刷海报和小册子而负债累累。[150]很多其他人肯定也有类似经历。

当然，这些投稿给美国社会学家的自述，必定会强调作者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151]然而，除非相信他们确实常常感到自己是在为党的事业做出牺牲，否则我们将难以充分理解冲锋队员的狂热与仇恨心理。希特勒在1932年1月的演讲中提醒听众注意这一点：

请不要忘记，现在，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做出牺牲。他们爬上卡车、保卫集会、举行游行，奉献了一夜又一夜，到黎明时分才离开，然后有的回到作坊和工厂，有的去领取微薄的失业救济金；他们购买制服、衬衫、徽章，甚至用少得可怜的积蓄支付交通费。请相信，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已经展现了理想的力量，伟大的理想！[152]

纳粹党倚赖这种使命感。该党之所以如此有力量、有活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不像“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那样，不同程度地依赖大企业或者工会等官僚机构的资助，更不像使用苏联经费的共产党那样仰仗外国势力的秘密资助。[153]

许多人是被希特勒的煽动演说争取过来的。1920年代末，演说被安排在露天集会上，人山人海、场地开阔，这使希特勒的煽动具有了比以往更加强烈的冲击力。有位生于1908年的年轻民族主义者，以前曾参加集会，现场听过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等极右翼豪杰的演说，后来茅塞顿开，是因为他

亲耳聆听了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说。这之后，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与阿道夫·希特勒一起走向胜利，否则就为他而死。领袖的品格令我心悦诚服。谁以赤子之心去了解阿道夫·希特勒，谁就会全心全意地爱他。爱他，不是出于功利心，而是为了德国。[154]

另外还有许多类似的自述。例如，有位生于1903年、持反犹立场的金属加工工人，他在1927年希特勒的一次集会上发现，“从我们的领袖身上，散发出一种使我们每个人都强大起来的能量”；还有一位生于1907年的冲锋队员，说自己1929年在纽伦堡时拜倒在希特勒脚下：“他麾下的冲锋队员在火炬的照耀下从他身边齐步走过，一望无际的火焰之海涌过古老的帝国首都的街道，此刻他那蓝色的眼睛是多么炯炯有神啊。”[155]

纳粹党的感召力，很大程度是因为它许诺要结束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困扰着德国的政治分歧。有位18岁的职员参加了1929年地区选举的集会，折服于纳粹演说者

对全体德国人民做出的真挚承诺。德国人的大不幸，在于分裂成了如此之多的政党和阶级。现在终于有了民族振兴的务实方案！取缔政党！消灭阶级！真正实现民族团结！这些是我可以全身心地为之奉献的目标，毫无保留。[156]

最后，还有少数人是通过阅读政治或思想小册子而转信纳粹、开始积极参加纳粹运动的。话语确实重要，但不是每个人都被希特勒的演说迷住。例如，像梅利塔·马施曼（Melita Maschmann）这样严肃的、理想主义的中产阶级纳粹青年，钦佩希特勒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人民之子”，然而即使是纳粹党的年度大会，她也忙得像她后来所写的那样，“抽不出时间‘沉湎于’如醉如痴的癫狂”。她觉得游行和表演既无聊又没意义。在她看来，纳粹主义更应该是一种爱国理想，而不仅仅是对某个领袖的崇拜。[157]对于纳粹主义的中产阶级支持者来说，或许尤其对于中产阶级女性来说，街头暴力常常是需要勉强容忍或者刻意忽视的事情。

许多中产阶级人士接受纳粹思想时颇费踌躇，即使入了党，他们所表现出的投入程度，往往也远低于特奥多雷·阿贝尔采访过的那些年轻褐衫军。很大一部分中产阶级党员在组织里没待多久就退出了。纳粹党成立以来，其支柱一直是中低阶层，但到1930年代初，该党的影响力开始超出此阶层。纳粹头目总是急于宣称拥有工人阶级的支持，因此经常把实际上属于其他阶层的党员登记为工人。根据1935年纳粹党的一次内部普查所做的详细研究显示，10年之前的1925年，在各地党员人数的标准记录中，被归类为工人阶级的人数比实际数字多了一倍。也就是说，在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这一数字约占当地纳粹党员总人数的10%。[158]工薪人士似乎也属于最容易脱离纳粹党的社会群体，因此这个群体最不可能出现在1935年的数据中，而相关研究中的数字计算大多以1935年的数据为基础。然而汉堡是传统的劳工运动中心，纳粹党难以抗衡当地的劳工力量，无法在那里取得任何进展。萨克森的许多地区，挣周薪的体力劳动者在纳粹党党员中所占比例较高，因为当地劳工运动的力量较弱，经济以小规模的传统企业为主，迥异于那些现代的、生产线高度合理化的工业中心，比如柏林和鲁尔。在萨克森，那些一直处于无业状态，因此从未加入工会的青年特别容易受到纳粹党的感召。1920年代末，按照基本的经济概念，该省可能有多达三分之一的纳粹党员属于工人阶级。城镇和乡村的中低阶层党员在纳粹党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这个阶层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但是，到1930年代初，随着纳粹党的表现越来越得体，萨克森的纳粹党内中高阶层党员的比例也在提高。渐渐地，纳粹党摆脱了卑微的地位，开始从德国的社会精英阶层吸收党员。[159]

三

在1920年代中期入党的新一代纳粹领导人中，有一位将在第三帝国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乍看之下，几乎没人会想到海因里希·希姆莱终将飞黄腾达。1900年10月7日，他出生于慕尼黑一个受人尊敬、教养良好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天主教学校的教师，思想相当保守，因此曾一度作为理想人选，于1890年代被聘为一位巴伐利亚皇室成员的私人教师。希姆莱幼年体弱多病、视力不佳，念过几所不同类型的学校，但他接受较为扎实的学术训练是在慕尼黑和兰茨胡特两地的文法学校。他在校时的朋友、后来成为著名左翼历史学家的格奥尔格·哈尔加滕（Georg Hallgarten）证实了希姆莱的智力与才能。学校成绩单上的评语说，希姆莱严谨、勤奋、有抱负、有才华、彬彬有礼，从各方面看都是一位模范学生。然而，他那位爱国的父亲千方百计把他送进军队，甚至宣称不惜为此中断儿子的学业。青年希姆莱的日记和读书笔记显示，他坚信1914年的神话：战争是人类成就的顶峰，斗争是人类历史和人类生存的动力。但希姆莱最终只是在预备士官队接受训练，从未上过战场。他显然属于典型的后方一代——痛悔没能在前线作战，因此把后来的大部分生命都用于设法弥补这个重大的人生缺憾。[160]

以优异成绩通过毕业考试之后，希姆莱听从父亲的建议，到慕尼黑的技术高中（Technical High School）继续学习农艺。在那里，他同样出类拔萃，1922年毕业时得到的评语是“非常优秀”。他还加入了决斗兄弟会，费尽周折找到一位愿意认真对待他、接受他挑战的剑手，结果希姆莱如愿以偿地在脸上留下了伤疤。但他同时加入了卡尔的居民国防军，后来又受到恩斯特·罗姆的影响，罗姆的军事热情感染了他。希姆莱当时投身的极右翼阵营将他引向了革命的反犹立场（revolutionary antisemitism），到1924年，他猛烈抨击“黑色与红色国际（black and red International）、犹太人与教宗至上论、共济会与耶稣会、商业精神与懦弱的中产阶级这一大窝祸患”。[161]大脑门、脑后和两鬓剃得很短、盖式发型、圆框眼镜、后缩型下巴、铅笔胡，希姆莱的外貌酷似他父亲当校长时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像狂热的民族主义街头斗士。几个月后，在慕尼黑11月8—9日未遂暴动的起始阶段，罗姆的帝国战旗团曾短暂占领巴伐利亚战争部，当时加入战旗团某分队的希姆莱手中挥舞的是一面军旗，而不是手枪。[162]

暴动失败后，希特勒入狱、被禁言，纳粹党陷入混乱；希姆莱则成功逃脱，未被逮捕，因此有机会成为纳粹运动的后起之秀。他相当识时务地搭上了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的顺风车，先是担任其秘书，后来出任两个地区的党部副书记，以及全国宣传工作副主管。但他并不是施特拉塞尔的信徒，因为在此之前，希姆莱已经对希特勒心悦诚服，这并不是因为读了《我的奋斗》（他在笔记里批评该书：“前几章关于其青年时代的叙述，破绽迭出”），而是因为身兼数职的希姆莱在工作中得以亲炙希特勒，其中当然包括聆听希特勒的演说。青年希姆莱当时年仅25岁左右，正在暴动之后波涛汹涌的准军事政治海洋中随波逐流，是希特勒给了他主心骨，使他有了一个可崇拜的领袖、一个可追求的事业。希姆莱于1925年加入刚刚重组的纳粹党，自此越来越把纳粹元首奉为英雄，对他无限崇拜；他把希特勒的画像挂在办公室的墙上，据说有时候甚至与画像谈话。[163]

他于1926年结婚[†]，妻子比他大7岁，她在神秘学、药草学、顺势疗法等方面的非传统观念深深影响了他，他后来试过其中的一些，还强迫下属接受。虽然婚姻未能让希姆莱刻骨铭心，但这些观念却让他铭记在心。他渐渐不再像少年时代那样循规蹈矩地虔诚信仰天主教，转而对“血与土”充满热情，加入了民族主义拓殖团体阿塔曼斯（Artamans），鲁道夫·霍斯也是该团体的成员。在这里，希姆莱受到了醉心于“北欧”日耳曼人种论的里夏德·瓦尔特·达雷（Richard Walther Darré）的影响。达雷1895年生于阿根廷，在与南美不太相称的英国温布尔登（Wimbledon）求学，一战期间在德国军队服役。他后来成为选择性动物育种专家，这个专业促使他钻研“血与土”政治学，尽管没有马上加入纳粹党。希姆莱吸收了达雷关于日耳曼人种之命运的定见：日耳曼血统优越于斯拉夫血统，应该保持日耳曼血统的纯洁，纯种的日耳曼农民阶级对于确保日耳曼人种之延续具有关键作用。出于对农民阶级的迷恋，希姆莱一度自己经营农场，但是管理不善，因为他花了太多时间在政治运动上，而且时机也不好，恰逢农业不景气。[164]

1929年1月6日，希特勒任命忠心耿耿的希姆莱执掌他的私人警卫队——党卫队（Schutzstaffel），它很快就以其缩写“SS”为人们所熟知。党卫队的前身是组建于1923年初的一支小分队[‡]，充当希特勒的保镖，并保护纳粹党总部。它于1925年重新组建，因为希特勒意识到，自己所需要的无条件忠诚，永远不可能从罗姆领导的褐衫军那里得到。党卫队最初的指挥官是尤利乌斯·施雷克（Julius Schreck），希特勒入狱之前，施雷克是褐衫军“冲锋队”队长。从一开始，党卫队就被构想为一支精锐队伍，有别于褐衫军这种包罗了三教九流的群众性准军事组织。在1920年代中期的党内倾轧中，党卫队多次换帅，尽管历任领导确实把党卫队打造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紧密团结的精英团队，但都没能确保它独立于权力越来越大的褐衫军。他们未能办成的事情，希姆莱成功地做到了。

希姆莱看不上原先招募来的粗鄙之辈，他按照自己的设想着手打造一支真正的精英团队，请来了退役军官和原先自由军团的成员，前者包括波美拉尼亚的贵族埃里克·冯·登·巴赫—热勒维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后者包括弗里德里希·卡尔·冯·埃贝斯泰因男爵（Friedrich Karl, Baron von Eberstein）。希姆莱接任时党卫队只有290人，到1929年底增至1,000人，一年后增至近3,000人。他不顾褐衫军领导层的反对，于1930年说服希特勒让党卫队完全独立，配发新制服，以黑衫取代褐衫，建立新的、等级森严的半军事化结构。由于褐衫军内部的不满和焦躁情绪逐渐加剧，独立行动的威胁也在增加，因此希特勒让党卫队转型为一种党内警察。它变得愈加诡秘，不仅收集党外敌人的情报，也开始收集褐衫军领导层的机密。[165]

有了党卫队，纳粹运动的组织结构基本成型。到1920年代末，希特勒已经成为纳粹运动中无可争议的独裁者，成为日益高涨的个人崇拜的对象，成全他的因素包括当时的形势、他自己的演说能力与冷酷无情，以及极右翼集团对强人领袖的极度渴求。纳粹运动内部依然存在矛盾，并且将在1934年之前的几年里引人注目地浮出水面。领导层中依然有人随时准备批评希特勒，一旦觉得有必要，就会采取与之不同的路线，比如施特拉塞尔和罗姆。但希特勒已经扶植起一群无条件忠于他的重要亲信，比如戈培尔、戈林、赫斯、希姆莱、罗森贝格、席拉赫和施特莱歇尔。在这些人的领导下，并且得益于施特拉塞尔的组织才能，到1929年，纳粹党已成为一个复杂的、组织良好的政治实体，其号召力几乎触及每一个社会群体。它的宣传手法很快就变得越来越老练；它的准军事团体在街头与共产党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和社会民主党的帝国国旗团展开较量；它内部的警察力量，即党卫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打击党内的异议者和抗命者。它已经采纳、修改并且详尽阐述了一种粗糙的、大部分非原创的，却被狂热信奉着的意识形态，其核心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满腔仇恨的反犹主义和对魏玛民主制度的蔑视。它下定决心，要凭借广大选民的支持和凶蛮的街头暴力取得政权，然后撕毁1919年的和平条约，重新武装，重新征服失去的东部和西部领土，把东中欧和东欧拓殖为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

纳粹运动的核心是崇尚暴力，这主要来源于自由军团。在1929年之前，暴力天天在街头上演。纳粹党蔑视法律，毫不掩饰自己相信的是强权即公理。纳粹党还摸索出一种办法，在褐衫军以及纳粹运动的其他参与者实施暴力或者犯罪的时候，能够让党的领导层规避法律责任：希特勒、戈培尔、大区长官等领导人在下命令实施暴力时，措辞要含糊，他们的下属自然听得懂弦外之音，会立即投入战斗。这个招数很有效，它让越来越多的德国中产阶级乃至一些上流社会人士相信，对于褐衫军的街头喋血、酒馆斗殴以及集会上的惹是生非，希特勒及其直属下级并不真的负有责任，这个印象又因褐衫军头目的说辞而得以强化，他们一再坚称自己是独立行动的，与纳粹党上司无关。1929年，希特勒吸引到了一些人脉广阔之士的支持、同情乃至某种程度的资助，特别是在巴伐利亚。纳粹运动已拓展到全国范围，争取到大量选民的支持，尤其是德国北部和弗兰肯新教教区那些备受经济危机困扰的小农场主。

然而，这一切均无法掩盖纳粹党在1929年秋依然明显处于政坛边缘的事实。它在国会中仅有几个席位，只能与众多边缘型右翼组织展开竞争，其中一些比纳粹党规模更大、支持率更高，例如所谓的经济党（Economy Party）；但这些组织与民族党和“钢盔”等主流的右翼团体相比，又都相形见绌。不仅如此，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民主党虽然已不再拥有多数选民的支持，但这三个魏玛共和国的主流政党依然是执政党，“大联合政府”中还包括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所属的人民党，施特雷泽曼长期担任德国的外交部长，立场温和，成就卓著。共和国似乎已安然渡过1920年代初的暴风雨——通货膨胀、法国占领、武装冲突、社会混乱，驶入了较为平静的水域。如果某个极端主义政党，比如纳粹党，想要赢得群众的支持，就需要借助一场浩大的灾难。1929年，纽约证券市场暴跌，经济随之骤然崩溃。它的机会来了。

* 指保罗·拉加德，德国圣经学者和东方学家。他强烈支持反犹主义，反对基督教，支持种族达尔文主义，被认为是法西斯和纳粹主义意识形态最有影响的支持者之一。——编注

† 希姆莱的结婚时间应在1928年。

‡ 最初隶属于冲锋队。

第四章

通往权力之路

第一节

大萧条

一

“经过长时间漫无目标地从一座城市流浪到另一座城市，”一位21岁，来自埃森（Essen）的失业印刷工在1932年秋写道，“我一路来到汉堡港。但大失所望！这里的情形更加悲惨，失业率比我预计的还要高，我原指望能在这里找到工作，但希望破灭了。我该怎么办？这里没有亲戚，我可不想流落街头。”当时越来越多的人流落在德国城镇的大街小巷，据官方估算，人数在20万至50万之间。这位年轻人最终没有沦落到与无家可归者为伍的境地，他得到了由教会运作的一个义工项目的帮助。[1]但多数人并无这样的运气。失业摧毁了人们的自尊心，损害了他们的地位，对成年男子尤其如此，因为在社会上，男人的地位、他人的认可乃至自我认同，主要都来自他们所从事的工作。1930年代初随处可见的景象是，男人站在街角，脖子上挂着牌子：“找工作，什么工种都行”。当社会学家问小学生对此有什么看法时，孩子们通常回答说，失业者的社会地位降低了，

因为失业的时间越长，他们就变得越懒，越来越自卑，因为总是看到别人衣着体面的样子。他们感到气恼，因为他们也想那样，于是走上犯罪道路……他们还想活下去！老年人往往完全失去了求生的欲望。[2]

1932年12月，有人看到孩子们在玩“失业登记”的游戏。一位调查员请其中几人写下简短的自述，孩子们写的主要内容也是失业。“我爸爸已经失业三年多了，”有位14岁的女生写道，“我们全家以前一直相信爸爸总有一天能再找到工作，可是现在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儿都不抱什么希望了。”[3]

长期失业造成的影响因人而异。对于找工作，年轻人可能比中年人乐观。失业时间越长，人就越沮丧。人们在1932年夏接受采访时所显示的态度，远比18个月前的民意调查结果更加悲观。打算结婚的人推迟了婚期，已婚夫妻推迟了生育计划。小伙子们漫无目标地在街上闲逛、无精打采地待在家里，靠打牌、逛公园或者一圈又一圈没完没了地乘坐柏林的环线地铁打发时间。[4]在这种形势下，做事总比不做事强，无所事事往往使人意志消沉。许多失业的成年男子，甚至少男少女，都在设法谋生，他们沿街叫卖、在街头卖艺、做清洁工、在街头摆摊或者从事收入微薄的诸多传统零工中的任何一种。一群群儿童出没在柏林时髦的夜总会，“照看”富人的汽车，这是收取保护费的一种原始形式，成年人也用另一种不那么无害的方式收保护费。非正式的远足俱乐部和工人阶级青年团体很容易变成所谓的“野人帮”，这些青年团伙在废弃的大楼里碰头，搜寻食物，以偷窃为生，与敌对团伙打架，经常与警察冲突。犯罪率并没有像通胀期间那样飙升，但在1929—1932年的柏林，因盗窃而被逮捕的人数增加了24%。不分男女的卖淫现象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普遍，这既是魏玛共和国性宽容氛围的结果，也是其经济崩溃的产物，卖淫的公开程度让正派人士感到震惊。在社会底层，沿街叫卖和街头摆摊变成了乞讨。[5]德国社会似乎陷入了苦难与犯罪的泥沼。在这种困境中，人们开始抓住政治的稻草：任何东西，无论多么极端，似乎都强于他们当时所置身的毫无希望的乱局。

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经济改革于1923年遏制住了大通胀，随之而来的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然而到1930年代初，经济形势极度恶化。德国经济在通胀之后得以复苏，主要依靠的是来自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巨额投资。德国的高利率吸引了资本的流入；但关键是，再投资主要采用短期贷款的形式。德国企业在促进生产的合理化和机械化的过程中，逐渐严重依赖这种资金，克虏伯和联合钢铁公司等企业都借贷了巨额资金。美国企业直接在德国投资，福特汽车在柏林和科隆（Cologne）设有工厂，通用汽车于1929年买下欧宝汽车（Opel）在法兰克福附近吕塞尔斯海姆市（Rüsselsheim）的工厂。德国各银行用外国贷款为它们自己在德国企业的投资项目进行融资。[6]这是德国工业和银行业的内在不稳定因素，并在1920年代末引发了灾难。

1928年，面对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主要工业国都开始对货币采取限制措施，美国逐渐减少在海外放贷。这些是保存黄金储备的必要措施，在金本位时代，黄金储备是金融稳定的基础，因为各国的货币价值都与金价挂钩，德国在货币稳定政策发挥作用以后也是如此。随着各国纷纷拉起货币的吊桥以防止资金外流，德国工业开始陷入困境。1928—1929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几乎没有增长，那年冬天结束时，失业人数已逼近250万。投资骤然放缓，有可能是因为各公司在工资和福利上的支出过多，但更可能仅仅是因为资金短缺。德国政府发现，很难靠发行债券筹到资金，因为投资者深知通胀对战争期间发行的债券产生过什么影响。国际市场几乎无人相信德国政府有能力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事实很快证明，人们的不信任感是完全有道理的。[7]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美国陷入商业危机的确切信号骤然引发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恐慌性抛售。在有些人看来已被过高估值的股价开始暴跌。进入下一周，在10月29日的“黑色星期二”，恐慌性抛售再度发生，情形比上次糟糕得多，1,640万股被卖出，这个纪录在此后的40年里一直未被打破。[8]交易者手忙脚乱、争先恐后地赶在股价跌得更低之前抛售股票，于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厅里乱作一团。股灾突如其来的这几天，其实仅仅是随后三年里旷日持久、似乎不可阻挡的衰退的最明显表现。《纽约时报》指数从1929年9月452的高点，跌至1932年7月的58点。10月29日，美国大型企业的市值蒸发掉100亿美元，是美国当时全部流通货币量的两倍，接近美国用于一战的资金量。公司纷纷倒闭，美国的进口需求骤跌。随着投资的消失，银行业陷入危机。美国银行眼见亏损日渐增加，开始收回短期贷款，而这些短期贷款正是德国企业界过去5年里的主要融资来源。[9]

美国银行从德国撤资，恰在德国最困难的时刻，确切地说是恰逢已呈颓势的德国经济需要强劲的刺激来帮助复苏之时。由于失去了资金，德国银行和企业试图提取更多的短期贷款用于恢复平衡。这种情况发生得越快，经济形势就显得越不稳定，也就有越多的国外和国内资产持有者开始向德国境外转移资金。[10]由于无法为生产融资，企业开始大幅减产。已处于停滞状态的工业生产遂以惊人的速度一路下滑。到1932年，德国的工业产值比1929年水平下降了40%，其衰退的严重程度在欧洲各经济体中只有奥地利和波兰可与之匹敌。欧陆其他国家的降幅均不超过25%，英国为11%。由于资金撤出和企业纷纷破产，银行开始陷入困境。1929—1930年，许多小银行倒闭，随后奥地利最大的两家银行宣告破产；1931年7月，德国各大银行也开始面临压力。[11]倒闭的企业成倍增加。德国与奥地利试图订立关税同盟以建立一个更大的内部市场，但在国际干涉下落空，因为人人都明白它背后的政治动机——朝着建立《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两国政治同盟迈出一步。由于只能依靠国内资源，德国经济陷入大萧条，失业率几乎呈指数增长。各大城市有数百万人失业，可用于购买食品的钱越来越少，急剧加深了已经非常严重的农业危机，由于银行收回贷款，许许多多靠贷款经营的农场主无法逃脱终止回赎权和破产的命运。农场和庄园的破产导致农业工人失去工作，失业潮蔓延到了城镇和乡村。[12]

到1932年，德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人登记为失业，西里西亚或鲁尔等重工业区的失业率甚至更高。失业率之高前所未有，甚至高于实施货币稳定政策时的裁员阶段。1928—1932年，在德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柏林，失业人口从13.3万增至60万人；在贸易及海港城市汉堡，从3.2万增至13.5万人；在莱茵—鲁尔区的工业城市多特蒙德（Dortmund），从1.2万增至6.5万人。工业界受到的打击显然最为严重；但白领工人也纷纷失业，到1932年，有50多万白领失去工作。[13]失业率增速骇人，大萧条开始之后仅一年时间，到1930—1931年之间的冬季，失业人数已超过500万；一年之后增至600万。据报道，1932年初，失业者以及靠他们抚养的人总共将近1,300万，约占德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14]真实数据也许更高，因为失去工作的女性通常不去做失业登记。[15]

这些惊人的数据仅道出了部分实情。首先，数百万工人虽然保住了工作，但薪酬被降低，因为雇主缩短工时，开始实行短时工作制，以适应产品需求量的锐减。于是许多训练有素的工人或学徒工不得不承接低薪的、无需专门技能的工作，因为他们所胜任的那些工作已经消失。这些人还算幸运，因为真正令人痛苦和绝望的是危机的旷日持久。它始于1929年10月，当时的失业率已经相当高，在随后的三年里，危机毫无减轻的迹象。然而，几年前实行的福利制度计划救助的人数远低于失业人口——最多只能救助80万人，但1932年的失业人口已达600万——而且所提供的救济最多只持续了几个月，而不是整整三年或者更长时间。民众收入的骤降，导致政府税收锐减，使得经济形势愈加恶化。许多地方政府也陷入困境，因为它们使用了美国贷款为本地的福利项目和其他项目融资，这些贷款此时也被要求退回。但在失业福利制度下，长期失业者的保险期满之后，为他们提供资助的重担首先以“危机救济”的形式转给中央政府，一段时间之后，又以“失业救济”的形式移交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愿意采取不得人心的举措填补所需的资金缺口；雇主认为自己的企业处于困境，无法提高保险分担额；工会和工人不愿意看到福利被削减。问题似乎是无解的。承受痛苦的是那些失业者，他们的救济金被一再削减，或者完全被终止。[16]

二

随着大萧条的加剧，在德国城镇的街头、广场和公园，可以看见成群的成年男子、结伙的少年懒洋洋地出没其间，一副不好惹的样子，让那些不习惯这种景象的资产阶级绅士淑女感到害怕，觉得暴力和犯罪随时会发生。更可怕的是，德国共产党企图——通常能够成功——鼓动这些失业者去实现该党的政治目的。这是典型的失业者政党。共产党鼓动家们招募“野人帮”中的不良青年；在工人阶级聚居区组织住户拒缴房租，那些人反正也不大付得起房租；宣布柏林的威丁（Wedding）等无产者聚居区属于“红区”，以此震慑胆敢涉足那些地界的非共产党员，如果知道来者与褐衫军有牵连，有时还会殴打或者用枪威胁对方；把某些酒馆食肆标记为自己的据点；把自己的信仰灌输给在工人阶级学校就读的孩子们，并且使家长联合会政治化，这引起了中产阶级教师甚至左翼教师的不安。在共产党看来，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工作，阶级斗争也随之从工作场所转移到了大街小巷。保卫无产阶级的堡垒，必要时采用暴力手段，已成为共产党准军事组织“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当务之急。[17]

共产党人让中产阶级感到恐惧，不仅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利用街头失业者对社会造成了直接的威胁，还因为他们的人数在1930年代初期迅速上升。全国的党员从1929年的11.7万猛增至1932年的36万，他们在选举中显示出的投票实力一次比一次强。到1932年，在德国西北沿海地区，包括汉堡及其邻近的普鲁士港口阿尔托纳（Altona），有工作的党员不到10%。1932年10月入党的人里，大约四分之三没有工作。[18]共产党组建“失业者委员会”，几乎每天都组织游行、示威、“反饥饿游行”等街头活动，这些活动往往在与警方的长时间冲突中结束。共产党领导人越来越觉得这场经济危机将会终结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不放过任何为政治增温的机会。[19]

这些发展动态推波助澜，导致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裂痕在共和国的最后几年里日益加深。两党业已结下的深仇宿怨源于1918—1919年的一系列事件：受社会民主党人、政府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驱策的自由军团成员杀害了数位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每当共产党举办纪念他们的活动，都会公开追忆他们的遇害情况。此时，宿仇之上又增加了失业这个制造分裂的因素，失业的共产党员痛骂保住了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成员，而社会民主党越来越担心那些有暴力和骚乱倾向的人将蜂拥到共产党旗下。社会民主党工会领袖和雇主的做法又进一步加深了仇恨：前者习惯于甄别出共产党员，以便雇主裁员；后者往往首先解雇未婚的年轻工人，其次才解雇年纪大的已婚者，在很多时候这也意味着共产党员会失去工作。劳工运动最初是由社会民主党发起的，普通共产党员对这一事实感到心情矛盾，因此与党的“老大哥”形成了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共产党一直渴望双方为共同的事业携手合作，但必须按照共产党的主张行事。[20]

共产党的极端思想根深蒂固。尤其是激进的青年工人，他们感到被社会民主党出卖了——在老一辈社会民主党活动家的激励下，他们曾期盼一场彻底的革命，但革命在快要实现时功亏一篑，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共产党是紧密团结的俄国式秘密组织，它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在那些最坚定的党员中间形成了一种团结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关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坚定的共产党积极分子的生活，里夏德·克雷布斯（Richard Krebs）后来在回忆录中做了生动的描述。他是一名水手，1904年生于不来梅的一个社会民主党海员家庭。1918—1919年革命期间，正值青春期的克雷布斯在家乡目睹了自由军团进行镇压时的暴行。他在汉堡的食品骚乱中参与斗殴，并结交了一些码头上的共产党员。与警察的冲突使克雷布斯更加仇恨他们以及他们的老板——在汉堡市主政的社会民主党。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坚定的共产党员参加街头示威活动时，腰带上别着一段段的铅管，兜里装着石头，随时准备砸向警察；骑警发起冲锋时，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青年积极分子们把刀子插进马腿，使马匹受惊奔逃。这种冲突与暴力的环境，让克雷布斯这类彪悍青年感到如鱼得水，他于1923年5月加入共产党，白天在码头向水手们发传单，晚上去听基础政治课。[21]

然而，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理解相当肤浅：

我有阶级意识，因为阶级意识是家传的。我为自己是一名工人而自豪，我鄙视资产阶级。我对正统的绅士淑女报以嘲讽态度。我有一种强烈的、一边倒的正义感，它使我疯狂地仇恨那些我认为导致民众受苦、压迫民众的人。警察是敌人。上帝是个谎言，是富人编造出来让穷人甘受奴役的，只有懦夫才会寄希望于祷告。雇主都是披着人皮的狼，个个不怀好意、贪婪成性、不义不仁。我认为单打独斗的人永远无法取胜，大家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战斗，让所有从事有益工作的人过上好日子。大家必须不遗余力地斗争——只要能推进事业，不惜采取违法行动；绝不心慈手软，直至革命取得胜利。[22]

满怀着这种狂热的奉献精神，克雷布斯在1923年10月的汉堡革命中担任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一支武装小分队的负责人，在那场流产的革命中，共产党人突袭了一个警察局，筑起了街垒。[23]起义失败后，他自然觉得有必要逃离现场，继续过他的海上生活，于是逃往荷兰，转赴比利时，与当地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因为会说英语，克雷布斯很快被一位苏联特工派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这类特工活跃于共产党的许多支部，但也许并不像克雷布斯后来所说的那么多。他受命去干掉一个被当地党组织认定的叛徒，结果事败被捕——他自称是故意失手的，被囚禁在圣康坦（St. Quentin）监狱。1930年代初获释之后，克雷布斯成了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的国际组织，接受莫斯科的指令——海员分部的干事，由共产国际支付薪水，并开始担任党的交通员，把经费、传单等许多物品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后来又在德国各地运送物品。[24]

里夏德·克雷布斯的回忆录读起来就像一部惊险小说，书中描述的共产党是靠钢铁般的纪律和使命感凝聚在一起的，它的每一次行动都受命于来自“格别乌”[*]（其前身是契卡）的特工，这些苏联秘密警察在幕后操纵着各国的共产党组织。德国很多中产阶级人士一想到共产国际在幕后操纵了许多国家的罢工、示威和起义，就感到不寒而栗，尽管这些活动几乎无一成功。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以及自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以来苏联特工在德国共产党中所发挥的毋庸置疑的作用，无疑加重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忧虑。但克雷布斯把共产国际的运作描写得过于顺畅了，实际上，罢工、劳工骚乱乃至斗殴和暴乱，往往是由“红色阵线战士”一时情绪失控引起的，而未必是由莫斯科及其特工预先策划的。克雷布斯这样的党员并不多见。共产党的党员变更率仅在1932年就超过了50%，意味着数十万失业者曾经入党，至少当过一段时间的共产党员，但也意味着该党一度留不住人心，多数党员通常入党不到几个月就退出了。克雷布斯这类资深党员构成了立场坚定、严守纪律，但为数较少的积极分子核心，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成为一支越来越职业化的力量。[25]在这种环境下，语言的力量非常大。自从共产国际领导人于1928年在莫斯科宣布共产国际进入“第三阶段”以来，共产党的言辞变得远比以往暴戾。此后，共产党的恶毒语言主要针对社会民主党。在它看来，每一届德国政府都是“法西斯”政权。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表达。社会民主党人是“社会法西斯分子”，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支持者，引导工人们放弃革命的使命感，而甘心接受魏玛的“法西斯主义”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层中任何试图质疑这一路线的人都会被撤销党内职务，任何有助于推翻“法西斯”政府及其社会民主党支持者的事情都受到欢迎。[26]

当时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汉堡工会的干部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台尔曼生于1886年，在应征入伍参加一战、前往西线服役之前，曾做过各种短工，包括在鱼粉厂打工、为洗衣店开车，因此他的工人阶级资格是毋庸置疑的。台尔曼于1903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在战争年代受党内左翼的吸引，于1918年革命期间投身政治活动，成为“革命工人谈判代表”[‡]的一员，1919年成为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汉堡的领导人，同年当选为市议会议员。独立社会民主党于1922年分裂时，他加入共产党，成为该党的全国中央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他依然是体力劳动者，从事拆卸废船等重体力工作。台尔曼肌肉发达、没受过教育，是个天生的革命者，吸收了革命工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他没什么文化，显然拙于运用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也因此赢得了无产阶级听众的认同；他的演讲充满激情却缺乏条理，可是听众反倒觉得这显示了他的诚实与真挚。作为1920年代中晚期和1930年代初的共产党领导人和职业政客，台尔曼经常不得不系着领带，但这也使他形成了一套演讲的招牌动作：讲至酣处，他会扯下领带，在满堂热烈的掌声中又变回一名质朴的工人。他毫不掩饰对军事将领和企业老板的仇恨，以及对社会民主党的不信任。

在莫斯科，斯大林出于打压党内对手的策略需要而翻云覆雨，共产国际所制定的路线往往也随之变来变去，台尔曼像许多普通共产党员一样对此亦步亦趋。他对革命的信仰坚定不移，因此对苏联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革命政权也坚信不疑。德共的其他领导人也许比台尔曼更灵活、更无情、更聪明，例如柏林党委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以及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许一直是德共的政策战略的决定者；然而，台尔曼凭借个人声望与口才，成为德共不可或缺的骨干，在1925年和1932年两度被共产党推举为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因此，到1930年代初，他已成为德国最著名的也是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最害怕的政客之一。台尔曼既不是傀儡，也算不上真正的领袖，但他个人始终兼具德共的毫不妥协与雄心壮志，推动德共朝着建立“苏维埃德国”的目标前进。[27]

因此在1930年代初，台尔曼这类人领导下的共产党，对于许多德国中产阶级来说似乎成了迫在眉睫、规模空前的威胁。一场共产主义革命似乎随时可能发生。就连维克托·克伦佩雷尔这样清醒、聪明、保守的温和派也会在1931年7月自问：“政府要倒台了吗？随后上台的会是希特勒还是共产党？”[28]然而从很多方面看，共产党的实力都是一种错觉。德共在意识形态上对社会民主党的敌意，注定了它的不堪大任。基于极端主义立场，它谴责魏玛共和国的历任政府是“法西斯政权”，甚至包括由赫尔曼·米勒（Hermann Müller）领导的“大联合政府”。这种对共和国的仇视，导致德共完全无视纳粹主义对魏玛政治制度的威胁。它对资本主义即将彻底崩溃的乐观预测，在1932年的经济绝境中似乎有几分道理，但事后回过头来看却毫无根据。而且，一个主要由失业者组成的政党不可避免地缺乏资源，党员的贫困和易变也会削弱德共的实力。共产党员手头非常拮据，以至于共产党的酒吧食肆在大萧条期间不得不一家接一家地关门，或者转给纳粹党。1929—1933年，德国的人均啤酒消费量下降了43%，在这种形势下，资金较充足的褐衫军取而代之。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半游击战”发生于德国各大城市比较贫困的区域，褐衫军不断以暴力手段残酷打压共产党员，逐渐把他们打回贫民窟和廉租公寓区。在双方的冲突中，中产阶级普遍站在纳粹党人一边，毕竟他们既没有威胁要消灭资本主义，也没有宣称如果掌握政权就建立一个“苏维埃德国”。[29]

三

虽然失业现象主要发生在工人阶级中间，但经济困难也瓦解了其他社会群体的信心。例如，早在大萧条开始之前，为了巩固1923年之后货币稳定政策的成果，政府开始削减开支，引发了政府部门的裁员潮。1923年10月1日至1924年3月31日，82.6万公务员中有13.5万被裁员，其中多数属于国有铁路系统、邮政、电报和国营印刷机构，同期被辞退的还有6.1万白领工人中的3万人、70.6万政府雇佣的体力劳动者中的23.2万人。[30]1929年之后又有一波减薪潮，1930年12月至1932年12月，公务员累计减薪19%至23%。各个层级都有许多公务员对工会代表没有能力制止裁员减薪而感到失望，他们对政府的敌意是显而易见的。有些人加入了纳粹党；另外许多人却反感纳粹党，因为它曾公开威胁说一旦掌权就清洗公务员。尽管如此，裁员减薪依然导致公务员普遍对共和国感到忧虑和不抱希望。[31]

其他许多中产阶级职业人士也觉得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魏玛共和国治下受到了威胁。由于银行和金融机构处境艰难，白领工人不是失去了工作，就是在担心自己有可能失业。由于购买力下降，旅行社、饭馆、零售商店、邮购公司等服务业雇主纷纷陷入困境。纳粹党此时已建立起精密的专业分支结构，见此情形，便开始拉拢专业人士和拥有资产的中产阶级。这令那些继续强调国家社会主义之“社会主义”一面的人深恶痛绝，比如奥托·施特拉塞尔（Otto Strasser），他是纳粹党组织部长格雷戈尔的弟弟，这些人认为希特勒背叛了他们的理想。奥托·施特拉塞尔及其出版社支持罢工等左翼事业，这激怒了希特勒，他于1930年4月召集党内领导层开会，痛斥施特拉塞尔的观点。为了消解奥托·施特拉塞尔的影响力，他任命戈培尔为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主管。然而，令戈培尔恼火的是，希特勒一再推迟采取决定性行动，寄希望于奥托·施特拉塞尔的宣传机构还能在1930年6月的地区选举中起些作用。直到选举结束之后，加上施特拉塞尔出版了有损希特勒形象的、当年年初他与希特勒争吵的实录，希特勒才决心把奥托·施特拉塞尔及其支持者清除出党。施特拉塞尔采取主动，于1930年7月4日退党。这是一次严重的分裂。旁观者凝神观察纳粹党在党内左翼大批退出后能否继续生存下去。但戈培尔及其亲信在鲁尔区凭借社会主义口号恢复了纳粹党的活力，由此明显扭转了局势。异见者的出走显示，施特拉塞尔及其观点在党内支持者甚少，就连其兄格雷戈尔也与他断绝了关系。奥托·施特拉塞尔淡出主流政坛，先是留在德国，后来流亡国外，余生都在幻想建立小型宗派组织，向志趣相投的小众宣传自己的观点。[32]

摆脱了“社会主义”最后的残余之后，希特勒着手搭建更多桥梁用以争取右翼保守派。1931年秋，他与民族党结成所谓的“哈尔茨堡阵线”（Harzburg Front），于10月11日在巴特哈尔茨堡（Bad Harzburg）与胡根贝格发表联合宣言，宣称他们已经为共同统治普鲁士州以及整个德国做好了准备。这标志着双方自1929年首次联手反对杨格计划以来在合作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不过，纳粹党强调它将继续保持独立性，例如希特勒就拒绝检阅“钢盔”的分列式。同时，希特勒采取重要步骤，向企业家们解释纳粹党对他们不构成威胁。他于1932年1月在杜塞尔多夫的工业俱乐部（Industry Club）向大约650位企业家发表演说，为了打动听众，他痛斥马克思主义是德国的病源——他在这次演讲中一次都没有提到犹太人——他还强调自己坚信私有财产、努力工作和让有能力有事业心的人得到应有回报的重要性。然而他还说，解决当下的经济困境主要应该靠政治手段；能够为经济复兴打下基础的，是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这些将由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牺牲时间和金钱，甘冒生命危险，日日夜夜与共产主义威胁做斗争。[33]

在两个半小时的演说中，希特勒的话极其笼统，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经济政策，却暴露了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经济观：斗争是通往成功的道路。这无法给见多识广的听众留下深刻印象，资深企业家们感到颇为失望。纳粹党后来宣称希特勒最终赢得了大企业的支持，但并无确凿证据证明这种说法。会后，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党人都没有采取后续行动在这些工业巨头中间募集资金。实际上，此次演讲之后，部分纳粹媒体继续攻击托拉斯和垄断经营，而另一些纳粹党人则试图通过主张工人权利赢得劳工群体的选票。共产党的报纸以阴谋论的语言描述这次会议，说它表明纳粹党是大企业的走狗。纳粹党对此予以否认，特意印刷了演讲的节选，证明希特勒并没有依附于资本家。

这一切的结果是，企业界并没有比以往更加乐于资助纳粹党。确实有一两个企业家表示了热情，例如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出资为赫尔曼·戈林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等纳粹头目的奢侈品位提供补贴。大体而言，此次演讲安抚了大企业，时机一到，它们很容易就会转而支持纳粹党。但1932年1月的演讲依然是在为将来铺路。当时纳粹党各项活动的资金，仍像从前一样主要来源于党员的自愿捐献、集会的入场费、党报和出版物的收入，以及小企业——而非大企业——的捐助。希特勒在向大企业的代表发表演说时明显地忘记提及反犹主义，而反犹主义对小企业等群体的吸引力可能要大得多。[34]不过，纳粹党此时在粗鄙的本来面目之外，又添了一副体面之相，逐渐在保守派和民族主义精英中间交到了一些朋友。随着德国在大萧条中越陷越深，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人士开始寄希望于生机勃勃的纳粹党能够引领国家走出困境。一切将取决于魏玛共和国脆弱的民主体制能否顶住压力，取决于德国政府能否制定出正确的政策以阻止民主体制的全面崩溃。

* 格别乌（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1922—1923）的拉丁首字母缩写。

† 卡尔·拉狄克（1885—1939），一战前活跃于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运动活动家，十月革命之后在苏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18年底赴德参与德国共产党的筹建。1920年在苏俄担任共产国际书记，主要负责德国事务。

‡ 革命工人谈判代表（revolutionary shop stewards），一战期间由德国各行业的工人自由选举出的劳资谈判代表，他们反对德意志帝国的战争政策，并在1918—1919年德国革命期间发挥了作用。

第二节

民主制度的危机

一

大萧条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是由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米勒领导的大联合政府，它于1928年胜选后上台，是共和国最稳定、执政时间最长的内阁之一。大联合政府是一次罕见的尝试，它力图折中社会民主党与不包括民族党在内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利益。促成它们联合的主要是在民族党和极右翼的激烈反对下确保杨格计划获得通过这个共同目标。杨格计划于1929年底被批准后，这些政党之间的纽带基本上也就不复存在。1929年10月大萧条开始之后，关于如何解决急剧恶化的失业问题，大联合政府中的政党无法达成共识。人民党领袖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于1929年10月去世，失去了这位有影响力的温和派之后，人民党因为社会民主党拒绝削减失业救济金而与之决裂，大联合政府被迫于1930年3月27日解散。[35]

大联合政府的解散标志着魏玛民主制度开始走向终结，尽管当时极少有人意识到这点。此后的各届政府执政时再也没得到过国会多数的支持。其实，那些在兴登堡跟前说得上话的人把大联合政府的倒台看作通过行使总统专制权来建立独裁政权的一个契机。在这方面特别有影响力的是德国军方，其代表人物是威廉·格勒纳将军，他于1928年1月受命接替民主党政客奥托·格斯勒出任国防部长，这标志着军方已完全从政治控制中解放出来，而且权力得到了加强——军方首脑有权不经内阁而直接向总统汇报。尽管《凡尔赛和约》限制了德军的员额和装备，但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德国最强大、最守纪律、装备最充足的武装力量。当包括政党和立法机构在内的各种平民组织和文职机构纷纷解体时，军队依然团结一致。自卡普暴动失败以来，军队在1920年代的多数时候一直保持低调，将注意力集中于非法扩充装备和人员，然而在1930年代初的危机中，它看到了自己的机会。格勒纳的政治顾问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上校（后来晋升为将军）等人认为，应该把握时机，将国家从议会制联合政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而重整军备，重建德国的大国地位。德国越是陷入政治混乱和极端主义暴力局面，军队的地位就会变得越重要。格勒纳在1930年秋就已经这样告诉军官们了：“在德国的政治进程中，一砖一瓦也已无法挪动，除非起决定性作用的军方发话。”[36]

军方倾力影响政治进程，最初是为了防止军费被削减，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就在政府各机构的预算均遭大幅削减时，军费丝毫未受影响。但军方依然普遍漠视纳粹党。在普鲁士君主制时代接受了严格传统教育的资深军官们普遍排斥极端民族主义政客的民粹主义宣传。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群体中，也有一些人公开支持纳粹党，比如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上校。[37]而且，青年军官非常容易受纳粹宣传的影响。早在1929年，许多初级军官就已经与纳粹党人讨论问题、辩论“民族革命”的前途了。格勒纳和施莱谢尔领导下的军方高层极力打压这类趋势。他们展开反宣传活动，并下令逮捕领头参与讨论的三位军官，于1930年以谋划严重叛国行为的罪名对他们进行审判。审判激怒了其他青年军官，甚至包括那些无意与纳粹党合作的军官。其中一人写道：军队领导层屈从于“十一月党人”，被他们送上审判席的那些人只有一个动机，就是“对祖国无私的爱”。他接着写道，百分之九十的军官都是这样认为的。[38]

希特勒利用庭审的机会在证人席做了一场被广泛传播的演讲，传召他到庭作证的是其中一位被告的辩护人、纳粹党律师汉斯·弗兰克。希特勒宣称：纳粹党无意犯严重叛国罪，也无意从内部策反军队；纳粹党旨在通过合法手段上台执政，而且他已将那些主张发动革命的人开除出党，比如奥托·施特拉塞尔；纳粹党将在大选中赢得多数席位，并组建一个合法的政府。在旁听席的一片喝彩声中，他说，到那时，真正的叛国者，即1918年的“十一月罪人”，将被送上审判席接受惩罚；但是直到那时，纳粹党依然会遵守法律。法庭让希特勒对其证词的真实性起誓。据报道戈培尔说：“现在我们绝对合法了。”普茨·汉夫施丹格尔当时刚刚受命负责希特勒与外国媒体的关系，他设法使此次演讲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报道。希特勒在三篇文章中概述了纳粹党的目标和方法，汉夫施丹格尔把精心删改过的文本卖给了美国传媒大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每篇售价1,000帝国马克。这笔钱使希特勒此后每次在首都逗留的时候，都能够把柏林市中心的恺撒霍夫酒店（Kaiserhof Hotel）作为他的总部。在国内，希特勒的保证驱散了许多德国中产阶级人士对于纳粹党意图的恐惧。[39]

法庭没有被希特勒打动，申斥他滥用证人的身份，并判处那几位青年军官18个月徒刑，革除其中二人的军籍。[40]法官的保守立场基本上注定了法庭站到军方一边，然而判决并未遏制住青年军官继续与纳粹党暗送秋波。施莱谢尔试图反驳纳粹党的观点、抑制青年军官的激进思想、在军队中恢复政治纪律，但他的努力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在于他公开对军官团承认自己认同纳粹纲领中的“民族部分”，尤其认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所带来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反叛国、反淫秽书刊等怒潮。在这方面，”他说，“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无疑具有极其鼓舞人心的功效。”[41]认同纳粹党意味着与之合作，但军方高层过于傲慢自负，以至于他们依然认为可以任意驱策纳粹党，使之成为他们的军事和政治附庸，就像他们在1920年代初驱策其他准军事团体那样。时间将会证明这个策略真是大错特错。

兴登堡主要根据施莱谢尔等高级军官的建议来任命接替米勒的总理人选，军队新取得的显要政治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军方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成立一个基于代议制的民主政府，而是要安置一个“专家内阁”，旨在通过由兴登堡行使紧急状态下的专制权而绕开国会。当然，专制权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许多法案，尤其是预算案，仍须由国会批准。为了让新上任的政府看起来不像独裁政权，他们采取的措施是延揽著名的国会政客进入新内阁，包括前总理、代表中央党的约瑟夫·维尔特（Josef Wirth），代表民主党（1930年7月更名为国家党）的赫尔曼·迪特里希（Hermann Dietrich），代表民族党的马丁·席勒（Martin Schiele），代表人民党的尤利乌斯·库尔提乌斯（Julius Curtius）和代表经济党这个小型政党的维克托·布雷特（Viktor Bredt）。但是不包括社会民主党，兴登堡及其幕僚不愿意把专制权委托给该党。缺了社会民主党，新政府不再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组成，然而这似乎已不重要。

后来的事实证明，新政府总理的任命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从表面上看，总统提名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为德国总理，是为了维护民主制度。布吕宁生于1885年，是国会中的中央党议员领袖，其所代表的政党曾经是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度的中坚力量。然而到他被任命时，中央党已在新党魁高级教士路德维希·卡斯的影响下转向较为专制的立场，关注的范围更加局限于保护天主教会的利益。而且，布吕宁本人充其量只是魏玛民主制度可以同甘不能共苦的朋友。他曾当过军官，对十一月革命感到震惊，终生是君主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布吕宁确实曾在回忆录中表示，当上总理后，他的主要目标是恢复君主制度。但他这样写，也许是在回顾往事时对自己的政治生涯所做的连贯性描述，其实与许多政客一样，主导着其政治生涯的尽是些短期的当务之急。[42]尽管布吕宁在内心坚信回归俾斯麦的体制将造福全体国民，但并没有制定恢复君主制的具体计划，更别提让皇帝复位了。然而无论如何，他在本质上是专制的。[43]布吕宁打算修改宪法，办法是削减国会的权力，由自己身兼德国总理和普鲁士部长会议主席两职，从而解除社会民主党对德国最大州的控制权。由于没有得到兴登堡的充分支持，布吕宁无法把这个设想付诸实施，但它仍在议事日程上，随时可供取得兴登堡支持的人使用。布吕宁还开始限制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44]例如，他在1931年3月严令限制新闻自由，尤其限制媒体对其政策发表批评意见。到7月中旬，据自由派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估算，全国每个月被禁的报纸多达上百版。到1932年，共产党的《红旗报》（The Red Flag）不到三天就会被禁一次。早在纳粹上台之前，新闻自由就已受到了严重损害。[45]

所以，纳粹党当政期间对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不遗余力的破坏，其实在布吕宁执政时就已经开始了。有人认为，布吕宁在经济危机期间饱受诟病的经济政策，其设计初衷实际上部分是为了削弱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它们是魏玛民主制度得以维持的两支主要力量。[46]诚然，布吕宁不是独裁者，他的就任也并不标志着魏玛民主制度的终结。布吕宁在中央党内能够升到高位，必然精通政治算计和政治手腕、善于建立政治同盟。他是一位极有声望的金融和税务专家，在这些技术性相当强的领域里游刃有余，这两个领域在1930年显然需要掌舵人。但在1930年之后，布吕宁可操作的空间很快变得越来越小，主要是由于他灾难性的政治误判。就连其最坚定的维护者也从不认为他是个有魅力、鼓舞人心的领袖。布吕宁表情严肃、颇有城府、难以捉摸，总是不经充分磋商就做决断，加上缺乏口才，因此无法赢得选民的广泛支持，选民们越来越惊骇地看到，经济混乱和政治暴力正在把国家拖入一场危机，其严重程度甚至远超1923年那次。[47]

二

布吕宁的主要任务是应对急剧恶化的经济状况，为此他选择了激进的紧缩措施。首先是削减政府开支，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减少，而靠贷款来支付政府债务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其次，虽然1923年大通胀之后，德国的货币通过与黄金价格挂钩而一直保持稳定，但这绝不表示它稳定在了恰当水平。由于国际收支逆差导致储备金外流，货币被过高估值，而币值已达到的水平被认为是神圣不容更改的，因此唯一的对策是在国内降低物价和工资、提高利率。[48]最后，尽管1930年夏的杨格计划对赔款进行了重新安排，并实际上大幅降低了数额，但战争赔款依然是笼罩在德国经济领域的阴云。布吕宁希望通过减少需求来降低德国国内的物价，从而使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此政策当然受到了出口制造商的欢迎，他们是布吕宁的铁杆支持者。[49]在全球市场需求已跌至前所未有的程度之时，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政策。

首先削减的是政府开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高潮是1931年6月5日和10月6日颁布的紧急总统令，要求以各种方式削减失业救济，限定领取的期限，对越来越多例申请者展开经济状况调查。长期失业者于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活水平逐步下降：从领取失业保险，变成领取政府资助的危机补助，然后转为领取地方政府的福利救济，最后什么救济都领不到。到1932年底，只有61.8万人可以领取失业保险，123万人领取危机补助，250万人领取福利救济，100多万人因失业救济期限已满（此时各种救济均设置了领取期限）而失去稳定的收入。[50]无论布吕宁的目标多么远大，民众的日益贫困依然使得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民众连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必需品都买不起，当然谈不上花费足以刺激工业和服务业走向复苏的钱。此外，由于人们对通胀极度恐惧，因此即使不存在要求帝国马克保值的国际协议（比如杨格计划），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的捷径）也有可能在政治上造成极大的危害。布吕宁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货币贬值，因为他想让国际社会看到，战争赔款正在德国造成真切的不幸与痛苦。[51]

然而在1931年夏，形势变了。随着资本外逃达到新高，经济受到新一轮危机的冲击，导致严重依赖外国贷款的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Darmstadt and National Bank，简称Danat Bank）于7月13日倒闭，产生引发更大范围信贷崩溃的危险。[52]用国外贷款帮助德国政府渡过难关的可能性显然已荡然无存：据估算，填补德国预算赤字所需的资金量，比美国的全部黄金储备还要多。金本位制的严格要求使国际金融合作无法有效开展。布吕宁及其幕僚别无选择，只能取消帝国马克的可兑换属性。政府原先一直不愿意走这一步，因为担心引起通货膨胀。于是，帝国马克自此不再能够兑换外币。[53]

因此金本位制对德国而言已毫无意义，这让政府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应量，从而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缓解政府的经济困境，使政府能够着手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来刺激经济。[54]然而不幸的是，布吕宁不肯走出这一步，因为他担心印出来的钱如果不与金价挂钩，将会导致通货膨胀。在德国通货膨胀所产生的所有长期影响中，这种担忧可能是最具灾难性的。不过，布吕宁在有其他可行方案可用的情况下仍然长期坚持通货紧缩政策，并非仅仅基于这个原因；关键的原因是，他还希望利用持续的高失业率来彻底瓦解魏玛福利制度，削弱劳工的影响力，使之无力反对他当时正在酝酿的计划——朝着独裁、复辟的方向修改宪法。[55]

银行业的危机把另一张布吕宁不愿意用的牌交到了他手中。鉴于1931年春季和夏初外国资本从德国经济体外逃，1931年6月20日的《胡佛延债宣言》（Hoover Moratorium）宣布暂停战争赔款的支付以及其他方式的国际资本流动。这解除了德国政府的另一个政治限制，使之有了自由活动的余地。在此之前，政府采取的几乎每一个经济政策，比如增税或者用其他方式增加政府收入，都面临被极右翼指责为用于支付令人痛恨的战争赔款的风险。此时，这个风险被解除了。但对布吕宁来说，这还不够。他认为危机结束后，《延债宣言》可能被撤销，战争赔款可能被要求继续支付。[56]因此，尽管出路已摆在那里，而且已经有人公开主张由政府出资创造就业机会来刺激需求，但布吕宁仍未采取任何措施。[57]

布吕宁的通货紧缩立场无法撼动。1931年的形势使大萧条比原先更加严重，而且没有结束的迹象。布吕宁亲口告诉民众，他预计大萧条将持续到1935年。不光是失业者和赤贫者，这个前景也令许多人深感震惊，简直不敢去想。[58]不久，布吕宁就得了个“饥饿总理”的绰号，因为他在12月8日又颁布了一项紧急法令，要求将工资降到1927年的水平，同时命令降低各种商品的价格。[59]讽刺作家把他比作1920年代初的杀人狂弗里茨·哈尔曼。哈尔曼杀人之后碎尸的习惯曾被编成儿歌，时不时被拿来吓唬小孩儿，如今在德国仍然有人会唱：

待会儿请睁大眼睛

看布吕宁到你跟前

带着九号紧急法令

看不把你打成肉饼。[60]

第九号紧急法令从未出现；然而，仅颁布了4个法令，布吕宁就已成为魏玛共和国时期最不受欢迎的总理。[61]

三

像许多传统的保守派一样，布吕宁想要抑制或削弱极右翼狂热的激进思想，并且时常表现出试图这样做的勇气。然而与他们一样，他也低估了它的实力和影响力。布吕宁恪守他所认定的普鲁士美德，即虔诚、客观、超越党派偏见以及无私为国，这主要源于1870年代俾斯麦抨击天主教徒不忠于国家之后，中央党所奉行的爱国传统。基于这种人生态度，布吕宁长久地不信任党派政治，本能地相信总统兴登堡等普鲁士政治偶像的政治可靠性，他的信任最终被证实完全是所托非人。[62]而且，这并非布吕宁唯一的致命失误。上任伊始，他就威胁说要动用宪法第25条赋予兴登堡的权力要求重新进行国会选举，以此逼迫主要对手社会民主党就范。当社会民主党与民族党和共产党联手拒绝批准一项苛刻的财政紧缩预算时，布吕宁毫不犹豫地将威胁付诸行动，宣布解散国会。纳粹党在地方和地区选举中曾赢得大量选票，而社会民主党却无视这个明显的事实，以为选民还会继续走老路，一心期待选举的结果是有足够的选民支持它的政纲。布吕宁及其左翼政治对手像许多德国人一样，对于纳粹党的极端论调以及在街头的恐吓手段依然重视不起来，仅仅将其视为纳粹党必然沦于政治边缘的证明。他们认为纳粹党不遵守约定俗成的政治规则，因此无望取得成功。[63]

选战呈白热化，人们异常兴奋。戈培尔和纳粹党组织全力以赴。在各大城市一场接一场举行的、听众多达2万人的演说中，希特勒怒斥魏玛共和国的不公正、致命的内部分裂、层出不穷的派系内讧和党派利益之争、经济凋敝、制造国耻。他疾呼，为了改变这一切，就要战胜民主制度，回归个人独裁，彻底清洗掉1918年的革命者、1923年的奸商、支持杨格计划的卖国贼，以及公务员中的社会民主党食禄虫（“革命寄生虫”）。希特勒及其政党用语义含糊但铿锵有力的措辞，向民众承诺了一个团结而强大的德国、一场超越社会界限和社会矛盾的运动、一个全体德意志人携手合作的种族社会、一个能够重建德国的经济实力和恢复德国应有的国际地位的新帝国。这番话深深打动了许多人，他们眷恋着俾斯麦所缔造的帝国，梦想有一位新领袖能够恢复德国已然失落的荣耀。这番话全面总结了许多人所认为的共和国的失误，为人们表达对共和国的绝望提供了机会：投票给一个在各方面都反其道而行的政党。

在这个整体层面之下，纳粹党的宣传机器技巧娴熟地将目标对准了德国选民中的特定群体，培训竞选班子如何针对不同的听众做不同的演讲，在集会之前广而告之，根据场合安排演讲题目、挑选合适的演讲者。有时，为纳粹党主要演讲人站台的，还有当地的纳粹党外人士和来自保守派背景的知名人士。纳粹党精密的分支机构深谙德国社会在大萧条期间已逐渐分化成互相竞争的利益团体，于是针对特定的选民群体设计了专门的演讲词。反犹标语只用于对此感兴趣的人群；如果打动不了对方，就弃用。纳粹党人根据收到的反馈调整宣传策略，他们密切注意听众的反应，印制了各种各样的海报和小册子用以争取各类选民。他们放映电影、举行集会、唱歌、用铜管乐队演奏、示威和游行。选战由纳粹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主管约瑟夫·戈培尔策划。他设在慕尼黑的宣传总部源源不断地向地方党支部和区党部发出指令，经常为选战提供新鲜的口号和材料。与共产党相比，纳粹党使命感的强烈程度犹有过之，在这种使命感的驱使下，随着选战达到高潮，纳粹党持久而狂热的行动力以及宣传的密集程度，都超出了其他所有政党。[64]

地图9　1932年的失业率

1930年9月国会选举的结果几乎让每个人都感到震惊，产生的地震波从诸多方面对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制度造成了决定性打击。作为布吕宁政府背后的选战主力，中央党对于选票从370万增加到410万确实还算满意，由此它在国会中的席位从62席增加到了68席。布吕宁的主要对手社会民主党失去10席，从153席降至143席，但仍是国会中的最大党。就此而言，选举对布吕宁的助益微乎其微。布吕宁原先可能希望以中间派和右翼政党为基础组建他的政府，但它们在竞选中惨败，民族党从73席降至41席，人民党从45席降至31席，经济党（新组建的中产阶级特殊利益团体）从31席降至23席，国家党从25席降至20席。也就是说，布吕宁首任内阁中的政党总共失去53席，从236席降至183席。况且这些政党也不是一致支持总理的：人民党对于是否支持他产生了严重分歧；民族党领导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强烈批评布吕宁政府，逼迫那些立场温和、仍想给政府一个机会的议员退党。1930年9月之后，民族党中基本上已无人反对胡根贝格的政策——谋求与纳粹党合作，颠覆共和国，由立场更趋右翼的人物取代布吕宁出任总理。[65]

这表明，在1930年选举中实力大增的，是那些有望持续不断地反对布吕宁政府及其全部政策，并相信这样做可以加速共和国之灭亡的政治力量。共产党由于在失业者中间的支持率上升，议席从54席增加到77席。但最令人震惊的是纳粹党得票数的飙升。在1928年的国会选举中，仅有80万人支持纳粹党，因此该党在国家的立法机构中仅得到12席。而在1930年9月，该党获得的选票增加到640万张，所得议席达107席。约瑟夫·戈培尔在193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得意地写道：“了不起……不可思议的进步……我真没想到。”[66]支持纳粹党的报纸把选举结果说成是“轰动世界的大事”，宣告德国历史进入了新阶段。只有共产党不屑地说这是昙花一现（“接下来它只会走向衰亡”）。[67]

地图10　共产党在1930年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但纳粹党的得势反映了许多选民群体内心深深的忧虑。在北方的一些乡村选区，纳粹党赢得了压倒多数的选票：在威悉—埃姆斯（Weser-Ems）选区的维弗尔施泰德（Wiefelstede）得票率为68%，在杜塞尔多夫西选区的布吕嫩（Brünen）为57%，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选区的石勒苏益格为62%。[68]在某种程度上，布吕宁本该预见到这个结果，因为在国会选举和全国各地的市议会选举中，纳粹党从1928年以来一直大有收获。因此，布吕宁在1930年选举中得偿所愿的可能性，甚至在选战开始之前就已微乎其微。不过，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还是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实际上，纳粹党在许多地方的胜绩远远超出了其宣传的影响力，该党在北部新教地区的偏远乡村获得25%至28%的选票，而纳粹党的组织基本上尚未渗透到这些地区。[69]

如何解释这种出人意料的胜利呢？纳粹党被视为——尤其是被各种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中下阶级的代表，但在这次竞选中，它显然突破了这个特定选民群体的界限，不仅成功赢得白领工人、店主、小企业主、农场主等诸如此类群体的支持，还争取到了许多社会阶层较高的选民，包括专业人士、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70]1930年代初，越来越多原先不投票的人开始踊跃投票，导致政治气氛过热且日益升温，从中获益的主要是纳粹党。在1930年投票给纳粹党的选民中，大约有四分之一从未投过票。在初次投票的人当中，许多是年轻选民，在1914年之前几年的生育高峰出生，但这些选民似乎并没有比例失衡地投票给纳粹党。实际上，纳粹党对老一代人有着特别强烈的吸引力，这代人显然认为民族党的活力已不足以摧毁可恶的共和国。1928年民族党支持者中的大约三分之一，民主党和人民党支持者中的四分之一，甚至社会民主党支持者中的十分之一，都在1930年把选票投给了纳粹党。[71]

地图11　纳粹党在1930年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纳粹党在妇女中间特别有号召力。由于大量男性在一战中阵亡，加之女性寿命比男性长，因此在1930年，女性选民远远多于男性选民，进而导致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妇女原先无意参加投票的倾向骤然减弱。例如，在科隆市，女性参加投票的比例从1924年的平均53%猛增至1930年的69%；在东普鲁士的行政区拉格尼茨（Ragnitz），从62%增至73%。女性不再像以前那样避开纳粹党这类激进政党，尽管她们中的大多数依然支持中央党。时人以及后来的一些史家对于女性投票给纳粹党的原因做了种种猜测，有人认为是由于女性在情感上非常容易受纳粹宣传的感染，也有人认为是由于女性对共和国未能实现男女平等感到幻灭。实际上，并无迹象表明女性投票给纳粹党的原因有别于男性，只是许多女性此时出来投票了，并且把选票投给了纳粹党。[72]

无论选民是男还是女、是青年还是老人，纳粹党在位于易北河（Elbe）东部的德国北部新教教区特别有号召力，在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教区则影响力甚微。它对乡村的选民具有吸引力，但程度不同于对城市工业地区的选民。在位于德国北部偏远乡村、信奉新教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奥尔登堡的某些地方，纳粹党赢得了50%以上的选票。然而与当代的一个流行观点相反，纳粹党总体上在小城镇不如在大城市有影响力。在宗教忠诚的作用下，新教选民支持纳粹党的可能性是天主教选民的两倍，宗教忠诚的作用在乡村地区重要得多，也许是因为神职人员在乡村拥有较大的影响力，而在城市，无论其规模大小，世俗化均取得了较大进展。1930年，确实有些天主教徒投票给了纳粹党，但绝大多数依然忠实于中央党，他们固守自己的文化圈子，隔绝极右翼的影响——极右翼当时公然以敌视民主制度、犹太人和现代世界的立场拉拢选民。[73]

如我们所知，在1930年的选举中，面对纳粹党的挑战，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一样，得票率略有恢复。但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党完全没有赢得工人阶级的任何选票。德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之一，近半数选民是靠工薪生活的体力劳动者及其配偶，而在魏玛时期的历次选举中，两个工人阶级政党加起来通常仅能获得不到三分之一的选票，也就是说大量的工人及其配偶在历次选举中肯定把选票投给了其他政党。这个人数众多、成分多元的社会群体包括了许多天主教工人、小企业（通常是家长式管理的企业）的工人、国有企业（铁路、邮政等）的体力劳动者，以及没有加入工会的雇员（尤其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女工）。事实证明，新教地区的乡村劳工与比例相对较小的体力工人特别容易被纳粹党打动，而在大庄园工作的工人往往继续支持社会民主党。实际上，纳粹宣传尤以工人阶级为对象，借用社会民主党的图像和口号，既抨击“反动派”，也抨击“马克思主义”，把纳粹党展现为德国社会主义传统的继承人。虽然仅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那里挖来了一小部分选票，但纳粹宣传依然对原先并无固定立场的工人产生了强大影响，因此在1930年9月投票给纳粹党的选民中，大约27%是体力工人。[74]

我们已经知道，工人阶级构成了近半数选民，而纳粹党仅获得18%的选票，因此这依然表明该党对工人阶级不像对其他社会阶层那样有影响力，绝大多数工人阶级选民投票给了其他政党。事实证明，在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根基深厚、工会化程度高、劳工运动文化生机勃勃并且受到广泛支持的地方，社会主义团体的内聚力通常可以抵挡住纳粹党的影响力。[75]换句话说，纳粹党争取到的工人阶级是传统的左翼政党没能影响到的那部分。[76]纳粹党的影响力基于社会和文化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因为失业者把选票投给了共产党，而不是纳粹党。1930年9月依然有工作的工人对未来感到忧虑，假如不是被强大的劳工运动环境所隔绝，他们通常会转投纳粹党，以保护自己免受迫在眉睫的、来自共产党的威胁。[77]

尽管纳粹党特别注重对工人进行宣传，但出人意料地忽视了白领雇员，纳粹党袭击过白领雇员工作的许多机构，包括金融机构和百货商店，这很可能招致了白领雇员的厌恶。投票给社会民主党的，不仅包括那些受雇于工会和其他劳工运动机构的人，还包括许多从事低薪工作的女职员，这些人因为出身于或者嫁入工人家庭而属于工人阶级的政治阵营，她们也像大部分男性白领工人一样投票给社会民主党。私营企业的白领工人也是受大萧条影响最小的群体之一，因此像体力劳动者一样，1930年投票给纳粹党的白领工人比例并不高，尽管这与当时的流行观点相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公务员在纳粹支持者中所占比例过高，这个现象或许反映了这样的事实：政府裁员导致数十万公务员失业，并且使更多人的收入减至熟练体力工人的水平或者更低。纳粹党对个体经营者有着更大的号召力，在信奉新教的乡村地区尤其如此，当然，其中许多是小农场主。[78]

纳粹党在1930年9月突然令人意外地站稳了脚跟，它表达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因此对德国的几乎每个社会群体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号召力。它甚至超过中央党，成功地超越社会界限，以共同的意识形态为基础，把极其不同的社会群体团结起来，其影响范围主要在新教教徒占大多数的社区，但并不局限于此，这是其他德国政党未曾做到的。自由派和保守派资产阶级政党已因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受到削弱，事实证明，在1929年底摧毁了德国的经济灾难面前，它们没有能力留住支持者。中产阶级选民依然反感纳粹党的暴力和极端思想，纷纷转而支持右翼小派别，这样做的人比在1924年和1928年还多，遂使这些小派别在国会中的议席从20席增加到55席；但也有数量可观的中产阶级于1930年9月蜂拥至纳粹旗下，与包括农场主、各种工人、公务员、初次投票者（其中有许多是女性）以及高龄选民群体在内的其他社会群体一起，投票给纳粹党，使之选票大增，用这种方式强有力地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愤恨和恐惧。[79]

在1930年越来越令人绝望的境况中，纳粹党极力展现出坚强果敢、生机勃勃、精力充沛和青春洋溢的形象，完胜其他政党的宣传努力，共产党稍属例外。纳粹党围绕希特勒建立起领袖崇拜，其他政党也把各自的领袖展现为未来的俾斯麦式人物，二者属于相似的努力，效果却是前者远胜后者。纳粹党实现这一切，凭借的是简单而有冲击力的口号和图像、癫狂兴奋的活动、游行、集会、示威、演讲、海报、标语牌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这些凸显了纳粹党所自诩的，它远远不仅是一个政党，而是一场运动，势不可挡，席卷着德国民众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然而，纳粹党并没有提出解决德国问题的具体方案，尤其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1930年，沉重地笼罩在中产阶级正直之士心头的忧虑，是公共秩序的混乱，纳粹党承诺要通过建立一个强硬的集权国家来结束这种混乱，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公共秩序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正是纳粹党造成的。许多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点，反而归咎于共产党，认为身穿褐色制服的纳粹冲锋队在街头的暴力行为是正当的，或者至少是面对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暴力和挑衅行为时合乎情理的反应。

选民们在1930年并不是真的要从纳粹党那里寻求非常具体的东西，而是借此抗议魏玛共和国的失误。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在乡村地区、小城镇、小作坊、文化上保守的家庭、高龄群体或者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政治阵营里的人，可能也在借此表达与共和国所代表的现代派文化和现代政治的格格不入。尽管纳粹党在许多方面同样展现出了现代形象，但是纳粹党纲的含糊其辞，它新旧交织的象征意义，它兼收并蓄、常常自相矛盾的特性，都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解读，并且忽略那些也许令他们不安的东西。许多中产阶级选民对纳粹党徒在街头的暴力和罪恶行径轻描淡写，将其视为年轻人激情洋溢和精力过剩的产物。然而人们很快就会发现，纳粹的暴行远远不止于此。[80]

第三节

暴力的胜利

一

到1930年，年轻的褐衫军积极分子霍斯特·韦塞尔已经惹得柏林的共产党准军事成员对他恨之入骨。韦塞尔是个理想主义者，聪明、受过良好教育，得到了约瑟夫·戈培尔的赏识，于1928年上半年被派往维也纳，向组织完善的纳粹青年运动学习。回到柏林之后，韦塞尔很快升至褐衫军组织在腓特烈斯海恩（Friedrichshain）区的高层职位，领导一支“冲锋队”，即纳粹党的准军事分支。他发动了一场特别激烈的挑衅性街头运动，其中包括褐衫军对当地共产党总部的一次袭击，导致4名共产党工人重伤。共产党党报《红旗报》在柏林的编辑海因茨·诺伊曼（Heinz Neumann）被称为共产党的戈培尔，他对此次袭击的回应是向党内干部发布一个新口号：“在哪里发现法西斯分子，就在哪里痛击他！”[81]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韦塞尔的女房东，一位共产党员遗孀，于1930年1月14日到当地一家酒馆请人帮忙摆平她的房客，据她说，韦塞尔不但不肯支付同居女友的房租，还以暴力相威胁。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另当别论，因为有证据显示，纠纷的真正起因是她想涨韦塞尔的房租。女房东并不是房主，而是租户，她还担心，如果韦塞尔的女友不搬出去，自己将失去对公寓的合法使用权，主要因为那位女友是妓女（她是否仍然接客，后来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桃色话题）。这里的关键是女房东与共产党有关系。尽管共产党不赞成她在丈夫去世时坚持在教堂为他举行葬礼，但还是决定帮她摆平房客。就在前一天，共产党宣称一位本地党员在与褐衫军交战时被枪杀，房租纠纷为共产党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报复机会。他们觉得韦塞尔可能有武器，于是派人到附近的酒馆找来本地恶棍阿里·赫勒尔（Ali Höhler），由他充当打手去公寓讨伐韦塞尔。谁都知道赫勒尔有枪，他不仅是邻区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支部的成员，还曾因轻罪、伪证罪和拉皮条被判过刑，是组织有序的柏林犯罪集团的成员，从他身上可以看出共产党与犯罪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很可能形成于该党以德国各大城市的贫民区和“犯罪高发区”为根据地的时候。赫勒尔与共产党员埃尔温·吕克特（Erwin Rückert）一起爬上楼梯，来到韦塞尔的公寓，其他人站在外面放哨。当韦塞尔打开门时，赫勒尔开了枪。韦塞尔倒下，头部受重伤，在医院里撑了几星期之后，于2月23日不治身亡。[82]

共产党匆忙发起一场宣传战，将韦塞尔描绘成皮条客，将赫勒尔的行为说成是黑社会纠纷引起的，与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无关；与此同时，戈培尔也对此事大肆渲染，把韦塞尔塑造成一位政治烈士。他采访了韦塞尔的母亲，从她对儿子的描述中提炼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形象：他把女友从皮肉生涯中解救出来，并且满怀豪情地投身于祖国的事业，最终牺牲了生命。戈培尔宣扬说，共产党则相反，招募赫勒尔这样的惯犯加入他们的队伍，这恰恰显示了该党的本来面目。韦塞尔刚死不久，戈培尔就开始加紧对他进行全方位的神化，全国的纳粹刊物上有无数的文章称颂他是“为‘第三帝国’牺牲的烈士”。肃穆的送葬队伍走在街上，如果不是警方限制了人数，队伍还会壮大得多。据戈培尔说，多达3万人在通往教堂的街道两边目送灵柩。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喊口号、袭扰、企图打断葬礼，导致葬礼现场的外围出现野蛮的暴力场面。在戈林、普鲁士的奥古斯特·威廉亲王（Prince August Wilhelm of Prussia）等各路贵宾的注视下，戈培尔在墓前盛赞韦塞尔，其措辞有意让人们想起基督为世人做出的牺牲——“通过牺牲实现救赎”。他宣告：“你与德国同在，霍斯特·韦塞尔！”然后一支由冲锋队员组成的合唱队演唱了韦塞尔数月前所作的几首诗：

高举旗帜！同志们紧密团结！

冲锋队员在进军，脚步勇敢坚毅。

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并肩前进的灵魂，是那些

被红色阵线和反动派射杀的同志！

把街道清空，让褐色的队伍通过，

把街道清空，让冲锋分队的男子汉通过！

卐字旗上汇聚了万众希冀的目光。

自由的曙光和面包就在我们手中！

此时，决战的号角终于吹响！

因为我们厉兵秣马，已经万事皆具！

希特勒的旗帜即将遍地飘扬。

我们受奴役的日子即将过去！[83]

这首歌在党内本来已经逐渐流行，此时戈培尔更是将其四处传扬，预言它将很快在学生、工人、士兵的口中，在每个人的口中传唱。他说对了。那年尚未结束，此歌即被发表，灌录成唱片，正式成为纳粹党党歌。1933年之后，它实际上成为第三帝国的战歌，与历史悠久的国歌《德意志之歌》（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并用。[84]由于纳粹党的宣传，韦塞尔成了受到近乎宗教式崇拜的世俗偶像，在电影中受到赞美，在无数仪式、纪念馆和朝圣地受到纪念。

此歌如此公开赞美野蛮的武力，却能成为纳粹党的战歌，充分说明暴力在纳粹党追求权力的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为了达到宣传目的，戈培尔这类手腕高明的宣传者不择手段地对它加以利用，使暴力成为像韦塞尔这样的普通褐衫军青年的一种生活方式，正如暴力之于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年轻失业工人。其他歌曲则更加露骨，比如流行的《冲锋纵队之歌》（‘Song of the Storm Columns’），它是1928年以后褐衫军在街上行进时高唱的歌曲：

我们是冲锋纵队，个个全力以赴，

我们是开路先锋，人人英勇作战。

辛劳中汗湿双眉，腹无充饥之物！

粗糙黝黑的双手，紧紧握住枪杆。

为了种族之战，冲锋队枕戈待旦。

只有血洗犹太人，我们才得解放。

不再谈判；谈也没用，毫无作用：

在阿道夫·希特勒身边，我们英勇作战。

阿道夫·希特勒万岁！我们在前进。

我们以德意志革命的名义冲锋陷阵。

跃上路障！只有死亡能够打倒我们。

我们是独裁元首希特勒的冲锋纵队。[85]

这种攻击欲在经常与敌方准军事组织发生的街头冲突中找到了发泄渠道。在共和国中期，从1924年开始，各方确实都有所收敛，政治暴力的规模不及1919年1月的起义、1920年鲁尔区的内战和1923年的多起冲突。不过，他们虽然收起了机关枪，却换上了橡皮棍和指节金属套。即使在相对稳定的1924—1929年，据称仍有29名纳粹积极分子被共产党杀死，而共产党方面则宣布有92名“工人”死于1924—1930年与“法西斯分子”的冲突。1924—1928年，据说有26名“钢盔”成员在与共产党的斗殴中倒下，有18名帝国国旗团成员死于各种政治暴力事件。[86]这些只是敌对的准军事团体之间不断争斗的最严重后果。此外，争斗还造成了数千人受伤，其中许多人的伤情要比鼻青脸肿或伤筋动骨更严重。

伤亡数字在1930年急剧增加，纳粹党声称有17人死亡，1931年增至42人，1932年增至84人。1932年纳粹党还报道说，有近万名基层党员在与对手的冲突中受伤。共产党报道说死于与纳粹党战斗的党员，1930年有44人，1931年有52人，1932年仅上半年就有75人。帝国国旗团在1929—1933年有50多人死于与纳粹党的街头冲突。[87]官方资料基本上证实了这些说法，国会的一份估算显示，截至1931年3月，死亡人数不少于300，无人对此数据提出质疑。[88]共产党也在挑起街头冲突中发挥了作用，它的投入程度不亚于纳粹党。例如，当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一支百人小分队的负责人、水手里夏德·克雷布斯受命前往不来梅，去干扰由赫尔曼·戈林发表演说的纳粹党集会时，他周到地给“每个人都配备了金属棍或者指节金属套”。克雷布斯起身发言，刚开口说话，戈林就下令把他扔出去。大厅里连成警戒线的褐衫军冲入中心区，于是：

可怕的混乱随之而来。金属警棍、指节金属套、棍棒、嵌着沉甸甸搭扣的皮带、酒杯和酒瓶都被用作武器。玻璃碎片和椅子在听众的头顶横飞。双方人马掰下椅子腿当棒子用。女士们在混战的冲撞和尖叫声中吓昏过去。打斗者在恐惧却无助的观众中间左闪右躲，已有数十人头破血流、衣衫撕裂。冲锋队员狮子般地战斗着。他们有条不紊地把我们挤到主出口。乐队奏响了一首军乐。赫尔曼·戈林平静地站在台上，双拳叉在腰上。[89]

这种场面在1930年代初的德国全境到处上演。暴力在选举期间尤为严重：1932年，在普鲁士死于政治冲突的155人中，至少有105人死于6、7月选举期间；在选战开始后的7个星期里，据警方统计，有461起政治骚乱，400人受伤、82人死亡。[90]抑制政治暴力的任务难以实现，因为斗得最狠的几个政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达成协议，大赦一次政治犯，于是被释放出狱的人又加入新一轮斗殴与杀戮。最后一次这样的大赦于1933年1月20日生效。[91]

二

面对这种迅速恶化的乱局，负责维持秩序的警方对魏玛民主制度显然不够忠诚。与军队不同，警方在1918年之后不断被分权。然而，柏林由社会民主党主导的普鲁士州政府未能抓住机会建立一支维护公共秩序的新力量，使之成为共和国执法机构的忠仆。警察不可避免地从退伍兵中招募而来，因为适龄人群的绝大部分都曾入伍参战。新组建的警察力量由退伍的军官、前专业军士和自由军团成员管理，他们从建制之初就定下了带有军事色彩的基调，对于维护新的政治秩序没什么热情。[92]他们的后盾是政治警察。政治警察在普鲁士有着悠久的传统，就像在德国的其他州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它的主业是监控和侦查，有时也镇压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93]与其他警察部门的警官一样，政治警察部门的警官也认为自己超越政党政治。他们像军队一样，服务于抽象的概念“国家”或者帝国，而不是服务于新共和国的具体民主机构。因此不足为奇的是，政治警察的监视对象依然既包括极端政治团体，也包括社会民主党，即普鲁士州的执政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政治警察的雇主。于是，主要在政治光谱中的左翼阵营搜寻颠覆分子的古老传统得以延续下去。[94]

警察和法官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案子表现出了特别明显的偏见，例如，西里西亚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奥托·布赫维茨（Otto Buchwitz）后来曾悲愤地回忆冲锋队员自1931年12月以后是如何在他演讲时捣乱的。褐衫军在他的集会上占座位、高声辱骂他，有一次还朝他开了一枪，惊吓了听众，导致冲锋队员与帝国国旗团成员之间发生斗殴，双方又互开了几枪。纳粹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有不少人被送往医院，大厅中的桌椅没有一张完好无损。在这之后，布赫维茨早上出门上班时，8至10名纳粹冲锋队员组成的团伙在其住宅外骚扰他；午餐后他返回办公室时，20或更多的人围堵他；下班回家时，又有一两百人在路上滋扰，高唱一首专门为他写的歌，歌词是“左轮手枪一响，布赫维茨听天由命！”纳粹的示威者总是徘徊在他家门外，反复呼喊：“布赫维茨去死吧！”他报警寻求保护，但警方置之不理。不仅如此，当1932年他因国会解散而失去议员豁免权时，即被拘送法庭，罪名是在1931年12月的斗殴中非法持有武器，被判监禁三个月。参与斗殴的纳粹党徒无一受到起诉。获释后，布赫维茨的持枪申请遭到拒绝，但他还是一直随身带枪，如果褐衫军靠得太近，他就张扬地拉开保险栓。他向普鲁士内政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泽韦林诉苦，对方的答复是，他当初就不该卷入枪战。有一件事让布赫维茨更强烈地感觉遭到了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背叛：他打算在一位被纳粹党枪杀的帝国国旗团成员的葬礼上发表演说，演说前，一大群共产党基层积极分子出现在他面前，告诉他褐衫军已制定了暗杀计划，他们是来保护他的；警察和帝国国旗团却都没有出面。[95]

在警方眼里，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成员就是罪犯。这不仅是警方长期把犯罪与革命混为一谈的结果，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共产党的据点往往设在贫民区，那里是有组织犯罪的中心区。对警方来说，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成员是寻求物质利益的恶棍；对共产党来说，警方是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铁拳，必须予以摧毁，他们经常把警察当作暴力攻击乃至谋杀的目标。这意味着在与共产党的冲突中，疲惫、紧张、恐惧的警员往往轻易地使用他们的配枪。1929年发生在柏林的旷日持久的斗殴以“血腥五月”（Blood-May）著称，包括无辜路人在内的31人被杀，其中多数死于警察枪下；共产党在工人阶级聚居的威丁区举行示威游行的过程中，有200多人受伤、1,000多人被捕。报道这些事件的报纸记者遭到警察的殴打，又招来了媒体更加严厉的抨击，而警察们对此的反应是不加掩饰地表现出对民主政治秩序的蔑视，因为这种秩序无法保护他们免受伤害与侮辱。[96]

共产党不断就警权问题发起论战，社会民主党也试图抑制警权，导致警方与共和国渐行渐远，加上受困于晋升的缓慢，许多年轻警察感觉职业前途受阻。[97]与在其他国家一样，指纹鉴定、照相术和法医学作为效果惊人的辅助侦查新手段受到了高度重视，因此刑侦人员的职业化在德国取得长足发展。有些警察凭借个人才华成为著名侦探，比如柏林凶杀案侦缉队队长恩斯特·格纳特（Ernst Gennat），而且警方在1920年代中期侦办重案的破案率令人赞叹。但报刊等新闻媒体却对警方恶评如潮，因为他们未能在接连有人遇害之前及时抓住连环杀手，比如汉诺威的弗里茨·哈尔曼和杜塞尔多夫的彼得·屈滕。而警方则认为，泛滥成灾的政治暴力和混乱的时局正在迫使他们把侦办上述罪案的宝贵资源抽调出来。[98]因此，警方开始认同纳粹党对魏玛共和国的抨击，也就不足为奇了。1935年的一份报告称，有700名穿制服的警察在1933年之前成为纳粹党员，汉堡的240名警官中，有27人在1932年之前加入纳粹党。[99]

尽管如此，总理布吕宁还是决定动用警察遏制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暴力，因为街头的混乱吓得外国银行不敢给德国发放贷款。[100]1931年发生的两起严重事件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4月，褐衫军在德国东北部的负责人瓦尔特·施滕尼斯（Walther Stennes）与纳粹党总部发生纠纷，并且短暂地占领纳粹党在柏林的中央机关，痛殴了驻守在那里的党卫队，戈培尔被迫逃往慕尼黑。施滕尼斯谴责党内大佬的奢侈作风，说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尽管施滕尼斯无疑清晰地表达了某些冲锋队员的感受，但真正支持他的人却寥寥无几。实际上，有迹象表明他暗中接受了布吕宁政府的资金，为的是在纳粹党内制造分裂。希特勒罢免了未能阻止这场乱子的褐衫军负责人弗朗茨·普费弗·冯·萨洛蒙，从玻利维亚召回流亡的恩斯特·罗姆接管该组织，并强制每位褐衫军成员向他宣誓效忠。施滕尼斯被开除，此事的连带结果是，许多保守派商界人士和军事将领开始认为，纳粹运动已失去它的大部分颠覆力。[101]然而，在冲锋队员不懈的行动力与纳粹党领导层的政治考量之间，依然存在着切实的矛盾，这些矛盾将在未来一再显现。[102]更严重的是，施滕尼斯的叛逆行动表明许多褐衫军成员热衷于诉诸大规模的革命暴力，神经紧张的德国政府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1931年11月曝光的博克斯海姆文件（Boxheim documents）证实了人们的怀疑。这些由黑森州警方起获的纳粹文件显示，冲锋队正在策划一场暴动，然后实行食物配给制，废除货币，强制所有人参加劳动，不服从命令者杀无赦。事实与警方的说法有些出入，因为博克斯海姆文件实际上仅仅具有地区性意义，它们是黑森州纳粹党的一位年轻官员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在上级不知情的情况下制定的，一旦共产党企图在黑森州发动起义，这些文件将用于指导纳粹党制定对策。希特勒迅速撇清自己与此事的关系，并且命令冲锋队的所有指挥官停止拟定此类应变计划。由于缺乏明显的证据以叛国罪起诉贝斯特，刑诉程序最终不了了之。[103]但是破坏已经造成。在布吕宁的推动下，禁止穿政党制服的总统令于12月7日颁布。为了表达对禁令的支持，布吕宁措辞强硬地攻击纳粹党的不法行为。在谈到希特勒一再承诺要通过合法途径掌权时，布吕宁说：“如果某人声称要靠合法手段上台，然后却逾越法律的边界，那就不是合法的。”[104]

制服禁令收效甚微，因为褐衫军依然游行，只不过换上了白衬衫，暴力行为在冬季继续发生。关于共产党即将举行起义的谣言，加上来自施莱谢尔的压力，使布吕宁暂时罢手；但是共产党在汉堡、黑森和奥尔登堡的选举失利，又在1932年春季使他相信，全面取缔褐衫军的时机到了。在其他政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的强大压力和忧心忡忡的军方的支持下，布吕宁和格勒纳将军（布吕宁于1931年10月任命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格勒纳兼任内政部长）说服犹豫不决的兴登堡于1932年4月13日颁布法令，宣布冲锋队为非法组织。警察突袭了褐衫军在全国各地的办事机构，没收了军事装备和徽章。希特勒怒不可遏，但束手无策。尽管有禁令，然而冲锋队的队伍仍在许多地区暗中发展壮大。例如在上西里西亚和下西里西亚，冲锋队的人数在1931年12月为17,500人，到翌年7月发展到不少于34,500人。取缔褐衫军仅稍稍起到了抑制政治暴力的作用，基层警察中的纳粹党同情者给了纳粹党准军事组织相当大的自由度使其可以继续运行。[105]因此，认为禁令如果能够持续执行一年或者更长时间，纳粹党及其准军事组织基本上就会销声匿迹，这样的说法是非常不着边际的。[106]

纳粹党在大选中取得突破性胜利之后，新形势不仅使街头暴力急剧升级，而且彻底改变了国会程序的性质。国会的议事秩序在1930年9月之前就已经相当吵闹混乱，此时基本上失去了控制，107位身穿褐衫制服的纳粹党议员与77位纪律严明、组织完善的共产党议员一起，不停地引发议事程序问题。他们大喊大叫，打断对方的发言，时时刻刻展示他们对立法机构的全然蔑视。国会的权力以惊人的速度流失，几乎每次会议都在骚乱中结束，召集议员开会变得似乎越来越没有意义了。从1930年9月开始，议案的讨论均以多数票否决而告终。国会议事规则得到修改之后，阻挠议事比原先困难了，于是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在一次辩论中公然离席退出，国会意识到自身已无法正常运行，遂于1931年2月宣布休会6个月。议员们直到10月才重返国会。[107]1920—1930年，国会平均每年开会100天。1930年10月至1931年3月，国会开会50天。此后直到1932年7月选举，仅开会24天。从1932年7月至1933年2月的6个月内仅开了3天会。[108]

因此，到1931年，决策已经不再真正由国会做出。政治权力旁落：落到了兴登堡周围的圈子，因为他有权签署总统令、有权任命内阁；也落到了街头，那里暴力继续升级，国家所面临的日益加剧的贫困、痛苦和无序，越来越迫切地需要采取行动。权力向这两个方向的分流，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影响力。只有在这种环境中，军队最重要的政治代理人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才会成为随后那场大戏的主角之一。施莱谢尔野心勃勃、思维敏捷、十分健谈，而且过于热衷通过政治阴谋牟取私利。他原先不甚知名，1929年突然显赫起来，执掌了“军政联络办公室”（Ministerial Office）。这是一个为他而设的新机构，其功能是代表军方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施莱谢尔是格勒纳多年的密切合作者，而且是1920年代初的军方首脑汉斯·冯·泽克特将军的门徒，当时刚刚接管国防部的陆军处。他通过掌管协调军务与政务的各种机构积累了许多政治人脉。俄国共产党内的异见人士列夫·托洛茨基将他描绘为“佩戴着将军肩章的一个问号”，同时代的一位记者将他视为“穿军装的斯芬克斯”。然而，施莱谢尔的大多数目标和信念是足够清晰的：像1932年的许多德国保守派一样，他认为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可以通过利用并驯化纳粹党的民众力量而获得。这样，施莱谢尔为之代言并依然与之保持密切关系的德国军方就可以在重整军备的过程中达到自己的目的。[109]

1930年9月的选举之后，布吕宁政府与施莱谢尔和总统兴登堡周围的圈子越来越格格不入。共产党和纳粹党扬言要对他暴力相向，民族党试图罢免他，极右翼边缘团体为是否支持他而发生分歧，布吕宁别无选择，只好依靠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依然是国会中的最大党，其领导层由于对选举结果深感震惊而承诺不再像从前那样反对预算案。布吕宁的政策依赖于社会民主党的默许，这导致他根本无法获得兴登堡圈子的认可。兴登堡圈子由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Oskar）和国务秘书奥托·迈斯纳（Otto Meissner）[*]领导，他们认为布吕宁的做法是可耻的，是向左派妥协。[110]总理布吕宁此时的当务之急主要是外交政策，他在中止战争赔款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1931年6月20日的《胡佛延债宣言》宣布中止赔款，并在1932年7月的洛桑会议（Lausanne Conference）上正式生效，布吕宁为洛桑会议打下了主要基础。尽管没能实现德奥关税同盟（Austro-German Customs Union）的建立，但他确实在日内瓦进行了成功的谈判，使各国最终在1932年12月承认了德国在裁军问题上的平等地位。然而，这一切都未能巩固布吕宁的政治地位。执政数月之后，他仍未赢得民族党的支持，仍然依赖于社会民主党。这意味着无论是布吕宁，还是兴登堡的圈子，如果打算把宪法的关键内容朝着专制的方向修改，必会遭到有效的阻挠，因为这是社会民主党永远不会同意的事情。在施莱谢尔这类人看来，把政府的群众基础从社会民主党转移到纳粹党，似乎越来越成为更优的选择。[111]

三

进入1932年，备受尊崇的保罗·冯·兴登堡的7年总统任期行将结束。考虑到自己84岁的高龄，兴登堡不愿意再参选，但他露出口风：如果不经选举而直接延长他的任期，他是愿意留任的。自动延长兴登堡总统任期的谈判失败了，因为纳粹党拒绝参加国会投票以决定是否对宪法进行必要的修改，除非同时罢免布吕宁，并且重新举行大选。纳粹党显然盼着在大选中成为更大的赢家。[112]兴登堡因此不得不屈尊再一次向选民展现自己，然而这次的形势与他1925年第一次竞选总统时截然不同。台尔曼当然再次代表共产党出面竞选。但此时在右翼阵营中，兴登堡远远落后；实际上，自1930年9月纳粹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各个政治阵营全部向右翼偏转。一旦宣布举行大选，希特勒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作为候选人出面参选。然而，他为此犹豫了几个星期，担心竞争不过这位民族主义偶像、坦嫩贝格战役的英雄。而且从法律上来说，希特勒甚至不具备参选资格，因为他尚未取得德国公民身份。于是有人急忙为希特勒做了安排，他被任命为布伦瑞克（Braunschweig）的公务员，通过这个途径自动赋予他德国公民身份，此身份在1932年2月26日他宣誓效忠（像所有公务员必须做的那样，对着魏玛宪法宣誓）时得到了确认。[113]他的参选使大选变成右翼与左翼之间的竞争，希特勒无疑是右翼阵营的候选人，这让兴登堡出人意料地、不可思议地成了左翼阵营的候选人。

中央党和自由派支持兴登堡，但是特别令人惊讶的是社会民主党对他的大力支持。这不仅因为该党认为他是唯一可以阻止希特勒的人——这一点是该党在整个选战期间一再宣传的，同时也有积极的原因。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渴望兴登堡再次当选，因为他们认为他会让布吕宁留任，这是恢复民主常态的最后机会。[114]普鲁士州部长会议主席、社会民主党人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宣称，兴登堡是“沉着与忠贞的化身，体现了男子汉为全民族尽职尽责的忠诚与奉献精神”，“他有着纯洁的愿望和稳健的判断力，他所做的工作为后人的建设打下了基础”。[115]正如这些令人惊讶的句子所显示的那样，社会民主党此时已开始与政治现实脱节。布吕宁以防止形势恶化的名义削减开支，社会民主党对此忍耐了18个月，结果导致该党被排挤到政坛的边缘，失去了决策权。尽管社会民主党人普遍感到幻灭、感到被出卖了，但他们那纪律严明的政党机器仍然适时地将800多万张选票投给了一个将要从上层瓦解共和国的人，为的是让此人保住布吕宁的总理职位。兴登堡实际上既不喜欢也不信任布吕宁，而且布吕宁的政策降低了民众的生活标准，使社会民主党所代表的那个群体中的人失去了工作。[116]

纳粹胜选的威胁是真真切切的。戈培尔的宣传机器找到了既能打击兴登堡又不致侮辱他的措辞：他已经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现在到了该让贤给年轻人的时候了，否则国家将继续滑向经济混乱和政治无政府状态。纳粹党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竞选活动，包括举行公众集会、示威游行和会议，辅之以海报和传单，并且没完没了地在报刊上撰文说教。但这尚不足以成事。在第一轮投票中，希特勒仅赢得30%的选票。尽管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的选举班子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兴登堡仍未能顺利获得所需的绝对多数选票，仅得到49.6%的选票，胜选所需的票数近在咫尺，却可望而不可即。左翼阵营的另一个人选是台尔曼。在右翼阵营，兴登堡的竞争者不仅有希特勒，还有“钢盔”推出的候选人特奥多尔·杜斯特伯格，他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6.8%的选票。兴登堡如果能得到这部分选票，胜选将会绰绰有余。[117]

地图12　1932年总统选举，第一轮

为了备战希特勒、兴登堡和台尔曼之间的决胜投票，纳粹党全力以赴。希特勒租了架飞机，从德国的一座城市飞往另一座城市，纵横全国发表了46场演讲。这个史无前例的、被称为希特勒的“飞越德国”的举动，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努力得到了回报。台尔曼的得票率降至微不足道的10%，而希特勒的得票率激增至37%，即1,300多万张选票。兴登堡得到除共产党和纳粹党以外所有大党的支持，得票率却仅增至53%。当然，尽管第一轮投票有点儿不顺利，但兴登堡的再次当选是从一开始就可预见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纳粹党的一路高歌猛进。希特勒没有当选，但他的党赢得了多于以往的选票，开始显露出锐不可当之势。[118]1932年，在组织上和资金上都比1930年更有实力的纳粹党采取了美国式的总统竞选策略，着重宣扬希特勒是德国全体人民的代表。纳粹党没有将精力过多地集中在赢得工人阶级选票上——1930年的选战基本就败在此处，而是侧重于争取中产阶级的选票，这部分选票原先流向了从大政党中分裂出来的小政党，以及信奉新教的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党。经历了失业率越来越高、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18个月，这部分选民的立场趋于激进，因为他们对魏玛共和国感到失望，而过去7年来在共和国主政的恰恰是兴登堡。戈培尔的宣传机器比以往更加精确地把目标受众锁定为几个特定的选民群体，首先是女性群体。在信奉新教的乡村地区，农村人口的不满情绪已积聚到相当程度，以至于第二轮选举时希特勒在波美拉尼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东汉诺威事实上已经战胜了兴登堡。[119]纳粹党成为德国最受欢迎的政党，这种新取得的地位又由于纳粹党翌年春天在州选举中的获胜而得到加强——在普鲁士州的得票率为36.3%，巴伐利亚州32.5%，汉堡州31.2%，符腾堡州26.4%，最重要的是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Saxony-Anhalt）赢得40.9%的选票，获得了组建州政府的权力。希特勒再次搭乘飞机，短时间内接连发表25场演讲。纳粹的宣传机器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效率与活力。

地图13　1932年总统选举，第二轮

布吕宁试图抑制纳粹党的崛起，他的努力显然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对兴登堡总统的许多幕僚来说，改变策略的时机成熟了。虽然选举获胜，但兴登堡对结果根本不满意。他越来越把自己的地位等同于他曾服务过的、不经选举产生的皇帝，受到如此强烈的反对，他自然十分恼火。布吕宁的主要罪过在于没能说服民族党人支持兴登堡连任，当他们明确表示支持希特勒时，布吕宁的日子也就所剩无几了。在许多人看来，高龄的陆军元帅代表着普鲁士的君主制传统和新教保守主义传统，虽然总理布吕宁不知疲倦地为他助选，但兴登堡非常反感自己对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选票的依赖，因为这让他看起来像是左翼和神职人员推出来的候选人，实际上他最终也的确如此。此外，军方越来越无法容忍布吕宁的经济政策对军工业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并且认为布吕宁取缔褐衫军的做法妨碍了军方将他们收编为后备部队，褐衫军招募到的人数越多，收编他们的计划就越有诱惑力。最后，兴登堡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东部地区州政府所提出的一种温和的土地改革措施上——拆分破产的田庄，作为小农场提供给失业者。兴登堡是土地利益集团的代表，而且拥有自己的田庄，他被说服接受了这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措施。[120]当时，幕后阴谋盛行，施莱谢尔正在削弱格勒纳的军界地位，希特勒承诺接受新政府，前提是它解除对褐衫军的禁令，并下令重新进行国会选举。在这种环境下，布吕宁很快变得越来越孤立。当格勒纳被迫于1932年5月11日辞职时，布吕宁的处境一目了然。兴登堡的幕僚使用诡计继续挖布吕宁的墙脚，除了辞职，布吕宁别无选择，遂于1932年5月30日递交辞呈。[121]

四

兴登堡任命的新总理是他的老友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巴本出身土地贵族，曾是普鲁士州议会中一位默默无名、不太活跃的中央党议员，在立场上甚至比布吕宁更加偏向右翼。一战期间，担任德国驻美大使馆武官的巴本被驱逐出境，原因是从事间谍活动——用惯用的外交辞令说，就是“与身份不符的活动”——回国后进入德国总参谋部（German General Staff）。他娶了一位富有的企业家的女儿，在1920年代用妻子的嫁妆买下中央党党报《日耳曼尼亚报》（Germania）的大部分股份。巴本因此与魏玛共和国的一些主要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包括土地贵族、外交部、军方、企业家、天主教会和新闻界。事实上，施莱谢尔当初是把他作为军方利益的支持者引荐给兴登堡的。巴本甚至比布吕宁走得更远，他是盛行于1930年代初整个欧洲的天主教政治独裁主义的代言人之一。巴本与他所属的中央党长期存在分歧，在1925年总统大选中公开支持兴登堡、反对中央党候选人威廉·马克思。中央党与巴本划清界限，巴本随即交出党员证，宣称他所寻找的是这样一种组织：“容纳一切真正的民族主义力量，无论他们来自哪个阵营，他们的身份不是党员，而是德意志人。”[122]双方就此彻底决裂。[123]

这些事情显然标志着德国议会民主制度的终结，事后回想起来也相当明显。除了几位至少在名义上是民族党党员外，新内阁中的多数成员都不隶属于任何党派。巴本和施莱谢尔等一干空想家认为自己创建的是超越党派的“新政府”，但它其实与多党执政的原则背道而驰，民选产生的各级议会所拥有的权力，甚至比布吕宁构想的弱势议会的权力更加有限。他们设计的这种政府，灵感来自巴本的内政部长威廉·冯·盖尔男爵（Wilhelm Freiherr von Gayl），他曾在1918年《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割让给德国的土地上参与创建了一个专制的种族主义军政府。[124]盖尔的提案包括，把选举权限制在少数人手中，大幅削减议会的权力。[125]巴本自我设定的任务，一是要倒转历史的车轮，他所要扭转的，不仅是魏玛民主制度，还包括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政坛所发生的一切；二是要重建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以此取代现代社会的阶级冲突。[126]作为这种意图的一个小而有力的象征，他在普鲁士州的一些地方废除使用断头台执行死刑，因为断头台是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象征，在19世纪被普鲁士州采用，而代之以传统的普鲁士工具——手持斧。[127]同时，以一种更为立竿见影的方式，巴本政府开始把前任政府用以限制激进报刊的禁令扩展到民主派报纸，在几个星期内两次查禁社会民主党党报《前进报》等受欢迎的左翼自由派出版物，两度取缔《柏林人民报》（Berliner Volkszeitung）等受欢迎的左翼自由派报纸，这些做法使自由派评论者相信，新闻自由已被终结。[128]

巴本的乌托邦式保守主义不足以应对1932年的政治现实。组成巴本内阁的人都资历较浅，其中许多是无籍籍名的贵族，因此常被称为“男爵内阁”。在布吕宁辞职之前，巴本与施莱谢尔在讨论中一致认为，他们应该把纳粹党争取过来，从而为新政府的反民主政策提供广泛的民意基础。他们征得兴登堡的同意，解散了国会，下令重新选举。这是希特勒一直要求的事情，他期待借此进一步增加纳粹党的得票数。选举定在1932年7月底。此外，他们还答应希特勒的要求，解除了对褐衫军的取缔令。施莱谢尔认为，这样做可以驯化纳粹的极端主义，再加上其他手段，可以说服褐衫军充当军队的后备力量，从而一劳永逸地规避《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武装力量所施加的限制。[129]但事实证明这是又一个灾难性的误判。成群的冲锋队员以凯旋的姿态涌回街头，斗殴、激战、伤害和凶杀即使在从前一年4月开始的取缔期间也从未绝迹，此时迅速达到了创纪录的新水平。尽管如此，有一件事仍然引起舆论大哗：1932年7月17日，数千名纳粹冲锋队员进军共产党的大本营阿尔托纳，那是普鲁士州靠近汉堡边界的一座工人阶级十分活跃的城市，结果遭到数千名全副武装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成员的暴力阻击。里夏德·克雷布斯当时指挥着800名共产党员水手和码头工人，随时准备将纳粹党徒赶出码头区，据他后来汇报，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成员奉命在街头打击冲锋队，他们把石头、垃圾以及各种各样的投掷物砸向路过的进军者。据一些报道，共产党的神枪手埋伏在房顶上，准备对下面的冲锋队员大开杀戒。不知是谁开了一枪，警察立即仓皇开火，能用的武器全用上了，惊慌的人群在弹雨中四散奔逃。共产党与各色人等都被赶跑了，他们阻挡褐衫军队伍穿越其地盘的努力惨淡收场。[130]18人死亡，上百人受伤。验尸报告显示，死者大多殒于警用手枪射出的子弹。德国的政治冲突此时在暴力中越陷越深，显然已到了需要政府采取行动的程度。[131]

然而，巴本不但没有再次取缔准军事团体，反而利用阿尔托纳的“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事件，解散了由社会民主党人奥托·布劳恩和卡尔·泽韦林领导的普鲁士州政府，理由是它已无力维护法律与秩序。这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关键一击，巴本被扶上位正是为了实现此目的。巴本此举有个差可比照的先例，即艾伯特在1923年解散了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州政府，但巴本的目标是远比这两州重要得多的普鲁士州，其面积占帝国国土的一半以上，居民人数比法国人口还多。在1932年纷争频仍的政局中，军队的核心地位得到了生动的展示：全副武装的战斗部队开上柏林街头，宣布整个首都进入军事紧急状态。社会民主党控制的警察力量干脆被排挤出局，普鲁士州政府每每试图调用警察来抗衡军方的武装力量，无不以引发混乱而告终。警察人手太少，而且高层和中层警官要么对共和国感到失望、支持巴本，要么就已经被纳粹党争取了过去。[132]

如果巴本和施莱谢尔害怕的是工人暴动，那么他们就错了。帝国国旗团的许多基层成员随时准备拿起武器，他们已将机关枪、手枪和卡宾枪组装就绪，以便在发生暴动而警察尚未赶到现场时保护社会民主党总部，该党以为警察会出面制止任何企图颠覆共和国的行动，但事实证明他们想错了。随着帝国国旗团力量的壮大，其麾下的共和国护卫队（Republican Defence Units）成员当时增至20万以上，但远远低于褐衫军与“钢盔”加在一起的约75万人，如果前者举行暴动，后二者肯定会动员起来进行反击。帝国国旗团缺乏训练、准备不足，不可能是装备精良的德国陆军的对手，而装备较好的共产党肯定不会拿起武器保护社会民主党。[133]

在1932年7月的政局中，兴登堡、军方领导层和保守派都极力避免挑起德国内战，帝国国旗团如果发动武装起义，有可能会招致巴本的镇压或者总统的干涉。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抵抗的号角从未吹响。社会民主党一向遵守法律，不许党员武装抵抗由政府首脑以及合法组建的政府所批准的、军方所支持的、警方所不反对的行动。[134]布劳恩和泽韦林所能选择的，仅剩下口头抗议和以违反宪法为由起诉巴本。州法院于1932年10月10日做出的裁决，至少部分地支持了布劳恩内阁，使它得以留在帝国参议院（即国会的上议院）代表普鲁士州的利益，继续做中央政府的肉中刺。[135]同时，巴本被总统任命为帝国行政长官，负责普鲁士州的政府事务，而循规蹈矩的公务员们在法律地位得到解决之前，一直在观望、不做事。[136]

巴本的政变给了魏玛共和国致命一击。它破坏了联邦原则，为国家全面实行中央集权开辟了道路。此时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太可能完全恢复议会民主制度。1932年7月20日之后，现实的选项仅剩下纳粹独裁体制或者由军方支持的保守派专制政权。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对巴本政变进行丝毫认真的抵制，作为民主制度尚存的主要捍卫者，他们的消极表现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保守派和纳粹党据此断定，民主制度的毁灭不会遇到任何认真的反抗。社会民主党人在政变前已收到大量警报，但他们什么都没有做。社会民主党人之所以束手无策，不仅因为政变的后盾正是他们刚刚在总统选战中支持过的保罗·冯·兴登堡，还因为他们在1932年4月的普鲁士州议会选举中惨败。纳粹党在普鲁士州议会中的席位从9席增至162席，共产党从48席增至57席，而社会民主党失去了三分之一席位，从137席降至94席。此时，没有哪个党占有绝对多数席位，布劳恩和泽韦林领导的当届政府以少数党的身份继续执政，其政治合法性也相应减弱。此外，在社会民主党被迫忍受布吕宁大幅削减政府开支政策的几个月里，其领导层普遍有一种无力感。工会没有力量采取任何行动来反对政变，因为大量的失业导致总罢工不可能实现；数百万绝望的失业者没什么选择的余地，肯定会接手罢工者的工作，工会知道这一点。因此，1920年挫败卡普暴动的那种总罢工不可能再次发生。纳粹党徒欢欣鼓舞。“只需对赤色分子露出牙齿，他们就会服软”，纳粹党宣传首脑约瑟夫·戈培尔在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他满意地看到，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连一个指头也没动”。不久之后他又写道：“赤色分子错过了有利时机。机会不会再来了。”[137]

* 奥托·迈斯纳（1880—1953），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和希特勒政府初期的德国国务秘书（1923—1937）。

第四节

致命的决策

一

巴本政变发生在德国有史以来最疯狂、最暴力的选举期间，选战的气氛甚至比两年前那次更不理性、更加狂暴。希特勒再次飞赴全国各地的一个又一个会场，在50多场大型集会上对着人山人海发表演说，谴责魏玛共和国的分裂、耻辱和失败，语意含糊但语气坚定地承诺，将来要让德国成为一个更加优秀、更加统一的国家。与此同时，共产党鼓吹革命，宣称资本主义秩序即将崩溃；社会民主党号召选民奋起反抗法西斯的威胁；资产阶级各政党主张重新统一德国，这显然是它们无力实现的。[138]各政党的宣传风格越来越煽情，社会民主党甚至也不例外，这生动地展示了议会政治的衰落。到处是越来越暴力的街头冲突和示威活动，政治斗争已沦为社会民主党所称的符号之战，这样称呼并无丝毫批评之意。1931年选战期间，社会民主党聘请立场激进的俄国心理学家谢尔盖·恰霍廷（Sergei Chakhotin）来助选，他是条件反射现象的发现者巴甫洛夫（Pavlov）[*]的学生。这样做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意识到仅诉诸理性还不够，“我们必须诉诸情绪、心灵和感情，以便帮助理性取得胜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理性却被远远抛在了后面。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要求各地党组织确保党员全部佩戴党徽，相遇时举起紧握的拳头互致问候，在恰当的时机高呼口号“自由！”本着同样的精神，共产党长久以来一直使用锤子和镰刀的标志以及各种各样的口号和问候语。各政党采用这种风格是为了使自己能够与纳粹党在同等条件下竞技，因为它们发现纳粹党之所以难以被打败，在于它的卐字符、问候语“希特勒万岁！”以及简洁有力的口号。[139]

为了展现出一种足以与纳粹党的感染力相抗衡的生机勃勃的形象，社会民主党、帝国国旗团、工会，以及与社会主义者有关的许多其他工人阶级组织，于1931年12月16日共同组建“钢铁前线”（Iron Front），以对抗“法西斯”威胁。这个新组织大量借用了共产党和纳粹党开创的一套宣传方法，冗长、乏味的演讲被简短、犀利的口号取代。劳工运动以往对于教育、理性和科学的强调，将让位给新的重点，即通过街头游行、穿制服的行军和集体示威来激发群众的情绪。社会民主党的宣传新风格甚至发展到设计出了一个用于抗衡卐字符和镰刀锤子的符号：三支平行箭头，表示钢铁前线的三大主力。这一切都对传统的劳工运动帮助不大，因为其中的许多成员，尤其是那些在国会中占据领导地位的人，依然对这种展示其政策的新方法心存疑虑，或者确实无法适应它。新的宣传风格使社会民主党得以与纳粹党在同等条件下竞技，但社会民主党缺乏进行有效竞争所需的活力、朝气和极端思想。符号、游行和制服没有为钢铁前线招来新的支持者，因为控制着社会民主党的依然是其僵化的组织机构。同时，该党也未能减轻中产阶级选民对于劳工运动的意图所怀有的恐惧。[140]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30年代初各政党在选战中使用的海报。几乎所有海报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占据醒目位置的是一个巨大的、半裸的工人形象，它从1920年代末开始被用来象征德国人民，取代了谦逊得可笑的、戴着睡帽的小人物“德国米歇尔”（German Michel）[†]，也取代了那个不太常见的、历史上作为德国化身的女性形象日耳曼妮娅（Germania）。纳粹党的海报画着高大的工人屹立在一座标为“国际巨额融资”的银行上方，用一台印有卐字符的压气机对着它吹出巨大的气流，摧毁它；社会民主党的海报画着高大的工人用胳膊肘挤开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中央党的海报上是卡通形象的高大工人，衣着也许没那么暴露，但还是卷起了袖子，强行从国会大厦赶走矮小的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人民党画的高大工人只围了一块遮羞布，在1932年7月把穿戴整齐的敌对派别的政客们全部扫到一边，这与竞选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基本上刚好相反；甚至古板的民族党也在海报中采用了高大的工人形象，但只是挥舞着从前俾斯麦帝国的黑白红旗。[141]在德国全境，选民们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暴力形象：高大的工人把他们的对手打烂、踢开、揪出国会，或者居高临下逼视着衣冠楚楚的政客，政客们几乎一律被画成无用、吵闹的侏儒。充满阳刚气的男子汉扫除掉吵闹、低效、娘娘腔的政治派别，这种画面的海报无论用意如何，其潜台词都是，议会政治已经到了该终结的时候；而准军事团体之间日常的街头冲突、竞选活动中无处不在的制服，以及竞选集会上不曾中断的暴力与混乱，更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这个意思。

在宣传领域，其他政党都不是纳粹党的对手。戈培尔可能曾抱怨过“他们现在偷走了我们的方法”，但三支箭并没有像人们所熟悉的卐字符那样引起深切的共鸣。如果社会民主党想寻找机会在纳粹党擅长的游戏中击败它，就应该早点儿开始。[142]戈培尔在选战中所攻击的，不是巴本内阁的表现，而是魏玛共和国的表现。因此，这一次纳粹宣传的主要对象是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选民。铺天盖地的海报、标语、传单、电影以及在大型露天集会上的演讲，用预言灾变的口吻描绘了一幅“赤色内战的阴云笼罩德国”的危急图景，告诉选民他们所面临的严峻抉择：要么支持叛国的、腐败的旧势力，要么支持国家新生走向辉煌未来。戈培尔及其宣传团队的目的是狂轰滥炸式地持续刺激选民的感官，他们向群众进行公开宣传，同时逐户敲门发传单，使宣传的覆盖率达到饱和。在人们找得到的每一块公共空间，都有麦克风和扬声器在高声播放纳粹演讲。海报和杂志插图以及街头的大规模示威和游行所呈现的那些视觉形象，赶走了理性演讲和口头辩论，助长了易于吸收的、煽情的陈词滥调，从而调动起各种各样的情绪，包括仇恨心理和攻击意识，以及对安全与救赎的渴求。褐衫军游行时的纵队、僵硬的敬礼方式和纳粹领导层的军人姿态，既给人以有序、可靠的感觉，也显示了坚定的决心。横幅和旗帜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无尽的活力和理想主义精神。纳粹党在宣传中使用攻击性语言描述对手，而且没完没了地老调重弹，直至把他们的形象定格为“十一月罪人”、“赤色老板”、“犹太幕后操纵者”、“赤色杀人团伙”。然而，纳粹党考虑到需要打消中产阶级的疑虑，于是在有些场合，海报中的高大工人被画成了姿态温和的样子——不再粗野且富有攻击性，而是穿着衬衫，把生产工具递给失业者，而不是挥舞这些工具当作打倒对手的武器，以此表示纳粹党准备建立负责任的政府。[143]

这种空前密集的竞选宣传很快带来了纳粹党所期待的结果。1932年7月31日的国会选举暴露了巴本策略的愚蠢。选举不但没有让希特勒和纳粹党人变得顺从一些，反倒使他们再次实力大增，得票数翻了一倍多，从640万增至1,380万张，成为截至当时为止国会中最大的党，占230席，超出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将近100席。社会民主党想方设法让损失止于十几席，把133位代表送进了新一届国会。纳粹党1930年9月获得的18.3%的得票率也翻了一倍多，达到37.4%。政坛持续不断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共产党议席的增加，此时它从77席增至89席。中央党也争取到了更多的选票，在新一届国会中获得75席，这是该党历来席位数最高的一次；而民族党的议席则继续流失，从41席降至37席，致使该党地位下降，几乎沦为边缘型政党。不过，最惊人的是中间派各政党的全军覆没。人民党原有的31席失去24席，经济党的23席失去21席，国家党（前身为民主党）的20席失去16席。从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各种极右翼派别，在1930年曾赢得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此时也遭到惨败，原先的55席仅剩9席。于是左翼与右翼在国会交锋时，隔开他们的是影响力已降至微不足道的中间派：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加起来共有1,330万张选票，与之相对的纳粹党有1,380万张选票，其余政党的得票数加起来仅有980万。[144]

地图14　纳粹党在1932年7月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纳粹党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获得成功的因素，与1930年9月时大致相同。在两次投票之间的将近两年时间里，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危机急剧加深，使那些因素比在1930年9月时发挥了更加强大的影响力。选举结果证实，纳粹党属于心怀不满者组成的彩虹联盟[‡]，这一次，它对中产阶级的号召力大大增强，中产阶级显然克服了两年前所显示出的犹豫心理，那次他们倒向了极右翼小派别，此次则几乎全部加入纳粹党选民的行列。1930年9月国会选举时支持小党派的选民中，有二分之一在1932年7月转投纳粹党；1930年投票给民族党、人民党和国家党的选民中，有三分之一在1932年7月投票给纳粹党。原先不投票者中的五分之一（尤其是女性选民），此次把选票投给了纳粹党。原先投票给社会民主党的选民中，甚至也有七分之一此次投票给纳粹党。纳粹党争取到的选民中，有30%是从小党派那里挖来的，其中包括许多在1924年和1928年投票给民族党的选民。甚至有一些共产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选民也转变了立场，但人数大致被那些转投这两党的原纳粹党抵消了。纳粹党吸引的依然主要是新教教徒，天主教选民中仅有14%支持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非天主教选民中有40%支持它。1932年7月投票给纳粹党的选民中，有60%来自广义上的中产阶级，40%是赚取周薪的体力劳动者及其家眷，但是与从前一样，这些绝大多数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与劳工运动若即若离的人。纳粹党在各选区的得票数与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仍像以前一样明显。纳粹党继续受到所有对社会感到不满的群体的支持，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相对不太支持它的，是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和天主教教区，尤其是在劳工运动或者天主教志愿者协会得到了强有力的经济和制度支持的地区。[145]

尽管1932年7月的选举使纳粹党在国会里席位大增，但该党的领导层依然感到有些失望。在他们看来，这个结果的关键之处不是纳粹党得票比在前一次国会选举中更多，而是该党在7月的选举中并不比在同年3月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以及4月的普鲁士州议会选举中表现得更好。因此，他们觉得纳粹党的得票数已达最后的峰值。特别是，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但该党在追求其首要目标，即拉走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的选票方面，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所以纳粹党没有像1930年9月胜选时那样欢欣鼓舞。戈培尔在日记中坦言自己的感受：“我们赢了一点点”，仅此而已。他的结论是：“照这样，我们不会赢得绝对多数。”因此，选举又为这种感觉平添了一种新的紧迫感，用戈培尔的话来说就是：“必须做点什么了。在野的时间结束了。现在就行动！”[146]第二天他接着写道，夺权的时刻到了，并记录道，希特勒同意他的观点。否则，如果纳粹党坚持通过议会道路掌权，那么其选举实力的停滞状态会让人觉得它可能开始控制不住局面了。然而，希特勒拒绝进入由其他政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他确实有资格那样做，因为他的党此时掌握着有史以来德国国会中一党所占的最多席位。因此，选举刚结束，希特勒就坚持只能以总理身份进入政府。唯有坐上这个位置，他才可以在追随者中间保持其领袖魅力的神秘感。与内阁中的从属职位不同，总理职位还能给予希特勒有利的机会，利用归他调遣的全部官方力量，把国家的政体由内阁制转变为独裁制。

二

1932年8月初发生的一件事，生动地展示了可以怎样使用那些官方力量。巴本试图控制局面，于7月29日下令禁止举行公共政治集会。禁令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剥夺了积极分子们释放灼热的政治激情的合法渠道，结果进一步刺激了街头暴力。因此在8月9日，巴本又颁布一项紧急总统令，宣布对任何因愤怒或仇恨而在政治斗争中杀死对手的人可以适用死刑。他颁布此令的意图是将之主要施用于共产党。然而在第二天凌晨，一群醉酒的褐衫军带着橡皮棍、手枪和折断的台球杆，闯入上西里西亚的村庄波滕帕（Potempa）的一个农场，袭击了支持共产党的村民康拉德·皮徂赫（Konrad Pietzuch）。褐衫军用台球杆抽他的脸，打得他失去知觉倒在地上，又用靴子狠踢他，最后用左轮手枪结果了他的性命。皮徂赫是波兰人，因此使这件事既成为一起政治事件也是一起种族事件，而且其中几个褐衫军成员与他有私仇。这显然是总统令的条款所界定的政治谋杀，其中5名褐衫军成员被逮捕和审理，在附近的小镇博伊滕（Beuthen）[§]被判处死刑。裁决刚一宣布，身穿褐衫的纳粹冲锋队就在博伊滕的街上横冲直撞，打砸犹太人的商店，捣毁自由派和左翼的报馆。希特勒私下里和在公开场合都谴责“这个凶残血腥的裁决”的不公正，赫尔曼·戈林给这几位死刑犯发出公开的声援信，“对施加于你们的恐怖判决感到无尽的痛苦和愤怒”。[147]

希特勒、巴本和兴登堡正在谈判关于纳粹党加入政府的事宜，此时谋杀案成为其中的一个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总统兴登堡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接受希特勒当总理，因为任命一个由胜选政党的党魁来领导的内阁，看起来太像是回归议会制度了。况且此时他还对波滕帕谋杀案感到震惊。兴登堡在1932年8月13日居高临下地告诉希特勒：“我毫不怀疑你对祖国的热爱。”但接着又说，“对于可能发生的恐怖和暴力行为，比如冲锋队员所干的那种令人遗憾的事情，我会尽我所能从严处理。”巴本也不愿意让希特勒领导内阁。谈判破裂之后，希特勒宣布：

日耳曼种族的同志们！你们当中任何一位志在为民族的荣誉和自由而奋斗的人，都会理解我为什么要拒绝进入本届政府。冯·巴本先生的法官最终也许将判处数千名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死刑。你们有没有想到，他们可能还会把我的名字列入这个盲目挑衅的行动、这个向全体人民发出的挑战？正人君子们被误导了！冯·巴本先生，现在我知道你那沾满血污的“客观立场”指的是什么了！我希望一个民族主义的德国取得胜利，我希望消灭马克思主义破坏者和腐败分子。我不适合充当绞杀德国人民的民族主义自由战士的刽子手。[148]

希特勒对冲锋队员的野蛮暴力的支持再清楚不过了。他的态度镇住了巴本，巴本根本没打算把总统令施用于纳粹党，于是在9月2日改判那几位死刑犯为终身监禁，希望以此安抚纳粹领袖。[149]事件发生后不久，由于担心再次被取缔，希特勒命令褐衫军休假两星期。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的。[150]

然而，7月胜选之后嗅到权力味道的纳粹党对于党魁未能入阁感到失望之极。与希特勒谈判的破裂也使巴本和兴登堡陷入麻烦：本届政府的合法性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同。摧毁议会制度的时刻似乎已经来临，但是他们要怎样实现呢？在兴登堡的支持下，巴本决定，一俟国会召开会议，就解散它。然后他就可以通过总统令的形式行使——确切地说是滥用——专制权，宣布不再进行选举。但是，当国会终于在9月召开会议时，赫尔曼·戈林按照惯例，作为国会中第一大党的代表主持会议。在乱哄哄的会场上，他故意不理睬巴本宣布解散国会的提议，而是同意讨论共产党的动议——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动议得到512位议员的支持，仅有42位投了反对票，5位弃权。投票结果使巴本废除选举的计划落空了，这令他颜面扫地，也相当生动地显示出他在国内缺乏支持。巴本政府别无选择，只好遵照宪法，要求在11月进行新一届国会的选举。[151]

巴本的策略激怒了希特勒，他在新的选战中对政府发动了猛烈抨击。希特勒宣称，一个由贵族反动派组成的内阁，永远无法得到像他本人这样的人民之子的合作。纳粹报刊吹嘘说，“领袖”在德国各州的造势活动又一次高奏凯歌。然而关于希特勒的演讲听众云集、反响热烈的吹嘘之辞，掩盖不住这样的事实，至少瞒不过纳粹领导层：希特勒这回发表演讲的会议厅，许多都是半空的，这年搞的许多活动导致该党已无财力维持上一次选举时的那种宣传力度。此外，希特勒抨击巴本时所使用的民粹主义话语吓坏了中产阶级选民，他们觉得纳粹党的“社会主义”特性又出现了。在竞选的准备阶段，纳粹党与共产党并肩参加了愤怒的柏林运输工人举行的一次罢工，这不但无助于改善纳粹党在柏林工人阶级眼中的形象——尽管这一直是戈培尔的目标，而且引起了乡村选民的反感，也遭到一些中产阶级选民的排斥。纳粹党曾经令人耳目一新的宣传方式，此时已经人人熟知。戈培尔的锦囊已经掏空，再也没有能打动选民的妙计了。纳粹领导层十分沮丧，听天由命地等着在投票日那天看到选票严重流失。[152]

路易丝·索尔米茨（Louise Solmitz）的日记传神地表达了大多数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人士的情绪。索尔米茨生于1899年，居住在汉堡，当过教师，嫁给了一位退伍军官，长久以来一直是兴登堡和胡根贝格的崇拜者，她以典型的新教教徒的心态，鄙夷地把布吕宁看作“小气的耶稣会士”，还经常在日记中抱怨纳粹的暴力行为。[153]然而1932年4月，她到汉堡郊区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去听希特勒演讲，在现场气氛和来自社会各界的群众的感染下，在演讲的鼓动下，她心潮澎湃。[154]“令人深受感染的希特勒精神，”她写道，“是德意志的精神，是正义的。”[155]不久，她家所交往的中产阶级友人全都支持希特勒了，在7月份，他们无疑都把选票投给了他。然而，国会开会时戈林对待国会的漫不经心态度，以及11月选战期间纳粹党的左倾立场，都使他们心生反感。他们此时较为倾向于巴本，但对他并不十分热情，因为巴本是天主教徒。她的一位退伍军人老友说：“我两次投票给希特勒，可是以后不会了。”另一位熟人说：“希特勒真糟糕，我不会再支持他了。”路易丝·索尔米茨认为，希特勒因为支持柏林运输工人的罢工而损失了数千张选票。她悲观地得出结论，希特勒所关心的并不是德国，而是权力。她问道：“希特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我们愿意接受的未来，然后又抛弃了我们。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11月，索尔米茨一家把选票投给了民族党。[156]

面对这种失望情绪，纳粹党在选举中成绩糟糕也就不足为奇了。11月选举的投票率远低于7月那次。计票结果显示，纳粹党的选票大幅下降，从1,380万张降至1,170万张，议席从230席降至196席。纳粹党仍是遥遥领先的第一大党，但它此时的席位少于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席位数的总和。[157]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称，“希特勒在走下坡路”。[158]“我们遭受了挫折，”约瑟夫·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159]与之相反，政府在选举中有所收获。民族党的议席从37席增至51席，人民党从7席增至11席。投票给它们的选民中，有许多曾短暂地转向纳粹党，此时重新支持他们。但这些数字依然少得可怜，差不多是两党在1924年全盛时期得票数的三分之一。国家党（即原先的民主党）运气不佳，依然呈现颓势，议席从4席降至2席。社会民主党又失去了12席，降至121席，是1924年以来所获得的最少席位数。另一方面，仍为第三大党的共产党进一步提高了地位，又赢得11席，总共占100席，落后于社会民主党并不太远。对许多德国中产阶级人士来说，共产党的表现高效得让人害怕，他们担心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发生共产主义革命。中央党也略呈颓势，从75席降至70席，有些选票流向了纳粹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即从中央党分裂出去的巴伐利亚派，也是如此。[160]

地图15　纳粹党在1932年11月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总体而言，国会甚至比从前更加难以控制。此时，100位共产党议员与196位纳粹党议员在国会内交锋，双方都打算摧毁他们所痛恨和鄙视的议会制度。政府在选战期间痛骂过它们，结果导致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敌视巴本。巴本完全未能扳回9月12日在国会受到的羞辱。在新一届国会中，他所面对的局面依然是绝大多数议员都反对他的内阁。巴本想要快刀斩乱麻——取缔纳粹党和共产党，并且动用军队实行总统专制政体，完全绕开国会。然而这个设想并不务实，因为此时他已失去军方和高层军官的信任，这是致命的不利因素。这年年初，军方高层迫使威廉·格勒纳将军辞去国防部长之职，原因是认为他与魏玛共和国及其机构折中妥协的做法已不再适应新形势。他的继任者是立场与军方高层比较合拍的施莱谢尔。让施莱谢尔气愤的是，总理巴本竟敢自作主张制定建立专制政权的计划，而没有对那个当初大费周章扶他上台的人——也就是施莱谢尔本人——言听计从。况且巴本显然未能实现施莱谢尔和军方一直谋求的目标——拉拢主要由纳粹党和中央党构成的国会多数派。因此，采取新方案的时候到了。施莱谢尔平静地通知巴本，军方不愿意冒爆发内战的风险，将不再支持他。内阁表示同意；而且由于街头暴力无法控制，也毫无办法防止它继续升级，于是巴本被迫宣布辞职。[161]

三

接下来是两个星期的复杂谈判，由兴登堡及其亲信主导。到此时，宪法实质上已恢复到俾斯麦帝国的宪法，规定政府由国家元首任命，无需征询国会多数派或者各级立法机构的意见。国会作为一个政治要素被完全排挤到边缘。实际上，它已被弃用，甚至无需它来批准法律的通过。但它依然可能引起麻烦，因为任何一届政府在试图朝着专制方向修改宪法时，如果得不到国会中多数派的支持，就不具备合法性，就要冒挑起内战的重大风险。因此，寻求国会支持的努力仍在继续。由于纳粹党不肯合作，施莱谢尔只好在12月3日亲自出任总理，他的内阁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前途暗淡的。兴登堡喜欢并且信任巴本，认同巴本的许多观点，因此憎恨把巴本搞下台的施莱谢尔。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对施莱谢尔的恨意不如对巴本那样强烈，施莱谢尔在上台后的几个星期里避免重复巴本的专制论调，从而赢得了喘息之机。他依然期待纳粹党能够回心转意。纳粹党已因11月选举而开始走下坡路，对于以后何去何从产生了分歧。此外，12月初在图林根州举行的地方选举中，纳粹党的得票率比在7月份全国选举时的高峰暴跌了大约40%。而且一年来的奋力拉票，几乎耗尽了该党的财力。形势似乎对施莱谢尔越来越有利。[162]

希特勒拒绝加入联合政府，除非由他担任总理，这种做法此时在纳粹党内部引起了批评。带头批评的，是该党的组织部长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他十分清楚纳粹党的险恶处境，越来越觉得希特勒削弱了过去几年里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党组织，于是开始一边结交大企业，以便为党募集资金，一边拉拢工会，以便说服它们加入一个拥有广泛基础的全国联盟。然而，以约瑟夫·戈培尔为首的施特拉塞尔在纳粹领导层中的敌人意识到他的意图后，开始暗中谋划，指责他蓄意阻挠党的夺权努力。[163]施莱谢尔为了向希特勒施加压力、推动他加入内阁，开始单独与施特拉塞尔谈判，讨论希特勒在政府中可以担任什么职务。在此紧要关头，希特勒依然固执地认为，除非由他出任总理，否则纳粹党不应该加入任何一届政府。施特拉塞尔与希特勒进行了一次艰难的会谈，他徒劳地解释了自己的观点。再次遭到回绝之后，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施特拉塞尔一气之下于12月8日辞去党内一切职务。

希特勒迅速采取行动防止纳粹党分裂，开除了前党内二号人物施特拉塞尔的高调支持者，亲自劝说那些摇摆不定的人。希特勒短时间内在全国做了旋风式巡回演讲，说服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相信他的立场是正确的，其方法是把施特拉塞尔定性为叛徒，颇像斯大林在大约同一时期的苏联把托洛茨基定性为叛徒的做法。分裂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希特勒和戈培尔当然对此极其重视。但这是基于权术考量，而不是基于原则问题。施特拉塞尔与希特勒对于未来的构想并无不同，前者的思想立场与他的领袖非常相像。在1930年完全驱逐他的弟弟奥托时，他全力支持。奥托的观点确实偏离了党的主流，过于左倾。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在1932年12月也没有做出任何抗争。假如他为自己的观点宣传，极有可能会带走相当大一部分党员，从而使该党受到致命破坏。但他没有这样做。辞职后施特拉塞尔立即前往意大利度假，尽管并未真正被开除出党，但他没有再插手党内事务，实际上退出了政治生活。希特勒自己兼任党的组织部长，解散了施特拉塞尔为纳粹党建立的集权式管理结构，以防大权旁落。党内危机过去了。希特勒和纳粹党领导层可以松口气了。[164]

施莱谢尔未能争取到纳粹党，此事将被证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诚然，从表面上看，他的前途在年初的时候似乎不算太糟。纳粹党在走下坡路，1月15日在小州利珀（Lippe）的地区选举中赢得39.5%的选票，但是就连这次成功表现也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当地选民总数仅有10万。大规模的宣传努力和空前密集的造势活动，依然未能使纳粹党的得票数比在1932年7月选举时有所增加。希特勒和戈培尔把这个结果吹嘘为一场胜利，借此振作纳粹党低落的士气、坚定党的决心，然而政坛的多数领军人物对于内情相当清楚。[165]在其他方面，纳粹党似乎也在衰落。例如在学生会的选举中，该党的得票率从1932年的48%降至1933年初的43%。[166]同时，世界经济形势终于开始好转，大萧条似乎将要触底回升，施莱谢尔看到了18个月前德国脱离金本位制所带来的契机，正在筹划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项目，通过设立国家公共建设项目缓解失业。这对纳粹党来说不是个好兆头，因为它的崛起和选举优势，主要是大萧条的产物。纳粹党在地区选举中的得票率也已到顶，这是尽人皆知的。

地图16　地区选举得票率，1931—1933年

然而纳粹党的衰落和经济的复苏，要等到至少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才有可能成为重要因素。施莱谢尔没有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可用，他只有几个星期。在兴登堡及其幕僚，尤其是他的儿子奥斯卡、国务秘书迈斯纳和前总理弗朗茨·冯·巴本看来，此时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拉拢纳粹党入阁，以此控制它，纳粹党最近的损失和分裂似乎为他们提供了推进此事的有利时机。但如果纳粹党继续走下坡路，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随着经济复苏，似乎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老牌政党恢复元气，议会制政府回归，内阁中甚至可能包括社会民主党。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同样担心出现这种局面。施莱谢尔的一些经济计划，包括可能实行钢铁企业国有化，以及在12月正式废除巴本在9月份实行的削减工资和福利的措施，还引起了企业界人士的忧虑，他们的利益是巴本、兴登堡和胡根贝格所重视的。施莱谢尔提议在东艾尔比亚（East Elbia）实行土地改革，把破产容克的土地分给农民，这导致拥有地产的兴登堡与他更加疏远。施莱谢尔自称既不赞成资本主义也不赞成社会主义，保守势力对此极其忧虑，他们开始围绕兴登堡结成同盟，以扳倒施莱谢尔为目标。[167]

这些密谋者取得了“钢盔”及其领导人弗朗茨·泽尔特和特奥多尔·杜斯特伯格的支持，他们计划罢免施莱谢尔，换一个更合乎他们心意的人当总理。50多万人的“钢盔”是一支潜在的难以对付的战斗力量。但它存在严重的内部分歧，其领导人泽尔特与杜斯特伯格之间剑拔弩张，而且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无法决定是应该与纳粹党还是与保守派共命运。他们承诺要“超越党派”，本来是以此作为团结的口号，但这实际上却一直是内部纷争的根源。在此形势下，“钢盔”这个退伍兵组织中的许多资深人士迫切要求恢复福利活动、军事训练、派驻大量民兵“保卫”德国的东部边界，其中有些要求得到了满足。“钢盔”认为自己首先是一支预备役部队，必要时将被征召去扩充正规军，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正规军的员额仅为“钢盔”的五分之一。杜斯特伯格在总统选举中的糟糕表现，让许多人觉得他的明智选择是退出政治战场。其普鲁士军官的背景让他不信任纳粹党人，认为他们过于粗俗、混乱，不值得共事。但杜斯特伯格自身地位不稳，因为有人透露说他有犹太人血统，这让许多“钢盔”成员大为震惊。因此，在1933年初以“钢盔”的名义参与密谋罢免施莱谢尔的，是泽尔特。[168]

尽管巴本积极参与了阴谋，但他本人显然无意角逐总理之职，因为在此前的几个月里，除了兴登堡的亲信，几乎所有人都疏远了他，国内的民众也不支持他。手忙脚乱的谈判最终达成了一个方案：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由保守派内阁成员组成的多数派从旁监督。方案的实施似乎刻不容缓，因为有谣言说施莱谢尔正在与陆军总司令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Kurt von Hammerstein）将军合作，策划一场反政变。施莱谢尔显然想要建立一个极权的统合型国家，以总统令的形式宣布废除国会，实行军管，全面镇压纳粹党以及共产党。“如果新政府没有在11点之前组建起来，”巴本在1月30日告诉兴登堡和“钢盔”领导层，“军队就会出动。施莱谢尔和哈默施泰因领导的军事独裁即将来临。”[169]

谣言之所以迅速流传，是因为政界都知道，施莱谢尔未能取得国会的支持，他别无选择，只能请求总统授予他范围广泛的、实际上超越宪法的权力，用以化解危机。当他向兴登堡提出这个请求时，高龄的总统及其亲信把此事看作摆脱这个讨厌的、不值得信任的阴谋家的机会，于是断然拒绝。有些人料想，施莱谢尔遭到回绝后，将会和军方一起，干脆靠自己的力量直接夺权。但施莱谢尔和军方只考虑过假如巴本重新出任总理就发动政变，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巴本的任命很可能会引发内战。施莱谢尔亟欲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此时他把希特勒出任总理看作一个受军方欢迎的解决方案。“如果希特勒打算在德国建立独裁体制，”他自信地说，“那么军方将是独裁体制内部的独裁集团。”[170]由于总统拒绝授予他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统治权，施莱谢尔别无选择，只好提出辞职。围绕兴登堡的圈子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谈判，打算任命希特勒接替施莱谢尔。最终，在1933年1月30日上午11点半左右，希特勒宣誓就任德国总理。在他所领导的政府中，巴本及其保守派同僚属于多数派。实力大减的民族党中的激进派加入政府，其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接管经济部和粮食及农业部。已在巴本和施莱谢尔两任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的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男爵（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留任，卢茨·格拉夫·什未林·冯·克罗西克（Lutz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也留任财政部长，稍后，民族党的弗朗茨·居特纳留任司法部长。陆军部由维尔纳·冯·勃洛姆堡（Werner von Blomberg）接管。弗朗茨·泽尔特代表“钢盔”执掌劳工部。

仅有两个政府要职归纳粹党，但这两个都是关键职位，是希特勒在谈判中所坚持的交换条件：内政部由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执掌，总理之职由希特勒担任。赫尔曼·戈林被任命为帝国不管部部长（Reich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以及普鲁士州内政部代理部长（Acting Prussian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这个职位使他得以直接控制德国大部分地区的警察。因此纳粹党人能够全面操纵国内的法律与秩序，让形势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只要他们行事有一点点技巧，就可以很快为褐衫军扫清道路，使之能够发动全新水平的暴力行动，在街头打击对手。弗朗茨·冯·巴本成了副总理，并且作为帝国行政长官继续管理普鲁士州，名义上是戈林的上司。希特勒和纳粹党徒粗俗、没文化、缺乏执政经验，他们的周围尽是巴本的朋友，总统兴登堡又对巴本言听计从，因此巴本认为，控制他们必然易如反掌。当一位心存疑虑的同僚表示担心时，巴本自负地对他说：“你错了。我们已经把他收归我们所用了。”[171]巴本自信地告诉一位忧心忡忡的保守派熟人：“两个月之内，我们就能把希特勒逼到墙角，逼得他只会尖叫。”[172]

* 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1849—1936），俄罗斯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

† 德国米歇尔，代表德国普通人的形象，通常被描绘为戴睡帽、穿睡衣的随和模样。

‡ 彩虹联盟（rainbow coalition），由不同团体组成的政治同盟，通常包括小党派和边缘团体。

§ 今波兰贝托姆，曾是犹太人社区。——编注

1. 矗立在汉堡的俾斯麦纪念塔，揭幕于1906年，用仿中世纪的艺术风格表达了这样的期许：德国将在一位新的民族领袖治下恢复往昔的荣耀。

2. 1887年寄自“法兰克福唯一一家不许犹太人入住的饭店”的反犹明信片。这种态度是1880年代的新现象。

3.（上图）胜利的希望：德军于1914年在比利时境内满怀信心地推进。

4.（中图）战败的现实：1918年8月在亚眠战役（Battle of Amiens）中被协约国俘获的德国战俘。

5.（下图）必须付出的代价：因履行1919年《凡尔赛和约》而废弃的德国战斗机的骨架。

6. 陷入混乱：1919年1月“斯巴达克同盟暴动”期间柏林街头的一场战斗。

7. 右翼的报复：1919年5月血腥镇压慕尼黑苏维埃（Munich Soviet）之后，担任行刑队队长的一位自由军团中尉拍摄的他手下的非正规军与他们将要处决的“赤卫队员”（Red Guardist）。

8. （上图）德国一份讽刺杂志上的种族主义漫画，醒目地列出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区期间据说法军所犯凶杀、抢劫和性侵案件的数量。

9. （下图）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么多千元面额的马克只值一美元！”

10. 1927年战争赔款的决算表：一份讽刺杂志说，《凡尔赛和约》强加给德国的财政负担造成的经济困难导致14,000名德国人自杀。

11. 咆哮的二十年代：画家奥托·迪克斯对1927—1928年德国社会的痛苦观感；退伍军人被排挤到社会边缘，而放荡女子和她们的客人却在爵士乐舞会上纵情享乐。

12. 啤酒馆暴动：1923年11月，武装的冲锋队员在慕尼黑市政厅外等待纳粹党接管权力，但他们空等了一场。

13. 1929年，希特勒与友人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休闲，他没有喝酒。最左是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

14. 1926年希特勒在魏玛领导的一次街头游行，冲锋队在前面开路。他左方没戴帽子的是鲁道夫·赫斯，紧跟在他身后的是海因里希·希姆莱。

15. 入神的面孔：1930年在一次露天集会上聆听演讲的冲锋队员。

16. （上图）共产主义威胁：就像1932年选战期间在汉堡的这个贫民区一样，犯罪、贫困和极左翼使命感往往结合在一起，令中产阶级选民感到害怕。

17. （下图）布吕宁的制服禁令（1930年12月）徒劳无功：褐衫军换上了白衬衫，效果依旧。

18. 1930年的一张和平主义海报提醒人们，“投票给右翼政党，无异于投票支持发动战争”，纳粹主义只会导致死亡与毁灭。并且诘问道：“德国人，你要再次被他抓在手心吗？”

19. 暴力的视觉形象：纳粹党于1928年率先采用，其他政党在后来的选举中效仿。（a）“摧毁世界之敌，国际巨额融资银行”——纳粹党的竞选海报，1928年。（b）“终结这个制度！”——共产党的竞选海报，1932年。（c）“为名单1号扫清道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用胳膊肘挤开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1930年。（d）“反对内战和通货膨胀”——人民党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这例一厢情愿的形象出现于1932年。

20. 1930年9月摆在选民面前的选择。各党的目标是妇女、福利申请人、年轻人以及其他特定的社会群体。

21. “第三帝国的先兆”。1931年1月，一张社会民主党的海报提醒人们警惕纳粹的暴力活动。一个身穿褐衫制服的骷髅在墙上潦草地写下“德国，醒来吧！”、画上卐字符之后，用手枪杀死了一个对手，扬长而去。

22. （上图）淹没对手的声音：1933年3月选战期间，纳粹党用扩音喇叭高喊“希特勒万岁！”

23. （下图）纳粹党的体面样子：1933年1月被任命为总理后不久，希特勒身穿正装接见商界领袖。

24. 街头的现实：1933年春被冲锋队以“辅警”身份逮捕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等待他们的命运是进入褐衫军的刑讯室。

25. 1933年的第一批集中营：到达奥拉宁堡集中营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登记。

26. 《集中营里高贵的共产党员》：纳粹党对集中营进行广泛宣传，但试图树立正面形象。1933年5月14日这组漫画所展现的是，“逮捕”之后是“洗澡”、“剪头发和胡须”（“剪”在德文中与“割礼”是同一个词）、放风和拍照。在现代派艺术家和种族主义作家经常出没的柏林“罗马咖啡馆”和“自大狂咖啡馆”，画中的犹太常客痛惜他们的朋友在6个星期里的脱胎换骨：“这可怜的人肯定吃尽了苦头！”

27. 希特勒的文化革命：“德国的雕塑家”用一群争吵的侏儒塑造出一个新的德国巨人，它随时准备主宰世界。

28. 流亡者：纳粹的讽刺刊物《荨麻》（The Nettle）把德国顶尖作家和知识分子的逃离描绘成德意志民族的胜利。托马斯·曼奏响了手摇风琴，其他人（多数是犹太人）随着他的乐曲偷偷溜走。这些被丑化的人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和卡尔·马克思。“走了，就别想回来。”

29. “打倒非日耳曼精神”：纳粹学生于1933年5月10日在柏林大学外焚烧犹太人和左翼人士的著作。

30. “日耳曼人！捍卫你们自己！不要买犹太人的东西！”1933年4月1日抵制行动期间，冲锋队员在一家犹太商店的橱窗上贴标签，顾客在旁观。

31. 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连续性：一张1933年的明信片，画面上连成一排的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到俾斯麦再到希特勒。

第五章

建立第三帝国

第一节

恐怖开始了

一

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绝非寻常的内阁更迭。这种不同寻常立刻在1933年1月30日的火炬游行中清晰显示出来。游行是戈培尔组织褐衫军、“钢盔”和党卫队在柏林市内举行的，从晚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半夜。一家支持纳粹党的报纸无比激动地报道说，游行人数达70万。[1]这个数字相当荒诞，较为可信的是另一家报纸的报道，它以赞赏的口吻将游行描述为“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参加者包括1.8万名褐衫军和党卫队、3,000名“钢盔”成员和4万名穿便装的平民，共计6.1万人。第三个数据来自一个持敌对立场的信息源，据它估算，穿制服的游行者不超过2万人。好奇的人群沿街驻足，观看游行。准军事组织成员走过时，许多人发出欢呼。这壮观的景象在此后几年里频频上演，被戈培尔编排得炉火纯青。在柏林街头观看游行时，青年汉斯—约阿希姆·赫尔登布兰德（Hans-Joachim Heldenbrand）所站的位置，刚好是褐衫军换火炬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把忽明忽暗的火把换成刚点燃的新火把。他整晚看着那些换火把的人，渐渐注意到同一批面孔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他面前。“瞧，”父亲对他说，“看见这骗人的花招了吧。他们一圈又一圈不停地游行，让人以为他们有十几万人。”[2]

身穿制服的准军事组织纵队游行经过时，上了年纪的兴登堡走到官邸二楼的窗前接受敬礼。为了展示民族党和纳粹党在新政府中的相应地位，戈培尔安排褐衫军走在队伍的前头，“钢盔”跟在他们的后面。兴登堡笔直地站了几个小时之后，开始走神，心思游荡回了一战初期的辉煌岁月。他的一位随从后来告诉英国作家约翰·惠勒—本内特（John Wheeler-Bennett）：

褐衫军脚步凌乱地走过，后面跟着上过战场、头发灰白的“钢盔”队伍，他们步调一致、天生纪律严明。老元帅在窗前看着他们，如在梦中，站在身后的人见他扭过头来，像从前那样粗声吼道：“鲁登道夫，你的兵走得多神气啊，还捉了这么多俘虏！”[3]

不管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兴登堡被民族党报刊描述为这场欢庆活动的核心人物，这场游行被说成是“兴登堡接受他的人民的致敬”。[4]警方也参与其中，护卫并且实际上加入了这场大欢庆，他们用探照灯朝总统所站的窗前打了一束光，以便人人都看得见他向欢呼的游行者致意。[5]到处是黑白红旗。在广播中，赫尔曼·戈林把人群比作聚在一起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民众。他说：“这气氛只有1914年8月时能与之相提并论，当时也是整个国家挺身捍卫它所拥有的一切。”“过去14年来的屈辱”被一扫而空，1914年的精神得以重振。[6]这些看法每一位民族党人都会同意。正如一家民族党报纸所言，德国正在见证“第二次八月奇迹”。[7]几天后，在街头的人群中观看游行的路易丝·索尔米茨做了同样的比较：“像1914年一样，人人因为希特勒的缘故而互相拥抱，不饮而醉。”[8]当时她或许没有想起，1914年精神预示着战争：全民动员是发动武装冲突的基础，压制国内异见是发动国际侵略的准备。而这正是纳粹党此时的目标，戈林的声明已经做了暗示。从1月30日开始，德国社会将以最快的速度被置于永久备战状态。[9]

戈培尔对庆祝活动感到欢欣鼓舞。尽管他在新内阁中尚无正式职务，但已经能够组织国家广播电台进行现场解说。效果超出了他的预期：

盛大的庆典。万众欢腾……火炬来了。从7点开始。望不到尽头。直到10点。到达皇宫。然后到达总理官邸。直到12点。没有尽头。上百万民众在行进。老人家向经过的游行队伍还礼。希特勒站在隔壁房间的窗前。觉醒了！民众自发地涌来。数不胜数。不断有新的群众加入。希特勒欢欣鼓舞。他的人民在向他欢呼……激情洋溢。准备竞选。最后的选举。我们将轻松取胜。[10]

身穿制服的纵队继续游行，交替合唱着国歌和《霍斯特·韦塞尔之歌》（Horst Wessel Song），穿过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从一座座政府大楼前走过。[11]

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参与了热情洋溢的游行活动。随后的几个晚上，柏林以外的许多城镇也上演了火炬游行。[12]在柏林，1月31日下午，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同盟举行了自己的游行，游行队伍最后停在证券交易所（一家右翼报纸称之为“德国犹太人的‘麦加’”）门前，学生们冲着从里面出来的股票经纪人大喊“犹大去死吧！”[13]2月6日在汉堡观看另一场火炬游行时，路易丝·索尔米茨“沉醉在热烈的气氛中，火炬的光正照在脸上，晃得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四周烟雾缭绕，我们宛如置身芬芳的香云之中”。像许多体面的资产阶级家庭一样，索尔米茨带着孩子们去观看这非凡的景象：“到目前为止，他们对政治的印象实在糟透了，所以现在应该让他们对国族有一个真正深刻的印象，就像我们曾经那样，并且铭记在心。他们也确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写道，从晚上10点之后，

两万名褐衫军如海浪般一个接一个涌过，在火炬的照耀下，他们的脸上热情洋溢。“向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总理阿道夫·希特勒，致以三倍的敬意！”他们高喊“共和国是狗屎”……我们旁边有个三岁的男孩一次又一次举起小手：“希特勒万岁，希特勒男子汉万岁！”有时人们还大喊“杀死犹太人”，高喊说要让犹太人的血从他们的刀下喷涌而出。

“当时谁会把这些话当真呢？”她后来又在日记里写道。[14]

1月30日，少女梅利塔·马施曼被保守派的父母带去观看火炬游行，那景象在多年之后依然历历在目，她记住的不仅是热烈的气氛，还有与游行相伴的暴力和攻击性所显露的威胁意味，包括

飒沓的脚步声，黑压压一片的红黑旗，摇曳映照在人们脸上的火炬之光，以及让人一听就热血沸腾的歌曲旋律。

看了几个小时，纵队不断走过。我们一次又一次在其中看到成群与我们年龄相仿的男孩和女孩……突然有人从游行队伍中跳出来，袭击了站在离我们仅几步远处的一个男人，也许因为他说了句有敌意的话。我看见他倒在地上，血顺着脸颊流下来，我听见他大声喊叫。爸妈赶紧拉着我们离开斗殴现场，但我们还是看到了那个流着血的人。我好多天都忘不掉他的样子。

这一幕在我心中激起的恐惧，还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醉人的喜悦。“我们愿意为旗帜捐躯。”举着火炬的人们唱道……对他们来说，旗帜生死攸关，我情不自禁地强烈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想逃离自己那幼稚、狭小的人生，我想归属某个伟大的、重要的事业。[15]

在这些体面的中产阶级看来，伴随着游行的暴力似乎是偶发的，并非特别有威胁性。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希特勒的任命已经预示了灾难。外国记者团从帝国新闻局（Reich Press Office）的窗户观察了游行队伍经过，有人听到一位记者说，他们正在观看的游行，与11年前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夺权那次一样，这是“德国版的进军罗马”。[16]

尤其是共产党人，他们知道希特勒政府很可能会强硬打压他们的活动。1月30日晚间，右翼媒体已经在呼吁取缔共产党了，因为有人从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区的一座房子里朝手持火炬的冲锋队游行队伍开枪，造成一位警察和一位褐衫军成员死亡。[17]《红旗报》被取缔，报纸被没收，在施潘道（Spandau）区爆发的纳粹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一场枪战中，警察逮捕了60多人。[18]类似的冲突，虽然场面没那么火爆，也发生在杜塞尔多夫、哈雷（Halle）、汉堡和曼海姆（Mannheim）市，在其他地方，警方立即禁止共产党举行任何示威活动。在阿尔托纳、开姆尼茨（Chemnitz）、明谢贝格（Müncheberg）、慕尼黑和沃尔姆斯（Worms）市，以及柏林工人阶级聚居的各个区，共产党公开举行反对新内阁的示威活动。据报道，有5,000名工人参加了在魏森费尔斯（Weissenfels）市反对新内阁的游行，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但规模较小的游行。[19]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在符腾堡州的小镇默辛根（Mössingen）举行的总罢工，默辛根将近三分之一的选民在1932年的选举中投票给了共产党。在不足4,000人的总人口中，多达800人走上街头反对新政府，这座小型工业中心的居民很快看清了现实：警察介入进来，开始逮捕那些被认定为头目的人，最终逮捕了80多位参加者，其中71人后来被裁定犯有叛国罪。指挥这次警察行动的，是符腾堡州天主教保守派政府的部长会议主席欧根·博尔茨，他显然害怕共产党举行全国暴动。在很多年后回顾这些活动时，一位参与者自豪地说，假如其他地方的人都以默辛根为榜样，纳粹党就绝不可能成功。另一位参与者以同样自豪的心情，带着可以理解的夸张语气说：“除了这里，其他地方毫无动静。”[20]

在许多城镇，各个劳工政党的基层党员做了大量工作，准备合作应对纳粹的威胁；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没有为采取更大规模的抗议措施而进行任何协调。尽管共产党确实立即敦促发动一场总罢工，但它明白，如果得不到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合作，那么发生罢工的概率就等于零，而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是不愿意在这方面被人操纵的。在共产国际看来，希特勒内阁的任命，表明垄断资本已经成功地拉拢了纳粹党，双方将合谋瓦解无产阶级的抵制行动，为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建立扫清道路。按照这种观点，内阁的关键人物就是工业界和大地产商的代理人胡根贝格，而希特勒只不过是他的工具。[21]许多左翼社会民主党人都认同这个观点，包括该党最著名的国会议员之一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共产党还担心，“法西斯独裁政权”将意味着暴力镇压劳工运动、加重对工人的剥削、不顾后果地奔向“帝国主义战争”。[22]到1933年2月1日，共产党报刊已经在报道，“一波取缔令将遍及全国”，“风暴将席卷德国”，“纳粹恐怖匪帮”将屠杀工人、捣毁工会办事处和共产党机关。更多的恐怖行动必将来临。[23]

其他人则不太确定新内阁意味着什么。过去几年里，那么多届政府、那么多任总理来而复往，因此许多人显然以为，新来者不会有什么不同，也会像前任一样短命。就连满怀热情的路易丝·索尔米茨也在日记中写道：

多棒的一届内阁啊！！！我们在7月时做梦也想不到呢。希特勒、胡根贝格、泽尔特、巴本！！！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承载着一大部分我对德国的期望。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活力、德意志民族党的理性、不涉足政治的“钢盔”以及我们不曾忘记的巴本。它美好得难以言表，我得赶紧在第一个不和谐音符奏响之前把这事记下来。[24]

许多从报纸上读到希特勒任命消息的人，肯定觉得褐衫军的兴高采烈太夸张了。新政府的主要特征无疑是保守派的人多势众，“钢盔”参加游行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位驻柏林的捷克外交官在日记里写道：“尽管以希特勒为首，但它既不是民族主义的，也不是革命的政府。它不是第三帝国，甚至连第二帝国半也算不上。”[25]更不客气的危言来自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André François-Poncet）。这位敏锐的外交官指出，保守派理所当然期待希特勒同意他们的计划，即“镇压左派，肃清官僚作风，普鲁士与帝国实现民族同化，重组军队，恢复兵役制度”。他注意到，他们把希特勒扶上总理之位是为了让他出丑，“他们自以为足智多谋，用引狼入羊圈的办法来摆脱狼”。[26]

二

弗朗茨·冯·巴本和他的朋友们以为希特勒已经就范，这种自鸣得意的感觉没能持续多长时间。纳粹党仅据有三个内阁职位，但希特勒作为帝国总理所拥有的职权却相当大。同样重要的是，纳粹党执掌着帝国内政部和普鲁士州内政部，这两个职位具有掌控法律与秩序的广泛权力。尤其是戈林在普鲁士州的职位，使他有权掌控德国大部分领土上的警力。作为帝国行政长官，巴本也许名义上是戈林的上司，却难以插手维持秩序等内务部的日常事务。而且，在军方的要求下，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在希特勒就职的前一天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他对纳粹党的认同程度之深，是巴本和兴登堡没有意识到的。勃洛姆堡是个精力旺盛、容易冲动的人，一战中作为制定作战计划的参谋人员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后来成为总参谋长。他是军方安插在政府中的重要人物，但他也容易受强烈印象的影响。访问苏联、视察德国在那里的军事设施时，他对红军的印象极其深刻，以至于曾认真考虑要加入共产党，完全无视这一决定的可怕政治含义。勃洛姆堡视野狭窄，仅局限于军事，几乎完全不懂政治，而任由希特勒那类人摆布。[27]

勃洛姆堡禁止军官加入纳粹党，小心地维护着军队的独立地位。他对希特勒忠心耿耿，因此纳粹党似乎没有必要从内部削弱军方。不过，该党必须确保军方不会干涉它此时正打算在国内发起的暴力行动。希特勒在1933年2月3日向高级军官发表的讲话中，强调了他对军方中立立场的尊重。他承诺要恢复义务兵役制、消灭马克思主义、反对《凡尔赛和约》，从而赢得了军方的支持。在场的军官没有反对他所提出的令人陶醉的长远构想：入侵东欧，驱逐那里的数千万斯拉夫原住民，使东欧“日耳曼化”。军方的中立当然指的是它不加以干涉，希特勒特意叮嘱军官们，“国内斗争与你们无关”。在力促军方保持中立方面，希特勒又添了个帮手——在勃洛姆堡的提议下，瓦尔特·冯·赖歇瑙（Walther von Reichenau）上校被任命为勃洛姆堡的首席助手。赖歇瑙是位精力充沛、志向远大、功勋卓著的参谋官，他也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与希特勒私交甚好。赖歇瑙与勃洛姆堡很快合力孤立了陆军总司令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哈默施泰因是位保守派贵族，从不掩饰对纳粹党的蔑视。1933年2月，哈默施泰因禁止军官邀请政客参加社交活动，试图用这个办法使军官与戈林等纳粹头目之间的联系减至最少。提到戈林时，除了叫他的绰号“疯子飞行员”，哈默施泰因总是优越感十足地用戈林加入纳粹党之前的实际军衔称他为“（退役的）上尉”。哈默施泰因是个真正的隐患，因为他直接向总统汇报。然而勃洛姆堡在短时间内就成功地限制了哈默施泰因，使他只能为军事事务去见兴登堡。1933年4月4日，勃洛姆堡成为新成立的帝国国防委员会（Reich Defence Council）委员，这个由希特勒担任主席的政治机构实际上绕开军方领导层，把军事决策权交到了希特勒和一小群主要部长的手中。上述步骤有效地使哈默施泰因及其支持者失去了实权。不管怎样，哈默施泰因过于心高气傲、过于不合群，也是不会参与重大政治阴谋的。施莱谢尔此时已被安全地排挤出局，因此无论是哈默施泰因，还是军方的其他领导人，在1933年上半年都没有能力发动人们反对纳粹党。[28]

有弗里克和戈林掌舵，加之军方已被排挤到权力中心之外，因此纳粹暴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遏制。纳粹党随即趁势精心布局，发动了一场政治暴力和政治恐怖运动，其暴力与恐怖的程度前所未见。1月30日和31日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庆祝游行，已经展示了他们新增的信心以及在街头压制对手的实力。游行过程中还出现了暴力和反犹行为。随后，这些行为的发生迅速翻倍。成群结伙的冲锋队员开始袭击工会和共产党的办公场所以及著名左翼人士的住宅。2月4日颁布的一项法令使他们如虎添翼，该法令规定，对于那些武装破坏和平或者从事叛国活动的人，可以拘留三个月。不言自明，该法令不会施用于希特勒的冲锋队员。[29]

戈林于2月15日至17日以普鲁士州内政部长的身份命令普鲁士州警方，停止监视纳粹党以及隶属于它的准军事组织，并尽其所能为它们正在从事的活动提供支持，之后暴力强度大幅提高。2月22日，戈林又迈出一步，建立了一支由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成员组成的“辅警”部队，其中的“钢盔”成员显然指的是年轻团员而不是退伍兵。这给冲锋队员开了绿灯，使他们可以继续横冲直撞，丝毫不受本应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国家正规治安机构的真正干预。自巴本政变以来，警察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已被清除，就在警察跟踪共产党人、驱散他们的示威活动的同时，新建立的辅警部队在警方的许可下，冲进共产党和工会的办公场所，销毁文件、强行赶走工作人员。暴力升级，首当其冲的无疑是共产党及其成员。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已经处于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例如，普鲁士州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于1930年代初声称，如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秘密会议，那么在会议开始后几个小时内，政府就会收到密报。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都有警方密探活跃于其中。警方与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冲突频繁，其中有警员受伤，甚至是致命伤，导致警方展开各种侦查行动，包括搜查共产党机关。1931—1932年抄获的文件中包含共产党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地址簿，因此警方对该党了如指掌。历经无数次与共产党的武装冲突，警方已将其视若寇仇，遂在1月30日之后把有关共产党的情报移交给新政府。纳粹政府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这些情报。[30]

纳粹党在1933年2月的后半个月里加大了镇压力度，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遭到几乎与共产党一样的重创。共产党一直被视为对公共秩序和私人财产的威胁，因此政府得以凭借中产阶级选民的这种共识来镇压共产党。共产党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不断上升，1933年初获得国会中的100个席位，这种势头令许多人惊恐万分，担心如果共产党真的在德国取得政权，可能会复制俄罗斯在1918—1921年的暴力行径。但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与之截然不同，毕竟这支政治力量多年来一直是魏玛共和国的中流砥柱。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占有121席，而纳粹党占196席；社会民主党在多届政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多任德国总理和普鲁士州部长会议主席，以及共和国的首任国家元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都出自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长期拥有数百万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弃它转投纳粹党或共产党的人相对较少，而且它在不同时期都得到了许多德国人的支持，至少得到了他们的尊敬，尽管这种尊敬是勉强的、有条件的；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人数在1930年达到100万以上。[31]

社会民主党及其准军事团体帝国国旗团的一些分队准备采取行动，有的负责筹措武器弹药，有的在1月30日和31日举行了示威。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领导人于1月31日在柏林召开会议，计划发动一场全国总罢工。然而就在各地组织翘首以待之时，总部的领导层却犹豫了，因为他们意识到，在国家深陷史上最严重的失业危机之际举行罢工，将会困难重重。工会担心，如果举行罢工，纳粹冲锋队将会占领工厂。况且社会民主党如何能够证明它用非法行动捍卫法律的做法具有正当性呢？1933年1月30日，该党的党报《前进报》发表声明：“不同于本届政府及其暴动威胁，社会民主党以及整个钢铁前线在此郑重承诺，他们将坚定不移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并且不会首先采取行动背离这一原则。”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发生了几起孤立的行动。数千名社会民主党人于2月7日在柏林的怡然园（Pleasure Gardens）举行了一次集会；在吕贝克市（Lübeck）一次短暂的全市总罢工之后，1.5万工人于2月19日为当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尤利乌斯·莱贝尔（Julius Leber）的获释举行了庆祝活动。但是社会民主党总部并没有发布抵制纳粹政府的总方针。[32]

由政府主导、针对社会民主党的恐怖行动一天比一天凶猛。到1933年2月初，在柏林的帝国内政部长、纳粹党人威廉·弗里克和普鲁士州内政部长赫尔曼·戈林的施压下，各级政府机构都已经开始查禁特定几期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社会民主党对此的反应是按照惯常的做法，在莱比锡的帝国法院提起诉讼，迫使弗里克和戈林允许这些报纸发行，这种策略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33]然而在2月里，成群结伙的褐衫军开始驱散社会民主党的集会、殴打演讲人和听众。2月24日，社会民主党人、曾任普鲁士州内政部长的阿尔贝特·格热辛斯基抱怨道：“我的好几次集会都被冲散了，现场有很多人身受重伤被抬走。”党的执行委员会做出的反应是，大幅减少集会次数以避免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1月30日之前警方多多少少还为集会提供的那种保护，在2月份已经遵照内政部的命令完全取消。[34]纳粹冲锋队员此时可以殴打和杀害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而免于惩罚。1933年2月5日发生了一起特别令人震惊的事件，一名年轻的纳粹党人枪杀了社会民主党的施塔斯富特市（Stassfurt）市长。几天后，社会民主党党报《前进报》因为谴责冲锋队员在艾斯莱本（Eisleben）的巷战中杀害了一位共产党人，而被柏林警察局长下令停刊一星期。[35]

1932年7月20日巴本政变后的几个月内，工人发动起义的机会变得微乎其微。社会民主党对布吕宁的消极支持以及对胡根贝格的积极支持，本来已在劳工运动中引发的那种无力感，此时又由于未能抵制巴本而越发强烈。在兴登堡和泽尔特周围的保守派的鼓励下，警方和军方对右翼与左翼准军事组织之间的纷争不再袖手旁观，而是果断地选择支持前者。在这种形势下，劳工运动如果发动武装起义，无异于自杀。而且，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局部行动方案，有基层谈判以及在各个层级开展的正式和非正式手段，但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依然不准备联手为捍卫民主制度做最后一次努力。即使它们这样做了，在人数、武器和装备方面，二者加在一起也根本无望与军方、褐衫军、“钢盔”和党卫队相抗衡。假如试着发动起义，无疑会遭遇一年后维也纳起义工人那样的命运：1934年，为反对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建立“教权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的那场政变，维也纳工人举行了起义，但装备精良、全副武装的社会主义者在几天之内就被奥地利军队击溃。[36]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让工人流血，更何况是与共产党合作，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共产党将无情地利用暴力局势为它自己谋取利益。[37]因此，在1933年初的几个月里，社会民主党刻板地坚持采取合法手段，尽量不采取任何可能激怒纳粹党的行动，以免招来更加暴烈的攻击。

三

1933年2月，德国再次进入白热化的选战。各政党展开激烈竞逐，此次国会选举是希特勒于1月30日接受总理职位时提出的条件之一。投票日定在3月5日。选战期间，希特勒在很多场合宣称，纳粹运动的主要敌人是“马克思主义”。“我绝不，绝不放弃消灭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只能有一个胜利者：要么是马克思主义，要么是德国人民！德意志将取得胜利！”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指的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1933年初的氛围中，希特勒的挑衅性语言无异于在鼓励他的冲锋队员们滥用武力而无需顾及法律。然而，他的攻击目标远远不止左翼，还威胁到了魏玛民主制度的其他支持者，或者说是前支持者。他在1933年2月10日说，纳粹运动“绝不姑息任何有罪于国家之人”。[38]“我再说一遍，”希特勒于2月15日宣布，“我们将无情地与马克思主义做斗争，每一场与它结盟的运动都将随它一起彻底失败。”[39]

这番威胁出自他专门为痛斥符腾堡州行政长官欧根·博尔茨而在斯图加特发表的演说，因为博尔茨宣称德国的新一届政府是自由的敌人。希特勒抱怨道，纳粹党1920年代在符腾堡州遭到迫害时，当政的博尔茨不曾插手捍卫纳粹党的自由。希特勒接着说：

那些14年来不曾提及我们的自由的人，今天也没有权利谈论自由。作为总理，我只需用一部法律来保护这个民族国家，正如他们当年制定了一部法律来保护共和国。到时他们将会明白，并不是每一个被他们称为自由的东西都配得上这个名字。[40]

事实证明，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一样，中央党并不太受纳粹党选举优势的影响，因此成了选战中的又一个主要恐吓目标。不久，中央党就开始像社会民主党一样感受到政府恐怖行动的冲击。2月中旬，中央党已有20家报纸因批评新政府而被取缔；许多地方的公共集会被当局禁止；一批公务员和行政人员开始遭到解雇或停职，据悉都是中央党党员，包括奥伯豪森市（Oberhausen）警察局局长和普鲁士州内政部的一位部长级主任。海因里希·布吕宁为谴责这些解雇措施而发表的演说，引发了冲锋队员在威斯特法伦对中央党的选举集会发动暴力攻击。2月22日在克雷费尔德（Krefeld）举行的中央党集会上，曾任帝国部长的亚当·施特格瓦尔德（Adam Stegerwald）遭到褐衫军的痛殴。一家又一家地区级党报遭到取缔，有的报馆被横冲直撞的褐衫军捣毁。各地党的机关遭到突袭，大量竞选海报被没收，动手的不仅有冲锋队员，还有政治警察。面对这种形势，主教们祈祷和平，而中央党求诸宪法，并且号召选民投票支持恢复早已失去公信力的布吕宁政府——这是中央党政治破产的一个可悲迹象。[41]

希特勒表示他对这些事件感到忧虑，并且在中央党对这些事件提出强烈抗议之后，于2月22日宣称：“挑衅分子打着我党的幌子，正在试图败坏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名声，尤其是以扰乱和冲击中央党集会的方式。”他严肃地说，“我希望，全体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最大限度地遵守纪律，与这些图谋保持距离。在3月5日必须打垮的敌人是马克思主义！”但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威胁说，如果中央党在选举中支持“马克思主义”，那么就要“收拾中央党”。加上他在不到两星期之前对博尔茨的猛烈抨击，足以肯定暴力行动仍会继续。[42]而且，就在褐衫军展开暴力助选活动之际，希特勒和纳粹头目们不经意间表示，即将到来的选举将是最后一次，无论结果如何，希特勒都不会辞去总理之职。1932年10月17日，希特勒在公开讲话中宣布：“一旦掌握政权，我们就会紧抓不放，愿上帝保佑我们。我们绝不允许它从我们手中再被夺走。”[43]他在1933年2月说，选举的结果将不会影响他的施政计划。“假如德国人民此刻抛弃了我们，我们也不会被吓住。我们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德国走向衰落。”[44]

在其他场合，希特勒比较谨慎但不足为信地宣布，他只需要4年时间来实施自己的政策，然后在1937年下一次国会选举的时候，德国人民可以对本届政府的优劣做出判断。在一片狂热吹捧的氛围中，希特勒于2月10日在柏林体育宫（Berlin Sports Palace）向人山人海的听众发表长篇演说，概述了其施政计划。此时全部的政府资源尽归纳粹党调用，它用卐字旗和写有反马克思主义口号的横幅装饰大厅，用电台向全国播送希特勒的讲话。演讲开始前，国歌的合唱声、“万岁！”的呼喊声和热烈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希特勒走上讲台时达到高潮。就像他在职业生涯中经常做的那样，希特勒以缓慢、平静的语调开始演讲，为的是让人山人海的听众凝神谛听。他回顾了纳粹党史，历数了魏玛共和国自1919年以来的所谓罪行——通货膨胀、农民阶级的贫困、失业率的上升、国家的崩溃。他的政府将如何改变这危机重重的局面？他的回答完全回避了任何具体的承诺。他庄重地说，他不打算许下任何“廉价的诺言”；相反，他宣称，其施政计划是重建德国：不要外国援助，“遵循永远正当的永恒法则”，依托人民和土地，而不是根据阶级意识。他再一次提出了令人陶醉的构想——德国将在一个新社会里实现统一，这个社会将弥合过去14年来导致国家衰败的阶级分化和信仰分歧。他宣称，将把工人从异端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引导他们回归由全体日耳曼人组成的民族大家庭。这是一份“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实现民族复兴的计划”。

在演讲的尾声，他向柏林体育宫内以及全国的听众发出了近乎宗教式的呼吁：

14年来，这些导致分裂、发动十一月革命的政党一直在诱惑和虐待德国人民。14年来，他们破坏、渗透和瓦解了国家。鉴于以上事实，我今天站在国民面前提出以下恳求也就不能算是冒昧：德国人民，请给我们4年时间，然后再评判我们吧。德国人民，请给我们4年时间，我向你们保证，就像我们、就像我出任此职一样，届时我也可以离职而去。我担任此职，不是为了赚取薪酬；我担任此职，是为了你们！……因为我无法放弃对我的人民的忠诚，无法放弃对这个国家终将再度崛起的信心，无法放弃我对这个国家、对我的人民的爱，我所珍视的坚定信念是，在今天轻视我们的数百万人，终将与我们站在一起，与我们一起赞颂那个我们历尽艰辛共同缔造的、来之不易的德意志新帝国——伟大、强盛、辉煌、公正的德意志新王国。阿门。[45]

因此，希特勒对德国承诺的，首先是镇压共产党，然后是镇压魏玛的其他政党，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除此之外并未做出什么具体承诺。但这被许多人视为美德。“我很高兴希特勒缺乏计划，”路易丝·索尔米茨在日记中写道，“因为计划要么是谎言、弱点，要么是给笨蛋设的陷阱。强者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不会让自己束手束脚的。”有位原先对纳粹党毫无兴趣的熟人告诉她，自己投票给希特勒，恰恰因为他关心的不是计划而是国家。[46]希特勒宣称他所需要的仅仅是4年时间，这个夸张的、煽情的要求旨在让听众更加相信，他所行的是基督般自我牺牲的朝圣之旅。在随后的几天里，在其他演讲场地，面对同样热情的听众，这些煽情的话语被一再重复。

希特勒的选战得到了一个新的资金来源的支持，这实际上是工业界对纳粹党的首次赞助。2月11日，希特勒在柏林为国际汽车展揭幕，并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修路和减税计划，以此为汽车制造商提供帮助。[47]一大群工业界的领军人物于2月20日在戈林的官邸开会，希特勒参加了会议，他重申，民主制度与商业利益格格不入，必须消灭马克思主义，即将到来的选举是这场较量的关键。他威胁说，如果本届政府不能胜选，它将被迫动用武力去实现其目标。商界最不想要的就是内战。传达的信息很清楚：他们必须尽其所能确保联合政府胜选——有些商界领袖显然仍以为巴本和保守派是这个联合政府的核心人物。希特勒离开会场后，戈林提醒听众说，即将到来的选举将是最后一次，不仅是对此后的4年而言，可能也是对此后的百年而言。于是，那位在政界人脉广阔、在1923—1924年主导了通胀后期的货币稳定政策的金融家亚尔马·沙赫特宣布，商界将向政府的竞选基金捐献300万帝国马克。有些与会者虽然主张这笔钱中的一部分应该划归纳粹党在联合政府中的保守派伙伴，但还是照样付了款。[48]新资金使纳粹党的竞选实力有了真正的改观，不像此前在11月份时那样因缺乏资源而不得施展。这些资金使戈培尔得以启动一场新型宣传战，把希特勒描绘成重建德国和击溃马克思主义威胁的人，让每个人都能在街头看到这种形象。各种新资源——尤其是广播——被用来为纳粹党做宣传，加之拥有比以往多得多的竞选基金，戈培尔这次真的能够对全体选民施加影响。[49]

然而，纳粹党的选战并不是通往权力得到认可的胜利进程。该党清醒地意识到它的人气已在1932年下半年渐渐退去，而共产党的人气却在上升。在纳粹党的所有对手中，它最怕最恨的就是共产党。在无数的巷战和会场冲突中，共产党人展现出他们在与褐衫军对手较量时是能够以拳还拳、以子弹还子弹的。因此，令纳粹领导层颇为困惑的是，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直接引发的共产党游行示威之后，共产党遭到大规模暴力浪潮的冲击，尤其是2月22日褐衫军被编为辅警之后，纳粹冲锋队乘机抓住权柄，把积压的怒气撒在了他们所痛恨的敌人身上，然而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却没有表现出以暴力回击的倾向。孤立的事件和斗殴继续发生，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在这种全国范围的打击面前虽没有完全逆来顺受，但见不到共产党的暴力有升级的迹象，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共产党政治局曾下令发动协同一致的反击。

共产党的相对按兵不动，主要反映了党的领导层对新政府的判断：它是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垂死挣扎，拖不过几个月就会崩溃。德国共产党意识到自己有被取缔的危险，于是做好充分的准备，以便长期在非法或者半合法状态下生存，无疑还尽其所能地储备了大量武器。而且他们知道，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将不会得到隶属于社会民主党的准军事团体帝国国旗团的支持，因为双方在前些年一再发生冲突。共产党一再要求与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但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共产党与这个它所称的“社会法西斯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前提是，该党必须完全放弃其政治独立性，并且在实际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刻板地坚持其教条，认为希特勒政府的上台表明大企业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暂时胜利，预示着“德国的十月革命”即将来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甚至在1933年4月1日（这个节日正适合讲下面的话）做出决议：

尽管法西斯分子实行恐怖统治，但德国革命的形势将不可阻挡地好转，群众对法西斯主义的抵抗也将不可阻挡地高涨起来。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公然建立，彻底打破了群众对民主制度的幻想，将群众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从而加速了德国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50]

直到1933年6月，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宣布，希特勒政府不久就将在内部矛盾的压力下崩溃，紧随它而来的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的胜利。[51]因此，导致共产党按兵不动的，不仅是它的过分自信，还有它的致命错觉，以为新形势没有对该党构成无法抵挡的威胁。

但纳粹党领导层却觉得形势险恶，认为共产党正在秘密策划一场全国范围的起义。1932年底和1933年初的德国政坛笼罩着对内战的恐惧，它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毕竟，共产党一直宣称，法西斯政府的出现，预示着不可阻挡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这场革命将以一个苏维埃式德国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2月23日在柏林，大批警察突袭位于卡尔·李卜克内西故居的共产党总部，然而，面对纳粹党的公然挑衅，在革命起义的计划据说遭到泄露的情况下，共产党仍然不肯做出反应。他们越是等待，纳粹领导层就越紧张。确实会发生什么事情吗？[52]鉴赏家哈里·格拉夫·凯斯勒（Harry Graf Kessler）记录了他那些交游广阔的朋友中间的传言：纳粹党正在策划一场对希特勒的假暗杀，企图以此作为血腥镇压敌人的借口。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也盛传着类似的流言。紧张局势越来越难以承受。不久，它将得到惊人的释放。[53]

第二节

国会纵火案

一

1931年2月，荷兰青年建筑工人马里纳斯·范德吕伯（Marinus van der Lubbe）开始了穿越中欧的长途跋涉，想要前往苏联，那个他无限神往的国度。1909年1月13日，范德吕伯生于莱顿（Leiden），不久，他那酒鬼父亲就遗弃了家人，他在赤贫的环境中长大，12岁时又失去了母亲。母亲死后，他成为石匠学徒，与劳工运动建立了联系，参加了共产党的青年运动。然而不久，他开始反感该党严格的纪律守则和独裁的组织结构，于1931年退党，加入了一个激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该组织把“用行动做宣传”拔高为它的主要行动原则。由于工伤导致视力严重受损，他很难找到工作，因此赴俄途中主要在廉价客店和谷仓歇脚。然而，他只走到波兰就开始折返，于1933年2月18日到达柏林。他觉得当地的政治形势越来越让人绝望，主流劳工政党的消极被动令人费解。纳粹党已经能够为所欲为，左翼阵营正受到无情镇压。他认为，被所有阵营抛弃的失业者是时候为自由和面包出手一搏了。自从成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来，范德吕伯一直相信直接行动的力量，他决定抗议资产阶级政府及其对劳工运动不断升级的镇压。他在职业介绍所发现，失业者万念俱灰，没有能力发出自己的抗议。必须有人替他们发声。[54]

他选择的抗议方式是纵火。范德吕伯认为，给政府机构或者它们的办公大楼造成引人注目的破坏，就可以让人们看到它们远远不是坚不可摧的，从而唤醒失业者自发地采取大规模行动。他曾因损坏财物而被莱顿的一家法庭裁定有罪，并且常常凭一时冲动而采取无计划的抗议行动。实际上，这种倾向是他与荷兰共产党决裂的主要原因。此时他要在德国做同样的事情，首先要破坏的是那些象征着政府对失业者的压迫，以及在他看来象征着旧秩序的支配地位的建筑物。2月25日，范德吕伯企图在柏林的新克尔恩区（Neukölln）焚毁一个福利办事处，更野心勃勃的是，他还打算焚毁市政厅和从前的皇宫。三个行动都因立即被发现而受挫，连报纸都没有报道。显然，应该选择更能产生戏剧效果的目标，而且需要好好准备一番。他认为造成自己以及许许多多失业青年生活得如此悲惨的，是资产阶级政治秩序，并且认准了国会就是它的至高象征，于是他决定焚毁国会。[55]

2月27日早晨，范德吕伯用他剩下的最后一点儿钱买了火柴和引火物。经过一番勘察，他确定了进入大楼的最佳办法，然后一直等到夜幕降临，在晚上9点左右趁机进入空荡、黑暗的国会大厦。由于视力受损，他的感官已长期在黑暗中锻炼得相当敏锐，他先是试图点燃餐厅的家具，却没有成功，又摸索着进入议事厅，那里的窗帘很容易就被点燃了。木质嵌板很快燃烧起来，穹顶起到了烟囱的作用，形成向上的通风道，扇动火焰，因此火势相当猛烈。与此同时，范德吕伯冲进大厦的其他房间，打算再点几把火，最终被国会的工作人员制服并擒获。他被逮捕时，大厦正熊熊燃烧，消防队虽然立即赶到现场，却束手无策，只能给主厅的废墟喷水，尽其所能保住其余空间。

与燃烧着的大厦隔街相对的，是戈林的官邸，希特勒的密友普茨·汉夫施丹格尔暂时寄宿在此。管家把他叫醒，指着窗外让他看大火。汉夫施丹格尔立即给戈培尔打电话。戈培尔起初还以为这个出名轻佻的公子哥在开玩笑，但普茨坚持说自己没开玩笑。戈培尔核实之后，发现是真的。他立即通知了希特勒。[56]纳粹党领导人希特勒、戈培尔和戈林在现场碰头。第一批到场的高层人物之一、普鲁士州政治警察总监（非纳粹党员）鲁道夫·迪尔斯（Rudolf Diels）看到警员们已经在审问范德吕伯：

他上身赤裸，流着汗、沾着灰。他坐在他们面前，气喘吁吁。他大口喘着气，似乎刚完成了一个重大任务。在苍白、消瘦的年轻面孔上，那双火热的眼睛里是一副狂野的胜利神态。当夜在警察总部，我好几次坐在他对面，听着他混乱的供述。我读了他裤袋里装的共产党传单，就是当时到处公开散发的那种东西……

马里纳斯·范德吕伯的供词，让我觉得这个小纵火犯绝对不需要帮手，他干这种疯狂的勾当太在行了。谁说一根火柴不足以点燃议事厅中干冷的大块易燃物——老式软垫家具、厚重的窗帘和干燥的豪华木质嵌板？何况这个行家里手用了整整一背囊的纵火物呢。[57]

随后的调查发现了大量文件证据，证实了范德吕伯的供述：他是单独行动的。[58]

迪尔斯被召去向聚在议事厅楼上阳台的纳粹头目汇报情况，他看到的是一幅可怕的歇斯底里景象。战后回忆起这些戏剧性事件时，他继续写道：

希特勒双手撑在阳台的石质护墙上，一言不发地盯着红色的火海。第一阵雷霆刚刚发过。我进去时，戈林朝我走来。在那个戏剧性的时刻，他的声音充满了不祥之感：“这是共产党暴动的开始！现在他们要出击了！一分钟也不能浪费了！”

戈林没能说下去。希特勒转向聚在一起的人们。此时我看见他满脸通红，既是因为激动，也是因为受到积聚在穹顶的热气熏烤。他似乎快被气炸了，我以前从没见过他如此失态。他高喊：“现在再也不能心慈手软了，要杀掉一切挡我们道的人。德国人民将不再知道什么是仁慈。共产党的干部，一经发现，就地枪毙。必须在今夜绞死共产党议员。与共产党为伍者，一律逮捕。还要毫不留情地打击社会民主党和帝国国旗团！”

我汇报了初步审问马里纳斯·范德吕伯的结果——我认为他是个疯子。但希特勒不信，他嘲笑我幼稚、轻信：“这件事确实是经过巧妙设计、长期准备的。这些罪犯干得非常漂亮，可是他们低估了我党的同志们！对不对？这些下等人根本没想到有多少人站在我们这边。他们躲在老鼠洞里，听不见群众的欢呼，现在他们想从洞里出来啦。”他就这样一路说下去。

我请戈林到一旁来，但他没容我说话。“警察要立即进入最高级别的紧急状态，要毫不留情地使用枪支，要采取重大军事警戒状态下的一切措施应对这种局势。”[59]

迪尔斯告诉一位下属，那是一座“疯人院”。但无论如何，采取行动镇压共产党的时机到了。[60]

国会纵火案发生几个小时之后，一队队警察出动了，开着轿车和面包车按照名单搜捕共产党员，把他们从床上拖走。名单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前拟定的，以便在取缔共产党时使用。共产党在国会中有100名议员，还有数千名地区级立法机构的代表、官吏、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名单大部分已失效，但由于是未经计划的突袭行动，因此捕获了许多在其他情况下也许能够逃掉的嫌疑犯，同时也有许多人因下落不明而漏网。总共4,000人被捕。戈林下令枪毙他们，但迪尔斯和警方悄悄地未予执行。[61]当这场大规模行动正在进行之时，戈林的顾问路德维希·格劳尔特（Ludwig Grauert）介入进来。格劳尔特是西北德钢铁雇主协会的前主席，当时刚被任命为普鲁士州内政部的警察局局长。就政治倾向而言，他属于民族党。格劳尔特建议颁布紧急法令，作为逮捕行动的法律依据，并且适用于处理共产党以后的任何暴力行为。2月27日，在纵火案发生之前，保守派主要人物、司法部长弗朗茨·居特纳就已经向内阁提交了一份法案，他与内阁中的其他保守派成员一样，极力支持采取严厉措施遏制公共秩序的混乱，他们把混乱完全归咎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居特纳的方案提议，严格限制公民自由权，以防共产党发动总罢工；对于发出罢工等号召的人，将以严重叛国罪论处，可以判处死刑。[62]但此时，这个提案已跟不上新形势的发展。

纳粹党人、帝国内政部部长威廉·弗里克从居特纳的草案中发现了机会，把他的权力范围扩展到联邦各州，并且新增了关键的第二条，允许内阁而不是总统进行干预，就像巴本1932年在普鲁士州所做的那样。此外，法令草案借鉴了1920年代初以来关于紧急状态立法的内部讨论，暂停实施魏玛宪法的若干部分，尤其是那些约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条款。草案允许警察可以不经法院授权抓人，并且可以无限期地进行保护性羁押，这不同于以往那些为移交司法审理之前的羁押时间设定了严格限制的律令。这些措施以前曾多次被考虑过，并得到高级公务员的极力支持，但此时它们比以往的任何提案都走得更远。法案在2月28日上午11点提交给内阁讨论，希特勒提醒他的保守派同僚，联合政府自组建以来一直致力于消灭共产党：“就心理准备而言，直接交锋的恰当时机已经到来。继续等待是毫无意义的。”[63]

希特勒明确表示，他打算采取雷霆手段，而不考虑法律细节。他说，与共产党做斗争，“一定不能依据法律条文”。他向内阁同僚们展示了纵火案在公众引起的恐慌，以及取缔德国第三大党共产党之后，纳粹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取得大胜的诱人前景。[64]接着发言的戈林宣称，有人看见范德吕伯进入国会大厦之前曾与恩斯特·托尔格勒（Ernst Torgler）等共产党高层人物在一起。戈林说，共产党计划不仅要毁坏公共建筑，还要“在公共厨房投毒”，绑架政府部长们的妻儿。不久，他宣称有详细的证据显示，共产党已经储备了炸药，为的是针对发电厂、铁路“以及一切至关重要的生活保障设施”开展破坏活动。[65]

不顾巴本对第二条的反对，内阁同意把草案呈交兴登堡。尽管法令把他的一大部分权力转给了希特勒政府，兴登堡还是在上面签了字。法令立即生效，其中第一节废止了魏玛宪法的关键条款，并且规定：

因此，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对包括出版自由在内的言论自由权的限制，对集会和结社自由的限制，对通信、电报通讯和电话交谈之隐私权的违反，搜查证的批准，没收令的发布，以及对财产权的限制，除本法另有规定之外，均不受法律的约束。

第二节允许政府在公共秩序受到危害的情况下接管联邦各州。这两节一直有效，“直到另有通知为止”，它们为随后几个月里发生的一切提供了法律借口。[66]至此，纳粹党可以名正言顺地出手夺权了。

二

国会纵火法令在一连串密集的宣传中发布，戈林和纳粹领导层借此描绘了一幅严峻的画面：“德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迫在眉睫，各种凌虐和暴行将随之而来。宣传产生了效果。像路易丝·索尔米茨这样的普通中产阶级公民，一想到德国在劫难逃的命运就不寒而栗，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戈林为证明共产党的邪恶阴谋而提供的“如山铁证”。[67]来自全国各地纳粹团体的200多封电报涌入司法部，要求立即枪毙或者在国会大厦前当众绞死那些“下等人”，因为他们所制定的“邪恶的毁灭计划使我们的祖国处于危险之中，有可能变成一片浸满鲜血的废墟”。许多群体都发出了“一个不剩地消灭这帮赤匪”的呼声，有些地方的纳粹当局表示，它们担心如果不立即处决罪犯，公共秩序将出现混乱。[68]戈培尔的宣传为褐衫军释放被压抑的对共产党的怒火打开了闸门。此前，冲锋队认为自己既然已被编为辅警，因此实际上享有检控豁免权，于是已经在四处施暴的过程中释放了一些紧张情绪，但此时才是他们真正等待的时机。一位冲锋队员后来写下了1933年2月28日之后的情形：

我们已准备就绪，我们知道敌人的意图。我从手下的突击队勇士中选出最勇猛的队员，组建了一支“机动小分队”。我们夜夜枕戈待旦。谁会首先出击呢？然后，时机到了。柏林燃起了烽火，全国到处是交火的信号。终于，命令下达了：“行动吧！”于是我们行动起来！这不仅仅关乎人类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还关乎把淫荡的笑容从布尔什维克党人那丑陋凶残的面孔上永远清除掉，保护德国免遭放纵之徒血腥恐怖的侵扰。[69]

然而，此时在全国范围对敌人施以“血腥恐怖”的“放纵之徒”却是褐衫军。他们用暴力宣泄着长期积蓄的仇恨，他们的行动往往针对那些他们所熟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个人。他们没有制定协作计划，也没有更大的野心，只满足于对他们所畏惧和仇恨的人施以残酷的暴力攻击。[70]

褐衫军和警察也许已准备就绪，但在一些至关重要的方面，他们的共产党对手却没有做好准备。共产党领导层被2月27日至28日发生的事情打了个措手不及，还以为进入了又一轮相对温和的镇压阶段，就像1923年和1924年该党成功地生存下来那次一样。但这次的形势非常不同，警察有穷凶极恶的褐衫军为后盾。共产党党魁、曾为总统候选人的恩斯特·台尔曼及其助手于3月3日在台尔曼位于柏林夏洛滕堡的秘密总部被捕。共产党在国会中的领袖恩斯特·托尔格勒于2月28日向警方自首，目的是驳斥政府关于他和共产党领导层下令在国会大厦纵火的指控。在党的领导层中，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和柏林支部的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分别于春季和秋季离开德国。共产党费尽心力想把政治局委员们偷渡出境，但其中许多人来不及逃跑就已被捕。在全国范围，共产党组织被破坏，办公室被占据，积极分子被拘禁。冲锋队员总是抢走他们所能搜到的一切资金。他们闯入共产党员的家，洗劫现金和贵重物品，而警察却袖手旁观。不久，被捕人数增加至最初预计的许多倍。截至3月15日，已有上万名共产党员遭到拘禁。官方记录显示，1933年3月和4月，仅在莱茵—鲁尔区就有8,000名共产党员被捕。党的机关干部不得不承认他们被迫“撤退”，但坚称那是一次“秩序井然的撤退”。事实上，皮克承认，在几个月内，多数地方干部实际上已不再活跃，许多基层党员被吓得噤若寒蝉。[71]

希特勒显然担心，如果他颁布法令把共产党完全列为非法组织，可能会遭到暴力反击。他倒宁愿把共产党员个体当作策划非法行动的罪犯，让其承担罪责。这样做可以赢得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他们会因此容忍乃至支持国会纵火案之后的逮捕潮，而不会担心其他政党随之也被宣布为非法。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共产党依然有资格参加1933年3月5日的竞选，尽管它的大部分候选人都已遭到逮捕或者逃往国外；而81位当选的代表实际上也毫无可能坐到他们的议席上，因为警察一旦查明他们的下落就会立即予以逮捕。希特勒以及各部长允许共产党提名候选人参加选举，也是想以此削弱社会民主党。如果不允许共产党候选人参选，那么许多本打算投票给共产党的选民可能就会转投给社会民主党。结果社会民主党未能得到这个潜在的票源。甚至到了临近3月底的时候，内阁依然认为不能正式签发对共产党的取缔令。尽管如此，共产党干部不但遭到了杀害、殴打或者被投入褐衫军设立的临时刑讯室和监狱，而且被大量移交普通刑事法庭提起公诉，特别是那些由警方逮捕的人。

具有党员身份这件事本身并不违法，但警官、州检察官和法官绝大多数都是保守派，他们长期把共产党视为危险的、叛国的革命组织。做出这种判断主要是基于魏玛共和国初期的那些事件，包括共产党在柏林发动的斯巴达克同盟暴动（Spartacist uprising）[*]，以及慕尼黑的“红色恐怖”和枪杀人质事件。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街头暴力活动充分证实了他们的观点。此时，许多人认为国会纵火案又为此添了一个证据。他们认为，共产党放火烧了国会，因此共产党员必然全都犯有叛国罪。有时甚至做出更加牵强附会的推理。比如，在有些案件中，法庭认为，由于共产党已无力按照原先的计划用议会斗争的方式谋求修改德国宪法，因此它必将尝试诉诸武力，既然武力夺权属于叛国罪，那么该党的成员必然全部犯有此罪。于是在1933年1月30日之后（之前也偶尔如此），法庭越来越频繁地认定共产党员从事的是叛国活动。除了名称以外，共产党在1933年2月28日之后实质上已成为非法组织，并在3月6日，即选举结束翌日，被彻底取缔。[72]

在2月28日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希特勒的冲锋队把共产党逐出街头，控制了各个城市。此时，他们趾高气扬，以盛气凌人的姿态炫耀着刚刚取得的主宰地位。普鲁士州政治警察总监鲁道夫·迪尔斯后来在报告中写道，与党形成对照的是，冲锋队已做好了夺权的准备。

它不需要统一的领导，“负责人”以身作则，但不发号施令。然而冲锋队的各突击分队有严密的计划，准备对市内的共产党地盘采取行动。在3月的那些日子里，每一位冲锋队员都“对敌人穷追不舍”，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冲锋队员扫清了各区。他们不仅知道敌人住在哪里，而且早就发现了敌人的藏身处和开会地点……不仅共产党，任何曾经发声反对过纳粹运动的人，都处在危险之中。[73]

褐衫军分队从犹太人、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那里偷走轿车和皮卡车，也有神经紧张、希望得到保护的商界人士把车送给他们。他们在柏林的大街上呼啸而过，举着武器、打着横幅，让每个人看到现在是谁说了算。类似的景象在全国各地的城镇都能看到。希特勒、戈培尔、戈林和其他纳粹头目没有直接指挥这些行动，但这些行动不仅是他们发起的——方法是于2月22日将纳粹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编为辅警，而且得到了他们不那么含蓄的一致默许——方法是不断重复使用暴力语言攻击各类“马克思主义者”。

纳粹党特有的传达命令的方式再次发生作用，它形成于纳粹党经常受到警方的敌意对待，并且因暴力行为而屡遭刑事指控的时期：领导层在下达行动命令时，使用的是极端但不具体的措辞，纳粹党及其准军事组织的基层成员用自己的语言理解那些话，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暴力行动。一份纳粹党的内部文件后来写道，点一下头加眨一下眼，表示采取行动，这种方式在1920年代已成为惯例。此时，基层党员已习惯于对领导人的命令心领神会，而不必等领导人发出确切的指令。文件接着写道：“为了党的利益，在许多情况下，确切地说是在下令举行非法政治示威时，还有一个需要遵循的惯例，就是下达命令的人不把话全部说出来，而仅仅暗示他想达到的目的。”[74]与1920年代不同的是，纳粹领导层此时可以调用政府资源。总的来说，它能够使几乎清一色是保守民族主义者的公务员、警察、监狱管理人员和司法官员相信，强力镇压劳工运动是正当的，从而使这些人认为，在冲锋队员行动的时候，不仅应该让路，还应该积极帮助他们执行破坏任务。这种决策和执行的模式后来在许多情况下一再重演，在纳粹党对犹太人的政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三

纳粹党为1933年3月5日的国会选举而展开的竞选活动得到了全国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75]此时大企业和政府的资源全力支持纳粹党，导致选举的整个性质为之改变。例如，在北方小城诺特海姆（Northeim），与全国各地的情形大体相似，选举在明显的恐怖气氛中进行。当地警察被部署在火车站、桥梁等重要设施周边，以此昭告人们，政府认为这些地方容易成为共产党发动恐怖袭击的目标。当地冲锋队于2月28日获准可以携带上膛的枪支，并于3月1日被编为辅警，然后招摇地开始在街头巡逻，查抄当地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员的家，指控这两种人准备屠杀诚实的市民。据纳粹报纸报道，有个工人因为散发社会民主党的竞选传单而被捕。该报宣布，禁止从事这种为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服务的活动。使主要反对党噤声之后，纳粹党在集市广场（Market Square）和主干道架设起无线电扬声器。3月1日至4日，希特勒的演讲每天晚上响彻整个市中心。选举日的前夜，600名冲锋队、党卫队、“钢盔”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举行穿越全城的火炬游行，最后停在城市公园，聆听无线电转播的希特勒演讲，扬声器传出的低沉而有力的声音，同步回响在市中心的另外4个主要公共场所。黑白红旗和卐字旗装点着大街，悬挂在店铺和商店上。反对派的宣传根本无迹可寻。投票日是个星期天，褐衫军和党卫队以威慑的姿态在街道上巡逻、列队行进，纳粹党和“钢盔”安排汽车运送选民去投票站。这种恐怖、镇压与宣传相结合的做法，同样施行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每一个社区。[76]

国会选举的结果显示上述策略似乎发挥了作用。纳粹党与民族党联手，共获得51.9%的选票。戈培尔在1933年3月5日的私人日记中得意地写道：“不可思议的数字，我们好像得了最高票。”[77]在弗兰肯中部地区的某些选区，纳粹党的得票率超过80%；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几个区，纳粹党赢得了几乎全部的选票。然而纳粹领导层白高兴了一场，因为尽管到处施以暴力和恐吓，但纳粹党本身仅争取到43.9%的选票。共产党无法开展竞选活动，它的候选人不是藏起来就是已经被捕。尽管如此，它还是赢得了12.3%的选票，略少于上一次选举的得票率，但降幅小于预期。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也普遍遭到恐吓和阻挠，它获得18.3%的选票，仅略低于1932年11月那次。中央党尽管在南方的一些地区输给了纳粹党，但差不多维持住了原有的支持率，获得11.2%的选票。此时已成为小党派的其他政党的成绩与1932年11月那次相似，仅略有变化。[78]

地图17　纳粹党在1933年3月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有1,700万人投票给纳粹党，300万人投给民族党。但是选民人数将近4,500万，其中近500万投票给共产党，700多万投给社会民主党，450万投给中央党，这证明，即使在半独裁的条件下，纳粹党也根本未能赢得多数选民。[79]实际上，自从1920年代末在选举中崭露头角之后，它就一直未能在国会选举以及州议会选举中独力赢得绝对多数票。而且，它在1933年3月与民族党联手赢得的多数票，远远不足以在国会取得修改宪法所需的三分之二议席。然而，选举结果清晰地表明，有将近三分之二的选民支持魏玛民主制度的公开敌人——纳粹党、民族党和共产党。还有很多选民投票给其他政党，主要投给中央党及其南方盟友巴伐利亚人民党，它们对共和国的忠诚几乎已消失殆尽，对选民的影响力也正在受到严重削弱。在1919年，有四分之三的选民支持魏玛联合政府中的政党；仅用了短短14年，这个局面就被彻底扭转了。[80]

3月5日选举之后，暴力升级到新的高度。例如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Königsberg）[†]，冲锋队在选举日当夜闯入社会民主党在当地的总部，打砸里面的物品，把办公室变成临时刑讯室，在那里残酷殴打共产党议员瓦尔特·许茨（Walter Schütz），致其重伤身亡。工会办事处遭到洗劫，打字机被偷走，家具被砸烂，现金被盗，文件被焚。[81]在伍珀塔尔（Wuppertal），褐衫军的一支小分队把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工人海因里希·B.（Heinrich B.）从家中拖走，他的尸体第二天在一块菜地里被找到。4月1日，在同一个区，8名冲锋队员埋伏在奥古斯特·K.（August K.）回家的路上，射杀了这位62岁的工人、当地共产党乐队的前指挥。[82]社会民主党人也遭到重创。3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国会议员、科隆市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廉·绍尔曼（Wilhelm Sollmann）在家中遭到褐衫军和党卫队的袭击和殴打，被带到当地的纳粹党总部折磨了两个小时，还被灌下蓖麻油和尿液，直到警察现身，把他带到监狱医院包扎伤口。3月13日，布伦瑞克的褐衫军开始逼迫市议会和州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议员“自愿”放弃他们的席位，其中一位议员因拒绝辞职而被殴打致死。也是在这个时候，纳粹开始突袭社会民主党机关，搜寻现金和其他战利品。开姆尼茨市的社会民主党报纸主编格奥尔格·兰德格拉夫（Georg Landgraf）于3月13日被枪杀，因为他拒绝向一伙褐衫军透露党的经费藏在哪里。对这些行为提出抗议，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所有社会民主党报纸从3月初开始已被禁14天，禁令期满时又延长14天，如此接续，直至永久停刊。[83]

警察当中比较正直的警官没有无视这些抢劫行为。例如，黑森州警察总监于1933年4月19日晓谕当地各警署和署长，谴责突袭期间非法没收马克思主义组织财产的行为，抄走的东西包括乐器、健身器材，甚至还有床，显然都是为了供抢劫者私人使用。[84]随后，有人努力推动对这种状况进行规范化管理，并设立适当的机构来管理被取缔的政党和工会的资产，主要因为这些资产中包括被取缔之前用于资助失业党员的资金；但是等到这个措施开始实施的时候，大量现金和财产已经散失，落入褐衫军个人囊中。1933年5月26日，一部法律终于得以通过，指派联邦各州接收（严格说来仍属合法政党的）共产党的财产。[85]在一片混乱当中，许多冲锋队员趁机大报私仇。例如，在伍珀塔尔市，弗里德里希·D.（Friedrich D.）凌晨4点被一群冲锋队员从家中的床上拖走，他的尸体在两天后被找到。下令捕杀他的，是冲锋队头目普珀（Puppe），因为他曾与普珀的妹妹相恋，而普珀一直在极力拆散他们。普珀并没有因这种凶残的泄愤行为而受到检控。就连褐衫军成员也未能幸免：纳粹老党员卡尔·W.（Karl W.）由于指责伍珀塔尔市褐衫军头目贪污和腐败而遭到逮捕、痛殴和监禁，当时被报道的此类事件不止这一桩。在全国各地发生的类似事件，肯定是伍珀塔尔市的数百倍。[86]

其时褐衫军的人数日益增加，到1933年夏季已达200多万。这场由他们发动的暴力运动，为联邦各州按照巴本在上一年夏天接管普鲁士州时所使用的方式来推行一体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87]那次接管被州法院裁定为部分非法，被巴本所取代的、由社会民主党主政的普鲁士州政府，曾经运用联邦议会这个代表各州的机构，较为成功地抵制了帝国政府的某些措施。希特勒内阁于1933年2月6日得以颁布紧急状态令，结束了这种局面，然而联邦议会在2月16日的会议上不承认联邦议会中的普鲁士州纳粹代表的合法地位，将其法律地位留待州法院裁定。但联邦议会同时还决定一直休会到法律地位明朗为止，在随后的休会期间，褐衫军和纳粹党的地方组织介入进来，从基层着手推动各州政府实行一体化。联邦各州大多由少数派政府执政，这表明它们此前的提案几乎全部在立法机构搁浅；由于得不到法定多数的支持，它们除了对纳粹做出象征性的抵制，并无其他施展余地。在1933年3月6日至15日，纳粹警官以及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各个“辅警”分队把卐字旗插遍各地的政府大楼。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举动，得到了州政府中多数部长的容忍或赞同，他们被冲锋队的大队人马在各地政府大楼前同步举行的示威活动吓坏了。持反对意见的部长要么选择了辞职，要么就是遭到褐衫军分队的软禁。然后，帝国内政部长弗里克任命了各州的行政长官，由他们着手遣散现任的警察局局长，代之以纳粹党员，并且以纳粹党提名的人选取代经选举产生的政府各部部长。只有在汉堡、符腾堡和黑森三个州，州议会在共产党缺席、社会民主党弃权的情况下，任命了新的联合政府，这三个州政府中的部长均为纳粹党人和民族党人。在这种氛围中，各州于3月初举行的选举（最重要的是3月12日在普鲁士州的选举）多半毫无意义。[88]

隶属于社会民主党“钢铁前线”的准军事组织帝国国旗团陷于瘫痪，它的许多办事处均已在2月份被警察占据。在3月初，也就是选举刚刚结束时，各州政府开始发布取缔令、逮捕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于是各支部纷纷自动解散，以避免遭到进一步的迫害。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比如奥托·布劳恩和阿尔贝特·格热辛斯基，为躲避逮捕或更可怕的命运而逃往国外。[89]帝国国旗团领导人卡尔·霍尔特曼（Karl Höltermann）已在5月2日离开。社会民主党领导层试图说服戈林撤销对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禁令，得到的答复是，禁令将继续生效，直至境外的社会民主党报纸停止“攻击”帝国政府。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当真遍游欧洲各国，极力解释该党的处境，由此可见他们对纳粹党的手段依然缺乏认知。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做出的反应是，公开强烈谴责纳粹恐怖（“德国的暴君正在日复一日犯下令人无语的丑陋罪行”），接着又呼吁与共产党联手采取行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托·韦尔斯（Otto Wels）立即辞去他在社会主义国际执委会的职务，徒劳地想以此安抚戈林。[90]可想而知，这些战术让步根本未能使纳粹政权放慢镇压左翼阵营的速度。[91]

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加起来总共代表着将近三分之一的选民，但他们几乎未做抵抗就瓦解了。纳粹政府之所以能够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打击他们，是因为国会纵火法令允许它为了便于行事可以推翻联邦各州的最高当局，可援引的先例是巴本在上一年夏天罢免了普鲁士州的社会民主党少数派政府。更早时候，总统艾伯特曾在1923年对萨克森和图林根两州的左翼政府采取过同样的行动。作为行动理由的所谓共产党威胁，在1923年或者1933年都不是特别严重。在1933年，公共秩序的混乱为宣布紧急状态提供了理由，而混乱绝大部分是纳粹党自己制造出来的。联邦各州快速实现一体化的主要目的是克服原先各州政府的那种犹豫心理，从而像柏林的纳粹领导层所要求的那样运用紧急处置权全面剿灭左翼政党。

四

这一系列事件在巴伐利亚造成的后果尤为险恶。主政该州的保守派政府追随帝国政府，于2月28日下令禁止共产党集会、查禁共产党报刊，并且逮捕了那些它所认定的共产党支部负责人。但这对纳粹党来说还不够，因此在1933年3月9日，弗里克任命上巴伐利亚的纳粹党区委书记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为巴伐利亚州内政部的行政长官。更加不祥的是，慕尼黑的党卫队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也立即被任命为代理警察总监。他下令大规模搜捕反对者，不久又开始围捕与政府为敌的非共产党人。镇压的规模过于庞大，以至于州监狱和拘留所根本不够用，必须找到关押巴伐利亚州政治敌人的新办法。因此，希姆莱于3月20日对媒体宣布，将在慕尼黑郊外的达豪（Dachau）开设“一座政治犯集中营”。它将是德国的第一座集中营，并且为未来设立了一个不祥的先例。

纳粹报纸第二天报道，设立集中营的目的，是监禁受到“保护性羁押”的“全部共产党干部，必要时还包括帝国国旗团和社会民主党的干部”。1933年3月22日，4辆警用卡车把大约200名囚犯从施塔德尔海姆和兰茨贝格的州立监狱运送到郊外围绕一座废弃工厂而建的集中营。达豪镇的居民聚在街道两旁和工厂大门外，看着他们经过。集中营最初由一支警察分队管理，在4月初移交给党卫队，其指挥官是出名粗暴的党卫队头目希尔马·瓦克勒（Hilmar Wäckerle）。瓦克勒在希姆莱的授意下，采用了一套暴力而恐怖的管理制度。4月11日，新上岗的党卫队看守把4名犹太囚犯带到大门外当众枪毙，声称他们企图逃跑。其中一人没有当场毙命，被送往慕尼黑的医院，在那里不治身亡。死前他把当时集中营的管理状况告诉了医护人员，那些残暴的细节实在骇人听闻，于是他们叫来了检察官。到5月底，有12名囚犯被谋杀或折磨致死。看守们腐败、勒索、贪污成风、专横霸道，囚犯们在一个没有监管和规则的世界里遭受肆意的凌虐。[92]

希姆莱的做法设立了一个被广泛模仿的先例。不久，集中营开遍全国，扩充了褐衫军在新近没收的工会办事处地下室设立的临时监狱和刑讯室。它们的建立得到了广泛宣传，以确保人人都知道胆敢反对“民族革命”的人会得到什么下场。设立集中营来关押真正的或者所谓的国家之敌，当然不是原创的想法。英国人在布尔战争（Boer War）[‡]中曾用这种集中营关押敌方的平民，里面的条件通常非常恶劣，囚徒的死亡率很高。其后不久，在1904—1907年战争期间，德军把14,000名赫雷罗族反叛者“集中”在位于西南非洲的营地里，残酷地对待他们，据说每月有500人死于斯瓦科普蒙德（Swakopmund）和吕德里茨湾（Lüderitz Bay）的集中营。最终集中营的死亡率为45%，德国政府以消灭原住民人口中的“无生产力群体”为由推卸罪责。[93]纳粹党人熟知这些先例，早在1921年，希特勒就已宣称，他们将把德国犹太人关进英国人使用过的那种“集中营”。纳粹党原打算1923年11月如果能胜选并掌权，将颁布新宪法，其中的第十六节规定，“危险分子和吃闲饭的无用之人”将被送进“集体营”强制劳动，如有反抗，一律处死。在时间更近一些的1932年8月，纳粹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宣称如果纳粹党掌权，将“立即逮捕并审判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干部……[而且]把嫌疑犯和精神煽动犯全部送进集中营”。1933年3月8日，帝国内政部长弗里克公开重申了这一警告。[94]因此，达豪并不是面对监狱人满为患的意外难题而即兴想出的解决方案，而是纳粹党几乎从成立之初就开始构思并长期筹划的举措。当地的、区域性的和全国性的报刊都对它做了广泛宣传和报道，以此严厉警告任何打算反抗纳粹政权的人。[95]

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集中营和拘留所在3、4月份时的生存条件，被恰当地描述为“无法无天的临时施虐所”。[96]冲锋队和党卫队的暴行，基本上不包含1970年代阿根廷、智利或希腊等军事独裁政权中秘密警察所使用的那种花样翻新的酷刑，他们发泄在囚犯身上的，往往是不加遏制的愤怒。施虐的方式并不复杂，就是拳打脚踢以及用橡皮棍抽打。此时警察已摆脱了在魏玛共和国治下所感受到的约束，他们在一些情况下也加入、旁观或者利用褐衫军辅警对囚犯进行刑讯逼供。工人共产党员弗里德里希·施洛特贝克（Friedrich Schlotterbeck）于1933年被捕，后来记录了他在警察总部是如何受一群党卫队成员审讯的。他们重拳击打他的脸，用橡皮棍抽他，捆绑他，用木棒敲他的脑袋，在他倒地时用脚踢他，当他昏迷时用水泼他。在殴打稍微消停的时候，一名警官问了他许多问题，只是在有个党卫队被施洛特贝克激烈的肢体反抗激怒，掏出手枪威胁要枪毙他时，那位警官才进行了干预。他没有招供，被带回了牢房，浑身疼痛，身上满是伤口和淤青，脸上淌着血，几乎无法行走。施洛特贝克受到了看守的善待，但看守告诉他，为了防止他自杀，他们必须让牢房的灯一直亮着，并且定时来查看。后来的十几年他都是在监狱和集中营度过的。[97]他的经历在那些不肯屈服的、坚定的共产党员当中并不特殊。

冲锋队员对落在他们手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稍加宽待，他们不分男女，对左翼议员一律痛殴。在许多被打的社会民主党女党员中，有一位是柏林克珀尼克区（Köpenick）的市议员玛丽·扬科夫斯基（Marie Jankowski），她被逮捕，被人用橡皮棍殴打，被扇耳光，被迫在一份文书上签字保证不再从政。[98]上述行动全国都有发生，但分布不均，由于缺乏具体的统一调度，因此无法精确地估计它们的范围。但现有的、正式登记的逮捕数据确切无疑地显示，这场暴力活动的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官方报告显示，仅在普鲁士州，3月和4月就至少有25,000人被捕，但此数据遗漏了柏林，而且没有计入褐衫军“胡乱”逮捕但未上报的人数。巴伐利亚州被逮捕的人数在4月底已达1万左右，到6月底又翻了一番。而且，这些被捕者中有许多仅关了几天或者几星期就被释放，例如在奥拉宁堡（Oranienburg）集中营，35%的人被囚一周至四周，在里面关押一年以上者不到0.4%。[99]大体上说，1933年7月底全国被登记为受到保护性羁押的27,000人，与三四个月前遭到保护性羁押的不是同一批人，因此集中营囚禁过的人数远高于这个数字。[100]此外，纳粹党的对手社会民主党和劲敌共产党并没有全部被送进集中营，还有数千人被关在各州的监狱和全国各地的拘留所。

镇压规模之大，可以根据共产党领导层记录的这份数据做出估算：截至1933年底，有13万党员遭到逮捕和监禁，2,500人被杀。这些数据或许有些夸大，但用来估算此次镇压对党组织造成的破坏，还是可信的。例如在鲁尔区，全部党员将近一半被关押。普鲁士警方的报告显示，早在3月底就有大约2万名共产党员被捕、投入监狱。[101]即使按照最保守的半官方估算，1933年在德国因政治原因遭到逮捕的总人数也超过了10万，关押期间死亡者将近600人。[102]暴力和凶杀已到了惊人的程度，是魏玛共和国初期以后不曾有过的。

这次对纳粹党的对手进行的残酷血腥的大规模攻击，是由国会纵火法令正式批准的，但该法令的出发点是防范共产党计划发动的革命暴动，根本没有提及社会民主党。比共产党准备发动一场暴动这种说法更加荒谬的，是认为社会民主党赞同或者支持共产党的暴动计划。然而，许多德国中产阶级人士显然认为，政府暴力镇压“马克思主义”及其一切变种是有正当理由的。多年来的打打杀杀和街头冲突，让人们对政治暴力习以为常，不再敏感。那些仍心存怀疑的人不会注意不到，警察以及由纳粹冲锋队员充当的辅警在那几个星期里对纳粹党的对手们做了些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说出自己的忧虑前肯定做过认真的思考。任何对混乱程度感到担心的人，可能都被希特勒1933年3月10日的讲话打消了顾虑：他公开谴责对外国人实施的暴力，把这种行为归咎于渗透进冲锋队里的共产党员，他还告诫冲锋队员停止“骚扰个人、拦截车辆和干扰商业”。

然而，希特勒接着告诉褐衫军，务必“须臾不忘我们的口号，那就是消灭马克思主义”。“民族起义将继续有条不紊地开展，并且听从上层的命令，”他说，只有“当这些命令遭到抵抗时”，褐衫军才会采取行动以确保“这种抵抗立即被彻底粉碎”。这最后一句限定条件当然足以纵容暴力活动继续上演，不但不见减弱，实际上反而升级了。[103]一位民族党领导人于3月10日抗议希特勒破坏法律秩序，3月19日巴本也打电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希特勒愤怒地指责他们企图“阻止民族革命”。他说，1918年的“十一月罪人”以及那些在魏玛时期企图压制纳粹党的人比以前更加卑劣了。他赞扬冲锋队员“纪律严明”，同时谴责“资产阶级遇事软弱怯懦，处理问题时戴着小羊皮手套，而不是亮出铁拳”，并警告说，绝不允许任何人阻挡他“消灭并根除马克思主义”。[104]

早在国会纵火法令和1933年3月5日选举之前，德国就已稳稳地踏上了通往独裁体制的道路。但这两件事无疑加速了独裁进程，为它提供了虽然老套，但在法律和政治上看似正当的理由。胜选之后，希特勒于3月7日告诉内阁成员，他将进一步寻求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取得法律认可，允许内阁绕开国会和总统，自行颁布法律。这个措施是有先例的，即魏玛共和国治下的紧急状态立法；但它显然比任何一次先例都走得更远。希特勒长久以来一直梦想采用这个办法。[105]这部《授权法》（Enabling Act）将终结魏玛共和国备受仇视的民主制度，并将完成纳粹党于1933年1月30日开始的工作——建立一个“民族主义集中政府”。不久，戈培尔等纳粹头目将它改名为“民族主义起义政府”。在3月初，它简化成了“民族主义革命”，以此强调参与行动的远远不仅是内阁政府。不久又改称“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终于使希特勒在联合政府中的非纳粹合作伙伴在政治上湮没无闻。[106]

* 斯巴达克同盟暴动，即第一章第四节提到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于1919年初领导的暴动。斯巴达克同盟原为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派别，于1918年12月组建德国共产党。

† 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首府加里宁格勒。——编注

‡ 布尔战争，英国于1880—1881年和1899—1902年在非洲南部进行的两场战争。

第三节

民主政体被摧毁

一

尽管巴本和希特勒在内阁中的其他盟友赞成警察镇压左翼人士，但两个月前当他们同意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时，他们所期待的根本不是革命的语言和无节制的街头暴力，而是期望通过延揽纳粹党入阁来终止这一切。纳粹党为新当选的国会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典礼，以此安抚忧心忡忡的保守派和传统人士，包括总统兴登堡，毕竟他至少还拥有罢免希特勒、委任其他人的正式权力。由于被焚毁的国会大厦无法使用，典礼只好另选地方。希特勒及其保守派盟友同意将地点选在作为普鲁士君主制象征的波茨坦驻军教堂，日子选在1933年3月21日，正是俾斯麦建立第二帝国之后国会首次开会的纪念日。典礼被当作一次宣传活动，由戈培尔进行了精心的、细致入微的策划，用以展示旧帝国与新帝国的接合：总统兴登堡身穿普鲁士陆军元帅军服，站在皇帝的空御座旁边，接受身穿长礼服的总理希特勒的鞠躬礼并与他握手；希特勒发表演讲，值得注意的是其措辞的故作温和，他赞扬了兴登堡在将德国的命运托付给新生代的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花圈被摆放在普鲁士历代君王的墓石上，然后由兴登堡检阅准军事组织和军队的盛大分列式。

典礼所传达的视觉形象比讲话更加重要。出席仪式的希特勒像一位穿戴得一丝不苟的平民政治家，谦恭地承认普鲁士军事传统的崇高地位。仪式上使用的旗帜是黑白红的帝国国旗，它在3月12日已经正式取代了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国旗。仪式上有普鲁士军事贵族，身穿他们那种略显奇异、令人想起君主制传统的军服。仪式的地点选在新教教堂，含蓄地重申了新教与军队和君主具有同等的至高地位。仪式代表着旧德国的回归，把玷污了民族记忆的魏玛民主制度从历史中清除出去。[107]社会民主党拒绝了出席仪式的邀请，这并不令人意外。更有象征意味的是，希特勒拒绝去波茨坦天主教教区的教堂做礼拜，理由是天主教教士禁止某些纳粹头目接受圣礼，他们依然忠于中央党，并且以批评的态度看待纳粹党的无神论者做派。这显然在警告教会，要识时务，跟纳粹党走。[108]

两天后，在被指定为临时国会会址的克罗尔歌剧院，希特勒像其他纳粹党议员一样身穿准军事组织的褐衫制服，对国会发表了演说，现场气氛与典礼那天截然不同。他站在一面巨大的卐字旗下，提出了筹划已久的方案：授权总理起草法律时可以背离宪法、不经国会同意并且不征询总统。这部《授权法》须在4年后展期；国会本身之存在、代表联邦各州的上议院之存在，以及总统之地位，将不受影响。然而，它意味着魏玛宪法将成为一纸空文，国会将完全被排除在立法程序之外。《授权法》的通过绝非毫无悬念，因为在120位当选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中，有94位依然能参加投票；那些缺席者，有的在狱中，有的在病中，有的因担心生命受到威胁而回避了。希特勒知道，他绝不可能得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魏玛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不仅需要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数，而且需要出席者中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支持。赫尔曼·戈林作为国会的会议主持人，通过不计入共产党议员把法定人数从432人减至378人，尽管共产党议员全部是合法当选的。这是个专横的决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109]但即使采取了这种非法手段，纳粹党仍然需要中央党的支持票来推动法案的通过。

在此之前，中央党早已停止了对民主制度的支持。政治天主教运动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主要潮流，中央党出于对布尔什维主义和革命的恐惧而顺应了这一潮流，开始支持独裁制度和专制政体。确实，将要在德国形成的，似乎并不是奥地利和西班牙建立的那种天主教政客很快会给予支持的“教权法西斯主义”政权。但天主教会在1929年通过与墨索里尼签署政教协定而维护了它在意大利的地位，此时它有可能做出类似的安排，以维护其在德国的地位。自2月中旬以来，天主教徒及其政治代表、报纸、发言人和在各地的工作人员都面临着不断升级的恐怖威胁，因此中央党焦急地寻求可以使教会生存下去的保证。此时，在神职人员前所未有的强烈影响下，在天主教高级教士路德维希·卡斯的领导下，中央党与希特勒经过两天的讨论，得到了希特勒的保证：教会的权利将不会受到《授权法》的影响。海因里希·布吕宁及其亲信幕僚于是打消了疑虑。作为天主教在南方的堡垒，联邦各州尽管已被柏林政府委任的帝国行政长官接管，但将维持现状，并保持司法独立。事实证明，这些承诺，加上来自梵蒂冈的沉重压力，足以赢得中央党议员支持《授权法》。从长远看来，该法案注定了中央党的政治灭亡。[110]

在一片浓重的暴力和恐吓气氛中，代表们到达了克罗尔歌剧院。社会民主党人威廉·赫格纳（Wilhelm Hoegner）回忆道：

迎接我们的是反复的狂喊声：“我们要《授权法》！”胸前别着卐字徽章的小伙子放肆地上下打量我们，几乎是在夹道围攻，让我们难以通行。他们大声辱骂我们，比如“中央党猪猡”、“马克思主义母猪”。克罗尔歌剧院里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冲锋队和党卫队……议事厅挂着卐字旗和类似的装饰物……我们这些社会民主党议员在最左侧的位子落座后，冲锋队和党卫队的人在出口和我们身后沿墙站定，呈半圆状围住我们。他们的态度让我们觉得来者不善。[111]

希特勒演讲的开篇像往常一样，抨击1918年的“十一月罪人”，吹嘘自己消除了共产主义的威胁。他再次承诺要保护教会的利益，尤其是在学校的利益，这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引发争端的主要问题。然而，他的结束语无疑是在威胁，假如法案被否决，就要进行暴力镇压。他宣称：“民族主义起义的政府已下定决心、做好迎战准备，一旦法案被否决，就宣布进行抵抗。先生们，希望你们此刻在和平与战争之间做出自己的抉择。”这番话对摇摆不定的中央党议员产生了效果，比如海因里希·布吕宁，他决定对法案投赞成票。曾任德国总理的中央党领导人约瑟夫·维尔特私下里对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担心如果法案被否决，将会爆发纳粹革命，进入血腥的无政府状态。”[112]

在这种威胁面前，社会民主党人决定，党主席奥托·韦尔斯在发言表示反对时，应该使用温和的，甚至是安抚的语气。他们担心如果不这样，那些凶相毕露、在大厅里沿墙站成一圈的褐衫军就会枪杀或痛殴他，或者在他走出去的时候逮捕他。但韦尔斯不得不说的话已足以激动人心，他为魏玛共和国取得的成就辩护，说它实现了机会均等和社会福利，使德国重返国际社会。“我们可以失去自由和生命，但不能失去荣誉。”韦尔斯并不是在夸大其词，已有多位杰出的社会民主党人被纳粹杀害，他本人发言时马甲口袋里就装着氰化物胶囊，准备如果演讲后遭到褐衫军逮捕和折磨就吞下去。他激动得声音哽咽，以对未来发出的呼吁作结：

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庄严宣布，我们忠于人道与公正、自由与社会主义这些基本原则。没有任何授权法能够授权你们消灭这些永恒的、坚不可摧的理念。《反社会党人法》没能消灭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运动同样能够从最近的迫害中汲取新的力量。我们向被迫害和被残酷压迫的人致敬。他们的坚定与忠诚值得敬佩。他们坚守信念的勇气、他们坚定的信心，保证了德国将拥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韦尔斯的结束语在大厅中引起了骚动，纳粹党议员刺耳的嘲笑声淹没了从社会民主党议员座席传来的掌声。

希特勒的反应是不屑一顾。社会民主党在开会前已把演讲稿交给媒体，希特勒的手下弄到了副本，以便总理据此准备如何回应。希特勒知道自己不需要他们的票数，在身穿制服的纳粹议员雷鸣般的掌声中，他说：“你们还以为自己的星星能够重新升起呢！先生们，德国之星即将升起，而你们的即将陨落……德国应该获得自由，但不是通过你们！”在其他政党的党魁做了简短发言之后，议员进行投票，有444票赞成、94票反对。曾经自视甚高的德国自由派，此时通过他们的政治代表——德意志国家党对法案投了赞成票。只有社会民主党投了反对票。绝大多数议员投的赞成票已经足以使法案获得通过，因此就算全部120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和全部81名共产党议员都出席会议，使投票总人数达到647而不是566，并且这201人全部投反对票，也无济于事。[113]

《授权法》既已生效，国会就可以真正弃用了。自此，希特勒及其内阁行使专制权，要么把总统兴登堡当作橡皮图章使用，要么像《授权法》所允许的那样干脆绕开他。没人相信4年后《授权法》有效期届满之时国会将否决它的展期，实际上国会也不曾否决过。与国会纵火法令一样，《授权法》本来是临时的紧急状态法，在魏玛时期曾出现过几个有限度的先例，此时却成为永久取消公民权和民主自由权的法律依据，或者说是伪法律依据。《授权法》在1937年和1939年两次展期，于1943年成为永久性法令。褐衫军的街头恐怖已经无处不在，足以让人相当清醒地判断出即将发生什么。韦尔斯准确地预测，德国很快将成为一党专政的国家。[114]

二

共产党在2月28日之后实际上已不再碍事，《授权法》也已生效，希特勒政府遂将注意力转向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本来已经普遍面临逮捕、殴打、恐吓甚至杀戮，他们的办公场所被占领，报纸被取缔；此时纳粹党又将全部怒火转向了他们，他们已无招架之力。能够与工会实现合作，是社会民主党在1920年击溃卡普暴动的关键因素；但在1933年春，这个能力已不复存在。劳工运动的左右两翼在1933年1月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它们遭遇了相似的暴力和镇压，越来越多的工会办事处被冲锋队团伙占领和捣毁。据工会统计，截至3月25日，全国有45个城镇的工会办事处遭到褐衫军、党卫队或者警察分队的占领。这种压力不仅对尚存的工会（其功能是代表工人与雇主谈判工资和工作条件）构成了最直接的威胁，而且迅速加深了工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裂痕。

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镇压以及边缘化很快变得更加明显，于是特奥多尔·莱帕特（Theodor Leipart）领导下的工会开始疏远社会民主党并寻求新政权的接纳，试图以此自保。3月21日，工会领导层宣布，工会无意在政坛发挥作用，而且“无论哪种体制的政府”执政，工会都将履行自己的社会功能。[115]纳粹党人当然知道他们在工会会员中的支持者寥寥无几。纳粹党的“工厂车间组织”[116]不受欢迎，1933年初的几个月里，它在各个劳资联合委员会举行的绝大多数选举中，仅获得不到10%的选票。只在极少数地方，比如克虏伯兵工厂、化工厂、某些钢铁厂或者鲁尔煤矿，它的支持率较高，这表明在工业界的某些主要行业，一些工人已经开始归顺新政权。[117]然而，绝大多数的选举结果引起了纳粹党的警觉，于是强制那些尚存的劳资联合委员会无限期暂停选举。

尽管对这种专横干涉民主权利的做法感到愤怒，但工会领导人特奥多尔·莱帕特及其指定的继任者威廉·洛伊施纳（Wilhelm Leuschner）仍在千方百计保全工会组织。他们相信纳粹党正在认真制定他们呼吁了多年的创造就业岗位的计划，这个信念激励着他们努力寻求折中之策。4月28日，他们与基督教和自由派的工会签署了一份协议，这是为了把所有工会组织全部联合成一个全国性组织而迈出的第一步。协议的开篇写道：“民族主义革命已经建立了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志在把全体德意志民族整合为一个国家，并施展它的威力。”工会显然认为它们将在这个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希望独立地发挥作用。为了表达这种意愿，它们一致支持戈培尔公开宣布五一节首次成为公共假日。传统上，这一天通常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公开展示劳工运动的力量。这是劳工运动长久以来的愿望。工会同意将这一天命名为“全国劳工日”。这个做法再次表明，新政权统合了看似大相径庭的民族主义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118]

在五一节当天，工会的办事处挂满了旧帝国的黑白红国旗，这背离了劳工运动的传统，肯定令许多老工人觉得可耻和沮丧。纺织工会主席卡尔·施拉德尔（Karl Schrader）在柏林加入了举着卐字旗的游行队伍，他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工会干部。实际上，极少有人参加共产党在不同地点以闪电般的速度举行的“飞速”反示威活动，也极少有人参加社会民主党人在他们自己的秘密集会场所里锁上大门悄悄举行的五一纪念活动；却有数十万人，乃至数百万人，加入了由演奏着《霍斯特·韦塞尔之歌》和爱国歌曲的冲锋队铜管乐队开路的队伍，在大街上游行。他们涌向宽阔的露天会场，在那里聆听演讲和民族主义“工人诗人”作品的朗诵。黄昏时分，电台传出希特勒低沉的声音，他向所有德国工人保证，失业很快将成为历史。[119]

柏林的滕珀尔霍夫机场（Tempelhof field）人山人海，上百万集会者按军队的风格被编成12个巨大的方阵，置身于纳粹旗帜的海洋之中，三面巨大的纳粹旗帜被探照灯照亮。夜幕降临之后，烟花表演达到高潮，幽暗中闪现出熠熠生辉的巨大卐字，照亮了天空。媒体大张旗鼓地庆祝新政权赢得了工人的支持，宣称此次工人阶级的盛会堪与10天前在波茨坦为上层人士举行的庆典相媲美。[120]然而，出席盛会的群众并非全部出于自愿，气氛也并非全然热情洋溢。许多工人，尤其是政府雇员，受到威胁说如果不参加就会被解雇，柏林的数千名企业员工上班时被没收了考勤卡，并被告知只能在滕珀尔霍夫机场取回卡片。暴力迫在眉睫，恐吓无处不在，这种大环境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促使工会领袖正式同意参加。[121]

然而，假如工会领导层以为做出这样的妥协就可以保住他们的组织，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当头一棒。纳粹党在4月初就已开始暗中准备接管整个工会运动。戈培尔在4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5月1日，我们应该把五一节办成一场盛会，用以展示德国人民的意志。在5月2日，工会的办事处将被占领。工会也要被纳入一体化进程。可能会有几天的吵闹，但随后那些办事处将属于我们。我们绝不能再留任何余地。我们仅仅是在帮助工人们从寄生虫般的工会领导那里获得解放，这些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只是使工人们至今生活艰难。一旦我们控制了工会，其他政党和组织将无法坚持很长时间。[122]

1933年5月2日，褐衫军和党卫队气势汹汹地闯入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工会在全国各地的每个办事处，接管所有工会报纸和期刊，占领工会银行的所有支行。莱帕特等工会领导人被逮捕，送往集中营予以“保护性羁押”，其中许多人在一两个星期后获释，其间在那里遭到痛殴和野蛮的羞辱。5月2日发生了一起特别恐怖的事件，冲锋队在杜伊斯堡市（Duisburg）工会办公楼的地下室把4名工会干部殴打致死。工会运动的管理机构及其资产全部落入“国家社会主义工厂车间组织”手中。5月4日，基督教工会以及其他所有工会机构主动无条件地接受希特勒的领导。戈培尔在日记中预期的“吵闹”从未出现。曾经声势浩大的工会运动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无踪。[123]戈培尔在5月3日的日记中吹嘘：“革命在继续。”他满意地记录了大规模逮捕“大人物”的行动，自诩道：“我们是德国的主人翁。”[124]

就算社会民主党决定垂死一搏，它也已经无力号召工会前来支持，对此颇有把握的政府遂进入取缔社会民主党的收官阶段。5月10日，政府通过法庭命令的方式没收该党的资产和财物，柏林的国家总检察长给出的理由是莱帕特等人被认为贪污了工会资金，这一指控实际上毫无根据。韦尔斯已安排把党的资金和档案转移到国外，但纳粹党依然斩获甚丰。这种措施使社会民主党根基尽失，无法重建其组织或者恢复其报刊等出版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它实际上已被终结。[125]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切根本不妨碍社会民主党5月17日在国会支持政府。那天希特勒提交给立法机构一份措辞中立的决议，主张德国在国际裁军谈判中拥有平等地位。这份声明除了主张德国的权利以外并无实际意义，其目的仅仅是为几个月来饱受全世界抨击的希特勒政权在国外赢得些许好评，该政权实际上根本无意参与任何裁军进程。尽管如此，保罗·勒贝（Paul Löbe）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议员认为，如果他们抵制这次会议，就会被说成不爱国，因此能出席的都出席了会议并且参与了国会的表决。在国歌声中，在纳粹党徒高喊的“万岁！”声中，希特勒装模作样地发表了措辞温和中立的演说，随后，国会一致通过了决议。赫尔曼·戈林显然大为满意，他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宣布，在德国的国际命运岌岌可危之际，全世界见证了德国人民的团结一心。社会民主党议员的行为引起了党内人士尤其是当时流亡在外的领导人的愤怒，他们谴责这种行为，认为它否定了3月23日对《授权法》投下的令人自豪的反对票。领导那次投反对票的奥托·韦尔斯收回了递交给社会主义国际的辞呈。流亡领导人将社会民主党总部迁至布拉格（Prague）。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领军人物人之一、激烈反对为纳粹党站台的女议员托妮·普菲尔夫（Toni Pfülf）深感耻辱和绝望，因为社会民主党议员们未能意识到他们被纳粹党利用作纳粹宣传战的帮手。她拒绝出席5月17日的会议，并于1933年6月10日自杀。勒贝被逮捕，韦尔斯逃往国外。[126]

社会民主党在布拉格的新领导层与留在德国的干部和议员之间的裂痕迅速加深。然而政府宣称，它看不出该党的两个阵营之间有什么区别，那些潜逃到布拉格的是从境外抹黑德国的叛国者，那些没逃的是怂恿和协助他们的叛国者。1933年6月21日，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命令德国全境各州政府，遵照国会纵火法令取缔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议员均不得继续在任何立法机构任职，社会民主党的所有会议和出版物均被禁止，该党党员不得担任公职或者公务员。1933年6月23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得意扬扬地写道，社会民主党已经被“解散了。太棒了！专政的实现已经不必再等多久”。[127]

社会民主党也不必再等多久，就会明白专政意味着什么。弗里克6月21日的法令发布后，全国有3,000多名社会民主党干部被逮捕，受到凌虐，被施以酷刑，被投入监狱或集中营。在柏林市郊的克珀尼克区，冲锋队在一座房子遇到武装抵抗后，围捕了500名社会民主党人，连续多日殴打、折磨他们，杀害了91人。即使按照褐衫军的标准，这场协同突袭行动也是野蛮的，不久即被称为“克珀尼克血腥一星期”。报复行动专门针对1918—1919年革命期间任何与慕尼黑左翼阵营有关的人。库尔特·艾斯纳的前秘书、时任代特莫尔德市（Detmold）社会民主党党报编辑的费利克斯·费申巴赫已在3月11日被捕，与多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一起被关押在利珀。8月8日，冲锋队的一支分队用轿车把他带出州监狱，表面上是要转往达豪。但在路上，他们强令押运的警察下车，然后驶入一片树林，在那里拖着费申巴赫走了几步，然后射杀了他。纳粹报纸后来报道说，费申巴赫在“企图逃跑时被击毙”。[128]没什么争议的人物也成了目标。梅克伦堡—什未林州（Mecklenburg-Schwerin）前部长会议主席、社会民主党人约翰内斯·施特林（Johannes Stelling）被带到褐衫军军营，遭到痛殴，在半昏迷状态下被扔到街头，又让另一伙褐衫军碰见，被他们用轿车带走，折磨致死。施特林的尸体连同沉重的石块被缝进一只袋子扔进了河里，后来与同夜遇害的另外12位社会民主党和帝国国旗团干部的尸体一起被打捞上来。[129]

这种对社会民主党施行的野蛮镇压遍及全国各地。特别臭名昭著的是在布雷斯劳市南郊的杜垓（Dürrgoy）临时集中营，它由当地褐衫军头目埃德蒙·海内斯（Edmund Heines）于4月28日开设。这位集中营指挥官以前曾是自由军团的领导人以及一个极右翼暗杀队的成员，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被裁定犯有谋杀罪。他的阶下囚包括曾任社会民主党布雷斯劳地区行政负责人、布雷斯劳前市长的赫尔曼·吕德曼（Hermann Lüdemann），以及布雷斯劳市社会民主党党报的前编辑。囚犯不断遭受殴打和酷刑。海内斯定期举行通宵的消防演习，等囚犯回营时又命人殴打他们。海内斯给吕德曼穿上小丑服装，带到布雷斯劳市游街示众，看热闹的冲锋队员一路嘲笑、辱骂他。海内斯还曾从施潘道监狱劫走了关押在那里的、与他有私仇的国会中社会民主党前主席保罗·勒贝。在勒贝的妻子和朋友们的施压下，释放勒贝的命令很快下达，但他拒绝离开，表示要与他的社会民主党狱友患难与共。[130]

社会民主党在7月14日同共产党一样被正式取缔。遭到如此残酷的镇压，它在此之前实际上已经形同消亡。事后回想，它的生存机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迅速丧失殆尽。在此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它没有对1932年7月20日的巴本政变进行有效的抵抗。如果说它曾经有过可以挺身捍卫民主制度的时机，那就是巴本政变。然而凭借后见之明来谴责它的不作为是有失轻率的。1932年夏几乎没人能意识到，外行的、在许多方面相当荒唐的弗朗茨·冯·巴本政府，在执政仅6个月之后就会让位给这样一个政权：它的极端残酷、它的完全无视法律，已到了让正派而守法的社会民主党人难以理解的程度。从许多方面看，劳工运动的领导层在1932年7月希望避免暴力，是完全值得称赞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决定将为后来更为严重的暴力行动大开方便之门。

在政府执法机构的协助和军队的默许下，纳粹党镇压了劳工运动，从而扫除了建立一党专政国家的最大障碍。劳工运动已被驯服；工会已被捣毁；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1932年11月的选举，即最后一次完全自由的国会选举中的选票加在一起远远胜过纳粹党，如今这两党已在一场暴力狂欢中被摧毁。然而还有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保留了下来，其成员和选民在整个魏玛时期大多忠实于他们的原则和政治代表，它就是中央党，其力量不仅仅源于政治传统和文化传承，主要还来源于它对天主教会及其信徒的认同。对待中央党，不能像把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逐出政治舞台那样肆无忌惮地施行暴力，而是需要更巧妙的战术。1933年5月，希特勒和纳粹党领导层开始将这些战术付诸行动。

三

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伦伯爵（Clemens August Count von Galen）是一位传统型天主教牧师，1878年生于威斯特法伦的贵族之家，成长于贵族阶层虔诚信仰天主教的氛围中，受到了来自亲戚的影响，比如他的叔公、社会天主教主义奠基人之一冯·克特勒主教（Bishop von Ketteler）。在家里的13个孩子中，克莱门斯·奥古斯特排行第11，他似乎命中注定要当牧师。俾斯麦1870年代试图压制天主教会的做法，唤醒了他父母的政治意识，他们教导他，良知，尤其是宗教良知，比服从权威更重要。此外父母还教育他要谦逊、简朴。由于经济拮据，他们过着斯巴达式的清苦生活，住在一座多数房间没有自来水、室内卫生间和供暖设备的城堡里。加伦的早期教育部分来自家庭，部分来自一所耶稣会学院，之后他进入一所公立学校，修习大学预科。从因斯布鲁克大学（University of Innsbruck）神学院毕业后，他于1904年成为牧师。1906—1929年，他在柏林担任教区牧师，市内绝大多数人口是新教教徒，还有一个强大的、多由无神论者构成的工人阶级。加伦身高6英尺7英寸[*]，他的超拔风范不只表现于此，他禁欲苦修、善于与穷人沟通，这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在他的人生态度里，贵族义务占据很大的分量。[131]

来自这样的背景，毋庸置疑加伦的政治立场是属于右翼的。他支持1914—1918年德国的战争行为，并且自愿上前线做随军牧师，但未能如愿。他憎恨1918年革命，因为它推翻了一种神授的国家秩序。他对“背后一刀”导致德国战败的说法深信不疑，反对中央党当初支持魏玛民主制度，并且参与协商为一场新的、更加右倾的天主教政治运动铺路，但此事半途而废，中央党在其中只发挥了温和的影响力。加伦痛斥魏玛宪法“不敬神”，附和了红衣主教米夏埃尔·福尔哈贝尔（Cardinal Michael Faulhaber）的谴责——魏玛宪法的世俗基础是“亵渎神明”。与其他许多牧师一样，福尔哈贝尔热情接受纳粹领袖所做的承诺：在1933年恢复政府中强大的基督教基础。其实，希特勒以及多数纳粹头目都意识到了信仰基督教的人口分布之广、忠诚度之深，因此不想在镇压中央党这类政党的过程中激怒基督教徒。于是在1933年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小心翼翼地反复宣称新政府将恪守基督信仰。他们宣布，“民族主义革命”旨在终结魏玛左派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转而传播一种“积极的基督教”，它超越教派，与德意志精神相适应。[132]

与加伦一样，天主教牧师们普遍视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为一个主要威胁，为天主教会在国内的地位感到担忧；但他们也有更多世俗考虑。魏玛共和国时期，在州政府、中央政府和高级公务员岗位上任职的天主教界人士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数量。为谋求签署那份承诺保留上述既得地位的政教协定，德国的主教们表示不再反对纳粹运动，并在5月发表了支持希特勒政权的集体声明。他们开始压制仍然公开批评纳粹运动的各地牧师。那些信奉天主教却由于主教们禁止在教堂内穿制服而无法参加弥撒的褐衫军和纳粹党，开始出现在没有这种禁律的新教礼拜仪式上，导致数量惊人的教众脱离天主教，转信与之对立的新教。红衣主教贝尔特拉姆（Cardinal Bertram）说服大主教们撤销了禁令。[133]不久，消极的容忍变成了积极的支持。许多牧师参加了5月1日举行的纪念“全国劳工日”的公共典礼。1933年6月1日富尔达主教会议（Fulda Bishops' Conference）发表了一份牧函[†]，欢迎“民族的觉醒”以及纳粹党新近所强调的强大政府权威，尽管它同时也表达了对这两个问题的担忧：纳粹党对种族问题的强调，以及天主教的世俗机构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教区主教代理人施泰因曼（Vicar-General Steinmann）举手行纳粹礼的样子被拍摄了下来，他宣称希特勒是上帝派来领导德国人民的。[134]天主教学生组织发表声明，效忠新政权（这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恢复基督信仰的唯一办法……我们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万岁”）。天主教报纸纷纷停刊或者自动变成纳粹的宣传喉舌。[135]

在这种局面的形成过程中，中央党党魁卡斯教长继续延长在梵蒂冈的访问，以便协助起草政教协定。很快人们就清楚地看出，他愿意牺牲中央党以换取政府在协定上签字。5月初，他以身体欠佳为由辞去了党魁职务，接替他的是前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布吕宁立即成为党内崇拜的对象，这是对围绕希特勒而建立的那种个人崇拜的拙劣模仿。中央党报纸当时称布吕宁为“领袖”，宣称他的天主教“侍从”将“服从”他的决定。[136]中央党的议员和官员全部自动辞职，给予布吕宁充分的权力来重新任命他们或者指派接任者。这其中包括国会议员，他们是由于在党的候选人名单中排名靠前而当选的，也就是说布吕宁确实可以随心所欲地用排名靠后的人取代他们。因此中央党当时实际上已不再认为国会应通过选举产生，转而认为应采用任命的方式。布吕宁宣布全面改革党的组织结构，同时进一步靠拢纳粹政权，他说服该党的议员投票赞成政府于1933年5月17日提出的外交政策，并亲自协助希特勒起草了向立法机构递交该提案时所发表的措辞格外温和的演说。布吕宁的妥协意愿并没有使政治警察停止窃听他的电话、私拆他的信件，这是他在6月中旬告诉英国大使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Sir Horace Rumbold）的。据朗博尔德说，布吕宁当时认为只有复辟君主制才能挽救危局，实际上他多年来一直持此观点。

这位前总理似乎并不知道该党的党员正在面临怎样程度的镇压。党报正在遭到取缔或者没收；党的地方级和地区级机构正在一个接一个被关闭；党在各州的部长已经全部被免职；尽管赫尔曼·戈林一再做出保证，但中央党的公务员依然面临被解聘的威胁。该党20万党员中退党的人数越来越多。从5月开始，天主教的政界领袖、律师、在俗机构的活动家、记者和作家也遭到逮捕，特别是其中那些曾经发表文章批评纳粹党或政府的人。1933年6月26日，担任巴伐利亚州警察总监的希姆莱下令，应该予以“保护性羁押”的，不仅包括国会和州议会中的全体巴伐利亚人民党（中央党的亲密盟友）议员，还包括一切“曾经特别积极地参与政党政治的人”。[137]6月19日，符腾堡州政府的部长会议主席、中央党的保守派领导人之一欧根·博尔茨遭到逮捕和痛殴；高级公务员被停职，比如海伦妮·韦伯（Helene Weber），她同时还是中央党的国会议员；天主教的工会组织被迫自动解散。这些仅仅是新一轮逮捕、殴打和解聘事件中最著名、曝光率最高的事例。各地的天主教在俗机构一个接一个面临关闭或者加入纳粹党的压力，这引起了教会主教团的普遍关注。巴本和戈培尔越来越强烈地公开要求中央党解散，与此同时，6月底巴本亲自参加在罗马进行的谈判，谈判达成协议：政教协定一经签署，中央党应立即解散。[138]

经巴本和卡斯同意，政教协定的最终文本于7月1日商定，并在一周后签字，内容包括禁止牧师从事政治活动。国会和州议会里的中央党议员开始放弃自己的议席或者转让给纳粹党，正如柏林和法兰克福等城市的市议员所做的那样。此时就连布吕宁也终于读懂了墙上的字迹[‡]。中央党于7月5日正式自行解散，同时指示国会、州议会和市议会里的中央党议员去与他们的纳粹党同事接洽，以便转投、效忠纳粹党。中央党领导层宣称，党员此时有了机会，可以“毫无保留地”加入由希特勒领导的民族阵线。据尚存的中央党报刊描述，这个结局并非迫于外部压力，而是在国家政体的历史性转型过程中把天主教教区置于新德国的后盾地位这个内部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央党的管理层不仅指示各级党组织全部自行解散，而且提醒说，它正在与政治警察合作执行解散程序。并不出人意料的是，纳粹党更愿意说服中央党议员放弃议席，而不肯让他们如愿加入纳粹党议员的阵容。[139]

中央党仅在1930年代初与劳工运动联手对纳粹党的选举做过一次有效抵抗。这两股政治势力的凝聚力和纪律性，是它们在俾斯麦治下所受迫害（以及其他因素）的产物。但当社会民主党以及后来共产党所经历的镇压使它们进入永久的在野和孤立状态时，天主教对此的反应却是把重新融入民族共同体设定为几乎高于一切的目标。主要的天主教政客，比如巴本以及居于次席的布吕宁和博尔茨，缺乏魏玛共和国初期威廉·马克思和马蒂亚斯·埃茨贝尔格那类人特有的对民主制度的使命感。面对布尔什维克的威胁，欧洲各国的教会正在全面转向反对议会民主制度。在这种形势下，几乎每位天主教政治领袖都觉得，解散中央党只是一个小小的牺牲，它可以换取新政权做出有约束力的承诺，让天主教会继续享有自治权，让天主教徒全面参与德国新秩序的建立。这些承诺到底具有怎样的约束力，天主教人士不久就会知晓。

在此期间，1933年10月28日，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伦伯爵被祝圣为天主教的明斯特主教（Bishop of Münster），这是签署政教协定之后举行的首次授圣职典礼。加伦在对会众致辞时表示，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是说出真相，宣讲“正义与非正义、善行与恶行之间的区别”。就职之前，他拜访了普鲁士部长会议主席赫尔曼·戈林，并遵照政教协定的条款，向戈林宣誓效忠政府。作为回礼，在明斯特的祝圣典礼上，当地纳粹党和褐衫军支部书记以下的干部鱼贯从他面前走过，伸出手臂向他致以“德意志式敬礼”。佩戴卐字徽章的冲锋队和党卫队纵队排列在道路两边，迎接主教一行，并于当晚举行火炬游行，从加伦的府邸前走过。纳粹运动与天主教运动的和解似乎至少暂时地完成了。[140]

四

瓦解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是纳粹党建立一党专政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因为三党所代表的选民加在一起，远超纳粹党在自由选举中所赢得的选民数。与三党所造成的困难相比，除掉其他政党则比较容易，它们多数已失去曾经拥有的几乎每张选票和每个议席，逐一剪除它们的时机已经成熟。其中国家党（前身为民主党）是唯一一个曾进入魏玛联合政府、从一开始就支持共和国的政党。1933年初，它在国会中的议席减至2席。面对变局，国家党束手无策，可怜地恳求其他政党庇护它的议员。国家党继续高调反对纳粹党，但同时也主张明显朝着独裁方向修改宪法。它在1933年3月的选举中未能提高支持率，但通过将其候选人列入支持率比它高得多的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国家党的议席从2席增加到了5席。虽然持强烈的保留态度，但是包括后来成为联邦德国总统的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在内的国家党议员们，在1933年3月23日投票时一致同意通过《授权法》，因为他们都被希特勒发出的“假如法案被否决就大开杀戒”的威胁吓坏了。他们自己肯定知道，他们的投票实际上无足轻重。国家党在议会中的领袖奥托·努施克（Otto Nuschke）开始用“祝福德意志自由”签署公函，并敦促承认政府的合法性。国家党的一个主要组成是公务员，他们为保住工作而全体脱离国家党，加入了纳粹党。自从该党在1930年的选举中被排挤到边缘，就一再出现关于国家党是否值得继续存在的讨论。褐衫军对所剩无几的公开效忠国家党的国会议员、官员和市议员发动了新一轮的恐怖战。随后，政府剥夺了国家党议员在国会中的席位，理由是他们在3月的选举中被列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因此属于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之后，党的领导层终于屈服，于1933年6月28日宣布国家党正式解散。[141]

在魏玛共和国的多数时间里领导着人民党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于1929年去世之后，人民党急遽右转，于1931年开始摆脱它的自由派——“自由派”此时被定义为布吕宁政府的支持者，这是衡量当时政治派别右转幅度有多大的又一个尺度——并号召包括纳粹党在内的所有民族主义力量建立一个广泛的联合政府。然而，人民党失去的选票越多，它就越深地陷入了派系纷争的分裂乱局。1932年7月之后，人民党在国会中仅剩7席，被远远排挤到政治边缘。当时的党魁、律师爱德华·丁格尔代（Eduard Dingeldey）认为，明智的做法是与民族党联手，在1932年11月提交一份共同的候选人名单。此举使余下的自由派脱离了人民党，却没有为该党带来真正的收益。这显示出人民党有进一步解体的可能，对此迹象感到担心的丁格尔代在下一次选举时放弃了与民族党的协议，结果人民党在1933年3月仅赢得2个席位。这是德国民族自由党引以为豪的传统中仅存的硕果，该党曾在1870年代主导帝国国会，凭借一系列自由派色彩的立法，极大地缓和了俾斯麦帝国的严酷形象。在丁格尔代因重病而暂别政坛的两个月里，留在人民党中的党员，尤其是那些害怕丢掉工作的公务员，开始大批退党，其他党员则在代理党魁的领导下，主张人民党自动解散，正式与纳粹党合并。丁格尔代成功阻止此事后，党内右翼遂辞职而去。他求见希特勒或戈林，结果均被断然拒绝。由于担心党内尚存的干部和议员在恐吓的大环境中遭遇不测，丁格尔代于7月4日宣布解散人民党。作为回报，他在三天后得到希特勒的接见，纳粹元首向他保证，人民党的前党员绝不会因从前的政治背景而受到歧视。不用说，这并不妨碍纳粹党逼迫全国各级议会中的原人民党议员辞职，也不妨碍它以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为由解雇原人民党公务员。丁格尔代对这些行为提出的抗议被轻蔑地置之不理。[142]

在选举方面，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领导下的民族党并不比这两个自由派政党更成功。它的选票在1930年代初几乎全部流向了纳粹党。但它自以为是纳粹党的主要合作伙伴，对待纳粹党总有些屈尊俯就之态。希特勒内阁标志着议会制度的终结和专制制度的开始，民族党领导层对此欣然接受。胡根贝格在1933年3月5日的选举中不遗余力地造势拉票，旨在为民族党与纳粹党赢得绝对多数选票，以便为这种转型的正当性提供民意基础。然而，民族党领导层尴尬地意识到，这种转型使他们落入岌岌可危之境。他们告诫纳粹党不要搞“社会主义”，呼吁组建一个“无党派的”政府。当然，纳粹党在选战期间小心地维持着诚心与民族党联合的假象。民族党的报纸无一被取缔，民族党的集会无一受到冲击，民族党的政客无一被捕。但大规模的镇压和选战中的暴力完全是为纳粹党赢得选票而实施的。3月5日，纳粹党得到了回报，它在国会中的议席从196席增至288席。与之相比，民族党的境况并无显著改善，从51席增至52席，这些席位及其所代表的8%选票，足以使两党联盟的得票率超过50%。但选举的结果清晰地显示了联盟的两个伙伴是多么不平等。在街头，民族党的准军事组织“斗争同盟”根本无法与实力强大的褐衫军和党卫队竞争。而且民族党未能赢得政治立场似乎与它一致的大型准军事组织“钢盔”的无条件忠诚。

3月的选举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两党的关系。此时共产党已被逐出立法机构，纳粹党不再需要民族党以取得绝对多数，尽管它尚未掌控修改宪法所需的三分之二票数。希特勒和戈林冷酷地摊牌了，让胡根贝格明白他们才是发号施令的人。《授权法》显然参考了俾斯麦帝国的法统，因而获得民族党中致力于恢复旧法统的保守派党员的认同，所以国会在波茨坦正式开会之前，他们就支持民族党推动《授权法》的通过。然而《授权法》刚一通过，希特勒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他认为君主制已经失败，根本不可能予以恢复。此时，纳粹党终于开始向民族党施加其他政党从2月中旬以来所经受的那种压力。3月29日，民族党在国会中的领袖恩斯特·奥伯福伦（Ernst Oberfohren）的办公室遭到搜查，次日住宅被抄检。纳粹党透露说，搜出的文件显示奥伯福伦是那些攻击胡根贝格的匿名信的作者。这足以说服民族党党魁胡根贝格放弃抗议的打算。奥伯福伦还一直以怀疑的态度密切关注国会被焚的细节，表明他赞同共产党的观点，认为纵火案是由纳粹党策划的。住宅被搜查引起了奥伯福伦的警觉，他立即辞去议员之职。同时，民族党的其他高层人士也开始面临压力。帝国就业局局长金特·格雷克（Gunther Gerecke）被控贪污。帝国土地联盟（Reich Land League）向来与民族党关系密切，该组织的领导人被解职，理由是非法投机玉米市场。关于公开承认自己是民族党党员的公务员遭到解职的报道也纷至沓来。[143]

民族党在1月30日进入联合政府，自视为纳粹党的老搭档，以为纳粹是个不成熟、没经验的政党，可以轻易控制。两个月后，这一切完全改变了。民族党人在私下里表示，担心全面爆发的纳粹革命将带来毁灭性后果，同时无助地承认，虽然民族党在形式上仍是联合政府中的成员，却没有能力阻止政府对该党党员采取非法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去适应民主时期之后的新秩序，对他们来说似乎是明智之选。胡根贝格设法改组了党的机构，把“领袖原则”作为各级党组织的基本原则。随后，民族党的正式名称由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改为德意志民族阵线（German-Nationalist Front），以此表示他们认为政党已成为历史。然而这些改变只是使胡根贝格丧失了最后残存的民主合法性，使他的处境甚至比以前还要孤立无援。柏林和全国各地的纳粹党纷纷公开批评那些被胡根贝格视为受他保护的机构和组织，对它们施加压力，同时散布流言说胡根贝格拖了“民族革命”的后腿。

纳粹党的各支部机关开始宣称，时任普鲁士州农业部长的胡根贝格已不再拥有农民的信任。有谣言说，他打算辞去在普鲁士州担任的各种职务。对于这些诋毁，胡根贝格的反应是以退出内阁相威胁，他认为这样做将导致《授权法》失效，因为该法仅适用于它所称的“现任政府”。然而，一位有影响力的纳粹支持者、宪法理论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已经指出，《授权法》中的“现任政府”并非特指该法获得通过时在职的部长群体，而是指政党政治制度终结之后形成的“完全不同类型的政府”。因此，任何一位部长的辞职，将不会影响“现任政府”的性质以及《授权法》的有效性；“现任政府”的性质，应取决于其首脑。[144]胡根贝格的威胁落空了，这又一次证明了在纳粹的压力面前运用法律说理是徒劳的。同时，纳粹越来越直截了当地对胡根贝格的支持者进行暴力威胁。5月7日，已被纳粹党逼迫离职的恩斯特·奥伯福伦死于非命。据官方说，他是开枪自杀的，但在纳粹的冷血恐吓四处弥漫之际，许多人当然不相信这种说法。不断有消息说，各地的民族党干部遭到逮捕，民族党的一些集会被取缔。民族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解散它的准军事“战斗团体”。这些团体多数是学生和青年组织，在“民族起义”之后，当时其力量已增至10万人，已强大到足以成为纳粹党的心头之患。

1933年5月30日，一些民族党领导人与希特勒会见，抱怨说让他们交出自治权的压力越来越大。回应他们的是一阵“歇斯底里的暴怒”，纳粹党魁大叫道，如果民族党的准军事组织不自动解散，他就让“冲锋队开火，接连喋血三日……直到对方片甲不留”。这足以动摇民族党业已衰弱的抵抗决心。因此在6月中旬，希特勒亲自下令解散民族党的学生组织和青年组织，没收它们的资产。与这些组织有关的民族党领导人遭到逮捕和审讯，其中包括普鲁士州政府的州务秘书赫伯特·冯·俾斯麦（Herbert von Bismarck）。据称有证据显示这些组织遭到了所谓马克思主义分子的渗透，对此，俾斯麦供称他不知道事情已经坏到了什么地步。

此时，民族党领导人，比如极右翼天主教历史学家马丁·施潘（Martin Spahn），宣称他们无法服务于两个领袖，然后纷纷转投纳粹党。民族党“领袖”胡根贝格在内阁中所受的羞辱日益明显。在一次国际经济会议上，他事先未与内阁协商就公开要求收回德国的非洲殖民地，导致政府也公开反对他的观点，让他在全世界面前难堪。6月23日，他在内阁中的非纳粹党保守派同僚巴本、诺伊拉特、什未林·冯·克罗西克和沙赫特与希特勒一起，共同谴责他的做法。6月26日，胡根贝格原计划在民族党政治集会上发表的演说被警方取缔。同日，胡根贝格虚张声势地向兴登堡递交了辞呈，痛诉自己经常受到阻挠而无法履行部长职责，还经常遭到纳粹媒体的公开抨击。

胡根贝格当然不是真的想退出政府，但耄耋之年的总统根本没有遂他所愿。兴登堡没有按照常理驳回辞呈、与希特勒进行交涉，而是什么都没做。胡根贝格与希特勒会面，试图心平气和地化解僵局，希特勒却强势地提出，要想让他驳回胡根贝格的辞呈，就必须解散德意志民族阵线，否则，“数千名”民族党公务员和政府雇员将被解职。然而这个选项是虚假的，因为希特勒从未打算允许胡根贝格——内阁中最后一位持有独立政见的、享有声望的成员——收回辞呈。希特勒得意地向内阁报告了胡根贝格离职的消息之后，德意志民族阵线的其他领导人与希特勒会面，缔结了一个“友好协定”，同意民族党“自行解散”。[145]民族党作为希特勒在联合政府中形式上的盟友，其所同意的条件表面上不像其他政党所接受的那么苛刻；但在实际操作中，纳粹党强迫每一位立场与它相左的国会议员或者州议员和市议员辞职，例如赫伯特·冯·俾斯麦，而只接受那些该党认定将会不加质疑地服从命令的人。“协定”保证民族党公务员将不会因他们的党派政治背景而受迫害，但希特勒政府并未视之为具有约束力的条款。“友好协定”无异于低声下气的投降。

各政党已被解散，教会已被驯服，工会已被取缔，军队保持中立，此时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主要政治玩家：“钢盔”，由退伍兵组成的极端民族主义准军事团体。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钢盔”的领导人弗朗茨·泽尔特于1933年4月26日加入纳粹党，“钢盔”奉希特勒为政治领袖；希特勒则保证“钢盔”可以作为战争退伍兵的自治组织继续存在。那些反对这一行动的人，比如“钢盔”的联席领导人特奥多尔·杜斯特伯格，则立即遭到开除。“钢盔”的人员迅速扩充至大约100万之多，其中包括来自帝国国旗团等新近被取缔的各种组织中的战争退伍兵，从而进一步冲淡了“钢盔”的政治使命感，招来了纳粹党的批评。作为辅警，“钢盔”在此前的几个月里支持了纳粹冲锋队的行动，但它既未全力投入，也未试图对冲锋队加以约束。“钢盔”有着与军队颇为相似的地位，它实际上自视为一支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武装预备役部队。其领导人弗朗茨·泽尔特是内阁成员，事实证明他完全没有能力抵挡希特勒和戈林的胁迫。到5月份，“钢盔”已彻底中立化，不再作为一支政治力量而发挥作用。[146]

于是希特勒在5月底采取了下一个步骤，有几分属实地指控“钢盔”里有大量渗透进来的前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些人是在为他们已被取缔的准军事团体寻找替代品。“钢盔”被迫并入冲锋队，但同时保留了些许往日的自治权，这足以打消他们的抗拒心理。对于多数“钢盔”成员来说，其领导人弗朗茨·泽尔特在内阁中占有一席之地，似乎保证了他们在重要事务上依然具有影响力。“钢盔”依然发挥着预备役部队和退伍兵福利协会的功能。直至1935年，已更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前线战士同盟（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Front-Fighters' League）的“钢盔”仍拥有50万成员。“钢盔”摧毁魏玛民主制度、恢复民族主义专制体制的目标显然已经实现，它还能有什么理由拒绝并入恩斯特·罗姆的褐衫军呢？这次合并一度造成了组织混乱，但它有效地剥夺了民族党调动人员在街头反抗横冲直撞的冲锋队员的最后一丝机会。[147]

准军事团体就这样像各政党一样被有效取缔了。到1933年夏，一党专政的建立已基本完成。实现绝对权力的潜在障碍只剩兴登堡这个无关紧要的老糊涂了，他的独立意志似乎已荡然无存，《授权法》的条款已经使他有职无权。军队已同意袖手旁观。企业界也已就范。1933年6月28日，约瑟夫·戈培尔已经在庆祝纳粹党消灭了政党、工会和准军事组织，代之以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的权力垄断：“通往专政之路。我们的革命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148]

* 约2米高。——编注

† 牧函（pastoral letter），主教写给其教区内神职人员或教徒的公开信。

‡ 墙上的字迹（writing on the wall），语出《圣经·但以理书》5:5，指灾祸将临的凶兆。

第四节

德国的一体化进程

一

1933年5月6日上午，在柏林市时髦的蒂尔加滕区，一队货车停在了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博士的性科学研究所门外。柏林体育学校（Berlin School for Physical Education）的学生从车上跳了下来，他们是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同盟成员。他们列成军事编队，然后，其中几人拿出大号和小号开始演奏爱国乐曲，其余的人列队进入大楼。他们显然来意不善。希施费尔德的研究所在柏林很有名，不仅由于它为同性恋和堕胎的合法化等事业而斗争，开办了受欢迎的性教育晚间课程，也由于它全面收集了性学领域的图书和手稿，这些藏书是所长希施费尔德自19世纪末以来逐渐积累起来的。到1933年，研究所的藏书在1.2万至2万册之间（各种估算互有出入），还收藏有数量更多的性学图片。[149]1933年5月6日闯入研究所的纳粹学生接下来所做的事情是：把红墨水泼到书籍和手稿上；把镶着镜框的照片当球踢，留下一地碎玻璃；搜查壁橱和抽屉，把里面的东西扔到地上。4天后，来了更多货车。这一次，冲锋队员把书籍和手稿摞满一只只筐子，运到歌剧院广场（Opera Square），堆成巨大的一堆，点火焚烧。2万册被焚的图书中据说约有一半来自希施费尔德的图书馆。火堆烧至黄昏时，学生们把研究所所长的半身雕像抬到广场，扔进火中。听闻65岁的希施费尔德正在国外养病，冲锋队员们说道：“但愿他不等我们动手就咽气，那就不劳我们绞死他或者揍死他了。”[150]

希施费尔德明智地没有返回德国。就在纳粹报纸以胜利的口吻报道“打倒一家毒药店的有力行动”，宣布“德国学生对犹太人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经营的性科学研究所进行了烟熏消毒”的时候，这位令人尊敬的性改革者和同性恋权利捍卫者留在了法国，于1935年5月14日67岁生日那天在法国猝逝。[151]其研究所的毁灭，仅仅是纳粹党在全国范围对犹太人所实施的攻击行动的一部分，尽管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据纳粹党人描述，他们这样做是在抗击犹太运动对德国家庭的颠覆。性交与繁衍紧密相关，至少对于获得准许的种族繁衍而言如此。纳粹党认为，活跃于魏玛时期、相互错综关联的争取性自由、改革堕胎法、同性恋合法化、公开提供避孕指导等各种压力团体造成了德国出生率的不断下降，于是在保守派和天主教会的支持下，采取行动捣毁了这些团体的所有分支机构。性法律改革者被迫流亡，比如弗洛伊德派心理学家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和倡导改革堕胎法的海伦妮·斯托克尔，他们的机构和诊所都被纳粹党关闭或者接管。同时，警察突袭了他们从前默许的知名同性恋集会场所，并在汉堡逮捕了数百名港口区的妓女，颇为怪异的是，其执法依据的是国会纵火法令“保护人民和国家”。这些突袭行动即使不说明其他问题，至少显示了国会纵火法令几乎可以用来为政府采取的任何种类的镇压行动提供法律依据。上述行动令人质疑的合法性问题在1933年5月26日得到了解决，那天内阁修改了1927年通过的、开明的《性传播疾病防治法》（Law against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修正案不仅将1927年正式合法化的卖淫行为重新入罪，而且重新在法律上禁止从事与堕胎和堕胎药有关的宣传和教育。[152]纳粹党在短时间内全面瓦解了性法律改革运动，并且把对于性行为的法律限制从既有的惩罚同性恋关系的法律，扩展到惩罚不以提高生育率为直接目标的许多其他种类的性活动。

对性解放的攻击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里已有征兆。1929—1932年发生了关于堕胎法改革的大规模公开论战，论战由共产党发起，反映了许多夫妇在赤贫和失业的处境中有避免生孩子的需要。声势浩大的示威、集会、请愿、电影、报纸宣传战以及类似的活动都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非法堕胎和对避孕的无知等问题上，警方取缔了性法律改革者举办的许多集会。1933年3月1日颁布的一项关于健康保险的新法令，为关闭全国各地由政府资助的健康咨询诊所提供了法律依据，在随后的数星期里，一伙伙褐衫军执行了关闭任务。医护人员被赶到大街上，其中许多人，尤其是犹太人，被迫流亡。纳粹党人认为，由魏玛政府创立的整个社会医疗体系旨在一面阻挠强者繁殖，一面扶助弱者的家庭。他们主张放弃社会卫生观，代之以种族卫生观。[153]这与某些优生学家自19世纪末以降的主张一样：执行防止弱者生子的计划，从而大幅度减少他们给社会带来的负担。

大萧条期间，这些观点迅速在医生、社会工作者和福利管理人员中间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认同。在魏玛共和国远未结束的时候，专家们就已抓住金融危机提供的机会，提出减轻福利制度加诸经济的难以承受的负担，最好的办法是强制贫困阶层接受绝育手术，以此防止他们繁殖。这样的话，用不了几年，需要资助的赤贫家庭就会减少；不久，德国境内的酒鬼、“懒汉”、智障者、有犯罪倾向者和身体残疾者也将大幅度减少（当然，这是基于并不可信的假设，即上述生存状况本质上都全部由遗传决定），然后福利机构就能够把越来越少的资源直接用于值得帮助的穷人。新教的慈善机构受宿命论和原罪说的影响，普遍赞同这些观点；而天主教的慈善机构受教宗于1930年发布的一份通谕的激励，强烈反对这些观点，教宗在通谕中严厉地训示道，婚姻和性交的唯一目的是繁衍，所有人都被赋予了不朽的灵魂。由于许多家庭不再有能力照顾生病或残疾的家人，一家又一家精神病院从1930年开始迅速满员，与此同时，精神病院的预算被当地或者地区级政府机构大幅削减。这种情况导致优生措施更加受人青睐，甚至对思想开明的改革者也产生了吸引力。1932年，普鲁士州卫生委员会（Prussian Health Council）开会讨论一部允许自愿优生绝育的新法律。它的起草人是优生学家弗里茨·伦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就开始考虑这种政策了。该法律把优生绝育的建议权和执行权授予福利官员和医疗人员，他们的话是穷人、卧病在床者和残障人士难以反驳的。[154]

这只是范围广泛得多的镇压行动的冰山一角，镇压的是正派人士眼中的各种社会偏常行为。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不少于1,000万人接受了某种形式的社会救济。由于民主派各政党已被取缔，市议会和州议会已被接管，变成了当地纳粹头目的啦啦队，报纸已被剥夺自由调查权，不再有能力调查人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福利机构像警察一样，不受任何种类的舆论监督和约束。社会工作者和福利管理人员早就倾向于把福利申请人视为吃白食者和懒汉，此时在纳粹掌控的各级政府机构新任命的高级官员的鼓励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偏见。1924年通过的法规允许政府发放有附带条件的福利，即受助人同意“在适当情况下”参加集体劳动项目中的工作。1933年之前，这些法规就已在有限范围内实行。有3,500人在1930年杜伊斯堡的强制劳动项目中工作；不来梅自1929年起，就已把这种就业形式作为接受福利的条件。但在1930年代初经济形势最严峻的时候，福利项目仅涵盖了一小部分失业者，例如1932年在汉堡，20万失业者中仅有6,000人得到了福利救济。然而从1933年初的几个月开始，参加集体劳动的人数迅速增加。这种工作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就业，比如，它不代缴医疗保险或者养老保险，实际上甚至没有薪酬，从事这种劳动的人的全部所得就是救济金，有时外加一点儿交通补助或者一顿免费午餐。[155]

这种工作据称是自愿的，属于类似教会的各种福利协会等慈善机构各自发起、运营的项目，但在1933年3月之后，自愿的成分很快迹近消失。大规模失业的紧迫问题首先是通过强迫手段处理的。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方案是1933年3月的“农场援助”（Farm Aid）计划，它沿用魏玛共和国时期已启动的乡村经济帮扶项目，挑选失业的城镇青年到田间劳动，以换取食宿和象征性的工资。这同样不是字面确切含义上的就业，然而到1933年8月，这个项目使失业登记的人数减少了14.5万，其中3.3万是女性。从1931年开始，负责帮助汉堡无家可归者的当地行政人员就一直宣称，这些项目使赤贫者生活不如意，迫使他们到别的地方寻求救济。这种态度在1933年很快变得更加普遍。在汉堡警局收容所临时过夜的人次从1930年的40.3万人降至1933年的29.9万，多半就是这种威慑政策的结果。官员们于是提出，应该把流浪者和“懒汉”送进集中营。普鲁士州内政部于1933年6月1日发布法令，禁止在公共场所乞讨。贫困与赤贫在1933年之前就已被视为污点，此时又开始被归入犯罪。[156]

摆脱了民主监督的约束之后，警方于1933年5、6月对黑社会组织指环联盟在柏林的各家俱乐部和会所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突袭，这是打击职业罪犯之战的一部分。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活动中心也被警方视为犯罪团伙的地盘，对此类场所的打击只有在红色阵线战士同盟被剿灭之后才可能发生，而且也构成了对当地居民的进一步威慑。由于纳粹党认为犯罪，尤其是有组织的犯罪，主要是由犹太人主导的，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警方在1933年6月9日还突袭了柏林“粮仓区”（Scheunenviertel）的50个场所，众所周知这个区不仅贫困，而且有高比例的犹太人口。不用说，其中的关联几乎完全出自纳粹党徒的臆想。[157]指环联盟被无情摧毁，其成员未经审判就遭到预防性羁押，其俱乐部和酒吧被关闭。[158]

这些人中有许多最终将被移送刑罚机构，而迅速增多的小偷小摸问题已经给刑罚体系造成了压力，导致各州的监狱实行更加严厉、更有威慑力的管理措施。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刑事管理人员和刑法专家主张对惯犯实施无限期监禁或者防范性拘禁，据说这种人的遗传性退化导致他们不具备自我提升的能力。防范性拘禁越来越被认为是摆脱惯犯给社会造成的负担的长久之计。据犯罪学家或监狱长估计，1920年代末，州监狱所有囚犯中的十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都可归入此类别。防范性拘禁被写入1925—1929年拟订的新刑法提案的终稿。该法案尽管在魏玛时期各政党没完没了的辩论中被搁置，但在刑罚机构和司法体系中得到了普遍的赞同，因此显然不会被轻易放弃。[159]不少专家主张，应该强制有遗传缺陷的人接受绝育手术。[160]魏玛福利政府为了应对当时的危机，已开始考虑改用专制的解决方案，即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损害其身体的完整。这些方案不久将被第三帝国采用，而且实施时手段之酷烈是魏玛治下的人绝难想象的。更直接的影响是，政府财政支出的削减，迫使刑罚和福利机构的管理人员以日益严苛的标准甄别值得生存者与不值得生存者，因为各种政府机构的条件已相当糟糕，以至于越来越难以使它们所管理的每个人都保持健康和存活。[161]

二

镇压行动针对的不仅是政治上的可疑分子、偏常人士和边缘人，它波及了德国社会的每个阶层。推动整个进程向前发展的，是由冲锋队、党卫队和警方在1933年上半年发动的大规模暴力行动。遭到痛殴、酷刑和经常性羞辱的囚犯，涉及除纳粹党以外的一切社会阶层和政治阵营，经过了适当删改的相关报道不断出现在报纸上。恐怖行动针对的远远不是特定的、普遍不受欢迎的少数人，而是无远弗届地波及每一位公开表达异议的人，包括偏常人士、流浪者以及一切不符合传统规范的人。[162]到处对国民实施的恐吓，为1933年2—7月间在德国全境推行的一个进程提供了必要前提，此进程被纳粹党称为“一体化”（co-ordination），用它的德文“Gleichschaltung”[*]来表达更加传神，这个比喻借用自电学术语，意思是全部开关被置于同一个电路上，也就是说，只需按动中心位置的一个主开关就能启动全部开关。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社团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从国家到乡村的每个层级无所不包。

纳粹党对联邦各州的接管，是这个进程的关键环节。同样重要的是公务员的“一体化”，它从1933年2月开始执行，以强大的压力迫使中央党臣服。在希特勒被任命后的几星期里，许多部都任命了新的国务秘书（公务员的最高职位），包括帝国总理府的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Hans-Heinrich Lammers）。在普鲁士州，赫尔曼·戈林于2月中旬更换了12位警察局局长，强化了巴本在1932年7月之后实施清洗的效果。从3月开始，冲锋队的暴力手段很快迫使政治上不合时宜的市政府官员和市长离职——到5月底，有500位市政府高级公务员和70位市长离职。法律废止了联邦各州的自治权，并且为每个州配备了一位由柏林任命的帝国行政长官，其中除一位以外，全部是纳粹党的支部书记。这意味着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之后，“一体化”——换句话说就是，在每个层级实现公务员的纳粹化——的障碍所剩无几。在各州政府被赶下台的同时，各地纳粹党徒在冲锋队和党卫队的武装行动队支持下，占领市政厅，以恐吓手段逼迫市长和市议员辞职，代之以他们自己提名的人。健康保险机构、就业中心、村委会、医院、法院等一切国立和公立机构，都遭到同样的对待，高级职员被迫辞职或者加入纳粹党，如果拒绝，就会遭到殴打、被投入监狱。[163]

这种大规模清洗的法律依据，来自4月7日颁布的所谓《恢复专业公务员法》（Law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它是新政权的基本法之一，其名称所具有的含义，既是在召唤保守派公务员的团体意识，也较为直白地批评了魏玛政府，尤其是普鲁士州政府，把并非专业公务员的、坚定的民主派人士安插进高级公务员岗位的做法。新法令的首要目的，是使各地区的褐衫军和纳粹党强行解聘公务员和高级职员的行动合法化并听命于中央。该法规定，辞退1918年11月9日之后任命的未受过专业培训的高级职员，辞退“非雅利安裔”公务员（于4月11日被界定为，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为“非雅利安裔”，即犹太裔；6月30日，与非雅利安裔结婚的公务员也被包括在内），并且辞退那些以往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不能保证其政治可靠性的人。该法的文本称，政治可靠性指的是行事以民族主义政府的利益为出发点。只有1914—1918年战争期间在职的公务员除外。[164]

赫尔曼·戈林在1933年4月25日解释该法的正当性时，批评了公务员中那些“见风使舵的人”：

众所周知，泽韦林的拥护者在他的部门里所占比例高达60%。令他深感厌恶的景象是，法律刚刚颁布没几天，卐字徽章就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他们的衣服上，法律颁布4天后，咔嗒一声并拢脚跟、手臂高举的敬礼就已在走廊里蔚然成风。[165]

许多公务员确实为保住工作而急忙成为纳粹党员，加入了改换门庭者的大军，这群人很快得了个“三月亡魂”（March Fallen）的诨号，此称谓原指1848年革命期间于3月骚乱中丧生的民主派人士。1933年1月30日至5月1日，有160万人加入纳粹党，远超既有的党员人数，这种仓促的归附几乎前所未有地展现了德国民众受机会主义和急于自保意识驱动的程度。1933年夏，在科布伦茨—特里尔（Koblenz-Trier）和科隆—亚琛（Cologne-Aachen）等天主教地区，多达80%的纳粹党员是前几个月才刚刚加入的。实际上，希特勒已开始担心，这种大规模的入党潮正在改变党的性质，因为其中有过多的资产阶级人士。但至少在短时期内，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公务员效忠于新政权。[166]实际上，因实施《恢复专业公务员法》而被解雇的高级公务员，在普鲁士州约占12.5%，在其他州约占4.5%。此外还有条款规定，为了精简行政机构，可以对公务员予以降职或者强制退休；受此影响的人员比例大致同上。受该法影响的人总共占全部专业公务员的1%至2%。辞退和降职措施不仅从种族和政治上施行了一体化，还产生了减少政府开支的附加效果，这远非无心偶得的收获。同时，1933年7月17日，戈林发布一项法令，把任命普鲁士州的高级公务员、大学教授和司法官员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167]

在人数庞大、成分多元的政府雇员群体中，尤为重要的是法官和检察官，因为存在一个明显的威胁：纳粹的暴力、恐吓和杀戮将会与法律交锋。纳粹政权视司法制度为政治工具，大量刑事诉讼案的起诉方实际上是那些不认同纳粹司法观的律师，但大多数法官和律师显然根本不想惹麻烦。1933年在普鲁士州，尽管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时，公职律师中极少有纳粹党员，然而在大约4.5万名法官、州检察官和司法官员中，仅有约300人因政治原因被解职或者调往其他岗位；加上以种族理由被解职的犹太律师和法官（无论其政治立场是什么），共计586人。在德国的其他州，司法界的辞退率同样很小。司法界不曾认真反对过纳粹的暴力、恐吓和杀戮。集体抗议几乎成为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法官、律师和公证人的行业协会，都被迫与国家社会主义律师同盟（League of National Socialist Lawyers）一起并入德意志法律阵线（Front of German Law），阵线由汉斯·弗兰克领导，他于4月22日被任命为帝国行政长官，负责“各州司法制度之一体化，以及法律秩序之恢复”。德意志法官同盟（German Judges' League）已打消了疑虑，因为希特勒在3月23日的演讲中提到“法官不可罢免”，而且司法部承诺要提高法官的薪酬和地位。不久，律师们争先恐后地加入纳粹党，因为各州的司法部长已挑明，如果不加入纳粹党，那么他们的升迁和职业前途都将受到损害。[168]自此至1934年初，主要受迫于各地冲锋队的压力，有2,250宗和420宗分别以冲锋队员和党卫队成员为被告的诉讼案被搁置或撤销。[169]

上述措施属于1933年春季和夏初在德国各地对社会机构实行的大规模清洗的组成部分。经济界的各种压力团体和协会很快归附纳粹党。尽管农业在名义上归希特勒的盟友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掌管，但发号施令的却是纳粹党的农民组织负责人瓦尔特·达雷。早在胡根贝格最终被迫辞去内阁中的职务之前，达雷就迫使各种农业利益团体合并为单一的纳粹组织。面对这种强行一体化的做法，许多团体和机构的反应是尽量争取主动。在企业界，雇主协会和压力团体——比如德意志企业协会——吸收纳粹党人进入董事会、宣布效忠政府，而且与企业界的其他压力团体合并组建统一的德意志企业界工团（Reich Corporation of German Industry）。企业家们试图通过这种主动的转变，使业界的各种团体避免彻底受制于新政权。纳粹党的干部奥托·瓦格纳（Otto Wagener）一度曾强占德意志工业协会（Reich Association of German Industry）的总部，显然意在关闭它。该协会主动实现一体化之后，威廉·开普勒（Wilhelm Keppler）取代瓦格纳，成为希特勒的经济问题专员。开普勒长期充当纳粹党与大企业之间的掮客，与瓦格纳不同的是，他得到了双方的信任。

企业界为保住地位，又在1933年6月1日采取了另一个步骤，业界精英和重要企业共同设立阿道夫·希特勒德国经济界捐赠基金（Adolf Hitler Donation of the German Economy），旨在以此建立一种企业家定期按比例向纳粹党捐赠资金的制度，从而终止各地冲锋队和纳粹党组织经常性地，有时还使用恐吓勒索的手段，从企业榨取钱财的做法。在随后的12个月里，该基金向纳粹党金库划入了3,000万帝国马克，但它未能实现其首要目标，因为它的设立根本无法阻止纳粹党和冲锋队的小头目继续从地区级企业勒索小额金钱。然而大企业对此并不十分担心。希特勒于3月23日特意安抚大企业的代表说，他不会干涉他们的资产和利润，也不会纵容1920年代初纳粹党在戈特弗里德·费德尔影响下所玩弄的任何一种古怪的货币实验。[170]工会已被铲除，社会主义已不足为虑，新的武器和弹药合同也即将签署，因此大企业可以满意地认为，它对新政权所做的让步已基本上得到了回报。

主动实行一体化是各种协会和机构都拥有的一个选项，假如它们能够足够快地共同行动的话。然而，那些以比较安全、不受打扰的状态存在了几十年的机构，在变局面前往往彷徨困惑、产生分歧、跟不上形势。一个典型例子是德意志妇女联合会（Federation of German Women's Associations），它是由温和的德国女性主义者组成的伞状组织，相当于多年来盛行于其他国家的妇女组织全国妇女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s of Women）的德国版。德意志妇女联合会创建于大约40年前，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组织，由许多种类的妇女协会联合而成，其中包括各种专业协会，例如女教师协会。联合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为中产阶级，在1932年之前，她们可能大多投票给纳粹党，后来因纳粹的崛起而产生了严重分歧，有些资深成员想要打击那些她们所见到的在纳粹运动中取得巨大成功、“沉醉在胜利之中的男性”，其他成员则主张联合会保持历来在政党政治上的中立立场。就在联合会成员没完没了地讨论之际，纳粹党把她们的问题解决了。

1933年4月27日，联合会在巴登省的分会收到纳粹党妇女组织在该省的领导人格特鲁德·朔尔茨—克林克（Gertrud Scholtz-Klink）发来的一封短笺，通知说联合会被解散了。联合会总部领导层写信给帝国内政部长，有些困惑地询问如此强硬的举动有什么法律依据，同时向他保证，巴登分会绝不会威胁公共安全。纳粹妇女阵线（Nazi Women's Front）的全国领导人莉迪娅·戈特谢弗斯基（Lydia Gottschewski）有些漫不经心地宣称，解散巴登分会是根据革命的法律，并且附上一份文件让联合会主席签字，请她无条件地将联合会献给阿道夫·希特勒，驱逐所有犹太会员，选拔纳粹女党员担任高层职位，以及在5月16日之前加入纳粹妇女阵线。联合会徒劳地向戈特谢弗斯基指出，它支持“民族革命”，赞同政府提议的优生措施，并且希望在第三帝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眼见自己麾下的许多协会都已归附各种纳粹机构，经投票表决，联合会于5月15日正式全部自行解散，因为它的章程使之不可能归属其他组织。[171]

三

纳粹党推行的德国社会“一体化”进程并没有止于政党、政府机构、地方政府、专业界以及经济压力团体。再次以德国的北方小城诺特海姆为例，也许足以清晰地展示一体化进程所波及的范围有多广。在诺特海姆，长期主政的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组成的联合政府，社会民主运动根基深厚，反对党是共产党的一个很小的分支。当地的纳粹党人已设法操纵了3月12日的市议会选举，用“民族团结候选人名单”（National Unity List）将其他政党排挤出局。该市的纳粹党领导人恩斯特·吉尔曼（Ernst Girmann）承诺要终结社会民主党的腐败、终结议会制度。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在地方选举中仍保持了原有的优势，纳粹党虽然接管了市议会，却未能比他们在1932年7月选举时做得更好。新一届市议会举行公共会议时，穿着制服的褐衫军沿墙站立，党卫队协助警察执勤，会议不时被“希特勒万岁！”的呼喊声打断，现场的恐吓态势简直与国会通过《授权法》时的气氛如出一辙。4位社会民主党市议员被禁止履行职能，不能坐进任何委员会的代表席，不能发言。当他们离开会场时，冲锋队一字排开，朝着从面前走过的4人吐唾沫。其中两位随后很快辞职，另两位于6月份离职。

最后一位社会民主党议员辞职后，诺特海姆市议会纯粹成了吉尔曼的独角戏，会场没有任何讨论，议员们鸦雀无声地听吉尔曼宣布他要采取的措施。此时，根据1933年4月7日颁布的《公务员法》[†]，大约有45位市政府雇员（多数是社会民主党人）被从煤气厂、啤酒厂、游泳馆、健康保险局等当地政府机构解聘，其中包括会计和行政人员，他们占市政府雇员的约四分之一。市长是保守派，从1903年开始一直在职，事实证明，把他排挤出局并不容易，因为面对劝他辞职的各种游说和严重骚扰，他始终不为所动。最后，趁他休假的时候，已经纳粹化了的市议会投票通过了对他的不信任案，宣布由当地的纳粹党领导人恩斯特·吉尔曼接替他担任市长。

此时，诺特海姆市的共产党领导人以及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已被逮捕，本地人阅读的主要地区级报纸开始刊登关于达豪集中营，以及离诺特海姆近得多的莫林根（Moringen）集中营的报道，截至4月底，后者关押了300多名囚犯，其中主要是共产党人，此外还有许多来自其他政治团体的人士。看守集中营的党卫队中，至少有20多位是诺特海姆附近的当地人，许多囚犯在集中营内短期关押后即被释放，因此当地人肯定熟知里面的情形。该市的报纸从前拥护自由派，此时经常报道公民因传播谣言、诋毁国家社会主义等微不足道的罪名而遭到逮捕和监禁的消息。人们知道，提出的反对意见越严肃，招致的镇压就会越严厉。政府的反对者还会遭到其他方式的对待：活跃的社会民主党人被解雇、抄家，或者因拒绝行纳粹式敬礼而遭到殴打；有人向房东施加压力，要求把他们赶出家门。在褐衫军的指使下，当地社会民主党领袖开的商店遭遇抵制，经常性的琐屑滋扰自此成了他的厄运；当地劳工运动的其他前重要人物尽管戒除了全部政治活动，也未能逃脱这样的厄运。

以上就是在诺特海姆小城，以及在其他数千座小镇、村庄和城市发生的“一体化”进程背后所隐含的（有时是直截了当的）威胁。此进程开始于1933年3月，在4、5月间迅速加快步伐。与几乎所有的小城镇一样，诺特海姆也拥有丰富的社团生活，其中许多社团与政治无甚关联，有些则与政治有关。当地纳粹党使用各种手段将一切社团置于它的控制之下。俱乐部和协会有些被关闭或合并，其他则被纳粹党接管。诺特海姆是全国铁路网的一个重要枢纽，甚至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前，当地铁路站场高管层中的纳粹党人就已经施加压力，要求那里的铁路工人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厂车间组织。然而纳粹党在对付其他工人时却进展不大，直至褐衫军于5月4日接管了工会的各个办事处、全面取缔工会。此时，吉尔曼坚决要求，各俱乐部和协会的执行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必须由纳粹党员或“钢盔”成员组成。各专业协会被合并入新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医师联盟（National Socialist Physicians' League）、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National Socialist Teachers' League）以及类似团体，相关人士都知道，如果他们想保住工作就必须加入。会员众多、资金充足的当地消费者协会被置于纳粹党的控制之下，尽管纳粹党先前抨击它是破坏独立的本地企业的“赤色”机构，但它对当地经济过于重要，因此不能关闭。战争伤残人士俱乐部被合并入国家社会主义战争受害者协会（National Socialist War Victims' Association），童子军和青年德意志骑士团被合并入希特勒青年团。

在不可抗拒的纳粹化进程所形成的压力面前，诺特海姆的志愿团体做出了各式各样的反应。歌唱俱乐部多数自行解散，尽管工人合唱团设法先行调整，切断了与德意志工人歌唱同盟（German Workers' Singing League）的联系。上层人士的歌唱俱乐部“五线谱沙龙”（Song Stave）得以保留，因为它更换了执行委员会，并且在改变会员资格之前咨询了当地的纳粹党。在德国的许多地方，射击是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诺特海姆市的各个射击协会推选吉尔曼为总会长。吉尔曼告诫这些协会，一定要推广尚武精神，而不能像从前那样仅以娱乐为目的。于是各射击协会开始悬挂卐字旗，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向公众开放一些射击比赛以反驳吉尔曼对他们社会排斥性的指责，并且凭借这些做法得以继续生存。当地的体育俱乐部，从游泳协会到足球俱乐部和体操协会，在一片指责声中被迫全部加入纳粹党领导下的诺特海姆体育俱乐部（Northeim Sports Club）。当地的某些社团领袖抢占先机，采取行动预防纳粹党没收他们的资金。“美化俱乐部”（Beautification Club）是个资金充裕的协会，致力于改善诺特海姆市的公园和森林，在自行解散之前，它投入全部资金在该市近郊建造了一座狩猎小屋。此外，当地的几个同业公会接到通知，必须在5月2日之前重新选出各自的理事会，于是它们安排了大型酒会和豪华宴会，为的是花光资金，因为它们确信这些资金很快就会落入纳粹党手中。[172]

“一体化”进程在1933年春夏发生于德国全境的每个层级——每座城市、乡镇和村庄。仅存的社交生活发生于小客栈或者私宅里。除非在各种纳粹组织里相聚，人们变得彼此隔绝。社会先是被简化成一群不知姓名、无法区分的大众，然后被重构为一个新的组织，在这个组织里，任何事情都是以纳粹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公开的异议和抵制都成了不可能之事，甚至讨论和计划发表异议也不再可行，除非暗中进行。当然，一体化实际上仍是目标而不是现实。该进程的执行并不完美，在形式上遵从新秩序，例如在俱乐部、协会或者专业组织的名称中加上“国家社会主义”，绝不意味着其成员真正承诺信仰这种主义。尽管如此，德国社会一体化进程的深度和广度依然是惊人的。而且其目标并不是仅仅消除反对党的发展空间；新政权让整个德国归附纳粹党，是为了便于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思想灌输和再教育。

几年后反思这个进程时，律师雷蒙德·普雷策尔自问，曾经在1933年3月5日投票反对纳粹党的那56%德国人是怎么了。他想知道，这个多数派怎会如此迅速地屈服？为什么德国几乎每个社会团体、政治组织和经济机构，都如此轻易地落入纳粹党手中？他的结论是，“最简单的原因是恐惧，如果你深入观察，就会发现导致人们屈服的最根本原因，几乎总是恐惧。与暴徒同流合污是为了免于挨揍。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原因，就是沉醉在万众一心氛围中的亢奋感，即从众心理”。他还认为，许多人觉得他们的政治领袖，从布劳恩和泽韦林到胡根贝格和兴登堡，因软弱而背叛了他们，所以他们加入纳粹党属于一种任性的报复行为。令有些人印象深刻的是，纳粹党所预言的一切，似乎都将实现。“还有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相信，他们加入纳粹党，可以改变纳粹党的面貌，甚至可以立即扭转它前进的方向。不过，许多人紧跟潮流，当然是为了加入他们所认为的胜利者一方。”在大萧条的环境中，时世艰难，工作难寻，人们依赖着每日上班下班的刻板生活，把它当作唯一的安全模式：不跟着纳粹党走，就意味着拿自己的生计和前途冒险；进行反抗，则意味着拿自己的生命冒险。[173]

* 意思是“同步”。

† 即《恢复专业公务员法》。

第六章

希特勒的文化革命

第一节

不和谐音符

一

1933年3月7日，国会选举的两天之后，一伙60人的褐衫军闯入德累斯顿州森珀歌剧院（Dresden State Opera），著名指挥家弗里茨·布施（Fritz Busch）正在那里排练威尔第（Verdi）的歌剧《弄臣》（Rigoletto）。他们大喊大叫、对指挥家起哄、骚扰排练，逼得布施停止了排练。冲锋队头目走上舞台，宣布解雇布施。冲锋队曾买下其音乐会的几乎全场票，而当他登上指挥台时，他们闹哄哄地大喊“打倒布施！”他们制造的噪音过于强烈，布施被迫退场。这些意外事件促使新近纳粹化了的萨克森州政府决定解聘布施。他在乐坛声望极高，但德累斯顿的行政人员却觉得他是个讨厌鬼。布施既不是犹太人，也不特别支持现代派、无调性音乐以及20世纪初音乐中被纳粹党所厌恶的其他事物，而且他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他的政治立场属于右翼。布施之所以不受萨克森州纳粹党人的青睐，是因为作为大萧条期间的经济措施之一，他们曾计划削减该州的文化预算，但遭到布施的极力反对。纳粹党在德累斯顿掌权之后，指责他聘用了过多犹太歌唱家、花费了过多时间在德累斯顿以外的地方、索取了过多的薪酬。[1]布施出走阿根廷，一去不返，1936年成为阿根廷公民。[2]

布施的音乐会和排练受到骚扰，为各地的政府官员禁演音乐会和歌剧提供了借口，理由是它们有可能引起公共秩序的混乱。当然，混乱是由纳粹党自己挑起的，它清晰地展示了自下而上的路径是如何与自上而下的路径相配合，推动纳粹党攫取权力的。音乐是一体化进程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几个世纪以来，中欧的古典派和浪漫派作曲家向世界输送了音乐保留曲目的主干。柏林爱乐乐团（Berlin Philharmonic）等伟大的交响乐团享有世界级的声誉。在拜罗伊特上演的瓦格纳音乐剧在世界音乐文化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每座城市、每个小镇或者较大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音乐俱乐部与合唱团，还有业余作曲的传统。业余作曲不仅是中产阶级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工人阶级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纳粹党认为，这种伟大传统正在遭受魏玛共和国的现代派音乐的侵蚀，而且它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右翼政党，该党以自己惯常的粗鲁做派把这归咎于“犹太人的颠覆活动”。现在正是他们拨乱反正的时机。

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队（Leipzig Gewandhaus orchestra）的首席指挥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是犹太人，但与布施一样，他根本不是现代派音乐的倡导者。3月16日，瓦尔特去音乐厅排练时，发现大门已被萨克森州的行政长官下令封锁，理由是无法保证音乐家们的安全。由于4天后要在柏林举行音乐会，瓦尔特申请警方保护，但戈培尔下令拒绝了他的请求。戈培尔明确表示，音乐会要由非犹太裔指挥家执棒才可以上演。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拒绝取代瓦尔特；后来，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同意登台指挥这场音乐会，纳粹媒体对此欢庆喧嚣了一阵。不久，瓦尔特从莱比锡辞职，移居奥地利。纳粹媒体极力把他说成共产党的同情者，但很多人都看得出，瓦尔特受到大肆攻击的真正原因只有一个：种族问题。[3]

在德国的一流指挥家中，奥托·克伦佩雷尔（Otto Klemperer）最接近纳粹所丑化的犹太裔音乐家形象。奥托是文学教授和日记作者维克托·克伦佩雷尔的堂弟，他不仅是犹太人，而且作为前卫的克罗尔歌剧院1927—1930年的总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33年2月27—28日的大火之后，国会就改在这座歌剧院开会），他倡导激进作品，是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等现代派作曲家的著名支持者。2月12日，克伦佩雷尔在柏林指挥了瓦格纳的歌剧《唐怀瑟》（Tannhäuser），这场演出饱受争议，被纳粹的乐评媒体斥为“冒牌的瓦格纳”和对作曲家遗响的亵渎。到3月初，激愤的舆论迫使此作品的演出被取消。不久，克伦佩雷尔的音乐会均被取消，理由照旧似是而非：如果他出现在指挥台上，那么公共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克伦佩雷尔试图自救，坚称“他完全赞同德国当前的发展进程”，但他很快意识到厄运难逃，遂于4月4日离开德国。[4]不久，根据《恢复专业公务员法》解聘的人不仅包括犹太裔指挥家，比如杜塞尔多夫的雅舍·霍伦施泰因（Jascha Horenstein），还包括歌唱家，以及歌剧院和交响乐团的管理人员。国立音乐学院的犹太教授也被遣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和弗朗茨·施雷克（Franz Schreker），二人都在柏林的普鲁士艺术学院（Prussian Academy of Arts）执教。犹太乐评人和音乐理论家被开除公职、逐出德国报界，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他也许是其所处时代最杰出的乐评家。[5]

犹太裔音乐家的合同此时在全国各地都被终止了。例如，汉堡爱乐协会（Hamburg Philharmonic Society）于1933年4月6日宣布：“去年12月底拟定的独奏人选当然要修改，以确保没有犹太艺术家参加演出。扎比内·卡尔特（Sabine Kalter）女士和鲁道夫·塞金（Rudolf Serkin）先生将由日耳曼裔艺术家取代。”[6]1933年6月，犹太裔音乐会经纪人被禁止从业。各种音乐协会，乃至工人阶级采矿村镇里的男声合唱团和各大城市宁静郊区的音乐鉴赏协会，都被纳粹党接管，其中的犹太会员均被驱逐。与上述措施同步出现的，是音乐媒体上的一连串宣传稿，攻击马勒（Mahler）和门德尔松（Mendelssohn）等作曲家的所谓“非日耳曼”表现，并且夸口要恢复真正的日耳曼音乐文化。政府更是直截了当，干脆把公认的前卫作曲家及其作品从保留曲目中剔除。库尔特·魏尔长期创作与共产党作家贝尔托特·布莱希特的剧作有关的音乐，他的《银海》（The Silver Sea）于2月22日在汉堡上演，因遭到抗议示威而被迫取消，此后不久，其音乐作品被全部禁演。对纳粹党而言，魏尔的犹太人身份只会让他成为更明显的靶子，他最终也移居国外。一起移居国外的左翼作曲家还有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他是布莱希特的另一位音乐合作者，也是无调性音乐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的学生。[7]

设法留在德国乐坛的犹太音乐家寥寥无几，其中一位是指挥家莱奥·布勒希（Leo Blech），他是柏林国家歌剧院（Berlin State Opera）颇受爱戴的灵魂人物，1933年6月由他执棒的瓦格纳歌剧《众神的黄昏》赢得了观众的起立鼓掌。歌剧院经理海因茨·蒂特延（Heinz Tietjen）设法说服戈林同意他留任，直至布勒希于1938年移居瑞典。对于另一些杰出的犹太裔音乐家来说，离开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并非德国公民，而且名气大到足以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谋生，比如在德国生活了很多年的小提琴家弗里茨·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和钢琴家阿图尔·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与他们有所不同，歌剧天后洛特·莱曼（Lotte Lehmann）是德国公民，并非犹太人，但她的丈夫是犹太裔，莱曼尖锐地批评戈林对柏林国家歌剧院事务的干涉，并且移居纽约以抗议希特勒政府的政策。其他那些平凡的交响乐团演奏员、教师和管理人员之类，则没有这种选择的机会。[8]

二

当时影响着音乐生活的一体化进程，正如它对德国社会和文化的其他几乎每个领域所做的那样，并不仅仅旨在清除纳粹主义之外的其他思想，以及监视和控制德国社会的几乎每个方面。在冲锋队摧毁纳粹党对手的同时，希特勒和戈培尔采取措施争取消极支持者，使之成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并且引导立场摇摆和心存疑虑的人转向乐于合作的心态。戈培尔在1933年3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新政府

知道自己的背后站着52%的国民，支持它威慑另外48%的人，但它不会就此满足；相反，它把争取另外48%的人视为自己的下一个任务……使他们勉强与政府妥协、转向中立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直到他们衷心爱戴我们……[9]

戈培尔这番话的有趣之处在于，不但承认有将近一半的国民遭到了恐吓，而且宣布政府志在赢得3月5日选举中没有投票给联合政府的那些选民的衷心拥戴。它将进行一场堪与1914年的大规模军事动员相媲美的“思想动员”。为了开展这场动员，希特勒政府启用了它独创的机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Reich Ministry for Popular Enlightenment and Propaganda），这是根据3月13日的一项特别法令而设立的，部长之职连同在内阁中的一个席位被授予约瑟夫·戈培尔。戈培尔是纳粹党柏林党支部的书记，希特勒颇为欣赏他在当地进行的不择手段、充满创意的宣传战，尤其是以联合政府于3月5日获胜而告终的那场选战期间戈培尔的作为。[10]

新部是顶着内阁中保守派的反对而建立的，反对者包括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他不信任戈培尔的“社会主义”激进思想。[11]戈培尔在此前几年的宣传战中，没少谩骂“反动派”和民族党人，比如胡根贝格。不仅如此，戈培尔曾亲口承认，“宣传”是个“饱受毁谤、不堪回味”的词。它通常被当作骂人的话使用。因此，用这个词作为新部的名称，可谓大胆之举。戈培尔把“宣传”定义为一门艺术，以此为它正名，说它不是撒谎或歪曲的艺术，而是倾听和沟通的艺术——倾听“人民的心声”，“用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语言与他们沟通”。[12]然而“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权限范围却没有得到明确界定。1932年初，当首次讨论设立这样一个部的时候，希特勒曾打算由它掌管教育和文化领域；但到它成立的时候，教育仍旧按传统方式单独归属一个部，教育部自1933年1月30日开始由伯恩哈德·鲁斯特（Bernhard Rust）执掌。[13]尽管如此，“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首要目标，正如希特勒于1933年3月23日所说，是集中控制文化和思想领域的所有方面。他宣布：“政府将发起一场有计划有步骤的运动，以恢复国民的身心健康。整个教育系统、戏剧、电影、文学、报刊和广播，将全部用作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它们将得到治理，用于留存永恒的价值，这些价值是我国人民天性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4]

当然了，那些价值指的是什么，要由政府来界定。纳粹党人的行为是基于这样的前提：他们，只有他们，在希特勒的指引下，懂得并理解德意志心灵的内涵。纳粹党认为，数百万不肯支持它的选民——正如我们所知，即使是在1933年3月5日的半民主选举中，这些人也属于大多数——受到了“犹太的”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犹太人”掌控的报刊和媒体、魏玛文化中的“犹太”艺术和娱乐活动以及其他类似的非德意志力量的诱惑，这些力量使他们疏离了自己内在的德意志心灵。因此，宣传部的任务是引导德意志民族恢复它真正的天性。戈培尔宣称，德国人民必须从此“思想一致、行动一致，全心全意为政府服务”。[15]为了实现目标，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赞同此原则的纳粹头目远不止戈培尔一人：

我们此时并不是在设立一个自行其是、自我标榜的宣传部，而是把这个宣传部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如果用这个工具实现了目标，那它就是好工具……宣传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动员全体国民一致支持民族革命的理念。假如目标刚刚实现，我的方法就被弃用，那根本无所谓，因为宣传部那时已经通过艰苦奋斗实现了它的目标。[16]

戈培尔接着说道，必须采用现有的最现代的方法。“决不允许帝国落后于技术，帝国必须紧跟技术。只有最新的事物才足够优秀。”[17]

为了实现这些雄心壮志，戈培尔为宣传部配备的人员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纳粹党员，他们不必费神对付文职部门中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作风，这种作风盛行于许多最高级别的国家机关。他们绝大多数是1933年以前的党员，宣传部350名官员中有近百人佩戴着纳粹党的金色荣誉勋章。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其中许多人在宣传部中的职务与他们在纳粹党的宣传机关中的职务相同或相似，这两个机构均由戈培尔掌管。3月22日，他们被安置进一座富丽堂皇的总部——威廉广场（Wilhelmsplatz）上的利奥波德宫（Leopold Palace）。它建于1737年，19世纪初由普鲁士的著名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重新修缮。但是精致的灰泥墙面和石膏装饰图案在戈培尔看来不够现代，不合乎他的品位，于是要求刮掉它们。对新部长来说，等待批准再动工实在太耗时间，于是他走了条捷径，并把过程写在了1933年3月13日的日记里：

即使是改造和装修我自己的办公室，也要处处受阻，我干脆不再废话，从冲锋队找来一些建筑工人，让他们连夜把石膏装饰图案和木质装饰带拆掉，书架上尘封已久的文件被扔下楼梯，发出一声轰响。只有弥漫的浊尘留了下来，见证着官僚排场的消失。

迁入不久，该部设立了不同的部门，分管各领域宣传事务，包括广播、报刊、电影、戏剧和“国民教育”，并在1933年6月30日获得希特勒的全面授权，宣布它不仅负责上述领域，还负责代表整个政府处理一切公共关系，包括与国外媒体的关系。这让戈培尔有恃无恐，可以不去理会其他政府部门因为宣传部侵入它们的势力范围而提出的异议。这正是戈培尔在此后的岁月里从事宣传时不止一次需要动用的权力，这些宣传活动被他冠冕堂皇地称为“国民的思想动员”。[18]

纳粹党的许多机关和议员宣称，文化布尔什维主义遍布于魏玛共和国的艺术界、音乐界和文学界。纳粹文化政策的最直接目标就是清除“文化布尔什维主义”，纳粹当局执行此政策的方式，为德国一体化进程无所不至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更多的例证（如果我们需要更多例证的话），此进程驯服了社团、知识界和文化界，它们的一致服从是第三帝国得以建立的基础。正如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文化界的一体化进程包括：彻底把犹太人清除出文化机构，迅猛地镇压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左翼人士、自由派以及任何有独立思想的人。当务之急是把犹太人逐出文化生活，因为纳粹党断言，创造了无调性音乐和抽象画之类的现代派艺术形式，以此侵蚀德意志文化价值的，正是犹太人。当然，这种关联与真相实际上遥不可及。德国现代派文化的维护者并不是犹太人，许多犹太人在文化上其实与德国的其他中产阶级人士一样保守。但在1933年上半年强权政治肆虐的时候，没人理会这个事实。对于刚刚上台、得到民族党人支持的纳粹政府来说，“文化布尔什维主义”是魏玛共和国最危险，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创造物之一。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写：“艺术布尔什维主义是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唯一可能的文化形式和思想表达。”这种文化表达的主要形式是立体主义和达达主义，希特勒把它们与另外一些艺术形式统统归入抽象派。这些可怕的东西越早被真正的德意志文化取代越好。因此，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不仅是要消灭反对派，也是要改造德意志文化。[19]

三

大清洗及其引发的出走潮，例如可以从纳粹上台最初几星期的德国乐坛观察到的情形，并非无人评论。1933年4月1日，驻美国的一群音乐家给希特勒本人拍发了抗议电报。纳粹政府以其特有的方式做出回应：德国国家电台立即禁播电报签名者的作品、音乐会和唱片，包括指挥家谢尔盖·库塞维斯基（Serge Koussevitsky）、弗里茨·莱纳（Fritz Reiner）和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20]德国国内批评大清洗的人之中，最著名的是威廉·富特文格勒。从许多方面看，富特文格勒都是一位保守派，例如他认为，犹太人不应在文化界被委以重任，多数犹太音乐家并非由衷热爱德国音乐，犹太记者应该被逐出新闻界。他曾写道，非日耳曼人从未写出过一部真正的交响乐。他不信任民主制度，不信任他所谓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犹太—布尔什维克的成功”。[21]因此，他在原则上并不反对纳粹党的上台，也根本不觉得受到了它的威胁。富特文格勒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1920年代一直担任维也纳爱乐乐团（Vienna Philharmonic）的指挥，并且两度在纽约爱乐乐团（New York Philharmonic）担任客座指挥，均大获成功。他魅力十足，以至于有记录显示，他在职业生涯中至少有13个私生子。富特文格勒傲慢、自信，是又一位严重低估了纳粹党的保守派。[22]

不同于其他交响乐团，富特文格勒的柏林爱乐乐团并非国有团体，因此不受制于4月7日颁布的、强制解聘犹太裔政府雇员的法律。1933年4月11日，富特文格勒在一家自由派报纸上发表致戈培尔的公开信，声明他不打算终止柏林爱乐乐团里犹太演奏员的合同。在这封反对纳粹党政策的信中，富特文格勒的措辞除了显示出他的自信和勇气，也显示出他与纳粹党在观点上的重合程度：

与犹太人做斗争，如果主要是针对那些无根的、骨子里具有破坏性的艺术家，那些用媚俗的作品、缺乏真情实感的炫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达到某种效果的人，那倒无妨。与他们及其所体现的精神——这种精神偶尔也有日耳曼裔的代表人物——做斗争，无论怎样坚决地、一以贯之地执行都不过分。但这种斗争如果是针对真正的艺术家，则无益于文化生活……因此必须明言，像瓦尔特、克伦佩雷尔和赖因哈特等等那样的人物，将来必定也能够在德国发出自己的声音。

他对戈培尔说，解雇那么多优秀的犹太音乐家，无益于“恢复我们的民族尊严，而恢复民族尊严正是全体国民此时满怀感激与喜悦翘首以待的”。[23]富特文格勒以天神般的傲然之态继续我行我素，不理睬纳粹报刊的舆论战，它们鼓噪着要求他所在的柏林爱乐乐团解雇犹太音乐家，包括首席音乐家西蒙·戈德伯格（Szymon Goldberg）和首席大提琴家约瑟夫·舒斯特（Joseph Schuster）。[24]

戈培尔是个相当精明的政客，因此不会怒气冲冲地回应富特文格勒的公开抗议。在公开回复指挥大师的长信里，他首先欢迎富特文格勒对希特勒政府“恢复民族尊严”的行动所持的积极立场。但他提醒富特文格勒，德国音乐应该成为这个进程的一部分，为艺术而艺术已经不合时宜。戈培尔承认，艺术家和音乐家当然必须追求最高品质，但也必须“有责任感、技艺精湛、贴近人民、富于战斗精神”。他歪曲富特文格勒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图，戈培尔说他同意乐坛不应再出现“实验性作品”，而指挥家在公开信里根本没说这话，然后他又提醒富特文格勒：

不过，现在也正是反对艺术实验的恰当时机，因为德国的艺术生活几乎完全被一伙远离人民、非我族类的实验癖控制着，他们玷污了德国艺术的声誉，让它在全世界面前受到损害。

“日耳曼”音乐家促成了这场艺术畸变，此事在戈培尔看来显示了犹太的影响力已渗透到多么深远的程度。戈培尔欢迎富特文格勒作为盟友参与这场清除犹太影响力的斗争，像他这样的真正艺术家在第三帝国将永远有发言权。至于富特文格勒怒而为之鸣不平的那些被噤声的音乐家，帝国宣传部长把他们的被解聘看作微不足道的琐事而置之不理，同时又狡猾地推卸对此事的责任：

有人抱怨说，瓦尔特、克伦佩雷尔和赖因哈特之类的人物在各地被迫取消音乐会，在我看来，这种抱怨在此时似乎格外不妥，因为在过去14年里，真正的日耳曼艺术家已经被迫完全陷入沉默，最近几星期里的事件仅仅是对这一事实的自然反应，而不是我们授意的。[25]

这些“真正的日耳曼艺术家”是谁，他没有说，实际上他也说不出来，因为他所声称的全属捏造。然而戈培尔明白，如果他鲁莽行事，可能会损害德国在国际乐坛的声誉，因此让指挥大师及其乐团就范，他靠的不是公开交锋，而是背地里的手段。经济萧条使柏林爱乐乐团失去了来自州政府和市政府的大部分补贴。帝国政府设法让乐团再也得不到补贴，直至它濒于破产。于是富特文格勒直接向希特勒本人求助，后者对德国最伟大的交响乐团面临倒闭的危险表示愤慨，下令帝国政府接管它。因此，从1933年10月26日开始，柏林爱乐乐团不再是独立团体，占据天时与地利的戈培尔及其宣传部最终出手收服了它。[26]

四

造就纳粹党所认为的真正的日耳曼音乐文化，还涉及消除外来文化的影响，比如爵士乐，它被纳粹党视为劣等种族文化的产物，即非裔美国人文化的产物。种族主义语言是纳粹主义的第二特性，它在这个语境中特别富于攻击性和挑衅性。纳粹乐评人谴责“黑鬼音乐”是性挑逗的、道德败坏的、原始的、野蛮的、非日耳曼的、纯属颠覆性的，尽管有些乐评人更喜欢委婉地强调爵士乐起源于非洲，但这强化了纳粹党到处传播的“美国人在退化”的观点。新近流行的萨克斯管那令人神魂颠倒的曲调也成了被批评的对象，可是当萨克斯管的销量因此而开始下降时，德国的乐器制造商机敏地回应说，萨克斯管的发明者阿道夫·萨克斯（Adolphe Sax）是德国人（实际上他是比利时人），并且指出，备受尊敬的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曾在他的几部作品中使用过它。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和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等犹太作曲家在爵士乐世界的卓越表现，为纳粹党从种族角度恶语辱骂增加了新一层内容。[27]

德国的爵士乐、摇摆乐和伴舞乐队确实有许多演奏员是外国人，他们在1933年的敌视氛围中离开德国。尽管纳粹党激烈地口诛笔伐，但爵士乐其实极难界定，只需稍微灵活地调整一下乐曲节奏，演奏者的举止适当地老派一点儿，那么在整个1930年代，爵士乐和摇摆乐的音乐人其实不难在德国的无数俱乐部、酒吧、舞厅和饭店继续演奏下去。在柏林的时髦夜总会，比如罗克西（Roxy）、雕鸮（Uhu）、白鹦（Kakadu）或者西罗（Ciro），保镖们把纳粹党派来的那些衣着永远寒酸的密探拒之门外，以便时髦的客人们可以安然地在里面踏着最新的爵士乐和改良过的爵士乐曲继续摇摆。如果有密探被放行，门房只需按一下暗铃，舞台上的乐手们就会在密探到达舞池之前迅速变换乐曲。

魏玛时期的社交场所就这样在1933年如常运转，除了迫于大萧条期间的经济紧缩政策已做出的改变之外，基本上一切照旧。多数犹太乐手甚至得以继续在俱乐部里演奏至1933年秋，有些在此后又设法坚持了一段时间。在柏林著名的菲米娜（Femina）酒吧，摇摆乐队在夜间继续为上千的舞客伴奏，225张桌子上都配了电话，并附有德文和英文的使用指南，以便落单的人给舞厅中坐在其他位置的潜在舞伴打电话。音乐的格调也许不是很高，但如果剥夺人们每天——或者每夜——的乐趣，即使纳粹党有能力那么干，结果也可能会适得其反。[28]只有在歌手公然表达政治立场的地方，比如柏林著名的卡巴莱表演场所，才当真会有冲锋队进来强行驱逐大批犹太裔表演者，禁止那些属于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派或者左翼游说团体的歌手和喜剧演员表演或者把他们赶走。其他演员则主动把政治内容从自己的表演中剔除。纳粹党知道卡巴莱很受欢迎，而且意识到不宜剥夺人们的全部娱乐，因此试图鼓励“积极的卡巴莱”——笑话全部以纳粹党的敌人为嘲讽对象。据说，著名的卡巴莱演员克莱尔·瓦尔多夫（Claire Waldoff）非常大胆，竟至唱歌讽刺戈林，她和着其节目开始曲《赫尔曼》（‘Hermann’）的旋律唱道：“左一串勋章，右一串勋章/他的肚腩越来越肥/他是普鲁士的主人——/赫尔曼乃是他的大名！”不久，只要她唱起原版的《赫尔曼》，听众就会会心地咧嘴而笑，因为他们想起了那几句戏谑的填词。但瓦尔多夫实际上并没有创作过那几句歌词，这个笑话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杜撰。无法掩盖的事实是，到1933年年中的时候，纳粹党已经使卡巴莱精华尽失。[29]有些人对此无法忍受。在柏林著名的卡德蔻（Kadeko）俱乐部主持“众星谐谑卡巴莱”节目、善于拿政治话题插科打诨的保罗·尼古劳斯（Paul Nikolaus）逃往瑞士的卢塞恩（Lucerne），于1933年3月30日在那里自杀。“仅此一回，不开玩笑，”他写道，“我要自杀了。为什么？如果回德国，我准会在那里自杀。现在我不能在那里工作，也不想在那里工作，但不幸的是我爱我的祖国。我不愿意活在这种时代。”[30]

第二节

艺术的净化

一

1933年上半年，反犹主义、反自由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寒风，夹杂着一股沉闷的、反“堕落”的卫道气息，也在德国文化的其他领域呼啸而过。事实证明，电影业相对容易控制，因为不同于卡巴莱或俱乐部的圈子，电影业由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公司组成，从制作和发行一部电影所需要的高额成本来看，这也许是必然的结果。与在其他行业一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无需别人调教，很快就在压力面前放低了身段。早在1933年3月，影业巨头UFA制作公司（其老板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当时仍是希特勒内阁的成员）就开始全面执行解雇犹太裔员工、与犹太裔演员断绝关系的政策。不久，纳粹党把德国影院业主协会（German Cinema Owners' Association）纳入一体化进程。已加入工会的电影工作者全体成为纳粹党员，7月14日，戈培尔设立帝国电影协会（Reich Film Chamber），负责监管整个电影行业。通过这些机构，纳粹头目，尤其是戈培尔——他本人就是一位充满热情的电影鉴赏家，掌控了演员、导演、摄影师和幕后工作人员的聘任权。尽管4月7日法律的适用范围实际上并不包括电影界，但犹太人依然渐渐被逐出电影业的每个行当。演员和导演如果所持政治立场为政府所不容，就会遭到排挤。[31]

在新的审查和管制条件下，少数电影界人士更愿意到好莱坞那种自由环境中寻找机会。找到机会的人包括导演弗里茨·朗，他拍摄过一系列大获成功的电影，比如《凶手M》、《大都会》（Metropolis）和《尼伯龙根》（The Nibelungen），后者一直是希特勒最爱看的史诗片。朗的电影《马布斯博士的遗嘱》（The Testament of Dr. Mabuse）间接讽刺了纳粹党，原计划在1933年春上映，但在首映日将至之际被禁。步他后尘流亡国外的是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他出国前所拍的通俗爱情片，极少流露出他在好莱坞拍摄的《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和《失去的周末》（The Lost Weekend）等电影中所展现的大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两人都创作了一些属于好莱坞最成功电影之列的作品。另有一些电影导演移居巴黎，包括生于捷克的G.W. 帕布斯特（G. W. Pabst），他执导了魏玛时期的经典影片《潘多拉的盒子》以及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和库尔特·魏尔的《三分钱歌剧》的电影版；还有马克斯·奥菲尔斯（Max Ophüls），他1902年生于德国，原名马克斯·奥本海默（Max Oppenheimer）。然而早在纳粹上台之前，有些德国导演和电影明星就已经受到好莱坞魅力的吸引。例如，玛琳·黛德丽于1930年离开德国，主要是为了赚钱，而与政治无关。极少数人出国的直接原因是第三帝国的到来，其中包括出生于匈牙利的彼得·洛（Peter Lorre），他曾在弗里茨·朗执导的《凶手M》中扮演狡诈、难以自控、专杀儿童的凶手。纳粹后来在宣传中极力暗示凶手是犹太人，而朗的影片中根本没有这样的影射。[32]尽管这些流亡者受到了应有的关注，但是与此同时，蓬勃发展的德国电影业中的绝大多数从业者留了下来。在《电影周刊》（Film Week）于1932年根据影迷来信而选出的75位德国最受欢迎的电影明星中，仅有13位移居国外，但其中有3位居于前5名——莉莉安·哈维（Lilian Harvey）和克特·冯·纳吉（Kaethe von Nagy）都在1939年出国，吉塔·阿尔帕（Gitta Alpar）于1933年离开。名单中排名稍微靠后的明星中，布里吉特·黑尔姆（Brigitte Helm）于1936年离开，康拉德·维德（Conrad Veidt）于1934年离开。其中只有阿尔帕和1933年出国的另一位明星伊丽莎白·贝格纳（Elisabeth Bergner）是犹太人；75位明星中有35人在1944—1945年仍在德国影坛工作。[33]

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尤其是有声电影出现之后，电影院越来越受欢迎。但在电视时代之前，最普及、发展最快的现代大众传媒是广播。不同于电影业，广播网属于公共事业，51%的股份属于全国性的帝国广播公司（Reich Radio Company），另外49%的股份属于9家地方电台。行使控制权的是两名帝国广播专员，其中一位在邮电与通讯部（Ministry of Posts and Communications），另一位在内政部，同时还设有一系列地方专员。戈培尔深谙广播的力量。在1933年2—3月的选战期间，他曾成功地阻止了除纳粹党和民族党以外的所有政党通过电台传播政见。不久，他设法撤掉两位现任帝国广播专员，换上了自己任命的人，并于1933年6月30日获得希特勒签发的法令，授权宣传部掌控一切广播事务。

戈培尔随即对广播机构强行实施大清洗，1933年上半年在各个层级裁员270人，占全体员工的13%。犹太人、自由派、社会民主党人以及新政权不需要的其他人等均被解雇，其中许多人签的是短期合同，这使清洗进程更加顺利。那些支持原先的自由广播体制的电台经理和记者，包括德国电台的创始人汉斯·布雷多（Hans Bredow），都被控徇私舞弊而遭逮捕，被送往奥拉宁堡集中营，然后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在一场1934—1935年的大型审判秀上被定罪。但是多数人愿意在新政权治下继续从业。汉斯·弗里切（Hans Fritsche）等人的留任确保了电台的连续性。弗里切1920年代曾在胡根贝格的传媒帝国担任广播新闻处处长，此时在纳粹政权治下担任德意志无线电服务局（German Wireless Service）局长，主管新闻广播。与许多人一样，弗里切为保住职位而采取的行动是加入纳粹党，他的入党时间是1933年5月1日。截至当时，多数广播电台都已有效地实现了一体化，播放的纳粹宣传节目越来越多。社会民主党播音员约亨·克莱珀（Jochen Klepper）的妻子是犹太人，他在3月30日曾抱怨道：“电台如今简直像纳粹兵营，到处是制服，党员编队的制服。”仅仅过了两个月，他也被解雇。[34]

二

戈培尔在1933年3月25日的演讲中宣称，电台是“最现代、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工具，它的影响力无远弗届”。他说，长远看来，电台甚至可能取代报纸。然而在当时，报纸仍是传播新闻和观点的最重要载体，它给纳粹党的一体化和监管政策设置的障碍，远比电影业和广播界所设置的障碍更加难以对付。德国的日报比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加起来还多，各种类型的杂志和期刊则更多。在全国、地区和地方诸层级，均有独立的报纸和期刊，从极左到极右的各种政治观点都能得到呈现。纳粹党试图建立一个成功的、属于自己的报界帝国，但它的努力并不十分成功。政治报纸在魏玛共和国晚期式微，印刷文字似乎逐渐退居次席，转由口头话语领衔，为纳粹事业争取追随者。[35]

在这种情况下，戈培尔别无选择，只能循序渐进。取缔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党报相当容易，两党发行的报纸在1933年初的几个月里一再遭到查禁，等到两党被逐出政坛，其报纸即被全面取缔。但要想取缔其余的报刊，就必须从多方面着手。直接动用武力和警察措施是迫使报界就范的一种方法。与中央党和自由派的出版物一样，保守派的各种日报也容易招致周期性查禁，例如《慕尼黑最新资讯》（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天主教的《弗兰肯报》（Fränkische Presse）是巴伐利亚人民党的机关报，它被迫于1933年3月27日在头版发表声明，为多年来刊登了关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谎言而道歉。这种压力轻而易举地使大型新闻机构相信，他们必须去适应新气候。德意志报业协会（Reich Association of the German Press）是记者的工会，它于1933年4月30日主动实行了一体化，许多类似团体也是这样做的。它推选戈培尔的同事奥托·迪特里希（Otto Dietrich）为协会的主席，并承诺未来将强制所有记者成为会员，同时仅接纳在种族上和政治上可靠的人。[36]1933年6月28日，德意志报业公会（German Newspaper Publishers' Association）步其后尘，任命纳粹党的出版人马克斯·阿曼为公会主席，并投票把纳粹党人选入理事会，取代那些在政治上已不合时宜的理事。[37]至此，新闻界已在恐吓的压力下选择了屈服。不是纳粹党员的记者只能用含蓄的暗示和影射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读者只能从字里行间揣摩他们的意思。戈培尔一改魏玛共和国时期政府定期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做法，转而召开秘密会议，由宣传部向挑选出来的记者传达关于新闻报道内容的详细指示，有时竟然提供了文稿，让他们全文刊发或者在此基础上撰写报道。1933年3月15日，戈培尔在他首次正式召集的记者招待会上告诉与会者：“你们不但要知道正在发生什么，还要知道政府对此的观点，以及你们怎样才能把政府的意思最有效地传达给人民。”[38]毋庸赘述，记者不可以传达除此之外的其他观点。

与此同时，纳粹党忙于尽快逮捕新闻界人士中的共产党员以及和平主义者。逮捕始于1933年2月28日凌晨。卡尔·冯·奥西茨基是第一批遭到羁押的人之一，他编辑的《世界舞台》是一份立场明确的知识分子杂志，基本上持左翼的和平主义新闻观。奥西茨基声名远扬，不仅因为他在1933年以前对纳粹党所做的尖锐批评，也因为他发表文章曝光了飞机业非法重整军备的秘密项目，这篇文章导致他在1932年5月那场轰动一时的庭审后被判监禁。1933年他再次被捕，国外的作家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援活动，但未能使他获释。瘦弱的奥西茨基被关押在位于松嫩堡（Sonnenburg）、由褐衫军管理的临时劳改营，被迫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包括挖坑，看守告诉他那是他自己的坟墓。奥西茨基1889年生于汉堡，尽管有那样的姓氏，但他并不是犹太人、波兰人或俄国人，而是在各方面都属于纳粹党所定义的日耳曼人。冲锋队员不管这些，时常对他拳脚相加，还大骂他是“犹太猪”、“波兰猪”。一向体弱的奥西茨基差点儿在1933年4月12日死于心脏病。获释的囚犯悄悄告诉奥西茨基的朋友们，4月12日之后他已彻底垮掉。[39]

奥西茨基的境况仅比另一位1920年代的激进作家埃里希·米萨姆稍微好一点儿，米萨姆是无政府主义诗人和剧作家，早在魏玛共和国治下，他就曾因在1919年加入慕尼黑的“咖啡馆无政府主义者政权”而坐过一段时间牢。米萨姆是褐衫军特别痛恨的对象，因为他不仅是激进作家，还是革命者和犹太人。国会纵火案之后，米萨姆被逮捕，受到没完没了的凌辱和虐待，因为不肯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他被奥拉宁堡集中营的党卫队看守打得血肉模糊，不久之后被发现吊死在集中营的厕所里。[40]米萨姆以前在慕尼黑那个短命的革命政府里的同事、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和平主义者恩斯特·托勒（也是犹太作家）同样因参与革命行动而坐过牢。他在192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抨击德国社会之不公不义的现实剧，使他一直受到公众的关注，其中包括一部讽刺希特勒的、剧名带有讽刺意味的《解放了的沃坦》（Wotan Unbound）。1933年2月底托勒碰巧在瑞士，国会纵火案之后的大规模逮捕行动使他打消了回国的念头。他长期巡回演讲，谴责纳粹政权，但流亡生活的艰辛动荡使他无法继续写作，由于对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即将来临感到绝望，他于1939年在纽约自杀。[41]

有些人则能够较好地适应德国以外的文学世界，其中最著名的是共产党员诗人和剧作家贝尔托特·布莱希特，他于1933年离开德国，转道瑞士前往丹麦，最后在美国好莱坞找到工作。最成功的流亡者之一，是《西线无战事》的作者、小说家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纳粹党极力暗示说他有个法国姓氏，但他实际上是德国裔（纳粹党还声称他是犹太人，并且毫无根据地断言其姓氏“Remarque”的最初写法是“Remark”，然后反向拼写这个词，把他的姓氏写成“Kramer”[*]）。雷马克在流亡中继续写作，靠出售自己许多作品的电影版权过着相当优渥的生活，以至于1930年代后期在好莱坞等地给人们留下了阔绰花花公子的印象，他与一大串好莱坞女演员的绯闻频频被曝光。[42]更著名的流亡者是小说家托马斯·曼，其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和《魔山》（Magic Mountain），以及《死于威尼斯》（Death in Venice）等中篇小说，确立了他作为世界文学巨匠的地位，并为他赢得了192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曼成为文学界中支持魏玛民主制度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不停地在德国和世界各地巡回演讲，阐述维持民主制度的必要性。他没有直接受到纳粹党的暴力威胁和监禁，但是在1933年2月之后，他不理睬纳粹政权的回国邀请，留在了瑞士。同年6月他写道：“我无法想象生活在当今的德国是怎样的境况。”几个月后，曼在一阵訾骂声中被普鲁士艺术学院开除，同时被开除的还有诗人兼小说家丽卡达·胡赫（Ricarda Huch）等其他民主派作家。此事愈加坚定了他的信念，他告诉一位友人：“指责我离弃了德国，在我个人看来是用词不当。我是被驱逐的。被公开谩骂，被外国征服者夺走了我的祖国，因为我是比他们成熟、比他们有良知的德国人。”[43]

托马斯·曼的哥哥海因里希遭到了纳粹政权更加严厉的对待，他是辛辣讽刺德国资产阶级习惯的《稻草人》（Man of Straw）和《蓝天使》等小说的作者。海因里希由于在大量的演说和随笔中公开批评纳粹党而触怒当局，于1933年被撤销普鲁士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的职务，遂移居法国。继海因里希之后，小说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也于1933年8月赴法，他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主将，代表作是以战后岁月里德国首都的社会底层和黑社会为背景的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德布林既是犹太人又是前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已被纳粹党封杀。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另一位著名小说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身上，他也是犹太人，其小说《成功》（Success）和《奥本海姆一家》（The Oppenheims）分别出版于1930年和1933年，尖锐地批评了德国社会和政治的保守和反犹思潮。福伊希特万格在美国加州访问期间得知其作品被禁，就没有回国。小说家阿诺尔德·茨威格（Arnold Zweig）于1933年逃往捷克斯洛伐克，再转赴巴勒斯坦（Palestine）。他也因为是犹太人而被纳粹政权封杀，其作品无法再在德国出版。[44]

在纳粹政权迅速加强审查与监控的形势下，1933年之后留在德国的作家没几个能继续创作出有水准的作品。就连保守派作家也以各种方式与政权保持距离。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周围聚集了一群追随者，他们致力于复兴“秘密的德意志”，以此涤荡魏玛时期的实利主义。乔治在“精神上支持”1933年的“新式全民运动”，但拒绝加入任何纳粹化了的文学团体和文化组织。他的信徒中有几位是犹太人。乔治于1933年12月去世。另一位著名的极端保守派作家、曾在1920年代与纳粹党关系密切的恩斯特·容格尔则很长寿，实际上他一直活到20世纪结束之际，超过100岁。他深受希特勒敬仰，因为他在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钢铁风暴》中美化了战士的生活。容格尔发现第三帝国的恐怖主义根本不合自己的口味，于是退隐到后来被很多人称为“内心移民”的状态。与选择这条道路的其他作家一样，他创作的小说不再有明显的当代背景——许多作家偏爱把背景设在中世纪——尽管这些作品有时小心翼翼地表达几句对恐怖政策或专制体制的笼统批评，但只要不直截了当地抨击纳粹政权，它们仍然可以出版、发行，并且得到评论。[45]

热情支持新政权的一流作家相当稀少，其中有原先不关心政治的表现主义作家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到1933年底，留在德国的有才华、有声望的作家寥寥无几，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或许是个特例。然而在希特勒成为总理时，豪普特曼已年过七旬，早已过了他的创作巅峰。处于巅峰期时的豪普特曼因其打动人心、展现了贫困与剥削的剧作而享有盛名。其时他继续写作，用行纳粹礼以及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的方式，极力公开表达拥护之意。但他没有成为纳粹党员，他的自然主义剧作经常因为所谓的消极态度而遭到纳粹党的抨击。有位匈牙利作家于1938年在拉帕洛（Rapallo）与他见面时，听他发了一大串关于希特勒的牢骚。豪普特曼愤懑地说，希特勒毁了德国，不久还会毁灭世界。匈牙利人问他，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离开德国。“因为我是个懦夫，你明白吗？”豪普特曼恼怒地大声说，“我是个懦夫，你明白吗？我是个懦夫。”[46]

三

随着一流作家的大量流失，艺术家和画家也在大批出走。与此同时，艺术界出现了席卷德国音乐界的那种迫害潮。然而在艺术界，希特勒对现代派艺术所显示出的强烈反感，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希特勒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个艺术家，他在《我的奋斗》中说，现代派艺术是犹太颠覆分子的产品，是“疯子和退化者长出的病态赘疣”。他的观点得到了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认同，后者坚定不移地站在传统派立场上看待绘画和雕塑的本质与功能。德国音乐在1920年代不复像18和19世纪时那样主导着国际乐坛，而德国绘画由于得到印象派、抽象派等现代主义运动的解放，在20世纪的前30年里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复兴，成为所有艺术门类中最出色、在国际上最成功的一种，甚至超过文学。这正是以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为先锋的纳粹党人当时着力要破坏的，他们遵循的准则是1920年制定的纳粹党纲领第二十五条：“我们要求对艺术与文学中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一切倾向提起法律诉讼。”[47]

乔治·格罗兹、埃米尔·诺尔德、马克斯·贝克曼、保罗·克利、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奥托·迪克斯（Otto Dix）等许多画家的作品长期饱受争议，保守派和纳粹党都讨厌他们的画作。格罗兹因为把宗教图案用于政治讽刺画而引起公愤，他在纳粹掌权之前就曾因政治讽刺画两度遭到（不成功的）起诉，被控以亵渎上帝罪。[48]7月，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痛斥埃米尔·诺尔德的画作是“黑人式的、亵渎上帝的、原始的”，并把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纪念马格德堡战役（Magdeburg war）的画作斥为对亡者的侮辱。照罗森贝格的说法，巴拉赫把阵亡者画成了“半个白痴”。奥托·迪克斯毫不妥协地呈现一战期间战壕里恐怖景象的画作，遭到了超级爱国的纳粹党人同样尖刻的批评。任何不是明显具象、原样描摹的作品都容易引发恶评。用纳粹党的话来说，艺术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必须源自人民的心灵，因此“每个身心健康的冲锋队员”都有能力像艺术评论家那样，对艺术的价值做出公正的评判。[49]不仅德国艺术家，外国艺术家也遭到了措辞激烈的攻击。德国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多年来购买了许多法国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绘画，民族主义者认为，买这些画的钱本该更明智地用于促进德国艺术的发展，尤其是考虑到魏玛共和国时期法国人在莱茵兰和鲁尔区的所作所为。[50]

有些人，例如共产党员格罗兹，早在1933年1月30日之前就看出了不祥之兆，于是离开德国。[51]纳粹党控制的图林根州政府自1930年起执行的政策显然是对未来之事的一种预警：它把克利、诺尔德、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等画家的作品从位于魏玛的州立博物馆撤下，并且在关闭位于德绍的包豪斯之前不久，下令损毁奥斯卡·施莱默画在学校楼梯井上的湿壁画。这一切应该已经清楚地表明，纳粹积极分子可能会对艺术界的现代派发动猛烈攻击。但事情似乎尚有回旋余地，因为表现主义受到了纳粹党内某些人的推崇，包括柏林的纳粹学生会，它在1933年7月主办的一场德国艺术展中，竟然展出了巴拉赫、奥古斯特·马克、弗朗兹·马尔克、诺尔德、克里斯蒂安·罗尔夫斯（Christian Rohlfs）和卡尔·施密特—罗特鲁夫（Karl Schmidt-Rottluff）等人的作品。三天后，展览被当地的纳粹党头目强行关闭。希特勒特别反感诺尔德的作品，偏爱天主教艺术的戈培尔却对其颇为欣赏。希特勒1933年夏视察位于柏林的宣传部新大楼时，赫然看到墙上挂着“不堪的”诺尔德画作，下令立即把它们摘掉。诺尔德被普鲁士艺术学院开除，他对此非常气愤，因为基本上自纳粹党1920年成立以来他就一直是党员。1933年一年间，各地纳粹党头目解雇了27个美术馆和博物馆的馆长，代之以党的忠诚分子，这些人立即把现代派作品从展位撤下，甚至在有些地方，现代派绘画被作为“文化布尔什维主义图像”单独陈列于“艺术糟粕厅”。[52]其他美术馆和博物馆的馆长及员工已经随风转舵，有的加入纳粹党，有的与党的政策保持一致。[53]

像在文化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清洗犹太艺术家（无论是现代派还是传统派）的步伐在1933年春迅速加快。普鲁士艺术学院的“一体化”进程始于德国的一流印象派画家、艺术学院前院长、86岁的马克思·利伯曼（Max Liebermann）被迫辞去院士和名誉院长之职。利伯曼发表声明，说他一向认为艺术与政治无关，此观点招致纳粹媒体对他的强烈谴责。当被问及在如此高龄面对这些指责有什么感觉时，艺术家答道：“人不能咽下那么多，否则会呕吐的。”两年后，当这位曾在国内享有盛誉的画家去世时，只有三位非犹太裔艺术家出席了他的葬礼。其中之一的凯绥·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以对贫困笔力强劲但并无明显政治意味的描绘著称，她已被迫从普鲁士艺术学院辞职。雕塑家恩斯特·巴拉赫继续担任艺术学院院士直至1937年，并且留在了德国，尽管其作品像施密特—罗特鲁夫的一样被禁。[54]

保罗·克利由于他那被蔑称为“黑人式”的艺术而成为纳粹党文化论战最喜欢的靶子。他在杜塞尔多夫的教授职务被解除，旋即返回自己的祖国瑞士。但是其他非犹太裔的现代派艺术家决定观望事态的发展，寄希望于希特勒和罗森贝格的反现代派政策能够被政权中比较同情现代派的人物否决，比如戈培尔。原先驻法兰克福的马克斯·贝克曼竟在1933年迁往柏林，希望能影响政策朝着于他有利的方向发展。与上述许多艺术家一样，贝克曼也蜚声国际，但他从未像格罗兹或迪克斯那样创作过直接含有政治意味的作品，甚至未曾显现出康定斯基或克利那样的抽象派倾向。然而贝克曼的画作还是被从柏林国家美术馆（Berlin National Gallery）的墙上摘掉，他本人于1933年4月15日被解除了在法兰克福的教职。在贝克曼徘徊观望自己的最终命运时，同情他的艺术品交易商设法帮他私下继续谋生。与贝克曼形成对照的是，基希纳同意从艺术学院辞职，但他指出，自己不是犹太人，也从未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不仅奥斯卡·施莱默，就连抽象画的开创者、居住在德国长达几十年的俄罗斯人瓦西里·康定斯基，也认为对现代派艺术的攻击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决定留在德国，等待事态平息。[55]

与普鲁士同步，类似的清洗也发生在德国的其他地方。奥托·迪克斯被德累斯顿艺术学院（Dresden Art Academy）解聘，但私下仍在继续工作，尽管他的画作已被从美术馆和博物馆撤下。建筑师密斯·凡·德·罗拒绝辞去艺术学院院士之职，结果被开除。密斯·凡·德·罗曾试图在柏林的一座废弃工厂重建包豪斯，但动工不久即于1933年4月遭到警察的突袭并被关闭。他徒劳地声辩，包豪斯是一所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学院。包豪斯的创始人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申辩说，作为一战老兵和爱国人士，他的目的仅仅是重建真正的、有生命力的、德意志的建筑与设计文化。包豪斯并无政治意图，更不是反纳粹的宣言。然而在当时的德国，艺术绝非与政治无关的，因为魏玛时期激进的现代派运动，从达达主义到包豪斯，都传播了这样的观点：艺术是改造世界的工具，纳粹党人只是利用这个文化—政治态势来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此外，把希望寄托在约瑟夫·戈培尔身上，始终是件冒险的事情。这些艺术家指望戈培尔会及时为他们辩护，但他们的期待终将以最惊人的方式化为泡影。[56]

四

据估计，大约有2,000位德国艺术界的活跃人物在1933年之后移居国外。[57]其中包括许多当时在国际上声誉卓著的顶尖艺术家和作家。戈培尔后来决定剥夺他们的德国公民权，但他们的处境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善。对许多这样的流亡者来说，无国籍意味着异常的艰辛，因为难以从一个国家过境到另一个国家，找工作时也会遇到各种麻烦。由于没有身份文件，官方往往不承认他们的存在。纳粹政权公布了一系列名单，正式剥夺这些人的德国公民权，宣布他们的护照和身份文件作废，1933年8月23日公布的首批作家包括利翁·福伊希特万格、海因里希·曼、恩斯特·托勒和库尔特·图霍尔斯基；不久又公布三份名单，包括了大部分其余的著名流亡者。托马斯·曼不仅被剥夺公民权，还被撤销了波恩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他致校长的公开抗议信很快赢得流亡者们的崇敬。[58]德国的文化生活蒙受了巨大损失，享有国际声望的作家、艺术家和画家几乎无人留在国内。顶尖的指挥家和音乐家全部被迫流亡，一些德国最有才华的电影导演也出走国外。在流亡中，有些人成就辉煌，有些人则不然；但每个流亡者都知道，文化和艺术在第三帝国治下所面临的困境，将比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国外所遭遇的任何困难都严峻得多。

有一部新剧生动地展示了等待着那些1933年之后留在德国的艺术和文化爱好者的是什么。此剧是应希特勒的要求而献给他的，于1933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在柏林的国家剧院首演，希特勒和戈培尔等纳粹头目观看了演出。在舞台上担纲主演的包括：不久将成为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电影界台柱子之一的法伊特·哈兰（Veit Harlan）；还有当红男演员阿尔贝特·巴塞曼（Albert Bassermann），他出演此剧仅仅是因为对戈培尔本人的邀请感到盛情难却；以及赫尔曼·戈林所爱慕的年轻女演员埃米·松内曼（Emmy Sonnemann），她不久后成为戈林的第二任妻子。这出爱国剧结束时，观众没有鼓掌，而是全体起立，齐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唱毕才开始鼓掌，全体演员在掌声中一再行纳粹礼，只有巴塞曼例外，他以传统的谢幕方式把双臂交叉在胸前向观众鞠躬。巴塞曼出身名门，是自由派政治家的子弟，与新政权格格不入。他娶了犹太女演员埃尔泽·席夫（Else Schiff），于1934年携妻移居美国。此剧是《施拉格特》（Schlageter），剧本改编自1920年代初下莱茵区民族主义者起义反抗法国占领者的故事。作者是一战老兵、表现主义剧作家汉斯·约斯特（Hanns Johst），他在1920年代晚期逐渐趋向纳粹党的立场。他的表现主义手法可见于终场时别出心裁的一幕：行刑队从舞台深处向被绑着的施拉格特射击，枪管发出的光线从他的心脏处穿过，径直投向观众席，使观众与施拉格特一起成为法国镇压的受害者，以此唤起观众对该剧关于流血与牺牲的纳粹主题的认同感。[59]

此剧很快爆得大名，其原因与首映礼上纳粹党的浮华排场无关。由于它得到了高调的宣传，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它代表了纳粹党对文化的态度。无论是去观看此剧还是从报刊上阅读关于它的文章，人们普遍注意到，主要人物之一、由法伊特·哈兰扮演的弗里德里希·蒂曼（Friedrich Thiemann）拒绝接受一切知识和文化的观念和概念，他在与学生施拉格特争论的几幕戏中说，为了民族的利益，知识和文化应该被鲜血、种族和牺牲取代。蒂曼在其中一幕争论戏里说：“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拉开勃朗宁手枪的保险栓！”[60]对许多有教养的德国人来说，这似乎概括了纳粹党对艺术的态度。这句台词迅速传开，完全脱离了它原来的语境。不久，这句台词就在转述过程中被说成出自这位或那位纳粹头目（主要是赫尔曼·戈林）之口，并且被简化为更加朗朗上口、改头换面但一再被引用的表述：“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掏枪！”[61]

* Kramer，德文意思是小商贩，斤斤计较的人。

第三节

“打倒非日耳曼精神”

一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是魏玛共和国最后几年里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为他赢得巨大声望、使之被奉为思想家的，主要是1927年出版的巨著《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这部专著阐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比如存在的意义与人性。此书深奥难懂，行文之晦涩常常令人生厌，它运用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方法来解释困扰着古希腊以还的哲学家的问题，胡塞尔是他的老师和弗赖堡大学哲学系的前任系主任。此书一出即被誉为经典。在后来的岁月里，海德格尔的思想对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及其追随者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此书的悲观气质更为直接地表明，海德格尔已逐渐从天主教思想中解放出来（他1889年生于天主教家庭），转向一种更受新教思维方式影响的思考模式。尤其到魏玛共和国末期，海德格尔逐渐相信有必要重建德国人的生活与思想，开启精神团结与民族救赎的新时代。到1930年代初，海德格尔开始认为自己已在国家社会主义里找到了他所寻觅的答案。[62]

海德格尔在1932年已暗中与弗赖堡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同盟的领军人物建立了联系。他毫无大学管理经验，但在纳粹党掌权之后，教授中的一小群纳粹党员认为校长职位非他莫属；海德格尔的学术声望和政治信仰，也使他成为取代预定于1933年4月就任校长之职的自由派教授威廉·冯·默伦多夫（Wilhelm von Möllendorff）的合适人选。海德格尔渴望得到这个职位，遂与刚刚纳粹化了的巴登教育部接洽；而默伦多夫则迫于本地和地区级报纸对他进行的人身攻击而选择退出。纳粹教授们推举了海德格尔，在大学内外共同施压之下，他获得了几乎全体教授的支持票，于1933年4月21日正式当选为校长。实际上，在弗赖堡大学的93位教授中，有12位犹太人，他们是仅有的不支持海德格尔的教授阵容，但他们无法参加投票，因为巴登地区的帝国行政长官、纳粹党支部书记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援引4月7日颁布的法律，已将他们作为“非雅利安人”予以停职。[63]

5月27日，海德格尔发表校长入职演说。他对汇聚一堂的教授和身穿褐衫的纳粹要员宣告：“‘学术自由’将不再是德国大学生活的准则，因为这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它只起消极作用。它意味着缺乏关怀、观点武断、主观倾向性明显、行事首鼠两端。”他说，时代要求大学在德意志民族中寻找精神支柱，在德意志民族此时正履行的历史使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德国学生正在做开路先锋。海德格尔的演讲充斥着“领袖原则”的新式语言，开篇头一句就对听众说他接任了“这所大学的精神领袖”，并且借用封建用语“侍从”指代学生和教师，这与纳粹头目当时在劳资关系方面的普遍做法如出一辙。从新校长使用的上述概念可以清晰地看出，学术自由（无论它的定义是什么）确实已成往事。[64]为了用有象征意义的方式强调这一点，在典礼结束时，与会的教授和来宾齐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典礼节目单背面印着歌词，并且提示唱到第四段时应该举起右手，唱毕应高喊“胜利万岁”（Sieg Heil!）。[65]

海德格尔不久就着手把弗赖堡大学纳入一体化进程。他已于5月1日“劳动节”那天在媒体的大力宣传中正式加入纳粹党，此时又在大学管理中采用领袖原则，绕开或者压制大学里那些按照民主代议制运作的团体，并且参与起草巴登地区的一部新法律，该法规定校长为不经选举产生、不限任期的大学“领袖”。不久，他知会巴登教育部：“我们现在必须投入全部力量征服智识阶层和学术界，使之支持国家政治的新精神。这场交锋将不会轻松。胜利万岁！”[66]海德格尔用不实的指控向州政府告发了同事、化学家赫尔曼·施陶丁格（Hermann Staudinger），并协助政治警察调查他，不过警察最终没有采信这些指控，而且施陶丁格申辩说自己的工作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遂得以留任。海德格尔还乐于执行解聘大学教师中犹太人的规定，仅要求对两位国际知名的学者网开一面：一位是语文学家爱德华·弗伦克尔（Eduard Fraenkel），但他还是被解雇了；另一位是化学教授格奥尔格·冯·海韦西（Georg von Hevesy），他拥有广阔的国际人脉，是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巨额研究资金的接受人，他得以留任，直至翌年移居丹麦。那些被迫与大学断绝关系的犹太人包括海德格尔的助手维尔纳·布罗克（Werner Brock）和导师埃德蒙德·胡塞尔，有人说海德格尔亲自下令禁止弗赖堡大学图书馆保存胡塞尔的著作，但这个一再被转述的故事并无根据。胡塞尔是一位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其子在一战中阵亡，他认为自己与海德格尔之间有私谊，因此对自己受到的待遇深感失望。他在5月4日写道：“唯有未来可以对此做出评判：在1933年，何处是真正的德国，谁是真正的德国人——是那些赞同如今大行其道的、或多或少带有唯物主义虚无感的种族偏见的人，还是那些心地纯良、思想纯正的德国人，即德国伟大先贤的传人，他们尊敬并传承着先贤的传统。”[67]胡塞尔于1938年去世时，海德格尔没有参加葬礼。[68]

海德格尔加入了四处蔓延、迅速升温的希特勒崇拜，他告诉学生们：“元首，唯有元首本人，才是现在与未来的德国现实，以及德国的法律。请记住：从今以后，遇事要有决断力，行动要有责任感。希特勒万岁！”[69]他的雄心甚至膨胀到试图与志趣相投的其他大学校长合作，从而成为全国大学体系中的领军人物。在1933年6月30日的演讲中，他抱怨“民族革命”尚未触及多数大学，鼓励海德堡大学的纳粹学生发动一场激烈的运动，驱逐校长、保守派历史学家维利·安德烈亚斯（Willy Andreas）。在一个星期后的7月8日，安德烈亚斯被纳粹党人选威廉·格罗（Wilhelm Groh）取代。[70]但海德格尔毫无政治经验，很快陷入大学里司空见惯的关于聘任事务的纠葛，不敌巴登教育部官僚的手段，遭到了褐衫学生的嘲笑，他们认为海德格尔不过是个空想家而已。

在柏林有报道显示，到1934年初，海德格尔已确立了其“国家社会主义哲学家”的地位。但在纳粹思想家看来，海德格尔的哲学过于抽象难懂，似乎用处不大。他在同事中间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是因为他倡导重新关注知识与真理的基本价值，进而主动把德国的大学生活与国民生活重新联结起来。这一切听起来非常宏大。尽管他的介入受到了许多纳粹党徒的欢迎，但细究起来，他的想法与纳粹党的目标似乎并不真正合拍。难怪他的敌人能够争取到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支持，罗森贝格本人的志向就是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哲学家。校园政治的琐屑在海德格尔看来，可悲地显示出大学里所缺失的正是他希望弥漫于校园的那种新精神，他对这种琐屑越来越厌倦，加之无缘发挥国家级作用，海德格尔遂于1934年4月辞职，但他继续支持第三帝国，始终拒绝反思自己在1933—1934年的所作所为，直至1976年去世仍不肯为此道歉。[71]

二

纳粹领导层在各大学行事较为便利，因为不同于有些国家，德国的院校全部由国家出资，大学教师都是公务员。因此他们直接受1933年4月7日法律的影响，该法律规定开除政治上不可靠的政府雇员。到1933—1934学年开始时，编制内的7,758名大学教师中共有1,145人被解聘，占总人数的15%，其中包括313位教授。在柏林和法兰克福，解聘比例达到近三分之一。截至1934年，5,000名大学教师中约有1,600人被迫离职。被解职的教师多数是出于政治原因，大约三分之一是由于被归类为犹太人而被解聘。[72]学术界出现了移民潮，15.5%的大学物理教师移居国外，在哥廷根大学（Göttingen University），辞职或者被辞退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人数之多，已到了严重影响教学的程度。[73]而且，离职者通常比留任者优秀；针对大学中生物学家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根据1945—1954年的科学论文引用标准指数，45位活到二战后的离职者人均被引用130次，而292位幸存的留任者的相应数据仅为42次。[74]

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如果本人或妻子有犹太血统，或者公开批评纳粹党，都被逐出了德国的大学和研究所，包括20位曾经的或者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其中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古斯塔夫·赫兹（Gustav Hertz）、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马克斯·玻恩（Max Born）、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和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爱因斯坦已在柏林工作20年，他的相对论为现代物理学带来了突破性进展。1933年1、2月份在美国访问期间，他从遥远的异国谴责了国会纵火案之后纳粹党的残暴行径。作为报复，纳粹政府没收了他的财产，同时，教育部要求普鲁士科学院（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驱逐他。爱因斯坦在被逐之前主动辞职，招致一场公开叫骂，科学院指责他在国外散布关于暴行的传言。他再度赴美，余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度过。[75]爱因斯坦于5月30日写信给他的同事、同样流亡国外的马克斯·玻恩说：“我想你是知道的，我对德国人从来没有特别的好评（就道德和政治层面而言）；但我必须承认，他们的残忍和怯懦程度还是让我吃惊不小。”[76]

化学家弗里茨·哈伯不具备爱因斯坦那种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秉性，实际上，他是1914—1918年研发毒气作为战争工具的主要负责人。他虽是犹太人，但因其在战争中的贡献而免于被解聘。然而，许多犹太裔同事被他供职的研究所解雇，促使哈伯于1933年4月30日辞职，并公开声明说他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应该选择与谁合作以及不该与谁合作。哈伯离开德国前往剑桥大学，在那里过得并不如意，于翌年去世。[77]上述这类知名人物的流失，在德国科学界令许多人深感忧虑。非犹太裔的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于5月当面向希特勒提出了抗议，他也是著名科学家，当时已成为德国首要科研机构威廉皇帝学会（Kaiser Wilhelm Society）的主席。普朗克后来回忆道，希特勒对他大谈了一番犹太人全是一丘之貉的道理：“犹太人全是共产党，这些人是我的敌人……犹太人都爱抱团。不管在哪儿，只要有一个犹太人，各类犹太人就会立即聚拢过来。”[78]

有些犹太裔科学家与哈伯一样，按照一战犹太老兵的特殊待遇本可以留任，但他们公开抗议其他犹太裔科学家所受的待遇并且选择辞职，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哥廷根大学的实验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他在一封由42位大学同事（其中仅有一位来自物理学与数学领域）签署的集体抗议信上签了名，为此被指控从事破坏活动，无奈之下离开德国赴美工作。海德堡大学医学系对犹太同事遭到解雇的反应备受瞩目，因为它实在非同凡响：在1933年4月5日发表的致巴登教育部的正式声明中，系主任里夏德·西贝克（Richard Siebeck）指出犹太人对于医学所做的贡献，批评了无视大学的自主权和责任感的“冲动型暴力措施”。[79]西贝克及其医学系同仁的例子基本上后无来者。那些留任的非犹太裔科学家中的大多数，以马克斯·普朗克为首，尽力在科学研究上保持正直和政治中立，只在口头上敷衍纳粹政权。普朗克开始安排在威廉皇帝学会的会议上行纳粹礼、向希特勒致敬，以此规避进一步的清洗。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因在量子力学领域取得的进展而获得诺贝尔奖，他认为重要的是留在德国，以保持科学价值的完整。然而不久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在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80]

多数德国教授留住了职位，其中绝大多数在政治立场上属于保守派，他们大致认同希特勒的合作伙伴民族党的观点，即认为魏玛民主制度是一场灾难，早就应该恢复旧帝国的统治集团和等级结构了。但许多人超越了此立场，积极拥护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师。3月3日，约300位大学教师联名发表呼吁书，号召选民支持纳粹党；5月，不少于700位大学教师在一份呼吁书上签名，支持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政府。海德堡大学的社会学家阿诺尔德·贝格施特雷瑟（Arnold Bergsträsser）阐释了纳粹政权把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的正当性，说这种方式可以克服民主制度显而易见的缺陷。法律系的律师瓦尔特·耶利内克（Walter Jellinek）为1933年的“革命”辩护，说它反对的是自由派，而不是民主派，并且指出，公民只有服从政府，才可能获得完整的人类尊严。作为德意志人民党党员、强烈反对魏玛共和国的右翼人士，耶利内克认为政府的反犹措施是必要的，因为学术界已人满为患。他还认为（这预先道出了后来的史家观点），希特勒的权力将由于帝国内部其他权力中心的存在而受到限制。这在其他方面或许是事实，但在对待犹太人的政策上却并非如此。耶利内克本人就是犹太裔，他恰恰是在自己所热烈拥护的民族主义革命进程中被依法解除了教职。同系的其他教授提出，法律应该表达人民的心声，法官应该根据纳粹思想做出裁决。德语教授宣称，纳粹革命为德语学习赋予了爱国的新意义。他谴责“犹太思维”和“犹太文学”损害了德国的“生存意志”。[81]

很快，刚刚纳粹化了的各地教育部不仅针对聘任事务，也针对教学与研究制定了政治标准。帝国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把这方面的权力统统把持在自己手中。巴伐利亚州文化部长1933年在慕尼黑对汇聚一堂的教授们说：“从今以后，需要你们做出判断的，不是某事真实与否，而是它符不符合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82]纳粹头目既不关心传统的教学与研究自由，也不关心传统的大学价值。实际上，他们对科学本身并不关心。法本公司董事会主席、诺贝尔奖得主、化学家卡尔·博施（Carl Bosch）于1933年夏面见希特勒，当他抱怨驱逐犹太裔教授的做法损害了德国的科学利益时，遭到了无礼的对待。博施说，物理学领域的解聘比例特别高，占被逐大学教师的26%，其中包括11位诺贝尔奖得主，化学领域亦然，比例高达13%，这严重削弱了德国科学界的实力。希特勒粗鲁地打断了老科学家，说自己对此毫不知情，况且德国根本用不着物理学和化学也能在未来的百年里继续取得进步，然后按铃唤来副官，对他说博施要告辞了。[83]

三

在大学里推动一体化进程的主要是学生。学生们组织舆论战，在本地报纸上抨击不合时宜的教授，成群结伙地在他们的课堂上捣乱，带领冲锋队小分队搜查和突袭他们的住宅。还有一个招数用来反衬某些教授在政治上的不可靠，就是安排客座讲座时邀请政治正确的人物，比如海德格尔，他保准会对纳粹政权表示热烈拥护，而别人不见得每次都有这样的表现。在海德堡大学，有位纳粹积极分子指挥冲锋队在物理学家瓦尔特·博特（Walter Bothe）的研究所楼顶、他办公室的正上方长时间地走队列，以此干扰他的工作。[84]在一所又一所大学里，受人尊敬的校长和资深行政人员遭到排挤，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平庸人物。这些人之所以上位，仅仅因为他们是纳粹党员而且受到纳粹学生组织的支持。其中的典型人物是恩斯特·克里克（Ernst Krieck），他是坚信男性至上论的纳粹理论家，于1933年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的校长。在突然升迁之前，他一直在法兰克福市一所师范大学讲授教学法，是个无足轻重的教授。[85]在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Darmstadt Technical University），兼职讲师卡尔·利泽尔（Karl Lieser）于1933年初入党，因在5月份向黑森州教育部检举许多同事而激怒了他在建筑系的同事们；大学理事会对这种行径感到愤慨，取消了利泽尔的教师资格，请求教育部开除他，并且暂时关闭大学以示抗议。然而第二天，学生们重新打开学校大门，占领了教学楼，与此同时，教育部任命达姆施塔特市市长为代理校长。教授们在这种压力下屈服了。利泽尔复职，1934年成为教授，并于1938年升任校长。德国各大学都发生了类似事情，这些事件标志着教授群体骤然失去了传统的权力。莱比锡的纳粹学生领袖爱德华·克勒姆特（Eduard Klemt）宣布：“大学已经在咱们手里啦，可以按我们的意思办事了。”[86]

各地的学生会没有满足于推进教授群体的纳粹化，他们还要求正式参与教授的选聘事务，要求在纪律委员会中取得代表资格。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步越界了，相当愚蠢，因为学生团体参与此类事务有悖于大学的领导原则。到1933年夏，纳粹化了的教育部和大学当局开始压制学生的骚乱：禁止学生把令他们反感的书籍移出图书馆并销毁；阻止了全国学生会在每座大学城搭建一个颈手枷的计划，学生们原打算把“非日耳曼”教授的出版物钉在颈手枷上。1933年上半年里的大规模干扰和暴力行为几乎使大学生活陷入瘫痪，但在此期间并无学生因政治性骚乱行为而真正受到纪律处分。不过，当局的态度此时已经明朗：普鲁士教育部宣布，学生会有责任“让每位成员遵守秩序和纪律”。[87]然而，学生们在此之前对知识自由和学术自主权进行的暴戾打击已经震惊世人、恶名远播，现在只要人们反思纳粹主义，就会想起此事。

1933年5月10日，德国学生在全国的19座大学城组织了一场“打倒非日耳曼精神的行动”。他们编制了一份“非日耳曼”图书清单，把那些书从他们所能找到的各种图书馆里搜出来，堆在公共广场上点火焚烧。约瑟夫·戈培尔应学生们之邀参加了柏林的焚书行动，他称之为一场“有力的、伟大的、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并告诉学生们，他们“把以往的邪恶精神付之一炬，做得好”。[88]书籍被一本接一本扔进知识的火葬柴堆，同时伴着诸如此类的口号：“维护民族共同体和理想主义世界观，打倒阶级斗争论和唯物主义——烧掉马克思、考茨基（Kautsky）；维护家庭和国家的纪律与道德，打倒颓废堕落和道德腐朽——烧掉海因里希·曼、恩斯特·格莱泽（Ernst Glaeser）、埃里希·克斯特纳（Erich Kästner）。”弗洛伊德的著作被焚，是因为“贬损地夸大了人的动物性”；通俗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的作品被焚，是因为“贬低”了德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激进的和平主义记者库尔特·图霍尔斯基和卡尔·冯·奥西茨基的著作被焚，是因为“傲慢和自负”。焚书清单中的一个类型专门留给了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他的批判小说《西线无战事》被付之一炬的理由，是为了“维护关于战备意识的国民教育，打倒那些背叛了一战将士的文学作品”。除了上述排比句口号所列的作品，还有许多书也被焚烧。为配合这场行动，全国学生组织发表了“12篇打倒非日耳曼精神的论文”，要求推行审查制度、清洗图书馆，并且宣布：“我们的对手是犹太人以及一切服从于他们的人。”[89]

作为这场行动的前奏，3月12日，冲锋队洗劫了位于海德堡市中心的工会图书馆，搬出图书，在门外的一个小火堆中焚烧。这场焚烧马克思主义书籍、打倒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行动基本上是自发的，并无直接后果和后续行动。然而与之相比，5月10日的焚书行动在规模上则大得多，准备工作也全面得多。学生们从4月中旬开始仔细搜索各家图书馆和书店，为这场焚书做足了准备。行动期间，学生们胁迫各家书店在橱窗上张贴海报宣传此事，有些书商勇敢地予以拒绝，但许多书商则屈从了。海德堡市的焚书发生于5月17日，在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以及学生决斗队成员的配合下，学生们举着燃烧的火把，把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徽章和书籍一起扔进火中，一边高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和国歌。在现场演讲的人把焚书行动描述为对“非日耳曼精神”的一次痛击。代表“非日耳曼精神”的作家包括统计学家埃米尔·尤利乌斯·贡贝尔，他曾统计了魏玛时期右翼阵营所犯的谋杀案，1932年夏被迫放弃在大学的教席。魏玛共和国曾经接纳了这种“犹太颠覆”精神，现在它终于被打发进了历史。[90]

这一切标志着数星期前由宣传部在各地发动的“打倒非日耳曼精神”行动达到了高潮。[91]像第三帝国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表面上自发的行动，实际上是统一协调的，但这次的协调者不是戈培尔，而是全国学生会。为了便于行动，负责清洗柏林公共图书馆的纳粹干部提供了一份焚书清单，全国学生会的总部拟定并下达了行动时使用的口号。纳粹学生组织用这种办法，确保了在所有大学城开展的焚书行动采取大致相似的方式。[92]而且在全国各地，有学生带头的地方，其他人就跟着干。例如，在小镇新伊森堡（Neu-Isenburg）1933年的夏至庆祝活动上，一大群人在消防站背后的空地上围观高高堆起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作品被焚烧，当地的女子体操俱乐部成员绕着火堆跳舞，当地的纳粹党支部书记发表演说，然后聚集的群众高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焚书行动的参与者绝不限于高校学生。[93]

地图18　1933年的德国大学

纳粹的焚书行动刻意模仿了一次先例。1817年10月18日，图林根的瓦尔特堡（Wartburg）举行了宗教改革300周年庆典，纪念马丁·路德发表抨击天主教会的论文、揭开宗教改革的序幕。在当天庆典的尾声，持激进民族主义立场的学生们把权威的象征以及《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等“非德意志的”书籍投入火堆，象征着执行火刑。这次行动也许为德国民族主义者的一系列示威活动提供了先例，但其实与后来模仿它的1933年行动基本上没有共同之处，因为瓦尔特堡纪念活动主要关心的是表达对波兰的支持、声援德国的新闻自由——梅特涅亲王创立的警察制度所实行的大规模新闻审查限制了报界的自由。不过，1933年5月10日，在刚刚纳粹化了的大学当局的鼓励或纵容下，当烈焰在德国历史悠久的学府腾空而起的时候，肯定有不少人想起了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一个世纪前对瓦尔特堡事件的评论：“在焚书的那个地方，最终也将有人被焚。”[94]

四

1933年初的几个月里，在纳粹以暴力、恐吓和野蛮手段打击公民社会的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的小群体遭受到特别强烈的仇视和敌意：德国犹太人。这既不是因为他们像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那样属于纳粹党的劲敌，也不是因为需要胁迫他们像其他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一样，融入纳粹迅速建立一党独裁政权的进程。纳粹对犹太人的攻击有着相当不同寻常的特点。把犹太人逐出普鲁士艺术学院等重要的文化机构、大型交响乐团、艺术学校和博物馆，触目惊心地显示出，纳粹把犹太群体视为外来的非日耳曼精神的主要渊薮，把驱逐犹太人视为一场可以使德国恢复“日耳曼民族性”的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反犹主义”与“犹太人在德国社会的真正作用和地位”之间，一向仅有非常牵强和间接的关系，多数犹太人过着无可指摘、循规蹈矩的生活，总体而言在政治上颇为保守。但是纳粹党刚刚上台，犹太人就开始感受到冲锋队倾泻而出的积恨。实际上，褐衫军早在1932年秋就对犹太人的商店和企业、犹太会堂等场所实施了一系列炸弹袭击。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的数星期里，冲锋队闯入犹太会堂，亵渎宗教用具；砸碎犹太商店的橱窗；随意羞辱犹太人，剃掉他们的胡子，或者效仿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发明的惩罚措施，强迫他们喝下大量蓖麻油。[95]3月5日选举之后，暴力达到了新水平。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是柏林的时尚购物街，许多纳粹党徒视之为犹太人喜欢聚集的区域。选举后第二天，褐衫军团伙沿着这条街横冲直撞，搜寻犹太人，殴打他们。在布雷斯劳，一伙冲锋队员绑架了剧院的犹太裔导演，用橡皮棍和狗鞭打得他差点儿丧生。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一座犹太会堂被焚烧，一位犹太商人被劫持、狂殴，后来重伤而死。成群结伙的冲锋队员在许多地方涂抹、封锁犹太人的商店。[96]

在布雷斯劳，冲锋队员于3月11日袭击了法院大楼的犹太裔法官和律师。各法庭休庭三天，等到重新开庭时，迫于褐衫军的压力，法院院长裁定，仅允许此前在布雷斯劳执业的364名犹太裔律师中的17人进入法院大楼。冲锋队员在德国全境冲击法庭，把正在庭审的犹太裔法官和律师拖走，殴打他们，不许他们再出庭。这些行动造成的扰乱，连希特勒也觉得过于严重，他在3月10日要求停止这种“个人行为”，以免扰乱公务或者损害经济。关于这个问题，他已收到包括帝国银行在内的重要商业机构的投诉。希特勒还亲自强令莱比锡的纳粹党头目取消了以揪出犹太裔律师为目标的突袭帝国法院计划。[97]但帝国法院以下的各级法院就是另一码事了，他未加干预。纳粹报刊继续发表疯狂的煽动文章，要求清洗司法界的犹太裔专业人士，支持此事的请愿书潮水般涌向帝国司法部，它们来自“民族主义”律师团体。事实是，尽管对犹太商店和企业的袭击使希特勒在联合政府中的民族党伙伴感到不安，然而对犹太律师的攻击却基本上没有引起不安。在司法界，极少有人抵制这种攻击行为，或者说无人抵制，就连不赞成这种做法的人也不曾抵制。见习法官雷蒙德·普雷策尔正坐在柏林法院的资料室里，褐衫军冲进了大楼，高声驱逐所有犹太人。“有个褐衫军走到我的桌前，”他后来回忆道，“‘你是雅利安人吗？’我来不及多想，应声说：‘是。’他凑上来端详我的鼻子，然后走开了。血涌上我的面颊，我感到了耻辱和挫败，刚才太迟钝了……用那样的回答换取留下来安静查阅文件的权利，真丢脸！”[98]

希特勒的干预仅仅使一系列暴力事件暂时有所减少，却根本未能全面制止。刚过两个星期，它们又开始了。1933年3月25日，来自外地的30名冲锋队员闯入西南部的下施泰滕（Niederstetten）的犹太人住宅，把里面的成年男子拉到市政厅，用几乎不加控制的残暴手段殴打他们；同日上午，在附近的小镇克雷格林根（Creglingen），类似的事件导致18位遭到殴打的犹太裔男子中的2人死亡。在威斯巴登（Wiesbaden），成群结伙的青年砸碎犹太商店的橱窗。下巴伐利亚的地方官在3月30日汇报：

本月15日清晨，快6点的时候，一辆卡车载着几个身穿深色制服的人出现在犹太商人奥托·泽尔茨（Otto Selz）位于施特劳宾（Straubing）的住宅前。还穿着睡衣的泽尔茨被带出家门，塞进卡车绑走。大约9点半，泽尔茨在兰茨胡特区的翁格（Weng）附近的树林里被发现，已被击毙……几个村民说，看见卡车上的人当中有一些佩戴着红色卐字袖标。[99]

希特勒的干预表明，这些事件并不是任何已成型计划的组成部分，而是表达了各级纳粹党徒内心对犹太人的仇恨、愤怒以及暴力倾向。冲锋队的暴虐，在此之前主要是针对帝国国旗团和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但此时因纳粹党的胜选而得到全方位释放。既不受制于警方的干涉，也不受司法检控的真正威慑，于是纳粹党徒在袭击犹太人的行动中尽情泄愤。虽然纳粹领导层希望控制住暴力，但他们的实际做法却是在不断推波助澜——他们不但把反犹情绪宣之于口，还让由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的《冲锋报》领衔的纳粹报刊持续刊登反犹文章。[100]据一份显然不完全的估计，截至1933年6月底，纳粹冲锋队已杀害43名犹太人。[101]

这些事件在境外并非无人关注。外国报纸驻柏林的记者报道说，看见被打得失去知觉的犹太人躺在柏林的街上，鲜血顺着他们的脸颊流下来。批评性报道出现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报刊上。[102]3月26日，保守派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对美国记者路易斯·P. 洛克纳（Louis P. Lochner）说，境外的“暴行宣传”让人想起关于德军1914年所犯暴行的比利时传言，它很可能是一场用假消息攻击德国政府的协同行动的组成部分；而革命注定要伴随着“某些越轨行为”。与诺伊拉特不同，希特勒本人公开把这些报道描述为“犹太人用暴行故事进行的诽谤”。同日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与戈培尔、希姆莱和施特莱歇尔开会时，希特勒决定把基层党员的反犹干劲引导为一场协同行动。3月28日，他下令各级党组织做好准备，在4月1日对犹太人的商店和企业实施一场抵制行动。这场行动在第二天获得了内阁的批准。[103]抵制行动远非出于一时冲动而对国外“暴行宣传”的一次迅速回应，而是纳粹党内人士，尤其是那些最敌视“犹太”大企业（例如百货商店和金融机构）的人筹划已久的。纳粹头目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认为，欧洲的犹太人与美国的犹太人之间有着一致的利益，甚至阴谋的勾结，但这种关联实际上并不存在。在用于发表的日记中，戈培尔写道，有必要让犹太人知道，“我们决心已定，绝不罢手”。[104]

纳粹上述说法的不属实，在这件事情上得到了展示：犹太教德国公民中央协会拍电报给纽约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要求它取消“敌视德国的示威活动”，结果遭到断然拒绝，尽管美国的犹太群体对此存在意见分歧。美国许多城市在3月27日举行抗议集会，随后开展了抵制德国货的运动，此运动在4月1日之后的几个月里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105]这反倒使戈培尔越发认为应该“以最强硬的态度”抵制犹太人的商店和企业。“如果外国停止诋毁，那么我们的抵制行动就会停止，”他继续写道，“否则，殊死的斗争将会展开。现在，德国的犹太人必须对他们在全世界的同种族同志们施加影响，以免他们在这里吃苦头。”戈培尔于4月1日驱车穿越柏林，巡视抵制行动的进展，他说自己满意极了：“犹太商店全部关闭。冲锋队哨兵站在店门前。公众表示一致支持。一派严守纪律的景象，堪为楷模。壮观的场面！”使场面更加壮观的，是下午“15万柏林工人”反对“外国诋毁”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以及傍晚10万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的分列式。戈培尔满意地写道：“群情激愤，不可名状……抵制是德国在道义上的一次伟大胜利。”他确实觉得获得了大胜，以至于第二天就得意地写道：“外国逐渐恢复了理智。”[106]

几个月后当戈培尔的这部分日记发表时，读到它的德国人却明白这是从纳粹的视角对4月1日的局面所做的乐观描述。当然，冲锋队员非常活跃，他们到处张贴醒目的海报告诉人们：“不要在犹太人的小店和百货商店买东西！”命令人们不要找犹太裔律师和医生，并且告诉人们这样做的所谓理由：“犹太人正在国外诋毁我们。”一辆辆卡车上贴着类似的海报、满载着冲锋队员在街道上飞驶而过，党卫队和“钢盔”小分队气势汹汹地站在犹太零售商店的门外，要求每一位进店购物的人出示身份证件。许多非犹太商店张贴海报，宣明自己是“得到认可的日耳曼裔基督徒的商号”，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避免误会。纳粹领导层已经向冲锋队做了重要指示：这场针对犹太人的行动将由中央统一协调，冲锋队不得擅自施行暴力。4月1日执行抵制任务的大多数冲锋队员确实避免了严重扰乱治安，其行为保持在威胁和恐吓的级别。那天，商店本身似乎极少受到真正的物理破坏，但许多地方的褐衫军在商店橱窗上涂抹了标语，有几个地方的褐衫军忍不住砸碎玻璃窗、抢劫商品、逮捕反对者，或者揪出犹太店主，押着他们游街，在他们体力不支而倒下时又殴打他们。[107]

人们聚集在被抵制的商店门外围观。但与纳粹报刊的报道相反，人们并没有表现出对犹太人的愤怒，而是大多保持消极和沉默。在一些地方，包括慕尼黑的两家百货商店，市民甚至举行了反对抵制的小型示威活动，其中有些人佩戴着纳粹党徽，他们试图穿过门口的褐衫军哨兵。在汉诺威，下定决心的购物者试图强行进入犹太商店。但在多数地方，基本上没人能够进入。至少就此而言，抵制行动是成功的。另一方面，有些小镇根本没有实行抵制。每个地方都有许多犹太店主干脆停业，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事先收到抵制行动的通知后，许多人急忙在前一天跑到犹太商店买东西，这让纳粹报刊大为光火。抵制行动的前一晚，有人在电影院听见一位年轻士兵和他的女友争论该怎么做。他说：“确实不该买犹太人的东西。”她回答：“不过他们的东西实在太便宜了。”他答：“可是质量不怎么样，用不了多长时间。”“才不是呢，”她反驳道，“他们的东西和基督徒店里的东西一样好，用的时间也一样长，而且他们的东西要便宜得多。”[108]

只有小商店和小企业遭到了抵制；最大的犹太企业多年来一直是纳粹党徒的首要谩骂对象，此次没有成为抵制的目标，是因为它们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作用，还因为它们是大雇主，假如抵制行动对它们的经济地位造成严重影响，它们将被迫裁员。仅蒂茨连锁百货商店就有14,000名雇员。出版业巨头乌尔施泰因公司中的纳粹雇员组织指出，尽管该公司免于遭受抵制，但它的出版物大量被禁，导致“全国的好同志”有许多遭到解雇，纳粹政权的政策对经济造成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109]这一切说明，抵制行动远没有戈培尔所宣称的那么令人瞩目。异乎寻常的是，抵制行动基本上没有遭到公众的反对，但公众对它基本上也没什么热情，这种现象此后多年不止一次地再现于政府推行各种反犹措施的时候。希特勒意识到了抵制行动对经济和政府的海外声誉造成的负面影响，私下里也承认它并未取得很大的成功，因此尽管美国报纸在随后的数星期甚至数月里依然刊登有关纳粹党暴力反犹的“暴行报道”，但希特勒和纳粹党悄然放弃了继续在全国范围进行抵制的想法。不过，抵制的观念在纳粹运动中扎了根。在随后的数月里，许多地方性报纸一再呼吁读者不要光顾犹太人的商店，而各地的纳粹党积极分子则经常在犹太人的经营场所外设置“哨兵”，并且组织写信运动，指责和警告那些胆敢走进犹太商店的顾客。[110]

五

抵制行动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让基层的纳粹党员知道，反犹政策必须由中央统一协调，而且在执行时要像希特勒多年前所写的那样，用“理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自发的集体杀戮行动和暴力行为。抵制行动为纳粹党的对犹政策铺平了道路，从此可以采取合法或半合法的方式去实现党章中的内容：犹太人不能成为德国公民，因此显然不能享有全部的公民权。1933年4月7日，抵制行动一个星期之后，《恢复专业公务员法》把犹太人加进了作为解聘对象的共产党员以及其他在政治上不可靠的政府雇员之列。“非雅利安裔”公务员在4月11日公布的实施细则中被界定为，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非雅利安人，尤其是犹太人”的公务员。这些人将被辞退，但在兴登堡毫不含糊的坚持下，退伍兵、其父或其子阵亡者，以及一战前在军中服役者没有被列为解聘对象。纳粹党员、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曾在1925年提出过类似的法案，当时他还是个无籍籍名的国会议员。在他的推动下，该法律以典型的纳粹风格，把各地区和地方级的政府机构已实施了几个星期的解聘犹太裔政府雇员的措施纳入了协调一致的进程。同时由司法部拟定了适用于犹太裔律师的类似条款，并写入同日通过的另一部法律。4月25日颁布的《解决德国院校人满为患状况法》规定，所有中小学和大学的犹太裔学生限额为5%，每年入学的犹太裔新生限额为1.5%，从而大幅度降低了有资格进入专业领域从业的犹太裔德国人的数量。豁免条件意味着许多犹太人能够继续工作——例如，全部717名犹太裔的法官和州检察官中的336人，以及全部4,585名犹太裔律师中的3,167人。[111]根据1933年7月14日颁布的一部法律，魏玛共和国时期移民到德国的东欧犹太人失去了公民资格，1932年弗朗茨·冯·巴本的政府曾考虑过采用这种措施。这一系列不同以往的措施，意味着犹太人自1871年以来在德国享有的公民平等权的终结。[112]

那些留任的犹太人在工作中所感受到的，是持续不断且日甚一日的怀疑和敌视气氛。上述法令引发了一波告密潮，有的出于政治动机，有的出于个人动机，许多律师、公务员和政府雇员被迫开始核实祖先的血统，有的甚至不得不接受医学检查，以此鉴别他们所谓的人种特征。各部部长和各文官部门的首长极度敌视他们所辖机构中留任的每一位犹太人。保守派，比如普鲁士州内政部的州务秘书赫伯特·冯·俾斯麦，与他们的纳粹同事一样，热情支持反犹措施。毕竟自1890年代初开始，限制犹太人公民权的措施一直是保守党（后来的民族党）党纲中的内容。但保守派觉得反犹政策不应过于极端，希特勒适当采纳了这些人的意见，例如，他于4月7日否决了禁止犹太裔医生执业的提案，并且尽量确保清洗不致对商业和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不过，对于希特勒这个时期排犹政策的基本要义，他的民族党同事依然非常支持。[113]

有政府带头的地方，其他机构就会跟着做。各层级在整个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要工作，是把犹太人逐出刚刚在此进程中实现了纳粹化的机构，例如，德意志拳击协会（German Boxing Association）于1933年4月4日把犹太裔拳击手除名，德意志体操联合会（German Gymnastics League）于5月24日实现了“雅利安化”。市政当局开始禁止犹太人使用公共设施，比如运动场地。[114]在德国北方小城诺特海姆，1932年仅有120位执业的犹太人，1933年4月1日的抵制行动似乎并不尽心，只持续了几个小时，而且根本没有施用于有些企业。这里与许多地方一样，当地的犹太居民已被普遍接纳，人们觉得纳粹的反犹主义是抽象的言论，并不适用于他们所认识的具体的犹太人。此时，抵制行动突然间让社会各界认识到了现实的严峻程度。诺特海姆当地的犹太裔医生收入开始减少，因为病人逐渐离他而去；当地各种自发组成的协会，不仅包括射击俱乐部，甚至还包括老兵俱乐部，都减少了犹太裔会员，通常是由于“缺席”，因为当地的犹太人很快就不再愿意参加城里的社团生活，许多人在被逐之前已主动退出。每一位继续高调地光顾犹太商店的老社会民主党人都看到，有不少本地冲锋队员在店里赊账购物、拒绝支付账单。在德国各级政治头目、报纸和媒体持续不断的反犹宣传中，到1933年夏末，诺特海姆的犹太人实际上已被排除在社交生活之外。诺特海姆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也发生在德国的其他地方。[115]

有些犹太人认为反犹浪潮不久就会过去，于是理性视之，或者尽量忽视它。然而许多人则处于震惊与绝望状态。政治暴力的普遍程度与1933年1月30日之前相同，但此时的政治暴力得到了政府的正式批准，而且矛头公开对准德国的犹太人口，开创了一种在很多人看来是全新的局面。结果恰如纳粹党所愿，犹太人开始离开德国、移居国外，仅1933年就有3.7万人离开。德国的犹太人口从1月份的52.5万减至6月底的不到50万，而这仅仅是登记的犹太教信徒的降幅，随后数年里将有更多人步其后尘。但也有很多人决定留下来，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116]对老一辈人来说，在国外找工作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主要是因为多数国家依然深陷经济萧条之中，因此他们更愿意留在自己一直当作家乡的德国碰运气。还有些人心存幻想，以为等到纳粹政权稳定下来，形势就会好转——冲锋队青年的狂野之气届时自然会被驯服，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越轨行为很快就会结束。

有一位犹太裔公民却不抱这样的幻想，他就是维克托·克伦佩雷尔。3月5日选举之前，他已在日记中表达过对“右翼恐怖”的不满，但与后来的情形相比，当时的恐怖还是相对有限的。他觉得自己无法同意那些为民族党辩护、支持取缔共产党的友人，令克伦佩雷尔沮丧的是朋友们看不清希特勒内阁“权力分配的真相”。他在3月10写道，选举之前的恐怖仅仅是“温和的序幕”。暴力和宣传让他想起了1918年革命，只不过这一次是在卐字标志下进行的。他已经在琢磨自己什么时候会失去大学教职。一星期后他写道：“1918年的战败并不像当前的形势这样让我深感沮丧。日复一日赤裸裸的暴力、对法律的践踏、最可怕的伪善、野蛮的心态，就像发布法令一样不加掩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实在让人震惊。”3月30日，抵制行动的两天前，他绝望地写道，气氛

就像中世纪或沙皇俄国最黑暗时期的一次集体杀戮的前夕……我们是人质……“我们”是受到威胁的犹太群体。实际上，我感到的羞耻多于害怕。为德国感到羞耻。我确实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德国人，而且我一直以为20世纪的中欧不同于14世纪的罗马尼亚。错！

克伦佩雷尔认同民族党除了反犹主义以外的多数观点，他与许多保守的犹太裔德国人一样，坚持认为自己的身份首先是德国人。他的忠诚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经受严峻的考验。

克伦佩雷尔在1933年3月20日写道，德国将不会被希特勒政府拯救，它似乎将迅速驶向一场灾难。他接着写道：“除此之外，我相信，德国将永远无法洗刷掉与纳粹同流合污的耻辱。”他记录了一个又一个犹太裔友人和熟人的被解雇。让克伦佩雷尔感到内疚的是，他由于1914—1918年在前线作战而得以根据4月7日的法律留任。人们的自私、无助和懦弱令他灰心，更不堪的是他所在的大学里学生们的公开反犹活动和谩骂式反犹标语牌。他的妻子在病中，神经脆弱，令他担心的还有自己的心脏问题。克伦佩雷尔之所以能支撑下去，既是因为他在德累斯顿郊外的多尔兹肯（Döltzschen）买了一小块地，准备盖座新房子，以此安顿自己和妻子以及他的学术写作，也是因为他对人类不可遏止的同情心和对知识的好奇心。6月份的时候，克伦佩雷尔开始私下编写一部纳粹术语词典。他在1933年6月30日收录了第一个词条：保护性羁押。[117]

第四节

一场“摧毁旧秩序的革命”？

一

1933年初的几个月里纳粹对犹太人的攻击，是把他们清除出德国社会的一个长期进程中的第一步。到1933年夏，此进程已进展顺利。它是希特勒的文化革命的核心，在纳粹党人看来，它也是更广义的德国文化转型的关键，这个文化转型将从德国精神中剔除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平主义、保守主义、艺术实验、性自由等诸多“外来的”影响。所有这些影响都被纳粹党归因于犹太人的有害影响，尽管大量证据显示事实刚好相反。把犹太人逐出经济界、媒体行业、政府雇员群体和专业领域，于是成为这样一个进程的根本内容：拯救和净化日耳曼人种，使德国做好准备为它在1918年所受的羞辱实施报复。当希特勒和戈培尔在那年夏天谈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时，他们指的首先是无情镇压所有“非日耳曼”事物的一场文化和精神革命。

但同时，实现这种转型的非凡速度，说明它与此前不久的形势具有紧密的关联。此前的1933年1月30日至7月14日期间，纳粹党把由希特勒担任总理、由非纳粹党的保守派主导的联合政府，转变为一党专权的政府，甚至保守派在内阁中也不再拥有独立的代表资格；纳粹党把教会和军队以外的所有社会机构纳入一体化进程，使之成为一个由纳粹党领导的、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庞大体系；纳粹党实行全方位的清洗，把每一个反对他们的人逐出了包括文化和艺术、大学和教育系统在内的德国社会中几乎每一个领域；纳粹党已开始把犹太人排挤到社会边缘，或者迫使其移居国外；纳粹党还开始颁布各种法律和政策，这些法律和政策将在未来的岁月里决定德国和德国人民的命运，以及更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有些人以为，1933年1月30日就职的联合政府会像此前的历届联合政府一样在几个月内倒台。还有些人认定纳粹党是转瞬即逝的现象，很快就会与扶植它上台的资本主义制度一起退出世界历史的舞台。事实证明这些人都错了。第三帝国在1933年夏成型，而且显然将继续存在。那么，这场革命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纳粹党在攫取权力的过程中没有遇到有效的抵制？

第三帝国的到来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结束于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这不是“夺权”。实际上，纳粹党人不使用这个词描述希特勒的任命，因为它带有非法政变的意味。在这个阶段，纳粹党依然谨慎地把上台称作“接掌政权”，把联合政府称为“民族振兴的政府”，或者（更普遍地）称之为“民族起义的政府”，使用哪个称呼，取决于该党是想强调内阁的合法性来自总统的任命，还是想强调其合法性来自所谓的民众支持。[118]纳粹党知道，希特勒的任命是夺权过程的开始，而不是结束。然而，假如任命没有发生，纳粹党很可能会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而不断衰落。假如施莱谢尔在政治上不那么无能，他或许会建立起一个准军事政权，借由总统兴登堡行使专制权，然后等到年近九旬的兴登堡寿终去世时，由他直接统治，还可能会修改宪法，在新宪法中勉强赋予国会一点儿地位。那么到1932年下半年，某种类型的军政府就是纳粹独裁体制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案。从议会民主制度滑向一个没有政党或立法机构平等和全面参与执政的独裁政府，在布吕宁治下就已经开始了。巴本有意识地大幅度加速了这个进程。巴本下台之后，此进程并未逆转。德国出现了国会和政党都没有机会去填补的权力真空。政治权力从宪法规定的合法机构流失，一端流向街头，另一端流向总统兴登堡周围由政客和将军们组成的政治阴谋小集团，在两端之间留下了广阔的真空地带，这个地带是正常社会中民主政治发生的地方。希特勒被总统周围的小集团扶上总理之位；但是假如纳粹党与共产党的街头活动没有引发暴力和混乱，他们不会觉得有必要扶他上台。[119]

在这种形势下，只有武力可能成功。只有两个机构拥有足够的武力，只有两个机构能够运用武力而不至于引起民众更加暴力的反击，那就是军队和纳粹党。军事独裁的政权极有可能会在1933年之后的岁月里压制诸多公民自由权；启动重整军备的项目；拒绝履行《凡尔赛和约》；吞并奥地利；入侵波兰，以便收复但泽以及切断东普鲁士与德国其他部分的波兰走廊（Polish Corridor）。这个政权也很可能在德国恢复实力之后，进一步在国际上发动侵略战争，引发与英国和法国，或与苏联的战争，或者与英法苏同时开战。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政权会对犹太人实施严厉的限制措施。但是总的来说，德国的军事独裁政权不太可能会执行种族灭绝计划，即在奥斯维辛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集中营的毒气室达到高潮的那种大屠杀。[120]

许多人担心，军事政变有可能导致纳粹党和共产党的暴力抵抗。恢复秩序有可能引发大规模流血事件，或许会导致内战。军方和纳粹党都极力避免这种情形。双方都知道，如果它们各自夺权，成功的把握都不大，至少可以这样说。因此，合作几乎是大势所趋，唯一的问题是最终将采取什么形式合作。在全欧洲，保守派精英、军队，以及激进的法西斯群众运动或民粹运动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它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式，结果在有些国家是军方占上风，比如西班牙；在另一些国家是法西斯运动占上风，比如意大利。1920年代和1930年代在许多国家中，民主制度被独裁体制取代。考虑到已经发生在意大利、波兰、拉脱维亚（Latvia）、爱沙尼亚、立陶宛、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葡萄牙、南斯拉夫等国家的情况，或者考虑到以截然不同于上述国家的方式发生在苏联的事情，1933年发生在德国的情况也就显得不那么异乎寻常了。民主制度不久亦将在其他国家被摧毁，例如奥地利和西班牙。在这些国家，政治暴力、骚乱和暗杀是一战结束后各个时期里的常见之事。例如，在奥地利，1927年维也纳的严重骚乱以焚毁司法宫（Palace of Justice）而告终；在南斯拉夫，马其顿暗杀队使政界遭到重创；在波兰，与新生的苏联之间的一场大战造成了政治体制和经济的崩溃，并为毕苏斯基将军（General Pilsudski）的军事独裁开辟了道路。对于那些激发纳粹党行动力的反犹信念和阴谋理论，各国的右翼独裁者即使不是全部认同，也认同其中的大部分。经历过1919年犹太裔共产党员库恩·贝拉领导的短命的革命政权之后，霍尔蒂·米克洛什海军上将领导的匈牙利政府对犹太人的仇恨不逊于德国的极右翼。波兰1930年代的军政府对境内庞大的犹太人口实施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在当时的欧洲背景下观察，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的政治暴力、议会民主制度的瓦解、公民自由权的丧失，都不会让一位冷静的观察者觉得特别不同寻常。后来在第三帝国史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也不是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必然结果，在其中起作用的，一如既往，还有机缘和偶发事件。[121]

然而，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所造成的后果，远比民主制度在欧洲其他国家崩溃所造成的后果严重得多。《凡尔赛和约》的安全条款根本未能改变的事实是，德国依然是欧洲最强大、最先进和人口最多的国家。民族主义者关于领土扩张与征服的梦想，同样存在于其他独裁国家，比如波兰和匈牙利。不过，即使它们实现了梦想，也只可能具有地区性意义。而发生在德国的事情，很可能比发生在小国（比如奥地利）或者贫国（比如波兰）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其影响有可能是世界性的，因为德国国土辽阔、实力强大。这就是1933年前六个半月里发生的事情之所以如此意义重大的原因。

这些事情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首先，假如希特勒不是德国最大政党的党魁，没人会认为值得把他硬塞进总理的位置。当然，纳粹党从未在自由选举中赢得多数票：在1932年7月国会选举中获得的37.4%，是它表现最佳时所能争取到的全部选票。然而按照任何民主标准，这都属于高票，高于其他国家的许多民选政府在历次选举中之所得。纳粹党成功的根源，在于德国的政治制度没有产生出一个联合了天主教徒以及新教徒中的右翼人士的、能够独立发展的全国性保守派政党；在于德国自由主义历来的弱点；在于几乎所有德国人对战败和《凡尔赛和约》之苛刻条款的痛恨；在于魏玛时期社会的和文化的现代主义以及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使许多中产阶级人士产生的恐惧与迷惘。魏玛共和国的缺乏法统，导致它自始至终几乎不曾得到国会中多数议员的支持，加之前述诸因素，使人们更加怀念旧帝国以及俾斯麦那样的专制领袖人物。“1914年精神”和“前线一代”的传奇，激发了人们对于国家统一的强烈渴望，以及对于多党制和政治谈判中没完没了的折中妥协的不耐烦，在那些因为年纪太小而无法参战的人当中，这种渴望与不耐烦尤为强烈。战争的后遗症还包括毁灭性的大规模政治暴力，许多非暴力的正派人士逐渐适应了它，对它的容忍程度已到了在一个有效地发挥着功能的议会民主制度中难以想象的地步。

然而，在诸多因素之中，有几个至为关键。第一个是大萧条的影响，它导致选民趋于激进，摧毁或严重损害了比较温和的政党，使政治体制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阵营之间趋于两极分化，后者全部迅速倒向极右翼。日甚一日的共产主义威胁令资产阶级选民心生恐惧，促使政治天主教运动背离民主政治而转向独裁政治，恰如它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表现。企业倒闭和财务危机让许多工业巨头和农业领袖相信，必须限制甚至摧毁工会的力量。大萧条的政治影响极度放大了原先恶性通胀的灾难性影响，给人的感觉是共和国除了制造经济危机之外似乎无所作为。即使没有大萧条，德国第一个民主体制的前途似乎也是暗淡的，而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更是将它推到了无力回天的境地。此外，大规模的失业瓦解了德国曾经强大的劳工运动，作为民主制度的坚定捍卫者，劳工运动最近一次发挥作用是在1920年，当时它设法击败了右翼的卡普暴动，尽管叛乱者得到了军方的纵容。内部分裂、士气低落，而且被剥夺了大规模政治罢工这个主要武器，导致德国的劳工运动陷入被动局面，一方面虚弱地支持海因里希·布吕宁的独裁政权，另一方面自我毁灭地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为敌。

第二个关键因素是纳粹运动本身。它的理念显然对选民具有广泛的号召力，至少没有耸人听闻到让选民反感的程度；它的行动力有望彻底治愈共和国的病症；它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是个魅力超凡的人物，能够言辞激烈地谴责不受欢迎的共和国，以此争取到大量选民的支持，并且在恰当的时机采取恰当的行动，最终把这些支持兑换成政府要职。希特勒拒绝进入联合政府，表示绝不担任内阁中除总理以外的其他职务，他的下属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等人对此感到失望之极，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希特勒的决定是正确的。假如担任不得人心的巴本或者同样不受欢迎的施莱谢尔的副手，那么他的声誉可能会严重受损，他作为领袖而散发出的个人魅力可能也需要多加收敛。纳粹党属于抗议型政党，拿不出什么建设性的规划，几乎没有解决德国问题的务实方案。但是它的极端思想大量吸收了德国既有的流行观念和偏见，根据形势以及它想要拉拢的具体群体的性质而做了修改，有时做了掩饰，让许多人觉得非常值得去投票支持它。在这些人看来，非常时刻需要非常措施；在更多的人，尤其是中产阶级人士看来，纳粹党徒粗俗、没受过什么教育，此特点似乎足以保证希特勒的那些斯文、受过良好教育的合作伙伴日后能够控制住他，能够遏制住随着纳粹运动的崛起而出现的街头暴力，他们认为这种街头暴力非常可悲，但无疑是暂时的。

在1933年1月30日把希特勒送上总理之位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纳粹党与保守派，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与自由派之间，存在大量重合的思想观念。1930年代初在几乎所有比社会民主党右倾的德国政党中间流行的观点，与纳粹党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对于新教选民中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党的大批支持者来说，既然这些政党的思想与纳粹党的如此相像，他们当然愿意（至少暂时地）抛弃它们，转而选择看起来更有效率的纳粹党。天主教选民以及代表他们的中央党，也已不再忠于民主制度。此外，甚至有相当大数量的天主教徒和工人，至少是那些出于各种原因而不再像他们的许多教友和工友那样谨守自己所属的文化和政治圈子的人，也转向了纳粹主义。只有利用既有的、往往根深蒂固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来引发人们的共鸣，纳粹党才可能如此迅速地崛起，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但同时，纳粹的宣传尽管积极而巧妙，却未能把那些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无意投票给希特勒的人争取过来。由于长期资金不足，在1933年使用广播之前，纳粹党的宣传工作无法全面开展，而要依靠各地那些总是混乱无序的积极分子团体的志愿工作，所以戈培尔1930—1932年的宣传攻势仅仅是促使人们投票给纳粹党的诸多影响因素之一。确实，正如在信奉新教的北部乡村地区一样，在纳粹宣传机器根本没有触及的地方往往也有选民投票给它。纳粹党赢得选票主要靠的是其抗议者的姿态。1928年之后，希特勒、戈培尔和纳粹党领导层无疑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不再强调该党仅有的具体政策中的大部分，而将精力集中于语义含糊的煽情，所强调的不外乎这些：纳粹党富于青春与活力，它决心摧毁魏玛共和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它相信只有通过社会各阶级的团结才能够使德国获得新生。纳粹党在1920年代大张旗鼓宣传的反犹主义已退居末席，在1930年代初纳粹党的胜选中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更加重要的是该党在街头树立的形象，冲锋队员组成的纵队在街上行进，使纳粹党平添了一种纪律严明、精力充沛、坚决果断的整体形象，这正是戈培尔致力于展现的。[122]

图表1　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的成绩，1924—1933年

因此，纳粹宣传争取到的主要是这样的人：有的已经倾向于认同纳粹党自称所代表的价值，有的仅仅把纳粹党视为推行这些价值时比资产阶级政党更有效、更有力的工具。许多历史学家提出，它们本质上属于工业化以前或者前现代的价值。然而，此论点是基于把民主政治简单地等同于现代性。那些成群去投票支持希特勒的选民，那些把自己的晚间时光用于殴打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人和犹太人的冲锋队员，那些把休闲时间花在集会和示威上的纳粹党积极分子——他们牺牲自己的时间，没有一个是为了恢复已经逝去的往昔。相反，激励着他们的是一个模糊但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未来图景：阶级对立和政党之争将得到解决；由讨厌的巴本所代表的那种贵族特权将被废除；技术、通讯传媒以及一切现代发明将被用于“人民”的事业；代表着复兴的德国的最高权威，将不是传统的世袭君主或者根基深厚的社会精英，而是一位魅力超凡的领袖，他出身寒微，一战中作为下士在军中服役，始终念念不忘自己作为人民之子的平民身份。纳粹党人宣称，他们将铲除外国和异族加诸德意志民族的层层污垢，使德国摆脱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犹太式”自由主义、文化布尔什维主义、女性主义、性自由、世界主义、英国和法国于1919年施加的经济负担和强权政治负担、“西方的”民主政治以及诸多其他东西；他们将展现真正的德国——它不是历史上某个特定时期的德国或者某种特定政体的德国，而是一个神话般的德国，它将恢复曾经在魏玛共和国治下失落了的永恒的民族之魂。这种构想并不是仅仅追怀往昔，或者展望未来，而是二者兼顾。

把希特勒推上权位的保守派相当认同这个构想。他们的确眷恋往昔，渴望复辟霍亨索伦王朝和俾斯麦帝国，但复辟的方式须是清除掉曾经对民主制度所做的妥协，他们认为这些妥协是不明智的。他们对未来的构想是，人人各安其位，尤其要让工人阶级安分守己、绝不参政。但这种构想确实同样不能被视为工业化以前的或者前现代的。深深认同它的，首先是许多不遗余力瓦解魏玛共和国的大企业家，还有许多技术型新式军官，他们志在以《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使用的那种先进的武器装备发动一场现代战争。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保守派都差不多，他们像希特勒一样擅于利用和重整旧制以适应自己当前的目标。不能把他们归纳为“工业化以前的”社会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既传统又现代，例如寻找新市场的资产阶级容克地主，以及小零售商和白领工人，这些人的谋生手段在工业化以前尚未出现。[123]正是构想中的这些共同之处，使巴本、施莱谢尔和兴登堡等人相信，拉拢纳粹党进入联合政府是值得的，因为联合政府的目标是在魏玛共和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独裁政府，纳粹党的群众运动有助于合法化他们的统治。

德国民主制度的夭折，不但属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欧洲大势的组成部分，而且在德国历史中有着非常独特的根源，其思想资源来自一种非常独特的德国传统。德国的民族主义、泛日耳曼构想（通过征服战争完成俾斯麦的未竟事业，把德意志民族全部整合为一个单一的国家）、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和犹太威胁论、优生规划和种族卫生的观念、军事理想（全社会穿制服、整齐划一、服从命令并且随时准备战斗）——这一切以及1933年实现的诸多构想，都借用了1875年以还流播于德国的观念。其中有些来源于国外，或者得到了外国重要思想家的认同，包括戈比诺的种族主义、舍纳勒尔的反教权主义、兰茨·冯·利本菲尔斯的异教徒幻想、许多国家中达尔文信徒的伪科学人口政策等等。然而它们在德国却混合成了一种独特的毒物，又因德国作为欧陆最先进和最强大国家的卓越地位而使它的毒性益发猛烈。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欧洲其他国家以及全世界将会逐渐明白，它的毒性究竟可以猛烈到什么程度。

二

尽管纳粹党在选举中取得了成功，但希特勒的上台无疑是幕后政治密谋的结果。“德国人”并没有选希特勒当总理，也没有行使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授权他建立一党独裁的政府。然而有些人认为，魏玛共和国是自我毁灭的，而不是被它的敌人所毁灭：是一桩政治自杀案，而不是政治谋杀案。[124]共和国在1930—1933年那场最严重危机中的脆弱表现，基本上有目共睹；共和政体的缺乏法统，又导致人们过于轻易地抛弃它，而考虑用其他政治方案来解决德国的弊病，但这些弊病并不是仅仅由共和国本身造成的。整个过程的关键之处是，民主制度的敌人利用民主的宪法和民主的政治文化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约瑟夫·戈培尔对此毫不隐讳地予以公开嘲笑：

愚蠢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最可笑之处，是为它的死敌提供了毁灭它的资源。受到指控的纳粹党领导人成了议员，于是获得了议员豁免权、津贴和免费车票。他们因此免于警察的干涉，可以说出普通公民不能说的话，此外他们的活动经费还是他们的敌人支付的。民主制度的愚蠢可以让人捞到丰厚的资本。纳粹党员马上抓住机会，而且从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125]

不可否认，纳粹党人无比蔑视民主制度。但民主制度的本质决定了民主政府至少意愿最低限度地遵守民主的政治规则。处于毁灭威胁之下的民主体制面临的困境是，在坚持保留民主的细节从而听任那种威胁占上风，与限制民主权利从而违背民主的原则之间无法抉择。纳粹党知道这一点，并且在第三帝国成型期的第二阶段，即1933年2—7月，对此加以充分利用。

1923年11月啤酒馆暴动失败之后，希特勒一直宣称他将通过合法途径掌权。确实，他在法庭上宣誓后就是这样说的。1932年之后他知道，走暴力政变的道路，乃至效仿以“进军罗马”相要挟的方式，在德国都行不通，前者指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后者在1922年把墨索里尼推上了意大利总理之位。因此，希特勒及其伙伴每次都为他们的行动找一块合乎法律条文的遮羞布。他们总是尽可能避免让对手有社会民主党那样的可乘之机。社会民主党曾经通过法庭抗击巴本1932年7月的普鲁士政变，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法律成功，尽管事实证明该党的法庭诉讼在政治上毫无作用。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先例再发生，希特勒格外重视国会纵火法令和《授权法》；戈林在普鲁士把褐衫军和党卫队编为辅警，而不是随便让他们继续横冲直撞，行动时一点儿合法的掩护也没有；纳粹政权在执行第一批政策时，坚持由国会通过法律授权或者由总统令予以批准。“合法革命”的策略奏效了。希特勒一再保证说要采取合法行动，这使他在联合政府中的盟友以及对手都以为可以用合法手段与纳粹党打交道。纳粹党人的行动有了合法的掩护，于是公务员可以按照他们的要求起草法令和法律，比如在1933年4月7日的《公务员法》中，他们甚至打破行政部门所应遵循的中立准则，要求解除犹太裔和政治上不可靠的公务员的职务。在公务员、政府雇员等许多人士看来，纳粹党在1933年1月底至7月底之间攫取权力的各种措施似乎是无法抵制的，因为它们表面上完全获得了合法授权。

但它们其实并不合法。纳粹党攫取权力过程中的每个措施，都违反了法律。首先，它们与已经通过的那些法律的精神实质相抵触。尤其是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它授权总统在危急时刻以总统令的形式行使专制权，这纯属临时措施，根本不能作为长期行使专制权的依据；纳粹党却使它成为永久紧急状态的法律依据。紧急状态在技术上一直持续到1945年，这期间的危急情况更多时候是出于臆想，而不是真实状况。第四十八条也不能作为法律依据，用以实行1933年2月28日通过的那些具有广泛影响的措施。总统艾伯特在共和国初期任意援引、广泛运用第四十八条，确实相当不幸；更加不幸的是，总理布吕宁、巴本和施莱谢尔在1930年代初的危机中变本加厉地依赖它。然而即便如此，与2月28日纳粹政府命令对公民自由权实行的严厉限制相比，他们的做法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此外，总理本来无权使用被总统当作橡皮图章的专制权；但希特勒通过1933年1月与兴登堡的谈判，得到了它的使用权。[126]《授权法》以及随后中止自由选举的措施，更加明显地违背了宪法精神。然而中止自由选举的可能性算不上什么秘密，因为纳粹领导层在选战期间就已经明言，3月5日的选举将是未来岁月里的最后一次。

纳粹党不仅违背了魏玛宪法的精神，还在法律的技术细节上违反了宪法。1933年2月6日颁布的法令授权戈林控制普鲁士州，这显然违背了州法院对“被解散的普鲁士州社会民主党少数派政府诉巴本”一案所做的裁决。《授权法》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因为国会的会议主持人戈林在投票时没有把民选的共产党议员计入法定人数。虽然把他们计算在内并不妨碍《授权法》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但是拒绝承认他们在国会的代表权则属于违法行为。此外，批准《授权法》的是联邦议会，即代表联邦各州的国会上议院，这属于不合规的做法，因为当时各州政府已被暴力推翻，所以不具备合法的建制，即无法真正被联邦议会所代表。[127]这些不仅仅是技术细节上的违法，但它们远远比不上纳粹冲锋队员在街头犯下的大规模的、持续的、完全非法的暴力行径，这些暴行开始于2月中旬，其猛烈程度在国会纵火案之后达到新的水平，并在3—6月席卷全国。许多施暴者的辅警身份根本不能合法化他们所犯的罪行。毕竟，给某人穿上警服，不等于发给他一张执照，可以去杀人、洗劫办公室、没收资金，或者去逮捕、殴打、折磨他人，不经审判就把他人囚禁于仓促设立的集中营。[128]

实际上，即使在纳粹党上台之后，德国的司法机关也完全明白纳粹暴力的非法性质。帝国司法部想方设法让1933年上半年的大规模逮捕按照正式的法律程序办理，但它的干预根本不被理睬。州检察官在1933年全年提起公诉的案子中，不乏以犯下暴力罪行、谋杀了对手的褐衫军和党卫队成员为被告的，同年8月设立的一个特别检控办公室专门负责协调这类案子的审理。1933年12月，巴伐利亚州检察官试图调查达豪集中营三名囚犯被折磨致死案，当他遭到断然拒绝后，巴伐利亚州司法部长宣布将不遗余力追查此事。帝国内政部长在1934年1月抱怨说，保护性羁押被滥用于许多案件。直到1934年4月才通过了一套法规，详细规定谁有权逮捕和“保护性羁押”他人，以及被羁押者应该受到什么待遇。同年，州检察官对萨克森州霍恩斯泰因（Hohnstein）集中营23名虐待囚犯的冲锋队员和政治警察提起公诉，包括集中营指挥官。帝国司法部长居特纳强调说：“施虐者所显露的野蛮和残忍，与德国人的情感根本格格不入。”[129]

那些试图对犯下虐囚和暴力罪的纳粹冲锋队员提起公诉的人之中，有很多人本身就是全力投入的纳粹党员。例如，试图对1933年达豪集中营虐囚案提起公诉的巴伐利亚州司法部长，竟然是后来在二战期间出任波兰总督、以残忍著称的汉斯·弗兰克。这些公诉案全部由于上层的干涉而不了了之，干涉来自希姆莱或者根本就来自希特勒本人。[130]对“民族起义”中犯罪者的大赦令早在1933年3月21日就已被批准，它撤销了7,000多宗公诉案。[131]整个1933年和1934年，每个人（尤其是纳粹党徒）都知道，穿褐衫的冲锋队员和穿黑色制服的党卫队行动队对纳粹党的敌人所实施的野蛮殴打、酷刑、虐待、毁坏财物和各种暴力，乃至杀戮，是对德国法律的公然违犯。但这种暴力是1933年2月之后纳粹攫取权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它在没有加入纳粹党或者其附属组织的德国人中间引起的普遍的、最终无所不在的恐惧感，是恐吓希特勒的对手、促使希特勒那些有时不那么听话的盟友就范的关键因素。[132]

最后，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无疑对这些非法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希特勒曾在很多场合明确表达了对法律和魏玛宪法的蔑视。“我们进入法律机构，并将以这种方式使我们的党成为决定性因素，”希特勒在审理1930年军官案的莱比锡法庭上说，“不过，一旦拥有了宪法授予的权力，我们将把政府塑造成我们认为合适的样子。”[133]国会纵火案发生之后，他立即对内阁说，在追查涉嫌犯案的共产党员时，重要的是不能太拘泥于法律条文。希特勒在1933年初几个月里的全部言论、全部姿态，等于在不断鼓动纳粹党徒采取暴力行动打击对手。他呼吁遵守纪律的时候，几乎总是连带着用笼统的言辞攻击纳粹党的对手，基层冲锋队员把他的话当作继续毫不收敛地使用暴力的许可证。大规模的协同行动，比如5月2日占领工会办公机构的行动，让普通褐衫军成员相信，如果他们在其他场合以同样的斗志主动出击，是不会遇到太多麻烦的。事实也的确如此。[134]

最关键的是，希特勒以及各级纳粹党徒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在犯法。他们对法律以及正常司法程序的蔑视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无数场合展露无遗。强权即公理。法律仅仅是权力的表达。用一位纳粹记者的话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充满谎言的、虚伪的”德国司法和刑罚制度，而是“权力的法则，它已融入我们民族的血统纽带和军事团结……它本身既不体现法律也不体现正义。在夺取权力的斗争中成功地作为‘法则’发挥作用的东西必须予以保护，这也是为了保存取得胜利的实力”。[135]

三

纳粹党人在1933年上半年里攫取权力的手段所具有的非法性质，使这个过程实际上成了一场推翻既有政治体制的革命，他们设计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豪言壮语，其实主要是作为非法行动的含蓄理由。但它是哪种革命呢？保守派行政人员赫尔曼·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最初曾在纳粹政府中工作，但在1930年代后期成为它最激烈、最执着的批评者之一，他把“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形容为一场“虚无主义者的革命”，是“没有方向的革命，仅仅是为了革命而革命”。它摧毁一切社会秩序、一切自由权利、一切礼仪教养；它恰如劳施宁著作的英文版书名所称，是一场“摧毁旧秩序的革命”，仅此而已。[136]在该书的尾声，他号召恢复真正的保守派价值，然而在通篇充满激情的抨击中，除了把“革命”当作语言的棒子，用来痛斥纳粹党推翻了他所珍视的秩序之外，劳施宁并没有提出更多见解。其他的革命，无论劳施宁怎么看，所做的不仅仅是摧毁旧秩序。那么与它们相比，纳粹革命所做的是什么呢？

表面上，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根本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用暴力推翻了旧秩序，代之以革命者所认为的全新秩序。与它们不同，纳粹党却一如既往地想要新旧兼顾，既使用革命的豪言壮语，又声称自己的上台是通过合法途径、符合既有政治体制的。纳粹党没有采取什么具体的措施废除魏玛共和国的重要机构，或者另设机构取代它们，就此而言，1934年废除总统职位是个罕见的举动。纳粹党倒更愿意让它们逐渐衰萎，比如，国会在1933年之后极少开会，即使开会也只是听希特勒演讲，内阁后来同样自动停止开会。[137]另一方面，保守派精英曾经希望在纳粹党的协助下发动一场真正的反革命，最终恢复威廉帝国，或者建立与之非常相像的体制，有没有皇帝在位都可以，但这个愿望也没能实现。无论1933年出现的是什么局面，都不会是保守派的复辟。夺权过程的暴力本质，使纳粹党的上台明显带有革命的味道。纳粹党的“革命”说辞在1933年6月之后基本上已无人质疑。那么，只能从表面看待它吗？[138]

有些作者认为，纳粹主义有一条历史线索可循，可直接追溯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793—1794年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再到卢梭的“公意”（General Will）理论中隐含的人民专制（popular dictatorship）理念，即决策最初由人民做出，但决定之后就不允许反对。[139]法国大革命确实非同凡响，因为它预演了随后两个世纪里占据欧洲历史舞台的几种主要意识形态——从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但国家社会主义不在其中。实际上纳粹党人认为，他们清除了法国大革命的全部影响，并且让历史的车轮倒转，至少是在政治意义上，大跨度退到中世纪初期。纳粹党的人民概念指的是人种，而不是民权。法国大革命催生出的意识形态将全部被清除。在世界历史上，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将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否定，而不是它的实现。[140]

如果真有一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那么纳粹党人对它有什么设想？与法国或俄国革命做类比，似乎同样行不通。1789年法国的革命者拥有一套清晰的理论，他们将根据这套理论、以代议制的形式实行人民主权（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者的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和传统的精英阶层，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与它们不同，纳粹党人没有重塑社会秩序的明确计划，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为他们想要彻底变革的社会形态做出全面的设计。希特勒本人所认为的革命，似乎是实权和权威职位的一场人事变动。1933年7月6日向纳粹党高层干部发表讲话时，他暗示说，革命的核心任务在于消灭政党、民主体制和独立组织。希特勒似乎把“夺权”视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质，他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基本上可以互相替换：

夺权需要洞察力。夺权本身是容易的，只有当改造过的人类适应新的体制时，夺取的权力才能够保住……现在的伟大任务是重新取得革命的控制权。有的革命首战即成，有的革命在首战成功之后又继续革命，历史证明，前者的成功率高于后者。革命绝不能成为永久状态，第一场革命并不必然要接着第二场，第二场也不必然要接着第三场。我们已经争取到了这么大的胜利，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它……下一步必须是进化式的发展，现有的环境必须加以改善……[141]

因此，尽管希特勒要求从文化和精神上改造德国人，使他们适应新的帝国体制，但他基本上认为这必须通过演进的方式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来实现。他继续说：

目前的国家体制是反常的。它执政的出发点既不是经济的需要，也不是人民生活的需要……我们接管了现有政体。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保留它……我们的任务是，保留和改造现有体制中有用的部分，也就是说，好的部分可以保留下来，无用的部分就裁撤。[142]

个体德国人的文化转向，属于纳粹党构想中最革命的方面，它的实现，依上文类推，也可以通过保留或恢复纳粹党心目中往昔德国文化中好的方面，清除掉被他们视为异族侵入物的东西完成。

就连自称在进行“第二场革命”的冲锋队员也对任何一种系统性的革命转型毫无概念，希特勒在上文的讲话中明确批评了他们的“第二场革命”。1934年对基层纳粹党徒进行的一次意见调查显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已入党的大多数基层积极分子所期待的，是纳粹政权能够实现国家的复兴，一名党员把这种复兴描述为“全面重整公共生活的秩序”，在此过程中，希特勒将“把渗透进最高领导层、伙同其他罪犯把我们的祖国搞得形同废墟的外国人和异族清洗出德国”。这些人所理解的国家复兴，主要指的是恢复德国的国际地位，废除《凡尔赛和约》及其条款，（很可能通过战争）恢复德国在欧洲的霸权。[143]因此，广义而言这些人并不是革命者；他们对德国内部转型的认识，仅限于清洗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此外则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褐衫军不懈的行动力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给第三帝国造成严重问题。在1933年下半年和1934年上半年，常常用来为他们的行为做借口的是，“革命”必须继续。然而冲锋队员对于革命的认识，终归不外乎继续闹事和斗殴，他们在攫取权力的过程中已经习惯了这种做法。

对于纳粹党的较高层级，尤其是领导层来说，连续性与变革同样重要。1933年3月的选举之后，国会的盛大开幕典礼在波茨坦的驻军教堂举行，引人注目地展示了社会旧秩序和政治旧秩序的象征，包括给流亡的皇帝保留的御座，以及在普鲁士历代君王墓石上摆放的花圈。典礼有力地表明，纳粹主义排斥革命的基本原则，象征性地把自身与德国过去的主流传统联系在一起。这或许不是事情的全貌，但它不仅仅是一场宣传活动或者一次对希特勒的保守派盟友的虚礼安抚。而且，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后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里，那么多人转投纳粹主义旗下，或者至少是容忍而不是反对它，这个事实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机会主义。用机会主义来解释，也许适用于一个普通的政权，但不适用于纳粹这种如此明显地带有激进特征的政权；那么多人如此迅速、如此热情地拥护新政权，有力地说明德国社会中绝大多数教养良好的精英人士，无论此前坚守怎样的政治立场，此时都已倾向于接受纳粹主义所依托的许多原则。[144]纳粹党不仅攫取了政治权力，还在第三帝国最初几个月里取得了思想和文化的话语权。之所以出现这个结果，不仅因为纳粹党人陈述自己的思想时，常常使用含糊而多变的言辞向全体人民做出各种承诺，还因为纳粹党直接用于吸引公众的那些原则和信念，有许多从19世纪晚期开始就已在德国的知识精英中间传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秉持这些原则和信念的不是处境艰难的少数革命派，而是主要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对这些原则和信念予以部分或者全部排斥的，是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把自己视为革命者，大多数德国人也普遍这样看待他们。

历史上所有大革命都对传统持否定态度，乃至于像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所做的那样，以“元年”开始新的纪年，或者借用托洛茨基在1917年俄国革命中的名言，把以前的世纪全部丢进“历史的垃圾箱”。[145]这种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也可见于极右翼，例如舍纳勒尔打算用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纪年取代基督教的纪年，但舍纳勒尔把元年设定在遥远的古代。而对于纳粹党及其支持者来说，“第三帝国”这个名称，本身就强有力地表示它继承了想象中的伟大传统，即查理曼的第一帝国和俾斯麦的第二帝国所代表的传统。因此，正如希特勒于1934年7月13日所说，德国历史的自然发展进程曾被魏玛共和国强加的反常措施所打断，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恢复了此进程：

对我们来说，毁灭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那场革命只不过是一次惊人的分娩动作，它召唤着第三帝国的形成。我们打算重新缔造一个能让每位德国人热爱并依恋的国家，建立一个令每位国民敬仰的政府，制定与德国人民的道德准则相称的法律，任命一位人人心悦诚服的领袖。

对我们来说，革命不是一种永久的状态。当一个民族的自然发展进程被一步暴力之棋将死的时候，可以用一场暴力的行动去释放被人为打断的进化潮流，让自然发展再次自由演进。[146]

这里所说的革命，同样可以等同于夺取政权和建立独裁政府。至于获得权力之后如何运用它，就未必符合那场革命的定义了。多数的革命最终（即使只是暂时地）都归于独夫专制政权；但是除了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之外，历次革命在发动的时候实际上都不曾明确打算建立专制政权，例如布尔什维克革命所要建立的，也是由政治先锋领导的无产阶级集体专政。[147]

纳粹创造的是一个革命与复辟的综合体。纳粹党人想要的，并不是像革命者在1789年的巴黎或者在1917年的彼得格勒（Petrograd）所宣讲的那样，彻底推翻社会制度。纳粹党建立的制度在本质上属于另外一种东西。尽管他们言辞激烈地主张人人平等，但相对而言，纳粹党人最终并不关心社会的不平等。他们最在乎的，是种族、文化和意识形态。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将创立一套全新的制度，力图通过这种制度重塑德国人的精神与性格。在艺术和文化生活的清洗完成之后，将由那些留下来的德国作家、音乐家和知识分子满怀激情地用自己的才华创造德意志新文化。出于政治上的权宜考量，纳粹党此时基本上未曾对根基深厚的基督教会表露过敌意，但基督教会受保护的日子过不了多久就将结束。纳粹党即将着手建造一个种族乌托邦，乌托邦中的那个纯种的英雄民族将会尽快、尽可能全面地做好准备，迎接对优越的日耳曼人种的终极考验：一场打垮并消灭敌人、建立欧洲新秩序、最终统治世界的战争。到1933年夏，场地已经为建立那种前所未有的独裁制度而清空。第三帝国诞生了。在下一阶段，它将急速冲向精力充沛、日益偏执的成年期。

注释

序言

1. Michael Ruck, Bibliographie zum Nationalsozialismus (2 vols., Darmstadt, 2000 [1995]).

2. Norbert Frei, National Socialist Rule in Germany: The Führer State 1933-1945 (Oxford, 1993 [1987]); Ludolf Herbs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96)。在其他多种简史著作中，Hans-Ulrich Thamer, Verführung und Gewalt: Deutschland 1933-1945 (Berlin, 1986)是一部晓畅的综述；Jost Dülffer, Nazi Germany 1933-1945: Faith and Annihilation (London, 1996 [1992])，和Bernd-Jürgen Wendt, Deutschland 1933-1945: Das Dritte Reich. Handbuch zur Geschichte (Hanover, 1995)均为实用而且条理清晰的简述。

3. Detlev J. K. Peukert, Volksgenossen und Gemeinschaftsfremde - Anpassung, Ausmerze, Aufbegehren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Cologne, 1982)；英文版是Inside Nazi Germany: Conformity, Opposition and Racism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1989)。

4.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4 vols., Exeter, 1983-98 [1974]).

5. William L.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60)；Klaus Epstein的评论发表于Review of Politics, 23 (1961), 130-45。

6. Karl Dietrich Bracher, The German Dictatorship: The Origins, Struc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1970 [1969]).

7. Ian Kershaw, Hitler, I: 1889-1936: Hubris (London, 1998)；同一作者的Hitler, II: 1936-1945: Nemesis (London, 2000)。

8. Michael Burleigh, The Third Reich: A New History (London, 2000).

9. 我在此处所说的，是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1996)，或者Margaret Macmillan, Peacemakers: The Paris Conference of 1919 and its Attempt to End War (London, 2001)这样的著作。

10. 首推Martin Broszat的Der Staat Hitlers: Grundlegung und Entwicklung seiner inneren Verfassung (Munich, 1969)，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还有Hans Mommsen那些值得一读再读的精彩文章，收录于他的Der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Ausgewählte Aufsätze (Reinbek, 1991)和From Weimar to Auschwitz: Essays in German History (Princeton, 1991)。

11. 这沿用了我在Death in Hambur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Cholera Years 1830-1910 (Oxford, 1987)和Rituals of Retribution: Capital Punishment in Germany 1600-1987 (Oxford, 1996)中使用的写作方法，并且有所进益。

12.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1852), in Lewis Feuer (ed.), Marx and Engels: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1959), 360.

13. L. P. Hartley, The Go-Between (London, 1953)，序言。

14. 参见Richard J. Evans, ‘History, Memory, and the Law: The Historian as Expert Witness’, History and Theory, 41 (2002) 277-96；以及Henry Rousso, The Haunting Past: History, Memory, and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France (Philadelphia, 2002 [1998])。

15. Ian Kershaw, Popular 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 Bavaria 1933-1945 (Oxford, 1983), vii.

16. Konrad Heiden, 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Karriere einer Idee (Berlin, 1932)；以及同一作者的Adolf Hitler: Das Zeitalter der Verantwortungslosigkeit. Eine Biographie (Zurich, 1936); Ernst Fraenkel, The Dual State (New York, 1941)；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1942)。

17. Friedrich Meinecke, 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Wiesbaden, 1946)，此书已有文字古怪生硬的英译本出版，即Sidney B. Fay所译的The German Catastrophe: 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 (Cambridge, Mass., 1950)。激烈批评者的观点参见Imanuel Geiss,‘Kritischer Rückblick auf Friedrich Meinecke’，以及同作者的Studien über Geschichte und Geschichts-wissen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72)第89-107页。支持者的观点参见Wolfgang Wippermann, ‘Friedrich Meineckes “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Ein versuch zu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sbewaltigung’，收录于Michael Erbe编辑的Friedrich Meinecke heute: Bericht über ein Gedenk-Colloquium zuseinem 25. Todestag am 5. und 6. April 1979 (Berlin, 1981), 101-21。

18. 这是置于Karl Dietrich Bracher的经典著作Stufen der Machtergreifung开篇处的一系列问题，此书是Karl Dietrich Bracher等人合著的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Studien zur Errichtung des totalitdren Herrschaftssystems in Deutschland 1933/34 (Frankfurt am Main, 1974 [1960]), vol I, 17-8。

19. 关于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的史学著作，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其中简短评述首推Jane Caplan, ‘The Historiography of National Socialism’，收录于Michael Bentley编辑的Companion to Historiography (London, 1997), 545-90；详细研究首推Ian 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 (4th edn., London, 2000 [1985])。

20. Mark Mazower, Dark Continent: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98).

21. Pierre Ayçoberry, The Nazi Question: An Essay o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22-1975) (New York, 1981 [1979])是把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各种阐释置于阐释者所处时代的政治语境中进行研究的一部佳作。

22. 东德方面的著述，参见Andreas Dorpalen的论述，German History in Marxist Perspective: The East German Approach (Detroit, 1988)。附有明晰评论的代表作选辑是Georg G. Iggers编辑的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Transformation: New Orientations in Recent East German History (Oxford, 1992)。研究第三帝国的最精深、最缜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是Tim Mason，其著作首推Nazism, Fasc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 Essays by Tim Mason (ed. Jane Caplan, Cambridge, 1995)和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 (ed. Jane Caplan, Providence, RI, 1993 [1977])。

23.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Alan J. P. Taylor,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45); Edmond Vermeil, German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56).

24. Ayçoberry, The Nazi Question, 3-15.

25. Rohan d'Olier Butler, The Roots of National Socialism 1783-1933 (London, 1941)是这类战时宣传的典范；另一部是Fossey J. C. Hearnshaw, Germany the Aggressor throughout the Ages (London, 1940)。同时代人对此做出聪明反驳的一部著作是Harold Laski, The Germans - are they Human? (London, 1941)。

26. 对这些问题的综述，见Richard J. Evans, Rethinking German History: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87)，尤其是第1-54页。John C. G. Rohl编辑的From Bismarck to Hitler: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in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70)是一部出色的文件精选集，并附有评论。我在大学本科期间对这些争议的了解，来自John L. Snell 编辑的The Nazi Revolution - Germany's Guilt or Germany's Fate? (Boston, 1959)，这是一部实用的文摘简编。

27. 这句话甚至适用于被第三帝国驱逐的德国人的著作中那些较为精深的作品，比如Hans Kohnd的著作，尤其是The Mind of Germany: The Education of a Nation (London, 1961)，以及Peter Viereck, Metapolitics: From the Romantics to Hitler (New York, 1941)。

28. Keith Bullivant, ‘Thomas Mann and Politics in the Weimar Republic’，辑录于该作者编辑的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Weimar Republic (Manchester, 1977)第14-38页；Taylor, The Course, 92-3。

29. Gerhard Ritter,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the Rise of National-Socialism’，收录于Maurice Beaumont等人合著的The Third Reich: A Study 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Philosophy and Humanistic Studi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UNESCO (New York, 1955), 381-416；同作者的Europa und die deutsche Frage: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liche Eigenart des deutschen Staatsgedankens (Munich, 1948)；Christoph Cornelissen, Gerhard Ritt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im 20. Jahrhundert (Düsseldorf, 2001)；Ritter早在1937年就提出过此论点，当时论证时较少使用负面语词（出处同前，524-30）。各种其他观点参见Hans Kohn编辑的German History: Some New German Views (Boston, 1954)。德国历史学家Ludwig Dehio早先曾试图打破这种模式，但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其著作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London, 1959 [1955]) 依然强调国际因素是首要因素。

30. 见Karl Dietrich Bracher, Die totalitäre Erfahrung (Munich, 1987)和Leonard Shapiro, Totalitarianism (London, 1972)。在论述此问题的其他著作中，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New York, 1963)是一部经典的基本理论阐述，评论此书者甚众；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1958)是一部开创性的哲学文本。

31. Eckard Jesse编辑的Totalitarismus im 20. Jahrhundert (Baden-Baden, 1996)以及Alfons Söllner编辑的Totalitarismus: Eine Ideen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Berlin, 1997)。

32. 进行这样类比的著作，首推Ian Kershaw与Moshe Lewin合编的，汇集了丰硕研究成果的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7)；材料翔实的清晰论述参见Kershaw，The Nazi Dictatorship, 20-46。

33. Jürgen Steinle, ‘Hitler als “Betriebsunfall in der Geschichte”’,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5 (1994), 288-302页对此观点进行了分析。

34. Karl Dietrich Bracher, Die Auflö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Studie zum Problem des Machtverfalls in der Demokratie (3rd edn., Villingen, 1960 [1955]); idem, et al.,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35.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Broszat等人编辑的Bayern in der NS-Zeit (6 vols., Munich, 1977-83); Peukert, Inside Nazi Germany；对研究进展所做的有益评论，参见Norbert Frei 所著简史的最新德文版Der Führersta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Herrschaft 1933 bis 1945 (Munich, 2001 [1987]), 282-304。最近有些论者试图否定Broszat著作的权威性，理由是他与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家一样，年少时都曾加入希特勒青年团，而且与许多人一同被编入纳粹党的名册（尽管他本人并不知情）。但这些论者无法令人信服，主要因为他们所讨论的，并不是Broszat作为史学家而书写的实际内容（Nicolas Berg, Der Holocaust und die westdeutschen Historiker: Erforschung und Erinnerung［Cologne, 2003］，尤其是第613-15页）。

36. 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和作品集包括，Robert Gellately与Nathan Stoltzfus合编的Social Outsiders in Nazi Germany (Princeton, 2001); Michael Burleigh and Wolfgang Wippermann, The Racial State: Germany 1933-1945 (Cambridge, 1991); Henry Friedlander, The Origins of Nazi Genocide: From Euthanasia to the Final Solution (Chapel Hill, NC, 1995); Wolfgang Ayass, ‘Asozial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Stuttgart, 1995); Peter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Eine Gesamtdarstel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folgung (Munich, 1998); Ulrich 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Enforced Foreign Labor in Germany under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1997 [1985])。

37. Richard J. Evans, In Hitler's Shadow: West 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ttempt to Escape from the Nazi Past (New York, 1989)；同一作者的Rituals。

38. Richard J. Evans, Telling Lies About Hitler: The Holocaust, History, and the David Irving Trial (London, 2002).

39. Peter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Hitler und der Weg zur ‘Endlösung’ (Munich, 2001), 9-20.

40. Victor Klemperer, LTI: Notizbuch eines Philologen (Leipzig, 1985 [1946]).

第一章　历史遗产

1. 研究俾斯麦帝国与第三帝国之间连续性的专著包括，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II: Von der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bis zu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49-1914 (Munich, 1995)，以及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I: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Ende des Alten Reiches bis zum Unterga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Munich, 2000)。

2. Friedrich Meinecke, ‘Bismarck und das neue Deutschland’，辑录于该作者所著的Preussen und Deutschland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Munich, 1918), 510-31，此语被译成英文并引用于Edgar Feuchtwanger, Bismarck (London, 2002), 7。

3. Elizabeth Knowles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5th edn., Oxford, 1999), 116.

4. 未注明出处地引用于Alan J. P. Taylor, Bismarck: 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 (London, 1955), 115。

5. 关于这一时期以及此后的时期，清晰的概述见David Blackbourn, The Fontana History of Germany 1780-1918: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97)；详细论述见James J. Sheehan, German History 1770-1866 (Oxford, 1989)；更详细的论述见Thomas Nipperdey, Germany from Napoleon to Bismarck (Princeton, 1986 [1983])，极其详细的论述见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I: Von der Reformära bis zur industriellen und politischen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1815-1845/49 (Munich, 1987)。

6. Taylor, The Course, 69.

7. 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参见Geoff Eley, From Unification to Nazism: Reinterpreting the German Past (London, 1986), 254-82; David Blackbourn and Geoff Eley,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y (Oxford, 1984); Evans, Rethinking German History, 93-122; Richard J. Evans (ed.)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London, 1978)；Jürgen Kocka, ‘German History Before Hitler: The Debate about the German Sonderwe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3 (1988), 3-16；Robert G. Moeller, ‘The Kaiserreich Recas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German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7 (1984), 655-83。

8. 俾斯麦的传记，佳作颇多，最好的两种叙述体传记是Ernst Engelberg, Bismarck (2 vols., Berlin, 1985 and 1990)以及Otto Pflanze, Bismarck (3 vols., Princeton, 1990)。

9.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II: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Dritten Reich’ bis zur Wiedervereinigung (Munich, 2000), 645-8.

10.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The Long Shadow of the Reich: Weighing up German History（2001年伦敦德国历史研究所年度讲座；London，2002）。Lothar Kettenacker, ‘Der Mythos vom Reich’，收录于Karl H. Bohrer (ed.) Mythos und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1983), 262-89。

11. Karl Marx, ‘Randglossen zum Programm der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1875), i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Ausgewählte Schriften (2 vols., East Berlin, 1968), II. 11-28, at 25.

12. Otto Büsch, Militärsystem und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ssen 1713-1807: Die Anfänge der sozialen Militarisierung der preussisch-deutschen Gesellschaft (Berlin, 1962).

13. Horst Kohl (ed.), Die politischen Reden des Fürsten Bismarck (14 vols., Stuttgart, 1892-1905), II. 29-30.

14. Lothar Gall, Bismarck: The White Revolutionary (2 vols., London, 1986 [1980])，是研究俾斯麦的一部出类拔萃的分析型著作。

15. 关于募兵史，见Ute Frevert, Die kasernierte Nation: Militärdienst und Zivil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Munich, 2001)；把德国的军国主义置于更加广阔的背景中论述的著作有Volker R. Berghahn, Militarism: 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Debate 1861-1979 (Cambridge, 1984 [1981])，同一作者编辑的Militarismus (Cologne, 1975), Martin Kitchen, A Military History of German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1975)以及Gordon A. Craig的经典著作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New York, 1964 [1955])；不循常轨的观点见Geoff Eley, ‘Army,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Revisiting the Problem of German Militarism’，收录于同一作者的著作From Unification to Nazism, 85-109。

16. Martin Kitchen, The German Officer Corps 1890-1914 (Oxford, 1968); Karl Demeter, Das deutsche Offizierkorps in Gesellschaft und Staat 1650-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62)。关于“政变的永久威胁”，见Volker R. Berghahn,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London, 1973), 13-15。

17. Richard J. Evans, Rethinking German History, 248-90; idem, Rereading German History: From Unification to Reunification 1800-1996 (London, 1997), 65-86.

18. Ute Frevert, ‘Bourgeois Honour: Middle-class Duellists in Germany from the Late Eighteenth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David Blackbourn and Richard J. Evans (eds.), The German Bourgeoisie: Essay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Middle Class from the Late Eighteenth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91), 255-92；eadem, Ehrenmänner: Das Duell i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Munich, 1991).

19. Eley, From Unification to Nazism, 85-109;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II. 873-85.

20. Michael Geyer, ‘Di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Militärs von 1860-1956: Ein Bericht über die Forschungslage (1945-1975)’, in Hans-Ulrich Wehler (ed.), Die moderne deutsche Geschichte in der internationalen Forscbung 1945-1975 (Gottingen, 1978), 256-86; Helmut Bley, Namibia under German Rule (Hamburg, 1996 [1968]).

21. Gesine Krüger, Kriegshewältigung und Gescbicbtsbeivusstsein: Realität, Deutung und Verarbeitung des deutschen Kolonialkrieges in Namibia 1904 bis 1907 (Gottingen, 1999); Tilman Dedering, “‘A Certain Rigorous Treatment of all Parts of the Nation”: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Herero in German Southwest Africa 1904’, in Mark Levene and Penny Roberts (eds.), The Massacre in History (New York, 1999), 205-12.

22. David Schoenbaum, Zabern 1913: Consensus Politics in Imperial Germany (London, 1982); Nicholas Stargardt, The German Idea of Militarism 1866-1914 (Cambridge, 1994);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baftsgeschichte III. 1125-9.

23. Ulrich von Hassell, Die Hassell-Tagebiscber 1938-1944 (ed. Friedrich Freiherr Hiller von Gaertringen, Berlin, 1989), 436.

24. Wolfgang J. Mommsen, Das Ringen um den nationalen Staat: Die Gründung und der innere Ausbau des Deutschen Reiches unter Otto von Bismarck 1850- 1890 (Berlin, 1993), 439-40; David Blackbourn, Marpingen: Apparitions of the Virgin Mary in Bismarckian Germany (Oxford, 1993).

25. Vernon Lidtke, The Outlawed Party: Social Democracy in Germany, 1878-1890 (Princeton, 1966); Evans, Rituals, 351-72.

26. 在许多讲述社会民主党演化史的著作中，Susanne Miller and Heinrich Potthoff, A History of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From 1848 to the Present (Leamington Spa, 1986 [1983])以当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视角撰写，是一部实用的介绍性文本；Detlef Lehnert, Sozialdemokratie zwischen Protestbewegung und Regierungspartei 1848-1983 (Frankfurt am Main, 1983)是一部简史佳作；Stefan Berger,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Working Class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London, 2000)是较新的研究著作。

27. Alex Hall, Scandal, Sensation and Social Democracy: The SPD Press and Wilhelmine Germany 1890-1914 (Cambridge, 1977); Klaus Saul, ‘Der Staat und die “Mächte des Umsturzes”: Ein Beitrag zu den Methoden antisozialistischer Repression und Agitation vom Scheitern des Sozialistengesetzes bis zur Jahrhundertwende’,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12 (1972), 293-350; Alex Hall, ‘By Other Means: The Legal Struggle against the SPD in Wilhelmine Germany 1890-1900’, Historical Journal, 17 (1974), 365-86.

28. 清晰明了的简要概述可参阅Gerhard A. Ritter, Die deutschen Parteien 1830-1914: Parteien und Gesellschaft im konstitutionellen Regierungssystem (Gottingen, 1985)；论述这个题目的经典文章是M. Rainer Lepsius, ‘Parteisystem und Sozialstruktur: Zum Problem der Demokratisierung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收录于Gerhard A. Ritter (ed.) Die deutschen Parteien vor 1918 (Cologne, 1973), 56-80。

29. Gerhard A. Ritter, Wahi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1-1918 (Munich, 1980), 42.

30. Stanley Suval, Electoral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Chapel Hill, NC, 1985); Margaret L. Anderson, Practicing Democracy: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Imperial Germany (Princeton, 2000).

31. Kurt Koszyk, Deutsche Presse im 19. Jahrhundert: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resse, II (Berlin, 1966).

32. Richard J. Evans (ed.), Kneipengespräche im Kaiserreich: Die Stimmungsberichte der Hamburger Politischen Polizei 1892-1914 (Reinbek, 1989).

33. 简论参见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II, 961-5；详论参见William W. Hagen, Germans, Poles, and Jews: The Nationality Conflict in the Prussian East, 1772-1914 (Chicago, 1980)。

34. Evans (ed.), Kneipengespräche, 361-83.

35. Volker R. Berghahn, Der Tirpitz-Plan: Genesis und Verfall einer innenpolitischen Krisenstrategie unter Wilhelm II. (Düsseldorf, 1971).

36. 关于威廉二世的性格和影响力，有一部明晰的评论性新著Christopher Clark, Kaiser Wilhelm II (London, 2000)。

37. Geoffrey Hosking,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1552-1917 (London, 1997).

38. George L. Mosse,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 Political Symbolism and Mass Movements in Germany 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through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75).

39. Alan Milward and Samuel B. Sau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es of Continental Europe 1850-1914 (London, 1977), 19-20.

40. 综述参见Hubert Kiesewetter,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815-1914 (Frankfurt am Main, 1989)。

41. Volker Ullrich, Die nervöse Grossmacht 1871-1918: Aufstieg und Untergang des deutscben Kaiserreichs (Frankfurt am Main, 1997); Joachim Radkau, Das Zeitalter der Nervosität: Deutschland zwischen Bismarck und Hitler (Munich, 1998).

42. August Nitschke et al., Jahrhundertwende: Der Aufbruch in die Moderne 1880-1930 (2 vols., Reinbek, 1990).

43. 这些论点见Blackbourn and Eley, The Peculiarities。

44. Peter Pulzer, 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 (New York, 1964), 112-13; Rosemarie Leuschen-Seppel, Sozialdemokratie und Antisemitismus im Kaiserreich: Die Auseinandersetzung der Partei mit den konservativen und volkischen Strömungen des Antisemitismus 1871-1914 (Bonn, 1978), 140-42; Richard S. Levy, The Downfall of the Anti-Semitic Political Parties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Haven, 1975)。另见Paul W.的开创性著作Massing, 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 (New York, 1949)。

45. 我在此处采用了Marion Kaplan关于同化（完全失去原有的文化身份）与文化适应（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形成双重文化身份）之间的区分，参见Marion A. Kaplan, ‘The Acculturation, Assimil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Jews in Imperial Germany’, Year Book of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27 (1982)第3-35页。

46. Till van Rahden, Juden und andere Breslau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Juden, Protestanten und Katholiken in einer deutschen Grossstadt von 1860 bis 1925 (Göttingen, 2000), 147-9; Peter J.G. Pulzer, Jews and the German State: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a Minority, 1848-1933 (Oxford, 1992), 6-7; Shulamit Volkov,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1780-1918 (Munich, 1994); Usiel O. Schmelz, ‘Die demographische Entwicklung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von de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bis 1933’, Bulletin des Leo Baeck Instituts, 83 (1989), 15-62, at 39-41; Jacob Toury, Soziale und politische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1847-1871: Zwischen Revolution, Reaktion und Emanzipation (Düsseldorf, 1977), 60; Monika Richarz, Jüdisches Leben in Deutschland, II: Selbstzeugnisse zur Sozialgeschichte im Kaiserreich (Stuttgart, 1979), 16-17; Anthony Kauders, German Politics and the Jews: Düsseldorf and Nuremberg 1910-1933 (Oxford, 1996), 26; Kerstin Meiring, Die christlich-judische Mischehe in Deutschland, 1840-1933 (Hamburg, 1998).

47. Pulzer, Jews, 106-20.

48. Dietz Bering, The Stigma of Names: Antisemitism in German Daily Life, 1812-1933 (Cambridge, 1992. [1987]).

49. Pulzer, Jews, 5, II.

50. Niall Ferguson, The World's Banker: The History of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London, 1998); Fritz Stern, Gold and Iron: Bismarck, Bleichröder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 (New York, 1977).

51. Robert Gellately,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Despair: Shopkeepers and German Politics, 1890-1914 (London, 1974), 42-3; Richarz, Jüdisches Leben, II. 17, 23-35.

52. 出处同上，第31-4页。

53. Peter Pulzer, ‘Jews and Nation-Building in Germany 1815-1918’, Year Book of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41 (1996), 199-214.

54. 此处主要参考了Werner E. Mosse, Jews in. the German Economy: The German-Jewish Economic Élite 1820-1935 (Oxford, 1987)，以及同一作者的The German-Jewish Economic Élite 1820-1935: A Socio-Cultural Profile (Oxford, 1989)，两书不仅是精深的学术著作，也是作者对他本人所属社会群体之成就的深情赞颂。

55. Pulzer, The Rise, 94-101, 113; Shulamit Volkov, Jüdisches Leben und Antisemitismu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Munich, 1990).

56. 关于伯克尔与反犹运动，更全面的介绍参见David Peal, ‘Antisemitism by Other Means? The R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Late 19th Century Germany’，收录于Herbert A. Strauss (ed.) Hostages of Modernization: Studies on Modern Antisemitism 1870-1933/39: Germany - Great Britain - France (Berlin, 1993), 128-49；James N. Retallack, Notables of the Right: The Conservative Party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Germany, 1876-1918 (London, 1988)，尤其是第91-9页；Hans-Jürgen Puhle, Agrarische Interessenpolitik und preussischer Konservatismus im wilhelminischen Reich 1893-1914: Ein Beitrag zur Analyse des Nationalismus in Deutschland am Beispiel des Bundes der Landwirte und der Deutscb-Konservativen Partei (Hanover, 1967)，尤其是第111-40页。

57. Pulzer, The Rise, 53-5, 116;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II. 924-34;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II: Machtstaat vor der Demokratie (Munich, 1992), 289-311.

58. Jacob Katz, From Prejudice to Destruction: Anti-Semitism, 1700-1933 (Cambridge, Mass. 1980)，是一部经典的综述。关于德国的天主教反犹思想, 参见Olaf Blaschke, Katholizismus und Antisemitismus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Gottingen, 1997); Helmut Walser Smith, ‘The Learned and the Popular Discourse of Anti-Semitism in the Catholic Milieu in the Kaiserreich’,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27 (1994), 315-28. Werner Jochmann, Gesellschaftskrise und Judenfeindschaft in Deutschland 1870-1945 (Hamburg, 1988), 其中有一章精彩的导论，见第30-98页。James F. Harris, The People Speak! Anti-Semitism and Emancip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Bavaria (Ann Arbor, 1994)一书过于轻率地忽略了社会经济因素；反犹主义史的写作不应沦为不做论证的信口演说。

59. Wilhelm Marr, Vom jüdischen Kriegsschauplatz: Eine Streitschrift (Berne, 1879), 19，引用于Pulzer, The Rise, 50；另见Marr的小册子Der Sieg des judenthums über das Germanenthum vom nicht konfessionelien Standpunkt aus betrachtet (Berlin, 1873)。

60. Moshe Zimmermann, Wilhelm Marr: The Patriarch of Anti-Semitism (New York, 1986), 89, 150-51, 154; Daniela Kasischke-Wurm, Antisemitismus im Spiegel der Hamburger Presse während des Kaiserreichs (1884-1914) (Hamburg, 1997) 240-46.

61. 出处同上，第77页。

62.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II. 925-9.

63. Evans (ed.), Kneipengespräche, 317.

64. 出处同上，第313-21页。

65. Leuschen-Seppel, Sozialdemokratie，尤其是第36, 96, 100, 153, 171页；Evans (ed.) Kneipengesprdche, 302-6, 318-19。这些观点是为了回应Daniel J. Goldhagen,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1996)中的一概而论，这些观点的更详细论述可参阅Evans, Rereading, 119-44。

66. Stefan Scheil, Die Entwicklung des politischen Antisemitismus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1881 und 1912: Eine wahl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 (Berlin, 1999).

67. 尤见于Harris, The People Speak!，以及Helmut Walser Smith, The Butcher's Tale: Murder and Anti-Semitism in a German Town (New York, 2002)（此书有出色的细节描写，但夸大了普鲁士偏远的东部小镇一宗“杀生祭祀”控告案的重要性）。另见Christoph Nonn, Eine Stadt sucht einen Mörder: Gerücht, Gewalt und Antisemitismus im Kaiserreich (Göttingen, 2002)。关于反犹报刊对早先的一宗杀生祭祀控告案的反应，参见Kasischke-Wurm, Antisemitismus, 175-82。

68. 证据见David Kertzer, Unholy War: The Vatican's Role in the Rise of Modern Anti-Semitism (London, 2001)，但作者对于这些材料之重要性的断言过于一概而论。天主教反犹思想在德国的普及是毋庸置疑的，从社会和文化角度对此所做的研究参见Blaschke, Katholizismus und Antisemitismus; Michael Langer, Zwischen Vorurteil und Aggression: Zum Judenbild in der deutschspraehigen katholischen Volksbildung des 19. Jahrhunderts (Freiburg, 1994); Walter Zwi Bacharach, Anti-Jewish Prejudices in German-Catholic Sermons (Lewiston, Pa., 1993); David Blackbourn, ‘Roman Catholics, the Centre Party and Anti-Semitism in Imperial Germany’, in Paul Kennedy and Anthony Nicholls (eds.) Nationalist and Racialist Movements in Britain and Germany before 1914 (London, 1981), 106-29；关于国际范围的天主教反犹思想，见Olaf Blaschke and Aram Mattioli (eds.) Katholischer Antisemitismus im 19. Jahrhundert: Ursachen und Traditionen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Zurich, 2000)。关于天主教教区的农民抗议与反犹运动，参见Ian Farr, ‘Populism in the Countryside: The Peasant Leagues in Bavaria in the 1890s’, in Evans (ed.) Society and Politics, 136-59。

69. 可参阅Norbert Kampe, Studenten und ‘Judenfrage’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Die Entstehung einer akademischen Trägerschicht des Antisemitismus (Göttingen, 1988)。

70. Stephen Wilson, Ideology and Experience: Antisemitism in France at the Time of the Dreyfus Affair (New York, 1982 [1980]); John D. Klier and Shlomo Lambroza (eds.), Pogroms: Anti-Jewish Violence in Modern Russian History (Cambridge, 1992).

71. David Blackbourn, Populists and Patricians: Essays in Modern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87), 217-45 (‘The Politics of Demagogy in Imperial Germany’).

72. Julius Langbehn, Rembrandt als Erzieher (38th edn., Leipzig, 1891 [1890]), 292；同一作者的Der Rembrandtdeutsche: Von einem Wahrheitsfreund (Dresden, 1892), 184，全部引用于Pulzer, The Rise, 242；另见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1961)。

73. 莱辛这部发表于1779年的剧作主张宗教宽容，尤其是对犹太人。引语出自Cosima Wagner, Die Tagebücher (ed. Martin Gregor-Dellin and Dietrich Mack, Munich, 1977), II. 852（1881年12月18日）；159, 309; Jacob Katz, The Darker Side of Genius: Richard Wagner's AntiSemitism (Hanover, 1986)对这个有争议的题目做了理性的梳理。

74. George L. Mosse, 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64), 88-107; Annette Hein, ‘Es ist viel “Hitler” in Wagner’: Rassismus undantisemitische Deutschtumsideologie in den ‘Bayreuther Blättern’ (1878-1938) (Tübingen, 1996).

75. Winfried Schüler, Der Bayreuther Kreis von seiner Entstehung bis zum Ausgang der wilhelminischen Ära (Münster, 1971); Andrea Mork, Richard Wagner als politischer Schriftsteller: Weltanschauung und Wirkungs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1990);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Die Grundlagen des XIX. Jahrhunderts (2 vols., Munich, 1899); Geoffrey G. Field, Evangelist of Race: The Germanic Vision of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New York, 1981).

76. Ludwig Woltmann, Politische Anthropologie (ed. Otto Reche, Leipzig, 1936 [1900]), 16-17, 267，引用于Mosse, The Crisis, 100-2。

77. Woodruff D. Smith,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zi Imperialism (New York, 1986), 83-111；另见Karl Lange, ‘Der Terminus “Lebensraum” in Hitlers Mein Kampf’,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hereinafter VfZ) 13 (1965), 426-37。

78. Paul Crook, Darwinism, War and History: The Debate Over the Biology of War from the ‘Origin of Species’ to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1994)，尤其是第30, 83页；Imanuel Geiss (ed.) July 1914: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elected Documents (London, 1967)第22页；Holger Afflerbach, Falkenhayn: Politisches Denken und Handeln im Kaiserreich (Munich, 1994)；参见Evans, Rereading, 119-44，综述了德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历史和史学著作。

79. 综述参见Paul Weindling, Health, Race and German Politics between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Nazism 1870-1945 (Cambridge, 1989)，以及Peter Weingart et al., Rasse, Blut und Gene: Geschichte der Eugenik und Rassenhygiene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92-[1988])。

80. Sheila F. Weiss, Race Hygiene and National Efficiency: The Eugenics of Wilhelm Schallmayer (Berkeley, 1987); Evans, Rituals, 438; Roger Chickering, Imperial Germany and a World Without War: The Peace Movement and German Society, 1892-1914 (Princeton, 1975), 125-9.

81. Jeremy Noakes, ‘Nazism and Eugenics: The Background to the Nazi Sterilization Law of 14 July 1933’, in Roger Bullen (eds.) Ideas into Politics: Aspects of European History 1880-1950 (London, 1984), 75-94，是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文章，至今依然是了解这些思想家的必要指南。

82. Karl Heinz Roth, ‘Schein-Alternativen im Gesundheitswesen: Alfred Grotjahn (1869-1931) - Integrationsfigur etablierter Sozialmedizin 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Rassenhygiene”’, in Karl Heinz Roth (ed.) Erfassung zur Vernichtung: Von der Sozialhygiene zum ‘Gesetz über Sterbehilfe’ (Berlin, 1984), 31-56；综述参见Sheila Weiss, ‘The Race Hygiene Movement in Germany’, in Mark B. Adams (ed.) The Wellborn Science: Eugenics in Germany, France, Brazil, and Russia (New York, 1990), 8-68。

83. 他的真名是阿道夫·兰茨（Adolf Lanz），但为了显得血统高贵而自称约尔格·兰茨·冯·利本菲尔斯。Hans-Walter Schmuhl, Rassenhygiene, Nationalsozialismus, Euthanasie: Von der Verhütung zu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1890-1945 (Göttingen, 1987); Wilfried Daim, Der Mann, der Hitler die Ideen gab: Die sektiererischen Grundlag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Vienna, 1985 [1958])。

84. Weiss, ‘The Race Hygiene Movement’, 9-11.

85. Max Weber, ‘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politik’，收录于该作者编辑的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ed. J. Winckelmann, 3rd edn., Tübingen, 1971), 23。

86. Richard Hinton Thomas, Nietzsche in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890-1918 (Manchester, 1983)，尤其是第80-95页。把尼采的作品置于这种大背景中进行评论的新著，参见Bernhard H. F. Taureck, Nietzsche und der Faschismus: Ein Politikum (Leipzig, 2000)。

87. Steven E. Aschheim, The Nietzsche Legacy in Germany 1890-1990 (Berkeley, 1992).

88. Mosse, The Crisis, 204-7; Walter Laqueur, Young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London, 1962); Jürgen Reulecke, ‘Ich möchte einer werden so wie die...’ Männerbünde im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2001); Daim, Der Mann, 71-2.

89. Alastair Thompson, Left Liberals, the State, and Popular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Oxford, 2000).

90. Stefan Breuer, Ordnungen der Ungleichheit- die deutsche Rechte im Widerstreit ihrer Ideen 1871-1945 (Darmstadt, 2001)，是一部专题论著，强调了纳粹主义到来之前出现的一种有效综合体的失败（第370-76页）。

91. Andrew G. Whiteside, The Socialism of Fools: Georg von Schönerer and Austrian Pan-Germanism (Berkeley, 1975), esp. 73.

92. John W. Boyer, Political Radicalism in Late Imperial Vienna: Origins of the Christian Social Movement, 1848-1897 (Chicago, 1981).

93. Pulzer, The Rise, 207.

94. Brigitte Hamann, Hitler's Vienna: A Dictator's Apprenticeship (Oxford, 2000)第236-53页，全面论述了舍纳勒尔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维也纳空想家。

95. Carlile A. Macartney,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1968), 632-5, 653-7, 666, 680, 799; Pulzer, The Rise, 149-60, 170-74, 206-9; Carl E. Schorske, Finde-Sie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New York, 1980), 116-180; Massing, Rehearsal, 241; Hellmuth von Gerlach, Von rechts nach links (Hildesheim, 1978 [1937]), 112-14; Andrew G. Whiteside, Austrian National Socialism before 1918 (The Hague, 1962).

96. Woodruff D. Smith, The German Colonial Empire (Chapel Hill, NC, 1978); Fritz Ferdinand Müller, Deutschland-Zanzibar-Ostafrika: 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Kolonialeroberung 1884-1890 (Berlin, 1990 [1959]).

97. Gerhard Weidenfeller, VDA: Verein für das Deutschtum im Ausland: Allgemeiner Deutscher Schulverein (1881-1918).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und Imperialismus im Kaiserreich (Berne, 1976).

98. Geoff Eley, Reshaping the German Right: Radical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after Bismarck (London, 1980), 366; Roger Chickering, We Men Who Feel Most German: A Cultural Study of the Pan-German League 1886-1914 (London, 1984), 24-73; Wilhelm Deist, Flottenpolitik und Flottenpropaganda: Das Nachrichtenbüro des Reichsmarineamts 1897-1914 (Stuttgart, 1976)；Richard Owen, ‘Military-Industrial Relations: Krupp and the Imperial Navy Office', in Evans (ed.), Society and Politics, 71-89; Marilyn Shevin Coetzee, The German Army League: Popular Nationalism in Wilhelmine Germany (New York, 1990); Richard W. Tims, Germanizing Prussian Poland: The H-K-T Society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Eastern Marches in the German Empire 1894-1919 (New York, 1941); Adam Galos et al., Die Hakatisten: Der Deutsche Ostmarkenverein 1894-1934 (Berlin, 1966).

99. Chickering, We Men, 128, 268-71; Coetzee, The German Army League, 19-23; Ute Planert, Antifeminismus im Kaiserreich: Diskurs, soziale Formation und politische Mentalität (Göttingen, 1998), 118-76.

100. Chickering, We Men, 102-21.

101. 出处同上，第284-6页；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II. 1071-81；文摘的英译版收录于Roderick Stackelberg and Sally A. Winkle (eds.) The Nazi Germany Sourcebook: An Anthology of Texts (London, 2002), 20-26。

102. Chickering, We Men, 74-97, 284-6.

103. 出处同上，第122-32页；以及Klaus Bergmann, Agrarromantik und Grossstadtfeindschaft (Meisenheim, 1970)。

104. Chickering, We Men, 253-91; Eley, Reshaping, 316-34; Dirk Stegmann, Die Erben Bismarcks: Parteien und Verbände in der Spätphase des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s: Sammlungspolitik 1897-1914 (Cologne, 1970), 352-48; Fritz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German Politics from 1911 to 1914 (London, 1975 [1969]).

105. Iris Hamel, Völkischer Verband und nationale Gewerkschaft: Der Deutschnationale Handlungsgehilfenverband, 1893-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67); Planert, Antifeminismus, 71-9.

106. 备忘录的摘要以及皇帝的回复，参见Röhl,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49-52；以及Stackelberg and Winkle (eds.) The Nazi Germany Sourcebook, 29-30。

107. Hartmut Pogge-von Strandmann, ‘Staatsstreichpläne, Alldeutsche und Bethmann Hollweg’，收录于该作者与Imanuel Geiss合著的Die Erforderlichkeit des Unmöglichen: Deutschland am Vorabend des ersten Weltkrieges (Frankfurt am Main, 1965), 7-45；贝特曼和皇帝的答复文本在第32-9页；皇帝与张伯伦之间关系的文件证明，参见Röhl,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41-8。

108. 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I: To Arms (Oxford, 2001)，第1005-14页精彩地梳理了时人对于战争可能持续多长时间的各种观点。

109. Martin Kitchen, The Silent Dictatorship: The Politics of the German High Command under Hindenburg and Ludendorff, 1916-1918 (London, 1976)。新著综论中的最佳作品是Roger Chickering,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Great War, 1914-1918 (Cambridge, 1998)。

110. 在海量的著作中, Figes, A People's Tragedy是新作品中的最佳论著。

111. Robert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3 vols., London, 1985-95)是公认的传记佳作；探讨列宁挑动德国革命的种种努力，最佳切入点是苏联密使卡尔·拉德克的活动，参见Marie-Luise Goldbach, Karl Radek und die deutsch-sowjetischen Beziehungen 1918-1923 (Bonn, 1973)，以及Warren Lerner, Karl Radek: The Last Internationalist (Stanford, Calif., 1970)。

112.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zur Stabilisierung: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 bis 1924 (Bonn, 1984), esp. 114-34, 468-552.

113. Arno J. Mayer,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Peacemaking: Containment and Counterrevolution at Versailles 1918-1919 (2nd edn., New York, 1969 [1967])是综论；Oszkár Jász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Hungary (London, 1924)是时人对事件的描述。

114. Berliner Tageblatt, I August 1918，引用于David Welch, Germany, Propaganda and Total War, 1914-1918: The Sins of Omission (London, 2000), 241。另见Aribert Reimann, Der grosse Krieg der Sprachen: Untersuchungen zur historischen Semantik in Deutschland und England zur Zeit des Ersten Weltkriegs (Essen, 2000)。

115. 参见Chickering, Imperial Germany, 178-91，是简史新著中的最佳作品。

116. Welch, Germany, 241-2; Wilhelm Deist,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in German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in Jean-Jacques Becker and Stéphane Audoin-Rouzeau (eds.), Les Sociétés européennes et la guerre de 1914-1918 (Paris, 1990), 199-210; Alice Goldfarb Marquis, ‘Words as Weapons: Propaganda in Britain and German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3 (1978), 467-98.

117. Fritz Fischer,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1967 [1961])，见全书各处。

118. Bullitt Lowry, Armistice 1918 (Kent, Ohio, 1996); Hugh Cecil and Peter Liddle (eds.), At the Eleventh Hour: Reflections, Hopes and Anxieties at the Closing of the Great War, 1918 (Barnsley, 1998).

119.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öffentlichen Verhandlungen des 15. Untersucbungsausschusses der verfassungsgeb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II (Berlin, 1920), 700-1 (18 November 1919)。另见Erich Ludendorff, Kriegfuhrung und Politik (Berlin, 1922)，以及Paul von Hindenburg, Aus meinem Leben (Leipzig, 1920), 403；综述参见Friedrich Freiherr Hiller von Gaertringen, ‘“Dolchstoss-Diskussion” und “Dolchstosslegende” im Wandel von vier Jahrzehnten’, and Waldemar Besson与Friedrich Freiherr Hiller von Gaertringen (eds.) Geschichtsund Gegenwartsbewusstsein (Göttingen, 1963), 122-60。另见新著Jeffrey Verhey, The Spirit of 1914: Militarism, Myth and Mobilization in Germany (Cambridge, 2000), 219-23，以及Chickering, Imperial Germany, 189-91。

120. William II, My Memoirs 1878-1918 (London, 1922), 282-3。综述参见Wilhelm Deist, ‘The Military Collapse of the German Empire: The Reality Behind the Stab-in-the-Back Myth’, War in History, 3 (1996), 186-207。

121. Friedrich Ebert, Schriften, Aufzeichnungen, Reden (2 vols., Dresden, 1936), II. 127；艾伯特接着还将战败归咎于“敌人在人员与物资上的优势”（第127页）。

122. Gerhard A. Ritter and. Susanne Miller (eds.),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1918- 1919 -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 1968)是一部出色的文件选辑；Francis L. Carsten, Revolution in Central Europe 1918-1919 (London, 1972)是一部实录佳作。

123. 参考了大量文献，见Harold Temperley (ed.) A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of Paris (6 vols., London, 1920-24)，以及Manfred F. Boemeke等人合编的纪念战争结束80周年学术论文集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A Reassessment after 75 Years (Washington, DC, 1998)。

124. Mayer, Politics and Diplomacy.

125. Arthur S. Link (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69 vols., Princeton, 1984), XL. 534-9；综述参见Lloyd E. Ambrosius, Wilsonian Statecraft: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during World War I (Wilmington, Del., 1991), Thomas J. Knock, To End All 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1992)，以及Arthur Walworth, 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 American Diplomacy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 (New York, 1986)。

126.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94-5; Carsten, Revolution, 271-98.

127. John Horne and Alan Kramer, German Atrocities 1914: A History of Denial (London, 2001), 345-55, 446-50; Gerd Hankel, Die Leipziger Prozesse: Deutsche Kriegsverbrechen und ihre strafrechtliche Verfolgung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Hamburg, 2003).

128. Bruce Kent, The Spoils of War: Th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Diplomacy of Reparations 1918-1932 (Oxford, 1989).

129. Alan Sharp, The Versailles Settlement: Peacekeeping in Paris, 1919 (London, 1991).

130. Fischer, Germany's Aims，见全书各处。

131. 对《和约》所做的理性辩护，参见Macmillan, Peacemakers。

132. 阿贝尔证言（Abel Testimony, 下文简称AT）第114页，引用于Peter H.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under the Swastika: 581 Early Nazis (Princeton, 1975), 191。

133. AT 334，出处同上，第192-3页。

134. AT 248，出处同上，第194-5页。

135. 参见经典专著Fischer, Germany's Aims，此书至今依然是研究这个题目的权威之作。

136. Eley, Reshaping, 333, 339-42; Dirk Stegmann, ‘Zwischen Repression und Manipulation: Konservative Machteliten und Arbeiter- und Angestelltenbewegung 1910-1918: Ein Beitrag zur Vorgeschichte der DAP/NSDAP’,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12 (1972), 351-432.

137. Heinz Hagenlücke, Die 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 Die nationale Rechte am Ende des Kaiserreiches (Düsseldorf, 1997); Verhey, The Spirit of 1914, 178-85; Mosse, The Crisis, 218-26.

138. Ernst Jünger, In Stahlgewittern: Aus dem Tagebuch eines Stosstruppführers (Hanover, 1920)。新的英文版是Ernst Jünger, Storm of Steel (London, 2003)。

139. Richard Bessel, German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1993), 256-61.

140. Theodore Abel, Why Hitler Came to Power (Cambridge, Mass., 1986 [1938]), 21，引自Frankfurter Zeitung, 27 November 1918。

141. 引用于Abel, Why Hitler, 24，证言4.3.4，以及2.3.2。

142. 出处同上，第26页，引用证言4.1.2。

143. AT 199, in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167.

144. 证言2.8.5, in Abel, Why Hitler, 2.7-8。

145. Christoph Jahr, Gewöhnliche Soldaten: Desertion und Deserteure im deutschen und britischen Heer 1914-1918 (Göttingen, 1998); Benjamin Ziemann, ‘Fahnenflucht im deutschen Heer 1914-1918’,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55 (1996), 93-130.

146. Wolfgang Kruse, ‘Krieg und Klassenheer: Zur Revolutionierung der deutschen Armee im Ersten Weltkrieg’,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2 (1996), 530-61.

147.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152-72.

148. Robert W. Whalen, Bitter Wounds: German Victims of the Great War, 1914-1939 (Ithaca, NY, 1984); Deborah Cohen, The War Come Home: Disabled Veterans in Britain and Germany, 1914-1918 (Berkeley, 2001); Bessel, Germany, 274-9.

149. Volker R. Berghahn, Der Stahlhelm: Bund der Frontsoldaten 1918-1935 (Dusseldorf, 1966), 13-26, 105-6, 286; Stahlhelm und Staat (8 May 1927)，节录并英译，in Anton Kaes et al. (eds.)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Berkeley, 1994), 339-40。

150. Bessel, Germany, 283-84；另见Ulrich Heinemann, Die verdrängte Niederlage: Politische Öffentlichkeit und Kriegsschuldfrag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Göttingen, 1983)。

151. Frevert, Die kasernierte Nation; Geoff Eley, ‘Army, State and Civil Society’，收录于该作者的From Unification to Nazism, 85-109；综述参见Berghahn (ed.) Militarismus。

152. Evans, Kneipengespräche, 31-2, 339.

153. Bessel, Germany, 256-70.

154. Sebastian Haffner, Defying Hitler: A Memoir (London, 2002), 10-15.

155. Michael Wildt,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Das Führungskorps des Reichssicherbeitshauptamtes (Hamburg, 2002), 41-52.

156. Berghahn, Der Stahlhelm, esp. 65-6; Karl Rohe, Das Reichsbanner Schwarz Rot Gold: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und Struktur der politischen Kampfverbände zu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Dusseldorf, 1966); Kurt G. P. Schuster, Der Rote Frontkdmpferbund 1924-1929: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und Organisationsstruktur eines politischen Kampfbundes (Dusseldorf, 1975).

157. James M. Diehl, Paramilitary Politics in Weimar Germany (Bloomington, Ind., 1977)，对各种准军事团体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另见Martin Sabrow, Der Rathenaumord: Rekonstruktion einer Verschwörung gegen die Republik von Weimar (Munich, 1994)，对各种武装的阴谋团体进行了精彩的分析。

158. Erhard Lucas, Märzrevolution im Ruhrgebiet (3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70-78)，是典型的带有政治立场的历史著作；George Eliasberg, Der Ruhrkrieg von 1920 (Bonn, 1974)，是比较冷静、不够详细的记录，同情社会民主党内的温和派。

159. 参见对此文献进行研究的经典著作Klaus Theweleit, Male Fantasies (2 vols., Cambridge, 1987 and 1989 [1978])；有些保留意见，参见Evans, Rereading, 115-18。

160. 对于自由军团的研究，Robert G. L. Waite, Vanguard of Nazism. The Free Corps Movement in Postwar Germany 1918-1923 (Harvard, 1952)至今依然是英文著作中的最好作品。另见Hagen Schulze, Freikorps und Republik 1918-1920 (Boppard, 1969), and Emil J. Gumbel, Verschwörer: Zur Geschichte und Soziologie der deutschen nationalistischen Geheimbünde 1918-1924 (Heidelberg, 1979 [1924])。

161. Volker Ullrich, Der ruhelose Rebell: Karl Plättner 1893-1945. Eine Biographie (Munich, 2000)；以及Manfred Gebhardt, Max Hoelz: Wege und Irrwege eines Revolutionärs (Berlin, 1983)。

第二章　民主之殇

1. 引用于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39；另见Dieter Dowe与Peter-Christian Witt合著、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Friedrich Ebert 1871-1925: Vom Arbeiterführer zum Reichspräsidenten (Bonn, 1987)，以及Walter Mühlhausen, Friedrich Ebert: Sein Leben, sein Werk, seine Zeit (Heidelberg, 1999)中的展品目录。资料丰富的艾伯特传记Georg Kotowski, Friedrich Ebert: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I: Der Aufstieg eines deutschen Arbeiterführers 1871 bis 1917 (Wiesbaden, 1963)后续各卷仍未完成。

2. Anthony J. Nicholls, Weimar and the Rise of Hitler (4th edn., London, 2000 [1968])对这些事情作了可靠的、简明扼要的梳理。此书与政治史新著Hans Mommsen, The Rise and Fall of Weimar Democracy (Chapel Hill, NC, 1996 [1989])和Heinrich August Winkler, Weimar 1918-1933: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Munich, 1993)，都是出色的作品。

3. 关于此论点，参见Theodor Eschenburg, Die improvisierte Demokratie (Munich, 1963)。依然值得阅读的其他经典研究著作包括，具有浓厚经验主义色彩、从自由派视角书写的Erich Eyck, A History of the Weimar Republic (2. vols., Cambridge, 1962-4 [1953-6])，以及社会主义者Arthur Rosenberg所著的两卷本The Birth of the German Republic (Oxford, 1931 [1930])和A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public (London, 1936 [1935])，都充满了令人兴奋、引发争议的论点，尤其是关于威廉二世时期到魏玛共和国的连续性问题。

4. Heinrich Hannover and Elisabeth Hannover-Drück, Politische Justiz 1918-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66), 76-7, 89.

5. 对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的不同看法，参见Nicholls, Weimar, 36-7；Detlev J. K. Peukert, The Weimar Republic: The Crisis of Classical Modernity (London, 1991 [1987]), 37-40；以及Harald Boldt, ‘Der Artikel 48 der 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 Sein historischer Hintergrund und seine politische Funktion’, in Michael Stürmer (ed.) Die Weimarer Republik: Belagerte Civitas (Königstein im Taunus, 1980), 288-309。全面论述魏玛宪法的权威著作是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V-VII (Stuttgart, 1978-84)；另见Reinhard Rürup, ‘Entstehung und Grundlagen der Weimarer Verfassung’, in Eberhard Kolb (ed.) Vom Kaiserreich zur Weimarer Republik (Cologne, 1972), 218-43。艾伯特对第四十八条的滥用已经受到了同时代人的批评，参见Gerhard Schulz, ‘Artikel 48 in politisch-historischer Sicht’, in Ernst Fraenkel (ed.) Der Staatsnotstand (Berlin, 1965), 39-71。试图对艾伯特行使第四十八条进行辩护的文章是Ludwig Richter, ‘Das präsidiale Notverordnungsrecht in den ersten Jahr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iedrich Ebert und die Anwendung des Artikels 48 der 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 in Eberhard Kolb (ed.) Friedrich Ebert als Reichspräsident: Amtsführung und Amtsverständnis (Munich, 1997), 207-58。

6. Dowe and Witt, Friedrich Ebert, 155-7.

7. Werner Birkenfeld, ‘Der Rufmord am Reichsprasidenten: Zu Grenzformen des politischen Kampfes gegen die frühe Weimarer Republik 1919-1925’,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15 (1965), 453-500.

8.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Schein der Normalität: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24 bis 1930 (Bonn, 1985), 231-4.

9. Victor Klemperer, Leben sammeln, nicht fragen wozu und warum, II: Tagebücher 1925-1932 (Berlin, 1996), 56 (14 May 1925).

10. John W. Wheeler-Bennett, Hindenburg: The Wooden Titan (London, 1936), 250-51。Wheeler-Bennett的描述聪明非凡、材料翔实，是基于他与兴登堡的随行人员以及当时德国高层的许多保守派政客所做的长谈，他来自英国上流社会，在德国北部经营着一个种马场，与这些人私交甚好。另见Walter Hubatsch, Hindenburg und der Staat: Aus den Papier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und Reichspräsidenten von 1878 bis 1934 (Göttingen, 1966)。

11. Andreas Dorpalen, Hindenburg and the Weimar Republic (Princeton, 1964)，此书描述的兴登堡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物，由于强烈个人魅力而被推上政坛，而他本人并不情愿。

12. Nicholls, Weimar, 39-40; Jürgen Falter, Hitlers Wähler (Munich, 1991), 130-35.

13. 参见经典文章Gerhard A. Ritter, ‘Kontinuität und Umformung des deutschen Parteiensystems 1918-1920’, in Eberhard Kolb (ed.) Vom Kaiserreich zur Weimarer Republic (Cologne, 1972), 218-43。

14. Vernon L. Lidtke, The Alternative Culture: Socialist Labor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1985).

15. Horstwalter Heitzer, Der Volksverein für das katholische Deutschland im Kaiserreich 1890-1918 (Mainz, 1979); Gotthard Klein, Der Volksverein für das katholische Deutschland 1890-1933: Geschichte, Bedeutung, Untergang (Paderborn, 1996); Dirk Muller, Arbeiter, Katholizismus, Staat: Der Volksverein für das katholische Deutschland und die katholischen Arbeiterorganisation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nn, 1996); Doris Kaufmann, Katholisches Milieu in Münster 1928-1933 (Düsseldorf, 1984).

16. Wilhelm L. Guttsman, Workers' Culture in Weimar Germany: Between Tradition and Commitment (Oxford, 1990).

17. Lynn Abrams, Workers' Culture in Imperial Germany: 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 the Rhineland and Westphalia (London, 1992).

18. Bracher et al.,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I. 41, 58-9，引用了马克斯·韦伯预言的大意。

19. Bracher, Die Auflösung, 21-7, 64-95.

20. 见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VI. 133，以及Eberhard Kolb, The Weimar Republic (London, 1988), 150-51的论述。对比例代表制的批评，主要参见Eberhard Schanbacher, Parlamentarische Wahlen und Wahlsystem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Wahlgesetxgebung und Wahlreform im Reich und in den Ländern (Düsseldorf, 1982)。Falter, Hitlers Wähler, 126-35中一些有见地的推测总的来说支持了否定意见。

21. Christoph Gusy, Die 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 (Tübingen, 1997), 97-8.

22. 参见Hagen Schulze, Weimar: Deutschland 1917-1933 (Berlin, 1982) 所附的实用名单。

23. 可参阅Klaus Reimer, Rheinlandfrage und Rheinlandbewegung (1918-1933):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regionalistischen Bewegung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79)。

24. Nicholls, Weimar第33-6页夸大了可能引发的问题。关于普鲁士州，参见Hagen Schulze, Otto Braun oder Preussens demokratische Sendung (Frankfurt am Main, 1977), Dietrich Orlow, Weimar Prussia 1918-1925: The Unlikely Rock of Democracy (Pittsburgh, 1986)，以及Hans-Peter Ehni, Bollwerk Preussen? Preussen-Regierung, Reich-Länder-Problem und Sozialdemokratie 1928-1932 (Bonn, 1975)。

25. 详情参见Alfred Milatz, Wähler und Wahl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nn, 1965)以及Jürgen Falter et al., Wahlen und Abstimmung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Materialen zum Wahlverhalten 1919-1933 (Munich, 1986)。

26. 参见Schulze, Weimar所附名单。

27.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同一作者的Der Schein；同一作者的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30 his 1933 (Bonn, 1987)是一部全面而详尽的论著，同情社会民主党。强烈的批评立场参见Bracher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I. 58-9；以及Richard N. Hunt,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18-1933 (New Haven, 1964)，尤其是第241-59页，强调该党越来越显示出“中年人”的怯懦。

28. Larry Eugene Jones, German Liberalism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Weimar Party System, 1918-1933 (Chapel Hill, NC, 1988), 67-80.

29. Erich Matthias and Rudolf Morsey, ‘Die Deutsche Staat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der Parteien 1933: Darstellungen und Dokumente (Düsseldorf, 1960), 29-97, at 31-54; Werner Schneider, Die 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24-1930 (Munich, 1978); Diehl, Paramilitary Politics, 269-76; Jones, German Liberalism, 369-74; Klaus Hornung, Der Jungdeutsche Orden (Düsseldorf, 1958).

30. Detlef Junker,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und Hitler: Ein Beitrag zur Problematik des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 in Deutschland (Stuttgart, 1969); Rudolf Morsey, Der Untergang des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 Die Zentrumspartei zwischen christlichem Selbstverständnis und ‘Nationaler Erhebung’ 193 2/33 (Stuttgart, 1977); Karsten Ruppert, Im Dienst am Staat von Weimar: Das Zentrum als regierende Partei in der Weimarer Demokratie 1923-1930 (Düsseldorf, 1992)。关于巴伐利亚人民党，参见Klaus Schönhoven, Die Bayerische Volkspartei 1924-1932 (Düsseldorf, 1972)。关于欧洲大势，参见Eric Hobsbawm,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London, 1994), 114-15。

31. Rudolf 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279-453，引语在第290-91页。

32. Max Miller, Eugen Bolz (Stuttgart, 1951), 357-8，引用于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292；另见Joachim Sailer, Eugen Bolz und die Krise des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Tübingen, 1994)。

33. John Cornwell, Hitler's Pope: The Secret History of Pius XII (London, 1999)，尤其是第96-7, 116-17, 120-51页；着重参考了Klaus Scholder, The Churches and the Third Reich (2 vols., London, 1987-8 [1977, 1985])；关于来自梵蒂冈的压力，参见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301。

34. Werner Angress, Stillborn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Bid for Power in Germany, 1921-1923 (Princeton, 1963); Ben Fowkes, Communism in Germany under the Weimar Republic (London, 1984), 148, 161; Eric D. Weitz, Creating German Communism, 1890-1990; From Popular Protests to Socialist State (Princeton, 1997), 100-31；主要参见Hermann Weber, Die Wandlung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 Die Stalinisierung der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2.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69)。

35. Evans, Rituals, 507-9, 574，此书是可参阅的众多资料中的一种。

36. Maximilian Milller-Jabusch (ed.) Handbuch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Leipzig, 1931), 442-5，摘录并译成英文，in Kaes et al. (eds.)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348-52；综述参见Mommsen, The Rise and Fall, 253-60。

37. Bracher, Die Auflösung, 309-30；Friedrich Freiherr Hiller von Gaertringen,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541-652, at 543-9.

38. Henry Ashby Turner, Jr., Gustav Stresemann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Weimar Republic (Princeton, 1965 [1963]), 250-51; Jonathan Wright, Gustav Stresemann: Weimar's Greatest Statesman (Oxford, 2002).

39.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19-20.

40. Diehl, Paramilitary Politics, 209-43; Berghahn, Der Stahlhelm, 103-30.

41. Francis L. Carsten, The Reichswehr and Politics 1918-1933 (Oxford, 1966), 3-48; Wolfram Wette, Gustav Noske: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Düsseldorf, 1987), 399-459.

42. Carsten, The Reichswehr, 106-7; Johannes Erger, Der Kapp-Lüttwitz-Putsch: Ein Beitrag zur deutschen Innenpolitik 1919/20 (Düsseldorf, 1967); Erwin Könnemann et al. (eds.), Arbeiterklasse siegtüber Kapp und Lüttwitz (2 vols., Berlin, 1971).

43. 引用于Carsten, The Reichswehr, 401。

44. Thilo Vogelsang (ed.), ‘Neue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Reichswehr, 1930-1933’, VfZ 2 (1954), 397-436.

45. Friedrich von Rabenau, Seeckt-aus seinem Leben 1918-1936 (Leipzig, 1940), 359-61，和Otto-Ernst Schüddekopf, Das Heer und die Republik - Quellen zur Politik der Reichswehrführung 1918 bis 1933 (Hanover, 1955), 179-81。另见John W. Wheeler-Bennett的研究旧作The Nemesis of Power: The German Army in Politics 1918-1945 (London, 1953)，其中内容大多已经过时，对军方持强烈批评立场；以及Harold J. Gordon, The Reichswehr and the German Republic 1919-26 (Princeton, 1957), 同情泽克特。基本细节参见Rainer Wohlfeil, ‘Heer und Republik’, in Hans Meier-Welcker and Wolfgang von Groote (eds.) Handbuch zur deutschen Militargeschichte 1648-1939, VI (Frankfurt am Main, 1970), 11-304。

46. Carsten, The Reichswehr, 276; Ernst Willi Hansen, Reichswehr und Industrie: Rüstungs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und wirtschaftliche Mobilmachungsvorbereitungen 1923-1932 (Boppard, 1978); Manfred Zeidler, Reichswehr und Rote Armee 1920-1933: Wege und Stationen einer ungewöhnlichen Zusammenarbeit (Munich, 1993)；综述参见Michael Geyer, Aufrüstung oder Sicherheit: Reichswehr in der Krise der Machtpolitik, 1924-1936 (Wiesbaden, 1980)，以及Karl Nuss, Militär und Wiederaufrüst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r politischen Rolle und Entwicklung der Reichswehr (Berlin, 1977)。

47. Carsten, The Reichswehr, 159-60, 168-9, 226.

48. Michael Geyer, ‘Professionals and Junkers: German Rearma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Richard Bessel and Edgar Feuchtwanger (eds.),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Weimar Germany (London, 1981), 77-133.

49. 参见Craig的经典研究著作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382-467。

50. Eberhard Kolb, ‘Die Reichsbahn vom Dawes-Plan bis zu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Lothar Gall and Manfred Pohl (eds.), Die Eisenbahn in Deutschland: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Munich, 1999), 109-64, at 149-50.

51. Jane Caplan, Government without Administration: State and Civil Service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Oxford, 1988), 8-18, 60-61.

52. Gerhart Fieberg (ed.), Im Namen des deutschen Volkes: justiz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Cologne, 1989), 8.

53. Bracher, Die Auflösung, 162-72.

54. Caplan, Government, 30-36.

55. 出处同上，第33-57页；Wolfgang Runge, Politik und Beamtentum im Parteienstaat: Die Demokratisierung der politischen Beamten in Preussen zwischen 1918 und 1933 (Stuttgart, 1965); Anthony J. Nicholls, ‘Die höhere Beamtenschaft in der Weimarer Zeit: Betrachtungen zu Problemen ihrer Haltung und ihrer Fortbildung’, in Lothar Albertin and Werner Link (eds.) Politische Parteien auf dem Weg zur parlamentarischen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Entwicklungslinien bis zur Gegenwart (Düsseldorf, 1981), 195-207；Hans Fenske, ‘Monarchisches Beamtentum und demokratischer Rechtsstaat: Zum Problem der Bürokrat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Demokratie und Verwaltung: 25 Jahre Hochschule für Verwaltung Speyer (Berlin, 1972), 117-36；Rudolf Morsey, ‘Beamtenschaft und Verwaltung zwischen Republik und “Neuem Staat”’, in Karl Dietrich Erdmann and Hagen Schulze (eds.) Weimar: Selbstpreisgabe einer Demokratie (Düsseldorf, 1980), 151-68；Eberhard Pikart, ‘Preussische Beamtenpolitik 1918-1933’, VfZ 6(1958), 119-37。

56.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17-9.

57. AT 28, in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513.

58. Rainer Fattmann, Bildungsbürger in der Defensive: Die akademische Beamtenschaft und der ‘Reichsbund der höheren Beamt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Göttingen, 2001).

59. Fischer, Germany's Aims至今依然是一部权威著作，全面论述了德国发动战争的经济目标，兼论其他目标，但仅简要述及战争的起因。

60. 战争期间以及刚结束时的通货膨胀过程，详尽记录在史学名著Gerald D.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 Politics, Economic, and Society in the German Inflation, 1914-1924 (New York, 1993)的前150页，整个通胀期间的汇率见第5页的表1。Feldman的书已取代了经典著作Constantino Bresciani-Turroni, The Economics of Inflation: A Study of Currency Depreciation in Post-war Germany (London, 1937)和Karsten Laursen and Jürgen Pedersen, The German Inflation 1918-1923 (Amsterdam, 1964)的权威地位。Theo Baldersto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London, 2002)第34-60页做了简明扼要的论述。Stephen B. Webb, Hyperinflation and Stabilization in Weimar Germany (Oxford, 1989)把通胀与战争赔款联系起来。

61.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第5页（图表1），全面论述参见第1至8章，其中有许多引文和例证；另见Kent, The Spoils of War, 45-6, 142-58。

62.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 837-9；更悲观的描述参见Niall Ferguson, Paper and Iron: Hamburg Business and German Politics in the Era of Inflation, 1897-1927 (Oxford, 1995)，尤其是第408-19页。

63.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第5页（图表1）。关于占领鲁尔区，参见Conan Fischer, The Ruhr Crisis 1923-1924 (Oxford, 2003); Hermann J. Rupieper, The Cuno Government and Reparations 1922-1923: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he Hague, 1979)；以及Klaus Schwabe编辑的Die Ruhrkrise 1923: Wendepunkt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Paderborn, 1985)。

64. Berliner Morgenpost, 251（1923年10月21日），‘Zahlen-Wahnsinn, von Bruno H. Bürgel’。

65. Norman Angell, The Story of Money (New York, 1930), 332; Haffner, Defying Hitler, 49-50.

66. Fritz Blaich, Der schwarze Freitag: Inflation und Wirtschaftskrise (Munich, 1985), 14, 31.

67. 出自Wirtschaftskurve, 2 (1923), I, 29和4 (1923)，21关于育有一子的中等收入之家的花销，引用于Carl-Ludwig Holtfrerich, The German Inflation 1914-1923: Causes and Effect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1986 [1980]), 261。

68. Berliner Morgenpost, 220（1923年9月15日），‘Zurückgehaltene Ware: Weil der “morgige Preis” noch nicht bekannt ist’。

69.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 704-6.

70. Holtfrerich, The German Inflation, 262-3.

71. Klemperer, Leben sammeln, I. 239（1920年2月26日）。

72. 出处同上，第257页（1920年3月28日）。

73. 出处同上，第262页(1920年4月1日）。

74. 出处同上，第697页（1923年5月27日），第700-1页（1923年6月1和2日）。关于投机狂潮，另见Haffner, Defying Hitler, 46-7。

75. Klemperer, Leben sammeln, I. 717（1923年7月24日），729（1923年8月3日）。

76. 出处同上，第740页（1923年8月27/28日）。

77. 出处同上，第752页（1923年10月9日）。

78. 出处同上，第751页（1923年10月9日）。

79. 出处同上，第757页（1923年11月2日）。

80. 出处同上，第758页（1923年11月7日和16日）。

81. Berliner Morgenpost, 213（1923年9月7日）：‘Nur noch dreissig Strassenbahn-Linien’。

82. Kent, The Spoils of War, 245-8.

83.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 741-7.

84. 出处同上，第778-93页。

85. 出处同上，第754-835页。

86. Derek H. Aldcroft, From Versailles to Wall Street 1919-1929 (London, 1977), 125-55.

87.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 854-88.

88. Klemperer, Leben sammeln, I. 761（1923年12月4日），763（1923年12月20日）。

89. Nikolaus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Legal Terror in Nazi Germany (New Haven, 2004)，第2章。

90. Michael Grüttner, ‘Working-Class Crime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Pilfering in the Hamburg Docks, 1888-1923’, in Richard J. Evans (ed.),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 1888-1933: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1982), 54-79.

91. Hans Ostwald, Sittengeschichte der Inflation: Ein Kulturdokument aus den Jahren des Marksturzes (Berlin, 1931)尤其是第30-31页。

92. Martin Geyer, Verkehrte Welt: Revolution, Inflation, und Moderne. München 1914-1924 (Göttingen, 1998)，见全书各处。

93. Bernd Widdig, Culture and Inflation in Weimar Germany (Berkeley, 2001), 113-33.

94. Geyer, Verkehrte Welt第243-318页；各种研究论文参见Gerald D. Feldman (ed.) Die Nachwirkungen der Inflation auf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1924-1933 (Munich, 1985)。

95. Charles Medalen, ‘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 in Germany: The Hibernia Affair’, Past and Present, 78 (February 1978)，第82-112页精彩地论述了这种干预所引发的一次冲突。

96. Henry Ashby Turner, Jr., Ger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 (New York, 1985), 3-18; Gerald D. Feldman, Army, Industry and Labor in Germany, 1914-1918 (Princeton, 1966)；同一作者的‘The Origins of the Stinnes-Legien Agreement: A Documentation’,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19/20 (1973), 45-104。

97. Harold James, The German Slump: Politics and Economics, 1924-1936 (Oxford, 1986), 125-30概述了关于通胀期间企业投资的性质和规模的辩论。

98. Peter Hayes, Industry and Ideology: I.G. Farben in the Nazi Era (Cambridge, 1987), 16-17; Gerald D. Feldman, Hugo Stinnes: Biographie eines Industriellen 1870-1924 (Munich, 1998).

99. Mary Nolan, Visions of Modernity: American Busines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Germany (New York, 1994).

100. Peukert, The Weimar Republic, 112-17.

101. Robert Brady, The Rationalization Movement in Germany: A Study in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Planning (Berkeley, 1933); James, The German Slump, 146-61.

102.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 343-44; Harold James, ‘Economic Reasons for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in Ian Kershaw (ed.), Weimar: Why did German Democracy Fail? (London, 1990), 30-57, at 33-4；另见Dieter Hertz-Eichenröde, Wirtschaftskrise und Arbeitsbeschaffung: Konjunkturpolitik 1925/26 und die Grundlagen der Krisenpolitik Brünings (Frankfurt am Main, 1982); Fritz Blaich, Die Wirtschaftskrise 1925/26 und die Reichsregierung: Von der Erwerbslosenfürsorge zur Konjunkturpolitik (Kallmünz, 1977)；以及Klaus-Dieter Krohn, Stabilisierung und ökonomische Interessen: Die Finanz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23-1927 (Düsseldorf, 1974)。

103. Bernd Weisbrod, Schwerindust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teressenpolitik zwischen Stabtlisierung und Krise (Wuppertal, 1978), 415-56; James, The German Slump, 162-223.

104. Richard Bessel, ‘Why did the Weimar Republic Collapse?’, in Kershaw (ed.), Weimar, 120-52, at 136; Bernd Weisbrod, ‘The Crisis of German Unemployment Insurance in 1928/29 and its Political Repercussions’, in Wolfgang J. Mommsen (ed.), 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Germany, 1850-1950 (London, 1981), 188-204; Richard J. Evans, ‘Introduction: The Experience of Mass Unemployment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Richard J. Evans and Dick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Experiences and Consequences of Mass Unemployment from the Weimar Republic to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87), 1-22, at 5-6; Merith Niehuss, ‘From Welfare Provision to Social Insurance: The Unemployed in Augsburg 1918-27’,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44-72.

105. Turner, German Big Business, 19-46; Weisbrod, Schwerindustrie；另见简述J. Adam Tooze, ‘Big Business and the Continuities of German History, 1900-1945’, in Panikos Panayi (ed.)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London, 2001), 173-98。

106. 关于巴尔马特丑闻，参见Bernhard Fulda, ‘Press and Politics in Berlin, 1924-1930’ (Cambridge Ph.D. dissertation, 2003), 63-71, 87-117。

107. Dick Geary, ‘Employers, Worker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in Kershaw (ed.), Weimar, 92-119.

108. Karl Rohe, Wahlen und Wählertraditionen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92), 124.

109. Falter, Hitlers Wähler, 327-8; Kurt Koszyk, Deutsche Presse 1914-1945: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resse, III (Berlin, 1972).

110. Babette Gross, Willi Münzenberg: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Stuttgart, 1967).

111. Erich Schairer, ‘Alfred Hugenberg’, Mit anderen Augen: Jahrbuch der deutschen Sonntagszeitung (1929), 18-21，被译成英文并引用于Kaes et al. (eds.)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第72-4页；Dankwart Guratzsch, Macht durch Organisation: Die Grundlegung des Hugenbergschen Presseimperiums (Düsseldorf, 1974), 192-3, 244, 248。

112. Fulda, ‘Press and Politics’, 图表I。

113. Modris Eksteins, The Limits of Reason: The German Democratic Press and the Collapse of Weimar Democracy (Oxford, 1975), 129-30, 249-50.

114. Fulda, ‘Press and Politics’, 图表I和第1章做了综述。

115. Falter, Hitlers Wähler, 325-39.

116. Oswald Spengler, Der Untergang des Aberedlandes: Umrisse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I: Gestalt und Wirklichkeit (Vienna, 1918), 73-5.

117. 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 Das Dritte Reich (3rd edn., Hamburg, 1931 [Berlin, 1923])，尤其是第300，320页；Gary D. Stark, Entrepreneurs of Ideology: Neo-Conservative Publishers in Germany, 1890-1933 (Chapel Hill, NC 1981); Agnes Stansfield, ‘Das Dritte Reich: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Third Kingdom” in German Literature from Herder to Hegel’, Modern Language Review, 34(1934), 156-72。默勒·凡登布鲁克最初把他的保守派革命乌托邦称为“第三条道路”，参见Mosse, The Crisis, 281。

118. Edgar Jung, ‘Deutschland und 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Deutsche über Deutschland (Munich, 1932), 369-82，摘录并译成英文, in Kaes (eds.)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352-4。

119. Jünger, In Stahlgewittern；另见Nikolaus Wachsmann, ‘Marching under the Swastika? Ernst Jüng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1918-3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3 (1998), 573-89。

120. Theweleit, Male Fantasies.

121. 研究这些以及其他各派与之类似的思想的经典著作是Kurt Sontheimer, 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Munich, 1978 [1962])。

122. James M. Ritchie, German Literature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London, 1983), 10-11；另见Peter Zimmermann, ‘Literatur im Dritten Reich’, in Jan Berg (es.)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n 1918 bis zur Gegenwart (Frankfurt am Main, 1981), 361-416；尤其是Jost Hermand and Frank Trommler, Die Kultur der Weimarer Republik (Munich, 1978), 128-92。

123. 清晰的概述参见Nitschke et al. (eds.) Jahrhundertwende；关于威廉时期的“道德焦虑”，参见Richard J. Evans, Tales from the German Underworld: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98), 166-212；Gary Stark, ‘Pornography, Society and the Law in Imperial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4 (1981), 200-20; Bram Dijkstra, Idols of Perversity: Fantasies of Female Evil in Fin-de-Siècle Culture (New York, 1986); Robin Lenman, ‘Art, Society and the Law in Wilhelmine Germany: The Lex Heinze’, Oxford German Studies, 8 (1973), 86-113; Matthew Jefferies, Imperial Culture in Germany, 1871-1918 (London, 2003)；关于魏玛文化，参见Peukert, The Weimar Republic, 164-77。

124. Hermand and Trommler, Die Kultur, 193-260.

125. Karen Koehler, ‘The Bauhaus, 1919-1928: Gropius in Exile and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 Y., 1938’, in Richard A. Etlin (ed), Art, Culture and Media under the Third Reich (Chicago, 2002), 287-315, at 288-92; Barbara Miller Lane, Architecture and Politics in Germany, 1918-1945 (Cambridge, Mass., 1968), 70-78; Shearer West, The Visual Arts in Germany 1890-1936: Utopia and Despair (Manchester, 2000), 143-55; Hans Wingler, The Bauhaus - Weimar, Dessau, Berlin, Chicago 1919-1944 (Cambridge, Mass., 1978); Frank Whitford, The Bauhaus (London, 1984).

126. Gerald D. Feldman, ‘Right-Wing Politics and the Film Industry: Emil Georg Strauss, Alfred Hugenberg, and the UFA, 1917-1933’, in Christian Jansen et al. (eds.), Von der Aufgabe der Freiheit: Politische Verantwortung und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estschrift für Hans Mommsen zum 5. November 1995 (Berlin, 1995), 219-30; Siegfried Kracauer, From Caligari to Hitler: 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ilm (Princeton, 1947), 214-16.

127. Andrew Kelly, Filming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 ‘Brutal Cutting, Stupid Censors, Bigoted Politicos’ (London, 1998), 再版为平装本时书名改作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The Story of a Film (London, 2002)。关于魏玛文化的全面论述，参见经典论文集Peter Gay, Weimar Culture: The Outsider as Insider (London, 1969)。Walter Laqueur, Weimar: A Cultural, History 1918-1933 (London, 1974)精彩地论述了保守的多数派以及前卫的少数派；另见Hermand and Trommler, Die Kultur，350-437关于视觉艺术的研究。

128. Erik Levi,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4), T-13; Hermand and Trommler, Die Kultur, 279-350.

129. Michael H. Kater, Different Drummers: Jazz in the Culture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2.), 3-28; Peter Jelavich, Berlin Cabaret (Cambridge, Mass., 1993), 202.

130. Peukert, The Weimar Republic, 178-90.

131. AT 43, in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173.

132. Abrams, Workers' Culture，尤其是第7章。

133. Richard J. Evans,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 Germany 1894-1933 (London, 1976), 122, 141; Rudolph Binion, Frau Lou: Nietzsche's Wayward Disciple (Princeton, 1968), 447.

134. James D. Steakley, The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in Germany (New York, 1975); John C. Fout, ‘Sexual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The Male Gender Crisis, Moral Purity, and Homophobi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2 (1992), 388-421.

135. 见Renate Bridenthal与Claudia Koonz合写的开创性文章‘Beyond Kinder, Küche, Kirche: Weimar Women in Politics and Work’, in Renate Bridenthal et al. (eds.) When Biology Became Destiny: Women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84), 33-65。

136. Planert, Antifeminismus.

137. Evans, The Feminist Movement, 145-201; Klaus Höhnig, Der Bund Deutscher Frauenverein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9-1923 (Egelsbach, 1995).

138. Atina Grossmann, Reforming Sex: The German Movement for Birth Control and Abortion Reform 1920-1950 (New York, 1995), 16; Steakley, The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Fout, ‘Sexual Politics’; Charlotte Wolff, Magnus Hirschfeld: A Portrait of a Pioneer in Sexology (London, 1986).

139. James Woycke, Birth Control in Germany 1871-1933 (London, 1988), 113-16, 121, 147-8; Grossmann, Reforming Sex; Cornelie Usborne,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in Weimar Germany: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Duties (London, 1991).

140. Clifford Kirkpatrick, Nazi Germany: Its Women and Family Life (New York, 1938), 36; Elizabeth Harvey, ‘Serving the Volk, Saving the Nation: Women in the Youth Movement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Weimar Germany’, in Larry Eugene Jones and James Retallack (eds.), Elections, Mass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Germany: New Perspectives (New York, 1992), 201-22; Irene Stoehr, ‘Neue Frau und alte Bewegung? Zum Generationskonflikt in der Frauenbeweg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Jutta Dalhoff et al. (eds.), Frauenmacht in der Geschichte (Düsseldorf, 1986), 390-400; Atina Grossmann, “‘Girikultur” or Thoroughly Rationalized Female: A New Woman in Weimar Germany’, in Judith Friedlander et al. (eds.), Women in Culture and Politics: A Century of Change (Bloomington, Ind., 1986), 62-80.

141. Raffael Scheck, Mothers of the Nation: Right-Wing Women in German Politics, 1918-1923 (New York, 2004); Höhnig, Der Bund; Ute Planert (ed.), Nation, Politik und Geschlecht: Frauenbewegungen und Nationalismus in der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2000).

142. 个人证言参见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230-89；另见Peter D. Stachura,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1900-1945: An Interpretative and Documentary History (London, 1981)，反驳了早期的经典论著Laqueur, Young Germany, Howard Becker, German Youth: Bond or Free? (New York, 1946)以及Mosse, The Crisis, 171-89所强调的青年运动具有初级法西斯的性质。新文章见Jürgen Reulecke, ‘“Hat die Jugendbewegung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vorbereitet?” Zum Umgang mit einer falschen Frage’, in Wolfgang R. Krabbe (ed.) Politische Jugen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chum, 1993), 222-43。

143. Klemperer, Leben sammeln, II. 56 (14 May 1925).

144. AT 144, 173,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第290-310页，尤其是第303-4页；另见Margret Kraul, Das deutsche Gymnasium 1780-1980 (Frankfurt am Main, 1984)第127-56页的清晰概述；Folkert Meyer, Schule der Untertanen: Lehrer und Politik in Preussen 1848-1900 (Hamburg, 1976)极力否认学校的政治影响力；Mosse, The Crisis第149-70页强调民族主义的影响力。纠正Meyer偏颇之处的好文章，参见Marjorie Lamberti,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Social Democracy in Wilhelmine Germany’,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2 (1992), 74-97；同一作者的State, Society and the Elementary School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1989)。

145. Konrad H. Jarausch, Deutsche Studenten 1800-1970 (Frankfurt am Main, 1984)，尤其是第117-22页；Michael S. Steinberg, Sabers and Brown Shirts: The German Students' Path to National Socialism, 1918-1935 (Chicago, 1977)；Geoffrey J. Giles, Student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many (Princeton, 1985)研究了汉堡大学。AStA, Allgemeiner Studenten-Ausschuss的字面意思是“学生联合会”；就功能而言，这些机构相当于英语国家的学生会。

146.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amburg, 1975)；同一作者的‘The Work Student: A Socio-Economic Phenomenon of Early Weimar Germa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0 (1975), 71-94；Wildt,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72-80.

147. 出处同上，第81-142页。

148. Ulrich Herbert, Best: Biographische Studien über Radikalismus, Weltanschauung und Vernunft 1903-1989 (Bonn, 1996), 42-68.

149. AT 96, in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236（加黑的字句原文为斜体字）。

150. Maria Tatar, Lustmord: Sexual Murder in Weimar Germany (Princeton, 1995)（但此书的许多内容并不令人信服，我对它的评论参见German History, 14 [1996], 414-15）；传统的论述参见Birgit Kreutzahler, Das Bild des Verbrechers in Roman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Untersuchung vor dem Hintergrund anderer gesellschaftlicher Verbrecherbilder und gesellschaftlicher Grundzüge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1987); Kracauer, From Caligari; Evans, Rituals, 531-6。

151. Patrick Wagner, Volksgemeinschaft ohne Verbrecher: Konzeptionen und Praxis der Kriminalpolizei in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1996), 26-76, 153-79.

152. Evans, Rituals, 487-610.

153. Fieberg (ed.), Im Namen, 10-22.

154. Johannes Leeb, in Deutsche Richterzeitung, 1921, col. 1301, in Fieberg (ed.) Im Name, 24-7。

155. Hans Hattenhauer, ‘Wandlungen des Richterleitbilde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in Ralf Dreier and Wolfgang Sellert (eds.), Recht und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Frankfurt am Main, 1989), 9-33, at 13-16; Henning Grunwald, ‘Political Lawyer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2002).

156. Fieberg (ed.), Im Namen, 24-7.

157. Emil J. Gumbel, Vier Jahre politischer Mord (Berlin, 1924), 73-5，数据被制表后收录于Fieberg (ed.) Im Namen, 29-35。

158. 一些新著从较为有利于魏玛时期法官的视角进行了论述，但无法完全令人信服，这些作品包括，Irmela Nahel, Fememorde und Fememordproxes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Cologne, 1991)以及Marcus Böttger, Der Hochverrat in der hochstrichterlichen Rechtsprech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 Fall politischer Instrumentalisierung von Strafgesetzen? (Frankfurt am Main, 1998)。

159. Hannover and Hannover-Drück, Politische Justiz, 182-91; Kurt R. Grossmann, Ossietzky: Ein deutscher Patriot (Munich, 1963), 195-219; Elke Suhr, Carl von Ossietzky: Eine Biographie (Cologne, 1988), 162-8.

160. Hermann Schüler, Auf der Flucht erschossen: Felix Fechenbach 1894-1933. Eine Biographie (Cologne, 1981), 171-92.

161. Ilse Staff,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2nd edn., Frankfurt am Main, 1978 [1964]), 22-4.

162. Gotthard Jasper, Der Schutz der Republik (Tübingen, 1963).

163. Evans, Rituals, 503-6.

164. Ingo Müller, Hitler's Justice: The Court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1 [1987]), 10-24.

165. Hannover and Hannover-Drück, Politische Justiz, 77.

166. Ralph Angermund, Deutsche Richterschaft 1918-1945: Krisenerfahrung, Illusion, Politische Rechtsprechung (Frankfurt am Main, 1990), 33-4.

167.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II. 907-15, 1086-90;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I: Arbeitswelt und Burgergeist (Munich, 1990)第335-73页；专著包括Volker Hentschel,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politik (1880-1980) (Frankfurt am Main, 1983); Gerhard A. Ritter, Soxialversicherung in Deutschland und England: Entstehung und Grundzuge im Vergleich (Munich, 1983)；开创性研究参见Karl Erich Born, Staat und Sozialpolitik seit Bismarcks Sturz 1890-1914: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innenpolitischen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1880-1914 (Wiesbaden, 1957)。

168. David F. Crew, Germans on Welfare: From Weimar to Hitler (New York, 1998), 16-31.

169. 魏玛宪法第119-22，151-65条(in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V-VII)。

170. Ludwig Preller, Sozial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1978 [1949])至今依然是经典的必备指南；重要的研究新著有Detlev J. K. Peukert, Grenzen der Sozialdisziplinierung: Aufstieg und Krise der deutschen Jugendfürsorge 1878 bis 1932 (Cologne, 1986); Young-Sun Hong, Welfare, Modernity, and the Weimar State, 1919-1933 (Princeton, 1998)，以及Crew, Germans on Welfare。

171. Otto Riebicke, Was brachte der Weltkrieg? Tatsachen und Zahlen aus dem deutschen Ringen 1914-18 (Berlin, 1936), 97-112.

172. Whalen, Bitter Wounds, 156, 168.

173. Caplan, Government, 51, 60; Bessel, ‘Why did the Weimar Republic Collapse?’, 120-34, at 123-5.

174. 当前德国的信息保护法禁止引用个人的全名。

175. 全部细节参见Crew, Germans on Welfare, 107-15。

176. 出处同上，尤其是第204-8页。

177. 关于这些观点的传播，参见Richard F. Wetzell, Inventing the Criminal: A History of German Criminology 1880-1945 (Chapel Hill, NC, 2000)，尤其是第107-78页；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part I; Regina Schulte, Sperrbezirke: Tugendhaftigkeit und Prostitution in der burgerlichen Welt (Frankfurt am Main, 1979), 174-204; Schmuhl, Rassenhygiene, 31, 94; Evans, Rituals, 526-36。

178. Wagner, Volksgemeinschaft, 97-101.

179. 引用于Evans, Rituals, 526-7。

180. Nikolaus Wachsmann et al., ‘“Die soziale Prognose wird damit sehr trube ...”: Theodor Viernstein und die Kriminalbiologische Sammelstelle in Bayern’, in Michael Farin (ed.), Polizeireport München 1799-1999 (Munich, 1999), 250-87.

181. Karl Binding and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ss und ihre Form (Leipzig, 1920); Michael Burleigh, Death and Deliverance: ‘Euthanasia’, in Germany 1900-1945 (Cambridge, 1994), 11-42; Hong, Welfare, 29-276.

182. Victor Klemperer, Curriculum Vitae: Erinnerungen 1881-1918 (2 vols., Berlin, 1996 [1989]).

183. Klemperer, Leben sammeln, I. 8（1918年11月23日）以及9（1918年11月24日）。

184. 出处同上，97（1919年4月12日），109-10（1919年5月6日）。

185. 参见维克托·克伦佩雷尔日记Victor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The Diaries of Victor Klemperer 1933-1941 (London, 1998), IXXXI，正文前由Martin Chalmers撰写的作者小传。

186. Klemperer, Leben sammeln, 1. 600（1922年6月29日）。

187. 出处同上，II. 第377页（1927年9月10日）。

188. 出处同上，第571页（1929年9月3日）。

189. 出处同上，第312页（1926年12月26日）。

190. 出处同上，I. 第187页(1919年9月27日）。

191. 出处同上，第245页（1920年3月14日）。

192. 出处同上，第248页（1920年3月14日）。

193. 出处同上，第433-4页（1921年4月20日）。

194. 出处同上，II. 第49页（1925年4月27日）。

195. 出处同上，第758页（1932年8月7日）。

196. Martin Liepach, Das Wahlverhalten der jüdischen Bevölkerung: Zur politischen Orientierung der Jud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Tübingen, 1996)，尤其是第211-310页；综述参见Wolfgang Benz (ed.) Jüdisches Leb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Tübingen, 1998), 271-80；以及Donald L. Niewyk, The Jews in Weimar Germany (Baton Rouge, La., 1980), 11-43页。

197. Klaus Schwabe, ‘Die deutsche Politik und die Juden im Ersten Weltkrieg’, in Hans Otto Horch (ed.), Judentum, Antisemitismus und europäische Kultur (Tubingen, 1988), 255-66; Egmont Zechlin, Die deutsche Politik und die Juden im Ersten Weltkrieg (Gottingen, 1969)，尤其是第527-41页；Saul Friedlander, ‘Die politischen Veränderungen der Kriegszeit und ihre Auswirkungen auf die Judenfrage’, in Werner E. Mosse (ed.), Deutsches Judentum in Krieg und Revolution 1916-1923 (Tübingen, 1971), 27-65。综述参见Jochmann, Gesellschaftskrise, 99- 170 (‘Die Ausbreitung des Antisemitismus in Deutschland 1914-1923’), 171-94 (‘Der Antisemitismus und seine Bedeutung fur den Unterga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8. Stark, Entrepreneurs, 141, 208-9.

199. Jack Wertheimer, Unwelcome Strangers: East European Jews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1987)图表4；Wolfgang J. Mommsen, Bürgerstolz und Weltmachtstreben: Deutschland unter Wilhelm II. 1890 bis 1918 (Berlin, 1995), 434-40; Steven Aschheim, Brothers and Strangers: The East European Jew in German and German Jewish Consciousness 1800-1923 (Madison, 1982)。

200. Vossische Zeitung，1923年11月6日，被摘录并译成英文, in Peukert, The Weimar Republic, 160（英译已校订）；另见David Clay Large, “‘Out with the Ostjuden”: The Scheunenviertel Riots in Berlin, November 1923’, in Werner Bergmann et al. (eds.) Exclusionary Violence: Antisemitic Riots in Modern Germany (Ann Arbor, 2002), 123-40，以及Dirk Walter, Antisemitische Kriminalität und Gewalt: Judenfeindschaf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nn, 1999)，尤其是第151-4页。

201. Peter Pulzer, ‘Der Anfang vom Ende’, in Arnold Paucker (ed.), Die Juden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1933-1944 (Tübingen, 1986), 3-15; Trude Maurer, Ostjuden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Hamburg, 1986).

202. Kauders, German Politics, 182-91；关于新教的立场，参见Kurt Nowak and Gérard Raulet (eds.) Protestantismus und Antisemit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1994)。综述参见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r Antisemitismus’, in Bernd Martin and Ernst Schulin (eds.) Die Juden als Minderheit in der Geschichte (Munich, 1981), 271-89，以及Jochmann, Gesellschaftskrise, 99-170。关于地方性反犹活动研究，参见Stefanie Schüler-Springorum, Die jüdische Minderheit in Königsberg, Preussen 1871-1945 (Göttingen, 1996)。

第三章　纳粹主义的兴起

1. Peter Jelavich, Munich and Theatrical Modernism: Politics, Playwriting, and Performance 1890-1914 (Cambridge, Mass., 1985)是记录当时慕尼黑戏剧的一部佳作。

2. 对艾斯纳的戏剧性描述，参考了大量非正统的当代材料，见Richard M. Watt, The Kings Depart: The German Revolution and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1918-19 (London, 1973 [1968]), 312-30, 354-81。另见Franz Schade, Kurt Eisner und die bayerische Sozialdemokratie (Hanover, 1961)以及Peter Kritzer, Die bayerische Sozialdemokratie und die bayerische Politik in den Jahren 1918-1923 (Munich, 1969)。传记新作参见Bernhard Grau, Kurt Eisner 1867-1919: Eine Biographie (Munich, 2001)。

3. Allan Mitchell, Revolution in Bavaria 1918/1919: The Eisner Regime and the Soviet Republic (Princeton, 1965), 171-2; Freya Eisner, Kurt Eisner: Die Politik der libertären 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79), 175-80.

4. 这些以及后续事件参见Mitchell, Revolution；另见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184-90，以及Heinrich Hillmayr, Roter und weisser Terror in Bayern nach 1918: Erscheinungsformen und Folgen der Gewaltätigkeiten im Verlauf der revolutionären Ereignisse nach dem Ende des Ersten Weltkrieges (Munich, 1974)。

5. Watt, The Kings Depart, 312-30, 354-81；David Clay Large, Where Ghosts Walked: Munich's Road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7), 76-92是另一种生动的描述。Friedrich Hitzer, Anton Graf Arco: Das Attentat auf Kurt Eisner und die Schüsse im Landtag (Munich, 1988)讲述了刺客的故事，是该书作者撰写一部电影剧本时所作的研究。关于霍夫曼，参见Diethard Hennig, Johannes Hoffmann: Sozialdemokrat und Bayerischer Ministerpräsident: Biographie (Munich, 1990)。

6. 引用于Watt, The Kings Depart, 364; Hans Beyer, Von der Novemberrevolution zur Räterepublik in München (Berlin, 1957)（引用了大量档案材料的东德著作），尤其是第77-8页。

7. Watt, The Kings Depart, 366-8.

8. Large, Where Ghosts Walked, 70.

9. Carsten, Revolution, 218-23; Hannover and Hannover-Driick, Politischejustiz, 53-75.

10. Anthony Nicholls, ‘Hitler and the Bavarian Background to National Socialism’, in Anthony Nicholls and Erich Matthias (eds.), German Democracy and the Triumph of Hitler: Essays on Recent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71), 129-59.

11. 关于希特勒在1918至1919年的活动，详见Kershaw, Hitler, I. 116-21，以及Anton Joachimsthaler, Hitlers Weg begann in München 1913-1923 (Munich, 2000 [1989]), 177-319。

12. Kershaw, Hitler, I. 3-13，审慎地把事实与传闻、阐释与揣测区分开，用事实阐释了希特勒早年的经历。

13. Carl E. Schorske, ‘The Ringstrasse, its Critics, and the Birth of Urban Modernism’，收录于该作者的Fin-de-Siècle Vienna, 24-115。

14. August Kubizek, Adolf Hitler: Mein jugendfreund (Graz, 1953)提供了许多细节；不过可参阅Franz Jetzinger, Hitler's Youth (London, 1958 [1956]), 167-74对前书提出的批评。

15. 见Kershaw, Hitler, I.，尤其是第49-69页，以及Joachimsthaler, Hitlers Weg, 45-9。希特勒说自己一战前在维也纳期间成为极端的政治反犹主义者，是因为曾与犹太人发生过冲突，特别是“东欧犹太人”，即来自加利西亚（Galicia）的移民；但由于希特勒1919年之前的经历缺乏可信的佐证，因此他的自陈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希特勒自己的版本似乎言过其实；同样无法令人信服的是最近有些论者认为他根本不是反犹主义者。

16.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trans. Ralph Manheim, introd. D.C. Watt, London, 1969 [1925/6]), 39-41.

17. 出处同上，第71, 88, 95页。

18. Kershaw, Hitler, I. 81-7；Joachimsthaler, Hitlers Weg, 77-97。希特勒自己的叙述参见Mein Kampf, 116-17。关于施瓦宾格区的波希米亚式生活，参见Where Ghosts Walked, 3-42。

19. Hitler, Mein Kampf, 148-9.

20. Kershaw, Hitler, I. 87-101.

21. Hitler, Mein Kampf, 11-169.

22. Geyer, Verkehrte Welt, 278-318.

23. 希特勒1919年9月16日致阿道夫·吉姆利希（Adolf Gemlich）的信, in Eberhard Jäckel and Axel Kuhn (eds.)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Stuttgart, 1980), 88-90; Ernst Deuerlein, ‘Hitlers Eintritt in die Politik und die Reichswehr’, VfZ 7 (1959), 203-5。

24. ‘Anton Drexlers Politisches Erwachen’ (1919), in Albrecht Tyrell (ed.) Führer befiehl...: Selbstzeugnisse aus der ‘Kampfzeit’ der NSDAP (Düsseldorf, 1969), 20-22。

25. Tyrell (ed.) Führer befieh, 22; Kershaw, Hitler, I. 126-8, 131-9；Ernst 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der NSDAP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Munich, 1974), 56-61。Joachimsthaler, Hitlers Weg, 198-319页从关于希特勒此时期人生经历的传闻中筛选出事实，并对后来的辩论进行了评鉴；Albrecht Tyrell, Vom ‘Trommler’ zum ‘Führer’: Der Wandel von Hitlers Selbstverständnis zwischen 1919 und 1924 und die Entwicklungder NSDAP (Munich, 1975)根据翔实的材料讲述了希特勒的早期政治生涯。另见Werner Maser, Die Frühgeschichte der NSDAP: Hitlers Weg bis 1924 (Frankfurt am Main, 1965)。关于图勒学会，参见Reginald H. Phelps, ‘“Before Hitler Came”: Thule Society and Germanen Orde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5 (1963), 245-61。

26. Uwe Lohalm, Völkischer Radikalismus: Die Geschichte des Deutscbvolkischen Schutz- und Trutzbundes, 1919-1923 (Hamburg, 1970).

27. Tyrell, Vom Trommler, 72-89; Georg Franz-Willing, Ursprung der Hitlerbewegung 1919-1922 (Preussisch Oldendorf, 1974 [1962]), 38-109.

28.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43-5.

29. Hitler, Mein Kampf, 620-21（英译已校改）。

30. Reginald H. Phelps, ‘Hitler als Parteiredner im Jahre 1920’, VfZ 11 (1963), 274-330；类似内容见于Jäckel and Kuhn (eds.) Hitler, 115, 132, 166, 198, 252, 455, 656。

31. “傻瓜的社会主义”最初的说法是“蠢货的社会主义”，通常被认为出自一战前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但有可能源自奥地利的民主人士费迪南德·克罗纳维特尔（Ferdinand Kronawetter）（Pulzer, The Rise, 269以及注释）。1890年代在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中间成为常用语，参见Francis L. Carsten, August Bebel und die Organisation der Massen (Berlin, 1991), 165。

32. Franz-Willing, Ursprung, 120-27;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39.

33. Ernst Nolte, Three Faces of Fascism: Action Française, Italian Fascism,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1969 [1963])，后来又用与此不同的、更有争议的方式在Der europdische Bürgerkrieg 1917-1945: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Bolschew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87)中论述了纳粹主义首先反对的是布尔什维主义。

34. Hitler, Mein Kampf, 289.

35. 全部引用于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32-4。

36. Bruno Thoss, Der Ludendorff-Kreis: 1919-1923. München als Zentrum der mitteleuropäische Gegenrevolution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Hitler-Putsch (Munich, 1978)提供了详尽的细节。

37. Wolf Rüdiger Hess (ed.) Rudolf Hess: Briefe 1908-1933 (Munich, 1987), 251（赫斯于1920年3月24日写给父母的信）。

38. Joachim C. Fest, The Face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9 [1970]), 283-314是对赫斯性格的精妙概述；Smith,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223-40; Lange, ‘Der Terminus “Lebensraum”’, 426-37; Hans Grimm, Volk ohne Raum (Munich, 1926); Dietrich Orlow, ‘Rudolf Hess: Deputy Führer’, in Ronald Smelser and Rainer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London, 1993 [1989]), 74-84。Hans-Adolf Jacobsen, Karl Haushofer: Leben und Werk (2 vols., Boppard, 1979)再版了豪斯霍费尔的许多作品；Frank Ebeling, Geopolitik: Karl Haushofer und seine Raumwissenschaft 1919-1945 (Berlin, 1994) 研究了豪斯霍费尔的理论。

39. Margarete Plewnia, Auf dem Weg zu Hitler: Der völkische Publizist Dietrich Eckart (Bremen, 1970); Tyrell, Vom Trommler, 190-94；Alfred Rosenberg (ed.), Dietrich Eckart. Ein Vermächtnis (4th edn., Munich, 1937 [1928]) 附有埃卡特的诗文集。

40. Alfred Rosenberg, Selected Writings (ed. Robert Pois, London, 1970); Fest, The Face, 247-58；Walter Laqueur, Russia and Germany: A Century of Conflict (London, 1965), 55-61, 116-17, 148-53；Adolf Hitler, Hitler's Table Talk 1941- 1944: His Private Conversations (London, 1973 [1953]), 422-6；Norman Cohn, Warrant for Genocide: The Myth of the Jewish World-Conspiracy and 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London, 1967)，尤其是第187-237页；Reinhard Bollmus, ‘Alfred Rosenberg: National Socialism's “Chief Ideologue”’, in Smelser and Zitelman (eds.) The Nazi Elite, 183-93；Robert Cecil, The Myth of the Master Race: Alfred Rosenberg and Nazi Ideology (London, 1972)。另见综述Thomas Klepsch, Nationalsozialistische Ideologie: Eine Beschreibung ihrer Struktur vor 1933 (Münster, 1990)，以及Barbara Miller Lane与Leila J. Rupp合作选编的各种纳粹理论家著作的文摘Nazi Ideology before 1933: A Documentation (Manchester, 1978)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合集。

41. Hans Frank, Im Angesicht des Galgens: Deutung Hitlers und seiner Zeit auf Grund eigner Erlebisse und Erkenntnisse (2nd edn., Neuhaus, 1955 [1953])，未标明页码地引用于Fest, The Face, 330，以及出处同上的第38-42页，引用于Kershaw, Hitler, I. 148; Christoph Klessmann, ‘Hans Frank: Party Jurist and Governor-General in Poland’,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39-47。

42. 引自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108-12。

43. Dietrich Orlow,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 1919-1933 (Newton Abbot, 1971 [1969]), 11-37.

44. Kershaw, Hitler, I. 160-65; 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135-41.

45. Kershaw, Hitler, I. 175-80; 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142-61.

46. 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145-6.

47. Franz-Willing, Ursprung, 127.

48. Hannover and Hannover-Drück, Politiscbe Justiz, 105-44.

49. Kershaw, Hitler, I. 170-73; Peter 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Geschichte der SA (Munich, 1989), 9-32.

50. Conan Fischer, ‘Ernst Julius Röhm: Chief of Staff of the SA and Indispensable Outsider’,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173-82.

51. Ernst Röhm, Die Geschichte eines Hochverräters (Munich, 1928), 9, 365-6; Fest, The Face, 206, 518-19 (n. 9).

52. Röhm, Die Geschichte, 363.

53. 这个时期纳粹运动中日益升级的暴力活动参见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142-83；关于罗姆与希特勒之间不和睦的关系，详见Fischer, ‘Ernst Julius Rohm’。

54. Kershaw, Hitler, I. 180-85.

55. Adrian Lyttelton, The Seizure of Power: Fascism in Italy 1919-1929 (London, 1973)依然是经典著作；Denis Mack Smith, Mussolini (London, 1981)是一部犀利的传记；Richard J. B. Bosworth, Mussolini (London, 2002)是近期出版的传记佳作；Franz-Willing, Ursprung, 126-7介绍了纳粹党各种礼节的起源。关于联系与影响，参见Klaus-Peter Hoepke, Die deutsche Rechte und der italienische Faschismus: Ein Beitrag zum Selbstverständnis und zur Politik von Gruppen und Verbänden der deutschen Rechten (Düsseldorf, 1968)，尤其是第186-94和292-5页。

56. 在有争议的海量文献中，Stanley G. Payne, A History of Fascism 1914-1945 (London, 1995)是最出色的综述，Kevin Passmore, Fasc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2002)是最实用的简述。Roger Griffin, International Fascism - Theories, Causes and the New Consensus (London, 1998)是有影响力的理论阐释；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26-46，作者一如既往地给出了严谨、审慎的史家论述。

57. AT 567, 199, in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196-7.

58. AT 206, 379，出处同上；从独特角度对施拉格特案所做的论述，参见Karl Radek, ‘Leo Schlageter: The Wanderer in the Void’, in Kaes et al. (eds.)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312-14（最初的德文版为‘Leo Schlageter: Der Wanderer ins Nichts’, Die Rote Fahne, 144［1923年6月26日］）。Fischer, The Ruhr Crisis, 84-181详述“消极抵抗”行动，强调其草根属性；Waite, Vanguard, 235-8叙述施拉格特的自由军团背景；关于德国军方在幕后组织的破坏运动，参见Gerd Krüger, ‘“Ein Fanal des Widerstandes im Ruhrgebiet”: Das “Unternehmen Wesel” in der Osternacht des Jahres 1923. Hingergründe eines angeblichen “Husarenstreiches”’, Mitteilungsblatt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e Bewegungen, 4 (2000), 95-140。

59. Sander L. Gilman, On Blackness without Blacks: Essays on 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Germany (Boston, 1982).

60. AT 183, in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193.

61. Gisela Lebeltzer, ‘Der “Schwarze Schmach”: Vorurteile—Propaganda – Mythos’,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1 (1985), 37-58; Keith Nelson, ‘“The Black Horror on the Rhine”: Race as a Factor in Post-World War I Diplomac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2 (1970), 606-27; Sally Marks, ‘Black Watch on the Rhine: A Study in Propaganda, Prejudice and Prurience’,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13 (1983), 297-334。关于他们最终的命运，参见Reiner Pommerin, ‘Sterilisierung der Rheinlandbastarde’: Das Schicksal einer farbigen deutschen Minderbeit 1918 - 1937 (Düsseldorf, 1979)。

62. Richard J. Evans, ‘Hans von Hentig and the Politics of German Criminology’, in Angelika Ebbinghaus and Karl Heinz Roth (eds.), Grenzgänge: Deutsche 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im Spiegel von Publizistik, Rechtsprecbung und historischer Forschung (Lüneburg, 1999), 238-64.

63. Kershaw, Hitler, I. 185-91; Georg Franz-Willing, Krisenjahr der Hitlerbewegung 1923 (Preussisch Oldendorf, 1975); Helmuth Auerbach, ‘Hitlers politische Lehrjahre und die Miinchner Gesellschaft 1919-1923’, VfZ 25 (1977), 1-45; Franz-Willing, Ursprung, 266-99; Ernst Hanfstaengl, 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unich, 1970).

64. 希特勒的观点可参见Hitler, Hitler's Table Talk第154-6页。精彩的论述参见Robin Lenman, ‘Julius Streiche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SDAP in Nuremberg, 1918-1923’, in Nichollsa and Matthias (eds.) German Democracy, 161-74（对施特莱歇尔之诗的评价来源于此）。对纽伦堡市褐衫军的研究，参见Eric G. Reich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 in Nürnberg, 1922-34 (Cambridge, 1986)。

65. Anthony Nicholls, ‘Hitler and the Bavarian Background to National Socialism’, in Anthony Nicholls and Matthias (eds.), German Democracy, 111.

66. Franz-Willing, Krisenjahr第295-318页；关于鲁登道夫的活动，参见同作者的Putsch und Verbotszeit der Hitlerbewegung November 1923-Februar 1925 (Preussisch Oldendorf, 1977), 9-65。

67. Fest, The Face, 113-29; Richard Overy, Goering: The ‘Iron Man’ (London, 1984); Alfred Kube, ‘Hermann Goering: Second Man in the Third Reich’,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61-73，把戈林归类于“晚期帝国主义”保守派；另见同作者的Pour le mérite und Hakenkreuz: Hermann Goering im Dritten Reich (2nd edn., Munich, 1987 [1986])第4-21页；Stefan Martens, Hermann Goering: ‘Erster Paladin des Führers’ und ‘Zweiter Mann im Reich’ (Paderborn, 1985), 15-19；Werner Maser, Hermann Göring: Hitlers janusköpfiger Paladin: Die politische Biographie (Berlin, 2000), 13-55。

68. Franz-Willing, Krisenjahr详细叙述了纳粹党在1923年的发展。Harold J. Gordon,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 1972)详尽梳理了啤酒馆暴动的政治背景，尤其参见第25-184页(part I: ‘The Contenders in the Struggle for Power’)。相关的文件记录，参见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1962), 153-308；简述参见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184-202。

69. Karl Alexander von Müller在庭审希特勒时的目击者证词，引用于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192-6。

70. 有许多著作述及暴动过程，参见Kershaw, Hitler, I. 205-12；Gordon,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270-409；Franz-Willing, Putsch und Verbotszeit, 66-141；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尤其是第308-417, 487-515页；精选出的文件译成英文，in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 26-34。关于戈林，参见Maser, Hermann Göring, 58-78。

71. Bernd Steger, ‘Der Hitlerprozess und Bayerns Verhältnis zum Reich 1923/24’, VfZ 23 (1977), 441-66.

72. 全部庭审记录和判决，参见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203-230; Lothar Gruchman and Reinhard Weber (eds.) Der Hitler-Prozess 1924: Wortlaut der Hauptverhandlung vor dem Volksgericht München 1 (2 vols., Munich, 1997, 1999)。另见Otto Gritschneider, 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unich, 1990)，以及同作者的Der Hitler-Prozess und sein Richter Georg Neithardt: Skandalurteil von 1924 ebnet Hitler den Weg (Munich, 2001)。

73. 引用于Tyrell, Führer befiehl, 67，译成英文并收录于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 34-5（英译已稍做校改）；希特勒的全部法庭陈述收录于Jäckel and Kuhn (eds.) Hitler, 1061-216；以及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203-28。

74. 参见Kershaw, Hitler, I. 240-53关于希特勒写作该书的源起和过程。

75. Hitler, Mein Kampf, 307.

76. 出处同上，第597-99页。Eberhard Jäckel, Hitler's Weltanschauung: A Blueprint for Power (Middletown, Conn., 1972 [1969])论证了这些观点在希特勒“世界观”的中心地位。

77. Adolf Hitler, Hitler's Secret Book (New York, 1961); Martin Broszat, ‘Betrachtungen zu “Hitlers Zweitem Buch”’, VfZ 9 (1981), 417-29.

78. Werner Maser, Hitlers Mein Kampf: Geschichte, Auszüge, Kommentare (Munich, 1966)叙述了《我的奋斗》一书的细节、写作过程以及命运；Hermann Hammer, ‘Die deutschen Ausgaben von Hitlers “Mein Kampf”’, VfZ 4 (1956), 161-78叙述了该书的出版史。在经典传记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 (London, 1953)中，作者Alan Bullock认为希特勒是权欲旺盛的机会主义者，其目标缺乏一致性；首次论述这种一致性问题的是Hugh Trevor-Roper, ‘The Mind of Adolf Hitler’，此文是Hitler, Hitler's Table Talk的导言，第vii-xxxv页。Geoffrey Stoakes, Hitler and the Quest for. World Dominion (Leamington Spa, 1987)分析了希特勒异想天开的对外政策及其隐含的目标。

79. Longerich, Der ungescbriebene Befehl, 37-9.

80. Kershaw, Hitler, I. 218-19, 223-4, 250-53;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13-16.

81. Kershaw, Hitler, I. 224-34。希特勒被判刑和监禁之后，纳粹党的详细情况，参见Franz-Willing, Putsch und Verbotszeit, 162-185。

82. Donald Cameron Watt, ‘Die bayerischen Bemühungen um Ausweisung Hitlers 1924’, VfZ 6 (1958), 270-80。综述参见David Jablonsky, The Nazi Party in Dissolution: Hitler and the Verbotszeit 1923-1925 (London, 1989)，以及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231-54。

83. 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245.

84. Fest, The Face, 215; 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taillone, 51-2.

85. Kershaw, Hitler, I. 257-70.

86. Udo Kissenkoetter, ‘Gregor Strasser: Nazi Party Organizer or Weimar Politician?’,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224-34.

87. 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于1925年7月8日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信，in Oswald Spengler, Spengler Letters 1913-1936 (ed. Arthur Helps, London, 1966), 184。

88. Orlow,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 66-7；另见综述Udo Kissenkoetter, Gregor Strasser und die NSDAP (Stuttgart, 1978); Peter D. Stachura, Gregor Strasser and the Rise of Nazism (London, 1983)；以及Klepsch, Nationalsozialistische Ideologie, 143-50。

89. Elke Fröhlich, ‘Joseph Goebbels: The Propagandist’,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48-61；Ralf Georg Reuth, Goebbels: Eine Biographie (Munich, 1995), 11-75；以及Michel Kai, Vom Poeten zum Demagogen: Die schriftstellerischen Versuche Joseph Goebbels' (Cologne, 1999)。Joachim C. Fest, ‘Joseph Goebbels: Eine Porträtskizze’, VfZ 43 (1995), 565-80根据戈培尔的日记，精辟地重新分析了他的性格。戈培尔日记的文本，参见Elke Fröhlich, ‘Joseph Goebbels und sein Tagebuch: Zu den handschriftlichen Aufzeichnungen von 1924 bis 1941’, VfZ 35 (1987)第489-522页。Bernd Sösemann, ‘Die Tagesaufzeichnungen des Joseph Goebbels und ihre unzulänglichen Veröffentlichungen’, Publizistik, 37 (1992), 213-44的批评没有说服力；Fröhlich转录戈培尔日记的初衷，并不是作为严格的学术版本，而仅仅是为了便于历史研究者查阅此日记。

90. Hugh Trevor-Roper, The Last Days of Hitler (London, 1947), 67（同样引自Speer）；Fröhlich, ‘Joseph Goebbels’, 48。

91.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Sämtliche Fragmente, part I: Aufzeichnungen 1924-1941, I: 27. 6. 1924-31. 12. 1930 (Munich, 1987), 48 (23 July 1924).

92.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 134-5 (14 October 1925).

93. 出处同上，第140-41页 (1925年11月6日）；综述参见Reuth, Goebbels, 76-147。

94.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 161-2 (15 February 1926).

95. Kershaw, Hitler, I. 270-77; Reuth, Goebbels, 76-107; Helmut Heiber (ed.), The Early Goebbels Diaries: The Journals of Josef Goebbels from 1925-1926 (London, 1962), 66-7.

96.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 171-3 (13 April 1926) and 174-5 (19 April 1926).

97. Kershaw, Hitler, I. 277-9；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255-302。用“Gau”替代“区”这个词，有意让人想起中世纪初期的日耳曼诸部落。

98. Kershaw, Hitler, I. 278-9; Orlow,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 69-75.

99.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 36-56；以及Erwin Barth, Joseph Goebbels und die Formierung des Führer-Mythos 1917 bis 1934 (Erlangen, 1999)。

100. 关于戈培尔在柏林的活动，见Reuth, Goebbels, 108-268。

101. 引语出处同上，第114页。

102. 胡佛研究所缩微档案，马克斯·阿曼于1925年10月27日致古斯塔夫·赛菲尔特的信（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NSDAP Hauptarchiv microfilm reel 6 Akte 141: letter from Max Amann to Gustav Seifert）。

103.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 58.

104. Gerhard Schulz,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Verfassungspolitik und Reichsreform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3 vols., Berlin, 1963-92), II: Deutschland am Vorabend der Grossen Krise (Berlin, 1987), 149-307; Robert G. Moeller, ‘Winners as Losers in the German Inflation: Peasant Protest over the Controlled Economy’, in Gerald D. Feldman et al. (eds.), The German Inflation: A Preliminary Balance (Berlin, 1982), 255-88.

105. Shelley Baranowski, The Sanctity of Rural Life: Nobility, Protestantism and Nazism in Weimar Prussia (New York, 1995), 120-23.

106. John E. Farquharson, The Plough and the Swastika: The NSDAP and Agriculture in Germany, 1928-1945 (London, 1976), 3-12, 25-33; Dieter Hertz-Eichenrode, Politik und Landwirtschaft in Ostpreussen 1919-1930: Untersuchung eines Strukturproblem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Opladen, 1969), 88-9, 329-37.

107. Dieter Gessner, Agrardepression und Präsidialregierungen in Deutschland 1930-1933: Probleme des Agrarkapitalismus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1977), 191-4；同一作者的Agrarverbänd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Voraussetzungen agrarkonservativer Politik vor 1933 (Düsseldorf, 1976), 234-63。

108. Rudolf Rietzler, ‘Kampf in der Nordmark’: Das Aufkomm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Schleswig-Holstein (1919-1928) (Neumünster, 1982)；Frank Bajohr (ed.), Norddeutschla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1993)；以及区域研究的经典之作Jeremy Noakes, The Nazi Party in Lower Saxony 1921-1933 (Oxford, 1971)，尤其是第104-7页。

109.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 15, 61.

110. 出处同上，第15, 61页，引自Gottfried Feder, Das Programm der NSDAP und seine weltanschaulichen Grundgedanken (Munich, 1934), 15-18。

111. Rudolf Heberle, Landbevölkerung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der politischen Willensbildung in Schleswig-Holstein 1918 bis 1932 (Stuttgart, 1963), 160-71；另见同作者的From Democracy to Nazism: A Regional Case Study on Political Parties in Germany (New York, 1970 [1945])，是关于选举的社会学早期经典著作。关于拉拢各类农场主组成统一的压力团体，参见Jens Flemming, Landwirtschaftliche Interessen und Demokratie: Ländliche Gesellschaft, Agrarverbände und Staat 1890-1925 (Bonn, 1978), 323-7。

112. Claus-Christian W. Szejnmann, Nazism in Central Germany: The Brownshirts in ‘Red’ Saxony (New York, 1999), 50-51; Falter et al., Wahlen, 98.

113. Geoffrey Pridham, Hitler's Rise to Power: The Nazi Movement in Bavaria 1923-1933 (London, 1973), 84-6.

114. Orlow,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 173-5（有点儿夸大了纳粹党选举策略的连贯性）；Winkler, Weimar, 344-56。

115. 引自Tyrell, Vom Trommler, 163-73；同一作者编辑的Führer befiehl, 129-30, 163-4；Kershaw, Hitler, I. 294。

116. Orlow,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 167-71.

117. 出处同上，第171-3页。

118. Claudia Koonz, Mothers in the Fatherland: Women, the Family, and Nazi Politics (London, 1987), 72-80.

119. Jill Stephenson, The Nazi Organisation of Women (London, 1981), 23-74.

120. Peter D. Stachura, Nazi Youth in the Weimar Republic (Santa Barbara, Calif., 1975); Laqueur, Young Germany, 193; Arno Klönne, Jugend im Dritten Reich: Dokumente und Analysen (Cologne, 1982); Hans-Christian Brandenburg, Die Geschichte der HJ. Wege und Irrwege einer Generation (Cologne, 1968); Stachura,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121. Daniel Hor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chülerbund and the Hitler Youth, 1929-1933’,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1 (1978), 355-75; Martin Klaus, Mädchen in der Hitlerjugend: Die Erziehung zur ‘deutschen Frau’ (Cologne, 1980).

122. Baldur von Schirach, Die Feier der neuen Front (Munich, 1929)。见Michael Wortmann, ‘Baldur von Schirach: Student Leader, Hitler Youth Leader, Gauleiter in Vienna’,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202-11。

123. 见Arthur D. Brenner, Emil J. Gumbel: Weimar German Pacifist and Professor (Boston, 2001)；引自Deutsche Republik, 2 July 1932, in Steven P. Remy, The Heidelberg Myth: The Nazific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of a German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2002), 11。

124. Geoffrey J. Giles,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udents’ Association and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in Peter D. Stachura (ed.), The Shaping of the Nazi State (London, 1978), 160-85; Wortmann, ‘Baldur von Schirach’, 204-5;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Anselm Faus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 Studente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1973); Giles, Students; Steinberg, Sabers and Brown Shirts; Michael Grüttner, Studenten im Dritten Reich (Paderborn, 1995), 19-42, 60.

125. Hans-Gerhard Schu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Gewerkschaftsbewegung: Die Vernichtung der deutschen Gewerkschaften und der Aufbau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 (Hanover, 1958).

126.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120, 208, 217, 220, 239, 244, 306, 372-3, 427, 515-16.

127. Hamel, Völkischer Verband.

128. AT 271, in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516.

129. Orlow,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 271-6.

130.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在导言中评估了这些稿子的可信度，并进行了数量分析；Abel, Why Hitler在导言和第4-9页中，评估了“行为模式”的可信度。另有一份与之相似的分析，目标文本是1933年以前加入纳粹党的党员写于1936—1937年的自述，见Christoph Schmidt, ‘Zu den Motiven “alter Kämpfer” in der NSDAP’, in Detlev Peukert and Jürgen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Alltags unterm Nationalsozialismus (Wuppertal, 1981), 21-44。

131.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446-7.

132. AT 140，出处同上，第551页。

133. 出处同上，第453, 457, 505-9页；关于这个时期纳粹宣传的作用，参见Richard Bessel, ‘The Rise of the NSDAP and the Myth of Nazi Propaganda’, Wiener Library Bulletin, 33 (1980)，Ian Kershaw, ‘Ideology, Propaganda, and the Rise of the Nazi Party’, in Peter D. Stachura (ed.)The Nazi Machtergreifung, 1933 (London, 1983), 162-81；主要参见Gerhard Paul, Aufstand der Bilder: Die NS-Propaganda vor 1933 (Bonn, 1990)。

134.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313-63, 383-4.

135. Rudolf Hö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London, 1959 [1951]), 42-61.

136. 出处同上，第61-3页。

137. Jochen von Lang, ‘Martin Bormann: Hitler's Secretary’,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7-17; Fest, The Face, 191-206.

138. Waite, Vanguard创造了“纳粹先锋”这个词语；Merkl, Political Violence过于轻易地否定了它。

139. AT 493, in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375.

140. AT 382，出处同上，第440页。

141. AT 434和464，出处同上，第444-5页。

142. AT 31，出处同上，第544-5页。

143. AT 520，出处同上，第420页。

144. AT 415，出处同上，第400页。

145. AT 59，出处同上，第654页。

146. AT 548，出处同上，第416页。

147. AT 8, 31, 32，出处同上，第486-7页。

148. AT 22，出处同上，第602页；火车枪战的文献记录见Martin Broszat, ‘Die Anfänge der Berliner NSDAP 1926/27’, VfZ 8 (1960), 85-118，主要在第115-18页。

149.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617.

150. Giles, ‘The Rise’, 163.

151.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699.

152. Max Domarus (ed.)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1945: The Chronicle of a Dictatorship (4 vols., London, 1990- [1962-3]), I. 114（在杜塞尔多夫市工业俱乐部的演说）。

153. Turner, German Big Business, 114-24。关于共产党，参见Weber, Die Wandlung, I. 294-318。

154. AT 38, in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539.

155. AT 416和326，出处同上，第540页。

156. AT 4，出处同上，第571页。

157. Melita 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A Dossier on my Former Self (London, 1964), 174-5.

158. Thomas Krause, Hamburg wird braun: Der Aufstieg der NSDAP 1921-1933 (Hamburg, 1987)第102-7页令人信服地评论了Michael Kater, The Nazi Party: A Social Profile of Members and Leaders, 1919-1945 (Oxford, 1983), 32-8。1935年的普查列出了每位党员的入党日期，因此可以计算出此前任意日期的党员人数。

159. Detlef Mühlberger, ‘A Social Profile of the Saxon NSDAP Membership before 1933’, in Szejnmann, Nazism, 211-19；综述参见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49-53；Detlef Mühlberger, Hitler's Follow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Nazi Movement (London, 1991)；以及Peter Manstein, Die Mitglieder und Wähler der NSDAP 1919-1933: Untersuchungen zu ihrer schichtmässigen Zusammensetzung (Frankfurt am Main, 1990 [1987])。

160. Josef Ackermann, ‘Heinrich Himmler: Reichsführer-SS’,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98-112；Alfred Andersch, Der Vater eines Mörders: Eine Schulgeschichte (Zurich, 1980) 写的是希姆莱的父亲；Bradley F. Smith, Heinrich Himmler 1900-1926: A Nazi in the Making (Stanford, Calif., 1971)是了解希姆莱早年生活的基础读物。

161. 引用于Ackermann, ‘Heinrich Himmler’, 103；另见Josef Ackermann, Himmler als Ideologe (Göttingen, 1970)。

162. Heinz Höhne, 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The Story of Hitler's SS (Stanford, Calif., 1971 [1969]), 26-39.

163. Fest, The Face, 171-90，然而像许多写希姆莱的作者一样，他也站在过于高高在上的视角。Fest认为，无论希姆莱另有怎样的面目，但他既不是墙头草，也不是小资产阶级，更不是平庸之辈。Höhne, The Order, 26-8对希姆莱的生动描述基本上属于后见之明。

164. 出处同上，第40-46页；关于达雷,另见Gustavo Corni, ‘Richard Walther Darré: The Blood and Soil Ideologue’,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18-27；以及Horst Gies, R. Walther Darré un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auernpolitik 1930 bis 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66)。

165. Höhne, The Order, 46-69; Hans Buchheim,‘The SS - Instrument of Domination’, in Helmut Krausnick et al., (eds.), Anatomy of the SS State (London, 1968), 127-203, at 140-43.

第四章　通往权力之路

1. 引用于Elizabeth Harvey, ‘Youth Unemployment and the State: Public Policies towards Unemployed Youth in Hamburg during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142-70，引文在第161页；另见Wolfgang Ayass, ‘Vagrants and Beggars in Hitler's Reich’, in Richard J. Evans (ed.) The German Underworld: Deviants and Outcasts in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88), 210-237，引文在第210页。

2. Gertrud Staewen-Ordermann, Menschen der Unordnung: Die proletarische Wirklichkeit im Arbeitsschicksal der ungelernten Grossstadtjugend (Berlin, 1933), 86，引用于Detlev J. K. Peukert, Jugend zwischen Krieg und Krise: Lebenswelten von Arbeiterjung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Cologne, 1987), 184；同一作者的英文版论文 ‘The Lost Generation: Youth Unemployment at the End of the Weimar Republic’,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172-93，引文在185页。

3. Ruth Weiland, Die Kinder der Arbeitslosen (Eberswalde-Berlin, 1933), 40-42，引用于Peukert, Jugend, 184。

4. Staewen-Ordemann, Menschen der Unordnung, 92，引用于Peukert, ‘The Lost Generation’, 182。

5. Peukert, Jugend, 251-84; Eve Rosenhaft, ‘The Unemployed in the Neighbourhood: Social Dislocation and Political Mobilisation in Germany 1929-33’,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194-227, esp. 209-11; eadem, ‘Organising the“Lumpenproletariat”: Cliques and Communists in Berlin during the Weimar Republic’, in Richard J. Evans (ed.),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 1888-1933: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1982), 174-219; eadem, ‘Links gleich rechts? Militante Strassengewalt um 1930’, in Thomas Lindenberger and Alf Lüdtke (eds.), Physische Gewalt: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Neuzeit (Frankfurt am Main, 1995), 239-75; Hellmut Lessing and Manfred Liebel, Wilde Cliquen: Szenen einer anderen Arbeiterbewegung (Bensheim, 1981).

6. James, The German Slump, 132-46.

7. 关于大萧条的全面论述，参见Patricia Clavin,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Europe, 1929-1939 (London, 2000)，强调了国际合作的失败。

8.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1987 [1973]), 104-6.

9. 参见Piers Brendon, The Dark Valley: A Panorama of the 1930s (London, 2000), 62-5的生动描述。

10. Charles H. Feinstein et al., The European Economy between the Wars (Oxford, 1997), 95-9; Theo Balderston, The Origins and Course of the German Economic Crisis, 1923-1932 (Berlin, 1993); Balderston, Economics, 77-99强调各国对经济缺乏信心。

11. Feinstein et al., The European Economy, 104-9; Brendan Brown, Monetary Chaos in Europe: The End of an Era (London, 1988).

12. 综述参见Dieter Gessner, Agrardepression und Präsidialregierungen，以及Farquharson, The Plough and the Swastika, 1-12。

13. Dietmar Petzina, ‘The Extent and Causes of Unemployment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Peter D. Stachura (ed.) Unemployment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Weimar Germany (London, 1986), 29-48，尤其是第35页的图表2.3，参考了Dietmar Petzina等人合编的非常实用的社会史手册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III: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14-1945 (Munich, 1978)。

14. 详见Preller, Sozialpolitik, 440。

15. Helgard Kramer, ‘Frankfurt's Working Women: Scapegoats or Winner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108-41, esp. 112-14.

16. Preller, Sozialpolitik, 374, 420-21.

17. Rosenhaft, ‘The Unemployed in the Neighbourhood’是生动的描述；更全面的描述参见同一作者的Beating the Fascists? The German Communist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1929-1933 (Cambridge, 1983)，以及Klaus-Michael Mallmann, Kommunist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ozialgeschichte einer revolutionären Bewegung (Darmstadt, 1996), 252-61。关于Mallmann 著作的辩论，参见Andreas Wirsching, ‘“Stalinisierung” oder entideologisierte “Nischengesellschaft”? Alte Einsichten und neue Thesen zum Charakter der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VfZ 45 (1997), 449-66，以及Klaus-Michael Mallmann, ‘Gehorsame Parteisoldaten oder eigensinnige Akteure? Die Weimarer Kommunisten in der Kontroverse - eine Erwiderung’, VfZ 47 (1999), 401-15。

18. Anthony McElligott, ‘Mobilising the Unemployed: The KPD and the Unemployed Workers’ Movement in Hamburg-Altona during the Weimar Republic’,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228-60; Michael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1933 bis 1939 (Bonn, 1999), 47-52.

19. 综述参见Anthony McElligott, Contested City: Municipal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Nazism in Altona, 1917-1937 (Ann Arbor, 1998)。

20. Mallmann, Kommunisten, 261-83, 381-94.

21. Jan Valtin（里夏德·克雷布斯的笔名），Out of the Night (London, 1941), 3-36。关于这部著名畅销书中事实与虚构的交织，参见Michael Rohrwasser, Der Stalinismus und die Renegaten: Die Literatur der Exkommunisten (Stuttgart, 1991)，尤其可参阅Dieter Nelles, ‘Jan Valtins “Tagebuch der Holle” -Legende und Wirklichkeit eines Schlüsselromans der Totalitarismustheorie’, 1999；Zeitschrift für Sozialgeschichte des 20. und 21. Jahrhunderts, 9 (1994), 11-45。克雷布斯的这部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由托洛茨基派的一个团体于1988年在伦敦重新出版，Lynn Walsh等人写了一篇精彩的后记，其中包含作者的生活与工作的宝贵细节（第659-74页）。另见新近出版的研究论著Ernst von Waldenfels, Der Spion, der aus Deutschland kam: Das geheime Leben des Seemanns Richard Krebs (Berlin, 2003)。

22. Valtin, Out of the Night (1941 edn.), 36-7.

23. 出处同上，第64-78页。

24. 出处同上，第79-328页。

25. Dick Geary, ‘Unemployment and Working-Class Solidarity: The German Experience 1929-33’,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261-80.

26. Weber, Die Wandlung, 243-7; Fowkes, Communism, 145-70; Weitz, Creating German Communism, 284-6.

27. Hannes Heer, Ernst Thälmann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 1975); Willi Bredel, Ernst Thälmann: Beitrag zu einem politischen Lebensbild (Berlin, 1948); Irma Thälmann, Erinnerungen an meinen Vater (Berlin, 1955).

28. Klemperer, Leben sammeln, II. 721 (1931年7月16日）。

29. McElligott, Contested City, 163.

30. Caplan, Government, 54（图表2）。

31. 出处同上，第100-30页。

32. Kershaw, Hitler, I. 325-9; Günter Bartsch, Zwischen drei Stühlen: Otto Strasser. Eine Biographie (Koblenz, 1990); Patrick Moreau, Nationalsozialismus von ‘links’: Die ‘Kampfgemeinschaft Revolutionärer Nationalsozialisten’ und die ‘Schwarze Front’ Otto Strassers 1930-1935 (Stuttgart, 1984).

33. Domarus, Hitler, I. 88-114.

34. Turner, German Big Business, 191-219.

35. 详细的叙述，参见Bracher, Die Auflösung, 287-389；Dorpalen, Hindenburg, 163-78; Wheeler-Bennett, Hindenburg, 336-49; Winkler, Der Schein, 726-823。

36. Bracher, Die Auflösung, 229-84全面论述了军方在经济危机中的政策；另见Bracher et al.,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III. 1-55；Carsten, The Reichswehr, 309-63；格勒纳的话引自Thilo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Beiträge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1930-1932 (Stuttgart, 1962), 95。

37. Carsten, The Reichswehr, 310-11.

38. 出处同上，第318-21页；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25。

39. Kershaw, Hitler, I. 337-8；Peter Bucher, Der Reichswehrprozess: Der Hochverrat der Ulmer Reichswehroffiziere 1929-30 (Boppard, 1967)，尤其是第237-80页；Deuerlein, Der Aufstieg, 328-42; Reuth, Goebbels, 176。

40. Bucher, Der Reichswehrprozess 提供了全面的细节。

41. Carsten, The Reichswehr, 323.

42. Heinrich Brüning, Memoiren 1918-1934 (ed. Claire Nix and Theoderich Kampmann, Stuttgart, 1970)；William L. Patch, Jr., Heinrich Brüning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Weimar Republic (Cambridge, 1998)，尤其是第1-13页；对上述回忆录之可信度的不同评估，参见Hans Mommsen, ‘Betrachtungen zu den Memoiren Heinrich Brünings’, Jahrbuch für die Geschichte Mittel- und Ostdeutschlands, 22 (1973), 270-80；Ernest Hamburger, ‘Betrachtungen über Heinrich Brünings Memoiren’,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8 (1972), 18-39；Arnold Brecht, ‘Gedanken über Brünings Memoiren’,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12 (1971), 607-40。

43. Patch, Heinrich Brüning是基于对翔实资料的仔细研究为布吕宁所做的辩护，在这方面是Werner Conze对Bracher观点所做反驳的最新阐发；参见Conze评论Bracher, Die Auflösung (1st edition),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83 (1957), 378-82；对布吕宁持批评态度的是Bracher, Die Auflösung, 303-528，以及同一作者的‘Brünings unpolitische Politik und die Auflö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VfZ 19 (1971), 113-23。关于1930年之重要性的持平之论，参见Hans Mommsen, ‘Das Jahr 1930 als Zäsur in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 der Zwischenkriegszeit’, in Lothar Ehrlich and Jürgen John (eds.) Weimar 1930: Politik und Kultur im Vorfeld der NS-Diktatur (Cologne, 1998)。Hans Mommsen, The Rise and Fall, 291-5对布吕宁的性格做了犀利的评点。Astrid Luise Mannes, Heinrich Brüning: Leben, Wirken, Schicksal (Munich, 1999)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新著；Herbert Hömig, Brüning: Kanzler in der Krise der Republik. Eine Weimarer Biographie (Paderborn, 2000)是力求以不偏不倚的立场研究布吕宁政治生涯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

44. Brüning, Memoiren, 247-8.

45. Fulda, ‘Press and Politics’, 234-42.

46. Bernd Weisbrod, ‘Industrial Crisis Strateg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Jürgen Freiherr von Krudener (ed.),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The Weimar Republic, 1924-1933 (New York, 1990), 45-62; Peter-Christian Witt, ‘Finanzpolitik als Verfassungs- und Gesellschaftspolitik: Überlegungen zur Finanz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den Jahren 1930 bis 1932’,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8 (1982), 387-414.

47. Hömig, Bruning, 211-24.

48. Aldcroft, From Versailles, 156-86.

49. Kent, The Spoils of War, 322-72; Hömig, Brüning, 235-57, 270-83.

50. Preller, Sozialpolitik, 165, 440-48.

51.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59-76.

52. James, The German Slump, 283-323.

53. Hömig, Brüning, 345-77.

54. Barry Eichengreen, 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 (Oxford, 1992), 270-78, 286.

55. 关于修改宪法的计划，参见大部头研究著作Schulz,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56. Kent, The Spoils of War, 342-3; Patch, Heinrich Brüning, 162-4.

57. Werner Jochmann, ‘Brünings Deflationspolitik und der Unterga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Dirk Stegmann et al., (eds.), Industrielle Gesellschaft und politisches System: Beiträge zur politischen Sozialgeschichte. Festschrift für Fritz Fischer zum siebzigsten Geburtstag (Bonn, 1978), 97-112.

58. Carl-Ludwig Holtfrerich, ‘Economic Policy Op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Weimar Republic’, in Kershaw (ed.) Weimar, 58-91，尤其是第65-72页。论述这个题目的经典论文，是引发密集论辩的‘Zwangslagen und Handlungsspielräume in der grossen Wirtschaftskrise der frühen dreissiger Jahre: Zur Revision des überlieferten Geschichtsbildes’, 由Knut Borchardt发表于1979年，后编入Knut Borchardt, Wachstum, Krisen, Handlungsspielräume der Wirtschaftspolitik (Göttingen, 1982), 165-82，以及同作者的Perspectives on Modern German Economic History and Policy (Cambridge, 1991)。

59.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74; Patch, Heinrich Brüning, 111-15, 156-64, 193, 206-13.

60. Deutsches Volkslied-Archiv, Freiburg-im-Breisgau, Gr. II (引用于Evans, Rituals, 531 n. 14)。

61. 关于布吕宁在总理任期的最后阶段发布的紧急法令和经济政策，参见Hömig, Brünin, 429-68。

62. Patch, Heinrich Brüning, 13, 243-4.

63. Nicholls, Weimar, 179; Winkler, Der Weg, 178-202.

64. Wolfgang Michalka and Gottfried Niedhart, Die ungeliebte Republik; Dokumente zur Innen- und Aussenpolitik Weimars 1918-1933 (Munich, 1980), 62, 262, 283-4;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 70-81; Paul, Aufstand, 90-95.

65. Hiller von Gaertringen,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549-54.

66.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 603 (15 September 1930).

67.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and Die Rote Fahne, 1930年9月16日，引用于Falter, Hitlers Wähler, 32。

68. 出处同上，第33页。

69. Paul, Aufstand, 90-94; Richard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Nazism: The Storm Troopers in Eastern Germany 1925-1934 (London, 1984), 22-3.

70. 这是Richard F. Hamilton, Who Voted for Hitler? (Princeton, 1981)的主要论题。Krause, Hamburg wird braun，176-7精辟地指出了Hamilton的以全概偏；Hamilton注意到平均收入高的地区与纳粹党得票率高的地区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却没有注意到这些也是犹太富人所占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而他们不太可能投票给纳粹党；纳粹党在这些地区的选票更有可能来自小企业主、店主、白领工人之类的群体。

71. Falter, Hitlers Wähler, 99, 110, 151-4.

72. 出处同上，第136-46页；Richard J. Evans, ‘German Women and the Triumph of Hitle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8 (1976), 123-75; Helen L. Boak, ‘“Our Last Hope”: Women's Votes for Hitler - A Reappraisal’, German Studies Review, 12 (1989), 289-310; Gerhard Schulz (ed.), Ploetz Weimarer Republik: Eine Nation in Umbruch (Freiburg, 1987), 166。

73. Falter, Hitlers Wähler, 154-93。另见Rohe, Wahlen, 140-63关于“保守派和自由派精英合法性的丧失”的有趣论述。

74. Paul, Aufstand, 93-4.

75. Falter, Hitlers Wähler, 194-230; Falter et al., Wahlen, 44.

76. Jürgen Falter,‘How Likely were Workers to Vote for the NSDAP?’, in Conan Fischer (ed.), The Rise of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in Weimar Germany (Oxford, 1996), 9-45; Szejnmann, Nazism, 219-29.

77. Dick Geary, ‘Nazis and Workers before 1933’,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48 (2002), 40-51是一份优秀的指南，简明扼要地梳理了有争议的文献，附有延伸阅读的书目。

78. Falter, Hitlers Wähler, 230-66; Hans Speier, German White-Collar Workers and the Rise of Hitler (New Haven, 1986).

79. Thomas Childers, The Nazi Voter: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Fascism in Germany, 1919-1933 (Chapel Hill, NC, 1981), 262-9.

80. 有些论者试图把纳粹党的成功解释为各种社会群体从经济角度对纳粹党纲做出的合理反应，但这种解释忽略了关键因素（William Brustein, The Logic of Evil: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Nazi Party, 1925-1933 [New Haven, 1996]）。

81. Rosenhaft, Beating the Fascists?, 60-64.

82. 出处同上，第22-3页（根据后来的公诉卷宗）；Reuth, Goebbels, 157-62；Thomas Oertel, Horst Wessel: Untersuchung einer Legende (Cologne, 1988); Bernhard Fulda, ‘Horst Wessel: Media, Myth and Memory’（未出版的论文，提交给2003年11月的剑桥大学欧洲现代史研讨会）；另见‘Ein politischer Totschlag’, Berliner Tageblatt, 447 (1930年9月23日）。

83. ‘Tyrell, Führer befiehl, 296-7（根据警方关于1929年11月慕尼黑一次褐衫军集会的报告，第三首诗的第三行与本书所用版本稍有不同。第四首诗与第一首诗重复，本书未引用）。

84. Reuth, Goebbels, 162 and 643 n. 109.

85. Tyrell, Führer befiehl, 288-9.

86. Rosenhaft, Beating the Fascists?, 6，报告数据见于Adolf Ehrt, Bewaffneter Aufstand!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ischen Umsturzversuch am Vorabend der nationalen Revolution (Berlin, 1933), 166; Die Rote Fahne, 21 November 1931；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Frontkämpferbund (ed.), Der NSDFB (Stahlhelm): Geschichte, Wesen und Aufgabe des Frontsoldatenbundes (Berlin, 1935), 58-61；Rohe, Das Reichsbanner, 342；综述参见Diehl, Paramilitary Politics全书各处。

87. Rosenhaft, Beating the Fascists?, 6，数据来源同上；Rohe, Das Reichsbanner, 342。

88.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 445 (1932), 1602-4.

89. Valtin, Out of the Night, 218.

90. Rosenhaft, Beating the Fascists?, 8; Diehl, Paramilitary Politics, 287.

91. 关于1933年1月20日大赦在一座德国城市产生的影响，参见William S. 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The Experience of a Single German Town, 1922-1945 (New York, 1984 [1965]), 146-7。

92. Peter Lessmann, Die preussische Schutzpolizei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reifendienst und Strassenkampf (Düsseldorf, 1989); Eric D. Kohler, ‘The Crisis in the Prussian Schutzpolizei 1930-32’, in George L. Mosse (ed.), Police Forces in History (London, 1975), 131-50; Hsi-Huey Liang, The Berlin Police Force in the Weimar Republic (Berkeley, 1970); Siegfried Zalka, Polizeigeschichte: Die Exekutive im Lichte der historischen Konfliktforschung.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Theorie und Praxis der preussischen Schutzpolizei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r Verhinderung und Bekämpfung innerer Unruben (Lübeck, 1979); Jürgen Siggemann, Die kasernierte Polizei und das Problem der inneren Sicherhei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Studie zum Auf- und Ausbau des innerstaatlichen Sicherheitssystems in Deutschland 1918/19-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80); Johannes Buder, Die Reorganisation der preussischen Polizei 1918/1923 (Frankfurt am Main, 1986); Johannes Schwarz, Die bayerische Polizei und ihre historische Funktion bei der Aufrechterhaltung der öffentlichen Sicherheit in Bayern von 1919 bis 1933 (Munich, 1977)。另见前汉堡治安队队长所作的有趣但不完全可信的记录Lothar Danner, Ordnungspolizei Hamburg: Betrachtungen zu ihrer Geschichte 1918-1933 (Hamburg, 1958)。

93. 实用的简述参见Robert Gellately, 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Enforcing Racial Policy 1933-1945 (Oxford, 1990), 22-6；详述参见Robert J. Goldstein,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London, 1983)。

94. Christoph Graf, Politische Polizei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Berlin, 1983).

95. Otto Buchwitz, 50 Jahre Funktionär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Stuttgart, 1949), 129-36.

96. Thomas Kurz, ‘Blutmai’: Sozialdemokraten und Kommunisten im Brennpunkt der Berliner Ereignisse von 1929 (Bonn, 1988); Chris Bowlby, ‘Blutmai 1929: Police, Parties and Proletarians in a Berlin Confrontation’, Historical Journal, 29 (1986), 137-58；背景参见Eve Rosenhaft, ‘Working-Class Life and Working-Class Politics: Communists, Nazis, and the State in the Battle for the Streets, Berlin, 1928-1932’, in Richard Bessel and Edgar J. Feuchtwanger (eds.)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Weimar Germany (London, 1981), 207-40。

97. George C. Browder, Hitler's Enforcers: The Gestapo and the SS Security Service in the Nazi Revolution (New York, 1996), 23-8.

98. Richard Bessel, ‘Militarisierung und Modernisierung: Polizeiliches Handel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Alf Lüdtke (ed.), ‘Sicherheit’ und ‘Wohlfahrt’: Polizei, Gesellschaft und Herrschaft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1992), 323-43; Theodor Lessing, Haarmann: Die Gescbichte eines Werwolfs. Und andere Kriminalreportagen (ed. Rainer Marwedel, Frankfurt am Main, 1989); Evans, Rituals, 530-35, 591-610.

99. Browder, Hitler's Enforcers, 28-9; Danner, Ordnungspolizei, 223.

100. Eichengreen, Golden Fetters, 286; Hömig, Brüning, 525-36.

101. Patch, Heinrich Brüning, 148-9;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54-66.

102. Höhne, The Order, 51-62.

103. Herbert, Best, 111-19; Patch, Heinrich Brüning, 225-7.

104. 出处同上，第228-9页。

105. 出处同上，第249-51页；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第29-31页。

106. Patch, Heinrich Brüning, 251.

107. Bracher, Die Auflösung, 377-88.

108. Thomas Mergel, Parlamentarische Kultu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Politische Kommunikation, symbolische Politik und Öffentlichkeit im Reichstag (Düsseldorf, 2002), 179-81.

109. Carsten, The Reichswehr, 259-63, 296-308。关于施莱谢尔性格的简述，参见Henry Ashby Turner, Jr., Hitler's Thirty Days to Power: January 1933 (London, 1996), 7, 19-21。关于施莱谢尔与格勒纳之间关系的精辟分析，参见Theodor Eschenburg, ‘Die Rolle der Persönlichkeit in der Kri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Hindenburg Brüning, Groener, Schleicher’, VfZ 9 (1961), 1-29，尤其是第7-13页。那种认为施莱谢尔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加强政府行政部门来维护民主制度的弔诡之论，很像有些历史学家论证布吕宁时所采用的方式，参见Wolfram Pyta, ‘Konstitutionelle Demokratie statt monarchischer Restauration: Die verfassungspolitische Konzeption Schleichers in der Weimarer Staatskrise’, VfZ 47 (1999), 417-41。

110. Rohe, Das Reichsbanner, 360-65.

111. Carsten, The Reichswehr, 333.

112. Otto Meissner, Staatssekretär unter Ebert - Hindenburg - Hitler: Der Schicksalsweg des deutschen Volkes von 1918-1945 wie ich ihn erlebte (Hamburg, 1950), 215-17.

113. Rudolf Morsey, ‘Hitler als Braunschweiger Reigierungsrat’, VfZ 8 (1960), 419-48.

114. Donna Harsch,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Rise of Nazism (Chapel Hill, NC, 1993), 179.

115. Vorwärts，1932年3月10日，引用于Winkler, Der Weg, 514。

116. Harsch,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80，引自Carlo Mierendorff, ‘Der Hindenburgsieg 1932’,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4 April 1932, 297；另见Erich Matthias, ‘Hindenburg zwischen den Fronten 1932’, VfZ 8 (1960), 75-84。

117. Winkler, Der Weg, 519；另见Alfred Milatz, ‘Das Ende der Parteien im Spiegel der Wahlen 1930 bis 1933’,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743-93, at 761-6。

118. Falter, et al., Wahlen, 46;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44-5.

119. Paul, Aufstand, 98.

120. Bracher, Die Auflösung, 511-17清晰地厘清了后来关于这一点的争议。

121. Gordon A. Craig, ‘Briefe Schleichers an Groener’, Die Welt als Geschichte, 11 (1951), 122-30; Reginald H. Phelps, ‘Aus den Groener Dokumenten’, Deutsche Rundschau, 76 (1950), 1019, and 77 (1951), 26-9; Hömig, Brüning, 537-89.

122. 巴本退出中央党的辞呈，见Georg Schreiber, Brüning, Hitler, Schleicher: Das Zentrum in der Opposition (Cologne, 1932), 17-19，引用于Bracher, Die Auflösung, 536；评论参见Bracher, Die Auflösung, 656页，以及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306-14。对巴本的负面评价，参见Joachim Petzold, Franz von Papen: Ein deutsches Verhängnis (Munich, 1995)，对巴本回忆录的评论，参见Theodor Eschenburg, ‘Franz von Papen’, VfZ 1 (1953), 153-69。

123. Fest, The Face, 229-33; Richard W. Rolfs, The Sorcerer's Apprentice: The Life of Franz von Papen (Lanham, Md., 1996).

124. Vejas Gabriel Liulevicius, 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 Culture, National Identity and German Occupation in World War I (Cambridge, 2000).

125. Bracher, Die Auflösung, 536-54页犀利地分析了巴本的“新政府”构想。

126. 巴本的话，引用于Walter Schotte, Der neue Staat (Berlin, 1932), 110-24。

127. Evans, Rituals, 613-44.

128. Fulda, ‘Press and Politics’，第4章。

129. Edward W. Bennett, German Rearmament and the West, 1932-1933 (Princeton, 1979), 63-4, 69.

130. Valtin, Out of the Night, 309-11，但总是夸大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杀戮意图和准备程度。

131. McElligott, Contested City, 192-5; Leon Schirmann, Altonaer Blutsonntag 17. Juli 1932: Dichtung und Wahrheit (Hamburg, 1994).

132. Lessmann, Die preussische Schutzpolizei, 349-70.

133. Rohe, Das Reichsbanner, 431-5.

134. Matthias,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141-5.

135. Bracher, Die Auflösung, 559-600; Schulze, Otto Braun, 745-86;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VII. 1015-25 and 1192-7; Matthias,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119-50; Schulz,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III. 920-33;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89.

136. 可参阅Evans, Rituals, 614-15。综述参见Winkler, Der Weg第646-81页，以及Rudolf Morsey, ‘Zur Geschichte des “Preussenschlags” am 20. Juli 1932’, VfZ 9 (1961)第436-9页。

137. Joseph Goebbels, Vom Kaiserhof zur Reichskanzlei: Eine historische Darstellung in Tagebuchblättern (vom 1. Januar 1932 bis zum 1. Mai 1933) (Munich, 1937 [1934]), 131-5；关于普鲁士州议会选举，参见Winkler, Der Weg, 542-53。

138.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1. 102-3; Martin Broszat, Hitler and the Collapse of Weimar Germany (Oxford, 1987 [1984]), 82-91; Winkler, Der Weg, 681-98.

139. Matthias,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222-4 (document no. 11: Rundschreiben des Gauvorstandes Hannover des Reichsbanners, 5 July 1932); Winkler, Der Weg, 515; Harsch,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77-80; Richard Albrecht, ‘Symbolkampf in Deutschland 1932: Sergej Tschachotin und der “Symbolkrieg” der drei Pfeile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als Episode im Abwehrkampf der Arbeiterbewegung gegen den Faschismus in Deutschland’,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22 (1986), 498-533.

140. Winkler, Der Weg, 514-16.

141. Simon Taylor, Germany 1918-1933; Revolution, Counter-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Hitler (London, 1983), 112-16; Hans Bohrmann (ed.), Politische Plakate (Dortmund, 1984), 247-62.

142. Paul, Aufstand, 178（引自戈培尔1933年7月31日的演讲）。

143. 出处同上，第133-76, 223-47, 253-66页。

144. 关于1932年7月选举，参见Winkler, Der Weg, 681-92；概述见Jürgen W. Falter, ‘Die Wähler der NSDAP 1928-1933: Sozialstruktur und parteipolitische Herkunft’, in Wolfgang Michalka (e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Paderborn, 1984), 47-59。

145. Falter, Hitlers Wähler, 110-13, 369-71。关于纳粹党对工人（尤其是那些仍然有工作的人）的号召力，参见Szejnmann, Nazism, 219-31。

146.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211-12 (1 August 1932).

147. Hannover and Hannover-Drück, Politische Justiz, 301-10，引语在第306页；Paul Kluke, ‘Der Fall Potempa’, VfZ 5 (1957), 279-97；Richard Bessel, ‘The Potempa Murder’,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0 (1977), 241-54。总统令并没有开列适用于死刑的新罪名；杀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在《刑法》的相关条款中已有明确规定。因此这项总统令只不过是个宣传举动。

148. Hannover and Hannover-Drück, Politische Justiz, 308.

149. 出处同上，第310页；Karl-Heinz 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Weimarer Republik. Das Kabinett von Papen, I. Juni bis 3. December 1932 (Boppard, 1989), 146, 491-5。关于巴本拥有减刑的司法权力，极端令人怀疑，因为减刑的权力归合法任命的普鲁士州政府首脑，所以巴本行使减刑权的说法在法律上是有争议的。此案的几个凶手于1933年3月被释放出监狱（Evans, Rituals, 615-18, 627-8）。

150.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Februar 1925 bis Januar 1933 (5 vols., Institut fur Zeitgeschichte, Munich, 1992-8), V/I: Von der Reichsprdsidentenwahl bis zur Machtergreifung, April 1932 - Januar 1933, 304-9.

151. Turner, Hitler's Thirty Days, 14-15，以及Winkler, Weimar, 510-24。

152. Christian Striefler, Kampf um die Macht: Kommunisten und Nationalsozialisten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 1993)，尤其是第177-86页；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402-4。另见Paul, Aufstand, 104-8。

153. Werner Jochmann (ed.),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Ursprung und Geschichte der NSDAP in Hamburg 1922-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63), 400, 402, 405, 413-14.

154. 出处同上，第405页。

155. 出处同上，第406页。

156. 出处同上，第414, 416, 417页。

157. Falter, Hitlers Wähler, 34-8, 103-7.

158. Vorwärts, 1932年11月13日，引用于Falter, Hitlers Wähler, 37。

159.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272（1932年11月6日）。

160. Falter, Hitlers Wähler, 37-8, 106-7.

161. Bracher, Die Auflösung, 644-62; Nicholls, Weimar, 163-6.

162. 文献资料参见Thilo Vogelsang, ‘Zur Politik Schleichers gegenüber der NSDAP 1932’, VfZ 6 (1958), 86-118。

163.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276-88（1932年12月1日）。

164. Bracher, Die Auflösung, 662-85; Stachura, Gregor Strasser; Kershaw, Hitler, I. 396-403;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110-15; Orlow,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 291-6；Turner, Hitler's Thirty Days, 23-8, 84-6纠正了前面的几种记录。

165. Turner, Hitler's Thirty Days, 61-6; Paul, Aufstand, 109-10.

166. Grüttner, Studenten, 53-5.

167. Noakes and Pridham, Nazism, I. 109-11.

168. Berghahn, Der Stahlhelm, 187-246.

169. Theodor Duesterberg, Der Stahlhelm und Hitler (Wolfenbüttel, 1949), 39，引用于Turner, Hitler's Thirty Days, 154；另见Berghahn, Der Stahlhelm, 246-50。

170. Meissner, Staatssekretär, 247。另见Bracher, Die Auflösung, 707-32；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 116-20。

171. Lutz,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 Es geschah in Deutschland: Menschenbilder unseres Jahrhunderts (Tübingen, 1951), 147.

172. Ewald von Kleist-Schmenzin, ‘Die letzte Möglichkeit’, Politische Studien, 10 (1959), 89-92, at 92.

第五章　建立第三帝国

1. Deutsche Zeitung, 27a（早间版，1933年2月1日，头版第2栏）。新闻报道选辑，参见Wieland Eschenhagen (ed.) Die ‘Machtergreifung’: Tagebuch einer Wende nach Presseberichten vom 1. Januar bis 6. März 1933 (Darmstadt, 1982)。

2. Berliner Illustrierte Nachtausgabe, 26（1933年1月31日），第2版第4栏；B.Z. am Mittag 26 (Erste Beilage，1933年1月31日），第3版第3栏的图片说明；Peter Fritzsche, Germans into Nazis (Cambridge, Mass., 1998), 139-43; Hans-Joachim Hildenbrand, ‘Der Betrug mit dem Fackelzug’, in Rolf Italiander (ed.), Wir erlebten das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Zeitgenossen berichten (Düsseldorf, 1982), 165。

3. Wheeler-Bennett, Hindenburg, 435。不用说，鲁登道夫根本不在场。

4.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51（早间版，1933年1月31日）头版。

5. Berliner Börsen-Zeitung, 51（早间版，1933年1月31日）头版第2栏。

6.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51（早间版，1933年1月31日）头版第3栏。

7. Deutsche Zeitung, 27a（早间版，1933年2月1日）头版头条。

8. 引用于Jochmann (ed.)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429; Fritzsche, German, 141。

9. Herbs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59-60.

10.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357-9（1933年1月31日）。

11. Deutsche Zeitung, 26a（早间版，1933年1月31日）标题页第1-2栏。

12. 两个例子，参见Bernd Burkhardt, Eine Stadt wird braun: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in der Provinz. Eine Fallstudie (Hamburg, 1980) 在米尔阿克（Mühlacker）的小镇施瓦比安（Swabian）；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第153-4页在北方小镇诺特海姆。

13. Deutsche Zeitung, 26b（晚间版，1933年1月31日）头版第3栏；Vossische Zeitung, 52（晚间版，1933年1月31日）第3版第1栏。

14. Joch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423.

15. 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11-12，(英译已校改)。

16. 引用于Deutsche Zeitung, 27a（早间版，1933年2月1日）头版第1栏。

17. Deutsche Zeitung, 26b（晚间版，1933年1月31日）第3版第2栏：‘Wieder zwei Todesopfer der roten Mordbestien’。

18. Berliner Börsen-Zeitung, 52（晚间版，1933年1月31日）第2版第2-3栏。

19. Welt am Abend, 26（1933年1月31日），1-2。

20. Hans-Joachim Althaus et al., ‘Da ist nirgends nichts gewesen ausser hier’: Das ‘rote Mössingen’ im Generalstreik gegen Hitler. Geschichte eines schwäbischen Arbeiterdorfes (Berlin, 1982).

21. Allan Merson, Communist Resistance in Nazi Germany (London, 1985), 25-8; Winkler, Der Weg, 867-75.

22. Josef and Ruth Becker (eds.), Hitlers Machtergreifung: Dokumente vom Machtantritt Hitlers 30. Januar 1933 bis zur Besiegelung des Einparteienstaates 14. Juli 1933 (2nd edn., Munich, 1992 [1983]),45.

23. Die Welt am Abend, 27（1933年2月1日）头版头条；Die Rote Fahne, 27（1933年2月1日）头版头条。

24. Joch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421.

25. Camill Hoffmann，1933年1月30日的日记，引用于Johann Wilhelm Brügel 与Norbert Frei合编的‘Berliner Tagebuch, 1932-1934: Aufzeichnungen des tschechoslowakischen Diplomaten Camill Hoffmann’, VfZ 36 (1988), 131-83页，引语在第159页。

26.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d.)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1932-1939, ser. 1, vol. II (Paris, 1966)第552页，弗朗索瓦—蓬塞1933年2月1日致邦库尔（Boncour）的信。这是Gotthard Jasper, Die gescheiterte Zähmung: Wege zur Machtergreifung Hitlers 1930-1934 (Frankfurt am Main, 1986)的中心论题，尤其是第126-71页。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鲁登道夫当时的“预言”，说希特勒将把德国拖进深渊（例如Kershaw, Hitler, I. 427），这是汉斯·弗兰克后来杜撰的：参见Fritz Tobias, ‘Ludendorff, Hindenburg, Hitler: Das Phantasieprodukt des Ludendorff-Briefes vom 30. Januar 1933’, in Uwe Backes et al. (eds.) Die Schatten der Vergangenheit: Impulse zur Historisier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90), 319-43，以及Lothar Gruchmann, ‘Ludendorffs “prophetischer” Brief an Hindenburg vom Januar/Februar 1933’, VfZ 47 (1999), 559-62。

27. Robert J. O'Neill, The German Army and the Nazi Party 1933-1939 (London, 1966), 34-5.

28. Klaus-Jürgen Müller, The Army,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Germany 1933-1945: Studies in the Army's Relation to Nazism (Manchester, 1987), 29-44。O'Neill, The German Army, 35-45；Wolfgang Sauer, Die Mobilmachung der Gewalt (vol. III of Bracher et al.,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41-84；Andreas Wirsching, ‘“Man kann nur Boden germanisieren”: Eine neue Quelle zu Hitlers Rede vor den Spitzen der Reichswehr am 3. Februar 1933’, VfZ 49 (2001), 516-50。这篇文章引述的希特勒1933年2月3日对军官讲话的完整版，最近在莫斯科的前克格勃档案馆被发现，可能是哈默施泰因的女儿提供的，她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关于希特勒稍早时候所做的与之类似的一套承诺，参见Thilo Vogelsang, ‘Hitlers Brief an Reichenau vom 4. Dezember 1932’, VfZ 7 (1959), 429-37。

29. Martin Brosza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1933-1945’, in Helmut Krausnick et al., (eds.), Anatomy of the SS State (London, 1968 [1965]), 397-504, at 400-401;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98-9.

30. Siegfried Bahne,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655-739, at 690; Berghahn, Der Stahlhelm, 252.

31. Matthias,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101-278, at 101-50.

32. Winkler, Der Weg, 867-875。《前进报》的引语出处同前，第867页。

33.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94.

34. 格热辛斯基于1933年2月24日致Klupsch等人的信，参见Matthias,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中的第25份文件，文章收录于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234-5。

35. Winkler, Der Weg, 876-8.

36. Martin Kitchen, The Coming of Austrian Fascism (London, 1980), 202-81; Francis L. Carsten, Fascist Movements in Austria: From Schönerer to Hitler (London, 1977), 249-70.

37. Winkler, Der Weg, 868.

38. Domarus, Hitler, I. 247.

39. 出处同上，第254页。

40. 出处同上，第253页。

41. 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339-54;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95.

42. Domarus, Hitler, I. 256;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249.

43. Domarus, Hitler, I. 170.

44. 出处同上，第249页（1933年2月10日）。

45. 出处同上，第247-50页。

46. Jochmann (ed.),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431.

47. Domarus, Hitler, I. 250-51.

48. Turner, German Big Business, 330-32.

49. Paul, Aufstand, 111-13.

50. Printed in Bahne,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document 3, 728-31, at 731.

51. 出处同上，第686-96页。

52. Hans Mommsen, ‘Van der Lubbes Weg in den Reichstag - der Ablauf der Ereignisse’, in Uwe Backes et al., Reichstagsbrand: Aufklärung einer historischen Legende (Munich, 1986), 33-57, at 42-7.

53. Harry Graf Kessler, Tagebücher 1918-1937 (ed. Wolfgang Pfeiffer-Belli, Frankfurt am Main, 1961), 707-9.

54. Horst Karasek, Der Brandstifter: Lehr- und Wanderjahre des Maurergesellen Marinus van der Lubbe, der 1933 auszog, den Reichstag anzuzünden (Berlin, 1980); Martin Schouten, Marinus van der Lubbe (1909-1934): Eine Biographie (Frankfurt, 1999 [1986])；以及Fritz Tobias, The Reichstag Fire: Legend and Truth (London, 1962)。

55. Mommsen, ‘Van der Lubbes Weg’, 33-42.

56.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part I, vol. II, p. 383.

57. Rudolf Diels, Lucifer ante Portas: Es spricht der erste Chef der Gestapo (Stuttgart, 1950), 192-3.

58. Mommsen, ‘Van der Lubbes Weg’; Karasek, Der Brandstifter; Tobias, The Reichstag Fire。后来，共产党试图证明纳粹党在幕后策划了纵火案，但范德吕伯的口供和相关文件的真实性似乎无懈可击。而且，在用于证明纳粹涉案的文件证据中，发现了大量伪造和篡改的内容。关于举证纳粹应为纵火案负责的材料，参见德国法西斯运动受害者世界委员会（World Committee for the Victims of German Fascism，主席为爱因斯坦）编辑的The Brown Book of the Hitler Terror and the Burning of the Reichstag (London, 1933), 54-142; Walther Hofer and Alexander Bahar (eds.) Der Reichstagsbrand: Eine wissenschaftliche Dokumentation (Freiburg im Breisgau, 1992 [1972, 1978])；指出该书不足之处的是Backes et al., Reichstagsbrand; Karl-Heinz Janssen, ‘Geschichte aus der Dunkelkammer: Kabalen um dem Reichstagsbrand. Eine unvermeidliche Enthüllung’, Die Zeit, 38 (14 September 1979), 45-8; 39 (21 September 1979), 20-24; 40 (28 September 1979), 49-52; 41 (5 October 1979), 57-60；Tobias, The Reichstag Fire，尤其是第59-78页，以及Hans Mommsen, ‘Der Reichstagsbrand und seine politischen Folgen’, VfZ 12 (1964), 351-413。最近有一篇文章认为纳粹党策划了纵火案，其立论是基于以前各种论文中对于紧急处置权与国会纵火法令之间相似性的夸大：见Alexander Bahar and Wilfried Kugel, ‘Der Reichstagsbrand: Neue Aktenfunde entlarven die NS-Täter’,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43 (1995), 823-32，以及Jurgen Schmadeke et al., ‘Der Reichstagsbrand im neuen Licht’,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69 (1999), 603-51。Tobias和Mommsen关于范德吕伯是单独行动的结论，至今依然未被撼动。

59. Diels, Lucifer, 193-5.

60. 出处同上，第180-2页。戈培尔显然已销毁2月最后几天的日记原稿，此事引起那些支持纳粹党纵火论者的怀疑。在篡改过的版本、以“Vom Kaiserhof zur Reichskanzlei”为题发表的日记中，他说出事的那个夜晚，“元首一刻也不曾失去镇静，令人敬佩”（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383）。

61. Diels, Lucifer, 193-5.

62. Karl-Heinz 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I: 1933-1934 (2 vols., Boppard, 1983), I. 123; Ulrich Kolbe, ‘Zum Urteil über die “Reichstagsbrand-Notverordnung” vom 2.8. 2. 1933’,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16 (1965), 359-70;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92。关于居特纳，参见Lothar Gruchmann,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0: Anpassung und Unterwerfung in der Ära Gürtner (Munich, 1988), 70-83。

63. Minuth (ed.),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 128-31; Kolbe, ‘Zum Urteil’, 359-70.

64. Minuth (ed.),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 128-31; Brosza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400-402.

65. Minuth (ed.),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 131.

66. 引用于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 142。近期的分析文章，参见Thomas Reithel and Irene Strenge, ‘Die Reichstagsbrandverordnung: Grundlegung der Diktatur mit den Instrumenten des Weimarer Ausnahmezustandes’, VfZ 48 (2000), 413-60。

67. Jochmann (ed.),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427.

68. Evans, Rituals, 618-24.

69. AT 31,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545（已重新英译）。“突击队”是冲锋队的基本组织单位。

70. Mason, Social Policy, 73-87.

71. Bahne,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693-4, 699-700; Winkler, Der Weg, 876-89; Weber, Die Wandlung, 246; World Committee (ed.), The Brown Book, 184;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101-2。

72. Merson, Communist Resistance, 57; Detlev J. K. Peukert, Die KPD im Widerstand: Verfolgung und Untergrundarbeit an Rhein und Ruhr, 1933 bis 1945 (Wuppertal, 1980), 75-8。另见Horst Duhnke, Die KPD von 1933 bis 1945 (Cologne, 1972), 101-9；同作者的Die KPD und das Ende von Weimar: Das Scheitern einer Politik 1932-1935 (Frankfurt am Main, 1976), 34-42。

73. Diels, Lucifer, 222。另见Hans Bernd Gisevius, To the Bitter End (London, 1948)。

74. ‘Bericht des Obersten Parteigerichts an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Generalfeldmarschall Goring, 13. 2. 1939’, document ND 3063-PS in Der Prozess gegen die Hauptkriegsverbrecber vor dem Internationalen Militärgerichtshof, Nürnberg (Nuremberg, 1949), XXIII. 20-29, at 26.

75. Paul, Aufstand, 111-13.

76. 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156-61.

77.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387 (5 March 1933).

78. 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160是地方选情的一个典型例子。

79. Falter et al., Wahlen, 41, 44; Falter, Hitlers Wähler, 38-9.

80. 出处同上，第40页；关于天主教会，参见Oded Heilbronner, Catholicism,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Countryside: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n South Germany (Ann Arbor, 1998), 239。

81.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101-2.

82. Ulrich Klein, ‘SA-Terror und Bevölkerung in Wuppertal 1933/34’, in Detlev Peukert and Jürgen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Alltags unterm Nationalsozialismus (Wuppertal, 1981), 45-64, at 51.

83. Winkler, Der Weg, 890-91; World Committee (ed.), The Brown Book, 204-5;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56-73.

84. Dieter Rebentisch and Angelika Raab (eds.), Neu-Isenburg zwischen Anpassung und Widerstand; Dokumente über Lebensbedingungen und politisches Verhalten 1933-1934 (Neu-Isenburg, 1978), 79.

85. Gerlinde Grahn, ‘Die Enteignung des Vermögens der Arbeiterbewegung und der politischen Emigration 1933 bis 1945’, 1999: Zeitschrift fiir Sozialgeschichte des 20. und 21. Jahrhunderts, 12 (1997), 13-38;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118.

86. Klein, ‘SA-Terror’, 51-3.

87.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256.

88. 出处同上，第136-8页。

89. Winkler, Der Weg, 888-93, 898-900.

90. 出处同上，第916-18页。

91. 出处同上，第929-32页；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118-19。

92. Harold Marcuse, Legacies of Dachau: The Uses and Abuses of a Concentration Camp, 1933-2001 (Cambridge, 2001), 21-3; Hans-Günter Richardi, Schule der Gewalt: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1933-1934 (Munich, 1983), 48-87，以及Johannes Tuchel, Organisationsgeschichte und Funktion der ‘Inspektion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1933-1938 (Boppard, 1991), 121-58.

93. Bley, Namibia under German Rule, 151, 198; Krüger, Kriegsbewältigung, 138-44; Joachim Zeller, ‘“Wie Vieh wurden Hunderte zu Getriebenen und wie Vieh begraben”: Fotodokumente aus dem deut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n Swakopmund/Namibia 1904-1908’,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49 (2001), 226-43.

94. Marcuse, Legacies of Dachau, 21-2；Tuchel, Organisationsgeschichte, 35-7；Andrej Kaminski, Konzentrationslager 1896 bis heute: Eine Analyse (Stuttgart, 1982), 34-38。关于希特勒或者希姆莱借鉴了苏俄的劳改营形式，并无令人信服的证据（参见Evans, In Hitler's Shadow, 24-46）。

95. 关于集中营属于即兴方案的观点，参见Brosza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400-6。

96.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117.

97. Friedrich Schlotterbeck, The Darker the Night, the Brighter the Stars: A German Worker Remembers (1933-1945) (London, 1947), 22-36。关于纳粹暴力的更多资料，参见Lindenberger and Lüdtke (eds.) Physische Gewalt，以及Bernd Weisbrod, ‘Gewalt in der Politik: Zur politischen Kultur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den beiden Weltkriegen’,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3 (1992), 391-404。

98. 大量案例详见德国法西斯运动受害者世界委员会编辑的The Brown Book, 216-18；扬科夫斯基的案例在第210-11页。另见Diels, Lucifer, 222。

99. Günter Morsch, ‘Oranienburg – Sachsenhausen, Sachsenhausen – Oranienburg’, in Ulrich Herbert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Entwicklung und Struktur (2 vols., Göttingen, 1998), 111-34, at 119.

100. Tuchel, Organisationsgeschichte, 103; Karin Orth, Das System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Hamburg, 1999), 23-6.

101. Bahne,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693-4, 699-700; Winkler, Der Weg, 876-89; Brosza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406-7;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 24-41.

102. Fieberg (ed.) Im Name, 68；德国法西斯运动受害者世界委员会编辑的The Brown Book，332列出了截至6月的500例杀戮案。

103. Domarus, Hitler, I. 263；Mason, Social Policy，76认为希特勒真的担心出现混乱局面；他还写道，纳粹领导层一直知晓暴力事件的性质和发生范围。

104.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III.

105. Rudolf Morsey (ed.), Das ‘Ermächtigungsgesetz’ vom 24. März 1933: Quellen zur Geschichte und Interpretation des ‘Gesetzes zur Bebebung der Not von Volk und Reich’ (Düsseldorf, 1992)，以及Michael Frehse, Ermächtigungsgesetzgebung im Deutschen Reich 1914-1933 (Pfaffenweiler, 1985), 145。

106.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xiii.

107. Klaus-Jürgen Müller, ‘Der Tag von Potsdam und das Verhältnis der preussischdeutschen Militär-Elite zu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Bernhard Kröner (ed.), Potsdam – Stadt, Armee, Residenz in der preussisch-deutschen Militär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1993), 435-49;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 395-7 (22 March 1933); Werner Freitag, ‘Nationale Mythen und kirchliches Heil: Der “Tag von Potsdam”’, Westfällische Forschungen, 41 (1991), 379-430。希特勒的演讲见Domarus, Hitler, I. 272-4。

108. 出处同上，第270页。

109. Bracher, Stufen, 213-36; Hans Schneider, ‘Das Ermächtigungsgesetz vom 24. März 1933’, VfZ I (1953), 197-221, esp. 207-8.

110. Junker,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171-89; 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281-453; Josef Becker, ‘Zentrum und Ermächtigungsgesetz 1933: Dokumentation’ VfZ 9 (1961), 195-210; Rudolf Morsey, ‘Hitlers Verhandlungen mit der Zentrumsführung am 31. Januar 1933’, VfZ 9 (1961), 182-94.

111. Wilhelm Hoegner, Der schwierige Aussenseiter: Erinnerungen eines Abgeordneten, Emigranten und Ministerpräsidenten (Munich, 1959), 92.

112. Becker, ‘Zentrum und Ermächtigungsgesetz 1933’; Konrad Repgen, ‘Zur vatikanischen Strategie beim Reichskonkordat’, VfZ 31 (1983), 506-35; Brüning, Memoiren, 655-57; Domarus, Hitler, I. 275-85.

113. Winkler, Der Weg, 901-6; Hans J. L. Adolph, Otto Wels und die Politik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34-1939: Einepolitische Biographie (Berlin, 1971), 262-4; Willy Brandt, Erinnerungen (Frankfurt am Main, 1989), 96; Hoegner, Der Schwierige Aussenseiter, 93.

114.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117 and n。把《授权法》置于魏玛共和国之授权法立法程序的语境中进行论述，参见Jörg Biesemann, Das Ermächtigungsgesetz als Grundlage der Gesetzgebung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Ein Beitrag zur Stellung des Gesetzes in d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1919- 1945 (Münster, 1992. [1985])。

115. Matthias,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176-80；Winkler, Der Weg, 867-98; Schu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Gewerkschaftsbewegung; Hannes Heer, Burgfrieden oder Klassenkampf: Zur Politik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Gewerkschaften 1930-1933 (Neuwied, 1971)，对工会领导层颇多批评；Bernd Martin, ‘Die deutschen Gewerkschaften un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übernahme’,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36 (1985), 605-31; Henryk Skzrypczak, ‘Das Ende der Gewerkschaften’, in Wolfgang Michalka (e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Paderborn, 1984), 97-110。

116. 国家社会主义工厂车间组织的德文是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triebszellenorganisation。

117. Winkler, Der Weg, 898-909; Gunther Mai,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triebszellen-Organisation: Zum Verhältnis von Arbeiterschaft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VfZ 31 (1983), 573-613.

118.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76-106，引语出自第89页；Winkler, Der Weg, 898-909; Herbs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68-70。

119. Wieland Elfferding, ‘Von der proletarischen Masse zum Kriegsvolk: Massenaufmarsch und Öffentlichkeit im deutschen Faschismus am Beispiel des I. Mai 1933’, in Neue Gesellschaft für bildende Kunst (ed.), Inszenierung der Macht: Ästhetische Faszination im Faschismus (Berlin, 1987), 17-50.

120. Peter Jahn (ed.), Die Gewerkschaften in der Endphase der Republik 1930-1933 (Cologne, 1988), 888-92, 897-8, 916.

121. Dieter Fricke, Kleine Geschichte des Ersten Mai: Die Maifeier in der deutschen und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bewegung (Berlin, 1980), 224-9; Fritzsche, Germans, 215-35.

122. Goebbels, Vom Kaiserhof, 299，以及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408（1933年4月17日）。

123. Winkler, Der Weg, 909-29; Michael Schneider, A Brief History of the German Trade Unions (Bonn, 1991 [1989]), 204-10.

124.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416 (3 May 1933).

125. Winkler, Der Weg, 929-32; Grahn, ‘Die Enteignung’; Beate Dapper and Hans-Peter Rouette, ‘Zum Ermittelungsverfahren gegen Leipart und Genossen wegen Untreue vom 9. Mai 1933’,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20 (1984), 509-35;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107-17.

126. Winkler, Der Weg, 931-40; Matthias,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 Die Ende, 168-75, 166-75；关于普菲尔夫的自杀，见第254页 n. 6；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120。

127. Fröhlich (ed.) Die Tagehücher I/II. 437（1933年6月23日）。

128. Schüler, Auf der Flucht erschossen, 241-8.

129. 详见Max Klinger（Curt Geyer的笔名）, Volk in Ketten (Karlsbad, 1934)，尤其是第96-7页；Winkler, Der Weg, 943-7；Franz Osterroth and Dieter Schuster, Chronik der deutscben Sozialdemokratie (Hanover, 1963), 381页；文件参见Erich Matthias, ‘Der Untergang der Sozialdemokratie 1933’, VfZ 4 (1956), 179-116，评论在第250-86页；关于柏林市及其郊区的情况，参见Reinhard Rürup (ed.) Topographie des Terrors: Gestapo, SS und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auf dem ‘PrinzAlbert-Gelände’: Eine Dokumentation (Berlin, 1987)，以及Hans-Norbert Burkert et al., ‘Machtergreifung’ Berlin 1933: Stätten der Geschichte Berlins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m Pädagogischen Zentrum Berlin (Berlin, 1982), 20-94。

130.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41, 117-118; Paul Lobe, Der Weg war lang: Lebenserinnerungen von Paul Löbe (Berlin, 1954 [1950]), 221-9.

131. Beth A. Griech-Polelle, Bishop von Galen: German Catholic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New Haven, 2002), 9-18.

132. 出处同上，第31-2页；Richard 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Nazi Conceptions of Christianity, 1919-1945 (New York, 2003), 51-85。

133. Hans Müller (ed.), Katholische 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 1930-1935 (Munich, 1963), 79.

134. Thomas Fandel, ‘Konfessional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Olaf Blaschke (ed.), Konfessionen im Konflikt: Deutschland zwischen 1800 und 1970: Ein zweites konfessionelles Zeitalter (Göttingen, 2002), 199-334, at 314-15; Günther Lewy,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64), 94-112.

135. Müller, Katholische Kirche, 168；更全面的论述，参见Scholder, The Churches。

136. 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383-6，引自Kölnische Volkszeitung on 12 May 1933。

137. Brosza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409-11.

138. Lewy, The Catholic Church, 45-79.

139. 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387-411; Lewy, The Catholic Church, 7-93.

140. Griech-Polelle, Bishop von Galen, 45-6, 137-9.

141. Morsey, ‘Die Deutsche Staat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55-72；Jones, German Liberalism, 462-75（还有关于人民党的情况）。

142. Hans Booms, ‘Die Deutsche Volk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521-39.

143. Hiller von Gaertringen,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576-99; Larry Eugene Jones, ‘“The Greatest Stupidity of My Life”: Alfred Hugenber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Hitler Cabine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7 (1992), 63-87；胡根贝格的辞呈以及其他文件，参见Anton Ritthaler, ‘Eine Etappe auf Hitlers Weg zur ungeteilten Macht: Hugenbergs Riicktritt als Reichsminister’, VfZ 8 (1960), 193-219。

144. Hiller von Gaertringen,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599-603.

145. 出处同上，第607-15页。

146. Berghahn, Der Stahlhelm, 253-70;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121.

147. Hiller von Gaertringen,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603-7;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120-21; Berghahn, Der Stahlhelm, 268-74, 286.

148.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440 (28 June 1933).

149. Hans-Georg Stümke, Homosexuelle in Deutschland: Eine politische Geschichte (Munich, 1989).

150. 目击者的叙述，收录于Hans-Georg Stümke and Rudi Finkler, Rosa Winkel, Rosa Listen: Homosexuelle und ‘Gesundes Volksempfinden’ von Auschwitz bis heute (Hamburg, 1981), 163-66，被译成英文并引用于Burleigh and Wippermann, The Racial State第189-90页，另见Burkhard Jellonek, Homosexuelle unter dem Hakenkreuz: Verfolgung von Homosexuellen im Dritten Reich (Paderborn, 1990)。个人证言，收录于Richard Plant, The Pink Triangle: The Nazi War against Homosexuals (Edinburgh, 1987)。

151. Wolff, Magnus Hirschfeld, 414.

152. Grossmann, Reforming Sex, 149-50; Gaby Zürn, ‘“Von der Herbertstrasse nach Auschwitz”’, in Angelika Ebbinghaus (ed.), Opfer und Täterinnen: Frauenbiographi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Nördlingen, 1987), 91-101, at 93; Annette F. Timm, ‘The Ambivalent Outsider: Prostitution, Promiscuity, and VD Control in Nazi Berlin’, in Gellately and Stoltzfus (eds.), Social Outsiders, 192-211; Christl Wickert, Helene Stöcker 1869-1943: Frauenrechtlerin, Sexualreformerin und Pazifistin. Eine Biographie (Bonn, 1991), 135-40；综述参见Gabriele Czarnowski, Das kontrollierte Paar: Ehe- und Sexualpolitik im Nationalsozialismus (Weinheim, 1991)。

153. Grossmann, Reforming Sex, 136-61.

154. Hong, Welfare, 261-5；Burleigh, Death and Deliverance, 11-42；Jochen-Christoph Kaiser et al. (eds.) Eugenik, Sterilisation, ‘Euthanasie’: Politische Biologie in Deutschland 1893-1945 (Berlin, 1992), 100-102；同一作者的Sozialer Protestantismus im 20. Jahrbundert: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Inneren Mission 1914-1945 (Munich, 1989)。

155. Ayass, ‘Asozial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57-60.

156. Elizabeth Harvey, Youth Welfare and the State in Weimar Germany (Oxford, 1993), 274-8; Ayass, ‘Asoziale’ in Nazionalsozialismus, 13-23，同一作者的‘Vagrants and Beggars’, 211-17；另见Marcus Gräser, Der blockierte Wohlfahrtsstaat: Unterschichtjugend und Jugendfürsorg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Göttingen, 1995), 216-30。

157. Wagner, Volksgemeinschaft, 193-213.

158. Patrick Wagner, Hitlers Kriminalisten: Die deutsche Kriminalpolixei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Munich, 2002), 57-8.

159. Nikolaus Wachsmann, ‘From Indefinite Confinement to Extermination: “Habitual Criminals” in the Third Reich’, in Gellately and Stoltzfus (eds.) Social Outsider, 165-91；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第2章。

160. Robert N. Proctor, Racial Hygiene: Medicine under the Nazis (Cambridge, Mass., 1988), 101.

161. Crew, Germans on Welfare, 208-12.

162. Brosza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409-11.

163. Caplan, Government, 139-41.

164.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26-31.

165. 引用于Hans Mommsen, Beamtentum im Dritten Reich: Mit ausgewählten Quell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eamtenpolitik (Stuttgart, 1966), 162。

166.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254；Jürgen W. Falter, ‘“Die Märzgefallenen” von 1933: Neue Forschungsergebnisse zum sozialen Wandel innerhalb der NSDAPMITGLIEDSCHAFT während der Machtergreifungsphas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4 (1998), 595-616, at 616.

167. Caplan, Government, 143-7; Bracher, Stufen, 244.

168. Bracher, Stufen, 245-6; Fieberg (ed.), Im Namen, 87-94; Lothar Gruchmann, ‘Die Überleitung der Justizverwaltung auf das Reich 1933-1935’, in Vom Reichsjustizamt zum 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Festschrift zum hundertjährigen Gründungstag des Reichsjustizamts (Cologne, 1977) and Horst Göppinger, Juristen jüdischer Abstammung im ‘Dritten Reich’: Entrechtung und Verfolgung (Munich, 1990 [1963]), 183-373.

169. Fieberg (ed.), Im Namen, 76-9, 272; Lothar Gruchmann, ‘Die Überteitung’, in Vom Reichsjustizamt zum 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119-60.

170. Bracher, Stufen, 264-7; Hayes, Industry and Ideology, 85-9.

171. Evans, The Feminist Movement, 255-60.

172. 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218-32.

173. Haffner, Defying Hitler, 111, 114.

第六章　希特勒的文化革命

1. Josef Wulf, Musik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31; Fritz Busch, Aus dem Leben eines Musikers (Zurich, 1949), 188-209; Levi, Music, 42-3; World Committee (ed.), The Brown Book, 180.

2. Michael H. Kater, The Twisted Muse: Musicians and their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7), 120-24更正了布施回忆录中的叙述。关于纳粹党在萨克森州的夺权，参见Szejnmann, Nazism, 33-4。

3. Gerhard Splitt, Richard Strauss 1933-1935: Aesthetik und Musikpolitik zu Begin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Pfaffenweiler, 1987), 42-59; Bruno Walter, Theme and Variations: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1966), 295-300; Brigitte Hamann, Winifred Wagner oder Hitlers Bayreuth (Munich, 2002), 117-56.

4. Peter Heyworth, Otto Klemperer: His Life and Times, I: 1885-1933 (Cambridge, 1983), 413, 415.

5. Levi, Music, 44-5；Christopher Hailey, Franz Schreker, 1878-1934: A Cultural Biography (Cambridge, 1993), 273, 288；由于不断受到反犹骚扰，施雷克已于1932年辞去柏林音乐学院总监的职务。

6. Wulf, Musik，28转载的汉堡爱乐协会1933年4月6日致德意志文化斗争同盟柏林分部（Kampfbund für deutsche Kultur, Gruppe Berlin）的信。

7. Levi, Music, 39-41, 86, 107；参见综述Reinhold Brinkmann and Christoph Wolff (eds.) Driven into Paradise: The Music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1999)。

8. Kater, The Twisted Muse, 89-91, 120；另见Michael Meyer, The Politics of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1), 19-26。

9. David Welch, The Third Reich: Politics and Propaganda (2nd edn., London, 2002 [1993]), 172-82, at 173-4.

10. Minuth (ed.) Die Regierung Hitler, I. 193-5。见Wolfram Werner, ‘Zur Geschichte des Reichsministeriums für Volksaufklärung und Propaganda und zur Überlieferung’，收录于同作者编辑的Findbücher zu Beständen des Bundesarchivs, XV: Reichsministerium für Volksaufklärung und Propaganda (Koblenz, 1979)。

11. 关于戈培尔被普遍视为“社会主义者”，可参阅Jochmann (ed.)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407-8。

12. 1933年3月15日演讲，引用于Welch, The Third Reich, 174-5；1932年关于设立宣传部的讨论，参见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113-14, 393（1933年3月15日）。

13. Frohlich, ‘Joseph Goebbels’,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55.

14. Völkischer Beobachter，1933年3月23日，译成英文并引用于Welch, The Third Reich, 22-3。

15. 引用于Reuth, Goebbels, 269。

16. 引用于Welch, The Third Reich, 175。

17. 引用于同上，第176页。

18. Reuth, Goebbels, 271;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388（1933年3月6日），393（1933年3月13日），395-7（1933年3月22日）；Ansgar Diller, Rundfunk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80), 89; Zbynek A.B. Zeman, Nazi Propaganda (2nd edn., Oxford, 1973 [1964]), 40。关于宣传部的组织结构，参见Welch, The Third Reich, 29-31。

19. West, The Visual Arts, 183-4，引语也出自此处。

20. Levi, Music, 246 n.5.

21. Fred K. Prieberg, Trial of Strength: Wilhelm Furtwängler and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1), 166-9引用了已出版和未出版的通信和备忘录。关于富特文格勒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参见Michael Tanner (ed.) Wilhelm Furtwängler, Notebooks 1924-1945 (London, 1989)。

22. 关于富特文格勒的人生与观点，参见Prieberg, Trial of Strength全书各处；对此书的保留意见，参见Evans, Rereading, 187-93。

23. 这番交流转载于Wulf, Musik, 81-2。马克斯·赖因哈特（Max Reinhardt）是著名的戏剧导演。

24. Levi, Music, 199-201.

25. Berliner Lokal-Anzeiger，1933年4月11日，转载于Wulf, Musik, 82-3。

26. Levi, Music, 198-202; Peter Cossé, ‘Die Geschichte’, in Paul Badde et al. (eds.), Das Berliner Philharmonische Orchester (Stuttgart, 1987), 10-17.

27. Kater, Different Drummers, 29-33.

28. 出处同上，第47-110页。

29. Jelavich, Berlin Cabaret, 228-258；《赫尔曼》在第229页。

30. Volker Kühn (ed.), Deutschlands Erwachen: Kabarett unterm Hakenkreuz 1933-1945 (Weinheim, 1989), 335；综述参见Christian Goeschel, ‘Methodische Überleg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Selbsttöt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ans Medick (ed.) Selbsttötung als kulturelle Praxis (Berlin, 2004)。

31. Josef Wulf, Theater und Film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4), 265-306.

32. David Thomson, The New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Film (4th edn., 2002 [1975])。玛琳·黛德丽的一些传记以及她的自传称，她出于政治原因而离开德国，并且希特勒曾亲自介入劝她回国。对于这种说法，大可存疑。

33. David Welch, ‘Propaganda and the German Cinema 1933-1945’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London University, 1979), appendix I.

34. Birgit Bernard, ‘“Gleichschaltung” im Westdeutschen Rundfunk 1933/34’, in Dieter Breuer and Gertrude Cepl-Kaufmann (eds.), Modern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m Rheinland (Paderborn, 1997), 301-10; Jochen Klepper, Unter dem Schatten deiner Fliigel: Aus den Tagebüchern der Jahre 1932-1942 (Stuttgart, 1956), 46, 65; Josef Wulf, Presse und Funk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4), 277-9, 280-84.

35. Fulda, ‘Press and Politics’, 231-3, 241-2.

36. Welch, The Third Reich, 46页；法律文本参见Wulf, Presse und Funk, 72-3页。

37. 出处同上，第19-38页。

38. Welch, The Third Reich, 43-8.

39. Grossmann, Ossietzky, 224-74.

40. 出处同上，第267页；Chris Hirte, Erich Mühsam: ‘Ihr seht mich nicht feige’. Biografie (Berlin, 1985), 431-50。关于他死于谋杀还是自杀，说法不一；前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41. Dieter Distl, Ernst Toller: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Schrobenhausen, 1993), 146-78.

42. Kelly, All Quiet, 39-56.

43. Inge Jens (ed.) Thomas Mann an Ernst Bertram: Briefe aus den Jahren 1910-1955 (Pfullingen, 1960), 178（1933年11月18日信件）以及Robert Faesi (ed.) Thomas Mann-Robert Faesi: Briefwechsel (Zurich, 1962), 23（托马斯·曼1933年6月28日致Faesi的信）；Klaus Harpprecht, Thomas Mann: Eine Biographie (Reinbek, 1995), 707-50；Kurt Sontheimer, ‘Thomas Mann als politischer Schriftsteller’, VfZ 6 (1958), 1-44；Josef Wulf, Literatur und Dichtung im Dritten Reich :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24。

44. Ritchie, German Literature, 187-99；Wulf, Literatur，见全书各处。

45. Robert E. Norton, Secret Germany: Stefan George and His Circle (Ithaca, NY, 2002) 目前是关于斯特凡·格奥尔格的权威传记。恩斯特·容格尔传记，参见Paul Noack, Ernst Junger: Eine Biographie (Berlin, 1998), 121-51。

46. 引用于Wulf, Literatur, 132；另见Ritchie, German Literature, 9-10, 48-9, 111-32。

47. Frederic Spotts, Hitler and the Power of Aesthetics (London, 2002), 152；引语及其上下文，参见West, The Visual Arts, 183-4；Hitler, Mein Kampf, 235。

48. Rosamunde Neugebauer, ‘“Christus mit der Gasmaske” von George Grosz, oder: Wieviel Satire konnten Kirche und Staat in Deutschland um 1930 ertragen?’, in Maria Rüger (ed.), Kunst und Kunstkritik der dreissiger Jahre : Standpunkte zu künstlerischen und ästhetischen Prozessen und Kontroversen (Dresden, 1990), 156-65.

49. Josef 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49-51.

50. Peter Adam, Art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2), 59.

51. Jonathan Petropoulos, The Faustian Bargain: The Art World in Nazi Germany (London, 2000), 217页。另见Brandon Taylor and Wilfried van der Will (eds.) The Nazification of Art: Art, Design, Music, Architecture and Film in the Third Reich (Winchester, 1990)。

52. Spotts, Hitler, 153-5.

53. Petropoulos, The Faustian Bargain, 14-16.

54. Adam, Arts, 49-50; 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36; Günter Busch, Max Liebermann: Maler, Zeichner, Graphiker (Frankfurt am Main, 1986), 146; Peter Paret, An Artist against the Third Reich: Ernst Barlach 1933-1938 (Cambridge, 2003), 77-92。利伯曼的葬礼是在政治警察的严密监视下举行的（Petropoulos, The Faustian Bargain, 217）。

55. Sean Rainbird (ed.), Max Beckmann (London, 2003), 157-64, 273-4; Adam, Arts, 53; Petropoulos, The Faustian Bargain, 216-21.

56. 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39-45; Koehler, ‘The Bauhaus’, 292-3; Igor Golomstock, Totalitarian Art in the Soviet Union, Third Reich, Fascist Ital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 1990), 21; West, The Visual Arts, 83-133.

57. Ritchie, German Literature, 187.

58. 出处同上，第189页；Harpprecht, Thomas Mann, 722-50。

59. Ritchie, German Literature，第58-61页；Lothar Gall, Bürgertum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89)第466页是关于巴塞曼及其家庭的综述。约斯特很快被任命为剧院的联合导演。参见Boguslaw Drewniak, Das Theater im NSStaat: Szenarium deutscher Zeitgeschichte 1933-1945 (Düsseldorf, 1983), 46-7；综论参见Glen W. Gadberry (ed.) Theatre in the Third Reich, the Prewar Years: Essays on Theatre in Nazi Germany (Westport, Conn., 1995)以及John London (ed.) Theatre under the Nazis (Manchester, 2000)。

60. Ritchie, German Literature, 58-61; ‘Wenn ich Kultur höre, entsichere ich meinen Browning’ (Wulf, Literatur, 113).

61. Knowles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418，引语在第17页；德国法西斯运动受害者世界委员会编辑的The Brown Book, 160-93首次详细记录了“毁灭文化的战争”。

62. Hugo Ott, Martin Heidegger: A Political Life (London, 1993), 13-139.

63. 出处同上，第140-48页。

64. Martin Heidegger, 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Rede, gehalten bei der feierlichen Übernahme des Rektorats der Universität Freiburg i. Br. am 27.5.1933 (Breslau, 1934), 5, 7,14-15. 22.

65. Hans Sluga, Heidegger's Crisis: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Nazi Germany (Cambridge, Mass., 1993), 1-4; Guido Schneeberger, Nachlese zu Heidegger: Dokumente zu seinem Leben und Denken (Berne, 1962), 49-57。另见传记Rüdíger Safranski,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Heidegger und seine Zeit (Munich, 1994)。

66. Ott, Martin Heidegger, 169, 198-9.

67. 出处同上，第185页。

68. 所有学科中仅有一位教授参加了胡塞尔的葬礼，即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参见Cornelissen, Gerhard Ritter, 239。

69. Ott, Martin Heidegger，引语在第164页；作者在第165-6页讨论了海德格尔的现代崇拜者们极力为其观点开脱的诡辩之辞。Bernd Martin (ed.) Martin Heidegger und das ‘Dritte Reich’ Ein Kompendium (Darmstadt, 1989)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研究论文集。

70. Remy, The Heidelberg Myth, 14.

71. Ott, Martin Heidegger, 235-351.

72.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249-250；两部关于当地大学情况的研究佳作，见Uwe Dietrich Adam, Hochschul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Universität Tühingen im Dritten Reich (Tübingen, 1977)，以及Notker Hammerstein, Die 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ät: Von der Stiftungsuniversität zur staatlichen Hochschule (2 vols., Neuwied, 1989) I. 171-211。

73. Klaus Fischer, ‘Der quantitative Beitrag der nach 1933 emigrierten Naturwissenschaftler zur deutschsprachigen physikalischen Forschung’, Bericht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11 (1988), 83-104稍微修改了以下作品中较高的数字：Alan D. Beyerchen, Scientists under Hitler: Politics and the Physics Community in the Third Reich (New Haven, 1977), 43-7，以及Norbert Schnappacher, ‘Das Mathematische Institut der Universität Göttingen’，和Alf Rosenow, ‘Die Göttinger Physik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两文均收录于Heinrich Becker et al. (eds.) Die Universität Göttingen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Das verdrängte Kapitel ihrer 250 jährigen Geschichte (Munich, 1987), 345-73, 374-409。

74. Ute Deichmann, Biologists under Hitler (Cambridge, Mass., 1996 [1992.]), 26.

75. Beyerchen, Scientists, 43.

76. Max Born (ed.), The Born-Einstein Letter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lbert Einstein and Max and Hedwig Born from 1916 to 1955 (London, 1971), 113-14.

77. Fritz Stern, Dreams and Delusions: The Drama of German History (New York, 1987), 51-76 (‘Fritz Haber: The Scientist in Power and in Exile’); Margit Szöllösi-Janze, Fritz Haber 1868-1934: Eine Biographie (Munich, 1998), 643-91.

78. Max Planck, ‘Mein Besuch bei Hitler’, Physikalische Blätter, 3 (1947), 143; Fritz Stern, Einstein's German World (London, 2000 [1999]), 34-58.

79. Remy, The Heidelberg Myth, 17-18。综述参见Fritz Köhler, ‘Zur Vertreibung humanistischer Gelehrter 1933/34’,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II (1966), 696-707。

80. Beyerchen, Scientists, 15-17, 63-4, 199-210.

81. Remy, The Heidelberg Myth, 24-9；另见Christian Jansen, Professoren und Politik: Politisches Denken und Handeln der Heidelberger Hochschullehrer 1914-1935 (Göttingen, 1992)。

82. 引用于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252。

83. 出处同上，II. 第250页；Turner, German Big Business, 337。

84. Remy, The Heidelberg Myth, 20.

85. 出处同上，第31页。

86. Grüttner, Studenten, 71-4.

87. 出处同上，第81-6页。

88. Axel Friedrichs (e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 1933 (Dokumente der deutschen Politik, I, Berlin, 1933), 277;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419 (11 May 1933).

89. 各种版本收录于Gerhard Sauder (ed.) Die Bücherverbrennung: Zum 10. Mai 1933 (Munich, 1983), 89-95。

90. Clemens Zimmermann, ‘Die Bücherverbrennung am 17. Mai 1933 in Heidelberg: Studenten und Politik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Joachim-Felix Leonhard (ed.), Bücherverbrennung. Zensur, Verbot, Vernichtung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eidelberg (Heidelberg, 1983), 55-84.

91. Wolfgang Strätz, ‘Die studentische “Aktion wider den undeutschen Geist”’, VfZ 16 (1968), 347-72（错误地把此行动归因于宣传部）；Jan-Pieter Barbian, Literatur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Institutionen, Kompetenzen, Betätigungsfelder (Frankfurt am Main, 1993), 54-60, 128-42；Hildegard Brenner, Die Kunstpolitik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1963), 186。

92. Leonidas E. Hill, ‘The Nazi Attack on “Un-German” Literature, 1933-1945’, in Jonathan Rose (ed.) The Holocaust and the Book (Amherst, Mass., 2001), 9-46；Sauder (ed.) Die Bücherverbrennung, 9-16；另见Anselm Faust, ‘Die Hochschulen und der “undeutsche Geist”: Die Bücherverbrennung am 10. Mai 1933 und ihr Vorgeschichte’, in Horst Denkler and Eberhard Lämmert (eds.) ‘Das war ein Vorspiel nur...’: Berliner Kolloquium zur Literatur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85), 31-50；Grüttner, Studenten, 75-77指出，学生会的档案中没有发现来自宣传部的指令，戈培尔日记中也没有说自己策划了此次焚书行动。

93. Rebentisch and Raab (eds.), Neu-Isenburg, 86-7.

94. 关于瓦尔特堡事件，参见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I. 334-6；海涅在瓦尔特堡事件之后所写的这句名言在他出版于1823年的诗集《阿尔曼索》（Almansor, 245，引用于Knowles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 368，也收录于其他许多名言集。火刑当时仍然在普鲁士州用于处决纵火杀人犯，最后一次使用是在1812年的柏林（Evans, Rituals, 213-14）。

95. Michael Wildt, ‘Violence against Jews in Germany, 1933-1939’, in David Bankier (ed.) Probing the Depths of German Antisemitism: German Society an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1933-1941 (Jerusalem, 2000), 181-209, at 181-2; Saul 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The Years of Persecution 1933-1939 (London, 1997), 107-10; Walter, Antisemitische Kriminalität, 236-43。当时的文献档案，参见Comité des Delegations Juives (ed.), Das Schwarzbuch: Tatsachen und Dokumente. Die Lage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3 (Paris, 1934)。综述参见Shulamit Volkov, ‘Antisemitism as a Cultural Code: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Antisemitism in Imperial Germany’, Year Book of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23 (1978), 25-46。

96.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26-30.

97. Gruchmann, Justiz, 126;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43-4.

98. Haffner, Defying Hitler, 125.

99. Halbmonatsbericht des Regierungspräsidenten von Niederbayern und der Oberpfalz, 30. 3. 1933,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 432.

100.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41-2.

101. World Committee (ed.), The Brown Book, 237，关于迫害犹太人的综述，见第222-69页。

102.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17-18.

103. Minuth (ed.), Die Regierung Hitler, I. 270-71;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44-6.

104.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398 (27 March 1933).

105. Moshe R. Gottlieb, American Anti-Nazi Resistance, 1933-1941: An Historical Analysis (New York, 1982), 15-24; Deborah E. Lipstadt, Beyond Belief: The American Press and the Coming of the Holocaust, 1933-1945 (New York, 1986).

106.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398-401; Reuth, Goebbels, 281;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9-10.

107.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36-9; more generally, Avraham Barkai, From Boycott to Annihilation: The Economic Struggle of German Jews, 1933-1945 (Hanover, NH, 1989), 17-25; Helmut Genschel, Die Verdrängung der Juden aus der Wirtschaft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66), 47-70.

108.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21-2;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 433-5;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10.

109.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24-5; Haffner, Defying Hitler, 131-3.

110.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39-41.

111.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26-31.

112.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46.

113.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41-5.

114.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35-7.

115. 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218-22.

116. Konrad Kwiet and Helmut Eschwege, Selbstbehauptung und Widerstand: Deutsche Juden im Kampf um Existenz und Menschenwürde 1933-1945 (Hamburg, 1984), 50-56.

117.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5-9；同一作者的Tagebücher 1933-1934 (Ich will Zeugnis ablegen bis zum Letzten), I (Berlin, 1999 [1995]), 6-15。本书所参考的德文版平装本中的有些材料，不见于该书的英文版。

118. Norbert Frei, ‘“Machtergreifung”: Anmerkungen zu einem historischen Begriff’, VfZ 31 (1983), 136-45。“夺权”一词实际上是因Bracher、Schulz和Sauer的大部头著作《纳粹夺权》（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而被广泛使用；但是从这部巨著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夺权”概念所涵盖的时间范围是从1933年1月30日之后至同年的夏末。

119. “权力真空”是Bracher的经典著作Die Auflösung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120. 见Turner, Hitler's Thirty Days, 172-6的有趣推测；在我看来，这些推测低估了德国军官团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也低估了军官团重新“谋求德国的世界霸权”的欲望，这是它在20世纪初曾强烈支持的事业；然而进行历史假设时，我们只能完全借助猜测，因此无从判断我的推测是否比Turner的有道理。关于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参见Richard J. Evans, ‘Telling It Like It Wasn't’, BBC History Magazine, 3 (2002), no. 12, 22-5。

121. Volker Rittberger (ed.), 1933: Wie die Republik der Diktatur erlag (Stuttgart, 1983), esp. 217-21; Martin Blinkhorn, Fascists and Conservatives: The Radical Right and the Establish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London, 1990); idem, Fascism and the Right in Europe 1919-1945 (London, 2000); Payne, A History of Fascism, 14-19.

122. Paul, Aufstand, 255-63; Richard Bessel, ‘Violence as Propaganda: The Role of the Storm Troopers in the Rise of National Socialism’, in Thomas Childers (ed.), The Formation of the Nazi Constituency, 1919-1933 (London, 1986), 1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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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 Schein der Normalität: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24 bis 1930 (Bonn, 1985).

——, 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30 bis 1933 (Bonn, 1987).

——, Weimar 1918-1933: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Munich,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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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eratur und Dichtung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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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译丛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著

003　断臂上的花朵：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 著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著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0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2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卡蒂·马顿 著

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7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英］劳伦斯·里斯 著

018　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

［日］小熊英二 著

019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20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

［英］尤金·罗根 著

021　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22　战争、枪炮与选票

［英］保罗·科利尔 著

023　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美］弗里茨·斯特恩 著

024　创造日本：1853—1964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25　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26　日本之镜 : 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27　教宗与墨索里尼：庇护十一世与法西斯崛起秘史

［美］大卫·I. 科泽 著

028　明治天皇：1852—1912

［美］唐纳德·基恩 著

029　八月炮火

［美］巴巴拉·W. 塔奇曼 著

030　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

［英］拉纳·达斯古普塔 著

031　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

［美］伊娃·霍夫曼 著

032　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33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著

034　不敢懈怠：曼德拉的总统岁月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曼迪拉·兰加 著

035　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

［美］巴巴拉·W. 塔奇曼 著

036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

［日］鹤见俊辅 著

037　印尼Etc.：众神遗落的珍珠

［美］伊丽莎白·皮萨尼 著

038　第三帝国的到来

［英］理查德·J.埃文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权的第三帝国 /（英）理查德·J. 埃文斯（Richard J. Evans）著；哲理庐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11（2020.5重印）

ISBN 978-7-5108-8629-4

Ⅰ．①当… Ⅱ．①理… ②哲… Ⅲ．①德意志第三帝国－史料 Ⅳ．①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89345号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by Richard J. Evans

Copyright © 2005, Richard J. Evan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7158

地图审图号：GS（2019）4144号

当权的第三帝国

作　　者　［英］理查德·J. 埃文斯 著；哲理庐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965毫米×635毫米　16开

印　　张　62

插　　图　41幅

字　　数　823千

版　　次　2020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5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8629-4

定　　价　179.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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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目录

序言

序幕

第一章 警察国家

第一节 “长刀之夜”

第二节 镇压和反抗

第三节 “人民公敌”

第四节 恐怖手腕

第二章 精神动员

第一节 启蒙人民

第二节 为德国而写作

第三节 视角问题

第四节 从不协到协和

第三章 灵魂改造

第一节 信仰问题

第二节 天主教徒和异教徒

第三节 青年就是未来

第四节 “反智斗争”

第四章 繁荣和掠夺

第一节 “战胜失业”

第二节 商业、政治和战争

第三节 经济的雅利安化

第四节 分赃

第五章 建立人民共同体

第一节 血与土

第二节 中产阶级的命运

第三节 驯服无产阶级

第四节 承诺与现实

第六章 走向种族乌托邦

第一节 以科学精神的名义

第二节 纽伦堡法案

第三节 “犹太人必须滚出欧洲”

第四节 碎玻璃之夜

第七章 通向战争之路

第一节 从弱小到强大

第二节 建立大德意志

第三节 强取捷克斯洛伐克

第四节 进军东方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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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M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献给马修和尼古拉斯

图片列表与版权信息

1. 希特勒于五一劳动节在滕珀尔霍夫广场讲话（柏林，1935年）

2. 褐衫军领袖恩斯特·罗姆坐在书桌旁边（1933年）

3. 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柏林—万塞的警察射击场（1934年）

4. 希特勒在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上向治安警察方阵敬礼（1937年9月）

5. 党卫队保安处头目赖因哈德·海德里希

6. 弗洛森比格集中营的囚犯

7. 莱妮·里芬施塔尔在拍摄电影《意志的胜利》（纽伦堡纳粹党集会，1934年）

8. 人民收音机的广告

9. 演员埃米尔·雅宁斯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萨尔茨堡音乐和戏剧节，1938年）

10. 恩斯特·巴拉赫的马格德堡战争纪念雕塑（1929年）

11. 阿尔诺·布雷克尔的雕塑《就绪》（德意志艺术大展，1938年）

12. 阿尔伯特·施佩尔为1937年巴黎世博会设计的德国展览馆

13. “堕落音乐展”中的小册子封面

14. 教宗府总管卡恰·多米尼奥尼蒙席，蒙席准备带赫尔曼·戈林去和教宗庇护十一世会谈（1933年4月12日）

15. 呼吁父母让子女脱离教会教育的海报

16. 小学课堂上的孩子（1939年）

17. 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1935年8月3日）

18. 海报让德国所有年轻人都加入希特勒青年团（1936年）

19. 希特勒青年团的营地（纽伦堡，1934年8月8日）

20. 30年代的高速公路桥

21. 纳粹总工程师弗里茨·托特在西墙防御工事处犒劳工人

22. 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的广告（1936年）

23. 一对年轻的德国夫妇开着大众甲壳虫，“力量来自快乐汽车”

24.《傻大个》杂志的漫画，宣传德国脆弱的防御能力（1934年3月11日）

25. 一家人在吃义务性的周日炖菜（学校读物，1939年）

26. 赫尔曼·戈林乡村狩猎山庄卡琳宫的大厅

27. 农民家庭生活的理想：“丰收”。卡尔·亚历山大·弗吕格尔创作，（德意志艺术展览，1938年）。

28. 巴伐利亚彭茨贝格的煤矿工人故意按照错误的方式行纳粹礼

29. 1935年的一张海报展示，如果要把精神病人养在精神病院，每个健康的人要分摊的开销

30. 1933年的宣传画，意在督促德国人要更多的孩子

31. 犯有“种族玷污罪”的一对伴侣游街

32. 吉卜赛营地里面的种族研究（1933年）

33. “犹太人进入后果自负！”通往巴伐利亚泰根湖附近的罗塔—埃格尔恩道路上的标语（1935年）

34. “碎玻璃之夜”大迫害之后的清晨（柏林，1938年11月10日）

35. 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和马丁·博尔曼（柏林，1935年）

36. 萨尔兰公投之后，在密密麻麻的纳粹卐字标记下面行纳粹礼的儿童（1935年）

37. 莱茵兰人迎接1936年3月7日进入非军事区的德国军队

38. 希洪港的秃鹰军团成员离开西班牙返回德国（1939年6月3日）

39. 一名德国士兵在奥地利受到欢迎（1938年3月21日）

40. 图39的另一面：维也纳犹太人被强迫清理路面上支持奥地利的涂鸦（1938年3月）

41. 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为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握手（1939年8月24日）

书中图片版权所有信息如下：

2、5、7、17、19、21、36、38、39：版权©科比斯图片社Corbis；

3、4、9、14、35、37：版权©AKG，伦敦；

8、15、18、23、32：版权©联邦档案馆，科布伦茨；

13、26、34、40、41：版权©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图片档案馆 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10：版权©佩达艺术出版社 Kunstverlag Peda；

11：阿尔诺·布雷克尔作品，由Marco-VG拍摄（阿尔诺·布雷克尔博物馆，波恩）；

16：版权©韦纳图书馆 The Weiner Library，伦敦；

28：版权©巴伐利亚联邦州档案馆，慕尼黑。

出版方已尽最大努力搜寻了所有图片的版权持有者信息，但仍力有未逮。若得其余图片的版权持有者联系告知，我们会尽快更正信息。

地图目录

1. 第三帝国纳粹党统治区分布（1935年）

2. 德国集中营的分布情况（1939年）

3. 关于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的全民公投支持率（1933年11月12日）

4. 收音机在德国家庭的普及率（1938年7月）

5. 德国全国各地的堕落艺术展

6. 宗教信仰分布（1936年）

7. 纳粹精英培育学校的分布

8. 德国大学的衰落（1930—1939年）

9. 德国高速公路网

10. 失业率的下降（1930—1938年）

11. 第三帝国的主要进口国

12. 限制继承的德国农场

13. 德国犹太人向海外的移民（1933—1938年）

14. 德国犹太人向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1938—1938年）

15. 1938年11月9—10日被摧毁的犹太教堂

16. 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口普查（1939年）

17. 中东欧的德意志民族分布（1937年）

18. 萨尔兰公投和莱茵兰的再军事化（1935—1936年）

19. 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

20. 捷克斯洛伐克的族群分布（1920—1937年）

21. 捷克斯洛伐克被瓜分（1938—1939年）

22.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吞并行动

序言

本书讲的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同党一起在德国建立的第三帝国的故事，始于1933年夏天纳粹党夺权成功，一直到1939年9月初德国把欧洲拖入二战。本书也是我的前一部作品即《第三帝国的到来》（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的续作。《第三帝国的到来》讲了纳粹主义的起源，分析了纳粹思想的流变，重述了它在命运多舛的魏玛共和国逐渐得势的过程。未来适当的时候我还会完成第三本书《战时的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 at War），其覆盖时间是1939年9月到1945年5月，同时还会探讨二战结束后至今纳粹主义在欧洲以及全世界的遗毒。三部作品的基本写作思路我已经在《第三帝国的到来》序言中说明了，这里没有必要再次详述。已经读过《到来》一书的读者朋友可以直接跳过本书序言，前往第一章开始阅读；但是也许有的读者朋友需要我再次重申前一本书的中心论点，没有读过前一本书的读者可以阅读本书序幕，序幕简述了1933年6月底之前发生的主要事件，而1933年6月也是本书论述的起点。

本书写作依然而且必须围绕着主题展开，但是就跟前一本书一样，我在每一章中都尽量将叙事、描写以及分析结合在一起，力图把快速发展和剧烈变化的局势呈现出来。第三帝国不是一个静态或单一的独裁体系；它是动态的，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并且从一开始就饱含非理性的仇恨和野心。对战争的渴望压倒一切。希特勒和纳粹分子们把战争视为德国重建中东欧种族秩序、恢复德国在欧洲大陆乃至世界霸权地位的主要手段。本书的各章将依序涉及如下主题：治安和镇压，文化和宣传，宗教和教育，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种族政策和反犹主义，外交政策。而贯穿各章的核心主题则是纳粹分子要让德国以及德国人民为一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但是，纳粹分子的这一要求本身就不理性，同时也没能得到清晰的贯彻执行。纳粹政权的内部矛盾以及各种非理性因素在一个又一个领域中冒了出来；纳粹分子未经细致准备即开启战端，埋下了第三帝国最终毁灭的种子。这一切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的，构成了本书探讨的几个主要问题之一，也是贯穿全书并把各个部分串联起来的一条线索。其他主要问题还包括：第三帝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德国人民的支持；第三帝国的运作模式；在第三帝国的整体架构下，希特勒（而非一些体系性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政策前进；在一个宣称获得了全体公民支持的独裁政权下，人们在面对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灌输时表示反对、抵制、异议和不服从的可能性；第三帝国和现代性关系的本质；在各个不同领域，第三帝国采取的政策和20世纪30年代欧洲其他地方采取政策之间的相似和不同之处。相关问题还有很多。叙述的主线按照章节安排展开，内容逐渐推进，直至战争降临。

不过，尽管把第三帝国的各个方面独立出来构成不同主题有助于清晰连贯地呈现它们，但这样做难免有所失，实际上这些方面往往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外交政策对种族政策有影响，种族政策对教育政策有影响，宣传和镇压往往同时进行，类似例子还有很多。这样一来，单一章节肯定无法对相关的主题面面俱到，所以不能将这些章节看成是针对相关主题的全面论述。例如，在经济领域清洗犹太人这一事件放在了经济这一章，没有放在和种族政策相关的部分；希特勒对战争目标的阐述——所谓的1937年霍斯巴赫备忘录（Hossbach memorandum）——放在了重整军备一节，而不是外交政策那一章；德国占领奥地利对第三帝国反犹主义的影响放在了最后一章，而不是1938年的反犹主义那一节。我希望读者朋友明白我这样安排本书结构的原因，但背后的逻辑只会在从头到尾依序读完全书后才能明了。如果有读者只是想将本书当成参考书，我建议他/她翻到索引部分，我把本书主题、人物和事件的相关页码都在索引中列了出来。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受益于剑桥大学图书馆、威纳图书馆和伦敦德国历史研究所大量无与伦比的优秀资料。汉堡档案馆和汉堡当代史研究中心非常友好，允许我参考路易丝·索尔米茨（Luise Solmitz）未发表的日记。伯恩哈德·富尔达（Bernhard Fulda）非常慷慨，为我提供了德国报纸关键期数的复印版。我的代理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及其员工——特别是克里斯托弗·奥拉姆（Christopher Oram）和迈克尔·沙维特（Michal Shavit）——在很多方面为写作计划付出了时间。斯蒂芬妮·尚（Stephanie Chan）、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伯恩哈德·富尔达，克里斯蒂安·格舍尔（Christian Goeschel）、维多利亚·哈里斯（Victoria Harris）、罗宾·霍洛韦（Robin Holloway）、马克斯·霍斯特（Max Horster）、瓦勒斯卡·休伯（Valeska Huber）、伊恩·克肖爵士（Sir Ian Kershaw）、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乔纳森·彼得罗普洛斯（Jonathan Petropoulos）、戴维·雷诺兹（David Reynolds）、克里斯廷·塞门斯（Kristin Semmens）、亚当·图兹（Adam Tooze）、尼古劳斯·瓦克斯曼（Nikolaus Wachsmann）和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读了一些早期手稿，为我纠正了很多错误，并提供了大量有用的建议，我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克里斯蒂安·格舍尔非常热心地检查了笔记和参考文献部分的校样。西蒙·温德尔和斯科特·莫耶斯在编辑工作方面堪称模范，他们的建议和热情对成书十分关键。来自诺伯特·弗赖（Norbert Frei）、加文·斯坦普（Gavin Stamp）、里卡达·托马宁（Riccarda Tomani）、戴维·韦尔奇（David Welch）和其他很多人的建议或者当面交流都使我受用无穷。戴维·沃森（David Watson）是审稿编辑中的典范，艾利森·亨尼西（Alison Hennessy）在搜集图片方面费心颇多，安德拉什·拜赖兹瑙伊（András Bereznáy）在地图方面给了我很多启发。克里斯蒂娜·L.科顿（Christine L. Corton）读了整部手稿，除了给出专业建议之外，她在这几年还为我提供了大量现实帮助，没有这些帮助整个计划肯定不可行。和上一本书一样，我把本书献给我们的孩子马修（Matthew）和尼古拉斯（Nicholas）。本书的主题严肃沉重，是他们为我带来了安慰。在此，我对他们所有人表示感谢。

理查德·J. 埃文斯

剑桥大学，2005年5月

序幕

一

1933年上半年，命途多舛的魏玛共和国宣告灭亡，德国的首次民主实践以失败告终，而纳粹集团就在这一片废墟之中登上了权力舞台。到了7月份，纳粹政权所有的基本特征都已经成形。这些特征一直伴随着德意志第三帝国，直至它在十二年后的1945年最终灭亡。纳粹集团消灭了所有层面的公开反对势力，最终建立了一个一党制国家。除了军队和教会之外，纳粹政权整合了德国所有主流社会机构。许多学者都试图解释为什么纳粹党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实现对德国政治和社会的全面统治。一种传统解释认为，长久以来，德意志民族特征之中就有一个弱点：敌视民主，崇尚铁腕领袖，易受军国主义者和阴谋家煽动。然而，如果考察19世纪的德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有关德意志民族特征的说法缺乏根据。在19世纪，德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热潮并不比其他国家弱多少。也许，和纳粹集团能够快速建立全面统治更加相关的一个原因是德国形成统一民族国家的时间相对较迟。希特勒想要效仿的伟大千年帝国——查理曼大帝在约一千年前创建的神圣罗马帝国在1806年灭亡之后，德意志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俾斯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铁血宰相在1864—1871年间多次对外用兵，最后建立了第二帝国，即由德皇统治的德意志帝国。从很多角度看，德意志帝国都是一个现代国家。首先，它有一个帝国议会。和英国议会不同，德国议会经全体国民选举产生，选举能够吸引全国超过80%的选民参加。其次，议会政党组织有序，是整个政治体系内广受认可的一部分。到了1914年，政党中规模最大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党员人数超过100万。社民党坚持民主、平等、妇女解放，主张停止包括反犹主义在内的一切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此外，当时的德国经济活力十足。在世纪之交，它的经济水平已经后来居上，反超英国。在最先进的工业领域——比如电力和化学——德国甚至可以和美国媲美。还有，中产阶级的价值、文化和风尚在世纪之交的德国占据主导地位。现代艺术和文化开始生根发芽，其中包括表现主义者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和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的绘画、弗兰克·韦德金德（Frank Wedekind）的戏剧以及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说。

当然，俾斯麦帝国也有不那么光彩的一面。在一些领域，贵族特权仍然得以保留；帝国议会权力有限；和在美国一样，德国大工业家极度仇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迫害天主教徒，之后又在80年代镇压羽翼未丰的社会民主党。这些镇压行动使德国人习惯了一种观念：政府能够将一类人群整个儿拎出来打成“国家公敌”，严厉限制其公民自由。面对迫害，天主教徒做出的回应是向社会和政治体制靠拢，而社民党则严守法律底线，拒绝暴力抵抗和革命。1933年面对纳粹政权的迫害时，天主教和社民党又各自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但这一次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此外，在19世纪90年代，小型极端主义政党和极端主义运动开始兴起。它们认为俾斯麦的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因为很多德意志人仍然生活在帝国境外（主要指奥地利，但也包括东欧的部分地区）。一些政治家开始认为德国像英国一样，需要大量海外殖民地。当时，大公司在德国经济中的权力很大，中下阶层在此经济环境下饱受挫败，一些人想煽动这种情绪。这其中不仅有小店主害怕百货公司，职场中女秘书数量的不断增加引起男性职员的憎恶，还有资产阶级在面对表现主义和抽象艺术时的困惑迷失感。在德国大步迈向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人都出现了难以驱散的不安定感。人们需要出气筒，而某些人则迅速找到了泄愤的对象，那就是只占德国人口1%的犹太少数族群。19世纪犹太人在法律上获得了解放，之后他们一直活跃于德国社会和文化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反犹分子看来，犹太人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他们主张应该限制犹太人的公民自由和经济活动。没过多久，选票开始从中央党（Centre Party）和德国保守党（German Conservative Party）等政党手中流向持反犹立场的边缘政党。这些政党承诺要减弱犹太人在德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所谓颠覆性影响，并将此写进了党纲。同时，在一个与此非常不同的领域，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优生论者开始主张德意志人要自强，为此，德国应该放弃基督教尊重生命的传统，让弱者、残疾人、罪犯和精神病人绝育，甚至杀掉他们。

1914年之前，这些仍然都只是小众思想；也没有人把它们融合在一起，组成什么有影响力的思潮。那时候尽管反犹主义在德国泛滥，但是直接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鲜有发生。改变这一局面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8月，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德国人兴高采烈地聚集到德国各大主要城市的广场上，庆祝战争爆发。德皇宣布，从这一刻起，他眼中再无党派，只有德意志人。就像能够在人群中激起一种神秘怀旧情绪（怀念一个强大而坚定的领袖）的俾斯麦肖像一样，1914年精神成为象征民族团结的神秘符号。1916年战争陷入僵局，德军的指挥权落入曾经取得东线大捷的两个将军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和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的手上。尽管两人竭尽所能，严密组织，然而德国终究敌不过强大的美国。1917年，美国参战。1918年11月，德国战败。

一战战败给德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战后签订的和平协议被几乎所有德国人一致痛恨（虽然假使德国获胜，它也不会对失败者心存慈悲）。和平协议要求德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赔偿德军在占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时造成的损害。同时，德国不能再拥有海军和空军，陆军规模将被限制在10万人以下，且禁止使用坦克等现代武器。此外，法国和波兰还从德国割走了一些领土。一战使国际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之后30年也未能完全恢复。战争不仅造成了巨大亏损，还因为战后奥匈帝国的垮台使东欧产生了大量独立国家，它们在经济上奉行利己主义，阻碍了国际经济合作。尤其是德国，它已经因为大量印钞而为一战付出了沉重代价，它本以为能够靠占领比利时和法国的工业区来以战养战。如果不加税，德国根本没办法支付战争赔款。但是没有一个政府敢加税，因为反对派立马会指责政府收德国人的税去赔偿法国人。于是，通货膨胀爆发了。1913年1美元可兑换4马克；1919年末可兑换47马克；1922年7月是493马克；到12月已经飙到7,000马克。战争赔款要以黄金或实物形式支付，但是在这么高的通胀之下德国人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支付赔款。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占领了鲁尔区，开始收缴德国的工业设施和工业产品，德国政府宣布采取不合作态度。马克的汇率进一步大幅下跌。1923年7月1美元能兑换35.3万马克，8月是450万，到了10月是252.6亿，12月是4万亿。德国的经济已行将崩溃。

最后，通胀还是被抑制住了。政府引入了新货币，结束了针对比法占领军进行的消极抵抗。外国军队尽数撤离，赔款事务重启。但是，通胀撕裂了中产阶级，各个利益集团互相争斗，没有政党能将他们团结起来。通胀之后稳健而理性的紧缩政策意味着工业工人和政府公务员的大规模失业。从1924年开始，数百万人丢掉了工作。商界鉴于当前政府无力带领经济走出通胀，开始寻找其他可能性。对一般中产阶级来说，通胀意味着道德和文化迷失。20世纪20年代现代文化的夸张表达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迷失感：柏林的爵士乐和歌舞表演、抽象艺术和无调音乐、实验文学（比如达达主义者的具象诗歌），不一而足。这种迷失感在政治中也有所体现。战败致使德意志帝国垮台，德皇流亡国外。1918年11月的革命之后，短命的魏玛民主共和国成立了。魏玛共和国有一部现代宪法，赋予妇女选举权并采取比例代表制。不过这些都不是致使其短命的主要原因。魏玛宪法真正的问题是经独立选举产生的总统，他能够援引宪法第48条宣布紧急状态，因此可以获得巨大权力并直接发号施令。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社民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任内就曾多次利用这一条款。1925年埃伯特逝世，兴登堡元帅经选举成为新总统。兴登堡是保皇派，对宪法并不怎么忠诚。最后正是在兴登堡手里，第48条对魏玛共和国构成了致命打击。

一战的最后一份遗产是暴力崇拜。这种崇拜不只出现在以激进右翼组织“钢盔”（Steel Helmets）为代表的士兵群体中，还特别体现在年轻一代身上。他们因为年龄不够不能上战场，但却喜欢在家里模仿长辈的英雄作风。一战使德国的政治格局出现分化，左翼是共产主义革命者，右翼是各种激进组织。在这些激进组织中，最臭名昭著的是自由军团。1918—1919年间的冬天，柏林和慕尼黑爆发了共产党人和极左组织的革命起义，起义被政府利用自由军团镇压。1920年早春，自由军团自己也在柏林发动了一次暴力政变，这次政变随即激起了鲁尔区左翼组织的武装起义。1923年，左翼和右翼的武装起义仍然时有发生。1924—1929年的形势相对稳定，但仍有至少170名各种政治准军事组织的成员死于街头暴力；到了30年代初期，死伤者数量大幅上升。仅仅在1930年3月到1931年3月这一年时间里，大约有300人在街头和会议室的争斗中被杀死。政治宽容最终为极端暴力主义取代。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开始消减，中产阶级把票投给了右翼阵营，自由派的中间势力政党以及温和左翼政党在20年代中期损失了大量选票。那些积极支持魏玛共和国的政党在1920年之后再未在议会占据多数。最后，共和国的合法性被其司法偏见进一步削弱。支持右翼势力暗杀和造反行动得到宽恕，他们宣称自己是出于爱国动机；虽然军队保持中立，但也对魏玛共和国非常不满，因为政府没有成功说服国际社会放宽《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军装备和规模的限制。虽然军事失败后仓促施行的德国民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但20年代德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致使其不太可能站稳脚跟。

二

1919年的德国（特别是在慕尼黑）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右翼极端反犹团体。到了1923年，其中一支脱颖而出：希特勒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鉴于希特勒和纳粹党后来获得了巨大权力和影响力，后人对此着墨甚多，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希特勒的党在20世纪20年代结束之前一直处于边缘状态。换句话说，希特勒不是什么政治天才，能够只手为自己和党赢得大众支持。1889年，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起初他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以艺术为志业，但最终失败。希特勒有一项天赋，那就是用言辞煽动群众。他的政党创建于1919年，和其他极右翼边缘政党相比，纳粹党精力充沛、冷酷无情、崇尚暴力。1923年，纳粹党认为可以效仿墨索里尼在前一年成功进军罗马的行为，在慕尼黑发动一场政变，并以此为跳板进军柏林。但是纳粹党在巴伐利亚被军队和保守主义势力打散。枪声一响，人们就作鸟兽散，政变随即宣告失败。之后希特勒被捕，被投入兰茨贝格监狱（Landsberg prison）。在那里他口述了自传形式的政治小册子《我的奋斗》（Mein Kampf），给希特勒打下手的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负责记录。当然，那并不是一幅蓝图，而是希特勒基本思想的概要。如果有人有兴趣一读，就会发现书里主要讲的是反犹主义。

希特勒出狱之时，他创造的纳粹意识形态已经成形。这一意识形态包含了许多毫不相干的东西：反犹主义、泛日耳曼主义、优生学、所谓的种族卫生学、地缘政治扩张主义、对民主和文化现代主义的敌视。当时这些思想都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只是没人将其融合起来。希特勒身边有一批直系下属，其中包括天才宣传家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以及天生的行动派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等。他们塑造了希特勒的领袖形象，并使他加深了自己的使命感。然而即便有他们，再加上街头褐衫军即冲锋队（Sturmabteilung）的暴力行动，希特勒在20年代行将结束之时在政治上也仍未取得任何突破。1928年5月纳粹党只赢得了2.6%的选票，社民党领导的中间和偏左政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Grand Coalition）入主柏林。不过到了1929年10月，华尔街股价下跌，德国经济形势随之急转直下。而且，美国银行从1924年就已经开始撤去扶助德国经济复苏的贷款。于是，德国银行只能向德国公司索债，而德国公司别无选择，要么裁人，要么破产。许多公司处境艰难。不到两年时间，超过1/3的工人失业，数百万人工资下降或者只能打短工。德国失业救济保险体系彻底崩溃，许多人因此流离失所。同时，德国农业由于国际需求下降也开始土崩瓦解。

大萧条在政治上引发了毁灭性的后果。所谓的大联合政府四分五裂；对于如何应对危机，各党意见很难统一，致使议会不能形成多数，无法产生决议。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了一个以公开的保皇派天主教政治家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为核心、吸收了众多专家的内阁。新内阁强制实施通货紧缩，却让德国经济形势变得更加糟糕。促成这个决定的正是宪法第48条赋予总统的命令权，它使决定绕开了国会。这时，国会的政治权力一方面上移到了总统兴登堡的圈子中，因为他有命令权，另一方面下移到了街头，街头暴力飞速增长，暴力的背后是希特勒的褐衫军在煽风点火。对加入褐衫军的数千名年轻人来说，暴力很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使他们几乎如同染上毒瘾一般，像在1914—1918年战场上杀红了眼的父辈一样向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倾泻着怒火。

许多褐衫军成员在30年代初都处于失业状态。然而，并不是失业让人们支持纳粹分子。其实有更多的失业者投入了德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Germany）的怀抱。共产党的选票一直稳定增长，达到了17%。1932年11月，共产党在国会的席位扩大至100席。共产党发动猛烈的革命动员，承诺要消灭资本主义，建立苏维埃德国。这样的承诺吓坏了德国中产阶级，他们太清楚1918年后俄国中产阶级的惨状了。眼见政府无力解决当前危机，同时又对共产主义崛起惊恐不已，他们不再支持那时候还在争吵不休的传统右派，开始向纳粹集团靠拢。其他一些团体随后跟进，其中包括许多新教小农和体力劳动者，他们出自社民党文化传统薄弱的地区。几乎所有的中产阶级政党都已完全溃散，只有社民党和中央党成功地控制了损失。到了1932年，他们已经是仅存的温和中间派。在国会他们相当无助，左翼是100位身穿整齐制服的共产党人，右翼是196位纳粹褐衫军代表。政治的两极对立已经达到极致。

1930年9月和1932年7月的选举显示，纳粹党是一个能将各种反对力量揽入怀中的政党，它既受到中产阶级的强有力支持，也受到工人阶级的欢迎。后者尽管较弱，但仍不容忽视。这样，纳粹党在自己的传统选民即中下层新教农业团体之外也获得了支持。其他政党对自己的选票流失感到惊讶，并试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纳粹党的成功与任何具体政策无关，而是基于它为德国未来规划的远景：人见人恨、只会制造悲剧的魏玛共和国必须消失；德国人民将再次团结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不分政党和阶级，就像1914年那样；德国必须在国际舞台上重振雄风，再次成为一股领导力量。这些多多少少就是纳粹党纲。纳粹集团也根据受众调整自己的政策。比如，当反犹主义没有得到多少回应时纳粹宣传就对之缄口不言，这种情况出现在1928年多数选区。当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街头激战正酣，兴登堡周围的阴谋家竞相给老总统吹耳边风时，第三股重要势力开始介入政治斗争：军方。军方对共产主义不断崛起和街头日益混乱的局面高度警惕；同时，它也将此看成一个机会，一个推翻魏玛民主、实行威权主义军事独裁的机会。军方希望军事独裁政权能够废除《凡尔赛和约》，把整个国家再次武装起来，夺回德国丢失的领土，甚至可能不止于此。

这时候军方有实力，原因在于它是唯一能使极度脆弱的德国恢复秩序的力量。1932年，兴登堡总统在社民党的支持下成功连任，社民党人支持他，是因为他比希特勒稍好一点。总理布吕宁的末日将近。他一事无成，既没有解决经济危机，也没有使德国恢复秩序。他还得罪了兴登堡，不仅没有帮助兴登堡清除再次当选的障碍，甚至还提出要在德国东部搞土地改革，帮助已经陷入绝望的农民。要知道兴登堡可在那里有土地。军方也想让布吕宁走人，因为他的紧缩政策使重整军备计划无法实施。军方和许多保守派团体都希望和已经是德国最大党的纳粹党合作来推翻魏玛民主。1932年5月，布吕宁被迫辞职，总理位置被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取代。巴本是一个天主教贵族地主，是兴登堡的朋友。

巴本的上台敲响了魏玛民主的丧钟。他动用军队赶走了普鲁士的社民党政府，并准备通过修宪来限制选举权和削弱国会力量。巴本还开始禁止报纸发表批评性言论，限制公民自由。纳粹党的选票数量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再次上升，已达37.4%。巴本原本想要拉拢希特勒，与纳粹党合作，但这一计划最终流产，因为希特勒坚持由自己而非巴本出任政府首脑。巴本在国内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支持。当军队对他失去耐心时，巴本最后也只能辞职。之后，军方换上了自己人库尔特·冯·施莱谢尔（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却仍未能很好地维护秩序。他的政策是建立一个威权国家，但他同样未能赢得纳粹党的合作，没能制造德国人民同意建立威权国家的假象。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丢掉了约200万张选票。党的财政状况明显恶化，缺乏资金，这使党内产生了分歧。纳粹党内排在希特勒之后的二号人物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 Strasser）对希特勒拒绝和兴登堡以及巴本协商表示失望，这位党的组织专家随后选择辞职。纳粹党的虚弱给军方提供了可乘之机。1933年1月30日，在军方同意之下，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新政府总理。而在新政府中，除了两个例外，其余的全是保守主义者，他们的头儿是副总理巴本。

三

从事实角度来说，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标志着纳粹夺权的开始，而不是一场保守派反革命运动的开始。希特勒避免了他十年前曾经犯下的错误：这次他的上台符合宪法规定，还获得了军方和保守主义者的支持。上台之后，希特勒面临的问题变成了如何使自己从魏玛共和国某任内阁总理变成一个一党制国家的独裁者。首先，他考虑让街头暴力加剧。他说服巴本任命赫尔曼·戈林为普鲁士内政部长，这样戈林便可以招纳褐衫军当辅警。褐衫军暴徒到处挑事，打砸工会办公室、殴打共产党人、闯入社民党会议现场打断正常会议进程。2月28日纳粹党的机会来了。一个名叫马里纳斯·范德吕伯（Marinus van der Lubbe）的荷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为抗议失业的不公正，独自一人烧毁了国会大厦。之后希特勒和戈林说服了早已心痒难耐的内阁，采取果断措施镇压共产党。包括党的领导层在内，4,000名共产党人旋即被捕，遭到殴打和虐待之后被送进了新建的集中营。接下来几周，暴力和流血事件丝毫没有减少。3月末，普鲁士警察局报告称，已经有2万名共产党人被关进监狱。到了该年夏天，被捕的共产党人、社民党人和工会人士已经超过10万，甚至连官方都估计已经有600人死于拘禁之中。这一切都源于兴登堡的总统令。在纵火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晚上，兴登堡下达紧急命令限制公民自由，并准许内阁采取一切措施保障公共安全。本来只涉及范德吕伯一个人的行动，被后来的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描述为共产党人武装夺权的阴谋，这使很多中产阶级选民坚信兴登堡的命令完全正确。

然而政府并没有在法律层面正式禁绝共产主义，因为它担心这会让本来属于共产党的选票在3月5日的选举中全都流向社会民主党。为了这次选举，纳粹宣传机器在工业界一笔资金的支持下开足了马力；纳粹集团还动用暴力恐吓，使敌对政党的政治会议要么被打断，要么干脆被取消。可是即便如此，纳粹党仍然没有获得有效多数选票，它自己只赢得了44%的选票，在保守的民族人民党（Nationalist Party）[†]的支持下才勉强过了50%。共产党仍然占有12%，社会民主党有18%。这意味着希特勒和他的内阁还没有权力修改宪法，因为纳粹党的票数还远远没有达到要求的2/3多数。然而1933年3月23日，纳粹党还是设法达到了目标。一方面它威胁称，如果达不成目标就要打内战；另一方面，它向中央党代表允诺，称政府将和罗马签订协议保障天主教权利。当天，国会通过了《授权法》（Enabling Act），规定内阁可以不经过国会和总统，直接依靠命令行使权力。此法和《国会纵火案法令》（Reichstag Fire Decree）一起为建立独裁制度提供了法律基础。只有社民党的94位代表投票表示反对该法。

在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社民党和共产党一共获得了221个席位，纳粹党有196席，纳粹党的同盟民族人民党有51席。不过，社民党和共产党完全无法阻止纳粹党夺权，两党之间存有深刻的矛盾。共产党在莫斯科斯大林的命令下给社民党扣上“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帽子，还说社民党比纳粹党更糟糕。社民党认为共产党不够光明正大，缺乏对基本道德准则的信仰，不愿与他们合作。两党的准军事组织在街头和纳粹分子打得如火如荼，但是当军方于1933年支持希特勒政府后，他们便不是对手了。他们的人也远没有纳粹冲锋队的人多，褐衫军的规模在1933年2月已经超过75万。社民党避免流血，坚持遵守法律。而共产党则认为，希特勒政府是垂死资本主义的最后挣扎，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大道就在前方，没有必要发动起义。后来，德国国内的失业率攀升至35%时，再想发动大罢工已经不可能了。罢工的工人迅速被拼命想使自己和家人摆脱贫困的失业者取代。

在取得工会主要领导人同意之后，戈培尔决定设立一个新的全国性节日。工会长久以来的一个要求得到了满足：从此以后，5月1日成了全国劳动者的节日。在那一天会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聚集在德国各个公共广场，在纳粹卐字标志之下聆听希特勒等纳粹领导人的广播演讲。但就在戈培尔做出决定之后的第二天，全国的纳粹冲锋队员展开行动，突击了工会和社民党的办公室和基地，洗劫财物，掳走资金，然后将其统统关闭。几周之内，大量工会和社民党领导人被捕，许多人在临时搭建的集中营内受尽殴打和酷刑。抓捕行动挫败了工人运动的精神。其他党派也轮番成为纳粹政权清洗的目标。在选举纠纷中分裂为几个小团体的一些自由主义小党游走在政治边缘，后来被强制自行解散。一些流言蜚语开始瞄准希特勒的同盟即民族人民党，同时伴随着对民族人民党官员和代表的骚扰和逮捕。希特勒主要的民族人民党盟友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被迫从内阁辞职。该党在国会的领导人被发现死在办公室，死因可疑。胡根贝格提出抗议，却遭遇希特勒歇斯底里的爆发。希特勒威胁道，如果民族人民党再敢反抗，就让它血流成河。到了6月末，民族人民党宣布解散。剩下的唯一独立大党中央党的命运与之相仿。纳粹当局威胁要解雇天主教公务员，并关闭其世俗机构。这时教宗正苦于共产主义的威胁，于是罗马和德国政府达成协议：只要中央党同意自行解散，纳粹政权保证会兑现《授权法》通过时已经达成的协议。按照设想，这应该能够保证天主教会在德国的完整性，包括其财产和组织机构。时间最终证明，这项协议就是废纸一张，但同时中央党却和其他党一样消失于无形。1933年7月中旬，德国在法律上已经成为一个一党制国家，因为纳粹政府的一纸法律查禁了除纳粹党之外的其他所有政党。

遭受厄运的不只是政党和工会。纳粹党对现存的各种机构也展开了攻击，影响到了整个社会。每一个州政府，德国联邦政治体系之下的每一个州议会，每一个镇、地区和地方委员会都遭到了无情清洗。《国会纵火案法令》和《授权法》被用来镇压所谓的国家公敌，当然其实就是纳粹仇敌。所有全国性的志愿组织和地方俱乐部都被置于纳粹集团的控制之下，包括工农业利益集团、体育协会、足球俱乐部、男声唱诗班和妇女组织，不一而足。简单来说，所有的组织生活都被纳粹化了。带有政治倾向的竞争性组织被合并为一个单一的纳粹组织。志愿组织的时任领导人要么被粗暴地直接驱逐，要么被警告要向党靠拢。许多组织驱逐了内部的左派和自由派成员，并宣誓要效忠于新的国家和政府机构。纳粹党将这整个过程称为“整合”，从1933年3月一直持续到6月。最后留下来的非纳粹组织只有军队和天主教会及其世俗组织。与此同时，政府还通过了一项法律，对公务员系统展开清洗。德国的公务员系统十分庞大，其中包括学校老师、大学职员、法官等在别的国家不归政府控制的职业。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派、相当数量的天主教人士和保守派也被驱逐。当时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为保住工作，160万人在1933年1月30日到5月1日之间加入了纳粹党，直至党的领导层下令禁止更多人加入，而褐衫军人数在1933年夏天已经增长到超过200万。

公务员、法官等群体中真正因为政治原因被解雇的其实很少。很多人被解雇是因为种族问题。1933年4月7日纳粹政权通过的《恢复专业公务员法》（Civil Service Law）允许解雇犹太裔公务员，不过兴登堡在其中加入的一个条款保住了犹太裔士兵和德皇在1914年之前任命的犹太裔公务员的工作。希特勒宣称，犹太人爱搞破坏，是必须被消灭的寄生虫。但实际上多数犹太人都是中产阶级，如果他们有政治倾向，那也都是常见的自由派或保守派。然而希特勒却相信这些人曾经在一战中预谋颠覆德国，并建立了魏玛共和国。的确有一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领导人是犹太人，但多数其实不是。不过这对纳粹集团来说没有区别。3月选举过后，纳粹冲锋队在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施暴，追捕这条商业街上的犹太人，对他们拳打脚踢。犹太会堂也遇到袭击。在整个德国范围内，褐衫军冲进法院把犹太裔法官和律师拽出来，用橡皮警棍殴打他们，让他们滚出德国。如果一个被抓的犹太人同时是社民党人或共产党人，那他将会受到更加残酷的折磨。截至6月末，超过40名犹太人被冲锋队杀害。

国外通讯社对类似事件做了大量报道。以此为借口，希特勒、戈培尔和纳粹领导层实行了一项蓄谋已久的计划：一次针对犹太人店铺和商业的全国性抵制运动。1933年4月1日，冲锋队队员站在犹太人商店前，警告人们不得入内。许多非犹太裔的德国人都照办了，但没有表现出任何热情。而犹太大公司由于对税收贡献巨大，政府暂时没有动它们。戈培尔意识到大众对抵制运动热情不高，几天之后便取消了行动。但是，暴力、殴打和抵制对德国犹太人群体造成了很大影响，截至年末已经有3.7万人选择移民。纳粹当局定义“犹太人”并非根据宗教信仰，而是根据种族标准。他们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对德国的科学、文化和艺术事业造成了十分显著的负面影响。犹太裔指挥家和音乐家，比如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和奥托·克伦佩雷尔（Otto Klemperer），很快就被解雇或者被禁止演出。电影业和广播业中的犹太人和在政治上反纳粹的人很快便遭到清洗。一些和纳粹当局持不同立场的报纸要么被关闭，要么被置于纳粹组织的控制之下。记者联盟和报业协会都接受了纳粹统治。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托马斯·曼等众多左翼和自由主义作家被禁止发表作品；许多人选择离开德国。此外，希特勒对包括保罗·克利（Paul Klee），马克斯·贝克曼，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和瓦西里·康定斯基（Vassily Kandinsky）在内的许多现代艺术家敌意浓厚。1914年之前，希特勒曾经计划在维也纳艺术学院求学但最终被拒，他呕心沥血创作的具象派建筑绘画被认为毫无新意。在魏玛时期，许多抽象派和表现主义风格的艺术家名利双收，但是希特勒认为他们的作品是毫无意义的乱涂乱画，丑陋无比。他在演讲中大骂现代艺术，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负责人纷纷遭到解雇，代之以积极把现代主义作品移出展览的人。许多在国有教育机构任职的现代艺术家和音乐家，比如克利和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都被解职。

在1933年和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大约有2,000名活跃于艺术领域的人选择从德国移民。这些人几乎都享有国际声誉。另外，纳粹政权的反智倾向在大学表现尤甚。所有领域的犹太裔教授都被解雇。许多人，包括爱因斯坦、赫兹、薛定谔，马克斯·波恩（Max Born）和其他20名曾经或将要获得诺奖的人，都离开了德国。到1934年，5,000名大学老师中大约有1,600人被迫离职，其中1/3是由于他们的犹太人身份，其他人则是因为在政治上反对纳粹主义。16%的物理学教授及其助手选择移民。在大学里面，学生和小部分纳粹教授——比如哲学家海德格尔——是实施迫害的主力军，他们通过暴力示威游行强迫犹太裔教授和左翼教授离职。1933年5月10日，德国大学生在19座大学城的主广场上举行集会，将大量犹太人和左翼作者的书堆起来烧掉。纳粹集团试图进行一场文化革命，一举清除异质文化的影响，让德国精神重生。异质文化以犹太人文化为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包括现代主义文化。德国人不能只是默认第三帝国的统治地位，他们必须用心和灵魂来支持它。约瑟夫·戈培尔建立的宣传部迅速控制了文化和艺术领域，它是纳粹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工具。但是，纳粹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彻底的现代现象，它利用最新技术、最新武器和最科学的方法按自己的意愿重塑德国社会。在纳粹分子看来，种族是一个科学概念。纳粹分子把种族作为所有政策的基础，按照自己所谓的科学方法改造人类社会。无论是宗教信仰、伦理考量还是长期称颂的传统，都必须为这次革命让路。不过在1933年夏天，希特勒觉得必须要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们，是时候停止革命了，德国需要一段时间的稳定。本书就是从这里开始讲起，这时候魏玛共和国的残骸已被彻底肃清，第三帝国终于掌握了权力。

*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德语写作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缩写为Nazi，即纳粹党，学界也有译作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

†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德文名为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通用英语译名为German National People's Party，Nationalist Party是作者采用的英语译法。——编注

第一章

警察国家

第一节

“长刀之夜”

一

1933年7月6日，希特勒召集纳粹党主要领导人对局势进行盘点。希特勒告诉他们，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大功告成，现在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上，而且只属于他们。他说，现在到了稳固政权的时候了。有关二次革命的讨论应该停止了。所谓二次革命指的是身着褐衫的纳粹准军事组织冲锋队中某些老资格成员经常挂在嘴上的“夺权”之后的“二次革命”：

没有永恒不断的革命，革命也绝不能永远进行下去。革命潮流虽然不可阻挡，但必须置于安全的发展轨道之上……当然，只要国内的某些政治立场仍旧可能成为反革命势力的聚集点，那么二次革命就完全必要。但是我们确信，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已经被彻底扑灭。毫无疑问，如果反革命势力再次出现，我们一定会让他们尝到血的教训。但现在要明确的一点是，二次革命只会和第一次革命形成矛盾。[1]

在接下来几周时间之内，纳粹其他领导人相继发表了大量的类似声明，但没有像希特勒那样赤裸裸地进行威胁。德国司法部和内政部一齐施压，要求处理肆无忌惮的暴行。经济部担心，如果混乱持续下去，会让国际金融机构认为德国局势不稳，拒绝投资，妨碍德国的经济复苏。内政部抱怨公务员被捕，司法部则抱怨律师被捕。褐衫军的暴力行动不断在整个德国蔓延。1933年6月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克珀尼克喋血周事件（Köpenick blood-week）。事件起于一群正在到处搞破坏的冲锋队员，他们在柏林郊区遇到了一位年轻社民党人的抵抗。这位社民党人射杀了三名冲锋队员。随后褐衫军全面出动，抓捕了500名当地人，将其中91人残忍地殴打致死，死者包括许多著名的社民党政治家，比如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州政府前总理约翰内斯·施特林（Johannes Stelling）。[2]很明显，这种赤裸裸的暴行必须制止：现在已经没有必要通过殴打反对派来建立一个一党制国家了。不过希特勒的担心不止于此。随着冲锋队疯狂扩张，其领导人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的权力也在逐渐增大。1933年5月30日，罗姆宣布，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还远未结束”。罗姆说，“像养蜂人或保龄球俱乐部这种‘整合’组织每天是否宣示自己忠于革命并不重要，给城市街道重新取名字也不重要。”他强调，其他人或许可以庆祝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作为曾经为之战斗过的政治士兵，褐衫军有责任站出来将革命继续下去。[3]

1933年8月2日，出于对类似声明的担心，时任普鲁士总理赫尔曼·戈林下令废除2月份的一道命令，停止招募褐衫军作为辅警加入普鲁士警察局。其他各州随后跟进。现存的警察系统遂得以腾出手来对付过火的冲锋队。普鲁士司法部设立了一个中央公诉人办公室，负责处理集中营内发生的谋杀案等严重犯罪案件。不过，它同时也下令终止对党卫队（Schutzstaffel）和冲锋队暴徒进行起诉，已经判刑的也得到了赦免。办公室颁布了严格的管制条例，详细规定了哪些人能够实施保护性拘留和拘留必须遵守的程序。1934年4月颁布的管制条例中的某些禁令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司法实践：不得以任何个人原因（造谣、解雇员工、曾经担任日后入狱者的法律代表、在法庭上表示异议）对人进行保护性拘留。冲锋队再也不能在纳粹运动的街头斗殴、酒馆打架中施展拳脚，同时再不能控制许多小型临时监狱和酷刑中心，他们发现自己一夜之间便失去了权势。[4]

由于选举中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冲锋队再也没有机会像30年代初那样在选举季招摇过市，去打断反对派的会议了。冲锋队内部开始出现幻灭情绪。1933年春，冲锋队规模大幅扩张，支持冲锋队理念的人与机会主义者一起如潮水般争相加入冲锋队。1933年3月，罗姆宣布每一个“热爱祖国”的德国人都可以加入。这是因为5月份纳粹党的领导层做出决定，暂时停止招收新党员，因为他们担心有太多机会主义者加入进来，使纳粹运动中充满并不会真正为运动献身的人。于是，很多人只能选择加入褐衫军，致使党和它的准军事组织之间的联系被削弱。在1933年下半年，成员数量惊人的老兵组织“钢盔”加入了褐衫军，使冲锋队人数进一步暴涨。1934年初，褐衫军人数已经是一年前的4倍，高达300万；如果把钢盔和其他准军事组织算上，一共有450万。如此庞大的规模使德国陆军相形见绌：那时候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陆军规模被控制在10万人以下。当然，尽管有《和约》限制，陆军的装备和战斗力仍要比褐衫军强太多。1933年初爆发内战的不祥之兆似乎又出现了。[5]

许多冲锋队员之所以心怀不满，不仅是因为嫉妒陆军，或者对1933年6月之后日渐稳定的政局缺乏耐心。许多老资格成员讨厌1933年初搭上纳粹运动便车的新人，他们和前钢盔成员关系尤其紧张。这一矛盾愈演愈烈，1934年最初几个月斗殴和混战事件大量增加。因为一位冲锋队领导人被一个前钢盔组织成员杀害，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警方查禁了一些以前属于钢盔的组织（那时叫国家社会主义前线战士联盟）。[6]褐衫军老成员的不满不止于此。消灭反对派之后，许多人曾经希望能够获得丰厚回报，可是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倒是和纳粹党合作的一些地方政治家和保守派得到了最好的差事。一个出生于1897年的褐衫军活跃分子在1934年写道：

夺权之后，一切都大变样了。那些一向看不起我的人现在都对我另眼相看。以前我经常和家里人以及亲戚争吵，但现在我成了老大。我的冲锋支队规模不断扩大，1933年1月还只有250人，到了10月我已经有2,200人。我因此在圣诞节时被提拔为冲锋队高级领导人。不过这些庸俗鼠辈越是称赞我，我越怀疑这些混蛋是不是在心里认为已经把我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是“钢盔”们来了之后，一切都完了。我跟这些残余保守势力对着干，这些人总是暗地里使手段，让我在我的上级面前出丑，在冲锋队办公室和警方那里说我的坏话……终于，我成功当上了某市市长……现在该对付那些高高在上的庸俗鼠辈和旧时代的反动残余了，我要拧断这些混蛋的脖子。[7]

这种感觉在很多冲锋队老兵身上更为强烈，因为他们未能像上面这个人那样手握权力。

一些褐衫军年轻成员无法在政治上为暴力冲动找到发泄口，便不断卷入国内的各种打架斗殴事件之中，其中很多都没有明显的政治动机。成群结队的冲锋队员喝得烂醉，在深夜里喧哗闹事，殴打无辜路人，如果警察前来制止，还公然袭警。令局势变得更糟的是，1933年12月，罗姆剥夺了警察局和法院对冲锋队的司法权。队员们被告知，从此以后，冲锋队的纪律问题要内部处理。尽管检察机关还在继续起诉冲锋队员，但这却给了司法机关不作为的借口。但是不久之后，罗姆发现要给冲锋队单独建立一个新的司法系统有更多的麻烦，因为新系统首先必须追溯处理截至1934年5月将被起诉至法庭的党卫队和冲锋队。这些各类起诉多数都是从1933年最初的几个月开始的，有超过4,000例。此外还有很多起诉遭到驳回，更多的犯罪行为则从未被起诉。即便如此，要处理的案子也很多。而且，由于军方有自己的军事法庭，如果罗姆在冲锋队内部建立了类似机构，将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冲锋队能够与军方平起平坐。1933年7月，罗姆曾在私下里说，如果一个冲锋队员被杀，负责审判的冲锋队领导人将有权对最多12名“制造谋杀案的敌对组织”成员判处死刑。这足以显示出罗姆想要建立的冲锋队法庭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8]显然，冲锋队的能量严重过剩，纳粹领导层必须将其用到需要的地方去。但是，冲锋队领导层却使形势不断恶化，想把激进暴力行动发展成一场新的革命。一个名叫埃德蒙·海内斯（Edmund Heines）的德国东部冲锋队地区领导人甚至公开鼓吹“德国革命的继续”。[9]冲锋队领袖恩斯特·罗姆1934年头几个月也多次在各种集会和游行中发表演说，强调纳粹主义的革命本质。他公开批评党的领导层，尤其将矛头对准军方，指责军方高级官员在1932年奉当时的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的命令暂时查禁了褐衫军。罗姆还宣布要让冲锋队成为一支新型国民军的基石，绕开甚至最后完全取代军方，这番话引起了军方的高度警觉。1933年12月，希特勒想在内阁为罗姆安排一个虚职，以此来搪塞他。不过那时候内阁已经非常臃肿，入阁已无多少实际意义，满足不了罗姆的野心。罗姆真正想要的是国防部长一职，当时担任此职的是陆军代表维尔纳·冯·勃洛姆堡（Werner von Blomberg）将军。[10]

在被驱逐出权力核心之后，罗姆开始在冲锋队内部营造针对自己的领袖崇拜，并继续宣讲不断革命的必要性。[11]1934年1月，一群冲锋队员用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激进立场。他们冲进柏林恺撒霍夫酒店（Hotel Kaiserhof），打断了一些军官为已经退位的德皇举行的生日庆典。[12]第二天，罗姆给勃洛姆堡发去了一份备忘录。据勃洛姆堡所言（当然不排除他有意夸张），罗姆在备忘录中要求冲锋队取代军方成为德国主要的军事力量，传统军队只应该用来训练冲锋队员。[13]这时对军方领导层来说，冲锋队已日益成为主要威胁。从1933年夏天开始，勃洛姆堡麾下的军队不再保持过去的政治中立态度，而是不断公开表达对新政权的支持。勃洛姆堡一伙人被希特勒的许诺吸引：希特勒保证说，德国将恢复义务兵役制，军事实力会大幅提升。希特勒还承诺，德国将采取进攻性的外交政策，力图收复失地，并发动战争占领东欧。这一承诺令勃洛姆堡等人十分动心，为作表示，他经常夸张地表达自己对第三帝国的忠诚，还在军中实施了“雅利安人条款”（Aryan Paragraph），禁止犹太人为陆军效力。此外，军方还将纳粹卐字标志加到军事勋章之中。尽管这些都是表面功夫——其实在兴登堡总统坚持下，犹太人老兵并没有被清洗，而且也仅仅只有七十来个士兵被辞退——但这仍然象征着军方对纳粹意识形态的妥协，表明军方正在适应德国新的政治秩序。[14]

实际上陆军离纳粹化还很遥远。军方幸运地保持了相对独立，其原因在于时任德国总统、名义上还担任德军总司令的保罗·冯·兴登堡的支持。在反纳粹的保守派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Kurt von Hammerstein）退休之后，兴登堡拒绝任命希特勒和勃洛姆堡选择的、符合纳粹集团利益的瓦尔特·冯·赖歇瑙（Walther von Reichenau）担任军队首脑。兴登堡力排众议，任命了维尔纳·冯·弗里奇（Werner von Fritsch）将军。弗里奇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参谋军官，保守主义思想浓厚，严格遵守清教徒式的生活观念，热爱骑术。他未婚，是个工作狂，爱从军事角度看待一切问题。所以，弗里奇有着普鲁士军官常见的对纳粹粗俗行为的蔑视。他的保守主义立场得到了部队处主任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将军的支持。贝克1933年末走马上任，为人谨慎内向，喜欢独处，是一个热爱骑术的鳏夫。像弗里奇和贝克这样的人在陆军领导层中占据高位，这决定了军方不可能向冲锋队妥协。1934年2月28日勃洛姆堡和希特勒、冲锋队与党卫队领导人会面。会上罗姆被迫签署了协定，承诺他不会试图用褐衫军取代军队。希特勒强调，德国未来的主要军事力量仍是一支装备精良的职业军队，褐衫军只能起辅助作用。当军方将领离开之后，罗姆说自己绝不会服从这些“可笑的无名小卒”，还放话要让希特勒去“休假”。这些反叛言论不是没被察觉。事实上，希特勒察觉到了罗姆的态度，早已派警察对其进行监视。[15]

为和冲锋队竞争，勃洛姆堡和军方领导层从多个方面讨取希特勒的欢心。军方曾经把冲锋队当作潜在的兵源，但是他们也担心冲锋队对陆军进行政治渗透，而且他们非常瞧不起冲锋队，因为冲锋队领导层中有一些人曾在陆军效力，但因为不光彩的行为被赶了出去。因此，陆军更倾向于恢复征兵。1933年12月，贝克将征兵列入自己的一个计划之中。当年2月，希特勒和军方领袖就已进行了一次谈判，许诺支持陆军征兵。他还曾告诉英国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称允许“第二支军队”存在是个错误。他将牢牢掌控冲锋队，并将其非军事化以打消国外疑虑。[16]尽管如此，褐衫军领导人仍然预言一个“冲锋队国家”和“长刀之夜”即将来临。马克斯·海德布雷克（Max Heydebreck）是鲁梅尔斯堡（Rummelsburg）冲锋队领导人，据人报告他曾经说：“有些陆军军官就是蠢猪，里面好多老家伙应该给年轻人腾位置。等他们的兴登堡爸爸死了之后，我们就起来收拾他们。10万士兵和我们冲锋队比起来算得了什么？”[17]同时，冲锋队开始拦截陆军补给，没收军方武器。但总的来说，类似事件仅仅在某些地方零星地发生过，没有统一组织。罗姆从未有过任何完整的计划。他并非如希特勒指责的那样想要直接发动一场政变。而且，1933年6月初，罗姆宣布自己将听从医生的建议前去慕尼黑附近的巴特维塞（Bad Wiessee）疗养。而这意味着褐衫军整个7月都会放假。[18]

二

局势持续动荡，激进言辞横飞，军方领导人深感不安。不只如此，内阁中的部分保守派成员也忧心忡忡。在《授权法》通过之前，内阁定期举行会议，通过要送到总统那里的法令草案。然而从3月末开始，德国总理希特勒和某些部长选择绕开内阁办事。希特勒不喜欢内阁讨论，因为讨论一般十分冗长，有时还带有浓重的批判色彩。他更喜欢在部长全体会议之前尽可能完整地把法令制定出来。这样一来，内阁开始慢慢变成橡皮图章，只负责同意已经提前做好的决定。直到1933年的夏季休会期，内阁还坚持每个月开会4到5次，9月和10月也仍在相对频繁地开会。不过1933年11月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内阁在11月只开了1次会，12月3次，1934年1月1次，2月和3月各2次。4月内阁没有开会，5月开了1次，6月完全没有开会。其实那时候内阁（即使是在人数上）已经不被保守派主导，因为纳粹宣传部长官约瑟夫·戈培尔在1933年3月以德国宣传部长的身份加入内阁，随后鲁道夫·赫斯与恩斯特·罗姆在12月1日也加入进来，1934年5月1日又来了一个纳粹党人：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Bernhard Rust）。民族人民党员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于1933年6月29日辞职，他的农业部长位置被纳粹党人里夏德·瓦尔特·达雷（Richard Walther Darré）取代。兴登堡于1933年1月30日任命的内阁中只有三个纳粹党人，希特勒自己、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以及不管部长赫尔曼·戈林。可是到了1934年5月，内阁中的17个部长已经有9个是纳粹党老党员。纳粹分子在内阁中占了多数。现在，连政治嗅觉一向迟钝，善于自我欺骗的德国副总理、保守主义者弗朗茨·冯·巴本也已经明白保守主义者们入阁时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了。不是他们在操控纳粹分子，而是纳粹分子在操控、恐吓和欺压他们。[19]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巴本并没有放弃他在1932年担任德国总理时公开表达的愿望，他希望依靠获得大众支持的纳粹党实施一次保守主义复辟。巴本演讲的撰稿人埃德加·容（Edgar Jung）到了1933年夏天仍旧认为，未来的“德国革命”可以使“大众去政治化，阻止他们治理国家”。在巴本看来，冲锋队猖狂的民粹主义是实现他所期望的反民主和精英政权的严重阻碍。在巴本副总理周围聚集起一群持相同观点的青年保守主义者。同时，巴本开始收到大量针对纳粹分子暴力行为的投诉，这使巴本和他的幕僚们对他们一直在支持的“民族革命”渐渐心怀不满，他和他的团队成了各种反对声音的汇集地。[20]1934年5月，戈培尔在日记里称有谣言讲兴登堡死后巴本有意角逐总统一职。其他保守主义者也没有逃过戈培尔的指责（“事情很快就见分晓”，戈培尔写道）。[21]巴本的团队已经受到警察监视，但收拾巴本可能要冒风险，那就是巴本可能会和军方合作。实际上，巴本的媒体秘书赫伯特·冯·博泽（Herbert von Bose）已经在和对纳粹政权持批判态度、担心冲锋队活动的将领和高级军官联系。1934年4月，在军方、保守派和纳粹执政党之间起缓冲作用的兴登堡总统生了重病，医生很快确认，总统的病已经无药可医。6月份，兴登堡回到自己的庄园，等待死神降临。兴登堡的死肯定会造成一次危机，当局必须拿出应对之策。[22]

但当局面临的严峻形势远不止如此。很多人已经意识到，1933年热火朝天的“民族革命”在一年后已经退潮。冲锋队并不是唯一对现状不满的组织。社民党留在德国的特工向流亡布拉格的党中央汇报，称国内民心渐冷，怨声四起，无休无止地讲关于纳粹领导层的政治笑话。纳粹会议已无多少人参加。尽管希特勒仍然广受崇拜，但已有人开始直接批评他。纳粹政权的许多承诺并没有兑现，人们仍然担心通胀或者战争会再次爆发。于是，在某些地方有人开始抢购、储存食物。受教育阶层害怕冲锋队引起的社会混乱可能会引发动荡甚至布尔什维主义革命。[23]纳粹领导层知道，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这些暗地里的窃窃私语仍可能为人察觉。在回答美国记者路易斯·P. 洛克纳（Louis P. Lochner）的提问时，希特勒重点强调他需要部下无条件的忠诚。[24]

局势已是箭在弦上。1933年4月20日，曾是冲锋队领导人之一的普鲁士州总理赫尔曼·戈林同意把普鲁士政治警察的控制权交给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这位野心勃勃的党卫队年轻领导人当时已掌控了全国其他所有地区的警察系统，因此得以将警察机构集中在自己手中。尽管党卫队名义上还是冲锋队的一部分，但显然冲锋队现在已经成了实现希姆莱野心的障碍了。[25]4月中旬希特勒、布隆贝克和一些高级军官乘坐海军战船“德意志号”前往挪威巡航，在行程中他们达成一致，决定要清洗冲锋队。[26]但整个5月和6月上半月希特勒都没有展开行动。这已经不是戈培尔第一次对希特勒的犹豫不决感到灰心丧气了。到了6月下旬，他在日记中写道：“形势严峻，元首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对方的反击我们将难以承受。”[27]

希特勒终于开始行动了！1934年6月17日，巴本在马堡大学（Marburg University）发表公开演讲，他警告“二次革命”的危险，并攻击围绕在希特勒身边的个人崇拜。他称纳粹革命造成的动荡应该有个了断了。巴本的顾问埃德加·容撰写了演讲稿，他严厉抨击了这一次“德国革命”中出现的“自私、随大流、虚伪、缺乏骑士精神、傲慢”。演讲收获了听众雷鸣般的掌声。不久之后，巴本出现在汉堡举行的马术比赛聚会上，又得到了人群“马堡万岁”的喝彩和尖叫。[28]那时候希特勒刚从威尼斯回来，他和墨索里尼举行了一场并不愉快的谈判。结果他甚至还没有听到演讲内容，就对巴本的做法大发脾气。在格拉（Gera）对纳粹忠诚党徒发表的一个演讲中，希特勒攻击了那些想要阻断纳粹思想胜利步伐的“侏儒们”。“太荒谬了，一只小蠕虫居然想阻遏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这个小侏儒居然认为靠空洞的言辞就能够打断这次伟大的复兴，真是可笑。”希特勒威胁道，人民紧握的拳头将“粉碎任何企图搞破坏的人，哪怕是最微小的企图”。[29]副总理巴本对希特勒表达了不满，并以辞职相威胁，希特勒答应他会终结冲锋队“二次革命”。同时，他还建议应该挑个时候在病恹恹的兴登堡总统面前讨论当前局势。[30]这早就不是巴本第一次被愚弄了。他相信了希特勒的虚假承诺，并错误地认为兴登堡仍可发挥影响。

希特勒马上动身去和兴登堡商量。6月21日，希特勒来到诺伊德克（Neudeck），他首先要对付的是勃洛姆堡。勃洛姆堡刚和兴登堡总统讨论完巴本的演讲，明确告诉希特勒，如果纳粹党不立即阻止褐衫军的行动，兴登堡将宣布军管，把政府置于军队的掌控之下。[31]这时希特勒已经别无选择。他开始谋划如何除掉罗姆。政治警察系统与希姆莱和他的副手同时也是党卫队保安处负责人的赖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展开合作，开始“寻找”证据，指控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在策划一场全国性叛乱。6月24日，“证据”被呈递给党卫队高级成员，这些人也得到了如何处理这场“政变”的指示。希姆莱等人还炮制了一份“政治不可靠人士”名单，召集党卫队地方领导人，要他们在6月30日开展行动时杀掉名单上的人，特别是胆敢反抗的。由于可能发生严重冲突，陆军决定将自己的资源借给党卫队使用。[32]鲁道夫·赫斯在6月25日的一个广播节目中警告，有些人要背叛元首，自下往上发动叛乱，这些人要倒霉了。[33]

6月27日，希特勒会见了勃洛姆堡和赖歇瑙，以确保陆军支持。两人在第二天将罗姆驱逐出德国军官联盟，并让陆军处于最高警戒状态。勃洛姆堡6月29日在纳粹集团的主要刊物《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上发表文章，表达了军方对新政权的绝对支持。同时，希特勒似乎知道兴登堡将在6月30日会见巴本，正好在那一天纳粹政权也要对冲锋队展开行动。这让纳粹领导层更为确信，这次既要对付冲锋队，也要教训保守派。[34]希特勒当时非常紧张，为消除外界怀疑，他决定去埃森（Essen）参加一场婚礼。他致电罗姆的副手要求冲锋队领导层在6月30日早上去巴特维塞的度假旅馆见他。之后希特勒和戈培尔以及希特勒在党卫队的个人保镖“塞普”·迪特里希（Sepp Dietrich）于巴特戈德斯贝格（Bad Godesberg）急匆匆地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希特勒告诉戈培尔他准备在第二天对付罗姆。这使戈培尔大吃一惊，因为他以为只是要处理“反动分子”，在此之前他一直被蒙在鼓里。[35]戈林被派去柏林，负责当地的行动。此时谣言四起，冲锋队也提高了警惕。6月29日晚，3,000名冲锋队员在慕尼黑街头横冲直撞，叫嚣着他们要粉碎任何背叛冲锋队的企图，并公开谴责“元首”和军方。最终是慕尼黑的地方领导人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使事态平静了下来。除了慕尼黑之外，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游行。当希特勒在1934年6月30日早上4点30分飞抵慕尼黑机场时，他获知了这些游行的消息。于是，他决定不再等冲锋队领导层来开会的时候再清洗他们，现在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生死之间，一分一秒的迟疑都会造成致命后果。[36]

三

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们首先开车到巴伐利亚内政部，在那里遇到了前一天晚上组织游行的带头人。希特勒大怒，大叫着要枪毙他们。随后他亲手扯掉了他们的肩章。这些冲锋队员被关进了施塔德尔海姆（Stadelheim）的慕尼黑州监狱。随后，希特勒聚集了一帮党卫队保镖和警察，在一支车队的护卫下前往巴特维塞。他们径直闯入了汉塞尔鲍尔酒店（Hanselbauer Hotel）。在首席司机尤利乌斯·施雷克（Julius Schreck）和一队武装警探的陪同下，希特勒冲上了酒店二楼。褐衫军们昨天痛饮了一夜，当时还在呼呼大睡。开车载希特勒到巴特维塞的埃里克·肯普卡（Erich Kempka）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希特勒没有理我，他进了冲锋队上级集团领袖海内斯的房间。我听到他大叫：“海内斯，如果你5分钟内不穿好衣服，我就毙了你！”我后退了几步，一个警官偷偷告诉我，昨晚海内斯和一个18岁的冲锋队高级部队领导睡在一起。终于，海内斯走出了房间，一个18岁浅色头发的男孩快步走在他前面。“跟他们一起滚到洗衣房去！”施雷克命令。之后，罗姆也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他穿着一身蓝色制服，嘴角叼着一支雪茄。希特勒用可怕的眼神盯着他，但不置一词。两个警探带罗姆去了酒店前厅，罗姆瘫在了扶手椅里，向酒保点了咖啡。我站在走廊墙边，是一个警探告诉了我罗姆被捕的细节。希特勒带着一根鞭子进了罗姆的卧室。在他身后跟着两个警探，带着已经上膛的手枪。希特勒嘴里吐出了几个字：“罗姆，你被捕了。”罗姆睡眼惺忪，抬起头来：“元首好。”“你被捕了”，希特勒再次大叫，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间。当时，楼上的走廊非常热闹。冲锋队领导人走出他们的房间，然后统统被捕。希特勒挨个儿向他们大叫：“你参与了罗姆的阴谋吗？”当然没有一个人说参与了，但是这没用。希特勒自己也知道答案；他还不时转向戈培尔和卢策（Viktor Lutze）问话。最后他下令：“都抓了！”[37]

褐衫军们最初被锁在酒店存放被单毛巾的橱柜间里，不久之后就被带到施塔德尔海姆。希特勒等人也跟着他们回到慕尼黑。前来参加会议的褐衫军领导人还在途中，但他们一到慕尼黑中央火车站就被党卫队逮捕。[38]

回到慕尼黑之后，希特勒直接杀到纳粹党总部。此前他已经让常规部队封锁总部。抵达之后，希特勒大骂罗姆和褐衫军领导层，宣布要把他们全部撤职，然后枪决。希特勒说，“不守纪律的叛徒，反社会的病态元素”都将被消灭。新的冲锋队领导人由卢策担任。他是褐衫军高级成员，长期负责监视罗姆，并跟着希特勒前往巴特维塞酒店参与了抓捕行动。希特勒大吼道，罗姆拿了法国人的钱；他是个叛徒，阴谋颠覆国家。那些听着他破口大骂的纳粹忠诚党徒都大叫着表示同意。鲁道夫·赫斯大献殷勤，主动请缨亲自去击毙叛徒。其实就希特勒个人而言，他并不想将长期为自己效力的罗姆置于死地；最后在7月1日，希特勒给罗姆送去口信，说他可以用左轮手枪自我了结。但罗姆拒绝自杀，于是希特勒派达豪（Dachau）集中营的负责人提奥多尔·艾克（Theodor Eicke）和一个集中营党卫队军官前往施塔德尔海姆。到了罗姆的囚室后，这两个党卫队军官给了他一把上膛的布朗宁，让他马上自杀，如果他不照办，他们将在10分钟后返回，亲手结果他。10分钟之后他们返回了囚室，发现罗姆站在那里，袒露胸膛，摆出了一个夸张的姿势，显示自己的荣耀和忠诚。两个军官二话不说，直接近距离将其射杀。此外，希特勒还下令枪毙西里西亚褐衫军成员埃德蒙·海内斯。1932年,海内斯曾经在柏林组织过一次反纳粹起义。和他一同被枪毙的还有慕尼黑游行的组织者。另外还有三个人也没有逃过纳粹当局的魔爪。其他冲锋队员则被送进达豪的集中营，遭到党卫队警卫的疯狂殴打。傍晚6点，希特勒飞赴柏林，接管首都事务。希特勒不在柏林的期间，由赫尔曼·戈林坐镇指挥。他一改广为人知的温和面孔，露出了深藏已久的残酷一面。[39]

戈林要对付的不仅是褐衫军领导人。据一位亲历其事的警察后来讲，他的办公室气氛嗜血而邪恶。他、海德里希、希姆莱三人关在办公室里，大叫着发出命令，要杀掉政治不可靠人士名单上的某些人（“枪毙他们……枪毙……立即枪毙”），并在得知谋杀令已经执行后和同僚们一起狂笑。他穿着白色上衣、灰蓝裤子和白色靴子，一边在屋里踱步，一边下令扫荡副总理办公室。盖世太保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党卫队前去执行任务，他们在现场直接击毙了巴本的秘书赫伯特·冯·博泽。副总理巴本的文胆埃德加·容于6月25日被捕，随后也被枪毙。这些刽子手没有为他举行任何葬礼，还把他的尸体扔在了一个阴沟里。巴本自己逃过一劫，毕竟他名望太高，当局还不敢直接将他射杀在血泊之中。不过送他的两个最亲密助手上路已经是足够的警告。在这之后，巴本暂时处于监视居住状态，由希特勒考虑如何处理他。[40]

其他几个保守派就没这么好运了。希特勒之前的德国总理冯·施莱谢尔将军曾说希特勒不适合执政，结果他和妻子一起被党卫队射杀于家中。他并不是唯一被杀的军官。库尔特·冯·布雷多（Kurt von Bredow）少将也在家里被杀害，他被认为曾经在境外媒体发表批评纳粹政权的文章。德国报道称，警方以他是罗姆的秘密同伙为由要逮捕他，他因为拒捕被杀。这些谋杀是对军方领导层的明确警告：如果不服从纳粹领导，他们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警察总局前任局长、天主教行动（Catholic Action）的前任领导人、交通部的现任高官埃里克·克劳泽纳（Erich Klausener）被海德里希下令杀害。此举意在警告德国前任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不过布吕宁提前得知了纳粹政权的清洗计划，已经离开了德国。克劳泽纳的死也是对天主教的警告，纳粹不会容忍它独立自主地参加政治运动。纳粹领导人后来说这些人都参与了罗姆的“叛乱”，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这里面的大多数人都曾被埃德加·容列为未来政府的可能成员，但是他们并未表示同意，有的甚至对此一无所知。多数人之所以送命，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了这个名单上。[41]

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也被盯上了。如果保守派势力重新执掌政权，他可能会成为代表纳粹党的傀儡。在希特勒于1933年1月被任命为总理之前，施特拉塞尔一直是纳粹党的行政主管和各个主要机构的设计者。因为希特勒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施特拉塞尔深感失望，遂从党内辞职。施特拉塞尔曾和施莱谢尔磋商，有谣言称他在1932年晚些时候曾受邀加入施莱谢尔的内阁。虽然施特拉塞尔辞职之后一直处于退休状态，但在纳粹现任领导层看来，他仍然可能与保守主义者合作，对纳粹统治造成威胁。此外，施特拉塞尔和希姆莱与戈林积怨已久，且在成为党的高级领导人之后也没有减少对二人的批评。戈林后来把施特拉塞尔抓了起来，送到警察总部，在那里枪毙了他。施特拉塞尔的朋友和合作人保罗·舒尔茨（Paul Schulz）曾经是冲锋队的高层官员。戈林的密使也抓了他，并把他带到森林里准备枪决。舒尔茨拔腿逃跑，被子弹击中，但只受了轻伤。他佯装已死，趁那些人回车里去拿裹尸体的毛毯时成功逃走。后来舒尔茨和希特勒进行了私下磋商，获准流亡国外。埃尔哈特（Hermann Ehrhardt）也成为攻击目标。他是1920年自由军团发动卡普政变（Kapp putsch）时的领导人，并曾在1923年帮过希特勒。当警察闯进他家时，埃尔哈特已经逃走，最后成功穿越国界线进入了奥地利。[42]

柏林的行动和慕尼黑有所不同。在慕尼黑，全国各地的冲锋队领导人接到希特勒命令前来开会。在那里褐衫军是主要的打击对象。而在柏林则是保守派。纳粹党提前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布雷斯劳（Breslau）的党卫队保安处主管恩斯特·米勒（Ernst Müller）于6月29日在柏林得到一封密信，接着戈林动用私人飞机将他送回家中。6月30日早晨，海德里希来电命令他打开密信；里面有必须铲除的褐衫军领导人名单，并指示他占领警察总部，然后召集冲锋队领导层前去开会。其他命令还包括拿下冲锋队的武器库、保障机场和通信设备安全、占领褐衫军基地。他执行了所有命令。到了那天傍晚早些时候，不仅布雷斯劳的警察监狱已经满员，还有很多其他房间也塞满了迷惑不解的褐衫军囚犯。海德里希不断致电米勒，要求杀掉名单上没在慕尼黑被处理掉的人。最后这些人被带到党卫队总部。首先有人扯掉了他们的肩章，然后他们被转移到附近的一个森林，最终于后半夜遭到杀害。[43]

第二天即7月1日早上又有一批人被捕，其中一些被直接枪决。在这种暴力的气氛下，希特勒和他的部下借机算起旧账，铲除私敌。当然，有的人因为地位太高而不能碰，比如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鲁登道夫极右的政治立场和反对共济会的运动让盖世太保有些头疼。最后，这位德国的一战英雄保住了性命，在1937年12月20日平静死去。纳粹政权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巴伐利亚前总理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Gustav Ritter von Kahr）就没这么走运了，被党卫队乱刀分尸。他的主要“罪责”是在镇压1923年希特勒政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音乐评论家威廉·爱德华·施密德（Wilhelm Eduard Schmid）也被杀害，因为他被误认为是路德维希·施米特（Ludwig Schmitt），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持激进立场的兄弟奥托以前的支持者。由于坚持自己的革命观点，奥托被迫从党内辞职出国。后来因为流亡国外相对安全，奥托对希特勒进行了密集攻击。巴伐利亚的保守派政治家奥托·巴勒施泰特（Otto Ballerstedt）在一次政治会议上讲话时被希特勒打断，他因此起诉希特勒，让这位日后的纳粹领袖在施塔德尔海姆蹲了一个月监狱。他也被纳粹政权逮捕，于7月1日被杀害于达豪集中营。还有很多人借纳粹清洗活动打击私敌。一个叫埃里克·冯·登·巴赫—热勒维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的党卫队高级官员趁此机会除掉了一个自己非常痛恨的人——党卫队骑兵领导人安东·巴伦·冯·霍贝格·翁德·布赫瓦尔德（Anton Baron von Hohberg und Buchwald），将他枪杀于家中。在西里西亚，该地的党卫队地方领导人乌多·冯·沃伊尔施（Udo von Woyrsch）杀害了自己之前的对手埃米尔·森巴赫（Emil Sembach），尽管在此之前他已经答应希姆莱要把森巴赫送到柏林处理。纳粹政权的暴力行动也波及了其他一些不相干的领域。在希尔施贝格（Hirschberg），四个犹太人被捕，他们在“试图逃跑时被击毙”。在格洛高（Glogau）地区，当地犹太人老兵联盟的领导人也被带到树林中杀害。[44]

尽管这些暴行很多明显是出于个人动机，但纳粹分子并没有放弃宣传，为这些杀人行动辩护。第二天戈培尔就在广播里花了很多时间介绍平叛行动。他声称罗姆和施莱谢尔正在互相勾结，密谋二次革命。戈培尔说，二次革命会让德国陷入混乱。“每一个举起来反对元首和政权的拳头，”戈培尔将举起拳头这一动作等同于和纳粹主义对抗，警告道，“最后都会被压下去，如有必要还要使用暴力。”[45]虽然有宣传遮丑，希特勒仍需要做大量的解释工作。特别是对军方他必须有所交代，毕竟一下子杀了两名高级将领。7月3日，希特勒在内阁发言，声称罗姆正在和施莱谢尔、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以及法国政府计划推翻政府，密谋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他是被迫采取行动，因为密谋者计划在6月30日发动政变。有人援引法律对希特勒的行动提出异议，希特勒回答说，在那种状况下走法律程序不太现实。“如果在船上发生了一次暴动，那么船长不仅有权而且有义务立马镇压暴动。”因为平叛行动中的违法行为不会受到追究，只需要事后颁布一项追溯性的法律，将之合法化即可。德国司法部长居特纳（Franz Gürtner）对希特勒的做法表示支持。“他举的例子值得未来借鉴。他巩固了德国政府的权威地位。”[46]在媒体上，戈培尔强调这次行动获得了人民的鼎力支持。他的目的是让公众相信，平叛行动恢复而非颠覆了社会秩序。勃洛姆堡和兴登堡的正式感谢信被刊登在头版头条，其他版面也充斥着各式各样“来自全德国的效忠誓言”以及“对元首的尊敬和崇拜”。平叛行动总体上被描绘成是为了扫除纳粹运动中的危险和堕落元素。有报道称，一些褐衫军领导人有“恋童癖”，其中一人“被惊醒时的状况让人极度恶心”。[47]

7月13日国会开会时，希特勒在演讲中把那些所谓的阴谋又讲了一遍，演讲通过广播转播，整个德国的客栈、酒吧以及广场都能听见。在头戴钢盔的党卫队层层保护之下，希特勒对听众详细讲述了精心编织的天方夜谭：罗姆党徒是如何准备颠覆第三帝国的。他说，一共有四股对政权心怀不满的势力参与政变：渗透进冲锋队的共产主义街头流氓；不愿将1933年1月30日当做革命终点的政治头目；相信永久革命、不愿安定下来的人；最后还有上层社会无所事事的寄生虫。他们想用绯闻、谎言和阴谋来填补空虚的心灵。希特勒说，因为整个冲锋队都在搞颠覆，政府已经无法单单只剪除其表现出格的部分。希特勒认为自己不得不在没有诉诸法律的情况下直接动手：

如果有人指责和质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按正常法律程序进行审判，我只能回答：在那个时候，我必须对德意志民族未来的命运负责，因此我也是德意志人民的最高执法者！……我下令消灭叛乱集团……任何势力都不能威胁德意志民族的存在——我们民族的存在由内在的法律和秩序保证——所有叛乱都要受到惩罚！任何人每时每刻都应该铭记在心，如果他举起手来反对国家，那么他的最后下场就一定是死亡。[48]

希特勒公开承认自己的行为非法，但司法机关对此却没有提出任何批评。相反，国会还热烈欢迎希特勒的自我辩护，并通过了一个感谢希特勒的决议。总统办公室主任奥托·迈斯纳（Otto Meissner）以病危总统兴登堡的名义发送了一份电报，表达了总统对行动的支持。一部法律迅速得到通过，赋予之前的行动以合法性。[49]

根据社民党特工的报告，这些事件一开始让大众非常困惑。任何公开批评行动的人都立即被捕。按照媒体报道，警方发布了“言辞激烈的告示，警告叛乱分子和邪恶的煽动家”。“散布谣言、恶意诽谤纳粹运动和元首的人”都遭到威胁，“要送他们进集中营”。当局的高压政策一直持续到8月上旬，人们对未来惴惴不安，害怕自己被捕。很多人还怀疑，除了6月30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之外，其实还有更多无从知晓的内幕。地方警察当局报告称，民间到处是谣言、想象、“牢骚”和“抱怨”。宣传部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警告，“毫无根据的谣言正在四处流传。”精心策划的媒体宣传未能消除这些谣言。纳粹集团的这次内斗令社民党和民族人民党的前成员对前途变得乐观起来，“看来希特勒很快就会倒台。”[50]不过，因为希特勒对“褐衫军大佬”采取了行动，不会再有那么多的冲锋队员成天在街头醉酒闹事，多数民众其实都松了一口气。[51]

汉堡的一位保守派的中学老师路易丝·索尔米茨的反应较为典型。1933年的波茨坦日和联合内阁的组建原本让她颇感振奋（“伟大的、令人难忘的、美好的德国节日！”），当政府开始没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知名犹太移民的财产时，她担心起政权的社会主义倾向（“他们不能那样做。别搞不清楚什么是财产权；有其实无其名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很多人一样，她把1934年6月30日当作“我们所有人从心底里被打垮的一天”。她对被处决的人有“道德问题”的说法半信半疑（“让整个德国蒙羞”）。她花时间和朋友交换各种谣言，在朋友家里屏息收听广播中的最新消息。随着许多细节被逐渐披露，她慢慢对希特勒的行为产生了崇拜。“他在慕尼黑表现出来的勇气、决断以及果敢简直独一无二。”她把希特勒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与拿破仑相提并论。她在日记里讲，“没有审讯、没有军事法庭参与”这一事实只是加深了她的崇拜。她深信罗姆和施莱谢尔确实准备一起发动政变。

索尔米茨说，这是饱受质疑的前总理（指施莱谢尔）最后一次政治冒险。索尔米茨的轻信和自我安慰是德国中产阶级在初期困惑之后的典型反应。他们以前支持希特勒，是因为他在1933年中期让街头恢复了秩序，使国内政局稳定下来，这次他又做到了。平叛之后的第二天，总理府和宣传部门前聚集了一群人，高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Horst-Wessel-Lied），表达对元首的忠诚。不过，到底是热情、紧张还是自我安慰在驱使他们这么做还值得商榷。希特勒动作迅速、行动果敢，这使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这和纳粹党之前在人们心中混乱激进的印象形成鲜明对比。[52]有一些人，比如前社民党人约亨·克莱珀（Jochen Klepper），对施莱谢尔的妻子遇害深感震惊，因为她不可能参加任何所谓叛乱，就连怀疑她都是不可思议的。[53]只有对纳粹统治不满的人尖酸地评论道，这次清洗最大的遗憾在于被消灭的纳粹分子太少了。[54]

纳粹党这一次清洗规模很大。1934年7月13日，希特勒本人向国会宣称一共有74人被杀，而戈林单方面就逮捕了上千人。至少有85人在没有任何法律授权、未经任何程序的情况下被当场杀害。[55]死者中有12人是国会代表。许多冲锋队领导人和冲锋队成员至死都被蒙在鼓里；他们在死前仍认为是军方逮捕并最终枪毙了他们，还宣誓要永远忠于领袖。随后的几周内，抓捕和撤职仍在进行，特别是针对褐衫军中最无赖和最腐败的那部分人。严重酗酒、同性恋、盗窃公款、聚众闹事，这些在前几个月使褐衫军恶名远播的行为通通被无情清算。清洗过后，有些冲锋队员仍会酗酒闹事，但其规模和危险程度远不及1934年6月30日之前的那几个月。幻想破灭、失势无助的冲锋队员开始大批退出组织。1934年8月到9月仅仅一个月时间内，大约有10万名冲锋队员离开了组织。1934年褐衫军有290万人，到了1935年10月降至160万，1938年4月又降到了120万。这里面当然也有其他原因。准入条件变严，组织人数受到限制。同时从1935年开始，失业率下降，军队开始重新募兵，这些因素都分走了大量可能加入的年轻人。[56]

尽管褐衫军再也不能威胁军方和政府，但是成员的暴力倾向却保留了下来。某冲锋队领导人的一份报告证明了这一点。报告描述了1934年纽伦堡纳粹集会时的某个夜晚发生在褐衫军营地的事情。根据他的记录，所有人都喝醉了，两个区的人在凌晨1点发生了激烈的打斗，好几人受了刀伤。在返回营地的过程中，冲锋队员袭击汽车，向车玻璃扔瓶子和石头，还殴打驾驶员。整个纽伦堡的警力都被动员起来阻止冲锋队继续伤人。一个队员由于醉得不省人事掉进了厕所沟里，虽然被人拖了出来，但不久之后便死于氯气中毒。直到凌晨4点，营地才安静下来，当时已经有6人被杀，30人受伤。另外还有20人因为别的原因负伤，有的是跳上或跳下汽车（或卡车）时受伤，有的是挂在边上掉下来，有的是车子启动时从后面掉下来。这些意外此后仍层出不穷。褐衫军吃了教训，人数降低，自主权被剥夺——纳粹领导层宣称——内部最极端、暴力以及腐化的元素被清除了，但是在政府需要之际它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暴力本色，甚至即使政府不需要它，它的暴力本性有时也会迸发出来。[57]

军方松了一口气。勃洛姆堡向希特勒表达了自己的感谢，并保证军队会绝对忠诚。他对希特勒处理“叛徒和杀人犯时战士般的决心”表示祝贺。冯·赖歇瑙将军迅速找了个借口把针对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的血腥谋杀行动糊弄了过去。施莱谢尔这位军内资格最老和最具公共知名度的将军在官方公报中被描述为叛徒。公报说他和罗姆以及境外势力合作，阴谋颠覆国家政权，在被抓时武装拒捕，被当场击毙。冯·赖歇瑙对一起被击毙的施莱谢尔妻子是否同谋语焉不详。在庆祝活动中，军官们开了很多香槟酒，现场一片狼藉。年纪轻轻但对政治充满热情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中尉称赞这次行动是“拔出脓疮”，而高级军官埃尔温·冯·维茨莱本（Erwin von Witzleben）少将说想亲眼看着罗姆被枪毙。所有的人都兴奋到了极点，连勃洛姆堡都觉得有失体面。只有一个人认为军队高兴得不是时候。退役军官、德国总理府前高级公务员埃尔温·普朗克（Erwin Planck）告诉冯·弗里奇将军：“如果你只是袖手旁观，那么总有一天厄运也会降临到你的头上。”[58]

第二节

镇压和反抗

一

当这些事发生时，德国总统兴登堡的身体状态正每况愈下。8月1日，希特勒前往诺伊德克拜访了国家领袖和德军一战时的军事统帅。兴登堡居然称希特勒“陛下”！显然他认为自己是在跟德皇说话。[59]兴登堡的迷糊生动展现了过去八个月内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权力转移。兴登堡的医生告诉希特勒，就目前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来看，这位老人只有24小时可活了。飞回柏林之后，希特勒在当天晚上下令召开内阁会议。还没等老人死去，内阁便决定将总统办公室和总理办公室合并，将总统的所有权力移交给总理。命令将在兴登堡死去的那一刻生效。希特勒没有等多久。1934年8月2日早晨9点，兴登堡总统离世。许多德国保守派人士认为，一个时代终结了。路易丝·索尔米茨在日记里面写道，“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一个从无怨言的人。他将他的、我们的时代一起带进了坟墓。”随兴登堡进坟墓的还有他的职位。希特勒宣布，“德国总统的头衔将永远和逝者相伴。”这一头衔不适合继续使用。此后，希特勒将被称作“德国总理和元首”。这一头衔由一部法律确保生效，并经由8月19日的全民公投获得合法性。[60]

于是，希特勒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元首。这一职位最重要的特征是军队要向国家元首宣誓效忠。1934年8月2日，德国全境军队集结宣誓，冯·赖歇瑙将军在没有和希特勒进行任何磋商的情况下发明了一套新誓词。老誓词中宣誓效忠的对象是魏玛宪法和一个不具名的总统。然而新誓词却完全不同：“我向上帝起誓，我将无条件效忠于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人民的元首、三军最高指挥官，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名勇敢的战士，我随时准备好以生命捍卫誓言。”[61]这一誓词绝非徒具形式。对德国军人而言，宣誓的意义远比对其他国家的军人重大。誓词贯穿于德国的训练和教育之中，强调责任、荣誉，以及不守誓言的种种后果。不过最重要的一点也许在于，新誓词中加入了“无条件”效忠希特勒。这意味着不管希特勒的命令合法与否，都必须效忠于他。之前誓词要求的只是向宪法效忠，军队将忠于能够代表德国的“合法权威”。[62]

一些军官完全清楚新誓词意味着什么，有人对此抱有疑虑。就在宣誓第二天傍晚，出身中产阶级、工作勤奋努力、刚刚在1934年晋升为部队处（1935年改名为陆军总参谋部）高级参谋的保守主义炮兵军官路德维希·贝克少将把8月2日称为“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不过多数人要么表示支持——因为希特勒达成了军队八个月以来的希望——要么并没有意识到新誓词的严重性。但是希特勒肯定意识到了。1934年8月20日，希特勒通过了一项法律保证誓词的法律效力。之后他向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写了一封肉麻的感谢信，向军方表达了自己的感激，承诺军队的忠诚一定会得到回报。勃洛姆堡投桃报李，命令军队现在要称希特勒为“我的元首”，而非之前的非军事称谓“希特勒先生”。[63]军方的誓词给之后公务员的誓词提供了样板。8月20日通过了一项法律，公务员系统和军队一样，要效忠的对象是“德意志帝国和人民的元首”。这是一个在任何宪法章程中都不存在的职位，它的权威不属于德国政府，而是希特勒的私人之物。[64]

这些事件进一步巩固了希特勒的领袖权威。一位名叫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Ernst Rudolf Huber）的年轻宪法律师在1939年给出解释，元首不是一个政府部门，它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集体意志”：

元首权威浑然一体，无所不包：国家能利用的所有资源都汇集其中。它包括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囊括了向元首效忠的德意志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元首的权威不受任何监督或控制；在它面前，没有任何所谓不可保留的、多由相互猜疑引起的个人私权；元首的权威独立自由、凌驾一切、毫无限制。

胡贝尔的书《大德意志帝国宪法》后来成了纳粹红宝书。他在其中写道，希特勒的意见代表了人民的客观意志。在这个基础之上，元首可以纠正“被误导的公共意见”，并且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曾在1931年博克斯海姆事件（Boxheim affair）扮演中心角色的纳粹知识分子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写道，希特勒的话就是法律，凌驾于现存的其他一切法律之上。他的权力不是来自国家授权，而是来自历史。后来果如贝斯特所言，那个宪法授予、无关紧要的称谓“德国总理”被希特勒悄然抛弃了。[65]

其实不只是希特勒个人，整个纳粹运动都普遍认为法律条文和国家宪法一文不值。纳粹分子从一开始就没有按法律行事。即使是在放弃直接靠政变夺权的想法之后，他们也依然如此。对纳粹分子来说，子弹和投票箱都是权力的辅助工具，两者并不是二选一的关系。投票和选举被他们视为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工具；人民意志不是通过公共意见的自由发表，而是通过希特勒个人和象征着德国人民历史命运的纳粹运动来表达。即使德国人民自己都不同意，但纳粹运动依然坚称自己代表了他们。一些普遍的法律原则——比如不能杀人、避免暴力、不要搞破坏和偷窃等——从一开始就被纳粹分子抛在一边，因为他们相信历史和日耳曼（雅利安）种族的利益使得德国在一战战败后采取的各种极端措施都变得合理。[66]

不过与此同时，尤其是在第三帝国初期，不能随意废弃或者无视国家的官僚机器，如司法、警察、刑罚和社会福利体系等。这套统治机器继承于魏玛共和国，大部分源于俾斯麦的第二帝国。按照流亡国外的政治学家恩斯特·弗伦克尔（Ernst Fraenkel）的说法，当时的德国是所谓“二元国家”。1941年弗伦克尔在美国出版了《二元国家论》（The Dual State）。他认为，一方面德国存在一个“常规国家”（normative state），其中有规则、程序、法律和习俗，也有总理府、中央部门、地方政府等一系列权力机构；另一方面德国还有一个“特权国家”（prerogative state），一个本质上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系统，其合法性完全来自超越法律的元首权威。[67]胡贝尔一类的政治理论家十分仔细地从概念上区分了“国家的权威”和“元首的权威”，他明确指出，在德国后者先于前者。这样一来，那些从纸面上看并不合法的行动——比如“长刀之夜”的那些谋杀——就因获得了元首的许可在事实上变得合法。相关的逮捕、监禁以及谋杀行动都由党卫队完成，并不通过警察和常规执法机构，事后再由“常规国家”的有关机构赋予合法性。这些事实形象地表明，在纳粹德国，“常规国家”和“特权国家”之间的冲突正在日益减少。前者越来越服从于后者，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愈发被后者腐蚀；“常规国家”的规则日益松弛，律法不彰，后来连仅剩的犹豫和怀疑都抛弃了。早在1933年7月初，身为总理府负责人的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Hans Heinrich Lammers）已经开始在信中签上“希特勒万岁”（Hail，Hitler）。[68]7月末所有的公务员——其中包括大学老师、律师及其他政府职员——都被要求在处理公务时使用所谓“德式问候”。从这一刻开始，在必需的场合不说“希特勒万岁”或不行纳粹礼将被视作公开表达异议。[69]这些都还只是顺从纳粹统治的外在表现，纳粹统治稳固之后，这种顺从日益严重。

弗朗茨·居特纳是希特勒上台之前两届内阁的司法部长，在第三帝国治下他仍然保持了以前的权力。以居特纳为代表的一些政府部长做出了“艰苦”努力，试图在法律上为元首的独断权力背书。于是，为了让希特勒的命令在事后看起来符合现存法律规范，他们开始不断发明新的词汇和概念。而在如“长刀之夜”一类的事件中，背书还意味着以追溯立法的方式为政府最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擦屁股。1933年12月1日，“特权国家”优先于“常规国家”这一点在法律上获得正式确认。新法《保证党国一体化法》（Law for Guarantees of the Unity of Party and State）在形式上保证了党和国家一体，但是里面的一些用语意思含糊，在现实层面没有可操作性。实际上，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小摩擦不断。从地方当局往上，各级纳粹领导人都在干涉政府政策和行政决定。希特勒在1934年还特别要求纳粹地方领导人和党的官员减少对行政事务的干涉，因为胡乱干涉在某些地区已经破坏了地方经济政策。希特勒发出声明称，因为现在国家已经在纳粹党手上，党应该成为一个宣传工具，不要干涉国家事务。但是这个声明收效甚微。[70]

希特勒也曾推出大量措施，提升党的工作效率。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在1932年末辞职后，党的权力开始分散，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党内派系和权力斗争不断，一些手腕灵活的政府公务员借此设法削弱纳粹党对政府的影响力。希特勒急切地想要加强党内集权，同时不想把权力交给潜在的对手。于是，他首先让一直忠心耿耿的鲁道夫·赫斯当上了党的副元首，但并不给他控制党组织的实际权力。1933年12月1日，希特勒让赫斯入阁。1934年7月27日，希特勒下令政府各部提议的法令都必须由赫斯的部门经手。1935年，赫斯又获得了审批公务员任命和升迁的权力。这些举措增强了党对政府的影响力。赫斯本人并没有能力用好这些权力。他没有什么野心，只想遵守希特勒的命令。不过，赫斯的巨大权力却越来越多地被另一个人利用，他就是马丁·博尔曼（Martin Bormann）。博尔曼野心十足，从1933年7月1日开始担任赫斯的办公室主任。博尔曼精心打造了一支“副元首幕僚团”，将他们安插到不同部门，任职者均为纳粹忠实信徒。这些人和博尔曼一样，对党的重新集权表示热烈支持。他们想借此机会系统制定政策，并在政府公务员系统中实施。1935年，博尔曼开始负责打理希特勒在巴伐利亚上萨尔茨堡乡村的总部。他作为希特勒的私人秘书，权力已经大到能够决定哪些人可以接近希特勒。这是第三帝国运作的典型模式：博尔曼的机构现在和高级公务员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负责的总理府平起平坐。当希特勒在柏林时，拉默斯可以和希特勒有更多接触，从而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但是，随着希特勒待在上萨尔茨堡的时间越来越长，博尔曼可以直接拒绝拉默斯面见希特勒的要求。[71]

这种二元性遍布第三帝国的各个层级。1933年上半年，权力斗争引发的混乱逐渐消失，第三帝国内部留下了大量存在竞争关系的机构。帝国总督、各部长以及地方党领导人竞相争夺中央政府的主导权，还和地方政府领导争夺占了德国一半领土的普鲁士。1933年4月，帝国将各联邦州的纳粹地方领导任命为该州总督，使上述纠纷得到了部分解决。1934年1月30日又有新措施出台，在纳粹党人威廉·弗里克主政的内政部的压力之下，一项新法废除了自普鲁士以下所有州的政府和议会，将其辖下各部门并入帝国的相应部门之下。这样，已经主导了德国政治长达一千年的联邦制在第三帝国被废止（1945年后才恢复）。但是，部分联邦元素得到了保留，制度并未完全解体。另外，由于党的地方领导人同时兼任州总督，再加上他们在党的官僚层级中占据高位，所以他们在地方上权力巨大。1935年的《帝国地方政府法》（Reich Local Government Law）废除了地方选举，任命市长的权利落到了内政部手中。这激起了纳粹地方领导人的敌意，他们经常凭借法律赋予的地方参政权任命官员，并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并不合适的岗位，从而干涉地方事务。[72]

地图1　第三帝国纳粹党统治区分布（1935年）

这些内斗自然并非是在反对纳粹统治和它的各种政策。在1933年的清洗行动之后，绝大多数政府官员要么自己本身就是纳粹党员，要么对纳粹运动持支持立场。柏林几个要害部门的部长就是如此。他们的地位因运动领袖戈林强力阻止了本应发生在普鲁士的大量行政变革而得到巩固。实际上，纳粹地方领导人的抵制使改革从来没有达到内政部预期的效果。在其名义上的自主性——特别是代议机构——被废除之后，德国各个联邦州仍然保留了完整的行政架构。[73]所以，第三帝国的行政从来都不曾真正实现井然有序，纳粹彻底实现了中央集权、统治畅通无阻的说法早已被历史学家抛弃。相反，大量互相竞争的机构和各种冲突使“常规国家”难以有效抵制“特权国家”的恣意干预，其权力和自主性注定会逐渐消亡。

在1934年夏天和早秋的乱象之后，希特勒为防自己发生意外无法继续担任元首或者被迫下台，迅速做了一系列安排。被委以重任的不是在“长刀之夜”扮演关键角色的赫斯，也不是希姆莱，而是冷酷无情、行事果断的赫尔曼·戈林。1934年12月7日，希特勒发布命令：当希特勒无法行使职权时，戈林就是“他的副手，可总揽一切政务”。几天后，戈林第三帝国二号人物的地位得到了巩固：12月13日新法通过，希特勒提名戈林为他的接班人，并指示公务员系统、军队、冲锋队和党卫队在自己去世之后立即向戈林效忠。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戈林将利用自己在第三帝国的权势建立起一个国中之国。希特勒指定他作为副手和接班人表明，在兴登堡去世之后，第三帝国内部的实际权力和形式权力分配开始取决于个人意志，而非宪政规则。这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独裁政体，元首能够做他想做的一切，包括在没有征求其他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指定接班人。[74]

二

希特勒的个人权威在党卫队崛起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党卫队原本是希特勒的私人保镖和亲卫队，只对希特勒效忠，不遵守除自身规定之外的任何法律。海因里希·希姆莱从1929年起担任党卫队领导人，在他治下党卫队迅猛发展，到了1933年春已成为一支超过5万人的武装力量。1933年9月，希特勒在这5万人基础上又挑选了一批精英，形成了一个新的核心卫队，命名为“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党卫队的其他精英组织组成了各种不同的特别行动队，随时供希特勒差遣去执行特殊任务，其中包括维持秩序、制造恐怖以及参加“长刀之夜”一类的行动。[75]早在1934年，希姆莱就对党卫队寄予了更高的期望。他不仅希望党卫队是随时可供希特勒差遣的一支可靠队伍，还想将它打造成纳粹新种族秩序下的核心精英力量。希姆莱有意使党卫队和不守秩序的流氓褐衫军划清界限，他认为自己的党卫队成员应该像清教徒一样生活，纪律严明、种族纯粹、绝对驯服。在他眼里这些都是日耳曼种族的最优秀品质。他一点点地将老一代党卫队成员淘汰掉，这些人都有暴行历史，多可追溯至魏玛共和国初期横行街头的自由军团时代，他们被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年轻军官所取代。[76]

希姆莱的党卫队内部等级细密森严，每一级都有装腔作势的头衔，如上级集团领袖（Obergruppenführer）、旗队领袖（Standartenführer）等。成员级别由佩戴在军装上的徽章显示，这些经过重新设计的制服不仅保留了先前的银色骷髅头，还添加了两个模仿古代北欧文字的字母“SS”，像两道闪电一样在制服上锃锃发亮。不久，党卫队的打字机专门增加了一个用来打出这个标志的按键，方便在官方通信和备忘录中使用。后来还有更多的等级划分和各种标记。希姆莱甚至还通过颁发“赞助会员”等类似荣誉头衔为组织募集资金。工业家、银行家和商人则积极向党卫队捐款。党卫队有一个资助组织叫“德国党卫队之友”，成员包括银行家弗里德里希·弗利克（Friedrich Flick）、法本化学工业公司（I.G. Farben）负责人海因里希·布特费希（Heinrich Bütefisch），以及其他各类企业代表。相关的企业包括西门子—舒克特（Siemens-Schückert）、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莱茵金属—博尔西希（Rheinmetall-Borsig）和汉堡—美国航运。很多人被授予党卫队荣誉头衔作为回报。他们当然知道，党卫队给的可不仅是一个空洞的头衔，他们和党卫队的关系能够保护他们的生意免遭狂热分子破坏。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希姆莱为该组织创办的杂志在1939年9月的发行量高达36.5万，而“朋友”每年给党卫队贡献的资金达到50万到100万马克。[77]

不过这些东西有可能削弱党卫队的凝聚力和精英色彩，所以希姆莱在1933—1935年间从已经有些臃肿的组织中裁掉了6万余人。他特别开除了同性恋、酗酒者以及出于机会主义而非对纳粹主义的信仰加入组织的人。尤其是从1935年开始，希姆莱要求党卫队成员提供证据，证明他们是纯种雅利安人。普通成员提供的证据必须能追溯到1800年，而军官是1750年。野心勃勃的现役党卫队成员开始积极查阅带有相关信息的教区记录，还有人花钱请专业谱系学家帮忙。党卫队成员加入组织之前还必须接受体检，证明他们有雅利安人的特征。希姆莱认为，经过进化上的适当引导，时间将筛选出金发碧眼的男性。早在1931年，希姆莱就规定所有党卫队成员结婚都必须经他本人或他的办公室特别批准，而只有配偶符合种族要求才能获得许可。[78]不过这些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和预期实在相差太远。比如，1932—1940年间申请结婚的党卫队成员有106,304人，只有958人被拒，但满足全部条件的只有7,518人。几百名因为违反了结婚规定而被开除的人之后都官复原职。显然，所谓新种族精英还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培育出来。[79]

党卫队精英没有发展成希姆莱预期的种族精英，但却逐渐形成了另一种特征。党卫队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很高，这一点和褐衫军形成鲜明对比。[80]其中某些成员比如维尔纳·贝斯特，奥托·奥伦多夫（Otto Ohlendorf），瓦尔特·舍伦贝格（Walter Schellenberg）以及弗朗茨·西克斯（Franz Six）都有大学学历，有的还是博士。他们出生在一战爆发前夕，由于年龄太小不能前往前线战斗。德国战败之后，这些年轻人沾染上流行于20年代德国大学的一种带有复仇倾向的狂热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于动荡时期成年，那个时候政治局势不稳，货币（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严重贬值，没有稳定的工作和职业。这使得年轻人们丧失了道德准则，当然他们也可能从来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对他们来说，似乎只有纳粹运动才能提供坚实的认同感、道德的确定性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奥托·奥伦多夫是这一代人中的典型。1907年，奥伦多夫出生在一个家境良好的新教农民家庭，其家族持保守派和民族主义立场。奥伦多夫早在1925年上中学时就加入了褐衫军。1927年，他被调整到党卫队，同年加入纳粹党。从1928年到1931年，他在莱比锡（Leipzig）和哥廷根（Göttingen）的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之后又花了一年时间在帕维亚大学（University of Pavia）学习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这些学习让他对“工团国家”（Corporate State）的希望破灭，并转而关注起经济学。尽管奥伦多夫学习认真，不过最终却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没能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从1936年开始，他集中精力在党卫队内部发展自己的思想，成了党卫队保安处经济组的负责人。奥伦多夫批评纳粹经济体制伤害了中产阶级的利益。尽管这让他陷入麻烦，不过同时也使他赢得了“脑子好使”和“有决心”的赞誉。也许是因为乐于消化和阐明不易理解的真理，奥伦多夫在1939年9月成了党卫队保安处经济组在整个德语区的负责人。[81]

成立党卫队保安处的动因是1931年早期的一些报告，报告称纳粹党内部被敌人渗透了。希姆莱成立了保安处来调查这些说法，并让赖因哈德·海德里希负责。海德里希后来成了也许是纳粹政权中最让人恐惧和厌恶的领导人，很多人发自内心地仇视他。1904年，海德里希出生于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歌剧歌唱家，母亲是演员，海德里希自己也是一个技艺娴熟的小提琴手。按照同代人的说法，这位小提琴手演奏时充满感情，经常泪流满面。海德里希一头金发，身材高瘦，脸很窄，眼睛小得几乎快要合上，这副长相让人觉得美中不足。海德里希还是个击剑高手。他在16岁时参加了自由军团，之后作为海军院校学生当上了海军军官。1928年，海德里希晋升中尉，在信号部门服役。他的一生似乎将在军队度过。[82]但海德里希的问题在于他四处树敌。海军士兵讨厌他鲁莽又专横的作风，嘲笑他高得近乎假声的嗓音。他和女人理不清的纠葛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他其中一个女朋友的父亲是法本公司的主管、海军上将雷德的朋友。他的女儿怀上了海德里希的孩子，这让他心怀不满。在为海军荣誉法庭召开的听证会上，海德里希想把怀孕的责任推给女方，这让海军军官们也非常讨厌他，致使他于1931年4月被海军开除。后来海德里希娶了他的新女朋友莉娜·冯·奥斯滕（Lina von Osten）。莉娜信仰纳粹主义，和慕尼黑党卫队领导人卡尔·巴朗·冯·埃贝斯泰因（Karl Baron von Eberstein）有亲戚关系。于是海德里希在党卫队东山再起，刚一入职便投入到清除内奸的行动之中。他干得十分卖力，还说服希姆莱扩大组织的活动范围，令党卫队成为德国警察和监控新力量的核心。海德里希的僭越行为惹恼了大量纳粹老党员，其中包括哈勒—梅泽堡的地方领导人。该领导人对海德里希进行了恶毒攻击，说他有犹太人血统。当时的纳粹党组织部长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曾对此展开调查，最后发现海德里希并不是犹太人。不过这一指控纠缠了他一生，在他死后还冒出来过。[83]

但这些都没能阻止海德里希在党卫队内部火箭般的蹿升。他为人冷酷无情、办事高效、渴望权力，极端信奉“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凭借为党卫队和保安处打造的宏伟蓝图，他迅速赢得了希姆莱的赏识。在这幅蓝图之中，党卫队和保安处最终将包揽警务和监视控制任务。早在1933年3月9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便接管了巴伐利亚警察系统，将警察系统内部的政治部门独立出来，并派党卫队保安处人士占据了关键岗位。接下来他们一个州一个州地接管警察系统，这些行动获得了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的支持。不过就在此时，他们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治警察体系的计划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同样位高权重的普鲁士州总理赫尔曼·戈林在1933年11月30日为普鲁士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警察系统。普鲁士的警察系统出自柏林警察常务委员会的政治警察部门，这个组织曾在魏玛时期负责搜集共产党情报，由职业警官鲁道夫·迪尔斯（Rudolf Diels）领导的职业警察组成。戈林新建的独立警察力量叫国家秘密警察局（Geheime Staatspolizei），简称盖世太保（Gestapo）。[84]

1934年头几个月党内的明争暗斗最后因戈林打压威胁不断增大的罗姆褐衫军的行动而告一段落。虽然迪尔斯在1933年期间对执行纳粹政策充满热情，但他的职业习惯却使他不适合参加针对褐衫军的斗争，因为他不会不择手段。1934年4月20日，戈林用希姆莱取代迪尔斯成为盖世太保的新任领导人。[85]这时，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开始挑拨戈林和弗里克互斗，且因为“长刀之夜”后党卫队与冲锋队正式分家而获得了大量的操作空间。戈林和弗里克不得不承认，虽然保留了名义上的指挥权，但他们已经无法控制盖世太保。戈林在1934年就放弃了，但弗里克和他的内政部并不愿意在权力斗争中迅速认输。局势最终倒向了希姆莱。2月10日新法通过，盖世太保正式脱离了司法体系，从此以后不受任何其他组织节制。6月17日希特勒下令，任命希姆莱为德国警察总长。希姆莱让海德里希负责盖世太保、刑事犯罪以及党卫队的安保工作，让另一位党卫队成员库尔特·达吕格（Kurt Daluege）负责传统警察力量。于是，党卫队和警察系统开始合流，大量传统职业警察加入了党卫队，党卫队成员也在警察系统内部占据了大量职位。这样，帝国的一个重要法律执行机关从“常规”向“特权”转变。1939年，党卫队保安处和安全警察被划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直接领导下的帝国保安总局，标志着这一转变正式完成。[86]

三

第三帝国庞大复杂的警察系统和镇压机器首先的任务是抓捕和清洗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内部敌人。纳粹独裁统治建立之初，只有共产党和社民党曾进行有组织反抗。1932年11月，德国进行了最后一次完全自由的政党选举，纳粹党获得了1,170万张选票，左翼政党获得了1,310万张。虽然左翼政党代表了相当数量的德国选民，但它们却无法有效应对纳粹集团的暴力行动。1933年头几个月，左翼政党的各类组织机构遭到无情镇压，镇压的对象还包括它们的一些附属军事组织，比如红色前线战士联盟和帝国旗帜（Reichbanner），以及与它们合作的一些组织，比如工会。左翼政党的领导人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流亡国外；它们的数百万党员和党的支持者回忆起忠于信念和理想的一生，感到孤立和迷茫。一些以前属于左翼政党的激进分子分别遭遇了永久监禁、跟踪、通信，对外联络受到监视。这些人内部四分五裂，互相敌视，震惊于纳粹党夺权行动之迅速与无情，一开始感到非常无助，不知该如何应对。他们似乎根本无法联合起来做出有效反抗。[87]

但从某些方面看，相较于纳粹德国的其他组织，社民党和共产党更具备反抗的能力。德国的工人运动在历史上曾反复遭到禁止和镇压。19世纪初，梅特涅（Clemens Wenzel Lothar Metternich）曾经动用警力镇压工人运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后革命时期（指1848年革命之后）的德国政府也曾镇压过工人运动；最为人熟知的一次是1878—1890年间俾斯麦通过了《反社会党人法》（Anti-Socialist Law）打压工人运动。对社民党人来说从事地下活动并不新鲜。而且，《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的老社民党曾经建立过一套相当完善的秘密联系网络。到了纳粹时期，虽然老了40岁，但其中一些老党员依然十分活跃。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的英雄事迹鼓舞了许多青年社民党人，同时，魏玛共和国晚期社民党某些寻求妥协的做法也让年轻人感到失望，他们希望重新振兴社民党曾经的革命传统。他们认为，既然世界级政治家俾斯麦都不能置他们于死地，那么啤酒馆的那个小煽动家希特勒就更没有可能了。社民党活跃分子迅速展开行动，印制大字报、报纸和宣传单，秘密散发给社民党的支持者，试图加强他们抵制纳粹宣传的决心。当时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仍然深入人心，它让很多人坚信纳粹政权的灭亡指日可待。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而纳粹政权只是资本主义为自保而进行的最后一次绝望抵抗。现在要做的就是团结起来等待第三帝国自我毁灭。社民党人坚信，能够让群众准确把握这一点，就有可能摧毁纳粹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并让大众做好消灭纳粹主义的准备。[88]

德国许多地区——特别是工业中心——在工人运动方面有着长达数十年的深厚传统。在这些地区，一些秘密小组迅速组织起来展开行动。甚至在一些工人运动文化并不繁荣的危险地区，社民党也成功进行了重组，并在地下继续活动。比如在汉诺威（Hanover），当时还很年轻、后来成为知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维尔纳·布卢门贝格（Werner Blumenberg）建立了一个名叫“社会主义前线”（Socialist Front）的组织，拥有成员约250名。该组织有一份油印的新闻简报叫《社会主义简报》（Sozialistische Blätter），在该地区的联络点一共发行了1,500期。[89]规模更小的一些类似组织也在巴伐利亚的奥格斯堡（Augsburg）和雷根斯堡（Regensburg）甚至纳粹运动的老巢慕尼黑建立起来。社会主义者趁夜在街上贴海报，号召人们在1934年8月19日的全民公投中投反对票。他们还在工作场所留下传单，上面或是各种口号，或是一些简评指责纳粹宣传扭曲某些重要事件的真相。整个德国有数千名社民党活跃分子在从事着此类活动。他们尤其注重和流亡布拉格的党的领导层保持联系。他们的目的不只是唤醒大众，还想把忠诚于党和工会的人组织起来，以图东山再起。许多人过着双面人生，表面上事事服从纳粹政权，暗地里利用空闲时间从事抵抗运动。一些人趁出国旅行时搜集流亡党组织印制的传单和报纸，如《新展望》（Neue Vorwärts），然后把它们偷运回国，分发给国内的党员；同时每月向流亡在外的领导层汇报德国国内的详细情况。这些报告冷静地评估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且随着时间推移愈发客观现实。[90]

不过，这些行动连社民党最基本的目标——维持先前党员之间的团结——都没能实现，遑论将反抗者的消息带给大众。这里面有很多原因。首先，反抗者缺乏领导。多数知名社民党人已经流亡国外，即使想留在国内，也很难长时间不引起警察注意。比如，西里西亚的前国会代表奥托·布赫维茨（Otto Buchwitz）曾辗转德国各地，分发社民党非法刊物，多次死里逃生。不过，1933年8月他不得不屈服于形势，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协助下偷渡到丹麦。[91]在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留在德国的社民党领导人不是在蹲监狱就是在集中营，不是已经被杀就是已经被噤声。其次，事实表明一个流亡在外的领导层并不能起到有效的领导作用。流亡领导层拒绝妥协，这已经疏远了很多1933年投票选择留在国内的同志。1934年1月，流亡领导层发表《布拉格宣言》（Prague Manifesto），主张直接没收财产、希望在希特勒下台之后立马摧毁大商人和大地主阶层的激进政策，使得形势雪上加霜。[92]《宣言》非但招致许多地方反抗组织的反对，也没有让其他人相信党的领导层已经摆脱了让党在1932—1933年间缺乏反抗意志的宿命论和被动性。[93]由于不满党的无力和弱小，一些立场更为激进的组织打着各种旗号开始独立行动，有的叫“国际社会主义者战斗联盟”（International Socialist Fighting League），有的叫“德国革命社会主义联盟”（Revolutionary Socialists of Germany），还有的叫“红色别动队”（the Red Shock-Troop），一个局限于柏林地区的组织。结果导致这些组织在政策制定和策略选择上和其他忠于布拉格流亡党领导的地下组织争吵不断。[94]

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唤醒大众对抗政府的想法——这是欧洲历史上地下运动的传统目标——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建立群众基础几乎绝无可能。在第三帝国治下，残存的工人运动传统十分薄弱且无足轻重。纳粹政权对地方上各式各样的组织和协会进行了彻底的“整合”。兔子繁殖协会、体操俱乐部等名称各异的组织本想挂羊头卖狗肉，去掉名字中涉及社会民主主义的词，保持领导层和所有成员不变，但类似伎俩很快就被警察和当局识破，相关组织都被强行取缔。因此，社民党抵抗运动的规模始终无法扩大，只能由一群活跃分子组成的地方精英小组勉强维持。此外，纳粹政权不是梅特涅和俾斯麦的政权：梅特涅和俾斯麦代表了小部分威权精英，而纳粹政权一开始就声称自己代表全体人民，动员人民支持一个会克服内部分歧的新国家，为全体日耳曼种族建立一个全新的民族共同体。这一灰暗的现实，社民党活跃分子很快就会领教到。[95]

在1934年和1935年，依法进行的工厂车间代表年度选举中出现了大量弃权票，这可能是因为工人们依然怀念并忠诚于以前那个倾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当时空白票和废票特别多，导致当局无法公布1934和1935年的选举结果。从此选举就再没举行过。[96]盖世太保抓捕了大量分发传单（传单呼吁在1934年8月19日的全民公投中投“否”）的马克思主义者，仅在莱茵—鲁尔区就有1,200人。德国其他一些地区（比如汉堡）也拘捕了大量社民党人。1935年5月1日，社民党抵抗运动一期特殊的传单又引发了新一轮的抓捕行动。到了1935年末，社民党正式的地下反抗组织已被有效消灭。不过，社民党人数众多，它代表的文化传统长盛不衰，数十万老党员会继续在内心忠于党的基本价值。在第三帝国余下的时间里，一些和总部失去联系的非正式社民党松散组织保存下了这些价值和力量，尽管它们没有任何能力使其派上用场。[97]

有一小部分激进的社民党人在1929年聚集起来成立了一个组织，自称为“新开始”（Neu-Beginnen）。他们认为，争取抵抗运动的胜利，其首要条件在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再联合。他们相信，是社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分歧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敞开了大门。新组织有约100名成员，支持者众多，他们做了大量努力，试图使两党重新联合。为此，他们向共产主义小组渗透，还想从社民党内部改变党的路线。领导人瓦尔特·勒文海姆（Walter Loewenheim）的一份宣言于1933年8月在卡尔斯巴德（Karlsbad）发行了1.2万册。宣言在德国秘密流传时，在抵抗运动内部引起了一些争论。但是勒文海姆在1935年认为，联合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已经没有继续开展的必要。虽然其中一些成员——比如未来的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卡斯滕（Francis Carsten）——想要继续，但是盖世太保掀起的抓捕浪潮迅速了消灭了残余势力。卡斯滕自己也不得不流亡国外，开始读一个研究普鲁士早期历史的博士学位。其他一些或流亡或留在国内的小规模抵抗组织下场也差不多，包括国际社会主义战斗联盟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Germany）。工人党的其中一个领导人是年轻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他曾经流亡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战后当上了西柏林的市长，后来官至西德总理。不过，这些组织都认为两个主要工人阶级政党的政策会引发分歧，是过时之物，尽管它们也拿不出任何替代方案。[98]

共产党态度强硬，使联合战线很难组成。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德国共产党就一直在执行莫斯科的极左路线，将社民党人斥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障碍。1933年和1934年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使总路线发生改变。1933年5月，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重申了被第三国际誉为“党的绝对正确的政治路线”，继续坚持反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立场。他们说，“尽管这些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被踢出了政府机关，尽管他们的组织和出版机构和我们一样受到了残酷镇压，但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从过去到现在从未改变的事实：他们仍然是支持资本主义独裁制度的主要社会力量。”批评极左路线、主张和社民党人合作的共产党人，如赫尔曼·雷梅尔（Hermann Remmele）和海因茨·诺伊曼（Heinz Neumann），在1932年就已经被逐出党的领导层，留下一直以来信仰坚定的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作为共产党名义上的负责人，不过国会纵火案后他旋即被捕并被关进监狱，丧失了行动能力。共产党对社民党的指控根本缺乏证据支持，但是1933年末当时主要的共产党人弗里茨·黑克特（Fritz Heckert）依然在大声疾呼，“对工人阶级来说，只有一个真正的敌人，那就是资产阶级法西斯和在背后支持它的主要社会力量：社会民主主义。”[99]

德国共产党之所以持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观点并不仅是因为它无条件忠于莫斯科。它们也反映出1918年革命以来两个工人阶级政党之间的长期敌视。1918年革命期间，共产党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被受命于社民党的自由军团杀害。反过来，社民党人也知道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杀害了大量反对者，其中俄国的“社民党人”孟什维克首当其冲。后来出现的失业大潮对共产党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加深了两党之间的不和。1931—1934年间，社民党和共产党内部都不曾奢望两党能够联合行动。

社民党人多势众。1933年初，社民党拥有超过100万党员，而共产党只有18万左右。相比共产党，社民党人对党的忠诚更为持久。不过，多年的外部迫害和持续不断的内部整肃使共产党纪律严明，坚定团结。此外，共产党还有进行秘密工作和组建机密组织的传统。与社民党比较，共产党这一传统成形时间更近，也更高效。在1933年头几个月之后，各种非法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德国迅速建立起来。讽刺的是，共产党人对时局缺乏现实考量这一点反而成了他们的优势。他们狂热地相信，不只是纳粹政权，整个资本主义灭亡的日子都已不远，只消数月而已。因此，共产党人觉得有必要抛头颅、洒热血，冒着牺牲自由和生命的危险为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斗争。[100]

但是斗争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尽管1933年的纳粹宣传不断警告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即将来临，但实际上刚刚重组的德国共产党比社民党强不到哪去。共产党搞了一些破坏活动，少数共产党人还试图为苏联窃取军事情报。然而数万名活跃于抵抗运动中的共产党人，绝大多数只能勉力把地下运动维持下去，等着纳粹主义和支持它的资本主义制度一起垮台。他们组织秘密会议，散布境外的非法政治宣传，收党费，生产和散发一些制作粗糙的油印传单和新闻简报。这些传单和简报有时数量巨大，以便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存在，激励人们起来反抗纳粹政权。他们建立了一些秘密网络分发杂志和传单，杂志和传单由境外的共产党组织提供，由情报员偷运回国。德国境内的共产主义抵抗运动还和国外的共产党领导机关展开了广泛合作，比如由境外流亡者编辑、在国内的共产党活动中心印刷的报纸《红旗》（Die Rote Fahne）。这些中心数量可观，索林根—欧利克斯（Solingen-Ohligs）就有一个非法出版社，每期杂志印1万本，每月印1到2次。五一劳动节时，一些地方的共产党还会举行秘密游行，他们在高层建筑上挂出红旗或者镰刀锤子旗，还在火车站涂口号。和社民党一样，共产党也在1934年8月19日全民公投时散发传单，鼓励德国人投否决票。[101]

在第三帝国初期，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无疑表现得更活跃，也更有持久力。共产党人有更强的使命感，有些人会说这是狂热。他们得到流亡领导层的指导，尽可能维持共产党在德国境内的存在感。党的情报人员和特工往返于巴黎、布鲁塞尔、布拉格等境外活动中心，他们往往假冒身份，尽其所能维持抵抗运动或者恢复被破坏的运动。政府每组织一次突击，他们就散发一批传单，用欢快而肯定的语气揭露警察的残忍，表示纳粹政权未能摧毁抵抗运动。但是，这样的斗争方式却成了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因为传单让党既能被工人注意到，也能被盖世太保注意到。[102]党的科层结构和行为习惯也为警方辨识和追踪党支部的会计和秘书等成员提供了帮助，比如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的汉斯·普法伊费尔（Hans Pfeiffer），在非常时期依然一丝不苟地保存信件、会议纪要、订阅记录和党员名单。后来这些“无价之宝”全部落入了警方手中。[103]困扰着社民党的问题同样让共产党犯难：和流亡领导层联系困难，工人运动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被摧毁，最有经验和最有才能的领导人或是在外流亡，或是身陷囹圄，或是惨遭毒手。[104]

尽管共产党以纪律严明著称，但是党的流亡领导层内部也很快出现了严重分歧。分歧的一方是占多数的极左派，主张继续攻击社民党；另一方是共产国际，他们意识到德共已经遭受重创，开始敦促党和社民党开展合作，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1935年1月，共产国际公开谴责德共此前的政策是“宗派主义”，并开始收敛自己的革命言辞。德共内部由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和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领导的一小部分人察觉到了变化，选择和莫斯科的新政策站在一边。乌布利希以前是柏林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皮克是国会代表，并曾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于“斯巴达克斯起义”中被自由军团杀害前一直陪伴在二人身边。这次意识形态转向使德共改变了有利于盖世太保镇压运动的集中式架构，代之以松散的组织，赋予各部门较高的独立性。这似乎才是适合团结高效的工人阶级反纳粹抵抗运动的组织方式。[105]

然而这一切终究还是来得太迟了。共产党地方领导层和普通党员与社民党争斗太久，积怨已深。1934年中，7,000名埃森工人在一位死于监狱的共产党人墓前举行示威活动。当地的共产党领导层明确宣布，不欢迎社民党人参加示威，因为他们死去的同志一直在和社民党做斗争。此外，流亡巴黎的乌布利希受命组织由德国共产党和社民党组成的人民阵线，但他极易激怒他人。有的人认为他并不真心支持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所以有意挑衅，好把新政策失败的责任推给社民党。同时，由于盖世太保对德共情报人员的严密监视，很多德国境内的活跃共产党人不知道党已经有了新路线。社民党对人民阵线的提法满腹狐疑（它确实在法国和西班牙成功了），这样的“联合阵线”在魏玛时期就有过，是共产党用来对付社民党的策略。两党在1919年到1923年之间凝聚的仇恨实在太深，不可能在德国内部形成真正的联合。[106]

当人民阵线政策全面启动时，共产党和社民党的抵抗组织都已经遭到了盖世太保的沉重打击。1933年6—7月间的大规模抓捕行动迫使抵抗运动重组，但盖世太保迅速查到了重组组织的动向，再一次开始了抓捕。杜塞尔多夫共产党支部的非法抵抗历程也许是个典型。杜塞尔多夫是一个大的工业中心，有着激进主义的传统，是共产党的主要地盘。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共产党在杜塞尔多夫获得了7.8万张选票，比纳粹党多了8,000张，超过社民党2倍还多。1933年2月28日《国会纵火案法令》发布之后，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严重打击了当地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但在27岁的胡戈·保罗（Hugo Paul）的领导下，共产党迅速卷土重来，定期印发新闻传单，开展宣传攻势。然而在1933年6月，盖世太保查获了党的记录，在传单印刷者家中将保罗逮捕。一番严刑拷打后，其他活跃分子随即暴露，到7月末有超过90人被捕。柏林的共产党地下总部派出了好几批人接替保罗，频繁变动人员，以防被人发现。1934年春，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已经有约700名党员，开办了一份新闻简报，每期印发4,000—5,000份。他们在夜里把传单塞进人们的信箱，或者在火车站、银行、电影院以及旅馆等高层建筑顶上用一种叫“爆蛙”（knallfrosch）的装置分发传单。“长刀之夜”那天，党组织撰写了尖刻嘲讽的批评文章四处散发，视其为一次特别的胜利。

然而，盖世太保成功策反了一位被捕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负责人威廉·加特（Wilhelm Gather），于1934年将他作为双重间谍安插至当地的共产党组织，紧接着便发起了逮捕行动。城市中心防卫区抓到了60个，腓特烈施塔特（Friedrichstadt）的工人阶级地区抓到了50个。其他被捕的共产党人也受到了严刑拷打，但他们宁肯自杀也不愿出卖同志。尽管遭受了这次重创，但是他们因为罗姆被杀的消息又重新乐观起来，认为纳粹统治即将从内部崩溃，党员人数也有实际增加，下莱茵河地区和鲁尔区的党员达到了4,000人。上升趋势并没有维持多久。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领导下，盖世太保加强了集权，提高了效率，更多共产党人随即被捕。最致命的是，共产党在柏林的地下总部在1935年3月27日被一锅端，地方党组织从此失去了领导和前进方向。党员对自20年代以来一直执行的极左路线越来越失望，党内士气每况愈下。党员退党和后续的逮捕行动让下莱茵河地区和鲁尔区的地下党组织支离破碎。等到1935年6月新的地区领导人瓦尔德马·施密特（Waldemar Schmidt）上任时，共产党组织已经只剩下一些孤立的小组。施密特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向党的流亡领导层汇报情况就很快被捕了。[107]

这样的事情在德国遍地都是。比如在哈雷—梅泽堡（Halle-Merseburg），一个警方卧底在1935年初领着盖世太保摸到了当地党组织领导会议的会场。被捕的人熬刑不过，泄露了其他党员的名字；党的文件被查获，更多人遭到抓捕和拷打，最后一共有超过700人被捕，当地共产党组织毁于一旦。少数幸存的党员士气全无。此时，党的干部之间互相怀疑（这种猜疑并非全无道理），在政治上已经难有作为。[108]盖世太保通过细致的信息搜集和室内搜查，对嫌疑人施以酷刑审讯，利用间谍和告密者，在1934年末成功摧毁了共产党组织的抵抗运动，包括它的福利组织“红色救援”（Rote Hilfe）。“红色救援”负责帮助身陷囹圄或者陷入其他困难的党员的家属。自此以后，只有小部分非正式组织的共产党人在继续活动，许多地方甚至连这种人都没有。[109]这时候他们或多或少已经放弃了之前的要唤起群众的雄心壮志，转而专心等待纳粹统治最终垮台。在第三帝国初期所有抵抗纳粹主义的组织中，共产党最坚定也最无畏。相应地，他们为此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代价。[110]

和留在德国的同志相比，那些在苏联寻求庇护、躲避镇压的共产党人同样命运悲惨。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威胁不断升级，俄国和乌克兰农业集体化遭遇失败，强行工业化历经艰辛苦难，这些因素令苏联领导层日益偏执。1934年，当时苏联最知名和最受欢迎的年轻一代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遭到谋杀，这起谋杀很明显是一些布尔什维克高官共同策划的。案发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展开清洗行动，大量逮捕党内官员，局势愈演愈烈。没过多久，遭到逮捕和枪决的苏共领导层官员就已达数千人之多，被捕者被押到作秀式的公审大会上，被逼承认“颠覆政权”和“阴谋叛乱”等莫须有的罪名。清洗迅速蔓延到普通党员之间，官员和普通党员争相检举党内疑似叛徒或颠覆破坏分子的人。截至20世纪30年代末，西伯利亚地区的劳改集中营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已经塞了数百万名囚犯。据估计，从斯大林在20年代末夺取最高权力一直到他在1953年死去，苏联一共有75万人被执行死刑，另有至少275万人死在了集中营。[111]

在这种恐怖、惧怕和互相揭发的氛围下，任何非常之举都可能成为逮捕、监禁、酷刑和被杀的借口。和外国政府有联系，甚至曾经在国外居住都开始引起怀疑。不久，大清洗将流亡的德国共产党人也卷进了毁灭的漩涡。数千名在苏联寻求庇护的德国共产党人被捕，或是被送进劳改营：或是被流放西伯利亚。超过1,100人被控以各种罪行，遭到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的残酷折磨，被长时间囚禁在条件恶劣的劳改营中。不少人遭到杀害。死者包括数名德共政治局前任或现任委员，有海因茨·诺伊曼，他是前任宣传部长，曾在1932—1933年间主张暴力行动，但被强烈拒绝；有胡戈·埃伯莱因（Hugo Eberlein），由于好友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埃伯莱因在苏联不受欢迎；还有赫尔曼·雷梅尔，他在1933年不小心说了一句什么纳粹夺权成功就等于工人阶级的失败之类的话。德共政治局在1920—1933年间总计有44名成员，其中死于斯大林迫害的比死在盖世太保和纳粹政权手上的还多。[112]

第三节

“人民公敌”

一

1933年2月27—28日柏林国会纵火案之后，年轻的荷兰无政府主义者马里纳斯·范德吕伯遭到关押，那时候他应当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活着走出监狱了。希特勒也是这么说的，他宣布囚犯会被绞死。但是，他的说法实际上于法理不通。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在那里绞刑确实是常见的死刑手段。但在德国，斩首作为执行死刑的唯一方法已经沿用了近一个世纪。此外，《德意志帝国刑法典》（German Criminal Code）并未规定纵火罪罪犯可以被判处死刑，除非造成他人死亡。在范德吕伯的案子中，那把火没有烧死任何人。因此，帝国司法部的官员和法律顾问对判处范德吕伯死刑抱有疑虑。但是，内阁根本不理会这些人，说服兴登堡总统在1933年3月29日下令，把2月28日通过的《国会纵火案法令》中的死刑条款向前追溯到自1月31日（希特勒上任第一天）以来的纵火和叛乱等犯罪行为上。当时某些仍然敢言的新闻评论指出，总统令违背了一个基本的法律原则——“不溯及既往原则”，因为犯罪行为发生时罪犯并不知道这些后加的惩戒措施。就范德吕伯的例子而言，如果他放火时已经知道自己可能面临死刑判决，他一开始可能就不会选择犯罪了。现在，没人能在犯罪前确定自己会面临何种惩罚了。[113]

希特勒和戈林不仅坚持要处死范德吕伯，还想把脏水溅到德国共产党身上，指责共产党是纵火案的幕后主使，宣布德共非法。于是在1933年9月21日，站在莱比锡帝国法庭上的不仅有范德吕伯，还有共产国际西欧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和他的两个工作人员，以及德共在国会的领导人恩斯特·托尔格勒（Ernst Torgler）。他们面临的指控是纵火罪和叛国罪。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是持保守立场的威廉·宾格尔（Wilhelm Bünger），以前德国人民党（German People's Party）的政治家。尽管宾格尔本人有着各种政治偏见，但却是个遵守规则的老派律师。季米特洛夫为自己做了非常巧妙的辩护，使得证人席上的戈林像个十足的白痴。依靠饱含激情的共产主义话术和高超的法庭辩护技巧，季米特洛夫最终洗脱了所有指控，罪行被范德吕伯一人承担。范德吕伯不久之后便被推上了断头台。但是三个保加利亚人也很快再次被盖世太保拘捕，最后被驱逐至苏联。托尔格勒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后来成了社民党人。[114]

法庭做出了一项谨慎的判决，裁定共产党确实曾为发动革命计划纵火焚烧国会大厦，所以《国会纵火案法令》完全合法。但是法庭认为，指控季米特洛夫和其他共产党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他们有罪。[115]纳粹领导层被扇了一记耳光。纳粹喉舌《人民观察家报》谴责这是一次不公正的判决，“说明我们的法律制度需要一次彻底的变革，现行的法律还走在已经过时的、和人民完全不合拍的自由主义路线上”。[116]

几个月之后，希特勒从德国普通法院手上收回了判处叛乱罪的权力，转交给1934年4月24日设立的特别法庭，即人民法庭。人民法庭将按照国家社会主义原则快速处理政治犯罪，由两名职业法官在三名业余法官的协助下负责审判。这三名业余法官由纳粹党、党卫队、冲锋队等组织委派。人民法庭的主席几经周转，从1936年开始一直为奥托—格奥尔格·提拉克（Otto-Georg Thierack）担任。提拉克出生于1889年，是个老纳粹，1933年被任命为萨克森（Saxony）司法部长，两年之后担任德国最高法院副院长。[117]后来在战争期间，提拉克成为破坏德国司法体系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为当时已经高度政治化的德国法庭引入了一套意识形态色彩极强的新注解。

同时，对共产党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的审判也在筹备之中。纳粹指控共产党试图在1933年发动起义，若指控成立，则意味着共产党的叛乱意图已是板上钉钉。纳粹政权为台尔曼罗织了一系列罪名，包括恐怖袭击、引爆炸弹、大规模投毒、劫持人质。但是这些指控都缺乏有力的证据，于是审判不得不推迟进行。作为德国主要政党的前领导人，台尔曼的审判吸引了超过1,000名外国记者申请旁听。这一情况让当局十分担心台尔曼很有可能使审判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纳粹集团已经提前决定判台尔曼死刑，但上次国会纵火案审判的经历让纳粹领导层（特别是戈培尔）忌惮不已，他们问自己，一次表演性质的公开审判是否必要？领导层最后决定采取一种更安全的做法：给台尔曼带上镣铐，将他保护性拘留在柏林莫阿比特（Moabit）监狱的一个阴暗房间里，后来又被转移到汉诺威，再后来是包岑（Bautzen），始终不对他进行正式审判。共产党则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台尔曼被囚这一事件，为其无限期保留了主席职位。1934年一群共产党人组织了一次营救活动，打扮成党卫队潜入监狱，但是救援小组中混入了盖世太保的奸细，救援行动功败垂成。台尔曼一直处在严密监视之下，他和家人的通信受到审查，没有一丝一毫的逃跑机会。他始终未能站在法庭上，也从来没有接受正式指控。他被囚期间，全球各地的共产党人及其同情人士反复不断地组织国际抗议活动，要求释放台尔曼。[118]

人民法庭虽然无法对台尔曼进行公开审判，但它首先至少可以选择不那么惹眼的囚犯。设立人民法庭的目的在于以最少的规则快速完成审判，这意味着被告的权利很少能得到保障。1934年人民法庭判了4起死刑，1935年上升到了9起，1936年是10起。这23起死刑中只有1起最后没有执行。1936年提拉克上任之后，人民法庭变本加厉，1937年判处37名被告死刑，执行了28人，1938年17人，只有1人没有执行死刑。[119]从1934年到1939年，一共大约有3,400人曾在人民法庭受审，这些人大多来自共产党或社民党。那些没被处决的平均每人收获了六年刑期。[120]

人民法庭是新设立的“特别法庭”体系的最高法院，这一体系专门用于处理政治犯，罪行往往都是些鸡毛蒜皮，比如讲了一个和元首有关的笑话等。纳粹当局在这一领域和在很多其他领域一样，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创造力，不过是借鉴前人经验而已，人民法庭的想法即主要来自1919年巴伐利亚共产主义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下的人民法庭。[121]但纳粹党的人民法庭和特别法庭并未垄断政治案件的审判工作。从1933年3月18日到1934年1月2日，有近2,000人被常规法庭判处叛国罪，另有4,000人处于拘押候审状态。其中既有知名的也有不知名的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所以新法庭虽是正式的司法机构，但与常规司法体系是并立关系，两种体系都会处理各种政治犯罪案件。而且常规法庭自纳粹独裁以来并非一成不变。在希特勒就任总理的头一年，各类法庭宣判的政治死刑案共有67起。1928年废除的死刑在1930年又重新引入，虽只在小范围内使用，死刑不再限于杀人犯，而是更多地用于各种政治犯。1933年，德国执行了64起死刑，1934年是79起，1935年94起，1936年68起，1937年106起，1938年117起。这些案件大多按照戈培尔的命令，被写在醒目的红色海报上，贴在死刑执行地公开展示。执行死刑前在监狱内举行的演奏仪式被废除。在普鲁士传统中，执行死刑一般是刽子手手执大斧砍掉囚犯的脑袋，这一点饱受包括许多纳粹法学家在内的德国司法界人士诟病，1936年希特勒以个人名义下令，各地应该用断头台取代大斧。[122]

设立死刑主要是针对共产党人，其受害者是30年代初街头暴力中和纳粹分子结仇的红色前线战斗联盟战士和在第三帝国治下继续反抗纳粹统治的共产党干部，虽然他们最多只是印发一些批评性质的传单，或召开所谓的秘密会议意图颠覆政权。第一批被推上断头台的共产党人是四个年轻人，当局认为他们参与了1932年6月的阿尔托纳“血色星期天”。当天，一群褐衫军成员在普鲁士一个共产党势力较大的地区举行游行，多名成员遭到枪杀。政府声称是共产党所为，但真正的凶手其实是惊慌失措的普鲁士警察。阿尔托纳的特别法庭给四个年轻人安上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阴谋武装起义。他们后来向赫尔曼·戈林上诉。阿尔托纳的检察官建议戈林驳回上诉：“执行死刑可以让那些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清楚地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这个警告的效果会持续很久，足以杀一儆百。”[123]最后这四个人被执行了死刑，相关新闻传遍大街小巷。[124]1934年，40名被判刑的共产党人在汉堡一座监狱的后院被迫观看四个红色水兵同志被大斧斩首的过程。一些褐衫军和党卫队成员，以及在1932年街头斗殴中死亡的纳粹活跃分子的男性家属也观看了这场表演，这种行为纯粹是为了报复。40名共产党人不为所惧，公开反抗，高喊政治口号，大胆地袭击刽子手。后来，类似的表演再也没有出现过。[125]

二

绝大多数法官和检察官并未质疑这种行为，但帝国司法部的一个保守派官员曾经表达过自己的担忧。他在死刑判决数据统计草稿旁边特别注明，在1933年9月28日被斩首的死刑犯中，有一个人只有19岁。国际上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抗议活动，要求赦免被指控的共产党人——比如以前是国会代表的阿尔贝特·凯泽（Albert Kayser）。但凯泽还是在1935年12月17日被执行死刑。女性也开始被置于屠刀之下，这是魏玛时期没有干过的事情。第一个被处决的女性是共产党人埃玛·蒂梅（Emma Thieme），时间是1933年8月26日。这些人死于纳粹政权新规定的一系列死刑罪名。1933年3月21日通过了一项法令，称任何以毁坏财产的手段制造恐慌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1933年4月4日的一项法令宣布任何有蓄意破坏行为的人都会被判处死刑，1933年10月13日通过的法令规定刺杀州或党的官员的人将被处以极刑。最夸张的恐怕是1934年4月24日的一项法令：图谋修改宪法，或意图以武力威胁或密谋分裂第三帝国将被判处死刑。于是，任何散发传单（这和“图谋”有关）批评独裁政体（这和“宪法”有关）的人现在都可能被抓起来杀了。后来，按照1934年12月20日通过的某个法令，在某些情况下，针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仇视性”言论（包括讲笑话）也能判处死刑。[126]

重启死刑并扩大死刑执行范围的是帝国司法部长弗朗茨·居特纳。居特纳不是纳粹党员，而是一个保守派，20年代曾经担任巴伐利亚司法部长。在巴本和施莱谢尔执政时期，居特纳就已经入阁担任帝国司法部长了。他和多数保守派一样，支持1933和1934年为恢复秩序开展的镇压行动。“长刀之夜”后，他为谋杀行动追加了合法性，并扼杀了一些地方检察官要把凶手送上法庭的想法。居特纳相信法律条文和法律程序（不管是何种严刑峻法）。他很快指定了一个委员会，修订1871年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刑法典》，以使《刑法典》符合第三帝国的新精神。委员会成员、犯罪学家埃德蒙·梅茨格尔（Edmund Mezger）指出，修订《刑法典》的目的在于把所谓的两大原则结合起来，“一要强调个人对民族的责任，二要强调种族在整体意义上的改善”。[127]委员会开了许久的会，给出了冗长的草案，但却跟不上纳粹发明新罪名的速度。而且委员会给出的立法建议太琐碎，根本不受纳粹待见，从未被付诸实践。[128]

同时，司法系统愈发受到来自鲁道夫·赫斯等纳粹领导的压力，他们批评有些司法决定“毫无国家社会主义精神”。其中以赖因哈德·海德里希的批评最重，他说，常规法院一直以来给“国家公敌”的量刑“按照一般的大众感觉而言太轻了”。在纳粹当局眼里，法律不是为了维护人类长期以来持有的公平正义原则，而是为了消灭国家公敌和表达种族感情。1936年，以德国司法理事、纳粹律师联盟负责人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名义发表的一份宣言这样解释纳粹法律观：

法官不是位于公民之上的国家权力代表，法官是德意志人民生活共同体的一员。他的任务不是强制推行凌驾于民族共同体之上的法律，也不是推行一系列普世价值。他的任务是保卫种族共同体的具体秩序，消灭威胁性元素，起诉危害共同体的一切行为，裁决共同体成员内部纷争。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党的纲领和元首讲话中传达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阐释法律的基础。[129]

无论常规法院、法官以及检察官对共产党人和其他政治犯的判决有多重，他们都不可能完全达到纳粹主义设定的标准，因为这等于废除所有公平正义原则，将1933年之前纳粹分子的街头暴力当做整个国家的行为准则。

警察和党卫队经常把囚犯带出常规司法体系后再行处理，盖世太保则在某些囚犯出狱后将其再次逮捕送进集中营；对此，司法和刑罚系统的行政长官非但绝少埋怨，反而积极配合这种违反法治精神的行为。当州检察官因缺乏证据或其他原因（比如年龄）无法提起诉讼时，他们就把囚犯交给集中营关押。司法部的官员还给出指示，命令监狱长推荐危险囚犯（特别是共产党人），在他们出狱后对其实施“保护性拘留”。这种事情发生过好几千次。比如，一位历史学家曾研究了卢考（Luckau）的364名囚犯，其中有134人在服刑完毕之后被转交给盖世太保，这个134人的名单来自监狱行政机关的推荐。[130]这一过程可见于下马斯费尔德监狱（Untermassfeld prison）的监狱长于1936年5月5日写给图林根（Thuringia）盖世太保的一封信件，信中讨论的是马克斯·克某的转交问题。克某在1934年6月因参加共产党地下运动被判服刑两年零三个月，在监狱里表现良好，但是在调查了他的家人和关系网之后，监狱长和监狱官员都不相信克某已经改邪归正。监狱长这样告诉盖世太保：

克某在监狱里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但是从他过去的生活来看，我不相信他已经改变了想法。我认为他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一样，只是小心盘算着避免麻烦。我认为，绝对有必要在这位活跃的共产党领导人服刑之后对其实行保护性拘留。[131]

可实际上克某只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名小卒，根本不是什么领导人。然而这封在克某被释放前十二周寄出的信产生了效果。1936年7月24日，克某出狱之时，盖世太保已经在监狱门口等候。第二天他就被送进了集中营。有些监狱官员会强调疑犯在监狱里表现良好，已经改过自新，但如果警察仍然认定他是个威胁，监狱官员的话就几乎没有任何效果。不久之后，监狱指责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共产党人。1939年帝国司法部发出声明，禁止拘押刚刚获释的囚犯，因为这似乎破坏了司法体系的独立性。但声明毫无作用。监狱官员仍然会把疑犯的获释时间告诉警察，还在监狱腾出牢房，有时甚至是整片的州监狱，协助警察对数千名囚犯实施“保护性拘留”，这类拘留没有任何正式起诉或审判程序，且不仅发生在1933年3到6月大规模抓人的混乱时期。[132]

司法系统为维持自身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做出的努力对囚犯来说意义不大。居特纳不让警察和党卫队在囚犯还未服完刑的情况下就将其带到集中营，但他并不反对服完之后带去。他只是要求司法部门不要参与其中。虽然党卫队经常批评司法部心慈手软，但并没有法官因此被解雇或退休。司法部反对警方刑讯逼供，但警方根本不予理会，这说明居特纳的态度已不能左右司法现状，司法系统无力抵制党卫队的干涉。自第三帝国成立，警方和盖世太保的刑讯逼供经常使囚犯在被送回监狱时已经被打成重伤，这很难不引起辩护律师和亲朋好友的注意。司法部对类似做法表示反对，因为这会损害德国法律执行机关的声誉。经过大量协商，警察和司法部官员在1937年6月4日的一次会议上达成一致，应该制止这种肆意殴打囚犯的行为。会议规定，从今往后，警方审讯时最多只能抽囚犯25鞭子，必须有医生在场，并且必须使用“标准鞭子”。[133]

三

在第三帝国治下，常规的司法和刑罚系统还在继续处理普通的非政治犯罪——盗窃、人身侵犯以及谋杀等——并实行了警察国家的镇压新措施。在魏玛共和国晚期，因为30年代初的政治局势还不明朗，许多死刑犯并没有被执行死刑；统治稳定之后，纳粹新政权对他们执行了死刑，于是短时间之内死刑数量大幅攀升。当局承诺，该执行的死刑不会耽搁，并表示他们正在斟酌赦免死刑的请愿。1933年5月，一份极右派报纸满意地评论道：“妇人之仁、有罪不罚的日子结束了。”到了1936年，90%的法院做出的死刑裁决都已经执行。政府鼓励检察官和法院指控杀人者犯了谋杀罪，以便达到处以极刑的标准，而不是一般不会判死刑的杀人罪。结果，每1,000名德国成年人中犯谋杀罪的人数从1928—1932年间的36人增长到1933—1937年间的76人。[134]纳粹分子根据犯罪学家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但是却无视了这些研究的诸多条件限制和具体细节）认为，这些囚犯在本质上属于遗传退化人群，应该从一个优秀的种族中清除出去。[135]

对触犯刑律的普通囚犯来说，纳粹种族学说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犯罪学家、刑罚专家以及警察基本一致同意应该无限期监禁“惯犯”以保障社会安全。1933年11月24日，《惯犯法》（Law against Dangerous Habitual Criminals）获得通过，这一愿望变成了现实。该法授权法庭对作案超过3次的罪犯实施所谓“安全监禁”，在罪犯服完常规刑期之后将其再次关进监狱。[136]到了1942年10月，已经有超过1.4万人被安全监禁。其中包括被监狱长推荐追溯量刑的在押囚犯。比如在勃兰登堡（Brandenburg）等监狱，超过1/3的在押囚犯都遭到了此类待遇。这些囚犯一般都没有从事什么严重暴力犯罪，而是干了些小偷小摸，比如偷自行车、顺了办公室的东西以及在商店行窃等。他们多数都是没有稳定工作的穷人，在通胀时期开始偷东西，在大萧条时期又重操旧业。有一个马车夫的例子比较典型。他出生在1899年，20年代和30年代初曾经多次因为小偷小摸入狱，有一次因偷自行车被关了十一个月，另一次因偷外套被关了七个月。每次获释之后他都带着在监狱工作拿到的少量薪水重返社会。然而他的犯罪记录让他既无法在大萧条时期找到工作，也无法从社会福利机构获得救济。1933年6月，他又犯事了，这次他偷了一个报警器和一些胶水，还在一场酒宴上顺走了一些装饰品。他服完刑后，被追溯量刑，关进了勃兰登堡监狱实行安全监禁，从此再没被放出去。当时，许多人都有着和他相似的命运。[137]

第三帝国时期监狱条件开始大幅恶化。以前纳粹集团经常攻击魏玛时期的监狱管理太松散，对囚犯太好，囚犯享受的食物和娱乐甚至比他们在外面得到的还要好很多。他们会这么说很正常，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希特勒、赫斯、博尔曼到罗森博格（Alfred Rosenberg），都曾在魏玛时期蹲过监狱，并因他们的政治主张之中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受到了特别优待。事实上，魏玛时期的监狱管理相当严格，很多地方的监狱生活有着浓重的军事化色彩。[138]不过，有一些地方的确尝试引进更宽松的管理方法，强调教育、改造和对囚犯的良好表现实施奖励。但是纳粹党上台之后，这些措施被统统叫停。狱警和监狱管理机关随即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讨厌对囚犯宽大处理。主张改革的监狱长和监狱高级职员被草草撤职，代之以更严酷的新管理手腕。不久，在押囚犯数量的急剧增长引发了卫生、营养和总体福利方面的难题。监狱的食物供应不断恶化，致使囚犯们体重下降，饥饿难耐。寄生虫和皮肤病远比魏玛时期普遍。一开始，高强度劳动并不为监狱重视，因为大萧条期间监狱外还在忙着创造工作机会。然而，1938年政策反转，大量囚犯（最高达95%）都被强制劳动。其中许多人被派去专门修建由州监狱管理机关负责的劳役营，这些臭名昭著的劳役营多数位于德国北部埃姆斯兰（Emsland）地区。在那里的近1万名囚犯从事的都是极为辛苦的工作：掘土、排去土壤水分。那里的条件比常规的州监狱条件还要差，囚犯经常被殴打，被鞭子抽，被看守的狗咬伤，甚至被谋杀和枪杀。许多看守都是褐衫军出身，直至1934年司法部接管劳役营。这些看守对待囚犯的态度影响了随后几年逐渐接手的常规监狱看守。这里不像其他地方的劳役营，1933年早期集中营随意打人和施加酷刑的风气一直持续到1933年中后期，上面很少干预。[139]

1934年5月14日，新的规定出台，系统化了常规州监狱和教养所的地方和区域性差异，废除了某些特权，为屡教不改者规定新的惩罚措施。监禁的目的从此变成了赎罪、威慑、惩罚。再教育计划被大幅缩减和彻底纳粹化。体育和游戏活动换成了军事训练。口出怨言的囚犯会遭受更严酷的惩罚。共产党政治犯弗里德里希·施洛特贝克（Friedrich Schlotterbeck）的室友是一位已经被关了很长时间的囚犯，他很清楚监狱条件已经恶化到了什么程度。这位老囚犯告诉他的新室友：

首先他们锯掉了食堂座椅的靠背，他们觉得那太舒服了，会把我们惯坏。后来他们干脆连食堂也不要了。以前有时候在周日会有演唱会或者幻灯讲座，现在没有了。图书馆中的很多书也被拿走了……吃的变差了。他们还用了新招数整我们。比如，禁闭一周，只给面包和水。一周过后，你就会受不了，他们再把你的手脚都铐上单独关起来。最糟的是，你的手是被绑在后背上的，所以只能面朝下趴着。监狱的规则其实没变，他们只是在更严格地执行罢了。[140]

施洛特贝克在监狱那几年看到，惩罚措施变得越来越频繁和严酷，尽管多数监狱看守都是老狱卒，而非刚刚上任的纳粹党徒。[141]许多监狱官员不满足于废除魏玛时期的改革措施，还想回到帝国时期，那时候体罚在监狱里是家常便饭。然而，因为不少监狱已人满为患，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将监狱秩序恢复到他们希望的状态。1938年，1,000多名老练的纳粹街头暴力分子被派到监狱当助理看守，但情况仍无好转。这些纳粹分子虽对获得工作感恩戴德，但实在太难管了。他们完全不把州政府权威放在眼里，经常用警棍等当时在监狱并不常见的武器随意痛打囚犯。[142]

遭到安全监禁的囚犯更惨。他们被判每天从事9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并接受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而且因为这些人将被终身监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境况会越来越难以忍受。到了1939年，他们之中超过1/4的人已经年过五旬。自残和自杀案件急速增长。“再来三年我可受不了，”一个囚犯1937年给他姐姐写信，“……我是偷过东西，但我宁愿自杀也不愿意在这里被活生生地折磨死。”[143]因为新法出台和警力增加，1933年监狱里的各种囚犯以每天50%的速度快速增长。1937年2月，德国的囚犯数量达到12.2万的峰值，而在十年前这个数字只有6.9万。[144]战后经常可以听到老一辈德国人说，希特勒虽然做了很多错事，但至少为德国的守法公民们创造了安全的生活环境。可是，纳粹的罪犯政策并不是为了合理减少盗窃和暴力等普通犯罪行为。实际上，纳粹当局曾于1934年8月和1936年4月两次宣布赦免非政治性的小型犯罪行为，至少72万件原本会被判处短期徒刑或罚款的诉讼案因此撤销。当局对这些犯案者可没有兴趣。但是，特赦并不包括所谓“惯犯”，这进一步表明纳粹的刑罚实践有多么随意。[145]

同时，政府通过一系列新法律和新法令发明了大量新的罪名，有些法律和命令还具有追溯性。这些法律法令主要是为政权的意识形态和宣传服务。比如1938年希特勒下令通过新法，宣布高速公路抢劫可判死刑，且该法具有追溯性。在此之前，有两个人因犯此罪而被判处监禁，法律颁布后他们便被送上了断头台。[146]所有犯罪行为都染上了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甚至连小偷小摸都被当作遗传堕落的证据；一些定义模糊的行为，比如“抱怨”或者“无所事事”成了不定期拘禁的依据。刑罚越来越不适应于犯罪行为，而是为了强调所谓种族共同体的利益，惩治异于纳粹种族标准的人群。各种各样的人被警方、检察官和法官日益视为天生的罪犯，数以千计的人被随随便便地抓起来，未经审判便遭到监禁。

卖淫这样的职业虽不合常规且处于社会边缘，截至当时多少是为社会所容忍的，但在纳粹治下也开始被定义为“不合群”，遭受同样的处罚。模糊不清且范围广阔的法律和法令赋予警察以几乎无限的权力，可以随意实施逮捕和拘禁，被纳粹批评对罪犯过于宽容的法院在利用镇压和控制政策方面也不落下风。大量犯罪学家、刑罚专家、律师、法官以及各类专家都对这些做法表示欢迎，只在少数技术手段上持保留意见，其中包括犯罪学家埃德蒙·梅茨格尔教授，他是新《刑法典》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在1933年出版的一本教科书中，梅茨格尔教授声称刑罚政策的目的是“消灭种族共同体中损害民族和种族的元素”。[147]梅茨格尔表示，犯罪、异常，以及政治对抗对纳粹主义来说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用纳粹的话说就是，都是“共同体异类”（community aliens）；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些人都不是“种族同志”，应该被强行驱逐出社会。当时的一位知名政策专家保罗·维尔纳（Paul Werner）于1939年总结说，只有那些能够完全融入种族共同体的人才有资格获得完整的公民权利；而那些对共同体“漠不关心”的人是“不合群的”和“有犯罪意图的”，因此是“国家的刑事敌人”，必须使用警力“与其战斗并将其镇压”。[148]

第四节

恐怖手腕

一

纳粹当局的镇压和监控机制在希姆莱党卫队支持下逐渐系统化，对集中营产生了显著影响。[149]1933年夺权之后的头几个月，纳粹党迅速建立了不下于70座集中营；另外还有位于冲锋队各支部的审讯室和小型监狱，这些机构不为人知，但可能数量更多。当时，这些机构关押了约4.5万人，被看守殴打、拷问和习惯性侮辱，数百人被虐待致死。被关押的大部分是共产党人、社民党人和工会人士。不过在1933年后半年和1934年前两三个月，这些早期的集中营和临时拷问中心多数都被关闭。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是设立在斯德丁（Stettin）伏尔铿造船厂（Vulkan shipyard）的非法集中营，在州检察官的命令下于1934年2月关闭。许多带头折磨囚犯的冲锋队和党卫队军官被送上审判席并处以长期徒刑。但在这之前，一系列官方和非官方的赦令便已经释放了大量饱受折磨和惊吓的囚犯。1933年7月31日一天释放了集中营1/3的人。到了1934年5月，和一年前相比集中营囚犯数量只剩下了大约1/4，此时纳粹政权开始对剩下的囚犯实行标准化和系统化监禁。[150]

在此之前，巴伐利亚州检察官曾于1933年6月指控达豪集中营的长官瓦克勒（Wäckerle）涉嫌和营内医生与管理人员一起谋杀囚犯。[151]瓦克勒曾协助希姆莱制定集中营的规章制度（虽然制度并未得到完全贯彻），希姆莱被迫于1933年6月26日将瓦克勒撤职，代之以新长官提奥多尔·艾克。艾克以前是个警察，职业生涯大起大落。他出生于1892年，当过军需官和保安，后来在党卫队内部一路晋升，于1931年末当上了营长，手下有1,000人。但是，他在第二年被指控企图用炸弹制造恐怖袭击，被迫逃到了意大利。在那里他曾经代表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管理过一个难民营。1933年2月艾克返回德国参与纳粹夺权。但不久之后他就和普法尔茨（Palatinate）的纳粹地区领导人约瑟夫·比克尔（Josef Bürckel）大吵了一架。比克尔把他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希姆莱为艾克做了精神检查，发现他一切正常。[152]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曾经是艾克在达豪时的下属，形容他是“意志坚定的老纳粹信徒”，视早期集中营中的共产党人为“国家的死敌”，“必须好好修理他们，如果他们胆敢反抗就立马消灭”。[153]

1933年6月，希姆莱想起艾克在意大利管理难民营时有些成功经验，于是就派他去管理达豪。不久之后，刚刚走马上任的艾克报告称他发现警卫有腐败行为，集中营装备老旧，管理人员士气低下。这里“没有弹药筒和步枪，更别说机枪了。全体工作人员中只有三个人知道如何使用机枪。我的人住在灌冷风的工厂里，整个集中营到处都那么寒碜可怜”。当然，艾克说的“整个集中营”是指警卫，对囚犯的可怜处境他只字未提。艾克换掉了120名工作人员中的一半。1933年10月，他发布了一整套集中营管理规范。这套规范和之前的不同，也对警卫行为做出了规定。规范以表面上的秩序化和统一化取代了过去的恣意暴行，严苛至极。以“煽动”为目的讨论政治和“宣传残暴”的囚犯会被吊死；蓄意搞破坏、袭击警卫以及有任何不服从行为的囚犯都将被直接交送行刑队处理。其他一些小罪也有较轻的惩罚：单独关禁闭，期间只供应面包和水，禁闭时间根据罪行大小而定；体罚（25次杖击）；处罚性训练；连续好几个小时被绑在柱子上或树上；重体力劳动；扣押邮件。在接受额外惩罚的同时，囚犯的刑期也会延长。[154]

艾克的新规范意在防止警卫随意使用私刑，通过设立一种官僚机制，为实施惩罚措施提供依据，以此保护集中营的军官和警卫不被当地法律官员起诉。这样，正式规范就取代了恣意暴行。例如，新规范要求，殴打囚犯须由数名党卫队成员进行，且须有其他囚犯在场，所有惩罚必须记录在案。党卫队警卫的行为受到严格管制。警卫必须按军事化标准要求自己，不能和囚犯私下谈话，无论是每日的例行点名、监督囚犯做工、发布命令，还是施行惩罚，都必须遵守细致烦琐的规矩步骤。囚犯被发给统一的制服，并有义务保持房间干净整洁。新规范为集中营规定了基础的卫生和医疗条件，这在1933年初的一些集中营里是没有的。集中营外的工作（主要是不间断的重体力劳动）细节得到了规定。艾克还为集中营工作人员建立了一套系统和层级式分工制度，并给警卫配发了特殊的领章：骷髅。1934年之后，党卫队集中营管理部门便因此得名。艾克对待囚犯毫不留情，极度残忍，骷髅正好代表了他的做法。后来鲁道夫·霍斯回忆道：

艾克认为，必须对党卫队加以持续的思想灌输和适当命令，让他们知道囚犯的危险和罪恶，使他们面对囚犯时能够完全冷酷无情地对待囚犯。他们要粗暴地对囚犯，消除内心对囚犯的任何同情。通过这样的方法，艾克成功地在一群本性单一的人心中培育出外人难以想象的对囚犯的憎恨和仇视。[155]

霍斯本人于1933年9月加入党卫队，曾通过“血与土”阿塔门联盟（“blood-and-soil” Artaman League）和希姆莱建立了联系。希姆莱后来请他加入达豪集中营的党卫队警卫部队，即骷髅总队（Death's Head Formation）。霍斯因严守纪律、勤劳肯干而迅速得到晋升。1936年，他拿到了自己的军官委任书，负责管理仓库和囚犯的财物。

霍斯自己以前进过州监狱。后来他写道，对于多数集中营囚犯而言，不知道自己何时会被释放是最沉重的心理负担。一个被判以确定刑期的普通囚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去，而集中营放人取决于一季度一次的管委会评估，任何一名党卫队警卫都可以使坏让囚犯出不去。在艾克的集中营世界里，警卫们可以为所欲为。详尽的管理规定给警卫创造了多种可能性，无论囚犯是否真的违反了规定，无论是违反了哪个层面的规定，警卫们都可以对他们施加残酷的暴行。这些规定就是为了给针对囚犯的恐怖行为提供说得过去的合法借口。霍斯本人曾因无法忍受囚犯们遭受惩罚、殴打、鞭刑的血腥场面而提出抗议。他不屑地写到那些“邪恶、满脑子坏水、坏到根了、残忍、卑下、粗鄙的”警卫，他们为了弥补自己的自卑感将气儿一股脑儿撒到了囚犯身上。集中营内的仇恨并非单方面的。霍斯和其他党卫队警卫都认为，集中营有两大敌对势力在激烈对抗，一边是共产党和社民党，另一边是党卫队。艾克的集中营新规范无疑将使党卫队成为最终的胜利者。[156]艾克重整达豪集中营的做法自然获得了希姆莱的赞赏。1934年7月4日，希姆莱任命艾克为德国所有集中营的总监。7月11日，艾克被提拔为党卫队高级领导，和保安处局长海德里希平起平坐。[157]他的系统化管理在整个德国成为效法的对象。鉴于州检察官以集中营警卫杀害囚犯为由不断寻求介入，他秘密下令，禁止施行对严重违纪的囚犯处以死刑的规定，而主要将这类规定用于威慑囚犯。随意杀人的情况开始迅速减少，尽管主要原因是集中营囚犯总数下降了。1933年，达豪有24人死亡，1934年降到了14人（不包括清洗罗姆时杀的那些人），1935年是13人，1936年是10人。[158]

1934年和1935年间，希姆莱一方面接管了整个德国的警察系统并加强集权，一方面借着在清洗罗姆之后党卫队权势和影响力的不断增长，将集中营划入党卫队的管辖之下。这时候所有集中营加在一起只有3,000名囚犯，标志着纳粹独裁制度已经趋于稳定。集中营管理日渐规范，集权也不断加强。奥拉宁堡（Oranienburg）和富尔斯比特尔（Fuhlsbüttel）两个集中营在1935年关闭，埃斯特韦根（Esterwegen）集中营也在1936年关闭，萨克森堡（Sachsenburg）集中营则在1937年关闭。到了1937年8月，德国全境只剩下4座集中营：达豪、霍斯于1938年开始任职的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专门关押女性的利赫滕堡（Lichtenburg）集中营。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纳粹政权感到局势日益安全，以及它成功粉碎了左翼力量的反抗。1933—1936年期间，政府认为部分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已经吸取了教训，就把他们放了。仍然在押的要么是因为名气太响不能放，比如德共前领袖恩斯特·台尔曼；要么被认为是顽固分子，放了之后肯定还会继续组织抵抗。集中营数量的减少还显示出纳粹当局已经驯服了德国的司法和刑罚系统，现在二者都乖乖地为党效力，1933年冲锋队建立的一些小集中营和审讯中心关门之后，监禁第三帝国政治敌人（真的敌人和被认为是敌人的人）的任务开始主要由州监狱承担。比如1937年夏天，州监狱收押了1.4万名受政府指控的政治犯，与之相比，集中营的政治犯数量简直微不足道。在1933年初的暴力清洗时期之后，负责处理异议者就不再是冲锋队和党卫队，而是政府机关。[159]随着政治犯被释放，这类待处理的案件也减少了。30年代中期对共产党抵抗运动的有效镇压可以从以下数据中得到反映：被判严重叛国罪的案件从1937年的5,255起降到了1939年的1,126起，州监狱的政治犯从1935年6月的23,000人降到1938年12月的11,265人。[160]但这个数字比集中营的高，从这个时候开始至少一直到二战爆发前夕，警察、法院和监狱系统一直在第三帝国的政治压迫方面扮演着比党卫队和集中营更重要的角色。

地图2　德国集中营的分布情况（1939年）

到了1936年2月，希特勒同意就整个系统的针对目标做出调整。从那时起，希姆莱的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既负责防范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的抵抗运动再次兴起，也负责——既然工人抵抗运动已经被镇压——清洗日耳曼种族中的不良成分。这些不良成分包括惯犯、不合群的人，以及从更宽泛的角度讲违背日耳曼种族共同体健康标准的人。这个时候犹太人还没有被独立归类：按照希特勒和希姆莱的理解，清洗工作的目标是净化日耳曼种族，消灭其中的不良和堕落成分。这样一来，集中营囚犯的构成开始发生改变，囚犯数量开始上升。比如到了1937年7月，达豪集中营1,146名囚犯中有330人是职业罪犯，230人是触犯了福利管理规定被判服劳役，93人是在巴伐利亚警局反流浪汉和反乞丐的行动中被抓进去的。也就是说，57%的囚犯已经不是政治犯了，这与1933—1934年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161]集中营的本质和功能发生了剧变。原本集中营是和人民法庭以及各种特别法庭共同致力于（主要是对共产党的）政治镇压的机构，而现在它成了种族和社会改造的工具。大批所谓种族堕落的人被关进了集中营。[162]功能上的变化，加之现在不管集中营的警卫和官员在里面做了什么，希姆莱都可以让他们免于被起诉，致使集中营的死亡人数在30年代中期的相对的平静期之后开始急剧增加。[163]1937年达豪死了69人，比前一年的7倍还多，而集中营的人数仍保持在2,200左右没变。1938年死亡人数再次激增，达到了379人，这一年集中营人数也增长到了8,000多。布痕瓦尔德的情况更糟。1937年2,200名囚犯中有48人死亡，1938年7,420人中有771人死亡，1939年的8,390人中至少死了1,235人。后两年的数据主要源于1938—1939年冬天集中营里斑疹肆虐所造成的影响。[164]

其实，消灭“共同体异类”的行动早在1933年就已经开始。那一年警察多次展开针对柏林黑帮犯罪组织的联合行动，第一次行动就抓捕了好几百名“职业罪犯”。[165]1933年9月，多达10万名乞丐和流浪汉在“帝国乞丐周”被抓，当时正好是冬季救助计划首次实施的时候，人们正在给穷人和失业者捐款捐物。这个现象清楚地表明，第三帝国的福利和压迫有着某种联系。[166]这类人并未全部被关进集中营。但是在1933年11月13日这一天，刑事犯和性犯罪者被普鲁士纳入“保护性拘留”的对象，关进了集中营，到1935年已经约有500个这样的人被关了起来。在警察系统被党卫队接管并集权化之后，这项政策被更为广泛和系统化地执行。1937年3月，希姆莱下令逮捕了2,000名所谓职业罪犯或者惯犯（指一个曾被多次指控的人，无论犯的事儿有多小）。被“保护性拘留”的人还可以由法院决定他们的命运，而这些人却在未经任何审判的情况下被直接关进集中营。1937年12月14日发布的一项法令宣布可以把任何被政府和与警察开展密切合作的各类机构认定为“不合群”的人抓起来关进集中营。不久后，帝国内政部和普鲁士内政部扩大了“不合群”的定义，指任何与日耳曼种族共同体不符的人，包括吉卜赛人、妓女、皮条客、流浪汉、无赖、乞丐和流氓。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连违反交通规则的人也可能被算进去；还有长时期失业的人，警察可以从劳动市场获取他们的信息，抓他们的原因是，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找到工作了，所以这些人肯定是天生不想工作，因此必须矫正他们。[167]

1938年4月，盖世太保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系列搜查行动。搜查范围包括一战前希特勒在维也纳穷困潦倒无事可做时赖以栖身的那种廉价旅馆。到了1938年6月，仅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就已经有2,000名和维也纳时期的希特勒状况相似的囚犯。6月13日，刑事警察在海德里希的命令下又展开了一系列突击行动，这次的目标是乞丐、流浪汉和四处迁徙的人。警方还抓了一些有常居之所但没工作的人。许多地方的警察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海德里希的命令，把所有失业的人都抓了。海德里希要求每个地区警局抓200人，但是法兰克福警察局抓了400人，汉堡抓了700人。全国范围内逮捕的总人数超过1万。[168]一些文件解释了对这些人实行“保护性拘留”的理由，其中经济考量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如，1938年6月在杜伊斯堡（Duisburg）有一位54岁的老人被抓，一份相关的文件称：

根据当地社会福利部门的信息，C被划为不想工作的人。他不关心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他们只能由公共财政养着。即使给C分配工作，他也从来不干。他酗酒成性，花光了救济金。C已经被福利部门警告了好几次，是一个典型的不合群、不负责任、不愿工作的人。[169]

C后来被关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监狱的记录显示，他进入集中营刚过一年半就因身体虚弱而死亡。[170]

被划为“不合群”的人使数量遭到削减的集中营爆满。例如，1938年夏天有超过6,000人被带到萨克森豪森，而年初该集中营的总人数还不到2,500人。1938年8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8,000名囚犯中有4,600人属于“不想工作”人群。新囚犯的涌入使纳粹政权决定为刑事罪犯和不合群的人再新开两个集中营，分别是弗洛森比格（Flossenbürg）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新的集中营由党卫队负责管理，并和1938年4月29日新成立附属机构德国土地和石场公司有合作关系。按照该新公司的要求，囚犯们要去山里从事爆破工作和挖花岗岩，帮助希特勒和他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完成宏大的建筑计划。[171]这些“不合群”的人在集中营里也是底层人群，就跟他们在外面一样。警卫对他们非常粗暴，他们几乎像“不合群”所定义的一样，无法像政治犯那样依靠自己的力量在集中营生存下去。其他囚犯瞧不起他们，他们在集中营中无足轻重。他们的死亡率和患病率特别高。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时德国宣布大赦，但他们之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获释出狱。剩下的被继续关押，释放日期不定。他们虽然人数下降了，但在战争前夕仍在集中营占主要组成部分。比如在布痕瓦尔德，根据1938年12月31日的统计，12,921名被“保护性拘留”的囚犯中有8,892名被划为“不合群”；一年后的12,221人中这类人有8,212名。以社会边缘人群为对象的搜捕行动从根本上改变了集中营的人口组成。[172]

二

战争前夕，集中营囚犯的数量又有所增加，从7,500人增加到了21,000人，但这时候囚犯的种类更加多样，不再像纳粹党上台初期那样以政治犯居多。[173]这些囚犯多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型集中营：布痕瓦尔德、达豪、弗洛森比格、1939年5月取代利赫滕堡成为新的女性集中营的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毛特豪森和萨克森豪森。党卫队在找建筑材料时还顺便给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开了一个分部，位于汉堡郊区的诺因加默（Neuengamme），那里出产石砖供希特勒改造易北河港口。还有很多小集中营的建设也次第跟进。提供劳动力日渐成为集中营的主要功能。[174]但是劳动力是会消耗的，且新集中营的条件甚至比30年代中期还要糟糕。1935—1936年冬，一些集中营开始为各类囚犯设计不同的服装，到1937—1938年冬，服装的差异化已成常态。从那时候起，所有囚犯都必须身穿条纹制服，并在左胸佩戴一个颜色各异的倒三角标记：黑色表示“不合群”，绿色代表“职业罪犯”，蓝色是“返迁犹太移民”（人数较少），红色代表“政治犯”，紫色是“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粉红代表“同性恋”。犹太人囚犯被划入其中一类（通常是政治犯），但他们还必须在表示分类的倒三角标记下方佩戴一个黄色的正三角标记。两个三角形合起来便组成一个代表犹太民族的大卫星。当然，这些类别通常划得十分随意和粗糙，但这对集中营管理者来说没有影响。集中营的管理手段多种多样，比如给政治犯一些特权，故意激起其他囚犯的憎恨，或者让刑事罪犯管理其他囚犯，以加深不同类别的囚犯间的分歧。[175]

一些幸存者的回忆录揭示了30年代后期集中营内的残酷生活。其中一个幸存者名叫瓦尔特·波勒（Walter Poller），出生于1900年，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是一份社民党报纸的编辑。1933年被迫离职之后，波勒便活跃于社民党抵抗运动之中。自1933年初以来，他三次被捕，最后一次是在1934年11月初，盖世太保认定他为反对派写过传单，指控他叛国。四年之后波勒获释，随即再次被捕，被送进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亲眼见证，当时集中营内极端的残暴行为已成常态。波勒和他的狱友刚一抵达，便无端遭到开车带他们来集中营的党卫队警卫一顿痛打，他们想逃跑躲避，却被党卫队继续用步枪枪托和橡胶警棍追打。在被打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后，他们被带到关押政治犯的主营房，一个党卫队军官向他们宣读了集中营的规矩：

你们来了，来的这地方可不是疗养院！你们应该已经明白了。那些不明白的人很快就会明白。放心好了……在这里，你们不是那种被法院判了多少年的囚犯。在这里你们就只是“囚犯”，完完全全的纯种囚犯，要是现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没关系，你们很快就会明白的。你们这群下贱的软骨头！你们什么权利也没有！你们生来只有当奴隶的命！阿门！[176]

波勒很快发现，政治犯的制服质量最好，而且和其他囚犯分开居住。不过，他吃不消在集中营外承担的苦役。幸好集中营里面的社民党和共产党囚犯组织有序，建立了一套精细的非正式互助体系，他们设法帮他弄到一个给集中营医生帮忙的工作。在这个新岗位上，波勒不仅活到了1940年5月最终获释，还仔细观察了集中营的日常运作。囚犯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各营房由一批高级囚犯负责，囚犯头子负责在列队点名等场合负责集合囚犯和报到，而且他们干这些时几乎和警卫一样粗暴。但是不管职责如何，所有囚犯的命运都捏在警卫手里。他们只要愿意，就从不犹豫使用手中的绝对权力来决定囚犯的生死。[177]

根据波勒的记录，每天早上4点或5点（取决于不同季节）囚犯就会被叫醒，随后依次洗漱、穿衣、像军队一样整理床铺、吃早餐，然后快步冲向操场列队点名。囚犯如果稍有违纪，比如床没收拾好或点名迟到，就会招来囚犯头子或警卫的一顿打骂，或者按照惩罚细则被配给特别繁重的工作。囚犯在列队点名过程中可能被警卫殴打和羞辱。在1937年某日的一次点名中，波勒看见两个政治犯从队伍里被拽了出来，被带到集中营外面枪毙了，没人知道原因。党卫队轻易就能根据那些吹毛求疵的规章制度给他们不喜欢的囚犯定罪，说他违反了某某规定（包括一些模糊的罪名，比如工作懒惰），然后对他们处以鞭刑。按照规定，鞭刑必须要用两张黄色的表格进行记录。囚犯经常被强迫观看违反规定的人手脚被绑在长凳上，脸朝下，遭到党卫队警卫用藤条鞭打。波勒说，没有一次殴打是完全按照纸面上的规定来的。接受处罚的囚犯按规定会被打5次、10次或25次不等，并被迫大声喊出鞭打的次数，如果数忘了，警卫就会重新开始打。规定的藤条常被换成打狗的鞭子、皮带甚至铁杆。囚犯常常会被打到失去意识。囚犯被打得大声惨叫时，监狱常会让懂音乐的囚犯组成的集中营乐队演奏乐曲盖住叫声。[178]

若严重违反纪律，囚犯会被连续数日甚至数周关在一个阴冷漆黑的小屋里，只发给水和面包。在冬天这比被判死刑好不到哪里去。更常见的是两只手腕被绑在木杆上吊好几个小时，会造成长时间的肌肉疼痛与损伤，如果受罚时间再长一点，囚犯便可能失去意识甚至死亡。越狱的企图尤其会激怒党卫队。他们明白，集中营警卫人数不够，如果囚犯决心组织一次大规模逃亡，他们多半挡不住。因此，那些越狱失败的囚犯都会被当众毒打，有时会被活活打死，或者在集中营操场上被公开吊死，同时集中营的长官会警告全营，说这就是试图越狱的下场。有一次在萨克森豪森，一个越狱未成的囚犯被带到操场，先是遭到一顿毒打，然后被塞进一个小木箱里，放了整整一周让全营囚犯参观，直到他最后死去。[179]在这些威胁之下，多数囚犯只能全力活着。如果他们有特殊手工技能，白天就会被派到营内的小作坊工作；但是大多数囚犯会列队去集中营外面从事各种重体力劳动，比如去挖石头为集中营修路，采掘石灰石、砂砾石，或者清理碎石。期间警卫同样会殴打那些被认为干活不努力或者不麻利的人。若是有人离大部队太远，警卫会不做任何警告，直接开枪将他打死。临近傍晚，囚犯会列队返回集中营。他们浑身湿透，筋疲力尽，全身脏兮兮的，却还要再进行一次漫长的点名，有时长达数小时，期间必须立正站好。若是在冬天，有人有时会在严寒中昏倒，被活活冻死。夜里营房熄灯后，警卫会警告囚犯不要外出四处走动，否则会被枪毙。[180]

警卫们的残暴行为不分青红皂白，有时如同虐待狂一般，这主要反映出他们接受的党卫队训练的残暴与虐待性。30年代晚期，达豪有6,000名党卫队，布痕瓦尔德有3,000名。负责集中营日常管理的警卫（人数要少很多）就出自党卫队。这些警卫多数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比如达豪农民的儿子，或者布痕瓦尔德中下层出身的年轻人和工人阶级子弟。他们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习惯了艰苦的生活。他们被教育做人要狠，在训练中军官会狂吼着用污言秽语辱骂他们，如果训练没有达标，他们还会遭到羞辱性的惩罚。一个应征党卫队的年轻人后来回忆，在武器训练中，如果有人把弹药筒掉在了地上，会被要求用牙齿将它叼起来。他们被灌输的这种意识形态大多强调对日耳曼种族的敌人（比如集中营的那些囚犯）必须要强硬。这些党卫队年轻人一来到集中营就住在自己的营地，基本和外界隔绝，没有什么娱乐手段，没有机会见到女孩子，也不能体验当地的日常生活，终日困在枯燥的日常监管工作中。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党卫队当然会对囚犯十分粗暴，每天变着法地用脏话辱骂他们，为了找存在感而为一些毫不起眼的小过失严厉惩罚他们，为了给无聊的生活找点乐子而用各种残忍的游戏来折磨他们，让他们体验一遍自己在接受党卫队训练时受到的身体侮辱和艰难困苦；毕竟，这是他们唯一知道的训练方式。当然，那些最迟于1934年之后加入党卫队的都知道他们将面对什么，所以来的人都是已经接受了很重的意识形态教育的。而且，不想每天在集中营施暴的人随时都可以辞职，事实上也有很多人这么做了，特别是在集中营生活变得极度严酷的1937年和1938年。比如，1937年约有8,000人退出党卫队，其中包括退出骷髅总队的146人。146人中有81人系主动申请退出。1937年4月1日艾克下令，骷髅总队中“不能服从命令、总想讨价还价的人必须离开”。一名在1937年复活节前后上岗的集中营警卫目睹了囚犯被打，并听见了牢房里的惨叫声，便向长官申请调离岗位。他说他想成为一个士兵，而不是一名狱卒。这个警卫被强迫做处罚性的训练，艾克还亲自找他谈话，想让他回心转意。不过他意志坚定，最后他的申请在1937年7月30日获得通过。这充分说明，那些留在集中营的人都忠于职守，丝毫未因囚犯所受的折磨而心怀顾忌和愧疚。[181]

也曾经有数千名囚犯获释，得以走出集中营，尤其是在1933—1934年。“我知道，”一个集中营高级官员向瓦尔特·波勒发放释放文书时告诫他，“你在这里看到了一些公众可能并不完全知情的事情。但你出去之后必须绝对保持沉默。明白吗？如果你出去乱说话，你很快就会回来的，那时候你就知道乱说话的下场了。”[182]在集中营里，囚犯和亲朋好友之间的联系受到限制，按纪律，集中营军官和警卫也不能和外人聊自己的工作。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本会成为一个永远的谜。早些时候还有警察和检察机关想要调查发生在集中营内的谋杀案，但都被冷冷拒绝。[183]到了1936年，集中营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法外机构。但是，纳粹当局毫不隐瞒存在集中营这一事实。达豪集中营建立于1933年，当时的媒体曾对此广泛报道，后来还有一些报道讲共产党人、帝国旗帜和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因危害国家安全而被投入集中营的，集中营囚犯数量是如何迅速增至数百人，他们是如何被弄去工作的，集中营里那些骇人听闻的残暴故事是多么荒唐。媒体公开警告人们，不要试图进入和窥探集中营，也不要试图翻越集中营的围墙，否则会被射杀，结果那些故事散播的恐惧和忧虑进一步加深。[184]对集中营的莫名恐惧逐渐发酵，因为人们只能根据获释囚犯严重受创的身心来猜测里面的真相。如果要问在某段时间内参加政治抵抗，表达政治异见，或者在1938—1939年前偏离第三帝国公民应该遵守的正常行为规范将会受到何种惩罚，没有比这更让人恐惧的答案了。[185]

三

盖世太保不断攀升的权力和令人恐惧的名声最能显示纳粹当局的恐怖统治。在褐衫军制造的第一波大规模暴力活动退潮之后，警察在纳粹政权的镇压机器中开始扮演核心角色，他们四处追捕政治犯等各种类型的犯罪分子。警察中尤以盖世太保名声最响，它几乎快要被神化为全知全能的国家安全和执法力量。没过多久人们就开始怀疑每个酒吧和俱乐部都有密探，每个办公室或者工厂都有间谍，每辆公共汽车和电车上、每个街道角落都有眼线。[186]但事实绝非如此。盖世太保的组织规模其实很小，它能够花钱养的特工和告密者数量非常有限。1934年，以造船闻名的城市斯德丁只有41名盖世太保军官，法兰克福也一样；1935年，不来梅的盖世太保军官只有44人，汉诺威只有42人。1937年3月，人口高达400万的莱茵河下游地区——即使把杜塞尔多夫总部和其他地区分支都算进来——一共加起来也就只有281名盖世太保特工。他们可不是什么纳粹传奇人物；他们一般都是职业警察出身，从魏玛时期或者更早时就已经开始工作。许多人首先把自己看作训练有素的专业警察。比如在维尔茨堡（Würzburg），1933年1月末只有当地的盖世太保头子及其继任者加入了纳粹党，其他人都对政坛敬而远之。虽然盖世太保从第三帝国早期就开始接受党卫队负责人海因里希·希姆莱的领导，但1939年整个德国所有2万名盖世太保军官中只有3,000人是党卫队成员。[187]

参加盖世太保的职业警察包括他们的领袖海因里希·米勒（Heinrich Müller）。一个纳粹地方官员曾在1937年写道，“我们不敢想象他竟然是党员。”那年纳粹党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也无法理解“这样一个反对纳粹运动的丑陋人物”是如何成为盖世太保头子的，他甚至曾嘲笑希特勒是“失业的移民粉刷匠”和“奥地利逃兵”。不过，另一些纳粹官员注意到米勒“有难以置信的野心”，“他的超凡能力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承认”。狂热的反共立场是他在纳粹政权中经久不衰的关键，这一立场产生于他19岁当警察后处理的第一个案子，该案与一战后慕尼黑革命政府的“红军”[*]杀害人质有关。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米勒曾经领导过慕尼黑警察局的反共部门，他把镇压共产主义置于一切工作之上，有时候甚至连政府强调的“准确执行法律”原则都弃之不顾。此外，米勒17岁时曾志愿参战，并因英勇无畏屡获表彰。他坚守责任和纪律，像执行军令一样完成任务。他是个工作狂，从不休假，也几乎从不生病；不管德国是什么政体，他都忠心为祖国效力。他认为为国效力和无条件服从祖国的命令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更是他自己的责任。海德里希非常欣赏米勒的效率和忠诚，便留下了他，把他和他的整个团队一起招入了党卫队保安处。[188]

盖世太保的上层领导人多数都是坐办公室的，并不在一线工作。他们的许多时间都用于搜集和更新信息以便提供翔实的卡片索引，处理潮水般涌来的各种指令和规范，填写各类需要的文书和文件，以及和其他部门机构争权夺利。魏玛时期的政治警察系统已经为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建立了详细索引，在此基础上，盖世太保想专门整理一份“国家公敌”的详细清单，其中包括将遭受不同待遇的各类敌人，以颜色各异的标签加以区分：共产党人是深红，社民党人是浅红，“心怀不满”的人是紫罗兰，等等。官僚化的警察制度在德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信息搜集、后续处理以及保存信息所需的人力致使柏林盖世太保总部的预算从1933年的100万马克增长到了1937年的超过4,000万马克。[189]

在盖世太保处理的案子中，只有不到10%的线索来自己方调查，有些线索出自拿钱的告密者和间谍，但多数是通过受雇的临时工获取的。有些能够查验身份的机构，比如人口登记处、地方刑事警察局、铁路局和邮政局等也各有贡献。有时盖世太保还请认识的纳粹积极分子帮忙追踪反对势力。不过，即使这些人拒绝帮忙，多数情况下盖世太保似乎也不会对他们不利。德意志少女联盟的积极分子梅利塔·马施曼（Melita Maschmann）曾被盖世太保联络，要求她去监视一个以前的朋友，因为这个朋友的兄弟们都加入了一个共产主义青年抵抗小组。马施曼拒绝了这一要求。她后来写道，“他们每天都来骚扰我，最后还质疑我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念。”但除此之外，她再没遇到任何麻烦。不知为何，最后她还是改主意了。少女联盟的一个高级成员说服了她，使她相信抵抗小组“正在威胁德国的未来”。于是她服从了命令，但却未能取得那位朋友家庭的信任。当她带着盖世太保去抵抗小组预定的集会地点时，房子却空无一人。“盖世太保的官员，”她回忆说，“在房外面等我，他骂了我一句，然后把我开除了。”后来她还是留在了少女联盟，她认为那仅仅是因为她作为宣传员还有一些价值。[190]

有关工人抵抗运动的情报大多来自熬刑不过而供出同志的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盖世太保特工也许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但残酷的审讯也是他们分内之事，只不过其中的脏活都由为此专门雇佣的党卫队恶棍来干。共产主义水手里夏德·克雷布斯（Richard Krebs）曾经生动描述了盖世太保的审讯过程。克雷布斯在国会纵火案之后仍然留在德国为共产国际当情报员，于1933年在汉堡被捕。在接下来几周内，他遭到了无情的殴打和鞭笞，期间与世隔绝，不许请律师，也不许和亲人朋友联系。审讯间歇时，他就被绑在一个小囚室的护栏上，不准擦洗。他的拇指在一次审讯中被打骨折，但没有得到处理，只用绷带缠住了事。一个盖世太保官员劈头盖脸向他提了大量问题，这些问题明显是基于已知的信息和一堆从20年代就开始收集的警局资料。克雷布斯大部分时间都被关在富尔斯比特尔的地方监狱，有时候他也被带到汉堡的盖世太保总部，一边被党卫队殴打，一边接受警察讯问。几周过后，克雷布斯的后背已是血肉模糊，肾脏因为党卫队有目的的殴打而严重受损，一只耳朵失聪。尽管如此，克雷布斯仍然拒绝透露和他工作组织相关的任何细节。[191]

后来克雷布斯被转移到了柏林的盖世太保中心办公室，那里的审讯手段更为高级，且不那么残暴。囚犯不会遭到残酷殴打和人身羞辱，而是被迫以非常难受的姿势长时间站立或者跪着，直至筋疲力尽。但是审讯的气氛和在汉堡并无不同：

走廊污秽不堪，办公室是斯巴达式的极简风格。士兵们在威胁和踢打声中在大楼里的各个楼层到处驱赶着戴着镣铐的男囚犯。一排排女孩和成年女性面朝墙站着，鼻子和脚尖紧紧贴着墙。办公室的烟灰缸已经满出来，墙上挂着希特勒和他的副手们的肖像，满屋都是咖啡的味道。一些穿着整齐漂亮的女孩在打字机后面干练地工作。她们好像对囚犯的悲惨和痛苦毫不在意。办公室角落里还有成堆缴获的出版物、打印机、书以及照片，盖世太保特工在桌上打盹儿。[192]

不久之后，盖世太保又拾起那套残暴的方法对付顽固不化的共产主义水手克雷布斯。克雷布斯后来声称，他们用橡胶警棍持续不断地殴打他达数小时之久，还让一些经不住警棍殴打而屈服的前党内同志来看他。不过，对他打击更大的是他妻子落入了盖世太保手中。盖世太保向他透露，他的妻子从流亡中回到德国寻找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在她流亡前被带走，在国家福利机构中失去了消息。克雷布斯不顾一切地想要阻止盖世太保对他妻子不利，于是和共产党狱友接触，表示自己想假意为盖世太保工作，但实际上做共产党的双重间谍。他成功隐瞒了妻子在他被捕之后就退党了这件事，使得狱中的共产党人误以为他是在设计救助一个陷入纳粹魔爪的同志。他们同意了，他的计谋也成功了。1934年3月，他向盖世太保“投诚”，并至少在一开始成功骗取到盖世太保的信任。[193]形势出现了逆转。克雷布斯在一次大赦之时获得自由，并重新和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他给盖世太保提供的许多信息要么是错的，要么是他确信盖世太保已经从其他渠道得知的东西。盖世太保疑心渐起，拒绝释放克雷布斯的妻子。他的妻子最终于1938年11月死于监禁之中。克雷布斯说服盖世太保自己在国际舞台上会更有用处，于是获得了前往美国的许可。他之后再也没有回到德国。[194]他的故事显示出盖世太保、党卫队、法院和集中营之间迅速建立的密切合作关系，同时也说明，纳粹当局为从共产党特工口中套取有关抵抗运动的信息竭尽所能，为了让共产党特工叛变共产国际而为第三帝国效劳使尽了各种残酷手段。[195]

四

扛不住盖世太保酷刑的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提供的信息对于追查有组织的政治抵抗运动非常有用。而在处理其他一些违反纳粹法律的事情时，比如偶尔发发牢骚、讲个政治笑话、表达个人不满等，各式纳粹间谍的报告和群众举报更为重要。比如在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经盖世太保地区办公室处理过的“恶意中伤”政府的案子中至少有87.5%源于各种群众举报，这些群众包括酒吧的老板和顾客、被举报者的同事、在街上无意间听到可疑言论的人，或者被举报者的家人。[196]这些举报数量太多，甚至招致海德里希等狂热纳粹分子的怨言，萨尔布吕肯的盖世太保因此警告“一个骇人的检举系统正持续发酵”。尤其让盖世太保失望的是，许多举报并非为了捍卫纳粹意识形态，而是为了挟私报复。党内高层也许曾鼓励群众积极揭露别人的不忠、不满和异议，但他们希望群众这样做是为了效忠纳粹政权，而不是为了发泄私愤和满足私欲。一位历史学家研究了213起举报案后指出，这些案件中的37%起于私人纠纷，另有39%动机不明，仅仅只有24%是出于对政府的忠诚。住在同一幢大楼里的一些居民会去告发另一些吵闹不守规矩的邻居，办公室职员会去控告挡了他们升官路的人，小商人会检举妨碍自己的竞争对手，朋友或同事之间吵架时也偶尔会把向盖世太保举报对方当成撒手锏。中学和大学的学生有时会控告自己的老师。不管举报出于何种动机，盖世太保都会调查。如果举报没有根据，他们通常只是将其记录在案，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举报会使被举报人遭到逮捕、酷刑、监禁甚至死亡。[197]

在惩治“恶意传谣”时，警察、盖世太保和法院倾向于对中产阶级宽容以待。但如果违法者是个工人，那么惩罚就严重得多。但传谣者多属于中下层阶级，因为来自这个群体的举报是最多的。在法律支持下，特别法庭会严厉惩处并非认真的政治异议（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没有人会在意这些异议），1933年判了超过3,700人，其中多数都被关进监狱，平均刑期达到六个月。在法兰克福特别法庭受审的被告中，有2/3是在酒吧聊天时被一起喝酒的人举报的。这些被举报的人多数出自工人阶级。也许是因为纳粹当局怀疑里面可能有共产党或社民党的地下党员，纳粹党员对待他们比对待中上层阶级的传谣者要残酷得多。[198]曾经有一项研究以慕尼黑特别法庭处理的数千件“恶意传谣”案为分析对象，其结果显示，1933年有约50%的举报是出于党派政治动机，而在1936年到1939年间这一数字降到了12%。法院在1933年和1934年摧毁了共产党和社民党的抵抗意志后，便开始履行新的职能：消灭对政权的任何公开批评。在30年代后期，被指控者之中纳粹前党徒和保守派的人数有轻微增长，天主教徒的人数则大幅攀升。[199]

因违反《恶意传谣法》（Malicious Gossip Law）而被送进监狱的人传播的“谣言”多种多样：纳粹政权压制人民自由，公务员薪水太高，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反犹色情报纸《冲锋报》（Der Stürmer）让德国文化蒙羞，达豪的囚犯遭到残酷殴打，希特勒是个奥地利逃兵，褐衫军有很多前共产党员（这是天主教保守派最喜欢讲的），赫尔曼·戈林等领导人腐败透顶。这些所谓的传谣者并非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从原则上对纳粹政权持激进批评态度的人，他们的违法言论通常不过是在含糊不清地表达不满，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200]有些官员内心深感不安，因为正如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在1937年时说，“特别法庭处理的人大部分是喜欢嚼舌头的人。”在他看来，根据《恶意传谣法》逮捕和审判的违法分子多是一些爱发牢骚的人，并非真正反对政府。“当然，严厉打击反叛言辞是必要的，”他接着又说，“但是对一些基本无害的闲聊也施以如此严厉的处罚，可能会使亲人和朋友之间互不信任甚至反目成仇。”但是他没说到点子上。诚然，讲纳粹领导的笑话和对他们不敬的言辞不会演变为原则性的抵抗运动，多数时候人们只是在发泄过剩的精力而已。但是，纳粹党可不仅只是想镇压主动抵抗，还想消灭哪怕只有一丁点的不满，不能出现任何表明人民没有万众一心和全心全意支持自己的迹象。因此，恶意传谣和政治笑话与直接批评和抵抗对它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201]

很多所谓违法分子被推上法庭纯粹是因为倒霉。比如，1938年春季的一天，一个演员走进慕尼黑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餐馆，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桌子旁还坐着一对陌生的夫妇。随后他们便闲聊了起来。当这个演员开始批评纳粹政权的外交政策时，他从那对夫妇的反应上意识到自己说得太过火了。他急忙起身，说要去赶火车。这对夫妇跟在他的身后，但却跟丢了。于是他们向警察描述了这个演员的长相。两天之后，警察找到了他并将他逮捕。还有一些人上法庭是私人矛盾所致。一次，一个喝醉了的邮政员工当着两个他认识的纳粹基层官员的面开始辱骂希特勒。那两个官员让他别说了，谁知那个人竟嘲笑其中一位官员才不配位。那位官员感到自己在酒吧客人面前丢尽了颜面，觉得只有向警察举报该邮政员工，才能夺回自己的威严。不管举报是如何发生的，在公共场合随便说话显然是比较危险的，人们永远不可能确定说出口的话会被谁听了去。正是举报的不可预见性而非举报发生的频率让人觉得盖世太保的特工——不管是拿钱的还是不拿钱的——无处不在，不管发生了什么，警察都一清二楚。[202]

来自普通人的举报很重要。多数举报都来自男性，因为酒吧等最容易听到可疑言论的地方一般禁止女性入内，即使一名女性在公寓楼道等场所听到了什么话，她往往也会先告诉丈夫或父亲，再由他们报告给警察。各地的举报人性别比例各不相同，平均下来，4/5的举报人都是男性。而被举报人中男性也占4/5。即使是在举报这个如此基础的层面，第三帝国的政治也是男性主导。[203]不过，举报只是盖世太保各类镇压控制手段中的一种，且只有很小一部分普通人真正举报过别人。历史学家曾经对杜塞尔多夫地区的盖世太保做过研究，在盖世太保于1933—1944年间经手的案子中随机抽取了825个样本，发现26%的案件最初信息来自群众举报，17%来自执法机构（刑事警察等）和政治镇压组织（党卫队等），15%来自盖世太保自己的人或者雇佣的告密者，13%来自盖世太保监狱中经不住审讯的人，7%来自当地政府和其他机构，还有6%来自各级纳粹党组织。[204]这些举报中的一些可能也是由群众最先发起的，例如向党的机构或者地方政府的举报。但是，党的机构在将异议者推上特别法庭的过程中无疑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巴伐利亚的奥格斯堡镇，可以注意到，和纳粹党支持率较高的地方比起来，有着良好工人运动传统和曾经对纳粹暴政进行过有组织抵抗的地区发生举报的次数较少。42%的举报者来自纳粹党及其相关组织，30%的举报者在1933年之前就已入党。[205]

在举报批评和异议言论方面，纳粹党的活跃分子在1933年、1934年和1935年期间表现异常突出。奥格斯堡被举报的人之中54%以前是共产党人或者社民党人，这并不让人惊讶，而且被举报者中纳粹党员占去了22%，说明那个时候党的内部仍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在奥斯格堡，被举报的言论往往出现在小镇酒吧中，这在德国其他地方也一样，体现出德国人在这类社交场合讨论政治的长期传统。最让人震惊的是，1933年送到法庭处理的批评性言论中有3/4来自奥格斯堡的酒吧，1934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2/3，1935年刚刚超过一半，几年过后就只有1/10了。很明显，人们意识到酒吧隔墙有耳，不敢再在酒吧畅所欲言了。就这样，纳粹魔爪又毁去了一种社交生活。[206]让人们明白在公共场合说话不检点就有被举报的危险，对于在人群中散播忧虑和恐怖气氛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心怀忐忑，”一个叫维克托·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的犹太人教授在1933年8月19日的日记里写道，“通信、打电话、街边闲聊都不再安全。每个人都害怕被别人举报。”[207]重要的不是举报者是否真的无处不在，而是人们认为他们无处不在。当时已经幻灭的作家兼记者弗里德里希·雷克—马列策文（Friedrich Reck-Malleczewen）在私人日记里记下了自己和朋友对希特勒的憎恨。他在1937年9月9日的日记里质疑，德国境外的人“是否知道我们完全没有法律地位，是否知道随时可能被偶遇的疯子举报是什么感受”。他反问道，外国人怎么可能理解不支持纳粹政权的人感受到的“死一般的孤寂”？[208]

当然，人们可以在私下里开讽刺时局的玩笑来缓解恐惧。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讲的：“在未来，医生不得不通过鼻孔拔牙，因为那时候所有人都不允许张嘴了。”有些人还发明了和德式问候相对应的“德式张望”。两个人在公共场合见面，先相互致以德式问候，然后再四处看看确保没人偷听，谓之“德式张望”。若两个人聊天时说了些有反叛色彩的话，聊天结束时其中一人可能不会对另一人说“希特勒万岁”，而是说“你也说了些不该说的话”。[209]当然，就连幽默也都是些讽刺故事：

一个访问瑞士的纳粹德国高官看到一栋公共建筑，问它是干什么用的。“那是我们的海军部。”瑞士人说。纳粹官员放声大笑，嘲讽道，“你们就两三条船，要海军部干吗？”那个瑞士人回敬道，“是啊，那你们德国要司法部干什么？”[210]

政治笑话给高压政治的人们提供了无法抗拒的喘息机会，但每个人都清楚它可能招致危险。还有一个政治笑话是这样讲的：一年冬天，有两个人在电车上把手捂在大衣里做着奇怪的动作，一个乘客问另一个乘客，“你看那两个人，他们在干什么呢？”“啊！我认识他们，他们是聋哑二人组，在讲政治笑话呢！”[211]根据盖世太保的记录，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会在户外、酒吧、电车或者街头偶遇时讲政治笑话。当局意识到，幽默是人们借以忍受纳粹政权的手段，并不是说有人真的反对它。一位地方警察官员于1937年3月记录道：

一段时间以来，发明和讲政治笑话已经成了一件麻烦事。只要这些笑话没有恶意，本质上没有害处，那么就像政府高层反复强调的，没有理由反对它们。但是如果里面有诽谤性内容，那么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必须坚决阻止这类笑话流传。[212]

一个叫约亨·克莱珀的记者认为，“尽管人们会讲政治笑话和心怀失望情绪，但他们依然生活在所谓‘第三帝国’的幻想中。”1934年夏天他很不情愿地做出了这个结论。[213]在幽默中表现不敬而被抓的人只要没有前科，一般就会被无罪释放。只有在他们身上有反对纳粹的记录时，警察才会继续调查，结果通常是蹲几天监狱。真正关键的是讲笑话的人，而不是笑话本身，被依法（《恶意传谣法》）关押的人多数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前共产党人或者前社民党人，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214]但是，令人最为震惊的在于警察抓起人来不分青红皂白，且被捕者毫无自保的可能。还有一个政治笑话是这样讲的：

一天，大量野兔出现在了德国和比利时边境，声称自己是政治难民。

——盖世太保说长颈鹿是国家公敌，要把它们统统抓起来。

——可你们又不是长颈鹿！

——我们知道，但你去向盖世太保解释啊！[215]

举报、偷听和逮捕引发的恐惧甚至延伸到了私人谈话、信件和电话通话之中。早在1933年3月和4月，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就已经在日记里抱怨：“没人敢说话了，每个人都很害怕。”[216]1933年2月28日的《国会纵火案法令》允许盖世太保拆看私人信件和监听电话通话，克伦佩雷尔注意到：“人们不敢写信了，也不敢打电话了，甚至在互访时也盘算着出现危险的可能性。”[217]在柏林，一个叫夏洛特·贝拉特（Charlotte Beradt）的人听一个社民党的朋友向她讲述了1933年2月做的一个梦。在梦里戈培尔前去那个朋友的工作地点拜访，可他却发现自己的胳膊举不起来了，因而无法向戈培尔行纳粹礼。一小时后，他终于成功行了礼，戈培尔却只是冷冷回应道：“我不需要你行礼。”自我的异化、认同的丧失、孤立、惶恐、犹疑，所有的感情都在这个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贝拉特因此决定搜集不同人做的梦。在1939年最终离开德国前往英国之前，她一直坚持不动声色地向朋友和相识之人（特别是医生，因为医生询问患者的梦一般不会引起怀疑）询问他们都做过什么梦，搜集了大量资料。即使去掉其中政治色彩明显的内容，也足够让她以“梦”为主题写出一本书来。[218]

贝拉特搜集的很多梦可以证明人们对监视充满恐惧。1934年一个医生梦见他的咨询室、房子以及周围的公寓墙壁突然消失了，同时一个大喇叭嚷嚷着说，拆除墙壁的依据是“本月17日通过的《废除墙壁法令》”。一位女士梦见自己正在歌剧院观看莫扎特的《魔笛》，当唱到“那一定是恶魔”时，一队警察冲进了她的包厢，因为他们察觉到她在脑海里将希特勒和恶魔这个词联系在了一起。她四处求援，旁边包厢的一个老绅士却向她吐口水。一位女孩梦见自己看到床的上方挂着两张天使的照片，但她们的眼睛不是像通常那样仰望天堂，而是在向下看，监视着她。许多人梦见自己被关在一个周围都是带刺铁丝网的地方，或者梦到自己的电话通话被打断，其中有一个人打电话告诉自己的哥哥“我对任何事情都没兴趣了”，然后当天晚上他就梦见电话铃声又响了，电话那头说自己是电话通话监听局之后就不再出声，做梦的那个人立马意识到在第三帝国情绪低落也是罪，便请求宽恕，但电话那头仍然一声不吭。还有人梦见自己在徒劳地搞一些小破坏。比如一位女士梦见自己每晚都把卐字标志从纳粹旗帜上抹去，但是第二天早上总会发现它又重新出现了。[219]夏洛特·贝拉特在记录和分析所有这些梦的内容时回忆起劳工阵线（Labour Front）领导人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的一句话：“在德国，只有梦中的人才享有私人生活。”她悲观地下结论说：从她搜集的这些梦的内容来看，就连莱伊的这句话也是错的。[220]

五

盖世太保、纳粹党和冲锋队不只把注意力放在反对者、异议者以及心怀不满者身上，那些没有对第三帝国及其政策表现出足够热情的人也是他们的目标。德国的每一片街区都由一个名叫“街区监护”的机构管理。该机构由一批纳粹官僚层级中级别最低的官员组成，负责督促每家每户在特殊的日子挂出彩旗和纳粹旗帜，动员他们参加纳粹集会和游行。德国纳粹党的每个地方支部平均要管理大约8个居民区，每个居民区包括约50个街区，每个街区有50户人家。每位党的基层政治领导人——也就是那些街区监护官员——负责一个街区，并轮流指派助手帮助管理街区公寓和房屋。早在1935年，类似的基层官员就已经有20万之多；到了战争爆发前夕，街区监护及其助手共有近200万人。1935年党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2/3的街区监护出身中产阶级，这些人在有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工人阶级社区尤其遭恨。他们负责在一线接触举报人，也负责监视知名的异见分子、犹太人以及与这两类人保持联系的人，还有“政治嫌疑分子”，即曾反对过纳粹党的人。因为他们身穿带有红色领章的金褐色制服，人们便讽刺他们是“金野鸡”。金野鸡们必须向地区党组织报告有哪些传谣者以及拒绝服从的人，然后地区党组织会将这些人的名字和“不良”行为上报给盖世太保。谁要是得罪了金野鸡，可能会被克扣国家津贴和福利补偿。纳粹党的其他分支机构也有类似的基层官员，如福利服务部门、劳工阵线以及妇女组织等。他们的任务也差不多，主要是监视和管控。[221]在工厂或者办公地点，劳工阵线的官员、雇主、工头还有纳粹保安处扮演了监护的角色。不听话的工人会被单独挑出来区别对待，晋升受阻，或者被转到更辛苦的工作岗位上，甚至被直接解雇。[222]“你什么都不能说，”一个克虏伯工厂工人后来回忆道，“因为工头一直站在你后边，没人敢冒这个险。”[223]纳粹恐怖机器就这样将它的触角伸到了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每一个角落。

纳粹当局的恐吓与威胁在全民公投和选举中尤其明显，希特勒时不时地就会举行这种活动，以显示自身行动特别是在外交方面的合法性。纳粹从这些活动中赢得的投票越来越多，表明纳粹党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1933年7月14日通过了一项新法，允许举行全民公投等具有宣传意义的活动；同一天还通过了一项法律确立了德国的一党制。新法允许政府在一些特殊政策上主动“咨询人民”。在这一点上，纳粹德国和之前的魏玛共和国迥然不同。在魏玛时期，发起全民公投的权利在人民手里，而在第三帝国治下，公决和选举成了纳粹集团发动选民的宣传工具，为表明一些争议政策在表面上获得了大众支持，当局无所不用其极。[224]1933年11月12日的国会选举给了希特勒尝试这些手段的机会。他一道法令既解散了国会，同时也将所有地方议会永久废弃。原本由地方议会的代表组成、负责国家立法的参议院（Reichsrat）也于1934年初被废弃。这时国会选举候选党派名单上已经只有一个党，选民只能在“是”和“否”之间做选择。为了安抚中产阶级选民，名单上加了一些不是纳粹分子的保守派，比如巴本、胡根贝格，甚至还有一些中央党和人民党的前代表。纳粹党庞大的宣传攻势，包括兴登堡总统的一段录音，得到了德国内政部的秘密指示，内政部还放纵选举官员把废票计作赞成票。一些批评者怀疑，这样的事情不管怎么样都会发生。比如，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在10月23日的日记里记录道，“没有人敢不去投票，也没有人敢投反对票。因为一来没有人相信投票的保密措施，二来不管怎样反对票都会被记作赞成票。”[225]很少有人敢公开指责纳粹党操纵选举，但还是有人揭露了丑陋的真相：官员违反保密原则给选票上标数字，选举官员自行填写空白票，反政府人士被从选举注册名单上抹去，像这样的事层出不穷。明确宣布不会投票的人都被抓了起来，投票站还有纳粹分子和褐衫军站岗，强迫人们公开投票而非去投票站秘密投票，以显示他们对政府的忠诚。靠着这些手段，纳粹政权收获了88%的赞成票，尽管废票有近350万张。在同时进行的全民公投中，有近5%的人投了反对票。[226]

1934年8月19日，兴登堡死后，希特勒举行公投，想要自封为国家元首，这种获取选票支持的手段在此次全民公投中变得更为明目张胆。据社民党特工给流亡党中央的秘密报告记录，投票站被褐衫军包围，“气氛恐怖，甚至影响到没有施行恐怖手段的地方”。在很多地方，投票箱要么被搬走，要么被褐衫军挡着，要么被贴上了一句话：“只有叛徒才到这儿来。”俱乐部和协会成员被冲锋队成批带到投票站，被迫公开投票。一些投票站的选票被事先选了“赞成”，还有一些投票点的废票被算作赞成票。许多反对票被伪造的赞成票取代，以致某些选区的总票数超过了选民总数。各个地区采取的威胁措施恐怖程度不一。在普法尔茨，社民党特工报告说，当地的恐吓威胁措施和改票舞弊行为史无前例，赞成票远超平均水平，达到94.8%。而在没有大量部署警力的莱茵河选区，选票中半数都是反对票或者弃权票。在汉堡只有73%的选民投了赞成票，柏林是74%，而在以前的共产党地盘比如维尔默斯多夫（Wilmersdorf）和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赞成票都少于70%。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尽管纳粹当局采取了高压恐怖政策，但最后也只获得了85%的赞成票。一共有500万选民投了反对或弃权票，拒绝希特勒当国家元首。[227]即使纳粹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使人们投赞成票，但很多德国人还是认为投票是自由的。路易丝·索尔米茨在投票那天说，“这是一场无法预知结果的公决，至少我预测不了。”[228]维克托·克伦佩雷尔没那么乐观：“1/3的人因为恐惧投了赞成票，”他写道，“1/3的人是因为头脑狂热，还有1/3的人是因为既恐惧又狂热。”[229]

四年之后，纳粹当局制造恐怖和操作选举的手段更加炉火纯青。1938年4月，德国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和奥地利合并，最终获得了99%的赞成票。这次全民公投还附带了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你是否对希特勒和他的行动有信心？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等于是在表明：谁要是反对吞并奥地利就是在反对希特勒，而反对希特勒就是犯了叛国罪。那段时间，褐衫军会定期在各个街道游荡，强迫人们走出家门，用货车把他们运到投票站。病人和长期卧床的人则被迫在移动投票站经过他们家时投票。拒绝投票或者扬言要投反对票的人遭到毒打，被带去游街，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是人民的叛徒”，并被带去酒吧，忍受里面的人对他们大吼大叫和吐唾沫，或者被直接送进精神病人收容所。在很多地方，一些知名的反纳粹人士都被事先关了起来，直到投票结束才放出来。还有一些地方的人拿到的选票被做了特殊记号，上面用打字机打上了一个无色的编号，编号对应着登记表上的投票人姓名。1938年5月7日，党卫队保安处的科布伦茨（Koblenz）分部表示，用这种方法能够查出是谁投了反对票或者弃权票。“这些数字，”报告卖弄学问地说道，“可以用脱脂牛奶显示出来。”在很多城市里，绝大多数选民被迫在长桌子上公开投票，旁边就坐着褐衫军；还有一些地方的选民拿到的选票已经被负责发放选票的褐衫军选了赞成。虽然有些地方保留了秘密投票的形式，但投票前有人故意散布谣言，说选票会被做标记，计票的时候可以查出投票人的身份，而有些地方确实是这么做的。在一些地方，尽管事先做了各种警告，计票时仍然发现了大量废票和反对票，于是这一部分选票干脆就没有被统计进去。如果有人胆敢公开宣布自己拒绝投票，后果会非常严重。比如，天主教会的约安内斯·斯普尔（Joannes Sproll）主教不满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和罗伯特·莱伊出现在纳粹党名单之中，拒绝出来投票，随后引来褐衫军在他的教堂外高声威吓谩骂，最终被赶出了教区，所幸他名声太响，政府没有抓他。[230]尽管选举中丑态百出，但许多支持纳粹主义的德国人看到公决结果后依然深感自豪。“99%的人都支持元首，”路易丝·索尔米茨欣喜地写道，“这一定让其他国家感到无比震撼。”[231]

地图3　关于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的全民公投支持率（1933年11月12日）

六

那么，纳粹集团治下的德国社会到底遭受了多少恐怖与威胁？尽管选举时的公开胁迫和暗箱操作使选举结果失去公信力，完全无法代表民众的真实态度，但这些措施在打压批评与异见的同时，也无疑掩盖了纳粹政权受欢迎的程度，而且至少在一些事情上，比如莱茵河地区的再军事化和吞并奥地利，假若选举完全自由，相信多数德国人也会投赞成票。此外，前文已经提到，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纳粹主义的恐怖很快就从真实的恐怖（1933年上半年纳粹分子几乎无处不在的暴力行为）演变为极少诉诸行动的威胁。1933年，纳粹党迅速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监控网络，以追踪、逮捕和惩罚反对者，其中包括1/3在德国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投票给左翼政党的人。到了1935年末，有组织抵抗已经被完全粉碎。“长刀之夜”更是教训了以数百万难以控制的褐衫军为主的纳粹内部的异见者。许多其他党派的政治家——从民主党人到民族人民党人——有的被捕，有的被威胁，还有的甚至被杀死，以儆效尤。但从1936年开始，直截了当的恐怖统治越来越针对相对小众的群体，比如顽强坚贞的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不合群的人、不努力工作的人、小偷小摸的罪犯，以及后文即将讲到的犹太人和同性恋等。对绝大多数德国人——包括数百万前共产党或社民党员——来说，只要规规矩矩的，他们就不会感觉到逮捕、监禁和集中营的存在。[232]

基于上述事实，最近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纳粹政权根本不是靠恐怖手段进行统治。第三帝国的暴力和胁迫与多数普通德国人的生活无关。至少在1933年之后，纳粹政权恐怖措施的实施具有高度选择性，主要针对一些边缘小群体，而对这些群体的迫害行为不仅得到多数德国人的赞成，更在实践中有赖于地方上大量普通德国市民的自愿参与和主动配合。这种观点认为，纳粹党治下的德国社会是一个实行“自我监控”的社会。[233]这种监控并不像奥格斯堡的案例那样是出于个人动机打小报告，而是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有关旅馆和酒吧的客人、工作中的同事向盖世太保举报他人的统计数据并未指出这些人中有多少是忠诚的纳粹分子或者是劳工阵线等组织的官员；鉴于30年代中期很多人加入了纳粹党、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等组织，举报人和纳粹意识形态有各种联系本是常事。如果我们留心一下第三帝国各个时期的集中营囚犯组成，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是一些普遍遭到广大德国人怀疑的小众群体。

但是，若认为德国社会是一个自我监控的社会，那就低估了第三帝国自上而下的恐怖和威胁。[234]不管是哪一年，来自民间举报的案子在盖世太保处理的全部案子中占的比例都不大。多数案子并不是源于某个人的举报。对绝大多数德国人而言，举报属于特殊情况，不是常态。比如，在人口达17.6万的利珀（Lippe）地区，1933—1945年间党的各类机构收到的举报总共只有292起；各年举报案例最多的是51起，最少的是3起。[235]此外，1937年全德违反《恶意传谣法》的案例只有17,168起。而实际违法案例数量可能要高出好几百倍。因此，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多数目击此类违法行为的人没有选择举报。尤其是在工薪阶层，害怕被排斥、被反咬一口甚至被报复的人是很多的。再者，实行监视的不是普通德国人而是盖世太保，只要盖世太保收不到举报，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正是因为盖世太保主动追踪异议和违法行为，举报才有意义。在粉碎工人抵抗运动之后，盖世太保的打击面变得更广了，包括一些不怎么涉及意识形态的异议，为此被怀疑和迫害的人下场同样凄惨，一开始是审讯过程中的殴打和酷刑，或是盖世太保军官自己亲自动手，或是他们在一旁看着打，然后上法庭，蹲监狱，进集中营。[236]在这个过程中，盖世太保会调动起一张地方官员网，这张网从街区监护开始向上延伸，以盖世太保为中心，不断鼓励举报。纳粹官员知道，如果没有抓到异见分子很容易给自己带来麻烦，他们知道讨取盖世太保欢心就会被认作第三帝国忠实且合格的仆从。说到底，监视德国人的，是盖世太保及其管辖或合作的雇佣机构，而不是德国人自己。[237]

但认为绝大部分德国人都支持纳粹政权的镇压政策并非全无道理。这种说法正确地指出，纳粹当局非但没有掩盖镇压机构和措施的存在，还定期在报纸和各种宣传机器上宣布死刑判决、有期或无期徒刑判决、审判异见人士和传谣者等。因此，这种观点认为，读到报纸的绝大多数德国人并不反对镇压。但是，实际上这些宣传还有其他目的。政府在镇压离经叛道者和异见人士之后再广而告之，主要是为了吓唬数百万德国人，防止他们也走上反抗的道路。纳粹党曾经公开威胁要把散布有关清洗罗姆谣言的人关进集中营，这反而暴露了所有相关报道不敢明说的东西。同理，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和维尔纳·贝斯特等警察头子和高级党卫队官员说盖世太保要代表德国人民，在人民的参与之下对全社会进行种族和政治净化，他们的话是不能从表面上理解的。纳粹的意识形态不断强调，他们的政权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全体人民的支持，但实际上盖世太保公开吹嘘的雄心大志不过是一种恐怖手段，借此让德国大众认为盖世太保特工无处不在，无所不晓。[238]

的确，那些受歧视的边缘群体是被送进了集中营；但我们不能只看这些，因为还有数量远过于此的政治异见人士和其他被法院判为异常的人被送进监狱。纳粹德国的历史越久远，生活在已经习惯了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政体和文化中的历史学家就越难想象在纳粹德国这类政权之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在当时，谁敢对政府和元首发出一丝不满的声音，监禁、酷刑甚至死亡就是他的归宿。那些赞成此类镇压的很有可能是某个少数派党的激进支持者和纳粹官员（比如街区监护）、为数不少的中上阶层保守派，他们的确认为最适合马克思主义者的地方就是牢房。即便如此，这些人也很清楚对自己的言行必须慎之又慎，否则一旦反对势力在他们之中扩大就会十分危险。1934年7月初，库尔特·冯·施莱谢尔、赫伯特·冯·博泽、埃德加·容、古斯塔夫·冯·卡尔、埃里克·克劳泽纳和库尔特·冯·布雷多遭到枪杀就是对中上层保守派的警告：他们最好小心点，否则也会大祸临头。[239]

普通的保守派市民，比如路易丝·索尔米茨，他们并没有激进的政治思想。这些人对纳粹政权谋杀政治对手这一事实避而不谈。德国在1934年6月末和7月初恢复国内秩序之后，他们明显松了一口气。对他们来说，罗姆的冲锋队、魏玛时期的帝国旗帜和红色前线战斗联盟都对社会治安构成了巨大威胁。可是关起家门以后，他们不可能忘掉以副总理巴本为首的保守派群体的悲惨命运。受到大规模恐吓的远不止1933年之前支持马克思主义左派的那占总人口1/3的人，“长刀之夜”一类的暴力行动也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人数略多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德国天主教徒开始成为打击对象。一旦敢在公共场合批评纳粹政权，这些天主教徒会立即遭到起诉和监禁。当局最常用的手段仍是借助《恶意传谣法》这种法律，它能扑灭最为微不足道的异议行为，把讲希特勒和戈林笑话的人都送进监狱。这部分人多出自工人阶级，但他们占了德国总人口的一半，且中上阶层违反类似法律的人也会被送上特别法庭。一旦法院判了一些人，大众又会受到惊吓，恐怖气氛进一步增强，整个社会日益不敢出声，而纳粹政权就可以犯下更大的罪行，不用担心会受到大众谴责和反对。[240]

因此，纳粹恐怖政策绝不只针对受歧视的边缘小群体，愈发野蛮和暴力的逮捕、起诉和监禁威胁着生活在第三帝国的每一个人，从前文提到的特殊法庭审理的案件可以看出，甚至还包括纳粹党自己的人。纳粹政权用恐怖手段迫使德国人保持沉默，为胆敢反抗的人准备了一整套惩罚措施，有计划地迷惑人民，让他们不再敢去酒吧、俱乐部或者志愿组织等传统社交和文化场所，这些都被纳粹视为可能酝酿抵抗运动的地方。从一开始，畏惧和恐怖就是纳粹统治武器的一部分。[241]纳粹政权能够使用这些武器的原因在于，就在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的几个月之内，政府系统地剥夺了德国人在魏玛时期曾享有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法律不再保护某个被政府怀疑拒绝政府政策和目标的公民免遭政府侵犯。相反，大量新通过的严刑峻法赋予警察、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以几乎无限的权力，对付违反第三帝国行为准则的人。在这种状况之下，普通人和纳粹党基层官员开始助长这种普遍恐怖担忧的氛围，主动向盖世太保举报“不正常”情况，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而且，盖世太保只是整个德国社会庞大的监视、恐怖和迫害网络的一部分。纳粹政权从30年代就开始编织这张网，其中包括冲锋队、党卫队、刑事警察、监狱机构、社会服务和就业机构、医学界、卫生中心和医院、希特勒青年团、街区监护，甚至一些政治上相对中立的机构，比如税务局、铁路警察以及邮政警察。它们向盖世太保、法院和检察机关提供异见人士和反常人士的信息，形成了一个庞杂多样、各自为政但无孔不入的管控体系，盖世太保只是其中的一分子。[242]第三帝国治下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笼罩在这种无处不在的恐怖氛围之中，它从未衰退，且随着时间流逝愈演愈烈。“你懂什么是恐怖吗？”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好几年之后，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问采访人，“不，你不懂。第三帝国就是恐怖。”[243]不过，恐怖只是第三帝国众多统治手腕中的一种。纳粹政权并不只是要把德国人逼到被动失语、死气沉沉的状态。他们还想鼓励人民在支持纳粹主义的理念和政策上的积极热情，改变人民的观念和精神，创造一套只反映纳粹价值的德国新文化。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为实现这个目标，纳粹政府花费了史无前例的心血。

* 慕尼黑革命政府辖下的工人组织。1919年4—5月，慕尼黑成立了一个短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该政府组建过一个工人组织，名为“红军”。——编注

第二章

精神动员

第一节

启蒙人民

一

约瑟夫·戈培尔在1933年11月15日宣布，“我们完成的革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面革命。它触及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使其在根本上焕然一新。革命完全改变并重塑了人民相互之间的关系、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人民和存在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戈培尔认为，“这是一场由人民推动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德国人民在革命的洗礼下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整体意味着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实现精神统一。戈培尔在3月份曾说，“在1月30日那一天，个人主义的时代结束了……个人将被人民共同体取代。”他接着又说，“革命不会局限于政治领域。它从政治开始，延伸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和文化，科技和学术，还有艺术，都无法逃避革命的影响。”在革命过程中没有中间派，没有能自称客观中立、置身事外的人，没有“为艺术而艺术”，戈培尔宣称，因为“艺术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艺术的生命来自人民的生活”。因此，“所有艺术都有政治倾向”。[1]

戈培尔口中的革命，不是沿袭1789年法国大革命或1917年俄国革命式的社会经济变革，也不是罗姆和冲锋队在1934年被镇压之前所设想的不断革命，而是一场文化革命。它企图令全体德国人民按照纳粹的方式思考，以加强统治权力。戈培尔在3月25日说，纳粹党在德国自由选举中曾经获得的最高支持率是37%，而他要让100%的德国人成为纳粹主义的坚强后盾。[2]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希特勒在1933年3月13日成立了新部门帝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Reich Ministry of Popular Enlightenment and Propaganda），戈培尔担任部长并列席内阁。[3]3月25日，戈培尔规定了宣传部的使命：对德意志民族进行“精神动员”。纳粹宣布，精神动员将使人民永葆激情，始终像1914年战争爆发时一样热情澎湃。纳粹当局坚信宣传的作用，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吸取了一战的教训，他们觉得英国人在一战中制造了大量不利于德国的“神话”。戈培尔的宣传部里面都是年轻且忠诚的青年党员，他们不仅想要将纳粹政权描绘得光鲜体面，还想让外界觉得所有德国人都全力支持纳粹主义。第三帝国之所以是一个现代独裁制度，一个最显著的原因在于它不厌其烦地在公众之间寻求合法性。从一开始，纳粹政权就不断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征求人民意见。它为了确保在向民众征求意见时获得德国人对其行动、政策以及元首的一致支持，不惜大费周章。当局肯定知道这些支持水分很大，但只要从表面上看去，民众对第三帝国的热情和对元首的狂热崇拜始终不减，就一定可以使许多原本中立迟疑的德国人随波逐流。同时，反对派也会因为觉得几乎没有希望赢得人民的支持而噤若寒蝉、惮于行动。[4]

戈培尔颇为大方地承认纳粹政权确实在操纵第三帝国从大众那里获得的合法性。为当权者及其政策涂脂抹粉、维护公开形象是宣传部的职责所在。戈培尔说，“宣传工作全都在幕后，好似舞台艺术一般。”[5]这包括组织各种庆典仪式，比如1933年1月30日为庆祝希特勒就任第三帝国总理举行的火炬游行，1933年3月21日于波茨坦的国会正式开幕仪式，每年秋天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年度集会，以及5月1日的国家劳动节等。除了传统节日，还有新的节假日，包括4月20日的希特勒生日，以及11月9日为纪念1923年政变举行的庆典。在德国全境，一些街道名因为突然不受欢迎、不方便、让人想起过去的魏玛民主时期，被换成歌颂希特勒等纳粹领导人，或者在纳粹运动中牺牲的革命英雄的新名字。比如柏林以前的工人阶级街区腓特烈斯海恩区（Friedrichshain）改名为霍斯特·韦塞尔区；汉堡的一条街道以一位17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奥托·布勒克尔（Otto Blöcker）命名，1933年2月26日，布勒克尔在纳粹党某个地方分支的总部被共产主义武装分子袭击身亡。[6]类似的改名比比皆是。

但希特勒是首要的歌颂对象。30年代初，对希特勒的崇拜已经在纳粹党内蔚然成风，而此时它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不仅以文字和图像的形式传播，还借助无数细小的象征手段。[7]从1933年3月开始，很多城市争相授予希特勒荣誉市民称号。到了1933年末，几乎所有城市的主广场都被改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广场。在1933年4月20日元首44岁生日时，各地旗帜飘扬，举国上下每家每户的屋外都装饰着花环，商户的玻璃窗被特别装点，甚至公共交通工具都挂满了彩旗。游行和火炬仪式将庆典带向街头，教会也开展特别活动为元首祝寿。戈培尔的宣传机器精心撰文将希特勒与俾斯麦相提并论。巴伐利亚的教育部长汉斯·舍曼（Hans Schemm）更是夸张，将希特勒称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使德国面貌焕然一新的艺术家和建筑大师”，他创造了一副“德国的新面孔”，在“两千年的跌宕起伏”后使人民“最终定型”：“在希特勒身上，德国人民的万千渴望终于成为现实。”[8]各种海报与杂志图片、新闻短片和电影都将希特勒描绘为一个出身行伍但平易近人的人，不仅是一个富有使命感的多面天才，而且是一个谦逊甚至单纯的人。他无欲无求，蔑视财富，从不故作姿态，爱护孩子和动物，关心困难时期的老同志。他是士兵、艺术家、工人、统治者、政治家，他的多面形象能够得到德国全社会的认同。很多普通德国人被范围如此之广、强度如此之大的宣传所征服。在自己家乡汉堡街头迎接希特勒到来的路易丝·索尔米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我永远不会忘记希特勒穿着棕色制服、以纳粹礼穿过人群的场景……人群的热情直冲云霄……”而当她回到家后，还花时间回味了“自己经历的伟大时刻”。[9]

希特勒崇拜在日常生活中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德式问候的引入，即“希特勒万岁”。这种问候方式从1933年7月13日起便已经在政府工作人员的文件往来中开始使用。和德式问候一起使用的是纳粹礼——右臂向斜前方伸直，有时还要高叫“希特勒万岁”。在奏响党歌《霍斯特·韦塞尔之歌》时，每一个德国公民都必须行纳粹礼。法令规定，“不希望被怀疑故意表现消极的人都应该行纳粹礼。”[10]这些礼仪不仅在形式上将帝国的支持者凝聚起来，还孤立了和纳粹政权保持距离的人。它们进一步加深了希特勒的影响力。[11]在兴登堡逝世、1934年8月19日确定国家元首的全民公投之后，伴随着“希特勒为德国，德国为希特勒”的口号，对元首的个人崇拜已如野火燎原。戈培尔为“长刀之夜”精心打造的快速宣传攻势鼓吹希特勒又一次把德国从混乱中拯救出来，粉碎了党内野心家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纯洁和正义，为元首赢得了更多支持。[12]从这一刻开始，对政权的所有批评都指向希特勒手下的官僚，元首本人一般免于指责。[13]

希特勒崇拜在1934年纳粹纽伦堡集会——纳粹上台以后的第二次集会——中达到极致。500辆火车把约25万人拉到了一个专门为集会而建的火车站。供集会者居住的帐篷连绵如城，供给他们的食物和饮水不可胜数。一系列精心设计的仪式为集会拉开序幕。纽伦堡集会持续了整整一周，庆祝夏天的紧张和失序后纳粹运动的团结一致。在城外巨大的齐柏林广场（Zeppelin Field）上，数十万穿着整齐制服的褐衫军、党卫队和纳粹活跃分子列队和元首互相致意。希特勒先高喊“同志们万岁”，然后数十万个声音同时回应，“元首万岁”。演讲、歌舞、分列式结束之后是黄昏时分的火炬游行和盛大的舞蹈表演。100盏探照灯射向天空，使参与者和围观者仿佛置身圣境，英国大使称其为“光明大教堂”。聚光灯一齐照向穿行于褐衫军方阵中的3万面红黑白三色纳粹卐字旗。仪式最肃穆的那一刻莫过于献祭“血染的旗帜”。1923年啤酒节政变中的旗帜再一次被庄严祭出，和纳粹新旗帜发生了仪式性的接触，象征着把开展暴力斗争的决心和不畏流血牺牲的勇气传递下去。[14]

美国通讯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在第一次参加纳粹集会之后表示自己被深深震撼。“我觉得，我开始有点明白希特勒为何如此成功了。”在1934年9月5日的日记里，他吐露了真相：

希特勒借鉴了罗马教会的经验，他为20世纪德国人无趣的生活重新带来了色彩、壮丽以及神秘感。今早在纽伦堡近郊卢伊特波尔大会堂（Luitpold Hall）的公开集会绝不仅仅是一场华丽的演出。它还伴有一种在哥特式大教堂举行复活节或者基督教弥撒时才有的神秘感和宗教激情。

希特勒进入大厅，缓缓穿过中间的通道，身后跟着随从。“3万人向他举手行礼。”赫斯站在讲台上，头顶上方悬挂着“血染的旗帜”，念出1923年政变中遇难者的姓名，全场默哀。夏伊勒写道，“在这种气氛下，难怪希特勒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上帝的启示。”在元首于集会前夜从附近的一个机场乘坐一辆敞篷车来到纽伦堡时，夏伊勒亲眼见证了希特勒的出现在支持者中引发的狂热。这座古老城市的街旁挤满了高举双手大声尖叫的人群。夏伊勒继续写道：

我挤在1万名狂热分子中间，他们拥在希特勒下榻宾馆的壕沟里大喊：“我们要见我们的元首。”当希特勒出现在阳台上时，人群中的那一张张脸——特别是女人的脸——让我感到震惊。这些疯狂的表情使我想起在路易斯安那偏僻地区遇到的那些即将出发的福音派教徒。他们就像看着救世主一样注视着希特勒，他们的脸慢慢不复人形。我想，如果希特勒在这些人的视线中继续待上一段时间，很多女人一定会由于太过兴奋而昏倒。[15]

夏伊勒写道，盛典一个接一个，于军方在齐柏林广场举行的战斗演习中达到高潮。整个集会结束于一场军队和准军事组织的街头游行，那是一场似乎永远也不会结束的游行，它使纳粹政权下的德国人“严守纪律的力量”深深地印在夏伊勒的脑海中。为了精心展示新德国在精神上的统一面貌，纳粹发动了大量人力，或排成整齐的方阵列队前进，或纹丝不动地站在规则的巨型广场地砖上，场面宏伟盛大。这就是举行集会的首要目的。希特勒和戈培尔不只想将这一面貌展现给全德国，更想展现给全世界。[16]

为此，希特勒把1934年的集会拍成了电影。他委托年轻的女演员兼电影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完成这一任务，并下令为她提供一切需要的资源。30部摄像机，16名摄影师，每位各配备1名助手，4台携带音响设备的卡车，长焦镜头和广角摄影等120种新技术投入使用。里芬施塔尔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制作了一部史无前例的纪录片。1935年影片播出时，许多人为之倾倒。它有一个希特勒钦定的响亮名称：《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里芬施塔尔后来解释道，“意志”不仅指德意志民族的意志，更指希特勒本人的意志。在影片中，希特勒的形象几乎总是单独出现：他乘坐前往纽伦堡的飞机穿越云霄，站在敞篷车内穿过整个城市享受人民的欢呼，停下脚步接受小女孩敬献鲜花，在辽阔的天空下向追随者们发表演讲，庄严地用“血染的旗帜”触碰新的党旗，最后在卢伊特波尔大会堂的演讲中登上狂热的高峰，台下的人群一遍遍地山呼“胜利万岁”，宛若宗教复兴运动礼拜堂中的朝圣者。一脸虔诚的鲁道夫·赫斯高叫，“党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希特勒！胜利万岁！”[17]

《意志的胜利》让人震撼之处在于它那宏伟的艺术风格和呈现出的纪律严明、动作整齐划一的人群，这些人虽然成千上万，却好似连为一体。影片幕间间歇时，观众可以稍许放松，这时荧幕会放映年轻冲锋队员沉醉于富有雄性气息的骑术表演，然后脱掉衣服跳进旁边的湖水中的景象，这样的镜头意在歌颂男性的肉体，这既是导演的个人偏好，也是对纳粹意识形态的展现。这些镜头掩盖了隐藏在幕后的不太光彩的一面：酗酒、斗殴、暴力以及谋杀。[18]不过，里芬施塔尔在电影中扭曲现实的手段远不止于此。她不仅调整了集会期间各个事件发生的实际顺序，同时在希特勒许可之下，里芬施塔尔还能够随心所欲地干预集会进程，为了拍摄效果而排演部分活动。实际上，一些场景只有拍成电影才讲得通。纪录片最扣人心弦的一幕是希特勒向纳粹烈士敬献花圈：希特勒在希姆莱和褐衫军新任领导人卢策的陪伴下，缓慢穿过身着褐衫、鸦雀无声的十万人方阵，可在这一场景中，能实际看到希特勒的根本没有几个人。在影片的最后，镜头中满是一排排列队前进的冲锋队员和黑衣铁盔的党卫队成员，这使观众深信德国人民训练有素和军事化组织模式的至高无上。作为纪录片，它想让德国和整个世界相信德国人民在希特勒领导下的力量和决心。[19]这是第三帝国时期唯一一部关于希特勒的影片；它已经表达了需要表达的一切，没有必要再拍摄类似影片。1935年3月影片在德国国内外同步上映，赢得了广泛赞许。它首先获得了由约瑟夫·戈培尔颁发给里芬施塔尔的国家电影大奖，戈培尔称赞这部电影是“对元首形象的史诗级呈现”。它还斩获了1935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奖和1937年巴黎电影节上的最高荣誉。它后来一直在电影院上映，尽管二战后影片在德国被禁，但依旧是20世纪宣传纪录片中的上乘之作。[20]

讽刺的是，里芬施塔尔接受委托拍摄此片时曾遭帝国宣传部长激烈反对。一年前，里芬施塔尔的首次尝试《信仰的胜利》（Der Sieg des Glaubens）惨遭失败。她不是纳粹党员（她从未入党），且因绕过宣传工作的常规程序受到希特勒直接委任而被戈培尔嫉恨。[21]再者，《意志的胜利》一片违反了戈培尔为电影行业设定的几乎每一条准则。在1933年3月28日向电影界代表讲话时，戈培尔指责某些粗制滥造的宣传片“和时代精神脱节”。他说，“这场伟大运动绝不仅仅是游行或者吹喇叭那么简单。”他赞扬了苏联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Battleship Potemkin），声称“好的电影不仅要有信念，还需要有良好的拍摄技巧”。电影不仅要迎合时代的新精神，还需要迎合大众口味。[22]对于戈培尔来说，最有效的宣传是旁敲侧击式的：

这就是宣传的秘密：要潜移默化地渗透宣传对象，让他甚至察觉不到自己被宣传影响了。宣传当然要有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必须巧妙地隐藏起来，让人察觉不到它的存在。[23]

为贯彻这一政策，戈培尔指导手下人——甚至可能是亲笔——针对30年代初的早期纳粹电影《冲锋队员布兰德》（S.A. Mann Brand）写了一篇影评，以激烈的言辞批评这部影片粗制滥造、异想天开，宣传意图过于明显。影片讲述了一个16岁工人阶级子弟的故事，他违背社民党人父亲的意愿加入褐衫军，在工作时受到犹太人控制的工会迫害，最后被共产主义者枪杀，成为纳粹事业的殉道者。戈培尔认为这部影片不可能为纳粹事业赢得任何追随者，只能给已经追随纳粹党的人观看。10月，他又激烈批评了一部歌颂褐衫军成员霍斯特·韦塞尔生平的影片。韦塞尔在1930年被共产党人枪杀。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和《冲锋队员布兰德》类似的故事，反犹色彩更浓重。影片中，枪杀主人公的共产党人受到了犹太罪犯和知识分子的蒙蔽。戈培尔认为影片内容和有关韦塞尔的真实记忆不符。他说：“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认为舞台或荧幕上的褐衫军游行毫无意义；游行应该去街头。如此肤浅地展示纳粹意识形态，算不得真正的艺术。”[24]

在举办霍斯特·韦塞尔影片首映式的那个早晨，柏林社交圈中的众多显赫人物悉数到场，其中包括末代德皇的长子霍亨索伦太子（Hohenzollern Crown Prince），他是纳粹主义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戈培尔却下令禁止电影上映。戈培尔的傲慢举动激怒了影片背后的支持者，包括普茨·汉夫施丹格尔（Putzi Hanfstaengl）。汉夫施丹格尔是希特勒的老朋友，他为这部影片作曲并亲自募集了大量资金。他亲自向希特勒和戈培尔表示抗议，最终设法在纳粹党内获得了足够支持，使禁令撤销，但作为条件，影片被更名为《无名英雄汉斯·韦斯特马尔》（Hans Westmar – Einer von vielen）。改头换面之后，影片在媒体上和公众间都受到了广泛赞誉。许多观影者在《霍斯特·韦塞尔之歌》于剧末的一幕响起时纷纷起立致意。[25]但是戈培尔已经表达了他的观点。这次意见分歧使希特勒认识到宣传部长在今后对电影业应该掌握更有效的控制权。凭借这一权力，戈培尔确保此类简单粗暴、只有忠诚的“老同志”才会感兴趣的宣传影片不会再有机会拍摄上映；在纳粹统治已经巩固之际，此类影片已经不合时宜。[26]

二

随着有声电影和彩色电影的出现，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进入了电影艺术的黄金时代。德国的电影观众越来越多，从1932—1933年到1937—1938年，每年的人均观影次数从4次增长到8次，同一时期的售票数从2.4亿增长到4亿。[27]30年代早中期，许多电影明星和知名导演离开了德国：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是因为无法抵抗好莱坞的吸引力，而其他人如弗里茨·朗（Fritz Lang）则是因为政治原因离开。但是多数人都留了下来。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埃米尔·雅宁斯（Emil Jannings），他曾在20年代末闯荡好莱坞，并凭借在《最后命令》（Sein letzer Befehl）中的出色表演赢得首届奥斯卡最佳演员奖。回到德国之后，雅宁斯开始出演《领袖》（Der Herrscher）等一系列露骨的政治电影。电影《领袖》歌颂强大的领袖力量，基于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导演的一出名戏改编，故事情节围绕着以克虏伯家族为原型的一个富裕中产阶级实业家庭展开。剧作家特亚·冯·哈伯（Thea von Harbou）曾经从事无声电影制作，创作了弗里茨·朗的《大都会》（Metropolis）和《玩家马布塞博士》（Dr. Mabuse, der Spieler）等作品，于30年代开始创作有声电影。当时的新锐电影明星如瑞典出生的札瑞·朗德尔（Zarah Leander）在观众中知名度很高。另一位德国新人演员特奥多尔·洛斯（Theodor Loos）也是荧屏宠儿。新一代导演开始崭露头角，在电影中表达纳粹思想，其中以法伊特·哈兰（Veit Harlan）最为知名。[28]不过，并不是所有第三帝国的电影人都逃过了严格审查。1935—1936年间，纳粹当局鼓励观众就演员的种族和政治身份进行举报。比如，德国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汉斯·阿尔贝斯（Hans Albers）被谣传有一个犹太人妻子。这个传言所言非虚，他的妻子汉西·布尔格（Hansi Burg）的确是犹太人。但是，第三帝国期间阿尔贝斯将她送去了瑞士，躲避可能遇到的迫害。戈培尔对此一清二楚，但却感到无计可施，因为阿尔贝斯实在太受欢迎了，他只好让宣传部门坚决否认汉西·布尔格的存在。[29]

在30年代，德国电影极为流行，阿尔贝斯和雅宁斯等演员功不可没。但是，这一成功却因德国电影业被日渐孤立而打了折扣。德国电影的国外销量直线下滑，部分是因为电影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影片质量不断下降，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德国敌视国外发行商，特别是犹太发行商或反对德国政府管控国内电影从业者的发行商。对电影业打击更严重的是停止进口国外电影。外国影片在德国的境遇可以从米老鼠这一虚拟形象的经历窥见。30年代早期，米老鼠在德国受到了热烈欢迎，掀起了从卡通玩具到图书的商业化热潮。一家波美拉尼亚地区的纳粹报纸在1931年批评道：“米老鼠是有史以来最磕碜、最可悲的卡通形象。”不过，这种反对声非常罕见。因为米老鼠在德国电影院里实在太受欢迎，纳粹的电影审查不得不允许所有的迪士尼“愚蠢交响曲”上映。迪士尼的动画片《三只小猪》倒是很合纳粹审查者的口味，因为影片里有这样一幕（后来被迪士尼剪掉）：大灰狼假扮成旅行商人出现在一只小猪的家门口。它的那只假鼻子使纳粹分子轻易地联想到犹太人。另一部电影《疯狂博士》（The Mad Doctor）讲述了一位科学狂人试图让一只叫普鲁托的狗和一只鸡杂交的故事。这部影片例外地被纳粹审查机关查禁，可能是因为它可以被理解为是在讽刺纳粹的优生学观念，不过更有可能是因为审查机关认为它会吓到孩子。[30]

尽管迪士尼卡通在德国受到热烈欢迎，但很快也遇到了困难，根本原因在于财务。罗伊·迪士尼（Roy Disney）负责处理弟弟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商业帝国的财政事务。1933年12月20日，罗伊和乌发电影公司有关影片在德国的发行签订了一项新的合同，但是在1934年11月12日，德国政府将电影的进口税率提高了三倍，迫使发行商每买一部外国电影就要多缴2万马克。政府还严格限制货币外流，导致美国公司几乎不可能在德国赚到钱。结果，环球影业和华纳兄弟公司都停止了在德国的业务，而迪士尼从未能在德国的巨大成功中获得任何利润。1935年2月19日，新的政策调整使形势雪上加霜：今后，从国外进口到德国的电影必须以从德国出口电影到国外来支付。于是德国电影被以强买强卖的形式出售给国外发行商。但是，国外发行商都不愿意放映德国人制作的电影；即便他们愿意，美国发行商和公众对纳粹反犹主义的敌视也使德国电影很难上映。1937年秋，迪士尼和乌发电影公司的合同到期。更糟糕的是，迪士尼在德国积累的资产遭到注销，部分资产用来清偿一位破产的主要发行商的债务。罗伊·迪士尼亲自访问柏林也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到了1939年，迪士尼卡通在德国已经不见踪迹。戈培尔于1937年圣诞节送给希特勒的18部米老鼠电影成了幸存者。[31]

30年代中后期，国家对电影业的管控更严格了，因为政府于1933年6月建立了电影信用银行，为大萧条下艰难度日的电影业筹集资金。到了1936年，大约3/4的德国电影都在接受它的资助，而未得它赞同的电影拍摄项目则一个子儿也拿不到。而且，1933年7月14日，帝国电影协会成立，由一位直接对戈培尔负责的财政官员担任会长，从此以后，电影业所有机构聘用或解雇员工均在宣传部的管控之下，电影业的所有从业人员都必须加入协会。电影协会有十个部门，涵盖了德国电影业的方方面面。[32]这是纳粹全面控制电影业的关键一步。第二年，戈培尔的触手因一起事件而伸得更远了：德国最大的两家电影公司，乌发电影公司和托比斯电影制片公司（Tobis）因财政危机而被国有化。到了1939年，已经有2/3的德国电影都是由国资控股的公司创作的了。[33]1938年德意志电影学院成立，培育新一代导演、演员、设计师、作家、摄像师和技术人员，确保他们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要求工作。纳粹更通过法律手段对电影业施加财政管控，最主要的是1934年2月16日通过的《帝国电影法》（Reich Cinema Law）。这一法律强制规定电影剧本须接受事先审查。同时它还将1920年成立的各个电影审查办公室合并为宣传部下属的一个单独机构。1935年，《电影法》得到进一步修订，赋予了戈培尔可以越过这些机构直接封杀任何电影的权力。《电影法》还炮制了“高艺术价值影片”“高政治价值影片”等电影奖项来鼓励电影制作者和引导观众。[34]

在戈培尔授意下，纳粹德国推出了大量娱乐电影。按照宣传部的电影分类，1934年德国上映的电影中有55%是喜剧片，21%是剧情片，24%是政治片。比例逐年变化，且有的电影事实上同时属于多个类别。然而到了1938年，只有10%的影片被归类为政治片，剧情片和喜剧片分别占了41%以及49%。政治片比例下降，剧情片比例急剧上升。音乐剧、古装剧、爱情喜剧片等类别的电影帮助人们逃避现实、麻痹神经，但也能承载一种信息。[35]所有种类的电影都必须符合电影协会制定的规则，而许多电影都在鼓吹领袖，宣传“血与土”式的农民品质，抹黑纳粹主义憎恨的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或者在看似不带政治色彩的电影中将他们设置为反面角色。宣扬和平主义的电影遭禁，宣传部要求所有类别的电影都要坚持正确立场。例如，1933年9月的《电影速递》（Film-Kurier）杂志指责魏玛时期的电影描绘的是“一个毁灭、反叛、罪恶的阶层，在大都市的幻想中自我膨胀，自寻死路”。这一批评明显指的是弗兰茨·朗的电影，比如《大都会》和《M就是凶手》（M – Eine Stadt sucht einen Mörder）。杂志向读者保证，以后的犯罪片不会关注罪犯，而是把镜头聚焦于身穿制服或便衣打击犯罪行为、保卫人民安全的主人公身上。[36]可见，即便是娱乐消遣也逃不开政治。[37]

更直接的政治宣传手段是新闻短片，尤以《德国每周回顾》（Die Deutsche Wochenschau）为最。《回顾》从1938年10月开始配合所有商业电影一同放映，片子的一半时间都用于报道政治事件，辅以体育新闻、社会杂闻等内容。影片形式死板，尽是些陈词滥调，强调战斗和斗争的纳粹式语言风格贯穿始终，由一个嗓门很大、语气蛮横嚣张的人播报，而且片中的事件常常是特意摆拍出来的，与现实相比充其量算得上半真半假。原本有多家公司制作这种新闻短片，其中还包括由一家美国公司制作的《福克斯每周评论》（Fox Talking Weekly Review），但从1939年开始，政府规定所有新闻短片必须口径一致，由宣传部下属的一个特别办公室统一管理，并于1936年通过了《新闻短片法》（Newsreel Law）。因此，历史学家在以新闻短片作为史料时，必须像对待纳粹政权留下的其他许多影像资料时一样慎重。[38]即便是在当时，再迟钝的人也都看得出其中的宣传意图。

三

新闻短片并不是大多数德国人了解国内外大事的主要信息来源，更重要的渠道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的收音机。在纳粹德国，该行业的所有人，从播音员到工程师再到销售人员，都必须加入1933年秋成立的帝国广播协会。这样一来，宣传部就完全掌握了雇佣和解雇从业人员的权力。当年的早些时候，德国的广播系统已经处于政府控制之下。1934年4月1日，所有地方广播站都被纳入帝国广播公司旗下，并直接附属于宣传部。纳粹当局还把手伸向了无线电设备的生产，每年为无线电设备生产厂家提供大量补贴，生产一种叫作“人民收音机”的廉价收音机。该收音机售价仅为76马克，小型机更是只要35马克（体力劳动者一周平均工资），还可以分期付款。1933年德国已经生产了约150万台这样的设备，1934年超过600万台收音机在德国投入使用，1939年德国已经有70%的家庭拥有无线信号接收设备。这个覆盖率冠绝全球，甚至超过美国。由于收音机的普及，许多农村人口第一次定期受到政府宣传机器的洗礼。收音机的普及使得纳粹政府可以将它的信息传往一直以来远离政治喧嚣的地区。德国一共生产了超过700百万台人民收音机。1943年，人民收音机占到所有家庭收音机的1/3。人民收音机有一个特点，就是其频段受到限制，除了边境地区的听众之外，德国国内听众无法收听境外电台。在某些特殊的时候，电台负责人会安排在公共场合（工厂车间、办公室、学校以及餐厅）播放希特勒的演讲。每次警报器一响，人们就得停下手中的活计，聚在收音机边上，或者在广播的可及范围之内一起聆听元首的教诲。人们还必须收听《祖国之音》（Hour of the Nation），每晚7点到8点在每个电台播放。为提高公众收听率，政府甚至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由6,000个广播喇叭组成的广播系统，只是因为1939年战争爆发才搁浅。[39]

地图4　收音机在德国家庭的普及率（1938年7月）

早在1933年3月25日，戈培尔就已经告诉播音员和电台经理要清洗电台内的左派和不服从人员。戈培尔要求他们自我清洗，否则他就亲自出马。到1933年夏天，各电台完成了清洗活动，很多人因此失业，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其中一个受到影响的人是小说家、诗人兼记者约亨·克莱珀。克莱珀出生于1903年，他自己并不是犹太人，但有个犹太人妻子；他虽是一个相当虔诚的新教徒，但曾参加过社会民主党。1933年6月，一封匿名举报信让他丢掉了在国有电台的工作。和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为自己未来如何谋生感到忧虑。发表小说和诗歌带来的收入代替不了在电台工作的工资，而且他觉得自己很可能会被禁止发表任何东西。他绝望地写道：“我不相信德国的出版机构会站在我一边，现在的出版社怎么会照顾一个明显不能代表‘民族希望’的作者？”不过最后他幸运得救，在乌尔施泰因出版公司（Ullstein Publishing Company）电台杂志找到了一份职员的工作。[40]克莱珀相当走运，而许多处境相似的人不得不远走他乡，或者提前退休，穷困潦倒。然而戈培尔并不满足于人事变动。在1933年3月25日对电台经理和制片人讲话时，戈培尔异常直白地说：

政治倾向无处不在。发现所谓的“绝对客观原则”是德国大学教授的事情，而我不相信教授能创造历史。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电台属于我们而不属于其他任何人。我们会让它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服务，禁止任何其他意识形态在此表达意见……[41]

不过，戈培尔非常清楚，广播和电影相似，人们不会忍受不厌其烦的宣传攻势。早在1933年5月，他就已经开始拒绝纳粹头目们在电台发言的要求，并将每个月的政治演讲数量限制在了2次。[42]

宣传部长认为，宣传工作必须充满想象力，紧跟现代潮流，与时俱进。他在1933年3月25日告诉电台经理，“宣传工作的第一铁律便是‘不要变得无聊’！”节目中不能翻来覆去地播放军旅歌曲和爱国演讲。好节目必须充满想象力。收音机可以使整个民族团结在政府身后。[43]尽管有这个警告，电台一开始仍然密集播出政治宣传，仅在1933年一年间就播出了50次希特勒的各类演讲。1934年5月1日，电台花费了不少于17小时的时间欢庆五一劳动节，播出相关的演讲、歌曲和游行等。难怪有报告称，听众很快便对过度宣传感到厌倦，一有机会就去收听国外电台。慢慢地，戈培尔的反复告诫才收到一点效果。从1932年到1939年，电台广播中播出音乐的时间稳定增长。到1939年，“文学”和“谈话”的播出时间已经降到约7%。电台2/3的时间都用于播放音乐，不过7/8是流行音乐而非古典音乐。定期的音乐点播尤其受欢迎。这个栏目首次出现在1936年，主要播放一些和魏玛时期风格相似的流行娱乐歌曲。不过仍然有人抱怨连音乐都很无趣，他们怀念魏玛时期十分流行的广播剧。[44]党卫队保安处1938年报告称，“电台听众的不满”已经开始通过以下事实表现出来，“几乎所有的德国听众……都开始像以前一样定期收听国外电台的德语频道。”[45]

四

为弘扬德意志民族精神，鼓动德国人民支持第三帝国及其背后的理念，戈培尔展开了风格多样的宣传攻势，但他的宣传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在他自己的地盘上远远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纳粹政权的这一特点存在于各个领域）。早先在建立宣传部的讨论中，戈培尔原本还想兼管教育工作，但希特勒拒绝了他的提议，为教育工作建立了一个独立部门，由伯恩哈德·鲁斯特担任部长。对戈培尔来说更严重的威胁是，在文化工作领域有一个自命为纳粹意识形态理论家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戈培尔必须和他争夺领导权。罗森博格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在整个德国文化领域宣传纳粹意识形态，特别是他精心阐释的那个版本。20世纪20年代末，罗森博格开始主管德国文化战斗联盟，它是当时党内创立的众多专家组织中的一个。1933年罗森博格的联盟迅速行动，“整合”了德国的戏剧文化机构。[46]罗森博格也非常积极地在德国文化的其他领域强调意识形态的纯粹性，包括音乐、美术、宗教、大学和知识分子的生活。而这些领域都是戈培尔的宣传部觊觎的地盘。[47]罗森博格的联盟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十分活跃。1932年1月联盟还只有2,100人，一年后便增长到6,000人，1933年4月有1万人，到了10月已经有3.8万人。联盟的成员中有一大批极右翼音乐评论家和作家。在1933年春和早夏发生的针对犹太人和左翼音乐家的多轮攻击或是由战斗联盟直接组织，或是受其鼓动。此外，罗森博格还掌控着一件有力的宣传武器：《人民观察家报》。这是一份他亲自担任主编的纳粹日报。对戈培尔更为不利的是，罗森博格的艺术与音乐观和希特勒的更加接近。戈培尔对于文化创新的迷恋不止一次地提升了罗森博格在希特勒心中的地位。[48]

戈培尔自己并没有时间理会罗森博格。他曾将罗森博格的《二十世纪的迷思》（Der Mythus des 20. Jahrhunderts）一书贬斥为哲学垃圾。[49]罗森博格控制的机构只是一个党组织，戈培尔在这方面优势明显，他是帝国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德国政府中拥有实权的部长，手下聚集着一批忠诚的纳粹党徒，在政治上无可指摘。1923年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失败后，罗森博格曾经短暂负责党务工作，但他把工作搞得一团糟，所以希特勒对他的政治能力并不看好，拒绝让他在政府部门任职。另外，尽管希特勒和罗森博格有许多共同的粗俗偏见，但他和戈培尔一样看不上罗森博格那装模作样的伪哲学理论研究，从来没有把罗森博格纳入自己核心的朋友圈子。1933年夏天，由德国文化战斗联盟引起的混乱开始在政治上变得棘手起来。[50]1933年9月22日，戈培尔成功通过了一项法令，建立了帝国文化协会并亲自担任会长。它包含了7个指定的下属协会——文学协会、戏剧协会、音乐协会、广播协会、电影协会、美术协会以及出版协会，和宣传部辖下各局一一对应。一些协会早已存在，比如帝国电影协会，一些正在形成之中，不过现在它们都成了国家垄断机构。通过此法，戈培尔得以从罗森博格手中夺回管理德国戏剧文化的权力。该法令要求所有文化领域的从业人员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这使戈培尔能够清洗任何不为纳粹政权认可的人，有效地将罗森博格在文化领域的角色边缘化。戈培尔还利用帝国文化协会改善退休金制度，淘汰不合格的人，不过1935年之后淘汰政策开始软化。同时，戈培尔精心营造文化协会及其下属协会自主运作的表象。宣传部仅仅给出大的方向，而实际的权力应该掌握在老资格艺术家、音乐家以及作家手中，由他们担任协会领导并负责日常事务。借此戈培尔获得了绝大多数以文化为饭碗的人的支持，他们人数众多：1937年美术协会有3.5万人，音乐协会9.56万人，戏剧协会4.11万人。[51]

1933年11月15日，帝国文化协会成立大会在柏林爱乐音乐厅举行，由希特勒亲自主持。成立大会上，音乐厅高规格的常驻乐队先后奏响了由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和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指挥的音乐。随后是戈培尔的演讲和瓦格纳《纽伦堡名歌手》片段合唱（“醒来吧！黎明即将来临！”）。之后在1934年1月24日，罗森博格在哄骗之下得到了一个唬人的空衔：“国家社会主义党哲学和知识训练及教育领导人总代表”。1934年他的德国文化战斗联盟的名字被改得更加平淡：国家社会主义者文化共同体。这个机构继续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但因为它在文化领域的敌手褐衫军已经失势，最终于1937年解散。[52]之后罗森博格仍然不时给戈培尔制造麻烦。不过，自从戈培尔鉴于希特勒的坚决反对而不再对文化现代主义留情后，罗森博格便无法真正威胁戈培尔对文化领域的绝对控制权了。[53]

罗森博格并非是戈培尔需要对付的唯一党内高层成员,希特勒也是其中之一。他曾经靠画明信片为生，对视觉艺术有着浓厚的个人兴趣。他是瓦格纳音乐的忠实粉丝，痴迷于建筑艺术，花费大量时间在自己的私人影院看电影。然后还有赫尔曼·戈林。作为普鲁士州总理，格林控制着大量由普鲁士经营和资助的主要文化机构，尽管他没有把手伸向影响更广的文化政策。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在文化政策方面也涉足颇深，尤其是影响青少年教育的政策。他成立了一个音乐专家组，由指挥家威廉·富特文格勒和钢琴家威廉·巴克豪斯（Wilhelm Backhaus）等人构成，借此控制和审查柏林所有演唱会和音乐活动的演出节目。他还管着各类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他主要关心的似乎是防止宣传部蚕食他的权力，因为宣传部在成立之初曾想兼管教育工作，使他一直怀着危机感。最后是罗伯特·莱伊领导的劳工阵线。1933年5月，劳工阵线在接管工会时吸收了大量艺术家、音乐家和他们的组织，似乎决意维持自己在音乐界的影响力，以防他人觊觎。这些部门组织和它们的领导之间的划界之争愈演愈烈，致使教育部一度于1933年7月15日甚至想要禁止公开讨论艺术问题，不过最后没能成功。[54]

但是，不管这些纳粹组织有多少不同，在细节上有多大差异，它们以及它们的领导人都一致认为，应该尽快把犹太人和纳粹政权的政治反对力量清除出文化领域，应该摧毁“文化布尔什维主义”（cultural Bolshevism），尽管他们关于何为“文化布尔什维主义”还未达成共识。在1933年及之后几年，大约有2,000名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电影演员、导演、记者、建筑师等文化领域的活跃人物离开了德国，有的是因为反对纳粹主义，有的是因为身为犹太人被剥夺了谋生手段。文化协会清洗犹太人花了一些时间，部分是因为经济部出于发展经济的考量提出反对。到了1935年中期，清洗已经基本完成。[55]在排除了异见分子、不合作分子以及当局不认可的种族之后，德国文化和大众媒体日益体制化，被当权者牢牢控制。纳粹不同部门之间对文化领导权的争抢完全没有阻止这一天的到来。

第二节

为德国而写作

一

在20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初期，德国《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以其深入客观的报道、公正中立的评论和较高的知识水准在国内外享有广泛赞誉。它是外国人借以了解德国时局的窗口。尽管该报的读者群体不大，但受教育程度较高，包含相当数量的意见领袖。这份报纸在政治上坚持自由立场，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独立于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家族或者莫斯报团（Mosse）和乌尔施泰因家族一手扶植的报业帝国。它的编辑和人事决策并不是由一位主管乾纲独断，而是由一个编辑委员会集体决定。不过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报纸陷入了财政困难，不得不将部分控制权转让给化工巨头法本化学工业公司。报纸的独立性很快就受到了影响，尤其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到了1932年，报纸编委会已经在鼓吹是时候让希特勒和纳粹党加入临时政府了，还主张修改魏玛宪法，使其倾向威权主义，以此拯救德国。[56]

1933年最初几个月，报社员工顺应时势，在国会纵火案之后放弃了批评纳粹主义的立场，对镇压共产党表示支持。但由于报纸的自由立场早已声名在外，1933年3月11日，一伙武装的冲锋队员闯进了报社，威胁如果报纸不全面服从命令就会被查禁。不久后，编辑成员开始辞职，报纸编委会迫于宣传部的压力辞退了犹太员工；到了1936年末，报社里的犹太人都已被清理，只剩下两个犹太混血职员和两个配偶是犹太人的职员。看到大事不妙，创立报纸的犹太家族成员利奥波德·松内曼（Leopold Sonnemann）于1934年6月1日将自己的股份卖给了法本公司，使法本公司持有该报母公司98%的股份。当时，纳粹当局还不敢得罪这家化工巨头，因为它需要法本公司支持重整军备，促进就业。法本公司原想借报纸提升自身在国内外相关圈子里的声誉，但卡尔·博施（Carl Bosch）等公司的领导层人员是政治和文化上的保守派，不希望报纸丢掉自身的核心特点。希特勒和戈培尔出于另一种考虑——他们很看重这份报纸的国际声誉——也不想强迫报纸过快转变而惹得国际上议论纷纷。这意味着《法兰克福报》在第三帝国时期比它的同行拥有更多的行动自由。[57]

因此，直到30年代中期，《法兰克福报》驻外记者仍然在坚持刊发国外对纳粹集团的批评。编辑经常拒绝刊发来自宣传部的文章，其中以文艺栏目的编辑为最，即使戈培尔亲自下令也无济于事。他们多次成功刊发文章，强调纳粹政权正在践踏的人道主义价值。1933—1939年间，该报任命的40名编委会成员多出自新闻界内受到纳粹政权压制的群体，比如社民党人、民族人民党人和天主教徒。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比如瓦尔特·迪克斯（Walter Dirks）和保罗·泽特（Paul Sethe）——在战后都成了西德的著名记者。还有两位著名作家，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Dolf Sternberger）和奥托·祖尔（Otto Suhr），虽然他们的妻子是犹太人，却仍然能够留在报社工作。[58]该报还经常刊发一些谈论历史的文章，表面上谈的是成吉思汗和罗伯斯庇尔等人物，但只要是智力正常的读者，都能明显看出它们是在影射希特勒。编辑还使用一些套话来刊发一些会令当局不快的报道。比如，他们会用这样的句子开头，“以下消息纯属谣言”；他们在标题中先声明某事件是谎言编造，随后又尽其所能报道该事件的细节。很快，《法兰克福报》作为唯一敢如此报道新闻的媒体声名鹊起，发行量再次提升。[59]

盖世太保很清楚《法兰克福报》特别喜欢刊发“绝对是在恶意挑衅”的文章，认为它“像之前一样代表了犹太人的利益”。[60]甚至直到1938年，该报仍然将利奥波德·松内曼的名字挂在头版，后来迫于政府命令才撤掉。[61]还有一次盖世太保反映说，“他们有意歪曲国家社会主义原则和思想，篡改其原有意思，其手段之高让人惊叹。”[62]然而随着时间推进，特别是在1936年之后，当局的强势迫使报纸采取守势。《法兰克福报》不得不多次向宣传部的指示妥协。直接抗命几乎不再可能。在1933年8月的时候，英国记者亨利·威克姆·斯蒂德（Henry Wickham Steed）就已经注意到，这份曾经令人引以为傲的自由主义报纸已经成为新政权下“不自由的工具”。[63]国外报社很快便不再引用他们的文章，认为他们的报道已经和戈培尔的宣传部每天发布的虚假信息和宣传教条没什么两样了。[64]1938年，法本公司意识到它已经不需要影响公众意见——因为德国已经不存在公众意见——于是在没有征询编辑部和报社员工意见的情况下秘密地将该报卖给了纳粹埃海尔出版集团（Eher Publishing House）的一个子公司。1939年4月20日，纳粹出版界的头面人物马克斯·阿曼（Max Amann）将报纸呈给希特勒作为生日礼物。它再也不是一份自由评论了，尽管原来也是遮遮掩掩。该报的读者数量继续下滑，最终于1943年完全停刊。[65]

不过这份报纸能够如此长时间地保持相对独立已经足够让人惊叹。和其他宣传和文化领域一样，1933年冬马克斯·阿曼的帝国出版协会成立，对报社的人事控制也正式开始。在出版协会成立之后，非协会成员已经不可能再到出版行业工作。阿曼利用大萧条期间出版行业的经济低迷，并通过将政府广告合约交给纳粹控制的报纸断了竞争对手的财路，接管了大量报纸。担心会因为订了自由派报刊而受到怀疑的读者改订了其他报纸。1934年初，自由派报纸《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的发行量从13万下降到7.5万，一直以来声誉良好的《沃斯新闻报》（Vossische Zeitung）也从8万跌落到5万以下。而纳粹的报业帝国从1933年初的59份日报、总发行量782,121份，扩张到同年年末的86份报纸、总发行量逾300万份。1934年，他们买下了犹太出版公司乌尔施泰因，该公司旗下有数家德国最受尊敬的报纸。1935年4月，帝国出版协会制定的新章程查禁了宗教团体或特殊利益团体的报纸，严格限制商业公司、基金会、各类协会和其他各类组织办报的权利，使阿曼有权关闭财政状况不佳或者非雅利安人所有的报纸。1935—1936年间，阿曼关闭和买下了500—600家报纸。到了1939年，埃海尔出版集团已经拥有或控制了2/3的德国报纸和杂志。[66]

正当阿曼积极收购各类报纸之时，戈培尔和他的老搭档即纳粹出版部门负责人奥托·迪特里希（Otto Dietrich）将管控延伸到了报纸的具体内容。1933年10月4日通过了一项新《编辑法》（Editors' Law），规定编辑本人须对报纸的内容负责，取消了经营者开除员工的权利，并订立了多项规章限制报纸的内容，不得刊发“蓄意削弱德意志帝国在国内外的力量，德国人民的集体意志，德国国防、文化或经济，或伤害他人宗教信仰的文章”。加入德意志报业协会成了法定义务。如果一名记者违反了职业法庭规定的行为准则，就会被取消从业资格。于是，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两年之内，共1,300名犹太记者和持社会民主主义或左翼自由主义立场的记者被剥夺了工作。戈培尔通过编辑和记者掌控着报业，[67]阿曼则通过出版协会和出版公司实施控制，而地方和地区级别的纳粹中层官员则两手兼顾，特别是在有地方性报社的地方。纳粹以一个接一个的手段除去了报业的对手，消灭了纳粹地方报纸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者，并使这些艰难度日的小报蓬勃发展，赚得盆满钵满。[68]

在纳粹时期凌驾于其他一切报纸之上的是党的《人民观察家报》。和其他德国日报不同，《人民观察家报》是一份全国性报纸，每天在慕尼黑和柏林同时印刷。作为党的喉舌，它成了纳粹忠诚党徒和其他一些想要知道该想什么和该信什么的人的必读材料。学校老师对这份报纸尤其重视。他们既可以在课堂上使用，也可以用来检查学生的文章。如果学生是直接从上面摘抄的，那么老师在批评时就要格外小心。《人民观察家报》的日发行量从1932年的11.6万份暴涨到1941年的119.25万份。这是第一份日销售量过百万的德国报纸。编辑威廉·魏斯（Wilhelm Weiss）在1933年之后加强了对新闻事实的报道，但同时他也鼓励作者在文中进行恐吓和威胁，每天以胜利者的口吻对外宣讲纳粹主义的强大及其摧毁一切威胁的决心。然而，他却没能说服马克斯·阿曼成立一个驻外记者部门，不得不严重依赖国外通讯社的报道。还有一些和《人民观察家报》相似的报纸和杂志，比如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带有情色色彩的《冲锋报》。这份报纸到1937年总发行量高达50万份，而三年之前只有区区6.5万份，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各类纳粹组织的大额订单。这份报纸广泛出现在大街小巷，它的头版在广告栏中清晰可见。不过很多德国人拒绝把它摆在家里。因为报上那些所谓犹太人犯下各种暴行的故事明显都是编的，而那些所谓犹太人和非犹太德国女孩之间的性丑闻报道太过色情。党内高层有时甚至会被迫撤回某期《冲锋报》。不过，有很多读者向这份报纸写信举报自己的邻居或熟人，理由或是没有向希特勒致敬，或是和犹太人搅在一起，或是批评政府。这份报纸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组织公共请愿，要求关闭犹太人公司等反犹行动。纳粹组织的大额订单也给其他非色情杂志带来了高发行量，如《冲锋队》（Der SA-mann），30年代中期的周发行量高达75万份。而个人订阅者往往选择附插图的，图文都不那么极端政治化的周刊。[69]

戈培尔非常清楚，统治报业意味着所有的报纸和杂志都要统一口径。为方便中央对其内容给出指导，宣传部接管了两家大通讯社：胡根贝格的电报联盟与其竞争对手沃尔夫电报社。政府在1933年将二者合并为德国新闻处，该机构不仅为各类报纸提供国内和国际新闻来源，还撰写大量评论性文章来指示应该如何解读近期新闻事件。编辑们被禁止从自己的通讯记者之外获得新闻来源。戈培尔对编辑的指示会通过定期的出版业会议传达，并以电报发送给地方新闻局以管理地方报纸，其中包括针对印刷内容的命令和禁令。1935年4月6日的一份指示说，“任何情形下都不准刊发鲁登道夫和元首在一起的照片。”另一份1936年4月14日的指示说，“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大使昨天遇到了车祸。他的大女儿受重伤，大使本人安然无恙。这次事故绝不准在报纸上刊发。”1936年4月14日，德国报业系统得到指示，“以后只要苏联官员和政客是犹太人，提到他们时只能使用他们的犹太人名字，且名字前面要冠以‘犹太人’字样。”1936年4月25日，编辑们又得到命令，“褐衫军中央小组成员在柏林逗留期间访问共济会博物馆的消息不得见报。”1937年11月20日，一份指示似乎显示他们松了一口气，“对格蕾塔·嘉宝（Greta Garbo）的报道似乎效果很好。”[70]这些指示对细节相当重视，给编辑自由发挥的空间几乎为零。[71]

这些措施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参考《法兰克福报》相关情况，一个机智而坚定的编辑或通讯记者仍然能向公众传达纳粹分子不希望他们了解的信息，或者含沙射影地批评政府，比如撰写有关古希腊或古罗马独裁制度的文章。1935年4月20日，一家名为《施魏尼茨地区新闻》（Schweinitzer Kreisblatt）的地方报纸在头版印制了一副希特勒画像。画像中希特勒的头部盖住了报纸名称中的itzer，留下了Schwein，而这个词在德语里的意思是“猪”。盖世太保认为这是有意侮辱元首，报纸被封禁三天。显然，报纸的这个举动不太可能是一次无心之失。[72]不过，不管《法兰克福报》能做什么，编辑和记者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缺乏这个能力和意愿去违反宣传命令，为读者提供独立和原创的内容。从1932年到1944年，报纸数量从4,700家降到977家。各类杂志期刊数量从1933年的1万家下降到1938年的5,000家。它们的内容也越来越同质化。此外，能够及时传递信息的无线广播发展迅猛，使传统报纸面临着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如果印刷出来的新闻不再是“新”闻，报纸该如何吸引读者？[73]报纸的阅读群体对报纸的不满与日俱增，这从盖世太保的定期监控报告中可以看出。卡塞尔（Kassel）的盖世太保办公室在1935年3月的月报中说，“人们已经难以忍受报刊的同质化，尤其是以国家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这个报告还说，人们还不知道，他们之所以读不到每天的时事新闻，是因为政府认为这些事情显然太过敏感而不能公开报道。盖世太保认为这是谣言满天飞的原因，也是促使人们从国外报纸——特别是在瑞士印刷的德语报纸——上了解新闻的原因。这些报纸在大城市之外的小社区都有可观的销量。[74]

但纳粹政权已经采取了针对措施。他们并不只是简单地禁止国外报纸进入。帝国出版协会控制着帝国火车站书店协会，该协会的任务是保证“火车站书店的第一要务是传播德国思想。书店的租赁人必须要抵制外国报纸的传播”。对火车站书店采取的措施同样用于德国大街上的报刊亭。[75]由于这些限制措施，盖世太保1934—1935年的那份报告所示便不足为奇了：人们越来越不信任报纸内容。他们开始寻找其他消息来源。1934年党报的发行量总共下降了约100万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要不是靠纳粹组织自己订购，销量还会一降再降。在科隆（Cologne），纳粹地方报纸销量从1934年1月的20.3万下降到1935年1月的10.6万。同一时期，当地的天主教报纸销量却从8.1万增长到8.8万。同样的趋势也能在德国其他地区观察到。于是当局于1935年又实行了所谓的“阿曼条例”（Amann regulations）。条例强调，任何报纸如果进行不正当竞争或者向读者传递有伤道德风化的信息，将被吊销许可证。之后党报的表现开始有了些起色，但只是因为它们没了竞争对手，人们在威胁下被迫订阅了党报。[76]

政府通过多种方式消灭异议，对出版业的控制不断加强。记者、编辑等从业人员时刻面临着艰难决定：在不完全放弃职业道德的前提下，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服从政府的命令？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发现除了几乎无条件服从命令之外已别无选择，拒绝服从的人则全部遭到解雇。于是，尽管戈培尔多次命令广播和报纸不可死板无聊，最后他还是给二者套上了政治枷锁，激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抱怨引导舆论的两大主要媒体一味服从，媒体工作者尽是些无趣的软骨头。1934年，戈培尔曾告诉媒体人，他欣慰地看到，从业者终于知道如何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正确地应对时事新闻。[77]不过，一贯毒舌的戈培尔在数年后又称，“只要一个人还残存着一丝荣誉感，就绝不会去当记者。”[78]

二

1932年6月，把自己的小说《小人物该怎么办？》（Kleiner Mann – was nun?）出版之后，汉斯·法拉达（Hans Fallada）创造了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最后一部畅销的严肃小说。最开始的十个月，这本书卖了4万册，在不下于10份报纸上连载，还被拍成了电影。这部作品甚至拯救了几乎已注定破产的出版商恩斯特·罗沃尔特（Ernst Rowohlt）。小说的名字完美地概括了德国人在1932年最后几个月经济危机和政治僵局中的绝望情绪。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个谦逊但不断受到羞辱的小职员约翰内斯·平讷贝格（Johannes Pinneberg），他的经历令许多读者感同身受。他不得不面对女友怀孕这个现实；尽管女友的父亲对他充满敌意，他还是得娶她；他不辞辛苦地为小两口寻找栖息之所；他也必须适应有孩子之后的家庭生活。在各种担惊受怕之后，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失业大军。不过，他没有像小说中的其他角色那样靠违法犯罪来度过危机，他在逆境中依然保持了正直和风度。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他的妻子，这位温柔的女性在克服自己最初的稚嫩之后，坚强地为小两口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家，这个家成为逃离外部世界残酷和苦难的避风港。小说结尾，妻子兰普金成了主要人物，小说对女主人公的成功刻画被认为是其畅销的关键原因。[79]

汉斯·法拉达是鲁道夫·迪岑（Rudolf Ditzen）的笔名。迪岑于1893年出生在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他在创作上难称大家，也不是文学史上的大人物。他的小说和短篇故事集之所以获得成功，原因在于它们对日常生活的入微刻画以及冷冰冰的现实主义。迪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德国人，如果是在其他国家，他是很难靠小说谋生的。因此，移民这条路对他而言是走不通的。同时，他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作家，更不是犹太人，因此他也没有什么要离开德国的理由。[80]迪岑无党无派，且因为作品太大众化，没能入选像普鲁士艺术学院这样尊贵的机构，因此纳粹当局并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讨人厌的地方。1933年5月10日，德国各大学城发生了象征着失去文学自由的焚书运动，他的书并不在其中。但是，迪岑除写作之外没有其他谋生手段，同时他还酗酒成性。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由于精神崩溃、毒瘾发作、酗酒和举止不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都在监狱和收容所度过。这些经历为他于1933年11月完成的新小说《囚徒生涯》（Wer einmal aus dem Blechnapf frißt）提供了素材。[81]

为了使小说出版，迪岑觉得必须写一篇序言，强调小说中描绘的恐怖的刑事司法系统是旧时代的东西，当然他完全清楚这是胡说八道。甚至他的出版商恩斯特·罗沃尔特都认为这种胡诌有些过于谄媚。但是罗沃尔特自己也必须做出妥协。他之前出版的半数书籍都已遭禁，为了使自己的企业生存下去，罗沃尔特把这些书改头换面，换上了当局能够接受的书名，并和一些并非完全是纳粹党徒的著名右翼人士拉上关系，比如卷入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谋杀案的民族主义作家恩斯特·冯·萨洛蒙（Ernst von Salomon）。拉特瑙有犹太血统，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魏玛早期任外交部长。罗沃尔特还暗中积极运作，帮助他的犹太作家们获得美国护照以便移民。不过作为私人企业老板，直到1936年之前，他都并不需要解雇所有的犹太员工，所以他一直让迪岑的犹太人编辑保罗·迈尔（Paul Mayer）等出版社核心人物留任。由于罗沃尔特手上的作家越来越少，他通过出售国际版权获得的收入也急剧下降。罗沃尔特加入了纳粹党，试图改善自身处境。他暗地里以招募自由职业者的形式雇用了犹太人打字员和校对者，以及还有曾经是共产党人的插画画家。不过这些努力都没能挽救他的企业。他的出版社最终还是被当时已经隶属于纳粹埃海尔出版社的出版业巨头乌尔施泰因收购。1938年7月，罗沃尔特被帝国文学协会开除，并被禁止从事出版业。他的企业被移交给德意志出版局，最后被解散。罗沃尔特后来离开德国远赴巴西。1940年，他出人意料地回到德国，因为那时他认为希特勒政权已如强弩之末，崩溃在即。[82]

这些事情让迪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毕竟他很需要与出版商紧密个人关系的支持。迪岑后来回到了自己在梅克伦堡遥远的小村庄里，希望以创作童话故事和儿童读物为生。在他严肃的社会小说里，他希望在对纳粹主义做出足够妥协，不惹他们生气的同时，依然能够保持作品精髓，避免和纳粹分子残暴的反犹主义同流合污。不过由于他的小说和当时德国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1934年迪岑在新版的《小人物该怎么办？》中进行了尝试。他删去了所有和褐衫军有关的内容，将一个滥施暴力的冲锋队员改成了充满侵略性的守门员，但保留了书中对犹太人的正面描写。他拒绝调整书中女主人公兰普金对共产主义的同情。但是，他的新小说《囚徒生涯》遭到了纳粹媒体的猛烈攻击，批评他的小说对堕落的犯罪分子持同情态度。迪岑机敏地以一篇新小说应对批评。他将故事背景放在北德的乡村世界，并将小说命名为《我们曾有一个孩子》（Wir hatten mal ein Kind），迎合纳粹主义“血与土”的观念。但事实上，他的小说缺乏和血与土有关的大部分核心特征，比如大地母亲、种族优越性、反智主义，以及将与大地的关系视为民族复兴源泉等（事实上，在小说里，主人公一直到小说结尾都是生活中的失败者）。[83]

当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迪岑越来越难以在符合审查要求和保证作品质量间取得平衡。他接下来的一部小说《古老心灵的出发》（Altes Herz geht auf die Reise）称不上他最好的作品，由于将基督教而非纳粹主义称为团结人民的纽带而惹了麻烦。迪岑在帝国文学协会中被斥为“不需要的作家”。虽然这一标签很快就被撕掉，但迪岑开始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抑郁，严重到需要住院接受护理。他的另外一部小说——以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为背景的《狼中之狼》（Wolf unter Wölfen）——受到了纳粹当局的好评。戈培尔在1938年1月31日的日记中将其称为“一本超棒的书”。纳粹分子称许小说对魏玛共和国的激烈批判，这本书在1937年发行时卖得很好。在这本书之后迪岑写了《铁人古斯塔夫》（Der eiserne Gustav），这是一个家庭冒险故事，主人公是一位保守传统、拒绝向机动车妥协的教练。小说一开始就以改编电影为目标，预定埃米尔·雅宁斯为主演。但这本书却引起了戈培尔的注意，他对作者的创作意图不满，因为小说的故事情节一直持续到1933年，他要求作者加上主人公最后成为纳粹主义支持者以及坏人变成共产主义者的情节。尽管迪岑相当屈辱地接受了这一妥协，小说最后还是没能拍成电影。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坚决反对将汉斯·法拉达的任何小说拍成电影，这一作品被批评具有破坏性和颠覆性，因此很快就下架了。《铁人古斯塔夫》实际上成了迪岑在第三帝国时期最后一部严肃小说。他的下一部小说《酒鬼》（Der Trinker）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人如何堕落成酒鬼的故事。在当局看来这简直不能称为小说。不过，尽管小说手稿看起来错杂混乱，有的部分是上下颠倒的，有的字夹在两行之间，有的字则写在跨页的地方，使得整本手稿像密码簿一样难以理解，但实际上那是有意为之。手稿的字里行间潜藏着作家自己在纳粹统治下的生活写照，充斥着对纳粹当局的指责和控诉，以及自己为对纳粹主义所做妥协的忏悔。这些文字在迪岑于1947年去世之后方才面世。在创作手稿期间，他被当做精神病犯人关在监狱中。在战后不久给母亲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知道我很软弱，但是我绝不是坏人，从来都不是。”[84]

三

鲁道夫·迪岑的惨痛经历证明了留在国内的作家机会实在不大。几乎所有享有国际声誉的德国作家都处于流亡状态，其中包括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贝托尔特·布莱希特、阿诺尔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和埃里克·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等。在流亡之中他们很快就成立了出版公司，重新出版被查禁的杂志，组织演讲和读书活动，通过这些方式向全世界警告纳粹主义的威胁。现存的许多描绘纳粹集团上台以及第三帝国早期境况的经典小说都出自身处30年代中后期流亡潮中的流亡作家之手，其中包括福伊希特万格的《奥珀曼一家人》（Die Geschwister Oppermann）和茨威格的《万茨贝克的斧子》（Das Beil von Wandsbek）。有一些作品比如布莱希特的《阿图罗·魏原本可抗的发迹》（Der aufhaltsame Aufstieg des Arturo Ui）质问为什么没有人阻止希特勒上台，其他一些作品如克劳斯·曼（Klaus Mann）的《靡菲斯特》（Mephisto）则探讨了留德的纳粹政权工作者的个人和道德动机。当然，这些作品根本无法在德国流传。那些仍然待在德国，但参与了魏玛时期反法西斯运动的作家要么处于监视居住状态，要么便蹲在监狱里面。[85]

可能其中最知名的当属拥护和平的记者和散文作家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他还是著名左派杂志《世界舞台》（Die Weltühne）的编辑。1933年1月30日之前，他从来没有停止嘲弄希特勒。第三帝国成立之初，奥西茨基被投入集中营，遭受酷刑折磨。在当时的众多事件中，奥西茨基因一场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运动而受到国际关注，提名他获奖的原因是他曾经在20年代后期曝光过德国重整军备的秘密计划。这场运动使人们开始注意到奥西茨基脆弱的健康状况，并使国际红十字会向纳粹政权施压，要求释放奥西茨基。外国报纸连连报道奥西茨基遭受毒打和侮辱。这些报道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奥西茨基于1936年5月被转移到柏林的一家医院。宣传部长下令，“不能给外国媒体以口实，让它们指控是德国政府让奥西茨基死在了监狱。”尽管德国政府千方百计地暗中阻挠，1936年的和平奖还是颁给了奥西茨基。不过，他被禁止前往奥斯陆领奖。代他参加颁奖仪式的代表私吞了奖金，而奥西茨基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一分钱。不久之后，希特勒便禁止德国人领取诺贝尔奖，并且另起炉灶创立了德意志民族艺术和科学奖。奥西茨基没能从酷刑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住院两年后，他于1938年5月4日逝世。只有他的遗孀和医生获准参加了火葬仪式，纳粹政权特地将他的骨灰埋在了一座无名的坟墓里。[86]

奥西茨基成了魏玛共和国垮台之后无声反抗纳粹政权的象征。公开批评纳粹政权很快就变得不再可能；而用笔杆子进行反抗的人中最活跃的是德共流亡作家，如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扬·彼得森（Jan Petersen）和维利·布雷德尔（Willi Bredel）。他们的作品被登载在秘密宣传单和期刊中偷运回德国。但因为自1935年起盖世太保已经基本剿灭了共产党的地下抵抗运动，这些活动便停止了。[87]其他一些在政治上并不活跃的作家面临着与鲁道夫·迪岑一样的抉择，深感困扰。许多人选择了“精神移民”，将创作重心从人类事务转移到自然世界，以沉思自省代替描绘真实世界，通过书写遥远的或者干脆背景不明的时代或主题来逃避现实。在这些掩护下他们有时候能够暗中批评纳粹政权，或者至少写一些会被如此解读的小说。维尔纳·贝根格林（Werner Bergengruen）的小说《大独裁者和法庭》（Der Großtyrann und das Gericht）发表于1935年，被纳粹评论家称为“复兴时代的头号小说作品”。作者还因此获得了帝国文学协会的一个特别许可，可以继续发表作品。要知道他的妻子可是被划成了3/4犹太人。不过，人们的阅读兴趣主要在于他对暴君、恐怖、滥用权力和暴君忏悔的刻画。当它被连载时，宣传部的审查机关将其题名换成“诱惑”，删掉了明显和希特勒对应的部分（比如两个独裁者都爱建筑），抹除了所有对现实政治的影射。作者也非常谨慎，否认自己意在进行批评或讽刺。实际上早在1933年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写这本书了，他的目的是对政治权力问题进行更广泛的反思，而非直接批评纳粹独裁政权。不过，当该书以单册发行，补全了被删节的部分，换了最初的原名面世之后，便一举成为畅销之作。第三帝国的政治形势反倒给书带来了作者意想不到的宣传优势。[88]

贝根格林等人提出的批评主要从保守派角度出发，这些批评和左派批评不同，可能更容易蒙混过关。当时已经幻灭的新闻记者和戏剧评论家弗里德里希·雷克—马列策文成功出版了一部研究16世纪明斯特市（Münster）恐怖统治的专著《博克尔松：大众疯癫史》（Bockelson: Geschichte eines Massenwahns，柏林，1937年）。这场恐怖统治由再洗礼派教徒及其领导人扬·博克尔松（Jan Bockelson）发起，与希特勒和他激起的群众狂热之间的相似之处一目了然。雷克—马列策文名气并不大，喜欢装贵族做派，看不上一般大众，因此朋友很少。德国最著名的右翼作家恩斯特·容格尔（Ernst Jünger）面对的状况完全不同，他有一本绘声绘色地描写一战士兵英雄事迹的畅销之作。他在20年代和纳粹分子走得很近，但在第三帝国时期过得并不如意。在短篇小说《在大理石悬崖上》（Auf den Marmorklippen）中，容格尔创造了一个模糊但似有所指的世界，这个世界好像有时处于过去，有时处于现在，它以一个暴君为核心，该暴君通过颠覆某个腐朽的民主制度上台，并依靠暴力和恐怖手段进行统治。但是直到1945年之后，容格尔仍一直否认这部小说背后有任何的政治意图，当然小说模糊的前工业化社会背景和纳粹德国的现实也没有多少可比性。这部出版于1939年的小说在一年内卖出了1.2万本，并多次再版。许多读者认为这本书是在有力地批评纳粹政权，是一种明显的反抗行为。这再次证明，第三帝国的政治环境可能显著提升一本书的受欢迎程度，而这或许远非作者本意。[89]

容格尔的作品可能是免于审查的，因为他在希特勒和戈培尔眼里是英雄。但是，德国多数作家则根本不需要类似的保护。老练的作家遍地都是，他们很愿意写“血与土”式的小说礼赞那个属于德国农民的田园牧歌般的神话世界，也愿意称颂纳粹政权供奉的神祇，比如那个被谋杀的褐衫军成员霍斯特·韦塞尔，更愿意写一些马屁诗赞美伟大的德国元首。[90]戈培尔——他自己也写过一部小说——1933年11月15日在帝国文化协会发表谈话，建议作家们从积极的角度描绘德国的苏醒。他认为写作应该表现“钢铁意志和浪漫精神”。[91]于是，一些拙劣的诗作开始迎合纳粹价值观，庆祝德意志精神的复苏：“真正的德国不在议会大厦或政府宫殿”，库尔特·埃格斯（Kurt Eggers）于1934年写道。对他来说，真正的德国：

是棕色的土地结出丰硕果实的地方；

是王上的双手勒住战马缰绳的地方；

是军阵的勇士叫响战斗口号的地方；

是贫穷和自我牺牲建立神圣祭坛的地方；

也是高傲的目光直刺远方敌人的地方；

是我们憎恨敌人并举起拳头的地方：

在这样的地方，伟大的德国得以萌芽重生！[92]

在魏玛时期，纳粹主义的歌曲和韵诗着重于提振党员士气，煽动他们对各类敌人的仇恨：魏玛共和国、犹太人、“反动势力”以及议会民主。从1933年开始，这些情绪让位于对整个德意志民族对抗国内外各种敌人的动员。疯狂的仇恨仍然存在，但已经被一种病态的歌颂抢去了风头，歌颂的是新的德国、新的帝国，以及新的元首。弗里茨·索特克（Fritz Sotke）幻想自己代表德国人民，在1934年向希特勒写了一首诗：

带领我们回到故乡吧！

即使前路充满荆棘，

越过艰难险阻，

穿越千山万水，

我们誓死相随。

为了你的需要，

我们毫无保留，倾其所有，

只因有信。

指天誓日，

绝无二心，

至死方休，

此乃我等存在的真义。[93]

这些诗一般都吵吵嚷嚷、要死要活，将牺牲和殉道的纳粹神话上升为德意志民族的普遍原则。[94]

写下这些东西的人尽是些文学界的无名小卒。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风靡德国的文学和艺术运动之一是表现主义。表现主义者多数是左派人物，但也有少数例外，如剧作家汉斯·约斯特（Hanns Johst）从1933年开始就为纳粹政权效力，后来还成了帝国文学协会的主席，手中权力很大。[95]表现主义推崇的价值和纳粹价值在表面上确有几分相似，比如二者都推崇情绪化的自我表达和青年人的美德，反对工业社会的罪恶和资产阶级的腐朽，都想在一次反智运动中重塑人类的精神。不过表现主义也有和纳粹主义截然相反之处。它拒绝自然主义，主张心灵之间直接进行情感交流，通常避免以现实的风格描绘外在世界。极端的表现主义因其非传统的表达方式为纳粹文化机构所不容。以作家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为例，他是从表现主义转向纳粹主义的最著名人物。作为诗人他在20年代已经声名卓著，后来弃文从医，走上了种族卫生学的道路。贝恩把纳粹党上台视为实践优生学纲领的好机会。他以前是不碰政治的，此时他却宣誓向新生的帝国效忠。他积极地迫害学院的异见作家。当他为此受到著名流亡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儿子克劳斯·曼质问之时，他回答说，只有留在德国的人才能理解第三帝国的到来使德国文学释放出的巨大创造力。[96]

贝恩的诗作尽管纯粹、高雅、超拔世俗，却是在赞美纳粹政权唤醒了人们对德意志的本性和乡村生活的信念。在贝恩眼里，希特勒是让德国重获尊严和荣耀的伟人。然而在学院的第一轮清洗之后，贝恩很快就失去了纳粹政权的欢心。当纳粹分子开始向表现主义音乐、艺术以及文学开炮时，贝恩还想为后者辩护，进一步得罪了纳粹。为了拍纳粹的马屁，他赞美雅利安人，反对自由主义，推崇原始冲动，遭到了其他人的批评，认为他没有爱国精神、聪明过头、不通情理且道德败坏。他的一个批评者告诉他，“如果有人代表了布尔什维克堕落艺术的精髓，你就是头一个。”他的诗作《肉体》《妓女的远征》和《梅毒之舞》证明了这一点。[97]1938年3月，贝恩被帝国文学协会开除。在被禁止出版诗作之前，1937年7月贝恩在战争部找到了一个职位。1934年1月贝恩写道：“就现在的形势来看，以后蔑视新政权的书将很难出版。”当他自己的书由于审美精神不符合纳粹的文化要求而被归入此类时，贝恩没有做出任何回应。[98]

鲁道夫·迪岑和戈特弗里德·贝恩的遭遇显示，纳粹政权控制文学作品创作的方式多种多样。加入帝国文学协会不仅是所有作家、诗人、电影编剧、剧作家、文艺批评者和翻译家的义务，就连出版社（包括科学、学术或者技术著作出版）、新书或二手书商、出借图书的图书馆以及一切和书籍流通有关的从业人员都必须加入协会。犹太人和政治上有前科的则被排除在外。协助审查工作的各式机构令人眼花缭乱不可胜数，其审查行为基于希特勒在1933年2月4日就职后立即签发的一个法令。该法令授予警察没收任何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书籍的权力。有了这件强大的武器，审查机构就不再需要1933年2月28日《国会纵火案法令》赋予的额外权力了。除此之外，《刑法典》很早之前就包含了没收和查禁“危险”书籍的条例，而消灭所谓“肮脏和垃圾文学”的司法传统更是源远流长。[99]

不久，图书馆和书店遭到突击检查，警察、盖世太保、内政部、法院、地方权力机构和莱比锡的肮脏和垃圾文学最高审查局的人相继闯入。希特勒青年团、褐衫军以及纳粹学生组织时刻准备着消灭犹太人、和平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权利受限作者的书籍。罗森博格的德国文化战斗联盟也参与其中，还有负责审查党内出版物的纳粹官方审查委员会。到了1933年12月，差不多已经有超过1,000种出版物被这些机构查禁。在1933年5月10日大学城焚书运动之后，一本图书贸易杂志放出了一份文学领域的黑名单，其中包括139位作者和300本书，随后又放出一份政治领域的黑名单，包含68位作者和120本书，其他领域的名单接踵而至。受到影响的不仅是德语书籍，包括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和司各特的《艾凡赫》（Ivanhoe）在内的一系列外国作品也被查禁。作者是犹太人的、论述犹太人问题的，甚至连只是包含某个犹太人角色的书都被统统查禁。未遭封杀的外国作家包括“血与土”式的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社会批评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和创造了文学人物霍拉肖·霍恩布洛尔（Horatio Hornblower）船长的短篇冒险小说作家福里斯特（Cecil Scott Forester）。种类繁多的审查机构职能重叠，容易引发混乱，这可能使那些爱好精简的人感到厌烦；然而，它们的存在的确可以达到多次清除“有害”图书的效果。[100]仅仅在1934年这一年，多达40个审查机构一共查禁了4,100本种类各异的书籍。[101]在第三帝国成立的第二年到第三年期间，犹太作家的作品几乎从公共书架上消失，犹太诗人海涅被斥为德国真诗人的拙劣模仿者。纳粹政权要求对歌德和席勒等非犹太人的经典作品做出的解读必须符合官方意识形态。易引起麻烦的犹太戏剧，比如莱辛的《弥敦道的智者》（Nathan der Weise），被禁止在剧场上演。[102]

控制剧院相对来说比控制书籍容易，因为所有的演出都是公共活动。1934年5月15日通过的《剧场法》（Theatre Law）赋予戈培尔审批剧院执照和演出许可的权力，包括各类业余戏剧协会也在他的管控之下，同时限制了警局等机构的相关权力。德国戏剧协会负责向演员、导演、舞台和剧院发放从业资格证，清除犹太人和政治嫌疑人士。协会主席、德国文学和艺术剧院主任赖纳·施洛瑟（Rainer Schlösser）下令，剧院节目名单中的德语节目比例不得低于4/5，新节目上映前必须接受审查。更具争议的是，德国戏剧协会还干扰甚至关闭了一些业余剧院，以保护因大萧条影响仍然人员不足的专业剧院的经济利益。地方戏剧协会的投诉像潮水一般涌向宣传部，迫使其于1935年5月撤销了德国戏剧协会的命令。[103]戈培尔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小心翼翼地开展文化革命，以免政治正确扼杀了大众的娱乐需求。德国的剧院仍在提供高质量的经典演出，不为政府所容的人得以在这里找到庇护之所，认为至少在这里德国文化仍然能够存活甚至蓬勃发展。1945年之后，知名演员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Gustav Gründgens）宣布自己的剧院像其他剧院一样是第三帝国野蛮世界中的文化孤岛。不过，他自己却住在一座先前属于犹太人的、后来被雅利安化了的别墅，和赫尔曼·格林夫妇保持着亲密关系。慕尼黑协会剧场等机构并没有纯粹沦为纳粹主义的宣传工具，它们工作人员中的纳粹党徒数量一直很低。[104]但也并不是所有剧场都能抵制同化的压力。如慕尼黑协会剧院所有节目中仅有5%—8%称得上公开宣传或暗含纳粹思想，但在杜塞尔多夫剧场这一比例则高达29%。一项对柏林、吕贝克（Lübeck）及波鸿（Bochum）的4家剧院进行的研究表明，4家剧院于1933—1945年间上映的309种节目中仅有8%含有纳粹思想。然而，即使是最不合作的剧场也不能上演新编的、激进的、批判性的或是被纳粹政权明令禁止的戏剧。他们必须至少在表面上服从纳粹当局的指示，例如在节目的语言和形式上或者与剧院和慕尼黑党首们的关系方面服从政府。这些剧院埋首于经典剧目之中以逃避现实。戈培尔从未反对这种逃避，他心里很清楚，要允许人们暂时逃离无穷无尽的政治动员和宣传会，这在政治上对自己有利。[105]

戈培尔允许主流剧院上映经典剧目，甚至包括莎士比亚作品等主题是暴政和造反的剧目（不过《威尼斯商人》的故事很讨纳粹文化机构的欢心）。但戈培尔在另一领域没有放慢自己的步伐，那就是创制一种真正的纳粹形式的戏剧，称为“纳粹戏剧”（Thingspiel）或者“会演”（meeting-play）。这类戏剧曾经在第三帝国初期流行过一段时间，通常在专门修建的开放剧院中演出，基于专门创作的政治性的和伪北欧剧本，剧中的一些仪式化表演生动展现了纳粹主义的英雄崇拜和牺牲崇拜，还包括观众互动环节、演讲朗诵等魏玛时期的共产主义工人剧院运动中的元素。戏剧采用的一些技巧和表现主义戏剧的革命性创新联系紧密，连戈培尔都对这些技巧非常满意。不过，尽管建了超过40个所谓纳粹剧场，搞了数百场演出，但无论是在引领潮流还是带来丰厚收益上，这种新形式戏剧都很难说取得了成功。戈培尔在1935年10月禁止将剧场和党联系起来，在1936年又宣布禁止演讲朗诵。他的做法基本宣告了新形式戏剧的死亡。运动迅速沉寂了下去，之后再也没能恢复。[106]

戈培尔认为戏剧家、小说家等各类作家都应该以把握新时代的内在精神为目标，而不只是注重它的外在表现形式。[107]其实戈培尔的话至少还给艺术创作留下了一点辗转腾挪的空间。因为德国有一个热爱购书和渴望阅读的群体，他们仍然渴望看到新的作品，如果一个作者能够小心应对，避免冒犯纳粹主义，他/她依旧可能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但不容否认的是，德国30年代的各类畅销书内容都围绕着纳粹主义关心的主题展开。库尼·特雷梅—埃格特（Kuni Tremel-Eggert）的小说《巴卜》（Barb）发表于1933年，十年之内卖出了75万册，但其内容仅仅是在以小说的形式教条性地重复纳粹妇女地位学说。这个时期最成功的作家当属保罗·塞莱斯廷·埃蒂希霍费尔（Paul Coelestin Ettighofer），他的《凡尔登，最高审判》（Verdun. Das große Gericht）在1936年到1940年期间卖出了33万册。埃蒂希霍费尔的小说是对雷马克《西线无战事》有关现实灰暗描述的回应。埃蒂希霍费尔的小说崇尚战斗，并且充满了对前线战士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描写，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卡尔·阿洛伊斯·申辛格（Karl Aloys Schenzinger）发表于1932年的小说《机智的希特勒青年》（Hitlerjunge Quex）更加纳粹化，到1940年小说已经售出24.4万册，改编的电影对该作的销量可能颇有助益。在所有“血与土”式的小说中，特奥多尔·科尔格（Theodor Kröger）的《遗忘的村庄》（Das vergessene Dorf）从1934到1939年共售出32.5万册，而戈特弗里德·罗特哈克（Gottfried Rothacker）的《边境的村庄》（Das Dorf an der Grenze）从1936到1940年共售出20万册。有些特别畅销的书比如汉斯·佐伯莱茵（Hans Zöberlein）的《来自良心的命令》（Der Befehl des Gewissens）在1936年出版，到1943年已经售出了48万册，其表达的恶毒反犹主义立场比起希特勒来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书中经常出现“害虫”等生物专业词汇，这使读者不禁产生联想，对付犹太人似乎只能采取种族灭绝这一方法。在其他一些畅销小说被查禁之后，这样的作品便不必再面对以往那么激烈的竞争。[108]此外，就报纸和杂志而言，一些政治意味十足的小说和历史类作品往往受惠于纳粹组织的大量订单。由于纳粹宣传工作极力鼓吹这样的作品，它们想卖得不好都难。纳粹党还通过举办带有宣传意味的书展来表达自己对书籍的要求，比如从1934年开始每年举办的德国图书周。1935年图书周的一位组织者声称，“10月末，6,000万人会在书展的号角声中行动起来。”这些“精神动员”可以在“精神方面武装群众，为群众注入内在的战斗精神”。[109]帝国文学协会副主席站在写着“书籍：精神之刃”的横幅下，宣称“书籍即是武器。武器应该掌握在战士手里。谁为德国而战，谁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110]

但是在其他文化领域中，戈培尔清楚地知道娱乐对人们的重要性。娱乐可以提高人民对政权的满意度，并使他们把关注焦点从现实问题上移开。戈培尔成功抵制了罗森博格“意识形态小说优先”的主张。从1936年开始，图书畅销榜便长期被政治意味并不浓厚的流行小说占据。海因里希·施珀尔（Heinrich Spoerl）的喜剧小说十分流行，比如《火钳酒》（Die Feuerzangenbowle）在1933年到1944年之间售出了56.5万册。这些喜剧小说嘲笑魏玛时期的“小人物”，讽刺他们无力适应伟大的第三帝国新时代。

另外，受众更多的是申辛格介绍现代发明、科学发现和工业发展的科学小说。科学小说的存在平衡了所谓“血与土”小说引发的大量乡愁情绪。申辛格的《苯胺》（Anilin）是第三帝国时期最流行的小说，从1937年到1944年一共卖出了92万册。接下来他还写了一部《金属》（Metall），1939年至1943年间共卖出54万册。对于国外作品，只要其主题不明显和党的思想相左，纳粹当局一般也允许其继续出售。特吕格弗·居尔布兰森（Trygve Gulbranssen）的浪漫小说《森林永远在歌唱》（Und ewig singen die Wälder）和《比安戴尔的遗产》（Das Erbe von Björndal）分别在1934年和1936年出版。到第三帝国末期两部小说均已卖出超过50万册。而另一本畅销全世界的小说，即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在德国于1937年出版之后，最初四年就一共有30万人购买，这部小说只是30年代间德国引进的各类美国文化产品中最受欢迎的一例。[111]一些1914年之前发表且为纳粹所接受的作品仍能卖出数十万的销量。它们向那些渴望回到过去的人提供了一种想象：回到安定理智的年代。同样受欢迎的是知名作家卡尔·麦（Karl May）的作品，他在世纪之交描绘“狂野西部”的故事集在纳粹得势之前就已经在鼓吹纳粹价值。这些小说深受包括希特勒在内的许多忠诚纳粹党徒的喜爱。[112]普通德国人并不热衷于纳粹文学，相反，他们会选择自己爱读的作品。从30年代中期开始，大部分德国小说都和纳粹主义无关。纳粹当局确实想用自身价值锻造新人类，但是其结果和它在其他文化领域的所作所为一样收效甚微。[113]

第三节

视角问题

一

随着“新即物主义”（Neue Sachlichkeit）这一口号的盛行，魏玛时期的表现主义运动不只在德国文学中以多种方式占据上风，还在德国艺术中引领潮流。[114]德国艺术家之中最典型的代表是雕塑家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巴拉赫曾在一战前访问俄国，他的作品也因此受到了俄国原始农民艺术的深厚影响。他擅长雕刻矮胖坚实、充满浓郁民间风情的人物雕像，雕刻的材料先是木头，后来也有灰泥和青铜等材料。他塑造的人物通常身着流行的长袍或斗篷，给人以静止不动的纪念碑之感。他的雕像相当流行。1918年德国要在国内很多地方竖立战争纪念碑，他因此得到了大量订单。他在1919年入选普鲁士艺术学院，20年代中期已经声名卓著。巴拉赫因敌视抽象艺术，批判表现主义运动内部的其他流派，并坚拒参与党派斗争而闻名。他的艺术本可能赢得纳粹分子的激赏。戈培尔在20年代中期的一篇日记中曾表达了对出自巴拉赫之手的一件雕塑作品的喜爱，据说后来还在家中收藏了巴拉赫的两件小作品。[115]这位宣传部长邀请巴拉赫和卡尔·施密特—罗特鲁夫（Karl Schmidt-Rottluff）等其他表现主义艺术家一起去参加帝国文化协会的开幕仪式。戈培尔支持表现主义的姿态得到了柏林纳粹学生组织的响应。他们组织了一场支持北欧现代主义的运动，但实质上那是一种排除犹太艺术和抽象绘画的表现主义。[116]

可是，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因为一方面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对表现主义心怀敌意，另一方面巴拉赫拒绝向当局妥协。罗森博格在《人民观察家报》上公开否定巴拉赫和表现主义者，他还给柏林的学生扣上“没有紧跟时代的革命者”的帽子，认为他们是在追随已然声名扫地的纳粹左翼分子奥托·施特拉塞尔。巴勒赫则拒绝了戈培尔的邀请。他已经感受到了地方纳粹党的敌意，在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后不久，他的战争纪念碑委托、各种展览和出版计划便开始被取消。他为战争牺牲者修建的纪念碑在30年代初期已经饱受钢盔等右翼老兵组织的批评，指责他没有把一战中的德国士兵描绘成愿为崇高理想献出生命的英雄。德国的种族主义者则谴责巴拉赫将德国士兵雕成了斯拉夫人。巴拉赫住在纳粹气氛浓厚的梅克伦堡，他家的大门开始被贴上匿名的信件和侮辱的信息。在这种状况下，他被迫放弃了一个在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的新工作机会。[117]尽管有着这些困难，但巴拉赫仍然待在德国，因为他期望第三帝国能够尊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另外由于他的工作特殊，除德国之外他可能无处谋生。[118]不过，到1933年5月初，巴拉赫的理想已然幻灭。他在一封给自己弟弟的信中愤懑地抱怨道：“这个时代充满恶心的奉承和讨好，简直让人以德国为耻。”[119]

巴拉赫不为纳粹当局接受这一事实在1933—1934年间愈发明显。他最具争议的战争纪念作品是一个位于马格德堡大教堂的大型木雕。木雕首先表现了三个形象，一个戴着头盔并且骨瘦如柴的男人，一个痛苦并且紧握双拳的蒙面女人以及一个怀揣防毒面具的光头男人。光头男人两眼紧闭，双手绝望地抱着头。这三个人物背后是三个风格各异的士兵，他们穿着大衣站成一排。中间的士兵头缠绷带，手放在一个刻有战争日期的巨大十字架上，他是整个作品的中心人物。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在罗森博格的支持下，报纸开始登载要求移除这件木雕的请愿。在1933年7月的《人民观察家报》上，罗森博格说木雕刻画的人物形象“像白痴一样，表情乖张，不成人形，还戴着苏联头盔”。[120]就在宣传部、教堂和纳粹党还在为移除木雕进行磋商时，报纸上针对巴拉赫的抗议开始升级。有人说巴拉赫是犹太人，迫使他发出声明，称他之所以不想公开否认这一谣传，是因为他不觉得犹太人是一个侮辱性的词汇。他的朋友调查了他的族谱并公布了他并非犹太人的证据。巴拉赫写道，想到必须做这样的事，让他的内心充满悲伤。[121]最后木雕在1934年末移除，放到了一个仓库里面。[122]人们广泛批评他的艺术“不德国”，为此他做出回击，称他的创作扎根于曾与他一起生活的德国北部农民。已经60多岁的巴拉赫很难理解他的作品为什么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对声音。为减少外界对他的批评，巴拉赫签署了一份支持希特勒在1934年8月兴登堡去世后就任国家元首的声明。不过，梅克伦堡纳粹当局并没有因此给他多少好脸色，当地政府也已经开始把他的作品移出国家博物馆。

许多巴拉赫的崇拜者——包括纳粹主义的狂热支持者——觉得这种做法难以接受。比如，纳粹女生组织的梅利塔·马施曼就很欣赏他的作品，不理解为什么他会被纳粹当局扣上“堕落艺术家”的帽子。[123]最后巴拉赫和纳粹当局彻底闹僵，因为他的作品违背了纳粹主义颂扬战争的要求，而且他本人拒绝在艺术创作上做出妥协，还主动回击对他的批评，且从不掩饰对纳粹文化政策的不满。1936年巴伐利亚警察局从慕尼黑的出版商仓库中没收了巴拉赫画稿集的全部库存。命令是戈培尔下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查禁了巴拉赫的一本蠢书。那玩意简直不是艺术，还充满破坏性，是毫无疑问的垃圾。真恶心！这种毒物绝对不能污染我们的人民。”[124]盖世太保还添油加醋，称巴拉赫的画稿“不合时宜，充满破坏性，是一种布尔什维克艺术”。最后这本书被列为违禁作品。尽管巴拉赫不断抗议，称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但外界对他的孤立日益加深。1937年他被迫从普鲁士艺术学院辞职。他写道，“当一个人每天都处在充满威胁性的致命攻击之下时，工作自己就会停下。”“我就像一个被赶到角落里跪地求饶的人。”[125]巴拉赫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1938年10月24日他因心脏病突发死在医院里。[126]

纳粹分子青睐的雕塑家是阿尔诺·布雷克尔（Arno Breker）这种人。布雷克尔出生于1900年，比巴拉赫晚了一代。他学生生涯的一系列雕塑作品明确显示他受到了巴拉赫的影响。1927—1932年间布雷克尔住在巴黎，那时阿里斯蒂德·马约尔（Aristide Maillol）正如日中天，其具象化风格影响了布雷克尔的作品。1933年初布雷克尔在罗马逗留，修复米开朗基罗被损坏的一件雕塑作品。他在罗马遇到了戈培尔，戈培尔十分欣赏布雷克尔的才华，并鼓励他回德国发展。布雷克尔这时候正准备结束自己在巴黎的工作，戈培尔的邀请恰逢其时。布雷克尔过去对政治并无兴趣，且由于在国外居住多年，他对德国政治根本不了解。不过他很快被纳粹主义的魔力折服。布雷克尔的艺术风格主要受非德国元素影响：希腊古典雕塑、米开朗基罗和马约尔。他的一些半身像作品——比如1934年完成的表现主义画家马克思·利伯曼（Max Liebermann）的半身像——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在细节方面极富表现力。但是在回到德国之后，布雷克尔的风格开始改变，变得更非人格化，更宏大，少了些亲切感，人物饱含粗犷感、强硬感和侵略性，20年代作品具有的更柔和的人类品质已经消失不见。在30年代中期，布雷克尔创作的都是一些大型的、肌肉夸张的、似乎来自超维世界的男性裸体雕塑，一些石头做的雅利安超人。[127]

布雷克尔的风格转变迅速给他带来了大量好处。1936年他获得了以体育成就为主题的艺术竞赛大奖，为他带来了更多官方的设计委托。1937年布雷克尔加入纳粹党，进一步扫除了获得官方赞助的障碍。在此期间布雷克尔还结识了希特勒，为他制作了一尊瓦格纳的半身像，放在了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私人住所里。在1937年希特勒生日当天，布雷克尔受命成为“国家雕塑师”，并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工作室，还有43名员工协助他完成工作。布雷克尔成了艺术名流，开始受到戈林等纳粹头子的追捧，因他们的保护而免于一切批评。在193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布雷克尔的作品被置于德国展区较为尊贵的位置。1938年，他创作了两件巨大的男性裸体雕塑，《持炬者》（Die Partei）和《持剑者》（Die Wehrmacht），被置于新建的德国总理府门口。另一件作品《就绪》（Bereitschaft）创作于1939年：一个浑身肌肉的男性形象充满仇恨地注视着敌人，右手中的刀剑随时准备出鞘投入战斗。布雷克尔成了有钱人，享受着各种各样的好处和荣誉，包括几套住房、巨额津贴和公开作品赚取的大量费用。布雷克尔的雕塑没有生命气息和人类色彩，造型饱含威胁意味，异常造作，空洞而激情地象征着一个臆想出的集体意志。它们代表了第三帝国时期的公共艺术品味，其机械风格毫无疑问属于20世纪的东西；它们向往纳粹文化政策意在创造的新人类形象：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充满侵略性、随时为战争做好准备。[128]

二

当布雷克尔崭露头角时，第三帝国的文化官僚已经有效铲除了“堕落”的抽象艺术和现代艺术。不同于很多其他文化领域，在绘画艺术领域（以及建筑领域），希特勒的品味对纳粹政策有较大的影响。希特勒曾想当个画家，从一开始他就拒绝所有现代艺术及其各类变种。[129]掌权之后，希特勒便将自己的偏见变成了政策。1933年9月1日，希特勒在纽伦堡纳粹集会上宣布要创造一种新的德国艺术。他说，第三帝国的来临“将使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变革”。艺术领域也必将经历类似的“精神革命”。艺术必须反映人民的种族灵魂，所谓“艺术无国界”的说法是堕落的，属于犹太人的观点。希特勒谴责“在立体主义—达达主义中达到顶峰的蒙昧主义”和文化布尔什维主义，并声称要引领“雅利安人艺术的全面复兴”。他还警告现代主义艺术家们，他们过去的罪行不会得到宽恕：

在文化领域，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国家的领导力量不会容忍招摇撞骗之徒和无才无能之辈。这些人以为只要若无其事地改换门庭就能够在新德国中获得一席之地，继续大谈艺术和文化政策……他们过去的那些糟糕作品，要么真实反映了内心所想，这样他们就是人民心灵健康的敌人，需要得到合适的医疗；要么就是纯粹为金钱而作，这样他们就是有意诈骗，另外一个机构会处理他们。我们绝不能容忍德国的文化表现力被这些元素所扭曲。这是我们的国家，不是他们的。[130]

于是，1933年，犹太艺术家、抽象派艺术家、半抽象派艺术家、左翼艺术家，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具有国际声誉的德国知名艺术家都遭到了大规模迫害。声明支持纳粹新政权，甚至很早就加入纳粹党，这些举动都保不住先前作品被希特勒否定的艺术家，例如蒙昧主义画家和雕塑家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少数知名艺术家，如恩斯特·巴拉赫，曾经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期待好日子来临，不过他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131]

在1933年，犹太人、社民党人、自由派以及极左派艺术博物馆馆长统统被清洗，换上了纳粹当局认为可靠的人。埃森的福克旺博物馆（The Folkwang Museum）甚至被交到了一个党卫队军官手中，这位名叫克劳斯·格雷夫·鲍迪辛（Klaus Graf Baudissin）的军官涂掉了和包豪斯（Bauhaus）联系密切的艺术家奥斯卡·施莱默（Oskar Schlemmer）创作的著名壁画。不过，一些博物馆馆长仍然坚持展示为纳粹极端主义者所不容的作品。甚至鲍迪辛自己（他是艺术史专业出身）也在坚持展出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弗朗兹·马尔克（Franz Marc）和埃米尔·诺尔德的作品，一直到1935年。巴伐利亚州美术馆馆长恩斯特·布赫纳（Ernst Buchner）——一位1933年5月1日加入纳粹党的党员——还争取过展出德国犹太人艺术家、印象主义者马克思·利伯曼的作品。1935年教育和宗教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强迫他卖掉梵高以及一些法国印象主义者的作品，被他坚决拒绝了。纳粹党反对这些法国印象主义者，仅仅因为他们不是德国人。希特勒在1933年把国家美术馆支持现代主义的老馆长路德维希·尤斯蒂（Ludwig Justi）赶走，继任者阿洛伊斯·沙尔特（Alois Schardt）组织了一次精彩的德国艺术新展，其中包括诺尔德和另外一些表现主义者的作品。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观看了预展，随后大发雷霆；他直接将新馆长撤职，取消了展览。此后，沙尔特在柏林的一个小美术馆担任了馆长，他在1936年5月又组织了一次弗朗兹·马尔克的作品展览，但展览在开幕当天便被盖世太保查禁。沙尔特最后移民美国。他在国家美术馆的继承者、以前是慕尼黑一家美术馆馆长的埃伯哈德·汉夫施滕格尔（Eberhard Hanfstaengl）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有一次希特勒没打招呼便去美术馆参观，在墙上看到了一些表现主义作品，馆长因此便得罪了希特勒。1936年10月30日，国家美术馆的新派别馆因为展览了保罗·克利的作品而被关门。[132]类似的关门歇业在其他地方也时有发生。自1933年中期开始，美术馆和博物馆的馆长——里面甚至包括纳粹当局自己任命的人——便和纳粹的地方头子们展开了一场游击战。他们抵制要求移除各种作品的命令。有一些馆长，比如汉夫施滕格尔，仍在购买现代艺术作品，但故意不将这些作品列入博物馆公开展出的总目。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类妥协和逃避也变得不再可能。[133]

虽然现代主义作品多数都被公开展览排除在外，但其实从一开始就连某些最狂热的纳粹美术馆和博物馆都在组织现代主义作品展览。在这些展览中，现代主义作品被命名为“恐怖艺术室”“文化布尔什维主义”“堕落艺术镜像”或者“11月的精神腐败：服务于衰败的艺术”。被展览的艺术家包括马克斯·贝克曼、奥托·迪克斯（Otto Dix）、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弗朗兹·马尔克、奥古斯特·马克（August Macke）、卡尔·施密特—罗特鲁夫和埃米尔·诺尔德等，另外还有一些在德国进行艺术创作的外国艺术家如阿列克谢·雅伦斯基（Alexei Jawlensky）和瓦西里·康定斯基。国外的立体主义者和先锋艺术家也被列入其中。[134]将马克和马尔克算在里面尤其引起了争议，因为他们都牺牲在了一战前线。老兵组织进行了抗议，他们认为展览给马克和马尔克贴的标签侮辱了他们的记忆。[135]1933年初，最早一批展览引发艺术爱好者抗议，部分抗议者因此被捕。然而没过多久，类似抗议已经变得不再可能。到了30年代中期，此类展览已经在16个不同城市举办过。1935年8月在德累斯顿，希特勒亲自光临了其中一个展览。仔细审查展出的问题作品之后，希特勒在纽伦堡纳粹集会上发表了一个长篇演说，对作品进行谴责。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在类似场合就此话题教育他的追随者。显然，如果戈培尔想要阻止罗森博格、鲁斯特等党内反现代艺术分子接管文化政策，他就必须加入谴责现代艺术的行列。1936年6月，戈培尔正式展开行动。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开始注意到一些文化布尔什维主义的糟糕范例……我要在柏林组织一次堕落艺术展（Degeneration Art Show），好让人们认识什么是堕落艺术。”就好像他以前没注意到堕落艺术似的。月末戈培尔得到了希特勒的许可，可以从各个公共收藏馆中征用“自1910年以来的德国堕落艺术作品”（1910年在德国进行创作的俄国艺术家瓦西里·康定斯基完成了第一幅抽象派绘画）。宣传部里的很多人并不情愿支持这个计划。即使按照戈培尔自己的标准，这也明显是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作派。戈培尔知道希特勒对现代艺术的恨根深蒂固，他现在想要通过批判现代艺术来讨希特勒的欢心，但事实上他自己并不讨厌现代艺术。[136]

戈培尔展览的组织工作由德国视觉艺术协会主席阿道夫·齐格勒（Adolf Ziegler）负责。齐格勒是一位擅长绘制古代裸体人像的画家。他那迂腐的现实主义为他赢得了一个广泛流传的绰号：德国阴毛大师。[137]齐格勒带着戈培尔和希特勒的委任状，和他的随从们一起在德国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来回搜罗那些适合在戈培尔展览中展出的作品。包括布赫纳和汉夫施滕格尔在内的博物馆馆长对此非常不满。他们拒绝合作，同时在获悉没收的作品被卖到国外之后还向希特勒申请补偿。馆长们的对抗最终没有获得宽大处理，汉夫施滕格尔丢掉了在柏林国家美术馆的工作。慕尼黑一共有108件作品被没收，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来自其他地方的博物馆。[138]1937年7月19日，戈培尔的堕落艺术展在慕尼黑开幕。长期以来，慕尼黑一直是德国的艺术之都。在戈培尔的展览中，一共有大约650件作品，展览故意做得很差，作品挂得歪歪扭扭，在昏暗的光线下挤在墙上。作品都被重新标上了笼统的名字，比如“犹太人眼里的农夫”“羞辱德国妇女”和“嘲弄上帝”。[139]讽刺的是，墙上歪七扭八、粗糙雕刻的口号有点像达达主义运动的风格，而达达主义正是展览批判的对象之一。但是，这场展览原本是为了表现魏玛共和国自由主义精神分析学家主要讨论的精神病人艺术作品和立体主义艺术家视角扭曲的作品之间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纳粹宣传中重点强调的一点：立体主义艺术是堕落者的堕落艺术。[140]

希特勒在展览向公众开放之前提前浏览了一下作品，他在开幕的那个晚上发表了一个重要演讲，表达了对作品的强烈否定态度：

人类这个物种在外貌和性情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古代。体育以及竞技和战斗性游戏锤炼着年轻人的身体，他们开始展现一千年来从未有过的、也从未梦想能有的强健作风……谈论艺术的先生们，这才是新时代的人类！你们搞的是些什么东西？发育不全的瘸子和白痴、只会让人厌恶的女人、更像动物而不像人的男人，还有那些宛若受到上帝诅咒一般的孩子！[141]

希特勒甚至觉得是人的视力衰退造成了这些扭曲作品，要求内政部做相关调查。他认为这个问题是遗传性的，所以像立体主义者这种不能死板地描绘真实人物形象的艺术家都应该被绝育。[142]

实际上，戈培尔展览选择作品的主要标准并不出自美学考量，而是基于政治和种族主义。在几个展区中，只有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还算注重美学标准，其他展区都在指责作品选择的主题，而非作品的创作技巧。第一个展区的主题包括所谓的“野蛮的表现手法”“色彩浮华的油墨点子”以及“公开蔑视视觉艺术基本技巧”。第二个展区的作品被认为带有亵渎上帝的倾向。第三个展区是无政府主义和阶级斗争。第四个展区的作品普遍将士兵呈现为杀人犯或者战争中的残废。据总目上的介绍说，这些作品表现出“某些人丧失了对士兵美德、战斗勇气和行动决心应有的发自内心的尊敬”。第五个展区是一些不道德的色情艺术，大多因为令人作呕而不便展出。第六个展区是所谓的“残存种族意识的毁灭”，里面的作品将黑人和妓女等人当成是种族上的理想典范。第七个展区和第六个展区主题类似，里面的作品把“白痴、脑残和智障”当成正面人物。第八个展区是犹太艺术家作品。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展区是各种“‘主义’，那些由弗莱希特海姆（Alfred Flechtheim）和沃尔海姆（Gerd Wollheim）之流捣鼓出来，在这些年可以卖个白菜价的东西”，其中包括达达主义和立体主义等。总目上说，这些作品表明，所谓现代艺术绝不只是一时的狂热：“犹太人和文化布尔什维主义者在进行一场有计划的阴谋以‘挑战艺术的存续’。”宣传册子的说明页10页中有5页都包含类似的反犹言论。[143]当时的许多纳粹评论家指出，现代主义艺术是国际影响的产物，但艺术必须以德国的灵魂为基础。针对现代主义艺术，一位作者带着狂热总结称：“愿那些堕落者在自己的污秽中窒息而死，它的命运不会有任何人同情。”[144]

1937年11月末，展览受到了热烈欢迎，已经吸引了超过200万参观者。门票免费，大众传媒以作品表现的恐怖和恶心为宣传噱头。[145]报纸上说，这些作品“来源于一个悲观的时代”，是“过去的幽灵”，那个时代“被布尔什维主义和业余艺术所主导”。这些污名化的描绘和说明向读者暗示他们参观展览时可能的所见所闻。[146]在展览开始的前几周，主要的参观者都是慕尼黑中下阶层人士，他们好多人从来没有去过展览；当然里面也包括忠诚的纳粹党徒，他们意图发展一种新形式的反犹情绪。由于里面的作品太过令人憎恶，小孩和年轻人都被禁止入内。不过，这反而激起了大众的兴趣。尽管年轻人被禁止入内，但展览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年轻的参观者，其中包括7月份前往的当时只有17岁的彼得·京特（Peter Guenther）。京特的父亲是一名艺术记者（但在1935年被开除出帝国文学协会），因此他对绘画所知甚详。在参观过程中他觉得展览中的气氛让人恐惧。京特后来说，展览的参观者大声叫嚷着作品如何糟糕，艺术评论家、商人和博物馆馆长如何合伙愚弄公众，因为许多作品下面都有标价，暗示这些作品都是用“德国劳动人民一分一毫缴纳的血汗钱”买来的。埃里希·黑克尔（Erich Heckel）的一幅作品标价100万马克；但是组织展览的人没有说这其实是1923年的支付价格，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的通货膨胀下，100万马克其实根本不值几个钱。一些参观了展览的党团甚至给宣传部发去电报：“那些艺术家应该被绑在他们的画旁边，这样每个德国人都可以向他们吐口水。”艺术家马克斯·贝克曼的朋友卡罗拉·罗特（Carola Roth）注意到年老的参观者不断摇头，表示失望；纳粹青年分子和褐衫军也在嘲笑这些作品。展览中充斥着仇恨和蔑视，容不下任何异议者，而这也是关键的一部分，纳粹政府将展览变成了又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宣传活动。不过，京特说，他第二次去参观时现场安静了很多，一些人在艺术作品前徘徊，很明显他们喜欢这些作品，觉得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欣赏的机会了。总的来说戈培尔的展览取得了巨大成功。就像其他的纳粹文化一样，它给普通的保守公民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大声表达自己以前老是藏着掖着的一些偏见。[147]

许多展览作品的作者是外国艺术家，比如毕加索、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和奥斯卡·柯克西卡，或者是已经移民的艺术家比如保罗·克利和瓦西里·康定斯基。不过仍然还有一批艺术家待在德国，希望这股风潮过去之后能够东山再起。1936年，马克斯·贝克曼在汉堡举行了最后一次个人展览；戈培尔的堕落艺术展开幕之后，他便离开德国流亡到阿姆斯特丹。尽管处境艰难，贝克曼仍然坚持绘画。在接下来的几年艰苦时光中，他获得了他的画商和国外崇拜者的支持。[148]不过其他人可没这么走运。[149]表现主义艺术家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和贝克曼一样已经年逾五十，从20年代开始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瑞士，但他远比贝克曼依赖德国艺术市场。1937年之前他都没有放弃希望，但在1937年他被普鲁士艺术研究院开除，许多作品被齐格勒委员会没收。在堕落艺术展中，基希纳的作品超过32件。那个时候基希纳已经染上疾病，而且已经好几年没有创作灵感了，之后他再也没有重回1910—1920年间在柏林时期的巅峰状态。被研究院开除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一直希望希特勒是与所有德国人站在一起的，但是他现在却让这么多有德国血统的、优秀的严肃艺术家声名扫地。这些人命运着实悲惨，因为他们——那些严肃艺术家——都希望，也确实曾经为德国的荣耀和伟大做出贡献。”针对他的作品展开的新一轮没收行动加深了他的绝望情绪。1938年6月15日他毁掉了许多保存在瑞士乡下隐居之所的作品，走出门外朝心脏开了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50]

三

同时，就和它在其他领域的做法一样，纳粹当局借展览的机会通过了新的政策和法律。在展览前一天，希特勒宣布宽容的日子已经到头了：

从现在开始，我们将向文化中剩余的颠覆性元素决然宣战……但是现在——我在这里可以向你保证——那些互相吹捧、耍嘴皮子的业余艺术骗子和半吊子都会被抓起来消灭掉。在我们看来，这些上古史前石器时代的艺术家和他们的吹捧者应该回到祖先的岩洞里去捣鼓他们那些所谓国际知名的涂鸦。[151]

其实早在1936年11月27日，相互吹捧的“艺术骗子”们已经被戈培尔的一道命令禁言。戈培尔认为，当时的艺术批评是在用“外国和犹太人的艺术标准”来审判艺术。在他看来，艺术批评应该代之以艺术报告。艺术报告应该仅限于对作品进行简单的描述。那时候在德国的艺术领域，每一次博物馆或美术馆展览都必须得到宣传部和帝国造型艺术协会的许可，艺术批评因此而被视为对政权的批评。[152]为了保证现代艺术再也不会被公开展出，齐格勒在其开幕致辞中宣布，德国的美术馆要彻底清除掉这些“垃圾”。[153]后来戈培尔告诉帝国文化协会：“慕尼黑堕落艺术展中出现的那些惊悚而可怕的艺术形式”集中表现了什么是‘糟糕的作品’，什么是‘没收般的、属于过去的堕落作品’，什么是‘我们在智力上和政治上已经超越的衰弱时代’。”1938年5月31日通过了《没收堕落艺术作品法》，使没收博物馆、美术馆和私人收藏中的堕落艺术作品合法化，且除非有特殊情况要“避免某些困难”，没收不予任何补偿。[154]没收计划由一个中央委员会负责，阿道夫·齐格勒挂帅，艺术商卡尔·哈伯施托克（Karl Haberstock）和希特勒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也加入其中。[155]

委员会没收的艺术作品包括大约5,000件绘画和1.2万件图形作品、素描、木版画和水彩画，它们来自德国境内的101家美术馆和博物馆。[156]一些不属于德国的作品被还给外国机构和个人，其中大约40件是退还，另外一些是交换。赫尔曼·戈林为自己留了14件最珍贵的作品，其中包括4件文森特·梵高、4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3件弗朗兹·马尔克，还有3件分别由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和保罗·西涅克（Paul Signac）创作的作品。戈林把这些作品全部卖了，筹了一大笔钱去买挂毯，装饰他那个富丽堂皇的、纪念首任妻子的狩猎小屋；戈林牟取暴利的行为预示了未来整个欧洲的艺术品在他掌控之下的命运。[157]但是，为对纳粹政权进行反击，流亡艺术家和他们的支持者也迅速在国外组织了各类展览，题名为“20世纪的德国艺术”。这些展览主要在伦敦、巴黎和波士顿举办。通过这些展览，德国被禁的艺术家在国外声誉鹊起。为获得急需的硬通货币，纳粹政权显然也不能忽视其他国家对德国现代艺术作品的需求。戈培尔开始和威尔顿斯坦（Wildenstein）等德国境外的艺术商谈判，并重组齐格勒的委员会，方便自己掌控。1938年5月，一个由三家艺术商组成的委员会在宣传部内部宣告成立，主要负责处理没收作品。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内，纳粹分子出售了近3,000件被没收的艺术作品，获利超过100万马克。这些钱都被打进帝国银行的一个特殊账户。最公开的一次交易发生在1939年6月30日，卢塞恩（Lucerne）的菲舍尔美术馆，涉及125件艺术作品，相关艺术家包括恩斯特·巴拉赫、马尔克·夏加尔（Marc Chagall）、奥托·迪克斯、保罗·高更、文森特·梵高、乔治·格罗兹、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保罗·克利、马克思·利伯曼、亨利·马蒂斯、阿梅代德奥·莫迪利亚尼（Amadeo Modigliani）、巴勃罗·毕加索、莫里斯·弗拉曼克（Maurice Vlaminck）等。一共有94件找到了买主，部分收益归于有关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不过大部分都被一个伦敦账户接收。这是希特勒用来购买自己喜欢的艺术品的账户。也多亏了纳粹政权选择出售这些现代艺术作品，它们在最后才得以保留了下来。[158]

但是绝大多数作品都没有这样的好运。卢塞恩拍卖会的成交金额其实才刚刚超过50万瑞士法郎，即便以当时的标准看，这都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数字。由于纳粹当局没收并出售大量现代艺术作品，各类相关的小道消息疯传，导致幕后交易价格直线下降。马克斯·贝克曼的作品《南部海岸》（Southern Coast）仅仅卖了20美元。出售这些作品所得的利润其实并不丰厚，100万马克实在太少。尽管纳粹分子还计划了两场拍卖会，1939年8月苏黎世出现了一个小型卖场，私人交易也一直持续到1942年。但是，随着战争威胁迫近，大规模运送艺术品出国这种做法太不明智。[159]希特勒的一次审查让处理艺术作品变得更加棘手。在这次审查中，希特勒亲自检查了12,167件放在柏林某个仓库中的作品，并特别强调禁止把它们还给所有者。最后，这些没有被卖掉的作品除了销毁别无他法。毕竟在齐格勒和他的委员会看来，这些东西毫无艺术价值。1939年3月20日，大约1,004幅油画以及总计3,825幅水彩画、素描和图像作品被堆在柏林一个中央消防站的空地上点火烧掉。这次大火并没有引起公众注意，也没有任何正式仪式和公开声明。但是它让人想起早些时候即1933年5月10日的那次焚书活动。在那次活动中，大量犹太人作品、左翼和现代主义作品在德国大学城的公共广场上被付之一炬。[160]

终于，德国的现代艺术被从物质层面上毁灭了。现代艺术作品被纳粹当局从各种收藏中扔进了熊熊大火里，剩下的只能在巡回的堕落艺术展中看到，且展览的次数越来越少，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吸引了来自柏林、杜塞尔多夫和法兰克福等城市的大量参观者。[161]从事现代艺术创作的艺术家被迫流亡，作品被禁止出售和公开展览。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消失。相反，根据党卫队保安处1938年的报告，文化布尔什维主义者和表现主义者的作品依然在私人美术馆和展览中展出，以柏林为甚。针对1938年在柏林举行的一次艺术竞赛，党卫队抱怨称：“很多青年艺术家把一些毫无艺术性的堕落作品拿来参展，这简直是在公开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艺术观念。”[162]如此看来，纳粹的艺术观除了在从物质层面上压迫对手这件事之外一无所成。不过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党卫队在1938年还抱怨称：“德国艺术家群体普遍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艺术观念，他们甚至连一点向其靠拢的意思都没有。”根据党卫队的报告，德国视觉艺术协会特别不受欢迎，甚至引起了几乎所有德国艺术家的厌恶。[163]协会控制着超过4.2万名会员，里面包括建筑师、园艺设计师、室内装潢师、制模师、古董商、陶艺家，几乎所有和视觉艺术沾边的职业都被其囊括在内。申请者在申请入会时，必须填写一份详细的问卷调查，以搞清楚申请者之前所属党派及家庭成员的种族背景。[164]没有加入协会的无权从事艺术创作。有些艺术家意识到自己无法靠出售作品谋生之后，转而开始从事一些卑微的活计。比如，1939年奥斯卡·施莱默就在为军事建筑涂抹伪装。[165]

地图5　德国全国各地的堕落艺术展

与此同时，和阿尔诺·布雷克尔一样的“真正”的德国艺术家青云直上。他们获得了纳粹宣传部的支持。宣传部设计了一系列奖励和荣誉，表扬那些符合纳粹要求的作品。[166]当时德国几乎所有的艺术展都被命名为“血与土”或者“追求美好形式的德国主体力量”，多数都致力于展出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人画像，其中希特勒的画像用得最多。[167]而且，堕落艺术展并非单独举行，而是作为一天前慕尼黑刚刚举行的大德意志艺术展（Great German Art Exhibition）的陪衬。[168]每一年，大德意志艺术展都会紧接着慕尼黑街上的德国文化庆典举行。展览的作品包括风景画、静物画、人物肖像画、寓言性的雕塑等，主题包括动物和自然、祖国、工业、体育、农民生活和民间贸易，但意外地没有士兵和战争。大型非人格化的裸体人物表现出耀眼卓越、不可触碰、永恒而超越时间的超人形象，以对比表现人性的堕落艺术。[169]希特勒提前审阅了展出的艺术作品，按照个人喜好将其中十分之一踢出展览。他认为齐格勒的委员会在筛选时不够严厉，于是任命自己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对作品进行最后筛选。[170]不过也许是因为收费的缘故，这场展览仅仅有刚刚超过40万人参观。相较之下，一共有300万人参观了在慕尼黑或巡回进行的堕落艺术展。[171]但是，大德意志艺术展仍然获得了成功。据彼得·京特称，参观者称赞艺术家的精湛技艺和雕塑油画栩栩如生的现实主义风格（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寓言性作品），展出作品令人印象深刻。在年轻的京特看来，这次的参观者仍以从未看过展览的人为主。[172]而纳粹艺术政策正是为这些人量身打造的。[173]

四

大德意志艺术展是在一座专门修建的博物馆中举行的。博物馆风格仿古，由建筑师保罗·路德维希·特罗斯特（Paul Ludwig Troost）设计。不过，一个笨重的矩形建筑前插上几根同样笨重的方形柱子，这可不是特罗斯特想要模仿的新古典主义精致风格。和其他所有纳粹建筑一样，这个博物馆本身的意义在于宣示力量。[174]希特勒在1933年夺权之后开展了大量建筑计划，这个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早在20年代希特勒就已经在进行谋划。希特勒曾经想当画家，但他更喜欢把自己想象为建筑师，他对建筑艺术的关注远远超过其他艺术。1938年希特勒宣布，“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从自己的建筑中反映自身价值。人们不仅会在内心中体验伟大的时代，还会外在地表现它们。这些表现比语言更为有力：它们是凝聚为巨石的词语！”[175]

第三帝国的新公共建筑群无不是这种伪古典主义、纪念碑式的宏大风格。和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环形大道观察和描摹过的公共建筑一样，德国的新建筑意图表现千秋万代、经久不衰。它们全都受到了希特勒自己的建筑和设计计划的影响。他花了大量时间和建筑师一起琢磨实践，讨论风格和装饰问题。早在1931—1932年间，他就已经和特罗斯特讨论过重新设计慕尼黑国王广场（Königsplatz）的事情。在他上台之后，这些计划都开始实施。位于褐宫（Brown House）的纳粹旧党部被巨大的“元首大厦”和“行政大厦”取代，内部有大型礼堂，外面涂有纳粹卐字标记和鹰状标识。每一幢楼都有一个阳台，以便希特勒向集会群众讲话。除了外观引人注目，新建筑在修建和装修过程中也使用了先进科技，包括空调。新建筑附近还有两个纪念堂，纪念于1923年啤酒馆政变中牺牲的纳粹党徒的荣誉殿堂，特别体现了纳粹亡灵崇拜。每个建筑身上都散发出一种虔敬气氛，那些殉道者的尸体被重新掘出放在石棺之中，石棺置于台上，完全敞开，周围围绕着20根石灰石立柱，带有燃烧的火盆。国王广场曾经的草地铺上了2.4万平方英尺的巨大花岗岩平板砖。一位评论者评论道，“在这里诞生了一些新事物，其中最深刻的是政治方面的意义。”在这里受到规训的大众将有组织地聚在一起，宣誓效忠于新秩序。评论者最后下结论说，这一整套建筑如同“意识形态变成了石头”。[176]

和他们在其他领域一样，纳粹的文化管理者花了些时间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德国建筑界。帝国建筑师协会迅速清洗了犹太建筑师，他们一下子全部失业了。尽管纳粹当局十分仇视极具现代主义色彩的建筑艺术，但反对现代建筑艺术的运动却进行得较为缓慢。有些现代建筑艺术家如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虽然发现开展工作越来越难，但还是坚持在德国待了一段时间。然而到了1935年，现代主义更具实验色彩的风格已经被彻底打垮；不久后密斯·凡·德·罗便移民美国。[177]到了30年代中期，魏玛时期的建筑——比如现代街区公寓——已经不再流行。相反，在纳粹分子心中，理想的德国建筑应该采取一种地方的、伪农民式风格。这一风格为现代艺术中种族理论的主要支持者保罗·舒尔策—瑙姆堡（Paul Schultze-Naumburg）所采用。这些都只是郊区的展示作品；在城里必须修建街区公寓，只是以更能代表德国风格的斜面屋顶取代了平面屋顶。[178]但希特勒真正的热情是在公共建筑方面。在慕尼黑，一个巨大的新中央火车站已经打下地基。纳粹当局准备把它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钢架结构建筑，其圆顶甚至比慕尼黑地标建筑圣母大教堂（Frauenkirche）的双子塔还高。不只慕尼黑，德国其他城市也开始大兴土木，以建筑为语言，表现第三帝国的永恒和权力。汉堡将迎来一个新摩天大楼，这个纳粹党部建筑甚至比纽约帝国大厦还高。楼顶有一个氖光灯做的巨大标志，为到港的船只导航。在易北河下游，奥斯玛勋（Othmarschen）的郊区建筑会被摧毁，为一座巨型悬浮桥腾出空间。这座桥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桥梁，它模仿旧金山金门大桥而建，但比金门大桥还要雄伟。[179]

柏林滕珀尔霍夫（Tempelhof）修建了一座巨大的新机场，有2,000个机位。新的航空部拔地而起，建筑内部的大厅装饰奢华，大厅地面由大理石铺设。航空部还有纳粹卐字标志和著名德国飞行员的纪念厅。柏林还建了一个奥林匹克体育场，花费7,700万马克，能够容纳10万名观众。这里不仅举办体育赛事，也是主要的纳粹集会场所。在两座高塔之间矗立着纪念一战德国阵亡将士的纪念碑。到了1938年，希特勒嫌弃现有的办公地点太寒酸，组织修建新总理府。新总理府甚至比慕尼黑的那些建筑还要宏伟。主走廊有500英尺长，是凡尔赛镜厅走廊的两倍，是希特勒特别要求的。[180]总理府于1939年竣工。有人说，德国的新总理府象征着“德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力量和富有”。[181]事实上，所有这些要在50年代初完工——这个时间真是太短了——的浩大工程都意在象征，到了那个时候，德国将不再只是一个超级大国，而是全世界最具支配力量的强权。[182]

新总理府并不是由希特勒最喜欢的建筑师保罗·特罗斯特设计，特罗斯特已于1934年1月去世。设计师是一位新人，也是特罗斯特年轻的助手，名叫阿尔贝特·施佩尔。在第三帝国剩下的岁月里，施佩尔会在建筑业中发挥核心作用。施佩尔1905年出生于曼海姆（Mannheim），经历了一战、十一月革命和通货膨胀，动荡年代塑造了他们这一代人的雄心壮志。施佩尔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师，因此施佩尔出身德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上层阶级，他在柏林师从海因里希·特森诺（Heinrich Tessenow），并和特森诺的其他学生保持着亲密友谊。他们的老师追求一种开放风格，既不投入现代主义的怀抱，也不表示反对。老师强调，建筑形式应该追求极简，风格应该扎根于德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特森诺的学生像20年代中后期德国所有大学的学生一样极端右倾。尽管施佩尔的出身带有自由主义背景，但他也顺应了潮流。1931年希特勒在一个啤酒馆集会上向柏林的学生们致辞，施佩尔就在听众之中。后来他承认，他“被一种极度的狂热感染。这种狂热几乎能用身体感受到，它使人深信演讲者的每一句话，把所有怀疑和保留一扫而空”。[183]

在被希特勒的魅力征服之后，施佩尔加入了纳粹党。他志愿为国家社会主义司机军团服务，也开始考虑加入党卫队的可能性，虽然最终没有加入。1932年施佩尔开始独立创作，同时通过自己的党内关系接活儿。戈培尔邀请他帮助改建和更新宣传部大楼。这是一幢由19世纪伟大建筑师弗里德里希·冯·申克尔（Friedrich von Schinkel）设计的大楼，在宣传部搬进大楼时曾经遭到戈培尔和一帮褐衫军的摧残。在改建过程中，施佩尔想要保留申克尔设计的内部构造。但戈培尔看不上，在大楼建成的数月之后又请人以更加富丽堂皇的风格重新设计了一遍。施佩尔的下一份工作更为成功。他认为宣传部在计划1933年柏林滕珀尔霍夫广场的五一劳动节庆典缺乏想象力，便受命对之加以改进。他为庆典加入了许多创新元素，比如大量的旗帜、卐字标记、探照灯等。戈培尔对此十分满意，便委托他继续为纽伦堡纳粹集会出谋划策。1934年，正是施佩尔利用向上照明的探照灯打造出了光明大教堂，让外国参观者赞叹不已。不久之后，施佩尔翻新了党部办公室，为戈培尔在柏林外围万湖地区（Wannsee）的新房重新做了内部设计。施佩尔因为纳粹领导人表现出来的目的性而感到干劲十足。他工作努力，效率很高，不到而立之年便迅速在纳粹领导层中声名卓著。[184]

受到希特勒尊重的特罗斯特去世后，年轻的施佩尔被推到了元首身边，担任他的建筑咨询师。希特勒不用再保持和特罗斯特谈话时的敬畏心情，他能和这个年轻人在自己最喜欢的话题上开怀畅聊。施佩尔被希特勒的关注征服，他和家人一起搬家到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巴伐利亚度假山庄附近，成了那里的常客，按照希特勒的愿望去修建效仿古典时代风格的大型建筑。不久，他受托开展一些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许多是基于希特勒在20年代中后期亲自绘制的草稿。从30年代后期开始，施佩尔接受委托重建并扩展纽伦堡纳粹党集会广场。这一系列耗资巨大的建筑包括一个能容纳40.5万人的体育场、一座能容纳6万人的国会大厦和两个巨大的游行广场。两个广场两侧各竖立着一排石柱，其中齐柏林广场能够容纳25万人，而战神广场则是50万人。[185]他还负责设计和修建了193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德国展览馆，一座冠绝博览会的巨型建筑。它是一座由十根竖纹巨柱构成的仿古风格巨塔，巨柱以塔顶的壁带相接。塔高超过了周围所有建筑，包括苏联展览馆，仅仅逊色于耸立在街道尽头的埃菲尔铁塔。到了晚上，十根柱子之间的卐字标志会发出红色的光芒。连接着高塔的是一座没有窗户的长方形主展厅，向外界展现力量和统一感。流亡的德国艺术评论家保罗·韦斯特海姆（Paul Westheim）预见性地把主楼比作恐怖的火葬场，而高塔则是火葬场的烟囱。[186]

施佩尔作为各种宣传建筑的设计师，职业生涯相当成功。1938年1月30日，希特勒任命施佩尔为首都的建筑总监，以实现元首将柏林在1950年建成世界首都“日耳曼尼亚”的宏伟计划。在这一计划中，几条为军事游行准备的林荫大道横贯柏林。城市正中央竖立着一座巨大的凯旋门，足有400英尺高，是巴黎凯旋门的两倍。主道直通一个巨大的会议厅，其顶部圆盖直径达825英尺，是当时的世界之最。在每一条林荫大道尽头都有一座机场。希特勒在多年以前就准备了这个计划，和施佩尔首次见面后二人展开过多次讨论。现在元首决定将计划付诸实践。[187]新的建筑将会永存，在希特勒死后，这些建筑将成为第三帝国的丰碑。为实现这个计划，柏林地面的房屋和公寓将被大量拆除，为新的林荫大道留出空间，其中一部分将可以通车。同时，新的建筑（如总理府）将拔地而起。不久后，施佩尔为未来的世界首都日耳曼城打造了一个小型模型，而希特勒在接下来几年时间里会带着这个模型，仔细端详，小修小补，同时哀叹自己为什么没有成为一名建筑师。[188]

到了30年代中期，施佩尔负责了一家大型建筑公司，积累了管理经验，这使他在后来的战争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许多让人称奇的设计往往由一个团队打造，绝非施佩尔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团队成员包括汉斯·彼特·克林克（Hans Peter Klinke），也是特森诺的学生。他和施佩尔一样极具创造力。此外，公司的很多设计一般也并非原创，其中多数甚至都不是纳粹风格。这一时期的城市建筑从其他国家的古典模型中吸收灵感，比如以几何线条用林荫大道和巨型公共广场重构城市的理念已经在世界上其他城市得到运用。施佩尔计划中的柏林和美国首都华盛顿有几分相似，市中心有一座大厅，周围是新古典主义的白色石制柱廊，熠熠生辉。不过，纳粹城市建筑和城市设计独特的地方并不在于其古典韵味，而在于对大型恢弘风格的狂热追求。这些建筑从形式上看和其他地方的建筑没什么两样，主要区别就是大，就连施佩尔给希特勒的那个未来柏林的模型也是如此。他曾私下里把模型拿给父亲看，75岁的退休老建筑师说，“你们全疯了。”[189]

第四节

从不协到协和

一

1933年11月，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创立了帝国音乐协会，并说服理查德·施特劳斯担任主席。在就任之前，施特劳斯就已经颇讨纳粹当局的欢心：有一次施特劳斯接到通知，要他接替犹太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担任一场音乐会的指挥，施特劳斯欣然前往。施特劳斯不喜欢瓦尔特，同时有人劝他，如果他不去，柏林爱乐乐团会因为观众流失而失去大量收入。纳粹当局自然想让音乐会为己所用。[190]不久之后，施特劳斯又同意取代被禁止演出的指挥家弗里茨·布施（Fritz Busch）和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指挥家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参与指挥，托斯卡尼尼出于政治原因拒绝在拜罗伊特节（Bayreuth Festival）上演出。[191]施特劳斯那时候已经快70岁了，他对新政权的忠诚无可置疑。在之前的几十年里，施特劳斯是国际知名的德国作曲家，其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无人能敌。对这一点他自己非常清楚，他也知道自己的历史地位。施特劳斯的曲子奉行一种优美的后期浪漫主义风格，他对现代主义和无调音乐并不感兴趣。有一次施特劳斯被问起对无调音乐作曲家勋伯格有何看法，他回答说，勋伯格更适合去铲雪。[192]

虽然施特劳斯的名头很响，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不可能超越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等先辈大师。据说他曾经有保留地自我贬低：“我可能并不是一流作曲家，但我是二流作曲家中的一流作曲家。”施特劳斯的父亲是巴伐利亚某法院职员的非婚生子，也有一定的音乐才华，曾经是著名的号手。不过由于身世问题，施特劳斯始终有一种难以摆脱的不安全感。施特劳斯出生于1864年，在威廉皇帝时期他的社会地位和财产收入迅速提高，因此在魏玛时期他毫不奇怪地成了政治保守派。美学家哈里·凯斯勒（Harry Kessler）伯爵曾经和他共进午餐，据他回忆，施特劳斯曾经大骂魏玛政府，希望德国建立独裁制度。不过凯斯勒还是好心地认为，施特劳斯可能是在说反话。[193]施特劳斯抓住了成为德国音乐家领袖的机会，接受了帝国音乐协会主席一职。多年以来，施特劳斯都在努力把音乐家们组织起来，一起在版权等问题上进行斗争。这一问题在广播和留声机时代更为突出。施特劳斯为魏玛共和国无力守卫德国音乐传统而苦恼。一方面，现代流行音乐、小歌剧、音乐片以及爵士乐大行其道；另一方面，现代主义和无调音乐开始兴起。施特劳斯认为第三帝国能够扫除立法过程中的种种迟疑和犹豫，直接满足他和传统音乐人的愿望。[194]

因此，施特劳斯是个有经验的文化界政治家，他希望戈培尔对他的忠诚给予回报。宣传部长也的确给了一些。1934年戈培尔建立了一个中央机构保护音乐的知识产权；他还批准了《伯尔尼版权公约》（Berne Copyright Convention），将产权保护年限延续到作曲家去世后三十到五十年。不过戈培尔不支持施特劳斯利用帝国音乐协会打压他仇视的廉价音乐剧、爵士乐和娱乐轻音乐。他任命的协会工作人员也不符合戈培尔的要求，戈培尔要求这些人必须精于官场斗争和政治阴谋。不久之后，宣传部的代表指责协会没有正常运作。施特劳斯忙于创作，无法为自己解释。他和协会副主席，同样身为知名作曲家的威廉·富特文格勒关系不佳。不久之后，二人在雇佣犹太音乐家的问题上和纳粹当局起了关键冲突。施特劳斯在年轻时对犹太人多有贬损，富特文格勒也接受一般右翼分子所谓“犹太—布尔什维主义”和“无根的犹太人”等说法。不过，和那些疯狂的反犹主义者不同，两人一般没把这些说法放在心上，在需要和犹太人进行合作时他们并不排斥。[195]

施特劳斯主要和1929年去世的作词人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和畅销书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有联系。他和茨威格有过愉快的合作经历，1933—1934年间一起创作了歌剧《沉默的妇人》（Die schweigsame Frau）。不过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借批评《沉默的妇人》之机，指责戈培尔控制音乐界。他指出，《沉默的妇人》不仅词作者是犹太人茨威格，其首演剧场的老板还有一个犹太人妻子。当施特劳斯坚持把茨威格的名字列入节目名单后，剧场老板被要求对此负责，最后被强制退休。居住在奥地利的茨威格早就已经和对纳粹政权持尖锐批评态度的小说家托马斯·曼一起，签署了一个反对纳粹政策的声明。现在茨威格进一步表示，他不再愿意和施特劳斯保持合作关系，因为他不同意在残酷折磨犹太人同胞的德国上演自己的作品。为了劝茨威格回心转意，施特劳斯于1935年6月17日亲自去信，声称自己担任音乐协会主席并不是因为支持纳粹政权，而是纯粹出于“责任感”和“为防止更糟糕的事情发生”。那个时候，盖世太保已经盯上了茨威格，并对他的信件进行监视。盖世太保拦截了这封信，复印之后将其转寄到了元首办公厅。当时施特劳斯也已经受到纳粹政权多方面的攻击，他不只是和茨威格合作，还在一个属于犹太人的音乐室刻录自己的作品，委托一位犹太人音乐家来制作歌剧的钢琴改编版。戈培尔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他也不满于施特劳斯对音乐协会的低效管理，于是做出决定，施特劳斯必须走人。1935年7月6日施特劳斯被说服，以“健康状况恶化”为由辞职。同时，《沉默的妇人》在第二次演出之后便被束之高阁，此后到第三帝国灭亡前都一直遭禁。[196]

为了挽救《沉默的女人》，施特劳斯于1935年7月13日以个人名义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请他观看这部歌剧。他在信中抗议说，那封导致他辞职的信“被误读了，以为我不知道反犹主义和人民共同体的重要性”。希特勒没有回复。和戈培尔会面的要求也被直接回绝。施特劳斯私下悲愤地说道：“这个时代真让人悲哀，一个像我这种级别的艺术家居然要向一位年轻的部长请教该写什么和该演什么。看来我也只是国家的‘公仆’而已，我真嫉妒我那受到残酷折磨的朋友斯蒂芬·茨威格。”[197]后来他试图东山再起，为1936年举行的柏林奥运会创作了主题曲，但是这个委托是来自国际奥委会而非德国政府。这一委托确实让戈培尔意识到施特劳斯的国际声誉可以为纳粹政权利用，于是他允许施特劳斯作为德国的文化大使出国，去赢得热爱音乐的国际友人的掌声。戈培尔还安排他在1938年杜塞尔多夫举办的帝国音乐节上表演。在戈培尔的支持下，施特劳斯加入了评审委员会，收获大奖，甚至收到纳粹官方送出的生日祝福。施特劳斯仍在继续创作新歌剧，比如《和平之日》。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获得纳粹政权认可，于是他选择与身份安全的作词人雅利安人约瑟夫·格雷戈尔（Joseph Gregor）合作，尽管他认为格雷戈尔完全比不上之前的合作者。可是，这些都只是对他从权力中心跌落的微薄补偿，而其他一些更与时俱进的音乐家正开始获得纳粹政权的垂青。[198]

二

然而在1933年时，没人清楚哪些作曲家会受到纳粹当局重视。在政治上紧跟纳粹分子并不是头等大事。对纳粹主义来说，第一重要的是作曲家的种族归属，不管作曲家在世还是已故。纳粹固执地认为，犹太人是肤浅的，缺乏真正的创造力，只能靠模仿别人混日子；而且他们是堕落的，并且极具颠覆性，破坏了真正属于德国传统的音乐品质。比如，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被说成只是相对成功地模仿了真正的德国音乐，搞不出来真东西；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成了堕落腐朽的作曲家；勋伯格的无调音乐是在用噪声破坏和谐的日耳曼种族共同体。戈培尔还鼓励出版物败坏这些作曲家在音乐会听众中的名声，相关图书包括里夏德·艾歇瑙尔（Richard Eichenauer）的好几册大部头伪学术著作《音乐和种族》（Musik und Rasse），以及一本词典式的图书《犹太音乐入门》（Musical Jews A-B-C）。还有出自专业音乐出版社和报纸文化板块的一些文章定期对作曲家进行讨伐，令相关印象进一步深化。[199]同时，纳粹音乐学家也没有满足于只进行口诛笔伐。

1938年5月，慕尼黑的国家大剧院经理汉斯·塞维鲁·齐格勒（Hans Severus Ziegler）受慕尼黑堕落艺术展的启发，在杜塞尔多夫举办了一场“堕落音乐展”，作为首届帝国音乐节的一部分。在罗森博格办公室的协助下，齐格勒匆匆集结了一批漫画家、技术员、设计师等，打造了一场宏大的音乐展。音乐展分成犹太人作曲家和指挥家、音乐评论家和音乐教师、现代主义和无调音乐等几个展区。“在堕落音乐展中展出的东西，”齐格勒在开幕式上咆哮道，“把我们带入了巫师的安息节，那里有最无聊的布尔什维文化艺术，还有犹太人傲慢无礼、精神痴呆的亚人类艺术。”展览的主要目的在于向观众展示何为“堕落”音乐。展览一共设立了六个音乐厅，供听众欣赏经过特别剪辑过的唱片，包括勋伯格、恩斯特·克热内克（Ernst Krenek）等人的作品。来自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三分钱歌剧》（Die Dreigroschenoper）中的一个片段大受欢迎，人们已经五年没有机会欣赏这首曾经非常流行的曲子了，为此排起了长队。不过，其他一些展区倒是证明，一个习惯了保守音乐的公众群体不可能喜欢现代主义音乐。[200]展览以及其背后的用意并非完全为戈培尔所喜欢，他更愿意用帝国音乐协会控制演出。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道，“齐格勒博士的堕落音乐展受到了众多批评。我撤掉了那些会被批评的部分。”[201]三周之后展览便收场了。[202]

帝国音乐协会内部还成立了一个审查办公室，负责整理被禁作品和作曲家的黑名单，包括带有犹太血统的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的作品。上了黑名单的人，不仅不能演出，连录音和广播都被禁止。不过门德尔松给他们出了个难题，因为他的作品非常流行。个别指挥家偶尔仍然会上演门德尔松的作品。比如，为了庆祝这位伟大作曲家的125周年诞辰，1934年2月富特文格勒指挥了柏林爱乐乐团的一场演出，其中有三个乐章出自门德尔松为《仲夏夜之梦》所作的曲子。但是，新闻媒体对此只字未提，所以音乐会的影响力仅仅限于听众内部。1936年11月，当英国作曲家托马斯·比彻姆（Thomas Beecham）爵士带领伦敦爱乐乐团管弦乐队前往莱比锡布商大厦（Leipzig Gewandhaus）做客演出时，他获得了当地保守派市长卡尔·格德勒（Carl Goerdeler）的许可，向门德尔松纪念碑敬献花圈，以感谢后者为英德音乐交流做出的巨大贡献。不过到了演出结束之后的那个清晨，纪念碑已经不在了；当地纳粹头子趁着格德勒外出度假，在前一天夜里将纪念碑移走并砸了个粉碎。格德勒对此非常愤怒，度假归来之后立刻辞职，对纳粹当局的敌意日益加深。这是门德尔松作品在德国的命运转折点。在此之后，即使有演出依然会奏响他的音乐，他的名字也不再被提及。到了1938年，门德尔松的名字已经从音乐出版社和录音带公司的总目上消失，而且再也没有演出公开演奏他的音乐。从1933年到1944年，为了替换门德尔松为《仲夏夜之梦》所做的曲子，大量作曲家进行了至少44次尝试，而如评论家们不得不一再承认的，没有一次尝试比得上门德尔松的水准。[203]

即便曲子不是由犹太人所作，但只要词是犹太人写的，同样会被封杀。比如，海因里希·海涅的诗歌《莱茵河女妖》（Die Lorelei）因为名头太响，所以纳粹当局不得不试图让公众相信这是一首民歌而非犹太人的诗作。莫扎特的歌剧带来了另外的问题。他深受喜爱的三部曲——《女人心》《费加罗的婚礼》和《唐璜》——不仅用了犹太人合作者洛伦索·达·蓬特（Lorenzo da Ponte）的剧本，还经常按照犹太指挥家赫尔曼·李维（Hermann Levi）的德语翻译版本进行演出。罗森博格办公室从一位不是犹太人的作者西格弗里德·安海赛尔（Siegfried Anheisser）那里得到了新的翻译，这个版本立即开始在整个德国使用。这样，公众也不会再注意到初始剧本出自犹太人之手。此外，罗森博格还鼓励把亨德尔（Georg Handel）的宗教剧雅利安化，因为剧中包含大量《旧约》的内容。这一做法引起了帝国音乐协会的不满。1934年9月19日，音乐协会表示拒绝对剧本进行任何改动。但这并没有阻止汉德尔的《犹大·马喀比》（Judas Maccabeus）被换上新名字“司令官”重新上映，里面还去除了剧中所有的犹太人名和对《圣经》的引用。[204]

非犹太作曲家可能因为过分现代主义、搞无调音乐或者引起了某种争议而惹怒罗森博格办公室。如果作曲家不是德国人，查禁他们的作品对音乐协会来说并非头等大事。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在堕落音乐展上是被抨击的主要对象，但由于他不是德国人，30年代演奏他的作品并没有遇到多大阻碍。斯特拉文斯基鼓励作品在德国演出，甚至凭借精明的商业头脑获得了特别许可。许可被送到了巴黎，斯特拉文斯基从一战前就开始定居的地方。对待外国作曲家，宣传部也会考虑外交因素。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贝拉（Bartók Béla）的现代主义作品并未遭禁，因为匈牙利是德国盟友。不过，巴托克自己却是一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当和他合作的德国出版社被雅利安化后，他立即选择改换门庭。他还宣布自己坚定地与被禁作曲家站在一起。在发现自己的作品不在堕落音乐展中之后，巴托克向纳粹宣传部表示抗议。但这一切都是无用功。巴托克的作品和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一样，继续在德国上演。[205]

不过当作曲家是德国人或者奥地利人——这对纳粹当局来说并无区别——时，事情就大不一样。勋伯格的学生被单独拎出来批评，因为他们坚持创作十二音无调音乐。安东·冯·韦伯恩（Anton von Webern）的音乐一开始就被查禁。不过1934年11月在柏林，从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尚未完成的歌剧《璐璐》（Lulu）中抽出来的管弦乐表演在埃里克·克莱伯（Erich Kleiber）的指挥下引起了人群的骚动，愤怒的观众叫出了“莫扎特万岁”。首席评论员汉斯—海因茨·施图肯施密特（Hans-Heinz Stuckenschmidt）在柏林一家报纸上赞扬了这次表演，于是被逐出附属于帝国文学协会的德国音乐评论家协会，在这之后他也没有找到工作。这位评论家此前由于坚持赞扬斯特拉文斯基已经四面树敌，在德国找不到工作，只能前往布拉格谋生。埃里克·克莱伯也对作品引起的敌意深感失望，两个月后他选择了移民阿根廷。贝尔格的音乐在第三帝国时期再也没有得到上演机会。[206]《璐璐》具有情欲挑逗成分，还包含对妓女和开膛手杰克的描绘，这些无疑都与这起丑闻有一定关联。勋伯格另一位非犹太人学生温弗里德·齐利希（Winfried Zillig）也继续坚持使用十二音技巧。齐利希的音乐并非完全无调，他逃过了指责，继续以指挥家和作曲家的身份工作。他的作品描绘农民的生活场景、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以及类似的纳粹主题。对齐利希以及其他一两个作曲家来说，音乐传达的内容远比媒介更为重要。[207]

有一桩文化事件曾经臭名昭著，在这起事件中，遭殃的音乐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似乎都符合纳粹美学要求，但最后却很难见容于当局。受难的音乐人是保罗·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欣德米特也许是魏玛时期德国最好的现代主义作曲家，在20年代被称为“淘气小孩”。之后他选择了转变风格，在30年代成为更为易懂的新古典主义音乐代表人物。这一变化为戈培尔等纳粹文化界大佬察觉。戈培尔想让欣德米特留在德国，因为人们当时普遍认为他是施特劳斯之后德国第二重要的作曲家。第三帝国初期，欣德米特在自己的剧本基础上创作歌剧。《画家马蒂亚斯》（Mathis der Maler）就是他的作品之一，它讲的是中世纪的日耳曼艺术家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ünewald）的故事，而这是深受纳粹艺术史家喜爱的一个人物。歌剧中的画家马蒂亚斯个性叛逆，想把自己打造为一个日耳曼艺术家。最后他的才华终于为一个王国承认，受到了该王国的赞助，歌剧也在此达到高潮。配乐中带有新浪漫主义元素，这表明作曲家在竭力使自己的学院派风格为大众接受。尽管他在纳粹夺权之前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法西斯立场，但决定留在德国寻找机会。1933年11月，欣德米特获得任命，加入帝国音乐协会作曲家分会的管理委员会。1934年3月12日，富特文格勒和柏林爱乐乐团首演上演了《画家马蒂亚斯》中的三个乐章，大量预定演出和刻录唱片的邀请随即涌来。这一切似乎表示欣德米特已经被承认为第三帝国的头号现代作曲家。[208]

不过戈培尔并未考虑到他在文化政治领域的对手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持续不断的阴谋诡计。1934年，音乐出版界出现了大量针对欣德米特的攻击，直指他过去的音乐风格和政治立场，这些攻击很大程度上是得到罗森博格的支持的。广播电台和音乐会机构都受到要求封杀欣德米特的压力。为应对这一攻击，指挥家威廉·富特文格勒为欣德米特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辩护，发在11月25日的某日报上。但是，在反击纳粹音乐出版社对欣德米特的否定时，这位指挥家进行了过度发挥。他质问道，“如果最宽泛的政治指责都用到了艺术上，我们这些人将何处容身？”事件逐渐升温。就在文章发表的当天，富特文格勒出现在柏林国家歌剧院瓦格纳作品《王者之心》（Tristan und Isolde）现场。这时，观众集体对他表示支持，因为他们觉得这位艺术家正在维护艺术自由，阻止当局干涉。可是，戈培尔和戈林当时都在剧院，他们目睹了观众的行动。这使得整个事件的性质被升级。在面对对纳粹政权文化政策的公开反抗时，戈培尔选择和罗森博格站在一边。12月4日，戈培尔强迫富特文格勒从柏林国家剧院、柏林爱乐乐团以及帝国音乐协会辞掉所有职务。从此以后，他不得不作为自由创作者自食其力。12月6日在体育宫对创意艺术代表的一次讲话中，宣传部长表示富特文格勒事件宣告欣德米特这个音乐界的“煽动者”已经完蛋了。他强调：“意识形态错误不能以少不更事为借口。”欣德米特有“纯正的德国血统”，正说明“犹太知识传统腐蚀我们种族机体程度之深”。[209]

富特文格勒对自己的突然失势感到震惊，1935年2月28日他和戈培尔见面并告诉部长，他对自己的失言非常后悔。他为文章中传达的政治倾向表示抱歉。富特文格勒向戈培尔保证，自己绝无批评政府文化政策的意思。[210]到了1936年7月27日，戈培尔的日记中已经有这样的话：“和富特文格勒在万福里德（Wahnfried）的花园谈话，他告诉了我自己所有的担忧，感情真挚，充满智慧。他吸取了很多教训，已经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211]早在1935年4月，富特文格勒就已经作为客座指挥，指挥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在他落难期间，管弦乐队的最后一位犹太演奏者被解雇——他任主指挥时曾坚决留用这位犹太人。富特文格勒在新岗位上干得很不错。1939年，算上这份工作的薪酬以及其他一些收入来源，他的年收入已超过20万马克，约100倍于体力劳动者的年薪。富特文格勒仍然在考虑离开德国，1936年纽约爱乐乐团邀请他去做主指挥。然而戈林的意思很明确，如果他接受邀请，只能有去无回。富特文格勒此前向戈培尔的屈服在美国引发了猛烈的批评。1935年他还在纳粹纽伦堡集会上指挥了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正是在这次集会上，纳粹当局针对德国犹太人制定了严酷的歧视性法律。不止纽约爱乐乐团的犹太赞助人，还有其他很多人都表示，如果富特文格勒获得任命，他们将抵制演出。这样一来，即便富特文格勒想要离开德国去美国找到一份顶尖工作，也已经太迟了。所以他选择继续待在德国，此举赢得了当局的赞赏。[212]

欣德米特从自己在柏林的教职上无限期离职，但仍然在德国待了一阵子，和无调音乐划清了界限，并向希特勒宣誓效忠，想借此挽回局面。他在音乐教育工作方面的努力也可能使他重新得到政府肯定。一些游走在国民音乐生活边缘的小型音乐会依然会演奏他的作品，他还受戈林空军委托写了一首新曲子。但是媒体对他的批评依旧。特别是在《画家马蒂亚斯》的灾祸之后，歌剧导演和音乐会组织者通常不敢把他的作品加入节目单。最终，欣德米特在20年代的歌剧《今日新闻》（Neues vom Tage）为他引来的恶名终于让希特勒本人也耿耿于怀。1936年，希特勒在纳粹纽伦堡年度集会时要求党加强对艺术的净化工作。于是，宣传部直接禁止欣德米特的音乐上演。他关于和声的文章还被选入1938年的堕落音乐展。欣德米特随后移民瑞士，5月份，他的歌剧《画家马蒂亚斯》首次在瑞士上演。后来他离开瑞士去了美国。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欣德米特在艺术创作上得罪了当局，而是他20年代的激进作品引起的争议让元首在十年后还记忆犹新。他妻子的半犹太人身份无助于他的事业。此外，他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等众多犹太艺术家的合作也让他处境被动。所有这些问题在罗森博格及其支持者看来都是机会，他们抓住时机向掌控音乐和艺术领域的戈培尔发难。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是取得了胜利，不过在文化政治其他领域内却硕果寥寥。到了1939年，罗森博格放弃了在文化领域上的兴趣，转向了外交政策领域。[213]

三

明确自己不喜欢的音乐，认定不想要的作曲家和指挥家，这一点对纳粹分子来说其实并不特别容易，出台相应的文化政策则更加困难。第三帝国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所谓“纳粹音乐”，有的只是纳粹音乐学者的各种理论尝试。[214]当时活跃于德国音乐界的作曲家一般都不是犹太人，他们的作品更符合受众的口味，他们也创作出了更符合纳粹主题的作品：农民生活和民族英雄。不过，音乐创作不可能指名道姓地歌颂所谓农民和英雄。另一方面，尽管纳粹意识形态对现代主义深恶痛绝，作曲家的作品却很难不受现代主义影响。比如，维尔纳·埃克（Werner Egk）的创作是斯特拉文斯基风格，他经常将巴伐利亚民歌旋律置于尖锐的不协和背景音乐之中。他的歌剧《魔幻小提琴》（Die Zaubergeige）于1935年首演。该歌剧赢得了纳粹当局的赞许，因为他描绘了平静而美好的农村生活。歌剧情节以某个恶棍的邪恶阴谋为线索。恶棍被取名为“钱袋子”，在第三帝国的背景下这显然是在影射犹太人。罗森博格阵营曾经提出过一些批评，但这些批评很快就被淹没。埃克随后巩固了自己的胜利成果，他声称，没有哪一个德国音乐复杂到不能在纳粹集会上演奏。埃克的下一部歌剧《培尔·金特》（Peer Gynt）依旧塑造了一个，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群类似犹太人的恶棍形象。这些恶棍外形丑陋，无比堕落（这种对易卜生原剧的阐释其实并不准确）。在希特勒出席的一次演出中，有埃克的斯特拉文斯基式不协和音、探戈和一些爵士乐。但希特勒对演出评价颇高，他称赞埃克是理查德·瓦格纳合格的继承人。[215]

斯特拉文斯基也对卡尔·奥尔夫（Carl Orff）的音乐产生了重要影响。奥尔夫讨厌不协和音，在魏玛时期曾经猛烈批评过欣德米特等现代主义作曲家。奥尔夫曾经为学校音乐教育制订了一个大型计划，并由此第一次获得纳粹当局支持。罗森博格阵营对计划提出了批评，他们不喜欢计划中使用的非传统乐器，但奥尔夫成功地作了辩解。尽管该计划采选了大量民歌，但它太过复杂，太过野心勃勃，未能对希特勒青年团一类的对象机构产生太多影响。1937年6月，奥尔夫靠大合唱《布兰诗歌》（Carmina Burana）的首演收获了真正的名声。奥尔夫在中世纪民间诗歌基础之上，为这部作品加入了简明强烈的旋律和打击乐伴奏的独唱。《布兰诗歌》风格原始，表演中经常使用粗话，人物对话使用的是拉丁语而非德语。这些都再一次引起了罗森博格保守派的批评；但是奥尔夫已经通过他的教育事业获得了大量支持者，而罗森博格的影响力已经式微。《布兰诗歌》原始有力，简单易懂，迅速获得了成功，并开始在全国巡演。奥尔夫接下来的作品也许很难再有这样的影响力，但他的收入和名气已经有了保证。如果说有什么第三帝国的知名音乐作品符合纳粹的文化品位，那么《布兰诗歌》当仁不让。粗糙的调性、野蛮而重复的节奏、中世纪式的文本、民歌式的调子、令人麻木且没完没了的节拍、缺乏任何深入心灵的思考，这一些似乎都扫除了纳粹主义无比憎恨的、多余的现代性和理性主义，使文化回归遥远过去的、农夫时代的原始和简单。[216]

尽管像《布兰诗歌》一类的作品十分流行，但它们只能在音乐先贤祠中占据次要位置。先贤祠里供奉着希特勒崇拜的、属于过去的伟大音乐家。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理查德·瓦格纳。希特勒一战前曾经混迹于林茨和维也纳，那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歌剧迷了。歌剧刺激了他对德国辉煌过去的想象。瓦格纳还写过一个臭名昭著的小册子《音乐中的犹太教义》（Das Judenthum in der Musik）。但是，这位伟大作曲家对希特勒的影响经常被夸大。希特勒从来没有援引瓦格纳作为自己的反犹主义思想来源，也从来没有证据表明他读过瓦格纳的作品。希特勒欣赏这位作曲家在逆境中的勇气，但却不承认曾经吸收了他的思想。就算瓦格纳对纳粹分子有影响，那也是间接影响：去世后瓦格纳的遗孀科西玛（Cosima Wagner）有一个小圈子，里面广泛流传着反犹主义思想。瓦格纳歌剧中的神话世界也隐隐传达着反犹情绪。就歌剧而言，瓦格纳作品和纳粹主义的确有相同的文化起源，也就是那充满神话色彩的日耳曼民族主义。不过，希特勒对瓦格纳和他的音乐的热爱是毋庸置疑的。在20年代希特勒就已经和瓦格纳的英国儿媳妇威妮弗蕾德·瓦格纳（Winifred Wagner）和她的丈夫西格弗里德·瓦格纳（Siegfried Wagner）成为朋友。他们夫妇守护着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修建的音乐神殿，那是一座巨大的歌剧厅。自然，他们也都是极右翼势力的坚定支持者。在第三帝国时期，他们在文化领域的地位变得如同皇室贵族一般。[217]

自1933年起，希特勒年年都会参加以瓦格纳歌剧为主题的拜罗伊特音乐节。音乐节持续十天。他向瓦格纳的歌剧厅倾注资金，歌剧厅直接由他进行领导，而非宣传部门。他为瓦格纳盖纪念碑，还让下属集体预订门票，保证瓦格纳音乐的演出场场爆满。希特勒甚至还想重建歌剧厅，建得更宏伟一些。不过，威妮弗蕾德·瓦格纳最终劝阻了希特勒，她说歌剧厅目前特有的声学效果是专门为了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而设计的，建筑扩大之后这种效果将不复存在。不过，希特勒仍然不时干涉作品，行为反复无常。希特勒亲自出马赞助瓦格纳音乐，这意味着无论是戈培尔、罗森博格还是纳粹其他的一些文化政客都没有插手的机会。这样，威妮弗蕾德·瓦格纳和音乐节的组织者便获得了很大的文化自主权。他们甚至都不是德国戏剧协会会员。但是，明明可以自由行事的他们却和第三帝国的文化精神保持着完全一致的步调。每年一度的拜罗伊特音乐节成了希特勒音乐节。希特勒在阳台向观众致意，他的肖像被放在了节目单的卷首位置。纳粹宣传遍布所有旅馆的房间，剧院附近的街道和人行道满是纳粹卐字标志。[218]

戈培尔等纳粹领导人对希特勒如此重视瓦格纳牢骚满腹，认为这简直不可理喻。而且，在希特勒的坚持下，每年纽伦堡纳粹集会之前都会奏响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1933年希特勒向党的官员派发了3,000张赠票，可是当他进入自己的包厢时，发现剧场空空如也：党员们在那天晚上都选择跑出去喝啤酒，他们对听五个小时的古典音乐没有兴趣。希特勒勃然大怒，让巡逻兵把这帮酒鬼从酒吧里拽回来，可是即使这样剧场仍然不能满座。第二年情况依然没有改善。由于收到必须参加的命令，许多没有文化的纳粹党员在整个演出中呼呼大睡。他们一般在演出结束时醒来，三心二意地为歌剧鼓掌。对他们来说，歌剧很难欣赏，也很难理解。这一次之后希特勒就放弃了，让演出向公众售票。[219]党内高层除了希特勒之外都对瓦格纳音乐没有兴趣，不过这并没有阻止瓦格纳音乐风靡整个文化领域。一些技艺平平的作曲家搞出了大量质量低下的瓦格纳音乐仿制品，可以按场合进行选择。电影、广播、新闻短片中充斥着此类音乐。不过，过度曝光也许反而成了第三帝国瓦格纳音乐在歌剧院和公众之中流行程度下降的原因之一。瓦格纳作品的演出从1932—1933表演季的1,837场下降到1938—1939表演季的1,327场。而威尔第的作品到1937—1938表演季已经有1,405场（之前是1,265场），普契尼（Giacomo Puccini）到1938—1939季已经增长到1,013场（之前是762场）。1932—1933季15个最流行歌剧中瓦格纳的音乐占了4席。比才的《卡门》占据榜首，瓦格纳占据了第三、四、五、六席。在1938—1939季，同一榜单中瓦格纳音乐只占了1席，而且排在第十二位，莱翁卡瓦洛（Leoncavallo）的《帕利亚奇》（Pagliacci）占据榜首。[220]1933年之后的管弦乐剧目中，脾气很坏的极端反犹主义保守派汉斯·普菲茨纳（Hans Pfitzner）的晚期浪漫主义音乐取代了当时已经遭禁的古斯塔夫·马勒的音乐。这是理查德·施特劳斯之后20世纪上演频率第二高的音乐。同一时期，外国作曲家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德彪西和雷斯皮吉（Ottorino Respighi）的演出数量逐年增长，当时深受纳粹当局器重的作曲家如保罗·格雷纳（Paul Graener）和马克斯·特拉普（Max Trapp）演出次数也逐渐增长。在这些变化背后，纳粹主义的政治和种族要求，公众的保守口味以及音乐会和歌剧院吸引观众的商业压力互相牵制，达成了一系列微妙平衡。[221]

对古典音乐会和歌剧的控制相对容易。但是人们在屋里听什么就很难监管了。德国的音乐文化深入人心，家人和朋友之间演奏唱和的传统源远流长。在隔墙无耳和没有街区监护的地方，人们无疑可以一边在家里演奏门德尔松深受喜爱的《无词歌》，一边在纳粹媒体上指责它“没完没了，吵闹聒噪”。[222]音乐俱乐部、唱诗班、业余音乐协会，和其他小规模的、地方性的、代表德国丰富音乐传统的机构都在1933年被纳粹化。但是即便如此，人们依然能够在小型的私人聚会上听自己想听的音乐，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参加聚会者必须可靠。此外，帝国音乐协会对乐谱的审查都只限于新作品。在家里演奏门德尔松音乐不能算作对抗当局，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构不成违法行为。[223]即使在公共场合，音乐演奏也有回旋余地。音乐协会审查办公室的被禁作品黑名单中主要是爵士乐，而1939年9月1日的第二版黑名单中也仅仅只有54个条目。[224]

音乐是最抽象的艺术，因此也是独裁制度之下最难监管和控制的艺术。第三帝国的文化决策者们认为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歌剧和歌曲符合意识形态要求，音乐的调子简单，曲调中没有不协和音，歌词不能暴露作者的意识形态倾向。按照纳粹文化意识形态，音调简单是雅利安种族的特征。无调音乐和复杂音乐是犹太种族的特征。可是，解雇犹太人音乐家并禁止他们创作，只是让音乐生活失去了其中最优秀的一批人物。还有，什么是有调音乐？什么是不协和音？专业定义根本就不可行，因为自巴赫和贝多芬开始所有的作曲家都在技巧上相对自由地使用不协和音。当然，无调音乐的极端，尤其是勋伯格和他学生发展的十二音手法，确实引人反感；而另一极端，即汉斯·普菲茨纳和理查德·施特劳斯采用的有调性浪漫主义音乐不太可能激起反对的声音。不过，大多数作曲家都在两个极端之间游走。他们必须在被接受和被拒绝之间保持微妙平衡，也必须依靠地方或中央的党内大佬支持，以抵挡别人的批评。因此，保罗·欣德米特和维尔纳·埃克这类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戈培尔、罗森博格和其他长官之间权力斗争的棋子。而如果一个作曲家或音乐家越界踩了政治红线，即使戈培尔对现代音乐充满同情，他也无能为力。[225]

与戈培尔对其他文化领域的认识一样，这一次他仍然清楚地意识到音乐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避难所，人们可以借此逃避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混乱。就像他鼓励在电台播放娱乐电影和轻音乐一样，他意识到广受欢迎的古典音乐能够抚慰人们的心灵，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接受生存在第三帝国这一现实。很多人认为，富特文格勒音乐会上的听众是在寻找纳粹宣传之外的价值，但如果真是如此，这些价值也只能影响到他们相对私密的个人心灵。由于音乐相对于真实世界的抽象性，它对人的影响似乎也仅限于此。在戈培尔眼里，音乐就和其他艺术一样，艺术家的创造力能够使其保持相对独立。虽然音乐必须接受审查甚至净化，但同时也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最主要的一点在于，音乐家必须自己开展工作；在这一点上国家不能代替音乐家。宣传部非常善于利用竞争、津贴以及提高版税等方法培养音乐家。1938年3月，薪金和津贴体系发生了一次大的调整，以帮助新晋音乐家找到工作，帮助他们应付苦不堪言的经济危机。由于许多音乐家出国、遭到迫害甚至直接去职，加之当时一些大型组织，比如军队、党卫队和劳工阵线等组织的扩张，使它们迫切需要军乐队和管弦乐队，音乐行业因而面临人员短缺问题。这都确保了音乐生活在德国的重要地位。尽管相较1933年之前优秀指挥家变少，音乐选材范围变窄，在德国仍然有著名的管弦乐队在知名指挥家的指挥棒下继续表演。不过，还是有许多人认为新锐优秀作曲家将不会出现。施特劳斯对此表示赞同。这甚至使他加深了原本已经不可撼动的自信，他相信自己继承了德国伟大的音乐传统。“我是巍峨的山峰群中的最后一座，”他说，“在我之后都是平原。”[226]

四

30年代中期之后，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日益衰微，但是这仍然不能拯救爵士乐的命运。爵士乐在第三帝国治下饱受指责，名声很差。纳粹分子上台之后，爵士乐、摇摆舞以及其他一些形式的流行音乐旋即被禁。在纳粹分子看来，这些东西极端堕落，不合德国音乐传统，和各种颓废生活关系密切，而且是出自非裔美国人和犹太人等劣等种族之手。外籍爵士乐音乐家或是主动离开德国，或是被强制驱逐。从1935年开始，德国的流行音乐家被禁止使用外国绰号，这一做法曾在魏玛时期十分流行。经历过纳粹政权头一年的宽松环境之后，爵士乐俱乐部开始频繁被查。很多盖世太保和音乐协会特务以查验音乐家会员证为名对其进行恐吓。如果有人演奏上了黑名单的犹太作曲家（比如欧文·伯林）作品，他的乐谱会被收缴。纳粹当局坚持对电台广播实施严密控制，以确保轻音乐旋律不会有过强的摇摆风格。报纸上不断造势，称“黑鬼音乐”已经在电台彻底被禁。褐衫军会在夏日的沙滩上巡逻，那里常常有年轻人带着他们上紧发条的留声机载歌载舞。褐衫军只要一发现爵士乐唱片便将其踩个粉碎。那些在古典音乐中使用爵士乐节奏的音乐家，如年轻的卡尔·阿马多伊斯·哈特曼（Karl Amadeus Hartmann），发现自己的音乐全部被禁了。他无法在德国谋生，但也不想离开，于是他的生活来源完全依靠国外音乐会和唱片的收入。同时由于他认同国外对第三帝国的批评，在国内生活的风险日益增加。他有一批富有且很有势力的亲友。这些人大多远离纳粹政府，帮助他渡过难关。哈特曼的音乐没有向要求简单和直接的纳粹音乐风格妥协。他的越界行为还不止于此。他甚至和勋伯格现代主义最激进的学生安东·冯·韦伯恩学习作曲。不过他十分低调，会借表面上的顺从消除纳粹分子的疑虑，例如行纳粹礼。当哈特曼将一首交响乐诗献给关在达豪集中营不知死活的朋友时，他确保献词只在最原始的乐谱上可见，只有他的一位朋友——1935年布拉格首演时的那位指挥家——看到过献词。纳粹当局对此毫不知情。[227]

古典音乐中的爵士乐节奏很容易被发现，从而被斥为离经叛道。但是当时最流行的音乐既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爵士乐，而是处在两者之间的各种形式，包括希特勒喜爱的小歌剧，以及咖啡馆行吟歌手、小型管弦乐队和伴舞乐队的音乐。这些流行音乐一般出现在各种人群密集的场合，比如舞会、夜店、旅馆酒吧。这部分音乐相对来说更难管理，其中尤为困难的是给出爵士乐和摇摆舞的清晰定义。经常光顾这些地方的年轻人出自富有的上层阶级，盖世太保和音乐协会特务审查不到他们头上。只要小心一些，就可以在小巷子里买到进口的爵士乐唱片。就连戈培尔都意识到了爵士乐和摇摆舞的流行程度，他甚至允许午夜电台播放相关音乐。然后，即使这部分音乐在德国电台听不到，卢森堡的电台也能提供资源。卢森堡电台的存在还一度使戈培尔担心听众可能收听到政治上不适宜的内容。戈培尔自己是柏林斯卡拉剧院（Scala）的长期支持者。在那里3,000名听众不只观看著名的康康舞表演，还一起听被禁作曲家比如犹太裔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的作品。当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在《冲锋报》（1937年5月）上有理有据地对节目提出批评时，戈培尔相当震惊，因为演出经理会根据戈培尔是否到场来调整节目，以防其不合纳粹口味。获悉这一情况，戈培尔和从前一样直截了当地将经理撤职，清洗了管理层，并强行重新制定了一份节目单。后来他的副手赞扬这份节目单“顺从听话”。[228]

爵士乐和摇摆舞可能会鼓励年轻人性放荡，但这不是其见疑于纳粹当局的唯一原因。职业舞会的舞蹈教练也想打压摇摆舞，因为1937年夏天开始流行的这一新舞蹈形式对传统舞蹈形式造成了巨大威胁。希特勒青年团不喜欢摇摆舞，他们更倾心于德国民间舞蹈。很快，地方当局开始打压摇摆舞。不过，汉堡的商业人士和职场精英里面年轻的镀金一代故意和禁令对着干，不久之后他们便开始在公共场合公开地蔑视禁令，穿着最新潮、最高档的英国时装和运动夹克装，胳膊夹着《时代》杂志，用英语“Hallo, Old Swing Boy”相互打招呼。他们在俱乐部、酒吧以及私人聚会上跳摇摆舞，听爵士乐。他们并不是在有意发起一场政治抗议，但在第三帝国，一切都和政治有关。1937年的这些年轻的舞者严重越界。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要求德国所有青年都加入组织，但他们对此置若罔闻。更严重的是，在摇摆舞的社交场合，犹太人、带有犹太血统的人和非犹太人搅在一起，这违反了纳粹种族政策。年轻人表达文化意愿的行为迅速成为赤裸裸的政治抗议，在战争期间更是从多个方面表现出来。[229]

纳粹音乐政策既混乱又不合理，对不合法音乐的定义通常非常随便，接受或拒绝往往都是拍脑门决定的。这一点可以从口琴的历史看出。20年代德国的口琴生产领先世界。到了20年代中后期，德国口琴出口占了世界出口总量的88%。位于施瓦本（Swabia）特罗辛根（Trossingen）小镇上的霍纳公司（Hohner company）在这个时期每年能生产2,000万至2,200万个口琴，比世界总量的一半还多。几乎所有口琴都销往美国。这时许多市场都已经基本饱和了，对口琴的市场需求也随着经济危机逐渐缩减。这样，公司就必须依靠在国内提振内需来渡过难关。但是，保守的古典主义音乐非常瞧不起口琴这种乐器，认为它业余且粗陋。1931年，保守人士在1931年从普鲁士的学校课堂上成功驱逐了口琴。霍纳家族迅速以美式广告展开反击。他们拍了一组德国重量级拳击手马克斯·施姆林（Max Schmeling）吹口琴的照片，借以让音乐界相信口琴不带有任何破坏性。在纳粹党掌权之后，尽管霍纳并不相信国家社会主义，但还是选择入党，想借此提高影响力，宣传口琴是德国民俗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风俗淳朴的老百姓喜爱，而且很适合褐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在营火堆旁互相交流对祖国的眷恋之情时吹奏。[230]

霍纳的策略没有收到效果。民俗音乐在电台的广播时间只占2.5%。帝国音乐协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保守派把持，他们认为口琴是现代乐器，并非德国传统所有，还指出口琴被用来演奏爵士乐，充分证明这种乐器不合适。希特勒青年团禁掉了口琴社团，只允许个人吹奏口琴。从长远看，未来政府很可能会全面禁止口琴。但最终似乎没人知道该把口琴归为哪种乐器，甚至可能根本没人关心。霍纳和他的公司得以继续生存下去，甚至还在家乡特罗辛根开设了一所口琴学校。不过霍纳希望口琴能和传统乐器平起平坐的愿望却落空了。审查、控制和内部斗争使音乐世界陷入僵局。到头来，就连口琴这种小乐器都无法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世界中得到明确归类。[231]

五

在所有现代政权中，第三帝国是最明确地以其艺术和大众文化定义自己的政权。在各种演讲中，希特勒对艺术和文化的关注完全超过了20世纪的其他独裁者。[232]当然，纳粹德国从法西斯意大利那里学到了不少仪式和符号；通过规训把许多作为个体的人打造成一个整体也是斯大林统治苏联和弗朗哥统治西班牙的特征。这些政权都把艺术当成宣传工具，试图消灭所有创新性异见。它们摧毁了现代艺术中复杂和精英化的方面，强制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采用风格简单、易于为大众接受的艺术形式。苏联的社会现实主义在很多方面都和第三帝国的种族或民族现实主义颇为相似。从30年代各个政治团体发动的宣传攻势可以看出，早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借助视觉和声音煽动大众的情绪诉求就已经成为有力的政治手段。所有的政治团体——甚至包括相对稳重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试图挑动群众情绪，他们相信，在这个人民至上的时代，过去的理性、言语、知识诉求已经不够用了。文化宣传在第三帝国和斯大林的苏联都成了国家的统治工具。艺术家和作家天生都是个人主义的，而苏联和纳粹德国都不遗余力地打压个人主义，宣称只接受用于表达人民心声的艺术。两个国家的经验都表明音乐最难控制。像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和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一类的作曲家仍在用相当个人化的方式进行创作，尽管政府时不时地想要规训他们，在政治压力下，他们也会偶尔向政治主人的文化指示妥协。在建筑艺术上，特罗斯特、施佩尔等建筑艺术家崇尚的风格和当时风靡欧洲和美国的流行风格没有多少不同，除了规模更宏大。希特勒非常厌恶文化现代主义，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主要来源是未来主义者的艺术政治，态度比纳粹德国宽松得多。1934年，柏林举办了一场意大利未来主义作品展，激起了纳粹艺术评论家的敌意。虽然意大利艺术家的法西斯主义取向很明显，纳粹评论家仍然声称不愿再看到此类代表“文化布尔什维主义”的作品出现。不过，回过头来看施佩尔的建筑、布雷克尔的雕塑、埃克的音乐以及里芬施塔尔的电影，可以明显看出纳粹文化是时代文化的一部分。它无疑属于20世纪30年代，并没有开历史倒车。[233]这些都说明，第三帝国对文化和艺术的取向绝非独一无二。[234]

但是它确有特殊之处。当然，考虑到希特勒早年生活和野心，他对视觉艺术有独特兴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不同于相对宽容的戈培尔，希特勒一直对现代主义持批评态度。由于希特勒的态度，现代主义的各种艺术形式从1937年开始就被强力打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希特勒主导了其他领域的文化政策。[235]在音乐方面，希特勒也就对瓦格纳有热情，对音乐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兴趣和理解，音乐的抽象使它很难按纳粹意识形态被归类为合适或不合适。即便是希特勒在30年代末对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产生的热情也不过是叶公好龙。虽然希特勒喜欢在深夜看老电影，还委任莱妮·里芬施塔尔拍摄了《意志的胜利》，但他对电影业的干涉并不多。电影基本交给了戈培尔，广播和文学也是如此。在这些领域，戈培尔必须和很多人竞争，竞争对手以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为首。尽管内斗频仍，但戈培尔的宣传部在第三帝国初期——最迟也就是在1935年头几个月——已经取得了对文化事业的有效控制。那个时期的文化生活中各种复杂矛盾显而易见，总会出现一些纳粹当局处理起来感到犯难的案例，还有一些案例中的决定则似乎完全是随意的，事后看来，这些决定的后续发展会有很多可能。针对纳粹当局的文化独裁政策，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等众多文化工作者采取了各种对策，有的人在必要时选择全面妥协，有的人为了自己艺术的利益选择和当局保持最低限度的合作，有的精神移民甚至完全沉默，这沉默并非都是受纳粹当局强迫。尽管许多人心怀恐惧，但第三帝国的正常文化生活并未完全消失。人们依然能够聆听贝多芬的音乐，在接受国家拨款的艺术馆内欣赏大师的画作，阅读古典文学，在某些地方还能够参加爵士乐俱乐部和舞会，看最新的摇摆舞表演。戈培尔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他意识到人们需要从日常生活的各种麻烦里面逃出来，他也慷慨地允许他们这么做。[236]

虽然如此，第三帝国治下的艺术创作依然自上而下受到严格控制。正如堕落艺术展所显示的那样，美学考量和艺术标准只占纳粹文化政策的一小部分，政治和意识形态才是关键。纳粹分子管不了过去的艺术如何，但他们想要确保当下的艺术作品不违背纳粹基本价值，可能的话还要积极向党靠拢。纳粹文化政策的几大要义在于，推崇反犹主义并从文化生活中排除犹太人，突出军国主义，打压和平主义和社会批评，以及促使雅利安种族进步，压迫不能适应社会的人和弱者，重建“血与土”式农民生活的理想世界，摧毁个人独立创新，提倡非个人化的文化产品来满足国家和种族的集体所需。最主要的是，纳粹文化崇尚权力，这在建筑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种族和政治歧视迫使大批享有国际声誉的德国优秀作家、画家和音乐家移民国外。留下来的或者被噤声，或者被边缘化，或者被迫妥协，或者是服务于纳粹的最高目标：让民族和国家为战争做好准备。[237]为达到这个目标，纳粹分子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把他们眼中的文化灌输给大众，向人民分发廉价收音机，在工厂举行音乐会，利用可移动的放映设施把电影传播到边远乡村，送市民去感受堕落艺术展中的恐怖作品等。在第三帝国治下，文化不再是精英特权；纳粹当局想让它渗透到德国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238]

结果，纳粹的文化政策和纳粹德国在其他领域施行的政策一样构成了整体的一部分，自然也像它们一样充满矛盾。从本质上讲，希特勒对艺术的欣赏和理解是政治化的，他视艺术为权力象征和宣传工具。戈培尔当然知道希特勒的这些想法，他在1935年6月17日说：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认为政治是最伟大和最高贵的艺术。就像雕刻家从冷冰冰的石头中凿出生命，画家用颜料制造生命，作曲家将僵死的旋律变成美妙的乐曲来表达天堂的美好一样，政治家给一盘散沙的大众带来生命。艺术和政治是相互关联的。[239]

纳粹当局将政治美学化，但也将艺术政治化。[240]“有人经常指责我们，”戈培尔说，“说我们使德国艺术沦为一种宣传行为，这话从何说起？难道宣传是一种别的东西可以‘沦为’的东西吗？难道根据我们的理解宣传不是一种艺术吗？”他还说，艺术和宣传是一回事，都是对民族的精神动员：

国家社会主义不只是一个政治学说，它还为所有公共事务提供了一种无所不包的世界观。自然而然，我们的生活必须建立在这个世界观之上。我们希望，终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谈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它已经成了我们呼吸的空气！因此，国家社会主义可不只是动动嘴皮子的事情，它必须用手实践，用心体会。人们必须在内心当中习惯这种行为方式，他们必须将它变成他们自己的处事态度。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意识到，一种源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化意志已经崛起，这种文化意志系统地决定了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存状态。迟早有一天，这种文化意志将使我们的时代精神复苏。[241]

在这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纳粹的徽章、符号、言语和概念渗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影、广播、报纸、杂志、雕塑、绘画、文学、诗歌、建筑、音乐和高级的文化形式日益受纳粹理念影响，或为纳粹所限制。日常文化也在劫难逃。在希特勒生日和就任总理纪念日等意识形态动员活动中，纳粹旗帜四处飘扬，卐字标记挂满街巷；而在这期间之外，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样充斥着纳粹主义的原则和规训。根据维克托·克伦佩雷尔的记载，从1935年开始纳粹当局就鼓励人们以伪日尔曼式的德语名命名月份。路易丝·索尔米茨对此兴奋不已，她立即在日记里开始使用Julmond，Brechmond等德语月份名，抛弃了传统的拉丁文月份名。[242]

广告和设计也开始引入纳粹符号，采用政府推行的纳粹风格。[243]国外广告机构被禁，当局采取措施保证海报和广告在灵感和风格上都遵循德国模式。对消费产品的推广要和艺术作品一样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244]日用品很快充满了政治色彩。早在1933年3月，眼尖的维克托·克伦佩雷尔便已经注意到在药房买的牙膏管上印有纳粹卐字标记。[245]没过多久，人们就可以买到带有卐字标记的蛋杯、发夹和茶具，给孩子赠送冲锋队队员玩具模型、能播放《霍斯特·韦塞尔之歌》的音乐盒和一种字谜游戏“如何将下列字母正确排列，拼出伟大元首的名字：L，I，T，R，E，H”。[246]为满足军备需求，珍贵的钢铁资源被政府耗尽，20年代在包豪斯深受欢迎的管状钢铁家具出现供应短缺。出于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厂商开始用油漆木头制作家具，借助人工手段使其呈现出一种看似自然的风格，但其实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产物。[247]一些似乎与政治无涉的领域——比如风景画和园艺设计——也未能幸免：规则式园林和外国植物被统统清理，代之以基于德国本地物种的自然景观。[248]喜欢搜集香烟卡片的人现在可以把它们插在一本写着“为第三帝国而战”的册子里。能收集到的香烟卡片上画着各种希特勒肖像：希特勒和金发小孩（“元首的眼睛—父亲的眼睛”）、希特勒和技术、希特勒和兴登堡、希特勒和工人。[249]1937年，一份纳粹标志性杂志评论说：“是日常用品而不是伟大的个人作品塑造了整个时代的文化氛围。”[250]

政治的美学化制造了一种幻象，让人以为社会、经济以及民族问题能够用意志行为立马解决。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德国残酷的生活现实中移开。其实30年代初德国仍然在忍受严酷的经济危机。但是通过这种美学化，人们的目光转向想象和理想中的世界，对政府及其政策的热情被调动起来，一种生活在新世界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一切在本质上皆属幻象。在德国这样一个30年代已拥有发达工业文化的国家，这些幻象在某种程度上基于某种伪古典复兴：“血与土”、古典艺术作品、传统有调音乐、大量坚实的公共建筑；但是创造这一切却有赖于最现代的技术，比如广播、电影、小说印刷、最新的建筑技术。这些技术对于乡村和小镇上的德国人来说都是新鲜玩意儿。最重要的是，宣传部推动纳粹文化是为了压制个人思想和感情，将德国人统一塑造成一个驯服听话的整体，就像里芬施塔尔电影《意志的胜利》所表现的那样。[251]不过，纳粹当局只能逐步实现这个目标，一部分原因在于最开始它的文化政策导向并不明确，一部分原因在于党内斗争；但是随着1937—1938年间的明显激进化，纳粹文化政策的方向终于清晰起来。这时候德国社会的所有意见形成机制都被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所掌控，经过一番整合，剔除了已经形成的和潜在的异议，被雅利安化，最终被置于意识形态、财政和行政控制之下。公共意见已经被有效铲除，不复存在；荧幕上的、电台里的、报纸杂志书籍上出现的“意见”和纳粹的主张别无二致。来自盖世太保以及地方行政机关的定期报告能让戈培尔、希姆莱等纳粹领导人掌握人民意见，也让宣传部能够在必要的时候针对特定目标发动宣传攻势纠正人民的意见。纳粹的宣传和纳粹恐怖政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者一起镇压公开异见，并推动大众支持政府。从这个角度讲，打造宣传部是纳粹当局取得的最显著的成就之一。[252]

纳粹宣传渗透得很深，几乎遍布德国大众媒体，影响了德国人写作和交谈使用的语言。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在家乡德累斯顿整理了纳粹语言的档案：《第三帝国的语言》。他注意到，正常文明社会的贬义词在纳粹统治之下的感情色彩完全相反，比如，“狂热”“冷酷”“无情”“固执”“强硬”等词都是褒义的。德语成了一门“最”语言，纳粹当局干的每一件事都成了“最好的”和“最伟大的”，它的成就史无前例、独一无二、开创历史、无可比拟。政府的统计数据严重注水，根本不合理。决定总是“最终的”，改变总是“永久的”。克伦佩雷尔注意到，用在希特勒身上的词充满了宗教色彩；人民“信仰他”，他是“救赎者耶稣基督”“救世主”“神谕的化身”。他的精神存在于整个德国大地，第三帝国是德意志人的“永恒王国”，为它战死的人都是“圣徒”。各类纳粹机构以缩写和简称驯化自己的语言，使这些新词能够在平时脱口而出。也许最为关键的是，纳粹政权使德语充斥着战斗比喻：就业之战、生存斗争、文化战役。纳粹宣传机器令德语变得尖锐刺耳、咄咄逼人，有浓厚的军事色彩。战争中的词汇被用在了日常生活中：语言也被纳粹动员起来为战争做准备了。[253]

如果语言塑造了情感，一个社会能够使用的词汇决定了它的思想范围，那么第三帝国就不仅是在消灭现实中的异议和反抗，更是在消灭思考中可能存在的异议和反抗。但是，多数德国人的思想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已经成形，数百万天主教徒、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形成的文化传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灭。即使是1932—1933年间投票给希特勒的数百万德国人，恐怕也不会全盘支持纳粹意识形态。许多中产阶级投票给纳粹党主要是因为纳粹党在30年代初期竞选时对自己的执政纲领有意语焉不详。这些票多数是出于对其他党上台的忧虑，而非对纳粹党抱有什么积极期望。戈培尔的宣传机器虽然强大有力、手段高明、铺天盖地，但无法让德国人在第三帝国的美丽新世界里放弃长期坚持的价值和信念。而且人们很快就发现纳粹当局不厌其烦地要求他们支持党的政策和元首。“文化领域的政治活动发力过猛”，波茨坦地区的盖世太保在1934年8月报告，“对部分人来说已经是一种负担，他们要么抵制活动，要么搞破坏”。在纳粹当局进行“整合”的过程中，大规模群众组织的出现扼杀了地方文化的创造力。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实行领导原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什么都系统化了，什么都不能成就，因为成就总是出于个人创造。”[254]

两个月后，也就是1934年10月，波茨坦地区的盖世太保又汇报称，在希特勒诞辰、全民公投、大选、劳动节等节日上，群众应政府要求对纳粹党表示支持，既是出于热情，也是出于恐惧，人们厌倦了日复一日的会议和游行。[255]戈培尔试图让广播、电影、文化和艺术中的宣传变得有趣，但人们却觉得它无聊透顶，因为个人创新被压制，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在审查机制下严重下降，纳粹提供的单调文化产品很快便使人们厌烦。甚至纽伦堡的纳粹集会都不再能够激励希特勒最狂热的支持者。1937年，社会民主党的特工以稍显夸张的乐观情绪向流亡布拉格的党中央报告：

头两三年纳粹分子的士气很高，群众在参加集会时依然会听元首讲话，因为元首讲话经常带来惊喜。当党的志愿军在火车站游行时，街上不无频繁地有成群结队的男女，尤其是年轻男女，向士兵们欢呼。现在这些都没了。时间久了，即使是最盛大的权力展示也变得无聊透顶。演讲尽是些多余的陈词滥调。以前支持希特勒的选民，现在已经不把纳粹党看成拯救者，而是视为无情镇压一切反对势力的全能组织。奉命前往纽伦堡的党组织在行进途中遭遇的是一片寂静。倒是不时有铁杆支持者喊出一句“万岁”，但是由于没人应和，声音很快就消失了。对于民众来说，这种宣传活动和其他事情一样，为的是让他们掏钱，此外别无目的。每次的情景都一样：举着旗子行进的军事方阵，人有时多有时少。人们也就看他们一眼，然后就各走各的路了。[256]

因此，戈培尔的宣传工作基本上是失败了，并没能在真正意义上长期维持对德国人民的精神动员。除了一小批纳粹狂热党徒之外，大部分德国人都只是被动服从。这就是戈培尔的所谓“成就”，一种他在1933年就极不满意的“成就”。[257]

当纳粹意识形态和其他意识形态内容重叠时，宣传工作最为有效。在部分受众和地区中，纳粹宣传要更为有效。保守派和民族主义主导的德国上层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和纳粹分子多有重叠，副总理弗兰茨·冯·巴本、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司法部长弗兰茨·居特纳和财政部长卢茨·什未林·冯·克罗西克（Lutz Schwerin von Krosigk）都在1933年自愿和纳粹党合作，且尽管对纳粹政策持保留意见，他们在接下来几年时间里仍一直在位。有一部分人，比如巴本，逐渐认识到纳粹分子在理念上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可能超过之前的预想。另一部分人，比如居特纳，在纳粹宣传和现实压力下越来越采取合作姿态。在德国中产阶级间，纳粹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大受欢迎，共产党激烈的革命口号“苏维埃德国”遭中产阶级厌恶，社会民主党长久以来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求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招中产阶级待见。比这更为普遍的是民族主义者对1919年和平协议的仇恨情绪，对经历魏玛时期的四分五裂之后急需以1914年的精神统一德国的信念，以及对如俾斯麦般的强力领袖的渴望。同样，反犹主义早在魏玛时期就已经在德国文化中泛滥，尽管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对此并不买账；斯拉夫民族是劣等民族的观念几乎是除了共产党人之外所有德国人的共识；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非洲黑人属于低等种族。

在这些领域，纳粹宣传借助已有的信念和价值，制造出了可能涵盖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新共识，尽管它涉及的每个领域都并未获得普遍的支持。而且，纳粹党操纵特定事件的高超技巧经常能够借助人们的恐惧心理和各种偏见使他们信服。比如，表面上看纳粹当局对1933年国会纵火案的解释并无说服力，并且被后来的审判公开证伪了，然而已对共产主义心怀恐惧的人们轻易就相信了范德吕伯烧掉国会大厦是因为他想发动革命的说法。同样的道理，“长刀之夜”中希特勒和戈林的命令导致的杀人案公然违反法律，然而德国的传统是把法律视作国家的造物，同时人们害怕褐衫军在谋划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这些因素使多数人认为希特勒的行动具有合法性。而且，纳粹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功地把希特勒塑造成了一个几乎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所有的批评和不满都指向他的属下，人们在他身上寄托了各种不现实的希望和憧憬。希特勒成了高于党派、高于政治的领袖。对大多数德国人，包括数百万的天主教徒和工人阶级——在其他情况下，这些人本会持强硬的反对态度——来说，希特勒是永远不会犯错的领袖。[258]

当纳粹宣传和根植已久的文化传统发生冲突时，它想要产生影响就远没有那么容易了。所以，这种宣传更适用于还没有对各种问题形成稳定见解的人群，也就是以年轻人为主。此外，不管宣传部吹得多么天花乱坠，人们对经济和社会的现实状况是有清楚的认识的。他们可以轻易看穿宣传部各种夸张的谎言。比如，宣传部声称要消灭阶级分化，重建一个团结的民族共同体，实现奇迹般的经济复苏，但如果人们自身的生活水平相比于一穷二白的30年代早期没有丝毫好转，这些宣传就不会有任何意义。换句话说，宣传效果要好，必须要说得和事实有几分相似，特别是在经济和外交这种具体事务上。如果经济开始复苏，国家地位得到提升，那么人民就会更加支持他们的政府，也会更加相信政府的目标。否则人们就会对它的宣传和政策发出质疑。[259]然而，正如纳粹党徒所言，时间站在他们那边。把纳粹意识形态注入所有德国人的思想和行动之中，并不仅仅依赖当下的宣传力度和宣传手段。从长远看，改造教育系统会塑造出年轻的新一代德国人，他们除了纳粹价值之外将一无所知。不过，即便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政治和社会学说都被全部剿灭之后，有一个领域仍然可以容纳非纳粹价值，那就是宗教。为了政治上的便利和出于谨慎的考虑，1933年，纳粹暂时停止了对教会及其相关世俗机构的攻击。不过，一旦它变得更加自信，就开始将魔爪伸向基督教，设法将基督教改造得更适合新生的德国；若改造不了，就将其连根铲除。

第三章

灵魂改造

第一节

信仰问题

一

纳粹党人痛恨德国内部的宗教分裂。他们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世俗领域完成了整合，类似地，在信仰问题上他们也想创造一个由单一的国家教会主导的全国性宗教。纳粹分子认为，魏玛共和国时期加剧了德国的宗教分裂问题。各个教派在教育、福利、种间婚姻以及忏悔仪式等问题上的意见严重分歧，统一的国家意志不复存在。[1]而在纳粹分子看来，德国福音教会（German Evangelical Church）是在宗教上统一德国人民的最理想工具。福音教会在19世纪早期统一了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它和天主教会不同，不服从教宗等德国之外的任何世界性权威。在政治上福音教会极度保守。俾斯麦主政德国期间，它是政府的左膀右臂；普鲁士国王既是德皇，又是普鲁士福音教会的领袖，他公开表示希望福音教会向体制效忠。德国民族主义者认为德意志第二帝国是个新教国家，这一信念在数十年间以各种形式得到了体现，比如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曾经镇压天主教徒，1914年德军入侵比利时和法国时十分仇视天主教神父，德国的新教教士甚至认为一战是针对比、法天主教和俄国东正教进行的一次圣战。很明显，民族主义和新教在意识形态上密不可分，互为表里。[2]

在德国主流的新教传统影响下，集爱国主义、军国主义以及宗教虔诚于一身的典型人物是柏林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尼莫拉出生于1892年，父亲是路德宗牧师，但他却受洗成为加尔文宗。尼莫拉后来成了海军军官，一战中在一艘潜艇上服役，自1918年6月开始担任某潜艇艇长。他的战争回忆录虽然不是大师级的文学作品，但散发着类似于恩斯特·容格尔在《战地》（In Stahlgewittern）里表现出来的那种狂热情绪，疯狂地庆祝敌人商船的沉没。1918年11月底，当尼莫拉的潜艇在基尔靠岸时，他从广播中得知了战争结束和王朝垮台的消息。他后来说，那时候他觉得自己是“祖国的陌生人”，“对于一个反对‘革命’阴谋的爱国主义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屈辱的时刻”。[3]尼莫拉战后在一个农场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让他确信整个国家到处都是精神危机，他必须站出来发挥作用，拯救国家。于是他开始在威斯特法伦接受牧师训练。此后尼莫拉积极参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学生同盟，支持1920年3月阴谋颠覆魏玛共和未遂的卡普政变，并帮助组建了一支750人、成员都是学生的自由军团，与该地区的左翼势力组织的红军战斗。之后他又加入了另一支极右派准军事组织埃舍里希军团（Organization Escherich）。法军占领鲁尔区时，激进民族主义分子阿尔贝特·莱奥·施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r）在杜塞尔多夫被射杀。1923年，尼莫拉和他的兄弟担任了施拉格特的抬棺人。[4]

尼莫拉无疑反对魏玛共和国和1919年的和平协议。然而他给民族复兴开的药方既是政治性的，也是精神性的。在1923年的通货膨胀中，他为了维持家庭生计，接受了一个政府资助的紧急就业计划，去当了一名铁路工人领班。之后，他加入了新教教会的社会福利分支使命部。在此期间他了解了德国社会中存在的大量问题，积累了宝贵的行政经验，与整个德国的新教群体建立了联系。1931年，他成为柏林达勒姆（Dahlem）别墅区的三号牧师。尼莫拉不仅和该地区住在豪华大别墅的富人精英阶层关系良好，而且关心处于社会下层的雇工和工人群体。他既是个坚定的右翼分子，又带有民粹主义倾向，这种人特别容易被纳粹集团吸引。1933年3月，尼莫拉投了希特勒的票。早在1931年他就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呼吁一位新的民族领袖出来承担大任。1933年他认为这个领袖已经出现了，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尼莫拉在这段时间的布道响应了纳粹党的号召，呼吁建立一个团结积极的基督教来克服困扰德国多年的宗教分裂问题。他还附和纳粹分子，声称犹太人在魏玛时期影响力太大。1935年，尼莫拉在布道中痛斥犹太人对世界历史造成了恶劣影响，他认为这都是因为自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就加诸犹太人头上的诅咒。[5]

尼莫拉这样的民族主义新教徒视马克思主义为敌，包括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尼莫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从19世纪末开始便在使工人阶级去基督教化。[6]路德宗主教特奥菲尔·武尔姆（Theophil Wurm）等许多知名新教徒都把第三帝国的崛起看作最终扭转去基督教化趋势的机会。纳粹党纲第24条称纳粹运动是“积极的基督教”运动，宣布要对抗“犹太唯物主义”。在第三帝国建立的头几个月，许多狂热的新教牧师为魏玛时期没有受洗的孩子组织了大规模的受洗弥撒，还为当时只举行了世俗婚礼的褐衫军成员和他们的新娘组织了婚礼弥撒。[7]当时德国新教徒总人数约4,000万，几乎占了德国全部人口的2/3，为纳粹党30年代早期几次胜选提供了最广泛和最坚定的支持。大部分投纳粹党票的人以前都支持当时著名的新教政党民族人民党。纳粹党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1933年，他们为马丁·路德450周年诞辰举办了大型庆祝仪式。纳粹分子篡改了路德的事迹，把他变成了纳粹主义的先驱。[8]一些纳粹炮制的所谓宗教复兴节日，比如1933年3月为强调新教传统和普鲁士传统和谐共生、在加里森教堂（Garrison church）精心策划的波茨坦日，对许多新教徒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9]

鉴于上述诸原因，尤其考虑到长期的国家管控，1933年政府出重拳使福音教会纳粹化就不足为奇了。希特勒似乎志在将福音教会改造成一种新国教，以执行纳粹当局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新政策，最终把天主教徒也吸引过来为纳粹理念奋斗。[10]在纳粹党人的计划之中，改造任务将主要由德意志基督徒（German Christians）完成，这是一个由牧师阶层里的纳粹支持者于1932年5月成立的压力集团。它可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小众团体，到了30年代中期，它在福音教会中有约60万名支持者。早在1932年11月，他们在普鲁士教会的选举中就已经赢得了1/3的席位。这次选举胜利使他们有可能接管整个教会；1933年4月初，他们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了这一目标。他们想像纳粹通过整合各联邦州来使联邦制的德国实现集权一样，废除福音教会下的联邦结构，用听命于纳粹政府的帝国教会取代28个独立自主的地方教会。在希特勒的公开支持下，帝国教会成立了。最开始多数人支持弗里茨·冯·博德尔施文格（Fritz von Bodelschwingh）担任帝国主教。他上任没几周便被赶下台，纳粹提名的路德维希·米勒（Ludwig Müller）被任命为新的主教。国教得到了戈培尔宣传部和一些报纸的大力支持，在1933年7月23日的教会选举中，德意志基督徒大获全胜。[11]

这一系列行动使与纳粹主义走得很近的新教徒如日中天。在纳粹夺权之前，他们已经公开宣布，抵制“德国的犹太使团”、拒斥“普世基督教精神”、反对“种族混合”是他们建立“适合日耳曼种族的基督信仰”使命的一部分。[12]这些观点在新教牧师和神学家阶层中获得了广泛支持。1933年4月希特勒生日当天，巴伐利亚新教教会在教堂大楼插上旗帜以示祝贺。到了那年夏天，会众已经对德意志基督徒派牧师为冲锋队甚至党卫队而不是信徒布道见怪不怪，并为冲锋队的旗帜等标志献礼。冲锋队参加布道时身穿制服，明显为福音教会的谨慎增添了威吓的元素。然而，德意志基督徒绝对不是胆小的机会主义者；相反，他们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象征着德国新教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之间的相互认同达到了顶峰。他们热情地在教堂上悬挂纳粹卐字旗帜，把纳粹标志刻在教堂的钟上，举行各种仪式庆祝新教信仰和第三帝国的合作关系。[13]

推动纳粹当局整合新教教会的一个因素是律师奥古斯特·雅格（August Jäger）担任普鲁士福音教会的行政长官。雅格声称希特勒正在完成路德开创的事业，他们都是在“为拯救德意志种族而共同奋斗”。他认为耶稣代表了“饱受退化威胁但仍然十分优秀的日耳曼种族”。[14]为遵守“领袖原则”，雅格解散了普鲁士教会之下所有的选举机构，将现有官员都换成德意志基督徒成员。同时，在一队冲锋队的协助之下，帝国主教路德维希·米勒接管了福音教会的总会。到了1933年9月，帝国教会内部日益要求解雇所有在教会任职的犹太人。[15]这些压力多来自普通牧师，尤其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多出自德国中下阶层，或来自非学者家庭。参加战争影响了他们的一生。还有一些是种族意识强烈的牧师，他们来自德国东部边境，将新教视为德国文化，反对波兰人的天主教和俄国人的东正教。他们渴望一个勇于战斗的教会，以激进的方式传播福音，希望教会能为传教而长期奋斗，教会成员能为耶稣和祖国而战，吃苦耐劳、意志坚强、决不妥协。这种好战的基督教尤其吸引年轻人，他们看不上从事慈善福利活动和富有同情心的女性化宗教团体，也憎恶传统牧师强调的基于基督受难和转世的原罪和忏悔。他们要求基督应该成为此时此地的德国人的英雄模范。他们认为希特勒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拯救者，他会使社会重新基督教化，令整个德意志民族再度觉醒。[16]

二

1933年11月13日，为庆祝他们在新教内部获得的胜利，2万名德意志基督徒成员在柏林体育宫集会，要求开除没有支持新政权的牧师。在这次集会中，地方教会官员赖因霍尔德·克劳泽（Reinhold Krause）呼吁把犹太人的《旧约》从《圣经》中删去，清理掉《新约》中的“拉比保罗的劣等神学”。他说基督的精神和日耳曼人的精神最为接近，十字架是犹太人的标志，第三帝国不会接受。[17]但克劳泽的演讲并非无人反对。尽管新教牧师在政治上都是保守派，但其中很大一批人相信是宗教而不是种族决定了人的信仰归属。他们渐渐开始担心教会的快速纳粹化最后会使他们失掉自主权。1933年4月，27岁的柏林神学家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发声，为犹太皈依者的平等地位辩护。在教会选举中，他参与了抵制德意志基督徒的活动，尽管以失败告终。此后牧师中的反对派迅速抱团，召开地方会议。这些人之中就有马丁·尼莫拉。尽管尼莫拉非常欣赏纳粹政权，但他现在认为教会的种族主义政治化威胁到他对新教传统的理解。1933年9月11日，他和一群同仁创建了牧师紧急救助联盟，由潘霍华和自己担任负责人。紧急救助联盟在1933年末获得了近6,000名牧师的支持。拥有自主权的一些教区组织在这场抗议中得以重建，坚拒被整合在集权的国教名下。[18]

反抗运动由具有学术背景的中产阶级牧师发起，并逐渐壮大起来。柏林的教区牧师加入了反抗行列，其中1/4的核心团体都出自神学家家庭或牧师家庭；对他们来说，虽然战争经历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但宗教价值仍然是第一位的。他们之中只有5%是纳粹党员，这和柏林德意志基督徒中的40%形成鲜明对比。许多参与抗议的牧师来自普鲁士中部省份，那里离种族冲突激烈的边境地区相对遥远。他们拒绝德意志基督徒缺乏文本基础的神学创新。反抗运动首先从圣经学习小组开始。与男性人数居多的德意志基督徒运动相比，圣经学习小组中女性占了绝大多数。反抗者的基本信念来自一种虔诚的圣经原教旨主义这一立场挡住了少数自由派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牧师，使他们与这场运动划清界限。[19]

帝国主教米勒想要搞垮反抗运动。他禁止其他人在布道中谈及争议，出于整肃异见分子，并将成员数量超过100万的新教青年组织并入希特勒青年团。同时为示公正，他公开宣布脱离德意志基督徒运动。然而这些都无济于事，牧师中的反抗群体抗拒他的指令，在讲道坛上公开反对“基督教纳粹化”。他们干脆抛弃了所谓帝国教会，成立了一个与之对抗的组织：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在1934年5月的巴冕会议上，认信教会公开了自己的教会准则。准则基于神学家卡尔·巴尔特（Karl Barth）的学说，反对“雅利安人条款”，表达了对《圣经》的信仰。巴尔特是个瑞士人，居住在波恩，但不久便被迫离开德国回到祖国。他在瑞士继续写作，鼓励新教徒抵制政府干涉，回归基于《圣经》的、更纯粹的宗教。他的教诲对信徒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

由于这些事件，德国大主教米勒不得不在体育宫集会之后将克劳泽解职，并放弃了一些镇压反抗的强制措施。这使德国的基督教运动陷入无序状态，内部纷争持续了一年多。1934年11月22日，认信教会建立了一个中央机构“德国福音教会临时管理会”，米勒的主教地位很快变得无足轻重。[21]一个加入了认信教会的牧师声称：“掌权的人成天谈论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自我；再也没有人讨论对上帝的恐惧，这样看来第三帝国时日无多了。”一个弗兰肯牧师在星期日布道时说：“基督徒不可能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基督徒。”马丁·尼莫拉也进行了一系列布道，直白地表达了对纳粹当局的敌意。在达勒姆教区人头攒动的集会上（至少有一次人数高达1,500人），尼莫拉公开点名戈培尔、罗森博格和居特纳，要他们为监禁拒绝服从的牧师负责，并念出了被关押和被禁言牧师的名字；在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总理四周年的纪念日上，尼莫拉在布道中讲了使徒保罗遭到监禁的故事，并带头为失业的非雅利安人祈祷。盖世太保忧心忡忡地记录道，1935年11月9日啤酒馆政变纪念日当天，波茨坦地区有242个教堂没有挂出纳粹卐字标志。[22]有一个布道者声称，政治统治者来了又去了，只有上帝永恒。盖世太保还说，这类布道集会里全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各种敌人：“无法适应时代的老军官”、大地主、共济会成员，“甚至还有一些突然发现自己内心想去教堂的前共产党员”。[23]还有一份盖世太保报告提到一首在马堡地区广泛流传的歌：

我们曾经是共产党人、

钢盔老兵和社民党人，

现在我们是认信教会的教徒，

我们联合起来反抗纳粹党。[24]

认信教会正在聚集起所有的反对势力，纳粹政权似乎确实面临着威胁。[25]

但是，认信教会从未像20世纪8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的新教教会那样成为反对力量的中心。希特勒等纳粹领导人仍然认为宗教事务太过敏感，没有强力支持米勒的政策。比如，雅格曾经试图将路德宗牧师武尔姆和迈泽尔解职，此举引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不少党内知名人士也参与其中，还惹恼了符腾堡和弗兰肯支持纳粹政权的农民群体。两名牧师最后官复原职。[26]这样一来，纳粹领导人不得不放弃从内部整合福音教会，德意志基督徒运动因而失败。而且，许多认信教会的领导人坚决表示他们忠于第三帝国，称他们的行动不带有政治目的。即使是在斗争激烈的1934年，认信教会的激进思想家迪特里希·潘霍华还出人意料地批评了尼莫拉：“尼莫拉这样天真的空想家仍然相信他们才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潘霍华认为，教会里没有多少人敢真的和纳粹主义对着干。[27]无论如何，到了1937年，新教教会或者和德意志基督徒与认信教会分歧严重（例如在柏林、威斯特法伦和莱茵兰［Rhineland］等地），或者仍被德意志基督徒把持（例如在北德的大部分地区）。许多普通的新教徒厌倦了激烈的内斗，不愿卷入教会事务。对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来说，圣经原教旨主义和纳粹化的基督教都一样让人厌恶。[28]

而且，引发内斗的首要原因是德意志基督徒要求把种族意义上不属于雅利安族裔的人逐出教会。认信教会的牧师并非在原则上拒绝一切反犹主义，他们的反犹主义是另一种形式。这些牧师认为，受洗的犹太人按定义就不再是犹太人了，他们并不关心没有受洗的犹太人。1935年，尼莫拉本人公开宣布，犹太人将永世受到诅咒，因为是他们使得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不过他又用这一观点呼吁第三帝国停止迫害犹太人：既然上帝已经审判了犹太人，那么人类就不能再横加干预以泄私愤，耶稣不是告诉基督徒要爱自己的敌人吗？尼莫拉试图以这种方式用纳粹的观点反驳纳粹。他声称，犹太人太为自己的种族身份自豪了，自诩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致忽视了基督的福音；现在德国人也滋生了同样的种族自豪心理，这有可能让我们和犹太人一样受到永世诅咒。回过头来想，尼莫拉的观点可能是反犹的，但在当时的背景之下有着完全不同的实际效果。[29]为犹太孩子施洗或者依照《旧约》进行布道的牧师被德意志基督徒污蔑为“犹太牧师”，饱受侮辱和谩骂。在20世纪30年代，德意志基督徒和认信教会泾渭分明、势同水火。[30]

作为国家机构，德国福音教会必须执行1933年的雅利安人条款，因此裁撤了8位牧师，另外11名因为曾参加一战而得到豁免。数十年来，福音教会致力于让犹太人改宗基督教，现在这些做法在教会内部激起的反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并引起一些地方牧师的强烈仇视，这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认信教会的成立。许多新教的非神职人员也为德意志基督徒张扬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感到担忧。1933年3月，妻子是犹太人的小说家、诗人和广播员约亨·克莱珀就对纳粹的反犹主义颇有微词。他在日记中写道，“民族革命”除了制造出了近似“大屠杀的恐怖氛围”之外一事无成。作为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克莱珀认为反犹主义绝对不是基督教思想的一部分，相反它是对基督教圣经传统的否定。“我不是反犹主义者，”他写道，“因为信上帝的人不可能是。我也不是犹太主义者，因为信上帝的人不可能是——但是我相信上帝神秘不可知，我相信他通过犹太人得到显现。因此，教会对目前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这让我感到痛苦。”[31]

但是，有组织地抵制德意志基督徒的人却优柔寡断。甚至连尼莫拉也主张在非雅利安人牧师的问题上保持“克制”。[32]人们普遍怀着“怪谁也不能怪希特勒”的想法，一位认信教会牧师批评教会的领袖原则，称上帝已经赐给了他们一位元首，应当为这些麻烦负责的不是希特勒，而是帝国主教。[33]另外，一些乡间会众成群结队地投向了认信教会，根据波茨坦地区一份盖世太保报告记录，这是因为“农民们似乎喜欢用传统方式庆祝宗教节日，他们认为这是乡土习俗不可抛弃的一部分”。城镇的情况也是一样，虽然宗教传统早已为工人阶级所抛弃，但在保守的工匠、资产阶级和贵族圈子里依然流行。盖世太保报告说，政府仍需大力铲除固守传统的势力。[34]不过纳粹政权也没什么其他措施了。德意志基督徒的融合德国新教和纳粹种族主义的尝试终归是失败了。[35]

三

同时，尼莫拉等认信教会的高层受到监视，官方对认信教会牧师的骚扰不断增多。直到1945年之前，仍有许多新教信众效忠的德意志基督徒还不时制造一些暴力事件，试图从认信教会手中夺回个别教堂的控制权。[36]未能收编教会的纳粹政府不愿善罢甘休。希特勒心有不甘地放弃了建立帝国教会的想法，转而下令成立宗教事务部。宗教事务部成立于1935年7月，由48岁的汉斯·科尔（Hanns Kerrl）执掌大权。科尔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从1933年起担任普鲁士司法部长，直至该部门在1934年被撤销。宗教事务部权力很大，覆盖面广，科尔利用手中的权力积极采取措施逼迫异见牧师就范。[37]为对付认信教会，特别是最不听话的柏林—勃兰登堡区分支，他制定了严厉的镇压措施。一些牧师被禁止布道，停发薪水，不许去学校教学。他还命令所有的神学学生都加入纳粹组织。一家曾经颇有影响的新教出版社被查抄，慕尼黑的一座新教教堂被毁。尼莫拉被抓了起来。1937年末，德国已经有超过700名牧师遭到监禁，罪名是违反政府禁止布道、禁止为认信教会筹款等命令。1935年，波茨坦地区有102名牧师因朗读认信教会宗教大会宣言被捕，尽管后来都获得释放。在有的地方，一些钢盔成员不顾褐衫军的纪律约束，组织了胜利游行欢迎获释的牧师回家。“对付认信教会的所有方法，”盖世太保也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都失败了，它们反倒使牧师坚持对抗的信念更加坚定了。”[38]

审判尼莫拉就是个严重的错误，他洗脱了一切罪名。一系列证人出庭为他的爱国立场作证，尼莫拉本人表示，他绝对没有在政治上反对纳粹主义。他被判当庭释放，但当他于1938年3月2日获释时，却发现盖世太保在监狱门口等他。希特勒亲自下令将他再次逮捕，单独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39年9月二战爆发，尼莫拉要求再次加入海军，但遭到拒绝。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的反抗活动纯粹是出于宗教原因。但是，抓捕和监禁尼莫拉的行为引起了广泛的谴责。他的名字每天都会在认信教会的祷告中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新教集会上被人念诵，他被视为捍卫基督教原则的圣徒。尼莫拉已经被依法宣判无罪，却仍然身陷囹圄，这让纳粹政权在国际上陷入难堪的境地。为了缓和国际舆论的批评声，希特勒给他放了一次假，让他回去看望快要去世的父亲。鉴于尼莫拉是希特勒的钦犯，政府在某些场合也给予他有限的特权，借此平息国际舆论。他的妻子可以时不时地去探望他，某次探望之后，他糟糕的身体状况为外界获知，引发了抗议活动，他的饮食供应因此得到了改善。但是，1939年，尼莫拉的妻子请求希特勒释放自己的丈夫，希特勒回答说，如果他重获自由，在他周围又会集结一批反对势力，危害国家安全。[39]

尼莫拉没有逃过集中营党卫队警卫每日对囚犯的羞辱和毒打。他默默承受着这些非人待遇，始终坚持对上帝的信仰，在囚犯间获得了相当高的道德权威。尼莫拉对所有囚犯一视同仁，把他们当做邪恶政权的受害者。正是在这个时候，尼莫拉见证了集中营内犹太人囚犯的苦难，开始推翻早年的反犹主义观点。他告诉一个狱友，犹太人和所有日耳曼人一样，应该被平等对待，他之前要求限制犹太人公民权利的想法是错误的。尽管尼莫拉在集中营干的是砍木头这种相对轻松的工作，警卫仍会频繁地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殴打他。30年代后期，有一次警卫要他说出自己的名字，他回答说他是尼莫拉牧师。随后他便遭到一顿毒打，以至于他不得不说“我是蠢猪尼莫拉”。据一位狱友在事情发生后不久回忆：

警卫让尼莫拉牧师在警卫之间用单脚跳来跳去，有时候让他一蹲一跳，一边看他跳，一边打他，让他动作再灵敏些。有一次他显然是叫出了“上帝”两个字（但是我没听到），因为一个警卫吼道，“这只蠢猪在叫他那肮脏上帝的名字，我倒想看看上帝能不能帮他出去。”有时候集中营狱长或者其他军官会停下手中的活儿来看他表演。一旦听到赞许的笑声，警卫们的虐待行为就会变本加厉。[40]

1941年，有段时间尼莫拉似乎可能改宗天主教，希特勒把他和三个天主教神父一起送去了达豪集中营。直到战争快要结束时，他一直待在那里，且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然而，希特勒从来没有要释放他的意思，尤其是在尼莫拉最终决定不改宗天主教后。[41]同时，在柏林达勒姆他管辖的教区之内，德意志基督徒派再次占了上风。他的对手、高级牧师埃伯哈德·罗尔科特（Eberhard Röhricht）过去难敌尼莫拉的领袖魅力，现在却掌握了主动权，驱逐了教区中支持认信教会的核心力量。[42]

尼莫拉在暮年回忆起被捕和牢狱生涯时，为和纳粹政权达成妥协而后悔，为追求狭隘的宗教利益而自责。正是在这段回忆中，他说出了那段全世界熟知的话：

一开始他们杀共产党员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随后他们杀社会民主党员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党员。

接着他们杀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然后他们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他们要杀我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43]

这段话虽然有力地表达了尼莫拉晚年的深切忏悔，但他的自白仍然显露出了他的狭隘之处和德国长久以来的宗教分歧，因为有一个群体他完全没有提到：天主教徒。[44]

第二节

天主教徒和异教徒

一

希特勒对天主教既敬且惧。在他就任德国总理之时，德国人口的1/3即约2,000万人信奉天主教，主要分布在德国西部和南部。和在他之前的俾斯麦一样，希特勒认为天主教徒不会完全效忠祖国，因为他们的教会在组织上隶属罗马，而非德国。纳粹党内一些具天主教背景的领导人，比如约瑟夫·戈培尔，也敬畏天主教会精细强力的组织机构和它训导教徒遵守教义的能力。希特勒敬仰天主教神父禁欲的献身精神与天主教会和普通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45]希姆莱的副手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出身天主教家庭，从小受到严训，不过后来他却反对天主教会，那种反对只能用疯狂来形容。1936年，海德里希将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视为纳粹的两大主要敌人，认为他们控制着中央党等政治组织。他认为，天主教会是一个国际组织，必然会影响德意志民族的种族和精神团结。[46]而且，天主教徒不同于新教徒，曾主要由中央党这个独立政党代表，这一党派也与其他党派不同，它的多数党员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选举中仍对党保持忠诚，不为纳粹党的宣传所动。这主要是因为天主教神父，他们在布道中强烈反对纳粹党，多次禁止天主教徒入党，并全力号召信众始终为中央党或巴伐利亚地区的“中央党”即巴伐利亚人民党（Bavarian People's Party）投票。[47]所以，很多纳粹领导人认为，必须尽快压制德国的天主教势力，使其完全服从政府指挥。

早在1933年天主教会就已经同意放弃中央党，这一行为不仅伤及自身，而且也波及了其他明显有政治色彩的组织，例如天主教工会。但是天主教这么做是希望其他广大世俗组织能够获许继续保持独立。它之所以有这种期望，是因为纳粹当局和教宗在1933年7月签了一份正式协定。协定称，德国政府将保护天主教世俗组织，而天主教会则承诺绝不涉足政治。[48]不过，协定在这一点上的措辞非常模糊，1933年夏，纳粹当局开始没收天主教世俗组织的财产，勒令它们主动关门，否则便强迫它们关门。从7月20日开始，所有的报纸都不准再自称天主教报纸（因为所有报纸都将是德意志报纸）。1933年9月19日，海因里希·希姆莱手下的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封禁了“天主教机构的一切活动”，只保留青年团体、教堂唱诗班彩排以及慈善募捐活动。布雷斯劳的枢机贝尔特拉姆忧心不已，于10月4日向时任教宗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报告，称纳粹当局企图全面控制德国社会，查禁天主教杂志，干涉教会慈善事务，取缔以及整合天主教志愿组织。天主教会在德国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枢机米夏埃尔·福尔哈贝尔（Michael Faulhaber）公开表示反对迫害非雅利安人天主教徒，但没有批评针对非天主教徒的犹太人的暴行。在梵蒂冈，曾经作为驻德国教廷大使，现在是庇护十一世手下国务枢机卿的枢机帕切利（Eugenio Pacelli）向德国的外交部控诉，并威胁要发一封公开信进行抗议。但事实上最后什么都没发生。德国的天主教组织认为，如果要遏止反对天主教会的浪潮，公开宣布对政府的总体支持会更有效果。因此，弗赖堡的大主教格罗贝尔（Konrad Gröber）于1933年10月10日公开宣布，“我坚定地站在新政府和新德国一边。”公开表忠心之后，他劝说巴登的纳粹当局停止攻击天主教会。但是，德国天主教会无法过于强烈地抗议自己反对的措施，否则便有涉足政治之嫌，而在之前的协定中它已经承诺不参与政治。[49]

地图6　宗教信仰分布（1936）

事实上，纳粹领导人深知攻击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会和天主教传统的潜在风险，所以他们推进得很慢，就连希姆莱也在1933年11月2日下令，任何反天主教措施未经他的首肯不得实施。盖世太保开始监视包括礼拜在内的天主教活动，尤其关注曾在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任职的知名人物，并制作了一份很长的黑名单，将他们认为的天主教反政府分子列入其中。[50]纳粹领导人尤其担心天主教青年组织一直拒绝解散，这意味着希特勒青年团无法在天主教会的地盘上顺利扩张。控制青年一代是塑造未来的关键。1934年3月15日，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指责天主教青年组织分裂年轻一代，呼吁父母们送孩子加入自己的运动。他还唆使希特勒青年团组织向天主教青年组织挑衅打架，这招在1933年上半年的街头暴力中曾广泛使用，效果很好。[51]1934年，在柏林的“长刀之夜”中，天主教会受到了深刻的教训：天主教行动秘书长埃里克·克劳泽纳在办公室被党卫队枪杀，天主教青年体育协会的全国总监阿达尔贝特·普罗布斯特（Adalbert Probst）也不幸遇害。在慕尼黑被杀的还有因批评政府而著称、天主教周刊《海峡路》（Der gerade Weg）的编辑弗里茨·格利希（Fritz Gerlich）。当时谣言四起，传说前中央党领袖、前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也上了死亡名单，不过他那时候正好在伦敦访问，因此逃过一劫。这些事件就发生在希特勒和天主教会就如何处理教会世俗组织的谈判过程中，其中的警告意味实在再清楚不过了。但天主教会非但没有针对这些谋杀行动表示任何抗议，反而和福音教会一起庆幸罗姆等褐衫军激进恶徒的覆灭。政府就天主教人士的遇害解释称，这些人要么是自杀，要么是在试图逃跑时被击毙，天主教竟对此表现得十分满意。[52]

二

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兴登堡总统离世。兴登堡被视为保守派、新教、基督信仰的代表。同时，纳粹党围绕德意志基督徒理念建立统一国教的计划也宣告破产。这两件事使反天主教政策迅猛抬头。正是在这个时候，纳粹意识形态鼓手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的反基督教作品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公开否认基督教中的一些核心教条，比如灵魂不死、基督将人类从原罪中拯救出来等。在《20世纪的迷思》一书中，罗森博格痛斥天主教是犹太教权主义的产物，并在30年代中期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详细阐述了这些观点。[53]连德意志基督徒都觉得他的观点过头了，请求希特勒予以驳斥，但遭到拒绝。罗森博格的书很快就上了教廷的《禁书目录》（Index of Prohibited Books）黑名单，并引来德国天主教神父的愤怒回应。各种传单、书籍、会议和布道都在谴责罗森博格的学说，诅咒他在党内的支持者。不过，政府认为罗森博格只是在表达私人观点，没有必要否定他。但同时政府也认识到这次争议让天主教群体更加抗拒纳粹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对他们的渗透。1935年5月的一份盖世太保报告称：“讲道坛上的许多牧师都对罗森博格的《迷思》和最近的《致时代的反启蒙者》（An die Dunkelmänner unserer Zeit）持严厉批判态度。他们谴责新时代精神、不信上帝的人和异教徒，但他们说的其实就是国家社会主义。”[54]

罗森博格的观点激起的争议开始迅速升温，纳粹领导层认为，这比德国的天主教主教公开谴责纳粹意识形态、呼吁信仰上帝的人都拒绝他的观点还要危险。[55]在1935年3月19日写下的复活节文告中，明斯特的主教克莱门斯·冯·加伦（Clemens von Galen）猛烈攻击了罗森博格的书。“异教徒在德国又出现了。”他发出警告。同时，他还批评了罗森博格“种族灵魂”的说法。“那个所谓的永恒的种族灵魂，”加伦说，“完全就是胡说八道。”1935年7月初，罗森博格在明斯特集会上借机批评加伦。作为回应，7月，明斯特的天主教徒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向街头，纪念当地天主教会在半个世纪前逃过俾斯麦迫害和400年前宗教改革时期推行恐怖政策的再洗礼派的覆灭。1.9万名（是通常人数的2倍）天主教徒上街为主教欢呼，主教发出了一份强有力的宣言，说他永远不会向教会的敌人妥协。党组织做出回应，声称自己无意效仿俾斯麦压制天主教会的独立，当地官员向柏林报告，称加伦正在激起对政府的不满，指控他涉足政治。[56]加伦亲自给希特勒写信，指责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等纳粹领导人无端攻击天主教神父。[57]妥协已经不可能了。为进一步打压天主教会，希姆莱和盖世太保开始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对付天主教世俗组织和机构，限制他们举行公开会议、审查天主教报纸和杂志，禁掉其中几期，在天主教出版社编辑岗位安插可靠的纳粹党员。赫尔曼·戈林和德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宣布反对“天主教政治化”，声称天主教世俗组织如果继续存在下去将和时代精神不合。[58]到了1935年末，戈培尔和宣传部也掺和进来，向天主教组织发出潮水般的谴责，指控它们财政腐败，和他们在1933年对付工会的做法如出一辙。[59]

纳粹当局的这些新招数并未让天主教群体放弃自己的信仰。盖世太保的报告称，天主教神父群体在信徒去教堂告解和家访的时候成功地进行了自我辩解，老百姓（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人）“都认为报纸上说的是假的，或者至少是极度夸张的”。[60]纳粹党本希望把年轻人招进希特勒青年团（男）和德意志少女联盟（女），却碰上了天主教神父的强力抵制，报告称他们拒绝为加入了少女联盟而不是天主教女生组织的德国女孩主持忏悔仪式。[61]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地方上的纳粹头目想要将停尸间等公共建筑中的宗教雕像移除，天主教徒在集会上毫不掩饰地表达对此举的愤怒。天主教的要人来访时，他们会挂出教会旗帜，而不是纳粹党要求的卐字标志旗帜。褐衫军在城里的公开游行，比如在罗森海姆（Rosenheim），游行队伍高喊着“送他去达豪”的口号，要求解雇一名老师，因为这个老师处罚了不去教堂的孩子。[62]同时，1937年7月上巴伐利亚区政府反映说，天主教正在变成“国中之国”，“他们利用布道的机会公然传播反抗思想”，让地方纳粹党非常生气。[63]纳粹政策甚至在政府核心都遭到了抵制：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举行了一个颁奖仪式，为内阁中的非纳粹成员授以金质纳粹党勋章。邮政和交通部长、信仰坚定的天主教徒彼得·巴龙·冯·埃尔茨—吕本纳赫（Peter Baron von Eltz-Rübenach）拒绝接受，并当面告诉希特勒，希望他停止迫害天主教徒。希特勒火冒三丈，一句话没说就冲出了房间。机灵的戈培尔立刻让这位桀骜不驯的部长走人。[64]

在奥尔登堡（Oldenburg）南部，冲突演变成了公开抗议。当地某乡村地区天主教化程度极深，村民们本来就已经对学校宗教教育的减少和地方教育局长为罗森博格反天主教言论辩护非常不满。11月4日，情况变得更糟：教育局长宣布禁止为学校新建筑举行宗教祝圣仪式，并下令清除州、市政、教区建筑（其中包括学校建筑）上的十字架和路德肖像等各类宗教标志。地方上的天主教神父在布道时对此表示抗议。11月10日，3,000名老兵聚在一起悼念一战的阵亡将士，集会上的一名神父发誓绝不容忍将十字架从学校里面移除的行为。他告诉人群，他将抵制政府命令，如有必要将为此殉难，就像一战中的老兵们一样。每天清晨和傍晚，各教区的钟声都会响起，以表抗议。请愿书被隆重地送到地方教育局。居民住宅和学校建筑上的十字架被加以装饰，教堂塔顶装上了大十字架，夜间被电灯泡点亮。教区的人开始退出纳粹党，一个褐衫军支部自行解散以示抗议。在一次7,000名普通市民参加的大会上，纳粹党的地方领导人被迫宣布撤销命令。整个地区的教堂钟声大作，整个教区的感恩节服务和出版业恢复工作。这次事件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该地区本身。主教冯·加伦在一封信中详细叙述了事情的整个经过，庆祝了抗争的胜利，并声明绝不和基督的敌人打交道。这次事件持续性地打击了奥尔登堡南部的纳粹党组织。在1938年的国会选举中，尽管使尽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它也只获得了92%的选票，远不能和1936年3月的99%相比。[65]

早在罗马教廷和纳粹德国的协定得到批准之前，梵蒂冈的国务卿、枢机帕切利就已经在接连不断地对德国政府违反协定的行为提出冗长的抗议，详细列举了褐衫军关闭天主教世俗组织、没收财物、组织反基督教宣传、查禁天主教出版物等数百件案例。德国对梵蒂冈的回应从来都是一个样儿：德国人民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需要团结一致，结束宗教纷争。天主教神父的所作所为阻碍了这场战斗，公开称纳粹卐字标志是“恶魔的十字架”，拒绝行纳粹礼，禁止褐衫军参加礼拜，在布道时不断违反协定攻击政府。因此，政府不得不继续在多个方面和天主教群体对抗。天主教青年组织首当其冲，其中包括天主教的童子军组织以及各类体育俱乐部。1934年5月这些组织的成员加起来总计已有150万人，是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目标。这些青年组织经常和希特勒青年团发生冲突，虽然多数时候只是互相叫骂而已。在政府眼里，这些天主教青年组织“反民族主义、反国家社会主义”，必须予以镇压。要求天主教青年组织成员退出组织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压力越来越大。[66]从1935年开始，德国戏剧协会禁止教会赞助的音乐和戏剧表演上映，说它们在财政上和意识形态上与纳粹党资助的艺术活动构成了竞争。1937年，戏剧协会禁止演出基督降生，说那是天主教的政治宣传，有悖于教廷与德国达成的协定。[67]

在类似的众多领域中，帕切利坚持不懈地向德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漫长、详细、措辞严厉的抗议。在戈培尔的宣传部开始谴责天主教会财政腐败之后，柏林和罗马之间的火药味浓了很多，眼看着就要公开决裂，互相为敌了。[68]梵蒂冈谴责说，纳粹政府一直在监视教堂的服务和布道活动：“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次教会活动都会引来恼人的告密者。”[69]在德国许多地区，鉴于当地党的领导人和官员想要整合教派学校和天主教青年组织，天主教神父经常不经意地在言语上就和他们发生冲突。地方官员的报告称，这些冲突是30年代中期之前在德国引发公开政治异议的唯一原因。[70]随着冲突加剧，形势日益紧张，一个由贝尔特拉姆、福尔哈贝尔和加伦等高级主教和枢机组成的德国代表团于1937年1月前往罗马教廷控诉纳粹当局违反协定。在教宗的支持下，福尔哈贝尔起草了一份教宗通谕。帕切利根据自己和德国政府的大量通信，为通谕增添了大量内容，历数了梵蒂冈这几年以来对德国提出的所有抗议。在获得教宗同意之后，这份通谕被偷运进德国，在12个不同地点秘密印刷，由小男孩们骑着自行车或者步行送到各个教区的牧师手中。1937年3月21日，德国境内的神父在所有天主教讲道坛上高声念出了教宗通谕。

这份通谕用德语写成，题名为“极度关切”（Mit brennender Sorge）。它怀着火烧火燎的心情，指责纳粹分子对天主教的“憎恨”和“中伤”。[71]尽管这份文件使用了大量神学术语，普通人不易读懂，但至少其中一部分的意思是足够清晰的。论及纳粹当局的教会政策，庇护十一世毫不客气地使用了枢机帕切利的话，以雷霆之怒说道：

任何人，不管他是统一了种族，还是统一了人民，是统一了国家，还是掌握了国家公器或其他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在尘世秩序中，这意味着他享有无与伦比的荣耀地位——如果他试图将尘世的价值秩序作为最高准则，以致高于宗教价值，通过偶像崇拜将之奉若神明，那么他就是在颠覆和篡改上帝创造和掌握的神圣秩序。[72]

在虔信上帝的人看来，宗教的永恒价值至高无上。通谕接着说，德国政府为颠覆宗教价值，是在向天主教发起一场“自取灭亡的斗争”：

德国政府采取了各种强制措施，有明枪也有暗箭，用威胁恐吓的伎俩，以剥夺经济、职业、公民等权益的手段要挟虔诚的天主教徒，尤其是某些天主教公务员，使他们备受压迫，这种行为既不合法，也不人道。[73]

通谕的谴责使希特勒勃然大怒，也使他觉察到天主教会能够在不引起盖世太保怀疑的前提下轻松组织一场全国性的抗议活动。他下令没收所有的通谕，逮捕所有保存通谕文本的人，禁止再次印刷通谕，关闭所有曾印刷通谕的公司。[74]

自1936年担任德国警察总长后，希姆莱和自己的副手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就开始对付天主教。希姆莱在天主教组织中安插特务，命令警察变本加厉地骚扰神父。主教区媒体遭到打击，朝圣和游行受限，就连天主教的婚姻指导和育儿课程也被禁止，因为它们传授的东西不符合国家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理念。到了1938年，大多数天主教青年团体已被解散，理由是它们帮忙散布“仇视国家的文字”。天主教行动在德国的领导人被指控和中央党前领导人、高级教士卡斯（Ludwig Kaas）保持联系，该组织在1938年1月被禁。[75]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停止向教会发放国家资助，取缔修道院，没收了它们的财产。搜查居所和逮捕“政治牧师”的事件急剧增长，精心炮制的“非法布道案”被源源不断地送往法院受审。一个名叫鲁珀特·迈尔（Rupert Mayer）的耶稣会神父的被捕和审判在庭上激起了支持者公开抗议。慕尼黑的圣米夏埃尔教堂（St Michael）还有人为他祷告，并说了一些犯禁的话。一些神父始终拒绝屈服，还有一些报告指控某些神父拒绝行纳粹礼，并教孩子说“耶稣基督万岁”，而不是“希特勒万岁”。[76]在天主教会和纳粹当局的斗争过程中，德国超过1/3的天主教神父都在某种程度上受过来自警察或国家权力机关的惩罚，最严厉的惩罚是监禁。[77]显然，教宗的通谕不仅没能立刻改变局面，反而恶化了教会和政府的关系。

除了警察和司法机关之外，宣传部长戈培尔也参与其中。通谕发布后，戈培尔加强了宣传天主教神父性丑闻的力度。这种宣传早在1935年中期就已经开始。1935年11月，15名天主教修士被控在西部的一家精神病院从事同性恋行为。当时的报纸说这件事简直“比所多玛和蛾摩拉还恶心”。[78]这些修士遭到重判，引起媒体专栏的持续关注。还有一些神父被控性侵天主教会儿童中心等机构的未成年人而获刑。1936年5月，媒体报道了科布伦茨的一件案子：超过200多名圣方济各会修道士因为相似的罪名被推上法庭。[79]这些事情体现了纳粹分子的反同性恋倾向。它们通常占据着国内报纸的头版头条。而天主教神父和修士性侵女孩的事件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报纸主要关注娈童事件，声称这些修道士在“制造恶心的传染病”，必须将其尽数消灭。到了1937年4月，据说已经有超过1,000名神父、僧侣和修士——不知道有多少是真的——由于类似原因在等候审判。[80]一些小报在报道这些事件时大胆地使用了耸人听闻的标题，“上帝之所变成了妓院和禽兽之所”，还要求天主教“摘下面具”，完全是在暗示同性恋和恋童癖在教会已经泛滥成灾，而非个别现象。[81]这些审判的始作俑者都是宣传部，是它向司法部门提供详细报告，并施压要求把所谓的罪犯带上法庭接受审判，争取宣传效果最大化。

报纸上还说，尤其可恶的是教会为这些罪犯撑腰，把他们视为圣徒。[82]随着受审案件不断增多，宣传部愈发丑化天主教，说它在性方面腐烂不堪，不配教育年轻人。大量其他性犯罪类的报道被压了下去，以便让公众觉得这种案件的罪魁祸首就是天主教，是天主教神父禁欲的附加产物。某纳粹报纸发文称，天主教就是“我们种族健康躯体上的一颗脓疮”，必须除掉。[83]反对天主教的宣传攻势在戈培尔的一次演讲中达到高潮。1937年5月28日，宣传部长戈培尔向2万名纳粹忠诚党徒发表了一次演讲，并通过国家广播电台向全国直播。他指责天主教是“腐化人民心灵的毒物”，承诺“性犯罪的毒瘤定会被连根铲除”。[84]他特别告诉听众，对这些罪犯进行的审判绝不像教会所说的是对莫须有罪名的作秀审判；正如媒体上所说的，审判是绝对必要的，它清算了“习惯修道院和兄弟会生活的僧侣携带的遗传疾病”，他们道貌岸然地宣称自己具有一个真正德国人才有的美德和正直。国家正面临着德意志民族的道德体系被敌人系统颠覆的危险。如果主教们固执己见，他们同样会被送上法庭。“统治德国的，”他警告天主教会，“不是梵蒂冈的法，而是德意志民族的法。”[85]

宣传部对于发起此类宣传攻势早已驾轻就熟。它的指控中确有几分真相，但却经过了极度夸大，以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这些目的和实际案子没有什么联系。戈培尔意在让普通天主教徒相信天主教会腐败透顶、道德堕落。审判是宣传的陪衬，受到警察的骚扰和恐吓的支持，共同组成一场持续性的运动，目的是关闭宗教学校，代之以去宗教化的社区学校，并以纳粹党熟悉的投票模式制造家长支持的假象。投票的家长被迫签署了一份已经准备好的文件，宣称他们“不愿自己的孩子在学校教育中被宗教狂热误导”，支持“一个领袖、一个民族、一个学校”的原则。早在1936年，枢机贝尔特拉姆已经直接在向希特勒抱怨，“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其他一些地方”弥漫着“前所未有的恐怖”，“投票支持宗教学校的人被视为国家敌人”。他的抗议被当成了耳边风，各地依然充斥着反天主教宣传。[86]“我们不想再让这些神父来教我们！”1937年5月25日，纳粹的官媒报道了孩子的意见，报道的标题是“整个学校都反对那些穿着神父袍子的性侵者”。[87]

没过多久这场宣传攻势就见效了。1934年，慕尼黑有84%的小孩在宗教学校登记入学；到了1937年末，这个比例降到了只有5%。慕尼黑主教管理机关指责说，这个结果是“通过完全不公正且非法的方式取得”的，涉及“难以形容的恐怖行为，违反了所有法律和正义准则”。比如，那些不愿投票废除宗教学校的人被威胁取消对他们的福利支持。到了1939年夏天，德国所有的宗教学校都已经变成了社区学校。天主教管理的所有私立学校不是被关闭就是被国有化，负责学校日常的僧侣和神父都遭到解职。越来越多的小学禁止神父任教。同时，宗教指导课程数量减少。那一年的晚些时候，纳粹教师组织要求教师成员不要接替被禁止授课的神父讲授宗教教育课程，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遵守了禁令。到了1939年，职业学校的宗教教育已经被减少到每周半小时，很多地区被迫遵从命令，说耶稣不是犹太人。很多新教和天主教的家长都对这些变化表示抗议。当地政府强迫他们撤回抗议，把他们叫到学校开会施压，要他们的孩子报名参加意识形态课程而非宗教课程。如果他们不从，就有丢掉工作的危险。教育部也如法炮制，计划合并或者关闭大学里面的一些神学教席，并下令从1939年开始不再对神学教师培训学院的空缺职位补员。在某些地区，比如强烈反对基督教的克里斯蒂安·默根特勒（Christian Mergenthaler）担任教育部长的符腾堡，政府企图废除宗教教育，代之以灌输纳粹世界观的课程。尽管到1939年时，政府还没有完全废除宗教教育，但它的长远目标早已昭然若揭了。[88]

到了1939年，和新教一样，天主教在德国的权力和影响力已经被严重削弱。教会持续不断地受到骚扰和恐吓，不得不收敛批评政府的强度，担心如若不然局势会更加恶化。1937年末一个地方官员报告称，大范围的监禁威胁“让教士们如履薄冰”。[89]在一些地区，盖世太保接过了反天主教的大旗，迅速把教会驱逐出了公共生活领域。[90]还有一些地区到1938年年中已经有报告称，“天主教的问题已经缓和。”[91]罗马方面，枢机帕切利不断写信给德国政府，抗议其违反协定。[92]1937年9月，希特勒曾考虑过公开否认协定，但最后还是没有这样做，因为3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十分复杂，不值得冒险激起梵蒂冈等天主教国家（特别是奥地利）的敌意。不过在私底下，帝国外交部毫不讳言德国已经把协定当成废纸一张，因为协定的许多条款，特别是和教育有关的条款“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严重相悖”。[93]循序渐进、偷偷摸摸地行事，避免提到协定的事情会更容易一些。在公开场合，希特勒依然要求天主教忠于国家，并指出其仍然接受着大量政府补助。但是从长远来看，希特勒私下里有着很清楚的打算：完全的政教分离。教会不再从国家税收中取得资助，和新教一样变成一个纯粹的志愿组织。多数天主教徒没有察觉希特勒的意图。尽管天主教和政府的冲突十分激烈，但它并没有在第三帝国内部受到孤立。许多天主教徒对纳粹党，尤其是对像罗森博格这样的狂热分子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但却没有怎么影响希特勒的地位。从俾斯麦的时代开始，天主教徒便极度渴望被完整地接纳为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这种渴望冲淡了纳粹的反基督教政策引起的敌意，许多人想象这些政策都是党内的激进分子在希特勒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推行的。这完全是幻想。1938年9月，罗森博格宣布，从长远来看，由于年轻人都处于希特勒青年团和纳粹教育系统的控制之下，教会将慢慢地失去控制宗教团体的能力，天主教会和认信教会目前的这种存在形式将从人民生活中消失。对此，希特勒本人未曾表示过异议。[94]

三

尽管天主教和德国政府之间的对抗很激烈，但它在德国并非头一次，也并不局限于德国。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老一辈社民党人曾在19世纪受过迫害一样，老一辈天主教神父也不例外。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下定决心要对付天主教会，致使数百名神父被逮捕和监禁，并对神父们加以大面积的管控和审查。大约在同一时间，意大利和法国也针对天主教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为的是使政府世俗化。这些新成立的民族国家——刚刚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从教士手中夺走了教育控制权，交给了公立学校教师，并借助大量世俗主义宣传指控天主教神父在性方面道德沦丧，尤其是借忏悔的机会窥探年轻女信徒的私密，从而为它们的政策提供借口。当时的教宗庇护九世（Pope Pius IX）对挑起这些冲突负有部分责任，且曾火上浇油。他在1864年的《谬论举要》（Syllabus of Errors）中反对世俗化和现代性，接着在1871年的《教宗无误论宣言》（Declaration of Papal Infallibility）中要求天主教徒保持忠诚。20世纪，世俗主义对基督教会的迫害在墨西哥和俄罗斯的革命浪潮中达到新高。教会向来在思想中贬低国家的地位，打压教会这类国际组织可以构成建立新兴民族国家或新政治体制过程的一部分。在地方层面，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乡村教师和乡村神父在整个西欧范围内就教育年轻人的权力展开了激烈争夺。因此，20世纪30年代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剧烈冲突并不新鲜。新鲜的也许是纳粹党对理性世俗主义的拒斥。在其他西欧国家，对天主教的迫害与对其他宗教的扶持并无关系。即使新兴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再强大，也是世俗的意识形态。但在第三帝国，事情就没有这么清楚了。[95]

如果德国的各种教会消失了，拿什么来取代它们？对此，纳粹领导人意见不一。希特勒和戈培尔保留了一点基督教信仰，尽管是很古怪的信仰，且在1934—1935年德意志基督徒运动失败之后变得愈发微弱。在德意志基督徒控制福音教会的努力失败之前，连反基督教的罗森博格都支持过他们。起初，罗森博格推崇路德，吸收了一些中世纪神秘主义大师埃克哈特（Master Eckhart）的理论，认为一个经过种族改造之后的基督教能够融入一个全新的德意志宗教之中，这个新宗教没有基督教神父，服务于雅利安人的利益。由于罗森博格在30年代中期公开宣扬新宗教，他成了纳粹党内反基督教势力的最知名代表。[96]他的《20世纪的迷思》卖了100多万册，[97]虽然希特勒后来拒绝承认这本书写的是纳粹官方学说。“和很多党的地方领导人一样，”他说，“那本书我只读了一点点。”他说，“书写得实在是太晦涩难懂了。”希特勒认为，书之所以热卖，是因为被枢机福尔哈贝尔公开谴责，并被梵蒂冈列入了《禁书目录》。[98]但是，尽管纳粹领导人并没有细读过《迷思》一书，却不反对使用书的观点来支持他们的政策。比如当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1934年督促年轻人脱离天主教青年组织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时，他说：“罗森博格的道路就是德国年轻人的道路。”[99]1936年7月，罗森博格和天主教之间的论战正酣，在贝尔瑙（Bernau）纳粹学生同盟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演讲者说：“一个人要么是忠实的纳粹信徒，要么是忠实的基督徒。”在他眼里，基督教“摧毁了种族纽带和国家种族共同体……我们必须否定旧约和新约。纳粹理念至高无上。对我们来说榜样只有一个，那就是希特勒，除此之外别无他人。”[100]

一些类似的反基督教理念在希特勒青年团广泛流传，它们在纳粹党洗脑年轻人的计划中越来越重要。比如，科隆的纳粹福利机构会为孩子提供午餐，孩子在午餐前后都必须背诵祷告词，祷告词中希特勒取代了上帝。[101]又如在福伊贝格（Freusberg）的一座学校学生训练营中，营员被告知教宗是“半个犹太人”，他们必须痛恨“东方犹太人的异端种族基督教邪说”，因为这和国家社会主义理念不合。一个12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母亲在他口袋里找到了以下文字（青年团还把它编成歌在1934年的纽伦堡纳粹集会上唱了出来）：

我们是光荣的希特勒青年团

不需要基督教的诳语谎言

因为我们伟大的领袖希特勒

才是衡量一切真理的准则

任凭罗马神父千般阻碍

我们至死心怀对元首的敬爱

我们供奉霍斯特·韦塞尔而非耶稣基督

让香火熄灭，让圣水干枯

先人已逝，荣耀不改

旗帜高扬，歌声慷慨

不信基督，不信天主

身着褐衫，勇赴险阻

在他们的歌声里，不是十字架，而是“纳粹的卐字标志为世间带来了救赎”。[102]

这样一些宣传的出现，至少部分是出于废除天主教青年组织，并将其成员吸收进希特勒青年团的需要。同时，这些宣传也传达了强烈反基督教伦理的立场，其毒性和破坏力不可低估。1936年8月在慕尼黑，弗里德里希雷克—马列策文看着一个年轻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走进教室：

他的眼睛一下子瞄到了挂在老师桌子背后的十字架。突然之间，那张年轻而柔和的笑脸由于愤怒而变得扭曲，他瞬间扯掉了十字架，那可是德国大教堂和《马太受难曲》奉若圣物的十字架！他把十字架扔出窗外，大叫道：“滚吧，肮脏的犹太人”。[103]

除了席拉赫之外，纳粹领导层中还有一些直言不讳的反基督者。埃里希·鲁登道夫曾经于20年代中期在党内公开主张异教理论，他在1925年创立了坦嫩贝格同盟（Tannenberg League）。虽然他在两年后被开除出党，但他的异教理论并未完全在党内消失。劳工阵线的领导人罗伯特·莱伊在仇视基督教方面甚至比罗森博格走得更远，他认为基督没有神性。但莱伊没有跟随罗森博格走上创造替代宗教的道路。[104]纳粹精英团体中还有一个坚决主张异教理论的人，即党内的农业专家里夏德·瓦尔特·达雷。达雷的“血与土”意识形态给海因里希·希姆莱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中世纪的条顿人本来英勇好战，是南欧衰弱的拉丁人用基督教荼毒他们，才使他们走向腐化。[105]希姆莱在达雷的影响下放弃了早年的基督教信仰。按照1933年之后希姆莱为党卫队制定的计划，在党卫队黑衫种族精英内部将形成一个类宗教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和耶稣会相似。维系这一秩序的理念来自黑暗时代所谓的日耳曼异教仪式和信仰。1937年的一项党卫队计划里说：“我们生活在和基督教进行最终斗争的时代。党卫队的部分使命是，在未来五十年内为日耳曼种族寻找一种符合他们自身品性的生活方式的非基督教意识形态基础。”新的意识形态混合了维京或条顿的异教传统、瓦格纳式的象征和纯粹的创造发明。党卫队发明了自己的结婚典礼，其流程包括神秘记号、火盆、作为背景的瓦格纳音乐，以及整个古怪仪式场地上方的太阳标志。希姆莱命令党卫队成员的家人不得庆祝圣诞节，而要庆祝仲夏节。希姆莱在1942年6月9日宣布，基督教是“最大的瘟疫”；真正的道德不是高扬个人主义精神，而是在为整个种族的服务中放弃自我。道德价值只能来源于个体在“有价值”的种族遗传链上的位置，以及个人对维护遗传链应负的责任。[106]

当纳粹党明白，早年按照德意志基督徒派的路线为第三帝国创立一个统一国家宗教的宏愿已不可能实现的时候，领导层便开始鼓励党员公开宣布脱离基督教。罗森博格早在1933年就已经脱离了教会，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是1936年，随后越来越多的地方领导人开始跟进。内政部下令，脱离教会的人可以宣称自己是“自然神论者”。纳粹党也下令，任何在党内任职的人不能同时在天主教或新教教会任职。1936年，冲锋队队员在教堂做礼拜时被禁止身穿冲锋队制服，1939年初这个禁令被扩大到全党。到了1939年，柏林超过10%、汉堡超过7.5%、其他各大城市约5%—6%的人将自己登记为“自然神论者”。这个称呼可能包含异教在内的各种宗教信仰。大多数“自然神论者”可能是党员，比如到了1938年，党卫队中的自然神论者比例已经超过25%。同时，鲁道夫·赫斯的办公室主任马丁·博尔曼极度反感基督教，精力极其旺盛的他实行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加快去基督教化的进程，比如禁止神父和牧师参与党内事务，1939年5月之后甚至禁止其入党。不过要使所有德国人都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绝不会变成异教徒，”盖世太保曾偷听到一个在黑森（Hessen）的女性如此表露心意。[107]纳粹的德意志信仰运动（German Faith Movement）提出了一个新的种族宗教，这是个日耳曼人和印第安人仪式、符号和文本的大杂烩，支持者从未超过4万人。其他的一些新异教组织，比如鲁登道夫秘传的坦嫩贝格联盟人数更少。[108]不过，尽管这些新宗教运动不受欢迎，30年代末纳粹党还是坚持试图剪断自己和有组织的基督教团体之间的纽带。[109]

新宗教运动到底是要走向德意志基督徒式的强修正主义路线，还是选择彻头彻尾的异教路线，这是罗森博格和戈培尔持续斗争的主题。罗森博格办公室再三试图打压主张综合纳粹主义和基督教信仰以创立帝国教会的出版物。相对来说，戈培尔的态度更加开放。他和元首办公厅主任菲利普·鲍赫勒（Philipp Bouhler）结成同盟，鲍赫勒管理着“保护国家社会主义文学党内审查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审查纳粹党的出版物，保证其意识形态正确。罗森博格的意识形态信息办公室觉得鲍赫勒的委员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放得太宽，曾经多次试图取代他们，但没能成功，尽管有时候罗森博格可以把希特勒请来，干涉某些特定出版物。[110]另一位不善于玩弄权术的纳粹领导人，宗教事务部长汉斯·科尔试图糅合新教和纳粹主义，可是这种东西在他于1935年上台时就已经过时了。福音教会坚拒了他的计划，这使他在推行计划时信心不足，并不断受到党内更激进人物希姆莱和罗森博格等人的指责。他的部门曾经试图废除和天主教会达成的协定，但希特勒觉得这在外交上得不偿失，没有必要。到了1939年，科尔的影响力开始减弱。设立宗教事务部，表面上是为了制定与教会相关的政策，而科尔已然证明自己无法在该部独断专行。[111]

四

因此，直到战争前夕，纳粹党的教会政策都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中。意识形态方向明显偏离了基督教，尽管即便是在党内，也远远未到接受异教的地步。不过，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争论不休，有一个目标却是从一开始就很明确：纳粹政权决意削弱，如果可能的话就根除教会这个真实或潜在的意识形态竞争者。[112]有一件事充分体现出纳粹党有多么重视这个目标：德国有一个规模很小但内部十分团结的宗教团体叫“最热忱的圣经研习者”，又称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团体的成员已经起过誓，只遵守耶和华的教诲，坚决拒绝再起誓忠于希特勒，不行纳粹礼，不参加政治集会，拒绝参加选举，拒绝被征召入伍。他们来自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所以和前共产党员和社民党员有联系，但盖世太保说他们是工人抵抗运动的先锋组织则完全是无稽之谈。实际上，见证人运动反而和一战后催生纳粹运动的那些反自由派政治小团体有些许相似之处。有一点对警方十分重要：见证人运动来自德国境外，总部在美国布鲁克林，是最早批评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团体之一，在西班牙内战时还支持共和政府。纳粹党的各类组织和盖世太保官员粗暴地恐吓和胁迫他们，强迫他们屈服。然而这样做反而使他们更加顽强。1936年，耶和华见证人在卢塞恩召开国际会议，强烈谴责德国政府。受此鼓舞，德国的见证人开始散发在政府看来带有煽动性质的传单，遭到警察的逮捕和起诉。到了1937年，有关耶和华见证人的案子占了萨克森州的弗赖贝格（Freiberg）特别法庭处理案件的一半以上，其他地区的类似案件也为数不少。[113]

在监狱里，见证人们坚持信仰，拒绝和世俗政权妥协。一些监狱的狱长和军官只把他们当作无害的蠢货，另外一些人，比如图林根州爱森纳赫（Eisenach）监狱的狱长，则花费了大量精力对他们进行洗脑，定期训导他们。但是，他努力了一年，却毫无成效，于是便放弃了。这些见证人相信惩罚和审判是上帝在考验他们的信仰。许多人即便遭到反复惩罚，也拒绝在监狱工作。一名叫奥托·格拉斯霍夫（Otto Grashof）的见证人被判在沃尔芬比特尔监狱（Wolfenbüttel gaol）服刑四年，因为他拒绝在军队服役，并劝说一位年轻人也不要参军。政府将他一家赶出房子，带走了他的孩子，他开始绝食，监狱虽用尽残忍手段迫他进食，却毫无用处，他于1940年初去世，死时只有不到40公斤。[114]

所以说，法律压迫对耶和华见证人不起作用。家庭和群体之间的纽带令他们意志坚强、团结一心。因为他们拒绝服从，在被释放之后，警察和党卫队直接把他们送进了集中营。甚至连司法部的一个高级官员都批评司法系统没有认真对待来自耶和华见证人的威胁。他说，见证人在德国大概有200万人——这是一个极度夸大的数字，实际上连3万都不到。他还说，他们是共产党的先锋组织，不用说这种说法也完全没有根据。但是，盖世太保还是展开了大规模逮捕行动。到第三帝国末期，共有1万名见证人在监狱服刑，2,000人在集中营里，其中950人死亡。[115]不过和之前一样，他们承受的苦难反而让他们更加虔诚地牺牲和殉难。从某些方面看，见证人是监狱模范，他们干净、整洁、工作勤劳。然而30年代后期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高级官员和党卫队军官鲁道夫·霍斯后来报告说，见证人拒绝列队立正，拒绝参加广场操练，拒绝摘下帽子，拒绝向集中营警卫表示哪怕一点点尊重，因为他们说，尊重只能献给耶和华。警卫用鞭子抽他们，他们反倒还要求警卫多抽几下，因为受难更能表现他们的虔诚。有些见证人因为拒绝从事军事相关工作或者拒绝在军队服役而被处死，一些同伴被迫前去现场观摩，但在观摩之后他们也要求殉难。霍斯说，希姆莱对见证人的狂热印象深刻，多次让党卫队以他们为榜样。[116]

但是，耶和华见证人是所有宗教团体中唯一拒绝向纳粹政权妥协的。尽管主流教会的很多领导人和普通成员都不乏勇气，但是他们或者不反抗纳粹政权，或者将反抗局限于自身的宗教阵线。虽然盖世太保指控天主教神父和认信神父靠借虔诚的言辞来掩盖彻底的反国家社会主义倾向，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两大教会在所有事情上都保持沉默。福音教会和天主教会都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且从纳粹党上台前就已经是了。他们害怕布尔什维主义和革命，西班牙内战初期革命派大量屠杀神父和牧师的报告亮出的獠牙令他们胆寒不已。他们确信，如果纳粹政权垮了，他们的境况会更糟糕。德国内部隔阂很深、饱含仇恨的宗教分歧意味着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不可能团结起来反抗纳粹政权。天主教会对德国的忠诚在19世纪70年代遭到俾斯麦的怀疑，从那之后它就一直急于证明自己。而新教教会在俾斯麦帝国下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武器，被视为德国民族主义的重要标志。二者大体上都支持镇压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一些自由主义政党，打击文学、艺术和电影中的“非道德元素”，以及很多其他方面的国家政策。二者都强烈反犹，不会抗议政府的反犹主义政策。他们最多也就是在内部保护一下已经改宗的犹太人，即使在这些方面它们的态度有时候也模棱两可。

但是纳粹党人把教会当成最强且最难对付的意识形态敌人。他们认为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可能成为反对纳粹意识形态的大本营。如果纳粹党能够赢下这场意识形态斗争，那么它重塑德意志民族、打造统一纳粹共同体的努力就胜利在望。尽管纳粹分子在和教会的冲突中遇到过不少挫折，不过总的来说，到1939年末纳粹党已经接近取得胜利。政府中的许多低级官员认为，打败教会的唯一方法就在于创造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品，取代基督教仪式。“有必要搞出来一种新的神秘主义，”早在1935年就已经有一份盖世太保报告主张，“这种神秘主义会比基督教宣传更有效。基督教传统晦暗不明。不要被其历史悠久给欺骗了，里面其实充满了异端邪术。”[117]尽管这一观点在一些信念更为坚定的纳粹党人中非常流行，特别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但希特勒和戈林一直对他们要复兴所谓“奥丁和索尔”与“日耳曼婚礼”的做法十分怀疑，戈林还直斥“奥丁和索尔”荒谬。纳粹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猛烈抨击“以亡灵神殿取代基督教的天堂”的行为。[118]1938年9月6日，希特勒发表了一个演说，谴责了要把纳粹主义变成宗教的做法：

国家社会主义学说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是冷静清醒的。它有最好的科学知识支持，由最好的头脑设计出来。由于我们已经使人民敞开心扉，接受国家社会主义，并且我们现在仍在这么做，那么就没有理由再向人民灌输一种与我们学说目标不合的神秘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可不是一场个人崇拜运动；它是一种种族和政治哲学，完全植根于种族思想。它的意义不在于神秘主义崇拜，而在于教育和统御经过血统筛选出的人民。所以，我们没有个人崇拜的神殿，我们只有属于人民的神殿；我们也没有敬神的地方，我们只有集会和游行的广场。神祇在我们这里没有栖息之所，我们只有体育场和游乐场……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通过追寻所谓超验之物来鼓动叛乱绝对不会得到容忍。

希特勒最后声称，纳粹主义尊重自然规律，虽然自然规律最终来源于上帝；人类在上帝造物中处于中心位置，可以主宰地球。纳粹主义通过为人类利益服务来进一步效忠上帝。“就我们所知，我们只崇拜自然养育与上帝所愿之物。”[119]

多年以来，很多观察家认为纳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宗教。[120]它使用宗教语言、宗教仪式和宗教符号，有一些不容置疑和不能变更的教条，把希特勒当救世主一样崇拜，认为希特勒能将德意志民族从弱小、堕落和腐朽中拯救出来，将犹太人妖魔化，把他们当作全世界共同的敌人。在德国经历了1918年战败的彷徨和绝望之后，纳粹主义向所有人许诺，他们会在一个崭新的信仰共同体中再度重生。这一切都让人想起宗教。虽然纳粹主义没有超自然成分，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对人们真正生活的世界产生了影响。纳粹分子积极地把摩西十诫等可以刺激宗教狂热的东西用于民族主义宣传，推出了和德国及其领袖相关的民族主义奥义书，模仿《圣经》中耶稣召集早期信徒的段落来描绘希特勒是如何召集他的早期信徒戈林和戈培尔等人的。[121]“一旦你听到了一个人的声音，”希特勒在1936年9月11日纽伦堡纳粹集会上告诉他的追随者，“这个声音将敲打你的心，唤醒你，之后你将誓死追随。”[122]显然，许多这样的宣传是在精心吸引当时身处混乱时代、正在寻求解决问题办法的彷徨人群。当第三帝国放弃重整教会，转而想要摧毁它们的时候，便越来越显著地呈现出自身类似宗教的特质。[123]但是，我们不能把纳粹主义是一种宗教这个说法太当回事。就像纳粹主义也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军事意象：它承诺要把德国目前失败的局面翻转成全面胜利，为国家描绘全民皆兵的未来，发誓要消灭敌人，让原本犹豫不决的个体融入狂热的军事团体中，渴望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统御一支等级森严的队伍，等等。尽管宗教和军国主义常常联系在一起，但它们在本质上通常是两种不同且互相仇视的力量。[124]

此外，作为意识形态的纳粹主义之所以不是宗教，并不只是因为希特勒说它不是，不是因为所有真正的宗教对来世、永生和灵魂不死都有一套说法，而它却对此只字不提。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它是宗教理论，那么它的理论体系便太过含糊不清。纳粹领导人从来不花时间去争论其意识形态的精微之处，这和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或者纳粹同时代的对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完全不同。当时的纳粹并没有可以让人们奉为圭臬的经典，而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共产党官员则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当经典。尽管所有德国人的书架上都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但这本书写得实在太啰唆，满篇都是不知所云的闲聊和过分细节化的个人经历描写，作为一本自传，它显然不适合被当作纳粹主义经典。纳粹主义也没有承诺任何所谓最终的胜利，以及胜利之后时间停滞的天堂盛景。相反，它预示的是永恒斗争，或者没有结局的永恒冲突。它不同于其他伟大的世界性宗教或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不追求任何普世之物。它面向的只是整个人类群体中极小的一部分，即德意志人，认为其他人都不配享受纳粹主义带来的好处。20世纪中期的保守派思想家普遍认为纳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宗教，在数百万德国人因为现代性的世俗主义而感到无所适从时，是纳粹主义填补了他们的宗教需求。但是，纳粹对德国人的吸引并不能被这样简单地理解。数百万天主教徒反对纳粹主义，或者至少对其无动于衷；数百万新教徒——尤其是其中最狂热的德意志基督徒——却未能抵挡住纳粹的狂潮；数百万人尽管生长在德国工人运动无神论和反教会的政治传统之中，却毫不犹豫地抵制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诱惑。[125]

宗教并不一定意味着就要拒斥民主、理性和宽容；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工人运动也有自己的旗帜、仪式、教条和末世论思想，可这些都没有妨碍社民党员拥抱民主、理性和宽容。另外，教条主义、领袖崇拜、拒绝宽容以及相信未来救赎可以消灭当下社会问题，这些特点也并不局限于宗教式的思考和行为模式。纳粹主义的确使用了一些近似宗教的符号和仪式，但大多虚有其表。“希特勒曾经研究过如何篡夺宗教的地位，”一个历史学家曾经指出，“这可能是出于对基督教传统的变相仇恨，一种叛教者才有的仇恨。”[126]纳粹主义的核心其实已经被希特勒在1938年9月的演讲讲明了：以科学——纳粹眼中的科学——作为行动指南。科学增进的不是上帝的利益，而是人类的利益。纳粹科学追求的是日耳曼种族及其未来的利益，它相信日耳曼种族生存在一个由达尔文式竞争法则主宰的世界，种族与种族、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争斗无可避免。这一法则是道德的唯一标准，超过爱和同情等在世界主要宗教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准则。[127]总之，把纳粹主义看成一种政治宗教概念，不仅是一种纯粹的描述性说法，而且太过笼统，没有多少价值；它不能告诉我们纳粹主义是如何运作的，也不能解释纳粹主义对德国社会各个不同群体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第三帝国没有找到基督教的替代品，它在这方面的无力在其针对青年的政策上表现得格外明显，而青年是德国的未来。

第三节

青年就是未来

一

几乎每一个教室的墙上都挂着阿道夫·希特勒像。在楼梯间的纪念牌匾旁边有一幅特别贵重的元首画像，由诺尔廷基金会（Nölting Foundation）出资捐赠。每次上下课前老师和学生都互相行纳粹礼。学生在学校礼堂通过广播收听重要的政治演讲。

以上来自维斯马（Wismar）地区某公立中学校长1933—1934学年的报告。他表示，这是学校“大步迈向国家社会主义全新思想世界”的一年。[128]学校员工加入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学生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使这一转变容易了不少。柏林和其他州的权力机关制定了一系列新规章制度，也推动了这一转变。1933年7月30日，中央法令制定了《历史教科书指南》（Guidelines for History Textbooks），规定从此以后历史课必须围绕“日耳曼式的英雄主义展开，要联系领导观念”。不久，学生就被布置了这样的作文：“完成德国统一的希特勒”“新时代的国家主义革命”“作为艺术作品的电影《机智的希特勒青年》”以及“我是德国人：骄傲和责任”。1934年，有一名学生写了一篇《男孩希特勒》，想象力直如野马脱缰：

还是男孩的阿道夫·希特勒从不着家。他喜欢和其他小孩在旷野里吵闹捣蛋。为什么他老待在外面？他的母亲一直在厨房和餐桌间辛勤劳动，摇了摇头，看了一下表，想着不知道阿道夫今天又惹了什么乱子。几个小时之后，她看见窗外希特勒带着十几个男孩，几乎所有人都比小阿道夫高了一头多，如果打起架来希特勒肯定会被痛扁。

门被猛地撞开，她的阿道夫冲了进来。他满头是包，满脸抓痕，但双眼发光，高喊着：“妈妈，今天他们让我当司令了。”[129]

还有一位小学生的作文题目是“我们德国人的祖先是野蛮人吗？”他立刻就懂得该怎么借古讽今，写道：“说我们的德意志祖先是蛮人，就跟说一战要德国单独负责一样荒谬。现在已经证实，石器时代的日耳曼部落文明程度已经很高了。”[130]纳粹主义的亡灵崇拜也进入了课堂，学生被布置写有关霍斯特·韦塞尔等为纳粹事业牺牲的圣徒的作文。“我们绝不能忘记为国家社会主义事业从容赴死的革命先烈们，”一个14岁的学生在1938年这样写道，“在思考这一切的同时，我们必须思考自己的死。”[131]

还有大量的论述题要求各个年龄段的学生消化纳粹政权灌输给他们的反犹仇恨。一个叫埃尔娜的小学生是施特莱歇尔《冲锋报》的忠实读者，她向他们寄了一篇自己写的文章《犹太人就是我们的不幸》，文中写道：“不幸的是，许多人现在还在说，‘犹太人是上帝的子民。你们必须同样尊重他们。’然而我们认为，‘害虫也是动物，但是我们仍然要消灭它们’。”不过在有些地方，特别是工人阶级街区，学生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比如，在1935年：

老师在一堂课上讲战争中为祖国牺牲的英雄们，他说许多犹太人也牺牲了。这时候一个小纳粹分子跳出来叫道：“他们是被吓死的！犹太人不配拿德国当祖国！”不过同时，另一个学生反击道：“如果德国不是他们的祖国，他们还是为它而死，这比英雄主义更加可贵。”[132]

1938年的一篇学生习作反映了多年的思想灌输对年轻人的影响。这个学生写道，“犹太人根本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亚细亚人、东方人与黑人的混种。”文章继续说，魏玛时期，60%的高级公务员是犹太人（真实数据比这小很多倍），“剧院也完全被犹太化了”（这也是言过其实），但是，“你却找不到一个干活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只是想骗走非犹太人同胞的血汗钱”。文章最后说，“犹太人将德国人民推入了深渊。而现在这一切都应该结束了。”[133]

这些学生习作反映了教育政策的急剧转向。1933年5月9日，德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下令，历史教育必须在学校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1933年8月9日，《德国教师报》（Allgemeine Deutsche Lehrerzeitung）宣称，历史应当客观的说法是自由主义的谬误，历史的目的在于教育人民明白斗争是生活的永恒主题，种族和血统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心，领袖决定了民族的命运。新教育方针的核心主题包括战斗勇气、为伟大事业牺牲、对领袖的无限崇拜以及对德意志的敌人即犹太人的憎恨。[134]这类主题也出现在其他学科中。1933年后期，生物学加入了“遗传学定律、种族教育、种族卫生、家庭教育和人口政策”等。[135]基础阅读材料的封面或卷首页（或者两者都是）配有希特勒的图片，在图片里希特勒通常会被小孩们簇拥着。学生们还要学习这样一些诗歌：

伟大的元首！

我知你爱你，像对待父亲母亲一样。

我永远听你的话，像听父亲母亲的话一样。

当我长大了，我会当你的帮手，像帮父亲母亲一样。

我将让你满意。[136]

像《德语读物》（Deutsches Lesebuch，1936）这样的读物中尽是诸如孩子帮助元首、农民生活的健康美德、多子多福的雅利安家族等故事。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故事是希特勒的新闻官奥托·迪特里希写的，讲1932年4月总统选举过程中希特勒乘坐飞机遇到暴风雨时表现出的英勇气概。元首的冷静感染了飞机上的迪特里希等纳粹党人，减轻了他们因飞机在暴风雨中颠簸而感到的恐惧。[137]到了3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基础阅读材料都会正面描写某个纳粹组织。[138]在青少年画册里，犹太人被刻画成游走在黑暗中的恶棍，随时准备袭击无辜的金发日耳曼小孩。[139]

一些魏玛时期的教科书一度仍在广泛使用，但愈发频繁地遭到地方和学校的审查。1933年，负责审查学校教科书的国家委员会遭到清洗，换上了忠诚的纳粹党徒。各地的地方教育机关不断做出指示，全国各地的纳粹教师组织收到了额外的教学材料。因此，纳粹夺权后仅仅几个月，德国的老师们就已经知道了基本的教学框架。1934年1月的一项指示要求，学校必须“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学生。[140]为达到目的，纳粹教师联盟布雷斯劳地方分会在1936年初发出了超过100份小册子，其主题包括“五千年的卐字标记”和“犹太人和德意志人”，以每份11芬尼的价格卖给学生。在某些学校老师还给学生增负，从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的《冲锋报》中找出一些文章念给学生听。[141]同时，中央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比如强制学生去学校礼堂听希特勒的广播演讲，还有从1934年起要求学生观看由戈培尔宣传部学校电影宣传办公室提供的影片，其中有他们觉得年轻人会感兴趣的电影比如《希特勒青年旗帜引导我们前进》和《汉斯·韦斯特马尔》。所有学校的图书馆都遭到搜查，非纳粹图书被清理一空，换上了纳粹图书。学校停课的频率越来越高，因为老师和学生要庆祝各种纳粹节日，从希特勒的生日到（纳粹运动中牺牲的）圣徒纪念日，不一而足。学校的通知栏贴着纳粹宣传海报，加强了自第三帝国初期就弥漫于整个德国的宣传气氛。[142]

从1935年开始，中央针对不同学年的不同学科下达了一系列指示，加强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到了1938年，中央指令已经在所有学年和绝大多数学科中得到贯彻，包括与意识形态不直接相关的学科。[143]德语教学必须将语言形式视为种族背景的产物，将德语词汇视为德国民族意识的工具，将语言形态视为德国民族性格的表现。[144]就连物理教学的重点也转向了和军事相关的主题，比如弹道学、空气动力学和无线电通信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基本内容似乎和政治无涉。[145]生物教学转向了种族研究。[146]1935年，学生开始使用教育部指导编写的算数基础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核心特征包含社会算术，企图在关键领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比如，孩子们要计算把一个精神病人养在精神病院里要花去国家多少钱。[147]再比如，“北欧—法利安血统（nordic-falian blood）的人占了德国人口的4/5，其中1/3的人是金发，那么6,600万德国人中有多少是金发？”[148]地理教学被纳粹化。一本教师手册的开头就是“家乡、种族、英雄主义和有机论”，都是纳粹意识形态强调的东西。气候和种族扯上了关系，还有人建议老师说研究东方是研究犹太人问题的好路子。[149]很多地理教科书都在宣传“生存空间”“血与土”等概念，传播日耳曼种族优越性的神话。[150]新的世界地图和新的教科书强调地缘政治学的重要性，暗中支持“一个民族、一个德国”的概念，或者追溯日耳曼部落中世纪在中东欧扩张的历史。[151]

二

尽管如此，老师在某些情况下仍有一些操作空间。很多村里的学校很小，多数小学在1939年仍然只有一两个班。那里的老师在阐释政府提供的教学材料时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此外，一些教科书作者似乎还暗中和教育部官员配合，在教科书中加入了很多意识形态中立的内容，使老师能够将教育而非意识形态灌输摆在首位，有一定的选择权。[152]1938年纳粹教师联盟派发了一份小学教师手册，强调必须将读、写、算术作为教学的核心。手册的作者认为，如果学生在接受中学教育之前掌握读写和算术，将更好地为祖国服务。[153]后来的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当时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孩子，就读于德国西部天主教地区的某所学校。他回忆说，学生有办法识别老师对政府是否只是“表面迎合，实际反对”；有时老师会用不标准的姿势和态度行纳粹礼。[154]又如在科隆的某个学校，一位老师每天早上用“万岁，日耳曼古老部落的人们”问候学生。许多老师明显是在应付纳粹意识形态。[155]但这种含糊的态度也可能对教学产生不良影响。一个1939年离开德国的16岁女孩说，孩子们都明白：

［许多老师］为了保住饭碗只能假装是纳粹分子，大多数男老师都要养家糊口。如果一个老师想晋升，他就必须装成一名优秀的纳粹分子，不管他是否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在最后两年时间里，我很难接受老师教的任何东西，因为我不知道老师是否真的相信它。[156]

在二战开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校内部已经不可能公开表达异议了。[157]

作为政府雇员，教师需要遵守1933年4月7日通过的《恢复专业公务员法》。曾先后当过老师和纳粹地方领导人的普鲁士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成立了很多调查委员会。在这些调查委员会的努力下，政治上不可靠的教师迅速现形。调查委员会由纳粹地方领导人和地方官员掌控，里面都是活跃的纳粹分子。委员会在普鲁士的1,065名男性中学校长中裁撤了157人，515位男性高级教师中有37人丢掉了工作，11,348位终身任职的男性老师中有280人去职，68名女性中学校长中有23人（32%）被解雇。[158]在某些地区这个比例更高。比如在柏林社民党和共产党传统深厚的地区，622位校长中83人被解职。一些进步主义机构比如新克尔恩（Neukölln）工人阶级地区的卡尔·马克思中学被纳粹当局重组，74位教师中有43人去职。[159]1933年4月没被解雇的犹太教师在1935年都被强制退休。两年后，犹太人和“半犹太人”被正式禁止在非犹太人学校教学。[160]非犹太教师的去职率如此之低，充分说明大部分学校教师并非不支持纳粹政权。非但如此，在1933年之前，教师是纳粹党普通成员及上层之中更具代表性的职业，这反映出该群体因魏玛共和国在大萧条时期为降低政府支出而削减教师薪水、致使教师失业而对当时的政府普遍心怀不满。[161]

纳粹教师联盟1927年4月正式成立，创始人是纳粹地方领导人汉斯·舍曼，以前也是学校教师。从1933年1月末到1933年终，教师联盟中的教师数量由1.2万上升到22万，教师们为了进联盟挤破了头，以此向新政权表忠心，保住自己的饭碗。到了1936年，97%的学校老师——大约有30万人——已经加入了教师联盟。1937年，联盟兼并了其余尚存的职业教师组织。有一些教师组织被强行解散，如天主教教师联盟于1937年解散。另外一些组织，比如以某个具体学科为名建立的教师小组，还能够独立存在，或者变成教师联盟的下属机构。联盟最初不得不与另一个教师组织竞争：德国教师共同体。它的背后是舍曼在纳粹高层的对手内政部部长威廉·弗里克。最后教师联盟胜出。从1936年5月6日开始，联盟开始正式负责教师的意识形态工作，为他们安排了各种政治课程，课程一般持续1—2周，由联盟提供场地。1939年，一共有21.5万名来自德国各学校的教师上过类似课程。和其他一些纳粹课程类似，这些课程包括大量军事体育训练、游行、唱歌等。课程期间老师们必须身着统一的军事制服。[162]

要求教师紧跟纳粹路线的压力不只来自上面，他们还可能因为在课堂上不小心说错话而被捕。一次，鲁尔区的一个38岁老师在课堂上给一帮12岁的学生讲了个笑话，讲完之后她立马意识到自己的话可能被解读为批评政府；尽管她恳求孩子们不要告诉其他人，但还是有一个恨她的学生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母，随后其父母向盖世太保报告。虽然该老师坚决否认自己有意辱骂政府，却仍被带走审讯。和她一同被带走的还有五名学生。其中一名学生说，他们更喜欢之前的老师，而且这不是她第一次讲政治笑话。1938年1月20日，这位老师被带到杜塞尔多夫的特别法庭，法院判她有罪，须缴一笔罚款（她有3周时间处于庭前拘押状态，也被算作处罚）。几周前事发之时她就已经被解雇。在日常的教学场景里充斥着各种政治义务，对举报的恐惧四处蔓延。受嫌疑的老师可能经常被警察拜访。若老师想要降低日益纳粹化的教学对学生的影响，“就得在说话前再三思量，因为老‘党员同志’的子女们一直在密切监视，随时可能举报”。[163]

服从的压力不只针对老师，也针对学生。例如，不用“希特勒万岁”打招呼的孩子会被记作违纪。某地的一群天主教女学生喜欢用“H.u.S.n.w.K”互相问候。后来，一个支持纳粹的女生在发誓保密之后知道了口号的意思，原来“H.u.S.n.w.K”是“Heil und Sieg, nie wieder Krieg”（胜利万岁，不要战争）。警察便展开了全面调查。纳粹当局强调体育教育和军事训练，这一点深得教员中强调纪律的老派人士和新式纳粹分子欢迎。体罚和殴打在学校司空见惯，军事作风渗透了整个教育体系。“在他的课上，”某位校长赞扬他手下的一位老师，“普鲁士之风劲吹，专治懒散的学生。”不积极向上、不仔细听讲、有“软弱和懒散”迹象的学生都会被支持纳粹和专横跋扈的老师找麻烦。[164]

此外，教师还要承受成年纳粹活跃分子的批评火力。批评来自各个层级，从希特勒开始，发展为青年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一场演讲中表现出的“对教师职业的蔑视”（一群老师语）。他们认为，公开蔑视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人再愿意当老师了，这份职业被某些高级官员如此对待，再也不会受人尊敬了”。[165]这可不是杞人忧天。政府一直有意压低教师薪酬，将省出来的钱用于加强军备等其他政府开销，这更让想当教师的人裹足不前。在一些乡村小学校，老师发现自己日益入不敷出，因为他们无法继续担任村里的书记员，丧失了一种传统的收入渠道，也由于教会和党的冲突日益激烈，他们不能再为教堂演奏手风琴或担任唱诗班指挥。[166]于是，越来越多的老师选择提前退休或者辞职另谋生计。1936年，德国所有小学总计有空缺教职1,335个；到了1938年，这个数字涨到了近3,000，而师范学校的年均毕业生只有2,500人，这和预估的需求（8,000人）相去甚远。[167]结果，到了1938年，所有学校加起来一并计算，每个老师要带43个学生，而1927年每个老师只用带37个学生。同时，中学教师年龄在40岁以下的只占不到1/14。[168]

仍在做老师的人很快丧失了第三帝国成立时的那份热情。在教育生活军事化之后，这种幻灭情绪变得更加强烈。“我们像隶属于军事部门一样。”一些老师在1934年曾经这样说过。[169]他们特别讨厌那些意识形态训练营。[170]越来越多的时间不得不被花在军官培训课程和军事训练之中。[171]学校领导和行政人员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各种机构都喜欢对学校发号施令，而这些无穷无尽的规章和命令经常自相矛盾。1934年末，一个社民党观察家用激烈的语言描述了当时学校的状况：

教师行业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建起的一切已荡然无存。教育事业只剩下一个空壳，校舍、老师和学生都还在，然而其精神实质和内在构造都已经消失了。上面的人随心所欲地摧毁一切。他们根本不关心适当的教学方法或者教学自由。他们只负责向学校塞任务，欺负学校，指定教学方法，绞尽脑汁地限制教学材料。没有自由探索，有的只是对老师学生的密切监视。老师和学生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同理心。一切都被军事精神和训练取代了。[172]

每个学校都可能有两三个教师是狂热的纳粹分子，随时准备举报观点与主流不符的同事。一些更“体贴周到”的甚至还公开警告自己的同事，如果他们说了出格的话，他们有义务进行举报。老师们对公共休息室避之不及，不再在那里讨论知识性的问题。不来梅的一份报告称，一位校长“痛斥了泄露秘密和给政治警察写匿名信的行为”，呼吁停止“这类损害我们荣誉、应受谴责的做法”，他的话反映出了笼罩在德国教师公共休息室的阴云。但像他这样的教师极为罕见。[173]学校管理委员会和家长协会从民主机构变成了管控工具。从1936年开始，校长不再从学校员工中提拔，而是从外面空降，[174]强化了1934年树立的领袖原则：校长现在是学校的领袖，老师是他的跟班。跟班不能参与学校事务，只能接受上级的命令。[175]在很多学校，老师们还必须忍受一些管理学校的老褐衫军成员，有的人的职位比他们还高。[176]每所学校都有两三个协助老师的“学校助理”，总是待在教室中。老师对他们恨透了，认为他们是政治间谍（他们当然是政治间谍！）。这些人大多没有经过训练，很多人甚至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他们的意识形态干预臭名远扬。老师互相开玩笑说，“学校助理就像阑尾一样：毫无用处，却经常发炎（火）！”[177]

三

德国原有的教育系统惰性很强，一时很难改变，所以纳粹党后来干脆绕过教育系统，寻找培养年轻人的新方法，其中的主要手段是希特勒青年团。和其他一些纳粹运动组织比如国家社会主义学生同盟比起来，青年团在1933年之前并不怎么成功。那时候的希特勒青年团还竞争不过围绕在新教或天主教青年组织周围的大量青年群体，也不能和其他政党的青年团相提并论，更不用说继承了候鸟运动（Wandervogel）传统的自由青年运动或者一战前组织松散的类似青年团体。在这些非纳粹青年组织面前，希特勒青年团简直和过家家一样，他们在1930年只有1.8万人，两年后也只有不到2万人。不过到了1933年夏天，纳粹党使出它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施展过的看家本领，解散了几乎所有青年组织（天主教的除外，因为花了更长时间）。纳粹向德国的男孩女孩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他们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及其附属组织。老师也迫于压力，给学生布置这样的作文题目：“为什么我没加入希特勒青年团？”那些没加入的学生在课堂上被老师不断嘲弄，在操场上被同学欺负；如果他们到毕业还没加入，学校还有最后一招，就是不给他们发毕业证。雇主也开始只选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当实习生，这给即将毕业的学生在物质上带来了巨大压力。[178]

从1936年7月开始，希特勒青年团以官方的名义垄断了14岁以下孩子体育活动所需设备的供应权和体育活动的举办权。不久之后，14—18岁这个年龄段也被垄断。于是，只要不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就都不能使用体育设备了。如果希特勒青年团举办活动，其成员还可以获得学校特批的假期。这些手段很快就产生了明显的效果：1933年末有230万年龄在10—18岁之间的男孩女孩加入了青年团。到了1935年末，这个数字已经接近400万，1939年已经到了870万。当时德国10—18岁年龄段的人总共就只有887万，考虑到犹太孩子不能加入这个组织，这意味着希特勒青年团及其附属组织覆盖了德国的整个年轻一代。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青年团从德国内政部脱离，正式成为官方教育机构，从此成为一个独立组织，通过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直接对元首本人负责。1939年3月25日之后，官方要求孩子在10岁时必须加入青年团，否则家长将被罚款；如果家长主动阻止孩子加入，甚至将面临牢狱之灾。[179]

纳粹党人想通过希特勒青年团及其附属机构为德国建设一个崭新的未来。早在《我的奋斗》里，希特勒就花了大量笔墨阐述在种族国家——这是他当时为德国设想的未来——里教育的本质和目的。[180]“单一种族国家，”希特勒宣称，“其主要的教育工作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培育绝对健康的身体。心智训练是次要的。”排在这之后的是性格的培养，之后是提升意志力，再之后是让人们学会在责任中寻找快乐。“一个只有身体退化、意志薄弱、胆小如鼠、爱好和平的学者的民族无法掀起大风大浪。”学术教育毫无意义。“年轻人的头脑不能95%都被无用之物占据。”各个学科的教育材料要经过删减之后才能教授给学生，且必须符合种族的利益：历史教育要删去那些没用的细节，鼓励爱国主义。体育教育和性格培养应以军事服役为最终目的。学校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将种族意识和种族感情深深地烙在年轻人的本能和理性、心灵和脑海之中”。[181]

如前文所述，纳粹党上台之后，希特勒的秘方被普及到德国的所有学校。纳粹教育理论家恩斯特·克里克（Ernst Krieck）的学说为此提供了支持，并成为教师培训机构的标准。[182]不过，即便集权化的德国教育系统已完全被国家控制，传统中小学教育对实现纳粹教育目标的贡献却依然有限。希特勒在1935年的纽伦堡纳粹集会上宣布：

在我们看来，未来德国的男孩必须身体修长柔软，迅捷如猎犬、坚韧如皮革、强硬如钢铁。我们必须培育出一种新的人类，男孩女孩从里到外都健康守纪。我们已经为德意志人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已经开始在年轻人身上施行，并将持续终身。它以孩童作始，以“老兵”为终。再也不会有人说自己曾孤独无助。[183]

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被要求将这份演讲背熟，在升纳粹卐字旗时朗诵。[184]

希特勒青年团对青年的思想灌输无休无止。尽管青年团借鉴了当时青年组织的模式，组织了登山、露营、唱歌、礼拜、庆典、体育和游戏等活动，但并不像过去的青年运动那样是由青年自己管理组织的，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推崇领袖原则，听从帝国青年领袖席拉赫发号施令。青年团对开展的活动有严格的纪律要求。申请加入者必须以个人名义宣誓效忠希特勒。他们的训练受法律约束，属于义务行为。所有年龄段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都有一个贯穿全年的课程表，内容包括“日耳曼人的神祇和英雄”“德国二十年来的斗争”“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战友”“人民及其血统”。他们唱的是纳粹的歌，读的是纳粹的书。一沓沓经过特别准备的资料指导着青年团的领导们应该对集会上的孩子和年轻人说什么，为他们提供进一步的灌输材料。[185]后来，军事训练日渐成为首要事务。即使申请人再年轻，也必须接受医疗和体质测试才能成为正式成员。1938年2月20日，几个关键的青年团分部宣称：

青年团海军部有4.5万人，摩托部有6万人，还有5.5万名少年部成员在进行航空训练，学习滑翔。青年团飞行部有7.4万人。仅1937年一年就有1.5万个男孩通过了滑翔测试。现在，120万人在7,000名教员的指导下学习小口径枪射击。[186]

这时，青年团训练中男孩主要学习队列行进、摩斯密码，而女孩着重于学习战地护理和防空技能。[187]

社民党特工曾经向流亡布拉格的党中央汇报，虽然年龄稍大的孩子从身为社民党、共产党和天主教成员的父母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更年轻一代却是“从一开始就完全被国家社会主义洗脑”。[188]青年团提供的旅游度假和体育运动等活动机会吸引了工人阶级的穷苦小孩，因为他们之前没有机会参加这类活动。还有一些人在青年团中找到了乐趣，并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189]再者，年轻人不顾父母劝阻为青年团效力，理想主义情怀无疑也是重要原因。1933年3月1日，梅利塔·马施曼秘密加入了德意志少女联盟，因为她知道保守的父母绝对不会同意。她读了一些纳粹意识形态作品，比如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以及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的《十九世纪的根基》（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但一无所获。[190]她后来说，她和很多出身中上阶层的朋友一样，看不起纳粹分子的暴力行径和反犹思想，认为它们是昙花一现的过火现象。少女联盟给了她目标感和归属感，她日日夜夜地扑在上面，不顾学业的荒废与父母的担忧。但是她后来写道，她“对政治并不是非常感兴趣，即使那时候也只是在强迫自己感兴趣”。[191]对男孩子来讲，青年团在体育等活动中不断强调竞争、斗争、英雄主义以及领袖精神对他们颇有影响。社民党特工在1934年秋的一份报告中提到（类似事件肯定还有很多）：

和我同住的一位同志有个13岁大的孩子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最近有一次他结束训练之后回到家里问自己的父亲：“你当时为什么不反抗？我鄙视你，你简直没有一丝英雄气概。你们社民党算什么东西，就该被揍个稀巴烂，因为你们全是孬种。”他父亲告诉他：“你根本什么都不懂。”但那个孩子笑了，显然他更相信青年团上级的话。[192]

老一辈的社民党人绝望了。一位老党员抱怨道，整整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工人运动没有任何概念，成天都在听什么‘英雄和英雄主义’。这一代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听我们说什么”。[193]

但是，尽管年轻一代接受了大量的军事训练和意识形态灌输，但青年团对他们的影响却是正负参半的。作为一个基于自发为某个理念而战的精神建立起来的机构，它越是强迫青年人为国家利益服务，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就越小。意识形态灌输常常流于表面，因为希特勒青年团的多数领导人都来自以粗鲁和反智著称的褐衫军，不像上一代青年运动领导人那样受过良好教育。[194]因此他们并未牢牢掌握何为“国家社会主义理念”。一位稍有头脑的青年领导人认为，如果出现了政权更迭（比如战败），多数青年团领导人“在适应新政权时不会遇到太多思想上的困难”。[195]体育活动对许多青年团成员的吸引力也妨碍了全面的思想灌输，因为很多男孩女孩参加青年团的目的不过是利用体育设施参加比赛。不是每一个小孩都喜欢体育锻炼。最为孩子们讨厌的是抱着捐款箱四处募集捐款，尤其是在这件事逐渐成为校园生活的一部分之后。有时在周日上午7点30分启程，持续一整天的登山活动（不排除有故意让教徒错过礼拜的目的），或者周三晚上8点的强制体操训练，令一些年轻人开始渴望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但流行于1933年以前青年运动中的无组织远足和自发活动却都被明令禁止。[196]

1934年9月，汉堡一个工人阶级地区的希特勒青年团领导层向所有成员和他们的父母发了一份内容极长的备忘录，里面抱怨道：

你们有义务参加活动，但却从来不来，甚至连不参加的借口都懒得找，反而自己去找乐子。你们中好多人又成了“自由派马克思主义的小我”，拒绝国家社会主义的“大我”。你们侵犯了国家利益。你们不来参加青年团活动，说要去参加朋友的婚宴，说功课太忙，说要骑车去兜风。结果你在学校的时候又说你在希特勒青年团中有任务，以此为借口不完成家庭作业。[197]

军事训练是最遭恨的，且随着时间推移，抱怨声越来越大。[198]尽管席拉赫声明说，过去青年运动的“自我领导的原则”也适用于青年团活动，[199]但在现实中青年团基本被成年人主导。青年团成员由成年的褐衫军训练，他们跳到冰水里磨炼身体，被迫在冬天穿着单薄的衣服从事长时间训练锻炼忍耐力。他们因违反命令受到的惩罚越来越重。有报告反映，一些孩子因为很小的过失受到严厉处罚，甚至被人拿着弹簧钩打。医生们反映说，长时间训练、全副武装的夜行军、缺乏营养补充的军事训练正在摧毁年轻人的精神和身体健康。[200]

社民党的特工报告称，年轻人为了被开除而缺席夜间训练或者不交团费，只有在因为找工作或者上大学而需要团员证的时候才会重新加入青年团。1938年萨克森的一个特工报告：“男孩们简直是纳粹笑话专家，什么有关纳粹机构的最新笑话都知道。参加活动时，只要有机会他们就磨洋工。在空闲时间里，他们聚在朋友家，不屑地聊起‘活动计划’。”[201]孩子们很快就厌倦了整晚围坐在篝火旁唱爱国主义歌曲。社民党的特工报告，“他们多数人在唱完第一首歌之后就想回家。”[202]他们经常缺席每周一次、晚上7点30分到9点30分的游行。组织者找不出什么惩罚他们的办法，因为成员一旦交了团费就不能被开除。一位少女联盟成员说，很多年轻人“不过是付费成员”，因为15岁的少年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已经有工作的年轻人尤其觉得训练令人筋疲力尽。[203]露营曾是成员们最喜欢的一项活动，后来日益军事化，便越来越不受欢迎。一个露营归来的成员抱怨：

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自由活动时间。一切都是军事化管理，起床、第一次游行、升旗、晨练、沐浴、早餐、“侦察游戏”、午餐等等，一直持续到傍晚。几个成员中途退出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么辛苦实在太蠢了。成员之间没有什么交情。同志关系非常疏远，一切都是在执行命令……营地长官是个老团员，专门负责军训的。他从头到尾就会大声发号施令、组织侦察训练、没头没脑地行军……整个露营就是不停活动，疯狂锻炼身体，缺乏精神体验，甚至连积极向上、合作式的休闲活动也没有。[204]

另一个青年团成员在几年之后回忆，他10岁加入青年团时很“兴奋”——“当同志情义、忠诚和荣誉等生活理想摆在一个男孩面前时，哪个男孩不会感到兴奋？”——但很快他就发现“强制和无条件服从……太夸张了”。[205]还有一个成员回忆，“无休无止的方阵演练”实在太无聊了，稍微犯了一点小错就会受到严厉责罚。然而没人抱怨，因为证明你的坚韧是继续下去的唯一方法，不过这也有它的效果：“坚韧和盲从在我们能走路的时候就已经灌注到了身体里面。”[206]

甚至连年轻的纳粹分子都对此“感到失望和不满”。在希特勒青年团一统天下的表象之下，青年运动的老传统仍然星火不息。许多叛逆的男孩开始学习那些远足时唱的、现在已经被禁掉的老歌，而且会在希特勒青年团的营地里轻哼这些歌的旋律作为接头暗号；在营地里他们成立了自己的俱乐部，一有机会就自己组织活动。[207]不过，大量的社民党观察家并未将此看作长夜尽头的曙光，他们悲观地报告说，年轻一代已经和老一代坚守的价值脱节，在希特勒青年团和学校训导的影响下，年轻人完全成了纳粹意识形态的猎物。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希特勒青年团运动以及日益纳粹化的学校教育还是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制造了隔阂，很多父母们仍然坚持着从小到大接受的传统信念，而子女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受到训导。一个社民党特工非常担忧：

反纳粹的父母很难对孩子施加影响。他们有两种选择：一是让孩子不要在学校谈家里面说的事情。这样的话，孩子们就会觉得，啊哈，原来家长还得掩藏他们所思所想。相反，老师可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看来，老师肯定是正确的。二是告诉孩子自己的观点，不提醒他不要出去跟别人说，这样的话要不了多久孩子就会被抓走，或者至少会被老师叫去办公室。老师会朝他们大声嚷嚷，威胁要举报他们——“去，叫你爸到学校来一趟！”这是孩子们问了可疑问题之后一般会得到的回答。如果父亲在去学校之后就不说话了，那他就会让孩子觉得父亲被老师说服了，这个结果比什么都没跟孩子说更糟糕。[208]

还有更令人忧心的报告：一些父母不同意自己的孩子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于是孩子威胁父母，说如果他们阻止就去举报他们。对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想要让身为前社民党员的父母不爽实在太容易了：只要用“希特勒万岁”而非“早上好”来问候他们就可以了。“所以每个家庭都爆发了战争。”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运动激进分子的妻子评论道。“最糟糕的是，”她忧心地加了一句，“即使在自己的孩子面前，父母都得小心翼翼、谨言慎行。”[209]

因此，政府和纳粹党正在破坏家庭的社会和教育功能。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注意到了这一批评，但他信口雌黄地辩解称许多穷苦的工人阶级子弟根本没有良好的家庭生活。一些中产阶级家长抱怨得最凶的是他们的子女被强制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或者德意志少女联盟组织的活动，以致整天不着家。对此，席拉赫说：“这些家长应该记住一点，希特勒青年团把中产阶级子弟招入国家社会主义青年团大家庭中，是为了让我们民族中最穷苦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210]但是这些辩解日益引起工人阶级家长的憎恨。他们很多人都抱怨养小孩不再是一种乐趣。希特勒青年团的小孩需要制服和装备，这笔开销可不小，并且没有任何回报。“现在有孩子的父母都在恭喜没有孩子的父母。父母能做的也就是给他饭吃，给他衣穿，而教育他的任务则首先是希特勒青年团的。”[211]一位老兵抱怨自己的小孩是希特勒青年团中的激进分子，言辞十分激烈：“这小子和我们已经完全不对路了。我是个上过前线的老兵，我反对一切战争，可这小子却对战争着了魔，对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兴趣。简直糟透了，我有时候感觉他在我们家就是个间谍。”[212]

部分社民党观察家反映，年轻人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之后在总体上变得更加粗野了。青年团内部禁止辩论和讨论，实行军事化制度，强调身体力量和竞争，因此男孩们变得崇尚暴力，侵略性极强，尤其喜欢欺负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加入青年团的人。[213]青年团成员出行坐火车的时候，只要车上的警卫在向乘客检票时没有说“希特勒万岁”，便会遭到他们的侮辱和威胁，他们以此取乐。位于乡下的青年团训练营不断引发当地农民的抱怨，因为果园里的果子被他们偷走了。训练营中的孩子所受训练非常严酷，各种各样的伤病十分常见。训练完全不讲规则，也没有保护措施，拳击训练就是一例：“这种场合下，血流得越多，他们越兴奋。”一个社民党特工记录，在希特勒青年团、冲锋队、军队和帝国劳役团这样的组织中，一种使人残忍化的进程已然出现。“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和他们对待人的方式将人贬低成动物，以及把所有与性有关的东西都变成淫言秽语。许多成员还染上了性病。”“希特勒青年团的很多部门每月都会搞一次‘性游行’，和一战时一样。”[214]希特勒青年团不提供性教育，说那是父母的责任。部分领导人还搞同性恋，但这些事情都被压下去了。要想像纳粹大举指控护理机构的天主教神父时那样，让媒体注意到这些事，那是绝无可能的。1935年，就在戈培尔正准备曝光天主教会的性丑闻时，青年团发生了一起特别严重的性侵案：一个男孩先是遭到同一营的青年团其他几个成员性侵，之后被捅死灭口。而当孩子的母亲知道事情真相，并报告给帝国专员马丁·穆奇曼（Martin Mutschmann）时，穆奇曼立即把她抓起来送进监狱，以防丑闻扩大。对孩子在营地里状况不满的家长，以及为了孩子好把他们从训练营带走的家长可能会被控颠覆青年团，甚至有时还会受到威胁让他们闭嘴，如果再不停手孩子就会被“看护”起来。[215]1934年7月，纳粹大佬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席拉赫合作，在青年团建立了一支维护内部秩序的警察力量，这批人也是党卫队的后备军。[216]

希特勒青年团的桀骜不驯对学校教育造成了很大破坏。团里的这些青年活跃分子——他们仗着政府说他们对国家的未来举足轻重，而且习惯了指挥一群群的小孩，这些孩子要比老师班里的孩子多很多——对学校的长辈愈发傲慢。“当领导让许多男生信心暴涨，”一个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承认，“变得目空一切，拒绝承认其他权威。”[217]希特勒青年团在和校方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上风。[218]团员在学校里面穿着青年团的制服，这种穿着渐渐让老师觉得，自己面对的学生首先服从的是一个学校之外的权威。1934年1月一个新的管理办法出台，希特勒青年团成为和学校平级的教育机构，使其成员自信心更为膨胀。[219]青少年叛逆期的能量被引导着去反对学校等社会机构以及父母、家庭和教会。一些希特勒青年团前成员在战后接受采访时称，凭借青年团成员的身份，他们在学校获得了更多的权力。[220]1939年，鉴于学校教师和青年团的关系日益恶化，甚至连党卫队的保安处都开始表示担忧。[221]1934年一个社民党特工报告称，在当年冬天某学校每周一的集体晨练上，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校园领导人”在升国旗和唱国歌时（此时应该脱帽）告诉一个没有摘掉帽子的60岁老教师，如果下次他还不脱帽，就会被举报。[222]很少有老师机灵到能够在不被举报的情况下夺回主动权。科隆的一个中学数学老师做到过。他把几道特别复杂的算数题拿给教室里身着制服的两个希特勒青年团头目，对他们说：“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必须竖立一个好榜样，你们肯定能做出来！”[223]

四

第三帝国的学校系统归伯恩哈德·鲁斯特掌管，1933年鲁斯特被任命为普鲁士教育和宗教部长。鲁斯特原本是个学校老师，很早就加入了纳粹党，1925年成为汉诺威南部和布伦瑞克（Braunschweig）地区的纳粹党领导人。希特勒当上总理时，纳粹领导人大多是30多岁或40岁出头，而鲁斯特已经50岁了，年纪比他们都大。1934年5月1日，鲁斯特稳稳坐上了帝国科学和教育部长的位子，不仅包揽了普鲁士教育和宗教部中管教育的职责，而且自1935年初还负责其他地区的教育事务，而把管理宗教的担子移交给了新成立的帝国宗教事务部，部长是汉斯·科尔。1937年8月20日，教育部正式垄断了国家编制内教师的任命权。1939年，帝国考试中心成立，负责所有教育考试。此外，1937年3月20日，教育部实行中学教育合理化改革，这件事教师们已经呼吁了很久，从魏玛时期就开始筹划了。学校被分为三类：一类注重现代语言和人文学科，一类是科学与技术，还有一类是古典学教育。[224]1938年7月6日，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将1927年建立的普鲁士学校教育体系扩展到整个德国，要求学生在八年之内完成最低课程要求。这个标准相对巴伐利亚来说更进了一步，因为那里一向只要求七年；相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是个退步，那里的传统是九年。该法还为学生设置了中央政府要求的课程，其中包括适用于全体学生的所谓“种族教育”。[225]

1933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当天，鲁斯特建立了3所国家政治教育学院（Napolas）。政治教育学院是寄宿学校，以被《凡尔赛条约》宣布为非法的普鲁士军事干部学校为模板，目标是为未来的第三帝国培养新型统治精英。[226]当时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为了取悦兴登堡总统，因为他也曾经在普鲁士军事干部学校学习过。到了1939年，德国已经有16所政治教育学院。[227]政治教育学院提供军事训练，还设有赛马、摩托车以及游艇等课程。学生接受的体育训练带有明显的贵族印迹，加强了他们的精英自觉。毕业之后，这些学生一般会去军队、党卫队或警察系统任职。[228]政治教育学院的入学学生首先须通过种族标准的选拔，然后须由具备资质的医生进行体检，最后还要经过一项筛选性格特征的测试，测试主要由竞技性运动组成，要求应试者在测试中展现出勇气和侵略性。[229]

地图7　纳粹精英培育学校的分布

在鲁斯特教育部官员的坚持下，政治教育学院还为学生提供公立学校教育，课程和其他学校没有多少不同。在1934年和1935年的纳粹党大会上，希特勒坚持政治教育是党的事情，而不是公立教育机构和在编教师的事情。为了迎合希特勒的观点，政治教育学院开始由没有教育经验的党卫队和冲锋队官员掌管。他们任命了一批和自己有相似背景的“教育”职员，和正常授课的教师一起向学生讲授一般的学校课程。所有职员须定期接受特别训练，所有学生每年都要花几周时间去农场和工厂工作，以便维系和人民的纽带。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教育学院很难找到合格的老师。能够胜任的人多数有在普鲁士干部学校工作的经历，其中部分带头人还有意恢复了干部学校的一些传统。1934年，纳粹领导层中的一些人觉得政治教育学院代表了普鲁士的旧式反动传统，不是能够为第三帝国培养新式精英的现代学校。学院似乎对为军队补充军官而不是为国家培养未来领导人更感兴趣。[230]负责政治教育学院日常事务管理的是职业教育家约阿希姆·豪普特（Joachim Haupt）。豪普特曾在魏玛时期发表了大量著作，鼓吹建立一个新式教育体系，进行种族和政治训练。然而在“长刀之夜”后，豪普特受到党卫队的猛烈攻击。党卫队不仅暗示他是同性恋，还说鲁斯特因为豪普特太过反动要赶走他，致使他于1935年被解职，而政治教育学院的全盘管理和审查工作被转交到了一个名叫奥古斯特·海斯迈尔（August Heissmeyer）的党卫队高级军官手上。于是，政治教育学院彻底被党卫队接管。作为新式教育机构，政治教育学院难说成功，其教学水准并不足以为政府提供未来领导干部精英。[231]

这些事件显示，鲁斯特难以应对纳粹权力场上真正的权力人物。他有时忧郁低迷，有时又过度乐观和嚣张，这使他施行的政策不能保持稳定一致。他的部下不信任他，经常违背命令，他在党内高层中的敌人都是好勇斗狠之徒，在双方的政治斗争中鲁斯特经常败得体无完肤。他还患有进行性面瘫，随着时间的推移病痛不断加剧，令他更难抵挡政敌的攻击。[232]他的政治教育学院在另外两个意识形态色彩更重的机构面前迅速失色。这两个新的机构不像政治教育学院那样由国家掌控，它们从一开始就归党的机关控制。1937年1月15日，德国青年组织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和德意志劳工阵线领导人罗伯特·莱伊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称，在他们建议之下，希特勒下令成立阿道夫·希特勒学校（Adolf Hitler School）。这批中学将由希特勒青年团负责管理并制定学习课程，同时接受纳粹党的地区领导人监管。[233]1937年4月20日，席拉赫和莱伊不顾鲁斯特的激烈反对，建立了第一所阿道夫·希特勒学校。按照莱伊的想法，以后没有在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受过教育的人不能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阿道夫·希特勒学校2/3的学生都是寄宿学生。希特勒青年团为其制定的课程甚至比政治教育学院的还要更注重体育和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学院一样，阿道夫·希特勒学校不提供任何宗教教育。学校没有考试，但定期会有一个“成就周”，期间学生将在各个领域展开竞争。[234]这些学校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的希特勒青年团，从12岁开始就接受免费教育。因此，学校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底层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渠道，其中20%的学生从广义上说来自工人阶级。[235]起初，阿道夫·希特勒学校选拔学生时只考虑身体标准，但到了1938年，学生过低的智力越来越成问题，因为很多学生不能领会老师教的一些基本政治理念。于是从当年开始，录取学生时新增了学力标准。在教师方面，头几年任命的教师都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些领导，他们也不怎么称职。从1939年开始，老师在上任之前要先在大学进修一些相关的教师培训。莱伊希望每个纳粹党区都有一个这样的学校，由区领导负责管理。但是纳粹党务部门驳回了这一想法，因为成本过高，远超党的承受能力，计划中的其余学校便始终未能建成。1938年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只录取了600名学生，远低于计划预期。为这些学校建的大楼始终未能完工，1941年以前，学校运营严重依赖于从松特霍芬（Sonthofen）的骑士团城堡（Order Castles）租用的房屋。[236]

在席拉赫和莱伊设想的党化教育体系中，下一个教育阶段是骑士团城堡。骑士团城堡专为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毕业生设计，不过学生在入学之前必须接受职业培训或大学教育，同时智力正常，在意识形态上可靠。学生不仅不用缴纳任何费用，还能从学校领取零花钱。德国一共有三座骑士团城堡，都位于偏远的乡村地区，在当地显得十分扎眼。学校大楼由知名设计师打造，非常奢华。1934年3月学校建筑开始动工，两年后投入使用。三个骑士团城堡将组成一个互有联系的教育和培训体系。第一年学生将在位于波美拉尼亚克罗辛湖（Crössin Lake）畔的法尔肯堡（Falkenburg）接受种族生物学教育，并参加各类体育活动；第二年他们会搬到福格尔桑，在莱茵河流域的艾费尔山（Eifel hills）上，这一年他们将专注于体育运动；第三年他们会去松特霍芬，在巴伐利亚阿尔高（Allgäu）的山区进一步接受意识形态灌输，还将从事登山一类的危险体育活动。政府还打算在马林堡（Marienburg）再建一个骑士团城堡，主攻东欧学。此外还有一所“高级学校”，位于巴伐利亚基姆湖，以研究为主，并为骑士团城堡和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培养教师。不过，骑士团城堡的精英学生每年必须花三个月的时间在当地党组织工作，以积累政治实践经验；骑士团城堡也为大量纳粹官员提供短期培训，还给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培养教师。[237]校如其名，骑士团城堡的目的在于培养一批现代版的中世纪僧侣骑士：守纪、团结、忠于信念。为强调学校办学目标，学校里的学生都被称为“容克”。它们和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将为纳粹党提供未来的德国领导阶层。[238]

从通常的学术标准看，骑士团城堡的教育水准并不高。学校过分强调身体训练，授课内容高度意识形态化，这样的骑士团城堡很难替代传统高等教育，选拔学生时也不怎么在乎智力水准。1939年7月，福格尔桑城堡成了党内批评的对象（尽管批评在逐渐消失），一份内部报告说那里出来的毕业生智力不行，并对他们是否能完整阐述纳粹意识形态表示怀疑，最后还补充说：“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四肢发达不代表头脑简单。”早在1937年，戈培尔的报纸《攻击》（Der Angriff）旗下的一个通讯记者在听了由福格尔桑城堡最早一批毕业生中的其中一个所做的演讲之后，就直接在报纸上对其毕业生质量表示严重怀疑：“他做了一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演讲，但是他几乎完全没说到点子上。学校真的选对了人吗？”他的问题问到了点子上。两年后，福格尔桑城堡陷入混乱。有人发现学校长官里夏德·曼德巴赫（Richard Manderbach）让自己最小的孩子在一个天主教堂秘密受洗了。曼德巴赫的主要功绩是在1924年创建了冲锋队在西格兰（Siegerland）地区的第一个分队。尽管曼德巴赫宣称自己毫不知情，但容克们可不买账，他们在食堂和教室用侮辱性的歌曲“问候”他，然后大叫着要他交代为什么要去向“教宗和神父”献媚。1939年6月10日，曼德巴赫去职，之后秩序才得以恢复。[239]位于松特霍芬骑士团城堡的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当时的学生、未来的好莱坞演员哈迪·克吕格尔（Hardy Krüger）后来回忆，在学校里学生不断被灌输他们要成为纳粹德国未来的领导人，所以完全可以预料，这些人在意识形态上毫不退让。他还说，在那样一个鼓励狠毒和残酷的环境中，以大欺小、虐待霸凌等情况肯定广泛存在，学校的精神在整体上十分残忍和野蛮。[240]

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骑士团城堡（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包括政治教育学院）代表的理念也能在另一所所谓精英学校上找到，那就是由恩斯特·罗姆和冲锋队建立的、位于施塔恩贝格湖（Starnberger Lake）畔的国家社会主义高中。这是一所褐衫军所有的私立学校，1934年1月正式开学。在罗姆被希特勒下令枪毙的时候，学校才诞生没几个月。罗姆死后，校长感到学校末日将至，他先向党的财政专员弗朗茨·克萨韦尔·施瓦茨（Franz Xaver Schwarz）寻求庇护，后来又找到鲁道夫·赫斯办公室，马丁·博尔曼是那里的关键人物。1939年8月8日赫斯将高中重新命名为帝国纳粹党费尔达芬学校（Reich School of the NSDAP Feldafing），那时候它已经是最成功的纳粹精英学校了。学校一共拥有40座别墅，其中一些是从犹太人业主手中没收的；学校教学由纳粹教师联盟掌管，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自动加入冲锋队。由于某些党内高层在财政上鼎力资助，学校没费多大力气就拿到了大量资金和质量一流的装备。由于和教师行业联系密切，虽然学校十分强调体育、身体训练和性格塑造，其教学质量要比其他精英学校高出很多。不过，还是有批评说那里的学生——多是党内高层的后代——只学会了怎么当纨绔子弟。[241]总的来说，这些精英学校没有一所达到了德国传统文法学校的水准。它们的教育计划杂乱无章，经常自相矛盾，缺少一个清晰的教育理念作为基础用以培养一批有能力的新精英团体来统治德国这样一个现代技术国家。二战前夕，16所政治教育学院、10所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费尔达芬学校加起来只有6,000名男生和173名女生，这只占德国寄宿学校体系中的很小一部分；因为与此同时（1939年9月），其他学校男生和女生加在一起共有36,746名，是前者的6倍。[242]

不过在二战前夕，纳粹精英学校、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骑士团城堡的低质量教育也已经传染给了公立学校。不管是哪个层次的学校，正常的课程学习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受重视，相反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身体训练和体育运动上。1936年公立学校的体育课时间增加到了每周3小时，1938年是每周5小时。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开始减少，用于意识形态灌输和战争准备的时间开始增多。[243]孩子们仍然在学习读写和算术——文法学校和中学的学生还会学其他东西——不过教育质量无疑呈直线下降趋势。1939年，用人单位抱怨毕业生语言和算数水平太差，“应聘者的知识水平在持续下降，这种情况已经有一段时间了”。[244]但是这些并没有引起政府的注意。1935年之前一直担任纳粹教师联盟领导人的汉斯·舍曼声称：“我们教育的目的是培育民族性格。”他还反过来抱怨说孩子们被塞了太多知识，妨碍了民族性格的培育。“让我们，”他说，“……减少10磅的知识，在性格上加10卡路里！”[245]教育得不到重视，导致教育行业的士气越来越低，从业人员越来越少，课堂人数因而暴涨，而这又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前文所述，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对常规教育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学校正常的教育活动，”1934年的一份社民党报告说，“经常被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打断。”老师每周都必须给学生放假。[246]据估计，在1936年之前，为准备庆祝国家青年日，学生每年在课外要花120小时。1936年这个节日废除了，但是效果不大。[247]虽然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但却有大量报告反映学生不守纪律、不尊重老师、互相施暴。[248]“学校老师现在已经没有权威了，”一个社民党特工在1937年说：“希特勒青年团那些流鼻涕的小混蛋决定着学校的一切，他们才是主导者。”[249]

1937年，弗兰肯某地区的老师在纳粹教师联盟半年一次的报告中指出，现在学生的学习态度让老师觉得“有理由对德国的未来感到忧虑”：

很多学生对学习没有热情，也不觉得学习是他们的义务。他们觉得只要上满八年时间参加毕业考试就行了，即便他们的知识水平离标准还差很远。希特勒青年团及其少年部门都不支持学校教育；相反，正是那些在领导岗位上的学生不守纪律，而且非常懒惰。现在必须要指出，学校纪律松弛，让人担忧。[250]

到了1939年，教育质量下降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但真正可怕的是，正如1937年6月一位社民党观察家所说：“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观察他们的玩乐和学习，读他们的文章，去他们家家访，看他们学校的学习日程，甚至看看营地训练时发生了什么，你会发现这个经过精密设计、运作日益高效的机器背后只有一个意志：战争的意志。”[251]

第四节

“反智斗争”

一

1933年之后纳粹分子耗尽了心血，想使德国的学校教育体系符合他们的目标。但德国的大学并没有受到太多压力。只有到了1934年帝国教育部成立时，纳粹当局才真正开始从中央层面控制高等教育。不过1934年的控制仍然不强。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软弱缺乏决断力，对管理大学没有任何兴趣。鲁斯特做事犹豫不决，这个根深蒂固的毛病成了大学教授调侃的对象。他们开玩笑说，政府引入了一个新的度量单位，叫“鲁斯特”，特指教育部长的命令从发出到取消所需的时间。其他纳粹领导人也不是特别关心高等教育。1936年1月纳粹学生同盟成立十周年之际，希特勒对一群学生发表演讲；可是他几乎没有提到学生事务，此后也再未向学生听众发表第二次演讲。第三帝国处理大学事务最通行的做法就是将其变成纳粹党内权斗的战场。名义上由鲁道夫·赫斯挂帅，实则是野心勃勃的幕僚主管马丁·博尔曼领衔的副元首办公室对任命学术职位兴趣浓厚；德国内政部则控制了研究经费；地方领导人也经常干涉大学事务；冲锋队想招大学生加入；纳粹学生同盟想要主导大学生活纳粹化的过程。但是教育部强调，学生同盟的主要任务是对本科生和研究生加强政治灌输。负责大学日常管理的仍然是校长，根据教育部1935年4月1日发布的方针，校长仍然掌握着大学的最高权力；其他员工和学生的义务是紧跟校长，并服从他的命令。[252]

不过在实践中，软弱的教育部无法有效贯彻自己发布的各种规则。学术职位的任命变成了各个集团间的角力，教育部、校长、纳粹学生同盟、教授、当地的纳粹头目都认为自己在大学内部享有政治管制的权利。纳粹学生同盟及其成员和学校里的希特勒青年团一样，只要老师触犯了纳粹底线就会毫不犹豫地点他们的名进行羞辱。1937年汉堡某大学教授抱怨道，之前几年的学生会议上，“没有一次学生不用‘头脑僵化’等侮辱性的词语来形容教授群体，说他们已经不适合教诲或领导大学里面的年轻人。”[253]1936年，学生同盟来了一个新领导人，古斯塔夫·阿道夫·谢尔（Gustav Adolf Scheel）。在1933年前，当谢尔还是个学生的时候，他就骚扰和恐吓过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持和平主义观点的教授埃米尔·尤利乌斯·贡贝尔（Emil Julius Gumbel）。他把很多学生组织吸收进了学生同盟，并使同盟有权自主任命领导人和处理内部事务，巩固了同盟的地位。谢尔和赫斯办公室保持了良好关系，即便教育部多次想削弱他不断上升的影响力，谢尔都能够从容应对。学生同盟在每一所大学的评议会上都保有一席，这样它就能够接触到和职务任命有关的机密信息。它在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反对意见时也毫不犹豫。若学生不喜欢新上任的校长，他们可以（并且确实会）让他日子很不好过，从1937年开始，教育部在任命校长之前就不得不征求学生代表的意见，谢尔和他的学生同盟也因此在大学管理上开始享有更大的发言权。[254]

但最终纳粹学生同盟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尽管1933年之前同盟就已经在整个德国的学生组织选举中所向披靡，但在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前夕，它仍然只是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组织，只有不到9,000人。这些人中许多属于同盟的女性附属机构，或是非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还有一部分人在德国境外的德语大学学习，因此在德国大学学习的男性成员还不足5,000人，占不到德国大学生总数的5%。[255]不过在纳粹夺权过程中和夺权之后，受1933年社会整合和机构调整中出现的恐怖行动和与之相伴的投机心理推动，学生同盟成员数量快速增长。除此之外，那时的德国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结很强，而新政权在掌权初期使得1914年爱国主义精神暴涨，学生们陷入狂热之中。但是学生同盟并不是没有竞争对手。1933年春，许多学生加入了冲锋队，1933年9月希特勒下令，学生组织的政治化应由冲锋队负责。褐衫军在大学里面建立了活动中心，施压让学生加入。1933年末，海德堡大学超过半数的学生都加入了冲锋队。1934年初，内政部下令，所有男性学生均须参加由褐衫军组织的军训。很快，学生们便与褐衫军一起参加长时间的训练，他们的学习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学校注意到，学生连续数日或数周都不学习，或是在上课时因经过整夜训练而已筋疲力尽，学习成绩因此直线下滑。但这还不是全部，基尔大学（Kiel University）校长在1934年6月15日向教育部反映：

现在情况不妙，因为出现了“反智斗争”，褐衫军大学办公室针对知识分子展开了斗争。还有更糟的，在所谓“像士兵一样质朴地说话”这一口号下，头三个学期学生的说话风格已经不能用质朴来形容，更合适的词是粗野。

有些褐衫军领导人甚至告诉内部的学生成员，他们首先对冲锋队负有义务，学习是业余爱好，可以在空闲时间进行。多数学生很快就开始抵制这种说法。1934年6月，当全国学生领袖沃尔夫冈·多纳特（Wolfgang Donat）在慕尼黑大学的一场会议上致辞时，听众应之以“咆哮、轻蔑、口哨声”。一些敢于在课上批评政府的老师讲课时经常被如潮的掌声打断。在一些大学里，纳粹活跃分子和其他学生之间爆发了公开斗殴。[256]

这些事件正好碰上1934年6月纳粹政权的第一次大危机，这并非巧合。在6月末的“长刀之夜”行动中，冲锋队领导层授首，为纳粹党彻底变革对学生的领导方式扫清了道路。鲁道夫·赫斯和他的副元首办公室接管了纳粹学生同盟，并对其领导层进行了清洗。10月末，冲锋队被尽数赶出大学，褐衫军的军事训练也换成了要求更低的体育教育。纳粹学生同盟的成员数量开始快速增长，1939年，51%的大学男生和71%的大学女生都已经加入同盟。[257]这个时候，同盟已经成功突破了传统大学兄弟会对他们的顽强抵制，而1933年时兄弟会仍然囊括了半数大学男生。兄弟会和其他很多保守组织一样，激烈反对魏玛共和，支持纳粹夺权。其中多数成员也许在1933年夏天都已经加入了纳粹党。不过同时，他们必须用领袖原则取代兄弟会之前的集体领导制，让纳粹党人占据高位，还要驱逐所有与犹太人沾边的成员和犹太“老先生”（兄弟会的前成员，他们依托雄厚的财力，在兄弟会的管理中有很大发言权）。兄弟会的贵族风格和独立自主的传统也不为纳粹领导人所喜。一次，海德堡某个十分排外且崇尚决斗的兄弟会有一些成员在醉酒时扰乱希特勒的广播演讲，几天之后在旅馆喝酒聚餐时他们又大声议论：希特勒在吃竹笋时是用刀叉还是用他那笨拙的双手。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媒体上掀起宣传攻势攻击他们，还命令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不能加入如此丢脸的反动组织。不过帝国总理府的主管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并不赞同这个观点。他自己就是一个知名且小有影响力的“老先生”。最后事情落到了希特勒头上。1935年6月15日，希特勒对召集起来的党内高层发表了一场长达两小时的冗长讲话，他明确表示：兄弟会是贵族时代的遗迹，应该走向消亡。1936年5月，希特勒和赫斯公开指责兄弟会，并禁止党员加入。拉默斯在看到墙上的通知之后，逐渐放弃了为兄弟会辩护；到了1936年末，兄弟会要么已经解散，要么已经被吸收进学生同盟。[258]

二

于是，纳粹学生同盟在30年代中期脱颖而出，横扫其他学生组织。但它的崛起同时伴随着德国大学生数量的急剧减少。大学生对于魏玛共和国心怀不满的一个因素在于，1914年之前的一波婴儿潮挤爆了30年代的大学。不过第三帝国成立之后，学生人数开始减少，1931年大学生共有约10.4万人，1939年下降到接近4.1万人。技术大学的学生人数同样减少了，只是没有前者那么明显，1931年是2.2万人，八年之后是1.2万人。[259]总体学生人数下降，各个学科受到的影响不一。其中法学最严重，1932年19%的学生在学法律，1939年之后是11%。人文学科的学生占1932年入学学生的19%，七年后只有11%。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数量也下降了，只是没有前两者幅度那么大，12%到8%。也许有些出人意料的是，神学学生比例基本没变，一直保持在8%—10%。经济学还有些许提升，从6%提高到了8%。医学是真正的赢家，1932年有1/3的学生学医，到了1939年竟然有49%。这些变化都必须放在一个大背景下进行理解，那就是大学生人数在这些年下降了一半多。人文学科和法学在二战前夕陷入了真正的危机。危机的出现有许多原因。政府一直在批评人文学科和法学，它们对学生的吸引力因此降低。类似地，法学研究生传统的就业方向是去政府，而政府公务员岗位从1933年开始大量裁员，政府公务员的影响力和名望也大不如前，更吃香的是纳粹党员。人文学科毕业生传统的去处是教书，但教师的职业吸引力在3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相比之下，医疗行业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如火箭般蹿升，因为种族卫生学在国内政策中居于核心地位；此外，大量犹太人医生被裁撤，留下了许多空缺职位，可以让雅利安毕业生去填补。[260]

人文学科的衰落也和政府那些年限制女生入学有关，因为那时候人文学科是最受女生欢迎的选择。希特勒认为，教育女孩的主要目的是让她们学会做母亲。1934年1月12日，威廉·弗里克治下的内政部依《解决德国院校人满为患状况法》（Law against the Overcrowding of Germa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1933年4月25日颁布）下令，从文法学校毕业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女生人数不能超过男生的10%。这一年在复活节，大约有1万名女生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最后在内政部法令的限制下，只有1,500人得以进入大学学习。在这个法令的限制下，到了1936年大学女生总人数已经减半。那些所谓纳粹精英教育机构，如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骑士团城堡不招女生，德国各州的精英学校和政治教育学院也只招少量女生。1937年的德国中学系统重组，彻底禁止女生接受文法学校教育。女生被禁止学习拉丁语，而掌握拉丁语是进入大学的必备条件。教育部尽其所能让女生只接受家政教育，为此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女子学校，唯一向女生开放的中学教育是一所以语言教育为基础的女子学校，但在那里家政也成了必修课。从1938年4月开始，即使女生通过了重重阻碍可以进入大学学习，也必须接受一年的家政训练，只有这样她们才能获得离校证明，由此获准进入大学学习（如果还有名额的话）。[261]高等教育中女生的数量从1932—1933年的1.7万下降到1939年的不到6,000，比男生人数下降得更快：同时期的女生比例从不到16%下降到刚刚超过11%。后来由于重整军备政策开始主导经济，一些行业需要大量合格的技术女工，政府屡次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但却没什么成效，因为这和自1933年以来旨在把女生赶出大学的其他政策背道而驰。[262]

地图8　德国大学的衰落（1930—1939年）

1933年4月25日通过的《解决德国院校人满为患状况法》一开始只影响了犹太人学生。但德国内政部在1933年12月宣布，尽管预计将有4万名中学生通过1934年的文法学校结业考试，但其中只有1.5万人能够去大学深造。那时候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如果学生不能保证最后能找到工作，上大学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但是这一措施只实施了两个学期，教育部在1934年5月成立之后，新部长迅速取消了限制，甚至还让1934年无法入学的学生重新申请，只要他们没有找到工作并且政治上可靠。[263]然而，相对这些具体措施，对高等教育影响更大的是纳粹领导层经常表露出的对大学和大学老师与学生的不屑。1938年11月，希特勒猛烈攻击知识分子，其中无疑包括大学老师和教授。他说知识分子在根本上都是不可靠的废物，有时候还很危险。在他眼里，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根深蒂固，他们总是吹毛求疵，满腹怨言，和大众与生俱来且死心塌地的团结一致形成鲜明对比。“我扫了一眼我们的知识阶层——很不幸，我猜他们的存在确实是必要的；不然的话某天某人就可以把他们完全剪除了——但很不幸，他们必须存在。”[264]不过他没有说知识分子还必须存在多长时间。每一个读过《我的奋斗》的人都能感受到他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希特勒认为这部分人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为1918年的灾难负责。希特勒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可避免地为学术圈子带来了幻灭情绪，有潜力的学生对于是否加入学术界显得十分犹豫。在1933年之前的德国，大学学历是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功的标志。现在对很多人来说那已经成为往事。在第三帝国治下，德国大学无疑在走下坡路。不只大学生数量下降，许多知名科学家和学者也被解职，很多时候换上的都还是一些二流人物。当时大学里的教席和教职经常是空的。[265]

其实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大学的衰落便已经开始了。大规模失业让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不敢进大学学习，因为大学毕业之后能找到工作的机会小之又小。而且，一战期间出生的人很少，那时候生育率相比战前水平降了一半，而这批孩子在1934年正好到了上大学的年纪。面对大学生数量的下降，德国政府做的不是扭转下降趋势，而是尽一切可能加大这种趋势。最后，1935年实行征兵制之后，职业军队极速扩张，开放了大量地位体面、待遇优厚的军官岗位。所以，1933年只有不到2%的男性高中毕业生入伍，到了1935年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20%，1937年更是达到28%。这个时候，有希望进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需要等上两年多的时间才能入学，因为这之间的许多时间都要用来服兵役。等到了二十五六岁的时候，许多年轻人已经没有胆子再闲散度日不找工作了。据统计，禁止犹太人进入大学把学生人数又降低了3%—4%。同时如前文所述，纳粹党限制女生入学的措施也使学生总数下降了。[266]

后来纳粹学生同盟决定，所有高中毕业生在开始大学学习之前都要为第三帝国服一段时间劳役，这使上大学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从1934年复活节开始，所有申请大学入学成功的毕业生都被强制服六个月的劳役，同时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每年都要花十周时间在劳役营工作。服劳役的目的在于对大学生进行品格塑造，这一点在学校也变得非常重要。伯恩哈德·鲁斯特于1933年6月告诉柏林的学生：“不进劳役营的人没资格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领导德国。”在第三帝国的学生成为这些措施的第一批牺牲品。据说参加劳动不只是用实际行动来兑现建设新德国的承诺，还意在帮助高学历人群克服阶级伪善和知识傲慢。为达到目的，劳役团的管理者保证每个劳役营的学生人数不能超过劳役营总人数的20%。[267]

可是这个政策最后没能达成建立无阶级新种族共同体的目标。据1933年11月的一个学生组织备忘录记载，在农场工作的大部分学生都非常厌恶农场里面某些看守身上旧式军队“士兵式的装腔作势”，这些看守只是把他们对社会的仇恨发泄到这些年轻“囚犯”身上。严厉的军事规训、语言辱骂、欺辱霸凌，这些都是没受过教育的农场领导人羞辱学生的惯用伎俩。对于这些人，后来一个学生回忆道：

他们每晚都无所事事，把自己灌个烂醉，然后就开始整我们……最后一岗才过了三四个小时我们就从床上被叫起来，穿着夜装列队，然后绕着营地跑。回到营地之后又被命令在床下爬来爬去，然后攀上橱柜唱一些和我们的行为一个格调的小曲。[268]

长时间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或是修路或是挖沼泽，而且口粮配给少而粗劣——让多出自中产阶级的学生筋疲力尽。他们也是劳役营其他成员不断嘲弄、恶作剧和辱骂的对象，这些人多来自乡下或工人阶级，比学生更加适应重体力劳动。对学生来说，那是个乾坤颠倒的世界，那个世界没有所谓阶级融合，只有憎恶、痛苦和怨恨。[269]

大学前的劳动改造可不是学生厄运的最后一站。一旦进入大学，他们受到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每年不得不在假期花几周时间去田地或工厂无偿劳动。大学生当然不喜欢这个，参与率一直很低，1936年只有5%。1939年希姆莱下令要2.5万名学生为秋收帮忙，因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以往干这些活的波兰季节性劳工难以到位。这项措施引发了广泛不满，几个学校还出现了公开抗议。后来盖世太保出动，一批学生被捕。尽管如此，最后也只有1.2万名学生去参加秋收，其他人都在想方设法地逃避。还有其他的一些措施想要把农场生活的精神带到大学，也没有成功。一些纳粹化的学生会曾想建立同志之家，在那里学生会住在一起，而直到1933年，学生都是独自住在私人住所里的。建立同志之家的目的更在于直接取代各种兄弟会，将它们的活动场所供同志之家使用。不过兄弟会利用自己在各大部门的影响力——里面的高级公务员很多以前都是兄弟会成员——反对建立同志之家。此外，纳粹学生同盟也对此表示反对。最后，连希特勒本人都掺和了进来，他在1934年11月宣布，同志之家会鼓励同性恋。[270]1936年兄弟会垮掉之后，同志之家卷土重来，这次这个想法获得了纳粹学生同盟的支持。到了1939年，同志之家的数量已经不少于232所。后来同志之家废除了每天早上6点15分起床进行体操训练的制度，这一举措增强了自身的吸引力，至少加入的学生不用每天很早就叫同伴起床了。然而与此同时，同样深受学生厌恶的每周三晚的政治灌输却没有取消。许多学生都曾被以各种方式劝说加入同志之家，他们将之视为社会机构。上大学的学生在学校和希特勒青年团经历了多年简单重复、智力低下的政治灌输之后，现在最讨厌的就是政治教育。比如，1937年汉堡同志之家的负责人抱怨，“大家已经厌倦了一切形式的政治教育。”马堡一个热心于纳粹主义的学生在1939年表达了自己的失望：“纳粹学生同盟的同志之家只是以前学生兄弟会生活方式的延续。”“现在，”1938年维尔茨堡的一个纳粹学生领导人下结论说，“大学里政治狂热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要么变得更强硬了，不愿接受灌输，要么已经厌倦了。”[271]

三

纳粹学生同盟不满于只用农场义务劳动、劳役和同志之家来改变学生。它还想对大学所教所学施加影响。1936年学生同盟明确说：

如果国家社会主义没有被当作科学和学术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或是教授在科学和学术训练中没有主动地把学生引导到这些意识形态出发点之上，我们……随时准备干涉。[272]

纳粹党的大佬们多次强调这一点，几乎从不厌烦，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满口脏话的汉斯·弗兰克在演讲中说得直白而粗暴，优柔寡断的伯恩哈德·鲁斯特在演讲中则更温和委婉。不过有一点十分明确，即纳粹党改造大学与其改造学校的目标一致，那就是要把纳粹意识形态放在教学和研究的中心位置。不少大学都建立了一些新教席和新机构，主攻种族研究、种族卫生、军事史和史前史。同时，1933—1945年间德国半数大学都增加了德国民俗学的教席。这些新职位多出自大学校长之手，和教育部关系不大。1939年，德国23所大学——按1937年的德国疆界——中的12所都有“种族研究中心”。这些新机构占用了大量资源（经费和优先权），但它们研究的课题在1933年之前的德国大学中都无足轻重。[273]

许多大学都有与这些课题相关的特殊课程来支持这些新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教学和研究也开始关注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后者在一些大学还成了考前必修课程。海德堡大学的知名纳粹教授恩斯特·克里克于1937年当上校长，亲自教授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其他地方也有类似课程。不过在第一波意识形态热潮之后，纳粹意识形态的课程都从大学中取消了，到了30年代中期，德国大学里只有不到5%的课程在主题和内容上有明显的纳粹倾向。1933年没有受到迫害的教授和讲师——当然这是绝大多数——继续教学工作，只对纳粹意识形态做了十分有限的妥协。这些现象引发了纳粹学生的不断抱怨。纳粹官员很多时候对此也了然于心：纳粹党种族政策办公室主任瓦尔特·格罗斯（Walter Gross）在1936年指责说，“一些知名科学家和学者敷衍国家社会主义，这让人非常尴尬。”敷衍其实是常态。1945年之后，当时的一些学生回忆说他们的许多老师都是老派教授，只是在非常表面地迎合纳粹意识形态。[274]纳粹学生同盟曾经想另起炉灶，取代现行教学大纲，以学生主导、按课程划分学习小组的形式，在常规课程之外提供一个完全纳粹化的教育体系。不过，这种做法在学生之间并不受欢迎，因为学生可不敢翘掉常规课程，如果他们既参加常规课程又参加纳粹课程，那就必须加倍努力学习。新课程体系引起了教师的敌意，而且因为学生们缺乏授课需要的知识，他们不得不拉教职工入伙，使得课程的自主性和意识形态色彩被大幅度中和。[275]在很多常规课程中也仍可进行相对开放的讨论，教师们在处理高深的专业问题时一般能很轻松地避开纳粹意识形态。即使是在哲学这样的科目中，在讨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或就道德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辩论时，也可以避免任何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和词汇。[276]

所以，尽管纳粹分子想要改造大学，使其服务于自身的意识形态，但是他们最终取得的成果却惊人地有限。在多数领域，教学只发生了相对表面的改变。[277]一项对纳粹统治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的研究表明，其中只有不到15%用的是纳粹的语言和研究路径。[278]那些传统、自负、以精英自诩的教授公开鄙视政府带进大学里的投机钻营之徒，而这些人的时间也被大学的行政事务占满了，根本没有时间去向学生宣传他们自己的理念。另一方面，纳粹运动的反智主义导致自希特勒以降的许多党内高层对这些理念非常蔑视，认为它们太深奥，和真正的政治毫无关系。纳粹党在教育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两个主管，伯恩哈德·鲁斯特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在政治上都缺乏足够的手段和决心，根本斗不过那些狡猾的大学教授，后者经过大学委员会数十年内斗的历练已经成精了。大学会建立一些新的研究中心来研究纳粹党感兴趣的东西，但这却成了学院保守派教授将不受欢迎的同事挤兑到偏僻的学术小径上的手段。比如，脾气很坏的极右派历史学家马丁·施潘（Martin Spahn）1934年在科隆大学有了自己的空间政治研究中心。这招一石二鸟一方面把施潘弄出了历史系，在历史系他非常不受欢迎，但在新的地方他却不需要和同事接触，另一方面显得大学很看重新政府的地缘政治理念。[279]

总的来说，纳粹意识形态实在太过粗糙匮乏，太过自相矛盾，太过不合逻辑，很难对高等教育层次上的教学和科研产生实质性影响。1934年12月，纳粹党又搞了一个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讲师协会来框住大学教书的人。和其他一些行业比起来，讲师行业协会建立的时间已经很迟了；不过这一尝试最后还是失败了，其中一个特别的原因是讲师协会领导人瓦尔特·“毛头小子”·舒尔策（Walter ‘Bubi’ Schultze）愚蠢无能。舒尔策在1923年啤酒馆政变中治好了希特勒的肩关节脱臼，由此赢得了元首的青睐。他在工作中爱搞小阴谋，往往还遮掩得不好，因此四处树敌。他惹恼了教育部，他的讲师协会让教授们觉得自己的职权受到了非法干预。协会的上级单位，即纳粹党内部于1934年6月成立的高等教育委员会也好不到哪里去，主要的问题在于委员会领导成员在学术界毫无地位。此外，德国大学的教授可不会像学校老师那样乖乖听命，几乎没有可能让他们去劳役营接受意识形态灌输。德国教授在自己的地盘上十分安全，他们对纳粹党的反智主义持悲观态度。最开始的确有些如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一类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的学者对纳粹文化解放运动很有热情，不过这份热情很快褪去，因为不久之后纳粹党就表现出对革新德国科学和学术没有兴趣，这些东西对纳粹党来说绝对不是目的本身。到了1939年，甚至连信念坚定的纳粹学人恩斯特·克里克都发问了：“教授们变了吗？完全没有！ 1933年的精神已经再一次离他们远去，尽管在其他方面他们还表示部分支持，但至少在他们的学术作品中看不出来了。”[280]

当然，这样泛泛而论有失精确；纳粹主义在某些大学的教授群体中渗透更深。比如，相对来说，耶拿、基尔和柯尼斯堡（Königsberg）是受影响更深的纳粹教学和研究中心，而天主教地区的大学受的影响不大。波恩大学甚至成了大学里的“垃圾堆”，专门接收那些其他高等教育中心不要、被迫换地方的教授，这里的学生也依然以天主教和保守团体为主，直到这些团体于30年代中期被纳粹党解散。在这里只有小部分教职——大约是5%——被纳粹狂热分子占据，10%是党的忠实支持者，其他的要么仅仅在表面上支持纳粹意识形态，要么对其漠不关心，要么反对纳粹政权。尽管波恩大学的380名教授中有1/4反对纳粹主义这一点比较少见，但是大学在任命教授时坚持学术和科学标准的做法无论是在波恩还是在其他多数德国大学中都依然普遍。[281]党卫队保安处在1938年对学术领域进行调查之后下了一个比较悲观的结论。“在几乎所有的大学，”它抱怨说，“有人指责老师消极应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研究可以打破学科专业化造成的领域限制，但是他们却没人认真对待。”[282]

四

纳粹党想让各个传统学科表达纳粹政治意识形态，最大的挑战莫过于物理学。不过的确有人想将物理学彻底纳粹化，那就是物理学家菲利普·莱纳德（Philipp Lenard）。莱纳德是德国科学的权势人物，曾在海德堡大学任教，1931年退休。莱纳德1862年出身于一个酒商家庭，曾经跟随电磁波的发现者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学习，并在1905年依靠开创性的阴极射线实验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尽管如此，莱纳德内心还是充满怨恨，因为他的学生威廉·伦琴（Wilhelm Röntgen）先他一步发现了x射线；他还指责揭示了阴极射线本质的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约翰·汤姆孙（J. J. Thomson）剽窃并打压了自己后来在射线领域的工作。莱纳德讲课时颇具魅力，深受欢迎，凭借出色的工作在整个德国享有很高声誉。他注重细致而精确的实验，几乎不花时间在理论上面。他恨汤姆孙，进而发展到讨厌英国。他出生在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自出生起就沾染了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1914年发展成沙文主义，一战结束时又发展成反犹主义。1919年5月，广义相对论得到了实验验证，爱因斯坦因而获得了世界性声誉，对此莱纳德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283]

爱因斯坦是和平主义者、犹太人、理论物理学家和魏玛共和国的支持者，可以说莱纳德恨什么，爱因斯坦就是什么；就连验证爱因斯坦理论的科学家也是英国人。在后来有关相对论的辩论中，莱纳德领头批判爱因斯坦的理论是“犹太人的骗局”，鼓动物理学界反对相对论。在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拉特瑙遇刺后，莱纳德拒绝出席官方为其举行的葬礼，且在暗杀之前公开宣布自己支持暗杀。莱纳德激怒了工会，后者在1922年举行示威游行表达不满。后来警察不得不介入，为了保证莱纳德安全，警方将其置于监护状态之下。之后莱纳德原来的大学禁止他返校工作。不过在右翼学生的压力下，莱纳德最终复职。这一风波之后，他在政治上愈发右倾。1924年，莱纳德公开赞扬希特勒一年前的啤酒馆政变。尽管直到1937年莱纳德才正式加入纳粹党，但此时他已经是纳粹政治运动全身心的拥护者，积极加入了罗森博格的德国文化战斗联盟等一类组织。第三帝国成立时，他的热情简直不可抑制，他还兴高采烈地庆祝犹太人教授被赶出大学。此外，他在1936—1937年间出版了四卷本教材《德国物理》（Deutsche Physik）。莱纳德希望这份教材能为基于种族理论的全新“雅利安物理学”奠定基础，将爱因斯坦的犹太人相对论彻底赶出德国科学。[284]

然而莱纳德那时候已经上了岁数，无法为雅利安物理学的战斗打头阵。肩负这个任务的是他的朋友兼亲密同事约翰内斯·施塔克（Johannes Stark），也是个天赋极高但脾气很坏的物理学家。施塔克的成果包括发现原子和分子光谱谱线在电场中会发生分裂，后来被称为施塔克效应。施塔克和莱纳德一样也是德国民族主义者。他反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尤其因为后者在1914—1918年持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立场。施塔克愈发仇视现代物理学，特别是爱因斯坦理论物理学方面的革新，以致影响到了他在20年代的职业生涯。他没找到工作，便将自己的不幸都怪到魏玛共和国头上，并和主要的纳粹意识形态鼓手即汉斯·舍曼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等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后来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于1933年5月1日任命施塔克为帝国物理与技术学院主席。第二年施塔克又受命担任德国科学紧急事务协会主席，负责分配政府资助的研究基金，后来该协会发展成了德国研究协会。有了这些权力之后，施塔克掀起了一场运动，把雅利安物理学的支持者安插在学术岗位上，还调整了科研的资助和管理办法，从而切断对现代物理学理论如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研究的支持。[285]

不过施塔克也有毛病，他太容易给自己树敌。没过多久他便招惹了一堆人：教育部里的高级公务员、党卫队的人，还有巴伐利亚纳粹党地区领导人阿道夫·瓦格纳。此外，“德意志物理学家”内部也分裂了，莱纳德主张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施塔克鼓励将物理学成果用在技术上。然而，如果除去所谓雅利安物理学中的政治争论和反犹指责，基本也就剩不下什么有用的东西了。里面的概念混乱不清、自相矛盾，让人难以理解。另外，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实在是太有用了，很难被完全忽略，所以其他一些物理学家避开莱纳德的批评，认为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中包含关键的北欧概念，构成了对犹太唯物主义的否定。因此，多数物理学家都不赞同莱纳德和施塔克的想法，雅利安物理学进展缓慢。到了1939年，雅利安物理学家在全德国81个物理学教席中只占了6席，而且主要是他们的学生。不过他们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并在一次较量中取得了胜利。那一次他们的对手是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海森堡于1932年凭借在量子力学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01年，海森堡出生，他跟随现代物理学巨匠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和马克斯·玻恩（Max Born）学习，并于1927年在莱比锡大学当上了理论物理学教授。海森堡是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并不活跃。不过他和其他同事一样，强烈感受到解雇犹太研究者对德国科学造成的损失。海森堡认为，除非让像他这样的人留在德国，否则这种损失不可弥补。[286]

但是雅利安物理学家可不这么想。1937年海森堡有望被地位崇高的慕尼黑大学理论物理学系聘为教授。作为回应，雅利安物理学家掀起了反对任命海森堡的活动。施塔克在纳粹媒体上公开攻击海森堡，说后者追随让人痛恨的爱因斯坦。这么说纯属意气之争，实际上爱因斯坦否定了所有的量子力学。不过，施塔克的攻击威胁到了整个主流物理学界。面对施塔克的挑战，海森堡写了一封公开信，并征集到了75位知名物理学家的签名。在第三帝国的环境下，这种公开回应几乎前所未有。物理学家强调，如果不对自然定律进行理论阐明，实验工作不可能取得进步。他们还声称，雅利安物理学家的行动是在损害物理学的声誉，阻碍学生来学物理学，而德国年轻一代物理学家已经非常少了。此后公开攻击便停止了。然而在幕后雅利安物理学家却获得了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党卫队保安处以及纳粹大学教师联盟慕尼黑支部的支持，他们联手否决了对海森堡的任命。海森堡也不甘示弱。他的家族和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家族有些交往。希姆莱的父亲曾在慕尼黑的中学教过书，那时候海森堡的父亲也在。海森堡让母亲去找希姆莱的母亲说情。1938年7月海森堡拿到了满意的结果：党卫队证明了他的清白。不过最后天平还是倾向了施塔克和他的支持者一边。1939年12月1日，获得慕尼黑大学理论物理系教授一职的是威廉·米勒（Wilhelm Müller），不是海森堡。米勒甚至连物理学家都不是，而是一个空气动力学家，之所以受推荐是因为他在1936年曾经出版过一本名叫《犹太人和科学》（Judentum und Wissenschaft）的小书，里面攻击相对论是犹太人联合欺骗世界的产物。之后慕尼黑大学的理论物理教学完全停止，雅利安物理学家对此非常高兴，这是他们迄今为止取得的最大胜利。[287]

在物理学之外，其他学科似乎并没有遭此厄运。其他学科的知名科学家并没有想要把该领域纳粹化，只有生物学可能是个例外。数学界曾经有过徒劳的尝试想搞一个“德意志数学”。“德意志数学”更偏重几何，而非代数，因为几何看似和雅利安人的理想人类形态关系更近。不过多数数学家对“德意志数学”不屑一顾，认为其晦涩难懂，和数学关系不大。最终，“德意志数学”宣告失败。[288]同样在化学领域也有所谓德意志化学运动。类似地，德意志化学并不是由政府或纳粹权力机构提出，其创意也来自行业内的化学家。不过，德意志化学概念模糊且没有重点，最后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相比雅利安物理学，德意志化学的反犹主义色彩较少，它的攻击的目标是西方理性主义，它的理论意在恢复有机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曾经深受德国浪漫主义者欢迎；不过德意志化学运动不如雅利安物理学那样引人注目，其中有一个特别的原因，那就是化学家中没人有莱纳德和施塔克那样的地位。[289]这些想要把科学纳粹化的运动都有一个中心主题，那就是它们自诩代表了国家社会主义对抽象和形式主义的怀疑，这和官方对堕落艺术的谴责遥相呼应。不过堕落科学更难定义，同时也更难将其和文化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和左翼倾向联系起来。[290]所以它最终得以存活，尽管不是没有损失。1933—1939年间，德国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质量严重下降，这不只是因为许多顶尖的犹太科学家被迫移民，还因为德国科学界逐渐和国际学术会议、访学、研究交流隔绝，而这些对于刺激科学新发展都至关重要。同时，来自科研水平一流国家的科学家到德国大学访学的人数在1933年之后急剧减少。1936年，海森堡便曾向自己的丹麦同行尼尔斯·玻尔抱怨自己日益孤立的处境。为抗议德国驱逐犹太人科学家，外国学术界和学术机构减少了和德国同行的联系。德国科学家的国际旅行越来越只局限或变得局限于政治目的。同时，一旦国际期刊的内容潜在包含了对第三帝国的批评，德国大学图书馆便会取消订购。英国《自然》（Nature）杂志就是如此。[291]

尽管如此，纳粹德国的科学研究并没有完全萎缩，更谈不上完全崩溃。也许大学质量确实是下降了，但德国从来不是只有大学在搞科研。从19世纪开始，电力、工程和化工领域的现代大型公司越来越注重自己的科研部门，里面都是受过良好训练、拿着丰厚报酬的科学家。依靠这些科学家，德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中仍保持优势。不只如此，更重要的也许是政府向科研机构大量注资，注资对象不仅是大学，还有大学之外的机构，如德国研究协会和威廉皇帝学会（Kaiser Wilhelm Society）。不难想到，第三帝国在军事和战争相关的技术方面投入很大，比如新武器和合成燃料。医学和生物学也得到纳粹党的支持，农业物产量、化学肥料和合成纤维领域迅猛发展。后来随着重整军备和备战需求日益迫切，科学界的相关领域能够拿到更多的经费。正因为如此，海森堡与其同事的“理论物理为高精尖军事技术必需”的观点才会被接受。他们还在1936年把约翰内斯·施塔克从德国科研协会主席的位置上赶了下来，因为施塔克顽固不化地反对理论物理，阻碍了与战争有关的研究拿到经费。[292]

政府大幅提升了德国科研协会和威廉皇帝学会的研究经费，但申请者必须显示自己的研究能够支持德国备战，然后政府才能据此下拨经费。当然公正地讲，有时候有些国家的政府部门也倾向于只资助对国家有用的研究，这种倾向对艺术和人文学科可不是什么好事。不过在第三帝国，这种倾向的广度、强度和死板程度简直前所未有。德国的科研团体实力非常强，如果从科研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1933年的德国很可能冠绝全球。尤其是政府资助的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部门，其科学和技术创新在第三帝国治下依旧领先全球。这些研究成果包括1938年奥托·哈恩（Otto Hahn）和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的核裂变、重要药物美沙酮和德美罗、神经毒气沙林，此外还包括喷气推进引擎、电子显微镜、电子计算机，还有冷钢挤型技术、航空红外线摄像、电源断路器、录音机、X射线管、彩色电影制作、柴油发动机、洲际导弹等。甚至还有人说历史上第一个覆盖全球的电视广播信号就是希特勒在1936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因此，虽然第三帝国在学校和大学都倾向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即使损害了其他学科发展也在所不惜，但是只要最现代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德国即将在欧洲发动的战争哪怕有一丁点关系，纳粹当局都会毫不吝啬地对其进行全方位支持。[293]

五

传统学术研究在德国大学得以保存，主要原因是其太过精密复杂，纳粹意识形态无法将其吸收。[294]比如，纳粹政权建立的头几年，部分人想在历史学界引入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强调种族和“血与土”理念。但是这种思路立即遭到历史学界地位很高的教授的强力抵制。在大学和中学里，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一类的意识形态鼓手要求历史研究成为政治宣传和政治灌输的工具，放弃传统意义上注重客观性的学术研究。从19世纪中期开始，德国历史学家便已经习惯从历史自身的角度来看待历史，把国家看成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比如，现在有人告诉他们查理曼大帝是个德意志人，但是在历史学家眼里，查理曼大帝那个时候根本不存在德意志人这一说。同时，历史学家还被要求证明种族是历史变化和发展的基础。一些人一厢情愿地跟着附和说查理曼大帝有日耳曼血统。东欧专家阿尔贝特·布拉克曼（Albert Brackmann）就做过这样的尝试，并因此对查理曼大帝的基督教信仰避而不谈。但是传统史家，比如赫尔曼·翁肯（Hermann Oncken），则强调历史研究首先是追求真理，而不是附和某种意识形态取向。另外一位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哈勒尔（Johannes Haller），尽管他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曾经公开支持纳粹党，1934年11月他却宣称“对过去抱持神秘主义态度”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是在“切腹自杀”。他说，“只要神话有说话的份儿，历史就无话可说。”因此很多大学历史学家都抵制政府对历史研究的“革新”。纳粹党建立了一些新的历史研究机构，比如瓦尔特·弗兰克（Walter Frank）领导的帝国新德意志历史研究所。不过该研究所最后没有取得成功，除了研究犹太人问题的分会有些贡献之外，基本没有任何产出。该分会的领导人是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Karl Alexander von Müller），他和希特勒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一战结束时的慕尼黑。[295]

米勒后来在1935年取代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成了历史学界风向标期刊《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的编辑。除了偶尔会有一些关于犹太人问题、德国人海外史、一两个政治议题的文章和报告，《历史杂志》基本和以前一样，主要发表以细致档案研究为基础的学术文章。[296]领袖原则也被引入历史学界的一些组织和研究机构，但并没有引起什么变化。德国学术界教授之间本就已经等级森严，老教授权力很大。1933年，全国历史学家协会为执委会招入了一些知名纳粹分子，1936年学会又被教育部接管。这使得历史学国际会议上的德国代表政治倾向越来越强，并导致德国国内的学术年会被瓦尔特·弗兰克帝国研究中心的纳粹历史学家主导。但是，这反倒让在大学工作的历史学家再也不想去年会了，大家对年会的冷淡态度令1937年的年会成了绝响。[297]1938年党卫队保安处注意到，历史学家多数时候都“安于编写旧式的百科全书，为理解过去某个时代做出新贡献”。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和方法在其中则没有多少发展迹象。[298]所以，历史学领域相对来说并没有受到纳粹政权多少荼毒，在新政权的反智主义高压下，历史学家仍然保有和继承了德国历史学的伟大传统。

但是，当历史学家，特别是上一代历史学家发出抗议，要求历史学应无涉于政治时，他们的意思和魏玛时期的保守派一样，是说历史不应牵涉党派政治，而不是说历史中不包含政治内容。在他们的头脑里，爱国主义无关政治，相信俾斯麦统一德国的进程正确且不可避免无关政治，断言德国对1914年一战爆发没有责任也无关政治。德国历史学家追求客观性的学术研究竟然和民族主义的偏见以及资产阶级的成见不谋而合，这实在是神奇。比如，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日耳曼民族在中世纪的东迁为斯拉夫人带去了文明。按这个说法，德国人有权利占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一类的斯拉夫国家，因为为欧洲的这片土地带去文明是德国的历史使命，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几乎没有历史学家想过他们可能是在以今度古，而非以古推今。[299]所以，虽然1933年之前没有一个历史学教授是纳粹党员，但在纳粹党接管大学之后，也没有人因为政治信念和良心辞职，因为他们都觉得那没有必要。[300]

也有一些历史学家——特别是年轻一辈——对历史并不抱持兰克式的客观态度。其中有一位叫汉斯·罗特费尔斯（Hans Rothfels），他公开拒斥所谓“没有立场的、对客观性充满偏见的误解”，支持有意识地“将学术和当下生活结合起来”。[301]尽管如此，那些拒绝客观性概念的年轻学者依然要求保证学术研究的质量，反对将历史扭曲成赤裸裸的宣传。因此，当纳粹党内的意识形态强硬派如罗森博格和希姆莱等打算对历史进行种族主义、“血与土”、反基督的异教诠释时，历史学界进行了大量抵制。希特勒自己更愿意称颂德国强大的军力和过去的民族英雄，这些东西更讨教授欢喜。尽管一些更年轻的老师愿意从平民主义的角度书写普通人的历史，在纳粹及类纳粹的意识形态下，外交史和战争史仍然占据重要位置。在这一点上，这个时期的德国和其他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同，为过去的伟大人物立传被普遍认为是历史学家的中心任务。[302]

当时从这个角度看待历史的典型人物是学院派历史学家、弗赖堡大学教授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30年代里特尔成为知名度很高的历史学大家。1888年里特尔出生在一个教育程度良好的中产阶级家庭，曾在1916年索姆河战役中担任军官。由于战争经历，里特尔的爱国主义中带有冷静的现实主义考量。尽管他不断呼吁重订《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反对1914年德国犯有战争罪的观点，但他也不断警告不负责任的好战论调和空洞的爱国主义说辞。也许不同寻常的一点是，里特尔没有和反犹主义发生任何联系，他也不信任纳粹党的民粹论调。相反，他支持精英主义，认为不应该让那些不负责任和未受教育的乌合之众参与政治。希特勒上台之后，里特尔对新政权的态度游移不定，时而是有条件的支持，时而是有限制的反对。他好斗且无所畏惧，在帮助被驱逐解聘或者受到迫害的犹太人学生和同事时毫不犹豫。另一方面，他又积极支持希特勒的一系列国内和国际政策，同时他也希望政府能够改革，变得温和一些。在1936年为腓特烈大帝作的传中，他强调德国人已经学会了“牺牲政治自由”来换取“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私下里他对纳粹政权有许多批评，但在公开场合，他的著作和文章都在贯彻一个教育目的，强调德国民族性，描绘德国在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这也是当时历史学家的共同关切），尽管里面有些观点和纳粹领导层的观点并不相符。[303]

类似地，其他很多学科也轻松地一边应付政府的要求，一边保持一定学术和科学上的独立性。比如，海德堡大学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系主要研究人口和农业经济学。同时，里面的学者还在做一个含义模糊的所谓“空间研究”。实际上，“空间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第三帝国以后扩展“生存空间”积累相关知识。社会学家相信细致的经验研究，非常讨厌急功近利的纳粹意识形态鼓手，后者只是想靠意识形态狂热上位罢了。其他大学情况相似。[304]在大学德语文学研究和教学领域，纳粹时期的教授和讲师集中于文学和语言史，在这些领域德意志精神和德意志人的种族身份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他们将德国传统和来自域外的文学潮流如爱情文学和美国流行文化带来的威胁置于对立地位。这看起来非常“纳粹”，但实际上该领域的大量学者在一战前就持有这类观点了。[305]

神学教员按研究机构分为新教和天主教，他们的处境相对困难。新教的神学教员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德意志基督徒，另一派支持认信教会，两派争吵激烈。比如在波恩大学，认信教会的首席神学家卡尔·巴尔特是精神领袖，不过，德意志基督徒的埃米尔·普芬尼希斯多夫（Emil Pfennigsdorf）在1933年4月被选为新任院长。结果在三年之内，他解雇和调走了神学系14名教师中的10名，并让自己的人补了缺。不久之后系里面就完全没学生了。纳粹党敌视天主教，所以在波恩大学天主教教员退休之后，当局拒绝了找人补缺的要求。1939年12个教席中有8个空缺；人数这么少，但波恩的教学还勉强能撑下去，那是因为纳粹党把慕尼黑的神学系关掉之后，那里有两个教授被迫转投波恩。[306]类似的混乱也在其他大学出现过。

和其他学科的相对弱势截然不同，医学系迅速蹿升为纳粹统治下所有大学中最重要的学科。到了1935年，医学教员已经占了所有大学教员的1/3。医学在大学里的绝对强势地位也反映在校长任命上，从1933年到1945年，59%的大学校长都是从事医学的人。纳粹政权对医学教学兴趣浓厚，其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933年，希特勒在柏林任命弗里茨·伦茨（Fritz Lenz）为首位全德国任何一所大学的种族卫生学终身教授。其他大学也快速跟进，任命了自己在种族卫生专业的教授；如果没有设立该专业，则在开有该学科常规课程的学院任命相应的教授。但不幸的是，种族卫生学不仅缺乏知识术语，那些教这门学科的人也多是因为意识形态狂热，而不是在学术上有影响力。能干一些的学生会在背后嘲笑这些老师，但是就算是他们也仍然经常通不过该学科下最简单的考试，比如他们会把长得像北欧人的犹太人当成是雅利安人。尽管这种考试手段非常荒谬，但这并没有劝退纳粹教授，他们仍然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搞种族研究。比如，吉森大学（University of Giessen）的遗传健康和种族保护中心1933年有一部分资金来自纳粹党，1938年成立了一个完整的科系，创办人是“老兵”海因里希·威廉·克兰兹（Heinrich Wilhelm Kranz）。克兰兹曾经是医学院学生，1920年卡普政变之中图林根的自由军团残忍地射杀了15名工人，克兰兹当时参与了这一行动。克兰兹的本职工作是眼科医生，其实他在体质人类学上毫无专业素养。尽管如此，克兰兹在党内的关系还是足以让他创建自己的种族研究帝国。[307]

种族卫生学的老师一般水平较差，他们所教的内容从科学角度来看非常可疑，但不管怎么说，在30年代多数医学系至少在原则上接受了这一学科。这可不仅仅是纳粹党强加给大学的。1933年之前纳粹医师联盟、1936年起帝国医师协会的负责人格哈德·瓦格纳（Gerhard Wagner）和鲁道夫·赫斯关系密切，并对替代医学兴趣浓厚。[308]瓦格纳支持纳粹激进分子搞一种建立在药草和其他自然疗法之上的有机医学，命名为“德意志新型疗法”。他也从来不掩饰自己对传统大学医学机械论科学的蔑视。他特别排斥主流医学对合成药学的依赖。他于1934年6月在德累斯顿建立了一个教学医院，意在推广新型的德意志自然疗法理念。为此他还专门准备了一系列多样化的特殊课程训练。在瓦格纳1933年于慕尼黑建立的国家公共卫生官员协会里，种族卫生学也被加入到了教学之中。很快，“人民的健康”也成了大学医学院的教学特色。瓦格纳为推广种族卫生学不遗余力，他经常成功干涉教育部任命大学医学系教授（1933—1934年驱逐教授职位上的犹太人，很多职位出现了空缺）。比如，从1933年开始，波恩大学的医学17个教授席位出现了12个空缺，到1945年新任命的14名教授中有10个是活跃的纳粹分子，在教员里面形成了强势集团。通常新来的人可能专攻理论，也可能专攻实践，具体方向和该职位的前任无关。不过即使这样，到了1938年符合条件的医学教授人选仍然太少，教育部已经开始返聘退休人员。比如，67岁高龄的瓦尔特·施特克尔（Walter Stoeckel）是柏林知名的妇科医生，由于没人能够接替他，施特克尔不得不继续留任两年。人员短缺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能干的内外科医生能够在工业界和军队拿到更多的报酬，且有更多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另外，需要接受种族卫生学教育的学生数量非常庞大，最后其他领域的一些非专业人士也被吸收进来从事教学工作。[309]

第三帝国为教育系统各个领域带来的影响最终都是灾难性的。“学术不再是必需。”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在1933年10月的日记里写道，当时他的大学取消了一周两次（下午）的课程，以便为军事训练腾出时间，这件事被他写进了日记里。[310]一个天生蔑视知识的政府治下出现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纳粹党徒把教育当作工具，首先是向青少年灌输世界观的工具，然后是组织军事训练和战争准备的工具。阻碍他们实现目标的任何东西，像一些传统教育价值比如自由探索、批判性思考和纯粹研究的理念，都被一脚踢开。后来随着备战全面展开，军队对医生的需求日益迫切。1939年大学医学生的学制缩短了。当时医学的教学质量早已下滑严重，因为主流医学训练时间遭到削减，为种族卫生等新学科让路，更不用说学生们还要去参加各种党的活动（集中营劳动、冲锋队活动等）。1935年，外科医生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Ferdinand Sauerbruch）抱怨新进医学生质量太差。他说，里面很多人进来是因为他们或他们的父母是党员。甚至有证据显示，为了让他们进来，资格考试的难度被刻意调低。当一个种族卫生的论文都可以通过最后的医师从业资格认定时，像绍尔布鲁赫这样坚守传统的医生会为德国医学的未来担心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311]

虽然如此，医学也和其他学科一样，体制内的教授在很大程度上仍像他们之前那样从事着教学和科研活动。虽然瓦格纳经常攻击主流医学，但他清楚地知道，医生对于实施纳粹优生学计划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有些德意志新式疗法的支持者希望完全废除传统医学系，瓦格纳对此进行了劝阻。此外，德国医学研究在过去几十年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有些民族主义者出于民族自豪感也要求延续这一光荣传统。许多领域的严肃医学研究能够保护德国军队免受传染病侵袭，还能够提高德国人的整体健康状况，所以第三帝国治下医学研究仍在继续发展。病理学家格哈德·多马克（Gerhard Domagk）甚至因为发明了抑制细菌感染的磺胺制剂在1939年荣获诺贝尔奖，只是纳粹政权不允许他去领奖。为提高德国人口中种族可接受人群的健康状况和繁殖能力，纳粹党强力支持预防药物研究和对重要致死物的研究。一位纳粹流行病学家首先发现了吸烟和肺癌之间的联系，并于1939年6月建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来打击烟草消费。党和政府的各个机构都积极主张禁用致癌物质（如石棉）、危险的杀虫剂和食物染色材料。1938年，空军禁止在其军事基地吸烟。1939年4月，纳粹党的办公机构和邮政机构禁止在工作场所吸烟。各种图书、宣传单和海报都会警告吸烟的危害，不停指出希特勒的嘴里从来没有叼过烟斗、雪茄或香烟。希特勒也不喝酒，而纳粹党在打击过度饮酒（啤酒、葡萄酒和烈酒）方面同样积极。其实，烟草公司、酿酒公司、蒸酒公司和酒商可能包含很多党员，为政府提供了重要财政支持。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党的行动，因为改善雅利安种族的健康状况高于一切。[312]

这些政策令医学研究者忽视了纳粹医疗政策的负面影响。所谓提升种族质量不只包括这些研究和各类预防措施，我们会看到，里面还有一些措施要消除不利于种族未来的各类因素。这些措施包括强制绝育，甚至是打着预防医学这一看似意义中性的旗号行谋杀之实。[313]种族卫生和优生学进入了第三帝国的医学教育，这对医学伦理也产生了影响。其他领域的一些医学研究者开始认为劣等种族的亚人类族群可以作为医学实验的对象。[314]第三帝国的医学及相关学科权力很大、地位很高，这让研究人员觉得任何事物只要以促进科学进步为名就都是有理的，无论是可以帮助民族赢得权力斗争，还是可以提高纯理论研究质量。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政府蔑视传统道德的行为反倒鼓励了他们。医学伦理背后深植的基督教信仰仍然为数百万德国人所坚守，最后被纳粹党视为动员雅利安种族精神的一大障碍。没有任何明显证据表明纳粹党人扫除了德国人民坚守的其他一些道德和文化认同，成功以他们自己那半吊子的世界观取而代之。但是，对一种政治体制的忠诚，即便是像第三帝国这样极端的政治体制，也绝不是完全建立在意识形态认同上。至少在传统政治之中物质因素可能更为重要。纳粹党上台的背景——当然很大程度上也是它上台的原因——是那场在现代历史上中最具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即使民众对纳粹党在宗教、文化和教育领域的雄心壮志漠不关心，但如果它能够将德国带出经济危机，解决20年代末出现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减轻民众对经济前景的悲观绝望，仅凭这一点他们就能保证民众对第三帝国的支持。

第四章

繁荣和掠夺

第一节

“战胜失业”

一

1933年6月27日，希特勒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授权兴建一种新型道路，即高速公路。这种双向的机动车道将把德国的主要城市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交通网络，乘客和货物都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直达目的地。这个想法最初源于意大利于1924年修建的高速公路雏形。而在德国，从1926年开始，一些私营企业已经在谋划将汉堡、法兰克福和巴塞尔（Basel）连接起来，有的计划已经深入到各种细节问题。不过，后来的经济大萧条使这一切都化为泡影。但是希特勒改变了这一切。几乎就在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那一刻，希特勒便决定重启高速公路计划。1933年2月11日，希特勒在柏林国际机动车展上讲话。他声称，一个国家的高速公路状况在未来将成为衡量其繁荣程度的主要准绳。希特勒是一个狂热的汽车爱好者，在之前几年的竞选季，他曾经乘汽车环游德国。在希特勒看来，驾驶汽车或者至少是乘坐汽车是一种比驾驶或乘坐飞机和火车更好的美学体验。因此，新的机动车道要沿着观光路线修建，以便乘客在休息区下车放松双腿的同时还能欣赏德国的田园风光。弗里茨·托特（Fritz Todt）在1933年6月30日被希特勒任命为高速公路建设负责人。在托特眼里，修建公路甚至代表着种族性的成就，即通过机动车把伟大的德意志精神带到祖国真实的树林、高山和田地里去，表现北欧人在现代技术支持下对冒险、速度、兴奋的热爱。[1]

主要是托特说服希特勒接受了上述想法。托特是土木工程师出身。他曾经帮慕尼黑的扎格尔和韦尔纳公司（Sager and Woerner）修过柏油路和沥青路，且1923年就已经加入纳粹党。托特1891年出生于施瓦本地区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小镇，接受了专业教育之后，他一战时在空军服役。他对党的忠诚主要源于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慕尼黑政变失败之后，托特开始避免过分活跃地投入政治运动，转而专注于自己的主业，但又在1932年加入了冲锋队预备队，同时领导着创立于1931年的纳粹党德国建筑师和工程师战斗联盟的工程师分会。和党内的其他技术专家一样，托特把纳粹运动看作一场决定性的、充满活力的现代运动，它能在魏玛共和国逐渐凋敝之际为德国赢得一个全新的未来。在他眼里，这场运动要将科学和技术集中应用于社会、文化和经济，服务于日耳曼种族的利益。戈特弗里德·弗德尔（Gottfried Feder）等党内的一些经济学智囊敌视机械化和合理化机制，认为它们会导致失业。为了堵他们的嘴，托特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新建设计划，高速公路计划就是其中之一。1932年10月托特就此向党的领导层递交了一份报告。这时候他已经被任命为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的办公室首席技术顾问，为自己的想法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希特勒宣布开始兴建的高速公路计划，基本上只是把托特的想法从理论变成了实践。[2]

1933年9月23日，希特勒参加了经过长时间策划的汉堡—巴塞尔高速公路建设开工仪式，并铲了第一铲土；1935年5月，法兰克福到达姆施塔特（Darmstadt）高速公路的第一段正式开放；1938年夏天德国建成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达3,500千米。高速公路可能是第三帝国宣传品中最长寿的一个，一直被保存到了今天。希特勒个人对高速公路的路线规划兴趣浓厚，时不时会认为某条线路上的风景不是最美，然后要求改道。他还坚持亲自审批桥梁和服务站点的设计，其中许多都是现代主义风格，希特勒更多地将设计任务交给建筑师而非工程师，包豪斯的前校长密斯·凡·德·罗甚至提交了两个服务站点的建设计划。高速公路的现代性，风格简约的宏伟大桥跨越大河和峡谷，优美的双向公路穿过高山和平原：这是第三帝国最让人震撼的作品之一。托特指示设计者，要将堤坝和隧道融入沿途风光之中，在道路两旁种上各种本地植被，让德国的自然风光清晰地呈现在司机和乘客眼前。[3]但实际上，高速公路彰显的不是融入了德国精神的自然风光，而是被技术征服的自然风光。宣传机器拼命鼓吹，说这些高速公路堪比古埃及金字塔，是现代奇迹，其宏伟程度超过了中世纪的哥特式大教堂和中国的长城，更是凸显了它的技术性。“开辟森林”，卡尔·特奥多尔·普罗岑（Carl Theodor Protzen）为一个高速公路桥写的标语大胆地宣布，“炸毁山岩，凿通峡谷，征服远方，在德国的土地上开出金光大道”。[4]

托特的计划中有一部分未按他的预期实现。从1938年到1945年，德国高速公路的里程只在3,500千米的基础上增加了500千米，因为建筑资源不久便转向了和战争更直接相关的项目，帝国国防部甚至否决了一些战略意义不大的路线，坚持必须优先修建战略敏感区（如东普鲁士）的军事公路。由于这些干预和战后的拖延，汉堡到巴塞尔的高速公路直到1962年才真正完成。[5]而且，1939年之前很少有人能享受这些公路，因为德国是当时机动车化程度最低的欧洲国家之一。1935年，德国只有1.6%的人拥有机动车，法国是4.9%，英国是4.5%，丹麦是4.2%，连爱尔兰都比德国高一点儿，1.8%。但这些国家连美国的脚指头都够不着：当时美国的汽车拥有率达到20.5%，相当于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有汽车。[6]

地图9　德国高速公路网

在柏林车展上，希特勒不只宣布了新的高速公路修建计划，他还推广赛车运动，并降低有车一族的税务负担。[7]结果，仅从1933年5月到6月，汽车行业的就业人数便上升了40%；从1932到1933年，机动车的产量翻了一番，到了1935年又翻了一番，德国汽车的年产量达到25万辆，汽车价格也比20年代末便宜了很多。国外汽车品牌的销量从1928年占总销量的40%下降到了六年之后的10%。[8]客车数量从1932年的刚过50万增长到1936年的接近100万。[9]甚至连当时经济拮据的维克托·克伦佩雷尔都在1936年初为自己购置了一辆车。不过很快他就后悔了。他在1936年4月12日写道，“这车绑住了我的心灵、神经、时间和金钱。开起来不舒服，不时让人心烦，这些根本不是事儿，”他接着说，“甚至连开进开出的麻烦事儿都可以忍受，真正的问题是这辆车一直在出毛病，从来没消停过。”[10]

不过，连克伦佩雷尔也不得不承认高速公路的“宏伟壮丽”。1936年10月4日，他开着车在一条高速公路上驰骋，热情洋溢地记录下了自己和妻子享受“美好风景”的过程，他甚至“好几次飙到了80千米/时”。[11]可是，尽管汽车拥有率上升了，在1939年以前，德国社会的机动车化进展依然缓慢，说它是德国这些年经济复苏的动力显然是夸大其词了。[12]确实，在1938年以前，德国汽车产量的增长速度比其他国家快很多，但汽车拥有率仍然只有1/44，远低于英法的1/19。[13]在德国，铁路系统依然承担着主要的客运和货运功能。铁路运输业是德国当时最大的用人产业，在纳粹德国时期采取集中化管理，并得到了足够的资金，使得1932—1938年间电力火车头的数量提高了50%（不过基数很小），小型转轨引擎的数量提高了4倍。[14]不过，当时铁路行业总体上遇到了周期性的投资不足。因为嫉妒商业车辆在货物运输上的优势地位，铁路管理部门成功把商业车辆免税政策推迟到了1935年1月，但不久之后，商业车辆的增产速度就大大超过了客运车，1934—1935年达到了263%，而客运车则是74%。[15]

即便如此，汽车仍然是希特勒心目中德国高科技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希望未来的德国人手一辆汽车。20年代，他在兰茨贝格监狱打发时间时读到过一篇有关“德国的机动车化”的文章。30年代早期，他设想了一款售价不到1,000马克以便绝大多数人都消费得起的小型家用汽车，并画了一些粗略的设计草稿。尽管主流汽车工业界对希特勒的想法表示怀疑，他还是争取到了跑车工程师费迪南德·波尔舍（Ferdinand Porsche）的合作，1937年末，波尔舍设计出了汽车雏形。在希特勒坚持下，纳粹党的工会组织德意志劳工阵线投资建了一个大工厂来生产这款汽车。希特勒希望新公司最终能够摧毁美国欧宝（Opel）和福特公司在德国小型车市场上的统治地位。希特勒给这款汽车取名为“人民之车”和“力量来自快乐汽车”，他设想每年至少有100万辆车走下生产线，并展开广告宣传攻势，鼓励工人存钱买一辆，口号是“人手一辆车”。[16]

宣传攻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39年4月一个在莱茵兰—威斯特法伦的社民党特工报告道：

很多德国人为“人民之车”的出现感到万分惊喜。德国真的掀起了“力量来自快乐汽车”狂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汽车成了德国千家万户的主要话题，国内和国际政策等其他问题都被暂时抛到了一边。美好的未来遮盖住了德国日常生活中的阴暗面。只要“力量来自快乐汽车”测试模型一出来，人们就会蜂拥而上。承诺“人手一辆车”的政治家，只要人民相信他的承诺，他就会成为人民政治家。就从“力量来自快乐汽车”来看，德国人确实相信希特勒的承诺。[17]

1939年2月17日，在柏林的国际机动车展上，希特勒无比自豪地亲自展示了一台参展车，并送了自己的伴侣伊娃·布劳恩（Eva Braun）一辆作为生日礼物。尽管在第三帝国期间从来没有成品从生产线上下来，这款汽车依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就是后来的大众汽车，战后被人们称为“甲壳虫”——这个名字便源自希特勒最初的圆形设计。在20世纪下半叶，大众成了全世界最知名的汽车品牌之一。[18]

二

建设一个机动车化的社会并不只是为未来描绘一副宏大的技术图景，它还将在经济上带来更多实惠。弗里茨·托特估计，兴建高速公路将带来60万个就业机会，除了修公路本身，还包括为建设提供各种基建材料的工业生产。1935年6月，仅修建高速公路就吸纳了12.5万人，所以这个计划确实带来了就业机会，只是没有一些人认为的那么多。[19]纳粹党在30年代初期的选举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主要原因便是它允诺要把德国带出经济危机的泥潭。1933年1月，共有600万人登记失业，超过300万人未纳入统计范围，其中很多是女性。1929年中期，德国的就业人数为2,000万；到了1933年1月，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150万，其中许多人从事的是短期工作，或者被迫接受了工时缩短和工资下降。大规模失业使工人运动失去了罢工这一主要的谈判手段，并为纳粹当局在1933年头几个月摧毁工人运动省去了不少麻烦。不过，1933年1月30日成立的以希特勒为总理的联合政府宣布，让德国人不再失业是头等大事。[20]早在1933年2月1日，希特勒在他第一次广播演讲中就说，“向失业全面宣战，拯救工人于水火”是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四年之内，”他宣布，“失业问题必须最终解决。”[21]

希特勒可以继承魏玛政府已经实施的促进就业机会计划。1931年夏天，德国放弃使用金本位，这使得政府可以通过印钞刺激经济复苏。1932年末，在工会的压力下，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的短命政府基于前任弗朗茨·冯·巴本和海因里希·布吕宁的计划开始行动。巴本以税务凭证的形式准备了3亿马克来修路、修房和提高农产品产量，而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施莱谢尔直接投了5个亿，纳粹党在1933年夏将投资提高到6个亿。投资计划在1933年1月28日才开始产生效果，这让纳粹政权可以将功劳算到自己头上。其实这个计划很大程度上是金特·格雷克（Günter Gereke）的主意。格雷克是经济学家，1932年12月15日成为帝国促进就业委员会负责人，并一直任职到1933年。1933年4月27日，劳工部长弗朗茨·泽尔特（Franz Seldte）宣布，失业人口已经减少了超过50万。减少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是季节因素造成的：冬季过后就业率会提升。1932年最后几个月已有迹象的经济回暖也是一个原因。希特勒的政府在时间上交了好运。[22]

不过，纳粹党在经济复苏上并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1920年党的纲领拿出了一份非常左的经济改革计划，包括私人企业的大规模国有化等，以致十年之后当纳粹党真正有机会上台时，希特勒和党的领导层不得不极力安抚德国工业家和财团，让他们确信党已经长大了，不会再那么幼稚地要去搞国有化了。1930年，党的主要高层行政官员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设立了一个经济政策部门，该部门和商业界保持密切联系，致力于制定未来的增进就业计划。1932年7月，纳粹分子在竞选活动中玩了一个把戏，它提出失业者能以参加公共劳动的形式获得政府信用。劳动包括排空沼泽、开凿水渠、开垦荒地等。他们宣称，德国应该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努力从萧条的状况下走出来，不能等待国际贸易复苏。[23]

泽尔特还有更加雄心勃勃的想法，他想就劳动力密集型建设项目发行债券，这个想法被内阁接受了。1933年6月1日，政府出台了第一部《降低失业法》（Law on the Reduction of Unemployment），这让政府给“赖因哈特第一计划”（First Reinhardt Programme）公共工程筹集的资金又多了10亿马克。弗里茨·赖因哈特（Fritz Reinhardt）是当时德国财政部的国务秘书。1933年9月21日又通过了第二部《降低失业法》，也叫“赖因哈特第二计划”（Second Reinhardt Programme）。这个计划通过信贷为私营公司筹了5亿马克，主要用于启动新的建设工程和雇佣新的劳力。[24]据估算，所有这些计划加在一起，加上一些小的调整，政府为创造工作机会在1933年末投入了超过50亿马克（但到了1936年初已经花了35亿马克），极大扩展了1933年初从施莱谢尔政府接手的促进就业计划。[25]此外，政府完善了对房屋买卖、改造和维修进行补贴的体系，这是巴本政府在1932年9月为刺激建筑业采取的措施。最后，纳粹党还向一些贫瘠地区大量注资，这些地区主要是农业地区。它心里还有一个盘算是，如果战争爆发，搬出大城市的产业越多，敌机轰炸对工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就越小。[26]

纳粹政权还在快速开展行动，减少劳务市场中的人数。这样，有就业需求的人减少，失业率就会随之下降。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举措是婚姻贷款的出台，这是1933年6月1日《降低失业法》的一部分，后续还有一系列调整。按照规定，只要女方在法律出台前的两年内工作了超过六个月时间，准备结婚的年轻人就可以提前申请最多1,000马克的无息贷款。这项措施的关键在于，在结婚时女方必须放弃自己的工作，不能进入劳务市场——除非丈夫失业——一直到完全偿还贷款为止。这不是一个短期措施，因为政策规定每月只能归还贷款额度的1%，这意味着贷款最多要还八年零六个月。而且，贷款几乎没有全额发放的，平均额度是600马克，差不多是一个工人年收入的1/3。不过，后来增加的一个后续措施使这笔贷款变得很有吸引力。1933年6月20日的一项补充法令宣布，贷款夫妇每有一个小孩，贷款就减免1/4。这样，如果有了4个小孩，贷款就不用还了。当然，符合要求的夫妇必须是雅利安种族的。这项措施和第三帝国很多其他措施一样，除了发挥其基本功能之外，同时还是种族政策的工具。根据1933年7月26日的一个补充法令，所有的申请者都要进行体检，以证明自己身体健康。如果申请者有任何遗传病、不合群、没有固定住所、酗酒，或是和共产党一类的抵抗组织有联系，申请都很有可能被拒。而且，为刺激生产并保证钱用在了正道上，贷款是以票证而非现金的形式发放，只能用以购买家具和家用物品。[27]

让女性离开劳务市场来减少男性失业率，这种方法并不是1933年才有。实际上政府在1924年为维护经济稳定，以及在1930—1932年为消除危机而实行的财政紧缩政策就部分采取了这种方法。在政府公务员系统中，双薪家庭中出去工作并赚得薪水来提高家庭收入的已婚妇女被统统解职。她们在私人企业中也受到不小的压力。[28]尽管当时德国女性已经拥有选举权，魏玛时期的所有政党都认为女性应该待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29]纳粹分子只是人云亦云，但他们声音更大、更坚定、更无情。与很多其他领域相似，在妇女问题上希特勒也起了带头作用。1934年9月8日的国家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上，希特勒说妇女解放的想法是“犹太知识分子”编出来的，从本质上讲是非德意志的。他声称，在德国，男人的世界就是国家，而女人的世界是“丈夫、家庭、孩子、房子”。他接着说：

女人出来干涉男人世界的事情，干涉他们的主要领域，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对的。两个世界井水不犯河水才是最自然的。感情和心灵的力量属于女人的世界，而眼界、强硬、决断力、行动能力属于男人的世界。[30]

其实这话戈培尔在1929年早就用更朴素的方式说过了：“女性的任务就是打扮自己，然后生孩子……雌鸟总是为雄鸟打扮，然后为它孵蛋。相应地，雄性负责觅食、站岗、击退敌人。”[31]戈培尔这番话显示了他对鸟类学的极度无知（他对许多其他事情也都很无知）：有很多鸟类，比如孔雀和天堂鸟，是雄性爱打扮，还有一些鸟类，例如帝企鹅，是雄性孵蛋。也就是戈培尔会强调女性必须打扮得漂亮，希特勒对此从不关心。不过，纳粹的观点很明确，戈培尔借自然界打的比方也很直白：1933年的一本纳粹意识形态入门读物说，“德意志的复兴是男人的事情。”女人该待的地方是家里。[32]

因此，婚姻贷款计划和贬低女性在外工作是纳粹意识形态的重点，有利于降低失业数据。计划实施之后，纳粹的宣传人员便称赞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计划完整实施的第一年，即1934年，政府发放了近25万的贷款，1935年这个数字掉到了15万，不过1936年又增加到17万，至此已约有1/3的新婚夫妇接受了国家贷款的帮助。[33]这些数据确实非常光鲜。不过，相关措施对降低失业起到的效果并没有像纳粹党自己说的那么好。因为女性总体上并未和男性竞争同样的工作，所以劳务市场少一个女性并不意味着就有一个工作空出来给男性。虽然两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于20—30年代逐渐被打破，但是工作中的性别差异仍和19世纪后期一样。工人中只有不到1/4是女性，她们多从事纺织、裁缝、餐饮工作。家庭用人也都是女性，“家庭助手”是女性比例较高的职业。与此相比，在主要工业部门工作的女性人数很少。因此，婚姻贷款带来的主要改变只在整体就业数据中体现出来，实际上并没有为失业的男性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因为无论处境多么让人绝望，那些钢铁行业和建筑行业中的失业者都绝对不会去搞家政清洁和织毛衣。此外，婚姻贷款必须被放在1932年下半年和之后的经济提速这段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来看待。大萧条过程中，以前没有登记的女性在父兄丢掉工作后也去登记了，而当男人们重新找到工作以后（主要选择在对重整军备至关重要的重工业领域），这些女性就辞去了她们的工作，她们可不想同时挑两副担子，既要照顾家里和小孩，还得在外工作挣钱。由于经济危机，许多人都推迟了结婚和生孩子的时间。贷款政策出台的第一年有很多人申请，这说明推迟结婚和生孩子的夫妻为数不少。所以，他们申请贷款很大程度上是自主决定，和政府的刺激政策无关。[34]

然而，不久之后纳粹分子就开始大肆宣称，在他们采取措施之后，20年代末以来一直困扰德国经济和德国社会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已被瞬间解决。1934年官方统计数据表明，失业率比两年前降低了一半还多；1935年失业人口近220万，而1937年已经跌进100万以内。希特勒说要四年之内解决失业问题，现在看起来他好像胜利完成了任务。许多人听信了纳粹宣传机器吹嘘国家已经“战胜失业”的谎话。从1933年5月开始，纳粹党借此赢得了许多心存怀疑的人的支持，还让第三帝国的支持者们陷入新一轮狂喜之中。人们相信希特勒真的在重振德国经济，这是纳粹政权在建立之初便获得广泛支持的主要原因之一。[35]那么，这个一些人所谓战胜了失业的“希特勒的经济奇迹”是否符合一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复苏模式（大胆的赤字支出政策，巨额的投资增长，以及从大萧条的深渊中恢复过来，总体摆脱贫困和提升生活水平）？它是否为毁于二战的德国打下了50年代西德经济奇迹的基础？[36]

在某种程度上，世界范围的经济复苏那时已经开始，尽管速度很慢。在德国，经济复苏是基于快速增长的商业投资信心，这是因为从表面上看第三帝国的政治局势比之前的魏玛共和国相比更稳定，而且它镇压了工人运动，给了用人公司更大的运作空间。而且，1929—1931年的失业问题被一战前的婴儿潮加重了，在大萧条期间，这批长大的婴儿正好离开校园涌入了劳动力市场。不过，情况在1932年之后发生了变化，一战时期出生人口很少，而1932年正是战时婴儿成年的时间。据现有统计数字的趋势显示，1914—1918年出生人口大约少了200万，而战争年代孩子的死亡率受到食物短缺因素的严重影响，比平时高了约40%。所以，1932年后劳动力市场形势因为总体工作需求下降而得到了改善。[37]

之所以说纳粹党上台时极度走运，不仅是因为当时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更是因为纳粹百般吹嘘的经济复苏政策只不过让德国的经济状况恢复到了大萧条之前的水平。比如在住房方面，1936年德国新建和改装住房310,490所，数量看起来十分可观，但这和1929年遭人嫌弃的魏玛共和国的317,682所比起来还是略显不足。德国政府在1928年提供了10亿马克的补贴进行住房建设，而1934年这笔钱完全被砍掉了，转而被集中到了住房维修上。还有，建筑行业增加的从业人员大多从事大型掘土项目，但许多都是被强迫的，而且这些工作都是大型土方作业，和住房没有半点关系。[38]纳粹政权一直热衷于统计数据造假。不只是参加劳役的人，以前没有登记过的家庭和基本没有酬劳的农场工作者（多为女性）也被算作就业人员。但是，这些人都不能算劳动力市场中的积极从业者，他们根本没有稳定的工资来养活自己，更不用说自己的家庭了。这些隐性失业人口加起来约有250万左右，这样一看，尽管纳粹统计说当时德国失业人口刚超过200万，但真实数据应该是接近400万。[39]1935年1月，当时的一位观察者就认为德国仍然有超过400万的失业人口。[40]纳粹德国还对统计数据动了一些不易察觉的手脚，比如临时工被算作了永久雇工。1933年1月到1934年12月之间，人数超过50万的城市里依靠福利救济的长期失业人数下降了60%，从纸面上看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不过，这仅仅是因为“福利救济失业人员”这项统计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以前是统计在福利部门登记拿补贴的人，现在是统计在劳务介绍所找工作的人。举个例子，1934年3月末，汉堡的劳务介绍所记录共有5.4万拿福利的失业者，而福利部门则记录有近6万人失业。[41]

除此之外，一些贸易和行业分支缩减了工时以雇佣更多的工人，但是有工作的人工资便因此下降了。劳务介绍所只能提供短期工作，稳定工作仍然很少。很多年轻男女被迫加入志愿劳役或者参加农业劳动，但是农民们一般很讨厌这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认为他们的到来只是意味着又多了几张要吃饭的嘴。任何拒绝参加的人会被取消福利、强制劳动甚至关进监狱。有些地区所有18岁到25岁的失业青年都被集中起来，有人告诉他们有两个选择，要么去田里劳动，要么立马失去所有福利。但这种工作的工资实在太低了，很多情况下甚至比福利收入还低。干这种活的工人仍然需要福利收入来维持工资抵不了的额外开销。[42]即使是在地位很高的高速公路计划中，工作条件也非常糟糕，食物配给跟不上，工作时间还很长。工人们经常抗议，有一次甚至还烧了工人营房。许多人其实是被征召进去的，有理发师、白领工人、旅行推销员，这些人完全不适合重体力劳动。施工现场事故频发，相同的事故不断发生。一个建筑工地爆发了700名工人的抗议活动，其中2/3的工人在几个月内被逮捕；那些最起劲的抱怨者都被送进达豪进行“再教育”，以此杀一儆百。[43]这些举措和严格控制劳工以及废除工会等措施压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44]

所谓志愿劳役，其实不是纳粹党的发明，在纳粹夺权之前便已经存在了，1932年已有28.5万人参加。193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42.2万，但其中许多人都是城市居民，却被派去做一些短期农业劳动，比如帮忙秋收，但这是农民反正都会干的一类活儿。所以，尽管这类计划的确是降低了官方统计数据中的失业人数，但却没能提升德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一些有经验的观察家指出，所谓经济复苏并没有影响到消费商品，1935年5月的消费品产量依然比七年前低了15%。1933年到1934年零售贸易量降低了，因为工资一直没涨，食物和衣服的价格却都涨了。凯恩斯的经典经济学理论意在创造工作机会来刺激经济复苏，而巴本政府至少在理论上采用了凯恩斯的理论。这一理论以国家贷款和就业计划提高工人收入，刺激消费需求，进而促进生产，增加就业，直至整个经济复苏并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但是希特勒上台两年半后，仍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这些事。[45]

三

实际上，纳粹政权的增加就业计划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复苏计划有很多不同。希特勒1933年2月8日向政府部长们解释了计划的真正目的：

德国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内必须致力于重整军备。每一个公共财政支持的就业计划，其必要性都必须按其是否支持了德国重整军备来判断。在任何决策中这个原则都必须优先考虑……德国的国际地位将由德国的军事地位决定，而经济地位也将由军事地位决定。[46]

希特勒还说，修建高速公路也是战略决策。[47]1933年5月29日，希特勒在向德国工业家们展示高速公路修建计划时，甚至提议公路上方应该用钢筋混凝土封闭起来，这样当坦克和运兵车开上前线时就可以避免敌人对高速公路展开的攻击。可是最后他们修建的高速公路线路和所有可能的战争前线都离得很远，同时路面太薄，承载不了坦克和一些重型军事装备。闪闪发光的路面很容易被敌机定位，不得不在战争期间涂上颜色进行伪装。虽然高速公路在意识形态、美学、宣传方面作用巨大，但希特勒以及公路的建筑师弗里茨·托特的建设计划主要考虑的还是战略需求。[48]希特勒要求人们注意引擎工业对德国未来军事地位的重要意义。他相信引擎将带来关键影响（即使不是直接影响）。“汽车和飞机都以引擎工业为基础，”他说，“比如，如果没有柴油机在汽车工业中的发展，就不可能为其在航空上的应用打下必需的基础。”[49]一家有汽车生产设备的工厂可以迅速转向军事生产，且生产汽车引擎获得的利润能够用来支持发展飞机引擎。[50]

但是，德国的机动车化不过是纳粹党的又一个幻想。从30年代中期开始，各类资源都转向了军事生产，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受到限制，汽车生产速度放缓，到1938年已经跟不上需求。工人们在大量的广告宣传效应下每周存钱买一辆“力量来自快乐汽车”，最终不过是加班加点为重整军备作了财政贡献而已。1939年末，27万人以这样的方式一共借给国家1.1亿马克。最后，至少有34万人向这个计划投了钱，可是没有一个人获得过汽车。1939年9月汽车厂都已经转向军备生产了。[51]军方认为汽车制造业规模扩大是以后军队能够快速移动的关键性前提条件。而在更广泛的层面上，钢铁和工程等基础产业将优先于消费品产业，因为钢铁和工程是重整军备的基础。让德国人特别是德国男性重新工作，能够让他们强健起来，从好吃懒做的失业人员变成潜在的战士，所以更重要的是规训他们，而不是给他们高工资。在希特勒看来，年轻人能够“自愿”（真实情况当然是不自愿）服劳役，挣低于福利标准的工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将在那里学会如何在以后的战争中忍饥挨饿。[52]

更直接的是，希特勒想要重启被1919年和平协议限制德国军事力量发展的条款禁止的德国武器生产。1934年2月28日，希特勒向军方、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领导人物讲话时说，必须在八年时间里为德国东部的“居民创造生存空间”，因为那时候经济复苏的势头将会消失。不过由于“西方列强不会让我们这么干……因此如有必要我们必须先后闪击西方和东方”。所以，重整军备必须在1942年完成。[53]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33年的德国基本没有空军，没有军舰，没有坦克，甚至多数最基本的军事装备都没有。陆军这时候只有不到10万人。1933年2月，希特勒以促进就业为幌子重启了一个重整军备计划。该计划是施莱谢尔计划的修订版。希特勒在2月9日说，“所谓就业计划只是为了掩饰他们是在为国防事业工作。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必须对此严格保密。”[54]根据军方1932年的计划，为支持第一阶段的扩张，陆军自己从施莱谢尔计划中索取了5,000万马克，而空军委员会只要了略超过4,300万。这些钱对希特勒来说还是太少了，他认为重整军备需要10亿级别的投资，越快完成越好，如果列强在德国有能力抵抗外敌（如波兰）入侵之前发现了它的重整军备计划，只有加快重整军备的步伐才能让德国渡过难关。最后陆军说服了希特勒，说重整军备的第一阶段做不到更多了。于是希特勒下令把用于经济复苏的资源让给陆军，1933年4月他更是让陆军自己控制重整军备的预算。[55]

陆军一共控制了2,800个企业，它们受到军令节制；1934年，它们生产了德国一半的钢铁、工程以及汽车。经济大萧条，这些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所以一开始陆军只是在消耗过剩产能，没有要求追加投资。1932年，德国工业的投资水平比1928年要低17%。但之后增长就开始了，1933年比1928年高21%，1934年是40%，而1935年是63%。同时，建设德国空军的准备也开始了。1934年3月的一个生产计划显示，空军到1939年要造出1.7万架飞机，许多计划被伪装为生产客机，而一旦时机成熟，客机就可以改作轰炸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其中58%被列为“训练机”。到了1935年，已经有7.2万人就职于飞机制造业，和1933年初的4,000人形成鲜明对比。同样地，1933年7月克虏伯公司开始大规模制造所谓“拖拉机”，这个遮遮掩掩的名字其实指的是坦克。1934年，联合汽车公司（Auto Union Company）建立了一个军用汽车生产部门，它用了一个模糊的名字作掩饰：中央办公室。1933年11月，海军订购了价值4,100万的军事装备，以及价值7,000万的战舰。柏林的博尔西希公司（Borsig）和汉诺威的波鸿协会（Bochumer Association ）等大公司也开始制造步枪和大炮。这些生产活动立刻带动了就业。1933年1月，毛瑟步枪厂的工人数量从800涨到了1,300；1933年的头四个月，制造榴弹炮和机枪的莱茵金属公司（Rheinmetall）添了500名新丁。全德国的数百家公司都在一边军事化一边招人。这些狂热举动不可避免地对工业造成了广泛影响，为了满足军方对武器或和武器相关的快速增长的需求，钢铁、工程、煤矿公司加快生产，招了更多的劳动力。到了1934年末，政府注意到失业人数比起其上台时已经下降了一半还多，便叫停了一些创造岗位的政策。从那时开始，它已经不再需要这些政策来吸收德国剩余的失业人口了。[56]

地图10　失业率的下降（1930—1938年）

1935年5月，纳粹使出了减少失业人口的最后一招：强制服役。1933年10月，希特勒曾问过英国大使，英国是否会同意德国将陆军规模扩大2倍，即30万人。不久，陆军开始基于1932年12月11日达成的一个国际协定进行征兵（该协定意在取代《凡尔赛和约》中的裁军条款，并在一个新的国际安全体系中赋予德国平等权利）。大规模征兵发生在1934年，以新成立的德国空军招募了数千人开始，最终于10月1日将陆军人数扩大到24万。但这还不够。1933年2月3日，希特勒允诺陆军重启征兵制度。3月15日，希特勒以法军延长服役年限为借口，正式通知帝国国防委员会——这个决定使很多军官都非常吃惊——从现在起，所有德国人只要身体健康、不是犹太人、已满18岁且已经服完了六个月的劳役，都必须在军队服役一年。1936年8月，服役期延长到两年。1936年6月12日，据总参谋部估计，如果将预备役和非战斗人员算进来，陆军总人数已经略超79.3万。二战前夕，德国活跃的陆军军事力量已经达到近75万人，还有超过100万的预备役。1935年春，德国政府正式宣布空军的存在，那时候总计有2.8万名军官和人员在空军服役。到了1939年8月，这个数字增长到38.3万。[57]海军的重整最开始以1932年11月的计划为蓝本，进度相对缓慢，之后同样疾速展开。1933年只有1.7万海军军官和水兵服役，而1939年战争开始时这个数字增长到近7.9万人。[58]总体上，军队的人数增长吸收掉了剩余的年轻失业人口。1936年后，希特勒和纳粹其他领导人就再也不提什么“战胜失业”了，绝大部分德国人民都认为他们已经胜利了。[59]

四

希特勒1933年1月就任德国总理之时，德国政府正处于一场财政危机之中。当时，德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持续了三年多，迫使希特勒的前任大幅削减了政府开支。银行破产、商店倒闭、大规模失业使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猛降，政府税收急剧下滑。这种状况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比如，1938年政府开支占了全国收入的35%。政府税收为177亿马克，但当年政府实际开销达300亿马克，是税收的近两倍。那么德国是从哪里弄到钱进行重整军备并创造工作机会的呢？其秘密在于“创新型借贷生产”。对传统经济决策者来说，这项政策是个禁忌，因为它很容易导致通胀风险。当时，没人愿意再看到1923年发生过的不可控的高通胀。帝国银行行长汉斯·路德（Hans Luther）并不看好政府在财政赤字中重整军备。路德是传统经济政策的支持者，有从政经验，曾经担任过德国总理。他希望维持受国际支持的帝国银行的政治中立地位，因此当1933年1月30日褐衫军银行大楼前升起卐字旗时，路德曾当面向希特勒抗议。这让纳粹分子觉得路德和他们不是一路人。1933年3月中旬，希特勒用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换掉了路德，而沙赫特就是那个曾在1923年末遏制通胀的金融魔术师。[60]

沙赫特是第三帝国领导层中的异类。在正式场合下，其他部长都身穿军装，脚踏长筒靴，而沙赫特则是一身西服：高白衣领、衬衣领带、黑色大衣、圆顶礼帽。他身材瘦削，不显山不露水，戴着无框眼镜，令他显得内敛而学究，和政府其他领导人野性十足的做派很不协调。他的出身和那一批人也完全不同。1877年，沙赫特出生在一个并不显赫的家庭，他的施洗名是霍勒斯·格里利·亚尔马·沙赫特。他的父亲在美国待了七年，非常崇拜《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创始人，也就是“到西部去，年轻人”这句口号的发明者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因而也给沙赫特取名“霍勒斯”，而他在德国广为人知的名字，即沙赫特，是来自汉堡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母亲家族的名字。他曾在汉堡的一所知名中学学习，后来去慕尼黑大学跟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学习了政治经济学，随后成为一名见习记者，获得了实际工作经验，接着又去巴黎学习了法语，并写了一篇关于英国经济的博士论文。因此，沙赫特的背景丰富多样，对其他国家了解很深。威廉二世时期，他和当时的知名经济学家和经济评论家如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和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等做了同事。慢慢地，他的政治立场偏向了民族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 Party）。他曾经为贸易协定组织撰文，这让他和德意志银行的创始人格奥尔格·冯·西门子（Georg von Siemens）建立了联系。通过这层关系，沙赫特进入了真实的财政世界，他在银行界爬得很快。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沙赫特曾参与战时经济管理，但他绝不是一个右翼民族主义者。实际上如果他的话可信，1938年他还因为第一任妻子是纳粹主义的激进支持者而和她离婚。在魏玛时期，沙赫特的选择是社会民主党。[61]

1923年末，沙赫特被财政部长汉斯·路德任命为国家货币委员会委员，开始崭露头角。这次升迁极有可能是因为路德看中了沙赫特在金融圈中的丰富人脉，因为前几年沙赫特连续当了好几个大银行的主管。他在遏制恶性通货膨胀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因此升任帝国银行行长，接替1923年11月20日突然去世的前任行长。期间，他巩固了自己金融魔术师的地位：他成功维持了地租的稳定，在德国极右翼的一致反对下重启了“杨格计划”（Young Plan）的谈判，解决德国赔款问题。不过，由于政府在1930年初重新就计划的部分进行了谈判，而沙赫特对此持有异议，于是他选择辞职，暂时退出了财政界。这显示出他在政治上开始转向极右民族主义。此时，他已经退出了社民党，还没有加入任何党派。1931年初，在赫尔曼·戈林的介绍下，他在一场晚宴上结识了希特勒。纳粹领袖对他的印象非常好。而沙赫特和当时许多知名人物一样，认为只要希特勒愿意接受更保守也更有经验的人——比如沙赫特自己——的意见，他的激进主义可以慢慢得到驯化。[62]

在希特勒看来，沙赫特是管理财政的最佳人选。他需要沙赫特为自己的重整军备计划筹集资金，确保政府开支的快速增长不会引来任何麻烦。沙赫特甚至都用不着入党。他后来声称自己在纳粹政权中任职是为了防止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但实际上他当时的政治立场和希特勒很像。他也许不是一个煽动暴力的急先锋，但绝对全心全意支持纳粹政权的首要目标，即以最快速度重新武装德国。1933年5月末，他提出了一个天才的赤字计划。当时，四家大公司以100万马克的资本一起创建了冶金研究中心（Metallurgical Research Institute）。这个研究中心获得授权发行“冶金券”（Mefo bill），该券由德国政府担保，由帝国银行负责折价购买。而银行购买的方法就是印钞。1934—1936年间，德军购买的一半军火都是用冶金券支付。由于国有银行通过印钞来消化这些冶金券，到1938年3月末，钞票流通量已经增长了60亿，政府共花去了120亿马克的冶金券。沙赫特当时非常担心这些措施会引发通货膨胀，于是1937年他停止发行冶金券，之后改用税务凭据和无利率的财政券。同时，帝国负债总量暴涨，几近失控。不过希特勒和他的经济管家们都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他们看来赤字财政只是个短期手段，这些债务在不久的将来会以德国领土扩张的形式得到填补。除了加紧重整军备之外，希特勒还忙于采取其他措施，既保证重整军备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又保证能够带来最大的经济效益。[63]

起初，希特勒希望德国能够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为了即将到来的战争，德国必须停止依赖国外进口物品。一战期间，希特勒目睹了协约国对德国进行经济封锁造成的后果：人民营养不良，怨气冲天；武器生产由于原料缺乏陷入停滞。他不想这些再发生了。“Autarky”，纳粹主义所谓“自给自足”的代名词，从20年代早期开始就作为纳粹主义设想的经济前景成了许多经济讨论的重点，在希特勒的政治自传《我的奋斗》中也占据了不小的篇幅。这个词还和纳粹政策之中的另一基本理念紧密相连，那就是在东欧拓展“生存空间”。希特勒相信东欧将成为德国城市人口的粮仓。所以从一开始，纳粹经济政策就倾向于退出国际贸易市场，把目光转向一些特定国家，比如东南欧诸国，那些国家有朝一日会成为纳粹帝国的一部分。1933年2月初，希特勒告诉军队高层，鉴于目前世界经济疲软，想增加出口完全是没有意义的；要保障德国经济安全且使其长期保持复苏态势就必须去东欧开拓“生存空间”，而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为此做好准备工作。[64]

在德国国内，第三帝国通过1933年9月13日成立的帝国粮食总会（Reich Food Estate）保证食物供应，以求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总会的负责人是“血与土”意识形态的鼓吹者里夏德·瓦尔特·达雷，达雷那时还有德国农民领导人的头衔。粮食总会是一个典型的纳粹组织，等级分明，每一等级都按领袖原则进行管理，每一个地区都有相应的农民领导人当头儿。不过就其农业政策而言，纳粹分子只是实现了农业政治说客一直在鼓吹的一个理念，那就是把农业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和消费者整合起来，这样就可以消除相互之间的剥削，然后使每个参与者都能够公平分享所得。比如在渔业，渔夫、鱼肉加工者、批发商、经销商、零售商被组织进一个协会，由柏林统一进行管理。其他农业从业者（比如果农和谷农）也经历了相似的整合。这些组织还有农业进口管理机关撑腰，后者可以保护某些农产品的国内生产商。如果有人违反这些组织的规定，轻则被巨额罚款，重则被送进监狱。这样一来，国内的食物生产和食物供应就都被完全控制起来，食物价格被固定，数量和配额也都取决于生产者的利益。在某些方面，原本作为一家独立团体的帝国粮食总会在达雷眼里不仅是农民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还能让新德国的农民各安其位。粮食总会同时还是对意大利法西斯工团主义国家机构的模仿，意在让社会中一个领域的所有人和它的经济攥成拳头，至少在理论上以相互合作取代相互敌对，创造一种共同体的精神，消除现实和潜在的冲突。[65]

但帝国粮食总会出现了很多问题。[66]在达雷信奉的意识形态里，德国的未来应该是一个健康祥和的农民共同体。但是很快达雷的愿望就被更为迫切的自给自足和重整军备挤到一边。为了与总的经济政策保持一致，帝国粮食总会必须压低物价，限制进口（包括动物饲料）和消费配给。价格控制挤压了农民的利润，使他们很难和故意压低工人工资的大公司竞争。农业劳动力的缺口日益扩大，这一缺口原本要由农业机械补上（前提是农民买得起），但钢铁短缺和军事工业优先的政策却阻碍了农机的制造。1934年9月，沙赫特发起了一场“生产战役”，以求德国在食品供应上自给自足，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粮食总会只能选择配合。最后很难说这场战役取得了成功，靠补贴建成的大型谷物仓库和筒仓等设施倒确实有些效果，不过这些成果都被征用农地造成的损失抵消了，大量农地被征用去修高速、盖机场、建营地、搞军事训练。同时，大量农业人口被征召入城从事军事工业生产。从1933年到1938年，军队强行征地，致使140个村子被拆散，225个农业聚居地消失或迁走。在和平年月的最后两年，建设西墙（West Wall，又名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的计划使5,600个农场抛荒，总面积达13万公顷。谷物产量总体上甚至还没达到1913年的水平。相较需求来说，猪肉和水果的国内产量有10%—30%的缺口，家禽和蛋类是30%，脂肪、奶油、人造黄油达50%，豆制品是60%，植物油更是超过90%。[67]很多领域的生产从消费品转向军工，非军事物品进口也受到限制，致使1936年秋天爆发消费品短缺，产品供求差异悬殊。物价因此开始上涨。1934年末，德国成立价格委员会，由保守派政治家、莱比锡市长卡尔·格德勒领导。他建议放缓重整军备减速，却被直接回绝，他的委员会成了一场宣传作秀。为防20年代早期那可怕的通胀再次降临，政府于1936年10月26日开始强制冻结价格。1937年1月1日，政府开始对奶油、人造黄油和动植物油进行限量供应。于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一样受到了政府的约束。[68]

由于达雷同时也是农业部长，他必须适应这些措施。每当政府和粮食总会发生利益冲突时，让步的总是粮食总会。而到了1936年，德国离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明显还非常遥远。粮食总会夹在党和政府之间，既不隶属于党，也不属于政府，当二者以自身利益为先时，粮食总会毫无办法。于是达雷的光环开始迅速褪去。他的副手赫伯特·巴克（Herbert Backe）劝说戈林和希姆莱，称达雷只是个意识形态狂热分子，喜欢做梦，如果要实现食物生产自给自足的目标只有他（巴克）这样的专家才能办到。达雷又因为在农业劳动力的利益和罗伯特·莱伊发生了冲突，进一步威胁了粮食总会在乡村社会的地位。莱伊是党的组织部长，能够收回粮食总会的一些组织职能，比如教育和训练，最终将达雷的组织并入劳工阵线。为防止自己的权势日益衰微，达雷实际上已屈服于自给自足的要求。例如，他在1936年6月26日通过一项新法，准许政府强制兼并农场，建立更大、更有效率的生产单位。达雷还被迫停止照顾组织成员的社会和文化福利，将其交给纳粹党及其各类组织负责。他的计划在农民之中不受欢迎，决定了他的命运。[69]

戈林和巴克投入了大量精力来增强德国国内食品的供应能力，他们给农民提供小额贷款购买农机，给化肥打折，提高谷物和蛋类价格以刺激生产，在某些情况下要求农民种植为纺织业提供亚麻或植物油等原材料的经济作物，等等。戈林和巴克还试图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纳粹当权伊始，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被派去田里参加劳动，缓解农业劳动力的长期不足。但是很多人或者太年轻，或者体力不济，或者对农村一无所知，派不上什么用场。甚至连集中营囚犯都被捆去垦荒。这可不是达雷创立帝国限制继承农场和粮食总会时设想的情景。到战争爆发前夕，他的最初设想已经全部灰飞烟灭了。[70]

到了1939年，德国的确在某些食物的供应上实现了自给自足，比如面包、土豆、糖以及肉类。但是仍有很多产品，特别是食用油、豆制品（除了小扁豆）和蛋类，必须从国外大量进口才能满足需求。从1933年到1939年，农村劳动力的数量下降了140万，一方面是因为外国劳力被赶走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发现城里有更挣钱的活儿。[71]垦荒并未起到什么作用。30%的马饲料——1938年战马仍是军事运输系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仍然需要进口。1939年的小麦产量没比1913年高多少。直到战争前夕，德国大约15%的食品仍然来自国外。[72]这些现实令纳粹领导人再次把目光瞄准东欧：必须在东欧拓展“生存空间”才能补上食品供应的缺口。另一方面，沙赫特促成的贸易协定使德国能够从东南欧得到便宜的农产品，这使希特勒和戈林不用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逼迫手下的农民完全服从自给自足的命令，避免了激化农民与纳粹政权之间的矛盾。农民因此免于为了满足国家需求而被军事化，或者被当作一种新的农奴受到压迫。达雷早年实施的一些措施因此得以保留。1939年德国的农业生产情况比过去六年都好，和1933年相比，农业总收入提高了71%。虽然和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差得很远，但到了战争前夕，已经比20年代末要好了。[73]

德国的消费者就没这么走运了。越来越多的食品被纳入官方配给之下，因为政府需要囤积补给来准备战争，并为军火业征用大量农业劳力和手工业者。奶油和动植物油的供应长期受限，1939年初水果和咖啡也开始实行配给制。果园里的苹果没人摘，因为劳力都被征召到城里去了。政府鼓励人们自己种水果，为冬季做准备。30年代中期的恶劣气候令农业多次出现歉收。1938年春，一股寒潮冻住了果树上的花，当年爆发的一场口蹄疫葬送了德国的大量牲畜。德国缺乏硬通货币，进口公司支付能力下降，致使咖啡进口量开始下跌。小麦和黑麦匮乏让政府开始给面包师上枷锁，命令他们只许制作劣质面粉混合而成的“均质面包”。购买白面包必须出示医疗证明。1939年1月1日，为防止人们直接从奶农那里购买牛奶，政府强迫奶农把所有产品都送到中央奶库。同一年晚些时候，有报道说复活节整一周慕尼黑都没有蛋类可买，而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的市民则因为食用油匮乏而无法制作复活节蛋糕。萨克森开设了课程，教家庭主妇们学习如何烹制“匈牙利菜炖鱼”，因为那时候真的肉实在太难买了。1939年3月28日，柏林杜恩霍夫广场上的赫蒂百货公司（Hertie department store）的肉制品摊位开放后只向登记过的顾客出售每周定额配给的食用油，新鲜或冷冻的肉根本买不到。食品短缺不可避免地让黑市的生意红火起来。柏林市场上的水果在早上7点以前都会被一扫而空，这时价格委员会的官员还没来得及来检查摊主们是否在按官方规定定价。香蕉和橘子等进口水果特别难买。只有那些家境优渥、勤奋起早的人才能避开限制以远高于官方定价的价格买到水果。在鲁尔区，很多工人一周只能吃上一次肉。1939年5月一个社民党特工报告，“人们由于食物短缺正在受苦，但是，”他加了一句，“这依然没有导致任何动荡，除了商店前排起的长队，而这已经成了一种日常现象。”[74]

第二节

商业、政治和战争

一

尽管当时有帝国粮食总会这样的干预机构，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是通过严控市场来控制经济大局，而非通过国有化或政府直接接管。[75]例如，纳粹政权曾经要求化工合成业巨头法本公司借助煤加氢技术为汽车和飞机生产合成燃料，以减轻德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1933年12月14日，政府和法本公司签订协议，公司每年须生产30万吨燃料，由政府连续购买十年。[76]如果有公司拒绝满足此类要求，那么纳粹当局就会强迫它屈服。比如，飞机生产商胡戈·容克斯（Hugo Junkers）最开始拒绝政府有关“将民用飞机转军用”的要求，1933年末，他被迫将自己两家公司中的主要股份卖给政府。在他于1935年4月去世时，两家公司已在事实上被国有化，尽管持续时间很短。[77]此外，经济部非常喜欢在一些关键经济领域制造卡特尔垄断，以便更轻松地引导和监控与战争相关的生产活动。[78]尽管政府对经济的类似干涉日益增多，但纳粹经济发言人不断强调，德国会继续维持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只是起领导作用，为经济设定基本目标。所以至少在第三帝国早期，当希特勒将“战胜失业”和为重整军备服务调整经济作为主要目标时，他仍然需要商界的主动合作。

因此，脾气很坏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被迫去职后，希特勒便从商界选了一位知名人士担任帝国经济部长。[79]这个人是安联保险公司（Allianz Insurance Company）负责人库尔特·施米特（Kurt Schmitt）。1886年，施米特出生在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医生家庭，他在大学时期是决斗组织的狂热成员。他学的是商业法，曾短暂地在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后来冯·卡尔成了巴伐利亚地区臭名昭著的极右翼分子——麾下担任过公务员。一战爆发前，施米特加入了安联的慕尼黑分部。他工作非常努力，但绝不只是机械麻木地写写文件而已。施米特在保险业发展了“以人为本”的工作模式，派人调解索赔者和投保人纠纷，这样可以大量减少公司必须处理的诉讼案件，因此在公司经理层爬得很快，连战争都没能打断他的晋升步伐（他在战争初期负过一次轻伤，因为伤口反复感染，无法返回前线，因此退出了战场），才34岁时就已经当上公司的总监。不久之后，在下属的鼓励下，施米特开始穿着昂贵的手织上衣，去巴结柏林绅士俱乐部里的大人物。在施米特的领导下，安联在20年代快速扩张，跟其他很多公司一样大搞兼并和接收。施米特对魏玛时期的商业环境怀着和其他商人相似的不满，当时私人企业很不容易。他决定游说帝国私人保险协会改革一项影响保险业的法律，这让他和德国主要的政治家建立了关系，许多人对他的竞争力、决断力和敏锐的财政嗅觉印象深刻。到了30年代早期，施米特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公众人物，他在布吕宁建立的经济咨询委员会中表现良好。布吕宁和巴本都请他做财政部长，但他都拒绝了，因为他相信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他无法获得任何成功。[80]

那时候施米特已经和纳粹党建立了联系。1930年11月，和沙赫特后来一样，他在一场晚宴上认识了戈林，被戈林的政治观点深深打动。很快施米特便利用戈林对美食和美酒的嗜好，请他在一家柏林餐馆吃午餐，借此与他定期会面。不久之后，他也见到了希特勒。纳粹承诺要消除共产主义的威胁，结束魏玛时期的党派之争，这让施米特十分动心。而作为一个靠自己能力打拼起来的人，施米特不像旧式商业系统和公务员系统的同僚那样倾向保守政治。当纳粹党在德国夺权之后，施米特放弃了之前的审慎，于1933年春登记成为党员，并在4月20日发动了很多公司为希特勒庆生。施米特和当时的精英阶层一样，认为犹太人在公共事务、知识生活、银行、金融和法律领域太过扎眼；谈到犹太人时，他最常用的一个形容词是“让人厌烦”。戈林曾经在他们的私人聚会中给他看过一项提案，提案要求剥夺犹太人的选举权，禁止他们获得高于德国人的身份地位，施米特对此深表赞同。到了夏天，他和戈林的关系结出了硕果。当时希特勒考虑换掉经济部长胡根贝格，戈林趁机劝说希特勒，最好让一个商界领袖来担任部长。于是，希特勒便邀请施米特任职。1933年6月30日，施米特宣誓就职，他认为现在政治局势已相对稳定，自己可以施展一番了。[81]

尽管施米特试图通过加入党卫队等方式增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但在纳粹权力斗争中，他显然不是戈培尔、莱伊甚至达雷等大佬的对手。仅仅几个月内，这些人就侵占了施米特经济部掌控的许多关键领域。他的手下如纳粹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弗德尔（曾把废除“利息奴隶制”写入1920年的党纲）一直给他制造麻烦。施米特曾多次向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宣布和指示，不要支持攻击犹太人商业的行动，以免影响经济复苏。但他的话都被媒体略去了，“老兵”们也基本没听进去。最重要的是，他反对在重整军备上的无益开销，以及高速公路一类在他眼里华而不实的计划，但依然被无视了。他也不同意纳粹党在经济复苏、消灭失业等领域的夸张宣传。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来自各方的压力日益增加，1934年6月28日施米特心脏病发作，病得很重。第二年1月30日，他正式辞职。不久之后，他回到了保险业。他明白自己没有能力做政客，拒绝了后来所有请他出山的邀约，留在了自己最擅长的领域。[82]

1934年8月3日，亚尔马·沙赫特代替施密特成为代理经济部长，1935年1月30日起正式成为部长。他此前已私下向希特勒保证，他和前任观点不同。他认为，不管经济状况如何，重整军备都是第一要务。沙赫特在经济领域获得了近乎独断的权力。一上任他就罢免了弗德尔和其他一些党内人士（军队抱怨这些人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经济管理中）。在接下来的四个月内，沙赫特成立了一个隶属经济部的新权力机构，所有企业必须在该机构登记，并被归为7类（工业、贸易、银行等），这7个类别又按地区和专长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这一举措让经济部得以基于现存的私营企业而非弗德尔倡导的那种反资本主义观念，更为强有力地引导实施重整军备的政策。[83]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才刚刚起步的爆炸式军备生产已经开始产生一些不良后果。为提高工业产量，政府和军队迫使工业放弃以出口为导向的消费品生产。加上当时德国的世界贸易总量已经在持续下滑，以及英国和美国由于纳粹政权迫害犹太人对德国实施贸易制裁，德国的出口总额从1933年最后一季的12.6亿马克下降到1934年第二季的9.9亿马克。与此同时，德国进口总额大幅增长，德国需求的如橡胶、油、棉花等商品的进口量全部出现增长，原材料进口总量从1932年中到1934年初增长了32%，而德国出口收入却下降了15%。更糟糕的是，英国和美国都允许自己的货币贬值，而纳粹政权和之前的德国政府一样，因为害怕引发通胀而不敢让马克贬值。因此，德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价格提升，导致其他经济体开始另寻卖家；而德国国内的进口商品价格下降，使许多德国企业的进口商品购买量上升。1934年，德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开始转向赤字。[84]德国的外债开始上升，而在1月和9月之间，黄金和外汇储备减少了超过一半。[85]一些零星的外汇限制政策也没能避免局势迅速恶化。[86]1934年6月14日，帝国银行宣布在未来六个月之内暂不支付所有中长期外债。[87]

1934年9月19日，为解燃眉之急，刚刚上任的经济独裁者亚尔马·沙赫特宣布了一个“新计划”，要求国际贸易必须是双向的，规定只有在其他国家大量购买德国出口商品之时，德国才会从对方手中进口，这实际上等于在德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设置了贸易壁垒。沙赫特1935年5月3日宣布，“实行重整军备计划”是“德国的政治任务”。为了给这项计划省钱，进口被极力限制，只允许进口军事相关的原材料和非德国原产的食品。[88]东南欧似乎是实行双向贸易的理想地区。德国对巴尔干地区的关注预示中东欧未来可能出现大德意志贸易区，这是德国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中欧工程。在战争期间，这一贸易路线会比西边和北边的贸易路线更安全。除此之外，减少海外贸易还能够降低德国对英国商船的依赖，若未来两国交兵，可以避免贸易终止引起的严重损失。

德国需要的很多原材料来自遥远的全球各地，新计划想要减少德国对这些资源的依赖。为实行新计划，沙赫特一共设置了25个监察官。在这些人的努力下，德国从欧洲其他地方进口的商品总额从1928年的72.4亿马克下降到十年后的29.7亿马克；1928年只有7.5%的进口商品出自东南欧，十年后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22%。[89]但不久后军方反映，沙赫特虽然省下了初期支付重整军备的钱，但却没有使德国经济为战争做好准备。尤其是沙赫特实行的进口限制将危及德国原材料、矿石、金属的国内储备，而寻找替代品（如土生土长的纺织作物、合成橡胶和燃料、土产油等）的方案还没什么成果。希特勒认为，现在是加大经济干涉力度的时候了。而沙赫特毫不掩饰地表示，他认为德国经济到1936年已经达到支持重整军备和战争动员的极限。但他已经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90]

地图11　第三帝国的主要进口国

二

1936年9月4日，赫尔曼·戈林向内阁念了一份由希特勒亲自撰写的冗长备忘录。希特勒认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沙赫特的新计划已经破产。备忘录内容按照希特勒的一贯风格，先是在历史和政治上兜圈子，最后说出了最关键的一点：经济备战。希特勒称，政治就是“民族为生存做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苏联已成了一个新的威胁。“布尔什维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灭人类迄今为止的领导阶层，并代之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德国必须要站出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布尔什维主义胜利就意味着“德意志民族的灭亡”。希特勒宣布，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其他所有事情都是次要的。他接着说，“德国经济必须在四年之内为战争做好准备。”希特勒反复念叨那些陈词滥调：德国人口太多，不能靠自己的资源养活自己，解决办法就是扩展生存空间，获取原材料和食物。战争所需的原材料数量实在太大，不可能依赖囤积。燃料、合成橡胶、人造脂肪、铁、金属替代品等物的生产必须足以维持一场战争。必须节省食品供应，比如土豆以后不能用来酿杜松子酒。人民必须做出牺牲，政府必须制定新的经济计划。个人的商业利益必须服从民族利益。敢把资金放在国外的商人必须被处以极刑。[91]

在向内阁宣读这份备忘录时，戈林激烈攻击沙赫特和他的盟友即价格委员会负责人格德勒。沙赫特和格德勒认为，要解决1936年的经济停滞问题，关键在于放缓重整军备。但戈林的看法恰好相反。由于“和苏联一决雌雄不可避免”，计划必须加快脚步。对经济和货币外流必须实行更严厉的控制。戈林表示，元首已委任他来负责执行四年计划，并将在9月9日的纳粹党集会上宣布这一计划。沙赫特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1936年10月18日，戈林受命成为经济工作最高负责人。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负责经济备战，该组织由6个部门组成，分别负责生产和分配原材料，协调劳动力资源，控制物价、外汇和农业。戈林任命劳工部和农业部的高级官员负责执行四年计划的组织中对应的劳工和农业部门，以便绕过瓦尔特·达雷和弗朗茨·泽尔特两个部长，直接将四年计划贯彻至劳工和农业两个部门中。戈林的举动削弱了沙赫特的影响力。向内阁宣读新计划的当天，沙赫特被强制休假。很快沙赫特发现四年计划的执行机关没和经济部讨论就开始实施政策。他提出抗议，但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他越发因为丧失权力感到灰心丧气，同时也越来越担心军工和原材料生产的快速扩张缺乏稳固的财政基础。1937年10月8日他给希特勒写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在第三帝国只能有一个最高经济负责人，并明确表示这个人应该是他自己。显然，他是在以辞职相要挟。[92]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希特勒已经不再信任沙赫特，他厌恶沙赫特的现实主义。因为陆海空三军为争夺供应吃紧的铁、钢、燃料和其他原料物资发生纠纷，1937年10月25日，海军领导人埃里克·雷德（Erich Raeder）将军正式向战争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提出，让希特勒亲自介入解决三军之间的利益冲突。希特勒命令勃洛姆堡于1937年11月5日在总理府召开会议。在会上希特勒向一小部分核心人物概括了自己的总体计划，其中包括雷德、勃洛姆堡、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空军首脑赫尔曼·戈林和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希特勒的军事助手、高级军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Friedrich Hossbach）对会议做了记录，这份记录后来被用于证明希特勒当时已经在策划不久之后的战争。事实上，希特勒当时虽有发动战争的想法，但还没有任何具体计划。他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听众强调重整军备的急迫性，因为武装冲突，特别是中东欧的武装冲突可能一触即发。他说的很多东西和之前说的没什么两样，众人已经耳熟能详。霍斯巴赫会议备忘录纪要显示，希特勒说，“德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于为种族争取安全环境，保证其繁衍和增殖，因此关键问题在于种族的生存空间。”他的想法和以前一样，那就是要占领中东欧，以满足“在可预见的未来一到三代之内”日耳曼种族扩张的需要。此后，继续扩张就变得必须且可能，或许是海外扩张，大英帝国将会覆灭。在详细考察原材料和食物短缺的情况之后，希特勒下了结论，“食物和整体经济的自给自足已经不可能维持下去了。”解决食品供给问题的方法是在欧洲“拓展农业用地”——通过征服的手段，言外之意是赶走或者削减住在那里的人民。他宣布，“德国的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93]

希特勒继续警告道，其他国家已经在军备竞赛中赶上来了，而国内的粮食危机已经到了临界点。根据霍斯巴赫的记录，希特勒在演讲中似乎还表达了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担忧：“如果元首还活着，他至迟要在1943—1945年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此决心不可动摇。”实际上，如果法国因为一场严重的国内危机或与其他国家的冲突而遭到削弱，他会提前采取军事行动。然而不管法国怎样，如果爆发战争，德国的选择是首先解决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减轻东南侧的威胁。然后从捷克斯洛伐克赶走200万人，从奥地利赶走100万人，以腾出粮食供应给德国人。他说，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大可能干涉，而只要德国取胜，波兰就会保持中立。[94]所以针对供应瓶颈，希特勒给出的解决办法不是减缓重整军备的步伐，而是加速实施拓展“生存空间”的计划。尽管会上有人提出异议，他仍然要求继续以更加疯狂的速度武装德军。沙赫特与他的同盟者——一些人甚至是参会者——的建议被希特勒置之不理。解决德国经济问题的希望落在了在东欧建立新的“生存空间”上。希特勒已经陷入疯狂，沙赫特的位置肯定是保不住了。1937年11月26日，希特勒接受了沙赫特的辞呈，赫尔曼·戈林从此完全掌握了经济大权。11月初的讨论已经清楚地表明：戈林的任务是，不管经济出了什么问题，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重整军备。[95]

这些变动造成的后果很快显露出来。重整军备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正如沙赫特所预料的那样，到了1938年备战开支已经涨到失控：91.37亿马克花在了陆军身上，而1933年只有4.78亿；16.32亿给了海军，五年前只有1.92亿；60.62亿花在了空军身上，1933年只有0.76亿。加上行政开销和偿还冶金券，重整军备的开支从1933年占国民收入的1.5%增长到了1934年的7.8%，1936年已达15.7%，1938年是21.0%，而这段时间国民收入只涨了1倍。德国的财政赤字情况非常严重，除1932年记录有少量结余之外，1933年的赤字是7.96亿，1938年已经涨到了95亿。1939年1月7日，仍在担任帝国银行行长的沙赫特以个人名义向希特勒写了一封信，信中有帝国银行整个管理层的签名。沙赫特警告称，“公共支出扩大”，很快会导致“通胀危机来临”。他们警告希特勒，“政府支出的无限扩张正在摧毁控制预算的一切努力。就算税务这一关把得再紧，巨额支出也已使国家财政到了崩溃边缘，这种开支还会摧毁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几天之后希特勒做出了回应：1939年1月20日，沙赫特和整个银行管理层都被撤职。希特勒告诉沙赫特，他不再适合服务于伟大的国家社会主义计划了。[96]

去职之后，沙赫特先去印度度了一个长假，回到德国之后就从公共生活中退隐了。在第一任妻子过世后，沙赫特娶了慕尼黑德国艺术馆的一个职员，那位女性比他年轻30岁。1941年，他们去瑞士度了蜜月，之后就平静地住在乡下。在此期间，沙赫特保留了一系列多少已经没有意义的头衔，比如不管部长等。他的继任者是宣传部的前国务秘书瓦尔特·丰克（Walther Funk）。1938年2月15日，戈林把丰克硬塞到帝国经济部长的位置上。后来他还接管了帝国银行，他手下的两个机构都全力为四年计划服务。不出意料，被沙赫特和他的银行同僚们——一些人后来又再次上任——称为“无限透支公共财政的习惯”丝毫没有消退的迹象，甚至比以前更加疯狂。1939年6月15日，一项新法取消了所有和货币发行有关的限制，沙赫特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但是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毫不在意，他们期待入侵和占领东欧能够抵掉这笔开销。1934年2月，希特勒曾宣布重整军备必须在1942年前完成。而在四年计划期间，这个日子提前到1940年。德国的经济问题，就像希特勒所说的，只能通过战争才能彻底解决。[97]

三

1936年，德国由新计划转向四年计划，这表明希特勒急切地想要尽快完成重整军备。但是这两个所谓计划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计划。至少沙赫特在第三帝国初期还能保持清醒，对经济和国家财政还可以从观念上进行整体把握。戈林虽然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精通权术，却没有这种全局观。他对经济和财政一窍不通。他不清楚应该侧重发展经济的哪一面（当然他也不能，因为希特勒的想法在不断变化），到底哪个军种（空军、海军、陆军）应该享有资源配置的优先权。他不断炮制出所谓新蓝图，又不断以更宏伟的新蓝图取代。在这段时期里，经济管理领域之中权力重叠，斗争不断。后来一个高级官员将其称为“一团四年计划的乱麻”。纳粹当局一方面追求自给自足，这似乎是在为一场长期战争做准备，另一方面它又鲁莽地重整军备，好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冲突做准备。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决策者还缺乏合理规划所需的可靠统计数据。四年计划虽然有着结构复杂的机构，有一个委员会统筹和协调各个部门的行动，然而实际上只是一系列零零散散的计划。不过，这些计划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比如，从1936年到1938年，煤的产量增长了18%，褐煤增长了23%，焦煤增长了22%。1938年，德国的铝产量比两年前增长了70%，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铝产量最大的国家。1932年德国纺织业只能满足5.2%的国内需求，而纺织业对军队服装至关重要。人造丝等人造纤维的产量不断增长，1936年纺织业已能满足国内需求的31%，1939年达到43%。德国停止依赖进口燃料的目标也越来越接近于完全实现。从1937年到1939年，石油产量增长了63%，合成燃料产量增长了69%。1937年，希特勒宣布建立“两个大型的合成橡胶厂，其产量很快就能满足德国的需求”。[98]

然而，这些漂亮的数字掩盖了四年计划的一个失败之处，那就是它最后没有实现在1940年之前使德国自给自足的目标。首先，这个计划没有解决德国的收支平衡问题。尽管1937年出口有所增加，但是1938年这个数字又下降了，德国制造商相信安全又合算的国内订单，不愿去国际市场冒险。在这两年进口都超过了出口，进一步减少了德国本就严重匮乏的外汇储备。也正是这个问题而不是什么别的问题让沙赫特与纳粹政权渐行渐远（尽管一开始他非常忠心地为它效劳）。[99]在他退居幕后之后，很多领域依然严重依赖进口。比如，德国制铝厂尽管产量大幅增加，但实际上其原材料几乎完全依赖进口。高规格钢材也同样依赖德国没有的金属原材料。1938年，合成橡胶产量占不到德国国内橡胶消费量的5%，一共也就生产了5,000吨，和计划中的2.9万吨相去甚远。1939年，德国的矿物油依然有一半依赖进口。向东扩张也许能找到新的原油资源，但对缓解橡胶短缺问题没有任何帮助。总的来说，国内产量的各种增长，都必须同时考虑到国内需求的大幅增长（多来自军方）。最开始军方只是把重整军备当作增强国防力量的一种方法，不过它的长期目标一直都是对东欧发动军事进攻。1935年12月30日，德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根据自己前一年夏天军事演习的成功经验，要求建立一支机动性更强的部队，增加坦克旅和摩托化步兵单位的数量。1936年中期，陆军计划在和平时期36个师的基础之上增加3个装甲师和4个摩托化师。这一切都需要大量钢材和大量燃料。[100]

建设海军力量的需求并不是特别急迫，因为希特勒的中短期目标是占领欧洲，特别是东欧。但是在他没有发表的第二本书里，他认为从长远看德国和美国将会发生一次跨大陆大战，而那时候德国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1937年春他决定把战舰数量从4艘增加到6艘，1944年完成。除此之外，德国还要有4艘小型战舰。1939年计划改为3艘巡洋舰。来自英国的战争威胁日益临近之时，建造战舰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花在海军上的钱也从1932年的1.87亿马克增长到两年后的4.97亿马克，1936年达到11.61亿，1939年是23.9亿。1936年建造战舰花的钱几乎占了海军开销的1/2；战争前夕，由于很多人被征集去新舰当差，而新的枪械需要弹药，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4。甚至到了1938年，预计舰队需要600万吨石油和200万吨柴油燃料，而当时德国矿物油消费总量只有600万，其中由国内生产的还不到一半。空军的扩张计划更是雄心勃勃，但很快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1933年5月10日，希特勒不顾陆军和海军的反对（他们只把空军看作辅助力量）建立了帝国航空部（Reich Aviation Ministry），由以前是战斗机驾驶员的赫尔曼·戈林领衔。戈林有两个主要助手，其中一个是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的前主管、才华卓著且精力充沛的国务秘书艾尔哈德·米尔希（Erhard Milch），另一个也是汉莎的主管，罗伯特·克瑙斯（Robert Knauss）。克瑙斯制定了一份空军发展计划，并立即被戈林接受。这一计划为空军独立发展规划了蓝图，按计划空军将两线作战，分别打击法国和波兰。克瑙斯认为，远程轰炸机是胜利的关键。1935年飞机制造业重组，许多企业加入进来生产飞机的各个部件，这样就节省了大制造商如容克斯、亨克尔和多尼尔（Dornier）的时间。防御型战斗机很快也成了空军部的目标。1934年7月戈林又提出一个长期计划：1938年5月之前德国将生产超过2,000架战斗机、2,000架轰炸机、700架俯冲轰炸机、超过1,500架侦察机、数千架训练机。不过到了1937年，钢铁短缺严重阻碍了戈林的雄心壮志。同时轰炸机的设计不断改变，进一步减慢了生产步伐。1937年到1938年飞机产量确实出现了下滑，从5,600架降到了5,200架。[101]

同时，1933年的铁矿石进口量才刚刚超过450万吨，而1938年已经增长到了2,100万吨。重整军备的需求正在侵蚀自给自足政策。但是由于德国的外币限制政策，国内的物资匮乏很难仅靠进口填补。1939年军方提出了一项政策，后来美国的一项调查将其描述为“为节省橡胶和燃料，对机动车使用进行严格限制”。早在1937年，军方获得的钢材就只能达到需求量的一半了。这时候的军火供应也出现了严重不足，而且建造新军营的缓慢速度跟不上部队规模的快速扩张。海军拿不到建造战舰所需的钢材。[102]1937年，空军只获得了完成生产目标所需钢材的1/3。但在1938年10月，戈林提出要把空军规模扩大5倍。扩军后为维持空军运行，德国需要进口的飞机燃料总量占世界总产量的85%。按照计划，到了即将开战的1941年晚期和1942年早期，应该有接近2万架前线和预备役飞机准备投入战斗。可结果战争爆发时空军其实只有4,000架飞机准备就绪。这和六年前比起来当然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但和戈林放的卫星则相差甚远。[103]

到了1939年，原材料匮乏已经对德国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荒唐的影响。从1937年开始，政府鼓励人民去搜集废弃金属，填补钢铁业这个无底洞。从那时起，把旧的、暂时没用的金属上缴给国家成了人们的爱国义务。一个叫威廉·齐格勒（Wilhelm Ziegler）的帝国专员受命组织搜集废旧金属，后来日渐演变成强制征用。身穿制服的褐衫军强行拆除工厂、教堂、墓地、公园附近的铁栏杆。铁制街灯柱换成了木制的。家族墓地附近的铁栏杆被成群的冲锋队员拆掉，这些人还会去工厂和一些工作场所搜集电线、金属管等废弃金属物品。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孩在地窖和阁楼里到处找锡制盘子、废弃的金属散热器、旧钥匙等一类东西。在每个地方都有所谓地方委员会负责搜集这些废弃物。同时，政府对金属的非军事性使用实行严格配给。如果有人敢用金属管道的暖气系统而不是老式的瓦制火炉就会被处以巨额罚金。如果家里要装马桶，马桶的出水口管道要用黏土，不能用金属。房屋主人和镇上的委员会打算把没收的铁制街灯柱和铁栏杆换成木制的，但是这时候木材也开始短缺，进一步又导致纸的短缺。很多建筑计划得到指示，要把木材使用量减少20%，村里面的人被要求烧泥煤，不能用木材。煤在国内的使用也开始配给供应。制表匠使用的黄金也被政府限制。很快，黑市兴旺了起来，人们可以在那里为洗衣机等生活必需品买到金属配件。也有人偷铜等金属卖给军工制造业，这时候他们已不顾一切，不管是哪儿来的金属都照单全收。[104]

四

除了原材料短缺的问题，重整军备还遇到了人力瓶颈，劳动力的供应日益紧张。由于煤、钢铁生产、机械、制造业、军备和军火厂吸收了大量熟练和半熟练工，政府这时候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妇女参加工作的态度。女性可能不适合在重工业工作，但可以去当公务员，也可以在一些现代经济分支——如化工业、电子业以及更普遍的消费品生产业——的生产线上就业。早在1936—1937年间的一系列命令中，政府已经取消了婚姻贷款的限制，女性申请到贷款之后不再被迫辞掉工作并禁止再找工作。这直接导致贷款申请人数增长，且可以预料到的是，此后与女性工作有关的政策发生了整体转向。只有一个领域的限制加强了，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巧合：在1936年帝国司法部的一次会议上，参会者问了司法系统中的女性从业问题，会后马丁·博尔曼问希特勒女性是否可以当律师。希特勒的回答否定了这一可能性：他告诉博尔曼，女人不能当法官或律师；如果她们符合法律标准，那她们应该到公务员系统中去找工作。[105]但除了这一领域，大量女性确实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女性医师的人数从1934年的2,814人（占整个行业的6%）增长到1939年初期的3,650人（占整个行业的7%），其中有42%已婚。工业界的女性数量从1933年的120.5万人增长到1938年的184.6万人。乡村劳动力短缺促使农场让更多的女性家属下地干活。劳工阵线作为纳粹体制下工会的继承者，意识到需要给有孩子的已婚女工提供各种福利和其他支持，于是它不断向雇主施压，为女工的孩子提供日托照顾，并合理调整她们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以免她们的健康受到损害。[106]

1938年2月，四年计划的执行机构宣布了新的政策：所有25岁以下的女性如果想在工业和服务业工作，必须在农场义务劳动一年，如果已婚就必须在家里工作。这项新政策在十个月后又得到了扩展，截至1938年7月末已经动员了6.64万年轻女性，1939年7月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21.7万人。就最终实现目标而言，这项政策可比各种纳粹妇女组织推出的劳役管用多了——1939年，只有刚刚超过3.6万年轻女性参加劳役，主要在农场劳动。[107]德意志少女联盟的激进分子梅利塔·马施曼曾在普鲁士东部的乡村参加劳役，在那里体验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贫穷和落后，对于过惯了柏林中上阶层生活的她而言，这样的环境完全是陌生的。期间，她必须完成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只有运动、政治教育和唱歌活动的时候才能短暂休息一下。不过尽管有这些艰难困苦，作为德意志少女联盟的一员，马施曼依然觉得这次劳役经历让她深受鼓舞甚至启发。后来她承认：

我们的农场就是我想象中的缩小版的民族共同体，这是个非常成功的样板。我从前一直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一个共同体。从各个方面看，一些成员背景更加相似的组织都不曾如此之好。在我们中间有农家姑娘、学生、工厂来的女生、美容师、女学生、办公室职员等。这个小型民族共同体带给我很大的快乐，这使我在1945年之前都一直顽固地保持乐观。即使有各种各样的负面证据，我都坚信我们农场的模式有朝一日可以无限放大。即使不是在下一代，也必将在未来几代实现。[108]

不过对农民来说，缺乏训练的城市女孩没有任何用处。此外，就整体经济而言，一直到1939年战争爆发前夕，仍有2/3的已婚女性没有登记就业。即使她们确实有工作，也是一些不必入册、兼职的清洁工作，或是家庭助理，这些工作主要都是在乡下。[109]

相比之下，1939年超过90%的成年未婚女性都有了工作。不过从1933年开始，工业界女性工人的数量增长赶不上男性：1933年到1939年工业界的女性工人比例实际上下降了，从刚过29%降到刚过25%。劳工阵线曾劝说企业为上班的母亲们提供方便，但没有企业照办。对潜在的女性劳动力量的动员也和纳粹政权及其领导人的一贯观念不符，他们坚持认为女性最重要的任务是为第三帝国生儿育女。婚姻贷款、每生一个孩子拿到的奖励、重整军备过程中男性就业情况整体好转让德国的母亲们似乎没有必要一边忍受工厂工作的艰辛一边支撑家庭。到了1937年末，政府还想让不上学的女孩们在进入就业市场前先在家政和育儿方面接受训练。实际上，有工作的男女和政府都不认为女性适合在重工业行业工作，认为钢铁工业和军工业是男性的天下。一位劳工部高级官员于1939年认为，350多万女性是巨大的潜在劳动力。军方曾施压要求动员这批女性无偿参加工作，但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使得1939年之前没有任何计划征召女性参与军事生产。[110]

而在幕后，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还在考虑另一个潜在问题。他们相信德国输掉一战，真正的问题不在战壕里，而在大后方。他们极力想要避免1914—1918年间发生的事情：服役士兵的家人在后方忍受贫穷、物质匮乏和困难。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认为这些问题使部队士气低落，也让人民更容易受叛徒和革命者诱惑。在30年代末纳粹政权准备战争时，1918年的幽灵就不时浮现出来，征召女性去工厂劳动即是具体表现。随着战争爆发，如果打仗的男人们得知自己的妻子不需要在后方的武器生产线上像奴隶一样长时间工作，相反她们和孩子们一起得到了第三帝国的照顾，他们会打得更加卖力。[111]从1936年开始，重整军备越发需要一些特别工种，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在其他地方觅得劳动力，而劳动力只能来自国外。外籍劳工的雇佣和控制已经由劳工部在1933年集中展开，同时之前的一些法规已经给了德国劳工特权，把外籍劳工贬为二等公民。1938年夏天，在德国工作的外籍劳工多数不是熟练工，招募他们是为了减轻农场让人绝望的劳动力短缺状况。外籍劳工也在建筑工地工作。季节性的波兰工人和一些意大利人成了外籍劳工的主力。从1936年7月到1938年9月，外籍劳工的数量从27.4万人增长到43.5万人。但外籍劳工也给经济带来了损失，因为他们会把硬通货币寄回家里。所以，除非找到办法制止这些外籍劳工损害德国的收支平衡，其数量就必须受限。1938—1939年，解决办法出现了，和对其他经济领域问题的解决办法一样：发动战争征服外国。如果德国完全控制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一些国家，就可以从关押的犯人和其他组织中征召外籍劳工，强迫他们出力劳动。到时候会有一个极其残酷的警察政权管束他们，确保政府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得做什么。这方面的措施早在1938年8月就已经实施，1939年6月相关规定变得更加严酷，战争期间则达到了极致。[112]

不过上述所有措施对于解决近在眼前的问题都收效甚微。1938—1939年间德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在于四年计划内部的本质矛盾。四年计划的基本目标是使德国在食物和原材料供给方面自给自足，为一场相当费时的战争做好准备。1914—1918年的教训一直在希特勒的头脑里盘桓。德国要发动一场欧洲范围内的大战，集中精力占领东欧，同时还要对付宿敌法国，甚至可能要面对英国，大战预计会在40年代初展开。然而随着重整军备的步伐加快，四年计划在国内制造了一些紧张，供应瓶颈开始显现。最后要解决问题只能把军事行动提前，以便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占领国获取新的食物和原材料资源。但这意味着德国需要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时就掀起一场大战。从1938—1939年的经济状况看，德国不可能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因此战争必须速战速决。[113]希特勒在1937年就明白这一点：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的会议记录显示，希特勒告诉将军们即将到来的战争（“入侵捷克”）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114]因为在经济方面所做的准备无法维持一场消耗战。于是，一个名为“闪电战”的新概念诞生了。但无论是经济计划、军事技术还是武器生产，都没有在实施“闪电战”时起到什么作用。

五

四年计划的出台标志着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幅加强。经济优先发展的方向由政府而不是工业界决定。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控制措施，保证商业界能够不计后果地满足政府要求。执行四年计划的高级官员都是毫不妥协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戈林是最高领导，地方上由瓦尔特·克勒（Walter Köhle）、阿道夫·瓦格纳以及“老兵”威廉·开普勒（Wilhelm Keppler）等领衔。这一批人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沙赫特体系下的传统经济官僚。同时，由于四年计划重点关注的项目包括合成燃料和合成橡胶生产、农业化肥以及制作布料和各类制服所用的合成纤维，执行生产任务的巨头法本公司的高级经理，便毫不意外地被委托生产这些产品，在四年计划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中最重要的是卡尔·克劳赫（Carl Krauch），他负责四年计划中的研发工作。还有约翰内斯·埃克尔（Johannes Eckell），负责化学分部。显然，这些人是因为各自的专业技能加入到计划中来的，但他们也非常善于利用这些机会为自己的公司牟利。这让某些历史学家把四年计划描述为“法本计划”，认为重整军备和自给自足背后的很大一部分动力是大公司的盈利贪欲。战后，该公司的23位领导人在纽伦堡受审，罪名为预谋和发动战争。尽管他们最后都洗脱了罪名，但很多研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都特意将法本和德国商业界拎出来，认为它们要为使欧洲和世界在1933—1939年陷入战争负很大责任。[115]笼统地讲，当时以及后来（特别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著作都试图说明是资本主义利益推动了第三帝国的经济乃至外交和军事政策。[116]

然而早在60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就已经开始认为，至少在纳粹德国，经济实际上是“屈从于政治的”，该国的一些关键因素是由意识形态而非资本主义的自利性决定。[117]实际上，第三帝国的经济体系无法简单概括。从某种程度上讲，帝国纯粹的非理性色彩使其根本无法被归纳为一种体系。从表面上看，德国的四年计划很容易让人想起苏联斯大林的五年计划。但是，和苏联的计划相比，纳粹经济计划的目的很明显不是为了扩大工人阶级的利益（至少苏联官方宣称自己的计划是为了扩大工人阶级利益）。斯大林治下的苏联计划多多少少消灭了自由市场和企业，纳粹的经济计划则保留了商业体系的完整性，从法本公司这样的大公司到小零售商和小巷子里的手工作坊都没受到太多损害。另一方面，纳粹宣传有很强的反资本主义色彩，特别是在20年代，所以直到1933年1月希特勒当上总理之后商业界才开始转向支持纳粹党。纳粹党在接下来几个月内摧毁了工人运动，这让很多商人相信他们支持新政权的决定是正确的。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商人们愈加发现政府的目标和自己的想法并不一致，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不同是政府疯狂地想要重整军备和为战争做准备。最开始商业界很高兴为达成这个目标服务，因为他们可以借势再起，获得大量订单，甚至连消费品生产商都受益于重整军备刺激下的经济复苏。但是几年之后，纳粹政权的要求开始远远超过工业界的承受能力，工业家的担忧开始加深。[118]

对这一过程的一系列反应，很少有人能比钢铁大王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更剧烈。他在1933年之前曾经是纳粹党的忠实拥趸，但六年后他却已经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失望。1939年，蒂森愤怒地批评政府对经济的引导，并预言纳粹党很快就会像苏联一样开始枪毙完不成计划任务的工业家。战争爆发之后他流亡国外，盖世太保没收了他的财产，后来他在法国被捕，并被投入集中营。[119]不过，对政府加紧干预经济心怀忧虑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他们担忧的焦点便在四年计划。为增加国内原材料供应，戈林先是指责工业家自私，因为他们出口商品的目标在于谋取利润，而不是帮助德国重整军备。后来他干脆亲自动手，将私有的铁矿石储备国有化，接管了所有私营钢铁厂，建立了一个新公司，叫赫尔曼·戈林工厂（Hermann Göring Works）。

这家国有企业于1937年7月创立，位于萨尔茨吉特（Salzgitter），最初的目标是生产和加工一些低质量的德国铁矿石，因为从经济上讲并不划算，所以私营工业不愿意做这种事。赫尔曼·戈林工厂用国家的钱去购买焦煤等原材料和劳动力，逼迫私营企业参与竞争。结果，德国钢铁价格攀升，出口变得更加困难，而这个时候出口是最大的利润来源。更糟的是，赫尔曼·戈林工厂开始接管同领域的一些小企业。1938年4月，它将莱茵金属—博尔西希武器公司吞并。实际上，戈林有一个更大的规划：他要工业服务于自给自足和重整军备的利益，大公司蒂森的国有化就是这一规划的一部分。重工业企业，例如沙赫特在位时曾在幕后支持的联合钢铁公司（United Steelworks），愤怒地反对国有化、政府控制和政府补贴导致不公平竞争。这些企业开始想办法对付四年计划，商量如何减少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戈林监听了他们的秘密会议和电话通话，甚至召见了里面的两个核心人物去他的办公室听自己的谈话录音，赤裸裸地以逮捕和送他们进集中营要挟他们。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德国工业家群体绝望了，害怕了，瓦解了，最终投降了。[120]

从许多方面来看，钢铁业巨头兼武器制造商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翁德·霍尔巴赫（Gustav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从1906年和克虏伯家族攀上婚姻关系后就开始执掌鲁尔区埃森企业城里的克虏伯公司。克虏伯家族长期以来都和普鲁士王国保持亲密关系，并向其提供武器装备。德皇威廉二世在娶克虏伯家族的女继承人贝尔塔（Bertha Krupp）时同意把克虏伯加在自己名字后面。从那一刻起，以前仅仅是个手段高强的职业经理人、出身工业家庭的克虏伯就把经营企业作为毕生的事业。这个人死板、冷漠、一本正经、绝不屈服，为了扩大企业利益，他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他的努力换来了巨额武器订单，截至1917年，85%的克虏伯产品都与战争相关。尽管克虏伯在政治上并不活跃，但和多数工业家一样，他是个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从1909年开始，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担任克虏伯公司顾问委员会主席，这两个人在很多问题上观点一致。克虏伯行事是大家长作风，他为自己的工人提供了住房、福利和其他各种好处，作为交换条件，工人不得加入工会和参与政治活动。他还认为政府应该做类似的事情，只要人民保持忠诚就要照顾人民。但是，一战后的通货膨胀使克虏伯的企业很难继续给工人提供福利。1923年法军占领期间情况变得更糟，这个时期克虏伯被控鼓动德国反抗运动而入狱七个月。不过公司活了下来，并开始转型生产和平时期所需的产品。可是好久不长，1929年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到了1933年，公司钢铁和煤的产量和1927年比起来已经减半，其在埃森地区的工人数量已经从4.9万人下降到刚过2.8万人。[121]

这些事情都没有把古斯塔夫·克虏伯变成纳粹支持者。相反，他十分讨厌纳粹党的蛊惑宣传，而更倾向于支持弗朗茨·冯·巴本的极端保守派政府。作为德意志工业协会主席，克虏伯的地位可是举足轻重，他游说协会中的企业家群体反对自给自足政策，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来压制工会，降低福利开支，为经济复苏提供必要的政治稳定。和很多人一样，他一开始认为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上台担任总理只是成立了另一个短命的魏玛政府。在随后的选战中，他为巴本和德国人民党提供资金，幻想保守派会取得胜利。在蒂森等新政权支持者的压力之下，克虏伯被迫同意对工业家协会进行“整合”。当古龙香水工业家和协会中最知名的人物之一保罗·西尔伯贝格（Paul Silverberg）在1933年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被剥夺一切身份地位被迫流亡之时，克虏伯亲自拜访了他的瑞士新家，以此表明自己立场。尽管克虏伯在纳粹统治前几年没有加入纳粹党，但他却担任了德国经济界阿道夫·希特勒基金主席，该基金从1933年6月开始为纳粹党提供大量捐款。这个基金建立的一个特别目的是将自身和其他纳粹组织索要捐助的行为区分开。要知道，地方领导、褐衫军还有地方党部对工业家和企业家群体提出了大量要求，巧取豪夺层出不穷。有人在1934年末的柏林见到了克虏伯，发现他已经对党的恣意妄为绝望。“相信我，”他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比延巴克图（Timbuctoo）的土著还糟。”[122]

不过总的来说，克虏伯对第三帝国早期的统治还比较满意。政府有巴本和沙赫特这类人物，军队由勃洛姆堡和弗里奇主导，这些都让克虏伯安心。经济部采取了正统的财政政策，克虏伯公司收到的订单也不断增多，到了1935年公司利润已经翻倍。埃森地区的工人数量从1932年10月初的26,360人增长到两年后的51,801人。然而不久之后，克虏伯发现新政权不给他的企业决策自由。企业的很大一部分增长来自出口，其中主要包括来自土耳其以及拉丁美洲的武器合同。克虏伯非常担心纳粹政权的自给自足政策，1935年他公开表达了反对意见。他的企业坚持产品组合多样化，军备生产只是其中一个部分。从1937年开始，他愈发警惕四年计划对基础重工业生产的贬低，对国际贸易的敌意以及对国有化的推进。这一切的集中表现就是戈林的工厂。当时企业利润已经大幅下降，而克虏伯为自身争取的独立性也已经严重受限。纳粹政权正在全力准备一场欧洲战争，克虏伯的企业必须在里面起重要作用。政府给企业提供了无息贷款以增加产能，但其付出的代价是政府将有权力决定所增产能的用途。事情并没有按克虏伯期望的方向发展。早在1937年他就已经将生意更多地交给年轻一代打理，他希望他们能够比他更有力地维护企业利益。1941年他突发中风，之后又接连犯过几次，这让他不得不完全放弃自己的事业。之后他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尽管活到了1950年，但他基本不知道那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123]

从表面上看，就法本公司这样的大公司而言，由于它的产品是政府自给自足政策的核心所在，它似乎可以借此从第三帝国获利不少。从1933年开始，法本公司对政府在相关领域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早在1935年9月5日，它就已经开始为战争做准备，建立了军队联络办公室，用于协调经济备战。但是，企业的角色不应该被夸大，因为四年计划的支出最多只有1/4流向了法本公司，该公司在化工行业的份额也并没有在第三帝国期间显著增长。就重整军备而言，金属加工、钢铁生产和采矿业更加重要。同时，法本公司被迫不断地调整生产方向以满足政府的军事需求。在法本公司准备生产政府急需的丁钠橡胶时，两者就财政情况进行了无休无止的复杂协商。这些协商清楚地表明，企业利润至上的目标和政府目标之间有矛盾，政府的四年计划只对重整军备和自给自足感兴趣。法本公司犹豫不决，因为它想要将成本最小化。1939年秋天，丁钠橡胶的产量刚刚超过了预期目标（3万吨）的2/3，1939年9月丁钠橡胶的生产和储备只够打两个月的仗。[124]法本公司的小心谨慎让这个化工巨头在四年计划之下几乎毫发无损，尽管它的利润增长比经济回暖初期要低。从1933年到1936年，法本公司的纯利润增长了91%，而从1936年到1939年利润又增长了71%。四年计划之下公司的五大最重要产品——燃油、金属、橡胶、塑料和爆炸物所需的氮——占法本公司总产量的比例从1936年的28%上升到1939年的33%；在此期间，这些产品的销售额占了公司销售总额的40%。与此同时，四年计划支持的副产品生产线对公司总产量的贡献只由1936年的28.4%上升到1939年的32.4%，这些产品组合的生产必须由公司自己掏钱来维持。所以，四年计划从来不是法本公司一家公司的事，法本公司也不是只靠四年计划过活。[125]

无疑，商业界的大公司的确受益于重整军备，更笼统地说，它们受益于同时发生的经济复苏，尽管经济复苏在纳粹党上台之前已经开始，又在重整军备政策的刺激下加快脚步。沙赫特采取的金融政策大胆而机巧，但说到底在财政上相对中规中矩。这些政策于1938年被废弃后，政府鉴于利润驱使（这通常是企业自主经营的核心特征）下的重整军备已经缺乏动力，开始亲自掌管经济大权。希特勒坚定不移地推行再军事化政策，四年计划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幅增加。到了1938年，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如劳工阵线）在希特勒的指令下建立了巨型公司，意图绕过传统的资本主义运作体系来达成政府的权力政治目标。汽车工业将被大众公司占领，钢铁生产被赫尔曼·戈林工厂垄断。政府不断出台新法规限定商品价格，使商业合理化，让投资转向战争相关的产业，给企业生产强加限额，控制国际贸易，等等。

纳粹曾在党纲中承诺要把德国银行和股票交易系统国有化，但很快就遗忘了，因为希特勒和他的下属不得不面对德国的财政现实。他们需要钱，而银行提供钱，所以他们需要银行。[126]不过即使是在金融领域，纳粹政权的口袋也在逐渐收紧，对金融机构实施全方位控制，保证资本全部流向重整军备。到了1939年，已经有一系列有关信用、抵押、贷款和银行的法律出台，凡与军备无关的投资都受到严重限制。[127]企业家越来越多的时间都花在应付政府出台的各种规定和要求上。举个例子，1939年3月2日，汽车业的全权代表冯·舍尔（Adolf von Schell）上校发出了一系列命令限制可生产的汽车种类，以合理化备用零件的生产，使价格变得更便宜，军用汽车可以得到更快更有效的维修服务。之前汽车业各企业生产的卡车和火车有113种之多，而从此以后只有19种获准由特别指定的公司生产。“工业界的确还存在私有财产”，一个持批判态度的观察家总结说，但是“留给企业的主动性”已经非常少，“政府通过命令已经将其挤压得所剩无几了”。[128]难怪有人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的一面又开始抬头了。

第三节

经济的雅利安化

一

在20年代初，纳粹意识形态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包含了一股对大公司的敌意，这股敌意往往混杂着强烈的反犹情绪。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希特勒极力淡化这种敌意，但仍然憎恨犹太人在德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且为达到自身目的，有意将其夸大。第三帝国的经济发展史甚至和纳粹当局对犹太人的剥削脱不开干系，这是现代史上少见的大规模抢劫运动。为了顺应自身的意识形态要求，1933年之前，纳粹宣传把主要的攻击目标设定为百货公司。从19世纪晚期开始，百货公司已成为人们能够买到各类大规模生产的便宜物品的地方，而这些公司的老板多是犹太人。这可能反映了当时犹太人多从事布料生产和零售业中的相关分支行业。

这些百货公司中最著名的要属韦特海姆家族成员于1875年后创建的一家公司。1875年，伊达·韦特海姆（Ida Wertheim）和亚伯拉罕·韦特海姆（Abraham Wertheim）在施特拉尔松德开了一家小商店，出售衣服和一些加工产品。不久，他们的五个儿子也加入进来，还引进了薄利多销、明码标价、品类齐全、允许退换、现金付款的新零售体系。公司发展迅速，于1893—1894年在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Kreuzberg）的橙色大街（Oranienstrasse）新修了一幢大楼，后来又在首都开了三家新店。韦特海姆提出了新的销售理念：售货员在光亮雅致、精心打造的店面里向顾客推荐廉价货和奢侈品，刺激顾客的消费冲动。在劳资关系和员工福利方面，韦特海姆的观点也很先进，比如，韦特海姆是德国第一家把星期天设定为强制休息日的公司，公司员工在这一天必须休假。犹太人中不只韦特海姆家族开了连锁百货。1882年，赫尔曼·蒂茨（Oscar Tietz）和他的侄儿奥斯卡在格拉开了一家类似的小店。蒂茨的生意很快红火起来，到1930年蒂茨家族已经拥有58家百货商店，其中包括柏林的卡迪威百货公司（KaDeWe），也就是著名的西部百货。1928年蒂茨百货的年销售额达4.9亿马克，员工数量高达31,450人，而韦特海姆那时只有7家店和10,450位员工，销售额只有1.28亿，相对来说不算一个大公司。[129]

尽管这些百货公司很受欢迎，但在20年代末它们在德国整个零售业中所占份额还不到5%。[130]1914年之前，针对它们的反犹主义攻击几乎不存在。即使是一些小零售商协会也没有对它们进行攻击。[131]不过随着魏玛共和国初期经济形势恶化，犹太人的处境发生了改变。1920年，纳粹党纲的第16条直接投小店主所好，要求“大型百货公司店面立刻国有化，以低价租给小店主”。[132]1932年，下萨克森的一份竞选小册子鼓动零售商和小买卖人加入纳粹党，反对伍尔沃斯一类的吸血鬼公司开新的分店。按照纳粹宣传的说法，这些吸血鬼会以金融资本的名义毁掉做小买卖的人。[133]1933年3月，冲锋队员闯进伍尔沃斯品牌在哥达（Gotha）地区的一家分店，毁掉了整个店铺。许多百货公司都遭到了暴力攻击，无论是哪家开的。在布伦瑞克，一家百货商店的餐厅被褐衫军用手枪打得不成样子。政府则稍显文明一些，在第三帝国最初几个月，政府多次下令关闭百货公司，或者用征税逼它们关门。然而经济部和纳粹领导层很快意识到成千上万人会因此失业，对“战胜失业”运动造成影响。赫斯介入此事，出手保护百货公司，1933年4月1日，全国爆发抵制犹太人商店的活动，但除了在那一天之外影响寥寥。[134]

然而，百货公司很快就遇到了更隐蔽的歧视。比如1933年夏，财政部开始发放婚姻贷款，但贷款兑换的购物券不能在百货公司（包括非犹太人的）和犹太人商店中使用。据1934年的一份官方报告估算，该政策致使受影响的商店在销售额上损失了至少1.35亿马克。从1933年中期开始，百货公司和各个类型的犹太人商店被禁止在媒体上做广告。1933年，经济大萧条来袭，百货公司的销售额疾速下降，经营陷入严重困难。赫尔曼·蒂茨公司的销售额在1933年下跌高达41%，公司被迫从银行贷款1,400万马克。财政部长施米特为防止公司破产，亲自担当贷款中间人，因为一旦公司破产，将会流失1.4万个工作机会，使供应商遭受严重的财政损失，并为银行带来一系列金融问题，这是他不愿看到的。但是，这笔贷款却是以公司运营的雅利安化为条件。雅利安化意味着剔除公司所有者、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之中的所有犹太人。1934年，在一次耗时很久的审查之后，还留在公司的蒂茨兄弟也被强制离开。他们只拿到了120万马克的赔偿。为防后院起火，施米特特意请示希特勒并获得同意之后才如此行事。此后，百货公司的名字变成了赫蒂。这个新名字取得很机智，既保留了和创始人名字之间的联系，又可以广而告之说公司经营翻开了新的一页。莱昂纳德·蒂茨（Leonard Tietz）的公司也有了一个更加中性的名字Kaufhof，也就是购物中心的意思。[135]

蒂茨家族的遭遇让当时的韦特海姆家族开始采取行动维护自己的利益。家族的朋友、银行家埃米尔·格奥尔格·冯·施陶斯（Emil Georg von Stauss）被请进董事会。施陶斯认识希特勒和戈林，在很多问题上都支持纳粹党。在他的保护下，冲锋队想要关闭布雷斯劳地区韦特海姆百货的图谋没有得逞。但是，纳粹活跃分子——特别是和纳粹工会分支工厂细胞组织有联系的一群人——禁止格奥尔格·韦特海姆（Georg Wertheim）进入自己的商店。1934年之后，他再未冒险进入任何一家自己的店，也不再参加公司管理委员会会议。为避免像蒂茨家族一样遇到类似问题，他把自己和已故哥哥的股份转给了自己的非犹太人妻子乌尔苏拉（Ursula Tietz）。从此，乌尔苏拉成了主要的持股者。然而这些改变都没能使公司的情况好起来。赫蒂等百货公司声明自己并非犹太人所有，避免了纳粹党徒的攻击。地方纳粹分子、中央政府和纳粹党部的敌意越来越集中在仍为犹太人所有的百货公司（比如韦特海姆）身上。1936年初，宣传部下令关闭韦特海姆的图书部，据说是因为布雷斯劳一位前员工的举报。而在此之前，公司已经下架了2,500种禁书。施陶斯设法让政府收回了这条命令，但是以向德国席勒基金捐款2.4万马克为代价。格奥尔格·韦特海姆和他的儿子有一次见到了沙赫特，向他反映了这些压力，沙赫特告诉他们：“在狼窝就得学狼嚎。”[136]

1936年，狼嚎声明显大了许多。当年，韦特海姆公司的销售额实际上增加了，而它的竞争对手都在下降。这可能是因为其他百货公司解雇了犹太人经理和员工，使得一些没有经验的人上位。同时韦特海姆的名气仍然很大，信誉依旧很高，形象、品牌和风格都没受到损害。但是，代管乌尔苏拉·韦特海姆（Ursula Wertheim）股份的施陶斯——乌尔苏拉只管奢侈度假——首先迫使韦特海姆家族中的一些小股持有者以偏低的价格把股份转让给了非犹太人持有者，之后又明确告诉格奥尔格和乌尔苏拉，根据赫斯办公室的要求，如果乌尔苏拉想要保有自己的股份，两人必须离婚。他们在1938年决定离婚。后来施陶斯负责为希特勒在柏林购置土地建设新总理府，他选择的地址位于韦特海姆所有的数片地产中。为了省钱，施陶斯让银行低估了这些地产的价值，然后向韦特海姆施压，要他将其卖掉，赔付银行要求偿还的债务。到了1938年，公司已经没有犹太持股者了，所有的犹太经理和最后的34名犹太员工都已经被解雇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拿到了违约赔偿，而其他连锁百货的人都拿到了。在和经济部沟通之后，施陶斯同意将公司名称从韦特海姆改成AWAG。这次改名和蒂茨的情况类似，但妥协的成分更少一些。很多人都认为新名称是阿尔布雷希特·韦特海姆公司（Albrecht Wertheim Aktien-Gesellschaft）。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普通百货公司（Allgemeine Warenhaus Aktien-Gesellschaft），这样就切断了公司和韦特海姆家族的所有联系。格奥尔格·韦特海姆那时已经80岁了，且双目失明。他在1939年12月31日去世。一年之后，他的遗孀嫁给了阿图尔·林德根斯（Arthur Lindgens），公司新管理委员会中的一个非犹太人成员。[137]

二

百货公司的命运从微观层面揭示了1920年以来纳粹经济政策中优先项的变化。一开始纳粹党曾经公开声称反对资本主义，但后来因为经济需要，党先软化了社会主义主张，然后代之以坚决将犹太人赶出德国经济领域。百货公司本身没有消失，而且反对犹太人商家的运动还给了非犹太人公司扩张的机会。如果德国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的经济问题真像纳粹宣称的那样是由犹太人引起，那么为解决问题，在许多选项中最应该做的难道不是消除犹太人在商业领域的影响，而非攻击资本主义商业本身吗？1933年4月1日抵制犹太人商家的活动已经显示了党在这方面的意思。尽管这次抵制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公共支持，但纳粹地方党部仍然继续骚扰和攻击犹太人商店（比如布雷斯劳的韦特海姆百货）。冲锋队员在犹太人商店的陈列窗上涂口号，阻止人们光顾这些商店，或者向地方当局施压改在别处订货。鉴于这些破坏行动会给经济带来影响，党和政府站在官方立场发出了一系列警告。1933年10月初希特勒本人发布了一个声明，允许政府公务员在犹太人商店和百货公司购物。但是在1933年圣诞节购物季上，多地的冲锋队员站在犹太人店铺外，举着牌子称谁进店谁就是日耳曼种族的叛徒。越来越多的地方市场禁止犹太商人进入，所有的犹太企业都被禁止做广告，地方政府切断了和犹太人拥有的公司的所有商业联系。1934年春，德国再次出现大规模抵制犹太人商店的活动。这些活动通常伴随着暴力行为，暴徒们打碎犹太人商店的窗户，威斯特法伦的阿豪斯（Ahaus）犹太人教堂还遭到炸弹攻击。活动在弗兰肯的贡岑豪森（Gunzenhausen）达到高潮，1,500名居民上街游行，而镇上的人口才不到5,600人。当地一个纳粹领导人情绪激烈地发表了一场反犹演讲，点燃了居民的怒火。最后游行者闯进了小镇上犹太人的房屋和公寓，把35个人拽进了监狱，后来有人发现其中一个人被绞死了。[138]

德国的消费者群体几乎完全没有支持抵制行动。根据维克托·克伦佩雷尔1934年6月的日记记载，由于在法尔肯施泰因（Falkenstein）有威胁称要教训敢去犹太人商店的人，当地居民便到附近的奥尔巴赫（Auerbach）的犹太人商店购物，在那里没人认识他们。[139]甚至连赫尔曼·戈林都被人看见在1936年末曾去逛慕尼黑的伯恩海默地毯店（Bernheimer's carpet store），买了两块地毯，花了3.6万马克。根据地方警察的报告，同一年慕尼黑萨莉·艾兴格林（Sally Eichengrün）的纺织品店2月销售额很高，顾客甚至要排队购买。伯恩海默和萨莉·艾兴格林都是犹太人开的。1937年，党卫队保安处反映，人们——特别是天主教地区的人——不听党的劝告，非要去犹太人商店中买东西。[140]不过，纳粹的活跃分子没有泄气。出于个人利益考虑，他们很多人希望在经济低潮中除掉竞争对手。[141]暴力抵制活动在1934年持续了整整一年，并且在圣诞购物狂潮中达到了新高。比如，11月巴登—巴登（Baden-Baden）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对一个犹太人经营的玩具店发出威胁，告诫老板：

你一个非雅利安人开的玩具店，还敢销售冲锋队和党卫队成员的人偶，就凭这一点我们就绝不会放过你。人民对此非常不满，他们已经在抱怨。所以，我们现在迫切要求你们把冲锋队和党卫队人偶下架，否则我们将无法保证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142]

1934年12月23—24日，法兰克福一些平民打扮的纳粹党徒挡住了犹太人商店和百货公司的入口。他们大声辱骂顾客。谁坚持要闯进去，他们就揍谁。他们打碎了商铺玻璃，警方赶过来抓人时，他们仍然气焰嚣张，令警察不得不掏出武器。[143]这次事件之后，更广泛的一波经济恐怖浪潮开始了。地方党组织发出威胁，如果有任何人胆敢进入犹太人商店，就彻底取消他的福利津贴。许多地方的政府文职人员和市政雇员都得到命令，要他们远离犹太人商店。这些行动在一些小镇上尤其普遍，如波美拉尼亚、黑森和弗兰肯中部。在马堡，一大群学生闯进了一个犹太人鞋店，在把顾客赶出去之后又洗劫了商店。而在比丁根（Büdingen），许多犹太零售商店的玻璃在1935年4月18日那天夜里全被砸碎。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事件。而当这一波恐怖渐趋平静之后，1935年夏天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攻击犹太人商店的浪潮。5月25日，慕尼黑中部地区爆发了一次大规模抵制运动，由平民装束的党卫队成员领头，其中一些人还闯进店里殴打售货员。警方逮捕了一批人，抵制者便开始冲击警察局，要求释放同伙。冲击警局的闹剧发生之后，抵制行动才宣告结束。[144]

政府各部部长对抵制行动反应不一。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告诉自己的同事，称这些反犹活动不会影响德国的外交关系，制止反犹也不会提高德国的国际地位。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声称他非常担心这些活动会影响德国经济，包括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在勃兰登堡的小镇阿恩斯瓦尔德（Arnswalde），党组织曾经在陈列柜里面放出当地帝国银行地区经理妻子的照片，说她是叛徒，因为她被人看见去犹太人商店买东西。沙赫特直接关掉了当地的帝国银行以示抗议。1935年8月18日，在柯尼斯堡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沙赫特说，“主啊，保佑我远离同胞侵害，他们在夜色掩护下英勇地去商店玻璃上涂鸦，把每一个在犹太人商店买东西的德国人都称为人民的叛徒。”但是，当时的沙赫特——尽管他后来否认——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把犹太人赶出经济领域。根据他两天之后对一群部长和高级官员做出的解释，他似乎只是认为，“如果让这种无序状态持续并蔓延到其他领域，将对重整军备不利。”此外，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他的观点归根到底可以概括如下：纳粹党的计划必须执行，但必须在合法命令的基础之上。”沙赫特赞同盖世太保和党代表的意见，认为之后的行动重心主要应该放在从法律上限制犹太人进入商业领域，公开标识犹太人商店，以及禁止犹太商人承包公共项目。[145]实际上和许多德国资产阶级完全一样，沙赫特也有反犹主义偏见。即使到了1953年，他仍然说犹太人给魏玛时期的德国文化带去了一种“异质精神”，批评他们在公共生活的许多领域内太过张扬。[146]而在所谓《恢复专业公务员法》支持下，沙赫特积极合作，把犹太官员排除出帝国银行。他还曾公开为1933年和1935年政府通过的反犹主义法律辩护。所以，沙赫特真正反对的只是公开化的暴力而已。[147]

不过，犹太人企业受到的其他压力并不是特别暴力，而这些压力往往更加有效。纳粹组织如冲锋队、劳工阵线甚至党本身规模都十分庞大，在建筑、陈设、旗帜、制服以及各类供应品方面订货量很大，因此在经济领域影响力巨大。从一开始，它们就利用这种影响力歧视犹太人企业。制鞋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第三帝国治下，市场对长筒靴的需求剧增，制鞋业获得了丰厚利润。但因为犹太人企业在此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很快就有一股力量要求把这些企业雅利安化。比如，几乎就在希特勒上台成为德国总理的那一刻，一场反对萨拉曼鞋业公司（Salamander）的战斗便打响了。这是一家为犹太人部分所有的公司，它和约2,000个私人分支有合作合同，其中又有约500家属于犹太人。1933年3月末，有冲锋队员闯进店里要强行关店，同时纳粹报纸还发起了一次抵制活动，在没有给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指控该企业欺诈消费者，让萨拉曼拿不到党组织的大型订单。企业的销售额直线下降。鉴于危机临近，持有公司半数股份的犹太家族以100万马克的价格将股份卖给了持有另一半股份的家族。接着公司解雇了所有的犹太员工，赶走了董事会中的犹太人，取消了和犹太商人订的合同。到了1934年末，其中20%的合作已经被非犹太商人接手。报纸上的声讨运动、抵制活动和关停企业的威胁登时消失，公司的效益又开始回升了。其实并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公司的所有者和经理人在意识形态上持反犹主义态度，但在地方党组织和冲锋队横行的地方，他们只能向德国的经济现实低头。[148]

在不同的经济考量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地方和地区党组织也能够施加限制。比如，汉堡是一个港口城市，其经济运作模式和纳粹政权的重整军备以及自给自足政策不搭，从大萧条中复苏的步伐也比其他地方要慢很多。因为经济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结果在1934年8月19日的全民公投中20%的人投票反对希特勒自封国家元首。经济问题令地区领导人卡尔·考夫曼（Karl Kaufmann）对任何会干扰城市经济的现象都非常敏感。在汉堡约有超过1,500家犹太人企业，和第三帝国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企业比起来，这些企业的存活时间要长很多。汉堡的商业精英对纳粹政权的反犹政策并不感兴趣，商业协会一类的主要经济机构拒绝提供有关企业是否为犹太人所有的信息。直到1934年11月，协会仍在使用一个犹太企业制造的打印机印发信息公告。老一辈商人对国家干预商业有一种传统的过敏反应，他们认为雅利安化政策是政府接管商业的前兆。[149]不过他们的态度在1938年发生了改变。到了那个时候即使是最顽固的汉萨同盟商人也清楚认识到纳粹政权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地方经济已经充分恢复，即便赶走犹太人也不会对经济稳定造成威胁。最重要的是，1936—1937年间外币交易限制越来越多，迫使城市内部一大批犹太人进出口公司关门停业。这个时期成立了许多调查机构，比如1936年8月1日在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治下成立了外币搜查办公室，如果当局怀疑某些公司帮助资本外逃，可以直接接管该公司。办公室官员会伪造认罪书和审讯记录，把帮犹太人公司说情的人交给盖世太保。结果，1936年12月到1939年10月期间，汉堡一共发出了1,314份反犹太商人的命令。[150]

在各种备忘录和内部文件中，这些政策使用强烈的反犹主义语言自我辩护，其中充斥着类似“犹太人无耻”“犹太黑市商人”等语汇。1936年汉堡地方财政办公室骂一个犹太嫌疑人是“人民头上的蛀虫”。当政府忙于将犹太人驱逐出经济领域之际，纳粹党地方经济顾问充当着将犹太企业雅利安化的得力干将。汉堡的顾问办公室和德国其他地方不同，在这件事上处于领头地位，尽管事实上它并没有任何法律权利这么做。顾问办公室向犹太企业派驻看护人，要求公司把剩下的犹太人全部解雇。它有意将这些企业的收购价格定得很低，还特别强调定价时不用太“好心”，因为它认为犹太企业都没安“好心”。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是拥有学术背景的年轻人，他们坚定信奉纳粹意识形态，但缺乏基本的商业经验。其中包括古斯塔夫·施罗塔尔博士（Dr. Gustav Schlotterer，26岁）、卡洛·奥特（24岁）以及奥托·沃尔夫博士（Dr. Otto Wolff，25岁）。汉堡地区掌管雅利安化部门的经济学者卡尔·弗里（Karl Frie）在加入顾问办公室时才只有19岁。他们冷酷无情，不能容忍任何反抗，这是一战前出生，成长于通胀、革命、政治动荡和经济萧条那一代人的典型特点。很快汉堡的商业协会就放弃了之前面对雅利安化计划时表现出的犹豫态度，它下令要求重新审查1938年之前的犹太企业收购情况，包括任何出于好心停止收购退还资金的情况。[151]

这个过程最让人震惊的不是党的经济官僚推进雅利安化的方法，而是政府机构牵涉其中的程度；整个过程中后者甚至比前者更加无耻。在这里，跟在讨论司法系统时一样，所谓“二元国家”的说法有些可疑。如果我们不放弃这种说法，就必须严格审视纳粹德国是否符合“二元国家”的定义。“二元国家”理论认为，法律规范得到传统体制下“常规国家”的支持与维护，而希特勒的“特权国家”新创建的“伪司法系统”则破坏了法律规范。[152]但实际上大量政府机构参与了经济生活中的排犹行动。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政府里面的很多公务员在1933—1934年就参与了自己部门内部的排犹行动。比如，1936年10月16日的一次税务改革要求所有的税法都要反映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并依照国家社会主义原则考察税务个案，致使犹太公司愈发频繁地遭遇所谓“补税”。“补税”就是要他们补上该交却没有交的税，因为现在税法可以以对犹太人不利的方式随便解释。雅利安化进程早在1933年便开始了，而不是因为1936年沙赫特经济沙皇的位置不保才开始。沙赫特自己在1935年11月26日签署了一项命令，禁止犹太股票经纪人继续从事交易活动。在1935年的最后两个月，他接连施压要求立法来限制犹太人的经济活动。外币限制这个在汉堡排犹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沙赫特的杰作。帝国银行还在1936年10月14日下令，若其他银行未调查外币交易，支行须进行相应调查。[153]因此，雅利安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有时快有时慢，但一直在进行之中。[154]

三

毫无疑问，始于1936年的四年计划加速了雅利安化进程。希特勒在一些关于四年计划的会议记录中按他一贯的风格把“国际犹太人势力”称为布什尔维克威胁的支持者，还要求制定法律让德国所有犹太人为任何犹太人对德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比如，如果有人敢继续囤积外币，希特勒就会把他处以极刑。[155]外币调查机构在汉堡地区臭名昭著，它本身是四年计划的先驱，由戈林手下主管原材料和货币的官员在1936年春创建。关于如何进一步加强经济上的反犹措施，部长级的讨论会贯穿了整个1936年，年底德国立法宣布，向国外转移犹太人所有的资金属非法行为。随后大量相关起诉出现。虽然最后没人被判死刑，但很多人因此入狱。按规定，即使是怀疑一个人要转移资产都可以将其财产没收。这为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即将发生的越来越多的没收财产案件提供了法律上的借口。四年计划中分配关键原材料的权力被有意用于打压犹太人企业。政府还修正了一项布吕宁政府制定的紧急法案防止大宗资本外逃，将执行金额从20万马克降到了5万马克，且该数字是对财产税的估计，而不是其在市场上的实际价格。选择移民的犹太人因此比布吕宁执政时期要多交超过25%的税。1932—1933年这份税收带来的政府收入还不到100万马克；而到了1935—1936年，这项收入已经涨到逼近4,500万，1937—1938年超过8,000万，1938—1939年是3.42亿。此外，向国外转移资产还要向该业务的办理机构即德国黄金折扣银行交20%的手续费。1935年手续费涨到了68%，1936年10月是81%，到了1938年6月成了90%。所以，犹太公司和犹太人个体其实是遇到了有组织的明抢。不只是其他商业团体和纳粹党，国家机关及其附属机构也广泛参与其中。[156]

与此同时，地方上针对犹太人商家的零星抵制和攻击仍在继续，以圣诞来临之际为最，而柏林新出台的一些法律和规范使犹太企业的生存更加困难。政府强迫犹太企业以越来越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商品，同时企业主经常受到逮捕和监禁的威胁（多是欲加之罪），这些和做生意本身没什么关系。比如，苏尔镇（Suhl）党的地方领导人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逮捕了武器制造公司西姆森（Simson）的犹太人老板，并在1935年把他送进了监狱，因为那个老板拒绝廉价出售自己的公司；在希特勒直接授权之下，绍克尔以保卫国家安全的名义把企业所有权交给了一个专门建立的机构。老板没有拿到任何赔偿，官方给出的原因是公司负债。[157]1936年1月1日，许多犹太银行家被赶出了商业界，或者他们已经受够了，准备关门停业，然后移民走人。德国1,300个私人银行家中有1/4放弃了业务。关掉的300家私人银行中的绝大多数都为犹太人所有。[158]只有少数大型银行，比如汉堡的M. M. 瓦尔堡银行，一直坚持到了1938年，这主要是出于对犹太人共同体的责任和自身的企业传统。[159]这样的情况绝非仅限于银行业。在全部犹太企业中，这时大约已有1/4被停业或者被雅利安化。[160]到了1938年7月，德国已经只有大约9,000家犹太商店，而1933年据估算还有5万家。第三帝国初期，整个德国总计有10万家犹太企业，到了1938年7月其中大约70%已经关门或者被雅利安化了。[161]多种多样的管理规范让最不起眼的犹太私人企业都难以立足。比如，1936年夏天对废品公司开展官方登记，结果有2,000—3,000名犹太业主被禁止继续从业。[162]

从1933年开始，雅利安化一直在各个地方持续进行。比如在马堡，1933年城里的64家犹太企业已经有11个被雅利安化或者清算关门，1934年又多加了7家，1935年是8家，1936年是9家，1937年6家，而1938年前三个季度是5家。在哥廷根，1933年有98家犹太企业仍在运营，到了1938年其中的45家都已经被雅利安化或者清算关门了。[163]此时，所有人都明白犹太企业的末日就要到了。为便宜行事，戈林和内政部在1938年4月26日下令，强迫所有犹太人和配偶是犹太人的非犹太人上报国内外价值超过5,000马克的财产，之后他们进行了内部讨论，打算把犹太人彻底排除出经济领域。新的命令出台，禁止犹太人做拍卖人，禁止拥有或出售武器，禁止接受公共部门和机构的委托合同。至此，对犹太企业的施压已然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从1937年秋天开始，地方当局下令在犹太公司外面竖立标识，强迫其向公众展示自己的犹太身份，这显然是在引诱大家的骚扰、抵制和攻击。1938年1月到10月大约有800个雅利安化的案例，其中包括340家工厂和22家私人银行。这一年，雅利安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1938年2月慕尼黑还有1,680名犹太独立商人；而到了10月4日，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666名，其中2/3还持有外国护照。显然，把犹太人从德国经济中完全清除的日子已然不远，很多德国企业和德国人在等着分赃。[164]

第四节

分赃

一

1938年4月16日，一个曾经作为专家顾问参加过雅利安化进程的慕尼黑商人给当地工商协会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他在信里说，他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冲锋队员，以及希特勒的崇拜者”。但他接着讲：

针对犹太人的野蛮勒索行为让我感到作呕。从现在开始，我拒绝以任何形式与雅利安化进程发生联系，即使这样会让我丢掉一大笔咨询费……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资深商人，我再也不能袖手旁观，继续忍受许多雅利安商人和企业的恶行。他们毫无廉耻地想要霸占犹太工厂和商店，价格定得十分荒唐，要多低有多低。这些人就像秃鹫一样聚在一起，看起来睡眼惺忪，但却贪婪地对着犹太企业的尸体流口水。[165]

雅利安化的确给非犹太商家和商人带来了很多机会，可以让他们一夜暴富。很多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首先，由于犹太人企业遇到了大清洗，至少同一领域的非犹太人企业少了一些竞争对手，这本身就值得他们庆祝。这一点在各个层面都是事实。比如1939年1月，由于开展了雅利安化行动，汉堡的2,000家商店空无一人，这个现象后来还被该市的纳粹贸易协会挑出来加以表扬。由于多数犹太企业规模较小，所以因它们倒闭而受益的非犹太企业体量都不大。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纳粹当局所尽力确保的。汉堡的犹太连锁百货，如伯蒂娜鞋店（Bottina shoe shop）和费德勒长袜店（Feidler stocking shop），是被拆散后一个一个卖掉的。[166]

不过，当时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政府的用心。由于政府往往不遵守拆掉百货公司、打破连锁的承诺，一些小店主对此怨气冲天。“百货公司，”1938年一个小店主抱怨道，“不管是犹太人的还是雅利安人的，都在和我们进行不公平竞争。”[167]一个柏林的商人曾在1939年出国旅行时给流亡在外的社民党领导层写信，声称雅利安化实际上是一些巨型公司在抢劫犹太企业。“该进程导致各个经济领域的工业和财政权力高度集中，那些人心思缜密，搞权力运作时丝毫没有感觉良心受到谴责。”[168]但实际上大公司在做出侵略性极强的举动之前曾经有过犹豫。至少在第三帝国初期，相比较小的独立商店，大型犹太人公司和企业受到的攻击和抵制更少。纳粹当局小心翼翼，避免对大企业施压过度，因为它们在经济复苏和重整军备方面还有利用价值，且多数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知名度。[169]

因此，1933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曼内斯曼（Mannesmann）和法本等企业的董事会之中仍然有犹太人存在。即使到了1938年6月，德意志银行的管理委员会中依然有一个犹太人成员。但是，这些都是例外情况。在要求解雇犹太人主管、董事会成员以及员工的压力下，多数企业很早就屈服了。1931年，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 Bank）接收倒闭的达纳银行（Danat Bank）后开始裁员，此后内部的雅利安化延续了裁员行为，只不过针对的是犹太员工。德累斯顿银行不得不裁掉犹太人员工，因为在1933年5月9日，当年4月7日通过的法令适用范围被扩展到“法律承认的公共团体以及处于同等地位的机构和企事业单位”，覆盖面非常广。银行员工因而必须要填写一些表格，详细讲清楚自己的宗教种族背景、战争服役情况等相关信息。不过，某些法规允许机构以“紧急需要”为名保留某些员工，以便银行避免因大规模裁员陷入混乱，但是1934年6月30日之后经济部就不再发放类似许可了。年末，银行监事会的所有犹太人都已离职，80%不受保护的犹太人在1935年10月之前离开了银行业，一年后剩下的犹太人员工也都走了。这些举措无疑得到了年轻的非犹太人银行员工的欢迎，因为他们晋升道路上的障碍都被清空了（如果不这样，他们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晋升）。1933—1934年，因犹太人身份被迫离职的7个高级经理被几个30岁或40岁出头的人取代，如果不是雅利安化进程，这些人可能还爬不上去。那些顶替犹太人职位的人没有对离职者表示半点同情。不过也有少数例外。比如在法本公司，犹太人员工被调到了国外子公司，而不是一下子失去了生活保障。[170]不管犹太人经理的命运如何，他们被逐出德国商业界促进了年轻一代新管理精英的崛起，这批新人在战争开始之前已经开始从老一辈人那里接班。[171]

安联保险公司也没有积极执行针对犹太人的裁员政策。安联的主管是库尔特·施米特，沙赫特之前的经济部长。当两位犹太人主管被迫离职时，他们都受到了公司的优待。但另一方面，当纳粹媒体和帝国保险业管理办公室要求解雇犹太人员工、切断与犹太人推销员和代理商的联系时，公司也没有进行有力抵制。比如在1933年，公司和代理商汉斯·格吕内鲍姆（Hans Grünebaum）续签了五年合同，格吕内鲍姆从1929年就开始在斯图加特支部工作，1936年公司又把合同延长到1941年。但是，续签合同却招来了地方报纸带有敌意的评论，同时纳粹地方领导人办公室也发出了一封信以示威胁。最后公司的回应是，保留犹太人代理商是出于招揽犹太人顾客的需要。但是纳粹分子并不买账。格吕内鲍姆的合同终止于1938年6月初；公司同意每年向他支付3.5万马克佣金，一直到1939年末，不过他移民去美国时能带走多少钱还是未知之数。当时政府已经禁止犹太人从事旅行推销、地产经纪以及类似职业，这一禁令等于给这样的生意往来判了死刑。[172]

在第三帝国初期的一些案例中，大型公司为犹太企业提供的收购价似乎还算公平，汉高公司（Henkel Company）收购犹太人所有的北德霍普工业公司（North German Hop Industry Company）就是一例。[173]鉴于此，党的地方经济咨询办公室经常把合同驳回，即便他们已经确认买主有足够的钱，是该领域的专业公司，在种族和政治上也可以接受。实际上在威斯特法伦南部，多数合同都被打回去要求重新谈判，因为政府认为成交的价格过高。[174]然而随着雅利安化进程提速，大公司——特别是成立较晚的——开始抛弃原有的迟疑和踌躇，加入牟取暴利的行列之中。[175]以韦特海姆百货公司为例，雅利安化进程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在内部完成，让犹太人经理为非犹太人经理让位。在1936年之前，从犹太人业主手里转移到非犹太人业主手里的260个大型企业中，通过另一个企业直接接收完成的案例相对较少。[176]然而从1936年开始，鉴于推向市场上的犹太人企业数量猛增，一些大型公司开始寻找机会。到了1937年，许多公司都在毫不犹豫地大搞兼并和接收。比如，1936—1937年期间工程企业曼内斯曼以刚过4,000万马克的价格接管了金属工业领域的沃尔夫、内特和雅各比公司（Wolf, Netter and Jacobi）。它还加入了一个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在埃森的施特恩废金属公司（Stern scrap metal company）取消了所有合同后将其强行收购。[177]在一些情况下，雅利安化还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使企业摆脱政府政策引发的经济困难。这一点在消费品工业特别明显。比如，1933年选择自主雅利安化的萨拉曼鞋厂在四年计划中承受了巨大压力，被迫出口皮鞋以换取外汇，而在国内鞋类市场则出售皮革替代品。但皮革早在1934年就已经是严格的配给商品。所以，萨拉曼相当明智地收购了一些犹太人所有的皮革公司和犹太制革厂，比如1936年它收购了奥芬巴赫（Offenbach）的迈尔和索恩公司（Mayer and Son）；而皮革制造商卡尔·弗罗伊登贝格（Carl Freudenberg）则反向运作，收购了犹太人拥有的鞋厂塔克（Tack），后者从1933年开始就受到当地纳粹分子的抵制和攻击。[178]

到了1937年，事实上德国所有的大型公司都在参与分赃行动。像安联这样的大公司放弃了之前的犹豫，变得越来越势利，开始借犹太人保险公司被迫放弃业务的困境谋利。只要有机会，安联还给收购犹太人财产和资产的人提供抵押贷款。[179]银行在这些收购中能够获得大量佣金；比如，1935年无线电行业的主要制造商柏林阿龙电业公司（Aron Works Electricity Company）的犹太人老板在集中营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最终屈服，同意把自己的公司卖给西门子—舒克特，而德意志银行在这次交易中赚了18.8万马克的佣金。很快，德国一些主要银行就这一诱人的业务展开竞争。德意志银行在这类收购中收取了2%的佣金，在1937—1940年间一共挣了好几百万马克。[180]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也以类似方式代理犹太人企业收购事务，出于商业逻辑它拒绝为犹太人企业提供贷款。它不给犹太人卖家提供任何帮助和咨询；相反，因为德国商业银行必须在一个快速扩张的市场中和很多银行展开竞争，当它投资工业和国际贸易的自由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时，它便开始积极寻找可以通过代理交易拿到佣金的公司。到了1938年，雅利安化业务已经成了大公司日常商务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1]

直接参与犹太人企业的雅利安化会带来更大回报。比如，赫尔穆特·霍尔滕（Helmut Horten）的连锁商业帝国基本是在雅利安化进程中建立起来的。[182]当然，有一些收购——大约是所有交易数量的1/5——是犹太人业主劝说自己的朋友或同情者进行的。这类收购的价格要么虚高（为了掩盖被政府禁止的“好心”），或者有一些暗中的红利；如果无法购买的话，就暂时将企业委托给他们直到有一天第三帝国垮台。在30年代晚期的第三帝国，收购时给一个公平的价钱以遵守最基本的商业伦理事实上等同于犯罪。实际上为绕开雅利安化进程中的规章制度，一些有同情心的商人甚至每月给犹太人卖主支付一笔非法的秘密报酬，而公司的转售文件不会提及这些报酬，或者像在一起案例中那样，有人把瑞士名牌手表和金项链走私到阿姆斯特丹，这样犹太卖主就可以在移民后取到。而德固赛化学公司（Degussa chemical company）等公司则是按照商业逻辑而非道德原则行事，他们选择让犹太人老板在雅利安化之后的公司留任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看重后者在生意上的专业经验和业务关系。[183]

而更多的买主——大约40%——根本就没考虑过绕开规则行事。他们只是按照惯例付最少的钱，并以库存和股票贬值为借口极力讨价还价，争取拿到一个优惠价格。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们认为交易完全合理；而且当战后有人要求他们就之前的收购对犹太人业主做出赔偿时，他们反应激烈，非常生气。第三类买主大约也占40%，其中包括许多活跃的纳粹党员。他们支持雅利安化进程，并尽可能地降低收购价格。比如在汉堡，许多竞争对手联合起来对付拜尔斯多夫公司（Beiersdorf company），公司主要产品是妮维雅护手霜（Nivea hand cream）。他们花钱在当地报纸做广告，还给顾客一些小票，广告和小票都在提醒“买妮维雅的东西就是在支持犹太公司”。[184]一些公司毫不犹豫地进行威胁和勒索，或者让盖世太保出面。一个典型案例发生在1935年夏天的菲尔斯滕瓦尔德（Fürstenwalde），一个犹太人店主经过漫长的谈判后把商店出售给一个非犹太人买家，期间买家多次尝试压低价格。最后一次会面在店主的律师办公室里，当会面结束，店主从买家手里拿到钱后，大门打开，两个盖世太保军官闯了进来，他们宣布，根据某条处理“国家敌人”财产的法令，这些钱要悉数没收。没收之后，军官又逮捕了犹太人店主，理由是他对抗国家公权力。同时，买主也不让店主和他的家人回到商店，甚至不准他们回家（家就在商店上面），尽管合同上写得明明白白他们有权如此。[185]

外国公司也积极把自己的劳动力雅利安化。它们对自己在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猖獗的国家中的地位忧心忡忡，1933年纳粹党上台之初，一些公司很快就解雇了自己的犹太人员工。奥利克斯公司（Olex）是后来的英国石油公司在德国的分公司，早在1933年春季末它就解雇了公司里的犹太人，或对他们的合同做出了限制。同一年晚些时候，瑞士化学公司嘉基（Geigy）被官方认证为雅利安人企业，以便继续卖染料给纳粹党，制作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的标志”。[186]一些主要的外国公司，如汽车制造商欧宝，即通用汽车公司的德国分公司，还有福特汽车公司的德国分公司，都执行了雅利安化政策，驱逐了公司里的犹太人。两家公司都允许手下工厂转向军备生产，但因为外币限制政策禁止它们将利润转移到美国总部，所以外国公司加入接管犹太人公司的掠夺大潮中其实意义不大。[187]

在参与掠夺的人手里，这种接管很容易就沦落为各种威胁恐吓、敲诈勒索、腐败劫掠。四年计划总负责人戈林和副元首办公室的赫斯曾下令，强调雅利安化进程必须合法，并且党的官员不能借此捞钱。其他纳粹高级官员如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巴登的地方领导人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也曾下过类似命令。但党的高层频频就此问题发声，正表明党的官员无不想利用没收犹太企业的机会谋取个人利益。在所谓反对犹太人的斗争中，中下层党内激进分子可没打算让那些讨厌的国家机构和法律来坏他们的好事。他们通常把掠夺当成是对他们在魏玛艰苦年代所做牺牲的回报。按照他们的说法，不管怎么样，犹太人的财产和资金都是从日耳曼种族那里偷的。纳粹党是在缺乏组织、遍布全国的群众性暴力行动支持下于1933年上半年上台的，这种暴力行动为褐衫军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导致了他们在大迫害中肆意妄为的局面。他们从犹太人的房屋和公寓里盗取黄金和珠宝，有时候还殴打屋主直到他们把保险柜钥匙交出来为止。犹太人一般要交一大笔保释金才能获释，而这笔钱立马就进了关押他们的褐衫军或党卫队成员的腰包。布雷斯劳的党官僚曾因犹太人没有付钱而对其进行暴力威胁。这些官僚先是因恐吓敲诈的罪名被捕，不过后来又得到赦免，因为州检察官给他们的行为找了个借口，说他们犯罪是因为“对国家社会主义过于热情”。[188]

1934年6月末“长刀之夜”结束之后，这样的行径多少有所收敛，虽然第二年夏天又发生了类似的暴力行为。不过犹太人企业的雅利安化进程——特别是受党的地方经济顾问办公室的推动时——为谋取更大暴利提供了方便。比如在图林根，党的地方经济顾问按雅利安化收购价的10%抽取佣金。按照顾问的说法，这是为了抵付办公开支；最后该顾问在银行以党的名义开了一个特别账户，存了100万马克。后来这些钱被分给一些特权党员，供他们在新的犹太企业进入买卖市场时再次出手。于是，“党的同志乌尔里希·克卢格（Ulrich Klug）”拿到了一笔价值7.5万马克的贷款供他买下一个水泥厂，而“党的同志伊格纳茨·伊丁格尔（Ignaz Idinger）”有5,000马克可以用来把奥伯霍夫（Oberhof）的勃鲁姆酒店（Hotel Blum）雅利安化。类似的行为也出现在其他地区。这些钱从来不需要还。在很大程度上，一些党的高级官员正是借此发家致富。汉堡党的地区领导人卡尔·考夫曼要求供应商和采购商向雅利安化基金捐款，用这些捐款买下了西格弗里德·克罗赫化学公司（Siegfried Kroch Company）的全部股份。党在符腾堡—霍亨索伦地区主管教育的领导人在梅青根（Metzingen）买下了一个采石场，他的年收入因此增长了10倍。[189]

往小了说，许多底层的纳粹分子也能通过雅利安化获利，比如买下彩票经营权和烟草摊位等。由于官方禁止他们直接参与谋利，所以干这些事的都是地方领导人的亲属。比如格哈德·费勒（Gerhard Fiehler）靠他的慕尼黑市长哥哥买下了一个犹太人鞋类和皮革制品店。在很多类似案例中，参与掠夺的纳粹官员的家人很明显是配合行动的，他们从不公开违反法律，而是聪明地绕过了法律。后来，纳粹官员的行为渐渐演变为明显的犯罪，如给犹太人开空头支票（允诺提供帮助或保护），或者收受贿赂后帮助他们避开金融管制（金融管制让移民变得非常困难），借此从犹太人手中捞钱。“在纳粹分子的地盘上做生意，”亚琛（Aachen）的一个从雅利安化进程中获利颇丰的地产经济人告诉自己的美国同行，“你得在政府的每一个办公室都有人，公开行贿是极其危险的举动。你得迂回作战。”他最擅长的办法是邀请党的核心官僚去吃好的喝好的，或者在党内地方精英经常光顾的酒吧请上几轮酒。“确实花了不少钱，”他承认，“但最后我还是跟他混了个脸熟。”[190]

二

在第三帝国治下，一个巨大的掠夺、没收、侵占系统快速成型，雅利安化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该系统从最上面即希特勒那里就开始了。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首先把手伸向了总统基金。这部分开销在之前已经经过财政部内部审计，并最后获得了国会同意。总理的个人预算也经过了类似处理。而在国会被有效阉割、报纸和大众媒体被完全禁止批评政府行为之后（更不用说围绕在希特勒周围的狂热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使得从任何角度批评领袖都变得不可能），希特勒便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些基金。尽管一些高级公务员对此表达了担忧和疑虑，希特勒还是开始愈发随意地到处花钱。许多纳粹领导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向总理提出建议，看哪些地方值得他慷慨解囊。早在1933年秋，在内政部长及其手下一名官员的建议下，希特勒每月从总理基金中拿出300马克犒劳纳粹运动的17位“种族和反犹先锋”人物。来自斯图加特的作家里夏德·翁格维特（Richard Ungewitter）名列其中，他写了很多书，其中包括《从服侍犹太人到自由》（Aus Judenknechtschaft zur Freiheit empor）和《犹太人毁灭种族》（Rassenverschlechterung durch Juda）。其他人和他的情况类似。到了1936年，希特勒式的慷慨扩展到了魏玛共和国的囚徒身上，这些人犯的是各种的叛国罪。此外，还有超过一百人（其中有男有女）因他们对党的特别贡献每月能拿到50—500马克不等的津贴。希特勒此举表明，他在报答种族主义者、反犹主义宣传家以及纳粹活跃分子在夺权之前为党做出的牺牲。这么做符合褐衫军和“老兵”的思想自画像——为伟大目标而战的无私圣徒——而且在精神和物质上将这些人和新政权牢牢绑定在一起。[191]

希特勒也没有忘记陆军。陆军总部经常收到元首赠送的礼物，即军事主题的油画。此外，从1937年7月开始，希特勒的官方基金开始每年拿出10万马克，供“军队官员疗养”。让军队高兴非常重要，特别是当冯·施莱谢尔将军在“长刀之夜”被暗杀之后。希特勒还拨出一大笔钱给退休军官涨养老金，其中包括海军中将冯·罗伊特（Ludwig von Reuter），1919年6月21日他下令在斯卡珀湾（Scapa Flow）击沉投降敌军的德国战舰。到了30年代中期，陆军的重要象征、最后一位德皇军队的在世元帅奥古斯特·冯·马肯森（August von Mackensen）获得了一份贵重的免税礼物：普伦茨劳（Prenzlau）地区的一片土地和35万马克的翻新费。作为保皇派，马肯森认为自己必须给流亡在外的德皇威廉二世写信，请求原谅他接受礼物，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皇帝本人才有资格赐予此类赏赐。可以预见，德皇并不高兴，并因此认为元帅是保皇派的叛徒。希特勒还慷慨地为其他一大批贵族地主提供津贴，既为了帮他们还债，同时也意在防止他们和德皇一起搞阴谋。[192]

为了让希特勒的慷慨持续下去，供希特勒个人支配的政府开支稳定增长，到了1942年其数额已经达到惊人的2,400万马克。[193]除了这笔钱，希特勒还有《我的奋斗》赚得的版税，这本书的销量靠两个方面支撑：纳粹党组织成批购买，并强制普通德国市民书架上必须有这本书。这项收入在1933年一年就达到了120万马克。从1937年开始，希特勒的版税多了一种来源：印有自身头像的邮票——这是兴登堡都不曾干过的事情。根据当时在现场的施佩尔事后的说法，邮政部划给希特勒的一张支票面值高达5,000万马克。德国商业界每年给阿道夫·希特勒基金的捐款又是一笔钱。希特勒每发表一次演讲可以拿到一笔费用，每次演讲在报纸上登载可以给他带来一笔版税。此外，许多感激他的纳粹分子在去世之后会为他留下遗产，合起来又是一大笔钱。跟这些相比，希特勒德国总理的那可怜的4.5万马克的工资明显算不了什么，即使再加上年度开销补贴的1.8万马克也还是不多。所以在就任总理初期，他公开宣布放弃薪水和津贴，摆出一副宣扬无私奉献精神的姿态，将之奉为他的治国理念。但是，1934年，慕尼黑税务办公室提醒希特勒他从来没有上交过个人所得税，那时候他已经欠了40万马克了。立马有人向这帮胆大妄为的税务官员施压，后者很快同意将这40万马克一笔勾销，并销毁和希特勒税务相关的所有档案。希特勒对此表示感激，他向税务办公室的负责人路德维希·米尔（Ludwig Mirre）赏赐了一笔一年2,000马克的服务补贴，免税。[194]

作为魅力超凡的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超越一切法律，这样的地位不仅使他，也使其他很多人可以不遵守廉洁奉公的正常规则。直接听命于希特勒的下属，他们不是经选举产生，而是直接由希特勒任命；他们只对希特勒而不对其他任何人负责。类似的个人关系网络从上到下延伸，直到纳粹统治机器的最底层，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规模巨大而且不断发展的腐败网络，培植亲信、裙带关系、行贿索贿和卖官鬻爵将整个网络捆绑在一起。1933年之后，纳粹党员对党的持续忠诚便只能通过一个巨大的个人恩惠体系收买得来。对于成千上万失业的纳粹活跃分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给他们一份工作。于是，1933年7月鲁道夫·赫斯承诺，所有在1933年1月30日之前入党的人都有就业机会。当年10月，位于柏林的帝国失业保险和工作办公室集中力量为三种党员提供工作：党员证件号码在300000以前的人、在党内任职超过一年的人、1933年1月30日之前曾隶属于冲锋队/党卫队/钢盔组织中的人。这一做法引发了一些不满，因为早在1930年末纳粹党员人数就已经超过30万了，所以不少在那时就入了党的人可能还是找不到工作。况且在具体落实时，这些规定完全不起作用，因为任何一个说自己是老纳粹分子的人都能被囊括其中，而且有些野心勃勃的纳粹分子明明已经有工作了，却还想借该计划换一份更好的。到1937年，德国邮政部门给3万名“合格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安排了工作，而在1935年末，2,023名纳粹分子在战争部拿到了薪水可观的永久职位，但其中只有369人之前处于失业状态。

其实，这一“为孩子们找工作”的体系是在仿效普鲁士等地解决就业问题的做法：军队即将退役的士官自动在州政府上岗，主要担任警察，但也会去其他一些岗位。但这套办法用在冲锋队员和纳粹党员身上意义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是以党派成员而非国家前雇员的身份获得的职位。此番就业的规模和紧迫性也是以前无法相比的。柏林的纳粹党部在1933年10月之前为1万名党员解决了工作，其中公共领域90%的白领职位都给了所谓“老兵”。通常一个人如果得到当地冲锋队的举荐，即使他再不合格，雇主也没胆子拒绝。很多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发现自己以前在党、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工作经历还会作为资历算到新工作头上，这使他们在往上爬的时候比其他同事有着明显的优势。其实他们的有些工作显然只是挂名的闲差。举个例子，1933年7月，富尔斯比特尔集中营的长官、褐衫军成员保罗·埃勒胡森（Paul Ellerhusen）以前是一个不称职的公务员，1929年以后就失业了，却被任命为汉堡帝国专员的个人秘书，还有个州议员的头衔。不久之后，他又被调往一个薪酬更高的岗位：城市青年办公室。据报告说，他几乎不上班，因为他总是喝得烂醉。[195]

整个德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煤气厂、水厂等和市政设施相关的企业为冲锋队员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这些企业经常因此超员。对汉堡疾病基金办公室的一次审计发现，办公室比实际需要多雇了228名职员。数千位老党员在交通系统找到了待遇很好的工作。1933—1934年间汉堡地方铁路局招了上千人，至于需不需要招这么多人则是另一回事。再比如，汉堡地区的农民领导人赫伯特·东克尔（Herbert Duncker）担任了汉堡电业公司的农业顾问，为此每年能拿到1万马克的酬劳，但实际上他从未在公司露过面，甚至根本不了解这份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的。公共企业就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扶助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各种私人企业也有同样的压力。同时，1934年和1938年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免去了1933年纳粹党员破坏工会等组织的罪名，还允许1934年1月1日之前陷入财政困难的党员清偿债务时可以不缴纳罚金。[196]而前共产党员和社民党员在求职时却一再被拒，直至后来由于军工业太缺劳动力才被招进去，这时候政府已经顾不上他们参加过什么政治活动了。维利·埃尔巴赫（Willi Erbach）是一个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曾经参加过社民党准军事组织帝国旗帜，他的经历比较典型：1933年因政治活动被解雇，直到三年后即1936年劳务介绍所突然把他派到了埃森的克虏伯厂，他才有了工作。同时，即便是没什么本事的人，只要是纳粹党员，就更容易找到工作。[197]

谋取私利的风气从上到下蔓延开来，就连普通的褐衫军成员也会想方设法捞油水。他们趁1933年5月2日突击工会基地时、进入别人家中抓人时抢走了钱柜、家具、亚麻床布等物品。慕尼黑学生会的领导人弗里德里希·奥斯卡·施塔贝尔（Friedrich Oskar Stäbel）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施塔贝尔通过内斗在1933年9月成为德国学生会的领导人。为了庆祝自己爬上权力之巅，施塔贝尔用学生会的经费支付个人开销，例如买衣服和汽车等，还组了一支游行乐队供自己娱乐。柏林当地的学生会用成员贡献的钱买了7辆车供学生会的学生干部使用。[198]从1933年初开始，流进党的金钱和经费数额实在太过惊人，使人很难抑制住捞一把的想法。但是党的金库对盗取经费查得很严，从1934年1月1日到1941年12月31日，法庭审判了至少10,887件滥用经费的案子。出现问题的既有党的附属组织，也有党组织本身。1933年，纳粹党和党的金字塔下层附属机构呈指数式增长，这样的局势势必会导致账目审计和财政管理一片混乱。1933年的头几个月有160万人加入了纳粹党，其中自然会有很多人抱着捞一把的想法入党。[199]

三

由于流向纳粹官员账户的经费数量如此之大，没人会对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感到惊讶。各个层级的纳粹官员当时都享受着1933年之前想都没想过的生活。这里面自然包括最上面的人。比如，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于1932年向税务机关上报的年收入只有619马克，仅仅几年之内，他的年收入就因为每周给纳粹杂志《帝国》（Das Reich）写社论飙升到30万马克。一般的杂志稿酬标准是没有这么多钱的，这实际上是杂志出版商马克斯·阿曼每年献上的一笔巨额贿赂。戈培尔说自己收入中的20%来源于商业利润，但实际上他根本不做生意。他还在天鹅岛（Schwanenwerder）的柏林岛上买了一幢别墅。别墅原本属于犹太人医生夏洛特·赫兹（Charlotte Herz），后来被强制卖出。1936年，柏林市把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边上的一处房产给了戈培尔，供其终生支配。戈培尔花了220万马克进行扩建和整修。1938年他把位于天鹅岛的房产卖给了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路德维希（Alfred Ludwig）的工业家，路德维希请他继续住下去，还不收租金。即便如此，戈培尔还不是纳粹领导人中最腐败的人。阿尔贝特·施佩尔比戈培尔更过分。他的建筑咨询费加上劳工阵线领导人罗伯特·莱伊赠送的圣诞礼物，以及很多纳粹领导人都享有的税务特权，让他在战前就成了百万富翁。[200]

纳粹党在腐败方面最臭名昭著的当数赫尔曼·戈林，他为了扩建和装修狩猎山庄卡琳宫（Carinhall）花了纳税人1,500多万马克。这一宫殿级建筑的维护和管理成本接近50万马克，这笔钱也是纳税人买单。除此之外，戈林在东普鲁士有一座狩猎山庄，在柏林有一幢别墅，在上萨尔茨贝格山上有一座度假山庄，还有一座叫费尔登斯泰因的城堡（Burg Veldenstein），以及另外五座狩猎山庄，更别提他还有一列私人列车，车上载着10辆汽车，设有一个面包房，戈林的私人区域占了两节车厢。这列列车仅1937年一年就花了国家132万马克，后来还被奢侈华丽地装修了一番。还是1937年，帝国汽车制造协会送给戈林一辆游艇供其个人享用。所有这些地方都收藏着戈林不断搜集来的大量艺术品，而他搜罗私人藏品的真正机会还要等到战争爆发后。和其他纳粹领导人一样，戈林向税务机关隐瞒了巨额收入，而没有隐瞒的部分也享受到了大量税务优惠。1939年下达的一道命令使逃税变得更容易了。命令规定，党的领导人和部级公务人员的税务应由中柏林和北慕尼黑的两个财政办公室处理，而这两个地方的税务官当然会手下留情。[201]

腐败和独裁制度息息相关。但如此铺张浪费不只是体现了个人腐败，还反映出高级别纳粹官员希望借此显示自己是德国的新主人。狩猎成了很多地区领导人最喜欢的业余活动，连那些以前对这一过去的贵族活动没有多少兴趣的人也购置了相关场地。汉堡的地区领导人卡尔·考夫曼当时就很想在这个方面（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跟上自己同僚的脚步，但一开始却遇到了麻烦：他的地盘上没有猎场。1937年大汉堡区的成立给了他机会，因为城市北边有一片森林被划进了大区，于是他立马宣布这片森林是自然保护区，在其中豢养了野味，用11千米长的围墙将其与公众隔开。之后考夫曼向市里租下了这片场地供自己独享。大多数纳粹领导人效仿希特勒，从德意志艺术展览中心买下一些大师的精品旧作和最新作品，挂在奢华的别墅和狩猎山庄的墙上。他们并不热爱艺术，而是认为艺术品能够彰显自己在纳粹官僚层级中的地位。[202]

自然而然地，纳粹领导人及其下属接触底层的无权无势者时，除了腐败，还有偷盗和敲诈。纳粹分子对犹太人、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等各种“德国敌人”的仇恨令他们肆无忌惮地任意劫掠。在1933年暴力夺权的过程中，一群又一群褐衫军以辅警的名义“搜查住宅”，而这只是抢劫的另外一种说法。在集中营里，军官和长官们把囚犯当差的工作坊当作私人财产，把里面的家具搬回自己家里，把里面的油画和图片挂在自己家墙上。利赫滕堡（Lichtenburg）集中营的长官让囚犯为自己和家人钉书钉鞋钉靴子，帮家里装信箱、烫衣板等许多东西。低级军官强迫囚犯去营地的蔬菜园偷芦笋和草莓，自己则从集中营的厨房里“收集”食物，侵吞食堂的公款。当倒霉的囚犯进来时，集中营官员从他们手上偷走个人财产是惯例而非例外。1938年，布痕瓦尔德的长官卡尔·科赫（Karl Koch）从集中营的犹太人手上没收了价值超过20万马克的现金和物品，他把其中很少一部分分给了自己的下属，多数都打进了个人账户。[203]

如果有相对居于高位的人因此被查，那更大的可能是他自己不小心，而不是上面的人多么正直。曾经有一个叫罗伯特·舍佩温克尔（Robert Schöpwinkel）的官员和另外两名高级官员——三人都是德国旅馆和酒店协会的高级官员——因为侵吞10万马克的公款而遭到调查和起诉，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腐败行为在业界太过臭名昭彰，导致巴特戈德斯贝格（希特勒经常去的地方）的德雷森莱茵酒店（Rheinhotel Dreesen）老板向元首报告，说如果再不给舍佩温克尔点颜色看看，莱茵兰整个旅馆业都会对纳粹政权不满。[204]纳粹高层借助类似案件把自己描绘成不同于魏玛政府的坚决反腐的执政者。但实际上更多的腐败都没让媒体知道。同时，报纸对党和政府没有影响力，公众对党和政府缺乏监督，政府的权力大多都被攥在个人手里，纳粹分子对形式化的行政结构和行政制度普遍没有好感，这些因素都助长了腐败行为。在3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经济危机中，权力成为致富的捷径，党内权力大的人很少能够抵御这一诱惑。和腐败有关的谣言和故事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1934年9月维克托·克伦佩雷尔记录了自己和一个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朋友的儿子）的对话。那个年轻人向他描述了他的团队领导是如何侵吞成员的捐款去旅游和购置摩托车等昂贵奢侈品的。他说，这些事人尽皆知。[205]

1933年之后，德国经济迅速陷入了腐败泥潭，为民间提供了许多讽刺笑话的素材。有人说，“反动分子”的定义应该是“一个有一份令纳粹分子觊觎的好工作的人”。戈林对制服和头衔的热爱也成了大众取笑的对象。有人说“1戈”是“一个人胸前能佩戴的奖章数量”。还有一个笑话说，一次戈林去罗马和梵蒂冈谈判，他给希特勒发回了一份电报，“任务完成。教宗被我撸了。皇冠和僧袍很合身。”还有一个笑话讲，一天晚上戈林的妻子晚上醒来发现自己的丈夫全身赤裸地站在床边挥舞指挥棒，她问他在干什么。“我在把自己的内裤晋升为外裤。”戈林答道。与腐败有关的笑话甚至还登上了舞台：1934年舞台表演艺术家威廉·芬克（Wilhelm Finck）在柏林夜场“地下宫殿”表演喜剧小品。他举起右臂做出纳粹敬礼姿势，这时一个裁缝正帮他量身做新衣服。“你要什么样的夹克？”裁缝问道，“浪纹加带子吗？”芬克说，“你的意思是约束衣？”“你想要什么样的口袋？”“宽大的，紧跟现在的潮流。”芬克答道。不久之后，戈培尔下令夜场关门，芬克被送去了集中营。但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人场合，希特勒通常都不会受到类似笑话的嘲弄。有关腐败的指控都是关于他的下属，毕竟那些小希特勒们才是直接治理各地的人。一个经典的笑话说，戈培尔的孩子被请去戈林、莱伊以及其他领导人的家里做客。回来之后，他们高兴地说到奶油蛋糕有多好吃，他们吃了多少糖果之类。而在希特勒家里做客时，他们只吃了麦芽咖啡和小蛋糕，并问道，“爸爸，元首已经退党了吗？”[206]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尖刻笑话，但很多德国人同时觉得，到了1939年，纳粹当局在经济领域建树颇多。毕竟相较其他国家，德国经济从大萧条中恢复得更快。德国外债也已经稳定下来，利率已经降到1932年水平的一半，股票价格也从大萧条中缓过劲来，而国内生产总值同期增长了81%，工业投资及产出超过了1928年的水平。魏玛时期的两大经济难题——通胀和失业问题都已得到解决。[207]这都是因为国家在不断加强经济管控的力度，到1939年管控已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不管“战胜失业”的宣传口号是怎样吹嘘的，纳粹的经济政策是受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的战争意志驱动，并为军方支持的。在1936年下半年之前，以战争为目的的经济复苏计划并没有遭遇太多来自商业界的抵制；但当四年计划开始实施之后，重整军备的力度开始超过经济的承受能力，商业界也对快速收紧的限制和管控相当不满。更大的问题在于，政府对资本主义的利润优先原则失去了耐心，政府创办和资助的国有企业开始压倒私营企业。但这一切并不像某些批评家所怀疑的那样，纳粹分子是在贯彻早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则。第三帝国从未学习斯大林治下的苏联，走上全盘国有化和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在达尔文主义的驱动之下，纳粹政权依旧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竞争。竞争仍是经济发展的指导性原则，就跟党和各种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竞争是政治和行政的指导原则一样。[208]

希特勒希望的是，企业是为了完成他设计的政策总目标而相互竞争。可是，他的目标在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政府的自给自足政策想让德国可以打一场持久战；另一方面，重整军备却要求向前猛冲，对自给自足政策不管不顾。用这一目标来衡量，政府在1939年夏天最多只能说取得了部分胜利。它为大规模战争做的准备并不充足，重整军备也没有完成。原材料的缺乏致使坦克、船只、飞机和战争武器的生产目标远未达成。在重整军备计划中，希特勒无法确定哪一军种应该优先武装，更是令情势雪上加霜。最后掠夺成了解决问题的手段。腐败、敲诈、没收和明火执仗的抢劫成为纳粹政权的标志，在雅利安化中的主子和奴才眼中，非雅利安民族的生活资料和财产就是他们掠夺的对象，掠夺是他们对待这些人的核心态度。1933—1939年期间，德国经济内部的张力和压力都很大，希特勒在一些场合明确宣布，经济问题最终只能通过去东欧开辟新的生存空间解决。党内的“老兵”因为在魏玛共和国“斗争年代”做出的牺牲而在纳粹夺权后获得了金钱、工作、财产、收入等形式的回报。现在，这一原则将变本加厉地推广到整个德国乃至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之上：德国人需要为备战做出牺牲，而战争来临之后，他们就会在东欧得到新的大片土地作为回报，这片土地将为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财富，在可见的未来向德国提供食物，并且一次性解决德国的所有经济问题。[209]

同时，德国人民必须做出牺牲。纳粹政权尽全力促进生产，对消费实行严格限制。1939年，食用油、黄油等消费品的匮乏成为德国人日常生活的常态，更不用说进口水果一类的奢侈品。政府经常敦促人民为各种节省开支计划做贡献，省下来的钱成了政府债券、贷款证明和抵税额度，全都贡献给了武器开发。政府不遗余力地敦促人民要省省省，而不是买买买。政府还为个体户设计了强制养老金计划，迫使他们在保险公司交上一笔钱，然后把这笔钱用于支持重整军备计划。同时，政府和军方常常会欠款超过一年，而这又是一笔隐性贷款。对于许多参与武器生产和武备计划的中小型企业而言，这会造成严重的现金流问题，以致无法给工人按时结款。[210]对此，政府常见的说辞就是为日耳曼种族共同体的更高利益做出牺牲。但是人民接受所谓的共同体吗？第三帝国是否像纳粹分子所承诺的那样，扫清了曾经动摇魏玛民主的一切阶级纷争和阶级仇恨，使所有德国人作为一个团结的民族得到重生，并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奋斗呢？如果纳粹当局想要维系民心取得成功，它就必须履行这一承诺。

1　希特勒于五一劳动节在滕珀尔霍夫广场讲话，与工人保持安全距离，由党卫队亲卫队负责安全警戒（柏林，1935年）

2　褐衫军领袖恩斯特·罗姆以一副官员形象坐在家里的书桌旁边。他身后墙上的艺术品充分展现了他的品位（1933年）

3　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柏林—万塞的警察射击场练习手枪射击技能（1934年）

4　希特勒 在纽伦堡集会上向治安警察方阵敬礼（1937年9月）。

5　党卫队保安处头目赖因哈德·海德里希

6　弗洛森比格集中营的囚犯，主要是“反社会的人”和“罪犯”，他们正在采石场劳动，为阿尔贝特·施佩尔的公共建筑提供石料

7　莱妮·里芬施塔尔正在为自己的电影《意志的胜利》调试镜头角度（1934年，纽伦堡纳粹党集会）

8　“整个德国都用人民收音机听到了元首讲话”：只能收听国内电台的廉价收音机广告

9　演员埃米尔·雅宁斯（右）在萨尔茨堡音乐和戏剧节上俯视宣传部长“小博士”约瑟夫·戈培尔（左）（1938年）

10　恩斯特·巴拉赫的马格德堡战争纪念雕塑（1929年），后来纳粹分子因雕塑欠缺爱国主义精神将其从大教堂移出

11　纳粹青睐的艺术风格：阿尔诺·布雷克尔的《就绪》（大德意志艺术展，1938年）

12（上图）　阿尔伯特·施佩尔为1937年巴黎世博会设计的德国展览馆，有批评者觉得它像带烟囱的火葬场

13（下图）　“堕落音乐：国务委员H. S. 齐格勒博士的思考”。这是一本配合展览派发的小册子，封面意在将爵士乐描绘成黑人和犹太人的音乐，是堕落种族的音乐。该展览没有取得多大成功

14（上图）　教宗府总管卡恰·多米尼奥尼蒙席，旁边是德国和梵蒂冈的官员。蒙席准备带赫尔曼·戈林去和教宗庇护十一世会谈，商谈罗马和纳粹德国之间的协定（1933年4月12日）

15（下图）　“阿道夫·希特勒的年轻人在非教会学校入学”：呼吁父母让子女脱离教会教育的海报

16　“如果德国所有的年轻人都像这样，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为未来担忧。”小学课堂上的孩子（1939年）

17　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想要假装出一副意志坚定的样子（摄于1935年8月3日）

18　“年轻人为元首效劳：所有10岁的孩子都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党加紧使德国所有年轻人都加入该组织（1936年）

19　希特勒青年团的营地。大规模、军事化的营地无法满足年轻人追求自由、冒险、与自然接触等青年运动传统目标的愿望（1934年8月8日）

20　高速公路的现代主义：30年代的公路桥

21　纳粹总工程师弗里茨·托特在西墙防御工事处犒劳工人。许多工人是被强迫征召的

22　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吹嘘自己在第三帝国治下的成就（1936年）

23　“你的力量来自快乐汽车”：一对年轻的德国夫妇由丈夫开着大众甲壳虫去兜风。这款汽车由费迪南德·波尔舍打造，其原型由阿道夫·希特勒设计，可是实际上直到战后才有成品走下生产线

24　“如果轰炸来了，没有必要担心德国的自卫措施。”一份曾经独立的讽刺杂志《傻大个》（Simplicissimus）上的漫画，意在展现德国脆弱的防御能力，但也印证了人们对空袭轰炸的恐惧（1934年3月11日）

25　“自立的人民：格特鲁德一家人”：一份学校的初级读物中展示的情景，一家人在吃义务性的周日炖菜，又称“一锅菜”（1939年）

26　赫尔曼·戈林“最朴实”的乡村狩猎山庄卡琳宫的大厅。

27　农民家庭生活的理想：“丰收”。卡尔·亚历山大·弗吕格尔创作（德意志艺术展，1938年）

28　拒绝服从的工人。巴伐利亚彭茨贝格的煤矿工人穿着传统制服，故意按照错误的方式行纳粹礼，以此表达对纳粹礼仪的厌恶。后面有一队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在演示敬礼应该怎么做，但是工人们没有理睬

29　“负担也在你肩上。一个遗传上有病的人到60岁之前平均花费为5万马克”：1935年的一张海报展示，如果要把精神病人养在精神病院（背景中的建筑），每个健康的人要分摊多少花销。此类宣传意在说服人们，需要对精神病人进行绝育，并最后杀掉他们

30　“已婚妇女生育率的下降：在15—45岁之间的已婚妇女中，1900年1/3拥有一个顺利生产孩子，1925年是1/7，1930年是1/8。”1933年的宣传画，意在督促德国人生更多的孩子

31　犯有“种族玷污罪”的一对伴侣游街：女方脖子上的标语是“我是镇上最大的骗子，从来只配和犹太人待在一起”，男方是“我是个犹太男孩，我只让德意志女孩进我家的门”。这类由背景中的褐衫军组织的游街活动在1935年纽伦堡法案通过之前就已经十分常见

32　吉卜赛营地里面的种族研究（1933年）：埃娃·尤斯廷（罗伯特·里特尔的助手）正在测量一个女人的头部，这是所谓吉卜赛人种族特征检测的一部分。

33　“犹太人进入后果自负！”通往巴伐利亚泰根湖附近的罗塔—埃格尔恩道路上的标语（1935年）。那个时候很多小镇和村庄都挂出了类似的告示。1936年告示曾经被短暂移除，避免在冬季和夏季奥运会期间造成不良的公共影响

34　“碎玻璃之夜”大迫害之后清晨的场景：业主正在清理商店，一个路过的人在查看店里的损失（柏林，1938年11月10日）

35　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右）和他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下属马丁·博尔曼（柏林，1935年）

36　萨尔兰公投之后，在密密麻麻的纳粹卐字标记下行纳粹礼的儿童（1935年）

37　莱茵兰人迎接1936年3月7日进入非军事区的德国军队。在欢呼的人群中有人行纳粹礼

38　希洪港的秃鹰军团成员离开西班牙返回德国，他们的干涉帮助西班牙大元帅弗朗哥成功赢得了内战胜利（1939年6月3日）

39　一名德国装甲车士兵抵达维也纳，他被奥地利女孩狂喜的欢迎声淹没了（1938年3月21日）

40　图39的另一面：维也纳犹太人被强迫清理路面上支持奥地利的涂鸦，当着欢呼人群的面，其中还有很多小孩（1938年3月）

41　决定波兰命运的握手：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决定瓜分波兰（1939年8月24日）。十天之后，二战爆发

第五章

建立人民共同体

第一节

血与土

一

在弗里德里希·雷克—马列策文看来，第三帝国代表着暴民当权推翻社会权威。雷克在巴伐利亚上城区拥有一座旧式乡村别墅和11公顷土地，过着贵族式的生活，但是实际上他是北德人。1929年雷克曾在一份慕尼黑报纸上讲过，他认祖归宗以及效忠的对象不是巴伐利亚，而是普鲁士古代贵族传统。雷克非常保守，为人势利，深深怀念容克贵族还没有被俾斯麦强行拽上现代化轨道的日子，因此对纳粹德国恨之入骨。隐居在相对安全的乡间时，他把对新政权的厌恶一股脑儿地倾泻在日记里。“我就是一群邪恶人猿的囚犯。”他写道。他表示，希特勒是个“人渣”，自己当初就应该一枪崩了他——1932年，雷克在慕尼黑的意大利餐厅见过希特勒，那段时间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防止暴民骚扰，他随身带着一把左轮手枪。他听过希特勒的演讲，并强烈感觉元首“蠢到家了”。他就“像个电车司机”一样；他的脸上“抖动着一堆肥肉”；那些肥肉挂在脸上，松松垮垮，不成形状，像火山渣，像凝胶，充满病态。可是人们竟然崇拜这个“肮脏的……怪物”，这个“沉醉于权力的精神病人”。雷克不能忍受“人们像白痴一样用低沉的声音吼着‘万岁’……女人歇斯底里，青少年陷入疯狂，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都出了问题，一起像疯子一样咆哮”。“唉，真的，”1937年他写道，“人不能再继续堕落下去了。这群暴民居然跟我同属一个民族，他们不仅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堕落，甚至还总是要求同胞像他们那样咆哮，跟他们一样堕落。”[1]

在雷克看来，纳粹领导人只是一群“肮脏的小资产阶级，在他们国王被逐之后坐上了王座。”[2]1938年9月他针对整个德国愤怒地评论道：

普通的男人从吃饭到和染过头发的金发女人睡觉都跟机器人一样，然后生出小孩让整个民族像白蚁堆一样以机器人式的生活延续下去。他口中念念有词，逐字逐句地重复着伟大神灵的咒语，不是检举别人，就是被别人检举，不是等死，就是等着被弄死，一生都在无聊中度过……不过即使这样，即使世界由这帮尼安德特人统治，也并非不可忍受。不可忍受的是，这群尼安德特人还要求剩下的少数健全人也变成穴居的畜生，而且威胁道，如果他们拒不服从，就将他们肉体灭绝。[3]

聪明的雷克把每晚记下的日记都藏在自己领地的丛林和田地深处，还不断改变埋藏日记的地点，以免被盖世太保发现。[4]

年轻一代贵族的状况让雷克特别担忧。他在1939年初去过柏林的一家十分火爆的夜店，他看见酒吧里到处都是“带有乡村贵族血统的年轻人，都穿着党卫队制服”：

他们玩得很开心。他们把冰镇香槟用的冰块丢进女伴的低胸装里，然后在欢呼声中把手深深伸进衣服里取出冰块。他们……相互之间高声交谈，那声音肯定在火星上都听得到。他们说起话来和一战以及自由军团（Free Corps）时期的皮条客差不多——过去二十年间我们的语言就变成了这副德行……看着这些人就像看着一道深渊，一道把我们和往日生活隔开的深渊……首先是他们空洞得可怕的脸，然后你会观察到他们的眼睛闪烁不定，会突然放出亮光。这和年轻没什么关系。这就是这一代人的典型表情，一种从外到内的、歇斯底里的野蛮。[5]

这些人——他预言道——“如果元首将达·芬奇的绘画斥为堕落艺术，他们也会将其付之一炬。”他们“还会干些更混蛋的事情。而最混蛋的是，他们甚至完全不能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已经处于深度堕落状态”。他怒斥道，带有古代光荣血统的贵族，现在却从一个令他们走向堕落的政权那里接受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头衔和荣誉，这简直辱没了他们的英名。“这个民族疯了，他们会为自己的疯狂付出惨重代价的。”传统的道德和社会秩序完全颠倒了，雷克认为希特勒应该对此负首要责任。“我每时每刻都在恨你，”他在1939年8月的私人日记里面对纳粹领袖写道，“我恨你，为杀死你我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可以和你一起走向末日，一起下地狱。”[6]

雷克因为目睹大众纳粹化而产生的强烈鄙夷在当时并不常见。他那些敏锐的观察也许是因为他自身的极度边缘化。在1929年慕尼黑报纸上的那篇文章中他声称自己有贵族血统，还提供过一个详细的家谱，里面有自己的家族起源于波罗的海贵族的各种细节，但这些都是假的。实际上，他只是个叫弗里茨·雷克（Fritz Reck）的普通人。他的祖父是个旅馆老板，而虽然他的父亲积累了大量财富，并在1900年想办法当选为普鲁士议会议员，但该席位是在为平民所设的下院，并非为贵族所设的上院。雷克是一个能力不错的医师，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用来创作小说、戏剧、新闻、电影剧本等。他为自己编织了一段美好的过去，他说自己参加过好几场战争，甚至在英国的殖民军队服役过。不过这些都是编的。雷克说自己是贵族，这在他的圈子里并没有激起多少人的怀疑和敌意，因为他在公共场合出了名的傲慢，总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在私人和社会生活中，雷克都保持着普鲁士容克的做派。他对自己的贵族品格与有爵位、有文化的社会精英应有的美德心怀信仰，这似乎是绝对发自真心的。[7]不管他日记里有多少细节是编的，他对希特勒和纳粹分子的恨是毫无疑问的。[8]

雷克的保守立场比多数真正的普鲁士旧式贵族极端很多。他自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年轻一代的贵族对这种保守立场并不买账。德国贵族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出现了很深的代沟。老一代贵族失去了俾斯麦帝国治下的各种财政和社会特权，因此特别怀念过去的好日子。他们对纳粹分子虚假的平等主义说辞满腹狐疑心怀警惕。年轻一代则非常瞧不起上一代王朝，因为1918年它未经一战就轻易投降。30年代初期，年轻一代在纳粹党那里看到了创造新式领导精英的希望。他们不把贵族看成建立在共同荣誉感之上的身份群体，而是一个种族，是几个世纪生殖繁育的结果。在20年代初，拥有1.7万名成员的德国贵族联盟（Deutsche Adelsgenossenschaft）便持有这种看法。该联盟把大约占总人数1.5%的犹太贵族驱逐了出去。但并不是所有贵族都接受他们的观点。比如，主要遍布于德国南部的天主教贵族对所谓种族化过程漠不关心。当教会受到第三帝国压迫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站在教会一边。相对来说，巴伐利亚地区的年轻贵族很少像北部的新教贵族一样加入党卫队，尽管在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反对魏玛共和国。他们觉得待在其他右翼组织（比如钢盔）更舒服。德国各个地区老一辈的贵族多是保皇派，所以公开表示要致力于复辟德国皇室自然是加入贵族联盟的前提条件，后来这一要求在第三帝国时期被废除。纳粹意识形态中的许多元素都对贵族有吸引力，比如敌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强调领袖原则，以及攻击资产阶级文化。对年轻一代的贵族来说，德国军力的扩张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他们可以像以前的贵族那样去当军官。纳粹党提出会优先考虑占领东欧作为德国新的生存空间，这也吸引了很多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贵族，他们认为那是重温祖先光荣岁月的机会，他们的祖先曾经在东欧殖民。纳粹集团头脑清楚，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保守派的选票。在30年代初期的选战中，他们经常拉贵族子弟站台。霍亨索伦家族的年轻一辈率先支持纳粹集团：普鲁士的奥古斯特·威廉（August Wilhelm）皇子在1933年之前就已经是冲锋队的军官，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则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呼吁民众投票给希特勒而不是兴登堡。[9]

尽管褐衫军和相当一部分“老兵”还在继续攻击德国贵族的衰微和堕落，希特勒自己却已经认识到，贵族中的年轻一代不仅要组成急速扩增的德国军官群体，还要为外事部门充当门面，使其维持传统的尊贵地位，因此他们是不可取代的。希特勒甚至允许德国贵族联盟继续存在下去，并在纳粹的领导下予以适当整合。然而，当希特勒觉得已经没有必要继续使用怀柔手段对付贵族时，便立刻明确表示不会考虑让德皇复辟。1934年初，一帮褐衫军闯入了贵族群体在柏林为前任德皇举行的生日庆典，大量保皇党组织被封禁。兴登堡一去世，希特勒担任国家元首，老一辈德国贵族间存留的那点复辟希望就彻底落空了。不过，虽然希特勒对贵族日益冷淡，党卫队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却和他们打得火热起来。曾经属于自由军团、在魏玛共和国初期恶行累累的党卫队老一辈人慢慢开始拿养老金退休，他们逐渐被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取代。尽管纳粹民粹主义分子曾经指责德国贵族已经衰微堕落，但希姆莱坚信他对这些贵族更为了解。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的有序繁衍一定可以使贵族的种族质量稳定提升。不久，他把这一信息传达给德国贵族中的有心人。爵位世袭的梅克伦堡大公和黑森的威廉亲王在1933年1月30日之前就已经加入了党卫队，很多年轻贵族也开始步其后尘，竞相加入党卫队，其中很多是普鲁士军事贵族子弟，包括范德戈尔茨（von der Goltz）男爵、冯·波德别尔斯基（von Podbielski）男爵等人。[10]

到了1938年，党卫队高级官员中已经有近1/5拥有贵族头衔，在级别低一些的人中也有差不多1/10。为和贵族群体保持良好关系，希姆莱成功劝服了德国所有地位尊崇的骑术协会成员，请这批保留了上流社会体育精神和势利社交手腕的人加入了党卫队，不计较他们的政治观点，这让某些上一代党卫队老兵非常不满。自此，党卫队的骑士经常性地获得德国马术比赛冠军，一些私人运营的马术俱乐部因而得以保存。但是，一些曾经在魏玛时期出来打拼过的贵族对纳粹事业更有热情，也更加忠心。埃里克·冯·登·巴赫—热勒维斯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在15岁时曾经为战争做过志愿服务，后来加入了自由军团。1924年，巴赫—热勒维斯基因为在军队里劝说别人信仰纳粹主义而丢掉了职务。之后他开过出租车公司，经营过农场。1930年，巴赫—热勒维斯基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队；到1933年末，他已经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其他有过类似经历的青年贵族还有鲁道夫·冯·阿尔文斯莱本（Ludolf von Alvensleben）。他曾经在自由军团服务，一战结束后丢掉了自己的波兰领地，大通胀时期又失去了因为丢掉领地而获得的补偿金。他开过一家汽车公司，最终失败破产。还有卡尔·冯·埃贝斯泰因（Karl von Eberstein）男爵，他曾经在20年代初找了个旅游中介的工作养家糊口。雷克—马列策文在柏林夜店的观察十分精准：很多年轻的容克贵族都加入了希姆莱的帝国党卫队新精英群体。而其他人——特别是那些当军官的和加入外事部门的人——尽管最开始欢欣鼓舞，但随着时间流逝也逐渐痛苦地放弃了对纳粹政权的幻想。[11]

二

德国贵族一直以来都是靠土地谋生。尽管多年以来一些贵族在军官群体、公务员系统以及工业界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有的领域更是举足轻重，在20—30年代土地仍然是他们的经济收入、社会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的主要来源。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特别容易受普鲁士土地贵族的影响。他在东普鲁士诺伊德克有领地，和土地贵族关系密切。后来政府向地主——其中包括兴登堡自己——做了特别让步，为东部乡村的农场主提供了援助，这件事情在当时激起了许多议论声。不过在纳粹分子看来，德国乡村社会的基石不是大地主，而是小农户。1920年纳粹党纲第17条表示要进行一次“符合国家需求的土地改革”，并使“如果有利于公众，土地可无偿没收”入法。第16条表示要废除连锁百货公司。表面上看这只是在针对大地主，但纳粹主义的一些批评者认为纳粹党也在威胁要没收小型农场。所以在1929年4月13日，希特勒特地就此做出一番“澄清”。尽管第17条中提出的要求不可变更且不可讨论，但希特勒说，这一条仅仅是针对控制土地的犹太投机商人，他们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为自己谋利。普通农民不用担心，纳粹党将致力于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性。[12]

希特勒的声明使德国北部的农民安下心来。当时的农业甚至在大萧条之前就已经深陷经济危机，农民对此深感绝望，所以从1930年开始他们之中很多人一直都投纳粹党的票。但土地贵族对纳粹党态度冷淡，他们的票一般流向民族人民党人。从表面上看，纳粹党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不过，1933年1月30上台的联合政府可以很好地代表他们的利益。民族人民党领导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既是经济部长又是农业部长。在这种情况下，他有能力快速采取措施，援助自己的支持者，更宽泛地说则是全部德国农民，帮助他们脱离已经历时很久的经济困难。胡根贝格的措施包括禁止债权人在1933年10月31日前没收欠债农场，提高关键农产品的进口关税，6月1日他又采取措施减免了农民的部分债务。为保护奶农，胡根贝格下令人造黄油减产40%，且黄油中必须掺奶油，导致食用油价格（包括黄油和人造黄油）短时间内上升了50%，激起了广泛批评。这是胡根贝格政治生涯中的又一败笔。他干预农业的措施到了6月下旬已经让主要的农业利益集团不堪忍受，甚至连民族人民党内部都出现了反对声音。6月底胡根贝格辞掉了一切职务，彻底从政坛消失。[13]

取代他的是里夏德·瓦尔特·达雷，他是纳粹党的农业专家，是纳粹口号“血与土”的发明者。在达雷看来，当前最重要的不是从经济上提振农业，而是打造农民形象，使之成为德国种族生命力之源。他在1928年出版了专著《农民作为北欧种族的生命之源》（Das Bauerntum als Lebensquell der nordischen Rasse），1929年又出版了《来自鲜血与土地的新贵族》（Neuadel aus Blut und Boden）。在这两本书中，达雷论证日耳曼种族的核心特征早已灌注在中世纪早期农民群体中，这些特征并没有被土地贵族抑制，相反它们部分构成了一个种族共同体。贵族领地的存在只是纯粹功能性的，并不显示其主人在智力或特征上有任何优越性。[14]这些观念对海因里希·希姆莱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后来他请达雷来担任自己的人种与移居部主任。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希姆莱要创建一个全新种族共同体的想法和达雷的计划有很多相似之处。希特勒非常欣赏达雷的观念，1930年他邀请达雷入党，并让其掌管一个新部门，致力于发展农业和解决农民问题。到了1933年，达雷已经建立了一台巨型宣传机器，向农民宣布他们会在第三帝国中扮演重要角色。他还成功将许多纳粹党员安插进农业利益集团如帝国土地联盟，这样在新政权成立之初他便可以相对容易地把它们组织起来。[15]

在胡根贝格辞职的时候，达雷已经有效控制了已经纳粹化的国家农民组织。就任农业部长巩固了他作为900万农民和农业劳动力领导人的地位，这些人再加上他们的家属一共占德国总人口的30%。[16]上任刚几个月达雷就开始实施新举措，以实现自己的野心。和帝国粮食总会不同，达雷的新举措意在建立一套新继承法，借此维护农民阶层，并将其打造成社会新秩序的基础。在德国的一些地方，特别是西北部，传统风俗和法律都认定遗产可以分割继承，意思就是，当一个农民去世后，他的财产将在儿子中平均分配，这导致农场土地的分散化，被继承的农场太小很难存活，底层农民则会因此失去地产。达雷的理想是在德国盖满农场，每一个农场都大到能够自给自足。他认为，农场不能像以前那样在继承人之间平均继承，或者像德国多数地区那样分给最年长的。农场只能由最有能力的继承人继承。将农场以这种方式保留于家庭之中的同时，还可以使它远离市场。按照达雷的设想，假以时日新继承法会产生效果，自然选择会使农民阶层变得更强，最后能够为整个国家提供新的领导层。1933年9月28日，为完成这一宏伟目标，达雷的《帝国农场继承法》（Reich Entailed Farm Law）得以通过。新法声称要恢复限定继承的德国传统，强调继承权不可分割。从此以后，面积为7.5—125公顷的农场都要遵守新法。这些农场不能买卖，不能拆开之后卖掉或租掉，也不能用以抵债，更不能拿去做贷款担保。新法对自由土地市场进行了严苛限制。可是，新法的要求并不现实。这些要求多数出自达雷的幻想：顽强的农民在土地上自给自足。可是在德国，好几个世纪以来遗产都是分开继承，已经有好几千个面积不足7.5公顷的小农场。同时，很多地主经过多年财富积累，拥有的土地已经远超125公顷。只有70万个农场受到新法影响，仅占农场总数的22%，德国森林和农业用地的37%。在受影响的农场中，大约85%的面积都不大，在20—50公顷之间。在一些地区——特别是梅克伦堡、地主土地集中的易北河东部平原，以及土地高度分散的西南地区——新法适用的土地寥寥，基本没有效力。只有在德国中部地区，新法的潜在影响力较大。[17]

达雷也为那些失去继承权的人想好了出路，那就是去东欧开辟新农场。达雷唤醒了广为德国保守派尊崇的传统，那就是“殖民”东欧。但这里面有一个关键不同：应该用于殖民和新建一个由自给自足的小型农场构成的社会的那片区域，如今已经被大中型容克地主占据了。1934年5月11日，达雷直接发声，斥责这些领地的主人，说他们破坏了易北河以东几个世纪以来的农民传统，把小型农场主逼得破产，使其变成了没有土地的劳动力。达雷声称，是时候把容克地主窃取的土地还给农民了。当然，达雷无法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实现自己的计划，因为纳粹党早就放弃了声称要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党纲第17条。他能做的，也就是敦促政府不要采取任何措施去帮助陷入经济困境的地主。希特勒基本赞成这一想法。他在1933年4月27日宣布，破产的大型庄园应该被无地的农民“殖民”。[18]

达雷的雄心壮志只实现了一部分。他采取的措施让他在不少团体中非常不受欢迎，包括很多农民。此外，尽管希特勒愿意把破产庄园的土地分给农民，但他仍然把占领东欧和开辟生存空间当作解决德国农业问题的主要手段。在他看来，农民要在德国占领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后才能去“殖民”。尽管希特勒把平等主义挂在嘴上，但他不愿意摧毁普鲁士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很多经济专家意识到，自19世纪后期以来，容克庄园的农业生产和管理已经成功实现现代化和合理化，生产粮食的效率远比小型农场高。不能为了未来的种族乌托邦而牺牲当下稳定的粮食供应。所以实际上，纳粹时期易北河东部新建的小型农场数量并不比魏玛共和国最后几年多。很多没有继承权的农家子弟都没有找到新土地。另外，德国南部山区的天主教农民并不情愿迁徙到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海岸，那里远离他们的家乡，周围都是些操奇怪方言的陌生新教徒，就连风景也平淡无奇、毫无特点。[19]

根据达雷前任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的债务清偿计划，政府支付了6.5亿马克，帮助农民和庄园主渡过难关。这笔钱比魏玛共和国在1926—1933年间支付的4.54亿马克要多。受《第二犹太人法》（Second Jewish Law）保护的负债农民突然没了债务压力。但是，这些小农场主想要拿土地去做信用抵押，却被频频拒绝。一些人仗着法律赋予自己的新地位，拒绝偿还债务，这使供应商更加坚定地要求一切交易须用现金支付。新法也使农民投资昂贵农机、购买自己农场附近的小块土地变得更加困难。“我们现在连钱都筹不了，没人愿意给我们，”一个农民说，“就算继承了一片30年都不用还贷的农场，又有什么用？”[20]一些儿女突然间就因为新法失去了继承权，心怀苦楚与怨恨，他们中的很多人终生作为助手在家庭农场劳动，希望最后能够继承父亲的一些土地，但新法让他们的愿望落了空。在奉行长子继承的地区，农民会将农场拿去抵押，为子女筹集嫁妆或现金，通过遗嘱把它分给没有继承权的后代，而现在这些农民即便对子女所处的困境心怀同情也不能恪守以前的传统风俗了。根据某个公证人的说法，1934年春，经他公证的20项婚约被取消，因为新法使新人的父亲无法再筹钱办嫁妆了。[21]此外，没有继承权的子女即便有钱也买不到自己的农场，因为新法直接将70万个农场挡在了市场外，使得不被限定继承的农场价格飙升。于是讽刺的一幕出现了，新法使没有继承权的农民儿女别无选择，他们只能离开土地，迁到城市里。这可不是达雷想看到的。限制如此纷繁复杂，令很多继承了土地的农民觉得家里的地产根本不是自己的，自己更像是土地的受托人和管理者。[22]

地图12　限制继承的德国农场

废除自然继承的风俗，让农民家庭的内部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农民认为新法是“兄弟姐妹仇恨和争斗的源头”，导致了农村开始出现“一孩家庭”——又一个完全背离达雷期望的结果。1934年末，巴伐利亚地区的一个农民被判入狱三个月。这位农民是当地党龄最大的纳粹党员，入狱原因是在公开场合指责希特勒，说希特勒不是农民，自己也没有孩子，否则不会通过像新《继承法》那样的法律。在法庭上他再次表露了类似情绪，但去掉了最初版本里的污言秽语。有的农民甚至还想通过打官司推翻把自己划作新法适用对象的决定。[23]到了1934年夏天，每个地方的农民都在反对纳粹农业政策。据说巴伐利亚的赶集日充斥着仇视纳粹的浓郁气氛，连当地宪兵队都不敢干涉。一些知名的纳粹分子在路上会有意避开农民，害怕被农民用尖锐问题质问。甚至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一个在1930—1933年间绝大多数乡村人口都投票给纳粹党的地区——的农民在1934年7月也非常郁闷，因为他们的猪卖不出好价钱。另外，一个社民党特工这时也从德国西北部发来报告：

此前，奥尔登堡和东弗里西亚（East Friesia）的大中型地主对纳粹分子很有好感。但现在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排斥纳粹分子，选择回归旧的保守派传统。这一变化尤其来自东弗里西亚养牛的农民和拓荒的富农，是新《继承法》致使他们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同时，中型农民和用地者对奶制品和蛋制品的管制也深表不满。[24]

现在的问题是农民不能像以前一样直接把奶制品和蛋制品出售给消费者，在新体制下买卖必须通过帝国粮食总会进行。以前每升16芬尼的牛奶现在只能卖10芬尼，因为现在最高收购价被定为20芬尼，而批发商还要抽10芬尼。可以想见，奶和蛋的黑市交易开始兴起。政府大怒，动用警力查缴违禁鸡蛋，抓捕涉案人员。[25]

老一辈农民依然记得达雷在1933年做出的宏伟承诺，不断肆无忌惮地公开抱怨（这一点和其他社会阶层不同）。而纳粹当局认为农民群体不可缺少，不能采取强硬手段。纳粹意识形态宣讲人在农民会议上不断遭到激烈质问。1937年有一次在西里西亚（Silesia），宣讲人被惹毛了，告诉听众盖世太保很快就会来教他们怎么做国家社会主义者，但多数听众完全置之不理，站起来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农民抱怨的不只有农产品价格太低，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农机、化肥等价格过高，还有帝国粮食总会官员收入太高，认为那些人除了指手画脚之外什么都没干。许多农民和其他德国人一样，越来越憎恨党及其附属组织无休止地索取捐款。[26]限定继承的农民认为自己已经牢牢掌握了农场，因此反对声音特别大，有时候发言显得十分大胆。一个年轻的纳粹分子曾经问，巴伐利亚某个村子的村民一直在诅咒纳粹党，他们能够成为纳粹政权的真正支持者吗？当地的一个农民回答，“当然不，我们不是希特勒主义者，那种人只有柏林才有。”而当这位年轻人说要启蒙他们，让他们恢复理性时，该农民的回答赢得了一片掌声：“我们才不需要什么启蒙，你个小屁孩！你这种年纪的人就应该待在学校。”农民认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在开放市场中自由买卖商品的权利，而在新法之下，他们也不能把地产拿到开放市场上去卖。不过许多观察者都记得“任何年代的农民都在诅咒自己的政府”，对纳粹的抱怨并没什么不同。此外，年轻一辈的农民和农民子弟也确实在纳粹政权身上看到了机会，多数时候能够在粮食总会找到一份管理工作。纳粹“血与土”的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也更有吸引力，不像他们那自私自利的父辈，认为这些意识形态都是老调重弹，还是物质利益更为重要。但就算是这些老一辈的农民也认识到，截至1939年，他们的处境已经比六七年前好很多了。[27]

三

尽管在第三帝国治下乡村人群承受着许多经常自相矛盾的压力，但在1933—1939年之间，他们在根本上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在以新教为主的德国北部乡村地区，纳粹党能够统一当地的舆论。纳粹党一般会倚赖乡村团体的权威人士，包括牧师、学校教师、德高望重的老农甚至当地的庄园主。为换取他们的支持，纳粹党承诺城镇的阶级斗争不会蔓延到乡村，破坏这里相对平静的生活。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纳粹承诺要建立统一民族共同体的口号为它在1933年以前赢得了大量的支持者。[28]村子里的主要大家族在第三帝国治下都毫不费力地占据着领导角色。在巴伐利亚乡村，如果纳粹“老兵”的家族声望或者其在乡村群体中的传统地位不足以取得村民尊重，纳粹党便会因为顾忌当地舆论而不敢将他们空降到村民委员会或者镇长办公室任职。尤其是在天主教传统很强、1933年之前村民一直给中央党或其在巴伐利亚的对手巴伐利亚人民党投票的地区，纳粹党的渗透一直小心翼翼。在这些地方，党的首要任务是凝聚共识和化解潜在反抗。对村民来说，如果纳粹政权能够保留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他们多数都对它表示欢迎。[29]

比如，在巴伐利亚的村子米特拉兴（Mietraching），欣特施托克尔（Hinterstocker）从1919年就开始在村里担任会计，1933年他接受巴伐利亚人民党其他几个党员的建议加入了纳粹党，为的是保住自己的职务，防止一个头脑狂热的“老兵”插手村里的财政事务。1935年，又有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纳粹分子威胁要接管村民委员会，村子里的老人再一次劝说深得民心且一直以来兢兢业业的欣特施托克尔以大局为重，亲自担任村委会主任。在这个位置上，据说欣特施托克尔为了阻止纳粹政权最不受欢迎的措施影响到村子，在接下来几年里做了他几乎能做的一切。此外，他每年都参加村里的宗教游行，在村中十分得民心。1945年12月12日，当地官员告诉美国占领军，90%的村民都支持欣特施托克尔继续干下去。[30]而在巴伐利亚的另一个村子，当地方党组织想把一个“老兵”安插到某个关键岗位时，当地行政办公室发出警告说：

地区办公室无法同意任命裁缝大师S. 为朗根普赖辛（Langenpreising）公社的主任。我们与公社委员讨论了一番，他们一致希望现任主任尼特能够继续留任，因为他作为一个农民显然比裁缝大王S. 更适合这份工作……地区办公室还认为，一个德高望重的农民能够更好地保证社区事务顺畅运行。[31]

当乡村委员会会议纪要被送到更高一级权力机关时，上面还必须不断提醒委员，在第三帝国治下，主任不是经选举，而是通过任命产生。[32]在利珀的部分乡村地区有一些更令纳粹觉得刺耳的声音。多诺普村（Donop）的村长沃勒麦尔（Wöhrmeier）拒绝参加纳粹组织，信件落款时从来不用“希特勒万岁”，连纳粹旗帜都没有。他还成功组织了一场经济抵制活动，回击村里某些支持地方党部罢免自己的手艺人和匠人。所以，尽管沃勒麦尔被政府多次谴责，他的村长之位却稳稳坐到了1945年。[33]

德国很多地方的乡村团体稳固且团结，它们由混杂而密集的风俗和机构联系在一起，经数个世纪发展形成。这些风俗和机构管理着乡村的公共生活，例如包括拾穗和伐木等。各村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家族群体和亲戚关系，还有免费的家庭劳动力，在农忙时节，它们尤其仰赖各种表亲、叔叔婶婶，有住在附近农场的，也有自己家里的。家庭内部互助是农村长久遵循的传统。农民的日常生活基于土地，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催生了建立在一套互助体系之上的经济模式。这套体系很难打破，所以达雷的新《继承法》在很多乡村地区碰了壁，即使表面上曾经受益的地区也不例外。同时，乡村团体内部存在着大量不同阶层和等级间的不平等现象。不只农场主和磨坊主、养牲畜的人、铁匠之间地位不平等，农场主内部相互之间也有等级差异。比如，黑森的克尔勒村（Körle）在1930年左右大约有1,000人，主要由三类人组成，处在顶端的是“马农”，共有14名，每人拥有土地10—30公顷，这种规模的土地不仅能养活他们自己，多余的产品卖到市场上产生的盈余还能供他们养马和长期雇佣额外劳动力与仆人，秋收时间还可以雇更多。处在中间阶层的是“牛农”，1928年村里共有66名，这些人多少可以凭借自己那2—10公顷的土地自给自足，但劳力方面需要依靠自己的亲戚，若有必要还得不时雇佣额外劳动力，支付的报酬一般是物而不是钱。最后，在社会阶层的最底部是“羊农”。这一类村里一共有80户，每户有不到2公顷的地。他们从马农那里借来耕畜和犁，然后再抽时间为后者工作回报他们。[34]

到了20年代，乡村社会最底层人群的经济状况开始恶化，再加上当时农村和城镇之间已经有了比较好的铁路交通联系，大批人不得不每周到附近的乡镇打工挣钱。他们因此有机会接触到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种主义很快就成了克尔勒村穷苦人家的政治倾向。不过，相互依靠的互助和义务体系令整个共同体团结起来，巩固了马农被广泛接受的天然领导地位。乡村团体内部出现的政治分歧让乡村精英感到担忧，但是这些异议仍旧在乡村传统结构之外得到了表达。就政治态度而言，马农和牛农多支持民族人民党，所以当1933年现任村主任被免职，为当地一个纳粹分子让路时，他们不可能感到满意。然而纳粹主义的花言巧语对乡村团体的所有阶层都有很强的社会吸引力。在宣传部及其大量分支机构的信息攻势下，只需要对村民加以适当引导，他们就会把希特勒当成全国大家庭的大家长，这个大家庭建立在一个有机的民族共同体之上，内部有一张义务互助网络。虽然乡村地区的宣传工作受到局限，因为1939年村里每25人才有一台收音机（城镇里是8人一台），村民们也没机会去看电影，但宣传部竭尽全力地传播信息，它鼓励人们购买人民收音机，在村子之间组织移动电影院。宣传部传达的信息说，农民会在新的民族共同体内部占据中心地位。这种说辞在农民内部受到了一定的欢迎，让老农们相信不会有太多东西发生改变；因为穷苦人家的年轻人向城镇迁移，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羊农中传播，乡村共同体原有的等级结构遭到了破坏，没准新政权甚至会恢复这一结构。[35]

由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凝聚力太强，所以乡村团体在纳粹夺权过程之中和夺权成功之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没有人抵制纳粹夺权。当地共产党员的家被搜查，本人则遭到被逮捕的威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克尔勒地区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清楚表明，马农和牛农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他们依然压迫着羊农这一乡村底层阶级。不过，借助共同体的花言巧语来打压反对势力，表明纳粹分子对乡村的整合并不彻底。对乡村精英来说，羊农及其子弟仍然非常有用，不能全部镇压。1933年，一个地方纳粹分子带着警察和褐衫军抄了当地共产党人的家，但他的保皇派父亲威胁道，如果他敢把人带出村子就取消他的继承权，抓捕行动因此大打折扣。当地自行车俱乐部和共产党关系密切，冲锋队遂到村子没收俱乐部的自行车，一位旅店老板——他也是一个资格很老的纳粹党人——向冲锋队出示了一份假契约，上面讲俱乐部欠他很多钱，因此他有权没收这些自行车。于是冲锋队便离开了，旅店老板把这些自行车放在阁楼里，一直保存到战后由原主人领回。乡村凝聚力往往比政治更重要，特别是当有来自外部的威胁时。[36]

但是，第三帝国对乡村并非全无干涉。例如，政府会在克尔勒等乡村地区制造代际矛盾：各个社会阶层的父辈几乎都反对纳粹主义，而子辈则把党员身份和参加党的活动看作树立自身权威的手段，以此反抗专横的父辈。子辈发现，通过加入各种纳粹组织，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角色，不需要再依赖父辈。在战后的一些采访中，村民们表示，第三帝国初期，家家都爆发过“战争”。[37]随着工业人口增加，许多来自羊农家庭的年轻男性，以及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花了更多时间在城里挣钱，渐渐让家里殷实起来，同时也接触到更多的新观念和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希特勒青年团、劳役团、军队，还有一系列女性组织让年轻的男男女女走出乡村，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纳粹主义对教会的攻击瓦解了教会在乡村的核心地位，以前它既是社交场所，也是凝聚乡村的中心。但这些变化都比较有限。老一辈人相信乡村应当团结，农民需要青年劳动力出力干活和履行其他义务，因此年轻一辈的傲慢得到了宽容，两代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幽默被有效化解，家庭和团体也得以保存。入党并没有给年轻一辈带来多少个人独立，反倒意味着年轻人不仅要忠于乡村团体，也要忠于一系列新机构。[38]

乡村社会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纳粹政权影响，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民抱怨不迭，却始终没有和政府完全撕破脸皮。几个主要的矛盾——劳动力短缺、新《继承法》引起的恼人副作用、粮食总会过低的收购价——带来的麻烦可以尽力通过老办法得到克服，比如给面粉掺假来卖更多的钱，直接把产品卖给黑市等。他们还可以诉诸法律，事实上很多人也这样做了。例如，新《继承法》的效果被一些附加条款削弱：限制继承的农民如果拒绝偿还债务或者没有妥善经营农场，将被剥夺限制继承的权利。一些代表当地乡村团体利益的地方特别法庭并不忌惮将这样的无赖逐出法庭，因为这么做有利于保证粮食生产秩序和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39]总的来说，法庭的判决多基于实际需要，而非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某种程度上缓和了新《继承法》造成的恶劣影响在乡村社会引起的愤怒情绪。[40]

在德国北部海岸施塔德的新教乡村地区，纳粹党的得票率比其在30年代早期选举中的平均得票率要高很多。那里的农民一般都很支持定价定额的农产品市场，这样生活中就可以少一些不确定因素，且当地的社会风气和德国其他许多地区的农民社会一样从来没有真正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合拍。他们不喜欢的只是定价定得太低，价格越低他们抱怨越多。他们期望摆脱像他们父辈那样看天吃饭的农耕生活，因此他们对政府的不满局限于一些对生活造成负面影响的措施。此外，农民之所以逃避粮食总会或四年计划规定的生产定额指标，是由于农业管理中一些自相矛盾和非理性的措施，而不是在原则上反对定额。比如，一些小农经常拒绝完成他们的谷物生产配额指标，多数是因为他们要用多余的谷物喂自己的家畜，以完成牛奶和牲畜的定额指标。乡村团体较强的凝聚力也意味着农民敢于逃避定额指标，甚至表达对政府农业政策的不满。和城镇上的情形不同，乡村很少有人因为批评政府而被举报到盖世太保和纳粹党那里，除非传统乡村精英和政治上受挫的年轻一辈发生了激烈冲突。尽管粮食总会和实施四年计划的行政机关多次劝说，农民仍然不相信农业现代化和新技术，不熟悉农业机械，更不用说这些东西实际很难得到，因此第三帝国在推动小型农场现代化方面成果甚微。一些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庆典倒是很受农民欢迎，比如一年一度的丰收感恩节吸引的参与者数量比第三帝国其他任何庆典或仪式都多，这表明农民仍在顽强坚守传统。因此，到了1939年，达雷承诺的乡村新乌托邦和目标与其完全相悖的粮食供应自给自足计划最终都没有实现。不管纳粹集团的宣传多么动听，很少有农民对这些事情真正感兴趣。他们在乎的是过个好日子，比大萧条时期过得要好，而且可以持续下去。[41]

第二节

中产阶级的命运

一

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德国政治话语中，农民阶级指的是一群地位独特、没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在德语中，这个群体有一个不可译的名称：Mittelstand。这一术语最初由右翼宣传家提出。他们认为，一个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群体应该在社会中有一个清楚的位置。这个词大致相当于法语中的“小资产阶级”（petite bourgeoisie）或英语中的“中下阶层”（lower middle class）。到了30年代初期，它的含义已远远超过一个社会群体。在德国政治中，它代表了一系列价值。它介乎社会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这群人脚踏实地、独立、勤劳，是德意志民族的健康核心。却被周围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公正地遗忘了。从一开始纳粹意识形态吸引的正是这一批人：小店主、自己开店的手工业者、自给自足的小农场主。1920年的纳粹党纲虽然杂乱，但却是德国Mittelstand极右翼政治思想的典型产物，他们的支持是纳粹党得以起飞的原因之一。[42]

这一群体满腹怨恨，在他们眼里到处都是敌人。小店主憎恨大百货公司，手工业者仇视批量生产的大工厂，农民抱怨大庄园的不公平竞争。这些人都很容易受政治上的花言巧语蛊惑，将他们所处的困境怪到一些替罪羊（比如犹太人）头上。他们的代表都把第三帝国的到来看作实现他们长期愿望的机会。实际上最初他们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地方上对百货公司的攻击、许多由手工业者和小店主自己发起的抵制和排挤，都是依靠纳粹党和褐衫军来实行，这些活动迅速得到了1933年5月12日通过的《个人贸易保护法》（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Trade）的支持。从那时起，连锁店被禁止扩张，不准开设新的分店或者开辟新的商品线。百货大楼内部不准开设自营的店面，比如理发店或者制鞋和修鞋专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百货大楼内部的餐厅价格太低，对独立旅店和外面餐厅构成了不正当竞争，于是被勒令关门。1933年8月一项新法令进一步将禁令扩展到百货大楼内部的面包店、香肠店、修表店、照片冲洗店、汽车服务店。三个月后，百货公司和连锁商店被禁止提供超过价格3%的折扣，这项措施后来也扩展到消费合作社。邮购公司也受到限制。党组织尽其所能把制服和装备的合同都交给小公司。1933年9月政府的房屋修缮和重建津贴令很多木匠、水管工人、泥瓦匠等手工业者兴旺一时。[43]在魏玛时期不得意的手工业者的政治压力集团急于为他们的工团身份赢得更高的资历和认同，便强制手工业者在贸易行会登记，并成功得手：从1934年6月开始，所有手工业者都必须加入一种行会，每一行业都会有相应行会掌管；1935年1月起这些行会划归经济部统一监管。1935年之后，手工业者都必须参加从业资格考试，考过之后才能正式登记，并获得开店许可。长久以来许多手工业者怀揣雄心壮志，想要恢复自身在工业革命和工厂大规模生产兴起过程中失去的地位。当时的经济部长沙赫特对此表示大力支持，他觉得小作坊和作坊主为经济方面做出了贡献，值得他为之站台，抵制劳工阵线，因为劳工阵线想要将这些手工业者吸收进来，把他们的身份降到和工人一个层级。[44]

然而，尽管地方党部和主要是小店主、小买卖人和手工业者出身的褐衫军活跃分子巧舌如簧，督促政策落地，但纳粹德国的经济日益开始围绕着重整军备运转，再也无暇顾及那些小生意，相关行动和立法干预迅速退潮。快速重整军备必须要以大公司为核心。纳粹党最初承诺要拯救下层中产阶级和小商人，1931—1936年间手工业者公司数量的确增加了18%，但1936—1939年间公司数量又下降了14%。[45]从1933年到1939年，皮匠作坊数量下降了12%，木匠作坊下降了14%。手工业贸易总量直到1939年也没能恢复到1926年的水平。许多手工业者甚至比工人还穷。原材料短缺、大公司的竞争、加工机械（比如加工人造皮革的机械）的昂贵价格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许多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比如米滕瓦尔德（Mittenwald）的小提琴制造以及黑森林地区的钟表制作，在工厂生产的竞争下不断败退，开始急速衰落。此外，这些小生产者和大型竞争对手一样，受到政府管控的压力越来越大。强制加入行会和参加从业资格考试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很多老匠人不得不重新参加考试，相关的文书工作对他们中的很多人而言都太难了，尤其是从1937年起，从业者须纪录个人的收入和开销。手工业者们发现，他们加入的行会不是一个自治组织，而是完全依照领袖原则组织起来，接受来自上面的指示。在工团国家中提高自身地位完全是痴人说梦。还有，四年计划要求速成培训，而不是以前考试奉行的充分准备和高标准。这损害了手工业协会作为资格认证机构的权威地位。[46]

小生意还承受了另一方面的压力：劳动力流失。流失的原因是征兵和战争相关的产业领域提供了更高的薪水。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33—1939年贸易、通信和交通行业的业主与经理数量下降了7%，充分显示出商业的集中化趋势。当然，减少的一部分原因是归犹太人所有的作坊被关了：1933—1938年犹太人拥有的作坊数量从1万家下降到5,000家，1938年末剩下的作坊也都消失了。这些犹太人作坊体量都很小，根本不值得收购，被雅利安化（而非被关闭）的实际上不超过345个。但下降的不只是这方面。同一时期，各类商业组织中无薪的家庭员工的数量增长了11%，因为这些行业给不出足够吸引人的工资。随着年轻人从手工业转移到其他更有吸引力的行业或者应征入伍，传统商业活动日益成为老人和女性的天下。举例来说，1939年初某个针对肥皂店和刷子店的调查显示，44%的店铺都是由女性经营，超过50%的男性业主已经年过半百；40%的男性业主不得不寻找其他收入来源补贴家用。[47]

从1938年12月开始，手工业者肩上又多了一项财政负担：他们必须在没有政府补助的情况下为自己购买保险。到了1939年，要求商品定额又定价的四年计划严重干扰了小生意人的独立性，包括屠夫、菜贩、甜品店主、面包师、玉米店主、鞋匠、烟草摊主、市场上的摊主等在内都受到影响。制定规章和审计工作花去了很多时间，而新税和强制募捐又影响到利润。重整军备以及相关军事工业劳动力短缺严重，于是政府开始向小生意人和小作坊施压，要他们加入国家工业大军。到了1939年，甚至连独立的手工业者都必须随身携带记录个人培训日期、从业资格和相关经验的工作本。这样登记之后，他们随时都可能被征召去参加义务劳动，比如，鞋匠师傅会去大众公司的工厂接受培训，然后去搞装潢。为了使劳动力加速从手工业向战争相关的生产活动（大众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转移，政府在1939年下令对手工业协会进行大审查，找出消费品工业中的困难企业。最后大概有3%的手工业生意被解散。被解散的几乎都是单人作坊，主人太穷，其部分收入还来自社会福利开支。[48]

第三帝国治下的手工业者和小生意人开始绝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群体是药剂师，他们依靠独立药店进行零售服务。曾几何时，许多药剂师认为第三帝国可以帮助他们行业实现多年以来的雄心壮志，他们想要获得和医学平起平坐的资格，要对抗不断壮大的大型医药公司，还要恢复药剂师作为专业娴熟训练有素的专家信誉，让人们知道，多数疗法都是药剂师发明的。此外，他们还要法律认同行业垄断地位，消除来自草药师和其他不具资格的对手的竞争。但时间很快就证明这是幻想。尽管药剂师培训机制在1934年进行了改革，在1935年顺利地完成了雅利安化，但是药剂师行业内部难以就怎样才能最好地确立他们的垄断地位达成一致，他们的组织更在1934年被劳工阵线吸收。不久，纳粹当局开始强调要优先考虑政府需求。于是，药剂师们着手寻找本土药，以帮助德国摆脱对进口药物的依赖，同时帮忙准备药剂，以供战时所需。在这场游戏中，大型医药公司是主要玩家，军需为先的政策让中世纪式的自制药方、自创疗法的小镇独立药剂师行医模式丧失了生存空间。[49]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这一独立领域的其他子行业中。比如，兽医行业完成了类似整合，现存机构自行解散。到1934年1月，德国全部7,500名兽医中已经有4,000名加入了新成立的帝国兽医协会。兽医行业的整合过程和其他行业一样，曾经是志愿组织的职业协会一般自己先完成整合，然后它们得到的奖赏是于1936年被帝国兽医协会正式吸收。一开始，一部分人试图让协会采取以前的工团模式，但这些努力很快就让位于第三帝国标准的体制架构：集中管理、等级分明、受中央政府控制——和其他小生意领域的遭遇如出一辙。[50]

留在德国的社民党观察家报告了手工业者和小店主对他们在第三帝国处境的不满。早在1934年5月，一些小生意人和小零售商曾反映，经济状况还没有好转到能够允许人们花更多的钱去购买消费品和服务（这些主要由他们提供），而党不断地要他们响应各种各样的募捐（他们一般毫无选择，不得不交钱）。他们还反映，政府并没有按承诺去限制消费合作社。而之前合作社经常和社民党工人运动有联系。在第三帝国，合作社被整合进了劳工阵线，同时纳粹政权将许多“老兵”放到管理岗位，算是直截了当地给予他们革命回报。但合作社除开失去了魏玛时期的津贴和纳税特权之外，实际损失不大。1935年5月通过的一项法律关掉了一批财政困难的合作社，但1934年要求禁止政府公务员加盟合作社的呼声则被赫斯回绝。尽管到1936年德国1.25万个合作社中已经有大约1/3关门（多是迫于地方党组织的压力），但仍然有200万加盟商存在。一些小店主仍然觉得受骗了，因为合作社并没有完全消失。[51]根据社民党特工的报告，在西里西亚小店主的圈子里“怨言颇多”：

连续征税使人们连乞丐的东西都不放过。消费总量快速下降。由于工资太低，工人们只买得起最便宜的东西，这当然令他们涌向了百货公司和一口价商店。人们像泼妇一样谩骂着，他们的失望情绪已经在一些会议中公开表现出来……最近在格尔利茨（Görlitz）的一次会议上，一个小店主在讨论中说：“他们以前是怎么承诺我们的？百货公司会关门，合作社会取缔，一口价商店全都会消失。这些事情都没发生！我们被骗了，他们背叛了我们！”不过第二天这伙计便被抓了。这件事情令人们怨声载道。[52]

不只是消费需求恢复得很慢，就是在保护小生意人利益上，纳粹当局也不够“国家社会主义”。[53]

1935年，就连以前热情支持纳粹党的一批小店主和手工业者也开始吐露他们的失望情绪，说他们的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改善。有人听到一个从亚琛来的手艺师傅说，他的同行都反对希特勒，但50个人中只有3个人敢张嘴说，其他人都沉默着。[54]后来有一份社民党报告讲，不能说纳粹政当局什么都没为这些人做，但问题是他们采取的几乎每一项措施都是双刃剑。贷款很难拿到，需求又迟迟不能恢复，价格控制严重影响了利润，各种募捐负担沉重，行会经营不善，税负越来越重，征税倒是越来越积极。[55]但是，社民党人在1939年被迫承认：“依照当前的形势，即便手工业者对自己受到日益严重的压迫感到不满，这种不满也不会有丝毫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发牢骚说原材料短缺，抱怨自己的劳动力都被军队和军火工业抢走了，咒骂要他们详细记录生意状况的政府，但是这些不满都不会转变成更普遍化的、针对纳粹政权的批评。社民党人总结说，“对这些社会阶层来说，政治思考完全是陌生的。”这个结论不一定成立。失望确实会引发幻灭情绪甚至异议，但是这里也和社会其他领域一样，人们有充足的理由不去公开反对纳粹政权。绝大多数手工业者和小生意人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尽管有各种困难和阵痛，但他们的经济状况至少比大萧条时期要好多了。而小生意行业内部一直存在着各种尖锐矛盾，生产商和零售商之间、服务商和制造商之间并不是一片和谐。最后，自19世纪末起，在整个德国社会中，这部分人一直是右翼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反民主最为坚定的支持者。如果要他们完全抛弃纳粹政权，只有经济上的不满是不够的。[56]

二

手工业者和小店主不是唯一想借着第三帝国提高社会地位的群体。白领工人和私人企业的薪金员工一直非常嫉妒政府公务员的高薪、高地位以及各种特权。这一批人一般被称为“新中产”（new Mittelstand）。但是，他们内部政治观点分裂，既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也有与之竞争的极右人士，并且这个“新中产”在魏玛时期投给纳粹党的票是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以前白领工人和体力工人之间曾有身份壁垒，但前些年已被拆除了，这时候不少人希望第三帝国能够重新竖起这道壁垒。白领无论是左派、中间派还是右派，最主要的担心是被“无产阶级化”。可是，希特勒一上台他们就深感失望。各种白领联盟中持左中右三种政治立场的领导人全部被抓，并被投入集中营。这些联盟自己也和其他白领组织一起被吸收进德国劳工阵线。[57]且不说期待中的壁垒没有重新出现，因为各类工人组织都被劳工阵线吸收，连原本残存的壁垒也被打破了。白领工人团体没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工人拥有的坚实传统和独特文化，更不要提和共产主义运动相比。白领工人组织更容易被原子化，被恐吓吓倒，难以进行哪怕是被动的反抗。[58]所以，1936年德国中部某保险公司的社民党特工报告，多数白领工人对政治缺乏兴趣，除了少数曾支持钢盔和民族人民党的人外，这些人虽然不是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但对希特勒1933年镇压马克思主义的举动表示满意。“大部分男性员工都木然接受了政治强制和各种规定。”他承认。他们大多出自社会中下层。他们把社会问题怪到纳粹政权中的“小希特勒”们头上，对元首则始终顶礼膜拜，基本不可能对政府进行任何批判性思考。[59]

情况更复杂的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职业精英，包括律师、医生、教师、工程师、大学教授等。前文已经提到，第三帝国给这些团体带来的影响多种多样，它贬低律师、公务员、学校老师和大学教授，却特别提高了医生的地位。总的来说，纳粹政权当局的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对这些群体的社会地位造成了损害，这一点在大学发生的变化中得到了体现：大学学生数量疾速下降，在读大学生必须长时间在劳役营服役，社团一类的学生自治机构都被废除。军队的权力和声望开始快速上升，为中上层阶级那些富有朝气和野心的年轻人开放了新的职业选择：军官。相较之下，职业精英便显得枯燥乏味、没有前途。纳粹分子再三公开表露他们对法律行业的蔑视，这使当律师不再有吸引力。所以1939年司法和律师行业抱怨招不到合适的人便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同时，即使是工程师等在第三帝国期间还不错的职业，其处境也没好多少。重整军备需要设计坦克、战舰、飞机和武器的专业技术人员；西墙等防御工事和高速公路等公共计划进行得如火如荼；柏林、慕尼黑等地声名卓著的建设计划：各种因素加在一起，甚至使劳工部专门针对工程师取消了1937年颁布的劳动力流动限制令。这尤其对想换工作，追求更好的培训和更高发展的工程师意义重大。但是，工程师的薪水并没有涨多少，比如像西门子这样的公司，1936年一个合格工程师的起薪仍比一个刚参加工作的老师低，而弗里茨·托特创建的工程师组织到了1939年仍在抱怨人文学科毕业生的社会声望比工程师高。1938年纳粹纽伦堡集会把第二届德国艺术和科学奖（被禁的诺贝尔奖的德国替代品）颁给汽车设计师费迪南德·波尔舍、飞机工程师威廉·梅塞施密特（Wilhelm Messerschmidt）和恩斯特·亨克尔（Ernst Heinkel），虽然此举公开承认了德国在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然而在多数工程师看来这算不上多大的补偿。[60]

但是，所有职业团体都在第三帝国最初几个月的整合中丧失了最基本的自主权利，各式各样的职业协会被关闭，被合并，然后统一置于纳粹党领导之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说话。这和他们之前的表现一样：当纳粹集团迫害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把犹太人先踢出行业协会后踢出整个行业时，他们同样一言未发。大学教育和职业训练质量下降，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灌输和军事训练备战，忽视了传统的知识和技能学习，加上各种行业活动的组织化管理，致使许多职业明显死气沉沉。甚至连医生这个在第三帝国最受宠的职业，也非但没得到任何新的特权，反而还丧失了过去的一些优待。比如，1935年政府颁布了《帝国医师条例》（Reich Physicians' Ordinance），1937年11月又加了一个《职业条例》（Professional Statute）作为补充。此后，医生必须遵守条例规定，否则就会遭到制裁。职业法庭很快就活跃起来，开始积极发出警告和罚单，甚至吊销违规医生的执照。医生须随时向1936年成立的帝国医师协会上报与己相关的任何变动，签订新合约须获得协会同意；他们还不得不以侵犯病人隐私为代价向当局报告情况严重的酗酒、各类遗传和先天性疾病以及性传染病。实际上，虽然1935年的《条例》在理论上确认了隐私原则，但又明确表示，在实践中如果符合“人民的常识”——当然此“常识”由纳粹政权及其官员定义——隐私原则可以被打破。不管医生岁数多大，都要参加种族卫生学和遗传生物学课程。仅1936年一年就有5,000名医师参加培训。许多人非常讨厌纳粹意识形态鼓手在上课时喋喋不休，认为这些人根本不如自己，对其鼓吹的理念抱着合理的怀疑态度。[61]

纳粹当局的另一做法对医生的集体荣誉感伤害更大，那就是它没能满足医生们封杀未经大学训练的“江湖郎中”的长期诉求。1935年德国至少还有1.4万名这样的医生，占了具有行医资格医生的30%。虽然1/3的医生都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医师联盟，可实际上它缺乏影响力和权威。外界普遍认为它作用不大。另一个组织，即帝国医师协会，要求所有医生必须加入，权力要大一些。但是，前文已经提到，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协会的负责人，即格哈德·瓦格纳，支持所谓“德意志新型疗法”，并强行在大学医学系设置相关课程。[62]医生组织和医生组织的头儿诉求并不一致，政府对此犹豫不决，直到1939年2月才最终宣布，所有业余医生必须在德国自然疗法医生联盟处登记，同时从今往后不再招聘新的业余医生。这一举措不仅使业余医生有了职业地位，而且从那以后，水平达到要求的业余医生只要能力符合“自然疗法医师”的要求，就能获得头衔，然后就可以算作医生了。更过分的是，如果注册的自然疗法医师请求接受过大学训练的医师帮忙，后者有提供帮助的义务。特别有天赋的业余医生还可以不经过通常的职业考试，直接进入大学医学系任教。最后，反对业余医生的各种诉求都没有获得规章制度支持，只要业余医生不收费，他们可以一直行医。所以德国医疗行业中的医生必须忍受职业地位的丧失、不断增加的政府干预以及传统医学伦理的腐坏。[63]

可是在第三帝国治下，医生所有的损失都可以被他们对个人拥有的巨大权力抹平，这一权力由各类国家政策支持，比如从军事领域到婚姻领域目的各异的绝育措施和体检。对一个要求人民符合种族标准的政权，健康是重中之重。在这个方面，绝大多数医生都非常愿意配合政府的新规定。实际上，1933年之前种族卫生的概念就已经在医疗行业非常流行。1937年之后，医生的薪酬大幅增长，平均毛收入从1933年刚刚超过9,000马克增长到四年之后的近1.4万马克，到1939年据说已经在2万上下了。医生这一行也清除了很多犹太人，剩下的人有了更多行医机会，经济复苏让德国人更愿意花钱购买医疗保险，且当时的保险体系发生了变革，病人看医生更便宜了，而医生拿到钱也更容易了。于是，医生的收入超过了律师，是牙医收入的两倍，因为牙医和种族卫生以及健康政策关系很小。即便是走出诊室，德国军事力量的快速增长也给了医生新的机会，他们可以去医疗部队服役。纳粹党的很多分支以及附属组织（如褐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都招募医生提供医疗服务。雄心勃勃的人可以加入党卫队，在那里他们更容易获得荣誉和提拔。希姆莱在柏林创立了党卫队医学院，为医生提供意识形态训练。党卫队内的医生都有一个显赫的头衔，即“帝国党卫队医生”，和希姆莱的头衔“帝国党卫队领袖”很像。据估计，德国共有超过2/3的医生和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有联系。在纳粹的设想里，未来将成立能让各类医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机构，例如德国医师干部学校，一个位于梅克伦堡乡下、周围风景如画的训练营。纳粹医师联盟成员将在这所学校接受为期两周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训，好为之后的政治生涯做好准备。这给了年轻的医生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种族卫生领域实现野心的施展空间，而行业内已经确立地位的老人也可以继续干老本行，而且获得的收入比以前还要高一些，尽管代价是国家干预行业的程度前所未有地加强。对于这个暗地里的买卖，多数医生都愿意接受。[64]

三

可是其他行业可就没这么满意了，特别是德国那庞大无比且分工细密的公务员系统。尽管1934年希特勒曾经想在传统国家机构和党之间进行分工，但所谓“二元国家”中的正常一元和特权一元经常发生冲突。随着时间推进，这种冲突进一步加剧。虽然内政部等国家机构觉得有义务警告政府公务员不要在缺乏政府授权的情况下接受党的机构和个人的命令，但希特勒却在1935年9月11日的纽伦堡纳粹集会上宣布，如果国家机构执行党的政策不力，那么就用运动去落实党的政策。“向国内敌人宣战！我们不能在官僚机构和它的不作为面前气馁。”[65]结果，公务员岗对雄心勃勃想要大干一场的年轻毕业生失去了吸引力。党卫队保安处在1939年的一份报告中记录：

总的来说，公务员系统的发展再一次出现了退步。考察期间，以往臭名昭著的一些老大难问题大量出现。由于公务员薪水太低，还经常被公众恶意中伤，人员不足、负向选择、新招的年轻人不来等现象屡有发生。此外，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人事政策也难说成功。当然，问题绝不仅仅只有这些。[66]

其实早在1937年公务员的新人招募工作就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以前公务员一般出自大学法律系，但自1933年起法律系就读人数开始锐减，学生都愿意选择更流行的医学系。另一方面，纳粹德国的官僚化——这是帝国统计局1936年使用的一个术语——使联邦、州以及地方行政在1933—1939年之间增雇了20%的人。但是待遇更好的行政岗位依然在党及其附属机构的控制之下。到了1938年，德国各州各个层级的办公室几乎都出现了严重的人员短缺现象。而一直到1939年夏天，大萧条期间布吕宁节俭计划下推行的工资下调政策才被部分扭转过来。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描绘了公务员长期负债的严重程度，估计公务员系统很快就无法在执行任务了。公务员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直线下降，对此党和党的领导层只能怨自己，因为正是他们一直在蔑视国家公务员系统以及里面的工作人员。[67]

鉴于上述情况的出现，有人感到不满也就不甚奇怪了。一个从1932年就是纳粹党员、有自己想法的公务员弗里茨—迪特洛夫·冯·德·舒伦堡（Fritz-Dietlof von der Schulenburg）伯爵在1937年9月对当时的状况表达了自己的绝望情绪，他让政府的部长们注意新的《恢复专业公务员法》，这部法律把公务员称为德国的基石。他指出，没有公务员系统，四年计划不可能顺利实施。可是由于不间断的政治和种族迫害，公务员系统的能力严重下降，不能有效运作。同时，党和政府机构各种组织的不断增殖造成权责不明，管理混乱。这样不可能达到妥善的治理。他继续说：

尽管自夺权之后，公务员系统取得了许多名副其实的成就，但在公共场合，元首或者党的团体却嘲讽其为“官僚机构”，讥讽其脱离群众以及不忠诚。但公务员系统里却没有一个人站在官方立场上否认对自身所处阶层（国家就建立在此阶层之上）的污蔑。公务员，特别是那些主要的公务员，经常在工作中受到攻击，这种攻击实际上直指国家……如此对待公务员系统的后果就是公务员越来越觉得没脸见人，没有荣誉感，某种程度上还带有一种绝望情绪。公务员招聘工作趋于停滞……公务员系统的工资基本已经降到了无产阶级的水平……对比来看，商界提供的薪水要高出很多倍……[68]

冯·德·舒伦堡这样的高级公务员在1933年曾经对未来抱有很高期望，但是现在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失望情绪溢于言表。他说，现在简直比魏玛时期还要糟糕。历史悠久且充满光荣的公务员系统就要被摧毁了。[69]

幻灭之后，冯·德·舒伦堡迅速转向了强硬的反政府立场。但多数公务员仍然尊奉传统和习惯。德国公务员系统成形于18世纪的普鲁士，一直在德国社会和政治中占有特殊地位。一些传统理念，比如对国家的责任、对政治的蔑视、对高效管理的信奉等都在20世纪得到了保留，它可以解释公务员对纳粹分子的态度。严格的官僚程序、正式的制度、不可胜数的等级和头衔等大量的元素使公务员系统成为一个拥有特别意识的特殊组织。要换掉它可不容易。有的公务员认为公务员系统代表国家，他们决心为国家利益坚持下去。另有一批人被第三帝国的威权风格吸引，它强调国家统一，消除公开的政治纷争，取消对官僚行动的一整套限制措施。效率取代了责任，这对许多公务员很有吸引力。在柏林中央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地区和地方政府办公室，公务员都要严守希特勒、戈林和其他部长颁布的法律和命令，因为他们觉得那是责任所在。当然，异议分子早在1933年就被清洗了，但绝大多数官员（主要是保守主义者）本就信奉威权主义，他们认为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是叛徒，并支持重整军备和对外扩张。[70]

弗里德里希·卡尔·格本斯利本（Friedrich Karl Gebensleben）是布伦瑞克的城市规划官员，他在很多方面都代表了典型的德国官员。他碰巧留下了大量的家庭通信，让我们得以细致地了解中产阶级对第三帝国的态度。卡尔·格本斯利本出生于1871年（德国统一那年），他是工程师出身，在1915年当上城市规划官员之前一直在德国铁路系统服务。他是个正派人，同事们都信任他。30年代初，除了负责城市规划，卡尔·格本斯利本还同时兼任副市长的职位。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出生于1883年，和她的丈夫一样来自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家庭。夫妻俩是布伦瑞克社交场上的红人，他们经常光顾音乐会，资助剧院，出席一切重要的公开庆典、欢迎会和类似活动。他们的女儿伊姆加德（Irmgard Gebensleben）于1906年出生，后来嫁给了一个荷兰人。她在荷兰的时候是家庭通信最勤的时候。他们的儿子埃伯哈德（Eberhard Gebensleben）于1910年出生，在多所大学里学习过法律（这在当时比较常见），其中包括柏林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他打算在公务员系统中谋份差使。所以总的来说，卡尔·格本斯利本家庭是一个坚守传统的资产阶级家庭。但在30年代初，这个家庭明显陷入了担忧的状态，他们害怕会发生一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革命。伊丽莎白·格本斯利本（Elisabeth Gebensleben）在1932年6月20日给女儿的信中讲到一个当时非常流行的观点：在共产党及其帮凶社民党的威胁下，德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她认为当时的德国到处都是苏联间谍，而街头暴力是有计划颠覆国家的开始。因此，任何消灭威胁的措施都是正当的。[71]

早在纳粹夺权之前，伊丽莎白·格本斯利本就已经是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追随者，“他们随时准备牺牲，他们燃烧着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1932年在目睹某场纳粹游行时她又感叹：“与此同时，他们秩序井然，队伍处于严格控制之下。”[72]可以想见，她自然也是全力支持希特勒领衔1933年1月30日任命的联合政府，而正是这个时候，她恰好目睹了一场反对任命的共产党游行（“希特勒掌权是不是太迟了呢？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枝繁叶茂，比预想更为深入地植入人们内心了”）[73]。所以，尽管接下来几个月纳粹当局广施野蛮暴力打击敌人，她也并没有因此睡不着觉。“国民政府冷酷无情但充满决心的行动，”她在1933年3月10日写道，“可能让某些人退却，但首先必须要开展一场彻底清洗，否则重建根本无从着手。”[74]“清洗”的对象包括布伦瑞克市长、社民党人恩斯特·博迈（Ernst Böhme）。1929年，时年37岁的博迈当选市长。1933年3月13日，纳粹冲锋队冲进会议现场，把博迈粗暴地拽到了大街上。随后几天他一直被强制监禁，被迫签署了一份文件，辞去在该市担任的所有公职。一伙党卫队把他带到当地社民党报纸的办公室，剥掉衣服，摁在桌子上一直打到了失去意识，然后在他头上浇了一桶水，给他穿上了之前的衣服，又押着他去大街上游行。最后博迈被关进城里的监狱。一段时间之后，他终于获释，可以有自己的私人生活了。卡尔·格本斯利本作为市长代表暂时接管了工作，后来又当上了新市长，无人对此表示异议。尽管他对会议现场出现的惊人意外感到不安，但他却强烈反对报上说他曾经为市长的悲惨命运流泪。在过去几年里他确实和博迈亲密合作，但他身为政府公务员的正直却不允许他过度表达感情。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虽然不赞成冲锋队的行动（“我宁愿博迈有一个更体面一点儿的欢送会”），但她安慰自己说，在1918年共产主义革命中，当时的保守派市长也曾经被“赤色暴徒”羞辱过。[75]

和很多保守派一样，在看到3月21日波茨坦的国会开幕仪式上传统得到尊重之后，格本斯利本夫妇打消了自己的疑虑。他们为自己的黑—白—红帝国旗帜上拂去灰尘，意气洋洋地将旗挂了出去。同时，卡尔还在布伦瑞克街头参加了一次庆祝游行。[76]那时候街上仍有一些格本斯利本夫妇很不喜欢的现象，特别是冲锋队和党卫队的种种暴行，他们认为那都是纳粹党中的共产党奸细干的。[77]他们盲目相信纳粹分子伪造的有关工会领导人以及其他一些人侵吞公款的指控。[78]伊丽莎白向女儿转述希特勒的广播演讲时，字里行间都是再度觉醒的强烈民族自豪感：德国现在有了一个世界瞩目的总理。[79]作为坚定的新教徒，她加入了德意志基督徒运动（“这样的教会改革，我很满意”），异常兴奋地听她的牧师把希特勒比作马丁·路德。[80]卡尔家庭对新政权有多少热情，就有多少幻想。卡尔·格本斯利本支持对公共生活和德国经济进行“严格规训”，强调“领袖原则有其自身的优势”，“整合应该向下深入到最基层”。但他同时认为，一段时间之后，英式的温和反对派应该获许继续存在。到了5月末，他和他的妻子终于加入了纳粹党，这可不是为了自保，而是正面确认自己认同新德国。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充满骄傲且自觉地写道：

现在你“老”爸也让自己成了一个褐衫军，我现在能以最快的速度戴上大檐帽和党的勋章，系上皮带和领带。你母亲觉得这套制服非常合身，让我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十岁！！！噢！哎，哎，亲爱的，真希望有人早点告诉我。看见每一个人都在努力，严格遵守那句格言——公共利益优先——争取为祖国奉献最好的一面，这感觉真棒。[81]

作为行政官员，卡尔支持以后不让城市议会参与政府决策，改为在一个小的委员会中决定。“这样，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可以拿去做更有用的工作。”[82]卡尔认为这是一个提高行政效率和决策统一的机会。当然，事情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发展。

格本斯利本夫妇可不只是在这一点上自己骗自己。他们还对纳粹政权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故作姿态心存幻想。这个家庭对纳粹主义的支持一开始和反犹主义关系不大。当伊丽莎白·格本斯利本在1933年3月中旬看到城里犹太人商店被打碎的陈列窗时，她又把责任推给“煽动者……经确认，他们已经打入了纳粹党，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给国内外的民族主义运动抹黑……就是那些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支持者们”。她认为，如果有任何纳粹党人卷入暴力行动，很显然希特勒是不会同意的。[83]她觉得戈培尔和戈林的反犹主义演讲“糟透了”；她还为纳粹分子破坏莱比锡音乐指挥家弗里茨·布施的作品感到忧心（她认为那是因为布施是犹太人，可实际上布施不是）。对犹太艺术家的攻击是“灾难性的”，她写道，后来又加了一句：“犹太人里面当然有些恶棍，但我们不能忘了犹太人里面也有很多伟人，他们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84]

但她的观点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33年4月1日出现了抵制犹太人商店的活动，之后又有大规模的反犹宣传。“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她在1933年4月6日无意中以预言家的口气给自己的女儿写信，“只有在后世才能获得公正评价。”她继续说：

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世界性的历史。但是世界性的历史发展会碾过个体的命运，由此诞生它的新纪元。我们时代的目标纯洁高尚，但注定充满波折。我们在经历欢乐的同时，也会对个体的命运心怀同情。一个人能够同情某个犹太人个体的命运，但他不会改变对犹太人问题的整体看法。犹太人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就跟共产主义一样。如果希特勒打算像解决共产主义问题那样解决犹太人问题，而且还达成了目标，那时候德国可能就成了被嫉妒的对象了。[85]

她认为抵制犹太人商店完全合理，因为根据纳粹当局的说法，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正在掀起一场“抹黑德国”的运动。而所有关于德国反犹如何凶残的说法都“纯属编造”。她就是这样直截了当地告诉自己在荷兰的女儿的，同时这也是在遵守戈培尔给在国外有关系的人下的命令。她要么是忘记了三周之前刚刚发生、令自己惊恐不已的事情，要么是有意隐瞒。《凡尔赛和约》夺走了德国的“生存机会”，她提醒自己的女儿：“德国正在用手中的武器保护自己。犹太人被清理出了司法和医疗系统，这样做有利于经济，但对无辜的个人可能非常残酷。”她相信（当然是错误地相信），让这些行业的犹太人数量减少，只是为了调整犹太人比例，让其与犹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一致。但她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所谓比例原则完全不适用于德国社会中的其他群体，比如占据高位的新教徒比例远比天主教徒高。她的观点显示出她在短短几周之内已经在纳粹的宣传下被洗脑到何种程度，这也许是因为她脑海中已经形成了偏见，她说犹太人“很狡猾”：“犹太人只想统治，不想服务。”她的丈夫卡尔给她讲了很多犹太人如何有野心，如何腐败的事，似乎可以成为迫害犹太人的借口。[86]到了1933年10月，她已经开始不知不觉地在信件中使用纳粹语言了，共产党描述纳粹分子如何残暴的棕皮书被她说成是“犹太人的政治谎言”。[87]

在卡尔看来，第三帝国成功地让德国恢复了秩序。“当国家社会主义政府接管权力的时候，”他在欢迎于1933年10月18日正式就职的纳粹新任布伦瑞克市长时讲，“到处都是混乱。”结束魏玛时期无休无止的政党争吵迈出了改善市政管理秩序的第一步。除此之外，第三帝国还使德国恢复了荣耀。[88]当1934年6月末混乱——罗姆和他的褐衫军——似乎死灰复燃时，希特勒的行动让伊丽莎白松了一口气。伊丽莎白和她女儿不同，她毫不怀疑希特勒谋杀令的正确性。“在这样一个伟大开明并且值得信赖的人面前，其他人肯定会觉得自己非常渺小。”她写道。[89]在经历这些事情之后，这个家庭几乎再也没有谈论过政治。他们开始关心家庭内部的事情，关心孙子孙女出生，关心卡尔和伊丽莎白的儿子埃伯哈德。埃伯哈德准备跟支持纳粹主义的海德堡保守派法学家瓦尔特·耶利内克（Walter Jellinek）念个博士；话题围绕耶利内克转了很久，但后来这个名字在他们的通信中突然消失了，因为耶利内克是犹太人，并因此丢掉了工作。[90]

埃伯哈德登记参加了褐衫军的准军事训练，服完了兵役，接着进入帝国经济部担任初级教员，于1937年11月29日加入了纳粹党。但是，这个家庭对政治的兴趣再没恢复。对格本斯利本夫妇来说，纳粹德国提供了他们长久渴望的稳定，在经历过魏玛时期的动荡不安之后，人心希望回归正常的生活状态。除了在行动过程中有一些不值一提的小问题之外，打败共产主义、克服政治危机、恢复国家荣誉都是格本斯利本夫妇想要的。对于暴力行为等所有其他问题，他们或者有意忽略，或者尽其所能为之辩护，或者渐渐被第三帝国的宣传机器成功洗脑，认同了纳粹当局的说法。格本斯利本夫妇这类中产阶级的顺从是基于对纳粹政权的幻想之上的；1939年之后，这种幻想便被撕得粉碎。卡尔和伊丽莎白没有活到那个时候。卡尔在退休那天（1936年2月1日）就突发心脏病去世了，他的遗孀伊丽莎白于1937年12月23日辞世。埃伯哈德在公务员系统没待多久，于1939年被军队征召入伍。[91]

第三节

驯服无产阶级

一

截至1933年，德国最大的社会阶级是无产阶级，涵盖了经济活跃人群的约46%。这是1933年6月16日一次人口普查给出的结果（这次普查政府已经策划了很久，并且纳粹当局对其干预不多）。普查结果还显示，17%可以归为政府公务员、白领工人以及士兵，16.4%属于私营业主，同样16.4%属于不拿报酬的家庭助手（多数在小型农场中），还有3.8%是家政工人。就经济领域的成年人口而言，普查结果显示1933年有1,310万工业和手工业劳动者，930万人就业于农林业，590万在贸易和交通业，270万在各种公私服务业，130万在家政服务业。换句话讲，德国工人阶级不仅人口众多，而且规模还在不断扩大；虽然农业仍然十分重要，但已经处于衰退之中；主导21世纪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那个时候规模还相对较小，但已经呈快速扩张之势。指向未来的现代工业（如各种化工产品、印刷品、各种电子产品）里面大约有1/5—1/4的工人是女工。女性在服务业的某些领域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当时力量仍然十分强大的传统工业（矿业、金属锻造、建筑）仍然是男性的天下。工业活跃人口大约有1/4从事广义上的冶金和工程工作。1933年这些领域的工人数量超过300万，建筑业超过200万。这些工人是传统工业工人阶级的核心，除此之外还有86.7万人是木工，超过70万人在矿业、盐业和草场工作，60.5万人在采石业以及相关加工行业工作。这些行业的女工数量很少（其中矿业和建筑业女工数量少于2%）。于是这些行业成了男性就业的主要方向（但在30年代初就变成了男性失业的主要领域）。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行业奠定了工人阶级和整个工人运动的基调。[92]

30年代初的大规模失业危机使工人阶级的凝聚力降低，士气受到打击。德国的工人运动原本规模很大、组织良好，但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出现了崩溃瓦解的迹象。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主要的工人阶级政党要么丧失了独立行动的能力（社会民主党），要么用空洞无用、容易引发自我毁灭的革命狂想欺骗自己（共产党）。1933年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一年3月到7月之间，纳粹当局摧毁了历史悠久的德国工人运动，关闭了工会，禁掉了上述两个主要的工人阶级政党。老工人运动的残余势力曾经进行过有组织抵抗，但抵抗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便被镇压。[93]同时，纳粹当局打算建立一个处于国家控制之下的新工人组织，借此把工人再次联合起来。当时的纳粹工会便是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工厂车间组织。不过，雇主都对该组织表示怀疑，因为其成员特别好斗，对工厂秩序构成了威胁。商界可不想在看到旧工会垮台之后又起来一个更强大的新工会。工业家和银行家对工厂中的混乱表示失望，那时候褐衫军和工厂车间激进分子正在攻击和驱逐工人选举委员会和工委会代表，希望把自己推上台。但是企业主很快就开始抱怨，说激进分子干扰商业运作，提一些不切实际的需求，还到处撒野搞破坏。比如在萨克森州，纳粹地方领导人马丁·穆奇曼居然抓了州银行的行长卡尔·德根哈特（Carl Degenhardt），把他关了一个月。这些行动可不会受到商业团体的欢迎。[94]

这些破坏是工厂车间组织野心膨胀造成的。虽然该组织当时只有30万人，但它的影响力却远不止于此。在冲锋队的权力和新政权重整社会意志的支持下，工厂车间激进分子早在1933年5月2日旧工会彻底被禁之前就已经搬进工会办公室办公。当时该组织的领导人是赖因哈德·穆霍（Reinhard Muchow），他在纳粹夺权时还不到30岁。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里，穆霍在一系列激烈的劳工冲突中积累了经验（特别是1932年纳粹党和共产党合作进行的柏林交通工人罢工）。他还是戈培尔行使柏林地方领导人职权时的宣传助手，负责把指令传达给自己所属的首都工人阶级。在他的规划中，工厂车间将成为一个巨型的工会组织，代表第三帝国境内的每一个雇佣劳动力。组织在新德国将扮演关键角色，它可以决定工人的工资和薪水，为政府提供保护劳工的新措施，取代传统工会行使社会职能。[95]

可是，纳粹领导层不愿意让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阶级冲突延续到第三帝国。早在1933年4月7日，赫斯就命令工厂车间组织不要干涉商业运营，也不要破坏工会工作。工会给失业工人发放补助，这在大萧条时期非常重要。从某些角度看，5月2日接管工会是纳粹领导层的经典惯用伎俩：当无组织的激进主义为祸时，就将其组织起来。[96]工会迅速被一个叫德意志劳工阵线的组织取代。1933年5月10日就此举行了庆祝仪式，希特勒和内阁都出席了。新上任的劳工阵线领导人叫罗伯特·莱伊，他在第三帝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莱伊于1890年出生在德国西部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家里排行第七，幼时曾患上精神疾病，并影响了他的一生。父亲为了给他治病，欠下巨额债务，不得不烧掉自己的农场骗保还债，结果因纵火罪被捕。根据莱伊晚年撰写的个人传记可知，父亲被捕使他的整个家庭陷入了贫穷和耻辱之中，在莱伊的心中永远烙上了不安全感，种下了仇视上层社会的种子。莱伊天资聪颖，志向远大，他决定靠努力学习重整家业。他突破了出身的限制，进入了大学。从1910年开始，莱伊一边打零工养活自己，一边学习化学。不过，1914年的战争暂时中止了这一切。莱伊立刻志愿加入西线的一个炮兵团，一直服役到1916年。1916年，他厌倦了阵地战无休止的狂轰滥炸和血流成河的僵持态势，便接受训练成为一名侦察机飞行员。1917年7月29日，他的飞机被击中，但副驾驶居然奇迹般地成功迫降，然而降落的地方是敌军后方，于是莱伊被法军逮捕，在战争结束前一直被法国人关押。莱伊在坠机时严重受伤，接受了6次手术才保住了大腿，脑前叶也受到损伤，病情逐年恶化。他说话变得结巴起来，酗酒和其他无节制行为的倾向日益严重。[97]

战争结束后，莱伊重返大学完成了学业，凭借一篇与食品化学有关的毕业论文于1920年拿到了博士学位，论文被部分发表在了一家科学期刊上。鉴于他在大学受到了良好教育，他很快在勒沃库森（Leverkusen）的拜尔化学公司（Bayer chemical company）找到了一份好差事。这使他得以结婚组建家庭。但读惯了浪漫小说和乌托邦文学的他无处安放自己的激情，仍不能心满意足，缺乏安全感，厌倦于单调的日常生活。他住在莱茵兰，彼时该地正被法军占领，这激起了他的民族主义情绪。1924年，他读到纳粹领袖在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审判上的演讲，心中的民族主义情怀被点燃，演变为对希特勒的崇拜之情。他加入了纳粹党，并于1925年6月升任莱茵兰南部地区领导人，迅速成为当地纳粹运动的领头人物。和很多早期的纳粹分子一样，莱伊第一次听到希特勒的演讲就为他的雄辩折服，精神病史专家认为，也许对希特勒无限疯狂的崇拜替代了莱伊因为儿时父亲被捕而感到的耻辱。20年代中期，纳粹领导层和莱茵兰支部出现了意见分歧，但莱伊选择支持希特勒。希特勒在1923年啤酒馆政变失败之后被禁止参加活动，这时候也是莱伊帮助希特勒在党内重新夺回了权力。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也因为莱伊是个非常出色的演说家和煽动家——尽管他有些结巴——所以即便莱伊的同事曾向希特勒反映他不懂财政管理，对下属傲慢无礼，管理无能，希特勒也一概充耳不闻。不久，莱伊创办了一份反犹色彩浓厚的地方报纸，其恶毒程度简直和《冲锋报》差不多（《冲锋报》由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负责，他是党在纽伦堡地区的地方领导人）。这份名叫《德国西部观察者》（Westdeutscher Beobachter）的报纸经常谴责犹太人搞宗教谋杀，还捏造犹太业主勾引雅利安女孩的色情故事。莱伊曾数次因为这些污蔑行为而遭到起诉和罚款，但他却依然我行我素，拒绝悔改。[98]

1931年，希特勒将莱伊调到了慕尼黑的纳粹党总部。从1932年12月开始，莱伊接替了刚刚辞职的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任组织部长，虽然他并没有施特拉塞尔那样出色的管理能力。他在莱茵兰这个工人阶级占多数的地区争取选票支持的工作经验加上他的乌托邦理想主义和仇视社会心理，为他的纳粹主义染上了鲜明的集体主义色彩。这使他成为希特勒于1933年4月整合德国劳工组织的最好人选。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莱伊的任务就是实现希特勒的目标，令工人阶级与新德国融为一体，赢得最顽固、最反纳粹主义的德国人对新秩序的热情支持。但是莱伊本人没有相关工作的专业经验。他迅速将劳工阵线安置在以前工会的办公场所，吸收了工厂车间组织，但在搭建劳工阵线内部的组织结构时，却不得不沿用工厂车间组织的官员。一开始，这等于只是为现存的工会组织取了新名字，引进了新的管理方法，将组织分成了五个大组。曾经的工会和以前的各分部（比如媒体部和相关的报纸）为一组，以前的白领工人工会为一组，零售商为一组，职业人员为一组，商业人员为一组。劳工阵线意在按照意大利法西斯的模型，成为一个工团主义国家的核心，协调经济领域内各分支的利益，令它们为新的政治秩序服务，这一想法似乎颇有前景。[99]

这些想法最初由穆霍和工厂车间领导层推动，但并没有延续很久。职业界和商业界对此反应冷淡，而零售商从来都没有什么影响力，于是穆霍和他的朋友成了新权力架构中最活跃的力量。不久之后，劳工阵线替工厂车间组织实现了愿望，成了代表全体工人利益的超级工会。劳工阵线以保护工人利益为名发布命令，规范带薪假期和薪水协定，强调男女同工同酬和工人的安全健康。地方层面，骚动仍在继续，一些官员威胁企业主，如果不听话，就把他们送进集中营。穆霍声称社民党甚至部分共产党前党员要对骚动负责，并对劳工阵线官员的政治背景进行调查，预计一共要清洗10万人。但是其他政府部门针对劳工阵线的控诉仍在增加，有来自劳工部的，有来自内政部的，甚至还有来自交通部的，这些部门担心它们的权力会被劳工阵线低级官员的单方面行动蚕食。事情似乎已经失控，是时候控制控制局面了。[100]

二

1933年5月19日，在企业主和柏林各个中央部门的压力之下，内阁发布了《劳工托管人法》（Law on Trustees of Labour）。此法设立了12名政府官员，负责规范各自所辖地区的工资、工作条件和劳动合同，促进工人和企业主和睦相处。这些劳工托管人属于帝国劳工部。12个人里面只有2人来自工厂车间组织，5人是公司律师，4人是政府公务员。由于最初的《托管人法》用词十分模糊，1934年1月20日国会又通过了《国家劳动力组织法》（Law for Ordering of National Labour），该法由一个以前受雇于工业压力集团的公务员起草，增加了大量细节。[101]新法废除了企业主和工会讨价还价、共同制定规范的框架（这是魏玛劳工政策的最大成就之一），代之以国家社会主义领袖原则主导的新权力架构。新法强调，在国家社会主义新德国，内部劳工和企业主之间再无相互对立的必要，双方将在统一的德意志新种族共同体下合作共存。为强调这一点，相关法律用新封建主义的语言将自己包装了一番，名为互惠互利，实则和中世纪真正的封建主义一样，掩盖了真正的权力只属于企业主的事实。劳工托管人的权力包括任命各厂的托管委员会（Councils of Trust），仲裁劳资纠纷，确认人员冗余，规范工作时间和计件工资标准，向荣誉法庭上报冒犯权威、挑衅、分裂、破坏互信等不正当行为。荣誉法庭有类似司法审判的功能，由司法部任命的法官负责。企业主被称为厂长，工人是他的随从。这种新的权力结构取代了魏玛时期经过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以及受到法律保护的雇佣合同，把所有权力都交给了与劳工托管人合作的老板。事实上，荣誉法庭基本是个摆设，从1934年到1936年，法庭只审理了516件案子，多数案子都是手艺师傅体罚徒弟这种事。从纸面上看，荣誉法庭好像公平公正，但在实践中作用微乎其微。[102]

工业界的新体系代表了企业主的重大胜利。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都支持企业主，因为他们迫切需要工业界的合作来完成重整军备计划。在新上任的劳工托管人公开讽刺所谓社工主义国家的同时，1933年9月12日赖因哈德·穆霍在一次旅馆斗殴中被枪杀，致使工厂车间组织扩大自身理念影响力的努力受到致命打击。劳工阵线内部的激进派顿时失去了力量，为莱伊扫清了道路，此时的他相较去年春天对劳工关系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了解。1933年11月1日，莱伊告诉柏林西门子厂的工人：

我们都是工人大军中的一员，在这里有人下达命令，有人服从命令。我们必须牢记服从和责任……我们不能都在船长的舰桥上，因为那样就没人去扬帆拉绳了。我们不能所有人都去当船长，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103]

莱伊着手对劳工阵线进行重整，清理了残余的工会文化和姿态，废除了工厂车间组织的剩余的独立职能，接受劳工部的主张和新劳动法的规定，不再使劳工阵线参与谈判工人薪水。劳工阵线依照党的架构得到重组，从一个代表工人、白领雇员等团体的组织变成了自上而下层层发号施令的组织，拥有一批中央部门——宣传部、法律部、教育部、社会事务部等——这些部门的命令可以直接下达到地方层级相应的部门。老工厂车间组织的官员拼命给权力新架构使绊子，但在“长刀之夜”后，这批人被大量撤职。这些政治动作反映出希特勒和纳粹其他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为保证重整军备这一优先经济目标尽快顺利完成，必须对工人施加控制，包括清除劳工阵线中的革命元素。这和镇压褐衫军及其领导人的“二次革命”没什么不同。到了1934年秋，在掌控劳工关系的斗争中，企业主们明显占了上风。但是斗争的最终结果并不如他们所愿。纳粹理念下的工厂组织结构确实和许多20—30年代企业主期望的工业管理体系有许多共同点，但它掺入了国家、劳工阵线和纳粹党对劳工关系的大量干涉，这些领域在过去是由管理方独立控制的。工会是没了，但企业主也不再是自己家的主人了。[104]

此外，劳工阵线的巨型官僚机器迅速获得了第三帝国最腐败的主要机构这一恶名。对此，莱伊本人要负很大责任。作为劳工阵线的领导人，他过得十分滋润，拿着4,000马克的薪水，当上组织部长之后又可以多拿2,000马克，国会代表有700马克，普鲁士州议员还有400马克。但这些远非全部。劳工阵线官员被要求成批购买莱伊写的书和一些宣传册子，发给组织成员，为莱伊贡献了大量版税。他办的报纸每年盈利约5万马克，全部被他据为己有。他肆无忌惮地把劳工阵线从老工会没收的基金用于个人开销。1940年，希特勒一次性赠予他100万马克。有了这些钱，莱伊在德国各个城镇的上流社会社区买下了很多别墅。这些别墅的运转成本很高。以他在柏林格林瓦尔德的别墅为例，这座别墅需要一个厨师、两个保姆、一个女仆、一个园丁、一个管家，产生的成本在1938年之前都是劳工阵线买单。甚至在1938年之后，劳工阵线仍在支付莱伊的所有娱乐花销。莱伊喜欢价格昂贵的汽车，并给他第二任妻子送了两辆作为礼物。他还改造了一节火车车厢以作私用，为自己的房子搜集名画和家具。他于1935年在科隆附近买下了一处庄园，准备将其改造成一个纳粹乌托邦。他拆毁了原有的旧式建筑，并聘请纳粹骑士团城堡的设计者，建筑师克莱门斯·克洛茨（Clemens Klotz），为他打造一幢富丽堂皇的新宅。为此，他没收土地扩大自己的庄园面积，抽干沼泽中的水，引进新的机械，为农场学徒建立了一套新培训制度。莱伊成了庄园的新封建主，每次他从柏林飞回来的时候，庄园员工都会列队立正站好迎接他的到来。莱伊还获得了官方许可，可以把庄园传给下一代。

莱伊安享着奢华的住宅，身边环绕着名贵的油画和家具，空闲之余便沉溺于酒色之中，以致经常在公开场合做出不堪入目的丑事。莱伊喜欢带着随从狂喝滥饮，最终往往导致暴力斗殴。一次在海德堡醉酒之后，他把巴登的州总理打了。1937年，明显已经喝醉的莱伊还去接待温莎公爵（Duke of Windsor）和公爵夫人，他开着自己的梅赛德斯带着公爵夫妇撞开一扇扇紧锁的工厂大门。希特勒连忙下令让赫尔曼·戈林替换莱伊，陪公爵夫妇度过余下的旅程。1935年，在发生一连串绯闻之后，莱伊又和年轻的女高音歌唱家英格·施皮尔克（Inge Spilker）私通。1938年，他前脚刚和前任妻子离婚，后脚就娶了施皮尔克。莱伊对施皮尔克的美貌十分着迷，专门为她定制了一幅画，画里的施皮尔克腰部以上都裸露在外。莱伊经常自豪地向来访的贵宾展示这幅画，据说有一次他甚至当众扯掉了施皮尔克的衣服，让来宾看看她的身体多么漂亮。由于这样的压力，以及无法忍受莱伊日益严重的酗酒问题，施皮尔克自己也开始沉迷在酒精和毒品之中。1942年12月29日，她和丈夫吵了一架后开枪自杀。虽然希特勒已经多次因为这些问题警告过莱伊，但莱伊完全不以为意。而希特勒和往常一样，只要下属保持忠诚，一切问题他都不予计较。[105]

劳工阵线内部的腐败绝不止莱伊一人而已。当然，可以说是他给自己的下属树立了以公肥私的榜样。劳工阵线运营着各种各样的商业公司，为自己的官员提供各种捞钱机会。安东·卡尔（Anton Karl）是劳工阵线建筑公司的领导人，曾犯过偷盗和诈骗罪。仅仅在1936—1937年间，为了拿到工作合同，他一共行贿58万马克。他曾向希特勒身边的党卫队亲卫队头领“塞普”·迪特里希进贡过很多礼物，包括一个纯金的烟盒、一件打猎的武器、丝绸衬衫，还出钱请他和妻子去意大利度假。作为回报，迪特里希给了卡尔的劳工阵线建筑公司一纸肥约，让他负责重建希特勒保镖部队在柏林的营房。卡尔也用类似的方法讨取纳粹领导人的欢心，以提高自身影响力。他用劳工阵线的账户为他们提供低息贷款，甚至还帮他们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钱买房。希特勒的助手尤利乌斯·绍布（Julius Schaub）和威廉·布吕克纳（Wilhelm Brückner）、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还有一切可以在元首身边充当耳目的人都曾频繁收受劳工阵线的贿赂。单是1935年，莱伊就给了他们每个人2万马克作为圣诞礼物。[106]社民党观察家每年都会乐此不疲地记录下和劳工阵线官员有关的大量腐败和盗用财务案例。比如1935年康斯坦茨的劳工阵线官员阿洛伊斯·文格尔（Alois Wenger）被指控侵占工人娱乐活动经费，并伪造收据欺瞒调查人员。还有一位老纳粹官员侵吞了同事给劳工阵线缴纳的费用，并从企业主那里索要了2,000马克——恐怕用的是威胁手段——来弥补亏空。他把贪污的钱全拿去喝酒了。劳工阵线的会费到底拿去做什么了——根据另一个社民党特工的报告——也许可以从柏林劳工阵线总部的情况得知：

1932年之前，一般只有两三辆私家车停在工会房子前面，一般是工人银行或者工会的车。但现在你会看到一排车，一天大概有五六十辆，有时比这更多。劳工阵线的司机去加油时拿的都是空白支票，他们想怎么填就怎么填。他们敢这么做的原因是他们不用为此负责。劳工阵线的腐败非常严重，所以道德水准也十分低下。[107]

从劳工阵线的账上捞钱的不只莱伊一个人，他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只是冰山一角。劳工阵线的数百万工人都要被迫从工资中拿出一分来帮助劳工阵线维持运营，这样的事不会讨得他们的欢心。

三

纳粹当局非常清楚，关闭工会，把工人编入劳工阵线这个腐败的威权组织加以管制，一定会在工人间激起不满。工人阶级是德国当时最大的社会阶级，也是1933年之前纳粹主义的最大敌人共产党和社民党的有力支持者。纳粹政权在不断宣称“战胜失业”运动是在自己领导下取得了胜利的同时，还寻求其他手段协调工人阶级和第三帝国的关系。这些手段包括成立一个特别组织，名叫“国家社会主义力量来自快乐”（National Socialist Community Strength Through Joy）。这个组织成立于1933年11月27日，附属于劳工阵线。成立“力量来自快乐”组织目的在于把空闲时间中的工人组织起来（而不是让他们自己组织），让娱乐活动为种族共同体利益服务，并协调工作和娱乐、工厂和家庭、生产线和娱乐基地的关系。工人在休闲时间获得欢乐是为了给工作养精蓄锐。最为重要的是，“力量来自快乐”将会使大众都能享受到中产阶级的娱乐活动，以弥合阶级分裂。罗伯特·莱伊11月27日在就职演讲中说，物质繁荣不会给德意志民族带来快乐，那是魏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犯下的庸俗错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会从精神和文化入手，使工人与民族共同体统一在一起。“力量来自快乐”其实是对意大利法西斯的类似组织“工作之余”（Dopolavoro）的模仿，但更进一步，它连“工作之时”都想管起来。它很快发展出一系列娱乐活动，并迅速成长为第三帝国最大的组织之一。1939年它已经拥有超过7,000名薪酬员工、13.5万名志愿者，下辖体育、教育和旅游等部门。它在每个工厂都有派驻人员，共计20余人。[108]

罗伯特·莱伊在1938年6月声称，“力量来自快乐”“对大众来说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最精简形式”。[109]莱伊的声明暗示，“力量来自快乐”的每一项娱乐活动都会被植入意识形态内容。为完成任务，“力量来自快乐”掌握了海量资源。1937年之前，劳工阵线每年为它注资高达2,900万马克，同时它还把以前社民党工人运动中的大量娱乐和文化设施收归己用，其中包括登山旅馆和体育基地等。有了这些资源，“力量来自快乐”每年能够提供大量打折的娱乐活动，许多工人家庭都能消费得起。到了1934—1935年，超过300万人在参加它提供的体育教育和体操课程，另有很多人参加它提供的网球、帆船等以前中上阶层才能消费得起的廉价训练课程。在文化领域，“力量来自快乐”提供了大量专为其成员准备的剧院门票，1938年它的演出订购门票已经超过柏林订票总数的一半。它还在工厂举办古典音乐会，组织管弦乐队巡回演奏。它修建剧院，组织巡回演出，筹划艺术展览。1938年，超过250万人听了它组织的音乐会，超过1,350万人看了“民间表演”，超过650万人去了由其组织资助的“歌剧和小歌剧之夜”，将近750万人观看戏剧，150万人去了展览，超过250万人参加了德国高速公路上举办的“娱乐活动”。劳工阵线会员自动成为“力量来自快乐”的会员。到了1936年，后者已经有3,500万会员。组织在国内外都进行了密集宣传，甚至在英国、美国等地都赢得了很多热情支持者，外国人非常欣赏“力量来自快乐”为将文明带给大众所做出的努力。[110]

“力量来自快乐”最让人惊叹的行为无疑是它为工人准备的大众旅游服务。“对很多人来说，”组织在1938年2月的报告中讲，“‘力量来自快乐’仅仅是一个旅游组织罢了。”[111]早在1934年，已经有大约40万人参与了“力量来自快乐”提供的德国境内跟团旅游。1937年这个数字涨到了170万，同时还有约700万人参加时间较短的周末旅行，160万人参加远足活动。尽管1938—1939年数据略有下降，但这些活动无疑都非常成功。大批量预订可以使跟团旅游享受大幅折扣，比如火车票价格会下降75%，旅馆、住宿、早餐价格会下降50%。这些消费给旅游区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举个例子，早在1934年，“力量来自快乐”就为南巴伐利亚带来了17.5万名游客，他们在度假中一共花去了550万马克。最惊人的是出国旅游，不管是乘火车去法西斯意大利友邦还是乘船去马德拉（Madeira）。当时马德拉由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António Salazar）博士统治，而萨拉查同样对德国十分友好。仅在1939年一年就有17.5万人参加了去意大利的跟团旅游，许多人是乘船出行。到1939年这个组织已经拥有8艘游船（其中2艘是专门建造的），另外还租了4艘（或多或少可以说是永久租下的），涵盖去往异域的旅行线路——利比亚（当时是意大利殖民地）、芬兰、保加利亚、伊斯坦布尔——彰显德国和真正或潜在盟邦之间的坚固友谊，宣扬未来将由德国主导的欧罗巴帝国的宏伟蓝图。1939年，乘船旅行的游客达到14万。不管他们想去哪儿，当地的德国领事馆代表都会做好迎接他们准备，安排好岸上的参观和旅行活动。友邦政府也经常为旅行者安排盛大的欢迎会。[112]

“力量来自快乐”的游船经过了精心设计，将娱乐和意识形态灌输完美结合在一起。旅游意在向世界展示新德国的形象，或者至少是其较友好的一面。传统的客船分为包含不同规格的客舱和设施的多个等级，各等级价钱不一。但是“力量来自快乐”看不上这种陈规陋习，而是按照单一标准建造新船和改造其他船只，以标榜德意志种族共同体的统一团结。乘客一上船便会被告知，他们和传统的资产阶级游客不一样，他们不是来玩的，也不是来炫耀的，而是来参加严肃的文化活动。根据要求，他们必须穿着朴素，不能过度饮酒，不得在船上惹是生非，要无条件听从旅行团领导的指挥。一支叫“罗伯特·莱伊”号的新船设有体操室、剧院和游泳池，供旅游的人从事日常锻炼和严肃文化活动。各种旅行手册上印有“力量来自快乐”的乘船和陆地旅游取得的巨大成就：它把不同阶级和不同地区的德国人凝聚在同一桩事业下，促进第三帝国建立有机种族共同体。参与者必须去国外地区旅行，主要是为了向他们宣扬德意志种族相较其他种族的优越性。而德国境内旅行的主要目的是团结整个民族，让人民熟悉自己以前从未涉足的祖国大好河山，尤其是一些偏远的乡村地区集中展示的德国古代民间传统。[113]

不过，在纳粹德国，现实从不会像宣传说得那么美好。提供给“力量来自快乐”游行者的设施通常都十分简陋，住的地方是大众宿舍，隐私空间很小或者根本没有，公共卫生条件也不好。古典音乐会并不很对工人的胃口，但他们还是必须付钱。莱比锡举行的某次音乐会曾因为1,000张票只售出了130张而被迫取消。[114]一些剧院（比如柏林的“西方剧院”）会专门为“力量来自快乐”上演廉价的舞台歌剧，但主流剧院主要还是由中产阶级支撑。即便组织为会员以折扣价格大量买下某些演出的席位，一般还是会被中产阶级戏剧爱好者抢购一空。[115]当“力量来自快乐”会员吵吵闹闹地涌向安静的乡村度假基地时，所谓无阶级社会的乌托邦愿景便迅速化为泡影。德国境内的团体旅游带来的不是民族归属感，而是当地旅游业、旅馆和温泉浴场的抗议，因为组织的大批量预订，它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服务价格被严重压低。组织带来的某些人行为粗俗，不只旅馆老板经常抱怨，单独出行的游客也非常不满。传统游客看到自己最喜欢的度假胜地充斥着大量社会下层人士，便迅速改去其他地方度假了。[116]

“力量来自快乐”对此无动于衷，着手在普洛拉（Prora）的波罗的海上的吕根岛（Rügen）上修建自己的模范度假基地。1936年5月3日，度假基地建设在阿尔贝特·施佩尔监督下正式开工，预计1940年完工。度假基地连绵于长达8千米的波罗的海海岸线上，六层高的楼房与其间的餐厅星罗棋布。度假基地的中心是一座大会堂，可容纳大约2万名游客，游客将在这里表达对纳粹政权和政策的崇拜。基地主要供全家一起出行的游客使用，他们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力量来自快乐”其他项目无法提供的设施。旅游的价格被有意压低，时间持续一周，开销不过20马克，以便让一般工人都能消费得起。基地的设施都是最新的，有冷热水并行的中央供暖室、温室游泳池、电影院、保龄球场、供游船停靠的码头、火车站等。基地的设计者是福格尔桑骑士团城堡的建筑师克莱门斯·克洛茨，建筑风格是伪古典主义式的纳粹现代主义。与“力量来自快乐”中的其他项目一样，度假基地强调宏伟壮丽和集体主义，个人完全湮没在大众之中。德国的旅游和英国不一样。当时英国有企业家比利·巴特林（Billy Butlin）经营的假日营地，为游客提供度假小屋，这样游客就可以免受包租婆的监视烦扰，不用去住普洛拉的六层楼房（房间在狭长的走廊两侧，走廊没有名字），不会在外出游玩时受到严格管理，连每个家庭在沙滩上占的地方大小都要遵守规定。德国度假基地建设最火热的时候，参与其中的工人数量几乎和修建高速公路时一样多。但基地最后未能投入商业运营：建设在战争爆发之后立即停止，后来部分房屋被仓促盖好用来安置逃离城市轰炸的难民。当地人和战后的俄国占领军将其洗劫一空，后来东德把它当作营房和训练中心。在今天，它已经完全是一片废墟了。[117]

四

因此，普洛拉度假基地想要解决的问题，“力量来自快乐”从来都没能避免。但组织还遇到了更糟糕的事情，那就是去旅游的人顽固地拒绝按照纳粹当局的想法行事。因为忧心于游客中的前社民党人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从事军备生产的工人可能和国外联系，在组织的安排下，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布置了伪装成游客的便衣特工监视参加旅游的人。1936年3月，他们正式开始行动，并迅速出具了一份报告，称情况不容乐观。“力量来自快乐”非但远远没有克服因为种族共同体内的不同利益而产生的社会分歧，反倒常常致使一些潜在社会矛盾表面化。由于旅馆和餐厅通过旅行团获得的收入很少，它们给团体旅行者供应的经常是劣质的食物和饮料。当看到邻桌的自费游客得到的是更好的食物和饮料时，旅行团的人相当不满。卖给组织的剧院门票一般是最差的位置，拿到票的人在观剧时从“上帝视角”看到下面隔间里衣着精致的资产阶级人士，就进一步增加了阶级仇恨。在游船上，即便再怎么进行内部调整，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甲板之上的客舱和处于或低于水位线的客舱之间的质量差别，而党的官员、政府公务员等人可以拿到最好的舱位。在最高档的巡游服务中，获得最上等享受的大多也都是这群人。比如，马德拉巡游在民间就被称为“权贵之旅”。对游船旅客名单的研究显示，旅客中多数都是带薪人士，和平常旅游没什么区别。1935年一艘开往挪威的游轮载有1,000名乘客，其中只有10%来自工人阶级，其他都是党的官员，这些人在游轮返航途中把整艘船喝了个精光。“这些混蛋吃起东西、喝起酒来简直像猪一样。”一个船员抱怨道。参加旅行的工人多数都是单身女性和年轻的未成年男性，换句话说，来的都是有可支配收入的人，而不是有家室的男女。多数工人是熟练工，收入相对可观，收入低一些的则依靠老板的大量补贴。旅行的成本对于多数挣工资的人来说仍然太高，如果想要挣得多就必须工作更长时间，这样一来就限制了度假的机会。他们往往无法负担旅行中必不可少的额外开销，比如在度假时买新衣服等。[118]

在乘船旅行或其他形式的旅行途中，党的官员和中产阶级旅客在岸上尽情消费礼品、纪念品，享受山珍海味和各种娱乐活动，但工人游客连旅途必需之外的最简单物品都买不起。于是在旅途中，工人阶级对同行的资产阶级奢靡行为多有抱怨，真正的社会融合非常少。除开阶级矛盾，地区间的矛盾也不少见。有一艘去意大利的游轮，船上的莱茵兰人和西里西亚人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都拒绝和对方待在同一间屋子里。后来还是同一艘船，还是去意大利，一群威斯特法伦人侮辱和他们同行的西里西亚乘客，称他们是“波兰猪”，双方吵得很凶，几乎就要打起来，多亏船员介入阻止了矛盾恶化。[119]此外，很多游客的行为违反了达到组织者设定的纪律。和每个地方的游客一样，德国多数游客也只是想出去放松放松。所以，他们不想受到限制，或者成天和什么种族共同体待在一起，他们想找乐子，想要释放个人欲望。盖世太保特工的报告中经常有关于大规模酗酒和放荡行为的记录。在一些船上，据说每晚都有男女在救生艇里缠绵。盖世太保反映，游轮上的那些单身年轻女性尤其不知羞耻，她们在游轮上成群结队。有个特工认为她们旅游就是为了“勾引男人”。盖世太保特工经常批评这些女性和船上的男人逗趣调情，打情骂俏，甚至和岸上深色皮肤的年轻意大利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发生关系。多数乘客对政治讲座和政治会议没有任何兴趣。最糟糕的是党的官员，他们的酗酒和放浪行径臭名远播。有一次在为党的地方领导人准备的游轮上，盖世太保在旅客名单中发现了两个有名的妓女。可以想见，最糟糕的是罗伯特·莱伊自己，他经常光顾游轮，在船上的时候基本都是醉醺醺的，船长不得不派两个船员在他上甲板时守着他，防止他掉下船去。负责人在旅途中还会为他安排金发碧眼的年轻女郎“做伴儿”。[120]因此，难怪“力量来自快乐”还有一个别称，那就是“给权贵开的妓院”。[121]

尽管“力量来自快乐”没有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目标，但它仍是纳粹时期最受欢迎的文化创新之一。要是没有这个组织，多数游客是享受不到这样的假期与活动的，所以组织在工人中受到了广泛欢迎。[122]组织提供的多数服务对它的受众来说都是新鲜事。比如，1934年初曾经有人对西门子公司柏林工厂的4.2万名工人做过调查，结果显示其中2.85万人都没有在柏林之外或周边的农村享受过假期，于是他们抓住了“力量来自快乐”提供的机会。“这么便宜的价钱值得你偶尔去去！”1934年一个社民党特工说。[123]还有一份报告说，人们对此的反应普遍是“纳粹分子是真的搞出了些好东西”。[124]1938年2月，一位社民党特工从柏林报告：

“力量来自快乐”很受欢迎。它的计划满足了普通人外出一次，体验“伟大”带来的欢乐的渴望。计划迎合了政治性不强的工人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是一次聪明的投机。对这类人来说，乘游轮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旅游是件大事，甚至就连去黑森林或哈茨山（Harz）也是件大事。这会让他有一种社会阶级晋升的幻觉。[125]

利用组织提供的机会出去旅行的风气广泛传播，以至于当时有个流行的笑话说人们因为享受了太多“快乐”，最后失去了“力量”。[126]一些绝望的社民党评论家下结论说，“力量来自快乐”计划最终作用是让人民——特别是以前的反对派——向政权靠拢。有人在1939年评论道，“工人的确强烈地感受到‘力量来自快乐’带有很强的欺骗性，但他们仍然去参加了，宣传效果还是达到了。”[127]

“力量来自快乐”有一个远超其实际计划的象征性效果。当二战后工人想起和平年代的第三帝国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旅游和游轮。[128]一些以前参加过社民党的人酸溜溜地表示，甚至连那些从来没有参加过集体旅游和上过游轮的人都对组织的计划和初衷表示赞赏，认为纳粹当局确实想把以前很多人享受不到的快乐带给每一个人。[129]早在1935年12月，一个社民党观察家就对“力量来自快乐”的目的和效果进行了总结：

原子化、失去自我、作业疗法、监视人民。没有一点个人娱乐、锻炼身体和文化活动的空间，也没有任何自愿共同为一个独立目标努力的空间。必须有一些东西“提供”给大众……至少“力量来自快乐”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迷惑了他们的头脑，宣传了纳粹政府。[130]

参加活动的人也许没怎么在意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但活动使他们更为远离社民党和共产党大众文化中强调的陶冶和进步传统。这无疑是一些社民党观察家看不起它们的原因。一位社民党员在1935年说，“力量来自快乐”“没有任何文化基础。活动水平还停留在农村旅馆举行的乡村啤酒节层次”。[131]但是，这些活动有一个更深远、最终更致命的影响：它们和商业性娱乐活动的扩张共同颠覆了工人运动的文化传统。社民党和共产党从19世纪就开始大规模建设文化设施，这些设施带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和工人运动的各种核心价值联系紧密。纳粹政权不但继承了这套设施，而且使其为民粹运动服务，这与魏玛时期兴起的非政治性流行文化正相吻合。它部分导致了1945年后再度兴起的工人阶级文化不像之前那样意识形态化了。[132]

但是这些后果也不能夸大。观剧和听音乐会多数还是私人性质的。“力量来自快乐”的确吸引了很多人，但是它组织的人数从未超过德国宾馆年度接待量的11%。[133]中欧旅游公司是德国最大的商业旅游公司，它在1938年的年收入是2.5亿马克，而“力量来自快乐”的旅游部门收入只有9,000万。[134]此外，战争爆发后组织项目被大幅削减，游轮被改造成运兵船，旅馆成了医院，度假胜地成了伤员疗养中心。与此相比，商业旅游延续了自己的繁荣，尽管当局对其多有微词。本来从一开始纳粹政权就想收编商业旅游，它鼓励人们在德国境内而不是出国旅游，其中有爱国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如果游客出国，政府也会引导他们去一些能给新德国带来好处的国家，游客可以作为德国的代表。那时候还出现了一批新的旅游景点，其中包括德国总理府一类的宏伟建筑，也包括哀悼和纪念纳粹死士的纪念馆。为了帮助政府进行宣传教育，旅游指南被改写。新的指南强调现实和德国遥远过去之间的连续性，只要旅游景点和希特勒或者其他纳粹领导人沾点边儿就拼命宣传。第三帝国领导层意识到不断壮大的商业旅游和“力量来自快乐”旅游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没有为后者的利益限制前者。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和旅游业的领导人戈特弗里德·弗德尔都意识到人们需要逃离日常工作的压力和约束，即便是逃进了一个非政治环境也没有关系。一个消费社会正在纳粹德国崛起，政府没有能力阻止，也不想阻止，即使重整军备在纳粹经济政策中享有最高优先性。[135]

消费者的主张也许是“美丽劳工”这个“力量来自快乐”下的部门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该部门的初衷是补偿长时间劳动的底薪工人，但手段不是提供娱乐设施，而是改善工作条件。该部门要求企业提供洗漱设施、厕所、更衣室、衣物柜和淋浴喷头，改善工厂卫生状况、通风条件，减少噪声，提供合适的工作服，保持工作场所整洁有序。一个在干净场所上班的健康工人会工作得更好更开心。为实现这些目标，“美丽劳工”在车间安排了音乐会等活动，鼓励在车间修建体育和娱乐设施，并要求企业主为工人适当提供工厂小卖部，清扫车间地板上的残骸和废物。1938年，“美丽劳工”声称已经有近3.4万个公司在上述方面有所改善，它们重刷或者重装了商店，修建了娱乐区域，改善了卫生条件。为鼓励企业主提升工人福利，政府推行了减税措施。同时“美丽劳工”在企业中展开竞赛，为在改善工人福利方面表现杰出的企业颁奖，优胜者将被评为模范企业，获得希特勒签名的获奖证书。可以想见，减税和获奖会让企业的生产力有所提高，给企业和纳粹政权带来的好处十分明显。但是，改善的福利其实都是工人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的，很多企业都让自己的工人花好几个小时去刷墙、打扫、建设，不仅没有额外工资，有时候工人工资还会被克扣去填补开支。如果工人不“主动”工作，就会受到解雇甚至被关进集中营的威胁。[136]

工人们不会被“美丽劳工”的夸张说法欺骗，尤其是1933年之前受过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数百万工人。虽然总的来说“力量来自快乐”很受欢迎，但这绝不是因为它表面上的目的，即所谓要鼓励工人努力工作，而是因为它能帮助工人逃脱烦闷压抑的车间生活。人们参加娱乐活动转移注意力，仅仅是因为很多人觉得没什么其他可玩的。许多人的想法是，反正他们得向劳工阵线交钱，不如让这钱交得值一些。一些前社民党工人本不想参加可恶的劳工阵线组织的任何活动，时间久了甚至也渐渐不再犹豫。[137]“‘力量来自快乐’举办的各种活动，”社民党1935年的一份报告记录道，“的确可以让人们不用花太多钱就放松身心。同时，老朋友们还可以在放松的环境下聚在一起，喝几杯啤酒，聊聊组织者绝不希望他们讨论的话题。”[138]不止老一辈社民党人认识到了活动的补偿功能，1936年流传于帝国劳工部的备忘录清醒地记录着：“旅行、戏剧、音乐会无法使贫民窟和饥肠辘辘的人消失。”“奢华蒸汽船上的一趟放松之旅，”1940年劳工阵线的一个官员总结道，“不会让人真正放松，因为游客们最后还是得回到日常生活，为物质生活所苦。”[139]

第四节

承诺与现实

一

很多人认为，“力量来自快乐”等计划代替了经济状况的真正改善。这种说法确实是有事实基础的。许多统计调查都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在1933—1939年间，工人阶级中的工薪群体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明显好转。1937年的名义时薪是1932年的97%，即使是到了1939年也没有恢复到1932年的水平，只涨了1个百分点，即98%。[140]1937年2月24日，德国商业研究中心承认，为了重整军备，“德国人民在经济上做出了大量牺牲”，但否认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141]计算实际工资一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尤其是在第三帝国。德国价格委员会负责人格德勒十分重视将消费品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但是就连帝国经济部都在1935年承认，官方统计数据低估了价格上涨的幅度，更不用说还有租金和其他因素。最近的研究估计，1937年之前德国工业的实际平均工资从未达到1928年的水平（1928年是个好年），1939年长到了108%。这些统计数据表明，许多在消费品产业供职的工人仍然比他们在大萧条之前挣得少，只有那些在军工及相关产业工作的人工资才真正涨了。[142]新的估算不仅考虑了各种形式的短缺，还考虑了多种物品质量的下降（由于原材料如皮革、橡胶、棉花短缺，不得不使用大量替代材料）。许多基本食品的人均消费量在30年代中期实际上下降了。此外，工资增长主要靠的是延长工作时间。1934年7月，劳工托管人获得授权，可以把工作时间延长到超过法定的一天8小时，军火及相关产业的托管人确实行使了这一权力。比如在机器制造业，一周平均工作时间在大萧条期间的1929年是49小时，到了1933年是43小时，而1939年上半年开始超过50小时。[143]尽管如此，1932—1938年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却下降了11%。财富不平等的程度有所提升：1928年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0%赚得了国民收入总量的37%，1938年是39%。[144]人们挣得的工资要被“力量来自快乐”、劳工阵线和街头无休无止的募捐等数不清的组织和活动扣去，比例有时候高达30%。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见，到了1937—1938年工人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以保证最基本的生活所需。[145]

不管是按时计工资还是按件计工资，对大多数工人来说，超时工作是唯一现实的提高工资的方法。传统工会解散了，他们再不能像以前一样争取提高工资了。而是否超时工作在单个工人看来是个人选择问题。于是，工人群体快速原子化，每个工人都必须和其他工人竞争，争取提高工资和业绩。导致产量增加的并非合理化生产，而是单纯的超时工作。合理化和机械化生产是20世纪中期的事。超时工作的风气缓慢蔓延到了第三帝国的其他产业。[146]虽然纳粹当局及其相关机构不赞成在消费品产业中延长工作时间，但它们却特别支持战争产业的工人超时工作。这主要是因为重整军备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展开，致使原材料供应和合格的高级技工陷入短缺。第三帝国初期，政府曾经致力于把劳动力引向明显缺乏人力的农业，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各种劳动服务和劳役营。1934年5月15日和1935年2月26日通过的法律要求所有工人随身带着工作档案，档案里须详细记录有关所有者的训练、工作资质和就业情况，劳务介绍时这些东西都被记录在案，政府在给工人安排新工作时可以随时参考这些文件。如果一个工人想出国度假，他/她必须获得劳务介绍所的同意。企业主可以在档案中写上批评性意见，让工人在以后找工作时遇到困难。随着重整军备的步伐加快，政府开始利用工作档案把劳动力引向与武器制造相关的工业。1938年6月22日，戈林发布《服务令》（Decree on the Duty of Service），准许帝国劳务介绍和失业保险局负责人帮助劳动力短缺行业招募临时工人。1939年2月，这些部门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可以为无确切时长的工作招募劳力。不久，超过100万工人被武器制造厂、防御工事（如守卫德国西部边境的大型防御体系“西墙”）及其他很多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意义重大的计划征召。100万人中有30万人属于长期征召的类型，在一个有着2,300万劳动人口的国家里，100万已是个不小的数字。[147]

这些措施不仅剥夺了工人换工作、转向薪水更高的岗位和向异地迁移的权利，还常常使工人陷入一些难以应付的麻烦。比如1939年2月，社民党观察家报告说当地工人被迫从自己在萨克森的工作离职，去修建特里尔（Trier）附近的防御工事，而特里尔在德国的另外一边。被征召的工人里有一位59岁的会计，他甚至从来没有用过镐和铲，还有其他一些人也不适合干这个工作。强制劳动被当作一种惩戒措施：“不管是谁，只要说话时不小心，都会被送到那里去。”纺织工人被强制带去做医疗检查，看他们是否适合防御工事里的体力劳动。有报告说有人因为拒绝征召而被捕，后来被监狱当局转移至新的工作地点，在那里他们会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当某个社民党观察家乘火车去柏林时，其所见让他感到惊讶：

在杜伊斯堡大概有80人挤上了火车，他们高声叫嚷着，衣衫简陋，有的还穿着他们的工作服。他们的行李大多是第三帝国穷人的手提箱，在我的隔间，旅行向导和一些妇女和女孩子坐在一起。我很快得知她们是克雷费尔德（Krefeld）和莱特（Rheydt）附近地区纺织业的失业工人，她们将被重新安置在勃兰登堡，男人去修高速公路，女人去一家新工厂干活。这些人一个个来到我们的车厢，从向导手中获取2马克的旅行开销。没过多久其中一些人就醉了：他们在餐车把钱花了，买了酒。[148]

据报告说，每周都有这样的人被带到新的工作地点，结了婚的人每年有四次回家探亲的机会。

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能解决问题，而且由于军队大量征召新兵，劳力短缺的问题进一步恶化。1939年4月，汉诺威劳务交换区报告说许多工作——差不多一半在建筑业——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共缺少10万人左右：西墙防御工事把建筑业的工人耗尽了。1939年8月，柏林的金属制造业还有2.5万个岗位空缺。不久，空军反映飞机制造业缺少2,600名工程师。政府劳务管理部门已然一筹莫展，甚至建议释放8,000名正好能从事金属制造业的囚犯，但是由于其中许多人很有可能是因为政治原因被关进了监狱，所以这个建议最后没被采纳。劳动力短缺让在核心产业工作的工人有了更多发言权。1936年10月6日，经济部和劳工部直接致信希特勒，指出劳工短缺导致合同不能按时完成，整个重整军备计划因此延长。企业主有时会亲自出马，用高薪从其他行业引诱工人，致使产品涨价。在有的工厂，工人一天的工作时间甚至超过14小时，或者一周高达60小时。[149]30年代末，戴姆勒—奔驰公司（Daimler-Benz）的工人每周平均要工作54小时，但在大萧条之前他们只需要工作48小时。[150]很多时候，劳工阵线还是比较关心工人福利的，它对于工人涨工资的要求采取了比政府更加灵活的态度。1937年10月1日，鲁道夫·赫斯以元首名义发出了一个措辞激烈的命令，要求所有党的机构不得为了讨工人欢心而满足他们的工资要求。赫斯许诺，生活最终会好起来，但现在做出牺牲仍然是必要的。[151]不过劳工阵线抵制了这一命令。

1938年6月25日，戈林允许劳工托管人制定最高工资标准，希望借此控制生产成本。重整军备的经济逻辑造成了他不愿看到的影响。那个时候甚至连停工——实际上是非正式的罢工——都被工人当作争取提高工资的手段。面对必须工作更长时间的压力，工人们要么降低效率，要么请病假，以至于一些官员开始说车间出现了“消极抵抗”。被征召修建西墙等建筑计划的劳动力如果未经许可离开将面临逮捕和监禁，比如1939年初的一份报告显示，有一个叫海因里希·彭萨克（Heinrich Bonsack）的工人因为未经允许擅自离开西墙去看望万讷艾克尔（Wanne-Eickel）的家人而被判入狱三个月。工人们想要逃离西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里12小时换一次班，生存条件简陋，报酬很低，没有安全措施，还经常出现事故。如果工期有拖延，工人要被迫连续工作两班甚至三班以赶上进度，期间每12小时才休息一次。有一位科隆的车工想要离职换一份工资更高的工作，却被他的雇主扣住不放。他告病假要走，却连公司的医生都强迫他回去工作。不久之后，有人发现他的工位被破坏了，随后他便被抓了起来，因消极怠工的罪名被判入狱六个月。这时的政府越来越喜欢使用这一罪名。很多人被征召离家外出工作导致事故频仍，一直到1939年11月希特勒才下令就地征召，但这一命令在实践中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152]

纳粹政权本相毕露，愈发频繁地利用恐吓手段推行政策。企业主最喜欢的是以解雇和送工人去修西墙来威胁他们，但是这招几乎没什么效果。技穷之下，一些企业主开始找盖世太保特工去工厂车间监视闲逛和怠工的人。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劳工规范对某些违规行为的处罚越来越重，包括拒绝按照命令工作，在工作期间喝酒抽烟。但是这些措施的效果相对来说并不好，且导致法庭积压了太多需要花费长时间处理的案子。1939年8月，沃尔芬（Wolfen）地区的法本公司内部的劳工阵线写信给所有工人，警告任何怠工者以后都会不经审判直接交给盖世太保。早在当年4月，已经有纽伦堡的四家公司请盖世太保去抓表现不好的员工。在德累斯顿的铁路工程，盖世太保一周之内会对劳工进行两次无理由搜查。武器和战争相关的生产工厂经常进行整顿，管理层害怕工人中出现怠工者甚至间谍。以前参加过共产党和社民党的工人特别容易被捕，即便他们很久都没在政治上表现活跃了。1938年秋，罗斯托克（Rostock）和瓦尔讷明德（Warnemünde）的亨克尔飞机制造厂——这里的员工相对来说薪酬更好，待遇优厚——据说每天都有员工被捕，因为警察在工人里面培植了告密者和内奸。许多工厂的工人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抗议计件工资降低或工作条件恶化，很多人因此被捕。有时候盖世太保对工厂的骚扰实在太频繁，连企业主都开始抗议。1938年盖世太保在格莱维茨（Gleiwitz）的一个军工厂抓了174人，工厂老板在24小时后将他们领了出来。他劝告盖世太保，必须要宽容对待工人们对政府的一点小批评，不然生产活动就会受到影响，这不符合国家利益。[153]

政治生活和有组织生活在政府的镇压下日益碎片化，致使人们更倾向于追求个人享乐和实现个人目的：获得稳定工作、结婚、生小孩、提高生活品质、度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力量来自快乐”提供的各种旅游项目才会在战后受到德国人的怀念。不过当人们回忆起那段时间时，他们发现很难想起当时发生了什么公共事件，就连按时间顺序重述记忆都很吃力。从1933年到1939年，甚至到1941年的这段时间在回忆中都十分模糊，毕竟日常生活的庸庸碌碌很难让人印象深刻。对很多人来说，经济上的成功才是真的，是生活唯一的意义：政治是无关的打扰，人们无法独立自主地参与政治生活，所以还不如不参加，除非不得不去。从这个角度看，1939年引发了一种怀旧情绪，那是德国一头扎进战争、毁灭、贫困、崩溃之前相对和平繁荣的最后一年，直至1948年才恢复。实际上正是30年代中后期为50年代的德国打下了基础。50年代整个德国社会工作努力，政治化程度不高，出现了“经济奇迹”。30年代末，多数德国工人虽有程度不同的犹豫，但都已经融入第三帝国。他们可能并不信服其主要的意识形态教条，对纳粹政权频繁要求欢呼和支持也感到厌烦，对其没有带来更高程度的经济繁荣感到恼怒。他们可能在很多方面都对生活牢骚满腹，私下讽刺和挖苦元首和某些纳粹机构。但是就像很多人的回忆呈现的那样，无论是借助怎样的手段，第三帝国至少给了他们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魏玛时期的经济困难和经济灾难都被克服了。就凭这个，德国工人中的绝大多数都觉得纳粹政权可以忍受，尤其因为有组织抵抗的可能性很小，表达异议的代价太高。二战爆发前夕，德国工厂和各种工作场所确实广泛存在着非正式的、个人化的不服从现象，但这绝对不是什么“反对”，更谈不上是“抵抗”，这些不服从现象从来没有让第三帝国统治精英感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危机。[154]

二

在大萧条中，数百万人承受着失业和赤贫的痛苦，纳粹上台后，这一部分人的经济状况并未好转，那么第三帝国是如何处理这些人的？在原则上，纳粹意识形态并不支持社会福利。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曾经写过一战前自己在维也纳的经历，那时候他与穷人和饥民住在一起。未来的元首怒气冲冲地表示，社会福利把那些退化和弱小的人保留了下来。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角度看，如果德意志种族想要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变得更强，并且除掉内部最弱小的一部分，慈善事业将是一种必须消除的罪恶。[155]纳粹党经常指责魏玛时期发展起来的复杂的社会福利体系，说它官僚主义严重、程序烦琐、效率低下。此外，纳粹分子还指责魏玛福利体系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在他们眼里，由一系列私人慈善团体支持的魏玛福利王国不仅没有支持生物和种族上更优秀的人群，反而在施行过程中不加甄别地支持了劣等种族的人，对日耳曼种族的复兴没有任何帮助。从某些方面看，纳粹党的观点和当时公立和私营福利机构持有的观点相去不远。在30年代初期，各种福利机构内部都弥漫着种族卫生学说，它们还支持在“先进”种族和“退化”种族之间划界（虽然实践这种划界在1933年后才变得可能）。在大萧条期间，福利机构越来越赞成使用惩罚措施对付饥民，而到了1933年它们很快就同意对“不愿意工作的人”“穷困潦倒的人”以及“社会反常人士”施以刑罚。因此，纳粹主义的福利理念和魏玛后期福利管理机关的想法并非完全相左。[156]

但是，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约有1,000万人在拿福利救济，所以如果纳粹当局直接把如此规模的失业者和饥民斥为“不值得帮助的人”，那无异于政治自杀。在纳粹党执政第一年的前三个季度，无论就业形势好转了多少，或者只是表面上好转了多少，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都意识到，经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第三帝国治下的第一个寒冬仍将有不少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为提升新政府形象，让人们相信政府在尽一切努力让德国的富人和穷人团结起来，戈培尔于1933年9月13日宣布，他正在筹划一个短期救助计划，即“德国人民冬季援助计划”。这个计划建立在党的地方领导人已经实施的一些紧急救援计划之上，并对之加以规范、整合和深入实施；更重要的是，这个计划延续并扩大了魏玛共和国讨论过、由时任德国总理布吕宁政府1931年正式建立的类似援助计划。[157]很快，150多万志愿者和4,000名薪酬工人开始在紧急救助中心为穷人施粥、分发小包食物、搜集和发放衣物，并集中开展了多种慈善活动。希特勒做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演讲，鼓励人们捐钱捐物，结果第二天德国各类机构——包括慕尼黑的纳粹党总部——一共收到了200万马克。在1933—1934年的那个冬天，各种捐献加起来一共值3.58亿马克。戈培尔的宣传部对此非常满意，大声宣布这证明德国人民形成了一个团结互助的新精神共同体。[158]所以尽管这次冬季救助计划的实施者是国家政府、宣传部长和一位特别指派的帝国专员，但这既不是慈善，也不是国家福利行为。相反戈培尔宣布，这是德国人民帮助德国人民的种族自强行为。[159]

但是现实再一次背离了纳粹宣传描绘的美好世界。因为实际上从一开始，捐钱给冬季援助计划就是一项强制性义务。当一个身着制服、虎背熊腰的冲锋队员站在门外要求捐款时，几乎很少有人有勇气拒绝，有的人确实拒绝了，于是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最终还是被迫屈服，把钱放进了捐款箱。巴伐利亚出了通知，称不捐款的人会被当成祖国的敌人。有的人被押上街游行，脖子上挂着牌子宣布他们不捐款的“罪行”；还有人因此失掉工作。1935年弗兰肯有一个限制继承的德国农民拒绝捐献，他的经历十分典型：当地纳粹党领导人格斯特纳（Gerstner）通知他“你不配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享有‘农民’这一荣誉头衔”，又警告说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你的态度可能引发的公共失序”。换句话说，他有可能被带去集中营实施保护性拘留，或者遭到当地褐衫军的身体暴力。1935年12月在布雷斯劳的一个电影院，8名携带武器的党卫队特工在一场演出结束之后出现在台上，宣布出口已经关闭；在观众席上有国家的敌人，每一个人都必须给冬季援助计划捐款，以证明他们自身的清白。简单通知之后，大门打开，50名冲锋队员带着捐款箱冲了进来。此外，德国境内的工人都被迫同意从工资中扣除基本个人所得税的20%（后来降到10%）作为捐款。那些挣得很少几乎不缴税的人也得从每日所得中捐出25分钱。1938年，某个工厂的工人得知，如果有人拒绝扣掉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他们要支付的部分会转加到其他工人头上。[160]

还有相当关键的一点是，定期自动举行的募捐会给已经捐款的人发一块牌匾，他可以把牌匾钉在家门口，褐衫军、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和其他党员看到后就不会再敲门索取捐款，不再打扰这家人。但是在某些工厂，就算工人已经同意从工资中扣除冬季捐助，也躲不掉街上拿着捐款箱的褐衫军成员，一旦碰到，这些人便会强硬纠缠。每家商店的柜台上都放着募捐箱，在购物时，小店主和其他消费者会要求工人们把零钱放进募捐箱中。一些所谓冬季援助小贩趁此机会推销一些画片，其中包括一套希特勒的肖像。学校的孩子们偶尔一天会放几个小时的假，去街上卖一些小挂饰为冬季援助筹款。买个冬季援助勋章可能可以赶走街上那些募捐人的纠缠；不过更好的方法也许是买一个冬季援助钉子，证明自己有冬季援助盾牌。每枚钉子5芬尼，可以钉在盾牌上，一共可以钉1,500个。戴着冬季援助勋章上街还是一种自我保护手段，表明自己支持纳粹政权。1938—1939年的冬天，一共卖出了大约1.7亿枚勋章，那时候在家里用勋章装饰圣诞树成了一种时尚。[161]

和其他许多所谓紧急措施一样，冬季援助计划很快就变成永久性社会政治工程的一部分。计划在1934年11月5日获得法律支持。《筹款法》（Collection Law）允许内政部长和纳粹党的财政专员暂停任何与冬季援助计划构成竞争关系的捐款或基金，而其他慈善活动则因此被迫挪到夏天那几个月进行，使得德国人民全年都得为慈善事业做贡献。1936年12月4日又通过了《冬季援助法》（Winter Aid Law），正式将冬季援助定为永久性计划，使其得到法律层面的保障。援助计划的数据表现抢眼。在1938—1939年冬季的捐款中，一共有1.05亿马克来自工人工资，其余筹款和捐献（其中最大头出自工业界和商业大公司）共计5.54亿马克。冬季援助计划获得的捐款占了当时工人人均收入的近3%。当然从1933年开始，变化也在慢慢发生：1935—1936年的冬天过后，犹太人被排除出捐款人和纳捐人的行列。同时经济复苏也导致接受捐助的人数量减半，1933—1934年还有1,600万人捐款，到了1938—1939年只有800万。冬季援助计划还有一系列附加活动，其中包括每年12月1日的所谓“国家团结日”。那一天纳粹政权的显赫人物会公开在街头募捐。1935年他们一共筹集了400万马克，1938年至少有1,500万马克。那段时间，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德国每个家庭——实际上是每个德国人都只吃“一锅菜”——一锅便宜的“炖菜”，所用食材只花不到50芬尼。这多少已经成了一种义务，谓之“一锅星期日”。傍晚，冲锋队、党卫队或是纳粹人民福利机构的代表会出现在门口索要捐献，捐献额正好是家庭日常用餐开销和50芬尼之间的差价。这一政策也施行于各餐厅。希特勒喜欢跟着装装样子，在星期日晚餐时会向自己的客人索取一笔不菲的捐款。阿尔贝特·施佩尔后来抱怨，每次星期日和希特勒吃晚餐都会“花掉我50到100马克”。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希特勒在每月第一个星期日的宾客数量下降到只有两三个，根据施佩尔的报告，“希特勒就此冷嘲热讽地说他的同事缺乏献身精神。”[162]

除此之外，纳粹党还积极重整私人慈善领域。统管私人慈善工作的纳粹负责人是埃里克·希尔根费尔特（Erich Hilgenfeldt）。他来自萨尔兰（Saarland），出生于1897年，在一战中曾经担任军官。他以前是钢盔的活跃分子，后来在1929年加入纳粹党，并成为柏林地区领导人。那时戈培尔是他的顶头上司，二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希尔根费尔特曾将首都内部的一些褐衫军和党的福利组织整合与集中起来，成立了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这一新机构获得宣传部长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Magda Goebbels）的支持，1933年5月3日希特勒亲自过问此事并表示支持，希尔根费尔特趁机将自己的势力扩大至全国的纳粹自助组织。他击败了罗伯特·莱伊和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这两人都想要由他们的机构掌管社会福利事务。希尔根费尔特成功说服政府，社会福利不应该是劳工阵线或希特勒青年团优先关注的事情，福利事业应该由一个独立机构全权且专职负责。在1933年的3月到7月间的动荡局势中，希尔根费尔特成功接管了德国几乎所有私人福利和慈善组织，其中以社民党和共产党的大众福利机构为主。从1933年7月25日开始，德国只有四家非国家控制的福利机构：纳粹人民福利组织、新教使命团、天主教明爱会、德国红十字会。其中只有纳粹组织才能拿到国家补助。在德意志基督徒短暂主导德国新教教会的时间里，大量教会福利机构（如教会幼儿园）被新教使命团转交给了纳粹人民福利组织。尽管政府依旧允许其他组织（特别是天主教明爱会）在夏天募捐，但它们的工作受到褐衫军拳打脚踢式的暴力干扰。从1936年开始，政府要求这些组织和纳粹组织一样，去街上挨家挨户筹集捐款。面对着手握强权的竞争对手，它们的处境非常不利。[163]

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明确告诉人民这些捐款将用在何处：他在1934年10月宣布，“我们绝不会辜负人民的慈善热情和牺牲精神，将之用于不利于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和公共利益的事情上。”这句话是在暗示，纳粹意识形态强调的自我牺牲已取代了过去的基督教慈善，这是纳粹所谓的日耳曼种族的几个特征之一。纳粹慈善在另一个方面也表现出鲜明的种族主义色彩：与政府主导的冬季援助计划和其他慈善机构（如红十字会）不同，纳粹党从一开始就只把自己获得的捐款用在“雅利安后代”上。[164]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机构还在自己的章程里写下了“神圣”宣言，该组织的目的是提高“德意志民族的生活质量与民族内部的健康力量”。它只会帮助那些属于优势种族的人、愿意工作的人、政治上可靠的人以及愿意且能够繁衍后代的人。“不能完全履行共同体义务的人”被排除在外。救济不会提供给酒鬼、流浪汉、同性恋、妓女、怠工者（或不合群的人）、惯犯、有遗传病的人（这个范畴相当宽泛）以及非雅利安人族群。纳粹人民福利机构官员还指责政府福利机构在分配善款时对接受者不加甄别，迫使政府福利机构进一步滑向种族卫生主义，实际上它们已经走上这条道了。在纳粹意识形态那里，基督教的慈善观念尤其可恨。它们觉得教会慈善不利于雅利安种族的发展，因此采取了限制手段，排挤天主教明爱会和新教使命团，使其日益边缘化。[165]

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尽管遇到了各种限制，但它也许是第三帝国治下和“力量来自快乐”一样最受欢迎的党组织。到了1939年，该组织已经有1,700万成员，成功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美好形象：照顾和支持日耳曼种族共同体内的弱小成员，至少是为那些自身没有犯错却陷入困境的人提供帮助。比如，1939年该组织运营有日间托儿所8,000个，它还为德国的母亲们提供度假屋，为大家庭提供食物补助，以及其他福利措施。但是社会上最穷的一批人却不喜欢它，甚至还有些害怕。他们讨厌组织提一些冒犯性问题，爱就他们的行为进行道德审判，还经常威胁他们，如果不符合救济标准就会被盖世太保强制带走。还有许多人对新组织将教会福利机构一脚踢开的做法感到失望，因为以前他们在需要时曾仰赖教会福利机构的帮助。无处不在的街头募捐激起了人们的愤怒甚至恐惧，这是无法忽视的。社民党某特工在1935年报告，“街头募捐简直就是有组织的拦路抢劫。”“募捐带有很大的强制性，”另一个特工汇报说，“几乎没人能逃掉。”“去年的街头募捐也许还只是个麻烦事儿，”某人在1935年1月抱怨冬季援助时说，“但是今年冬天它已经成了最大的灾难。”更糟糕的是，进行募捐的不只有冬季援助计划，希特勒青年团也搞募捐，其目的五花八门：修建新的青年旅馆、支持境外的德国人、建防空洞、为贫困的“老兵”发放补助、发行彩票制造就业机会。很多地方项目也在进行募捐。此外，上面还以各种名义克扣工资，比如存钱买大众汽车、支持“力量来自快乐”和“美丽劳工”的项目等，不一而足。这些捐献无论是何种形式（物品、纸币、无偿志愿劳动），最后都等同于交一种新税。人们满腹牢骚诅天咒地，但是所有的报告都显示他们最后还是捐了。募捐活动中没有出现任何有组织的抵制，有的只是一些人在某些场合之下拒绝捐钱。人们已经习惯了永不停歇的募捐活动，要钱、要衣物、要其他东西。募捐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相信纳粹老党员最容易也最经常拿到这种救济，也有许多传闻说相较于以前参加过社民党和共产党的人来说，纳粹党员会优先拿到补助。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政治可靠性是拿到资助的基本条件，受益最多的的确是纳粹党员及其周围的一批谄媚之徒。当时自然就出现了很多嘲笑官员腐败的笑话，据说福利机构的整个运作过程中都充满了腐败。有一个笑话说，有两个官员走在街上，在沟里捡到了50马克。一个人把钱捡起来，说自己要捐给党的冬季援助计划，“你绕那么大弯子干吗？”另一个人问道。[166]

通过“自由支配”福利资金，纳粹政权省下了一笔出自税收的政府开支，将其用在重整军备上。征兵、婚姻贷款等项目从劳动力市场带走了一批人，又让政府节省了一笔福利开支，将其转作军事用途。在纳粹夺权之前，政府和一些地方当局就已经大幅削减了失业救济，新政府更是迅速地进一步削减了救济资金。所谓志愿劳工服务以及类似计划本来是为了降低失业率，但它们也能使政府在失业救济上省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到了1935—1936年冬天，失业现象远远没有绝迹，但是地方当局却依然尽其所能削减福利开支。从1935年10月到12月，拿失业救济的人数从33.6万涨到了37.6万，但整个德国支付的救济金总数却从470万马克下降到380万马克。各地的福利部门把失业人口召集起来审问，考察他们是否适合工作。合格的都编进帝国劳役团或各种紧急救助计划，而那些没有接受考察的则被从登记册上除名，他们的失业救济也就没了。租房补助被砍掉了，照顾老人和医院病人的人也拿不到钱了。一位科隆的女工人曾经请一个福利官员帮忙，为她在家照顾的75岁的母亲付医药费。但那个官员告诉她，政府不会在这些人身上花钱了，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负担。[167]

削减福利开支只是一项战略的一部分。政府让德国人民自食其力，而不是从国家拿钱，这其实是在暗示，不能自食其力的人是可有可无的，甚至还会给德国人民未来的健康带来实实在在的威胁。以后劣等族群、社会异类、罪犯、“不合群的人”等类似人群都会被完全排除出福利体系。前文已经提到，到了1937—1938年，很多社会底层、社会异类和喜欢小偷小摸的人都被抓了起来关进集中营。在纳粹党眼里，他们对政府毫无用处。因此，当重整军备吸收掉大量失业人口，就业问题得以缓解之际，纳粹主义故态复萌，又像当初那样对社会福利怀疑起来，而这一次是以最残忍的形式。

三

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冬季援助计划和“力量来自快乐”项目在当时的德国深受欢迎。对很多人来说，这些组织和项目都证明政府在认真兑现承诺，为所有德国人建立一个有机的民族共同体，所有的阶级冲突和社会对立都将化为无形，小我的个人利益将向大我的集体利益让步。这些组织、计划和项目意在消灭阶级和等级区分，促使富人帮助在大萧条中受苦受难的德国同胞，多管齐下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不过有些奇怪的是，最被人民共同体意识形态吸引的却是富人，而多数工人都还沉浸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中，拒绝接受纳粹意识形态。梅利塔·马施曼的反应比较典型。这位年轻姑娘出身于保守派家庭，家庭条件中上。在家里，她的父母向她灌输了一个关于德国的神话（后来她称之为“可怕但诱人的神话”）。[168]30年代初，家里的话题经常触及德国在一战中的屈辱、国会中政党的对立和争吵、街头不断升级的暴力和伤害、失业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以及他们的贫穷和绝望。但据她父母讲，在德皇当政时期，德国内部团结一致，人民为祖国感到骄傲。梅利塔怀念德皇时期，无法抵抗纳粹主义允诺的诱惑：结束内部不和，将所有社会阶层都团结在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之下，不论贫富人们都会得到平等对待。[169]她的经历极具代表性。纳粹当局为实现民族团结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发展福利计划和娱乐计划。尽管对这些计划的反馈一般都是正面的（特别是在人们的回忆里），但这些计划也有不好的一面。其中令人不能忽视的是这些计划都带有强制性。尽管政府不停鼓吹所谓自我牺牲的美德，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此积极响应；相反，很多人都只关注自身物质生活的提高，当然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都经历过一战以及后来的通胀和大萧条。阶级分化似乎和以前一样明显，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那就是纳粹政策的第一受益群体“老兵”与党的地方领导人，这些人和德国其他人之间的有着明显的区别。绝大多数德国人坚守的信念各不相同，既有基督教的普世慈善观，也有深植于工人头脑之中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很多工人仍然通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理解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政府发现，很难完全清除他们的这些观念。

因此到了1939年，即便是对最受欢迎的计划，很多人也已经开始对其失望。纳粹政权激起的第一波热潮在1934年开始消散。到了1936年初，这种热情已经非常低了，就连希特勒的受欢迎程度都已经开始下降。[170]那么1939年的这次幻灭达到了什么程度？其范围有多广？最后它为什么没有转化为对纳粹政权更为广泛和坚决的抵抗？普通人对第三帝国态度的变化，1933—1939年间发生的社会变化，所谓团结的有机民族共同体许诺实现的程度，这些都可以从一座偏远小城市在这段时期的经历窥见一二。这座小城市位于下萨克森，名叫诺特海姆（Northeim）。第三帝国建立之初，在其居民看来，城里发生的最明显外在变化是繁荣和秩序的回归，魏玛共和国最后几年的贫穷和失序不复存在。街头斗殴和会议争吵曾经让居民心忧，但现在那些东西都已经消失。当地的纳粹市长叫恩斯特·吉尔曼（Ernst Girmann），他在1933年9月打败了党内对手，开始独掌诺特海姆大权，不受任何民主程序限制。1935年1月通过了一项新法，在全国范围内施行，赋予地方行政长官不受约束的权力，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他的权力。吉尔曼制定了一个详细计划，想要振兴城里的就业市场，他也就此进行了大量有力的宣传工作。但精明的本地商人从来没有将计划付诸实施。其实在纳粹新政对德国经济产生影响之前，当地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与此同时，很多失业人员都从街头被抓进了集中营，或者被送去参加公共建设计划。被帝国劳役团征召的工人参与修建了一些高度醒目的市政改造工程，比如扩展城市公园。他们还被带去重新粉刷城里的一些老房子。[171]

最引人注目的建筑计划包括修一个纳粹集会场所。这是在森林附近的一个露天剧场，市政府从吉尔曼的一个朋友手中以极高的价格买下了这片土地。在政府补贴的支持下，小城里修了很多新房和新公寓。当时吹嘘得最厉害的计划是要在市郊盖48座新房。虽然30年代初就有人在考虑这一计划，但1932年该计划却由于当地纳粹分子的反对而宣布推迟。只有入党或加入了党的附属机构的雅利安家庭才能搬进去，搬进去的人也都拿了地方党部的补贴。此外，围绕着“战胜失业”的一系列宣传攻势在诺特海姆也取得了成效，大多数人都相信第三帝国确实带来了一次奇迹般的经济复苏。此外，当地的纳粹福利机构非常活跃，经常组织募捐、慈善之夜、“一锅星期日”以及大众慈善集会等活动。这些活动都让市民更加相信，每个人都在努力使德国摆脱经济困境。不过，第三帝国带给小城最重要的好处是军队重新进驻了当地某营房，营房整修工作使诺特海姆的建筑业迎来了一个小高潮。1,000名士兵和副官对当地小商店和供应商来说意味着1,000个新的消费者。[172]

不过，大区的盖世太保报告指出，即使有了这一切，小城里的前社民党和共产党员仍然没有发生动摇。到了1935年末这伙人仍然拒绝和新政权一条心，他们经常靠嘴搞宣传，传播负面新闻。当地的天主教徒也表现出了敌意，人们依然去犹太人商店购物，幻灭的保守派开始和军队拉关系。吉尔曼曾想彻底打垮城里的路德宗，让小城成为德国第一个没有基督徒的地方，但是他的行动遭到教士和世俗人群的消极抵抗。为响应国家政策，吉尔曼和学生家长展开私下交流，言语之中暗含威胁，但表达的意思十分明确，借此成功地关掉了镇上的天主教学校。但更高一级的政府当局可不会允许他直接对路德宗信徒施加暴力，他只好让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朝小镇教堂的十字架扔雪球，但并没有什么效果，打击路德宗的行动遂宣告失败。但凡他发现有人不服从，便会加以威胁。开会没能到场或者早退的人，都要遭到他的当面质问。有一次，吉尔曼亲自写信给一个行纳粹礼时没有举起手臂的年轻女性，告诉她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她就要受皮肉之苦。在这样的威胁下，当地居民一般都小心翼翼地表示出服从姿态（至少在表面上是）。尽管如此，在度过前几个月的蜜月期之后，小镇对新政权的热情便开始大面积消退。[173]

地方党组织发现很难阻止幻灭情绪产生。1935年末，党组织已经失去了劲头，里面的主要领导人（其中包括吉尔曼）已经习惯了舒适生活。一些人甚至变得非常富有，他们拿着高工资，享受着早年战斗的果实。其实在30年代后期，除了在城里修了一些马术设施供自己定期享用，吉尔曼真正干的工作很少。纳粹节日和庆祝变成了空洞的仪式，参加的人多是出于恐惧而非笃信。城里很少发生反犹暴力行动，每次发生时市民一般或是漠不关心，或是明确表示反对；对他们来说，这些暴行是第三帝国当权后应该镇压的一些乱象。1935年后各类有组织抵抗都已经完全被镇压，而在这之前的社民党人如果不再参加反抗运动，一般就会被宽容相待，尽管当局并不情愿。街区监护负责定期拜访每个家庭，在接受冬季援助捐款的同时还负责检查受访对象在政治上的可靠性。若街区内有谁想申请社会福利，想参加镇上各种行会和俱乐部，或者想在政府谋职，看守须就此提交报告，填写一张表格，列出他们参加会议、参与慈善捐款等事务的细节。地方档案馆保存了数千份这样的报告，但1935年之后没有一份报告把人划成政治上不可靠，只有一小阵儿当教会纷争达到高潮时，某些报告之中包含了一些与之相关的负面评价，主要针对天主教激进分子。街区监护的很多记录都非常模糊，所含内容意义不大。不过其中一小部分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申请人是否给冬季援助以及类似计划捐了款。如果没有，申请人资料上就会出现一个黑色标记，表示该申请人“自私”“不友爱”。这样的人会给街区监护的工作平添困难，而且街区监护若因此未能完成指定的捐款份额，便有可能遇到麻烦。在极少数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忘记在希特勒生日当天挂旗或行纳粹礼。除此之外城里很少出现其他问题。这个时候，从某种程度上讲小城的政治局面已经稳定下来，多数街区监护只是在完成日常工作，他们希望一切顺利，不要遇到任何麻烦。只要人们在表面上表示服从，即便是把自己的真实信念埋进心里，基层官员也毫不在意。当然，和偏远小城诺特海姆比起来，负责柏林或鲁尔区某个前共产主义大本营的街区监护要更加活跃。但是到1939年德国确实已经处于稳定状态：城市居民无论持有怎样的政治观点，都按要求参加公开仪式，尽管没有多少热情；地方党部小心翼翼地保持现状，避免对人民有过分之举。最后，地方党员只能确保人民的默许和假殷勤，但现实是他们只能这样，而且其他地方的情况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174]

诺特海姆反映了德国其他许多地方的情况。到1939年时，并不是所有德国人都成了狂热的纳粹分子。但是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愿望，即秩序、安全、工作、改善生活质量的可能性、职业发展，这些在魏玛共和国看起来遥不可及的东西大部分都在第三帝国得以实现，这已经足以使纳粹政权获得人民的默许。从这个角度讲，政治宣传没有明摆着的社会现实有力：纳粹德国最初几年不仅经济稳定，政治也稳定。比如，尽管清洗罗姆的暴力行动是非法的，但多数人表示能够接受，这不是因为人们支持希特勒把谋杀当成政治手段，而是罗姆的冲锋队在之前几个月威胁了社会秩序，除掉罗姆能够恢复秩序。秩序和稳定优先，这是德国社会的广泛共识。纳粹政权认识到了，也接受了这一点，并利用这种共识来巩固政权。当然，从长远来看这些都是幻觉。但就此时此刻而言，尽管人们可能会因为不满于第三帝国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发出抱怨，但是如果任何抵抗运动想要将此转变为声势更大的反政府活动，那么它可能就是过度自信甚至自负了。[175]

四

第三帝国领导层做出的社会承诺确实造成了很深的影响。国家社会主义能够在30年代初多次赢得选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一直在向民众允诺，声称要克服魏玛共和国的内部分裂，把德国人民重新团结在一个全新的民族和种族共同体之下。在新共同体内部，合作与互助将取代冲突与对立成为主流，阶级差异会消失，德意志种族的利益至高无上。第三帝国成立的头几个月，戈培尔和纳粹领导层精心策划了两个具有极强象征意义的游行宣传活动，即波茨坦日和劳动节。两个活动的目的都在于展示新德国是如何将普鲁士旧传统和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的。1934年1月27日希特勒接受了纳粹剧作家汉斯·约斯特的采访，他声称纳粹主义“把德国看成一个统一体，一个独立存在的有机体”。“在继承资产阶级传统的基础上”，他告诉约斯特，国家社会主义将“展现国家决心，在吸收马克思主义教条中的唯物主义传统之后，国家社会主义主张鲜活且具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他接着说：

人民共同体：这是所有劳动者的共同体，意味着要团结一切重大利益，我们要克服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避免人民大众只是机械性地凑在一起，在这里个人命运将无条件地与国家命运等同，个人将无条件地和人民联系在一起……资产阶级分子必须成为国家公民，红色同志必须成为种族同志。二者都要诚心诚意地尊敬工人，提倡劳动光荣。高贵属于士兵和农民、商人和学者、工人和资本家。他们要诚心起誓，选择所有有理想的德国人都会选择的唯一道路，即为了国家……资产阶级分子不能再觉得自己是活在传统和资本之中，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继续对立；相反，他应该开放心灵，把自己当成工人，并融进共同体之中。[176]

为了强调这些观点，希特勒为自己打造了一副工人形象：他出身工人阶级，是人民中的卑微一员，尽管一步一步走向了权力之巅，但却从来没有切断与微末身世的联系。

在1937年的劳动节上，超过100万人在柏林的欢乐花园集会。和往常一样，希特勒告诉参加集会的人，他“不是从宫殿发号施令，我是从工地走出来的。我不是将军，我和其他几百万人一样，也是士兵”。在1914—1918年间，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被消灭了，人民一起为民族奋斗，而这种战斗在前线的同志之谊将在第三帝国的精神中再生：

在我们的祖国奇迹正在降临。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人现在可以站在数百万德国人民、工人、士兵面前，站在国家和民族之前！在我身边的是来自各个阶层的人，现在已经身处区领导人等不同岗位。但我们强调，以前属于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的人在运动中也有自己的位置。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他们从哪里来，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为了民族的利益一起奋斗！[177]

希特勒用了“以前”这个词，这和第三帝国的宣传口径一致。第三帝国曾经尽其所能地推销一个理念，那就是新德国会废除所有的阶级差别。罗伯特·莱伊在1935年声称，“我们是欧洲第一个克服了阶级斗争的国家。”[178]所谓消除阶级，是指纳粹党的许多机构都提拔出身低微的成员去领导岗位，指挥组织内部的资产阶级成员（比如在希特勒青年团），或者让社会精英的后代服从以前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再如很多大学生都被送到劳役营，学校老师也必须接受“老兵”的训导。纳粹德国内部出现了大量针对德国最知名社会特权堡垒的攻击，比如纳粹学生曾经抨击传统的学生决斗团体。让雷克—马列策文一类的传统主义者非常厌恶的是，这种抨击还伴随着许多平等主义的花言巧语，指责决斗团体公然搞阶级歧视的反动本质。[179]

但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言辞之外还伴随着实际行动。第三帝国当政的最初六年，学术专业出身的职业地位、自主性和权力确实下降了。大学一类的传统机构被贬为只是德国年轻人生活体验的一部分，1939年的大学人数远远少于六年之前。在小商人和白领眼中，他们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差别正在逐渐消失，而且这种消失不仅仅发生在纳粹分子的演讲里面。贵族阶层发现，一些出身卑微、自大无礼的青年纳粹分子把他们挤出了权力场。在传统中地位较高的人，如医生、牧师、大地主和乡村长老，发现他们全都难逃攻击。无论在哪里，年轻一辈，或至少是其中重要的一小部分，都抓住机会反对老一辈人：贵族群体、乡村地区、学校课堂、大学校园，莫不如此。无疑，一个新的政治精英团体已经接管了权力。上面是戈培尔和戈林、席拉赫和莱伊，中间有区领导人，最下面是街区监护官员和希特勒青年团指挥官。很多社会背景并不显赫的新人开始占据权力中心，他们多是年轻人，其中罗森博格甚至来自国外。此外，很多传统社会价值也遭到贬低：教授的“为学术而学术”，医生的希波克拉底伦理即“病人的利益优先”，甚至商人的“利润乃成功的最高标准”都被第三帝国扔到一边，为战争、种族和民族共同体让路。

但是，纳粹德国一直高声嚷嚷的阶级平等并不意味着社会地位、收入和财富平等。纳粹党没有为了促进人民的净收入平等而实行过激进的税收制度改革，也没有像苏联与之后的民主德国那样采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在第三帝国，富人还是富人，穷人还是穷人，和以前一样。最后，贵族拥有土地的权利没受到任何侵扰，青年贵族甚至还在党卫队中找到了新的领导角色：德国未来的政治精英。在农村，农民家庭自己管理乡村共同体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它们通过和新政权达成有限的妥协，基本上保证了自己的传统地位。大小商人做生意也仍是出于传统的资本主义营利动机。大学教授避开了明显既不科学又不学术的纳粹意识形态垃圾，钻进自己的小天地中，隔绝于主流教学研究，基本是一切照旧。法官和律师仍在判案和辩护，打官司，把人送进监狱。医生对病人、雇主对工人都有了更大的权力。就教会而言，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确失去了一些像教育这样的传统阵地，但是所有相关的报告都认为，尽管纳粹当局想方设法捣毁教会，但神父和牧师阶层基本忠诚如故。民族共同体的宣传在政治层面上确实说服了很多甚至是多数德国人：党派纷争没有了，似乎所有人都团结在希特勒的领导之下。“不要阶级斗争了，”路易丝·索尔米茨1933年4月27日在日记里记录，“再也不要马克思主义、宗教分歧了——我们只要德国，在希特勒领导之下的德国。”[180]但是，相信纳粹当局1933年许诺的乌托邦会真正到来的人就要少很多了。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在短短六年时间内发生全面改变，除非是靠20世纪初苏俄政府进行的大规模暴力和恐怖活动（1918—1921年苏联内战中的恐怖统治和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在第三帝国，虽然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其领导层的确是在1934年6月末有限度地杀害了一批内部异议分子（或者被认为是异议分子的人），他们还杀了德国境内的数千名反对派（包括真正的反对派和被认为是反对派的人），但它主要的暴行针对的是外国人，并且发生在战争期间。第三帝国的内部暴行远远比不上苏联，后者屠杀了多达300万的苏联公民（多发生在和平时期），同时还有更多的人被关进劳役营遭到残酷迫害，更不用说斯大林时期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带来的大量暴力冲突。同样地，虽然第三帝国限制了工资和消费，但这绝不是以缩小贫富差距为目标（相较之下，苏联社会采取了更严厉的限制措施缩小贫富差距），而是为重整军备省钱。尽管纳粹主义一直嚷嚷着要恢复日耳曼民族历史神话中的秩序和阶层，但它从来没有想过要开历史倒车。正如前文所述，那些想要恢复旧社会壁垒和社会等级的群体和那些期望新政权采取激进措施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的群体一样，对第三帝国感到非常失望。[181]

真正的问题在于，纳粹政权也许曾经想过要系统性地进行社会变革，但最后它的计划都不得不屈从于那个压倒一切的最高目标，那就是备战。所以，只要能为德国占领东欧做准备的都是好的；挡道的都是不好的。社会或种族乌托邦计划被推迟到德国占领东欧的生存空间之后，一如人民大众的经济繁荣计划最终也只能指望德国占领东欧。那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人们只能靠猜。后来很多证据显示，希特勒绝对不会只满足于占领东欧，而是想进一步征服世界时，未来会怎样人们就更只能靠猜了。即便如此，对于第三帝国领导层和意识形态专家设想的未来乌托邦的本质在1939年就可窥一二了。纳粹主义有一种对技术的浪漫主义幻想，虽然这种幻想肯定受到了重整军备影响，但绝不是只有军事因素。纳粹德国是一个迷恋最先进机械、最先进工具、最先进通信方式的政权。这一切都预示着大公司、大商业、现代城市和复杂的社会组织将在第三帝国占据主导地位。纳粹主义的未来奠基于科学原则：把种族卫生学说和达尔文自然选择原理运用到人类社会，没有任何传统道德和宗教顾虑，一个层级分明的复杂国家机器负责施政，还要消灭一切反对声音。有时，纳粹宣传为欧洲设计的未来似乎是一个农民的欧洲，靠“血与土”联系起来的德国人将会去奴役和剥削一个伪封建世界之中的各种劣等种族，里面没有工业社会的问题和麻烦。对于实现欧洲化的第三帝国而言，去工业化和去城市化是其关键。[182]但是最后，农民欧洲理念最热烈的支持者（比如达雷）相继失势。相反，胜利的人都相信，欧洲种族新秩序要把最先进的工业技术通讯和农业乡村结合起来，并在两者之间实现新的平衡。[183]

德国在19世纪中叶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相应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也次第展开，并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所以纳粹现代化运动带来的后果必须在20世纪初的德国现实中才能得到理解。但这里同样有致命的矛盾。比如一方面备战无疑加快了工业生产中已经出现的集中化和理性化趋势，还促进了多种技术的发展。政府支持机构和公司研发部门会展开合作，共同研发军事技术和医疗技术。但在另一方面，第三帝国的教育政策促使德国职业精英的学术、科学和智力竞争力迅速下降，1939年之后职业人员的数量和实力已经开始下滑。如果纳粹德国某个所谓的未来精英来自党卫队、新精英学校或骑士团城堡，那么他注定是一个能力不足的精英。他会发现管理能发动和维持一场复杂、现代、工业化和技术化战争的现代社会经济体系非常困难。工会一类的传统社会组织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纳粹政权希望个体只认同国家和种族；但是这样做造成的后果适得其反，使普通人退回家庭私人生活。他们选择消费优先，但第三帝国既不想也没有能力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传统工人运动组织被尽数消灭，也许这可以看成是对现代性的打击，但它也为1945年之后形成一套完全不同、矛盾较少的劳工关系结构奠定了基础。而从长远看，传统工人阶级的衰落与后工业社会服务业的兴起也会造成相同的结果，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

有人热衷于讨论第三帝国是否使德国社会现代化了，它想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社会秩序，以及它是否获得了成功。可是，这些辩论都忽略了一个最根本问题：改造社会绝对不是纳粹政策的优先选项。当然，纳粹当局确实想要弥合——如果不是完全废除——社会分歧，也想让社会和谐取代社会对立，还尽其所能使第三帝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尽管不是要实现阶级平等）。但是这些很多都停留在符号、仪式和言语层面。总的来说，希特勒和纳粹政权最想做的是改变人民的精神、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行为模式。他们要从魏玛共和国的废墟中锻造出新的男人，以及为了锻造新的男人而需要新的女人，再造一战前线曾经出现过的不畏牺牲、团结一致的战斗共同体。纳粹革命首先是文化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但在这背后的是更为坚实，对数千乃至最终数百万德国人、犹太人和其他人群产生实际影响的东西：种族改造。它们想用科学方法把德意志民族打造成盛产英雄的新种族，消灭遗传链上的弱者，驱逐或真实或潜在的德国的敌人，以及被当成德国敌人的人，最后再造纯洁的民族共同体。要完成目标，一方面要提高日耳曼种族的身体素质，另一方面，入不了纳粹意识形态法眼的不合格成分——主要是犹太人——必须全部清除。这就是下一章即将要讲述的种族乌托邦。

第六章

走向种族乌托邦

第一节

以科学精神的名义

一

种族卫生学家带着纯粹的热望欢迎第三帝国的到来。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他们就在鼓吹与种族卫生学相关的社会政策。种族的改良是他们的核心关切所在，而政策主要针对的目标是那些被他们认定为柔弱、懒惰、退化、疯癫的人，当然还包括罪犯。种族卫生学家认为，应该将这一部分人从遗传链上移除。如优生学政策的长期鼓吹者弗里茨·伦茨所说，现在德国终于有了一个愿意认真对待这些事情的政府。[1]他的热情没有遭遇冷落。最迟从1924年开始，希特勒就已经在利用兰茨贝格监狱的强制休息时间浏览一些种族卫生学小册子。未来的纳粹德国领袖认为，除非国家将种族卫生学和工程学的基本原理主动应用到德国社会，德国和德国人民永远不会强大起来。由于一些堕落元素混入了德意志血统之中，民族已经变得柔弱。这些元素必须尽快清除，同时还要鼓励强壮并且血统纯正的人要更多的孩子，血统不正而又柔弱不堪的人应该用各种办法加以消灭。[2]

鉴于希特勒为他们提供了一次实践自身理念的良机，一些主流种族卫生学家开始调整自己的学说，使以前一些不符合纳粹主义要求的地方与其保持一致。种族卫生协会中某些规模可观的少数派和左翼政治观念与组织联系过密，肯定是无法继续留在协会了。纳粹分子在1933年接管并清洗了协会。协会里面为数不少的犹太医生是狂热的种族卫生学家，他们也遭到了清洗。就连伦茨自己的某些观念——比如所谓私生子在种族意义上是退化的——都遭到了纳粹意识形态鼓手如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严厉批评。很快，医疗行业的年轻一代取代了主流种族卫生学家，开始领导种族卫生学领域的一些核心政治机构，比如1904年出生的瓦尔特·格罗斯领导的纳粹党种族政策办公室、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纳粹医生联盟。后来，党卫队也日渐接受了他们的领导。这些机构各自都有一套关于繁殖和选择的观念，这些观念完全不顾种族卫生学运动学术期刊上力求细致准确的科学和医学论战。不过，新政权没让种族卫生运动的领导人物失望。过去四十年间德国优生学运动的精神领袖阿尔弗雷德·普勒茨（Alfred Ploetz）1933年4月亲自给希特勒写信，他表示虽然自己现在已经70岁了，不能再指导第三帝国实践种族卫生学说，但他一定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总理的政策。[3]

实际施行政策也没等多久。第三帝国成立之初，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宣布新政权将把公共开支花在那些种族可靠和健康的人身上。不仅花在“下等且不合群的人、病人、智力低下的人、疯子、残疾人和罪犯”身上的钱要减少，还要对他们施行“选择与消灭”的残酷政策。1933年7月14日，这一政策得到了法律支持，《防止后代遗传病法》（Law for the Prevention of Hereditarily Diseased Offspring）正式出台。[4]新法强制以下患病人群绝育：天生低能、精神分裂、躁郁病、遗传性癫痫、亨廷顿舞蹈症（Huntingdon's chorea），以及遗传性失聪、失明、严重身体畸形和严重酗酒。德国内政部设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以更为细致地定义上述病症。每例个案由181所特别设立的遗传健康法庭（Hereditary Health Courts）和上诉法庭裁决，每个法庭配备一名律师和两名医生；他们处理的病患来自公共卫生官员，国家护理中心、诊所、老年中心、特殊学校等机构的负责人，以及福利体系内的社工。这部法律已为德国的种族卫生学运动企望多年，运动的领袖包括知名医师如阿尔弗雷德·普勒茨和弗里茨·伦茨。大萧条时期，相关立法的呼声愈演愈烈。社会福利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福利和医疗行业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合群、贫穷和匮乏在很多方面都源自遗传退化。早在1932年，德国医疗协会就建议政府将自主绝育合法化。现在，这一切突然就变成了现实。[5]

但是，1933年出台的新法并不包含任何自主色彩。它要求医生必须记录他们所知道的每一个遗传病例（45岁以上的女性除外），否则将被罚款；与此同时，因为遗传病的判断标准任意而模糊，医生享有很大的自由度。确实有一些病人同意绝育，但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在1934年，即该法实施的第一年，接近4,000人就绝育权威机构的决定提出申诉，3,559人败诉。这些数字显示，绝育措施实行的范围非常大。仅仅1934年一年特别法庭就收到了8.45万份绝育申请，差不多一半是男性，一半是女性。其中近6.45万在当年就拿到了裁决，超过5.6万人被判适合绝育。这样一看，由医生和社工提出的，以及其他来源合法的申请获得通过的概率超过90%，而且极不可能在申诉过程中被推翻。在该法实施的头四年，每一年都有5万人因此被绝育；到了第三帝国垮台，被绝育的人总数已经超过36万，几乎都发生在战前（1939年9月）。[6]

绝育命令超过3/4都是针对所谓“天生低能”人群。而“天生低能”是一个非常模糊、灵活度很大的概念，医生和法庭由此有了很大的操作空间。比如，很多不合社会常规的行为（比如卖淫）被定为“道德低能”。酗酒也算“道德低能”，很多社会下层由此受到影响。绝育手术——男性的输精管切除和女性的输卵管结扎——通常伴随着剧烈疼痛，有时候还会出现复杂状况，整体的死亡率在0.5%左右，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几乎都是女性。没过多久，绝育计划的实施规模改变了整个医疗行业。所有的医生都必须接受培训，学习如何识别种族退化（比如父母耳垂的形状，患者的步态、指甲半月痕）。大学医学系花了很多时间为法庭撰写专家报告，设计“实践智力测试”（“我们的国家是？谁是俾斯麦，谁是路德？为什么城里的建筑比乡下要高些？），剔除“害群之马”。可是，当测试在乡村地区进行时就遇到了问题，测试发现，正常学校小孩无知的程度和那些所谓的低能小孩半斤八两。很多乡村地区出生的普通褐衫军成员可能也无法通过测试，在很多党内的高级医生看来，这足以证明整个测试过程有多么荒谬。[7]

大约2/3的绝育者来自精神病院。很多精神病院负责人都在积极搜集整理病人病历，好把他们送上特别法庭。在所有绝育的精神病患者中，精神分裂患者的比例要高一些。在考夫博伊伦—伊尔塞（Kaufbeuren-Irsee）的收容所，1,409名病人中的约82%都被认定符合法律规定的绝育条件，其他地方的正常比例一般是1/3。把病人弄去做绝育对收容所有利，因为此后收容所就可以把病人推给社区。这尤其会影响年纪较轻而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病患，因为他们日后康复的可能性越大，被绝育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埃格尔芬—哈尔收容所（Eglfing-Haar asylum），1934年做绝育手术的病人里有超过2/3在几个月之内就被释放了；在艾希贝格收容所（Eichberg asylum），1938年被绝育的人里有接近80%也很快获得自由。当时收容所和福利体系内部的其他机构一样，削减开支的压力很大，而把精神病弄去绝育可以节省开支。甚至有很多年轻女性明显是为了防止她们未婚生子而被绝育，以免她们成为社会的负担。[8]

其实，实施绝育手术更多是因为被绝育者不合社会常规，而不是任何可见的遗传问题。某医生曾将一个待绝育者归为“道德低能”，他写道：

社工在文件中将他形容为一个碰巧来到我们世界的乞丐或者流浪汉。由于肺部和肠部患有结核病，他可以拿到50%的伤员抚恤金。他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抽烟很凶，有时候还喝得烂醉。他还是法尔姆森（Farmsen）监狱的常客。出狱后他一般会四处流浪。他曾经被控拒捕、妨害治安、公开诽谤，以及实施严重的人身侵害。在他的社会福利档案里，有记录说他经常干扰福利服务，攻击工作人员，因此被禁止进入福利办公室。根据某博士的判断，C是“智力非常低下的病患，对社会完全没有价值”。[9]

在上面的例子中，绝育似乎主要是一种惩罚措施，或者是一种实施社会控制的措施。实际上问题人群要孩子的前景似乎非常渺茫。对收容所以及类似机构的犯人进行绝育，很多时候都只是逃避责任，毕竟供养他们需要一笔公共开支。

所以，被绝育的人并不是病情严重的患者，更不是什么必须终身监禁的病患。那些身患绝症、走投无路或者过于危险而不能放入社会的人不太可能有要小孩的机会，因此不需要对他们进行绝育。所以从本质上讲，纳粹当局只是在利用绝育打击不符合纳粹主义塑造的新型男女形象的人，这些人多属社会下层：乞丐、妓女、流浪汉、不想工作的人、孤儿院和改造学校出来的人、街头和贫民窟的人、没有希望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人、不给冬季援助计划捐款的人、拒绝参军的人、元首生日没有挂旗的人，甚至还包括每天无法准时上班的人。新法赋予了政府侵入人类生活最私密领域的权力，即性与繁衍后代。后来政府还会把权力用在所有犹太人身上，相关措施甚至潜在地影响了每一个德国成年人。为支持这些措施，1933年7月26日政府又出台了新规。此后，有遗传性精神病或身体疾病的人不能再申请婚姻贷款，几个月之后的一项新法又将禁令适用的范围扩大。离全面禁止种族上不适合的婚姻已只有一步之遥。[10]

按照这样的逻辑，不出意外那些“惯犯”也都被强制绝育了。这是精神分析学家和犯罪学家一直以来希望看到的结果。地方上的卫生官员，比如来自茨维考（Zwickau）、臭名昭著的格哈德·伯特斯（Gerhard Boeters）早在魏玛时期就已经在为该举措摇旗呐喊。施特劳宾（Straubing）有一个名叫特奥多尔·菲恩施泰因（Theodor Viernstein）的狱医认为应该尽快从遗传链中清除“种族的敌人和社会的敌人”。[11]甚至连某些社民党人，如威廉·赫格纳（Wilhelm Hoegner），也敦促“惯犯”尽快自愿绝育，不过共产党和中央党持强烈反对立场，尽管他们反对的原因完全不同。[12]希特勒以及某些主要的纳粹分子，如法学专家汉斯·弗兰克，强烈支持将“惯犯”列入绝育名单。但是帝国司法部长弗朗茨·居特纳在《绝育法》（Sterilization Law）和《惯犯法》中制止了这一倾向。尽管优生学家如恩斯特·吕丁（Ernst Rüdin）施加了不小的压力，但居特纳毫不妥协。其中部分原因是不少司法部官员认为不可能区分遗传决定下的犯罪和环境诱导下的犯罪，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已经没必要搞绝育，因为“惯犯”都已经按照“安全性监禁”的最新要求被终身监禁了，根本没法生育下一代。不过，如果监狱里的囚犯突破了法律设下的其他底线，他们仍然可能被绝育；狱医也在囚犯里到处寻找满足绝育条件的人。实施绝育的标准十分宽松，包括“天生低能”和“酗酒”，狠心的狱医凭这两点就能将多数监狱囚犯囊括在内。比如，菲恩施泰因在施特劳宾的继任者汉斯·特伦克（Hans Trunk）认为他的监狱里最多能绝育1/3，这个数字在当地的遗传健康法庭看来都太高了。所以，囚犯在被强制绝育的人群中比例很高并不让人意外，1939年12月末已经有差不多5,400名囚犯被绝育。还有同样不让人意外的是，输精管切除和子宫切除手术在监狱囚犯里面引起了恐惧。他们互相传递着医生智力测验的答案，每一个人都把答案仔细记在心里。[13]

不过，身体残障人士受的影响要小很多。虽然1933年法律列出的绝育条件包括“严重的遗传性身体缺陷”，针对那些“身体条件不正常，能够遗传，且已经多多少少影响了正常功能”的人。根据这个条件，他们的心智是否正常完全无关。政府拒绝为此类人提供任何帮助，因为他们对民族共同体毫无用处。早在大萧条期间，德国对残障人士的态度就出现了一些变化。1927年，政府为残障人士设有1.1万个床位，由于财政限制，这些护理设施改为只接收儿童，到后来甚至只接收经诊断确认可康复的儿童。因此在1933年之前，救助机构已在普遍区分“良品”和“劣品”，即残障可治愈者和严重或多种残障者。鉴于1933年纳粹当局发起了庞大的宣传攻势攻击残障人士，再加上1933年通过的绝育法，很多家庭把残障儿童和亲属从救助机构中接了出来，害怕厄运降临在他们身上。[14]

到了30年代中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医生指出3/4的身体残障都发生在出生之后，其中绝大多数都极不可能遗传给下一代。有些疾病——比如髋关节脱臼——被认定为是完全可治愈的。畸形足也不会再有麻烦。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就得了这个病，但他现在可以松口气了。当然，那时候让戈培尔去做绝育已经太晚了，而且说他的残疾可遗传完全站不住脚，因为他的家庭儿孙满堂，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非常好。第三帝国误认为畸形足会威胁种族未来明显是一件尴尬的事，这也许可能是促使德国对身体残障人士改变政策的一个因素，然而最重要的仍是经济原因。整形外科和内科医生担心，如果政府铁了心对残障人士实行绝育和放弃治疗的政策，他们的饭碗可能会保不住。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心智正常的身体残障人士仍然可以从事多种行业，如果治疗有效则更有助益。他们注意到，若要治疗有效果，就必须很早开始，然而纳粹当局对残障儿童的态度只会让他们的母亲向医疗机构隐瞒孩子的病情，因为谁也不知道孩子会被怎样对待。

1937年10月12日，一帮地方官员开会决定，鉴于劳动力短缺的形势愈发严重，应该把身体残障人士纳入经济体系之中。身体残障人士自助促进会的创建者奥托·佩尔（Otto Perl）于1919年游说成功，此后官方文件中带有贬义的“残废”（Krüppel）被换成了更加中性的“身体残障”（Körperbehinderte，从1934年开始后一种说法越来越多）。当然，虽然佩尔代表的大多是战争伤员，但他的活动对年轻一代的残障人士也有影响。最终，纳粹统治期间单纯由于身体残障而被绝育的人不到绝育总人数的1%。1934年佩尔的组织获得了官方认可。该组织被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机构吸收，更名为帝国身体残障人士联盟，负责组织成员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是，那些患有血友病、严重进行性类风湿性关节炎、严重痉挛性肌肉收缩、手部或脊柱慢性畸形的病人被关进了特殊机构，在那里他们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照料。但即使是在那里，强制绝育也已经不再时兴了，那时候德国人每天在大街上都能看到数以千计严重伤残的老兵，要对他们实施绝育实在难以服众。[15]不过，政府并非全然改变心意。残障人士对纳粹政权是有用，但他们绝不可能被完全平等地接纳为种族共同体的成员。纳粹当局强调身体健康和活力，所以针对身体残障人士的歧视从学校就已经开始了。从1935年3月17日起，残障人士被禁止升入中学，那些“体育训练一直不合格”的人以及“不愿意关注自己身体发展的年轻人”也被排除在外。普通中学、大学、希特勒青年团以及第三帝国的各种其他机构的选人标准很看重战斗能力。无法展现出战斗能力的人都是二等公民。[16]

不过，其实不只德国，当时其他国家的一些医生也认为不少社会问题是人口中遗传退化的一部分人造成的。就在纳粹党在德国上台之前，美国已经有28个州通过了绝育法，致使约1.5万人被强制绝育，到1939年这个数字又提高了2倍还多。德国的种族卫生学家如格哈德·伯特斯就曾援引美国的例子为自己做辩护，其他人偶尔还指出美国南部各州实行的反种族通婚法也可以是德国的榜样。美国优生学家哈里·劳克林（Harry Laughlin）1931年曾提出计划，要在后半个世纪对1,500万出身劣等种族的美国人实施绝育。劳克林于1936年从海德堡大学拿到了荣誉博士学位。美国优生学家非常羡慕德国保证绝育的法律条文，劳克林自己还自豪地宣布，他的学说部分促成了德国的绝育法。[17]1928年瑞士也通过了多部绝育法，1929年丹麦也通过了，挪威是1934年。那个时候大量欧洲国家，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都通过了类似法律。丹麦一共有6,000人被绝育，挪威不少于4万人，而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瑞典，从1935年到1975年一共有6.3万人被绝育。曾经有人说瑞典的绝育措施是为了把不育人群从遗传链上移除，目标主要是一些社会行为偏差人群，而非劣等种族人士；当然，那些年主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经营的福利国家并不像第三帝国那样以种族立国，但瑞典国家种族生物学研究院（Swedish National Institute for Racial Biology）的确列出了必须要进行强制绝育的身体特征，其中吉卜赛人被认为是劣等种族。而且，在第三帝国的前六年，尽管其绝育措施实施的规模要比其他地方大很多，但德国的绝育政策并非以种族为核心，不是基于识别劣等种族来开展绝育工作：被绝育的人绝大多数反倒是“德国雅利安人”，他们被绝育的原因和同一时期的瑞典当局与瑞典优生学家给出的原因并没有多少不同。[18]真正的差异之后才会显现出来：战争开始之后，纳粹当局对社会偏差人群采取的措施从绝育转向了屠杀。

二

把种族卫生学原理应用于社会，意味着一举扫除传统的基督教伦理，并用一套新的伦理价值代替。这套伦理新体系在评判好与坏时，只以想象中的日耳曼种族的集体利益为标准。一些新教福利体系下的官员积极支持新政策，而天主教会则反对强制绝育一类的政策，纳粹意识形态鼓手、医生行业的领导人格哈德·瓦格纳则将此描绘为宗教蒙昧和科学启蒙长期斗争的延续，他还强调科学一定会取得最终胜利。[19]传统的保守派和纳粹现代主义之间最大的不同莫过于纳粹政权对女性、婚姻、家庭的态度。纳粹主义不从传统基督教道德出发，而是选择了种族政策的“科学”原理。即使保守派和国家社会主义在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态度上观点有一些重叠，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也是十分表面的。由于从20世纪初开始德国的婴儿出生率一直在下降，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纳粹分子好像都在主张女性要回归家庭；但是保守派认为扭转下降趋势的关键在于恢复传统的婚姻关系，而纳粹主义却拿出了最激进的观念，他们想让第三帝国生更多的孩子，而且坚持这些孩子必须种族纯正和基因健康。传统的保守派讨厌这些纳粹观念。以天主教道德为例，天主教会强烈反对堕胎。第三帝国收紧了现有法律，更加严格地执行，严禁除出于医疗需要外的一切堕胎行为，于是官方许可的堕胎案例从30年代初期的3.5万例降到了30年代末的不到2,000例。不过，纳粹当局也在1935年放开了基于优生原因的堕胎。1938年11月，吕讷堡（Lüneburg）法庭开创了一个重要判例，使犹太女性堕胎合法化。[20]同时，天主教反对的另一个东西是避孕，后者在整个30年代都存在，尽管和生育控制有关的诊所都因为和左翼自由主义政治的生育控制运动有联系而宣告关闭。[21]

纳粹分子用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看待世界政治局势，他们认为高出生率是一个民族保持健康的关键。出生率下降，意味着人口日益老龄化，长远来看军队也不能补充新鲜血液。出生率提升，意味着未来的德国人将年轻且充满活力，军事力量也会不断增强。种族卫生学家就德国的出生率下降发出过警告（1900年1,000人中有36人是刚出生的婴儿，而1932年只有15人）。1914年初弗里茨·伦茨认为这都怨妇女解放运动，他提出应该禁止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有些种族卫生学家保守估计，女性一生应该生8到9个孩子。但是伦茨对此持批评态度。在他看来，一位女性有30年时间都可以生小孩；如果每隔一年生1个那么一生至少可以生15个。若做不到，便是因为“非自然或病理性原因”。[22]纳粹当局对此深表赞同。他们一上台便开始行动，消灭在他们眼里会降低出生率的因素，还鼓励女性生更多小孩。他们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德国当时规模很大且十分活跃的女权运动。在纳粹当局的压力下，女权运动旋即被禁，指导运动的相关机构都被党的国家妇女组织即国家社会主义女性联盟收编。一些主要的女权主义者，包括为妇女争取投票权的先锋人物阿妮塔·奥格斯普（Anita Augspurg）和莉达·古斯塔娃·海曼（Lida Gustava Heymann），还有支持女性性解放的海伦妮·斯托克尔（Helene Stöcker）都流亡国外；除此之外，她们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信念在新政权下很危险，容易被逮捕和被投入监狱。更保守一些的女权主义者，比如曾经在20年代主导女权运动的格特鲁德·鲍埃玛（Gertrud Bäumer），则退回自己的内心，奉行“精神放逐”，而运动的控制权则交到了公开信奉纳粹主义的女性手中。[23]

国家社会主义女性联盟建立之初就发生了激烈内斗，内斗一直持续到1934年初。之后该组织开始由格特鲁德·朔尔茨—克林克（Gertrud Scholtz-Klink）掌权。她一生一共生了11个孩子，毫无疑问是“女人属于家庭”这一观念的忠实支持者。女性联盟意在领导一个将德国女性整体都囊括其中的庞大部门，即德国女性事务局。该部门的任务是将全体德国女性的思维模式纳粹化。[24]负责领导德国妇女的朔尔茨—克林克1934年2月走马上任，同时掌管两个机构。上任后她立即展开行动，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劝说德国女性生更多小孩，并对她们已有的小孩提供更好的照顾。其中最雄心勃勃的就是帝国母亲服务计划。该计划吸收了以往妇女福利组织的运作经验，提供育儿、烹饪、缝纫等方面的课程，当然还有种族卫生学。1939年3月，参与计划的人数已经超过170万。该计划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在母亲节出售徽章，此外还有一小部分会员费。母亲节这一天也成了主要的宣传日，1934年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在那一天，戈培尔下令全体褐衫军、希特勒青年团和其他纳粹党组织的成员集体放假一天，这样他们就可以和家人待在一起。剧院将上演妇女主题的戏剧，并且向母亲们和她们的家庭成员分发免费门票；牧师和神父也会为母亲祈祷。在1939年5月的母亲节上，300万生了4到5个孩子的女性被授予“德国母亲”的荣誉头衔，各地都为此举行了特殊仪式。她们的新身份可以从为她们特别打造的母亲荣誉十字勋章看出：生了4个孩子可获得铜十字勋章，6个孩子的是银十字勋章，而8个或8个以上孩子的是金十字勋章。这项荣誉不同寻常，因为希特勒本人会亲自为获奖者别上十字勋章。戴着十字勋章的人可以在食品超市插队，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在街上必须向她们敬礼。如果一个母亲在生育方面的表现还要更好一些，生了10个小孩，那么她还会获得额外奖励：希特勒将成为第十个孩子的教父。如果这个孩子是男孩，那么他的名字就是“阿道夫”，不过这对痛恨希特勒迫害的天主教家庭而言必定是非常可悲的。[25]

戈培尔也参与了相关宣传。这一事实表明，朔尔茨—克林克的组织不可能垄断女性事务领域的政策及其实施。作为女性，朔尔茨—克林克在纳粹等级秩序中地位很低。纳粹当局内部的权力斗争一直十分激烈，但她甚至都不能和那些相对失势的男性领导人相提并论。不久，劳工阵线、帝国粮食总会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开始主导与女性福利相关的主要领域，劳工阵线及其附属组织还控制着一大批妇女娱乐活动。同时，朔尔茨—克林克手上的资源其实相当有限，这意味着她的女性组织无法实现她预定的目标：她们的组织影响力无法超出中产阶级女性，而后者正是魏玛时期旧女权运动的主力军；而且家庭主妇都不想按她设想的方式去为祖国服务。丈夫和孩子花在家庭之外的党务活动（营地、夜晚训练课程）上的时间越来越多。1934年曾经有人编了一个批判性很强的文集，里面搜集了很多女性给希特勒的信。其中一封信抱怨道，德国的女性正在陷入“寂寞的阴影中”。[26]

此外，政府的出生率主义本身就意味着纳粹当局会不断地干涉家庭、性生活以及生育，各种各样的压力都在逼迫女性结婚和生一大堆小孩。同时，政府还接管了当时已经存在的帝国多子女家庭联盟，主张维护大家族利益。但是这个组织也是种族工程的一个工具。很多社会地位较低的大家族被排除在外，享受不到相关特权，组织给出的原因是这些人多数都不合群，或者属于堕落人群。那些达到标准的人——有些人甚至在16岁就已经有4个或者更多的孩子——将获得很多好处，包括优先训练和为父亲工作，还能为整个家庭赢得更好的住房条件。1935年10月生育补助政策出台。一个家庭每多生一个小孩可以获得390马克的奖励。到1937年7月，已经有40万个类似的家庭得到了奖励。还有24万个家庭参加了家庭扶助计划，每一个小孩一次性最多可以拿到1,000马克供父母去买家庭用品、亚麻布床单等。从1936年4月开始，政府又增加了一个每月10马克的基金，家里可以为第五个或之后的小孩申请。这些福利本来只针对16岁以下的小孩，1938年又扩展到21岁之下。此外还有配套的全国性税务改革，借此大家庭可以拿到更多津贴。地方政府也行动起来，为多子家庭调低水电气价格，提供免费的希特勒青年团制服，降低学校费用。市政当局员工如果有4个以上小孩还能拿到补贴。一些地方政府，如莱比锡，每月还发布大家庭光荣榜。但是，这些措施的开销全都压到单身人群以及没有子嗣的夫妇身上，这也成了人们想尽快生孩子的动机，特别是那些穷人：一个只有3个小孩的穷人家庭只要再有一个孩子，生活水平就可以很快提高。不过限制还是有的，特别是在住房方面。当时德国一直面临住房短缺问题，因此大家庭拿到的优先权几乎没用。房东仍然倾向于把房子租给单身人群或者无子嗣家庭，因为他们使用的水电气更少，而那时候的房租有上限。政府在建设新房上的投资反倒下降了，1928年是13.33亿马克，而1938年只有2.5亿马克。[27]

由于存在着这些问题，拥有4个或4个以上小孩家庭的比例下降的趋势一直得不到扭转。1900—1904年间结婚的家庭几乎有半数都有4个或4个以上小孩，然而1926—1930年结婚的家庭只有不到20%；1931—1935年降到18%，而1936—1940年更是降到了13%。[28]由于一些世俗的原因，家庭规模开始出现变小的趋势。其实这个趋势几十年前已经开始，之后还会持续很久。在大趋势面前纳粹当局的努力成效不大。一般家庭如果再多生1个或2个小孩，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成本对第三帝国来说实在太难承受。[29]不过至少从表面上看，政府为扭转出生率长期下降——这一直是种族卫生学家的核心关切——所做出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1933年居民出生率是1,000人中14.7人，1934年增长到1,000人中18人，1935年是18.9人。1936年之后这个数字开始趋于稳定，当年是19人，1937年是18.8人，之后又有些许增长，1938年是19.6人，1939年是20.4人。[30]在40年代初有个评论家声称这些年德国人多出生了300万，其原因就在于第三帝国的生育政策。[31]但这个结论有待商榷。婚姻数量的增加（1932年到1938年之间增加了近1/4）主要归功于经济复苏。由于大萧条，人们推迟了结婚和生孩子的时间：毕竟有近1/3的工作人口失业，这可以理解。即使没有婚姻基金计划，1934年之后绝大多数人也会结婚和生小孩。此外，生育数量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女性在1933年之后堕胎的难度变大；所以，所谓新生小孩数量的增加，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直接归功于第三帝国的政策。[32]

三

随着时间推移，纳粹政策与婚姻和家庭的联系愈加紧密。1938年，新婚姻法准许有生育能力的丈夫或妻子在配偶“过早不孕不育”或拒绝生育的情况下申请离婚。分居三年和婚姻无法挽回也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如此一来第三帝国完全抛弃了基督教传统之下的婚姻观念，即上帝许可下的人生伴侣关系：结婚变得更容易，其目的仅仅在于生更多的孩子。到1941年，已经有近2.8万人由于婚姻破裂或两地分居选择离婚，由于过早不孕不育引发的离婚申请有3,838次获得批准，而拒绝生育的有1,771次。这些数字还都中规中矩，基本不会对生育率造成影响，有影响也是微乎其微。但是在当时的德国社会，离婚仍然较少见，人们一般不太赞同，所以仅是这些离婚案例就已经占了总数的20%。自然，梵蒂冈对德国大使表达了不满，但德国毫不理会。[33]1935年10月18日，德国又通过了《德国人民遗传健康保护法》（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Hereditary Health of the German People），这项法律管得更宽。它规定，如果配偶其中之一患有遗传病或者精神疾病，那么他们将被禁止结婚。这样一来，任何想要结婚的人必须提供书面证明，证明自身符合法律要求。不过，如果要全面实施《保护法》之中的各种规定，地方健康办公室就会被医疗检测申请塞满了。于是在实践中只是在婚姻登记处对双方的健康状况有疑问时才会要求两人出示检查结果，不过其实在《保护法》通过之前这样的要求就已经存在了。每对新人都必须提供书面证据，但并没有时间限定。而在接下来几年之内，《保护法》在经过一系列修订之后已宽松了许多。但是，该法的确让被归为“不合群”或“道德低能”的人结婚变得更难了。之前这些人已经被禁止申请婚姻基金。而在实践中，这些人也很有可能被强制绝育了。[34]

私生子是另一个问题。私生子在社会和道德保守派的圈子里是耻辱的象征，但这和纳粹生育观念没有一点关系。如果婴儿健康，并且种族纯正，纳粹主义根本不关心他/她的父母之间是否是合法婚姻关系。纳粹主义在保持道德中立的情况下以繁殖为先。这一逻辑的结果被海因里希·希姆莱发展到极致。从1936年开始，希姆莱建立了一系列由党卫队管理的母亲之家，名叫“生命之泉”（Lebensborn）。“生命之泉”专为种族达标的未婚母亲准备，这些未婚母亲原本可能享受不到这样的设施服务，当时私生婴儿的死亡率比全国平均值要高很多。希姆莱想要精英们繁殖出未来的优等民族，但这一奇怪的做法并不是特别成功：母亲之家迅速被党卫队内部（后来是纳粹党内部）的权贵夫妇占据，因为这些地方收费很低，服务很好，且处于宜居的农村，在战争状态下是理想的避难所。而在和平时期，里面的未婚母亲只占不到一半。但是，这种做法已经足以招致天主教和保守派的批评。后来总计有8,000个小孩出生在“生命之泉”，这个数量显然不能创造出一个新的优等民族。那些已经结婚的党卫队军官也没帮希姆莱什么忙。1939年的一个调查显示，党卫队中有约11.5万人结婚，但每对夫妇平均只有1.1个小孩。[35]

除此之外，纳粹分子还花了大量时间去宣扬和美化一种女性形象：为国家而成为母亲。拒绝法国时尚成了一种爱国义务；远离市场上美国大公司琳琅满目的化妆品和唇膏，对日耳曼种族保持忠诚；不抽烟成为女性气质的标志，同时也是为了保证未来母亲和未出生孩子的健康，这早在30年代就已为纳粹医学家确信。政府鼓励父母给女儿（特别是金发碧眼一类）扎上发辫，套上连衣裙。德国时尚中心还举办了新德国高级时装秀，与以巴黎风为首的国际时尚界分庭抗礼。这些动作不只停留在宣传层面。比如布雷斯劳的地方党部禁止女性出席党内会议时化妆。咖啡厅里贴上了告示，要求女顾客不要吸烟。爱尔福特（Erfurt）的警官告诫市民要“提醒街头抽烟的女性自己作为德国妻子和母亲”的责任。还有报告说，冲锋队如果看到街上有女性吸烟，会从她们嘴里把烟抢走，还会狠狠训斥拉直眉毛和口红太艳的女性。报纸和杂志一方面攻击魏玛时期的一些不男不女的“新女性”，她们头发很短，穿着男性化；另一方面又攻击性诱惑力很强的“荡妇”，她们留着波浪卷发式，穿着时尚。日耳曼种族需要女性保持身体健康和外貌光鲜，而体育锻炼被吹捧为最好的方法。[36]

但在这个领域纳粹分子最终也失败了。压制化妆品业被证明完全不可行，它很快就找到了新的盈利方式。没过多久，杂志上就满是各种诀窍，教德国的女性怎么化显得自然看不出痕迹的妆。洗发水公司迅速推出新产品，帮助女性成为让人羡慕的金发女郎。尽管德国的犹太服装公司被雅利安化了，很多持世界主义立场的犹太时尚设计师也被排除在外，但是国际时尚界力量太强，德国时尚圈根本无法抵抗。女性杂志上继续刊出好莱坞明星的图片，并解释她们是如何化妆的。而纳粹上流社会的女性名流瞧不起攻击时尚的论调：玛格达·戈培尔经常在公共场合用烟嘴吸烟，威妮弗蕾德·瓦格纳穿着巴黎绸缎去歌剧节，甚至连希特勒的伴侣埃娃·布劳恩也趁希特勒不在的时候吸烟，还定期使用伊丽莎白·雅顿（Elizabeth Arden）的化妆品。德国时尚中心根本没有精力去管这些。纳粹当局为了经济自给自足和提升国家荣誉感，鼓励女性多穿国内生产的服装。但是国内生产的服装都是些批量生产的人造纤维成衣，价格低廉、不上档次，完全是为了实现自给自足而生产的。那个时候有国外舆论认为德国女性守旧而寒酸，为反击这一论调，德国的女性杂志在宣传部的指令下开始劝说女性要穿得优雅，特别是外国客人在场的时候。在30年代后期，迪恩德尔连衣裙[*]又流行了起来，但其样式按照国际主流时尚的趋势做了很大改动，几乎已经无法辨认。最后，纳粹德国既未能在行为上，也未能在表现上说服女性成为真正的或者未来的“德国母亲”。[37]这一点并不让人意外，毕竟纳粹当局已经极大地打破了公私之间和家庭内外的传统界限。一方面政府政策开始入侵家庭领域将其政治化，另一方面党组织将女性和儿童带出家门，通过营地、远足、会议等活动令他们融入社会。于是，不同的生活领域全部搅在了一起，使得德国女性根本不可能按照纳粹宣传所要求的那样扮演贤内助和母亲的角色。第三帝国很少有什么领域像这样到处都是矛盾和不合理。[38]

在上述领域德国的做法与欧洲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吗？30年代几乎所有主流欧洲国家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提高生育率，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担心生育率下降会影响未来的国家军事实力。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斯大林的俄国都对夫妇最少要生多少小孩做了规定，并向多产的母亲提供奖励。而在法国，生育率下降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情况特别严重，于是法国鼓励生育的宣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变得非常狂热。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也出现了抨击女性工作的论调，政府想把女性贬低为孩子的生育者和抚养者，而苏联尽管在20年代出现过相对自由的性别观念，但之后这种观念为腐朽而专制的斯大林政权扼杀。几乎所有国家自发的女权运动都在衰落。运动要么缺乏足够的支持，要么就被威权政府镇压。但各个国家的情况也有一些不同。天主教会在意大利颇有权力，这意味着墨索里尼不可能实反道德的种族改造工程，而这正是纳粹德国人口政策的核心所在。在苏联，莫斯科的政策可能对境内的其他民族有一些不明显的歧视，但是种族主义不是苏维埃政权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没有纳粹式的绝育以及婚姻和种族管理措施。此外，尽管苏俄也不喜欢女性化妆和追求最新时尚，但主要是因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有违女性作为工人的角色。和纳粹德国不一样，在苏联密集的宣传张贴画上，女性的形象是拖拉机驾驶员和钢铁工人。总的来说，纳粹德国的婚姻和人口政策与其他社会政策一样，既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影响，使不符合第三帝国雅利安新人类形象的种族和少数族群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39]而这样的群体不乏其类。

四

其中一个因种族原因而被第三帝国视作威胁的特别族群是所谓的吉卜赛人。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一共有大约2.6万名吉卜赛人。[40]吉卜赛人由许多大家族构成，每个家族都隶属于一个更大的部落族群——罗姆、辛提、拉勒里（Romany，Sinti，Lalleri）——过着四海为家的流浪生活。他们是15世纪来到中欧的，有人认为他们来自埃及（Egypt），因此英语中称他们为吉卜赛人（Gypsy），但实际上他们来自印度。吉卜赛人皮肤黝黑，有自己的语言，生活远离德国社会的其他族群。他们一般靠各种流动贸易维持生计。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社会与政治格局得到巩固，领土国家开始兴起。在这个时期，吉卜赛人在社会中饱受污名，受到法律的严酷压迫。到了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者为他们染上原始、异域的理想色彩，视之为算命一类神秘知识的传承者。然而随着犯罪生物学在19世纪末兴起，立法者和行政管理者再次把吉卜赛人划归罪犯群体。吉卜赛人拒绝现代公民的理念，不愿上学、缴税、登记住所，无视私有财产、工作、规则、卫生等传统概念，因而愈发受到警察的骚扰。在现代社会，约束着各个领域的法律规章之网越来越密，而吉卜赛人经常触网，因此他们多数人身上都带有犯罪记录。这只会让法律执行机关更为确信吉卜赛人的犯罪倾向是遗传性的。1926年，为对付吉卜赛人，巴伐利亚政府通过了一项极为严厉的法律，把他们和流浪汉以及不愿工作的人归为一类，并设立了一个中央办公室，系统搜集他们的信息。十年后该办公室已经建立了近2万份档案。[41]

第三帝国初上台时，吉卜赛人的处境并没有什么变化，他们虽会被当局盯上，但都另有原因：犯罪、不合群、不愿工作等等。可是不久之后，地区和地方当局便开始骚扰这些流浪者，突击搜查他们的帐篷，把他们从居住地点赶走，逮捕疑似从事乞讨等活动的人。1936年6月6日国家内政部下令，这些行动应该集中统一指挥，随后很多城市开始为吉卜赛人搭建特别的营地（此法首创于法兰克福）。严格来说这些并不是集中营，因为至少在名义上吉卜赛人还能够来去自如，里面也没有任何规训和惩罚措施。但是营帐的条件一般都非常糟糕：柏林郊区马尔灿（Marzahn）的一个营地曾经住了600个吉卜赛人（他们在1936年7月被强制从市里迁出），但只有两个厕所，三处水源，没电，营房很少，没有篷车的人无法居住。营地里疾病肆虐，到1939年时，据说大约有40%的人患了疥疮。如果有人不听话，野蛮的警卫就会放狗咬人。截至当时，营地里的人数已超过800，营地内设有学校。不过，多数吉卜赛人都还生活在社会之中，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和德国人之间的通婚率很高，以及多数吉卜赛人已经放弃了传统的流浪式生活，选择租个房间或公寓。[42]

1938年，希姆莱采取的犯罪防范措施更加严酷，他把巴伐利亚吉卜赛人事务办公室搬到柏林，将其升格成为国家机构。他手下的警察围捕了一些疑似不愿工作的人，其中包括大量吉卜赛人。但是直到这个时候，吉卜赛人依然不是因为种族原因被针对的。1938年12月8日事情才开始真正起变化。希姆莱于当天下了一个和吉卜赛人有关的命令，这道酝酿已有数月的命令强化了现有措施，由柏林刑警统一负责实施，要求对所有的吉卜赛人和喜欢到处流浪的人造册登记，接受种族生物学检测。检测之后他们会拿到一张身份证，证件上面会显示持有者是吉卜赛人，或混血吉卜赛人，或者非吉卜赛人流浪者；只有出示该证件之后持有者才可以获得工作、申请驾照、享受社会福利等。登记基于警方记录，并由帝国健康办公室旗下一个成立于1936年的特殊研究中心提供帮助，该中心由罗伯特·里特尔（Robert Ritter）博士负责，这个年轻的内科医师很快就深受政府赏识，成为吉卜赛问题专家。里特尔出生于1901年，是一名犯罪生物学家，他曾经组织一队研究者去访问吉卜赛人营地，检测和登记营地居民，并为他们验血，如果他们拒绝合作，就以送他们去集中营相威胁。里特尔和他的团队仔细核查了教区记录，从慕尼黑中央办公室找出了和吉卜赛问题相关的档案，最后制作了一份包含2余万人的索引。里特尔吹嘘说，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拥有德国全体吉卜赛人或半吉卜赛人的完整记录。[43]

里特尔认为，吉卜赛人是一个原始的劣等种族，其生理构造决定了他们不能追求正常的生活方式。纯种的吉卜赛人不会危害社会，因此可以允许他们继续按传统的游牧方式生活。但是里特尔警告说，传统的吉卜赛人已经所剩无几。绝大多数所谓的吉卜赛人都已经和贫民窟的德国人通婚，建立了家庭，形成一片滋生罪犯和懒人的沃土。传统纳粹反犹主义认为纯种犹太人比非纯种对德国威胁更大，但里特尔在吉卜赛人问题上却把这条论断反了过来。这些理论为希姆莱的警察手段提供了伪科学的借口。它们在德国的支持者众多，包括社会工作者、犯罪学家、警察机构、市政当局以及普通德国市民。1938年12月8日又有命令下达，禁止吉卜赛人成群（数个家庭结成团体）迁徙，驱逐所有的外国吉卜赛人，并授权警察以不合群的名义逮捕流浪者。法令宣布，已经存在的种族法规也适用于吉卜赛人，后者在获得结婚许可之前必须提供一份适婚证明，但获取这样的证明是不可能的。1939年3月，希姆莱下令未来将严防吉卜赛人和德国人的种族融合。所有地方刑警部门都将成立专门处理吉卜赛人问题的办公室，以确保吉卜赛人在接受种族检测之后会拿到特别身份证：纯种吉卜赛人是棕色，混血吉卜赛人是棕底蓝条纹，非吉卜赛流浪者是灰色。在战争爆发前夕，希姆莱已经为他在1938年12月8日的命令中所谓的“吉卜赛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准备了很长时间。[44]

五

纳粹当局处理吉卜赛人问题采用的是渐进模式。至少一开始，政府的警察行动只部分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和其他欧洲国家采取的措施并无多少不同。但是，对于德国社会中另一个更小的少数族群——所谓的“莱茵兰杂种”——却并非如此。这一极具挑衅意味的称谓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它指的是德国黑人以及带有黑人血统的族群。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个族群是因为法国于1919年占领莱茵兰和1923年占领鲁尔区之后，非裔法国殖民部队强奸德国女性而产生的。但实际上这样的强奸案数量非常之少，多数孩子都是男女两相情愿结合之后出生的，后来的一个调查显示，该族群人数不超过500—600。尽管非裔德国人被当成是法军占领的产物，但实际上他们很多是1918年前德国殖民时期，或之后德国人从喀麦隆和坦噶尼喀（今天坦桑尼亚的大陆部分）等殖民地返回德国后，德国占领军和非洲女性的孩子。但是，当时全国舆论都说那是法军强奸的结果，这种说法在整个20年代经久不息。非裔德国人因而被视为德国耻辱的象征。[45]

早在1927年，巴伐利亚内政部就曾提案要对非裔德国人实行强制绝育，以防非洲人的特征混入德国血统。这些提案在纳粹夺权之后立马重新浮出水面。戈培尔下令搜集非裔德国儿童的信息，当时这类儿童中的许多人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出意外，种族专家在调查之后报告称，这批青少年在各方面都表现拙劣。不过，如果要处理他们，1933年的绝育法提供的法律基础仍然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结果政府在经过长久酝酿之后于1937年最终决定（几乎可以确定这一决定得到了希特勒的明确支持），这些小孩应该被绝育处理，其法律基础只需元首的权威就足够了。盖世太保内部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里面有种族卫生学家和人类学家，并在莱茵兰开设了数个分支机构。相关的年轻人受到追踪和审问。于是，恩斯特·吕丁、弗里茨·伦茨、瓦尔特·格罗斯等人秘密组织的绝育计划开始了。[46]

这一计划对直接受其影响的个体造成了何种伤害，可以通过盖世太保的“357号档案”看到。这份档案记录的是一个1920年出生的男孩，他的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法军非洲军团的一名士兵，来自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两人自愿结合生下了他。这个孩子承认自己父亲是非洲人，他的母亲也确认了这一点。1935年，他接受了医学人类学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孩子的脸不像德国人，可能带有黑人特征。当针对非裔德国人的绝育政策出台时，他已经开始在莱茵河上的一艘驳船上工作了。1937年6月29日午夜，盖世太保找到并逮捕了他。就凭着他母亲的供词和1935年的检查结果，科隆的特别委员会分会判定他必须接受绝育手术。此时，他的母亲已经改嫁给一个德国人，她和她的丈夫都同意了。于是在6月30日，也就是他被捕的第二天，这个男孩在科隆的福音教会接受了输精管结扎术。7月12日他获得释放并且重返工作岗位。尽管他在法律上是德国人，但由于他属于小众群体，没有得到任何抗议或申诉的机会。他的父母很可能是在盖世太保不断威胁之下才同意的。被绝育的人中还有很多比这个男孩更年轻，许多才12岁的女孩被做了输卵管结扎术。这些孩子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手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手术，或者这会对他们此后的人生造成什么后果？没人知道。被绝育的实际人数无人知晓，但据估计在科隆有500人。不过，此后他们再没遇上什么麻烦，除非因为其他原因冒犯当局。大量非裔德国人在马戏团和露天广场谋生，或者在以非洲殖民地为背景的德国电影中跑龙套。而绝育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都会伴随终生。[47]

六

纳粹当局在对付少数族群的同时，还加紧对某些人数更多的特定德意志人群展开迫害。当时德国和多数欧洲国家一样，长期将男性间的同性性行为视为非法（而女性不是）。《帝国刑法典》第175条规定，任何男性若沉溺于与另一名男性进行“类似性交的行为”都将被捕入狱。换句话说，若要定罪，必须证明实际发生了插入动作。这一限制性的定义使得罪名很难得到证实，同时也令很多其他形式的同性恋行为可以不受惩罚。魏玛共和国时期，柏林和其他一两座大城市的文化氛围自由而散漫，同性恋文化十分繁荣，许多在本国受到压迫的同性恋者蜂拥而至，其中最著名的也许是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同样地，在夺权之初，纳粹党人并未采取什么大动作，至多就是突击检查柏林一些知名的同性酒吧和会场，以及镇压呼吁废除《刑法》175条的运动，这些行动都尚属法律范围内，尽管伴随着这些行动的暴力行为肯定是违法的。[48]

在纳粹当局看来，同性恋者都是堕落的、阴柔的、变态的，他们不要小孩，由此削弱了雅利安种族的力量，他们还和纳粹政治大肆宣传的男子汉观念对着干。希姆莱出身资产阶级，从小受到思维狭隘的培育方式所影响，这种背景让他对同性恋心怀的歧视远超一般的社会偏见，对他来说，同性恋是“衰亡种族的象征”；它让“国家的每个成果、为取得成功所做的每次努力都化为泡影”。希姆莱在1937年告诉党卫队，魏玛共和国的同性恋有数百万，所以难怪它那么衰弱混乱，无法担负起在世界上恢复德国大国地位的责任。希姆莱之所以对同性恋怀有病态的恐惧，是因为他认为只有紧密团结起来的雅利安人才能统治德国和世界。但是如果这些人靠亲密的同志关系联系在一起，还一同住在营房，并且花很多时间和同性而非异性待在一起，那么他们互相之间很容易产生性吸引，同性之间的相互吸引一旦越界便会发展为同性恋。于是希姆莱不只向党卫队警告同性恋的危险，他还对任何敢于触犯同性恋禁令的军官施以最严厉的处罚，甚至是死刑。[49]

但是，纳粹对女性同性恋漠不关心。在这方面，德国也和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女性同性恋并不违法，《刑法典》也没对此做出任何规定。然而在纳粹德国，如果女性同性恋在政府看来越界了，她们仍然很可能被捕，然后被投入集中营。法庭起诉的依据是《刑法典》第176条。该条规定在希特勒青年团和德意志少女联盟一类的组织中，以大欺小、以上压下的性剥削行为非法。此外，由于女同性恋生活方式不合常规，而且通常拒绝履行政府认为的女性对种族的自然责任（即生小孩），其结果就是她们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被斥为“不合群”，并因此被捕。1933年后，女同性恋开始流行找个男同性恋结婚做掩护，但这并没有带来多少帮助，因为这样的夫妇很少要孩子，容易引起当局满怀敌意的审查。在1933年一年之内警察就关闭了所有的女同性恋酒吧，很明显这些酒吧不可能重新开张了。但总的来说，纳粹德国并没有对女同性恋展开系统迫害，而男同性恋就没那么走运了。女同社团还能继续运作，尤其是在柏林这样的大城市，只是转入地下罢了。因为在纳粹看来，女性大多是被动和臣服的，所以女同性恋并没有被看成真正的威胁。[50]

但是，男同性恋吸引了当局更多的注意力，其中并不只有偏执的希姆莱。党卫队的出版物有时会呼应希姆莱的观点，认为当务之急是“为保持种族的纯粹性，必须消灭掉里面的堕落元素”。但是这种观点有其局限性。当时的医学和科学观念当然是把同性恋当成非正常行为，但是和其他所有种类的非正常行为一样，同性恋的非正常行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无可救药的非正常行为（据希姆莱估计占同性恋中的2%，大概4万人），剩下的那些非正常行为都可以通过再教育矫正过来。希姆莱认为再教育最好在集中营完成，因此这种再教育必然主要是严酷的惩罚，借以恐吓他们不要再犯。这和法庭采取的立场没有多少不同。最开始希姆莱正是把犯人交给法庭处理，因为1933年党卫队相对来说还只是个小组织，不能和规模远超于己且完全不同的褐衫军相提并论。褐衫军领导人恩斯特·罗姆是同性恋，这件事是个公开的秘密，所以褐衫军不会清洗自身内部的同性恋。就此，罗姆的敌人、社民党人、罗姆在纳粹运动中的竞争对手、褐衫军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向他发难，他们多次提出罗姆的同性恋问题，而1931年初罗姆重掌褐衫军大权时这个问题成为关注焦点。但是希特勒没管这些事情。他说，“褐衫军不是教育年轻好女孩的道德机构，而是一群勇猛的战士。”希特勒称自己不会关心褐衫军领导人和成员的私生活，除非其“严重违反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他还威胁道，那些就罗姆的性取向攻击他和他的同志的人将被清洗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但希特勒的威胁没能终止党内外有关罗姆性取向问题的争吵。不过，只要希特勒不想换掉褐衫军领导人，任何争论都不会有实际效果。[51]

但是这一切都在1934年6月30日发生了改变。希特勒在当天向冲锋队领导层发难，并用罗姆和被自己下令杀掉的其他人（特别是埃德蒙·海内斯）的同性恋问题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这一次希姆莱的机会来了。他趁机向党卫队讲话，声称罗姆想要建立同性恋独裁，最终毁灭国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现在，同性恋将立即被清除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一股反同性恋之风刮遍了整个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全德国的警力展开了一系列的针对同性恋及其会场的新搜捕活动。此前犯过鸡奸罪的48人再次被捕，并被送去了达豪集中营。1934年12月，据报告说有2,000名男性在警方突击同性恋酒吧的行动中被捕。在希特勒对罗姆采取行动之后，盖世太保内部建立了一个新部门，专门负责制作同性恋名单，尤其是党内的同性恋。这又是一个自发举报行为发挥作用的领域，因为同性恋行为多发生在地下和私密场所。1935年中期，按照《刑法典》第175条进行的一系列起诉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的行动也正在展开。好几拨人被秘密送到柏林的盖世太保中心进行审讯。一旦供认，他们就会被带去集中营无限期关押。希姆莱也借此机会清除难缠的对手，比如西里西亚地区党的领导人赫尔穆特·布吕克纳（Helmut Brückner），他曾经抱怨党卫队军官乌多·冯·沃伊尔施在迫害罗姆的行动中在自己的辖区杀了太多人。希姆莱以布吕克纳曾猥亵军官为由将其逮捕。布吕克纳丢了工作，最后被判入狱十八个月。布吕克纳抱怨说，在他保有同性恋关系那段时间（1934年6月30日之前），从来没人因为他是双性恋而找他的麻烦，但他的抱怨无人理会。[52]

对布吕克纳的审判根据的是1935年6月28日通过的新法，属于追究既往，这在当时第三帝国司法实践中已经非常普遍。新法修正了第175条，对同性恋行为施以更为严厉的惩罚，其定义也变得更加含糊：一种“非自然性行为”。证明插入动作确实发生的要求也被废除。1937年2月，希姆莱就同性恋行为做了一场冗长的演讲。他告诉党卫队领导人，组织内部的任何同性恋个人都会立即被捕，交付审判之后投入监狱，获释后再交给集中营，在那里“如果试图逃跑就直接枪毙”。[53]全德国的警察都接到了新指示，指导他们如何在同性恋经常光顾的场所招募告密者。与此同时，警察也在加倍努力整理所有可疑人士的档案。于是在新法之下，同性恋案例数量一时暴涨。从1933年到1935年，近4,000名男性由于违反第175条（修正过的以及没修正过的）被捕，而从1936年到1938年这个数字超过了2.2万。从1936年10月1日开始，搜查和抓捕行动由一个新的部门，即帝国反同性恋与反堕胎中央办公室统一协调。这个办公室是在模仿铲除罗姆之后盖世太保建立的处理同性恋事务的部门，二者一齐推动了新一轮的迫害行动。

在第三帝国整个时期，至少有5万人因第175条被捕，差不多一半都是在1937—1939年；其中差不多有2/3被起诉，并被送进监狱。不过，这些数字需要和20世纪后半段发达工业国家审判同性恋的情况进行对比。从1953年到1965年，联邦德国共有近10万人因违反第175条受审，大约一半被认定有罪。[54]这样一看，第三帝国对同性恋的迫害并不特别让人惊讶。一直到第175条分别于1959年和1965年被修正时，成年男性之间互相同意之后发生的性行为才被宣布合法。而且由于第三帝国下被判有罪的许多同性恋人士是在常规法庭受审，按《刑法典》的常规条例被判有罪，这成了日后他们要求被承认为纳粹受害者的主要障碍。[55]若按照国际标准看，这些数字并无特别之处，但1937—1939年迫害达到顶峰时的数字很突出。在英国从19世纪开始，成年男性之间如果发生不检点行为会被判入狱两年以示惩罚。对比而言，德国1935年修正175条只是在追随北海对岸大英帝国的脚步。50年代初英格兰和威尔士警方每年要归档大约1,000例鸡奸和人兽交，2,500例不检点行为。这些数字比30年代要高出很多，那时候两项加在一起也只有500例。其原因在于30和50年代之间政府任命了一批憎恨同性恋、想要严格执法的官员。[56]

即便如此，纳粹德国在迫害男同性恋方面和其他现代国家还是有一个明显不同。在纳粹德国，违法者中有一小部分被监狱释放之后会立即再次被党卫队或盖世太保逮捕，然后径直送进集中营。在1937年之后，相关例子越来越多。从1933年到1945年，一共有5,000至15,000名同性恋被关在集中营。[57]他们的集中营制服上缝了一个粉色的三角形标志，以区别于政治犯（红）、不合群（黑）、罪犯（绿）等其他类别的囚犯。同性恋处于囚犯等级的底层，经常被警卫蔑视和毒打，他们的寿命也比其他多数囚犯短很多。一项调查表明，第三帝国整个时期同性恋的死亡率在50%左右，政治犯是40%，耶和华见证人是35%。也就是说，死在集中营的同性恋总人数应该在2,500人到7,500人之间。[58]这就是纳粹德国在处理男性同性恋问题上的不同。尽管其他国家歧视同性恋的情况非常严重，尽管在那些国家仇恨同性恋的人可以任意殴打同性恋而不必害怕受到惩罚，但它们没有有计划地屠杀同性恋群体。

在纳粹德国，那些逃过一死的人命运有时候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大量同性恋“自愿”接受阉割，以“治疗”他们的肉体“堕落”。这种做法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但这并没有阻止监狱和集中营里的同性恋被迫接受阉割。国家监狱里的同性恋有时会被告知，如果他们不同意就会被转交给盖世太保，或者置于“安全性监禁”之下。结果到1939年，已经有大约174名男性在国家法定机构被“自愿”阉割。集中营被阉割的同性恋人数要高很多，可能超过了2,000人。[59]这些行动在德国发生的规模让其他国家相形见绌，强制阉割其实只在芬兰和美国一些州实行过。此外，1933年11月24日通过的《惯犯法》准许对不同种类的性犯罪者实施阉割（即便违背他们本人意愿），这一点获得了主要的犯罪学家和刑法专家的支持。要对人实施阉割，按规定他必须有过两次严重的性犯罪记录。截至1939年末，共有刚刚超过2,000人因此受罚。[60]这里面不只有强奸犯和恋童癖，还有大量的裸露癖，因为他们虽不会对任何人造成直接的身体威胁，但会冒犯和骚扰公众。很多初犯者被直接阉割，完全没有机会矫正自己的问题。在被阉割之后，身体上的后遗症包括持续疼痛、体毛脱落、胸部发育、疲惫和肥胖。但关键在于，阉割并不一定能够消除性欲。依法而言，在未获得同性恋者本人许可的情况下不能对他们实施阉割，但对他们很多人来说几乎没有选择：不接受阉割的话就要被终身监禁，或者极有可能死在集中营里。[61]第三帝国迫害同性恋的措施可能只直接影响到了德国男同性恋中的一小部分人，但是当了解到被举报、被捕和被定罪之后什么噩运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时，所有的同性恋人士都必定会感到恐惧。[62]

* 德语名为dirndl，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等地的传统女性服饰，状若连衣裙，上身为紧身胸衣，下身为中长裙，内罩泡泡袖衫；也有样式似无袖围裙的。——编注

第二节

纽伦堡法案

一

纳粹当局歧视少数族群，如同性恋、吉卜赛人、不合群人士、精神病人、残疾人以及非裔德国人等，一开始的目的是纯化德意志种族，为一场征服世界的战争做好准备。为了战争，德国社会要除去长年积累的累赘，也就是那些不会也不能为战备服务的人，其中包括不能参军的人，不能在军械厂辛苦劳动的人，还有那些不能为即将到来的武装冲突磨炼自己的人。这些人都是德国国家和社会的负担，会长期威胁德国的未来。通过将这些人送进监狱，或者从遗传链中剔除（这是同样关键的一招）来消灭他们，政府就可以节省开支，因为德国社会无法从事生产的人口便可因此减少，在纳粹当局眼里，这些人都是要靠共同体中其他人供养的废物。不过德国社会中有一个少数族群，其性质在纳粹当局看来完全不同：他们不是一个让人厌烦的负担，而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这个族群不仅仅只是蠢笨、低下、退化——当然这些也都是纳粹主义为该族群贴的标签——它还主动参与叛乱活动，策划了一个巨大的阴谋，借此颠覆和搞垮一切属于德意志的东西。这个阴谋还不只在国内组织和策划，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能发现它的影子。这个人口不到1%的少数族群就是德国的犹太人。[63]

反犹主义和纳粹种族政策的其他方面联系密切。纳粹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意在剥夺犹太人的公民身份，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和发生性关系，《防止后代遗传病法》最开始就是其中之一。这些法律曾被暂时废止，因为政府担心它们可能在国外公共舆论中造成不良影响。在纳粹政权执政初期，政府的优生学政策主要针对不合群人士、罪犯、吉卜赛人以及同性恋人士，其执行力度要比反犹政策严厉很多。当然，如果有犹太人不小心被划进了其中某个类别，他们的遭遇会比多数人都凄惨。但是，纳粹政权当时并没有仅仅因为某个人是犹太人就把他抓去绝育或阉割。不过，这些政策让纳粹分子发现，他们可以让这些人习惯于国家支持的系统化暴力行为，并借此将其清除掉。事实表明，这些经验在后来纳粹政权的反犹行动趋于激进时非常有用。不过，反犹政策在纳粹德国的实施时前后不同时期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1933年4月7日，德国立法声称要把犹太人清除出公务员系统、大学、教师行业、司法系统以及政府资助下的其他机构，此后政府曾暂时在走向反犹主义的道路上刹了一下车。如前文所述，它这么做是因为要清洗暴力激进的褐衫军。同时，它还担心反犹主义行动会给脆弱的经济复苏带来不良影响。它担心4月7日通过的法律和之前获得政府鼓励的抵制犹太人商业的活动会引发外国政府和商业界抗议，继而对经济或外交造成影响。最后，它还急于安抚愈发难以驾驭的保守派同盟，比如，以兴登堡总统为代表的保守派要求曾在前线服役的犹太人士兵得到豁免，不受4月7日法律的影响。[64]

1933年4月7日的法律颁布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在各个机构中施行，但是清洗在1933年底就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反犹主义狂热在领导层的降温招来了党内许多激进分子的不满，至少整个冲锋队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组织抵制当地犹太人商店的活动，于1934年春达到暴力运动的新高潮。6月30日的清洗发生之后，冲锋队的激进活动暂时消停了一会儿。而在年末圣诞节期间，抵制活动又死灰复燃重返巅峰了。此外，地方党组织采取了其他手段排挤犹太人的商业活动，前文已经有所提及，而对此党的领导层也表示支持。[65]1935的春天和夏天，反犹主义暴力行动再次在全国各地爆发。相关的宣传广泛传播，超过之前的任何时候。极具煽动性的反犹主义报纸《冲锋报》在这一年快速崛起。报纸的编辑、弗兰肯纳粹地方领导人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和劳工阵线达成协议，德国的每一个工厂和工作地点都要摆上这份报纸。此后，《冲锋报》便铺天盖地、无处不在。这份协议直接让施特莱歇尔成了百万富翁——报纸一直都是他的私人财产，并不属于纳粹埃海尔出版社。[66]此外一个更直接的后果是，报纸新进获取的财富和权力让它可以更大规模地展开宣传，报纸的宣传海报仿佛存在于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除了施特莱歇尔之外，其他一些纳粹地区领导人也经常参加公众集会演讲，高谈阔论，向人们（特别是党员）讲述犹太人的罪恶。在这些之后，还有更为笼统的意识形态影响，从希特勒《我的奋斗》销量上涨，到党的报纸上经常出现攻击犹太人的言辞。很多地方反犹小组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即党为进一步攻击犹太人开了绿灯。[67]

党的小组和冲锋队之所以在1935年重新点燃了针对德国犹太人的战火，主要是因为当时纳粹政权愈发不受欢迎了。之前已经提到，尽管1933年纳粹党建立第三帝国之初民众确实曾经欢欣鼓舞，但这种热情在1934年的一系列事件影响下逐渐消退。1934年6月末，希特勒果断采取了行动镇压罗姆“政变”，民众的信心曾经短暂恢复，但很快在年底再次消退。1935年的头几个月，据盖世太保、党卫队保安处以及其他特工组织报告，由于德国的经济状况依然比较惨淡，失业率居高不下，而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则在急剧上升，因而大众的不满情绪突然增加。同时，人们对纳粹政权连续不断地要求赞成、支持和捐助感到厌烦。当时流传着一些谣言和笑话，描述地方和地区的纳粹头目如何腐败。尽管宣传部为了激发民众拥护第三帝国的热情做出了大量努力，但似乎都失败了。[68]而在纳粹运动内部，1934年6—7月间对“二次革命”的打击催生了大量的怨言。褐衫军内部根植着对暴力的渴望，这种渴望需要一个新的发泄口。但除了暴力行动之外，褐衫军如何向自己和党宣示存在呢？毕竟他们本来就是为暴力而生。但是，渴望新出台一项暴力政策的并不限于满腹怨言的褐衫军。纳粹党的视野更为宏观，它明白，它不仅没有维持住更广泛的大众对纳粹政权的热情，实际上连支持自己的那批核心群体都要保不住了。它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不只是纳粹党，很多重要国家部门以及公务员系统从1933年中开始就要求禁止犹太族群和非犹太族群之间通婚和发生性关系。它们还要把犹太人打成“特殊公民”，将其清除出德国的经济领域。纳粹党纲第4条明白无误地写着，在第三帝国治下，犹太人将不再是公民。希特勒在早期的一系列会议上和《我的奋斗》中都曾表示，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发生性关系让人作呕。以此为指导原则，其实早在1930年3月，纳粹党的国会代表团就已经试图通过法律禁止种族通婚，而且给出的最高处罚是死刑，但最后没有成功。这些法律条文还会进一步扩大党的影响力范围，将其触手伸入个人生活的最私密领域。此外，关于公民权的新法不只会根据种族身份确定个人享有何等权利，还要参考政治标准，一个人如果太不服管教，也会丧失公民权利。把犹太人赶出德国的经济领域能安抚党的很多中下层支持者，满足他们改善自身处境的强烈渴望。新的反犹主义宣传、恐怖统治和立法可以让大众将自己的悲惨境遇都怪罪到犹太人头上，从而转移大众对政府的不满。[69]

1935年春夏出现的反犹主义活动有很多形式。前文已提到5月冲锋队和党卫队组织的抵制犹太人商店的活动，而这些抵制行动一般都伴随着暴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城镇和乡村交界处竖起了反犹主义标语。严格说来，这些标语都不是新立的，在很多地方（比如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管辖的弗兰肯）标语早就立起来了。但在1935年春夏，出现这些标语的地方开始增多，包括巴伐利亚南部。标语中最常见的口号是，“这里不欢迎犹太人”；有一些表述比较含蓄，“本地对犹太人的需求已经饱和”；还有一些则是赤裸裸的威胁，“犹太人进入此地，后果自负”；或者是诉诸宗教情绪，“犹太人是恶魔的后代”。[70]在包括魏玛在内的一些市级行政区，地方当局禁止犹太人去电影院；在马格德堡，所有电车都在入口处写着，“犹太人勿乘！”马格德堡还禁止犹太人使用市立图书馆。施特拉尔松德的旅馆、餐厅等场所都将犹太人顾客拒之门外。一个社民党特工在8月报告，“不计其数的社区”，其游泳池和公共澡堂都不向犹太人开放。犹太人的墓地和教堂也被亵渎了。一些和犹太人交往的非犹太血统的人被拉出去游街，他们被打成了“败坏种族血统的人”。盖世太保经常把这些人抓进监狱，理由是要保护他们，而且还只有这一次机会。莱茵兰、威斯特法伦、黑森、波美拉尼亚以及东普鲁士的街头气氛都很紧张，很多犹太人居民都不敢再出门了。[71]

像这样的反犹行为不单是受到普遍的反犹主义气氛的鼓动，同时还得到党内一些领导人的明确支持。“有些人认为，”1935年6月30日戈培尔在柏林地区的一次纳粹党集会中讲道，“我们没注意到犹太人又大量出现在街头了。犹太人应该做的是遵守法律待在家里，不要表现得好像他们和我们没什么区别。”7月15日据戈培尔的柏林党报《攻击》报道，三天前一些“惹是生非的犹太人”破坏了一部反犹主义电影的首映式，报纸最后要求党员采取暴力行动：报上声称，犹太人必须“再次感受到我们的力量”。实际上，那场犹太人的“游行”不管是不是真的，都是戈培尔为之后不可避免的暴力行动辩护的说辞。有的党的激进分子在选帝侯大街殴打犹太人，有的把他们赶进附近的酒吧进行殴打。这次事件进一步引发了德国其他地方的暴力抵制行动，反犹行动达到新高潮。

戈培尔不是唯一一位采取这种方式鼓动自己追随者的纳粹领导人。1935年8月30日，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在汉堡举行集会。一天前，两卡车的冲锋队员穿过犹太人居住的街道，把火炬扔到路中间，还高叫“让犹太人去死”。集会那天党员得到通知说当天的集会必须参加。集会的广告宣传大张旗鼓，对失业者只收10马克的票钱。最后2万人参加了集会，很多与会者穿着褐衫军、党卫队、希特勒青年团和帝国劳役团等机构的制服。党部别有用心地把他们安置在观众中间，在施特莱歇尔演讲中某些预定的时间引领观众鼓掌。施特莱歇尔的讲话震耳欲聋，他猛烈抨击了国外批评纳粹反犹主义的记者。“我在这里撂下这句话，”他大吼道，“我们想把德国的犹太人怎么样，就怎么样！”后来一个听众向布拉格的流亡社民党人报告称，随着演讲深入，施特莱歇尔的演讲越来越淫秽，不仅说数百名德国女性被犹太人强奸了，还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那些罪行。他还胡诌道，有一次一个德国女孩嫁给了一个犹太人，九个月之后小孩出生，“同志们，你们知道躺在婴儿床上的是什么吗？一只猴子！”听到这里，有些听众直接退出了集会。还有一些被帝国劳役团硬拉来的人，这时候早已昏昏欲睡。尽管观众中的普通民众可能对此漠不关心，或者感到厌烦，但是施特莱歇尔的这些口号肯定对信念坚定的纳粹分子产生了影响。德国各地的很多纳粹领导人都在重复类似口号，尽管没有施特莱歇尔那么极端。许多地方和地区领导人对施特莱歇尔主张的反犹行动应该合法化和非暴力化不以为意，认为那只不过是安抚国内外舆论的手段罢了。[72]

二

可是，无论是这一波恐怖行动还是同时进行的反天主教行动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纳粹政权的公众支持度并没有多少提升。实际上，反犹行动和反天主教行动正好同时发生，使得很多天主教徒由此对犹太人产生了同情。明斯特的盖世太保汇报说，“针对犹太人采取的措施有些过头了。”而且不管怎么样，天主教徒都对纳粹的观点——种族而非宗教应该成为社会行动的基础——充满敌意。另一份盖世太保报告声称，抵制和愈发猖獗的暴力行动在大众中引发的是“排斥而非赞同”。在曼海姆—内卡劳（Mannheim-Neckarau），小店主甚至和冲锋队爆发了互殴，因为后者想要阻止店主和犹太人零售商做生意。中产阶级对街头秩序的失控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这会在国外舆论中形成负面影响。有些人冷嘲热讽地认为，这只是小资产阶级纳粹激进分子在排除竞争对手罢了。[73]

一个在巴伐利亚的社民党特工用更加微妙的措辞报告：

大众没有主动支持迫害犹太人。但是，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并非全然失败。种族主义宣传在不知不觉间埋下了种子。人们开始对犹太人产生偏见，很多人心中默默认为，纳粹党徒攻击犹太人是正确的；人们只是反对激化这种攻击。人们在犹太人百货商店购物主要不是为了帮助犹太人，而是为了表明自己对纳粹分子的轻蔑。[74]

纳粹领导层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暴力，但是不少人开始感觉到，不管施特莱歇尔说了什么，暴力行动确实在国际舆论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而这时候纳粹政权仍然需要国外的支持。在1935年8月的最后几周里，褐衫军在布雷斯劳掀起了一场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游行，在游行过程中还打了市里的瑞典领事。而在此前，戈林、博尔曼和赫斯曾代表希特勒于7月末以及8月初事先通知警察，必须制止未经组织的针对犹太人的恐怖行动。戈林告诉盖世太保，处理犹太人问题的相关规范很快就会出台，但实际上这些都八字还没一撇。其实从1934年7月开始，内政部和司法部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出台一部管理公民和种族间性关系的法律遇到的阻碍太大，讨论一直没什么进展。不过1935年5月21日德国却通过了一部新的《国防法》（Defence Law），里面有条款禁止德国士兵和非雅利安女性进行“种间通婚”。地方上的婚姻登记处则开始拒绝“种间通婚”申请，理由越来越五花八门。7月19日，司法部和内政部的代表提议立法，想要完全禁止类似婚姻。由于当时发生了针对种族叛徒的大量袭击，盖世太保掀起了抓捕种族叛徒的行动，相关立法变得日益迫切。1935年5月新出台了一部规范外国人申请公民权的法律，将犹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排除在外。于是看起来各个部门已经就法律行动达成了共识。到了9月初，随着地方和地区党组织也明白过来，反犹暴力的浪潮终于开始消退，虽然并没有完全结束。[75]

而到了9月9日纳粹党在纽伦堡举行年度集会时，党政官员不仅仅已经知悉政府将要出台一部关于公民权的新法，而且还想出了相当数量的具体提案。恰巧在这个时候，一个曾经扯掉德国船只上纳粹卐字标志的纽约码头工人被美国法官释放，法官还发出了一份长篇声明，公开否定纳粹主义及其主要活动。希特勒对此非常生气，决定宣布将卐字旗作为德国国旗。1935年9月11日，他在集会中告诉纳粹分子们，莫斯科最近召开了共产国际大会，在国际范围内向法西斯主义宣战，所以现在是时候解决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了，而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犹太人阴谋的产物。9月15日，也就是集会的最后一天，希特勒在纽伦堡召集国会，他这时候已经可以对国会招之即来，这说明国会现在已经非常不重要了。希特勒以这次国会为契机，打算一次性宣布有关公民权、种族通婚和国旗法的新法。在和内政部官员匆忙磋商，并在最后一刻合作完成法律草案细节之后，希特勒于1935年9月15日正式推出了相关法律。他说，德国的犹太人正在利用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制造麻烦。“最近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激烈的抱怨，指责该民族中一些个体成员的挑衅行为”，他宣布，犹太人的挑衅行动实际上是有组织的，必须给予坚决回击，否则“愤怒的德国人民会展开自主但后果不可控制的反击”。这里既有纳粹式的谎言和威胁，也有纳粹式的保证：新法将提供“一次性的世俗解决方案”。[76]

希特勒把解释法律细节的工作交给戈林，而戈林在国会的讲话证明他的反犹主义情绪丝毫不逊色于戈培尔、施特莱歇尔以及元首本人。他告诉身穿灰色制服的国会代表，纳粹卐字是“我们为了种族自我奋斗的标志，它象征着我们针对犹太破坏者展开的斗争”。当“一个厚颜无耻的犹太人”，带着对德国的“没有底线的恨”，在纽约侮辱了卐字标志之后，整个德国都受到了羞辱。因此，不能任由犹太人嚣张放肆。新法实际上还走得更远，它要保护所谓德国血统不被犹太人和其他异族污染。他宣布：

［新法］代表了对日耳曼精神力量和好运的信心。我们知道，污染了血统就是污染了民族的基因。由于被污染，我们自己——德意志民族——不得不承受苦难。而追根溯源，德国腐朽的源头在于基因污染。所以现在我们必须重新与始自灰暗史前史的遗传链建立联系……保证种族的纯正血统永不生病、永不腐烂是每一个政府的责任，更是人民自己的责任。[77]

议会自然是一致欢呼通过了三部法律，第二天，各大日报在显著位置全文刊出了这些新法。但是新法的内容可能并不都像第一眼看上去那么简单直接。[78]《帝国公民法》针对“第三帝国的公民”给出了一个专门的定义：具备“日耳曼或日耳曼同族血统”的人。同时它还宣布，只有那些“准备通过行动表现他有意愿并且适合为德意志民族和德国忠心服务的人”才能成为帝国公民。只有帝国公民才享有完整的政治权利。其他所有人，特别是犹太人，但也包括政府所有的潜在敌人，甚至还包括那对政府政策没有热情、默默远离政府的人，只是“国家的臣民”。他们“对国家负有义务”，但却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利。《帝国公民法》（Reich Citizenship Law）的实施细节则交给了内政部和赫斯办公室一起完成。而内政部的两个官员威廉·施图克特（Wilhelm Stuckart）博士和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博士及时就具体条款给出了解释，并且列出了其潜在影响。在仅仅两星期之内，内政部长弗里克就下令将公务员系统中其余有犹太血统的官员全部解职，此前这些人曾借1933年4月7日的《恢复专业公务员法》中的一些特殊条款保留了职位。

但是一个人到底怎样才能算是犹太人呢？弗里克的命令适用于祖辈四人中有三人是犹太人的人（3/4犹太人），而祖辈是否是犹太人取决于是否信仰犹太教。根据当时一些估算（这些估算差异很大），1935年的德国有5万名本人或父母已经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2,000名已经改宗的3/4犹太人。前几十年，犹太教徒和基督徒的高通婚率导致当时已经有7万到7.5万人的祖辈有两个犹太人，12.5万到13万人的祖辈有一个犹太人，而且其中许多人都和非犹太人结了婚。还有2万名符合纳粹分子分类标准的“完全犹太人”和非犹太族群通婚，其中许多还有了孩子。1939年根据纳粹政权自己的估算，在大德意志帝国（这时已经包括奥地利和苏台德［Sudetenland］）一共有20,454起种族通婚案例。该调查第一次按种族标准定义犹太人，还算出在以前的德意志帝国内部一共有52,005名半犹太人，32,669名1/4犹太人。而在被定义为混血的人群中，超过90%都是基督徒。但是所有的种族主义立法都有一个特点：一个细节上的问题就可能毁掉整部法律。其实在这种状况下，要就谁是犹太人谁不是达成严格的定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于是纳粹立法者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意识形态悖论：是犹太人血统中带有的毒素太强，在德意志血统中掺了一点就足以把德意志人变成犹太人呢？还是德意志血统本身虽然非常强健，足以克服各种污染，但就是无法克服遗传中的犹太要素呢？这样的问题不可能有合理的回答，因为它们的大前提就是错的。所以，纳粹政权就混血德意志人和种间婚姻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完全是任意专断的。[79]

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与种族划分有关的细节问题让公务员非常忙碌，他们不停开会，不停写备忘录。一些更加谨慎的官员警告称，如果将半犹太人也算作纯种犹太人，会把很大一批之前忠心的德国人变成纳粹主义的内部敌人。这些建言取得了一些成效。在1935年11月14日发布的一个补充命令中，这些半犹太人被划作一等混血。但信奉犹太教或者和一个纯种犹太人结婚的人除外，这些人也被算作纯种犹太人（官方术语为Geltungsjuden），待遇与之完全相同。祖辈中只有一位纯种犹太人的被归为二等混血。还有一些条款专门针对非婚生子，或于1935年纽伦堡法案出台后出生的孩子（这个时候他们很可能被划作纯种犹太人）。立法者意识到有的措施非常武断，于是又引入了一个最终条款：希特勒可以借此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出赦免令。他在合适的时候确实这么做过，或者其他人以他的名义发出过赦免令——只要开具一份《德意志血统证明》（Declaration of German Blood），经希特勒签字盖章就行。此外，所有当局必须建立犹太人世系，上面要写清楚某人的祖辈是否信奉犹太教。纳粹明明声称要按种族和血统的科学标准来划分犹太人和德意志人，这里却又把宗教因素牵扯进来，真是太荒唐了。这样一来，谱系学家突然在德国成了最受青睐的专家，所有的德国人都去教区登记处或者其他一些来源寻找足以证明自己种族纯净的证据，放到所谓的“祖先证明”（Ahnennachweis）里，这份文件在当时已经成为在公务员系统乃至其他任何地方找工作的必需了。[80]

三

不过在报纸上，纽伦堡法案被宣传成稳定局面的措施，能够帮助德国犹太人群体安顿下来，过自己的生活。戈培尔的宣传部非常小心，不让媒体发出一些宣扬胜利或者太过得意的文章，特别不准“主流文章以‘放手去做’的口吻讲话”。[81]但是实际上，纽伦堡法案为进一步大规模歧视任何被算作犹太人的人大开方便之门。在1935年11月14日通过法案两周之后，希特勒取消了防止“扩大化”的条款（即为维护德意志血统纯净实行的措施施行范围不可超过法定人群），且取消行为自法案通过之日而非取消当日起生效。希特勒的做法使非政府组织获得有效授权，可以用雅利安人条款对付自己的犹太人和混血成员和员工。后来德国又进一步采取措施，限制犹太人进入国家控制的行业。祖辈中有两个是犹太人的人现在需要从一个名为保护德意志血统帝国委员会的机构获得正式许可才能和一个非犹太族群的人结婚。但是因为该委员会的党代表一直投票反对这类申请，委员会于1936年宣告解散，申请审批的权力落到了一个单独的官员手中。混种人仍然可以上学，也没有禁令不让他们和非犹太族群的人发生性关系或其他类型的关系。他们的生活在许多方面仍然相对自由。对男性来说这些方面还包括军事服役。陆军领导层自然注意到，如果禁止混血种族的人服兵役，那么军队将损失数千人的潜在兵力。内政部的一位官员在1935年4月3日写给希特勒的军事副手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的信中估计，现在全国大概有15万半犹太人和1/4犹太人处于服役年龄。这个被严重夸大的数字进一步加深了陆军的担忧。[82]

陆军领导层当然有理由担忧。1935年末，陆军已经清洗了所有剩下的纯种犹太人官兵。1936年夏初，陆军和希特勒达成协定，半犹太人和1/4犹太人可以服兵役，但不能担任军队领导职务，除非希特勒亲自下令特别豁免。纳粹党的谱系调查办公室向军方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说明哪些军官不是“纯种雅利安人”，应该被撤职。但是，1936—1937年的德国高级军官仍然讨厌政府干涉军队事务，对此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要搞清楚成千上万人的族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些军官成功将自己的部分犹太人血统隐瞒到了二战爆发，有的甚至藏得更久。当然，军方真正关心的其实是他们是不是好的士兵、水手或空军飞行员。[83]

军方的态度准确反映了1935年后许多带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德国人地位的争议性和不确定性。但是总的来说，犹太德意志混血人，甚至包括犹太人在内，他们某种程度上似乎都松了一口气（纽伦堡法案通过），因为他们的处境中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消失了，前几个月的反犹暴力行动也将告一段落。可以理解，党内激进分子非常欢迎纽伦堡法案，将其看作从德国社会中完全清除犹太人的关键一步。不过与此同时，盖世太保和社民党人都注意到了社会上对纽伦堡法案的敌意和批评，甚至连那些平时一般并不亲近犹太人的族群也对法案并不感兴趣。据说普法尔茨有4/5的人都不同意纽伦堡法案，工人阶级几乎是团结一致地拒绝纳粹的反犹主义，而小资产阶级不喜欢法案的原因是他们担心国外又会掀起抵制德国货的浪潮。不过社民党人也承认，多数人都被刚过去那个夏天的暴力行动和围绕纽伦堡法案展开的宣传吓到了，他们再也不敢光顾犹太人商店了。就德国人民的反应来看，冷漠和被动占了绝大多数。[84]

渐渐地，永不停息的暴力行动、对纳粹政策无休无止的宣传和立法支持终于取得了效果。一个社民党人在1936年1月从柏林报告：

反犹行动对人民的想法不是没有影响。尽管非常缓慢，但人们开始接受以前坚决拒绝的一些观念。人们读《冲锋报》最开始是出于好奇，但最后确实受了一些影响。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德国人民还是相当了不起的。尽管反犹运动搞了这么多年，犹太人仍然能够住在德国。如果德国人民不是天性良善的话，纳粹宣传会让犹太人在街上被打死……但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下结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确使德国人民和犹太人之间产生了很深的隔阂，现在很多人都认为犹太人是另一个种族。[85]

持续性的反犹宣传到底会对一个有思想的年轻人产生何种影响，这从梅利塔·马施曼的回忆录可以得知。马施曼和犹太人有很多接触，30年代初她曾在柏林一个富人区中学上学，班里1/3的学生都是犹太人。在那里不是犹太人的女孩几乎会本能地将她们的犹太人同学和“犹太人”区分开，在她们眼里犹太人“总是神秘地隐藏在暗处，非常危险”。“我父母的反犹主义情结”，马施曼战后给以前的一个犹太人同学写了一封公开信，

是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观的一部分……一个人可以对自己喜欢的犹太人非常友善，就像一个新教徒也可以对一个天主教徒非常友善一样。不过，没有人会在意识形态上对天主教徒抱有敌意，但是却有人对犹太人怀有相当大的敌意……当你听到政府说民族所有的困难都是犹太人造成的，犹太人天生反叛，犹太人血统不纯净，等等，你会想到老赫尔·莱维（Herr Lewy）或罗泽尔·科恩（Rosel Cohn）。而我想到的都是魔鬼，想到的是抽象的犹太人。当我听说犹太人丢掉工作，被从家中赶出来，关进犹太人聚居区时，我会自动避开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你或者老莱维身上这种想法。只有抽象的犹太人才会被审判，被“无害化”。[86]

但是在马施曼加入纳粹德意志少女联盟之后，她觉得有必要和自己的犹太人同学“公开决裂”，那是“我的责任，因为二者只能取一：要么有犹太人朋友，要么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战士”。[87]

马施曼经常接触反犹宣传，后来她回忆说她和她的中上阶层朋友都认为宣传内容很粗俗，认为犹太人杀人祭神等犯罪行为的说法非常可笑。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她们看不起《冲锋报》这种满是丑闻的反犹主义传单。但是，尽管马施曼自己没有参加暴力行动和抵制行动，她却认为这些行动是正当的。她告诉自己：“犹太人是新德国的敌人……如果犹太人在全世界到处散播对我们的仇恨，那他们也必须知道他们也有人在我们手上。”后来，她刻意将自己在街头看到的那些暴力行为压抑在了记忆中，“在那几年里，面对类似事件，我越来越善于像这样快速调整自己。这是唯一的办法。不管是什么情况，我都要阻止自己怀疑当前发生的事情的正确性。”[88]像这样将纳粹暴力行动合理化和道德化一定也在很多其他人身上发生过。

四

从1935年9月开始，反犹主义在德国成为主导个人以及公共生活的准则之一。一开始反犹主义还只是纳粹意识形态的“圣物”，慢慢地它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地侵蚀德国社会。整个公务员系统都开始执行纽伦堡法案和其他类似法律。法官、检察官、警察、盖世太保等司法和执法人员开始花更多的时间执行反犹法律。市议会和议会在图书馆、游泳池等市属机构的员工执行起反犹措施。旅店老板、小店主（很多人为了自保，都在店外挂出标识，称自己是“纯种雅利安生意人”）、商人、实业家等各行各业的人都注意到了反犹主义法律的存在，也都毫不犹豫地表示顺从。当然，根据社民党的秘密报告，德国不少个体地主和餐厅老板只是被迫挂出了禁止犹太人顾客进入的标识，但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认真执行。不过总的来说，这些改变还是产生了一定效果。当时犹太人在德国经济生活中已经愈发边缘化，而纽伦堡法案在把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清除的道路上又迈进了重要一步。1935年9月之后，犹太人的边缘化更甚于以前了。[89]

1935年纳粹党纽伦堡集会推出的第三部法律，即《保护德意志血统和荣誉法》（Protection of German Blood and German Honour）意义重大。在所有使纳粹主义的魔爪深入人民私生活领域的法律中，这部法律可能最为重要。它禁止犹太人和德意志人或“德意志人的亲缘血统”结婚，同时也禁止《帝国公民法》定义的这两类人发生婚外性行为。犹太人不能雇佣45岁以下的德意志女性担任家政服务人员，这明显是在暗示《冲锋报》经常登载的那种无中生有的性关系。这些法律由常规法庭执行，相关案件都被归为一类，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即“种族玷污”（Rassenschande，字面意思是“种族耻辱”或“种族羞耻”）。由于这类案子本身的特性之故，它们很难辨别，相关诉讼从一开始就严重依赖邻居、熟人，有时还包括相关家庭成员的举报。从1936年到1939年，按纽伦堡法案的判定标准，德国每年有420人因种族玷污而被起诉，其中2/3都是犹太人男性。在盖世太保和帝国司法部的持续施压下，法院变得越来越严厉，比如在1938年，汉堡地区法院宣判的多数种族玷污案，其案犯都曾被长时间拘押于重刑犯监狱而不是普通监狱。非法性关系的定义不断被扩大，最后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之间几乎所有类型的身体接触都被囊括在内，连传统社交中的拥抱礼和亲吻礼都被算在里面。[90]1935年纽伦堡法案通过之后，那一年余下的几个月仅有11起种族犯罪，而在该法实施的第一年，即1936年，这个数字跳到了358，1937年涨到了512，1938年跌到434，1939年是365，1940年是231。案件数量下降的一个可能原因是越来越多的犹太年轻人和中年人移民国外。当然法律的威慑效应也可能有影响，毕竟判决变得越来越严厉了。[91]

在监狱里，这些罪犯经常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被看守虐待。在某些监狱，他们还时常饿肚子，甚至连他们在监狱里的良好表现都经常被视为“即便是居于弱势时也懂得如何服从，这是典型的犹太人特征”（一个巴伐利亚监狱官员在1939年的记录）。“这种对犹太人的憎恨让我吃了太多的苦，”一位年轻的犹太囚犯写信给自己的母亲说，“有个监狱官员叫我摩西，可他清楚地知道我到底叫什么。……还有一个在午饭时间骂我是烦人的犹太猪。”他的这封信在1938年6月被监狱当局没收。犹太人的苦难远未结束。1938年3月8日帝国司法部一声令下，因种族玷污罪被关进监狱的犹太人在服完刑之后又被盖世太保抓起来关进集中营。[92]在那里，他们频繁地因为自己犯罪的性质被挑出来。曾受过良好教育的20岁中产阶级犹太人尤利乌斯·迈尔（Julius Meier）因为邻居举报他和家里的非犹太家政人员举止亲密而被捕入狱，服刑两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被营里的医生挑出来做阉割手术，但因为迈尔的移民手续就快办好了，所以他拒绝签署同意书。于是党卫队警卫在医生的命令下不停揍他的脸，踢他，把他打伤之后还拒绝治疗他，并把他送到禁闭室关了12天。迈尔的父母利用家里的关系办好了他的移民手续，还从党卫队总部要到命令——但不是释放命令，而是撤销阉割手术的命令。因此电报不是发到了集中营长官那里，不然迈尔就会被立刻释放了，而是发到了集中营医生那里。但这时医生必定不会让迈尔得偿所愿，因为这关乎医生自己的脸面：医生下令把迈尔送回禁闭室，并让一名党卫队警卫杀害了他。[93]

法律提供了很多骚扰和迫害德国犹太人（特别是男性）的新机会。1935年12月，一名43岁的犹太职员因种族玷污罪被判入狱一年零三个月。当时他已经和自己的非犹太人妻子生活了一年，并且有了一个九个月大的婴儿。但是迫害犹太人的借口通常都非常单薄。比如在巴特迪克海姆（Bad Dürkheim），一个名叫赫尔曼·鲍姆（Hermann Baum）的66岁犹太男性在1935年11月被判入狱一年，因为一个15岁女孩作证说他试图亲吻她。盖世太保还要求在犹太人家里工作的家政员工必须辞职。他们不停地提诱导性的问题（“他有时候会碰你的肩膀，是不是？”），希望找借口抓人。如果这些家政员工拒绝控告自己的主人，盖世太保便会威胁送他们去监狱。[94]1935年11月，一个叫路德维希·亚伯拉罕松（Ludwig Abrahamson）的50岁犹太商人被人向盖世太保检举，说他和一个名叫威廉明娜·科尔特（Wilhelmina Kohrt）的非犹太员工发生性关系。在审问中他承认自己对她曾经有过特殊关注，但鉴于盖世太保取得口供的手段，供认的真实性应该存疑。他后来被判入狱两年。从监狱获释之后他又被盖世太保抓进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在提供准备移民的证据之后，1938年10月6日亚伯拉罕松安全获释。另一个更让人震惊的例子是汉内洛蕾·克里格（Hannelore Krieger），她是一家酒精饮料生产厂的员工。1938年4月，克里格被匿名举报和自己的老板尤利乌斯·罗森海姆（Julius Rosenheim）发生了性关系。她说，他要求她提供有偿性服务，但是在审判中她改变了自己的证词，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在1934年已经终止了（那时候纽伦堡法案还未通过）。法庭最后宣告二人无罪，但是盖世太保还是在审判结束后逮捕了罗森海姆，把他扔进了集中营。[95]

倘若克里格的行为还只是涉嫌卖淫，那么真正的妓女如果为犹太客户服务，就特别容易被充满敌意的邻居举报。1938年9月之后，和非犹太人忠诚相恋的犹太男女为了掩藏这份关系都极度小心，但他们中间很多人不可避免地成了爱窥探别人隐私的邻居以及狂热纳粹探子的牺牲品。慢慢地，一些人开始仅仅因为“对犹太人友好”而被举报：不小心告诉人说自己的旅馆仍然欢迎犹太人的旅店老板，和犹太人维持完全与性无关的友谊的德国人，甚至连在街头和犹太人握手的非犹太人都不能幸免。有时候，这类行为可能象征着对纳粹反犹主义的反抗，但更多的时候是对官方规定的漠不关心，人们只是在延续长久以来的生活习惯罢了。很多类似的举报都是瞎举报，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举报又并非无关紧要；瞎举报和坐实的举报共同在德国制造了一种氛围，使德国人逐渐切断了和犹太人朋友和熟人之间的联系，梅利塔·马施曼就是典型的例子。盖世太保和其他各种执法机构一起突破了纽伦堡法案的限制，积极处理收到的所有举报（不管是多么琐碎、多么自私自利的举报），由此一点一点地打破了德国犹太人和其他德国人几十年以来建立起来的复杂社会联系。它们还获得了党的机构全方位的支持，从最下层的街区监护往上，这些机构都同样致力于斩断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96]

但有时候街区监护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雷蒙德·普雷策尔（Raimund Pretzel）是一名年轻的律师，同时又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记者。他在1934年从巴黎回德国的旅途中遇到了自己的伴侣，一位犹太女性。普雷策尔最初离开德国的原因是他不喜欢第三帝国的压迫政策和种族主义，同时也是为了追求一个女生。而当她嫁给另外一个男人之后，他回到了德国，靠给报纸和杂志的艺术版面写一些非政治性的文章挣钱。他的新伴侣由于种族原因被迫从图书馆离职，她的婚姻也刚刚破裂。她的儿子名叫彼得，金发蓝眼，他的照片甚至被当作雅利安男孩的理想形象。当普雷策尔搬进她的公寓之后，他们实际上违反了纽伦堡法案，但是街区监护很喜欢这一家人，保护着他们免遭侵害。然而，1938年她怀孕了，两人被检举的风险实在太大。她带着彼得去了移民署，拿到许可想要去英格兰找她的兄弟。普雷策尔自己也单独拿到了前往英格兰的许可，理由是他要写一系列有关英伦生活的文章。因为在英国滞留不归，他引起了英国当局的怀疑，而且生活入不敷出十分困难，但后来塞克和瓦尔堡出版社（Secker and Warburg）老总弗雷德里克·瓦尔堡（Frederic Warburg）救了他：瓦尔堡对他给一本书写的摘要印象深刻，决定给他提供一份工作合同。这样英国内政部满意了，普雷策尔的签证得以延期一年。此时，他已经娶了自己的伴侣，还有了一个儿子。不过，他们二人的未来似乎已经稳定下来，一如这个时期选择从德国移民的好几千人一样。[97]

第三节

“犹太人必须滚出欧洲”

一

尤其对犹太人而言，如果他们年纪尚轻，能够在国外重新开始打拼，并且拥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他们就会选择从德国移民。这不是什么自愿或自主行为；这是逃亡，逃离形势已经恶化到完全无法忍受的德国。我们不知道那些年有多少犹太人离开了德国。我们仅有的是官方数据，而官方数据仍然只依照宗教标准划分犹太人。鉴于1933年之前犹太人改宗基督教的比例很高，在离开德国的人中至少有10%可能被官方数据遗漏，这些人虽不信仰犹太教，却被纳粹官方划为了犹太人。根据官方数据，1933年德国有43.7万人信仰犹太教。而到了1937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大约35万人。1933年，有3.7万犹太教徒离开了德国，促使他们离开的是4月1日的抵制行动和4月7日通过的法律。1934年没有发生类似的行动或通过类似的法律，那一年移民的人数下降到了2.3万。接下来几年这个数字仍然相对较低，1935年是2.1万人，1936年是2.5万，1937年是2.3万。作为欧洲人，从德国移民的犹太人多数选择待在欧洲大陆的另一个国家，1933年的犹太移民里有73%留在了欧洲，只有8%远赴海外，去了美国一类的地方。1933年，尽管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相对较弱，但仍有不少于19%的犹太人选择定居巴勒斯坦，在1933年到1939年之间，总计有5.2万名德国犹太人去了那里。这个数字之所以高得离谱，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代表与纳粹当局在1933年8月27日签署了《哈瓦拉转移协议》（Haavara Transfer Agreement）。这份协议得到了希特勒本人的支持，同时帝国经济部允许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时带走相当一部分的财产——总计带走了1.4亿马克——而那些要去往其他国家的必须要放弃自己在国内的不少财产。[98]

地图13　犹太人向海外的移民（1933—1938年）

纳粹党支持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他们把犹太复国运动当成犹太人世界性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们自诩的使命就是和犹太人的阴谋做斗争。另一方面，帮助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可以减轻国际上对德国反犹主义政策的批评。此外更关键的一点是，纳粹政权那些年的一个基本目标是把犹太人赶出德国，最好还要赶出欧洲。虽然纳粹分子对待犹太人相当残暴，但他们在这个阶段还没有想过要灭绝德国的所有犹太人。在纳粹党看来，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德国将是一个更强大的德国，能够征服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只有到了那个时候纳粹政权才会开始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他们眼中的犹太人问题。而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如果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势力得到加强，他们就乐意与纳粹分子达成协议。德国的犹太人会带来急需的技能和经验，很多犹太复国主义者还认为德国犹太人能够带来投资资本。《哈瓦拉转移协议》在为这些安排提供正式保障的同时，作为回报，还规定巴勒斯坦要对德出口橘子等德国急需的物产。因此，双方都把他们之间的合作视为权宜之计。但是这一协议在纳粹政权中引发了争议，且矛盾越闹越大，最终导致党卫队保安处于1935年成立了犹太人事务部。作为党卫队保安处的主要部门之一，事务部由一群倾向日益激进的青年军官领导，其中包括迪特尔·维斯利策尼（Dieter Wisliceny）、特奥多尔·丹内克尔（Theodor Dannecker）和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这些人越来越担心鼓励犹太人去巴勒斯坦会加速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犹太政权，从长远看这对德国非常危险，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99]

地图14　德国犹太人向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1933—1938年）

而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歧视——以1933年4月1日的抵制运动和之后的《恢复专业公务员法》为代表——并非一无是处。这些迫害和歧视将内部分歧严重的德国犹太人团结了起来。早在1932年反犹主义攻击即将来临之际，各地的犹太人协会就已经决定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组织，该组织于1933年2月12日正式成立。但是除了示威反对之外，他们几乎什么都没做，纳粹政权说他们是抵制德国商品国际运动的一部分，但两者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后来在1933年9月，这个组织与包括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内的其他势力建立了一个名为“德国犹太人帝国代表会”的保护性组织，由柏林的犹太拉比莱奥·贝克（Leo Baeck）担任主席。它的目标是在新德国重新组织和保卫犹太人的生活。它的领导层主张和纳粹当局对话，也许还希望和政府达成类似后者和天主教定的那种协议。他们强调，很多犹太人在一战中坚持爱国主义，为德国服务。犹太人也和普通德国人一样，相信纳粹夺权过程中出现的暴力将很快消失，政局也将更加稳定有序。贝克甚至支持要整理出一套翔实的档案，梳理犹太人对德国的贡献。

但是这份档案还未出版就被禁了。[100]后来随着德国对犹太人的财政处罚日益加重，犹太人的生意日益雅利安化，以及政府收紧了对货币和动产外流的限制，德国犹太人开始意识到想要在其他国家获得难民身份越来越难，因为那些国家的政府不想要会给本国的福利体系增加负担的移民。甚至连筹集离开德国的旅费都成了问题。更加糟糕的是，德国的犹太人中已经退休和面临退休的人越来越多。而仍在工龄的犹太移民在当地特别遭恨，因为很多国家在大萧条的影响下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移民接收国的犹太人组织竭尽全力帮助他们的同胞，为他们提供资金，寻找工作机会，协调办理签证等。但它们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十分有限。此外，它们也怕在本国激起反犹主义情绪。[101]

1938年7月6日，国际社会在日内瓦湖畔的法国小镇埃维安（Evian）召开了共有32个国家参加的会议。鉴于波兰和罗马尼亚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驱逐，这次会议本希望就接收犹太人达成一些一般性共识。然而，会议十分谨慎，以免刺激德国，因为那时候的国际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德国政府没有派人参加，宣称犹太人移民是德国的内政问题。但是在会上，各个国家的代表一个接一个地明确表示，不会放松自己的难民政策；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它们还会收紧政策。英国和欧洲国家以中转国自居，犹太人只能迅速借道移民去海外更远的地方。当时许多国家都有反犹主义思潮，还说什么本国不能被“外来”文化“淹没”，这些因素都进一步削弱了其他国家接收犹太人的意愿。[102]

当时的形势也为腐败的德国官员提供了新的谋利机会。他们在把橡皮图章盖到申请移民者的文件上之前，经常索取贿赂要钱要物。而自从法律规定移民必须把所有东西都留下净身出国之后，这对想要谋利的官员吸引力就更大了。有一个犹太人在办完了所有的手续后，一个官员曾如此向他索取贿赂：

“你移民的时候得意思意思，懂吗？”我对他说，他得告诉我想要什么，然后我才能看看自己能做什么。几个小时之后，我正在家里享用晚餐，门铃响了，来人正是那个官员，穿着他的制服，外面披着一件大衣。我打开门，对他的到来感到很惊讶。他说他只是来告诉我自己非常想要一张桌子，以及一块宽2米、长3米的地毯。后来，我们果然很快拿到了移民许可，效率惊人。[103]

后来德国为了解决货币以及其他问题，盖世太保甚至还组织了非法的犹太人移民。他们特许一些船沿着多瑙河经黑海前往巴勒斯坦。可以想见，他们的收费非常之高，每张票的价格十分离谱。[104]

二

那些留在德国的犹太人则由犹太人团体的领导层组织了新的机构进行管理，试图缓解紧张局势。1933年4月13日，援助和重建委员会成立，而之前在3月份他们还成立了功能类似的犹太人经济援助中央机构。这些组织为处于经济困境中的犹太人提供资金，为失业的人重新找工作，为想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人提供再就业培训课程，尽管里面很多人后来还是选择了移民。同时，犹太人组织也开始为想要移民的同胞提供越来越多的物流和行政服务，有时是财政上的援助。直到1938年，犹太人仍能够享受公共福利。因此，在帮助那些真正陷入绝境的人时，犹太人福利组织仍然只是起补充作用，不能完全替代；不过，随着犹太人团体日渐贫困，慈善组织的工作变得愈发重要。[105]

隔离对犹太人儿童影响特别大。德国的儿童从7岁开始接受正式学校教育，义务教育阶段一直持续到14岁。而在1933年，7岁到14岁的犹太人儿童有6万人。同时在中学里面还有一批犹太人学生。而犹太人的大规模移民（特别是怀小孩和养小孩的犹太人移民）使年龄在6岁到25岁之间的犹太人数量从1933年的11.7万人下降到了1938年的6万人。纳粹政权想在德国的学校中清除犹太人，犹太人儿童一直面临着纳粹党内部各个组织一齐施加的压力。1933年4月25日，德国通过了《解决德国院校人满为患状况法》。新法和后来实施新法的命令一起，给学校招收非雅利安人儿童设置了上限：最多不超过1.5%。同时，纳粹学生同盟强烈的敌视态度在短时间内就迫使很多犹太人学生离开大学。1933年秋，大学里面一共只有590个犹太人，而前一年夏天还有3,950人。一些狂热纳粹教师的敌意和希特勒青年团激进分子不断上升的影响力成为将犹太人儿童赶出学校的重要因素。比如在符腾堡，11%的犹太人学生迫于法律规定放弃了中学学业，其中大约58%是由于一些学校老师和同学的敌意。学校里面逼迫犹太人退学的压力非常大，甚至连教育部长鲁斯特都在1933年5月出声抱怨，在7月份又重申了他的谴责态度。

在一些学校里面，犹太人儿童在教室里必须坐在一条特殊的“犹太人长凳”上，并被禁止听德语课。自己的老师说犹太人是罪犯和叛徒时，他们也只能听着。他们不能参加庆典、节日、音乐会以及话剧。一些老师故意羞辱他们，给他们的作业打低分。当然，不同的学校间反犹气氛差异很大。在一些工人阶级地区，非犹太人学生和自己的犹太人同学亲密无间，而在德国的一些小镇，学校里的一些流氓让犹太人学生过得十分悲惨，他们担心自己被打，永远处于恐惧之中。在如此压力之下，普鲁士公立中学犹太人儿童的数量从1932年5月的1.5万人下降到了1935年5月的7,000人，1936年只有刚过4,000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数据低估了犹太人学生数量下降的幅度，因为数据只涉及父母信仰犹太教的孩子，不包括那些被纳粹政权按种族标准划成犹太人的孩子。到1938年，普鲁士公立中学只有1%的学生是犹太人，而从该年1月开始这些年轻人被官方禁止参加一般的大学入学考试。在那一年底，剩余的犹太人学生也都被赶出学校。[106]

因为被德国公立学校驱逐，犹太人学生急需犹太人团体提供替代性的教育服务。在1933年，有一定积累的犹太人中产阶级是看不起德国的犹太人学校的。很多人认为那些学校教育质量太低，而且和他们持不同的宗教立场。对于很多已经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而言尤其如此：他们突然被政府又按种族标准划成了犹太人，然后被扔进了一个他们以前极力与之划清界限的群体。许多地方的犹太人团体根本就没有教育设施。一些关心孩子的父母鉴于自己的孩子在德国公立学校受到敌视和孤立，主动挑起大梁为犹太人提供替代教育。到了1935年，犹太人中有小学适龄儿童3万人，其中超过一半就读于犹太人共同体学校，这些学校多由犹太人组织资助。但这些共同体学校很难找到合格的老师，一个班规模通常很大（每个班至少50人），却挤在狭小而简陋的教学空间里。有着不同背景、能力和受教育水平的儿童突然被聚在了一起，中学尤其如此。上学路线和交通成了很多父母和孩子的主要问题。学校里有着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正统的、自由世俗的、左派的、右派的，相互之间吵得不可开交。他们经常因课程安排发生争执。不过这些争吵渐渐沉寂了下去，因为德国内部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压制让它们变得无足轻重。到了1937年初，德国已经有167所犹太人学校，接纳了全国3.9万犹太学生中的2.4万人。移民使得犹太人学生数量迅速下降，到了1939年10月，德国的犹太人学生数量已经不到1万人，同时大量犹太人学校也已经关门了。这些学校的最大成就也许在于，它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教育环境，使他们不必为种族仇恨、军国主义以及残酷的身体训练等当时主宰德国绝大多数学校的价值观所影响。[107]

犹太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在其他方面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在1933年犹太人被驱逐出主流体育俱乐部之后，犹太男女运动员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到1934年其成员数量已经不低于3.5万人。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柏林城市歌剧院前副院长、犹太人库尔特·辛格（Kurt Singer）建立了犹太文化联盟，里面大约有8,000名犹太艺术家、音乐家、表演家以及作家，他们只为犹太人团体服务。最终有18万犹太人加入了文化联盟享受到了这一服务。联盟的建立还获得了赫尔曼·戈林的官方许可。在纳粹政权看来，犹太人文化联盟这种组织值得鼓励，首先它标志着犹太人的文化生活在德国已经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同时这也是做个姿态，向其他德国人显示犹太人并没有被禁止写作、绘画和表演。不过辛格很快就被晾在一边，文化联盟在其存在的绝大部分日子里都由一个纳粹分子即汉斯·欣克尔（Hans Hinkel）掌权。欣克尔在戈林的支持下负责清洗普鲁士文化机构中的犹太人，所以在戈林看来欣克尔自然也应该执掌文化联盟。不久，欣克尔就开始禁止文化联盟及其成员演奏德国作品，从中世纪和浪漫主义的德国剧作开始，一直到席勒（1934年）和歌德（1936年）。犹太音乐家被禁止演奏理查德·瓦格纳和理查德·施特劳斯的音乐，1937年这个名单中加入了贝多芬，1938年又加入了莫扎特。[108]

仅仅在1933年到1934年之间，联盟就上演了69场歌剧和117场音乐会。尽管联盟的一些领导人将这些活动视为展示犹太表演艺术家对德国文化生活贡献的机会，但是更多的人意识到这其实证明了犹太人文化在德国正被日益边缘化。而纳粹当局通过逐步限制文化联盟的职权，将其无情地逼到了一种十分悲惨的境地，使它只能提供所谓的犹太文化，观众也仅限于犹太人。德国犹太人的文化边缘化于1938年11月10日宣告完成，在那一天犹太人被正式禁止进入剧院、电影院、音乐会、讲座、马戏团、酒店、舞会、展览、画展参加文化活动。之后，所有的犹太文化机构都在1939年1月1日编入集中管理的犹太文化联盟，一些残存的犹太出版社也被纳入。可以展现给犹太观众的东西很多，包括一些被纳粹党查禁的犹太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犹太画家和犹太作家分别组织了画展和朗诵会。非犹太血统的德国人被禁止参加这些活动。但是，即便不是绝大多数人，也有许多人在怀疑是不是真有一个什么特殊的“犹太—德国”文化独立于所谓的“非犹太—德国”文化。其实绝大多数犹太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可能性，他们就是把自己当成德国人。[109]

矛盾的是，也许有许多犹太人对文化边缘化感到放心，他们接受了生活中出现的新限制。一位犹太人在后来做了批评性的分析：“在所划定的圈子内部，从某种程度上讲犹太人并没有受到太多打扰，在犹太文化联盟、犹太学校、犹太集会上，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只有当他们试图进入雅利安人的势力范围时才有危险和禁忌出现。”[110]这种态度对那些留在德国的犹太人来说在很多时候都是必要的。留下来的多是老人和穷人。1933年，20%信仰犹太教的、在德国出生的德国公民年龄在50岁及50岁以上。到了1938年，德国犹太人中50岁及以上人群的比例已经超过48%，一年之后则超过了一半。[111]其实很多犹太人都是德国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家人与家乡的小镇和社区有着深厚的联系，这种联系已经有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历史，涉及住所、工作、文化和传统等诸多方面。断绝这些联系对很多人来说实在太难承受。许多人都是含着眼泪离开德国，发誓境况好转之后一定回来。因此，很多犹太人不愿意移民甚至觉得没有必要移民，一点都不让人意外。“为什么我要移民？”一个德国的中年犹太人在1937年如此回应儿子的担忧和恳求，“船到桥头自然直。事情会慢慢好转的。我们可是生活在法治社会，谁能把我怎么样？我是个老兵，为祖国在西线打了四年仗；我还是军士，获得过一级十字勋章。”[112]

三

犹太人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那些伴侣被纳粹当局划为雅利安人的人。1933年德国一共有3.5万对种间婚姻，即夫妇其中一人信仰犹太教，另一人信仰基督教。这类婚姻多数发生在犹太男性和基督教女性之间。后来纽伦堡法案按种族标准重新定义了所谓种间婚姻。截至当时，多数种间婚姻伴侣双方都信仰基督教。盖世太保不断加大施压的力度，逼迫伴侣中不是犹太人的一方离婚。法庭开始迅速批准非犹太人一方的离婚申请，这些人提出申请的理由很多，比如自纳粹上台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有犯种族玷污罪的危险。当时公共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的犹太人都已经被清洗，种间婚姻中的犹太人丈夫则被迫把抚养孩子、家庭财政、资产、商业、财产等几乎一切权利都让给了不是犹太人的妻子。由于丈夫渐渐失去了挣钱的机会，家庭的负担都落在了妻子一个人肩上。1938年12月28日，戈林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发布了管理种间婚姻的新规范。为了减轻种间婚姻中雅利安人一方的不满，戈林宣布，若丈夫是犹太人但孩子是按基督徒标准带大的，或者妻子是犹太人但没有孩子，则该婚姻应该视为“特权婚姻”。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内，此类婚姻将逐渐免受纳粹政权的某些歧视。[113]

但是如果混血婚姻中丈夫是犹太人但没有小孩，或者妻子信犹太教，再或者孩子信犹太教，那么这类婚姻就不能享有豁免权。在这类婚姻中，非犹太人的女方会被持续地施加大量的压力，要求她主动离婚。纳粹婚姻法（其中以1938年7月6日通过的《婚姻法》为代表）把婚姻定义为相同种族、血统健康男女之间的结合，其目的在于生育血统健康的孩子，把他们培养为优秀的日耳曼种族同志。种间婚姻显然不在此列。从1935年9月开始，种间婚姻不再能够获得许可。新法将法庭最近对现存种间婚姻的判决条例化，并做了更加细致的规定。新法规定，德意志血统的人如果有一个犹太人配偶，可以以种族的名义主动申请取消婚姻。此外，如果一个犹太男人丧失了生活来源，他的非犹太人妻子能够以他不能养家糊口为名提出离婚诉讼。分居三年也可作为离婚的原因，而如果一个犹太丈夫被关进了集中营或者流亡国外，在这段时间之内他的非犹太人妻子可以与其离婚，不会遇到任何麻烦。种种因素相加，经济等方面的困难势必给这类婚姻造成极大压力，即使没有盖世太保和党的各种机构直接施压，这类婚姻常常自己就垮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维系种间婚姻需要极大的爱与勇气。[114]

到了1938年人们才开始明白，离婚对犹太人一方来说不只意味着生活中将会出现更多的困难，离婚之后还很有可能伴随着暴力、监禁和死亡。当混血婚姻中的非犹太人一方去世之后，有人会把消息报告给当局，然后盖世太保在一两天之内就会出现，抓走还活着的犹太丈夫或妻子。而且，盖世太保还开始定期邀请嫁给了犹太人男性的雅利安女性去警察总部进行“友好谈话”。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美貌的德国女人还要嫁给一个犹太人呢？要是离婚的话生活是不是肯定会更好一些？女方只能说，她以前不知道犹太人的威胁，所以没想过离婚，是国家社会主义弥补了她的无知。警察在谈话过程中既有许诺，也有威胁。如果离婚，她的孩子们前途将一片光明；孩子们会被重新划为德意志人，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会好转（因为这时候家里面已经没有找不到工作、需要依赖他人的犹太人丈夫）。如果拒绝离婚，她的孩子们将会陷入困境；他们将由于混血儿的身份失去许多纯种德意志人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劝说之后，如果这位不是犹太人的德国妻子仍然不愿离婚，政府就会没收她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种间婚姻中很多还没生小孩的德国女性陷入绝望，为了保住家里的财产她们只能在丈夫搬出去之后私下秘密见面。但是也有很多人持对抗态度。当局的某些人建议她们出于金钱考虑也应该离婚，这些德国女性对这种卑劣的建议感到非常生气，反问道：这种建议是什么意思？是在暗示我们一开始结婚就是为了钱吗？[115]

在这些女性中，有一位名叫埃娃，她的丈夫是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尽管30年代岁月起起伏伏，风云变幻，但是埃娃坚定地和克伦佩雷尔站在一起。克伦佩雷尔是一战老兵，妻子又是雅利安人，所以他一直保留着自己在德累斯顿技术大学的教授职位。但是他不再被纳入考核人群中，自己的新书也找不到出版社出版。他的教学工作严重受限，上课的学生人数下降到个位，他觉得自己可能会因此被裁员。他身边的犹太人同事被相继解职，一些年轻的犹太人家庭移民去了巴勒斯坦。他的一些犹太人朋友对纳粹政权一直抱有幻想，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失望情绪；克伦佩雷尔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看到其他的犹太朋友越来越认同犹太人的身份，不再以德国人自居，他感到十分震惊。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比纳粹主义好不到哪里去。他看着自己的犹太朋友接连移民到巴勒斯坦，但是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去那里的人只是用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取代了另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同时他也认为以他的年纪不可能适应新生活了。他写道，他是“多余的文化制造的无用之物”。[116]

1934年10月初，克伦佩雷尔和他的妻子搬进了他们自己在多尔兹肯（Dölzschen）盖的房子，房子位于德累斯顿静谧的郊区。[117]因为当时克伦佩雷尔的境遇开始严重恶化，所以他们连房子都没怎么打理。1935年3月，萨克森教育部的部长被解职，这位部长不是纳粹党人，他的职权被纳粹党地区领导人马丁·穆奇曼接管。“从毁灭文化、攻击犹太人、内部暴政等各个角度看，”克伦佩雷尔在日记里吐露心声，“希特勒的爪牙更加可恶。”[118]1935年4月30日，他从邮局拿到了自己的解职通知书，上面有穆奇曼的亲笔签名。他的同事没有一个愿意提供帮助，只有一位秘书表达了同情。克伦佩雷尔给大量的国外同行写信，希望能够找到新的工作。但是他的愿望最终没能达成，同时他还考虑到自己的妻子埃娃经常生病，身体太过衰弱，无法出国流亡。当时他已经年过五旬，只能靠退休金生活（金额刚过之前薪水的一半）。不过他的哥哥格奥尔格（Georg Klemperer）救了他。格奥尔格是个颇有名望的外科医生，年过七旬，处于退休状态。哥哥已经离开德国，给了弟弟维克托一笔6,000马克的贷款（他还给陷入困境的亲人提供了很多其他帮助）。但此时，德国境内的反犹主义情绪变得越来越激烈和显著。在德累斯顿中部，克伦佩雷尔曾多次听到有人高叫：“从犹太人那里买东西的都是民族的叛徒！”1935年9月17日，他记下了纽伦堡法案通过的事件，写道，“恶心死了。”[119]被剥夺了教书权利的克伦佩雷尔顽强地坚持创作他的18世纪法国文学史，尽管出版的机会十分渺茫。他还经常开着自己的新车去兜风，和朋友讨论第三帝国垮台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十分渺小）。他说，每个人都在抱怨，但都不愿干什么事情，很多人还把第三帝国看成反击共产主义的必要堡垒。克伦佩雷尔开始察觉到自己的观点变了。“没人能抹杀我作为德国人的本性，”他写道，“但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却永远消失了。”[120]

而有的人觉得，把对第三帝国民族主义政策的热情和对反犹主义的失望当作毫不相关的两件事，会让事情变得简单一些。纳粹分子上台之后不久，已经退休的陆军少校弗里德里希·索尔米茨（Friedrich Solmitz）进入防空联盟工作，他和妻子的生活似乎顺顺利利地过渡到了第三帝国时期。不过在1934年初，他不得不写信给当地的纳粹党领导人彼得·舍瑙（Peter Schönau）辞去职务，因为舍瑙一直对他抱有敌意。索尔米茨抗议，在工作中他严守党的命令，执行了雅利安人条款，清除了所有防空岗位中的犹太人。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被单独拎出来批评。令人惊讶的是，索尔米茨受到压力，竟然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个犹太人。[121]

从家族的宗教背景来看，索尔米茨的家人是基督徒，和犹太人圈子没有任何联系。他的妻子路易丝·索尔米茨于1933年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中记录道，汉堡“没有褐衫军欺负犹太人，没有灾难降临到犹太人头上，汉堡的日常生活还是老样子，每个人都像之前一样生活”。[122]路易丝·索尔米茨自己没有犹太人祖先。但是她认为1933年4月1日纳粹分子抵制犹太人商店让人担忧，是“愚人节的苦涩笑话”。“我们的全部热情，”她抱怨道，“都应该投入到复兴德国的伟大事业中，而不是做这些傻事。”不过她也注意到，至少东欧来的那些犹太人好像是消失了（“加利西亚来的那些下等人好像真的暂时消失了”）。[123]一年之后，路易丝·索尔米茨尝到了苦头：她的犹太人丈夫和半犹太人女儿吉塞拉受到了歧视。

［我眼睁睁地看着］弗里德里希被一个个不要脸的小流氓驱使，还被赶出了褐衫军和钢盔组织，国家社会主义战争军官协会和学术协会也没他的位置；眼睁睁地看着无论是职业生涯还是未来的婚姻生活，所有通向幸福的道路都对吉塞拉关闭了！每次听到无心之语、每次有人敲门、每次收到来信，我都战栗不安：人们到底想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124]

尽管弗里德里希·索尔米茨和非犹太人妻子的婚姻被划作“特权”的种间婚姻（因为他们的女儿信基督教），但1935年他仍然由于纽伦堡法案丧失了公民身份。他的妻子在1935年9月15日写道，纽伦堡法案“给我们的公民身份判了死刑”。这意味着，他们家将像1918年那样被禁止悬挂帝国国旗（此时国旗已换为纳粹卐字旗），此外还有：

我们的黑白红三色旗又要被降下来了。任何和我女儿结婚的男人都会被抓进监狱，而我女儿也一样在劫难逃。我们被迫解雇了仆人……我们的孩子被驱逐、排挤、蔑视，人们觉得她毫无价值。我的人民，我的祖国，如果她不是自己给自己打气，坚持不屈地强调“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和你在一起”，谁会真正注意到这个“与犹太人有关”的女人是多么孤立无援，多么无根无基？多数人，抑或很多人，他们仍然拒绝犹太人，像我一样；他们和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想有关系。永远不要和犹太人有瓜葛，也永远不要结识犹太人——当我们和自己的种族同志站到一起的时候，每句无心之语都会吓到我们，每句话都显出隔阂。[125]

索尔米茨夫妇对自己的遭遇非常愤怒，他们一起以私人名义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转到当地警局和内政部。但后来内政部通知这对夫妇，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可能获得法外开恩。[126]尽管如此，路易丝·索尔米茨依然保持乐观。尽管她的女儿被日益孤立，对不能参加德意志少女联盟口出怨言，但是整个家庭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同时，这个家庭为德国在第三帝国治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这样的国家所犯下的一些小错误其实无关紧要。1937年她在日记中写道，这些小错误就像“夏日湖边的几只苍蝇，瑕不掩瑜”。[127]

四

在1935年晚期，犹太人在德国的状况曾有过些许好转。好转的原因令人意外，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超出了纳粹政权的掌控能力。按计划德国将在1936年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决定国际奥委会早在纳粹政权上台之前就已经做出。冬季运动会按计划将在加米施—帕滕基兴（Garmisch-Partenkirchen）滑雪胜地举办，而夏季将在柏林进行。希特勒最开始对此颇为迟疑。体育本身对纳粹意识形态没有特别的吸引力，并且他还觉得这项赛事的国际主义精神非常可疑。但是因为第三帝国对待犹太人的做法，全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出现了抵制德国货的行动，这让希特勒意识到把奥运会转到其他地方举办可能对国家极端有害，而且奥运会在德国举办是一次不可错失的良机，可以在世界舆论中为第三帝国加分。于是，为举办奥运会而做的准备工作按期进行。德国队里面没有犹太人，在美国抵制德国货的压力下，德国队的负责人曾经试图招募一些犹太运动员，但从1933年开始德国的犹太人就不能使用顶级训练器材了，这使得犹太运动员中没人能达到参赛要求。三名半犹太人被招进了队，但是他们都住在国外，其中包括金发击剑运动员海伦妮·迈尔（Helene Mayer）。这样似乎就够了，同时德国还保证会遵守奥林匹克精神，以防出现国际性抵制活动。[128]

这样细致地准备为的是把德国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世界。戈培尔的柏林报纸《攻击》告诉柏林人：“我们必须比巴黎人更优雅，比维也纳人更随和，比罗马人更活泼，比伦敦更包容，比纽约更实际。”[129]为保证给世人留下正面印象，带有犯罪记录的人都被抓了起来，有的被驱逐，有的暂时被关进监狱。柏林还新建了一个巨大的体育场馆，位于柏林西北部一系列大型体育设施中央，一共有11万个观赛席位。所有的比赛通过收音机向全世界直播，并首次在电视播出（不过电视播出是实验性质的，因为那时很少有人有电视机）。莱妮·里芬施塔尔利用她拍摄1934年纳粹党集会的电影《意志的胜利》时使用过的饱和覆盖摄影法，再次执导了一部经典的奥运影片。这部影片歌颂了人类身体力量的伟大，既符合奥林匹克精神，又和纳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在那段时间德国首都到处悬挂着纳粹旗帜和奥林匹克旗帜。开幕式奏响了《霍斯特·韦塞尔之歌》，之后理查德·施特劳斯指挥3,000人合唱他新写的奥林匹克赞歌。随后奥林匹克圣火点燃，希特勒宣布比赛开始，5,000名运动员展开竞逐。[130]

当然，希特勒只是赛会的客人，奥运会真正的主人是国际奥委会。于是当希特勒把获胜的德国运动员叫到自己包厢接受祝贺时，奥委会严正提醒他不能违背奥运会的国际主义精神，歧视其他国家的优胜者。要么应该不加区别地向所有优胜者祝贺，要么就不要向任何人祝贺。希特勒的决定一点儿也不让人意外，他选择了后者，然后私下向德国的获胜运动员献上祝贺。除了这个插曲，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事。在一场跳高比赛中，当最后一个德国运动员被淘汰之后，希特勒离开了体育场。这件事后来被传成希特勒有意冷落该届奥运会毫无疑问的明星人物——四枚金牌的获得者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因为欧文斯是黑人，希特勒不想和他握手，所以在欧文斯名列第一之时离开了体育场。不过希特勒是个明白人，他清楚如果他是有意这么做的话会在国际舆论上造成多么灾难性的后果。阿尔贝特·施佩尔后来说，希特勒确实对欧文斯的获胜感到不满，他觉得欧文斯所以能赢，是因为原始人类在身体上要更强健一些。后来希特勒在私下说，像这样的不公平竞赛应该予以取消，并应该禁止非白色人种参加这类比赛。由于赛事取得了巨大成功，希特勒又命令施佩尔设计一座大很多倍的新体育场。1940年的奥运会按计划将在日本举行，这一点希特勒没有异议。但是1940年之后比赛将永远在柏林举办。[131]

“我担心纳粹政权的宣传攻势会取得成果，”威廉·夏伊勒在1936年8月16日奥运会结束后写道，“首先德国人办的奥运会规模前所未有，这很讨运动员喜欢。其次，一般的游客看到的都是德国非常光鲜的一面，那些大商人对其印象尤其深刻。”一些商人告诉美国记者，他们“对纳粹主义组织社会的方式非常赞赏”。1936年初举行的冬季运动会效果也很好。不过有个插曲是夏伊勒和宣传部发生了矛盾，他发了一篇报道，讲“纳粹官员把所有的好旅馆都占了，媒体住宿和吃早餐都不方便，这些都得到了证实”。夏伊勒还向自己的美国读者报告，加米施的纳粹分子“清除了所有印有‘犹太人不受欢迎’的标语（类似标语遍布德国），这样奥运观光客就不会察觉这个国家犹太人受到的屈辱”。[132]这也得到了证实。希特勒明确和1936年6月的《冲锋报》划清了界限，这是有意安抚国际舆论。这一期发行的报纸从德国首都各个地方下架，那时候比赛还在进行。[133]希特勒在1936年的重要演讲中几乎都没提过犹太人。[134]1936年8月13日，维克托·克伦佩雷尔记录道：

对纳粹政权来说，奥运会从头到尾都是一桩政治任务。我最近刚读到“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复兴”这种说法。柏林奥运会不断地向国内外观众展示，他们正在见证德国的复兴、繁荣、新精神、团结、稳定、光荣，当然还包括第三帝国用爱拥抱全世界的和平精神。在奥运会期间暴民不能上街乱喊口号。8月16日之前，报纸上所有的反犹宣传、鼓动战争的演讲和许多不光彩的事情都暂时消失了。唯一不变的是，纳粹卐字旗帜依然无处不在，日夜飘扬。[135]

不过，尽管如此，赫斯的副手马丁·博尔曼在1936年2月提醒党的官员，“党的目的是在德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步一步消灭犹太元素，将其斩草除根。”他们从来没有想要修正或者放弃这一目标。就在夏季奥运会结束的那一刻，这一点立刻再次变得明晰起来。[136]

五

同时，尽管1933年有好几千犹太人离开了德国，但他们在接下来几年又回来了。和纳粹夺权时期的大规模暴力行动相比，德国城市的街头似乎恢复了平静，同时纳粹政权的领导人好像减少了反犹言辞。法国在1934年遭到大萧条严重冲击，因此法国政府在招募外籍劳工方面出台了限制措施，这使很多流亡的德国犹太人开始返回家乡。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在1935年头几个月注意到，“不受欢迎的人”又回来了，于是下令：

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不是雅利安人的人都是因为政治原因选择移民，尽管他们说自己只是前往国外开始新生活。回来的男人将被送进达豪集中营，回来的女人将被送进莫林根集中营。[137]

更糟的还在后面。[138]而且，不管1936年纳粹政权在反犹政策上做了些什么装模作样的调整，那一年犹太人商业的雅利安化进程仍然开足马力全速推进，且因1936年秋通过的四年计划猛然加快，这件事前文已经提及。与此同时，德国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新一轮的恐吓性抵制活动，这次抵制活动充分说明，许多德国顾客仍在光顾犹太人商店，令各级纳粹领导层备感挫折。盖世太保展开了联合行动，想要打破在德国大多数地区，农民长期以来通过犹太牛贩买卖家中牲口的传统。他们威胁坚持和犹太人牛贩保持联系的农民，说要吊销他们的狩猎证，取消他们的冬季援助等。同时，犹太牛贩或被逮捕，或被赶出市场和屠宰场。他们的账本被没收并转交给生意上的非犹太人竞争对手。到了1937年末，这些犹太人大多都已经被赶出生意场。[139]

但是直到1938年，真正的大规模暴力行动才重新展开。这一次又是第三帝国的领导层开的头，尤以希特勒为甚。由于政府开始采取更强势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和以前相比它没必要继续在意反犹暴力可能在国外引起的反应。步步为营的经济雅利安化政策现在成功在望，而犹太人被清除出经济领域之后也没发生什么经济灾难。同时战争即将来临，而在纳粹政权看来，在德国加快清除犹太人的行动非常关键，这样可以降低一战时曾经让德国损失惨重的“背后捅刀子”现象重演的可能性——后来这个荒谬的想法同样影响过希特勒及其副手的决策。在即将到来的战争阴影下，将德国犹太人再次抹黑成内部敌人可以让公共舆论为冲突做好准备。头两轮反犹浪潮发生在1933年和1935年，而新一轮新浪潮由希特勒本人在1937年9月13日的纳粹党集会上亲自发动。在集会的演讲中，希特勒花了大量篇幅攻击犹太人是“彻头彻尾的劣等种族”，没有道德和忠诚可言，会从内部颠覆社会，消灭那些比自己聪明的人，然后建立布尔什维克的恐怖统治。演讲之后，但泽（Danzig）出现了反犹主义骚动，后来在圣诞节期间出现了新一轮的针对犹太人商店的恐吓抵制行动。戈培尔于1937年11月29日和希特勒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人会谈，之后他在日记里记录：“犹太人必须滚出德国，滚出整个欧洲。这确实需要花一些时间，但是它会并且必须发生。元首在这一点上决心很大。”[140]

伴随着新一轮迫害的是很多全新的法律和法令，这些加在一起使德国境内犹太人的处境显著恶化。1938年7月25日，余下的3,152名犹太人医生中，2,443人被剥夺行医资格证，另外709人没有继续自称医生的权利，但还能为犹太人看病，否则犹太人就完全不能就医了。9月27日的一条法令把同样的限制加在了犹太人律师身上，1,753名律师中只有172人获准继续工作，当然客户只能是犹太人。1939年1月17日又通过了针对犹太人牙医、宠物医生和药师的限制。1938年3月28日出台了一部新法，取消了犹太人文化学会之前的公共社团地位，从当年1月1日开始生效。这样一来，协会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护，同时受到的赋税压力也开始增大。还有一些措施也在加速经济生活雅利安化的步伐：犹太人被禁止兼职、有孩子的犹太人享受的赋税特权被取消、犹太人的财产被强制登记等。内政部还着手起草了一部新法，后于8月17日获得通过。新法要求，从1939年1月1日起，所有犹太人都必须为自己起一个犹太名字，如果他们拒绝，就在他们现在的名字前强行加上“伊斯拉埃尔”（Israel）或者“萨拉”（Sara）。德国长久的传统是每个人都有义务携带身份证明，以便随时供当局查验，而这样一来，辨识犹太人只需凭借其自身携带的身份证明即可。在很多犹太人看来，这条极具羞辱性的法律明显是在表示，犹太人在各个方面都是劣等的，必须作为一个种族单独标记出来。路易丝·索尔米茨预料到自己的犹太人丈夫弗里德里希不可避免地将被冠上“伊斯拉埃尔”的名字，她担心自己丈夫的情绪低落，这样的低落情绪对当时许多与他处境相同的人而言一定十分普遍：“1939年1月1日就要来了，那无可避免的耻辱也要来了，它撕咬着它，那让人丢脸沮丧、纯属多余的名字。”[141]

将犹太人与其余社会完全隔离的想法是纳粹党在柏林的地区领导人约瑟夫·戈培尔于1938年夏天就在考虑的事情，当时他在会见其他地区领导人，这些人向他抱怨，第三帝国首都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犹太人。戈培尔委托柏林警察局长赫尔多夫（Wolf Heinrich Helldorf）伯爵起草了一份报告。报告中建议为犹太人和他们的商店准备特制的身份辨识标志和特别的身份证，将犹太人赶出很多行业，在火车上设置犹太人特殊车厢，在城市里划出专门的犹太人聚居区等。这些想法当时显然已经非常常见。海德里希的保安处指出柏林不应该单独采取行动，尽管德国1/3的犹太人住在柏林，而且这些措施没有相应的移民计划与之配合。所以这一次犹太人逃过一劫。然而这些提议却没有消失。此外，柏林警察在此期间突击搜查了库尔特选帝侯大街上的一家知名大咖啡店，逮捕了300名犹太顾客，其中还有不少外国人。警方称他们参与了违法犯罪活动。但是对戈培尔来说这还不够，他后来又把赫尔多夫叫来讨论。“目标就是把犹太人赶出柏林，”戈培尔在1938年6月4日写道，“……我们要完全不留情面。”1938年6月10日他在给300名高级警官训话时再次透露了这一目标。戈培尔并非孤军奋战。几天之后，希特勒一声令下，超过1,500名犹太人在警方针对“不合群分子”、乞丐、落魄潦倒者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中被抓。这些犹太人因为曾被指控而在警方那里留有案底，其中当然包括违反所谓的种族法律规定。这一波行动中抓了很多的“不合群分子”用作苦力，但抓这些犹太人并不是用他们做苦力，而是对他们施加压力迫使其移民。于是，只有在通过犹太中介安排好移民后，他们才被警方释放。除此之外，这次行动也是为了在公众中造成犹太人等同于罪犯的印象，而报纸每天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更是加深了这一印象。[142]

这些演讲、法令和警察搜捕行动明白无误地向纳粹普通党员表明，现在又到了实施街头暴力的时候了。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维也纳出现了大规模暴动，这是一个更进一步的鼓励信号。[143]柏林的纳粹分子受到戈培尔和警察局长赫尔多夫的鼓动，在柏林城内各处的犹太人商店、医生手术室、律师事务所涂上“大卫之星”，洗劫了其中的很多地方，还毁坏了三座犹太教堂。暴力行动也蔓延到其他城市，包括法兰克福和马格德堡。希特勒在6月22日叫停了暴力行动，主要是因为行动已经影响到了很多在城里的外籍犹太人，而当时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非常微妙。但是停止暴力行动只是策略性的。1938年7月24日，戈培尔的一次谈话录音显示希特勒基本赞成柏林的反犹行动。“主要的任务是把犹太人赶走。十年之内他们必须滚出德国。”如何赶他们走并不是特别重要。在外交方面的疑虑当时阻碍了公开暴力行动的进行，但暴力行动并没有在原则上被禁止。[144]柏林警方后来改变了策略，内部秘密发布了所谓76条，列出了在不违法的情况下骚扰犹太人的办法：在安息日把他们召到警察局问话，对犹太人经营场所严格执行健康和安全检查，拖延犹太人法律文件的审批（除非和移民有关）等。但是暴力行动仍在继续，有时有法律做挡箭牌，有时没有。在纽伦堡和慕尼黑地方当局下令毁掉城里主要的犹太教堂之后，纳粹分子破坏至少十数座其他市镇的犹太教堂。符腾堡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攻击犹太人商店的案例，犹太人居民从家里被赶出来，遭到暴徒们的殴打，还被他们吐痰，然后被赶出了居住的小镇。几个月前，官方要求把犹太人商店和经营场所清晰地标记出来，向犹太男性、女性和小孩发放了特别的身份证明，并特别为他们的住所做了登记。因此，要找到他们比以前容易多了。[145]党卫队保安处开始讨论，一旦战争爆发就把所有剩下的犹太人都抓起来。最后，由于希特勒不断施压要求为军备生产提供财政支持，时间日益紧迫，执行四年计划的组织在戈林领导下把抢劫的目标瞄准了德国境内剩下的犹太人财产。[146]

当时的情况和1935年夏天类似，一种近似大规模迫害行动的氛围弥漫开来。同时，纳粹当局开始采取措施把所有外籍犹太人驱逐出第三帝国。1937年秋，雅利安人雇主得到命令，要解雇所有外籍犹太员工。在此命令之下，多达1,000名俄籍犹太人被驱逐，不过整个行动花的时间比预计要长，因为最开始苏联当局不愿意配合。[147]第二年，党卫队保安处把目标瞄向当时在德国境内的5万名波兰籍犹太人，其中大约40%其实是在德国出生，但在海德里希看来这些人都是祸害，因为他们不受德国的反犹法律的约束。而波兰当权的军事独裁政权担心他们可能会被送回来，于是在1938年3月31日通过了新的法律，宣布剥夺这些可怜人的波兰公民身份。这一批犹太人一下子成了没有国籍的人。盖世太保曾经和波兰驻德国大使馆展开协商，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于是在10月27日那一天，德国警察开始抓捕波兰工人，有时候是全家都抓，把他们装进密闭车厢，然后在严密护卫下送到德波边境。德国用这种方法运送了1.8万人，事先没有给他们任何通知。这些人只带了少量最基本的行李，旅途中常常无水无粮。到了边境之后，警察把他们赶下火车，强迫他们去边境的另一端，并频频以拳脚相加。但是波兰当局快速关闭了边境，于是这些被驱逐的人只能在没有人的土地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此后波兰政府态度软化，在边境地区建立了难民营。而当波兰政府报复性下令驱逐境内的德国公民时，德国警方于1938年10月29日终止了行动。最后两国政府终于达成了协议，协议许可被驱逐的人先回德国整理自己的财物，然后永久回归波兰。[148]

第四节

碎玻璃之夜

一

赫舍尔·格林斯潘（Herschel Grynszpan）是个17岁大的波兰人，从小在德国长大。1938年11月7日，他正住在巴黎，得知身在德国的父母就在被遣返回波兰的那一批人里。格林斯潘弄到一把左轮手枪，径直走进德国大使馆，开枪将子弹射向了自己遇到的第一名外交官，一个名叫恩斯特·法姆·拉特（Ernst vom Rath）的年轻官员。拉特受了重伤，被送进了医院。1938年11月初的政治氛围已经非常严酷。纳粹政权及其最积极的支持者持续向德国犹太人施压，要他们移民；德国国内充斥着反犹主义暴力行为。于是，戈培尔毫不意外地决定把德国大使馆这次事件作为宣传攻势的重点。就在同一天，宣传部长指示媒体要在报纸显要位置报道这次事件。这次事件被描述为“国际犹太人”针对第三帝国发动的攻击，德国的犹太人要为此承担“最严重后果”。戈培尔这是在向纳粹忠诚党徒暗示要展开行动。他下令黑森地区党的宣传部领导人发起针对犹太人教堂等犹太人社区建筑的暴力袭击，看看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种族迫害是否可能。在冲锋队开展行动的同时，党卫队和盖世太保也参与进来表示支持。在卡塞尔，当地的犹太教堂被褐衫军拆毁。在黑森的其他城镇以及附近汉诺威的某些地区，都发生了针对犹太教堂和当地犹太人住房及公寓的袭击和纵火行动。随后媒体在11月9日一齐发声，声称这些暴力行动表达了德国人民的愤怒，这是对发生在巴黎的暴行及其背后策划者的自发抗议。这一次德国的反应和之前其对一次类似事件的处理方式形成鲜明对比。1936年2月，党的一个名叫威廉·古斯特洛夫（Wilhelm Gustloff）的地区官员被一个名叫达维德·法兰克福特（David Frankfurter）的犹太人谋杀。但那一次并未引发纳粹党领导人和成员任何激烈言辞或行为上的激烈回应，因为那年是奥运年，希特勒想要讨好国际舆论。这表明，谋杀德国官员的事件只是针对犹太人展开暴力行动的借口，不是原因。[149]

巧的是，当格林斯潘在1938年11月7日开枪之时，希特勒正好第二天要在慕尼黑向纳粹党地区领导人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高级成员讲话，那天正好是1923年失败的啤酒馆政变的前夜。从表面上看，在演讲中他并没有提到巴黎事件，但很明显他在策划法姆·拉特遇刺的后续行动，报复不久之后就会到来。11月9日夜晚党的领导集体正在前往慕尼黑市政厅开会，曾经受命前往巴黎照顾法姆·拉特的希特勒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Karl Brandt）告知元首，那位大使馆官员于德国时间5点30分死于所受的枪伤。戈培尔和他的外国事务办公室也于11月9日下午得知这一消息。接到消息之后，希特勒立即指示戈培尔对德国的犹太人展开有组织的大规模身体暴力行动。指令还要求，要尽可能地逮捕一切能够找到的犹太人，并把他们关进集中营。在希特勒看来，这是一次恐吓犹太人的绝好机会。恐怖的暴力和破坏行动在全国爆发，这样可以把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吓出德国。法姆·拉特的死也为宣传提供了正当理由，为最后彻底掠夺德国犹太人做铺垫，为将其与德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完全隔离造势。在做出这些决定之后，希特勒同意戈培尔的建议，把决定内容告知纳粹的忠诚党徒。这一通知被精心包装成一场骗局，做出一副党因为法姆·拉特之死而突然爆发出震惊与怒火的样子。[150]

在市政厅的晚宴上，一个信使在大约9点左右当着在场众人的面进来向希特勒和戈培尔汇报情况，但告知的其实是他们下午已经知道的消息，即法姆·拉特已经伤重不治而亡。希特勒和戈培尔进行了一场简短但十分紧张的对话后随即离开，比平时更早地回到了自己的私人公寓。大约10点左右，戈培尔向党的地区领导人宣布，法姆·拉特已经死了。后来党的最高法院给出了一份报告，上面说：

1938年11月9日夜，宣传部部长、党的同志戈培尔博士告诉聚集在慕尼黑旧市政厅参加同志联谊的党的地区领导人，在黑森和马格德堡—安哈耳特选区出现了反犹游行，犹太人商铺被砸毁，犹太教堂起火。听了柏林的报告之后，元首决定，纳粹党既不能筹划也不能组织这样的反犹活动，但如果这些运动是自发产生的，那么就没有理由阻止它们……宣传部长的口头指示被在场的地区领导人充分理解了：党不能公开组织游行，而应该在幕后组织和发动。这条指令立即——即比发出第一封正式电报早很多——通过电话由大部分在地方党部效力的党的同志向下层层传达。[151]

在党的地方支部，党的官员致电地方冲锋队的指挥官和党内激进分子，逐级传达命令，要烧毁犹太教堂，洗劫犹太人店铺、房子和公寓。在午夜进行的党卫队新成员按传统宣誓就职之前，希特勒在办公室和希姆莱简单会面，简短讨论了一下大迫害的事宜。讨论的结果是一道新的中央命令。这条命令更加正式，于深夜11点50分通过电报发出。发电报的人是海因里希·米勒，他是希姆莱的下属，盖世太保的头目。这封电报传达的是希特勒的个人命令。戈培尔在第二天的私人日记里记录，为了对犹太人展开大规模抓捕行动，元首向全德国的警察长下令：

针对犹太人，特别是针对犹太人教堂的行动，很快就会在全国开展起来。我们不能制止这些行动。但是警方必须与维护秩序的治安警察合作，采取措施制止运动中可能出现的抢劫等过火行为……须为在全国逮捕2万—3万犹太人做好准备，仍然拥有财产的犹太人须“优先”处理。[152]

海德里希在凌晨1点20分时又发出一封电报，要求警方和党卫队保安处不要干预破坏犹太人财产的行动，也不要制止针对德国犹太人的暴力行动，并警告禁止抢劫，禁止招惹外国犹太人，同时要采取措施，防止教堂和商店附近的德国建筑受到破坏。集中营要为逮捕的犹太人准备好地方，逮捕多少人就关多少人。凌晨2点56分，希特勒指使他的副官鲁道夫·赫斯从办公室发出了第三封电报，特别以“最高层的命令”的形式强调，不允许在犹太人店铺内纵火，因为这可能会波及附近的德国建筑。[153]

截至此时，大迫害行动已经蓄势待发了。命令先通过电话从慕尼黑传达至地区领导人处，再进一步迅速逐级向下传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北部边区（Northern Mark）的褐衫军领导人约阿希姆·迈尔—夸德（Joachim Mayer-Quade），他当时在慕尼黑听戈培尔的演讲。迈尔—夸德在当晚11点30分就给自己在基尔的参谋打了电话。电话中他说：

一个犹太人一枪打死了我们的一个外交官。在腓特烈施塔特、基尔、吕贝克和其他一些地方仍然有很多完全没用的（犹太人）聚会场所。我们之中的犹太人仍然拥有商铺。他们的商铺和聚会场所都是多余的。但是教训犹太人的过程中不能有抢劫，也不能施加暴力。千万别碰犹太裔的外国人。整个行动必须在凌晨5点前结束，参加行动的人必须身着便衣。[154]

迈尔—夸德已经拿到了戈培尔的旨意。他的属下绝对不会误解命令的意思，其他地方收到命令的人也不会。命令下达之际，整个德国的冲锋队和纳粹激进分子仍在党部庆祝1923年政变十五周年，很多人都已经喝醉了，根本没把禁止抢劫、禁止施暴的警告放在心上。一群一群的褐衫军从家里或总部出发，多数穿着便衣，带着很多罐汽油向最近的犹太教堂走去。很快，在整个德国境内，所有用于祈祷和礼拜的犹太教堂都着火了。地方警察和消防人员都事先得到了褐衫军的通知，他们没有设法阻止，他们做的只是保护临近建筑免遭损害。后来据社民党特工估计，在这一次暴力狂欢中，大约有520座犹太人教堂被烧毁。但社民党的消息很可能是不完整的，真实的数据其实超过了1,000座。在1938年11月10日之后，仍然留在德国的犹太人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开展公开的宗教仪式活动了。[155]

除了犹太教堂之外，犹太人商店和生产场所也成了冲锋队和褐衫军的攻击目标。暴徒将陈列窗砸得粉碎，店外的人行道上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玻璃碎片。柏林人一向毒舌幽默（讽刺的是人们低估了这一点），他们很快给11月9日的那个晚上起了个名字叫“帝国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或者“碎玻璃之夜”。然而实际上冲锋队可不只是砸烂店铺的玻璃，他们闯进犹太人经营场所，毁掉里面的东西，抢走能够抢走的一切。[156]之后他们又抱着同样的目的向犹太家庭的住所和公寓冲去。在杜塞尔多夫，有人报道称一些普通犹太人在凌晨被盖世太保恐怖的敲门声叫醒：

当盖世太保搜查房子的时候，外面的褐衫军则负责砸玻璃和门。随后党卫队出现，走进屋里执行任务。几乎每一处的每一个家具都被砸成了碎片。书籍和贵重东西被扔得到处都是，房屋的主人受到威胁和殴打。那场景可真是恐怖！只有偶尔才会出现一位有教养的党卫队成员，他会明确表示他只是在执行命令，因为他得令要闯进公寓或房子里。这样接下来的一幕才可以理解：两个身穿党卫队制服的学生一人砸烂了一个花瓶，然后向长官报告：“命令执行完毕”！[157]

还有在很多城镇，成群结队的冲锋队员闯进了犹太人墓地，砸烂里面的墓碑，还挖别人的坟。有的地方，一群群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也参与其中。在埃斯林根（Esslingen），身着便装的褐衫军带着斧子和大锤半夜闯进犹太人孤儿院，毁掉了能毁掉的一切。他们在院子里点起篝火，把书籍、宗教勋章等一切能烧的东西都扔了进去。孤儿院的孩子们哭了起来，但一个褐衫军成员威胁他们，称他们如果不马上离开，也会被扔进火里。其中有的孩子甚至走到了斯图加特才找到住的地方。[158]整个德国的犹太人店铺和房子都遭到洗劫，珠宝、照相机、电子产品、收音机和一些其他消费品被人抢走。总计至少有7,500所犹太人拥有的商店被毁灭，当时全部的犹太人商店加起来已经不到9,000所了。根据保险业给出的数据，由于火灾造成的损失总计有3,900万马克，玻璃破损造成的损失是650万马克，被洗劫的物品价值超过350万马克。针对犹太人的攻击行动在夜里进行，而直到1938年11月10日早上警察才出现在已经被洗劫一空的房屋外面站岗，确保没人再来抢东西了。[159]

在反犹主义地区弗兰肯的小镇特罗伊希林根（Treuchtlingen）发生的事情比较典型。1938年11月10日午夜过后，当地的褐衫军长官格奥尔格·绍贝尔（Georg Sauber）接到电话，电话另一头的人命令他毁掉管辖境内的犹太教堂，抓走所有成年的犹太人。到了3点他已经开到了特罗伊希林根，命令全镇所有的褐衫军成员起床去消防站报到。后来其中一些人去了附近的犹太教堂，他们聚集在旁边一栋房子的外面，朝里面的教堂合唱的指挥者摩西·库日韦尔（Moses Kurzweil）大声嚷嚷，让他开门，否则就烧死他。最后他们砸烂了库日韦尔家的门，然后通过他家径直闯进教堂纵火。没过多少时间教堂就被完全烧毁了。消防队随后赶到，但只向附近的雅利安人房屋喷水。一些当地人也聚集在现场，为褐衫军鼓劲，并跟着褐衫军去了一些犹太人商店，帮着砸玻璃，参与洗劫，闯进犹太人的家里随心所欲地大搞破坏。后来有一个叫莫里茨·迈尔（Moritz Mayer）的当地犹太人称自己在11月10日早上4—5点间被花园里的脚步声吵醒，朝窗外一望，看到了8到10个冲锋队队员，带着普通斧子、战斧、匕首和左轮手枪。在他叫醒家人的那一刻，这些暴徒已经闯进了家里，正在砸脸盆、镜子、门、橱柜和家具。迈尔脸上挨了一拳，眼镜被打碎了；他被这些暴徒扔到了一个角落里，勇敢地用一些家具碎片还击。褐衫军砸碎了厨房里所有的陶器，随后闯进酒窖里。迈尔的家人在酒窖里吓得发抖。家里的女人被强迫去砸碎所有的酒瓶和酒罐。褐衫军一走，当地的居民和年轻人就来了，然后又是一通洗劫。迈尔和他的家人迅速收拾好衣服开始逃亡。在暴徒蔑视的嘲笑中，他们一行人赶到了当地的火车站，上了一辆开往慕尼黑的火车。和他们同行的还有小镇上其余93名犹太人居民中的绝大部分。[160]

二

在大迫害期间加在犹太人身上的极端暴行和有意侮辱让人想起1933年最初几个月褐衫军的行动。但这一次情势更严重，行动范围更广，破坏性更大。而且，对犹太人发自内心的仇恨现在不仅仅只是在冲锋队和纳粹激进分子身上才有所体现，它已经传到了其他很多人身上，其中最主要的是（但不限于）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在学校和希特勒青年团经过了五年的国家社会主义教育，显然会受到影响。[161]路易丝·索尔米茨在大迫害之后的那个清晨走上汉堡街头，发现“人群安静、惊讶但表示支持。仇恨是主旋律，‘如果他们开枪把我们的人打死了，那么这些行动就是必要的’，一个老太太就是这样想的”。[162]在萨尔兰，犹太人在大迫害之后的那几天都不敢上街：

只要一个犹太人出现在街上，立马就会有一大群小孩过来追他，朝他吐口水，向他扔脏东西或石头，故意用弯曲的棍子去打他的大腿，将他绊倒。尽管犹太人会受到这些骚扰，但他什么都不敢说，因为一说话就会被指控威胁小孩。而孩子们的父母也没有勇气把孩子叫回来，因为他们也怕会惹上麻烦。[163]

据报告称，小孩们在学校从小就被教育，要把犹太人看成罪犯，抢了他们的东西在良心上不用受到谴责。[164]不过，尽管在弗兰肯等以反犹著称的地区的德国青年愿意参与大迫害行动，德国还有一些地区的情况往往并非如此。“伙计”，大迫害之后的那一天，有人听到一个柏林交通工人对自己的朋友说，“没人能告诉我说人民干了那事儿。我一晚上都在睡觉，我的工友也在睡，我们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对吧？”[165]

在慕尼黑，弗里德里希·雷克—马列策文目睹1938年11月9—10日发生在当地的事情之后，表示自己对里面的“悲惨和不可估量的耻辱”感到恶心。他承认自己无法理解这些行动。[166]在其他地方，有零星的报告称，有些警察提前告知了犹太人，让他们有机会躲起来免遭暴力殴打。社民党人本着良心记录了一些当地人参加洗劫的事件，但他们最终下结论说，地方大众的普遍反应是恐惧。据报告，在柏林，大众的反感表现不一，“从轻蔑的一瞥、厌恶的态度到公开表达不满，甚至还有激烈地出声辱骂”。[167]作家兼记者约亨·克莱珀有一个犹太人妻子，他在1938年11月10日的日记里记录道：

我们从这个城市的犹太人聚居区得知了人们是如何拒斥这类有组织行动的。1933年反犹情绪仍然相当普遍，但现在看来，自极端的纽伦堡法案通过以来，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但希特勒青年团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那里可是吸收并教育全德年轻人的地方。我不知道家庭教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消青年团的反犹教育。[168]

根据梅利塔·马施曼的回忆，她在1938年11月10日清晨去了柏林，被破败的商店和街头的乱象震惊。她询问一个警察到底发生了什么，得知被破坏的东西都是犹太人的。“我告诉自己：犹太人是新德国的敌人。昨晚他们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意思。”尽管如此，她却“强迫自己尽快将这份记忆赶出脑海”。[169]

像她那样想的人大有人在。连自称引领道德风尚的机构也保持沉默。不过，的确有一些牧师单独发声，抨击暴力和破坏行动。但是认信教会并没有采取明确立场。后来当它就犹太人的处境表明立场时，也只是请信徒们为信仰基督教的犹太人祈祷。[170]根据巴伐利亚当局记录，大量天主教神父都是在布道时着重强调“基督教诲和基督教历史中的犹太元素”，借此小心翼翼地间接暗示自己不拥护大迫害行动。[171]一个名叫普罗沃斯特·伯纳德·利希滕贝格（Provost Bernhard Lichtenberg）的柏林神父在1938年11月10日宣布，那天夜里被烧毁的犹太教堂也是上帝之所。但是，似乎已经没人敢像天主教高层福尔哈贝尔主教（Cardinal Faulhaber）在1933年那样公开出声，指出对自己种族的骄傲堕落为对其他种族的恨是可耻的。[172]一些普通的天主教徒害怕他们会步犹太人的后尘。1938年11月10日，一个途经科隆的旅客遇到了一群人站在一座仍在冒烟的犹太教堂前。“警察后来来了。‘走开，走开！’面对警察的驱赶，一个科隆的女人说：‘我们连想想自己本应该做些什么也不可以吗？’”[173]但最关键的是，第三帝国在迫害犹太人的恐怖行动中迈过了一座里程碑。它释放了一股无法遏制、破坏力极强的反犹怒火，暴力行动的大规模爆发并没有遇到多少有意义的抵抗。人们的是非判断能力下降，也许是五年内不间断的反犹宣传造成的结果，也许是因为在暴力威胁下他们丧失了人性的一面，不敢公开指责大迫害行动。但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纳粹分子确信自己能够随心所欲处理犹太人，没有人会阻止他们。[174]

地图15　1938年11月9—10日被摧毁的犹太教堂

而在慕尼黑，戈培尔非常享受城里的犹太人社区遭受的洗劫和破坏。“希特勒冲锋队已经着手清理慕尼黑的垃圾了，”他在日记里记录了1938年11月9—10日发生的事情，“事情就那样发生了。一座犹太教堂化作了一片残垣……冲锋队承担了这份艰巨的任务。”冲锋队由尤利乌斯·绍布领导，他长期以来就是坚定的纳粹信徒，曾经参加过1923年失败的啤酒馆政变，从1925年开始担任希特勒的私人参谋。慕尼黑的暴力行动明显反映出了这位希特勒的近身侍从在那一夜的情绪。“绍布整个人都活过来了，”戈培尔记录道，“他过去冲锋队的经历复苏了。”[175]戈培尔在凌晨2点接到电话，得知了第一位犹太人被杀的死讯。戈培尔的回应是，“报告死讯的人不应该为一个死掉的犹太人担忧；接下来将有好几千犹太人重蹈死者的命运。”[176]他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亢奋：

先是在柏林5区，接着是15区，犹太教堂都被烧毁了。人民的怒火正在熊熊燃烧。在夜晚没有什么能抵挡人民的怒火。我也不想抵挡。应该让人民自己决定……当我开车前往旅馆的时候，建筑上的玻璃被摔了个粉碎。干得漂亮！干得漂亮！所有大城市的犹太教堂都在燃烧。而德国的财产则毫发无损。[177]

可是到了破晓的时候，戈培尔开始和希特勒联系（可能是通过电话），商量如何终止破坏行动。“整个早上新的报告蜂拥而至，”他在1938年11月10日的日记写道，“我和元首商量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是该继续教训犹太人还是停止行动？现在就要回答这个问题。”这次谈话之后，戈培尔起草了一份命令，要终止破坏行动，并将其呈给希特勒。那时候希特勒正在自己最喜欢的慕尼黑客栈餐厅（Osteria restaurant）午餐。“我在客栈餐厅向元首报告，”戈培尔写道，“他同意我所决定的一切。他的观点非常激进强势。这次大迫害行动没有任何问题。”希特勒同意了戈培尔起草的命令。当天下午，广播就播出了这则命令。第二天早上的报纸都在头版刊出了指令。大迫害行动终于结束了。[178]

很多犹太人在暴力行动中受了重伤。就连纳粹政权自己就大迫害行动做出的官方评估中都估计有91个犹太人死亡。真实数字可能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了，但是肯定比91高出很多。如果我们将犹太人被捕后受虐而死也算在里面，并把300名犹太人因绝望自杀的情况考虑在内，最后的死亡数字无疑至少应该有数百人，甚至有可能在1,000到2,000人之间。[179]此外，对多数犹太男性而言，针对他们的暴行并没有因大迫害行动结束而告终。由于警察、冲锋队和党卫队组织按照希特勒的命令抓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犹太人男性，每一个德国城镇的广场和街道上都发生了非常恐怖的景象。在萨尔布吕肯，犹太人被强迫跳舞，要跪在犹太教堂外面唱宗教歌曲。他们多数人都只穿了睡衣或长衬衣，被施暴者用水喷射，直至全身湿透。在埃森，冲锋队向犹太人男性施暴，点燃他们的胡子。在梅彭（Meppen），犹太男性被逼在褐衫军总部前亲吻地面，而褐衫军会踢踹和踩踏他们。在很多地方，他们都被迫在脖子上挂上标识，上面写着诸如“我们谋杀了法姆·拉特”之类的话语。在法兰克福，被抓的犹太人在火车站被暴徒们“问候”。后者朝着他们大声嚷嚷，嘲弄他们，用球棒和木棍殴打他们。在某些地方，一个学校整个班的学生都被带出去向正被带离的犹太人吐口水。[180]

在11月9日到16日之间，总计有3万名犹太男性被捕，然后被送进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人数从1938年9月中旬的1万人涨到了两个月后的2万人。莫里茨·迈尔连同许多犹太男性在慕尼黑被带走，再从特罗伊希林根被带到达豪。在达豪他必须和其他人一样，穿着T恤、袜子、裤子和夹克在11月的寒冬里站上好几个小时。谁敢动就会被党卫队警卫打。为迎接他们，集中营专门把床从营房挪走了，当他们被塞进营房时就只能睡在茅舍地面的稻草上。洗漱完全不可能，只有两个临时厕所。随着大量犹太人被抓进集中营（被抓的原因或借口仅仅是他们的犹太身份），营里的气氛变了。党卫队警卫忘记了提奥多尔·艾克在几年前定下的规矩。迈尔曾看到达豪的党卫队警卫员把一个老人打倒在地，原因仅仅是他在点名时忘记将“处于保护性拘留”这一说明加在自己的名字后面。他受伤很重，就那样死去了。另一个膀胱功能不太好的老人也因为在点名时请求去小便被党卫队当场打死。达豪每年的死亡人数在1933—1936年之间保持在21至41人；1938年9月份有12个犯人死去，10月份是10个。犹太人囚犯到来之后，11月死亡人数飙升到115人，12月是173人。那一年总的死亡人数是276人。[181]

戈培尔的宣传部也没有浪费时间，它将这些事件描绘为德国人民正义怒火的自发表达。“国际犹太人势力对我们的冲击力量太强，”《哥廷根日报》（Göttinger Tageblatt）在1938年11月11日告诉自己的读者，“我们无法只用言语回应。我们过去世代积累的反犹怒火终于彻底爆发。犹太人只能怨自己的种族同胞格林斯潘，怨他在精神上和现实中的导师，怨他们犹太人自己。”不过报纸宽慰读者说，“犹太人在整个过程中受到了良好的照顾。”[182]纳粹喉舌《人民观察家报》也用同样的方式报道。本来一般在这份报纸上还能看到一些事实真相，但这次它完全是在睁眼说瞎话：

在犹太人仍然趾高气扬的柏林市西部以及其他一些区域，没有一扇犹太商店的玻璃窗被打碎。尽管柏林市民怒气冲冲，但他们最大限度地遵守了纪律，行动有明确的底线。这样，一些极端行动得以避免，没人碰犹太人一根头发。店里的货物也没人拿，即使有些装饰得异常华丽。[183]

更无耻的是，宣传部在11月10日指示媒体，要媒体在报上写“各处的玻璃窗早就已经被砸碎了，很多犹太教堂是自己点火烧自己，或者由于其他一些原因被烧成了灰烬”。戈培尔坚持，这些故事不能放在报纸的显要位置，因为这些报纸在国内外都有人读。此外，报纸还不能放展示现场损失的图片。[184]

1936年11月11日在《人民观察家报》上，戈培尔指责“多数外国犹太通讯社仇视德国”，它们对大迫害行动反应过度。在一篇广泛联名、充斥着“对世界犹太阴谋集团的最后警告”一类标题的文章中，戈培尔称国外报纸的报道很多都是谎言。而德国人民对法姆·拉特被胆小鬼谋杀事件的自发反应，是一种“健康本能”的体现。“德国人民反对犹太人，”他充满骄傲地宣布，“如果犹太寄生种族想要限制德国人民的权利，想要激怒德意志民族，德国人民绝对不会高兴。”他下结论说，政府已经尽其所能组织游行，人民也服从了政府的命令，德国和德国人没有什么可羞耻的。[185]然而这可不是国际媒体的观点。国际媒体的反应混合着震惊和怀疑。当然，对很多外国观察家来说，1938年11月9—10日的事件成了他们评价纳粹政权的转折点。[186]

三

希特勒和戈培尔于1938年11月10日在慕尼黑客栈餐厅举行了午餐会。除了完成终止大迫害命令草案之外，他们还讨论了接下来的政策。希特勒现在又重新拾起了他曾经在1936年四年计划备忘录中提出过的想法：立法让德国的犹太人集体为“其中个体由于犯罪元素”给德国人民造成的任何损失负责。[187]“元首想要采取严厉措施对付犹太人，”戈培尔在日记中吐露心扉，“他们必须自己重整自己的经济。保险公司不会赔任何东西。然后元首想要逐步征用犹太人企业。”[188]其实这些措施早就在实施了。1938年10月14日，戈培尔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宣布，把犹太人赶出经济领域的时机已经成熟。两周之后，即10月28日，银行记录显示海德里希的外汇控制办公室正在采取措施，限制犹太人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由于这些财产最近被登记了，希特勒1938年11月10日的“补偿”令可以立即执行。执行任务的责任落在了赫尔曼·戈林肩上。希特勒于1938年11月11日致电这位四年计划的负责人，命令他就此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在1938年11月12日召开，戈林主持了会议，参加者一共有100人，其中包括戈培尔、海德里希、财政部长什未林·冯·克罗西克，经济部长瓦尔特·巴赫，还有警方、外交部以及保险公司的代表。会议进行了详细记录。这些记录生动展现了大迫害之后纳粹领导层对犹太人的态度。[189]

会议伊始戈林告诉参会人员，希特勒通过书面和电话两种形式命令他，支持完成对犹太人的最后剥夺。他带着一丝反讽的意味抱怨道，11月9—10日的“游行”损害了经济，人民制造的、属于人民的消费品被摧毁了。“我当然希望，”他说，“在你打死200个犹太人的同时没有毁掉那些珍贵的财产。”戈培尔又补充说，不只要从经济领域将犹太人移除。他说，当时犹太人还能和德意志人共享火车隔间。接下来的会议记录如下：

戈培尔：……只有当所有的德意志人都找到座位之后，犹太人才能有一个单独的隔间。不能把犹太人和德意志人混在一起。如果没有多余的空间，犹太人应该站在走廊上。

戈林：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认为还是给他们一个隔间最好。

戈培尔：万一火车上人很多怎么办？

戈林：等等。可以只给犹太人一节车厢，如果那节车厢满了，剩下的犹太人应该待在家里。

戈培尔：但是，假设乘快速列车去慕尼黑的犹太人不是很多，比如说就两个人，而其他车厢都已经人满为患了。这时这两个犹太人将独占这个车厢。所以，还是等所有的德意志人都有座位后再给犹太人座位为好。

戈林：我准备给犹太人一节车厢，或一个隔间。相信我，如果你所说的情况发生了——火车上人满为患——我们将不需要任何法律。我们直接把那些个犹太人踢出去，让他们一路上都待在火车的厕所里！[190]

戈培尔还想禁止犹太人使用公园、花园、海滩、休闲度假胜地等所有犹太人当时仍可使用的设施。犹太人的社会隔离即将完成。帝国文化协会在当天适时发布了一条命令，禁止犹太人去电影院、剧院、演唱会和展览。内政部命令他们交出所有的火器，禁止他们携带杀伤性武器。市政机关获得授权，可以禁止犹太人在特殊时间段进入某些街道和街区。希姆莱撤销了他们的驾照和汽车登记文件。另外还有一份从1938年12月6日生效的文件，禁止犹太人使用体育场和操场、公共浴室以及户外游泳池。[191]

不管戈林、戈培尔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小细节上有多少分歧，他们在1938年11月12日的会上一致同意要发出一连串命令，把各种剥夺犹太人财产和权利的计划具体化。其实几周甚至几个月以来有人一直在讨论这些计划。法姆·拉特被杀——戈培尔的宣传机器早就因此在指责犹太人的阴谋了——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其实，即使法姆·拉特没有被杀，纳粹集团无疑仍会找一些其他借口。火车隔间的问题最后是希特勒解决的，他和戈林专门就此进行了讨论。元首认为，不能给犹太人特殊隔间，应该禁止犹太人使用长途列车的卧铺车厢和餐车。他还确认可以禁止犹太人进入知名餐厅、豪华旅馆、公共广场、人流较大的街道和小型住宅区。此外，犹太人也不能上大学。到了1939年4月30日，犹太人被剥夺了租房的权利，这为将他们赶往犹太人聚居区铺平了道路。现在，只要房东为他们提供了另外的住所——不管多破——他们都会被驱逐出现在的住所，而且不能申诉。市政机关还可以命令犹太人把自己房子的一部分转租给其他犹太人。从1939年1月末开始，犹太人必须按最高税率交税，不能继续享受任何税务优惠，包括儿童福利。[192]

11月12日会议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政府在当天命令犹太人必须交10亿马克的集体罚款，为法姆·拉特之死赎罪。11月21日，所有的犹太纳税人被命令交出1/5的财产（财产已经在当年4月登记），分四期在1939年8月15日前交完。1939年10月比例又提高到1/4，理由是10亿马克的指标没有完成，尽管实际上征收的财产数额绝对不少于11.27亿。此外，犹太人还必须自己付钱清理大迫害之后留下的废墟，自己付钱维修自己的房产，尽管谁都知道这些破坏都是冲锋队造成的，他们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保险公司给犹太业主赔的钱都被国家没收了。这些损失总共加起来有2.25亿马克，如果再加上罚款和资本外流税，1938—1939年期间纳粹政府对德国犹太人群体的资产掠夺超过了20亿马克，这些还不包括之前靠雅利安化获得的不义之财。[193]

11月12日还通过了另一项措施，即《德国经济生活排犹第一法令》（First Decree on the Exclusion of Jews from German Economic Life），禁止犹太人从事德国几乎所有余下的有利可图的行业，命令仍在业内的犹太人立即辞职，没有任何补偿，也没有退休金。一周之后，即1938年12月3日，《犹太人财产使用法令》（Decree on the Utilization of Jewish Assets）要将所有剩余的犹太人商业都雅利安化，准许国家在必要的时候任命托管人。早在1939年4月1日，3.9万个依然存在的犹太人商店里就已经有近1.5万个被逼停业，其中有6,000个已经被雅利安化了，超过4,000个正在雅利安化，还有超过7,000个正在为了雅利安化而接受调查。[194]报纸上不出意外地在11月12日大声宣布，所有这些“都是对杀害使馆顾问法姆·拉特的胆小鬼们的正义复仇”。[195]

1939年2月21日，犹太人持有的所有现金、证券和贵重物品，包括珠宝在内（婚戒除外），都被存进了一个特殊的封闭账户，要取出来必须经官方许可。但政府基本不会发放许可，最后的结果就是国家无偿占有了这些财产。实际上当时几乎所有留在德国的犹太人都已经身无分文，越来越依靠帝国犹太人协会的慈善救济生活。这个协会创立于1938年7月7日，继承了之前的德国犹太人帝国代表会，但变得更加听话了。希特勒有明确的命令要保留犹太人协会，以免德国政府被迫要为已经赤贫的犹太人提供帮助。不过其他一些纳粹领导人认为，现在有些赤贫且经常失业的犹太人还没到退休年龄（大约有一半人）应该去为德国工作，而不是放任他们无所事事。相关计划在1938年10月大迫害行动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38年12月6日戈林召集的一次会议巩固了这一计划。1938年12月20日，帝国失业处向地方劳务交换组织做出指示，鉴于失业的犹太人数量显著增加，须确保这些人投入工作岗位，以便将德国人解放出来去制造武器。

1939年2月4日，马丁·博尔曼重申了这一指示。但犹太工人和其他工人在劳动时会被分开。雇佣犹太人的企业不会遭遇任何不利。一些犹太人被征召进农场劳动，一些则去干各种低贱工作。在犹太人被踢出公共福利体系之后，服劳役成了防止赤贫犹太人充斥街头的最好办法。到了1939年5月，大约有1.5万名失业的犹太人已经被强制劳役计划吸收，他们要去收集垃圾、打扫街道或者搞道路建设。由于道路建设可以轻易把他们和其他工人分开，因此成了征召犹太人苦力的主要工作。到了1939年夏天，有2万余名犹太人在从事沉重的高速公路建造工程，其中很多人的体质并不适合做这项工作。1939年，犹太人苦力的规模还比较小，但当时已明显可以看出，一旦战争降临，苦力规模将显著扩大。当年年初，政府制定了建设特别劳役营的计划，用于安置犹太人苦力。[196]

四

1938年11月16日，大迫害结束之后，海德里希终于下令抓捕犹太人，这次抓他们的目的可不是之后再放他们重新回归德国社会，跟以前一样继续自己在第三帝国统治之下的生活。所有年逾花甲，或疾病缠身，或身患残疾，或涉及雅利安化事务的犹太人都将被直接释放。而其他许多犹太人则必须承诺离开德国，才可能被释放。莫里茨·迈尔的妻子获悉，除非迈尔已经移民的兄妹愿意分一部分财产给他，否则迈尔不会获得释放。后来迈尔卖了自己的房子和企业，终于离开了监狱。在和当地一个不是犹太人的商人谈判破裂之后，迈尔和自己的兄弟阿尔伯特（Albert Mayer）以及家人于1939年2月移民巴勒斯坦，之后再也没有回德国。[197]迈尔的例子显示，当时纳粹政权正想方设法迫使犹太人移民，逼迫犹太人结束在德国的生活，正是在这层背景下，才发生了大迫害这件事。不过，党卫队保安处不久之后就给出报告：

由于外国政府普遍反对，以及犹太移民身上本来就没有多少外汇，一段时间之后向外移民的犹太人数量急剧降低，移民活动几乎陷入停顿。还有一个因素是很多犹太人完全辞掉了自己的工作，而他们的组织只有在政府施压时才做事。在这种情况下，11月的行动带来了一场根本性的改变。

“11月的激进反犹措施能够较大程度地增强犹太人群体移民的决心。”报告继续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些措施把这种决心转化成了行动。[198]

1939年1月，海德里希更进一步，命令德国境内的所有警察当局释放集中营内所有已持有移民文件的犹太人囚犯。囚犯还被告知，如果他们胆敢重返德国，将被终身监禁。拜前一年11月9—10日的抓捕行动所赐，这时候集中营中仍有很多犹太人，他们获释之后必须在三周时间内离开德国。[199]可此时纳粹政权的国内政策却让犹太人很难离开德国。申请移民的手续很复杂，这些程序使多数1938年11月被捕的人很难达到三周之内出国的要求。一开始犹太人的各类机构和内政部的官员（以前多是民族人民党和中央党成员）在组织移民方面合作得很好，但这种良好势头只持续到1939年1月30日。在那一天，当时主管四年计划的戈林把组织移民的任务交给了帝国犹太人移民中心。该中心成立于1939年1月24日，由海德里希掌控。这时候犹太人的资金都已经被冻结，他们付不起去美国的路费。中心的一大目标是“让更穷的犹太人优先移民”，根据1939年1月流传于外交部的一份通告显示，“这会增强接收犹太人难民的西方国家内部的反犹主义情绪……要强调的是，把犹太人像乞丐一样扔在边境符合德国的利益，因为犹太人移民越穷，接收国家边境上的压力就越大。”[200]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大迫害之后来自德国的犹太人移民数量依旧大幅增加。外国大使馆和领事馆挤满了惊慌失措的犹太人，他们急切地想要拿到入境签证。成功拿到签证的人数无法估算，但是根据犹太人组织自己的统计数据，1937年末德国大约有32.4万拥有犹太教信仰的人。1938年末是26.9万。到了1939年5月这个数据下降到了接近18.8万，而1939年9月战争爆发前夕就只有16.4万了。根据官方的数据，这时候德国境内还有233,646人在种族上被划分为犹太人。他们之中有213,930人坚持犹太教信仰，其余2万人是信仰基督教的犹太人，还有大约2.6万的外籍犹太人。所以从官方数据来看，那时候生活在“旧德国”领土上的德国犹太人数量大约是20.7万，其中有18.7万人信仰犹太教。可见犹太人组织给出的统计数据大体上是正确的，因为改宗的犹太人和外籍犹太人有部分重合。[201]

根据某项统计数据，1938年11月10日到1939年9月1日这十个月间大约有11.5万犹太人离开了德国，而自纳粹当局掌权以来一共有大约40万人逃离了这个国家。他们多数人选择逃到欧洲大陆以外的国家：总计有13.2万去了美国，大约6万人去了巴勒斯坦，4万人去了英国，巴西和阿根廷各接收了1万人，澳大利亚有7,000人，南非是5,000人，还有9,000人去了当时还是自由港的上海，使上海在后来出人意料地成了一个难民接收地点。很多人其实已经不信犹太教，但仍旧被划作犹太人，被迫加入移民大军。很多人出于恐惧选择移民，一些人甚至没有护照或签证，所以邻近的国家开始为他们建立特别的难民营。在大迫害之前，到底移不移民仍然是德国犹太人一直在冷静讨论的话题；在那之后所有疑问都烟消云散了。纳粹政权不再装模作样地说犹太人会受到法律保护，犹太人成了纳粹激进分子和纳粹官员可以随意剥削、殴打、逮捕和杀戮的对象。对很多犹太人来说，大迫害给他们造成了深刻的刺激，摧毁了他们的最后一丝幻想：他们曾经幻想他们的爱国情怀、战争贡献、各类技艺、教育水平甚至还有“他们是人”这个事实能够保护他们免遭政府侵害。[202]

地图16　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口普查（1939年）

早在埃维安会议上，很多国家的本土主义者和仇外分子都在向政府施压，要求阻止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以防本土文化“受到冲击”。这种“冲击”根本没什么可能，因为犹太人总共就那么点人，更别说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不过，正是由于犹太人数量少，犹太儿童才能够相对容易地适应接收国的当地文化；此外，德国1938年11月9—10日发生的事件，以及之后留在德国的犹太人生存处境的急剧恶化，促使国际社会开展了一系列计划，为犹太儿童提供新家。1,700名儿童被送到了荷兰，超过9,000名儿童去了英国。但是由新教和天主教推动的一项让2万名儿童入境美国的计划遭到公众舆论的反对。在舆论的影响下，国会坚持要把2万个名额算进移民限额里，意味着要拒绝2万个成年人入境，于是计划的资助者罗伯特·F. 瓦格纳（Robert F. Wagner）参议员撤销了这一提案。[203]随着战争临近，移民变得越来越难。这再一次说明，纳粹政权的政策越来越不合理和自相矛盾。

但选择留在德国绝非易事，前文已提到维克托·克伦佩雷尔的例子。由于1938年的春夏两季德国国内的反犹主义气氛变得非常浓厚，克伦佩雷尔必须忍受地方当局的不断骚扰，借口都是和克伦佩雷尔在德累斯顿近郊多尔兹肯的房子和花园建设以及维护相关的一些鸡毛蒜皮。1938年5月，克伦佩雷尔夫妇家的非犹太女佣辞职，因为当局威胁她如果继续为克伦佩雷尔家工作，就立即让她女儿丢掉饭碗。1938年11月9—10日暴力事件发生的那段时间，克伦佩雷尔夫妇没在城里，逃过一劫。但是在11日两个警察上门仔细搜查了他们的房子，理由是怀疑他们屋里藏有武器。克伦佩雷尔战时用的军刀在阁楼被发现，随后他就被投入监狱。尽管他在狱中受到礼遇，并在几小时之后就被无罪释放，但这对克伦佩雷尔来说仍是一次不小的冲击。后来又来了一次更大的冲击，克伦佩雷尔在一年前已经被禁止使用当地图书馆的阅览室，但这次他直接被剥夺了进入图书馆的权利。据克伦佩雷尔讲，连负责图书出借的图书馆管理员在告知禁令时都哭了，说他想宰了纳粹分子（“不是简简单单地一刀宰了，而是让他们生不如死，生不如死，生不如死”）。[204]在大迫害之后，反犹立法开始加速，更进一步限制了克伦佩雷尔的生活。1938年12月6日他注意到，希姆莱的新命令宣布所有犹太人的驾照无效，还禁止犹太人去公共电影院。由于不能使用图书馆，克伦佩雷尔已经无法继续撰写18世纪法国文学史的工作，现在连这两项他主要的业余活动也干不成了。大迫害之后政府征收的罚款令他面临一笔沉重的税负，他担心自己的房子很快就会被没收。他再次尝试移民，但没有成功。而他的朋友和熟人则在陆续离开德国。这时候，几乎有写作强迫症的克伦佩雷尔转向完成自己的回忆录，他的日记条目也越来越多。他仍然相信德国犹太人首先是德国人，然后才是犹太人，并坚持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比纳粹主义好不到哪里去。虽然生活变得愈发艰难，但他选择向前看，相信未来。[205]

同样的阴云也笼罩在路易丝·索尔米茨和她的犹太人丈夫家里。大迫害一结束，盖世太保就召见了他们。弗里德里希·索尔米茨向他们出示了自己的战争勋章，这才没有被捕。然而，他也不得不交出了以前战争时使用的武器（“以拔枪为荣，以缴枪为辱”）。加在德国犹太人身上的罚款更是雪上加霜。“现在弗雷迪也承认了：我们被歼灭了。”不过这一次还是索尔米茨的战争经历保护了他。当财政部的官员询问他是否想要移民时，他回答道：“我是个老军人，生在德国，死也在德国。”最后这些官员允许他把财产转移到妻子名下，没有被没收。但是禁止犹太人去剧院观剧等公共活动的禁令，以及慢慢逼近的穷困生活，让他们的内心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一个人再也不敢享受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了，”路易丝·索尔米茨写道，“今天，这座房子不再是庇护之所，不能再提供任何保护了。”[206]

五

到了1939年，当时留在德国的犹太人已经被彻底边缘化了，这一命运其实已为前文提及的经历所预示。他们被隔离起来，并被剥夺了主要的生活来源。但对海德里希来说这还不够。在1938年11月12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海德里希承认不可能强迫犹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全部移民。他建议要让还留在德国的犹太人佩戴特别标记。“但是，我亲爱的海德里希，”戈林反对说，“这样你就不得不在每个城市中划出一大片地作为犹太人聚居区。这是不得已但必须做的事情。”[207]根据戈林1938年12月6日的报告，当时希特勒否决了把犹太人塞进特别住所，并让他们在公开场合佩戴黄色标记的提议。希特勒的主要顾虑是国际舆论一直对大迫害和之后的反犹立法持批评态度。希特勒还放宽了针对（纽伦堡法案定义的）种间婚姻和种族混血儿设立的限制，因为太过严苛会激起不是非犹太家属的敌意。但实际上，德国的犹太人社群不久就退却到贫民区之中，几乎完全与主流日常生活相隔绝，很快就被大多数德国人遗忘。[208]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看到德国人并没有对迫害犹太人（11月9—10日的集体暴行、3万犹太人男性被投入集中营）表示任何认真的反对，希特勒首次威胁要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在过去的两年里，希特勒一直避免公开表达对犹太人的敌意，一方面是出于外交政策上的考虑，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个人想要和纳粹政权在德国人民中并不受欢迎的一面保持距离。因此，在决定开展大迫害计划之后，希特勒并未出席党在11月9日的会议。[209]不过，希特勒不在公开场合为反犹政策出声辩护，并不意味着在实际行动中不会施行反犹政策。在1936年和1937年，希特勒曾多次在私人场合中讨论这一问题，这些讨论都毫无疑义地显示他于1937年9月在党的集会上的讲话是在有意促使当时开始的反犹主义进一步激化。[210]和平常一样，希特勒把大迫害说成是德国人民对犹太人普遍的疯狂仇恨的表达，还说自己在尽最大努力控制。“皮罗（Oswald Pirow）先生，”他在11月24日问南非国防部长，“您觉得，如果我不保护这些犹太人，德国会发生什么？那将超出世界的想象。”[211]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威胁。希特勒积极向参加埃维安会议的列国施压，让它们接收更多难民。他向这些国家挑明了如果其他国家拒绝接受犹太难民，德国的犹太人会有什么下场。1939年1月21日，希特勒告诉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我们之中的犹太人会被消灭。1938年11月9日发生的事情不会毫无代价，我们会展开报复。”[212]

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再次重复了这些威胁，并将威胁范围扩大到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在就任德国总理六周年的国会大厦纪念仪式上，希特勒说：

我在人生中经常预言一些东西，多数时候人们都嘲笑我的这些预言。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过程中，我预言有一天我将领导这个国家，成为整个民族的领袖。在我的领导之下，很多问题，特别是犹太人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这时候犹太人第一个站出来嘲笑我。我相信这些天以来人民嘲笑的巨浪足以使犹太人窒息。

我今天还想预言一件事：如果欧洲和欧洲以外的犹太国际金融集团再一次把各个民族推向一场世界大战，那么最后的结果将不是整个地球的布尔什维主义化，即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种族在欧洲被完全消灭。[213]

这一赤裸裸的威胁由每周新闻短片完整播出，是完全对外公开的。后来，希特勒在多个场合下重复过他的预言。这一威胁值得仔细思索。

1938年11月的大迫害反映纳粹当局的激进化行为已经到了备战的最后一个阶段。[214]在希特勒眼里，备战包括消除所谓的犹太人威胁。像很多偏执的反犹主义者一样，希特勒讨厌认清现实，他认为“国际金融资本”正在和国际共产主义合作，而二者的幕后推手都是犹太人。他们的目的是把这场德国一定会赢的欧洲战争推向世界，这意味着美国必将参与进来，而美国参战是犹太人获胜的唯一机会。当美国参战时，德国已经主宰整个欧洲，可以把绝大多数欧洲犹太人都控制起来。因此，如此预见未来的希特勒宣布，他要把整个欧洲的犹太人挟为人质，以阻止美国参战。如果美国人决定与德国为敌，站在犹太人一边，那么不只是德国的犹太人，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都会被杀死。于是，纳粹恐怖主义又多了一个维度：尽可能实行最大规模的人质绑架。[215]

六

德国为了主宰欧洲、重新规定种族的优劣，进行了漫长的准备，而1938年反犹主义的激化就是这一备战长跑的最后冲刺。在纳粹党徒如偏执狂似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中，驱逐或隔离德国的犹太人（驱逐失败就隔离），是消除国内威胁——实际上这种威胁只存在于他们自己的幻想之中——和赢得内政安全的关键前提。反犹主义在1938年激化，主要原因就是德国征服欧洲和重整欧洲秩序的进程已经开始，即吞并奥地利。因为大部分德国犹太人一直比较富裕，国家和大量私营企业从这一年开始加紧对他们进行剥削，主要是因为德国迫切需要大量硬通货币支付日益增长的军备开支。尽管把第三帝国的反犹主义暴力描述成“向野蛮倒退”似乎很站得住脚，但这种说法从根本上误解了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抵制和没收犹太人店铺和商业大多都出自中下阶层的小商人之手，他们可能对政府未能采取更为传统的措施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感到失望。但是，在社会生活以及经济层面消灭犹太人是上面的命令，这是备战的一部分。在激进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下，这种行为完全合理。纳粹意识形态对德国的期望可不是回到什么静谧但落后的中世纪，而是在一场高新技术战争中赢得欧洲霸权，而要实现这一期望全靠当时两个最为科学和现代的标准：种族健康和种族优势。

尽管反犹主义将自己伪装成种族主义，但其在根本上是一种现代意识形态，这一点从当时某些中东欧国家的反犹主义中也能看出来。波兰和德国一样，也有一个极端反犹的政党。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的国家民主党（Endeks）吸引了一大批中产阶级的联合支持。该党在30年代的意识形态日益向法西斯主义倾斜。1935年之后，波兰的政权落入一个军事集团手中，国家民主党是当时的反对派。不过，他们却组织了针对犹太人店铺和商业的广泛抵制行动，过程中伴随着大量暴力，据估计，1935年12月至1939年3月间，有150座波兰城镇发生了反犹暴力活动，共计350名波兰犹太人被杀，500人在反犹暴力事件中受伤。国家民主党施压要求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禁止其参军、在大学任教、从事商业活动等。他们希望将约占总人口10%的350万波兰犹太人强制集中起来，让他们住在一起，然后强迫他们移民。1935年，波兰独裁者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去世，之后波兰政局日渐混乱。国家民主党的压力迫使日益衰弱的军政府开始考虑采取反犹措施，防止民众支持日益流向国家民主党。早在20年代，波兰犹太人就已经被有效排挤出社会主流，他们不能担任公职，也拿不到政府的商业合同。现在又对犹太人接受高中和高等教育、医疗和法律服务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波兰大学里的犹太人学生比例从1921—1933年的25%下降到1938—1939年的8%。[216]

这时，波兰学生已经成功将自己的犹太人同学隔离开，强迫他们在上课时坐在“贫民凳”上。犹太人的商业和手工业出口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在波兰这个国家，犹太人总体上并不富裕，因此商业和手工业是他们经济生活的支柱。1936年，政府宣布犹太教仪式中的杀牲行为违法，这不仅直接挑战了犹太人的宗教传统，还使很多以此为生的犹太人失去了经济来源。后来政府又禁止周日集市，这让犹太人零售商要么在安息日开门，要么就一周停业两天。1938年，执政党在犹太人问题上提出了一个十三点纲领，内含各种新措施突出犹太人在波兰民族国家中的外人身份。到了1939年，大学教授这一职业开始禁止犹太人涉足，即便他们已经满足了在大学任教的必要条件也不行。执政党不断模仿纳粹德国颁布的政策，比如1939年1月，一些党代表提出了波兰版的纽伦堡法案。

但是波兰和德国的情况却有一处关键的不同。多数波兰犹太人都说意第绪语而非波兰语，他们对犹太教的认同更加强烈。于是在波兰民族主义者和波兰天主教眼里，犹太人是整合民族国家的主要障碍。在新的波兰政权下，犹太人实际上被视为一个少数民族。因此，波兰的反犹主义更多是从宗教而非种族角度出发，只不过由于他们对纳粹分子的效仿和反犹主义的语言暴力，宗教反犹和种族反犹之间的界限也不可避免地变得十分模糊。[217]到了30年代后期，波兰政府也在向国际社会施压，准许犹太人从波兰大量移民，这正是召开前文提到的埃维安会议的主要原因。其中有一个处理犹太人的办法自19世纪后期开始受到欧洲多地的反犹主义者欢迎，那就是把犹太人送到位于非洲东海岸的法属马达加斯加。波兰政府和法国政府确实曾在30年代后期就此展开了时间漫长的协商，但未能达成什么结果。[218]

相似的反犹主义观念和政策也可以在其他中东欧国家看到，这些国家当时还在努力建立自身的民族认同感，特别是罗马尼亚和匈牙利。[219]它们内部有自己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群体，在罗马尼亚叫作铁卫团（Iron Guard），在匈牙利叫箭十字党（Arrow Cross）。这些政党对犹太人的憎恨一点也不输给德国的纳粹分子。和德国一样，这些国家的反犹主义也和激进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它们认为，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而犹太人是个巨大的障碍。30年代早期，罗马尼亚有75万犹太人，占了整个人口的4.2%。和波兰一样，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也属于少数族裔。30年代后期，卡罗尔国王（King Carol）在铁卫团的持续压力下成立了一个短命的右翼政权，这一政权随即着手反犹主义立法。后来国王在1938年接管政府，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但反犹主义立法还是在继续加强。到了1939年9月，罗马尼亚至少有27万犹太人失去了公民权，很多人被自己的行业清除，其中包括法官、警察、教师、军官等，所有人都受到要求移民的巨大压力。[220]

匈牙利有约44.5万犹太人，他们的处境不像波兰犹太人，更像德国犹太人：他们说匈牙利语，在各个层面上都把自己看作匈牙利人。1919年，犹太人在库恩·贝拉（Kun Béla）短命的激进共产主义政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在右翼中激起了反犹主义情绪。匈牙利的反革命领袖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斯（Miklós Hórthy）在30年代后期和纳粹德国结盟，希望收复在1919年和平协议中被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割走的领土。这一举动进一步为箭十字党赢得了支持者。于是政府开始试图削弱其影响力。1938年5月《第一犹太人法》（First Jewish Law）通过，该法列出了详细的限制措施，限制商业活动、脑力劳动和其他一些行业中的犹太人比例。这一年晚些时候又通过了《第二犹太人法》，将限制比例从20%收紧到6%，同时报纸、电影院和剧院运营完全拒绝犹太人进入。他们不能教书，不能购买土地，更不能在军队里面担任军官或者进入公务员系统。这些法律明显受到了纳粹德国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种族法，会影响到比如1919年之后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霍尔蒂本人不喜欢这样，但却无法阻止其中的种族条款发挥功能。[221]

更宽泛地说，一战后按照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宣布的民族自决原则建立或重建的中东欧国家内部都包含了大量少数民族。这些新成立的民族国家在使少数民族融入主流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多多少少都动用了武力。但是，几乎所有国家的犹太人都格外倒霉：他们被极端民族主义者视为一场世界性阴谋的卧底。犹太人一方面被认为和苏联共产主义结盟，另一方面被认为和国际金融集团结盟，在民族主义者眼里，他们的存在对国家独立的威胁远超过境内其他少数族裔。于是，如果考虑到当时其他中东欧国家的情况，纳粹当局在1933年至1939年期间推行和强化反犹主义政策也就不足为怪了。德国远远不是该地区唯一一个限制犹太人权利、剥夺其经济来源、试图使其大量移民，或爆发了反犹暴行、破坏甚至谋杀事件的国家。就连法国右翼势力中都有一股强大的反犹主义浪潮，这股浪潮的兴起部分是因为1936年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联合政府上台。布鲁姆是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在众议院受到共产党支持，这些都刺激了右翼反犹势力的壮大。

但是德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德国国土面积更大，国力更强，尽管经历了3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但从总体上讲德国比同一地区的其他国家更加繁荣。另一方面德国犹太人的文化程度要比波兰或罗马尼亚的高出很多。同时，只有德国在婚姻和性关系方面进行了种族立法（罗马尼亚只是提出了类似的议案）；只有德国才对犹太人展开了系统性洗劫，使犹太人丧失了自己的财产、工作以及生活来源（尽管类似的政策限制也出现在了其他国家）；只有德国的政府出面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大迫害行动（尽管其他地方也有抓过好几百人的行动）；仍然只有德国的统治者成功迫使超过半数的犹太人流亡海外（尽管其他地方也有强大的政治团体想让犹太人移民）。总的来说，只有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30年代真正上台掌权，而不仅仅是施加影响；也只有德国的政府和执政党把消除犹太人影响看作重塑民族精神和维系种族纯洁的人类新社会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第三帝国的反犹主义政策在那些年间成为其他国家反犹主义者的样板，但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有一个将反犹主义看得非常重要、打算全面施行，并且还要将之推广到整个欧洲的政权。但是第三帝国迈出这一步的时机尚未到来，因为那得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

第七章

通向战争之路

第一节

从弱小到强大

一

希特勒工作起来不循成规，不遵守既定的时间表。即使在他上台之后，这种波希米亚风格仍然十分明显。他经常待在自己的私人电影院里面看电影看到深夜，第二天很晚才起床。一般来说，希特勒会在早上10点开始工作，首先花两三个小时听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和瓦尔特·丰克的报告。拉默斯是总理府主管，是希特勒和政府各部部长保持联系的主要渠道。丰克来自宣传部，是戈培尔的副手。在处理完当天的行政、立法和宣传事务之后，希特勒有时候会和一些部长或曾任总统办公室主任的国务秘书奥托·迈斯纳展开私人性质的紧急磋商。希特勒的午餐安排在下午1点，不过有时候会因为他的迟到而推迟。参加午餐的人一般都是他的贴身随从，其中包括集助理、司机和摄影师三职一身的海因里希·霍夫曼。戈林、戈培尔和希姆莱有时候也会来，他们出现的频率不一。后来阿尔贝特·施佩尔也加入进来。但是大多数政府部长都不会跟希特勒一起用午餐。而且如果某些部长失宠了，他们甚至连面见希特勒的机会都没有，比如在30年代末，农业部长瓦尔特·达雷在连续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希望面见希特勒讨论食品供应恶化的问题，却从未成功。午餐过后，希特勒会与各种顾问讨论外交和军事问题，或者和施佩尔一起进行建筑规划。希特勒从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去处理书面工作，他更愿意直接与人交谈。他会在午餐和晚餐时长篇大论，而谄媚的听众们通常都不会打断他。[1]

当希特勒住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的Obersalzberg度假山庄时，他的生活方式就更没规律了。山庄最开始只是山顶的一座小屋，1933年重建之后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大型建筑群，总称为贝格霍夫山庄（Berghof，意思是“山中宫殿”或“山中农场”）。从阳台向外望去，山中景色十分迷人。希特勒的侍从队伍都住在山下的建筑中。在山庄时希特勒有时要到中午结束时才会从他的私人住所出来，去山下散个步，然后再由停在山下的一辆轿车送回山上。散步时希特勒常会向上山劳动的普通市民打招呼，这些人安静地一个个走过去，有时候还从他的篱笆上拆下来点东西当作纪念。如果天气很好，希特勒会在阳台上休息。吃过晚饭，他会看一些老电影，而且很少在凌晨两三点之前睡觉。埃娃·布劳恩经常会陪着他。布劳恩是个标致的年轻女孩，比希特勒小23岁，以前在海因里希·霍夫曼手下工作。希特勒的性生活在当时和之后都是各种谣言关注的对象，但实际上他的性生活完全遵循常规。唯一一点不同的是，希特勒拒绝结婚，也拒绝向公众承认任何正式关系。希特勒担心结婚或承认关系会损害他头上的独行侠光环，围绕他进行的宣传也可能因此失色。1931年初，希特勒的外甥女安格拉·劳巴尔（Angela Raubal）在一次事故中去世。这次事故之后媒体传出了很多既难听又没有根据的谣言来猜测她和希特勒之间的关系。埃娃·布劳恩很听话，也很幼稚，对希特勒十分敬畏，感到整个人被希特勒的关怀所包围。他们之间的关系迅速被希特勒的随从们接受，但对公众保密。埃娃·布劳恩生活奢侈，整天无所事事。她主要的任务是担任希特勒在贝格霍夫山庄时的私人助理，而不是合法配偶。[2]

作为一位领导，希特勒不喜欢循规蹈矩，他对自己不感兴趣的细节毫不在意，比如工人队伍的管理，或者细致的财政管理。这些事情他都交给沙赫特及其继任者去做。这意味着有时候某些政策原本已经得到希特勒的签署，但迫于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还是不得不束之高阁。1934年10月，希特勒给劳工阵线的一道命令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撤销。[3]另外，这还意味着那些可以直接接触到他，或者可以决定谁能见到他的人能对政策产生不小的影响。接触希特勒的机会越来越成了一把打开权力之门的钥匙。但是，希特勒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习惯并不代表他是个懒惰或缺乏主动性的人，也不意味着他在1933年之后淡出了国内政坛。只要形势需要，希特勒就会毫不迟疑地进行强力干预。阿尔贝特·施佩尔在30年代后半段经常和希特勒待在一起。他观察发现，有时候希特勒看起来是在大把大把地浪费时间，“好像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在处理一些鸡毛蒜皮，但其实他是在等待问题发展成熟。之后，当‘灵感’降临之际，他会连续好几天高强度地工作，拿出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4]换句话说，希特勒只是不循常规，而不是懒惰。他会自己写演讲稿，参加耗时耗力的环德旅行，经常与官员会谈，作为国家元首出席重要仪式。对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希特勒会毫不犹豫地直接接管，再小的细节也不会放过。比如在艺术和文化领域，希特勒亲自制定政策，然后让其他人执行。他还会去检查即将展出或者被查禁的画作。没有一次例外，他的一些偏见——比如他讨厌作曲家保罗·欣德米特——引发的后果都是决定性的。在种族政策上希特勒也进行了直接领导。他会把握局势变化，然后再选择是推进还是减缓实施反犹政策或其他政策。在像这样的领域里，希特勒并不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只是针对下属的提议做出反应。而且，正是希特勒制定了引导一切政策的总方针。这些方针简单明了，容易理解，从20年代开始就已经通过他的书《我的奋斗》、他的演讲，以及1933年之前的纳粹党和1933年之后的德国宣传部建立起来的巨型宣传机器连续不断的积极宣传注入了纳粹激进分子的头脑和内心。希特勒的手下从来都不用猜他到底想要什么，因为他们行为的指导原则已经白纸黑字地写在那里，他们需要做的一切就是补充细节。除此之外，在一些关键时刻希特勒还会直接下令，比如1933年4月1日的抵制行动，以及1938年11月9—10日的大迫害行动，都是由希特勒亲自下令，在他看来，命令须避免过多的细节，但整体上仍应保持清楚明白。[5]

但是，希特勒最感兴趣和最频繁关注的领域绝对是外交和备战，这一点无可置疑。毫无疑问，希特勒在成为德国总理的那一刻就将德国推向了战场，让其他所有政策都服务于这一至高无上的目标，使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体系内部的压力不断增大，紧张程度不断加强，这在前文中已有体现。希特勒预想的战争可远远不只是为了改变《凡尔赛和约》中涉及领土的条款而挑起的一系列规模有限的冲突。他曾在多个场合阐述过自己的目标，其中一次在1928年5月23日，他声称他的目的是“带领人民浴血奋战，不是为了调整边境线，而是为我们最遥远的未来准备足够多的土地，保证我们的收获远超我们做出的牺牲”。[6]他上台之后仍然没有改变这样的想法。比如1933年8月初，他告诉来访的两个美国商人，他想要吞并的不只是奥地利、波兰走廊以及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丹麦、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的德语区也要尽数收入囊中。这意味着德国将主宰整个欧洲。[7]而从长远看，希特勒更是想要德国统治全世界。[8]当然，为实现这些目标，希特勒不得不面对外患内忧：在外，德国在国际社会中十分弱小，武装力量受到了《凡尔赛和约》的严厉限制；在内，国家经济萎靡不振，政局四分五裂、混乱不堪，政府仇敌环伺、四面楚歌。所以，希特勒的首要目标——这一目标引导了第三帝国开头两年多的外交政策方向——是捆住德国潜在敌人的手脚，为重整军备争取时间。[9]

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难。在30年代中前期，德国在国际社会中获得了广泛同情。在签订1918—1919年的和平协议时，理想主义情结起了巨大作用，但随后人们却因为理想主义转而长期反对这一协议。民族国家自决原则使波兰等国得以独立，但是当德国要求行使这一权利时，列强清楚干脆地加以拒绝。奥地利、捷克苏台德地区、西里西亚的部分地区（现属波兰）等地区有数百万人讲德语，但是这些地区加入德国的请求却被否决。战后的和平条款对德国非常苛刻，加之英国和法国的精英阶层普遍认为一战是意外和糟糕决策引发的灾难，因此倍感愧疚，愈发认为德国不应该承担战争罪责。战争赔款于1932年提前一笔勾销，但许多人都觉得对德国武装力量的限制极不公平也不合理，尤其是当时还有像匈牙利和波兰这样好斗的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政府。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也有影响。对英国和法国来说，大萧条意味着财政紧缩。两国政府很不愿意在武器上再花什么钱了，何况他们还要保卫遍布印度、非洲、中南半岛等遥远地区的海外帝国。法国直到30年代中期才受到大萧条的影响，因此更不可能快速重整军备。同时，英法战后一代的政治家多是二流人物，他们眼见同辈人中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死在了一战前线，决心要力所能及地避免再次出现大规模杀戮。他们不愿意准备战争，更不愿意走向战争。他们更愿意相信欧洲的政治问题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他们对各方都释放出了少许善意，他们惧怕战争会引发的后果：战壕里再次发生屠杀，大城市被炸弹轰炸，人民死伤惨重，甚至引发社会革命，等等。[10]

地图17　中东欧的德意志民族分布（1937年）

因此，希特勒要度过危险重重的重整军备计划起始阶段，只需安抚国际舆论，向所有国家保证说他想要的只是纠正和平协议的错误，为德国人民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争取民族自决，让德国恢复在世界民族国家中应有的平等地位。希特勒保证，一旦德国有实力抵御潜在威胁，重整军备会立刻结束。从本质上讲，这正是他直到1938年年中在做的事情。他不仅获得了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领衔的纳粹党外交政策办公室的支持，连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男爵治下、仍为保守派官僚把持的帝国外交部也为希特勒站台。这些民族主义者行动相当一致，集体向同一个人开火：他们对20年代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奉行的“履行《凡尔赛条约》的条款”这一政策非常不满。他们支持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的改弦易辙。1930年，布吕宁曾用更激进的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换掉了施特雷泽曼的高级助手，并任命其为国务秘书。外交官们在1933年1月对纳粹新政权表示欢迎，诺伊拉特就是他们其中之一。在兴登堡总统的直接要求下，他得以继续担任外交部长。1933年3月13日，比洛向诺伊拉特和国防部长勃洛姆堡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强调了外交政策的中期目标，那就是鉴于赔款进程已经终止，且英法美军已经停止占领莱茵兰，德国应该找波兰要回在1918—1919年丢掉的土地，同时吞并奥地利。不过就目前的情势而言，他建议在重整军备使军力恢复之前，德国应该避免做出任何侵略性举动。[11]

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1932年初国际社会在日内瓦召开了裁军会议，但未能取得成效，因为英法不愿意给德国平等地位，他们既不愿意自己裁军，也不愿意德国发展军队。国防部长勃洛姆堡积极地主张推行征兵制，尤其是眼见恩斯特·罗姆的褐衫军取代德国陆军的威胁越来越大，他在外交部的支持下绕过希特勒，要求参加日内瓦谈判的德国代表对反对取消限制德军规模的英法两国持强硬态度。当协商走进死胡同之时，勃洛姆堡劝服希特勒退出谈判。同时为展现决心，德国还退出了裁军会议的主要支持者国际联盟。[12]希特勒宣布，退出是“因为其他列强提出了不讲道理和充满侮辱的卑鄙要求”。为表现自己的和平渴望，也为了表示他愿意追随列强裁军，希特勒在当晚做了一场时间很长的广播演讲，他声称有意侮辱德国的行为以后绝不会得到宽恕。德国已经被和平协议侮辱了，还被赔款拖进了经济灾难，现在列强又在裁军谈判中拒绝平等对待德国，这种羞辱德国再也无法忍受。他说，这个决定将由德国人民集体做出。[13]全民公投在几周后举行。最后的结果完全可以想到，在大规模的恐吓和暗箱操作之下，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希特勒的决定。尽管这么说难以肯定，但即使这是一次自由选举，多数人也很有可能会支持退出国联。唯一可能投反对票的是前共产党员和左翼的社民党人。[14]

退出国联是第三帝国外交政策中的第一个决定性举动。很快德国又做出了一个让国内外震惊的决定。1934年1月26日，德国和波兰签订了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外交部对此表示持严肃的保留意见，只是因为希特勒力推，条约才能达成。对希特勒来说，签订这份条约的好处在于，在重整军备秘密进行的期间，与波兰的条约能够保护德国脆弱的东部侧翼，改善双方当时恶劣的贸易关系，并为但泽自由市提供一些安全保障。当时但泽已由一个纳粹政府掌控，国联享有宗主权。但泽在空间上与德国并不相接，二者之间隔着波罗的海走廊，走廊在和平协议中划给了波兰。与波兰的条约还能用来向英国和其他列强展示德国是个和平国家——要知道就连广受赞誉的魏玛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也只是通过《洛迦诺公约》解决了德国西面的问题，而未能促成一份“东面的洛迦诺公约”。对波兰人来说，若之前国联提供的安全保障失灵了，这份条约可以作为替代物。它还能取代1921年以来的法国与波兰的同盟关系，因为当时法国内部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已使其日益不能满足波兰面对德国侵略时的防御需求（法国国力的衰落则是希特勒获得的额外收获）。但是，对希特勒而言，这份条约只是权宜之计，一张暂时有用的纸而已，一旦没用了他就会毫不客气地撕掉。而像这样的纸，以后还有的是。[15]

二

1934年的大多数时候，希特勒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国内政治上面，特别是6月底清洗褐衫军，以及应付前后出现的一些紧张局面。而就在大清洗之前，希特勒完成了身为德国总理的第一次出国访问，访问对象是法西斯领导人墨索里尼，地点在威尼斯。希特勒此行意在向墨索里尼解释即将发生的事情，争取获得对方的理解。很显然，希特勒对墨索里尼的崇拜是真心实意的。但是整个会议的氛围却分外冷淡。墨索里尼极度怀疑纳粹德国对奥地利有所图谋，他认为奥地利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奥地利是个内陆小国，一半临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是邻居。在哈布斯堡王朝于1918—1919年垮台之后，这个同样说德语的国家请求并入德国，但被国际社会拒绝了，此后奥地利政局动荡不断。没有几个奥地利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奥地利和德国的情况差不多，20年代初出现了通货大膨胀，之后又是通货紧缩，随后大萧条也来了。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分裂为两个阵营，一边是社会主义者，主要基于红色维也纳（全国700万人约有1/3住在维也纳）的工人阶级，另一边是以天主教为主的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ial Party），力量来自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和外省的保守农民与小城市选民。两股势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933年转变为公开敌对，这一年，来自基督教社会党的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宣布永久解散议会，建立了一个威权政府。在此之后，警察经常骚扰社会主义者，致使1934年2月维也纳工人阶级地区发生了武装起义。起义被奥地利军方以武力残酷镇压。领头的社会主义者们，包括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奥托·鲍尔（Otto Bauer），从维也纳著名的地下水道集体逃亡。陶尔斐斯随后宣布社会主义非法，并抓了几千人关进监狱。1934年5月1日，这位奥地利独裁者为他的国家推动制定了一部新宪法。新法废除了选举，并且（至少在纸面上）以墨索里尼政权为模板建立了一个弱化版的工团主义国家。[16]

陶尔斐斯的这些举动看起来雷厉风行，其实却反映出他的权力极不稳固。奥地利的经济形势比以前更加恶化，维也纳庞大的工人阶级怨恨沸腾。陶尔斐斯同时还承受着来自右派的压力。准军事组织国土防卫团（Home Defence Brigades）想要一种更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其组织基础中的意大利模式更为明显，此时也在不断挑事儿。原本很小的奥地利纳粹党迅速壮大，野心倍增。陶尔斐斯在1933年7月宣布查禁纳粹党，但这一行动基本于事无补。纳粹党被禁之时已经有近7万名党员，包括维也纳与奥地利内陆的贸易商和小店主、低级别的公务员、军队老兵、近期大学毕业生，还有警察和宪兵队中的关键成员。后来几个月纳粹党又吸引了近2万人。这些人因为暴力邪恶的反犹主义、反对教士和天主教群体而团结在一起，尽管这种团结一直不太稳定。他们怀念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勒尔（Georg Ritter von Schönerer）的泛日耳曼主义——年轻时的阿道夫·希特勒还在林茨和维也纳的时候就曾深受舍纳勒尔的影响。奥地利纳粹党的主要目标是与第三帝国立即合并。其党员经常收听边境线对面电台播放的纳粹宣传。在这些宣传影响下，奥地利纳粹分子更加坚信统一即将来临。暴力和恐怖成了他们颠覆奥地利政权的主要手段，这也为第三帝国吞并奥地利打下了基础。[17]

1934年夏初，行动时机似乎已经成熟。维也纳党卫队第89旗队领袖弗里多林·格拉斯（Fridolin Glass）决定推翻奥地利政府。1934年7月25日，他手下的150人（其中多数是失业工人和因信仰纳粹主义而被军队开除的士兵）穿着借来的奥地利军队制服闯进了奥地利总理大楼。当时内阁已经离开，但党卫队抓住了正想从侧门逃跑的陶尔斐斯，并当场将其击毙。接下来政变者又闯进旁边的奥地利广播公司中心大楼，强占了一个无线电麦克风，向全国宣布政府已经自行解散。他们之所以能够轻易进这两栋大楼，可能是因为警察队伍里有支持他们的人。但这也是政变者所获得的最大支持了。奥地利褐衫军的领导集体当时正在附近的一个旅馆，假装对政变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干预。那时候德国的褐衫军领导层被党卫队枪杀还不到四周，奥地利方面还不能完全接受。政变者的广播令他们事先在奥地利全国各地安排好的武装起义势力闻风而动。但是，起义很快被奥地利军队镇压，在有些地方国土防卫团也参加了镇压。伤亡者达数百人。而在褐衫军发动起义的地方，当地的党卫队却拒绝支持。甚至连很多地方的军队和警察系统中的纳粹官员也积极参与镇压叛乱。这表明，奥地利纳粹分子并未经过什么训练，根本没有为这样的冒险行动做好准备。他们太过自信，内部四分五裂，软弱无能。后来，奥地利政府的司法部长库尔特·冯·舒施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在维也纳成立了新政府。他在和政变者短暂谈判之后就把他们全部抓了起来。希特勒也任他们自生自灭。那两个向陶尔斐斯连开数枪致其死亡的人在维也纳地方法院的院子里被绞死了，死前最后说的话是“希特勒万岁！”。参与政变的德国驻罗马大使自杀未遂。早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一个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就抱怨说，“奥地利人普遍不会组织工作。在这方面他们需要普鲁士的帮助！……没有普鲁士的组织能力，关键时刻肯定会出乱子。”这场血腥但滑稽的政变似乎印证了他的抱怨。从此刻起，舒施尼格得以在更为牢固的基础上重组教权法西斯独裁统治。他一方面打压国土防卫团，另一方面将纳粹分子赶入地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尽管纳粹分子还在继续进行反政府的破坏和暴力行动，但暂时没有取得太大效果。[18]

希特勒无疑提前就知道这些事情。为发动政变，奥地利党卫队曾经在达豪集中营接受训练。1933年6月奥地利纳粹党被禁之后，希特勒任命的奥地利纳粹领导人、德国国会代表特奥·哈比希特（Theo Habicht）博士在流亡慕尼黑期间曾遥控奥地利的地下活动。他暗中将大量的反犹主义宣传注入奥地利，指责陶尔斐斯领导的奥地利政权是受犹太人操控的。奥地利纳粹领导集体发动政变之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就是在哈比希特于慕尼黑的公寓中进行的。他告诉了希特勒他们在筹划什么，而希特勒也预祝了武装起义能够成功——不过希特勒显然被哈比希特的过度乐观所误导，以为奥地利军队会支持政变。由于在慕尼黑流亡，哈比希特实际上并不是特别清楚奥地利国内的真实状况。不仅政变失败了，军队忠于政府，而且墨索里尼还得以将军队驻扎在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并明确表示，如果情况失控，他会出兵帮助奥地利政府平乱。希特勒愤怒和难堪得都要疯了。他一再重申自己当初并不支持发动政变，可他们就是听不进去，然后解除了哈比希特的职务，关闭了奥地利纳粹党在慕尼黑的办公室。[19]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次政变失败也提供了一个契机。鉴于德国和奥地利关系严重恶化，希特勒起用了“长刀之夜”后一直处于软禁中的代总理冯·巴本，称为恢复德奥关系需要一个老资格政治家居中斡旋。巴本是被谋杀的奥地利总理的朋友，还是知名天主教政治家，这些身份使他成为平息风波的绝佳人选。于是希特勒任命他担任德国驻维也纳的大使。巴本知道自己别无选择，所以就接受了。在巴本的要求下，他的秘书贡特尔·冯·奇尔施基—博根道夫（Günther von Tschirschky-Bögendorf）获释（6月30日的清洗行动之后一直被关在监狱里），并跟着去了奥地利。这样一来，德国最后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保守派政治家就此出局，这是那场错误发动的政变意外产生的副产品。[20]

三

到了1934—1935年冬，德国似乎已经完全陷入了外交孤立。[21]在这一片阴霾之中，唯一的曙光是1935年1月13日莱茵兰西边的萨尔兰这一小片地区内的公投结果。1919年议和时，法国人希望该地区脱离德国，他们觉得只要时间充足，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将萨尔兰交由国联托管，并承诺于十五年后在该地区举行一次公投，由当地居民决定自己的国家归属。1934年末，十五年的期限到了。萨尔兰居民主要说德语，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想过要脱离德国：44.5万萨尔兰人希望成为第三帝国的公民，约占投票人数的91%。他们这样选择的动机很多。作为说德语的少数群体生活在法国可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在阿尔萨斯—洛林，法国当局花了大量功夫打压德语以及当地居民的文化，那些忠于自身传统的人受到了严重歧视。而在萨尔兰，法国统治者也没有采取怀柔政策，而是继续维持高压统治。当地人没把法国当局看成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眼里法国人是清一色的帝国主义者。而在德国，当时纳粹政权和天主教会的关系还没有恶化到让代表绝大多数萨尔兰居民的教会觉得必须建议他们选择维持现状，更不用说亲近共产党逐渐壮大的法国。为了鼓励神父建议信徒为德国投票，纳粹当局在投票开始之前减少了反天主教的宣传。而教士投桃报李，献上了自己的支持。[22]

另外，根据德国和梵蒂冈达成的协议，德国中央党在1933年宣布解散之后，萨尔兰的中央党也解散了（虽然严格说来并没有必要）。整个20年代，中央党都在鼓吹萨尔兰重返德国——实际上萨尔兰的所有党派都在做这件事。1934年6月，中央党、纳粹党、民族人民党的残余力量以及其他政党联合起来组成了德意志阵线（German Front），鼓励人们在公投中投赞成票。在选民面前，他们为自己塑造了一副超越党派政治的形象。只有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选择置身事外，但因为他们也曾为统一奋斗了许多年，这一次的突然转向便让支持者看不懂，很多人认为他们的立场不真诚。在那个时期，各种爱国主义仪式、对德国战争死难者的纪念、民族节日等活动已经巩固了萨尔兰的德意志民族意识，这些活动得到了来自德国国内狂热民族主义者的金钱或其他形式的支持，其影响不是几年之内能消除的。此外，纳粹党也承诺要为萨尔兰居民提供多种多样的物质好处，以此引诱他们。比如，将冬季援助伸向国界之外，去帮助萨尔兰的穷人；向萨尔兰的教师和政府雇员指出，如果在德国他们能够拿到更多的津贴，财政上会获得更多帮助。还有，第三帝国的经济正在逐渐复苏，而法国则在急速陷入大萧条的泥淖。戈培尔的宣传部在德国电台全力摇旗呐喊，同时出口了大量廉价的人民收音机到萨尔兰，帮助当地人接收宣传信息。莱茵地区的印刷厂印出了几百万份传单，在萨尔兰全境广泛流传；8万份海报出现在了萨尔兰，鼓励人们投票回归德国。为了说服人们统一的正确性，举办了1,500场公开会议。单单为了这次公投，4.7万名住在第三帝国的萨尔兰人回到了故乡，进一步壮大了民族主义者的声势。相较之下，反对统一的活动可以说基本不存在，同时，反对统一的组织内部还发生了分歧，一方想继续维持现状，另一方想加入法国。[23]

在萨尔兰的很多地区，当地的纳粹党在幕后策划了大量恐吓和暴力行动，希望吓住反对德国统一的人。纳粹党掀起的恐怖行动让人想起1933年初的德国。社民党的会议被手持铁棍的褐衫军打断。宣传反对统一的人被人用橡皮棍子殴打，有的甚至遭到枪击。一些反法西斯酒馆被袭击，窗户被子弹击得粉碎。反对派的会议变成了暴乱。据一名当地居民记载，当时的气氛就像内战一样。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当地警察袖手旁观。德国派出了本土的党卫队到萨尔兰，增强当地的恐怖气氛，同时投赞成票的阵营放出谣言，声称这次投票不是匿名投票。而从德国本土的那些投票和选举来看，这个说法的可信度并不低。他们放出强烈的信号，暗示如果一个人被发现投了反对票，那么等德国人到来的时候他就会被投入集中营。特别是在一些小型团体之中，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的身份都为人所熟知，所以反纳粹人士知道集中营的威胁可不是空话。奉命监督投票的国际观察员承认这次公投有暴力成分，并呼吁停止恐怖行为，可当地的军队领袖极度仇视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因而选择按兵不动。[24]不过，多数前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也赞成和德国统一是最好的出路，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毕竟还没有经历过第三帝国治下的真实生活，而民族情感令他们对德国人的身份有着很强的认同感。萨尔兰的工人运动一直不成气候。按照一个德国工会人士的说法，在萨尔兰普鲁士政府是最大的雇主，它给矿工套上统一的制服，对异议分子进行规训。大工业家在当地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萨尔兰的人，”他被迫下结论说，“是德国在政治上最落后的一群人。”[25]这次投票的结果是否能够反映多数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态度，必须打个问号，因为萨尔兰人口数量很少，且作为边境地区其政治环境比较特殊。但对于多数萨尔兰人而言，他们的态度是投赞成票，即使是希特勒和纳粹分子掌权也无所谓。[26]

迫于压力，柏林政府不得不做出承诺，称德国的各项法律和政策只会被逐渐引入萨尔兰，它还承诺犹太人不会被1933年1月末以来在德国已成常态的反犹暴行骚扰。但是，没过多久，萨尔兰人就体验到了第三帝国治下的真实生活。来自普鲁士的外来人员开始进入萨尔兰，接手各类工作和职位。盖世太保在以前的工会大楼设立了总部，有支持法国嫌疑的人没走程序就被解雇了。显要的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德国。萨尔兰的多数普通人确实从未后悔自己投了赞成票，但统一也确实没给他们带来事先允诺的种种好处。失业现象没有在一夜间消失，食物短缺也迅速开始影响到萨尔兰地区。相较于德国本地的犹太人，萨尔兰地区的犹太人一开始获得了更加优惠的移民条件。但从1935年9月开始，随着纽伦堡法案的通过，他们也全面感受到了纳粹反犹主义的力量。当地出现了一些怨言甚至罢工，但没有真正的抵抗。萨尔兰还是个乡土社会，地区内部零星散布着一些小镇，这样的条件再加上其较弱的工人运动传统，真正的抵抗不可能存在。[27]一直到1938年，重整军备计划刺激下的经济复苏才让萨尔兰人尝到了甜头。同时，柏林连续不断的宣传攻势、教育的纳粹化，以及强制加入希特勒青年团，这些合在一起，促使萨尔兰的年轻人开始接受第三帝国。[28]

该来的总会来。1935年3月1日，即宣布正式统一的那一天，希特勒在萨尔布吕肯兴高采烈地发表了演讲，他为萨尔兰人做出了这一决定而感到开心。他说，对德国乃至对整个欧洲来说这都是伟大的一天。这次统一显示了第三帝国的力量和受欢迎程度，体现了第三帝国为所有德意志人服务的理念。他宣布，“血缘终归比任何纸面上的文件都更有力量。墨迹总有一天会被血抹去。”希特勒这是直接对其他国家的，特别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语少数族群喊话。[29]汉堡的那位学校老师路易丝·索尔米茨为庆祝“萨尔兰回家”特地最后一次挂出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旧旗帜，之后她在房子上面挂出了纳粹的卐字标志旗。[30]德国全境飘扬着各种旗帜，庆祝萨尔兰回归。相应地，这次投票结果严重打击了德国境内社民党和共产党的秘密抵抗运动，增强了纳粹普通党员的信心。[31]

这次公投还让德国领导人在外交事务上越来越无所畏惧。希特勒愈发无法继续欺骗世界，掩盖德国重整军备的速度和进度了，而萨尔兰的投票结果更是刺激了新的军事要求，若要满足这些要求，就不可能逃过国外监控德国军备状况的眼睛。萨尔兰公投的结果似乎促使希特勒在1935年3月16日宣布德国空军成立，空军征兵开始。他说，征兵之后军队规模将扩张到超过50万人，是《凡尔赛和约》允许的5倍。第二天柏林举行了盛大的军事游行，在游行中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宣布德国将在世界民族之林夺回自己应有的位置。[32]当然，希特勒仍然向每一个人保证，德国需要的是和平。许多支持纳粹主义的中产阶级分子相信他。“我们又开始普遍征兵了！”路易丝·索尔米茨以胜利者的口吻在日记里写道：

1918年的耻辱之后，我们一直在渴望这一天的到来……早上法国通过了长久以来备受争议的两年军事服役计划，傍晚我们就以普遍兵役制作为回应。如果我们一直采取类似行动，一直对挑衅给出类似答案的话，就不可能经历凡尔赛的耻辱……普遍兵役制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维护和平。我们的国家位于一帮高度武装的民族之间，没有防卫能力就是在鼓励和引诱对手闯进来进行掠夺。我们可没有忘记比法军队入侵鲁尔区的历史。[33]

路易丝·索尔米茨说，在正式宣言从收音机里传出时，“我站了起来。我不得不站起来，这一刻实在太伟大了。我必须站着听”。[34]

但是希特勒的宣言也引起了很多德国人，特别是经历过一战的德国人的担忧。许多年轻人对自己参加了数月的劳役之后还要去参军感到非常不满。可一些年老的工人倒是很欢迎希特勒的宣言，因为这能缓解失业的局势。一份报告说，德国人普遍有一种“真正的、强烈的好战综合征”。同样是这一批人，普遍认为德国终于重新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毫无疑问，”莱茵兰—威斯特法伦的一个社民党特工说，“政府不停地鼓吹尊严就是德国的自由，这在很多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前成员之中产生了影响，引发了思想混乱。”[35]

国际社会的反应冷静了下来。1935年4月11日，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在意大利斯特雷萨（Stresa）开会并做出回应。鉴于1934年7月之后德国的威胁越来越大，现在又有再次逼近的趋势，他们表达了要捍卫奥地利领土完整的决心。不到一周之后，国联通过决议，正式禁止德国的重整军备计划。之后法国又和苏联达成协议。但是，这些动作都空有表面功夫，缺乏实际影响力。在和波兰签订条约之后，希特勒继续推行着与单个国家举行双边会谈的政策。他从1934年11月开始就在和英国人商讨一个海军协议。他意识到新生的德国舰队还需要花很长时间才有希望达到英国海军的巨大规模，而他想无论如何都要安抚英国人，让他们不要干涉德国实现称霸欧洲大陆的计划。其实他在1934年6月就已经告诉海军将领雷德，要全力组建德国舰队，最后用来对付英国，这与雷德和他的同僚们所设想的一样。但时机尚未成熟。希特勒在安抚英国人的同时还伴随着各种威胁。希特勒警告英国的谈判代表，德国的重整军备计划已经推进得相当深，尤其是空军方面（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深）。从长远来看，德国需要殖民地来扩展它的生存空间。这几乎是对幅员辽阔的大英帝国赤裸裸的威胁。但是，希特勒声明自己的优先选择是先和英国人合作而不是对抗，希望扫除以后行事的障碍。这时候的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再让德国加入国联，同时还担心日本海军力量的增长，于是他们答应了看起来十分合理的条件。1935年6月18日，英德签署了《英德海军协定》（Anglo-German Naval Agreement）。协议允许德国人建设自己的海军力量，但其实力不能超过英国海军的35%，拥有的潜艇数量也不得超过英国海军的潜艇数量。英德的协议等于是彻底撕毁了几个月前刚刚签订的协定《斯特雷萨阵线》（Stresa Front）。这是希特勒取得的重大外交成果。[36]

前往伦敦的德国谈判团队由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领衔，他后来很快就成了纳粹高级领导人。里宾特洛甫1893年生于莱茵兰，父亲是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职业军人。里宾特洛甫在完成了中学学业之后没有选择上大学，而是在英国、加拿大、瑞士法语区从事各种职业，他的英语和法语都很好，在工作期间他建立了大量后来被证明非常有用的人脉关系。一战期间他曾经在西线和东线服役，并因作战英勇获得了十字勋章。战争末期他在君士坦丁堡的普鲁士部队服役。在那之后他被派到一个军事小组为和谈做准备。于是当他1919年离开军队时，他的旅行和外交活动已经让他对国际事务产生了浓厚兴趣。但是他一开始却选择回到了商业界，首先是倒腾棉花，后来又去做饮品贸易。他与饮品贸易的渊源起于他娶了安内利斯·亨克尔（Annelies Henkell），气泡酒生产商的女儿。这次婚姻使他在财政上有了保证，还能让他进入上流社会。他给自己的名字加了贵族前缀“冯”。但是他的这一行为却招来了麻烦。有谣言说他为了给名字加上贵族前缀，贿赂了自己的姑姑。此外还有人说，尽管按照复杂的收养程序，养父母姓名中有“冯”的，其领养子女名字中的“冯”可以视为来自养父母，而他的养父母名字中有“冯”，所以能够转移到他的名字中，可是，有了贵族前缀并不意味着有了贵族地位。这场和名字有关的闹剧反映出里宾特洛甫喜欢在社交场合显摆身份地位，这恰恰说明他在社交技巧上的拙劣，30年代，伦敦有人叫他“冯·里宾爱摆谱”。[37]

最开始里宾特洛甫可不是什么纳粹分子。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绝大多数日子里，他和多数德国中产阶级一样，憎恨和平协定，鄙视议会体系，同时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保持高度警惕。不过直到1932年他的立场才开始向极右转变。那时候他是当时流行的柏林绅士俱乐部的一员。这个俱乐部由贵族赞助，巴本和他的朋友也在里面。里宾特洛甫见到了希特勒，并卷入最终导致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复杂协商。和没见过世面的希特勒相比，里宾特洛甫和纳粹领袖的老朋友普茨·汉夫施丹格尔一样见多识广。他出过国，会多种语言，擅长社交。希特勒开始任用他处理特殊外交事务，借此绕过保守且循规蹈矩的外交部。在希特勒的许可下，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一样，里宾特洛甫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办公室，发展制定并影响外交政策。不久，他的办公室便有了150名员工，他们和外交部的旧式官僚展开了一场体制上的游击战。汉夫施丹格尔和英国人达成了《英德海军协定》，这使他收获了善于对付英国人的美名。1936年夏末，希特勒任命他前往伦敦担任驻英大使。他的任务是提升英德双边关系，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可以考虑建立正式的英德联盟。[38]

但不幸的是，这些几乎都是误判。里宾特洛甫的外交风格——鲁莽、强硬、霸道——可能很对希特勒的胃口，可是和其他外交官并不对付。很快在伦敦这位新大使就收获了一个侮辱性的新绰号：冯·里宾特粗鲁。他认为英国上流社会看不起他，并因此充满恨意。这些很多其实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1937年，里宾特洛甫在一次宫廷欢迎会上闹出了尴尬事儿。在晚会上里宾特洛甫跺了跺鞋后跟，向害羞且结巴的国王乔治六世行纳粹礼。这把国王吓得够呛。其实里宾特洛甫根本不喜欢英国和英国人。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在海军协议协商过程中对里宾特洛甫不同寻常的直率表示满意，但西蒙爵士可能并不是想赞扬他。里宾特洛甫根本不想在伦敦当差，他推迟了三个月才正式上任。上任后他还经常回柏林，以至于伦敦的幽默杂志《笨拙》（Punch）叫他“流浪的雅利安人”。而在纳粹领导层内部，戈培尔和戈林等领导层的“老兵”对里宾特洛甫既憎恶又蔑视，嫉恨这个后来居上者获得的影响力。所以，里宾特洛甫如果不想被边缘化就必须经常出现在柏林。同时，他对希特勒不是全无影响。他不停地从伦敦派人禀告希特勒，说德国和英国在全球的目标有冲突，几乎完全不可调和，所以两强必有一战。不过他认为英国已经衰微，而且优柔寡断，所以反复劝告希特勒不要把英国会干涉欧洲大陆事务的说法太当真。希特勒听信了他的话，但最终证明他出的是个馊主意。[39]

四

不过，里宾特洛甫的主意一开始是讲得通的。1935年年末，欧洲的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一系列剧变。首先，为实现建立一个新罗马帝国的梦想，也为了一雪意大利军队在1896年阿杜瓦战役中战败于埃塞俄比亚军的前耻，墨索里尼于1935年10月入侵埃塞俄比亚，非洲最后一块没被殖民的土地。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的封建杂牌部队显然无法抵抗意大利的机械化部队。这次为时很短的战争也许是空军部队第一次展示它的潜在优势和毁灭性力量。意大利飞机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连续不断地轰炸埃塞俄比亚军队。意大利人不只使用了烈性炸药攻击埃塞俄比亚装饰艳丽的骑兵部队，还试图使用毒气消灭纪律极差的埃塞俄比亚步兵。两国实力差距太过悬殊，没有任何可比性。但埃塞俄比亚毕竟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意大利部队需要花时间深入内陆，才能将其全部占领。而在埃塞俄比亚方面，皇帝海尔·塞拉西出人意料地去了一趟日内瓦，在那里征得了广泛的同情。他声泪俱下地向国联控诉意大利，请求国联帮助。在此之前，墨索里尼预料法国人和英国人应该不会干预，但是公共舆论却迫使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出手，支持国联对意大利进行经济制裁。意大利独裁者突然受到了孤立。在他亲德国的女婿加莱亚佐·齐亚诺（Galeazzo Ciano）的唆使下，墨索里尼转而向希特勒寻求帮助。[40]

希特勒认为这是打破德国外交孤立状态的机会。当时希特勒仍然十分崇拜墨索里尼，从他那学到了很多理念，但之前谋杀陶尔斐斯的事件使二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41]现在局面开始好转了。但是，帝国外交部仍然非常怀疑意大利人的动机。于是，希特勒把德国驻罗马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l）召到柏林，当着外交部长诺伊拉特的面他告诉哈塞尔说，是时候把1934年的紧张关系“当作过去”了，现在应该援助意大利。“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他说，“防止世界霸权体系内部的各种对手都把枪口对准我们，把我们当成唯一的进攻目标。”如果意大利法西斯被消灭了，德国就孤立无援了。按照希特勒的指示，德国在埃塞俄比亚事件中保持形式上的中立，但拒绝对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两国生意照做。墨索里尼对此非常感激，他告知希特勒，从现在开始他不再反对把奥地利纳入德国势力范围。他告诉冯·哈塞尔，斯特雷萨的不愉快已经过去了。[42]制裁最后完全没有任何效果。意大利人持续施压，在1936年赢得了战争，而英法以及国联还在争吵和犹豫。这一列事件宣告了国联终结的命运，它的软弱无力现在一看便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由此确信，他们根本没必要害怕英法两国。意大利的胜利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后果，那就是它以实战经验证明空军优势是军事胜利的关键。而此前一直靠海军称霸地中海的英国人突然就显得脆弱不堪了。为巩固和德国达成的新友谊，墨索里尼让亲法的外交部长走人，在1936年6月9日换上了齐亚诺。[43]

截至此时，法国在欧洲的地位也已经大不如前，因此意大利人才觉得和他们结盟没什么吸引力。英国人和法国人并没有密切关注国际社会对埃塞俄比亚战争（Ethiopian War）的反应。法国国内政治此时出现了动荡。1936年5月，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在选举中获胜，这使法国政坛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国内。国际社会完全无力阻止意大利的帝国主义行径。而意大利和德国达成的谅解又增强了德国的自由行动能力。这一系列因素加在一起使希特勒确信，法国和英国不会阻止德国军队开进莱茵兰。那时候按照《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西部仍然是非军事区，虽然英法占领军已经于20年代末撤出。希特勒当时已经退出国联，并且宣布了重整军备计划，在这两大问题上他都没有受到英法非难。而且1936年春德国国内局势非常不妙，食物短缺、政府和天主教冲突加剧、人民普遍抱怨和不满，于是希特勒急需一次对外的胜利来鼓舞人民士气。军方领导层向他保证，占领计划能够顺利完成。他们都同意应该在西线建立适当的防线。然而，勃洛姆堡和一些高级将领仍然非常紧张，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法国人采取行动，德军将不是对手。甚至连希特勒都犹豫过，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冒怎样的风险。3月初，因为里宾特洛甫多次在关键时刻的鼓动，希特勒下定决心开始行动。法国众议院即将批准《苏法条约》（Franco-Soviet Pact），德国决定以此为行动借口。在德军开进莱茵兰的同时，一些警察力量也会跟着军队壮大声势，让德军的规模看起来更大一些。整个行动准备都高度保密，部队只用了一个晚上便开进了指定地点，就连内阁也是在行动结束后才获得消息。[44]

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出现在国会，简短地通知说中午将在克罗尔歌剧院（Kroll Opera House）开会。当他开口时，国会代表们还不知道德国军队已经在黎明时分开进了非军事区；下午1点军队已经到达莱茵河。希特勒先发表了长篇大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随后他又说法国人和苏联最近签了一个协议，3月4日刚刚批准。鉴于此，他告诉国会，德国不觉得自己还有义务履行1925年签订的协调法德关系的基础性文件《洛迦诺公约》。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当时也出席了会议，他记录下了人们在听完希特勒通知之后的歇斯底里：

600名国会代表全是希特勒自己任命的。这些小人物都有一副庞大的身躯，脖子很粗，清一色的平头，像袋子一样的肚子。他们穿着灰色制服，脚下的靴子很沉。这些人就像希特勒手中的玩偶一样，如机器般自动跳起来，伸出右臂行纳粹礼，高叫着“万岁”……希特勒举起手来示意安静……他的声音异常深沉，十分洪亮：“德国国会代表们！”会场变得极度安静。“当下的这一小时具有历史性意义，在西部各省，我们的部队每一刻都在迈向未来的、和平时期的驻地。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团结在两个神圣的誓言之下。”希特勒无法再继续说下去了。获悉德军士兵已经在向莱茵兰开进，“议会”的暴民议员已经陷入了歇斯底里状态……他们蹿跳着、叫嚷着、哭喊着……他们像奴隶一般举手行礼，脸部扭曲得像疯子，大嘴张开狂呼不止，他们的眼睛里闪着狂热，一直盯着他们的新上帝、新弥赛亚。[45]

希特勒许下的两个誓言很有他的风格，一是德国绝对不向强权屈服，二是德国会努力争取和平。和之前一样，希特勒声称德国在欧洲没有领土要求。随后他又提出一系列和平协议安抚德国的邻居。当然这一切都只是说说而已。为强调这一时刻的重要性，希特勒直接解散了国会，重新组织选举，同时为自己的决定举行全民公投，时间是1936年3月29日。他的第一场选战演讲安排在3月12日，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卡尔斯鲁厄位于莱茵河东岸，扔个石头就能到法国。[46]

在德国的宣传电影和报纸中，狂喜的莱茵兰人用纳粹礼欢迎部队，并且在部队行进道路上洒满了鲜花。路易丝·索尔米茨写道：

我完全被眼前发生的一切征服了……我为开进莱茵兰的士兵们，为伟大的希特勒，为他话语的魔力、他的力量而感到欣喜……面对着内部颠覆的危险和外部协议的压迫，我们渴望听到他的话语，我们呼唤他的坚定。……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敢想过这样的行动。一次又一次，元首只是把既成事实摆在世界面前……如果两千多年来，世界从我们这里听到的是这种语言，那该多好——我们其实只需要偶尔用一用，人们一定能够理解，并且能够省却许多鲜血、眼泪、丧土失地和耻辱……每个小镇都报告说当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腾场面。[47]

不过社民党观察家却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其中一个特工报告说，“所有人都热烈欢迎占领莱茵地区。但来自整个西部的报告都说只是纳粹分子在庆祝而已。”[48]

一些商人承认自己很高兴，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处境会有所改善。其实多数人都默默地同意了莱茵兰的再军事化。一些地方的年轻人特别兴奋。“毕竟那是我们国家的地盘，”一个工人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那里部署军队？”[49]但是人们也普遍担心希特勒的举动会引发战争。对此，许多纳粹激进分子回应说，希特勒已经说了目标是为了和平。只有少部分人吹嘘说他们期待打仗。[50]一方面人们对国家主权的恢复感到骄傲，但同时他们也无比担心会引发一场全面战争，担心未来德国的城市可能遭到大规模轰炸，1914—1918年期间的毁灭和死亡会再次降临。[51]伴随着再军事化而出现的大范围防空预警更是加深了大众的这种恐惧心理。“人民忧心忡忡，”一个社民党特工总结道，“他们害怕战争，因为每个人都明白德国会失败，然后走向衰落。”[52]

1936年3月，在莱茵河东岸及其附近3万人的掩护之下，一支3,000人的部队深入莱茵兰，此时此刻德国人都屏住了呼吸。假如法国人决定派军队进驻莱茵兰，即使希特勒命令德军抵抗，他们也会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驱逐出去。但是法国人没有。他们错估了德军的规模，而真实人数还不到他们以为的十分之一。此外，当时法国大选日益临近，鉴于公众害怕战争，法国政府没有采取行动。法国人的立场获得了英国人的支持。后者迅速行动，阻止任何轻率的反应。毕竟，刚刚发生的事情也只是德国恢复了对本国领土的主权，没人认为值得为这种事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当时还没人认为希特勒和之前的德国政治家有任何不同，他们以前就从来没有掩饰过想派遣部队开进莱茵兰的渴望。而且，英国公众对此事根本漠不关心，政府甚至拒绝支持要国联制裁德国的提议，尽管德国的所作所为已经违反了国际协定。于是，希特勒冒了上台以来最大的一次险，但是没有付出任何代价。[53]1936年3月29日在又一次的舞弊选举和公投中，98.9%的人赞成纳粹党和政府的行动。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促使希特勒更加坚信他不可能失败。希特勒心怀自己不可战胜的神话，加快了德国占领欧洲、称霸世界的步伐。“威胁和警告都不能阻止我走我的路，”他于1936年3月14日在慕尼黑宣布，“是上天为我指定了这条路，我只是凭着梦游者般的本能行事，从不犹疑。”[54]

地图18　萨尔兰公投和莱茵兰的再军事化（1935—1936年）

第二节

建立大德意志

一

莱茵河地区的再度军事化深刻改变了欧洲列强之间的权力平衡。在此之前，一如法国在1923年以行动明确展示的那样，它有能力敦促德国履行战败国义务，随时可派军队跨过莱茵河占领德国最大的工业区鲁尔区。然而从此刻起，法国军队再也不能这么做了。从1936年开始，法国军队便完全处于防御状态。这样一来，德国便可以腾出手来对付东欧小国。这些东欧小国曾经和法国结盟，然而当它们注意到德国再度崛起可能威胁到自身安全时，便试图改善和第三帝国的关系。在德意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奥地利的安全尤其堪忧。[55]没过多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关系更近一层。在1936年2月的西班牙选举中，左翼势力获胜并组建共和政府。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右翼军官在全国各地发动联合叛乱，意图推翻共和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政权。但是，叛乱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未能达成目标，西班牙陷入让人绝望的血腥内战之中。驻西班牙的德国官员和德国商人都希望希特勒给予叛乱者援助，叛军领袖弗朗西斯科·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也寻求希特勒的支持。没过多久，希特勒的援助就来了。[56]

甚至在1936年7月末之前，德军战机就已经抵达西班牙，帮忙将叛军输送到前线的关键位置，确保叛乱能够持续下去。从这样的小事开始，德国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迅速加深，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其中既包含政治考量，又包含军事原因。由于西班牙政治形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希特勒担心共和政府获胜会使这个国家被共产党控制。而在不久之前，共产党支持的人民阵线政府刚在法国上台。如果西班牙和法国在西欧联合，这将给希特勒在东欧地区的扩张和战争制造麻烦，尤其考虑到东边还有个苏联，和德国终有一战。除此之外，希特勒还很快意识到西班牙内战是检验德军新式武器装备的绝佳机会。[57]很快，刚刚晋升为陆军元帅的帝国战争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来到西班牙，告诉弗朗哥如果他愿意打得比现在更卖力，他会从德国得到更多援助。1936年11月，1.1万名德军士兵和后勤人员带着大量战机、火炮以及装甲车来到加的斯（Cadiz）。月末，佛朗哥的民族主义政府正式被第三帝国承认为西班牙合法政府，同时德军也组建了一支随时能够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秃鹰军团（Condor Legion）。[58]

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都明白，德国若是无限制地对西班牙提供援助，肯定会遭到其他欧洲列强的敌视。英国和法国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对西班牙内战采取不干涉政策。不过这并没有阻止英国向内战双方输送援助物资，特别是国民军一边。但是，名义上采取不干涉政策，毕竟意味着欧洲列强对西班牙内战各方的支援必须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墨索里尼对叛乱者的援助远超希特勒，但是它们加起来也敌不过苏联对共和政府的援助。来自许多国家的志愿者聚集在共和政府的旗帜之下组成了一支国际纵队（International Brigade），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国际人士为佛朗哥政权而战。在这一形势之下，避免西班牙的国内冲突扩大成更广泛的战争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由于大范围战争的风险不大，希特勒有意控制了秃鹰军团的规模。虽然秃鹰军团规模不大，但士兵训练有素，有着很高的军事素养。[59]

在胡戈·施佩勒（Hugo Sperrle）将军的指挥下，秃鹰军团在国民军一边发挥了重要作用。没过多久，施佩勒的军团开始测试新式的88毫米高射炮，用来对付共和派的战机。不过，秃鹰军团为西班牙内战做出最有效贡献的是轰炸机。在施佩勒的命令下，它们参与了向巴斯克（Basque）地区展开的联合进军行动。1937年3月31日，军团的容克轰炸机轰炸了未设防的杜兰戈（Durango）镇，炸死了248名当地居民，其中包括牧师和修女。这是欧洲第一个遭到密集轰炸的城市。但德国人造成的严重破坏远不止于此。1937年4月26日，四架新式的亨克尔111轰炸机和一些首次登场的梅塞施密特Bf-109战斗机轰炸了格尔尼卡（Guernica）。43架战机，其中包括少数意大利战机，一共向这座小镇投下了10万吨燃烧弹、榴霰弹、烈性炸药，同时，战斗机还用机枪对街上的居民和难民进行低空扫射。这座平时人口不到7,000的小镇街上挤满了难民、撤退的共和派士兵以及赶集的农民。空袭一共致使超过1,600人丧生，800多人受伤。小镇的中心被夷为平地。这次轰炸坐实了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担忧：空袭会在战争中造成灾难性后果。这次空袭在当时不只成了巴斯克认同的一个标志，后来支持共和派的西班牙流亡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接受委托为巴黎世界博览会创作了一副大型壁画《格尔尼卡》，手法独特、意味深长，将这座小镇及其人民蒙受的苦难展现得淋漓尽致。[60]

国际社会对空袭十分愤怒，于是德国人和西班牙民族主义军都否认自己对空袭负有任何责任。几年之后开始有人说巴斯克人自己炸了小镇。[61]而在私底下，组织空袭的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Wolfram von Richthofen）上校对战斗结果表示满意，因为新战机和新炸弹都证明了自己的威力。而让里希特霍芬不满意的是，西班牙国民军的将军们没有在空袭之后直接给巴斯克地区的反对派致命一击。[62]但是，秃鹰军团再也没有重复这样的杀人实验。后来，德国人提出在战争收尾阶段应该使用迅速机动的坦克，但被身为传统主义者的弗朗哥否决了。不过，因为有着德国和意大利的援助、更为丰富的资源和出色的将军、内部团结、国际社会保持中立，弗朗哥主义者得以在1939年3月末取得胜利。1939年5月18日，秃鹰军团洋洋得意地参加了弗朗哥在马德里举行的胜利大游行。[63]国际社会的不作为再一次给了希特勒随心所欲的机会。在他看来，西班牙内战再次反映了英法的软弱无能，促使他更快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西班牙内战加速了二战的爆发。[64]

但是西班牙内战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后果，那就是巩固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间的同盟。早在1936年9月，汉斯·弗兰克就曾访问罗马和墨索里尼展开磋商，10月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前往德国和希特勒签署了秘密协定。到了1936年11月，墨索里尼已经在公开鼓吹罗马—柏林轴心。两大强权都表示要尊重对方的意愿，愿意联合起来和西班牙共和国为敌。此外，希特勒还绕开外交部，通过里宾特洛甫办公室和日本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 Pact），又称《防共协定》，结成防御联盟共同对抗苏联。尽管在那个时候协定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但它和罗马—柏林轴心一起，标志着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强权开始互相勾结。在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意三国结成同盟，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65]希特勒还曾经打算把英国也拉进《防共协定》，为此他让里宾特洛甫于1936年8月去伦敦当大使。但英国绝无加入的可能。前去拉拢英国的新大使缺乏手段和智慧，居然威胁要颠覆英国的海外帝国，这对英国人而言实在太过分了，所以他们几乎立刻就拒绝了德国的要求。而且，在希特勒看来，鉴于英国海军在地中海实力超强，德国有必要和意大利结盟。除非能够和英国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某种协定，否则就没有必要在此时此刻去疏远意大利人。虽然希特勒没有放弃和英国人达成妥协，但他仍然坚信联合王国无论如何都不会干预欧洲大陆事务。不过在当时，这些考量都要让位于希特勒最直接的目标：称霸欧洲大陆。[66]

二

到了1936年下半年，上述目标离实现又近了一步。为快速增强德国军事力量，以便在40年代初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德国推出了四年计划。罗马—柏林轴心形成、签订《防共协定》、西班牙内战取得理想结果，以及温和派在英国政府中占了上风，这些成果都使希特勒确信，他甚至可以在不和英国结盟的情况下加速施行自己的对外政策。正是在这种情绪驱使下，希特勒于1937年11月5日召集勃洛姆堡、弗里奇、戈林、诺伊拉特和雷德开会。据陆军上校霍斯巴赫记录，纳粹德国的领袖在会上表示要在不久的将来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打击。[67]不过就在此时，希特勒开始察觉到某些属下对他的政策缺乏热情，有的甚至还在有意阻挠。在1937—1938年的冬天，他开始将这些人换成一些更愿意加速备战的人。在军方高级领导人之中，不少人都非常警惕希特勒越来越缺乏耐心的备战大业，他们得到了一些外交部官员的支持。在这一批人看来，德国也许有能力拿下奥地利甚至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如果中东欧的战事引发了全面冲突，德国的备战情况还远远没有到能够和英法开战的程度。1937年11月的会议之后，战争部长和陆军元帅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以及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都郑重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表现得更加忧虑，他对希特勒的不负责任表示非常失望。虽然军方的人都相信一场全面战争最终不可避免而且值得期待，但他们十分肯定，现在就发动战争为时过早，会非常危险。[68]

1938年初，继续推进备战的机会出现了，其发端却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丑闻。1938年1月12日，长期鳏居的勃洛姆堡元帅取了一个比他年轻35岁的女人为妻。他是在柏林的蒂尔花园散步时遇到她的。勃洛姆堡的新妻子玛格丽特·格鲁恩（Margarethe Gruhn）是一个没有心机的年轻女人，出身并不显赫。希特勒同意了这桩婚事，因为它能够证明在第三帝国阶级地位的差别是无关紧要的。他还同意前往婚礼现场，担任证婚人。但是格鲁恩的背景实际上并不简单。弗里奇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说格鲁恩曾经在警察局登记为妓女，拍过色情照片，还曾被指控从客人那里偷东西。警察确认了她的身份。1月24日，戈林觉得自己必须要把她的警局档案交给希特勒。获悉这一事实之后，希特勒一下子陷入了深深的沮丧，觉都睡不着了。他知道一旦自己为以前是妓女的人作证婚人这件事被捅了出去，他会遭到多少嘲笑。而实际情况对他而言更加糟糕：后来又爆出该妓女的色情照片都是当时和她同居的一个犹太人拍的。戈培尔在日记里写道，这是自罗姆事件之后政府遇到的最大危机。他说，“元首完全六神无主。”戈培尔认为对勃洛姆堡来说唯一有尊严的做法就是开枪自杀。勃洛姆堡拒绝了戈林宣布婚礼无效的要求，但他也不得不辞职。1月27日希特勒最后一次见到了勃洛姆堡；第二天元帅就和他的妻子前往意大利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假期。[69]

但这绝不意味着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勃洛姆堡元帅的事情让希特勒意识到，可以用道德丑闻去败坏其他高级将领的名声。他突然想起来1936年夏天他曾经看到的一个卷宗：柏林的一个叫奥托·施密特（Otto Schmidt）的同性男妓指控弗里奇将军曾经跟他有过同性性行为。那时候希特勒没有理会这个指控，还命令销毁卷宗。不过细心的海德里希却将卷宗锁了起来，在1938年1月25日又呈给了希特勒。希特勒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上校感到大事不妙，把消息告诉了弗里奇。弗里奇称这些指控完全是无稽之谈。也许就是在第二天，弗里奇匆匆和希特勒进行了会谈，与会者还有戈林和被盖世太保专门从监狱带出来的奥托·施密特。他们提到，在1933—1934年，有一段时间弗里奇经常请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成员免费吃饭。如果只是这样，他可以向每一个人保证这段关系完全是清白的。此前希特勒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现在却非常上心。弗里奇并没有生气，冷静地指斥施密特的故事是无稽之谈，但是这并没有帮到他。在1月27日被盖世太保提审之后，施密特补充了一些有关他和弗里奇的关系的间接性细节。虽然弗里奇轻松地证明了这些都是假的，但木已成舟，希特勒不再信任他了。有人征求司法部长居特纳的意见，他认为弗里奇并没有洗脱罪名。希特勒的心情变得更糟了，他甚至取消了1月30日就任德国总理的周年纪念演讲。1938年2月3日，希特勒要求弗里奇辞职。[70]

在居特纳的坚持下，弗里奇于1938年3月18日接受军事法庭审判。最后，法庭明确洗脱了对弗里奇的所有指控，因为他们把人搞错了：那个有问题的弗里奇是另一个人。但弗里奇在军队里已经无法继续高升，他志愿前往波兰前线服役，于1939年9月22日在一场战斗中牺牲。勃洛姆堡退休并活到了战争结束，1946年3月死在了盟军的监狱里。[71]在处理勃洛姆堡和弗里奇事件之余，希特勒还需要为军方的危机寻找出路。在和戈培尔进行深度讨论后，希特勒终于开始行动。勃洛姆堡和弗里奇两位军方高层的倒台可以被掩饰为军方更大范围改组的一部分，从而得到利用。希特勒撤掉了至少14个将军，其中6个来自空军，其中很多人都对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感兴趣。此外，希特勒还调整了46个高级军官的职务。弗里奇的陆军总司令职务被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取代。布劳希奇是一个炮兵军官，这一次被晋升为大将。布劳希奇不是纳粹党员，但他崇拜希特勒，远比前任更加听话。希特勒拒绝了戈林要当战争部长的要求，他只是区区一名退伍上尉，若当了战争部长将军们肯定不服，而且会让他的权力过大。希特勒给他安了个陆军元帅的头衔把他糊弄了过去。[72]

战争部长的位置从此被悬置了起来。此后，希特勒将亲自出马担任军队最高统帅。他为海陆空三军各设置了一个新部门，然后三个部门由一个新建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统一协调。最高统帅部由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将军领衔，凯特尔是旧制度下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同时，希特勒也抓住机会换掉了诺伊拉特，并派自己的人即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担任外交部长。显然里宾特洛甫在执行命令方面更加值得信任。保守派乌尔里希·冯·哈塞尔从罗马被召回，希特勒给德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换上了一个更加懂得灵活变通的大使。希特勒还让瓦尔特·丰克就任经济部长，换掉了1937年11月26日辞职的沙赫特。对于这些变化，官方解释称勃洛姆堡和弗里奇是因为健康原因退休，但希特勒在1938年2月5日内阁最后一次会议上说明了真相，也在会前同样告诉了高级将领们。希特勒举出了大量间接的细节，军官们都相信了，并为此感到惊骇不已。军队领导层的道德形象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只能任由希特勒摆布。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讲了好几个小时的话。他宣布，军队现在“全心全意地忠于这个国家社会主义政权”。[73]

上述人事变动让希特勒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德国外交、军事和经济政策。这时他身边到处都是对他崇拜有加的仆从，再也没有人愿意去限制他了。而且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什么能够独立思考的朋友了。早年支持他的恩斯特·普茨·汉夫丹滕格尔，从1932年开始担任纳粹党的外国媒体主管，基本就是个空衔。汉夫施丹格尔从来没有能力去挑战戈培尔在宣传领域的统治地位，他对希特勒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过去希特勒去汉夫施丹格尔家做客的时候，汉夫施丹格尔会用钢琴为他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而他则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挥舞手臂。如今这种平凡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汉夫施丹格尔傲慢自大，以自我为中心，他从来不愿意像奴才一样侍奉希特勒。他曾夸张地吹嘘自己在美国于1917年参战之后勇敢地待在纽约，而纳粹领导层中当时有好几人正在前线作战，他因此而得罪了这些人。后来汉夫施丹格尔还诋毁在西班牙内战中为弗朗哥作战的德国军队。两件事加在一起，使得希特勒和戈培尔决定给他一个教训。1937年2月，希特勒命令汉夫施丹格尔前往西班牙和战线后方的德国线人取得联系。可是，在飞机上飞行员却按照希特勒的指示，告诉汉夫施丹格尔他实际上是被派去敌人后方执行秘密任务的。毫无勇气的汉夫施丹格尔慌了。最后飞行员把他放到了莱比锡附近的一个飞机跑道上，声称发动机出了问题。这件事的完整过程被戈培尔的摄像师录了下来。戈培尔在日记里说，他看了最后出来的录像都要笑死了。但汉夫施丹格尔可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他相信自己已经成了暗杀行动的对象，于是逃到了瑞士，并且再也没有回到德国。[74]

三

1938年初，希特勒再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奥地利身上。1936年7月11日，德国和奥地利达成正式协议，协议中奥地利接受自己是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并且奥地利独裁者库尔特·冯·舒施尼格为了迎合希特勒，答应让所谓的“国民反对派”即奥地利纳粹党在政府中有一席之地。德奥关系在两年前的政变之后出现了困难，舒施尼格视此为解决之道；而希特勒将其看作一根楔子，这根楔子最后会撬开奥地利的主权，帮助德国完成统一。[75]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希特勒都认为行动时机没有成熟。在整个1936年中，希特勒一直要求奥地利纳粹分子小心行事，避免引起国际社会警觉，毕竟当时整个欧洲都还在慢慢消化莱茵兰地区的再军事化这件事和它引起的后果。在193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希特勒仍在伪装。奥地利纳粹分子也遵守了希特勒的命令，当时德国已掀起狂热的反天主教行动，而他们却压低了反天主教的调子。奥地利是一个天主教化程度很高的国家，所以如果要完成统一，即便不能争得天主教会的支持，也至少要使它保持中立。不过，有关如何应对希特勒给出的行动限制，奥地利纳粹运动内部产生了分歧，地下党分裂严重。致使内部关系紧张的另一个根源是舒施尼格把支持纳粹主义的律师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带进了政府。奥地利纳粹党对此极为愤懑：堂堂反对党领导层中的人居然被政府招安了！1937年10月，纳粹党把赛斯—英夸特队伍中的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Odilo Globocnik）开除了党籍。同时，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领导的奥地利党卫队违背党的领导层意志，大力宣传非法活动。鉴于这些分歧的存在，从内部推翻奥地利独立主权的可能性几乎为零。[76]

不过在希特勒主张小心行事的同时，赫尔曼·戈林却相当大胆。作为四年计划的执行者，他日渐担忧原材料供给短缺和熟练工人数量不足会让德国无法为重整军备和备战做好充分准备。而在这两方面奥地利都拥有充足资源。戈林十分敏锐地注意到施蒂里亚（Styria）铁矿石储量丰富。为明示自己的计划，戈林特意制作了一份欧洲地图，将奥地利并入了德国。1937年9月，他向墨索里尼展示了这份地图，两个月之后又给奥地利外交部的高级官员看了看。墨索里尼的沉默被他视作同意。奥地利并入德国符合戈林的地缘政治理念：在中欧建立一个由德国主导的幅员辽阔的经济共同体——从1900年代初起就为人所熟知的大中欧（Mitteleuropa）理念。戈林还推动两个国家实行货币统一。不过奥地利政府对此反应并不积极，他们怀疑货币统一最后将不可阻挡地导致政治统一，毕竟德国的经济实力要强大太多。结果在墨索里尼于1937年9月访问德国时，就连希特勒也向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坦言，戈林的做法过于粗暴。不过，希特勒没有阻止戈林。因为实际上他已经在向戈林的主张靠拢了，认为吞并奥地利这件事宜早不宜迟。[77]

1938年初，希特勒之所以愈发感到吞并奥地利的紧迫性，背后有好几个不同的原因。虽然德国的重整军备计划正在高速推进，但其他国家也已经开始有所动作，这意味着德国的优势将很快消失。此外，从当时的经验判断，英法似乎仍然非常犹豫是否要针对德国的扩张行动予以坚决回击。这种犹豫反映在1938年2月21日英国政府的一次人事变动上：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位置被主张对德绥靖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伯爵取代。但是谁知道英法绥靖为主的政策会持续多久？同时，希特勒也开始觉得自己时间不够了，他就快要过50岁生日了，而且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1938年5月的时候，他甚至怀疑自己得了癌症。另外还有一个更直接、更关键的原因。为转移人们对军方领导层危机的关注，希特勒觉得有必要在外交方面做出一些壮举。这一次（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希特勒还拥有很多有利条件。首先，德国和意大利达成了和解，墨索里尼不再坚持反对德国占领奥地利（这是希特勒作为一个奥地利人自其政治生涯之初就有的梦想）。其次，舒施尼格在希特勒派驻维也纳的特别大使弗朗茨·冯·巴本的鼓励下，非常急切地想要和希特勒会面，因为他想要弹压奥地利纳粹分子的暴力行动。他害怕这些人正在策划一次和1934年类似的政变，那次政变可是要了他前任的命。舒施尼格和希特勒的此次会面将有着决定性的意义。[78]

其实从1936年开始，舒施尼格的政府就已经开始逐渐变得虚弱了。在改善经济状况上舒施尼格几乎没取得任何进展，奥地利经济还深陷在大萧条泥潭之中。数年难以忍受的贫穷生活以及大规模失业让社会大众不只丢掉了对政府的幻想，还让他们确信弱小的奥地利共和国不可能在经济上自食其力。在1866年之前，奥地利一直属于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德国；而在整个20年代，奥地利主要的政党都致力于使奥地利回归德国。在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一边，尽管1933年纳粹夺权使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从纲领中取消了回归德国这一条，但毫无疑问他们很多人仍然相信回归是解决奥地利问题的最好方法；在他们看来，加入第三帝国，只是从一个失败的独裁体制转到了一个成功的独裁体制。此外，很多社会主义者在1934年2月遭到政府和军队的残酷镇压，他们绝不可能支持广受憎恨的舒施尼格；他们认为这个人应为冲突中数百名社会主义同志被杀负部分责任。还有一个更普遍的问题。1936年一份政府报告指出，奥地利反犹主义浪潮还在“持续升温”，因为人们需要一个替罪羊。不只是纳粹分子在煽风点火，还有越来越受欢迎的一小撮保皇派人士也参与其中，主要领导人是哈布斯堡王室的继承人奥托·冯·哈布斯堡（Otto von Habsburg）大公。舒施尼格曾经想要联合支持者建立法西斯式的祖国阵线（Fatherland Front），但他的努力完全失败了，欧洲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秘诀在于驾驭大众的不满情绪，政府支持下的类似运动不会让任何人信服。后来舒施尼格又在1936年禁掉了难以控制的国土安全联盟，这使他失去了当时仅存的能够帮助他抵抗德国入侵的武装力量，而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的武装组织早已被前任陶尔斐斯判为非法。这时，数千名受到压制的武装组织成员开始向因为同样被舒施尼格禁掉的而转入地下的奥地利纳粹党靠拢。[79]

在巴本的斡旋下，希特勒和舒施尼格于1938年2月12日在贝希特斯加登举行了会晤。为了吓唬这位奥地利独裁者，希特勒在自己的度假山庄安排了一批德军高级军官，其中包括曾在西班牙作战的秃鹰军团指挥官胡戈·施佩勒。希特勒已经通过赛斯—英夸特全面了解了舒施尼格的立场。他完全没给舒施尼格争论的机会，一开始便怒气冲冲地长篇大论，“奥地利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背叛祖国的历史，”他咆哮着，“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个漫长的历史矛盾现在必须画上句号。”在整整两个小时之内，希特勒一直在向舒施尼格讲述自己是如何不可战胜（“我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也许是整个历史中最伟大的德国人”），并明确表示德国会采取军事行动，外国势力的干预是无法阻止德国的（“第三帝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人能够，也没人愿意干扰它整顿自己边境线上的问题”）。[80]当舒施尼格提出异议，请求时间商讨时，希特勒直接把凯特尔将军叫进了屋里。凯特尔在屋里坐了10分钟才离开，这一行为深藏的威胁含义不言而喻。第二天早上，为加强威慑，凯特尔奉命前往柏林，其目的是安排在奥地利边境举行恐吓性军事演习。[81]

2月15日，受到严重恫吓的舒施尼格同意了希特勒的所有要求。现在奥地利要正式和德国施行统一的外交政策，要在祖国阵线中使奥地利纳粹党合法化，要释放在押的纳粹分子和取消针对他们的一切措施，还要和德国展开军事和经济合作计划。在希特勒的要求下，赛斯—英夸特被任命为奥地利内政部长。不过其实很多奥地利纳粹分子痛恨赛斯—英夸特，在他们看来赛斯—英夸特和政府妥协是一种背叛。作为回应，纳粹分子砸烂了驻维也纳德国大使馆的窗户。1938年2月21日，希特勒将奥地利纳粹党的五大高级领导人召到柏林，宣布开除他们，并且禁止他们返回德国。希特勒说，他们的党从现在开始要遵守法律。他告诉他们，现在的目标是接管奥地利政府并将其纳粹化，而不是从底层发动暴力革命。不过，就连希特勒亲自出马也抑制不住奥地利纳粹党内部的某些激进元素。激进分子发动了公开游行示威，其规模远超祖国阵线举行的类似活动。据报道，在公共场合使用纳粹礼和佩戴纳粹卐字徽章的人越来越多，赛斯—英夸特为实现从内部接管政府的目标本想颁布禁令，但收效不大。警察拒绝执行禁令，军队也明显地开始偏向国家社会主义者一边。一个似曾相识的矛盾又出现了：官方从上面施压，说要保持冷静，而下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双方针锋相对。舒施尼格和希特勒达成的协议实际是把奥地利变成了德国的卫星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一协议会迅速导致两个国家合并，因此对舒施尼格的支持和奥地利政权的合法性正在他眼前逐渐消失。[82]

1938年3月9日早晨，为回应日益让人绝望的国内局势，舒施尼格突然宣布将在3月13日举行公投，奥地利选民将回答他们是否支持“一个自由而独立、社会主义且统一的德意志基督教奥地利”，而这次公投是“为了自由和工作，为了愿为人民和祖国而战的人们的平等权利”。为保证这个本来就已经极具倾向性的问题从奥地利选民那里获得“是”的答案，舒施尼格还有意限制了投票人的年龄。奥地利政府要求投票人年龄超过24岁，这样就可以排除掉大量支持纳粹运动的年轻人。此外，由于奥地利实际上处于舒施尼格的教权法西斯主义独裁暴政之下，谁也无法保证公投是自由投票，舒施尼格也没有保证说是。选民登记过程也不合理，这为操纵公投结果留下了大量空间。希特勒获悉之后雷霆震怒，他认为舒施尼格的举动背叛了贝希特斯加登协议。希特勒把戈林和戈培尔叫来，就如何阻止公投进行了激烈讨论。同时军队匆忙地开始制定入侵计划，而计划的唯一根据是此前进行的一项有关哈布斯堡王朝复辟后果的研究。1938年3月11日早晨10点，希特勒给舒施尼格发去了最后通牒：公投必须推迟两个星期，且公投问题的措辞必须改为和萨尔兰公投类似，即含蓄地问选民是否同意（而非反对）和德国统一。希特勒还要求舒施尼格必须辞职，要赛斯—英夸特走马上任。舒施尼格同意推迟公投，但拒绝辞职。为抢占先机，戈林致电当时非常紧张、一直瞻前顾后的赛斯—英夸特，要他告知奥地利总统威廉·米克拉斯（Wilhelm Miklas），如果不同意任命赛斯—英夸特为总理，“那么已在边境整装待发的部队晚上就可以出动，那意味着奥地利将彻底完蛋”。戈林还说，“你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让国家社会主义者放开手脚，让他们能够在所有的街道上自由行动。”[83]

3月11日晚，奥地利纳粹分子在全国各地举行了游行，一支党卫队分遣队还占领了蒂罗尔（Tyrol）地方政府的总部。上奥地利纳粹地方领导人在林茨的城市广场向兴高采烈的2万人宣布舒施尼格已经辞职。不过事实上舒施尼格在3月30日下午迫于戈林的第二份最后通牒才宣布辞职。最后公投也被取消了。当时正好在维也纳的威廉·夏伊勒在街上“被正在歇斯底里地高声尖叫的纳粹暴徒”推着走。据他记载，警察当时“就在一边看，还笑得很开心”。有的警察已经在胳膊上佩戴纳粹卐字标志了。“一些强壮的年轻人举起铺路用的石块朝犹太人商店的窗户扔去。人群爆出阵阵笑声。”当游行规模逐渐扩大时，戈林要赛斯—英夸特向德军发出正式邀请，邀请他们前来恢复秩序。但这时赛斯—英夸特还没被任命为总理，他犹豫了，结果邀请是由威廉·开普勒发出的，他是纳粹党在奥地利的分部头目，当时人就在维也纳。邀请在1938年3月11日晚9点10分发出。此外，希特勒还派黑森的菲利普亲王去拜访墨索里尼，请后者保持中立。在晚上10点45分亲王亲自致电希特勒说一切正常。“请告诉墨索里尼我这次绝不会忘记他，”希特勒说，“绝不，绝不，绝不，不管后面发生什么。”英国人也表示中立。结果到了午夜奥地利总统终于撑不住了，任命赛斯—英夸特为总理。不过这一切都太迟了，戈林撺掇希特勒说，如果他不采取行动就是软弱的表现。于是希特勒在8点45分对凯特尔将军下达了入侵奥地利的命令，无论奥地利人是否接受最后通牒。傍晚时分，舒施尼格对奥地利人民做了一次充满感情的广播演讲，他列出了最后通牒的条款，同时否认局势已经失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还没有做好流血的准备。”他说。1938年3月12日清晨5点30分，前两天已经集结在巴伐利亚的德军部队越过了国界线，入侵奥地利。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84]

四

当德军于清晨向奥地利主要城市缓慢推进时，他们遇到了迎接的人群。奥地利人一边欢呼“万岁”，一边将鲜花扔向他们的脚下。每经过一个地方，被禁的奥地利纳粹党秘密成员都跳出来公开表忠心，他们非常张扬地把以前藏在翻领下的卐字纽扣露出来。[85]在得到军方领导人的安全保证之后，希特勒飞到慕尼黑，由一辆敞篷车载着前往边境，一队摩托化党卫队亲卫队跟随左右。当天下午3点50分，希特勒抵达了自己的出生地因河畔的布劳瑙（Braunau am Inn），一路上受到热情群众的夹道欢迎。在四个小时的车程之后，希特勒于当天傍晚晚些时候到了林茨，在那里和希姆莱和赛斯—英夸特等许多纳粹领导人会合。当教堂钟声敲响之时，希特勒在城市大厅的阳台上向群众致辞。致辞不断被“万岁”的呼喊声和“一个民族、一个德国、一个领袖”的歌声打断。希特勒警告说，“任何分裂民族的企图都是徒劳的。”[86]希特勒先是去了莱昂丁（Leonding）给自己父母的坟墓献了花，并且重访了曾经住过的老房子。之后他回到旅馆考虑奥地利和德国的正式合并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最开始他还只是想亲自担任奥地利总统，并举行公投询问是否同意合并，这种方式可以将奥地利多数现存机构保留下来。但是在受到奥地利人对他的狂热欢迎后，他相信德国可以立即完全地吞并奥地利，且不会遇到任何抵抗。“他们都是德意志人。”他告诉一个英国记者。[87]

地图19　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

1938年3月13日夜里，德国内政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拟了一份关于吞并奥地利的法律草案。重组之后的奥地利内阁对草案内容表示同意，希特勒也签了字。这两个国家的统一将形成“大德意志”。原本奥地利是要整个变成德国的一个省，由赛斯—英夸特领导，但希特勒现在已经下定决心要抹去奥地利的身份存在，让首都维也纳降级——因为他一直不喜欢维也纳——提升其他地区的地位。到1939年4月，空降至奥地利回归帝国委员会（Reich Commissioner for the Reunification of Austria）任职的纳粹党莱茵地方领导人约瑟夫·比克尔已经解散了地方议会，整合了地方和党的行政机构。不过，在经过一些调整之后，他还是保留了奥地利这片地区的身份存在，只是将其更名为东部边区（Ostmark）。之后在1942年，奥地利的存在才被彻底消灭，分裂为德国的两个区：阿尔卑斯区和多瑙区。[88]可是，这并不是许多奥地利人特别是维也纳人所期待的结果，连奥地利纳粹党的领导人都非常失望，因为他们遭到冷落，而来自德国的行政官员则平步青云。但是不管后来怎么样，这些人一开始热情高涨。1938年3月14日，希特勒的摩托车队正从林茨开往维也纳，在路上他又被欢呼的人群拖慢了前进脚步。他不得不在到达维也纳之后从旅馆阳台向人群致意，因为人群不听到他讲话绝对不会安静下来。他那天迟到了，但迟到给了维也纳纳粹分子准备的机会。学校和工作地点都关门了，有大巴车从乡下把纳粹分子和希特勒青年团成员运到城里。3月15日，希特勒向一大群陷入疯狂的人——大约有25万人——致辞，他宣布奥地利新的历史使命就是作为德国的屏障，抵御来自东方的威胁。[89]

奥地利人接受统一，一方面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他们对自己那个艰难生存的小国家已经幻灭，另一方面是因为纳粹分子做了细心的准备。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一直都渴望统一，他们的怀疑只是针对1933年之后德国的政治体制，不是出于更广泛的民族原则。1934年2月，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耗时不长的内部政治冲突中被陶尔斐斯镇压，多数领导人或者流亡在外，或者锒铛入狱，或者重拾传统又开始组织地下抵抗运动，或者干脆在政治上销声匿迹。纳粹分子首先和社民党的温和派沟通，恳求并说服了其领导人卡尔·伦纳（Karl Renner）于4月3日公开宣布在公投中投赞成票。希特勒在精力充沛的弗朗茨·冯·巴本安排的一次会议上向奥地利天主教会领导人、枢机因尼策（Theodor Innitzer）保证，教会及其附属机构（包括学校）不会受到伤害，因尼策接受了希特勒的诺言。其实，因尼策早就把纳粹主义视为抵御布尔什维主义威胁的最佳武器，他召集了一批高级教士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3月18日的统一表示支持。在声明末尾，他以个人名义写上了“希特勒万岁”。[90]此外，伴随着这次公投的还有一场选举，由曾经策划过萨尔兰公投的约瑟夫·比克尔负责。选举列出了一个候选人名单，选民将从其中选出大德意志国会代表。公投于4月10日正式举行，其间充斥着大量的舞弊和恐吓。于是结果可以预料，最后99.75%的奥地利选民支持统一。而至少从一些盖世太保报告可以判断，维也纳选民中只有1/4—1/3的人真正支持统一。[91]

奥地利人很快就发现了被第三帝国吞并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邮政服务、铁路、银行系统、货币以及其他各种经济机构都被德国的舶来品取代，奥地利的税务系统在1940年1月基本被德国接管。接管之后仅两天，奥地利经济就被并入四年计划的统筹之下。德国的企业进来接管了奥地利人的生意，因为四年计划的经济主管认为他们做事太慢，缺乏效率。当然，奥地利的企业有一部分本来就是德国人所有，但这次接管还是激起了一波新的购买潮。比如，林茨新建了一个巨型赫尔曼·戈林工厂，其目标是奥地利巨量的铁矿石储备。石油和铁矿石产量在接管之后激增。奥地利有相当规模的黄金和外汇储备，接管之后也归了第三帝国，德国的外汇储备因此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增长。同时，吞并奥地利之后，德国边境线向东南方向扩展，可以更方便地同巴尔干半岛展开贸易。另外，奥地利还能为四年计划提供人力资源。的确，被已经过热的德国经济吸收确实给奥地利人带来了很多好处，奥地利失业率很快就降下去了，德国士兵和行政官员的到来也刺激了本地需求的增长。但是奥地利的经济问题不可能在一夜间消失，德国相对较高的工资刺激并不足以吸引奥地利各省的失业技术工人去德国工作。于是，为了缓解德国的人力短缺，同时也为了降低奥地利的失业统计数据，戈林决定强制征用劳动力。1938年6月22日，德国就此下了一道命令，到了第二年，已经有10万奥地利工人被强制征召，前往当时已经被称为“旧帝国”地区劳动，其中包括10,000名工程技术工人。这些人的离开，奥地利出现的就业新机会，以及所有奥地利工人加入劳工阵线和“力量来自快乐”组织，都对工人抵抗运动起到了安抚作用。[92]

但是在对付抵抗运动时，纳粹当局不会冒任何风险。最开始来维也纳的人中就有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他们带来了一队盖世太保军官，意在消灭抵抗运动。尽管很多奥地利前政府的领导人都选择了流亡，但前总理舒施尼格拒绝离开，随后被纳粹当局逮捕；在第三帝国余下的日子里他都在监禁中度过。巴本的秘书威廉·冯·克特勒（Wilhelm von Ketteler）也被盖世太保抓了，不久之后他的尸体在水沟里被发现。曾经带头镇压1934年纳粹起义的国土防卫团前领导人法伊（Emil Fey）少校选择了自杀，并杀光了自己的家人。奥地利军队里面有2,555名军官被强制退役，还有数量更多的一批军官被转岗去做行政工作。这些措施影响了超过40%的军官。剩下的奥地利部队都被打散，分到德军部队之中，以完全消灭奥地利军队的军事身份认同。而主管警察的国家安全秘书则换成了奥地利党卫队的首领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新任维也纳警察局局长是奥托·施泰因豪斯（Otto Steinhäusl），他曾经在1934年那场失败的政变中扮演重要角色。6,000名德国普通警察以及大量盖世太保特工作为补充力量加入了奥地利警务系统。但是总的来看奥地利警务系统并不需要进行大清洗，里面很多人之前就已经秘密加入了纳粹党。他们自愿转交了在陶尔斐斯和舒施尼格时期搜集的反对派信息，非常详尽，覆盖面很广。盖世太保就此迅速展开行动。3月12日夜晚，他们对那些被认为可能对纳粹统治造成威胁的人实施抓捕，一共逮捕了2.1万人。达豪集中营为了安置他们，准备了新的特殊设施。这些人多数都在当年晚些时候获得释放，1938年年底已经只有1,500人仍在监禁状态。一直到二战末期，奥地利都没有出现像样的抵抗运动。同时，希姆莱还在林茨附近的毛特豪森新建了一个集中营，收容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囚犯，派他们去采石场挖石头，供施佩尔的建筑计划使用。1941年入侵苏联之前，该集中营是大德国境内最残酷的集中营。维也纳城市委员会为集中营腾出了土地，作为交换条件，毛特豪森集中营出产的部分石头要用来铺设维也纳的城市街道。[93]

奥地利的犹太人承受了最为严厉的镇压。全国近20万犹太人中，有17万都住在维也纳。由于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好几年都处于非法状态，他们积累了大量无法发泄的能量，其侵略性比“旧帝国”的任何组织都强。一些纳粹强硬派对所谓的“从犹太异端统治下解放维也纳和东部边区”兴奋异常，并声称要“清洗已经犹太化的奥地利”。[94]德国经过好几年和好几个阶段才发展成熟的反犹政策和反犹行动在奥地利一齐爆发，其仇恨和暴力程度恐怖异常。奥地利的纳粹新领导人很快就引进了德国的反犹主义法律，包括雅利安人条款和纽伦堡法案（1938年5月）。在公务员系统和脑力劳动行业，犹太人都被即刻清洗。一个庞大的官僚组织——拥有500名职员的财产转移处——也建立起来，负责犹太人商业的雅利安化。大量犹太人的财产都落到了奥地利纳粹分子手上，他们声称这是对舒施尼格治下数年来所受压迫的补偿（但这种压迫和犹太人根本没有关系）。[95]到1938年5月，3.3万个犹太人企业中已经有7,000个被关闭，到了8月份已经有2.3万个消失无踪，剩下的都被雅利安化了。在多数情况下，官方采取措施之前都有非官方的暴力行动。比如，接收奥地利最重要的银行即奥地利信贷银行（Kreditanstalt）之后没过多久，一队冲锋队员先把银行委员会主席弗朗茨·罗滕贝格（Franz Rothenberg）塞进车里，然后在汽车全速行驶时将其推出车门，导致罗滕贝格身负重伤。一家炸药厂的主管伊西多尔·波拉克（Isidor Pollack）在4月份被褐衫军痛打，后来伤重不治去世。他的厂被法本接管，而奥地利信贷银行则被德意志银行接管。[96]

此外，奥地利纳粹分子还闯进犹太人的工作场所、房子和公寓，将里面的东西洗劫一空，并把主人赶到大街上。在大街上，这些犹太人被召集在一起，先是遭到一顿辱骂和殴打，然后被带去清理城市建筑上的反纳粹涂鸦。不久，纳粹又想出了新花样：强迫犹太人跪在街道上，擦干净用油漆在或者用粉笔涂在地上的奥地利平头十字等标志，周围的围观者看到时又是鼓掌又是嘲笑。他们完成这项屈辱的任务时，还常常要忍受别人的推搡、踢打和泼来的冷水。“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伦敦《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驻维也纳的记者乔治·格迪（George Gedye）写道：

犹太人每天在拥有“金色维也纳之心”的暴民的拥挤、嘲骂和笑声中被纳粹冲锋队员从店铺、办公室和家里拉出来，不分男女。纳粹分子把已经蘸了酸液的刷子交给他们，让他们跪在街上花好几个小时去完成一项看不到尽头的任务：去除舒施尼格的宣传标志。整个场景我都可以从办公室的窗户上向下看到（我还看见纳粹分子会在干净的地面喷上标志，然后再让犹太人去擦）……每天早上，哈布斯堡巷里的党卫队小组都会获悉有多少犹太人来干这些下贱的活儿……最受纳粹分子欢迎的是让犹太人去清洗党卫队营房的厕所马桶，而且强迫他们徒手清理。[97]

其他犹太人在街上完成日常工作时会遭到袭击，而袭击者完全不会受到惩罚，袭击者在殴打他们之前，通常会抢走他们的钱包和毛皮大衣。[98]

到了1938年3月17日，甚至连海德里希都在提议让盖世太保把干这些事情的纳粹分子抓起来。可是暴力活动一直持续到了4月29日，冲锋队领导人才接到警告：如果再让这些暴行继续下去，他们就会被撤职。在此之后，暴力事件才开始减少。同时，纳粹分子还开始通过官方渠道没收维也纳犹太人拥有的公寓，到1938年末7万套公寓中已经有4.4万套被雅利安化。纳粹党也开始驱逐犹太人，手段要比在德国直接得多。比如，在布尔根兰（Burgenland）东部毗邻匈牙利的一小块地区，纳粹当局没收了那里已经有一段历史的犹太人社区中3,800名成员的财产，关掉了所有犹太人的公司，还把社区领导人抓了起来。随后，政府借口要在边境建一个安全区，开始驱逐所有犹太人。很多犹太人被拖拽到警察局，遭到连续不断的殴打，直到他们在放弃自己所有财产的声明上签字。警察随后把他们带到边境，强迫他们跨越边境线。但是，因为邻近国家经常拒绝接收他们，很多犹太人滞留于无人区中。有一次，51名犹太人被随随便便地扔在了多瑙区某个贫瘠的沙岛上，激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大多数犹太人都逃到了维也纳的朋友和亲戚那里。到了1938年，布尔根兰已经没有犹太人了。部分是为了应对犹太人向维也纳的逃亡，1938年5月25日至27日，维也纳的盖世太保抓了1,900名曾经有犯罪记录的犹太人，不管他们的罪行有多么微不足道，一律送进了达豪集中营。在集中营里，这些犹太人会被隔离开来，遭到极其狠毒的虐待。警察也逮捕并驱离外国犹太人，连住在维也纳的德国犹太人也不例外。到1938年11月，总计已经有5,000名犹太人从奥地利被驱逐。这些事件在奥地利的犹太人群体中引起了恐慌。许多人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还有数千人尽其所能离开了奥地利。为了加速犹太人移民，纳粹当局在1938年8月20日设立了犹太人移民中央办公室。[99]

中央办公室由阿道夫·艾希曼负责，他因为在二战期间对欧洲犹太人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中扮演的角色而臭名昭著。因此，有必要对他的职业生涯进行更仔细的考察。早在1938年，艾希曼就已经崭露头角，主要是因为他为中央办公室设置的工作流程后来被广泛采用。艾希曼是莱茵兰人，出生于1906年，一战爆发前一年，他和他的家庭一起搬到了林茨，之后就一直住在奥地利。艾希曼出身于中产阶级，自小受到中产阶级式的教养，不过没有取得上大学的资格，20年代他在一个石油公司担任过销售代表。作为小众的奥地利新教徒，艾希曼强烈认同泛德意志民族主义，加入了独立青年运动，并和右翼民族主义者特别是中产阶级泛德意志主义卡尔滕布伦纳家族过从甚密。1932年艾希曼加入奥地利纳粹党，开始受到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的影响。卡尔滕布伦纳是一名29岁的法学毕业生，以前是学生兄弟会的激进分子。他还是一个激进的反犹主义者，1930年加入了奥地利党卫队。1932年，在卡尔滕布伦纳的劝说下，艾希曼加入了党卫队。艾希曼在大萧条中丢掉了自己的工作，1933年8月搬到了柏林，在党卫队接受了高强度的身体和意识形态训练。不久之后，艾希曼加入了海德里希的党卫队保安处，负责搜集德国境内共济会的情报。他的勤奋和高效使他在党卫队内部迅速晋升。到了1936年，他开始在保安处的犹太人部工作，负责写一些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等主题的简单文章，吸收了该部门的精华，即激进、“理性”的反犹主义。[100]

1938年3月16日，艾希曼作为特派团队的一员来到维也纳，并已经罗织好了一份逮捕名单，上面都是有头有脸的犹太人。保安处意识到如果要使强制移民有序进行，少不了犹太人领袖的配合。最麻烦的是最穷的那批犹太人，他们缺乏离开奥地利并在别的地方开启新生活的基本手段，如果要把他们算进移民计划，就需要犹太人的协助。艾希曼命令犹太人社区的领导成员聚在一起接受面试，并从中挑选出了一位最适合的人选：知名律师约瑟夫·洛温赫茨（Josef Löwenherz）。艾希曼让他回到牢房，下令除非洛温赫茨为奥地利犹太人的大规模移民定出计划，否则他不会获释。洛温赫茨要求建立一个能够高效处理移民申请的系统，以消除当时常见的欺诈和故意拖延现象。艾希曼很快做出回应。他设计了一种有序处理移民申请的方法，并将犹太人社区及其成员被没收的财产安排给中央办公室使用，供其资助穷苦犹太人移民。当时广为流传着有关达豪集中营虐待犹太人的恐怖故事、中央办公室官员一整套的虐待和侮辱手段，以及街头持续不断的恐怖行动，这些传言让奥地利犹太人排起了好几千人的长队去中央办公室领取出境签证。洛温赫茨等为中央办公室工作的犹太人经常受到威胁：如果他们没有完成指标就会被送去达豪。艾希曼后来自夸说，到了1939年5月，已经有10万名奥地利犹太人完成合法移民，数千人非法穿越了边境，这些人中很多最后去了巴勒斯坦。作为回报，艾希曼得到了晋升，沉浸在了新的权力之中，因而在与一个个犹太人打交道时变得更为野蛮和残忍。他的中央办公室如同一条流水线，抢劫犹太人财产去资助穷人移民，实行恐怖手段，利用肯合作的犹太人。党卫队保安处后来对付犹太人时，就是以艾希曼的方法为模板的。[101]

五

第三帝国吞并奥地利，伴随着其间极端的反犹行动，让整个德国再次兴起一股反犹浪潮。其他的不说，单单吞并奥地利就直接给第三帝国增加了20万犹太人，比被纳粹当局从1933年3月到1938年3月强行赶出德国的犹太人数量都大。[102]吞并奥地利带来的新犹太人让德国的反犹行动几乎白忙活一场。于是纳粹党再次下定决心，要加速强制移民。如果没有奥地利，以及纳粹激进分子胜利之后感到自己不可战胜的狂妄，我们几乎不可能理解1938年夏天席卷德国、在11月9—10日大迫害中达到高潮的反犹暴力行动。奥地利也感受到了大迫害的威力。维也纳有42座犹太教堂被焚毁，多数仍为犹太人所有的商店都被毁灭，近2,000个犹太人家庭从家里和公寓被驱逐。一支党卫队分遣队于11月10日捣毁了犹太社区中心和犹太复国主义办公室。艾希曼虽然抱怨大迫害打乱了正常移民工作，但实际上他很明白背后的真正意图：通过突然提升恐怖活动强度加速移民进程。和其他地方一样，奥地利的恐怖活动目的也在于此。[103]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吞并奥地利和驱逐犹太人群体令纳粹领导人在文化掠夺一途胃口大开。他们没收了许多重要的艺术藏品，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收藏。德国财政部最终将这些藏品拍卖，以此抵付新规定的税负。纽伦堡市长成功取回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王冠珠宝（1794年从纽伦堡搬到了维也纳），打算带到1938年的纳粹党集会上。艺术商也开始搜集被抢劫的藏品，就像秃鹰争夺尸体一样。赫尔曼·戈林阻止了继续出售和出口藏品的计划，因为他自己看上了其中的某些艺术品。但是领导抢劫的却是希特勒本人。1938年5月的罗马之行让希特勒觉得，他的大德意志也需要一个重要的艺术之都。于是他把目光移向童年待过的林茨。1939年6月26日，他命令艺术史家和德累斯顿博物馆馆长汉斯·波塞（Hans Posse）在林茨准备一场艺术博物馆展览。7月24日，博尔曼通知比克尔治下的奥地利行政机构，所有没收的藏品都要供波塞或希特勒本人挑选；到了10月，波塞设法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藏品也纳入了展览名录中。抢劫欧洲文化遗产的行动开始了。[104]

德国人对这些劫掠活动所知不多。他们对吞并奥地利的直接情绪反应比较复杂。同样的情况在之前——比如1936年莱茵兰地区的再军事化时——也表现得比较明显：民族自豪感和紧张，甚至是因担心爆发全面战争而引起的恐慌交织在一起。有一些报告称，恐慌紧张才是对奥地利危机的第一反应，不过当其他欧洲列强反应消极，表明至少这次还不会爆发战争时，民众的恐慌很快被民族主义热情取代。“希特勒简直就是政治天才”这种观点当时非常流行。“是的，他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比拿破仑还伟大，因为他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整个世界。”吞并奥地利是一次和平行动，这是问题的关键。工人们可能对社会主义势力不做抵抗而感到沮丧（“红色维也纳呢？”），但是很多人都对希特勒的不流血政变印象深刻：“他真是个厉害的人物。”某人曾经回忆道。[105]

一位社民党特工也承认，希特勒于1938年3月15日在维也纳的演讲激起了“胜利的热血与狂欢”：

……这次的狂欢简直席卷了所有人……甚至连一直以来对希特勒冷眼旁观，或拒绝他的社会阶层也被卷了进来，承认希特勒是一个伟大且睿智的政治家，他会领导德国复兴，重拾1918年战败之后丢掉的伟大和尊严。[106]

吞并奥地利使希特勒的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便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对第三帝国政策的其他部分持保留态度，但他们依然兴奋异常。[107]路易丝·索尔米茨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德国和奥地利的统一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我心中古老德意志梦想的实现：一个真正统一的德国。一个无所畏惧、决不妥协、不畏艰险的人实现了这一切”。她带着极度的兴奋收听广播。在广播播报事件进展时，她记录下了每一次行动，每一次演讲。尽管她的家人由于种族混血受了苦，她还是十分狂热。“整个过程就像一场梦，”她写道，“一个人完全脱离自己的世界和自己……但一个人必须记着，如果被驱逐出了人民共同体，他就像罪犯一样低人一等。”[108]但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已经绝望：“我们活不到第三帝国终结的那一天了。”他在1938年3月20日写道。他还记录说，“从昨天开始，一张画有大卫星的巨幅黄色海报贴在了我家围墙的柱子上：犹太人”。[109]

吞并奥地利取得的成功令希特勒更自信了，他更加坚信自己是神谕的选择，他不可能做错任何事情。当时他在演讲中不断标榜自己的神选地位，强调自己是重生德国的缔造者。现在没有人能限制他了。军方刚刚经历勃洛姆堡—弗里奇事件，仍处于震荡之中。一些军官幻灭了，对此重大胜利毫无反应。尽管幻灭的军官担心从长远看希特勒会把德国引向深渊，但鉴于纳粹领袖的巨大威望，他们已经无能为力，无法直接采取行动。这时在里宾特洛甫怂恿下，希特勒开始关注捷克斯洛伐克。里宾特洛甫轻率地向希特勒保证，英国不会干涉。既然在吞并奥地利的过程中欧洲其他列强反应如此消极，德国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继续占领捷克斯洛伐克。1937年，希特勒在一次会议上宣布了这一中期目标，由陆军上校霍斯巴赫做了记录。[110]

在1938年3月18日的国会演讲中，希特勒情绪激动地控诉整个欧洲都在“野蛮地侵害数百万日耳曼种族同胞”。3月28日，希特勒为即将于4月10日同时进行的选举和公投准备公开演讲和公众集会，在活动中途他和苏台德德意志党（Sudeten German Party）领导人举行了秘密会面。苏台德德意志党受纳粹政权支持，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代表德意志少数族群。希特勒要求，德意志党不能和捷克政府合作，相反应该掀起一场运动，为“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的全面自由”而战。[111]于是，颠覆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宣告开始，最终目标是完全毁灭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并将其以某种形式吸收进德意志帝国。只有这样，德国在“安边”之后才能获得一块跳板，为入侵波兰和苏联做好准备，同时开辟经过种族重组之后的“生存空间”。这是希特勒多年以来的梦想。5月28日，希特勒告诉自己的将军和外交部官员，他已经“完全下定决心，要让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消失”。两天之后，经过修改的军事计划出炉，用以执行希特勒“不可动摇的决定，在可见的将来用军事行动摧毁捷克斯洛伐克”。[112]这一次，希特勒不能再说自己是为了调整1919年和平协议中和领土相关的不平等惩罚性条款而有所行动了，这样的冒险行为对他而言是头一次。希特勒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第三节

强取捷克斯洛伐克

一

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欧洲仅存的几个民主政权之一。在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支持下，参加1919年和平谈判的捷克代表团成功赢得独立，脱离了哈布斯堡王朝，同时还将王朝辖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个邦国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它南边的邻居奥地利不同，它的发展前景很好，有望在未来形成强大的工业基础。但和其他脱离哈布斯堡旧王朝独立的国家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内部也有大量少数族裔，其中最大的一支是300万之众的德意志民族，多数聚居在西部、西北部和西南部边境地区。尽管捷克语是当地官方语言，但差不多9/10的德意志人在处理公务时仍然使用母语。同时，相关地区的学校也在继续使用德语，作为少数民族的德意志人在捷克议会还有自己的代表。德意志人的政党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合政府。虽然说德语的人要先学会捷克语才能加入政府公务员系统，但他们在其他方面完全能够自食其力。许多德意志民族的人住在苏台德地区。渐渐地，他们开始被称作苏台德德意志人。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他们享有充分的个人权利，其个人自由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受尊重程度比在欧洲其他多数地区都高。虽然他们的集体权利并没有得到保证，但是20年代晚期国家内部的确出现了大量讨论，讨论是否也应该把这批人叫作“国民”，就像和捷克人一样。[113]

地图20　捷克斯洛伐克的族群分布（1920—1937年）

30年代初，两大因素一起摧毁了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相对和平的共存局面。第一个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危机严重影响了德语人群。消费导向的轻工业如玻璃制造和丝绸业多集中在德语区，在危机的影响下相关工厂全部倒闭了。到1933年，德意志人已经占了国内失业人口的2/3。当时已超负荷运转的社会福利体系将这部分德意志人划入了贫穷或赤贫人口。这时候，第二个因素出现了，那就是纳粹党在德国掌握了权力。在重整军备政策的影响下，德国经济开始复苏，而这时捷克的德语人口还在贫困中苦苦挣扎，于是很多绝望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开始关注第三帝国。在这种情况下，德语人群团结在苏台德德意志党的旗帜之下，一方面要求在地区自主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宣布效忠捷克斯洛伐克，和国外的德国纳粹党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该党的领导人是学校老师康拉德·亨莱因（Konrad Henlein），1933年初入党、曾经参加过德意志民族主义—极端主义组织（当时均已被禁）的成员给他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到了1937年，希特勒在外交上的成功使他们占了上风。1936年苏台德德意志党获得了德意志人63%的选票。1937年初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意识到了危险，随即在经济上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让步，吸收德语族群进入公务员系统，还向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企业提供政府合同。但是这时候已经太迟了。那时柏林也在向苏台德德意志党的金库输血。德国政府凭借自身的金融影响力，迫使亨莱因施行分离主义政策，苏台德地区和捷克斯洛伐克日益疏离。[114]

到了1938年春，眼见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苏台德德意志党愈发按捺不住，开始开展暴力活动。在地方选举中，该党开始大规模恐吓反对者，其得票率上升到75%。[115]柏林方面也开始施加更多压力，最后捷克政府承认了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的自治权，并提供了更多的经济补助。但这一切都于事无补。[116]亨莱因想要脱离捷克斯洛伐克，而希特勒想要战争。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与入侵奥地利完全不同。大部分奥地利人都或多或少地支持希特勒、纳粹主义和德国政府的统治，但绝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人对这些都是持反对立场的。捷克斯洛伐克比奥地利更大、更富、实力更强，拥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其中包括斯柯达工厂（Skoda works），当时欧洲主要的武器制造商之一。捷克军队也和奥地利军队不同。奥地利军队弱小，对战争缺乏准备，在对德国的态度上内部严重分歧。而捷克军队实力强大、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他们有决心联合起来抵抗德军侵略。德国的将军们在莱茵兰地区的再军事化和吞并奥地利的过程中就已经非常紧张，当得知希特勒想要摧毁捷克斯洛伐克时，他们几乎惊慌失措。这时候军事准备还未妥当，重整军备的目标远没有完成，引发外国干涉和全面战争的风险也要远远大于以前。毕竟捷克斯洛伐克可是法国的正式盟友；和对奥地利的情况不一样，在国际社会看来，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宗主国的地位，这一次行动只会被视为德国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117]

当然，德国的将军们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因为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伸入到了新建立的大德国内部，战略上十分危险。将军们普遍厌恶斯拉夫人和民主主义者，他们坚信在中东欧最终会出现一个德意志帝国。此外，接收捷克的军事工业、高技能劳动力和丰富的原材料能够减轻第三帝国的压力，德国在这些方面的供应上已愈发捉襟见肘。于是在吞并奥地利后地位迅速上升的赫尔曼·戈林眼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但是戈林和将军们都认为对付捷克人的时机还不成熟。在他们看来，此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无知的冒险，存在着引发全面战争的真正风险，而德国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他们认为，谨慎起见还是先等着，步步紧逼，强迫对方让步。后来的局势开始明确地显示，英国这一次绝不会袖手旁观，戈林和将军们就更拿不定主意了。当戈培尔展开宣传攻势，炮制出大量恐怖故事描述捷克人如何残酷虐待苏台德德意志人时，军方高层开始感到危机爆发迫在眉睫。[118]

5月5日，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告诉希特勒，如果英国人参与进来保护捷克人（在他看来很有可能发生），德国是打不赢这场战争的。5月晚些时候，贝克又重申了自己的警告，语气更加坚定。7月16日，他向陆军高级将领发了一份备忘录，警告侵略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他甚至还仔细讨论了通过鼓动军队高层大量辞职来反对希特勒侵略计划的可能性。可是，其他将领在勃洛姆堡—弗里奇丑闻的影响下依然士气低下。他们仍旧把自己封闭在传统之中，相信士兵的责任是服从命令，而不是参与政治。他们害怕打破效忠希特勒的誓言，认为那会成为军人的耻辱。同时，他们都太清楚吞并奥地利之后希特勒的威望和权力都得到了提升。更何况他们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只是对何时入侵存有异议。所以尽管很多高级将领都有和贝克类似的担忧，但这一次他们没有支持总参谋长。不过希特勒还是觉得有必要获得军官支持，于是他在1938年6月13日和8月10日召开会议和军队沟通。陆军领袖布劳希奇向希特勒呈上了贝克于1938年7月16日下发的备忘录，随后遭到希特勒长时间的严厉斥责，最后布劳希奇表示支持希特勒的计划。另外，贝克的总参谋部在6月份组织了一次军事演习，证明捷克斯洛伐克可以在11天内攻取，然后德国可以把部队快速转移至西部，抵抗英法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演习使贝克的反对失去了部分基础。还有人反对，称西墙防御工事还没有做好准备。希特勒斥责了这一想法。他说，英法是不会干涉的。同时，他相信自己5月份派往军队去推进西墙建设的弗里茨·托特在初冬能够完成任务。[119]

贝克感到自己处于完全的孤立状态，于是他在1938年8月18日宣布辞去总参谋长一职。他的副手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接替了这一职位。这次是正常的职位更替。可惜哈尔德也完全不是纳粹领导层想要的那种人。哈尔德是一个炮兵军官，出生于1884年，来自弗兰科尼亚的一个军事家庭，保守倾向极强。他可不是施行纳粹侵略政策的可靠工具。他和贝克一样，对希特勒的冒险政策持保留态度。此外，还有大量保守派军官以及外交官和他持相同观点，其中包括负责军队情报的长官、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以及陆军高级将领、柏林军区司令埃尔温·冯·维茨莱本。他们对希特勒的军事冒险意见很大，决心制定计划赶希特勒下台。当时已经有一批更年轻的军官在密谋推翻希特勒，其中包括卡纳里斯情报部门的陆军旅长汉斯·奥斯特（Hans Oster）。两股力量开始合流。不过他们也知道，这次密谋必须要有文官参与，以便负责组织后纳粹时期的政府。于是，一些保守派人士加入进来，他们对国家前进的方向或多或少持严肃的保留态度，其中包括沙赫特和格德勒，还有一些外交部官员，比如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察克（Ernst von Weizsäcker）、他的下属亚当·冯·特罗特·楚·佐尔茨（Adam von Trott zu Solz）和汉斯—贝恩德·冯·黑夫滕（Hans-Bernd von Haeften）。另外，还有一些高级文官也参与了密谋，其中包括内政部前助理秘书汉斯·贝恩德·吉泽菲乌斯（Hans Bernd Gisevius）和帝国价格委员会办公室的彼得·约克·冯·瓦滕堡（Peter Yorck von Wartenburg）伯爵。后来，密谋者开始试探其他已经有些忧心的保守派，为政变制定详尽计划。他们谋划如何调动部队，争论希特勒是应该被暗杀，还只是应该被监禁起来。密谋者中还有很多人（特别是格德勒）飞到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以私人名义向该国的政治家、政府部长、公务员和其他一些愿意了解希特勒好战意图的人发出警告。这些人一般都礼貌地表示感兴趣，但不会保证任何具体的支持。不过，在这个阶段，要弄清楚这些支持包括哪些具体的事项是很困难的。[120]

但是，政变密谋最根本的弱点在于，参与者多数都不反对希特勒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的基本目标；他们只是认为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没有为一场可能会随之而起的欧洲全面战争做好准备，而希特勒急切想要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举动是不负责任的。因此，如果希特勒在没有引发全面战争的情况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们的密谋就无以立足了。[121]此外，密谋者在纳粹党内没有获得支持，在纳粹党用以统治德国的巨型官僚机器内部也没有获得支持。密谋的两大中心力量，即军官和外交部，在过去的几个月内，特别是在吞并奥地利过程中，一直抬不起头来。在奥地利危机中期，戈林告诫军官们，战争部“昏头昏脑的。这种情绪必须消失！”[122]其实，即使哈尔德和密谋者成功逮捕了希特勒，其他军官也对行动表示支持，早已被戈培尔扣上反动帽子的陆军也不会受到普遍欢迎。总的来看，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后来外交上的一些进展也使密谋很快消失于无形。[123]

二

到了9月初，各种事件接踵而至。鉴于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吞并奥地利不同，前者在军事上和在国际社会中都面临着巨大障碍，因此希特勒的德国需要进行细致准备。首先希特勒耗时数月，克服了将军们的反对意见并制定了作战计划。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希特勒坚持亲自参与其中，因为他不相信将军们能做到让他满意。整个夏天戈培尔都在不停地炮制反捷克宣传，这已经是在向国际社会明示柏林正在策划侵略行动。每一天德国报纸头版都会登载所谓捷克人如何残暴的故事，他们会向无辜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射击，“妇女和儿童被捷克装甲车屠杀”，捷克警察还对德意志人实施恐怖统治，威胁对苏台德地区的德国村庄进行毒气攻击。自然，其中还包括所谓“世界纵火犯”中心布拉格的阴谋，而布拉格是布尔什维主义放在中欧的特洛伊木马。[124]捷克人的确是和苏联结盟了，但他们很快发现和苏联的一纸盟约实际上根本就没什么用处。其实，更重要的是和法国签订的条约，它保障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如果法国前来援助捷克，那么英国一定也会出手。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在1914年的比利时。不过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也意识到，尽管英国已经加快了重整军备的步伐，但它还不可能承受一场欧洲全面战争，那样已经吃紧的英国公共财政状况会变得更加难以维系。此外，他认为一场全面战争会使英国城市遭遇空袭轰炸，格尔尼卡的惨剧会变成家常便饭。面对空袭，英国不仅没有防御措施，而且人们相信，德国人的空袭很可能像意大利人一样使用毒气攻击地面毫无防御能力的人。在危机达到顶点时，英国政府向市民发放了防毒面具，命令他们撤出伦敦。可是无论如何，当时的英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政府的全球战略是帝国利益优先，而英国在欧洲并没有直接利益，于是欧洲的战略地位只能退居其次。“可怕、疯狂、难以置信，”1938年9月末张伯伦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次广播中告诉听众，“在远方的某个国家两个陌生的民族发生了争吵，而我们却要为此去挖战壕和戴上防毒面具。”[125]

显然，在大英帝国人民和首相想象的地图里，捷克斯洛伐克要比印度、南非和澳大利亚更远。首先，张伯伦很清楚，尽管此时此刻英国政界要求阻止希特勒占领欧洲的声音越来越强，但如果要就苏台德问题和德国开战，他不会获得多少公众支持。[126]而在张伯伦心里，他仍然不确定希特勒是已经下定决心要占领欧洲了，还是只是坚持要修正《凡尔赛和约》的错误和保护遭到围攻的德意志少数族裔。如果在苏台德问题上安抚他，也许他就满足了，然后一场全面战争就可以避免？张伯伦下定决心要阻止战争爆发，而他的选择是强迫捷克人为德国让路。1938年9月12日，希特勒在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上发表演讲，威胁如果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没有获得自决权，德国将发动战争。张伯伦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要求和希特勒面谈。当时在希特勒的授意下，亨莱因手下的流氓们开始挑起一连串暴力冲突，意在激起捷克警察镇压，给德国干涉提供借口。在这紧急关头，张伯伦踏上了前往慕尼黑的飞机（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乘机）。在经过一次只有翻译在场、耗时很久的一对一面谈之后，张伯伦同意修改捷克边界，满足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的要求。但是纳粹德国的元首看起来并不满意。面对希特勒的怒号，张伯伦只是反问他，如果他认为除战争之外别无出路，一开始为什么要同意面谈呢？在英国的最后通牒之下，希特勒不情愿地同意再次进行会谈。[127]

1938年9月22日，在就自己所做的让步咨询了内阁的意见之后，张伯伦再次飞到德国，于莱茵河畔巴特戈德斯贝格的德雷森酒店会见了希特勒。这次他向希特勒保证，称法国人已经同意了他的办法，这样解决苏台德问题再也没有障碍。可是出乎张伯伦意料，希特勒又提出了一堆新的要求。他说，鉴于捷克斯洛伐克最近发生的暴力事件，他必须尽可能一次性占领苏台德地区。此外，捷克旁边的波兰和匈牙利由奉行民族主义的军事威权政府统治，它们已经嗅到了谈判中的血腥气儿，也向捷克提出了两国边界上的领土要求。希特勒说，这些要求也应该一一满足。子弹已经上膛，前线形势严峻。这时捷克政府已经认清了现实，不得不接受了英法的要求。但与此同时，此次危机促使一个新的军政府在布拉格掌权，很明显捷克不会再做任何让步。英国内阁拒绝了巴特戈德斯贝格的解决方案，他们担心英国公众会认为这是对本国政府的羞辱。张伯伦派了一个高规格使团到柏林向希特勒明示，英国不会接受单边行动。被激怒的希特勒邀请使团领头人霍勒斯·威尔逊（Horace Wilson）爵士参加9月26日他在体育宫的演讲。演讲最后变成了对捷克人的激烈辱骂。当时在集会现场的威廉·夏伊勒记录道，希特勒“在嘶吼和尖叫，那是我见过他最癫狂的时候，眼里满是狂怒之火”。陷入疯狂的希特勒在2万名纳粹支持者吵闹的欢呼声中宣布，捷克屠杀德意志少数族裔的行为不可容忍。他会带着部队开进那个国家，时间就定在10月1日。[128]

就在英国和捷克为战争做准备时，希特勒最后却打退堂鼓了。令人意外的是，这一决定性的影响也许是来自赫尔曼·戈林。戈林对奥地利十分强硬。但他和很多将军一样，担心在德国已经获得了对手关键性让步之后，继续冒进会有挑起全面战争的风险。于是戈林背着希特勒和英法意展开会谈。这里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意大利，正是意大利人请求希特勒把入侵捷克的时间推迟到会谈之后。由于戈林对发动战争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并且墨索里尼的请求给德国提供了一条不必受辱的出路，最后希特勒同意推迟入侵捷克。1938年9月29日，会谈于慕尼黑召开，捷克人没来，他们也没获得邀请。戈林提前起草了一份协议，外交部的魏茨察克把它列成了正式条款。里宾特洛甫全力支持战争（“他对英格兰有一种盲目的恨”，戈培尔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道），[129]所以没人知会他协议草案的事情。这份草案最后到了意大利大使手里，后者于9月28日将其呈给希特勒，说是墨索里尼的意思。英法德意四强就此草案展开了十三个小时的协商，最后于1938年9月29日达成《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第二天，张伯伦要希特勒签一份声明，承诺英德之后再也不会走向战争。希特勒对此没有异议，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回到英格兰之后，张伯伦在唐宁街10号一层窗户处向欢呼的人群招手。“我想这次终于能够确保和平了。”他告诉英国。看起来张伯伦是真正相信他以各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了问题，包括捷克人在内。他声称捷克人得救了，以后会更加幸福。第一次会见希特勒之后，张伯伦告诉自己的妹妹，称希特勒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他在来回往复的谈判中经历的一切，似乎都没让他从梦中醒来。[130]

英国人感到松了一口气，德国人同样如此。从5月份开始，德国国内民众一直普遍担心战争爆发。同月捷克政府开始军事动员，这使担忧进一步加剧。之前惊慌失措一般都只是暂时的，但这一次危机却持续了好几个月。甚至连党卫队保安处都承认民间在《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前患上了“战争精神病”。“人们不停地说对手很强，失败主义情绪开始出现，最后升级为强力指责‘第三帝国的冒险政策’。”很多人还认为吞并经济危机笼罩的苏台德地区会给德国经济带来沉重负担。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人们慌张地从银行取出存款，毗邻捷克斯洛伐克地区的人已经做好准备逃往西部。党卫队保安处遗憾地讲，许多德国人选择从国外电台接收消息，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悲观情绪。保安处将这一切都怪罪到了知识分子的头上。[131]

但可不只是知识分子担心这事儿。在此之前希特勒一直获得德国大众支持，因为他往往能够兵不血刃，收获外交胜利。但现在看起来真的要流血，情况就很不一样了。社民党特工在1938年5月记录道，和1914年8月的狂热相比，当时忧虑成了主流。当然，多数人都认为苏台德德意志人的要求是合理的。但他们想要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使要求得到满足。[132]据7月份的报道说，没人认为德国能够赢得对英法的战争。一些以前是社民党员的人心怀怨恨，甚至希望德国战败，因为这是铲除纳粹当局的最好办法。但是在工人群体中宿命论论调十分普遍。年轻人经常被大德意志的远景迷惑，幻想德国能够横扫欧洲，统治欧洲。许多年纪大一点的人则感到很困惑，他们觉得自己缺乏细节信息。[133]大众焦虑情绪随着备战提速而日益严重。[134]戈培尔在8月31日的日记里记录道，民众的“战争精神病”正在滋长。[135]《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前，鲁尔区的社民党观察家曾经这样报告：

民众被巨大的不安情绪笼罩着。人们害怕战争，害怕德国会被战争毁灭，完全提不起对战争的任何热情。人们知道，和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作战，德国一定会失败……如果开战，德国人一定不会欢迎这场战争。[136]

即使是狂热信仰大德意志前景的年轻人当时也对局势表示忧虑。[137]

事实表明，绝对不只是工人阶级，或者被社民党特工采访的人才感到忧虑。“战争，战争，战争，”路易丝·索尔米茨在1938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无论你到哪里，你听到的都是这些。”在某段时间之内，她对全面战争的恐惧似乎压倒了她平素的爱国主义情绪。突然，1914年不再标志着民族精神的团结了：“令人恐惧的1914年又回来了。每个在苏台德地区被杀的德国人都成了弗朗茨·费迪南德。”[138]不过，她的犹太人丈夫弗里德里希·索尔米茨出于爱国精神，在祖国急需的时候仍去申请服兵役，但被拒绝了。[139]相比于之前的莱茵兰地区再军事化和吞并奥地利，这一次人民大众对希特勒兵不血刃取得外交成果的信心已经严重削弱，尤其是因为捷克危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1938年的夏末和初秋，因批评希特勒而被送上特别法庭的人数明显增多。[140]

因此，在《慕尼黑协定》公开之时，整个德国都松了一口气。“我们能够继续活下去了，”路易丝·索尔米茨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感到轻松和快乐，我们都远离了那烦人的重压……这真是一次奇妙而独特的经历。我们获得了苏台德地区，和英法也没有开战。”[141]在但泽，一个社民党特工报告称，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慕尼黑协定》“对希特勒来说是百分百的胜利”。[142]但是从但泽的现状来看，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让人意外。鲁尔区的天主教工人阶级状况就稍有不同。有报告称人们担心希特勒的胜利会让纳粹反教会行动变得更加残酷无情。不过，在希特勒又通过不流血行动为德国赢得了领土时，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张伯伦在签署协定之后走过慕尼黑街头，就连这位英国首相都受到了欢呼。每个人都会同意的一点是，协定大大加强了希特勒的权力和权威。只有政权最顽固的反对者才怨恨西方民主国家背叛了捷克人。也只有最悲观的人才会认为“希特勒不会停止”。[143]

但是希特勒对结果并不满意。他自己在准备战争，但却被人骗了。他非常讨厌戈林的干涉。从此以后，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冷淡，而在慕尼黑协商过程中基本被排除在外的里宾特洛甫由此得势。同时，站在希特勒一边支持开战的希姆莱也进一步得宠。鉴于危机最终得以和平解决，陆军的将军以及一起谋划政变的人放弃了赶希特勒下台的想法。但是由于他们挡了希特勒的路，自身地位却下降了，其中更激进的一批人觉得张伯伦的干预骗了他们。而希特勒自己也再清楚不过，尽管第三帝国不断劝说德国人打仗有好处，但多数国民还是不想打仗。1938年9月27日，他在柏林组织了一次军事游行。那时候柏林居民正从办公室出来准备回家，希特勒希望他们在看到卡车和坦克开过时能够停下来欢呼。但是据威廉·夏伊勒报道：

很多人迅速躲进了地铁，拒绝观摩军事游行。虽然的确有不少人在路边站着，但他们全都保持静默，没有人祝愿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走向那场光荣的战争。这是我看到的最让人震撼的抗议战争集会。据说希特勒知道后非常生气。我在一个角落站了一会儿，一个警察就从总理府方向走到威廉街上向我们几个站在路边的人大吼：元首正在阳台上检阅部队。但几乎没人动。我决定到前面去看一看。到了之后，我发现希特勒就站在那里，街上只有不到200人……[144]

希特勒既生气，又失望，于是他只能走进自己的屋子里。

1938年11月10日（对犹太人的迫害刚刚结束，几乎全国的犹太人都已经被抓了起来），希特勒在和一些关系很近的德国出版社代表会谈时表达了自己的失望：

只有不断强调德国对和平的渴望和德国的和平意图，我才能一步一步为德国人民赢得自由，然后把国家重新武装起来，以期赢得下一步胜利。不过很明显，进行了几十年的类似和平宣传也有其可质疑的地方。因为它会让很多人留下这样的印象，那就是无论出现什么状况政府都会首先下定决心保卫和平。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德国就无法为突发事件做好准备，长此以往德国还会被失败主义情绪笼罩。政府现在取得的一切成果都会化为乌有。[145]

希特勒继续高声批评“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在消磨战争意志。他说，出版社的责任就是要让人们相信战争是必需的。在媒体的影响下，人民应该无条件信任领袖政策，即使里面包括战争。怀疑只会让人们不高兴。“现在有必要逐渐调整德国人民的心态，要让他们明白，有些东西是无法用和平手段获得的，必须使用武力。”[146]过去五年各个层面上的灌输和准备都没达到目标，这已经是一种惊人的失败了。在希特勒眼里，这一事实表明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没有贡献当局所需的民意支持，甚至在外交领域也不例外。要知道，当局的外交成果似乎能够吸引到最广泛的民意支持。[147]

三

1938年10月1日，德军跨越边境线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而装备精良的捷克军队则从山地和易守的边境据点撤退。在苏台德地区，吞并奥地利时人们欢迎德军的画面再度出现。亨莱因苏台德德意志党的支持者兴高采烈地站在街道两旁，在德军士兵走过时向他们祝贺。欢呼人群在士兵行进的道路上铺了鲜花，还抬起胳膊行纳粹礼。不过，不支持纳粹主义的人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情绪。在9月份，超过2.5万人从苏台德地区逃到捷克人占多数的地区，这些人多数是捷克人。从《慕尼黑协定》达成到1938年末，又有15万人加入了他们。这部分人之中既有来自苏台德地区的，也有其他边境地区的。在之后的几个月，又有近5万人选择逃亡。难民中包括会被纽伦堡法案算作犹太人的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他们太清楚如果继续待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到1939年5月，苏台德地区的犹太人数量已经从2.2万下降到不超过2,000。边境地区有1/5的捷克人选择了逃离。几乎有1/4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反对亨莱因的政党，其中3.5万人也选择了逃亡，他们多数是德国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而留下来的人，他们的命运显示出逃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德军开进苏台德之后，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随即跟进，很快他们就抓了8,000名德意志人和2,000名捷克人。这些人都反对纳粹主义，其中多数被扔进了集中营，小部分关在监狱里等候正式审判。刚刚过去一个月，11月9—10日大迫害似的暴力行动就蔓延到了苏台德地区，留下来的犹太人遭遇了大规模群体暴力，财产或被洗劫一空，或被尽数毁灭。捷克斯洛伐克包括铁路工作者、邮政人员、学校和地方行政机关人员在内的5万名政府雇员都被一并解雇，以便给德意志人腾出位置。这些人也逃到了那个已经被分裂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了。[148]

包括波希米亚西部和北部、摩拉维亚北部以及西里西亚南部在内的以德语人口为主的地区都被并入第三帝国，称为帝国苏台德地区。波希米亚南部成为巴伐利亚的一部分，而摩拉维亚南部则划归以前的奥地利。亨莱因现在成了内政部领导下的地区行政长官，很多公务员都从德国其他地区调来，填补捷克人、犹太人和左翼人士离开之后地方和地区行政留下的空缺。但苏台德地区各个层级的行政官员大多都是本地的德意志人。与处理奥地利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纳粹政权小心翼翼地保护苏台德地区独特的地方认同，只是把盖世太保和党卫队（包括其保安处）交给旧帝国的人掌管。苏台德德意志人自己倒是成群结队地前去加入纳粹党和褐衫军。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幻灭。长期存在的地方志愿组织和俱乐部都被解散，或者被并入柏林掌管的纳粹党组织。尽管外来者数量相当有限，但本地人对他们的仇恨很快弥漫开来。虽然失业状况迅速得到了改善，但工业工人每天不得不工作很长时间，而且报酬很低，而这在第三帝国已成常态。22%的捷克工业都在被吞并区，于是迅速被德国战时经济模式吸纳。德国的企业也快速跟进，借捷克商业和犹太人商业的德国化以及雅利安化谋利。法本公司、卡尔蔡司耶拿光学仪器公司（Carl Zeiss Jena）与德国主要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分了一大杯羹，当然苏台德地区的德国公司也捡了一些便宜。此外，留在苏台德地区的41万捷克人发现他们的语言不再是官方语言，纳粹政权还关闭了他们的中学、志愿者组织和俱乐部等。现在他们成了二等公民。[149]

《慕尼黑协定》也对周边小国放出信号，暗示它们也能从捷克斯洛伐克这块大蛋糕中分一块。1938年9月30日，波兰军政府要求割让捷克斯洛伐克北部边境切申（Teschen）附近的一片狭长土地，那里有相当数量的波兰语人口。这时捷克人已无选择，只能同意。波兰军队于1938年10月2日正式入驻。把该区域转交给波兰军队的捷克将军告诉波兰将军，这片土地他们也享用不了太久，因为波兰肯定是德国的下一个目标。但是维护1919年和平协定所划边界这一原则在波兰军队狂热的民族主义面前根本算不了什么。很快被占领地区就经历了波兰化历程，和波兰国内一样开始接受威权统治。[150]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南部边疆，海军将领霍尔蒂治下的匈牙利威权政府要求一长片马尔扎（Magyar）少数族裔主导的土地。不过，匈牙利军队并没为侵略做好准备，所以匈牙利人选择了协商。这时，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使得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内部这两个主要族群之间在经济、社会、宗教和文化方面一直存在差异。1938年10月7日，斯洛伐克政党领导人在自己的政府内部建立了一个自治区，但该自治区在名义上还从属于已经被《慕尼黑协定》分裂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都想要南部边境那块地，最后意大利人出手干预。1938年11月2日，在征得德国同意之后，意大利强加了一个解决办法。它多给了匈牙利一块面积为1.2万平方公里、居民数量超过100万（其中包括超过20万斯洛伐克人）的土地。这比匈牙利人最开始提的要求少，但已经能够满足他们。希特勒也明确表示，他不会容忍匈牙利人采取军事行动去谋求更多利益。英法完全没有参与这一系列协商，这两国的缺席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证明轴心国集团在中东欧拥有的巨大影响力。[151]

中东欧的政府都看清了残酷的现实，它们只能尽全力去满足德国人的愿望。以布拉格为首都、分为三部分的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现在由右翼政府掌权，开始镇压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而在捷克区统治的军政府则尽全力不去冒犯现在已经将其领土包围的德国人。拥有自治权的斯洛伐克当局在布拉迪斯拉发建立了一个一党制国家，通过一个名为赫林卡卫队（Hlinka Guard）的准军事组织施政。不久，这个一党制国家因暴虐而闻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东部还有一个刚刚创建的自治区，当时叫喀尔巴阡乌克兰（Carpatho-Ukraine），由德国领事主导行政，少数族裔遭到残酷镇压，乌克兰语成了唯一的官方语言。1938年12月7日，该地区和德国签订经济合作协议，协议允许第三帝国控制该地矿产资源。同时，匈牙利政权加入了《防共协定》，罗马尼亚政府也向德国伸出橄榄枝。同时，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在急剧右转。在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发动了一场针对内阁的政变。而在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反犹主义政策正在逐渐抬头。这一切都反映出东欧小国的惊慌失措。多年以来法国在这个地区苦心经营，团结小国抵挡德国扩张。而《慕尼黑协定》令这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152]

不过不管西方列强怎么想，在希特勒看来，《慕尼黑协定》只代表他入侵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的计划暂时受挫。从战争角度考虑，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领土可以为入侵波兰提供跳板。波兰军政府坚拒了加入《防共协定》的提议，同时它也拒绝德国对但泽和波罗的海走廊——走廊将东普鲁士和第三帝国的剩余领土隔开——的领土要求。但泽以德语人口为主，他们曾经举行集会支持纳粹主义。而东普鲁士和立陶宛边境的另一个德国战后割让给立陶宛人的城市梅梅尔（Memel）也举行了类似集会。希特勒现在希望两个城市都回归德国。在与波兰政府的最后谈判破裂之后，希特勒决定增大压力。占领已经名存实亡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剩余领土，也可以为第三帝国提供重要的经济资源。那里不仅是大批捷克军事工业所在地，有非常重要的矿产资源，还拥有工程、钢铁、纺织、玻璃等产业，有着熟练技术工人等丰富的人力资源。随着1938—1939年冬第三帝国的经济状况急速恶化，获得这些资源一下子变得充满吸引力。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拥有大批先进武器装备，有助于减轻德军军备供应的压力。捷克的外汇储备也会非常有用。早在1938年10月21日，希特勒就命令军队为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占领梅梅尔及其周边地区做好准备。在1939年头两个月，他向三大拨不同的军官发表了三次不公开演讲。希特勒在演讲中重申了他对未来的展望，那就是德国要成为主导欧洲的强权。他认为东欧生存空间的问题必须解决，他还坚信为达成目标必须动用军事力量。[153]

在名存实亡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关系很快就因为财政资源分配问题而迅速恶化，这为达成《慕尼黑协定》的强制妥协提供了机会。双方的争吵逐渐发展成了一场危机，捷克人误以为斯洛伐克人会宣布独立，于是1939年3月10日布拉格派出军队占领了布拉迪斯拉发。这样一来，斯洛伐克领导人就不得不飞往柏林，和德国人展开了一系列紧急磋商。在柏林，斯洛伐克人被告知有两种选择，要么宣布完全独立，成为德国的保护国，要么让早就获得消息、已经蠢蠢欲动的匈牙利人接管自己。斯洛伐克人最终选择了前者。1939年3月14日，斯洛伐克议会宣布独立。第二天，多瑙河上的德国军舰将炮筒瞄准了布拉迪斯拉发的政府大楼，于是斯洛伐克领导人非常不情愿地邀请第三帝国保护他们免遭捷克人侵略。眼见自己的国家分裂在即，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米尔·哈查（Emil Hácha）带着自己的外交部长弗兰兹谢克·柴瓦科夫斯基（Franzisek Chvalkovsky）飞到柏林求见希特勒。和之前的舒施尼格一样，哈查被迫等到深夜（当时希特勒正在看一部流行电影）。随后，这位德国领袖当着戈林和里宾特洛甫等一些高级文官和高级军官的面无情地羞辱了哈查和柴瓦科夫斯基。希特勒说，德军已经在行动了。当戈林加上一句，说德军战斗机已经准备在几个小时之内轰炸布拉格时，年老多病的捷克总统直接晕倒了。在被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救醒之后，哈查给布拉格打了电话，命令他的部队不要向入侵的德军开枪。1939年3月15日早晨不到4点，捷克总统签署了一份文件，同意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德国的保护国。“我会以最伟大的德国人的身份被写进历史。”谈判之后，希特勒高兴地对自己的秘书说。[154]

四

早上6点德军已经跨越了德捷边境，9点抵达布拉格。这一次，沿途没有为他们撒花的人，只有部分闷闷不乐和充满怨恨的捷克人不时举起拳头表示抗议。希特勒后来说，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我们不能指望捷克人兴高采烈。当天下午，希特勒乘火车抵达边境，然后在雪中上了一辆敞篷车，一路向布拉格奔去，在路上看到德军部队经过就向他们敬礼。他到布拉格的时候城市已经空了。捷克军队待在自己的营地里，把武器装备交给入侵的德国人。市民都待在家里。希特勒当天晚上住进了捷克主权的象征——布拉格城堡区（Hradschin Castle）。由于没人为他的到来做准备，他先在城堡中匆匆吃了一顿，然后和内政部长弗里克以及国务秘书威廉·施图克特一起商定了在捷克成立受保护国的细致条款。施图克特就是那位在吞并奥地利之后负责拟定行政管理详细草案的内政部高级官员。[155]

1939年3月16日清晨，里宾特洛甫在布拉格电台宣读了命令。命令要求，捷克剩下的领土从现在起要改称第三帝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这其实是恢复了两者在哈布斯堡旧王朝治下的名字。议会等民主机构被废除，但捷克政府在名义上得以保留，仍由哈查担任总统，设一名首相和一个经过任命、由50人组成的国家团结委员会。40万余名捷克国家雇员和公务员得以保留职位，但他们必须和从德国空降的2,000位行政官员保持合作关系，或者听命于他们。法院等其他国家机关也得以保存，但是捷克的法律只在德国法律未涉及的事情上才有效力。德国的法律被扩展到保护国的所有领域，在方方面面都享有优先权。捷克人和其他族裔必须遵守这些法律，也必须听从保护国下发的法令，但是生活在保护国境内的所有德意志人（包括原本就住在那里的德意志人）都成了德国公民，只受德国法律管辖。关键在于，捷克人没有获得德国公民身份。这种权利上的不平等后来会扩展和影响到更多人身上。[156]

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帝国总督手中。希特勒就此任命的人是前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诺伊拉特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保守派，希特勒对他在去年9月份解决慕尼黑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感激。诺伊拉特和波希米亚地区的司令官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等德军将领试图进行相对温和的统治。他们要求占领者遵纪守法，同时对捷克人保持克制态度。但没过多久，德国人开始摘下温和的面具。诺伊拉特在其副手即掌管保护国党卫队和警察力量的卡尔·赫尔曼·弗兰克（Karl Hermann Frank）的怂恿下变得愈发强硬。他下令逮捕了数千名共产党人，经过盖世太保审讯之后，这些人多数得到释放。他还抓了很多德国流亡者，其中包括在德军入侵布拉格时抓获的社民党人。这些人多数都被送进了德国境内的集中营。1939年6月8日，一名德国警察在克拉德诺（Kladno）矿业社区被杀，随后盖世太保逮捕了社区委员会的全部成员。被捕者遭到严刑拷打，一些人因此而被打死。同时，其他六个地方的市政委员会被解散，代之以德国的行政官员。紧接着，纳粹便颁布了更为严酷的法律，并开始鉴别搜寻保护国的犹太人，对他们施行纽伦堡法案的措施。[157]

地图21　捷克斯洛伐克被瓜分（1938—1939年）

此外，德国还派了特别分队进入被占领区，收缴了数量巨大的军事装备、武器和弹药，包括超过1,000架飞机、2,000门野战炮、超过800辆坦克和其他装备。但是，这对于德国的军备需求而言只够塞牙缝的，其中一些被卖到了国外以换取急需的外汇。犹太人的企业被立即没收，财产直接转移给德国企业。捷克的黄金储备也被收缴。英格兰银行还因此激怒了英国政府，因为它批准将捷克政府的伦敦账户中超过80万盎司的黄金于1939年6月转运到布拉格新政府。不过，虽然四年计划和帝国经济部代表在3月15日就已经到了布拉格，但他们非常小心，避免破坏捷克经济，或者得罪捷克的非犹太商人。比如，捷克的国际化公司，如拔佳鞋业（Bata shoe）帝国，能创造可观的利润，它们并没有受到德国占领者的严厉限制。像斯柯达一类的重工业和制造业集团仍然在生产以德国之外的国家为主要出口对象的商品。但是与此同时，德国人也迅速引进了国内已经采取的措施来征召和调配劳动力。其实，捷克国内失业的农业工人早就在给不断扩张的德国经济打零工，以此脱离失业窘境——1938年人数已超过10.5万——而现在德国还要在捷克招更多的人。在占领的头一个月，3万名新工人被说服前往旧帝国参加劳动，其中多数是工业领域的熟练工。[158]

纳粹集团已经有了吞并奥地利的经验，现在他们首次将这一经验适用到一片被征服的外国土地上。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产生了大量新机构，这些机构为后来重组其他被占领国家的政府提供了模型。当地工业还能继续运营，但要接受德国人的领导。后来德国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德国企业会接管一些本地工业，特别是没收犹太人企业。一套当地的官僚系统和一个名义上的当地政府得以保留，受一名德国行政长官控制。德国扩大了本国经济影响的范围，将当地经济整合到大德国经济圈中，和德国其他经济领域各有分工。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政府鼓励捷克工业以东南欧为主要的出口目标，而德国则主要向西欧出口。捷克政府和境内犹太人的财产都被无情掠夺（捷克的波希米亚皇室王冠珠宝被带去德国，此后还有更多东西步其后尘）。[159]

被征召进入旧帝国劳动的捷克工人身份低贱而特殊。此前为了和工人原籍所在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德国只是威胁，称如果工人违反法律就会被驱逐。不过现在这样的威胁已然多余，而且有碍生产。1939年6月26日和7月4日发出的新规规定，德国境内的捷克工人如果偷盗、抢劫、参与政治活动、敌视国家社会主义或者拒绝工作，就会被送进集中营进行保护性拘留。这一规定有效地将他们置于法律保护之外。尽管如此，1939年3月，仍然有1.8万名捷克工人通过自由择业移民到第三帝国其他地区，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之内每个月都有超过1.6万人通过类似方式移民。在此之后，移民人数大大下降。移民远远不能填补德国劳动力供应留下的空缺。强制措施似乎不可避免。1939年6月23日，戈林预计欧洲即将发生冲突，说道：“在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人会被派到德国，他们会住在军营里受到管制。这些人来自保护国中没有参与战时经济建设的人，我们会专门派他们去农业领域劳动。”[160]这样一来，为维持德国战时经济，系统性驱逐和压迫数百万欧洲人的大门敞开了。

相似的情况也在斯洛伐克出现了。斯洛伐克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吸收进德意志经济帝国。最初在希特勒鼓动下，在《凡尔赛和约》达成之前已经统治斯洛伐克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匈牙利人本希望收回领土。这一次他们对斯洛伐克人决定在德国支持下宣布独立并且成为保护国非常生气。为安抚匈牙利摄政霍尔蒂将军，希特勒在3月12日宣布，匈牙利可以获得其长期以来一直声称对其拥有主权的捷克斯洛伐克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德匈两国政府开展行动的理由是1939年3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滥用权力，使得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的自治权已不复存在，现在占领这片地区可以说是反抗捷克人的压迫需要的外部力量干预。该地区55.2万居民中只有刚到12%是马札尔人，但布达佩斯仍然相信该地区自古以来就属于匈牙利。1939年3月16日，匈牙利派出部队和机动单位穿越斯洛伐克边境，直到德国人命令他们停下。[161]最后，作为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后一步，里宾特洛甫告诉3月20日被召到柏林的立陶宛外交部长，如果立陶宛政府不同意按照梅梅尔德意志人（多是纳粹分子）的要求把该地割让给德国，那么德国战机就会去轰炸立陶宛首都科夫诺（Kovno），即今考纳斯（Kaunas）。而捷克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乌克兰的命运已经足够让立陶宛人懂事，他们同意割让土地，并于1938年3月23日签署了转让文件。德军部队当天就开进了梅梅尔。下午早些时候希特勒乘坐一艘德国战舰来到梅梅尔，向当地欢呼雀跃的德意志人致辞；当天傍晚他又返回柏林。[162]

希特勒再一次兵不血刃地取得了大片领土。1939年3月的危机并没有持续多久，它几乎没有给民众形成所谓“战争精神病”的机会（这种病在1938年夏特别流行）。德国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将梅梅尔并入第三帝国，连以前是社民党的人也不例外。不过，社民党特工也有报告，称人们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带来的后果忧心忡忡。首先，这一次再也不能用什么拯救德意志少数族裔免遭压迫等理由搪塞了（虽然戈培尔一直致力于宣传捷克人在虐待德意志少数族裔）。“我认为，”据报道一个工人曾经说，“应该让捷克人自己和平共处，占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直到不伤一兵一卒占领捷克的消息传来，人们才开始称赞希特勒的胜利。还有很多人毫不在意，他们的民族主义敏感神经已经在之前的奥地利和苏台德事件中被冲淡了。德国中产阶级普遍认为，只要能够避免战争，占不占领都是无所谓的。不过对这件事的怀疑情绪也开始愈发扩散。这是希特勒迄今最不受欢迎的一次胜利。“上一次我们也是一路凯歌，”一个工人回想起一战中的宣传时讽刺道，“最后还不是一败涂地。”[163]

第四节

进军东方

一

很多普通德国人对战争非常担忧。眼见国际社会对德国强取捷克斯洛伐克反应强烈，这种担忧进一步加强。此前，内维尔·张伯伦领导的英国政府把辛苦得来的《慕尼黑协定》当作巨大的外交成就，认为神圣的协定能够解决中欧剩下的所有问题。张伯伦曾经向兴高采烈的支持者挥舞展示那一纸协定，说协定能够保证“我们时代的和平”，但现在这份协定已经成了废纸一张。根据下议院后座议员的反映，当时英国的立场急剧转向反对德国。尽管张伯伦很犹豫，但在外交部的建议下，首相还是在3月17日的演讲中发声质疑，认为希特勒并不是在修正1919年和约的错误，而是在“用武力征服世界”。[164]

第二天，英国内阁同意和波兰政府展开对话，寻找阻止德国进一步威胁波兰的最好方法。此时，英法一边加倍努力重整军备，一边继续和波兰人展开密集谈判。不久，柏林在政府报告里威胁波兰的新闻于3月29日出现在英国的报纸上。张伯伦随后发布公开保证，称如果波兰的独立受到威胁，英国将会站出来保卫波兰。英国的保证意在吓退德国人。不过，英国做了两手准备，为这一保证附加了一些秘密条件，这些条件足以使绥靖政策继续下去。英国内阁同意，要是保证生效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面对德国人归还但泽和波兰走廊的要求时，波兰人不能“挑衅、愚蠢和固执”。所以，张伯伦仍想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但他的协商只会让波兰像《慕尼黑协定》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一样脆弱不堪。毕竟，波兰距离英国也很遥远。此外，保证生效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波兰必须发动军事动员抵抗德国武装入侵。英国人在提出这一条件的同时，又严厉而完全合理地警告了波兰人武装抵抗德军的后果。因此，张伯伦仍在期望和平，只是他的策略从完全绥靖转向了绥靖加牵制。[165]

从德国人的角度来看，张伯伦对波兰做出的保证在很多方面都不可信。首先，如果战争爆发，英国如何给予波兰实际援助？地理和后勤问题如何解决？模糊不清的保证、张伯伦一贯的模棱两可，让人倾向于认为英国根本没有认真考虑上述问题。尤其是前些年的经验（莱茵兰问题、奥地利问题以及《慕尼黑协定》）使希特勒深信，英法不可能采取实际行动。希特勒认为，英法领导人都是没种的胆小鬼。[166]另外，德国内部有一个因素已经和一年之前不同，那就是德军及其领导层在战胜波兰这件事上没有任何犹豫。在他们看来，波兰军队和装备精良的捷克现代军队不同，他们非常落后、装备残缺、领导力羸弱。其实早在1939年3月希特勒就已经通知布劳希奇，如果但泽和波兰走廊回归的谈判破裂，就对波兰动手。布劳希奇就此制定了侵略计划，命名为“白色方案”（Case White）。希特勒同意了这一方案，并亲自撰写了方案的引言。在引言中，希特勒声称他的目标是赢得一场局部冲突，不想把战争扩大，但德军必须在1939年9月初做好行动准备。和一年前一样，柏林开始针对与德国为敌的对象展开宣传攻势。1939年4月20日，为庆祝希特勒50岁生日，柏林举行了一场五个小时的军事游行。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这次游行巧妙地展示了德国的实力。”他还说，“这是我们的重型炮兵第一次秀肌肉。”一周之后，也就是在1939年4月28日，希特勒正式向国会宣布，废除1934年和波兰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Non-Aggression Pact with Poland），以及和英国在1935年签订的《英德海军协定》。1939年4月初，魏茨察克通知波兰人，就但泽和波兰走廊进行的协商该结束了。[167]

1939年5月23日，希特勒告诉包括戈林、哈尔德和雷德在内的军队领导人，“不流血很难保证进一步取得成功。”“不是因为但泽处于危险之中，”希特勒还说，“对我们来说是要在东方拓展生存空间，保证粮食供应的问题……如果命运让我们和西方一决雌雄，那么在东方先占一大片土地是个好主意。”于是，德国必须在第一时间抓住合适机会攻打波兰。希特勒承认英法可能会援助波兰。“这样英国就成了我们的敌人，和英国的较量将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在某些可能的情况下，波兰会在没有援助的情形下慢慢崩溃。但从长远来看，和英法的战争不可避免。“英国将是和德国为敌的主要力量。”他还说，希望这场战争不要持续太久，但也要准备打上一场持续十年或十五年的战争。“时间不会站在英格兰一边。”如果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被占领了，英国城市被持续轰炸，并且海外供应链海空两路都被封锁，英格兰的血就会流干。不过，希特勒又加了一句，他说德国可能还没有为再多撑五年做好准备。所以，1939年的德国政策应该是尽可能地隔离波兰，并保证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不会立即引发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168]这些闲谈和希特勒在多个场合说过的自相矛盾的话，反映出他并不能确定入侵波兰的后果。不过，即使希特勒并不确定，德国仍然展开了外交组合攻势，确保切断波兰可能获得的任何支持。5月22日，德国和意大利的联盟升格为所谓《钢铁条约》（Pact of Steel），同时德国还和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丹麦达成了互不侵犯共识。1939年3月，德国和罗马尼亚签订协议，如果发生战争，德国将能够获得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德国还和瑞典与挪威也达成了类似的贸易协定（但不像罗马尼亚那样一边倒），获得了两个国家的铁矿资源。不过，德国和土耳其、南斯拉夫以及匈牙利的协商并不成功，尽管德国特意在经济上释放了善意，但最后却没有收获多少具体成果。[169]最出人意料的突破来自莫斯科。希特勒意识到苏联和波兰之间有一条很长的边界线，战略上具有关键的重要性，因此为确保入侵成功，保证苏联中立至为关键。为遏制德国的侵略行为，英法也可能寻求苏联支持。1939年6月6日，希特勒在演讲中不再习惯性地指责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了，而是把西方民主国家锁定为攻击对象。[170]在幕后，里宾特洛甫着手推动和苏联人签署正式协定。斯大林在1939年3月10日发表演讲，对此表示鼓励。在演讲中斯大林宣布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和德国发生冲突，苏联不会进行援助，因为英法不断地满足希特勒的各种要求，明显有助于希特勒实现其长远目标，即攻占苏联。1939年5月3日，斯大林将长时间跟随自己的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撤职。李维诺夫支持集体防御政策，主张应该和西方国家保持正常的接触。斯大林改让更强硬、更忠诚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走马上任。人尽皆知的是，李维诺夫是犹太人，而莫洛托夫不是。[171]

1939年，斯大林处境艰难。在过去几年里他在高级将领、兵工厂厂长和高级军官中开展了暴力清洗活动，导致整个政权高层之中有直接作战经验的人少之又少。能干的技术专家被逮捕和杀害的达数千人。苏联的军事准备十分薄弱。[172]从1939年6月开始，斯大林就察觉了希特勒要在8月末9月初入侵波兰的意图。[173]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并不排斥和西方列强结成联盟，不过西方列强比较犹豫，认为斯大林并不可靠。而在德国方面，虽然希特勒对苏德同盟持保留意见，但里宾特洛甫和帝国外交部意愿强烈。随着莫斯科方面释放的信号越来越强，由于担任驻伦敦大使时曾经受辱而对英国怀恨在心的里宾特洛甫发现这是一个可以让英国人大吃一惊的机会。他认为希特勒会对苏德同盟这个妙计表示赞同，并且永远感激。改善苏德贸易关系的谈判且谈且停，且停且谈。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都表示，经济协定也应该把政治涵盖进来。这一步并没有等太久。到了1939年8月初，里宾特洛甫和魏茨察克在取得希特勒同意之后，开始和苏联人一起制订瓜分波兰的计划。不过斯大林仍在犹豫。最后由于希特勒不断催促要求签订正式协定，斯大林还是于8月21日同意了瓜分波兰的计划。这位苏联独裁者撇开了三心二意的英国人，邀请里宾特洛甫到莫斯科。8月23日里宾特洛甫迅速赶到。第二天早上的头几个小时，《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正式签订。[174]

苏德两大强权在过去六年之内一直在公开场合互相指责，它们还是西班牙内战中敌对双方的主要支持者。参考双方在过去的关系，现在二者之间结成联盟至少能让人大吃一惊。[175]但是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结成联盟。从希特勒的角度看，德国入侵波兰必须要取得苏联默许，否则入侵波兰可能成为一场噩梦的开始：德军又将在一场欧洲全面战争中两线作战。而从斯大林的角度看，和德国结盟既给了苏联喘息的机会，又使英法德三大欧洲资本主义强权自相残杀、自我毁灭的诱人前景成为可能。此外，尽管条约公开部分要求两个国家在十年之内不能和对方开战，要通过对话或第三方仲裁的方式解决争端，还要增加双边贸易，但其秘密条款则划分了苏德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斯大林会得到波兰东部领土，以及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希特勒会得到波兰西部领土。这些条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意识到了条约不可能如纸面上所说，维持长达十年之久（实际上连两年都没有）。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苏德在波兰划定的势力范围分界线延续了很长时间，而苏联对波罗的海几个小国的占领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176]

《条约》还附带了另外的糟糕结果。在协商条约细节时，德国提出了在苏联避难的德国政治流亡人士的问题。斯大林不想保护他们，他甚至非常怀疑定居俄国的各种外国人，以及和他们有联系的俄国人。于是斯大林同意将他们送回第三帝国。在《条约》签订之后，大约有4,000名德国公民被集中起来，由苏联当局转交给盖世太保。其中大约有1,000到1,200人是德国共产党人。其中一些人——比如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在被送到德国的某个集中营之前已经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囚禁起来。她的丈夫海因茨·诺伊曼因为推动联合社民党人共同对抗纳粹威胁而在1932年被清洗出德国共产党领导层。诺伊曼首先被送到西班牙，接着是莫斯科，最后于1937年被捕并遭到杀害。他的遗孀先是被直接送进了苏联劳改营，后来又于1940年移交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而对于那些犹太裔德国共产党人，更惨的还在后面。出生于1893年的指挥家兼作曲家汉斯·瓦尔特·达维德（Hans Walter David）于1933年逃到了巴黎，1935年又逃到了莫斯科。1937年他成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受害者，1939年又被送进了劳改营（被指控给德国当间谍）。这只是斯大林近乎偏执地怀疑苏联境内外国人的一个例子。1940年4月，达维德得到通知说他的刑期将被换成驱逐出境。结果在5月2日他被转交给了德国人，并被党卫队杀害。1940年2月，驻莫斯科的一位德国大使为苏联当局配合找到并交出了大量和他一样背井离乡的人而表示感谢。[177]

当时，全欧洲的共产党都感到十分为难，不知道应该如何向党员说明《条约》。很多人最初加入共产党，是因为他们把共产党看作反对法西斯敌人的最佳保障。他们最开始是怀疑，之后是迷惘。许多人觉得被出卖了。不过不久之后，多数共产党人都接受了《条约》，觉得这个主意并不坏。共产党人长期接受党内规训，对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每一次转变他们都表示支持，共产党的这些习惯使其党员更容易接受令人瞠目结舌的政策转向。一些人甚至还认为德国共产党能够合法化，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与己无关，共产党人几乎都崇拜斯大林，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有着高超的政治手腕，是一个世界级的天才，总是知道什么是最佳策略，做出的决定永远是正确的。[178]一些纳粹分子也怀疑签订《条约》是否明智。反共一直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原则，现在看起来希特勒好像是背叛了它。《条约》宣布的那个早晨，纳粹党慕尼黑总部的褐宫前院堆满了党的徽章，那是心灰意冷的纳粹党员因嫌恶而丢掉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是党内主要的反共分子，他觉得这个《条约》是里宾特洛甫野心的产物。他认为和英国结盟才是可接受的。不过，和许多纳粹分子一样，罗森博格已经习惯于接受元首的每一个决定。虽然他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接受了。不过很多人也意识到了和苏联结盟只是权宜之计。“元首干得漂亮。”戈培尔在日记里写道。[179]

二

在《条约》签订之前的最后几天和几周时间里，希特勒愈发觉得情况紧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入侵波兰的时间已经定在1939年8月26日。[180]此外，鉴于去年夏天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大量普通德国人出现了“战争精神病”，希特勒积极采取措施，避免类似情绪再次累积起来。在公共场合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好像一切正常。他重访了童年在奥地利时常去的几处故地。他参加了拜罗伊特节、慕尼黑的德国艺术和文化街头大游行，还去上萨尔茨贝格度假山庄休息了几周。他还宣布即将于9月初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年度集会将是一次“和平的集会”（不过按照他的设想，9月初德军应该在向波兰进军）。在波兰问题上，他强调要把公众注意力都集中到但泽上。但这其实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最多就是一个借口。从5月开始，戈培尔一直在给各类日报下达指示，要求针对波兰进行仇恨宣传：好像波兰所有的德意志人（其中以但泽为主）都一直在忍受波兰人日益严重的暴行，波兰人在往死里欺负德意志人。“德意志人逃离波兰恐怖。”很多头条贴出了此类标题。“波兰人拿斧头闯进德意志人家里，数百名难民被捕，类似的恐怖行动已经持续几周了。”波兰人受到指控，有人说他们杀了德意志人，在但泽向德国行人射击，威胁不让德意志人继续生活下去。尽管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比起来，波兰政府对待德意志小众人口的政策在自由度和宽容度方面要低不少，但德国报纸上的这些说法即使不是纯粹的编造，也是可笑的夸大。是在但泽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纳粹分子自己不断挑衅波兰人，向其施压；他们还有意制造麻烦，为德国媒体提供素材：暴力攻击波兰海关官员，当官员自卫时又可以说他残忍，然后再散布他们如何“残忍”的故事。[181]

戈培尔密集的宣传攻势让人觉得这又是一次“苏台德事件”，希特勒追求的是吞并但泽，并对波兰走廊这片土地进行一些尚未明确的调整，也许英法还会出来调停。不过，即使是社民党人也承认，绝大多数德国人（包括工人）并不喜欢波兰人，同时还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肮脏、落后，靠着出卖廉价劳动力在劳动市场上竞争。二十年来，一战结束时在西里西亚发生的冲突不停地唤起人们痛苦的记忆和回想。所以多数人还是希望问题能够和平解决。据报告，社民党的支持者认为，“但泽毕竟是一个纯粹的德国城市。谁能找到理由反对德国重回统一呢？从本质上讲，但泽问题比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简单多了。”英格兰和法国当然明白这一点。[182]

这种情绪在纳粹支持者中间相当普遍。梅利塔·马施曼后来回忆道，“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怀疑希特勒会尽可能避免战争。”[183]以前他已经成功避免过很多次战争。希特勒是一个外交天才，他们相信他追求和平的保证。[184]在巴伐利亚的埃伯曼施塔特地区，一个地方官员曾经于1939年6月30日报告当地农村人对此次危机的态度，下结论说：“人们渴望和平胜于渴望战争。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解决但泽问题应该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就和以前向东方扩张一样。”[185]希特勒想要和平解决但泽问题这种说法，不只是要把国内人群的疑虑降到最低；1939年8月11日，希特勒会见了国联驻丹麦的高级委员、瑞士外交官卡尔·布尔克哈特。希特勒请求布尔克哈特向英国人传话，说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展开协商。不过，希特勒在另一边又大声嚷嚷说如果波兰政府拒绝满足他提出的要求，他将彻底摧毁波兰，这令他之前刻意做出的理性姿态不复存在。[186]

可是在这场死亡游戏中，希特勒的外交行动，甚至包括《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内，对其他参与人士的立场并没有带来太多影响。波兰政府一直怀疑并仇视苏联，两国在20年代初爆发过一场非常惨烈的战争。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条约》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而但泽的事情以及西里西亚地区的一些骚动只是加强了波兰人拒绝任何交易的决心，因为那样只会把他们出卖给德国，就像《慕尼黑协定》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一样。但是无论怎么看这种交易都不可能了。英法两国政府都宣称苏德协定不会影响到他们为波兰撑腰。1939年8月23日，亲德国的英国大使内维尔·亨德森（Nevile Henderson）爵士在上萨尔茨贝格转交了张伯伦给希特勒的一封信。收到来信的希特勒在亨德森面前大肆嘲弄英国人。他大声指责，称英国人要为了劣等种族的利益将德国完全铲除。不过，1939年8月25日，希特勒在回到柏林之后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向亨德森提出要在波兰问题解决之后和英国达成协定，但协定的内容非常宽泛和模糊。当亨德森飞回伦敦寻求意见时，希特勒了解到英国已经和波兰结成军事同盟。里宾特洛甫在英国的坏名声显然不能帮希特勒使张伯伦回心转意。于是希特勒暂时撇开了自己的外交部长，转向在伦敦名声更好的戈林。于是戈林的瑞典朋友比耶·达勒鲁斯（Birger Dahlerus）被送到了英国首都去刺探内情。1939年8月28日，亨德森做出回应，称英国政府愿意就德波边境问题展开协商，并支持德国拿回自1919年和平协定后交给国联的海外殖民地。不过英国仍然坚持，如果德国武装入侵，英国军队将会保卫波兰。[187]

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召集军方高级将领到上萨尔茨贝格开会，会上他宣布入侵波兰的计划将继续进行。这些军方大佬穿着文官制服参会，以免引起怀疑。那时和斯大林的协定即将签署，希特勒信心十足。他说，早在春季他就已经决定要入侵波兰。“最开始我认为要先对付西边，过几年之后才能收拾东边。但是这个顺序可不能定死了。”波兰的局势已经不可容忍，必须对其进行军事打击。“英法是做出了口头承诺，但我看它们并未做好履行承诺的准备。英国根本就没有真正重整军备，只有宣传。”于是希特勒断言，即便他入侵波兰也不会出现全面战争。西方民主国家要冒的风险实在太大。同时，占领东欧将为德国开辟新的谷物和原材料供应渠道，德国也不会害怕未来出现任何封锁。“英国霸权的溃败已经开始了。”“我们的敌人只是一些小蠕虫，”他还说，“在慕尼黑时我就已经看透他们了。”[188]在午餐时，很多出席会议的军官表现出明显的不安，担心希特勒的情绪。他们觉得希特勒认为英法不会干涉是自欺欺人。为坚定军官的信心，希特勒下午再次讲话。“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他告诉他们，“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和西方强权一决高下。这是生死攸关的斗争。”西方领导人都是“软弱之辈”。即使他们宣战，短期内他们也干不了什么。“现在的任务是毁灭波兰。”这是希特勒的最后结论。[189]

希特勒确实相信英国人不会干涉。他认为，从长远看，美国将成为极具威胁的强权，这会迫使英德结盟。[190]希特勒要求将军们为8月26日入侵波兰做好准备，但他的想法却出人意料地在墨索里尼那里受阻。尽管《钢铁条约》里做出了各种承诺，但希特勒在波兰问题上似乎并没有完全使墨索里尼知情，这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入侵计划在当月早些时候由里宾特洛甫传达给齐亚诺，得知这一消息的意大利人完全震惊了。1939年8月24日，希特勒亲自给墨索里尼去信，请求意大利支援。而在1939年8月25日德军部队已经收到开拔指令之后，墨索里尼的回信才到达德国总理府。那时德国机场已经关闭，纽伦堡年度集会已经取消，1939年8月27日，食物配给制将正式实施。信中墨索里尼告知希特勒，意大利还没有为提供军事援助做好准备。“意大利人表现得和1914年一模一样。”希特勒十分恼怒。他取消了开拔令，部队在到达波兰边境之前暂时停下了脚步。[191]

事情该收场了。得罪了希特勒的意大利人想要打圆场，于是提议邀请英法召开会议，按照《慕尼黑协定》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压下对意大利人的怒火之后，希特勒做了最后努力，确保英法在德国入侵波兰之时保持中立。但是，和亨德森进一步的会谈并没有让英国在关键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意味着如果发生武装冲突，英国人会履行对波兰的承诺。希特勒说的很多东西，比如在波兰走廊进行全民公投以及让但泽回归德国，都只是烟幕弹，为的是让德国民众相信自己已经为维护和平尽了一切努力。1939年8月29日午夜，里宾特洛甫在总理府把希特勒的条件转达给了亨德森，可是他读的时候语速非常快，大使先生根本没办法有效地做笔记，随后里宾特洛甫又直接把文书扔在桌上，说不管怎么样都已经没有时间了。两人会面的翻译后来说，当时的气氛非常糟糕，他认为两个人都快爆发了。1939年8月30日夜，德国电台播放了希特勒的条件，协商失败的责任被推给了英国人和波兰人，可这两国是最后一分钟才收到派密使前往柏林的邀请。这时，军队已经得到了一连串新命令，要在1939年9月1日的最初几个小时进入波兰。[192]

同时，按照之前由海德里希制定的计划，身着平民服装的党卫队攻占了上西里西亚格莱维茨的德语电台。电台的职员换成了另一支党卫队分队的成员。所谓波兰人杀人的证据由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两个囚犯提供。在被注射死亡之后，两人的尸体被扔在电台供德国媒体拍照。这些计划都获得了希特勒的首肯，传达计划的命令将“尸体”称为“罐装食物”。还有第三个人，名叫弗朗茨·霍尼亚克（Franz Honiok）。他是一个支持波兰的德国公民。霍尼亚克于1939年8月30日被捕，因为他看起来像波兰的非正规军。他在一针注射之后沉沉地睡去，随后被放在电台建筑里面，在意识还未恢复的情况下被射杀。为使整个过程看起来更加逼真，说波兰语的党卫队在走之前还对着麦克风喊出了反德国的口号。可实际上这个电台一般只用来播报紧急天气，所以几乎没人会听。穿着波兰军队制服的党卫队还在另外的边境地区制造了两个案子。一个党卫队成员和同伙一起捣毁了德国海关的一座房子，但走出来之后他被几具穿着波兰军队制服的尸体绊倒。后来他报告说，尸体的头发被剃光，脸被打得无法辨认，身体已完全僵硬。[193]

维斯特布拉德半岛（Westerplatte）位于维斯瓦河河口，控制着但泽海港船只的进出。1939年9月1日清晨4点45分，德国战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向维斯特布拉德的波兰驻军和军火仓库开炮。俯冲轰炸机也在城市低空盘旋。波兰的铁路和邮政官员遭到当地德国警察的袭击，很多地方出现了枪声。但泽的纳粹党地方领导人阿尔贝特·福斯特（Albert Forster）先是把国联高级委员布尔克哈特关在屋里，随后又限其两个小时之内离开。布尔克哈特收拾好行囊后开车前往立陶宛。德国武装部队打开了德波边境上的所有关卡，向波兰领土长驱直入。德国空军的战机也闯入波兰领空，对波兰的铁路、公路、大桥、军事基地、镇子以及城市实施轰炸。大约在当天早上10点，希特勒向一群匆忙召集起来的国会代表致辞。希特勒当时已经被前几天紧张繁忙的谈判弄得筋疲力尽，他看起来很紧张，而且很迷糊，打了好几次磕巴，给人留下了一种不正常的犹豫之感。他说，波兰人昨夜侵犯德国边境至少达14次之多（暗指海德里希的人制造的案子）。必须对这些侮辱进行报复。“从今以后，炸弹就要用炸弹进行回应，使用毒气的人应该用毒气教训他。那些在战争中不遵守人道主义的人别指望我们会以人道主义的方式对待他。”在演讲结束之后，代表们投出了“庄严”的一票，赞成把但泽并入德国。不过这一次希特勒除了警示危险，还像先知一样发出了预言。他说，他已经做好准备牺牲一切，“我现在希望自己是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个战士，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这样我就可以穿上至为神圣亲切的制服。我会穿着这身制服，直到我们取得胜利——倘若我们未能取胜，我宁愿死，也不会脱掉它！”看来，他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如果战败就自杀的想法了。[194]

三

英法和波兰一样，在波兰危机开始时其军事力量就已经在为战争做准备。英国政府于8月31日下令全面动员，同时由于担心德国空袭，开始将妇女和儿童撤出城市。政府大楼外堆满了沙袋，夜间实行灯火管制。张伯伦开始讨论要成立战时内阁，并把丘吉尔这种反对绥靖政策的人纳入其中。但是8月份后期发生的一连串事情让人眼花缭乱，又使张伯伦重新认为和平解决问题不是没有可能。英国内阁内部爆发了激烈争吵。当张伯伦犹豫不决时，他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还在继续和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协商。但是协商没有任何结果。内阁的多数成员都拒绝了推迟决定的提议，要求对希特勒发出“最后警告”。1939年9月1日，亨德森通知德国政府，意大利人提议、希特勒于8月29日发出邀请、讨论波兰局势的会议只有在德军停火并撤退的情况下才可能召开。[195]

1939年9月2日，英国外交部和意大利人以及法国人进行了数小时的电话讨论。快到晚上8点时，张伯伦面对着一个水泄不通的下议院。他首先说自己没有从希特勒那里获得对前一天“最后警告”的任何回应。他接着又说：“这一延迟的原因可能是德国人还在考虑意大利政府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停止互相敌对，由英法波德意波五国立即召开会议。”他没有提到回应是否有时间限制，也没有提到波兰此刻正深陷于杀戮与灾难之中，德军地面和空军部队正在屠杀波兰军民。他模棱两可的话语令此次事件仿佛又是一起“慕尼黑”。但值得庆幸的是，整个英国及其政治精英的想法从1939年3月就已经开始转变了。绝大多数人现在都确信，第三帝国的目标是统治欧洲乃至全世界，现在到了阻止其野心的时候了。怒火开始在下议院燃烧。阿图尔·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站起来代表反对派发声，但被粗鲁地打断了。“我代表工党……”格林伍德开头说道。“你应该代表英国！”托利派的后座议员莱奥·埃默里（Leo Amery）叫道。这样的情绪弥漫在整个下议院。[196]

格林伍德巧妙地应对了这个局面。“我非常困扰，”他说，“38小时之前发生了一次侵略行动……现在，英国、英国代表的一切，以及整个人类文明都受到威胁，我很好奇我们还能够再犹豫多久。”格林伍德的一席话引发了众人对张伯伦的广泛激愤，首相被彻底击垮了。当时在议会旁听席上的一位观众后来这样描述张伯伦：他看起来像“一个慌张的老头子，声音和双手都在颤抖”。在下议院会议召开之后，震惊于张伯伦的退让的内阁多数成员，在没有张伯伦参会的情况下直接召开了非正式会议。内阁决定，张伯伦必须向德国人发出最后通牒。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担心，如果他们不发，政府就会垮台。英国的公众意见要求下定决心采取行动。11月20日，伦敦城雷雨交加，内阁连夜再次开会做出了决定。第二天，即1939年9月3日早上9点，亨德森向德国的外交部递交了正式的最后通牒：德国人须在两小时内同意停火并退兵，否则英国将向德国宣战。[197]

德国人早就准备好了一份冗长的回复，于最后通牒过期的那一刻即11点稍晚时候交给了亨德森。在回复中，德国再次强调它想要的只是修正不公平的《凡尔赛和约》。德国人还指责英国人助长了波兰的嚣张气焰。当天中午，法国人也发出了一封内容类似但篇幅稍长的最后通牒。这份最后通牒也被德国拒绝了，但德国保证自己没有侵略法国的意图。此时此刻，张伯伦已经通过广播向英国人民宣布，由于德国没有对最后通牒做出满意答复，“我们英国现在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我的一切努力，”张伯伦在稍晚时候告诉下议院，“我的一切期望，我在我的公共生活中信奉的一切，都已被碾得粉碎。”刚到下午时，希特勒向全德发布了一连串声明，通告了英国对德宣战的消息。希特勒告诉德国人民，他已经尽一切努力保卫和平，但是英国的好战分子就是不允许。要怪罪的不是英国人民，而是他们的犹太寡头领袖。他对纳粹党及其成员希特勒则讲得更直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敌人，那些犹太民主领袖，现在把英国人民拖入了和德国的战争之中。”他告诉属下，并加了一句，“1918年的事情绝对不会重演。”[198]

但是德国的其他人可没有这么确定。一年前慕尼黑危机时，曾经有保守派一起反对希特勒的好战倾向，而当希特勒把注意力放到波兰身上时，他们更害怕了。于是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和英法政府取得了联系，但传达的信息却非常混杂，有的人要求英法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有的人寻求在欧洲范围之内解决问题。他们的提议并没有被认真对待。[199]当希特勒撤销了入侵波兰的第一批命令时，沙赫特、奥斯特和卡纳里斯等人认为这打击了希特勒的权威地位，会使他下台。但是这一次，保守派失去了军方将领的支持。面对波兰的抵抗，高级将领们在军事上信心更足（这完全是正确的）；他们长期以来就心怀要打垮波兰的野心；他们长年累月地受到希特勒的恫吓；在成功分裂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们既感到惊喜，又感到松了一口气——这些因素使他们不再对希特勒在政策上的全面冒进持保守态度。这时，距慕尼黑危机已有一年之久，德军已经为入侵波兰做了更好的准备；苏联已经宣布中立；当时英法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挽救波兰。早在1938年9月，希特勒就已经想要发动战争了，但却被在最后一刻英法两国坏了好事。这一次，他的决心要强很多。尽管1939年8月的最后几天希特勒的态度似乎反复无常，但他入侵波兰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即使要冒在欧洲发动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当时仍在寻求避免和英国人冲突的戈林曾经在1939年8月29日向希特勒建议，称没有必要“赌上一切”。希特勒回答说：“在我的整个生命之中，我总是把所有筹码放在桌上。”[200]

但是，德国人民并不想孤注一掷。到了1939年8月29日，他们已经非常害怕。据一个官员报告，巴伐利亚乡村地区的埃伯曼施塔特气氛“非常压抑……尽管没有发现害怕战争的迹象……但也没有人欢迎战争。对世界大战及其惨痛后果的记忆依然十分鲜活，容不得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好战情绪肆虐”。几周之后，另一份报告说，战争的爆发在民众中引发了普遍的失望情绪。[201]社民党观察家也持相同看法：“没人对战争有热情。”[202]9月3日中午，威廉·夏伊勒站在威廉广场，和在场约250人一起听到了广播有关英国宣战的消息。“当广播播完的时候，”他说，“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他决定再去看看其他人的反应。“我走上街头，”他说，“人们的脸上尽是震惊和沮丧……我相信，1914年战争爆发的第一天，柏林的确曾经陷入狂喜。可是今天，没有兴奋，没有欢呼，没有庆祝，没有鲜花，没有战争狂热和歇斯底里。”1939年9月，1914年的传奇精神并没有再现。鼓动德国人憎恨新敌人的宣传攻势已然失败。[203]

德国进入战时状态后，遍地都是恐惧和担忧。在汉堡，路易丝·索尔米茨陷入了绝望。“谁能让奇迹出现？”1939年8月29日她问道，“谁能够帮助扭曲的人性远离战争走向和平？答案很简单：没人能办到……一场世界从未经历过的屠杀开始了。”[204]人们尤其害怕的是德国城市遭遇空袭，而街区监护不厌其烦地组织人们预演空袭保护措施，更是使这种恐慌情绪进一步加剧。“空袭嘛，”路易丝·索尔米茨丈夫的一个熟人在1939年8月31日说，“如果只是一点点的话，并没有那么可怕。至少能够减轻前线的一些压力。”弗里德里希说，如果士兵的父母、妻子、孩子以及家庭都被空袭毁灭了，你确定前线的压力能减轻？[205]路易丝·索尔米茨并没有指望能获得多少保护，她缝了一些沙袋，堆放在自己的窗前。“充满血腥和残忍的世界，”战争爆发时她记录道，“我们进入了一个恐怖的时代，三十年战争和这个比起来简直就是星期日的学校郊游……二十一年过去了，欧洲的伤口愈合了，西方世界却要毁灭了。”[206]

四

自1933年纳粹上台后，战争便一直是第三帝国及其领导人追求的目标。从那一刻开始，到1939年9月战争正式爆发为止，他们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备战上，一刻也不曾停歇，他们发动战争是为了把欧洲乃至世界置于德国统治之下。这些妄想症从希特勒和施佩尔为柏林准备的大型建筑计划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端倪。按照他们的计划，柏林要成为日耳曼尼亚这个新世界的首都。纳粹主义占领和征服世界的无尽野心相应地催生了一场改造计划。改造的目的在于重塑德国人民的心灵、精神和身体，令他们能够在未来扮演新的优等民族。从1933年起，纳粹党开始无情地对德国各种社会机构进行深度整合，使它几乎垄断了和德国日常生活相关的各种组织。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在1933—1934年间宣布，要把新德国和旧德国最好的一面结合起来，建立第三帝国。他们要综合传统和革命，一方面安抚保守派精英，另一方面把纳粹运动的巨大热情引向建设新德国。1934年6月末，纳粹集团中要求永久革命的激进派在“长刀之夜”中被无情镇压。同时，保守派也收到血腥警告，第三帝国不会再回到德皇的旧时代。

不过，似乎于1934年6月30日的流血事件中得以恢复的新旧势力平衡实际上正在被彻底打破。天平正在毫无疑问地向新的一方倾斜。匈牙利等国曾经在一战结束之际爆发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革命失败后建立了反革命政权。但第三帝国远非一场反革命的结果。它的雄心壮志可不只是要恢复任何真实的、想象的、净化过的或改良过的现状。纳粹刚刚当权，旋即开始整合主要的社会机构，其中包括上台之初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没有染指的领域：军队、教会和商业。这一次整合十分艰难，因为以重整军备为优先的政策同时涉及商业和军事，需要审慎进行。对人们内心深处的宗教信仰掀起的挑战引起了工人运动被镇压之后纳粹当局所能遇到的最公开和最直言不讳的抵抗。但是到了1939年，纳粹当局的整合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商业界最开始非常欢迎经济复苏和重整军备带来的利润，但是后来在纳粹当局看来商人们还是不够爱国。从1936年开始，商业界备受打压，接受了系统化的改造，受制于备战狂潮，使逐利动机居于次席。沙赫特的经济管理模式虽然大胆且充满想象力，但终归还是囿于传统，最终因为阻碍了全面备战而于1937—1938年被彻底抛弃。从1934年开始军方就主动臣服在希特勒的控制之下，在接下来三年时间里积极配合实施了重整军备计划。不过随着备战脚步在1938年初开始加快，贝克、勃洛姆堡和弗里奇等高级将领开始犹豫，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和外交部长诺伊拉特一起被希特勒换掉。当希特勒在1938年9月成功吞并苏台德地区之后，剩下的一些怀疑者也都缄默不言了。

到了这个时候，纳粹政权也已经在文化政策领域明确宣示了自己的存在，在1937年7月慕尼黑的堕落艺术展上旗帜鲜明地亮出了反对现代艺术的态度。纳粹当局还开始推行无情的优生学政策，扫清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寻找培养身体和精神上都趋于完美的雅利安种族的方法。在这个领域，政策一开始就趋于激进。被归为堕落人群的人遭到强制绝育，犹太人被清理出公务员系统、脑力劳动行业以及经济领域。1935年纽伦堡法案通过之后，德国人的性生活都开始受到限制。不过，在这个领域相关政策推进的步伐是在1938年才明显加快。处理婚姻问题又有新法通过，确保只有在遗传方面符合标准的德国人才能够生育后代，并出于对种族利益的考虑鼓励没有子女的夫妇离婚。1938年11月9—10日的反犹主义大迫害，德国的犹太人社区随后遭遇的最终洗劫，以及犹太人和其他德国人分享的仅存的社会和文化空间不复存在，这些都只是纳粹政权推进政策步伐加快最明显的表现。还有一个变化经常被人忽视，但其影响对承受者来说同样严重：1937—1938年间集中营的功能从镇压和监禁社民党—共产党抵抗运动残余分子（当时几乎已经被完全消灭）变成了关押优生学意义上的不良人群。这些人愈发频繁地被当作奴隶去参加劳动，包括在采石场当苦力、干重活等，最终目的就是要杀死他们。

纳粹分子从来没有想过要开历史倒车。相反，他们对现代性的迷恋很快就变得非常明显。这种迷恋在军工厂、造船厂、飞机制造公司、武器生产线、医药研究实验室以及化学公司的设计室中清楚无误地展示了出来。优生学（其中包括强制绝育）在当时被全世界的科学家和评论家广泛接受，被认为代表着社会政策的现代化。在支持者看来，种族概念是人类事务的核心，这一理念得到了他们眼里的所谓现代科学最新发现的支持。现代性在第三帝国还有其具体可见的表现形式。新的药品、取代汽油的合成燃料、橡胶和自然纤维、新的通信工具（如电视等）、新的合金、能够升入太空的火箭等众多高新技术都获得了政府的热情支持。政府出资建立研究机构，还为大公司研发提供资助。纳粹在现代主义方面表现最明显的地方就是高速公路。这些不可一世的公路穿越高山，横跨深谷，路面一尘不染，光芒耀眼。骑士团城堡、纽伦堡纳粹集会所、柏林新总理府等纳粹建筑以最先进的技术套上了新古典主义的外衣，而新古典主义是当时全球最流行的公共建筑理念。在艺术领域，虽然希特勒让德国美术馆和博物馆把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艺术品从墙上拿了下来，但受纳粹青睐的阿尔诺·布雷克尔及其模仿者创造的并非是传统的人体雕塑艺术，而是一种新型人类，它拥有完美的身体，渴望着暴力。即便是“血与土”派的德国艺术家，描绘的也不是过去等级森严、顽固保守的乡村世界，而是一种新秩序：在新秩序之下德国农民独立、富足并且自信，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为德国提供食物。对数百万德国人来说，第三帝国大规模地推广技术奇迹，这些奇迹有的已成现实，如人民收音机，有的则在计划之中，如大众汽车，它们意在让所有人一起分享现代性与进步的成果。[207]

在纳粹领导层看来，现代性和冲突与战争紧密相连。受现代科学支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深深地影响了纳粹的思维方式。社会达尔文主义描绘的世界是一个各个民族和种族争斗不休的世界。因此，在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看来，让德国以及德国人民适应战斗非常重要。随着这种需要愈发迫切（主要是从1937年末开始），纳粹当局的激进和无情变本加厉。[208]传统的限制被抛诸脑后，当局为重塑德国和德国人而展现出的彻底和无情罕有其匹。知识和文化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必须屈服于一个目标：让人们的头脑为战争做好准备。中学和大学越来越像军事训练营，学术研究和教学质量都受到严重损害。类似的训练营进而涌现于各个领域，几乎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三帝国从事了一场人类工程学的巨型实验，既包括身体工程学，也包括精神工程学。实验无限深入个体的身体和灵魂，意图对其重加改造，成为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感觉和行动起来就像一个人一样。整个过程从一开始就充斥着强制、恐吓和宣传。如果一个国家应该被称为极权主义国家，那就是第三帝国。

从1933年春纳粹党上台到1939年秋战争爆发的这六年半时间里，第三帝国在上述所有领域都逐渐向其目标靠拢。不过，六年半的时间还不长，能够带来的转变远远达不到纳粹当局希望看到的深度和广度。在上述一个又一个领域，极权主义冲动都不得不和不可克服的人性妥协。纳粹党广泛而深入的压迫迫使人们沉入私人领域，在那里他们感觉相对安全，并且能够相对自由地谈论政治；而在公共生活中，他们完成政府的必要任务，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就只是完成任务而已。纳粹政权的某些国内政策和国内机构很受欢迎，原因在于它们满足了人民的需求，例如“力量来自快乐”、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提供工作和减少失业等。经过魏玛时期的担惊受怕之后，人民渴望稳定和秩序。当时绝大多数成年人在第三帝国成立之前已经心智成熟，多少有着健全的价值观；有时他们和纳粹政权的观点重合，但有时他们却不同意纳粹宣传。于是，纳粹主义的主要目标是更年轻的一代。第三帝国目光长远，他们要稳步向前，走向千秋万代，所以老一辈人态度有所保留不会给第三帝国的未来造成损害。未来站在年轻人一边，而德国的未来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年轻人和老一辈人一样，也渴望个人享乐。所以他们在希特勒青年团、中学以及大学的持续性动员中越是感到上当受骗，对第三帝国的意见就越大。某些老师和大学教授虽然成功地和纳粹主义划清了界限，但他们能够提供的替代品和纳粹分子传播的理念也并没有本质不同。媒体、电影、广播、杂志、剧院等传播媒介的娱乐成分越来越多，因为大家都已经对不加掩饰的宣传非常厌倦。教育和文化得以存活，但做出了很多妥协。尽管如此，六年半无休无止的宣传仍然产生了一些效果。所有的评论家不管观点如何，都认为2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总体来说比上一代人沾染了更多的国家社会主义气息。比如，在1938年11月的大迫害中，当冲锋队和党卫队开始施暴之后，参与其中的是德国的年轻人甚至小孩，而成年人则站在一边，对在街头伤害他人的行为感到震惊。当然即使是老一辈人也远非完全无辜：反犹主义宣传经久不衰，人们已经开始不假思索地使用反犹语言，并把犹太人当成异类种族，虽然他们对1938年11月大迫害中发生的公开暴行感到痛心，也对自己熟识的犹太人个体表示同情。

但归根结底，是纳粹政权的民族主义赢得了人民的支持。无论对全面战争的威胁有多么担忧，绝大多数德国人（包括许多社民党前成员，甚至可能还包括不少共产党前成员）都为希特勒成功甩掉了被所有德国人痛恨的《凡尔赛和约》而感到自豪和满足。退出国联、萨尔兰公投、莱茵河地区再军事化、吞并奥地利、强取苏台德地区、收回梅梅尔、接手但泽，在德国人看来，这一连串行动洗刷了1919年和平协定的耻辱，恢复了德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为德意志民族争取到一战后很多民族都赢得了的民族自决权。

在德国人看来，这些胜利首功都应该记在一个人头上，那就是第三帝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宣传中，希特勒是徒手把荣耀重新带给德国人的世界级政治家，当然这一点并不完全符合现实。仅就外交政策而言，有时候他是听了其他人的话，比如吞并奥地利期间的戈林；在慕尼黑危机期间，他也曾经违背自身意愿，被迫屈从于国际压力；而其他人，特别是里宾特洛甫，在某些关键时刻也对其决策施加了大量影响。但是在1933—1939年期间把德国引上战争之路的人同样不是别人，正是希特勒，尽管他有时受到了身边随从的鼓励。他为政策和意识形态定了调，其他人负责补充细节。他会在关键时刻亲自下令，也会在危急时刻举棋不定，但他一直在向自己的最终目标推进：战争。在1933—1939年间，第三帝国不断趋向激进化，不是因为其统治体系内部不稳，也不是因为官僚和宠臣争权，竞相施行激进政策。尽管第三帝国缺乏理性，也并不稳定，但其掌舵者仍是希特勒和以戈林、戈培尔和后来的里宾特洛甫为主的骨干党羽。当希特勒下定决心要延缓实行某个特定政策之时，比如1936年奥运会开幕前暂缓实行反犹主义政策，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做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内部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有希特勒的授意，这仅仅意味着他能够发号施令，可以决定事情发展的大致方向。

地图22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吞并行动

希特勒毫不怀疑自己的重要性，认为纳粹德国的一切事都少不了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外交政策上的成功开始使他坚信，他确实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德国人，30年代末他曾经在多个场合如此自夸：他受命运垂青，逢赌必胜，犹如神谕引路的梦游者。早在1939年之前，他就已经相信了这个他自己编织的神话，任何想要限制他的人都被一脚踢开。截至此时，他对自己的信心越来越不可动摇，这种信心不断得到验证。但是，1939年9月，希特勒第一次严重失算。尽管他做出了许多努力，里宾特洛甫不断保证，戈林也进行了干预，张伯伦到最后一刻还在犹豫，但是英国最终还是向德国宣战了。可是那个时候，希特勒根本就不关心英国人。在西线，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月双方几乎没有任何行动。很快这场战争就被称作“黄昏之战”（twight war）或者“假战”（drôle de guerre）。真正的战争首先在东线爆发。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对波兰发动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种族征服、奴役和灭绝的战争。“你的心必须抹去慈悲，”希特勒在1939年8月22日告诉他的将军们，“要狠一点！真理在强者手中！8,000万人民必须赢得他们的权利！他们的生存必须得到保证。这是最残酷的战争！”[209]战争一触即发。而对卷入这场战争的几百万人而言，等待着他们的是野蛮和残酷，死亡和毁灭。

注释

第一章　警察国家

1. Karl-Heinz 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2 vols. Boppard, 1983), I. 630–31（该文献结合了演讲的两个不同来源之版本）。

2. Kurt Werner and Karl-Heinz Biernat, Die Köpenicker Blutwoche, Juni 1933 (Berlin, 1958).

3. 引自Martin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Grundlegung und Entwicklung seiner inneren Verfassung (Munich, 1969), 251–2.

4. Richard J.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2003), 344–9.

5. Richard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Nazism: The Storm Troopers in Eastern Germany 1925–1934 (London, 1984), 97; Peter 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Geschichte der SA (Munich, 1989), 184.

6.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119–22；关于这一背景，请见Wolfgang Sauer, Die Mobilmachung der Gewalt (Karl Dietrich Bracher et al.,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Studien zur Errichtung des totalitären Herrschaftssystems in Deutschland 1933/34 (3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74 [1960] III. 255–324).

7. Peter H.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under the Swastika: 581 Early Nazis (Princeton, 1975), 472–3，引自Abel证词第58号。

8. Norbert Frei, National Socialist Rule in Germany: The Führer State 1933–1945 (Oxford, 1993 [1987]), 13.

9.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1 126.

10. 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179–88.

11. Heinz Höhne, Mordsache Röhm: Hitlers Durchbruch zur Alleinherrschaft, 1933–1934 (Reinbek, 1984), 127–8.

12. John W. Wheeler-Bennett, The Nemesis of Power: The German Army in Politics 1918–1945 (London, 1953), 761.

13. Immo von Fallois, Kalkül und Illusion: Der Machtkampf zwischen Reichswehr und SA während der Röhm-Krise 1934 (Berlin, 1994), 105–8.

14. 有关罗姆野心不断膨胀的情况，参见Höhne, Mordsache Röhm, 59–122，军方领导层日益不安的情况，参见177–206，可另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16–17.

15. Fallois, Kalkül, 131; Robert J. O'Neill, The German Army and the Nazi Party 1933–1939 (London, 1966), 38–42.

16. 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1156–8.

17.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130–32，原文引自柏林档案中心马克斯·海德布雷克相关档案，现存柏林联邦档案馆（Bundesarchiv Berlin）。

18. Heinrich Bennecke, Die Reichswehr und der “Röhm-Putsch” (Munich, 1964), 43–4; Sauer, Die Mobilmachung，引文强调罗姆革命观念模糊不清，缺乏严肃的政治内涵（338–339）；另请参见Höhne, Mord sache Röhm, 207–26.

19. 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I. 1393.

20. Frei, National Socialist Rule, 15–16; Edmund Forschbach, Edgar J. Jung: Ein konservativer Revolutionär 30. Juni 1934 (Pfullingen, 1984).

21.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Sämtliche Fragmente, part I: Aufzeichnungen 1924–1941 (Munich, 1987–96), II. 472 (21 May 1934).

22. Höhne, Mordsache Röhm, 227–38.

23. Klaus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opade) 1934–1940 (7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80), I (1934), 99–117, 187.

24. 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I. 1197-200; Max Domarus (ed.),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1945: The Chronicle of a Dictatorship (4 vols., London, 1990-[1962-3]), I. 442-6.

25. Höhne, Mordsache Röhm, 218-24.

26. Domarus, Hitler, I. 447.

27.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472-3 (1934-06-29).

28. Franz von Papen, Memoirs (London, 1952), 307-11; Hans-Adolf Jacobsen and Werner Jochmann (eds.), Ausgewählte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3 vols., Bielefeld, 1961).

29. Domarus, Hitler, I. 463-4.

30. Papen, Memoirs, 310-11.

31. Wheeler-Bennett, Nemesis, 319–20; Höhne, Mordsache Röhm, 239–46.

32. 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215–16.

33. Domarus, Hitler, I. 466.

34. O'Neill, The German Army, 72–6; 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215–17; Ian Kershaw, Hitler, I: 1889–1936: Hubris (London, 1998), 510–12; Domarus, Hitler, I. 466–7;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131–3; Höhne, Mordsache Röhm, 239–46.

35. Ralf Georg Reuth, Goebbels: Eine Biographie (Munich, 1990), 313.

36. Domarus, Hitler, I. 468–9.

37. Herbert Michaelis and Ernst Schraepler (eds.), Ursachen und Folgen: Vom deutschen Zusammenbruch 1918 und 1945 bis zur staatlichen Neuordnung Deutschlands in der Gegenwart, X: Das Dritte Reich: Die Errichtung des Führerstaates, die Abwendung von dem System der kollektiven Sicherheit (Berlin, 1965), 168–72, document no. 2378（埃里克·肯普卡的回忆，首次发表于德国画刊Quick，1954年第24期）。

38. 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216–17; Domarus, Hitler, I. 470–71.

39. 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217–18; Domarus, Hitler, I. 472–7; Kershaw, Hitler, I. 513–1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4–5；希特勒给褐衫军下的命令见Völkischer Beobachter, Sondernummer, 1 July 1934, front page；有关罗姆被杀的情况，参见Karl Buchheim and Karl Otmar von Aretin (eds.), Krone und Ketten: Erinnerungen eines bayerischen Edelmannes (Munich, 1955), 365–6，该文献摘录和翻译于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 10.

40. 详细的论述请见Höhne, Mordsache Röhm, 247–96.

41. 有关施莱谢尔的报告请见Erste Beilage der Germania, 180, 2 July 1934: “Schleicher und sieben SA-Führer erschossen”；详情请见Höhne, Mordsache Röhm, 247–96，本书接下来的几个段落也有论述。

42. Höhne, Mordsache Röhm, 247–96.

43.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133–7.

44. 戈林后来宣布他“扩大了自己的行动范围，对这些心怀不满的人也进行了打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戈林是在听到慕尼黑发生的事情之后才自发展开行动的。这种说法现在要打个问号，因为戈林行动接下来的步骤显然经过了精心策划，而且希特勒在几天前也对巴本及其助手非常不满。有关戈林的行动“并没有经过精心策划”的说法，参见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218（尽管他的主要证据——也就是戈林的陈述——并不能在事实上表明他是在没有事先协商的情况下自发“扩展了”自己的任务；戈林有必要说这话，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纳粹党执行大清洗，找的借口只是罗姆的某些行为［而不是施莱谢尔和巴本的行为］；戈林行动经过事前精心策划的相关证据参见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133–7. 更多的细节请见Kershaw, Hitler, I. 512–15；以及Heinz Höhne, 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The Story of Hitler's SS (London, 1972[1966]), 85–121. Sauer, Die Mobilmachung, 334–64中提到，4月开始，希特勒和党的领导层采取的系统性准备工作，强调要用宣传（特别是党内）手段打击罗姆和褐衫军。有关巴勒施泰特的情况，参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181. 有关鲁登道夫的情况，参见Harald Peuschel, Die Männer um Hitler: Braune Biographien, Martin Bormann, Joseph Goebbels, Hermann Göring, Reinhard Heydrich, Heinrich Himmler und andere (Düsseldorf, 1982).

45. “Goebbels erstattet Bericht: Die grosse Rede des Reichspropagandaministers”, Berliner Tageblatt, 307, 2 July 1934, 3。

46. 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 1354–8；媒体报道见Berliner Tageblatt, 310, 4 July 1934, front page.

47. Erste Beilage der Germania, 180, 2 July 1934; ibid., 181, 3 July 1934; Berliner Tageblatt, 306, 1 July 1934, 2；有关“清洗”的情况，特别参见戈林的声明，ibid., 3，以及Völkischer Beobachter, 182/183, 1/2 July 1934, front page.

48. Domarus, Hitler, I. 498.

49. Kershaw, Hitler, I. 517–22. 有关战后将依旧幸存的杀手送上法庭的一些努力请见Otto Gritschneider, “Der Führer hat Sie zum Tode verurteilt”...”: Hitlers “Röhm-Putsch”–Morde vor Gericht (Munich, 1993).

50. Bernd Stover (ed.), Berichte über die Lage in Deutschland: Die Meldungen der Gruppe Neu Beginnen aus dem Dritten Reich 1933–1936 (Bonn, 1996), 169–85，此文献提供了一些例子。

51.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7–203; Mart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n der NS-Zeit (6 vols., Munich, 1977–83), I. 71 (Bekirksamt Ebermannstadt, Halbmonatsbericht, 14 July 1934); Thomas Klein (ed.), Die Lageberichte der Geheimen Staatspolizei über die Provinz Hessen-Nassau 1933–1936 (Cologne, 1986), 117; Wolfgang Ribbe (ed.), Die Lageberichte der Geheimen Staatspolizei über die Provinz Brandenburg und die Reichshauptstadt Berlin 1933 bis 1936, I: Der Regierungsbezirk Potsdam (Cologne, 1998), 141–2；有关群众的情况，见Berliner Illustrierte Nachtausgabe, 151, 2 July 1934, front page；有关警察的警告，见ibid., 153, 4 July 1934, front page；有关宣传部，见Gabriele Toepser Ziegert (ed.), NS-Presseanweisungen der Vorkriegszeit: Edition und Dokumentation, II: 1934 (Munich, 1985), 264 (3 July 1934)。

52. Ian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87), 83–95.

53. Jochen Klepper, Unter dem Schatten deiner Flügel: Aus den Tagebüchern der Jahre 1932–1942 (Stuttgart, 1955), 194.

54. Staatsarchiv Hamburg 622–1, 11/511–13: Familie Solmitz: Luise Solmitz geb. Stephan, 1889–1973, Tagebuch: vols. 28 and 29, 21 March 1933, 3 April 1933, 30 June 1934（抄本保存在汉堡的当代史研究所［Forschungsstelle für Zeitgeschichte］）。

55. 相关名单见Höhne, Mordsache Röhm, 319–21.

56. 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223;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147–8.

57. 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227–30.

58. Höhne, The Order, 113, 118，引用了Der Spiegel, 15 May 1957, 29，以及Bennecke, Die Reichswehr und der “Röhm-Putsch”, 65, 87–8; Peter Hoffmann, 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 und seine Brüder (Stuttgart, 1992), 132; Hermann Foertsch, Schuld und Verhängnis: Die Fritsch-Krise im Frühjahr 1938 als Wendepunkt in de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Zeit (Stuttgart, 1951), 57–8.

59. Ferdinand Sauerbruch, Das war mein Leben (Bad Wörishofen, 1951), 519–20；关于访问日期，请见Kershaw, Hitler, I. 748, n. 144. 但巴本的回忆录否认了这件事，参见Papen, Memoirs, 334.

60. Tagebuch Luise Solmitz, 2 August 1934; 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I. 1384–90. 其实希特勒确实曾经用过“德国总统”这一头衔，那是他在“政治遗嘱”中指定邓尼茨为接班人的时候。这说明希特勒宣布“德国总统”头衔只用于兴登堡是信口雌黄；事实是“元首”这一头衔只用于希特勒，为他一人独享。参见Hans Buchheim, “The SS—Instrument of Domination”, in Helmut Krausnick et al., Anatomy of the SS State (London, 1968 1965.), 127–301, at 137.

61. 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 1385 n. 6.

62. O'Neill, The German Army, 85–91.

63. Ibid., 85–91；有关贝克的情况，参见Gert Buchheit, Ludwig Beck, ein preussischer General (Munich, 1964), 46。

64. O'Neill, The German Army, 87.

65. Buchheim, “The SS”, 127–32，引自Ernst Rudolf Huber, Verfassungsrecht des Grossdeutschen Reiches (Hamburg, 1939). 有关博克斯海姆政变计划，参见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274.

66. Ibid., 454–6.

67. Ernst Fraenkel, The Dual State: Law and Justice in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1941).

68. 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 648 (Lammers to Hess, 11 July 1933).

69. Victor Klemperer, Tagebücher 1933–1934 (Ich will Zeugnis ablegen bis zum letzten: Tagebücher 1933–1945, I) (Berlin, 1999 [1995]), 42–3 (20 July 1933).

70. 重印声明及其译文载于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39–40；同时请参看随后的评论和文件，ibid., 41–64.

71. Ibid., 39–51；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244–73, 301–25；有关博尔曼和赫斯的情况，参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219–20, 176–7.

72.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52–64.

73. Ibid., 57.

74. Alfred Kube, “Hermann Goring: Second Man in the Third Reich”, in Ronald Smelser and Rainer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Basingstoke, 1993 1989.), 62–73, at 65–6；更总体的论述请见Alfred Kube, Pour le mérite und Hakenkreuz: Hermann Göring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87 [1986])，以及Stefan Martens, Hermann Göring: “Erster Paladin des Führers” und “Zweiter Mann im Reich” (Paderborn, 1985).

75. Buchheim, “The SS”, 142–3; Höhne, The Order, 70–76;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226–30.

76. Höhne, The Order, 124–8.

77. Ibid., 121–32.

78. Ibid., 131–6; Josef Ackermann, Heinrich Himmler als Ideologe (Gottingen, 1970), 253–4.

79. Hans Peter Bleuel, Strength Through Joy: Sex and Society in Nazi Germany (London, 1973 [1972]), 199.

80. Gunnar C. Böhnert, “An Analysis of the Age and Education of the SS Führerkorps 1925–1939”,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12 (1979), 4–17; Friedrich Zipfel, “Gestapo and SD: A Sociographic Profile of the Organisers of the Terror”, in Stein U. Larsen et al. (eds.), Who Were the Fascists? Social Roots of European Fascism (Bergen, 1980), 301–11.

81. Hanno Sowade, “Otto Ohlendorf: Non-conformist, SS Leader and Economic Functionary”,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155–64, here 155–8. 关于当时的背景情况，参见Michael Wildt,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Das Führungskorps des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es (Hamburg, 2002), 41–208.

82. Joachim C. Fest, The Face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9 [1963]), 152–70，以及Günther Deschner, “Reinhard Heydrich: Security Technocrat”,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85–96，此文献中描绘的海德里希性格十分不同。

83. Höhne, The Order, 147–57.

84. Shlomo Aronson, Reinhard Heydrich und die Frühgeschichte von Gestapo und SD (Stuttgart, 1971).

85. 迪尔斯自己对辞职的记述，参见Rudolf Diels, Lucifer ante Portas: Es spricht der erste Chef der Gestapo (Stuttgart, 1950)。有关这段复杂历史的记述参见Christoph Graf, “Kontinuitäten und Brüche. Von der Politischen Polizei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r Geheimen Staatspolizei”, in Gerhard Paul and Klaus–Michael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 – Mythos und Realität (Darmstadt, 1995), 73–83，以及Johannes Tuchel, “Gestapa und Reichs sicherheitshauptamt. Die Berliner Zentralinstitutionen der Gestapo”, ibid., 84–100.

86. George C. Browder, Foundations of the Nazi Police State: The Formation of Sipo and SD (Lexington, Ky., 1990); idem, Hitler's Enforcers: The Gestapo and the SS Security Service in the Nazi Revolution (New York and Oxford, 1996)；以及Peter Nitschke, “Polizei und Gestapo. Vorauseilender Gehorsam oder polykratischer Konflikt?”, in Paul and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 306–22.

87. 对这些事件最好的一份记述来自Michael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1933 bis 1939 (Bonn, 1999), 34–120；同时参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16–49, 355–61.

88. 一个简要介绍，请见Detlev J. K. Peukert, “Working-Class Resistance: Problems and Options”, in David Clay Large (ed.), Contending with Hitler: Varieties of German Resistance in the Third Reich (Washington, D.C., 1991), 35–48.

89. Werner Blumenberg, Kämpfer für die Freiheit (Berlin, 1959).

90. 相关细节请见Gerhard Hetzer, “Die Industriestadt Augsburg. Eine Sozialgeschichte der Arbeiteropposition”, in Mart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I. 1–234, esp. 182–200; Helmut Beer,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in Nürnberg 1933–1945 (Nuremberg, 1976); Heike Breitschneider, Der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in München 1933 bis 1945 (Munich, 1968); Kurt Klotzbach,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Widerstand und Verfolgung in Dortmund 1930–1945: Eine historisch-politische Studie (Hanover, 1969); Hans-Josef Steinberg, Widerstand und Verfolgung in Essen 1933–1945 (Hanover, 1969); Karl Ditt, Sozialdemokraten im Widerstand: Hamburg in der Anfangsphase des Dritten Reiches (Hamburg, 1984)，其他相关的地方性和区域性研究还有很多；更一般的论述请见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928–62.

91. Otto Buchwitz, 50 Jahre Funktionär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Stuttgart, 1949), 156–63.

92. Erich Matthias, Mit dem Gesicht nach Deutschland (Düsseldorf, 1968), 215–25；重要部分的英语翻译请见Susanne Miller and Heinrich Potthoff, A History of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From 1848 to the Present (Leamington Spa, 1986), 265–7.

93. Gerd-Rainer Horn, “Radicalism and Moderation within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in Underground and Exile, 1933–1936”, German History, 15 (1997), 200–220; Detlef Lehnert, Sozialdemokratie zwischen Protestbewegung und Regierungspartei 1848 bis 1983 (Frankfurt am Main, 1983), 155–64.

94. Hetzer, “Die Industriestadt Augsburg”生动地描述了这些分歧。也请参见Lewis J. Edinger, German Exile Politics: The Social Democratic Executive Committee in the Nazi Era (Berkeley, Calif., 1956).

95. William Sheridan Allen, “Social Democratic Resistance against Hitler and the European Tradition of Underground Movements”, in Francis R. Nicosia and Lawrence D. Stokes (eds.), Germans Against Nazism: Nonconformity, Opposi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Third Reich: Essays in Honour of Peter Hoffmann (Oxford, 1990), 191–204.

96. Hans Gerd Schu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Gewerkschaftsbewegung: Die Vernichtung der deutschen Gewerkschaften und der Aufbau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 (Hanover, 1958), 128–30.

97. Franz Osterroth and Dieter Schuster, Chronik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Hanover, 1963), 389; Ditt, Sozialdemokraten, 87–8; Allen, “Social Democratic Resistance”, 191–2;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1065–9.

98. Francis L. Carsten, The German Workers and the Nazis (London, 1995);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866, 887–9, 1004–8; Richard Lowenthal, Die Widerstandsgruppe “Neu Beginnen” (Berlin, 1982); Jan Foitzik, Zwischen den Fronten: Zur Politik, Organisation und Funktion linker politischer Kleinorganisationen im Widerstand 1933 bis 1939/40 (Bonn, 1986); Stover (ed.), Berichte, xix–xxxix.

99. Hermann Weber, Die Wandlung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 Die Stalinisierung der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abridged edn, Frankfurt am Main, 1971 [1969]), 245–6.

100. Eric D. Weitz, Creating German Communism, 1890–1990: From Popular Protests to Socialist State (Princeton, 1997), 286–9.

101. Horst Duhnke, Die KPD von 1933 bis 1945 (Cologne, 1972);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902–26；更概括的记述请见Margot Pikarski and Günter Uebel (eds.), Gestapo-Berichte: Über den antifaschistischen Widerstandskampf der KPD 1933 bis 1945 (3 vols., Berlin, 1989–90). For the leaflets, see Peter Dohms (ed.), Flugschriften in Gestapo-Akten: Nachweis und Analyse der Flugschriften in den Gestapo-Akten des Hauptstaatsarchivs Düsseldorf (Siegburg, 1977) and Margot Pikarski and Günter Uebel (eds.), Die KPD lebt! Flugblätter aus dem antifaschis tischen Widerstandskampf der KPD, 1933–1945 (Berlin, 1980).

102. Detlev J. K. Peukert, Die KPD im Widerstand: Verfolgung und Untergrundarbeit an Rhein und Ruhr, 1933 bis 1945 (Wuppertal, 1980), 106–9.

103. Allan Merson, Communist Resistance in Nazi Germany (London, 1985), 127.

104. 一些悲观的报告请见Stover (ed.), Berichte, 34–5, 87–90.

105. Edward H. Carr, Twilight of the Comintern, 1930–1935 (London, 1982); Beatrix Herlemann, Die Emigration als Kampfposten: Die Anleitung des kommunistischen Widerstandes in Deutschland aus Frankreich, Belgien und den Niederlanden (Königstein im Taunus, 1982); Hermann Weber, “Die KPD in der Illegalität”, in Richard Löwenthal and Patrick von zur Mühlen (eds.), Widerstand und Verweigerung in Deutschland 1933 bis 1945 (Berlin, 1982), 83–101.

106. Weitz, Creating German Communism, 292–300.

107. Merson, Communist Resistance, 124–52; Peukert, Die KPD im Widerstand; Eric A. Johnson, Nazi Terror: The Gestapo, Jews, and Ordinary Germans (New York, 1999), 161–94.

108. Weitz, Creating German Communism, 289–91.

109. 例如，可参见Hetzer, “Die Industriestadt Augsburg”, 150–78.

110.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1061–4.

111. Anne Applebaum, Gula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 (London, 2003)，以及Robert Conquest's classic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 (London, 1992 [1968]); Simon Sebag Montefiore, 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 (London, 2003)（谋杀基洛夫的情况请见121–38）。

112. Weber, Die Wandlung, 357–8; idem, “Weisse Flecken” in der Geschichte: Die KPD-Opfer der Stalinistischen Säuberungen und ihre Rehabilit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1990)；以及Institut fur die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 (ed.), In den Fängen des NKWD: Deutsche Opfer des stalinistischen Terrors in der UdSSR (Berlin, 1991).

113. Richard J. Evans, Rituals of Retribution: Capital Punishment in Germany 1600–1987 (Oxford, 1996), 620–23. 法学家一般称其为罪刑法定原则。

114. Günther Wieland, Das war der Volksgerichtshof: Ermittlungen, Fakten, Dokumente (Pfaffenweiler, 1989), 15–18; Evans, Rituals, 622–4, 576–7.

115. Hans Joachim Bernhard et al. (eds.), Der Reichstagsbrandprozess und Georgi Dimitroff: Dokumente (2 vols., Berlin, 1981–9); Georgi Dimitroff, Reichstagsbrandprozess: Dokumente, Briefe und Aufzeichnungen (Berlin, 1946).

116. Völkischer Beobachter, 24 December 1934，引自Wieland, Das war der Volksgerichtshof, 15.

117. Gerhard Fieberg (ed.), Im Namen des deutschen Volkes: Justiz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Katalog zur Ausstellung des Bundesministers der Justiz (Cologne, 1989), 267.

118. Wieland, Das war der Volksgerichtshof, 22–9; Hannes Heer, Ernst Thälmann in Selbs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 1975), 119–27.

119. Wieland, Das war der Volksgerichtshof, 45；特别请见Klaus Marxen, Das Volk und sein Gerichtshof: Eine Studie zu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olksgerichtshof (Frankfurt am Main, 1994), and Walter Wagner, Der Volksgerichtshof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 (Stuttgart, 1974).

120. Marxen, Das Volk, 57–61, 79–87; Holger Schluter, Die Urteilspraxis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olksgerichtshofs (Berlin, 1995).

121. Ingo Müll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ondergerichte. Ihre Stellung im System des deutschen Strafverfahrens”, in Martin Bennhold (ed.), Spuren des Unrechts: Recht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Beiträge zur historischen Kontinuität (Cologne, 1989), 17–34; Hans Wüllenweber, Sondergerichte im Dritten Reich: Vergessene Verbrechen der Justiz (Frankfurt am Main, 1990). 有很多对德国各地情况进行的研究，特别请参考Robert Bohn and Uwe Danker (eds.), “Standgericht der inneren Front”: Das Sondergericht Altona/Kiel 1932–1945 (Hamburg, 1998); Karl–Dieter Bornscheuer (ed.),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NS-Sondergerichtsverfahren in Rheinland-Pfalz: Eine Dokumentation (3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94，这是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文献集); Gisela Diewald-Kerkmann et al., Vor braunen Richtern: Die Verfolgung von Widerstandshandlungen, Resistenz und sogenannter Heimtücke durch die Justiz in Bielefeld 1933–1945 (Bielefeld, 1992); Christiane Oehler, Die Rechtsprechung des Sondergerichts Mannheim 1933–1945 (Berlin, 1997); Herbert Schmidt, “Beabsichtige ich die Todesstrafe zu beantragen”: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ondergerichtsbarkeit im Oberlandesgerichtsbezirk Düsseldorf 1933 bis 1945 (Essen, 1998); Gerd Weckbecker, Zwischen Freispruch und Todesstrafe: Die Rechtsprech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ondergerichte Frankfurt a.M. und Bromberg (Baden-Baden,1998).

122. Evans, Rituals, 643–4, 659, 662; Bernhard Düsing, Die Geschichte der Abschaffung der Todesstrafe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ihres parlamentarischen Zustandekommens (Schwenningen/Neckar, 1952), 210–11.

123. 转引自Anthony McElligott, “Das Altonaer Sondergericht und der Prozess vom Blutsonntag” (Vortrag im Rahmen der Veranstaltung des Stadtteilarchivs Ottensen, der Bezirksversammlung und der Kulturbehörde, Hamburg-Altona, 3 June 1992), 20–21. 对22岁的布鲁诺和其他三人进行的审判在1992年11月才得到事后平反。

124. Evans, Rituals, 644–5.

125. Jan Valtin（里夏德·克雷布斯的假名）, Out of the Night (London, 1941，重印并附有补充说明，请见Lyn Walsh et al., London, 1988), 318–20.

126. Lothar Gruchmann,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0: Anpassung und Unterwerfung in der Ära Gürtner (Munich, 1988), 897–8; Martin Hirsch et al. (eds.), Recht, Verwaltung und Justiz im Nationalsozialismus: Ausgewählte Schriften, Gesetze und Gerichtsentscheidungen von 1933 bis 1945 (Cologne, 1984), 421–556; Eduard Kohlrausch (ed.), Deutsche Strafgesetze vom 19. Dezember 1932 bis 12. Juni 1934 (Berlin, 1934); Evans, Rituals, 624–50; 尤其可见Bernward Dörner, “Heimtücke”: Das Gesetz als Waffe: Kontrolle, Abschreckung und Verfolgung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Paderborn, 1998). 有关法官的情况，参见Ralph Angermund, Deutsche Richterschaft 1919–1945: Krisenerfahrung, Illusion, politische Rechtssprechung (Frankurt am Main, 1990).

127. Edmund Mezger, Kriminalpolitik auf kriminologischer Grundlage (Stuttgart, 1934), v.

128. Gruchmann, Justiz, 822–924; Jürgen Regge and Werner Schubert (eds.), Quellen zur Reform des Straf- und Strafprozessrechts, 2. Abteilung: NS-Zeit (1933–1939)—Strafgesetzbuch, I: Entwürfe eines Strafgesetzbuchs; II: Protokolle der Strafrechtskommission des Reichsjustizministeriums (2 vols., Berlin, 1988–9).

129. “Rede des Reichsrechtsführers Reichsminister Dr. Frank auf dem zweiten Empfangsabend des Wirtschaftsrates der Deutschen Akademie in Berlin über 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echtsauffassung”, 21 January 1936: document no. 59, in Paul Meier-Benneckenstein (ed.), Dokument der deutschen Politik (6 vols., Berlin, 1935–1939), IV: Deutschlands Aufstieg zur Grossmacht 1936, 337–46.

130. Klaus Drobisch, “Alltag im Zuchthaus Luckau 1933 bis 1939”, in Dietrich Eichholtz (ed.), Verfolgung, Alltag, Widerstand: Brandenburg in der NS-Zeit: Studien und Dokumente (Berlin, 1993), 247–72, at 269–70.

131. 转引自Nikolaus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Legal Terror in Nazi Germany (New Haven, 2004), 179.

132. Ibid., 165–83.

133. Ibid., 1937年的会议纪要见Fieberg (ed.), Justiz, 160–61.

134. Düsing, Die Geschichte, 10–11; Evans, Rituals, 915–16；也请参见Wilfried Knauer (ed.), Nationalsozialistische Justiz und Todesstrafe: Eine Dokumentation zur Gedenkstätte in der Justizvollzugsanstalt Wolfenbüttel (Braunschweig, 1991).

135. 有关该时期遗传论者和偏颇或中允的犯罪理论类型有一份详尽的研究，请见Richard Wetzell, Inventing the Criminal: A History of German Criminology 1880–1945 (Chapel Hill, N.C., 2000), 179–232.

136. Christian Muller, Das Gewohnheitsverbrechergesetz vom 24. November 1933: Kriminalpolitik als Rassenpolitik (Baden-Baden, 1997); idem, “‘Modernes’ Strafrech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as Gewohnheitsverbrechergesetz vom 24. 11. 1933”, in Franz-Josef Düwell and Thomas Bormbaum (eds.), Themen juristischer Zeitgeschichte, III (Baden-Baden, 1999), 46–70.

137. Nikolaus Wachsmann, “From Indefinite Confinement to Extermination: “Habitual Criminals” in the Third Reich”, in Robert Gellately and Nathan Stoltzfus (eds.), Social Outsiders in Nazi Germany (Princeton, 2001), 165–91, esp. 171–2;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128–35.

138. Ibid., 67.

139. Ibid., 90–114; Erich Kosthorst and Bernd Walter, Konzentrations- und Strafgefangenenlager im Dritten Reich: Beispiel Emsland (3 vols., Düsseldorf, 1983); Elke Suhr, Die Emslandlager: Die polit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Bedeutung der emslandischen Konzentrations- und Strafgefangenenlager 1933–1945 (Bremen, 1985).

140. Friedrich Schlotterbeck, The Darker the Night, The Brighter the Stars! A German Worker Remembers (1933–1945) (London, 1947), 61–2.

141. Ibid.

142.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78–88.

143. Wachsmann, “From Indefinite Confinement”, 174.

144.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69–71 and figure 1.

145. Ibid., 70.

146. Gruchmann, Justiz, 897–8.

147. Michael Haerdter (ed.), Wohnsitz: Nirgendwo: Vom Leben und Überleben auf der Strasse (Berlin, 1982); Wolfgang Ayass, “Asozial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Stuttgart, 1995); Klaus Scherer, “Asoziale” im Dritten Reich: Die vergessenen Verfolgten (Münster, 1990); Gellately and Stoltzfus (eds.), Social Outsiders.

148. 转引自Patrick Wagner, “‘Vernichtung der Berufsverbrecher’. Die vorbeugende Verbrechensbekampfung der Kriminalpolizei bis 1937”, in Herbert et al.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Entwicklung und Struktur (2 vols., Gottingen, 1998), I. 87–110, at 101.

149. Ibid.（一份有用的文献梳理请见vol. I, 17–40）; Johannes Tuchel, Konzentrationslager: Organisationsgeschichte und Funktion der “Inspektion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1934–1938 (Boppard, 1991)以及Karin Orth, Das System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Eine politische Organisationsgeschichte (Hamburg, 1999).

150. Ibid., 23–6; Klaus Drobisch and Günther Wieland, System der NS-Konzentrationslager 1933–1939 (Berlin, 1993), 71–5; Klaus Drobisch, “Frühe Konzentrationslager”, in Karl Giebeler et al. (eds.), Die fru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n Deutschland: Austausch zum Forschungsstand und zur pädagogischen Praxis in Gedenkstätten (Bad Boll, 1996), 41–60; Falk Pingel, Häftlinge unter SS-Herrschaft: Widerstand, Selbstbehauptung und Vernichtung im Konzentrationslager (Hamburg,1978), 30–49.

151.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45.

152. Martin Brosza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1933–1945”, in Krausnick et al., Anatomy of the SS State, 397–496, at 408–31.

153. Rudolf Ho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The Autobiography of Rudolf Hoess (London, 1959 [1951]), 263；也请见Klaus Drobisch, “Theodor Eicke. Verkörperung des KZ-Systems”, in Helmut Bock et al. (eds.), Sturz ins Dritte Reich: Historische Miniaturen und Porträts 1933/35 (Leipzig, 1983), 283–9; Charles W. Sydnor, Soldiers of Destruction: The SS Death's Head Division, 1933–1945 (Princeton, N.J., 1990 [1977]), 3–36；更概括的记述请见Hans-Günter Richardi, Schule der Gewalt: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1933–1934 (Munich, 1983)，艾克的情况请见119–26.

154. 参考Barbara Distel and Ruth Jakusch,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1933–1945 (Munich, 1978), 68–9；有关早期集中营是如何被一个有组织体系替换的，参见Johannes Tuchel, “Planung und Realitat des Systems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1934–1938”, in Herbert et al.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43–59；以及Giebeler et al. (eds.), Die frühen Konzentrationslager.

155. Hoss, Commandant, 83–4.

156. Ibid., 74–5.

157. Broszat, “Concentration Camps”, 429–45.

158. Ibid., 436; Pingel, Haftlinge, 50；更概括的记述请见Tuchel, Konzentrationslager, 121–58.

159.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113;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326.

160.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128.

161. Gunther Kimmel,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Eine Studie zu d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Gewaltverbrechen”,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 349–413, esp. 351–72; Orth, Das System, 33–5; Ulrich Herbert, “Von der Gegenerbekämpfung zur ‘rassischen Generalpravention’. ‘Schutzhaft’ und Konzentrationslager in der Konzeption der Gestapo-Führung 1933—1939”, in idem et al.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60–81.

162. Tuchel, “Planung und Realität”; Herbert, “Von der Gegnerbekämpfung zur ‘rassischen Generalprävention’”, 60–86.

163. Günter Morsch, “Oranienburg-Sachsenhausen, Sachsenhausen-Oranienburg”, in Herbert et al.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111–34, at 127–9.

164. Pingel, Häftlinge, 80–87; Orth, Das System, 53.

165.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78–80.

166. Ayass, “Asoziale”, 22–4; Pingel, Häftlinge, 27.

167. Patrick Wagner, Volksgemeinschaft ohne Verbrecher: Konzeptionen und Praxis der Kriminalpolizei in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1996), 271.

168. Ayass, “Asozialex”, 140–65.

169. 转引自ibid., 153.

170. Ibid.

171. Paul B. Jaskot, The Architecture of Oppression: The SS, Forced Labor and the Nazi Monumental Building Economy (London, 2000), 21–4.

172. Ayass, “Asoziale”, 169–72; Orth, Das System, 46–54.

173. Broszat, “Concentration Camps”, 446–59; Toni Siegert,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Flossenburg, gegründet für sogenannte Asoziale und Kriminelle”,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 429–93; Michael Burleigh and Wolfgang Wippermann, The Racial State: Germany 1933–1945, 167–73; Jeremy Noakes, “Social Outcasts in the Third Reich”, in Richard Bessel (ed.), Life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87), 183–96.

174. Orth, Das System, 48–9; Pingel, Haftlinge, 35–9; Hermann Kaienburg, “Funktionswandel des KZ-Kosmos?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Neuengamme 1938–1945”, in Herbert et al. (eds.), Konzentrationslager, 259–84; idem, “Vernichtung durch Arbeit”: Der Fall Neuengamme: Die Wirtschaftsbestrebungen des SS und ihre Auswirkungen auf die Existenzbedingungen der KZ-Gefangenen (Bonn, 1990).

175. Orth, Das System, 56–9. 有关集中营实行这种分类的这些法律和规范，也可参见本书第六章，有关分类的情况，也请见Paul Martin Neurath, Die Gesellschaft des Terrors: Innenansichten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und Buchenwald (Frankfurt am Main, 2004), 86–112. Neurath的书最初是一份博士论文，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in 1951.

176. Walter Poller, Arztschreiber in Buchenwald: Bericht des Häftlings 996 aus Block 39 (Hamburg, 1946), 9–22；引文在21–2.

177. Orth, Das System, 59–61; Poller, Arztschreiber, 23–74；更概括的请见Wolfgang Sofsky, Die Ordnung des Terrors: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Frankfurt am Main, 1993), 27–40.

178. Poller, Arztschreiber, 75–105；有关集中营音乐的情况请见Guido Fackler, “Des Lagers Stimme”: Musik im KZ: Alltag und Häftlingskultur in den Konzentrationslagern 1933 bis 1936 (Bremen, 2000).

179. Leo Stein, I Was in Hell with Niemöller (London, 1942), 113–47.

180. Neurath, Die Gesellschaft, 44–86.

181. Ibid., 113–32; Hans Buchheim, “Command and Compliance”, in Krausnick et al., Anatomy, 303–96.

182. Poller, Arztschreiber, 227.

183. Lothar Gruchmann, “Die bayerische Justiz im politischen Machtkampf 1933/ 34: Ihr Scheitern bei der Strafverfolgung von Mordfallen in Dachau”,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 415–28.

184. 各种不同媒体报告参见Kimmel,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356–8.

185. Sybil Milton, “Die Konzentrationslager der dreissiger Jahre im Bild der inund auslandischen Presse”, in Herbert et al.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135–47; Falk Pingel, “Konzeption und Praxis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1933 bis 1938. Kommentierende Bemerkungen”, ibid., 148–66，esp. 157–60.

186. 转引自当时的各类原始文献，这些文献都搜集在Klaus-Michael Mallmann and Gerhard Paul, “Omniscient, Omnipotent, Omnipresent? Gestapo, Society and Resistance”, in David F. Crew (ed.), Nazism and German Society 1933–1945 (London, 1994), 166–96, esp. 167–9；以及Robert Gellately, 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Enforcing Racial Policy 1933–1945 (Oxford, 1990), esp. 4–8.

187. Mallmann and Paul, “Omniscient, Omnipotent, Omnipresent?”, 174–7.

188. Höhne, The Order, 162–3; Andreas Seeger, “Vom bayerischen ‘Systembeamten’ zum Chef der Gestapo. Zur Person und Tätigkeit Heinrich Müllers (1900–1945)”, in Paul and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 255–67.

189. Hohne, The Order, 167–9; Volker Eichler, “De Frankfurter Gestapo-Kartei. Entstehung, Struktur, Funktion, Überlieferungsgeschichte und Quellenwert”, in Paul and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 178–99; Rainer Eckert, “Gestapo-Berichte. Abbildungen der Realität oder reine Spekulation?”, ibid., 200–218.

190. Melita 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A Dossier on My Former Self (London, 1964), 43–5.

191. Valtin, Out of the Night, 448–73. 克雷布斯对自己的身世多有想象，关于这些想象的真实性，参见Ernst von Waldenfels, Der Spion, der aus Deutschland kam: Das geheime Leben des Seemanns Richard Krebs (Berlin, 2003)，有关这些事件请见179–209.

192. Valtin, Out of the Night, 487.

193. Waldenfels, Der Spion, 210–58.

194. Valtin, Out of the Night, 512–51; Dieter Nelles, “Jan Valtins ‘Tagebuch der Hölle’–Legende und Wirklichkeit eines Schlusselromans der Totalitärismustheorie”, 1999: Zeitschrift fur Sozialgeschichte des 20. und 21. Jahrhunderts, 9 (1994), 11–45. 此文献对克雷布斯的记述持反对立场，在细节上纠正了克雷布斯的很多说法。不过文献本身的一些错误也在Waldenfels更中肯的研究下得到了纠正。

195. 完整记述请见Waldenfels, Der Spion, 209–58, esp. 214, 220, 237；关于该书有一份详细但并非完全可靠的书评，见Dieter Nelles, “Die Rehabilitation eines Gestapo-Agenten: Richard Krebs/Jan Valtin”, Sozial-Geschichte, 18 (2003), 148–58.

196. Mallmann and Paul, “Omniscient, Omnipotent, Omnipresent?”.

197. Ibid., Gellately, The Gestapo, 144–58; Robert Gellately, “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Political Denunciation in the Gestapo Case File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 (1988), 654–94; Martin Broszat, “Politische Denunziationen in der NS-Zeit: Aus Forschungserfahrungen im Staatsarchiv München”, Archivalische Zeitschrift, 73 (1977), 221–38; 统计分析请见Reinhard Mann, Protest und Kontrolle im Dritten Reich: Nationalsozialistische Herrschaft in Alltag einer rheinischen Grossstadt (Frankfurt am Main, 1987), 295；也请见Gisela DiewaldKerkmann, Politische Denunziation im NS-Regime oder die kleine Macht der “Volksgenossen” (Bonn, 1995)，以及eadem, “Denunziantentum und Gestapo. Die freiwilligen ‘Helfer’ aus der Bevölkerung”, in Paul and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 288–305（盖世太保对那些因私人原因检举的人表达了自己的厌恶）。

198. Weckbecker, Zwischen Freispruch und Todesstrafe, 77, 388, 779–800; Manfred Zeidler, Das Sondergericht Freiberg: Zu Justiz und Repression in Sachsen, 1933–1940 (Dresden, 1998); Oehler, Die Rechtsprechung; Hans-Ulrich Ludewig and Dietrich Kuessner, “Es sei also jeder gewarnt”: Das Sondergericht Braunschweig 1933–1945 (Braunschweig, 2000); Klaus Bästlein, “Sondergerichte in Norddeutschland als Verfolgungsinstanz”, in Frank Bajohr (ed.), Norddeutschla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1993), 218–38.

199. Peter Huttenberger, “Heimtuckefalle vor dem Sondergericht Munchen 1933–1939”,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V. 435–526.

200. Ibid., esp. 452–57, 473–92.

201. Helmut Prantl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n Bayern nach den Regierungsprasidentenberichten 1933–1943, V: Regierungsbezirk Pfalz 1933–1940 (Mainz, 1978), 157–8 (Monatsbericht der Regierung Speyer, 6 March 1937); KlausMichael Mallmann and Gerhard Paul, Herrschaft und Alltag: Ein Industrierevier im Dritten Reich (Bonn, 1991), 327–53.

202. Hüttenberger, “Heimtuckefälle”, 512; Mallmann and Paul, Herrschaft, 175–245.

203. Bernward Dörner, “NS-Herrschaft und Denunziation. Anmerkungen zu Defiziten in der Denunziationsforschung”,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26 (2001), 55–69, at 58–61.

204. Mann, Protest und Kontrolle, 292; 13%的案例无法确定盖世太保的消息来源。

205. Hetzer, “Die Industriestadt Augsburg”, 146–50.

206. Ibid., 146–50. 有关酒吧作为交流和社交中心的情况，请见Richard J. Evans (ed.), Kneipengesprache im Kaiserreich: Die Stimmungsberichte der Hamburger Politischen Polizei 1892–1914 (Reinbek, 1989).

207. Victor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The Diaries of Victor Klemperer 1933–1941 (London, 1998 [1995]), 29.

208. Friedrich Reck-Malleczewen, Diary of a Man in Despair (London, 2000 [1947]), 52–3.

209. Hans-Jochen Gamm, Der Flüsterwitz im Dritten Reich: Mündliche Dokumente zur Lage der Deutschen wahrend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Munich, 1990 [1963]), 41, 52.

210. Ibid., 37.

211. Ibid., 42.

212. 转引自Meike Wohlert, Der politische Witz in der NS-Zeit am Beispiel ausgesuchter SD-Berichte und Gestapo-Akten (Frankfurt am Main, 1997), 150–51. Wöhlert声称多数笑话都是在公开场合讲的，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因为私下讲的笑话很少会被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注意到，而Wöhlert的研究主要基于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的报告。

213. Klepper, Unter dem Schatten, 194.

214. Wöhlert, Der politische Witz, 156–63.

215. Ibid., 44.

216. Klemperer, Tagebücher 1933–34, 9 (10 March 1933).

217. Ibid., 19 (2 April 1933).

218. Charlotte Beradt, Das Dritte Reich des Traums (Frankfurt am Main, 19811966.)；文中记载的梦见7。

219. Ibid., 19–22, 40, 74.

220. Ibid., 5. 莱伊的话请见Robert Ley, Soldaten der Arbeit (Munich, 1938), 71.

221. Detlef Schmiechen-Ackermann, “Der ‘Blockwart’. Die unteren Parteifunktionäre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Terror- und Überwachungsapparat”, Viertel jahrshefte fur Zeitgeschichte (VfZ) 48 (2000), 575–602；还有Dieter Rebentisch, “Die ‘politische Beurteilung’ als Herrschaftsinstrument der NSDAP”, in Detlev Peukert and Jurgen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s Alltags unterm Nationalsozialismus (Wuppertal, 1981), 107–28，该文献研究了地方党组织是如何承担监视和控制任务的。

222. Bernward Dörner, “Alltagsterror und Denunziation. Zur Bedeutung von Anzeigen aus der Bevölkerung für die Verfolgungswirkung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imtücke-Gesetzes’ in Krefeld”, in Berliner Geschichtswerkstatt (ed.), Alltagskultur, Subjektivität und Geschichte: Zur Theorie und Praxis der Alltagsgeschichte (Münster, 1994), 254–71.

223. Ulrich Herbert, “‘Die guten und die schlechten Zeiten’. Überlegungen zur diachronen Analyse lebensgeschichtlicher Interviews”, in Lutz Niethammer (ed.), “Die Jahre weiss man nicht, wo man die heute hinsetzen soll”: Faschismuserfahrungen im Ruhrgebiet (Berlin, 1983), 67–96，对维利·埃尔巴赫的采访请见73–6.

224. Karl Dietrich Bracher, Stufen der Machtergreifung (vol. I of Bracher et al.,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475–7; Otmar Jung, Plebiszit und Diktatur: Die Volksabstimmungen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Die Fälle “Austritt aus dem Völkerbund” (1933), “Staatsoberhaupt” (1934) und “Anschluss Osterreichs”(1938) (Tübingen, 1995).

225.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36 (23 October 1933).

226. Bracher, Stufen, 475–85. 全民公投的情况参见本书623–24。

227.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4), 347–9; Bracher, Stufen 485–98. 犹太人仍然可以在此次选举中投票。Robert Gellately, Backing Hitler: Consent and Coercio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2001), 14–16，此书将这些虚假的结果作为纳粹政权得到“普遍支持”的“重要”证据。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V: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s bis zur Gru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Munich, 2003), 614. 此书在没有考虑相关证据的情况下认为公投的结果反映了德国人民的真正观点，“因为没有系统性操纵选举的情况出现”，这一论述主要指的是1933年的公投结果，但也在隐隐地暗示之后的“选举”情况（比如652）。Wehler严重低估了纳粹统治中的恐怖元素，这一点参见Rudiger Hachtmann, “Bürgertum, Revolution, Diktatur – zum vierten Band von Hans-Ulrich Wehlers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Sozial-Geschichte, 19 (2004), 60–87, at 77–83.

228. Tagebuch Luise Solmitz, 9 August 1934.

229.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79 (21 August 1934). 克伦佩雷尔和妻子在前一次的公投中都投了否决票。

230.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415–26; Theodor Eschenburg, “Streiflichter zur Geschichte der Wahlen im Dritten Reich”, VfZ 3 (1955), 311–6；这一轻描淡写的事件载于Hohne, The Order, 201；有关主教参见Paul Kopf and Max Miller (eds.), Die Vertreibung von Bischof Joannes Baptista Sproll von Rottenburg 1938–1945: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s kirchlichen Widerstands (Mainz, 1971). 有关1933—1938年间选举和公决的情况，参见一个优秀的案例研究，Hetzer, “Die Industriestadt Augsburg”, 137–46. 早在1936年就已达到了98%的支持率。

231. Tagebuch Luise Solmitz, 29 March 1936. 有关这些选举中史无前例的恐怖和欺诈，更多细节可参见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I (1936), 407–60.

232. Jeremy Noakes, “The Origin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Nazi Terror”, in Noel O'Sullivan (ed.), Terrorism, Ideology and Revolution (Brighton, 1986), 67–87. 这片文章指出，1933年之后，纳粹以恐怖做威胁的情况要多于实际使用恐怖手段；文章认为，这是因为多数德国人学会了在表面上服从纳粹的强制规定，参见本书494–6。

233. Robert G. Gellately, “Die Gestapo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einer selbstuberwachenden Gesellschaft”, in Detlef Schmiechen-Ackermann (ed.), Anpassung, Verweigerung, Widerstand: Soziale Milieus, Politische Kultur und der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utschland im regionalen Vergleich (Berlin, 1997), 109–21; idem, “Allwissend und allgegenwartig? Entstehung, Funktion und Wandel des Gestapo-Mythos”, in Paul and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 47–72, at 67.

234. Werner Rohr, “Uber die Initiative zur terroristischen Gewalt der Gestapo—Fragen und Einwande zu Gerhard Paul”, in idem and Brigitte Berlekamp (eds.), Terror, Herrschaft und Allta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Probleme der Sozial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 (Münster, 1995), 211–24.

235. Diewald-Kerkmann, Politische Denunziation, 63.

236. 有关意图淡化盖世太保的残忍和意识形态狂热的研究，见Gerhard Paul and Klaus-Michael Mallmann, “Auf dem Wege zu einer Sozialgeschichte des Terrors: Eine Zwischenbilanz”, in idem (eds.), Die Gestapo, 3–18（该研究反对“把盖世太保军官描绘成残忍的、带有犯罪倾向的、心理变态的穿着黑皮大衣的魔鬼”，第11页）。而有关一些盖世太保军官运用身体暴力和虐待行为的倾向，请见Hans-Dieter Schmid, “‘Anständige Beamte’ und ‘uble Schläger’. Die Staatspolizeileitstelle Hannover”, ibid., 133–60.

237. Dörner, “NS-Herrschaft”, 61–8.

238. Gellately, “Allwissend und Allgegenwartig?”.

239. 支持这些观点及类似观点的一项有力研究见于Michael Burleigh, The Third Reich. A New History (London, 2000), 149–215.

240. Bernward Dorner, “Gestapo und ‘Heimtucke’. Zur Praxis der Geheimen Staatspolizei bei der Verfolgung von Verstössen gegen das ‘Heimtücke-Gesetz’”, in Paul and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 325–43, at 341.

241. Charles Townshend, Terror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2002), 36–52.

242. Dieter Nelles, “Organisation des Terrors im Nationalsozialismu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Literatur-Rundschau, 25 (2002), 5–28; Karl-Heinz Reuband, “Denunziation im Dritten Reich. Die Bedeutung von Systemunterstützung und Gelegenheitsstrukturen”,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26 (2001), 219–34.

243. Herbert, “‘Die guten und die schlechten Zeiten’”，对维利·埃尔巴赫的采访，73–6.

第二章　精神动员

1. Helmut Heiber (ed.), Goebbels-Reden (2 vols., Düsseldorf, 1971–2), I: 1932–39, 131–41 (Berlin, Grosser Saal der Philharmonie – Eroffnung der Reichskulturkammer, 15. 11. 33) and 82–107 (Berlin, Haus des Rundfunks – Ansprache an die Intendanten und Direktoren der Rundfunkgesellschaften, 25. 3. 33), at 82, 88, 131–4.

2. Ibid., 92–3.

3. Josef 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utersloh, 1963), 94，此文献记录了戈培尔的任命情况。

4.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92–461，相关部分记录了1933年的文化革命。

5. 转引自Zbynek Zeman, Nazi Propaganda (Oxford, 1973), 38，引用Karlheinz Schmeer, Die Regie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56), 28.

6. Werner Skrentny, “Terrassen, Hochhäuser und die 13 Laden: Hoheluft und Eimsbuttel”, in idem (ed.), Hamburg zu Fuss: 20 Stadtteilrundgänge durch Ge schichte und Gegenwart (Hamburg 1986), 133. 巴伐利亚州魏勒斯巴赫中区建造阿道夫·希特勒广场的情况，参见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 69. 更综合的记述，参见Richard 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 (Harmondsworth, 1974 [1971]), 101–22.

7. Ernest Kohn Bramsted, Goebbels and National Socialist Propaganda 1925–1945 (East Lansing, Mich., 1965), 203–18.

8. 巴伐利亚教育部长汉斯·舍曼的讲话，引自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 21 April 1933，引用和翻译来自Kershaw, The “Hitler Myth”, 58–9.

9. Tagebuch Luise Solmitz, 17 August 1934.

10.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60.

11. Ibid., 48–60.

12. Ibid., 67–9, 84–95; Peter 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 des Dritten Reiche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des Faschismus (Munich, 1991), 138–56.

13. Peter Reichel, “‘Volksgemeinschaft’ und Fuhrer-Mythos”, in Bernd Ogan and Wolfgang W. Weiss (ed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Zur politischen Ästhetik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Nuremberg, 1992), 137–50, at 138–42.

14. Frederic Spotts, Hitler and the Power of Aesthetics (London, 2002), 56–72. 更概括的记述参见Wolfgang Benz, “The Ritual and Stage Management of National Socialism. Techniques of Domin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John Milfull (ed.), The Attractions of Fascism: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Aesthetics of the “Triumph of the Right” (New York, 1990), 273–88. 有关旗帜等象征物的记述，参见Horst Ueberhorst, “Feste, Fahnen, Feiern: Die Bedeutung politischer Symbole und Ritual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Rudiger Voigt (ed.), Symbole der Politik, Politik der Symbole (Opladen, 1989), 157–78. 有关亡灵崇拜的情况，参见Jay W. Baird, To Die for Germany: Heroes in the Nazi Pantheon (Bloomington, Ind., 1990).

15. William L. Shirer, Berlin Diary: 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1934–1941 (London, 1970 [1941]), 22–7.

16. Hilmar Hoffmann, The Triumph of Propaganda: Fil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5 (Providence, R.I., 1996), 151–7; 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 116–38; Yvonne Karow, Deutsches Opfer: Kultische Selbstauslöschung auf den Reichsparteitagen der NSDAP (Berlin, 1997); Siegfried Zelnhefer, Die Reichsparteitage der NSDAP: Geschichte, Struktur und Bedeutung der grössten Propagandafeste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Feierjahr (Neustadt an der Aisch, 1991); idem, “Die Reichsparteitage der NSDAP”, in Ogan and Weiss (ed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79–94; Hans-Ulrich Thamer, “Von der ‘Ästhetisierung der Politik’: Die Nürnberger Parteitage der NSDAP”, ibid., 95–103.

17. 相关的精彩分析见David Welch, Propaganda and the German Cinema 1933–1945 (Oxford, 1983), 147–59.

18. 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227–30; Zelnhefer, “Die Reichsparteitage”，本文指出党卫队在集会期间封锁了纽伦堡的红灯区。见本书40。

19. 关于强调该集会的各种宗教特征的详细分析，也可参见Herbert Heinzelmann, “Die Heilige Messe des Reichsparteitages. Zur Zeichen-sprache von Leni Riefenstahls ‘Triumph des Willens’”, in Ogan and Weiss (ed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163–8.

20. Welch, Propaganda, 158–9;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69–70；参见Siegfried Kracauer, From Caligari to Hitler: 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ilm (Princeton, 1947), 300–303.

21. Leni Riefenstahl, Memoiren 1902–1945 (Berlin, 1990 [1987]), esp. 185–231. 有关对里芬施塔尔作品的精彩批评，参见Susan Sontag, “Fascinating Fascism”, in Brandon Taylor and Wilfried van der Will (eds.), The Nazification of Art: Art, Design, Music, Architecture and Film in the Third Reich (Winchester, 1990), 204–18；更概括的记述参见Glenn B. Infield, Leni Riefenstahl: The Fallen Film Goddess (New York, 1976).

22. 1933年3月28日在恺撒霍夫的演讲，重印于Gerd Albrecht (ed.), Der Film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Karlsruhe, 1979), 26–31, 未删节译本参见David Welch (ed.), The Third Reich: Politics and Propaganda (London, 2002), 185–9.

23. Heiber (ed.), Goebbels-Reden, I. 82–107, at 95（1933年3月25日的演讲）。

24. 戈培尔接受Licht-Bild-Bühne杂志的采访，1933年10月13日，戈培尔这是在重复1933年5月19日的演讲中第一次说过的话，引自Völkischer Beobachter, 20 May 1933，这两段话都能在Welch, Propaganda, 76–7中找到。

25. Ibid., 75–88.

26. Ibid., 88–93. 对一个类似的电影《希特勒青年旗帜引导我们前进》的分析，参见Eric Rentschler, The Ministry of Illusion: Nazi Cinema and its Afterlife (Cambridge, Mass., 1996), 53–69; Jay W. Baird, “From Berlin to Neubabelsberg: Nazi Film Propaganda and Hitler Youth Quex”,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8 (1983), 495–515，以及一个知名人类学家的精彩分析，Gregory Bateson, “An Analysis of the Nazi Film Hitlerjunge Quex”, in Margaret Mead and Rhoda Métraux (eds.),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Chicago, 1953), 302–14.

27. Welch, Propaganda, 31; Boguslaw Drewniak, Der deutsche Film 1938–45: Ein Gesamtüberblick (Düsseldorf, 1987), 621，以及passim，上面有电影业的相关数据。

28. Welch, Propaganda, 159–64; Marcus S. Phillips, “The Nazi Control of the German Film Industry”,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1 (1971), 37–68, at 53；也可参见Baird, To Die for Germany, 172–201.

29. Welch, Propaganda, 11–14; Andrea Winkler-Mayerhöpfer, Starkult als Propagandamittel: Studien zum Unterhaltungsfilm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92).

30. Carsten Laqua, Wie Micky unter die Nazis fiel: Walt Disney und Deutschland (Reinbek, 1992), 15–35, 45, 56–61. 在德语中Mickey一词中去掉了“e”，因为保留“e”德语发音将有所不同。

31. Ibid., 65–71, 81, 86–7, 93–6.

32. Welch, Propaganda, 11–13；也请参见Wolfgang Becker, Film und Herrschaft: Organisationsprinzipien und Organisationsstruktur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Filmpropaganda (Berlin, 1973), 审查相关情况尤其见32–67和67–98；还可见Kraft Wetzel and Peter Hagemann, Zensur: verbotene deutsche Filme 1933–1945 (Berlin, 1978)，以及Klaus-Jürgen Maiwald, Filmzensur im NS-Staat (Dortmund, 1983).

33. Jürgen Spiker, Film und Kapital: Der Weg der deutschen Filmwirtschaft zu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inheitskonzern (Berlin, 1975), esp. 168–82; Klaus Kreimeier, The UFA Story: A History of Germany's Greatest Film Company 1918–1945 (New York, 1996), 205–65.

34. Welch, Propaganda, 17–24, 30–38; 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 180–207.

35. Welch, Propaganda, 43; Karsten Witte, “Die Filmkomödie im Dritten Reich”, in Horst Denkler and Karl Prü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im Dritten Reich: Themen, Traditionen, Wirkungen (Stuttgart, 1976), 347–65；也请见Erwin Leiser, Nazi Cinema (London, 1974 [1968]).

36. Joseph Wulf, Theater und Film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329，引自Film-Kurier, 29 September 1933；也可见ibid., 330；更概括的记述参见Felix Moeller, Der Filmminister: Goebbels und der Film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98)，以及Stephen Lowry, Pathos und Politik: Ideologie in Spielfilm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Tübingen, 1991).

37. 一般的情况参见David S. Hull, Film in the Third Reich: A Study of the German Cinema 1933–1945 (Berkeley, Calif., 1969); Gerd Albrech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Filmpolitik: 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Spielfilme des Dritten Reichs (Stuttgart, 1969), esp. 284–311; Karsten Witte, Lachende Erben, Toller Tag: Filmkomödie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95)；以及Linda Schulte-Saase, Entertaining the Third Reich: Illusions of Wholeness in Nazi Cinema (Durham, N.C., 1996)，本文论证了纳粹娱乐电影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38. Welch, Propaganda, 191–203, Hoffmann, The Triumph, 192–210.

39. Welch, The Third Reich, 38–41; Joseph Wulf, Presse und Funk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315–18; 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506–11; Inge Marssolek, “Radio in Deutschland 1923–1960: Zur Sozialgeschichte eines Mediums”,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7 (2001), 207–39, at 217；制造商在1934年被清理出帝国广播协会，转由经济部管辖（ibid., 40–41），1939年11月协会并入了帝国广播公司，见Wulf, Presse und Funk, 299–304. 也请参见Inge Marssolek and Adelheid von Saldern (eds.), Zuhören und Gehörtwerden, I: Radio im Nationalsozialismus: Zwischen Lenkung und Ablenkung (Tübingen, 1998)，以及Florian Cebulla, Rundfunk und ländliche Gesellschaft 1924–1945 (Göttingen, 2004), esp. 209–46.

40. Klepper, Unter dem Schatten, 59 (25 May 1933), 65–6 (7 June 1933), 85 (10 July 1933)；也请参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408–9. 德国出版局（Deutsche Verlags-Anstalt）是他的出版商。

41. Heiber (ed.), Goebbels-Reden, I. 82–107, at 87.

42. Marssolek, “Radio”, 217.

43. Heiber (ed.), Goebbels-Reden, I. 91–4.

44. Welch, The Third Reich, 40–42; Ribbe (ed.), Die Lageberichte, I. 144–5, 162, 189; 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507; Norbert Frei and Johannes Schmitz, Journalismus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89), 86–7; 数据选自Hans Pohle, Der Rundfunk als Instrument der Politik: Zur Geschichte des Rundfunks von 1923 bis 1928 (Hamburg, 1955), 327–9；更概括的情况参见Ansgar Diller, Rundfunk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80); Nanny Drechsler, Die Funktion der Musik im deutschen Rundfunk 1933–1945 (Pfaffenweiler, 1988); 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 159–79; Gerhard Hay, “Rundfunk und Hörspiel als ‘Fuhrungsmittel’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nkler and Prü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366–81; Hans-Jörg Koch, Das Wunschkonzert im NS-Rundfunk (Cologne, 2003), 168–271; Uta C. Schmidt, “Der Volksempfänger: Tabernakel moderner Massenkultur”, in Inge Marssolek and Adelheid von Saldern (eds.), Radiozeiten: Herrschaft, Alltag, Gesellschaft (1924–1960) (Potsdam, 1999), 136–59. 30年代初电视机还处于实验阶段；商店窗户上都有收音机收听广播：参见Klaus Winker, Fernsehen unterm Hakenkreuz: Organisation, Programm, Personal (Cologne, 1994).

45. Heinz Boberach (ed.),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1938–1945: Die geheimen Lageberichte des Sicherheitsdienstes der SS (17 vols., Herrsching, 1984), II. 277–8.

46. Alan E. Steinweis, “Weimar Culture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 Socialism: The Kampfbund für deutsche Kultur”,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24 (1991), 402–23.

47. See Reinhard Bollmus, Das Amt Rosenberg und seine Gegner: Studien zum Machtkampf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 (Stuttgart, 1970).

48. Hildegard Brenner, Die Kunstpolitik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Reinbek, 1963), 7–21, 73–86，此文献就宣传工作的内部纷争进行了精彩叙述。

49. Reuth, Goebbels, 304.

50. Spotts, Hitler, 3–9, 74–5; 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 83–100.

51. Welch, The Third Reich, 30–32; Alan E. Steinweis, “Cultural Eugenics: Social Policy,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urge of Jews from German Cultural Life”, in Glenn R. Cuomo (ed.), National Socialist Cultural Policy (New York, 1995), 23–37; Jonathan Petropoulos, “A Guide through the Visual Arts Administration of the Third Reich”, ibid., 121–53; Brenner, Die Kunstpolitik, 53–63.

52. Spotts, Hitler, 76–7; Alan E. Steinweis, Art, Ideology, and Economics in Nazi Germany: The Reich Chambers of Music, Theater, and the Visual Arts (Chapel Hill, N.C., 1993), 4–6, 34–49, 83–102; Jonathan Petropoulos, Art as Politics in the Third Reich (Chapel Hill, N.C., 1996), 34–8, 64–70.

53. Ibid., 51–6.

54. Erik Levi,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4), 14–23; Spotts, Hitler, 74; Petropolous, Art, 38–40.

55. Steinweis, “Cultural Eugenics”, 28–9.

56. Modris Eksteins, The Limits of Reason: The German Democratic Press and the Collapse of Weimar Democracy (Oxford, 1975), 25–8, 125–33, 167–72, 215, 251–4.

57. Ibid., 260, 268–9, 272–3, 275, 277–9, 283–6, 290, 303; Günther Gillessen, Auf verlorenem Posten: Die Frankfurter Zeitung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86), 44–63.

58. Ibid., 329–69, 537; Frei and Schmitz, Journalismus, 51–2；有关纳粹主义对文艺专栏文章的敌视，参见Wulf, Presse und Funk, 197–208.

59. Gillessen, Auf verlorenem Posten里面有很多例子。

60. Klein (ed.), Die Lageberichte, 525 (November 1935), 551–3 (December 1935); Gillessen, Auf verlorenem Posten, 342–3.

61. Ibid., 383.

62. Klein (ed.), Die Lageberichte, 574 (January 1936).

63. 引自Eksteins, The Limits of Reason, 291.

64. Gillessen, Auf verlorenem Posten, 146；尽管吉勒森为报纸和报社员工做了有力辩护（527–38），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对纳粹当局做出的妥协；有一个更公允但整体上比较悲观的结论，参见Frei and Schmitz, Journalismus, 51–3. 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是个相同的案例，关于该报有一份纪实性的记述（其中混有个人回忆），参见Margret Boveri, Wir lügen alle: Eine Hauptstadtzeitung unter Hitler (Olten, 1965).

65. Eksteins, The Limits of Reason, 202–4; Oron J. Hale, The Captive Press in the Third Reich (Princeton, N.J., 1964), 289–99; Bramsted, Goebbels, 124–42.

66. Welch, The Third Reich, 43–6; Hale, The Captive Press, 143–68; Eksteins, The Limits of Reason, 281–311; Wulf, Presse und Funk, 39. I.G. 法本公司一直拥有《法兰克福报》至1938年，这是一个证明法本公司在第三帝国巨大影响力的证据。参见本书371–72以及376–7。

67. Welch, The Third Reich, 46;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193–5; 该法律的文本请见Wulf, Presse und Funk, 72–6. 纳粹当局于1933年想要避免影响“宗教感情”，请见本书下一节。

68. Norbert Frei, Nationalsozialistische Eroberung der Provinzpresse: Gleichschaltung, Selbsanpassung und Resistenz in Bayern (Stuttgart, 1980), esp. 164–7, 322–4; Hale, The Captive Press, 102–42，本文有对党和出版业在全国以及地区层次影响力的论述。

69. 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492–506; Hermann Froschauer and Renate Geyer, Quellen des Hasses: Aus dem Archiv des “Sturmer” 1933–1945 (Nurem berg, 1988); Fred Hahn (ed.), Lieber Stürmer! Leserbriefe an das NS-Kampfblatt 1924–1945 (Stuttgart, 1978).

70. Wulf, Presse und Funk, 87–99. 一个近期的版本请见Gabriele Toepser-Ziegert (ed.), NS-Presseanweisungen der Vorkriegszeit. Edition und Dokumentation, I: 1933; II: 1934; III: 1935; IV: 1936；以及随后几册: V: 1937; VI: 1938, ed. Karen Peter (Munich, 1985–98). 相关政策背景请见Karl-Dietrich Abel, Presselenkung im NS-Staat: Eine Studie zur Geschichte der Publizistik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Zeit (Berlin, 1990 [1968]).

71. 更一般的情况请见Jürgen Hagemann, Die Presselenkung im Dritten Reich (Bonn, 1970), esp. 25–60; Fritz Sänger, Politik der Täuschungen: Missbrauch der Presse im Dritten Reich: Weisungen, Informationen, Notizen, 1933–1939 (Vienna, 1975)；以及Henning Storek, Dirigierte Öffentlichkeit: Die Zeitung als Herrschaftsmittel in den Anfangsjahr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egierung (Opladen, 1972).

72. Gillessen, Auf verlorenem Posten, 224；当局打压天主教出版社的情况，参见Hale, The Captive Press, 169–89，以及本书239。

73. Welch, The Third Reich, 47; 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504.

74. Klein (ed.), Die Lageberichte, 244–5; Ribbe (ed.), Die Lageberichte, I. 144–5 (Regierungspräsident Potsdam, August 1934).

75. Wulf, Presse und Funk, 84 and 279, 也可见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202.

76. David Bankier, The German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Public Opinion under Nazism (Oxford, 1992), 20–27; Hale, The Captive Press, 57, 145–63, 231.

77. Heiber (ed.), Goebbels-Reden, I. 174–205 (Berlin: Sitzungssaal des ehemaligen Preussischen Herrenhauses – 1. Reichspressetag des Reichsverbandes der Deutschen Presse, 18. 11. 34), at 184–6.

78.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Diktate, VIII. 101 (14 April 1943).

79. Hans Fallada, Kleiner Mann – was nun? (Reinbek, 1978 [1932]); 英语译本参见Susan Bennett, Little Man – What Now? (London, 1996).

80. Jenny Williams, More Lives than One: A Biography of Hans Fallada (London, 1998), esp. 107–9, 127. 更概括的记述，参见Cecilia von Studnitz, Es war wie ein Rausch: Fallada und sein Leben (Düsseldorf, 1997)，以及一篇深刻的文章，Henry Ashby Turner, Jr, “Fallada for Historians”, German Studies Review, 26 (2003), 477–92.

81. Williams, More Lives, 135–49; Hans Fallada, Wer einmal aus dem Blechknapf frisst (Reinbek, 1980 [1934]).

82. Williams, More Lives, 149, 175–6, 188. Paul Mayer (ed.), Ernst Rowohlt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 1968); Walter Kiaulehn, Mein Freund der Verleger – Ernst Rowohlt und seine Zeit (Reinbek, 1967)；罗沃尔特度过了战争，并在战后成为西德的主要出版商。

83. Ibid., 150–62; Hans Fallada, Wir hatten mal ein Kind: Eine Geschichte und Geschichten (Reinbek, 1980 [1934]).

84. Williams, More Lives, 173–267 and 284 n. 18 (Rudolf Ditzen to Elizabeth Ditzen, 22 December 1946);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 15, 126 (31 January 1938); Hans Fallada, Altes Herz geht auf die Reise (Munich, 1981 [1936]); Wolf unter Wölfen (Reinbek, 1991 [1937]); Der eiserne Gustav: Roman (Berlin, 1984 [1938].); Der Trinker/Der Alpdruck (Berlin, 1987 [1950]). 也请见Gunnar Müller-Waldeck and Roland Ulrich (eds.), Hans Fallada: Sein Leben in Bildern und Briefen (Berlin, 1997). 有关法拉达和迪岑二人战后跌宕起伏的职业经历，参见Sabine Lange, “... wir haben nicht nur das Chaos, sondern wir stehen an einem Beginn”... Hans Fallada 1945–1946 (Neubrandenburg, 1988).

85.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409–12.

86. Kurt R. Grossmann, Ossietzky. Ein deutscher Patriot (Frankfurt am Main, 1973 [1963]), 278–318; Josef Wulf, Literatur und Dichtung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259–61;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120, 136, 409, 429.

87. Wolfgang Emmerich, “Die Literatur des antifaschistischen Widerstandes in Deutschland”, in Denkler and Pru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427–58.

88. James M. Ritchie, German Literature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London, 1983), 111–22; Ralf Schnell, Literarische innere Emigration: 1933–1945 (Stuttgart, 1976), 113–32，引文在121; Peter Barbian, “Literary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 in Cuomo (ed.), National Socialist Cultural Policy, 155–96; Reinhold Grimm, “Im Dickicht der inneren Emigration”, in Denkler and Prü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406–26.

89. Ritchie, German Literature, 123–9; Friedrich P. Reck-Malleczewen, Bockelson: Geschichte eines Massenwahns (Stuttgart, 1968 [1937])；请见本书415–17；更概括的研究请见Heidrun Ehrke-Rotermund and Erwin Rotermund, Zwischenreiche und Gegenwelten: Texte und Vorstudien zur “Verdeckten Schreibweise”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99), 315–93，关于雷克和荣格尔的情况请见527–46。

90. Klaus Vondung, “Der literarische Nationalsozialismus. Ideologische, politische und sozialhistorische Wirkungszusammenhange”, in Denkler and Prü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44–65; Karl Prümm, “Das Erbe der Front. Der antidemokratische Kriegsroma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sein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Fortsetzung”, ibid., 138–64（该书的其他文章也很有参考价值）。

91. Heiber (ed.), Goebbels–Reden, I. 131–41, at 137.

92. Kurt Eggers, Deutsche Gedichte (Munich, 1934), 8, in Wulf, Literatur, 286; Alexander von Bormann,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Gemeinschaftslied”, in Denkler and Prü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256–80; Gottfried Niedhart and George Broderick (eds.), Lieder in Politik und Allta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99); and Eberhard Frommann, Die Lieder der NS-Zeit: Untersuchung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Liedpropaganda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Zweiten Weltkrieg (Cologne, 1999).

93. Wulf, Literatur, 366, reprinting Fritz Sotke, “So ist es”, in Wille und Macht (15 January 1934), 1.

94. 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 323–35；更概括的研究，参见Sebastian Graeb Könneker, Autochthone Modernität: Eine Untersuchung der vom Nationalsozial ismus geforderten Literatur (Opladen, 1996) 以及Uwe-Karsten Ketelsen, Literatur und Drittes Reich (Schernfeld, 1992)；有关诗人格哈德·舒曼（Gerhard Schumann），可见Baird, To Die for Germany, 130–54。

95.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417–18.

96. Wulf, Literatur, 113–23; Ritchie, German Literature, 48–54; idem, Gottfried Benn: The Unreconstructed Expressionist (London, 1972)——尤其见他翻译的贝恩的“To the Literary Emigrés: A Reply”, 89–96; Reinhard Alter, Gottfried Benn: The Artist and Politics (1910–1934) (Frankfurt am Main, 1976), esp. 86–144.

97. Wolfgang Willirich to Gottfried Benn, 27 August 1937，再版于Wulf, Literatur, 120–22.

98. Glenn R. Cuomo, “Purging an ‘Art-Bolshevist’: The Persecution of Gottfried Benn in the Years 1933–1938”, German Studies Review, 9 (1986), 85–105；也请见Gottfried Benn, Gesammelte Werke, ed. Dieter Wellershoff (4 vols., Wiesbaden, 1961), I. 440–52, “Der neue Staat und die Intellektuellen”，文章为纳粹夺权辩护。

99. Jan-Pieter Barbian, Literatur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Institutionen, Kompetenzen, Betätigungsfelder (Munich, 1995 [1993]), 54–66记录了最初的清理活动；66–156完整、细致地研究了各类审查机构。还可参见Dietrich Strothmann的调查，Nationalsozialistische Literaturpolitik: Ein Beitrag zur Publizistik im Dritten Reich (Bonn, 1960)，有关被禁作品的详细情况，请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426–31.

100. Wulf, Literatur, 160–64; Ritchie, German Literature, 71–4. 也请见Siegfried Schliebs, “Verboten, verbrannt, verfolgt... Wolfgang Herrmann und seine ‘Schwarze Liste: Schöne Literatur’ vom Mai 1933. Der Fall des Volksbibliothekars Dr Wolfgang Hermann”, in Hermann Haarmann et al. (eds.), “Das war ein Vorspiel nur ...”: Bücherverbrennung in Deutschland 1933: Voraussetzungen und Folgen. Ausstellung der Akademie der Künste vom 8. Mai bis 3. Juli 1983 (Berlin, 1983), 442–54; Barbian, Literaturpolitik, 217–319是图书贸易的有关情况，319–63是图书馆的有关情况；Engelbrecht Boese, Das öffentliche Bibliothekswesen im Dritten Reich (Bad Honnef, 1987)；以及Margaret F. Stieg, Public Libraries in Nazi Germany (Tuscaloosa, Ala., 1992)；有关外国作家的情况，参见Strothman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Literaturpolitik, 222–4，以及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452–3.

101. Brenner, Die Kunstpolitik, 51.

102. 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 336–45; Boguslaw Drewniak, “The Foundations of Theater Policy in Nazi Germany”, in Cuomo (ed.), National Socialist Cultural Policy, 67–94; 剧院业务的详细情况请见相同作者的Das Theater im NS-Staat: Szenarium deutscher Zeitgeschichte 1933–1945 (Düsseldorf, 1983)，有关这些经典作品命运的讨论见167–89；更多相关研究参见论文集 Thomas Eicher et al., Theater im “Dritten Reich”: Theaterpolitik, Spielplanstruktur, NS-Dramatik (Seelze-Velber, 2000); 一些文件摘要请见Wulf, Theater und Film；关于各具体方面的文章，请见Glen W. Gadberry (ed.), Theater in the Third Reich, the Prewar Years: Essays on Theater in Nazi Germany (Westport, Conn., 1995).

103. Steinweis, Art, 134–7.

104. 有关细节请见Wulf, Theater und Film.

105. Friederike Euler, “Theater zwischen Anpassung und Widerstand: Die Münchner Kammerspiele im Dritten Reich”,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 91–173; 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457–74.

106. William Niven, “The Birth of Nazi drama?: Thing Plays”, in John London (ed.), Theatre under the Nazis (Manchester, 2000), 54–95, esp. 73；更多细节请见Rainer Stommer, Die inszenierte Volksgemeinschaft: Die “Thing-Bewegung” im Dritten Reich (Marburg, 1985)，以及一个简洁的研究Johannes M. Reichl, Das Thingspiel: Über den Versuch ein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Lehrstück-Theaters (Euringer – Heynick – Möller) (Frankfurt, 1998), esp. 14–33；有关运动起源的信息见Egon Menz, “Sprechchor und Aufmarsch. Zur Entstehung des Thingspiels”, in Denkler and Prü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330–46; Brenner, Die Kunstpolitik, 95–106，以及Rainer Stommer, “‘Da oben versinkt einem der Alltag ...’. Thingstätten im Dritten Reich als Demonstration der Volksgemeinschaftsideologie”,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149–73.

107. Heiber (ed.), Goebbels-Reden, I. 168–72 (Berlin, Sportpalast, Eröffnung der “Woche des deutschen Buches”, 5. 11. 34), at 177.

108. Donald R. Richards, The German Bestsell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Complete Bibliography and Analysis 1915–1940 (Berne, 1968)（单个作家在表格 B, 畅销书名单在表格 A）; Richards的数据后来得到了修正，参见Tobias Schneider, “Bestseller im Dritten Reich. Ermittlung und Analyse der meistverkauften Romane in Deutschland 1933–1944”, VfZ 52 (2004), 77–97.

109. Hans Hagemeyer, 1935年8月28日对帝国德语图书宣传工作协会做的演讲，请见Wulf, Literatur, 243–4；也请见戈培尔1934年11月5日的演讲（请见本书，106–107）。

110. Wilhelm Baur，引自和上文相同的文献，plate 8, opp. 145; also 274–7.

111. Schneider, “Bestseller”, 80–85.

112. Kershaw, Hitler, I. 15–17.

113. Hans Dieter Schafer, Das gespaltene Bewusstsein: Über deutsche Kultur und Lebenswirklichkeit 1933–1945 (Munich, 1982), esp. 7–54; Thymian Bussemer, Propaganda und Populärkultur. Konstruierte Erlebniswelt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Wiesbaden, 2000), esp. 76–115.

114.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122–4, 413–16.

115.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Munich, 2004), I/I. 293 (29 August 1924).

116. Peter Paret, An Artist against the Third Reich: Ernst Barlach, 1933–1938 (Cambridge, 2003), 17–18, 23–69; Shearer West, The Visual Arts in Germany 1890–1937: Utopia and Despair (Manchester, 2000), 93–9; Brenner, Die Kunstpolitik, 65–71; Wolfgang Tarnowski, Ernst Barlach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Ein Abendvortrag, gehalten am 20. Oktober 1988 in der Katholischen Akademie Hamburg (Hamburg, 1989), 41–5; Joseph 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32. 也请参见Akademie der Künste, Berlin (ed.), Zwischen Anpassung und Widerstand: Kunst in Deutsch land 1933–1945 (Berlin, 1978).

117. Paret, An Artist, 23–5, 38–43, 59; 如果要给Paret这部优秀作品重新起名，也许应该叫“一位艺术家与第三帝国的斗争”（The Third Reich against an Artist）。

118. Ernst Barlach, Die Briefe, ed. Friedrich Dross (2 vols., Munich, 1968–9), II. 414 (Barlach to Leo Kestenberg, 13 November 1933).

119. Ibid., II. 374 (Ernst Barlach to Hans Barlach, 2 May 1933).

120. 引自Paret, An Artist, 171 n. 33, 重印于Alfred Rosenberg, Blut und Ehre: Ein Kampf für deutsche Wiedergeburt: Reden und Aufsätze von 1919–1933 (Munich, 1934), 250.

121. Paret, An Artist, 78–9, 原文引自Barlach, Die Briefe, II. 388–9 (Barlach to Alois Schardt, 23 July 1933) and 425 (Barlach to Carl Albert Lange, 25 December 1933).

122. 该木雕在战争中没有受损，现在已经放回该教堂中。

123. 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p. 25.

124.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I. 56 (4 April 1936).

125. Barlach, Briefe, II. 735 (Barlach to Heinz Priebatsch, 23 October 1937).

126. Paret, An Artist, 137.

127. Peter Adam, The Art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2), 196–201.

128. Jonathan Petropoulos, The Faustian Bargain: The Art World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2000), 218–53; idem, “From Seduction to Denial: Arno Breker's Engagement with National Socialism”, in Richard A. Etlin (ed.), Art, Culture, and Media under the Third Reich (Chicago, 2002), 205–29; 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252; Volker Probst, Der Bildhauer Arno Breker (Bonn, 1978). 布雷克尔在战后的回忆录中为自己和自己的艺术做了辩护，参见Arno Breker, Im Strahlungsfeld der Ereignisse, 1925–1965 (Preussisch Oldendorf, 1972).

129. Klaus Backes, Hitler und die bildenden Künste: Kulturverständnis und Kunst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Cologne, 1988), 10–56.

130. Erhard Klöss (ed.), Reden des Führers: Politik und Propaganda Adolf Hitlers 1922–1945 (Munich, 1967), 108–20.

131.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413–16.

132. Lynn H. Nicholas, The Rape of Europa: The Fate of Europe's Treasures in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1994), 9–15.

133. Petropoulos, The Faustian Bargain, 13–25；更概括的文献请见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 356–70.

134. Adam, Arts, 121–3; West, The Visual Arts, 188–9. 有关查禁作家的作品情况，参见Werner Haftmann, Verfemte Kunst: Bildende Künstler der inneren und äusseren Emigration in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Cologne, 1986) (esp. Beckmann, 47–67, Klee, 1112–25, Kirchner 126–32, and Schlemmer, 37–13).

135. Petropoulos, Art, 57.

136. Spotts, Hitler, 151–64.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5 June 1936); Backes, Hitler, 57–70；有关先锋艺术展览的情况，参见Christoph Zuschlag, “An ‘Educational Exhibition’. The Precursors of Entartete Kunst and its Individual Venues”, in Stephanie Barron (ed.), “Degenerate Art”: The Fate of the Avant-Garde in Nazi Germany (Los Angeles, 1991), 83–103, 更多的细节请见Christoph Zuschlag, “Entartete Kunst”: Ausstellungsstrategien in Nazi-Deutschland (Worms, 1995), 58–168（1933年抗议的情况在329）。

137. 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140–44.

138. Petropoulos, The Faustian Bargain, 25; Reinhard Merker, Die bildenden Künst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Kulturideologie, Kulturpolitik, Kulturproduktion (Cologne, 1983), 143–5; Annegret Janda, The Fight for Modern Art: The Berlin Nationalgalerie after 1933’, in Barron (ed.), “Degenerate Art”, 105–18.

139. Annegret Janda (ed.), Das Schicksal einer Sammlung: Aufbau und Zerstörung der Neuen Abteilung der Nationalgalerie im ehemaligen Kronprinzen-Palais Unter den Linden 1918–1945 (Berlin, 1986), 16.

140. Inge Jádi et al., Beyond Reason: Art and Psychosis: Works from the Prinzhorn Collection (London, 1996)，以及Hans Prinzhorn, Bildnerei der Geisteskranken: Ein Beitrag zur Psychologie und Psychopathologie der Gestaltung (Berlin, 1922).

141. Fritz Kaiser, Führer durch die Ausstellung Entartete Kunst (Berlin, 1937), 24–8.

142. Merker, Die bildenden Künste, 148–52. 但是希特勒的指示似乎并没有得到执行。

143. Kaiser, Führer, 2–22. 宣传册子的内容请见Barron (ed.), “Degenerate Art”, 359–90；也请见Mario-Andreas von Lüttichau, “‘Entartete Kunst’, Munich, 1937: A Reconstruction”, ibid., 45–81；详细论述请见Zuschlag, “Entartete Kunst”, 169–204, 222–99.

144. Robert Böttcher, Kunst und Kunsterziehung im neuen Reich (Breslau, 1933), 41; Wolfgang Willrich, Säuberung des Kunsttempels: Eine kunstpolitische Kampfschrift zur Gesundung deutscher Kunst im Geiste nordischer Art (Munich, 1937), 6.

145. 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319–20, 324, 327–33; 报纸宣传的情况请见Karen Peter (ed.), NS-Presseanweisungen der Vorkriegszeit: Edition und Dokumentation, V: 1937 (Munich, 1998), 579, 587, 590, 631, 701.

146. Berliner Morgenpost, 172, 20 July 1937, front page; Berliner Illustrierte Nachtausgabe, 25 February 1938.

147. Peter Guenther, “Three Days in Munich, July 1937”, in Barron (ed.), “Degenerate Art”, 33–43；卡罗拉·罗特等人的反应请见Paul Ortwin Rave, Kunstdiktatur in Dritten Reich (Hamburg, 1949); telegram in Zuschlag, “Entartete Kunst”, 331；标价信息请见Peter-Klaus Schuster (ed.), Die “Kunststadt” München 1937: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Entartete Kunst” (Munich, 1987), 103–4；文中收录了该展览宣传册的副本（183–216）。

148. Sean Rainbird (ed.), Max Beckmann (London, 2003), 274–7.

149. 一项精彩而简要的相关研究，见Backes, Hitler, 71–7.

150. Norbert Wolf, Ernst Ludwig Kirchner 1880–1938: On the Edge of the Abyss of Time (Cologne, 2003), 86–90.

151. Kaiser, Führer, 24–8.

152. 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118–27. 文学批评的命运与之相似，见Strothman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Literaturpolitik, 258–300.

153. 引文和译文见Adam, The Arts, 123.

154. Ibid., 121–4.

155. Adam, The Arts, 121–2; Merker, Die bildenden Künste, 155–6（也可见本书前文的引用）。

156. Brenner, Die Kunstpolitik, 159.

157. Adam, The Arts, 122–7.

158. Merker, Die bildenden Künste, 155–6; Zuschlag, “Entartete Kunst”, 205–21; Petropoulos, Art, 76–81. 有关媒体报道和拍卖会的公告，见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340–41.

159. Stephanie Barron, “The Galerie Fischer Auction”, in Barron (ed.), “Degenerate Art”, 135–69.

160. Angelika Königseder and Juliane Wetzel, “Die ‘Bilderverbrennung’ 1939 – ein Pendant?”,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51(2003), 439–46，文中指出，尽管大量文件证据显示了焚毁艺术品的计划确实存在，但没有证据表明计划得到了执行。没有目击证人。艺术品被焚毁这一说法，只有一个来源即Rave, Kunstdiktatur. 不过，1939年3月20日之后焚毁名单上的作品都再也没有出现过。也请见Andreas Hüneke, “On the Trail of Missing Masterpieces: Modern Art from German Galleries”, in Barron (ed.), “Degenerate Art”, 121–33; Petropoulos, Art, 82–3 and 338 n. 50；以及Georg Bussmann, German 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unich, 1985), 113–24.

161. 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325–6.

162. Boberach (ed.), Meldungen, II. 275.

163. Ibid., 115.

164. 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96–110.

165. Nicholas, The Rape, 13.

166. 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113–7.

167. Ibid., 172–4, 181–4, 190–94.

168. Backes, Hitler, 77–83.

169. Klaus Wolbert, Die Nackten und die Toten des “Dritten Reiches”: Folgen einer politischen Geschichte des Körpers in der Plastik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 (Giessen, 1982), 34–60, 188–92, 235–6.

170. Merker, Die bildenden Künste, 163–6. 对媒体报道的摘要，参见Otto Thomae, Die Propaganda-Maschinerie: Bildende Kunst und Öffentlichkeitsarbeit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78), 37–69.

171. Merker, Die bildenden Künste, 165（数据不同）; Petropoulos, Art, 57.

172. Guenther, “Three Days in Munich”, 33–43, at 33–4；也请参见Mario-Andreas von Lüttichau, “‘Deutsche Kunst’ und‘ Entartete Kunst’: Die Münchner Ausstellungen 1937”, in Schuster (ed.), Die “Kunststadt” München, 83–118.

173. Adelheid von Saldern, “‘Art for the People’: From Cultural Conservatism to Nazi Cultural Policies”, in eadem,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ty: German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1890–1960 (Ann Arbor, Mich., 2002), 299–347.

174. Karl Arndt, “Das ‘Haus der deutschen Kunst’ – ein Symbol der neuen Machtverhaltnisse”, in Schuster (ed.), Die “Kunststadt” München, 61–82; idem, “Paul Ludwig Troost als Leitfigur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äpresentationsarchitektur”, in Iris Lauterbach (ed.), Bürokratie und Kult: Das Parteizentrum der NSDAP am Königsplatz in München: Geschichte und Rezeption (Munich, 1995), 147–56; 该博物馆的委托、设计以及修建的有关背景，请见Karl Arndt, “Die Münchener Architekturszene 1933/34 als ästhetischpolitisches Konfliktfeld”,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I. 443–512, esp. 443–84.

175. 引自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220.

176. Rolf Badenhausen, “Betrachtungen zum Bauwillen des Dritten Reiches”, Zeitschrift für Deutschkunde 1937, 222–3, 节选见于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223–4; Hans Lehmbruch, “Acropolis Germaniae. Der Königsplatz – Forum der NSDAP”, in Lauterbach (ed.), Bürokratie und Kult, 17–46；更为概括的记述请见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 287–311; 和古典主义的关系请见Alex Scobie, Hitler's State Architecture: The Impact of Classical Antiquity (Philadelphia, Pa., 1990), esp. 56–68; 纳粹亡灵崇拜的情况，请见Sabine Behrenbeck, Der Kult um die toten Held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ythen: Riten und Symbole 1923 bis 1945 (Vierow bei Greifswald, 1996), esp. 343–446; 伴随着殉道者尸体修饰的仪式，请见Baird, To Die for Germany, 41–72.

177. Barbara Miller Lane, Architecture and Politics in Germany, 1918–1945 (Cambridge, Mass., 1968), 169–84.

178. Norbert Borrmann, Paul Schultze-Naumburg, 1869–1949. Maler – Publizist – Architekt: Vom Kulturreformer der Jahrhundertwende zum Kulturpolitiker im Dritten Reich (Essen, 1989), esp. 198–220；更概括的情况请见Joachim Petsch, “Architektur und Städtebau im Dritten Reich –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175–98，以及Elke Pahl-Weber and Dirk Schubert, “Myth and Reality in National Socialist Town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e: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Hamburg, 1933–45”, Planning Perspectives, 6 (1991), 161–88.

179. Jochen Thies, “Nazi Architecture – A Blueprint for World Domination: The Last Aims of Adolf Hitler”, in David Welch (ed.), Nazi Propaganda: The Power and the Limitations (London, 1983), 45–64, at 52; 柏林、汉堡、林茨、慕尼黑和纽伦堡的文件记录请见Jost Dülffer et al. (eds.), Hitlers Städte: Bau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Cologne, 1978)；也请见Dirk Schubert, “... Ein neues Hamburg entsteht... Planungen in der ‘Führerstadt’ Hamburg zwischen 1933–1945”, in Hartmut Frank (ed.), Faschistische Architekturen: Planen und Bauen in Europa 1930 bis 1945 (Hamburg, 1985), 299–318; Backes, Hitler, 117–93.

180. Adam, The Arts, 245–59；也请见Dieter Bartetzko, Zwischen Zucht und Ekstase: Zur Theatralik von NS-Architektur (Berlin, 1985); Robert R. Taylor, The Word in Stone: The Role of Architecture i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Ideology (Berkeley, Calif., 1974), 250–69; Anna Teut, Architektur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67); Jochen Thies, Architekt der Weltherrschaft: Die “Endziele” Hitlers (Düsseldorf, 1976), 62–164; Merker, Die bildenden Künste, 186–238.

181. Paul Giesler, “Bauen im Dritten Reich”, Die Kunst im Dritten Reich, September 1939，引自Adam, The Arts, 256; 配有图片的细节研究请见Angela Schönberger, Die neue Reichskanzlei von Albert Speer: Zum Zusammenhang vo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Ideologie und Architektur (Berlin, 1981), 37–173.

182. Thies, Architekt, 62–104.

183. 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Memoirs (London 1971 [1970]), 45–6.

184. Jost Dülffer, “Albert Speer: Cultural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in Ronald Smelser and Rainer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London, 1993 [1989]), 212–23；有关戈培尔有意破坏的情况，参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98. 不过有人说“光明大教堂”是由瓦尔特·弗伦茨（Walter Frentz）和莱妮·里芬施塔尔打造的，见Gitta Sereny, Albert Speer: His Battle with Truth (London, 1995), 129.

185. Siegfried Zelnhefer and Rudolf Käs (eds.), Kulissen der Gewalt: Das Reichsparteitagsgelände in Nürnberg (Munich, 1992), esp.31–48 (Siegfried Zelnhefer, “Bauen als Vorgriff auf den Sieg. Zur Geschichte des Reichsparteitagsgelandes”).

186. Karen A. Fiss, “In Hitler's Salon: The German Pavilion at the 1937 Paris 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 in Etlin (ed.), Art, 316–42, at 318–19，引自Paul Westheim, Paul Westheim: Kunstkritik aus dem Exil, ed. Tanja Frank (Hanau, 1985), 151；也请见Kurt Winkler, “Inszenierung der Macht: Weltausstellung 1937. Das ‘Deutsche Haus’ als Standarte”, in Klaus Behnken and Frank Wagner (eds.), Inszenierung der Macht: Ästhetische Faszination in Faschismus (Berlin, 1987), 217–25. 德国展览馆高于苏联展馆，这一点是有意的；施佩尔事前就获悉了苏联展馆的建筑计划，见Fies, “In Hitler's Salon”, 321–3.

187. Speer, Inside, 117–22, 195–220.

188. Dülffer, “Albert Speer”, 213–15; Joachim Petach, “Architektur als Weltanschauung: Die Staats- und Parteiarchitektur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Ogan and Weiss (ed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197–204.

189. Speer, Inside, 197; Sereny, Albert Speer, 126–31.

190. Gerhard Splitt, Richard Strauss 1933–1935: Ästhetik und Musikpolitik zu Begin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Pfaffenweiler, 1987), 42–59，本文讨论了施特劳斯的各种可能动机，并详细考察了相关证据。可是，作者愤怒地对施特劳斯进行了并无必要的道德审判，这削弱了证据的说服力。一个更加中立的观点请见Michael H. Kater, Composers of the Nazi Era: Eight Portraits (New York, 2000), 220–23.

191. Kater, Composers, 225–7.

192. Ibid., 211–12; Franz Grasberger (ed.), Der Strom der Töne trug mich fort: Die Welt um Richard Strauss in Briefen (Tutzing, 1967), 171–2; Walter Thomas, Richard Strauss und seine Zeitgenossen (Munich, 1964), 218.

193. Harry Graf Kessler, Tagebücher 1918–1937, ed. Wolfgang Pfeiffer-Belli (Frankfurt am Main, 1982 [1961]), 563 (14 June 1928); Kater, Composers, 213–16.

194. Ibid., 217–25.

195. Ibid., 229–46; Fred K. Prieberg, Trial of Strength: Wilhelm Furtwängler and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1 [1986]), 166–9.

196. Fred K. Prieberg, Musik im NS-Staat (Frankfurt am Main, 1982), 207–8; Josef Wulf, Musik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182–3; Saul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I: The Years of Persecution 1933–1939 (London, 1997), 130–35; Albrecht Riethmüller, “Stefan Zweig and the Fall of the Reich Music Chamber President, Richard Strauss”, in Michael H. Kater and Albrecht Riethmüller (eds.), Music and Nazism: Art under Tyranny, 1933–1945 (Laaber, 2003), 269–91. 有关斯蒂芬·茨威格畅销作品的情况请见Richards, The German Bestseller, 252–3；茨威格的一本书在1927到1931年间卖了30万册，一本在1922到1933年间卖了17万册，还有一本在1931到1933年间也卖了17万册。

197. Strauss, “Geschichte der schweigsamen Frau”，以及1935年7月13日施特劳斯给希特勒的信，二者都见于Wulf, Musik, 183–4.

198. Kater, Composers, 247–59; Prieberg, Musik, 208–15; Lothar Gall, “Richard Strauss und das ‘Dritte Reich’ oder: Wie der Künstler Strauss sich missbrauchen liess”, in Hanspeter Krellmann (ed.), Wer war Richard Strauss? Neunzehn Antworten (Frankfurt am Main, 1999), 123–36.

199. Levi, Music, 57–70, 94–8; Michael H. Kater, The Twisted Muse: Musicians and Their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7), 77–9; Prieberg, Musik, 277–82; Wulf, Musik, 414–23（386–91有出自Lexikon以及其他反犹作品的摘录）。

200. Dirk Blasius, “Die Ausstellung ‘Entartete Musik’ von 1938. Ein Beitrag zum Kontinuitätsproblem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in Othmar N. Haberl and Tobias Korenke (eds.), Politische Deutungskulturen: Festschrift für Karl Rohe (Baden Baden, 1999), 199–211. 当时没有时间给堕落音乐展做目录，但是在该展举办的50周年时举办了一场纪念性的展览，试图重现该展的情景，参见Albrecht Dümling and Peter Girth (eds.), Entartete Musik: Eine kommentierte Rekonstruktion zur Dusseldorfer Ausstellung von 1938 (Düsseldorf, 1988); 齐格勒的开幕致辞在128–43；也请见Albrecht Dümling, “The Target of Racial Purity: The ‘Degenerate Music’ Exhibition in Düsseldorf, 1938”, in Etlin (ed.), Art, 43–72; idem (ed.), Banned by the Nazis: Entartete Musik: The Exhibition of Düsseldorf 1938/88 in Texts and Documents (London, 1995); Eckhard John, Musikbolschewismus: Die Politisierung der Musik in Deutschland 1918–1938 (Stuttgart, 1994), 367–81; 有人论证现代音乐在魏玛时期并不流行，参见Pamela M. Potter, “The Nazi ‘Seizure’ of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 the Decline of a Bourgeois Musical Institution”, in Cuomo (ed.), Nazi Cultural Policy, 39–65. 也请见Hans Severus Ziegler, Entartete Musik: Eine Abrechnung (Düsseldorf, 1938).

201.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 323 (29 May 1938).

202. Zuschlag, “Entartete Kunst”, 315–20.

203. Levi, Music, 70–73; Prieberg, Musik, 144–64; Wulf, Musik, 407; Potter, “The Nazi ‘Seizure’”, 54.

204. Levi, Music, 74–81.

205. Ibid., 98–102.

206. Levi, Music, 104–5; Prieberg, Musik, 225–34. 贝尔格的钢琴奏鸣曲1号作品（opus 1）于1944年11月29日在维也纳一个诗歌朗诵会上面世，诗歌朗诵会间隙有安东·冯·韦伯恩组织的音乐表演（299）。

207. Ibid., 104–7; Prieberg, Musik, 137–8.

208. Levi, Music, 107–11; Kater, Composers, 31–6.

209. Levi, Music, 111–14; Wulf, Musik, 337–40（引文见于此）。也请参见Giselher Schubert, “The Aesthetic Premises of a Nazi Conception of Music”, in Kater and Riethmüller (eds.), Music and Nazism, 64–74.

210. Wulf, Musik, 341

211.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I. 140 (27 July 1936). 万福里德是瓦格纳家族在拜罗伊特的家。

212. Kater, The Twisted Muse, 197–201; Levi, Music, 199–201; Potter, “The Nazi ‘Seizure’”, 39–65. 更概括的记述请见Michael Meyer, The Politics of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1).

213. Levi, Music, 114–16.

214. Bernd Sponheuer, “The National Socialist Discussion on the ‘German Quality’ in Music”, in Kater and Riethmüller (eds.), Music and Nazism, 32–42; Reinhold Brinkmann, “The Distorted Sublime: Music and National Socialist Ideology – A Sketch”, ibid., 43–63.

215. Kater, Composers, 3–30. 埃克的真名叫迈尔；他觉得原名太过普通因而不太喜欢，于是他根据妻子的名字“Elisabeth geborene Karl”（伊丽莎白，娘家姓卡尔）给自己取了一个假名。那些不喜欢他的人断定他假名的本义是”Ein grosser Komponist”（伟大的作曲家）。另见Michael Walter, Hitler in der Oper: Deutsches Musikleben 1919–1945 (Stuttgart, 1995), 175–212.

216. Ibid., 111–43；也请见奥尔夫妻子的回忆录，Luise Rinser, Saturn auf der Sonne (Frankfurt am Main, 1994), 94–5.

217. Frederic Spotts, Bayreuth: A History of the Wagner Festival (New Haven, 1994), esp. 159–88; Brigitte Hamann, Winifred Wagner oder Hitlers Bayreuth (Munich, 2002); Hans Rudolf Vaget, “Hitler's Wagner: Musical Discourse as Cultural Space”, in Kater and Riethmüller (eds.), Music and Nazism, 15–31.

218. Spotts, Hitler, 223–63; idem, Bayreuth, 165–75.

219. Speer, Inside, 103–5.

220. Levi, Music, 192–3.

221. Levi, Music, 217–18；更概括的记述，请见Volker Dahm, “Nationale Einheit und partikulare Vielfalt. Zur Frage der kulturpolitischen Gleichschaltung im Dritten Reich”, VfZ 43 (1995), 221–65. 有关普菲茨纳和纳粹领导层的复杂关系，参见Kater, Composers, 144–82. 普菲茨纳曾因纳粹政权偏爱某些现代主义作曲家而愤怒。有人曾经问他对现代音乐的看法，他轻蔑地回答说：“Egk mich am Orff!”(Berndt W. Wessling, Wieland Wagner: Der Enkel [Cologne, 1997], 257)；关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右翼对“音乐布尔什维主义”产生仇视的期间普菲茨纳扮演的角色，请见John, Musikbolschewismus, 58–89.

222. Wulf, Musik, 403，引用Karl Grunsky, “Gedanken über Mendelssohn”, Westdeutscher Beobachter, 10 March 1935.

223. Celia Applegate,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Hausmusik in the Third Reich”, in Kater and Riethmüller (eds.), Music and Nazism, 136–49.

224. Steinweis, Art, 141–2.

225. 有关纳粹的音乐理论，参见Pamela M. Potter, Most German of the Arts: Musicology and Society from the Weimar Republic to the End of Hitler's Reich (New Haven, 1998), esp. 200–234.

226. Walter Thomas, Bis der Vorhang fiel: Berichtet nach Aufzeichnungen aus den Jahren 1940 bis 1945 (Dortmund, 1947), 241.

227. Kater, Composers, 86–110; idem, Different Drummers: Jazz in the Culture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2), 29–56; idem, The Twisted Muse, 233–9; Wulf, Musik, 346–58；也请见Bernd Polster (ed.), Swing Heil: Jazz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erlin, 1989).

228. Kater, Different Drummers, 90–95;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I. 161–2 (2 June 1937), 165–6 (5 June 1937), 293 (7 Oct. 1937), 326 (5 Nov. 1937), 346 (26 Nov. 1937).

229. Kater, Different Drummers, 101–10; Arno Klönne, Jugend im Dritten Reich: Die Hitler–Jugend und ihre Gegner (Düsseldorf, 1982), 241–6.

230. Hartmut Berghoff, Zwischen Kleinstadt und Weltmarkt: Hohner und die Harmonika 1857–1961. Unternehmensgeschichte als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Paderborn, 1997), 311, 360–61, 375, 615.

231. Ibid., 375, 412–19, 445–6.

232. 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 371.

233. Gerhard Paul, Aufstand der Bilder: Die NS-Propaganda vor 1933 (Bonn, 1990); Peter Zimmermann, “Die Bildsprach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m Plakat”, in Maria Rüger (ed.), Kunst und Kunstkritik der dreissiger Jahre: 29 Standpunkte zu künstlerischen und ästhetischen Prozessen und Kontroversen (Dresden, 1990), 223–36;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289–91.

234. 如可见Marla S. Stone, The Patron State: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Fascist Italy (Princeton, N.J., 1998); Edward Tannenbaum, The Fascist Experience: Italian Society and Culture, 1922–1945 (New York, 1972), esp. 213–302; Orlando Figes and Boris Kolonitskii, 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 (New Haven, 1999), esp. 30–103, 153–86，以及Richard 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Entertainment and Society since 1900 (Cambridge, 1992)；总结请见Richard J. Overy, The Dictators: Hitler's Germany and Stalin's Russia (New York, 2004), 349–91. 纳粹评论家对未来主义展览的评价，请见Willrich, Säuberung, 32.

235. 倾向于认为希特勒主导了其他文化领域的研究，见Spotts, Hitler，以及Ehrhard Bahr, “Nazi Cultural Politics: Intentionalism v. Functionalism”, in Cuomo (ed.), National Socialist Cultural Policy, 5–22.

236. Dahm, “Nationale Einheit”，本文认为，娱乐文化逐渐盖过赤裸裸的宣传，证明文化产品者越来越自由，特别是在地方层面；但是这当然是完全响应纳粹政权的文化目标的。

237. Jutta Sywottek, Mobilmachung für den totalen Krieg: Die propagandistische Vorbereitung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auf den Zweiten Weltkrieg (Opladen, 1976).

238. 关于“力量来自快乐”的文化项目，见本书464–6；关于第三帝国的犹太文化，见本书565–7。

239. Heiber (ed.), Goebbels-Reden, I. 219–28 (Hamburg: Musikhalle – Eröffnung der 2. Reichs-Theaterfestwoche, 17. 4. 35), 219–28, at 220.

240. Rainer Stollmann, “Faschistische Politik als Gesamtkunstwerk. Tendenzen der Ästhetisierung des politischen Lebens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nkler and Pru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83–101（本文有些过度理论化）；政治美学化这个概念最初来自Walter Benjamin著名文章　“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的后记，参见idem, Gesammelte Schriften 1/II, ed. Rolf Tiedemann and Hermann Schweenhäuser (Frankfurt am Main, 1974), 508.

241. Heiber (ed.), Goebbels-Reden, I. 219–28 (Hamburg, Musikhalle – Eröffnung der 2. Reichs-Theaterfestwoche, 17. 6. 35), at 220, 224, 227.

242.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109 (27 February 1935); Tagebuch Luise Solmitz, vol. 30 (5 July 1935–16 June 1937), passim.

243. John Heskett, “Modernism and Archaism in Design in the Third Reich”, in Taylor and van der Will (eds.), The Nazification of Art, 110–27.

244. Uwe Westphal, Werbung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89), esp.50–72. 也请见Hans Deischmann, Objects: A Chronicle of Subversion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5).

245. Victor Klemperer, Tagebücher, 14 (22 March 1933).

246. Rolf Steinberg (ed.), Nazi-Kitsch (Darmstadt, 1975)（与这些物品相关的简单说明的一个短目录）；关于文中提及的字谜游戏，见23。

247. Marion Godau, “Anti-Moderne?”, in Sabine Weissler (ed.), Design in Deutschland 1933–45: Ästhetik und Organisation des Deutschen Werkbundes im “Dritten Reich” (Giessen, 1990), 74–87.

248. Joachim Wolschke-Bulmahn and Gert Gröning, “The National Socialist Garden and Landscape Ideal: Bodenständigkeit (Rootedness in the Soil)”, in Etlin (ed.), Art, 73–97；以及Vroni Heinrich-Hampf, “Über Gartenidylle und Gartenarchitektur im Dritten Reich”, in Frank (ed.), Faschistische Architekturen, 271–81.

249. Leopold von Schenkendorf and Heinrich Hoffmann (ed.), Kampf um's Dritte Reich: Eine Historische Bilderfolge (Altona-Bahrenfeld, 1933).

250. Die Kunst im Dritten Reich 1937, 160，引自Britta Lammers, Werb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Kataloge der “Grossen Deutschen Kunstausstellung”, 1937–1944 (Weimar, 1999), 9.

251. 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 373–5；关于外在的仿古形式对现代建筑结构的掩盖，参见Lothar Suhling, “Deutsche Baukunst. Technologie und Ideologie im Industriebau des ‘Dritten Reiches’”, in Herbert Mehrtens and Steffen Richter (eds.), Naturwissenschaft, Technik und NS-Ideologie: Beiträg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s (Frankfurt am Main, 1980), 243–81.

252. Zeman, Nazi Propaganda, 177; Robert E. Herzstein, The War that Hitler Won: The Most Infamous Propaganda Campaign in History (London, 1979); Alexander D. Hardy, Hitler's Secret Weapon: The “Managed” Press and Propaganda Machine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67).

253. Victor Klemperer, LTI. Notizbuch eines Philologen (Leipzig, 1975 [1947])；也请见Gerhard Bauer, Sprache und Sprachlosigkeit im “Dritten Reich” (Cologne, 1990 [1988]); Wolfgang Bergsdorf, “Sprachlenk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Martin Greiffenhagen (ed.), Kampf um Wörter? Politische Begriffe im Meinungsstreit (Munich, 1980), 65–74; Werner Bohleber and Jörg Drews (ed.), “Gift, das du unbewusst eintrinkst...”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die deutsche Sprache (Bielefeld, 1994 [1991]); Siegfried Bork, Missbrauch der Sprache: Tendenz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Sprachregelung (Munich, 1970); Karl-Heinz Brackmann and Renate Birkenhauer, NS-Deutsch: “Selbstverständliche” Begriffe und Schlagwörter aus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Straelen, 1988); Dolf Sternberger et al., Aus dem Wörterbuch des Unmenschen (Dusseldorf, 1968 [1957]).

254. Ribbe (ed.), Die Lageberichte, 162.

255. Ibid., 189, 也见246.

256.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V (1937), 1224–5 (14 October 1937). 类似报道早先已经出现过，参见ibid., III (1936), 1109–10.

257. Bankier, The Germans, 14–20, 28–34.

258.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esp. 48–147.

259. Ian Kershaw, “How Effective was Nazi Propaganda?”, in David Welch (ed.), Nazi Propaganda: The Power and the Limitations (London, 1983), 180–205；更概括的情况请见Peter Longerich,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ropaganda”, in Karl Dietrich Bracher et al. (eds.), Deutschland 1933–1945: Neue Studi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Düsseldorf, 1992), 291–314.

第三章　灵魂改造

1. Doris L. Bergen, Twisted Cross: The German Christian Movement in the Third Reich (Chapel Hill, N.C., 1996), 101–18; Manfred Kittel, “Konfessioneller Konflikt und politische Kultu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Olaf Blaschke (ed.), Konfessionen im Konflikt: Deutschland zwischen 1800 und 1970: ein zweites konfessionelles Zeitalter (Göttingen, 2002), 243–97.

2. 相关概述请见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2 vols., Munich 1990), I: 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 468–507. 更多的细节请见Wolfgang Altgeld, Katholizismus, Protestantismus, Judentum: Über religiös begründete Gegensätze und nationalreligiöse Ideen in de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Mainz, 1992); idem, “Religion, Denomi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in Helmut Walser Smith (ed.), Protestants, Catholics and Jews in Germany, 1800–1913 (Oxford, 2001), 49–65; Helmut Walser Smith, German Nationalism and Religious Conflict: Culture, Ideology, Politics, 1870–1914 (Princeton, N.J., 1995); John Horne and Alan Kramer, German Atrocities 1914: A History of Denial (New Haven, 2001), 157–8; Manfred Gailus, Protestant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Studi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urchdringung des protestantischen Sozialmilieus in Berlin (Cologne, 2001), 40–51. 有关魏玛共和国内部的宗教分歧和政治状况，请见Georges Castellan, L'Allemagne de Weimar 1918–1933 (Paris, 1969), 209–40，该书是少数几本严肃研究宗教问题的魏玛共和国通史作品之一。有关波茨坦日，参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50–51.

3. Martin Niemöller, From U-Boat to Pulpit (London, 1936 [1934]), 143.

4. Ibid., 180–83, 187; James Bentley, Martin Niemöller (Oxford, 1984), 20–30, 39–40.

5. Ibid., 42–68.

6. 关于19世纪的世俗化进程，参见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I. 507–28; Hugh McLeod, Religion and the People of Western Europe 1789–1989 (Oxford, 1997 [1981]）, esp.118–31，该处提供了一项的精彩的概括性研究；idem, Piety and Poverty: Working-Class Religion in Berlin, London, and New York 1870–1914 (New York, 1996)，该书提供了一个细致的比较研究。

7. Richard 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Nazi Conceptions of Christianity 1919–1945 (Cambridge, 2003), 13–19, 68; Gailus, Protestantismus, 29–40, 643–4；也请见Günter Brakelmann, “Hoffnungen und Illusionen evangelischer Prediger zu Beginn des Dritten Reiches: Gottesdienstliche Feiern aus politischen Anlässen”,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129–48.

8. 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134–40.

9. Günter Brakelmann, “Nationalprotestant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Christian Jansen et al. (eds.), Von der Aufgabe der Freiheit: Politische Verantwortung und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estschrift für Hans Mommsen zum 5. November 1995 (Berlin, 1995), 337–50.

10. Detlef Schmiechen-Ackermann, Kooperation und Abgrenzung: Bürgerliche Gruppen, evangelische Kirchengemeinden und katholisches Sozialmilieu in d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annover (Hanover, 1999), esp. 138–60; Ernst Klee, “Die SA Jesu Christi”: Die Kirche im Banne Hitlers (Frankfurt am Main, 1989), esp. 11–81; Bjorn Mensing, Pfarrer und National sozialismus: Geschichte einer Verstrickung am Beispiel der Evangelisch-Lutherischen Kirche in Bayern (Göttingen, 1998), esp. 147–79; Robert P. Ericksen, Theologians under Hitler: Gerhard Kittel, Paul Althaus, and Emanuel Hirsch (New Haven, 1985).

11. Rainer Lächele, Ein Volk, ein Reich, ein Glaube: Die Deutschen Christen in Württemberg 1925–60 (Stuttgart, 1993); Thomas M. Schneider, Reichsbischof L. Müller: Eine Untersuchung zu Leben, Werk und Persönlichkeit (Gottingen, 1993); Reijo E. Heinonen, Anpassung und Identität: Theologie und Kirchenpolitik der Bremer Deutschen Christen 1933–1945 (Göttingen, 1978), esp. 19–47; Kurt Meier, Die Deutschen Christen: Das Bild einer Bewegung im Kirchenkampf des Dritten Reiches (Göttingen, 1964), esp. 1–37; James A. Zabel, Nazism and the Pastors: A Study of the Ideas of Three Deutsche Christen Groups (Missoula, Mont., 1976).

12. 引自Bracher, Stufen, 448.

13. Gailus, Protestantismus, 139–95.

14. 引自Bracher, Stufen, 451.

15. Klaus Scholder, Die Kirchen und das Dritte Reich, I: Vorgeschichte und Zeit der Illusionen 1918–1934 (Frankfurt am Main, 1977), Part 2, chapters 4–7, 10 and 12，该文献对事件如何发生给出了权威且细致的论述。

16. Gailus, Protestantismus, 640–46. Bergen, Twisted Cross, 61–81.

17. Ibid., 103, 145, 166; Scholder, Die Kirchen, 702–5.

18. Eberhard Bethge, Dietrich Bonhoeffer: Theologe, Christ, Zeitgenosse (Munich, 1967), 321–6, 363–5; Jurgen Schmidt, Martin Niemöller im Kirchenkampf (Hamburg, 1971), 121–78；关于该时期新教主义和反犹主义更概括的记述，见Jochen-Christoph Kaiser, “Protestantismus, Diakonie und ‘Judenfrage’ 1933–41”, VfZ 37 (1989), 673–714.

19. Gailus, Protestantismus, 647–53. 这些数据来自30年代中后期的认信教会（见下一段）。

20. Eberhard Busch, Karl Barths Lebenslauf: Nach seinen Briefen und autobiographischen Texten (Munich, 1975). Barth有关认信教会的作品请见Karl Barth zum Kirchenkampf: Beteiligung – Mahnung – Zuspruch (Munich, 1956), esp. 213–36；也请参见Karl Barth, The German Church Conflict (London, 1965).

21. Bracher, Stufen, 441–62; John S. 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Churches 1933–1945 (London, 1968), 191; Bergen, Twisted Cross, 17–18.

22. Ribbe (ed.), Die Lageberichte, I. 385 (Lagebericht, Dec. 1935); Helmut Witetschek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n Bayern nach den Regierungspräsidentenberichten 1933–1945, II: Regierungsbezirk Ober- und Mittelfranken (Mainz, 1967), 66 (Lagesonderbericht der Regierung 9 December 1935, no. 54); for Niemöller, see Gailus, Protestantismus, 327–31, and Martin Niemöller, Dahlemer Predigten 1936/37 (Munich, 1981).

23. Ribbe (ed.), Die Lageberichte, 231.

24. Klein (ed.), Die Lageberichte, 365 (Lagebericht, Dec. 1935).

25. 对1934年秋相关事件的一份详细记录，请见Scholder, Die Kirchen, II: Das Jahre der Ernüchterung 1934. Barmen und Rom (Berlin, 1985), 11–118, 159–220, 269–356.

26. For Meiser, see Witetschek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I. 34–59.

27. Bonhoeffer to Sutz, 28 April 1934, in Dietrich Bonhoeffer,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Eberhard Bethge (Munich, 1958), I. 39–40 (引自Bergen, Twisted Cross, 140).

28. Gailus, Protestantismus, 654–6, 661–2.

29. Bentley, Martin Niemöller, 67–9; Gailus, Protestantismus, 656–8. Wolfgang Gerlach, Als die Zeugen schwiegen: Bekennende Kirche und die Juden (Berlin, 1993).

30. Gailus, Protestantismus, 658.

31. Klepper, Unter dem Schatten, 41 (8 March 1933, 11 March 1933), 46–7 (30 March 1933); Christopher Clark, The Politics of Conversion: Missionary Protestantism and the Jews in Prussia, 1728–1941 (Oxford, 1995), esp. 285–98.

32. Robert P. Ericksen, “A Radical Minority: Resistance in the German Protestant Church”, in Nicosia and Stokes (eds.), Germans Against Nazism, 115–36; Shelley Baranowski, The Confessing Church, Conservative Elites, and the Nazi State (New York, 1986); Scholder, Die Kirchen, I. 701–42; 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184–5; Ruth Zerner, “German Protestant Responses to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in Randolph Braham (ed.), Perspectives on the Holocaust (Boston, 1983), 57–68, 尼莫拉的布道见63; Victoria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Oxford, 1992), esp. 60–103；有关雅利安人条款，请见Bergen, Twisted Cross, 57；有关认信教会和反犹主义，请见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44–5；关于德意志基督教徒和认信教会之间就雅利安人条款发生的冲突，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请见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 110–11 (Aus Monatsbericht der Gendarmerie-Station Heiligenstadt, 25 Nov. 1937).

33. Ribbe (ed.), Die Lageberichte, 231.

34. Ibid., 230.

35. Bracher, Stufen, 458–62.

36. Bergen, Twisted Cross, 189–90.

37. 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116–39.

38. Ibid., 202–214; Ribbe (ed.), Die Lageberichte, 243–4; Bentley, Martin Niemöller, 92–130.

39. 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185–7（该叙述对尼莫拉并不同情，略去了他受到虐待的所有细节）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212–13 and 433 n. 24; Bentley, Martin Niemöller, 143–7. 尼莫拉和奥托·迪贝柳斯（Otto Dibelius）一起受审，迪贝柳斯也是认信教会中的大人物，但知名度稍逊。迪贝柳斯也被宣布无罪。

40. Stein, I Was in Hell, 147–51，引文在148, 151.

41. Bentley, Martin Niemöller, 147–57.

42. Gailus, Protestantismus, 329–31, 333–44.

43. Peter Novick, The Holocaust and Collective Memory: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London, 2000), 221；引文经尼莫拉的遗孀西比勒·尼莫拉（Sibylle Niemöller）授权，完整的德语原文见Ruth Zerner, “Martin Niemöller, Activist as Bystander: The Oft-Quoted Reflection”, in Marvin Perry and Frederick M. Schweitzer (eds.), Jewish-Christian Encounters over the Centuries: Symbiosis, Prejudice, Holocaust, Dialogue (New York, 1994), 327–40, at 336 n. 7

44. 尼莫拉的这段话后来被屡次改动，比如在《大屠杀百科全书》（the Encylopedia of the Holocaust）等著作中，关于犹太人的那句被移到最前面；在有些地方，比如美国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没有共产主义者那句。请见Lionel Kochan, “Martin Niemöller”, in Yisrael Gutman (ed.), Encyclopedia of the Holocaust (4 vols., New York, 1990), III. 1061; Jeshajahu Weinberg and Rina Elieli, The Holocaust Museum in Washington (New York, 1995), 163. 1946年，尼莫拉在战后的一次布道中说，如果他在1933年意识到，在被投入集中营的共产党人中，有耶稣基督本人，并和他们站在一起，也许事情会有所不同 (Bentley, Martin Niemöller, 165).

45.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 (London, 1969 [1925–7]), 393; more generally, see 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29–46, 51–84.

46. Ibid., 133–4.

47. 更细致的说明见Oded Heilbronner, Die Achillesferse des deutschen Katholizismus (Gerlingen, 1998). 天主教对纳粹集团的批评请见Guenter Lewy,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64), 3–24.

48. Alfons Kupper (ed.), Staatliche Akten über die Reichskonkordatsverhandlungen 1933 (Mainz, 1969)，该文献详细记录了教会关心的问题。

49. Scholder, Die Kirchen, I. 627–62，引文在630, 632; Lewy, The Catholic Church, 115–50. 关于教会对这些措施的不同态度，请见Ludwig Volk, Bayerns Episkopat und Klerus in d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1930–1934 (Mainz, 1965)；以及Saul Friedländer, Pius XII and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66).

50. 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67–71, 89–90.

51. Ibid., 78–81.

52. Ibid., 90–94; Lewy, The Catholic Church, 168–75; 对1934年事件的记录，参考本书31–5。

53. Alfred Rosenberg, Der Mythus des 20. Jahrhunderts: Eine Wertung der seelisch-geistigen Gestaltenkämpfe unserer Zeit (Munich, 1935), esp. 607–36; Robert Cecil, The Myth of the Master Race: Alfred Rosenberg and Nazi Ideology (London, 1972), esp. 82–104，该文献依然是有关罗森博格思想的最佳记录。

54. Klein (ed.), Die Lageberichte, 270 (Lagebericht, May 1935); Lewy, The Catholic Church, 151–68.

55. Bernhard Stasiewski (ed.), Akten deutscher Bischöfe über die Lage der Kirche 1933–1945, II: 1934–1935 (Mainz, 1976), 299–300 (Hirtenwort des deutschen Episkopats, 23 August 1935).

56. Peter Löffler (ed.), Bischof Clemens August Graf von Galen: Akten, Briefe und Predigten 1933–1946, I: 1933–1939 (Mainz, 1988), lxiv–lxvii, 168–84.

57. Ibid., 188–9 (Galen to Hitler, 7 April 1935).

58. 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107–12; Klein (ed.), Die Lageberichte, 193, 207–8, 235, 246–8, 270, 282.

59. Ibid., 319; 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157–60.

60. Klein (ed.), Die Lageberichte, 364.

61. Ibid., 208, 222–3.

62. Witetschek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 Regierungsbezirk Oberbayern (Mainz, 1966), 145, 150, 153（1936年6月9日以及7月7–10日的报告）。

63. Ibid., 251 (Monatsbericht der Regierung Oberbayern, 10 July 1937).

64.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I. 353–4 (31 January 1937)；更概括的记述请见Hans Günter Hockerts, “Die Goebbels-Tagebücher 1932–1941: Eine neue Hauptquelle zur Erforsch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irchenpolitik”, in Dieter Albrecht et al. (eds.), Politik und Konfession: Festschrift für Konrad Repgen zum 60. Geburtstag (Berlin, 1983), 359–92.

65. Jeremy Noakes, “The Oldenburg Crucifix Struggle of November 1936: A Case Study of Opposition in the Third Reich”, in Peter D. Stachura (ed.), The Shaping of the Nazi State (London, 1978), 210–33. 在巴伐利亚的卡姆（Cham）发生了类似事件，请见Walter Ziegler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n Bayern nach den Regierungspräsidentenberichten 1933–1943, IV: Regierungsbezirk Niederbayern und Oberpfalz 1933–1945 (Mainz, 1973), 229 (Monatsbericht der Regierung Regensburg, 8 May 1939); 亚琛教会的状况请见Bernhard Vollmer (ed.), Volksopposition im Polizeistaat: Gestapo und Regierungsberichte 1934 bis 1936 (Stuttgart, 1957); 巴登教会请见Jörg Schadt (ed.), Verfolgung und Widerstand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Baden: Die Lageberichte der Gestapo und des Generalstaatsanwalts Karlsruhe 1933–1940 (Stuttgart, 1975).

66. Heinz Boberach (ed.), Berichte des SD und der Gestapo über Kirchen und Kirchenvolk in Deutschland 1934–1944 (Mainz, 1971): “Lageberichte des Chefs des Sicherheitsamtes des Reichsführers SS, Mai/Juni 1934”, 3–63, at 25–31; ibid.: “Das katholische Vereinswesen: Die Organisation der katholischen Jugendvereine. Sonderbericht des Chefs des Sicherheitshauptamtes des Reichsführers SS, September 1935”, 118–51（引文在125）；ibid.：“Lagebericht der Zentralabteilung II/1 des Sicherheitshauptamtes des Reichsführers SS für Januar 1938”, 274–8.

67. Steinweis, Art, 137–8.

68. Dieter Albrecht (ed.), Der Notenwechsel zwischen dem Heiligen Stuhl und der deutschen Reichsregierung (3 vols., Mainz, 1965–80), I: Von der Ratifizierung des Reichskonkordats bis zur Enzyklika “Mit brennender Sorge”, esp.6 (Denkschrift des erzbischöflichen Ordinariats München-Freising, 2 October 1933), 3–8, 37–44, 1934年1月15日德国政府作出了回应 (Promemoria des Heiligen Stuhls an die deutsche Reichsregierung 31 January 1934), 47–72, etc..

69. Ibid., 61.

70. Witetschek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II: Regierungsbezirk Schwaben (Mainz, 1971)，该文献对各类地方冲突的描述尤其精彩；也请见Ziegler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V. xxxv; Edward N. Peterson, The Limits of Hitler's Power (Princeton, N.J., 1969), 301–4；以及Ian Kershaw, Popular 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 Bavaria 1933–1945 (Oxford, 1983), 185–223.

71. 通谕的两份草案可见于Albrecht (ed.), Der Notenwechsel, I. 404–43.

72. Ibid., 410；当时有一份英语翻译，请见On the Condition of the Church in Germany (London, 1937)；也请参见Ernst C. Helmreich, The German Churches under Hitler: Background, Struggle and Epilogue (Detroit, Mich., 1979), 279–83; 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164–7.

73. Albrecht (ed.), Der Notenwechsel, I. 421.

74. Ibid., II: 1937–1945，关于德国大使1937年4月12日对帕切利的回应，见1–5，同时还有后续的通信；也请见Witetschek, Die kirchliche Lage, II. 166–71 (Monatsbericht der Regierung Ansbach, 6 April 1937).

75. Boberach (ed.), Berichte (Lagebericht der Zentralabteilung II/1 des Sicherheitshauptamtes des Reichsführers SS fur Januar 1938), 274–8.

76. Edward D. R. Harrison, “The Nazi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A CaseStud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09 (1994), 323–55; Witetschek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 244–6, 252–3,299（1937年7月7日以及8月7日的警方报告，1938年11月10日的政府报告）。

77. Ulrich von Hehl et al. (eds.), Priester unter Hitlers Terror: Eine biographische und statistische Erhebung (2 vols., Mainz, 1996 [1984]).

78. Völkischer Beobachter, 212 (31 July 1935), 2; ibid., 337, Ausgabe A/Nord deutsche Ausgabe, Berlin, 3 December 1935, front page.

79. Ibid., 345, 11 December 1935, page 2; Nachtausgabe, 121, 26 May 1936.

80. Berliner Morgenpost, 102, 29 April 1937, front page；关于对牧师和僧侣性侵年轻女性的指控，见Ziegler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V. 173–5 (Monatsbericht der Regierung Regensburg, 8 December 1937).

81. 12-Uhr-Blatt, Berlin, 102, 29 April 1937, front page.

82. Ibid., 128, 29 May 1937, front page.

83. Hans Günter Hockerts, Die Sittlichkeitsprozesse gegen katholische Ordensan gehörige und Priester 1936/37: Eine Studie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technik und zum Kirchenkampf (Mainz, 1971), 78–112; quote from Völkischer Beobachter, 12 June 1936, 91.

84. 引自Reuth, Goebbels, 361.

85. 12-Uhr-Blatt, Berlin, 128, 29 May 1937, 1–2; Nachtausgabe, 122, 29 May 1937, 3; Völkischer Beobachter, 159, 30 May 1937, 3–4; Hockerts, Die Sittlichkeitsprozesse, 113–18.

86. 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168–91；贝尔特拉姆的话见179; Hockerts, Die Sittlichkeitsprozesse, 132–46.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 107.

87. Völkischer Beobachter, 145, 25 May 1937, 3.

88. 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168–95; Witetschek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I. 300 n.2; George L. Mosse (ed.), Nazi Culture: Intellectual, Cultural and Social Life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75), 250–55，该文献引用了符腾堡认信教会主教特奥菲尔·武尔姆从1939年6月开始的一系列抱怨，请见Joachim Beckmann (ed.), Kirchliches Jahrbuch für die evangelische Kirche in Deutschland 1933–1944 (Gütersloh, 1948), 343–7; Rolf Eilers, Die national 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Eine Studie zur Funktion der Erziehung im totalitären Staat (Cologne, 1963), 22–8和85–92有相关统计数据；一项优秀的地方性研究请见Franz Sonnenberger, “Der neue ‘Kulturkampf’. Die Gemeinschaftsschule und ihre historischen Voraussetzungen”,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I. 235–327.

89. Witetschek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 283 (Monatsbericht der Regierung Oberbayern, 9 December 1937).

90. Helmut Prantl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n Bayern nach den Regierungspräsidentenberichten 1933–1945, V: Regierungsbezirk Pfalz 1933–1940 (Mainz, 1978), lv.

91. Ziegler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V, 201 (Monatsbericht der Regierung Regensburg, 8 June 1938).

92. Albrecht (ed.), Der Notenwechsel, II. passim.

93. 引自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216–17.

94. Ibid., 218–19;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105–20. 当时乡村教师带头反对乡村牧师领导的教会，在当时的纳粹教师组织的一些很有启发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见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1. 549–51.

95.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13–14; Denis Mack Smith, Modern Italy: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1997 [1959]), 83–5, 91–2, 200–201; Theodore Zeldin (ed.), Conflicts in French Society: Anticlericalism, Education and Moral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70).

96. 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91–101.

97. 有一些文献夸大了罗森博格的影响力，参见Robert A. Pois,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Religion of Nature (London, 1986), esp. 42.

98. Henry Picker, Hitlers Tischgespräch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 1941–42 (Bonn, 1951), 275 (11 April 1942); Fest, The Face, 254–5.

99. Reinhard Bollmus, “Alfred Rosenberg: National Socialism's ‘Chief Ideologue’?”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183–93, at 187；更一般的情况请见Harald Iber, Christlicher Glaube oder rassischer Mythus: Die Auseinandersetzung der Bekennenden Kirche mit Alfred Rosenbergs “Der Mythus des 20. Jahrhunderts” (Frankfurt am Main, 1987), esp. 170–81；以及Raimund Baumgärtner, Weltanschauungskampf im Dritten Reich: Die Auseinandersetzung der Kirchen mit Alfred Rosenberg (Mainz, 1977), esp. 106–34, 153.

100. Promemoria des Heiligen Stuhls an die Deutsche Reichsregierung, 13 May 1934，请见Albrecht (ed.), Der Notenwechsel, 125–64, at 134–7，相关引用和翻译也可见于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109.

101. Johann Neuhäusler, Kreuz und Hakenkreuz: Der Kampf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gegen die katholische Kirche und der kirchliche Widerstand (Munich, 1946), 251，转引自Mosse (ed.), Nazi Culture, 241.

102. Nuremberg document PS-3751, in Wulf, Literatur, 299–300. 更多例子请见Gilmer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A Study of Race and History in Nazi Textbooks (Albany, N.Y., 1985), 75–92, at 85.

103. Reck-Malleczewen, Diary, 33. Reck的记录准确性有些可疑，参见本书417。

104. 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126–7; Albrecht (ed.), Der Notenwechsel, I. 134–7

105. 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101–4.

106. Ackermann, Heinrich Himmler, 253–4; Bradley F. Smith and Agnes F. Peterson (eds.), Heinrich Himmler-Geheimreden 1933–1945 und andere Ansprachen (Frankfurt am Main, 1974), 160–61; Hans-Jochen Gamm, Der braune Kult: 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Ersatzreligion: Ein Beitrag zur politischen Bildung (Hamburg, 1962), esp. 78–89以及156–90; Manfred Ach and Clemens Pentrop (eds.), Hitlers “Religion”: Pseudoreligiöse Elemente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prachgebrauch (Munich, 1991 [1979]).

107. Klein (ed.), Die Lageberichte, I. 195; (übersicht der Staatspolizeistelle Kassel über die politische Lage im November 1934); 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222.

108. Ibid., 87–91.

109. Ibid., 219–28.

110. Ibid., 230–40.

111. 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213–22; Heike Kreutzer, Das Reichskirchenministerium im Gefüg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Dusseldorf, 2000), esp. 100–130.

112. Gailus, Protestantismus, 664–6.

113. Detlef Garbe, Zwischen Widerstand und Martyrium: Die Zeugen Jehovas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93); Michael H. Kater, “Die ernsten Bibelforscher im Dritten Reich”, VfZ 17 (1969), 181–218; Zeidler, Das Sondergericht Freiberg, 49–55; Gerhard Hetzer, “Ernste Bibelforscher in Augsburg”,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V. 621–43. 有一项很好的地方性研究，请见Walter Struve, Aufstieg und Herrschaf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einer industriellen Kleinstadt: Osterode am Harz 1918–1945 (Essen, 1992), 242–74.

114.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125–8; Hans-Ulrich Ludewig and Dietrich Kuessner, “Es sei also jeder gewarnt”: Das Sondergericht Braunschweig 1933–1945 (Braunschweig, 2000), 89–90.

115. Hans-Eckhard Niermann, Die Durchsetzung politischer und politisierter Strafjustiz im Dritten Reich (Düsseldorf, 1995), 295–305; Schmidt, “Beabsichtige ich, die Todesstrafe zu beantragen”, 105–7;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180–83.

116. Höss, Commandant, 94–8, 151–2.

117. Ribbe (ed.), Die Lageberichte, 230 (Lagebericht der Staatspolizeistelle Potsdam für Februar 1935).

118. Höhne, The Order, 131–6; Ackermann, Heinrich Himmler, 253–4; 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120, 122, 132, 149–53. 有关希特勒对希姆莱宗教观念的看法，参见Speer, Inside, 94–5, 122. “所谓的党卫队对基督教的敌意”激起了大众不满，相关情况请见Ribbe (ed.), Die Lageberichte, 429 (Lagebericht der Staatspolizeistelle Potsdam für den Monat Februar 1936). 也请见Wolfgang Dierker, “‘Niema's Jesuiten, Niema's Sektierer’: Die Religionspolitik des SD 1933–1941”, in Michael Wildt (ed.), Nachrichtendienst, politische Elite, Mordeinheit: Der Sicherheitsdienst des Reichsführers SS (Hamburg, 2003), 86–117.

119. Domarus, Hitler, III. 1145–7（翻译有改动）。

120. Klaus Vondung, Magie und Manipulation: Ideologischer Kult und politische Relig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Göttingen, 1971); 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Chicago, 1952); James M. Rhodes, The Hitler Movement: A Modern Millenarian Revolution (Stanford, 1980); Uriel Tal, Structures of German “Political Theology” in the Nazi Era (Tel Aviv, 1979); Claus-Ekkehard Bärsch, Die politische Relig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religiöse Dimension der NS-Ideologie in den Schriften von Dietrich Eckart, Joseph Goebbels, Alfred Rosenberg und Adolf Hitler (Munich, 1998); Michael Ley and Julius H. Schoeps (eds.),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als politische Religion (Bodenheim, 1997); Hans Maier, Politische Religionen: Die totalitären Regime und das Christentum (Freiburg, 1995).

121. 众多例子请见Blackburn, Education, chapter 4 (“The Secular Religious Character of National Socialist History”, 75–92)；当时已经有人注意到用在希特勒身上的宗教语言，相关评论请见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39 (11 November 1933).

122. Domarus (ed.), Hitler, II. 833.

123. Gailus, Protestantismus, 664–5;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106–8.

124. Philippe Burrin, “Political Religion. The Relevance of a Concept”, History and Memory, 9 (1997), 321–49，有关纳粹用语中的宗教性语言，该文献提供了更多例证，可惜的是作者轻易地忽视了希特勒对伪日耳曼异教复兴的敌意。参见Richard Steigmann-Gall, “Was National Socialism a Political Religion or a Religious Politics?”, in Michael Geyer and Hartmut Lehmann (eds.), Religion und Nation: Nation und Religion. Beiträge zu einer unbewältigten Geschichte (Göttingen, 2004), 386–408，该文献进一步提供了更多例证，证明很多纳粹领导人对异教伪宗教充满敌意。

125. George L. Mosse,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 Political Symbolism and Mass Movements in Germany 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through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75), esp. 207–17.

126. Blackburn, Education, 87.

127. Detlev J. K. Peukert, “The Genesis of the ‘Final Solution’ from the Spirit of Science”, in Thomas Childers and Jane Caplan (eds.), Reevaluating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3), 234–52.

128. “Aus dem Jahresbericht des Direktors der Grossen Stadtschule (Gymnasium und Oberrealschule) zu Wismar über das Schuljahr 1933/34”, no. 105 in Joachim S. Hohmann and Hermann Langer (eds.), “Stolz, ein Deutscher zu sein...” Nationales Selbstverständnis in Schulaufsätzen 1914–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95), 208.

129. Ibid., 226, no. 118: “Adolf Hitler als Knabe: Aus dem Schreibheft von A. Sch., Weingarten, o.J.”.

130. Ibid., 257, no. 142: “Waren unsere germanischen Vorfahren Barbaren? Aufsatz des Schülers M. K., Volksschule Tiefensee, 22. September 1937”.

131. Ibid., 276–7, no. 156: “Totengedenken. Aufsatzentwurf des 14jährigen Schülers M. K., Volksschule Tiefensee, vom November 1938”.

132.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203.

133. Hohmann and Langer (eds.), “Stolz”, 270–71, no. 153: “Die Judenfrage ist eine Rassenfrage. Aufsatzentwurf von M. K., Schüler der 8. Klasse an der Volksschule in Tiefensee, Kreis Eilenburg, 1938”；有关这个时期的学校作业，更多的例子请见Dieter Rossmeissl, “Ganz Deutschland wird zum Führer halten...” Zur politischen Erziehung in den Schulen des Dritten Reiches (Frankfurt am Main, 1985), 110–66.

134. Blackburn, Education, 34–74; Mosse (ed.), Nazi Culture 283–4，引用自The Times (London), 29 January 1935. 也请见Kurt-Ingo Flessau, Schule der Diktatur: Lehrpläne und Schulbäche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Munich, 1977), 59–62, 76–82.

135. Hohmann and Langer, “Stolz”, 209; 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13–15.

136. 同样的说明也出现在Lisa Pine, Nazi Family Policy, 1933–1945 (Oxford, 1997), 59；更概括的记述请见Rossmeissl, “Ganz Deutschland”, 171–80.

137. Deutsches Lesebuch für Volksschulen: Fünftes und sechstes Schuljahr (Braun schweig, n.d.), 365–6，转引自Mosse (ed.), Nazi Culture, 291–3.

138. Franz Pöggeler, “Politische Inhalte in Fibeln und Lesebüchern des ‘Dritten Reiches’”, in Joachim S. Hohmann (ed.), Erster Weltkrieg 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wegung” im deutschen Lesebuch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88), 75–104.

139. 课本里的一个例子请见Hohmann and Langer, “Stolz”, 234; also Lisa Pine, “The Dissemination of Nazi Ideology and Family Values through School Textbooks”, History of Education, 25 (1996), 91–110；也请见eadem, Nazi Family Policy, 61–3.

140. Sylvelin Wissmann, Es war eben unsere Schulzeit: Das Bremer Volksschulwesen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Bremen, 1993), 52；更概括的记述请见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28–30, and Flessau, Schule der Diktatur, 66–73.

141.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I (1936), 197–8. 官方命令请见Margarete Götz, Die Grundschule in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Untersuchung der inneren Ausgestaltung der vier unteren Jahrgänge der Volksschule auf der Grundlage amtlicher Massnahmen (Bad Heilbrunn, 1997), esp. 40–140. 官方修改之后的教科书下发之前，曾经有非官方的纳粹传单和教学材料流传，相关情况请见Benjamin Ortmeyer, Schulzeit unterm Hitlerbild. Analysen, Berichte,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 1996), 50–54；更概括的记述，请见Joachim Trapp, Kölner Schulen in der NS-Zeit (Cologne, 1994), 1–112.

142. 有关海报和通知栏，见Kurt-Ingo Flessau, “Schulen der Partei(lichkeit)? Notizen zum allgemeinbildenden Schulwesen des Dritten Reichs”, in idem et al. (eds.), Erzieh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sie werden nicht mehr frei ihr ganzes Leben!” (Cologne, 1987), 65–82; idem, Schule der Diktatur, 13–20; Wissmann, Es war eben unsere Schulzeit, 162, 193; 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31–7: 在学校放映电影成了宣传部和教育部之间进行纳粹集团内部常见权力斗争的方式（ibid., 32）。这时学校电台没什么用（ibid., 32–33）。节日的相关情况请见Rossmeissl, “Ganz Deutschland”, 69–76.

143. Wolfgang Keim, Erziehung unter der Nazi-Diktatur, II: Kriegsvorbereitung, Krieg und Holocaust (Darmstadt, 1997), 34–56; Reinhard Dithmar, “Literaturunterricht und Kriegserlebnis im Spiegel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Programmatik”, in Hohmann (ed.), Erster Weltkrieg, 54–74; Roland Schopf, “Von Nibelungentreue, Märtyrertod und verschwörerischer Verschwiegenheit”, in ibid., 194–214; 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85–98.

144. Norbert Hopster and Ulrich Nassen, Literatur und Erzieh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eutschunterricht als Körperkultur (Paderborn, 1983), 31–40; Flessau, Schule der Diktatur, 58–9.

145. Ibid., 140–43.

146. 关于各学科的纳粹化，见Ortmeyer, Schulzeit, 55–78；也可见Geert Platner (ed.), Schule im Dritten Reich: Erziehung zum Tod? Eine Dokumentation (Munich, 1983), 其中有关种族主义见42–54和246–55，有关军国主义见55–62和203–45。

147. Flessau, Schule der Diktatur, 82–4, 143–54.

148. 引自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329；相关例子也请见Wissmann, Es war eben unsere Schulzeit, 59–69.

149. Franz Schnass, Nationalpolitische Heimat- und Erdkunde (Osterwieck am Harz, 1938), esp. 54–5; Bruno Plache, Das Raumgefüge der Welt. Erdkundebuch für Schulen mit höheren Lehrzielen, I: Deutschland (Göttingen, 1939), esp.2. Hans-Günther Bracht, Das höhere Schulwesen im Spannungsfeld von Demokrat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Ein Beitrag zur Kontinuitätsdebatte am Beispiel der preussischen Aufbauschule (Frankfurt am Main, 1998), 603–17，该文献夸大了该学科对纳粹化的抵制。

150. Flessau, Schule der Diktatur, 82–3.

151. Henning Heske, “... und morgen die ganze Welt...” Erdkundeunterrich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Giessen, 1988), 188–250；相关例证包括Ekkehart Staritz, Deutsches Volk und deutscher Raum: Vom alten Germanien zu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38)，以及Friedrich W. Schaafhausen, Das Auslandsdeutschtum (Cologne, 1934). 关于纳粹教学有一个很好的总结，请见Margret Kraul, Das deutsche Gymnasium 1780–1980 (Frankfurt am Main, 1984), 157–65.

152. Flessau, Schule der Diktatur, 99, 138–9.

153. Karl August Eckhardt, Die Grundschulausbildung (Dortmund, 1938), 90.

154. Platner (ed.), Schule, 121–3. 不过本选集中收录的许多知名德国人的回忆，例如西德后期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82–3），事后低估了这一时期学校被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渗透的程度；选集（203–65）后面收录的教科书选文暗示了这一错误，可以作为修正。

155. Trapp, Kölner Schulen, 39–40, 51–5.

156. “Six Years Education in Nazi Germany”，作者佚名，著于1945或1946年；打字稿请见Leonard Nachlass, Box 12, Folder “Englische Untersuchungen ueber die Deutschen zu verschiedenen Fragen der Schulpolitik”, Georg-Eckert Institut für Schulbuchforschung, Braunschweig. 感谢Riccarda Torriani 提供了该文献的复印本。

157. 参见Bracht, Das höhere Schulwesen，在某所规模更大的学校中，当时的教学状况是自由教学和强制教学平衡并举，该文献较好地论述了该学校的这一局面。Hermann Schnorbach (ed.), Lehrer und Schule unterm Hakenkreuz: Dokumente des Widerstands von 1930 bis 1945 (Königstein im Taunus, 1983)，此文献比较特殊，因为里面没有任何第三帝国老师学生的反抗记录。也请见Michael H. Kater, Hitler Youth (Cambridge, Mass., 2004), 42–4，该文献关注教师的日益政治化和日益趋于服从。犹太小学生的情况，参见本书564–5。

158. 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66–9（数据在68 n. 140）。

159. Wolfgang Wippermann, “Das Berliner Schulwesen in der NS-Zeit. Fragen, Thesen und methodische Bemerkungen”, in Benno Schmoldt (ed.), Schule in Berlin: Gestern und heute (Berlin, 1989), 57–73, at 61–3；以及Michael Burleigh and Wolfgang Wippermann, The Racial State: Germany 1933–1945 (Cambridge, 1991), 208，此书利用了上面的文献以及当地历史资料。

160. 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98–9.

161. Ibid., 3–6, 69–75.

162. Ibid., 6, 72–5, 76–85；Willi Feit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Lehrerbund: Entwicklung und Organisation: Ein Beitrag zum Aufbau und zur Organisationsstruktur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s (Weinheim, 1981), 177–84（数据在181）； Wolfgang Keim, Erziehung unter der Nazi-Diktatur, I: Antidemokratische Potentiale, Machtantritt und Machtdurchsetzung (Darmstadt, 1995), 97–112. 舍曼死于1935年，继任者韦希特勒（Fritz Wächtler）后来将创始日期从1927年调整到了1929年，因为1929年是他加入教师联盟的年份。见Schnorbach (ed.), Lehrer und Schule, 26–7;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V (1937), 874–5；以及Trapp, Kölner Schulen, 28–47.

163.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203; Wilfried Breyvogel and Thomas Lohmann, “Schulallta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199–221, at 215–16.

164. Breyvogel and Lohmann, “Schulalltag”, 216–18; 体罚的例子请见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208–9.

165. Broszat et al., Bayern I. 543 (“Bericht NSLB, Kreis Garmisch-Partenkirchen, Gau München-Oberbayern”, 2 June 1938); Trapp, Kölner Schulen, 39.

166.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 531–2.

167.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205–12, and III (1936), 205–7，这份文献可能高估了教师原则上反对当局的程度。有关教师数量下降的更多评论，见ibid., VI (1939), 322–6.

168. 官方统计数据的节选和评论，见ibid., VI (1939), 319–20;

169. Ibid., I (1934), 580.

170. Ibid., III (1936), 190–2

171. Ibid., VI (1939), 321.

172. Ibid., I (1934), 568.

173. Ibid., II (1935), 202; Wissmann, Es war eben unsere Schulzeit, 173.

17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V (1937), 1048–9; Rossmeissl, “Ganz Deutschland”, 47–50.

175. 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54–66.

176.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567–74.

177. Ibid., III (1936), 192.

178. Kater, Hitler Youth, 16; Arno Klönne, Jugend im Dritten Reich: Die Hitler-Jugend und ihre Gegner (Cologne, 1999 [1982]), 33–4. 以“为什么我没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为题的文章（1934年4月25日）请见Hohmann and Langer (eds.), “Stolz”, 222–3 (no. 113: Aufsatz von M.S.: 该学生承诺立即加入).

179. Klönne, Jugend, 15–42, 成员表见33（1939年的数据包括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放学后的情况，请见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 I (1934), 552，以及Trapp, Kölner Schulen, 67–72（这里也有拒绝留下证明的情况）。有关希特勒青年团，参见近著Kater, Hitler Youth.

180. 参见Hubert Steinhaus, Hitlers pädagogische Maximen: “Mein Kampf” und die Destruktion der Erzieh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81), 65–75，以及Flessau, Schule der Diktatur, 22–31.

181. Hitler, Mein Kampf, 380, 383, 389.

182. Karl Christoph Lingelbach, Erziehung und Erziehungstheorien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Ursprünge und Wandlungen der 1933–1945 in Deutschland vorherrschenden erziehungstheoretischen Strömungen; ihre politischen Funktionen und ihr Verhältnis zur ausserschulischen Erziehungspraxis des “Dritten Reiches” (Frankfurt am Main, 1987 [1970]), 25–33, 65–80, 162–87; Ernst Hojer,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Pädagogik: Umfeld und Entwicklung der Pädagogik Ernst Kriecks (Würzburg, 1996), 5–33（有关希特勒）。

183. Domarus (ed.), Hitler, II. 701(14 Sept. 1935); additional lines.

18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I (1936), 1316.

185. Klönne, Jugend, 57–62.

186. Quoted in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361.

187. Ibid., 1362.

188. Ibid., I (1934), 554.

189. Klönne, Jugend 133–4; 一个好的例证请见Hermann Graml, “Integration und Entfremdung: Inanspruchnahme durch Staatsjugend und Dienstpflicht”, in Ute Benz and Wolfgang Benz (eds.), Sozialisation und Traumatisierung: Kinder in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92), 70–79, at 74–9.

190. 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19–20.

191. Ibid., 27–8；更多的记述请见Dagmar Resse, “Bund Deutscher Mädel – Zur Geschichte der weiblichen deutschen Jugend im Dritten Reich”, in Frauengruppe Faschismusforschung (ed.), Mutterkreuz und Arbeitsbuch: Zur Geschichte der Frau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81), 163–87.

192.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554；更多的记述请见Klönne, Jugend, 121–7.

193.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555.

194. Ibid., III (1936), 1313–4; 类似的个人回忆请见Hans Siemsen, Die Geschichte des Hitlerjungen Adolf Goer (Dusseldorf, 1947), 49.

195.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V (1937), 842–4.

196. Klönne, Jugend, 57; Rossmeissl, “Ganz Deutschland”, 77–89（各类合集）。

197.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556–7.

198. 请见Reichsjugendführung (ed.), HJ im Dienst: Ausbildungsvorschrift für die Ertüchtigung der deutschen Jugend (Berlin, 1935).

199. Baldur von Schirach, Die Hitler-Jugend: Idee und Gestalt (Leipzig, 1938 [1934]), 57–65.

200.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559–60; ibid., II (1935), 219–20; ibid., III (1936), 1314–16, 1323；更多的例子，请见ibid., IV (1937), 839–42；更多残暴的例子，请见Kater, Hitler Youth, 30–31.

201.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366.

202. Ibid., 1378, 1391–2.

203. Ibid.；还可见于ibid., III (1936), 1,324–6；以及“Six Years Education in Nazi Germany”, 4（见本书第二章注释156）。

20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379.

205. Kurt Hass (ed.), Jugend unterm Schicksal – Lebensberichte junger Deutscher 1946–1949 (Hamburg, 1950), 61–2，引自Klönne, Jugend, 142–3.

206. Karl-Heinz Janssen, “Eine Welt brach zusammen”, in Hermann Glaser and Axel Silenius(eds.), Jugend im Dritten Reich (Frankfurt am Main, 1975), 88–90.

207.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391.

208. Ibid., V (1938), 1403.

209. Ibid., III (1936) 1320–22; Kater, Hitler Youth, 38，该处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向盖世太保举报自己的父亲，因为他批评希特勒。

210. Schirach, Die Hitler-Jugend, 104.

211.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403–5.

212. Ibid., III (1936), 1322–3; 类似的例子请见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195 (31 December 1936).

213.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564–6.

214. Ibid., V (1938), 1392, 1395, 1398–1400；更多的例子见II (1935), 692–4.

215. Ibid., V (1938), 1396; ibid., III (1936) 1317–19，有关性丑闻的更多例子，参见Siemsen, Die Geschichte, 172–3.

216. Kater, Hitler Youth, 61–2, 151–2.

217.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V (1937), 845.

218. Ibid., IV (1937), 836, also 876–7；更多的情况请见Daniel B. Horn, “The Hitler Youth and Educational Decline in the Third Reich”,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6 (1976), 425–47.

219. Wissmann, Es war eben unsere Schulzeit, 52.

220. Michael Zimmermann, “Ausbruchshoffnungen: Junge Bergleute in den dreissiger Jahren”, in Niethammer (ed.), “Die Jahre weiss man nicht”, 97–132, at 99–100.

221. Boberach (ed.), Meldungen, II. 286 (Vierteljahreslagebericht 1939 des Sicherheitshauptamtes).

222.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574; 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121–6. 更多的情况请见Ortmeyer, Schulzeit, 61–4，以及Rossmeissl, “Ganz Deutschland”, 54–7.

223. Trapp, Kölner Schulen, 39.

224. 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50–54, 111–1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332.

225. Ibid., 313–14; Trapp, Kölner Schulen, 113–15.

226. Harald Scholtz, NS-Ausleseschulen: Internatsschulen als Herrschaftsmittel des Führerstaates (Gottingen, 1973), 29–49, 57–69; 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41–2.

227. Elke Fröhlich, “Die drei Typ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Ausleseschulen”, in Johannes Leeb (ed.), “Wir waren Hitlers Eliteschüler”: Ehemalige Zöglinge der NS-Ausleseschulen brechen ihr Schweigen (Hamburg, 1998), 192–210, at 194–6 and 200.

228. Ibid., 201;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386.

229. Fröhlich, “Die drei Typen”, 196–7.

230. Scholtz, NS-Ausleseschulen, 69; Horst Ueberhorst (ed.), Elite für die Diktatur: Die Nationalpolitischen Erziehungsanstalten 1933–1945: Ein Dokumentarbericht (Düsseldorf, 1969); see also the reminiscences in Leeb (ed.), “Wir waren”, 19–21, 76–7.

231. Fröhlich, “Die drei Typen”, 202–3; Kraul, Das deutsche Gymnasium, 173–6，该文献强调了国家政治教育学院的两难局面，一方面是精英学校，另一方面又是洗脑中心。也请见Stefan Baumeister, NS-Führungskader. Rekrutierung und Ausbildung bis zum Beginn des Zweiten Weltkriegs 1933–1939 (Konstanz, 1997), 22–47. Kater, Hitler Youth, 52，不过该文献有些夸大了学校的效果；这一点请见Christian Schneider et al., Das Erbe der NAPOLA: Versuch einer Generationen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1996), esp. 33–91, 189–92.

232. 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112.

233. Scholtz, NS-Ausleseschulen, 162–80; Kraul, Das deutsche Gymnasium, 176–8.

23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387; 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46–7.

235. Scholtz, NS-Ausleseschulen, 245.

236. 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47; Fröhlich, “Die drei Typen”, 203–7; Baumeister, NS-Führungskader, 48–66; see also Kater, Hitler Youth, 48–51.

237.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387–8.

238. 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48–9; Baumeister, NS-Führungskader, 67–76.

239. Hans-Dieter Arntz, Ordensburg Vogelsang 1934–1945: Erziehung zur politischen Führung im Dritten Reich (Euskirchen, 1986), 104, 180–82.

240. Hardy Krüger, “Von der Ordensburg nach Babelsberg”, in Leeb (ed.), “Wir waren”, 49–55.

241. Fröhlich, “Die drei Typen”, 208–10; Baumeister, NS-Führungskader, 81–5; Scholtz, NS-Ausleseschulen, 299–324.

242. Baumeister, NS-Führungskader, 88–90; Scholtz, NS-Ausleseschulen, 288.

243. 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21–2.

244. Industrie- und Handelskammer Saarbrücken，引自Behnken (ed.), Deutsch land-Berichte, VI (1939), 317，本文献有更多的例证。

245. Hans Schemm, Hans Schemm spricht: Seine Reden und sein Werk (Bayreuth, 1941 [1945]), 243–7，引自Mosse (ed.), Nazi Culture, 282–3; also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V (1937), 868–9; ibid., 1051–4.

246. Ibid., I (1934), 575.

247. Trapp, Kölner Schulen, 67, 12–23.

248.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V (1937), 866.

249. Ibid., IV (1937), 878.

250. “Aus Tätigkeitsbericht des NSLB, Gau Mainfranken, Fachschaft II (Höhere Schulen), für das 2. und 3. Vierteljahr 1937”,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 542–3.

251.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V (1937), 834. 也请参见Georg Schwingl, Die Pervertierung der Schul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in Beitrag zum Begriff “Totalitäre Erziehung” (Regensburg, 1993), 159–64 (“Schule als vormilitärische Institution”).

252. Michael Grüttner, Studenten im Dritten Reich (Paderborn, 1995), 87–92; Hellmut Seier, “Der Rektor als Führer. Zur Hochschulpolitik des Reichserziehungsministeriums 1934–1945”, VfZ 12 (1964), 105–46. 希特勒的演讲请见Domarus (ed.), Hitler, II. 744. 依照传统，大学校长职务是荣誉性职位，没有实权：例证请见Frank Golczewski, Kolner Universitätslehrer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Personengeschichtliche Ansätze (Cologne, 1988), 248–60.

253. 引自Grüttner, Studenten, 93.

254. Ibid., 94–100. 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同盟的早期历史请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214–15, 429–31.

255. Grüttner, Studenten, 1–2；更多的情况请见Michael S. Steinberg, Sabers and Brown Shirts: The German Students’ Path to National Socialism, 1918–1935 (Chicago, 1977), 72–103.

256. Grüttner, Studenten, 245–59，引文见254；也请参见Geoffrey J. Giles, Student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many (Princeton, N.J., 1985), 136–50.

257. Grüttner, Studenten, 259–60, 324.

258. Ibid., 287–316，引文见307; Helma Brunck, Die Deutsche Burschenschaf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Munich, 1999), esp. 330–59; Friedhelm Golücke (ed.), Korporatione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Schernfeld, 1989); Michael Grüttner, “Die Korporation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arm-Hinrich Brandt and Matthias Stickler (eds.), “Der Burschen Herrlichkeit”.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des studentischen Korporationswesens (Würzburg, 1998), 125–43; Steinberg, Sabers, 154–72; Giles, Students, 175–86; Rosco G. S. Weber, The German Student Corps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86), 102–69（信息量大，但多少夸大了兄弟会对纳粹主义的抵制）。解散的兄弟会也包括拒绝决斗的天主教团体：参见Hans Jürgen Rösgen, Die Auflösung der katholischen Studentenverbände im Dritten Reich (Bochum, 1995), esp. 105–46.

259. Grüttner, Studenten, 101–2, 487. 在这些以及下面的统计数据中，1939年的数据是旧帝国的数据，即不包括奥地利和吞并的捷克斯洛伐克地区，并且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成整的千位数或百分比数。

260. Ibid., 126–35, 490.

261. Eiler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18–21.

262. Grüttner, Studenten, 491 and 109–26; Irmgard Weyrather, “Numerus Clausus für Frauen – Studentinn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Frauengruppe Faschismusforschung (ed.), Mutterkreuz, 131–62; Jill Stephenson, Women in Nazi Society (London, 1975), 130–46.

263. Grüttner, Studenten, 102–3; Norbert Wenning, “Das Gesetz gegen die Uberfüllung deutscher Schulen und Hochschulen vom 25. April 1933 – ein erfolgreicher Versuch der Bildungsbegrenzung?”, Die deutsche Schule, 78 (1986), 141–60.

264. Domarus, Hitler, II. 1251–2；也请见Wilhelm Treue, “Rede Hitlers vor der deutschen Presse (10. November 1938)”, VfZ 6 (1958), 175–91, 内有演讲全文；Völkischer Beobachter, 10 November 1938 (“Adolf Hitlers Rede an Grossdeutschland”).

265. 一个好的例证请见Peter Chroust, Giessener Universität und Faschismus. Studenten und Hochschullehrer 1918–1945 (2 vols., Münster, 1994), I. 187.

266. Grüttner, Studenten, 104–9.

267. Ibid., 227–9，引文在227–8.

268. Gerhard Szczesny, Als die Vergangenheit Gegenwart war: Lebensanlauf eines Ostpreussen (Berlin, 1990), 90，转引自Grüttner, Studenten, 230–31（内有类似的其他回忆）。

269. Ibid., 229–37.

270. Ibid., 260–71, 341–8.

271. Ibid., 317–31，引文在329, 331；相似的结论请见Konrad H. Jarausch, Deutsche Studenten 1800–1970 (Frankfurt am Main 1984), 197–8；以及Geoffrey J. Giles,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udents’ Association and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in Stachura (ed.), The Shaping, 160–85, at 180–81；也请见Steinberg, Sabers, 141–53，以及Giles, Students, 186–201.

272. “Eine nötig gewordene Klarstellung”, Der Student in Mecklenburg-Lubeck, 15 December 1936, 9，转引自Grüttner, Studenten, 15 6.

273. Ibid., 155–67.

274. Ibid., 168–78，引文在174, n. 99.

275. Ibid., 331–40.

276. Ibid., 178–93.

277. 有人认为德国大学纳粹化的程度很深，规模很大，参见Steven P. Remy, The Heidelberg Myth: The Nazific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of a German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2002), 50–84；不过他的论证建立在他的材料选择上，他有倾向性地挑选了纳粹化倾向最深的教授以及他们的研究，还有他关注的对象是大学生活中并不那么重要的方面，包括荣誉学位提名、创立新研究中心、杂志的编委等。他几乎完全忽视了教学。另外，他还认为前纳粹的、广泛存在于德国大学的保守观点来自纳粹分子的灌输。也请见Christian Jansen, Professoren und Politik: Politisches Denken und Handeln der Heidelberger Hochschullehrer 1914–1935 (Göttingen, 1992), esp.230–36，表明了海德堡大学教授1930—1935年期间转为反对魏玛共和但并不支持纳粹的右派。

278. Léon Poliakov and Josef Wulf, 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Denker: Doku mente (Berlin, 1959), 73; Wilhelm Ribhegge,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Münster: Europa in Westfalen (Münster, 1985), 194.

279. Golczewski, Kölner Universitätslehrer, 338–49.

280. Grüttner, Studenten, 198–205;克里克发言的引文在204；Giles, Students, 151–62；在二者间寻求平衡的尝试，请见Hellmut Sei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s Wissenschaftsverständnis und Hochschulpolitik”, in Leonore Siegele-Wenschkewitz and Gerda Stuchlik (eds.), Hochschul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und Wissenschaftsbetrieb als Thema der Zeit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1990), 5–21.

281. Hans-Paul Höpfner, Die Universität Bonn in Dritten Reich: Akademische Biographien unter nationalsocialistischer Herrschaft (Bonn, 1999), 540–44.

282. Boberach (ed.), Meldungen, II. 83 (Jahreslagebericht 1938 des Sicherheitshauptamtes).

283. Alan D. Beyerchen, Scientists under Hitler. Politics and the Physics Community in the Third Reich (New Haven, Conn., 1977), 79–85.

284. Ibid., 85–102；引文在93，来自莱纳德未出版的回忆录，转引自Charlotte Schmidt-Schönbeck, 300 Jahre Physik und Astronomie an der Kieler Universität (Kiel, 19 6 5), 119.

285. Beyerchen, Scientists, 103–16.

286. Grüttner, Studenten, 194–8; Beyerchen, Scientists, 116–40, 63–4; Werner Heisenberg, Der Teil und das Ganze: Gespräche im Umkreis der Atomphysik (Munich, 1969), 206–12；也请见Paul Forman, “Physics and Beyond: Historiographic Doubts: Encounters and Conversations with Werner Heisenberg”, Science, 172 (14 May 1971), 687–8；以及Steffen Richter, “Die ‘Deutsche Physik’”, in Herbert Mehrtens and Steffan Richter (eds.), Naturwissenschaft, Technik und NS-Ideologie: Beiträg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s (Frankfurt am Main, 1980), 116–41，该文献强调了雅利安物理学的政治本性，它对科学理论和实验没有任何真正的贡献。

287. Beyerchen, Scientists, 141–67.

288. Helmut Lindner, “‘Deutsche’ und ‘gegentypische’ Mathematik. Zur Begründung einer “arteigenen Mathematik” im “Dritten Reich” durch Ludwig Bieberbach”, in Mehrtens and Richter (eds.), Naturwissenschaft, 88–115, esp. 105–8.

289. Martin Bechstedt, “‘Gestalthafte Atomlehre’ – Zur ‘Deutschen Chemie’ im NS-Staat”, ibid., 142–65；以及Horst Remane, “Conrad Weygand und die ‘Deutsche Chemie’”, in Christoph Meinel and Peter Voswinckel (eds.), Medizin, Naturwissenschaft, Technik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Kontinuitäten und Diskontinuitäten (Stuttgart, 1994), 183–91.

290. Herbert Mehrtens, “Entartete Wissenschaft? Naturwissenschafte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Siegele-Wenschkewitz and Stuchlik (eds.), Hochschul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113–28.

291. Beyerchen, Scientists, 71–8; Remy, The Heidelberg Myth, 55–6; Horst Möll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Wissenschaftsideologie”, in Jörg Tröger (ed.), Hochschule und Wissenschaft im Dritten Reich (Frankfurt am Main, 1984), 65–76, esp.74–6；以及Klaus Hentschel (ed.), Physic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An Anthology of Primary Sources (Basle, 1996), 116–18 (内有一篇匿名文章，来自Nature, 136 [14 December 1935], 927–8, 题为“Nazi-Soc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cience”).

292. Helmut Maier (ed.), Rüstungsforsch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Organisation, Mobilisierung und Entgrenzung der Technikwissenschaften (Göttingen, 2002)，该文献提供了和公司研发相关的极有用的信息；idem, Forschung als Waffe: Rüstungsforschung in der 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 und das KWI für Metallforschung 1900 bis 1947 (Göttingen, 2005); Susanne Heim, Kalorien, Kautschuk, Karrieren. Pflanzenzüchtung und landwirtschaftliche Forschung in Kaiser-Wilhelm-Instituten 1933–1945 (Göttingen, 2003); Herbert Mehrtens, “Kollaborationsverhältnisse: Natur- und Technikwissenschaften im NS-Staat und ihre Historie”, in Meinel and Voswinckel (eds.), Medizin, 13–32.

293. Kristie Macrakis, Surviving the Swastika: Scientific Research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3), esp. 84–186, 199–205; John Gimbel,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parations: Exploitation and Plunder in Postwar Germany (Stanford, Calif., 1990), 22.

294. 更多的情况请见Hartmut Lehmann and Otto Gerhard Oexle (ed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n Kulturwissenschaften (2 vols., Gottingen, 2004).

295. Karen Schönwalder, Historiker und Politik: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92), 75–88，引文在77以及311 n.85; Helmut Heiber, Walter Frank und sein Reichs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des neuen Deutschlands (Stuttgart, 1966)，该文献提供了一个极为细致的论述；Winfried Schulze, “Germa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50s”, in Hartmut Lehmann and James Van Horn Melton (eds.), Paths of Continuit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50s (Cambridge, 1994), 19–42, at 24–5；更多细节请见idem,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ach 1945 (Munich, 1989), esp. 31–45；也请见Bernd Faulenbach, “Tendenze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Dritten Reich’”, in Renate Knigge-Tesche (ed.), Berater der braunen Macht: Wissenschaft und Wissenschaftler im NS-Staat (Frankfurt am Main, 1999), 26–52, esp. 36–7以及45–7; Peter Lambert, “From Antifascist to Volkshistoriker: Demos and Ethnos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Fritz Rörig, 1921–45”, in Stefan Berger et al. (eds.),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 (London, 1999), 137–49.

296. Schnöwälder, Historiker, 87; 有一个来自东德的研究也挺有用（但一如往常，必须谨慎使用），参见Hans Schleier, “Di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918–1943”, in Joachim Streisand (ed.), Studien über di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von 1871 bis 1945 (2 vols., Berlin, 1965, 1969), II. 251–302，同一作者还有一篇更晚近的记述，“German Historiography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Dreams of a Powerful Nation-state and German Volkstum Come True”, in Berger et al. (eds.),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176–88.

297. Schönwälder, Historiker, 85–6; Gerhard Ritter, “Die deutschen Historikertage”,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 (1953), 513–21, at 517.

298. Boberach (ed.), Meldungen, II. 86 (Jahreslagebericht 1938 des Sicherheitshauptamtes).

299. 更多的情况请见Ingo Haar, Historiker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und der “Volkstumskampf” im Osten (Göttingen, 2002); Michael Burleigh, Germany Turns Eastwards. A Study of Ostforschung in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1988); Christoph Klessmann, “Osteuropaforschung und Lebensraum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in Peter Lundgreen (ed.), Wissenschaft im Dritten Reich (Frankfurt am Main, 1985), 350–83; Karl Ferdinand Werner, Das NS-Geschichtsbild und di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Stuttgart, 1967), esp. 9–23.

300. James Van Horn Melton, “Continuities in Germa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1933–1960”, in Lehmann and Melton (eds.), Paths, 1–18, at 5; Georg G. Iggers, “Introduction”, in idem (ed.), The Social History of Politics: Critical Perspectives in West German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45 (Leamington Spa, 1985), 1–48, at 17. 少数几个1933年去职的教授中包括天主教自由派历史学家弗朗茨·施纳贝尔（Franz Schnabel），著有多卷本的19世纪德国史 (Lothar Gall, “Franz Schnabel (1887–1966)”, in Lehmann and Melton (eds.), Paths, 155–65).

301. Hans Rothfels, Ostraum, Preussentum und Reichsgedenke: Historische Abhandlungen. Vorträge und Reden (Leipzig, 1935), vi; Schönwälder, Historiker, 78–9, 91–104.

302. Ibid., 77–80. 也请见Peter Schöttler (ed.), Geschichtsschreibung als Legitim ationswissenschaft 1918–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97); Willi Oberkrome, Volksgeschichter: Methodische Innovation und völkische Ideologisierung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918–1945 (Göttingen, 1992), esp. 102–70;以及Reinhard Kühnl, “Reichs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Tröger (ed.), Hochschule, 92–104.

303. Christoph Cornelissen, Gerhard Ritt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im 20. Jahrhundert (Düsseldorf, 2001), 230–46（引文在245，引自Gerhard Ritter,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historisches Profil [Leipzig, 1936], 252–3）；也请见Klaus Schwabe,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from 1933 into the Early 1950s: Gerhard Ritter (1888–1967)”, in Lehmann and Melton (eds.), Paths, 82–108.

304. Carsten Klingemann, Soziologie im Dritten Reich (Baden-Baden, 1996)，本该文献针对德国不同研究中心和不同大学进行了案例研究；也请见idem, “Social-Scientific Experts – No Ideologues: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in the Third Reich”, in Stephen P. Turner and Dirk Käsler (eds.), Sociology Responds to Fascism (London, 1992), 127–54; Otthein Rammstedt, “Theorie und Empirie des Volksfeindes. Zur Entwicklung einer ‘deutschen Soziologie’”, in Lundgreen (ed.), Wissenschaft, 253–313；还有Klaus Brintzinger, Die Nationalökonomie an den Universitäten Freiburg, Heidelberg und Tübingen 1918–1945: Eine institutionshistorische, vergleichende Studie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Fakultäten und Abteilungen südwestdeutscher Universitäten (Frankfurt am Main, 1996).

305. Wilhelm Vosskamp, “Kontinuität und Diskontinuität: Zur 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im Dritten Reich”, in Lundgreen (ed.), Wissenschaft, 140–62.

306. Höpfner, Die Universität Bonn, 34–8, 146–217. 更一般的情况参见文集Lehmann and Oexle (eds.), Nationalsozialismus.

307. Michael H. Kater, Doctors under Hitler (Chapel Hill, 1989), 111–20.

308. Ibid., 22–5, 120–21.

309. Ibid., 120–26, 147. Höpfner, Die Universität Bonn, 271–330. 根据Kater的说法，1933年德国17%的医生是犹太人，而大学医学老师的比例无疑更高 (Kater, Doctors, 139)。

310.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35 (9 October 1933).

311. Kater, Doctors, 172–3.

312. Robert N. Proctor, The Nazi War on Cancer (Princeton, N.J., 1999), 4, 198–203.

313. Ibid., 6–7.

314. Kater, Doctors, 174–6.

第四章　繁荣和掠夺

1. Spotts, Hitler, 386–9; Martin Kornrumpf, HAFRABA e.V.: Deutsche AutobahnPlanung 1926–1934 (Bonn, 1990); Kurt Gustav Kaftan, Der Kampf um die Autobahnen: Geschichte der Autobahnen in Deutschland 1907–1935 (Berlin, 1955).

2. Franz Wilhelm Seidler, “Fritz Todt: From Motorway Builder to Minister of State”,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245–56, at 245–9；更多细节请见idem, Fritz Todt: Baumeister Dritten Reiches (Berlin, 1987 [1986]).

3. Fritz Todt, “Der Strassenbau in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 in Hans Heinrich Lammers and Hans Pfundtner (eds.) Grundlagen, Aufbau und Wirtschaftsordnung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es, (3 vols., Berlin, 1937), III: Die Wirtschaftsordnung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es; see also James Shand, “The Reichsautobahn: Symbol for the Third Rei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 (1984), 189–200; and Erhard Schütz and Eckhard Gruber, Mythos Reichsautobahn: Bau und Inszenierung der “Strassen des Führers”1933–1941 (Berlin, 1996).

4. Spotts, Hitler, 391–3; Rainer Stommer (ed.), Reichsautobahn: Pyramiden des Dritten Reiches (Marburg, 1982), 107; Thomas Zeller, “‘The Landscape's Crown’: Landscape, Perception, and Modernizing Effects of the German Autobahn System, 1934–1941”, in David E. Nye (ed.), Technologies of Landscape: From Reaping to Recycling (Amherst, Mass., 1999), 218–40.

5. Spotts, Hitler, 393–4; Ludolf Herbs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1933–1945: Die Entfesselung der Gewalt: Rassismus und Krieg (Frankfurt am Main, 1996), 97–8; Hans-Joachim Winkler, Legenden um Hitler (Berlin, 1963), 7–14; Dan P. Silverman, Hitler's Economy: Nazi Work Creation Programs 1933—1936 (Cambridge, Mass., 1998), 147–57.

6. Richard J. Overy, “Cars, Roads, and Economic Recovery in Germany, 1932–1938”,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28 (1975), 466–83, 重印于idem, 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94), 68–89.

7. Domarus (ed.), Hitler, I. 250–51.

8. Overy, “Cars, Roads, and Economic Recovery”; Weekly Report of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Research (Institut für Konjunkturforschung, Berlin), vol. 7, no. 10 (7 March 1934), 53–5.

9. Gerhard Kroll, Von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zur Staatskonjunktur (Berlin, 1958), 462, 505；也请见Harry Niemann and Armin Hermann (eds.), Die Entwicklung der Motorisierung im Deutschen Reich und den Nachfolgestaaten (Stuttgart, 1995).

10.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153（翻译有修正）。

11. Ibid., 158（翻译有修正）。

12. Geoffrey Spencely, “R. J. Overy and the Motorisierung: A commen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2 (1979), 100–106; Richard J. Overy, “The German Motorisierung and Rearmament. A Repl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2 (1978), 207–13.

13. Heinz Wehner, “Die Rolle des faschistischen Verkehrswesens in der ersten Period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Bulletin des Arbeitskreises Zweiter Weltkrieg, 2 (1966), 37–61, at 41–2, cited in Hans-Erich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in Preparation for War”, in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ed.),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10 vols., Oxford, 1990– [1979–]), I: The Buildup of German Aggression (Oxford, 1990), 157–372, at 228–9.

14. Klaus Hildebrand, “Die Deutsche Reichsbahn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iktatur 1933–1945”, in Lothar Gall and Manfred Pohl (eds.), Die Eisenbahn in Deutschland.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Munich, 1999), 165–243, at 176–7；也请见Stefan Arold, Die technische Entwicklung und rüstungswirtschaftliche Bedeutung des Lokomotivbaus der Deutschen Reichsbahn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5) (Stuttgart, 1997). 希特勒特有的对宏大概念的喜爱也在这里表现了出来，他提议要修新的、更大的铁路，应该比现有的宽（ibid., 97）。

15. Fritz Blaich, Wirtschaft und Rüstung im “Dritten Reich” (Düsseldorf, 1987), 15–20; Simon Reich, The Fruits of Fascism: Postwar Prosper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haca, N.Y., 1990), 151.

16. Hans Mommsen and Manfred Grieger, Das Volkswagenwerk und seine Arbeiter im Dritten Reich (Düsseldorf, 1996), 52–113；有关“力量来自快乐”组织的情况，请见本书465–74。

17.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488.

18. Shelley 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Consumerism and Mass Tourism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2004), 240–41; Reich, The Fruits, 147–201; 1938年德国汽车市场上52%的汽车都由福特和欧宝生产（ibid., 159）。

19. Karl Lärmer, Autobahnbau in Deutschland 1933 bis 1945: Zu den Hintergründen (Berlin, 1975), 54–7; Silverman, Hitler's Economy, 261.

20. Richard J. Overy, “Unemployment in the Third Reich”, in idem, War and Economy, 37–67, at 37–42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same title in Business History, 29 [1987], 253–82); Dietmar Petzina, “The Extent and Causes of Unemployment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Peter D. Stachura (ed.), Unemployment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Weimar Germany (London, 1986), 29–48.

21. Domarus (ed.), Hitler, I. 234.

22. Willi A. Boelck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1930–1945: Interna des Reichswirtschaftsministeriums (Düsseldorf, 1983), 13–29.

23. Avraham Barkai, Nazi Economics: Ideology, Theory, and Policy (Oxford, 1990 [1988]), 28–35; Boelck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29–38; Wolfram Fischer, Deutsche Wirtschaftspolitik 1918–1945 (Opladen, 1968), 52–5.

24. Michael Schneider,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 Work Creation Policy in Germany, 1930–1933”, in Stachura (ed.), Unemployment, 163–86; Helmut Marcon, Arbeitsbeschaffungspolitik der Regierungen Papen und Schleicher. Grundsteinlegung für die Beschäftigungs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Bern, 1974).

25. Herbs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95–6;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256–62.

26. Overy, “Unemployment”, 63–5; Weekly Report of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Research, vol. 7, no. 17 (3 May 1934), 77–82.

27. 法律节选部分的译文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257; Pine, Nazi Family Policy, 17.

28. Helen L. Boak, “The State as an Employer of Women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William Robert Lee and Eve Rosenhaft (eds.), The State and Social Change in Germany, 1880–1980 (Oxford, 1990), 61–98；更概括的论述请见Renate Bridenthal and Claudia Koonz, “Beyond Kinder, Küche, Kirche: Weimar Women in Politics and Work”, in Renate Bridenthal et al. (eds.), When Biology Became Destiny: Women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84), 33–65.

29. Julia Sneeringer, Winning Women's Votes: Propaganda and Politics in Weimar Germany (Chapel Hill, N.C., 2002).

30. Frankfurter Zeitung, 9 September 1934，转引自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255–6.

31. Goebbels, Michael, 41 (1934 edn), quoted in Mosse (ed.), Nazi Culture, 41.

32. Engelbert Huber, Das ist Nationalsozialismus (Stuttgart, 1933), 121–2，转引自Mosse (ed.), Nazi Culture, 47.

33. Clifford Kirkpatrick, Women in Nazi Germany (London, 1939), 121.

34. Helgard Kramer, “Frankfurt's Working Women: Scapegoats or Winner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Richard J. Evans and Dick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Experiences and Consequences of Mass Unemployment from the Weimar Republic to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87), 108–41.

35. Herbs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89–91;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59–64.

36. Werner Abelshauser, “Kriegs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wunder. Deutschlands wirtschaftliche Mobilisierung für den Zweiten Weltkrieg und die Folgen für die Nachkriegszeit”, VfZg 47 (1999), 503–38; 该文献的英语译本更长，请见idem, “Germany: Guns, Butter,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Mark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8), 122–76.

37. Harold James, “Innovation and Conservatism in Economic Recovery: The Alleged ‘Nazi Recovery’ of the 1930s”, in Childers and Caplan (eds.), Reevaluating the Third Reich, 114–38; Peter Marschalck,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1984), 67–71, 148.

38. Silverman, Hitler's Economy, 244, and 359 n. 68，该文献批评了下文提供的统计数据，数据见Overy, “Unemployment”, 65；不过魏玛共和国的数据也没什么亮眼的：请见Dan P. Silverman, “A Pledge Unredeemed: The Housing Crisis in Weimar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3 (March 1970), 112–39, at 119–20. 也请见Blaich, Wirtschaft, 15–21.

39. “Germany's Economic Recovery”, The Economist, 10 August 1935, 271–2.

40. Willi Hemmer, Die “unsichtbaren” Arbeitslosen. Statistische Methoden – Soziale Tatsachen (Zeulenroda, 1935), 189；请见Christoph Buchheim, “Zur Natur des Wirtschaftsaufschwungs in der NS-Zeit”, in idem et al. (eds.), Zerrissene Zwischenkriegszeit: Wirtschaftshistorische Beiträge: Knut Borchardt zum 65. Geburtstag (Baden-Baden, 1994), 97–119, at 105–7.

41. Birgit Wulff,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Unemployed: National Socialist Workcreation Schemes in Hamburg, 1933–4”,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281–302; Timothy W. Mason, 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 (Providence, R.I., 1993 [1977]), 109–28; Fritz Petrick, “Eine Untersuchung zur Beseitigung der Arbeitslosigkeit unter der deutschen Jugend in den Jahren von 1933 bis 1935”,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67), 287–300; Claudia Brunner, Arbeitslosigkeit im NS-Staat: Das Beispiel München (Pfaffenweiler, 1997), 337–40.

42. Birgit Wulff, Arbeitslosigkeit und Arbeitsbeschaffungsmassnahmen in Hamburg 1933–1939: Eine Untersuchung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Wirtschafts- und Sozial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87), esp.269–82; 其他领域的细节请见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123–9, 214–25.

43.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786–7; Silverman, Hitler's Economy, 10–27, 164–74; Bernhard Vollmer (ed.), Volksopposition im Polizeistaat, 96–7.

44. Christoph Buchheim, “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im Dritten Reich – mehr Desaster als Wunder. Eine Erwiderung auf Werner Abelshauser”, VfZ 49 (2001), 653–4；更多内容请见idem, “Zur Natur”.

45. “Germany's Economic Recovery”, The Economist, 10 August 1935, 271–2，以及17 August 1935, 316–17; Weekly Report of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Research, vol. 8, no. 22/23 (8 June 1935)，45–7; ibid., 32/33 (22 August 1935)，64–6; “Unemployment in Germany”, The Economist, (31 August 1935), 421.

46. Karl-Heinz 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 49–51；也请见Blaich, Wirtschaft, 55–6 (Ministerbesprechung vom 8. 2. 1933).

47.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21–2; Dietmar Petzina, “Hauptprobleme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spolitik 1932/33”, VfZg 15 (1967), 18–55, at 40; Günther Gereke, Ich war königlich-preussischer Landrat (Berlin, 1970), 157–8.

48. Spotts, Hitler, 393–4.

49. Domarus (ed.), Hitler, I. 250–51.

50. Blaich, Wirtschaft, 15–26.

51. Neil Gregor, Daimler-Benz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8), 54; Fritz Blaich, “Why Did the Pioneer Fall Behind? Motorization in Germany between the Wars”, in Theo Barker (e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of the Spread of Motor Vehicles: An International Centenary Tribute (London, 1988), 148–6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480–85; Mommsen and Grieger, Das Volkswagenwerk, 179–202 (figures on 197).

52.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28–9.

53. Robert J. O'Neill, The German Army and the Nazi Party, 1933–1939 (London, 1968 [1966]), 65–6，引用了陆军元帅冯·魏克斯未发表的回忆录。

54. “Sitzung des Ausschusses der Reichsregierung für Arbeitsbeschaffung vom 9. 2. 1933, in 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 58–69，以及Blaich, Wirtschaft, 56–8. 这一骗术没过多久就被国外观察家注意到了。1935年英国通讯记者注意到了帝国统计局发布的一个报告：“‘创造就业’开支中明确包括重整军备开支”（The Economist, 10 August 1935, 280；原文中“包括”一词为斜体）。

55.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23–4; Michael Geyer, Deutsche Rüstungspolitik 1860–1980 (Frankfurt am Main, 1984), 139–40; idem, “Das Zweite Rüstungsprogramm (1930–1934): Eine Dokumentation”,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17 (1975), 125–72, at 134 and 158；也请见Boelck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29–33.

56.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28–34；也请见Peter Kirchberg, “Typisierung in der Kraftfahrzeugindustrie und der Generalbevollmächtigte fur das Kraftfahrwesen”,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69), 117–42；也请见Edward L. Homze, Arming the Luftwaffe: The Reich Air Ministry and the German Aircraft Industry, 1919–1939 (Lincoln, Nebr., 1976). 该领域的文献低估了第三帝国从一开始就参与重整军备计划的程度，以及国家在其中的作用，并忽视了许多看似非军事化的岗位背后的军事化因素。例证请见Overy, “Cars, Roads an Economic Recovery”; idem, “Hitler's War Plans and the German Economy, 1933–1939”, in idem, War and Economy, 177–204; Michael Wolffsohn, “Arbeitsbeschaffung und Rüstung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1933”,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22 (1978), 9–22; 或者Burton H. Klein, Germany's Economic Preparations for War (Cambridge, Mass., 1959); 批评性的评论请见Barkai, Nazi Economics, 217–24, and Berenice A. Carroll, Design for Total War: Arms and Economics in the Third Reich (The Hague, 1968). 重整军备优先的政策已经在下述文献中有所强调，Sauer, Die Mobilmachung, 140–64.

57. Wilhelm Deist, “The Rearmament of the Wehrmacht”, in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ed.), Germany, I. 373–540, at 487.

58. Ibid., 456–7; O'Neill, The German Army, 134–5.

59. Boelck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171.

60.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34–8; Hans Luther, Vor dem Abgrund 1930–1933: Reichsbankpräsident in Krisenzeiten (Frankfurt am Main, 1964), 特别是最后一章，302–8.

61. Hjalmar Schacht, My First Seventy-Six Years: The Autobiography of Hjalmar Schacht (London, 1955), 10–154.

62. Ibid., 155–306.

63.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34–41；也请见Willi A. Boelcke, Die Kosten von Hitlers Krieg: Kriegsfinanzierung und finanzielles Kriegserbe in Deutschland 1933–1948 (Paderborn, 1985); Fischer, Deutsche Wirtschaftspolitik, 66–71; Dietmar Petzina,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in der Zwischenkriegszeit (Wiesbaden, 1977), 117–24.

64.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173–200; Blaich, Wirtschaft, 28.

65. Gustavo Corni and Horst Gies, Brot, Butter, Kanonen. Die Ernährungs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unter der Diktatur Hitlers (Berlin, 1997), 75–250，本文献是现有对帝国食品公司最细致的论述。也请见Horst Gies, “Der Reichsnährstand: Organ berufsständischer Selbstverwaltung oder Instrument staatlicher Wirtschaftslenkung?”,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21 (1973), 216–33；以及idem, “Die Rolle des Reichsnährstandes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 in Gerhard Hirschfeld and Lothar Kettenacker (eds.), The “Führer State”: Myth and Reality: Studies on the Structure and Politics of the Third Reich (Stuttgart, 1981), 270–304.

66. Horst Gies, “Aufgaben und Problem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rnährungswirtschaft 1933–1939”,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22 (1979), 466–99.

67. Blaich, Wirtschaft, 27;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45–72.

68. Blaich, Wirtschaft, 23–4, 27;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58–62; Michael Krüger-Charlé, “Carl Goerdelers Versuche der Durchsetzung einer alternativen Politik 1933 bis 1937”, in Jürgen Schmadeke and Peter Steinbach (eds.), Der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und der Widerstand gegen Hitler (Munich, 1986), 383–404.

69. Gies, “Die Rolle”；也请见idem, “Der Reichsnährstand”; idem, “Revolution oder Kontinuität? Die personelle Struktur des Reichsnährstandes”, in Günther Franz (ed.), Bauernschaft und Bauernstand 1500–1970: Büdinger Vorträge 1911–1972 (Limburg, 1975), 323–30; John E. Farquharson, The Plough and the Swastika: The NSDAP and Agriculture in Germany 1928–45 (London, 1976), 161–82.

70. Gies, “Die Rolle”; Jürgen von Krudener, “Zielkonflikte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Agrarpolitik: Ein Beitrag zur Diskussion des Leistungsproblems in zentralgelenkten Wirtschaftssystemen”,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94 (1974), 335–61;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488–98; Gustavo Corni, Hitler and the Peasants: Agrarian Policy of the Third Reich, 1930–1939 (Princeton, N.J., 1990 [1989]), 245–68; Beatrix Herlemann, “Der Bauer klebt am Hergebrachten”: Bäuerliche Verhaltensweisen unterm Nationalsozialismus auf dem Gebiet des heutigen Landes Niedersachsen (Hanover, 1993), 74–7 and 145–53; Farquharson, The Plough, 71–106.

71. 请见Corni, Hitler and the Peasants, 220–44; Farquharson, The Plough, 183–202; Herlemann, “Der Bauer”, 154–71.

72.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93–300, 350–54.

73. John H. Farquharson, The Plough, 169–70; 一个成功向自给自足政策转型的领域，请见John Perkins, “Nazi Autarchic Aspirations and the Beet-Sugar Industry, 1933–39”,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20 (1990), 497–518；更概括的情况，请见Corni, Hitler and the Peasants 156–83.

7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624–42；有关食品生产和市场调节的一个细致论述，请见Corni and Gies, Brot, 251–395.

75. Peter Temin,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Cambridge, Mass., 1989), 109–11，作者认为第三帝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模式，因为国家一直在指挥和干预，并将大量资源投向福利计划，但是作者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按照作者的标准，几乎所有的现代经济体都能被算作社会主义经济（Buchheim, “Zur Natur”, 99–100）。

76. 有关这一协议的背景，见Peter Hayes, Industry and Ideology: IG Farben in the Nazi Era (New York, 1987), 36–47, 114–20.

77. Homze, Arming the Luftwaffe, 192–3.

78. Dieter Swatek, Unternehmenskonzentration als Ergebnis und Mittel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Wirtschaftspolitik (Berlin, 1972); Ingeborg Esenwein-Rothe, Die Wirtschaftsverbände von 1933 bis 1945 (Berlin, 1965).

79. 有关胡根贝格治下的经济部，见Boelck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47–65.

80. Gerald D. Feldman, Allianz and the German Insurance Business, 1933–1945 (Cambridge, 2001), 1–50.

81. Ibid., 51–78.

82. Ibid., 78–105; Boelck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65–76.

83.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04–15; Noakes and Pridham, Nazism, II. 72–8.

84.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42–4; “The Balance of Trade in Germany”, Supplement to the Weekly Report of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Research (Berlin, 11 April 1934).

85. “The Transfer Problem and Germany'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Weekly Report of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Research, 7 (Berlin, 6 June 1934); “German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and Foreign Trade”, Supplement to the Weekly Report of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Research (Berlin, 31 October 1934); Herbs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160–62.

86. “A Review of the First Year of German Foreign Trade Under the ‘New Plan’”, Weekly Report of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Research, 8 (Berlin, 2 October 1935).

87. “The German Moratorium”, The Economist, 23 June 1934, 1378–9；有关沙赫特在位的第一个时期，更概括的论述请见Boelck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77–82.

88.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45–7，引用了沙赫特于1935年5月3日的一份备忘录。

89. Blaich, Wirtschaft, 27; Boelck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100–117.

90.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62–72; Fischer, Deutsche Wirtschaftspolitik, 71–6.

91. 四年计划备忘录再收录于Blaich, Wirtschaft, 60–67，以及Wilhelm Treue (ed.), “Hitlers Denkschrift zum Vierjahresplan 1936”, VfZ 3 (1955), 184–210，完整的翻译请见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86–93. 也请见Arthur Schweitzer, “Der ursprüngliche Vierjahresplan”,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60(1956), 348–96；以及Dietmar Petzina, Autarkie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ierjahresplan (1936–42) (Stuttgart, 1968).

92. Schacht, My First Seventy-Six Years, 362–77（有自我辩护的倾向，很多问题都忽略了，还有很多误导的说法）。

93. Friedrich Hossbach, Zwischen Wehrmacht und Hitler 1934–1938 (Göttingen, 1965 [1949]), 181–9, and Hermann Gackenholz, “Reichskanzlei 5. November 1937: Bemerkungen über ‘Politik und Kriegführung’ im Dritten Reich”, in Richard Dietrich and Gerhard Oestreich (ed.), Forschungen zu Staat und Verfassung: Festgabe für Fritz Hartung (Berlin, 1958), 459–84.

94. Hossbach, Zwischen Wehrmacht und Hitler, 186; Walter Bussmann, “Zur Entstehung und Überlieferung der ‘Hossbach-Niederschrift’”, VfZ 16 (1968), 373–84; Bradley F. Smith, “Die Überlieferung der Hossbach-Niederschrift im Lichte neuer Quellen”, VfZ38 (1990), 329–36; Jonathan Wright and Paul Stafford, “Hitler, Britain and the Hossbach Memorandum”,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42 (1987), 77–123. 这些研究明确表明，Alan J. P. Taylor对霍斯巴赫记录的真实性提出的质疑是没道理的，其质疑见Alan J. P. Taylo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64 [1961]), 21–2 and 131–4.

95. Schacht, My First Seventy-Six Years, 362–77（对沙赫特的回忆通常需要谨慎对待）；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95–8, 357–8.

96. Blaich, Wirtschaft, 26, 83, 91–4; Schacht, My First Seventy-Six Years, 386–94. 预算平衡请见Albrecht Ritschl, Deutschlands Krise und Konjunktur 1924–1934: Binnenkonjunktur, Auslandsverschuldung und Reparationsproblem zwischen Dawes-Plan und Transfersperre (Berlin, 2002), 表A9；国民收入数据请见表A12。

97. O'Neill, The German Army, 63–6，引用了陆军元帅冯·魏克斯未发表的回忆录；Schacht, My First Seventy-Six Years, 395–414；更一般的情况请见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73–86.

98. Ibid., 300–309, 356；Fischer, Deutsche Wirtschaftspolitik, 77–82; Petzina,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124–39. 有关“乱麻”的说法，请见Hans Kehrl, Krisenmanager im Dritten Reich. 6 Jahre Frieden – 6 Jahre Krieg: Erinnerungen (Düsseldorf, 1973), 74–86, 98–117. 有关计划的失败以及当局无法搜集和处理足够的数据，请见J. Adam Tooze, Statistics and the German State, 1900–1945: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 Knowledge (Cambridge, 2001), 215–45.

99.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309–15.

100. Ibid., 354–72.

101. Wilhelm Deist, “The Rearmament of the Wehrmacht”, 374–540, at 456–504; Homze, Arming the Luftwaffe; Michael Salewski, Die deutsche Seekriegsleitung 1935–1945 (3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70–75); Jost Dülffer, Weimar, Hitler und die Marine: Reichspolitik und Flottenbau 1920–1939 (Düsseldorf, 1973); Lutz Budrass, Flugzeugindustrie und Luftrüstung in Deutschland 1918–1945 (Düsseldorf, 1998)，该文献是最近最全面的研究。

102.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300–309.

103. Richard J. Overy, “The German Pre-war Production Plans: November 1936–April 1939”,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0 (1975), 778–97.

10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614–24.

105. “Schreiben des Stellvertreters des Führers, Entscheidung, dass Frauen weder Richter noch Anwalt werden sollen, 24 August 1936”, 重印为document 108，in Ursula von Gersdorff, Frauen im Kriegsdienst 1914–1945 (Stuttgart, 1969), 282.

106. Matthew Stibbe, Women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2003), 84–91; Tim Mason, “Women in Germany, 1925–1940: Family, Welfare and Work”, in idem, Nazism, Fasc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 (Cambridge, 1995), 131–211 (文章最初发表于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 [1976], 74–133, and 2 [1976], 5–32); Dörte Winkler, Frauenarbeit im “Dritten Reich” (Hamburg, 1977); Annemarie Tröger, “The Creation of a Female Assembly-Line Proletariat”, in Bridenthal et al. (eds.), When Biology Became Destiny, 237–70; Carola Sachse, Industrial Housewives: Women's Social Work in the Factories of Nazi Germany (London, 1987); Stephenson, Women in Nazi Society, 75–115（医生的有关数据在166）。

107. Lore Kleiber, “‘Wo ihr seid, da soll die Sonne scheinen!’ – Der Frauenarbeitsdienst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Frauengruppe Faschismusforschung (ed.), Mutterkreuz, 188–214; Jill Stephenson, “Women's Labor Service in Nazi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5 (1982), 241–65; Stefan Bajohr, “Weiblicher Arbeitsdienst im ‘Dritten Reich’. Ein Konflikt zwischen Ideologie und Ökonomie”, VfZ 28 (1980), 331–57.

108. 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31–6.

109. Elizabeth D. Heineman, What Difference Does a Husband Make? Women and Marital Status in Nazi and Postwar Germany (London, 1999), 40–41, 随后的细节也见于该文献。

110. Stibbe, Women, 88; Annemarie Tröger, “Die Frau im wesensgemässen Einsatz”, in Frauengruppe Faschismusforschung (ed.), Mutterkreuz, 246–72.

111. Timothy W. Mason, “The Legacy of 1918 for National Socialism”, in Anthony Nicholls and Erich Matthias (eds.), German Democracy and the Triumph of Hitler: Essays in Recent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71), 215–39.

112. Ulrich 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Enforced Foreign Labor in Germany under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1997 [1985]), 27–60；也可见本书695–6。

113. Herbs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160–77.

114. Hossbach, Zwischen Wehrmacht und Hitler, 186.

115. Josiah E. DuBois, Jr, The Devil's Chemists: 24 Conspirators of the International Farben Cartel who Manufacture Wars (Boston, Mass., 1952); Joseph Borkin, 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I. G. Farben (New York, 1978); Richard Sasuly, IG Farben (New York, 1947); Dietrich Eichholtz, “Zum Anteil des IG Farben Konzerns an der Vorbereitung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69), 83–105; Ferdinand Grocek, “Ein Staat im Staate – der IG-Farben Konzern”, Marxistische Blätter, 4 (1966), 41–8; Willi Kling, Kleine Geschichte der IG Farben-der Grossfabrikant des Todes (Berlin, 1957)；更概括的情况，请见Arthur Schweitzer, Big Business in the Third Reich (Bloomington, Ind., 1964).

116. 关于这些著作较好的研究，见Pierre Ayçoberry, The Nazi Question: An Essay o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22–1975) (New York, 1981); A. James Gregor, Fascism: The Classic Interpretations of the Interwar Period (Morristown, N.J., 1983); Wolfgang Wippermann, Zur Analyse des Faschismus: Die sozialistischen und kommunistischen Faschismustheorien, 1921–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81)；以及Anson G. Rabinbach,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Fasc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New German Critique, 1 (1974), 127–53.

117. Timothy Mason, “The Primacy of Politics –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in Stuart J. Woolf (ed.), The Nature of Fascism (London, 1968), 165–95.

118. Alan S. Milward, “Fascism and the Economy”, in Walter Laqueur (ed.), Fascism: A Reader's Guide: Analyses, Interpretations, Bibliography (New York, 1976), 409–53.

119. 弗里茨·蒂森由别人代笔的回忆录I Paid Hitler (London, 1941) 是不可靠的；见Henry Ashby Turner, Jr, “Fritz Thyssen und ‘I Paid Hitler’”, VfZ 19 (1971), 225–44；也可见Horst A. Wessel, Thyssen & Co., Mülheim an der Ruhr: Die Geschichte einer Familie und ihrer Unternehmung (Stuttgart, 1991), 48, 171.

120. Richard J. Overy, “Heavy Industry in the Third Reich: The Reichswerke Crisis”, in idem, 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93–118 (首次发表于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15 (1985), 313–39).

121. Richard J. Overy, “‘Primacy Always Belongs to Politics’: Gustav Krupp and the Third Reich”, in idem, 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119–43, at 119–25.

122. Felix Somary, The Raven of Zürich: The Memoirs of Felix Somary (London, 1986), 175；更概括的论述，见Overy, “‘Primacy’”, 126–34; Henry Ashby Turner, Jr, Ger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 (New York, 1985), 338–9.

123. Overy, “‘Primacy’”, 135–43; Lothar Gall, Krupp: Der Aufstieg eines Industriemperiums (Berlin, 2000); William Manchester, The Arms of Krupp 1587–1968 (New York, 1970 [1968]), 499–511, 645–7, 743.

124. Hayes, Industry and Ideology, 125–211.

125. Ibid., 158–9, 180–83; Raymond G. Stokes, “From the IG Farben Fus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BASF AG (1925–1952)”, in Werner Abelshauser et al., German Industry and Global Enterprise. BASF: The History of a Company (Cambridge, 2004), 206–361, at 262–3, 273–89. Gottfried Plumpe, Die I.G. Farbenindustrie AG. Wirtschaft, Technik und Politik 1904–1945 (Berlin, 1990)，本文献思路基本和海斯的研究一致，但批判性较弱：参见Peter Hayes, “Zur umstrittenen Geschichte der I.G. Farbenindustrie AG”,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8 (1992), 405–17; 普伦佩的回应没有说服力: 参见Gottfried Plumpe, “Antwort auf Peter Hayes”,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8 (1992), 526–32.

126. Harold James, “Die Deutsche Bank und die Diktatur 1933–1945”, in Lothar Gall et al., Die Deutsche Bank 1870–1995 (Munich, 1993), 315–408；也请见Harold James, The Nazi Dictatorship and the Deutsche Bank (Cambridge, 2004).

127. 更多的细节请见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511–16.

128. Ibid., 611–13.

129. Simone Ladwig-Winters, “The Attack on Berlin Department Stores (Warenhäuser) after 1933”, in David Bankier (ed.), Probing the Depths of German Antisemitism: German Society an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1933–1941 (Jerusalem, 2000), 246–67, at 246–50; eadem, Wertheim – Ein Warenhausunternehmen und seine Eigentümer: Ein Beispiel der Entwicklung der Berliner Warenhäuser bis zur “Arisierung” (Münster, 1997); Klaus Strohmeyer, Warenhäuser: Geschichte, Blüte und Untergang in Warenmeer (Berlin, 1980); Heidrun Homburg, “Warenhausunternehmen und ihre Gründer i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oder: eine diskrete Elite und mancherlei Mythen”,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92), 183–219. Rudolf Lenz, Karstadt. Ein deutscher Warenhauskonzern 1920–1950 (Stuttgart, 1995); Werner E. Mosse, The German-Jewish Economic Elite 1820–1935: A Socio-Cultural Profile (Oxford, 1989), 18–20, 29–31, 70–78, 103–5, 111–13, 140–42；也请见Konrad Fuchs, Ein Konzern aus Sachsen: Das Kaufhaus Schocken als Spiegelbild deutscher Wirtschaft und Politik, 1901 bis 1953 (Stuttgart, 1990).

130. Ladwig-Winters, “The Attack”, 251.

131. Robert J. Gellately,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Despair. Shopkeepers and German Politics, 1890–1914 (London, 1974), 141–3.

132. Albrecht Tyrell (ed.), Führer befiehl... Selbstzeugnisse aus der “Kampfzeif” der NSDAP: Dokumentation und Analyse (Düsseldorf, 1969), 24.

133. 翻译并重印在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 76.

134. Heinrich Uhlig, Die Warenhäuser im Dritten Reich (Cologne, 1956), 78–9, 88–127.

135. Uhlig, Warenhäuser, 115–19; Ladwig-Winters, “The Attack”, 255–6; Johannes Ludwig, Boykott – Enteignung – Mord: Die “Entjuding”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Hamburg 1989), 104–27.

136. Ladwig-Winters, “The Attack”, 25–62 (引文在262). 工厂车间组织的情况，请见本书456–60。

137. Ladwig-Winters, “The Attack”, 263–7；地方上抵制百货公司的运动，例证请见Franz Fichtl et al., “Bambergs Wirtschaft Judenfrei”: Die Verdrängung der jüdischen Geschäftsleute in den Jahren 1933 bis 1939 (Bamberg, 1998), 66–72.

138. Peter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Eine Gesamtdarstel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folgung (Munich, 1998), 46–54; Helmut Genschel, Die Verdrängung der Juden aus der Wirtschaft im Dritten Reich (Göttingen, 1966), 78–87; Gerhard Kratzsch, Der Gauwirtschaftsapparat der NSDAP: Menschenführung-“Arisierung”-Wehrwirtschaft im Gau Westfalen-Süd (Münster, 1989), 117; Fichtl et al., “Bambergs Wirtschaft”, 101–10; 最好的概述依然是Avraham Barkai, From Boycott to Annihilation: The Economic Struggle of German Jews 1933–1943 (Hanover, N.H., 1989 [1988]).

139.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65 (13 June 1934).

140.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234–5.

141. Joachim Meynert, Was vor der “Endlösung” geschah. Antisemitische Ausgrenzung und Verfolgung in Minden-Ravensburg, 1933–1945 (Münster, 1988), 82–99.

142. 引用Longerich, Politik, 55.

143. Ibid.

144. Ibid., 55–6, 70–88.

145. 均引自ibid., 97–8；报告和译文请见The Economist, 24 August 1935, 36–6. 沙赫特自称曾经抵制反犹主义，参见Schacht, My First Seventy-Six Years, 467–8；相关论述大部分都被他的第一个传记作者接受，请见Heinz Pentzlin, Hjalmar Schacht: Leben und Wirken einer umstrittenen Persönlichkeit (Berlin, 1980). Boelck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117–28, 210–17，本文献对雅利安化进行了介绍，但是对沙赫特过于宽容。

146. Schacht, My First Seventy-Six Years, 357.

147. Albert Fischer, “The Minister of Economics and the Expulsion of the Jews from the German Economy”, in Bankier (ed.), Probing, 213–25; see also idem, Hjalmar Schacht und Deutschlands “Judenfrage”: Der “Wirtschaftsdiktator” und die Vertreibung der Juden au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Cologne, 1995).

148. Petra Bräutigam, Mittelständische Unternehmer im Nationalsozialismus: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en und soziale Verhaltensweisen in der Schuh- und Lederindustrie Badens und Württembergs (Munich, 1997), 167–73, 297–336.

149. Frank Bajohr, “The ‘Aryanization’ of Jewish Companies and German Society: The Example of Hamburg”, in Bankier (ed.), Probing, 226–45, at 227–34. 关于传统商界的态度，请见Richard J. Evans, Death in Hambur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Cholera Years 1830–1910 (Oxford, 1987), esp.33–9, 392–4；以及Niall Ferguson, Paper and Iron: Hamburg Business and German Politics in the Era of Inflation 1897–1927 (Cambridge, 1995), 60–64.

150. Bajohr, “The ‘Aryanization’”, 235–8；更多细节请见idem, “Aryanization” in Hamburg: The Economic Exclusion of Jews and the Confiscation of their Property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2002 [1997]), chapter 4.

151. Bajohr, “The ‘Aryanization’”, 234–41；更加资深的商人在南威斯特法伦的地区党部任职: 参见Gerhard Kratzsch, “Die ‘Entjudung’ der mittelständischen Wirtschaft im Regierungsbezirk Arnsberg”, in Arno Herzig et al. (eds.), Verdrängung und Vernichtung der Juden in Westfalen (Münster, 1994), 91–114, at 97. 相较之下，某些地区的州办公室更加积极，例如Hans-Joachim Fliedner, Die Judenverfolgung in Mannheim 1933–1945 (Stuttgart, 1971), 114，以及Kratzsch, Der Gauwirtschaftsapparat, 151 and 180；也请见Dirk van Laak, “Die Mitwirkenden bei der ‘Arisierung’. Dargestellt am Beispiel der rheinisch-westfälischen Industrieregion, 1933–1940”, in Ursula Büttner (ed.), Die Deutschen und die Judenverfolgung im Dritten Reich (Hamburg, 1992), 231–57.

152. Bajohr, “The ‘Aryanization’”, 237，本文献批评了Fraenkel, The Dual State（参见本书45），以及Uwe Dietrich Adam, Juden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Dusseldorf, 1972), 359.

153. Fischer, Hjalmar Schacht, 187; Longerich, Politik 124; Stefan Mehl, Das Reichsfinanzministerium und die Verfolgung der deutschen Juden, 1933–1943 (Berlin, 1990);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291.

154. Fichtl et al., “Bambergs Wirtschaft” 63–97, 111–32.

155. Treue (ed.), “Hitlers Denkschrift”, 204, 210.

156. Longerich, Politik, 124–6; Bajohr, “Aryanization”, 185–221; Dorothee Mussgnug, Die Reichsfluchtsteuer 1931–1933 (Berlin, 1993).

157. Hans Nothnagel and Ewald Dähn, Juden in Suhl: Ein geschichtlicher Überblick (Konstanz, 1995), 129–31.

158. Albert Fischer, “Jüdische Privatbanken im ‘Dritten Reich’”, Scripta Mercaturae.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 und Sozialgeschichte, 28 (1994), 1–54; Christopher Kopper, “Die ‘Arisierung’ jüdischer Privatbank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Informationen für Unterricht und Studium, 20 (1991), 11–16.

159. 请见Christopher Kopper, “Privates Bankwes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as Bankhaus M. M. Warburg & Co.”, in Werner Plumpe and Christian Kleinschmidt (eds.), Unternehmen zwischen Markt und Macht: Aspekte deutscher Unternehmensund Industrie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Essen, 1992), 61–73；以及A. Joshua Sherman, “A Jewish Bank during the Schacht Era: M. M. Warburg & Co., 1933–1938”, in Arnold Paucker (ed.), The Jews in Nazi Germany 1933–1943 (Tübingen, 1986), 167–72.

160. Barkai, From Boycott, 70.

161. Longerich, Politik, 126–7; Avraham Barkai, “The Fateful Year 1938: The Continuation and Acceleration of Plunder”, in Walter H. Pehle (ed.), November 1938: From “Reichskristallnacht” to Genocide (New York, 1991 [1988]), 95–122, at 97–9. 数据适用于旧帝国。

162. Genschel, Die Verdrängung, 126；更概括的情况请见Günter Plum, “Wirtschaft und Erwerbsleben”, in Wolfgang Benz (ed.),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Leben unt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Herrschaft (Munich, 1988), 268–313, at 292–304; 一项地方性的研究，请见Meynert, Was vor der “Endlösung” geschah, 156–77.

163. Longerich, Politik, 128; Barbara Händler-Lachmann and Thomas Werther, Vergessene Geschäfte, verlorene Geschichte: Jüdisches Wirtschaftsleben in Marburg und seine Vernicht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Marburg, 1992); Axel Bruns-Wüstefeld, Lohnende Geschäfte. Die “Entjudung” der Wirtschaft am Beispiel Göttingens (Hanover, 1997)；也请见Benigna Schönhagen, Tübingen unterm Haken kreuz: Eine Universitatsstadt in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Tübingen, 1991).

164. Barkai, “The Fateful Year”, 97–113; Longerich, Politik, 126–30, 159–61, 165–9. 除非特别标明，这些统计数据只包括旧帝国的情况；1938年的雅利安化统计数据也包括奥地利。更多的细节请见Plum, “Wirtschaft”, 304–13. 更概括的情况请见Peter Hayes and Irmtrud Wojak (eds.), “Arisier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Volksgemeinschaft, Raub und Gedächtnis (Frankfurt am Main, 2000). 有很多有用的地方研究，特别请见Dirk van Laak, “‘Wenn einer ein Herz im Leibe hat, der lässt sich von einem deutschen Arzt behandeln’ – Die ‘Entjudung’ der Essener Wirtschaft von 1933 bis 1941”, in Alte Synagoge (ed.), Entrechtung und Selbsthilfe: Zur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Essen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Essen, 1994), 12–30.

165. Barkai, “The Fateful Year”，引用了Peter Hanke, Zur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München zwischen 1933 und 1945 (Munich, 1967), 154–5.

166. Avraham Barkai, “Die deutschen Unternehmer und die Juden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5 (1989), 227–47. Bajohr, “The ‘Aryanization’”, 241–2; 有一项地方研究，展示了参与企业种类和规模的千差万别，请见Angelika Baumann and Andreas Heusler (eds.), München “arisiert”: Entrechtung und Enteignung der Juden in der NS-Zeit (Munich, 2004).

167.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750.

168. Ibid., VI (1939), 599; Genschel, Die Verdrängung, 213，对此有所涉及。

169. Harold James, The Deutsche Bank and the Nazi Economic War against the Jews: The Expropriation of Jewish-owned Property (Cambridge, 2001), 36–48.

170. Dieter Ziegler, “Die Verdrängung der Juden aus der Dresdner Bank 1933–1938”, VfZ 47 (1999), 187–216; Stokes, “From the IG Farben Fusion”, 291–2. 关于银行的总体情况，请见Christopher Kopper, Zwischen Marktwirtschaft und Dirigismus: Banken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1933–1939 (Bonn, 1995).

171. Paul Erker, Industrieeliten in der NS-Zeit: Anpassungsbereitschaft und Eigeninteresse von Unternehmern in der Rüstungs- und Kriegswirtschaft 1936–1945 (Passau, 1993), 7–14.

172. Feldman, Allianz, 125–39.

173.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234–6.

174. Kratzsch, Der Gauwirtschaftsapparat, 217–18, 506.

175. James, The Deutsche Bank, 36–48.

176. Barkai, From Boycott, 75.

177.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76–9.

178. Bräutigam, Mittelständische Unternehmer, 332–6；关于塔克鞋业的情况，请见Ludwig, Boykott, 128–53.

179. Feldman, Allianz, 147–9.

180. James, The Deutsche Bank, 49–50; Peter Hayes, “Big Business and ‘Aryanization’ in Germany 1933–1939”, Jahrbuch für Antisemitismusforschung 3 (1994), 254–81, at 267. 法本公司在这些收购中没有扮演什么重要角色：参见Stokes, “From the IG Farben Fusion”, 291.

181. Bernhard Lorentz, “Die Commerzbank und die ‘Arisierung’ im Altreich. Ein Vergleich der Netzwerkstrukturen und Handlungsspielräume von Grossbanken in der NS-Zeit”, VfZ 50 (2002), 237–68; Ludolf Herbst and Thomas Weihe (eds.), Die Commerzbank und die Juden 1933–1945 (Munich, 2004).

182. Ludwig, Boykott, 154–74.

183. Bajohr, “The ‘Aryanization’, 242–5; Peter Hayes, “Fritz Roessler and Nazism: The Observations of a German Industrialist, 1930–37”,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20 (1987), 58–83；更详细的研究，请见Peter Hayes, From Cooperation to Complicity. Degussa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2005).

184. Frank Bajohr and Joachim Szodrzynski, “‘Keine jüdische Hautcreme mehr benutzen.’ Die antisemitische Kampagne gegen die Hamburger Firma Beiersdorf”, in Arno Herzig (ed.), Die Juden in Hamburg 1590–1990 (Hamburg, 1991), 515–26.

185. Longerich, Politik, 127; Bajohr, “The ‘Aryanization’”, 242–7.

186. Rainer Karlsch and Raymond G. Stokes, Faktor Öl: Die Geschichte der Mineralöl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1859–1974 (Munich, 2003), 161–3; Lukas Straumann and Daniel Wildmann, Schweizer Chemieunternehmen im “Dritten Reich” (Zurich, 2001), 68–9.

187. Reinhold Billstein et al., Working for the Enemy: Ford, General Motors and Forced Labor in German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2000).

188. Frank Bajohr, Parvenüs und Profiteure: Korruption in der NS-Zeit (Frankfurt am Main, 2001), 99–105.

189. Ibid., 104–18; idem, “Gauleiter in Hamburg. Zur Person und Tätigkeit Karl Kaufmanns”, VfZ 43 (1995), 27–95.

190. Bajohr, Parvenüs, 115; Saul K. Padover, Experiment in Germany: The Story of an American Intelligence Officer (New York, 1946), 57.

191. Gerd R. Ueberschär and Winfried Vogel, Dienen und Verdienen: Hitlers Geschenke an seine Eliten (Frankfurt am Main, 1999), 35–55; Bajohr, Parvenüs, 17–21.

192. Ueberschär and Vogel, Dienen und Verdienen, 55–69.

193. Ibid., 77–8.

194. Ibid., 90–93; Bajohr, Parvenüs, 34–6；也请见Wulf C. Schwarzwäller, The Unknown Hitler: His Private Life and Fortune (Bethesda, Md., 1989 [1986])，以及“Der Nazi-Diktator zahlte nicht mal Steuern”, Die Welt, 17 December 2004.

195. Bajohr, Parvenüs, 21–6. 这一体系引出了一个笑话，说“NSDAP”（纳粹党的德语字母缩写）的意思是 “Na, suchst du auch Pöstchen?”（怎么，你也想在政府找个小差事吗？）(Gamm, Der Flüsterwitz, 77).

196. Bajohr, Parvenüs, 27–33.

197. Herbert, “‘Die guten und die schlechten Zeiten’”，对维利·埃尔巴赫的采访。

198. Steinberg, Sabers, 142–4.

199. Bajohr, Parvenüs, 49–55.

200. Ibid., 63–8.

201. Ibid., 69–70.

202. Ibid., 71–4.

203. Ibid., 75–9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V (1937), 549–53.

204. Ibid., 514–18.

205.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84–5 (27 September 1934).

206. 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419–25, 468–9; Gamm, Der Flüsterwitz, 88, 90;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96–104. 芬克后来获释，但被帝国文化协会开除，并且被禁止工作，但后来在战争中的一次劳军活动中再次出现 (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469).

207. Richard J. Overy, “Germany, ‘Domestic Crisis’, and War in 1939”, in idem, War and Economy, 205–32, at 214–15.

208. Peter Hayes, “Polycracy and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 The Case of the Economy”, in Childers and Caplan (eds.), Reevaluating, 190–210. 1939年商人和工业家还剩下的操作空间，请见Fritz Blaich, “Die bayerische Industrie 1933–1939. Elemente von Gleichschaltung, Konformismus und Selbstbehauptung”,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 237–80.

209. Tim Mason, “The Domestic Dynamics of Nazi Conquests: A Response to Critics”, in Childers and Caplan (eds.), Reevaluating the Third Reich, 161–89.

210. Benh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643–9; Overy, “‘Domestic Crisis’”, 216, table 7.1.

第五章　建立人民共同体

1. Friedrich Reck-Malleczewen, Diary of a Man in Despair (London, 1995 [1966]), 36–9, 59, 36, 95, 85–6.

2. Ibid., 63.

3. Ibid., 78.

4. Ibid., 52.

5. Ibid., 84–5.

6. Ibid., 85.

7. Christine Zeile, “Ein biographischer Essay”, in Friedrich Reck, Tagebuch eines Verzweifelten (Frankfurt am Main, 1994), 251–98. Norman Stone在英文版简介中没有质疑雷克的贵族头衔 (Diary, 5–15, at 12); 译者也没有质疑 (Translator's Preface，17–20, at 18). Burleigh, The Third Reich, 5，该文献也把雷克当成“贵族”；Gellately, The Gestapo, 131，该文献称雷克是“德国南部的贵族”。关于对雷克幻想的解析，请见Alphons Kappeler, Ein Fall von “Pseudologia phantastica”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Fritz-Reck-Malleczewen (2 vols., Göppingen, 1975), I. 5–179.

8. Kappeler, Ein Fall, II. 482–92.

9. Heinz Reif, Adel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Munich, 1999), 54, 112, 117; Georg H. Kleine, “Adelsgenossenschaft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VfZ 26 (1978), 100–143; Shelley Baranowski, “East Elbian Landed Elites and Germany's Turn to Fascism: The Sonderweg Controversy Revisited”,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26 (1996), 209–40; Willibald Gutsche and Joachim Petzold, “Das Verhältnis der Hohenzollern zum Faschismus”,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29 (1981), 917–39; Wolfgang Zollitsch, “Adel und adlige Machteliten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andespolitik und agrarische Interessen”, in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ed.), Die deutsche Staatskrise 1930–1933: Handlungsspielräume und Alternativen (Munich, 1992), 239–62; Karl Otmar von Aretin, “Der bayerische Adel von der Monarchie zum Dritten Reich”,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I. 513–68, at 525, 542, 554–6. Stephan Malinowski,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Berlin, 2003), 321–475，这本书对贵族俱乐部和贵族压力集团进行了全面又可读的介绍。

10. Höhne, The Order, 142–8; Gutsche and Petzold, “Das Verhältnis”; Reif, Adel, 54；更概括的记述，请见Martin Broszat and Klaus Schwabe (eds.), Die deutschen Eliten und der Weg in den Zweiten Weltkrieg (Munich, 1989).

11. Malinowski, Vom König, 560–78. 也可参考以下文献中的研究，见Heinz Reif (ed.), Adel und Bürgertum in Deutschland, II: Entwicklungslinien und Wendepunkte im 20. Jahrhundert (Berlin, 2001), 更加细节的例子请见Friedrich Keinemann, Vom Krummstab zur Republik: Westfälischer Adel unter preussischer Herrschaft 1802–1945 (Bochum, 1997) 以及Eckart Conze, Von deutschem Adel: Die Grafen von Bernstorff im zwanzigsten Jahrhundert (Stuttgart, 2000).

12. Tyrell, Führer befiehl..., 24;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 61.

13.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69–73; Corni, Hitler and the Peasants, 39–65; Petzina,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115–16.

14. Matthias Eidenbenz, “Blut und Boden”: Zu Funktion und Genese der Metaphern des Agrarismus und Biologismus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auernpropaganda R. W. Darrés (Bern, 1993);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是把这两个词汇放在一起使用的第一人，但他为二者赋予的意涵完全相反（ibid., 2–3）。

15.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228, 334; Gustavo Corni, “Richard Walther Darré: The Blood and Soil Ideologue”,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18–27; Horst Gies, R. Walther Darré un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auernpolitik 1930 bis 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66); idem,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auf dem agrarpolitischen Sektor”,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16 (1968), 210–32; Horst Gies, “NSDAP und landwirtschaftliche Organisationen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VfZ 15 (1967), 341–67; Farquharson, The Plough 13–73; Herlemann, “Der Bauer”, 53–73.

16. Horst Gie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210–32; idem, “Landbvevölkerung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er Weg in den Reichsnährstand”, Zeitgeschichte, 13 (1986), 123–41.

17. Farquharson, The Plough, 107–40.

18. Corni, Hitler and the Peasants, 121; 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 399–401.

19. Corni, Hitler and the Peasants, 116–42; Farquharson, The Plough, 141–60.

20.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52 (April/May).

21. Ibid., 52.

22. Ibid., 741.（11月、12月，来自巴伐利亚南部的报告）；更概括的记述，请见Friedrich Grundmann, Agrarpolitk im “Dritten Reich”: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des Reichserbhofgesetzes (Hamburg, 1979); Herlemann, “Der Bauer”, 127–45.

23.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741–2.

24. Ibid., 232（也可参见本书前文）；更概括的记述，请见以下文献的叙述，Corni, Hitler and the Peasants, 143–55.

25.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232–3；也请见Michael Schwartz, “Bauern vor dem Sondergericht. Resistenz und Verfolgung im bäuerlichen Milieu Westfalens”, in Anselm Faust (ed.), Verfolgung und Widerstand im Rheinland und in Westfalen 1933–1945 (Cologne, 1992), 113–23.

26. 例证请见Herlemann, “Der Bauer”, 226–9.

27.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V (1937), 1098–140; 例证在1100和1103.

28. Wolfram Pyta, Dorfgemeinschaft und Parteipolitik 1918–1933: Die Verschränkung von Milieu und Parteien in der protestantischen Landgebieten Deutschland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1996), 470–73.

29. Zdenek Zofka, Die Ausbreit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auf dem Lande: Eine regionale Fallstudie zur politischen Einstellung der Landbevölkerung in der Zeit des Aufstiegs und der Machtergreifung der NSDAP 1928–1936 (Munich, 1979); Herlemann, “Der Bauer”, 77–88.

30. Zdenek Zofka, “Dorfeliten und NSDAP. Fallbeispiele der Gleichschaltung aus dem Kreis Günzburg”,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V. 383–434, at 429 (Aus dem Schreiben des Landrats von Bad Aibling an die zuständige Behörde der US-Militärregierung vom 12. Dezember 1945).

31. Ibid., 431 (Aus einem Schreiben des Bezirksamts Erding an die Kreisleitung Erding vom 5. März 1937).

32. Ibid., 432 (Aus der Stellungnahme des Bezirksamtes München vom 27. September 1938).

33. Caroline Wagner, Die NSDAP auf dem Dorf: Eine Sozialgeschichte der NSMachtergreifung in Lippe (Münster, 1998).

34. Gerhard Wilke, “Village Life in Nazi Germany”, in Richard Bessel (ed.), Life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87), 17–24. 也请见以下的全面研究，Kurt Wagner, Leben auf dem Lande im Wandel der Industrialisierung: “Das Dorf war früher auch keine heile Welt”: Veränderung der dörflichen Lebensweise und der politischen Kultur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Industrialisierung am Beispiel des nordhessischen Dorfes Körle (1800–1970) (Frankfurt am Main, 1986).

35. Gerhard Wilke and Kurt Wagner, “Family and Household: Social Structures in a German Villag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in Richard J. Evans and William Robert Lee (eds.), The German Family: Essay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Family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London, 1981), 120–47; 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200，引用了Hans Müller, Deutsches Bauerntum zwischen Gestern und Morgen (Witzburg, 1940), 28.

36. Gerhard Wilke, “The Sins of the Fathers: Village Society and Social Control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Richard J. Evans and W. R. Lee (eds.), The German Peasantry: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Rural Society from the Eigh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London, 1986), 174–204.

37. 来自利珀地区的类似例子请见Wagner, Die NSDAP, passim.

38. Kurt Wagner and Gerhard Wilke, “Dorfleben im Dritten Reich: Körle in Hessen”,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85–106. 另外一项对比研究请见Wolfgang Kaschuba and Carola Lipp, “Kein Volk steht auf, kein Sturm bricht los. Stationen dörflichen Lebens auf dem Weg in den Faschismus”, in Johannes Beck et al. (eds.), Terror und Hoffnung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Leben im Faschismus (Reinbek, 1980), 111–55，以及idem, Dörfliches Überleben: Zur Geschichte materieller und sozialer Reproduktion ländlicher Gesellschaft im 19. und frühen 20. Jahrhundert (Tübingen, 1982), 232–59. 更概括的评论，请见Wolfgang Kaschuba, Lebenswelt und Kultur der unterbürgerlichen Schichten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Munich, 1990), 47–9.

39. Daniela Münkel, Nationalsozialistiche Agrarpolitik und Bauernalltag (Frankfurt am Main, 1996), 192–320；也请见eadem, Bauer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er Landkreis Celle im Dritten Reich (Bielefeld, 1991)；以及eadem, “Hakenkreuz und ‘Blut und Boden’: Bäuerliches Leben im Landkreis Celle 1933–1939”,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40 (1992), 206–47.

40. 也请见以下讨论，Herlemann, “Der Bauer”, 88–119.

41. Münkel,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grarpolitik, 278–80, 319–20, 466–81; Wagner, Die NSDAP, 不过此文献特别强调，在利珀地区的一些村庄举报的数量较多。农业现代化失败的情况请见Peter Exner, Ländliche Gesellschaft und Landwirtschaft in Westfalen, 1919–1969 (Paderborn, 1997); Joachim Lehmann, “Mecklenburgische Landwirtschaft und ‘Modernisierung’ in den dreissiger Jahren”, in Frank Bajohr (ed.), Norddeutschland, 335–46；以及Daniela Münkel (ed.), Der lange Abschied vom Agrarland: Agrarpolitik, Landwirtschaft und ländliche Gesellschaft zwischen Weimar und Bonn (Gottingen, 2000). 有关丰收感恩节情况的简评，请见Herlemann, “Der Bauer”, 223.

42. 相关文献很多，特别请见Heinz-Gerhard Haupt (ed.), Die radikale Mitte: Lebensweisen und Politik von Kleinhändlern und Handwerkern in Deutschland seit 1848 (Munich, 1985); David Blackbourn, “Between Resignation and Volatility: The German Petty Bourgeoisi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idem, Populists and Patricians: Essays in Modern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87), 84–113;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Mittelstand, Demokrat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von Handwerk und Kleinhandel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Cologne, 1972); Adelheid von Saldern, Mittelstand im “Dritten Reich”: Handwerker – Einzelhändler – Bauern (Frankfurt am Main, 1979).

43. David Schoenbaum, 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Class and Status in Nazi Germany, 1933–1939 (London, 1967), 136–7; Saldern, Mittelstand, passim;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228–32.

44. Friedrich Lenger,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Handwerker seit 1800 (Frankfurt am Main, 1988), 195–203. 有关劳工阵线的情况请见本书459–65。

45. Blaich, Wirtschaft, 19–20; Petzina,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142.

46. Lenger, Sozialgeschichte, 132–7以及163–202; Bernhard Keller, Das Handwerk im faschistischen Deutschland: Zum Problem der Massenbasis (Cologne, 1980), 68–84（尽管本书采用的是马列主义的研究方法，但仍然包含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47. Schoenbaum, 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136–43, 147–50;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251–4.

48. Lenger, Sozialgeschichte, 195–203; Schoenbaum, 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136–43, 147–50. Adelheid von Saldern论证手工业者在第三帝国可以呼风唤雨，但这个论证只对1933—1936年有效，之后完全无效：请见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entbehrliche Stand. Zur Mittelstands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17 (1977), 1–4; Adelheid von Saldern, Mittelstand; eadem, “‘Alter Mittelstand’ im ‘Dritten Reich’. Anmerkungen zu einer Kontrovers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2 (1986), 235–43;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Ein neuer Mythos vom alten Mittelstand. Antwort auf eine Antikritik”,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2 (1986), 548–57.

49. Gerald Schröder, “Die ‘Wiedergeburt’ der Pharmazie – 1933 bis 1934”, in Mehrtens and Richter (eds.), Naturwissenschaft, 166–88; Franz Leimkugel, “Antisemitische Gesetzgebung in der Pharmazie, 1933–1939”, in Meinel and Voswinckel (eds.), Medizin, 230–35.

50. Martin F. Brumme, “‘Prachtvoll fegt der eiserne Besen durch die deutschen Lande.’ Die Tierärzte und das Jahr 1933”, in Meinel and Voswinckel (eds.), Medizin, 173–82.

51. Schoenbaum, 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144–6.

52.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49–50.

53. Ibid., 111–12.

54. Ibid., II (1935), 453–60.

55. Ibid., 1334–54.

56. Ibid., VI (1939), 868–98.

57. Günther Schulz, Die Angestellten seit dem 19. Jahrhundert (Munich, 2000), 36–7; Michael Prinz, Vom neuen Mittelstand zum Volksgenossen: 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en Status der Angestellten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is zum Ende der NS-Zeit (Munich, 1986), 92–143, 229.

58. Prinz, Vom neuen Mittelstand, 334–5.

59.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I (1936), 732–3.

60. Konrad H. Jarausch, The Unfree Professions: German Lawyers, Teachers, and Engineers, 1900–1950 (New York, 1990), 142–69.

61. Kater, Doctors, 35–6.

62. 参见本书319–20.

63. Kater, Doctors, 35–40.

64. Ibid., 25–34, 54–74；也请见idem, “Medizin und Mediziner im Dritten Reich”,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44 (1987), 299–352.

65. Domarus, Hitler, II. 692.

66. Boberach (ed.), Meldungen, II. 281 (Vierteljahrslagebericht 1939 des Sicherheitshauptamtes Band 2).

67. Jane Caplan, Government without Administration: State and Civil Service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Oxford, 1988), 215–59.

68. 相关文件在Hans Mommsen, Beamtentum im Dritten Reich: Mit ausgewählten Quell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eamtenpolitik (Stuttgart, 1976) 146–8.

69. Caplan, Government, 321–5.

70. Jane Caplan, “‘The Imaginary Unity of Particular Interests’:The ‘Tradi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in German History”, Social History, 4 (1978), 299–317; eadem,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ate”, in Stachura (ed.), The Shaping, 234–56.

71. Hedda Kalshoven, Ich denk so viel an Euch: Ein deutsch-holländischer Briefwechsel 1920–1949 (Munich, 1995 [1991]), 151–2.

72. Ibid., 152。

73. Ibid., 161 (3 February 1933).

74. Ibid., 169 (10 March 1933).

75. Ibid., 177–8 ( 14 March 1933).

76. Ibid., 182–4 (22 March 1933).

77. Ibid., 187 (30 March 1933).

78. Ibid., 189 (6 April 1933).

79. Ibid., 199 (17 May 1933).

80. Ibid., 也在198 (12 May 1933).

81. Ibid., 202–3 (25 May 1933).

82. Ibid., 202 (25 May 1933).

83. Ibid., 175–6 (14 March 1933).

84. Ibid., 180 (14 March 1933).

85. Ibid., 189 (6 April 1933).

86. Ibid., 189–90 (6 April 1933).

87. Ibid., 216 (18 October 1933).

88. Ibid., 212–13 (Braunschweigische Landeszeitung, 19 October 1933).

89. Ibid., 236 (14 July 1934)；她女儿7月7日的信也在那一页。

90.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425.

91. Kalshoven, Ich denk, 17–31. 没有理由认为这家人之所以停止在通信中谈论政治是因为他们担心信件会被盖世太保拦截，但这一可能肯定无法排除。

92. Hanna Haack, “Arbeitslose in Deutschland. Ergebnisse und Analyse der Berufszählung vom 16. Juni 1933”,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86), 36–69; 一个有用的简单总结请见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30 bis 1933 (Berlin, 1987), 93–9；也请参见以下经典研究，Thedor Julius Geiger, 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Stuttgart, 1967 [1932]). “经济上活跃”的人群既包括在这些领域进行过失业登记的人，也包括工作的人。

93.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33–49, 355–61.

94. Boelck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68–9. Hans-Gerd Schu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Gewerkschaftsbewegung: Die Vernichtung der deutschen Gewerkschaften und der Aufbau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 (Hanover, 1958), 63; Ronald Smelser, Robert Ley: Hitler's Labor Front Leader (Oxford, 1988), 117–25; Mason, Social Policy, 63–108.

95. Smelser, Robert Ley, 126–34.

96. Schu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Gewerkschaftsbewegung, 63–5.

97. Ronald Smelser, “Robert Ley: The Brown Collectivist”, in idem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144–54, at 144–5；更多内容，请见Smelser, Robert Ley, 6–16.

98. Ibid., 17–69.

99. Ibid., 125–34.

100. Ibid., 135–9.

101. Timothy W. Mason, “The Workers’ Opposition in Nazi German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1 (1987), 120–37.

102. Smelser, Robert Ley, 140–42;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149; Schoenbaum, 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91–8.

103. 引自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190（注释）.

104. Heidrun Homburg, Rationalisierung und Industriearbeit. Arbeitsmarkt – Management – Arbeiterschaft im Siemens-Konzern Berlin 1900–1939 (Berlin, 1991), 681–2.

105. Smelser, Robert Ley, 98–116; Speer, Inside, 217; Felix Kersten, The Kersten Memoirs 1940–1945 (London, 1956 [1952])（可信度存疑）; Hans-Peter Bleuel, Strength Through Joy: Sex and Society in Nazi Germany (London, 1973 [1972]), 3.

106. Bajohr, Parvenüs, 55–62.

107.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V (1937), 538–40.

108. Shelley 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11–51；也请见Hermann Weiss, “Ideologie der Freizeit im Dritten Reich: Die NS-Gemeinschaft ‘Kraft durch Freude’”,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33 (1993), 289–303.

109. 引自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463.

110. 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51–66；也请见von Saldern, “‘Art for the People’”, 322–9;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228–9.

111.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58.

112. 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118–42;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230–34.

113. 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142–54.

11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176; 类似的报告也可见于该文献，846–7.

115. Ibid., VI (1939), 468.

116. 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165–7;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464–8.

117. Jürgen Rostock and Franz Zadnicek, Paradiesruinen: Das KdF-Seebad der Zwanzigtausend auf Rügen (Berlin, 1997 [1992]); 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155–61, 231; Hasso Spode, “Ein Seebad für zwanzigtausend Volksgenossen: Zur Grammatik und Geschichte des Fordistischen Urlaubs”, in Peter J. Brenner (ed.), Reisekultur in Deutschland: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c zum “Dritten Reich” (Tübingen, 1997), 7–47; 一个对比研究，请见John K. Walton, The British Seaside: Holidays and Resor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nchester, 2000). 这个度假基地还有一个日常版本，叫“力量来自快乐小镇”，主要用于安置在大众公司新厂工作的工人：参见Mommsen and Grieger, Das Volkswagenwerk, 250–82.

118. 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66–7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175; 进一步的报告，请见ibid., V (1938), 165–75，以及VI (1939), 468–85, 879–87.

119. 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166–75.

120. Ibid., 162–75; Mason, Social Policy, 160, no.20; William D. Bayles, Caesars in Goosestep (New York, 1940);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524; ibid., VI (1939), 479.

121. Ibid., (1936), 884.

122. Hasso Spode, “‘Der deutsche Arbeiter reist’:Massentourismus im Dritten Reich”, in Gerhard Huck (ed.), Sozialgeschichte der Freizeit: Untersuchungen zum Wandel der Alltagskultur in Deutschland (Wuppertal, 1980), 281–306;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670–78;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523–7.

123. Mason, Social Policy, 159.

12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474.

125. Ibid., V (1938), 172.

126. Mason, Social Policy, 158–64.

127.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468.

128. Herbert, “‘Die guten und die schlechten Zeiten’”, 67–96.

129.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676;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474.

130. Ibid., II (1935), 1455–6.

131. Ibid., 849.

132. 对这一过程的重要研究，请见Lynn Abrams, Workers' Culture in Imperial Germany: 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 the Rhineland and Westphalia (London, 1992)；有关工人运动的文化传统有许多研究，请见Vernon L. Lidtke, The Alternative Culture: Socialist Labor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1985)，以及W. L. Guttsman, Workers' Culture in Weimar Germany: Between Tradition and Commitment (Oxford, 1990).

133. 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165.

134.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672; Christine Keitz, “Die Anfänge des modernen Massentour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33 (1993), 179–209, at 192.

135. 请见Kristin A. Semmens, Seeing Hitler's Germany: Tourism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2005).

136. 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75–117; Chup Friemert, Schönheit der Arbeit: Produktionsästhetik im Faschismus (Munich, 1980)；以及Anson G. Rabin bach, “The Aesthetics of Production in the Third Reich”, in George L. Mosse (ed.), International Fascism: New Thoughts and New Approaches (London, 1979), 189–222. 有一个例子请见Matthias Frese, Betriebs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Deutsche Arbeitsfront, Unternehmer und Staatsbürokratie in der westdeutschen Grossindustrie, 1933–1939 (Paderborn, 1991), 383–95；更多报告请见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I (1936), 886–7，以及V (1938), 173–5.

137. Ibid., VI (1939), 463.

138. Ibid., II (1935), 846.

139. 引自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678.

140. Blaich, Wirtschaft, 19–20.

141. “Upswing Without Prosperity? Some Notes on the Development in the Lower Income Classes in Germany”, Supplement to the Weekly Report of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Research (Berlin, 24 February 1937).

142. Rüdiger Hachtmann, Industriearbeit im “Dritten Reich”: Untersuchungen zu den Lohn- und Arbeitsbedingungen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Göttingen, 1989), 156–9; Dietmar Petzina et al. (eds.),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III: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Reiches 1914–1945 (Munich, 1978), 98; Mason, Social Policy, 128–33.

143.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546–52.

144. Petzina et al. (eds.),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III. 103.

145. Klaus Wisotzky, Der Ruhrbergbau im Dritten Reich: Studien zur Sozialpolitik im Ruhrbergbau und zum sozialen Verhalten der Bergleute in den Jahren 1933 bis 1939 (Düsseldorf, 1983), 81–7;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311–12.

146. 例证请见Michael Stahlmann, Die erste Revolution in der Autoindustrie: Management und Arbeitspolitik von 1900–1940 (Frankfurt am Main, 1993), 85–8（有关欧宝汽车公司的情况）; Magnus Tessner, Die deutsche Automobilindustrie im Strukturwandel von 1919 bis 1938 (Cologne, 1994), 205–6；以及Homburg, Rationalisierung, passim.

147. Timothy Mason, Arbeiterklasse und Volkgemeinschaft: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zur deutschen Arbeiterpolitik 1936–1939 (Opladen, 1975), 669–70;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163–7; 汽车产业工人力量的规训，请见Ernst Kaiser and Michael Knorn, “Wir lebten und schliefen zwischen den Toten”: Rüstungsproduktion, Zwangsarbeit und Vernichtung in den Frankfurter Adlerwerken (Frankfurt am Main, 1994), 39–48.

148.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159–60.

149. Mason, Arbeiterklasse, 198–203.

150. Bernard P. Bellon, Mercedes in Peace and War: German Automobile Workers, 1903–1945 (New York, 1990), 227.

151. Mason, Social Policy, 181–94. Idem, Arbeiterklesse, 463–4.

152.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167–8, 338–46.

153. Mason, Social Policy, 266–7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086–94; VI (1939), 352–6; 一个详细的例证，请见Andreas Meyhoff, Blohm und Voss im “Dritten Reich”: Eine Hamburger Grosswerft zwischen Geschäft und Politik (Hamburg, 2001).

154. Herbert, “‘Die guten und die schlechten Zeiten’”, 93; 有人认为此类阶级冲突在战前就已经要导致危机，相关论述请见Timothy Mason, “Arbeiteropposition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293–314；更细致的讨论请见Mason, Social Policy, 275–331；持平之论请见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752–65; 对矿工共同体进行的细致地方性研究，请见Klaus Tenfelde, “Proletarische Provinz: Radikalisierung und Widerstand in Penzberg/Oberbayern 1900 bis 1945”,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V: 1–382, at 320–37.

155. Hitler, Mein Kampf, 27–8.

156.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140–45, 378–80; David F. Crew, Germans on Welfare: From Weimar to Hitler (New York, 1998), 6, 212–15.

157. Florian Tennstedt, “Wohltat und Interesse. Das Winterhilfswerk des Deutschen Volkes. Die Weimarer Vorgeschichte und ihre Instrumentalisierung durch das NS-Regim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3 (1987), 157–80.

158. Thomas E. de Witt, “‘The Struggle Against Hunger and Cold’:Winter Relief in Nazi Germany, 1933–1939”,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12 (1978), 361–81.

159. Herwart Vorländer, Die NSV: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ation ein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Organisation (Boppard, 1988), 4–5, 44–62.

160.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1430，以及V (1938), 77–115; De Witt, “The Struggle”.

161. De Witt, “The Struggle”；以及Herwart Vorländer, “NS-Volkswohlfahrt und Winterhilfswerk des deutschen Volkes”, VfZ 34 (1986), 341–80；以及idem, Die NSV, 230, 53–4.

162. De Witt, “‘The Struggle’”; Speer, Inside, 179–80; Vorländer, Die NSV, 51–2.

163. Ibid., 6–37.

164. Ibid., 214.

165. 引自Adelheid Gräfin zu Castell Rüdenhausen, “‘Nicht mitzuleiden, mitzukämpfen sind wir da!’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olkswohlfahrt im Gau Westfalen-Nord”,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223–44, at 224–5.

166. Gamm, Der Flüsterwitz, 90;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 5), 1421–47; Castell Rüdenhausen, “‘Nicht mitzuleiden’”；也请见Peter Zolling, Zwischen Integration und Segregation: Sozial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am Beispiel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olkswohlfahrt” (NSV) in Hamburg (Frankfurt am Main, 1986).

167.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1447–55；也请见该文献，I (1934), 42–8.

168. 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13.

169. Ibid., 10–18.

170.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64–5, 73–7.

171. William Sheridan 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The Experience of a Single German Town 1922–1945 (New York, 1984 [1965]), 266–73.

172. Ibid.

173. Ibid.

174. Ibid., 274–91。也请见一项细节更加丰富、政治倾向更强的地方性研究，Struve, Aufstieg，以及一部档案集，Lawrence D. Stokes, Kleinstadt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Ausgewählte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von Eutin, 1918–1945 (Neumünster, 1984)（两项研究都在北德）.

175. Bernd Stover, Volksgemeinschaft im Dritten Reich: Die Konsensbereitschaft der Deutschen aus der Sicht sozialistischer Exilberichte (Dusseldorf, 1993), 115–203, 421.

176. Domarus (ed.), Hitler, I. 415–17.

177. Ibid., II. 892.

178. Völkischer Beobachter, 29 September 1935，引自Schoenbaum, 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67.

179. 参考本书271, 302–303; 雷克的观点请见Diary, 63–4.

180. Tagebuch Luise Solmitz, 28 April 1933.

181. 一个选择性的比较研究，请见Overy, The Dictators, 218–64；关于第三帝国通过凯恩斯式经济政策和摧毁传统社会机构（如工会）使德国社会现代化，请见Werner Abelshauser and Anselm Faust, Wirtschafts- und Sozialpolitik: Ein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 (Tübingen, 1983).

182. Henry Ashby Turner, Jr, “Fasc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idem (ed.), Reappraisals of Fascism (New York, 1975), 117–39.

183. 一个有用的讨论请见Ian 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 (4th edn, London, 2000 [1985]), 161–82; Horst Matzerath and Heinrich Volkmann, “Modernisierungstheor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Jürgen Kocka (ed.), Theorien in der Praxis des Historikers (Gottingen, 1977), 86–116; Jeremy Noakes, “Nazism and Revolution”, in Noel O'Sullivan (ed.), 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Political Reality (London, 1983), 73–100. 有人认为纳粹主义意在使德国社会现代化，请见Hitler: The Politics of Seduction (London, 1999 [1987]). 这一观点未被广泛接受，至少Zitelmann给出的论证没有。

第六章　走向种族乌托邦

1. Paul Weindling, Health, Race and German Politics between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Nazism, 1870–1945 (Cambridge, 1989), 60–84;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5–6; Robert N. Proctor, Racial Hygiene: Medicine under the Nazis, (London, 1988), 47.

2.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4–8, 377–8; Hans-Walter Schmuhl, Rassenhygiene, Nationalsozialismus, Euthanasie: Von der Verhütung zu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1890–1945 (Gottingen, 1987), 49–105.

3. Weindling, Health, 489–503.

4. Schumuhl, Rassenhygiene, 1543.

5.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7, 145, 377–80; Proctor, Racial Hygiene, 10–104（有关弗里克的委员会，见95）; Schmuhl, Rassenhygiene, 154–68; Christian Ganssmüller, Die Erbgesundheits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Planung, Durchführung und Durchsetzung (Cologne, 1987), 34–115; Jeremy Noakes, “Nazism and Eugenics: The Background to the Nazi Sterilization Law of 14 July 1933”, in Roger Bullen et al. (eds.), Ideas into Politics: Aspects of European History 1880–1950 (London, 1984), 75–94.

6. Gisela Bock, Zwangssterilisatio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Studien zur Frauenpolitik und Rassenpolitik (Opladen, 1986), 230–32.

7. Ganssmüller, Die Erbgesundheitspolitik, 45–6: 在德国1938—1939年吞并的地区，又有4万人被绝育。

8. Michael Burleigh, Death and Deliverance: “Euthanasia” in Germany c.1900– 1945 (Cambridge, 1994), 56–66.

9. 引自Andrea Brücks, “Zwangssterilisation gegen ‘Ballastexistenzen’”, in Klaus Frahm et al. (eds.), Verachtet – verfolgt – vernichtet: Zu den “vergessenen” Opfern des NS-Regimes (Hamburg, 1986), 103–8.

10. Longerich, Politik, 61–2.

11. Joachim Müller, Sterilisation und Gesetzgebung bis 1933 (Husum, 1985);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151.

12. Michael Schwartz, Sozialistische Eugenik: Eugenische Sozialtechnologien in Debatten und Politik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890–1933 (Bonn, 1995).

13.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149–56.

14. Klaus-Dieter Thomann, “‘Krüppel sind nicht minderwertig.’ Korperbehindert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Meinel and Voswinckel (eds.), Medizin, 208–20, at 208–12，引用了Wilhelm Frick, “Bevölkerungs- und Rassepolitik”, in Elsbeth Unverricht (eds.), Unsere Zeit und Wir: Das Buch der deutschen Frau (Gauting, 1933), 97–109, at 103.

15. Thomann, “‘Krüppel’”, 213–16.

16. Rossmeissl, “Ganz Deutschland”, 134.

17. Proctor, Racial Hygiene, 95–101; Stefan Kühl, The Nazi Connection: Eugenics, American Racism, and German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1994).

18. Alberto Spektorowski and Elisabeth Mizrachi, “Eugenics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Swede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Margins and the Idea of a Productive Socie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9 (2004), 333–52; Alex Duval Smith and Maciej Zeremba, “Outcasts from Nordic Super-Race”, Observer, 24 August 1997, 6.

19. Proctor, Racial Hygiene, 171；有关新教福利政策的情况，请见Sabine Schleiermacher, Sozialethik im Spannungsfeld von Sozial- und Rassenhygiene Der Mediziner Hans Harmsen im Centralausschuss für die Innere Mission (Husum, 1998).

20. Proctor, Racial Hygiene, 123.

21. James Woycke, Birth Control in Germany 1871–1933 (London, 1988), 154;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75–8; Stibbe, Women, 43; Henry P. David et al., “Abortion and Eugenics in Nazi German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4 (1988), 81–112.

22. 引自Proctor, Racial Hygiene, 124.

23. Richard J. Evans,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 Germany 1894–1933 (London, 1976), 255–60; idem,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185–6.

24. Stibbe, Women, 34–40; Jill Stephenson, The Nazi Organization of Women (London, 1981), 97–125; eadem, “The Nazi Organisation of Women, 1933–1939”, in Stachura (ed.), The Shaping, 186–209. 朔尔茨-克林克的11个孩子中有一些甚至没有活过婴儿期。

25. Irmgard Weyrather, Muttertag und Mutterkreuz: Die Kult um die “deutsche Mutter” 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93); Susanna Dammer, “Kinder, Küche, Kriegsarbeit – Die Schulung der Frauen durch die NS-Frauenschaft”, in Frauengruppe Faschismusforschung (ed.), Mutterkreuz, 215–45; Karin Hausen, “Mother's Day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Renate Bridenthal et al. (eds.), When Biology Became Destiny, 131–52; eadem, “The ‘German Mother's Day’ 1923–1933”, in Hans Medick and David Sabean (eds.), Interest and Emotion: Essays in the Study of Family and Kinship (Cambridge, 1984), 371–413.

26. Stibbe, Women, 34–40; Claudia Koonz, Mothers in the Fatherland: Women, the Family and Nazi Politics (London, 1988 [1987]), 177–219; Stephenson, The Nazi Organization, 130–77; Pine, Nazi Family Policy, 47–81; Michael Kater, “Die deutsche Eltern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rziehungssystem. Ein Beitrag zur Sozialgeschichte der Familie”,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67 (1980), 484–512; Dammer, “Kinder, Küche, Kriegsarbeit”.

27. Pine, Nazi Family Policy, 88–116; Dorothee Klinksiek, Die Frau im NS-Staat (Stuttgart, 1982), 93; Jill Stephenson, “Reichsbund der Kinderreichen: The League of Large Families in the Population Policy of Nazi Germany”,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9 (1979), 350–75.

28. Marschalck,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158.

29. Gisela Bock, “Antinatalism, Maternity and Paternity in National Socialist Realism”, in Crew (ed.), Nazism, 110–40, at 124.

30. Marschalck,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159.

31. Proctor, Racial Hygiene, 126.

32. Stibbe, Women, 53–4; Bock, Zwangssterilisation, 166–7.

33. Pine, Nazi Family Policy, 16–18; Gabriele Czarnowski, “‘The Value of Marriage for the Volksgemeinschaft’: Policies towards Women and Marriage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in Richard Bessel (ed.), Fascist Italy and Nazi Germany: Comparisons and Contrasts (Cambridge, 1996), 94–112, at 107–8; Stephenson, Women in Nazi Society, 41–3.

34. Ganssmüller, Die Erbgesundheitspolitik, 132–47.

35. Höhne, The Order, 130–46; Pine, Nazi Family Policy, 38–46; Catrine Clay and Michael Leapman, Master Race: The Lebensborn Experiment in Nazi Germany (London, 1995).

36. Irene Guenther, Nazi Chic? Fashioning Women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2004), 91–141.

37. Ibid., 91–141, 167–201.

38. 80年代的学术界曾经有过一个重要争论，Claudia Koonz在作品Mothers in the Fatherland中强调第三帝国的妇女政策在德国为女性创造了一个庇护空间，男性在公共领域制造了暴力和仇恨，而女性的角色是合谋者甚至鼓励者。但Bock在其文章“Anti-Natalism”中认为国家为女性设立了母亲形象，其相关政策指向性日益明显，也越来越暴力和负面，而女性在其中更多是受害者。但本书的讨论表明，这一争论源于误解，参见Adelheid von Saldern, “Victims or Perpetrators?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Nazi State”, in Crew (ed.), Nazism, 141–65; and Dagmar Reese and Carola Sachse, “Frauenforschung zum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Bilanz”, in Lerke Gravenhorst and Carmen Tatschmurat (eds.), Töchter-Fragen: NS-Frauengeschichte (Freiburg, 1990), 73–106.

39. Maria S. Quine, Population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Fascist Dictatorships and Liberal Democracies (London, 1996); Richard Stites,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 1860–1930 (Princeton, N.J., 1978).

40. Sybil H. Milton, “‘Gypsies’ as Social Outsiders in Nazi Germany”, in Gellately and Stoltzfus (eds.), Social Outsiders, 212–32，该文献给出的数字更大，35,000，见该文献212。也请见Guenter Lewy, The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Gypsies (New York, 2000), 1–14，该文献作者指出，在今天的德国，人们习惯用部落名称（辛提和罗姆，最小的部落拉勒里通常会被莫名其妙地忽略）指称各种吉卜赛人，因为纳粹分子曾用Zigeuner（吉普赛人）统一指称他们。反对使用“吉普赛人”这一名称的观点见Burleigh and Wippermann, The Racial State, 113. 不过，纳粹分子使用过这个词并不代表这个词就带有负面意思，Lewy注意到，“一些吉卜赛作家坚持使用这一术语，以保持历史连续性，并表示自己和因为这一名称而遭到迫害的人站在一起”（ix）。本书遵从Lewy的意思，在下文中使用“吉普赛人”（Gypsy）这一名称。

41. Evans, “Social Outsiders”; Michael Zimmermann, Verfolgt, vertrieben, vernichtet: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ernichtungspolitik gegen Sinti und Roma (Essen, 1989), 14–42; idem, Rassenutopie und Genozi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Lösung der Zigeunerfrage” (Hamburg, 1996); Rainer Hehemann, Die “Bekampfung des Zigeunerunwesens”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un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871–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87); Joachim S. Hohmann, Geschichte der Zigeunerverfolgung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81); Leo Lucassen, Zigeuner: Die Geschichte eines polizeilichen Ordnungsbegriffes in Deutschland, 1700–1945 (Cologne, 1996); Joachim S. Hohmann, Verfolgte ohne Heimat: Die Geschichte der Zigeuner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90). 巴伐利亚法律的部分内容收录于Burleigh and Wippermann, The Racial State, 114–15.

42. Wolfgang Wippermann and Ute Brucker-Boroujerdi, “Nationalsozialistische Zwangslager in Berlin, III: Das ‘Zigeunerlager Marzahn’”, Berliner Forschungen, 2 (1987), 189–201; Eva von Hase-Mihalik and Doris Kreuzkamp, “Du kriegst auch einen schönen Wohnwagen”: Zwangslager für Sinti und Roma während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Frankfurt am Main (Frankfurt am Main, 1990); Karola Fings and Frank Sparing, “z. Zt. Zigeunerlager”: Die Verfolgung der Düsseldorfer Sinti und Roma im Nationalsozialismus (Cologne, 1992); Frank Sparing, “The Gypsy Camps: The Creation, Character and Meaning of an Instrument for the Persecution of Sinti and Romanies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in Karola Fings et al., From “Race Science” to the Camps: The Gypsi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Hatfield, 1997), 39–70.

43. Lewy, The Nazi Persecution, 24–49; Joachim S. Hohmann, Robert Ritter und die Erben der Kriminalbiologie: “Zigeunerforsch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in Westdeutschland im Zeichen des Rassismus (Fankfurt am Main, 1991). 该法令收录于Burleigh and Wippermann, The Racial State, 120–21.

44. Lewy, The Nazi Persecution, 47–55; Proctor, Racial Hygiene, 214–15; Herbert Heuss, “German Policies of Gypsy Persecution”, in Fings et al., From “Race Science”, 15–37; Karola Fings, “Romanies and Sinti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in ibid., 71–109；也请参见Ulrich König, Sinti und Roma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Verfolgung und Widerstand (Bochum, 1989), 75–82，以及Wolfgang Wippermann, Das Leben in Frankfurt am Main zur NS-Zeit, II: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Zigeunerverfolgung (Frankfurt am Main, 1986), 19–27.

45.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186–7.

46. Reiner Pommerin, “Sterilisierung der Rheinlandbastarde”: Das Schicksal einer farbigen deutschen Minderheit 1918–1937 (Düsseldorf, 1979), 56–77; Proctor, Racial Hygiene, 112–14.

47. Pommerin, “Sterilisierung”, 77–84.

48.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127–8, 375–6.

49. Burkhard Jellonek, Homosexuelle unter dem Hakenkreuz: Die Verfolgung von Homosexuellen in Dritten Reich (Paderborn, 1990), 19–50; Richard Plant, The Pink Triangle: The Nazi War Against Homosexuals (Edinburgh, 1987 [1986]), 72–104; Smith and Peterson (eds.), Heinrich Himmler: Geheimreden 1933–1945, 90–91, 115–23; Geoffrey J. Gile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Homosexual Panic in the Third Reich”, in Gellately and Stoltzfus (eds.), Social Outsiders, 233–55.

50. Claudia Schoppmann, Days of Masquerade: Life Stories of Lesbian Women During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6 [1993]).

51. Jellonnek, Homosexuelle, 51–94; Proctor, Racial Hygiene, 212–14.

52. Jellonnek, Homosexuelle, 95–110; Hans-Georg Stümke, “Vom ‘unausgeglichenen Geschlechtshaushalt’. Zur Verfolgung Homosexueller”, in Frahm et al. (eds.), Verachtet – verfolgt – vernichtet, 46–63.

53. 大量引于Hans-Georg Stümke and Rudi Finkler, Rosa Winkel, rosa Listen: Homosexuelle und “Gesundes Volksempfinden” von Auschwitz bis heute (Reinbek, 1981), 217–21.

54. Jürgen Baumann, Paragraph 175: Über die Möglichkeit, die einfache, nicht-jugendgefährdende und nichtöffentliche Homosexualität unter Erwachsenen straffrei zu lassen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Säkularisierung des Strafrechts) (Berlin, 1968), 66.

55. Jellonnek, Homosexuelle, 12–13.

56. Jeffrey Weeks,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ity since 1800 (London, 1981), 239–40; Joachim S. Hohmann (ed.), Keine Zeit für gute Freunde: Homosexuelle in Deutschland 1933–1969 – Ein Lese- und Bilderbuch (Berlin, 1982).

57. Rüdiger Lautmann, et al., “Der rosa Winkel in d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n idem (ed.), Seminar: Gesellschaft und Homosexualität (Frankfurt am Main, 1977), 325–65, at 332–3.

58. Rüdiger Lautmann, “Gay Prisoners in Concentration Camps as Compared with Jehovah's Witnesses and Political Prisoners”, in Michael Berenbaum (ed.), A Mosaic of Victims: Non-Jews Persecuted and Murdered by the Nazis (London, 1990), 200–206.

59. Albrecht Langelüddecke, Die Entmannung von Sittlichkeitsverbrechern (Berlin, 1963);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140–41; Geoffrey Giles, “‘The Most Unkindest Cut of All’. Castration, Homosexuality and Nazi Justi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7 (1992), 41–61; Jellonnek, Homosexuelle, 140–71.

60.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139–49, 368. 1945年总数已达2,300 (Longerich, Politik, 62).

61.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400–401; Frank Sparing, “Zwangskastratio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as Beispiel der Kriminalbiologischen Sammelstelle Köln”, in Peter Busse and Klaus Schreiber (eds.), Kriminalbiologie (Düsseldorf, 1997), 169–212.

62. Burkhard Jellonnek, “Staatspolizeiliche Fahndungs- und Ermittlungsmethoden gegen Homosexuelle. Regionale Differenzen und Gemeinsamkeiten”, in Paul and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 343–56.

63. 有关1933—1945年德国犹太人的处境，有一份较好的简要介绍，见Michael A. Meyer (ed.), German-Jewish History in Modern Times, IV: Renewal and Destruction, 1918–1945 (New York, 1998), 195–388; Marion A. Kaplan, Between Dignity and Despair: Jewish Life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8). 有关纳粹反犹主义及其“先驱”，也请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21–34, 164–5, 431–40.

64. Longerich, Politik, 59.

65. 有关经济抵制的情况，见本书383–7。

66. Hermann Froschauer, “Streicher und ‘Der Sturmer’”, in Ogan and Weiss (ed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41–8; Hahn (ed.), Lieber Stürmer!

67. Bankier, The Germans, 28–37.

68. Longerich, Politik, 70–74; Bankier, The Germans, 14–20.

69. Bankier, The Germans, 28–9; Longerich, Politik, 74–8, 94–5；Longerich令人信服地驳斥了以下观点，即1935年的反犹主义暴行是基层党组织的自发行动，其目的在于逼迫党的领导层采取合法行动。这种观点的代表请见Adam, Judenpolitik, 114–16; Herbs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153–5; Ian Kershaw,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and German Popular Opinion in the Third Reich”,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 Book, 26 (1981), 261–89, at 265; Hermann Graml, Reichskristallnacht: Antisemitismus und Judenverfolgung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88), 143. 也有人认为1935年的反犹行动主要是达成另一目的的工具，相关观点请见Hans Mommsen and Dieter Obst, “Die Reaktion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auf die Verfolgung der Juden 1933–1943”, in Hans Mommsen and Susanne Willems (eds.), Herrschaftsalltag im Dritten Reich: Studien und Texte (Düsseldorf, 1988), 374–421, at 385.

70. 相关图片请见Ian Kershaw, “Antisemitismus und Volksmeinung. Reaktionen auf die Judenverfolgung”,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 281–348, at 302–8.

71. Longerich, Politik, 86–90;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920–33.

72. Ibid., 933–7; Longerich, Politik, 86–90, 100;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137–9.

73. Longerich, Politik, 85–9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923 (August 1935).

74. Ibid., 922 (August 1935)，转引自Longerich, Politik, 93.

75. Ibid., 94–101；Lothar Gruchmann, “‘Blutschutzgesetz’ und Justiz: Entstehung und Anwendung des Nürnberger Gesetzes von 15. September 1935”, in Ogan and Weiss (ed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49–60. 8月最后几周反犹主义怒火进一步燃烧，细节请见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1026–45, 9月初的情况请见Longerich, Politik, 107. 从1933年开始关于纽伦堡法案大纲的讨论，请见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118–23.

76. “Die Reichstagsrede des Führers”, Berliner Tageblatt, 438, 16 September 1935, 2. Longerich, Politik, 102–5，以及Bankier, The Germans, 41–66，该文献明确指出纽伦堡法案不是最后一分钟仓促出台的；也请见Werner Strauss, “‘Das Reichsministerium des Innern und die Judengesetzgebung’:Aufzeichnungen von Dr. Bernhard Lösener”, VfZ 9 (1961), 264–313;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141–50; and Hermann Graml, Reichskristallnacht, 133–56.

77. “Göring begründet die Gesetze”, Berliner Tageblatt, 438, 16 September 1935, 2.

78. Longerich, Politik, 105–6.

79. Beate Meyer, “The Mixed Marriage: A Guarantee of Survival or a Reflection of German Society during the Nazi Regime?”, in Bankier (ed.), Probing, 54–77;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15 1，有关数据以及Beate Meyer的重要研究，”Jüdische Mischlinge”: Rassenpolitik und Verfolgungserfahrung 1933–1945 (Hamburg, 1999), 25, 162–5. 根据纽伦堡法案提供的种族标准统计犹太人总数，这种方法首次使用是在1939年的官方调查中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59 [Berlin, 1941–2], 27: “Die Juden und jüdische Mischlinge in den Reichsteilen und nach Gemeindegrössenklassen 1939”).

80. Jeremy Noakes, “The Development of Nazi Policy towards the German-Jewish ‘Mischlinge’, 1933–1945”,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 Book, 34 (1989), 291–354; idem, “Wohin gehören die ‘Judenmischlinge’? Die Entstehung der ersten Durchführungsverordnungen zu den Nürnberger Gesetzen”, in Ursula Büttner (ed.), Das Unrechtsrregime: Internationale Forschung über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Festschrift für Werner Jochmann zum 65. Geburtstag (2 vols., Hamburg, 1986), II. 69–89; Longerich, Politik, 112–15;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151–67; Meynert, Was vor der “Endlösung” geschah, 247–51; Meyer, “Jüdische Mischlinge”, 29–31 and 96–104; Kaplan, Between Dignity and Despair, 74–93.

81. Toepser-Ziegert (ed.), NS-Presseanweisungen, II: 1935, 586 (16 September 1935).

82. Meyer, “Jüdische Mischlinge”, 230–37.

83. Bryan M. Rigg,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The Untold Story of Nazi Racial Laws and Men of Jewish Descent in the German Military (Lawrence, Kans., 2002), 51–109. 这本书的标题用词不当：里面提到的根本不是“犹太人”士兵；就军队的状况来看，他们是半犹太人和1/4犹太人，在军队看来，他们更偏向是德国人而非犹太人。Rigg估计，1933年至1945年间一共有15万混血德国士兵服役，这个数字似乎是严重的夸大，因为1939年的官方调查证实，1935年纽伦堡法案下混血的德国人（所有年龄和性别，德国和奥地利一起）加起来不超过11.4万。

84. 总结请见Longerich, Politik, 106–11；原始说法请见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1026–1045，以及III (1936), 20–55；也请见Otto Dov Kulka, “Die Nürnberger Rassengesetze und die deutsche Bevölkerung im Lichte geheimer NS-Lage- und Stimmungsberichte”, VfZ 32 (1964), 582–624.

85.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I (1936), 26–7.

86. 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40–41.

87. Ibid., 30.

88. Ibid., 30, 40–41, 45–7, 49–51, 56.

89. Longerich, Politik, 108–9，该文献令人信服地驳斥了Bankier的观点（The Germans, 76–80）。Bankier认为“绝大多数人赞同纽伦堡法案，是因为他们认同种族主义政策”，还认为“多数情况下反对者都是出于私利”。

90.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158; Ernst Noam and Wolf-Arno Kropat (eds.), Justiz und Judenverfolgung (2 vols., Wiesbaden, 1975), I. Juden vor Gericht 1933–1945, 109–68; Inge Marssolek, “‘Die Zeichen an der Wand’. Denunziation aus der Perspektive des jüdischen Alltags im ‘Dritten Reich’”,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26 (2001), 204–18.

91. Gruchmann, “‘Blutschutzgesetz’”, 53.

92.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162, 180.

93. Walter Poller, Medical Block Buchenwald: The Personal Testimony of Inmate 996, Block 36 (London, 1988 [1946]), 128–36.

9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I (1936), 36, 40–41.

95. Gellately, The Gestapo, 165–79；也请见Christl Wickert, “Popular Attitudes to National Socialist Antisemitism: Denunciations for ‘Insidious Offenses” and “Racial Ignominy’”, in Bankier (ed.), Probing, 282–95，以及Wolfgang Wippermann, Das Leben in Frankfurt zur NS-Zeit, I: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Judenverfolgung (Frankfurt am Main, 1986), 68–83.

96. Gellately, The Gestapo, 197–8，该文献令人信服地驳斥了Gordon的观点，Gordon的观点请见Sarah Gordon, Hitler, Germans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Princeton, N.J., 1984)，Gordon认为此类行为是在反对纽伦堡法案。也请见Alexandra Przyrembel, “Rassenschande”: Reinheitsmythos und Vernichtungslegitimatio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Göttingen, 2003).

97. Oliver Pretzel, Afterword, in Sebastian Haffner, Defying Hitler: A Memoir (London, 2002 [2000]), 241–50.

98. Werner Rosenstock, “Exodus 1933–1939: A Survey of Jewish Emigration from Germany”,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1 (1956), 373–90; Herbert A. Strauss, “Jewish Emigration from Germany: Nazi Policies and Jewish Responses”,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25 (1980), 313–61, and 26 (1981), 343–409; Avraham Barkai, “German Interests in the Haavara-Transfer Agreement 1933–1939”,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35 (1990), 254–66; 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60–65; “Jüdische Bevölkerungsstatistik”, in Wolfgang Benz (ed.),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Leben unt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Herrschaft (Munich, 1988), 733，此文献给出的数据是，1933年德国约有10万非德国籍的犹太人，还有43.7万德国人信仰犹太教（官方数据）。1939年5月仍有超过2.5万名非德国籍的犹太人住在德国。1939年的数据包括了奥地利；1938年的没有。移民税的情况请见本书390–91。一个地方性研究，请见Meynert, Was vor der “Endlösung” geschah, 178–207.

99. Francis R. Nicosia,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 (London, 1985), 29–49；以及idem, “Ein nützlicher Feind: Zionismus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1933–1939”, VfZ 37 (1989), 367–400; Graml, Reichskristallnacht, 131–2; Juliane Wetzel, “Auswanderung aus Deutschland”, in Benz (ed.), Die Juden, 413–98, at 446–77; 协定还有一些相关材料重印在Rolf Vogel, Ein Stempel hat gefehlt: Dokumente zur Emigration deutscher Juden (Munich, 1977), 107–53. 到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面临着大量困难，请见Wolfgang Benz, Flucht aus Deutschland: Zum Exil im 20. Jahrhundert (Munich, 2001), 120–50，以及Werner Feilchenfeld et al., Haavara-Transfer nach Palästina und Einwanderung deutscher Juden 1933–1939 (Tübingen, 1972).

100. 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60–62, 65; Jacob Boas, “German-Jewish Internal Politics under Hitler 1933–1939”,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29 (1984), 2–25; Longerich, Politik, 56–8.

101. Yehuda Bauer, My Brother's Keeper: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 1929–1939 (Philadelphia, Pa., 1974); Louise London, “Jewish Refugees, Anglo-Jewry and British Government Policy”, in David Cesarani (ed.), The Making of Modern Anglo-Jewry (Oxford, 1990), 163–90; Bernard Wasserstein, “Patterns of Jewish Leadership in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Nazi Era”, in Randolph L. Braham (ed.), Jewish Leadership during the Nazi Era: Patterns of Behavior in the Free World (New York, 1985), 29–43. Richard Bolchover, British Jewr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1993)，该文献的指控感情激烈但比较片面。

102. Louise London, Whitehall and the Jews 1933–1948: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2000), 16–57; A. Joshua Sherman, Island Refuge: Britain and Refugees from the Third Reich, 1933–1939 (London, 1973); Bernard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of Europe, 1939–1945 (Oxford, 1979); Vicki Caron, Uneasy Asylum: France and the Jewish Refugee Crisis, 1933–1942 (Stanford, Calif., 1999); Fritz Kieffer, Judenverfolgung in Deutschland – eine innere Angelegenheit? Internationale Reaktionen auf die Fluchtlingsproblematik 1933–1939 (Stuttgart, 2002). 关于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情况，请见本书610–14。

103. 引自Wetzel, “Auswanderung”, 428.

104. Paul Sauer, Die Schicksale der jüdischen Burger Baden-Württembergs während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erfolgungszeit, 1933–1945 (Stuttgart, 1969), 138–9；更一般的情况，请见Salomon Adler-Rudel, Jüdische Selbsthilfe unter dem Naziregime 1933–1939 im Spiegel der Berichte der Reichvertretung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Tübingen, 1974), 72–120.

105. David Kramer, “Jewish Welfare Work under the Impact of Pauperization”, in Arnold Paucker (ed.), The Jews in Nazi Germany (Tübingen, 1986), 173–88; Beate Gohl, Jüdische Wohlfahrtspfleg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33–1943 (Frankfurt am Main, 1997); Avraham Barkai, “Jewish Life under Persecution”, in Meyer (ed.), German-Jewish History, 231–57；以及idem, “Shifting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ibid., 259–82.

106. Clemens Vollnhals, “Jüdische Selbsthilfe bis 1938”, in Benz (ed.),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314–411, at 330–41, 上一段介绍的情况此文也有涉及。

107. Ibid., 341–63；也请见Wolf Gruner, “Public Welfare and the German Jews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in Bankier (ed.), Probing, 78–105；以及Adler-Rudel, Jüdische Selbsthilfe, 19–46, 121–82.

108. Vollnhals, “Jüdische Selbsthilfe”; Volker Dahm, “Kulturelles und geistiges Leben”, in Benz (ed.), Die Juden, 75–267, at 83–124; Esriel Hildesheimer, Jüdische Selbstverwaltung unter dem NS-Regime: Der Existenzkampf der Reichsvertretung und Reichsvereinigung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Tübingen, 1994); Longerich, Politik, 44, 133; Dorothea Bessen, “Der Jüdische Kulturbund Rhein-Ruhr 1933–1938”, in Alte Synagoge (ed.), Entrechtung und Selbsthilfe, 43–65; and Paul Mendes-Flohr, “Jewish Cultural Life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in Meyer (ed.), German-Jewish History, IV. 283–312.

109. Henryk M. Broder and Heike Geisel, Premiere und Pogrom: Der Jüdische Kulturbund 1933–1941. Texte und Bilder (Berlin, 1992); Hajo Bernett, Der jüdische Sport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1933–1938 (Schorndorf, 1978); Kurt Düwell, “Jewish Cultural Centers in Nazi Germany: Expectations and Accomplishments”, in Jehuda Reinharz and Walter Schatzberg (eds.), The Jewish Response to German Culture: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Hanover, N.H., 1985), 294–316; Wetzel, “Auswanderung”, 438–41; 一个好的总结请见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65–8.

110. Michael Meyer, 1941，转引自Wetzel, “Auswanderung”, 418, 一年前Meyer非法移民去了巴勒斯坦。

111. Ibid., 413–98，统计数据附录请见733。数据都是所谓的旧帝国的，不包括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

112. 引自Monika Richarz (ed.), Jüdisches Leben in Deutschland: Selbstzeugnisse zur Sozialgeschichte 1918–1945, III (Stuttgart, 1982), 339.

113. Meyer, “The Mixed Marriage”, 54–61; eadem, “Jüdische Mischlinge”, 68–76; Nathan Stoltzfus, Resistance of the Heart: Intermarriage and the Rosenstrasse Protest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6), 43–9.

114. Meyer, “The Mixed Marriage”.

115. Stoltzfus, Resistance, 106–8.

116. Klemperer, Tagebücher 1933/34, 38–9 (9 July 1933); 英文版里没有这句话。

117.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33 (9 October 1933), 60 (5 April 1934), 66 (13 June 1933), 71 (14 July 1933), 77 (4 August 1934).

118. Ibid., 111 (23 March 1935).

119. Ibid., 114 (30 April 1935), 114–16 (2 May 1935), 117 (7 May 1935), 119 (30 May 1935), 124 (11 August 1935), 126 (16 September 1935), 128 (17 September 1935), 129 (6 October 1935, 实际是10月5日）；还有179 (29 August 1936) 以及191 (24 November 1936).

120. Ibid., 260 (9 October 1938).

121. Tagebuch Luise Solmitz, 1934,（手稿本）fol. 120–21.

122. Ibid., 25 March 1933.

123. Ibid., 31 March, 1 April 1933.

124. Ibid., 8 March 1934.

125. Ibid., 15 September, 19 September 1935.

126. Ibid., 8 March, 9 March, 17 September 1936.

127. Ibid., 9 February, 12 February 1937.

128. Heinz Höhne, Die Zeit der Illusionen: Hitler und die Anfänge des Dritten Reiches 1933–1936 (Düsseldorf, 1991), 333–51.

129. 转引自New York Times, 6 July 1936, 6, in Richard D. Mandell, The Nazi Olympics (London, 1972 [1971]), 140.

130. Ibid., 122–58.

131. Speer, Inside, 119, 129; Mandell, The Nazi Olympics, 116, 119.

132. Shirer, Berlin Diary, 44–5, 57–8. 夏伊勒必须为自己的住所（提供早餐）缴纳“津贴”，以便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获得居住许可。

133.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125.Mandell, Nazi Olympics, 142.

134.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236–7.

135. Klemperer, Tagebücher 1935–1936, 123；也请见idem, I Shall Bear Witness, 293.

136. Longerich, Politik, 116–21.

137. 引自Wetzel, “Auswanderung”, 498.

138. Ibid., 420.

139. Falk Wiesemann, “Juden auf dem Lande: Die wirtschaftliche Ausgrenzung der jüdischen Viehhändler in Bayern”,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381–96; Longerich, Politik, 122–3.

140. Longerich, Politik, 155–9; Domarus, Hitler, II. 939–40; Peter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Hitler und der Weg zur Endlösung (Munich, 2001), 53–6;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V, 429 (29 November 1937).

141. Longerich, Politik, 159–60, 170–87; Tagebuch Luise Solmitz, 14 September 1938.

142. Longerich, Politik, 170–80；也请见Wolf Gruner, “Die Reichshauptstadt und die Verfolgung der Berliner Juden 1933–1945”, in Reinhard Rürup (ed.), Jüdische Geschichte in Berlin: Bilder und Dokumente (Berlin, 1995), 229–66, at 229–42; and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 340 (11 June 1938).

143. 请见本书664–8.

144.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 393 (25 July 1938).

145. Michael Wildt, “Violence against Jews in Germany, 1933–1939”, in Bankier (ed.), Probing, 191–4.

146. Longerich, Politik, 181–95; Wolf-Arno 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 Der Judenpogrom vom 7. bis 10. November 1938 – Urheber, Täter, Hintergründe (Wiesbaden, 1997), 36–49.

147. Longerich, Politik, 161–2.

148. Ibid., 116, 195–7; Trude Maurer, “The Background for Kristallnacht: The Expulsion of Polish Jews”, in Pehle (ed.), November 1938, 44–72; Sybil Milton, “The Expulsion of Polish Jews from Germany October 1938 to July 1939: A Documentation”,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29 (1984), 169–200；当时的一些报告请见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bte, V (1938), 1181–6.

149. Helmut Heiber, “Der Fall Grünspan”, VfZ, 5 (1957), 134–72; Graml, Reich skristallnacht, 9–16; 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 50–55; Hans-Jürgen Döscher, “Reichskristallnacht”: Die November-Pogrome 1938 (Frankfurt am Main, 1988), 57–76，有图文。有关媒体攻势请见Wolfgang Benz, “The Relapse into Barbarism”, in Pehle (ed.), November 1938, 1–43, at 3–8; Hagemann, Die Presselenkung, 148；以及Peter (ed.), NS-Presseanweisungen, VI: 1938 (Munich, 1999), 1047, 1050–54. 黑森事件发生的相关事件，请见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 56–78，以及idem, Kristallnacht in Hessen: Der Judenpogrom vom November 1938: Eine Dokumentation (Wiesbaden, 1997 [1988]), 19–50. 相关的概括观点，请见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60–61.

150. 可靠的记述请见Wolfgang Benz, “The Relapse into Barbarism”, 3–15；以及idem, “Der Novemberpogrom 1938”, in Benz (ed.), Die Juden, 499–544; 希特勒在里面扮演的角色，请见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61–4; 曾经有作者对大迫害行动的源头及相关证据进行细致筛选和整理，请见Longerich, Politik, 198– 202 及相关的尾注；也请见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 79–89, 172–81. 希特勒开展大迫害行动的目的，请见Domarus (ed.), Hitler, II. 1235–42. 很多人认为大迫害是最后一分钟才仓促决定的，或者是由戈培尔一人发动的，但是这种说法不符合既有证据与之前几月和几周的形势：相关观点请见Dieter Obst, “Reichskristallnacht”: Ursachen und Verlauf des antisemitischen Pogroms vom November 1938 (Frankfurt am Main, 1991); Uwe Dietrich Adam, “How Spontaneous Was the Pogrom?”, in Pehle (ed.), November 1938, 73–94; Döscher, “Reichskristallnacht”, 77–80. 另外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见Hermann Graml, Reichskristallnacht, 17–19; Ulrich Herbert, “Von der ‘Reichskristallnacht’ zum ‘Holocaust’. Der 9. November und das Ende des ‘Radau-Antisemitismus’”, in idem, Arbeit, Volkstum, Weltanschauung: Über Fremde und Deutsche im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1995), 59–78; Barkai, From Boycott to Annihilation, 133–8; Kurt Pätzold and Irene Runge, Pogromnacht 1938 (Berlin, 1988); Kaplan, Between Dignity and Despair, 119– 44；以及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该文献是当时重要文件的选集。

151. 纽伦堡文件PS 3063（最高党议会的报告，1939年2月13日），in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14 November 1945–1 October 1946 (Nuremberg, 1948), XXXII. 20–29.

152. Müller to all Stapostellen and Stapoleitstellen, 9 November 1939, in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XXV. 376–80, at 377 (ND 374-PS); Hermann Graml, Ant-iSemitism in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Mass., 1992), 13; 希特勒会见希姆莱的情况，请见Kershaw, Hitler, II. 883 n. 56.

153. 引自Richard J. Evans, Lying About Hitler. History, Holocaust and the David Irving Trial (New York, 2001), 52–61, 其中另有其他文件。也请见Longerich, Politik, 198–202; Graml, Reichskristallnacht, 20–22；以及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 89–108.

154. 引自及见讨论于Longerich, Politik, 199–200.

155. Saskia Lorenz, “Die Zerstörung der Synagogen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Arno Herzig (ed.), Verdrängung, 153–72;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87.

156. 党卫队全程参与的证据，请见Michael Zimmermann, “Die ‘Reichskristallnacht’ 1938 in Essen”, in Alte Synagoge (ed.), Entrechtung und Selbsthilfe, 66–97.

157.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188.

158. Sauer, Die Schicksale, 420.

159. Avraham Barkai, “The Fateful Year”, 95–122; Longerich, Politik, 203. 进一步的研究，请见例证Karl H. Debus, “Die Reichskristallnacht in der Pfalz”,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Oberrheins, 129 (1981), 445–515; Joachim Meynert, Was vor der “Endlösung” geschah, 208–22; Graml, Reichskristallnacht, 22–49; Fichtl et al., “Bambergs Wirtschaft”, 135–89; 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 109–18; idem, Kristallnacht in Hessen, 51–136；以及Wippermann, Das Leben, 1. 97–107. Herbert Schultheis, Die Reichskristallnacht in Deutschland nach Augenzeugenberichten (Bad Neustadt an der Saale, 1985), 重印了当时的一些目击者报告。

160. Wildt, “Violence”, 191–200.

161. Longerich, Politik, 203–5，642–3, n. 231;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269–79.

162. Tagebuch Luise Solmitz, 10 November 1938.

163.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191.

164. Ibid.

165. Ibid., 1208.

166. Reck-Malleczewen, Diary, 80.

167.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207.

168. Klepper, Unter den Schatten, 675.

169. 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56–7. 非犹太德国人的各种不同反应引自及见讨论于Benz, “Der Novemberpogrom”, 525–8; Bankier, The Germans, 85–8; 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 153–69; idem, Kristallnacht in Hessen, 241–6；和Helmut Gatzen, Novemberpogrom 1938 in Gütersloh: Nachts Orgie der Gewalt, tags organisierte Vernichtung (Gütersloh, 1993), 63–7. Jörg Wollenberg (ed.), The German Public an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1933–1945: “No One Participated, No One Knew” (Atlantic Highlands, N. J., 1996 [1989])此文献包含相关文件和一些短文，质量不一。

170.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297.

171. Witetschek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 300 (no. 122, Regierung Oberbayern, 10 December 1938).

172. Michael Faulhaber,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Germany: Advent Sermons Preached in St Michael's, Munich in 1933 (London, 1934), 1–6, 13–16, 107–10, reprinted in Mosse (ed.), Nazi Culture, 256–61;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297; Walter Zwi Bacharach, “The Catholic Anti-Jewish Prejudice, Hitler and the Jews”, in Bankier (ed.), Probing, 415–30.

173. Horst Matzerath (ed.), “... vergessen kann man die Zeit nicht, das ist nicht möglich...” Kölner erinnern sich an die Jahre 1929–1945 (Cologne, 1985), 172；也请见Ursula Büttner, “‘The Jewish Problem becomes a Christian Problem’: German Protestants an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in the Third Reich”, in Bankier (ed.), Probing, 431–59.

174. Longerich, Politik, 206.

175.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 180–81 (10 November 1938).

176.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XXXII. 29 (ND 3063-PS).

177.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 181 (10 November 1938).

178. Ibid., 182, (11 November 1938); 停止行动的呼吁，请见“Keine weiteren Aktionen mehr”, Berliner Volks-Zeitung, 534, 11 November 1938，front page; “Keine Einzel-Aktionen gegen das Judentum”, Berliner Morgenpost, 270, 11 November 1938, front page; etc.

179. Longerich, Politik, 204; for suicides, see Konrad Kuriet and Helmut Eschwege (eds.), Selbstbehauptung und Widerstand: Deutsche Juden im Kampf um Existenz und Menschenwürde 1933–1945 (Hamburg, 1984), 202.

180. Obst, Reichskristallnacht, 284–5, 297–307; Wildt, “Violence”, 201–2; Zimmermann, “Die ‘Reichskristallnacht’”, 77.

181. Wildt, “Violence”, 204; Pingel, Häftlinge, 94; Anthony Read and David Fisher, Kristallnacht: Unleashing the Holocaust (London, 1989), 121–35; 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 138–41; idem, Kristallnacht in Hessen, 167–79.

182. 引自Benz, “The Relapse”, 17.

183. Völkischer Beobachter, 11 November 1938 (North German edition), 2; Benz, “The Relapse”, 18.

184. Peter (ed.), NS-Presseanweisungen, VI: 1938, 1060–61.

185. 重印自Berliner Morgenpost, 271, 12 November 1938, front page. 一个更宽泛的分析见Herbert Obenaus, “The Germans: ‘An Antisemitic People’. The Press Camapaign after 9 November 1938”, in Bankier (ed.), Probing, 147–80.

186. Read and Fisher, Kristallnacht, 166–79.

187. Treue (ed.), “Hitlers Denkschrift”, 210.

188.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 182 (11 November 1938).

189. Barkai, “The Fateful Year”, 119–20; 会议纪要的详细节选请见Wilfried Mairgünther, Reichkristallnacht (Kiel, 1987), 90–130.

190.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XXVIII. 499–540, at 509–10.

191. Bruno Blau (ed.), Das Ausnahmerecht für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Düsseldorf, 1954 [1952]), 54–62; “Dr. Goebbels: Theater, Kinos, Konzerte fur Juden verboten”, Berliner Illustrierte Nachtausgabe, 266, 12 November 1938, front page; Longerich, Politik, 208–9; 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 127–34. 有人说戈林和希姆莱在原则上其实是反对大迫害的，对此观点的有力批评请见Graml, Reichskristallnacht, 177，以及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 119–27.

192. Jonny Moser, “Depriving Jews of Their Legal Rights in the Third Reich”, in Pehle (ed.), November 1938, 123–38；更一般的情况，也请见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 134–8.

193. Barkai, “The Fateful Year”, 119–20; “Beratung über die Massnahmen gegen Juden: Die Aufbringung der Sühne von I Milliarde”, Berliner Illustrierte Nachtaus gabe, 267, 14 November 1935, front page.

194. Genschel, Die Verdrängung, 206；当地的一些例子请见Fichtl et. al., “Bambergs Wirtschaft”, 183–97.

195. “Dr. Goebbels über die Lösung der Judenfrage”, Berliner Illustrierte Nachtaus gabe, 267, 14 November 1938, 2; 有文献曾经完整罗列当时采取的措施，请见Longerich, Politik, 208–19; also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280–305.

196. Barkai, “The Fateful Year”, 121–2; Moser, “Depriving Jews”, 123–38, at 126–34; Konrad Kwiet, “Nach dem Pogrom: Stufen der Ausgrenzung”, in Benz (ed.), Die Juden, 545–659; Longerich, Politik, 218–19; Wolf Gruner, Der geschlossene Arbeitseinsatz deutscher Juden: Zur Zwangsarbeit als Element der Verfolgung, 1938–1943 (Berlin, 1997); 一些当地的例子请见Uwe Lohalm, “Local Administration and Nazi Anti-Jewish Policy”, in Bankier (ed.), Probing, 109–46，以及Meynert, Was vor der “Endlösung” geschah, 230–33. 犹太人协会的情况，请见Otto Dov Kulka (ed.), Deutsches Judentum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I: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Reichsvertretung der deutschen Juden 1933–1939 (Tübingen, 1997), 410–28.

197. Wildt, “Violence”, 204–8.

198. Boberach (ed.), Meldungen, II. 21–6, 221–2.

199. Wetzel, “Auswanderung”, 420.

200. 引自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London, 1973 [1955]), 269, n. 2；也请见Wetzel, “Auswanderung”, 426, 429；以及Avraham Barkai, “Self-Help in the Dilemma: ‘To Leave or to Stay?’”, in Meyer (ed.), German-Jewish History, IV. 313–32. 移民中心的起源，请见本书666–8.

201. 不算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的情况，若算上则总数为330,539人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59 (1941/42), 27: “Die Juden und jüdischen Mischlinge in den Reichsteilen und nach Gemeindegrössenklassen 1939”).

202. “Jüdische Bevölkerungsstatistik”, in Benz (ed.), Die Juden, 733. 这些数据是在Wetzel给出的数据基础之上减掉大约2.6万名外籍犹太人得到的。更多的统计数据在Konrad Kwiet, “To Leave or Not to Leave: The German Jews at the Crossroads”, in Pehle (ed.), November 1938, 139–53.

203. Wetzel, “Auswanderung”, 423–5; Arthur D. Morse, While Six Million Died: A Chronicle of American Apathy (New York, 1967); David Wyman, Paper Walls: America and the Refugee Crisis, 1938–1941 (Amherst, Mass., 1968); Richard Breitman and Alan Kraut, American Refugee Policy and European Jewry, 1933–1945 (Bloomingtom 1987)；也请参见Irving Abella and Harold Troper, None Is Too Many: Canada and the Jews of Europe, 1933–1948 (Toronto, 1983).

204.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241 (20 March 1938), 247 (23 May 1938), 251 (12 July 1938), 252–3 (10 August 1938), 263–4 (27 November 1938), 266 (3 December 1938).

205. Ibid., 267–8 (6 December 1938), 269 (15 December 1938), 279 (10 January 1939). 也请见Susanne Heim, “The German-Jewish Relationship in the Diaries of Victor Klemperer”, in Bankier (ed.), Probing, 312–25；更为概括的论述，请见Meynert, Was vor der “Endlösung” geschah, 223–9.

206. Tagebuch Luise Solmitz, 12 November 1938, 13 November 1938, 15 November 1938, 22 November 1938, 1 December 1938, 14 March 1939, 29 August 1939.

207.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XXVIII. 534 (ND 1816-PS). 12月6日的会议情况，请见Longerich, Politik, 210–12.

208. Longerich, Politik, 206;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288–92, 298–9.

209.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235–9.

210.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55–7.

211. Ibid., 67; James Marshall-Cornwell et al. (eds.),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1918–1945: Aus den Akten des Deutschen Auswärtigen Amtes (Series A-E, Baden-Baden, 1951–95), Series D, IV. 291–5, at 293 (“Aufzeichnung des Legationsrats Hewel, Berchtesgaden”, 24 November 1938).

212. “Aufzeichnung des Legationsrats Hewel”, 21 January 1939, in Marshall-Cornwell et al. (eds.), Akten, Series D, IV, 167–71, at 170.

213. Domarus, Hitler, II. 1055–8.

214. Herbert A. Strauss, “The Drive for War and the Pogroms of November 1938: Testing Explanatory Models”,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35 (1990), 267–78.

215. Longerich, Politik, 220–21; Philippe Burrin, Hitler and the Jews: The Genesis of the Holocaust (London, 1994 [1989]), 61–3. 有人认为希特勒的威胁不必当真，希特勒也没有针对美国采取任何措施，请见Graml, Reichskristallnacht, 105–6.

216.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211–24; William W. Hagen, “Before the ‘Final Solution’: Towar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Interwar Germany and Poland”,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8 (1996), 351–81; Joseph Marcus,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Jews in Poland, 1919–1939 (Berlin, 1983) ——此书有些细节并不准确；Celia S. Heller, On the Edge of Destruction: Jews of Poland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New York, 1977); Yisrael Gutman, The Jews of Poland between Two World Wars (Hanover, N.H., 1989); James D. Wynot, Jr, “‘A Necessary Cruelty’:The Emergence of Official Anti-Semitism in Poland, 1935–3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6 (1971), 1035–58.

217. Emanuel Melzer, “The Polish Authorities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1930–1939”, in Alfred A. Greenbaum (ed.), Minority Problems in 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World Wars, with Emphasis on the Jewish Minority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typescript, Jerusalem, 1988), 77–81; Jerzy Tomascewski, “Economic and Social Situation of Jews in Poland, 1918–1939”, ibid., 101–6; Ezra Mendelsohn, The Jews of 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World Wars (Bloomington, Ind., 1983), 11–83.

218. Magnus Brechtken, “Madagaskar für die Juden”: Antisemitische Idee und politische Praxis 1885–1945 (Munich, 1997), 81–164.

219. Mendelsohn, The Jews; Bela Vago, The Shadow of the Swastika: The Rise of Fascism and Anti-Semitism in the Danube Basin, 1936–1939 (London, 1975).

220. Mendelsohn, The Jews, 171–211; David Schaary, “The Romanian Authorities and the Jewish Communities in Romania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in Greenbaum (ed.), Minority Problems, 89–95; Paul A. Shapiro, “Prelude to Dictatorship in Romania: The National Christian Party in Power, December 1937–February 1938”, Canadian-American Slavic Studies, 8 (1974), 45–88.

221. Mendelsohn, The Jews, 85–128; Randolph H. Braham, The Politics of Genocide: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2 vols., New York, 1980), 参看简介部分。

第七章　通向战争之路

1. Kershaw, Hitler I: 484–6, 531–6.

2. Anton Joachimsthaler, Hitlers Liste: Ein Dokument persönlicher Beziehungen (Munich, 2003); Semmery, Seeing Hitler's Germany, 56.

3. Kershaw, Hitler, I. 537.

4. Speer, Inside, 194–5.

5.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434；见本书170, 174, 180, 182, 584–5.

6. Völkischer Beobachter, 25 May 1928, quoted in Gerhard L.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I: Diplomatic Revolution in Europe 1933–1936 (London, 1970), 22（翻译有调整）；原本在Bärbel Dusik (ed.),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Februar 1925 bis Januar 1933 (5 vols., Munich 1992–8), II. 845–9, at 856（原文给“为我们最遥远的未来”加了斜体）。

7. 引自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 163；相关背景请见Anthony Komjathy and Rebecca Stockwell, German Minorities and the Third Reich: Ethnic Germans of 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Wars (New York, 1980).

8. 概括性的论证请见Thies, Architekt der Weltherrschaft；更直接的论证请见Milan Hauner, “Did Hitler Want a World Domin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3 (1978), 15–32; Günter Moltmann, “Weltherrschaftsideen Hitlers”, in Otto Brunner and Dietrich Gerhard (eds.), Europa und Übersee: Festschrift für Egmont Zechlin (Hamburg, 1961), 197–240；以及Geoffrey Stoakes, Hitler and the Quest for World Dominion (Leamington Spa, 1986).

9. 有用的介绍性讨论请见Hermann Graml, “Grundzüg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ussenpolitik”, in Martin Broszat and Horst Möller (eds.), Das Dritte Reich: Herrschaftsstruktur und Geschichte (Munich, 1986 [1983]), 104–26; idem, “Wer bestimmte die Aussen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Ein Beitrag zur Kontroverse um Polykratie und Monokratie im NS-Herrschaftssystem”, in Manfred Funke et al. (eds.),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Geist und Gestalt politischer Herrschaft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Festschrift für Karl Dietrich Bracher (Düsseldorf, 1987), 223–36; Wolfgang Michalka, “Conflicts within the German Leadership on the Objectives and Tactics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33–9”, in Wolfgang J. Mommsen and Lothar Kettenacker (eds.), The Fascist Challenge and the Policy of Appeasement (London, 1983), 48–60；以及Andreas Hillgruber, “Grundzüg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Aussenpolitik 1933–1945”, Saeculum, 24 (1973), 328–45.

10. 30年代英法外交政策各种不同观点，请见David Dilks, “‘We Must Hope for the Best and Prepare for the Worst’”: The Prime Minister, the Cabinet and Hitler's Germany, 1937–1939”, in Patrick Finney (e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97) 43–61; Sidney Aster, “‘Guilty Men’:The Case of Neville Chamberlain”, ibid., 62–77; Anthony Adamthwaite, “France and the Coming of War”, ibid., 78–89; Robert A. C. Parker, “Alterative to Apeasment”, ibid., 206–21.

11. Günter Wollstein, “Eine Denkschrift des Staatssekretärs Bernhard von Bülow vom März 1933”,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1 (1973), 77–94；相关背景请见Peter Krüger, Die Aussenpolitik der Republik von Weimar (Darmstadt, 1985); Hans-Adolf Jacobs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ussenpolitik 1933–1939 (Frankfurt am Main, 1968), 20–89 and 319–47; Jost Dülffer, “Grundbedingung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Aussenpolitik”, in Leo Haupts and Georg Mölich (eds.), Strukturelemen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Rassenideologie, Unter drückungsmaschinerie, Aussenpolitik (Cologne, 1981), 61–88; idem, “Zum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d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 1933–1939”, in Manfred Funke (ed.), Hitler, Deutschland und die Mächte: Materialien zur Aussen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Düsseldorf, 1976), 186–204.

12. Kershaw, Hitler, I. 490–95;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 159–79; 30年代初政策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请见Günter Wollstein, Vom Weimarer Revisionismus zu Hitler: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ie Grossmächte in der Anfangsphas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in Deutschland (Bonn, 1973).

13. Domarus (ed.), Hitler I. 364–75.

14. 请见本书，108–9.

15. Herbert S. Levine, Hitler's Free City. A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n Danzig, 1925–39 (Chicago, 1973),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 184–94; Klaus Hildebr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3 [1970]), 24–33（该文献特别强调希特勒的策划，步步为营，其政策是一贯性的）; Manfred Messerschmidt, “Foreign Policy and Preparation for War”, in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ed.), Germany, 541–717, at 590–93; Klaus 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Deutsche Aussenpolitik von Bismarck bis Hitler, 1871–1945 (Stuttgart, 1995), 586–92.

16. Martin Kitchen, The Coming of Austrian Fascism (London, 1980), 36–110; Bruce F. Pauley, Hitler and the Forgotten Nazis. A History of Austrian National Socialism (Chapel Hill, N.C., 1981), 3–15; George E. R. Gedye, Fallen Bastions: The Central European Tragedy (London, 1939), 9–126. Charles A. Gulick, Austria from Habsburg to Hitler (2 vols., Berkeley, Calif., 1948)，此文献叙述非常细致，不过现在来看有些过时了。

17. Francis L. Carsten, Fascist Movements in Austria: From Schönerer to Hitler (London, 1977), 229–70，此文献依然是权威记述；Kitchen, The Coming, 173–262; Pauley, Hitler and the Forgotten Nazis, 16–103，此文献强调党内的矛盾； Schönerer的情况，请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42–4, 163–4；更一般的情况请见Bruce F. Pauley, From Prejudice to Persecution: A History of Austrian Anti-Semitism (Chapel Hill, N.C., 1992).

18. Carsten, Fascist Movements, 254–92 (引文在254); Gedye, Fallen Bastions, 101–43; Pauley, Hitler and the Forgotten Nazis, 104–54; 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593–9.

19. Kershaw, Hitler, I. 522–4；更老的作品，请见Dieter Ross, Hitler und Dollfuss: Die deutsche Österreich-Politik, 1933–1934 (Hamburg, 1966).

20. Domarus (ed.), Hitler, I. 504–7.

21. 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578–86.

22. Patrick von zur Mühlen, “Schlagt Hitler an der Saar!” Abstimmungskampf, Emigration und Widerstand im Saargebiet, 1933–1945 (Bonn, 1979), 230–32; Gerhard Paul, “Deutsche Mutter – heim zu Dir!” Warum es misslang, Hitler an der Saar zu schlagen: Der Saarkampf 1933 bis 1935 (Cologne, 1984), 376–401.

23. Mühlen, “Schlagt Hitler”, 73–4, 195, 229; Paul, “Deutsche Mutter”, 102–32; Markus Gestier, Die christlichen Parteien an der Saar und ihr Verhältnis zum deutschen Nationalstaat in den Abstimmungskämpfen 1935 und 1955 (St Ingbert, 1991), 48–69; Ludwig Linsmayer, Politische Kultur im Saargebiet 1920–1932: Symbolische Politik, verhinderte Demokratisierung, nationalisiertes Kulturleben in einer abgetrennten Region (St Ingbert, 1992), 447; Klaus-Michael Mallmann and Gerhard Paul, Milieus und Widerstand: Eine Verhaltensgeschichte der Gesell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onn 1995), 203–23; Dieter Muskalla, NS-Politik an der Saar unter Josef Bürckel: Gleichschaltung – Neuordnung – Verwaltung (Saarbrücken, 1995), 71.

24. Mühlen, “Schlagt Hitler”, 204–7, 230–31; Paul, “Deutsche Mutter”, 214–32; Linsmayer, Politische Kultur, 447.

25.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9–15（引文在10）.

26. Mallmann, and Paul, Herrschaft, 26–32.

27. Klaus-Michael Mallmann and Gerhard Paul, Das zersplitterte Nein: Saarländer gegen Hitler (Bonn, 1989), vi–vii; idem, Herrschaft, 39–54; idem, Milieus, 530–35; Muskalla, NS-Politik, 187, 551–96, 600–601.

28. Mallmann and Paul, Herrschaft, 55–64, 114–34.

29. Domarus (ed.), Hitler, II. 643–8, at 64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117–20, 154–7.

30. Tagebuch Luise Solmitz, 1 March 1935.

31. Stöver (ed.), Berichte, 336.

32.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 203–6.

33. Tagebuch Luise Solmitz 1935: 16 March 1935.

34. Ibid.

35.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409–14. 威廉·L. 夏伊勒的记述 (Berlin Diary, 32–4)，记录了德国人普遍的热情，可是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显然夏伊勒的文字受到了他自己执念的影响，这一点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也有展现，他认为所有德国人“在内心里”都是“军国主义者”。

36. Kershaw, Hitler, I. 556–8; Dülffer, Weimar, 256–67, 325–54; Geoffrey T. Waddington, “Hitler, Ribbentrop, die NSDAP und der Niedergang des Britischen Empire 1935–1938”, VfZ 40 (1992), 274–306; 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600–604.

37. Fest, The Face, 265–82; Wolfgang Michalka, “Joachim von Ribbentrop: From Wine Merchant to Foreign Minister”,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165–72.

38. Jacobs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ussenpolitik, 298–318.

39. Fest, The Face, 271–6; Michalka, “Joachim von Ribbentrop”, 166–8; Jacobs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ussenpolitik, 252–318；更多内容请见Wolfgang Michalka, Ribbentrop und die deutsche Weltpolitik 1933–1940: Aussenpolitische Konzeptionen und Entscheidungsprozesse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89 [1980]); 晚近的重新评价请见Stefan Kley, Hitler, Ribbentrop und die Entfesselung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Paderborn, 1996).

40. 埃塞俄比亚战争的情况请见George L. Steer, Caesar in Abyssinia (London, 1936), Alberto Sbacchi, Legacy of Bitterness: Ethiopia and Fascist Italy, 1935–1941 (Laurenceville, N.J., 1997)，以及Anthony Mockler, Haile Selassie's War (Oxford, 1984)；背景知识请见Denis Mack Smith, Mussolini's Roman Empire (London, 1976).

41.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184–5.

42. “Memorandum by the Ambassador in Italy (20 January 1936)”, in John W. Wheeler-Bennett et al. (eds.),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13 vols., London, 1950–70), series C, IV: The Third Reich: First Phase (London, 1962), 1013–16.

43.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 207–38.

44. Ibid., 239–63.

45. Shirer, Berlin Diary, 49–51.

46. Ibid., 54–6; Domarus (ed.), Hitler, II, 787–90.

47. Tagebuch Luise Solmitz, 1936: 7 March.

48.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I (1936), 303.

49. Ibid., 468.

50. Ibid., 300–320, 460–78 (“Rheinlandbesetzung und Kriegs-Angst”).

51. Stover, Volksgemeinschaft, 418–19.

52.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I (1936), 302；也请见Kershaw, The “Hitler Myth”, 124–9.

53.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 239–63; Donald Cameron Watt, “German Plans for the Reoccupation of the Rhineland: A No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 (1966), 193–9; 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604–17; James T. Emmerson, The Rhineland Crisis, 7 March 1936: A Critical Study in Multilateral Diplomacy (London, 1977).

54. Domarus, Hitler, II. 790; Kershaw, Hitler, I. 590–91.

55.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 264–84. 历史学家经常争论什么时候是阻止希特勒的正确时机，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存在，因为1939年之前没有一个欧洲的政府这么想过。但也只是在这个问题背景之下Schuker 才断言1936年不是一个转折点，参见Stephen A. Schuker, “France and the Remilitarization of the Rhineland, 1936”,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4 (1986), 299–338, 也请见Finney (e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222–44.

56.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 284–93，此文献有些过度偏重经济方面的考量；更多的细节在idem, The Foreign Policy of Nazi Germany, II: Starting World War II, 1937–1939 (Chicago, 1980), 142–66；也请见Paul Preston,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69 (London, 1986), 80–81.

57. Paul Preston, Franco: A Biography (London, 1993), 158–61; Hugh Thomas, The Spanish Civil War (3rd edn, London, 1986 [1961]), 579–80; Christian Leitz, “Nazi Germany's Intervention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and the Foundation of HISMA/ROWAK”, in Paul Preston and Ann L. Mackenzie (eds.), The Republic Besieged: Civil War in Spain, 1936–1939 (Edinburgh, 1996), 53–85; Hans-Henning Abendroth, “Deutschlands Rolle i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 in Manfred Funke (ed.), Hitler, Deutschland und die Mächte, 471–88.

58. Preston, Franco, 203–9；更概括的论述请见Hans-Henning Abendroth, Hitler in der spanischen Arena: Die deutsch-spanischen Beziehungen im Spannungsfeld der europäischen Interessenpolitik vom Ausbruch des Bürgerkrieges bis zum Ausbruch des Weltkrieges (1936–1939) (Paderborn, 1973); Robert H. Whealey, Hitler and Spain: The Nazi Role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Lexington, Ky., 1989).

59. Preston, Franco, 243–4.

60. Thomas, The Spanish Civil War, 623–31.

61. Herbert R. Southworth, Guernica! Guernica! A Study of Journalism, Propaganda and History (Berkeley, Calif., 1977).

62. Preston, Franco, 246.

63. Ibid., 303, 329–30.

64. Willard C. Frank, “The Spanish Civil War and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9 (1987), 368–409.

65. Hildebrand, The Foreign Policy, 45; Herbs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177–83; Elizabeth Wiskemann, The Rome-Berlin Axis: A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Hitler and Mussolini (London, 1949); John P. Fox,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Oxford, 1982); Theo Sommer, Deutschland und Japan zwischen den Mächten 1935–1940: Vom Antikominternpakt zum Dreimächtepakt: Eine Studie zur diplomatischen Vorgeschicht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Tübingen, 1962);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I. 167–91.

66. Hildebrand, The Foreign Policy, 38–50; Josef Henke, England in Hitlers politischem Kalkül, 1935–1939 (Boppard, 1973); Klaus Hildebrand, Vom Reich zum Weltreich: Hitler, NSDAP und koloniale Frage 1919–1945 (Munich, 1969), 491–348；更概括的记述请见Wolfgang Michalka, Ribbentrop.

67. 参看本书358–60.

68. O'Neill, The German Army, 178–95; Kershaw, Hitler, II. 49–51; Klaus-Jürgen Müller, Das Heer und Hitler: Armee 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s Regime 1933–1940 (Stuttgart, 1988 [1969]), 244.

69. 对这些事件的可靠记述请见Karl-Heinz Janssen and Fritz Tobias, Der Sturz der Generäle: Hitler und die Blomberg-Fritsch Krise 1938 (Munich, 1994). 对这些以及接下来的事件的一个简明但生动的论述，请见Kershaw, Hitler, II. 51–7. Goebbels相关引文请见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 117 (27 January 1938), 118–20 (28 January 1938).

70. Janssen and Tobias, Der Sturz, 140.

71. Ibid., 173–84有弗里奇审判的情况，245–51有他去世的情况，253–8讲了勃洛姆堡战后的命运；也请见O'Neill, The German Army, 196–204.

72. Janssen and Tobias, Der Sturz, 197–233, at 197–9.

73. Domarus, Hitler, II. 1025（演讲全文在1019–1340，部分摘选，部分总结）.

74. David G. Maxwell, “Ernst Hanfstaengl: Des ‘Führers’ Klavierspieler”, in Ronald Smelser et al. (eds.), Die braune Elite, II: 21 weitere biographische Skizzen (Darmstadt, 1993), 137–49，此文献是作者博士论文“Unwanted Exile: A Biography of Dr Ernst ‘Putzi’ Hanfstaengl” (SUNY, Binghampton, 1988)的精炼总结。还有份记述请见Peter Conradi, Hitler's Piano Player: The Rise and Fall of Ernst Hanfstaengl, Confidant of Hitler, Ally of FDR (New York, 2004).

75. Kershaw, Hitler, II. 63–6; Gerhard L. Weinberg, “Hitler's Private Testament of May 2, 1938”,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7 (1955), 415–19; Gerhard Botz, Der 13. März und die Anschluss-Bewegung: Selbstaufgabe, Okkupation und Selbstfindung Österreichs 1918–1945 (Vienna, 1978), 5–14; Carsten, Fascist Movements, 299–301.

76. Ibid., 293–314; Gedye, Fallen Bastions, 144–216.

77. Alfred Kube, Pour le mérite und Hakenkreuz: Hermann Göring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86), 233–43; 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618–51, 之后也有部分论述有用；有关戈林的角色，见Stefan Martens, “Die Rolle Hermann Görings in d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 1937/38”, in Franz Knipping and Klaus-Jürgen Müller (eds.), Machtbewusstsein in Deutschland am Vorab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Paderborn, 1984), 75–82；关于里宾特洛甫的角色，见Kley, Hitler, 35–49.

78. Kershaw, Hitler, II. 63–4；以及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I. 261–312; Weinberg, “Hitler's Private Testament”.

79. Carsten, Fascist Movements, 271–88; Barbara Jelavich, Modern Austria: Empire and Republic 1800–1986 (Cambridge, 1987), 192–216;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236–49.

80. Domarus, Hitler, II. 1013–14; Kurt von Schuschnigg, Austrian Requiem (London, 1947), 13–32, at 21, 25; Jelavich, Modern Austria, 217–18. 关于巴本，请见Franz Müller, Ein “Rechtskatholik” zwischen Kreuz und Hakenkreuz: Franz von Papen als Sonderbevollmachtigter in Wien 1934–1938 (Frankfurt am Main, 1990)；以及Joachim Petzold, Franz von Papen: Ein deutsches Verhängnis (Munich, 1995), 239–51.

81. 关于德国的军事准备，见Kershaw, Hitler, II. 70–72; Gedye, Fallen Bastions, 217–35; Erwin A. Schmidl, März 38: Der deutsche Einmarsch in Österreich (Vienna, 1987), 31–42.

82. Carsten, Fascist Movements, 315–23; Schmidl, März 38, 1–29, 43–68.

83. “Generalfeldmarschall Goring mit Seyss-Inquart, 11.3.1938”, in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XXXI. 360–2；以及Jelavich, Modern Austria, 218–21; Gedye, Fallen Bastions, 236–77；以及Fröhlich(ed.), Die Tagebücher, I/5, 197–201 (10–11 March 1938); Schmidl, März 38, 69–109; Pauley, Hitler and the Forgotten Nazis, 155–92.

84. Kershaw, Hitler, II. 76–8; Carsten, Fascist Movements, 323; Shirer, Berlin Diary, 80–85; Gedye, Fallen Bastions, 278–99；关于纳粹在奥地利各省的夺权行动，见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5, 202–6 (12–13 March 1938); Schmidl, März 38, 111–34；Pauley, Hitler and the Forgotten Nazis, 193–215.

85. Shirer, Berlin Diary, 84–6，这里提供了一个例子。

86. Domarus, Hitler, II. 1049–50; Kershaw, Hitler, II. 79–82.

87. Domarus, Hitler, II. 1051 (采访Ward Price, 12 March 1938); Schmidl, März 38, 211–38;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5, 204–12 (13–6 March 1938); Gerhard Botz, Die Eingliederung Österreichs in das deutsche Reich: Planung und Verwirklichung des politisch-administrativen Anschlusses (1938–1940) (Linz, 1972), 22–39，此文献涉及早期的理念和提议。希特勒去维也纳为什么延迟了，有人错误地认为是由于当时德国坦克和卡车阻塞了道路，请见Kershaw, Hitler, II. 868, n. 115.

88. Domarus (ed.), Hitler, II. 1052–5; Botz, Die Eingliederung, 61–72，这一部分讲的是1938年2月13日的法律，73–115，这一部分讲的是事件的后续发展。

89. Domarus (ed.), Hitler, II. 1055–7; Pauley, Hitler and the Forgotten Nazis, 216–22.

90. Domarus (ed.), Hitler, II. 1059; Pauley, Hitler and the Forgotten Nazis, 217; Gerhard Botz, Wien vom “Anschluss” zum Krieg: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übernahme und politisch-soziale Umgestaltung am Beispiel der Stadt Wien 1938/ 39 (Vienna, 1978), 117–46.

91. Botz, Wien, 175–85. 在一些选区“赞成”票甚至比投票人数还多。第三帝国在投票时惯常使用的手段，请见本书108–11。也请参见Evan B. Bukey, “Popular Opinion in Vienna after the Anschluss”, in Fred Parkinson (ed.), Conquering the Past: Austrian Nazism Yesterday and Today (Detroit, Mich., 1989), 151–64.

92. Hans-Erich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in Preparation for War”, in Milita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eds.), Germany, 157–372, at 323–7; Norbert Schausberger, “Wirtschaftliche Aspekte des Anschlusses Österreichs an das Deutsche Reich (Dokumentation)”,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8 (1970), 133–64; idem, Der Griff nach Österreich: Der Anschluss (Vienna, 1978).

93. Gordon Brook-Shepherd, The Austrians: A Thousand-Year Odyssey (London, 1996), 341–3; Botz, Wien, 55–8, 255–9; Schmidl, März 38, 232–7; Florian Freund, “Mauthausen – zu Strukturen von Haupt- und Aussenlagern”, in Wolfgang Benz (ed.), KZ-Aussenlager – Geschichte und Erinnerung (Dachau, 1999), 254–72.

94. Robert Körber, Rassesieg in Wien, der Grenzfeste des Reiches (Vienna, 1939), 271, 281.

95. Longerich, Politik, 162–5. 也请见Herbert Rosenkranz, Verfolgung und Selbstbehauptung: Die Juden in Österreich 1938–1945 (Vienna, 1978).

96.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241–4（错误地声称罗滕贝格已死）.

97. Gedye, Fallen Bastions, 308–9.

98. ibid.; Botz, Wien, 93–105.

99. Longerich, Politik, 163–4; Wolfgang Neugebauer (ed.), Widerstand und Verfolgung im Burgenland: Eine Dokumentation (Vienna, 1979); Gerhard Botz, Wohnungspolitik und Judendeportation in Wien, 1938 bis 1945: Zur Funktion des Antisemitismus als Ersatz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Sozialpolitik (Vienna, 1975); Gedye, Fallen Bastions, 300–306, 360–62; Eckart Früh, “Terror und Selbstmord in Wien nach der Annexion Österreichs”, in Felix Kreissler (ed.), Fünfzig Jahre danach – Der “Anschluss” von innen geschen (Vienna, 1989), 216–26.

100. David Cesarani, Eichmann: His Life and Crimes (London, 2004), 18–60；也请见Peter Black, “Ernst Kaltenbrunner: Chief of the 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133–43，以及idem, Ernst Kaltenbrunner: Vassall Himmlers: Eine SS-Karriere (Paderborn, 1991).

101. Ibid., 61–76; Doron Rabinovici, Instanzen der Ohnmacht: Wien 1938–1945: Der Weg zum Judenrat (Frankfurt am Main, 2000); Hans Safrian, Die Eichmann-Männer (Vienna, 1993); idem, “Expediting Expropriation and Expulsion: The Impact of the ‘Vienna Model’ on Anti-Jewish Policies in Nazi Gemany, 1938”,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4 (2000), 390–414; Gabriele Anderl and Dirk Rupnow, Die 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 als Beraubungsinstitution (Vienna, 2004); 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243–8; Debórah Dwork and Robert Jan Van Pelt, Holocaust: A History (London, 2002), 95–8, 121–5; Botz, Wien, 243–54.

102.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381.

103. Cesarani, Eichmann, 70–71; Botz, Wien, 397–411.

104. Nicholas, The Rape, 37–46; Petropoulos, The Faustian Bargain, 170–85.

105.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260.

106. Ibid., 264.

107.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129–32.

108. Tagebuch Luise Solmitz, 11–13 March 1938, 12 March 1938, 13 March 1938.

109.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241 (20 March 1938).

110. Kershaw, Hitler, II. 90–91.

111. Domarus (ed.), Hitler, II. 1061 and 1076.

112. 转引自Kershaw, Hitler, II. 100–101.

113. Jürgen Tampke, Czech-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Central Europe: From Bohemia to the EU (London, 2003), 25–44; Rudolf Jaworski, Vorposten oder Minderheit? Der Sudetendeutsche Volkstumskampf in den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r CSR (Stuttgart, 1977); Jaroslav Kucera, Minderheit im Nationalstaat: Die Sprachenfrage in den tschechisch-deutschen Beziehungen 1918–1938 (Munich, 1999).

114. Tampke, Czech-German Relations, 45–53; Hugh Seton-Watson, 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Wars 1918–1941 (New York, 1967 [1945]), 277–83; Carlile A. Macartney and Alan W. Palmer, Independent Eastern Europe: A History (London, 1966), 156–9, 190–98, 363–6; Christoph Boyer, Nationale Kontrahenten oder Partner? Studien zu den Beziehungen zwischen Deutschen und Tschechen in der Wirtschaft der CSR (Munich, 1999); Ronald M. Smelser, The Sudeten Problem 1933–1938: Volkstumpolitik and the Formulation of Nazi Foreign Policy (Folkestone, 1975); Gedye, Fallen Bastions, 363–450; Jörg Kracik, Die Politik des deutschen Aktivismus in der Tschechoslowakei 1920–1938 (Frankfurt am Main, 1999).

115. Nancy M. Wingfield, Minority Politics in a Multinational State: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1918–1938 (New York, 1989), 169, 但是也请见Reinhard Schmutzer, “Der Wahlsieg der Sudetendeutschen Partei: Die Legende von der faschistischen Bekenntniswahl”, Zeitschrift für Ostforschung, 41 (1992), 345–85.

116. Tampke, Czech-German Relations, 53–4.

117. Kershaw, Hitler, II. 87–108; Klaus-Jürgen Müller, General Ludwig Beck: Studien und Dokumente zur politisch-militärischen. Vorstellungswelt und Tätigkeit des Generalstabschefs des deutschen Heeres 1933–1938 (Boppard, 1980)；这个观点有人批评，请见Peter Hoffmann, “Generaloberst Ludwig Becks militärpolitisches Denke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34 (1981), 101–21; convincing response in Klaus-Jürgen Müller, “Militärpolitik nicht Militäroppositio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35 (1982), 355–71.

118. O'Neill, The German Army, 211–22; Müller, Das Heer, 300–344.

119. Müller (ed.), General Ludwig Beck, 287.

120. Joachim Fest, Plotting Hitler's Death: The 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London, 1996 [1994]), 71–101，此文献对整个刺杀行动进行了精彩描绘; Klemens von Klemperer, German Resistance against Hitler: The Search for Allies Abroad 1938–1945 (Oxford, 1992), 86–110，以及Patricia Meehan, The Unnecessary War: Whitehall and the German Resistance to Hitler (London, 1992)，此文献列表整理了争取国外援助的尝试。大量以前的论述，请见Harold C. Deutsch, The Conspiracy against Hitler in the Twilight War (Minneapolis, 1968)，以及Peter Hoffmann, Widerstand – Staatsstreich – Attentat: Der Kampf der Opposition gegen Hitler (4th edn, Munich, 1985 [1969]).

121. 有人论证称这一阶段的反抗行动是要维护根本的原则，但并未普遍为历史学家所认同。参见Müller, “Militärpolitik”，此文献涉及和贝克的动机有关的争议；Rainer A. Blasius, Für Grossdeutschland – gegen den grossen Krieg: Staatssekretar Ernst Frhr. von Weizsäcker in den Krisen um die Tschechoslowakei und Polen 1938/39 (Cologne, 1981)，该文献涉及魏茨察克的动机。有关哈德尔的情况请见O'Neill, The German Army, 224–31.

122. 引自魏克斯将军的回忆，参见O'Neill, The German Army, 226.

123. 相关进展请见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651–66，以及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I. 313–464.

12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559, 823–5; Shirer, Berlin Diary, 111;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 80–81 (10 September 1938), 95 (17 September 1938) et seq.

125. The Times, 28 September 1938. 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激起了大量争议。Martin Gilbert, The Roots of Appeasement (London, 1966)，这一早期研究论述相对持平；Robert A. C. Parker,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British Policy and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93)，这是一个很好的细致研究；Keith Robbins, Munich 1938 (London, 1968), 目前为止这是对当时危机最好的论述。

126. Robert A. C. Parker, Churchill and Appeasement (London, 2000), 167–89; David Reynolds, In Command of History: Churchill Fighting and Wri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4), 91–110.

127. Kershaw, Hitler, II. 108–13; Robbins, Munich 1938, 268–80.

128. Domarus (ed.), Hitler, II. 1181–94; Shirer, Berlin Diary, 116; Robbins, Munich 1938, 288–302;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 94–116 (17–27 September 1938).

129. Ibid., 119 (29 September 1938).

130. Robbins, Munich 1938, 303–19; The Times, 1 October 1938; Kershaw, Hitler, II. 113–23；也请见Kley, Hitler, 4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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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Ibid., 681–99.

134. Ibid., 8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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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915–18.

137. Ibid., 913–39.

138. Tagebuch Luise Solmitz, 13 September, 14 September 1938.

139. Ibid., 16 September 1938.

140.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132–9.

141. Tagebuch Luise Solmitz, 1939; 30 September.

142.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944–6.

143. Ibid., 947.

144. Shirer, Berlin Diary, 117.

145. Domarus, Hitler, II. 1245（翻译有调整）。

146. Ibid., 1244–55（翻译有调整）。

147.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123–4.

148. Tampke, Czech-German Relations, 57; Volker Zimmermann, Die Sudetendeutschen im NS-Staat. Politik und Stimmung der Bevölkerung im Reichsgau Sudetenland (1938–1945) (Essen, 1999), 79–82; Peter Heumos, Die Emigration aus der Tschechoslowakei nach Westeuropa und dem Nahen Osten 1938–1945 (Munich, 1989), 15–27; Detlef Brandes et al. (eds.), Erzwungene Trennung: Vertreibungen und Aussiedlungen in und aus der Tschechoslowakei 1938–1947 im Vergleich mit Polen, Ungarn und Jugoslawien (Essen, 1999). 很多难民后来都移民到了英国，以及这一区域之外的国家。

149. Tampke, Czech-German Relations, 57–9; Zimmermann, Die Sudetendeutschen, 183–209; Hayes, Industry and Ideology, 232–43; Feldman, Allianz, 302–4; Alice Teichova, “The Protectorate of Bohemia and Moravia (1939–1945): The Economic Dimension”, in Mikulás Teich (ed.), Bohemia in History (Cambridge, 1998), 267–305, at 267–9.

150. Hans Roos, A History of Modern Poland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1966 [1961]), 154–6; Macartney and Palmer, Independent Eastern Europe, 387–8.

151. Ibid., 388–9; Jörg K. Hoensch, A History of Modern Hungary 1867–1986 (London, 1988 [1984]), 131–41.

152. Macartney and Palmer, Independent Eastern Europe, 388–97.

153. Kershaw, Hitler, II. 157–68.

154. Ibid., 168–71; Macartney and Palmer, Independent Eastern Europe, 398–9; Donald Cameron Watt, How War Came: The Immediat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8–1939 (London, 1989), 141–54; 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666–78;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I. 465–534;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1/6, 285–7 (15 March 1939).

155. Vojtech Mastny, The Czechs under Nazi Rule: The Failure of National Resistance, 1939–42 (London, 1971), 45–64;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 289 (17 March 1939).

156. Teichova, “The Protectorate”, 274–5.

157.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 125 (2 October 1928); Mastny, The Czechs, 56; Detlef Brandes, Die Tschechen unter deutschem Protektorat, I: Besatzungspolitik, Kollaboration und Widerstand im Protek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 bis Heydrichs Tod (Munich, 1968); idem, “Die 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gegenüber der Tschechoslowakei”, in Funke (ed.), Hitler, Deutschland und die Mächte, 508–23; idem, “Nationalsozialistische Tschechenpolitik im Protek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 in idem and Vaclav Kural (eds.), 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 Deutschtschechoslowakische Beziehungen 1938–1947 (Essen, 1994), 39–56.

158. Brandes, Die Tschechen, 154–5; Mastny, The Czechs, 65–85; Teichova, “The Protectorate”, 277–80; David Blaazer, “Finance and the End of Appeasement: The Bank of Engl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Czech Gol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0 (2005), 25–40.

159. Nicholas, The Rape, 43–4; Mastny, The Czechs, 80–82.

160. 细节以及戈林的原话（翻译有调整），请见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57；也请见“Sitzungsbericht zur 2. Sitzung des Reichsverteidigungsrabes”, in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XXXIII. 147–60, at 153–4.

161. Hoensch, Modern Hungary, 142–3; Macartney and Palmer, Independent Eastern Europe, 400–401.

162. Watt, How War Came, 156–7; Kershaw, Hitler, II. 175–6；也请见Martin Broszat, “Die memeldeutschen Organisation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1933–1939”, VfZ 5 (1957), 273–8.

163.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275–93；引文在283;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139–40.

164. Neville Chamberlain, The Struggle for Peace (London, 1939), 418;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I/VI. 291–2 (19 March 1939).

165. Anna M. Cienciala, “Poland in British and French Policy in 1939: Determination to Fight – or Avoid War?”, Polish Review, 34 (1989), 199–226; Watt, How War Came, 162–87; Parker,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204–6; Simon Newman, March 1939: The British Guarantee to Poland: A Study in the Continuit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Oxford, 1976); Philip M. H. Bell,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Europe (London, 1986), 250–55.

166. 概括的论述，见Andreas Hillgruber, Deutsche Grossmacht- und Weltpolitik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Düsseldorf, 1979 [1977]), 180–97.

167. Kershaw, Hitler, II. 177–90; Christian Hartmann and Sergej Slutsch, “Franz Halder und die Kriegsvorbereitungen im Frühjahr 1939: Eine Ansprache des Generalstabschefs des Heers”, VfZ 45 (1997), 467–95;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 323 (21 April 1939); Watt, How War Came, 188–98; Domarus (ed.), Hitler, III. 1519–96.

168. Ibid., 1616–24.

169.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I. 192–248.

170. Domarus (ed.), Hitler, III. 1633.

171. Watt, How War Came, 232–4; Joachim von Ribbentrop, The Ribbentrop Memoirs (London, 1954 [1953]), 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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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Dmitri Volkogonov,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London, 1995 [1989]), 357.

174. Watt, How War Came, 447–61; Kershaw, Hitler, II. 189–205;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I. 601–11;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I. 73 (23 August 1939)；更多的细节请见Anthony Read and David Fisher, The Deadly Embrace: Hitler, Stalin, and the Nazi-Soviet Pact, 1939–1941 (London, 1988); Geoffrey K. Roberts, The Unholy Alliance: Stalin's Pact with Hitler (London, 1991), 221–6.

175. 参见Hans-Erich Volkmann (ed.), Das Russlandbild im Dritten Reich (Cologne, 1994).

176. 有关额外的秘密条款，见Robert Service, Stalin: A Biography (London, 2004), 395–403; Roberts, The Unholy Alliance, 267–8.

177. Weber, “Weisse Flecken”, 36–7; Institut fur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 (ed.), In den Fängen des NKWD: Deutsche Opfer des stalinistischen Terrors in der UdSSR (Berlin, 1991); Margarete Buber-Neumann, Under Two Dictators (London, 1949), 159–75.

178. Peukert, Die KPD im Widerstand, 326–33.

179. Kershaw, Hitler, II. 205–6;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I. 73 (23 August 1939).

180. Kley, Hitler, 201–24.

181.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546–60; Kershaw, Hitler, II. 197–201; Levine, Hitler's Free City; Rüdiger Ruhnau, Die Freie Stadt Danzig, 1919–1939 (Berg am See, 1979);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I. 525–627，这是对危机的一个宽泛的论述；Albert S. Kowowski, Polens Politik gegenüber seiner deutschen Minderheit 1919–1939 (Wiesbaden, 1998)；以及Martin Broszat, Zweihundert Jahre deutsche Polen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72 [1963]), 173–233，这是对独立波兰境内德意志人的状况的冷静评述；Christian Raitz von Frentz, A Lesson Forgotten: Minority Protection under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e Case of the German Minority in Poland, 1920–1934 (Münster, 2000)，这里涉及国际层面。

182.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561.

183. 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58.

184. Ilse McKee, Tomorrow the World (London, 1960), 27；更概括的论述请见Ian Kershaw, “Der Uberfall auf Polen und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in Deutschland”, in Ernst W. Hansen et al. (eds.), Politischer Wandel, organisierter Gewalt und nationale Sicherheit: Beiträge zur neueren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und Frankreichs: Festschrift für Klaus-Jürgen Müller (Munich, 1995), 237–50.

185.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 131 (Aus Monatsbericht des Bezirksamts, 30. 6. 1939)；参见Kershaw, The “Hitler Myth”, 142.

186. Carl J. Burckhardt, Meine Danziger Mission 1937–1939 (Munich, 1960), 337–53; Watt, How War Came, 322–7, 433–40; Herbert S. Levine, “The Mediator: Carl J. Burckhardt's Efforts to Avert a Second World Wa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5 (1973), 439–53；以及Paul Stauffer, Zwischen Hofmannsthal und Hitler: Carl J. Burckhardt: Facetten einer aussergewöhnlichen Existenz (Zurich, 1991).

187. Watt, How War Came, 462–78; Kershaw, Hitler, II. 211–14；有关亨德森，请见Neville, Appeasing Hitler.

188. Domarus (ed.), Hitler, III. 1663–7; 希特勒一直希望英国保持中立，请见例证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I. 75 (24 August 1939).

189. Domarus (ed.), Hitler, III. 1668–9; Kershaw, Hitler, II. 206–10；也请见Winfried Baumgart, “Zur Ansprache Hitlers vor den Führern der Wehrmacht am 22. August 1939. Eine quellenkritische Untersuchung”, VfZ 16 (1968), 120–49; Hermann Böhm, “Zur Ansprache Hitlers vor den Führern der Wehrmacht am 22. August 1939”, VfZ 19 (1971), 294–300; and Winfried Baumgart, “Zur Ansprache Hitlers vor den Führern der Wehrmacht am 22. August 1939: Eine Erwiderung”, VfZ 19 (1971), 301–4.

190. Gerwin Strobl, The Germanic Isle: Nazi Perceptions of Britain (Cambridge, 2000), 202–16.

191. Watt, How War Came, 479–528.

192. Kershaw, Hitler, II. 218–23; Domarus (ed.), Hitler, III. 1700–42; 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678–704.

193. Höhne, The Order, 238–44; Jürgen Runzheimer, “Der Überfall auf den Sender Gleiwitz im Jahre 1939”, VfZ 10 (1962), 408–26; Watt, How War Came, 530–34; Alfred Spiess and Heiner Lichtenstein, Das Unternehmen Tannenberg: Der Anlass zum Zweiten Welturieg (Wiesbaden, 1979), 74–84, 132–5.

194. Domarus (ed.), Hitler, III. 1744–57（翻译有调整）；政军方面的叙述请见Horst Rohde, “Hitler's First Blitzkrieg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Northeastern Europe”, in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ed.),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II: Germany's Initial Conquests in Europe (Oxford, 2000 [1991]), 67–150; 波兰方面的叙述请见Janusz Piekalkiewicz, Polenfeldzug: Hitler und Stalin zerschlagen die Polnische Republik (Bergisch-Gladbach, 1982); 最后危机的细致记述请见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I. 628–55；以及Kley, Hitler, 225–320.

195. Watt, How War Came, 530–89;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I. 82–8 (29 August – 1 September 1939).

196. Parker, Churchill and Appeasement, 253–7.

197. Watt, How War Came, 590–604.

198. Ibid.；Domarus (ed.), Hitler, III. 1758–91;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I. 90–2 (3–4 September 1939).

199. Klemperer, German Resistance, 110–34.

200. Kershaw, Hitler, II. 224–30; Leonidas E. Hill (ed.), Die Weizsäcker-Papiere 1933–1950 (Frankfurt am Main, 1974), 162.

201.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 133–4 (Aus Monatsbericht des GendarmerieKreisführers, 29. 8. 1939; Aus Monatsbericht des Bezirksamts, 30. 9. 1939).

202.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980.

203. Sywottek, Mobilmachung, 238–41; Shirer, Berlin Diary, 158–60.

204. Tagebuch Luise Solmitz, 1939: 29 August.

205. Ibid., 31 August 1939.

206. Ibid., 1 September 1939.

207. See in general Peter Fritszche, “Nazi Modern”, Modernism/Modernity, 3 (1996), 1–21.

208. Richard Bessel, Nazism and War (London, 2004), esp. 32–89.

209. Domarus (ed.), Hitler, III. 1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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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lling, Peter, Zwischen Integration und Segregation: Sozial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am Beispiel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olkswohlfahrt” (NSV) in Hamburg (Frankfurt am Main, 1986).

Zollitsch, Wolfgang, “Adel und adlige Machteliten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andespolitik und agrarische Interessen”, in Winkler (ed.), Die deutsche Staatskrise, 239–56.

Zuschlag, Christoph, “An ‘Educational Exhibition’. The Precursors of Entartete Kunst and Its Individual Venues”, in Barron (ed.), Degenerate Art, 83–103.

——, “Entartete Kunst”: Ausstellungsstrategien in Nazi-Deutschland (Worms, 1995).

M译丛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著

003　断臂上的花朵：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 著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著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0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2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卡蒂·马顿 著

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7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英］劳伦斯·里斯 著

018　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

［日］小熊英二 著

019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20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

［英］尤金·罗根 著

021　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22　战争、枪炮与选票

［英］保罗·科利尔 著

023　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美］弗里茨·斯特恩 著

024　创造日本：1853—1964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25　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26　日本之镜 : 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27　教宗与墨索里尼：庇护十一世与法西斯崛起秘史

［美］大卫·I. 科泽 著

028　明治天皇：1852—1912

［美］唐纳德·基恩 著

029　八月炮火

［美］巴巴拉·W. 塔奇曼 著

030　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

［英］拉纳·达斯古普塔 著

031　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

［美］伊娃·霍夫曼 著

032　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33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著

034　不敢懈怠：曼德拉的总统岁月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曼迪拉·兰加 著

035　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

［美］巴巴拉·W. 塔奇曼 著

036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

［日］鹤见俊辅 著

037　印尼Etc.：众神遗落的珍珠

［美］伊丽莎白·皮萨尼 著

038　第三帝国的到来

［英］理查德·J. 埃文斯 著

039　当权的第三帝国

［英］理查德·J. 埃文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时的第三帝国 /（英）理查德·J. 埃文斯著；陈壮，赵丁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7

ISBN 978-7-5108-9223-3

Ⅰ．①战… Ⅱ．①理… ②陈… ③赵… Ⅲ．①德意志第三帝国－史料②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Ⅳ．①K516.44 ②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10443号

THE THIRD REICH AT WAR, by Richard J. Evans

Copyright © 2008, Richard J. Evan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20-2411

地图审图号：GS（2020）1129号

战时的第三帝国

作　　者　［英］理查德·J. 埃文斯 著；陈壮 赵丁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965毫米×635毫米　16开

印　　张　75

字　　数　993千

版　　次　2020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9223-3

定　　价　189.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插图列表

地图目录

序言

第一章 披着人皮的野兽

第一节 闪电战制胜

第二节 新的种族秩序

第三节 “恐怖的暴民”

第四节 “不配活着”

第二章 战争的命运

第一节 “上天的安排”

第二节 “病态的野心”

第三节 巴巴罗萨行动

第四节 沿着拿破仑的足迹

第三章 “最终解决方案”

第一节 “毫无怜悯”

第二节 发动种族灭绝

第三节 万湖会议

第四节 “待宰羔羊”

第四章 新秩序

第一节 战争命脉

第二节 “命如草芥”

第三节 臣服于纳粹政权

第四节 总体战

第五章 “终结的开端”

第一节 硝烟弥漫的德国

第二节 漫长的撤退

第三节 “厄运降临”

第四节 新的“挣扎时期”

第六章 德国的道德体系

第一节 恐惧与内疚

第二节 毁灭的文化

第三节 致命的科学

第四节 抵抗

第七章 倾覆

第一节 “最后的希望”

第二节 “与全世界同归于尽”

第三节 最后的战败

第四节 余波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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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M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献给马修和尼古拉斯

插图列表

1. 德国军队进入罗兹市，1939年9月（版权 © Trustees of the 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2. 来自立陶宛的德意志人穿过德国边界，1941年2月（版权 © SV-Bilderdienst/Scherl）

3. 在波兰的犹太人被强制劳动，1939年9月（版权 © akg-images）

4. 犹太人在什切布热申被包围，1939—1941年左右（版权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由Instytut Pamieci Narodowej提供）

5. 1941年的电影《我控诉》（版权 © SV-Bilderdienst/Tobis）

6. 1939年11月8日暗杀希特勒失败后，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的内部情况（版权 © akg-images/ullstein bild）

7. 赫斯在埃森市参观克虏伯—AG工厂，1940年5月（版权 © akg-images）

8. 阿登高原上的德军坦克，1940年5月（版权 © akg-images/ullstein bild）

9. 希特勒与、施佩尔与和布雷克尔在巴黎的投卡德侯花园，1940年6月（版权 © akg-images/Heinrich Hoffmann）

10. 博克和林德曼在克里米亚，1942年5月（版权 ©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unich）

11. 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掷弹兵，1941年9月（版权 © akg-images/ullstein bild）

12. 着火的乌克兰农庄，1941年9月（版权 © bpk/Hähle）

13. 德国士兵拍下处决俄国游击队员的照片，1942年1月（版权 © akg-images）

14. 以铁路货车运输的红军战俘，1941年9月（版权 © 科布伦茨Bundesarchiv）

15. 在东线，从淤泥里把车辆拖出来，1941年（版权 © akg-images/ullstein bild）

16. 第三帝国宣传部于1941年夏天制作的海报“犹太人密谋颠覆欧洲”（版权 © The Trustees of the 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17. 希姆莱、海德里希和米勒，1939年11月（版权 ©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unich/Heinrich Hoffmann）

18. 解放后的奥斯维辛（版权 © akg-images）

19. 贝尔、门格勒和霍斯，1944年（版权 © USHMM，由匿名捐赠者提供）

20. 施佩尔，1943年（版权 © bpk/Hanns Hubmann）

21. 生产中的虎式坦克，1943年夏天（版权 © Bundesarchiv, Koblenz）

22. 斯大林格勒巷战，1942年（版权 © akg-images）

23. 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德国士兵，1943年（版权 © Bundesarchiv, Koblenz）

24. 经过斯大林格勒废墟的被俘德国士兵，1943年1月（版权 © AP/PA Photos）

25. 汉堡大街上的德国平民，1943年12月（版权 © AP/PA Photos）

26. 废墟中的汉堡中央火车站，1943年（版权 © Museum für Hamburgische Geschichte, Hamburg）

27. 克卢格和海因里希，1943年（版权 © Bundesarchiv, Koblenz）

28. 苏联步兵追赶坦克受到攻击的德国士兵，1944年8月（版权 © akg-images）

29. 德国传单威胁说要用V-1飞弹进行攻击（版权 © www.psy-warrior.com）

30. 进入位于米特堡—朵拉的V-2火箭地下工厂，1944年（版权 © bpk/Hanns Hubmann）

31. 希特勒在奥得河前线，1945年3月（版权 © bpk/Walter Frentz）

32. 汉堡的“人民冲锋队”，1944年10月（版权 © Hugo Schmidt-Luchs/Ullstein/akg-images）

33. 戈培尔在卢班会见青年士兵，1945年3月（版权 © Bundesarchiv, Koblenz）

34. 戈林，1945年11月（版权 © akg-images）

35. 里宾特洛甫，约1945—1946年（版权 © akg-images）

36. 德国妇女在柏林的陶恩沁恩大街清理废墟，1945年（版权 © AP Photo）

注释说明：本书中表达的观点或看法，以及这些图片所使用的语境，并不必然反映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SHMM）的观点或政策，也不意味着得到其支持或认可。

地图目录

1. 苏德条约下的波兰和中东欧，1939—1941年

2. 德意志民族的人口迁移，1939—1943年

3. 在德国占领下波兰的犹太人区，1939—1944年

4. “T-4行动”的杀戮中心，1939—1945年

5. 苏联领土的增加，1939—1940年

6. 德国人对西欧的征服，1940年

7. 法国的分割，1940年

8. 在地中海地区的战争，1940—1942年

9. 巴巴罗萨行动和东线，1941年

10. 党卫队特别行动队的杀戮行动，1941—1943年

11. 灭绝营，1941—1945年

12. 欧洲新秩序，1942年

13. 集中营及其卫星营，1939年—1945年

14. 欧洲犹太人的灭绝

15. 东线，1942年

16. 1941—1945年同盟国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袭击

17. 德国监狱

18. 吉卜赛人的灭绝

19. 漫长的撤退，1942—1944年

20. 战争的终结

21. 死亡行军

22. 德国难民和被驱逐者，1944—1950年

23. 战后中欧的区域划分

序言

本书讲述的是第三帝国的历史，第三帝国是希特勒以及追随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在德国创建的政权，从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开始，持续到1945年5月8日欧洲战场的结束。正如本书的内容所示，它可以被看作是战争期间的德国史。它同时也是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这三部曲从《第三帝国的到来》讲起，包括纳粹主义的起源、纳粹思想的发展以及1933年纳粹攫取政权。三部曲的第二部《当权的第三帝国》，涉及从1933—1939年的和平年代，在这期间希特勒和纳粹党增强了德国的军事力量并准备挑起战争。写作三部曲的基本方法在《第三帝国的到来》一书的序言中已经说明，这里无须赘述。简而言之，这套书的目标是全面分析纳粹德国。

写作战时第三帝国的历史需要提出两个特别的问题。第一个是相对次要一点的问题。1939年之后，希特勒和纳粹党越来越不愿将他们的政权称为“第三帝国”，反而倾向于将其称为“大德意志帝国”，以此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1939—1940年间的大规模边境扩张上。然而，为了统一和连贯，像其他历史学家一样，我仍选择称之为“第三帝国”，毕竟，纳粹党是私下里选择不用这一术语，而不是公开拒绝使用。第二个问题相对严肃。本书的焦点是德国和德国人，而非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也不是发生在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如此，当然还是有必要讲述战争的进程，了解德国人对他们所占领的欧洲地区所进行的管理。尽管本书部头庞大，但仍无法以同等的篇幅去书写每个阶段以及战争的各个方面。因此，我选择关注重要的转折点战役，包括征服波兰和法国、战争第一年的不列颠战役、1941—1942年冬天的莫斯科战役、1942—1943年冬天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及1943年开始的对德国城市的持续性战略轰炸。我尝试通过士兵和平民双方的日记和信件，来传达德国人在参与这些大规模冲突时的想法。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能清晰明了选择这些特定的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的原因。

在战争年月里，德国历史的一个核心在于大规模屠杀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纳粹党人将其称为“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本书对这种屠杀政策的发展和实施进行了完整叙述，同时也将其放置在纳粹种族政策更广泛的背景中讲述，此种族政策针对斯拉夫人，以及少数族群比如吉卜赛人、同性恋者、轻微犯罪者和“反社会者”。我尝试将受纳粹种族政策影响的一些人（既包括那些幸存者，也包括那些未能幸存的人）的证词与实施此政策的一些人（包括主要的死亡集中营指挥官）的证词结合起来。从西欧国家驱逐、屠杀犹太人的内容包含在讨论纳粹帝国的章节中，而德国国内普通老百姓的反应，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知道大屠杀的内容则包含在之后写大后方的章节中。从第一章讲述波兰犹太隔离区（ghetto）的建成一直到最后一章谈到的1945年“死亡行军”，几乎在本书的每一部分都会讨论到大规模谋杀犹太人的内容，这反映了此一事实在战时第三帝国历史的诸多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无论读者读到哪一章，即便是在讲音乐和文学历史的第六章，也有此项内容，这是不可忽略的历史。然而，需要着重强调的是，本书是关于纳粹德国全方位历史的讲述，尽管犹太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本书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但它自身并非是消灭犹太人的历史，也不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

本书从《当权的第三帝国》结束的地方（德国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开始。第一章探讨德国人对波兰的占领，尤其是他们对波兰人以及波兰犹太人的虐待、压榨和谋杀，他们的恶行自入侵起一直持续到1941年6月入侵苏联前夜。对纳粹党来说，甚至对许多德国人而言，波兰人和“东方犹太人”是次等人，而且这种态度对德国本国的精神病患者以及残疾人同样适用，不过两者有显著的不同。在由柏林的希特勒总理府发起的安乐死行动中，对这些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的大规模谋杀形成了本章最后一部分的主要内容。第二章主要讲述战争的进程，从1940年征服西欧直到1941年的俄罗斯战役。这一战役构成了第三章所叙述事件的主要背景，这一章讲述纳粹党所谓的“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启动和实施。第四章转向战争经济，并考察第三帝国如何统治它所占领的欧洲国家，征募数以百万的强制性劳动力充实军工厂，加紧逮捕、驱逐和谋杀居住在纳粹帝国疆域内的犹太人。随着德国人在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重大失败（将在本章的总结部分叙述），第三帝国开始崩溃。接下来一年，在战争的许多主要领域，形势都开始发生逆转，包括德国的一些乡镇和城市因同盟国的战略轰炸而遭到毁坏，隆美尔的军队在北非的失败，以及第三帝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友——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的崩溃。这些事件是第五章讲述的重点。第五章继续探究它们如何影响德国的武装力量，以及它们对德国本国在战争中的影响。第六章主要讲述“大后方”，探讨宗教、社会、文化和科技生活如何与战争相互影响。这一章的总结部分讲述抵抗纳粹主义运动的出现，尤其是在第三帝国内部的抵抗纳粹主义运动。第七章以讲述“奇迹武器”开始，希特勒承诺“奇迹武器”的出现将扭转德国军事上的不利，接着继续描绘第三帝国最终如何失败，简要探究之后发生的事情。每一章都融入了主题内容，并都对军事行动有连续的叙述：第一章讲述1939年的军事行动，第二章讲述1940年和1941年的军事行动，第三章探讨1941年发生的后续军事事件，第四章讲述1942年的军事事件，第五章叙述1943年陆上、空中和海上的战争，第六章叙述1944年陆上、空中和海上的战争，最后一章讲述从1945年1月至5月这最后几个月的战争。

在写作方法上，本书采用单线叙事的手法，如果说复杂的话，是将叙述同描写和议论穿插在一起，适于从头到尾进行阅读。我希望随着叙述的推进，读者将会明白这种写作方法，在这种写作方法下，故事的不同部分如何相互影响。章节的标题更多的是为了引起读者对内容的反思，而非具体描述每章所包含的内容；有时，这些标题有意地进行模糊化或讽刺化处理。建议希望将本书仅作为参考文献的读者可以关注索引，在索引部分，本书的重要主题、人名以及事件都进行了详细列举。参考文献列出了本书在注释中引用的著作，它并非本书所涉及话题的众多文献的综合指南。

本书的许多内容涉及中东欧的许多国家，那里的乡镇和城市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名字和拼写方法。比如，波兰城市利沃夫在俄语中拼作L'vov，在乌克兰语中拼作L'viv，而德国人则干脆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名字，也就是Lemberg；类似的拼法不同还有立陶宛语的Kaunas和波兰语的Kovno之间，德语的Theresienstadt和捷克语的Terez'n之间，或者德语的Reval和爱沙尼亚语的Tallinn之间。纳粹当局也将罗兹改名为Litzmannstadt，企图将它与波兰有关的所有要素完全抹掉，还用德国名字命名许多其他地址，比如用Kulmhof取代Chelmno，或者用Auschiwitz取代Oswiecim。在这种情形下，对地名的使用不可能做到一致。我选择使用我在书中所写年代通用的地名，或者在某些场合下使用对英国或美国读者而言最熟悉的名字，同时提醒他们还有其他名字的存在。我也简化了地名和专有名词的重音和变音符号的使用，比如，不使用波兰字母Ł，方便去除我认为将会对英语读者产生的干扰。

在准备本书的过程中，我有幸使用了剑桥大学图书馆超凡馆藏，同时也包括维也纳图书馆以及伦敦德国历史研究所馆藏文献，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墨尔本大学在2007年慷慨地任命我为米刚亚（Miegunyah）杰出访问学者，我有幸可以使用墨尔本大学图书馆购买的关于德国现代历史的极佳研究文献，这些文献是已故的广受怀念的约翰·福斯特的遗产。在汉堡的汉堡汉萨自由市州立公文图书馆以及汉堡大学图书馆慷慨地允许我参阅未出版的路易丝·索尔米茨的日记。许多读者的鼓励，尤其是美国读者的鼓励，极大地鼓舞了我完成写作，尽管最终的完成日期比我最初预计的晚了许多。朋友们和同事们的意见和支持也至关重要。我的代理经纪人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企鹅出版社的编辑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和他们的团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克里斯·克拉克（Chris Clark）、克里斯蒂安·格舍尔（Christian Goeschel）、维多利亚·哈里斯（Victoria Harris）、伊恩·克肖爵士（Sir Ian Kershaw）、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克里斯廷·塞门斯（Kristin Semmens）、阿斯特丽德·斯温森（Astrid Swenson）、赫斯特·维齐（Hester Vaizey）和尼古劳斯·瓦克斯曼（Nikolaus Wachsmann）阅读了最初的几稿并给予我许多有用的建议。维多利亚·哈里斯、斯特凡·伊里希（Stefan Ihrig）、阿洛伊斯·马德施帕歇尔（Alois Maderspacher）、戴维·莫塔德尔（David Motadel）、汤姆·诺伊豪斯（Tom Neuhaus）和赫斯特·维齐检查了本书的注释，纠正了我的许多错误。安德拉什·拜赖兹瑙伊（András Bereznáy）提供的地图是清晰和准确的典范，与他一起研究这些地图极其有益。戴维·沃森（David Watson）在文字编辑方面的专业知识是无价的，而且我很幸运地能与塞茜尔·麦凯（Cecilia Mackay）一起处理插图。克里斯蒂娜·L. 科顿（Christine L. Corton）以她熟练的校稿眼光，并以诸多方式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像前两卷一样，这最后一卷也要献给我们的儿子马修（Matthew）和尼古拉斯（Nicholas），在我写作过程中，他们在无数场合鼓舞着我，本书的主题有时是令人震惊和压抑的，几乎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我深深地感激以上所有人。克里斯·克拉克。

理查德·J. 埃文斯

于剑桥，2008年5月

第一章

披着人皮的野兽

第一节

闪电战制胜

一

1939年9月1日，德军部队首批60个师的兵力跨过了第三帝国与波兰的边界。随后，总数将近150万人的部队长驱直入。在先锋部队正式设立起海关壁垒时，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领导的宣传部[*]的摄影记者们会拍下那些露齿而笑的士兵，只有这时，部队才会稍做停留。德军以5个坦克装甲师为先锋，每个装甲师各有坦克约300辆，同时配有4个机动化步兵师。在他们后面是步兵主力，大炮和装备主要由马匹驮运，每个师约有5,000匹马，马匹总数至少有30万匹。尽管这一排场已经震撼人心，但德军运用的关键技术并非藏在地面部队中，而是体现在空军力量上。《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限制了德国军用飞机的发展，因此，当希特勒在大战爆发的四年前否认条约相关条款时，德军的飞机建造几乎是从零开始。此时的德国飞机不仅结构先进，而且已经在西班牙内战中由德国秃鹰军团（Condor Legion）驾驶着经受了反复考验，昔日驾驶897架轰炸机、426架战斗机以及各种侦察机和运输机的老牌飞行员们，如今驰骋在波兰上空。[1]

如此大规模的兵力在入侵波兰时具有绝对的优势。波兰政府一直想通过英法干预来阻止德军侵略，同时又怕各国舆论认为波兰挑衅德军，因此不到最后关头就不动用武力反抗。在德军大规模突袭时，波兰显得措手不及。波兰的兵力可以达到130万，但是坦克和现代装备极少。就双方投入战斗的装甲部队和机械化军团数量而言，德军是波兰的15倍。面对德军的侵袭，波兰空军能参战的只有154架轰炸机和159架战斗机。绝大部分飞机都已过时，尤其是战斗机，而且波兰骑兵部队几乎不曾更换落后的马匹来实现机械化。传言波兰骑兵中队曾像堂吉诃德一样冲向德军坦克部队，这多半是凭空捏造的，但双方在资源和装备上的巨大差异是无可辩驳的。在这之前，德国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然后从三个方向包围了波兰。在南方，作为附庸国的斯洛伐克为德国的入侵提供了关键条件，此外，德国许诺占领波兰后将分配给斯洛伐克一小块领土，斯洛伐克政府受其诱使，派出部队协同德军一同进攻。部分德国军队从东普鲁士跨过波兰的北部边界进入波兰，同时还有更多的部队从西边直穿波兰走廊（Polish Corridor）挺进，该走廊是和平协议划给波兰出入波罗的海的通道。波兰军队战线拉得过长，无法有效抵抗所有边界的入侵。斯图卡俯冲轰炸机（Stuka dive-bombers）成群越过波兰空中边界袭击波兰军队的同时，德军的坦克和炮兵也突破了波兰防线，将他们彼此切断并中断了相互之间的联络。仅仅几天的时间，波兰空中力量就被瓦解，德军的轰炸机摧毁波兰军工厂，轰炸其撤退的部队，使得华沙（Warsaw）、罗兹（Łódź）和其他城市的人民深感恐惧。[2]

仅1939年9月16日一天，就有820架德军飞机对毫无防御的波兰人投下总共328吨的炸弹，而波兰全国只有100门高射炮。这一空袭沉重打击了波兰人的斗志，以至于部分地区的波兰军队直接放弃抵抗，在场的德军指挥官便命令停止轰炸。美国记者威廉·L. 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设法获得批准，可以跟随攻击波兰波罗的海格丁尼亚（Gdynia）港口的德国部队，因而目睹了一场极具代表性的战斗：

德国人把能用的武器都用上了：重武器、轻武器、坦克，还有飞机。波兰人除了机枪、步枪以及两挺高射炮以外一无所有。他们拼命将那两挺高射炮当作大炮使，以对抗德国的机枪和坦克。波兰人……已经把两座大楼改造成了堡垒——其中一处是军官学校，另一处则是格丁尼亚广播电台——端着机枪从堡垒的窗户向外疯狂扫射。半小时后，德军的一发炮弹击中了学校的屋顶，顿时燃起大火。紧接着，德国步兵在坦克的支援下——或者说，通过望远镜来看，这些步兵看起来像是由坦克带领着——向山头冲去，包围了整个建筑……一架德国水上飞机在山脊上盘旋，为步兵助阵。不久，又有一架轰炸机加入战斗，两架飞机俯冲到低空，扫射波兰军队。最后，又一个中队的纳粹轰炸机投入战斗。波兰人完全陷入了绝望。[3]

在德军向前推进的过程中，这样的战斗在波兰全境不断地重复上演。不到一周，波兰部队就陷入一片混乱，指挥体系也瓦解了。9月17日，波兰政府逃往罗马尼亚，倒霉的波兰官员立即被纳粹当局关押，波兰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1939年9月，在流亡巴黎和伦敦的波兰外交家倡议下，流亡政府成立，但已经无济于事。9月9日，波兰人在库特诺战役（Battle of Kutno）中发动了一次猛烈反击，但最后也不过使华沙被包围的日子延迟了几天。[4]

在华沙城里，境况迅速恶化。犹太教师哈伊姆·卡普兰（Chaim Kaplan）在1939年9月28日这样写道：

马的尸体不计其数。它们在街道中间倒下，但没有一个人去清理路面，把它们移走。尸体已经在那里腐烂了3天，所有路人都对此感到恶心。然而，由于饥饿在整个城市蔓延，许多人开始吃马肉。他们切成大块吃下去，以缓解饥饿。”[5]

一个名为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Zygmunt Klukowski）的波兰医生对被德国侵略后的波兰惨景做了最生动的描绘。他生于1885年，在战争爆发前曾是什切布热申（Szczebrzeszyn）扎莫希奇（Zamość）县医院的负责人。出于对侵略者的蔑视，也为了保留回忆，克卢科夫斯基保存了一本日记，藏在医院的一个隐蔽角落里。日记里写道，在9月的第二个周末，大批难民为了躲避德军的入侵而于深夜逃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一场景将在欧洲许多地方轮番上演：

整条公路上都挤满了军车、各种类型的机动车、四轮马车和成千上万走路的难民。所有人都在朝同一个方向前进——东方。黎明时分，大量走路和骑自行车的人加入了混乱的人群。这实在很不寻常。整群人在惊恐中行进，没有人知道要去哪儿，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要去，更不知何时才是个头。无数普通汽车和几辆政府用车正试图超越前面的卡车和马车队伍，车身都已肮脏不堪，布满污泥。大多数的车牌号都是华沙的。如此多的上校和将军等级的高级官员携家带口逃离，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感叹。许多人紧紧抓着小汽车及卡车的车顶和挡泥板不放。很多车辆的窗户和挡风玻璃已经破碎，引擎盖和车门也坏了。各式各样的公交车和华沙、克拉科夫（Cracow）以及罗兹的新城市公共汽车行驶缓慢，车上载满了乘客。之后是各式的四轮马车，上面满是妇女和孩子，他们身上都不干净，而且又累又饿。骑自行车的大部分是年轻男人，偶尔会看到年轻妇女。还有各种走路的人，有一些是徒步离家的，还有一些是因车辆报废而不得不下车步行的。”[6]

他估计有3万多人以这种方式逃离德国的侵略。[7]

更糟的还在后面。1939年9月17日，克卢科夫斯基在扎莫希奇的集市广场听到德国的高音喇叭广播，说红军在德国人的同意下，已经跨越了波兰的东部边界。[8]在侵略前不久，希特勒已经跟苏联的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通过秘密条款来确保苏联不会干涉。条约签订于1939年8月24日，商定两国瓜分波兰的边界线。[9]德国入侵的头两周，斯大林还举棋不定，因为苏联与日本在满洲的冲突直到8月下旬才取得胜利，他的兵力也才能抽出来。但是当波兰抵抗溃败的形势已然明朗的时候，苏联领导人随即下令红军从东面进入波兰。斯大林渴望抓住机会，一举收复1917年革命前曾属于俄国的领土。为争夺此地，俄国曾经与一战后旋即成立的波兰政府间爆发激烈的战争。如今是时候赢回来了。出乎意料的腹背受敌让波军措手不及，虽然拼尽全力试图拖住敌军的进攻，却也无济于事。该来的很快就来了。波兰人遭到两支占尽优势的军队夹攻，毫无获胜机会。1939年9月28日，一个新条约划定了最终的边界。到此时，德国人对华沙的进攻落下帷幕。1,200架飞机往波兰首都丢下了大量的燃烧弹及其他炸弹，轰炸形成了一团巨大的烟幕，导致无法准确投弹，结果许多平民被炸死。鉴于他们的绝望处境，城里的波兰指挥官于1939年9月27日与德军达成停火协议，德方保证，战俘在短暂的正式关押后就可以回家，12万名波军守城将士就此投降。最后一批波兰军队也在1939年10月6日投降了。[10]

这是“闪电战”（Blitzkrieg）的首次尝试，但还远非完美。希特勒的闪电战是一种快速作战的方法，以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开道，通过空中力量震慑敌军并瓦解敌方空中防御，以速度和重击为特点压制传统对手。从双方伤亡的人数上就能看到闪电战的战绩。波兰军队在对抗德军的战场上阵亡7万人，受伤人数超过13.3万，在对抗苏联的战场上阵亡5万人，还有无数的人员伤亡未得到统计。德军俘虏了近70万名波兰士兵，苏军俘虏了30万人。15万名波兰士兵和飞行员逃亡国外，其中以逃往英国的居多，许多人在那里加入了武装部队。德军方面数据，1.1万人阵亡，3万人负伤，3,400人失踪；苏联方面，仅700人阵亡，1,900人负伤。双方的伤亡数据生动地反映了战争双方的不对等。当然，德军的损失也不容忽视，因为德军除了人员伤亡，装备损失更为惨重。300多辆装甲车、370门大炮和5,000辆其他车辆损毁，加上大量战机损毁，这些损失只能部分地从对应的战利品中得到补偿，但夺取或俘获的波兰装备一般都十分落后。这样的损失虽说算不得多，但对未来而言却是不祥的预兆。[11]

在那个时候，这些担忧并没有使希特勒感到烦恼。他从设置在装甲列车上的移动指挥部里关注着战局，这个指挥部一开始部署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而后又移到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他还不时转乘汽车，在安全距离外观察战事。9月19日，希特勒进入但泽市（Danzig）。但泽先前曾是德国的一个城市，一战后的和平协议将它置于国际联盟的管辖之下。希特勒在此受到了欣喜若狂的德裔民众的热烈欢迎，这些人将此看作是摆脱外人控制的解放。希特勒两次乘飞机对华沙进行巡视，视察被他的军队和飞机所摧毁的华沙市景，之后他又返回柏林。[12]回到首都后，他虽然没有进行阅兵或者庆祝演说，但这场胜利已大大地鼓舞了人心。“即使在那些不喜欢这个政权的人当中，我还没发现有任何一个德国人”，夏伊勒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认为德国摧毁波兰是错误的”。[13]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特工报告说，大部分人支持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觉得西方列强援助波兰的失败意味着英国和法国将会很快议和，这种认识被广为宣扬的“和平提议”所强化，这一“和平提议”是希特勒于10月初向法国人和英国人提出的。尽管此提议很快就被驳回，但英国和法国继续保持不干涉的行为，显得两国很可能会妥协而置身战外。[14]与这些西方列强缔结和平协定的谣言在这个时候非常流行，甚至引起了柏林街道上自发的庆祝游行。[15]

同时，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加大了向德国人进行宣传的力度，极力宣传波兰人对在波兰境内的德意志人造成种族灭绝上的威胁，以此证明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必然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的民族主义军政府确实过分歧视德意志少数民族。1939年9月德国开始侵略时，由于害怕德意志人在后方进行蓄意破坏，波兰逮捕了1万到1.5万名德意志人，并将他们驱赶到东部。在驱赶过程中，波兰人不但殴打走得慢的人，更射杀了许多因精疲力竭而走不动的人。德意志少数民族一直受到了广泛的攻击，因此这些人从一战后被迫合并进波兰的时候起，大多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想重回德意志帝国的渴望。[16]约有2,000名德意志人被大规模地枪杀或者累死在被驱赶的路上。另外有300人在布龙贝格（Bromberg，即今波兰比得哥什［Bydgoszcz］）被杀，起因于当地的德意志人认为战争就要结束了，便发动了针对城镇卫戍部队的武装起义，结果被暴怒的波兰人屠杀。这些事件被戈培尔的宣传部巧妙地加以利用以赢得德国大众对侵略的支持，许多德国人都对此深信不疑。梅利塔·马施曼（Melita Maschmann）是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的妇女组织德国少女联盟（League of German Girls）中的一名年轻激进分子，她相信战争在道义上是公正的，不仅仅是由于不公正的《凡尔赛条约》将德语区割让给新建国的波兰，还因为媒体和记者们对波兰武力对付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报道。她相信有6万名德意志人于“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在布龙贝格被波兰人残忍地谋害了。德国用行动去阻止这种仇恨和暴行，怎能受到指责呢？她这样问自己。[17]戈培尔最初估计被杀的德意志人的总数是5,800。1940年，可能是根据希特勒的个人指示，这一死亡人数无端增加到了5.8万，之后又说是梅利塔·马施曼所记住的粗略的近似值。[18]这个数字不仅使大多数德国人相信侵略是正义的，更引发了波兰境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对波兰的仇恨和不满。[19]在希特勒的命令下，这一仇恨迅速地服务于种族清洗和大规模的谋杀运动，程度远远超过了德国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时所做的一切。[20]

二

事实上，侵占波兰是第三帝国第三次成功吞并他国领土。1938年，德国吞并了独立的奥地利共和国。同年后期，德军毫无阻拦地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语边境地区。这两个行动都被国际协定所认可，大体上也被这些区域的居民所欢迎。这可以看作是对《凡尔赛条约》的正当修正，因为《凡尔赛条约》虽宣扬民族自决的基本原则，却不同意上述中东欧地区的德语人群实现此原则。但在1939年3月，希特勒就已经明显违反了前一年的国际协定，德军迈进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领土，将它肢解，并在捷克地区建立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Reich Protectorate of Bohemia and Moravia）。这是第三帝国第一次大量占领中东欧非德语区领土。事实上，纳粹计划在中东欧和东欧为德国人拓展一个新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让斯拉夫民族失去地位，沦为德意志主人的奴隶和供养者，该计划酝酿已久，这只是第一步。在新的保护国中，捷克人被当作二等公民看待，为了补充急需的劳动力，那些被征召进德国战地和工厂的人都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法律和警察制度监管，其严苛程度比德国人自己在希特勒统治下所经历的还要大。[21]

同时，捷克以及新（名义上）独立的斯洛伐克都获准设立自己的政府、法院和其他机构。一些德国人至少对捷克文化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尊重，而且捷克的经济无疑是很发达的。但德国人对波兰和波兰人的看法就负面得多了。独立的波兰在18世纪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所瓜分，一战结束后才重新成为主权国家。在那一时期，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大多认为波兰人根本无法管理自己。“波兰式的混乱”（Polenwirtschaft）是一个表达混乱和无能的常用短语。在学校教科书中，波兰通常被描述为一个经济落后又信仰天主教迷信的形象。入侵波兰对波兰境内讲德语的少数民族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他们只占总人口的3%。与此相较，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境内，德意志人占到了居民总数的将近1/4。在这种想法的长期灌输下，几百年来，德国人都认为他们承担着教化波兰的使命。现在是时候再来一次了。[22]

在战前，希特勒对波兰和波兰人并没有什么偏见，与他一直都不喜欢的捷克人相比，他对波兰的个人态度比较模糊，但对捷克人的厌恶却是在1914前的维也纳就已经形成。华沙军政府拒绝对他提出的领土要求做出任何让步，这使得他关注波兰并迅速转变了对波兰的态度。与之相对，1938年捷克人在国际压力下屈服，愿意与第三帝国合作，同意其肢解甚至最终控制他们的国家。英国和法国拒绝迫使波兰对第三帝国的某些要求做出让步，比如将但泽还给德国，这让局势变得更糟了。1934年，希特勒与波兰人缔结十年期的互不侵犯条约，表明波兰在未来有可能成为在德国主导的欧洲秩序下的一个卫星国。但是到了1939年，波兰已经成为第三帝国向东扩张的严重障碍。因此它必须从地图上消失，并且要受到残忍的掠夺，以为即将到来的西线战事做经济上的准备。[23]

1939年8月22日，入侵前的最后准备正在进行，而要如何处理波兰的决议还没有敲定，希特勒就接下来攻打波兰的设想，对他的主要将领说道：

我们的力量在于速度和粗暴。成吉思汗毫不留情地屠杀了成千上万妇女和儿童，历史却只把他看作是一个国家的伟大缔造者……我已经下令，敢有丝毫反对的人都格杀勿论。战争的目标不在于夺取某个阵地而在于彻底歼灭敌人。因此，目前仅在东面，我已经命令“骷髅总队”做好准备，将波兰民族和讲波兰语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通通处死，不得手软……波兰人将会锐减，波兰终将由德国人定居。[24]

他告诉戈培尔，波兰人“兽性多于人性，完全是又愚蠢又丑陋的……波兰人的污秽令人无法想象”。[25]他认为波兰就该被征服，绝不能手软。1939年9月27日，他告诉纳粹党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说，“波兰人徒有日耳曼人的外表，皮囊下净是见不得人的东西……城市布满了灰尘……如果接下来的几十年，波兰再继续统治这一古老的日耳曼地区，一切都会变得腐朽和衰败。现在需要有一个果敢的人来治理。”[26]希特勒的自信心一天天膨胀，直到1939年9月，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英法将会出手援助波兰人。德军的胜利更是增强了他不可战胜的信心。第三帝国建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主要是出于战略和经济考量。但占领波兰后，希特勒和纳粹分子首次打算全面推行其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沦陷的波兰成为希特勒在中东欧建立新种族秩序的试验场，他试图接下来在中东欧地区——白俄罗斯、俄国、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复制该模式。纳粹之前曾提出在东部为德国人建立新“生存空间”的想法，而现在这一举动意味着当初的理论将要付诸实践了。[27]

希特勒本打算让波兰人在残留的领土中自治，但到了1939年10月初，他已经完全放弃了这个想法。大块的波兰领土被帝国吞并，重新划分并建立了新的但泽—西普鲁士帝国大区以及波森帝国大区（Posen，不久更名为瓦尔塔兰［Wartheland］），前者由但泽的纳粹党地方领导人阿尔贝特·福斯特（Albert Forster）管理，后者由但泽前参议院主席阿图尔·格赖泽（Arthur Greiser）管理。波兰的其他国土并入帝国现存的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行政区。这些举措使第三帝国的国境线向东推进了大约150—200千米。总共9万平方千米的领土被并入了第三帝国，随之并入的民众人数达到了1,000万，其中80%是波兰人。波兰的其他部分就是所谓的“总督府”（General Government），处在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的专断统治之下。弗兰克是纳粹的法律专家，20世纪20年代，他因在刑事案件中为纳粹党人辩护而声名鹊起，之后升任帝国司法专员以及纳粹律师联盟负责人。尽管他对希特勒忠心耿耿，但弗兰克与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及党卫队冲突不断，因为希姆莱不像他那样尊重法律程序，而将他调到波兰是疏远他的最简便的方法。然而，因其丰富的法律经验，弗兰克很适合建立一套全新的行政体系。总督府包括卢布林区（Lublin）以及华沙和克拉科夫省的部分地区，总共有1,100多万名民众。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不同，它不是一个保护国，而是一块殖民地，不在帝国统辖范围内，亦不受其法律约束，生活其中的波兰居民实际上既无公民权也无国籍。弗兰克担任总督，几乎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他的残暴倾向很快就转化为实际的暴行。福斯特、格赖泽和弗兰克身居行政要职，如今，波兰的整个沦陷区都操纵在纳粹运动中冷酷无情的“老战士”手里，预示着极端的纳粹意识形态将会得到全面贯彻并成为占领区的指导原则。[28]

* 但泽是格但斯克的旧称；维尔纳是维尔纽斯的旧称（地图上标示城市的今名仅于首次出现时标注）。

地图1　苏德条约下的波兰和中东欧，1939—1941年

1939年10月17日，希特勒向一小部分高级官员宣告了他的意图。希特勒告诉他们，总督府将从脱离帝国中而自治。它将是“激烈的民族斗争之地，这种斗争不容许任何法律制约，斗争方式和我们的普遍原则也相悖”。他不会试图在这里建立高效而有序的统治，“必须让‘波兰的混乱’继续发展下去”。但交通和通信必须维护，因为在将来时机成熟时，波兰将会是入侵苏联的“成熟跳板”。除此之外，“任何试图稳定波兰局势的努力都将受到压制”，行政管理的任务并不是“为国家奠定良好的经济和财政基础”。绝不给波兰人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必须阻止波兰知识分子自发形成统治阶层，人民的生活必须维持在低水平，这一国家对我们而言只能是劳动力的储备库”。[29]

这些极端政策由当地的准军事组织和党卫队特遣部队共同实施。战争刚打响，希特勒就命令在波兰组建一个“德意志民族自卫队”（Ethnic German Self-Protection），该民兵组织不久就在党卫队的庇护下成立了。民兵部队组织起来后，在西普鲁士由希姆莱的副官鲁道夫·冯·阿尔文斯莱本（Ludolf von Alvensleben）率领。1939年10月16日，他告诉士兵们：“你们现在是这里的主宰民族（master race）……不要手软，不要留情，要消灭一切非德意志民族的人，清除一切不利于建设工作的障碍。”[30]在没有得到任何军政或民政机关授权的情况下，这些民兵便开始大规模枪杀波兰平民，全面报复波兰曾对德意志民族实施的暴行。阿尔文斯莱本于1939年10月7日报告说，已经有4,247名波兰人被施以“极端措施”。仅在1939年10月12日到11月11日的一个月内，就有大约2,00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被民兵组织枪杀于克拉默（Klammer，库尔姆区［Kulm］）。在德勒加斯（Dragass）教区，民兵把1万多名波兰人和犹太人带到了姆尼谢克（Mniszek），强迫他们沿着砂石场边缘排成一排，然后集体枪杀。截至1939年11月15日，民兵组织又在德国士兵的帮助下，在岑佩尔堡区（Zempelburg）里靠近卡尔斯霍夫（Karlshof）的森林里枪杀了8,000人。到1940年初这些暴行才告一段落，数以万计的波兰人倒在了盛怒的民兵枪口下。例如，在西普鲁士的科尼茨城（Konitz，今霍伊尼采［Chojnice］），当地的新教民兵对波兰人、天主教徒、犹太人及任何不合纳粹理念的人都充满憎恶和蔑视，9月26日，他们一怒之下枪杀了40名波兰人和犹太人，在杀戮之前甚至连个形式上的审判程序都没有。截至次年1月，受害的犹太人和波兰人的人数达到了900。1939年最后3个月内，有6.5万名波兰人和犹太人遇害，其中差不多一半是被民兵所杀，有时手段极短残忍。这些只是开战以来德军对平民的首次大规模屠杀。[31]

三

在1939年期间，希姆莱、赖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以及党卫队的其他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一个漫长的争论。从第三帝国发动战争开始直到现在，他们已经控制了各种各样的机构——包括党卫队保安处（SS Security Service, SD）、国家秘密警察局（Geheime Staatspolizei）、刑事警察局（Criminal Police）以及大量特别部门——如何以最佳方式组织这些机构就是争论的焦点。因为即将入侵波兰，所以他们的争论变得更加紧迫。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些部门想要在强大德军面前有效运行，那么其责任的分配以及警察部门和保安部门之间权力的划定就必须要重置。1939年9月27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创立了帝国保安总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RSHA），使警察和党卫队的各个不同部门均从属于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指挥部。经过接下来数月的精心筹划，这一机构最终由7个部门组成。其中的两个部门（第一和第二局）负责行政事宜，处理从就业状况到人事档案在内的各种事务。1940年6月，原来的局长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最终被他的对手海德里希排挤掉，其职责由几个野心小一些的人代理。海德里希的党卫队保安处掌管第三和第六局，分别负责国内和国外事务。第四局由国家秘密警察构成，下设各处，包括对付政敌处（IVA）、教会和犹太人处（IVB）、保护性拘留处（IVC）、占领区处（IVD）和反间谍处（IVE）。刑事警察局被安置在第五局。第七局则用来调查各种对立的意识形态。整个组织庞大而复杂，又因内部争权夺利而显得分散，而周期性的人事更迭更削弱了它的作用。然而，许多关键人物的存在仍保证了整个组织一定程度的持续和稳定——尤其是总负责人赖因哈德· 海德里希、国家秘密警察局的首长海因里希·米勒（Heinrich Müller）、掌管第三局的奥托·奥伦多夫（Otto Ohlendorf）、第七局的弗朗茨·西克斯（Franz Six），以及第五局的阿图尔·内贝（Arthur Nebe）。这实际上是个独立机构，其合法性源于希特勒的个人特权，供职其中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经合法培训的公务员，而是意识形态坚定的纳粹分子。这种安排的关键在于将警察部门政治化，它的许多高级官员——包括米勒——都是职业警察而非狂热的纳粹分子。因为不受传统行政体制的束缚，任何一个海德里希认为有必要积极干预的领域帝国保安总局都会插手，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占领波兰后的种族秩序重建。[32]

现在，这一切进展得非常快。1939年9月8日，有报告说，海德里希声称“我们保护普通群众，但贵族、波兰人和犹太人必须要铲除”，这表现出了他的不耐烦，他也确实沉不住气了，觉得正规军事法庭的死刑判处率过低——在这个时候每天才200例。[33]陆军参谋总长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相信“领导人和戈林[†]的目标是彻底铲除波兰人”。[34]1939年9月19日，哈尔德记下了海德里希的话，说会有一场“对犹太人、知识分子、教士和贵族的清洗”。6万名波兰专家和知识分子的名字在战前就上了黑名单，他们都将被杀害。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和希特勒在10月18日的会谈证实，该举措旨在“防止波兰知识阶层自身建立起新的领导阶层，把生活水平维持在低下的状态，确保廉价奴工的供应，将所有异己分子逐出德国领土，彻底瓦解波兰”。[35]海德里希告诉他的部下说，希特勒已经下令，将波兰的犹太人连同具有专业技能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波兰人一并放逐到总督府，把政治领导人关进集中营。[36]

海德里希根据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并按照希特勒的明确指示，组织了5个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简称“别动队”），之后又增加到7个。这些特遣部队跟随军队进入了波兰，负责实施第三帝国的思想政策。[37]其领头人由海德里希创建的特别行政部门任命，该部门则由维尔纳·贝斯特领导。[38]贝斯特任命的各特别行动队及其下属分队的领导人均是保安部门和秘密警察中的高级官员，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年龄在35岁至40岁之间，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转为极右派。许多年龄更长、职位更高的指挥官都曾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自由军团（Free Corps）的极端准军事组织中服役。他们年轻的下属在30年代初期念大学时，就经常被灌输极端民族主义、极右翼反犹主义的政治理念。尽管并非人人如此，但大部分人要么是1919—1921年上西里西亚冲突中的准军事组织成员，要么是和平协议强迫割让给波兰那部分地区的本地人，或者是德波边境的警官，反波兰的暴力情绪根植于他们的脑中。贝斯特希望他的官员不仅仅是资历高、经验丰富和高效的行政官，还要有这样或那样的军事经历。[39]

从很多方面来看，布鲁诺·施特雷肯巴赫（Bruno Streckenbach）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是党卫队的集团领袖（Gruppenführer），1902年出生于汉堡（Hamburg），父亲是海关官员。一战时他因太年轻而无法参战，1919年，他加入了自由军团，直到参加1920年3月的卡普政变（Kapp putsch），他还曾在汉堡参与了反对左翼革命分子的斗争。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各种行政工作后，施特雷肯巴赫于1930年加入了纳粹党，1931年加入了党卫队。1933年11月他成为党卫队保安处的一名官员，随后青云直上，屡屡晋升，1936年成为汉堡州警的首长，在任期间素以残忍而闻名。随后由人引荐给了贝斯特，于1939年被任命为波兰第一别动队的队长。施特雷肯巴赫不同寻常，主要是因为他缺少相对的教育背景，而他的许多下属官员都拥有博士学位。不过，像他们一样，施特雷肯巴赫也曾是一名狂热的极右主义拥护者。[40]

别动队总人数大约是2,700人，施特雷肯巴赫与队员一起负责建立起德占区的政治经济安全。这不仅包括除掉“波兰人口当中的领导阶层”，还包括“打击敌人领土内所有与帝国或德意志民族敌对的后方因素”。[41]实际操作中，这让别动队有了相当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别动队听从军队的正式调遣，军队奉令按照战况进展的需要援助他们。在别动队对付间谍活动、抵抗运动、党派团体以及类似情形时，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在实际情况中，他们则像党卫队开展大规模逮捕、放逐和谋杀活动那样，更多的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42]别动队手中有一批波兰人的名单，这些人在一战后国际联盟的全民公投造成的动乱期间，或多或少地反对过德国在西里西亚的统治。[‡]波兰政客、主要的天主教徒和波兰国家主权的拥护者都被单独列出来，准备逮捕。1939年9月9日，纳粹法官兼帝国司法部国务秘书罗兰·弗赖斯勒（Roland Freisler）到达布龙贝格，在特殊法庭中进行了一系列形式上的公审，截至年底，该法庭判处100人死刑。[43]

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是一位医院院长，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德国人在他所处地区大量处决波兰人的情况，处决都是以微不足道的理由为托词，比如1940年1月初就有17个人遇害。[44]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他自己也处于极其严重的危险中。克卢科夫斯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被逮捕的恐惧中。1940年6月，他被德国警察从医院抓进拘禁营里，波兰人在这里经受着各种身体刑罚，棍打、鞭抽甚至拳脚相加，关押环境肮脏恶劣。审问时，他告诉德国人，他的医院里有斑疹伤寒疫情，他必须返回医院以免疾病传播到城镇里，而且还有可能感染到他们（“我在脑子里对自己说道‘多亏了虱子’”，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立即就被释放了，返回他说的那家疫情蔓延的医院。他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不用被殴打了，也不用绕着监狱训练场奔跑，这么快就能摆脱那里。他写道，这一经历“胜过所有的传言。我之前无法理解蓄意践踏人类尊严的行为，也不理解人类的待遇怎会比动物还惨，然而当我看到德国秘密警察用刑施虐而脸上还露出一丝快意时，我可以理解了。但是，”他接着说，“……囚犯的行为是壮烈的。没有人乞求怜悯，没有人表现出一丝的怯懦……他们平静地忍受了所有的侮辱、虐待和暴行，同时认为这是在让德国人蒙羞”。[45]

哪怕是一点点的冒犯，德国人的报复也极其残忍。一个华沙医师这样记录瓦韦村（Wawer）发生的一起事件：

喝醉的波兰农民与一个德国士兵发生了争吵，结果争执时用刀子将该士兵刺伤了。德国人以此为由大肆滥杀，宣称是以暴制暴。总共有122人惨遭杀害。更有甚者，由于种种原因，村民人数明显达不到预定的屠杀数量，德国人便在当地的火车站拦下一辆去往华沙的火车（通常它根本不经过那里），拖出了几名对此事毫不知情的乘客，未经任何手续就当场处决了他们。其中3个人头朝下被悬挂在当地火车站达4天之久。一块巨大的告示牌放置在这一可怕场景的边上，讲述了这些被害者的故事，也警示所有地方：只要有一个德国人被杀或者被伤，这就是下场。[46]

一个30岁的地方官员，同时也是纳粹冲锋队的队长，醉醺醺地来到霍恩沙查（Hohensalza）监狱，将波兰囚犯从牢房中拖出来，当场枪杀了55人，其中一些还是他亲自动手的。其他地方官员对这一行为表示了抗议，得到的唯一结果只是让大区长官格赖泽令他承诺在未来十年中不再碰任何酒精。[47]另一起事件发生在格丁尼亚附近的奥布乌热（Obłuże），当地警察局的一个窗户被毁坏了，结果50个波兰小学生遭到逮捕。当他们拒绝说出肇事者时，他们的父母便被要求在当地教堂前抽打他们。父母们拒绝了，于是党卫队队员便用步枪枪托击打孩子们，还枪杀了其中的10个人，把他们的尸体扔在教堂前放了整整一天。[48]

1939年到1940年的冬天，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参与其中的有正规德国部队、德意志民兵组织、别动队和秩序警察（Order Police）的一些分队。尽管军队还没有接到杀害波兰知识分子的命令，但大多数士兵和下层官员都认为波兰人是阴险狡诈的次等人种，这一观点足以使他们将大量波兰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作为目标，进行他们所谓的预防或报复措施。[49]波兰人的反抗虽成效甚微，但却十分激烈，因此德国军官很怕发生针对德国士兵的游击战，在怀疑有此势头的地方都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报复性措施。[50]“如果听到前线后方的村庄里有射击的声音，”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上将在1939年9月10日命令道，“而且又无法确认射击声来自哪一间房，那么就将整个村子烧毁。”[51]截至10月26日对波兰的军事管治结束时，有531个城镇和村庄被焚毁，16,376名波兰人被处决。[52]军衔较低的德国士兵遇到波兰的抵抗时，恐惧、蔑视和狂暴的情绪让他们怒火中烧。在许多军队中，军官们都在入侵前发表鼓动性演说，强调波兰人的落后、野蛮和低等。下士弗朗茨·奥特纳（Franz Ortner）是一个普通步兵，他在报告中责骂他所谓的“残忍的”波兰人，他觉得是他们在战场上刺伤了德国人。一个士兵在家书中将波兰人对待德意志人的情形描绘为“惨无人道”。说波兰人“阴险”“狡诈”“卑鄙”，智力低下、胆小狂热；说他们不住房子，而是住在“肮脏的洞穴”里；他们还受到了“犹太人的不良影响”。他写道，进入某个波兰人住处后，士兵们对波兰人的居住条件表示气愤：“到处是污秽的禾秆，屋里湿气很重，地上摆放着盆盆罐罐，法兰绒衣服随意乱丢”，这证实了他听说的关于波兰人落后的状况。[53]

从格拉尔德·M.（Gerhard M.）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普通士兵的典型行为。他是一个冲锋队队员，1914年生于弗伦斯堡（Flensburg），在战争爆发前不久被征召入伍。1939年9月7日，他的分队在一个波兰村庄遭遇了“卑劣狙击手”的狙击。格拉尔德·M. 在战前是个消防员，但是现在他和他的部队却将整个村庄烧毁。

房子火光四起，妇女们在哭泣，孩子们在尖叫。这是一幅悲惨的景象。但是波兰人并不想如此。在一个简陋的农舍里，我们吃惊地看到一个妇女正在打理波兰机枪。我们掀倒她的房子，将其点燃。不一会儿，大火就将她团团围住，她试图脱身，但被我们阻止，尽管很难狠下心。不能因为她是女的，就把她同其他士兵区别对待。她的尖叫声在我耳边回荡了好久。整个村庄都在燃烧，我们必须在街道的正中间行走，因为两边烧着的房子温度太高了。[54]

在德军向前推进的工程中，这样的场景反复上演。几天后，也就是1939年9月10日，格拉尔德·M. 的分队在另一个波兰村庄遭到了还击，他们又将那里的房子付之一炬。

不久，点着的房子就在我们的沿途燃烧起来，从火焰中传来人们的尖叫声，他们藏在房子里面，此刻已经没法自救了。牲畜在死亡的恐惧中吼叫着，一只狗在不停地狂吠，直到被烧死，但是最糟糕的还是人们的惨叫。那情形令人恐惧，如今仍萦绕在我耳边。但是他们向我们开枪，因此他们该死。[55]

从1939年9月起，党卫队特别行动队、警察部队、德意志民兵组织和普通德国士兵就这样大肆屠杀整个波兰德占区的无辜群众。克卢科夫斯基医生注意到，这种行为发生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波兰年轻人在1940年的头几个月离开家乡赴德国工作。实际上，在这一年年初，帝国粮食局、劳工部以及四年计划办公室就已经要求为帝国经济提供100万名波兰工人。其中75%的人要从事农业，因为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严重短缺。正如戈林在1940年1月要求的那样，这些人都从总督府征集。如果没人自愿报名，就进行强制征召。由于波兰沦陷区的处境悲惨，在德国生活的前景颇具吸引力，因此有8万多名波兰工人——其中1/3是妇女——在2月乘坐154辆专列自愿前往德国，这些人也主要来自总督府。然而他们刚抵达德国，就遭受了严苛的法律歧视和打压措施。[56]关于他们在德国境遇的消息导致了志愿者人数锐减，于是从1940年4月开始，汉斯·弗兰克采用强迫手段试图填补人员配额。越来越多的波兰年轻人逃往森林以逃避征召，波兰地下抵抗运动也从这时候开始了。[57]1月，抵抗组织刺杀总督府的警察局局长未果，接下来的几周，许多村庄都出现了起义和谋杀德意志人的行动。1940年5月30日，弗兰克发动了“平定行动”（pacification actions），在行动中4,000名抵抗者和知识分子被杀，其中一半是已经被拘留的人，还有大约3,000名波兰人因刑事犯罪被判决。[58]这一切收效甚微。到1940年2月，在“旧帝国”（Old Reich）充当劳力的波兰人仍然只有29.5万，大部分还是战俘。大规模征召德国人入伍而引起的劳动力短缺并未因此得到缓解。截至1940年夏天，有70万波兰人自愿或被迫在帝国充当劳力，第二年又增加了30万人。那时候，弗兰克向地方管理部门分配要完成的人数配额。警察经常包围村子，然后逮捕所有的年轻男性，那些试图逃跑的人则被枪杀。城镇里，警察和党卫队在剧院、其他公共场合或者街道上抓捕波兰青年，然后直接遣送走。由于这种强制手段，到了1941年9月，帝国的波兰劳工到达了100多万。据估计，其中只有15%的人是自愿去的。[59]

在驱逐大量年轻波兰人到帝国做工的同时，德国占领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掠夺运动。当德国士兵试图从克卢科夫斯基的医院里偷东西时，他再一次告诉他们医院有几个病人得了斑疹伤寒，才得以逃脱。[60]其他的人就没有那么机智或幸运了。部队需要依靠这片土地维持生活，但是并没有制定出任何详细的征用规则。从征用家禽，到征用炊具，再到掠夺金钱和珠宝，这之间只有一步之遥。[61]格拉尔德·M. 的经历非常典型，部队抵达一个波兰城镇后就停在街上等候命令：

一个机智的家伙发现了一家巧克力商店，商店的窗户用木板遮住了。可惜店主不在那里。因此我们用赊账的方式将东西清扫一空。我们的车辆里堆满了巧克力，直到车里都放不下了。每一个来回搬运的士兵脸颊都鼓鼓的，嘴里嚼着巧克力。我们对如此便宜的购买感到非常高兴。然后我发现了一家商店里的苹果不错，就通通搬到了我们车上。我自行车的后座上放着一罐柠檬和巧克力饼干，然后我们又去搬这些东西。[62]

带头抢劫波兰沦陷区的正是总督本人。弗兰克毫不掩饰他的贪婪，他甚至将自己称为一个强盗贵族。他没收了波托茨基（Potocki）家族的庄园，将其作为一个乡村度假地。他开着辆超大豪车围着庄园转，这种行为甚至引来了同僚的批评，比如加利西亚（Galicia）的总督。仿照希特勒的做法，他在扎科帕内（Zakopane）附近的山上，按照贝格霍夫（Berghof）[§]修建了一幢别墅。他举办大量的豪华宴会，因而腰围迅速膨胀，以至于他因很难穿上制服而咨询营养师如何保持身材。[63]

不久，公开劫掠和强行征用开始变成了帝国占领区内的家常便饭，而且得到了法律的默许。1939年9月27日，波兰的德国军政府下令全面没收波兰财产，并于1939年10月5日再次重申了该命令。1939年10月19日，戈林宣告四年计划办公室正在接收占领区内所有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财产。1940年9月17日，为管理没收的企业，依法设立了“东部信托局”（Haupttreuhandstelle Ost），这使没收行为变得合法化。到了1941年2月，其接管的企业数量超过了20.5万个，从小作坊到主要工业单位，规格不一。截至1941年6月，沦陷区内50%的商业机构和1/3的大型地产都已通过无偿征用的方式被接管。除此之外，为了确保士兵的食物供给，军队接管了大量农场。[64]他们还没收了大学实验室中的科学实验设备，以供德国使用。甚至连华沙动物园收藏的动物标本也被一并夺走。[65]金属非常紧俏，刚侵入波兰，一名德国伞兵就报告道，维斯瓦河（Vistula）的两岸堆放着许多大板条箱，箱子里面“装满了铜、铅和锌金属条，数量众多，毫无疑问，这些通通都被装箱运回了德国”。[66]如此情形也曾一度在第三帝国本土上演，铁制品和钢制品，比如公园的栏杆和花园的大门，甚至还有烛台和炖锅，都被收集起来，熔铸后为德军生产武器和车辆。[67]1940年1月，寒冬刺骨，克卢科夫斯基医生记载道，“德国警察抢走了所有过往村民身上的羊皮外套，只把短外套留给他们”。[68]不久之后，占领军就开始劫掠村庄，没收他们发现的所有纸币。[69]

四

并非所有德军指挥官都能坦然接受这样的现实，尤其是高级指挥官，纳粹主义对他们的影响没有低层军人那么极端。事实上，他们中一些人不久就开始指责低层军官未经授权而随意下令枪杀波兰平民，声讨德国士兵的抢劫和勒索行为，并宣称“一些囚犯遭到了粗暴的殴打”。一名参谋部军官报告说，“在普乌图斯克（Pultusk）附近，80名犹太人的头颅被割下，惨无人道。针对此事以及另外两名士兵在布龙贝格犯下的抢劫、谋杀和强奸等暴行，德国专门成立了一个军事法庭。”这些事情开始引起了军队领导层的关注。1939年9月10日，陆军参谋总长弗朗茨·哈尔德注意到了“前线后方的恶劣行径”。[70]10月中旬，由于军队指挥官的指责，德军方面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决定解散自卫民兵组织，尽管一些地方的民兵组织在几个月后才真正解散。[71]这并没有完全打消高层军官的顾虑。1939年10月25日，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严厉地斥责了一些军官在波兰的恶行：

大量行径让人所不齿，非法驱逐、违令没收、私自敛财、侵吞盗窃、头脑发热或醉酒后虐待威胁下属、不顾严重后果违抗军令、强奸妇女等等，俨然一副雇佣兵的强盗形象，这些都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72]

其他许多高级官员也同样有这样的看法，包括那些笃信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人。[73]

很多时候，军队领导怕自己要为当前的大量谋杀活动负责任，因此非常乐意将这种事转交给党卫队保安部特别行动队的领导层，允许他们放手去做。[74]然而高级军官抗议党卫队的事例开始成倍增加，他们认为党卫队违犯了战争法律和惯例，还引起了前线后方的动乱，对正常的秩序构成了普遍威胁。隶属第五别动队的某警察分队在姆瓦瓦（Mława）枪杀了一些犹太人，还烧毁了他们的房屋，因此，德国第3集团军的司令官格奥尔格·冯·屈希勒尔（Georg von Küchler）将军下令逮捕该分队，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他还在军事法庭审判了党卫队炮兵团成员，这些人将50个刚刚完成加固大桥工作的犹太人赶进了罗赞（Różan）附近的一个犹太教堂，不由分说就枪杀了他们。其他军官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甚至还有次逮捕了希特勒的一名党卫队成员。布劳希奇在9月20日和21日分别会见了希特勒和海德里希，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得到的唯一处理结果是希特勒于10月4日亲自签署了一份特赦令，赦免了那些“面对波兰暴行而冲动”犯下的罪行。但此举动摇了军纪，许多高级军官深感忧虑。谣言很快就在军官中传播开来。上尉汉斯·迈尔—韦尔克（Hans Meier-Welcker）大概35岁，是个足智多谋的参谋，1939年12月初，他在科隆基地听到了德国人所犯的暴行不禁问道，“怎么能进行这样的报复呢？”[75]

对占领政策最直言不讳的批评来自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上将。他在入侵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于1939年10月下旬被任命为东方总司令，负责对占领区的军事管治。1939年10月26日，军事统治正式结束，权力移交给民事机关。布拉斯科维茨也因此在这一地区不再拥有统治权力，不过他仍然负责这片区域的军事防御工作。在上任几周后，布拉斯科维茨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细数了党卫队和警察部队在他所辖区域内犯下的罪孽和暴行。1940年2月15日，陆军总司令来他的总部进行官方视察，布拉斯科维茨因而特地准备了一份更详尽的备忘录，重申了自己的主张。他谴责了对万名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屠杀行径，斥责这一做法只能适得其反。他写道，这将使德国在国外名誉扫地，它只会强化波兰人的民族情感，使得更多的波兰人和犹太人奋起反抗。他认为这是在破坏军队的名声。他警告道，如果不予以制止，“短时间内，无数的暴行及道德沦陷就会在原本高尚的德国人中间蔓延开来，如瘟疫般迅速传播”。布拉斯科维茨列举了党卫队和警察部队所实施的大量谋害和抢劫行为。他写道：“帝国成员和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们在波兰犯下了种种罪行，让每一位士兵都感到厌恶和反感。”[76]

他对纳粹党领导人说，这些恶行在民众中激起的仇恨和痛苦正促使波兰人和犹太人联合起来反抗入侵，给军队的安全和经济生活带来了不必要的威胁。[77]希特勒认为这些顾虑太“小儿科”了，并没有放在心上。他认为救世军的方式是打不了仗的。他对助手格哈德·恩格尔（Gerhard Engel）说，他也从未看好或信任过布拉斯科维茨，应该将其免职。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对这些事件也不予理睬，认为这名属下的描述是“可悲的错误判断”或毫无根据的“谣言”。在他看来，所谓的“对付占领区波兰人的其他强硬非常措施”，都是希特勒命令中“保障德意志生存空间”的必要措施，无论如何，他都全力支持。由于上级的不认同，布拉斯科维茨于1940年5月被解除了指挥权。尽管他后来在其他战争仍然位居高位，但与同批其他的将领不同，布拉斯科维茨再也没能获得陆军元帅的军衔。[78]

军事将领们现在愈发忧虑西线的战况，在诘难虐待波兰人和犹太人的问题上最终选择了妥协。[79]格奥尔格·冯·屈希勒尔将军于1940年7月22日签署了一份命令，禁止军官们“参与批评任何与总督府居民的斗争，比如涉及对待波兰少数族裔、犹太人和教会事务等方面的问题。民族斗争在我们的东部边界肆虐了数个世纪，”他补充道，“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该冲突尤其需要严厉的手段。”[80]许多高级军官认同这种观点，他们担心的主要是军纪散漫的问题。鉴于士兵和中下层官员对待波兰人的普遍态度，官员鲜少插手阻止暴行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在如何对待波兰战役中俘获的近70万名战俘的问题上，德军上上下下并没有试图违反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但是卫兵枪杀跟不上大军的波兰战俘，处死体弱多病而站不稳俘虏，把犯人露天关押还不提供足够的食物补给，这样的事情却比比皆是。1939年9月9日，一个机械化德国步兵团在切毕亚洛夫（Ciepielów）附近经半个小时的交火后，俘虏了300名波兰士兵。负责此次战斗的上校发现德军在交火中损失了14名士兵，勃然大怒，他让战俘并排站立，然后用机枪扫射，看着他们倒进路边的阴沟里。后来波兰方面的一份调查显示，类似的事件还有63起，此外，肯定还有无数的事件未登记在案。[81]仅正式的军事处决中，就有至少1.6万名波兰人被枪杀，还有人估计这一数据应该是2.7万。[82]

* 宣传部全名为“帝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Reich Ministry for Popular Enlightenment and Propaganda）。——编注（本书除特别说明，脚注皆为编注）

† 指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国会议长、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首长。

‡ 一战后，波兰对当时已属德国的上西里西亚提出主权要求，国际联盟建议在上西里西亚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归属。对德国当局的不满引发民众暴动，导致1919年和1920年的两次西里西亚暴动。1921年3月20日的公民投票中，59.6%票数支持上西利西亚归属于德国，此次公投的结果最终引起1921年的第三次西里西亚暴动起义。

§ 指希特勒在巴伐利亚萨尔茨堡山上的别墅。

第二节

新的种族秩序

一

战前，希特勒就曾宣称他要将波兰人从波兰清除出去，让德国人在此定居。实际上，波兰之于德国就像澳大利亚之于英国，或者美国西部之于美国，它将是一块移民型殖民地；殖民地上被认为低等的原住民将会被以各种手段驱逐，为入侵的优等民族腾出空间。强迫某个民族迁移来改变欧洲民族分布的想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一战刚结束时就有土耳其和希腊之间少数民族大规模对调的先例。1938年，希特勒曾幻想在《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中加上一项条款，将德意志人从捷克斯洛伐克残存国土中调回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第二年春天，在吞并其残存领土后，他随即想到一个更加极端的主意，也就是将600万捷克人驱逐到东部。不过这些想法都没有付诸实践。但是波兰的情形就不同了。纳粹党的人种与移居部（Head Office for Race and Settlement）最初由里夏德·瓦尔特·达雷（Richard Walther Darré）设立，旨在鼓励城市居民向德国境内新的农场地区迁移，随着侵略的进程的推进，该部门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东欧。德意志人零散地分布在各个遥远的定居点，遍布整个东欧地区；现在，在“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领袖”的口号下，纳粹理论家开始考虑将他们带回帝国境内，从1939年秋天开始，大片波兰人聚居地也被当作安置德意志民族之地。[83]

1939年10月7日，为巩固日耳曼人种的优势，希特勒任命海因里希·希姆莱为强化德意志民族性国家专员部（Reich Commissioner for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German Race）部长。就在前一天，为了庆祝战胜波兰，希特勒对国会发表了一个冗长的演说。他宣称，是时候“重新审视民族关系了，奠定了如此发展趋势的基础后，只有重新安置各个民族，民族之间的界限才会得到更好的划分”。[84]在1939年10月7日颁布的法令中，希特勒命令党卫队首领处理好以下几件事：

（1）将国外符合永久返回帝国条件的德国公民和德意志人带回国内；（2）消除威胁帝国及德意志共同体的外来人口不利影响；（3）通过重置居民建立新的德国殖民地，尤其是重新安置那些从国外回到德国的德国公民和德意志人。[85]

1939到1940年的冬天，为执行上述任务，希姆莱成立了一个复杂的官僚机构，该机构充分借鉴了纳粹党种族政策办公室（Racial-Political Office）和党卫队人种与移居部的前期工作成果。两项庞大的强制性人口迁移几乎是立即同时展开：遣散在吞并领土上的波兰人，以及确认并调回欧洲东部地区的德意志人以取代原来的波兰人。[86]

1939年12月上半月，8.8万名波兰人和犹太人在波森被捕，然后由火车运往总督府，一到站就被赶了下去，沦陷区的日耳曼化[*]运动也就此拉开序幕。身体健康及四肢健全的男性被挑选出来送到德国充当强制性劳动力。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土地、工作和财产，但是没有任何人得到了任何补偿。遣送时时值隆冬，他们被关在冰冷的火车车厢里，没有足够的御寒衣服和食物供给，境况惨得要命。1939年12月中旬，一辆运送劳动力的列车抵达克拉科夫后，接车官员不得不从车上抬下40具孩子的尸体，都是在运送途中被活活冻死的。[87]1939年12月的第二周，克卢科夫斯基医生在他位于什切布热申的医院里为波森的撤离人员治疗，他说道：其中有160人，包括“工人、农民、教师、文书、银行家和商人”，在经过20分钟的训话后，就“被塞进冷冰冰的火车车厢中……德国士兵极其野蛮。我在医院里接收的病人里有个会计员，因为遭到了毒打，必须接受长期的住院治疗”。[88]克卢科夫斯基医生报告说，1940年5月28日，又一批遣送者抵达，共有1,070人。这些人“处境极其凄惨，倍受命运摧残，尤其是那些孩子被送往劳改营的父母，更是惨不忍睹”。[89]驱逐运动仍在持续，受害者一抵达，克卢科夫斯基和其他一些同行就拼命地给他们准备食物、医疗护理和住所。截至1941年初驱逐运动结束时，波森共有36.5万人被遣散。同样的暴行也在原波兰共和国的其他地区上演。总共有超过100万人被牵连影响，而其中1/3是犹太人。他们丧失了所有的土地、财物和其他资产。克卢科夫斯基写道“许多人前脚还是农民，后脚就沦为乞丐”。[90]

维尔姆·霍森费尔德（Wilm Hosenfeld）是一名德国军官，身体状况较差让他免于亲自冲锋陷阵，他也是波兰流放者抵达总督府的目击者之一。1895年，霍森费尔德出生于黑森（Hesse），此前，他主要的身份是一名教师而非军人。1933年，他因参与德国青年运动而加入了褐衫军，同时也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的一员，并于1935年加入了纳粹党。但霍森费尔德强烈的天主教信仰慢慢超越了对纳粹主义的拥护，哪怕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公开谴责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对天主教的攻击，这给他在党内招来了一系列麻烦。随后，他于1939年8月26日被征召入伍，一个月后被派往波兰修建战俘营。在战俘营里，波兰犯人虔诚的宗教信仰逐渐激起了他的同情心。12月中旬，当他看到一列满载波兰流放者的列车时，他设法与其中一些人交谈，这些人诉说的故事令他深感震惊。他私下里给他们提供食物，还给了孩子们一袋糖果。1939年12月14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不安的情绪：

我想去抚慰所有这些不幸的人们，请求他们原谅德国人的暴行，德国人行为残酷无情、惨无人道。既然无处安顿这些人，为何要将他们逐出家园呢？他们整天都伫立在寒风中，依偎着瘪瘪的包裹，里面只有很少的行李，没有人给他们提供食物。德国人这样做极具策略性，目的就是让这些人生病、穷困和无助，他们必死无疑。[91]

几乎没有德国人会像霍森费尔德这样想。霍森费尔德记录下了波兰人经受的大量逮捕和暴行。另一名同行军官还跟他说自己是如何委婉地责问一位盖世太保官员的：“你认为这些方式可以说服他们参与改造吗？当他们从集中营返回的时候，将会是德国人最可怕的敌人！！”“是的，”这位警员回答道，“那么你认为他们中还会有人活着回来吗？任何试图逃跑的人都将被枪杀。”[92]

1940年期间，戈林担心移民计划会搅乱战争经济，但希姆莱不顾戈林的反对，仍从瓦尔塔兰驱逐了26万多名波兰人，加上成千上万其他地区的波兰人，尤其是上西里西亚和但泽—西普鲁士。内政部认为现在需做的就是将剩余的波兰人都编入德意志民族的下等之列，瓦尔塔兰的党卫队领导人对这一观点置之不理，并说服地区领导人格赖泽做了一份德意志民族名单。那些被认为适合于日耳曼化的波兰人将以各种各样的身份被编入名单中，比如亲纳粹的德国人、遭受波兰影响的德国人等等，根据不同的身份赋予他们不同的特权。1941年3月4日，这一体系进一步应用到了所有的占领区。[93]

一整个官僚机构就此迅速成立，它的职责是根据民族、语言、宗教和其他标准评估这些人是否可以日耳曼化。在实践中党卫队发现了一个问题，正如预想的那样，领导抵抗运动的波兰人大都“有较大比例的北欧日耳曼血统，对应持宿命论观点的斯拉夫种族来看，该血统让他们具有主动挑战性”。其解决方案是把这些家庭中的小孩抱走，让他们免受波兰裔父母的影响。此外，1941年春，占领区的波兰孤儿院都被关闭，所有孤儿均被带到“旧帝国”。就像1940年5月15日希姆莱在一份备忘录中所说的那样，这一举措将“消除该次等东方民族借由这些良好血统而成立领导阶层的隐患，由于他们会跟我们平起平坐，这对我们来说是种危险”，这份备忘录还得到了希特勒的认可。[94]成千上万被认为适合日耳曼化的波兰儿童被送到了帝国的特殊安置营。在这里，他们有了德国名字和身份证明（包括伪造的出生证），然后进行了6个月的课程学习，以掌握德语并被灌输以纳粹思想的初步理论。这当中的很多小孩确实是孤儿，他们的父母已经被枪杀或作为强制性劳工被驱逐。还有不少小孩是在街上找来的，有的是由德国警察或者党卫队发现，也有的是由纳粹的福利组织“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Nazi People's Welfare）的妇女志愿者送来的。“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只负责这之中的少部分小孩，他们的年龄介于6至12岁（大多数孩子都在6岁之下，最后都送到党卫队设立的“生命之泉”［Well of Life］收容所）。这些孩子最终会被寄养给认可纳粹意识形态的家庭。一种合法的黑市也由此诞生，专门贩卖婴儿和幼童，膝下无子的德国夫妇可以从黑市中获得波兰婴儿，将他们当成德国人来抚养。80%的流放儿童再也没有返回波兰家中。[95]

知道希特勒和希姆莱都想把占领区尽快日耳曼化后，但泽—西普鲁士的大区长官福斯特将所有村庄和城镇的人口全都编入了官方德意志民族名单中。一位移民官在战后回忆道，只要当地领导人或者纳粹党支部领导拒绝服从福斯特的命令，将当地80%的人口列为德国人——因为这些人事实上是波兰人，福斯特便会亲自来到这一村庄，强迫他们执行自己的登记命令。一拿到这样的文件，大量被登记人口便以书面形式向当地领导人表示拒绝。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被登记注册了。因为这一举动，截至1942年底，但泽—西普鲁士新收到了60万份日耳曼化的申请。[96]阿图尔·格赖泽是瓦尔塔兰的大区长官，因不满临近地区的竞争对手使用这些花招，他告诉希姆莱说：“在但泽—西普鲁士区实施的政策……对我的民族政策构成了威胁。”[97]但是随心所欲的日耳曼化运动仍在继续，而且从占领区内迅速蔓延到了总督府。1943年初，像镇里的其他许多波兰人一样，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也被要求填写一个表格，表格名为“德意志民族身份证领取申请表”，他用红墨水划掉了这一标题，签上了“波兰人”。[98]

弗兰克总督对这种方式愈发恼羞成怒，因为他所管辖的地区正被当成专门处理讨厌的波兰人的垃圾场。1939年10月底，人们估计，总督府的人口到来年2月将从现在的1,000万猛增到1,300万。[99]从1940年5月开始，弗兰克与希特勒达成协议，放弃了此前将总督府作为波兰残存国的政策，着手准备在中长期内将总督府并入帝国。依据这一新目标，弗兰克开始把他管辖的行政区当作德国的一个殖民地，由移居者管理，用无知的波兰人充当廉价劳动力。“在这里我们要从空前的帝国高度来思考问题，”他在1940年11月这样宣布。[100]出于对党卫队独立权力的憎恶，弗兰克明确表示波兰人不受法律的保护。他在1940年12月说道：“波兰人必须明白，我们不是在为他们建立一个法治国家，他们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尽力劳作并好好表现。”此外，对占领区的波兰人也实行了特殊的法律条款，虽然并没有完全取代最初几个月的恐怖统治，但还是逐渐发挥了作用。在严苛的法律管制下，德国公民违法，只会招来监禁，但若是波兰人因同样的行为违法，就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送去劳改营、残酷体罚甚至是死刑）。上诉权利被剥夺，说德国人坏话这样的行为有时都会被处以死刑。这些措施从1941年开始正式推行，它们事实上是将早已广泛实施的惩罚方式加以法律条文化，而这些处罚在实践中其实更加随意武断。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帝国中实施的苛刻律令，这些律令专门针对波兰和其他国家的劳工。波兰人沦为次等公民，许多地方的警察法规都凸显出了他们的卑微身份，这些条例要求他们在街上遇到德国人时必须站到路边脱帽致敬，商店里和市场上都要优先为德国人服务。[101]

尽管1939年时瓦尔塔兰只有7%的人口是德意志人，但日耳曼化运动仍然在这里拉开序幕，因为1918年之前它曾是普鲁士的一部分。19世纪在俾斯麦领导下，为了在普鲁士—波兰培植德国文化并压制波兰人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德国人已经采取了很多强硬措施。但其程度远不如1939年后实施的政策夸张。波兰的学校、剧院、博物馆、图书馆、书店、报社以及其他所有波兰文化和语言机构都被关闭，波兰语亦被禁止使用。波兰人不允许拥有留声机和照相机，一旦被发现出入德国人的剧院就很有可能遭到逮捕和监禁。各行政区、城镇和村庄的名字都被日耳曼化，有的直接根据波兰语进行翻译，有的则使用当地德国名人的名字，但是在先前由普鲁士统治的区域，只要有可能，就恢复成1919年以前使用的德语名字。街道名字和公示同样要用德语。大区长官格赖泽对天主教堂发动了一次猛烈攻击，没收了教堂财产和资金，关掉其下属机构。几个世纪以来，在维护和凝聚波兰民族身份方面，天主教体制比其他任何一种体制都更有效。教会众多的教士、僧侣、教区长和行政人员都被逮捕，或被流放到总督府，或被送往帝国的某个集中营，或直接被枪杀。共有约1,700名波兰教士被送到达豪（Dachau）集中营，其中一半人都在监禁中死去。在实施这些政策时，格赖泽得到了海德里希和马丁·博尔曼（Martin Bormann）的支持，还受到瓦尔特兰行政长官奥古斯特·耶格（August Jäger）的鼓励。1934年，耶格因负责对普鲁士境内的福音派教会灌输纳粹思想而名声大噪。到1941年底，瓦尔塔兰的波兰天主教会实际上沦为非法组织。尽管早在1939年10月27日教皇就发布通谕对这一迫害表示抗议，但在其他占领区，波兰天主教会也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了德国色彩。[102]

在总督府，波兰文化也遭到了冲击。1939年10月27日，华沙市长被捕（之后被枪杀），同年11月6日，182名克拉科夫的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人员遭到逮捕并被送往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103]大学、中学、图书馆、出版社、档案部门、博物馆和其他波兰文化中心都被关闭。[104]弗兰克说道：“波兰人不需要大学或中学，波兰的土地将变成文化沙漠。”他在1939年10月31日宣称：“对于波兰人而言，唯一可能存在的教育机会，是向他们展示波兰无望的民族命运。”[105]弗兰克只允许波兰人参与卑贱、低级的娱乐活动，比如情色表演、轻歌剧和饮酒。[106]波兰作曲家（包括肖邦）的音乐是被禁止的，波兰民族纪念碑都被炸毁或推倒。[107]德国人对波兰教育观的攻击与他们对波兰文化的压制是同时开始的。在什切布热申，德国军事当局依照惯常的模式，于1939年11月20日关闭了当地的两所高级中学。

这两个学校没有复课。不久后，德国当局开始攻击当地小学的教育体系。克卢科夫斯基医生在1940年1月25日记载道：“今天，德国人给所有校长下令，让他们没收孩子们的波兰语手册以及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在什切布热申，每一所学校的每一间教室里都是孩子们归还课本的场景……我感到很震惊，心情十分沮丧。”[108]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1941年4月17日，他记录道：“德国人把文法学校阁楼中的所有书本和教学器材都搬走了，将它们堆在操场上，一把火烧掉。”波兰知识分子和教师尽其所能，私下教授非正式的高级课程，尽管这一行动的象征意义非常重大，但是由于德国侵略者大规模谋杀知识分子和教师，这些努力的效果非常有限。[109]日复一日，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在他的日记中记载着德军对波兰作家、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和知识分子的谋害行径，许多受害者还是他的朋友。1940年11月25日，他写道：“许多人已遇害，还有不少人即将在德国军营中被杀害。”[110]

二

那些符合条件的波兰人被重新划归为德国人，同时，在波兰人被残忍地驱逐出去之后，大批德意志人迅速迁入，接收了他们的农地和生意。1939年9月末，希特勒提出明确要求，要把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苏联控制的波兰东方地区的德意志人“遣送回国”。在接下来的数月中，希姆莱采取一系列措施将这些要求付诸实施。数千名德意志人从总督府迁入德国吞并地区，其中大多数人是希姆莱经一系列国家协议的商定从苏联控制区域中迁来的。20世纪40年代初期，众多德意志移民抵达了总督府和吞并的地区，相应地，从1941年3月开始，有40万的波兰人被逐出家园但又并非被遣送走，只是为了给德意志移民腾出住所。在随后的过程中，有13.6万名德意志人从波兰东部迁来，15万人从波罗的海国家迁来，3万人从总督府迁来，还有20万人从罗马尼亚迁来。为了劝他们迁徙，当局软硬兼施，一方面向他们允诺更富足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用苏联共产主义或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压迫统治来吓唬他们。截至1943年，约40.8万人在瓦尔塔兰和其他吞并的波兰地区重新定居下来，还有7.4万人定居于“旧帝国”。[111]

为了获得重新安置的资格，近50万移民中除了5万名幸运者之外都被安放进了临时难民营，迁移高峰期有1,500多个这样的临时难民营。这些人必须接受种族和政治审查，这一程序由希特勒于1940年5月28日亲自批准的。这些难民营通常是由工厂、修道院或从波兰人手里抢来的公共建筑改造而来。尽管当局尽力保证一家人能够住在一起，他们被迫迁移时丢弃的财产也会用债券或财物进行补偿，但难民营里的条件一点都不理想。来自党卫队人种与移居部的审核员抵达难民营后开始工作，他们将自己的办事处设在罗兹的警察移民中心。只经过四周的种族生物学评估培训，这些官员就有了一套评估原则，其中包括21条体格标准（有15条与外貌相关），但凭借这些标准，他们只能做出一些极其粗略的估计，根本无法准确判断。他们对这些移民进行了X光检查、医疗检查、拍照，并询问他们的政治倾向、家庭情况、工作状况以及兴趣爱好等。分类的结果按等级从上到下排列，最上的等级是“非常适合重新安置”的人，这些移民是“纯正的北欧日耳曼人、纯正的伐利亚人（phalian）或者北欧—伐利亚人”，没有明显的“智力、性格或遗传性缺陷”；最下的等级是“在民族或生物学上不适合重新安置”的人，他们认为这些人或者具有非欧洲血统，或者拥有畸形的体格，或者属于“社会弱势或无能家庭”。[112]这一鉴定过程必然导致人员重置的计划进展得非常缓慢。截至1942年12月，移民总共接管了吞并区20%的企业，帝国的德国人接管了8%，当地的德国人接管了51%，代表未来退伍军人的受托人接管了其余的21%。在这片区域的92.8万个农场中，移民接管了4.7万个；在920万公顷土地中，有190万公顷是从波兰人手中攫取过来由德国人接管的。但是在125万名移民中，此时只有50万人真正获得重新安置，绝大多数人都待在各式军营中，上千人则已经在那里待了一年以上。在吞并区域中，有300万人被登记为了德国人，但是在大德意志帝国中还有1,000万波兰居民未得到安置。毫无疑问，日耳曼化计划虽然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但它的成功之日还遥遥无期。[113]

地图2　德意志民族的人口迁移，1939—1943年

1943年，这一计划继续执行，更多的波兰村庄遭强制遣散。希姆莱用该方法来对付“旧帝国”边境地区那些所谓不值得信任的群体，比如与卢森堡（Luxembourg）交界地区的群落。若丈夫在德国军队中当了逃兵，这样的家庭就被聚集在洛林（Lorraine）地区，然后当作移民遣送到波兰。1941年，5.4万名斯洛文尼亚人从奥地利边境地区被带到了波兰的临时难民营中，其中有3.8万人被认为具有种族价值，因而被当作移民对待。[114]1943年5月，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在经过维隆恰克（Wieloncza）和扎瓦达（Zawada）人口净空后的村庄时，记载道：“德国移民正在迁入。到处都能看到德国年轻男孩身着希特勒青年团标志的身影。”[115]一直到1943年7月，他不断记录下那些被强制遣送的村庄名单，这些村庄的波兰居民都被带到了附近的营区中。1943年8月参观该营区时，克卢科夫斯基看到铁丝网后面那些营养不良及病痛缠身的被收容者，“几乎不能走路，看起来非常令人痛心”。营区医院里有40个还不到5岁的孩子，他们患了痢疾和麻疹，每两个孩子躺一张床，看起来“像是一副副骨架”。他提出将一些孩子带到他的医院进行医治，但被德国官员粗暴地拒绝。在他本人所在的什切布热申镇，也越来越多波兰人被驱逐出家园，以便为即将到来的德国移民腾出地方。[116]

希姆莱不顾汉斯·弗兰克的反对，在扎莫希奇地区全面推行的日耳曼化运动，实际上是综合计划的第一步，该计划将在适当的时候影响到整个总督府，尽管这一计划从未进行到如此程度。即便这样，在整个过程中，依然有约11万波兰人被剥夺了土地，并且从卢布林地区被驱逐出去，这占到了当地人口的31%。1942年11月到1943年3月之间，为了给即将到来的德国人腾出地方，扎莫希奇地区有47个村庄被清空。许多波兰居民带上自己能带的所有东西，逃往了山林去加入了地下抵抗组织。[117]截至1943年7月中旬，克卢科夫斯基的家乡什切布热申被正式宣布为德国殖民地，并由城镇降为村庄。[118]克卢科夫斯基拒绝接受对他家乡的这种侮辱性设置，他记载道：“在城市街道上，你可以看到许多身着平民衣服的德国人，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他们全都是新来的移民。”新的设施对他们开放，还包括一个幼儿园。不久，他又记载道：“商店由德国人经营，理发师、裁缝、鞋匠、面包师、肉商和机械工里都有德国人。一个名为新家乡（Neue Heimat）的新餐馆开张了。”那些没有登记为德意志民族的波兰人沦为二等公民，被当作强制性的劳动力，可以任意驱使，就好像他们的生命一文不值。1943年8月27日，克卢科夫斯基记录了一个8岁波兰男孩的案例，人们发现他“受了枪伤，躺在一个果园里。被送到医院时，医生已经无法挽回他的生命了。我们得知，男孩跑到那里是想去摘苹果。果园的新主人是一个德国锁匠，他向这个男孩开枪之后，便丢下不管，也没有告诉任何人”。[119]

迁到瓦尔塔兰的德国人对于驱逐该地区的波兰人，来为他们腾出空间的做法没有什么意见。“我真的喜欢波森，”赫尔曼·福斯（Hermann Voss）在1941年4月写道，“假如这里完全没有波兰人，它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他是一名解剖学家，被任命为波森新帝国大学医学院的教授，该大学是德国教育系统在占领区的最高机构。1941年5月，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党卫队接管医学院的焚尸炉一事。对此，他不仅毫无异议，反而相当认可：“学院的地下室中有一个焚烧尸体的焚尸炉，是专供国家秘密警察使用的。他们枪杀波兰人后，夜晚把尸体带到这里焚烧掉。如果谁能将整个波兰社会化为灰烬就好了！”[120]除了东面迁来的移民外，还有约20万德国人从“旧帝国”迁移到吞并地区。他们中有许多人是为躲避空袭而从德国城市撤离出来的孩子和青少年，其中有数千人被安置在军事化的营区中，他们在那里要忍受严格的纪律，承受士兵的欺凌，只能接受一种粗糙的教育，这种教育明显缺乏学术气息。[121]

但是许多成年人自愿前往德国吞并区，他们认为这些地区是理想的殖民定居点，还常常将自己比作拓荒者。梅利塔·马施曼就是其中一员。1939年11月，她作为希特勒青年团的媒体官员被派往瓦尔塔兰。由于看到波兰人口中缺少知识阶层，她就认定波兰人是卑贱、贫困且未开化的民族，无法为自己组建一个可靠的国家。波兰人口的高出生率给德国人未来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这种观点也是她在学校的“种族科学”课上学到的。她同情无数波兰儿童的贫穷和悲惨遭遇，她见过这些孩子在街上乞讨或是从储藏库中偷取煤块，但是，受到纳粹宣传的影响，她在后来这样写道：

我告诉自己，如果波兰人誓死捍卫那片充满争议的东方地区，那么他们仍旧是我们的敌人，因为这一地区是德国的“生存空间”。尽管我对波兰人有所同情，但是如果他们罔顾政治必然性，那么我必须抑制这种个人情感……我们是被选召的领导民族，因此对我们而言，从‘劣等人群’手中夺取领土是不应受到阻碍的。

很多德国人坚信他们是“主宰民族”而波兰人注定是奴隶，虽然她觉得自己跟这些人不一样，她后来仍这样写道：“为了我们的民族和德意志文化，我和同事们都觉得能为‘征服’这片土地尽一份力是一件光荣的事。我们有‘文化传教士’般引以为豪的热忱。”

马施曼和同事们负责清理波兰农庄，以便为新德国移民的到来做准备。他们还参与了党卫队领导的驱逐活动，也不问这些波兰人将会被驱逐到什么地方。[122]在这一过程中，她大摇大摆地加入掠夺波兰人财产的行列中，那些遭驱逐的波兰人被迫将自己的家具和设备留给德国移居者。她手持一份伪造的征用令和一把手枪（她根本不会使用）就开始了掠夺。她甚至在重新安置计划尚未开始实施的地区抢夺波兰农民的床上用品、餐具和其他东西，把这些留给即将到来的德意志人。她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她的工作经验也是完全正面的。[123]许多其他德国妇女亦有同感，她们来到占领区，或作为志愿者，或作为新任教师，或是纳粹妇女组织的低层官员，或是满怀雄心的公务员。当被问及她们的工作时，所有人都认为在波兰沦陷区的活动是她们教化使命的一部分，而且还表达了他们对波兰人口贫穷和肮脏状况的惊恐之情，这种认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数十年后都是一致的。与此同时，他们还享受到了美丽的乡村风景，感受到了令她们兴奋的被委以重任远赴他乡的使命感。作为中产阶级的妇女，清理波兰人被遣散后留下的农庄，精心进行布置，营造出一种家庭亲切感来欢迎移居者，这些工作显然赋予了她们一种满足感。她们实际上都觉得，波兰人的遭遇是可以忽视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正当的。[124]

三

梅利塔·马施曼憧憬着一个由德国人主导的文明在东欧土地上冉冉升起，但她这一憧憬很快就因当时的现实破灭。谋杀、偷窃、抢劫和驱逐出境只是现实图景的一部分而已。德国人管理之下的总督府充斥着贿赂和腐败。在1940年的华沙，据说一名犹太人只要花费125兹罗提（zloty）就可以贿赂官员，使其免于强制性劳动，而花500兹罗提就可以不用佩戴黄色之星，1,200兹罗提可以买一份雅利安血统证明，1万兹罗提可以免受牢狱之灾，15万兹罗提则可以买到意大利移民资格（但最后这项在1940年6月突然终止了，因为当时意大利站在德国这边加入战争）。[125]总督府于1939年成立，不久后就陷入了混乱的体制，这很大程度上促使腐败行为的滋长。总督汉斯·弗兰克的总部设在克拉科夫的古老皇宫里，装饰十分奢华，他在那里发表了一系列夸张的言论。但是他的权威时常遭到竞争对手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Friedrich Wilhelm Krüger）的打压。克吕格尔是东方地区的“党卫队和警察高级长官”（Higher SS and Police Leader），不仅受到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积极鼓励，还得到希特勒本人的支持。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希特勒也喜欢让这里的下属们为争夺最高权力而相互斗争，而不是建立一种平稳有效、层级分明的指挥体系。

克吕格尔的权限不仅包括治安，还包括实施希姆莱的人口转移计划。他对总督府波兰人口实行的恐怖统治几乎没有知会弗兰克，而弗兰克则开始担心这些行动会在波兰人中激起仇恨和动乱。1942年，雄心勃勃的克吕格尔看起来像是要完全取代弗兰克。当拉多姆（Radom）的前任行政长官因腐败指控而被捕时，希姆莱迅速启动了调查。这位行政长官的父亲驾驶官方车辆从总督府向帝国运输毛毯、丝绸、烈酒和其他商品。调查结果显示这一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许多官员参与了类似的活动，而总督首先开了这样的风气。希姆莱经调查发现弗兰克利用国家资金和掠夺的财产为自家牟利。调查中发现了两个大仓库，里面满是商品，比如毛皮、巧克力、咖啡和烈酒，这些都是弗兰克为自己和家人准备的。仅1940年11月，弗兰克就往他在帝国的家中送回了72千克牛肉、20千克鹅肉、50千克鸡肉、12千克乳酪和许多其他东西。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Hans Heinrich Lammers）是帝国总理府秘书长，因此也是民政部门的实质领导人，他将总督召回柏林狠狠地训斥一番。随着警察部门对腐败案件的进一步揭露，弗兰克力图予以回击。他在德国大学中发表一系列演讲，谴责警察部门日益增长的权力问题（毫无疑问，他所谴责的警察部门是由他的对手和主要反对者希姆莱领导的），结果希特勒大发雷霆，禁止他再发表公共演说，还剥夺了他所有的党内职务。然而，弗兰克最终还是挺过来了，到1943年5月，在戈林四年计划办公室的支持下，他成功说服了希特勒，虽然这一天来得有些晚了。他告诉希特勒，警察部门在总督府的残忍暴行使波兰人心中充满了怨恨，导致他们消极怠工，因此没有完成预先规定好的食物产量，破坏了经济发展。1943年11月9日，一个更负责的警察局长取代了克吕格尔，但腐败状况仍在持续。[126]

由于波兰人的生活环境持续恶化，社会底层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市。据估计，波兰人口80%以上的日常需求都是由黑市经济满足的。波兰雇主避开了德国人强加的工资条例，给他们的工人支付实物工资或者不过问工人的大规模旷工。据估计，截至1943年，总共有30%的雇主都这样行事。无论如何，工人们每周都至多只能上2—3天的班，因为他们的其他时间都被黑市占用了。当时流行一个波兰笑话，讲述了两个朋友久别重逢的场景：“你最近在哪儿工作？”“我在市政厅工作。”“你的妻子呢，她最近如何？”“她在一家纸张店工作。”“那么你的女儿呢？”“她在一家工厂工作。”“天哪，那你们靠什么生活的？”“还好，我儿子还没有工作！”[127]黑市商人做生意不单单是为生计，一些人可以在数周内赚取巨额的利润。当然，被抓的风险也很高，但是大部分人甘冒风险，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再者，他们也仅仅是仿照德国统治者的做法而已，对那些德国人来说，贿赂、腐败和牟取暴利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128]

黑市在食品供给领域尤其猖獗。德国刚入侵，波兰就出现了食物匮乏的问题，而撤退的波兰军队烧毁庄稼，又使该问题进一步恶化。总督府管辖着波兰较为贫困的农业区域，情况尤其严峻。1940年，在克卢科夫斯基所在地区，德军开始统计当地农庄的猪和其他牲畜，下令这些牲畜屠宰后只能供德军食用，当地居民不能食用。[129]食品店外排起长队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130]德国人开始向农民强制征收食物，规定他们上交食物的数额，还惩罚那些不履行该规定的农民。[131]从1940年到1944年，波兰总共有60%的肉制品、10%的粮食，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被运到帝国供德国人使用。[132]食物供应的状况如此糟糕，连弗兰克都深感震惊。在1940年的前几个月中，他设法确保了来自帝国的粮食供应，但是这些来自帝国境内的粮食供应也存在同样的分配问题，即大部分粮食首先提供给德国占领者，其次提供给那些从事关键设施建设——比如铁路建设——的波兰人，再次提供给乌克兰人和普通的波兰人，最后才轮到犹太人。截至1941年，华沙波兰人的口粮低至每天669卡路里热量的食物，相比之下，德国人的口粮为每天1,613卡路里热量的食物，而分给犹太人的口粮为仅每天184卡路里热量的食物。[133]没有人可以靠这么点口粮活下来。人们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由营养不良而带来的疾病蔓延开来，死亡率急剧攀升。多数波兰人都想尽办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取他们所需的大部分食物供给，这再次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依赖于黑市。[134]

暴力、破坏和掠夺的程度之甚，令人咂舌，在这样的背景下，波兰社会迅速瓦解，克卢科夫斯基医生绝望地记载下了这一切。成群的劫匪在乡村游荡，他们闯入居民家中，抢劫财物，奸淫妇女。为了侵占别人私藏的武器，波兰人之间相互告发。许多人自愿到德国工作，通敌情况很普遍。波兰女子勾搭德国士兵，卖淫之风流行。截至1940年11月，克卢科夫斯基在他的医院接收了32名患性病的妇女，他记载道：“其中一些人还是年轻女孩，有的甚至只有16岁，她们先是被德军强奸了，之后便开始卖淫，以此作为唯一的维生之计。”“酗酒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他在1941年1月记录到，“自然而然，酒后闹事也越来越多，但是德国人似乎对这种情况相当满意。”波兰人加入了抢劫犹太人商铺的行列，战前的波兰警官现在开始为德国人服务。他在1940年2月写道：“我从来没有想过波兰人的士气会如此低落，完全丧失了民族气节。”[135]“我们不能团结一致抵抗德国人，”他在两个月后抱怨道，“谣传、阴谋和告发行为越来越多。”[136]

四

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从1939年9月17日起，苏联红军侵占了部分波兰领土，在这些地方，境况也好不到哪儿去。[137]苏联侵占的波兰领土达20.1万平方千米，其人口达1,300万人。红军俘获了20万波兰战俘，其中一部分被遣散回家，特别是那些住在波兰德占区的人，还有一部分被送到波兰东南部的劳改营从事建设工程。但是，他们中的官员则被驱逐到苏联的军营中，与波兰海关官员、警察、狱警和军警待在一起，总人数后来达到了1.5万。1940年4月到5月初，在莫斯科方面的命令下，其中4,443人被苏联秘密警察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分批带到斯摩棱斯克（Smolensk）附近的卡廷森林（Katyn Forest），在这里他们被蓄意枪杀，中枪部位在脑后方，然后尸体被集体掩埋。剩下的波兰官员后来也被杀了。在这1.5万人中，只有约450人幸免于难，他们要么是共产党员，要么被认为可接受共产主义。其余的人连同1.1万名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在各地或各军营被枪杀。有人估计被杀的总人数在2万左右，确切的数字可能无从知晓。这些人中大多数是预备役军官、专业人士、医生、地主、公务员以及类似的人。[138]

这一灭绝行动是苏联根除波兰民族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种族之间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也相继发生，在这些事件中，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在波兰东部遭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准军事部队屠杀，而这些部队都受到了苏联占领者的鼓动。在一场作弊的全民公投后，占领区并入苏联，占领区内的经济和社会体制调整为苏联模式，商业机构和地产也被政府征用接管，而后交由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来管理。波兰的纪念碑和街道标识都被损毁，书店和文化机构都被关闭。在苏联占据的波兰地区，50万波兰人被囚禁。许多人忍受着折磨和殴打，惨遭杀戮和处决。大规模的驱逐运动拉开了序幕。被驱逐的人包括党派成员、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流亡者、警官和狱警、波兰军队的军官和志愿者、活跃的天主教会下层成员、贵族、地主、银行家、实业家、旅馆经营者、餐馆老板、难民、“到过国外的人”，甚至包括“学习世界语或集邮的人”。占领区内几乎所有的波兰专业人士都被逮捕和驱逐。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家人也一同被驱逐。据估计，被驱逐的总人数达到150万。1940年上半年，他们先是被塞进运牛车里，车里挤得只够下脚，然后由大量的火车送往哈萨克斯坦的集体农庄或其他更远的地方。数以万计的波兰人遭到逮捕，他们被控以捏造的罪名，然后送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中，这些人要么曾供职于前政府，要么是不愿接受苏联的马列主义思想。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后，幸存者被释放，但在这之前，约1/3被驱逐者已经死去。彼时，苏联在波兰占领区的政策开始略微放松，因为莫斯科方面越来越担心德国可能会入侵苏联，而乌克兰人或许会施以援手，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激起波兰人的民族身份意识，发泄长久以来的反德情绪。尽管如此，就破坏性而言，苏联对波兰的占领与德国对波兰的占领不相上下。[139]

起初，生活在波兰苏占区的120万犹太人以及约35万为逃离德军而躲到那里的犹太难民都对苏联的接管表示欢迎，因为这是救他们于水火。他们认为在这里能得到保护，不仅能远离德国人实施的种族灭绝措施，还可免遭当地波兰人反犹主义的迫害。甚至连保守的犹太教民也都欢迎苏联占领者的到来。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在苏联共产党的统治机构中担任行政职务，尽管准确的供职人数饱受争议，但不管供职的犹太人究竟有多少，其数量足以使许多波兰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相信，所有犹太人都在为他们所憎恨的苏联共产党工作。事实上，当犹太富人和其他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遭到逮捕和驱逐时——这些人都像波兰爱国人士一样拒绝在苏联公民身份证明上签字——犹太人对苏联统治本质的美好幻想就被彻底打破了。被驱逐到西伯利亚和苏联其他偏远地区的人中，犹太人占了1/3，据估计，死在途中的人数多达10万。可是，灾难已经酿成。当红军最终被德军赶出去的时候，那些幸存者将为他们当初对苏联入侵的热情付出沉重代价。同时，由于波兰苏占区的境况迅速恶化，逃离波兰德占区的犹太人又开始折返。[140]

然而，波兰德占区和波兰苏占区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与附属于纳粹的波兰西部不同，波兰东部的大多居民并不是波兰人。他们主要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而且大多是农民，占领当局怂恿他们起来反抗所谓法西斯主义的波兰地主阶级和犹太人。为了进行社会革命，苏联当局没收了波兰人的财产，将银行收归国有，还将大地产分成小块，拨给小农。每一个人都被赋予了正式的公民权利，年轻的犹太人尤其欢欣鼓舞，因为他们可以摆脱波兰军官政权实施的反犹主义歧视政策。当这些犹太人满怀对新政权的热忱加入共产党时，便抛弃了自身的犹太人身份。德国和苏联两国占领当局都将波兰精英阶层视作波兰民族主义的领导者，认为应该用武力予以镇压和消灭。但是苏联人更关心的是从政治上摧毁他们，所以他们不是将这些人从苏联驱逐出去，而是送往内地深处。在斯大林看来，在波兰的占领区内所实施的政策是有利于多数人的社会革命；而在希特勒看来，在波兰的占领区内实施的政策是维护小众利益的种族革命，这个小众就是德意志人。占领区的资本、个人财产和私有企业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但不再是波兰人或犹太人的了。[141]

* 日耳曼化（Germanisation），又作“德意志化”“德国化”。

第三节

“恐怖的暴民”

一

如果波兰人在总督府还算是二等公民的话，那么犹太人几乎连人都算不上，德国占领者都这么看，无论是士兵还是平民，纳粹党人还是非纳粹党人。在过去6年半的时间里，德国统治当局通过不间断的纳粹政治宣传将大部分德国民众成功洗脑，使他们对犹太人既恐惧又鄙视。在此期间，德国的犹太人——占德国总人口不到1%——遭受了政府愈演愈烈的歧视、财产剥夺和纳粹分子周期性的暴力镇压。一半的犹太人移居了，其余的则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和赖以为生的工作，他们不允许与其他德国人进行正常的社交，还被迫成为强制性劳动力，事实上是把他们从德国社会中隔离出来了。1938年11月，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一系列的迫害，德国所有的犹太教堂都被摧毁，成千上万犹太商店被砸毁，犹太人的公寓和房子也遭到了洗劫。有3万犹太人被捕，而后被投进了集中营。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经历了数周的暴打和恐吓，直到他们保证移居国外后才被最终释放。紧接着，留在德国的犹太人被剥夺了最后的资产。尽管德国的犹太人充分融入德国文化，在衣着和长相上也与其他德国人并无二致，但德国的非犹太人还是将这些犹太同胞当作另类，这个过程缓慢不一，但是到1939年，该现象就已经十分普遍了。[142]

不过，德国人入侵波兰时，他们遇到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1939年时，就人口比例而言，波兰的犹太人多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数量接近350万，而如果按宗教信仰来分，这占到了波兰总人口的10%。其中，超过3/4的犹太人居住在波兰的城镇地区。仅在华沙一地，犹太人的数量就超过了35万，占到了首都人口的近30%。20多万犹太人居住在罗兹，占到居民总数的1/3。总督府30%以上的城镇里，犹太人实际上都占了多数。他们中85%的人将意第绪语或希伯来语作为第一语言，而非波兰语。绝大多数人信奉犹太教，许多人在穿着上与信奉基督教的波兰人也不同，还根据宗教习俗留着胡须或侧边发辫。他们形成了独特的少数民族，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反犹太的波兰军政府不断地排斥他们。多数波兰犹太人是小商贩、店主、工匠、商人或工薪阶层，只有不到10%的犹太人是专业人士或成功的中产阶级。许多人都非常贫穷，1934年里有超过1/4的人靠救济金生活。1939年9月，只有200多万犹太人居住在被德国占领的地区，其中有35万人随即就逃往波兰东部、立陶宛或匈牙利。对于即将到来的德国人而言，这些人是“东方犹太人”，他们完全是陌生而低贱的少数民族，许多德国人将他们视作“非欧洲人”，认为相比于德国本土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更应受到轻视和怀疑。[143]事实上，1938年10月，有1.8万名波兰犹太人从德国被赶入波兰，第二年6月又有2,000人被驱逐。[144]

在波兰，纳粹党的种族压迫和灭绝政策首次全面实施，这是纳粹党的一次巨大实验，他们不久就会在东欧其他地方如法炮制，但规模会更大。德国在波兰的统治很残酷，而且是专门用来增进纳粹党眼中的德国利益的，包括德国的种族利益。德国人蓄意将波兰社会倒退到一种原始状态，无休止地掠夺资源，大幅降低波兰日常生活水平，滥用强权，暴力地将波兰人赶出家园——所有这一切形成了对波兰犹太人肆意的恐怖统治。而且，国家的混乱局面和希特勒一再坚持种族政策在波兰问题上的优先地位，从一开始就助长了滥用职权的情况，这些职权掌握在纳粹党和党卫队中最狂热和顽固的人手中。[145]由乌多·冯·沃伊尔施（Udo von Woyrsch）统领的党卫队别动队在攻击犹太人方面尤其积极。1939年9月8日，他们在本津（Będzin）谋杀了大批犹太小孩，用喷火器烧了当地的犹太教堂，还放火点燃了附近镇里犹太人的房子。别动队不分青红皂白地枪杀他们在街上遇见的每一个犹太人，他们离开的时候，镇里约有500名犹太居民被害。1939年9月11日，沃伊尔施在克拉科夫与海德里希和施特雷肯巴赫会面后，得知希姆莱已经下令对犹太人采取最严厉的措施，这样犹太人就会被迫向东逃亡，离开德国人控制的区域。于是别动队加倍对犹太人实施恐怖政策，逼迫他们逃亡。他们在迪努夫（Dynów）的犹太教堂中活活烧死了一群犹太人，还在各地大量枪杀犹太人。[146]

1933年以来，纳粹宣传机构大肆提倡反犹主义，歧视“东方犹太人”，因而普通士兵和低层军官都有了种族偏见。[147]汉斯·费尔伯（Hans Felber）是布拉斯科维茨领导的第8集团军的参谋长，他的言论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德国人的此种态度。1939年9月20日，他将罗兹的犹太人描述为“恐怖的暴民，肮脏又狡诈”。他说他们必须被驱逐。[148]他这是在重申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看法，希特勒在1939年9月10日视察凯尔采（Kielce）的犹太人聚居区时表达过这种看法，陪同他的首席新闻官奥托·迪特里希（Otto Dietrich）记载道：“这些人的外貌简直不可思议……他们的居住的棚屋肮脏得令人难以置信，在德国，即使是流浪汉也不愿意在里面过夜。”[149]“他们已经不算是人了，”戈培尔在1939年11月初视察罗兹之后这样评论道，“他们是动物。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人道主义的关怀，而是一场大手术。必须在这里采取激进的措施，否则欧洲将会被犹太人带来的瘟疫所吞噬。”[150]戈培尔让影片摄制组拍摄每周新闻片，在德国电影院放映。犹太教的会众和拉比被迫举行特殊的宗教仪式，以供德国摄制组拍摄，这些人还走进犹太人的屠宰场，拍摄屠杀牲口的祭祀仪式。所有的素材都在戈培尔的亲自指挥下采集，希特勒本人也参与了一部长篇纪录片的拍摄，该纪录片名为《永恒的犹太人》（The Eternal Jew），于一年后，即1940年11月上映。[151]

希特勒在战前给将领们的指示促进了种族仇恨和蔑视气氛普遍蔓延，这使得士兵们相信他们可以对波兰的犹太人为所欲为。德国军队一进入华沙时，士兵便开始洗劫犹太人的商店，并持枪抢劫街上的犹太人。[152]1939年10月6日，犹太校长哈伊姆·卡普兰在日记中记载到，德国士兵闯进他的公寓，强奸了他的基督教女仆（他们没有强奸犹太妇女，他认为这是由于《纽伦堡法案》［Nuremberg Laws］的约束——尽管这一法令在现实中似乎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然后他们殴打她，企图逼她说出他把钱藏在了什么地方（事实上，他已经把钱都转移了）。卡普兰甚至记下了军官在街上虐待犹太人并残暴地割掉他们胡须的情景。他们还强迫犹太女孩用自己的衬衫清洗公共厕所，除此之外，还对华沙的犹太居民进行了大量的施虐行为。[153]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记载了许多德国士兵在当地波兰人的帮助和怂恿下偷盗和抢劫犹太人商店及经营场所的事件。偷盗行为经常伴随着纵火和恣意破坏，包括一些波兰天主教大人物在内的当地波兰人都热情地参与其中。多年以来，当地波兰人在反犹主义的宣传和波兰民族主义者的思想灌输下，对犹太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偏见。[154]

1939年10月22日，德国士兵动用卡车来运走扎莫西奇地区犹太人商店里的东西，扎莫西奇是离克卢科夫斯基住处最近的一个大城镇。8天后，德国军官开始从镇里的犹太人家中攫取现金和首饰。[155]渐渐地，掠夺者和强盗开始使用武力对待犹太受害者。[156]克卢科夫斯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1939年10月中旬，德国人在扎莫西奇安顿下来后，他们命令犹太人“打扫街道，清理公共厕所，注水清理污水沟。他们命令犹太人在进行任何工作之前都要做至少半小时的大强度体力训练，这对许多人而言，尤其是老年人，是致命的”。“德国人对待犹太人十分残忍，”他在1939年10月14日记载道，“他们割下犹太人的胡须，有时候甚至揪掉犹太人的头发。”[157]1939年11月14日，镇里的犹太教堂连同附近的犹太民房都被烧毁。这无异于1938年11月9—10日德国境内迫害犹太人运动的翻版，它们造成的后果也如出一辙。他们命令犹太社区缴纳巨额的罚金作为“赔偿”。[158]从1939年12月22日开始，所有年龄在10岁及以上的犹太人都必须在袖子上佩戴黄色六角星，商店也必须挂出明确的标识以表明它们是否是犹太人开的店。[159]除了犹太医生外，其他人不准为犹太人提供医疗服务。1940年3月29日，对于为犹太病人看病的情况，克卢科夫斯基医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在路上一直在想有没有人正监视着我。我觉得很害怕。在我的处方上，我甚至省略了患者的姓名。所以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医生的主要职责是给予医疗帮助，但是现在行使这一职责成了一种犯罪，会受到监禁的惩罚。”[160]

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行动不是由党卫队实施的，而是由德国正规军的军官和士兵实施的。进入镇里的犹太聚居区时，一群群笑嘻嘻的德国士兵朝他们经过的房子里面任意射击，或者将犹太男子聚集在街上，逼迫他们向对方身上涂抹粪便，烧他们的胡须，强迫他们吃猪肉，或者用刀在他们的额头上刻上犹太之星。[161]对许多普通士兵来说，这是他们与波兰犹太人的首次对峙；就外表来看，许多波兰犹太人非常符合纳粹当局对他们的形象宣传，德国在过去6年中一直给国民灌输这一形象。这些人——就像一个下士在1940年8月所写的那样——“是留着胡须的纯种犹太人，确切地讲，他们甚至比《冲锋报》（The Stormer）经常描绘的还要肮脏”。[162]另一个下士在1939年12月写道，这里的“犹太人肮脏、油腻，我几乎没见过如此不堪的人，他们在四周游荡，身上裹着破布。这些人对我们来说就像是瘟疫。他们看我们的方式让人恶心，问的问题透露出奸诈，大惊小怪的样子显得装模作样，这经常迫使我们伸手去掏出手枪，以便使这些过分好奇而又爱打听的人清醒过来。”[163]

战争刚爆发，一名犹太学者就决意尽可能地将这种行为完整记录下来，以提醒子孙后代。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Emanuel Ringelblum）生于1900年，主修历史学课程，在1927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作为一名活跃的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决心将华沙犹太人在德国统治下的所有遭遇都记录下来，在日记中翔实地记载了每天发生的事件。根据林格尔布卢姆的大量详尽记录，德国士兵和党卫队每天都对波兰人进行抢劫、殴打、枪击和羞辱。在占领的头几个月中，德国士兵强奸波兰和犹太妇女的事情比比皆是。“在特沃马茨凯广场（Tlomackie Place）2号，”他在1940年初记载道，“3名主人（lords and masters）强奸了一些妇女，尖叫声在整个屋子里不断回响。盖世太保担忧种族退化——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厮混——但是却不敢报告。”[164]贿赂和腐败行为迅速扩散。他记载道：“只有穷人才去难民营。”[165]林格尔布卢姆记录道，波兰基督徒有时会保护被年轻波兰恶棍欺负的犹太人，但是在德国人面前他们却无能为力。[166]随着犹太人的境况日渐恶化，林格尔布卢姆开始记录一些苦涩的幽默，犹太人试图依靠这些幽默减轻生活的负担。其中一个玩笑是关于一个犹太妇女的，她将在睡梦中不停大笑或大喊的丈夫叫醒后。丈夫说道：“我梦到有人在墙上乱画,‘打倒犹太人！取消祭祀仪式！’”“那么你为什么如此高兴呢？”妻子问道。“难道你不明白吗？”他回答，“那意味着过去的好日子又回来了！波兰人重新开始管事了！”[167]他们可以应付得来波兰人实施的迫害手段，但是对德国人的惨无人道他们却无能为力：“一个警察局局长来到犹太人家里想拿走一些东西。那个妇女哭诉说自己是寡妇，还拖着一个孩子。警察局局长说如果她能猜出他的哪一只眼睛是假的，那他就不拿走任何东西。她猜对了，是左眼。警察局局长问她是怎么猜到的。‘因为另一只眼睛，’她回答道，‘有人的眼神。’”[168]

且不说华沙，在波兰的许多其他地方，军队将犹太人抓走作为人质，很多地方还发生枪杀犹太人的个体或群体事件。像其他战俘一样，军队将5万名被划为犹太人的波兰战俘征召为劳工，但是这些劳工饱受饥饿和虐待之苦，所以截至1940年春，其中的2.5万人就已经死亡。[169]哈伊姆·卡普兰在1939年10月10日记载道，他们大肆抓捕犹太男子充当劳动力。[170]弗兰克确实已经下令强迫总督府的犹太人参加劳动，还开始设立劳改营。在劳改营里，犹太人境况悲惨，他们有的是在街上被捕的，有的是在家里被警察搜捕出来的。一份贝乌热茨（Belzec）劳改营的医疗报告在1940年9月记载道，劳改营的住宿条件昏暗又潮湿，且布满了寄生虫。30%的工人没有鞋子、裤子或衬衫，睡在地板上。75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屋子面积仅有30平方米，过于拥挤，以至于其中一些人要躺在另一些人身上。他们住的小屋里没有肥皂和卫生设施，由于禁止外出，男人们晚上不得不在地板上方便。对于那些必须从事重体力活——大部分是修路和加固河堤——的男子来说，食物配给严重不足。[171]

一个名为达维德·谢拉科维亚克（Dawid Sierakowiak）的犹太男学生在日记中冷静地记下不断恶化的境况。他在1939年9月9日记载了“德国占领的最初迹象”。“他们抓捕犹太人去干挖掘工作。”尽管已经开学了，但是他的父母不敢让他去上学，怕他被德国人抓走。两天后，他记载了四处发生的殴打和抢劫事件，还记下了他父亲工作的商店遭洗劫一事。“当地的德国人恣意妄为，”他记载道，“所有的人类基本自由都被摧毁了。”德国人在一个犹太宗教节日当天关闭了犹太教堂并强迫商店开门营业。谢拉科维亚克记录道，他的母亲不得不每天早晨五点就在面包店排队，要排整整两个小时，但德国人却将排队等待购买食物的犹太人从队列中拉出去。此外，他的父亲也失业了。接着德国人关闭了谢拉科维亚克的学校，他不得不去另一所学校，但是由于家里已经无力支付他上学的电车费了，因此他每天必须步行5千米去上学。1939年11月16日，谢拉科维亚克和其他犹太人一样，被迫在外出时佩戴一个黄色的臂章，12月初臂章换成了一个10厘米大小的黄色大卫之星，要求戴在右胸处和右肩背部。“每晚的新工作是，”他记录道，“扯掉臂章然后缝上新的装饰物。”随着冬天的首场雪的到来，他的学校被关闭了，学生们得到了一些教科书，“我得到了一本德语犹太史、几本德国诗人的诗集、拉丁文课本和两本英语课本。”谢拉科维亚克开始目睹德国人在街上殴打犹太人。犹太人的境况江河日下。[172]

到了第二年秋天，针对犹太人的骇人暴力场景在波兰许多城镇的街道上不断上演，包括什切布热申。1940年9月9日，克卢科夫斯基记录道：

今天下午我在屋里靠窗站着，目睹了窗外的丑恶行径。医院的对面是一些被烧毁的犹太人的房子。当三个德国士兵经过的时候，一位犹太老人和几个犹太妇女正站在一座房舍边上。其中一个士兵突然一把抓住那个老人家，将他扔进了地窖里。妇女们开始恸哭。几分钟后更多的犹太人赶来，但是士兵们就这么若无其事地离开了。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但是几分钟后这个老人被带到我这里进行医治，他告诉我，德国人经过的时候，他忘了摘下帽子。德国法令要求，无论何时，当德国士兵经过的时候，犹太人必须立正站好，男子必须脱帽。[173]

克卢科夫斯基所目睹的一切，不仅仅是侵略军在对他们所鄙视的少数民族任意行使权力，它更是柏林方面最终决策的直接结果。这一决策经历了漫长的制定过程，处于第三帝国权力中心的新体制架构对此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该体制架构将在未来几年里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74]

二

纳粹政权的最初设想是将波兰划分为德国人、波兰人和犹太人三个聚居带，分属三个不同的区，大致是在西部、中部和东部。这一规划的落实绝不是党卫队的专属特权，早在1939年9月13日，陆军总司令部军需总监就已经下令，让南方集团军群（Army Group South）将上西里西亚东方地区的所有犹太人都驱逐到即将被红军占领的区域。但在执行的时候，统治当局很快就采取了一种由中央直接管理的方式。第二天，海德里希提到，希姆莱将给希特勒提交一个全面的政策，以处理“波兰犹太人问题，……这只有元首才可以决定”。1939年9月21日，希特勒批准了一个驱逐计划，该计划将在接下来的一年予以实施。犹太人立即遭到围捕，尤其是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的犹太人。所有犹太人——超过50万人——将被赶出第三帝国所吞并的领土，一同遭到驱逐的还有3万名吉卜赛人以及布拉格、维也纳和帝国与保护国其他地区的犹太人。海德里希说，这是迈向“终极目标”的一步，要高度保密，这一“终极目标”就是将犹太人从德国和德国所占领的东部区域驱逐到一个专门设置的保留地。

负责这一行动的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他是布拉格的党卫队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SS Central Office for Jewish Emigration）的负责人。此人工作卖力，热情极高，一面尽力确保相关区域的官员同意驱逐计划，一面在尼斯科（Nisko）的桑河（San）边上设立一个临时收容所。1939年10月18日，一辆载有900多名犹太人的列车驶离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俄斯特拉发（Ostrava），两天后又有912名犹太人从维也纳被运走。然而，尼斯科已经没有足够的场所收容他们了。少部分人被派去修建军营，其余的人则被一支党卫队别动队带到了几千米之外，接着卫兵朝他们鸣枪，将他们赶走，嘴里还大喊着：“去找你的红军兄弟吧！”希姆莱与苏联在1939年9月28日达成协议，将德意志人转移到吞并区域，然后暂停了迁移犹太人的整个行动，因为他们急需交通设施和人力资源来应付从东边来的德国移民。总之，正如希特勒指出的那样，在尼斯科区域建立一个大型的犹太人保留地，会削弱这一地区作为将来入侵苏联的军事桥头堡作用。艾希曼的宏伟计划终未实现。限于困境的犹太人就那么待在那里，他们住在临时避难所里，只有卢布林的犹太社区给予他们帮助。直到1940年4月，党卫队才将他们遣散，让他们自己回家，但是最终只有300人顺利返回家里。[175]

不过，这一计划并不算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它表明，将大量犹太人从他们在帝国和保护国的家里驱逐到东边是可能的，尤其是可以用一些委婉的说法——比如在自治“殖民地”或“保留地”“重新定居”——来掩盖该行动的血腥意图。艾希曼被提拔为帝国保安总局负责被占领地区的第4局D处4科（Department IVD4）的负责人，全权负责“撤离”和“再定居”事宜。[176]他没能在尼斯科为所设想的保留地提供足够的设施，这并非是他组织不利的结果，而是蓄意所为。说到底，他们只是为了将德国和德国占领的中欧地区的犹太人抛弃在那里，然后让他们自谋生路。正如汉斯·弗兰克所言：“能通过物理手段最终解决犹太种族问题是一大乐事。死的人越多越好。打击犹太人就是我们帝国的胜利。犹太人必须时刻感觉到我们已经来了。”1939年11月20日，总督府主要官员访问了一座名为齐楚夫（Cyców）的村庄，一报告就此次访问评论道：“根据大区长官施密特的说法，这片极其潮湿的土地可以作为犹太人的保留地。这一措施将会导致大批犹太人的死亡。”毕竟，正如德国外交事务研究机构（German Foreign Affairs Institute）的一名成员在1939年12月的汇报所言，“消灭这些次等人是造福全世界”。他认为最好通过“自然”方式——比如饥饿和疾病——来实现该目标。[177]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帝国保安总局、外交部和其他权力机关对各种重新安置中欧犹太人的替代方案进行了详细讨论，这些方案都涉及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只不过在措辞上有的直截了当，有的则含蓄委婉。1940年2月和3月，在海德里希的命令下，斯德丁（Stettin，今什切青［Szczecin］）几乎整个犹太社区1,000多名犹太人都惨遭驱逐，转移他们的运输条件极其恶劣，以致其中近1/3的人因饥饿、寒冷和精疲力竭而死于途中。1939、1940年间以及1941年的头四个月，一系列无组织的行动让6.3万多名犹太人被驱逐到总督府，其中有3,000多人来自阿尔萨斯（Alsace），6,000多人来自巴登（Baden）和萨尔（Saar），甚至还有280人来自卢森堡。这些驱逐行动并未形成一个能在更大范围实施的系统政策，许多行动都是心急的纳粹地方官员自行发动的。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瓦尔塔兰大区长官阿图尔·格赖泽，此人野心勃勃，希望尽快地将犹太人逐出他所辖的区域。尼斯科计划已经流产，加上战时的压力和处境，波兰境内人口转移的规模和速度降了下来。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困难，将中欧犹太人赶进位于波兰东部的某处保留地的想法仍在讨论中。第一步，希特勒设想将帝国和新近吞并领土上所有犹太人集中安置在波兰主要城市的犹太隔离区。他和希姆莱以及海德里希一致认为，这将大大简化对犹太人的最终驱逐。[178]1939年11月，美国记者威廉·L. 夏伊勒断定，“纳粹党的政策纯粹是为了根除波兰犹太人”，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将他们隔离起来还会产生什么别的后果呢？如果犹太人无法谋生，他们如何生存下去？[179]

地图3　在德国占领下波兰的犹太隔离区，1939—1944年

三

1938年11月9—10日迫害犹太人的运动发生之后，德国人便即刻探讨了犹太隔离区的问题。[180]因为几乎没有人觉得隔离区将会长期存在下去，所以柏林方面并未就如何经营隔离区下达集中指令。海德里希建议，应该将犹太人限制在主要城市的特定区域，但是他并没有给出具体操作方案。意识到行政机关尚未做好准备，还没有能力接收和管理大量涌入的身无分文的难民，汉斯·弗兰克想阻止将瓦尔塔兰的犹太人驱逐到总督府，因此，格赖泽便在这个总的政策方针下自行其是。[181]他下令将瓦尔塔兰的剩余犹太人集中到罗兹北部一个“封闭的隔离区”，那是一片贫困区，有不少犹太人已经居住在那里了。1939年12月10日，地方行政部门起草了一系列方案，涉及隔离区边界的划定、如何重新安置那里的非犹太人、食物和其他物资的配给、公用事业的建设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相关事宜。1940年2月8日，卫兵到达隔离区的边界，开始在那里设立屏障，将隔离区与外界隔绝开来。正如达维德·谢拉科维亚克所言，早在1939年12月份，城里就开始大规模逮捕犹太人。“每个地方，每一个人，”他记载道，“都准备好了背包，里面装着贴身衣物、必要的衣服和家用设备。所有人都极度紧张。”许多犹太人逃离城市，尽可能地将东西装在手推车里带走。[182]到了1940年4月30日和5月1日隔离区最终封锁完成的时候，城中原来的22万名犹太人中有16.2万人都被聚集在里面。[183]隔离区的基础设施极其糟糕，3万多犹太人的住处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设置污水处理系统。[184]纳粹分子本就将犹太人与肮脏和疾病相联系，结果，这一联系好像很快就要被证实了。

1939年9月21日，海德里希制定了总的原则，规定每一个隔离区都由居民委员会（Judenraete）管理，委员会由德高望重的犹太人组成，由一位长者领头。委员会成员被当作德国的人质，他们要确保隔离区内不发生任何反抗或动乱事件，组建犹太警察部队以维持秩序，负责社区的生活，做好居民的登记工作，还必须分发补给。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执行德国行政当局的命令。[185]德国人选择由哈伊姆·伦科夫斯基（Chaim Rumkowski）领导罗兹犹太隔离区。伦科夫斯基曾经历了一连串的生意失败，之后成为罗兹市犹太孤儿院的负责人。他现在70多岁，看起来是最佳人选：雪白的头发，健康的体魄，饱满的精神状态，加上他那同辈人常说的高贵、威严甚至带皇家范儿的面貌和神情。他迅速走马上任，成为隔离区实际的独裁者。他印制了隔离区专用的货币，创建了一个包含食堂、幼儿园和社会服务的综合体系。他还与德国行政当局交涉，获准在隔离区开展生产性工作。这些工作包括进口原材料用于加工，让没有技能的犹太劳工去外面从事建设工作，以及赚取收入用来购买必要的食物和其他商品，以此维持隔离区的人民生活。截至1940年10月，他在与罗兹市长和隔离区管理人的合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罗兹市长是德国人，工作务实；隔离区管理人是个商人，来自不来梅（Bremen），他想减轻因接济犹太人而产生的公共开销负担，而70%的犹太人都单靠这接济来养活。起初，德国行政当局主要将隔离区作为一种消耗和减少犹太人口的手段。在克服了行政当局的内部阻力后，他们成功地在隔离区发展工业，建立车间，使其成为服务德国战时经济的一部分。[186]但是权力也冲昏了伦科夫斯基的头脑。他常带着保镖绕着隔离区来回视察，有次他还向围观的群众抛洒糖果。只要隔离区存在一天，他对德国人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在隔离区内部受到广泛抨击，甚至是憎恨。但另一方面，他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对隔离区的生存至关重要。[187]

在总督府，尽管汉斯·弗兰克的言辞决绝犀利，但很快他就不得不面临建立某种秩序的问题，因为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和犹太人被驱逐到这里，他们身无分文，而总督府又还没有做好接收他们的准备。他一方面比较成功地对柏林方面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停止往他那里驱逐犹太人，另一方面开始建立隔离区，以便将犹太人先集中在那里，再进一步将他们驱逐到保留地，保留地将设立在更遥远的东方，但具体在哪里尚未完全确定。1939年12月，总督府的首个隔离区在拉多姆斯科（Radomsko）建立，之后其他的隔离区也陆续建立。在这些隔离区中，有的很小，有的只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最大的隔离区迅速站稳了脚跟，就像罗兹隔离区那样，它们成为重要的经济剥削中心。1940年1月后，情况尤其如此，当时弗兰克宣布，总督府不再仅仅作为掠夺的对象，而是要为帝国的经济做出贡献。[188]1940年5月19日，弗兰克下令让华沙的犹太人集中到市里的犹太人专区。最初，为了表明这一行动的正当性，他颇具讽刺地声称，犹太人在传播斑疹伤寒一类的疾病，因此，为了公众健康着想，必须将他们隔离开来。他还用纳粹分子的惯有方式指责犹太人，说他们通过黑市交易引发了通货膨胀。[189]夏天时，隔离区围墙的建设工程停了下来，因为弗兰克开始想把犹太人转移到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但是10月份时，建设工程又重新展开。[190]1940年11月16日隔离区封锁完成时，市里绝大多数的犹太人连同众多的外地的犹太人都被赶了进去。

驱赶行动伴随着令人恐怖的暴力场景，正如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记载的那样：

在赫洛德纳和热拉内的街角，没有及时向德国人脱帽行礼的犹太人要被迫用铺路石或瓦片当重物做平衡体操。年老的犹太人也被命令做俯卧撑。他们［也就是德国人］将纸撕成小碎片扔进淤泥里，然后命人捡起来，趁那些人俯身去捡的时候殴打他们。在波兰人居住的区域，德国人命令犹太人躺在地上，然后从其身上踩过去。在莱什诺街，一名士兵乘货车经过时，突然下车殴打一名犹太路人，他命令这名犹太人躺进淤泥里并且用嘴舔路面。邪恶的浪潮席卷整个城市，就像是对上级的默许做出的响应。[191]

一名德国管理者记录，“通过利用既存的围墙，借助原有街道、窗户、门以及建筑物之间的空隙围起新的屏障”，隔离区正式建成，他还补充说道，“围墙有3米高，加上顶部的铁丝网就更高了。在围墙外，还有机械化的配车巡警监视”。有15个检查站，波兰和德国的警察在这些检查站管制进出隔离区的交通。隔离区内部被分成大小两个分区，这两个分区由一条“雅利安街”分开，一座木桥横穿此街。[192]

在围墙内，按照罗兹的既定准则，华沙的犹太隔离区由一名长者领头的犹太居民委员会管理，选定的这名长者是工程师，名叫亚当·切尔尼亚库夫（Adam Czerniaków）。切尔尼亚库夫60多岁，在当地犹太人中有一定威信。切尔尼亚库夫每天拼命工作，利用德国占领当局的内部分歧尽力使德国人做出一些小的让步，还不断地报告隔离区的糟糕处境以引起他们的注意。他猛烈地抨击罗兹隔离区长者哈伊姆·伦科夫斯基的专横态度和腐败行径（“一个虚伪愚蠢的人，也是一个危险人物，因为他总是告诉德国当局，在他的管理下，隔离区一切安好”）。[193]切尔尼亚库夫的态度导致他分别在1940年11月4日和1941年4月两次被党卫队逮捕。他备受折磨和羞辱，但仍然拒绝妥协，不遗余力地坚持捍卫隔离区居民的利益。但他也偶尔才能成功地使德国人做出让步。在漫长的谈判结束后，德国人向他做的允诺很多都未得到兑现。“所有的辛苦，正如我所见，”他在1941年11月1日写道，“都毫无结果。我的头脑眩晕，思维陷入混乱。没有一个积极的成果。”[194]

华沙隔离区的设立，容纳了近1/3的城市人口，但面积只占到城市总面积的2.4%。1941年头三个月，6.6万名周边地区的犹太人被送进华沙隔离区后，总计约44.5万人挤在这么一片400公顷的区域。根据德国的官方估计，隔离区内平均人口密度是超过15个人一间公寓或者六七人一间房，达到了该城市其他地方的两倍。一些房间不超过24平方米，却不得不容纳25或30个人。[195]燃料非常紧缺，因此几乎没有公寓可以得到供热，即使在最冷的寒冬亦是如此。华沙犹太人口的死亡率从1939年的1‰上升到1941年10.7‰；罗兹的犹太人死亡率甚至更高，1940年为43.3‰，第二年则升到75.9‰。儿童更是处于弱势，仅1941年6月，华沙隔离区的避难所就有1/4的儿童死亡。总体而言，儿童的处境实在恶劣，以致许多家庭想把他们的子女给周围城市的非犹太家庭抚养。[196]在隔离区街道上，流浪孤儿的数量不断上升。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承认说：“小孩乞讨或哀诉无家可归的哭声，给人一种恐怖又特别怪异的印象。”他记载道，“晚上，小孩子在莱什诺街和马尔克利卡街的转角，痛哭流涕。尽管我每天晚上都听到这样的哭泣，但还是久久难以入眠。我每晚都给他们些许钱，但这也不能使我心安。”[197]

1941年春天，华沙犹太隔离区人口过度拥挤且虱子丛生，斑疹伤寒肆虐传播，死亡率达到新高。“人们漠不关心地从尸体旁经过，”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在1941年5月写道，“这些尸体简直是骷髅，骨架上只裹着薄薄的一层皮。”[198]经过隔离区时，斯坦尼斯拉夫·罗伊齐茨基（Stanislav Royzicki）看见居民像是“噩梦中才会出现的怪物，如同死人的鬼魂”，并写道，“他们眼窝深陷，周围的骨头甚为突出，面色蜡黄，皮肤松弛下垂，形容枯槁，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另外，脸上还挂着悲惨、惊恐、不安、无情和气馁等情绪交错的复杂表情。”医院里，一张床挤了两三个病人。[199]1941年秋，医院每天大约接诊900名斑疹伤寒病人，此外，还有6,000多名病人抱病在家。结核病也在传播，供水污染则导致许多人感染伤寒。营养不良削弱了人们的疾病抵抗力，医疗服务跟不上来。在华沙隔离区里，目睹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经历；在隔离区存在的整个时期，约有14万人死在里面。[200]1941年9月初，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乘电车穿过隔离区，他记下了犹太人可怕的生存条件和极高的死亡率。他写道“很难想象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201]林格尔布卢姆还记载道，就在所有这一切发生时，一个德国电影摄制组来到了隔离区，他们为国内的电影观众取景展示，在他们展示出来的场景中，和善的德国士兵冲上前去保护犹太人，使其免受波兰警察的残忍暴行。[202]

饥饿导致了社会关系恶化。人们争夺残羹剩饭，伪造配给卡，或者从路人手中抢夺食物，一边逃跑一边吃。家庭之间开始为食物配给争吵，新来者卖掉一切可能的东西以便在黑市上购买食物。小孩子冒着被卫兵枪杀的危险从只有铁丝网围起来的地方溜出隔离区，到城市中找寻食物。那些在外工作的劳工返回时，总是设法私自携带食物进入隔离区，与此同时，有组织的走私者与德国卫兵展开了游击战。[203]大约2.8万名各年龄层的犹太人在华沙隔离区之外寻找到藏身之处，他们主要是靠非犹太波兰人的帮助；在德国人到来之前，他们许多人与这些非犹太波兰人建立了良好的社交关系，成为朋友或熟人。父母时常试着将他们的孩子送到隔离区之外的安全地方。孩子们有时被藏在阁楼或地下室里，有时候冒充“雅利安人”，他们过着极不稳定的生活。许多孩子被捕，如果他们的父母已经去世，那么他们将被送进类似监狱的孤儿院，这种情形经常发生。一些波兰人帮助藏匿犹太人是为了经济收益，一些纯粹是出于同情心，不过还是有人在发现这些孩子是犹太人时，向德国警察告密。少数人甚至雇佣犹太人工作，他们成功地将这些工作归为必不可少的工作，然后尽可能多地雇佣犹太人，保护他们免遭德国人以种种理由带走。波兰1.1万名犹太人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大都要归功于波兰帮助者。但是，以种种形式帮助犹太人的波兰人只是少数，更多人持反犹主义的立场，他们愿意参与设立隔离区以及将全部犹太人赶出城市的行动，并从中获益。无论是波兰地下民族主义组织“家乡军”（Home Army）还是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甚至是波兰天主教会，都没有采取明确的立场反对德国人对波兰犹太人的谋杀政策；而如果他们有立场的话，那也正相反，这三个组织都将波兰的犹太人视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支持者。正如1941年夏天波兰教会给流亡政府的一份半官方报告所宣称的那样，德国人“已经证明将波兰社会从犹太瘟疫中解放出来是可能的”。[204]

波兰警察也尽力地将隔离区与城市其他地区隔离开来。1941年9月，维尔姆·霍森费尔德经过隔离区时记载道：

隔离区围墙下有暗渠，住在外面的犹太孩子通过暗渠将土豆偷运进来。我看见一名波兰警察在殴打一个试图这样做的男孩。当看到孩子衣服下面瘦弱的双腿和他脸上惊恐的表情时，我心中涌起一股巨大的同情。我非常愿意将我的水果给那个男孩。[205]

但是即便是德国军官，这样做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他不敢冒险去尝试。甚至像霍森费尔德这样，向他们隐隐表示同情的也极端罕见。德国官员、士兵、警察和党卫队时常进入隔离区，用棍棒肆意殴打他们遇见的犹太人。1941年2月的一天，哈伊姆·卡普兰朝窗外看时，发现一群人惊恐地跑过下面的街道，在他们后面是“一个面色如火的纳粹谋杀者，一举一动都透露出愤怒，他正跨着沉重的步子搜寻下手对象。手里握着一条鞭子”。当这个人遇见一个乞丐时，便开始无情地殴打他，乞丐倒地后，还在他身上踩踏，对他拳打脚踢长达“20分钟”，而乞丐早已一命呜呼了。“很难理解这种虐待现象背后的秘密，”卡普兰在日记中写道：

毕竟，这名受害者只是个陌生人，并非宿敌；他并没有对他说无礼的言语，更别说与他有身体碰撞了。那为什么德国人会有如此愤怒的残忍行为呢？是我的话，怎么能毫无理由地攻击一个像我一样有血有肉的陌生人呢，甚至把他打伤，蹂躏他，在他身上留下疮疤、瘀伤和鞭痕？这怎么可能呢？但千真万确，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206]

对德国占领军中的许多士兵而言，隔离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对无助的犹太人尽情施暴的机会，他们这样做不会遭到一丝一毫的报应。

一些德国人确实时不时地乘车穿过隔离区，挑选一些下手的对象。还有一些德国人只不过是来观看或来拍照的，有时会让他们摆好姿势拍摄照片以用于宣传。波兰流亡政府甚至宣称，纳粹休闲组织“力量来自快乐”（Strength Through Joy）还组织游客参观隔离区，德国人亲手在隔离区中造成的环境进一步肯定了参观者们的优越感，因为他们在里面看到的犹太人都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和疾病缠身。[207]梅利塔·马施曼在经过库特诺的一个犹太隔离区时，看到高高的铁丝网后面关着的这些人，让人震惊，他们无精打采，贫穷落魄。一些孩子将手伸出铁丝网来乞求。

孩子们的悲惨处境令我如鲠在喉。但是我咬紧牙关。在这种处境中我慢慢学会了如何迅速而彻底地压制自己的“私人感情”。我对自己说，这太可怕了，但是如果要让瓦尔塔兰帝国大区成为一个德意志国家，那么驱逐犹太人这种不幸的事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她看见一些德国铁路官员走近铁丝网，盯着那些犹太人看，好像这些犹太人是动物园里的动物。[208]尽管他们看到的景象是德国侵略的结果，但还是加深了他们对“东方犹太人”的偏见。正如一名陆军士官在1941年6月30日所写的那样：

我们驱车穿过了隔离区，那里瘟疫肆虐。我无法描述这一地区和其中居民的状况……数千人在杂货铺和烟酒店外排队……我们经过时，看见一个人无端地摔倒了，肯定是饿得不行了，因为每天都有大量乌合之众饿死。少数人仍然穿着战前完好的衣服，但是大多数人都衣衫褴褛，裹着麻袋和破布，这些组成了一幅饥饿贫困的景象。孩子和妇女在我们后面跟着跑，大声喊着“面包，面包！”[209]

像维尔姆·霍森费尔德那样的德国官员确实太少了，1941年初他在出差时参观隔离区，发现里面简直是“恐怖的处境”，“所有一切都是对我们的指控”。[210]

尽管处于这种悲惨而可怕的处境，甚至生存压力让他们难以遵守安息日休息的习俗，严峻的医疗卫生条件使其无法保持个人清洁的传统，隔离区居民仍设法维持一定的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在华沙，演员和音乐家上演戏剧和音乐会，而在罗兹，哈伊姆·伦科夫斯基一如既往地自己组织各种文化活动。亚当·切尔尼亚库夫在日记中记载他经常参加室内音乐演奏会，哪怕到1942年6月6日，他还在考虑上演一场歌剧——《卡门》，又或许《霍夫曼的故事》。华沙隔离区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是由年轻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组织的，他将许多不同政治信仰的人集合起来，将他们的日记、书信、回忆录、访谈和文献收集归档，为子孙后代保留了这段隔离区历史。隔离区的生存环境愈发让人难以忍受，他在这样的环境下求得生存的同时，还写了一部严肃探讨战争期间波兰—犹太关系的作品。[211]

四

战争的头两年，留在德国国内的犹太人处境持续恶化。根据纳粹的官方种族划分，1939年9月时国内犹太人的数量为20.7万，大多是中年人或老年人。德国犹太人的所有资产几乎都已经被剥夺了。他们实际上被排除在德国社会之外，只能依靠自身的组织来维持任何形式的集体生活。早在战争爆发之前，许多待在德国的年轻犹太男子就已经被征募为强制性劳动力。义务劳动经常是做一些沉重肮脏的体力活，比如挖沟或铲雪，这种劳动一直持续到1940年。那年春天，在卢布林区建立犹太人保留地的计划被搁置，加上军事工业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政策因而发生改变。处于当兵年龄的犹太男子被禁止移民出境，以防止他们武装起来反对德国。所有年龄在15岁到55岁之间的犹太男子以及15岁到50岁之间的犹太女子都被要求充当劳工。截至1940年10月，4万名犹太人被强制劳动，从事战争相关工业的人数不断上升。事实上，戈培尔于1941年3月22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柏林有3万名犹太人在军工厂工作（“谁会想到那是真的呢？”），犹太劳工非常廉价，而且雇主不需要为他们提供专门的宿舍，也不像波兰或捷克工人那样需要为他们聘请翻译。[212]

1933年以来，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德国犹太居民移民出境，但是由于急需犹太劳动力，移民出境的计划就开始显得次要了。1940年期间，只有1.5万名左右的犹太人在中立国家找到了避难所。1939年，在美国捐赠者的资助下，梵蒂冈方面安排签证，帮助约1,000人去往巴西。令人有些吃惊的是，一位名叫杉原千亩（Chiune Sugihara）的日本领事主动向找他的犹太人签发去往日本的过境签证，虽然这些人并未得到进入日本的许可。1939到1941年，他先后驻在立陶宛、布拉格和柯尼斯堡（Königsberg），主要任务本应是观察军务。大约有1万名犹太人持有他签发的文件，其中可能有一半的人最终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加拿大、美国或其他地方。[213]一些犹太人继续非法迁往巴勒斯坦，这是盖世太保所鼓励的，但是巴勒斯坦的英国托管当局却设立关卡加以阻止，因为英国人害怕犹太人的到来会引起巴勒斯坦人的憎恨。1940年11月，英国不允许一艘载满犹太难民的船只进入巴勒斯坦，难民们经由多瑙河和黑海抵达巴勒斯坦，入境却遭到拒绝，之后被转移至另一艘返回罗马尼亚的船只。在这艘船发生爆炸事故而沉没，导致251名乘客丧生后，英国当局才允许生还者上岸，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相比之下，上海就没有对移民施加什么限制，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都一直保持开放。截至1941年夏天，2.5万多名犹太难民从包括德国在内的各个欧洲国家出发，途径匈牙利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然后经由西伯利亚大铁路，最后走海路成功逃到了上海。[214]

那些仍在德国的犹太人现在大多数都集中在柏林。尽管处境极端艰难，但是他们仍设法维持一些社会和文化生活，这归因于犹太文化联盟（Jewish Culture League）的存在。犹太文化联盟负责出版书籍和期刊，举办音乐会和戏剧表演，安排讲座并放映电影，但这一切都必须得到犹太文化联盟的纳粹党负责人汉斯·欣克尔（Hans Hinkel）的批准，此人禁止犹太文化联盟染指宣传“德国”文化遗产。在战时的限制条件下，犹太文化联盟开展工作也比之前更加困难，特别是在柏林之外的地方。[215]德国的帝国犹太人协会（Reich Association of Jews）代表第三帝国境内犹太人社区的整体利益，根据希特勒的明确指令，它被赋予了一些特定的职责，包括进行慈善施舍、组织教育和培训、安排移民以及在可能的地方为犹太人找工作。1939年1月，根据纳粹党的指令，犹太文化联盟实质上已经并入了帝国犹太人协会，这样做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使该协会可以利用文化联盟的财政资金促使犹太人向外移民。此外，一个新的行政委员会也成立了，其成员包括帝国犹太人协会以及柏林和维也纳犹太教会中的代表。不过，尽管资金几近枯竭，犹太人文化联盟呈现的文化活动依然保持着很高的质量水平，其中包括法国剧作家莫里哀（Molière）和其他剧作家的经典戏剧，马勒（Mahler）和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的交响乐作品，此外，还为地方首府的犹太观众提供室内音乐团体演奏。尽管在1938年11月9—10日的迫害中，德国的犹太教堂都被摧毁了，但对那些犹太教的信徒而言，宗教生活仍在继续，只是规模明显缩小而已。[216]

在帝国境内没有设立这样的犹太隔离区，但在1940和1941年间，犹太人开始被驱逐出他们的住处，被迫搬进“犹太人之家”（Jews' Houses），那里的住宿越来越拥挤。德国犹太人的遭遇与波兰沦陷区犹太人的处境别无二致，只不过波兰沦陷区的犹太人遭受了更大规模和更残忍的迫害。1939年4月30日颁布的法令规定，如果犹太租客有其他住所，房东可以驱逐犹太租客，据此，各地方当局开始将犹太人口集中起来，同时还根据此法令的其他规定，强迫犹太房主接纳犹太租客。在许多情况下，替代的住所就是废弃的营房及类似的建筑。在靠近科隆（Cologne）的穆格斯多夫（Müngersdorf），2,000名犹太人被置于一个荒废的堡垒中，20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战争爆发后，约38个类似这样的“住宅营”建立起来。战争也导致德国犹太人的所有无线电设备都被没收了，1940年，犹太人的电话被没收，微薄的收入被课以新税，用于换购鞋子、衣服和织物的定量配给卡也被收回去了。众多新的警察条例和法令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也使他们更易于触犯法律。战争爆发后，统治当局立即对德国犹太人实行宵禁政策，严格限制其外出购物时间。德国犹太人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在指定的雅利安人商店购买日用品（已经没有犹太人开的商店了）。与非犹太人相比，他们的食品和衣物配给额要低得多，而且还被禁止购买巧克力。希姆莱在1939年10月宣布，任何违反条例、不遵守指示，或对国家及其命令做出任何抵抗的犹太人都将被逮捕并关进集中营。相应地，警察和其他机构骚扰和迫害犹太人的权力也不断增长。例如，在克雷费尔德（Krefeld）的莱茵镇（Rhenish），战前由盖世太保处理的与犹太人相关的案件占全部案件的20%，而战争开始后，该比例升至35%。而且，1941年春天，希姆莱宣布，任何犹太人一旦被关押进集中营，那么在整个战争期间将被一直囚禁在那儿。[217]

1940年10月，希特勒就已经亲自下令驱逐两个特别的德国犹太人团体，他们居住在巴登、萨尔兰（Saarland）和普法尔茨（Palatinate）这三个位于德国西南部的州。帝国保安总局负责此次驱逐行动。依据警察部门整理的详细名单，这些犹太人被聚集起来，送上公共汽车。他们每人只允许携带一个50千克重的手提箱，以及寝具和食物，此外每人最多可以带100帝国马克，但他们的住所、家具和值钱的东西都必须留下来，由帝国接管。同样的命运早在1940年7月16日就已经降临到阿尔萨斯—洛林的犹太人身上，当时法国战败后，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德国人占领。如此一来，萨尔州、普法尔茨州和阿尔萨斯—洛林将被合并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单一的纳粹党行政区，这片区域上将完全“没有犹太人”。所有犹太人都被驱逐出法国边界，关进未占领区的营区中；之后，更多人被带去波兰总督府。法国当局承诺很快就会将剩余犹太人放逐到法国的殖民地马达加斯加。眼下，这些是仅有的从德国境内被放逐的犹太人，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前一年2月被强迫带到卢布林的施奈德米尔（Schneidemühl，今皮瓦［Piła］）和斯德丁的犹太居民，以及从维也纳和帝国保护国被带到尼斯科的犹太人[218]

在德国其他地方除了剩余的犹太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被定义为“混血种族”，即有一半犹太血统或有1/4犹太血统的人。尽管并非全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先前的6年中必须忍受纳粹党的一些歧视性政策。他们不能在国家的单位工作，包括授课和参与地方行政管理，但是，至少直到1941年，他们可以在军队服役。如果他们有一半犹太血统，那么他们就被禁止与非犹太人结婚，如果他们信奉犹太教，那么就会被划为完全的犹太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犹太人与一个非犹太人结婚，并且这对夫妇的孩子从小不信奉犹太教，那么这个犹太人就可以免受大部分反犹主义政权的压迫；而且，即使这对夫妇没有孩子，只要他们自己不信奉犹太教，那么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豁免。[219]维克多·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夫妇就属于这种情况。克伦佩雷尔是一名研究法国文学的退休犹太教授，妻子埃娃（Eva）是非犹太人，曾经是一名钢琴家。战争期间，克伦佩雷尔写了大量的日记，幸亏这些日记保存了下来，使得这对夫妇在此期间的生活可以被详细地还原。表面上看，克伦佩雷尔丢失工作并非因为他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的职位被认为是多余的，因此他只能靠少量的退休金生活。到了1939年，他被禁止使用德累斯顿（Dresden）的图书馆，而他就住在德累斯顿。他也不准使用市内的大部分公共设施，还必须随时携带犹太人身份证，身份证上他自己的姓名处被加上了“犹太人”的字样。事实上，写回忆录和日记，以及在德累斯顿的多尔兹肯（Dölzschen）郊区照看他的房子和花园，成为他仅有的活动。他还专注于整理纳粹主义的语言表达方式，他称之为LTI—Lingua Tertii Imperii，即“第三帝国的语言”。他定期地将手稿和日记存放在一个非犹太人朋友安娜玛丽·克尔勒（Annemarie Köhler）那里。此人是一名医生，在德累斯顿之外的皮尔纳（Pirna）经营一家诊所。[220]

起先，战争对克伦佩雷尔没有什么影响。盖世太保搜查他的房子，以确保里面没有无线电设备和违禁著作，但是警官们对他足够客气。作为一个犹太人，他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对他征收的特殊税种，这令他不堪重负。然而，1939年12月9日，他和妻子得到通知，必须将他们的房子租给一个当地的菜贩子，让其在里面开店，他们则必须搬到城里专为犹太人准备的一个房子里。在这个房子里，他们可以分到两间房间，剩余的房间则由其他犹太人居住。承租条款在1940年5月26日生效，条款规定，克伦佩雷尔不准靠近他的旧宅，菜贩子对这一房子有优先购买权，价格定在16,600帝国马克，克伦佩雷尔认为这定价低得荒唐。没过多久，房子的新占有者就开始寻找借口将买卖成交。位于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街15B号的“犹太人之家”是一幢孤立的住宅，里面“塞满了相同命运的人”。克伦佩雷尔被“陌生人不断的骚扰”激怒了，而且无法阅读他的书籍也令他恼怒，因此他被迫将这些书藏了起来。他开始变得越来越焦躁，火气越来越大，而且他还与另一名居住者陷入了“激烈的争执”中，这名居住者指责他用水过度。[221]

尽管外出购物会遭到不断的羞辱（“对我来说，展示犹太人卡总是令人讨厌的”），但克伦佩雷尔一家人还是尽量外出。非犹太公司不能再给他们送货，所以他现在不得不去商店购买一切必需品，包括牛奶。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克伦佩雷尔一家人的生活都是这样的，直到1941年6月灾难降临。克伦佩雷尔有一种学究气，对细节格外注意，这也使他的日记非常有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克伦佩雷尔能够生存下来，特别是他能谨小慎微地遵守第三帝国为犹太人制定的所有规章制度。“在战争进行的17个月中，”他写道，“我们对灯火管制总是格外小心。”但是2月的一个夜晚，他外出散步回来后，意识到自己忘了熄灯，邻居看见他的屋子里有灯光，便向警察投诉。警察处理了这一事件，克伦佩雷尔被判监禁8天。他从未听过任何一个人首次违反灯火管制条令就被监禁。“毫无疑问，我只能将其归咎于我的犹太身份。”1940年6月23日，在请求宽大处理被拒绝后，他前往警察局开始坐牢。在牢房的隐蔽世界里，他携带的老花眼镜以及用于打发时间的书籍都被没收了，典狱长粗暴地催促他，将他领进89号牢房，里面有一张折叠床，也可以当桌子用，一些刀叉和瓷具、一个脸盆、毛巾和肥皂，还有一个厕所（每天能冲两次水，水是从外面冲进来的）。无聊的时间难以打发，他感觉遥遥无期，“被可怕的空虚填满的192个小时，时间都静止了”。深知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是锒铛入狱的主要原因，他开始思考自己究竟能否活着走出去。[222]

五

在战争头两年，犹太人和波兰人并非是纳粹种族政策和实践激进化的唯一打击目标。入侵波兰期间，为了在中欧和中东欧建立种族新秩序，纳粹党制定了一系列的方案，大约2.6万名居住在德国的吉卜赛人也在方案之中。截至1939年9月，希姆莱在刑事学家罗伯特·里特尔（Robert Ritter）的劝说下，认定混血的吉卜赛人对社会尤其是一种威胁，于是命令各地的刑警局设立一个专门应对“吉卜赛问题”的办公场所。他发布一项命令，禁止吉卜赛人与雅利安人结婚，还将大约2,000名吉卜赛人关入特殊营区。[223]战争爆发时，海德里希禁止吉卜赛人在德国西部边境经营流动性的贸易。甚至在这之前，这些地区的一些地方当局因为固有的传统观念，害怕吉卜赛人在战时充当间谍，已经主动采取措施将吉卜赛人驱逐出管辖区域；由于同样的原因，已经被招募进军队的吉卜赛人也被逐出部队。[224]1939年11月，法律禁止吉卜赛妇女进行占卜活动，认为她们在传播关于战争结束的错误预言（很明显，对于咨询她们的许多德国人来说，战争结束的日期是他们特别想要知道的事）。结果，许多人被关进了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妇女集中营。1938年12月，希姆莱宣布“针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为了实现该目标，海德里希在1939年9月21日通知他的高级下属，表示要像对待犹太人一样，将吉卜赛人从德国驱逐到波兰东部。在进行人口统计的时候，德国的吉卜赛人被命令待在原处，违者将被投入集中营；之后，德国当局允许吉卜赛人在有限范围内进行活动，这对吉卜赛人维持生计是必需的，但此举并不能算是德国当局做出的一种让步。[225]

同时，希姆莱在1940年1月开始制定驱逐吉卜赛人的详细计划，将他们聚集起来，投入集合营。1940年5月，大约有2,500名吉卜赛人被送上火车，然后从莱茵兰、汉堡、不来梅和汉诺威的7个搭乘中心被带到波兰总督府。他们可以携带数量有限的行李，而且还可以得到食物和医疗护理，但是他们留在住处的财产和物品最终都被夺走充公了。刚到达波兰总督府，他们就被驱散到各个城镇、村庄和劳改营。其中一辆火车甚至停在了空旷的乡下，卫兵将吉卜赛人丢在那里，任其自生自灭。在劳改营恶劣的条件下，许多吉卜赛人死于营养不良或疾病，还有一些人在拉多姆附近的一次屠杀中被杀死。尽管如此，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可以自由地行动，许多人找到了不同类型的工作。许多人借机返回德国，在德国他们通常会被逮捕，但是不会被送回波兰。然而，针对吉卜赛人的驱逐行动，与计划性驱逐犹太人行动一样，迅速终止了。因为弗兰克反对进一步大规模地将吉卜赛人驱逐到波兰总督府，而且在德国征服法国后，原本认为将吉卜赛人从帝国的西部边界移走的军事必要性也随之消失了。那些留在德国的吉卜赛人暂时留在原处。越来越多身体健康和有劳动能力的人被征募为强制性劳动力。[226]

与犹太人一样，战争开始后，德国吉卜赛人的处境也迅速恶化。他们清楚地知道德国不是他们可做长久之计的地方，而且当大规模驱逐行动最终到来的时候，德国当局必将采取暴力残忍，甚至谋杀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在波兰的利益冲突加上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使得针对吉卜赛人的驱逐暂时停止，这给了他们一个喘息的机会。然而，希特勒公开宣称的驱逐帝国所有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决定绝不会半途而废。最终完成这一目标只是时间问题。

第四节

“不配活着”

一

1939年9月22日，在被占领的波兰，一支党卫队分队从孔拉茨泰因（Konradstein，今科茨博罗瓦［Kocborowo］）的精神病院里挑出一群精神病人，将他们装在一辆卡车里，开到附近的一片森林。该分队是从库尔特·艾曼（Kurt Eimann）——此人是一名地方党卫队首领——在但泽建立的准军事党卫队和警察队伍中抽调组成的，约有500到600人。这片森林是一块死亡之地，德国人已经在这里枪杀了数千名波兰人。党卫队令他们沿着沟渠边缘排成队列，来自“旧帝国”的盖世太保警官朝着他们一个一个的脖子，从后面开枪，而他们仍旧穿着精神病院的衣服，一些人甚至还穿着约束衣。枪声刚落，这些精神病人便跌入沟渠中，而准军事队伍士兵仅仅用一层薄薄的土掩盖他们的尸体。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更多的卡车载着精神病院的病人抵达这里，等待他们的是同样的命运，最终大约2,000名精神病人被杀害。受害者的亲属被告知他们已经被转移到了其他精神病院，但情况却恰恰相反，同时来自锡尔伯哈默（Silberhammer，今斯雷布斯克［Srebrzysk］）、梅韦（Mewe，今格涅夫［Gniew］）和里森堡（Riesenburg，今普拉布蒂［Probuty］）的各个机构中，身心有缺陷的儿童被带到孔拉茨泰因处死。同样的杀戮也在其他地方上演。在施韦茨（Schwetz，今希维切［Świece］）和科尼茨（今霍伊尼采［Chojnice］），德国警察部队和德意志民族自卫小组在开展杀戮行动，而在1939年11月，来自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切比亚图夫（Treptow an der Rege）、劳恩堡（Lauenburg）以及乌埃克尔明德（Ückermünde）的病人被带到西普鲁士的诺伊施塔特（Neustadt）被枪杀。[227]

在瓦尔塔兰，大区长官格赖泽清空3个主要精神病院的病人，并且杀掉了其中所有的波兰人和犹太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被党卫队第4别动队的成员枪杀的。然而，特雷斯考（Treskau，今奥温斯卡［Owińska］）的医院里的病人却在等待一个特殊的命运。他们被带往波森，然后被塞进一个城堡中一间封闭屋子里，这个城堡是盖世太保在当地的总部所在地。在这里，他们被气筒里释放出来的一氧化碳毒死。这是历史上首次用一间毒气室来进行大规模屠杀。进一步的谋杀在这个城堡中接踵而至，1939年12月，希姆莱亲自过去观察了一次杀戮行动。1940年初，这一谋杀行动停止了，最后一次是将更多精神病院的病人运往瓦尔塔兰的科斯滕（Kosten，今科希强［Kościan］），在那里，他们被关在安装在卡车后面的毒气室里，然后被带到乡下，因窒息而死。总而言之，截至1940年1月最初行动结束时，大约有7,700人被杀害，这些人来自精神病院以及为身心残疾病人设立的机构。一同被杀的还有大量来自格丁尼亚和布龙贝格的妓女，以及来自格但斯克旧城（Preussisch-Stargard）的吉卜赛人。[228]对这样的事件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克卢科夫斯基医生在1940年2月听闻杀戮行径后写道：“很难相信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可怕了。”[229]

在接下来的数月中，杀戮行为继续。1940年5月和6月，1,558名德国人和300名左右的波兰人从一家东普鲁士精神病机构中被带走，这一机构位于索尔道（Soldau，今贾乌多沃［Działdowo］），他们在一辆行进的毒气货车中被毒死。这一行动是由赫伯特·朗格（Herbert Lange）指挥的一个特殊部队组织的，他们继续以同样的方式在吞并区迫害更多的病人。朗格手下的人员每杀死一名这样的病人就会收到10帝国马克的特殊津贴。杀戮甚至扩展到了罗兹隔离区的精神病人。一个德国医学委员会带走了那里的40名精神病人，于1940年3月在附近的森林里将他们枪杀，另外一批则在1941年7月29日被枪杀。到了此刻，隔离区的生存条件已经严重恶化，以至于犹太家庭不得不乞求医院接收他们患了精神疾病的家属，即使他们完全明白此举意味着什么样的风险。总共有超过1.2万的病人被艾曼、朗格和他们手下的人在各种各样的行动中杀害。[230]尽管这些谋杀发生在战争的环境中，在战争中有成千上万更多的波兰人和犹太人被德国常规军事部队、党卫队保安处别动队以及地方德意志民族民兵组织所杀，不过，这两种谋杀在某些方面具有本质的不同。在波森，军事化的党卫队部队的驻扎需要一定的空间，这一需求促使谋杀行动的发生，而在一些情况下，被害者留下的住所可以供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移居时使用。但是多数情况下，这些实际考量只是次要的因素，或者实际上仅仅是为他们行动的合理性提供一些看似合理的说法。杀戮所带来的可用空间与从东部来的移民数量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杀戮的真正原因并非是基于现实因素或某种有利的结果，而是存在于意识形态方面。[231]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谋杀者的行动是出于安全考虑。不像波兰知识分子那样，这些受害者并未被视为对德国的占领或对该地区长期的日耳曼化运动构成威胁。重要的是，收容机构里只有少数被认为有工作能力的病人得以被赦免并被带往德国。其余的人则是“社会渣滓”，“不配活着”，应尽快杀掉。[232]

二

正如希姆莱参观波森城堡的杀戮行动所展示的那样，柏林方面的纳粹党领导们非常清楚正在进行的一切，而且实际上还为杀戮行动的开始提供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动力。至迟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受到激进的优生学家作品的影响，希特勒认为，为了确保德国的种族健康和军事效率，有必要消除遗传链条中的“退化因素”。“如果德国每年新出生100万儿童，”他在1929年纽伦堡的纳粹党代会上宣称，“除掉其中最软弱的7万到8万人，那么实际上最终结局或许意味着人口整体力量的提升。”[233]1933年7月14日，政府宣布对被认为有遗传缺陷的德国人实行强制性的绝育措施，这些遗传缺陷包括“心智低下”，这是一个模糊的标准，许多不同种类的社交异常行为均可被归为“心智低下”。截至战争爆发时，大约有36万人被强制进行绝育。[234]此外，在1935年，以优生为理由的流产被合法化了。[235]然而，在这之前，希特勒已经开始策划更加激进的行动。根据帝国总理府秘书长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的说法，希特勒曾考虑将一个杀戮精神病患者的条款加入1933年7月14日的法律中，但是考虑到此举将会极具争议，因此搁置了下来。然而，正如他的医生卡尔·勃兰特（Karl Brandt）回忆的那样，在1935年，希特勒告诉帝国首席医务官格拉尔德·瓦格纳（Gerhard Wagner），他将在战时实施这一措施，“当整个世界都在关注战事的时候，在危机状态中，人类生命的价值就显得次要了”。1936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党卫队医生被任命为精神病机构的负责人，同时对教会管理的机构施加压力，将其病人转移到非教会精神病机构。1936年底或1937年初，在元首办公厅（Chancellery of the Leader）内部，一个秘密的帝国遗传健康事务委员会（Reich Committee for Hereditary Health Matters）成立了，它最初是为了给帝国遗传健康法庭（Reich Hereditary Health Court）起草法律。同时，党卫队的刊物《黑色军团》（The Black Corps）也公开刊载催促杀死那些“不配活着的人”的言论，同时，有证据表明许多党区领导人开始准备在他们的地区谋害收容机构的精神病人。这一切表明，各方此时已经开始准备杀害残疾人，只等即将到来的战争将杀戮行动付诸实践。[236]

1939年夏天，这样的期望终于成真。5月，与波兰的战争准备正在进行的时候，希特勒制定了行政部署，对患有精神疾病儿童进行杀戮，此举得到了帝国遗传健康事务委员会的支持，为了更加准确，这一机构更名为帝国严重遗传和先天性疾病登录委员会（Reich Committee for the Scientific Registering of Serious Hereditary and Congenital Illnesses）。此时，一个先例，或者更像是借口出现了。一个男婴的父亲在给希特勒的请愿书中表示希望杀掉这个婴儿。这个男婴生于1939年2月，先天缺少一条腿和部分手臂，患有痉挛。但是男婴父亲首先求助的那名莱比锡（Leipzig）医院的医生却拒绝这样做，因为这将使医生遭到谋杀的起诉。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将关于此事的文件呈递给希特勒，希特勒命令勃兰特前往莱比锡，在确认诊断过程以及与那里的医学同事商量过后亲自杀掉那个孩子。不久之后，勃兰特向希特勒汇报已在1939年7月25日让当地的医生杀掉了那个婴儿。希特勒现在正式要求勃兰特以及元首办公厅主任一起积极准备一个重大计划，这一计划意在杀戮有身心缺陷的儿童。希特勒的私人医生特奥·莫雷尔（Theo Morell）密切参与此计划中，他建议如果报告上被谋害儿童的死亡原因是自然死亡，这样的结果更容易被儿童的父母所接受。作为计划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元首办公厅主任菲利普·鲍赫勒（Philipp Bouhler）邀请了15—20个医生参加会议，讨论杀戮计划。在这些医生中，有许多人是精神病机构的负责人。菲利普·鲍赫勒现年39岁，是一个老资历的纳粹党，他建立了元首办公厅，并且逐渐将它的影响力扩展到政府的许多领域，成千上万呈递给希特勒的请愿书都提及了这些领域，该机构的工作就是处理这些请愿。尽管计划始于对儿童的杀戮，但希特勒、马丁·博尔曼、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和李奥纳多·孔蒂（Leonardo Conti）决定将计划扩展到成年人，由孔蒂承担这一任务。孔蒂是纳粹党的健康办公室（Health Office）的负责人，1939年3月25日格拉尔德·瓦格纳去世后，他就继任为帝国首席医务官。既然已经做出杀害成年精神病人和残疾人的决定，1939年8月31日的一项法令正式结束绝育计划，个别情况除外。[237]

在希特勒看来，元首办公厅是筹备和实施杀戮计划的理想之地。这是他的个人办公室，既不像党办公厅那样从属于纳粹党，也不像帝国总理府那样隶属于民事行政部门，因此，就考虑“安乐死”的问题而言，元首办公厅比党办公厅和帝国总理府这两个正式的官僚机构都更易于操控，这两个机构不容易保守秘密。莫雷尔向希特勒呈递了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关于将杀戮残疾人士的行动正式合法化的可能性，希特勒个人对这一想法表示赞同。在鲍赫勒办公室的指示下，司法部关于刑法改革的官方委员会准备草拟法律，免除杀戮残疾人士——这些人因患了无法治愈的精神疾病而被关在精神病机构中——的刑事制裁。在对这一法律草案进行修正和完善的过程中，相关的法律、医学和优生学机构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详细讨论。但对希特勒来说，这些貌似无休无止的探讨太慢了，也太迂腐了。就像该委员会其他草案那样，该法案最终也被搁置了。[238]事情无法进展，希特勒对此很不耐烦，在鲍赫勒的压力下，他同意将杀戮权从孔蒂再转给元首办公厅，并且在1939年10月签署命令，让鲍赫勒和勃兰特负责“扩大指定医生的权力，这样，人们预计的无法治愈的病人——他们的疾病状况经历了最严苛的评估——就可以被执行安乐死”。尽管这不是一个正式的法令，但它却获得了有效的法律效力，因为在德国的政体下，主要的宪法专家早就认为即便是希特勒的口头指令也有法律约束力。不过，为预防起见，帝国司法部部长弗朗茨·居特纳（Franz Gürtner）还是被告知了这一命令，以防出现任何可能的起诉；但是除了告知少数几个特定的参与计划的人之外，对其他人则严格保密。为了表明提出这样的命令是出于战时净化德国种族的迫切需要，希特勒将该命令的签署日期提前为1939年9月1日，也就是战争爆发的那一天。[239]

当希特勒签署命令时，在波兰杀害成年精神病人的行动已经在进行中了；但假如波美拉尼亚、但泽—西普鲁士和东普鲁士的大区长官不知道柏林方面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么该迫害运动也不会在那些地方拉开序幕。在德国，谋杀计划最初针对的是儿童。帝国严重遗传和先天性疾病登录委员会这一秘密组织设置在鲍赫勒的元首办公厅下，1939年8月18日，该委员会命令所有“畸形的”新生儿都须登记注册。[240]这些婴儿包括以下几种情况：患了唐氏症、头小畸形、四肢不全、头部或脊椎畸形、大脑麻痹及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定义模糊的情况，比如“低能”。医生和助产士只要向他们的上级报告一例这样的情况就会得到两帝国马克，这些上级人员则将问题婴儿的清单寄到柏林的一个邮政信箱中，这个信箱紧邻鲍赫勒的办公室。元首办公厅的3名医生处理这些报告。接着，如果哪个孩子将会被杀害，他们便在登记表上做一个“+”的标志，并且就近将他们送去公共卫生办事处，办事处将命令儿科诊所接收这个孩子。一开始，只有4个这样的诊所接收问题婴儿，但之后又建立了许多，最终多达30个。[241]

登记、运送和杀戮的整个过程最初针对的并不是已经在医院或医疗机构中的婴儿和儿童，而是那些和父母一起住在家里的婴儿和儿童。他们的父母被告知这些孩子将会得到很好的照料，甚至得到了保证，说将他们的孩子转移到特殊的诊所是为了治愈疾病，至少能够改善他们的疾病状况。囿于遗传病诊断上的偏见，很大一部分比例的病患家境贫困，缺乏基本的教育，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被认定为有“孤僻”症状或“遗传缺陷”。有些人反对他们的孩子从家中被带走，但如果不服从命令，有时候，他们会面临被削去福利的威胁。不管怎样，1941年3月以来，残障儿童就没有儿童津贴可领取了，而1941年9月后，哪怕这些残障儿童的家庭拒绝，他们的孩子也会被强行带走。在一些机构中，父母被禁止探望他们的孩子，而机构给出的理由是探视将让孩子们更加难以适应新环境；而其他的人则发现，因为许多机构位置偏远，很难搭乘公共交通到达那里，所以想要探望孩子绝非易事。一旦得到社会和医疗服务部门的批准，这些孩子们将被投入特殊病房，与其他病人隔离开。大多数杀戮中心将这些儿童活活饿死，或者在他们的食物中放入过量的鲁米那镇静剂来完成任务。几天后，孩子们会出现呼吸问题，最终死于支气管炎或肺炎。有时医生根本不理会他们的疾病，有时则给他们注射致命剂量的吗啡。[242]

一位老师在1939年秋天参观了位于埃格尔芬—哈尔（Eglfing-Haar）收容所的杀戮房，他后来作证说，负责人赫尔曼·普凡米勒（Hermann Pfannmüller）——一名老资历纳粹党，多年来一直倡导非自愿安乐死——公开告诉他，他更喜欢让这些孩子们自然死亡而不是通过注射杀死他们，因为如果消息一旦传播出去，将会引起国外的敌对性评论：

普凡米勒说这些话的时候，正与一名病房护士合力将一个孩子从他的小屋里拖出来。他向我展示那个孩子就像展示一只死兔子一样。他一副行家的神情，夹带着嘲讽的假笑，自以为是地说：‘比如，像这个孩子，还能活2到3天。’我仍能清晰地回想当时的场景，一个满脸假笑的胖子，肥圆的手上抓着一个瘦骨嶙峋低声哭泣的孩子，同时他的身边还围着其他饥饿的儿童。而且，这位谋杀者还说，他们并不会突然停止供给食物，但是会逐渐减少配给额。[243]

在战争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内，这一计划以类似的方式一直在持续，据估计，总共有5,000名儿童遇害。逐渐地，被强制带走并谋害者年龄上限不断提高，首先是8岁，接着提高到12岁，最后是16岁。事实上，一些被害人的年龄甚至超过了16岁。其中许多孩子和青少年仅仅是患有某种发育障碍就被杀害了。[244]

大批卫生官员和医生参与了该计划，因此，该计划的性质和目的在医疗行业中广为人知。他们中很少有人表示反对；即使那些表示反对拒绝参与的人也没有出于道义提出任何批评意见。多年以来——不只是自1933年以来——医疗行业，尤其是精神病学领域，一直笃信一种观念——将少数残疾人士判定为“不配活着”是正当合理的，有必要将这群人从遗传链条上移除，唯有如此，第三帝国统治下为提升德国种族健康水平而采取的多种措施才不至于白费。实际上，整个医疗行业已经积极参与了绝育计划，而且在许多人看来，绝育计划离非自愿安乐死只有一步之遥。这个观点在一篇关于“新德国医生”的文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阐释，该文章刊载在1942年主要的德国医学期刊上。文章指出医疗行业的任务就是，尤其在战争期间，当大量最精干和勇敢的德国士兵死在战场上的时候，“在他们自己人中实现反向选择”。“婴儿夭折，”文章继续指出，“是一个选择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体质差的人才会受到影响。”医生的任务就是恢复自然平衡到原始状态。如果不杀掉那些无法治愈的人，治愈大多数病患和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将是天方夜谭。许多参与其中的医生对他们的工作感到自豪，甚至是在战后还这样认为，他们坚持认为他们是在对人类的进步做贡献。[245]

三

希特勒在1939年10月发布了这个有追溯效力的“安乐死”命令，给7月底已经做出的决定涂上了一层伪法律性的色彩，这一决定不仅能施用于对儿童，而且能施用于医院和类似机构中的成年人。扩大杀戮计划的打算在战前就已开始了。该计划代号为“T-4行动”，是以元首办公厅所在地——动物园大街4号——命名的。元首办公厅负责计划执行，而具体负责人就是维克托·布拉克（Viktor Brack），元首办公厅的一位高级官员。布拉克生于1904年，现年35岁，是一位医生的儿子。他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农学家，曾打理一块属于他父亲疗养院的地产。他在1929年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队。由于他父亲认识海因里希·希姆莱，还为他接生过一个孩子，布拉克因此获益颇丰。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经常充当希姆莱的司机，之后被任命为副官，接着成为鲍赫勒的参谋总长，并且跟随他到了柏林。布拉克是非自愿安乐死的狂热支持者，他在战后宣称，非自愿安乐死是基于人文关怀。然而这样的想法在当时还没有强烈到足以克服他的顾虑，他意识到他正在做的将会被视同谋杀，因此，当他处理杀戮计划时，便使用假名“延内魏因”（Jennerwein），在这一点上，他的副手维尔纳·布兰肯堡（Werner Blankenburg）也这样做。1942年布拉克去前线作战时布兰肯堡接替了他，布兰肯堡也伪装了自己的身份（使用假名“布伦纳”［Brenner］）。[246]

布拉克很快就建立了一整个实施T-4行动的官僚机构，包括一些负责登记、运输、人力和财政方面事情的前线组织，这些前线组织都使用一些听起来毫无恶意的名字做掩护。他让维尔纳·海德（Werner Heyde）医生负责计划中医疗方面的事情。[247]海德生于1902年，曾随着自由军团部队到爱沙尼亚作战，之后开始学医，于1926年毕业。他明显与极右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3年，希姆莱要求海德对后来达豪集中营的指挥官特奥多尔·艾克（Theodor Eicke）进行一次心理评估，当时，特奥多尔·艾克与普法尔茨的大区长官约瑟夫·比克尔（Josef Bürckel）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比克尔将他送进了收容所。海德对特奥多尔·艾克做出有利的评估，这使得希姆莱很高兴，海德因而开始得到希姆莱的支持与青睐。这次事件过后，海德在1933年5月加入了纳粹党。1936年他成为一名党卫队军官。30年代期间，海德在绝育计划中充当医学专家仲裁人，同时也对集中营犯人进行评估。1932年海德就职于维尔茨堡大学（Würzburg University），成为盖世太保在精神病学方面的顾问，讲授有关遗传疾病（或疑似遗传疾病）的课程，而且还领导纳粹党的种族政策办公室在当地的分支机构。1939年他成为维尔茨堡大学的一名全职教授。海德的例子表明，作为一名医疗人员，他不是以一种更加常规的方式建立自己的事业，而是在纳粹党医学方面最受意识形态影响的领域建立了自己事业。他似乎是负责杀戮计划的完美人选。[248]

早在1933年7月末，海德、勃兰特、孔蒂，以及其他参与成年人非自愿安乐死计划的人士就与鲍赫勒进行了一次关键的会面，那时，他们就已经开始讨论最佳的杀戮实施方案。考虑到希特勒希望杀戮大约7万名病人，而谋害儿童的方法似乎起效太慢，也非常容易引起公众的怀疑，于是勃兰特便就此事向希特勒咨询。之后他宣称，当纳粹党元首问他杀戮这些病人最人道的方式是什么时，他提议用一氧化碳来毒杀，许多医生已经向他建议了这种方法，而且媒体对自杀和家庭事故的报道已经让这种方法为人所熟知。警察已经对这类案件进行过深入的调查，因此鲍赫勒的办公厅委派阿尔贝特·威德曼（Albert Widmann）去找到大量杀死这些“人形野兽”——他是被这样告知的——的最佳方式。威德曼生于1912年，是一名党卫队军官，也是帝国刑警局刑事技术（或者，可以说是法医科学）机构的顶尖化学专家。他指出需要一间密封的屋子，并且在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老城监狱建造了一个这样的屋子。自从1932年勃兰登堡—哥登（Brandenburg-Görden）建了一间新监狱后，勃兰登堡的老城监狱就一直空着。党卫队建筑工人建了一间高3米，面积15平方米的牢房，里面铺了一层瓷砖，看起来像是一间浴室，以麻痹那些被带进来的人。一个气管沿着墙壁安装，上面有孔，以便让一氧化碳进入房间。最后，安装一个密封门，上面嵌有一个小玻璃窗，以便观察里面发生的情况。[249]

当密室完成时，大概在1939年12月，波森已经开始用毒气进行谋杀，并且希姆莱也亲自察看过。毫无疑问，这一方法是由威德曼或他的一个同事介绍给波森地区的党卫队军官的，这些军官中至少有一人有化学学位，而且与“旧帝国”主要的化学家保持联系。[250]希姆莱的下属克里斯蒂安·维尔特（Christian Wirth）是斯图加特（Stuttgart）警局的一名高级官员，他曾在勃兰登堡参加了毒气杀人的首次示范活动，同他一起的还有鲍赫勒、勃兰特、孔蒂、布拉克，以及许多来自柏林T-4行动总部的其他官员和医生。他们依次从玻璃窗向里窥探，毒气室里的8名病人正在被一氧化碳杀死，威德曼控制毒气的排放，还向他们讲述如何确定正确的毒气剂量。所有人都对这一方法表示赞许。勃兰特和孔蒂对其他病人给予了致命剂量注射，但这些病人并没有立即死亡——之后他们也被毒死了——因此，结果表明威德曼的方法更快，也更有效。不久，勃兰登堡的毒气室开始正常使用，而且直到1940年9月一直被用来杀戮精神病人。之后，在格拉芬埃克（Grafeneck，位于符腾堡）收容所里又建了其他的毒气室，在1940年1月至12月期间一直保持工作。1940年5月，林茨附近哈特海姆（Hartheim）的毒气室开始运转。1940年12月，黑森的哈达马尔（Hadamar）毒气室开始运转，取代了格拉芬埃克的毒气室。以上这些地方之前是医院，在被T-4行动接管后，专职用作杀戮中心；其他地区的一些医院除了行使正常功能之外，也建立毒气室投入使用。在萨克森（Saxony）的索嫩斯泰因（Sonnenstein），医院的毒气室在1940年6月开始使用。另外，萨勒河（Saale）河边贝恩堡（Bernburg）医院的毒气室在同一年9月也开始使用，代替了在勃兰登堡的最初设施。[251]

每个中心负责杀戮特定区域的精神病人。当地精神病医院以及残疾人士机构必须向T-4行动办公室呈报他们的细节，连同一些病人的登记表，这些病人包括长期病人、精神分裂症患者、癫痫病患者、无法医治的梅毒患者、年老的人、犯罪精神病人，以及患了脑炎、亨廷顿病（Huntington's disease）和“各类智力低下疾病”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广泛和模糊的概念）。至少在开始时，这些机构中的许多医生还不知道这一要求的目的，但不久之后，他们就了然于心了。登记表由政治上可靠的，经当地纳粹党机关批准的初级医学专家进行评估——只有少数几个推荐给T-4行动办公室的专家拒绝执行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之后，一组高级官员再对登记表进行审核。评估的关键性标准不是出于医学，而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即这些病人是否能够从事生产性工作？这个问题在未来其他类型的杀戮行动中将发挥关键作用，这也成为T-4行动医生对那些没有提交登记表的机构进行评估的重要标准。然而，在经济评估背后，意识形态的因素在该计划中也非常明显。在T-4行动办公室看来，为了德国的长远复兴，这些人必须从德意志民族中清除掉；因为这一原因，杀戮对象还包括其他一些病人，比如癫痫病患者、聋哑人和盲人，只有获得荣誉的战争老兵可以被豁免。然而实际上，所有这些标准都非常随意，因为表格只包含少量的真实细节，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在短时间内被大量处理。例如，赫尔曼·普凡米勒在1940年11月12日至12月1日期间评估了超过2,000名病人，换言之，平均每天评估121人，他同时还承担埃格尔芬—哈尔公立医院的院长职务。另一位专家约瑟夫·施雷克（Josef Schreck）从1940年4月至年底完成了1.5万个表格的审查，有时一周处理400个以上，而他同时还身兼医院其他的职务。在每一个病例中，他们两人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去决定该病人的生死。[252]

每一份表格都由3位初级专家进行标记，红色加号表示死亡，蓝色减号表示活着，或者（有时）用问号表示需要进一步考虑。然后这些表格送给3位高级医生中的一位进行确认或修正，他们的决定是最终的。当最终的表格返还给T-4行动办公室时，选出来的杀戮对象名单将被送往T-4行动运输办公室，办公室通知杀戮地点的相关机构，并且派去一名官员做必要的安排。名单的拟定经常是随心所欲的，以至于往往将一些工人也包括进去，但机构负责人认定这些工人是良好的劳动力，因此为了填补规定的名额，便当场用其他病人替换他们，这种情形经常发生。非德国公民或没有“日耳曼或相关血统”的病人也必须要上报。犹太精神病人首当其冲。1940年4月15日颁布了一个专门针对犹太精神病人的特殊命令，命令规定，由于雅利安职员对他们有诸多抱怨，且不愿意医治他们，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数千名犹太精神病人被带走并毒杀，或者将他们带到波兰沦陷区杀掉。精神病院的负责人在这一恰当的时机自豪地宣布，在最后一个犹太病人被杀或带走之后，他们的机构现在“没有犹太人”，赫尔曼·普凡米勒在1940年9月20日这样表述道。[253]

对于被选中的各类病人而言，杀戮程序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在指定的日期，巨大的灰色汽车将精神病人带走，这种汽车原本被邮政部门用来在乡村地区提供公共交通。尽管T-4行动的医生和工作人员一再强调，这些病人都精神失常，既不能自己做决定也不知道正发生的一切，但是对绝大多数被选中的杀戮对象来说，情况绝非如此，尽管他们被认为“智力低下”。一些病人最初表示欢迎这些公共汽车来接他们，他们相信医院职员对他们的承诺，即他们将要进行一次郊游。但是许多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将要踏上死亡之路。医生和护士并不会对“一直欺骗这些病人”这件事很上心，谣言很快就开始在德国的收容所和医疗机构传播。“我又活在恐惧的状态中了，”住在斯德丁一个机构的一名妇女给她的家人写道，“因为汽车又到这儿了……昨天汽车又到这儿了，8天前也是这样，他们又一次带走了许多人，他们被带去了哪里没有人会想得到。我们都极度心慌，以至于所有人都大哭起来。”在赖谢瑙（Reichenau），当一名护士对一个上车的病人说“再见！”时，这个病人转过头回复道，“我们彼此将不会再见面，她知道在希特勒的法律之下，她面前的命运将会如何”。在埃门丁根（Emmendingen），当汽车到来时，一名病人喊道：“谋杀者来了！”医院职员经常给狂躁的病人注射高剂量镇静剂，这样他们就能在半昏迷的状态中被抬上汽车。但是一些病人开始拒绝注射，他们害怕里面有毒。当一些人被抬上汽车时，他们开始武力抵抗，而他们的反抗只会招致更残忍的暴行，这只能令其他人愈发焦虑。被拖上车的时候，许多人开始失声痛哭。[254]

* 柯尼斯堡为加里宁格勒的旧称；斯德丁为什切青的旧称；布雷斯劳是弗罗茨瓦夫的旧称。

地图4　“T-4行动”的杀戮中心，1939—1945年

他们一到达目的地，就有医院职员接他们，将他们领进接待室，告诉他们脱去衣服。他们必须接受身份核验，以及一个敷衍的身体检查，主要目的在于可以在记录上写一个貌似合理的死因。那些牙齿中有金属填充物的人后背或肩上被划了一个十字。他们身体上被印上或贴上一个识别码，还照了相（以表明他们可能的身心缺陷），然后，他们光着身子被带进一间伪装成浴室的毒气室。仍然对自身处境感到焦虑的病人会被注射镇静剂。当他们进入毒气室后，门就被锁上，工作人员便开始释放毒气。病人的死亡过程绝不是平静和人道的。后来，一个在场者描述了他在哈达马尔毒气室外，透过窥视孔看到的一切：

隔壁屋子里密密麻麻挤满了人，大约有40—50个人，正缓慢地死去。一些人躺在地上，其他人瘫坐在地上，许多人张大着嘴，好像再也无法呼吸。他们的死亡方式太痛苦了，没有一丝人道的意味，对那些意识尚清晰，明白所发生事情的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这一过程我只看了两三分钟就离开了，因为我无法忍受再看下去，我感到恶心。[255]

通常这些病人以15—20个人为一组被杀害，尽管有时会有更多的人被塞进狭窄的毒气室。大约5分钟之后，他们失去知觉，20分钟后就会死去。一两个小时后，工作人员就用风扇为毒气室通风。一名医生进去确认死亡情况，之后，后勤兵进入毒气室清理尸体，将他们拖到“死人屋”，这些后勤兵就是广为人知的“司炉工”（Brenner）。在这里一些尸体被挑选出来用于解剖，或是供初级医师进行病理学训练，或是被其他人奉命摘掉其中不同的器官，然后被送到研究机构用于研究。对于身上有十字标记的尸体，司炉工摘掉他们的金牙，包好后一起送到柏林的T-4行动办公室。接着，这些尸体被放在金属板上，然后送到火葬室，司炉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将其火化。[256]

事情发生过之后，受害者的家属和亲戚仅仅被告知他们被转移到一个杀戮中心。[257]接着，接收机构会寄去一封信，告知他们安全抵达的情况，但是警告亲属在他们安顿下来之前不要前去探望。当然，亲属接到信时，病人事实上已经死了。稍后，家属得到通知，这些病人已经死于心脏病发作、肺炎、肺结核或类似的疾病，T-4行动办公室提供了这些病的清单，并且根据病人初来时的体检记录增加病的种类。由于意识到他们这样做某种程度上是违法的，在签署死亡证明时，这些医生便使用假名，当然也附上一个虚假日期，使死亡看起来发生在他们到达之后的几天或几周之内，而不是短短的一小时左右。延迟宣布死亡也会给接收机构带来额外的经济利益，因为病人的实际死亡时间与官方记录的时间有出入，官方记录的时间往往要晚于实际死亡的时间，这使接收机构可以在这一时间差中继续得到付给受害者的福利、津贴和家庭补助。家属会收到一个骨灰瓮，并被告知里面装的是他们不幸亲人的骨灰；实际上，司炉工在将一整群受害者集体火化之后，就从一堆骨灰中随意地铲一些装了进去。亲属还被告知，受害者的衣服被送去“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但事实上，如果他们的衣服质地较好，杀戮者通常会据为己有，挂进自己的衣柜。杀戮者还精心设计了一些欺骗设备，比如地图。在地图上，工作人员在每一个被杀者的家乡所在地钉上一根彩色的大头针，如果有太多的大头针出现在同一个地方，那么死亡之地会选在另一个机构；事实上，杀戮中心甚至相互交换死者名单以减轻疑虑。杀戮中心尽最大努力对整个过程保密，工作人员被禁止与当地民众有私交，并且要宣誓，除了当局官员，不会把正在进行的一切泄露给其他人。“任何一个不听话的人，”克里斯蒂安·维尔特在哈特海姆告诉一群新的司炉工，“将被送进集中营或枪杀。”[258]

杀戮中心的氛围与无数表格和文件呈现出的冰冷无情的杀戮计划给人的感觉相反。杀戮执行者有专门的烈酒配给，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据称，他们沉迷于大量随便的性生活，希望以此驱走记忆中无法消散的尸体臭味。在哈特海姆，职员们举行了一次聚会，庆祝他们进行的第一万次火化。他们聚集在焚化室里，围在一具裸露的尸体旁，这名受害者刚被毒死。尸体放在担架上，还覆盖着花。其中一名职员打扮成一个教士，主持了这一简短的仪式，之后，在场每个人都分到了一些啤酒。最终，多达2万人在哈特海姆被毒气杀死，在索嫩斯泰因有同样多的人被毒死，在勃兰登堡和贝恩堡、格拉芬埃克和哈达马尔均有2万人被毒死，总计有8万人被毒杀。[259]

四

尽管非自愿安乐死计划高度保密，但该计划还是超出了T-4官僚机构及其各杀戮中心的控制，终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住在哈达马尔附近的人注意到，每次运送车辆到来不久后，该精神病院的烟囱就会冒起浓烟。而且，精神病院的职员在外出购物或去当地酒馆喝酒时——他们能够外出的机会极其有限——也会不可避免地谈到他们的工作。此外，其他人也注意到，当汽车抵达他们所在地区时，一些精神病人被带走了。在1941年年初时，有一次阿布斯贝格（Absberg）一家精神病院的病人被装上了汽车，但这一过程不是在精神病院大门里面，而是在城镇广场上进行的，当地人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当这些精神病人开始抵抗并被高大粗鲁的后勤兵强行推上车时，围观的当地人开始抗议，哭泣，高声谴责这种行为。[260]更多的疑虑在被带去杀戮中心的精神病人家属之间传播开来。不过，一些人实际上也乐于接受他们的孩子或需要照顾的家人被杀害的结局。感知迟钝一些的人更愿意在精神病院传来的虚假信息的安慰下，麻痹自己心中的恐惧。但绝大多数父母和亲属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知道彼此境况相似，因为在去医院探访病人时就曾碰过面，或者此前在医生诊室那里打过照会。当获悉自己的亲属已经被转移到像哈特海姆或哈达马尔这种地方时，他们凭直觉就知道了正在发生的一切。有时，他们试图抢在患病亲属的名字被列入运输名单之前将他们带回家里。一位母亲在得知自己的儿子已经被转移后，她立即给儿子所在机构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如果我的儿子已经死了，我要求见到他的骨灰，因为慕尼黑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这一次我想知道事情真相。”另一位女士收到她的阿姨被转移到格拉芬埃克的官方通知单，她在这封通知单的边缘写道：“几天后，我们将会收到可怜的伊达（Ida）死亡的消息……我恐惧下一封信的到来……我们甚至都不能去伊达的墓地，也不知道送来的骨灰究竟是不是她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以至于最后当官方的死亡通知到来时，恐惧演变成了愤怒。一名被害男子的妹妹向他被转走之前所在机构的负责人质问道，如果他病得很重，且很快就会死去，那么究竟为何还要将他带走。他的病不可能是“昨天才得的”。“最终，”她愤怒地对他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可怜的，需要帮助的病人，而不是一头畜生！！”[261]

一些司法官员开始注意到精神病院中病人不正常的死亡频率，一些检察官甚至要求盖世太保去调查这些死亡事件。然而，在这件事上，没有人像洛塔尔·克赖西希（Lothar Kreyssig）那样执着。洛塔尔·克赖西希是勃兰登堡的一名法官，专攻监护和收养方面的法律问题。他同时也是一名退伍军人和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成员。当那些在他职责范围内受法庭监护的精神病人开始被转移出去，并于不久之后就被宣布突然死亡时，他对此产生了怀疑。克赖西希给司法部部长弗朗茨·居特纳写信表示抗议，认为大规模谋杀的计划是非法且有悖道德的。对于克赖西希的抗议以及其他地方法律官员类似的问询，司法部部长的回应总是一贯的，那就是一次次地尝试起草法律，给予谋杀者实质的豁免权，但都被希特勒否决了，因为将这种事情公之于世后将会给同盟国的政治宣传提供危险的口实。1941年4月末，布拉克和海德代表司法部组织了一次高级法官和检察官传达会，试图安定人心。同时，克赖西希被召去与司法部国务秘书罗兰·弗赖斯勒进行一次会谈，后者告知他实施杀戮行动是希特勒的命令。克赖西希拒绝接受这样的解释，他给他所在地区精神病院的负责人写信，告诉他们将病人转移到杀戮中心是非法的，而且还警告他们，要是他们再运走在他司法管辖权下的任何一个病人，他就要采取法律行动。他宣称，保护受托人的利益——事实上是保护他们的生命——是他的法律职责。与居特纳的进一步谈话并没有使他改变心意，1941年12月他被强制退休。[262]

在坚持不懈地阻止杀戮运动的征程中，克赖西希孤身一人。司法部平息了相关律师和检察官们的疑虑，随后他们自然没有采取任何法律行动。或许，更加普遍的是宗教领袖的疑虑。尽管自1936年以来许多病人被转移到国立精神病院，但仍有大量身心残疾人士由医院和收容所照料，这些医院和收容所由各个教会以及它们的世俗社会福利组织——比如福音派教会的“内在使命”（Inner Mission）和天主教的“明爱会”（Caritas Association）——管理。一些由“内在使命”管理的精神病机构的负责人尽力延迟登记和转移病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牧师保罗·格拉尔德·布劳内（Paul Gerhard Braune），他是符腾堡此类医院团体的总负责人，还赢得了牧师弗里德里希·冯·博德尔施文格（Friedrich von Bodelschwingh）的帮助，后者是新教福利组织中的一个著名人物。博德尔施文格在比勒费尔德（Bielefeld）管理著名的贝瑟尔医院（Bethel Hospital），他断然拒绝他的病人被纳粹党带走杀害。因为博德尔施文格无私地践行着基督教的慈善原则，使得他蜚声国内外，连他所在地区的纳粹党区领导也拒绝逮捕他。在僵持之中，1940年9月19日午夜过后不久，一架飞机出现在医院上空，并开始轰炸，共炸死了11名残障儿童和1名护士。戈培尔迅速指示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抗议英国人的残忍暴行——“贝瑟尔杀婴事件——可恶的罪行”，《德意志汇报》（German General Paper）刊登出了这一醒目的大标题。官方媒体诘问道，英国人怎么能挑选这样一个著名的基督教慈善中心呢？只有博德尔施文格自己清楚地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讽刺。他向地方政府管理者质问道：“难道我应该谴责英国人的行为，然后马上参与到在贝瑟尔展开的更大规模的‘杀婴行动’中吗？”[263]

袭击两天后，一名德国官员走进了美国记者威廉·L. 夏伊勒的宾馆房间，此人是夏伊勒的一名情报提供者，在切断电话电源后，这名德国官员告诉夏伊勒，盖世太保正在消灭精神病院中的病人。他强烈地暗示道，贝瑟尔医院是被一架德国飞机炸毁的，原因是博德尔施文格拒绝合作。到11月末的时候，夏伊勒的调查有了结果。“这是一个邪恶的故事”，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德国政府，他写道，是在“系统地消灭帝国的精神病人”。一名情报提供者指出被害人数是10万，而夏伊勒认为这一数字有所夸张。这名美国记者已经查明，这些杀戮是依据希特勒的书面指令，在元首办公厅的指挥下进行的。他的情报提供者还注意到大量出现在格拉芬埃克、哈特海姆和索嫩斯泰因的讣告，这些讣告是由病人亲属发出的，有时措辞隐晦，这表明他们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已经收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经过数周的不确定……直到火化之后我们收到了不幸的消息……”他认为，德国的报纸读者们知道如何揣摩这些讣告字里行间所蕴含的信息，这也是它们现在被禁的原因。夏伊勒总结道，这是“极端的纳粹党决定执行他们的优生学和社会学理念的结果”。[264]

博德尔施文格和布劳内去拜访布拉克，目的是抗议杀戮行动，随后，著名的外科医生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Ferdinand Sauerbruch）也加入了抗议的队伍，他们共同去游说帝国司法部部长居特纳。这两次会面都无任何成效，因此布劳内整理了一份详细的关于这些谋杀暴行的文件寄给希特勒，很明显，他以为希特勒对此一无所知。布劳内的陈述文件厚而翔实，在文末，他要求停止这一计划。“如果人命如此一文不值，这难道不会危及整个民族的道德准则吗？”他反问道。他被告知希特勒无法阻止这一项目。1940年8月12日，布劳内被盖世太保逮捕并关押起来；但是，不久之后，在1940年10月31日，他又被释放出来了，条件是他将停止反对活动。[265]特奥菲尔·武尔姆（Theophil Wurm）是符腾堡教区的新教主教，他在1940年7月19日给内政部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写信，要求停止谋杀：

成千上万罹患精神疾病的种族同胞们需要照顾，这件事情严肃至极，如果仅从暂时的功利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并将残忍灭绝这些种族同胞作为解决措施，那么一个不详的发展趋势就会拉开序幕，而且基督教也被彻底抛弃，不再作为可以决定德意志人民个体和集体生活的力量……这一灾难性的退化不会再停止。[266]

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他在1940年9月5日再次写信问道：“元首知道这一事件吗？他批准了吗？”[267]

这些行动的问题在于，它们仅仅只是少数几名勇士的个人干涉行为，因此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成效。总体上，他们对第三帝国的抗议，在社会上也没有引起更广泛的反响。一些军事保守派反对者清楚地知道杀戮行动，并且强烈地反对这种行为，他们其实早就对现政权不满了，只不过令他们不满的是其他方面的原因。[268]像博德尔施文格那样的人也并非反对第三帝国的每个面向。在遭到统治当局数年的迫害之后，认信教会此刻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大多数新教牧师和福利组织的官员们要么属于支持纳粹党的德国基督徒那一方，要么在教会内部斗争中选择明哲保身，行事低调。1933年以来，教会内部的斗争将福音教会搅得天翻地覆。在被谋杀的病人中，足足有一半来自由新教或天主教会管理的机构，而他们之所以能被带走并被杀害，通常是因为得到了这些机构管理者的批准。[269]“内在使命”的全国领导准备附和杀戮行动，只要被杀戮对象被限制为“大脑机制无法被唤醒或无法融入人类社会的病人”，甚至博德尔施文格也接受了这一妥协。尽管博德尔施文格寻找机会在他的机构中设置精密的防护措施以应对杀戮者选择迫害对象，试图无限期地延迟整个杀戮进程，但他还是表示，只要将上述杀戮对象范围清晰地规定在一个正式的公法中，他就能接受这一杀戮行动。当牧师们在争论是否要大声疾呼反对统治当局的时候，怀疑、困惑和绝望折磨着他们的良心，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人质疑过统治当局存在的合法性。教会只有与统治当局口风一致，才不会遭到迫害吗？如果他们抗议，难道不会导致各“内在使命”机构被国家一并接管吗？许多人担心，公开的抗议将给统治当局一个绝佳的口实，使其加大对教会的进一步迫害。关于这个问题，教会举行了众多的会议，在其中一次会议上，恩斯特·维尔姆（Ernst Wilm）——一名认信教会牧师，曾在博德尔施文格的贝瑟尔医院工作过——说道：“我们有义务进行调解斡旋，为我们的病人负责任……这样病人才不会说自己落入了谋杀者的手中，而我们却袖手旁观这样的话。”对于像他这样彻底反对杀戮行动的少数者而言，在1940年年底和194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形都是如此。[270]

五

多年以来，天主教会一直遭到德国统治当局的抨击。教会的许多世俗机构都被关停，大量神职人员遭到逮捕和关押。它与统治当局的协定——1933年教皇庇护十一世（Pius XI）签订的教务专约正式确定了该协定——已名存实亡。此协定希望保护教会在德国的地位，作为回报，它保证神职人员远离政治活动。截至1939年，德国主要的高级神职人员决定低调行事，以防更糟糕的事情降临到自己头上。[271]然而，与新教相比，天主教会在教皇的领导下统一程度更高，不打算就一些教义的问题进行妥协。教皇已经对当局针对所谓的不配生存的人种实施的绝育政策表示抗议，因此不可能悄无声息地容许这一政策扩大为彻底的谋杀行动。德国主教们也已对绝育计划表示谴责，并且颁布了指导方针，规定了天主教医生、护士和官员可以参与的程度，尽管事实上这些规定根本没有实施。截至此时，经过1939年3月2日的选举，罗马产生了新教皇庇护十二世（Pius XII），他就是原先的枢机主教欧金尼奥·帕切利（Eugenio Pacelli）。他可以用流利的德语进行写作和交流，在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是梵蒂冈驻德国的代表，并且在战前起草教皇文件，抗议当局违反教务专约的行动中起了主要作用。1939年10月，他在他的第一个教皇通谕《至高司祭》中（Summi Pontificatus）宣布，世俗政权不应该试图取代上帝成为人类的主宰者。但是直到1940年夏天，天主教抗议杀戮残疾人士的行动才开始，最初是由贝瑟尔医院的争议事件引发的。[272]

贝瑟尔医院位于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伦（Clemens August von Galen）的辖区，早在1933至1934年，冯·加伦就与世俗政权达成了和解，但随着战争的爆发，特别是当主要的纳粹党成员——如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和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对基督教徒进行意识形态攻击，冯·加伦对当局的所作所为持愈加批判的态度。[273]在得到博德尔施文格提供的大量信息后，冯·加伦在1940年7月28日给枢机主教阿道夫·贝尔特拉姆（Adolf Bertram）写了一封信，描述了谋杀运动的细节并敦促教会在此问题上站稳道德立场。其他的主教也非常关心这一问题。1940年8月1日，弗赖堡地区（Freiburg）的大主教康拉德·格勒贝尔（Conrad Gröber）给帝国总理府秘书长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写信，信中，他转述了一些在俗天主教徒对于亲属被杀害的忧虑，警告当局谋杀将会损毁德国的国际声誉，并表示愿意向国家补偿“本应被处死的精神病人的照顾费用”。[274]许多德国明爱会——德国主要的天主教福利组织——经营的机构中的病人被带去杀害，这些机构负责人正急切地向天主教统治阶层寻求建议。1940年8月11日，富尔达主教会议（Fulda Bishops' Conference）在另一封给拉默斯的信中抗议杀戮行为，这之后又委任明爱会的海因里希·温肯（Heinrich Wienken）主教亲自进行交涉。在内政部，T-4行动的官员试图证明杀戮行动的合法性，但是温肯引用第五条诫命（“你不能杀戮”）警告道，如果杀戮计划不停止的话，那么教会将会公开反对。[275]

然而，在第二次会议上，温肯退却了，只要求在选择杀戮对象时对病人做更加彻底的评估。他担心自己的立场不利于将天主神父从达豪集中营中解救出来。枢机主教米夏埃尔·福尔哈贝尔（Michael Faulhaber）要求他认清形势，并郑重地告诉他，相对于人们正在被谋杀这一主要的事实，他现在所关注的事情只是次要的小事。“如果事情以目前的步调进展下去，”这位枢机主教警告道，“处决将会在半年之内结束。”[276]托马斯·莫尔爵士[*]在其著作中认为，杀死“不适宜生存者”是合理的，这个观点很明显是在温肯的建议下提出的，福尔哈贝尔对此嘲讽地写道，“这真是莫大的讽刺”。英国人和中世纪突然间成了楷模，人们还不如直接引证焚烧女巫和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屠杀犹太人的运动。”[277]协商最终破裂了，因为内政部拒绝达成任何书面协议。1940年12月2日，梵蒂冈发布了一个教令，严厉地宣布：“因精神或身体缺陷而直接杀戮那些无辜者是不被允许的。”这“违背了自然律和明文律”。[278]尽管如此，德国的教会统治阶层仍然认为进一步的行动将是不明智之举。“任何轻率或鲁莽的行动，”枢机主教贝尔特拉姆的首席顾问在1940年8月2日警告道，“事实上都将会对主教和教会的事务带来最不利的深远影响。”[279]1940年8月5日，贝尔特拉姆对冯·加伦说，证据还不足以举行抗议行动。直到1941年3月9日，冯·加伦才把这一教令刊登在他的官方通信上。然而，最终迫使冯·加伦大胆表达自己意见的是因为盖世太保对教士进行逮捕，还没收冯·加伦所辖的明斯特教区（Münster）的耶稣会地产，而这块地本来是用于为在空袭中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住处的。同时，这也使他确信，贝尔特拉姆一年前建议的审慎原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在1941年7月6日、13日和20日所进行的布道中，他挞伐盖世太保强占明斯特及周边地区教会地产的行为，并且谴责盖世太保驱逐修道士、修女、俗家修士和修女的行为。此外，他还谴责“安乐死”行动。警察袭击了他姐姐海伦·冯·加伦（Helene von Galen）所在的女修道院，将她逮捕并监禁在一个地下室里，试图以此威胁冯·加伦，让他保持沉默。然而，他的姐姐临危不惧，爬出窗户逃走了。[280]

冯·加伦此刻被彻底激怒了。在1941年8月3日的第四次布道中，他的批判比之前更加强烈。促使他这样做是由于马林塔尔机构（Marienthal Institution）的神父海因里希·拉克曼（Heinrich Lackmann）对他进行了一次秘密的拜访。在这次拜访中，拉克曼告诉他，病人将被带走并被杀害，希望他能就此采取一些行动。冯·加伦认为这是一种潜在的犯罪，揭露这些行为是他的法律职责——事实上，这确实是他的职责。在这次布道中，他首先再次谴责了逮捕教士以及没收教会地产的行为，接着又将矛头指向了整个安乐死计划，并发表了长篇的谴责言论。他提供了一些包括个案在内的具体细节，这些细节他在1941年7月6日的布道中仅仅是含沙射影地暗示了一下，并且他补充说道，帝国首席医务官医生领袖孔蒂“毫不掩饰地承认，德国大量精神病患者实际上已经被有预谋地杀掉了，此外还有更多的人也将遭到杀戮”。这样的谋杀行为是非法的，他宣布道。一听到来自明斯特附近马林塔尔机构的病人在上个月月底被转运走的消息，他说，他已经在一封给检察官的信中正式控告了那些需要为谋杀行为负责的人。他对会众说道，人们不能像老马或老牛那样，一旦毫无用处就被屠杀掉。如果这一原则可以适用于人类，“那么从根本上说，杀戮所有无生产能力者——患了无法治愈疾病、无法工作或无法参与战争的人——的大门就是敞开的，那当我们因年老体衰而无法参加生产劳动时，杀戮的大门也将对我们所有人敞开”。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反问道，“还有谁敢再相信他的医生呢？”他所列举的事实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他宣布道，天主教徒必须阻止任何人亵渎和攻击天主教，也要阻止其杀害无辜男女。否则，他们将被卷入罪孽之中。[281]

这些布道——尤其是最后一次——所产生的轰动效应是巨大的。冯·加伦将它们印出来，作为一封主教的公开信，在各个教区教堂进行宣读。英国人得到了一份副本，便通过BBC德国频道播放了部分内容，而且还将副本作为传单在整个德国分派，并将信件翻译成其他几种语言，在法国、荷兰、波兰和欧洲其他地区进行传播。许多家庭收到了这样的传单。因此，不少人开始抗议，或与同事讨论这些杀戮行动；结果，许多人被逮捕并被投入集中营，其中包括一些复印和传播布道词的教士。冯·加伦的行动极大地振奋了其他一些主教，比如林堡教区（Limburg）的主教安东尼乌斯·希尔夫里希（Antonius Hilfrich）。1941年8月13日，他给司法部部长居特纳（本身是个天主教徒）写了一封抗议信，谴责谋杀行动是“天理不容的”。[282]美因茨教区（Mainz）主教阿尔贝特·施托尔（Albert Stohr）在布道中反对剥夺生命。[283]自第三帝国成立以来，在所有抵抗纳粹政权的运动中，这是最强烈、最鲜明和范围最广泛的一次。冯·加伦从容不迫，甘于殉道。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冯·加伦安然无恙。他鼓动起的民意如此巨大，因此，纳粹党领导们尽管极端愤怒却不敢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党区领导人迈尔（Meyer）写信给博尔曼，要求将这名主教处以绞刑，博尔曼本人表示非常赞同。但是，当博尔曼将此事告诉希特勒和戈培尔时，二人一致认为让冯·加伦成为殉道者只会导致更多的动乱，而这种动乱在战乱时期是不被允许的。战争结束后再好好处置他，希特勒说。明斯特的纳粹党下属对此十分不解，他们问道，很明显这名主教是一名叛徒，为什么不将他囚禁起来？[284]

政府的答复闪烁其词。1941年8月政府播放了一部名为《我控诉！》（I Accuse）的电影，电影中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饱受多发性硬化症的折磨，她希望通过死亡来结束这种痛苦，最终在经过漫长的是非讨论之后，她在丈夫和另一位朋友的帮助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讨论还进一步触及非自愿安乐死的原则问题，在一场精心策划的讲座中，一名大学教授在一段演讲中指出非自愿性安乐死是正当的。1,800万人观看了这部电影，据党卫队保安处的报告，许多人视之为对冯·加伦布道的回应。事实上，关键镜头是T-4办公室的维克托·布拉克亲自插入的。老年人，尤其是医生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反对电影所传达的思想，但是年轻医生更倾向于赞同，认为只要经过恰当的检查并在医疗条件下实施安乐死就是合理的，这一原则得到许多普通人的赞同。律师们发表言论声称，电影中所刻画的那种辅助性自杀需要更加谨慎的法律基础，同时大多数人表示，他们绝不赞成安乐死，除非是病人出于自愿。如果一个被杀的人是“低能的”——电影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类别——那么大多数人认为只有在得到患者家属的同意后才能实行安乐死。党卫队保安处报告道，天主教神父一直在拜访教区居民，劝说他们不要观看这部电影。普通人对该电影的意图也了然于心。“电影真的很有意思，”一个人说；“但是电影中上演的情节就如同在精神病院中一样，在精神病院中所有疯狂的人正在被杀掉。”很明显，言外之意，他对T-4谋杀计划的合理性并不认同。[285]

然而，杀戮行动停止了。1941年8月24日，勃兰特接到了希特勒下达的直接命令，并传达给鲍赫勒和布拉克，要求暂停毒杀成年人的行动，至于何时恢复等进一步通知，但希特勒要求杀戮儿童的行动——规模更小，因此不太引人注目——继续进行。[286]冯·加伦的布道以及由此在公众中引发的广泛抗议极易导致进一步的动乱，这使得继续进行杀戮行动难上加难，纳粹党领导人极不情愿地承认这样的事实。护士和护理员，特别是那些在为病人和残疾人服务的天主教机构中的护士和护理员，开始有意地阻挠登记程序。杀戮行动现在已经众所周知了，受害者的亲属、朋友和邻居开始公开表达他们的忧虑。而且，他们明确地将杀戮行动与纳粹党的领导权及其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尽管像武尔姆主教这样的人天真地以为希特勒并不知晓杀戮行动，但是希特勒本人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确是不争的事实。到了1941年年中，甚至连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也在指责行动“实施中的错误”。但是希特勒设定的杀戮7万人的指标已经达成了。[287]

然而这些事实最终并没有削弱冯·加伦所做努力的重要意义。[288]如果他没有对天主教会上层人士的劝告置之不理，并且没有站出来大声抗议对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士进行杀戮的话，那么很难预料会有什么后果。鉴于纳粹政权在没有遇到阻碍或遇到较小阻碍的时候，容易将政策激进化的倾向，我们可以推测，在1941年8月完成原定指标后，他们至少有可能——事实上极为可能——将杀戮行动继续下去；即使现有的一些执行团队已经动身前往波兰，但是找到其他人在哈达马尔和其他地方操作毒气室并不困难，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最终，可以明确的是，纳粹党绝不会放弃消灭他们所认为的社会累赘的打算。但是自1941年8月以来，如果终究要执行杀戮计划的话，那也必须秘密地缓慢进行。患智力障碍的人、长期精神病患者以及其他被统治当局归为“不配活着”的人与德国社会的中枢网络紧密绑定在一起，以至于无法单纯地进行隔离和处理。而且自从T-4专家对畸形的定义变得越来越随意，并将越来越多足够聪明和积极地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事情的人也列入杀戮对象时，情况更是如此，因为这些人难免会将他们的遭遇告诉其他人。

然而，对德国社会中其他被迫害的群体——比如吉卜赛人或犹太人——而言，情况则不尽然。冯·加伦对他们只字未提，各个教会中的其他代表同样也未提及他们，只有极少数人谈及他们。从整个事件中，希特勒吸取到的教训不是下达大规模谋杀人民群体的命令不可取，而是为了避免以后在对付另一少数群体的行动中陷入类似的麻烦，不能书面下达这样的命令。T-4行动已经被委婉的宣传所掩饰，当开展其他更大规模的集体谋杀时，这种委婉的宣传以及对受害者和他们亲属的欺骗和保证——将谋杀说成是“特殊处理”，将毒气室伪装成浴室——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非自愿安乐死计划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一计划所使用的委婉和迂回的措辞让人们不得不做出选择：是不管事实如何只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还是追究文字背后的真正含义。想弄清事件真相几乎不是一件困难或成问题的事情，但是接下来是选择袖手旁观还是插手干预则是一个困难的抉择。截至1941年8月主要的谋杀行动结束时，医疗和护理行业中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参与进来。从最初一小组忠诚的医生开始，牵扯进来的人越来越广，势头无法逆转，直到最后连普通医生、精神病医生、社工、收容所职员、护理员、护士、经理、司机和其他人都被牵连进来。在这些人中，有的是通过官僚程序参与进来的，有的是因为同行的压力、宣传和引诱，以及各种各样的报酬参与进来的。在T-4行动期间发展起来的大规模谋杀组织系统——从选择受害者到对他们的遗产进行经济掠夺——已经以可怕的效率运行起来。在T-4行动中被检验后，这一谋杀组织系统现在开始准备以更大的规模应用到其他人身上。[289]

六

第三帝国在1939年秋天开始的大规模谋杀——无论是在德国境内还是在波兰占领区——绝不是因为爆发了一场纳粹领导层认为将危及德国生存的战争而做出的回应。更不是“战争野蛮化”的产物，即在严酷条件下，面对与残忍敌人你死我活的斗争所带来的必然选择。入侵波兰发生在有利的形势下，而且天气适宜，敌人轻而易举地就被打垮了。也不需要对入侵的军队进行政治教化，告诉他们敌人对德国的未来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为很明显，波兰人并没有对德国人构成任何威胁。军队普通士兵仍然保持着高度的集体忠诚感，因此也没有必要代之以极端苛刻的军纪体系，在这一军纪体系下，军人价值观将让位于种族意识形态。[290]大约两年后，也就是在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入侵波兰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将以更大规模的方式在入侵苏联的过程中上演。[291]党卫队保安处的别动队一进入苏联，就将政治敌对人物聚集起来集体枪杀或送往集中营。他们还屠杀犹太人，逮捕当地的男性，将其送往德国充当强制性劳动力，并系统地实施种族清除政策。此外，他们残忍地实行人口转移。

并非只有党卫队在干这些勾当。从一开始，纳粹党官员、冲锋队、民事官员，尤其是一些初级军官和普通士兵都参与其中，之后没过多久，定居波兰的德国移民也参与进来。逮捕、殴打和谋杀波兰人，尤其是波兰犹太人成为家常便饭。但是更令人吃惊的是，普通德国士兵竟然如此仇恨和鄙视犹太人，在街上迫不及待地从仪式上羞辱他们。这些士兵一边奚落和嘲笑犹太人，一边扯掉他们的胡子，让其做出不雅的举动，当众出丑。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入侵的德国士兵，还是定居此处的德国移民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财物可以当作战利品自由地取用。德国士兵偷窃和劫掠犹太人财产的情形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有时他们还受到当地波兰人的帮助和教唆。多数情况下，非犹太裔波兰人也遭到了抢劫。所有这些行动是对当时官方政策的一个映射，当然，这些政策是依据希特勒的指令制定的。希特勒已经宣布要彻底摧毁波兰，消灭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阶层和行业专家，目的是使波兰人沦为生命一文不值的奴隶。很明显，没收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财产是柏林方面明确下达的命令，同样，对吞并的领土进行日耳曼化运动、转移人口以及强制隔离犹太人也是来自柏林方面的命令。德国入侵者受到中央政策的鼓舞，狂热地执行命令，不过在实施过程中，他们表现出的残忍程度超乎常人想像，而他们这种狂热需要在此做出一些解释。

在德国，对波兰人的普遍仇恨和鄙视正如对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俄国人那样，是根深蒂固的，然而对“东方犹太人”的仇恨和鄙视程度更深。甚至一战前，社会民主党开展工人运动，向大部分工人阶级灌输人类平等和解放观念时，也没有将这些少数群体纳入该崇高理念的关怀范围。大多数普通工人认为波兰人和俄国人是落后、原始和未开化的，他们经常引用在沙皇俄国频繁出现的反犹屠杀，将其作为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对野蛮东方人入侵的恐惧在1914年说服社会民主党人投票支持战争贷款的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苏联共产主义独裁政治的出现只是强化和加深了这些信念。对大多数德国人而言，在波兰的“东方犹太人”看上去甚至更加落后和原始，讽刺的是，甚至连许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被同化的德国犹太人也持这样的观点。在20年代初期，当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找到了躲避俄国内战的避难所时，他们引起的怨恨情绪大大超过了他们的人数。纳粹宣传机构在30年代不停地宣传，更强化了这一印象，对斯拉夫人和东方犹太人的偏见越来越深，直到后来许多德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德国人，认为他们根本算不上是人。[292]

1933年以来，坚韧、冷酷、残忍、乐于动武、崇尚暴力这些品性已经灌输给了整个年轻一代的德国人，即使纳粹党在这些方面的教育和宣传取得的成功程度不一，但可以明确的是，它并非完全没有效果。在纳粹主义的教导下，武力是公正的，赢者拥有一切，劣等种族是可以随意攻击的猎物。果然，年轻一代德国士兵对犹太人的行为是最残暴的。1939年11月在波兰的维尔姆·霍森费尔德给他儿子写的一封信就体现了这一点，“犹太人说：‘年纪大一点的士兵相对仁慈一些，年轻的士兵则非常可怕。’”[293]1939年9月以来，入侵和占领波兰的德国人，其所作所为与其说是战争的产物，不如说是长期教化的结果，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斯拉夫人和东方犹太人是次等人类，认为政治敌人毫无任何权利可言。在这方面表现最典型的是戈特哈德·海因里希（Gotthard Heinrici）将军，他并非纳粹狂热分子，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职业军人，他在信中将斯拉夫人、犹太人、污垢和寄生虫随意地联系在一起，反映出他根深蒂固的偏见。“这里到处都是臭虫和虱子，”1941年4月22日他在波兰写给妻子的信中说道，“还有令人讨厌的犹太人，他们袖子上戴着大卫之星。”[294]他毫不掩饰地说，在看到德国士兵处置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场景时，他想到了相似的历史事件。“波兰人和犹太人被当作奴隶，”几天后，他这样写道，“没有人体谅他们。这里的情形就像是古代罗马人征服其他人民的情形一样。”[295]他将波兰总督府描绘为“欧洲真正的垃圾堆”，到处都是“半塌的、坍毁的、肮脏的房屋，里面窗帘破烂，灰尘满屋”。[296]很明显，在他的祖国，他还从来没有到过更贫穷的地区。对海因里希及许多其他人而言，肮脏属于斯拉夫人和波兰人。“正当你经过街道的时候，”1941年4月，他在波兰写道，“就已经感觉到身上有了虱子和跳蚤。在犹太人居住的小巷里，臭味是如此之重，以至于在通过后你必须清洁鼻子和不断呼气，这样做只是为了摆脱吸入的不洁空气。”[297]

因此，当入侵的德国军队遭到波兰人的抵抗时，他们采取的报复行动——劫持人质、枪杀平民、焚烧活人、夷平农庄，以及其他有过之无不及的行为——并非出于军事需要，而是遵循以种族仇恨和种族蔑视为要义的意识形态。但在他们进一步向西入侵其他国家时，这种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是不存在的。[298]在战争爆发之前很久，针对种族和政治敌人——无论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幻想的——的暴力行动在第三帝国已经司空见惯了。1939年9月以来，对波兰人，尤其是犹太人的暴力行动一直持续，这进一步加强了第三帝国指定的行动方针，同样，波兰人和犹太人遭受的掠夺和没收行为也在持续和强化。在希特勒和主要纳粹党成员的思想中，采取这些政策的根本原因就是通过消除所谓的犹太人威胁，使德国适于战争，这样就可以防止大后方“刀刺在背”的颠覆性因素，他们相信大后方的颠覆性因素使德国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99]

很明显，从一开始德国占领波兰就是为了给将来入侵苏联提供跳板，占领其他国家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而且，德国在1939年夏天开始的大规模谋杀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士的意图也很清楚。同样，这也并非纯粹是战争的产物，更不是像有时所暗示的那样，是由一名残障婴儿的父母偶然向希特勒请愿的。正相反，它是经过长期策划的。战争爆发前，将近40万“不适合生存”的德国人被强制绝育，这就已经预示了后来的谋杀行动。希特勒10年前就已在计划，而且自3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都在准备着。德国军队在波兰实施的暴行也是预先制定好的。这些暴行是纳粹党在和平时期所采取政策的延续，后来又以骇人的新方式进一步扩充并加强了这些政策。[300]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这些政策被进一步执行，而且规模更大。同时，无论他们多么沉迷于种族清洗和在东方追求“生存空间”，希特勒和纳粹党仍然面临着无法回避的现实，那就是1939年9月以来开始的一切，不仅仅是要实现梦寐已久的向东扩展德国的政治和种族边界，而且还是一场世界大战，形势对他们而言并非那么乐观。在这场世界大战中德国遭到了英法联军的抵抗。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欧洲国家拥有最大的海外殖民地，它们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战胜了德国。直到最后，希特勒还寄希望于这样的冲突可以被避免，这样他就可以轻松地摧毁波兰。然而现在，他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德国在西线的敌人。

*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英国亨利七世与亨利八世时期的政治家，著有《乌托邦》。

第二章

战争的命运

第一节

“上天的安排”

一

1939年11月8日晚上8时左右，希特勒到达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Bürgerbräukeller），1923年他曾在位于慕尼黑的这家啤酒馆发动了一次不成功的暴动。他计划在这里对纳粹党党区领导和纳粹运动的“老战士”发表年度演说。在1939年的会议上，他只讲了不到一个小时。接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突然动身前往火车站去搭乘开往柏林的火车。他需要在位于柏林的帝国总理府讨论入侵法国的计划，就在两天前，由于坏天气的缘故，讨论被迫推迟。这些“老战士”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并没有依照惯例，留下来进行半小时的聊天。他们中大多数人不情愿地离开了，只留下100多位工作人员清理会场。在9点20分，也就是希特勒离开这栋建筑不到半小时后，大厅里发生了一次剧烈的爆炸。走廊和屋顶都塌陷了，爆炸气流震塌了窗户和门。3个人被当场炸死，随后，5个人因伤势过重身亡，另外有62人受伤。惊慌失措的人们挣扎着逃出这座被炸毁的建筑物，周围的尘土呛得他们咳嗽连连，身上到处是瘀伤，血流不止，他们以为是遭到了英国人的空袭。渐渐地，他们意识到爆炸是由一枚藏在大厅内的炸弹引起的，这枚炸弹就在大厅中的一根柱子里。

当希特勒乘坐的火车在纽伦堡停下时，他得到了爆炸的消息。一开始，他还以为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当他看到周围没有一个人笑时，他意识到他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宣称，上天再一次眷顾他，目的是让他完成未竟的事业。但是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纳粹党领导人问道，是谁卑鄙地想要取走希特勒的性命？战争开始两个多月后，答案似乎显而易见。爆炸事件的背后推手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希特勒亲自下令绑架了两名英国特工，此前，海德里希的党卫队保安处情报负责人瓦尔特·舍伦贝格（Walter Schellenberg）一直在荷兰边境的芬洛（Venlo）监视他们。舍伦贝格相信他们会透露刺杀阴谋的原委。舍伦贝格与这两名特工进行接触，劝说他们与党卫队队员见面，他们以为这些队员是德国军事抵抗力量的代表。党卫队队员枪杀了一名试图插手的荷兰军官，然后在其他人赶来阻止之前，飞快地带着这两名英国特工穿过边界进入德国。尽管这两名英国情报人员经劝说后，在柏林提供了大量在欧陆的英国特工姓名，他们两人对弄清刺杀事件的原委并没有什么帮助。[1]

戈培尔的宣传机器迅速开始大肆挞伐英国秘密情报局。当边防警察在德国南部一个偏远地区逮捕了一名试图无证穿越瑞士边境的男子时，真相才开始显现出来。被逮捕者名叫格奥尔格·埃尔泽（Georg Elser），是一名38岁的家具木匠。在搜捕他的衣服和财物时，他们发现了爆炸发生的地下啤酒馆的一张明信片、一个导火索和炸弹的草图。埃尔泽迅速被移交给当地的盖世太保。当爆炸的消息传到盖世太保的办公室时，警察根据事实推断，将埃尔泽送到慕尼黑进行审问。起初，没有人相信这个家具木匠是独自实施刺杀行动的，各种各样的可疑人物都被逮捕了，刺杀现场附近形迹可疑的人接二连三地遭到举报。海因里希·希姆莱走进审讯中心，不停地用军靴踢埃尔泽，还命人殴打他。但是埃尔泽坚称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个人行为。盖世太保甚至让他重新做一个一模一样的炸弹，令他们吃惊的是，他的确做到了。最终，他们私下里被迫承认刺杀行动是埃尔泽一人所为。[2]

格奥尔格·埃尔泽是一个出生卑微的普通人，他的父亲凶狠残暴，使他心中对暴政充满了强烈的憎恶。作为共产党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ed Front-Fighters' League）的一名成员，他曾经一度无法在第三帝国找到工作，他因此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希特勒。在慕尼黑，他侦察了希特勒发表年度演讲的地下啤酒馆，然后开始筹备刺杀计划。在数月中，他从雇主那里窃取了一些炸药、一个雷管以及其他设备，他甚至找了一份采石场的工作，这样他就可以得到所需的材料。尽管他没能成功地在啤酒馆找一份工作，但他仍秘密地在地下啤酒馆丈量尺寸。每天晚上9点左右，他都会在那里吃晚饭，然后躲进库房，直到酒馆晚上关门。在凌晨时分，埃尔泽谨小慎微地对承重柱进行作业，他认为承重柱是实施爆炸的理想之地。他在柱子的木质保护层里安装了一个暗门，挖出砖块，将爆炸物和雷管放进去，还装配了一个特制的定时器。两个月后，在1939年11月2日，他放入了炸弹；又经过了三个晚上，他设定了定时器，他将爆炸时间设为8日晚上的9点20分，他认为在这个时间希特勒正在进行演讲。庆幸的是，为了动身前往柏林，希特勒缩短了演讲的时间，才因此躲过了当场被炸死的命运。[3]

党卫队保安处阿谀奉承地报告道，这一事件对公共舆论的影响是引起了人们对英国的普遍反对。“刺杀事件导致人们更加爱戴元首，大多数人对战争的态度甚至变得更加积极主动。”[4]这种影响如此广泛，以至于美国记者威廉·L. 夏伊勒认为纳粹党为了博取同情，自编自导策划了这场袭击。否则为什么，夏伊勒自问道，那些“政府要员……全都跑出了建筑物”而不是待在里面聊天？[5]尽管也有一些后来的历史学家相信这一说法，然而就像纳粹党反驳说刺杀是英国鼓动的一样，这一说法也缺乏事实根据。[6]埃尔泽被送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进行一次正式的审判将会把他独自行动的事实公之于世，但是希特勒和其他主要的纳粹党领导人更希望将谎言维持下去，那就是，他的行动是英国秘密情报局所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埃尔泽坚定地表示，除了事实，其他的他什么也不愿意说。为防他改变心意，当局将他作为一个特殊的犯人关在集中营，还给了他两间屋子供其独自使用。他甚至可以将其中一间屋子充当工作坊，这样他就可以继续练习家具木匠的手艺。他可以定期得到香烟，还能通过弹奏奇特琴来消磨时间。与其他犯人说话或会见来访者是不被允许的。如果他不承认纳粹党所希望听到的事情，那么他的死将不会有任何意义，但他至死都没有承认。[7]

二

这次暗杀行动发生的时间正好是希特勒准备将注意力转向英法两国的时候，此前，希特勒令人震惊地成功征服了波兰。德国入侵波兰后，英法两国立即向德国宣战。但是从一开始，英法两国就意识到，在援助波兰方面它们几乎无能为力。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已拥有精良的装备，但是直到1936年才开始提高武器制造的速度，因此还需要更多时间。开始时，英法两国认为它们在此次战争中将以防御为主；只有将来在人力和装备方面可以与德国相匹敌时，它们才能进攻。这段时期被称为“假战”（drôle de guerre，又称为“静坐战”［Sitzkrieg］），在此期间，每个交战国都紧张地等待重大行动的开始。1939年10月9日，希特勒对德国武装部队说，如果英国拒绝妥协，他将在西方发动进攻。然而，德军的领导阶层警告道，波兰战役已经消耗德军太多资源，现在需要时间恢复。而且，英国人和法国人肯定是比波兰人更加难以对付的对手。[8]对于这种谨慎态度，希特勒感到很失望。1939年11月23日，在一个有200名高级军官参加的会议上，他提醒道，军事将领们曾经对莱茵兰再军事化、吞并奥地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大胆的行动深感忧虑，但最终这些行动都取得了胜利。他不止一次地告诉这些将领，战争的终极目标是在东方创造“生存空间”。如果不能创造“生存空间”，那么德国人将会从地球上消失。他警告道，“我们只有在西方无后顾之忧时，才能抵御俄国人”。至少在接下来的两年内，俄国的军事力量薄弱，所以现在是时候巩固德国的后方了，这样才能避免两线作战，而1914—1918年的两线作战给德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只有在征服了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以及占领了英吉利海峡的海岸后，德国才可能打败英国，因此必须尽快开始征服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在，德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超过100个师的兵力已做好进攻的准备，军队的补给状况良好，英法也还没有完成重整军备的任务。最重要的是，希特勒说，德国有一个因素可以使它战无不胜，那就是他自己。“我对自己的才智和决策能力充满信心……帝国的命运只取决于我……我将毫不畏缩，并且摧毁任何一个胆敢反对我的人。”他宣称命运垂青于他，而两周前他躲过了地下啤酒馆的爆炸，更加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在目前的进展中，我甚至看到了天意。”[9]

希特勒首次说出这种不负责任的侵略言论时，主要的军事将领们都深感震惊。他们恳求再宽限一些时间，以便训练更多的新兵，修复和补充在波兰战役中损毁或丢失的装备。陆军参谋总长弗朗茨·冯·哈尔德尤其感到震惊。1938年夏天，纳粹当局计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哈尔德等人极力反对，在与当局的对峙中，他便伙同其他一些军官、军队反情报组织中的不满者以及一些保守的公务员和政客一起策划了一些阴谋计划，如今他们准备重启这些计划。他甚至一度随身携带一支上了膛的左轮手枪，希望在有利的时机刺杀希特勒。由于哈尔德曾宣誓对纳粹党元首保持忠诚，这种观念已深深地植入了他的大脑，加上他意识到无法从公众甚至他的下级军官那里获得绝对支持，所以才没有对希特勒开枪。1939年11月，这些同谋者再次开始准备逮捕希特勒和他的主要副手，他们期望将权力交给戈林，因为戈林严重质疑与英法的战争。然而，在1939年11月23日，希特勒对高级军官发表演说。其中一个军官指出，“元首的立场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失败主义”。他的演说透露出“一种对军队领导人的不满之情！”“‘胜利，’他说，‘不会通过等待就能赢得！’”[10]哈尔德陷入了惊慌，他相信希特勒已听到关于阴谋的风声，于是完全放弃了计划。阴谋行动破产了。最终，由于谋划者之间缺乏沟通和协作，加上没有对逮捕希特勒后的具体事项做出任何计划，阴谋从一开始就注定难逃失败的命运。[11]

无论如何，最终冲突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由于糟糕的天气条件，在整个1939至1940年的冬天，希特勒被迫一再推迟进攻的时间。持续的暴雨使西欧大片土地泥泞不堪，在这种状况下，德国的坦克和装甲部队根本无法快速挺进，而这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进军速度曾在波兰战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数个月的延迟有利于德国的战争准备，因为希特勒对军备方案做了重大修改。在30年代后期，他就已经要求打造一支规模庞大的空军。但是德国缺乏足够的飞机燃料。而且，截至1939年夏天，由于缺乏钢铁、其他原材料以及合格的建造工程师，建造计划的规模急剧缩减。飞机生产还需要与坦克和战舰的生产争夺优先权。1939年8月，希特勒在德国航空部的强烈游说下，决定将轰炸机“容克斯Ju 88”（Junkers Ju 88）的制造重新排在生产日程的首要位置。海军建设项目的削减也使得希特勒要求大量增加军火，尤其是炮弹的制造得以可能。从这时开始，飞机和军火一直占去2/3或更多的武器生产资源。从规划到生产，这些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需要起草新的蓝图，更换机器，修建设备，重新部署现有的工厂，同时开设新的工厂，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工人被征集到军队中，这也加剧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同时，铁路系统的投资不足意味着没有足够的铁路车辆在全德国运送武器、零部件以及原材料，而用于工业生产的煤炭供应开始受到严重推迟。克服所有这些因素都需要时间。[12]

直到1940年2月，军火的产量才开始显著增加。截至1940年7月，德国武器的产量已经翻倍。[13]然而，此刻的希特勒已经对军备采购系统失去了耐心，该系统是由少将格奥尔格·托马斯（Georg Thomas）下属武装部队所管理的。1940年3月17日，他设立了一个新的帝国装备部[*]，并令弗里茨·托特（Fritz Todt）负责。托特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工程师，20世纪30年代，他主持了希特勒特别重视的一个项目——建设新高速公路系统。[14]军队采购机构的负责人卡尔·贝克尔（Karl Becker）将军在这种情形下感到万分沮丧，接着又有人诽谤他所领导的机构，声称其效率低下，这些导致他最终饮弹自尽。对他的诽谤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军火公司——比如克虏伯公司（Krupps）——的代表精心策划的，这些人在新的军需安排中看到了机会。托特立即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系统，这些委员会分别服务于武器生产的不同方面，由实业家起带头作用。在接下来数月中，武器生产数量剧增，但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之前的采购管理层，因为他们打通了关键原材料——比如铜和钢铁——的供应瓶颈。但是现在功劳完全归于托特。[15]

* 列宁格勒为圣彼得堡的旧称。

地图5　苏联领土的增加，1939—1940年

三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围绕入侵波兰的进一步协商，导致德国不仅将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国家转置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之下，连带芬兰也置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之下。1939年10月，斯大林要求芬兰割让紧靠列宁格勒（Legingrad，今圣彼得堡）北部的领土以及雷巴奇（Rybachi）半岛西部的领土给俄国，作为回报，芬兰可以取得卡累利阿（Karelia）东部的大部分领土。但是谈判于1939年11月9日破裂。11月30日，红军开始入侵，在芬兰边界的一个城镇扶植了一个共产党傀儡政权，并令芬兰政府签署协定，答应割让斯大林所要求的领土。然而此时，对苏联领导人来说，事情开始变得一团糟。苏联许多高级将领在20世纪30年代的清洗运动中已经被清除，结果，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苏联军队的准备工作严重不足。冬季已经到来，芬兰士兵身穿白色制服，在雪地上飞快地移动，而且他们在谋略上也远胜于刚刚征募进军队的苏联士兵，这些士兵尚未接受过在厚重的积雪中作战的训练。一些苏联军官认为这样的伪装是懦弱的象征，即使在完全可以进行伪装作战的情况下，他们也拒绝执行。红军士兵只训练过如何进攻，当他们径直跑向机枪火力网的时候，整支部队齐刷刷地倒下，这些火力网设置在曼纳海姆防线（Mannerheim Line）的防御掩体中，曼纳海姆防线是一条长长的混凝土战壕，以芬兰总司令的名字命名。[16]

“他们就像拍打苍蝇一样打击我们。”1939年12月，一位在芬兰前线的苏联步兵抱怨道。截至战斗结束，超过12.6万名苏联士兵已经阵亡，另外还有30万士兵因伤痛、疾病或冻伤而从前线撤退。芬兰人伤亡情况也非常惨重，按比例来说甚至更严重，共计5万人阵亡，4.3万人受伤。不过，毫无疑问，芬兰人给了苏联人一次血的教训。在民族主义献身精神的鼓舞下，芬兰士兵不仅表现出了勇气和决心，而且还足智多谋。他们借鉴西班牙内战中佛朗哥（Franco）部队的经验，将煤油和其他化学品装进空烈酒瓶子里，每个瓶子里塞一个灯芯，点燃后扔向朝他们驶来的苏联坦克，坦克顿时被火焰吞噬。“我原来根本不知道一辆坦克可以燃烧那么久。”一个芬兰老兵说道。他们还为这种投掷物想出了一个新名字，为了纪念苏联外交部部长，他们将其称为“莫洛托夫鸡尾酒”（Molotov cocktails）。[17]不管怎样，这一战术最终产生了效果。在第二次强攻失败后，斯大林召来了许多援兵，同时抛弃了芬兰傀儡政府，转而与在赫尔辛基的芬兰合法政府进行谈判。在1940年3月12至13日的晚上，芬兰人意识到了不可避免的结局，同意与苏联签订和平条约，将南部大量的领土划归苏联，而这些领土的面积远大于苏联最初所要求的。尽管芬兰最终战败了，还允许苏联人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然而芬兰人保住了国家的独立。芬兰人顽强而有效的抵抗将红军的弱点暴露无遗，也使希特勒坚信苏联人不值得畏惧。对斯大林来说，芬兰将成为一个受控的缓冲国，这样，德国和同盟国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争夺就不会波及俄国。这些挫折和战争灾难迫使斯大林召回之前被清洗和贬黜的军官，让他们重新服役，而且位居高位。这些军官也促使斯大林的将领们着手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他们希望此举确保红军在下次行动的时候会有更好的表现。[18]

然而，在此期间，在芬兰进行的战争以及英法干预的失败使希特勒将注意力转向挪威。挪威的海岸港口可被用作德国对抗英国的重要潜水艇基地。这些港口还可以提供关键的航道，用于运送中立国瑞典向德国出口的急需原料铁矿石，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因为纳尔维克（Narvik）是不冻港。入侵法国的前景并不明确，加上英国明显有可能先发制人，率先入侵，这使得希特勒觉得侵袭挪威迫在眉睫。德国在一战期间没能控制欧洲西北海岸，德国海军领导埃里希·雷德尔（Erich Raeder）元帅对这一被动局面的后果了然于心，因此早在1939年10月就已经向希特勒提醒这一教训。为了做好准备，雷德尔与挪威法西斯党的领袖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进行了接触。吉斯林生于1887年，是一位牧师的儿子。他曾以有史以来最高的分数从挪威军事学院毕业，之后在24岁时进入军队的参谋总部。1931至1933年，他在由农民党（Agrarian Party）领导的政府中担任国防大臣。农民党是不久前才成立的民族主义团体，它代表国家小型农业团体300万人的利益。快速的工业化导致城市中激进的亲共产党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它引起了农民的警觉。此时，吉斯林公开声明北欧人种的优越性，并警告人们要防范共产主义的威胁。他自己以农民利益倡导者的面目出现。在1933年3月政府倒台时，他发起了自己的民族统一运动，并用德国纳粹新政权的一些理念，比如领导原则，来粉饰这项运动。[19]

吉斯林领导的运动在30年代并未取得任何进展。随着挪威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处于权力中心，他领导的运动遭到了破坏。社会民主党人通过调和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自1936年以来在议会中一直占有多数席位。吉斯林与纳粹党人开始往来，并在1940年初拜访希特勒，试图说服希特勒支持由他领导一场法西斯政变。德国人对此深表怀疑，因为在挪威，吉斯林明显缺乏民众的支持。然而，吉斯林让希特勒相信，同盟国入侵挪威是可能的，因此，他们会面两天后，希特勒决定德国应先发制人，率先出击，并下令制定入侵挪威的计划。吉斯林在1940年4月4日到达哥本哈根，会见了一名德国参谋，并向其提供挪威防御情况的细节，还指出了最佳的入侵地点。尽管入侵挪威是一场灾难，但吉斯林的背叛反而给了同盟国大肆宣传的口实。或许因为他的名字朗朗上口，“吉斯林”迅速成为各种叛徒的代名词，取代了之前更加冗长的叛徒代名词“第五纵队队员”（fifth columnist）。“第五纵队队员”这一术语在西班牙内战中首次使用，英国宣传者认为大多数人可能已经忘了这一名称。[20]

1940年3月1日，希特勒下达了入侵的正式命令（被称作“威瑟堡行动”［Weser Exercise］）。明显是出于地理因素的考虑，入侵对象不仅包括挪威，还包括丹麦。反对意见指出，挪威人和丹麦人目前处于中立地位，而且它们有可能将来继续维持中立，但是希特勒对此不予理会。他指出，鉴于敌人力量单薄，完成此行动只需要较少的兵力。1940年4月9日早上5时25分，德军从南部穿过边界进入丹麦，同时，在奥尔堡（Ålborg）的空降部队占领了丹麦空军的主要基地。此外，德国海军从海上5个地点同时入侵丹麦，其中一处在哥本哈根，那里的守军完全猝不及防。德军出现的唯一的意外就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Schleswig-Holstein）战列舰搁浅了。在早上7时20分，在意识到无法扭转结局后，丹麦政府下令停止抵抗。德国入侵不到两个小时便大功告成。[21]然而，在挪威，入侵的部队遇到了更严重的抵抗。德国的运输船在驶往特隆赫姆（Trondheim）和纳尔维克的途中尽量避开严阵以待的英军，但是糟糕的天气吹散了同行的舰队，包括14艘驱逐舰、2艘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Scharnhorst］和“格奈森瑙号”［Gneisenau］）以及“希佩尔海军上将号”（Admiral Hipper）重型巡洋舰。英国战列巡洋舰“声望号”（Renown）与德国两艘战列舰相遇，结果德国战列舰遭到严重的破坏而不得不撤退，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其他的英国战舰距离挪威海岸都太远了，以至于它们无法阻止德国的海军主力进入挪威的峡湾。挪威的岸防要塞给德军造成了一些破坏，新服役的“布吕歇尔号”（Blücher）战列巡洋舰被击沉，但这也未能阻止德国士兵接管挪威所有的重要城镇，首都也包括在内。即使这样，德军的进攻也并非一帆风顺，1940年4月10至13日，英国舰队的两次袭击击沉了停靠在纳尔维克港及附近的10艘德国驱逐舰。德国人还丧失了15艘运输船，迫使他们使用270艘商船从对面的丹麦运来10.8万名后援士兵和物资补给，同时还空运了3万名士兵。依赖空运、缺少运输船意味着首次入侵将无法采用重兵压境的办法，但大规模的兵力确实是不可或缺的。挪威多山的严峻地势，使得挪威人可以借此伺机抵抗入侵的德国军队。[22]

4月9日，刚占领奥斯陆，德国方面就宣布吉斯林为新成立的亲德国政府的首脑，这一声明让入侵变得愈发困难重重。吉斯林任命几个之前的支持者为阁僚，结果这些人公开拒绝追随他，同时，挪威政府严厉地谴责他的行为。国王呼吁继续抵抗，将奥斯陆留给内阁照管。国王得到军队和大多数挪威民众的支持，他们对吉斯林这名德国傀儡的就职深感愤怒，因为他缺乏选民支持。吉斯林宣称国王和政府是叛徒，说他们将国家出卖给了掌控英国的犹太人，并指出挪威的未来应致力于构建他所谓的“德意志命运共同体”，还声明要在194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发动一次“民族革命”，结果除了嘲笑，人们对他的这一声明没有其他任何反应。[23]随着德国的入侵，挪威士兵在纳尔维克港和其他西部的港口的抵抗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很明显，对德国人来说，事情并未如计划的那样进展。但是对英国人来说，事情甚至更为严重。4月14日和17日，在法国外籍军团（French Foreign Legion）和许多波兰部队的协助下，英军中途在沿着海岸的两个地方登陆。但是他们对于应该去哪儿却充满了疑虑。其中许多士兵没有充足的冬季作战装备，也没有雪地鞋，而其他人则背着沉重的冬季装备，这令他们几乎无法前行。最关键的是，他们没有有效的空中支援。德国飞机无情地轰炸他们。在多次延误后，同盟国军队最终于1940年5月29日占领了纳尔维克港，但是德国的援军也抵达了。德军发动了一次突袭，在6月4日击沉了英国的“光荣号”（Glorious）航空母舰，甲板上的飞机也全部葬身海底，这使得英国的处境更加艰难。纳尔维克港南边的盟军已经开始撤退，而在摧毁海港之后，占领纳尔维克港的军队也于1940年6月8日扬帆回程。就在前一天，挪威国王和政府乘坐“德文郡号”（Devonshire）巡洋舰流亡国外，他们留下了停火的命令，但是明确表示，在另行通知以前，挪威和第三帝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将会继续下去。[24]

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德国人依靠前所未有的陆海空协作进攻取得了胜利。他们此时占领了欧洲大陆西北海岸的大部分地区，并在那里建造了一系列重要的海军基地，尤其是潜水艇基地，因为这些潜水艇可以有效阻碍英国从美国那里获得物资补给。如此一来，如今不仅运到德国的瑞典矿石可以得到保证，而且瑞典本身尽管名义上仍是中立的，但实际上已经沦为德国的附属国。甚至在挪威战役期间，瑞典当局就已经允许德国可以在瑞典领土上进行补给运输，随后，他们还允许几十万的德国士兵经过瑞典领土。瑞典的造船厂为德国海军制造战舰，同时，只要德国提出要求，瑞典经济实际上已经成为德国战略物资的供应来源。正如威廉·L. 夏伊勒在日记中所记载的，相比之下，同盟国军队的整个行动是一场“溃败”。英国人计划在挪威关键海港的外侧布雷，但该计划一拖再拖，直到最终丧失机会。此外，英国陆军和皇家海军之间缺乏协调。军事计划一片混乱，甚至前后矛盾。登陆后不久，英国军队就不得不屈辱地撤退。在纳尔维克，他们对继续进军畏首畏尾，这是致命的，如此一来，他们丧失了出其不意的偷袭机会，使德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等来援兵。这一切对英国未来的战争形势不是一个好兆头。[25]实际上，早在1940年3月21日，军事指挥官汉斯·迈尔—韦尔克就在他的日记中指出，德国普通民众都表现得非常乐观，相信战争在夏天就会结束。[26]

在伦敦，对军方的指责迅速袭来。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在下院为他的行为进行辩护，不过他的辩护听起来毫无说服力，令人难以信服。反对党工党的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在议会中开门见山。“不单单是挪威，”他说，“挪威代表的是所有令人不满的战役中的极点。人们指出，那些应负主要责任的人几乎从未摆脱过失败的命运。首先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败北，紧接着又在挪威失利。到处上演着‘为时已晚’。”艾德礼对局势的评价素来直言不讳，这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反对党工党决定对这一问题进行强制表决。615名议员中有486人投票，80名保守党人因没有参加讨论而弃权，另有40名在场的保守党人投票赞成反对党。张伯伦政府在议会中的席位由213席直降为80席。第二天，鉴于不可避免的下台命运，心灰意冷的张伯伦决定辞职。下野一年内，他就去世了。[27]外交大臣爱德华·伍德（Edward Wood），即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张伯伦明确的继任者，但是他拒绝领导内阁，因为他是一名上议院议员，认为通过上院来领导国家是不可能的，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因此，人选落到了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ruchill）身上。丘吉尔是英国海军大臣，从形式上讲，应该为挪威的溃败负责，尽管他曾在关键的辩论中为政府的行为辩护，但是他大体上并没有遭到批评，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他有胆有识，只是被那些过度谨小慎微的官员拖累了。被任命为首相的时候，丘吉尔已经65岁了，他曾目睹了19世纪末和1914至1918年间发生在苏丹的战争。多年以来，他在政府多个部门中供职，但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一名后座议员，原因在于他特立独行，尤其是因为他尖锐批判第三帝国并无休止地倡导重整军备，所以被政府排斥。他立即扩大政府根基，将其打造为一个联合政府。他就任后在下院的首次演说措辞坚决。他宣布，英国将战斗到底。[28]

四

德国袭击丹麦和挪威，这预示着针对法国以及比荷卢国家（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更大规模战斗即将来临。武装部队的最初计划非常传统，那就是从三面进攻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经过数月的讨论后，该计划改为两面夹攻，之后又不得不再次更改，因为一名参谋官员在强行登陆比利时时被俘，而且他在被捕前没有销毁文件，导致作战计划落入了敌军之手。计划必须重新拟定，希特勒建议集中兵力，出其不意地穿过阿登（Ardennes）山区，这是一片树木繁茂的丘陵地区，人们普遍认为在这一地区作战坦克是派不上用场的，因此，法国在这里只做了轻微的防御。如此一来，德军就可以避免在防卫森严的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沿着法德边界绵延数英里——向法国防御阵地发起进攻。埃里希·冯·曼施泰因（Erich von Manstein）将军详细地介绍了这一新的、临时准备的计划，当这一计划被参谋总部实施的军事演习和模拟实战证明切实可行后，军方高层最初的顾虑才被打消。冯·曼施泰因生于1887年，是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将军的一名亲信，后者在制定入侵波兰的计划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冯·曼施泰因的野心令哈尔德将军非常恼怒，结果哈尔德将他调往斯德丁，执行野战任务。冯·曼施泰因新计划的一个次要目标就是使伦德施泰特的南方集团军队在对法国的入侵中起主要作用。冯·曼施泰因在1940年2月17日面见希特勒时表示，只要经过谨慎的计划部署，使一支重型机动化部队穿过阿登山区是可能的。一旦这支队伍穿越了阿登山区，德军主力就可以直驱英吉利海峡，从南部切断同盟国军队。同时，另一支更靠北的侵略部队将进入比利时和荷兰，迷惑盟军，使其觉得这里将是主战场。如此一来，英国远征军和法国军队实际上将会受到南北夹击，被逼到海边。[29]

到了5月初，雨已经停了。挪威战役无疑会以德军胜利结束，时机已经来临。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荷兰，一些士兵靠降落伞空降荷兰，大多数则直接从德国跨过边界进入荷兰。荷兰军队撤退了，脱离了南面的英法军队。荷兰只有8个师，根本无法对抗重兵入侵的德国军队。1940年5月14日，德国对鹿特丹发动了一次空袭，摧毁了市中心，几百名普通百姓遇难，这使得荷兰人不得不相信，为避免遭到进一步的屠杀，最好投降。第二天，荷兰就投降了。威廉明娜女王（Queen Wilhelmina）和政府逃亡伦敦，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继续挣扎。同时，德国空降兵和滑翔机特种部队夺取了关键的桥梁和防御阵地，还控制了进入比利时的主要道路，驻守比利时的士兵因与前来支援的英法军队协调行动失败，很快就被击退。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击令人胆寒。威廉·L·夏伊勒对德军的行军速度深感震惊。夏伊勒和一群记者开车进入荷兰，看见通厄伦（Tongres）城镇里的火车站遭到严重的轰炸，“周围的铁轨被炸得面目全非，火车车厢和车头都脱离了轨道”。“城镇完全被废弃了。两三只饥饿的狗悲伤地在废墟中搜寻，很明显，它们是在找水、食物和它们的主人。”[30]

再向前，他们经过在路上蹒跚前行的难民队伍，“老妪们，”夏伊勒写道，“用衰老的臂膀抱着一两个婴儿，母亲则用力拖着家当。幸运的人可以用自行车来搬运家当。只有极少数的幸运者可以用手推车搬运。难民队伍沉浸在悲伤和痛苦中，他们神情恍惚，面露惧色，但不失尊严。”到达鲁汶（Louvain）时，他发现大学图书馆再次被摧毁。在一战时，由于德国士兵遭到比利时人的反抗，就在一次蓄意的报复行动中将图书馆焚毁，后来在美国出资帮助下，图书馆进行了重建，再次藏满图书。“这个伟大的图书馆建筑，”夏伊勒在1940年5月20日写道，“内部完全被摧毁了。废墟仍在闷燃。”戈培尔的宣传机构急着宣称图书馆是被英国人摧毁的，但是当地的德军指挥官耸耸肩膀，对夏伊勒说，“镇里发生了一场战斗……街道上战斗非常激烈。大炮和炸弹全都用上了。”他说，所有的书都被烧毁了。[31]德军在激烈的战斗中不断向前推进。比利时有22个师的兵力可以调令，因此与荷兰人相比，比利时军队可以进行更加顽强的抵抗。但是，面对德军，比利时军队仍招架不住，彻底溃败。1940年5月28日，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Leopold Ⅲ）向德国投降了，这让英法两国感到沮丧。比利时政府建议利奥波德一道流亡伦敦，但是他拒绝了，留在了比利时。在之后的战争期间，他一直被德国人监禁着。[32]

比利时国王做出投降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发生在更南部的事件的影响。1940年5月10日，就在德军入侵比利时和荷兰的同时，一支德国大军开始秘密穿越阿登山区。法国人对他们抵抗德国入侵的能力非常自信。重整军备已经在飞快地进行。截至1940年年初，法国拥有大约3,000辆现代化的精锐坦克，相较之下，德国装甲部队只有约2,500辆坦克，而且质量普遍不及法国坦克，此外，法国有约1.1万门火炮，而德国只有7,400门。德国总共有93个师，而同盟国方面，法国有93个师，英国有10个师。1940年春天，法国有647架战斗机，242架轰炸机以及489架侦察机可支配使用，加上英国可支配使用的261架战斗机、135架轰炸机和60架侦察机，作战飞机总共达到将近2,000架。德国空军此时可调动3,578架作战飞机，但是若算上比利时和荷兰的空军，德国空军本身已经不足以压倒对手。然而，除去最近交付的500架现代化美国飞机，法国许多的飞机都非常陈旧，而且英国和法国的空军都不懂得如何在战术上支援地面部队，反观德国空军在入侵波兰时就为地面部队提供了战术支持。结果，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德国俯冲轰炸机可以摧毁敌方的防空工事，打击敌方的通信系统，并在同盟国空军想出对策之前建立空中优势。更有甚者，同盟国将许多飞机储备起来，但德国空军几乎倾其全力投入了战斗。这是一次大胆的赌博，德国损失了多达347架飞机，包括在荷兰和比利时使用的大部分伞兵运输机和滑翔机，但是这次赌博获得了惊人的回报。[33]

法国情报人员完全没有预测到德国会实施怎样的入侵计划。他们确实注意到了德国的一些准备工作，但是没有人将所有情报整合成条理清晰的信息。法国将领们还相信之前截获的计划，虽然该计划已经被德国废弃，但他们却认为这就是德军将要付诸实践的。法军对德军的了解还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情报，未能掌握德国装甲师此刻的行军速度和行军里程。1914—1918年间的堑壕战陷入了僵局，之后，空军和坦克的使用已经将战争的优势从防御方转移到进攻方，但同盟国方面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转变。为了更好地概览战局，法国将领们将指挥部设置在前线后方好几英里远的地方，如此一来，他们与战场的通信状况就很糟糕，无法第一时间对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势做出反应。不久，法军将57个师集结在北面，以击退试图经由荷兰和比利时入侵的德军。但是这里的德军只有29个师，而且当法国沿着马其诺防线部署另外的36个师的兵力时，德军只能抽调19个师来应对。德军战斗力最强的45个师——其中包括一些经过最严格训练和装备最精良的兵力——正集中精力穿越阿登山区。毫不奇怪，至少在开始时，法国在北面的防守非常稳固。在阿尼（Hannut）[†]，法军在历史上第一次坦克大战中击退了德军。然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更南面的被称为“迄今为止欧洲所知的最大一次交通堵塞”。在那里，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Ewald von Kleist）将军带领着13.4万名士兵、1,222辆坦克、545辆半履带装甲车，以及近4万辆卡车和汽车，一起穿越阿登山区树木丛生的狭窄山谷。[34]

这一大胆的计划极其冒险。事实上，它几乎动用了德国所有的装甲设备。行动失败将会使德国遭到毁灭性的反击。费多尔·冯·博克将军正指挥B集团军群（Army Group B）向北行进，他很能干，但很保守。他一听说要穿越阿登山区展开入侵计划就指出，很明显，“该计划只会把我们自己拖垮，除非法国人失去了理智”。[35]但是运气站在了德国人这边。四列纵队缓慢且痛苦地前行，每一列皆延伸将近400千米，他们沿着狭窄的道路朝着默兹河（Meuse）缓慢前行。他们时常放慢速度停下来。为了查清威胁行军的堵塞路段，行军主管的轻型飞机在队伍的首尾来回查看。先头部队在沿途预先设立了加油站，为坦克补充燃料。所有人员和驾驶员都必须三天三夜持续行军。特种作战部队需要服用大剂量的安非他命（被士兵戏称为“装甲部队的巧克力”）以保持清醒。暴露的行军队列易受攻击，成为同盟国军队的空袭目标。然而他们侥幸躲过轰炸，因为盟军未能认出他们才是德军主力。1940年5月13日，德军抵达默兹河，此时法军才首次向他们发起了真正的阻击战。克莱斯特调集了1,000多架飞机对法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一波又一波的轰炸持续了大约8个小时，最终迫使法军隐蔽起来或者撤退，此举严重挫伤了法军的士气。德军此刻将数百艘橡皮艇扔进河里，它们载着士兵抵达河对岸的三处地方。这些士兵摧毁了岸上法军的防御阵地，并在左岸建立了一个足够大的据点，使工程师可以据此修建一座桥，帮助德军坦克跨越河流。[36]

这是关键性的突破。此刻，德军仍很容易遭到反攻，但是法国人再一次反应迟钝。克莱斯特的部队没有像法军所预期的那样向东挺进，从马其诺防线的后方发动进攻，相反地，它们转而向西，执行冯·曼施泰因著名的“镰刀收割”（sickle-cut）计划。该计划意在钳制比利时的同盟国军队，如此一来，从马其诺防线后方入侵的德军和从北面入侵的德军就能夹击盟军，再将他们赶入大海。到他们抵达默兹河时，德军的坦克在数量上已经大大超过了法军的坦克。法军的许多坦克已经耗尽了汽油，且大部分都被摧毁了。盟军飞机仍在遥远的比利时中部和北部，当它们最终抵达时，却发现很难正确瞄准地面目标。这些飞机还遭到德军防空炮火的重创：英国派去的71架轰炸机折损了30架。同时，德军坦克穿过空旷的平地，迅速向西前进。在许多情况下，德军指挥官被进攻的势头冲昏了头脑，便将上司们谨慎制定的计划抛在脑后，继续以更快的速度向更西部挺进。前线的法军士兵对德国人向西挺进的程度十分诧异。法军的领导层陷入了绝望。在参谋总部，当法军将领们得知德军正以势如破竹之势进军时，都急得哭了出来。1940年5月15日早晨，法国总理保罗·雷诺（Paul Reynaud）拨通了丘吉尔的电话。“我们已经被打败了。”他说。由于过分投入在比利时的战争，法国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兵力储备。1940年5月16日，丘吉尔抵达巴黎，与法国各领导人进行了一次紧急会议。“每个人脸上都显得极端沮丧。”他后来这样描述。法国陆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将军绝望地报告道，由于“人数不够、装备落后、战术不占优势”，他无法发动一次反攻，正如丘吉尔后来回忆道，他说这些话时候，“绝望地耸了耸肩膀”。[37]

1940年5月19日，雷诺将甘末林免职，甘末林素以谨小慎微著称，但他的这一品质在战争中却被证明是致命的。马克西姆·魏刚（Maxime Weygand）将军取代了甘末林，此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广受尊敬的老兵，已经在1935年退伍。然而为时已晚。第二天，第一批德军坦克抵达了英吉利海峡。在比利时的盟军部队此时已被德军师团三面包围，而这三面之外则是大海。魏刚认为，从南北同时进攻可以击破德军的坦克先遣部队，但很快他就发现，在目前的混乱局势下，协同进攻绝无可能。与比利时国王会谈后，魏刚准确地判断利奥波德国王已经放弃了抵抗。英国和法国之间的通信实际上中断了。所有尝试联系英国陆军参谋总长戈特勋爵（Lord Gort）的努力都失败了。[38]法国北方军队的总指挥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但法国方面却找不到令人满意的接替者。在一连串指责推诿中，反攻计划失败了。英国人开始认为法国人是无能的，而法国人则觉得英国人不可靠。5月28日，随着比利时的投降，情况变得更糟了。据说，雷诺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气得“脸色煞白”，而英国在一战中的首相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则写道，“比利时国王背信弃义，他的所作所为是胆小怯懦的表现”，很难“找到比这更黑暗和卑劣的行为了”。三路德军坦克进攻部队席卷北部和西部，与另一支从东面穿过比利时前来的部队会合，此时，英国和法国的部队开始在敦刻尔克（Dunkirk）港口撤退。[39]

地图6　德国人对西欧的征服，1940年

在甘末林被免职的那天，早已预见这一系列挫败的英国政府开始集结一支舰队，准备实施撤退，这支舰队包括了几乎所有沿着英国海岸可以找到并及时抵达集合地的船舶。在德军俯冲轰炸机的扫射和轰炸下，最终有860艘船舶——其中700艘是英国的——抵达了敦刻尔克海滩，把近34万士兵运到了英国。在这些人中，英国人将近有20万，其余大多数是法国人。若不是希特勒亲自下令让德军先遣部队停止前进，能逃脱的人将少得多。希特勒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戈林一再向他保证，他的空军将会毁灭盟军部队，而且伦德施泰特也向希特勒提议，应该在向南进军巴黎之前，让他疲惫的部队休整一下。无论是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还是在北部战线的B集团军群指挥官费多尔·冯·博克都无法理解希特勒的决定。博克告诉布劳希奇，进攻必须马上重新开始，“否则英国将会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从敦刻尔克运走他们想运走的一切”。但是希特勒支持伦德施泰特，还将此事看作是重申自己权威的一个良机，以表明他的权威是在最高指挥官之上的。等到布劳希奇劝说希特勒重新发动袭击时，盟军的撤退行动正在进行中，守军的顽强抵抗给疲倦的德军造成很多麻烦。博克在1940年5月30日带着明显的愤怒之情写道，

在敦刻尔克，英国人仍在撤离，甚至是从开阔的海岸撤离！当我们最终抵达那里时，他们将全部撤离完毕！元首叫停坦克部队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继续进攻。战斗是艰难的，英国人像皮革一样坚韧，我指挥的师团已经精疲力竭了。[40]

当作战最终结束的时候，博克考察了作战现场。用于守卫敦刻尔克的混凝土掩体和铁丝网防御工事数量之大，令他深感震惊。此外，敌方装备的质量也令他感到不安：

英国人撤退路线上的情形简直难以形容。不计其数的汽车、火炮、装甲车和军事装备堆叠在一起，在最狭小的空间里，它们相互交叉重叠。英国人试图烧掉一切，但是在匆忙中，他们只烧掉了一部分。这里放着整支军队的军备物资，装备精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只能在一旁吃惊、羡慕地看着。[41]

两天后，敦刻尔克终于投降了。4万名殿后的士兵——大部分是法国人——被抛下，成为德军的俘虏。尽管在最后一批英国士兵离开海滩后，撤退行动仍然持续了两天，但魏刚还是指责英国人抛下法国士兵的做法。无论如何，法国人殿后是合情理的，因为他们抵达敦刻尔克的时间相对较晚。不过，魏刚怒火中烧，对丘吉尔大为不满，指责他拒绝派遣更多的飞机或部队去帮助法国。英国人则看不起法国的将领和政治领袖，认为他们过于感情用事，是软弱的失败主义者。英国已下定决心，不会在别的地方牺牲过多的武装力量或飞机而连累自身对不列颠群岛的防御。无论他们的处境多么可怕，英国将领不会流泪。两国的关系接近冰点，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会恢复。[42]

在重新部署、补救和恢复之后，德军的50个步兵师和10个装甲师开始向南挺进，不可否认的是，这10个装甲师基本上都耗尽了资源。40个法国步兵师和3个装甲师的残余部队阻挡了他们前进的道路。1940年6月6日，德军跨过了索姆河（Somme）。三天后，他们到达了鲁昂（Rouen）。法国政府已经撤退到一些城堡中，这些城堡分布在巴黎南部的乡下，那里的通信非常困难，可用的电话非常稀少，而且漫长的难民队伍此时堵塞了公路，使得在此地通行几乎不可能。1940年6月12日，在离开巴黎后的首次会议上，魏刚对那些惊魂未定的部长们说道，进一步的抵抗是无用的，是时候要求停战了。在魏刚看来，英国无法扛住德军的入侵，因此，将法国政府撤离到伦敦毫无意义。而且，与其他越来越多的将领观点一致，魏刚开始认为，对于军队的溃败，应受指责的是负责民事行政管理的政治家，而非军官。军队的职责是与敌方达成一个体面的和平条约。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可能阻止法国出现无政府状态和革命——1870年法国被德国打败后就曾进入无政府状态并爆发革命——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可能为法国的道德重生扫清障碍。年迈的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元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凡尔登战役（Battle of Verdun）的英雄，如今被雷诺安排在政府中，作为名义上的军事领袖，他此时也支持这种观点。“我不会放弃法国的土地，”他宣称，“我愿意承受施加在祖国及其子民身上的痛苦。尝尽痛苦后将迎来法国的复兴……在我看来，停战是永恒的法国持续下去的必要条件。”[43]

1940年6月16日，法国政府在波尔多（Bordeaux）重新召集之后，由于在反对停战事宜上陷入孤立，雷诺辞去总理职位。他被贝当所取代。1940年6月17日，新的法国领导人通过公共广播宣布，现在是时候停止抵抗、寻求和平了。在战争中，大约12万法国士兵阵亡或被登记为失踪（此外，还有10,500名荷兰人和比利时人，以及5,000名英国人），这表明很多人确实在战斗，也驳斥了当时一种说法，即法国民族自豪感已经被30年代的政治所摧毁。但是在贝当的宣告过后，许多人放弃了抵抗。在这之后，150万沦为德军俘虏的法国士兵中有一半人彻底投降了。那些想继续战斗的士兵时常遭到来自平民的人身攻击。像贝当那样憎恶第三共和国民主体制的保守主义分子，最终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应该誓死捍卫这些体制。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崇拜希特勒，而且想利用这次失败的机会按照德国的样子重塑法国。他们很快就得到了将其付诸实践的机会。[44]

五

与此同时，法国几乎陷入了彻底的混乱中。在全国各地，庞大的难民队伍向南出逃。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Irène Némirovsky）是一名俄国流亡作家，1917年，当时14岁的她，为了躲避布尔什维克革命，与经商的犹太裔父亲逃到了法国。她生动地描述了法国此刻的场景，“混乱的人群在灰尘中艰难地前行”，幸运者推着“独轮手推车、婴儿车和手拉车，其中手拉车是由四块木板放置在简陋的轮子上改装而成的，这些车子都被包裹、破烂的衣服、睡着的孩子压得低低的”。[45]车辆尽力沿着挤满难民的道路前行，“都装满了行李和家具、婴儿车和鸟笼、装货箱和衣服篮子，每一辆车子顶部都紧紧地系着一个垫子”，看起来就像是“大量脆弱的脚手架”。“小汽车、卡车、手拉车、自行车以及农民的马车一道形成了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车流，从巴黎缓缓地流过，这些农民丢弃了自己的土地”。[46]德军入侵的速度和规模意味着制定一个正式的撤退计划是不可能的。对德军1914年实施暴行的记忆，以及轰炸如何可怕的谣言使法国人陷入了集体歇斯底里的状态。全部的城镇都被抛弃了，据说，里尔（Lille）的人口在几天内从20万直降到2万，沙特尔（Chartres）的人口从2.3万降到800。抢劫者闯进商店和其他营业场所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南方，安全的地方塞满了难民，随时要被挤爆。波尔多通常居住30万居民，在几周内人口就翻了一倍，同时，15万人涌向波城（Pau），而在平时，波城只居住着3万人。据估计，总共有600万到800万人在德国入侵期间逃离家园。在巨大的人流冲击下，社会结构崩塌了。人们只是逐渐地才开始返回他们的家园。消沉的意志对法国政治体系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压力下，法国政治体系瓦解了。[47]

因此，当德国人在1940年6月14日进入巴黎时，他们发现巴黎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遗弃了。耳畔回响的不是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唯一能听到的是市中心一群牛哞哞的叫声，这些牛是向更北方逃亡的难民途经巴黎时抛弃的。在法国，德国士兵一到达被遗弃的城镇和村庄，都将那里洗劫一空。“这里能买到所有的东西，就像在一个大百货商店一样，但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的。”汉斯·迈尔—韦尔克在1940年6月12日从埃尔伯夫（Elbeuf）报告道：

士兵们搜遍了所有的地方，拿走任何他们看中的东西，如果他们能拿得动的话。他们将整麻袋整麻袋的咖啡从卡车上拖下来。衬衫、袜子、毯子、靴子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东西都摆在地上供他们挑选。很多原本需要士兵们省吃俭用地攒钱才能买得起的东西在这里到处都是，在街上或地上随处可见。士兵们还立即掌控了运输工具。在各个地方你都能听见发动机的嗡嗡声，那是还不熟练的司机刚刚启动它所发出的声响。[48]

地图7　法国的分割，1940年

法国彻底蒙羞了。然而更糟的还在后面。德军在一个博物馆中找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指挥官福煦（Foch）元帅的私人火车车厢。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就是在这节火车车厢里签订的。在博物馆的墙壁被一个德军清拆队损毁后，按照希特勒的个人指示，这节火车车厢被搬出来，并被拖到贡比涅（Compiègne）森林，停放在它曾经所在的位置，一战停战协定正是在这个位置上签署的。当德国人抵达的时候，威廉·L. 夏伊勒注意到，希特勒的脸上“洋溢着复仇的神情”，从他“轻快的步伐”可以看出其中还夹杂着胜利的喜悦。希特勒坐在1918年福煦所在的位置，摆了个姿势拍了照片，之后就离开了，他傲慢地将代表团的其余人士——包括赫斯、戈林、里宾特洛甫[‡]以及军事将领们——留下来宣读条款并接受沮丧的法国人的签字。[49]依据停战协定，所有的战斗在1940年6月24日停止。法国被一分为二，北部和西部是占领区，南部和东部为名义上的自治国家，其政府驻地在温泉小镇维希（Vichy），由贝当元帅领导，贝当政府的法令在整个法国都有效力。[50]

德国军队进行了历史上最大一次军事包围。就德军的伤亡情况来看，这是一场著名而划算的胜利，只有不到5万人伤亡（阵亡或失踪），在这方面，接下来德军的任何一场胜利都不及它。相比于战争中的其他单一军事行动而言，这次胜利俘虏了更多的战俘，差不多有150万人。这次成功使希特勒和主要的将领们相信，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尤其是在第二年入侵苏联的作战中，同样的战术也将会奏效。[51]德国羞辱了宿敌，洗清了在凡尔赛的耻辱。希特勒极度兴奋。1940年6月28日黎明之前，他秘密地飞往巴黎，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完全私人的观光旅行，随同前往的是他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和雕塑家阿尔诺·布雷克尔（Arno Breker）。他们参观了巴黎歌剧院、埃菲尔铁塔、荣军院以及蒙马特的艺术区。为了方便希特勒参观，歌剧院的灯光全被打开。破晓时分，三人以埃菲尔铁塔为背景，拍了一张非正式的照片。“参观巴黎是我一生的梦想，”希特勒对施佩尔说，“梦想在今天实现，我的喜悦之情是难以表达的。”满意于这次游览，他告诉建筑师，他曾经常想着要将巴黎夷为平地。然而，他后来说道，在将他俩的宏伟建设计划付诸实践后，德国首都柏林将变成新的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Germania），到那时“巴黎只是一个影子。为什么还要摧毁它呢？”[52]

希特勒从此没再返回法国的首都。胜利的游行将在德国国内进行。1940年7月6日，冗长的欢迎队伍排列在柏林的街道上，人们沿着元首经过的路线，在从车站到帝国总理府的道路上抛洒了无数的花束。他一到达总理府，就被反复要求到阳台上接受下面聚集人群的致意。正如威廉·L. 夏伊勒所记载的那样，当最初宣布入侵法国的消息时，人们并不感到兴奋。总理府前也没有大规模的人群，但是其他时候，每当有大事件发生时，总理府前通常都聚集起人群。他在1940年5月11日写道，“我看到大多数德国人对这个消息感到深深地沮丧。”[53]就像在之前的外交危机中一样，人们对入侵法国的后果普遍感到忧虑，加上害怕盟军可能对德国城市进行空袭，这种情绪更加严重。但是，也正如之前的情形一样，希特勒轻松地就实现了他的目标，这种安慰之情和民族自豪感一起汇成了一股欢乐的浪潮。这次的成功远比之前更伟大。很典型的是一个中产阶级学生的反应。这个学生名叫洛蕾·瓦尔布（Lore Walb），生于1919年的莱茵兰，现在是慕尼黑大学历史专业的学生。“难道这不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吗？”1940年5月21日，当她在日记中记载这次胜利时，她这样反问道。像许多人一样，她把对希特勒的溢美之词全都记了下来：“只有现在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元首的伟大。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已经证明了他的天赋，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家，他的才能也丝毫不逊色……在元首的带领下，除了胜利，不会有其他结果！每一个人都坚定地相信这一事实。”[54]

“人们对德军成就的仰慕之情难以形容，”1940年5月23日，党卫队保安处报告道，“现在，甚至那些在战役开始之前仍远远观望和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开始钦佩德军所取得的成就。”[55]报告继续说道，比利时的投降“使各地群情高涨”，德军进入巴黎则“让帝国所有地区的民众陷入前所未有的兴奋之中。欢呼游行和兴奋的场景在许多城市广场和街道上演”。[56]据1940年6月20日的报道，“目前的兴奋状态每次都给人一种印象，即不会再有比这更加强烈的情感了，然而，每当再有新鲜事件发生时，人们的喜悦之情就会更加强烈。”就在贝当宣布法国投降的同时，德国许多城镇广场都进行了庆祝游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对取得胜利的速度感到不可思议。甚至那些反对希特勒政权的人也承认他们的自豪之情，他们还说道，普遍的喜悦气氛使得他们无法再继续进行秘密抵抗运动了，他们真的就停止了抵抗。[57]天主教军官维尔姆·霍森费尔德曾经大力批判德国在波兰的政策，他曾给妻子写信道“我有时羞于成为一名德国士兵”[58]，但德军胜利的消息立即打消了他的这种念头。“孩子，噢，我的孩子，”他在1940年6月11日给他的儿子写道，“参与其中的人怎能不感到高兴呢！”[59]在汉堡，保守的教师路易丝·索尔米茨也在享受这种普遍的喜悦之情。“对德国人民来说，这真真是一个伟大的日子”，1940年6月17日，一听到贝当宣布和谈时，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全都沉浸在幸福和狂喜之中，激动不已。”胜利意味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民族命运的伟大改变，意味着长久以来民族主义梦想的实现”。直到此刻之前，占据她日记绝大部分篇幅的都是战争期间每天发生的事情，相比此刻的情绪，这种日常的描绘显得黯淡无光。只有当她想起自己和犹太丈夫弗里德里希（Friedrich）所遭受到的迫害——尽管他们的婚姻被定义为“享有特权的异族通婚”——时，她才停下来思考：“成功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这一光明所带来的阴影将会变得更加黑暗和危险。”[60]

六

在1933年和1945年间，对法国的征服见证了希特勒名望的最高点。人们自信地期待英国此刻将会寻求和谈，而且战争将在夏末结束。然而，下一步该如何行动，这个问题却很棘手。此外，从根本上讲，希特勒对英国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羡慕大英帝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大英帝国面积覆盖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区域。同时，他还将英国人视作德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亲戚，认为英国人最终将在种族命运的驱使下与他们联合起来。另一方面，他意识到，在英国政治中，有一些强大势力将他领导下的德国视作对大英帝国的一个重大威胁，甚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除掉这个威胁。前年9月，在德军入侵波兰后，这些势力促使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立即对德国宣战。希特勒清楚地知道，保守党内的许多主要人物——最著名的是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仍然渴望和平解决冲突，并希望他能以某种方式说服这些人开始协商和平协议。在战争头几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希特勒对英国的政策在进攻和安抚之间摇摆不定。丘吉尔被任命为首相后，单独讲和的可能性变得很小，即便如此，希特勒仍抱着一丝希望，同时，为了防止希望落空，他开始准备入侵计划。[61]

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完全赞成入侵英国。在入侵和征服完成后，他设想让前任国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复位。1936年，在爱德华八世宣布和一位美国离婚妇女结婚后，他被迫让位给他的弟弟，自己则以温莎公爵（Duke of Windsor）的头衔在外流亡。在他宣布放弃王位后不久便访问了德国，据说他曾用修改过的纳粹礼向德国官员表示问候。他不止一次明确表示，他知道纳粹党试图在德国做什么勾当，而他对此表示赞赏。截至1940年，他对那些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说，英国事实上已经输掉了战争，是时候与纳粹党讲和了。在1940年夏初，公爵和他的妻子居住在葡萄牙，里宾特洛甫指派瓦尔特·舍伦贝格——因芬洛事件而出名的党卫队情报人员——绑架他们，并经由西班牙将他们带到德国。虽然他也考虑到绑架温莎公爵将会使与英国单独讲和更加困难，但他也有自己的盘算。纳粹党的阴谋在于使公爵夫妇相信他们正处于被英国间谍绑架的危险中，还有可能被刺杀，而英国间谍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他们落入德国人的手中。被征募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瞒着中立的佛朗哥政府，准备在公爵夫妇穿越边界时将其偷偷拐走。此举一旦发生，西班牙和英国的关系将会遭到破坏，这将使佛朗哥政府感到胆战心惊。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这个阴谋陷入了纳粹党的内部政治权力争斗中，无论是舍伦贝格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尽力促成绑架，唯恐这一阴谋的实现将使他们憎恨的里宾特洛甫大获全胜。丘吉尔建议公爵应该去巴哈马群岛担任总督，公爵和公爵夫人同意了丘吉尔的建议，如此一来，阴谋最终破灭了。而他的走马上任也使自己可以就此远离这样的阴谋。舍伦贝格的上级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向这位年轻的情报人员表示祝贺，庆祝他以表面上积极活跃但实际上毫不作为的正确方式合理地应对了里宾特洛甫的委任。[62]

同时，希特勒正在与陆军和海军负责人商议入侵的可行性。德国舰队在挪威战役中蒙受了沉重的损失。3艘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已经被击沉，2艘重型巡洋舰和1艘战列舰因遭到重创而无法再投入战争。在1940年夏天，元帅雷德尔只能调用1艘重型巡洋舰、2艘轻型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想凭这点可怜的海上力量去掌控英吉利海峡远远不够，因为英国方面出动了5艘皇家海军战列舰、11艘巡洋舰和30艘驱逐舰守卫英吉利海峡，并且，只要有需要，另外一支海军力量也可以随时从直布罗陀海峡驶来，为守卫英吉利海峡提供关键的支持。[63]而且，在法国投降后，德国没能将法国的舰队编入自己的海军。1940年7月3日，英军的一次大胆行动进一步激怒了法国。在法国控制的阿尔及利亚地区，为了阻止法国海军落入德军之手，英国战舰袭击了法国位于奥兰（Oran）附近凯比尔港（Mers El Kébir）的海军基地，损毁了许多战舰，并造成1,250名法国水手遇难。这样一来，雷德尔可以支配的战舰就更少了。因此，对德军来说，通过摧毁英国皇家空军，进而赢得英吉利海峡的制空权是必要的，而这也是最低限度的手段。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英国海军的支配地位对德军构成的潜在障碍才能或多或少得以消除。[64]

经审慎考虑，希特勒在7月16日签署了入侵的指令，但指出只有在“必要时”才发动侵略。三天后，在国会中一个精心安排的场合，他重新提出了之前对英国人的和平提议。然而，和平提议的条款非常模糊，以至于丘吉尔政府在一小时内就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威廉·L. 夏伊勒与一群军事和文职官员在广播中听到了英国拒绝德国和平提议的消息，他被这一通告所产生的惊恐情绪所震撼。他写道，这些官员“不敢相信他们的耳朵。其中一个人对我吼道：‘你能理解吗？你能理解那些愚蠢的英国人吗？现在拒绝和平？’”“跟我谈话的那些德国人，”夏伊勒在第二天评论道，“简直不能理解此事。他们想要和平。他们惧怕再经历一次去年那样的冬天。他们对英国没有什么不满……他们认为，如果到了要决战的地步，他们也可以轻松战胜英国。但是他们更想要和平。”[65]在许多德国人看来，英国拒绝讲和这件事将他们心中憎恨和复仇的痛苦情绪完全释放出来，这种情绪源于对战争的失望，因为很明显，战争终究无法结束。“我从没有过如此严重的憎恨之情，”学生洛蕾·瓦尔布在1940年6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但是这次，我期盼着一件事，元首必须放下仁慈，应该给英国人一次真正的教训——正是因为他们，如此多的人陷入了不幸和痛苦中，他们应该为这一切负责。”[66]

希特勒仍然希望英国政府中那些支持单独讲和的人能推翻丘吉尔。然而，事实上，这种事情根本没有机会发生。不仅丘吉尔，丘吉尔内阁中的所有人都知道，德国如今在西欧占据统治地位，与德国讲和将为德国开辟道路，使德国可以进一步插手英国国内事务，进而对犹太人采取更为残酷的措施，甚至支持法西斯主义政客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Sir Oswald Mosley）——英国潜在的像吉斯林那样的人——上台。另外，长远来看，与德国讲和还将削弱并摧毁英国的独立，如果在此期间德国成功征服苏联，那么情况更是如此。正如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希特勒的和平提议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并没有带来“我们时代的和平”，而仅仅带来了他得寸进尺的要求，到了1940年7月，几乎没有英国政治家对和平提议再抱有任何幻想。[67]

因此，希特勒开始准备入侵英国，虽然他的随从人员可以明显看出他是不情愿的。前一年的冬天，“海狮行动”（Operation Sealion）开始。由2,000艘平底驳船组成的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港口集结（大多数船完全不适宜跨海航行，除非是在风平浪静的条件下），这些船只举行了登陆演习，海峡沿岸还竖起了标志，向士兵们指示去往登船地点的道路。[68]瓦尔特·舍伦贝格为德国士兵和军官准备了一本指南，向他们介绍即将要碰上的英国机构。[69]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对此举是否有用持怀疑态度。雷德尔警告道，海军最早在9月中旬之后才能准备就绪，而且在第二年5月之前，最好按兵不动。参谋总长弗朗茨·哈尔德则与海军指挥官无休止地争论最佳的登陆地点。陆军希望在一个宽阔的地点登陆，以便最大程度地发挥陆军的优势，但是海军希望在一个狭窄的地点登陆，以便将遭到皇家海军攻击的风险降到最低。但是，无论如何，为了扫清入侵障碍，英国的防空力量必须被摧毁。因此，在8月1日，希特勒签署了空袭英国的命令。征服瑞典和法国的经验给予了希特勒信心，他相信假如他的飞机在掌握制空权上没有受到任何挑战，那么理论上讲，从空中和海上联合入侵的计划是可行的。英国海军对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控制可能对德军形成某种阻碍，这种阻碍在陆上入侵中是未曾遇到过的，但是如果没有空军保护，那么皇家海军的战舰一定将成为德国俯冲轰炸机的牺牲品。[70]

从1940年6月5日至6日以来，德国飞机已经对英国展开了具有针对性的小规模轰炸。从7月10日开始，轰炸力度开始加大，接着，8月18日之后改为密集轰炸。尽管英国大部分城镇都沦为德军的轰炸对象，但轰炸比较零散。从8月中旬以来，德军轰炸的主要目标是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Royal Air Force's Fighter Command）的飞机场。与英国人传颂的“少数”神话相反，两支军队势均力敌。在1940年8月中旬，有1,379名英国战斗机飞行员处于战备状态，而德军方面的飞行员有870名。当然，英国的飞行员部署在整个国家，而德国的飞行员则主要集中在英吉利海峡沿岸。德国的轰炸机要依赖战斗机提供的保护，这些轰炸机装备都很差，性能根本不及被派来拦截它们的英国战斗机，不可能将后者击落。英国人部署了两种世界上最快、最先进的战斗机——飓风式战斗机（Hurricane）和喷火式战斗机（Spitfire）。为了加强防卫，英国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批量生产这两种战斗机。在进攻的德国空军到来之前，它们已经“紧急起飞”了，这多亏使用了在1935年首次研发的雷达，拦截了德国的无线电信号，以及部署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上千名观察员。因此，德国飞机从来没能及时赶到英国并当场击中英国战斗机。[71]

当空战中鲜明的白色雾化尾迹开始在英格兰东南部的上空交错时，形势逐渐变得明朗，德国人的目标将落空。尽管德军主要的战斗机“梅塞施密特Me 109”（Messerschmitt Me 109）在2万英尺的高度可能比英国同类战斗机的性能优越，但由于它不得不维持在较低的高度以保护轰炸机，以至于这些优势都没能显现出来，而在这样的高度，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和飓风式战斗机更灵活，可以更快地转弯和倾斜。“梅塞施密特Me 110”（Messerschmitt Me 110）重型战斗机原本是用于护送轰炸机编队，无力摆脱移动迅速的英国战斗机的攻击。德国空军总体上是为了给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的支持，难以在空中对轰炸机编队给予保护。用于发动袭击的空军基地都是最近在法国北部占领区紧急临时修建的，这些基地的补给都很困难，而且修复工作通常要花费很长时间。两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在技能或水准上都相差无几，但是双方的补给都相对缺乏。然而，当一些英国飞机被击落后，飞行员设法降落到英国的土地之后可以再次加入战局，但这样的事情很明显不会发生在德国飞行员身上。战斗的结果可以从伤亡数字中读出：在1940年8月8日至31日之间，将近900架德国飞机被击落，其中至少包括443架战斗机，而英国方面，在相对更长一点的时间段内，从8月6日至9月2日，有444架飞机被击落。在弥补损失方面，英国方面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仅1940年9月6日，就有738架可供使用的飓风式战斗机和喷火式战斗机投入战斗，而德国在8月23日只有672架可使用。截至9月初，英国方面准备就绪的飞行员是德国方面飞行员的两倍之多。[72]最关键的是，截至此刻，德国飞机的产量严重落后于英国。1938年4月，德国刚刚吞并奥地利，英国政府就设法在未来两年内加速建造1.2万架新战斗机。到了1940年下半年，英国生产的战斗机数量足足是德国的两倍。[73]

然而德空军指挥官，特别是两位最早参与进来的指挥官——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以及在西班牙的秃鹰军团（Condor Legion）前领导陆军元帅胡戈·施佩勒（Hugo Sperrle）——已经收到了大相径庭的战争结果情报。根据他们得到的信息，英国的所有战斗机中有50%已经被毁，而德国方面则只有12%被毁，或者说，英国方面损失了791架飞机，而德国方面只损失了169架。许多德国飞行员相信他们已经赢了。1940年8月17日，夏伊勒在一家比利时咖啡馆遇见一名梅塞施密特战斗机飞行员，他认为这名飞行员并非是那种天生自负的性格，但这名飞行员的话却令他震惊不已，他听到这名年轻人平静地说：“你知道，再过几周，我们将结束与皇家空军的战斗。现在只是时间的问题，在两周内，英国不会再有更多的飞机。”[74]乌尔里希·施泰因希尔佩尔（Ulrich Steinhilper）是一名年轻的Me 109飞行员，他怀着无限的热情向他的母亲介绍他的使命。他向她讲道，1940年8月19日，在袭击曼斯顿（Manston）的一个飞机场时，“我瞄准了一个运油车，它正在给一架喷火式战斗机加油，接着又瞄准了另外两架喷火式战斗机，它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我击中。运油车爆炸了，它周围的一切都开始燃烧。另外两架喷火式战斗机开始自己燃烧起来。直到此刻我才意识到掌控这四个喷射器的飞行员被赋予了如何强大的力量”。[75]在8月的最后一天，他的乐观情绪仍没有减退。“今天的一次任务，”他写给他的母亲，“也是通过两轮空袭，对德特灵（Detling）的机场进行地面攻击。我们的编队击中了3架敌机而毫发无损，整个小组击中了10架。随着我们的战斗经验和技能的增长，这应该是形势发展的方向。呔嗬（Tally-Ho）[§]！”[76]

柏林方面对这样的乐观主义信以为真。因此，9月初，德国认为是时候发动下一阶段进攻了，通过对英国主要城市进行密集轰炸，摧毁英国的工业、交通，并打击英国人的斗志。这样的轰炸袭击在缺乏协调作战的情况下展开了。1940年8月24日德国空军对伦敦东区的袭击促使英国皇家空军在第二天夜晚对柏林发动了一次反空袭。尽管就破坏力来说，英国的空袭并不是非常有效，但它使德国首都的人民感到了惊慌，也激怒了希特勒。1940年9月4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宣布，如果皇家空军对德国城市掷下几千千克的炸弹，“那么我们将在一夜之间向它们掷下百万千克的炸弹。而且如果他们胆敢宣布将对我们的城市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那么我们将夷平他们的城市！”[77]然而，眼下的战争中，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的空袭都不是希特勒在8月1日所称的那种“恐怖袭击”。他提出这种战略只是为了表明除非根据他的明确指示，否则不能发动“恐怖袭击”，实际上，在1942年4月4日之后，他才发布了这种作战命令，当时，英军首次对非军事目标——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Lübeck）——发动了重大空袭。[78]

双方的飞行员均接到指示，无论宣传员说什么，只有当他们看到具有一定经济或军事意义的合适目标——比如伦敦船坞——时才丢下炸弹。当然，实际上，由于无法保障控制炸弹爆炸的计时仪器的精确性，这样的指示并非完全适用。而且，大约在希特勒9月4日演讲的两周前，对伦敦的轰炸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此刻空袭的频率和强度都发生了变化。9月7日，350架轰炸机在白天轰炸了伦敦船坞，造成严重的破坏。为了避开防空火力，轰炸机和随同的战斗机编队都必须在一定高度飞行，因此，英国人将他们的战斗机编队撤出了海岸机场，朝西撤退以便争取时间紧急起飞，并且部署了一个固定的空中巡逻阵容，负责预测德军的空袭。当飞机爬升时，英国飞行员对他们的飞行高度进行虚假判断，并通过无线电将信息传递出来，以迷惑德国战斗机飞行员，使他们保持相对较低的飞行高度。这一切措施降低了英国方面的损失。同时德国为了减小损失，很快被迫采取以夜间空袭为主的袭击方式进行反击。在1940年9月7日至10月5日之间，德国空军实施了35次大规模的空袭，其中18次是针对伦敦的。仅在1940年9月7日至15日的一周内，就有298架德国飞机被击落，而英国方面则只有120架被击落。在9月15日，超过200架轰炸机，在大量战斗机的护航下，对伦敦发动了攻击。其中有158架轰炸机抵达目标，有一些在抵达伦敦之前就被击落，其他的则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迫返航。英国300架飓风式战斗机和喷火式战斗机在首都上空与德军交战，击落了德军36架轰炸机和26架战斗机，还损毁了更多的飞机。[79]

德国轰炸机的主力容克斯Ju 88移动非常缓慢，而且体积太小，无法携带有效的炸药量，此外，缺乏灵活性，无力避开英国战斗机。其他的轰炸机——像亨克尔He 111（Heinkel He 111）和道尼尔Do 17（Dornier Do 17）——不仅体型相对较小，而且在许多方面都非常陈旧。事实上，尽管容克斯Ju 88存在诸多缺陷，仍逐渐取代其他机型。由于轰炸机数量不足，德国空军已无力完成它们的任务。仅就9月15日的空袭而言，最初200架轰炸机中的1/4都未能返回。德国空军无法承受这种规模的损失。[80]战斗机和飞行员都越来越紧缺。9月17日，在对伦敦的一次大规模空袭中，乌尔里希·施泰因希尔佩尔负责护航任务，他驾驶的是一架新的改良过的Me 109，结果“出人意料地碰上了敌方战斗机的猛烈反击”。[81]1940年9月29日，“当我们飞抵伦敦开始战斗时，我突然发现编队中只有5架飞机和我一道，但是对手却有大约30至50架喷火式战斗机”。他侥幸脱险，因为英国战斗机突然离开去攻击一个更加重要的目标。截至10月，他告诉他的父亲，在他的队伍里，“最初的成员只剩下12个人了”，他们不能将缺乏经验的新手拉入战斗，唯恐失去他们。而且此时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速度更快的喷火式战斗机，以至于“我们的Me 109战斗机几乎跟不上它的速度……我们在空中已经没有绝对优势了”。[82]“空军的领导人，”陆军参谋总长弗朗茨·哈尔德在1940年10月7日听完关于形势的报告之后指出，“完全低估了英国战斗机的力量……我们需要4倍之多的空军力量才能击败他们。”[83]1940年10月27日施泰因希尔佩尔驾驶的战斗机被击中，他跳伞后被俘，在余下的战争期间一直被德军囚禁。德国实际上已经在空中作战中失败了。

1940年9月14日，在“海狮行动”原定发动日的前夜，希特勒召集军队领导人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承认，关于对英国的入侵，“总体上，尽管我们取得了诸多成功，但发动‘海狮行动’的前提条件还未成熟……成功登陆意味着胜利，但这需要完全掌握制空权”，而德国并未取得制空权。“海狮行动”被无限期推迟。[84]雷德尔说服希特勒继续发动夜间空袭——尤其是对伦敦——以摧毁伦敦的军事和经济设施。在影响平民的士气方面，空袭渐渐体现出了价值。德国许多人欢迎这一决定。“毁灭英格兰的战争现在真正开始了，”1940年9月10日，洛蕾·瓦尔布在她的日记中满意地写道，“但愿他们不久后就会屈膝求饶！”[85]这场“毁灭战争”在伦敦被称为“大轰炸”（The Blitz）。在不列颠战役和伦敦大轰炸期间，总共有约4万名英国平民遇难。但是英国的士气并没有瓦解。为了削弱英国平民的士气和空中力量，德国制定了一个新的策略，即派遣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在高空实施空袭——仅在1940年10月就实施了253次这样的空袭。1940年10月，约146架喷火式战斗机和飓风式战斗机折翼。但是皇家空军改变战术，提升了高空巡逻的高度，结果，在同一个月中，德国又损失了365架飞机，其中大多数是轰炸机。在11月，一个由450架轰炸机组成的机群对中部城市考文垂（Coventry）发动了空袭，摧毁了整个市中心，包括一间中世纪教堂，380名平民遇难，另有865名平民受伤。英国情报部门没能预见到这次空袭，因此这个城市完全处于暴露状态，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86]

但这是一个罕见的疏忽。多数情况下，德国的轰炸机遭到了剧烈的抵抗，这些抵抗都经过了周密的准备。雷德尔断定这样的袭击收效甚微，因此说服希特勒从1941年2月19日起将轰炸目标转向英国的海港。尽管德国发动了多次这样的空袭，然而，由于使用了雷达和由雷达控制的火炮，英国的夜间防御在这些空袭地点也迅速生效。截至1941年5月，空袭的规模开始缩小。尽管在轰炸行动的初始阶段英国民众的士气有所动摇，但并没有瓦解。国内并未给丘吉尔施加任何压力，迫使他必须要求和平。英国的飞机生产也没有受到严重影响。600架德国轰炸机已经被击落，德国普通民众开始对战争的结果感到沮丧。“自从战争开始以来，”1940年10月3日，洛蕾·瓦尔布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我坚定的乐观主义信念首次开始动摇。在与英国的战争中，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87]在1940年12月，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汉斯·迈尔—韦尔克也被迫私下里总结，没有迹象表明“英国民众的士气已瓦解”。[88]希特勒首次输掉了关键的战役。后果影响深远。[89]

* 装备部于1940年3月17日成立，在1943年9月2日前全名为“帝国装备与军火部”（Reich Ministry of Armaments and Munitions），之后改名为“帝国装备与战时生产部”（Reich Minister for Armaments and War Production）。

† 原书作Hannur。

‡ “赫斯”指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1920年加入纳粹党，于1933年被任命为纳粹党副元首。“里宾特洛甫”指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932年加入纳粹党，历任德国裁军事务代表驻国际联盟大使、驻英国大使，于1938年出任外交部部长。

§ 此词是猎狐时的呼喊声，声音听起来像“呔嗬”。源自19世纪英国的猎狐活动，当猎人发现第一只狐狸时就这么吆喝。

第二节

“病态的野心”

一

德国空军无法赢得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空域的制空权，这一事实已经显而易见。于是，希特勒四处寻找其他可能令英国屈膝求饶的方法。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地中海。或许在摧毁英国在地中海的海上力量和海军基地的过程中，德国有可能得到意大利、维希法国和西班牙的支持。

但在10月末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却没有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成果。谨慎的西班牙领袖佛朗哥将军虽然感谢希特勒在西班牙内战中给予的支持，但他没有做出任何许诺，而只是说他将在合适的时机站在德国一边加入战争。在他看来，战争的最终命运仍是悬而未决的，而且他公开对德国人的判断——英国很快将被打败——嗤之以鼻。他说，即使德国可以成功入侵，丘吉尔的政府将会撤退到加拿大，然后在皇家海军的支持下，从那里继续坚持作战。而且，美国很可能支持丘吉尔。事实上，在1940年9月3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已经与英国签署了条约，向英国海军租借50艘驱逐舰。鉴于希特勒不愿意迫使维希法国将它在北非的任何一块殖民地让给西班牙，希特勒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佛朗哥以回报他的参战，对此，西班牙独裁者心知肚明。“这些人太过分了，”佛朗哥在会议之后对他的外交大臣说，“他们想让我们参战却不付出任何代价。”[90]会谈破裂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愤怒的里宾特洛甫责骂佛朗哥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懦夫”，认为佛朗哥拒绝提供帮助，是在卑劣地报答德国在西班牙内战中对他提供的援助。而希特勒在几天后告诉墨索里尼，他宁愿“拔掉三四颗牙”也不愿再忍受9个小时与这位西班牙独裁者进行协商了。[91]

希特勒在贝当元帅及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总理那里也遭到了冷遇，这两人希望希特勒承诺给予维希政权一块新的殖民区域，以回报法国对袭击英国提供的帮助。会议结束后，双方谁都没有允诺任何事情。更糟糕的是在意大利的境遇。法西斯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已经深受德国的影响，但当战争在1939年9月开始的时候，他却置身战争之外。他的野心是在地中海建立一个新罗马帝国。然而，他的力量却来自别处。1936年，他战胜并吞并了埃塞俄比亚。另外，在1936至1939年间的西班牙内战中，他站在佛朗哥一边，成功地参与了这场内战。正是这些事情使他获得了力量。截至此刻，墨索里尼开始仿效希特勒，在1938年秋末，他引入了德国式的种族立法。[92]在他开始建立自己的事业时，他是希特勒的老师，而如今的墨索里尼却开始成为希特勒的学生。每一次德国外交政策的成功都有掩盖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光芒的危险。因此，在德国于1939年3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残存国家不久之后，墨索里尼入侵了阿尔巴尼亚。在此之前，阿尔巴尼亚已经由意大利在幕后操纵，但从未被正式吞并。如今，它成为另一块被并入新罗马帝国版图的地区。就在一年多以后，1940年6月10日，希特勒很明显正在取得对西欧的完全主导权，意大利最终加入了战争，希望获得英国和法国在北非——也就是沿着地中海南部海岸线——的殖民地。由于维希法国事实上是第三帝国的盟国，因此这一目的不容易达到。在贡比涅火车车厢的谈判中，意大利独裁者被粗暴地排除在外。一艘法国军舰在英国对凯比尔港的袭击中被摧毁，甚至在这之前，希特勒还在这艘法国军舰上拒绝了他的要求。[93]墨索里尼非常愤怒和失望，他开始四处寻找构建新罗马帝国的新机会。他在巴尔干半岛发现了这个机会。1940年10月28日，在未提前告知希特勒的情况下，墨索里尼派遣一支意大利军队跨过阿尔巴尼亚的边界进入了希腊。德国元首对此非常恼怒。但这里的地形非常艰险，天气十分恶劣，而且冬天来临时，天气不可避免地会更加糟糕，因此整个冒险似乎是一次不必要的行动，使意大利分散了过多的精力。[94]

希特勒的担忧是正确的。意大利军队操练不勤，力量弱小，丝毫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他们因缺少必要的御寒衣物而无法适应高山积雪的严酷气候。他们缺乏海军支持，因此无法发动两栖登陆作战，而这种两栖登陆作战在挪威和丹麦都已被证明是非常奏效的。他们没有地图指引他们穿越阿尔巴尼亚—希腊边界广大且人迹罕至的地区。意大利的装甲部队完全无法攻破希腊的防御阵线。意大利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外交部无法阻止入侵的消息提前泄露出去，因此希腊人有时间采取防御措施。在几天内，意大利人被全线击退。1940年11月14日，希腊人开始反攻。他们得到了英国5个飞机编队的支援，轰炸了意大利的主要港口和通信线路。在几周内，墨索里尼的军队被迫撤退，深入到阿尔巴尼亚的领土。意大利军队总计才刚过50万人，此次就折损了将近3.9万人，5万多人受伤，超过1.2万人被冻伤，同时还有5.2万人由于其他种种原因被迫退出战斗。[95]入侵行动完全是一次惨败。尽管宣传机构竭力用各种冠冕堂皇的说辞来掩盖这灾难一样的事实，但墨索里尼的耻辱是无法被掩盖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为了夺取英国位于地中海的关键海军基地，墨索里尼都应该去进攻马耳他（Malta），和可能的直布罗陀（Gibraltar）和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而不应该去进攻希腊。但是墨索里尼忽视了这一紧迫的战略。1940年11月11日，英国空军以航空母舰对塔兰托（Taranto）进行空袭，结果意大利一半的战舰都受到重创，无法再启用。几个月后，在1941年3月28日，由于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的解码中心破译了一条意大利海军情报，受此提醒，英国海军在地中海马塔潘角（Cape Matapan）外击沉了3艘意大利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这些舰艇当时正在去往拦截英国护送船的路上，而这些护送船护送的是英国向希腊提供的补给。英国方面只损失了1架飞机。[96]在战争余下的时间内，意大利剩余的装备良好的现代舰艇都停在港口不敢出航，生怕再遭到进一步的毁坏。在此之前，意大利军队曾试图从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入侵英国控制的埃及，被一支经过良好训练，但规模仅3.5万人的英印军队击退了，这支军队在1940年12月俘虏了13万名意大利俘虏，还缴获了380辆坦克。[97]或许最大的耻辱发生在1941年4月，当时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eba）的占领军向一支同盟国联军投降了。联军在这次战役中将此殖民地从它的法西斯主人那里成功夺回，而且此次战役历时远比1935—1936年意大利最初征服这个殖民地所用时间短很多。英国情报部门已经成功破译了意大利众多的作战计划，并且获得了关于意大利军队各个行动以及作战部署的具体信息，这使得英国指挥官可以提前很久就获知意大利的一切动向。一支由9.2万名意大利士兵和25万名阿比西尼亚（Abyssinian）士兵组成的部队被4万名由英国率领的非洲士兵彻底击溃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成功复位。同时，截至1941年5月，大量同盟国军队已经涌入厄立特里亚（Eritrea）和意属索马里兰（Italian Somaliland），这样，整个非洲东北部都在同盟国军队的掌控之中。[98]

意大利如此全面的溃败令希特勒别无选择，只有干预。1941年1月19日，墨索里尼抵达贝格霍夫，与希特勒进行为期两天的会谈。意大利的失败完全改变了两位独裁者之间的关系。虽然希特勒之前对他这位导师怀有尊敬之情，但是现在，尽管他尽力表现得体，但很显然他和随从开始怠慢这位意大利独裁者。1941年2月6日，希特勒指示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将军负责挽救北非的局势。隆美尔于1891年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并非一位典型的德国将军。他在一战中得到了高度嘉奖；此外，他对一本1937年出版的关于步兵战术的书备受关注。在入侵法国的过程中，他率领一支坦克师勇敢作战，这使他声名远播。他被任命去领导新近成立的非洲军团（Africa Corps）。1941年2月12日，他抵达的黎波里（Tripoli），以阻止意大利在利比亚的进一步溃败。名义上，隆美尔由意大利军官指挥，但实际上，他几乎完全无视意大利将领的存在。他的士兵受过良好的训练，迅速就适应了平坦、单调、多沙的特殊作战环境。隆美尔能利用破译的电文来预测英军的行动，这些电文是德国从在开罗的美国军事随员那里破译来的，但隆美尔自己向上级发送的信息却经常与他真实的决定毫不相关。依靠先前空军和装甲部队联合作战的经验，隆美尔的军队迅速投入战争，击退了一支英国军队。为了帮助希腊抵御德国可能的入侵，这支英国军队中的许多得力士兵都被调走了，其力量因此被严重削弱，给了隆美尔军队可乘之机。[99]

到了1941年4月1日，隆美尔已经取得相当辉煌的战果，以至于他将柏林方面的命令抛在一边，继续向前推进数百英里，直到靠近埃及的边界才停下来。哈尔德认为他已经“完全发疯了”，因为他觉得隆美尔的部队战线拉得太长，将自己暴露给反攻的敌人。他猛烈地批判隆美尔“病态的野心”。[100]英国派遣了一名新的指挥官，加强了部队的力量，开始反攻。隆美尔确实严重拉长了他的补给线，因此不得不撤退。但是他最终设法得到了更多的坦克和燃料，并在1942年6月夺取了利比亚的关键港口图卜鲁格（Tobruk）。这次胜利促使希特勒晋升他为元帅。隆美尔成为德国陆军中最年轻的元帅。经过这次穿越空旷沙漠的远距离快速作战，隆美尔此时已经逼迫英国人退回至埃及深处。他目前已经处于可攻击苏伊士运河的距离之内，这威胁到英国的一条关键补给线，并且使夺取中东大量油田的诱人前景变得可能。[101]

隆美尔现在已经被许多人视作英雄，不仅在德国如此，甚至在英国也如此。而他的胜利也为纳粹分子及其同盟实现他们的教义——他们在种族地位上要优于其他毫无防御能力的少数群体——创造了新的机会。在北非的主要城市里，犹太人通常居住在那些历史非常悠久的社区，非洲军团的胜利给这些犹太人带来了可怕的厄运。德军刚刚占领突尼斯，居住在那里的5万名犹太人就开始遭难，他们的家园立刻被洗劫一空，他们的财产都被没收，贵重的物品被偷走，而且年轻男性——超过4,000人——被送往前线附近的劳改营。德国士兵强奸突尼斯犹太妇女的事情屡见不鲜。瓦尔特·劳夫（Walter Rauff）从东欧的杀戮场转调，担任盖世太保在突尼斯市的长官，他迅速展开对突尼斯市犹太人的恐怖统治。许多犹太人遭到了残忍的虐待，只有少量犹太人被善良的阿拉伯人藏了起来。临近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是维希法国的殖民地，那里犹太人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1940年维希政权刚刚建立，大约1,500名在法国外籍军团中服役的犹太人基本上都被革职，囚禁在劳改营里，这些劳改营的数量急速增长，很快就超过了100个。连同来自包括波兰、希腊和捷克斯洛伐克等诸多国家的战俘，这些人被迫在极端残酷的条件下从事工程项目，比如建造新的穿越撒哈拉的铁路。维希政权在法国国内对犹太人实施的苛刻歧视性法律同样也适用于法属北非。在轴心国占领期间，共计约5,000名北非犹太人丧命，大约占北非犹太人总人数的1%。如果可以穿过地中海将他们运送到位于德占波兰的集中营，那么将有更多犹太人被迫害。[102]

发生这些冲突事件时，德国试图通过煽动伊拉克人民反抗英国的统治，进而获得中东地区关键的石油供应控制权。但是英国在1941年夏天没费多大力气就成功镇压了动乱，并以此为基础从维希政权手中夺取了法国的殖民地叙利亚。希特勒感到受挫，他无法再应允他没有机会实现的诺言了。在伊拉克的暴动失败后，伊斯兰神职人员，耶路撒冷大穆夫提（Grand Mufti of Jerusalem）阿明·侯赛尼（Haj Amin al-Husseini）逃亡柏林。希特勒在1941年11月28日向他许下空头承诺，答应摧毁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居住地。[103]事实上，为了避免冒犯阿拉伯人，宣传部曾一度建议在媒体中不再使用“反闪米特人”（antisemitic）[*]，而采用更加具体的“反犹太人”（anti-Jewish）的说法，因为阿拉伯人也是闪米特人。[104]然而隆美尔的胜利确保了攫取中东大量油田的梦想仍有机会实现。

二

对石油的寻找不仅局限于北非和中东。1940年5月27日，在西线取得惊人的成功之后，第三帝国随即霸占了罗马尼亚的石油供应。截至7月，罗马尼亚对英国的石油输送完全被切断了，而之前输送到英国的石油占了普洛耶什蒂（Ploesti）油田近40%的产量。[105]但是协商这些事务的罗马尼亚独裁统治者卡罗尔国王（King Carol）却陷入了麻烦，因为希特勒迫使他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北部割让给德国的盟国匈牙利，并且将更南边的一片区域让给保加利亚（希特勒之所以应允，是因为德国部队必须经过保加利亚才能抵达希腊）。按照前一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达成的部分协议，卡罗尔还被迫将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和布科维纳（Bukovina）北部割让给苏联。这些让步激起了民愤，1940年9月6日，卡罗尔被迫退位。接着，扬·安东内斯库（Ion Antonescu）将军领导军队和法西斯铁卫团（Iron Guard）一起将卡罗尔驱逐出罗马尼亚。安东内斯库成为新联合政府的首相，这一政府受到军队的大力支持。然而，在1941年年初，铁卫团筹划了一场针对新政府的暴动，将愤怒的矛头直指国内的37.5万名犹太人，荒唐地指责他们应该为割让土地负责。在霍里亚·西马（Horia Sima）的带领下，铁卫团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横冲直撞，对犹太人穷追猛打，将他们带到森林中去枪杀。西马的手下还将200名犹太人带进一个屠宰场，脱光他们的衣服，让他们经受原本用于屠宰动物的整个流程，接着用挂肉钩穿过他们的喉咙将尸体悬挂起来，再贴上“适合人类消费”的标签。有一些证据表明纳粹党卫队支持这一叛乱，希望借此机会牢牢控制这个动乱的巴尔干国家。但是两天后，这一叛乱就被安东内斯库迅速镇压下去了，安东内斯库如今成了国家的军事独裁者。霍里亚·西马被迫逃亡，在德国避难。一次暗中操纵的全民表决确定了安东内斯库的新统治地位。这位出身于军人家庭的职业军人，此时已50多岁。他已经与希特勒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从个人角度来讲，希特勒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在其他的事情之外，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成功说服纳粹党停止支持铁卫团，并将铁卫团交由政府处置。作为回报，希特勒声称将协助罗马尼亚收回之前割让给苏联的大量领土，甚至在这之外还能获得更多领土。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盟就此缔结。虽然德国士兵进驻了罗马尼亚，但罗马尼亚不仅仅是一个拥有名义上独立主权的国家。截至1941年，罗马尼亚原油产量的将近50%是由德国公司生产的，而且，相比前一年，石油产品的出口翻了将近3倍。尤其重要的是，为了确保这些供应，希特勒认为有必要将意大利从他们与邻国希腊的麻烦中解救出来。[106]

然而，对希特勒而言，在多民族组成的南斯拉夫王国，处境已经变得更为棘手。1941年3月25日，南斯拉夫政府屈服于德国的压力（比如，希特勒在贝格霍夫召见了摄政王保罗［Paul］，对他进行了一次特别的恐吓）与德国正式结盟，如此一来，德国就为即将发起的入侵希腊行动做好了另一项外交准备工作。勉为其难的南斯拉夫政府成功地让德国做出保证，即德国士兵不会借道南斯拉夫去往希腊，也不会要求南斯拉夫提供军事支持。为了回报南斯拉夫，德国向其承诺，一旦德国成功征服希腊，将把希腊的萨洛尼卡港（Salonika，今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交给南斯拉夫。但是对南斯拉夫军官团中的塞尔维亚军官来说，与德国的结盟是一个诅咒。这些塞尔维亚军官将与德国的结盟看作是克罗地亚势力严重渗透内阁的证据，而且他们忠于同盟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一直对德国和奥地利怀有敌意。1941年3月27日凌晨，塞尔维亚军官发动了一场政变，推翻了摄政王，将当时只有17岁的彼得二世（Peter II）扶上王位。塞尔维亚人狂喜不已，他们在贝尔格莱德（Belgrade）的街上举行游行庆祝。因为柏林方面可能会反对这一事件，所以一个多党派的政府建立起来，以暂时掩盖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严重的分歧。[107]柏林方面迅速对此事件做出了回应。希特勒十分震怒。他召集德国陆军和空军的首领，向他们宣布，鉴于这种背叛行为，应该击溃南斯拉夫，必须发起“一场闪电行动”，进攻南斯拉夫，而且要“毫不留情”。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都将从战败的南斯拉夫分得一些领土，克罗地亚人也将获得独立地位。还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修改入侵希腊的计划，以便在入侵希腊的同时对南斯拉夫也发起进攻。像波兰一样，南斯拉夫是另外一个胆敢公然挑衅他的国家，因此，必须彻底被摧毁。[108]

地图8　在地中海地区的战争，1940—1942年

在对德国的盟国匈牙利和意大利做了必要的部署之后，德国第12集团军在1941年4月6日进入了南斯拉夫南部和希腊北部。1941年4月8—10日，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联军入侵了南斯拉夫北部。由于兵力数量的优势以及更加现代化的装甲部队和武器，再加上有800架飞机的协助，德军力压对手。尽管南斯拉夫军队号称拥有100多万兵力，但装备很差，领导不力，而且由于民族分裂，军队缺乏协调。南斯拉夫军队很快就瓦解了。由于德国轰炸机对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轰炸，贝尔格莱德已经被摧毁，德军装甲师和步兵迅速向前推进。他们在1941年4月12日攻下贝尔格莱德，5天后，南斯拉夫政府投降。34.4万名南斯拉夫士兵被俘。德军总共损失了151人。与此同时，希腊人在一支英国远征军的支持下，展开了顽强的抵抗，但是这里的情形如同南斯拉夫一样，德军的空中力量和现代化装甲部队联手粉碎了抵抗，这一策略经过了德军的反复试验，屡试不爽。撤退的英国部队从希腊军队中分离出来后，决定转移。一支匆忙组建的海军负责执行转移任务，虽然不断受到德国飞机的袭击，在转移过程中又损失了一些船只，但截至4月末，英国仍设法从海滩成功转移了大约5万名士兵。希腊首相对事态的进展深感绝望，在1941年4月18日饮弹自尽。德军在1941年4月27日进入雅典。[109]

希腊国王和政府早已离开雅典去往克里特岛（Crete），希腊部队、英国和其他同盟国军队的残余部队也都撤退到这里。但是在1941年5月20日，德军空降部队降落到岛上，迅速占领了主要的飞机场，德军后续部队随后陆续抵达。岛上的英国指挥官之前并没有意识到空防的重要性。由于没有战斗机，英国军队无法拦截正在到达的空降部队。截至5月26日，逆转这一形势已毫无希望。一场混乱的转移行动开始了。由于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德国飞机击沉了3艘英国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他们迫使同盟国军队在1941年5月30日放弃转移行动，将5,000人留在岛上。布莱切利园解密了德军的军事情报，并事先提醒过英国指挥官，告知其德军的这些行动，但是英国指挥官没有足够的地面或空中力量去应对德军的这些行动。英国指挥官被禁止将军队重新部署在德军可能的攻击地点，因此此举可能会引起德军指挥官的警觉，暴露他们的信号已经被截获的事实。超过1.1万名英国士兵被俘，将近3,000名士兵和水手被杀。整个行动对英国来说是一场灾难，丘吉尔和他的幕僚们被迫承认当初向希腊派兵是一个错误的决定。[110]

然而德国的胜利虽然看起来非常壮观，但却是以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希腊军队和他们的盟友誓死顽抗，入侵的德国士兵难逃伤亡的代价。在克里特岛，入侵的17,500名德国士兵中有3,352人阵亡，这种情况迫使德国武装部队在针对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的作战中不再采取类似的空降行动。[111]“我们骄傲的伞兵部队，”一名士兵在胜利之后写道，“再也没有从克里特岛所遭受的巨大损失中恢复过来。”[112]更严重的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占领被征服的地区远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保加利亚将势力范围扩展到马其顿东部和色雷斯（Thrace）西部，在这些地区开展残酷的“种族清洗”行动，将超过10万名希腊人驱逐出去，让保加利亚移民迁入。与此同时，一个傀儡政府也在希腊被扶植起来，维持名义上的独立。然而实权掌握在德国军队手中，德军占领了陆上和一些岛屿——尤其是克里特岛——上的关键据点，除此之外，意大利人掌控希腊的其他大多数地方。当德军部队进入雅典时，士兵们又累又饿，缺乏补给，他们开始要求餐馆提供免费的食物，并在宿营区劫掠民房，还在街上拦截路人，抢走他们的手表和首饰。一名居住在那里的音乐学家，米诺斯·唐尼亚斯（Minos Dounias）问道：

德国人世代相传的正义感都去哪儿了？我在德国居住了13年，没有一个人欺骗我。现在突然间……他们变成了窃贼。他们将屋子里所有看得上眼的东西搜罗一空。在皮斯托拉斯基（Pistolakis）的家里，他们拿走了枕套，还霸占了他们家收藏的珍贵的克里特传家宝。在这一片区，他们攫取了穷人家的床单和毯子。他们又在其他临近的街区霸占了油画，甚至连门上的金属把手也不放过。[113]

在普通士兵极尽所能地窃取各种物品的同时，供应官正在搜刮大量的食品、棉花、皮革和许多其他的东西。所有能找到的橄榄油和大米都被征用了。在占领的头三周内，2.6万个橘子，4,500个柠檬以及10万支香烟从希俄斯岛（Chios）运了出去。像克虏伯和法本（I. G. Farben）之类的公司派去了代理人，以低价强制收购采矿和工业设施。[114]

由于国内经济遭到大规模破坏，希腊的失业率猛涨，而且食品价格——本来就因为军事行动造成的破坏而维持在高水平——急剧飙升。抢劫和征用导致农民囤积自己的农产品，并且袭击从城镇派来征收农产品的代理人。地方军事长官试图确保农产品不外流出他们管辖的区域，阻挠甚至切断对主要城市的粮食供应。配给制开始实施。尽管意大利开始向希腊派送额外的供给以缓解形势，但柏林当局拒绝仿效此种做法，他们认为此举将会危及德国的食品形势。不久，饥饿和营养不良在雅典的大街小巷上开始蔓延。在1941至1942年的严冬里，由于燃料供给严重匮乏且价格高昂，人们无法给房子供暖。人们在街上乞讨食物，在垃圾箱中搜寻残羹剩饭，在绝望中甚至开始吃草。德国军官们将剩饭从阳台上扔给下面的一群群孩子，看这些孩子为获得这些残渣而相互打斗，他们却以此为乐。人们——尤其是孩子——遭到疾病的侵袭，垂死在街道上。在1941至1942年的冬天，总体死亡率上升了5倍甚至是7倍。红十字会估计，在1941至1943年之间，有25万名希腊人死于饥饿或因饥饿引起的疾病。[115]

在希腊北部的山区，武装团伙在德军的供给路线上进行偷袭，给德军造成了一些伤亡。为了报复，德军地方军队的指挥官命令烧毁了4座村庄，还枪杀了488位希腊平民。在克里特岛，陷入困境的英国士兵参与了抵抗活动，在此期间，他们绑架了一名德国将军。对德军展开的野蛮报复行动是否有效已经无法确认。因为在德军占领的第一年里，希腊人民缺少统一指挥的领导层，很少尝试武装反抗，他们陷入了普遍的饥饿和精疲力竭的状态中。[116]

三

在德国占领的南斯拉夫，形势则明显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种族和宗教团体被人为地合成一个单一的国家，德国刚刚入侵，社会内部各团体之间尖锐的冲突和敌对就彻底爆发了，结果南斯拉夫四分五裂。第三帝国吞并了位于奥地利边界之南的斯洛文尼亚北部地区，同时意大利吞并了亚德里亚海沿岸直到达尔马提亚（Dalmatian）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并接管了对黑山大部分地区的管理权。阿尔巴尼亚自1939年4月以来归属意大利，此时占领了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包括科索沃（Kosovo）的大部分地区和马其顿西部，此外，还吞并了黑山的部分地区。与此同时，贪婪的匈牙利人攫取了巴奇卡（Bačka）和其他一些他们自1918年以来一直在统治的地方。保加利亚人不仅从希腊手中夺取了马其顿的大部分领土，还攫取了南斯拉夫在马其顿占领的那部分领土。南斯拉夫其余的国土被一分为二。希特勒决心奖赏他的盟友并惩罚塞尔维亚人。1941年4月10日，德军进入贝尔格莱德，就在当天，克罗地亚的法西斯领导人安特·帕韦利奇（Ante Pavelić）在德国的鼓舞下，宣布克罗地亚独立，国土涵盖克罗地亚人居住的所有地区，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新独立的克罗地亚远比塞尔维亚残余国家更大。帕韦利奇立刻与德国结盟，向同盟国宣战。同挪威的吉斯林一样，帕韦利奇也是一个极端主义分子，在国内完全不得民心。1929年，在一系列游行示威中，塞尔维亚警察杀死了许多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随后，国王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开始实行由塞尔维亚人主导的独裁统治。帕韦利奇是一名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律师，便借此建立了他的组织。帕韦利奇建立的组织被称为“乌斯塔沙”（Ustashe，意指叛乱分子），他领导这一组织在1934年成功发动了一次出其不意的政变。当时，政变参与者们与马其顿恐怖主义分子联手刺杀了南斯拉夫国王，与此同时，法国外交部部长也不幸被杀，因为南斯拉夫国王那时正好在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南斯拉夫国内随即开始镇压帕韦利奇的组织，他带领组织逃亡意大利。在此期间，他将自己的组织发展成一个完全成熟的法西斯团体，并灌输“克罗地亚人是‘西方人’而不是斯拉夫人”的种族观。他告诉该团体的成员，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持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以及犹太人对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西方造成了严重威胁，他们的使命就是拯救西方。然而，据估计，在20世纪40年代初，在南斯拉夫600万克罗地亚人中，他只赢得了不超过4万人的支持。[117]

希特勒最初打算任命温和的克罗地亚农民党（Crotian Peasant Party）领袖弗拉德科·马切克（Vladko Maček）为新政权的首脑，但是弗拉特科·马切克拒绝了，人选落到了帕韦利奇头上。他流亡归来，宣布成立一个一党制的克罗地亚国家。[118]帕韦利奇着手从城市最下层阶级中为乌斯塔沙招募年轻人，而且立刻掀起一波种族清洗的巨浪，用恐怖行动和种族灭绝手段驱逐新政权的200万塞尔维亚人、3万吉卜赛人，以及4.5万犹太人，或者至少让他们皈依天主教，进而转变为名义上的克罗地亚人。极端的民族主义学生以及许多怀有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思想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尤其是方济各（Franciscan）僧侣——满腔热情地加入了行动中。1941年4月17日出台了一条法令，任何人只要有冒犯克罗地亚民族荣誉的过错，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将被定为叛国罪并被处死。另一条法令将克罗地亚人定义为雅利安人，并且禁止与非雅利安人通婚。犹太男性与克罗地亚女性发生性关系是非法的，但克罗地亚男性与犹太女性发生性关系则是合法的。所有非克罗地亚人都被剥夺了公民权。新的叛国法在城镇至少获得了口头上的支持，但是乌斯塔沙在乡村地区甚至都不愿费神去获得表面上的合法性。1941年7月，乌斯塔沙在格利纳镇（Glina）枪杀了大约300名塞尔维亚人——包括妇女和孩子——之后，对周围村庄的居民实行特赦，条件是他们必须皈依天主教。在格利纳的东正教会举行皈依仪式那天，有250人到场。一走进会堂，迎接他们的不是天主教神父而是乌斯塔沙民兵，这些民兵迫使他们躺下，然后用带尖刺的棍棒打他们的头部。在新成立的克罗地亚政权下，类似大规模谋杀的恐怖场景在1941年夏秋时节轮番上演。有好几次，塞尔维亚村民被赶进当地教堂，教堂的窗户则用木板堵住，然后教堂被付之一炬，里面的人无一幸免。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部队甚至挖出塞尔维亚男人的眼睛，还用小刀切掉女人的乳房。[119]

克罗地亚的第一座集中营在1941年4月底落成，同年6月26日，克罗地亚制定了一项法律，确保建成一个遍布全国的集中营网络。设立集中营的目的不是为了关押政权的反对者，而是为了消灭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派。据估计，仅在亚塞诺瓦茨（Jasenovac）集中营就有2万多犹太人惨遭杀害。集中营囚犯最主要的死亡原因是疾病和营养不良，但是在方济各会修士的怂恿下，乌斯塔沙民兵经常在通宵的大规模谋杀中用锤子将犯人击打致死。在洛博尔（Lobor）集中营，1,500名犹太妇女遭到司令官及其手下的多次强奸。当斑疹伤寒在史塔拉—格拉迪什卡（Stara Gradiska）集中营爆发时，行政长官命人将感染者送至贾科沃（Djakovo）尚未被传染的集中营内，这样贾科沃集中营的囚犯也会感染斑疹伤寒。1941年7月24日，乌德比纳（Udbina）的助理牧师写道：“截至目前，我的兄弟们，我们都是拿十字架和祈祷书为我们的信仰而工作的，而此刻，我们将使用左轮手枪和来复枪工作。”[120]阿洛伊齐耶·斯特皮纳奇（Alojzije Stepinac）大主教是克罗地亚天主教会的首脑，坚决反对东正教“分裂主义者”；他宣称，上帝之手正在帮助卸下塞尔维亚东正教带来的束缚。1941年5月18日，教皇甚至私下接见了帕韦利奇。然而，斯特皮纳奇最终受到触动，开始抗议强制性的皈依，因为这些皈依明显都是通过恐吓手段达到的——尽管他直到1942年，斯捷潘·菲利波维奇（Stjepan Filipović）神父因为在亚塞诺瓦茨领导谋杀小队而被方济各会驱逐后，才开始谴责杀戮行动。之后直到1943年，斯特皮纳奇持续谴责登记和驱逐克罗地亚剩余犹太人的行动，这些犹太人将被驱逐到集中营。但是，这一切来得太迟了。截至此刻，大约有3万犹太人已经被杀，连同遇难的还有克罗地亚的绝大部分吉卜赛人（许多吉卜赛人在从事萨瓦河［Sava］河堤的建设工程时死于残酷的工作环境），而据最准确的估计，塞尔维亚受害者的总人数大约为30万。成千上万穿越边界到达达尔马提亚的塞尔维亚和犹太难民，将发生在克罗地亚的大规模谋杀行动公之于众，这在意大利造成了巨大的恐慌，以至于意大利军队开始前往克罗地亚领土，并宣称将保护那里的少数群体。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早已为时已晚。长久以来，克罗地亚的种族灭绝行动在塞尔维亚人心中留下了深刻而长久的痛苦记忆。20世纪90年代，战后的南斯拉夫政权解体，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最终重获独立，但是直到现在，塞尔维亚人对这一种族灭绝行动仍然记忆犹新。[121]

四

从本质上来讲，希特勒对从海上入侵英国的准备工作并不热心，这突出反映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在1940年7月末之前，他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一个更符合他心意的计划，即征服俄罗斯。从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该计划一直都是希特勒思考的中心问题。在他的自传体政治短文《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已经以一种坚决的口吻表明了在东欧为德国人获取“生存空间”的必要性。在对军事人员的众多演说中，他反复表达了这一立场。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1933年2月3日，在那次演讲中，他明确向军队首领许诺，他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发动一场战争，将东欧“日耳曼化”。[122]1940年接近7月底，希特勒会见军队将领时，说现在是时候开始筹划这件事了。德军需要80至100个师来击溃红军。与入侵法国相比，与红军的作战如同儿戏一般。[123]事实上，军方已经研究过了与红军作战的可行性，得出的结论是，在第二年春天之前发动入侵是不切实际的。进一步的研究认为应在1941年5月发动进攻。

两线作战的可能性并没有使希特勒警觉。法国已经被打败，英国近乎崩溃。至于红军，经过斯大林的清洗运动，战斗力已经被严重削弱，与芬兰的战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无论如何，斯拉夫人是次等人种，他们无法对优等种族展开有效的抵抗。布尔什维主义只会使他们更加虚弱。希特勒将布尔什维主义视为是犹太人发动世界阴谋的一个工具，它已经成功奴役了斯拉夫人，让其屈从于自己的意愿。当然，有许多原因表明这种观点只是希特勒的幻想，最重要的事实是斯大林本身是一名反犹主义者，他已经在1939年罢免了外交部部长李维诺夫（Litvinov），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李维诺夫是一名犹太人。而且，希特勒认为，如果西欧那些高级种族国家都能轻易地被征服，那么斯拉夫人又怎能抵挡得住德军的进攻呢？“俄罗斯人低人一等，”希特勒在1940年12月5日对布劳希奇和哈尔德说，“他们的军队群龙无首。”德国武装部队仅仅只需要四五个月就能征服苏联。[124]

除了在意识形态上极为重要的“生存空间”之外，进攻苏联还有一些与实在利益相关的原因。在1940年和1941年上半年，第三帝国严重依赖东欧的补给。当然，里宾特洛甫和苏联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在1939年8月24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时仍然有效。[125]实际上，1940年11月12日，应希特勒之邀，莫洛托夫亲自抵达柏林讨论未来的合作。1941年1月10日，苏联签署了一项新的贸易协定，根据该协定，乌克兰出口到第三帝国的谷物量将翻一倍。讽刺的是，这一举措反而使希特勒进一步相信——如果他需要令人信服的理由的话——苏联几乎拥有无止境的粮食储备，这对他进一步发动战争和对第三帝国未来总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斯大林对德国贸易需求的妥协几乎没有，或者可以说丝毫没有令德军入侵苏联的计划有所改变。[126]

无论苏联提供什么，希特勒都无意放弃他的计划。1940年12月18日，他命令武装部队做好准备，在第二年春天发动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击溃苏联。他之所以这么匆忙，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没能击败英国。他认为美国很可能在1942年以前，站在同盟国一边加入战争。如果能打败苏联人，德国在面对美国人时将占据主动地位。这能消除日本在西线的主要威胁，鼓励日本加入对抗美国的战争中。而且，这也将进一步孤立英国人，或许最终能迫使他们回到谈判桌上。这确实是1941年发动入侵战争的首要原因。“但是如果俄罗斯被粉碎，”希特勒在1940年7月31日对他的将领们说道，“它将使英国的梦想破灭，英国人无法再指望局势的改变。”[127]“你知道，英格兰的绅士们不蠢，”1941年1月初时，他对元帅费多尔·冯·博克说道，“当俄罗斯被打败，退出战争时，他们将会意识到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毫无意义。”[128]几周后，他又补充道，有必要在英国被打败之前发动入侵战争，如果入侵战争发生在英国被打败之后，那么德国人民将不会支持这样的战争。希特勒亲自给此次入侵行动取了一个代号，即“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这是以12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德国十字军战士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的名字命名的。[129]

入侵计划越来越详细，然而一开始却并未确定入侵到底需要投入多少个师的兵力，直到最后才确定为大约200个师。苏联方面召集的红军，其规模与入侵者大体相当，但是在希特勒和他的军事将领的心中，红军在战斗力上远不敌德军。当然，就装备来看，在战斗区，红军比对手有更多的武器，他们的大炮和坦克的数量是德军的将近三倍。即使是在空中，苏联军队也有明显的数量优势，他们的战斗机数量是德军及其盟友的两倍。但是，这些武器装备大多已陈旧过时，新型坦克和新型大炮，无论数量多少仍没有被生产出来，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波及飞机和军需生产的管理者和设计者、军事指挥官和空军高级军官。[130]而且，德军的准备十分周密。在入侵法国过程中，装甲师大获成功，这鼓舞了希特勒，于是在武器生产方面，他命令集中力量生产坦克。从1940年夏天至1941年夏天，德军装甲师的数量翻了一番，半履带车的数量也有相应的增长，机动步兵师依靠这些半履带车得以在坦克后面快速移动，充分利用此优势打击敌军。在入侵苏联的前一年，为了打一场经典的闪电战，德国在武器生产上确实集中力量为此提供支持，而在入侵法国之前，德国并没有如此安排。为了提供支持，武器生产从弹药——他们现在有充足的弹药——转向机关枪和野战炮。弗里茨·托特、格奥尔格·托马斯和赫尔曼·戈林掌控不同的采购和经济管理机构，尽管这些机构之间的官僚内讧仍在继续，但是在准备巴巴罗萨行动方面，第三帝国的武器工业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运转。[131]

1941年上半年，在德国占领的波兰，铁路和其他交通设施都得到了改善，物资补给都储存在边境地区。最终设想的战略计划是在边界地区切断并摧毁苏联军队，并且迅速向前推进到北起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南至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的战线。在北面，芬兰同意调动一支由16个师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刚刚组建，配备了最新的德国装备。在1940年“冬季战争”（Winter War）结束时，芬兰的一部分领土被苏联人夺走了，对此，芬兰人一直耿耿于怀，然而此刻芬兰的目标也仅仅在于夺回丧失的领土。[132]在南面，罗马尼亚派出18个师加入战争。[133]一小支匈牙利军队加入了罗马尼亚的部队，但是由于两国关系不和，这两支军队必须被分开。匈牙利军队的大多数装备都已陈旧过时，步兵使用的来复枪经常哑火，而且只有190辆年久失修的坦克，此外，他们还投入了10个“高山”（Alpine）营，其中6个是骑着自行车加入入侵俄罗斯的队伍中的。更重要的是，匈牙利迅速成为德军石油的重要来源，在战争的前半阶段，匈牙利是继罗马尼亚之后第二大为德军提供石油的国家。[134]匈牙利统治者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Miklos Horthy）深感不安，他担心罗马尼亚人将会抢先一步夺走1940年他们丧失给匈牙利的领土，这一顾虑也是促使匈牙利参战的最重要原因。德国的附属国斯洛伐克派了2个师的兵力，他们主要是为了确保前线后方的安全。同样，斯洛伐克参战是为了获得德国的好感，以避免匈牙利会对斯洛伐克提出进一步的领土要求。相比之下，墨索里尼派遣的6万名意大利士兵并没有参加入侵战争，而且他本人也不指望德国在战后的和平谈判中会满足意大利的愿望。4.5万名西班牙反共产主义志愿者加入了列宁格勒前线的战争，他们一方面受到了意识形态的鼓舞，而另一方面佛朗哥也批准了他们的行动。佛朗哥这么做是为了摆摆姿态，表示他对希特勒的感激之情，因为希特勒曾在他夺取权力的斗争中援助过他。这些志愿者到达的时候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一支德国空军军乐队在欢迎他们的时候错误地奏响了共和党人的国歌，而共和党人正是在内战中被他们打败的敌人。[135]

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相比，德国在巴尔干的盟国保加利亚则采取一种更加谨慎的态度。国王鲍里斯三世（Boris Ⅲ）掌管国家的军事和外交政策等事务，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他的军队是由征募的农民组成的，这支军队不适合参与现代战争，也不愿意在远离家园的地方作战。鲍里斯必须小心翼翼地平衡各方利益。他曾经说道：“我的军队是亲德国的，我的妻子是意大利人，我的臣民是亲俄罗斯的。在这个国家，我是唯一一个亲保加利亚的人。”[136]他曾经迫不及待地加入分裂希腊和南斯拉夫的行动，并且在保加利亚军队占领的地方对教育系统和公共生活的各方面开展保加利亚化运动。但是保加利亚吞并色雷斯的行动引发了激烈的反抗，直接导致了1942年年底的一场重大暴动。鲍里斯不无道理地宣称，需要调动军队去色雷斯镇压暴动。在第二个月他就派军队前往镇压，杀死约4.5至6万名希腊人，并下令驱逐或重新安置更多的希腊人。然而，在国王看来，法西斯主义共和党人发动的内部反叛也同样极具威胁。为了防止这一威胁，同时也是迫于德国的压力，他在1940年10月提出了反犹主义法，禁止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发生性关系，并且将犹太人从各种各样职业和行业中驱逐出去。但是保加利亚的立法机构谨慎地从宗教角度对犹太人进行定义，因此，许多犹太人可以通过皈依——通常仅仅是形式上——基督教来逃避法律的影响。另外，法律也没有被非常严格地执行。比如，法律规定犹太人需要在他们的衣服上佩戴犹太之星，但是被委托生产犹太之星的政府工厂只生产了很少量，所以少数一开始佩戴犹太之星的犹太人很快就将其摘了下来，因为他们发现，除了自己没有其他人佩戴。国王也被迫去摧毁国内共济会的集会点——这是纳粹党和法西斯主义阴谋理论家所特别关注的目标，但这一举动极大地激怒了本身就是共济会成员的大臣们。但是，考虑到保加利亚眼前这个俄罗斯巨人隐约可见的国力，鲍里斯果断地拒绝再派遣任何士兵前往苏联前线。而且，实际上，尽管保加利亚向西方同盟国宣战，但是它却从未向苏联宣战。[137]希特勒半是恼怒，半是赞赏，称他为“一个非常机智甚至是狡猾的人”，而戈培尔则更直白地称他为“一个狡诈、阴险的家伙”。[138]

由于其他各国都削减兵力，因此“巴巴罗萨行动”实质上只能说是德国的行动。当中东欧地区冬天的积雪融化并且地面解冻后，德国武装部队开始向苏联边界运送大量的士兵和装备。在1941年5月至6月初的时间内，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记载了无休无止的德军纵队和车辆经过他所在的波兰地区。比如，他注意到，仅在6月14日一天，就有500至600辆车通过。[139]斯大林慌忙采取措施。苏联根据1941年1月签署的贸易协定，增加了亚洲橡胶和其他供给品的交付量，试图以此来抚慰德国人，但却无济于事。斯大林是一名教条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笃信希特勒的政权是德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工具，因此，他认定如果能满足德国商界的一切需求，德国就没有立即入侵苏联的理由。在前一年年初，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贸易条款，苏联已经为德国提供了德国所需磷酸盐的将近3/4，德国进口石棉中超过2/3也是由苏联提供的，这只比铬矿的出口少一点。苏联还提供德国一半以上的锰以及1/3以上的进口镍，另外，最关键的是，德国1/3以上的进口石油也来自苏联。[140]有人提议穿越苏联与波兰的分界线发动袭击，以扰乱德军的集结，但这一提议被斯大林亲自否决了。苏联特工，甚至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成员都发来报告，称入侵迫在眉睫，但这些报告只是使斯大林相信德国人正在使用强硬手段迫使他做出更多的经济让步。[141]

同时，斯大林也开始认清了形势，正如他于1941年5月5日在莫斯科对军校毕业生说的那样，“与德国的战争不可避免”。莫洛托夫或许能将战争的爆发日期推迟两或三个月，但是同时，至关重要的事情是“加强对我们的军队和指挥官的教导。向他们灌输进攻精神”。[142]向年轻军官传达这样的消息，是对未来的一种夸张的表述，他并非真的这样认为。斯大林并不相信红军能在1942年甚至1943年以前做好对付德国人的准备。参谋总部不仅尚未起草任何进攻德国军队的计划，而且也没有制定任何防御德军进攻的计划。[143]尽管德国人精心准备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欺骗计划，试图掩盖他们的真实意图，但是苏联情报部门还是发来了关于德军入侵的准确报告，报告称，入侵预计在1941年6月22日左右发动。但是斯大林置若罔闻。更早的报告曾指出，入侵行动将在1941年5月15日进行，尽管此情报在那时是准确的，但是德国为了发动对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入侵延迟了巴巴罗萨行动，所以该情报结果却被证明是错的。希特勒后来还因这一后果指责墨索里尼，但实际上，即使德国元首没有被迫抽身去将他的意大利盟友从南欧的纷争中拯救出来，中东欧这几周的天气情况也不利于入侵苏联。结果，做出这一预测的苏联特工们丧失了所有信誉。[144]斯大林狭隘多疑的心性使他认为在英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包括波兰流亡政府，正在向他提供关于德国意图的错误情报，目的是引诱他加入战争。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如何，在与英国的战争结果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德国元首是不会入侵苏联的。1941年6月21日，一名前共产党士兵从德国军队中逃跑，在游过一条河后，告诉河对岸的俄罗斯人，他的部队已经得到指令，将在第二天早上发动入侵。斯大林却将他枪毙，理由是散播“虚假情报”。[145]

* 此处“antisemitic”指的是反闪米特人而非反犹人。——译注

第三节

巴巴罗萨行动

一

当柏林方面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入侵时，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对两线作战的前景变得愈发担心，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两线作战有不少历史先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14至1918年间的两线作战，但这些战争都以失败告终，纳粹党主要领导人依旧对此耿耿于怀。赫斯对希特勒唯命是从，他不无道理地相信，自从征服法国后，这位纳粹元首在西方的主要目标是将英国带到谈判桌上。在过去几年内，赫斯——他从来都不是纳粹党党内最突出的人物——已经逐渐丧失了影响力。自从1939年9月战争爆发后，他接近希特勒的机会严重减少，他所辖部门的很大一部分权力正在逐渐被马丁·博尔曼所蚕食；马丁·博尔曼是他的副手，此人野心勃勃。赫斯没有参与制定“巴巴罗萨行动”计划，而且，事实上，他从未在外交政策方面扮演过任何角色。但是，他认为自己完全能胜任这些工作。赫斯的老师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是地缘政治学家，赫斯深受他的熏陶，在他的教导下，赫斯笃信英国的使命是同德国站在一边，一起加入世界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这位副元首感到非常怨恨和迷惑，他心里形成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将亲自飞赴英国进行和平协商。签署一份协议将使他重新获得希特勒的青睐，并在即将到来的进攻苏联的行动中确保德国的后方安全。尽管希特勒明确反对这样做，但赫斯仍在暗中锻炼他的飞行技巧。他有一架专用的Me 110战斗机，还获取了德国、北海和英国北部的地图和气象图。1941年5月10日晚上6点，他穿上了内里衬着毛皮的飞行服，从奥格斯堡（Augsburg）的梅塞施密特战斗机工厂的飞机场起飞，向西北方向飞行，驶向不列颠群岛。[146]

五个小时后，赫斯在格拉斯哥（Glasgow）附近跳伞，让飞机在无驾驶员的情况下继续飞行，直到最终爆炸烧毁。他在一块空地上降落，动作稍微有点笨拙。迎面走来一个农场工人，他告诉此人自己的名字是阿尔弗雷德·霍恩（Alfred Horn），有信息要带给汉密尔顿公爵（Duke of Hamilton），汉密尔顿的家就在附近。这名贵族在战前曾是英德学会（Anglo-German Society）的成员，豪斯霍费尔的儿子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曾告诉赫斯，他将是和平提议的重要联络者。这将豪斯霍费尔的无知以及赫斯盲目轻信他人的弱点暴露无遗。事实上，汉密尔顿在英国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政治人物。此刻，汉密尔顿是一名皇家空军中校，他极可能不愿意传达德国的和平提议。应赫斯的要求，汉密尔顿被召到地方军营房，赫斯之前被带到了这里，赫斯迅速让汉密尔顿相信与他面对面的是纳粹党的副元首。冒险飞行给赫斯造成了一定的精神压力，他此刻头脑一片混乱，以至于无法真正与公爵讨论单独的和平问题，事实上，他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只能重复希特勒去年7月制定的模糊的“和平提议”。外交官伊冯·柯克帕特里克（Ivone Kirkpatrick）被派往苏格兰去询问赫斯，此人于1933—1938年间在柏林大使馆工作，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他成功地从赫斯那里获得了更多的信息。他汇报时说道，赫斯“来这里事前没有告知希特勒，他前来的目的是说服相关负责人，使他们相信，英国不可能赢得战争，最明智的做法是现在讲和”。赫斯比大多数人都更了解希特勒，他可以向柯克帕特里克保证，德国元首不会对大英帝国有任何企图。这是苍白无力的保证。柯克帕特里克总结道：“至于作战行动，赫斯似乎不是……德国政府决策层的核心成员。”[147]在战争余下的时间内，赫斯被囚禁在不同的地方，其中包括伦敦塔。他自愿承担的“使命”完全毫无意义。除了表明他的头脑混乱和不切实际之外，他的莽撞行为没有取得其他任何成果。[148]

希特勒对赫斯的此次飞行一无所知，直到副元首的一名助手卡尔—海因茨·平奇（Karl-Heinz Pintsch）到来，才得知此事。平奇在1941年5月11日快到正午的时候到达贝格霍夫，他向希特勒呈递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赫斯将他的意图告诉了纳粹党元首，并且告知他，当他读这封信时，他已经在英格兰了。赫斯写道，如果希特勒不赞成这次冒险，那么希特勒可以简单地将他作为一个疯子处理。然而，并没有什么消息从英国人那里泄漏出来。希特勒万分惊愕，他立即召见博尔曼，并打电话通知戈林立即从纽伦堡附近的城堡中赶来。“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他说道。[149]希特勒极度担心，万一英国首先宣布这一消息，那么这等于是向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其他盟国表明他正在背后与英国单独媾和。希特勒采纳赫斯自己的建议，将副元首的此次飞行归于他的精神错乱和幻觉，接着，他批准发布一则广播声明，在1941年5月11日晚上八点播出。广播的内容告诉德国人民，赫斯已经飞向不列颠群岛，但是他的飞机可能已经在途中坠毁。1941年5月13日，BBC宣布了赫斯到达苏格兰以及接着被捕的消息。同时，在奥托·迪特里希——希特勒的首席新闻官——的建议下，第二个声明通过德国无线电广播发布出去，此声明强调了赫斯的妄想状态和精神错乱。戈培尔在这天稍晚时候抵达贝格霍夫，他认为这样做只会火上浇油。“目前，”他在日记中写道，“整件事情尚不明朗。”“元首已经心烦意乱到极点，”他补充道，“对这个世界而言，这是怎样的一个洋相/尴尬的场面呀，元首任用的二把手竟然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150]

一接到赫斯叛逃的消息，希特勒就废除了他副元首的职位，并且将赫斯的办公室更名为党办公厅（Party Chancellery），像以前一样仍由博尔曼领导，但是现在形式上由赫斯以前的心腹监督。这一变动极大地加强了博尔曼的权力。此时如何解释这一事件仍是一个问题。希特勒已经将所有帝国首脑和党区领导召集到贝格霍夫。1941年5月13日，他向这些人重复道，赫斯患有精神疾病。为了确保这些人对他保持忠诚，他饱含情感地解释，并宣布赫斯已经背叛而且欺骗了他。在演讲结束时，正如当时在场的汉斯·弗兰克几天后对波兰总督府的人员所描述的那样：“相比我之前所见，元首显得更加疲惫不堪。”[151]就像戈培尔认为的那样，将事件归咎于其助手长期精神错乱并不能使他或者他的政权很好地说服外界舆论。许多纳粹党员一开始拒绝相信这个消息。根据纳粹特工的记录，纳粹党员们普遍感到“沮丧和疑惑”。[152]“没有人相信他生病了。”一名地方官员报告道，这名官员来自巴伐利亚埃伯曼施塔特（Ebermannstadt）的乡村地区。[153]听了费多尔·冯·博克元帅口中的这个“神秘的故事”，也没有人相信官方解释。[154]“为什么元首对赫斯事件三缄其口？”维克托·克伦佩雷尔的朋友安娜玛丽·克尔勒问道。“他真的应该说点什么。他将使用什么借口呢？声称赫斯已经病了很多年吗？但如果这样的话，赫斯不应该担任希特勒的副手。”[155]洛蕾·瓦尔布现在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历史，她亦深有同感。“如果他之前真的长时间生病（间歇性的精神疾病？），那么为什么仍然让他保留领导职位？”她问道。[156]但对于希特勒遭到副手的背叛，大多数人似乎表示同情。[157]他们通过讲笑话来缓解焦虑、迷茫和困惑。在一个笑话中，赫斯去丘吉尔那里进行面谈，当到达首相办公室后，丘吉尔对赫斯说道：“这么说你就是那个疯子？”“不，”赫斯回复道，“只是他的副手。”“英国短评：‘今天我们获悉赫斯确实精神错乱——他想返回德国。’”“我们的政府疯了，这件事情我们早就知道了，”据报道，柏林人是这样说的，“但是政府竟然承认了——这可真新鲜！”[158]

二

希特勒被迫花一周左右的时间处理赫斯事件，这种分散精力的事情是他非常讨厌的。然而，截至1941年5月中旬，纳粹党元首重新将他的心思集中到在东欧创造“生存空间”的计划上。他恣意地把对这片广大区域的未来设想滔滔不绝地讲述给共进午餐和晚餐的同伴，这片区域贯穿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穿过了俄罗斯欧洲地带的大片领土，直到高加索。自1941年7月初以来，在希特勒的授意下，根据博尔曼的命令，这些话被一个政党官员海因里希·海姆（Heinrich Heim）记录了下来，此人一般坐在屋子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有时候，他的工作由另一个初级官员亨利·皮克［Henry Piker］代为执行）。这些记录之后被口述给一名速记员，接着呈给博尔曼，博尔曼对其进行修改后归档，为后代保存下来。当希特勒过世后，它们将被印刷出版，第三帝国将永垂不朽，希特勒的继任者们将能参考这些指示，了解他们伟大的元首对于诸多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是如何思考的。[159]尽管这些记录话语有时重复且冗长单调，但是，作为希特勒思想——在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广泛而普遍存在的问题——的指南，它们确实很珍贵。多年来，希特勒在这方面的观点几乎没变，因此，他在1941年夏天发表的言论一定可以清楚地表明他在春天的所思所想。

1941年7月，希特勒在谈及东欧的未来时，向他的客人描绘了一幅空中楼阁的场景，以此自娱。他说，一旦征服完成，德国人将吞并大片领土，以服务于种族生存和扩张。“适者生存的选择规律证明无休止的斗争是正确的。”[160]“高等民族不得不痛苦地蜗居在狭窄的土地上，而散漫无组织的大众对文明毫无贡献却占据了世界上最肥沃的大片土地，这简直不可思议。”[161]他说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将成为“德国人独占的殖民地”，现有的居民将被“逐出去”。[162]至于东部的其他地方，他说，少数的英国人已经控制了数百万的印度人，那么，德国在俄罗斯也将会如此：

德国殖民者应当拥有富饶而广袤的农场。德国的公务人员将住在体面的建筑中，总督将住在宫殿里……沿着城市，在纵深30千—40千米的距离内，我们将有一片气派的村庄，这些村庄之间将由最好的道路连接。在这之外将是另外一个世界，在这里我们将任由俄罗斯人过他们想过的生活。只不过，我们必须要统治他们。万一有革命发生，我们只需要朝他们的城市扔下一些炸弹，事件就会被平息。[163]

他继续说道，将会修建密集的道路网，“在道路延伸到的所有地方都布满了德国城镇”，在这些城镇周围，“我们的殖民者将会定居下来”。具有德意志血统的殖民者将从整个西欧，甚至是美洲赶来。截至20世纪60年代，将会有2,000万殖民者，同时，我们将允许俄罗斯人的城镇“坍塌瓦解”。[164]

“在100年内，”希特勒宣布道，“我们的语言将成为欧洲的语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已经在1940年秋天规定，在所有官方通信和出版物中用罗马字体取代哥特字体。[165]几个月后，他又对新的德国东方进行了展望。新的铁路将会修建，以确保各主要中心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快捷通信”：

我想象直达快车以平均每小时200千米的速度飞速行驶，但是我们目前的铁路车辆明显不能胜任。我们将需要更大的车厢——或许是双层火车，双层火车将使上层的乘客有机会欣赏沿途的风景。这可能需要建设比目前所使用的更宽的铁路轨道；此外，线路的数量必须要翻倍，以应对繁重的交通……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能实现开发东部领土的计划。[166]

与此同时，将建成规模宏大的六车道高速公路网，新的铁路系统也得以升级和扩张。他说道：“如果我们能够以每小时80千米的速度，在数千千米的高速公路上行驶，短短两天就能轻松到达克里米亚，其意义不可估量！”他设想着以后能“沿着一条帝国的高速公路，从克拉根福（Klagenfurt）到达特隆赫姆，从汉堡到达克里米亚”。[167]

按照这一设想的进展，俄罗斯社会将会被远远抛在后面。“相比于俄罗斯，”他宣布，“甚至波兰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文明国家。”[168]德国人对本土居民“没有一丝怜悯”。“我们不会扮演儿童护理员的角色；就这些人而言，我们绝没有任何义务。”他们将不会得到医疗或教育设施；不仅不给他们接种疫苗和采取其他预防措施，而且要使他们相信疫苗对他们的健康是绝对有害的。[169]这些观点暗示着，俄罗斯社会最终将逐渐失去生气并且消失，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波兰等其他斯拉夫社会。在100年内，东欧的斯拉夫人口将会被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数百万德国农民”取代。[170]在1941年年初，这句话的具体含义已经非常明确了。1941年1月，党卫队负责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在韦沃尔斯贝格城堡（Wewelsburg Castle）告诉其他党卫队长官说，对苏联作战的目标是减少30万斯拉夫人口。之后其他的纳粹党领导人也重复了这一数字，其中就包括赫尔曼·戈林，戈林在1941年11月15日告诉意大利外交部部长加莱亚佐·齐亚诺（Galeazzo Ciano）道：“今年，在俄罗斯将有20至30万人被饿死。”[171]这30万将被饿死的人中不仅包括俄罗斯人，还包括其他苏联被德国人控制地区的居民，而且不是让其缓慢饿死，而是将其立即饿死。苏联城市——其中有许多是在1930年斯大林发动的残酷的强制工业化运动中兴建的——将因为饥饿而消失，然而，被征服地区的所有粮食基本上都将用来给入侵的德国军队提供食物，并且维持德国国内的营养标准，这样，营养不良和饥饿——（希特勒认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后方崩溃的致命原因——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以避免。这一“饥饿计划”首先是由赫伯特·巴克（Herbert Backe）提出并展开的，此人是农业部国务秘书，也是一名强硬的纳粹分子，他不仅与帝国农业部长里夏德·瓦尔特·达雷——主要的纳粹农民理论家——共事多年，而且与海德里希私交甚好。但是这一计划也得到了格奥尔格·托马斯将军的赞同，此人是武装部队中央行政机关中的武器采购负责人。1941年5月2日，在与托马斯将军会谈之后，各政府部门的国务秘书一致同意，武装部队将必须依靠东部征服土地的资源为生，他们还一致认为，“毫无疑问，如果将这些对我们来说非常必要的资源从这个国家拿走之后，数百万人将会饿死。”[172]

这些想法在所谓的“东方总计划”（General Plan for the East）——由强化德意志民族性国家专员部的负责人希姆莱于1941年6月21日委托制定——中有具体的表述。康拉德·迈尔（Konrad Meyer）教授是该部门的学术专家，专门研究安置政策，他在1941年7月15日将这一计划的初版呈给希姆莱。经过大量的讨论和进一步的改进，计划最终在1942年5月完成。该计划得到了希特勒的批准，并于1942年7月被帝国保安总局正式采纳。东方总计划此时已成为第三帝国的官方政策，计划中提出方案：迁移80%—85%的波兰人、64%的乌克兰人和75%的白俄罗斯人，将他们向更东的地方驱逐或任由他们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不算这些区域的犹太人口，该计划打算在驱逐的过程——毫无疑问是残忍和暴力的——中强制性地将至少3,100万人赶出自己的家园。据估计，算上计划的人口增长，被驱逐的总人数不少于4,500万。在20年内，不仅波兰的领土被并入德国，而且波兰总督府、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以及中东欧实际上的更大部分区域将完全成为德国的领土。斯拉夫人腾出的空间将被1,000万德国人占据。德国的边界实际上将向东延伸1,000千米。[173]

希姆莱和党卫队将这看作中世纪十字军条顿骑士团教化使命的恢复和完成。但这是一种顺应20世纪状况的新的现代化的使命。迈尔称，新的德国移居者不会是偏狭迂腐的传统主义者，而是积极进取的农民，他们配备有最新式的机械，致力于创造一个农业仙境，将使新扩展的大片德国土地富饶丰盈。他们返回后将拥有农庄，与帝国那些靠限定继承制获得农庄的农民别无二致。[174]他们中有1/3的人将是退休的党卫队军官，这些人将为整个事业提供意识形态和军事支持。而且，由于本地劳动力将不再可用，来自德国西南部农村地区的过剩劳动力将加入这一事业。东方总计划也考虑了希特勒对大规模现代城镇和工业中心——相互之间通过先进通信方式联系——的设想。在计划中，农业人口数量不超过德国新拓居地总人口的1/3。迈尔认为实现东方总计划所需的总投资额将不少于400亿帝国马克，希姆莱对这一数额进行了修正，将其提高到670亿帝国马克，这相当于1941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3，或者相当于每一平方千米新拓居地将获得50万帝国马克的投资。这一巨大的金额将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包括国家预算、党卫队基金、地方政府、铁路和私营部门。东方总计划的野心蓝图令人惊愕。计划中如此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在人类历史中从没有过。[175]

对苏联的入侵将使野蛮残忍的政策应用到更大的区域上，自开战以来，这些政策已经在波兰实施了，包括种族驱逐和重新安置、人口转移、日耳曼化、文化灭绝以及通过剥夺财产、饥饿和疾病等手段减少斯拉夫人口。但是与对波兰的占领相比，对苏联的入侵将更为激进。希特勒、纳粹党人和大多数主要将领将波兰人看作是与斯拉夫人一样的次等人类，但是，他们将苏联看作是一个威胁，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的斯拉夫居民是由残忍狡猾的领导者所领导的，而这些领导者也是“犹太—布尔什维克”（Jewish-Bolshevik）世界阴谋的领导者，意在削弱德意志种族的力量和摧毁德意志文明。尽管希特勒对波兰人和他们的领袖嗤之以鼻，但是他反复表达了他个人对斯大林的仰慕之情，正如1941年7月那样，他称斯大林为“世界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176]一年后，希特勒对与他共进晚餐的同伴讲道：“斯大林也必须得到我们无条件的尊重。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可怕的家伙！他非常了解他的偶像成吉思汗和其他人……”[177]在另一个场合，希特勒说：“斯大林半是野兽，半是巨人……如果我们再给他十年，他将横扫欧洲，就像是在匈奴时代那样。”[178]因此，希特勒在1941年3月17日告诉军队首长们：“斯大林任用的知识分子必须被消灭掉。”[179]就像波兰知识阶层已经被除掉一样，现在同样的命运将降临到苏联知识阶层头上。1941年3月30日，希特勒在一次演讲中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其中的关键部分被哈尔德将军记录了下来。即将到来的战争将不是普通的战争，而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战争。改变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看法就如同反社会的犯罪行为一样。共产主义是对未来巨大的威胁。我们必须抛弃军人友谊的立场。共产主义者绝不是我们的同志。这是一场消灭的战争”。[180]尤其不能把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当作战士来对待，而应将他们当作罪犯，并做相应地处理。希特勒要求“消灭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委员和共产党知识分子……”，他警告道：“这里的战争将与西线的战争截然不同。”[181]

三

1941年5月19日，部队收到了入侵的指导方针，该方针要求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煽动者、非正规军、破坏者、犹太人采取残忍有力的行动，并且全面排除所有积极和消极的抵抗”。[182]在这个清单中，将“犹太人”作为单独的一类人包含进去具有重要的含义。实际上，这是批准德国军队不管在哪里遇上了犹太人，都可以杀害他们，因为军队认为所有的犹太人都属于布尔什维克抵抗力量。对波兰的征服已经表明，德国正规军对“东方犹太人”采取了残忍而且经常是虐待般的暴力行为。对苏联的入侵将是以更大的规模再现这种暴力行为。1941年6月6日，入侵计划强调对囚犯进行蓄意谋杀，同时，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总监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元帅签发了一项命令，要求将所有的红军政治委员——他认为这些人是“野蛮的、亚洲式作战方法的始作俑者——一旦俘获，立即枪毙”。[183]

驻扎波兰的高级军官——比如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曾经疑虑重重，而截至入侵时，这些疑虑早已被消除。没有任何一名将军对希特勒的命令提出任何公开的异议。军官团中一贯的反共产主义和反犹主义思想经过纳粹党连年不断的宣传和教化而得以强化。在波兰的经历使这样一种观念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那就是斯拉夫人和犹太人将遭到镇压，而且是以能想到的最残忍的方式进行。只有极少数人——比如费多尔·冯·博克元帅或亨宁·冯·特雷斯科（Henning von Tresckow）中校——秘密指示自己手下的军官不用理会杀害政治委员和平民的命令，因为他们认为这要么触犯国际法，要么会对军纪构成威胁，或者两方面都有考虑。然而，绝大多数将军将命令进一步传了下去。[184]在1941年3月27日希特勒演讲之前，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元帅——已经发布了一项指示，要求士兵“必须要弄清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场冲突是一个种族与另一个种族之间的战争，势必是严酷的。”[185]在多方位的宣传努力——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提到“与世界犹太人的斗争，这些人正在努力煽动世界其他所有民族反对德国”——中，士兵们也得到了相应指示。[186]正常的规则被弃之一边。军官们不仅仅是军官，更扮演着领导反对“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种族斗争的角色。正如艾里希·霍普纳（Erich Hoepner）将军在1941年5月2日为他的士兵写的行军命令中所言：

与俄罗斯的战争是德意志民族为生存而战的基本组成部分。它是德国人反对斯拉夫人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也是捍卫欧洲文化的斗争，使其免遭莫斯科人文化和亚洲文化泛滥的影响，同时还是防御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必须致力于粉碎今天的俄罗斯，因此，必须以空前的严酷手段来进行这场斗争。[187]

许多其他的将领也签发了同样的命令，包括瓦尔特·冯·赖歇瑙（Walter von Reichenau）、埃里克·冯·曼施泰因和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K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后来成为军事抵抗力量的成员）。[188]

军需总监霍斯特·瓦格纳（Horst Wagner）和党卫队保安处负责人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之间的争论导致1941年4月28日出台了一个军事命令，这一命令赋予党卫队自主行动权，使其在实施政委令（Commissar Order）和在后方执行类似的“安全”任务时可以自由行事。A、B、C和D四个党卫队保安处别动队被建立起来，每队有600至1,000人，随同军队进入贯穿俄罗斯南北的四个区域。在他们身后是更小规模的党卫队小队和警察。最终，在由文官掌控的离前线很远的后方将由大批党卫队士兵提供“安全”保障。警察部队由23个警察营组成，总共有420名军官和11,640名成员，这些人是从志愿申请者中挑选的，而且接受了党卫队的意识形态训练。他们中的大多数行年30多岁，比士兵的平均年龄要大，而且相当大一部分人在魏玛共和国早期的暴力年代里曾是自由军团的士兵。其中有许多人长期担任警察，是从坚定的左翼团体“秩序警察”——魏玛共和国为应对国内动乱而建立的——中选出来的，大多数来自左派准军事部队。其中一些人是纳粹褐衫军或来自波兰的德意志种族“自卫”（Selbstschutz）民兵组织。在这些营里，有一小部分由警察预备役人员组成。所有人都是志愿者，他们经过了党卫队的仔细筛选，并且接受了包括大量反犹主义思想的教化灌输。他们特地被挑选出来在苏联服务。大多数人是从中低阶层中招募的，据说，秩序警察成员会经营小本儿生意，当他们不在时，他们的妻子可以将生意继续下去。1941年5月中旬以来，他们在普雷奇（Pretzsch）——莱比锡附近——的边境警察学校（Border Police School）接受了意识形态训练，强化了他们对斯拉夫人和犹太人既有的偏见。因此，尽管后来的历史学家持相反的论调，但这些人既非“普通人”，也非“普通德国人”。[189]

1941年7月2日，别动队和警察营得到命令，处决所有的共产主义公职人员、人民委员、“在政党或国家当职的犹太人”以及“其他激进分子（破坏者、宣传家、狙击手、暗杀者、煽动者，等等）”。[190]相比于之前接到的命令，只枪毙某一特定类别犹太人的命令乍看似乎意味着军队行事方式受到了更多的限制。这个命令将别动队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到被希特勒认定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犹太精英的那些人身上，希特勒、海德里希以及其他大多数主要的纳粹党成员和许多军队将领都认为这两类人或多或少是一样的。而且这个命令只针对男人，跟最初在塞尔维亚的情况非常相似。然而，妇女和孩子并没有被明确排除在外。此外，将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等同起来这种模式不仅是受到了多年反犹主义宣传的鼓动，而且还受到了另一个事实的鼓动，那就是，在苏联关键的精英群体——包括秘密警察——中，犹太人确实是最大的单一民族团体，这一点众所周知，从未被刻意隐藏。至少到纳粹入侵和随之而来的反犹主义暴行发生时，他们中的所有人无一例外地都早已否认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和宗教背景。他们完全认同布尔什维主义的超越民族的、不朽的意识形态。除此之外，将界定模糊的种类——比如“宣传家”和“煽动者”——包括进去，是在公开鼓励杀死所有的犹太男性，因为纳粹意识形态认为在原则上这包括了所有的犹太男人。结果，不仅党卫队，还有军队对待波兰犹太人的方式都强烈地表明，别动队和警察营从一开始就并不纠结于该枪毙哪些犹太人或该枪毙多少犹太人。[191]

四

到了1941年6月22日凌晨，数月的规划工作最终完成。凌晨3点15分，就在一年中夜晚最短一天的黎明之前，密集的炮火开始沿着一条战线发射，这条战线从波罗的海向南延伸超过1,000英里。超过300万德国士兵和另外50万来自罗马尼亚和其他盟国的士兵，从北部芬兰边境的众多据点穿越苏联边界，一直向南行进到黑海腹地。他们装备有3,600辆坦克，60万辆机动车和70万门野战炮以及其他火炮。约2,700架飞机——整个德国空军力量的一半以上——在战线后方集结。当首次机动化地面攻击开始时，500架轰炸机、270架俯冲轰炸机和480架战斗机在上空向前飞行，对苏联的军用机场造成破坏。这是迄今为止整个人类历史上集结起来的最大规模的入侵力量。德国的军事目标是通过一连串大量的包围行动使苏联军队陷入困境并摧毁他们，将其牵制住，使其背对第聂伯河（Dnieper）和德维纳河（Dvina）一线——距离入侵点500千米左右。[192]仅在第一天，德国就对66个苏联飞机场发动了空袭，摧毁了超过1,200架苏联飞机，几乎所有的苏联飞机还没来得及起飞就被摧毁。在第一周内，德国空军摧毁了超过4,000架苏联飞机，这些飞机已经无法再修复。空袭也在一些主要城市——从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到塔林（Tallinn），从基辅（Kiev）到里加（Riga）——上演。在获得了空中主导地位之后，三个主要的集团军群和坦克一起向前推进，俯冲轰炸机在天上支援，快速行进的步兵紧随其后，他们突破了红军的防守，给准备不足的苏联部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入侵第一周里，中央集团军群（Army Group Centre）果断地突破了苏联的防守，在一系列战斗中将红军士兵团团包围。截至7月第二周结束，德军已经俘虏了60万名苏联士兵。截至此刻，超过3,000门苏联重炮和6,000辆坦克已经被缴获或摧毁，或者直接被士兵遗弃。164个红军师中有89个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德军攻下斯摩棱斯克后继续朝莫斯科推进。北方集团军群（Army Group North）夺取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大部分地区并向列宁格勒挺进。南方集团军群朝基辅驱驰，侵占了乌克兰的农业和工业地区。芬兰士兵在德国部队的支持下，封锁了摩尔曼斯克港（Murmansk），从北部向列宁格勒前进，同时，德国和罗马尼亚部队进入了更南部的比萨拉比亚。[193]

地图9　巴巴罗萨行动和东线，1941年

出其不意的行动和迅电不及瞑目的攻势在瓦解苏联军队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德国士兵一天向前推进50千米，有时甚至更远。1941年7月11日，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将军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入侵“对我们而言意味着奔跑，直到我们累得气喘吁吁，还要一直不停地跑，跑，跑”。[194]阿尔贝特·诺伊豪斯（Albert Neuhaus）是一名士兵，震惊于他当时看到的场景，他在1941年6月25日给他妻子写信道：“我可以告诉你，在这里，一列列的车辆夜以继日地通过。这样的事情在整个世界上也只会发生一次。人们不停地交头接耳，并自言自语猜测这些成千上万的车辆都是从哪儿来的。”[195]在炎热干燥的夏季，庞大的德国装甲纵队扬起了大团的灰尘，令人窒息。在入侵的第一天，一名士兵已经这样写道：“甚至一小会儿的时间，落在我脸上和制服上的灰尘足有一指那么厚。”[196]海因里希将军沿路驱使，他发现自己的车辆“正在覆盖着灰尘的道路上跋涉，而这些灰尘竟然深及脚踝。每前进一步以及每一辆行驶的车辆都掀起了令人望而却步的大团灰尘。行军路上，天空漂浮聚集着黄褐色的烟尘，就像长长的面纱一样”。[197]当德军继续保持着迅猛的势头进军时，红军陷入了全线混乱和崩溃中。红军的通信被切断了，交通遭到破坏，弹药、装备、燃料、备用品和其他更多的东西很快就被耗尽了。由于未做好应对入侵的准备，红军军官们甚至无法预测德国人将在哪里发动下一次进攻，而且他们常常没有可用的火炮来对付即将到来的德国坦克。红军的许多坦克——从BT到T-26和T-28——都已过时，而红军在1941年部署的总共2.3万辆坦克，更多的是因为故障而不是在对敌作战中报废的。自从芬兰战争后，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一直没有得到改进，仍然是以最基本的方式进行加密，因此，德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破译他们所监听到的情报。或许，最糟糕的是，医疗设备完全不足，难以应付数量庞大的尸体和治疗数以万计的伤者。由于缺乏适当的军事规划，红军军官们除了命令士兵们迎面进攻德国人之外，想不出其他的办法，因此其面临的灾难性的后果可想而知。想要井然有序地撤退几乎不可能，因为德国人事先已经摧毁了战线后方的道路、铁轨和桥梁。由于士气低落，红军士兵们陷入了混乱和绝望之中，其逃亡率迅速上升。仅在1941年6月末的三天时间内，苏联秘密警察就抓捕了将近700名逃亡者，这些士兵是从西南战线的战场上逃亡的。“撤退导致了盲目的恐慌，”正如白俄罗斯共产党首脑在1941年9月3日给斯大林的信中所言，“士兵们累得要死，甚至在炮火下也能睡着……第一次轰炸过后，士兵们的队形就瓦解了，许多人直接向丛林里逃窜，前线地区的丛林里满是诸如此类的避难者。许多人扔下他们的武器，逃回家中。”[198]

一些关于灾难程度的看法可以从尼古拉·莫斯克温（Nikolai Moskvin）的日记中得到估量，此人是一名苏联政治委员，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苏联士兵们的情绪从乐观（“我们一定会赢。”他在1941年6月24日写道）在几周后迅速转变为绝望（“我将对这些士兵们说些什么呢？”他在1941年7月23日沮丧地问自己，“我们一直在撤退”）。[199]在1941年7月15日，他已经枪毙了自己部队中的第一批逃亡者，但是士兵们仍然在不停地逃跑，而且月末时，由于他自己也受伤了，他承认：“我也到了精神完全崩溃的边缘。”[200]由于没有任何地图，他的部队迷路了，许多士兵在德国人的进攻中阵亡了，而莫斯克温由于无法动弹，正与两个随从躲在丛林里等待救援。一些农民发现了他们，照顾他使他恢复了健康，并且让他帮忙收获农作物。当他逐渐了解了这些人之后，他发现这些人并不忠于斯大林体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活下来。每当战斗结束后，他们就冲到战场上对尸体进行劫掠。不管怎样，忠于斯大林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呢？1941年8月，莫斯克温碰上了一些从一个德国战俘营里逃出来的红军士兵。“他们说那里没有躲避风雨的地方，也没有水，人们正死于饥饿和疾病，而且许多人没有合适的衣服或鞋子。”他写道。几乎没有人曾想象被德国人囚禁将意味着什么。现实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更糟。[201]

根据接到的命令，德军无意让几十万苏联战俘活着。对于跟随红军的苏联政治委员，希特勒和军队领导层已经下达命令，要求一旦俘获他们就立即枪毙，指挥官们的确执行了该命令，进行当场处决，但通常他们也将战俘移交给党卫队进行“特殊处理”。数万名苏联政治委员被带往德国的各个集中营，在那里，他们被行刑队枪决。[202]在最初几周，许多普通士兵被俘后也立即被枪毙。“我们现在只抓少量的战俘，”1941年6月27日，阿尔贝特·诺伊豪斯在信中向他的妻子这样写道，“因此你可以想象这意味着什么。”[203]正如许多士兵在他们的信件中所反应的那样，对于那些在战役开始几周内就投降的红军士兵，“毫无宽恕可言”。[204]那些得到饶恕的士兵，其命运也好不了多少。1941年10月，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目睹了一列由1.5万名苏联战俘组成的队伍经过了他所在的区域。眼前的一切令他深感震惊：

他们看起来都骨瘦如柴，就像是人影一样，勉强能够移动。我这一生中还从未见过此种场景。一些人倒在了街上，身体强壮一点儿的人扛着其他人，用他们的手臂将这些人抬起来。他们看起来像是饥饿的动物，而不像是人。他们为争抢街边沟渠中的苹果残渣而相互打斗，完全不顾可能会用橡胶警棍殴打他们的德国人。一些人在自己身上画十字架，跪在地上乞求食物。护送他们的士兵无情地殴打他们。士兵们不仅殴打战俘而且还殴打那些站在旁边试图递给他们一些食物的人。当这一骇人的队伍经过后，几个四轮马车过来拉上无法走路的囚犯。以这种难以置信的方式对待人类的行为只有在德国人的伦理下才有可能。[205]

第二天，当另一队战俘经过时，当地人为他们在路面上摆了面包、苹果和其他一些食物。“当他们争抢食物的时候，护送的士兵开始朝他们射击，”克卢科夫斯基注意到，“但即便如此，这些战俘也没有停止争夺，他们根本不管开枪的德国人。”在强迫当地人将食物拿走后，德国人随后才同意可以将这些食物放在一辆马车上，然后分发给这些战俘。克卢科夫斯基认为这些战俘看起来“更像是动物的骨架而不像是人”。[206]

在去往集中营的路上，许多苏联战俘死于饥饿和精疲力竭。瓦尔特·冯·赖歇瑙元帅命令他的卫兵“枪毙所有倒下的战俘”。一些人是通过铁路被运走的，但是只能用敞篷的货车。在这种情况下，后果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冬天来临的时候。封闭的铁路货车只在1941年11月22日那天被调用，当时，从中央集团军群运送的5,000名战俘中有1,000人在途中被冻死。即使是这样，在下一个月，一份德国的官方报告指出，“有25%—70%的战俘”死于去往集中营的路上，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愿意给他们任何一点食物。在战线后方建立起来的集中营几乎不配被称为集中营。许多集中营只是用带刺的铁丝网粗糙围起来的露天场地。对于应对数量如此巨大的囚犯，集中营几乎没有做任何准备，而且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为囚犯提供食物或药物。一名逃离集中营的囚犯成功返回苏联阵线，他告诉审问他的警察说，他曾被关进波兰的一个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包括12个楼区，每个楼区住1,500名至2,000名囚犯。德国卫兵将这些犯人当作练习用的靶子，放狗追赶他们，并打赌哪只狗能给囚犯造成最严重的创伤。犯人们饥饿难耐。当他们中的一人死亡之后，其余的人扑到尸体上开始吞食。有一次，12个人因嗜食同类被枪毙。所有的人都浑身是虱子，而且斑疹伤寒迅速传播。他们身上穿的单薄夏装根本不足以保护他们抵御冬天的酷寒。截至1942年2月，在最初的8万名囚犯中，只有3,000人活了下来。[207]

在战线后方，同样的一幕在其他集中营轮番上演。克萨韦尔·多施（Xaver Dorsch）是托特组织（Todt Organization）的一名公务员，他于1941年7月10日参观了明斯克（Minsk），他发现，军队已经“在一个面积近似于柏林威廉广场的区域内”建立了一个集中营，里面关押了10万名战俘和4万名平民，这几乎相当于明斯克所有男性人口的总数。

囚犯们在这个区域内紧紧地挤在一起，以至于他们几乎不能移动，而且不得不原地大小便。他们由一个连的现役士兵守卫。守卫部队规模较小，这意味着只能通过最残忍的暴力手段来控制集中营。事实上，战俘的吃饭问题无法解决。其中一些人已经6—8天没有吃东西了。饥饿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致命的漠然情绪，在这种情绪下，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找到吃的东西……对虚弱的守卫部队——他们不得不在没有替班士兵的情况下日夜履行职务——来说，唯一可能的语言就是使用枪支，无情地使用枪支。[208]

截至1941年年底，已有超过30万红军战俘死去。维尔姆·霍森费尔德对饿死俄罗斯战俘的方式非常震惊，他发现这一政策“如此丑恶、残忍和愚蠢，以至于人们只能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感到深深地羞愧”。[209]周围地区的居民愿意帮忙给囚犯提供食物，但是德军禁止他们这么做。[210]陆军参谋总长弗朗茨·哈尔德在1941年11月14日记录道：“每天有大量的囚犯饿死。这恐怖至极，但是目前要做点事情帮助他们似乎是不可能的。”[211]

政策最终还是得到改变，但这是由一些现实因素而非道德考虑导致的。1941年10月底，德国当局开始意识到，苏联囚犯可以被用作强制性劳动力，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给囚犯提供适量的——尽管只是勉强足够的——食物、衣服和住处。[212]许多人（尽管并非所有人）被安置在废弃的工厂和监狱里。然而，在1942年1月，仍然有大量囚犯住在防空洞里。1943年，情况再次恶化，尽管并没有恶化到战争最初几个月的绝对低点。到了此刻，苏联手中已经控制了足够多的德国战俘，德国武装部队的领导层不得不担心苏联会采取报复措施。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部队俘获了大约570万苏联战俘。德国的官方记录表明，截至战争结束时，其中有330万人已经死亡，约占总人数的58%。实际的数字可能高得多。相比之下，红军俘获的200万德国战俘中，有356,687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在战争后期死亡的，死亡率几乎达到18%。这一数字远超被德军俘虏的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军人的死亡率，直到战争最后几个混乱的月份，他们的死亡率仍低于2%，更不用说被西方同盟国俘虏的德国军人的死亡率了。但是，苏联集中营里德国战俘的高死亡率反映了苏联以及古拉格（Gulag）集中营体系总体上糟糕的生活条件，这是由两方面因素引起的，即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战后初期的歉收状况，而不是任何具体的针对德国战俘的报复情绪。实际上，相比于苏联集中营里的其他战俘，没有证据表明德国战俘受到了区别对待，只有一点区别，即作为“法西斯分子”，他们接受了不同强度的政治再教育。[213]

相比之下，德国人手中的红军战俘，其死亡是由纳粹种族主义思想直接导致的，这种族思想在德国军官团中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它将“斯拉夫人”比作是可以牺牲的次等人类，当有饥饿的德国人需要养活的时候，斯拉夫人不配活下去。[214]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执行“东方总计划”的第一阶段。只有少量德国军官反对虐待苏联战俘，其中包括率领中央集团军群的费多尔·冯·博克元帅。他在1941年10月20日记录道：

数万名俄罗斯战俘走向斯摩棱斯克的场面给人留下可怕的印象，这些战俘几乎没有人去把守。这些不幸的人沿路蹒跚前行，有的快要累死了，有的饿得半死，许多人因为精疲力竭已经倒下了，还有的已经死了。

“我向军方说起此事，”他补充说道，“但是提供援助几乎不可能。”而且，甚至是博克——传统意义上“标准”普鲁士军官的代表——最终更加关心的是防止这些囚犯逃出去加入游击队。这些游击队是由成千上万的红军士兵组建的，由于德国武装力量的快速推进，他们被困在战线后方。“必须更加严厉地监督和看管他们，”在看到蓬头垢面的俄罗斯战俘后，他这样总结道，“否则，我们将助长越来越多的游击运动。”[215]许多像博克那样的高级军官心中都感到不安，但这种情绪被希特勒安抚了，希特勒坚持认为，不应像对待普通士兵那样对待苏联战俘，而应该将他们当作种族和意识形态敌人。那些天天负责看管战俘的初级军官在看到这些战俘死亡后，没有丝毫良心不安。[216]那些最终被释放并返回苏联的战俘——远远超过了150万人——不得不面临严重的歧视，因为斯大林在1941年8月签发了一项命令，将投降等同于叛国。在经过苏联军事反情报组织的筛选之后，他们中有许多人被遣送到古拉格。尽管斯大林死后，格奥尔吉·朱可夫（Georgy Zhukov）元帅试图终止此前对战俘的歧视，但是直到1994年他们的名誉才被正式恢复。[217]

五

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30分，红军参谋总长格奥尔吉·朱可夫给斯大林的乡间宅邸打电话，将这位苏联领袖从睡梦中唤醒。他告诉斯大林，德国人已经开始沿着前线炮轰红军阵地。斯大林拒绝相信一场全面的入侵战争正在到来。这天早上晚些时候，他在莫斯科对一小部分民事和军事领导人说，他确定希特勒不知道此事。这肯定是德国武装部队领导人发动的一场阴谋。只有当德国大使弗里德里希·维尔纳·冯·舒伦堡伯爵（Count Friedrich Werner von der Schulenburg）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并递交了德国的宣战书之后，斯大林才意识到他被希特勒欺骗了。斯大林最初感到很震惊和不安，一时间不知所措，不过他迅速振作了起来。1941年6月23日，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桌前从早上3点20分工作到晚上6点25分，汇总情报并为设立一个最高指挥部做必要的安排，这个最高指挥部将负责作战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发对德国的进军规模和速度感到心灰意冷。在6月底，他动身前往他的乡间宅邸，以他独特的粗俗方式说道：“一切都完了。我不再抱有希望。列宁创建了我们的国家，但是我们却把它搞砸了。”他没有对苏联人民发表演讲，也不跟他的下属商量，甚至不接电话。事实上，德国飞机已经在红军阵线上方投放传单，声称斯大林已经死亡。当政治局的代表团抵达他的乡间宅邸时，他们发现斯大林消沉地躺在一个手扶椅上。“你们来干什么？”他问道。带着一阵恐惧，代表团的两位成员米高扬（Mikoyan）和贝利亚（Beria）意识到，斯大林认为他们是来逮捕他的。[218]

由于希特勒和主要将领们都相信苏联体系正处于糟糕的状况之中，只需要一次果断的出击就可以使它彻底崩溃，因此他们把一切都押在迅速击溃红军上。就像1914年的情形一样，他们预计战役将在圣诞节前结束。他们没有储备一些关键的编队或为补充前线丧失的兵力和装备做好准备。在战役进行过程中，许多飞行员希望在9月初时被调回到西线去与英国人作战。最初几周惊人的军事胜利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想法是正确的。苏联军队肯定被完全摧毁了。希特勒也沉浸在这种普遍盲目的乐观中。1941年6月23日，他从柏林转移到他在前线后方的新战地指挥部，这一指挥部位于东普鲁士的拉斯滕堡（Rastenburg，今肯琴［Kętrzyn］）。新指挥部在去年秋天就已经开始建设，指挥部的巨大建筑群坐落在丛林深处，有铁路专线通向这里，戈林时不时地乘坐他的豪华私人列车沿着这条专线驶来。建筑群包含许多地堡和临时营房，都隐藏在周围的环境里，从空中很难发现。有卫兵的营房、餐饮设施和会议室。在时间紧迫的时候，简易机场可供轻型飞机载人到达或离开指挥部。不远处的两个其他封闭建筑群供武装部队的首长和参谋人员使用。希特勒用他在20年代的绰号“狼穴”（Wolf's Lair）来给指挥部命名。他就是在这里接收武装部队领导们的简要汇报，而且在午餐和晚餐时发表一系列冗长的讲话，博尔曼曾命人将这些讲话记录下来，供后代参考。希特勒并没有打算在那里待上几周。“东部的战争基本上已经赢了，”他在1941年7月8日告诉戈培尔。[219]这也是整个军队的看法。

1941年7月3日，陆军参谋总长弗朗茨·哈尔德已经表露了他的乐观情绪，他记录道，红军似乎没有更多的军力储备投入战斗了。他在日记中记录道：“因此，如果我宣称对俄罗斯的战役将在14天之内取胜，这绝不是夸大之词。”[220]

因此，1941年7月16日，希特勒召开了一次会议，为管理已征服的领土进行安排。名义上，全面负责此事的是纳粹党的首席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他被任命为帝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Reich Minister for the Occupied Eastern Territories）。他的波罗的海德国人血统似乎使他成为负责这项工作最合适的人选。罗森贝格的办公室曾计划拉拢该区域的一些苏联附属民族——尤其是乌克兰人——将其作为抗衡俄罗斯人的力量。但是这些计划是无用的。希特勒不仅明确地将军队，而且也将希姆莱的党卫队和戈林的四年计划组织从罗森贝格的职权范围内移除。另外，不仅仅是希姆莱和戈林，而且希特勒自身也希望对占领区的数百万居民进行无情的镇压、驱逐或谋杀，而不是将其吸纳进纳粹新秩序中。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希特勒指派东普鲁士的党区领导埃里克·科赫（Erich Koch）去领导乌克兰总督辖区（Reich Commissariat of the Ukraine），还指示他要尽可能地冷酷无情。科赫满怀热情地完成了任务。而他在东方总督辖区（Reich Commissariat of the Eastern Land）——包括之前的波罗的海国家——的同僚欣里希·洛泽（Hinrich Lohse），以及白俄罗斯总督辖区（General Commissariat of Belarus）的同僚威廉·库贝（Wilhelm Kube）分别被证明是缺乏能力和腐败的，而且最终像罗森贝格本人那样备受冷落。因此，这里的情况甚至比在波兰的情况还要严重，党卫队或多或少被允许在新占领区为所欲为。[221]

希特勒知道，对占领区的原居民实施激进的种族镇压和灭绝计划，有可能会疏远世界舆论。因此，他在1941年7月16日说道，宣传部门必须要强调，德国军队占领这些区域是为了恢复当地的秩序和安全，将其从苏联控制下解放出来。[222]他们向德国民众声称，入侵行动不仅仅是反对“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战争的决定性阶段，而且还是一个预防措施，目的是在苏联袭击德国之前，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事实上，在1941年9月17日，希特勒对与他共进晚餐的同伴们说道，他不得不“预测斯大林可能将在1941年期间实施进攻”，然而，戈培尔在7月9日就已经记录到，希特勒曾大声斥责“布尔什维克领导集团曾意图入侵德国”。这些声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两个人的真实看法，这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这两个人都知道他们的话将被记录下来，供后人参阅——希特勒的话是由博尔曼的速记员记录，而戈培尔的话是由他的秘书们记录，因为在这个时候，戈培尔已经改为口授日记而不是亲自书写，而且他已经签署了合同，待他去世后就可以将这些文字出版。[223]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就是向德国广大民众宣扬的文字。

宣布入侵使大多数德国人完全措手不及。在之前的很多情况下，战争的来临已经非常明显，因为戈培尔的媒体机构曾接二连三地对未来可能的敌人进行了大规模广泛的敌对性宣传。但是，由于希特勒希望迷惑斯大林，使斯大林认为将不会有任何进攻，因此，在这一次，类似的宣传完全没有出现。事实上，在6月中旬，甚至谣传斯大林将对德意志帝国进行一次正式的访问。大多数人的注意力仍集中在与英国的战争上，而且希望能与英国达成协议。因此，面对发动巴巴罗萨行动的公告，民众的反应是复杂的，这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惊讶。学生洛蕾·瓦尔布在她的日记中准确地呈现了公众的反应。她写道，人们同时感到“极度的担忧和沮丧，但是，他们也莫名其妙地松了一口气”。她觉得，德国与苏联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结盟，虽然在战略上是必要的，但在政治上却是错误的，而现在，结束这种结盟至少可以澄清事实。[224]巴伐利亚埃伯曼施塔特乡村地区的地方当局报告道，人们都“神色焦虑”，而且担心“这将又是一次旷日持久的战争”。[225]路易丝·索尔米茨也认为入侵苏联预示着这将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226]约亨·克莱珀（Jochen Klepper）是一名记者，已经被征募为德军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储备军官，他写道：“我们所有人首先关注的是战争持续的时间，但是所有人都确信，迟早要进行与俄罗斯之间的清算。”[227]

一些人担心希特勒高估了自己的能力。1941年6月22日，梅利塔·马施曼在去拜访父母的路上，经过了博登湖（Lake Constance）附近的一个露天啤酒馆，这时，她听到了希特勒在无线电广播中宣布入侵苏联。她后来回忆道，她的第一反应是恐惧和担忧。两线作战从来不是一个好主意，而且甚至是拿破仑也无法打败俄罗斯人。

我周围的人都面露不安。我们都避免眼神接触，都在眺望湖的远方。在灰色的天空下，远方的湖岸笼罩在迷雾中。在这个阴郁的夏天的早晨，人们心情都有点沉重。广播还未结束，天空下起了雨。我昨晚整晚没睡，现在感到很冷。我沿着湖岸行走，感到一阵阵沮丧。湖水拍打着码头，气氛阴郁又冷漠。入侵俄罗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战争将会持续很多年，而且或许将会有无法估量的巨大牺牲。[228]

1941年6月29日以来，德军一连串令人震惊的胜利被媒体大肆宣扬，它振奋了一些人的精神，使他们中的许多人相信，战争或许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然而，对大多数人而言，担忧之情还是压倒了乐观的情绪。[229]数周后，也就是在1941年8月29日，埃伯曼施塔特的一名官员非常诚恳地总结了人们的反应。那些“热切关注事件进展，充满狂热之情”的人数量“极其少。大多数人期待着战争结束，就像病人渴望康复所怀揣的那种感情一样”。[230]

* 原书以联合武装部队最高指挥部（Combined Armed Forces Supreme Command）指称德国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

第四节

沿着拿破仑的足迹

一

斯大林绝望地躲回了他的郊外宅邸，但短短几天后他便重整旗鼓，如果说他之前的确已经偃旗息鼓的话。一些人认为，就像几世纪前“恐怖的伊凡”（Ivan the Terrible）那样，他短暂地退隐纯粹只是想证明自己的不可或缺。之后，斯大林亲自担任主席，成立了国防委员会（State Defence Committee）。他的退隐使他有机会重新考虑自己的作用。1941年7月3日，斯大林通过无线电广播对苏联人民发表讲话，这是他第一次以一名爱国领袖而非共产党统治者的身份发表讲话，而在同一天，弗朗茨·哈尔德在日记中袒露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德军已经赢得了胜利。“兄弟姐妹们，”斯大林说道，“朋友们！”这是一种全新的语调。他甚至承认红军之前没有做好进攻准备。他说，德国人“既邪恶又背信弃义……他们配备有大量的坦克和大炮”。但是他们并不能取胜。苏联人民必须组织起来进行全民抵抗运动，动员每一分力量，竭尽所能地打败敌人。必须要在战线后方开展游击队活动，给敌人造成尽可能多的损伤和破坏。人们感觉到，沉默、谎言和逃避最终被某种真理取代。[231]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开始强调，抵御德国人不是出于革命需要，而是为了祖国。苏联共产党的官方报纸《真理报》（Pravda）抛弃了报头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之以“杀死德国侵略者！”尼古拉·莫斯克温在1941年9月30日记录道，“当地民众的情绪发生了剧烈变化”。他们之前不断威胁说要将他出卖给德国人，现在转而开始投身于爱国事业，因为他们了解到德国统治当局之所以维持集体农庄的正常运转，是因为集体农庄更便于他们收集粮食并运回德国。[232]

因为民众们已经开始体会到德国统治当局给他们带来的痛苦现实，所以斯大林的演讲愈发强烈地激起了他们的爱国热忱。战俘营的恐怖情况与目击者关于德国士兵大规模枪杀平民和烧毁村庄的报告夹杂在一起，使仍在撤退的红军队伍产生了一种抗敌决心，而这种决心在战争最初的混乱时期内几乎完全不存在。库尔斯克（Kursk）陷落后，德国人逮捕了所有健康的男性居民，将他们关在一个由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露天围栏里，由手持橡胶警棍的德国人看守他们，不给他们提供食物或水，还强迫他们劳动。“街道都是空的，”一份苏联情报这样记录道，“商店已经被洗劫了。没有自来水和电。库尔斯克已经被毁了。”[233]费多尔·冯·博克报告道，明斯克仅仅是一座“废墟”，“人们四处游荡，没有任何食物”。[234]其他城镇都沦落为类似的样子。红军撤退时本就运走了当地的大量物资，使当地情形已经非常严峻，但是德国征服者还存心让当地民众挨饿，征用了绝大部分食物。希特勒宣布，他坚决“要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夷为平地，这样就可以阻止人们留在那里，我们也就不用被迫供养他们过冬了。这些城市将被空军彻底摧毁”。[235]许多人在德国士兵到来之前就已经逃走了——比如，基辅的人口减少了一半，从60万人减为30万人——而对每个沦陷区内留下来的人而言，如何活下去迅速成为头等大事。德军颁布了一连串命令，宣布实施宵禁、征用年轻男性为强制劳动力、征用冬衣，以及处决上百名具有纵火或蓄意破坏嫌疑的市民。[236]与之前在波兰的情形如出一辙，德国士兵到处打家劫舍。“在每个地方，”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将军在1941年6月23日讽刺地写道，“我们的人到处寻找马具，从农民家里带走他们的马。村庄里回荡着哀号和恸哭。这就是所谓的‘被解放’的人民。”[237]他在1941年7月4日补充道，在食品征用上，德军无所不征，且丝毫不留。“这片土地很可能迅速地被榨干。”[238]一些人最初将德国士兵们视为将自己从斯大林暴政中拯救出来的解放者，但他们很快就对士兵们的所作所为失望透顶，并开始与之疏远。“要是我们的人能稍微得体和明智一点该多好！”汉斯·迈尔—韦尔克叹息道。“他们从农民手中拿走一切看得上的东西。”迈尔—韦尔克看见士兵偷农民的鸡，将蜂巢撕裂，在里面找寻东西，还在一个农家院子里抓了一群鹅。他试图去约束这些劫掠者，但却无济于事。[239]

在前线的另外一个地方，一名陆军军官在1941年8月31日报告道：

不仅是奥尔沙（Orscha）的人民，而且还有莫吉廖夫（Mogilëv）和其他地方的人民都不断抱怨某个德国士兵拿走了他们的财产，而且对这些士兵本人而言，他们拿走的东西根本没有用。其他的就不说了，奥尔沙的一名妇女告诉我，一名德国士兵拿走了她三岁孩子的外套，当时她把孩子抱在自己怀里。说这些的时候，她流着眼泪，一脸绝望。她说她的整个家都已经被烧毁了，而且她从未想到德国士兵会如此冷酷无情，竟会拿走小孩子的衣服。[240]

陆军总司令部发布命令，威胁说要惩罚这样的行径，但却沦为一纸空文。在维捷布斯克（Witebsk），当地集体农场有200头牛，除了其中8头，士兵们带走了其余所有牛，但只支付了12头牛的价钱。此外，大量物资被偷，包括当地一个木料厂的一百万张层压板以及一个仓库的15吨盐。天气变冷时，士兵们开始从居民家里偷木质家具用作燃料。据说，在南部，匈牙利士兵“拿走一切没有被钉牢的东西”，当地人将他们称作“奥地利匈奴人”（Austrian Huns）。当地市民被迫为数万名士兵提供住宿，这些士兵吃得当地市民家家倾家荡产。许多妇女感到绝望无助，她们开始卖淫。在一些地区，德国士兵中的性病发病率很快就达到了10%，而且为东部士兵开设的200家军队官方妓院对于缓解病情也收效甚微。尽管德军并未刻意将强奸当作一项政策，但强奸并不少见。然而，在因各种罪行被军事法庭定罪的150万武装部队成员中，只有5,349人因性犯罪受审，且大多数都是由于女性受害者控告才遭到审判的。法庭宽大处理这种犯罪，而且1941年6月22日后，因劫掠和偷窃而被捕的士兵数量开始下降。显然，只要不影响士气，军队对士兵们在东部的不端行为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41]除了偷窃和强奸，德军还蓄意破坏。德军部队在各式各样的宫殿里自娱自乐，这些宫殿散布在圣彼得堡周围的乡村地区，他们用机枪扫射宫殿的镜子，将丝绸和锦缎从墙上扯下来。他们拿走了装饰彼得大帝夏宫著名喷泉的铜像，将其熔毁，还破坏了驱动喷泉的机械装置。俄罗斯文化名人曾居住的房屋成为重点破坏对象，托尔斯泰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的手稿被放进炉子里烧了，而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房子也被摧毁，散落在地板上的音乐手稿则被军用摩托反复碾压。[242]

从一开始，军队就采取了一种极端残忍的报复政策。就像在塞尔维亚一样，德军部队劫掠了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居住的村庄，烧毁了他们的房屋，射杀了当地的居民，甚至对最微不足道的蓄意破坏行为也进行报复。无论如何，即使摧毁那些他们眼中似乎是无法居住的房屋，他们亦不会良心不安。“若非亲眼看到俄罗斯人落后的居住环境，”德国士兵汉斯—阿尔贝特·吉泽（Hans-Albert Giese）在1941年7月12日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道，“那么，一个人就无法相信竟然还有这样恶劣的居住环境……在俄罗斯人愿意居住的家中，其最好的房间与我们自己家里的牛栏相比，我们的牛栏或许就像黄金一样。他们或许是比吉卜赛人还要糟糕的暴民。”几天后他将俄罗斯村民称作“丛林黑人”（bush negroes）。[243]高级陆军军官同样鄙视俄罗斯平民，冯·曼施泰因便是其中的典型，他将俄罗斯描述为一片远离西方文明的土地。而伦德施泰特则不停地抱怨他在前线南部地区居住的营房有多么污秽不堪。对德军各级军官和普通士兵而言，苏联居民似乎都野蛮粗鄙，是典型的亚洲人，或者沉闷呆滞、听天由命，或者诡计多端、不知廉耻。[244]一进入苏联领土，戈特哈德·海因里希感觉自己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如果我们没有像现在这样逐渐徒步进入苏联，而是像航海那样进入地球的一个陌生地区，只有这样，我相信我们才能公正地对待苏联的情况，就像我们离开自己国家的海岸线，并切断了与国内所熟悉事情的一切内在联系那样。”[245]这是一种消极的旅行，一名占领区的士兵这样写道：“在这片悲惨的土地上，几乎每个人都时常高兴地想起德国以及家中的亲人。这里的情形确实比波兰还要糟糕。在这里，肮脏和无以复加的贫穷支配着一切。没人能理解这些人是如何在此种环境下生存的。”[246]因此，无论这些悲惨的半人类受到何等程度的残酷对待，都无关紧要。数百名平民被当作人质劫走，按照惯例，下一次游击抵抗行动发生时，他们就会被枪毙。“我们目前正在空前的灾难中经历战争，它是人类的巨大不幸，它使人们变得粗鲁和残忍。”阿洛伊斯·朔伊尔（Alois Scheuer）这样汇报道，他是一名下士，生于1909年，属于士兵中年长的一代，只有在想起妻子和孩子以及他的天主教信仰时，他才能避免“变得几乎丧失了精神和灵魂”。[247]德军入侵者最初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然而，他们对平民的军事暴力很快就使这种支持消失殆尽。游击抵抗运动招致了进一步的报复，报复促使更多人加入游击队，结果又激起了升级的新一轮暴力行为，这就像死循环般不断持续。阿尔贝特·诺伊豪斯在1941年8月坦言：“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场残酷的战争。”[248]

几个月后，他记录了一件平常的事情，这种事情之前必定已发生过多次。“今天下午，在我们经过的一个临近村庄，我们的士兵将一个妇女吊死在一棵树上，因为她曾煽动人们反对德国士兵。因此我们很快就处理了这些人。”[249]诺伊豪斯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他拍下了一名被指控的游击队员被吊死在树上的画面，然后将这张照片给家里的妻子寄了回去，对诺伊豪斯而言，此类事情太稀松平常了。[250]在每一个地方，德国士兵都将村庄夷为平地，而且还枪杀了数以千计的平民。[251]德军的行进速度极快，这意味着许多红军部队都与其他部队失去了联系，于是，这些红军部队就继续在前线后方战斗，并与当地人组建游击队，在后面骚扰敌人。这一举动激怒了德国士兵，就像1939年他们在波兰所遇到的情形一样，无论如何，他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失去联系的士兵，”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在1941年6月23日——入侵行动中的某一天——报告道，“分散在大森林和无数农庄的各个地方，他们在数量上颇具规模，通常能从后方发动袭击。总体上，俄罗斯人的作战方式阴险狡诈。我们的人已经毫不留情地对他们发动了多次清剿。”[252]“我们的人”，他在1941年7月6日写道，“殴打和枪毙了一切身着棕色制服东奔西跑的人。”[253]1941年11月7日，海因里希不得不告诉他的传译员博伊特尔施巴赫（Beutelsbacher）中尉——此人一直在处决实际的或假想的苏联游击战士——“不允许在我窗户前100米的地方绞死游击队员。在早晨看到这种场景令人很扫兴。”[254]

面对这样的恐怖行径，苏联士兵和平民开始听从斯大林新的爱国主义训示，开始对德军予以回击。越来越多年轻男子在斯大林的鼓舞下走进丛林，加入了游击队，袭击德国的军事设施，如此一来，暴力和镇压这一恶性循环也被加剧。到了年末，占领区大量的平民已经转变主意，开始支持苏联政权，他们受到了斯大林的鼓动，斯大林强调要热爱祖国，抵御残忍的外国入侵者。[255]随着游击抵抗运动的不断升级，红军的作战效力也迅速恢复。红军的臃肿结构得以简化，因而产生了一些灵活的作战部队，它们可以更快地应对德军的战略进军。而另一方面，苏联指挥官得到命令，将他们的大炮集中设置在反坦克防御工事中，因为德国装甲部队有可能从这些地方发起进攻。苏联的战略反思持续到1942年和1943年，但是在1941年年底之前，苏联已经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更加有效地应对持续不断的德军的入侵。国防委员会调整了调动体制，以便充分利用根据1938年普遍征兵法所征募的1,400万预备役军人。在德国入侵的几周内，超过五百万预备役军人被迅速调动起来，而且之后还有更多的预备役军人被成功调动。然而，这次军事动员如此仓促，以至于大多数新成立的师和旅在武器装备上仅能得到来复枪。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军工生产设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搬迁，因为乌克兰工业区的工厂都被拆除了，并被转移到了乌拉尔山（Ural）东部的安全地带。6月24日，一个特别的搬迁理事会成立，7月初，搬迁行动已经开始进行。德国侦察机发现，在这个区域里，铁路货车正在集结，这令人费解，比如，它报告道，多达8,000辆货运车厢被用来转移冶金设施，这些设施将从顿巴斯（Donbas）的一个城镇转移到在乌拉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新建立的工业中心。在1941年7月至11月之间，总共有1,360家军火工厂向东迁移，使用了150万辆铁路货车。安德烈·柯西金（Andrej Kosygin）是这项复杂转移任务的负责人，由于对工作毫不倦怠以及高效的管理模式，他赢得了实至名归的声誉，因此在战后苏联位居高位。而不能被转移的一切，比如煤矿、发电厂、铁路机车修理厂，甚至包括第聂伯河上的一座水电大坝，都被破坏或者直接摧毁。这种焦土政策剥夺了德国入侵者本指望占有的资源。但是转移行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在1941至1942年的冬天，红军不得不依靠现有的装备坚持战斗，直到新的或重新安置的生产中心投入使用。[256]

斯大林还下令进行了一系列大范围的种族清洗行动，以清除他和苏联领导层认为的战场上潜在的颠覆分子。从1941年9月起，在乌克兰，超过39万名德意志人被强制向东驱逐。苏联总共有将近150万德意志人。1.5万名苏联秘密警察涌入伏尔加（Volga）地区，开始驱逐居住在那里的德意志人，截至1941年8月中旬，其中5万名德意志人已经被驱逐。同样的行动发生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那里有一个大型的德国后裔聚居区。1941年9月中旬，驱逐行动开始在一些主要城市拉开序幕。截至1942年年底，超过120万德意志人已经被驱逐到西伯利亚和其他更远的地区。由于警察的虐待、饥饿以及疾病，或许有多达17.5万人死亡。他们中有许多人根本不讲德语，而且仅凭从遥远的祖先那里继承的德国血统就算是德国人。但苏联人根本不管这一点。其他族群也被盯上了。正如我们所见，从1939年起，波兰人被大量驱逐，而且在战争后期，多达50万车臣人和高加索地区的其他少数族群也因涉嫌与德国人勾结而被驱逐。另外，在德军向苏联推进的时候，苏联秘密警察有系统地杀害位于德军进军路线上的监狱里的所有政治犯。一支行刑队抵达了位于卢克（Luck）的一所监狱，这所监狱在一次空袭中已被损毁，他们让这些政治犯以列的形式一字排开，然后用机枪杀害了多达4,000人。仅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就有约10万名犯人被枪毙、刺刀刺杀或被扔进他们牢房中的手榴弹炸死。[257]无论这些行为对战争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但它们带来了仇恨的苦果，在很短的时间内招致德军恐怖的复仇行动。

二

苏联统治集团上上下下将以这些不同的方式进行顽强抵抗，德国军事领导人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同时也意识到，战争终究无法在几周内结束。虽然中央集团军群成功地包围了大量苏联士兵，但是在北部和南部，红军仅仅被击退，而且德军的行进速度开始减慢。红军不仅没有覆灭，而且开始采取措施将新鲜兵力运往前线，并开始发动成功的局部反击。早在7月底之前，元帅费多尔·冯·博克就被迫应付苏联军队的多次反击。俄罗斯人正变得“死搅蛮缠”，他记录道。“胜利还没有实现！”“俄罗斯人的顽强令人难以置信！！”[258]“一天接一天地”，一名普通士兵在宣传手册上写道，士兵必须忍受“一群群布尔什维克分子的尖声喊叫，他们似乎是从地里成群冒出来的”。[259]这种情况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在从明斯克到莫斯科，一直到第聂伯河的路上尤其严重，苏联指挥官朱可夫和铁木辛哥（Timoshenko）在1941年7月10日已经发动了一连串强有力的反击，试图阻止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将军的装甲部队向斯摩棱斯克挺进。由于装备落后、行动不协调以及补给不足，苏联抵抗运动失败了，但是它迫使德军减缓了行军速度，还对古德里安军队——他的战线此刻拉得过长——的兵力和装备造成了严重损失。普通士兵都认为俄罗斯人的顽强是他们事先没有预料到的。[260]德军遭到了不断的骚扰和反复攻击。“俄罗斯人非常强悍，他们孤注一掷地进行战斗，”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将军在1941年7月20日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说道，“他们突然就在各处出现，开枪射击，或者是袭击队伍、私人汽车、信使等等……我们蒙受了惨烈的损失。”[261]

实际上，截至月底，德军已经损失了6.3万人。[262]1941年7月22日，海因里希向妻子坦言：“没有人会觉得俄罗斯人总体而言已经放弃了抵抗意念，也没有人会觉得他们想驱逐自己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们。目前，我们都感觉即使攻下了莫斯科，战争仍将在这片辽阔土地的深处继续进行下去。”[263]在接下来的几周，他在回信中反复惊叹于俄罗斯人“难以置信的抵抗力量”，以及他们令人惊骇的“顽强”品质。“他们的部队都折损过半，但是他们很快补充了新人，再次发动进攻。我无法想象俄罗斯人是如何做到的。”[264]德国的军事情报未能发现在第聂伯河东部安置着大量的苏联预备役部队，这些部队为前线不断地输送生力军。[265]入侵开始后仅仅一个月，主要的德军将领开始意识到，拥有“无尽人力资源”的苏联是第三帝国“第一个真正的对手”。[266]到了8月2日，哈尔德将军已经开始考虑如何为德国士兵提供冬季衣物。[267]9天后，他深深地忧虑道：

从全局来看，我们低估了俄罗斯巨人的实力，这是非常清晰的事实。鉴于俄罗斯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统治当局可以完全不受任何限制，并以此方式有意识地进行了战争准备。这一结论既可以说明它的经济力量，也可以说明它的组织力量，还可以说明它的运输体系，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说明它能调遣的纯军事力量。在战争开始时，我们预计他们有约200个师。现在，据我们的统计，他们已经有了360个师。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师所拥有的装备并非像我们严格意义上的装备，而且在战术上，他们通常缺乏领导。但是他们无疑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而且，当他们的十几个师被击溃后，另外十几个师可以立即补充上去。[268]

而且，事实上，哈尔德如此悲观的统计也严重低估了对手的实力。此外，德国士兵正在蒙受巨大的损失，截至1941年7月底，10%的入侵兵力已经死亡、受伤或失踪。“鉴于我们虚弱的兵力以及辽阔的作战空间，”他在1941年8月15日沮丧地总结道，“我们永远无法取得胜利。”[269]

在战役的最初几个月中，当红军利用大量的预备役士兵填补因数百万士兵死亡或被俘造成的空缺时，德国武装部队已经用尽了大多数可调遣的兵力，而且几乎没有生力军可投入战斗。在7月底，古德里安带领他的装甲部队向前推进，控制了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区域，但是，德国的战线拉得过长，以至于在防守中出现了漏洞，同时，重新燃起战斗激情的红军发动了一连串反攻，这令中央集团军群的指挥官费多尔·冯·博克元帅忧心忡忡。正当残酷的攻击在持续进行时，他被迫承认，“我们的士兵精疲力竭，而且，由于损失了大量军官，士兵们的行动也缺乏必要的连续性”。他在1941年7月31日坦承：“我几乎没有储备兵力来对抗不断集结的敌军和他们接二连三的进攻。”到了8月第一周周末，“在敌人不断的攻击下，我们士兵的战斗士气正在逐渐下降”，他对此深感忧虑。他想知道，在这种情形下，他的部队怎样才能继续向前推进。[270]

除此之外，相比于法国、荷兰或比利时，在这里的乡村地区来回行动要更加困难。碎石路非常稀少，而且彼此之间相距甚远，在苏联一望无际的领土上，碎石路的总里程只有6万多千米。一个士兵指出，即使是已修成的路也都是坑坑洼洼的，所以他的部队更愿意沿着边上的沟渠行进。[271]红军几乎转移了所有的苏联火车头、铁路货车和铁路客车，同时摧毁或故意破坏了轨道、桥梁和高架桥，所以很难将西欧的轨道车辆调用到苏联的宽轨上。而且，即使没有这些问题，苏联的铁路线也非常贫乏，无法快速地运送德国人战斗所需的大量人员和物资。尽管有20世纪30年代机械化运动的助推，但德国的吉普车和卡车产量仍相对较低，而且，由于缺乏燃料，机动车的使用也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形下，德国和盟友国军队只能依靠大量的马匹——在东部战线至少使用了62.5万匹马——来进行基本的运输，拖运大炮、运载弹药和牵引供应车。在东欧，马匹通常更能适应被当作道路的泥泞而危险的小径。“感谢上帝，我们有马！”几个月后汉斯·迈尔—韦尔克感叹道：

有时，它们是我们最后也是唯一的依靠。感谢它们帮助我们度过了冬天，尽管其中成千上万的马匹因疲惫、缺乏饲料以及高强度工作而死亡。这一年的夏季非常潮湿，而且，我们目前所在的战区通常是密林覆盖、多沼泽以及没有路可通行的地带，因此，马匹尤其重要。去年冬天和春天，我们所在区域的机动部队严重萎缩。[272]

但是马匹也行动迟缓，在大多数时候，马匹的速度比士兵的步行速度快不了多少。而大部分步兵则一如既往地徒步行进，艰难跋涉。

随着入侵的深入，几乎不间断的飞行任务使得德国飞机的损耗问题开始凸显。截至1941年7月底，仍在服役的飞机仅仅超过1,000架多一点。如果没有足够多的轰炸机对苏联的军工生产造成严重破坏，那么制空权就没有意义。无论德国空军在战术上多么有效，俄罗斯的疆域如此之辽阔，德国空军不可能保持永久空中优势。斯图卡俯冲式轰炸机从空中俯冲时，其发动机所产生的巨大轰鸣对敌方步兵产生了强烈的震慑作用，但是它们极易受到战斗机的攻击；与此同时，使用最频繁的道尼尔Do 17和容克斯Ju 88轰炸机因航程限制，无法有效地摧毁苏联的军事设施。截至此时，包括失踪、受伤和阵亡的士兵在内，德军总共损失了超过了21.3万人。其余的人，正如博克所见，开始饱受疲惫的困扰，因为他们已经连续战斗了一个多月。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的零配件补给亦非常紧张。1941年7月30日，陆军总司令部下令停止前进，重新部署。入侵开始后仅仅一个月，德军的势头就已经开始减弱了。[273]

德军将入侵部队分为北方集团军群、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命令它们围绕普里佩特沼泽（Pripet mashes）并以相切的角度发动进攻，采取该举措的部分原因是普里佩特沼泽面积庞大，无法穿越，却又恰好处于入侵区域中。但是，这意味着德国武装部队无法集中力量发动一次势不可挡的毁灭性进攻。截至1941年8月，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是，德军无法同时恢复这三条战线上的进攻。这三条战线分别是进攻列宁格勒的北线，进攻莫斯科的中线，以及进攻基辅的南线，至于下一阶段的进攻重点是放在这三条战线中的哪一条上，此时必须做出决断。主要的德军将领们依据经典的普鲁士军事思想，认为应该进攻敌人的中心地带，因此，他们想继续向莫斯科进发。但是，希特勒并不认为此举是必要的，这源于他对俄罗斯士兵无限的蔑视；对他来说，苏联无论如何都会崩溃，而将苏联西部地区的经济资源弄到手才是首要目标。德军在法国和西方取得胜利后，无论是哈尔德还是观点与他类似的其他将领都无法说服元首改变主意。1941年8月21日，在长时间争论后，希特勒否决了军队继续向莫斯科挺进的请求，命令将领们从中央集团军群中抽调兵力，加强对南方的进攻，拿下基辅，确保夺取乌克兰的农业资源，之后再拿下克里米亚，使俄罗斯人无法将克里米亚用作空袭罗马尼亚油田的基地。希特勒还要求进一步地从中央集团军群抽调士兵和物资，加强进攻列宁格勒的力量。但是德国的盟国芬兰不仅缺乏物资和人力，而且还特别缺乏政治决心，根本不可能将苏联军队远远赶回到原先的俄芬边界；由于苏联的顽强抵抗，德军的进军速度降了下来。沮丧的希特勒在1941年9月22日宣布，他已经“决定让圣彼得堡在地球上消失”。“在苏联战败后，我没有兴趣让这座巨大的城市继续存在。”[274]然而，他的恐吓终究只是空洞的咆哮。

费多尔·冯·博克元帅打电话给哈尔德，告诉他重点进攻南部区域的决定是错误的。

最重要的是，它使对东部的进攻问题重重。战争训令总是说重点不在于夺取莫斯科！我不想夺取莫斯科！我想摧毁敌军，而且，敌军的大多数兵力就在我面前！！向南方进攻，不管进攻规模多大，都不是重点，这样做只能给主要作战计划——即在冬天到来之前摧毁俄罗斯的武装力量——的执行带来麻烦，它根本毫无助益！！[275]

失望的博克只能在日记中发泄自己的沮丧之情。“东部战役已经接连取得了成功，如果它的势头消退下去，沦落为沉闷的防守，”他写道，“那不是我的错。”[276]哈尔德也同样恼怒，他在日记中批评“元首的个人命令变来变去”，连作战目标也发生了变化。[277]起初，希特勒决定削弱中央集团军群的决定似乎并未带来任何问题。来自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的德国装甲师由海因茨·古德里安指挥，此人无节制的过度要求曾令博克大为恼怒。古德里安领导下的德国装甲师突破了苏联防线，并击退了于8月底、9月初发起大规模反攻的苏联军队，并俘获66.5万名战俘，收缴884辆坦克和3,000多门大炮。在9月底和10月，基辅、哈尔科夫（Kharkov）以及乌克兰的大部分中部和东方地区都被德军占领。1941年11月21日，德军攻下顿河畔罗斯托夫（Rostov-on-Don），这使得切断红军的高加索石油补给线以及利用顿涅茨盆地（Donets Basin）的工业资源有可能变为现实。这些都是德国在战争中最大的军事胜利。[278]

甚至在进攻基辅前，德军因阵亡、失踪、受伤或退伍而损失的兵力就高达近40万人，而且德军一半的坦克都已报废或正在维修。博克将这次行动称作“一次辉煌的成功”，但是补充道，“俄罗斯的主力依然完好无损地挡在我面前，而且，像之前一样，我们能否在冬天来临之前成功地打垮苏联，并且扩大战果，使俄罗斯在这场战争后无法重整旗鼓，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出结论”。[279]希特勒认为这仍是可能的。他在1941年9月23日告诉戈培尔，德军已经实现了他们一直以来都在寻求的突破。此外，德国士兵将很快包围莫斯科。希特勒认为，斯大林届时必定求和，这也势必会迫使英国回到谈判桌前。德国必将走向最终的胜利。然而，希特勒现在不指望这种场景会立即出现。他已经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战争将继续进行下去，直到明年春天。之前几个月的巨大胜利使他自信地认为战争最迟也将在1942年年中结束。[280]大量士兵被重新调回中央集团军群。为了再次向莫斯科挺进，中央集团军群补充了新的物资，而且随着北方兵力的加入，其战斗力也得到加强。博克如愿以偿。[281]1941年10月，在大规模空中力量的配合下，200万德国士兵和2,000辆坦克发起了一场名为“台风行动”（Operation Typhoon）的新战役，他们开始向苏联首都挺进，再一次包围了红军部队，俘获了67.3万名战俘和不计其数的装备。1941年11月8日是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的周年纪念日，在慕尼黑举行的由党区领导和“老战士”参加的传统年会上，希特勒发表演讲，他宣称：“之前从没有一个庞大帝国像苏联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击败和打垮。”[282]

但这又是一个幻想，因为数周的延误导致了致命的后果。回想历史，许多人都认为，要是当年8月和9月加紧向莫斯科推进，德军很有可能已经拿下了苏联首都，尽管这么做将会远离基地，把补给线向西拉得很长，进而导致诸多问题。而且，正像博克期望的那样，如果这样做，他们可能会极大地挫败红军主力的士气，甚至对其造成致命影响，使其一蹶不振。但是，这终究只是一种极其扭曲的后见之明。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后，博克、哈尔德和其他一些将军都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应该对集结在莫斯科城前的苏联军队发动一次致命的进攻。他们这种立场充分反映出普鲁士军事传统的教义，该传统教义认为，事先制定的进攻是军事行动中的重中之重，而且对任何军事战役而言，彻底摧毁敌军是唯一正确的目标。这些将军都是在这一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而且在他们的一生中，大部分时候都奉该传统为圭臬。博克几乎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他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他的部队正在枯竭，补给也时断时续，而且部队的装备无法适应冬季战役。但是像德国陆军中的许多高级指挥官一样，博克对1914年马恩河战役（Battle of the Marne）始终耿耿于怀，那是西方战线的一次失败进攻。与希特勒一样，他决不允许这样的悲剧再次上演。与此同时，他与希特勒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他也严重地低估了敌人的力量，他虽然知道敌人在人员和物资储备方面的潜力，但他就是简单地予以漠视。他一直都持这种轻视态度，就像到头来虽然红军在新的战斗精神的鼓舞下已经给他的部队造成了惨重伤亡，但他仍然无视红军的这股战斗精神。[283]

三

截至10月，正如博克之前担心的那样，苏联领导层已经重新考虑和组织了整体的作战思路。德米特里·巴甫洛夫（Dmitri Pavlov）在德军入侵苏联时是红军在西方战线的指挥官，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他已经被简易军事法庭审判并被枪毙，同时斯大林还签署了惩罚玩忽职守者和逃兵的严苛法令，但之后，斯大林开始意识到，正如他在1941年10月对他的军官们所说的那样，应该通过“劝服而非暴力”来激励士兵。他开始允许他的指挥官们在指挥战役时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同时，在读了库图佐夫（Kutuzov）——此人是沙皇时代的一位将军，在面对拿破仑入侵时放弃了莫斯科——的传记之后，斯大林这位苏联领导人认定舍弃首都将导致恐慌。将一个19世纪早期的小城镇焚为灰烬是一回事，而彻底交出一个已经发展成为现代苏联首都的大都市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会撤离，”斯大林说道，“我们将守在这里，直到胜利到来。”[284]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新的国防委员会开始掌控局势。1941年10月10日，斯大林任命格奥尔吉·朱可夫将军指挥军队保卫首都。朱可夫的军队人数大约100万，随着博克向莫斯科快速逼近，他们被迫采取防御措施。尽管当德军飞机集中火力袭击苏联地面部队时，莫斯科并未遭到恐怖轰炸，但在城里的一些地区，恐慌仍然开始在人群中爆发。[285]

此时此刻，秋雨来势凶猛，地面本就坑坑洼洼的俄罗斯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无法通行。1941年10月15日，古德里安告诉博克，他必须命令停止前进。博克元帅不仅把责任归咎于敌人的顽强抵抗，而且还归罪于“难以形容的道路状况，因为糟糕的路况使机动车辆几乎无法移动半步”。[286]由于“公路和铁路暂时无法通行”，迈尔—韦尔克写道，“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燃料、军火或食品”，因此，士兵们只得靠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东西——主要是土豆——为生，此外，他们还自己烤面包以及屠宰当地的牲畜。[287]1941年10月16日，海因里希将军驱车沿着该区域的一条道路行驶，他发现“长长的一排机动车辆全都出了故障，都完全陷在泥里无法动弹。在泥潭中，几乎同样多的马匹尸体躺在这些车辆旁边”。“今天，”他被迫承认，“由于路况艰难，我们只有停了下来。”[288]截至10月底，德军已经陷在淤泥中3周了。

朱可夫抓住这一机会恢复了军队的秩序，他在1941年10月19日宣布了军事法，而且将9支预备役部队部署在伏尔加河后方。尽管其中大部分都是由新兵和之前被军队拒收的人组成，但他们的总人数达到了90万，斯大林和朱可夫都希望他们能强有力地阻止德国企图包围莫斯科的任何行动。而且，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斯大林在东京的间谍——在1941年10月18日被捕前不久发来的报告使这位苏联领导人相信，日本不会袭击俄罗斯（事实上，日本人心里有其他目标）。在获取了更多情报后，斯大林采取了一次重大行动：1941年10月12日，斯大林命令40万经验丰富的士兵、1,000辆坦克和1,000架飞机向西穿过西伯利亚进入莫斯科后方阵地，同时用数量充足的新兵取代这些兵力，以防日本人临时变卦，用这支新兵制止他们。[289]斯大林派来的增援部队不仅令德国人始料未及，而且这些增援部队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博克元帅担心发生最坏的情况，他在1941年10月25日写道：“集团军群的分裂加上糟糕的天气状况，已经导致我们陷入僵局。俄罗斯人趁机赢得了时间，填补他们已经七零八落的作战师兵力，并加强了防御力量。而且，他们控制着莫斯科周边的大多数公路和铁路线，所以有更充足的时间部署兵力。这非常糟糕！”[290]

到了1941年11月15日，随着冬天来临，地面变得足够坚硬，博克得以带领部队继续进军。坦克和装甲车再次向前进发，抵达了莫斯科城郊30千米之内的阵地，而且切断了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但不久后天空就开始下雪，而且在12月4日夜晚，气温骤降到零下34摄氏度，不仅冻坏了德军装备，而且冷空气还穿透了士兵们本就单薄的冬衣。第二天夜晚，气温降得更低，有些地方达到了零下40摄氏度。德军原本自信地打算将在秋天时结束战役，结果当俄罗斯的严冬到来时，德军士兵衣衫单薄，装备不足。“所有的军队，”博克在1941年11月14日就已写道，“都在抱怨获取新的物资供给——食品、弹药、燃料和冬装——极其困难。”[291]很快，帝国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就开始发起为士兵筹集冬装的运动。希特勒在1941年12月20日发出个人呼吁，而在当天夜晚，戈培尔在广播中播报了所需物资的清单。1941年12月末，德国犹太人的毛衣和皮衣都被没收，被送往东部战线给受冻的士兵。但是，一切都太晚了，而且，无论如何，运输困难意味着多数衣服将无法抵达前线。在1942年1月末，迈尔—韦尔克只得指望这些“羊毛衣物”至少能在第二年冬天来临前抵达前线。越来越多的德国士兵饱受冻疮之苦。“他们的脚肿得厉害，”他写道，“必须用刀切开靴子才能将其脱下。他们的脚，或者至少是脚趾冻青了，有的还受冻疮感染变黑了。”[292]

高级将领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是他们盲目乐观，认为可以通过占领像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那样的大城市来解决这一困难，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可以住在温暖的冬季营房里。冬天已经来临，但是他们仍然在空旷的草原上扎营。海因里希将军写道，风“像针一样扎在脸上，穿透了头盔和手套。眼睛被风吹得眼泪直流，看不见任何东西”。[293]从1941年12月20日至1942年2月19日，一个步兵师13%的平均兵力因为冻疮退出了作战。[294]由于数周没有洗澡，也不能更换衣服，这些士兵身上肮脏不堪，满是虱子，“每个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都在不停地抓挠，”海因里希写道，“由于一直在抓挠，许多人的伤口已经化脓。而且，因为他们躺在冰冷的地上，许多人的膀胱和肠道都被感染。”他的部队“极度疲惫”。[295]而苏联军队则非常适应这样的环境，他们在与芬兰的冬季战争中已经吸取了不少教训，现已经为在如此极端状况下作战做好了充分准备。他们部署了滑雪营，可以在冰雪覆盖的地面迅速滑动，还部署了轻骑兵，可以在潮湿的地面上迅速前进，而德军的坦克却无法通行。德军的防御战略是基于如下假设，即德军在反击时将有充足的兵力提供纵深防御，而且红军将主要出动步兵，此外，高级军官可以选择他们的战场，必要时还可以进行战术撤退。所有这些假设从一开始就被证明是错误的，结果导致了灾难突然降临到德军身上。1941年12月5日，朱可夫下达了反攻命令，首先着力从莫斯科南北夹击德军，以消除莫斯科被围的危险。他命令道，苏联士兵将不去浪费时间和生命对坚固阵地发动正面攻击，而是要直接绕过它们，留下掩护的兵力，向德军的撤退路线冲过去。1941年12月7日，博克注意到，他现在面临的除了11月中旬他所在战区的红军兵力，还有另外24个师的兵力。不利于他的条件正在迅速累积。德军士兵没有补给，而且人数上占劣势，还缺乏后备力量，并且各个精疲力竭，因此无法迅速地对这些士兵进行部署以应对敌军的猛攻，这支敌军的兵力“似乎取之不竭，正以不计后果的方式发动反攻”。[296]

博克无法决定到底是继续前进还是停止前进，除了向哈尔德发去一连串增援要求外，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第二天，希特勒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他命令停止前进。同时，博克的犹豫不决使得士兵们也军心不稳。如果他们无法继续前进，那么他们下一步该如何打算呢？[297]士气骤然跌落。早在1941年11月30日，下士阿洛伊斯·朔伊尔就在离莫斯科60千米的阵地给妻子写信：

在昏暗中，我和同志们正坐在一个防空洞里。你根本无法想象我们看起来多么污秽和疯狂，你也无法想象这种生活对我是一种怎样的折磨。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只有一个想法：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地狱？……对我来说，我已经无法承受在这里所参与的一切。它正在逐渐地使我们走向毁灭。[298]

截至1941年圣诞节，朔伊尔估计，他最初连队中90%的士兵已经不在队伍中了——因死亡、受伤、失踪、生病或受冻疮折磨。他自己的脚趾也开始变黑。朔伊尔渡过了这一难关，但该病况一直持续到他1943年2月阵亡，他当时仍在东线战斗。[299]疯狂的暴风雪毁坏了德军的野战电话线，并阻塞了道路，博克手下的士兵也开始陷入恐慌。只有一条铁路线可以用于撤军，公路上挤满了无法移动的坦克和车辆，由于德军对敌人的反击深感震惊，面对朱可夫的猛攻，他们开始退却，因此许多坦克和车辆都被抛弃。在更远的北部和南部，德军分别在在季赫温（Tikhvin）和罗斯托夫遭遇了较小规模的反击，无法将增援部队运送到前线。[300]

在多数情况下，德军的坦克和装甲车都没有燃料。弹药和其他物资的供应皆不足。战斗机无法在猛烈的风雪中飞行。1941年12月16日，在将德军的突击部队击退到莫斯科的北部和南部后，朱可夫命令全线向西推进。在10天内，德军就陷入绝望的处境。“我们度过了艰难的一天，”迈尔—韦尔克在1941年12月26日写道：

我们被大雪尤其是雪堆所阻，通常是一米又一米地铲出一条道路。我们行进的车辆和装备根本无法适应俄罗斯的冬天。在我们身后，敌人正逐渐逼近，我们需要考虑及时地将部队带到安全地带，还要将伤员一起带上，并且不能落下太多的武器和装备，以免落入敌人之手，所有这一切对部队士兵和领导层而言都是棘手问题。[301]

最糟糕的是，“暴风雪会迅速覆盖我们刚刚铲出的道路，让我们无法前行”。[302]我们无法阻挡俄罗斯士兵的攻势。“他们有上好的冬季装备，在任何地方他们都能设法通过我们之前遇到的深沟，”海因里希在12月22日注意到，“尽管眼看我们有可能陷入被包围的灾难，但是上面还一次次要求我们停止撤退”。事实上，即使德军的補给没有被完全切断，他们仍是除了撤退别无选择。结果，德军的撤退并非井然有序而是混乱不堪。“我们在冰雪中撤退，”海因里希写道，“绝对就是拿破仑当年撤退场景的翻版。损失上也大同小异。”[303]

四

面对宏大的进攻计划下的失败，博克和高级指挥官们对下一步该如何行事毫无头绪。前一分钟他们还在命令撤退，后一分钟却认为继续抵抗比较好。古德里安坦承，他不知道该如何让军队从目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根本无法准备越冬的防御阵地，当古德里安仍在犹豫不决时，博克仍近乎荒唐地对进一步前进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然而，博克认为，目前是否要撤退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现在，德军将领们开始为他们的铤而走险付出代价。德军在莫斯科城前的危机促使德国武装部队高层发生震动，这是战争期间德国武装部队高层的首次大规模震动。首先开始的就是南方集团军群的指挥官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希特勒曾通过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元帅对他发号施令，命令他去阻止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将军，克莱斯特未经元首同意，擅自命令自己被包围的装甲师从罗斯托夫郊区撤退。但是，由于担心自己将被包围，伦德施泰特拒绝执行该命令。怒不可遏的希特勒在1941年12月1日罢免了伦德施泰特，随即代之以瓦尔特·冯·赖歇瑙。只有在1941年12月2日至3日亲自视察了这一战区时，希特勒才承认伦德施泰特当时是对的，但他也没有让伦德施泰特恢复原职。冯·赖歇瑙只是指挥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因心脏病发作于1942年1月17日去世了。他的死亡反映出当时高级指挥官所承受的严重的身心压力，这些人大多数已五六十岁，处于非常劳累的状态下。在12月初，伦德施泰特已经感觉身体不适，犯了心脏病，但是这次发作并不致命。下一个身体垮掉的是博克本人。早在1941年12月13日，他就已经告诉布劳希奇，说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差”。“‘俄罗斯病’和明显的过度劳累已经把我的身体压垮了，”他在几天后写道，“我非常担心自己将无力指挥。”1941年12月16日，他请求希特勒批准他休病假。然而，这两个人之间不存在任何观念上的差异。在博克于1941年12月19日离开前线之前，他将中央集团军群的指挥权移交给京特·冯·克卢格（Günther von Kluge）元帅，还命令自己的士兵坚守战线。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与希特勒在1941年12月22日的会面“非常友好”。博克在身体康复后即向希特勒请求恢复原职，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博克是真的生病了，而非策略性的退隐，事实上，他也的确很快就重回前线指挥了。[304]

1941年12月16日，希特勒接受了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元帅的辞呈，这是高层军事人员一系列变动中最重要的一次变动。元首和属下将领们的要求针锋相对，布劳希奇感到精疲力竭，再也无力应对失败的压力。此外，他在11月中旬也遭受了一次心脏病发作。经过一番讨论后，希特勒决定他亲自而不是让其他人接替布劳希奇的位置。[305]当希特勒宣布他已经取代布劳希奇，将亲自指挥军事行动时，许多被围困的德国士兵松了一口气，他们对此表示欢迎。“布劳希奇因病辞职后，元首现在已经亲自接管了我们的命运，”阿尔贝特·诺伊豪斯在1941年12月21日向妻子写道，“而且元首知道如何在正确的地点恰当地排兵布阵。”[306]将军们也松了一口气，因为把军队从莫斯科城前的混乱中拯救出来的责任最终从他们的肩头卸下了。由于希特勒“一贯精力充沛”，古德里安现在对“快速有力”的行动充满期待，而同时，另一位坦克指挥官格奥尔格—汉斯·赖因哈特（Georg-Hans Reinhardt）将军对即将到来的情况也表示欢欣鼓舞，他认为“终于有了一个直接的元首命令”，该命令将“清晰果断”地指挥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只有少数人依旧疑虑重重，其中就有海因里希将军，他在1941年12月20日向妻子写信道，希特勒已经掌握了指挥权，但是“他可能也无法扭转局势”。[307]

但是几乎所有将领都认为，身为一名军事指挥官，希特勒已经在1940年证明了自己的军事天赋，而且相信他将快刀斩乱麻，尽快带领军队结束战斗。希特勒急不可耐地履行军事决策人的职责，他命令从西面调来增援部队，并且告诉东部战线的将士们，在他到来之前必须坚守阵地。“必须激发士兵们的狂热意志，让他们誓死捍卫所在阵地，”四天后他对中央集团军群的军官们说，“必须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甚至是最严苛的手段，将这种意志灌输给士兵们。”“谈论拿破仑的撤退是不祥的凶兆，有可能使撤退变为现实。”他在1941年10月20日警告道。拿破仑的撤退是这位法国皇帝终结的开始。同样的事情将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308]一方面，希特勒固守阵地的命令不仅使军队有明确的目标，而且对振奋士气也有一定影响。而另一方面，他此时严厉地执行命令，却也影响到了小规模的战略性撤退，在前线各个地区的危急处境下，这种撤退有时对德军很有必要。面对不断要求固守阵地的命令，一些将领愈发失望，特别是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因为这些接二连三的命令把军队置于被包围的危险中。“灾难持续着，”他在1941年圣诞节前夕给妻子写信道：

在柏林的高层领导人中，特别是最高层领导人中，没有人想承认这一点。神明想摧毁谁，首先就会将其蒙蔽。每天我们都要重新经历一次。但是出于声望的考虑，没有人敢坚决地撤退。他们不想承认自己的军队已经完全被围困在莫斯科城前。他们拒绝承认俄罗斯人可以打败他们。而且他们对正落入万丈深渊的现实视而不见。最终，不出四个星期，他们将在莫斯科城前失去自己的军队，而且不久后，将输掉整场战争。[309]

海因里希对他的上级军官牢骚满腹，这些人由于“害怕冒犯最高领导层”而拒绝下令撤军。[310]

这是一则持续流传的故事的开始，战后，希特勒手下幸存的将领们将再三讲述这一事件，强调只要希特勒当时将权力下放给他们，他们本来可以取得胜利。只有专业将领知道如何指挥才能赢得战争，而像希特勒——无论他多么天赋异禀——那样的外行，其对战争的干预最终只会带来毁灭。然而，事实却迥然相异。从1941年秋天至初冬，德军将领盲目地坚持进攻，未能成功搭建越冬的防御阵地，且明知面对的是意志坚定和装备先进的敌人，却仍抱持着天真的乐观态度。此外，士兵们明显越来越疲惫，将领们却依旧刚愎自用地拒绝承认这会导致严重后果，再加上补给日渐困难以及许多装备在俄罗斯冬天的酷寒中无法发挥作用，到了12月，这一切将德军置于寸步难行的艰难境地，他们陷入绝望和犹疑，并最终瘫痪。希特勒稳定了局势后，愈发鄙视这些将领。“元首的行事与德军将领的作为再次形成鲜明对比，”1942年1月3日，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元首严重质疑将领们能否鼓起勇气，当机立断。”[311]如今，希特勒决定收回将领们的所有行动决策权。威廉·里特尔·冯·勒布（Wilhelm Ritter von Leeb）元帅指挥北方集团军群，当他1942年拜访希特勒，请求希特勒允许他从一些他认为无法防守的阵地中撤退，以避免遭受进一步损失时，遭到了希特勒的严厉斥责。希特勒认为撤退将削弱集团军群的北翼，使即将到来的夏季战役更加困难。希特勒的这一立场得到了哈尔德的支持。自己的请求遭到拒绝，里布提交了辞呈，1942年1月16日，他的辞职被批准。接替他的是格奥尔格·冯·屈希勒尔将军，哈尔德严肃地告诉冯·屈希勒尔，他最好遵守希特勒指挥部直接下达的命令。[312]

此时，违抗希特勒的命令将会招致严重的后果。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在1941年12月20日会见希特勒时请求希特勒允许他撤退。希特勒告诉他，他必须命令士兵掘壕固守。但是古德里安反对道，地面以下5英尺已被冻得僵硬。希特勒则反驳道，那么士兵必须自我牺牲。希特勒得到了克卢格和哈尔德的支持，此二人都不喜欢这位像博克一样自大且固执的坦克指挥官，他们想利用希特勒与古德里安的这次分歧将后者除掉。古德里安违抗了自己的指挥官克卢格的明确命令，采取了一次重大的撤退行动，并对克卢格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将本着我的良心来率领军队。”克卢格认为自己应该对上级军官们负责，于是向希特勒说道，要么是古德里安走，要么是他走。1941年12月26日，古德里安被革职。核心将领之间缺乏团结，这不可避免地严重削弱了他们本可能为抗拒希特勒的命令——希特勒毫不退步地命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进行抵抗——所做出的一切努力。[313]坦克指挥官艾里希·霍普纳将军敏锐地觉察到：“只凭借‘狂热的意志’取胜是不可能的。意志是有了，但缺乏力量。”[314]第20军团面临被包围的危险，霍普纳请求撤军，退到一个更有利于防守的阵线。中央集团军群的新指挥官京特·冯·克卢格元帅告诉他，他正在向希特勒汇报此事，并命令他准备立即撤退。霍普纳认为这意味着希特勒将准许他撤退，而且，由于他不想因为进一步耽搁而招致灾祸，便果断开始撤退，在1942年1月8日下午命令部队撤军。对于希特勒将如何看待此事，克卢格感到担心害怕，他立即向元首报告了霍普纳的行动，希特勒当晚就将霍普纳革职，让其连退休金都没有。[315]

上述这些变动，以及其他一些较低级别指挥层变动之后，希特勒已经完全控制了军队高层指挥官。从现在开始，他们将按照希特勒的意志行事。在莫斯科城前，他们自诩的职业水准并没有发挥作用。现在希特勒将亲自指挥军事行动。由于已经将这些将领收拾服帖，他现在可以松口，不用再毫不妥协地命令他们坚守阵线。截至1942年1月中旬，克卢格元帅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可以对前线进行一系列调整，包括撤到“冬季阵地”的许多局部撤退。一方面，战斗在继续，而另一方面，红军在持续攻击德军后方的狭窄的联络线。海因里希将军是一位声名卓著的防守策略家，因为他成功地坚守阵地，直到俄罗斯的进攻失去了势头；在战争末期，希特勒又让他负责守卫柏林，他又重获此声誉。[316]不过，德军在莫斯科城前惨败，这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朱可夫已经将德国人击退到他们两个月前发动“台风行动”的地方。正如弗朗茨·哈尔德将军所言，对德军来说，这是“两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危机”。[317]它给德国武装部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1939年，德军只有1.9万人阵亡；在1940年的所有战役中，德军损失总共不超过8.3万人——损失确实很严重，但并非不可弥补。然而，在1941年，登记在册的阵亡或在行动中失踪的德军士兵多达35.7万名，其中，超过30万人是在东部战线阵亡或失踪的，这些巨大的损失则不容易弥补。只是由于斯大林决定沿着整个前线进攻，而不是充分把握机会集中兵力对撤退中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发动一次全面进攻，德军蒙受的损失才不至于更严重。[318]

尽管自1941年6月22日以来，德军不断朝苏联逼近，但无论在东方战场的哪个地方，他们都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他们在巴巴罗萨行动的最初几周过于乐观，但此刻，这份自信已经被不断增长的危机感所取代，从希特勒接二连三地罢免主要将领的命令中就可以看出来。德军首次看起来如此脆弱。莫斯科战役后，希特勒仍对获胜的概率持乐观的态度。但是现在他知道，取得胜利的时间将比他最初设想的要长。[319]入侵苏联无可挽回地改变了战局。德军在西方轻而易举地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但随后的东方战争却越来越胶着残酷。相比于苏联战线所发生的一切，德军在法国、丹麦、挪威或者荷兰取得的胜利则相形见绌。从1941年6月22日以来，德军武装部队至少2/3的兵力一直都在东部战线。在东部战线及其后方战斗和阵亡的士兵人数比1939—1945年间所有其他战场——包括远东——上战斗和阵亡的总人数还要多。东部战场的战斗规模之大，史无前例。此外，双方斗争的激烈程度和意识形态的狂热程度上也是空前的。最终，是东部战线而非其他任何战线决定了战争的命运。[320]

第三章

“最终解决方案”

第一节

“毫无怜悯”

一

1941年6月27日，当陆军上校洛塔尔·冯·比朔夫斯豪森（Lothar von Bischoffshausen）——他只是一名普通的陆军军官——走进立陶宛的科夫诺（Kovno，今考纳斯［Kaunas］）时，他注意到道路边一个加油站前面的空地上聚集着一群人，有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都在大笑和欢呼。他感到好奇，便停下来看看发生了什么。比朔夫斯豪森生于1897年，是一名功勋卓著的职业军人，曾是一名自由军团战士。他不是什么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者，但是走近人群后，眼前的一切甚至令他也大为惊骇：

在加油站前面的混凝土地面上，一个25岁左右、中等身高的金发男人支着一根木棍，站在那里休息。木棍从地面一直到他胸前，足有他的手臂那么粗。他脚下躺着15至20个已经死亡或将死的人。水管里的水不停地流，将鲜血冲进排水沟里。就在这人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武装的平民看押着20多人，这些人静静地站在那里，听天由命，等待残忍的死刑。他做了一个简单的手势后，下一个人便一声不吭地向前走去，接着此人就被木棍殴打致死，画面惨不忍睹，每一次殴打都伴随着围观群众狂热的叫喊。[1]

他注意到，一些妇女举起自己的孩子，以便他们能看得更清楚。之后，军队参谋人员告诉比朔夫斯豪森，这些谋杀是当地人的自发行动，“在俄罗斯占领结束后，该行动是在报复叛徒和与俄罗斯占领者勾结的人”。实际上，正如其他目击者所报告的那样，受害者都是犹太人。一个德国摄影师设法用相机拍下了当时的情景。他挥舞着自己的军人通行证，成功避开了一名企图没收他的胶卷的党卫队队员，因而得以将其记录，并为后代保存下来。比朔夫斯豪森向他的上级报告了这次屠杀行为。尽管他发现自1941年6月24日以来党卫队保安处的成员就已经来到了这一区域，而且也不难猜测他们有意煽动了这次屠杀，但是这片区域的德军总指挥官却说，这是立陶宛的内部事务，因此拒绝干预。[2]

他所目击的一切绝非地区性的或自发的暴力行为。德军一进入苏联和它控制的各区域，党卫队保安处的四个别动队以及下属特遣分队，包括许多警察营也随之到来，他们开始执行海德里希下达的杀戮平民反抗者、共产党官员和犹太人的命令，同时还杀害所有的犹太战俘，目的就是消除一切“犹太布尔什维克党人”发起抵抗和颠覆行动的可能性。最初，如果可能的话，杀戮行动由当地人来执行，纳粹党希望这些人起来反抗他们视之为压迫者的共产党员和犹太人。[3]在一份写于1941年10月中旬的报告中，A别动队的指挥官瓦尔特·施塔勒克（Walter Stahlecker）记录了海德里希的指示，海德里希指示由当地人发起他称之为“自我清洗行动”的杀戮行动，或者换言之，发起反犹太人的屠杀，使之看起来像是立陶宛爱国人士的自发行动。重要的是，“要让后人觉得，是被解放的当地人主动采取了最残酷的手段对付布尔什维克和犹太敌人，绝不能被看出这是德国人下达的指示，而且还必须让它看起来有理有据，可考可查”。“出乎意料的是，最初很难在那里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屠杀。”他报告道。但是，最终在6月25至26日夜晚，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地方游击队首领在“没有得到德国的明确命令和煽动下”，设法杀害了1,500多名犹太人，而且在第二天夜晚，又进一步杀害了2,300名犹太人，还烧毁了60幢犹太人房屋和许多犹太教堂。“武装部队的各分队，”他补充说道，“得到了指令，而且大家对该行动完全心领神会。”[4]

在德国占领的最初几天内，这种屠杀在许多地方上演。自从1940年春季以来，在苏联的占领下，当地的精英和民族主义者遭到了迫害、逮捕、驱逐或杀害，这点燃了波罗的海国家的反犹主义情绪。斯大林鼓励俄罗斯人和犹太少数民族协助建立新的苏联加盟国家——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而且，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3的成员要么是俄罗斯血统，要么是犹太血统，当然，像所有共产党员一样，他们都放弃了之前的种族和宗教身份，转而支持世俗的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对这些国家的民众来说，纳粹党并非将波罗的海民族视为斯拉夫次等人类，而是将他们看作有潜力被德意志主宰民族同化的民族。然而，在这些国家，只有一小部分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将苏联占领期内郁积于胸的反共产主义仇恨之情发泄到当地犹太人身上。[5]比如，在里加，A别动队不得不让辅警而非当地平民杀害400名犹太人。实际上，同样的情形很有可能也会在其他地区上演，比如叶尔加瓦（Jelgava，德文名为Mitau）。据报告，叶尔加瓦当地的1,550名犹太人还“无一例外地都被当地民众处理掉”。在爱沙尼亚，犹太人口少得可怜，只有4,500人，根本不可能采取此类行动，而且大多数犹太人设法逃到了安全地带。[6]无论如何，等到德国士兵到达爱沙尼亚时，党卫队别动队和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其他分队都已亲自杀害男性犹太人。在立陶宛的边境城镇加尔格日代（Gargždai），德军士兵曾遭遇红军的激烈抵抗，之后，防卫工作留给了一支来自梅梅尔（Memel，今克莱佩达［Klaipėda］）的德国边境警察分队，他们逮捕了600至700名犹太人。汉斯—约阿希姆·伯梅（Hans-Joachim Böhme）是盖世太保在蒂尔西特（Tilsit，今苏维埃茨克［Sovetsk］）的负责人，在他的命令下，盖世太保将200名男性犹太人和一名犹太妇女（一名苏联政治委员的妻子）赶到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在那里，他们强迫这些人挖掘自己的坟墓，接着，在1941年6月24日下午，将这些人全部枪杀。其中一个受害者是一名12岁的男孩。伯梅的团队现在成为众所周知的“蒂尔西特特遣分队”（Tilsit Task Unit），他们接着向东进发，截至1941年7月18日，他们杀害了3,000名平民。[7]

1941年6月30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参观了这个团队，对他们的行为予以批准。很明显，伯梅及其手下正在将他们的想法付诸实践。德军将所有的男性犹太人当作共产党员、游击队员、破坏分子、劫掠者、知识阶层的危险分子，或者直接当成“可疑分子”来对待。反犹主义也导致德国正规部队枪杀被俘的犹太士兵，而并非将他们送到前线后方囚禁起来。阿尔贝特·诺伊豪斯是来自明斯特的一名普通士兵，生于1909年，因此比平均年龄的士兵稍长一点。他在1941年6月25日写道：“在立陶宛，几乎一切都被镀上了一层犹太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毫无半点怜悯可言。”[8]1941年7月6日，一名德国正规士兵从加利西亚东部的塔尔诺波尔（Tarnopol）给父母写信，从他的信中，我们不仅可以明显地看到各种机构都参与到大屠杀中，而且还能强烈感受到在意识形态方面先入为主的反犹主义思想和军事或安全合理化的思想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描述完被红军所俘虏的德国士兵之残缺尸体被发现的过程之后，这名士兵继续写道：

昨天，我们和党卫队都非常仁慈，我们抓到的每一个犹太人都被立刻枪毙了。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我们又发现了60位同志的残缺不全的尸体。现在，犹太人必须将尸体从地窖中搬出来，然后将其整齐地摆开，接着德军在犹太人面前展示犹太人犯下的所谓的暴行。在看过遇难者之后，他们被警棍和铲子打死。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处决了约1,000名犹太人，但是鉴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这还远远不够。[9]

当然，根本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犹太人和这些暴行有任何联系。尽管如此，该城镇犹太人中仍有大约5,000名被屠杀，其中包括一小部分妇女和儿童。[10]

在6月末和7月最初几周，别动队开始在东部占领区杀害越来越多的男性犹太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频繁造访这些别动队的管辖范围，这让他们愈发地备受鼓舞。党卫队领导人开始给别动队下达杀害犹太人的人数指标。在维尔纳（Vilna，今维尔纽斯［Vilnius］），截至7月底，至少有5,000名，或许有多达1万名犹太人被杀。他们中大多数人被投进坑里，这些坑是之前红军为油罐地基挖的，同时，他们的衬衫被撩起来蒙住头部，这样他们就无法看见行刑的场景，接着以12个人为一组被机关枪扫射。7月中旬，在里加当地辅警的协助下，党卫队保安处的3个小分队已经在里加城外的一个丛林里杀害了另外2,000名犹太人，同时，在其他人口中心，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以同样的方式被枪杀。在早期的大规模枪决中，行刑者还会做一些表面功夫，形式上走一下法律程序，包括执行行刑队传统仪式，但随着该邪恶活动的持续进行，他们甚至连这些表面形式都彻底抛弃了。[11]早在1941年6月27日，来自各个分队的人在陆军第221保卫师（221st Security Division）的总体指挥下，将500多名犹太人赶进比亚韦斯托克的一个犹太教堂，并将他们活活烧死，同时，为了阻止火势蔓延，各陆军分队炸毁了周围的建筑。他们还在街上逮捕了其他一些犹太男子，将他们的胡子点着，强迫他们在被枪杀之前，一直跳舞。总共有至少2,000名犹太人被杀。不久之后，一个德国警察营进入了残余的犹太隔离区，带走了载满20辆卡车的掠夺品。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1941年7月初已经抵达比亚韦斯托克，据说，他们抱怨道，尽管实施了这些屠杀行动，但做得还不够，这还不足以对抗犹太人的威胁。紧接着，德军逮捕了超过1,000名处于参军年龄的犹太男子，将他们带到城外，枪杀了。[12]

别动队报告说，它的目标在于“肃清”这一区域的全部“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核心领导层”，但实际上，他们逮捕并杀害了几乎所有成年犹太男子，完全不管其职业或教育水平。[13]1941年德国发动入侵，不仅是斯大林，连犹太人最初都感到吃惊；当时大部分犹太人没有逃亡，除非一些与共产党有某些联系的犹太人。他们中许多人对一战期间的德国占领有相对正面的印象，而且由于苏联压制犹太人的习俗，共产党没收他们的产业，以及反宗教运动迫使他们放弃传统服饰和停止守安息日，犹太人已经被疏远。[14]一名德国士兵报告道，他的分队在波兰东部受到了欢迎，不仅当地村民向他们提供牛奶、黄油和鸡蛋，而且犹太人也欢迎他们的到来。这些犹太人，他说道，“还没意识到他们的死期已经来临”。[15]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改变。屠杀的消息迅速传播，当德军快要到来时，犹太人便开始大规模逃亡。德军的行进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他们经常被德军赶超，这样，他们就无法摆脱在后面穷追不舍的党卫队别动队。[16]不过，1941年9月12日，一份由C别动队的第6别动小组提交的报告指出，在乌克兰的许多城镇，90%或者甚至100%的犹太人已经逃亡。这份报告还补充道：“驱逐几十万犹太人——从我们听到的情况来看，大多数情况下是让他们穿越乌拉尔山——不费吹灰之力，而且为解决欧洲的犹太人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17]

二

费利克斯·兰道（Felix Landau）是一名30岁的奥地利木匠，7月初的时候，他在伦贝格（Lemberg，今利沃夫［Lvov］）。1934年4月，兰道加入党卫队，并且参加了1934年谋杀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Dollfuss）的行动。[18]因此，他是一名立场坚定的纳粹分子和反犹主义者。他自愿在C别动队服务。1941年7月2日，他正是随同C别动队的一支小分队，紧跟着前进的德军抵达伦贝格的。兰道坚持写日记，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所在分队的进展情况。他写道，德军士兵进入伦贝格后，发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残缺不全的尸体，这些人都是在一次未遂的起义后被苏联秘密警察杀害的，据称，除他们之外，还有许多被俘的德国飞行员遭到了同样的对待。[19]实际上，在伦贝格以及其他城镇，苏联秘密警察在德国入侵之前已经设法从监狱中撤离了“反革命分子”，并且杀掉所有无法带走的人。他们屠杀的人中包括许多德国战俘。许多受害者被殴打致死，他们被挖出来的骨头都是破碎的，虽然一般的说法是，苏联秘密警察挖出了这些人的眼睛，或者切除了他们的生殖器，但这更有可能是老鼠和其他食腐肉动物破坏之后的结果。也有一些证据表明，伦贝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把这些尸体钉在监狱墙上，或者将尸体的胸部和生殖器切除，以便给人制造出这样一种假象，即苏联的暴行比实际中的更血腥。[20]残缺不全的尸体被发现后，德军、乌克兰人以及别动队都开始实施了无节制的暴力行为。[21]“我们到达后不久，”兰道写道，“第一批犹太人就被我们枪毙了。”他本人不是特别愿意这样做，他说道：“我不愿意射杀手无寸铁的人，即使他们只是犹太人。我更愿意来一场公开公平的战斗。”但是，1941年7月3日，他所在的分队枪杀了另外500名犹太人，而在1941年7月5日，又有300名波兰人和犹太人被枪杀。[22]

他们到达伦贝格后不久，兰道所在的分队得知当地的乌克兰人和德国士兵已经将800名犹太人带到原本苏联秘密警察的大本营，并开始斥责这些犹太人，要他们对监狱中的屠杀行为负责。当兰道向大本营走去的时候，他看到：

数百名犹太人沿着街道行走，他们的脸上鲜血如注，脑袋上满是窟窿，双手受了伤，眼窝深深地陷进去。他们浑身是血。其中一些人扛着那些已累倒的人。我们朝大本营走去，并在那里看到了很少人曾目睹的场面。在大本营的入口处有士兵站岗，他们手持足有手腕那么粗的棍棒，痛打任何招惹他们的人。犹太人从入口处涌出来，一排排犹太人像猪一样一个躺在另一个身上，惊恐地呜咽着。犹太人浑身鲜血淋漓，他们不断从大本营里涌出来。我们停下来，想看看是谁在负责这个分队。一些人已经让犹太人离开了。他们被打，仅仅是施暴者要发泄心中的愤怒和仇恨。[23]

鉴于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兰道觉得这些暴行“完全可以理解”。一些乌克兰人对犹太人的仇恨被宗教歧视和民族主义情绪所点燃，这种宗教歧视和民族主义情绪源于许多犹太人曾经为波兰地主工作过。在为反犹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的民兵组织提供支持方面，这种仇恨发挥了作用。这些民兵组织随同前进的德军士兵挺进了加利西亚东部。然而，最重要的是，无论是乌克兰民兵还是德国士兵都因撤退的苏联秘密警察屠杀战俘而指责犹太人。乌克兰人通过将犹太人打死进行他们所谓的报复，在一个叫别列扎内（Brzezany）的地方，他们用布满钉子的棍子将犹太人打死。在鲍里斯拉夫（Boryslav），当德国指挥官在城镇广场上，看到被苏联秘密警察杀害于狱中的年轻人尸体时，他给了愤怒的人群24小时的时间自由处置当地犹太人。这些愤怒的人将犹太人围起来，让他们清洗尸体，强迫他们跳舞，接着用铅管、斧子、锤子和手边的任何东西将他们打死。[24]在入侵的最初几周内，单在伦贝格一地，就有7,000名犹太人被谋杀。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参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且，在月底时，乌克兰人实际上又进一步谋杀了2,000名犹太人。即使是这样，这些行动总体上还算不上是有组织的。[25]只有相对较少的乌克兰人是热衷于报复苏联共产党的彻底民族主义者，他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受到苏联共产党多年的压迫以及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规模饥荒。C别动队被迫承认，“为了煽动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谨慎采取的尝试并没有达到我们希望的效果……基于种族或精神的坚定的反犹主义对这些人来说是陌生的”。[26]

离开伦贝格后，兰道的分队继续向克拉科夫进发，在那里，枪杀犹太人的行动仍在继续。[27]他将23个犹太人——其中一些是来自维也纳的难民，包括两名妇女——带到一个丛林里，并准备将其枪杀，当这些犹太人开始挖掘自己坟墓时，他问自己道：“在这种时候，他们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我想他们每一个人都心怀一个渺茫的希望，即自己不会被枪杀。由于没有那么多铁锹，这些将死的人被分成三班轮流挖坟墓。奇怪的是，我完全无动于衷。毫无怜悯。”他写道。[28]挖完坟墓后，这些受害者被要求转过身。“我们中的6个人必须向他们射击。任务是这样分配的：3个人朝心脏射击，3个人朝头部射击。我是朝心脏射击的。枪响之后，脑浆在空中划过。2个人朝头部打已经太多了。他们基本将头颅打穿了。”[29]在这些杀戮行为之后，兰道被安排负责征募犹太人充当强制性劳动力。1941年7月22日，他枪杀了20名拒绝露面的犹太人，在这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一切都进展顺利。[30]除了对这些大规模谋杀情况进行冰冷的描述之外，兰道在日记中还非常挂念他的女朋友——一名他在拉多姆遇见的20岁的打字员。截至这一年年末，他和女朋友住在一个大的别墅里。在别墅里，他委托犹太艺术家兼作家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z）画一幅壁画，这名犹太艺术家的作品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也暂时保住了这名艺术家的性命，尽管不久之后舒尔茨就被当地党卫队里一名与兰道为敌的军官枪杀。[31]至于兰道是否心存任何同情，他在日记中并未记载。

这些大规模谋杀和大屠杀活动通常都发生在公共场所，而且参与者和旁观者不仅观察并报告了这些活动，还将其拍摄下来。士兵和党卫队成员把一些处决和枪杀场面的照片放在钱包里，并给家人和朋友寄回去，或者在他们休假的时候，将这些照片带回德国。一些德国士兵被红军杀害或俘虏后，红军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许多这样的照片。士兵们认为，这些报告和照片能表明德军是如何让野蛮而劣等的敌人受到应有惩罚的。犹太人似乎证实了他们在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的反犹小报《冲锋报》中读到的一切：在东欧，士兵们所到之处，他们都发现了充满“寄生虫”的“肮脏窝棚”，“污秽又破旧”，里面住着“数不尽的犹太人，他们都是《冲锋报》提到的可恶之徒”。[32]在前线南部，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不得不住一些条件恶劣的营房，他毫不客气地直接将这些营房斥责为是“肮脏的犹太人窝棚”。[33]“一切都破破烂烂，”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将军在1941年7月11日给他的妻子写道，“我们正在学习珍视布尔什维克文化的恩典。家具也只是最原始的那种。我们几乎是住在空屋子里。墙上和地毯上到处都绘着大卫之星。”[34]海因里希随意地将肮脏、布尔什维主义和“大卫之星”等同起来，持他这种观点的人比比皆是。它影响了东方战役期间许多军官和普通士兵的行动。

三

1941年7月16日，希特勒对戈林、拉默斯、罗森贝格和凯特尔发表讲话，他宣布，为了恢复占领区的和平，有必要“枪毙所有甚至只是看起来可疑的人”。[35]“所有必要的措施——枪毙、驱逐等等——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实行……俄罗斯人现在已经下令在我们前线后方发动游击战争。这游击战争也有它的好处：它使我们有可能根除任何反对我们的人。”当然，在这些反对者中，希特勒认为最重要的是犹太人，而且不仅是在俄罗斯的犹太人，还包括在欧洲，准确来说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所有的犹太人。第二天，关于对东方新占领区域的管理，他颁布了两个新的政令，宣布由希姆莱全权负责采取“安全措施”，不用说，这自然包括破除“犹太—布尔什维克颠覆活动”的威胁。希姆莱明白，这意味着用枪杀和隔离等一系列手段将所有犹太人从这些区域中清除出去。当然，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不仅为他进一步实施在东欧建立种族新秩序的雄伟计划铺平了道路，而且还能借此极大地增强自己的权力，能与该区域名义上的行政长官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相抗衡。他命令两个党卫队骑兵旅——总共接近1.3万人——在1941年7月19日和22日分别前往这一区域。[36]

1941年7月28日，希姆莱对党卫队第一骑兵旅发布了行动准则，帮助他们完成处理普里佩特沼泽居民的任务：

从民族的角度考虑，如果这些人是敌对分子，在种族和人种上是劣等的，或者甚至是由定居到那里的罪犯组成的，而这种情况在沼泽地区是常见的，那么，每一个有支持游击队嫌疑的人都将被枪毙；妇女和儿童将被带走，家畜和食品将被没收和带到安全之地。村庄将被夷为平地。[37]

骑兵旅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些游击队员被“犹太布尔什维克分子”所鼓动，因此，骑兵旅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就杀死该区域的犹太人。1941年7月30日，党卫队第一骑兵旅在一份报告的结尾处报告道：“此外，截至这份报告所涵盖的期限结束时，有800名年龄在16岁至60岁的犹太男子和妇女因支持布尔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克非正规军而被枪杀。”[38]由于杀戮对象从犹太男子扩展到犹太妇女以及儿童，这使得谋杀率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由新委派的党卫队骑兵旅实施的屠杀，其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俄罗斯中部的“党卫队和警察高级长官”埃里希·冯·登·巴赫—热勒维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的命令下，一个骑兵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枪毙了超过2.5万名犹太人。他们是在执行希姆莱8月初发布的命令，当时希姆莱正访问该区域，他命令道，“所有犹太男子必须被枪毙。犹太妇女将被赶进沼泽地”。妇女不再被赦免，换句话说，她们将被溺死在普里佩特沼泽中。然而，正如党卫队骑兵在1941年8月12日报告的那样：“将妇女和儿童赶进沼泽并不能取得预计的成效，因为沼泽不够深，他们不可能陷进去。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在沼泽下一米深的地方就会碰到硬的地面（可能是沙子），因此陷进去是不可能的。”[39]如果无法将犹太妇女赶进普里佩特沼泽，那么，党卫队军官总结道，她们也必须被枪毙。

在8月上半月，在巴赫—热勒维斯基管辖区域活动的B别动队的指挥官阿图尔·内贝命令他的士兵不仅开始枪毙男人，而且也枪毙妇女和儿童。在更南部，希姆莱的其他党卫队分队在弗里德里希·耶克尔恩（Friedrich Jeckeln）的指挥下，开始有组织地枪杀整个犹太居民，他们在1941年8月底的3天内，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Kamenets-Podolsk）已经杀害了23,600名犹太男子、妇女和儿童。1941年9月29日和30日，耶克尔恩的属下在乌克兰警察分队的帮助下，将大量犹太人带出基辅，并告诉他们将他们集合起来是为了重新安置，他们被带到娘子谷（Babi Yar），在那里他们被命令脱下衣服。正如库尔特·维尔纳（Kurt Werner）——一名分队成员[*]，被命令去执行杀戮——后来证实道：

犹太人必须靠着峡谷壁趴在地上。在深谷底部有3组射手，每一组大约12个人。同时，一批批犹太人被送下去，分配给这3组行刑队。后续下来的犹太人必须躺在已经被杀害的犹太人的尸体上。射手们站在这些犹太人后面，向他们的颈部射击，将其打死。我今天仍能回想起犹太人抵达深谷的上沿，首次目睹犹太人尸体时的那种极度恐惧的样子。许多犹太人在惊恐中大声呼喊。几乎无法想象拥有什么样的钢铁意志才能在下面干出这种卑劣的勾当。太可怕了……我必须在深谷下面待一个上午。有时我必须持续不断地射击。[40]

正如C别动队在1941年10月2日报告的那样，在两天内，他们在峡谷中总共杀害了33,771名犹太人。[41]

截至10月底，耶克尔恩的士兵已经杀害了超过10万名犹太男子、妇女和儿童。在从7月末到9月初期间的不同时间点开始，别动队和附属分队在东部前线后方的其他地点不仅杀害犹太男子，而且也开始杀害妇女和儿童。[42]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拒绝参加谋杀行动的少数人被允许外出休息，而且不用承担违反纪律的后果。这些人中甚至包括高级军官，比如C别动队的第5别动小组组长埃尔温·舒尔茨（Erwin Schulz）。1941年8月初，舒尔茨在接到希姆莱命令枪杀所有不从事强制性劳动的犹太人时，他要求与帝国保安总局人事主管面谈，后者在听到舒尔茨拒绝参加谋杀行动后，说服海德里希免除了这位不情愿执行命令的军官的职务，并让他回到柏林警察学院（Berlin Police Academy），担任原先在学院的职务，这对他的职业生涯没有任何不利之处。然而，大部分军官和士兵都欣然参加行动，而且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情绪，混杂着不愿示弱的渴望，以及种种其他的动机，特别是贪婪的欲望，因为在所有这些大屠杀中，受害者的财产都被夺走，他们的房屋遭到劫掠，土地被没收，就像在娘子谷的情形一样。正如一名参与谋杀的警官后来承认的那样，所有人都将掠夺来的东西据为己有。[43]

* 迪本为巴德迪本的旧称；克拉斯诺格瓦尔杰伊斯克为加特契纳的旧称；斯大林格勒为伏尔加格勒的旧称；伏罗希洛夫斯克为斯塔夫罗波尔的旧称。

地图10　党卫队特别行动队的杀戮行动，1941—1943年

在加利西亚的史坦尼斯拉维夫镇（Stanisławów，今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Ivano-Frankivsk］），秘密警察指挥官汉斯·克吕格尔（Hans Krüger）得到德国地方当局的通知，后者将要建立的犹太隔离区无法容下镇上约3万或者更多的犹太人。所以，克吕格尔在1941年10月12日将镇上的犹太人聚集起来，让他们排成一个长队，队伍一直延伸到镇上墓地里事先准备好的露天沟渠的边缘。在这里，他们将被德国警察、德意志人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枪杀。在射击的间歇，克吕格尔还为执行枪决者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满是食物和烈酒。当克吕格尔一只手拎着伏特加酒，另一只手拿着热狗，来回踱步，前来监督屠杀行动时，犹太人开始恐慌。这些犹太人跳进沟里，在那里他们被枪杀或被在他们之后倒下的人的尸体掩埋掉，当其他一些没有立刻死亡的人试图攀越墓地的围墙逃跑时，也被枪杀了。截至日落时分，1万至1.2万名犹太男子、妇女和儿童已经被杀。接着克吕格尔对其余的人宣布，希特勒已经推迟了对他们的处决。许多人在冲向墓地大门时遭到踩踏，在那里，他们又被聚集起来，带到隔离区。[44]

有时候，就像在佐洛奇夫镇（Złoczów）的情形一样，当地的德军指挥官对杀戮行动表示抗议，并设法制止谋杀行动，至少使之暂时停下。[45]相比之下，在基辅南部的白采尔克瓦村（Byelaya Tserkow），奥地利战地指挥官里德尔（Riedl）上校下令登记全部犹太人口，并命令C别动队的一支分队将他们全部枪毙。同乌克兰民兵和来自党卫队一个排的士兵一道，别动队士兵将几百名犹太男子和妇女带到附近的一个靶场，朝他们的头部射击。之后不久，也就是在1941年8月19日，许多受害者的孩子也被装进卡车带到靶场枪杀；但是其中年龄最小——从小婴儿到6岁孩童——的90个孩子被留下，他们被安置在村庄周围的一栋建筑中，无人照管他们，也没有食物和水。德国士兵听到孩子们整晚在哭泣和呜咽，便将此情况告知了分队的天主教随军牧师，这名随军牧师发现这些孩子迫切需要水，他们躺在肮脏的环境中，身上满是苍蝇，地板上到处是粪便。少数几个武装的乌克兰守卫在外面站岗，但是德军士兵可以来去自如。随军牧师得到了团参谋赫尔穆特·格罗斯库特（Helmuth Groscurth）中校的帮助，后者在检查了这栋建筑之后，安排士兵在周围守着，防止这些孩子被带走。得知自己的权威遭到了践踏，里德尔愤怒至极，他向地区指挥官赖歇瑙元帅抗议道，格罗斯库特和随军牧师正在背离正统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他解释道，”格罗斯库特报告道，“他认为消灭犹太妇女和儿童是迫切需要的。”赖歇瑙支持里德尔，命令将谋杀儿童的行动继续执行下去。1941年8月22日，这些儿童和婴儿们被带到附近的一个丛林里，里德尔的士兵们事先挖好了一个很大的沟渠，他们就在沟渠边上被枪杀。负责此事的党卫队军官奥古斯特·哈夫纳（August Hafner）后来报告道，他反对执行该任务，因为他的手下许多人都有孩子，他无法找到合理的理由要求这些人对孩子进行枪决。之后他得到允许，可以让乌克兰民兵代替他们去执行枪决。孩子们的“哭声”，他回忆道，“是难以形容的。我此生将无法忘记当时的场景。当时的场景令人难以忍受。我特别记得有一个金发的小女孩，她用手拉着我。后来她也被枪杀了……许多孩子在死之前被射击了4或5次”。[46]

格罗斯库特对这些事件的厌恶反映出了他在道德上的疑虑，这种疑虑促使他与保守派的军事抵抗力量进行接触。他抗议道，这样的暴行实际上比苏联共产党人实施的暴行好不到哪儿去。他认为，在这个村子里发生的事情的报告肯定会传回国内，这将损害德军的声誉，打击军队的士气。身为一名虔诚的新教徒和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他无畏的立场在1941年8月激怒了他的上级，因此，他受到了冯·赖歇瑙的训斥。他本可以以一种很好的方式表达反对意见，并借此得到上级一定程度的信任。然而，他在1941年8月21日给冯·赖歇瑙的报告中总结道，愤怒不是源于枪杀儿童，而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孩子被留在恶劣的条件下，但负责的党卫队军官却优柔寡断。他认为，一旦做出决定要杀害这些成年人，那么除了将这些孩子也杀害之外，别无选择。“为了避免这种非人的痛苦，婴儿和儿童，”他宣布，“都应该被立即处死。”[47]

四

1941年6月12日，在访问慕尼黑期间，罗马尼亚的陆军参谋长和独裁者扬·安东内斯库收到了来自希特勒的“指导方针”，内容是关于如何处理在苏联控制区的犹太人，而作为巴巴罗萨行动计划的一部分，按计划，罗马尼亚军队将于10天后进入这些区域。在他的命令下，罗马尼亚警察指挥官开始隔离居住在城镇的犹太人，以及在乡村地区发现犹太人后，将其“就地消灭”。10万名犹太人从这些区域逃亡苏联，但是在罗马尼亚人开始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之前，他们并没有逃离。[48]在入侵之前，安东内斯库已经下令登记所有的罗马尼亚犹太人，并且禁止他们从事各种职业。犹太人的财产被没收，而且犹太人被命令充当强制性劳动力。从1941年8月8日开始，所有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星章。这些以及其他命令的出台，不仅是希特勒催促的结果，而且也反映了安东内斯库自身根深蒂固的强烈的反犹主义思想。罗马尼亚政权中的统治阶级以正统基督教征伐异教徒的名义为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方式辩护，他们得到了东正教牧首尼科迪姆（Nicodim）所发表声明的支持，该声明称，有必要摧毁犹太人，他们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仆从以及杀害基督的罪人。安东内斯库言语中也经常表明他的反犹主义思想，他的这些言语带有宗教色彩（“斯大林是犹太人。”他在一篇恶毒的反犹主义的谩骂文章中写道）。但是他也反复提及他所认为的对罗马尼亚进行种族“净化”的必要性，而且他引入的歧视性法律在本质上是种族的，而不是宗教的。[49]他痴迷于将犹太人看作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鼓动者，并视布尔什维主义为最反宗教的政治运动。他将罗马尼亚的军事损失、食物和补给的匮乏以及他所面临的任何问题的责任都推给犹太人。在这些观点上，他受到了德国领导层的鼓动。

1941年6月26日，在罗马尼亚东北部的雅西镇（Iași）开始了一场大屠杀，这场屠杀是由罗马尼亚和德国的情报人员组织的，当地的警察组织也参与其中。至少4,000名当地犹太人被杀，其余的犹太人则被塞进两列封闭的货物列车，接着他们就踏上一段没有明确目的地的旅程；等到列车最终停止时，列车里的2,713名犹太人已经因口渴或窒息而死亡。甚至是德国观察员也被这种暴行所震惊。“发生的一切都是按照计划来的，包括对犹太人的屠杀。”1941年7月17日，其中一名观察员在雅西写道。但是他补充道：“这里正在发生的暴行以及将要发生的暴行都无法用言语形容——而且，我们，我和其他人都在忍受而且必须忍受这种暴行。”[50]在雅西，被屠杀的犹太人可能多达1万人，之后安东内斯库命令将所有犹太人，连同其他可疑的危险分子，从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驱逐出去。他们用上了机关枪，观察员说道，这里不存在法律。成千上万犹太人被枪杀，其余的犹太人在被驱逐到德涅斯特河沿岸（Transnistria）——在乌克兰南部，被罗马尼亚军队占领——之前，被监禁在环境恶劣、补给糟糕的营房和隔离区内，这些营房和隔离区主要是在比萨拉比亚的首府基希讷乌（Kishinev）。强制性行进、饥饿和疾病令犹太人大受其苦，遭受重创；1941年12月和1942年1月，罗马尼亚当局命令直接枪杀成千上万的犹太被驱逐者。[51]在德涅斯特河沿岸的一处集中营，指挥官将一种通常给牲畜吃的豌豆作为食物分给被收容者。犹太医生报告说这种豌豆会导致下肢麻痹，多数情况下会造成死亡，但指挥官依然命令继续将这种豌豆分给被收容者。他们没有别的东西可吃。据报告，在食品供应情况最终改变之前，至少400名犹太人已经瘫痪。[52]

当罗马尼亚部队占领敖德萨（Odessa）时，他们执行了更多的屠杀。1941年10月22日，一个先前由俄罗斯特务机关埋下的定时炸弹炸毁了罗马尼亚陆军总部，杀死了61个人，其中大多数是罗马尼亚军官和参谋人员，包括敖德萨的军事指挥官。安东内斯库下令进行残酷的报复。为了给每一位在爆炸中遇难的军官报仇，200名“共产党员”被绞死。罗马尼亚士兵将此次爆炸当作是发动大屠杀的特许证。在接下来的两天内，417名犹太人和被断定为共产党员的人被绞死或枪毙，而且约3万名犹太人被聚集起来，他们被强迫离开城市，去往达尔尼克（Dalnic）。但是当时在敖德萨市长的干预下，他们又返回了城市港口。在这里，他们被赶进四个大的棚屋，所有人都被机枪扫射而亡。在这之后，棚屋被放火烧毁，以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幸存者。[53]敖德萨剩余的成千上万名犹太居民都被带出城市，之后他们将被驱逐到德国控制的乌克兰。5.2万名来自敖德萨和比萨拉比亚南部的犹太人在博德加诺夫卡（Bodganovka）被塞进约40个牛棚，或关在露天的圈栏里。在附近的多马尼夫卡（Domanovka）和阿克梅切特卡（Akmecetka），还有2.2万名犹太人被士兵故意赶进位于一个被遗弃的苏联国有大农庄的猪舍中，过程极度残暴。他们的钱财和首饰被没收并被送往罗马尼亚国家银行。在如此恶劣的卫生条件下，斑疹伤寒开始爆发，大量犹太人开始死亡。[54]

罗马尼亚人期望能将这些犹太人运往德国人控制的乌克兰，但当这种情况显然不可能发生时，博德加诺夫卡的卫兵在当地乌克兰警察的帮助下，将大约5,000名老弱病残的犹太人塞进马棚里，在屋顶上撒上干草，用汽油浸湿，然后点上火，将他们在里面活活烧死。那些尚可以行走的犹太人，大约4.3万人，被带到附近的一个峡谷中，他们一个接一个因脑后中枪而死。在多马尼夫卡，在罗马尼亚人的命令下，1.8万多名犹太人被乌克兰警察枪杀。阿克梅切特卡的猪舍用于关押那些病弱的犹太人，而且在罗马尼亚地区指挥官伊索佩斯库（Isopescu）中校的命令下，多达1.4万名犹太人被蓄意饿死。上千名罗马尼亚犹太人被驱逐到德涅斯特河沿岸的隔离区和营区，这些隔离区和营区都是临时准备的，管理十分混乱，而且供应糟糕，在1941至1942年的冬天，那里的死亡率达到了1/3和1/2之间。相比之下，在华沙的隔离区，尽管拥挤匮乏，但是至少有一个可以运转的群居和行政基础设施，那里的死亡率此时大约为15%。[55]

面对罗马尼亚犹太社区领袖们——他们在这些大屠杀中幸存了下来——铤而走险的请求，安东内斯库每次都用相似的口吻搪塞过去，他说道，这些犹太人之前折磨和谋杀过罗马尼亚士兵，所以他们罪有应得。“每天，”10月19日他在一封给一个犹太社区领袖的公开信——这封信在罗马尼亚的报纸上被发表——中写道，“我们的殉道者残缺不全的尸体从基希讷乌的地窖中被带出来……你问过有多少我们的人倒下，有多少我们的人被你们的教友以卑鄙的方式谋杀吗？——而且有多少人是被活埋的……这些都是接近疯狂的报复行为。”他继续说道：“针对你们犹太人对待我们宽容又热情的人民的方式……”[56]在他们的运动开始一年内，罗马尼亚军队，有时和德国党卫队和警察分队一道，但更多的时候是他们自己行事，已经杀害了2.8万—3.8万名犹太人，这是除了德国以外，在二战期间一个独立的欧洲国家杀害的最大数量的犹太人。[57]

在这些杀戮行动中，党卫队D别动队对许多行动的混乱状态很不满意，试图将它所谓的“由罗马尼亚人执行的不合理的虐待成性的处决行动”引导成为一个“更有计划性的程序”。[58]奥托·奥伦多夫向柏林方面抱怨道，罗马尼亚军队已经将“成千上万儿童和孱弱的老人——他们中没有人有工作能力——从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驱逐到德国的势力范围内”。他的人又将许多人赶回罗马尼亚，并在此过程中杀害了其中大多数人。一直到8月底，正如他的一名属下后来报告的那样，奥伦多夫随身携带一份“文件”，“文件有一个宽宽的红色边缘，上面标着‘秘密帝国事务’字样……根据这份文件，他通知我们，从现在开始，不加区分，杀戮所有犹太人”。[59]9月中旬，根据这一命令，别动队的一个下属分队杀害了杜伯萨里镇（Dubossary）的所有犹太人。他们用来复枪枪托痛打犹太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强迫他们站在专门挖的坑的边缘，在那里，他们被迫跪下，然后因背后中枪而亡。在一次大规模处决行动中，大约1,500人以这种方式遇害，这是别动队和它的各种下属分队此时执行的众多类似行动中的一个。当屠杀进行时，希姆莱再次出现在当地。[60]对奥伦多夫和希姆莱来说，罗马尼亚军队的谋杀行动既不彻底，也不够系统，而且有过多的低效率、腐败和毫无目的的残忍暴行。当D别动队向南行进，并最终抵达克里米亚时，士兵搜查了每一个城镇和村庄，杀害每一个发现的犹太男子、妇女和孩子，并自豪地及时发回报告，表明已经将该区域完全变成“无犹太人”区。[61]

五

1941年春天，为了入侵苏联而发布的命令明确将大规模杀害布尔什维克委员、犹太人、游击队员和其他人包含在内，这也刺激了巴尔干其他地区将犹太人种族灭绝的行动提到日程上。在南斯拉夫，因被克罗地亚的法西斯乌斯塔沙政权控制的区域发生了暴力行动，形势更加严峻。在1941年春天，当乌斯塔沙开始大量谋杀塞尔维亚人时，成千上万避难者穿过了德国占领的塞尔维亚边界，在那里，他们加入了新成立的抵抗运动，该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曾经的士兵和警察，他们在1941年4月逃往山区。这些团体通常被称为切特尼克（Chetniks），在20世纪初巴尔干战争中反土耳其的武装团伙之后，这些团体逐渐归于德拉查·米哈伊洛维奇（Dragoljub Mihailović）上校的麾下，此人是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他与年轻国王彼得的流亡政府保持联系。1941年6月末，切特尼克各个不同的行动合并成一次全体起义，这在欧洲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中是头一次发生。由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员加入了这次反叛，此人已经组织他的部队数月有余。尽管与抵抗德国人的意愿比起来，切特尼克被激怒的原因是由于塞尔维亚人对克罗地亚人的痛恨，但是铁托领导的共产党员的目标在于，在反对占领军的抵抗运动中将所有民族和宗教团体的力量团结起来。形势的恶化不仅是由于临近的克罗地亚持续发生种族屠杀的暴行，而且还因为德军从一开始就采用严酷的政策。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已经签署了命令，这些命令与之前在波兰执行的命令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尽管如此，这些命令更加全面和严厉。武装部队将与即将到来的德国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合作，逮捕已知的或可疑的恐怖分子、破坏者和德国流亡者，哈尔德本人又进一步增加了两类人，即共产党员和犹太人。[62]

在入侵几周内，军事占领当局已经对塞尔维亚的犹太人进行强制登记，而且在一些地方强迫他们佩戴犹太之星。德军下达命令，将犹太人从各种职业中驱逐出去，无偿没收他们的大部分财产，并且将这些措施用到塞尔维亚的吉卜赛人身上。在犹太房主被驱逐、囚禁或枪杀后，军官们搬进了他们设施齐全的别墅中，同时，普通士兵开始以极低的价格大量购买犹太人被没收的物品。[63]切特尼克起义一开始，贝尔格莱德的军事指挥官就命令犹太社区每周交出40名人质，如果抵抗运动继续的话，这些人质将被枪杀。结果，截至1941年7月22日，在德军的“报复”行动中，被其处决的111个人中许多都是犹太人。从1941年7月27日开始，如果塞尔维亚人为反叛者提供环境支持，那么他们也有“连带责任”。在德军士兵看来，所有的反叛者都是共产党员或犹太人。在8月中旬，巴纳特（Banat）地区的犹太人被驱逐到贝尔格莱德，那里所有的犹太男子和吉卜赛人在9月初都被关押。根据一个德国的官方报告，到了此刻，尽管事实上“将近1,000名共产党员和犹太人已经被枪毙或公开绞死，而且被判定有罪者的房屋都被烧毁，但是却依然无法把持续发展的武装反抗运动压制下去”。[64]

就在大部分武装部队转向希腊的时候，德国在南斯拉夫留下了2.5万名缺乏战斗经验的士兵，他们的平均年龄是30岁。军官都来自预备役部队。驻扎在塞尔维亚的少量德国辅助部队和警察团也未参加过打击游击暴动的战争。他们几乎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得到有力支持和有战斗力的抵抗运动。然而，他们所做的与德军在东欧其他地方所做的别无二致。“这是可以理解的，”1941年8月23日，在塞尔维亚的一位高级德军指挥官巴德尔（Bader）将军解释道：

那些经常遭到后方共产党团伙射击的士兵迫切想要报复。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在战场上发现这些人，这些士兵就立即逮捕和枪毙他们。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未逮到这些共产党团伙，因为他们早已不见了；他们逮捕无辜的人，这样就导致那些到目前为止仍对他们衷心的人，因出于恐惧或怨愤而投向共产党或其他抵抗力量。[65]

他的警告未被理睬。德国士兵继续实施残忍的报复行动，因为他们对敌人的攻击无法发起反击。“今天创下了一个新纪录！！”一名中尉在1941年7月29日写道，“今天早晨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枪毙了122名共产党员和犹太人。”[66]任命一个由米兰·内迪奇（Milan Nedić）——一名亲德反共的塞尔维亚政治家——主导的塞尔维亚傀儡政府对改变形势并没有什么帮助。这个地区的总指挥官威廉·李斯特（Wilhelm List）元帅——一个巴伐利亚天主教徒和老资历的职业士兵——愈发感到沮丧。在他看来，塞尔维亚人天性凶暴鲁莽，只有用武力才能驯服他们。1941年8月，希特勒亲自强调了有必要采取“最严厉的干涉手段”来军事镇压反抗运动。[67]戈培尔并不这么认为。1941年9月24日，他不无担忧地写道，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的“血腥恐怖统治”正在将他们逼到“绝望的境地……因此反抗运动正愈演愈烈”。[68]

而且实际上，切特尼克变得更加大胆，他们在1941年9月初的两次独立事件中俘获了175名德国人。李斯特将在塞尔维亚服役的军事指挥官——一名空军将军——排挤掉，并调来一名奥地利人——弗朗茨·伯梅（Franz Böhme）将军——为总指挥。伯梅深受希特勒的信任，在1938年德国入侵奥地利之前不久，希特勒在与奥地利独裁者库尔特·许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谈判时，实际上曾一度推举他为奥地利军队的总指挥。伯梅也怀有强烈的反塞尔维亚和反犹主义的偏见，而且，他对奥地利军官团极度地怨恨。他在1941年9月25日对他的士兵们说，

你们的使命将要在一个国家完成，在这个国家中，由于塞尔维亚男男女女的背叛，导致德国人在1914年血流成河。你们是死者的复仇者。必须给整个塞尔维亚人树立一个令其生畏的例子，那就是用最严厉的方式打击塞尔维亚全国人民。任何表达怜悯之心的人都是在背叛他同志的生命。他应该负起不尊重自己人的责任，而且被送交军事法庭。[69]

伯梅将既有的武力报复实践系统化。他下令讨伐城镇和村庄，在沙巴茨（Šabac）和贝尔格莱德建立集中营，来关押所谓的“共产党员”和犹太人，并枪杀所有可疑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其中超过1,000人已经在1941年10月4日被杀。1941年9月16日，在全欧洲，为了给每一个在德国占领的欧洲区域中被杀的德国士兵报仇，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监威廉·凯特尔元帅，已经下令枪杀了50至100名共产党员。在1941年10月10日，伯梅甚至发布了一个意义更加深远的命令：“共产党员或被怀疑为共产党员的男性居民，所有的犹太男子，以及指定数量的具有民族主义和民主倾向的居民将被抓为人质，每当有德国士兵被杀时，他们将以一定的比率被杀，即游击队员每杀害一名德国士兵，将有100名人质被杀，而每当有一名德国士兵受伤，将有50名人质被杀。”[70]

伯梅所做的事超越了凯特尔的命令，凯特尔在命令中没有提到犹太人。德国人普遍认为，鉴于犹太人在德国和波兰的待遇，德国在占领塞尔维亚时，犹太人自然成为他们的敌人。同样的逻辑也用在了吉卜赛人身上，尽管那些有稳定工作和其家族至迟从1850年以来已经不再四处流浪的吉卜赛人得到了明令赦免。军政当局在毫无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声称，“犹太人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抵抗运动的领导，而且吉卜赛人应当为特定的暴行和间谍活动负责”。[71]在伯梅的命令下，来自沙巴茨和贝尔格莱德集中营的2,200名囚犯被枪杀，其中有2,000名是犹太人，另200名是吉卜赛人。此次事件有许多的目击证人。米洛拉德·耶利西奇（Milorad Jelisić）是囚禁在附近另一个集中营里的一名塞尔维亚人，他被带到沙巴茨附近的一个地方，并且和其他人一道被命令挖一个明沟，而与此同时，一支德国士兵的别动队正在吃他们的午餐。他事后如下作证：

一支50人的队伍从一片玉米地后面被带过来，我可以看出这些人是犹太人……一个军官下达命令，接着德国人瞄准他们的后脑勺——每一个犹太人由两个士兵拿枪对准。接着，我们必须跑向敞开的墓地，将尸体扔进去。然后，德国人命令我们仔细检查他们的口袋，并拿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我们无法将戒指摘下来，这些德国人就给我们刀子，于是我们必须切断犹太人的手指，把戒指摘下来给德国人。[72]

接着，另一支50人的犹太人队伍被带出来；在接下来的两天内，这样的行动重复进行，而吉卜赛人受害者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一些犹太人是奥地利难民，他们发现此刻枪杀自己的主要是奥地利士兵，而这些奥地利士兵是为了报复塞尔维亚游击队对德军进行的抵抗行动，对他们来说，这是残酷的历史反讽。[73]

伯梅的举措指向了那些与游击起义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他的行为已经越过了一个界限，将军事报复行动——无论多么过分——与无端的大规模谋杀区分开。进一步的枪杀接踵而至。许多情况下，这些枪杀行动都被拍下来用于宣传。10月10日命令发布后的两周内，塞尔维亚的军事分队总共枪杀了超过9,000名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平民。甚至一些参与枪杀的士兵感觉他们像是在做某种运动。当一名休假的维也纳士兵返回他在贝尔格莱德的团部时，他所在团部的同志向他轻率地随口一问：“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枪杀犹太人？”[74]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士兵按照命令杀光了所谓的共产党员、民主人士、民族主义者、犹太人和吉卜赛人，那么他们就将剩余的男性居民也聚集起来枪杀掉。比如，第717步兵师的分队以这种方式首先在克拉列沃（Kraljevo）枪杀了300人，这些人似乎属于伯梅在命令中划定的类别，之后，为了完成每死亡一个德国士兵就枪杀100名“人质”的指标，他们不加区别地又将1,400名塞尔维亚人聚集起来枪杀掉。[75]像伯梅一样，在被占领的南斯拉夫，几乎所有高级陆军军官和党卫队指挥官都是奥地利人，许多陆军分队，包括第717步兵师的士兵也都是奥地利人。他们对当地的塞尔维亚人、吉卜赛人和犹太人实施了极端暴力的行径，这格外反映出他们对塞尔维亚人根深蒂固的敌意，以及他们国家的反犹主义的极端恶毒本性，就像希特勒一样。[76]

截至1941年底，在整个东欧，被陆军、党卫队保安处别动队和它们的附属部队谋害的人，总数有几十万，首当其冲的是犹太人。据A别动队的报告，截至10月中旬，他们已经杀害了超过11.8万名犹太人，而截至1942年1月底，这一数字增加到了接近23万。B别动队明确地报告道，截至10月底，45,467名犹太人被枪杀，到了次年2月底，这一数字上升到9.1万出头。截至1941年10月20日，C别动队已经杀害了大约7.5万名犹太人。D别动队则报告道，截至1941年12月12日，他们已将近5.5万名犹太人杀害，而且到了1942年4月8日，被杀的犹太人的总数达到了将近9.2万。我们无法精确核实这些数字的准确性。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数字可能被夸大或被重复计算了。但另一方面，这些数字并没有包括所有被当地民兵或德军分队杀害的犹太人，而这些部队的指挥官往往下令杀害“犹太共产党员”和其他“犹太分子”。军队高级军官时常认为，有必要禁止他们的士兵参与大屠杀、劫掠和大规模枪杀犹太平民的行动，这一事实反映了这些行动是多么普遍。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白俄罗斯的第707陆军师，军方其实是以对付游击队活动的名义对犹太人实施屠杀行动的。[77]总之，截至1941年年底，可能有大约50万犹太人被别动队、附属的军事团体和准军事团体枪杀。[78]

虽然在时间上并不统一，但确凿无疑的是，重要的一步已经迈出：将杀戮对象扩展到妇女和儿童，以及放弃了原先的借口，或在许多情况下实际上是放弃一个观点，即之所以杀戮犹太人，是因为他们对入侵的德国军队进行抵抗。谋杀的时机、方式和范围通常是由地方党卫队指挥官当场决定的。在命令扩大杀戮行动方面，希姆莱的角色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他——有时与海德里希一起——还视察杀戮发生地，以此激励杀戮行动继续进行下去，并且通过加强杀戮地党卫队的力量以促成更多的杀戮。[79]正是由于希姆莱反复对他的属下下达命令，对犹太人不加区分屠杀——不论性别和年龄——的政策转变在1941年7月和8月才得以实现。他此刻清楚地认为——以后也如此——他是在实施希特勒7月16日的意愿，即枪杀“任何一个哪怕只投来怀疑目光的人”。在这方面，正如在其他情况下一样，纳粹的指挥链条是间接发挥作用的。没有一个具体明确的命令。希特勒设定行动的总体方针，希姆莱则对这些方针加以说明，而在他鼓励下，在决定何时和以什么方式将这些方针付诸实施方面，现场的党卫队军官拥有主动权。比如，不是所有党卫队军官都是在同一时间做出决定从枪杀犹太男子转向枪杀犹太妇女和儿童的，从这一点就可以清晰体现出党卫队军官所拥有的主动权。不过，很明显，这时候发生的大规模谋杀东欧犹太人的行动首先反映了希特勒自己的个人愿望和信念，在这几个月中，希特勒在公开和私人的场合反复表达了这些意愿和信念。[80]

因此，比如在1941年10月25日，希特勒在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共进晚餐时，他的思绪自然转向了他们在俄罗斯发动的大屠杀，另外还特别转向了希姆莱在8月初发布的将“犹太妇女赶进沼泽”的命令：

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大厦，我曾对犹太人预言，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犹太人将从欧洲消失。这个罪犯的种族在一战中死亡了200万人，这已经引起了它的内疚，而现在又有几十万人死亡。没有人能告诉我：我们不能将他们送进沼泽！又有谁关心我们的人民呢？我们正在灭绝犹太人，这可能造成很大的恐惧，但这种恐惧总比我们正在被犹太人灭绝所带来的恐惧好。[81]

1941年8月1日，盖世太保的负责人海因里希·米勒命令帝国保安总局将别动队发给希特勒的报告进行转发。通常情况下，每一份报告总共都有40—50份复印件在政党和政府机关流通。[82]例如，“事件报告第128号”——于1941年11月3日发布，包含别动队从7月至10月的首批6份完整报告——的55份复印件不仅分发给纳粹党办公厅，而且也分发给政府部门，包括外交部。在外交部，这份复印件有多达22名官员的副署签名。[83]这样，不仅希特勒，而且还有许多党内和国家行政部门的高级成员都完全知晓党卫队别动队在东方实施的大屠杀。

* 库尔特·维尔纳属于C别动队的分队之一“4a特遣队”（Sonderkommando 4a）。

第二节

发动种族灭绝

一

鉴于希特勒在1941年10月25日提到他自己对世界战争爆发后犹太人被灭绝的预言，此刻他考虑在全球范围内灭绝犹太人的问题就不足为奇了。在希特勒的谋划中，通过巴巴罗萨行动和之后的一系列行动，苏联很快就会战败，而这亦会导致英国投降。1940年，德国试图通过轰炸使英国屈服的做法明显失败了。但是有其他的方式将他们带到谈判桌上。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破坏他们的补给，英国的补给必须走海路，一部分来自英国广大的帝国地区，但主要还是来自美国。截至目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通过将美国置身战争之外，已经赢得了国内的广泛支持。但是有时，他私下里曾考虑，为了阻止德国的进一步侵略，美国将必须行动起来。[84]因此，在国会投票赞成用巨额金钱建造飞机、舰船、坦克和军事装备后，罗斯福开始了大规模的武器生产计划。1940年5月16日，罗斯福已经向国会建议每年至少建造5万架军用飞机，而且立即开始建造。这相当于任何一个欧洲参战国所能达到产量的好几倍。与英国私下进行的技术讨论确保了这些飞机对英国抵抗德国的战争有直接助益。不久之后，国会还通过了《两洋海军法案》（Two Oceans Navy Expansion Act），开始建造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航行的巨型舰舰队，这些舰队围绕在航空母舰的周围，将使美国海军有能力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敌人发动进攻。接下来是征兵，首先开始征募和训练一支由140万人组成的军队。1940年11月，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由于罗斯福在国会中得到了两党成员的支持，根据“租借法案”的安排，他将越来越多的陆军和海军补给以及食品和其他各种物资转移到英国。仅1940年一年，英国人就从美国购买2,000多架战斗机；在1941年，这一数量升到了5,000多架。这一数量有重大意义。1941年8月中旬，罗斯福和丘吉尔会面并签署了《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其中包括一个条款，即在驶往英国的途中，美国潜水艇将在至少一半的大西洋航程中护送英国船队。[85]

从1941年6月起，美国也开始向苏联运送越来越多的补给和装备；罗斯福不无道理地担心，如果苏联战败，那么德国将会把矛头再次转向英国，接着将对美国发起挑战。[86]美国在1940至1941年重整军备的速度和规模，以及德国通过入侵苏联将苏联军队牵制在西方，这两方面情况让积极扩张的日本政府相信，如果它坚持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新的日本帝国，那么就需要消灭这一地区的美国的海军力量，而且宜早不宜迟。1941年12月7日，6艘日本航空母舰派它们的飞机轰炸美国在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基地，在那里，它们击沉、搁浅或毁坏了18艘战舰，之后，它们转向入侵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袭击事件将美国人民团结起来，让他们在干预战争的态度和决心上取得了一致性。而且它也促使希特勒放下到目前为止对美国的克制态度。他此时下令在大西洋击沉美国的舰船，摧毁或者在可能的情况下截断美国对英国和苏联的补给。接着，由于他打赌美国会将精力集中在太平洋上，因此，他在1941年12月11日正式对美国宣战。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也随即对美国宣战。希特勒相信，日本人的进攻分散了美国人的军事努力，削弱了美国人的力量。这将为在大西洋打败美国并截断它对英国和苏联的补给提供一个极好的机会。而且，当日本转向英国从马来亚到缅甸的殖民地，或许最终还能转向印度时，它将可以消耗英国在远东的重要资源。希特勒之所以采取该决策，最重要的是他意识到，必须在美国的军事力量达到成熟并进而演变到势不可挡的程度前，尽快发起进攻。[87]

这些事件直接关系到纳粹党对犹太人的政策。美国对英国和苏联快速增长的援助加深了希特勒的推断，即美国与丘吉尔和斯大林同在一个秘密的、由犹太人主导的联盟中，因此才参与战争。1941年6月22日是巴巴罗萨行动的发动之日，在这一天，希特勒宣布时机已经到来，“有必要借此良机将打击犹太—盎格鲁—撒克逊战争煽动者的阴谋提到日程上，同时也应将打击布尔什维克莫斯科中央犹太统治者的事情提到日程上”。[88]宣传部的目的在于使德国人民相信，罗斯福政府是犹太人反对德国的国际阴谋的一部分，而这种政治宣传在1941年春天就已经开始进行。在1941年5月30日和6月6日，宣传部对各家报纸强调道，“英国幕后的真正统治者是犹太人；美国亦如此”，而且强调“必须明确，犹太人在美国的真正目标是不惜任何代价摧毁和消灭德国”。[89]此时，德军的宣传攻势进一步大大加强。

巴巴罗萨行动从一开始就设定为一场突然袭击，所以在行动之前没有像1939年那样的舆论宣传。在1939年，德国计划入侵波兰，而人们在行动之前就通过各种舆论宣传得到了这层讯息。在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入侵几周后，纳粹领导层认为有必要发动一场宣传攻势，以赢得德国人民对入侵苏联的事后支持。紧接着，希特勒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到犹太人身上。在之后舆论声势中，他们的核心目的就是让民众相信巴巴罗萨行动与美国扩大对英国和俄罗斯援助之间纯属巧合。这一舆论宣传由希特勒亲自指导，深刻反映了他的信念。[90]1941年7月8日，希特勒指示戈培尔加强对共产主义的舆论攻击。“我们的宣传阵线，”戈培尔在第二天写道，“因此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必须继续揭露布尔什维主义和金钱政治之间的合作，而且现在也要越来越多地揭露这一战区的犹太特性。”[91]媒体及时收到了指示，一场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正在进行。1941年7月14日，希特勒进一步鼓舞了他的宣传部部长，强化了这场运动。[92]

这场运动由纳粹党的日报《人民观察家报》（Racial Observer）带头，1938年以来由威廉·魏斯（Wilhelm Weiss）担任该日报的总编辑。《人民观察家报》是一份半官方的报纸，它的发行量接近175万份。它的报道内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帝国新闻官奥托·迪特里希发布的新闻指令；在与元首的每日会面之后，奥托·迪特里希就从希特勒的总部将这些指令发出去。在1940年整年中，这份报纸没有用过任何一个反犹主义类型的头版标题。在1941年2月和3月，有3个反犹主义标题出现，但在之后的3个月中没有更多这样的标题，直到7月份，反犹主义标题开始爆炸式地频频出现。7月10日和12日，这份报纸用了关于“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头版标题，7月13日和15日，它将注意力转向英国（“犹太人让苏联的谎言充斥英国”），7月23日和24日，它刊登了关于罗斯福的报道，认为罗斯福是企图摧毁德国的犹太人和共济会的工具。8月10日和19日，这份报纸进一步登了头版报道（“罗斯福的目标是让犹太人统治全世界”），而且在10月27日和29日以及11月7日，还有更多耸人听闻的攻击罗斯福的标题，11月12日，报纸还登了一个关于“犹太敌人”的导言。此后，宣传运动逐渐平静下来，在1942年只有4个反犹主义的标题。[93]同样，“每周的话”（Word of the Week）壁报自1937年以来已经发布了12.5万版，它们被贴在整个德国境内的墙上或亭子上，或者贴在特别设计的玻璃陈列箱上。壁报每周都更换主题，在1940年的52版中只有3版提到了反犹主义的主题，而在1941年到1943年壁报停办之间，有1/4的版本都有攻击犹太人的内容。与《人民观察家报》比起来，壁报宣传运动持续到1942年，截至当年7月，在已发布的27版中，有12版专门关注反犹主义的主题。[94]因此，在1941年下半年，各种各样的反犹主义宣传毫无疑问达到了顶峰，这反映了希特勒在7月8日给戈培尔下达的将宣传机构的关注点集中到犹太人身上的命令。宣传几乎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例如，在1941年6月23日，一名驻扎在里昂（Lyon）的德国陆军军士报告道：“现在犹太人已经在各条战线上对我们宣战，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从伦敦和纽约的财阀直到布尔什维克。受犹太人控制的一切力量都已集结起来与我们为敌。”[95]

在这一运动中，美国人西奥多·考夫曼（Theodore N. Kaufman）写的一本小册子得到了大力宣扬，这本小册子在1941年年初发行，标题为《德国必须灭亡》（Germany Must Perish），书中要求对所有德国男人做绝育手术，并让德国的欧洲邻国瓜分其所有领土。考夫曼是个古怪的人（没有比这更强烈的说法了），他已经饱受美国媒体的嘲笑，因为他曾催促对所有美国男性进行绝育手术，以防止他们的孩子成为谋杀者和罪犯。不过，戈培尔利用了他这本新的小册子，将考夫曼描绘为白宫的官方顾问，并将该册子鼓吹为是犹太人的产物，认为它反映了罗斯福对德国的真正意图。1941年7月24日，《人民观察家报》声称，这个意图就是“犹太人实施的庞大灭绝计划”。“罗斯福要求对德国人进行绝育，德国人在两代之内将被灭绝。”[96]“德国必须被消灭！”，1941年10月10日的“每周言语”壁报这样断言。“目标依旧。”戈培尔宣称。[97]他将把考夫曼的书翻译成德语，并将上百万份复印本分发出去，“首先就是分发给前线”。一本含有内容摘录德语译文的手册在1941年9月按时完成，编辑宣称，这就是“在纽约、莫斯科和伦敦的世界犹太人同意彻底消灭德国人民”的证据。[98]与此同时，宣传部部长将此与媒体反复报道的红军士兵对德国士兵施行所谓的暴行联系起来。他所传达的信息再明确不过，即犹太人正在全世界密谋消灭德国人，因此，为了自卫，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现了犹太人，都应该将其杀死。[99]正如1941年7月20日戈培尔为《帝国》（The Reich）——他于1940年5月创的一份周刊，截至此时，这份周刊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80万份——写的一篇文章中宣布的那样，为了回应这些威胁，德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将对犹太人发起“残酷无情”的打击，最终将促成“他们的崩溃和灭亡”。[100]

在1941年夏末秋初，这种打击的势头有所减弱。正如我们所见，自6月末以来，别动队和其辅助部队正在杀戮越来越多的男性犹太人，接着从8月中旬开始，他们在东方也开始杀戮犹太妇女和儿童。但是，截至此刻，很明显，纳粹领导人所考虑的不仅仅是特定区域内的杀戮，更是全欧洲范围内的杀戮。1941年7月31日，海德里希带给戈林一份需要其签署的简要文件，后者是犹太人政策的正式负责人。这份文件使海德里希有权“做一切必要的准备，包括组织方面、实践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准备，以彻底解决德国在欧洲势力范围内的犹太人问题”。这一命令的关键部分在于，它将海德里希的指示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根据此命令，如果涉及所有其他纳粹党和各政府部门的职权范围时，海德里希有权和他们进行协商。它不是要求启动——目前还谈不上执行——“解决犹太人问题总体方案”的命令，它只是一个为该行动做准备的命令。但是，另一方面，虽然它并不是一个要求提出“解决犹太人问题总体措施”的命令，但另一方面，它也不像有的历史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关于灭绝犹太人“可行性研究”的计划，在以后或许会被付诸实践，或许就此作罢，而且我们在相关的文献记录中也找不到关于此类研究的结果报告或者是提到这些研究的文字。[101]

这件事拖延了几周，与此同时，希特勒和将领们正在争论是否要向莫斯科进发或将德军转移到更北或更南的地方；接着，在8月初的大部分时间内，希特勒因为身患痢疾，病情严重。[102]然而，根据1941年8月19日戈培尔的日记内容来看，希特勒病情在8月中旬有所好转，已经可以对犹太人发起新的抨击：

元首相信，他当时在帝国国会大厦所做的预言——如果犹太人再次成功挑起一次世界大战，那么结局将以犹太人的灭亡告终——正在应验。在最近这段时间内，它正在成为现实，这种确定性几乎是难以置信的。在东方，犹太人正在付出代价；而一定程度上，在德国的犹太人已经得到了报应，而且在未来他们还必将得到更多的报应。他们最后的避难所仍然在北美洲，而且，无论从长期来看或者从短期来看，终有一天他们也将在那里付出代价。[103]

令人吃惊的是，戈培尔在这里说漏了嘴，他泄漏了纳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终极的地缘政治野心。更为直接的是，戈培尔在说出这些言论时，别动队急剧扩大了在德国占领的东欧地区进行的杀戮行动，这种巧合绝非偶然。而且，从1941年2月至4月，应前奥地利首都的纳粹党区领导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此人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希特勒青年团的首领已崭露头角——的请求，希特勒已经批准将大约7,000名犹太人从维也纳驱逐到卢布林区。席拉赫的主要目的是夺取这些犹太人的房子和公寓，将其分配给那些无家可归的非犹太人。同时，他的行动与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反犹主义的措施保持一致，这些措施可以追溯到1938年3月德国占领维也纳的最初日子。[104]几个月以来，这仍是一个相对孤立的行动。当战争仍在进行时，为了避免国内任何可能的骚乱，希特勒也暂时否决了海德里希要求开始将德国犹太人从柏林转移出去的建议。[105]

然而到了8月中旬，希特勒重新拾起了他在1941年夏天早些时候已经否决的想法，即开始将德国剩余的犹太人驱逐到东方。截至9月中旬，他的意愿在纳粹统治集团中已广为人知。1941年9月18日，希姆莱对瓦尔塔兰的领导阿图尔·格赖泽说：“元首想将‘旧帝国’和［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犹太人尽快从西方赶到东方。”[106]希特勒可能想把这些将公开实行的驱逐行动当成是对“国际犹太人”——特别是在美国的犹太人——的一个警告，警告他们不要进一步扩大战争，否则，更糟糕的事情将会发生在德国犹太人身上。在斯大林对伏尔加德意志人进行驱逐之后，希特勒已经开始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俄罗斯采取报复性措施。[107]党区领导，特别是汉堡的卡尔·考夫曼（Karl Kaufmann），迫切要求逐出犹太人，为因轰炸而无家可归的德国家庭腾出地方。约瑟夫·戈培尔以柏林党区领导的身份决定，“我们必须尽快将犹太人从柏林转移出去”。“一旦我们在东方战场解决了军事问题”，这将有可能实现。[108]由于波兰总督府东部的大片领土已经被征服，所以已经可以将中欧的犹太人驱逐到那里。在与海德里希会面之后，戈培尔说，他们将被投入已经由共产党员建好的劳改营里。“这些劳改营应该给犹太人居住，这还不够明显吗？”[109]在影响希特勒决策判断的所有可能的因素中，安全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他的记忆中，犹太人曾在1918年在德国背后捅了一刀，因此，自从他掌权以来，他一直采取越来越激进的手段将犹太人从德国驱逐出去，试图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一方面，随着对苏联的入侵，以及美国卷入战争的程度越来越深，这种威胁似乎愈发严重。另一方面，在东方新吞并的领土为大规模驱逐运动提供了机会。在全欧洲范围内采取行动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110]

二

在这期间，仍留在德国的犹太人，生活环境迅速恶化。其中一名犹太人就是维克多·克伦佩雷尔，由于他娶了一位非犹太人妻子埃娃，加上他是一名退伍老兵，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仍然处于被保护的境地。1941年6月23日，他因违反灯火管制条例被囚禁在德累斯顿的一个警察局拘留所，他发现在监牢里的时光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但是他并未遭到虐待，而且，尽管他偏执地担心他已经被遗忘了，但是在1941年7月1日他被释放了。他重新回到了拥挤的犹太人之家，与德累斯顿其他类似的夫妇一样，他和妻子是被迫住进去的。[111]不久，他的日记中就记满了他和他的非犹太人妻子在他称之为“寻找食物”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越来越多的困难。1942年4月，他绝望地记录道：“我们现在饥肠辘辘。今天甚至连芜菁也只‘供给登记过的客户’。我们的土豆吃完了，我们的面包券或许只能维持2周，而不是4周。”[112]他们开始乞讨和以物换物。[113]截至1942年年中，克伦佩雷尔时常感到饥饿，而且还被迫从犹太人之家的另一位居民家里偷食物。（“问心无愧，”他坦承，“因为她只需要很少的食物，大部分食物都被浪费了，因为她年迈的母亲给了她许多食物——但是我感到十分羞辱。”）[114]

从1941年9月18日起，根据帝国交通部发布的一份指令，德国犹太人将不再被允许在火车上使用餐车、乘坐短途旅行公共汽车，或在高峰期乘坐公共交通出行。[115]当克伦佩雷尔的妻子在1941年9月19日将犹太之星缝在他外套的左胸位置时，他“发出了一阵绝望的叹息”。像许多其他犹太人一样，他羞于外出（“对什么”感到羞愧呢？他不禁反问自己道）。于是，外出购物的事情也由他妻子开始操持了。[116]克伦佩雷尔的打字机被没收了，因此，从1941年10月28日开始，他必须手写日记以及他自传的余下部分。[117]接着，犹太人越来越多细小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犹太人领取剃须皂优惠券的权利也被剥夺了（“难道他们是想强制恢复中世纪犹太人的胡子样式吗？”克伦佩雷尔讽刺地问道）。[118]他列出了这次他们遭受到的所有限制，足足超过了30项，包括禁止使用公共汽车、买花、拥有皮毛大衣和羊毛毯、进入火车站、在餐厅吃饭以及坐在折叠式躺椅上。[119]1941年12月4日公布的一个法律几乎规定犹太人不论犯了什么罪，都要被判处死刑。[120]1942年3月13日，帝国保安总局下令在每一所犹太人住处的入口处都贴上一个白纸做成的星。[121]进一步的打击发生在1942年5月，当时统治当局宣布，犹太人将不再被允许饲养宠物或者将其送给别人；于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克伦佩雷尔和他的妻子将他们的宠物猫“淡菜”（Muschel）带到一个友善的兽医那里，用非法的手段结束了它的生命，因为如果在大搜捕行动中将他们的猫交出去，猫一定会遭受痛苦。[122]所有这些措施发生的时机清晰地表明，它们是在为将德国犹太人大规模驱逐到东方做准备。[123]

为了强调驱逐决策的坚定性，1941年10月23日，希姆莱下令，不再允许犹太人从第三帝国及其占领的任何国家迁移出去。[124]1941年9月11日，盖世太保解散了犹太文化联盟，这也标志了德国犹太人社区的终结；犹太文化联盟的资产、乐器、物品和财产被分发给包括党卫队和陆军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机构。[125]所有留在第三帝国的犹太人学校都已经被关闭。[126]1941年10月15日，对犹太人的围捕和驱逐开始进行；根据1941年5月29日和11月25日公布并得到希特勒亲自批准的指令，被逐者将被剥夺德国国籍，而且他们的财产也将被国家没收。截至1941年11月5日，24辆冗长的列车满载着犹太人——其中大约有1万名来自“旧帝国”，5,000名来自维也纳，以及5,000名来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已经驶往罗兹，随同这些犹太人一起被驱逐的还有5,000名来自布尔根兰（Burgenland）的奥地利农村地区的吉卜赛人。截至1942年2月6日，又有34辆列车将3.3万名犹太人带到里加、科夫诺和明斯克。[127]尽管这样，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留下来从事强制性劳动任务，这些任务被认为对战时经济至关重要。戈培尔十分失望，他迫切要求加快驱逐的进度。1941年11月2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已经同意以城市为单位将驱逐运动逐步进行下去。[128]

为了给驱逐行动做好准备，盖世太保将从德国境内的帝国犹太人协会那里获得当地犹太人的名单，并从中挑选出那些将要被驱逐的人，然后给他们每人一个编号，并告知他们离开的日期以及旅程的安排。每一个被逐者允许带50千克行李，以及3—5天的给养。他们被当地警察带到一个收容中心，在那里他们通常要等待许多个小时，接着他们被送上普通旅客列车，然后踏上行程。这些举措是为了防止这些犹太人对他们的命运提前有所警觉。然而，这些列车是在晚上从调车场而不是客运站出发的，而且这些被驱逐者通常是在警察的咒骂和击打下，被粗鲁地推进列车的。每趟行程都有一个警察看守陪同。当这些被驱逐者抵达目的地时，他们的处境急剧恶化。比如，第一辆离开慕尼黑的列车在1941年11月20日出发，在驶离了最初的目的地里加——那里的隔离区已满——之后，它在3天后抵达了科夫诺。当被告知科夫诺的隔离区也已经人满为患后，警察将这些被驱逐者带到附近的“第9堡垒”（Fort IX），在那里，这些被逐者被迫在第9堡垒周围干涸的深沟中等了两天，之后，他们全部被枪杀了。[129]

1942年1月，德军下达了将德累斯顿的犹太人驱逐到东方的命令。当维克多·克伦佩雷尔获悉异族通婚的一级铁十字勋章的持有者，比如他自己，可以得到豁免时，他如释重负，这一点显而易见。[130]但对留下的犹太人而言，生活变得更加艰难。1942年2月14日，克伦佩雷尔被命令从事清扫街面积雪的工作，而此时，他已经60岁了，健康状况不是很好。到达工作地点时，他发现在场的12名犹太人中，他是最年轻的。幸运的是，他回忆道，来自市政清洁部的监工非常友善和礼貌，允许他们坐着闲聊，并告诉克伦佩雷尔：“你不必太卖力，政府并未这样要求。”[131]他们只得到了数量微薄的收入，每周的税后收入仅70帝国马克出头。[132]当这项服务不再需要时，克伦佩雷尔被送去一个包装厂工作。[133]盖世太保愈发残忍暴虐，因此犹太人开始惧怕当局上门搜查。当克伦佩雷尔居住的犹太人之家（Jews' House）被搜查时，他碰巧出门去拜访朋友。当他返回时，发现房子已经被翻了个底朝天。所有的食物和酒，以及一些钱和药品都被偷走。橱柜、抽屉和架子上的东西都被倾倒在地面上，并被任意踩踏。盖世太保把他们想偷的任何东西，包括被单和枕套，都装进四个手提箱和一个大行李箱中，并命令这些居民在第二天将这些东西带到警察局。埃娃·克伦佩雷尔也遭到了侮辱（“你这个犹太人的娼妇，你为什么嫁给一个犹太人？”），他们还朝她的脸反复地吐唾沫。“对德国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难以想象的羞辱呀，”维克多·克伦佩雷尔如此想道。[134]“这些不再是房屋搜查，”他的妻子批评道，“这是迫害。”[135]克伦佩雷尔极度地担忧盖世太保会发现他的日记（“一个人会因轻微的行为不端而被谋杀”），他开始让妻子更加频繁地将日记带到他的非犹太人朋友安娜玛丽·克尔勒医生那里进行保管。“但是我将继续写下去，”他在1942年5月宣布道，“我要表现得英勇一些。我要见证这些暴行，留下精确的见证记录！”[136]

对于在汉堡的路易丝·索尔米茨来说，多亏她的犹太人丈夫有战争荣誉，因而拥有特权地位，加上他养育了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女儿，因此她的犹太丈夫弗里德里希不用必须佩带黄色的大卫之星。路易丝·索尔米茨在1941年9月13日痛苦地记录道：“我们的幸运现在是无效的——一切都无法对我们产生影响。”索尔米茨一家执行了盖世太保的一项规定，即像他们这样处于特权异族通婚情况下的人们，不能在他们家里接纳或帮助犹太人。与其他德国人相比，他们分享到的养老金、福利和配给被削减。在其他方面，他们的生活基本与之前无异，只是更少与外界往来，因为弗里德里希事实上已被排除在非犹太人社交圈子之外，虽然他们之前曾与之往来。在1941年期间，由于食物供给变得更加短缺，路易丝·索尔米茨和她丈夫的体重锐减。到了1942年12月21日，她的体重是96磅。然而，她对配给安排制度改变的担忧，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的饮食将变得更受限制，而是因为她将无法领取全家人的配给卡，而弗里德里希将不得不以犹太人的身份亲自去配给办公室，忍受政府施加给他的“邪恶、难以忍受的别称”（“以色列人”），而且还得在“那些与他从来没有任何来往的人中间”，或者，换句话说，在汉堡剩下的犹太人中间排队。此外，她也开始担心她半犹太血统的女儿吉塞拉（Gisela）的安全，因为有谣言说，那些被定为混血的人也将被驱逐。“我们已经是黑暗和邪恶力量的掌中之物。”1942年11月24日，她在日记中悲伤地记录道。[137]

三

很明显，截至1941年10月，驱逐计划在原则上涵盖了整个欧洲，而且按计划几乎将被立即执行。[138]1941年10月4日，海德里希提到了“将犹太人从我们所占领的区域中全部转移出去的计划”。[139]在1941年11月初，他为自己赞成对巴黎犹太教堂发动反犹主义进攻的行为——发生在四天前——进行辩护，认为“犹太人已经被确凿无疑地认定为是纵火者，应为欧洲发生的事情负责，因此必须最终从欧洲消失”。[140]希特勒自己再一次对犹太人发起愈发尖锐的言语攻击，而且不仅针对在苏联和美国的犹太人，还针对整个欧洲的犹太人。1941年11月28日，在会见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阿明·侯赛尼时，希特勒宣布道：“德国决定逼迫欧洲国家相继解决犹太人问题。”他也向大穆夫提保证，一旦德国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区，那里的犹太人问题将会得到解决。[141]

此刻，在被德军占领的东欧地区，幸存的犹太人被聚集起来，关在主要城镇的隔离区内。在维尔纽斯，从1941年9月6日开始，2.9万名犹太人挤在之前只能容纳4,000人的空间内。1941年11月初，在视察维尔纽斯隔离区时，戈培尔注意到，“犹太人一个挨着一个蹲着，形状恐怖，外人不允许探视他们，更不用说接触了……犹太人是人类文明中的寄生虫。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被消灭……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你饶恕了他们，之后你将成为他们的受害者。”[142]1941年7月10日，另一个隔离区在科夫诺设立起来，那里的1.8万名犹太人经常遭到德国和立陶宛部队的暴力劫掠，他们的贵重物品被搜刮。[143]大约在同一时间，随着对当地犹太人的严重屠杀，在巴尔干国家的其他城镇中，更小的隔离区也建立起来。由于这些屠杀主要目标是男性——至少在初始阶段是这样的——因此，在这些隔离区内妇女和儿童通常在数量上占优势。比如，在里加，1941年10月底隔离区建立起来时，隔离区内有将近1.9万名妇女，相比之下，一个多月后，当这个隔离区关闭时，隔离区的男性才刚刚超过了1.1万人。1941年11月30日和12月8日，2.4万人被带出去枪杀，剩余的大多是男性，他们被送去德国当产业工人。1941年10月28日，一场类似的更大规模的屠杀在科夫诺上演，当时，镇上盖世太保犹太人部门的负责人赫尔穆特·劳卡（Helmut Rauca）命令2.7万名犹太居民早晨六点在主广场集合。劳卡和他手下的人花了一整天将这些犹太人按照有劳动能力和没有劳动能力区分开。到黄昏时，有1万名犹太人被归为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其余的人被送回家。第二天早晨，这1万名犹太人离开城市，步行到达第9堡垒，接着被分批枪杀。[144]

入侵苏联后，德国在东欧占领区建立的几乎所有隔离区都是临时性的，使用时间很短，它们仅仅是当作犹太人的临时收容所而建的，而这些犹太人在不久的将来注定会死亡。1941年12月5日，雅尔塔（Yalta）建立了一个隔离区，这个隔离区是通过在城市的边缘隔出一块地方建立的，但不到两周后，也就是在1941年12月17日，这个隔离区就被关闭了，里面的居民被杀害。相似的情况也可以在其他屠戮中心发现。[145]很明显，东欧的犹太人不会活更久。这些隔离区将被清理干净，以便为即将到来的犹太人腾出地方，因为希特勒此时反复催促将犹太人从“旧帝国”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驱逐出去，而且，在这之后，还要将德国在欧洲占领的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也驱逐出去。一些历史学家尝试弄清楚希特勒下令驱逐和灭绝欧洲犹太人的确切日期。然而，他们援引的证据缺乏说服力。众所周知的是，战争结束很久后，阿道夫·艾希曼回忆道，海德里希在9月末或10月初召见他，告诉他“元首已经下令用物理手段将犹太人灭绝”。后来，希姆莱也不止一次提到了这样一个命令。但是，令人非常怀疑的是，是否希姆莱或海德里希，抑或其他任何人事实上真的得到这样一个如此具体的命令。希特勒的言论记载在大量材料中，其中最主要的是他演说的公开记录，戈培尔也在日记中记载了他的私人谈话以及后来的《席间闲谈》（Table Talk），这些言论既反映了希特勒在此问题上的讲话风格，也体现了他的谈话内容。在强制性安乐死这个行动上，寻找或假设有一个希特勒发布的命令，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是错误的做法，因为在这种行动中，需要的是给专业医生而不是忠诚的党卫队成员提供行动合法性，这些党卫队成员无论如何都不怎么需要这种合法性。[146]正如纳粹党最高法院在1939年注意到的那样，在魏玛共和国的统治下，纳粹党领导已经习惯于确保“行动……没有得到绝对明确或详细的命令”，以此来逃避法律责任。相应地，纳粹党成员已经习惯于“从这样的一个字面命令中读出更多的东西，就像它已成为签署命令的人的普遍习惯那样……不用说出一切”，“只暗示”命令的意图。[147]

戈培尔领导下的宣传机构以及大众媒体都在恶意宣传反犹主义，因此，自1941年年中以来，在这些媒体机构的支持下，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讲话都是影射其真实意图的，他不会再讲更多的内容，不可能反复发出上面那种声明。这样的声明通常是被广泛地播放和宣传出去的，而且实际上，纳粹党、党卫队和类似组织中的每个成员至少对那些公开做出的声明都是熟悉的。在巴巴罗萨行动之前，德国已经下达了杀害苏联政治委员和犹太人的明确命令，而且，自1939年9月以来，谋杀政策已经在波兰实行，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声明发表后，就给在柏林的希姆莱以及他在东部现场的高级官员们造成了一种即将实施大屠杀的心理暗示，驱使他们都争先恐后想办法怎样才能完全彻底地将希特勒反复许诺的话，或者称之为威胁——彻底消灭欧洲犹太人——付诸实践。通常情况下，德军会面临严重的食物短缺，因此，就像在波兰一样，他们建立了一种食物配给的等级制度，在这一等级制度下，犹太人不可避免地沦为最底层。对当地和地区的许多狂热指挥官而言，从这种情况到实际的灭亡只有一步之遥，与在白俄罗斯的情形如出一辙，他们也下令杀害看起来无法工作因而是“无用的饭桶”——用他们的话说——的人。精神病人和残疾人士也在此类人群中。德国的“安乐死”运动已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就是谋杀这些人并不是由于种族原因，而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关于这些人对斯拉夫人种遗传性的“退化性”影响，党卫队并没有什么异议，他们只是觉得这一区域的精神病人和残疾人士是多余的。[148]

最迟直到1941年10月中旬，这一心理所带来的实际效果是显著的。此时，来自大德意志帝国以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犹太人正被驱逐到东方，而来自德国占领的欧洲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也将随后被驱逐。任何犹太人都不允许移居外国。从这时起，来自纳粹统治集团各等级的人的众多说法都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纳粹统治集团已达成共识，要将欧洲所有犹太人驱逐到东方。别动队不分青红皂白地在德国占领的东欧地区枪杀大量的犹太人。1941年12月1日，在一个向军队、警察、纳粹党、劳工阵线中的高级成员，以及德国科学院的学术、文化成员和其他成员发表的演讲中，戈培尔报告道，希特勒在1939年1月30日的预言此时正在应验：

同情，甚至后悔完全是不合时宜的。发动这场战争的世界犹太人对可支配的军队做了完全错误的评估。世界犹太人现在正在经历毁灭的过程，而这种毁灭本是他们为我们准备的，如果犹太人有力量毁灭我们，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会将灭绝计划付诸实施。犹太人现在正在灭绝，这种结果是其自身的法律造成的，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149]

正如戈培尔暗示的那样，很明显地从实际情况出发，大规模谋杀是分阶段进行的，但正如1941年11月18日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所言，德国的目标毫无疑问是“对欧洲的全部犹太人进行生物灭绝”。[150]

很明显，军事当局、警察部队、党卫队和民政官正在毫不费力地合作实施灭绝计划。根据一份由武装部队武器监察局（Arms Inspectorate of the Armed Forces）编写的报告，“令人遗憾的是”，乌克兰民兵“在德国武装部队成员的自愿参与下，在许多地方”以一种“恐怖的”的方式枪杀犹太男子、妇女和儿童。多达20万人已经在乌克兰总督辖区被杀害，而且最终遇害犹太人的总数将接近50万。[151]但是这种大规模枪杀犹太人的方式依然未能达到希姆莱所要求的灭绝规模，这点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然而，别动队的负责人们也开始抱怨，说持续的大规模枪杀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给他们的手下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正如一名党卫队高级军官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后来回忆的那样，“一想起大量牵涉其中的妇女和儿童，以及用枪杀来灭绝犹太人的情境，我就不寒而栗”。许多别动队成员“无法再忍受趟着血泊行进，已经自杀了。一些人甚至疯了。当他们实施这项恐怖工作时，大多数人……必须用酒精麻痹自己”。[152]被枪杀的犹太人的数量如此巨大，以至于1941年11月3日的一个别动队报告总结道：“尽管到目前为止，总共有约7.5万名犹太人已经以这种方式被杀害，不过很明显，这种大屠杀的方法仍将无法解决犹太人问题。”[153]

四

然而，问题的解决方案立刻就出现了。在克莱门斯·冯·加伦主教对T-4“安乐死”行动进行谴责后，1941年8月24日，T-4“安乐死”行动被强制终止，之后，安乐死行动中的致命毒气技师被调遣到东方地区。[154]T-4分队的专家在9月份视察了卢布林，它的两名主要管理者维克托·布拉克和菲利普·鲍赫勒也随之一起视察。“在用毒气处死精神病人方面”，奥古斯特·贝克尔（August Becker）医生称自己为“专家”，他后来回忆道：

在帝国党卫队首领希姆莱和高级文官领导布拉克的私密会谈之后，我被调到在柏林的帝国保安总局。由于安乐死计划的暂停，执行此计划的人手便可被重新调遣，委以新的任务。希姆莱希望部署这些人以及一些像我一样用毒气实施灭绝行动的专家，参与刚刚在东方开展的大规模毒气谋杀行动。[155]

另外，阿尔贝特·威德曼——此人曾设计用于“安乐死”计划的标准毒气室——视察了明斯克和莫吉廖夫，因为在杀戮当地精神病院病人的过程中，那里的B别动队请求技术支援。在东部，这样的谋杀是别动队的常规任务，这与1939至1940年在波兰的情况如出一辙，而且几千名精神病人已经被他们所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大量病人被汽车排出的一氧化碳毒死，之后，别动队的头领阿图尔·内贝想出了一个新的谋杀方案，即将病人装进一个密闭的气罐车里，同时将废气注入里面。海德里希批准了他的这个想法。[156]

1941年10月13日，希姆莱在傍晚时分会见了地区警察领导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Odilo Globočnik）和汉斯·克吕格尔，他同意应该在贝乌热茨建一个营区，用作毒气气罐车的基地。换句话说，建立这个营区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人。[157]1941年11月1日，营区开始建设，第二个月，来自T-4行动的专家被送去那里。[158]波兰犹太人隔离区中的居民此时正被有组织地杀害，以便为从欧洲其他地区带到那里的犹太人腾出地方。一个类似的气罐车屠戮中心在瓦尔塔兰的海乌姆诺（Chelmno）建立起来，在那里，从罗兹隔离区运来的犹太犯人将被装进气罐车带出去，接着他们将在气罐车中被毒死。位于海乌姆诺的3辆气罐车一次可以杀死50个人，将犯人从营区带到16千米外的丛林里，里面的犯人在路上被活活闷死。到丛林后，车子停下来，车上恐怖的尸体被卸下来，扔进由营区内其他犹太犯人所挖的沟里。有时候，气罐车里的母亲设法裹紧她的婴儿，以避免婴儿吸入致命的毒气。雅科·格罗伊诺夫斯基（Jakow Grojanowski）是党卫队雇佣的一名掘墓者，他报告了德国士兵是如何将那些在旅途中存活下来的婴儿拎起来，并将他们的头在旁边的树上撞碎的。每天多达1,000人被杀，来自罗兹隔离区的4,400名吉卜赛人也被谋杀了。在海乌姆诺气罐车中心建起来的前一段时间里，总共有14.5万名犹太人被处死，之后还有更多的犹太人被处死，而且在1944年春天那里的营区重新启用的短暂时间里，又有7,000名犹太人被杀。在这个营区遇害的犹太人总数超过了36万。[159]

这些气罐车是由柏林一个小型汽车制造商生产的30辆气罐车中的一部分。首批4辆气罐车在1941年11月至12月期间交付给别动队；截至1941年年底，全部4个别动队都在使用它们。[160]气罐车操纵员后来描述了多达60个衣着完整的犹太人是如何被塞进每一辆气罐车的尾部的，这些犹太人的健康状况通常比较糟糕，他们又饥又渴，虚弱至极。一个人后来说道：“这些犹太人似乎不知道他们将要被毒死。”“废气被灌入车里，”安东·劳尔（Anton Lauer）回忆道，他是第9后备警察营（Police Reserve Battalion 9）的成员，“直至今天我依然能听见犹太人在敲着车大喊着，‘亲爱的德国人，放我们出去’。”另一名操作员回忆道：“当车门打开后，大量烟雾飘出来。在烟雾散去后，我们开始了肮脏的工作。太可怕了。你可以看出他们为了生存曾绝望地挣扎。其中一些人捏住了自己的鼻子。他们密密麻麻地堆在一起，我们得把他们的尸体分开。”[161]

自去年7月起，切特尼克起义一直持续着，弗朗茨·伯梅将军认为犹太人也参与其中，必须对其实施报复，因此一辆气罐车被送往塞尔维亚，弗朗茨·伯梅在那里紧锣密鼓地灭绝犹太人。1941年12月，据报告，160名德国士兵被杀，278名德国人受伤，作为报复，他们杀了2万名至3万名塞尔维亚平民，包括所有成年犹太男子和吉卜赛人。到目前为止，杀戮对象只包括男性，伯梅设想将剩下的1万名犹太妇女、儿童和老人，以及所有幸存下来的犹太男子聚集起来，关进一个隔离区内。超过7,000名犹太妇女和儿童，500名犹太男子和292名吉卜赛妇女和儿童穿过来自贝尔格莱德的一条河，被党卫队赶进位于萨吉米斯切（Sajmište）的一个集中营，在那里，他们被关在没有取暖设备且肮脏不堪的营房中，同时，党卫队正安排一个可移动毒杀装备从柏林运送来。一方面，吉卜赛人被释放了，而另一方面，犹太人则被告知他们正在被转移到另一个条件更好的营区。首批64名犹太人刚爬进气罐车中，车门就被封死，而排气管则转向车内注入致命的毒气。当气罐车穿过贝尔格莱德的中心区，像日常行车那样经过毫不怀疑的人群，抵达首都另一侧位于阿瓦拉（Avela）的靶场时，里面的犹太人都正在被毒死。阿瓦拉的一支警察部队将他们从车里搬出来，扔进事先已经挖好的集体墓地。至1942年年初，营区中所有的7,500名犹太犯人已经以这种方式被杀害，一同遇难的还有在贝尔格莱德犹太人医院的犯人和职员以及附近另一个营区的犹太囚犯。位于塞尔维亚的党卫队军官哈拉尔德·图尔纳（Harald Turner）于1942年8月自豪地宣布，塞尔维亚是唯一一个到目前为止已经彻底“解决”了犹太人问题的国家。[162]

第三节

万湖会议

一

1941年11月29日，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命令阿道夫·艾希曼起草一份给各政府部门的高级公务员的邀请函，这些部门负责解决这样或那样的犹太人问题，与这些高级公务员一同被邀请的还有参与其中的党卫队和纳粹党关键部门的代表。这份邀请函以这样的语言开始：“1941年7月31日，大德意志帝国的帝国元帅委托我，在其他中央部门的协助下，为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做好一切必要的组织和技术准备，并且尽快向他呈送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163]为了完善这个方案的具体细节，所有相关的机构需要会面详谈。海德里希尤其关心的是党卫队与之协调时产生摩擦的机构和部门，务必将这些机构和部门的代表包括进去。外交部被要求派一名高级官员，以便掩饰此次会议后来才说明的真正意图，即纯粹是为了解决德国犹太人问题。实际上，尽管海德里希并没有透露此次会议要讨论之事的任何细节，但是外交部相信，它将集中讨论在德国占领的每一个欧洲国家中安排围捕和驱逐犹太人的工作。[164]

会议时间预定在1941年12月9日，地点选在一个湖边别墅，这个别墅位于柏林郊区安静的万湖（Wannsee）。但是，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在听说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海德里希的助手给所有受邀者打电话，推迟了会议日期，因为他和其他参加者很有可能被召去帝国议会讨论此次国际政治新局势的。[165]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犹太人的政策将退居次要地位。对美国宣战后的第二天，希特勒在会见纳粹党高级官员时发表讲话，他以更明确的方式重复了他在当年8月的观点，正如戈培尔在日记中记载的那样：

至于犹太人问题，元首准备开始行动。他向犹太人发表预言，表示如果他们挑起另一次世界大战，那么他们将因此自食其果，招致毁灭。这不是一句空话。世界大战已经展开，犹太人的毁灭是必然的结果。这个问题经过了深思熟虑，没有任何感情的成分。我们现在不是同情犹太人，而是同情我们自己的德国同胞。既然德国在东线战场上已经又折损了16万人，那么这场血腥战争的发起者必须用他们的生命付出代价。[166]

1941年12月14日，考虑到国际政策，罗森贝格赞同希特勒的观点，在他即将发表的一场公开演说中不提“灭绝犹太人”，尽管——正如希特勒所言——“他们让我们承受这场战争，而且带来破坏，所以毫无疑问，他们首先自咽苦果”。[167]

在此刻，很明显的，希特勒和纳粹统治集团中的其他每一个人都清楚，战争将不会按照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尽快结束。他们现在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战争将持续整个冬天，尽管他们仍然认为，苏联将在1942年夏天的某个时间垮台。因此，将欧洲犹太人驱逐到东方的运动将于战争结束之前进行。希特勒在1941年11月和12月的激进言辞意在尽可能地加速驱逐政策详细计划的制定和实施。[168]在被德国占领的东欧地区，包括像瓦尔塔那样已经并入帝国的地区，德军已经对犹太人展开了屠杀行动，因此，决定将犹太人驱逐到乌克兰总督辖区，或者以东更远的一些未界定地区的早期计划，此时很明显地已经被抛弃。1941年12月12日，纳粹党领导与希特勒在柏林举行会议，在会议结束返回后的12月16日，汉斯·弗兰克在波兰总督府对他的助手说道：

至于犹太人——我想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他们的结局已经注定，无论是以这种方式还是那种方式……在柏林，有人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提出所有这些异议，在东方总督辖区或者在乌克兰总督辖区，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你们自己消灭他们吧！!绅士们，我必须防止你们产生任何同情的想法。为了维持帝国在这里的完整性，无论在哪里碰到犹太人以及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消灭他们。[169]

然而，该怎样付诸实施呢？弗兰克被命令杀害波兰总督府的犹太人，然而，波兰总督府的犹太人数量庞大，根据弗兰克的估计，总共大约有350万（有些夸张，他的助手后来将数字更正为250万）。“我们无法枪杀这350万犹太人，”弗兰克在1941年12月16日向他的助手抱怨道，“我们不能毒杀他们，但是我们可以采用某种能成功导致他们灭亡的措施，也就是说，这些措施与第三帝国将要讨论的大规模屠杀措施有关。”[170]这些措施具体是什么很快就会变得清晰。

1941年夏天开始的大规模谋杀东欧犹太人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一些人——像瓦尔塔兰大区长官阿图尔·格赖泽，以及警察首长和别动队长官——狂热的意识形态，这些人自发地在许多杀戮中心里大规模杀害犹太人。然而，与此同时，这些行动也受到一个总的政策的约束，这一政策的范围由希特勒设定，在实践中则由希姆莱将其落实。比如，当从柏林来的一车犹太人被逐者到达时，里加的警察首长弗里德里希·耶克尔恩下令将他们枪杀，而希姆莱却怒不可遏，因为他曾在1941年11月30日下达命令，不要杀害这些犹太人，但他的命令传到耶克尔恩那里时已经太晚了。他的意图在于将这些犹太人暂时保留在里加隔离区内。希姆莱处分了耶克尔恩，并告诉他不要再擅自行动。[171]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地和地区的决定完全符合总的政策。将毒杀技术以及知道如何设置和操纵毒杀装置的专家大规模地转移到东方，加上一系列机构，比如弗兰克的波兰总督府管理机构、军队、元首办公厅（提供毒气技术专家），以及由希姆莱领导的帝国保安总局都参与其中，这都证明了在中央指示下存在一个广泛协调的政策。地区性杀戮行动的时机选择也是如此，这一时机与有组织地对帝国的犹太人开始驱逐的时间，以及启用特殊营区——位于东方主要隔离区的附近，唯一目的就是屠杀隔离区居民——的时间相一致。

在第三帝国，执行任何行动，无论大小和规模，都需要向希特勒汇报。希特勒作为国家元首的地位意味着执行这些行动的机构最终都会向他负责。1941年下半年，希特勒在多个场合反复重复了他蓄意但经过慎重概括的反犹主义言论，这对推动希姆莱和他手下的人将杀戮行动执行下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72]有时，希特勒直接对谋杀行动表示准许。比如，12月18日，希特勒在会见希姆莱时，根据后者的记录，希特勒告诉这名党卫队首领，“至于犹太人问题，应该将犹太人当作游击队员消灭掉”。[173]这样，在犹太人是游击队员的借口下，消灭苏联犹太人的行动持续进行。仅仅一年后，这一政策的成果在“第51号报告”中就可以看到，这份报告的完成日期是1942年12月29日，由希姆莱呈送给希特勒，正如希特勒的助手在报告的边缘所做的记录所表明的那样，希特勒看到并阅读了这份报告。这份报告的题名为“与抵抗者作斗争”，在名为“那些协助抵抗的人或可疑的抵抗行为”的副标题下，报告写道，在从1942年8月至11月的几个月中，在俄罗斯南部、乌克兰和比亚韦斯托克被“处决的犹太人”的总数不少于363,211人。[174]杀戮的骇人程度本身也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向主要的纳粹党领导人强烈地表明，此时以迄今为止难以想象的规模大量消灭犹太人是有可能的。截至此刻，纳粹党的屠杀网急剧扩大，杀戮对象不仅包括波兰和苏联的犹太人，而且还包括在整个欧洲德国占领区的犹太人。[175]

二

1942年1月20日，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从前一年11月就开始召集的高级官员会议最终举行。在万湖别墅，15位代表各部门的高级官员围坐在一起，有罗森堡的帝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的代表、弗兰克的波兰总督府办公室的代表、在波兰和拉脱维亚的党卫队保安处的代表、东方占领区帝国委员，所有人都与灭绝计划的实际执行有关。帝国的内政和司法部门、纳粹党办公厅，以及帝国总理府负责法律和行政方面的问题；外交部处理居住在德国境外名义上独立的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犹太人问题；四年计划办公室负责处理经济方面的问题；帝国保安总局的党卫队人种与移居部将负责执行灭绝行动。在纳粹党内部各个主管人之间，特别是汉斯·弗兰克和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之间，在占领区内谁应该对“犹太人问题”拥有控制权的问题上发生了一些争论，而海德里希则希望确立党卫队的权威。因此，他开始提起那次发生在1941年7月31日的会议，会议上戈林曾让他负责制定最终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详细计划，因此全面负责的权利落在他上级海因里希·希姆莱那里。在概述前几年采取的一系列将犹太人迁出德国的措施之后，海因里希提到，希特勒最近已经批准了一个将他们驱逐到东方的新政策。他强调，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尽管这个新政策将提供“实用的经验，并对即将到来的最终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176]

海德里希接着继续罗列欧洲各国的犹太人数量，包括一些位于德国势力范围之外的国家。比如，他提到，在爱尔兰有4,000名犹太人，在葡萄牙有3,000名犹太人，在瑞典有8,000名犹太人，而在瑞士有1.8万名犹太人。这几个国家都是中立国，但是也被包含在清单内，这强烈地暗示，在不久的将来，第三帝国企图通过给这些国家施加压力，使其交出犹太人，予以灭绝。海德里希估计，欧洲的犹太人口总共约有1,100万，然后，他还不以为然地指出，这些人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信犹太教，“因为一些国家仍然没有根据种族原则对犹太人这一词汇进行定义”。[177]他说，在最终解决的过程中以及在适当的领导下，“应该让犹太人在东方工作。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将按照性别，被分配到大规模的劳工队中，去东方修建道路”。但是，实际上，这是灭绝犹太人的另一种方式，因为，海德里希继续说道：“毫无疑问的是，大量犹太人将因为自然原因而被消灭掉。”任何在此过程中活下来的人将“被适当地对待，因为，根据自然选择理论，他们将孕育更强的下一代，使犹太人再次复兴（参见历史的经验）”。在任何情况下，那些“适于工作”的人注定只是少数。波兰总督府的代表指出，“无论如何，在这一区域的250万犹太人基本上是不适于工作的”。年龄超过65岁的犹太人——占德国和奥地利剩余犹太人口的将近1/3——以及在战争中授勋的犹太人，或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严重受伤的犹太人，都将被送去老年人隔离区。此次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劝说被占领国家和盟国交出它们的犹太人民的问题。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一名“犹太人问题顾问”将被强行安置在匈牙利政府。之后，会议继续指出，在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的“犹太人问题”已经被“解决”了；紧接着，会议又就关于如何处置“混合人种”的问题展开了咬文嚼字的讨论，但并未得出结论。在接下来特别是1942年3月6日的会议和讨论中，这一问题继续被讨论。接着，会议结束，会议记录含糊其词地将会议的结果描述为“各种可能的解决措施”。根据后来的证词，这些措施中包括使用毒气气罐车。[178]

有人认为，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大规模的道路建设计划——东方总计划设想的一部分——提供劳动力。因此，它并不完全是关于大规模谋杀的会议。[179]但是，实际上，C别动队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建议征募犹太人从事劳动项目，并且评论道，这将“导致犹太人逐渐走向灭亡”。犹太奴隶劳工将被剥夺充足的配给，而且还必须一直工作，直到死亡为止。鉴于劳动力短缺的状况使德国的战争经济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损失，因此，用犹太工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终究不是杀戮计划的替代方案，只是杀害犹太人的不同方式而已。对于波兰总督府的犹太人基本上无法工作的事实，会议只是附带做了说明，同时会议还声明，在劳工队中活下来的犹太人将被杀害，这都表明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讨论灭绝行动的组织工作。坐在万湖别墅会议桌上的代表都十分清楚这一事实。[180]

这次关于“通过劳动消灭犹太人”的会议所强调的重点在未来几周内对德军管理部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42年2月，所有集中营的管理部门都进行了重新改造，经济、建设和内部管理部门合并入新成立、由奥斯瓦尔德·波尔（Oswald Pohl）领导的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SS-WVHA）。经济与管理部的D组由里夏德·格吕克斯（Richard Glücks）领导，此人现在负责全部的集中营体系。这些改变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集中营现在被当成是向德国战争工业提供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源头。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战前已经开始了，但是现在变得更加系统化。不过，党卫队并不需要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利用囚犯劳动力来服务战争经济。对他们来说，不是通过改善这些人的生活条件或付给他们工资就能发挥他们的最大功效。相反，这些囚犯将在暴力和恐吓下被迫提高他们的劳动投入。党卫队认为这些囚犯不仅是可牺牲掉的，而且从中长期来看，这些囚犯对东欧种族新秩序的形成是一个障碍。因此，这些囚犯只能接受“通过劳动被灭绝”的命运。那些没有生产能力的人将被杀掉，新的奴隶劳工将取代他们。一旦战争结束，这也是党卫队设想的将发生在数百万斯拉夫人身上的事情。选择身体强壮的犹太人从事工作任务，这为大规模地杀害数百万不能工作的人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理由。[181]

正如为会议做记录的艾希曼后来承认的那样，万湖会议讨论的是关于杀戮的事宜，通常“以一种直截了当的口气……完全不考虑是否合法/按照法律语言”来表达。[182]会议记录使语言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但在关键的部分，参会代表明确表示，欧洲所有的犹太人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消灭。此次会议的所有人几乎都在某一时刻要么下达了杀戮犹太人的直接命令，要么在隔离区制造了一些他们明知会对里面许多居民造成致命后果的生活条件。就前者而言，他们中有4个人曾下令或指示由党卫队保安处别动队执行大规模杀戮行动，艾希曼和外交部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明确要求枪杀塞尔维亚的所有犹太人，许多参加者包括纳粹党办公厅和外交部的代表很可能看了由别动队编写并送回柏林的谋杀记录，而且波兰总督府和东方占领区事务部派往万湖参加会议的官员已经批准了谋杀那些被认为不能工作的犹太人。[183]所以，在计划大屠杀方面，各方代表都没有异议。

会议结束时，参会者闲站了一会儿，喝着白兰地酒并相互庆祝一天成果颇丰的工作。海德里希和艾希曼以及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米勒三人靠着壁炉坐下，这三个人都来自帝国保安总局。海德里希开始抽烟，品尝法国白兰地酒，艾希曼后来说，他之前没见过海德里希这样做，或者至少很多年没见到了。内政部和波兰总督府已经达成一致，而且海德里希在“最终解决方案”中的最高权威已经得到了明确的肯定。30份会议记录的副本将被送给各个官员。海德里希指出，“关于如何执行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很高兴的是，其基本的方针”已经确定了。[184]在读到海德里希的会议记录副本时，约瑟夫·戈培尔指出：“犹太人问题现在必须在全欧洲范围内进行解决。”1942年1月31日，艾希曼发出了新的驱逐命令。运输问题使事情耽搁了几周，因此在3月份时，他下令对德国犹太人进行新一轮的驱逐行动。[185]他们将被带到东方的隔离区而不是集中营。他们将被暂时监禁在隔离区内，在被杀之前，他们可能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在此期间，那些能够劳动的人将被用作劳动力。为了给他们腾出地方，在隔离区的波兰和东欧犹太人将被带到附近的营区中被杀害，这些营区已经为这一目的做好了准备。[186]

三

万湖会议及其之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发生在强烈的反犹主义宣传的氛围下，而希特勒亲自领导了这一宣传运动。1942年1月30日，在纪念他1933年被任命为帝国总理的周年纪念日上，希特勒一如既往地发表演说；他在柏林体育宫对他的观众们说，他在1939年已经预言，如果犹太人挑起一次世界大战，那么他们将被消灭掉：“我们非常清楚，这场战争只能有一个结局，要么是雅利安民族被灭绝，要么是犹太人从欧洲消失……这次，我们将首次把犹太人自己的古老定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付诸实践！”[187]私下里，希特勒向希姆莱和拉默斯保证说，犹太人必须完全离开欧洲。他在1942年1月25日对他们说道：

我不知道，我太仁慈了。在罗马教皇统治的时代，犹太人的待遇非常糟糕。在1830年之前，每年都有8名犹太人和驴子一起被驱赶着穿过城市。我只是说，他们必须离开。如果他们在这过程中死亡了，那么我无能为力。如果他们不自愿离开，那么我只能看到他们被全部毁灭。为什么我不应该用对待俄罗斯囚犯的方式对待犹太人呢？许多人在囚犯营区中死去，这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犹太人逼到了这种境地。但是我能做什么呢？为什么当时犹太人要挑起战争呢？[188]

在这里，希特勒等于承认了杀戮大量苏联战俘的事实，因为他宣布同样的命运正在降临到欧洲犹太人的头上，但是同时，他在口头上又撇清了实施这两种大规模谋杀行为的责任：在他自己的想象中，犹太人应为此负责。

在1942年的最初几个月中，希特勒仍然在明确地对大屠杀进行辩护。他反复强调摧毁、迁移、消灭和根除欧洲犹太人的必要性，这对他的属下——以希姆莱为首——带来了一系列的刺激，促使他们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就加紧展开灭绝犹太人的行动。[189]1942年2月14日，希特勒对戈培尔说道：

他决定在欧洲毫不留情地清理犹太人。在这方面，不允许有任何情感因素。犹太人今天经历的一切是他们罪有应得。当我们的敌人被消灭了，犹太人也将经历他们自己的灭亡。我们必须无情地推进这一过程，而且只要我们这么做了，那么我们就对人类种族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因为犹太人已经折磨了人类种族上千年。[190]

对于正在实施的杀戮计划，戈培尔自己对其过程十分清楚。尽管戈培尔非常谨慎，他不会将任何事情付诸文字，但在1942年3月27日，他在日记中还是吐露了一些他获悉的细节——或者至少是一部分细节。戈培尔的记录非常关键，它们既体现了希特勒对这位宣传部部长的观点，也体现了希特勒本人的观点，因此，值得详细引用：

从卢布林开始，犹太人现在正在从波兰总督府被赶到东方。这一过程相当野蛮，我不会详细予以描述，犹太人也所剩无几。总体来看，我们可以确信他们中的60%必须被消灭，而只有40%的人可以充当劳动力。实施这一行动的是维也纳的前党区领导格洛博奇尼克，他做得相当谨慎，而且采用了一个不太惹人注意的步骤。可以确定的是，犹太人正在受到野蛮的惩罚，但是他们完全是罪有应得。元首对他们发动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最终结果所做的预言，正在以一种最恐怖的方式应验。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我们必须防止任何感情因素的掺杂。如果我们不为自己而战，不抵御犹太人，他们将反过来消灭我们。这是雅利安种族和丑陋的犹太人之间的生死斗争。没有其他政府和政权可以召集力量对这一问题提出总的解决方案。在这里，元首既是彻底贯彻解决方案的执着的先驱者，也是代言人，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要求，因而是不可避免的。[191]

他继续说道，波兰总督府的犹太人隔离区空出来后（换句话说，当里面的居民被杀掉后），将被来自帝国的犹太人填满，接着这一过程将会重演。[192]他坚持认为犹太人决意灭绝德意志种族，这为大规模杀戮犹太人提供了内在合法性。

1942年4月26日下午，希特勒在帝国大厦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并发表演讲，将反犹主义的批评性言论推向了顶点。他说，犹太人已经摧毁了人类社会的文化传统。“而所残留的是人类动物性的一部分，而且犹太人阶层已经混入了领导层，最终这一阶层将像寄生虫那样摧毁它自己的营养来源。”此时此刻，新的欧洲正在向犹太人宣战，势必要终结犹太人对欧洲民族的腐蚀。[193]同一天，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再一次与元首详细地讨论犹太人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他不会有任何退步。他希望让犹太人从欧洲彻底消失。”[194]在这几个月中，除了希特勒发表演说外，其他纳粹党领导也发表了反犹主义演说，媒体也大肆发表诽谤言辞予以呼应。1942年2月2日，德意志劳工阵线（German Labour Front）领导人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在柏林体育宫发表了一场演说，他宣布，“犹太人即将并且一定会被消灭。这是我们的神圣使命，也是这场战争的意义。”[195]在这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纳粹党领导人由于受意识形态驱使，他们坚信犹太人会对安全造成威胁，因而愈发担忧。这些在一次炸弹袭击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这次袭击发生在1942年5月18日柏林的一次反苏联展览会上，是由赫伯特·鲍姆（Herbert Baum）领导的一个共产主义抵抗者团体所组织的。这次袭击没有造成破坏，也没有人受伤。但它给纳粹党领导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盖世太保成功追捕到了行凶者；戈培尔在1942年5月24日写道，在他们中间有5名犹太人和3名具有一半犹太血统的犹太人，以及4名非犹太人。他写道：“从凶犯的组成来说，人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犹太人政策是多么正确。”通过这件事，戈培尔认为，作为一个安全举措，所有剩余的犹太人必须被逐出柏林。“当然，消灭他们将是再好不过的事了。”[196]鲍姆在受尽折磨后自杀了，其他小组成员被处决，另外，作为报复，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枪杀了监禁在那里的250名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将被从柏林带到那里作为人质的另外250名犹太人所取代。1942年5月23日，希特勒对聚集在帝国总理府的纳粹党领导们说，这次炸弹袭击表明，“无论如何，犹太人都决定要胜利结束这场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失败对他们来说也意味着个人的毁灭”。[197]1942年5月29日，在与宣传部部长谈话时，希特勒赞成否定这样一种呼声，那就是反对将犹太强制劳动力从柏林驱逐出去的声音。完全可以用外国劳动力来取代他们。戈培尔说：“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危险，因为在帝国的首都还有4万名一贫如洗的犹太人仍逍遥法外。”希特勒补充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德国人只有在被犹太人怂恿的情况下才会参加颠覆运动。戈培尔写道：“无论如何，元首的目标是使整个欧洲变成没有犹太人的欧洲。”[198]

海德里希·希姆莱将这些针对犹太人的激烈诽谤言辞转化为行动，在这几个月中，他多次与希特勒秘密商谈。万湖会议后，也就是在1941年冬末和1942年春初，希姆莱不断推进杀戮计划。他在3月13至14日视察了克拉科夫和卢布林，当时用毒气大规模杀戮的计划刚刚开始。一个月后，1942年4月17日，他出现在华沙，并下令杀害在罗兹隔离区内的西欧犹太人，而在这天之前，他已与希特勒进行过会谈。1942年7月14日，在与希特勒进一步商谈之后，希姆莱再次前往东方地区，加速推进杀戮计划。在卢布林，他给波兰总督府的警察首长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下令，命令他在年底之前组织杀害波兰总督府剩余的犹太人。希姆莱甚至签发了一份书面命令，要求消灭最后的乌克兰犹太人，这一行动于1942年5月开始。就像在前年秋天和冬天一样，希姆莱在波兰占领区频繁地往返，屡次催促杀戮行动尽快执行。万湖会议虽然使杀戮计划更易于在各部门间协调和实施，但这场杀戮运动却并不是由此开启的，而且也没有因此成为一连串自动运行的事件。[199]希姆莱无休止的活动确保杀戮行动被付诸实施。正如他在1942年7月26日指出的那样，为了回应罗森贝格试图插手犹太人政策的行为，他认为：“东方的占领区将没有犹太人。元首已经将落实这个棘手任务的责任放在了我的肩上。因此，我禁止其他任何人插手。”[200]

同时，帝国保安总局的阿道夫·艾希曼在万湖会议后马上就发布了一系列命令，意图再次派遣列车将犹太人送往东欧隔离区。1942年3月6日，他告诉盖世太保的首长们说，另外5.5万名犹太人将被驱逐出“旧帝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和“东方边境”（即前奥地利）。在接下来几周内，大约60辆列车驶向隔离区，每辆列车载有多达1,000名的被驱逐者。大多数在剩下的犹太人机构中工作的雇工也开始被转移，1942年10月20日，第一辆满载犹太人的列车出发了，之后，第三帝国集中营里的犹太犯人也被带走了。当驱逐德国生产军需品的犹太工人，并用波兰人取代他们的命令下达之后，警察在1943年2月27日开始将德国剩下的“纯犹太人”和他们的家属聚集起来。第一辆列车在1943年3月1日离开，截至行动开始后第一周的周末，将近有1.1万名犹太人已经被驱逐，包括7,000名从柏林来的犹太人，大多数剩下的德国犹太人之前都居住在柏林。被逮捕的犹太人中有1,500—2,000名柏林犹太人能够向警察说明他们可以免于被驱逐，其中大多数人的理由都是他们已经与非犹太人结婚了。尽管当局给出了他们将被派去工作的地方的详细信息——出于安全原因，不再是在军需品工厂工作，而是在首都一些剩下的犹太人机构，比如医院中工作——但被拘留者的妻子、亲戚和朋友聚集在他们被拘留的建筑物——位于罗森斯塔塞街（Rosenstraße）2—4号——对面的人行道上，等待着分配决定，呼唤他们，还不时地试图将粮食包送进建筑物中。到了1943年3月8日，大多数被拘留者已经被再分配了工作，其余的人随后也都被分配了工作。小规模的人群散开了。随后的传闻将此事件上升为一次罕见的公开抗议，它促使德军释放了被拘留者，但是当局从没有打算将这些特别的犹太人送往东方进行消灭，而且，人群中也并没有爆发明显的抗议活动。[201]此刻，在德国最后剩余的犹太人社区组织最终被摧毁，唯一留下的犹太人是那些处于特权地位的犹太人（大多数人都是与非犹太人结婚而获得这一特权）或已经转入地下组织的犹太人。

对一些人来说，自杀似乎是唯一有尊严的解脱办法。约亨·克莱珀是一名虔诚的新教作家，他的妻子和继女是犹太人，像许多人那样，出于爱国的原因，他拒绝了抵抗的想法。“我们不能因为怨恨第三帝国而希望德国垮台。”在战争爆发时，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202]当一个又一个新的反犹主义措施降临到他现在的家庭时，克莱珀设法获得允许，让他的一个继女移民外国，但是另一个女儿雷娜特（Renate），只能留在德国。他曾在1937年将自己撰写的一本大获成功的历史小说《父亲：士兵王的小说》（The Father: The Novel of the Soldier King）寄给帝国内政部部长威廉·弗里克，而凭借弗里克对他作品的欣赏，克莱珀在1941年10月获得了一封官方信件，确保了雷娜特将免于被驱逐。1942年12月5日，雷娜特从柏林的瑞典大使馆获得一份入境许可，但是当克莱珀拜访弗里克，试图得到允许其妻子与女儿一起离开的许可时，内政部部长告诉他：“我无法保护你的妻子。我无法保护任何犹太人。这种事情由于其本身的性质，无法秘密进行。他们将会传到元首的耳朵里，到那时将会连累好些人。”[203]弗里克说，这两名女性有可能被驱逐到东方。“天知道，”克莱珀绝望地写道，“我无法忍受让汉妮（Hanni）和孩子走上这条最残忍和恐怖的驱逐之路。”[204]不管怎样，还有最后一个机会。由于弗里克丧失了授予移民许可的权力，克莱珀想尽各种方法获得了与阿道夫·艾希曼进行一次私人会面的机会，后者告诉他，他的女儿或许能离开，但他的妻子却不能。克莱珀和他的妻子、女儿彼此都不想分开。“现在，我们将一同长眠——噢，那也是由上帝掌控的，”克莱珀在12月10日写道，“今夜我们将一起死去。在我们最后的时刻，基督祝福的身影站在我们头顶，他将为我们奋战。看到它时，我们的生命将会终结。”[205]几个小时后，他们离世了。

此时，许多犹太人选择自杀而不是被驱逐，他们这么做，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处境感到绝望。约阿希姆·戈特沙尔克（Joachim Gottschalk）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著名的电影演员，但由于他拒绝与犹太妻子离婚，戈培尔禁止他出现在荧屏上。1941年11月6日，当他的妻子和女儿收到驱逐命令时，他们全都自杀了。另外一名是画家马克思·利伯曼（Max Liebermann）的遗孀，她在1943年收到驱逐命令时也自杀了。她被埋在魏森塞（Weissensee）的犹太人公墓中，前一年的811名自杀者也被埋在那里，1941年则有254名自杀的犹太人被埋在那里。在1941至1943年，多达4,000名德国犹太人自杀，而仅在1941年第4季度就有850名德国犹太人自杀。截至此刻，尽管存留下来的犹太人社区的人数非常少，但自杀的犹太人几乎占到柏林所有自杀者的一半。他们中大多数人是老年人，最普遍的自杀方法是服毒，他们以这种形式申明他们有权按照他们希望的时间和方式结束他们自己的生命，而不是被纳粹党所谋杀。一些人在自杀前带上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斗勋章。这些自杀事件几乎持续到战争结束。比如，1944年10月30日，一名柏林犹太妇女拒绝接受她目前的处境，她也没有从家乡的盖世太保办公室领取“犹太之星”，她宁愿选择自杀，而之前她的非犹太人丈夫已经在东部前线阵亡。[206]

在这之前很久，灭绝计划就已经扩展到欧洲其他地区。1942年3月25日，驱逐行动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大约有9万名犹太人，首先是用作劳工的年轻男人，接着是年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从傀儡国斯洛伐克被驱逐到位于卢布林区的隔离区以及位于东方的集中营。在1942年4月10日视察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时，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告诉［斯洛伐克］总理沃伊捷赫·图卡（Vojtech Tuka），后者的行动只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计划将50万犹太人从包括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中驱逐出去。[207]1942年3月27日，1,112名犹太人从巴黎被驱逐到东方，这些人是作为人质被驱逐的，以震慑法国的抵抗运动（事实上，这些犹太人中极少有人与法国抵抗运动有任何关系）。1942年6月和7月，装满5辆列车的犹太人被驱逐，而海德里希早在春天就已经有计划驱逐他们了。7月，德国决定要求克罗地亚政府将国内的犹太人驱逐到德国进行灭绝，而第二个月，5,000名犹太人就被按时驱逐了。德国也向其他盟国施加了压力，包括匈牙利和芬兰，他们也被迫这样做。“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此时正在进行中。[208]

四

几个月前，在接近1941年9月末的时候，希特勒辞去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帝国保护长官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的职务，此人是外交部前部长，是一名年老的保守主义者，表面上希特勒是因为他的健康问题而辞退他的。德军开始遇到捷克人越来越多的抵抗，而且随着德国对苏联的入侵，共产党员的破坏活动和其他颠覆行动也在增加。希特勒认为，这种局面需要一个更加有力和彻底的解决办法，而诺伊拉特却无法提供这样的解决办法。新的帝国保护长官是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在海德里希众多其他的职责之外，他现在又多了管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职责。海德里希立刻宣布，捷克人将被分成三个基本群体。在种族和意识形态方面不可靠的人将被驱逐到东方。那些被判定为在种族上不符合要求，但在意识形态方面勉强合格的人将被绝育。在种族上没有瑕疵，但在意识形态方面有问题的将被日耳曼化。如果他们拒绝，将被枪杀。然而，海德里希在开始实施这个异乎寻常的计划之前，他必须应对日渐高涨的抵抗运动。他开始逮捕和处决那些参加抵抗运动的人，在他履职的头两个月内，就已经处理了404人。在同一时期，他将另外的1,300人送往位于第三帝国的集中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那里丧生。1941年10月，他策划了一场对捷克的傀儡总理阿洛伊斯·埃利亚斯（Alois Eliás）的作秀审判，在众目睽睽之下，此人被判处死刑，因为他被认定有与捷克流亡政府接触以及鼓动当地抵抗运动的嫌疑。1942年6月，埃利亚斯最终被处决。这些措施有效地摧毁了捷克抵抗运动，这为海德里希赢得了“布拉格屠夫”的绰号。为了向德国的农业和工业提供物资，海德里希众多任务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提高捷克工人和农民的生产力，与此同时，他也为超过200万名工人增加了食物配给，以及为军需品工人做了20万双急需的新鞋。他整顿和改善了捷克的社会安全体系，而且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公开呼吁捷克大众远离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比如有一次他实施了一个将工人派往捷克温泉镇豪华旅馆的计划。既然现存的抵抗运动已经被有效地摧毁了，那么，他认为，所有这些措施将阻止任何种类的危险的抵抗运动再次出现。[209]

海德里希的政策显然非常成功，在伦敦的捷克流亡政府对此感到恐慌，敦促应该杀掉海德里希。此举将会招致残酷的镇压，但这将会有额外的好处，因为镇压反而会使抵抗运动再次兴起。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来说，没有一个有效的抵抗运动为之服务，一旦战争结束，捷克流亡政府可能会发现它自己处于不利的谈判地位。英国政府对这个刺杀计划表示赞同。1941年12月，捷克流亡政府选派两名捷克流亡人士约瑟夫·加比奇克（Jozef Gabčík）和简·库比什（Jan Kubiš）去完成此项任务。由英国人训练他们的破坏和侦察技术；1942年5月，他们乘坐由英国特别行动处（British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提供的一架飞机飞往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到达指定地点后，跳伞降落到布拉格郊区的一块空地。1942年5月27日早上，海德里希离开他距离布拉格12英里的住家，开车前往位于市中心城堡区（Hradcany Castle）的办公室。尽管他是第三帝国主要的安全官员，但是他对自身的安全却一点也没有在意。他独自出行，没有一个护从，在车里陪着他的唯一一个人是他的司机。享受着春天美好的特殊时光，海德里希此时要求开敞篷车去工作。刺客已经确认海德里希每天在同一时刻走同样的路线。在这个特殊的早晨，尽管他比平常稍晚了一会儿，但是当车在捷克首都郊区的一条道路上因急转弯而减速时，他们正在等待时机。当加比奇克准备向海德里希开枪时，他的斯特恩式轻机枪哑火了，但是库比什成功地抛了一枚手榴弹，手榴弹击中了车的后轮发生爆炸，车立即停了下来。海德里希从车中跳出，掏出他的左轮手枪开始朝库比什射击，库比什此时正在一辆路过的有轨电车背面奔跑，随即跳上一辆自行车从现场消失。看到未射中这名刺客，海德里希转而朝加比奇克开枪，加比奇克用一把左轮手枪还击，但他没有射中海德里希，反而射伤了司机的两条腿。接着海德里希用手撑着臀部，摇摇晃晃地停了下来。加比奇克跳进入一辆拥挤的有轨电车，离开现场后安全地逃脱。负责放风警戒的人在用镜子反射以提醒刺客车子到来后，随即冷静地从刺杀现场离开了。[210]

海德里希受伤严重。手榴弹爆炸后将汽车垫衬物中皮革和马鬃的碎块以及弹簧的碎片扎进他的肋骨、胃和脾脏中。手术取出了异物，但伤口因太深而被感染，1942年6月4日海德里希去世了。[211]党卫队报纸《黑色军团》在他的讣告上这样宣称，“他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212]希特勒称他为“必不可少的人”。[213]他显然被许多人当成是集党卫队所有优点于一身的人。甚至他手下的人有时也带着讽刺意味的口吻称他为“金发野兽”。然而，他的个性是令人困惑的，难以解释清楚。大多数历史学家将他刻画为一个“玩弄权术的专家”，一个“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或者“用暴力手段进行治理的化身”。可以肯定的是，他毫无疑问有在第三帝国出人头地的强烈野心。有人断言，他过于聪明而不会认真对待意识形态的问题。然而，他的书面备忘录和声明等材料都不加考虑全盘吸收纳粹意识形态，里面充斥着纳粹主义的思维模式，还拒绝承认除纳粹世界观之外的其他任何可能的观念，任何人只要读了他的这些材料一定会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214]他提出的这个令人震惊的计划——对捷克人口进行分类和处理——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海德里希的言谈中没有粗鄙和简陋的措辞，而这两个特征在像汉斯·弗兰克、赫尔曼·戈林或海因里希·希姆莱等“老战士”所使用的语言中是很常见的。对海德里希来说，纳粹意识形态似乎完全是客观的，是由一套无可争议的思想和看法组成的，而他的野心就是用冷酷无情的效率将这种意识形态落到实处。他的大多数下级和同事都惧怕他，即使是希姆莱也如此，希姆莱十分清楚他在智力上不及他的这名下属。“你和你的逻辑，”希姆莱有一次对他喊道，“除了你的逻辑，我们从没听说任何事情。我建议的所有事情你都用你的逻辑将它打垮。我受够了你和你的冷酷、理智的批评。”[215]然而，另一方面，正如许多人讲的那样，海德里希也是一个热情的人、一个狂热的体育爱好者、一个在拉小提琴时经常被深深打动的音乐家。他分裂的人格没有逃脱他同辈人的注意，许多人（非常错误地）用他分裂的、半是犹太人血统的说法对此做出解释；“一个愁苦的人，完全的自我矛盾，这种情况经常在混血种族者身上发生”，据报告，希姆莱已经观察到了这一点。[216]卡尔·J. 布尔克哈特（Carl J. Burckhardt）在20世纪30年代是国际联盟在但泽的专员，在会见海德里希时，他自言自语道：“就像两个人同时在看着我。”[217]海德里希的一名同事告诉布尔克哈特一则关于海德里希的故事：海德里希喝醉回家后，浴室的门敞开着，里面的灯亮着，他透过门，在对面墙上的全身镜中看到了他自己，于是他掏出左轮手枪对着镜中的人开了两枪，大喊着，“我终于抓到你了，败类！”[218]

希特勒为海德里希举办了一个与他身份相称的庄严又盛大的追悼仪式。私下里，他对安保方面的疏忽非常不满，正是这一疏忽给了刺客机会。海德里希沉溺于“驾驶非装甲敞篷车辆以表现自己英勇姿态”的习惯，他说道，“是无知和愚蠢的”。[219]取代海德里希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地位的是卡尔·赫尔曼·弗兰克（Karl Hermann Frank），后者曾是他的副手，也当过诺伊拉特的副手。相比海德里希，弗兰克拥护一种更加低调但更残忍的镇压方法，最终他在1943年8月被任命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德国国务部长。希特勒此时迁怒于捷克人，命令弗兰克对捷克人进行可怕的报复。刺客躲在布拉格的圣西里尔和圣美多迪乌斯东正教大教堂（Ss. Cyril and Methodius Orthodox Church），英国特别行动处的一名当地特工为了高额的报酬将他们出卖给盖世太保。他们和其他5名也是被英国人空降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刺客一道，与盖世太保展开了一场持续几个小时的激烈枪战。最终，当他们意识到已经濒临绝境时，他们将枪口对准了自己。为了报复刺杀行动，希特勒最初想枪杀1万名捷克人，并且消灭捷克所有的知识分子，就像他对波兰人所做的那样。他对捷克的傀儡总统说道，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件，那么“我们将考虑驱逐所有捷克人口”。[220]赫尔曼·弗兰克迅速飞往柏林劝说元首，他说道，这些措施将对捷克的武器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一份文件提到了一个名叫利迪策（Lidice）的捷克村庄，这份文件是从特别行动处的另一名捷克特工那里发现的。弗兰克建议，惩罚这个村庄以警戒他人将是一个足够有力的报复措施。希特勒同意了。1942年6月10日，利迪策的全部人口在被指控为给刺客提供避难所的罪名下，被聚集起来，男人被枪杀，女人被送往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儿童被带走进行种族分类。他们中有81个人被认定是劣等种族，被带走杀害，其他17个人被赋予新的身份，送给德国家庭收养。村庄被夷为平地。在一个名为莱扎奇基（Lezacky）的小村庄，另外24个男人和妇女被枪杀，他们的孩子被送去拉文斯布吕克。另外1,357个人在经过简单审判过后，以因涉嫌参加抵抗运动而被处决。250名捷克人，包括他们所有的家人在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被杀害。而且在布拉格有1,000名犹太人被聚集起来，并被带走杀害。总共有大约5,000名捷克人在这次恣意的报复行动中丧生。波希米亚的军需工业规模巨大而且技术先进，只是由于纳粹政权极度需要它的军需工业提供的产品，恐怖行动才没有进一步开展下去。至少在眼下，恐怖行动已经实现了它的目标。[221]

刺杀海德里希的行为加深了纳粹领导层对犹太人的担忧，他们愈发认为犹太人（事实上犹太人与刺杀行为毫无干系）对战争的大后方会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安全威胁。一些历史学家也认为，第三帝国食物逐渐短缺的形势是促使此时德国加快杀戮计划的一个原因。1942年4月，每天分配给德国国内人口的食物已经被削减。这些削减措施不仅不受欢迎，而且还迫使政府进一步削减分配给外国劳工的食物，以避免德国本国人会有怨言并进行恶意评论。此举使外国劳工的生产力有所降低。削减食物配给的后果如此严重，以至于希特勒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举措，他强迫农业部长里夏德·瓦尔特·达雷——此人被证明更适合做一名理论家而不是管理者——卸任，晋升农业部国务秘书赫伯特·巴克为代理部长。1942年5月，在与希特勒和希姆莱会面之后，巴克促成他们同意停止从德国向德国武装部队供应粮食。自此以后，德国武装部队必须靠山吃山，自己解决粮食问题。在东方——武装部队中的大多数都驻扎于此——这意味着进一步削减当地人口的食物配给，巴克在1942年6月23日下达了此项命令。至于当地剩下的犹太人，他们的食物供给已经被当地行政官削减到濒于饿死的程度，现在将被完全切断。巴克说，“在未来一年内”，波兰总督府的犹太人将被“清除”。[222]但是，鉴于已经在进行中的杀戮计划的规模，这当然并非是一个意向声明，而是一个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希望得到的成果报告。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食物供给形势和任何对灭绝计划有决定性推进作用的因素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在纳粹领导层心目中，安全考虑仍是最重要的。

1942年7月19日，希姆莱命令波兰总督府的警察首长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确保“执行并在1942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重新安置波兰总督府所有犹太人口的计划”。打造欧洲种族新秩序需要进行一次“总清洗”。[223]希特勒现在也决定，正如他在1942年9月所说的那样，应该尽快将犹太工人从第三帝国的军需品工厂中清除出去，而且柏林所有剩余的犹太人应该被驱逐。[224]在1942年9月30日，他再次重申了他于1939年1月30日在柏林体育宫发表演说时所作的“预言”。他当时告诉他的听众，他已经预测到，“如果犹太人为了灭绝雅利安民族而挑起了一次世界大战，那么最终将是犹太人而不是雅利安民族被灭绝”。但是现在，“一股反犹主义的浪潮”将在欧洲“各民族间”翻涌，而且每一个参战国都将成为一个反犹主义的国家。[225]据报告，戈林在1942年10月10日与博尔曼私下讨论时，表态说他“相信帝国党卫队领袖希姆莱采取的措施将是完全正确的”，尽管必须至少对其中一部分人做特殊处理（可能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226]就在之前几天，戈林还在柏林体育宫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告诉他的听众说，丘吉尔和罗斯福是“酗酒的精神病人，他们受犹太人所摆布”。这场战争是一场“伟大的种族战争……关乎德国人和雅利安人能否活下来，和犹太人是否将统治世界”。[227]因此，他也将灭绝行动当成是德国人民必要的自卫举措。1942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对纳粹“老战士”发表年度演讲，此次演讲也通过德国广播播放出去；其中，他再次重复了他在1939年的预言，不过这次他直截了当地表示战争将以犹太人的“灭绝”而告终。他补充说道，那些（他认为）曾经嘲笑他的犹太人，将“无法再笑下去”。[228]

这次演讲之后，希特勒的首席新闻官迪特里希立即再次加强反犹主义宣传攻势。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戈培尔也反复重申这个主题。1943年2月18日，他在柏林体育宫发表演讲，此次演讲也通过德国所有的无线电台播放出去，演讲的其中一个关键部分就是反犹主义宣传：

在汹涌的——［听众们兴奋的叫喊声］——在汹涌的苏联部队的后方，我们已经能够看到犹太人杀戮小队，它们在令人恐惧的情景背后若隐若现，在欧洲，数百万饥饿的幽灵陷入了彻底的混乱中。在这里，国际犹太人再一次证明它自己是具有强大腐蚀力的邪恶之源……我们从来没有惧怕过犹太人，而且相比以往，今天我们可以更勇敢地面对它！［“万岁！”的欢呼，雷鸣的掌声］……布尔什维主义的目标是犹太人发动世界革命……在犹太人的这次威胁面前，至少德国不会畏缩，相反，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用及时、彻底和最极端手段灭……［纠正他自己］驱逐犹太人！［雷鸣的掌声，狂野的叫喊，大笑］。[229]

戈培尔蓄意的口误，使全国的听众成为支持他的同谋，这不仅体现在大规模谋杀犹太人这件事上，而且还体现在他们的看法上，即他们认为当提到谋杀一事时必须用委婉的说法。在1942年2月24日和3月21日，希特勒也有同样的说法，但不那么明确。他指示戈培尔在对外国，尤其是英国的广播中，加强反犹主义宣传攻势。[230]在戈培尔将注意力转向沙皇俄国伪造的《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希特勒坚持认为这本著作毫无疑问是真实的）后，1943年5月12日，希特勒这位纳粹党元首给戈培尔这位宣传部部长讲了一段很长的话，表示他坚持认为，各地的犹太人正在按照他们的种族本能破坏文明。“现代民族没有其他的选择，唯有灭绝犹太人。”只有“用我们所能用的所有方式”与犹太种族作战，胜利才有可能实现。最先发现犹太人真相和最先与犹太人作战的民族将代替他们统治世界。[231]这一演说的启示语调令人印象深刻。希特勒在辩护中将灭绝犹太人当成德国人统治世界的一个必要前提。

1943年5月3日，戈培尔对德国媒体发布了一则机密通知，要求其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对犹太人的攻击上。他认为：“将犹太人的真面目暴露出来，其潜在价值是无限的。”“在德国的媒体中，犹太人必须成为一个政治的靶子：犹太人将受到指责；是犹太人挑起了这场战争；犹太人把战争形势弄得更糟糕；而且，三番五次地重复，应当受到指责的是犹太人。”[232]在整个1942年期间，《人民观察家报》只刊登了4则关于反犹主义性质的头版新闻，而在1943年头五个月中，这样的头版新闻，其数量飙升到17则。事实上，在1943年，这份报纸总共有34个头版新闻涉及犹太人。[233]宣传攻势反复对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进行诽谤，程度之深，达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人们现在已经熟悉了这些诽谤之辞，即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都是受犹太世界阴谋操纵的傀儡，阴谋的目的就是消灭德意志种族——有人断言，这是纳粹主义灭绝犹太人的动力的一种反映。[234]随着战势的恶化以及同盟国对德国城市的空袭开始产生严重的影响，那些认为同盟国的胜利将意味德意志民族将遭到屠杀灭绝的宣传警告逐渐变得越来越强烈。战争初期苏联秘密警察在卡廷屠杀波兰军官，其墓穴被发现后，德国对此过分夸大——这一屠杀不可避免地被归咎于犹太人而不是俄罗斯人。在1941年的下半年，德国方面开展了第一阶段的高强度反犹太人宣传，在这一阶段中，反犹主义宣传被用作一种舆论手段来启动纳粹党所谓的“欧洲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而现在。它正演变为号召德国人民继续战斗的一个手段。[235]

因此，从1941年夏天开始，杀戮计划实施的速度、理由和方式一直在不断地改变。如果我们把“最终解决方案”的诞生视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决定，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促使“最终解决方案”产生的一系列动力其实源于整个纳粹领导层，尤其是希特勒和希姆莱，是他们计划要与德国在全世界的假想敌战斗到底。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对1918年的记忆，即他们笃信，犹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以什么身份，无论是通过颠覆、游击活动、共产党抵抗运动还是其他的许多方式，都会对德国的战争努力产生致命的威胁。推动纳粹党统治集团各个层次领导人进行灭绝行动的不是对数百万斯拉夫人界定为可有可无的次等人类的鄙视之情，而是一种恐惧和憎恨相交织的复杂情结，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情结促使他们将德国所有的灾难归因于犹太人，而且，为了德国的生存，摧毁犹太人就成为攸关生死的大事。

第四节

“待宰羔羊”

一

在万湖会议之前，希姆莱已经任命卢布林的“党卫队和警察长官”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有组织地杀害波兰总督府的所有犹太人。隔离区必须被清空，以便为从西方驱逐过来的犹太人腾出地方。在“赖因哈德行动”（Action Reinhard）中，格洛博奇尼克将建立一系列集中营来实现这个目标。[236]格洛博奇尼克是一名奥地利纳粹党员。他强烈的反犹主义情结驱使他在1933年谋杀了一名犹太人。在奥地利被合并后，他被任命为维也纳的党区领导，但是在1939年1月，他又沦落到投机外汇的行列。然而，希姆莱并没有忽视他，次年11月又安排他在卢布林担任该职位。1940年，格洛博奇尼克利用犹太奴隶劳工创建了一个小型经济帝国，而且在1941年7月，他下令在马伊达内克（Majdanek）修建一个巨大的劳改营。为了实施赖因哈德行动，格洛博奇尼克从之前的T-4行动组招募了大量人员，其中包括克里斯蒂安·维尔特。尽管他们听从格洛博奇尼克的指挥，但他们继续由柏林的元首办公厅安乐死计划总部支付薪水。在这些由格洛博奇尼克建立的集中营中，每一个集中营中的二三十名党卫队人员几乎都属于此种类别，他们受雇于格洛博奇尼克，致力于完成其使命。正因如此，这些集中营与党卫队既有体制的正常运行有所不同。所有这些党卫队人员都是军官或士官。基本的人力由乌克兰辅助部队提供，其中许多人是从战俘营中征募的，他们在经历了一个简短的培训后，就被送去为格洛博奇尼克工作。[237]

三个为执行灭绝计划而建的“赖因哈德行动”营区都坐落在布格河（Bug）以西很远的地点，但是与波兰其他地区之间有方便的铁路交通，前往主要的隔离区也比较容易。1941年11月1日，首个集中营建在贝乌热茨一个既有劳改营的旧址上。一名前安乐死计划的工作人员监督工程的建设，1941年12月当克里斯蒂安·维尔特被任命为营区指挥官时，此人留下来帮助他。他建了一条从附近车站驶进营区的铁路专线。还有为党卫队建的房屋；有为一小部分长期囚犯建的工房，比如皮匠、裁缝或木匠，他们是为党卫队服务的；还有为乌克兰辅助部队建的营房。毒气室是木制的，但是是密封的，而且配有管道，汽车的有毒废气通过这些管道被注入毒气室，杀死里面的所有人。维尔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很难大量获得那些曾用于安乐死行动的一罐罐纯一氧化碳，而且如果让即将到来的受害者看到后，可能引起他们的怀疑。1942年2月，设备已经准备就绪。他们用一小群犹太人进行试验，接着也毒死了那些帮助建设集中营的犹太工人。1942年3月17日，首批交付给营区的被驱逐者在他们刚到达后就立即被毒死了。在4周内，7.5万名犹太人已经被杀死，包括3万名卢布林隔离区的居民，这个隔离区原本共计只有3.7万名居民，以及更多的来自波兰总督府其他区域，包括扎莫希奇和皮亚斯基（Piaski）的犹太人。[238]

德军围捕犹太人并将其运到贝乌热茨的凶残暴行被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医生记录了下来，关于这些暴行对波兰当地犹太人口的影响，他的日记提供了一个虽然并非完全准确但十分生动的记录。1942年4月8日，他获悉：

每天都有两辆列车来到贝乌热茨，每辆列车有20节车厢，一辆来自卢布林，另一辆来自利沃夫。所有的犹太人下车后，被驱赶到带刺铁网的围墙后面。一些被电击死，一些人被毒气毒死，尸体都被焚烧。在去往贝乌热茨的路上，犹太人经历了许多恐怖的事情。他们知道他们的命运将如何，因此一些人尝试抵抗。在什切布热申的一个火车站，一个年轻妇女用一个金戒指为她濒于死亡的孩子换了一杯水。在卢布林，人们目睹了小孩子在高速行驶的火车里被扔出窗外的场景。在到达贝乌热茨集中营之前，许多人已经被枪杀了。[239]

没过多久，2,500名犹太人从扎莫希奇被带走，有几百人在街上被枪杀。什切布热申的犹太居民处于一种绝对的恐慌状态中，他们将孩子送到华沙与波兰人住在一起，还贿赂波兰人让他们将孩子藏起来。在犹太人被驱逐时，有些当地人成群结队，等待他们被驱逐后抢夺他们的房屋。[240]1942年5月8日，克鲁克夫斯基报告道，一支德国警察分队抵达了什切布热申，他们开始枪杀犹太人，“像杀鸭子一样，不仅在街上杀戮，而且还到他们的家里杀戮，不分男女和儿童”。克鲁克夫斯基开始张罗为伤者提供帮助，但他却被告知这样做是不被允许的，因此，他懊丧地通知医院外面的人不准进入医院。“我这样做是幸运的。”他后来写道，因为不久后，警察来到了医院，他们端着机关枪，仔细检查病房，搜寻犹太人，要是发现医院里有任何一个犹太人，克鲁克夫斯基和他的一些同事或许都要被枪杀掉。整个屠杀使他深感沮丧，正如他在日记中记载的那样：

我为我不得不拒绝提供任何帮助感到痛心。我这样做纯粹是因为德国人下了严格的命令。这与我的初衷和一个医生的职责是相悖的。我亲眼看见装满尸体的火车，看到一个犹太妇女在队伍中行走，臂弯里抱着她死去的孩子，还看到许多受伤的犹太人躺在我医院对面的人行道上，而我却被禁止给予他们任何帮助。[241]

他对一些波兰人的行为感到震惊，这些波兰人洗劫了被害者的房屋，而且看到被害者遭到枪杀时甚至发出了大笑。后来，德国警察还命令当地犹太人理事会支付用于大屠杀的军火费用。[242]

地图11　灭绝营，1941—1945年

在贝乌热茨，为了减轻到达那里的犹太人的疑虑，维尔特尝试用一种独特方式设计营区。犹太人被告知这是一个中转地，他们在被消毒后就能得到干净衣物和取回他们的贵重物品。毒气室本身设计得看起来像是浴室。所有这些都是仿照安乐死计划进行设计的，只不过规模更大。但是这些策略仅仅是做做样子。犹太人被残忍地围捕，这一过程使他们放弃了对未来命运的任何幻想。另外一名奥地利党卫队军官弗朗茨·施坦格尔（Franz Stangl）在1942年春天描述了他在贝乌热茨的见闻：

我驱车前往那里。我刚到达，就首先去了在道路左侧的贝乌热茨火车站。营区在道路的同一侧，但是在一个小山上。指挥官的办公室在道路另一侧200米远的地方。它是一个一层建筑。臭味……噢，天哪，臭味到处都是。维尔特不在他的办公室。我记得，他们带我去见他……他正站在山上，旁边是一个个坑……这些坑……满满的，它们都被填满了。你无法知道，坑里不是成百的尸体，而是成千上万的尸体……其中一个坑已经溢出来了。他们在里面放了太多的尸体，而且腐败物繁殖迅速，以至于下面的液体推动上面的尸体溢了出来，于是尸体滚下小山。我看见了其中一些……噢，天哪，太可怕了。[243]

施坦格尔之后将在赖因哈德行动中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他生于1908年，是一名残忍的退伍军人的儿子。他在一个贫穷的小镇长大，被训练成一名织工。1931年他加入了警察队伍，在许士尼格专政期间，他接受了严酷的训练，然后参与追查和逮捕非法的社会主义反对成员。在某一时刻，他已经成为纳粹党的一名激进的秘密成员，而且在1938年奥地利合并进第三帝国之后，他得到了晋升，之后，他于1940年被调到柏林“安乐死”谋杀计划的管理中心工作。在这里，他认识了克里斯蒂安·维尔特，后者召他去贝乌热茨，让他去熟悉那里的赖因哈德行动。[244]施坦格尔认为计划的运行效率实在低得可怜。贝乌热茨集中营的毒气室极其简陋。它们不停地坍塌，结果导致那些等待的被驱逐者连续多天没有食物或水，许多人饿死了。最终，连维尔特也无法忍受这种情况了。1942年6月，他临时中止了运送犹太人，并拆了木制的毒气室，代之以一个混凝土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包含六个毒气室，这些毒气室一次可同时处理2,000人。新建的毒气室在7月中旬开始运行，之后运送犹太人的行动继续进行，杀戮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截至1942年年底，大约41.4万名来自波兰占领区的犹太人已经在贝乌热茨集中营被杀害，而且更多来自中欧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也被杀害，这些犹太人之前已经被带到卢布林区的隔离区；被杀的犹太人总数高达60万。[245]

为赖因哈德行动建造的第二个集中营在索比堡（Sobibor）村附近，那里到目前为止除了一个小型的犹太妇女劳改营之外什么也没有。建设工程于1942年3月开始，但是进度落后于预定计划，因此维尔特任命弗朗茨·施坦格尔为营区指挥官，首先下令他按时完成营区建设。1942年5月中旬，毒气室已经就绪。这些毒气室都分布在一栋砖房里，每个可以容纳100人，这些人将被从外面注入的发动机废气杀死。这个营区的建设仿照的是贝乌热茨集中营，管理和接待区就在铁路专线周围，灭绝区在更远的地方，避开了人们的视线，通过一条150米长的被称作“管道”的狭窄通道可以到达那里。毒气室的后面是埋葬坑。一辆窄轨电车通过轨道到达埋葬坑，电车里面装着死在旅途上的人的尸体。为了消除抵达的受害者心里的疑虑，他们通常会做出一些安抚，但是，就像在贝乌热茨一样，这些安抚往往是无效的，因为当他们跑着穿过“管道”时，党卫队，尤其是乌克兰卫兵朝这些受害者大喊大叫和殴打他们。犹太人在进入毒气室之前被要求脱光衣服，一些党卫队人员训练了恶犬，对这些犹太人进行撕咬，增加了他们恐慌之情。施坦格尔按照自己的标准高效地运行这个集中营，因此不像在贝乌热茨那样，这里的营区没有因大量被运来的犹太人而人满为患。即使如此，在营区开始运行的头三个月中，仍然将近有10万名来自卢布林、奥地利、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以及“旧帝国”的犹太人已经在这里被杀害。[246]

1942年夏天，由于主干铁路线上有施工作业，所以将犹太人运送到集中营的行动暂时中止。同时，天气炎热导致灭绝区后面埋葬坑里密集堆积的层层尸体开始发胀，并溢出地面，就像贝乌热茨发生的情形一样，它们发出阵阵恶臭，引来了大量老鼠和其他食腐肉动物。党卫队人员也开始注意到水中开始散发出腐臭味。营区是通过水井供水的，很明显水已经被污染了。因此，营区管理人员挖了一个大坑，里面填满木材，并将其点燃；他们还用一个机械挖掘机，将尸体挖出，放到大坑上面的铁格子上，一支犹太人别动队将尸体焚烧，之后这些别动队成员也都被处死了。同时，运送犹太人的行动在1942年10月重新开始，一直持续到1943年5月初。一辆列车将5,000名犹太人从马伊达内克集中营运来，他们身着条纹制服，由于饥饿和虐待，已经虚弱不堪。这一次，毒气室出了故障，因此这些犯人们露天待了一整晚。其中200人死于精疲力竭，或者在遭受党卫队黑暗中的毒打和枪杀后死去了。剩下的人在第二天被赶进毒气室。另一辆列车在1943年6月抵达，车上的犯人已经被脱去衣服，因为利沃夫的党卫队认为此举将使他们的逃跑难度增大。整个旅途十分漫长，在50节货运车厢中，有25节车厢装的全是尸体。他们已经死于饥饿和干渴，而且正如一名目击者后来回忆道，到他们抵达的那一刻，其中的一些人已经死了长达两星期。[247]

犹太人仍然带着他们的一些个人财物。这些财物，连同他们的衣服以及手提箱里的东西都被拿走了。贵重物品也被营区官员扣留了。其中许多财物都进了一些党卫队成员以及他们助手的口袋里。最珍贵的首饰和从死尸牙齿填充物中提取出来的金子被送往柏林的分拣办公室，在那里，珍贵的金属被熔成金条送往德意志帝国银行，而首饰则被拿到占领国和中立国兑换德国军工厂所需的工业用钻石。[248]从1942年8月开始，收集和交付这些物品的工作由奥斯瓦尔德·波尔的经济与管理部执行。而罗森贝格的办公室则负责没收家具和犹太人留下来的其他财物，包括衣服、陶器、地毯和许多其他东西，之后这些被没收的东西都将在德国被拍卖掉。[249]上交波尔部门的一份报告估计，截至1943年12月15日，在赖因哈德行动中被没收的犹太人所有物的总价值不下于1.8亿帝国马克。[250]

截至此刻，在索比堡，差不多25万名受害者已经被杀。当希姆莱在1943年初视察该集中营时，行动已经趋于尾声。按照计划，尽管此时已经没有新的犹太人被定期运来，但是为了让他观看一次毒杀行动，营区管理者特意从这一区域的劳改营中运来犹太劳工。希姆莱对他看到的行动非常满意，于是晋升了28名党卫队成员和警官，包括维尔特、施坦格尔和其他高级官员。他同时下令做好准备，一旦最后一批受害者被杀后，就关闭这些营区以及清除他们活动的所有痕迹。索比堡将被改造为一个储藏库，用来储藏从红军那里缴获的军火。犹太劳工则被迫为他们建造这些新的设施。同时，焚化受害者尸体的行动加速进行。很明显，这些犹太劳工——他们中许多人是久经战场锻炼的苏联战俘，于1943年9月23日抵达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纪律良好的团体——将必死无疑。他们开始策划逃跑。1943年10月14日，他们通过种种借口，成功地诱使大多数营区党卫队职员和许多乌克兰辅助部队成员进入车间，然后在不惊动警戒塔上的卫兵的同时，用匕首和斧子杀死他们。这些犹太反抗者切断了营区的电话线和电力供应。当他们冲向主要的大门时，乌克兰卫兵用自动武器朝他们开火，杀死了许多人；其他人通过周边的围墙逃了出去。一些人在围墙外的布雷区被杀死，虽然如此，在总共600名犯人中，超过300人成功地逃出了集中营（所有未成功逃走的人在第二天被枪杀）。当党卫队和警察发动大规模的搜查行动，包括出动侦察机搜查时，有100名出逃者被抓住，几乎当场就被枪毙了。但是其他的人逃离了抓捕，许多人最终成功找到了游击队。没过多久，一支新的犹太犯人别动队到达这里拆除了营区。建筑物被夷平，新种上了树，还建了一个农场，但是当工作完成时，这些犹太人被迫躺在烤肉用的铁格子上，然后一个接一个被枪杀。1943年12月之后，营区中空无一人，所有明显的痕迹也已经消失不见了。[251]

二

第三个赖因哈德行动集中营建在华沙东北部的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它在一个偏远的丛林里，位于从马基尼亚（Malkinia）的火车站——从华沙到比亚韦斯托克主要铁路线上的一个火车站——到一个旧采石场的单轨支线的尽头。1941年春，德国占领者在这个采石场附近建了一个劳改营，用于挖掘材料，这些材料被用来修筑在波兰的苏德边界的防御工事。一年后，党卫队将它选为一个新集中营的地址。建设工程在1942年6月初开始，由里夏德·托马拉（Richard Thomalla）监督修建，此人是一名党卫队军官，曾参与修建索比堡集中营。截至工程开始时，在贝乌热茨和索比堡的集中营已经在运行，因此托马拉试图以此为基础进行改善。犹太工人被带到这里修建新的营区，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工作时被党卫队任意地枪杀，或者在砍树清理路面时，被迫站在树丛中，因此修建进度经常被打乱。他们修建了一条铁路专线和车站，抵达的犹太人从那里被带到供长期囚犯居住的“隔离区”附近的一个更衣室。他们一到达那里，被命令脱光了衣服后就被驱赶着通过一个狭窄的围栏围起来的通道（被党卫队称为“天堂之路”），进入营区上方一栋小心遮掩的大砖房中。这个建筑物包含3个毒气室，受害者在喊叫声和辱骂声中被赶进去，他们将被柴油机的废气毒死，这些废气通过一个管道系统被注入毒气室内。在建筑物后面是一系列沟渠，每条都有50米长、25米宽和10米深，它们由一个自动挖掘机挖成。由犯人组成的别动队沿着一条窄轨铁路用小货车推送来自处理区的尸体，并将这些尸体倒入沟渠中，当沟渠被填满后，他们在上面用土将尸体覆盖。[252]

就像在索比堡一样，那些到达的犹太人被告知，他们已经到达了一个中转营，而且在经过一次消毒淋浴后，他们将收到干净的衣服和被保存的贵重物品。最初，每天有5,000名或者更多的犹太人抵达，但是在1942年8月中旬，杀戮开始加速。截至1942年8月底，有31.2万名犹太人已经在特雷布林卡被毒死，其中不仅有来自华沙的犹太人，还有来自拉多姆和卢布林的犹太人。自从1942年7月23日营区屠杀首批犹太人以来，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营区的第一个指挥官伊姆弗里德·埃贝尔（Irmfried Eberl）是一名奥地利医生，曾经参与“安乐死”行动，他宣称，他的目标是要比其他任何一个集中营杀戮更多的犹太人。运送犹太人的列车没有通风设备，也没有水或卫生设备，因此在炎热的天气中，成千上万犹太人都死在途中。要杀戮的犹太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所有的借口都被弃置一边。

奥斯卡·贝格尔（Oskar Berger）于1942年8月22日抵达特雷布林卡，他注意到，在站台上，“数百具尸体横七竖八地到处躺着”，“成堆的包袱、衣服和手提箱等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党卫队队员、德国人和乌克兰人正站在营区的屋顶上不加区分地朝人群射击。男人、妇女和孩子们倒在血泊中。周围一片尖叫声和哭泣声”。幸存者被党卫队人员用鞭子和铁棒赶进毒气室。为了防止他们的尖叫声被下面等候的那些人听到，党卫队安排了一个小型管弦乐队，演奏中欧的热门歌曲，以压过他们的声音。如此多受害者同时抵达，导致毒气室不堪负荷，因此，就像1942年8月22日运来的犹太人经历的情形一样，党卫队卫兵在等待区枪杀了大量犹太人而不是在毒气室将他们毒死。即使这样做也无济于事，因此，刚到达的列车只能在炎热的天气中等候数小时甚至数天。列车里面许多人死于干渴、中暑或窒息。毒气室时常出故障，有时出故障的时候，受害者已经在里面了，因此，他们被迫在里面等候数小时，直到维修工作完成。沟渠很快就被塞满了，而新的沟渠又无法尽快挖成，因此不久，营区中到处都是未掩埋的尸体。[253]

埃贝尔和他手下的人将没收的犹太人的大量财产据为己有。据说，在分拣场，黄金和钱币堆得像小山一样，旁边是成堆的衣服和手提箱，这些东西堆积的速度太快而无法及时被处理。由于缺乏合适的住处，乌克兰卫兵在营区周围搭建了帐篷，在那里，他们与当地的妓女混在一起。据说埃贝尔曾让一名犹太女孩脱去衣服，裸体在他面前跳舞，这名女孩之后被枪杀了。格洛博奇尼克和维尔特获悉营区管理混乱的消息后，出其不意地前去视察，当场将埃贝尔革职了。维尔特在1942年8月被任命为这三个集中营的总监察官，他的任务是保证杀戮行动顺利开展。在9月初，他将这处营区的控制权转移给索比堡的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施坦格尔一到达这里就建立了他所认为的有序的管理制度。他打扮整洁，穿一个时髦的白色夹克衫、深色裤子和长筒靴，还常常拿一条短马鞭，尽管他从不使用，也从不亲身参与任何暴力行动。他造了一个假的火车站，配有时刻表、售票亭和车站大钟，然而钟的指针是画上去的，从来没有移动过。他修了花园，建了新的营房，还配备了新的厨房，所有一切都是为了迷惑抵达的受害者，使他们相信他们到达的是一个中转营。站在上营区和下营区之间的有利位置——他通常这么做——他可以看到赤身裸体的犯人被残忍地驱赶到“天堂之路”，他只是将这些犯人看作是“货物”而非人类，后来他对这种想法供认不讳。施坦格尔时常在休假时回家探望他的妻子和家人。他从来没将他的工作告诉他的妻子，而他的妻子认为他只是从事建设工作。[254]

在营区，虐待和暴力的场景仍在继续。犹太劳工经常被打，而当他们的工作期限结束时，他们在接替者面前被枪杀。乌克兰辅助部队的人员常常逮捕和强奸年轻的犹太妇女，而且，据报道，一位名叫伊凡·德米扬鲁克（Ivan Demjanjuk）的人负责监督犹太人进入毒气室和在外面操纵柴油发动机，在上了年纪的犹太人进入毒气室时，他割掉他们的耳朵和鼻子。[255]1942年9月，一名叫作迈尔·伯利纳（Meir Berliner）——事实上，此人是一名阿根廷居民——的囚犯，在点名时用刀将一名党卫队军官杀死了。维尔特被召来后，为了报复，他随意地将160名犯人处决，而且还下令停止了所有劳工的食物配给和水供应，时间长达3天。这一事件并没有中断将受害者送进毒气室的进程。运送犹太人的列车数量在1943年最初几个月一直在波动，但是到了1943年7月底，营区中少数幸存下来的工人都意识到，工作量正在下降。在1942年春天，希姆莱已经决定将埋在集中营的尸体挖出来烧掉，以便摧毁谋杀的证据。格洛博奇尼克拒绝执行这一政策，除了像索比堡这种出于其他原因显然要执行此政策的地方。据说，他不但没有挖出尸体，他还表示，他们应该“把铜制标牌也埋掉，这些标牌表明只有我们才有如此勇气执行这项不可思议的任务”。[256]

然而，1942年12月，焚烧行动在海乌姆诺和贝乌热茨开始，1943年4月特雷布林卡也开始了焚烧行动。由于波兰隔离区的绝大多数犹太居民现在已经被杀，希姆莱决定关闭营区。截至1943年7月底，也就是在4个月后，挖出并火葬大约70万名已经被残忍埋在大量坑里的犹太人的任务基本完成。将犹太人运往特雷布林卡的列车数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少。工人们自己意识到他们自己就是下一个进入毒气室的人。秘密抵抗集团在上下营区都建立起来，而且尽管协同行动的计划最终并没有奏效，但是他们在1943年8月2日成功将部附属营区地点燃，并得到了武器，这使得850名营区犯人中几乎一半的人得以冲破周边的围墙逃离出去。施坦格尔从窗口望出去，突然看见犹太人在内部围墙之外，他开始射击。由于电话线还没有被切断，所以施坦格尔从外面叫来了援军。犹太人反抗者并没有弄到很多武器和弹药，因此，当装备更好的党卫队卫兵开始还击时，大约有350—400名反抗者被杀。而卫兵方面则只有6人被枪杀。在逃出去的人中，有一半不久就被再次俘虏，但是可能有100人逃出后消失在附近的丛林里，这些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存活下来，我们不得而知。在交火过后，几乎唯一未受损伤的建筑是包含毒气室在内的坚固的砖房。[257]

施坦格尔最初打算重建营区，但是3周后，格洛博奇尼克召唤他，告诉他营区将立即被关掉，而且他将被调到的里雅斯特（Trieste）去镇压游击队员。回到营区，施坦格尔收拾好行囊，接着将所有留下来的犹太劳工叫到一起，“因为，”他之后说道，毫不掩饰他的讽刺口吻，“我想对你们说再见。我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握了握手。”[258]在他离开后，这些犹太人都被杀了。与此同时，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暴动坚定了希姆莱的一个信念，那就是在任何地方，犹太人都是对安全的一个威胁。这两个营区的犯人数量是比较少的，但是在卢布林区由赖因哈德行动人员管理的三个劳改营中有大约4.5万名犹太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尤其是特拉弗尼基（Travniki）和波尼亚托瓦（Poniatowa）的劳改营，还有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也有大量的犹太人。希姆莱决定立刻将他们杀掉。在一个经过周密计划，代号为“丰收节行动”（Operation Harvest Festival）的军事化行动中，数千名警察、党卫队和军事党卫队成员包围了营区，以修筑防御工事的借口，命令营区里的人挖壕沟。当德国部队抵达时，他们让所有犯人脱去衣服进入壕沟，在里面将犯人全都枪杀了。在波尼亚托瓦，一个秘密的犹太人抵抗团体占据了一个营区建筑，在里面向党卫队开火，但是德国人点燃了整个营区，里面的犹太人全部被活活烧死。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所有犹太人都被挑出来，和从卢布林区较小的劳改营来的犹太人一起，被命令脱去衣服，然后被驱赶进之前准备好的壕沟中被枪杀。当壕沟被填满时，新抵达的赤裸的受害者被命令躺在尸体上面，之后他们也被枪杀。从早上大约6点钟开始，杀戮行动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单在这一天，在这一营区中就有大约1.8万名犹太人被杀害。在特拉弗尼基和马伊达内克，杀戮行动的全程中，营区喇叭以最大音量播放舞蹈音乐，以淹没射击的声音和受害者的喊叫声。总而言之，“丰收节行动”总共杀戮了4.2万名犹太人。[259]

到了今天，赖因哈德行动集中营已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了。暴动之后，特雷布林卡剩下的建筑被拆毁，地上被草覆盖，还种上了花和树，毒气室的砖用来建造一个小型的农场，目的是为了让一名乌克兰人居住，此人向德军保证告诉之后的来访者他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十年。[260]但是当地的波兰人知道那里曾经发生了什么，而且1944年夏天时有谣言到处散播，说犹太人被埋在那里时他们的金牙没有被取走，而且他们装满首饰和贵重物品的衣服也和他们埋在一起。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大量农民和农场工人在这一区域搜寻，希望找到埋藏的宝物。1945年11月7日，当波兰国家战争罪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参观特雷布林卡的遗址时，她发现“一大群各种各样的小偷和盗贼手里拿着锹和铲……他们在沙地上挖扒和搜寻。他们将腐烂的四肢从扔在那里的灰土、骨头和废物中移开”。只有当波兰政府在营区遗址上建立一个官方纪念馆并在它周围安置卫兵后，令人毛骨悚然的寻宝活动才终止。[261]

根据1943年1月11日送给艾希曼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被英国监听部门截获——截至1942年年底，在赖因哈德行动集中营中被杀的犹太人的数量总共达到近125万。[262]根据希姆莱的命令，他的“统计检查员”里夏德·科赫尔（Richard Korherr）在1943年3月23日提供了一份更加完整的名单，这份名单将所有“被疏散”或“被关在集中营”的犹太人的人数都包括在内，总数是1,873,539人，尽管这一数字包括了在赖因哈德行动集中营之外的被杀的犹太人人数。在1943年4月19日希特勒54岁生日前夜，一份更简短的用大号字体印刷的报告被呈递给近视的希特勒手上，里面列出的数字更新到1943年3月31日。[263]根据现代研究者的估计，在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被杀的人，其总数约达到170万。[264]

三

征服波兰和打败法国后，阿尔萨斯和洛林重新并入德国领土，这促使德国在吞并的领土上新建立了一批集中营：1939年9月，靠近但泽的施图特霍夫（Stutthof）集中营建立（直到1942年1月之前，一直由当地管理）；1940年6月，在阿尔萨斯的纳特兹维莱（Natzweiler）集中营建立；1940年8月西里西亚的格罗斯—罗森（Gross-Rosen）集中营建立（最初是作为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的附属集中营）。另一个集中营在1940年4月建立，它建在奥斯维辛（Oswiecim）——在德语中称奥施维茨（Auschwitz），现在是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城周围一个旧的民工收容中心里，目的是安置波兰政治犯。1940年5月4日，达豪和萨克森豪森的前自由军团战士和营区军官鲁道夫·霍斯被任命为指挥官。在回忆录中，霍斯抱怨给他的职员素质低下，而且缺乏补给和建筑材料。他记录道，当他无法获得足够多的带刺铁丝网将营区封锁起来时，他就从其他地方偷窃；他从旧的要塞获取了钢材，而且在需要的时候，他还“窃取”卡车和货车。在记录这些的时候，他流露出一股自豪。他必须开车到90千米外的地方去获取厨房用的烹饪锅。在此期间，犯人已经开始到来。1940年6月14日，第一批囚犯到达后被分类，在经过一段隔离期后，接着被派到其他营区。当他们在奥斯维辛时，其中大多数被征募从事建造工作。但是奥斯维辛很快就变成永久的波兰政治犯安置中心，在营区中他们的人数多达1万人。在入口处，霍斯安置了一个锻铁铸成的拱门，上面用德语写着“Arbeit macht frei”，意思是“工作让人解放”，他是在达豪集中营学到这个口号的。[265]

1940年11月，希姆莱告诉霍斯，“奥斯维辛将变成东部区域的农业研究站……将在那里建立巨大的实验室和苗圃。这里将从事各种各样的畜牧业。”[266]在巴巴罗萨行动之后，这一营区仍在进一步扩大。1941年9月26日，希姆莱下令在比克瑙（Birkenau，今布热津卡［Brzezinka］）修建一个更大的新营区，它离奥斯维辛集中营主营区2千米远，目的是安置苏联战俘，让他们从事工程建设。根据他的计划，多达20万人将被监禁在那里，尽管这些计划从来没有完全实现。1941年10月，1万名苏联战俘抵达。在主营区，霍斯将他们安置在一个单独的收容所内，而且试图让他们在附近的比克瑙修建新的营区，但是他发现这些人身体太虚弱，而且营养不良，丝毫不能派上用处。他后来写道，“他们像苍蝇一样死去”，尤其是在冬天。嗜食同类的行为时有发生。“我亲眼，”他回忆道，“在无意中目睹一个躺在砖堆中的俄罗斯人，他的尸体已经被剖开，肝脏被拿走。为了食物，他们相互将对方打死……他们不再是人类。他们已经变成动物，他们活着只是为了寻找食物。”显而易见，霍斯并没有想过要给他们食物。截至第二年春天，在这1万人中，只有几百人活下来。[267]

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的新集中营只是两个中的其中一个，另一个关押苏联囚犯的劳动中心建在卢布林市的东部。这一中心的非正式名字是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但是这一工程进展得并不顺利，营区规模只达到了预计规模的1/5（他们甚至想过一个更宏大的计划，就是让它容纳25万囚犯，但该计划迅速就被放弃了）。只有2,000名苏联囚犯，而不是原计划的5万名苏联囚犯，被送来从事营区建设。当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建成后，它承担了各种不同的功能，不仅接纳战犯，还接纳波兰抵抗组织成员、人质和被驱逐者，后来还接受从其他营区运过来生病的犯人，并负责将其杀害。集中营里还有各种车间和小工厂，但是营区管理者从来没有成功地将它们并入德国的战争生产系统中，在这里德军虽然强迫犹太人长时间从事劳累工作，但这只是一种杀害他们的方式。1942年7月，当希姆莱决定加快灭绝犹太人的步伐时，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建了大约7个毒气室，而且截至1942年9月，其中至少有3个毒气室已经投入使用。在接下来几个月中，大约5万名犹太人在这些毒气室中被废气毒死。另外，随着索比堡的反叛，作为丰收节行动的一部分，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中的1.8万名犹太人被枪杀。最终，总共有18万人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被杀，其中至少有12万名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不仅来自卢布林区，而且还来自更远的地方，包括西欧。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规模并没有扩大，至少一部分原因是持续的管理不善。集中营的管理很快就因其腐败和残忍而人尽皆知。两名指挥官卡尔·奥托·科赫（Karl Otto Koch）和赫尔曼·弗洛尔斯泰特（Hermann Florstedt）不仅大规模的偷盗，而且还完全无视他们的行政职责，他们非常喜欢用赤裸裸的恐怖手段强制别人执行他们的命令。甚至对帝国保安总局来说，他们的行为也太离谱了，最终，他们被逮捕和处决。他们的继任者马克思·克格尔（Max Koegel）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因挪用公款和欺诈而获罪，所以，新的指挥官也好不到哪儿去。许多卫兵是克罗地亚人和罗马尼亚人，这些人非常难以控制。他们对待犹太犯人的残忍程度是臭名昭著的。作为一个动荡的、管理不善和效率低下的营区，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从来没有发挥它最初应有的潜力，那就是成为一个多功能的劳动和灭绝中心。奥斯维辛集中营则取得了这一成绩，如果算是成绩的话。[268]

事实上，奥斯维辛注定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大规模杀戮中心，甚至比在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杀戮中心还要大。根据霍斯后来的回忆，在1941年夏天的某个时候——但最有可能是几个月后，也就是在1941年底或1942年初时——希姆莱召见他，通知这名营区指挥官说，在东方，由于现存的灭绝设施不足以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因此他计划将奥斯维辛选作一个额外的杀戮中心，主要是因为奥斯维辛交通情况良好，离主要的居民中心相对较远。这之后不久，艾希曼抵达这个营区，讨论计划的详情。已经建立的赖因哈德行动集中营的主要目的是杀戮波兰的犹太人，而奥斯维辛集中营最终的功能则是杀戮那些来自欧洲其他占领区的犹太人，不仅包括前波兰附近地区的犹太人，而且，一旦这些地区的犹太人被杀后，还包括来自德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帝国保护国，以及像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之类的西欧国家的犹太人。从一开始，奥斯维辛集中营使用的杀戮方法就与其他营区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最初，这纯属偶然，但不久就变得系统化了。[269]

1941年7月，一组囚犯和看管他们的党卫队卫兵正在用一种名为“齐克隆B”（Zyklon-B）的化学农药——主要成分是硫酸——为一些衣服和寝具消毒时，他们注意到，一只误闯进屋子的猫很快就被屋内的气体杀死。其中一个卫兵推测，这种化学品或许也可用于杀人。T-4行动组在1939年曾短暂考虑过这个想法，但是因其不切实际而放弃，如今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管理者们又开始采纳这种想法。1941年9月初，这种方法在大约600名苏联战俘——上个月被一个盖世太保委员会归类为“共产党狂热分子”——和250名患有疾病的营区囚犯身上进行试验。在主营区，他们被带到11号囚室的一个地下室，然后被毒死。之后在同个月，在营区停尸房，这一实验又在900名健康的红军囚犯身上重复。[270]霍斯后来回忆了他曾观察的毒杀过程。这些人被赶进门已被封死的毒气室中，接着齐克隆B粉末通过屋顶的孔喷撒下来。毒气室塞满了囚犯，他们身上的热气迅速将粉末变成致命的毒气。“一会儿，”他回忆道，“一阵嗡嗡声传来。当粉末被撒进屋里，人们喊着‘毒气！’，接着是大声的惨叫，然后被困的犯人猛推房门。但是门都被封死了。”所有的犯人都死了。[271]艾希曼再一次视察这个营区时，同意系统地使用这种毒气。但是营区停尸房与主要的管理区距离非常近，以至于苏联囚犯被杀时，管理人员可以听到他们在毒气室的喊叫声。因此，霍斯决定，这种杀戮方法将必须在远离主营区之外的奥斯维辛—比克瑙实行。不久，那里就为行动准备了两个临时的毒气室，分别被称为1号碉堡（Bunker I）和2号碉堡（Bunker II），或者称为“红房子”和“白房子”。1942年3月20日，他们杀害了第一批受害者。[272]

一抵达营区，党卫队卫兵和辅助部队成员就用恶犬和鞭子将幸存的被驱逐者粗暴地撵出列车，朝他们大喊：“下车！下车！快点！快点！”他们让这些被驱逐者排成一排——在最初几个月，他们在离营区2.5千米远的一个旷野排成一排，这个地方在一个货物列车专线的尽头；在后期，他们沿着从铁路专线到营区的臭名昭著的“斜道”排成一排——然后接受“挑选”。“挑选的过程，”霍斯后来不带一丝自我意识地回忆道，“……本身就充满了各种变数。”[273]挑选过程由党卫队医生负责实施，他们询问这些到来者一些问题，然后给他们做一个粗略的医疗检查。那些年龄在16岁以下的被驱逐者、带着孩子的母亲、病号、老人和体弱者被移到左边，他们被告知将在那里进行“消毒”，接着他们被装上卡车，直接带到毒气室。霍斯回忆道，许多人从一个队列冲回到另一个队列，试图与他们的家人待在一起。“通常必须使用武力来恢复秩序。”体格健壮的男人和妇女被带到营区，他们左臂上被纹上一个序列号，并登记下来。这样的人在全部被运来的人中属于少数。在主营和劳改营，德军进行定期的“挑选”工作，以排除那些被认为不再适于工作的人。不像许多新到来者，这些受害者知道摆在他们面前的命运如何，当他们哭泣、乞求怜悯，或试图抗拒被推入毒气室时，恐怖的场景经常上演。[274]

那些被挑选出来将被杀害的人从挑选区行进至毒气室。两个碉堡分别可以容纳800人和1,200人。在1942—1943年期间，奥斯维辛—比克瑙的毒气设施进行了扩充和改善。1941年10月，主营已经要求提供一个为特定目的设计的毒气室，然而，这个毒气室却交付给了比克瑙集中营，另外，还建造了3个焚化室。当主营的2个毒气室在1943年7月被关闭后（一个被毁，另一个封存），所有4个焚化室被重新调整为1至4号焚化室。他们虽然规划建造更多的焚化室，但从未付诸使用。所有新的焚化室都远离囚犯营区。他们被树丛和灌木遮掩。其中两个被党卫队称为“森林焚化室”。新的一批毒气室在1943年3月至6月之间完成。运送来的被驱逐者若少于200人就被带进2号或3号焚化室的洗手间，在“挑选”过后，剩下的人都颈部中枪而死。人数更多的时，被驱逐者将会被毒死。在每个设施中，毒气室大多在地面之下，按通常的方式，它们被伪装成一个浴室，由一个带窥视孔的密闭门进行封闭。那些被挑选出来将被杀害的犹太人被带进一个脱衣室，他们脱去衣服，被告知将进入一个消毒淋浴间。“最重要的是，在犹太人抵达和脱衣服的整个过程中，必须最大程度地确保整个氛围都是很平静的。”霍斯后来写道。犹太人囚犯别动队的成员负责在毒杀结束后处理尸体，他们与受害者聊天，尽力安抚他们。那些不愿脱衣服的人将得到“协助”，而那些难驾驭的人将被“安抚下来”，或者，如果他们开始喊叫，那么他们将被拉出去，从后面被枪杀。许多人没有被迷惑。一些母亲有时候试图将她们的孩子藏在衣服堆里。孩子们经常哭喊，但是大多数孩子还是“进入毒气室，他们带着自己的玩具，与其他孩子玩乐”，霍斯写道。有时，当他监督整个过程的时候，犹太人会同他说话。“一个妇女经过时，快速走向我，”他后来回忆道，“而且，她指着她的四个孩子，其中较大点的孩子正勇敢地照顾弟弟妹妹穿过高低不平的地面，她耳语道：‘你怎么忍心杀害如此美丽可爱的孩子们？你还有没有良心？’”[275]

当受害者被赶进毒气室后，党卫队人员站在加固的混凝土顶板上，通过四个缺口抛洒装有齐克隆B颗粒的罐子，使其进入到一个金属丝网柱中，当受害者身体散发的热气使空气变暖之后，这根网柱能让颗粒物挥发出致命的毒气。20分钟左右后，这些罐子被再次拉上来，防止更多的毒气挥发出去，同时给毒气室再次通风，一支犹太囚犯别动队将尸体拖到另一个屋子，拔出牙齿和金属填充物，剪下妇女的头发，摘掉金戒指、眼镜、假肢和其他多余的东西，然后将尸体放入升降梯内，运到地面上的焚烧室，在那里，尸体被放入焚烧炉内烧成灰。其他剩下的骨头被碾碎，灰烬被用作肥料或扔进附近的丛林或小溪中。这些设备由爱尔福特（Erfurt）的托普夫父子公司（Topf and Sons）设计和提供，它们的发明者申请了这些设备的专利以供未来使用。这位发明者是工程师库尔特·普吕弗（Kurt Prüfer），他数次来到奥斯维辛监督这些设施的建设、测试和最初运行。他引入了小的技术革新，例如在2号焚化室安装加热设备，以便在寒冷的冬天加速齐克隆B的挥发速度。他的计划被保存下来，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关于焚化室工作方法的重要文件证据。[276]然而，普吕弗设计的设施未能禁得住持续不间断的使用。很快地，尸体的数量过于庞大，焚化室的焚烧炉已无法负荷。砖砌的建筑物开始破裂，焚烧炉则因为过于高温而被损坏。在新设施建设之前，大多数尸体已经被埋在地下，但是从1942年9月以来，党卫队在保罗·布洛贝尔（Paul Blobel）——此人负责其他营区的类似行动——的命令下，开始让囚犯别动队将他们挖出来，并且将其置于沟渠上的金属架上烧掉，这种方式不久之后被赖因哈德行动的各个营区效仿。截至1942年年底，他已经用这种方法处理了10万具尸体，试图以此掩盖谋杀的痕迹，欺骗后代。无论何时，只要当焚化室的焚烧炉无法应对运来的数量巨大的尸体时，他们都会采取这一方法。[277]

在奥斯维辛，就像在赖因哈德行动集中营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别动队的囚犯都会被杀害，代替他们的是其他年轻的和体格强健的囚犯。在1943年夏末的某个时间，别动队中的一些囚犯，包括之前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和波兰地下共产党员，形成了一个秘密的囚犯组织，这个组织设法与普通囚犯参与的一个更大的秘密抵抗运动取得了联系。由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征募了党卫队援军，他们策划的一场旨在为大规模越狱行动开辟道路的行动失败了。然而，在1944年，当又一次逃跑行动失败之后，党卫队营区卫兵杀害了200名别动队成员，之后，在1944年10月7日，另外300名被挑选出来将要被杀害的成员在他们靠近焚化室Ⅵ的时候，使用他们手里可以得到的任何东西，包括石头和铁棒，对党卫队人员发起袭击。他们点燃了建筑物，摧毁了它。烟雾提醒了其他营区抵抗组织成员，其中一些人设法突破包围焚化室Ⅱ的带刺铁丝网，但是没有人成功逃出来，重获自由。这些人都被杀害，包括一群在谷仓里避难的成员，他们在里面被党卫队活活烧死。同时，党卫队已经在营区建起了机枪阵地，他们开始不加区分地射击。在接下来的3天内，总共有大约425名别动队囚犯被杀害。[278]

四

被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一批犹太人在1942年3月到达，他们来自斯洛伐克和法国。最初，这些犹太人接受登记和得到许可，以为自己将以劳工的身份进入营区，但是不久之后，在1942年5月，有组织的灭绝行动开始了，不仅有法国和斯洛伐克的犹太人被杀害，还有其他来自波兰、比利时和荷兰的犹太人也被杀害了。1942年7月17日和18日，希姆莱在视察奥斯维辛集中营时，观看了从荷兰运来的一批犹太人被挑选和谋杀的过程。“他没有进行任何责备。”霍斯记录道。事实上，在视察过后，这位帝国党卫队首领用晋升来奖赏这名营区指挥官。在晚宴上，霍斯注意到，希姆莱“兴高采烈，主动聊天，而且极其友善，尤其是对妇女”。第二天，希姆莱走进妇女营，“参加了一场鞭笞女性罪犯的活动”，而且“与一些女性耶和华见证人交谈，与她们讨论她们的狂热信仰”。在离开前的最后演讲中，希姆莱命令加紧杀戮行动，同时催促霍斯尽快完成在比克瑙的新营区的建设。[279]从7月以来，德国犹太人开始抵达，首先是来自维也纳的犹太人，接着，在11月和12月，来自柏林的犹太人也抵达了。列车开始交付来自罗马尼亚、克罗地亚、芬兰、挪威，然后是保加利亚、意大利、匈牙利、塞尔维亚、丹麦、希腊以及法国南部的犹太人。[280]

大多数犹太人直接从他们的国家被运往奥斯维辛，但是一些人则来自在位于捷克北部泰雷津（Terezin）的一个特殊营，德国人将这个镇称作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盖世太保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中心监狱就建在那里。1941年11月，这个新营区开始建设，首批1万名犹太人在1942年1月初抵达。它最初的目的是作为捷克犹太人的一个收容中心，它是按照隔离区的方法组织起来的，有一个由犹太复国主义者雅各布·埃德尔斯坦（Jakob Edelstein）长老领导的犹太人委员会，在捷克犹太人中，此人是一名主要人物，为阿道夫·艾希曼熟知。在埃德尔斯坦的领导下，营区举行了许多各种不同的文化和体育活动，建立了一个福利体系，还从德国当局那里得到了充足资金，这使得它扮演了一种模范隔离区的角色，并被拍成国际新闻短片，展示给来访的机构代表团，比如红十字会的代表团。一部电影在1944年11月底完成，它展示了公园、游泳池、体育活动、学校、音乐会，以及无所不在的幸福面孔。这个电影名为《元首给予犹太人一个营区》（The Leader Givers the Jews a Camp），但实际上它从来没有公映。它的导演是德国犹太裔演员库尔特·盖隆（Kurt Gerron），在魏玛共和国末期，此人因在首次录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和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的《三分钱歌剧》（Threepenny Opera）时演唱《恶刀麦克》（“Mack the Knife”），以及与埃米尔·雅宁斯（Emil Jannings）和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联袂主演电影《蓝天使》（The Blue Angel）而成名。1933年他首先逃亡到巴黎，接着逃到荷兰，在那里他继续拍电影，但是在纳粹入侵后，他与其他犹太人一起遭到扣押，并被送往特莱西恩施塔特。盖隆在营区组织了一场名为《旋转木马》（The Carousel）的卡巴莱歌舞表演，这次演出非常成功，他因此被视为导演这部电影的不二人选，尽管他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导演的。在演出完成后，作为最后一批离开营区被运往奥斯维辛的人，盖隆在1944年10月18日被毒死。[281]

不像其他方面，电影对隔离区营区积极的文化生活的描绘没有说谎。1944年10月，与盖隆一同被运走的还有捷克裔犹太作曲家维克托·乌尔曼（Viktor Ullmann），此人是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追随者，后者在两年前被带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除了别的作品之外，乌尔曼创作了一部歌剧《亚特兰蒂斯皇帝》（The Emperor of Atlantis），这部歌剧在室内乐和钢琴曲的伴奏下在营区成功演出。后来，乌尔曼沦落到只能在计划驱逐到奥斯维辛的犯人名单的背面进行他的创作。直到战争结束，乌尔曼的朋友们以各种方式设法将他的许多作品保存下来。营区里的犹太艺术家给孩子们上绘画课，他们的许多绘画也保存了下来。尽管有如此多文化活动，但营区的条件总体上是糟糕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恶化。从1942年7月开始，从第三帝国运来的年老的犹太人开始抵达这个营区。许多人身体虚弱，他们精疲力竭或疾病缠身，而且成百成百地死去。仅1942年9月，在5.8万人中就有3,900人死去。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犯人也包括那些经历过一战的犹太老兵和他们的家人，以及“异族通婚”破裂后的犹太人。1943年9月8日，1.8万多名犯人被带到奥斯维辛。他们被允许携带衣服和财物。在那里，他们住在一个特别设计的带有一个学校和幼儿园的“家庭营”里，里面的住宿条件相对优越，他们还可以对住处进行装饰。“家庭营”的目的是给来访者留下好印象，以及为国际宣传提供素材。6个月后，“家庭营”就被关闭了。在1944年3月和7月的两次独立行动中，除了被转移到其他营区的3,000人之外，这些犯人几乎全部被带到毒气室杀死了。[282]接着，在1944年10月，12辆列车单独离开特莱西恩施塔特去往奥斯维辛，留下的人口刚刚超过1.1万，而在9月中旬，这里的人口将近3万。然而，在几周内，由于来自斯洛伐克、捷克和第三帝国的被驱逐者开始涌入——其中大多数是“混血族”——这一数字再次上升到3万。1945年2月，营区当局建了一个巨大的密闭大厅，以及一个有盖子的巨坑。如果形势有利或有必要的话，剩下的犯人可以立刻全部被灭绝。最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不过，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存在期间，在运往那里的14万出头的人中，截至战争结束时，只有不到1.7万人幸存下来。[283]

如果说特莱西恩施塔特是一个模范隔离区的话，那么，在新征服的东方，奥斯维辛在许多方面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城镇。截至1941年3月，有700名党卫队卫兵驻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截至1942年6月，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超过2,000；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存在期间，总共有大约7,000名党卫队成员曾经驻守在那里。党卫队和他们的家人——如果他们有家人的话——住在镇里，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秘书和行政人员；这里有音乐表演会，有诸如德累斯顿歌剧院等来访的戏剧公司举行的戏剧表演，有一个酒馆（楼上有一个专门为希姆莱准备的房间，但实际上，他从未用过），还有一个医疗中心。党卫队成员的食物供应充足，而且还允许他们定期休假。如果他们未婚，那么他们可以接待来访的女友，或者，如果他们已婚，而他们的家人住在第三帝国的其他地方，那么他们可以接待来访的妻子，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夏天暖和的时候。营区工作人员居住在新建的房屋内，而且，在附近的莫洛维茨（Monowitz），有法本公司庞大的化学工厂，这使奥斯维辛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中心，它雇佣了德国的经理人、科学家、管理人员和秘书。在一片独立的区域内开辟出一块住宅区，建造一个工厂、一个劳改营和一个灭绝中心，德国希望采用这种模式在德国东部的其他地区建成类似的城市社区，至少来说，在东方总计划彻底执行完毕之前要将其付诸实践。城镇居民唯一可抱怨的就是从营区焚化室飘向城镇和党卫队生活区的异味。[284]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存在的整个时间内，至少有110万，或许有多达150万人被杀，其中90%的人——或许约96万人——是犹太人，这占到战争期间被杀的犹太人总数的1/5到1/4。他们中包括来自波兰的30万名犹太人，来自法国的6.9万名犹太人，来自荷兰的6万名犹太人，来自希腊的5.5万名犹太人，来自捷克斯洛伐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4.6万名犹太人，来自斯洛伐克的2.7万名犹太人，来自比利时的2.5万名犹太人，来自“旧帝国”的2.3万名犹太人，来自克罗地亚的1万名犹太人，来自意大利的6,000名犹太人，来自白俄罗斯的6,000名犹太人，来自奥地利的1,600名犹太人，以及来自挪威的700名犹太人。在战争的后期阶段，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大约39.4万名匈牙利犹太人被带到毒气室毒死。超过7万名非犹太裔波兰人被杀，2.1万名吉卜赛人被杀，1.5万名苏联战俘被杀，以及多达1.5万名各个国家的人——主要是东欧国家的人——被杀。少数被“挑选”来工作的人一到达就被登记，前臂被纹上一个数字。这样的人大约有40万，其中约一半是犹太人。在这些被登记的囚犯中，至少一半的人死于营养不良、疾病、筋疲力尽或被冻死。[285]

鲁道夫·霍斯后来坦承，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杀戮工厂的指挥官，他发现很难泰然自若地行使他的职责。

我必须确保一切顺利。我必须日夜连续监视，看他们移走和焚烧尸体，提取牙齿填充物，切断头发，这一切可怕至极，无休无止……我必须透过毒气室的窥视孔观察死亡的过程，因为医生们想让我看到它。我必须做所有这一切，因为我是所有人都指望的人，因为我必须向他们所有人展示一种姿态，即我不是仅仅发布命令和制定条例，而且我也做好了准备，将亲自参与任何我分配给他们的那些任务。[286]

他的下属经常问他，“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吗？杀掉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是必要的吗？”霍斯觉得他“必须告诉他们，灭绝犹太人是一定要进行的，只有这样，德国和我们的后代才可能永远免受残忍敌人的奴役”。[287]霍斯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反犹主义者，战争结束后，他回忆道，反犹主义“只有当犹太人加紧追逐权力的时候，以及当犹太人的邪恶阴谋过于明显以至于普通大众都心知肚明的时候，才受到人们的关注”。[288]这些信仰使他坚定地履行他的职责，霍斯觉得，在他执行那些他笃信是希特勒下达的命令时，他必须压制内心的疑虑。他将这归于他的属下，这些人没有表现出一丝的软弱。毕竟，“冷酷”是党卫队的核心价值。“我必须表现得冷酷和对事情漠不关心，而这些事情一定会折磨任何一位拥有人类情感的人的心灵，”他后来回忆道，“在母亲和或哭或笑的孩子们走进毒气室的时候，我必须冷冷地看着。”[289]特别是一天晚上，在他与阿道夫·艾希曼喝酒之后，后者“向他表示，他完全着迷于摧毁每一个他能抓到的犹太人的想法”，霍斯觉得他必须压制他的个人感情：“在与艾希曼的这席谈话后，我几乎认为我的这些感情是对元首的一种背叛。”[290]

当霍斯看到犹太人一家人走进毒气室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他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家里，他被这些场景的回忆所困扰。但是在奥斯维辛，他也为应接不暇的工作感到头疼。对扩张的不断需求，下属的无能和欺诈，以及要管理的囚犯数量不断增加，这些深深地困扰着他，他开始借酒消愁。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四个孩子（第五个孩子在1943年出生）住在营区外的一幢房子里，她设法安排聚会和短途旅行以改善他的生活状况，但是霍斯暴脾气变得人尽皆知，尽管他可以从营区储藏物中（非法地）征用他想要的任何东西。“我妻子的花园，”他后来写道，“是一座花的乐园……孩子们总是向我为那些囚犯讨要香烟。他们尤其喜欢那些在花园工作的囚犯。”霍斯的孩子们在花园养了许多动物，包括乌龟和蜥蜴；每当星期天，他和家人穿过田野去看望他们的马和马驹，或者在夏天，他们到河里游泳，这条河形成了整个营区的东部边界。[291]

五

许多抵达奥斯维辛—比克瑙的犹太人，特别是在营区存在的后期阶段，都是直接从他们的祖国被带到那里的。但是就像所有在赖因哈德行动集中营中被杀的犹太人一样，还是有许多人在被送到集中营之前，先被监禁在隔离区。在那里，他们可能活上几个月或者数年。在这些隔离区中，最大的一个建于1939年征服波兰后不久。其中一些隔离区一直维持运转直到战争的下半阶段。当然，实际上，隔离区的条件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对那里的许多居民来说，住在那里也等于是慢性死亡。他们迫切需要物资，即使对那些服务于德国战争经济的人也是如此，这些人住在过度拥挤的环境中，缺乏适当的卫生设施，疾病横行。在整个1941至1942年的冬天，在饥饿和疾病的影响下，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长老亚当·切尔尼亚库夫继续尽其所能与迅速恶化的形势作斗争。“在公共救助收容所，”他在1941年11月19日记录道，“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配给，母亲将死去的孩子藏在床下长达8天。”1942年6月14日，切尔尼亚库夫绝望地记录下当他看到一群儿童时的感受，他们真的是“皮包骨……我羞于承认这个事实”，他写道，“但是我哭了，尽管我已经长久没有哭泣过了”。由于从德国驱逐来的大量犹太人队伍开始抵达，而且在他们被运往特雷布林卡之前将在隔离区待上一段时间，因此，死亡营的谣言开始传播，切尔尼亚库夫尽其所能压制隔离区不断增长的惊恐之情。他甚至为隔离区的孩子们安排戏剧活动，他将自己比作泰坦尼克号的船长（“在这艘正在下沉的船上，船长却在振奋乘客的精神，他命令管弦乐队演奏爵士乐曲。我已经下定决心效仿这位船长的所作所为”）。[292]

德国当局反复向他保证，驱逐行动即将展开——这一“令人惊恐的谣言”不是真的，他在隔离区到处发表讲话，试图“安定人心”（“他们是看不见我所付出的心血的”）。但是1942年7月21日，德国秘密警察开始在他面前逮捕犹太人委员会的成员和其他官员，目的是将这些人作为人质，以换取其他人的合作。第二天早上，地区党卫队的驱逐专家赫尔曼·赫费勒（Hermann Höfle）召集切尔尼亚库夫和隔离区剩下的主要犹太人官员召开一次会议。当他的翻译人员马塞尔·赖希·拉尼基（Marcel Reich-Ranicki），一名年轻的犹太人，进行会议记录的时候，约翰·施特劳斯（John Strauss）的《蓝色多瑙河》（“The Blue Danube”）华尔兹舞曲从打开的窗户外面飘了进来，这是从外面街上党卫队的一个可携带留声机播放出来的。之后，切尔尼亚库夫被正式告知，所有的犹太人都将以每天运送6,000名的速度被驱逐，而且驱逐行动立刻开始。任何试图阻止行动的人都将被枪杀。在担任长老期间，切尔尼亚库夫保存了一片氰化物药片，准备在他收到任何他无法违背良心去执行的命令时吞下去。负责驱逐的一名党卫队军官告诉他，孩子们也将被驱逐，但切尔尼亚库夫坚决不同意将孩子们交出去并被杀害。“我无能为力，”在最后一封信中，他写道，“在痛苦和怜悯中，我的心在颤抖。我无法再忍受这一切。我的举动将向每一个人表明他们该做的正确的事情。”由于拒绝签署驱逐命令，他吞下了药片，当即死亡。在隔离区，关于他的各种疑虑迅速就被平息下去。“他的结局证明他的开始是正确的，”哈伊姆·卡普兰写道，“一瞬间，切尔尼亚库夫获得了永生。”[293]

驻扎在华沙的德国陆军军官维尔姆·霍森费尔德是一名天主教徒，负责组织士兵的体育活动，当将囚犯驱逐到特雷布林卡的行动刚刚开始时，他就已经知晓此事。“在20世纪，所有的人，男人、妇女和儿童，都被我们，单单被我们屠杀，我们正在发动一场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征伐之战，这一如此恐怖的谋杀罪，令我们羞愧得无地自容。”[294]他报告道，仅在1942年7月的最后一周，就有3万名犹太人被运走进行大规模灭绝。即使在断头台时代和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他讽刺地写道：“这样的大规模谋杀技术都从来没有实现过。”[295]他在1942年8月对他的儿子说，犹太人“正在被灭绝，而且已经开始了。一方面，人类正在遭受无法估量的磨难；另一方面，人类的邪恶和残忍也是无法估量的。这一切都将为众人所知。有多少无辜的人必须去死，谁在要求正义和合法性？这一切必须发生吗？”[296]“死神在隔离区的街道上游荡，”1942年6月，哈伊姆·卡普兰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载道，“每天波兰犹太人都被带去屠杀。据估计，75万波兰犹太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一数字有一些根据。”1942年夏天，在不间断的驱逐行动中，每天人们都被聚集起来带往特雷布林卡，卡普兰记录下了这些可怕的场景。1942年8月5日，轮到居住在孤儿院和其他儿童之家的孩子们被驱逐了。这些驱逐行动既混乱又充满暴力。德国士兵、党卫队人员和辅助部队成员恣意地用武力将犹太人聚集起来，并强迫他们登上列车。将这些犹太人聚集起来后，其中一些人试图进行抵抗，但最终仍有超过1万名犹太人在隔离区被枪杀。1942年8月初，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在视察华沙时，来自隔离区内的机枪的声音不断地敲打着他的神经。“我被告知每天大约有5,000人被杀害。”[297]截至围捕犹太人的行动在1942年9月12日完成时，超过25.3万名隔离区居民已经被带往特雷布林卡毒死。在1942年8月，卡普兰担心最坏的事情将发生在他身上，他将他的日记交给了一个朋友。他的朋友随后将日记私运出隔离区，并交给波兰地下组织的一名成员，此人在1962年移居纽约时随身带着这本日记，之后，日记最终出版。卡普兰自身的担忧被证明是完全有理由的，在将日记转交给别人后不久，他就和其他囚犯一起被聚集起来，并于1942年12月或1943年1月，他与他的妻子在特雷布林卡毒气室被毒死了。[298]

截至1942年11月，华沙隔离区只留下了3.6万名犹太人，所有的人都在从事这样或那样的劳动计划。[299]现在几乎没有人怀疑那些在一场“行动”中被带走的人将会面临什么样的遭遇。他们知道他们将要死去，即使他们对怎样的死法模糊不清。大规模驱逐运动导致在政治上激进的犹太人开始进行痛苦的自我审查。“为什么我们允许自己像待宰羔羊一样，”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扪心自问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300]林格尔布卢姆认为犹太人由于被德国人的极端暴力行径所恐吓而陷入消极不抵抗状态。人们知道，如果他们试图反抗，那么其他许多未参与反抗的人也将成为德国人报复的目标。在隔离区内，信奉宗教的犹太人可能占到居民总数的大部分，他们或许倾向于将痛苦和死亡仅看成是转瞬即逝的事情，而且他们倾向于接受一种观念，那就是无论这是多么艰难的事情，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天的旨意。犹太人警察也参与了挑选和驱逐过程，这也使得抵抗变得更加困难。通常人们信任隔离区的领导层，这些领导人几乎总是设法向他们保证未来一切安好而不是通过传递恐慌的情绪来制造问题。要想获得武器非常困难，波兰抵抗组织通常（尽管并非总是）不愿提供武器，而且在黑市上，武器经常以极高的价格才能买到。希望总是会有的，而且对希望的渴望经常意味着隔离区居民不愿相信他们所听到的关于集中营的传闻。通常，特别是在杀戮行动进行的初期阶段，德国当局使那些被挑出来驱逐的人相信，他们只是被转移到另一个隔离区或另一个营区。长期的饥饿、贫穷和疾病，以及每天不得不为活着而挣扎，所以这些使得绝大多数犹太人太过虚弱而无法进行任何抵抗。不过，在许多隔离区，年轻的犹太人和在政治上激进的犹太人组织了秘密的抵抗运动，准备武装反抗或策划逃到森林里加入游击队，游击战术也是共产党员偏好的战术之一（但是这也降低了在隔离区内部进行抵抗的可能性）。在维尔纳，这样的一个小组尤其活跃，但是通常无法展开有效抵抗，这是因为内部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存在政治分歧，而且他们的行动遭到管理隔离区的犹太人委员会的反对，此外，当他们露出任何轻微的抵抗迹象时就会遭到德国当局的暴力干预。[301]

然而，在华沙，抵抗行动取得了成效。在1942年期间，犹太人地下组织开始形成，而且波兰共产党员向他们提供武器。1943年1月18日，反抗者袭击了护送一支驱逐队伍的德国卫兵，被驱逐者逃跑了。希姆莱此时将隔离区视为一个安全威胁，并下令在1943年2月16日对隔离区内的犹太人进行最终的“清洗”。但是这次袭击使抵抗运动广为人知，而且华沙剩余的犹太人对此行动表示钦佩，他们开始收集和储藏食物供给，并准备发动一次起义，尽管隔离区的犹太人委员会对任何武装行动都持敌对态度。由于对武装冲突能否成功感到恐慌，加上对隔离区内一些地下领导人的左翼政治感到担忧，波兰民族主义抵抗力量拒绝了他们的求助请求，并主动提出将他们安全地私运出去，但却遭到拒绝。对这些抵抗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确信隔离区的全部人口将被杀害；留下来是没有希望的，而且这些抵抗者，绝大多数是年轻男性，他们开始坚信，在斗争中有尊严地死去，也比懦弱地接受被灭绝的命运要强。当党卫队在1943年4月19日进入隔离区开始将这些犹太人最终聚集起来时，抵抗者们在几个地点遭到了射击，因此不得不在一系列艰难的街头抗争中艰难前行。[302]

于尔根·斯特罗普（Jürgen Stroop）是负责镇压这次反抗行动的党卫队军官，他描述了他手下的人是如此日夜对抗这些绝望的抵抗者的。1943年4月23日，希姆莱命令他用“最严厉、残忍和冷酷的手段”对付这些抵抗者。斯特罗普写道：

因此，我现在决定，通过烧毁所有住宅区，包括那些属于武器工厂的房子，来消灭犹太人居住区的所有人口……接着，犹太人几乎总是从他们的躲藏地和掩体中跑出来。通常的情况是，犹太人一开始待在燃烧的房屋里，直到火势蔓延和害怕被烧死，他们才决定从楼上跳出去，不过跳之前，他们会先将床垫和其他带软垫的东西扔到街上。虽然骨头摔碎了，但他们还是设法爬过街道到那些还没点着或只有部分火焰的住宅区。[303]

一些抵抗者逃进了隔离区地下的排水道，因此斯特罗普将大量井盖打开，将烟雾棒放进去，迫使地下的抵抗者向城市的一个区域移动，在那里他们将被逼得走投无路，然后被枪杀。少数一些人成功地穿过边界逃到城市中波兰人所在的地区。绝大多数人都被杀害了。1943年5月16日，斯特罗普炸毁主要的犹太教堂，并宣布行动结束。这场战斗是一场不平等的战斗。只有15名德国人和辅助部队的士兵被杀。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这一数字被低估了，但是同样可以确定的是，不管实际的数字是多少，与被杀害的犹太人的数量相比，这一数字都不算什么。据斯特罗普报告，在街头混战中，7,000名犹太人被“消灭”了，而且多达6,000人死于建筑物被烧毁或炸毁。隔离区剩余的居民已经被带往特雷布林卡。[304]隔离区最后残余的犹太居民已经被清除了，维尔姆·霍森费尔德在1943年6月16日报告道。“一名党卫队冲锋队首领向我描述了他是如何扫射那些冲出燃烧着的房屋的犹太人的。整个隔离区成为一片灰烬。这就是我们希望赢得这场战争所采用的方式。这些野兽。”[305]

1943年6月11日，希姆莱下令将华沙隔离区的废墟夷平。地下室和下水道被填埋或堵塞。在这些工作完成后，土壤将被倾倒在隔离区的原址上，并在上面建一个公园。尽管这个公园从来都没有开始建造，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被毁坏的建筑物被彻底夷平。希姆莱和党卫队无情地搜捕起义的幸存者。斯特罗普对在城市里波兰人居住的那部分地区逮捕犹太人进行悬赏，执行逮捕任务的警察只要抓到任何一个犹太人，这些犹太人身上所带现金的1/3就会被奖赏给逮捕者，而且还威胁说要处决任何藏匿犹太人的波兰人。斯特罗普报告道，华沙的波兰人口“总体上欢迎这些针对犹太人实施的措施”。在一段时间内，在波兰人的保护下，很多的犹太人幸存了下来。马塞尔·赖希·拉尼基就是其中之一，他曾从他的雇主——犹太人委员会——的保险箱里偷取了大量钱财，并将其中大部分交给抵抗组织。利用剩下的钱，他和他的妻子在1943年2月依靠贿赂的手段逃离出了隔离区，并在市郊一名波兰排字工人及其妻子那里找到了一个藏身之所。每次冒险外出，拉尼基都感觉到自己处于巨大的危险当中，因为年轻的波兰人通过在街上识别犹太人并将其交给警察可以获得钱财，或者有时候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获得受害者的首饰或冬季的衣服。[306]

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也藏了起来，这名历史学家勤勉地收集日记、信件和文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华沙隔离区的大多数信息。在起义期间，林格尔布卢姆被逮捕并被带往特拉弗尼基集中营，在那里一名波兰铁路工人和一名犹太联络人于1943年7月将他解救出来。林格尔布卢姆打扮成一个铁路员工，带着波兰地下人员提供的假证件，和他的妻子及12岁的孩子返回华沙，在那里，他们和其他30名犹太人一起躲藏在一个波兰蔬菜农场暖房下面的地堡里。在这里，他和犹太人抵抗组织又建立了联系，并且重新开始收集信息和为后代写关于局势发展的报告。然而，1944年3月7日，藏在这个地堡里的人被出卖了，盖世太保逮捕了这里的居民。林格尔布卢姆被拷打了三天，接着被带到了隔离区，在那里，他眼睁睁看着他的妻子和儿子被杀，之后，他自己也遭到处决。德国人已经得知他搜集了档案，但是他们最终无法得到这些档案。林格尔布卢姆在起义期间已经把它埋在了隔离区的地下，但是他拒绝透露它的下落。1946年9月，部分档案最终被找到并被挖了出来，其他的在1950年12月被发现，与之一起被发现的还有林格尔布卢姆的《笔记》（Notes），这份《笔记》当时被放在一个密封的牛奶桶中。[307]

早在林格尔布卢姆去世之前很久，大多数犹太人隔离区最初的领袖都早已被革职，他们被那些更易于受到威胁而按德国人的吩咐行事的人所取代。[308]实际上，这些人的唯一选择是通过证明隔离区中少数居民在经济上是不可或缺的，来设法保护他们免受纳粹党狂热的灭绝计划的伤害。然而，即使这样最终也无法奏效，因为希特勒和希姆莱越发觉得犹太人所带来的安全威胁超过了他们能为战争经济带来的价值。[309]此刻，隔离区领袖面临的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可以从哈伊姆·伦科夫斯基的行动中得到生动的体现。伦科夫斯基是罗兹隔离区一名充满争议的顽固的长老，他最初通过说服德国人将隔离区当作一个生产中心保住了隔离区。但这种做法无法阻止德国人有组织地剥夺隔离区的食物供给。1941年4月，年轻学生达维德·谢拉科维亚克的日记已经记载了罗兹隔离区内“饥饿横行”的状况。生活对他，以及对其他人来说沦为永无止境的寻找食物——大多数情况下是胡萝卜和其他根茎类——的过程。谢拉科维亚克通过与一群共产党朋友学习世界语来排遣无聊，之后他加入了隔离区的学校，再次开始学习课程。和其他囚犯一起，谢拉科维亚克通过秘密收听BBC广播和阅读从外面私运进来的德国报纸了解世界大事。这些新闻只会使他更沮丧，因为德国连连获胜，似乎没有尽头。

1941年5月16日，他记录道，一次体检让他深深地担忧自己的健康状况，医生“看到我瘦骨嶙峋，感到震惊……肺病是隔离区最新流行的疾病，与痢疾和斑疹伤寒相比，它对我们有同样致命的伤害。至于食物，各处都是越来越糟，距离上一次吃土豆已经一星期了”。但无论如何，他挺过了这一年，在这期间，他心无旁骛地把奥维德（Ovid）的诗译成波兰语，以及通过进行私人辅导赚取一些钱。尽管经常生病，他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研究，并在1941年9月将其完成，之后他在一家制鞍厂找到了一份工作。[310]

与此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隔离区犯人被隔离区犹太人警察带走，再也没有回来，于是，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开始被运到这里。伦科夫斯基设法说服德国当局，表示隔离区已经没有容纳他们的空间了，但是无济于事。1941年秋天，罗兹隔离区内居住着14.3万名犹太人，在10月份，又有2,000名来自附近小镇的犹太人住了进去，接着，来自第三帝国以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2万名犹太人连同5,000名吉卜赛人也住了进去。谢拉科维亚克认为，这些新来者都穿得非常得体。然而，他们不久就被迫卖掉他们定做的西装以换取少量的面粉和面包。与此同时，在1941年12月6日，在海乌姆诺新建的营区的毒气货车已经开始运转。伦科夫斯基被命令登记2万名隔离区居民，他们有可能被送到隔离区外从事劳动服务。他成功地说服了德国人将此人数缩减至一半，并和一个特别委员会挑选妓女、罪犯、领取救济金的人、失业者和吉卜赛人充数。为了试图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1942年1月3日，伦科夫斯基在一次公开的演说中宣布，诚实的人无所畏惧。1942年1月12日，第一波驱逐行动开始了。截至1942年1月29日，超过1万名犹太人已经从隔离区被直接带到切姆诺，并在毒气货车中被毒死。截至1942年4月2日，另外3.4万名犹太人已经被带走并被杀害；截至5月，被杀害的犹太人总数达到了5.5万，包括从西方驱逐到罗兹的1万多名犹太人。[311]

犹太人始终都在被送来，尤其是从瓦尔塔运来的犹太人。因此，隔离区的人口数量一直远超过10万人。[312]截至1942年年中，谢拉科维亚克报告道，大量的人死于“隔离区病”：“一个人变得瘦弱（像一个‘沙漏’），脸色苍白，接着身体开始肿胀，在床上或医院里待上几天，然后就死去了。前一秒还活着，后一秒就死了。我们的生死就如同牲畜一样。”1942年9月，在以伦科夫斯基为首的隔离区领导层的合作下，2,000名病人从隔离区医院被带出去毒死；接着，所有不足10岁的儿童，65岁以上的所有人，以及所有失业者，总共有1.6万人也被毒死了。谢拉科维亚克的母亲也在这些人中。许多人被枪杀，这暗示着对驱逐行动的抵抗活动越来越多。1942年9月4日，伦科夫斯基在对隔离区居民的一次演讲中对他在行动中的合作态度进行辩解，他说：“我必须截肢以保全整体！”他一边说，一边哭泣。他是否真是这样想的，我们不得而知。由于恐惧和压抑，剩余的大多数居民每天为生存挣扎都来不及，根本无力做出反抗，只能听天由命。1942年11月，谢拉科维亚克的父亲生病了，他“身上爬满了虱子，到处是疮疤”，3月份时，他去世了。1943年4月，对达维德·谢拉科维亚克来讲，事情开始有所起色，他在一个面包店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一份非常抢手的工作，因为这可以使他在工作时用面包填饱肚子。但是太晚了。由于遭受发烧、营养不良、结核病、满身虱子和疮疤，他已经病得很严重。他的身体太虚弱了，以至于有时候他在早上无法下床。“对我们来说，真的没有什么办法摆脱这种局面了。”他在1943年4月15日写道。这是他日记中最后的记录。1943年8月8日，他去世了，此时离他19岁生日刚过去了两周。[313]

截至此时，罗兹隔离区存留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华沙隔离区起义后，希姆莱在1942年6月21日已经下令对东方所有剩余的隔离区进行“清洗”。第三帝国境内所有剩余的犹太人都将被驱逐。[31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明斯克隔离区的2.6万名居民被杀，而且截至1942年年底，另外的9,000名从事劳工计划的居民也都遇难了。[315]在比亚韦斯托克，最终的“清洗”于1943年8月15日开始，德军突袭了在那里策划的抵抗运动。在抵抗力量中，共产党员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存在深深的分歧，这进一步阻碍了他们的一致行动，而且他们没有得到隔离区居民的普遍支持。不过，抗争持续了5天。格洛博奇尼克亲自负责镇压这次行动，他调来了坦克，仿照斯特罗普的做法，烧毁了隔离区所有的建筑物。[316]其他的隔离区，在希姆莱下达命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清洗”运动。[317]在利沃夫，1942年8月中旬，4万名犹太人从一个劳改营被带往贝乌热茨集中营毒死，剩余的犹太人被送进城市里一个新建立的隔离区，而犹太人委员会的12名成员在街上的灯杆上，或在委员会办公室大楼的屋顶上被公开绞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进一步的行动将数千名隔离区居民带往贝乌热茨的毒气室，这一行动一直持续到1943年隔离区被关闭，而那里剩下的犹太人被运回劳改营。16万人中，只有3,400人在战争中活了下来。[318]在维尔纳，围捕犹太人的行动于1943年4月开始，与其他地方一样，这促使许多抵抗组织的年轻成员——特别是那些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成员，这些人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拖住德国部队来援助红军——逃进附近的丛林里。隔离区剩余的2万名居民中的大多数被带走杀害，其中许多人在索比堡被杀。

最后一个被关闭的主要隔离区是罗兹隔离区，它在1944年夏天逐步开始结束运转。超过7.3万人仍居住在那里。将他们驱逐到切姆诺的行动在7月中旬开始，即使在这一刻，犹太人警察仍参与执行行动，接着，从8月3日开始，每天大约有5,000名犹太人被命令在火车站集合，德国人向他们许诺，他们将被重新安置到条件更好的地方。所有列车直接驶向集中营。在1944年8月28日，最后一辆列车驶离现在基本上已经撤离一空的隔离区，列车上有隔离区长老哈伊姆·伦科夫斯基和他的家人。一到达奥斯维辛—比克瑙，他们所有人都被送往毒气室。在1944年7月底，还有将近7万名犹太人住在隔离区，到了第二年1月，只剩下877人了，他们负责清理隔离区。[319]总之，截至此刻，在波兰的330万犹太人中，90%以上的人已经被杀害了。[320]

六

有时，对犹太人的灭绝被看作是一种工业化流水线式的大规模谋杀，而且这种描述至少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历史上还没有其他大屠杀是通过机械手段——毒杀——在特别建造的设施，比如在奥斯维辛或特雷布林卡运行的设施中执行的。然而，同时，这些设施并没有高效或有效地运行，而且，如果通过将它们称为工业化的，而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它们是自动的或与人力无关的，那么，这是一种错误的印象。像霍斯和施坦格尔等人以及他们的下属，通过称他们的受害者为“货物”或“物品”来使他们自己避免从人性的维度看待他们所做的事情。1942年9月，在与华沙的党卫队保安处负责人格哈德·施塔贝诺（Gerhard Stabenow）谈话时，维尔姆·霍森费尔德注意到施塔贝诺是怎样使用语言将他自己与参与对人类的大规模屠杀撇清关系的：“他将犹太人说成是蚂蚁或其他害虫，说是对它们进行‘重新安置’，这意味着，他们的大规模谋杀行为是在为房间清除害虫。”[321]但是，同时，这些人并不能摆脱他们尽力去压抑的人类情感，而且他们还清晰地记得，一个个妇女和儿童请求他们发善心的场景，即使这样的请求是徒劳的。持续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给这些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就像党卫队别动队之前的情形一样，那些别动队士兵之前曾枪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之后，为了加快屠杀进程，同时也为了使屠杀在某种程度上不受个人感情影响，他们启用了第一批毒气货车。

一种信念在驱使这些人进行杀戮行动，即他们正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正在杀害德意志种族现在和未来的敌人。他们并非是毫无个性的官僚或杀人专家，而且无论从哪个层次来看，屠杀也不仅仅是服从上级命令的客观压力的结果，也不是毫无人情地为第三帝国追求物质或军事优势。一些党卫队人员，像艾希曼、施坦格尔和霍斯的经历揭示了他们是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他们下属的种族仇恨情绪，在数年的宣传、训练和教化的煽动和刺激下，几乎达到了极端的程度。对他们来说，将对犹太人的那种发自肺腑的抽象的仇恨之情转变成现实中大规模谋杀的行为并非难事，同样，这种行动对在东方掌握党卫队特别行动队领导权的大量党卫队保安处官僚来说也并非难事。尤其是党卫队低等级人员以及正规军人员，当他们遇到单个或一小群犹太人时，他们个人经常会产生某种残忍的施虐欲望，以及一种渴望羞辱和摧毁他们的情绪，而当他们对付普通波兰人、俄罗斯人或其他斯拉夫人时，这种欲望却很少被唤醒。斯拉夫囚犯在被枪杀之前，没有像犹太人那样被迫表演体操或跳舞；他们也没有像犹太人那样被迫用他们的衣服或徒手清理厕所。在他们看来，斯拉夫人仅仅是工具，而犹太人才可能是斯大林政权背后的操纵者，这些犹太人命令苏联秘密警察对德国囚犯实施残忍的屠杀，鼓舞游击队在后方对德国士兵发动残忍和卑劣的进攻。普通德国士兵，不管是正规军士兵还是党卫队成员，都被宣传和教化深深地影响，而且，如果他们是年轻人，那么在第三帝国的学校体制下，经过数年的教育，他们相信，犹太人，特别是东方犹太人通常是肮脏的、危险的、不可靠的和病态的，他们是所有文明人类的敌人。[322]

苏联秘密警察的暴行使德国士兵坚信，犹太人——他们将责任归咎于犹太人——是残忍的凶手，应该对其毫不留情。一名军士写道：

犹太人只适合用来做一件事，那就是被消灭……而且我自己已经确认，苏联体制的整个领导层由犹太人组成。因此，他们的罪行是巨大的，他们造成的痛苦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他们的谋杀行径是穷凶极恶的。只有消灭他们才能让他们赎罪。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不再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不道德的。但是在亲眼看到“苏联乐园”后，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法。这些东方犹太人由各种罪犯组成，是人类的渣滓，因此我意识到我们使命的独特性。[323]

虐待和羞辱犹太人也可以被普通士兵当作是对自己卑微的地位和每天忍受的贫穷的补偿。“在这里最好的事情是，”1942年5月，一名士兵在东方占领区写道，“所有的犹太人必须向我们脱帽致敬。如果一个犹太人在100米外看到了我们，他就已经脱下了帽子。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那么我们会教育他这么做。在这里你会感觉自己是一名士兵，因为我们主宰这里的一切。”[324]在高级指挥层中，军队经常为他们杀戮犹太人的行为找借口，认为这是维持他们自己关键的食物供给的必要步骤，[325]但是这种声明不能仅从它的表面意义来看。供养军队和德国国内平民的需要在特定的时刻确实产生了一种权衡需求，那就是有必要采取在医学术语上被称为检伤分类的措施，这一措施将那些被认为迫切需要食物以及需要大量食物的人，与其他那些在需要食物的紧急程度和数量上都比较轻的人区别开来。但是将犹太人放在这一等级的最底层并非是以基于经济贡献的理性计算为依据的。归根结底，它源于一种过分执着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不仅将犹太人看成是在东欧占领区最可有可无的居民，而且将其看成是在各个方面对德国构成真实威胁的人，他们认为这些犹太人与世界各地的，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的犹太人合谋，发动对第三帝国的战争。若犹太人仅仅是稀缺资源的多余消耗者，那么希姆莱也许不会亲自造访芬兰，尝试说服芬兰政府交出芬兰境内数量少得可怜的犹太人用于驱逐和灭绝。[326]

由此可见，灭绝计划受到中央的反复指导和推进，尤其是1941年下半年的时候，希特勒不断发表言论攻击犹太人，而且当犹太人的威胁再次在他头脑中隐隐出现时，他在其他场合又反复重复了这些言论。就灭绝计划而言，德国当局并未做出任何一个统一的决定，并用理性、官僚的方式予以执行；相反，灭绝计划是在一个持续了几个月的过程中出现的，在这个过程中，纳粹党的宣传机构在人们心中植入了一种大屠杀的心理，这种心理推动希姆莱和其他主要的纳粹党成员将杀戮犹太人的行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前推进。在战争期间，总共约300万犹太人在集中营中被谋杀。70万犹太人在可移动的气罐车中被杀害，另外有130万犹太人被党卫队别动队、警察部队和德国的盟国部队或辅助的民兵部队枪杀。在集中营里，特别是在第三帝国在占领区建立的隔离区内，多达100万犹太人死于饥饿、疾病或党卫队的暴行和枪杀。要想计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至少550万犹太人被纳粹分子和他们的盟国部队以各种方式蓄意杀害。在20世纪90年代，从公开的苏联集团的档案中可知，确切的被杀害的犹太人总数可能约600万，这个数字是1961年在耶路撒冷审判阿道夫·艾希曼时他给出的。“随着这种对犹太人的恐怖谋杀，”维尔姆·霍森费尔德在1943年6月16日写道，“我们已经输掉了战争。我们已经带给自己无法洗刷的耻辱，这一诅咒我们将永远无法消除。我们罪有应得，我们都是有罪的。”[327]

第四章

新秩序

第一节

战争命脉

一

阿尔贝特·施佩尔是希特勒的至交，亦是他最钟爱的建筑师。1942年2月凌晨时分，他在希特勒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大本营中向希特勒详细介绍了自己重建柏林的宏伟计划。当时，希特勒本已疲惫不堪，因为前几小时同装备部部长弗里茨·托特的谈话令人丧气不已。据施佩尔后来回忆道，他同希特勒的对话令精疲力竭的元首再次热血沸腾。早在1941年11至12月的莫斯科战役期间，装备部部长就悲观地认为德国没有胜算。德国的工业资源不仅无法与英美两国相匹敌，而且连苏联也赶不上，后者的工业生产在质量和规模上都更具优势、更适合冬季作战。此外，德国的军需供应也日渐捉襟见肘；实业家们向托特明确表示，敌国的军备生产令德国难以望其项背。希特勒却对此充耳不闻。在他看来，日本袭击珍珠港能有效制止美国加入欧洲战场，给德国获胜提供了新的契机。1941年12月3日，希特勒颁布法令，要求“简化军备生产的程序，提高效率”，以便“在现代理念的基础上实现大规模生产”。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托特将军备生产管理体制重组为五个主要委员会，分别负责弹药生产、武器生产、坦克生产、工程建造和设备供应；同时还设立了一个新的指导委员会，由实业家和空军代表组成。1942年2月7—8日，托特造访希特勒，他们极有可能是在探讨这些新的组织结构及其裨益。尽管上述变革能带来一定改观，但此次来访拉斯滕堡，托特最有可能的还是提醒希特勒，德国虽尚未临近千钧一发的时刻，但局势仍不容乐观。因此，希特勒在结束会谈时，满脸都写着沮丧和失望。[1]

托特同施佩尔喝了一杯酒，简短地聊了一会儿，安排他搭乘自己的专机于2月8日早上8点一起返回柏林。这位建筑师留在拉斯滕堡也纯粹是机缘巧合，因为大雪，他未能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搭乘火车返回柏林，转而乘坐别人的飞机，顺便来到希特勒的大本营，这样他至少离自己的目的地更近一些。他一直在寻求返回柏林的交通工具，所以托特的邀请是极大的诱惑。但当希特勒和施佩尔结束聊天各自回房休息时，已是凌晨3点；施佩尔因此留下话，说自己想睡个懒觉，就不和装备部部长搭乘飞机一起返回了。早上刚过8点，仍在酣睡的施佩尔床头电话便铃铃作响。托特乘坐的飞机——一架改造的双引擎亨克尔111轰炸机——正常起飞后就坠落地面，瞬间被火焰吞噬。整架飞机毁得面目全非，机上乘客无一幸免。[2]调查委员会后来表示，飞机失事的原因是飞行员错误地启动了一个自毁装置，但事实上，这架飞机根本没有配备该装置，而且也没有任何空中爆炸的可靠证据。尼古拉斯·冯·贝洛（Nicolaus von Below）是希特勒的空军副官，他后来回忆道，希特勒对亨克尔轰炸机的适航性顾虑重重，所以曾明令禁止自己的高级官员使用这样的小型双引擎飞机，还命令飞行员在托特登机前试飞一次。贝洛认为，当时天气条件恶劣，能见度极低，飞机起飞后，这名经验尚浅的飞行员视野势必受到严重影响，由此导致坠机。此次飞机失事成为一桩悬而未决的谜案，尚未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施佩尔是否在飞机上安置了炸弹呢？这似乎不大可能。尽管在回忆录中，他对此次事故的回忆不甚准确，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解释——他来拉斯滕堡纯属巧合，因此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来策划害死托特。此外，虽然托特和施佩尔两人关系十分紧张，但施佩尔并无任何明显的理由定要置托特于死地。抑或是托特的报告浸染着令人泄气的悲观情绪，希特勒对此忍无可忍，所以决定除掉这位装备部部长？他私下或许告知施佩尔莫要搭乘这班飞机？此猜测亦毫无根据，因为这并非希特勒的待人方式，如果属下未能令他称心如意或不能对其言听计从，他断不会采取此种曲折婉转的处理方式。如果他想要除掉托特，按他的惯常方式，更有可能直接免去他的官职，如若再极端一点，会干脆利落地将其逮捕处决。[3]

托特是一名工程师，亦是一名坚定的纳粹党人。20世纪30年代时，他因修建了德国著名的高速公路而声名鹊起。希特勒非常敬重和赏识托特，不仅命其负责军火生产，而且还让他负责能源开发和航道修建，还有战时强制劳动力的部分组织工作。在戈林的第二个四年计划期间，托特还是全国建筑业的一把手。此外，托特还组建了自己的运营团队，即托特组织；修建了庞大的公路系统，将德国占领的所有领土有效地连接起来；建造了齐格菲防线以及大西洋海岸的一系列U艇基地。在纳粹党内，托特还是科技办公室的负责人，该办公室控制着科技领域中各式各样的志愿组织。1940年春，希特勒创建了新的装备部，任命托特为部长。尽管托特不得不应付各种竞争对手——尤其是赫尔曼·戈林——但身兼数职的他在战争经济管理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4]纳粹党内很难找到一个人取而代之。

1942年2月8日，在希特勒大本营用早餐期间，大家都在讨论谁将接过托特的指挥棒。施佩尔意识到自己将被任命接管托特的一部分职务，因为在担任柏林总建筑师时，他就已经分担了托特在该领域的部分职责，包括修复被炸毁的建筑以及建造防空洞。托特曾任命他改善乌克兰的交通系统，这也是施佩尔前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原因。而且希特勒不止一次向施佩尔表示，自己有意将托特手中的部分项目委派给他。施佩尔在“当日下午1点左右——一如既往地——被希特勒率先召见”，据他后来所回忆的，当被告知自己将全权接管托特的工作，而不仅仅是建筑领域的职责时，施佩尔感到措手不及。尽管“惊诧不已”，但施佩尔仍镇定自如地请求希特勒颁布正式的委任状，以便他能在这些全新领域中有效地执行自己的权威。但施佩尔还面临最后一块绊脚石。正当他准备离开时，戈林“匆匆赶来”。戈林当时在60英里外的狩猎别墅，得知托特的死讯后，便立即搭乘专列前往大本营。他自己说道：“要是我能接管托特博士的全部任务，将其纳入自己的四年计划体系之中，那真是如虎添翼，再好不过！”但为时已晚。希特勒特意强调了他已正式任命施佩尔全权接管托特的工作。此外，戈林在经济方面的控制权被进一步削弱，因为施佩尔成功说服希特勒于1942年3月21日签署了一份法令，要求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均须服从于施佩尔本人控制的武器生产。[5]

多年后，施佩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不无诚意地承认道，这略显“草率而随意的”任命当时确实令他吃了一惊。毕竟，他在军事管理和工业产生方面经验全无。他写道：

这跟希特勒浅尝辄止、博而不精的特点相一致，他更偏向于选择非专业人士作为自己的下属。他曾任命一个卖葡萄酒的人当自己的外交部部长，任命纳粹思想家担任帝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还让退役战斗机飞行员负责监管整个国家的经济。有了这些先例后，这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在，他又将一名建筑师任命为他的装备部部长。毋庸置疑，希特勒喜欢让门外汉身居要职，发号施令。终其一生，他对专业人士的态度都是敬重但不信任，比如对沙赫特便是如此。[6]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希特勒的这一选择并非像施佩尔所声称的那样不理智。作为一名建筑师，施佩尔并非一名不问世事，只知道坐在画板前绘制建筑草图的艺术家，而更像是一名运筹帷幄的经理人，井井有条地打理着一个规模庞大、分工复杂的机构，专门负责重大的建筑和设计项目。[7]柏林总建筑师的工作让他早已熟知大轰炸会造成的巨大破坏，而作为乌克兰公路与铁路交通系统重建工作的负责人，他亦深谙交通不畅所带来的种种困难以及充足劳动力的重要性。他与托特在众多工作领域都有过密切的合作，通过这些职责，他已得到充分历练，因此能从容不迫地展开与戈林等人的权力博弈。他就此次突如其来的任命表现得淡定自然，更是证明了他能驾轻就熟地应对那些老谋深算的政敌。但最重要的是，他是希特勒的心腹。他与希特勒有私交，而且很可能是希特勒唯一的朋友。任命完毕后，他们还继续详细探讨打造新柏林的计划，并遐想着战后德国各大城市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将是他们携手努力的成果。早在希特勒对其委以重任之前，施佩尔就已深深地臣服于这位领袖的非凡魅力，这是施佩尔自己承认的。施佩尔唯希特勒马首是瞻，对其绝对服从。[8]

此时，包括弗里茨·托特在内的其他人则开始对德国将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产生了严重质疑，这与施佩尔一贯的乐观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被任命的前几个月，施佩尔就前往了位于德绍（Dessau）的容克斯工厂，拜访工厂总经理海因里希·科彭堡（Heinrich Koppenberg），就计划在东部设立存放大型新式飞机工厂的厂房问题，与总经理进行了讨论。施佩尔后来回忆道，在被科彭堡“领进一个上锁的房间后，他给我看了一幅美国和我们国家接下来几年的轰炸机生产对比图”。“我问他，”他继续写道，“我们的领导人们如果看到这些不容乐观的数据会做何感想呢？‘看了就看了，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他答道，随即便情不自禁地哭出声来。”[9]格奥尔格·托马斯将军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任职，负责军火采购。自1941年夏天以来，他就对整个局势变得愈发悲观。截至1942年，部署在东部的德军面临着灾难性的物资供应短缺问题，而他更关心的不是如何亡羊补牢，而是谁该就此负责，“因为”——正如他所言——“总有一天，终归要有人被架出来承担所有责任。”[10]弗里德里希·弗罗姆（Friedrich Fromm）将军是国内预备军总司令，并负责相应的军备供应。1941年11月24日，他对陆军参谋总长弗朗茨·哈尔德明确表示，军火生产正呈“下降趋势”，他还在日记中写道，“他考虑到了实现和平的种种必要性”。[11]兵力储备正逐渐耗尽，而石油供应也开始告急。因此，弗罗姆建议希特勒将所有可供调遣的新部队派往南方集团军群那里，如此一来，南方集团军群便可放手一搏，直奔高加索地区的油田。这股绝望情绪甚至进一步加剧。1941年11月17日，埃内斯特·乌德特（Ernst Udet）——空军资源采购组织负责人，亦是一名退役的王牌飞行员——自裁了。他曾多次劝告希特勒和戈林，表示英美两国的飞机生产如此迅猛，几个月内德国飞机将面临巨大的压力，胜算渺茫，但他们两人却置若罔闻。[12]1942年1月，波鸿协会（Bochum Association）的负责人瓦尔特·博尔贝特（Walter Borbet）也开枪自杀了。波鸿协会是一个重要的军火生产商，博尔贝特正是在这里引入了新的生产方式。他深信德国战胜的概率几乎为零，而且也知道国家领导人绝不会听劝而讲和。[13]

他们的忧虑并非毫无根据。尽管德国方面已竭尽全力，但坦克和其他武器的产量仍无法与英国相匹敌。部队中负责武器采购的官员全然不顾当下大规模的武器需求，仍偏执地追逐高科技。此外，海陆空三军嘴仗不断，为了在资源分配中争得优先权，均花言巧语地给出了看似令人信服的理由。同廉价的大规模生产相比，精密复杂的武器生产能带来更丰厚的商业利润。所有这一切都减缓了德国的武器生产，因而减少了可供武装部队使用的军备物资。但与此同时，希特勒却不断给武器产业施加压力，因为整个战局并未取得他所预期的突破性进展。1941年7月，希特勒下令组建新的公海舰队，同时命令空军数量要增长4倍，陆军机械化师的数量扩大为63个。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希特勒非常清楚，美国正在迅猛提高军备产量，并力图将其运往英国。1941年12月，美国正式加入战争并大规模地生产武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德国能与之比肩。此外，1942年初，陆军军官还注意到苏联的军备物资和武器生产亦有所提高。因此，强行要求德国的武器生产与上述劲敌相媲美显得过于不切实际。[14]

托特和其他经济生产的负责人一致认为，就经济和军事层面而言，这场战争他们已经输了。与这些人不同，施佩尔笃信德国仍有获胜的希望，希特勒也持这一观点。施佩尔对希特勒的能力近乎盲目地崇拜。希特勒的强大意志战胜了每一阶段的困难，这一次也定不例外。施佩尔并非一名技术官僚，他是希特勒最虔诚的信徒。[15]当然，他之所以被委以重任，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忠心耿耿，这一点他了然于心。事实上，希特勒不止一次向施佩尔袒露，托特恰巧在他造访大本营之际离世简直是天赐良机。正如施佩尔后来写道：

希特勒起初必定认为，同不听使唤的托特博士相比，我是心甘情愿当他的工具。就这一点而言，这次人事变动完全符合他的任人原则，即委任听命于己的人，他的随行人员无一例外地均是按照该原则选拔出来的。委任唯自己马首是瞻的人，这是他回应反对派的惯常方式；因此，多年来他已在身边聚集了一帮愈发对其唯命是从的领导班子，他们不管是非黑白与公平正义，只会坚决地执行希特勒的命令。[16]

莫斯科战役溃败后，这一原则已经在军队高级官员的人事调整中彰显，现在又被进一步施用于战时经济的管理。至少就这一点而言，施佩尔并非毫无经验。在接下来的几周中，戈林曾数次试图限制施佩尔的权力，但均被后者成功粉碎。施佩尔借助希特勒的信任，不断地恳请希特勒支持自己，甚至提出将四年计划中武器生产的相关职权也转移到他本人所管辖的装备部。由此可见，他在权力博弈方面的天赋不输于纳粹政权中任何追名逐利的人。[17]

二

就提高德国军备物资的生产效率而言，施佩尔具有几个主要优势。首先，他有希特勒的鼎力支持，因此，他在任务执行过程中只要受到严重阻碍，便可随时向希特勒求助；此外，他与纳粹政权中多名关键人物有良好交情。例如，施佩尔在担任柏林总建筑师时，便和希姆莱及其执掌的党卫队有过密切合作，并依靠其弗洛森比格（Flossenbürg）和毛特豪森这两个集中营囚犯的采集，来获得大量的石料供应。[18]此外，他在军备管理集团中也有熟人，尤其是空军元帅艾尔哈德·米尔希（Erhard Milch），他时任帝国航空部国务秘书，虽然名义上听命于戈林，但实际上更乐意与施佩尔合作。而且在施佩尔走马上任时，体制合理化改革的需求已经开始凸显；希特勒当时不断指责效率低下，再加上1941年12月托特推行的经济管理方式转变，这都进一步刺激了合理化改革的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施佩尔尽力清除海陆空三军在武器生产上的重叠部分。他将主要的工业生产商全部揽入自己麾下，直接听命于他，然后下放给他们一定权力，要求他们改善各自的生产方式。他打击过度的官僚习气，引入了流水线的大规模生产模式。他后来声称道，这一改革在短短6个月内就取得了巨大成效，每个地方的产量都得到大幅度增长。“军备物资的总生产效率提高了59.6%……两年半后——尽管大轰炸刚刚拉开序幕——我们整个军备生产的平均指数就从1941年的低点98猛烈攀升到1944年的顶点322。”[19]

在接过军备生产的指挥棒后，施佩尔便大力宣扬合理化改革的益处。他提拔了许多实业家，让他们执掌托特新设立的委员会，以期提高生产效率。这一点，我们从他对潜水艇生产的改革便可见一斑。1943年，他任命了一位汽车制造商来重组潜水艇的装配过程。这位新上任的潜水艇总指挥将每艘潜水艇的制造细分为8个相互独立的生产部门，每个部门按统一规格生产潜水艇组件，还雇佣另一个公司来确保各生产部门能在预先协调好的期限内完成各自的任务，最后在一个中心工厂集中组装。这一新的生产方式使每个U艇的生产时间由过去的42周有效减少为16周。施佩尔还采用了托特1941年1月引进的新定价合同制度；该制度强制拉低了商品价格，但同时规定，生产商们若能通过削减成本进而大幅度降低售价，就能获得免缴公司税的特权。施佩尔要求公司引入两班制，以便更高强度地压榨工人；此外，为削减成本，他尽可能地提高现有厂房的使用率，而非建造新工厂。多达180万名工人被雇佣来建造新工厂，但由于能源短缺，机床匮乏，很多厂房都只有闲置；有鉴于此，施佩尔终止了价值30亿帝国马克的新工业设施建造合同。他就武器和整个经济中与武器相关产品的生产，进行了极大的集中和简化。例如，棱镜广泛用于取景器、望远镜、双筒望远镜以及潜望镜和其他类似设备，专事棱镜生产的小公司数量从23个骤降为7个，而名目繁多的镜片类型更是由惊人的300种猛减为14种。施佩尔发现，不少于334个工厂在为空军生产炮火设备，而到1944年初，他就把该数字降到了64，人们认为此举使每个月的生产时间节省了36万工时。1942年初，机床生产商多达900家，到了第二年10月，就只留下了369家。施佩尔甚至将合理化改革拓展到消费品生产领域。他还留意到德国117家地毯商中有5家包揽了全行业90%的地毯生产，于是勒令其他112家生产商关门歇业，将他们的厂房和劳动力用于服务战争经济。在资源竞争中，海陆空三军以及他们相应的生产商都无一例外地夸大了各自的需求。例如，飞机制造商便狮子大开口，甚至要求4倍于每架飞机制造实际所需的铝。这种金属材料被大量囤积起来，或者用于无关紧要的领域，比如制造梯子或温室。于是，施佩尔要求各公司交出先前囤积的铝，并根据具体的生产目标对原材料实行按需分配。[20]

武器生产需要大量的钢材，希特勒明确规定，必须优先满足陆军军备生产的钢材需求，而非海军或空军。在提高钢铁生产效率上，帝国财政部及其核心官员汉斯·克尔（Hans Kehrl）功不可没。为了协调武器生产，克尔和米尔希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央规划机构。1942年5月15日，该机构召开会议，他在会上制定出了一套全新的订购与生产制度。与此同时，施佩尔还任命了节能工程师，旨在给公司提供建议，指导它们更高效地利用钢铁等原材料。精良的设备和准确的自动化控制有效地减少了浪费。截至1943年5月，施佩尔便可志得意满地宣告道，如今，平均生产1吨武器装备所消耗的钢铁数量还不到1941年的一半。战争结束时，每吨钢所能生产的军需品是1941年的4倍。但是，生产钢材需要大量的焦炭；而当时铁路运输系统困难重重，加之在矿区工作的强制性劳动力生产效率极低，所以要求焦炭供应源源不断无异于痴人说梦。雪上加霜的是，矿区仍人手不足，还需要至少10万名以上工人；而铁路系统在人力方面也捉襟见肘，尚需9,000名工人来填补装载煤炭和驾驶火车的劳动力缺口。1942年8月11日，希特勒被告知这些难题后，直截了当道：“如果钢铁产业因焦炭匮乏而未能实现预期的产量突破，那么这场战争我们必败无疑。”[21]

供消费者使用的煤被削减了10%，转而用于钢铁生产。1943年初，大德意志帝国的钢铁月产量增长到270万吨。军工厂分得的钢铁量与日俱增，而且在新机制的驱策下，实业家的生产热情高涨，施佩尔因此得以踌躇满志地吹嘘道，在他上任第一年，武器的总产量就翻了一番。与此同时，艾尔哈德·米尔希和他负责的空军部亦将飞机的月产量提高了一倍，这一成就主要是得益于他们将飞机制造的任务集中分配给少数几个巨型工厂。米尔希迫使主要生产商调整各自的高层管理团队，将它们纳入统一的生产体系，进而推行合理化改革，放弃研发更先进的新式战斗机和轰炸机，转而大规模地批量生产现有型号的飞机，因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规模经济效益。梅塞施密特的Me 210是一种杀伤力更强的战斗机，但航空部因急于求成，全然不顾该飞机在设计和研发上仍存在的重大缺陷就将其投入生产。尽管这种机型极不稳定，当下却有数百架正在生产中。米尔希果断取消了该生产项目，并集中资源生产诸如亨克尔的He 111双引擎轰炸机等型号的飞机。这款中型轰炸机于1934年首航，在伦敦大轰炸中表现平平，因此被另作他用，在德国充当夜战拦截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样地，米尔希利用大量资源生产了Me 109战斗机。战斗机制造商的数量由7个锐减为3个，月产量则从180架大幅增长为1,000架。这些变化意味着同一年半前相比，1943年夏天的飞机月产量翻了一番。[22]

空军方面反复要求对现有飞机进行改良，飞机生产的步伐也因此放缓。事实上，截至1942年底，关于容克斯 Ju 88轰炸机在设计上的修改意见就达到了惊人的1.8万条，而调整亨克尔He 177重型轰炸机规格的建议书则堆在亨克尔各个设计室里，塞满了不下56个厚实的文件夹。此时，施佩尔与米尔希合作密切，并尽其所能地阻止空军对飞机设计提出五花八门的改造要求，但直至1944年初，他才艰难地将仍然投产的战斗机由42种减少到30种，然后再进一步减少为9种，最后削减为5种。1944年1月，尽管陆军方面极不情愿，而且已蓄意拖延良久，但最终仍达成一致意见，将坦克和装甲车的类型由18种缩减为7种，而且现有的12种反坦克武器也全部由一种取而代之。施佩尔发现，投产的军用卡车多达151种，而到了1942年，他便将其减少为32种。这一简化方式也进一步扩展到煤矿开采和机床生产中，共计440种形形色色的机械压力机和液压机被减少为36种。零部件问题十分突出，把整个生产搞得复杂而低效。例如，容克斯Ju 88轰炸机就用了4,000种不同规格的螺栓和螺丝，而最终取代它的Ju 288轰炸机则仅用了200种。而且在该生产领域——亦在其他可行的领域——自动铆合机替代了人力劳动，该简化过程也意味着，跟之前相比，工人们只需要花更短的时间接受更基础的培训便可上岗。这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就国防工业而言，1944年的生产效率与两年前相比高出了50个百分点。[23]

施佩尔还对坦克生产进行了合理化改革。战争初期，德国军队主要依赖两种中型坦克：一种是马克3型坦克（Mark III）与马克4型坦克（Mark IV）坦克，另一种是捷克设计的T-38坦克。它们在1939—1940年德国入侵波兰和西欧时均表现出良好的作战能力。但1941年时，它们面对苏联生产的T-34坦克便黔驴技穷了，因为T-34坦克不仅灵活迅速，而且配备了更坚实的装甲外壳和更有效的射击装置。这促使德国进行了重大反思，研制出两种新式坦克，分别是重达56吨的虎式坦克和45吨的豹式坦克。这两款坦克的杀伤力皆令人胆寒，T-34坦克远不能望其项背，而且在弹药配备上远胜美国的同类坦克。截至1943年，施佩尔已生产完成数量惊人的坦克零部件，但当它们正要被大规模组装时，同盟国的猛烈轰炸摧毁了生产工厂，所以这两款坦克的产量从未能满足德军的需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到1943年初，苏联的坦克产量达到了德国的4倍。苏联不惜巨大代价将工业转移至乌拉尔山区，这一浩大的迁移工程终于得到回报。[24]或许德国能在某些领域生产出比敌国更精良的武器，但在数量上却无法与它们相匹敌。同其他国家相比，德国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可谓姗姗来迟，事实上，到最后已为时甚晚。[25]

军备生产其他领域的差异即便尚未达到霄壤之别的程度，但也同样令人震惊。1942年，哪怕是更具优势的美国，在步兵武器方面的产量也仅为苏联的一半，其战斗机和坦克的产量亦不及苏联。美国合理化改革的方式与德国如出一辙，亦是由几个大型工厂集中生产种类不多的标准化武器。然而，德国在某些领域的合理化改革却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例如，Me 109战斗机机动性差，与苏联更灵活的同类型战机相比黯然失色。容克斯轰炸机在速度上同样不具竞争力，而且机身太小，根本无法携带足以产生毁灭性效果的炸药量。虽然新型的虎式和豹式坦克性能优越，但设计上的缺陷尚未得到彻底的解决，便被匆忙地投入战争，这在德军中早已司空见惯。它们很容易抛锚，令德军忧虑不安；燃料耗尽而又得不到及时补给亦是时有发生的事情。[26]与此同时，苏联人民则为他们艰巨的生产任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不计其数的农民被强制征召去从事工业生产——30年代时，斯大林全力推进工业化进程，人们因此早已熟知了这种充满暴力的招募方式——农业生产严重受损，全国出现大面积的营养不良，甚至饥荒四起。1942年，苏联开展狂热的经济动员，这种大规模的动员行动不可能持久存在。但美国的租借政策为苏联军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原材料和通信设备，尤其是无线电收发报机和野战电话，同时也给英国提供了重大的设备和物资救援。不久之后，美国就将直接参与欧洲和北非的战争。施佩尔的合理化改革、托特的效率改革、米尔希的组织改革以及克尔对行政管理的改革，最终还是未能力挽狂澜，扭转德国的颓势。[27]

战争进行到一半时，武器、飞机、战舰、弹药以及军备设施的生产在美国如火如荼地进行，数量惊人，令第三帝国难以企及。1942年，美国工厂生产的战机接近4.8万架，第二年近乎8.8万架，而1944年更是超过了11.4万架。当然，这些战机中很大一部分都飞往了太平洋战区去对付日本人，但仍有数量可观的一部分被调往了欧洲战场。此外，苏联和英国的飞机产量也优于德国。1940年，苏联的飞机产量超过了2.1万架，1943年时接近3.7万架；而大英帝国在1940年时生产了1.5万架飞机，1941年时刚过2万架，1942年时超过2.3万架，1943年时大约3.5万架，而1944年时，则达到了4.7万架左右，而且这些飞机中绝大部分都是在英国国内生产的。相比之下，1940年，德国生产了1万架飞机左右，1941年1.1万架，1942年才达到1.5万架。施佩尔和米尔希采取的合理化改革以及集中资源生产飞机的措施自1943年才得见成效。1943年，德国生产了2.6万架飞机，1944年达到4万架。但这仍然少于英国及其自治领生产的飞机总量，更是不及同盟国中三个主要成员国飞机总和的1/5。[28]

其他领域的情况也概莫如是，不容乐观。例如，据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所言，1942至1944年期间，德国每年的坦克产量也只是勉强维持在5,000到6,000辆之间，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生产状况与英国及其自治领的坦克生产情形不相伯仲，它们的坦克年产量也只在6,000到8,000辆左右。然而在此期间，苏联的坦克年产量却达到了惊人的1.9万辆左右，而美国的坦克年产量则从1942年的1.7万辆激增为1944年的2.9万多辆。1943年，同盟国机枪的总产量为111万挺，而德国仅为165,527挺。当然，同盟国军事装备的矛头并非全都指向德国，事实上，英美两国正分别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酣战。尽管如此，美国仍然将成批的武器和军备设施运往了英国和苏联，使苏联如虎添翼，进一步提升了它在坦克和飞机作战上的巨大优势。1942年，正如托特事先所料，一切已成定局。[29]到了1944年，德国即将战败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三

截至1944年，德国对战争的经济投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5%，苏联为60%，而英国仅为55%，由此可见，德国当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30]然而，德国在上半场战争中成功吞并或占领了欧洲很大一部分领土，亦能从中获利。正如我们所见，攻占波兰给德国带来了一系列攫取财富的契机，面对此等诱惑，任何国家都会垂涎三尺。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占领西欧的富庶国家给德国人注入了新的希望，他们相信自1940年起，德国的经济会得到重大改善，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业技术发达，而且农产品丰富。据估计，总体而言，德国1940年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内共有2.9亿左右的人口，这些势力范围的战前GDP总和要高于美国。在被占领的国家中，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均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这给第三帝国增强经济实力提供了更多的良机。德国开始肆无忌惮地压榨沦陷国家的资源，全然不顾这些国家未来的持续发展。胜利初期，德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强取豪夺、大肆劫掠等暴行是家常便饭之事。法国沦陷后，德军将30多万挺步枪，5,000多门大炮，近400万枚炮弹以及2,170辆坦克据为己有，德军在战争后期甚至还在使用这其中的不少武器。德国从法国那里攫取了大量战利品，而上述物资还不足总数的1/3。还有1/3的战利品是成千上万的火车头与数不胜数的轨道车辆。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由于德国的铁路运输系统匮乏资金，全国范围内诸如煤炭等补给品的大规模运输因而严重受阻。而现在，德国凭借从法国、荷兰与比利时铁路系统那里抢来的4,260个火车头和14万节车厢，又能够补给消耗殆尽的库存量了。最后，德国的武装部队还劫掠了不计其数的原材料，用于国内军火生产，其中包括8.1万吨铜，足够使用一年的锡和镍，还有相当数量的汽油和石油。据法国估计，在被占领期间，德国总共掠走了价值77亿帝国马克的物资。[31]

对沦陷国家进行掠夺的不仅仅是德国政府和德国武装部队，正如我们所见，连普通的德国士兵也在这场宰割的狂欢中满载而归。他们在波兰、苏联、西欧以及东欧掠夺的物资不计其数。在寄回德国的家书中，士兵们不是在给国内亲人汇报自己抢劫或用帝国马克购买了多少商品，就是向他们承诺自己将要以此方式获得多少东西。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后来成为一位名满天下的小说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就曾给家人寄回去一盒盒黄油、书写纸、鸡蛋、女鞋、洋葱，凡此种种，不一而足。1940年，在即将回乡休假前，他就洋洋得意地向家里人宣告道：“我给你们准备了半头小乳猪。”国内的妇女们不断地给身在法国、比利时、拉脱维亚和希腊的儿子或丈夫们汇钱，让他们在当地购买生活用品，返乡时一并带回或直接寄回国内。几乎没有士兵是双手空空回到德国的，他们的大袋子和手提箱都装满了礼物，这些礼物有的是买的，而有的则是抢来的。起初，德国士兵允准携带或邮寄回国的包裹数量是有上限的，后来统治当局提高了限额，因此每个月通过军队邮政从法国寄回德国的包裹数量激增为300万件。快到1940年底时，士兵的薪水有所提升，显而易见是为了让他们手头更宽裕，便于他们给亲人购买外国商品。但在被占领的东欧国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德国的军队和民事当局，他们以官方名义征用或扣押了当地不计其数的商品、设备，尤其是食物。[32]

与此同时，第三帝国也开始采取更隐性的经济剥削策略。他们人为操控货币兑换率，如此一来，德国的帝国马克在兑换为法国与比利时的法郎、荷兰的荷兰盾以及西欧其他沦陷国家的货币时，便占尽优势。例如，据估计，帝国马克在法国的购买力高于其正常购买力的60%，这正是因为帝国马克与法郎的兑换率是通过法令人为设定的，而非由市场规律自我调节而来。[33]除了明目张胆的抢劫外，德国还以合法方式从被占领国家那里进口了大量商品，但它并没有相应地增加出口来作为补偿。相反，向德国出口商品的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公司均是从本国的中央银行那里得到货款的，这些货款都用法郎或荷兰盾支付，德国人先赊账，将其记在位于柏林的帝国银行的账上。显然，德国从未偿还过这些债务；因此，截至1944年底，帝国银行债台高筑，欠法国85亿帝国马克，欠荷兰大约60亿帝国马克，欠比利时和卢森堡50亿帝国马克。[34]1940、1941和1942年这三年间，法国每年近乎50%的公共开销都支付给了德国，而1943年时，这个比例甚至达到了60%。[35]据估计，法国当时40%的资源都是德国在享用。[36]纵观全局，西方沦陷国家被德国掠走的物资要超过它们战时商品净产量的30%。[37]德国的强取豪夺严重地影响了被占领国家的经济发展。此外，德国控制了被占领国家的中央银行，解除纸币发行量的限制，肆意印发纸币，导致严峻的通货膨胀，这是被占领国家付出的主要“占领成本”。再加上可资购买的商品都被转移到德国，这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商品匮乏，令本就岌岌可危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38]

凭借帝国马克在汇率上的人为优势，德国公司得以控制了法国、比利时以及西欧其他地区的竞争对手。德国政府在贸易调节和原材料分配上往往给这些公司大开方便之门，公司也因此从中获益。然而，由于德国没有向沦陷国家的中央银行偿还债务，所以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这反而令其愈发捉襟见肘，无力输出更多资本收购沦陷国家的企业。法本公司是德国染料业托拉斯，它就成功地控制了法国大部分化工业，其他德国公司，尤其是政府资助的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也抢先占领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大部分采矿业和钢铁业。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因为有德国政府的资助，所以在兼并外国公司时具有私营企业无法企及的竞争优势。许多被接管的企业均是国有企业或外资企业。此外，德国政府在犹太人经营的公司中推行雅利安化运动，尽管该运动总体而言并未大规模推行，但亦产生了一定影响。另外，许多大型私营企业还是成功避免了被德国接管的命运，其中包括飞利浦、壳牌以及联合利华等荷兰主要跨国公司以及当时名为阿贝德的钢铁集团。当然，德国占领者仍然通过各种手段监视着这些公司的生产活动，但在多数情况下，德国人均不能对其直接发号施令，也不能堂而皇之地搜刮它们的利润。[39]

德国人之所以未能彻底掌控西欧沦陷国家的企业，最根本的原因是当地政府虽然权力颇为受限，但依然屹立不倒，财产法和财产权仍一如既往地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在柏林方面看来，它必须以经济合作的名义与这些国家展开经济活动，哪怕这种合作极不平等，但也不能像对付波兰一样，以暴力手段彻底没收或征用当地企业。德国在沦陷区设立的民事与军事管理机构为德国企业创造了基本条件，并通过雅利安化（德国并未在法国推行该政策，因为法国犹太人的财产是由法国政府控制的）等措施为它们提供了大量的契机。德国企业寄望于在沦陷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分得一杯羹，因此它们能做的便是极力巴结德国在沦陷区的统治当局，以便在与对手的竞争中抢占先机。[40]柏林方面出台的合作政策限制了这些企业的行动自由，而这一举措亦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在与英国的拉锯战中，德国希望赢得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合作橄榄枝，因此该政策算得的上是一条权宜之计；而另一方面，这是德国出于更宏伟愿景的需要：在欧洲建立新秩序——一个规模宏大，囊括所有欧洲国家的经济体——如此一来，它就能将欧洲大陆作为一个防御整体，与美国和大英帝国的庞大经济体系相抗衡。1940年5月24日，来自外交部、四年计划工作组、帝国银行、财政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代表们召开会议，共同讨论如何建立新秩序。新秩序不能被宣传为德国的扩张工具，而应被美饰为促进欧洲合作的提案，这一点不言而喻。德国凭一己之力供养战争的政策显然不奏效，必须攫取并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1940年6月20日，希特勒本人也向托特明示道：“战争如此漫长，要想完全自给自足赢得胜利根本是痴人说梦。”[41]新秩序同样是为了实现自给自足，只不过是建立在全欧洲范围的基础上。[42]

因此，正如四年计划总负责人赫尔曼·戈林在1940年8月17日所言，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将德国与荷兰、比利时、挪威和丹麦等国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同时加强与法国的经济合作。法本公司等大型企业也踊跃参与新秩序的建设，并结合自身情况提出相应的建议，正如该公司1940年8月3日的一则备忘录指出，“通过创建一个自给自足的大型经济体，同时将它与世界上其他经济体整合起来，统筹规划”，自己的工业需求便可得到满足。[43]同样，1940年8月3日，帝国财政部的一位代表解释了德国在推行新秩序时为何需要分外谨慎：

有人认为我们只需要发号施令，直接宣告欧洲经济即将发生的事情即可，换言之，我们仅以德国利益为出发点，片面地对待这些问题。私营企业有时遵循这种价值观，它们视野较窄，注意力囿于本领域，以此出发思考欧洲未来的经济结构问题。然而，这种思维方式实属谬论，因为归根结底，我们不可能在欧洲孤立独存，亦不可能经营一种我们一家独大而其余国家则彻底听命于我的经济。显而易见，我们要避免堕入两种极端的思维方式：一种是我们要吞并一切，将别人搜刮殆尽；而另一种则是我们万不可如此，我们什么也不要。[44]

这种折中路线与经济帝国主义者采纳的发展方针大同小异，他们极富远见，一战前就有建设德国经济利益圈的想法，这个利益圈有时被称为“中欧”（Mitteleuropa）。经济规划者认为，要建成这样一个经济圈，他们必须创建影响力波及整个欧洲的卡特尔（cartels），在全欧洲范围内投资，展开一系列企业收购。整个过程可能需要政府出面废除关税壁垒，人为操控货币金融。但从德国工业的角度看，实现新秩序的构想关键在于私营企业。新秩序旗帜下的欧洲经济整合倚靠的不是国家和政府的调控，而是欧洲市场经济的重组。[45]

地图12　欧洲新秩序，1942年

为了实现该目标，德国需要尽可能地避免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征服西欧国家正是为了使它们在经济上臣服于自己并对其实行经济剥削。然而，与此同时，德国的经济规划者们对建立新秩序的根本意图了然于心，那就是服务德国的经济利益。要想在这一点上做得不露痕迹，德国方面需要费不少心思，有时还需要一些十分高明的手腕。例如，1919年以来，德国一直背负着战争赔款的恶名并对此耿耿于怀，有鉴于此，第三帝国并未向战败国索取经济补偿。1919至1932年期间，德国向法国和比利时支付了战争赔款，以此补偿1914年它入侵这两个国家时造成的破坏。但1940年时无人入侵德国，它又怎能觍着脸去索要赔款呢？所以，德国就以战胜国的身份巧立名目，强行向战败国收取所谓的“占领成本”。德国谎称这些钱用于供养驻扎在占领区的德国军队，以及设置在那里的陆军基地、海军基地、飞机场和防御性炮台。但事实上，德国据此名目盘剥而得的费用远超实际所需的占领成本。例如，德国每天向法国勒索的占领成本达到2,000万左右的帝国马克，按照法国方面的统计，这笔开销足以供养1,800万人的部队。截至1943年底，接近250亿帝国马克以此名义流入了德国国库。占领成本的金额如此庞大，所以德国鼓励法国转让股份，以此为支付手段。法国一些重要企业掌握着罗马尼亚石油业以及南斯拉夫铜矿开采业的命脉，可不久之后，这些企业的控股权便逐渐落入纳粹党麾下的德国企业手中，比如人尽皆知的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以及新成立的“跨国”公司大陆石油。[46]

四

这一切都折射出一个事实——从德国紧锣密鼓地为入侵苏联做准备的那一刻开始，德国便将经济合作提上了议程，成为重要性仅次于经济剥削的任务。施佩尔等人相当认真地思考过这些理念。[47]但在希特勒看来，这些伎俩不过是障眼法罢了。例如，1941年7月16日，他留意到维希政府出版的法文报纸中有一则宣言，该宣言称这场对抗苏联的战争是全欧洲人民的战争，因此所有欧洲国家均能从中获益。他说道：“就我们所采取措施的动机，我们给这个世界的说法，应该取决于战略因素。”[48]把入侵苏联称为欧洲事业便是这样一种战略。但事实上，这一切都是从德国利益出发的，纳粹政权的领导们对此早已心知肚明。正如戈培尔1940年4月5日所宣告的那样：“我们此刻在全欧洲开展的革命与我们之前在国内开展的规模相对较小的革命并无二致。”他继续道：“如果有人问我们，你们是如何看待新欧洲的，我们必须回答说对此一无所知。当然，我们并非真的一无所知，我们对此的确存有自己的看法，但如若将其公之于世，我们势必会立即招致更多的敌人。”[49]1940年10月26日，他更是将这些想法的言外之意毫无避讳地公之于世：“我们想在战争结束后成为欧洲的霸主。”[50]

因此，截至1941年，西欧的沦陷国家遭到了德国无所不用其极的剥削。德国想要赢得战争则必须获得多方面工业生产的鼎力支持，大多数沦陷国家因而加快了相关工业领域的生产步伐。但法国的工业生产很快就呈现出明显的疲软态势，远不能满足德国经济规划者与军事领导人的期许。1941年2月12日，德国与法国最终签订协议，法国工厂同意为德国生产3,000架飞机。在签订协议前，飞机生产就已时常中断；即使签订协议后，因铝材匮乏，加之煤炭能源的获得困难重重，生产进程也严重受阻。截至当年年底，法国和荷兰的工厂总共仅交付了78架飞机，而在此期间，英国却向美国购买了5,000架飞机。第二年情形有所改观，它们向德国空军交付了753架飞机，但这只是英国从美国那里获取飞机数量的1/10。工人士气萎靡，身体不佳，营养不良，在意识形态上或许还极不情愿，所以法国飞机厂中工人的生产效率仅为德国同行的1/4。整个战争期间，西欧沦陷区为德军总共只生产了2,600架出头的飞机。[51]

甚至算上西欧沦陷区的丰富自然资源，战争期间第三帝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囿于燃料严重不足的问题，其中最为棘手的当属石油短缺。德国方面试图找到替代能源，但徒劳无功。1943年，人工合成燃料的产量也仅由4年前的400万吨增长为650万吨。此外，1940年被德国攻占的西欧地区也是进口石油的主要消费者，这些地区本身并不生产石油，由于它们之前的石油供给被突然切断，因此进一步加剧了德国石油短缺的形势。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每年各自供应150万吨左右的石油，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德军占领了法国和其他地区的燃料储藏地，这使得法国的石油供给严重缩水，仅为战前石油供给水平的8%。意大利是德国的盟国，由于它的石油供给来源也被切断，所以也进一步消耗了德国和罗马尼亚的石油。整个战争期间，德国的石油储备量从未超过200万吨。相比之下，大英帝国治下各地和美国在1942年则向英国出口了1,000万吨石油，1944年这一数字更是翻了一番。另外，德国人也未能攫取高加索地区和中东的石油资源。[52]

煤炭仍然是最基本的燃料，广泛应用于发电，为工业生产提供能源，同时也供家庭使用，西欧和中欧都有着数量惊人的煤炭储量。但沦陷国家的工人故意怠工，煤炭产量因此暴跌。有的工人甚至选择罢工，以此抗议少得可怜的食物配给和日益恶化的工作环境。1943至1944年，德国国内使用的煤炭中，大约有30%来自沦陷区域，特别是上西里西亚地区。但事实上，德国可获取的煤炭资源本应更多，尤其是来自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丰富的煤炭矿层。英国的封锁切断了德国从海外进口粮食、肥料和动物饲料的渠道，而德国人在法国、荷兰以及比利时的农场大肆征用这些资源，同时将这些地区的农场工人征为强制性劳动力，将其遣送至德国境内做苦力，这又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后果。农民不得不大规模地屠杀猪、鸡以及其他家禽家畜，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饲料来饲养这些牲畜了。从1938到1940年的两年间，法国的粮食收成急剧下降了50%以上。德国占领者因此实施了食物配给制度。截至1941年，挪威每天的标准食物配额为仅能提供1,600卡路里热量的食物，而在法国和意大利，每天的食物配额更低，为仅能提供1,300卡路里热量的食物。任何人都不可能以如此少的食物维持生命，为求生存，人们开始违反法律，因此，在包括东欧沦陷区在内的地方，黑市迅速发展起来。[53]这一切都表明，西欧各沦陷区的经济并未像德国起初估计的那般，能极大地服务于自己的战争。不仅煤矿区的生产效率大幅度下降，而且由于德国没收了法国、比利时以及荷兰的铁道车辆和火车头，煤炭运输因此也在这些国家严重受阻，这一进步阻碍了工业生产。煤炭供给量下降，炼钢厂因而严重缺乏用于熔炼钢铁的焦炭，所以亦无可避免地开始陷入困境。德国不仅无法充分利用从法国和比利时那里夺来的煤矿，而且它自己的煤矿开采也开始每况愈下。德军把许多表现突出的煤矿工人提拔进武装部队，但并无效果；又试图通过提高薪酬刺激工人深入矿井，但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过长——甚至周日也不能休息——工作条件危险至极，而且最重要的是实物配额少得可怜，煤矿工人根本难以为继。[54]总而言之，一切都事与愿违，德国攻占其他欧洲国家远未给自己的战争经济带来预期的改善。

归根结底，这都显示出政府下令进行粗暴掠夺的首要地位。有的经济学家——奥托·布吕蒂加姆（Otto Brütigam）便是其中之一，他在罗森贝格负责的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中身居要职——认为，如果德国领导人当初能采纳在欧洲建立一种经济合作的新秩序策略，而非执行种族压迫和大规模屠杀等政策，那么德国能从被其征服的欧洲国家中攫取多得多的经济利益，尤其是从东欧地区。[55]一部分商人和资本家或许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总体而言，他们还是将纳粹政权对臣服民族的压迫政策当作既定事实，因此无所不用其极地从他们身上榨取经济利益。正如流亡政治学家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在战争期间所言，这显然是一种指令型经济，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愈发受制于统治阶层的指令与控制。[56]德国的政策是否不止于此呢？纳粹经济是否与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度完全背道而驰呢？毋庸置疑，整个战争期间，纳粹政权愈发得寸进尺地干预经济，远不止简单地调整经济发展方向或迫使其在全球战争的政治语境中运作。人为操控物价和汇率，控制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分配，限定股息，强制实行合理化改革，一次次更改设定生产目标，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一切严重地扭曲了市场。政府急剧地提高军备开销，将用于消费品生产的资源大量转移到武器相关产业和其他重工业，打破了市场平衡。整个工业生产因此愈发服务于受意识形态驱使的政治目的和政权利益。[57]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政府和纳粹党利益集团控制了愈来愈多的经济领域。例如，整个报刊业在战前几乎全部沦入纳粹党的手中，而包括电影制作公司和书籍出版社在内等其他媒体行业也大都由纳粹党组织的分支机构所掌控。在图林根等地区，纳粹党地方领导人可以左右本地区的关键行业。1939年后，政府机构或纳粹党组织还能接管外资企业，只要这些企业的所属国正与德国交战。此外，德国在沦陷国家对犹太人经营的公司实行雅利安化政策，为德国提供了更多的契机。国有企业赫尔曼戈林工厂也通过上述方式，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奥斯瓦尔德·波尔是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部长，该部门在短时间内编织了一张庞大而复杂的业务网，所涉领域数量惊人。波尔1940年成立的控股公司，即所谓的德意志经济经营公司（Deutsche Wirtschaftsbetriebe），通过持有、外租和有效操纵等方式控制了大量的房地产公司、家具制造商、瓷器制造商、水泥生产商、采石业、武器生产商、木制品生产商、纺织工厂以及书籍出版社等等，不一而足。吞并哪些行业往往反映出希姆莱本人的关注焦点，有时甚至是他略显乖戾的个人偏好。例如，希姆莱就减少德国——尤其是党卫队——的酒精消费表现出极大热情，于是经他安排，位于巴特诺因阿尔的阿波黎纳里斯矿泉水公司——战前归英国所有——便从它的德国受托人手中被转租给党卫队控股公司，该矿泉水公司得到回报就是一笔庞大的订单，负责给党卫队提供矿泉水。矿泉水公司的现任经理并未被革职，但党卫队给他任命了一位副手，他必须与其共事，党卫队由此获得了很大的控制权。其他公司则完全归该控股公司所有。凭借此类发展方式，党卫队经济帝国得以迅猛扩张。[58]然而与此同时，这个庞大的经济帝国对自己该扮演何种角色似乎尚未形成一个清晰的定位，它只是在以吞并的方式毫无计划地进行扩张，这一点我们从它控制阿波黎纳里斯矿泉水公司的例子中便可见一斑。党卫队也并未将控制德国经济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因为与种族和国家安全政策相比，经济目标永远只能处于从属地位。[59]事实上，在战争最后两年，党卫队将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实现国家安全和种族压迫的目标，而经济方面的宏志早就退居幕后。[60]

尽管这些经济制度上的变化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但它们依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即德国经济仍是一种由民营企业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调控政策渗入到各行各业而且极具干预性，但这些政策的执行者却是各种不同的机构和组织，而且它们之间往往相互倾轧。[61]行业经理和公司高管设法保留一定程度的活动自由，但战争期间，他们的自治权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的运作越来越受限制，他们对此了然于心；而且，令他们更忧心忡忡的是整个经济模式或许会过渡为彻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制度。这方面令他们尤其忧虑不安是约瑟夫·戈培尔，他是一名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者”；除他之外，赫尔曼戈林工厂和实力日渐庞大的党卫队经济帝国亦是令他们忧虑原因之一。这样的担忧促使不少商人和实业家选择尽可能地与统治当局合作，他们笃信，这样就能避免统治当局变本加厉地蚕食他们的决策权。[62]

因此，经理、执行主管以及公司主席都非常乐意去利用政府提供的各种利诱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诱人的军备生产合同。此外，德国企业还从党卫队的活动中大获其利。例如，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 Bank）向党卫队提供信贷，作为回报，党卫队便授予该银行的高层领导以军衔。德累斯顿银行为党卫队在萨克森豪森的建筑工程提供贷款，同时还给他们在奥斯维辛的2号焚化室工程提供经济支持。[63]胡塔（Huta）是生产气罐车的一个小公司，这些气罐车专门用于屠杀被关押在海乌姆诺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的犹太人；托普夫父子公司是一家工程公司，为奥斯维辛集中营修建了大量的毒气室。诸如此类的公司不胜枚举，它们无一例外地都热衷于在这笔杀人买卖中大发横财。自己的产品将被用来作何，有的公司对此或许一无所知，比如给奥斯维辛集中营提供齐克隆B的公司就属于这种情况，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产品的用途不言而喻。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其他死亡营的犹太人被残杀后，尸体口中的金牙被拔下来，负责处理加工这些黄金的公司对它们的来源再清楚不过。这些金牙在集中营搜集好之后，被送往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德固赛公司（Degussa）的精炼厂，这是德国贵金属加工业的领军企业。这些黄金连同其他黄金材料、珠宝以及类似物一并被融化掉，然后制成金属条，它们都是从欧洲沦陷区的犹太人和其他族群那里夺来的。据估计，1939至1945年间，德固赛公司从对犹太人的掠夺中总共盈利了200万左右的帝国马克；1940至1944年间，该公司95%的黄金均是劫掠而来。[64]德固赛公司通过德国国家银行将这些黄金销售给德意志银行等金融公司，以此获取利润。[65]曾在车间处理加工过这些黄金的工人对大部分黄金的出处都有深刻的了解。战争结束很久之后，德固赛公司的一名工人回忆道，这些金属填充物刚送到工厂来的时候，一看就知道它们原本是在什么地方，“有的在牙冠上，有的在齿桥上，有的牙齿都还在上面……最令人痛心的是口腔里的一切都还在上面，就像是刚从嘴里面活生生摘出来的一般，牙齿都还附着在上面，有的血迹未干，上面还有一块块的牙龈”。[66]

第二节

“命如草芥”

一

施佩尔成功推动了战争经济的发展，大幅度地提高了产量——虽然这最终也于事无补——这一瞩目的成就尤其要归功于他对劳动力的有效利用。1939到1941年，从事武器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增长了159个百分点，而截至施佩尔开始掌权时，武器生产领域就已经没有多少提升空间了。通过增加轮班制工作的数量以及他本人在各生产领域推行的合理化改革等措施，施佩尔推进了劳动力的更高效利用；例如，他将生产一辆马克3号坦克所需要的工时缩减了一半。1941到1944年期间，德国工厂生产的战斗机数量翻了四番。即便在对战斗机产量做数据统计时，我们选择的数据终止日期将产量增长最大化了，但战斗机的增长数量也的确真实可信。而飞机制造厂在1944年取得这一产量突破的同时，投入的劳动力与3年前相比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准确说来，只是从36万增长到了39万。[67]

与此同时，军工业注入了大量新鲜劳动力，几个关键生产领域的劳动力数量因而急剧增加。1942年，从事坦克生产的工人数量增长了近60%。同年，火车车头生产商的员工数量猛增了90%，火车车头的产量因此由1941年的2,000个不到激增为1943年的5,000多个。但最具突破性的增长还是出现在弹药生产领域，截至1943年秋天，该行业总共雇佣了45万名工人，与坦克工厂的16万名工人和武器行业的21万名工人数量形成了鲜明对比。另外，还有一些重大增长并非由施佩尔主导，而是得益于托特在1942年1月10日开始推行的一个项目。[68]1942年3月21日，希特勒设置了一个名为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的新职位，专门负责征募新工人，他将这一重任委派给了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绍克尔与施佩尔等人截然不同，他不如他们处事圆滑，也不像他们那样是受到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绍克尔出生于1894年10月27日，父亲是一名普通的邮局工人。他在弗兰肯（Franconia）长大，生活贫困拮据，年仅15岁便辍学，在一艘货船上当侍应生。一战刚爆发，他所在的轮船就被法国战舰击沉，因此一战期间，他一直被囚禁在战俘集中营里。1919年回到德国后，他在滚珠轴承厂中当车床工人，后来才开始学习工程建设。因此，无论从出生还是从生活方式来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下层平民。与纳粹党的其他领导人不同，他的婚姻生活似乎非常美满，总共养育了至少10个孩子。1923年，他听到了希特勒的公众演讲，希特勒在该演讲中大肆宣扬实现民族团结的必要性，这令绍克尔深深地折服。同年，啤酒馆政变失败后，绍克尔对希特勒的忠诚依旧坚定不移，希特勒因而在1927年时任命他为图林根州大区长官，以此嘉奖他的赤胆忠心。1929年他又被选为图林根州的立法议会议员，而1932年，当纳粹党在国家选举中脱颖而出成为实力最强大的党派时，他更是被任命为图林根州州长。[69]

20世纪30年代，绍克尔不仅带头将图林根州的一家大型武器生产商雅利安化，而且还确保该生产商由自己的控股公司——威廉·古斯特洛夫基金会（Wilhelm Gustloff Foundation）——收入囊中。由此可见，绍克尔虽然出生平民，但并非对商业世界和工业领域一窍不通。他的人生阅历在1942年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战争刚爆发，根植于他身上的平民色彩民粹主义思想便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他请求希特勒允许自己在武装部队服役，但遭到拒绝，于是他偷偷藏匿在一艘U艇中，直到该潜艇起航之后他才被发现。考虑到他的个人威望，U艇舰队司令卡尔·邓尼茨（Karl Dönitz）下令返航，而这起事件对绍克尔的名声并未产生丝毫影响。绍克尔是马丁·博尔曼的亲密盟友，在博尔曼，甚至在希特勒看来，绍克尔的旺盛精力和冷血无情都是解决1942年劳动力问题不可或缺的特质。他之前的表现已充分证明他是一名坚定的纳粹分子。面对“非人的”斯拉夫人，哪怕他们的劳动对德国的战争经济至关重要，绍克尔也不会心慈手软，这一点纳粹党确定无疑。

这个新职位直接听命于希特勒，绍克尔因此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这一点与施佩尔的情形类似。尽管明眼人都能轻易看出绍克尔和施佩尔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而且后来还演变成真枪实弹的权力博弈，但至少在初期，绍克尔通过该职位的确与施佩尔展开了亲密合作，尤其是在征募外籍工人的问题上。包括帝国劳工部、四年计划工作组以及德意志劳工阵线等在内的一些机构之前在劳动力调配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现在均被排挤在外。与此同时，劳动力的有效调遣离不开一定的强制势力，所以由海因里希·希姆莱统辖的帝国保安总局也插手其中，而他本人也由此成为除绍克尔和施佩尔之外对该领域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第三名角逐者。[70]

到绍克尔走马上任，接受这个新出炉的职位时，德国已有大量的外籍工人了，其中波兰人超过了100万。一方面，因为希姆莱和戈林将波兰人视为劣等民族，方方面面都要低人一等，所以他们认为波兰人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农活，这些工作不需要什么技能，而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的德国劳动力被征兵入伍，本土农民长期往城镇迁移，所以德国人在该领域又迫切需要波兰人。[71]1940年5月，在德国劳作的120万名战犯和外国公民中，60%的人都在从事农业生产。这120万人中有70万是波兰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只被安排在农场工作，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被派去修建公路。德国试图征募波兰人到矿井工作，但却阻碍重重，因为波兰工人经验不足，而且他们中许多人营养不良，健康堪忧，根本吃不消煤矿工人必须从事的重体力劳动，此外，他们的生产效率也不尽人意。[72]一方面，波兰劳动力被大规模地征用于农业生产，而另一方面，到了1940年中期，军工业生产又亟需更多的工人。按照一些军备生产检察官的说法，该领域的劳动力缺口达到了惊人的100万。1940年5月至6月，纳粹德国入侵西部国家，俘获了众多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安排他们去生产武器似乎再合适不过。截至1940年7月，他们中的20万名战俘已经被送往德国，一个月后，这一数字猛增为60万，到了10月份，更是激增为120万。[73]

德国方面试图甄选出有技能的工人进而安排他们从事武器生产，但效果却不甚理想。截至1940年12月，一半以上的战俘跟波兰人一样，都被派去做农活。因此，武器生产的劳动力空缺不得不由平民志愿者来填充。他们是从西欧沦陷国家和德国的盟国中征募而来，所以从理论上来讲，他们的薪酬待遇和工作环境应当与德国工人相一致。截至1941年10月，在德国的平民工人中，有30万来自西欧国家，还有27万意大利人、8万斯洛伐克人以及3.5万匈牙利人。意大利工人时常就德国的食物发牢骚，而且他们总是在夜晚吵吵闹闹，寻衅滋事，这很快就让他们在德国不受待见；而更令德国人愤愤不平的是，政府赋予了意大利人一系列特权。此外，外籍工人的工作表现也没有达到德国雇主的期望。正如党卫队保安处所抱怨的那样，大部分外籍工人都敷衍了事，尸位素餐。而其中缘由再明显不过，那就是他们的薪酬高低并非取决于个人业绩，不管勤奋还是怠惰，他们的工资总是低于德国同行。[74]

然而，入侵苏联之后，德国在外国劳动力的调配部署上有了新资源。正如我们所见，德国在巴巴罗萨行动中攻陷了一大片苏联领土，起初，希特勒、戈林以及第三帝国的经济负责人们并未将这些沦陷区的民众视为不可或缺的劳动力资源。在他们看来，既然胜利在望，沦陷区的劳动力便是可有可无的。然而，到1941年10月，战局已经非常明朗，德国不可能在当年取胜。因此，德国实业家开始向统治当局施压，要求统治当局把红军战俘遣送至矿井等工作场所，这些地方因劳动力匮乏而产量下降。1941年10月31日，希特勒下令将苏联战俘用于服务德国的战争经济。用他们替代德国的技术工人，去从事那些对专业技能没有过高要求的劳动，如此一来，德国技术工人就能被重新部署在最需要他们的岗位上。[75]但截至此刻，大量的苏联战俘已经死亡，而余下的战俘身体条件又极差，所以到1942年3月底时，被俘获的335万名红军士兵中仅有5%的人被用作工人。[76]因此，征募平民百姓的任务变得愈发迫在眉睫。

早在绍克尔上任之前，德国在东部沦陷区的民事和军事当局就开展了大规模的平民工人征募运动，他们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一方面通过广告大肆宣传，出台刺激性政策，而另一方面则采取一系列威胁手段和恐怖措施。武装征募委员会在乡村地区四处搜索，逮捕并囚禁那些四肢健全有劳动力的年轻男女；他们本人如果藏匿起来，那么其父母和家人就将备受虐待，直至他们现身投降。1942年11月底，绍克尔宣称，自走马上任以来，他又征募了150万名外籍工人，使外籍工人的总人数达到了近575万。然而，他们中大部分人——尤其是来自西部地区的工人——合同期都仅为6个月，而且其中一部分人因不能胜任工作，合同因此被取消了，如此一来，德国国内的外籍工人实际数量（包括战俘在内）还不足466.5万人。在绍克尔本人看来，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77]但事实上，劳动力数量仍然不够。到了1942年，东部战区的战争已经演变成不折不扣的消耗战，这是希特勒一直竭尽全力所避免的局势。从1941年6月到1944年5月，德国武装部队在东部战线每月平均折损6万兵力。此外，德军因被俘、受伤以及疾病等原因还折损了成千上万的兵力。[78]填补这一兵力缺口绝非易事。1942年，通过降低征兵年龄，德军又征募了近100万新兵；还有20万人是从军工业的工人中招募而来，在此之前，从事军工业生产的工人享有不被征兵入伍的特权。与此同时，提高征兵年龄的上限，将中年人也纳为招募对象，这对增加新兵数量来说也是一项必要措施。军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力数量本就捉襟见肘，而这些政策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两个领域的劳动力短缺问题。[79]

德军在东部战线上阵亡的人数越多，先前受保护的德国军工业工人被强制征兵入伍的数量就越大，这些行业则需要用更多的外籍工人来填补本国员工遗留下的劳动力空缺。德国政府不愿提高外籍工人的薪资报酬，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因为这会在本国民众中激起民愤，由此，统治当局甚至在西部地区也加强了征兵力度。1942年6月6日，希特勒与维希政权总理皮埃尔·赖伐尔达成一致意见，同意释放5万名法国战俘，作为回报，法国要派遣15万名平民工人奔赴德国，这一交换项目的规模随后还将进一步扩大。1942年初，绍克尔要求将全法国1/3的金属加工工人——共计15万名技术工人——调往德国，与此同时，还要求法国派遣25万名来自各行业的工人前往德国。截至1943年12月，在德国工作的法国工人已超过66.6万名，另外还有22.3万比利时工人和27.4万名荷兰工人。绍克尔手下的征兵委员四处游荡，他们愈是在法国工厂中强行抓捕工人，这些工厂就愈是不愿为德国的战争服务生产武器和装备。与之前在波兰的情形大同小异，德国方面施加的压力愈大，人们的抵制性就愈强。[80]

在绍克尔看来，同西方战区相比，东方战区的强制性征募空间要大得多。随着德国在东线的战事愈发吃紧，德国军队、沦陷区的德国统治当局以及党卫队抛弃了所有顾虑，开始肆无忌惮地在当地征募劳动力。1943年10月，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波森发表讲话，宣布道：“1万名俄罗斯妇女在为德国修建防坦克壕时因精疲力竭而倒下，这种事情唯一能引起我注意的就是，这个战壕是为我们德国人修建的。”[81]如果有哪个村庄的年轻人回避劳动力征募，党卫队就会纵火将整个村庄夷为平地，他们还会直接在大街上捕抓符合条件的工人，再或者扣押人质，直到足够数量的劳动力候补人主动站出来；概言之，党卫队使尽浑身解数，不择手段地征募劳动力。与此同时，东部沦陷区的德国军事当局制定了一个计划（“干草行动”［Operation Hay］），决定抓捕多达5万名年龄介于10至14岁的孩子去从事建造工作，为德国空军服务，或者将他们送往德国军工厂充当劳动力。截至1944年秋天，通过这些手段，从苏联沦陷区被抓到德国来充当劳动力的外籍工人激增为280多万名，其中包括60多万名战俘。到此刻为止，第三帝国总共拥有近800万名外籍工人。具体而言，农业领域中外籍工人占46%，采矿业中占33%，金属业中占30%，建筑业中占32%，化工业中占28%，而交通运输业中占26%。在战争最后一年，德国1/4以上的劳动力均是外国公民。[82]

二

自1942年春天以来，外国劳动力大规模输入，极大地改变了德国城镇的面貌。营区和廉价招待所雨后春笋般在德国遍地开花，它们都是用来给这些外籍工人提供住宿的。例如，仅慕尼黑就有120个战俘营和286个供外国平民工人使用的各类营区与招待所，通过这种方式，可供外籍工人使用的床位达到了8万个。有的公司招募了数量惊人的外国员工，比如，接近1944年尾声时，机动车制造商宝马公司在11个特别安置中心为16,600名外籍工人提供了容身之所。[83]戴米勒—奔驰公司（Daimler-Benz）的厂房位于斯图加特附近的下图尔克海姆，从事生产飞机引擎和其他军需品，它在战争期间拥有多达1.5万名工人。截至1943年，除研发部门外，外籍工人在该公司其他部门的工人比例中占到了一半以上，而在1939年时，外籍工人的数量还几乎为零。他们被安置在70个形形色色的场所，在一个破旧音乐厅和一所废弃学校中临时搭建的简陋房屋就包括在其中。[84]克虏伯公司的炼钢厂位于埃森（Essen），截至1942年9月，它一半以上的德国本土工人被征召入伍，但与此同时，自1937年以来，军需品订单大幅增加，让它不得不面对提高至两倍生产量的需求。到1943年初，这些炼钢厂的外籍工人占到了差不多40%。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比例的外籍工人，一方面是因为克虏伯公司向政府相关部门（就是后来绍克尔统辖的部门）反复提出请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该公司在西欧展开了征募技术工人的招聘活动。克虏伯公司的高层领导在法国沦陷区的德国行政管理部门中拉拢关系，以确保后者能在1942年秋天为他们安排近8,000名工人，而且其中许多工人都有娴熟的专业技能。绍克尔统辖的部门甚至开始怀疑克虏伯公司更倾向于雇佣外国技术工人，不愿选用训练较少、经验不足的德国工人。在克虏伯公司的所在地埃森，有的外籍工人租住在当地居民家中，如果他们是战俘或者从东边征募而来，那么就被安置在专门为其建造的营区中，营区往往有重兵把守。专门为苏联工人修建的营区其条件分外艰苦，卫生设施不足，而且连床单枕套以及其他基本设备都没有。大部分平民工人尚不满18岁。同其他国家的工人相比，他们的食物配给要糟糕得多。克虏伯公司汽车制造厂的一名工头也在党卫队中担任中士，因此他不可能同情苏联工人。他曾抱怨道，他应该过更体面的日子，而不是和这群工人打交道，他们每天吃的“简直就是一碗水，上面浮着几丝蔓菁，就像洗碗水一样”。克虏伯公司的另一名经理指出：“这些工人被派到我们这里来建造锅炉，但他们一直食不果腹，根本吃不消这份苦力劳动。”[85]

在外籍工人安置营中，腐败现象甚为猖獗，指挥官和军官们中饱私囊，将补给品转入自己名下，然后在黑市出售，或者将技术工人转租给本地商人，以此换取烈酒或食物。准假许可证的买卖也十分活跃，它们通常都是有文化的犯人伪造的，这些人在安置营的行政管理部门中工作。在其中一个安置营中，一位德语—波兰语口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卖淫网络，此人利用年轻女囚犯提供性服务，同时用食物贿赂德国守卫兵，让他们对此不闻不问，而这些食物亦是从安置营厨房中偷来的。安置营中的德国官员经常和女囚犯发生性关系，这些女囚犯往往是被迫的，而且强奸等暴行也时有发生。截至1943年，为了满足外籍工人的性需求，安置营专门设置了60个妓院，里面安排了600名性工作者，全都来自巴黎、波兰和捷克保护国，而且她们——至少党卫队保安处是这样说的——都出于自愿，并通过给工人提供性服务而挣得了不菲的收入。但她们的工作是否真如党卫队所说的那般报酬颇丰，我们仍对此存疑。例如，奥尔登堡安置营一所妓院里的大概6至8名妇女，仅在1943年就为客人提供了14,161次服务，每周的收入仅为200帝国马克，而生活开销就需110帝国马克。[86]如果德国方面采取这些措施旨在阻止外籍工人与德国公民有任何往来，那么他们的如意算盘就彻底落空了。只要来自西边国家的劳动者不是战俘，那么他们就没有被禁止与德国人往来，必然有很多的性行为存在，所以德国妇女与外籍工人有大量的私生子——事实上，据党卫队保安处估计，他们至少有2万名私生子——因此，“其他种族对日耳曼人血统的污染与日俱增”。[87]

波兰工人在第三帝国的处境尤为恶劣。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受到严重打压，该党的秘密观察员曾于1940年2月汇报：在乡村地区，德国村民用各种方式援助波兰工人。尤其是在东方地区，几十年来，德国人已经习惯将波兰人视为季节性迁移工人，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统治当局对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的这种手足情分感到骇然惊诧，于是开始大肆宣传，详尽地描绘所谓波兰人犯下的罪行，声称波兰人是劣等民族，极力鼓吹他们给德国造成的威胁，并提供所谓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88]1939年3月后，不少捷克工人被征入第三帝国，纳粹政权从对待他们的方式中总结经验，再进一步发挥。[89]经希特勒、希姆莱和戈林多次商议后，纳粹政权于1940年3月8日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以确保德国民众清楚地意识到波兰人是劣等民族。纳粹政权给在德国的波兰工人发放宣传册，警告他们，如果他们怠慢工作或试图罢工，那么就将被关进集中营。他们与德国工人同工却不同酬，他们的薪资更低，而且还要支付各类苛捐杂税，此外，他们既没有额外奖励，也没有生病补助。波兰工人还必须佩戴一个身份徽章，清楚标明自己是一名波兰人，这也是第二年纳粹政权要求犹太人佩戴“犹太之星”的雏形。波兰工人必须被安置在隔离的居住区中，他们既不能出入德国的文化机构，也不能进出酒吧、旅店和餐馆等休闲娱乐场所。此外，他们更不能进入德国天主教徒使用的教堂。为了阻止波兰人与德国妇女产生任何性关系，纳粹政权在波兰征募工人时就确保了男女数量一致；在有的地方不能实现这样精确的男女平衡，那么纳粹政权就为波兰男性设立妓院。波兰工人也被严禁搭乘公共交通，而且还专门针对他们实施了宵禁。希特勒本人有权处死与德国妇女发生性行为的波兰男性。而任何与波兰工人发生性关系的德国妇女都会被点名通报，遭到公开羞辱，羞辱方式不一而足，剃光他们的头发便是其中之一。如果法庭没有下令将他们关进监狱，那么无论如何也会被送往集中营。事实上，纳粹政权在对性行为的处罚上实行双重标准，这样就确保了与波兰妇女发生性关系的德国男性不会受到类似的惩罚。在战争第一阶段，虽然诸如剃光德国妇女的头发等羞辱行为也在民众中引起普遍忧虑和不满，但这些法令还是下达到各地方当局，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得以严格贯彻实施，当然，有时也是因为当地百姓谴责、告发这些性行为。[90]1940年8月24日在哥达（Gotha）发生的一起事件就极具代表性，一名年仅17岁的波兰工人还未受审，就在50名波兰人（他们是被迫出席的）和150名德国人（他们是自愿参加的）面前被公开绞死。他的罪行就是被当场逮住与一名德国妓女发生性行为。自1940年秋天开始，这样的事情愈发普遍。[91]德国绞尽脑汁，穷尽一切措施，将波兰人与德国民众隔离开。因此，难怪许多波兰工人逃离德国，而且在波兰国内，民众抵制德国征募工人的行动也迅速蔓延开来。[92]

同波兰工人相比，苏联战俘在德国受到了更加非人的待遇。[93]在1941年11月7日的一场会议上，戈林制定了如下基本方针：

德国本土的技术工人都应在军工业中发光发热，那才是属于他们的天地。铲土采石这种粗笨工作不是他们该干的，那是俄罗斯人的本职工作……他们不能与我们德国民众有任何联系，与我们之间尤其不能有什么“团结”情怀。俄罗斯人无一例外地都须听从德国工人的指挥……食物供给由四年计划工作组负责。俄罗斯人须自行解决食物问题（比如吃猫、马匹等）。他们的衣服、住宿条件以及基本的生活费都已经比他们在家那边好一点了，他们在那边都只能住洞穴……在对俄罗斯人的监管上，工作期间由武装部队负责，同时德国工人也应扮演好辅警角色，共同管理……在处罚方式上，从削减食物配给到直接枪决，无所不包；但总体而言，这两种处置方式就足矣，程度介于二者之间的方式基本不用。[94]

在对待俄罗斯人时，将德国工人纳入优等民族之列，以此诱使德国工人阶级接受统治当局的意识形态，这是上述管理措施的意图之一，但许多工人对纳粹政权的意识形态仍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一方面，党卫队意图推行种族灭绝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劳动力，而以上管理措施就折射出他们在竭力平衡这两方面自相矛盾的需求。这种折中妥协也体现在另一领域，即德国一方面急不可待地将这些所谓的劣等人征募为工人，但另一方面却仍待之以非人的方式，非但拒绝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而且还对他们实行严厉的监视和残酷的惩罚。1942年2月20日，经数周协商后，海德里希签署了一份法令草案，将苏联战俘和强制性劳动力尽可能地与德国人隔离开，因为他们是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荼毒下成长的，深受这种敌对意识形态的浸淫，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宿敌；此外，他还命令他们佩戴特制徽章，如果他们与德国妇女发生性行为，那么他们将被处以绞刑。[95]

无论当初是否出于自愿，苏联工人受到的都是同样非人的待遇。他们挤在简陋的房屋中，里面布满了虱子，因此还要尊严全无地去驱除虱子；他们只能以面包为食，喝稀薄寡淡的汤水。1942年初，两名年轻的俄罗斯女人向家人诉苦道，“我们在这里生活得简直猪狗不如，命如草芥”——她们因为是自愿来的，所以可以给家人写信。“……这里大门紧锁，与坐牢无异……我们没有活动自由，不能出去……我们早上5点起床，7点开工，下午5点结束。”[96]肺结核以及类似的疾病在这里肆虐蔓延。[97]很快，雇主们便开始抱怨，从东方地区来的工人严重营养不足，每天都有10%以上的人因疾病旷工，而其他人也几乎不适合劳作。有的妇女在劳动期间因饥饿过度而晕厥。她们在那里的非人待遇不胫而走，传到了国内亲朋好友的耳中，因此志愿劳动力的数量急剧下降。罗森贝格统辖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要求改善工人的待遇。此外，1942年3月13日，施佩尔也向希特勒汇报了该情况，希特勒下令解除对俄罗斯平民工人自由的限制，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增加食物配额，同时按工作表现给予额外奖励。而另一方面，任何违抗命令者都有可能被处以死刑。1942年4月9日，这些命令以条文形式出现在一套新的管理条例中，绍克尔立刻将其付诸实践。这套管理条例的措辞冷酷而直接，旨在向纳粹思想家们保证，他们并未以真正的人道主义方式对待俄罗斯人这一劣等种族。绍克尔说道，如果俄罗斯人不服从命令，他们就将被交给盖世太保，然后被“绞死，或枪决”！现在，如果他们的配额被提高了，那是因为规律使然，“即使是一台机器也只能在有燃料、润滑油和护理的前提下才能正常运转”，何况人呢。如果不提高他们的待遇，俄罗斯人势必将成为我们德国人的累赘，甚至威胁到我们自身的健康。[98]

党卫队一直对征募苏联平民工人怀有敌意，而管理条例的强硬措辞则能有效地克制他们的敌对情绪。然而，在德国人的配额逐渐减少时，苏联工人的工资待遇与生活条件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反其道而行只能引发德国民众的不满，激起他们的抵制运动。有人认为，无论如何，苏联工人在东方地区的生活水平本来就更低。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将他们的工资定得过低，因为如此一来，雇主们就会直接解雇德国工人，转而雇佣苏联人。为了避免这些麻烦，雇主若是雇佣来自东方地区的工人，需要缴纳附加税。而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雇主以计件工资的方式支付工人报酬，效率高的工人还能获得额外奖励。30年代时，斯大林在苏联强制推行工业化运动，许多工人在该运动中练就了一身娴熟技能，这些技能是此刻德国工业发展亟需的宝贵资源。意识到这一点后，雇主们愈发积极地采用这一刺激性的报酬方式。尽管改善力度极其有限，但他们征募到的工人数量还是与日俱增。形势虽看似乐观，但绍克尔认为仍有必要提醒纳粹地方官员。因此，1942年9月，他对地方官员说道：“俄罗斯工人如果被鞭子抽得遍体鳞伤，或者食不果腹，饥肠辘辘，或者已经被折磨致死，他们是不能为我们挖煤矿的，在生产钢铁方面也将一无是处。”[99]到了1942年底，外籍工人变得对德国工业和农业都愈发不可或缺。但与此同时，随着沦陷区的男男女女大规模地流入德国各城镇，党卫队、执法机关以及纳粹党各机构变得日渐忧心忡忡，害怕这些外族人会威胁到德国的安全，因此开始想方设法地去控制这种威胁。在与帝国保安总局达成协议后，马丁·博尔曼策划了一场特别监视运动，由可靠的纳粹党员、退役士兵、党卫队和冲锋队成员组成几支小分队，负责监视外籍工人，如果他们违反管理条例——比如搭乘公共交通、进入酒吧或骑自行车——就立即举报他们。[100]

工人不仅面临着恶劣的生活环境，而且自身安全也得不到切实保障，虽然雇主和相关机构违反规定也会受到严厉惩处，但这也于事无补。1942年4月，当绍克尔开始实施引进外国劳动力的计划时，仅有2,000名苏联战俘和平民工人逃离自己的营区或宿舍；3个月后，这个数字便翻了10倍以上。1942年8月，盖世太保悲观地预测，年底之前至少还会逃走3万人。他们声称能抓回3/4的逃跑者，但即便所言非虚，整个局势显然也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9月，盖世太保负责人海因里希·米勒接手应付这一局面，他在全国设置路障、拉起警戒线、在火车站设置关卡，并在市中心布置人手，负责检查行动可疑的路人，核实他们的身份证明文件。外国劳动力大规模涌入德国后，德国警察扩大了控制范围，提高了检查力度，因此极大地影响了德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截至1943年春，汉堡聚居了大量的外籍工人；因此，路易丝·索尔米茨才会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无论走到哪里，你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语言嘈杂地交织在一起，混乱不已。”[101]

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索尔米茨看到一列外籍工人在奥斯特马克街上痛苦地行进，他们中有金发女孩，有年轻人，也有老人。有一部分年轻人肯定来自亚洲，而老人们都不堪重负，走路蹒跚趔趄，他们脸上全无东方人特有的笑容，背着自己少得可怜行李，精疲力竭，看起来奄奄一息的样子。“滚到路边去，你们这群强盗！”[102]

尽管德国人在苏联囚犯和强制性劳动力面前通常都有一股强烈的种族优越感——我们从路易丝·索尔米茨在日记里所使用的“亚洲人”这一指称中便可见一斑——但德国民众还是对他们表现出普遍的怜悯之情。[103]几个月后，弗里德里希·索尔米茨因给了一名饥饿难耐的强制劳动工人一些食物而遭到匿名举报，被盖世太保逮捕。但幸运的是，警察当局只给了他一个警告，他便安然无恙地逃过此劫。[104]

三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统治当局并未在德国女性中征募到足够的劳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德国为何大规模地征召外籍工人为自己的军工业服务。在德国本土征募到充足的女性劳动力，其可能性微乎其微。几十年来，德国女性劳动力的比例其实高于工业经济更为发达的英国。截至1939年，在年龄介于15至60岁的德国女性中，一半以上的人都在工作，而英国同年龄段的女性中却仅有1/4的人在工作。英国方面做出巨大努力，因此到了1944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了41%，但它的女性劳动力比例从未达到能与德国比肩的程度。此外，德国女性劳动力的比例也高于美国，后者仅为26%。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形势，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德国农业区密密麻麻地分布着一个个小型农场，而这些小农场极其依赖女性劳动力，当德国男性被送往前线或被强制安排去从事军工业生产的时候，情况就更是如此。1939年，不少于600万德国妇女在农场上劳作，而英国仅为10万。由于男性被征召入伍或被安排去从事军备生产，女性在德国本土农业劳动力中的比例从1939年的55%增长为1944年的67%。农业生产是战争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为了给专事农业生产的妇女提供援助，统治当局会在收割期一类的农忙时节额外征募临时女性劳动力，比如在1942年夏天，统治当局就临时征募了近95万名女性劳动力。除此之外，成千上万的女性充当家庭助手，在农场或商铺中无偿工作。截至1941年，受雇佣的德国女性达到了1,400万，占德国本土劳动力的42%（战前，德国已经有不计其数的外国女工，而且其数量也在与日俱增）。但女性劳动力的比例究竟还能增长多少？[105]经济负责人认为，即便他们竭尽所能地动员妇女参加军工生产，也不可能以此方式征募到1,400万名女性劳动力。而且，这也只是杯水车薪，远不能满足战争经济对劳动力数量的实际需求。[106]

战争刚爆发，德国便出现了女性劳动力锐减的情况，多达50万名德国女性在1939年5月至1941年5月期间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女性劳动力之所以骤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纺织业、制鞋业以及整个消费品工业都在大规模地裁员，而这些都是女性劳动力聚集的领域。截至1940年6月，这些生产领域有约25万名女工被转移到了军工业。1939年5月至1942年5月期间，在专门制造生产性货物的行业中，女性劳动力的数量从76万激增为150万出头，而与此同时，消费品工业中的女性劳动力数量则从160多万跌到不足130万。因此，德意志劳工阵线开始大力游说政府，要求政府提高女工的条件待遇，以吸引更多的女性劳动力投入到军工业中。1942年5月，他们成功说服政府投入更多资金修建托儿所，让已婚妇女无后顾之忧，并提高女工产前和产后几周的补贴，同时出台新政策，严格限制准妈妈和哺乳期妈妈的工作时间。但这些鼓励性措施并未达到它预期的效果，其吸引力被另一项政策彻底掩盖。政府规定，只要丈夫在战争中服役，而且表现积极，那么他们的妻子就能获得丰厚的政府补贴，而且即便他们战死疆场，其遗孀亦能获得政府补贴。在服役之前，丈夫们大都从事普通民众的工作，而现在，补贴额度有时甚至能达到他们之前工作报酬的85%。此外，希特勒本人也极力反对让德国女性从事军工业生产，因为他认为在军工厂工作可能会严重妨碍女性生育小孩的计划，甚至会打击她们生小孩的积极性。1943年11月，有人提议征募年龄介于45岁至50岁的妇女服劳役，希特勒本人直接予以否决，宣称这将使她们无暇照顾丈夫和家庭。而就在前一年，他也动用自己的影响力，竭力确保自愿受雇于战争相关行业的妇女只被分配一些相对轻松的文职工作。在任何一个交战国中，动员并组织有小孩的妇女参加工作都是不能被接受的，但无论如何，截至1944年，德国超过350万名的家庭妇女都在做兼职工作，这一数量是英国的四倍。或许，希特勒之所以尽其所能地保护妇女权益，根本原因是他害怕祸起萧墙，“在背后被捅一刀”，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德国1918年战败的根由所在。这一前车之鉴，他一直难以释怀。当时，大后方的妇女们块垒难平，她们被迫在工厂从事危险至极的工作，每日精疲力竭，而且报酬少得可怜，她们对此深恶痛绝，有的妇女因而加入了罢工运动，希特勒认为这严重打击了大后方的士气。此外，她们当时也没有充分的福利保障，无可奈何之下参与到抢夺食物的暴乱中，并且在民众中传播反战情绪，波及范围越来越广。希特勒不愿重蹈覆辙，决不允许这样的内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上演。[107]

1939年9月1日，为确保万无一失，希特勒号召妇女们加入德国“抗战社区”，为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但她们究竟需要做出怎样的贡献呢？[108]整个战争期间，统治当局都在强调母亲这一角色在日耳曼“民族社区”中的独特意义。各个纳粹妇女组织举行宣扬母性光辉的巡回展览，开设课程指导妇女抚养小孩，并大张旗鼓地庆祝母亲节，而这些活动在战前就已经在组织。[109]此外，颂扬德国母亲的文学作品还在继续出版，专供妇女阅读的新文集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文集主要讲述日耳曼民族史上女性英雄的生平事迹。然而，她们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指的并不是她们自己在战场上立下了实实在在的赫赫战功，而是她们有一颗深明大义的崇高之心，是顾全大局的贤内助，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送上战场，或者兵临城下时，她们能英勇无畏地保护自己的儿女。她们在战争中的大无畏精神主要是通过她们处理悲恸情绪的方式表现的，当得知至亲战死疆场时，她们不向绝望低头。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统治当局大力鼓吹妇女们应扮演好家庭主妇的角色，做一名称职的消费者，在艰难的经济形势下亦能保证自己的家庭衣可蔽体，食能果腹，这被标榜为她们对战争的一种贡献。如果统治当局试图说服妇女投身于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必须被阐释为能凸显纳粹意识形态下女性光辉的工作。例如，她们若是担任空袭预警员，那么她们其实是在捍卫日耳曼大家庭；她们若是在军工厂生产军需品，那么她们其实是在为战场上浴血厮杀的德国士兵们提供借以生还的武器。无私奉献是她们的命运。曾有一位妇女在工厂工作，而她的儿子在前线奋战，据报道，该妇女曾说道：“以前，我在家给他做饭，而现在，我把手榴弹涂得锃亮，我相信这是给他的手榴弹。”[110]

美国曾大力宣传“铆工罗西”（Rosie the Riveter）的形象。在该形象中，一名女工挽起袖子，热情洋溢地投身于军工生产中，进入属于男性的工业世界，做着长期以来被视为只适合男人做的工作。德国并没有制造这样一个夸张的文化符号。[111]尽管统治当局制定了一整套福利措施以保障在职母亲的权益，但与其他国家一样，这也依然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即大多数做着有偿工作的全职女性依然是年轻人和未婚族。一方面，德国少女联盟和德意志劳工阵线等组织不遗余力地招募女性投入到各种各样与战争相关的工作中，而另一方面，对纳粹党深信不疑的年轻女性对纳粹事业怀着一片热忱，自愿参加劳动服务，其积极性之高，程度不容小觑。女性在本土普通劳动力中的比例确实有所提高，有人估计，该比例从1939年的37%增长到了1944年的51%，而且截至1944年，有350万名女性在兼职做轮班制工作，有的甚至是时间长达8小时的三班倒兼职工作。但毋庸置疑，德国的普通劳动力本身就一直在缩水，越来越多的德国男性奔赴前线，因此，从事有偿工作的德国女性虽然在比例增长上比较显著，但实际数量却只是从1939年5月的1,462.6万名增长为1944年9月的1,489.7万名。[112]而且在雇主看来，依靠外籍工人要简便省事得多。雇主会从苏联沦陷区或法国那里获得工人，这些工人技能娴熟，或至少说来他们曾受过基本的技能培训，而且无论如何他们更能吃苦耐劳（至少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此外，雇主只需支付给他们很低的报酬，无须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福利待遇或给予他们名目繁多的特权，而这些都是德国女性工人所有依法享有的权利。[113]

当然，雇主们并不拒绝这类廉价的女性工人。事实上，截至1944年5月，在德国境内的波兰和苏联平民工人中，58%的人都是女性。她们中许多人被聘为家庭佣人，帮助德国的家庭妇女，而在和平时期，家庭佣人的角色通常都是由德国的年轻女孩担任，现在，这些年轻女孩被送去参加为期一年的义务性劳动了。1942年9月10日，绍克尔颁布法令，要求从东方输入女性工人，安排她们在德国家庭中充当佣人。在此之前，许多民事管理的行政人员和武装部队的军官就已经将沦陷区的女性带回德国，安排在自己家中当用人使唤，而绍克尔的这个法令实际上将这一现象正式合法化了。当有人向希特勒请示该问题时，他对潜在的种族反对意见置若罔闻。他宣告道，无论如何，乌克兰的许多妇女本身就是德国后裔，如果她们有金色的头发和一双蓝色的眼睛，那么在第三帝国服务了一段适当的时间后，她们就能被有效地日耳曼化。同时，绍克尔的法令要求这些女性在外貌上应尽可能地与德国女性相似，而且年龄须得介于15岁至35岁之间。中产阶级迫不及待地想要抓住这一良机，家里面有一个来自东方的女佣成为一种新的身份象征。与德国佣人不同，他们有权命令这些东方佣人做任何肮脏繁重的工作。同时，她们更廉价，能毫无假期地长时间工作，此外，她们还能被置于绝对的从属地位。

正如党卫队保安处所汇报的那样：“不少家庭主妇都经常抱怨，与俄罗斯女佣相比，德国女佣总是鲁莽放肆，偷懒耍滑，而且放荡不羁，她们总是自行其是。”[114]家中有一名俄罗斯佣人让中产阶级家庭得以重温往昔的美好时光，那时，佣人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地位，能安分守己，听从使唤。[115]

工业生产领域的雇主们也发出了类似的抱怨。与德国女工不同，来自东方的女工能上夜班，也能被安排去做繁重的体力活。她们可以不休假，雇主们把她们当唯命是从的奴仆对待。卡尔蔡司（Carl Zeiss）光学仪器工厂位于耶拿（Jena），1943年6月，该工厂的管理层曾宣告道：“我们需要更多来自东方的女工！”[116]考虑到外国女工的惊人数量，德国男子与外国女工发生普遍的性关系是无可避免的事情。而希姆莱和党卫队更关心的却是由此产生的小孩。有的波兰女工和其他国家的女工试图故意怀孕，因为她们认为这样能促使德国把她们遣送回国。[117]但自1942年年底，怀孕的外籍女工也不能被遣送回她们的出生地，反而会被送去检查，看她们腹中的胎儿是否有望成为“主宰种族”成员。如果检核合格，小孩出生断奶之后就将从她们母亲身边被带走——如果母亲来自东方沦陷区，那么这一蛮横行为就无须征求她们的同意——然后被寄养在专门设置的护理院中，进而被当作德国人抚养长大。其他未入选的孩子则被留在专门为外国小孩设立的护理院中。这些婴儿通常都营养不足，整体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和护理。例如，在黑尔姆施泰特（Helmstedt）附近的一所护理院中，96%的波兰和俄罗斯小孩在1944年5—12月期间相继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而位于费尔德（Voerde）的一所护理院有120名小孩，其中48名都在这一年死于白喉病。位于沃尔夫斯堡（Wolfsburg）的大众汽车厂也设立了护理院，安置在那里的俄罗斯和波兰女工的婴儿死亡率也同样高得吓人。1943年8月11日，一位党卫队将领向希姆莱汇报道，他曾前去探访过一所护理院，里面的小孩显然被“任由其慢慢饿死”。[118]诸般政策必定会大为打击许多外籍工人的士气和工作热情。然而，尽管在1939—1941年期间军工业中工人的人均产量跌了近25%，但1942年时产量又开始恢复，而且到了1944年，工人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这一转机最主要得益于施佩尔及其支持者发起的合理化改革方案，以及他们在贯彻实施该方案时所倾注的巨大决心。德国的战争经济因而在1944年达到顶峰。

四

在对军火经济的管理上，施佩尔不仅与党卫队展开密切合作，而且还与德国工业联手，这是他管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一张共同的利益网很快就在他们之间编织起来。德国境内的工业公司都在寻求廉价而驯服的劳动力，他们将眼光越过了可资利用的外籍工人，开始将其投向关押在集中营的囚犯。例如，截至1944年10月，化工业巨头法本公司雇佣了83,300名外籍工人——这占据了其工人总量的46%——他们当中不仅有9,600名战俘，还有10,900名囚犯，这些囚犯是集中营体系为其提供的。战争期间，法本公司建立了数个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其中一个大型工厂位于莫洛维茨，专门生产丁纳橡胶（一种人工合成橡胶），该工厂距离奥斯维辛镇仅3英里。在地理位置上它虽然较为偏僻，为免遭爆炸袭击而深入东方，但它享有非常便利的铁路运输系统，而且临近水、石灰和煤炭等原料供给地。1941年2月6日，刚获批建设该厂后，法本公司的主管卡尔·克劳赫（Carl Krauch）——他也在赫尔曼·戈林四年计划组织中担任研发中心的负责人——立即请求戈林，希望戈林能让希姆莱下令，从该地区重新安置的德意志人和附近集中营的囚犯（此刻关押的是波兰政治犯与军事犯）中挑选劳动力，以加快工厂的修建进程。法本公司同意，每有一名囚犯完成一次9至11小时的换班制工作，它就向党卫队支付3—4帝国马克的报酬，而与此同时，该集中营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答应为法本公司提供囚犯，并负责相关培训工作，解决囚犯的饮食问题，同时也包揽了看守他们的职责，另外还答应修建一座桥和一条铁路支线，以有效地连接集中营和工厂。截至1942年春，该厂房建筑工地上的施工人员达到了11,200名，其中2,000名来自集中营。奥托·安布罗斯（Otto Ambros）是法本公司丁纳橡胶项目的负责人，他曾宣称，法本公司将“为大日耳曼主义奠定坚实的工业基础，为其在东方的快速发展和良性成长铺平道路”。“我们同党卫队的新友谊，”他私底下跟他在公司的顶头上司弗里茨·特尔梅尔（Fritz ter Meer）说道，“被证明是百利而无一害的。”[119]

然而，直到1943年末，厂房竣工的日子仍遥遥无期。调往莫洛维茨的工人已经多达2.9万名，他们当中一半左右是外国人，1/4是德意志人，而剩下的则是来自集中营的囚犯。党卫队的看守人员肆意虐待这些囚犯，囚犯们不仅在食物配给上少得可怜，而且他们在建筑工地上的住所极为简陋，缺乏最基本的医疗设备和卫生条件，此外，他们还不得不两三个人挤一张床。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导致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疾病缠身，或者变得体力不济，根本不能再满足建筑工地长时间地做重型体力劳动的要求。还有就是，截至此刻，集中营里关押的大部分囚犯都是犹太人。很可能是受法尔本公司在场管理人员的邀请，党卫队的一名军官专程从集中营赶到建筑工地，视察参与建筑工程的3,500名囚犯。那些被判定不能胜任此地工作的囚犯，就被他遣送回奥斯维辛集中营，关进毒气室毒死。自此以后，这样的“筛选工作”就极为频繁发生，从1943至1944年，总计3.5万名囚犯被转移到莫洛维茨集中营。就我们已知的数据来看，他们之中死于疾病或劳累过度，或被关进毒气室毒死的人有2.3万名；而遇难者的总数可能高达3万人。焚化室的烟囱发出一股股的恶臭，连公司经理的住所也淹没在这股刺鼻的气味中。而且更严重的是，自1942年9月以来，不计其数的尸体有时被堆在铁架子上，集中营的工作人员就在露天直接焚烧这些堆砌成山的尸体，那股熏天的腐臭味令人作呕不已。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正在比克瑙集中营上演，法本公司的监督员和管理层对此了然于心，而且他们也深谙那些被党卫队鉴定为不适合在莫洛维茨建筑工地上工作的人将面临怎样的悲惨命运。事实上，法本公司的不少管理人员甚至将毒气室视为行之有效的威胁手段，借以威慑在他们看来懈怠工作的工人。与此同时，通过与法本公司这一化工巨头的合作，党卫队从中牟取了高额的利益，前者支付给党卫队的劳动力报酬总共高达2,000万左右的帝国马克。[120]

地图13　集中营及其附属营区，1939年—1945年

1942年初，集中营在性质、规模以及管理方式上都发生了根本转变，才有了统治当局将关押在集中营的囚犯用作工人的结果。特奥多尔·艾克自第三帝国成立后不久就一直负责集中营的管理工作，战争刚爆发，他就被调去承担军事职责。1943年2月16日，他在俄罗斯执行任务时遇难。里夏德·格吕克斯成为他的继任者，在接过指挥棒后，集中营体系的总人口从战争前夕的2.1万名暴增为1942年的11万名。显然，这一统计数据尚未包含赖因哈德行动的各个集中营，因为关押在这些集中营内的囚犯并未登记注册，他们中除极少一部分人曾被安置在别动队中工作了一段时间外，其他人都直接被关进毒气室毒死。新关押进来的囚犯有很大一部分是波兰工人；而自1940年以来，来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法国、比利时、挪威、荷兰和塞尔维亚等国的一些人因抗议德国在占领区的统治也被投进了集中营，他们中有的是知名的抗议人士，有的仅是犯罪嫌疑人。工人、专家以及神职人员更是他们的重点打击对象。随着对苏联的入侵，他们实施了更大规模的抓捕行动。1941年10月，盖世太保制定的一张详细的逮捕清单，统计了他们在第三帝国全境内实施的逮捕行动。据该表显示，在10月份，盖世太保总共抓获了544名信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分子，1,518名“反对分子”，531名“违反禁令与波兰人或战俘有密切交往的人”，以及至少7,729名“停工人员”。还有一部分数量相对较少的人员因宗教信仰或自身犹太人的身份而锒铛入狱；前者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观与纳粹意识形态相左，而后者则更具戏剧性，1938年11月针对犹太人的迫害运动中，这群犹太人从集中营里被释放出来，条件是他们必须移民国外，但他们未能成功移民，因而再次身陷囹圄。[121]

战争爆发后的头两年半内，集中营体系迅速扩张，新的集中营一个个拔地而起，其中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格罗斯—罗森集中营以及施图特霍夫集中营。尽管希姆莱坚持声称其中一些新建的集中营的确只是纯粹的劳改营，但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集中营、劳改营和犹太人居住区之间的区别变得愈发模糊。尤其正值德国战争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迅猛增长之际，他们更愈发昭彰地将囿于上述区域内的人口用作工人，令其在战争相关行业服务。随着德军在莫斯科的溃败以及阿尔贝特·施佩尔出任装备部部长，德国的战争经济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促使集中营劳动力问题发生了重大变化。1942年3月16日，希姆莱将集中营督察委员会并入奥斯瓦尔德·波尔负责的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借此渠道，各个公司就能请求获得劳动力，而党卫队也把越来越多的波兰人和来自东方沦陷区的工人投入集中营，如此一来，他们就能满足这些公司对劳动力的需求。1942年4月30日，波尔给希姆莱写信，他在信中总结了集中营正经历着的职能变化：

集中营所有劳动力的灵活调动变得越来越重要，起初是为军事任务而调动（用以提高军需品产量），后来是为和平时期建设项目而调动。要彻底地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采取相应行动，逐渐改变集中营的性质，将其从片面单一的旧式政治形式转变为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组织。[122]

希姆莱虽然一直强调集中营应致力于政治再教育，“否则社会舆论或许就会怀疑这些人被捕的原因，以及已然锒铛入狱者一直被关押不放的意图，他们会认为这样做纯粹是为了获得工人”。[123]但他还是对这一根本性的变革大加首肯。

他们提供劳动力的方式与莫洛维茨集中营提供劳动力的方式如出一辙。党卫队以工资的形式获得丰厚的报酬，作为回报，他们负责监督并看守劳动别动队，确保这些人卖力工作，并为他们提供衣服、食物、住宿和医疗护理。希姆莱下令，必须甄选出集中营里的技术工人，与此同时，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应给予其他工人一些适当培训。他们中绝大部分人都被分配到建筑项目中，去从事那些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些工作往往没有过高的技能要求。而对确有一技之长的工人，希姆莱要求必须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1933年以来，众多的集中营囚犯每天都被押着前往工地工作。但集中营体系的规模由此开始迅猛增长，有些工地距离主营太远，走到工地要一天以上，在附近设立附属营区就成了当务之急。截至1943年8月，关押在集中营的囚犯达到了22.4万名。其中，由奥斯维辛集中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等三个集中营构成的集中营群是所有集中营中规模最大的，它们扣押的囚犯数量分别为7.4万名、2.6万名和1.7万名。截至1944年4月，囚犯们被安置在20个集中营和165个附属营区里。到了1944年8月，囚犯数量大幅度攀升，接近52.5万名。与此同时，沦陷区中越来越多的强制性劳动力被转移到第三帝国境内，因此，到1945年1月份时，囚犯数量已经快接近71.5万人，其中包括22.2万名妇女。[124]

截至该阶段，附属营区比比皆是。虽然许多附属营区规模甚小，但数量惊人，第三帝国几乎每个城镇都有集中营囚犯在城镇内外劳作。例如，诺因加默（Neuengamme）集中营就有83个以上附属营区，其中一个位于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的奥尔德尼岛（Alderney）；而奥斯维辛集中营则有45个附属营区。有些附属营区规模很小，例如，卡托维兹（Kattowitz）集中营仅有10名来自奥斯维辛的囚犯，整个1944年他们10个人都在为盖世太保修建防空洞和兵营。其他附属营区则隶属于主要的工业集团，例如莱茵金属—博尔西希公司（Rheinmetall-Borsig）在劳拉胡伊特（Laurahütte）经营的一家生产防空武器的工厂便是其中之一，1944年年底时大约有900名囚犯被安排在那里劳作，与他们一同劳作的还有850名强制劳动力和650名德国人。许多囚犯是特意甄选的，他们具有专业知识和生产技能，因此待遇相对较好；其他人则在厨房劳动，或做一些文职工作，或干一些完全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活，负责商品和设备的装卸。该集中营的负责人名为瓦尔特·夸克纳克（Walter Quakernack），他本是一名卫兵，素以残暴冷血闻名，是专门从奥斯维辛主营区临时调遣过来的。此人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1946年被英国人处死。[125]但当党卫队失去了分配与使用集中营囚犯的权力时，这一情况很快便发生了转变；1944年10月，装备部最终接过了对集中营囚犯的管理权。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党卫队已大权旁落，形同虚设，事实上，它的职责已沦为保障囚犯雇主们的“安全”。[126]

德国众多的武器生产公司都在利用集中营劳动力。军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如此之大，因此，甚至连犹太囚犯也被命令去从事生产工作，只要他们有合适的专业知识和生产技能，而这严重违背了党卫队和集中营管理当局所奉行的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原则。[127]生产商根本无视囚犯的福祉，党卫队对待他们的方式与之前在集中营也并无二致。因此，营养不良、劳动过度、身体压力，尤其是看守人员的持续施暴，都对他们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大众汽车公司在位于沃尔夫斯堡的工厂中有7,000名来自集中营的囚犯，他们自1944年4月以来就被安排在那里劳动，主要从事建筑工作。他们在那里苦不堪言，生活环境甚是恶劣，公司管理层对此置若罔闻，而党卫队也并未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工人，一如既往地着力打压囚犯的个性及团结精神。[128]位于汉堡的布洛姆—福斯造船厂（Blohm and Voss）征用了不少囚犯，党卫队在那里也设立了一个附属营区。同样，造船厂追逐经济利益与党卫队狂热的打压之间也存在矛盾。[129]自1943年1月开始，来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180名囚犯被安置在戴米勒—奔驰汽车公司位于根沙根（Genshagen）的工厂中工作，同时还有来自达豪集中营和其他一些集中营的上万名集中营囚犯被派往该汽车公司下属的众多工厂劳动。调遣集中营劳动力的工作在一步步开展，促使统治当局在全国各地设置附属营区，这自然也从侧面反映出军备生产愈发分散，生产基地分布在众多不同的地方，有的是地下的，其他的则设置在乡村地区，如此安排只为尽可能避免同盟国的注意，以防招致空袭。企业亟需劳动力来建造新设施，而党卫队更是迫不及待地为之提供劳动力。[130]

关押强制性劳动力的集中营条件极其恶劣，死亡时有发生。无论在哪个营区，凡是因身体虚弱或疾病缠身而无法劳作的囚犯都会被枪杀，有时还会被关进毒气室毒死。与其他集中营不同，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直到最后都扮演着劳改营和集中营的双重角色；相对而言，大规模的毒气设施在其他集中营使用上都比较有限，例如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毛特豪森集中营。但是，集中营的党卫队医生一般都得到指示，通过注射致命剂量的苯酚杀死那些因身体孱弱或病入膏肓而无法工作的囚犯。这时医生们会声称这些人死于斑疹伤寒或其他类似疾病。[131]有人曾记录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副指挥官汉斯·奥梅尔（Hans Aumeier）于1942年12月16日对一名负责扎莫希奇地区驱逐工作的党卫队军官说过下面这段话。他说道：

只有身体健全的波兰人才能被送到集中营，以尽可能避免对集中营和运输系统产生无用的负担。精神有缺陷的人、白痴、残疾和病秧子都必须被尽快清除，以减轻集中营的负担。但是帝国保安总局明确指示，波兰人与犹太人不同，他们必须以自然方式死亡，这使得应采取何种恰当处理手段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棘手。[132]

由此可见，奥梅尔真正的言外之意是，只有当波兰人被杀害后，他们才需要篡改死亡记录，将死因伪造为自然死亡。事实上，死亡率高得吓人。仅1942年下半年，平均每9.5万名囚犯中就有5.7万多名囚犯遇难，死亡率达到了60%。有的集中营，比如最臭名昭著的毛特豪森集中营，专门接收“不善交际”和已是戴罪之身的德国人，他们被送到那里“劳动至死”，这类集中营的死亡率甚至还要更高。1943年1月，里夏德·格吕克斯命令集中营指挥官“竭尽所能地降低死亡率”，以“保留囚犯劳动力，继续压榨他们的工作能力”。自此之后，死亡率的确有所下降。然而，1943年1月至8月期间，又有6万名囚犯死于疾病、营养不良以及党卫队非人的虐待或谋杀。[133]一方面，党卫队仍然把集中营视为惩处手段和实行种族与政治压迫的工具，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无法改变；而另一方面，工厂雇主却把集中营当作廉价劳动力的不竭源泉。因此，党卫队和工厂雇主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从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134]

企业雇佣强制性劳动力和囚犯可以牟取多少利益呢？显而易见，这些劳动力十分廉价。例如，雇佣一名苏联战俘的成本还不足德国工人的一半。截至1943年，德国企业最有可能榨取经济利益的途径便是使用外籍工人。但事实上，外籍工人的生产效率很低，战俘的生产效率尤为如此。比如，在1943至1944年期间，矿井内战俘的生产效率仅为佛兰德斯工人的1/2。[135]德国方面在建筑工程上也愈发普遍地使用外国劳动力，但在战争结束前，这些工程并未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位于奥斯维辛—莫洛维茨的一个巨型化工厂便是其中典型。虽然其中一处厂房从1943年10月起便开始生产甲醇——一种用于航空燃油和炸药的化学品——但该化工厂却从未彻底竣工，也未能成功生产任何丁纳橡胶。截至1944年年底，该工厂的甲醇产出只占了全德国甲醇产量的15%。但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个位于莫洛维茨的工厂的确成了名副其实的人工橡胶生产巨头，但那时战争早已结束，落入了苏联手中。[136]另一个类似的例子便是化工巨头德固赛公司。该公司雇佣集中营囚犯为劳动力在各处修建工厂，截至1944年年底，它光在格莱维茨（Gleiwitz，今格利维采［Gliwice］）就花费了2,100万帝国马克修建工厂。但该工厂所生产产品的销售净利润还不到700万，而且，后来苏联军队为将其据为己用，拆卸了囚犯们修建的这些生产设施，再之后这些残余设施被波兰政府收归国有。德国企业迫不及待地利用集中营管理体系，视之为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来源，在战争最后两年尤其如此，这反映出他们不单是为了牟取眼下利益，更在做长远打算。截至1943年，大部分企业领导人都意识到德国必将战败。他们开始将眼光投向未来，考虑各自企业在战后的正确定位。对他们而言，最保险的投资方式便是购买不动产和工厂，为了实现该目标，他们必须扩大自己的工厂以便兼并更多的土地，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大的军需品订单。这反过来也要求他们拥有更大数量的工人，因此，企业领导人根本不太介意这些工人究竟出自何处。企业一旦得到这些工人即权柄在握，自行决断如何最大限度地压榨他们，全然不顾中央规划机构的相关指示。虽然是党卫队和纳粹政府在负责提供强制性劳动力，并安排他们在恶劣程度甚于谋杀的环境下工作，但对于迅速扩大强制性劳动力的规模并压榨他们，这些索要劳动力的企业应负有更大的责任。[137]总体而言，整个战争期间，德国工业一共征募了大约843.5万名外籍工人，而截至1945年中期，他们中仍然在世的仅为794.5万人。战俘的处境更为不堪。战争期间，被充作强制性劳动力的战俘有458.5万人，而到战争结束时，其中仅有342.5万人得以幸存。[138]这些生还者直到半个世纪后才获得了要求索赔的权利。

施佩尔一直未能独揽德国经济大权。尽管他在经济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与其他利益团体的紧密合作。这些利益团体不仅包括戈林及其执掌的四年计划工作组，还涉及武装部队及其采购官员，比如米尔希和托马斯，还牵扯到绍克尔以及他统辖的劳动力调遣部门，还有帝国财政部和党卫队。后来在回忆录中，施佩尔以自己走马上任为分水岭，将他执掌德国经济的年代与之前截然分开，并将之前的管理说成是混乱不堪；但事实上，他本人的这一区分有点言过其实。[139]一方面，弗里茨·托特在去世之前就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集权化管理；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发现，在施佩尔上任之前，德国的战争经济就已经形成了“多头政治”般的管理体制，而且该制度一直沿用到战争结束。[140]施佩尔力图控制它，颇费心思，但收效甚微。同等重要的还有纳粹政权丰富的战利品，这为施佩尔的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明火执仗的劫掠和强制性征收等方式，德军从沦陷国家那里攫取了大量的食物、原材料、武器、军备和工业产品。同时，纳粹政权以非法手段没收了欧洲犹太人的财产，并与受控于己的国家建立了名目繁多的不平等税目、关税和交换关系。德国普通士兵以有利的汇率持续不断地购买五花八门的商品，再加对上外国劳动力的派遣部署，这一切都为德国的战争经济做出了不不可估量的贡献。或许，整个第三帝国多达1/4的财政收入都是以各种手段抢夺来的。[141]

然而，即使有这么多收入，还是不足以支撑德国的战争经济与美国、苏联和大英帝国庞大的总经济实力相匹敌。不管规模大小，合理化改革、效率刺激措施和劳动力调遣都无法长期运行。其实，德国在战争头两年取得的军事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德军的出其不意，迅雷不及掩耳的出击速度，加上波诡云谲的军事策略，使全无准备的敌人毫无招架之力。德军一旦失去了这一优势，也就与胜利无缘了。到了1941年年底，这场战争已经演变为一场不折不扣的消耗战，与一战的情形如出一辙。敌国的工业产量令德国难以望其项背，最终，纵然施佩尔倾尽全力，也无法力挽狂澜，挽救德军的颓势。其实，在施佩尔于1942年走马上任之前，不少经济管理者就已经对德国无可避免的战败命运洞若观火。

整个战争期间，同盟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都比轴心国——包括日本在内多得多，前者在任何时刻都是后者的两倍以上，到了1944年，前者甚至达到了后者的3倍多。[142]到1944年初，甚至连施佩尔本人也开始意识到德国战胜的概率微乎其微。德国战败已成必然，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强弩之末，不过是稍稍推迟了德军悲剧命运最终到来的时刻。他的努力并非致力于消除武器供给的危机，而是掩盖这一危机。大规模地征募外国劳动力，不遗余力地进行合理化改革，垂死挣扎般地协调军需品生产，本质上这一切都不明智，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德国要想在工业产量上超过对手无异于天方夜谭。[143]1944年1月18日，阿尔贝特·施佩尔积劳成疾，被送进了医院。长期以来，他呕心沥血，力图将这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变为现实，终使自己心力交瘁。将近4个月之后，他才得以康复，重返工作。在他缺席期间，希姆莱和绍克尔等一干竞争对手如秃鹫般死盯着他建立起来的庞大经济体系，他们都认为他的政治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都在觊觎着从他的经济帝国中分得一杯羹。[144]

第三节

臣服于纳粹政权

一

在有些人看来，欧洲新秩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理念，它同时也意味着政治重组。[145]第三帝国攻陷了欧洲的一大片区域，如何管理这些区域便成为当务之急；对此，第三帝国给出了一套大杂烩般的管理体制，数种不同的管理方式同时并存，呈现出纳粹政权在治理上一贯的杂乱无章。[146]一方面，一些地区——比如波兰西部、法国东部和比利时——被直接并入德国，而另一方面，诸如阿尔萨斯—洛林、卢森堡和比亚韦斯托克等地区则由距离最近的德国地方长官统辖，计划以后再将其正式纳入第三帝国的版图。而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乌克兰总督辖区以及“东方”总督辖区（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白俄罗斯）则属于第三种管理方式，地位多少有些模糊；尽管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官僚体系中还有很多捷克人，但以上地区都由专门成立的德国行政管理机构统辖。德国还在其他占领国中实行军事管制，比如比利时、法国沦陷区和希腊便是如此，因为在德国看来，这些地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另外，德国人认为挪威、丹麦和荷兰等国家是“日耳曼民族”的一部分，因此只是委派了一名总督实行民事管理，而且尽可能地使用当地的行政管理机构。维希法国是一个名义上独立的国家，它的政权具有鲜明的纳粹特征，而在其他地区，纳粹德国只是在挪威将一名当地的法西斯分子扶植为领导人。第五种类型便是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等附庸国，在这些国家，德国只实行了极其有限的军事管理，但各种各样的德国代理人却有着巨大的权力。最后，德国还有一些盟友，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德国对这些国家虽然没有控制权，但却有重大的影响力。然而，以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并非一成不变地属于某一种管理类别，而是随着战争形势和当地局势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它们有的时候会从一种类别变为另一种类别。[147]

对占领当局而言，经济剥削并非唯一的优先任务。为了维护德国的利益，“新秩序”不仅要求欧洲经济重新洗牌，也要求在欧洲范围内进行种族重组。德国在占领国设立的管理当局，以及派驻在附庸国和盟友国中的代表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像在德国国内一样，在这些地方也实行“解决欧洲犹太问题的最终方案”。凡是在可行的地方，德国的行政管理人员——无论是民事的、军事的还是来自党卫队的——皆果断地采取行动，确保当地政权通过反犹太法，推行雅利安化运动，没收犹太人的财产，最后将犹太人隔离起来，一并遣送到位于东方的屠杀中心。这些国家对迫害犹太人的政策反应不一。一方面，这要看德国人的反犹情绪到底有多狂热，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当地政权反犹情绪的强度以及当地人民和政府有多强的民族自豪感，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其他影响因素。几乎在任何地方，从其他国家逃来的犹太难民总是首当其冲，最先成为受害者。他们在德国或其他国家受到迫害，无可奈何之下选择背井离乡，向他国寻求庇护。但通常情况下，这些接收国的统治当局都没有提供他们任何安全保障，甚至连当地的犹太组织也不愿施以援手。而且，当德国人采取行动，打击这些国家的本土犹太人时，这些国家的反应变得愈发复杂，分歧也愈发明显。

总体而言，德国的这些行动始于1941—1942年，当时，西欧占领国内尚未爆发大规模的抵制运动。1940年，德军取得了一系列军事大捷，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使西欧人民惊慌失色、无望沮丧。数百万的难民必须踏上归途，被军事行动破坏的建筑必须予以重建；人们的正常生活必须尽快恢复——整个就是一副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局面。1940—1941年时，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希特勒迟早会向英国发起猛攻，当时没有人相信英国能挺住德军的进攻。西欧占领国内的大多数人都决定静观其变，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与此同时，竭尽所能地过好自己的生活。无论何种抵制行动，参与的人都寥寥无几。此外，1941年6月以前，《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仍然有效，对共产党具有牵制作用，因此他们很难采取任何行动。虽然由独立的左派人士和右翼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小团体的确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抵制运动，但这些都未涉及暴力行动，总体而言也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德国的胜利反而使之成为一个受人崇拜的国家，至少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国家。这些胜利充分证明了独裁的强大和民主的软弱。战前的政治秩序已经名誉扫地。与占领当局的合作看起来无法避免。[148]而且对有些人来说，至少战败刺激了本民族的奋发图强。

这一点在法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停战协议签订后，法国一分为二，北部地区和西海岸沿线地区是德国占领区，而南部和东方地区则是自由区，由贝当元帅组建的政府管辖，首府设在水疗圣地维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因战败而名誉扫地，严格说来，维希政府是它的最后一届政府，但议会很快就投票表决，同意贝当全权负责起草新宪法。这位年迈的元帅宣布废除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却并没有正式创建任何国家来替代它。他开始独揽大权。“所有部长仅仅听命于我，”他在1940年10月10日宣告道，“只有历史能评判我的是非功过。”[149]他开始培养民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的肖像随处可见，而且还要求所有公务员必须宣誓效忠于他。在维希法国，市长和其他官员都并非选举产生，而是直接任命而来，整个过程由贝当本人一手把持。在民众看来，他就是法国的救世主。他的政权镀上了一层法西斯主义色彩，提倡通过“民族革命”复兴法国社会和文化。一场新的青年运动就此拉开序幕，它将充分地历练年轻人，鼓励他们积极地投身于为国家服务的事业中。维希政府极力倡导传统的家庭美德，认为妇女应扮演的本职角色就是妻子和母亲。此外，政府还意图用天主教的价值观替代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无神论世界观，因此，神职人员，无论地位高低，都鼎力支持这一政权。但维希政府既缺乏充足的时间，也没有前后一致的连贯政策，没能发展为一个成熟的法西斯主义政权。此外，它的许多政策很快就开始不受民众欢迎。年轻一代很不待见维希政府的道德压迫，而德国人实施的劳动力征用计划也在法国民众中引起了反对与德国合作的抗议。皮埃尔·赖伐尔时任副总理，他喜欢将自己视作一个现实主义者，因此对“民族革命”持合理的怀疑态度，因而未能赢得贝当的青睐，并在1940年12月时被免职。然而，1942年4月18日，贝当又将他重新召回委以总理之职；自此以后，他一直担任总理，并逐渐从这位年迈元帅的手中接过对政府的控制权，直至战争结束。[150]

随着贝当元帅和法国极右民族主义者的胜利，在法国尚未被占领的自由区上诞生了一个反犹太情绪深入骨髓的政权。这股强大的反犹主义传统有多方面的根源。首先，19世纪90年代时，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控告为德国间谍，民众当时发起运动，要求当局免除对他的诬告，但遭到军事镇压；后来，20世纪30年代时出现了一系列金融丑闻，这些臭名昭著的事件使反犹主义得以持续存在；此外，在希特勒的影响下，反犹主义在全欧洲日渐升温，波及甚广，法国亦不能置身事外。[151]1936—1937年间，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出任政府首脑，成立了共产党支持的“人民阵线”，使法国政治走向极端，但布鲁姆本人恰好是犹太裔，这给右翼分子的反犹太情绪火上浇油。此外，大约5.5万名犹太难民从中欧涌入法国，因此，截至1940年，法国境内的犹太人总数达到了33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令军事当局惶惶不安，他们害怕这些人是秘密效忠德国的“第五纵队”，仍然偏执地认为他们与德雷福斯是一丘之貉。[152]居住在法国的犹太人中，一半以上都不是法国公民；而那些本身是法国公民的犹太人，他们很大一部分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加入法国国籍的。这些移民者首当其冲，成为政府率先歧视的对象。早在法国战败前的1939年11月18日，统治当局便出台了新法律，规定任何可能会威胁到祖国的人都将被逮捕，据此，在法国居住的2万名外国人被投进囚犯集中营，其中不少人是来自德国、奥地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移民。他们中很多人关押不久后就重获自由，但德军刚刚侵入法国时，所有德国公民——大多数是犹太人——立刻遭到逮捕，再次被送进集中营。来自阿尔萨斯—洛林、法国和荷兰的犹太人与数百万难民一同仓皇逃往南方。同时，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和雅克·多里奥（Jacques Doriot）等反犹主义运动者对犹太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口诛笔伐，将犹太人视作法国战败的罪魁祸首。不仅右翼势力中的许多高级官员接受这一观点，而且连众多的法国民众也对此深信不疑，但最甚者还是法国的天主教团体。[153]在随后的战争岁月中，诸如路易—费迪南德·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德里欧·拉罗舍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以及吕西安·勒巴泰（Lucien Rebatet）等其他反犹主义作家也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比如，吕西安·勒巴泰在他畅销书《废墟》（Les Décombres）中就对犹太人大加挞伐，将法国犹太人描绘为杂草，必须连根拔除。[154]

随着法国战败和维希政权在自由区的成立，贝当政府首次废除了煽动种族或宗教敌对情绪的禁令；之后，又在1940年10月3日通过了针对犹太人的首部正式法案。该法案规定，任何有3到4名犹太裔祖父母的人都算是犹太人，此外，某个人自己与犹太人结婚，那么如若他本人有两名犹太裔祖父母，那么此人也算作犹太人。该法案尤其禁止犹太人拥有或经营媒体公司。除极少数特例外，绝大部分犹太教授都被解聘。这些法令在全法国都有效力，甚至连占领区也包括在内。此外，德国当局在占领区采取手段打击犹太人时，维希政权也频繁地予以效仿，美其名曰保证法国在行政管理上的一致性。1940年10月4日，另一部新法律出台，规定在维希政权的统辖区域内建立专门的拘留营，用以关押所有外国犹太人。截至1940年年底，有4万名犹太人被关押其中。[155]法国本土犹太人和他们的代表向维希政府保证，外国犹太人的命运与他们无关。[156]相对而言，本土犹太人暂时还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这一局面并不会持续很久。1940年8月，德国驻巴黎大使馆就已开始催促军事当局将所有犹太人逐出占领区。[157]实质性的行动随之而来。

奥托·阿贝茨（Otto Abetz）是德国的驻法大使，他催促法国占领区的相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打击犹太人。希特勒明确指示，犹太人禁止迁往法国占领区，所有仍居住在占领区的犹太人也将被全部驱逐出境，并且相关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展开。1940年9月27日，经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同意，已经逃亡至法国自由区的犹太人禁止返回占领区；同时，占领区内所有犹太人及其财产都要登记注册，统治当局将采取行动将这些犹太人驱逐出境，并没收其财产。从1940年10月21日开始，犹太商铺都被标记出来。截至此刻，占领区内15万左右的犹太人都已全部注册完毕。[158]此时，将犹太人经营的企业加以雅利安化的运动正在大规模开展，而犹太人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则日益恶化，因为一系列法令禁止他们从事任何工作。犹太人不得进入有德国士兵消费的酒吧。另外，在特奥多尔·丹内克尔（Theodor Dannecker）的领导下，党卫队也开始干预其中，并愈发活跃。丹内克尔是党卫队保安处驻法国的一名军官，专门负责“犹太问题”。1941年5月14日，他下令逮捕了3,733名犹太移民者，将他们关进拘留营中。维希政府也如法炮制，开展雅利安化运动，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和生意。截至1942年初，大约有14万名犹太人已被正式登记注册，因此，统治当局得以随心所欲地从中挑选。[159]1941年9月，希姆莱和法国占领区的数名高级行政官员——包括阿贝茨在内——进行了多次会谈，紧接着，驱逐犹太人的准备工作在10月和11月就正式展开了。[160]

这些难民中，许多人都曾是纳粹政权的反对者，不少人都遭到盖世太保冷酷地通缉。尤其是其中一名犹太难民，他即将经历极其特殊的命运。1940年6月，盖世太保的一支小分队到达巴黎，去逮捕一个名为赫舍尔·格林斯潘（Herschel Grynszpan）的波兰年轻人。此人在巴黎刺杀了一名德国外交官，德国方面曾以此为借口，于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发起了一场迫害犹太人的运动。事实上，法国的监狱当局早就下令将格林斯潘转移到图卢兹（Toulouse）。但在押送路上，他成功逃跑了。这或许是押送者有意纵容，也或许是他自己逃脱了。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他来到一个警察局自首。盖世太保因而立即赶到现场。他们将他带回了位于柏林阿布雷契亲王大街（Prinz Albrecht Street）臭名昭著的地下室严加审问，让他说出犹太同伙，但这些人都是德国人自己编出来的。之后，他于1941年1月18日被送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据说，他还得到了相对较好的待遇。1941年3月，他又被转移到弗洛森比格，10月份时被关进柏林的莫阿比特（Moabit）监狱，等待奥托—格奥尔格·提拉克（Otto-Georg Thierack）领导的人民法院做出判决。与此同时，一个律师团也被派往巴黎搜集证据，证明格林斯潘采取的刺杀行动是犹太阴谋的一部分；1938年时德国曾以此为据，开展了迫害犹太人的运动。但他们却一无所获。而且更糟糕的是，事实表明，他所枪杀的那个人，即冯·拉特（vom Rath），是同性恋；而此刻关于他们之间存在性关系的谣言已甚嚣尘上。尽管这些谣言都是无稽之谈，但德国方面仍然很有可能使自己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所以，戈培尔打消了审判他的想法。1942年9月，格林斯潘被转移到位于马格德堡的监狱。他似乎于1945年初死在了那里，但是否是自然死亡就不得而知了。[161]

与此同时，在巴黎以及法国占领区的其他地方，反犹太情绪也愈演愈烈。1942年2月16日，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从东部战线调往法国占领区，取代他的堂兄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Otto von Stülpnagel），成为占领区高级军事指挥官，他是一名坚定的反犹主义者。这名新上任的指挥官下令，未来将通过大规模逮捕并送往东方来报复犹太人。743名犹太人——大部分是法国人——在攻击德国士兵后遭到逮捕，被关进德国人在贡比涅设立的营区；最后，他们于1942年3月连同另外369名犹太囚犯被一并遣送至奥斯维辛。[162]此外，1942年6月1日，一名新的党卫队分区长官卡尔·奥贝格（Carl Oberg）来到巴黎接任，他也是从东部战线调遣过来的。最终，皮埃尔·赖伐尔于1942年4月重新执掌大权，出任维希政府总理之职，这标志着维希政府更加乐意与德国人合作，他们坚信这将为建立良好的法德伙伴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有利于在战后共同打造新欧洲。随着德国对犹太人采取愈发赶尽杀绝的政策，赖伐尔也跟进任命激进的反犹主义分子路易·达基耶尔（Louis Darquier）（他狂妄地自称“达基耶尔·德佩尔普瓦”［Darquier de Pellepoix］）全权负责占领区的犹太事务，同时任命雷厉风行且不择手段的勒内·布斯凯（René Bousquet）为新的警察局长来辅佐他。1942年5月7日，海德里希访问法国，有人趁此向他提出请求，将另外5,000名犹太人从位于德朗西的临时难民营转移到东方。这个方案的提出者正是布斯凯。截至6月底，其中4,000名犹太人已被成功转移到奥斯维辛。[163]

1942年6月11日，艾希曼在帝国保安总局召开会议，与驻守在巴黎、布鲁塞尔和海牙等地的党卫队保安处犹太事务部部长共同商讨。会议传达了希姆莱的命令，要求将西欧的犹太男女送去充当劳动力，一并运送的还有一大群被认为不适宜工作的人。但出于一系列的军事原因，这个夏天不可能再将更多的犹太人逐出德国。法国的占领区和自由区将送走10万名犹太人（后来由于诸多现实原因，驱逐数量减少为4万人），荷兰将送走1.5万人（后来这一数量猛增为4万人，以填补法国削减的人数），而比利时将送走1万人。[164]截至此刻，佩戴犹太之星已成为占领区的强制性政策，引起了法国共产党员、学生和天主教知识分子因为同情而组织的游行抗议。[165]1942年7月15日，逮捕无国籍犹太人的行动正式拉开序幕。根据之前编辑整理的档案，法国警察甄别出巴黎地区的2.7万名犹太难民，准备围捕他们。此次行动的规模非常大，所以还在计划阶段时，相关信息便不胫而走，许多犹太人躲了起来。截至1942年7月，仅有1.3万多名犹太人被捕。警察当局首先将所有单身人士和无子女的夫妇送往位于德朗西的集合营，然后将剩下的8,160名男女老幼关进“冬季自行车赛馆”（Vél' d'Hiv'）的自行车比赛场馆。前者在集合营停留了3至6天，那里没有水、厕所和寝具，室温高达37摄氏度，甚至更热；他们每天的食物仅为一两碗汤水。最后，他们与来自维希政权所辖区域的7,100名犹太人一同途经数个集合营后被送到奥斯维辛，截至当年年底，这拨遣送队伍的数量总共达到了42,500名。他们当中还包括1942年8月24日转移的533名犹太人，这群犹太人主要是年龄介于2岁至17岁的患病小孩和青少年。他们起初被留在医院，父母则被遣往奥斯维辛；而他们此次刚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就被关进毒气室活活毒死了。[166]

起初，法国犹太社区的代表们并未采取什么行动来抗议统治当局驱逐外国犹太人，更没有设法阻止。直到绝大部分外国犹太人被驱逐出境，德国人开始将注意力投向法国本土犹太人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才开始转变。[167]在犹太人问题上，法国的天主教会也经历了类似的思想变化。1942年7月21日，法国的枢机主教和大主教们商讨决定，拒绝采取任何措施制止统治当局驱逐犹太人，他们当时还未意识到等待这些犹太人的是死亡。他们指出，那些抗议者都是基督教的敌人，共产党便是其中典型。与他们沆瀣一气是不智之举。1942年7月22日，他们在给贝当元帅的信中仅仅无关痛痒地批判了拘留犯受到的虐待，尤其是关押在冬季自行车赛馆的拘留犯。有的高级神职人员更加言不由衷。1942年8月30日，图卢兹大主教朱尔—热罗·萨利埃热（Jules-Géraud Saliège）发表了一封致教徒的公开信，义正词严地宣告道，法国犹太人和外国犹太人都是人，不应如牛马般被装上火车。其他人主张秘密开展营救行动，尤其是当犹太儿童是打击对象的时候。但法国的天主教堂其实是一个极其传统保守的机构，在感情上甚至更倾向于君主主义时代；而且总体上它十分赞同维希政权的基本理念。只有在统治当局迫于压力，将早在1927年便加入法国国籍的全部犹太人重新划定为外国人时，枢机主教和大主教们才明确地发出抗议之声。显然，该政策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招致民众的普遍挞伐，因此，贝当和赖伐尔于1943年8月否决了这一提案。毋庸置疑，还有一层原因促使他们愈发不愿意实行这一方案，那就是他们此刻也意识到，德国已经开始式微，必将以战败告终。[168]

1942年11月11日是签订一战停战协议的纪念日。这天，德军越过法国占领区的边界线，进入维希政权的控制区域，开始接管这一地带。维希政权未能阻止同盟国入侵自己在北非的所辖区域，尤其是阿尔及利亚；此外，它的武装部队疲软乏力，显然也无法抵抗同盟国越过地中海进攻法国南部海岸线，因此，希特勒下令解散维希政权的武装力量。[169]这预示着，仍滞留在法国境内的犹太人将陷入更绝望的处境。1942年12月10日，希姆莱提到，在与希特勒的会谈中，他们两人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将“杀死法国境内60至70万犹太人”。[170]事实上，这是法国境内犹太人实际数量的两倍。然而，就在当日，希姆莱对自己的属下说：“元首已经下令，将逮捕法国境内的犹太人和我们第三帝国的其他敌人，然后将他们全部带走。”[171]1943年2月，驱逐运动再次拉开帷幕，但德国当局在抓捕和驱逐犹太人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民众愈发施以援手，非常乐意保护犹太人或者将他们藏匿起来，而且大约3万名犹太人成功逃离到相对安全的法国东南部，那里是意大利占领的区域。艾希曼主意已定，势必要将法国犹太人赶尽杀绝。因此，1943年夏天，他直接将阿洛伊斯·布鲁纳（Alois Brunner）调往德朗西，去取代专门负责当地临时难民营的法国官员。此前，布鲁纳本就带着25名党卫队军官在萨洛尼卡执行类似任务。在随之而来的几个月中，盖世太保逮捕了法国犹太社区的绝大部分领导人，并将他们遣送到奥斯维辛或泰雷津；其中，最后一拨人是在1944年8月22日被送往奥斯维辛的。[172]总体而言，35万法国犹太人中有大约8万人——接近1/4——遇害；同丹麦和意大利等拥有很大自治权的西欧国家相比，法国境内这一犹太人受迫害的比例高得惊人。[173]

法国之前未被占领的区域现在被德国正式接管，这预示着维希政权的没落。此刻，贝当已经沦为傀儡，实权都掌握在赖伐尔手中，后者已充分地表达出自己激进的右翼分子观点。他公然宣称，希望德国能赢得战争，这在众多法国民众中引起一片哗然。为了强制民众接受自己的观点，赖伐尔愈发依赖压迫政策。1943年1月，他组建了一支新的警察部队，名为法兰西民兵（Milice française），由约瑟夫·达尔南（Joseph Darnand）统领，而达尔南本人的法西斯准军事组织军团则构成了该民兵组织最活跃的核心成员。法兰西民兵有接近3万名成员，他们全都信奉一种极端的行为准则，坚决消灭民主、共产主义、个人主义和“犹太麻风病”等，本质而言，与罗马尼亚的米夏埃尔·科德雷亚努（Michael Codreanu）执掌的铁卫团（Legion of the Archangel Michael）并无二致。达尔南加入了党卫队，作为回报，希姆莱的党卫队组织为他提供资金和武器。此刻，赖伐尔的势力正在被右派分子逐渐蚕食，而1943年12月，德国授权法兰西民兵，准其在法国全境开展行动。这些事件使占领当局和维希政权愈发不得民心。经济危机日渐加剧，生活水平迅猛下降，劳动力征募愈演愈烈，所有这一切都进一步削弱了人民对维希政权的信任。在英吉列海峡那头的伦敦，一场由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上校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正在酝酿，一触即发。截至1943年，维希政权已经失势，德国接管了法国的自由区，这彻底摧毁了维希政权所赖以存在的民族复兴理念，这曾是它吸引法国民众的最大筹码。[174]

二

随着德国入侵比利时，整个比利时陷入一片动荡，绝大部分民众都只是在考虑如何重新恢复秩序。当德军进入比利时的时候，200万比利时人——这是比利时1/5的人口——已经向南逃往法国；尽管德国与比利时之间的冲突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但军事行动造成的财产破坏依然不可估量。从比利时的立场来看，它们对自己所处形势的理解与英吉列海峡那边对这一形势的理解大相径庭。在比利时人眼中，国王利奥波德三世是凝聚国家的功臣，虽然他的迅速投降让伦敦那边愤怒不已，但战争期间他坐镇布鲁塞尔——尽管他是被囚禁起来的——就已经为民族团结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凝聚点。民众批判逃亡伦敦的比利时政府，斥责他们是比利时战败的罪魁祸首，同样罪不可赦的还有一并逃离的议会。战前的统治秩序不得民心，甚至连一些极左和极右主义小团体也不待见这一秩序，这些小团体曾极力抵制德国占领比利时，但收效甚微。希特勒清楚地意识到比利时海岸是入侵英国的一个重要战略起点，他深知自己或许在1940年或以后某个时间会向英国发起进攻，因此，他决定在此实行军事管理，正如他在法国的北部—加来海峡大区（Nord-Pas-de-Calais）实行军事管理一样。[*]如果当时希特勒任命一位民事纳粹总督在该地区实行管理，那么占领方式就会截然不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会更为激进。从德国的角度来看，比利时的重工业对德国战争经济亦不可或缺，所以，切勿疏远劳动人群就显得至关重要。如此一来，现有的比利时管理机构、民事服务机构、律师、实业家、教会以及没有选择流亡生活的政治领导人都与德国的军事当局展开合作，尽其所能地维护和平，保持现有的社会秩序。绝大部分比利时普通民众别无选择，唯有顺势而为，做出他们认为必要的让步，与占领势力达成和解。[175]

德国占领者倾向于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比利时的佛兰德斯居民以及荷兰的绝大部分居民都具有北欧日耳曼人的血统。事实上，纳粹政权的长远计划是将荷兰并入第三帝国的版图。因此，德国的行政当局在荷兰采取了一种相对缓和的政策，行事上谨小慎微，唯恐与当地民众疏远而产生嫌隙。无论如何，与比利时的情形雷同，荷兰民众普遍将战败归咎于战前的统治秩序，而且大部分人都认为，除了与占领当局和平共处之外，他们别无他途，至少在短到中期，情形是这样的。最明智的做法似乎是与德国人暂时达成妥协，静观其变，看在接下来的长时间内会有什么变化。因为威廉明娜女王已经和政府逃往伦敦，因此，奥地利政治家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民事管理机构，并任命奥地利同僚担任此机构中几乎所有的重要职位，只有一个除外。另外，荷兰的党卫队长官汉斯·劳特尔（Hanns Rauter）也是奥地利人，他同时也是德国警方驻荷兰的负责人。军事管理方面则相对较弱，由一名空军将领负责。由此可见，纳粹党任命的官员和党卫队在荷兰实施极端政策的空间要比他们在比利时的施展空间大得多。在荷兰政府缺席的情况下，赛斯—英夸特出台了一系列法令和禁令，并全面控制了整个管理机构。这些做法的后果很快就会暴露出来。[176]

1940年德国武装部队入侵荷兰时，大约有14万名犹太人居住在荷兰，其中2万名是外国难民。荷兰的本土犹太人社区是欧洲最古老的犹太社区之一，因此，在德国占领之前，荷兰的反犹主义无论是在分布范围还是在强烈程度上，都相对有限。但因为荷兰政府不在场，加上纳粹党，尤其是党卫队领导层的反犹主义态度极为强烈，而且当地的奥地利行政当局几乎全都站在反犹主义的立场上，所以，对荷兰犹太人的迫害运动一触即发。此外，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和纳粹领导人将荷兰人视为典型的雅利安人，因此，将犹太人逐出荷兰社会成为当务之急。德国的行政当局几乎立即开始制定反犹太人措施，起初是限制，而到了1940年11月时，则直接禁止犹太人从事工薪阶层的工作。所有犹太商铺都要登记注册，而且1941年1月10日时，他们还规定所有犹太人（大体上根据《纽伦堡法案》来判定一个人是否为犹太人）也需要登记注册。随着本土荷兰纳粹党的成立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他们与犹太人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阿姆斯特丹一家冰激凌店的犹太店主将两名德国警察误认为荷兰纳粹党员，对他们施以攻击，德军趁此包围了阿姆斯特丹的犹太聚居区，逮捕了389名年轻男子，将他们遣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然后又送进毛特豪森集中营。他们中仅有一人生还。荷兰的学者和新教教会（路德教会除外）组织了许多抗议运动，讨伐占领者的反犹太政策。荷兰共产党宣布开展大罢工，使阿姆斯特丹在1941年2月25日那天全城瘫痪。对此，德国占领当局实行了大规模的暴力镇压，许多抗议者都不幸遇害，而大罢工也就此迅速收场。另外，1941年6月3日，一小拨抵抗者大胆地向一个德国空军通信中心发起进攻，但以失败告终；为此，占领当局通缉并抓获了200名年轻犹太人——他们是来自德国的难民——然后在毛特豪森集中营将他们处死。[177]

艾希曼于1942年6月11日召开会议，自此以后，荷兰犹太人简直处于人间地狱。阿姆斯特丹犹太居民委员会自1941年10月开始负责管理全国犹太人，早在1942年1月7日，该委员会就在执行德国人的命令，开始将赋闲的犹太人送进位于阿默斯福特（Amersfoort）和其他地方的特别劳改营。这些集中营主要由荷兰纳粹党负责，它们很快就成为臭名昭著的酷刑中心，充斥着惨无人道的折磨与虐待。另外一个营区位于韦斯特博克（Westerbork），是拘留德国犹太难民的地方，此时已成为一个主要的中转营，关押被遣往东方的非荷兰裔放逐者；而荷兰犹太人则集中关押在阿姆斯特丹，之后被塞进火车，送往位于奥斯维辛、索比堡、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以及特莱西恩施塔特的集中营。统治当局还出台了新的反犹太法律，其中包括一个荷兰版本的德国《纽伦堡法案》，而且早在1942年5月，佩戴犹太之星就成为强制性规定，因此，在荷兰辨识犹太人的身份变得愈发容易。围捕、拘禁并驱逐犹太人的任务主要落在了荷兰警察的身上，他们本身也心甘情愿地参与这一暴行，尤其是其中一支由2,000名志愿辅警组成的队伍，手段甚是残忍，他们是在1942年5月被征募的。阿姆斯特丹的德国秘密警察——总共约200人——按照一贯的方式，强迫犹太居民委员会与他们合作，共同完成驱逐任务，尤其是获得允许对犹太人进行分类，列出可以免遭驱逐的群体。绝望的荷兰犹太人用尽各种手段，都希望自己的身份证被盖上豁免章，因此，腐败和徇私行为开始迅速蔓延。但非荷兰裔的犹太人——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德国难民——并没有资格得到该豁免权，因此，许多人四处寻找藏身之地，其中包括弗兰克（Frank）一家人。弗兰克一家是德国犹太人，他们正值青春期的女儿安妮（Anne）写了一本日记，这本日记在战后出版，广为人知。[178]

犹太居民委员会的两名成员设法摧毁了近1,000名犹太儿童的档案，这些儿童大都是工人阶级的孩子。他们原本都聚集在一个中心托儿所，此时被这两名成员藏匿起来了。但荷兰民众并没有采取大规模的救援行动。民事机构和警察都习惯了与德国占领者合作，在他们眼中，德国占领者让他们执行的命令具有绝对的法律效力，万不可违逆。1942年7月11日，新教和天主教教会的领导人共同向赛斯—英夸特发起抗议，不仅反对屠杀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信徒，而且也反对屠杀尚未受洗的犹太人——绝大部分犹太人都没有受洗。当乌得勒支（Utrecht）天主教主教扬·德容（Jan de Jong）拒绝屈从于德国当局的威胁时，盖世太保抓捕了能找到的全部天主教徒，并将其中的92人遣送至奥斯维辛。尽管发生了这一冲突，但教会和流亡在外的荷兰政府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号召民众抵抗驱逐运动。荷兰党卫队志愿者和两名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释放出来的荷兰政治犯，曾向荷兰寄过数份报告，描绘了集中营的情况，但并未得到什么回应。1942年7月至1943年2月期间，前后53列火车载着近4.7万名犹太人离开韦斯特博克，驶往奥斯维辛；截至战争结束，这些人中仅有266人生还。[179]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又有3.5万名犹太人被送往索比堡，其中仅19人生还。在此期间，每周二都有1,000名犹太人被塞进火车，带离位于韦斯特博克的中转营，再加上后来转移的人数，截至战争结束，总共超过10万名犹太人被驱逐和杀害。[180]在反犹主义的问题上，荷兰的纳粹管理当局比其他任何西欧国家的纳粹管理当局都要极端，这充分反映出奥地利人在当地管理层中拥有强大的话语权。更甚的是，在荷兰登记在册的夫妇中，赛斯—英夸特认为有600对是所谓的种族通婚夫妇，因此，他试图对这些夫妇中的犹太伴侣施行绝育手术。这种政策曾在德国被探讨过，但从未在德国本土付诸实践。[181]

地图14　欧洲犹太人的灭绝

只要对比一下邻国比利时，就能发现荷兰的犹太人受迫害的程度是何等骇人听闻。战争初期，比利时的犹太人数量在6.5万至7.5万之间，而且其中高达94%的人都是移民者或难民。1940年10月28日，德国军政府颁布法令，强迫他们在统治当局那里登记注册。很快，民事机构、法律系统以及媒体行业就解聘了所有的本土犹太人，与此同时，统治当局开始对犹太人的所有财产进行登记并开展雅利安化运动。在一部反犹主义的电影上映之后，1941年4月，安特卫普（Antwerp）爆发了佛兰德斯民族主义运动，参与者点燃了当地的犹太教堂。[182]然而，德国军政府报道说，比利时的普通民众对犹太人问题的严重性知之甚少，如果军政府围捕比利时本土犹太人，他们担心这会招致民众的敌对反抗。似乎绝大部分比利时人都将本土犹太人一同视为比利时人。希姆莱也非常赞同将驱逐本土犹太人的计划暂时推迟一下，而且当第一趟遣送列车于1942年8月4日驶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时，车上也只装载了外国犹太人。截至1942年11月，大约有1.5万名犹太人被驱逐。然而，截至此刻，一个新成立的犹太地下组织已经与比利时的抵抗组织取得了联系，共产主义团体是该抵抗组织的构成力量之一，早已吸纳了为数众多的外国犹太人；他们正在大规模地采取行动，开始将整个国家剩下的犹太人藏匿起来。此外，许多当地的天主教机构也施以援手，参与到藏匿犹太儿童的救援行动中。而另一方面，在荷兰，连犹太社区的领导层都不积极协助隐藏犹太人。当然，无可否认的是，比利时君主、政府与民事机构以及警察当局都还坚守在自己的国家，这一事实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纳粹占领者狂热的种族屠杀欲；而且，控制比利时的是德国军队，而在荷兰呼风唤雨的是纳粹总督赛斯—英夸特和党卫队，他们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当然，同荷兰警察相比，比利时警察也不太愿意协助德国当局围捕犹太人。鉴于以上原因，比利时仅有2.5万名犹太人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还有2.5万名犹太人成功地将自己隐藏起来。总体而言，共有40%的比利时犹太人被纳粹党屠杀，如此比例已然令人惊骇咋舌，然而，在荷兰，这个比例达到了惊人的73%，换言之，总共14万名犹太人中就有10.2万名犹太人遇难。[183]

三

希特勒想要根除欧洲所有犹太人的意图众人皆知，为了实现该目标，尽职负责到近乎死板迂腐的海因里希·希姆莱还将自己的注意力投向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里的犹太人数量少到根本不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或经济影响；同其他西欧国家相比，当地的反犹主义情绪也极其有限。1942年7月，希姆莱甚至前往赫尔辛基，去劝说芬兰政府——当时，芬兰已是第三帝国的盟友——交出芬兰境内的200名左右外国犹太人。当芬兰的警察部门开始整理名单时，即将实施逮捕行动的消息便四处传播，政府内外都发出了抗议之声。最终，这一逮捕数字被削减为8人（包括4名德国人和1名爱沙尼亚人，以及他们的家人），他们于1942年11月6日被遣往奥斯维辛；除了其中一人外，全都遇难。芬兰的2,000名左右本土犹太人并未受到影响，而且，当芬兰政府向希姆莱保证芬兰国内不存在“犹太人问题”后，希姆莱也不再强求他们将犹太人交给党卫队了。[184]

希姆莱在挪威的任务要简单得多，因为那里已经被德国直接占领。挪威国王和战前成立的政府已经流亡英国，他们在那里通过广播，定期地向挪威民众发表讲话。德国的入侵遭到了强烈抵制。此外，新成立的傀儡政府不得民心，因为它的法西斯主义领导人维德孔·吉斯林承诺，将与德国占领者合作。与西欧其他国家一样，食物和原材料越来越匮乏，德国方面想借此拉拢挪威民众，但收效甚微。绝大部分挪威民众仍然反对德国占领当局，但他们暂时无可奈何，并不能改变这一局势。而在幕后，整个国家其实操纵在帝国总督约瑟夫·特博文（Josef Terboven）手中，他是埃森的纳粹党党部领导人。挪威有大约2,000名犹太人；1941年7月，吉斯林政府解雇了工薪阶层的犹太人和从事专业工作的犹太人。1941年10月，他们的财产被雅利安化。不久之后，在1942年1月，吉斯林政府下令，依照《纽伦堡法案》对犹太人的定义，将犹太人登记注册。然而，1942年4月，德国人意识到吉斯林根本无法赢得公众的支持，因此解散了他的政府，特博文走到台前，开始直接管理挪威。1942年10月，德国当局下令驱逐挪威的犹太人。1942年10月26日，挪威警察开始逮捕犹太男子，紧接着，在11月25日，他们又将魔爪伸向了妇女和儿童。11月26日，532名犹太人走海路被运往斯德丁，此后，还有犹太人相继被送往那里。总体而言，共有770名犹太人被驱逐，其中700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被毒死。然而，有930名犹太人设法逃到瑞典，其余的犹太人则藏匿起来，或以其他某种方式逃走了。[185]驱逐挪威犹太人的运动刚刚拉开序幕，瑞典政府就决定，向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逃往瑞典的犹太人提供庇护。[186]对于那些力图阻止种族灭绝的人而言，此刻，中立的瑞典国肩负起了一份重大的使命。毋庸置疑，瑞典政府也非常清楚迫害行动的最新动向。卡尔·英韦·文德尔（Karl Ingve Vendel）是瑞典驻斯德丁的领事，他曾效力于瑞典的情报机构，而且与抵制纳粹党的德国军事组织成员有联系。1942年8月9日，他递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明确指出，不计其数的犹太人正在波兰总督府被活活毒死。尽管瑞典当局继续为越过自己国境线的犹太人提供庇护，但却拒绝发起任何行动，阻止刽子手的暴行。[187]

希特勒认为丹麦人与瑞典人和挪威人一样，也是雅利安人。但与挪威人不同的是，面对1940年的德国入侵，丹麦人并未采取什么明显的抵制行动。使丹麦处于一种安稳和平的状态也极其必要，如此一来，重要的物资就可以在德国、挪威和瑞典之间毫无阻碍地畅通运输。此外，丹麦具有无与伦比的战略意义，因为它控制着一条重要的海岸线，与英国隔海相望。鉴于以上缘由，德国方面给了丹麦政府和管理机构很大的自治权，没有过多干涉；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2年9月，直到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King Christian X）极大地震怒了希特勒。因为在克里斯蒂安十世生日那天，希特勒给他发来了祝词，但他的回复却简短生硬，希特勒视之为赤裸裸的冒犯。而且，在此之前，丹麦政府所拥有的高度自治权已然令希特勒大为光火，此刻，希特勒更是怒火中烧。因此，他立即替换了驻丹麦的德国军事指挥官，要求新的接任者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更重要的是，1942年10月26日，希特勒任命党卫队高级军官维尔纳·贝斯特为帝国驻丹麦全权大使。然而，此时希特勒已经冷静下来，贝斯特也深知，万不能采取极端政策激怒丹麦民众、他们的政府以及国王。因此，贝斯特出乎意料地采取了一些稍加克制的弹性政策。丹麦有大约8,000名犹太人，连续几个月，贝斯特在采取针对这些犹太人的政策时都表现得极为谨小慎微。他并未开展任何出格的行动，只实施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歧视政策，这些政策连犹太社区的领导人都没有反对。[188]

然而，随着德国军力日渐衰落，丹麦境内的抵制行动也日盛一日。在1943年夏天，蓄意破坏、罢工以及各种各样的暴乱此起彼伏。希特勒宣布实行军事戒严，紧接着，丹麦政府就拒绝再与德国当局合作。德国的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更倾向于重建一个更愿意与德国合作的政府取而代之，但显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此时，贝斯特亲自披挂上阵，独掌大权，通过丹麦的民事机构来实行他的个人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亟须大规模地扩充警力，而扩充警力的方法对他来说似乎再明显不过，那就是实施已拖延良久的驱逐犹太人行动。1943年9月17日，希特勒批准了将于1943年9月22日执行的驱逐令。在希特勒看来，丹麦的抵制行动之所以愈演愈烈，犹太人是罪魁祸首，将他们驱逐出境才能有效地终止这些抵制行动。行动迅速和出其不意对于驱逐行动至关重要，但逮捕即将展开的消息却不胫而走。瑞典政府从驻哥本哈根的大使口中获悉了逮捕日期，随即发表公告，表示愿意向此时已开始四处躲藏的所有丹麦犹太人提供庇护。依贝斯特之见，丹麦民众根本不愿通敌卖国，而且本土的反犹主义情绪也极其微弱，在这里实施军事行动或许只能适得其反。开展军事搜索很有可能会耗上数周的时间，而且可能激起普遍民愤。于是，他试图说服柏林方面取消逮捕行动，但没有产生任何效用。因此，他自行决定，务必让该行动的计划日期——1943年10月2日——遭到泄露，并四处流散。1943年10月1日，在精心周全地秘密筹划之后，来自全国各地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丹麦人通力合作，将大约7,000名犹太人送上船，穿过海峡，送达瑞典这片安全的国土。在随后几天的“逮捕行动”中，仅有485名犹太人被捕。贝斯特极力影响艾希曼，以确保被捕者都尽可能被送往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而非奥斯维辛集中营，战争结束时，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得以生还。[189]

贝斯特称这一行动是德国政策的胜利。在给德国外交部的信中，他写道：“丹麦的犹太人已被彻底清除，因为再也没有犹太人能根据相关法令，合法地在丹麦境内活动或居住了。”[190]贝斯特是党卫队的一员，党卫队一直大肆宣传并鼓动反犹主义这种危险致命的极端思想，而他之所以保护犹太人，并非良知发现，纯粹是处在这种大环境下，对权力和政治博弈胜算仔细考量之后的决策。当时，军事戒严很快就会结束，这一点再明显不过；当军事管制被取消后，他实行了一种被称之为幕后恐怖统治的管理方式。依照这种管理方式，他对公众宣称，将继续沿用弹性政策，但事实上，他依照希特勒的命令，采取报复行动，利用秘密武装团体——有时让党卫队扮作普通市民——杀害他眼中的敌对势力。他认为，破坏德国军事和经济设施的运动之所以声势日盛，这些人是始作俑者。但他的政策收效甚微，在1944年4月19日，甚至连他的私人司机都被暗杀了。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有可能陷入不受控制的内战状态，另外，按当下的发展形势来看，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的情形或许会再次出现在欧洲的哥本哈根，所以贝斯特又一次对政策进行了调整。希特勒和希姆莱命令他对嫌疑犯实行示众公审，并予以现场处决，贝斯特对该命令充耳不闻，采取了单个处死的政策；然而，甚至在哥本哈根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后，他也仍然拒绝执行大范围的反恐怖政策。但是，在丹麦人看来，希特勒和希姆莱两人提出的政策与贝斯特本人实际执行的政策并没有任何区别。乌尔里希·冯·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l）与派驻在丹麦的贝斯特见了一面，正如前者在1944年7月10日所记载的那样，贝斯特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谋杀德国士兵或者杀害对德国人持友好态度的丹麦人都没有受到惩罚，也没有以枪杀对方人质的手段予以回击。相反，那里采取的只是一种简单的报复性谋杀政策，换言之，就是杀害一些无辜的丹麦人。希特勒想要将报复性谋杀的比例设置为5∶1，但贝斯特将其减少为2∶1。丹麦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仇恨的味道。”[191]因此，贝斯特的这种政策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丹麦的正常生活一如既往地继续着，民事管理当局仍然正常运转，只是德国占领者对丹麦的控制权日渐飘摇欲坠。尽管贝斯特本人已经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不再利用“犹太政策”废除现有的合作形式，而是实行赤裸裸的恐怖统治，但这种名实不一的政策将被运用到其他国家，并产生致命的后果。[192]

与此同时，在整个欧洲占领区中，逮捕犹太人的行动仍在疯狂进行，全然不顾这些犹太人能否产生经济效益，也不管他们是否濒临种族灭绝。希腊便是其中典型。希腊拥有一个庞大的犹太社区，其中，德国在希腊占领区的犹太人数量为5.5万名，而在意大利人控制的区域，犹太人的数量为1.3万人。直到1943年，意大利人不愿与德国合作一起推行反犹太政策，这极大地挫败了帝国保安总局的野心。然而，1942年，德军开始强行征募犹太男子参加劳工计划；1943年2月，佩戴犹太之星也成为强制性规定。北部城市萨洛尼卡生活着众多犹太人，他们被赶进萨洛尼卡的一个破败城区，等待被遣送出境。与此同时，艾希曼所辖部门的高级官员已经抵达萨洛尼卡，其中包括阿洛伊斯·布鲁纳，他们是来为驱逐运动做准备工作的。1943年3月15日，第一趟遣送列车开走了，车上载有2,800名犹太人；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遣送列车相继驶出。最终，全城5万名犹太居民中，有4.5万人被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绝大部分人刚到达那里就被处死。由于抓捕行动很突然，而且，如果可能的话，犹太人对奥斯维辛集中营正发生的事情也知之甚少，所以他们并没有采取抵制行动，另外，希腊也没有或许能对他们施以援手的组织机构。兹维·科雷茨（Zwi Koretz）拉比是萨洛尼卡的教区领袖，他也只是竭尽全力地安抚教众的恐惧之心。勒内·伯克哈特（René Burckhardt）是红十字会驻雅典的代表，他强烈反对德国的暴行，于是，德国方面向红十字会总部发出请求，成功地将他调回了瑞士。圭尔福·赞博尼（Guelfo Zamboni）是意大利驻萨洛尼卡的领事，他也插手干预犹太人问题，尽可能多地争取豁免资格，同时驻雅典的大使也予以鼎力支持，但他最终也只能拯救320名萨洛尼卡犹太人。此外，德国人还将犹太人的公墓夷为平地，并用他们的墓碑在该墓区铺设新道路。[193]

由于犹太社区成员的名单被摧毁了，所以直到几个月后，驱逐运动才蔓延到希腊首都。然而，1944年3月23日，800名犹太人聚集在一个主要的犹太教堂，因为德国当局曾许诺给他们分发逾越节的面包，但他们却遭到逮捕，然后被遣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而在整个1944年7月，德国人围捕了希腊各岛屿上的小型犹太社区的居民，包括在科斯岛上逮捕了96名犹太人，在罗德岛逮捕了1,750名犹太人，然后用船将这些犹太人送往大陆，依照惯例又将其遣送到奥斯维辛。[194]与芬兰的情形如出一辙，党卫队全然不顾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实际情况，将希腊的最后一拨犹太人也赶尽杀绝，在这一暴行中，当地的德国民事当局和军事当局也为虎作伥，这充分暴露出，在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中，反犹主义的思想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

四

在纳粹德国的盟国中，犹太人的处境极为复杂，随着战局的变化而变化。其中一些盟国本来就怀有极端的反犹主义；正如我们所见，在罗马尼亚，强烈的反犹主义就引发了大规模的迫害犹太人运动。1942年年中，罗马尼亚独裁者扬·安东内斯库又开始考虑屠杀掉全部罗马尼亚犹太人，他们在整个罗马尼亚的专业人士阶层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美国、红十字会、土耳其政府、罗马尼亚王太后、特兰西瓦尼亚东正教都主教以及教廷大使等各方面势力都出面干预，对这名独裁者施加影响。也有证据显示，一些罗马尼亚犹太富人曾贿赂安东内斯库和他的官员，以期延迟自己被驱逐的时间。此外，罗马尼亚知识分子、教授、中小学教师以及其他人士也在暗地里警告安东内斯库，口吻强硬地提醒他，除德国之外，罗马尼亚是唯一一个主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欧洲国家。因为丘吉尔和罗斯福曾在1942年12月宣布，迫害犹太人的国家将受到惩罚，将成为同盟国的战争打击目标，所以等到战争结束德国人被彻底打败时，安东内斯库的屠犹政策将严重威胁到罗马尼亚对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的认领权，而罗马尼亚的许多领导人此时此刻就已经认为，德国最终战败的概率越来越大。起初，安东内斯库已经应允德国，不仅同意把生活在德国以及欧洲德占区的罗马尼亚犹太人驱逐到沦陷国波兰，而且还准许将遗留在罗马尼亚的30万名犹太人遣往那里。然而，虽然安东内斯库已经削弱了国内罗马尼亚籍犹太人的民事权利，并采取了其他打压措施，但德国方面得寸进尺，仍屡次试图逼他交出国内罗马尼亚籍的犹太人，这令他大为光火。尽管德国外交部警告道这些犹太人是一个严重威胁，但安东内斯库仍迟疑不决。在博弈了一段时间后，安东内斯库首先停止再向德涅斯特河沿岸遣送犹太人，然后在1943年年末时开始将幸存的被逐者送回他们的故乡罗马尼亚。[195]然而，希特勒并没有放弃，仍试图说服他重新开启种族屠杀的政策，而且迟至1944年8月5日还对他警告道，如果罗马尼亚战败，罗马尼亚决不能指望罗马尼亚犹太人能捍卫这个国家或做出其他什么有益的事情，他们只可能拥立一个共产主义政权。[196]但安东内斯库已经不愿再听他号令了。

保加利亚的鲍里斯国王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主权问题，在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运动后，他拒绝将国内犹太人交给党卫队。早先，保加利亚迫于德国方面的压力，引入了反犹太人的律法，剥夺了1.1万名犹太人——他们生活在被保加利亚吞并的色雷斯和马其顿领土上——的公民身份，然后将其围捕，进而转交给德国人杀害。尽管如此，但保加利亚的议会仍然在起作用，能一定程度上限制他们这位独裁君主的决策自由，而且议员们也极力反对驱逐保加利亚公民。保加利亚的犹太少数族裔本来就很少，所以反犹主义思想并未在国内流行。当一名狂热的反犹主义官员将6,000名来自战前保加利亚王国地区的犹太人罗列出来，准备与其他人一并驱逐时，民众表现出普遍的愤怒。东正教会插手保护犹太人，宣称如果这些犹太人被驱逐，那么羞愧之心将令保加利亚永远铭记这场战争。1943年4月2日，鲍里斯国王出访德国，他向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解释道，保加利亚剩下的2.5万名犹太人将被送进集中营，而不是转交给德国人。里宾特洛甫则坚持声称，据他所见，“最极端的解决措施才是正确的措施”。但鲍里斯王国迫于民众压力，最后也只能说保加利亚不能再做出让步了。[197]

同样，匈牙利政府之前也将犹太人的土地收归国有，并与德国政府商讨驱逐匈牙利籍犹太人的相关事宜，但面对德国外交部愈发蛮横过火的要求，匈牙利政府此刻也开始寻找诸般借口，表示自己无力配合德国行事。霍尔蒂·米克洛什是匈牙利王国的摄政王，也是事实上的国家元首。1942年10月，他和总理卡洛伊·米克洛什（Miklós Kállay）一起拒绝了德国方面强制匈牙利籍犹太人佩戴犹太之星的要求。虽然希特勒在面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不配合态度时并没有计划与它们撕破脸，但当匈牙利未将国内80万名犹太人交由德国屠杀，也没有没收他们的财产时，希特勒恼羞成怒了。此外，霍尔蒂笃定，德国战败的命运已无可避免，因此召回了在东线听命于德国人的匈牙利部队。所以，1943年4月16日至17日，希特勒在萨尔茨堡（Salzburg）附近会见霍尔蒂，还有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意图就这两方面问题给霍尔蒂施压。其中，霍尔蒂在第一天的商讨中就明确指出，匈牙利在解决“犹太人问题”时必须要充分考虑本土的实际情况。霍尔蒂的不合作态度令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甚为沮丧，第二天，他们又开始讨论这一问题。此刻，双方都抛开了迂回的外交辞令，单刀直入主题。据译员的会议记录显示，里宾特洛甫对霍尔蒂说：“要么屠尽所有犹太人，要么将他们送进集中营，没有第三种选择。”希特勒也发表了长篇大论：

凡是犹太人自生自灭之地，都弥漫着可怕的贫穷和极端的堕落，比如波兰就是其中典型。犹太人是不折不扣的寄生虫。有人已经根除了波兰的这一状态。如果犹太人不想劳作，那么他们就被枪杀；如果他们不能劳作，那么他们就必须死。犹太人就像结核杆菌，我们健康的躯体也会被他们感染。野兔和鹿是大自然创造的生物，为了防止它们造成破坏，连它们这样无辜的生物也会被杀害，想到这一点，就不会觉得消灭犹太人是惨无人道的。犹太人这些禽兽会给我们带来布尔什维主义，我们为什么还要纵容手软呢？一个国家如果不将犹太人铲除殆尽，那么它必将走向灭亡。[198]

但霍尔蒂并没有丝毫退让。很快，他就要为自己的毫不妥协付出代价。

斯洛伐克是一个农业小国，信奉天主教，1938年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后成立。1939年3月，它在名义上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由天主教神父约瑟夫·蒂索（Jozef Tiso）出任总统，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沃伊捷赫·图卡担任总理，后者是一名法学教授。图卡是民族主义运动中极端派别的领袖，该派别越来越趋向于国家社会主义，而且有一支名为赫林卡卫队（Hlinká Guard）的准军事力量可以倚靠。赫林卡卫队以神父安德烈·赫林卡（Andrej Hlinká）的名字命名，此人长期以来都在鼓动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在1940年7月28日的会议上，希特勒嘱咐蒂索、图卡以及内政部部长马哈（Mach）实施针对斯洛伐克犹太少数族裔的法律，这些犹太人占全国人口的3.3%，共计8万名。他们同意任命德国党卫队军官迪特尔·维斯利策尼（Dieter Wisliceny）为他们在犹太人问题上的官方顾问。维斯利策尼到达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后不久，斯洛伐克政府就开始全面实行迫害犹太人的计划，他们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禁止他们参与经济生活，剥夺了他们的民事权利，并将他们作为强制性劳动力征入各种劳工计划。斯洛伐克犹太人被迫佩戴犹太之星，这与第三帝国国内实行的政策一致。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变得一贫如洗。1942年初，德国政府请求斯洛伐克方面为德国军工业支援2万名斯洛伐克工人，作为回应，斯洛伐克政府却向他们提供了2万名犹太工人。因此，这一支援事情就转由艾希曼全权负责，他决定让这批犹太人去修建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艾希曼还提议带走他们的家人，换言之，他其实是在确保有劳动能力的人在到达集中营后便能立即投入劳工计划，而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会被直接带到毒气室毒死；艾希曼的这一做法后来成为一种惯例。1942年3月26日，在当地德意志民族小分队的协助下，赫林卡卫队对999名年轻的斯洛伐克籍犹太女子拳脚相加，侮谩咒骂，将他们装进运牛的货车，然后送往奥斯维辛。很快，更多的犹太儿童和成年男女也相继被送往那里。有点反常的是，每有一名“低生产效率的”犹太人，斯洛伐克政府就会向德国当局支付500帝国马克，以此作为他们的运输费用，同时也作为补偿，感谢德国当局允许自己占领犹太人的财产。艾希曼向斯洛伐克方面保证，这些被逐者一个也不会活着回来。事实上，截至1942年6月底，大约有5.2万名犹太人——远远超过了斯洛伐克一半以上的犹太人数量——被驱逐出境，其中绝大部分被送往奥斯维辛；有些人因为被安排到比克瑙从事建筑工作，所以一时得以幸免于难，但连这些人不久后也遇害了。[199]

然而，斯洛伐克政府此刻主动采取的驱逐行动——并非是回应德国方面的请求，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遭到了民众的反抗。在铁路站场，赫林卡卫队把被驱逐的犹太人打得遍体鳞伤，这一幕悲惨的暴力场景激起了斯洛伐克普通民众的强烈抗议，声势浩大，而且还赢得了一些重要神职人员的声援，比如主教帕沃尔·扬陶施（Pavol Jantausch）就坚决要求以人道方式善待犹太人。而斯洛伐克天主教会的官方立场则变得愈发矛盾。一方面，他们要求必须尊重犹太人的民事权利，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控诉犹太人应当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负责。梵蒂冈方面两次召见斯洛伐克大使，私下询问其中的具体情况。此举虽然效力有限，但仍然促使蒂索重新思考现行的迫害运动，因为他毕竟还是一名圣职在身的神父。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群家境仍然殷实的斯洛伐克犹太社区领导人开始有组织地贿赂斯洛伐克官员，请他们颁发更多的豁免证。到1942年6月26日时，德国驻布拉迪斯拉发的大使抱怨道，已经颁发了3.5万个豁免证了，所以现在几乎没有犹太人可供驱逐了。在德国外交部，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äcker）[†]对这位德国大使说道，必须告诫蒂索，“目前为止，斯洛伐克在犹太人问题上采取的合作措施令我们感激万分”，但此刻却又停止驱逐运动，这着实让我们吃惊。然而，除了在1942年9月份时短暂地恢复过驱逐运动，此时斯洛伐克全境内已经终止了该行动。1943年4月，图卡威胁说要重启驱逐运动，但遭到公众的强烈抗议，其中，教会的声讨之势尤为激烈，他们此刻已彻底明了等待这些被逐者的命运。迫于压力，图卡只得打消了这一想法。德国方面继续施压，希特勒甚至在1943年4月22日与蒂索亲自面谈，但依然无果。[200]然而，1944年，实力日渐强大而且反抗态度也愈发坚决的斯洛伐克抵抗组织采取了一次推翻蒂索统治的行动，这对德军来说是灾难性的，但此次行动遭到赫林卡卫队的残酷镇压，后者得到了德军的支援。此刻，蒂索下令驱逐国内剩下的犹太人，他们中有的被遣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有的被遣往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但绝大部分都被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201]

五

到了1943年，在整个欧洲占领区，抵抗运动的声势开始逐渐壮大，而在有的地区，抵抗运动早就拉开了帷幕。在法国，一个名为马基（Maquis）的抵抗组织成立了，此组织由招募的劳工组成，名字源自他们最初曾出没的科西嘉岛（Corsica）上一片同名的灌木丛。潜伏在特别行动处的英国间谍有时给这些抵抗组织的成员充当顾问，帮助他们训练，并为他们提供军备物资。抵抗组织四处发放宣传册，散布言论，鼓动各种形式的非合作运动，甚至包括罢工，这渐渐削弱了民众对德国占领者的支持。他们不断攻击单个的德国士兵以及当地主要的通敌者——包括警察在内——而且越来越频繁地组织参与破坏和颠覆运动。1944年初，法兰西民兵的首领约瑟夫·达尔南取代勒内·布斯凯，成为警察局局长；与此同时，菲利普·昂里奥（Philippe Henriot）也接管了统治当局的宣传事宜，此人多年来素以极右主义分子的身份著称。昂里奥用心险恶地制造了大量反犹主义的资料文献，并将迅速成长的法国抵抗运动污蔑为犹太人对付法国的阴谋。同时，达尔南领导的警察局也四处作恶，折磨并谋杀了大量杰出的犹太人和抵抗运动人士。作为回应，1944年6月，抵抗组织暗杀了昂里奥。[202]在法的德国军事当局采取了报复行动，逮捕并枪杀了“人质”。1944年6月初，德国军事当局下令扩大报复行动，党卫队第2装甲师将其理解为执行在东方早已成为惯例的大屠杀政策。1944年6月10日，党卫队第2装甲师的部队进入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村（Oradour-sur-Glane），枪杀了所有男性居民，并将全部妇女和儿童赶进教堂，将其活活烧死。总共642位村民在这次大屠杀中遇难。据称，这次屠杀纯粹是报复行动，因为德国部队最近受到了暴力攻击，但事实上，那次攻击发生在另一个社区，而且那个社区与抵制运动没有丝毫关联。此次屠杀的唯一后果就是在全法国掀起了一股憎恶德国占领当局的浪潮，进一步恶化了德国占领当局与法国民众的关系。[203]

随着抵抗运动的波及范围越来越广，抵抗力量与同盟国联军展开了更紧密的合作。然而，与此同时，几乎各处的抵抗运动都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分歧。1941年7月，斯大林敦促各地共产党成立游击队，促使他们采取行动，但与此同时，与之相竞争的民族主义者，通常持右翼立场的游击队以及抵抗运动也出现了，而且这些人一般都效忠于自己流亡伦敦的政府。另外，纳粹反犹主义——民族主义抵抗运动者有时也提倡这种思想——亦促使一些地区的犹太人成立自己的游击队。此时的欧洲就是一个各自为政的局面，各股抵抗势力相互争斗，因此，对任何一支游击队而言，他们的敌人远不止德国一家。[204]或许，最严重的分歧发生在欧洲东南部的抵抗运动中。在希腊，共产党抵抗势力成功切断了德国的通信联络，而且截至1944年年中，他们实际上已经接管了大部分山势崎岖、交通不便的内陆地区。1943年8月，共产党领导的抵抗力量与规模较小的右翼竞争对手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后者由大名鼎鼎的拿破仑·泽尔瓦斯（Napoleon Zervas）领导，此人野心勃勃，他带领的这支势力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因为英国想利用他来制衡共产党。最终，这场冲突演变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内战。类似的萧墙之祸也在前南斯拉夫上演。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赢得了英国方面的鼎力支持，因为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切特尼克相比，他们更加积极活跃。截至1943年，铁托的抵抗力量达到了2万人左右。与希腊的情形一样，共产党游击队顶住了德国占领军疯狂的报复行动，成功接管了南斯拉夫大片荒芜偏远的内陆地区。但比希腊更甚的是，共产党游击队和切特尼克自相残杀的时间甚至与他们抗击德国人的时间都基本相当。事实上，铁托甚至与德国方面展开过协商，并承诺如果德国占领军同意暂停反游击队战争，那么他就愿意协助德国剿灭切特尼克。事实上，在希特勒亲自否决这一交易前，德国方面的确暂时中止了反游击战。[205]

入侵苏联还不到一年，德国在东部战线后方的统治就开始逐渐瓦解。1942年春天，波兰一些地区的安全形势已经超出了德国的控制。医院主任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就在日记中记载了接二连三的抢劫事件。他写道，游击队员无处不在，他们掠夺食物，并杀死了那些效力于德国行政当局的人。“要辨别出他们到底谁是谁，这近乎不可能，”他记载道，“因为他们中有波兰人，俄罗斯人，甚至还有德国逃兵以及土匪。”警察方面都已经放弃了，开始听之任之。[206]不少游击队装备精良，组织有序，而且一些波兰军官还成立了波兰家乡军的正规部队。德国士兵的到来，使许多村民被迫离开家乡，他们纷纷加入游击队和波兰家乡军，一心渴望复仇。通常情况下，他们会在德国人占领之前赶回各自的村庄，将自己的房屋付之一炬。[207]波兰家乡军与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维持联系，流亡政府给他们的建议是再耐心等一等，但他们从来都充耳不闻。自1943年1月以来，科鲁科夫斯基开始在日记中用越来越多的篇幅描述波兰家乡军的军事抵抗和破坏行为。频繁的爆炸和机枪扫射已经破坏了当地的一些铁路。他们攻击德国移民者定居的村庄，侵占他们的家畜，而且还对任何反抗者拳打脚踢。当地的游击队领袖成为民间英雄。科鲁科夫斯基与其中一名游击队领袖会面后，答应为他们的抵抗运动提供医疗物资。[208]此后，他与波兰家乡军的联系就愈加频繁。他化名为波德温斯基（Podwinski），为抵抗运动者提供钱财，向他们汇报自己所在区域的大小事件，并充当各游击队小分队的情报传递中心。此外，他没有服从德国方面要求他向警察局汇报任何一例枪伤病人的命令，为受伤的游击队员提供医疗救治。当然，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小心谨慎，比如，游击队指挥官来拜访他时，他会让他们脱下自己的外衣，“这样，如果有德国人突然闯入，这也会看起来像一次普通的体检”。[209]

此刻，与波兰家乡军和游击队竞争的其他游击队也非常活跃，尤其是俄罗斯人组织的游击队。其中一些游击队的规模有数百人之多。[210]游击队的活动激怒了德国占领军，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报复行动，将当地人抓为人质，并威胁道，抵抗运动者每枪杀一名德国人，他们就会公开处决10到20名人质。他们多次将这一威胁付诸实践，进一步加剧了当地民众的恐惧和忧虑。[211]抵制运动风起云涌，而且暴力事件、抢劫以及社会动乱等各种问题此起彼伏，这一切令德国和波兰辅警表现得愈发乏力，无法采取有效行动。德国在东欧的暴力统治从一开始就不得民心，绝大部分民众都对其避而远之。[212]有人认为，这是四处爆发游击队抵抗运动的症结所在，而且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也持这一观点，但希姆莱和德军领导层却不以为然。游击队的活动也进一步加强了民事管理人员的反犹主义情绪。1942年10月，白俄罗斯的一名官员写道，在他看来，犹太人“对整个破坏运动的成功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仅在一天的镇压行动中……有223名暴徒被处死，其中就有80名配有武器装备的犹太人……我很高兴地看到”，他继续写道，“这片区域原来的2.5万名犹太人现在减少为500人”。[213]丧生在游击队战乱中的人数约为34.5万名，大约为白俄罗斯总人口的5%。据估计，在整个德国占领期间，约28.3万名居住在白俄罗斯的人加入了这样那样的游击队。[214]在东欧其他地区，德国的军事报复行动也造成了类似的大规模人员伤亡。

面对党卫队特别行动队的机枪，犹太人纷纷逃往东欧的丛林深处，1942年初，由这些人组成的各种犹太人游击队也开始出现了。[215]许多犹太人自己单独躲到丛林中去，未能与游击队取得联系。所以，他们常常不仅被盗匪偷走了衣物，而且还饿得饥肠辘辘。正如齐格蒙特·科鲁科夫斯基所记载的那样，他们的境遇甚是恶劣，所以“犹太人自己又跑到警察局，让警察干脆把他们枪杀了，这种现象时有发生”。[216]他指出，很多时候，村民们都非常敌视这些游击队。“许多人都没有把犹太人当人看，而把他们视为动物，必须被消灭殆尽。”[217]尽管如此，犹太人还是广泛地参与到游击队运动中。1941年12月31日，23岁的知识分子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在维尔纳成立了东欧第一个犹太人抵抗游击队。150名年轻人参加了当天的成立大会，会议对外宣称是新年前夕派对。会上，科夫纳宣读了一份纲领。他首先阐述了自去年夏天以来德国人就在一直实施的大规模枪杀和迫害运动，进而宣告道：“希特勒计划将欧洲犹太人灭绝殆尽……我们决不能像待宰羔羊一般任由他们带到屠宰场。”[218]1942年初，别尔斯基（Bielski）四兄弟组建了另一支犹太人游击队，他们四兄弟本是白俄罗斯的村民，其父母在1941年12月时被德国人杀害。他们将自己的大本营隐秘地设立在该地区的丛林深处，以此为基地，建立了一套详尽的夺取武器的方法，而且其他犹太人也逐渐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截至战争结束，他们的成员人数多达1,500名。更多的犹太人则是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本地游击队。[219]

欧洲新秩序开始瓦解。起初，德国建立欧洲新秩序是为了构筑一个庞大的经济与政治合作圈，但面对惨淡的战局，他们逐渐放弃了这一野心。德国在每一处的统治都变得愈发残酷。德国方面笃信，镇压抵抗运动的唯一途径就是实行恐怖统治，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他们放弃了与沦陷区当局的非正式自愿合作以及逼迫后者通敌卖国，代之以赤裸裸的处决和大规模的枪杀。对第三帝国持友好态度的各国——从维希法国到匈牙利——也与德国方面渐行渐远，他们逐渐失去了自治权，也开始陷入同样的压迫和抵抗模式，在被德国直接占领的国家内，这样的抵抗运动正蚕食着德国的控制力。德国战争经济对劳动力和原材料的需求就是一个无底洞，加上德国无所不用其极地压榨傀儡国家的经济，这极大地刺激了越来越多的年轻男女投身于抵抗运动。他们到处开展不合作运动、扰乱秩序、蓄意破坏以及暗杀行动，为了打压他们，德国方面采取了更强硬的报复行动，而这反过来又促使占领区的民众对德国当局更加疏远，进一步推动了抵抗运动的发展壮大。然而，这一暴力循环同时也反映出德国在战争中的全面失势，尤其是从1943年初期开始，这一趋势变得愈加明显。起初，整个欧洲都认为，除了臣服于德国之外，他们别无选择，此刻，这种观念开始逐渐消失。欧洲人之所以开始重整旗鼓，展开抵抗运动，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希特勒或许终究会输掉战争。斯大林格勒战役就是这样一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战役，因为它比其他任何一场战役都更淋漓尽致地表明，德国武装部队可以被打败。

* 纳粹德国设立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军事行政区”，范围包括今比利时、法国北部大区和加莱。

† 恩斯特·冯·魏茨泽克时任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

第四节

总体战

一

1942年，德国武装部队再次发起进攻，在这一战争背景下，纳粹政权进一步扩大了灭绝犹太人的计划。德军在莫斯科败北之前，希特勒一直认为，苏联的斯大林政权必定不堪一击。显然，他的判断被证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1941年6月，德军怀着战无不胜的自信发起了巴巴罗萨行动，但最终却没有实现它的目标。红军在成功遏制住德军对莫斯科的进攻浪潮后，就开始发起反攻，迫使德军撤退。正如一名德国军官在给自己兄弟的信中写道：“俄罗斯人正在誓死捍卫自己的祖国，戈培尔将他们表现出的勇气和坚韧描绘为‘动物’的兽性本能；每次为了击退这些进攻者，我们都要付出流血的代价。”“显然，”他以讽刺的口吻继续写道，“全世界真正的勇气和英雄主义只会诞生在西欧，而且是在西欧这片土地的中心位置。”这一讽刺口吻也暴露出德军对红军与日俱增的敬意以及他们对德军军官——尤其是戈培尔——的普遍鄙夷。[220]

冬日里严寒刺骨，紧接着春天来临，路上堆满了正逐渐融化的雪泥，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动任何规模的新攻势都并非易事，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了1942年5月。苏联军队在莫斯科战役中力挫德国人，斯大林因此信心倍增；此刻，他下令发起了一系列反击战。斯大林之所以胸有成竹，还得益于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转移到乌拉尔地区（Urals）和外高加索地区的工厂已经投入运营，生产了大量的军备物资。截至1942年5月春天战事吹响号角时，它们已经制造了4,500辆坦克、3,000架飞机、1.4万挺枪和5万多门迫击炮。在1942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红军指挥部试验了各种各样利用坦克与步兵和炮兵配合作战的方式，并从中汲取教训提高战斗力。[221]但斯大林的第一次反击战与前一年秋天的军事行动一样，也以灾难性的失败收场。他下令对列宁格勒地区的德军发起大规模进攻，但却未能解除列宁格勒被围困的局势；此外，经过激烈的战斗，德军击退了向列宁格勒城区中心进攻的苏联军队，而且在南边，德军也挺住了苏联军队的多次进攻，牢牢地坚守在那里。1942年5月，苏联军队又在哈尔科夫地区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最终，10万名红军士兵战死沙场，20万名红军士兵被俘。苏联军队的指挥官们严重低估了德军在该区域的军力，也没有成功夺取该地区的制空权。与此同时，1942年1月20日，费多尔·冯·博克元帅病假归来，他是南方集团军的指挥官，认为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手段，他在克里米亚地区打了一场拉锯战，并最终取得胜利。但一直以来，博克对德军存在的隐患都洞若观火，那就是德军的战线过长，兵力比较稀薄，而且军队持续作战，一直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因此，他忧虑重重地指出，德军的“进攻变得举步维艰，并且损失惨烈”。[222]在一次大捷中，博克拿下了沃罗涅日市（Voronezh）。整个战局似乎在扭转，变得对德国愈发有利。汉斯—阿尔贝特·吉泽是来自德国北部农村地区的一名士兵，他写道：“在那里，我亲眼看见了我们的坦克如何将庞大的俄罗斯雕像炸得粉碎。德国士兵在每一方面都更优秀。同时，我也相信，我们今年就能顺利完成在这里的军事任务。”[223]

但情况并非如此。依希特勒之见，博克在攻陷沃罗涅日后开始变得拖沓迟缓，行事太过谨小慎微，所以错过了围捕并一举摧毁苏联多个主力作战师的良机。当时，博克关心的是他的部队已经精疲力竭，无力作战。但希特勒拒绝接受这个理由。希特勒下令解除了他的指挥权，从1942年7月15日生效，取代他的是上将马克西米利安·冯·魏克斯（Maximilian von Weichs）。[224]自此以后直至战争结束，沮丧万分的博克都处于免职状态，他仍力图证明自己的策略——在沃罗涅日休整之后再进军——合理正确，并指望着希特勒能再次任用他。与此同时，1942年7月16日，希特勒为了亲自指挥军事行动，下令将现场指挥部转移到乌克兰文尼察（Vinnitsa）附近的一个新指挥中心，代号为“狼人”（Werewolf）。希特勒和他的各部长以及参谋人员总共搭乘16架飞机离开东普鲁士前往新的指挥中心。在接下来的三个半月里，他们一直住在设施极为简陋的棚屋里面，潮湿难耐，而且白天还热浪腾腾，到处都是恼人的蚊子。另外，此时这里还是陆军最高指挥中心和整个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中心所在地。[225]德国在这个夏天发起进攻，其主要目标是占领高加索地区，及其丰富的油田。去年冬天，德国之所以在莫斯科受到重创，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燃料短缺。希特勒向来喜欢夸大其词，同样，他这次警告道，如果德军不能在三个月内攻陷高加索地区的油田，那么德国将输掉整场战争。在此之前，希特勒已经将南方集团军一分为二，北部地区的称为A集团军群，南部地区的称为B集团军群。此刻，希特勒命令A集团军群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去彻底歼灭聚集在附近的敌军，然后穿过高加索地区，占领黑海东海岸，进而拿下里海边上的车臣和巴库（Baku），这两个地区有丰富的石油储藏。同时，他命令B集团军群去攻占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今伏尔加格勒［Volgograd］），途经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向里海地区挺进。希特勒将南方集团军一分为二，命令这两支军队同时出击，此外，他还命令数个作战师向北方前进去支援进攻列宁格勒的部队，这一切都充分反映出，希特勒仍然低估了苏联军队的实力。陆军参谋总长弗朗茨·哈尔德绝望不已，尽管希特勒对德国陆军的领导层嗤之以鼻，但这也无法让他打起精神。[226]

然而，无论这些将领们私下里怎么想，除了按照希特勒的计划行事外，他们别无他途。在这一轮攻势中，A集团军群率先向克里米亚地区发起进攻，埃里克·冯·曼施泰因元帅挫败了21个红军作战师，在30万名与他对峙的红军士兵中，多达20万名被杀死或俘虏。当红军指挥部意识到德国人已经放弃了——至少暂时如此——夺取莫斯科的野心，转而集中火力向南方全线出击时，为时已晚。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是克里米亚地区的主要城市，红军在那里负隅顽抗，但在被围困一个月之后，塞瓦斯托波尔最终还是沦陷了，9万名红军士兵被俘。然而，整个军事行动让德军也付出了伤亡近10万人的代价，而且，当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军队向南挺进时，他们发现俄罗斯人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战术。俄罗斯人不再誓死抵抗，直到自己被彻底包围歼灭，相反，斯大林允许他们采取撤退战略，如此一来，德国人抓获的战俘远不如预期。在三次大规模的战役中，德国人只抓获了10万到20万名战俘，比之前少了许多。A集团军群士气高昂，他们攻占了迈科普（Maykop）地区的油田，结果发现，俄罗斯人在撤退时已经有组织地将那些炼油厂摧毁了。为了庆祝此次进攻的胜利，奥地利的山地兵登上了厄尔布鲁士山（Mount Elbrus）的顶峰——此乃高加索地区的最高点，海拔5,630米——将德国的旗帜插在那里。希特勒在私底下大为光火，因为在他看来，这根本就不是此次进攻的真正目标。“我经常看到希特勒怒火中烧，”阿尔贝特·施佩尔后来回忆道，“但他很少大发雷霆，而这次当前线战报传来时，他表现得怒不可遏。”他怒斥说：“应该把这些山地兵送上军事法庭，他们简直就是一群疯子。”“他们在打仗的时候还想着自己愚不可及的登山爱好。”他愤愤不平地说道。[227]他的这一反应充分暴露出他对此次进军的紧张程度，而后来事实也证明，这次进攻非常有必要。

在北方，德军自1941年9月8日以来就切断了列宁格勒同外界的联系。列宁格勒市内以及郊区共生活着300多万居民，随着物资补给几乎被完全切断，列宁格勒很快就陷入绝境。不久，居民们因为饥饿难耐，开始吃猫、狗、老鼠，甚至还吃自己的同类。外面的俄罗斯同胞穿过拉多加湖（Ladoga Lake）结冰的湖面与列宁格勒市内的民众保持着一定联系，但这条物资补给线规模甚小，而且时断时续，所以他们借此给市内居民提供的食物和取暖燃料简直是杯水车薪。在被封锁的第一个冬天，有886人因吃人而锒铛入狱。有44万名居民被成功转移，但据德国方面估计，在1941—1942年的冬天，有100万居民死于饥饿和寒冷。在1942年，列宁格勒的形势有所好转。城内的居民全都种植蔬菜，为下一个寒冬储备粮食，而且又有50多万居民被成功转移，此外，当拉多加湖的湖面又结冰之后，外界穿过湖面给城内居民送去大量的补给品和军备设施，帮助他们囤积物资。而且，拉多加湖的湖底还铺设了输油管道，如此一来，居民们就可以抽取石油作为燃料。德国空军试图炸毁苏联的这条物资补给线，但未能成功，还损失了160架战斗机，而对列宁格勒的轰炸，除了造成大面积破坏之外，并未能将其彻底摧毁，也没能挫败剩余居民的士气。最后，连上苍都在帮列宁格勒的居民，因为与上一个灾难性的冬天相比，1942—1943年的冬天要好过得多，直到11月中旬列宁格勒才开始结霜。随着气温又下降到了冰点，整个列宁格勒又展开了与德军封锁的对峙。[228]

1942年8月，苏联继续向南，开始向德军发起反击，进攻勒热夫（Rzhev），这严重威胁到中央集团军群。哈尔德请求希特勒准许德军撤退到一个更易于防守的地方。“你每次来见我都是那套老方案，只知道撤军。”希特勒朝他这位陆军参谋总长大声呵斥道，并指责他跟士兵一样，都缺乏顽强作战的坚毅品格。哈尔德也忍无可忍，称自己已经非常顽强了。“但在战场上，成千上万的将士们前赴后继，一批又一批地倒下，从普通的火枪手到中尉，无一例外，此刻我们毫无胜算可言，他们是在白白牺牲。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指挥官们被缚手缚脚，无权做出唯一正确的决定。”[229]汉斯·迈尔—韦尔克留意到，在对勒热夫的进攻中，苏联方面在作战策略上有了惊人的改进。此时，苏联开始有效地协调坦克、步兵和空军配合作战，在此之前，这三方面力量没有成功地进行过此种合作。米尔—沃克认为，同德军相比，红军士兵更擅长应对极端天气环境。1942年4月，他写道：“俄罗斯人在泥地里的表现令我们惊叹不已！”[230]“我们的车队，”一名军官记载道，“绝望地陷在深不可测的泥沼里，根本难以保证进一步的物资补给。”[231]在这种环境中，德国的装甲车实在是无用武之地。到了夏天，德军还要忍受酷热，连背阴处的温度都达到了40摄氏度，此外，机动车辆行进时扬起的厚厚尘土也是一个棘手问题。“整个道路，”这名军官在给兄弟的信中写道，“都淹没在一片厚重的尘土中，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只能艰难前行，因为根本就睁不开眼睛。在风的作用下，这些尘土经常打转，绞成厚厚的一股，逆着我们队伍行进的方向打来，有时，我们连续几分钟都无法睁开眼睛，什么都看不到。”[232]

对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希特勒早就不耐烦了——或许他对此根本就一无所知——他要求各将领们加快行军步伐。1942年8月底，哈尔德绝望地写道：“今天同元首的讨论还是老样子，他一如既往地痛斥陆军军事领导层的无能，骂他们自以为是，屡教不改，完全抓不住问题的关键。”[233]最终，1942年9月24日，希特勒罢免了哈尔德，当着他的面说他是懦夫。取而代之的是少将库尔特·蔡茨勒（Kurt Zeitzler），此人之前负责西边地区的海防。蔡茨勒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继任之后，他即刻下令，要求陆军参谋总部的全体成员都要再次表达自己对元首的绝对忠心，很显然，这个忠心哈尔德早就已经丧失了。据估计，截至1942年年底，德国及其盟国组成的入侵部队在东线折损了近一半兵力，换言之，战死沙场的、身负重伤的、勒令退伍的以及被俘虏的士兵总共达到了约150万人。其中，德国士兵的死亡人数达到了32.7万人。[234]要填补这些折损所遗留下的兵力空缺变得愈发困难。此时，东部的战事已经止步不前了。为了打破这一僵局，德军向斯大林格勒挺进，因为斯大林格勒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以及往来高加索地区的补给品分配中心，同时，斯大林格勒这一名字也赋予了这个城市无与伦比的象征意义，在随即而来的几个月中，这层象征意义所起到的作用比这个城市为形势所逼而采取的任何措施和行动的意义都更大。[235]

二

1942年8月24日，碧空如洗，温暖和煦，年轻的战斗机飞行员海因里希·冯·艾因西德尔（Heinrich von Einsiedel）伯爵驾驶飞机，在斯大林格勒的上空侦查敌人的活动迹象，他是帝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曾外孙。他写道：“当我驾驶Me 109战斗机高高地盘旋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时，我看到草原上有一层薄薄的雾霭。我扫了一眼远方的地平线，它淹没在杂乱无形的薄雾中。天空、草原、河流与湖泊都伸向远方，隐隐约约，静谧平和，交错着流向永恒。”艾因西德尔今年刚满21岁，他对战斗机飞行员的身份怀着十二分的美好憧憬。在他看来，战斗机飞行员都是空中骑士，这吸引着像他这样的贵族青年加入了德军的空军部队。战争带来的兴奋与刺激如此强烈，远远超过了他对这场战争本身是否公正的疑虑。但他的记述也透露出俄罗斯战斗机的数量甚是庞大，最终，面对如此强大的空军战斗力，德国飞行员视死如归的勇气和精湛的飞行技能也无济于事。他如此描述敌军向他逼近时候的情景：

我们每一架斯图卡轰炸机，每一架战斗机都被成群的俄罗斯战机团团包围……我们一下子变得心慌意乱，手足无措。一个两星Rato在我正前方飞过。俄罗斯飞行员看到我后立刻俯冲而去，试图通过低空飞行来避开我。但恐惧似乎令他一下子不知所措。他沿直线方向在离地面10英尺的高度飞了一段距离，但还是被我击中。机枪发射的反冲力使我的飞机晃动不已。那架俄罗斯飞机的油箱蹿出一股火焰，然后整架飞机发生爆炸，在地面上翻滚了几圈，留下一大片烧焦的草地。[236]

艾因西德尔发现他正上方有一组苏联战斗机，于是立刻停止俯冲，朝着它们迎头而去。他坦言：“当时，我脑子里面全是追逐所能带来的刺激，其他的一概都没有考虑。”艾因西德尔以大幅度倾斜飞行，死咬住其中一架苏联战斗机，并成功将其击落。此举太过莽撞。“当我调转机身去搜寻其他俄罗斯战斗机时，”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看到在距我80码左右的后方，他们正朝着我疯狂地射击。我感到一股强大的爆炸力，脚部受到猛烈冲击。我驾驶战斗机在空中打转，强行将其猛然拉高，成功地将俄罗斯战斗机甩掉。”但艾因西德尔的飞机遭到严重损坏，机枪也已经不听使唤了，他最后还是艰难地回到了基地。[237]在1942年夏末以及整个秋天，斯大林格勒的上空每天都在上演这样的场景，这也无可避免地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高级军官们指责这种爱出风头的个人行动，他们认为这是在浪费燃料。从此刻开始，艾因西德尔的飞行部队被命令去协助德国步兵作战，并且尽量避免与苏联战斗机正面交锋。德军注定会输掉这场战役。“很多飞机都有故障……一个战斗机机群的42架战斗机中，能用的战斗机一般都不超过10架。”根本毫无胜算。8月30日，当艾因西德尔正要低空飞过俄罗斯防线的时候，他的发动机冷却器被击中，飞机瞬间坠落地面。艾因西德尔奇迹般地毫发无损，但苏联部队迅速赶到现场，在将他带回去审问之前，把他全部的个人随身物品洗劫一空。[238]

正如艾因西德尔记载的那样，德国空军并没有在该地区取得绝对优势。在与德国王牌飞行员的战斗中,苏联空军一旦有飞机坠落，他们就会立刻将其他战线的飞机调往该作战区。但另一方面，苏联空军也没有在这一区域取得制空权。在1942年的整个春夏，德国和苏联双方的战斗机飞行员都在为争夺制空权斗得你死我活，而与此同时，德国的地面部队B集团军群正朝着斯大林格勒持续挺进，斯大林格勒是通向伏尔加河下游以及里海的门户。直到现在，德国既没有拿下莫斯科，也没有征服列宁格勒。因此，攻陷斯大林格勒并将其夷为平地对于希特勒而言变得愈加重要。1942年8月23日，德国飞机对斯大林格勒实行了一波又一波的地毯式轰炸，造成大规模的城市破坏和人员死亡。同时，德国坦克几乎长驱直入，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到达了伏尔加河北部。一方面，空军的轰炸持续不断，而另一方面，德国大炮更进一步增强了德军的破坏力，鉴于这一情况，斯大林允许城里的老百姓开始撤离，斯大林格勒正迅速沦为一片废墟，不再适合居住。1942年9月12日，在赫尔曼·霍特（Hermann Hoth）将军的第4装甲集团军的支持下，来自德国第6集团军的部队进入斯大林格勒，弗里德里希·保卢斯（Friedrich Paulus）将军任指挥官。这一切似乎表明，斯大林格勒在几周之内就会沦陷。但从多个方面来看，这位德国指挥官都不是夺取斯大林格勒的最佳人选。这一年年初，保卢斯被委以此任，而在此之前，他曾是陆军副参谋总长。保卢斯出生于1890年，在他的整个军事生涯中，包括一战期间，他差不多都是在参谋部里任职，几乎完全没有实战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大程度上都依赖希特勒；在他眼里，希特勒是一名功勋卓著的指挥官，令他肃然生敬。9月12日，当他的部队进入斯大林格勒时，他与元首正在文尼察开会。他们两个人都认为，德军成功拿下斯大林格勒后，就能有效地控制顿河和伏尔加河全线。红军已经弹尽粮绝，斯大林格勒很快就会沦陷，如此一来，德军就能加快行军步伐，全力以赴地朝高加索地区挺进。保卢斯向这位元首保证，不出几周，斯大林格勒就会成为德国的囊中之物。[239]而且希特勒主意已决，拿下斯大林格勒后，所有成年男子都将被直接处死，妇女和儿童则将遭到驱逐。[240]

截至1942年9月30日，保卢斯的部队已经占领了斯大林格勒2/3的领土，希特勒于是迫不及待地发表了公开宣言，称斯大林格勒的沦陷指日可待。希特勒的演讲极大地增强了德军的信念，他们笃信自己必将取得最终胜利。1942年10月3日，阿尔贝特·诺伊豪斯从斯大林格勒前线给妻子写信道：“元首的伟大演讲令我们信心倍增，我们愈发坚定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241]纵然希特勒的演讲可以有力地振奋军心，但这些演讲并不能彻底挫败苏联的抵抗。负责此次军事行动的上将——包括保卢斯和他的顶头上司魏克斯，以及哈尔德的继任者蔡茨勒在内——全都建议希特勒下令撤军，他们担心长时间的巷战会给德军造成惨重伤亡。但此刻，希特勒一心只想攻陷斯大林格勒这座极富象征意义的城市，至于其他的现实问题，他一概不顾。1942年10月6日，他再次声明，必须拿下斯大林格勒。[242]而斯大林方面也甚是看中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在这一年的抗战中，斯大林格勒方面几乎一直处于战败的局势，斯大林心意已决，将投入尽可能多的人力物力，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尚未沦陷的区域。这座城市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如果连这座城市都陷落了，他的心理势必受到重创。而且，在前几个月中，苏联方面连连受挫，斯大林丧气不已，所以，此刻他决定将指挥权彻底交给参谋总部长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Aleksandr Vasilevskii）将军和格奥尔吉·朱可夫将军——朱可夫将军一年前曾在莫斯科成功阻截德军——让他们俩全权负责南方的军事行动。同时，他将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指挥权交由瓦西里·崔可夫（Vasili Chuikov）将军，此人40多岁，是一名精力充沛的职业军人。崔可夫的职业生涯可谓大起大落。在1940年冬季战争（Winter War）中，他的第9集团军遭芬兰人打败，随后，他就以驻外武官的身份被派往中国，脸面无存。此刻，他又在斯大林格勒被启用为第62集团军的负责人，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证明自己的千载良机。崔可夫深知，他必须“守住斯大林格勒，或者在誓死捍卫中阵亡”，他亦是这样对该地区的政治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这样说的。他在每一个渡河处都部署了苏联政治警察小分队，为他们配备了武器，目的是阻截逃兵，将其就地处决。因此，撤退是万不可能的。[243]

德国的飞机和大炮继续攻打斯大林格勒的苏联占领区，而城中轰炸后残留的废墟却给苏联军队提供了绝佳的防御环境。他们在垒得高高的碎砖瓦砾后挖掘战壕，住在地下室，在被炸得千疮百孔的公寓街区高层布置狙击手，如此一来，苏联军队就能有效地伏击进犯的德国部队，将他们的大规模进攻打散，或是把他们引入事先埋伏了反坦克炮和重型武器的街道，将其一举挫败。他们在昏暗地带埋藏了大量地雷，又趁夜晚时分去轰炸德军的据点，而且还布置了饵雷，当德国士兵走进房屋时就会被炸死。崔可夫组建了机枪队，并确保大量手榴弹被送进城内。[244]很多时候，双方都是在进行肉搏战，用匕首和刺刀近身作战。很快，这场战争就演变为一场消耗战。持续不断的战斗造成了愈发不良的影响，许多士兵都病倒了。德国士兵的家书中充斥着强烈的不满，因为他们被告知将要在战场上连续度过第二个圣诞节。尽管有被军事审查官发现的危险，但这些士兵仍毫不避讳地袒露自己的心声。“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一名士兵在1942年12月4日写道，“那就是快点结束这些糟糕透顶的事情……我们全都绝望不已。”[245]然而，苏联军队将在保卢斯部队后方，而非斯大林格勒城内取得重大突破。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劝斯大林为军队注入大量的新生兵力并予以相关的军事训练，配备坦克和大炮，准备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包围行动。此时，苏联每月的坦克产量已超过2,000辆，而德国才500辆。截至10月，红军已经为包围行动组建了5个新的坦克集团军和15个坦克军。到了1942年11月，100多万士兵集合完毕，严阵以待，准备向保卢斯的战线发起大规模进攻。[246]

保卢斯的上司马克西米利安·冯·魏克斯将军是B集团军群司令，当他决定帮助保卢斯集中兵力攻打斯大林格勒的时候，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罗马尼亚军队接管了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西部一半左右的据点，如此一来，德军就能集中兵力攻打斯大林格勒。冯·魏克斯认为，罗马尼亚军队不仅仅是他们强有力的后卫部队，而且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朱可夫深知，罗马尼亚军队与驻扎在它旁边——也就是斯大林格勒的西北方——的意大利军队一样，在战事上的表现都不值一提。于是，他往霍特装甲部队所在地的西北方向调遣了两个装甲军和四个集团军，旨在与罗马尼亚军队和意大利军队对峙，与此同时，他还往东南地区——也就是德国装甲部队的另一端——调遣了两个坦克军，去守住那里的罗马尼亚军队。整个军事调遣行动高度保密，无线电通信的使用尽可能地降到了最少，军队和装甲车辆在白天进行伪装，直到夜晚时分才转移。保卢斯并没有巩固自己的防线，他更倾向于将他的坦克部署在斯大林格勒附近，但事实上，这些坦克在城市附近根本没有用武之地。1942年11月19日，苏联新组建的部队最终准备就绪，这天天气也极为有利，他们向罗马尼亚防线中兵力较弱的一个突破点——在斯大林格勒西面近100英里左右的地方——发起进攻。清晨，薄雾未消，苏联方面3,500件机枪和重型迫击炮同时开火，为坦克和步兵杀出了一条通道。由于缺乏反坦克武器，措手不及的罗马尼亚军队被苏联军队完全压制住了。短暂抵抗之后，他们就开始惊慌逃窜。保卢斯未能及时做出反应，以至于当他最终派遣坦克部队前去支援罗马尼亚防线时，一切都太晚了。此刻，大规模的T-34坦克群穿过罗马尼亚防线的这一豁口，汹涌而来，保卢斯的救援部队根本寡不敌众。[247]

不久，苏联风驰电掣般地进军，迫使德国防线连连后退，也逼迫保卢斯的军队进一步往斯大林格勒的方向撤退。没有哪一位德国将军曾料想到苏联会有如此泰山压顶的攻势，他们后来才意识到，苏联军队此刻采取的是典型的包围策略。因此，德国方面并没有调遣军队去阻止苏联从两个方向来的坦克部队会合。1942年11月23日，苏联的两个坦克纵队在卡拉奇（Kalach）会和，彻底切断了保卢斯部队与后方部队之间的联系，同时，还将霍特的装甲部队阻隔在围困区之外。保卢斯麾下有20个师——其中6个是机动师——总共有25万人左右，面对苏联军队的封锁，他的第一念头是向西突围。但保卢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突围计划，这使得他再次犹豫不决。因为突围就意味着撤退，意味着放弃一直大肆吹嘘的攻陷斯大林格勒的计划，而这是希特勒绝不会批准的，因为他已经公开宣称斯大林格勒即将被拿下。[248]1942年11月，施佩尔在贝格霍夫向希特勒汇报战事，他私下里向希特勒抱怨道，德国将领们总是妄自菲薄，过高地估计俄罗斯军队的实力，在他看来，俄罗斯已经耗尽了他们最后的物资储备，已是强弩之末，很快就将被彻底击溃。[249]对此，希特勒深以为然，所以他组织了一支救援军，由陆军元帅冯·曼施泰因和霍特将军负责。冯·曼施泰因胸有成竹，笃信自己能成功冲破苏联军队的包围，这愈加坚定了希特勒的决心，不允许保卢斯撤军。1942年11月28日，冯·曼施泰因给被围困的德军发去一封电报：“坚持住——我马上来救你们出去——冯·曼施泰因。”“我们一下子信心倍增！”在斯大林格勒战区的一名德国少尉惊叹道。“这要比给我们送来一火车的弹药和一飞机的食物更振奋人心！”[250]

三

冯·曼施泰因的救援军由2个步兵师和3个装甲师组成，其中，这三个装甲师全都听从霍特的号令。1942年12月12日，这支救援军从南边出发，向红军阵地挺进。为了阻止冯·曼施泰因的救援军，朱可夫开始攻打西北方向的意大利第8集团军，将其拿下之后又继续往南推进，前去切断冯·曼施泰因与德国后方部队之间的联系。1942年12月19日，德国的救援装甲部队在距保卢斯后方防线35英里左右的地方被阻断了路途。9天后，这支救援装甲部队几乎被完全包围，因此，冯·曼施泰因不得不同意霍特撤军。救援行动以失败告终。正如冯·曼施泰因于12月23日向希特勒所说的那样，此刻，保卢斯别无选择，只能放手一搏，突出重围。但如此一来，德国方面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努力也等于是付之东流了，因此，希特勒再次拒绝保卢斯撤军。但保卢斯告诉希特勒，第6集团军现有的燃料即将耗尽，只够他们的装甲车辆和运输车辆再行驶12英里。戈林之前曾承诺，为保证保卢斯的部队能正常行军，每天将向他所在的战区空投300吨的物资补给品，但事实上，每天空投的物资补给品只有90吨出头，甚至在希特勒的亲自过问下，补给品的数量也只增加到了120吨左右，而且此种情形也仅持续了3周。在厚厚的雪地里，飞机难于起飞和降落，而且机场还经常受到俄罗斯军队的攻击。[251]物资补给品的数量在持续下降，斯大林格勒城内的德军处境每况愈下。此时他们除了挣扎着活命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念头。他们大多数人都住在地下室、地下掩体或者露天散兵坑中，而且都尽可能地在这些住处的里外垫上一层砖和木头。通常，他们还会尽其所能地添置一些家具，进行简单的装点，以便营造出一种家庭温馨感。正如一名士兵于1942年12月20日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们15个人蜗居在一个掩体中，也就是地里面的一个洞，跟我们在维德豪森（Widderhausen）［他在德国的家］的厨房差不多大，大家的随身物品也都塞在里面。你完全可以想象这里有多拥挤。你还能想象一下我们的生活画面。有的人在洗漱（如果有水的话），有的人在挑身上的虱子，有的人在吃饭，有的人在做油煎食物，还有一个人在呼呼大睡。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基本生活状态。[252]

他们待在诸如此类的地洞里面，等待苏联军队定时的进攻，竭尽所能地不浪费任何弹药和物资补给品。[253]

* 奥尔忠尼启则为弗拉季高加索的旧称。

地图15　东线，1942年

节日来临时，保卢斯的军队变得彻底了无生气，如丧考妣。圣诞节时，士兵们往家中写信，压抑已久的情绪如洪水决堤般爆发，此刻，他们处于绝望无助的境地，而在前几年，他们有家人的陪伴，祥和而安宁，如此霄壤之别，情何以堪。他们点燃了蜡烛，并用折断的树枝充作圣诞树。一名年轻军官1942年12月27日给母亲的家书可谓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们此刻的心境：

尽管这里的一切都令人沮丧不已，但这棵小小的树还是营造出圣诞节的节日氛围，以及一种温馨的家庭感，这种感觉如此剧烈，我起初都不敢看这些点亮的蜡烛。我真的感慨万分，以至于难以压抑自己的情感，只好背过身去停了一分钟，然后才坐下来，和其他人一起唱圣诞颂歌，看着被烛光照亮的圣诞树，沉浸在这份美好之中。[254]

通过收听祖国发来的无线电广播，士兵们能够获得无限慰藉，尤其是当电台播放那种容易勾起人情绪的歌曲时，更是如此，士兵们有时会很投入地学习这些歌曲并跟着一起唱。“我们经常唱其中一首歌，”1942年12月17日一名士兵在家书中写道，“副歌是这样唱的：‘一切都快结束了——终有一日会完结——萧瑟的12月后，和煦的5月总会如期而至’，等等。”[255]写家书成为抒发情绪的一种方式，一想到迟早能够回到德国与家人重聚，士兵们就不会被绝望彻底吞噬。这场冲突持续了数个月，在此期间，部队官兵从封锁区向德国家乡写了近300万封信，或者说是在士兵们身上找到这么多信，这些人或者在战争中遇难，或者被俘虏，他们的信根本没有寄出去。[256]

与前一年的情形不同，德军士兵并没有被冻死。1942年11月5日，在从斯大林格勒寄回去的家书中，汉斯·米歇尔（Hans Michel）写道：“顺便提一句，我们这里有足够的物资补给品过冬。我得到了一双袜子，一条做工精细的羊毛围巾，又得到了一件套头毛衣，还有皮衣以及暖和的内衣，不一而足。这些都是羊毛制品。若你看到其中一些士兵穿着女士套头毛衣或者类似的衣服，你肯定会笑得前俯后仰。”那些守夜的士兵还额外得到了毛毡靴子和毛皮大衣。参加过莫斯科战役的老兵们也提到，同前一年相比，1942年末至1943年的那个初冬要暖和得多。[257]但他们的衣服一层层的，非常厚实暖和，反而成为虱子繁衍的理想温床。1942年11月5日，一名士兵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你给我的那件红色套头毛衣简直就是专门为捕捉虱子设计的，我已经成功捕捉了为数不少的虱子（请谅解我脑袋里会冒出这样的想法，但刚才有一只虱子正在咬我）。”另外一名士兵写道，虽然他身上聚集的虱子不是最多的，但是“我也抓到了好几千只虱子了”。在家书中，有的士兵尽量将这个恼人的问题轻描淡写（其中一个士兵打趣道：“‘说每个人都自带了一个动物园’也毫不夸张。”），但长此以往，这些虱子给他们的身体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和不适，使本就士气日渐低落的德国士兵愈发不振。“他们简直要将你逼疯，”一名士兵在1942年12月28日这样写道，“我们再也不能正常睡觉……渐渐地，我们开始憎恶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机会洗澡，也不可能换内衣。”1943年1月2日，另外一名士兵抱怨道：“这该死的虱子，他们就像是要将我们生吞活剥了。整个躯体都被他们蚕食殆尽了。”[258]

然而，更严峻的是，食物短缺的问题日益加剧，德国士兵无论穿得有多暖和，但没有充足的食物，他们的御寒能力也大为削弱。1942年12月31日，一名德国士兵写道：“我们现在主要以马肉为食，我甚至还生吃过马肉，因为我实在太饿了。”[259]“短短几天之内，所有的马都被吃光了，”1943年1月14日，参谋赫尔穆特·格罗斯库特这样写道，而且他还极具挖苦意味地补了一句，“在我们这个伟大政权成立10周年之际，我们却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之一。”[260]“尽管我已经精疲力竭，”另一名士兵在同一天写道，“但我在夜里仍然无法入眠，而是睁着眼睛在做梦，一次又一次地梦到蛋糕、蛋糕、蛋糕。有时我向天祈祷，有时我又诅咒自己的命运。无论如何，一切都没有意义。”[261]“此刻我体重仅为92磅，简直就是皮包骨，一具行尸走肉。”一名士兵在1943年1月10这样写道。[262]此时，天气条件已经变得极其恶劣，虚弱不堪的士兵们根本无力与严寒作斗争。在这种环境下打仗无异于痴人说梦，整个德军的士气受到持续打击，他们开始听天由命。“你现在一无是处，就是一个废人……我们全都万念俱灰。”[263]“我们的身体也在逐渐失去抵抗能力，”在另一封写于1943年1月15日的信中，写信人这样说道，“因为没有脂肪和足够的食物，我们的身体根本不能长时间行军。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8周了，我们的处境——我们令人绝望透顶的处境——依然没有丝毫起色。有生以来，命运之神还未曾如此残忍地捉弄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被饥饿折磨得如此不堪过。”[264]一名士兵说道，他和他的战友们每6个人才分得一条面包，这还是3天的食粮。“亲爱的妈妈……我的腿再也挪不动了，其他人也一样，我们都太饿了。我们的一位战友死了，他骨瘦如柴，在行军的路上倒下了，最后被活活冻死了，严寒最后压垮了他。”[265]1943年1月28日，德军接到命令，放弃病号和伤员，让他们自己饿死。事实上，德军此刻遭遇的命运与希特勒为斯拉夫人预备的命运毫无二致。[266]

此刻，甚至德军将士们对希特勒的信任也开始动摇了。海诺·菲茨布姆（Heino Vitztbum）伯爵是一名贵族军官，1943年1月20日，他写道：“我们还没有彻底放弃对元首的信任和希望，我们依然相信他能找到对策来保全我们这里成千上万的将士，但很遗憾的是，我们等来的是一次又一次莫大的失望。”[267]此时，德军不仅快要断粮了，而且连弹药也快消耗殆尽了。1943年1月17日，其中一名士兵抱怨道：“俄罗斯人正在井井有条地为寒冬囤积武器，放眼望去，他们拥有我们想要的一切装备：大炮、掷弹筒、喀秋莎火箭炮以及飞机。他们昼夜不息地攻击我们，而我们却因形势所迫，不得不精打细算地节约每一发子弹。我们多希望能再一次正常地射击。”[268]有的士兵开始怀疑，继续这样无望的挣扎是否还不如被对方军队俘虏。1943年1月20日，一名士兵说道，被俘虏或许并没有那么糟，“但前提是俘虏我们的是法国人、美国人或者英国人，但如果被俄罗斯人俘虏，说不定直接给自己一枪是更好的选择”。“亲爱的，如果战败，”另一名士兵则向他的妻子写道，“不要指望我成为俘虏。”与其他人一样，他也开始给亲人们写诀别信。[269]远在德国的党卫队保安处拆开了很多诸如此类的信，以此真实地了解这些信对军队士气的影响。早在1月中旬，党卫队保安处就针对大后方军队士气的问题做了一系列秘密报告，报告指出，民众根本就不相信源自柏林的政治宣传。前线野战邮政局送来的信件被视为唯一可靠的信息来源。“如果说与一周前相比，众多民众对东线战况骤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那么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刚刚从前线野战邮政局送达国内的信件大部分听起来极其严重，并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了悲观绝望的情绪。”[270]

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ii）元帅是一名身经百战的军官，20世纪30年代时，他在肃反运动中遭到清洗，被斯大林监禁了起来。但在1940年，他又被重新启用，负责指挥斯大林格勒西面的红军部队。他这时候已经命令部下由西向东挺进，将保卢斯的军队包围在了“口袋”里，并最终于1942年1月16日攻陷了德军在该战区的最后一个机场。飞机轰炸、坦克、大炮以及数量惊人的步兵一起向本就薄弱不已的德国防线袭来，势如破竹，德国方面毫无还击之力。驻守在斯大林格勒南面的罗马尼亚军队直接仓皇而逃，给整个防线遗留下一个很大的豁口，红军大量的T-34坦克经此从南面汹涌而来。此时，天气已经变得甚为寒冷，许多德国士兵在撤退时因精疲力竭而倒下，躺在雪地里被活活冻死。其他士兵则将负伤的战友放在雪橇上，拖着穿行在结冰的道路上，路上满是被遗弃的或者支零破碎的军事装备。德军有时候还会展开抵抗，但他们很快就被逼退到斯大林格勒城中的废墟地带，那里有2万名伤员挤在临时的地下医院和地下室里，这些医院和地下室的门口都叠着一堆堆冻得僵直的尸体。绷带和药物也用光了，而且病人全身都爬满了虱子，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驱除干净。甚至那些原本健康的士兵此时也生病了，他们忍受着饥饿，饱受冻疮的折磨，已经耗尽了体力。[271]

8天前，苏联最高统帅部主动向保卢斯提议，希望他能进行荣誉投降。截至此刻，已经有10万德国士兵在这场战役中牺牲。因为冯·曼施泰因未能成功突破苏联军队的封锁，所以很显然，德军剩下的部队无论怎样挣扎，都没有获胜的希望了。但希特勒再次命令保卢斯继续作战，要求德军用猛烈的火力对所有逼近的苏联军队予以还击。尽管如此，1943年1月22日，保卢斯仍然向希特勒建议，投降是保全剩余部队的唯一方式。希特勒再一次拒绝了他的请求。与此同时，罗科索夫斯基的军队继续向前推进，先将“口袋”内保卢斯的军队一分为二，再把剩下的10万名德国士兵逼到了斯大林格勒城内的两处小犄角地块里。[272]此刻，戈培尔的宣传团队也不再像先前那样大肆吹嘘胜利。报纸和新闻短片中的故事开始愈发强调被围困士兵们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所有人都应当从中认识到继续作战是光荣的，哪怕到了弹尽粮绝、无力回天的地步，也绝不能屈服。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在他就职1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保卢斯发来一封对纳粹宣传极为有利的电报。电报内容是：“值元首执掌政权周年之际，第6集团军特发来贺电。纳粹万字旗仍然在斯大林格勒招展飘扬。希望我们的奋斗能为当代人和后世树立一个典范，即使没有获胜的希望，我们也绝不投降。德国必将胜利。元首万岁。保卢斯上将。”[273]同一天，赫尔曼·戈林也通过广播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他将第6集团军的将士们比作斯巴达军队，后者与进犯的波斯大军殊死搏斗，在捍卫温泉关（Thermopylae）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他说道，这“永远都将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斗争”。斯大林格勒周围及郊区布满了德军的掩体，里面的士兵们蹲在收音机旁聆听戈林的演讲，他们许多人都注意到了戈林的话中，斯巴达勇士们在温泉关的结局，那就是以身殉国。为了强调这一层信息，1943年1月30日，希特勒将保卢斯提拔为元帅，旨在让保卢斯为国捐躯，保卢斯本人对希特勒的意图了然于心。[274]

但在最后关头，保卢斯终究还是违抗了希特勒的命令。1943年1月31日，他率领斯大林格勒城内他所占领区域的残余部队投降了，而没有以身殉国。罗科索夫斯基前来正式接管投降部队，与之随行的还有一位摄影师、一名翻译、秘密警察、数名陆军军官以及来自苏军参谋总部的沃罗诺夫（Voronov）元帅。在过去数月中，保卢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此刻，他乌黑的头发和新长出来的胡子都开始变白了，而且他还患上了面部痉挛症。苏联将领们让保卢斯下令，要他手下所有残余部队都缴械投降，以避免进一步的流血冲突。但保卢斯骨子里依然残留着对希特勒的效忠之念，因此拒绝命令另一抵抗战区的德军停火。德军残余的6个师躲在该区域内，希特勒命令他们抗争到底。但在俄罗斯人无情的轰炸下，他们最终于1943年2月2日投降。在这场战役中，总共有大约23.5万名来自德国及其盟国全部作战部队的士兵被俘虏，超过20万人战死。9.1万名德国及盟国士兵被遗留在斯大林格勒，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胡子也没有剃，身上满是虱子，几乎无法行走，成为俘虏的他们排成一列，被押走囚禁起来。他们已经是苟延残喘，饱受饥饿和病痛的折磨，士气低落，无望沮丧，数千名士兵在前往战俘营的路上就一命呜呼了。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战俘，俄罗斯根本没有做好应对准备，食物供给完全不够，所以截至1943年4月中旬，死亡的战俘人数就超过了5.5万名。赫尔穆特·格罗斯库特就是上述战俘其中之一，他在1939—1940年期间所写的日记成为重要史料，使后来的历史学家得以了解针对希特勒的保守军事抵抗运动在早期是如何发展的。1943年1月2日，他所在的战区选择投降，他也因此被捕；之后，他因为患斑疹伤寒，于1943年4月7日过世。最终，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俘的战士中，总共不到6,000人活着回到了德国。[275]

四

此次战败，德国损失惨重，要想轻易地将责任推掉是不可能的。前一年从莫斯科撤军可以被视为一条权宜之计，一种战略性的撤退，会在将来发挥到更大的作用。但要想在斯大林格勒也采取这样的作战方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整个德军遭到彻底包围并被完全歼灭，这一点是不能回避的。在私底下，希特勒怒斥罗马尼亚军队和意大利军队太过无能，但最令他大为光火的还是保卢斯及其高级军官，因为在希特勒眼中，这些人就是不折不扣的懦夫，他们宁可颜面尽失地投降，也不愿意光荣地自裁殉国。但更糟糕的事情其实还在后面，即将来临。几乎就在向德军发起进攻的同时，俄罗斯人也开始试图对德国战俘进行“再教育”，希望将他们改造为“反法西斯主义者”，再教育对象从士官逐渐升级到军官。俄罗斯人非常明智地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越来越多的战俘开始相信“反法西斯主义”事业，但他们绝大部分人之所以选择跟随，是因为这是他们最容易做的事情。他们中有一小部分人是坚定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在俄罗斯人的规劝下，这部分人相信希特勒正在将德国带向毁灭的深渊，而加入他敌人的队伍就是拯救德国最迅捷的方式。少数机会主义者——他们大多是前纳粹党员——在支持“反法西斯主义”的声援中表现得尤其积极。截至1942年7月，苏联的秘密警察在游说方面已经取得了足够进展，他们开始着手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成员就是被成功说服的战俘，在第二年的时候，他们进一步将其发展为“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 Free Germany）。年轻的飞行员海因里希·冯·艾因西德尔成为“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的核心领导人之一，该组织中的共产主义分支对他本人和其他少部分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那少部分人甚至在沦为战俘之前就已经对纳粹事业产生了严重质疑。然而，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连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元帅也加入了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而且在俄罗斯人的成功说服下，他还通过广播，代表苏联向德国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性的讲话。或许，这些播报内容本身没有任何实际效用，但播报人是保卢斯，单单这一事实就足以令纳粹领导层名誉扫地，而且这还是一份强有力的证据——如果希特勒需要这份证据的话——说明陆军领导层不值得信赖。[276]

甚至早在德军于斯大林格勒投降之前，戈培尔就已经展开相关活动了，以便让民众对即将来临的坏消息做好心理准备。在他的操纵协调下，各媒体通过铺天盖地的报道，构建出一个新的神话，那就是——正如《人民观察家报》在1943年2月4日时所评论的那样——“他们牺牲了，所以德国才得以幸存”。将士们的自我牺牲精神给以后的所有德国人都树立了一个榜样。然而，他们的牺牲到底换来了什么，这真的很难说。例如，洛蕾·瓦尔布是一名年轻的学生，她接受德国当局将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将士们宣传为“英雄主义”的化身形象，而且也承认他们“誓死抗战”的必要性。但即便如此，她在1943年2月3日的日记中依然写道：“对全体德国人来说，今天是我们战争史上最黑暗的一天。”[277]而且许多民众开始揶揄调侃宣传部的说辞。[278]党卫队保安处报告说，德国国内民众“普遍甚为震惊”。人们正在谈论德国付出的惨痛代价，同时也在争议统治当局是否及时意识到苏联当时给第6集团军带来的威胁：

最重要的是，人们都说敌人的实力当时必定被低估了，否则的话，德军将士怎么可能甚至在被包围之后，还要冒这么大的风险，试图继续攻占斯大林格勒。德意志民族同志根本不能够理解，放弃斯大林格勒完全不可能。东部战线南方战区的整个发展形势究竟如何，他们中一些人根本就没有获悉准确而充分的信息，所以他们也无法正确理解这些战役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人们普遍认为，发生在斯大林格勒的这场战役标志着战争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279]

事实上，党卫队保安处在报告中被迫承认，有人认为，在斯大林格勒的战败是德国“终结的开始”，而且，据说在柏林的各政府部门中，“一定程度上都出现了一股死气沉沉的绝望气氛”。[280]

在弗兰肯，据说人们将挞伐的矛头“直指军队领导层”，他们诘问道，为何在明明还有机会撤退的时候，却不允许第6集团军撤兵。此外，“在看了［从前线］寄来的信之后，民众都在四处谈论，说许多士兵因精疲力竭而亡，也说有的士兵瘦成了皮包骨，仅凭外貌根本就辨认不出来是他本人。”该报告总结道：“谣言甚嚣尘上，这给整个民众的士气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281]其他地区的报告也指出，由于战败，各地区民众的情绪“如果说还没有低落到万分绝望的程度，也变得极其严肃沉重”。[282]在巴伐利亚州埃伯曼施塔特（Ebermannstadt）的农村地区，许多人的儿子、兄弟和丈夫都在第6集团军中当兵，“虽然为了避免招致刑事控诉，那里的民众在措辞上都极其谨小慎微，但他们仍然颇为坚决而强烈地”批判了军队领导层。因此，民众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戳破批判对象是谁，但大家都知道他们谴责的就是希特勒，而且原因也非常明显，那就是：希特勒不把一切都彻底毁掉是不会收手的；他高估了德国的军事实力；他本应该竭尽所能地争取和平的。[283]1943年2月14日，心怀不满的外交官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头一次在日记中写道，“批判性的谣言”正指向希特勒本人。[284]人们质问希特勒，为何不命令第6集团军的剩余部队投降，以此保全他们的性命。[285]此刻，德国境内还残留着很少一部分犹太人，饱受折磨和迫害，他们从德国的战败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1943年2月5日，维克多·克伦佩雷尔了解到，德国“在俄罗斯的失利据说是一次真正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败”。战败在德国公众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一位非犹太裔的朋友对他说，国内随时可能要爆发一场针对纳粹党的起义。[286]

在斯大林格勒的失利严重地挫败了民众的士气，这一精神危机并未迅速消散。1943年3月19日，巴伐利亚州的一名地方官员说道“民众再也没有振作起来”。“斯大林格勒这几个字仍然是人们讨论的焦点。”[287]其他官员则报告说道，“很多人都在谴责战争”。不计其数的民众都希望这场战争立刻结束，而且他们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不会允许俄罗斯人接管德国，哪怕他们允许俄罗斯人这样做，那么受到惩处的应该也只有纳粹党人。[288]截至4月中旬，党卫队保安处汇报说，民众要求在更多的场合看到希特勒。“给民众们看一张元首的图片，让他们相信元首的头发还没有彻底变白——谣言是这样流传的——这与那些激进的宣传口号相比，能更有效地鼓舞德意志民族同志的士气，让他们振作起来。”[289]

希特勒的个人魅力开始逐渐消失。纳粹党官员们报告说，关于他的笑话开始在街头巷陌流传。“希特勒和太阳有什么区别呢？”一个笑话这样说，答案就是，“太阳是从东方升起，而希特勒是从东方落下。”[290]

到1943年7月时，党卫队保安处指出，“一些最荒诞无稽、用心歹毒的谣言是关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成员的，这些谣言正迅速传播，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之久”。[291]比如，据说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已经和家人一起逃往瑞士了，这完全毫无根据。更严重的是：

自斯大林格勒战败以来，讲那些低俗下流而且令政府名誉扫地的笑话，甚至是揶揄元首人格的笑话，变得愈发普遍。当民众们在酒肆、生产工作区以及其他任何碰面的地方聊天时，他们就会向对方讲述“最新的”政治笑话。就内容而言，哪些笑话相对来说无伤大雅，哪些笑话明显具有反政府的意味，他们在讲的时候通常都不加区分，口无遮拦。甚至素昧平生的人们也会互相讲政治笑话。显然，在他们看来，此刻任何人都能随心所欲地讲任何笑话，完全不用担心会遭到对方的严词拒绝，更不用担心被别人举报到警察局去。[292]

这份报告也同样指出，此时，民众开始公开批判统治当局，指责其效率低下，组织混乱，而且贪污腐败。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在最后几个月内，收听外国广播电台的现象变得越来越常见”。党卫队保安处认为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为什么民众对战争的最后结果表现出普遍的悲观情绪。而且民众们与统治当局渐行渐远，其中一个显著的象征性标志就是，“在最后几个月中，人们行德意志礼——正如店主和与公众打交道的官员们所使用的那种礼仪方式——的频率大幅度下降。而且纳粹党员也不再佩戴党章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纳粹党不得人心”。[293]

五

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深知，非常有必要采取一些激进措施来振奋民众的士气，扭转眼下的颓势。德军的战斗力之所以大不如前，背后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的战争经济未能提供充足的装备、充足的坦克、充足的枪支、充足的飞机、充足的潜水艇，以及充足的弹药，对此，约瑟夫·戈培尔与纳粹政权的其他领导人一样，都了然于心。对德国而言，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败北就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德军究竟会在这场灾难中蒙受何等巨大的损失，在这一点尚未彻底明了之前，戈培尔就已经开始宣告道：“只有当民众们更积极活跃地参与到战争中，我们才能处于有利地位，赢得军事胜利。每一天，新的证据都进一步表明，”1943年1月4日时他在一个部长级会议上说道：“我们在东部战线上正面临着一个残暴的敌人，只有凭借最残暴的手段我们才能将其击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有必要动用所有的资源和预备部队。”[294]此刻，戈培尔对希特勒步步紧逼，要求他宣布全民皆兵，来一场“总体战”，包括动员妇女参加工作，关闭“奢侈品店”以及“奢华的咖啡厅”，还有其他建议，不一而足。希特勒虽然决定支持戈培尔的这一想法，但之后的实施进展却非常缓慢，戈培尔对此甚为不满，因此，他决意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公众集会，表达民众的意愿，向希特勒施加更大的压力。

1943年2月18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宫发表了一场重大的演讲，在场的1.4万名观众都是精挑细选的狂热纳粹分子，而且这场演讲还通过广播在全国播放。正如他所言，这些观众代表了“前线和国内的全体德国人民。我说的对吗？［全场大声地回应道“对！”还有经久不息的掌声］但是这里没有人代表犹太人！［又是雷鸣般的掌声和狂热的尖叫］”。[295]在罗列完反对奢侈品和娱乐活动的措施后，他宣告道，此刻，每一位德国公民需要的都是“一种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那种元首本人事实上也在亲自践行的生活方式。为了取得胜利，每个人都必须咬紧牙关，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在演讲的最高潮，他抛出了10个反问句，让本就被彻底激发的观众变得愈发亢奋，热血沸腾。他与观众的其中一次互动是这样的：

如果元首下令，每天必须工作10个、12个，如果有必要的话14个甚至16个小时，你们和德国人民们有这个决心吗？将你们的一切都奉献给伟大的胜利，你们有这个决心吗？［全场大声地答道“有！”，并投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我问你们：“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这将是一场更全民化更激进的战争，完全超过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程度，你们愿意吗？”［全场热血沸腾地答道“愿意！”，并投以震耳欲聋的掌声］

这位宣传部部长号召执行总体战就是效忠希特勒，现场观众则疯狂地喊叫，表示要动用所有资源——包括女性工人在内——放手一搏，争取最终的胜利。观众们疯狂的叫声、异口同声的口号（“胜利万岁！”“元首，我们追随你！”）以及狂热不已的掌声打断了戈培尔的演讲200多次。后来，这起事件就被描绘为“一场技艺精湛的集体催眠”。数百万民众收听了这场演讲，他们在期待统治当局的某种指示。为了彰显这场演讲的重要性，第二天早上，各家日报都刊登了戈培尔的演讲内容，而且在那周周日，这次演讲通过无线电广播又重播了一次。此次演讲被宣传为是淋漓尽致地彰显了德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296]

最有可能的情形是，事先，希特勒基本同意了戈培尔发起总体战的提议，但戈培尔并没有就演讲的具体内容征求希特勒的意见，所以希特勒立刻让人送来一份戈培尔演讲内容的副本，并宣布他完全赞同戈培尔的倡议。[297]但“总体战”究竟具体意味着什么呢？在纳粹党领导层内部，人们首先将其视为戈培尔攫取大后方控制权的手段，并认为他是受到了施佩尔的教唆，而且还得到了后者的鼎力支持。起初，面对当前的危机，希特勒给出的回应是成立“三人委员会”，由马丁·博尔曼、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和威廉·凯特尔组成，负责执行“总体战”的相关措施。但戈培尔一直试图将这个三人委员会剔除在权力中心之外，他采用了一些手段，此次演讲就是其中之一，同时，他进一步与赫尔曼·戈林密谋策划，准备从这三人手中夺回对“总体战”的管理权。但此时，戈林的身体已大不如前，吸食大量的吗啡使得他的身体虚弱不堪，此时他已经对吗啡上瘾了。一方面，戈培尔和施佩尔联手，而另一方面，拉默斯等人组成了三人小组，这两股势力正在为争夺大后方的控制权而相互倾轧，但希特勒拒绝将权力交给其中任何一方。截至1943年秋，三人委员会已经名存实亡了。该组织成立的初衷是通过减少重复性的职能机构——比如帝国财政部和普鲁士财政部这两个机构（前者建议直接废除后者）——来简化第三帝国的民事管理，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他们浪费大量的时间来讨论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比如是否应该禁止赛马。[298]而且就德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来看，实行“总体战”的可行性也不高。问题的症结并不是民众们工作得还不够勤奋，而是他们缺乏充足的原材料。在1943年间进行的战争中，德军大大小小的失败以及遇到的各种瓶颈都是由此造成的。如果没有足够的煤炭和钢铁建造飞机坦克，没有足够的汽油给这些装备提供燃料，那么一味地要求提高产量根本毫无意义。而且正如我们所见，鼓动妇女参与生产工作，这对于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言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最终，还是只能靠惨无人道地征募外籍工人来扩充劳动力。其实，最直白地讲，“总体战”归根结底就是压制国内民众的消费，将资源都转移到军工生产中。但这样做所能取得的效果同样甚为有限。

毋庸置疑，1943年初颁布的一系列法令的确取缔了与战争无关的生产和消费。1943年1月30日，三人委员会下令终止所有不必要的商务活动。仅勃兰登堡地区就有9,000家企业因为这一措施而关门歇业，其中大部分都是小型企业。这引起了中下层阶级的普遍不满，因为那些独立作坊主们此时被迫进入军工厂工作，成为领取工资的劳动工人。他们中许多人都担心，战争结束后自己的作坊不能重新开张营业。短短几个月之后，在宣传部的强烈要求下，这一政策就被迫终止了，因为民众中出现了广泛的抵制运动，而且他们想方设法地逃避这一政策。[299]据报道，位于柏林选帝侯大街的音乐酒吧（Melody Bar）关门之后改头换面，又立刻以餐馆的名目重新开张，里面的服务员还是以前的人。另一个名为Gong Bar的酒吧更名为Cafe Gong之后继续营业，只不过不再提供啤酒和鸡尾酒，而是销售咖啡和蛋糕。这一措施也给军工厂的工人以及从事其他战争相关行业的工人带来许多问题，因为他们工作日晚上都不回家，晚饭一般都在饭店里面解决。此刻，许多酒吧和小餐馆都是到了退休年龄的人经营的，几乎不可能再将他们征入兵工厂中工作。供工人阶级消费的酒吧被关闭，但与此同时，那些顶级的酒店和奢华的餐厅——比如位于汉堡的四季酒店（Four Seasons）以及舒曼生蚝酒窖餐厅（Schumann's Oyster Cellar）便是其中典型，前者还设有昂贵的烤肉室——却仍然在正常营业，这在民众中引起了普遍不满。[300]无论如何，对那种炫富夸耀式消费的打击仅仅停留在象征层面上。德国民众必须过斯巴达人那样的生活，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在1943年时，许多德国人认为他们其实已经在过着这样的生活了。

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时，生产重心和资金投入就已经逐渐从消费品行业向战争相关行业转移，只不过战争爆发后，转移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到战争爆发后的头一年年底，军费开销在国民产出中的比例从1/5猛增为1/3以上。为了不让德国民众觉得帝国财政部正在榨干他们的血汗来养活军队，帝国财政部放弃了最初大幅度提高税收的想法，转而实行配额制度以控制消费者的开支。截至1939年8月底，人均消费已经下降了11%；第二年又下降了7%。[301]几乎就在战争爆发的同时，统治当局就在衣食方面实行了配额制度。当然，总体而言，这种政策并不新奇。早在20世纪30年代，统治当局对特定食品和其他供应不足的物品就实行过定额分配。[302]1939年10月，官方的食物配额标准规定，普通民众每天的配额是2,570卡路里热量的食物，军队成员的配额是每人3,600卡路里热量的食物，而对那些从事极度繁重体力劳动的苦力工人而言，配额是4,652卡路里热量的食物。民众去店铺买东西的时候必须带上他们的定量配给卡，这些卡有颜色区分，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商品（比如红色代表面包）。他们买完东西后，商家还会在上面做标记，以免他们的购买量超过定量配给卡所注明的最高限额。这些定量配给卡的有效期是一个月，如此一来，统治当局就能在必要时发行新的配给卡，以调整最高限额。[303]

比如，具体而言，在战争初期，一名普通成年人每月面包的定额不足10千克，肉类食品的定额为2.4千克，包括黄油在内的油脂类食品定额为1.4千克，奶酪的定额为320克。随着战争的推进，每个人分配到的食品定额开始被削减。到1941年年中，面包的定额相对而言比较稳定，而肉类食品的定额却减少到了1.6千克，与此同时，统治当局也开始对水果实行配额制度，不久之后，蔬菜和土豆也成为定量分配的食品。截至1943年初，每月的面包配额为9千克，谷物配额为600克，肉类食品配额为1.85千克，油脂类制品配额为950克。虽然这些食品的配额偶尔会上下波动，但总体而言，还是较为稳定，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阶段。1945年1月时，每月的面包配额还是10.5千克，而到4月份时，这一配额就骤降为3.6千克；同一阶段，谷物的每月配额从600克跌为300克，肉类食品的每月配额跌为550克，而油脂类制品的每月配额则从875克大幅度削减为325克。只有土豆的供应量似乎一直都很充足，整个战争期间的每月配额都保持在10千克左右。但是，这些食品不仅在配额量上无法满足绝大部分人的需求，而且更糟糕的是，由于供应不足，民众很多时候根本就换购不到这些食品。此外，与英国相比，德国受定额制度限制的消费品种类更多。截至1941年10月，服饰方面的严格限制使德国民众在该方面的平均消费仅为和平时期的1/4。而且，许多衣服都是由劣质的人工合成材料制成，此外，由于皮革供应严重不足，人们一般情况下都只能穿木底鞋。“有个人因为厌倦了生活，试图上吊自裁却死不了，”1942年4月时民众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他根本不可能上吊成功，因为他上吊用的绳子是合成纤维做的。然后，他又试图跳河自尽，但他沉不下去，因为他穿的衣服是用木料做的。最终，他还是成功了结了自己的性命，因为连续两个月以来，他除了配额的食物外，再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304]

民众对统治当局削减食物配额——哪怕只是一点食物——的做法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例如，1942年3月，党卫队保安处报告了将要减少食物配额的消息，说普通民众每天的配额将减少大约250卡路里热量的食物，重型体力劳动工人每天的配额将减少大约500卡路里热量的食物，这对民众而言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事实上，这样的消息“比战争中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具打击性”。工人们尤其不能理解为什么需要削减配额，因为在他们看来，目前的配额已经少得可怜了。“民众的情绪极其低落。”这份报告警告道，“自开战以来，如此低落的情绪还没有出现过。”与此同时，许多人发现，那些殷实人家能动用他们的私人关系获得更多的，远远超过配额规定的食物，对此，民众们普遍都感到很愤懑。[305]一战期间也曾出现过类似的饥荒，事实上，德国统治当局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因为在希特勒看来，发生在1918年的“刀刺在背”事件，其背后的元凶之一就是饥荒。此时，如果饥荒能够得以避免，那么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从国外进口了大量食物，尤其是从1940年开始，德国从沦陷区掠夺了大量食物。这些进口食品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因为它们能将面包的配额保持在一个民众可接受的水平，对许多德国民众而言，面包是他们的主食。1942年4月时，统治当局曾削减过面包配额，对此，“全体民众都怨声载道”。[306]

1939—1940年间，德国进口了150万吨用于做面包的谷物，而1942—1943年间，这一数字增长为360万吨，在接下来的一年，进口速度也基本保持在这个增长水平。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民众还是觉得这点食物配额难以维持生计，统治当局每次削减配额，他们都表现出普遍的不满，抱怨之声不绝于耳。在法国和其他西欧地区军队中服役的朋友或亲人会带回来一些食物，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解燃眉之急，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而对有的家庭而言，他们往往还得给在外当兵的亲人寄食物，对那些有亲人在斯大林格勒和东部战线打仗的家庭来说尤其如此。总的来说，德国通过战争从沦陷国家——无论是在东部的还是在西部的——那里掠夺了大量的经济财富，但这对德国经济所作的贡献可能还不到经济总量的20%。这不足以让德国民众觉得他们过得还不错。“印度和德国有什么区别呢？”1943年春天时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印度的情形是一个人（甘地）为所有人忍饥挨饿，而德国的情形却是所有人因一个人（希特勒）而忍饥挨饿。”[307]

戈培尔极力宣扬忍受痛苦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但他天花乱坠的说辞并没有信服力，因为早在1943年之前很久，民众的生活水平就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事实上，他的说辞都是陈词滥调。德军在莫斯科严重受挫之后，戈培尔于1942年初开始倡议实行“总体战”。[308]早在1939年3月，希特勒就宣告道，“任何动员都必须是全民式动员”，经济也须纳入其中。统治当局致力于军备改良，但实际上在此之前，民众的生活水平就已经受到了冲击。闪电战是一种经济型战略，它旨在以廉价而迅速的方式进行战争，以使国家经济免受战争的影响。[309]历史上能像闪电战这样经久不衰被人记住的传奇可谓屈指可数。但事实上，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德国的经济就已经以战争为中心了。[310]1928年，德国民众个人消费占国民收入的71%，到了1938年，这一比例就已经跌到了59%，而且到战争爆发时，民众的实际收益也未能恢复到大萧条之前的水平。1938年，德国民众的实际工资与1913年相比，仅仅增长了9%，而在同一阶段，美国民众的实际工资增长了53%，英国增长了33%。受30年代进口限制的影响，德国的许多商品（从衣服到食物）质量都大不如前了。战争打响后，财政部和四年计划工作组就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必须以配额制度为主要措施，尽可能地限制个人消费，只要保证民众的基本生存需要即可。啤酒、烟草、电影、戏剧、旅游以及其他消费领域的税费都提高了，而且所有纳税人都必须缴纳紧急战争附加税。因此，在1939—1941年期间，年均收入为1,500—3,000帝国马克的人——大多数都是工人阶级——所缴纳的税费平均增加了20%，而在此期间，年收入为3,000—5,000帝国马克的人所缴纳的税费平均增长了55%。德国一半的军事开销都是来源于税收，而另一半则是通过政府贷款以及从德国占领区域那里压榨而来。[311]

希特勒拒绝进一步提高所得税税率，因为他担心这会激起民众的强烈抗议。不过统治当局还是通过挪用民众的银行存款筹得了额外的资金。政府非常清楚，自1940年初以来，民众将越来越多的钱存进了德国本土的储蓄银行和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在这一年内，投资者们放入银行的一年期存款超过了10亿帝国马克。政府悄无声息地将这些钱挪走，用于供养军队，同时大量削减了那些本该予以经济支持的项目，比如房屋建造。具体而言，1937年新建造的房屋数量超过32万间，而1942年新建造的房屋仅有4万间。早在1940年时，统治当局就从储蓄银行挪用了80亿帝国马克去进行军备建设，第二年的时候，该数额更是增长为128亿帝国马克。这种战时筹资体系要比向公众募集贷款的形式更有优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政府就是以借款方式筹集资金的，结果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爱国投资者们的储蓄在战后的通货膨胀中损失殆尽。但正如人们有时所言，公众允许政府将自己的储蓄拿去供养战争，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信赖政府或者说相信德国必将取得胜利。这只是因为政府限制了其他形式的投资，民众别无选择。与其做长线投资，他们更倾向于尽可能地将钱放在一处安全稳妥的地方，当他们需要时便可轻而易举地拿出来——当然，这指的是战争结束之后。[312]此外，他们似乎真的是没有其他投资方式了。玛蒂尔德·沃尔夫—门克贝格（Mathilde Wolff-Mönckeberg）是汉堡的一名妇女，她的家庭在当地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正如她在1944年3月25日所记载的那样，所有人都在以物换物：

我用桌子来换食用油、肉以及许多其他的美食，这些食物都是一位餐厅新主人从她的餐厅那儿拿来的。但在这些日子里，人们还能做什么呢？肚子饿了要吃东西，但钱却什么也买不到。每个人手里都有大把大把的钞票……你只有直接给工人香烟或是请他们喝一杯白兰地，才能把工人请进屋里来干活。我连蒙带骗地想让燃气管理局的一个人给我们家安新的燃气灶，但直到我们给了他一听啤酒、两个香肠三明治加一支雪茄之后，他才最终松口答应。[313]

两个月前，党卫队保安处针对以物换物这种交易形式在民众中的传播情况，做了一份特别报告。因为很多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缺乏基本服务，所以“对许多人来说，在黑市中进行小规模的商品交易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对这种交易方式持保留态度的人都会遭到这些人的驳斥，他们回应说：‘那些不选择自救的人永远也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只有以盈利为目的的交易和以物换物才会遭到人们的鄙夷。尽管如此，这种小规模的交易还是极有可能发展为一个大规模的黑市市场，它们之间只有一步之遥。[314]

在战争初期，银行的存款迅猛增加，这反映出消费性开支一直在剧烈下跌，直到1942年才变得相对稳定，自此，这一稳定状态一直延续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在1939—1942年间，德国（这里指的是德国战前的疆域，包括奥地利、苏台德地区和梅梅尔）的人均消费骤降了1/4，此后才稳定了下来。如果将波兰相对贫困的地区也作为第三帝国的一部分算进去，那么1941年的实质性人均消费水平仅为1938年的74%，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实质性人均消费水平维持在1938年水平的67%至68%上下，与此同时，人均消费品零售额也出现了大致相同的跌幅。从1938年到1941年，所有个人消费品的实际人均产出量下降了22%。在因恐慌购买而出现了一阵销量增长之后，纺织品、金属产品以及家庭用品在1940年6月的销量与前一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0%，而家具的销量则下降了40%。[315]这些数据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消费品都优先供应给了军队。例如，在1941—1942年期间，军队里肉类食品的人均消耗量要比普通百姓的人均消耗量高出4倍多，而用于做面包的谷物，部队的人均消耗量要高出普通百姓人均消耗量2.5倍。士兵们能够喝到真正的咖啡，而普通百姓只能将就喝一些替代类饮料，而且供应给士兵的香烟和酒也十分充裕。这都是政策所致。士兵们的肉类食品配额是普通百姓的3.5倍，他们每天的面包配额也是普通百姓的2倍。此时的德国经济中，大部分非武器行业都主要在为军队服务。截至1941年1月，生产的所有家具中，90%流向了军队。而1940年5月时，一半的纺织品都卖给了军队、党卫队以及其他需要统一着装的机构。80%的民用化学制品（包括牙膏和鞋油）也都供应给了部队。[316]此外，大量的煤都用在了工业生产上，以至于普通民众在冬天都没有足够的煤来取暖。1941年，民众中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在德国，温度计量的标准还是摄氏温度和列氏温度。希特勒下令，在将来，我们必须用德国的华氏温度来计算。如此一来，我们的气温就会升高65度，煤炭短缺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317]

在前线打仗的人和留在国内的人当中，都有一部分人被戈培尔蛊惑人心的演讲成功煽动。伞兵马丁·珀佩尔（Martin Pöppel）在东部战线作战，1943年2月1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是凌晨两点，我脑中一遍遍回放着戈培尔号召开展总体战的演讲，挥之不去。他的演讲如此撼人心魄，令人热血沸腾，我觉得一定要给家里面写信，告诉他们我此刻的想法。他的话让我们所有人都心潮澎湃，我们全都为他惊人的魅力所俘获。他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318]戈培尔为自己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大家都称赞他清晰透彻地阐明了德国正处于何等危急的战况中。在他演讲之前，很多人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在这些人看来，统治当局是如此开诚布公，他们因此折服不已，但其他人则表现出强烈的质疑。有人认为戈培尔言过其实，他“描绘的情形比真实的情形‘恐怖’，以此来着重强调实施一系列总体战措施的必要性”。在一些人看来，就具体内容而言，他的演讲几乎全是陈词滥调。“毋庸置疑，”党卫队保安处报告说，“总体而言，人们还是肯定了他提出的10个问题的意义，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德意志民族同志和纳粹党员都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和宣传意图都太过明显，无论是听众还是读者都能轻而易举地辨别出来。”[319]人们听到一些小型农场主抱怨，说他们“已经被迫超负荷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了”，因此，他们觉得戈培尔在演讲中提出的要求或多或少有些不可理喻。[320]事实上，据报告，在维尔茨堡，一些人“将戈培尔演讲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他抛出一系列问题的那部分，称作一场闹剧，因为在场的人并不是（能代表全体的）普通民众，而是一群奉命坐在那里的人，显然，他们对任何问题都会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321]戈培尔在体育宫的演讲明显就是一场蓄意策划的政治宣传，大体上没有产生较强的说服力，因为民众深知，经济动员其实已经开展到接近极限了。他此次演讲所掀起的攻击矛头大部分都指向了那些“奢侈”单位，但总体而言，这类单位对战争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然而，演讲之后的短短几个月内，总体战就以一种无论是戈培尔或其他任何人都始料未及的方式在大后方上演，它给经济和民众带来的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

第五章

“终结的开端”

第一节

硝烟弥漫的德国

一

1934年11月9日，德累斯顿（Dresden）的一名男学生写了篇描述空战的作文，他想象了在将来的某场战争中，如果敌人决定轰炸德累斯顿的话，这座城市将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他写道，警报长鸣，人们仓皇地躲进防空洞。炸弹落下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将窗户震得粉碎，所有的房屋被夷为平地。“整个德累斯顿都淹没在肆虐的战火中。”第二波敌机紧随其后，往地面投掷不计其数的毒气弹。防空洞里的人几乎无一幸免。放眼望去，整个城市只剩下灰烬和碎石。此次空袭就是一场灭顶之灾。但这个男孩的预言并没有得到高分。“这篇作文简直糟糕透顶！”老师气急败坏地在他的作文上写道，认为这根本是无稽之谈，“愚蠢！混账！夷平德累斯顿哪有那么容易！你几乎丝毫没有写我们的防御抵抗。整篇作文错漏百出。”[1]仅仅过了10年，这个男孩的预言就被证实，而且是以一种最戏剧性的方式被证实的。但他老师的话也并非全无道理。自1933年第三帝国成立以来，统治当局就已经开始做防空准备。他们任命了专门的空袭预警员，安装了防空警报，而且还强制要求住在市中心的居民多次参加空袭逃生演练。统治当局还开始建造防空炮台，他们笃信地对空炮火（“高射炮火”）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他们并没有花太多的心思修建防空洞和地下掩体，直到1940年秋天的时候，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但即便是到了那个时候，由于劳动力和原材料匮乏，修建工事也没取得多大的进展。实际上，该建造计划两年后被搁置了。[2]

战争爆发后，频繁的警报（很多时候是错误的）扰乱了人们的生活，让民众感到极其不满和愤怒，但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轰炸造成的破坏还相对较轻。1940年5月，随着德国在法国战场的战势愈发严峻，英国决定有选择地轰炸莱茵河东部的一些地方。其中汉堡是德国的第二大城市，是一个重要的海港，也是工业和贸易中心，交通便利，穿过北海就能轻而易举到达，因此成为英国的重点攻击目标。1940年5月17—18日，英国向汉堡发起首次进攻，这也是德国的大城镇首次遭到攻击，随后，截至当年年底，汉堡又遭到69次空袭，总共拉响警报123次。在此期间，汉堡的民众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在地下掩体和防空洞中过一次夜。但这些空袭造成的人员伤亡规模相对较小，具体而言：遇难125人，受伤567人。在1941年以及1942年的上半年，空袭仍在继续，只不过间隔的时间更长一些；截至1942年7月中旬，汉堡总共遭到137次空袭，遇难1,431人，受伤4,657人。汉堡的总人口是200万，因空袭而无家可归的人数有2.4万人之多。汉堡当局采取应对措施的时间虽然相对较迟，但截至此刻，他们也已经加固了绝大部分地下室。在易北河附近的区域，由于地下水面过高，无法修建地下掩体，所以统治当局就在地面修建了掩体。第三帝国的其他城镇也采取了类似的预防措施。[3]但很快，英国轰炸机开始向更远的地方轰炸了。在1940—1941年期间，柏林持续遭到英军夜间空袭，空袭的规模虽然不是很大，破坏力也不是很强，但却甚是恼人，空袭的频率如此之高，首都的民众们也开始变得有点不以为意。当局给民众的官方建议是，趁傍晚时分轰炸尚未开始，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民众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如果一个人来到防空洞，对里面的人说“早上好”，这表示里面的人刚才确实睡觉了；如果一个人来了之后说“晚上好”，这表示里面的人还没有睡觉；而当好几个人来到防空洞，然后说“希特勒万岁”，这表示里面的人已经长眠了。[4]

尽管德国方面也做了诸多准备，但与苏联的统治者一样，第三帝国的领导阶层也没有打算采取大规模轰炸的战略。双方都将轰炸机的使用当成一种战术性策略，或者是派轰炸机去支持地面作战，或者是派它们去为地面部队开路。1940年，德国方面袭击伦敦和其他城市，其最主要的意图只是迫使英国坐到谈判桌上来，但当德国方面发现这样做其实徒劳无功的时候，就停止了轰炸。对敌人的腹地进行长时间的大规模轰炸进而将其彻底摧毁的做法，柏林方面并不推崇。德国只在东部战线实施过此种轰炸，但当时也严格地限制了军事打击的目标，而且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943—1944年，德国空军向苏联的几个工业生产中心和通信中心发起了一场战略性轰炸战。此次轰炸取得了一定成功，最突出的战果是在1944年6月份，摧毁了43架美国制造的B-17轰炸机以及近100万吨的航空燃料，这些轰炸机和燃料在交付给苏联之后就停放在波尔塔瓦（Poltava）的机场，德国此举也有效地解除了美国轰炸机从东西两翼夹击德国的威胁。但由于燃料短缺，以及当时英国和美国对德国城市不断实施轰炸袭击，德国的飞机生产线转而全力制造战斗机，因此德国没能将此次轰炸战继续下去。[5]同样，斯大林也认为，轰炸的主要作用是辅助前线的地面部队。他并没有组建一支庞大的轰炸机队伍来实施大规模的战略性轰炸，而且在战争的最后两年，红军向德国挺进，沿线的德国城市虽然遭到攻击，但这些城市最终遭受到的摧毁性打击却是由英国和美国的轰炸机造成的，而非俄罗斯轰炸机。但无可否认的是，斯大林的确希望西方的同盟国们能开展一场针对德国本土的大规模轰炸，如此一来，红军的压力就能得到缓解。[6]

20世纪30年代时，全欧洲都因空袭而提心吊胆，特别是德国和意大利的轰炸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将格尔尼卡（Guernica）彻底炸毁之后，人们愈发忧心忡忡。轰炸机在打击目标时从来都不太精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轰炸机需要装载足够多的弹药，其体型一般很大，如此一来，灵活性降低，操作难度也相应增加，因此轰炸机必须尽可能高地在高空飞行，以免被高射炮击中。所以，它们一般都在云层之上飞行，这样一来，要辨别攻击目标就变得难上加难。白天空袭几乎不可能，因为对方的战斗机和地面防御力量会给偷袭方造成惨重的飞机损失。战争初期曾发生过几次白天空袭，但很快就被摒弃了。然而，夜间空袭也并非易事，尤其当所有参战国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灯火管制”制度，这将各城镇的公共照明和私家照明都最大限度地掩盖起来，或直接关闭，如此一来，敌人的轰炸机就无法发现它们。还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轰炸机必须飞行相当长的距离才能抵达它们的攻击目标上空，因此，导航也是飞行员必须克服的一个棘手的问题。飞行员顶多能依照自己的判断，朝着估计的目标所在地飞行，然后在大概的方向投下炸弹。虽然像斯图卡这样的小型俯冲轰炸机精准度更高，能为地面部队提供更好的战略支持，但它们能携带的弹药量极为有限，因此不可能用作大规模的战略性轰炸。所以，在实际操作中，所有大规模空袭都或多或少有些随意，要实现精准打击根本不可能。因此，战略性轰炸从一开始就只是为了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摧毁敌人的军事和工业资源，二是削弱敌方民众的士气，而事实上，要将这两个目标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是不可能的。在1941年的众多袭击中（按照后来的标准，这些袭击都是小规模的），大部分炮弹都未能击中既定目标。飞机在夜晚高空中飞行，只可能击中那种非常庞大的目标（实际上就是以整个城镇为攻击目标），这也是1941年年末丘吉尔和英国领导层最终决定采取的战略。为了实现该目标，他们任命精力充沛又做事果断的军官亚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为轰炸机司令部总司令。哈里斯下令，集中火力攻击德国的主要城市，因为在这些主要城市中，他的轰炸机队伍能准确判断战争相关工业以及生产工人的住所所在地，无须低空飞行来刻意搜寻。1942年，在欧洲大陆和非洲的两个地面战场上，英国的战争前景都不容乐观，而此时哈里斯的轰炸机队伍给德国城市造成重创，极大地振奋了英国军队和普通百姓的士气。但与此同时，无论看似多么出人意料，几乎没有英国人认为可以通过轰炸德国来一雪前耻，让德国为炸毁考文垂和轰炸伦敦付出代价。[7]

与德国人和俄罗斯人不同，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英国人和美国人就已经确定，重型轰炸机将成为未来战争的战略性武器。截至1942年，英国已经在大规模地生产重型轰炸机，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四引擎的兰开斯特轰炸机（Avro Lancaster），还有就是哈利法克斯轰炸机（Handley Page Halifax），前者于1941年首飞，而后者于1940年引入。这些重型轰炸机与之前那些重量相对较轻的双引擎轰炸机相比，破坏力更强，轰炸机司令部之前使用的一款主流双引擎轰炸机是惠灵顿式轰炸机（Wellington），这款轰炸机当时总共制造了1.1万多架。哈里斯走马上任时，手里只有69架重型轰炸机可供调遣。到1942年年底，重型轰炸机已有近2,000架了。这些轰炸机成了英国空袭德国的中流砥柱。最终生产出的兰开斯特轰炸机有7,000多架，哈利法克斯轰炸机有6,000多架，他们取代了作战能力较弱的四引擎斯特林式轰炸机（Stirling）。自1942年年末以来，美国轰炸机也出现在了英国的机场上，其中比较突出的机型是被称为空中堡垒的B-17轰炸机，这种轰炸机异常结实，总共生产了1.2万多架。还有被称作解放者的B-24轰炸机，这种轰炸机更轻快敏捷，但也更脆弱，当时是大规模批量生产的，最终生产出1.8万多架。哈里斯的策略是对主要城市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袭击。1942年3月28日至29日夜间，他对吕贝克实施了首次试验性轰炸。吕贝克这座城市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军事或经济意义，但它的建筑物都是陈旧的砖木结构，因此，这成了一个检测其轰炸策略威力的绝佳目标。因为吕贝克几乎没有设防，从海上飞过去极其便利，所以，总共234架惠灵顿式轰炸机、兰开斯特轰炸机以及斯特林式轰炸机在吕贝克低空掠过，先是投掷大型炸弹炸开城市建筑物，接着以燃烧弹将这些建筑物付之一炬。半个城市都被摧毁，1,425栋建筑物被完全夷为平地，1万栋建筑物遭到破坏，其中近2,000栋建筑物面目全非。320人在空袭中不幸丧生，另有785人受伤。此次袭击后，哈里斯又下令在1942年4月对波罗的海沿岸的其他小城市发动进一步空袭，其中就包括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的城市罗斯托克（Rostock）。[8]

英军的这些空袭对希特勒而言是一种挑衅，1942年4月，希特勒宣布将要对英国的特定目标实行“恐怖袭击”，旨在“以报复为目的……最大限度地破坏他们的公共生活”。[9]英国的城市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都未遭到任何严重袭击，此时，希特勒命令德国空军发起一场反击战，袭击英国的类似城市，这场反击战被称为“贝德克尔空袭”（Baedeker raids），是以一套知名的旅游手册命名的。德国只派遣了为数不多的飞机执行空袭（在白天的空袭中，仅有30架战斗轰炸机可供调遣，而在夜间空袭中，有130架轰炸机可以使用），袭击目标主要是一些有历史意义的，几乎没有空中设防装备的小城镇。此次空袭并没有给英国的战斗力造成什么破坏，也未取得任何具有军事意义的成就。[10]这纯粹是希特勒被激怒后的个人情绪宣泄。哈里斯的轰炸机司令部麾下集结了庞大的军力，希特勒根本难以望其项背。然而，尽管空袭对吕贝克造成了严重破坏，但城内民众的士气似乎并未受到太大打击。空袭后的第一天，许多商铺又重新营业，挂出的标牌上写着“这里的生活依然继续！”[11]空袭似乎也没有激起当地民众对英国人的愤怒。路易丝·索尔米茨在日记中客观地记录了空袭，好像那只是自然灾害或者上苍的旨意一样。1942年9月8日，她听天由命地写道：“我们再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接受命运的摆布，在悲观和绝望中麻木地承受着命运的一切安排。”[12]吕贝克是德国北部汉萨（Hanse）的同盟城市，有很多古老的红砖墙建筑，历史悠久，它的摧毁令索尔米茨伤心感怀，但与此同时，她也记录了德国对英国城市约克（York）和诺里奇（Norwich）的轰炸，“我为那些被毁的德国文化感到痛心不已……到处都是痛苦和战火的痕迹”。[13]

吕贝克如此轻而易举地遭到攻击，这着实有点出人意料。1940年，英国对鲁尔区（Ruhr）实行夜间空袭，因此，德国统治当局任命约瑟夫·卡姆胡贝尔（Josef Kammhuber）为空军将军，负责组建全国范围的空袭防御体系。截至1940年年底，他已经建造了一系列雷达站，成功地建立了一条从巴黎延伸至丹麦的雷达线，而且由中控室直接控制的Me 110夜间战斗机提供防御保护，再加上地面探照灯以及高射炮，德国的防空实力大为增强。因此，英国在1941年损失了超过1,000架的轰炸机。1942年，英国引入兰开斯特轰炸机，并安装了无线电导航设备，该设备能使轰炸机之间保持统一的阵型，让德国的防御体系应接不暇，到这时，英国空军的战斗力才得以增强。哈里斯将“探路者”（pathfinders）战机部署在轰炸机队形前方，为其寻找和定位攻击目标。这些空降引导队通过投掷燃烧弹为轰炸机指明目标方位。自1943年初，轰炸机上就安装了机载雷达和无线电目标搜寻设备，虽然这些设备直至第二年才得以进一步完善，但也有助于轰炸机在低能见度的情况下飞行。哈里斯还在每架轰炸机上配备了一名轰炸员，如此一来，飞行员就可以专注于寻找飞行路线。而且自1943年年中以来，英国轰炸机安装了一种叫“窗户”（Window）的雷达干扰设备，该设备由一袋袋的铝箔条组成，飞行员将其丢出炸弹舱，干扰敌人的雷达。英国方面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考虑，才将此设备用于战斗，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担心德国人或许也想到了这个点子。为了应对英国采取的这些措施，德国空军研发了自己的航空雷达，借此，他们的夜间战斗机可以结队飞行，定位敌人的轰炸机并将其击落。德国空军将大部分战斗机调遣到了西部战场，只留下了不到1/3的战斗机去对付红军。德国还制造了大量的防空炮台，截至1944年8月，德国的防空炮台已达3.9万个。为了在夜间操作这些炮台，德国方面调遣了至少100万名炮手。德国的防空力量成功地击落了英军不计其数的轰炸机，造成英国轰炸机司令部的飞行员死亡率高达50%，超过5.5万人在战争中丧生。然而，与防御相比，希特勒素来更倾向于进攻，他坚持对英国进行还击，下令展开新一轮的轰炸袭击。同时，他下令减少防御地区的战斗机生产任务和部署工作。对于战斗机而言，在任何情况下，要攀升到足够的高度去攻击在3万英尺高空飞行的轰炸机，这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飞行员普遍感觉，只有当他们将机上的弹药丢掉之后才能攀升上去与敌军的轰炸机对峙。[14]

然而，在最初的时候，德国并未遭到持续的轰炸。哈里斯为了证明他们能对更大的攻击目标实行更大规模的袭击，在1942年5月30日下令，派遣上千架轰炸机对科隆实施大轰炸，摧毁了3,300多栋建筑物，造成4.5万人无家可归。在此次轰炸中，474人遇难，5,000人受伤，其中很多人伤势严重。这场空袭说明，大规模的轰炸机战队能够毫无差池地飞抵攻击目标，并重创当地的防御体系。[15]1942年夏天，英国方面又派遣1,000架轰炸机去袭击埃森，然而，相对而言，这次轰炸并不成功，英国方面也没有再次尝试此种战术；除了其他的前提条件，要做到如此大规模的轰炸，必须有大量的轰炸机平时受过训练，而且还要给轰炸机配备指定的飞行员，使其在训练阶段就与轰炸机进行磨合。此后，英国轰炸机不再将注意力放在城市，转而集中火力进攻位于法国大西洋沿岸的U型潜艇掩藏坞。这些掩藏坞都加盖了厚厚的混凝土，防护异常严密，未曾受到大的破坏。然而，轰炸机的核心任务似乎还是保护在大西洋的舰队。1943年1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会面，直到此刻，他们才决定正式展开战略性轰炸行动。斯大林曾要求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和罗斯福一致同意将其推迟到1944年，此刻，他们要入侵意大利，用1943年1月21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Combined Chiefs-of-Staff）给英国和美国空军下达的命令来说，该新一轮轰炸的目标是“进一步摧毁及扰乱德国的军事、工业和经济体系，打击德国人民的士气，予以他们致命一击，使其丧失军事抵抗能力”。[16]鲁尔区在这轮联合轰炸中首当其冲，遭受了一系列的攻击。1943年3月5日，362架轰炸机对埃森进行了空袭，那里是克虏伯军工厂的所在地。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埃森还遭到了一系列进一步的袭击。在此期间，杜伊斯堡（Duisburg）、波鸿（Bochum）、克雷费尔德、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多特蒙德（Dortmund）、伍珀塔尔（Wuppertal）、米尔海姆（Mülheim）、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和科隆都遭到了袭击，它们都是重要的工业和采矿中心。其中，多特蒙德受到的袭击尤为惨烈。科隆在前一年遭到了千机大轰炸，而与之相比，800架轰炸机此次在多特蒙德投下的弹药是它的两倍。650人因此丧生，而且多特蒙德的图书馆被火焰吞噬，里面20多万卷的书籍和一个独一无二的报纸档案室也一并被付之一炬。1943年6月28日至29日，科隆再次受到袭击，造成近5,000人身亡。在这一波接一波的袭击中，德国西部的工业城市总共有1.5万人遇难。此外，1943年5月16日，“堤坝终结者”中队朝着埃德河（Eder）和默讷河（Möhne）上的主要堤坝低飞过去，发射“弹跳炸弹”炸毁了这些混凝土屏障，大量的水倾泻而出，严重影响了鲁尔区的水供应，流泻出来的水也淹没了乡村地区的大片土地，工厂的用电也因此被中断。1,500多人不幸遇难，他们大部分都是外籍工人和战俘，德国民众因恐慌而谣言四起，传闻说丧生的人数多达3万。为了彻底摧毁攻击目标，在大规模空袭的间隙，蚊式战斗轰炸机也飞到鲁尔区内实行进一步轰炸，以确保德国方面没有喘息的余地。该轰炸机是木制的，因而拥有更快的飞行速度和更大的作战半径。[17]德国遭到如此大规模的摧毁，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骇然不已。“我们已处于明显的劣势，绝望无助，”多特蒙德被袭击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虽然怒火中烧，愤恨难平，但也不得不承受英国人和美国人给我们造成的重创。”[18]

装备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对此高度警惕。他多次前往鲁尔区组织劳动力转移工作，将那里的劳动力暂时转移到其他营区；如果这些劳动力所属的工厂在轰炸中被摧毁，那么他们就会从这些营区再被送到其他工厂去。此外，施佩尔还竭尽所能地采取补救措施，恢复之前的秩序，让一切都重新运转。他从齐格菲防线那边调了7,000人来重建这些大坝。德意志劳工阵线、托特组织和纳粹党地方组织也成立了专门小组来收拾残局、清理现场，以便安排矿工和军火生产工人重新投入工作，与此同时，“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也开展了安抚工作，前去关心并抚慰那些因轰炸而流离失所的人。[19]尽管统治当局采取了上述各种措施，但敌军轰炸机给德国战争经济造成了重创，这一点毋庸置疑。自1942年6月以来，德国军备产量以平均每月5.5%的比例在增长，而现在，增长全面停止。1943年第二季度，德国的钢铁产量暴跌了20万吨，用于生产武器装备的钢铁配给量也因此削减。飞机零部件也出现了供应危机，所以，从1943年7月到1944年3月，飞机生产一直处于停滞状态。[20]1943年8月17日，美国轰炸机袭击了施韦因富特（Schweinfurt），当地许多生产滚珠轴承的工厂遭到了严重破坏，滚珠轴承的产量因此暴跌了38%。“我们的工业生产供应……几乎到了彻底崩盘的境地，”施佩尔对空军采购办公室的人说道，“不久之后，我们的飞机、坦克以及卡车都会缺少某些关键零部件。”他还提醒希特勒道，如果德国的工业中心继续受到空袭，那么德国的军备生产将会彻底停止。[21]

二

在鲁尔区遭到了一系列的攻击之后，汉堡（德国最大的海港城市，同时也是主要的造船中心和工业中心）也遭到了大规模的袭击。在对汉堡的轰炸中，英国空军首次使用了名为“窗户”的雷达干扰设备，结果证明，该设备十分有效。在1943年7月24至25日夜间，791架轰炸机分别从位于英国东部的42个机场出发，沿东北方向飞向易北河河口。其中45架飞机因为机械故障，不得不将所载的炸弹投入海中，中途折返。而绝大部分轰炸机则改变了航向，开始沿东南方向朝着汉堡北部飞去。此举令汉堡的防御力量措手不及，英军轰炸机每隔一分钟就朝空中抛洒一袋袋的铝箔条，严重地干扰了汉堡的地面雷达。汉堡方面几乎没能做出任何抵抗，而英军只损失了12架飞机。飞行员汇报说，探照灯发出的光束在毫无头绪地移动，四处搜寻攻击目标。接近凌晨1点的时候，空降引导队“探路者”向地面投下了燃烧弹以作标记，主力轰炸机部队随即将携带的炸弹投向了市中心。人们惊慌逃窜，纷纷奔向防空掩体。虽然许多炸弹投向了人口比较稀疏的偏远郊区和村庄，但市中心以及位于港口的一系列造船厂也被击中，甚至在轰炸结束之前，汉堡的消防车以及清理工作小组就按照事先的计划开展了救援工作。但英军对汉堡的轰炸是一种全新的攻击行动，即他们要采取的不是一次单独的袭击，而是一系列的袭击，旨在分阶段、有步骤地摧毁这个城市。第二天，109架美国空中堡垒轰炸机出现在汉堡上空，开始了第二波袭击。与夜间空袭相比，在白天展开袭击要危险数倍，因此，至少78架轰炸机被汉堡的防空火力击中，导致许多轰炸机还未抵达攻击目标就被迫投下了炸弹，这次轰炸对港口区域和偏远郊区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第二天夜晚，英军再次发动了一场规模较小的袭击，没给汉堡任何喘息的机会。而在1943年7月27至28日夜间，735架英国轰炸机从汉堡东部再次袭来。“探路者”（pathfinders）机队在位于市中心东南部的一个密集区域投下了燃烧弹，标记目标位置，随后，主力轰炸机部队在折返之前朝地面投放了2,326吨炸弹。英军总共损失了17架飞机及其机组人员，但大部分飞机在完成任务之后都成功撤离，因为整个空袭期间，沿线1/3的地面防空炮兵得到的指令都是将炮火打击高度限制在1.8万英尺以内，以便德国的夜间战斗机能予以敌人回击。但除了斯特林式轰炸机（该轰炸机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以外，所有轰炸机都能在这一高度以上飞行；此外，德国夜间战斗机的数量太少，根本起不到对英军有效回击的作用。[22]

当晚，天气异常的热，而且还十分干燥。大部分消防员都集中在汉堡的西部地区，忙于处理前几波轰炸留下的，仍在燃烧的残余物。而在此次轰炸刚开始的23分钟内，英军轰炸机已在这块汉堡东南部的狭小区域投掷了不计其数的燃烧弹、气浪弹和高爆炸弹，火焰四处窜起，最后汇聚成了一团，将周围地区的空气也吸了进去，直至方圆1平方英里的区域全都吞噬在火光之中，其中心地带的温度高达800摄氏度。火焰开始以飓风般的力量吸收周围的空气，随着轰炸机继续向地面投掷炸弹，火焰又朝东南方向窜烧了2英里的距离。轰炸造成了风暴性大火，火星在风的作用下飞舞乱窜，强风肆虐，力度之大，将树连根拔起，也将路上逃窜的民众活生生地点燃，人们如同一支支移动的火把。与此同时，风暴性大火也吞噬了地下掩体中的空气，那里蜷缩躲藏着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有的吸入一氧化碳被毒死，有的被困在地下掩体里，窒息而死。后者是因为地面建筑物被炸成的碎石瓦砾挡住了地下掩体的通风口和出口。截至凌晨3点，长达133英里的街道两侧的1.6万栋公寓式建筑物都淹没在火海之中，直到风暴性大火最终开始减弱。到早上7点的时候，大火才熄灭。许多人纯粹是因为运气好才能幸存下来。特劳特·科赫（Traute Koch）当时是名15岁的女孩，她描述了她妈妈是如何将她裹在湿床单中推出防空掩体并朝她喊道“快跑！”的场景：

我在门口不知所措。我的眼帘被大火覆盖，到处都是红彤彤的，就像是个火炉口。我被一股热浪击中，一团明火就落在我的双脚前。我立即缩了回来，但正当我要越过这团火时，它又被卷走了，似乎有一股幽森鬼魅的力量在起作用。我冲到了大街上。身上裹着的床单如同船帆一般，我感觉自己就要被风暴卷走。我跑到了一栋五层楼房前面，这是我们事先商量好的碰头地点。这栋建筑物已经在之前的空袭中被轰炸过，里面的东西都烧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因此也不容易被大火再次点燃。有人走出来，一把将我抱住，把我带进了门里面。[23]

他们躲到了地下室中，因而幸免于难。其他人就没有这么走运了。约翰·布尔迈斯特（Johann Burmeister）是一名卖果蔬的商贩，他记录到，人们为了弄熄衣服上的火焰，纷纷跳进汉堡的运河中。有些人甚至选择了自杀。一名兜售女帽的19岁女孩回忆了她阿姨拽着她穿越街道的画面。当时，阿姨拽着她在火星四溅的街道上逃窜，她们突然动弹不得，因为路面上的沥青熔化了，她们无法挪步向前。“路上还有其他人，有的已经死了，有的仍躺在地上，活生生地陷在沥青中……他们的脚粘在里面，他们伸出手，试图借双手的力量从沥青中挣扎出来，结果他们的手和膝盖都陷入了沥青，整个人四肢着地，在那里尖叫呐喊。”最终，这名女孩横下心来，决定利用一些燃烧着的树枝，沿着斜坡向下滚。“我将我的手从阿姨的手中抽了出来，然后向前滚。我感觉自己有时是从活人身上滚过去的。”在斜坡底部，她发现了一条毯子，将其裹在了身上。第二天早上，她发现了阿姨的尸体，这不过也只能凭借阿姨一直戴着的蓝白相间的戒指才能辨别得出。许多尸体都是一片焦黑，烧得又干又皱；而有的尸体则凝成一团人形脂肪，脏兮兮地附着在地面上。[24]

然而，汉堡将要忍受的灾难痛苦还远不止这一切。火势尚未灭尽的废墟上升腾出一股股烟气，风还未将其完全吹散，轰炸机司令部就决定向汉堡发动第三波袭击。在7月29至30日夜间，786架轰炸机往汉堡飞来。其中45架轰炸机因机械故障被迫折回，还有一小部分轰炸机在飞抵汉堡之前就被击落了。尽管如此，绝大部分轰炸机还是抵达了它们的目的地，借着城市中遍布的火光，飞行员轻而易举地就辨识出了汉堡的位置，他们甚至在地平线上就看到了这座显眼的城市。德军在汉堡城中以及周围地区匆忙布下了更多的探照灯，探照灯将强光投到轰炸机上，防空炮台和夜间战斗机则充分利用这一点，无须依靠雷达读数就能判断轰炸机的位置，因为英军轰炸机抛洒的“窗户”铝箔条对他们的雷达仍然具有强烈的干扰作用。在这次袭击中，英军炸弹的投掷范围要广得多，而且在强风的作用下，“探路者”机队偏离了航线。因此，汉堡的东北部遭到重创，而英军预先计划摧毁的更西边的地区则逃过一劫。然而，即便到此时，哈里斯对目前的战果依然不满意。由于天气条件恶劣导致了新一轮攻击的延期后，哈里斯下令于1943年8月2日至3日向汉堡发动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袭击。两组轰炸机队伍同时起飞。第一组机队有498架轰炸机，由54架“探路者”开道，它们的攻击目标是位于汉堡中央湖泊阿尔斯特湖（Alster）西面的富人聚居区；第二组机队有245架轰炸机和27架“探路者”，它们的任务是摧毁位于汉堡南部的工业区。这次，德国防御力量已经学会了如何应对“窗户”这种雷达干扰设备，那就是让夜间战斗机在空中自由飞翔，凭借飞行员自己的可视操作，加上地面人员持续不断地为飞行员提供实时播报，告知其轰炸机的所在位置，再配合以夜间战斗机的自身机载雷达，与敌机进行对抗。此外，天气条件变得愈发恶劣，轰炸机被卷入了庞大的雷暴之中，正如其中一名飞行员报告说，轰炸机的螺旋桨在雷暴的作用下变成了巨大的火轮，导致轰炸机满天乱飞。一波一波的轰炸机队伍被彻底打乱，许多轰炸机将炸弹投向了小型的城镇和村庄，或者直接投掷在了乡村地区，很多战机还没抵达汉堡就折返了回去，还有部分轰炸机坠毁了。德军的战斗机和防空火力给它们敲响了丧钟。在此次轰炸中，英军共有35架轰炸机未能返航，而汉堡却并未受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总体而言，在这四次大规模的空袭中，同盟国的轰炸机在汉堡上空的飞行次数共计超过了2,500次，共计朝攻击目标投放了8,300吨以上的燃烧弹和高爆炸弹。德国的夜间战斗机总共击落59架轰炸机，专门用于防空作战的高射炮击落11架，而在最后一次空袭中，还有17架轰炸机因风暴破坏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原因而折翼。汉堡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该城市的造船厂全都化为灰烬，因此，本来计划建造以及已经在建的20—25艘U型潜艇的计划也化为泡影。据后来统计，汉堡的工业产量降到了5个月前的80%，而轰炸对军工生产造成的损失几乎等同于汉堡整个城市2个月的产量。轰炸中断了整个城市的正常秩序，这一影响甚为深远。汉堡所有的火车站都被炸毁，沉陷的船只堵住了港口和河道，而落入水中的残骸也给河流和运河造成了堵塞。城市的天然气、自来水以及电能的供应亦被全部切断，直到8月中旬才恢复。然而，最惨重的损失还是人员伤亡。由于部分偶然因素和部分人为因素，英军大量的炸弹都落在了人口聚居区。风暴性大火的破坏力尤其突出，它摧毁了位于市中心东南部的工人阶级聚居区，在这一带生活的居民向来都反对纳粹党。而位于城市西北方向的富人别墅区则基本上毫发无损，这一带聚居着拥护纳粹党的精英分子，虽然在最后一次不成功的袭击中，炸毁该区域就是其目标之一。汉堡总共56%的住宅（大约为25.6万间）都被炸毁，90万人变得无家可归。大约4万人不幸遇难，还有12.5万人亟需医疗救治，他们很多人都是被烧伤的。[25]

1.4万名消防员、1.2万名士兵以及8,000名技术专家昼夜不休，全力对付火势，他们赶赴重灾区展开救援工作，带去食物和水等紧急物资。早在第一次空袭之后，民众们就已经开始逃离汉堡这座城市。玛蒂尔德·沃尔夫·门克贝格的孩子们旅居国外，正如她在一封写给孩子们但却并未寄出的信中说道，“到处都弥漫着恐惧，一切都处于混乱无序之中……没有有轨电车，没有地铁，也没有去郊外的铁路交通。大多数人都将他们的私人物品装在手推车上、自行车上、婴儿车上，或者直接扛在背上，他们都步行前进，只为逃离这个地方”。[26]84万无家可归的人从城市中心撤离，在警察的指示下，他们赶往位于市郊的还完好的火车站或渡口码头。纳粹党党区领导人卡尔·考夫曼安排这些人撤离到位于北部和东部的农村地区。625辆火车将75万多民众送往新的安置点，其中大多数都是临时住所。尽管考夫曼呼吁官员们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各司其职，但他们中许多人还是逃走了。汉堡食物分配办事处原本有2,500名官员，但在空袭过去的3周后，还有900人没有回到自己的岗位，他们或者失踪不见，或者已经遇难。许多纳粹党地方领导人擅作主张，强行征用他们所辖城市片区的民众撤离专列，他们中不少人还大肆挪用汽车和卡车，用来转移自己的亲属，同时尽可能地将他们的财产转移出城。纳粹党政府此时似乎已处于坍塌的边缘。第三帝国是一个家长式统治的国家，一切都由政府裁决，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民众一旦遭遇危机，会理所当然地期待从政府那里获得援助，然而，在这场空袭灾难中，政府却表现出全方位的无能，这在民众中引发了广泛的批判性言论。尽管戈培尔的宣传机构极力激起民众对英国的报复情绪，但民众的愤懑之情却并未指向英国发起的“恐怖袭击”，相反，他们的矛头直指戈林以及德国空军，指责他们未能捍卫自己的祖国，同时，他们也对纳粹党进行抨击，指责它给德国招致了如此毁灭性的打击。“纳粹党成员，”玛蒂尔德·沃尔夫·门克贝格记载道，“为了保护自己，将纳粹党党章从自己的衣服上扯下来。城里到处都有人在咆哮道‘打倒那个谋杀犯’。面对这样的反动言论，警察方面并未采取任何行动。”[27]

这一波又一波的空袭使路易丝·索尔米茨惊骇愕然，她找不出任何恰当的词语来形容这一切。1943年8月初，她和丈夫提心吊胆地走出房门，来到城市的街道上，放眼望去，进入眼帘的“唯有碎石瓦砾，我们的脚下满是碎石瓦砾”。在恐惧和震惊中，索尔米茨观察着灼热的建筑物如何缓慢地冷却下来：

排屋拐角处的煤仓，终究，终究是燃尽了。这真是一出绝佳的戏剧。煤仓上面的商铺被摧毁殆尽，闪着红色或玫瑰色的光。我来到通往地下室的楼梯，这有点唐突而不负责任。我上面这座巨大的房屋已经被炸得满目疮痍，而在地下室下面，我看见的只有一片地狱般的火海，里面火光四起，飞舞乱窜的火焰在其中咆哮肆虐。后来，只有煤仓井壁里还有火光，而上面的商铺则成了一个个黑漆漆的洞穴，满是阴森死气。火焰最后烧成了蓝色。在白天的时候，空气因受热也在闪烁晃动。[28]

格哈德·M. 是一名士兵，他曾是纳粹冲锋队的成员，喜欢骑着自行车四处游览。他曾在几天前到过汉堡，但1943年7月28日，当他再次来到汉堡时，他发现这个城市已被遗弃了。“这些人都去哪里了？”他自言自语道。在哈默布鲁克大街（Hammerbrookstraße）工人阶级聚居区（港口附近），他看到了这样一番景象：

一片死寂。没有人来这里寻找他们的私人物品，因为这里的人们也都淹没在了碎石瓦砾之下。这里的道路也无法通行，我只能将自行车扛在肩上，艰难地跨过这些碎石。房屋全都被夷为平地了。放眼望去，一片废墟，安静得如同死亡一般。没有人成功逃离这里。燃烧弹、空中炸弹以及定时炸弹同时朝这里投来。路面上你还能看到死尸。在碎石瓦砾掩盖之下的路面上，又究竟躺着多少尸体呢？[29]

他问自己，这里的一切什么时候才能重建起来？人们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作为一名资深的冲锋队员，他深知答案只有一个，即“当我们最终赢得战争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再次在德国境内不受干扰地工作的时候。当外国民众不再嫉妒羡慕我们的时候”。[30]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也就是1842年的时候，汉堡发生大火，整个城市都吞噬在火焰之中，但汉堡依然从这场噩梦般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了，格哈德·M. 对此感到十分欣慰。接着，在他的想象中，伦敦民众“对德国的强大实力一无所知”，正沉浸在一片欢愉之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伦敦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遭受同样的厄运。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有朝一日，高傲的伦敦将会切身感受到战争的威力，它将遭受到的破坏会是此刻汉堡遭受的数倍”。[31]他在作这番遐想的时候，或许忘记了德军“闪电战”对伦敦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惨烈的人员伤亡。然而，他对汉堡空袭的这种反应并不普遍。在防空洞中，如果有人试图火上浇油，在民众中煽动憎恨英国人的情绪，这种人经常会被人们嗤之以鼻。“我们在防空掩体中待了近3个小时，”路易丝·索尔米茨记述了后来发生的一个场景，“负责看守防空掩体的雇佣兵说道：‘伦敦人不得不在他们的防空掩体中待上120个小时。我希望他们永远也出不来，他们活该！’——‘他们也只能按照政府的命令行事。不然他们还能怎么样呢？’其中一名妇女回应道。”[32]“尽管在这一系列的袭击中我们蒙受了沉重的损失，”索尔米茨后来写道，“但汉堡民众并未对这位‘敌人’产生多大的仇恨情绪。”[33]

令民众真正挥之不去的情绪是绝望。“我们已经失去了勇气，笼罩在一股被动而漠然的氛围之中，全都哑然失声，”玛蒂尔德·沃尔夫·门克贝格写道，“报纸以及无线电收音机中播报的内容纯粹是虚张声势，尽是些空洞的垃圾言论，这一点几乎每个人都了然于心。”[34]党卫队保安处汇报说，“大部分民众都对当前这种形式的宣传内容置若罔闻”。[35]最终，许多民众还是回到了汉堡，所以截至当年年底，汉堡的人口数量由60万人恢复为100多万人。尽管如此，仍有相当多的难民盘桓在第三帝国的其他地区，这进一步增强了党卫队保安处所说的“冲击效应和极度惊惶的情绪”，这种效应和情绪存在于“整个第三帝国领地内的民众中”。“撤离的德意志民族的同志们四处讲述汉堡遭受的破坏产生了怎样的后果，这令民众心中本就存在的恐惧情绪变得愈发强烈。”[36]同盟国军队还经常向德国城市空投宣传册，警告德国民众说这些城市将被夷为平地，有时候还带着一丝威胁的腔调，比如，“哈根（Hagen，鲁尔区的一个城镇）的民众们，你们虽然躲在洞里，但我们仍然能找到你们”。这些宣传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民众的忧虑。1943年，同盟国的飞机朝地面投掷了许多伪造的食物定量配给卡，这在普通民众中引起了一阵混乱，给本就焦头烂额的当地统治机关增加了更多的工作负担。汉堡在1943年7—8月的空袭中遭受了惨烈的破坏，这严重地挫败了民众的士气；其实，在此之前，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灾难性败北已经打击了汉堡民众的士气。1943年8月之后，德国民众心中不再抱有对战争的热情，此时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惧——他们恐惧如果德国战败他们可能面临的命运。在戈培尔的组织协调下，媒体愈发利用民众的这种恐惧情绪，进行大肆宣传。[37]

与此同时，宣传部催促德国普通民众拿出十二分的干劲，投入到全民参与的“总体战”中，但统治当局显然尚未做好充分准备，这极大地削弱了宣传部的鼓励成效。一名初级陆军军官在其家乡汉堡遭到轰炸后埋怨道：“他们完全是在睁眼说瞎话。汉堡所发生的事情充分证明，‘总体战’只是句口号，根本没有付诸实践。”[38]1943年6月17日，正如党卫队保安处所汇报的那样，在伍珀塔尔和杜塞尔多夫遭到袭击之后，民众们已经“彻底精疲力竭，变得完全无动于衷”。但有的人（或者说这是党卫队保安处的谨慎猜测）在谴责统治当局。在不来梅，两名冲锋队员看到一位妇女在自家地下室前面痛哭流涕，她的房屋已经被炸毁，房子里面躺着3具尸体，分别是她的儿子、儿媳以及2岁大的孙女。当他们两人试图去安慰她时，她大声叫道：“穿褐色制服的冲锋队应该为战争负责。他们如果去了前线的话，一切都会好一些，英国人也没法来到这里。”[39]党卫队保安处在报告中继续说道，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被轰炸的城市中，民众碰面时说的是“早上好！”这种旧式的寒暄方式，而非“希特勒万岁！”。一名对数字敏锐的纳粹党员汇报说，在巴冕城（Barmen）遭受袭击后的一天，他用“希特勒万岁！”这句话跟51个人打招呼，但只有2个人以同样的措辞予以回应。1943年8月，党卫队保安处汇报说民众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任何人只要能带5名新人加入纳粹党，那么他自己就可加入纳粹党。要是能带10名新人加入纳粹党，那么他就能得到一张证书，承认他跟纳粹党永远不沾边。”[40]另一个在第三帝国许多地方流传的笑话是这样的：

有这么两个人，一个来自柏林，一个来自埃森，他们在讨论各自城市在轰炸中所受到的破坏程度。来自柏林的这个人说道，柏林遭到的轰炸实在是太恐怖了，甚至在袭击结束5小时后，窗户玻璃还在往房子外面掉。来自埃森的那个人则回答说，这不算什么，在埃森，甚至袭击结束2周后，元首的肖像都还在往窗户外掉呢。[41]

在杜塞尔多夫，有人将希特勒的画像挂在一个自制的绞刑台上。[42]在诸如此类的城镇，民众对希特勒完全不抱希望，早在1933年以前，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组织的劳动运动就已经在这些地方出现了。但在几乎所有的，包括汉堡和柏林在内的大城镇，对希特勒政权不抱幻想的这种情绪都普遍存在。因为纳粹体系从未深入民心，所以民众中的不满情绪很容易就显现出来了。

三

除了汉堡以外，第三帝国的其他城镇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居民撤离。敌军每开展一次大型袭击，德国方面都会出现一次人口撤离。尽管如此，每一次人口撤离都会事先制定一个撤离计划。最初撤离计划的对象主要是年轻人，换言之，就是不能直接服务于战争经济的群体。统治当局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儿童下乡运动”（Kinderlandverschickung）计划，将10岁以上的城市儿童送往位于德国南部、萨克森州以及东普鲁士的营区，同时还有一部分儿童被送往位于波兰、丹麦、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的营区。截至1940年年底，大约有30万名儿童已被送到了共计近2,000个营区，他们大部分人只是在那里待几个星期；10岁以下的儿童被安排在当地人的家中。到1943年的时候，他们在营区逗留的时间要更长一些，有时要连续待上好几个月，而且无论什么时候，分散在大约5,000个营区中的儿童，其总数都一直在100万以上。[43]该计划是由希特勒青年团和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共同负责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保证希特勒青年团能够转移儿童，使其免受家庭尤其是教会的影响，同时为他们提供严格的纳粹教育。这些营区都禁止神父和牧师靠近，主教们开始抱怨说这些孩子们缺乏宗教教育。[44]在希特勒青年团的负责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及其下属看来，在纳粹教育这方面上，该计划显得异常成功，因此，他们甚至拟订方案，决定在战争胜利后继续沿用该计划。[45]然而，乡村民众却对该计划表现出强烈的敌对情绪，尤其是其中一些家庭，安排他们接待的儿童来自德国大城市中凋敝的工人阶级聚居区，这些孩子鲁莽放肆，无法无天，因此，即便统治当局以金钱作为补偿，许多农村家庭也拒绝接收他们。城市里的学校因炸毁而被迫关闭，小学生和老师被迫转移到乡村地区，相对而言，出现这些现象的区域范围还是较小。甚至在1943年年底，柏林24.9万名小学生中也只有3.2万名以这样的方式被撤离；有8.5万名仍留在城市里，还有13.2万名被他们的父母送到德国的其他地方，寄居在自己的亲戚家中。德国各大城镇中有众多区域都被炸为一片废墟，而据上述情形所见，此时，在将儿童撤离出这些区域的过程中，自立自助要比等待政府或纳粹党的指导更重要。[46]

在整个1944年及1945年初期，随着空袭强度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人落得无家可归，撤离者和难民的数量不断攀升，最后超过了800万人，其中不仅包括儿童，还有母亲、婴儿以及老人。[47]1943年11月18日，党卫队保安处就当前情况做了总结。总结指出，尽管绝大部分撤离的妇女和儿童都能理性接受他们的命运，但还是有一小部分人仍对此感到不满，那些被迫丢下家中男性成员的人尤其如此。男性也发出了类似的抱怨，这一点在工人阶级男性成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的家庭被撤离到乡村地区，他们感觉自己被抛弃、被忽视了，感到落寞无助。据报告，鲁尔区的一名矿工在轮班结束之后对他的工友说：“一想到漫长的夜晚，我就又痛苦万分。只要在工厂，我就不会去想，但一回到家，我就笼罩在一股深深的恐惧中。我想念我的妻子，想念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而且，这份报告继续写道：“在说这段话的时候，该男子已在落泪了，他毫不掩饰，也不觉得当众落泪是丢脸的事情。”[48]有的工人阶级家庭被撤离到了天主教地区，他们与接收他们的当地虔诚教徒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因而导致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在慕尼黑和纽伦堡也遭到袭击后，巴伐利亚人被撤离到了德国北部，据说，一些巴伐利亚人对当地人说道：“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拜你们汉堡人所赐。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你们不信教！”[49]正如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绝大多数被撤离的妇女和儿童都被安排在小村庄和农村社区，这些地方的环境是最原始落后的”，这使得紧张氛围愈发强烈。妇女们不得不走很长一段距离去领取物资，“不管是风雨天气还是冰雪交加”，她们都只能将自己的孩子留在住的地方，无人照看，这令她们愈发焦虑不安。人们感觉农村地区的地方管理机构和纳粹党组织根本帮不了什么忙。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就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房子还有空余闲置的房间，而农民和工人却不得不在他们本就拥挤不堪的农舍中为撤离者腾出一些空间，这也导致了民众怨声载道。撤离者还有一些受损的财产留在原来的城市，这些财产的命运如何，这也是令其忧心不已的问题。[50]

由于诸如此类的问题，许多妇女带着她们的孩子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统治当局力图阻止此举，并出台命令，规定她们的定量配给卡在自己家乡是无效的。因此，1943年10月11日，300名妇女在多特蒙德附近的工业城镇维滕（Witten）发起了一场公共游行，当地统治当局不得不命令警察前来恢复秩序。然而，警察到达现场之后却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们被成功说服，认为妇女们的抗议是正义的。在鲁尔区的其他地方也上演了类似的，戏剧性稍差一些的场景。一份报告以震惊诧然的口吻指出：“人们甚至辱骂官员和领导。”[51]报告称，其中一名妇女说道：“你们为何不直接把我们送到俄罗斯去，用机关枪把我们全都杀死呢？”这句话显然在隐射德国犹太人的命运。[52]民众希望他们的房屋能尽快得到修缮，或者统治当局能直接修建新的房屋。[53]但这几乎不可能，因为遭到破坏的房屋规模非常大。汉堡党区领导人卡尔·考夫曼等一些官员要求加快驱逐犹太人，以便为在轰炸中房屋被毁的德意志人提供更多的容身之所。但德国的犹太人本就少得可怜，即便是在顶峰时期，其人数也不到德国总人口的1%，所以尽管德国领导成员们确实利用了该机会来驱逐犹太人，尤其是阿尔贝特·施佩尔，他借此机会为工人寻觅住所，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完全解决不了问题。地方统治当局计划建造临时住宿点，其中包括两层楼的简易木质房屋，但这些修建计划与官方优先发展战争相关行业的规定相冲突。1943年9月9日，希特勒颁布法令，成立“德国住房援助”（German Housing Aid）机构，由罗伯特·莱伊负责，统治当局提供专项资金，建造用预制构件组装而成的房屋，其中一些房屋是由犹太集中营囚犯建造的。但这也无济于事。据官方统计，截至1944年3月，无家可归的人多达190万，总共需要65.7万处新的住所。而截至1944年7月底，仅有5.3万处住所落成。有的雇主仅为德国工人提供一些设施简陋的新住所，但即便是这样的住所，其数量也颇为有限。1944年12月，戈培尔参观了波鸿，他指出尚有10万居民住在那里，随后又纠正了自己的措辞，“说他们‘住’在那里是不对的；他们只是在地下室和地洞里面搭了个窝”。[54]

1943年1月，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部际轰炸破坏委员会（Inter-Ministerial Bomb Damage Committee）主席，因此，在处理空袭相关的事宜方面，他的角色愈发举足轻重。这一职位极大地扩展了他的权力范围，他在受灾城市采取了紧急救援措施，其中甚至包括征用军营来为无家可归的民众提供临时住所。1943年10月22日，卡塞尔市（Kassel）遭到空袭，轰炸所引起的风暴性大火损毁了全市63%的房屋和公寓，令其无法再用于居住。戈培尔派去的队伍几乎刚到卡塞尔市就报告说，当地的纳粹党负责人卡尔·魏因里希（Karl Weinrich）完全无法应付空袭造成的破坏。在戈培尔的要求下，魏因里希很快就以身体原因退休了。这件事情促使戈培尔说服希特勒在1943年12月10日设立了帝国人民空战措施督察委员会（Reich Inspectorate for Civil Air War Measures），由戈培尔本人负责。这一切赋予了戈培尔充分的权力去批评他不喜欢的纳粹党官员，同时，他也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开始凌驾于他们之上，甚至直接将他们换掉。当然，在处理空袭事宜的领域中，他也并未达到拥有全部控制权的地步。而且，事实上，从某些角度来看，这反而将他置于与其他权力人物针锋相对的处境，比如戈林和希姆莱，前者负责民防工作，后者负责警察服务体系和消防工作。敌军投掷的炸弹很多还未爆炸，而处理这些隐患的工作是由帝国司法部负责的，在接到希特勒1940年10月颁布的命令后，帝国司法部派遣关押在国家刑罚机构的犯人去拆除这些炸弹。帝国司法部向希特勒汇报道，截至1942年7月，他们已经成功拆除了3,000多枚炸弹。在随后几个月中，随着空袭愈演愈烈，被拆除炸弹的数量也大幅度上升。参与炸弹拆除工作的犯人，其死亡率在50%左右。起初，这些囚犯得到了能减刑的承诺，于是才铤而走险参与拆除炸弹的工作，而此刻，对那些幸存下来的犯人而言，这一承诺根本没有兑现。此外，在重大空袭之后，许多其他紧急措施是由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采取的，该组织临时设立了户外伙食供应处，为民众提供食物，有时部队也会对其施以援手。在战争背景下，该组织也转而肩负起了承担救援行动的重任，以实际行动响应总体战的号召，安置撤离者，照顾老人，为孤儿找合适的收容者，设立寻找遗失儿童的服务机构，还有提供其他服务，不一而足。截至1944年，在该机构及与其紧密相连的德国红十字会中服务的志愿者人数超过了100万。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成功地打败了教会团体在福利工作上的竞争。[55]尽管如此，它仍然还有竞争对手，即纳粹党内的妇女组织，该组织在安抚带小孩儿的家庭上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家庭的房屋都在轰炸中被炸毁了。[56]纳粹党党区领导人们也被赋予了一些权力，他们有权提高食物配额，分发额外的食物，同时为那些在轰炸中丢失定量配给卡的人发放新的卡片。然而，物资供应还是经常短缺，此外，由于原材料匮乏，以及原材料需要优先满足军工生产，因此民众对炊具和其他家庭用品的需求也得不到满足。虽然政府为房屋被炸毁的人提供经济补偿（这是1940年11月出台的两个法令所要求的），以便他们能租赁新的容身之所，更换必要的生活用品，但受惠人群极其有限。[57]

结果证明，要将防空设施的水平提升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也并非易事。尽管纳粹党高级官员经常实地巡查，这其中就包括汉堡的党区领导人卡尔·考夫曼，他在1945年1月巡视德累斯顿时曾就防空掩体匮乏的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但各地方当局也并未因此采取措施予以改善。起初，希特勒计划在1940年9月底之前建成2,000个防空掩体，但到了1943年8月底，落成的掩体仅有1,700多个。1941年年中时，柏林市内的掩体建造达到了顶峰，在首都这里建造防空掩体的工人达2.2万多名，其中许多人都是国外强制性劳动力。但很显然，即便是建成了2,000个防空掩体，这对于德国庞大的城市人口而言也只是杯水车薪。建造U型潜艇基地需要混凝土，开展军工业生产和修建西部壁垒需要劳动力，运送制造武器的相关原材料需要交通运输设施，建造飞机坦克更需要钱。因此，当空袭来临的时候，那些已建成的防空掩体就变得异常拥挤，尤其是那些混凝土加固过、墙体厚实的地面防空掩体更是被挤得水泄不通。例如，1945年年初，汉堡—哈尔堡（Hamburg-Harburg）的一个防空掩体里面塞了5,000人，而该掩体建造的时候，其预期容量仅为1,200人。无论是在小城镇还是在大都市，都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口能得到防空保护。比如，吕登沙伊德（Lüdenscheid）有38,400人，但防空设施仅够1,200人使用，而索斯特（Soest）有25,100人，防空设施却只够4,000人使用。早在1943年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抱怨，说在战争初期的时候，钱、人力以及原材料都已经准备就绪，但统治当局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修建防空设施。很快，谣言便甚嚣尘上，说纳粹党的领导人们为自己修建了私人防空掩体，就像萨克森州的党区领导人马丁·穆奇曼（Martin Mutschmann）一样，他命令党卫队先锋劳动队在自己位于德累斯顿的私人别墅下面修建防空洞，这是整个城市中的唯一一个防空洞。当然，其中最奢侈的还是希特勒，他在位于柏林的帝国总理府下面为自己修建了一个庞大的防空掩体群。其实，自1936年以来，这个防空掩体就已经存在了，在1943年初的时候，针对该防空洞的扩建计划开始实施。这个防空洞分为两层，位于地下40英寸的地方，顶部加盖了一层厚达12英寸的混凝土，里面有柴油发电机，用来取暖和照明，同时还用来取水，并将废物排出去。该防空洞由埃森的豪赫蒂夫公司（Hochtief）建造。此外，希特勒在图林根州奥尔德鲁夫（Ohrdruf）的现场指挥部还有一个指挥中心防空掩体，以及一个地下指挥中心建筑群，这些建筑也由豪赫蒂夫公司建造。修建上述这三处建筑消耗了大量的混凝土，动用了众多的劳动力（总共投入了2.8万人），其投入比1943和1944这两年德国用于修建民事防空掩体的总投入还要大。[58]

正如戈培尔在对波鸿的评论中所提到的那样，在战争后期，德国各个大小城镇的居民在很多时候甚至是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防空洞、掩体以及地下室中度过的，而且这一形势愈演愈烈。空袭不分昼夜，警报拉响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人们一听到警报声就匆忙跑进这些防空掩体中。例如，1943年和1944年，明斯特的空袭警报分别拉响了209次和329次；而且，在1944年时，有231次或者更多的空袭警报是在白天拉响的。而仅在1945年的头三个月中，明斯特的空袭警报就拉响了293次，这比1943年全年的拉响次数还要多。德国的其他城镇也出现了类似情况。空袭警报严重地打乱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睡眠以及经济活动，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很多地方的民众对空袭警报的忍耐几乎都达到了极限。民众尝试着用笑话来消除这一紧张情绪，其中一个笑话是这样的：“‘夜间战斗机这个事情我们该感谢谁呢？’‘赫尔曼·戈林。’‘整个空军这个事又是拜谁所赐呢？’‘赫尔曼·戈林。’‘赫尔曼·戈林是奉谁的命令呢？’‘元首的命令！’‘要不是赫尔曼·戈林和元首，我们现在在哪儿呢？’‘在我们自己床上！’”[59]1944—1945年，敌军向前推进而穿过欧洲沦陷区时，德国的预警雷达站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而且，从空袭警报拉响到袭击正式开始之间的间隙也越来越短。人们开始陷入恐慌，匆忙而无序地冲进防空洞中，拥挤中导致的受伤甚至死亡的情况越来越多。事实上，1944年1月，当民众们你争我抢地试图钻进位于柏林赫尔曼广场（Hermannplatz）的一个防空掩体时，有30人因踩踏而亡。当年11月，类似的悲剧也在一个名为万讷艾克尔（Wanne-Eickel）的城市上演了，35个人因此不幸丧生。[60]

那些躲在自己家中的人准备好了一袋袋的沙子以及一桶一桶的水，以便及时扑灭轰炸引起的火势。他们都深知，如果自己的房屋被炸弹直接击中，这屋子根本无法提供有效防护。人们把地下室的墙壁凿穿了，这样一来，如果炸弹落在他们自己房屋上，他们就能借此逃到邻居家去。在一次夜间空袭中，一名日记作者躲在自己的地下室里，这样描绘了那晚的情形：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附近落下来许多燃烧弹，随即，这些燃烧弹一枚枚地爆炸开来，震耳欲聋，威力骇人。因为我们家的地下室不是很深，所以我们都蹲在地上，或者蹲在席子上，紧挨着我们凿开的墙洞（这是用来逃生的，方便我们逃到邻居家去，凿洞也是统治当局的规定）。每个人头上都裹着一层湿布，手里拿着防毒面具，兜里面揣着火柴，随身还带着一张湿毛巾，一听到“注意！”的口令，我们就将毛巾蒙在脸上。这一声命令意味着重型炸弹即将来临，甚至大家都能听到它飞射而来的声音，这时，我们就用拇指和小指将湿毛巾捂着嘴和鼻孔，如此一来，炸弹爆炸后产生的强烈气压以及四处乱溅的碎石扬尘就不会钻进我们的嘴里以及紧闭的双眼。尽管我们所在的街道并未遭受高爆炸弹和雷弹的攻击，但我们的墙壁仍然晃动得厉害，这令我们胆战心惊。灯光熄灭了，我们点亮了灯笼。玻璃碎裂的声音、瓷砖坠地的声音和窗框被炸落的声音等混杂在一起，接连不断。我们估计，整个房屋应该都被炸成了碎石瓦砾。此外，我们还闻到一股东西烧着的味道。[61]

在公共防空洞中，有专门的看守人员对民众的进入以及他们在防空洞中的行为进行严格管理和控制，但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民众愈发无视这些规定。按照规定，只有自己家中没有防空掩体的人才有资格躲进防空洞，而且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是无权进入的。1944年，戈培尔颁布命令，规定从事核心军工行业的工人可优先使用防空洞。人们要想进入公共防空洞，必须出示进入许可证。到1943年下半年，基本上没人在意这些规定了。人们你争我抢，毫无秩序地涌入防空洞，里面的通风设备原本只够容纳少部分人，此刻完全不够用，所以，防空洞里臭气熏天，人们也汗流浃背，疥疮以及其他由环境污秽引起的疾病和感染在里面蔓延滋长，人们开始彻底失去秩序。正如哈姆（Hamm）的一名卫生官员在1945年1月时所记载的那样：“他们抢夺其他人的财产，完全不尊重妇女和儿童，所有秩序和卫生都荡然无存。此刻，那些素来衣着讲究的人也一整天都不洗漱，也不再梳理自己的头发……在防空洞中，他们不再去厕所排便，而是直接选个暗处解决，比如就在防空洞中的某个角落。”[62]

与此同时，在重大空袭之后，警察部队竭尽所能地恢复地面秩序。他们将那些存在安全隐患的废墟封锁起来，清理街道，整理尸体，如果可能的话，还对尸体进行辨认，并将其埋葬，有时候仅仅在尸体上裹一层纸，然后埋在集体墓坑里。尽管希特勒曾禁止这样的做法，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采取其他更人性化的措施根本不切实际，因为尸体的数量实在太大，远远超过了公墓的容纳量，而且长期以来，宗教传统反对尸体火化，这意味着此刻即便他们要火化这些尸体也没有足够的设备可以利用。人们的房屋被炸得面目全非，但他们仍然在残余的墙壁上写上粉笔字，给失踪的亲人留下信息，希望他们能活着看到信息找到他们。人们的财产散落在废墟的各个角落：床、家具、锅碗瓢盆、衣服、盛装食物的瓶瓶罐罐，还有其他一切能想到的东西。特遣小分队四处搜集这些散落的财产，将其送到专门用于储藏遗失物品的仓库，直到他们的主人（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来认领。仅在科隆，这样的仓库就有150个，但其中绝大部分仓库在后来的空袭中都被炸毁了。[63]在这种情况下，街上到处都游荡着绝望而流离失所的人，仓库的物品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常强烈的诱惑力。那些因偷盗而被抓住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1939年9月5日出台的法令明确规定，灯火管制期间偷盗的人都是“国民害虫”（Volksschädlinge），将被处以死刑。正如汉堡的一份报纸在1943年8月19日（汉堡受到重大空袭之后不久）所报道的那样：

警察和法庭开始全力以赴地打击偷盗抢劫等案件，他们持续工作，使越来越多趁乱打劫的人，得到应有的报应，因为这些犯人自私地为了满足一己私利而给受苦的同胞们带来了绝望的情绪。任何因抢劫而使民众受到严重冒犯的人都会遭到清算！[64]

如果犯人抢劫的物品较少，造成的不良影响较低，那么他有可能被囚禁在州立监狱一至两年。但那种屡教不改的偷盗抢劫者或者参与大规模偷盗的人将被处以死刑，倘若负责清理工作的别动队成员犯罪时，处罚更是如此。

1943年3月4日，不来梅的特别法庭判处一名男子15年监禁，他的偷盗罪名有15项，其中包括夜间在遭轰炸的灾区偷盗衣服、收音机、食物以及其他物件，然后又将其卖给一名销赃犯。法庭指出此人有前科，并宣布此人为一名危险惯犯。然而，检察官认为这一判处实在过于宽大仁慈，于是提出申诉，要求将其改为斩首死刑。在审理该申诉案的前一天，这名犯人就直接自尽了。[65]在另一个于1945年1月23日审理的案件中，一名有10项前科罪名的劳工被处以死刑，他的罪名是在前一年6月份的时候偷盗空袭遇难者身上的物品，包括一只腕表、一个烟斗、一罐烟草、一把修面刷、一串钥匙、一把指甲刀、两个打火机以及一支烟嘴和一个烟盒。他在1945年3月15日被处死。[66]各地的特别法庭处理的此类案件越来越多。1941年，多特蒙德、埃森以及比勒费尔德的特别法庭一共做出了52次死刑判决，其中32次与财产相关。而1943年，在全德国做出的所有死刑判决中，有1/4都与财产相关，绝大部分罪名都是在被轰炸的地方进行抢劫。[67]然而特别法庭采取的这种判决措施也只是徒然。德国被摧毁的城市越多，其社会体制就愈发趋于倾覆解体。1943年，整个德国由“民族共同体”开始逐渐转向“废墟社会”。到了1945年的时候，整个德国社会几乎完全崩盘。

四

1943年春天和夏天，同盟国进行的一系列轰炸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无异于是对戈林麾下的空军发出了一次严厉的控诉。戈林在纳粹党领导层中的地位开始动摇，同时，他在民众中的威望也大打折扣。很快，关于他的各种揶揄笑话便四处流传。因为他曾夸下海口，说哪怕有一枚敌军炸弹落到祖国领土上，他就改姓“迈尔”（Meier），因此，人们现在都习惯性地称他为“迈尔先生”。然而，据施佩尔后来回忆道，这位帝国元帅对此只是避而不谈。阿道夫·加兰德（Adolf Galland）将军是战斗机队伍的负责人，他警告道，美国战斗机的油箱容量扩大了，已经能随着轰炸机深入到亚琛（Aachen）这样远的城镇，但戈林对此不予理会。因为作为一名资历颇深的战斗机飞行员，他断定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出现，即使出现，也一定是风把小部分飞机吹到东边去的。当加兰德一再坚持，称其中一些战斗机已经被击落而且已经获得地面确认时，戈林彻底失去了耐性，火冒三丈地叫道：“我此刻正式给你下达命令，它们飞不过来！”当时，加兰德嘴里叼着一支长长的雪茄，然后向戈林妥协了，流露出明显的讽刺意味。施佩尔回忆说，加兰德面带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笑容答道：“属下遵命，长官。”面对如此惨烈的空袭，德国空军参谋总长汉斯·耶顺内克（Hans Jeschonnek）陷入了绝望无助的境地。因此，1943年8月18日，他选择了自杀，并留下了一张纸条，表示不想让戈林出席他的葬礼。当然，身为帝国元帅，戈林不可能不参加他的葬礼，事实上，他还代表希特勒献上了一个花圈。两年前，王牌飞行员恩斯特·乌德特选择自戕；两年后，耶顺内克也选择了同样的命运，这再次表明，戈林目无一切的傲慢和大言不惭的作风正把他的部下逼上绝路。[68]

1943年，同盟国军队并未继续对鲁尔区实施进攻，而是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柏林。柏林既是第三帝国的首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是全德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但英国机场到柏林的距离要比到汉堡和鲁尔区的距离远得多，轰炸机必须飞行很长一段距离，绕一个大圈子才能到达柏林。如此一来，德国的防御力量便有时间来对这些轰炸机进行定位。此外，由于地面曲度的影响，柏林的地理位置比较隐蔽，所以即使是最有效的导航辅助手段也无法准确定位柏林。然而，同盟国的空军无所畏惧。1943年11月22至23日夜间，700多架轰炸机飞到柏林上空，借助雷达的指引，在厚厚的云层上投下了携带的炸弹。尽管许多炸弹没有击中其预期目标，但此次空袭仍然摧毁了众多人们所熟悉的标志性建筑，其中就包括主要的火车站，而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连英国和法国之前驻德国的大使馆也被炸毁了。阿尔贝特·施佩尔从一个高射炮台那里观察了一场空袭，此处视野极其开阔，他看到“空中落下一枚枚的降落伞照明弹，发出明亮的光芒，柏林民众称这些照明弹为‘圣诞树’；随后便是此起彼伏的爆炸带来阵阵亮光，被吞没在厚厚的烟层中。不计其数的探照灯到处晃动，有架飞机被探照灯逮住，它试图逃出探照灯的锥形射束，在空中惊慌乱窜，而当这架飞机被击中后，迅速坠落到地面，仿若一支燃烧着的火把，转瞬即灭”。破晓时分，整个城市淹没在浓厚的烟雾和尘埃之中，这些烟雾和尘埃缓缓升腾，达到2万英尺的高度。[69]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轰炸机司令部又对柏林发动了18次空袭。在这一系列的空袭中，柏林总共有9,000人遇难，共造成81.2万人无家可归。但同盟国的损失也甚为惨重。英国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3,300多人遇难，近1,000人被迫跳伞逃生，结果被俘。在1944年3月24日的空袭中，10%的轰炸机彻底被毁，此外还有很多轰炸机被击中。这是英国对德国实施的最后的空袭。1944年3月初，美国对德国展开了日间袭击，并一直持续到4月和5月。[70]截至此刻，美国人已经学会了如何减轻损失，他们派出战斗机去应付德国的空中防御力量，以协助轰炸机的空袭。然而，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实在有限，以至于刚飞至德国边界便被迫折回。1943年10月14日，一支由近300架B-17轰炸机组成的机队途径亚琛飞入第三帝国境内。美国战斗机护航机队刚刚折返，一大群德国战斗机就出现在空中，用机炮和火箭瞄准这些轰炸机射击，在完全打乱轰炸机的阵型后，随后将其各个击灭。虽然有220架美国轰炸机飞抵施韦因富特，给那里生产滚珠轴承的工厂造成了进一步破坏，但同时也有60架轰炸机被击落，还有138架轰炸机机身受损。同样，在1944年3月30日对纽伦堡实施的空袭中，795架轰炸机甚至在飞抵德国之前就已经被德国的防空力量发现了，因为当天夜晚月光明亮，所以轰炸机飞行时留下的水汽尾迹异常明显。这导致这些轰炸机在飞向其最终目标的漫长航程中，一路上都遭到德国夜间战斗机中队的攻击。95架轰炸机被摧毁，相当于此次执行任务的轰炸机总数的11%。哈里斯警告道，如此惨烈的损失他们负担不起。[71]

显然，轰炸机需要战斗机来保驾护航，以应对德国的夜间战斗机。虽然P-38闪电式战斗机（P-38 Lightning）和P-47雷电式战斗机（P-47 Thunderbolt）都在机翼下安装了额外的油箱来延长飞行距离，但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还是P-51野马战斗机（P-51 Mustang），这款战斗机由美国产机身和英国产劳斯莱斯“梅林”（Rolls-Royce Merlin）发动机组装建成，装有额外的油箱，最大续航能力达1,800英里，这使其足以护送轰炸机一直飞到柏林并返回，而且还有燃料剩余。很快，数千架P-51战斗机就生产完毕并投入使用。1943年12月，在对基尔（Kiel）的空袭中，第一批P-51战斗机飞抵德国。不久之后，每次对德空袭，同盟国的轰炸机都有战斗机中队护航，这些战斗机虽然携带额外的燃料，但它们依然迅速而敏捷，足以与德国战斗机相抗衡。其实，早在1943年11月，随着同盟国空军开始采取这一新的战略，德国战斗机折损的数量就逐渐攀升。到12月份，德国战斗机编队的战斗力损失已接近1/4。到1944年春天，德国战斗机每月的损失数量达到50%，战斗机的产量完全跟不上，无法弥补这一豁口。而且，受空袭的影响，飞机制造厂的产量由1943年7月的873架减少为1943年12月的663架。德国将战斗机调往西部对付敌方轰炸机，这极大地削弱了它在东部战线的战斗力，到1944年4月，德国空军在东部战线只剩500架战斗机，而它面临的是苏联的1.3万多架飞机。德国航空部认为，每个月的飞机产量必须达到5,000架，才有可能在这些对抗中取得胜利。然而，到1944年6月，同盟国的轰炸机不仅炸毁了德国的飞机制造厂，而且还破坏了德国的炼油厂和燃料生产设施，使德国空军只能使用之前积存的燃料。事实上，德国空军此时已经被彻底击败了，同盟国军队的战略轰炸进攻在不断扩大，德国的领空已经任其鱼肉了。[72]

当然，尽管德国的战斗机防御力量急剧削弱，难以对同盟国构成重大威胁，但同盟国的轰炸机中队仍然必须与数量庞大的德国防空炮台周旋，而且飞过德国城镇的上空依旧是一个危险甚至致命的任务。但同盟国空军的损失已经降到了空军负责人可以接受的程度，而且英国和美国的飞机产量取得了大幅度的增长，所以要弥补这些损失绰绰有余。截至1945年3月，参与空袭行动的美国轰炸机和战斗机数量达到了7,000多架，而英国出动了1,500多架重型轰炸机，在全德国范围内几乎连续不断地实施轰炸。战争期间，投放在德国境内的炸弹总量达142万吨，而在1944年4月底到1945年5月初之间，这也是战争的最后一年，投放的炸弹超过了118万吨。但这不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德国防御力量受到削弱，这给了体型较小的战斗轰炸机进入德国。轰炸攻击目标的机会，其精确性比兰开斯特轰炸机和有空中堡垒之称的B-17轰炸机都高。在1944年下半年时，这些轰炸机将注意力转向德国的交通运输系统，开始轰炸铁路和通信中心。截至1944年年底，德国铁路货物运送减少了一半。此外，军工厂也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据施佩尔的装备部统计，截至1945年1月底，与预期计划相比，整个战时经济生产的坦克减少了25%，飞机减少了31%，卡车则减少了42%，而罪魁祸首都是轰炸造成的严重破坏。但即便这些生产目标都完成了，德国的军工业产量也无法与美国惊人的军工业产量相匹敌，更何况英国和苏联的军工业也在大力生产军备武器。此外，为了对付同盟国的轰炸，德国不得不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1944年时，德国生产的大炮中已有1/3都是高射炮，而且为了部署防空力量以及组织空袭后的修复与清理工作，德国投入了200万人力。此时，德国已经失去了它在东部战线的空军优势，战斗机和轰炸机数量都已不足以为地面部队提供协助支持，但在战争初期，德国空军曾为地面部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到了1944年，同盟国的轰炸机队伍已经能够肆意轰炸诺曼底海滩背后的公路、大桥以及铁路系统，这使得德军完全无法调遣足够的增援部队。如果德国空军仍保持着空中霸主的地位，那么同盟国的入侵也不会发生。[73]

据此，有人认为，轰炸缩短了战争持续的时间，因而有助于减少伤亡人数，尤其是削弱了德国方面的抵抗，这减少了同盟军的人员伤亡。然而，轰炸也导致了德国城镇中的遇难人数达到40万至50万，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普通居民。在这些死者当中，于1942年年底遇难的大概有1.1万人，于1943年遇难的大约为10万人，于1944年遇难的大约为20万人，而在1945年战争最后几个月的时候，遇难人数在5万到10万之间。其中10%的遇难者是外籍工人和战俘。所有的数据基本上都只是估算值，但毋庸置疑的是，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战争最后两年内遇难的。同盟国方面，在对德国的空袭中大约有8万名空军士兵遇难，而在德国发动的空袭中，英国有6万名平民遇难，在德国对华沙、鹿特丹、贝尔格莱德、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以及其他欧洲城市的一系列空袭中，平民死亡人数极有可能与英国死亡人数不相上下。在德国方，居民数量在2万人以上的德国城镇，40%左右的住宅被同盟军炸毁，而像汉堡和科隆这样的城市，高达70%的住宅被炸毁。在帕德博恩（Paderborn）和吉森（Giessen）这样的小城镇，几乎每一栋住宅都遭到了破坏，不再适于居住。这些住宅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要花很多年才能将其修复。[74]

多年后，在其他地方的人们习惯用“附带伤害”来形容在这场战争中丧生的德国民众，但事实上，德国民众遭受的远远不止于此。尽管攻击普通民众会被判为战争罪，但毫无疑问，同盟国的战略轰炸行动目标，不仅包括对德国民众的士气进行彻底打击，甚至还包括对德国和德国民众实施报复。即使人们对整个轰炸行动是否有必要仍存在争议，但至少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那就是轰炸行动没有必要持续那么长时间，尤其在战争最后一年，同盟军进行的无差别轰炸活动，更使其难辞其咎。[75]显而易见，关于这个棘手的问题，激烈的争论将持续不休。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轰炸行动对民众的士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英国国内的一些人希望德国普通民众在轰炸行动的刺激下能站起来反抗纳粹党，采取革命行动以尽早地结束战争，这种希望根本不切实际。大部分受空袭影响的德国人都自顾不暇，他们忙于在废墟中求生，忙于重建被炸得满目疮痍的家园和恢复被彻底打乱的生活，他们想方设法躲避死亡，根本没有时间来思考如何反抗。战后，当被问及德国民众当时最无法忍受的事情时，91%的人都回答说是轰炸；而且超过1/3的人回答说轰炸削弱了民众的士气，包括他们自己在内。[76]民众对纳粹党不再抱有幻想，这种负面情绪的传播甚至要比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和北非的战败还有影响力。在这方面，伞兵马丁·珀佩尔的家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他正在一支队伍中服役，对抗在诺曼底登陆日之后前来进犯的同盟国军队。1944年，远在德国家中的妻子给他寄来越来越多饱含绝望之情的信件。她再也无法理解，更不会支持纳粹党了。“德国曾如此美好辉煌，他们究竟把我们这个国家变成什么样子了啊？”她问道，“这足以让人痛哭流泪。”同盟国的轰炸在毁掉一切。显然是时候叫停这场战争了。“为什么会有人让我们的士兵去白白送死呢？他们为什么还要将德国剩下的地区也摧毁殆尽呢？这一切的灾难痛苦是因为什么？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77]

地图16　1941—1945年同盟国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袭击

戈培尔的宣传部将怨愤发泄在同盟国的轰炸机机组人员以及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头上，骂美国人是恶棍，说他们的空军都是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犯罪分子，没有一点教养。此外，德国媒体还声称，相比而言，英国飞行员则主要是从那些没落的贵族里选出来的。然而，依照纳粹媒体所大肆宣扬的观点来看，这两方面的势力都效力于犹太阴谋者，并且犹太阴谋者还操控着罗斯福和丘吉尔，试图借此将德国彻底摧毁。[78]这样的宣传的确产生了一定的作用。[79]至少自1943年以来，民众纷纷要求对伦敦实行报复性轰炸，但这并非出于愤怒，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唯有如此才能阻止敌军对德国的进一步轰炸，他们甚至认为这是阻止德国全面战败的唯一手段。[80]党卫队保安处汇报说：“人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言论，说‘如果我们再不尽快采取行动，那我们做什么也无济于事了’，或者是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被炸毁了，我们不能再忍了’。”[81]

1944年，连续不断的空袭警报给德国民众造成严重的心理压力，伴随着袭击、死亡和破坏的发生，以及戈培尔控制下的大众传媒不停煽风点火，民众中滋生了一些仇视同盟国轰炸机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情绪。这种情绪开始以暴力的方式宣泄出来，其具体表现就是，同盟国空军因飞机被击中而被迫跳伞后，往往遭到暴力对待。1944年8月26日，7名美国空军在吕塞尔斯海姆（Rüsselsheim）的上空被迫跳伞，结果被一群愤怒的当地人活活打死。1945年3月24日，一名英国空军被迫跳伞，落在波鸿附近的田野上，结果被一名士兵用步枪枪托攻击。他摔倒在地，被一群人团团围住拳打脚踢，受伤严重。有人试图一枪打死他，但枪却卡壳了，因此他被人们一直拖着走，直到人群中有人拿来一把锤子打死了他。还有3名英国空军也落在这片区域，结果被盖世太保抓获，在遭到一番折磨拷打之后也被枪杀了。当地工厂的一名消防员反对自己的工友们杀害这些空军，结果自己却遭到举报，随后被盖世太保抓捕并枪杀。不仅是警察不能插手阻止类似的事件，任何插手干预的人，都会以“与战俘非法接触”的理由被逮捕和审判。1945年2月25日，威斯特法伦（Westphalia）南部地区的党区领导人下令道，“被击落的飞行员在民众的愤怒面前是不受保护的”。在战争最后两年，总共有至少350名同盟国飞行员被民众私自处死，还有60名左右的飞行员虽然没有被处死，但也受到了伤害。其中尤其臭名昭著的案件就是，1944年3月24日，58名英国飞行员逃离了一个位于下萨克森州萨根（Sagan）附近的战俘营，盖世太保奉海因里希·希姆莱明确下达的命令，将所有被抓回来的飞行员都枪杀了。但是我们必须正确看待这些事件。由盖世太保私自处死或枪杀的同盟国飞行员，其数量还不到被俘飞行员总数的1%。[82]这些残忍行为都是受到了仇恨情绪的驱使，而滋长这股仇恨情绪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最后阶段的空袭，正如党卫队保安处所言，这种仇恨情绪在1944年以前还不曾出现。保安处的观察员指出，民众（尤其是那些在轰炸中无家可归的人们）中有这样一种呼声，要将英国人关进毒气室毒死或“全部清除”，但这些观察员也补充道：“这种对英国充满敌意的措辞很多时候只是一种绝望情绪的发泄，而且说这种话的人也只是笃信唯有摧毁英国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不能说这种敌对情绪是针对全部英国人的。”其中一名妇女在轰炸中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境地，观察员引用她的话说道：“我拥有的一切都永远失去了，这令我痛心不已。但这就是战争。至于英国人，不，我根本不恨英国人。”[83]

第二节

漫长的撤退

一

1943年，德国民众的士气变得极其低落，这不仅受到同盟国加强空袭的影响，也反映出德国在其他战场遭遇了一系列重大的溃败。其中，最令人沮丧的是德国在北非的失利。1942年夏天，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成功攻占北非地区的重要海港城市图卜鲁格（Tobruk），把英国人赶回了埃及。但隆美尔的军队在陆路或海路的兵力补给方面都面临着重重困难，这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实力；同时，英军死守着阿拉曼（El Alamein），并在那里部署了很深的防御工事，准备集结兵力，发动反击战。1942年10月23日，在行事谨慎的新指挥官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的领导下，英军以至少两倍于隆美尔的步兵和坦克数量向德军发起了进攻。在为期12天的鏖战中，英国军队给了德军致命一击。隆美尔部队有3万人在匆忙穿越沙漠撤退的过程中被俘。而在之后的两周多时间里，同盟国位于地中海的司令部则几乎毫发无损，完全没有受到威胁。同盟国又往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调遣了6.3万兵力，并配备了430辆坦克。如此一来，德国方面本想控制北非，并以此为切入点夺取中东地区的油田的计划此刻早已彻底落空。1943年3月，隆美尔告病返回德国。[84]5月中旬，轴心国25万兵力（其中一半左右是德国人）向同盟国投降，这让德国在北非的战败上颜面无存。[85]德军未能动摇英国在埃及和中东地区的控制权，这使得第三帝国终究无法得到这些地区重要的石油资源。德军接二连三的失利不仅反映出了英国人绝不屈服妥协的事实，同时也反映出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分布广阔，实力强大，不容小觑，而且，英国此刻还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为其提供越来越多的物资。[86]1944年，隆美尔元帅自己也在反思失利的根由，但他仍然笃信，如果德国军方能为他提供“更多的机械化队伍以及稳定的物资补给”，那么他就能够控制苏伊士运河，阻断英国的物资补给，进而拿下中东、波斯甚至巴库在里海沿岸的油田。但这只是痴心妄想。他悲痛地承认，“北非地区的战争胜负完全取决于英美国家的物质补给。事实上，自美国参战以来，我们取得最终胜利的希望就变得微乎其微了”。[87]许多普通德国民众都持这一观点。一个名为洛蕾·瓦尔布的女学生在自己的日记里说隆美尔是一名杰出的将军；不过她还写道：“他兵力有限，而且又缺少武器装备，他能怎么样呢？”在同盟国军队于1942年11月重新占领了图卜鲁格后，瓦尔布开始思考“这是否是终结的开端”，几天后她开始担心德国可能会输掉整场战争：“老天爷会忍心看着我们被杀害吗？？？”[88]

第三帝国的盟国也开始与其背离。1943年3月，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就认定德国不可能赢得战争。在他6月份与希特勒会晤时，这位德国独裁者提出要求，希望用保加利亚的军队去顶替德国部署在塞尔维亚东北部的军队，如此一来，这些德军就能被调遣到东部战线去作战，鲍里斯三世心里清楚，答应希特勒的这一要求才是明智之举。但他拒绝向德国方面提供任何进一步的援助，而且他开始秘密地向同盟国国家示好，发出请求和平的试探性信号，因为他完全有理由担心，苏联或许会在扩大化的冲突中，无视保加利亚保持中立的官方态度。1943年8月，希特勒再次与鲍里斯会面并进一步向其施压。但在尚未就磋商内容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之前，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鲍里斯在回到索菲亚（Sofia）后不久就一病不起，并于1942年8月28日辞世，年仅49岁。在当时狂热而极端的政治氛围之下，说鲍里斯被毒死的谣言很快就甚嚣尘上。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们对鲍里斯进行了一次尸检，结果显示他是因左心室心肌梗塞而死。之后，还是一个小男孩的西美昂二世（Simeon II）继承了鲍里斯的王位；而在其整个摄政时期，保加利亚基本上都沿用鲍里斯的政策，脱离与德国的关系。从1943年11月开始，同盟国加强了对索菲亚的空袭，保加利亚更是加紧撇清与德国的关系。反战情绪在保加利亚民众中迅速传播，在受苏联启发而形成的“祖国阵线”（Fatherland Front）组织的领导下，武装游击队也出现了，这使得保加利亚的秩序愈发混乱。英国特工专门前来辅助他们，但游击队运动依然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而且其中一些特工还被出卖并遭到杀害。然而，在这些压力下，保加利亚政府开始回归之前的政策，废除反犹太人法律，并于第二年宣布完全中立的立场。[89]

德军在北非失利后，意大利境内一连串的戏剧性事件更是令许多德国人愈发惊恐不安。1943年7月10日，英美联军越过海洋，在空军对西西里岛海滩后的防御工事进行空袭的辅助下，成功登陆当时由意大利和德国军队联合占领的西西里岛。尽管英美方面对此次进攻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在具体实施时，他们还是远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登陆的军队误将头顶上的飞机当作敌机，对其开火射击，此举严重地削弱了空袭的破坏力。英军指挥官蒙哥马利将位于东面的部队一分为二，一支为海岸纵队，另一支为内陆纵队，这一错误性决策导致英军在德军的拼死抵抗下进展缓慢。英军攻陷锡拉库萨（Syracuse）后，进展迟缓，使得绝大部分德军都成功转移到了大陆地区。但西西里岛最终还是被同盟国军队占领。同时，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独裁者墨索里尼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当美军入侵巴勒莫（Palermo）时，当地的民众已经举起了白旗，而且愈来愈多的迹象都表明，意大利的普通民众根本就不想再继续作战。1943年7月18日，希特勒前往意大利北部拜访墨索里尼，试图重振他的信心。希特勒一个人不停地给他讲了两个小时，结果反而使这位意大利独裁者沮丧不已，这让希特勒逐渐意识到墨索里尼已经失去了继续作战的意志。在经历了自1941年以来的各种灾难性失利（尤其是希腊的失利）后，墨索里尼这位独裁者就一蹶不振，他的威望和民众拥护程度大打折扣。而且自此以后，他和希特勒的关系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甚至连他自己都认为，法西斯意大利不过是轴心国的“尾灯”而已；不久之后，他就有了一个新的绰号——意大利党区领导人。习惯晚睡的希特勒，总是在半夜时分给墨索里尼发信息，并命人将他叫醒起来接收信息。这位意大利独裁者开始抱怨，说希特勒频繁召见他开会，弄得自己就像个待命的侍应生一样，他已经受够了。[90]

虽然意大利军队仍然在继续作战，但对于这份要求他们奉献自己生命的事业，他们已经逐渐失去了信念。墨索里尼本人私底下也开始抱怨说意大利民众想让他下台。希特勒早已不相信意大利方面还能坚持战斗，他制定了相关计划，计划接管意大利以及意大利在法国南部、南斯拉夫、希腊以及阿尔巴尼亚所占领的区域。并任命隆美尔负责这一接管行动。[91]随着同盟国开始对意大利展开空袭，其地面部队也同时在向意大利本土逼近。而德军则顺势进驻了意大利半岛，这足以看出意大利人此刻究竟是在为谁的事业而战斗。多年来，对墨索里尼独裁统治的强烈抗议第一次浮出水面，到7月底，抗议达到高潮。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开始对他愈发不满，1943年2月，墨索里尼对党内领导人实行了一次清洗运动。在此之前，意大利法西斯党对墨索里尼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就提出了愈发频繁的指摘和批评。而此次清洗运动算是他采取的最后一次决定性行动了。墨索里尼早已手足无措、气势全无了，他开始饱受胃痛的折磨，这损耗了他大部分心力。他很多时候都和情妇克拉拉·贝塔西（Clara Petacci）厮混在一起，花大把时间将意大利经典小说翻译为德文，或者是把时间耗在一些鸡毛蒜皮的行政事务上。因为墨索里尼不仅是意大利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同时还身兼多个政府部门的部长之职，这意味着权力中心此时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那些被他罢免的党内领导人们开始策划针对他的阴谋。法西斯大委员会（Fascist Grand Council）中的一些成员决定在1943年7月24—25日举行的会议上（这是他们自1939年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剥夺墨索里尼的绝大部分职权，这些人主要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人想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来号召民众参战，而另一类人则致力于将军事行动的决策权彻底转移到军队手中。这场戏剧性十足的马拉松式会议持续了10个小时，但关于此次会议的细节不为人知。迪诺·格兰迪（Dino Grandi）是一名法西斯主义领导人，思想观点都比较温和，也是由他在会议中提出针对墨索里尼的动议。他后来承认道，会议期间，他全程都带着一个随时可以拉响的手榴弹，以防发生任何意外。但这完全没有必要。面对矛头直指自己的各种挞伐批判，墨索里尼的反应是那么疲软乏力且茫然困惑。他似乎对此刻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完全没有提出任何反驳的意见，这让许多人都以为他对格兰迪提出的动议没有丝毫反对。凌晨时分，他们以19∶7的投票通过了这一动议。[92]

法西斯大委员会的投票结果正中了军队领导人的下怀，他们对战争早就不满，这促使他们让意大利国王罢免了墨索里尼（这是宪法赋予国王的权力，因为当时墨索里尼的正式职位依然是意大利的首相），并在第二天将其逮捕。墨索里尼既没有做出任何抵抗，也没有发出任何强烈的抗议，此刻，这位前独裁者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押送到了监狱。据悉，仅有一名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在听到这一消息后选择了自尽。意大利国王任命佩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元帅接手墨索里尼的职位，由他执掌新政府。在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下，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几乎彻底瓦解，很快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巴多格里奥和意大利国王向德国方面保证，他们不会退出战争，而且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已成定局），新政府同意德国人接管他们位于阿尔卑斯山的重要关口以及其他关键的战略点，同时允许德国人开始向意大利半岛调遣大量的军队和武器装备。一方面，德国将他们的军队撤出科西嘉岛和撒丁岛（Sardinia），但另一方面，他们还命令从西西里岛抽离出来的部队做好准备，防守意大利大陆的南部地区。在这样一个战况迅速衰落的形势下，巴多格里奥开始秘密地与同盟国进行停战协商，并在1943年9月3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就在同一天，同盟国军队登陆意大利南方遥远地区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然后在1943年9月9日抵达了沿海岸进一步延伸的萨莱诺（Salerno）。而前一天，也就是1943年9月8日，意大利政府就宣布向同盟国投降了。巴多格里奥、意大利国王以及整个政府都逃往受同盟国庇护的意大利南部地区。据报道，德国民众都对此表示很失望，都在说应该早点将意大利的领导人们逮捕并绞死。此外，意大利军方和意大利政府也没有给至少上百万的意大利士兵留下任何指令，他们此时还依然处于严阵以待的状态。[93]

战争使德军变得强硬而冷酷，他们占领了意大利半岛的所有据点，面对这般严峻的形势，意大利士兵赶忙丢下了自己的武器，扔掉了自己的军装，或者干脆直接投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小分队做出了抵抗，其中最有名的一场抵抗发生在希腊海岸附近的凯法利尼亚岛（Cephalonia）上。意大利军队在这里持续抵抗了一周。最终，德军处死了6,000多名意大利士兵和水手，并在长达4个小时的血腥屠杀中，分批枪决了几乎所有意大利军官。而当时处于同盟国控制区域内的50万意大利士兵则非常走运，他们被解除了武装，最终被送回家乡。但有65万名意大利士兵沦为德军战俘，并在1943年12月被遣送到德国，充当强制性劳动力。虽然没有被直接杀害，但他们的处境也极为不堪。戈培尔公开宣称意大利人就是“一个懒惰成性的吉卜赛民族”。在希特勒看来，意大利人极度颓废堕落。在众多德国人眼中，意大利是轴心国的叛徒，因此对意大利人愤恨不平，并且，他们还将意大利人的背叛行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类似事件联系起来，因为那时候意大利也曾临阵倒戈。党卫队保安处汇报：

第三帝国境内所有地方以及任何一个帝国民众阶层中，都弥漫着一股针对某一个民族的仇恨之情，这个民族就是意大利民族。哪怕是对他们真正的敌人，德国民众也没有怀揣过如此强烈的敌意。人们感觉这就是命运，天意如此。但此前，意大利人通过他们自己任命的友好代表向德国一再信誓旦旦地许诺保证，事到如今却再一次“卑鄙无耻”地背叛了他们，因此，德国民众绝对不可能原谅意大利人。他们对意大利人的憎恶可谓深入到了骨子里。[94]

由于意大利违背了与德国的结盟，因此后者采取残酷的报复，德国统治当局对意大利人尤为苛刻。就食物配额和总体待遇而言，意大利人的地位与苏联工人的地位并无二致。在位于埃森的克虏伯公司，意大利战俘的体重在1944年的前3个月平均减轻了9千克，有的甚至瘦了22千克。同其他任何群体相比，意大利战俘的死亡率都很高，仅次于苏联工人。[95]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多达5万名意大利战俘不幸丧生。他们中每1,000人就有75人死亡，这是英国战俘死亡率的5倍；事实上，在德国境内的西方国家战俘中，意大利战俘的死亡率是最高的。[96]

而在意大利境内，德国人开始大肆发泄他们对意大利人临阵倒戈的愤怒，无缘无故地破坏公共财产，实施众多报复行为。1943年9月26日，德军在进入那不勒斯时遇到了一些轻微的抵抗，于是他们在当地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浇满了煤油，随即将其付之一炬，毁掉了5万卷书籍和手稿，其中许多都是孤本。两天后，当图书馆的火焰仍在肆虐燃烧时，德国士兵又在诺拉（Nola）的各个档案室里面发现了8万卷书籍和手稿，这些书籍和手稿是为了安全起见而专门存放在这些档案室的，现在也被他们点燃了，一同被烧毁的还有当地市民博物馆的藏品，包括45幅油画。空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是德国驻意大利的一名军事指挥官，他匆忙组织队伍将存放在佛罗伦萨和其他一些城市博物馆的艺术瑰宝转移走，因为如果同盟国军队成功挺进意大利半岛，那么这些城市都很有可能变为战场。德国士兵和党卫队成员趁机掠夺宫殿和乡间别墅中的珠宝、裘皮和银器，或者将这些地方原来的主人逐出门外，强行将其占为临时营房。侯爵夫人奥里戈（Origo）本是一名英美血统的妇女，她嫁给了一位意大利贵族，德军撤退后她回到了自己的别墅，并用这样的文字描述映入她眼帘的场景：

德国人偷走了他们能看上的所有东西，毯子、衣服、鞋子以及玩具，当然，还有其他任何值钱的东西和食物，而且他们还故意破坏了许多对我们个人而言有价值的东西及那些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我们的餐桌没有被偷走，还在饭厅里面，随处可见他们酩酊大醉留下的痕迹：空红酒瓶以及摔碎的玻璃杯散落在我众多的帽子旁边，这些都是我夏天戴的帽子（他们很有可能还试戴过），还有鞋楦、玩具、倒得横七竖八的家具，还有厕纸……马桶里面塞满了各种各样的脏东西，而且每张餐桌上都摊着已经开始腐烂的肉食，使得本就令人作呕的气味愈发浓烈。到处都是苍蝇。我们的卧室也一样。[97]

德国士兵当时已经精疲力竭，而且其中许多人还曾在东部战线打过仗，此刻，他们对一切都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奥里戈侯爵夫人的痛苦经历也是当时许多意大利财产拥有者所遭遇过的。

就政治层面而言，德国人并未袖手旁观。1943年9月，在新政府的命令下，被废黜的独裁者墨索里尼先是被带到蓬扎岛（Ponza），然后又被带到另外一个岛屿上，最终被带到意大利中部亚平宁山脉里的一个与世隔绝的滑雪场酒店里。此刻，墨索里尼已绝望至极，再加上疾病缠身，他有一次甚至试图自杀。而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开始组织对墨索里尼的搜索救援行动，他已下定决心，绝不能让自己的盟友落入英美人的手中，因为那必将使自己的名声受到严重破坏，而且还会让他陷入尴尬的处境，他必须将这些可能性排除在外。如党卫队保安处所汇报所说，他非常清楚一个事实——许多德国民众都认为，如果墨索里尼的政权可以在一夜间倾覆，那么希特勒的政权也有这个可能性。无论如何，他必须重建这位意大利独裁者的传奇。墨索里尼的倒台给德国民众的士气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7月底，德国国内出现了这样的报道，说民众将此次事件看作是战争的又一个转折点，而且绝大部分民众此刻也开始听天由命，认为再也看不到“真正的出路”，因此，希特勒必须采取措施来控制墨索里尼垮台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98]要找到墨索里尼被囚禁的具体位置并非难事——这个信息已经通过无线电通信截获了。他所在的酒店有一大群武装宪兵把守。但上级指示这些宪兵，要他们行事务必谨小慎微，而且此刻意大利正处于德国人的占领之下，无论如何，这些宪兵都极不愿意冒犯意大利半岛的新统治者。如此一来，实施救援行动看来是很有希望的。[99]

奥托·斯科尔兹内（Otto Skorzeny）是一名奥地利籍的党卫队军官。在他的率领下，1943年9月12日，一支由空降兵组成的突击队在对墨索里尼所在的区域进行了一番空中侦查后，搭乘滑翔机悄无声息地越过山顶，然后，突击队员们跳伞空降到墨索里尼被囚禁的酒店，任他们搭乘的飞机坠落到附近的山中。在五分钟的时间里，他们就将这座建筑群翻了个底朝天，没有开一枪。斯科尔兹内找到了墨索里尼，并告知他自己是希特勒派来的。突击队员在酒店门前一片倾斜的狭小草地上整理出一条降落带，并呼叫了一架小型的施托克（Stork）侦查联络机，这种飞机能够以极慢的速度着陆。墨索里尼迅速被带上飞机，然后被带到了罗马，经罗马再被带到了希特勒位于拉斯滕堡的现场指挥部。面对眼前这个显然已经精疲力竭的人，希特勒感到很失望。但他还是成功说服这位前意大利独裁者在意大利北部组建傀儡政权，以小镇萨罗（Salò）为政权根据地。在纳粹党的怂恿下，他在萨罗将五名法西斯领导人以叛国罪的名义审判并予以处决，其中包括他的女婿兼前外交大臣加莱亚佐·齐亚诺（Galeazzo Ciano），这五个人都曾在法西斯大委员会的投票中给他投了反对票。但他的政权很快就陷入一片混乱，充斥着暴力、腐败和恐怖。而与此同时，斯科尔兹内的英勇功绩则令德国民众欢欣鼓舞，而这也是此次营救行动本身的意图。据报道，人们都说这充分证明了德国仍然有能力采取突然行动，以意想不到的巧妙方式摆脱困境。[100]

二

德国接管意大利并在萨罗建立的法西斯傀儡政权，使意大利境内的4.3万名犹太人（其中有3.4万都位于德国占领的区域）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1938年，意大利开始执行依照德国《纽伦堡法案》而制定的种族法律，自此，犹太人就遭到了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严重的政治歧视。但意大利从未出现过严峻或普遍的反犹主义情绪。事实上，在希腊、法国南部和克罗地亚等地区，意大利军队还曾尽力保护犹太人，使其免遭杀害和驱逐。而现在，这种保护再也不可能了。德国人首先开始实行了大规模的抢劫。德军占领罗马后不久，党卫队保安处驻意大利首都的总负责人赫伯特·卡普勒（Herbert Kappler）就下令，要求犹太社区在36小时内给他们送来50千克的黄金。他向犹太社区的领导人保证，如果犹太社区满足了他们的要求，那么犹太人就不会被驱逐。尽管希姆莱确实是在1943年9月12日就给卡普勒打了电话，要求他组织驱逐意大利犹太人的行动，但党卫队保安处驻意大利的这位总负责人却认为，意大利警察此刻给他们构成的安全威胁要严重得多，他决定，如果可能的话，他打算组织自己相当有限的人力，率先对付这些意大利警察。1943年10月7日，犹太社区的领导人们准备好黄金并交付给了卡普勒，卡普勒将其运往位于柏林的帝国保安总局，而与此同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部下也来到了罗马，开始将犹太社区图书馆的馆藏装进两节火车车厢，然后运往德国。这一明火执仗的抢劫在罗马犹太人中引起了普遍的惊恐，德国人肆无忌惮地劫掠，完全不受任何惩处，这令他们骇然不已。该现象对犹太人自身的安全来说似乎不是什么好的征兆。事实上，不久之后就有54名犹太人在位于意大利极北地带的马焦雷湖（Lake Maggiore）区域被党卫队部队杀害了，而且梅拉诺（Merano）和的里雅斯特的犹太人也开始遭到驱逐。1943年10月6日，特奥多尔·丹内克尔在一支武装队伍的护送下抵达罗马，他奉柏林方面的命令前来取代卡普勒，以抓捕犹太人，并将他们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处死。[101]

1. 德国军队于1939年9月进入罗兹，受到德裔民众的热情欢迎。与此同时，当地的波兰居民沉默地围观。

2. 重绘欧洲的民族分布：来自立陶宛的德意志族人于1941年2月穿过德国—立陶宛边界，到达在东普鲁士的艾德考（Eydtkau），进入帝国时经过“欢迎来到大德意志帝国”的标语。

3. 1939年9月，波兰的犹太人被德军强制集合打扫街道。

4. 德国空军在日记作家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的故乡什切布热申内，包围一群惊恐的犹太人。

5. 沃尔夫冈·利本艾纳（Wolfgang Liebeneiner）执导的电影《我控诉》（1941）剧照。这一幕是罹患多发性硬化症的音乐会钢琴家汉娜·海特，正在询问朋友朗医生的意见。朗拒绝协助海特自杀的情节，映衬出这部影片将杀害法治愈者的行为正当化的立场。

6. 失败的暗杀：1939年11月晚间，左翼分子格奥尔格·埃尔泽在慕尼黑的啤酒馆放置炸弹，希特勒在炸弹爆发前不久离开啤酒馆。图为被炸弹破坏的现场。

7. 鲁道夫·赫斯于1940年5月1日参观克虏伯的军火工厂，两侧分别是罗伯特·莱伊（左）和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右）。

8. “史上最大的交通堵塞”：1940年5月11日，德军坦克在前往法国的途中，挤进阿登山区的狭窄峡谷。

9. 希特勒与阿尔贝特·施佩尔（左）、阿尔诺·布雷克尔（右）在占领巴黎后短暂地参观这座城市，图为1940年6月28日三人摄于投卡德侯广场。

10. 摸清虚实：1942年5月，陆军元帅费多尔·冯·博克（左）窥测克里米亚的情况，旁边是弗里茨·林德曼将军。

11. 巴巴罗萨行动：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党卫队“骷髅师”坦克部队的步兵，摄于1941年9月。

12. 1941年9月，德国士兵放火烧了一个乌克兰农庄，农庄主人的妻子正徒劳地抗议。

13. 参观暴行：德国士兵于1942年1月在白俄罗斯的一个城镇里，拍下俄国游击队员被吊死处决的照片。

14. 约330万红军战俘在被德军监禁期间死亡，其中许多人死于从前线被转移的途中，转移的方式就是用照片中的无盖货车。照片摄于维捷布斯克火车站，1941年9月21日。刚入冬，因此这些无盖货车成为最危险致命的地方。

15. 到达莫斯科前深陷泥沼：194年11月，德国士兵试图从淤泥里把车子拖出来。

16. 对抗“全球敌人”的宣传战：宣传部于1941年夏天制作的海报“犹太人密谋颠覆欧洲”，呈现丘吉尔与斯大林跨越两大洲携手合作。

17. 盖世太保领导海因里希·米勒（右）、情报头子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中）和海因里希·希姆莱，党卫队三巨头于1939年11月见面讨论格奥尔格·埃尔泽的暗杀行动。

18. 奥斯维辛的女子营区内部：1945年1月奥斯维辛解放后不久即拍下这张照片，能提供一个粗略的印象，了解营区的脏乱与拥挤以及囚犯是如何被当成物品般对待。

19. 集中营长官里夏德·贝尔、营区医生约瑟夫·门格勒和前营区长官鲁道夫·霍斯，三人于1944年闲适地待在奥斯维辛外的党卫队休闲地“日光小屋”（Sun Huts）。

20. 阿尔贝特·施佩尔展示在他管理战争经济后，武器零部件产量的增长，1943年。

21. 生产中的虎式坦克3式突击炮（StuG III），1943年夏天。

22. 斯大林格勒巷战，1942年年底。

23. 战败的面孔：一名德军士兵于1943年1月在斯大林格勒被俘。

24. 长途跋涉的战俘：被俘的德国士兵通过战火肆虐后的斯大林格勒，1943年1月。

25. 战火中德国：盟军于1943年7月和8月空袭汉堡，摧毁了大半个城市，4万居民罹难。照片摄于1943年12月2日，整个城市几乎只剩下断瓦残垣。

26. 大规模阻断交通和通信的策略性空袭：遭受空袭后不久的汉堡中央火车站。

27. 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将军（右）和京特·冯·克卢格元帅（左）正在策划下一波撤退行动。

28. 红军士兵于1944年8月进军华沙时，追赶从已被毁坏的坦克旁逃跑的德国士兵。

29. V-1无人飞弹有时会夹带宣传单：宣传单正面时绘图，背面文字告诉伦敦居民，他们被“神秘的飞行器持续不断地日夜轰炸”。还质问“你们所有的飞机、战舰和坦克对上这个德国新型武器，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30. 地狱之门：工人进入战争后期生产V-2火箭的地下工厂大门。

31. 希特勒与第9集团军的将领，摄于1945年3月3日，希特勒短暂视察奥得河前线后侧弗里岑（Wriezen）期间。站在他身边的分别是（左起）：威廉·柏林（Wilhelm Belin）、罗伯特·里特尔·冯·格赖姆（Robert Ritter von Greim）、弗朗茨·罗伊斯（Franz Reuss）、约步·奥德布雷希特（Job Oderbrecht），以及特奥多尔·布塞（Theodor Busse）。

32. 德国版“老爸上战场”（Dad's Army）：不是所有加入“人民冲锋队”（People's Storm）的士兵像这张照片中的士兵那样，衣着光鲜、设备精良，不过可能很多人也一样近视。摄于汉堡，1944年10月29日。

33. 年轻人也被征召加入“人民冲锋队”：约瑟夫·戈培尔于1945年3月，在下西里西亚的卢班会见少年士兵。

34. 赫尔曼·戈林在纽伦堡的牢房内用早餐，1945年11月26日。他最后选择自杀而非面对刽子手。

35.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在同一座监狱里沉思自己的命运。他被判处绞刑。

36. 战争结束后的柏林陶恩沁恩大街（Tauentzienstrasse），后方是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废墟。因为缺乏壮丁，清理残骸的责任大多落在平民妇女身上。左侧的标识牌标志着柏林市内英占区与美占区的边界。

特奥多尔·丹内克尔的到来引起了罗马城内德国高层官员的高度重视。德国外交部的临时代表艾特尔·默尔豪森（Eitel Möllhausen）以及罗马地区的德军总负责人阿尔贝特·凯塞林元帅与卡普勒站在了同一阵线上，向柏林的外交部施压，要求不要“彻底清除”犹太人——默尔豪森于1943年10月6日在给柏林方面发去的一封电报中曾鲁莽地使用过这一字眼——而是让他们去修建防御工事。而且，新任命的德国驻梵蒂冈大使恩斯特·冯·魏茨泽克向德国外交部警告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驱逐运动按计划在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眼皮底下展开，教皇可能会发出公开抗议。为了避免这一不利局面，冯·魏茨泽克也建议说，让犹太人就在意大利境内从事劳动工作，这样的处理方式可能更可取。希特勒很快便做出了回应。1943年10月9日，外交部以极其肯定的口吻通知默尔豪森，告诉他里宾特洛甫依然坚持决定，“基于元首的指令”，罗马的犹太人将被带走，默尔豪森不能再“干涉任何犹太人相关事宜”，这些都由党卫队来处理。[102]这彻底否决了他们的反对意见。1943年10月16日，在德国常规军的支持下，丹内克尔的党卫队抓捕了1,259名罗马犹太人，其中包括200名还不满10岁的儿童。绝大部分被捕者都是妇女。丹内克尔释放了其中的29名囚犯，有的因为不是意大利人，有的因为是“混血种族”，还有的是因为配偶是非犹太人，而剩下的人则都被送往了奥斯维辛，到战争结束时，他们中仅有15个人幸存下来。许多犹太人在非犹太裔意大利人的帮助下都藏匿起来了，这些意大利人对德国人的暴行感到震怒不已。数千名犹太人躲到了梵蒂冈城中，或躲到了罗马其他地方的寺院和女修道院中，但冯·魏茨泽克的预言（教皇会发表公开抗议）并未发生；教皇本应以身作则，发出抗议，成为意大利民众的表率，如此一来，德国方面或许会因为担心引发公众反抗而停止暴行。但教皇却怕这种公然的谴责或许会让教会甚至是梵蒂冈本身陷入危险的境地。《罗马观察报》（Roman Observer）是梵蒂冈的官方报刊，它随后刊登了一篇文章，颂扬教皇努力减轻战争所造成的伤害，但这篇文章只是泛泛而谈，措辞含糊，所以正如冯·魏茨泽克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没有人真正认为里面所谈及的事情与犹太人问题有丝毫关联。[103]

在意大利北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还在苟延残喘，当地政府下令将全部犹太人关进集中营。1943年12月，警察开始抓捕威尼斯的犹太人，并在1944年8月和10月份的时候再次实施了抓捕行动，将他们从养老院、医院以及他们各自家中赶了出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抓捕行动与第一次又不同，后两次有德国人的参与，那些最虚弱不堪的囚犯被直接杀死，剩下的则被送到了奥斯维辛。1944年，总共又有3,800名犹太人被遣往了奥斯维辛，而与此同时，从东部调来的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还在亚得里亚海海岸围捕了4,000名犹太人和游击队员，然后将他们送到的里雅斯特附近的集中营杀害，其中一些人是在移动气罐车里被毒死的。[104]尽管如此，还是有80%左右的意大利犹太人得以在战争中幸存，这尤其要归功于非犹太裔的意大利普通民众，因为正是他们对犹太人施以了援手。[105]德国占领意大利这一事实立即促发了众多游击队的成立，截至1943年年底，游击队员的数量就达到了1万人，而到了1944年10月份时，这一数量则增长到了10万。他们中大约一半的人都是共产党员，而除他们之外的其他游击队员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团结性可言，也没有任何协作。游击队的四处活动再加上萨罗政权的煽动怂恿，一系列反游击队的组织也应运而生；这些组织的成员在农村地区到处游荡，搜寻萨罗政权的敌人，展开血腥的报复行动。此外，党卫队的队伍也加入了报复行动。1944年3月24日发生了一起臭名昭著的事件，党卫队的队伍在罗马围捕了335个市民，其中包括72名犹太人，并将他们带到了阿尔帖亭（Ardeatine）洞穴（一处早期基督徒地下墓穴迷宫），命令他们跪下，然后朝着他们后颈射击。这次行动纯粹是出于报复，因为就在前一天，党卫队遭到了游击队的一次小规模攻击。随后还发生了接二连三的屠杀行动，而且所有的屠杀行动打的都是同一个幌子，其中在马尔扎博托（Marzabotto）屠杀中，共有771人被枪杀。据估计，在与法西斯或德国警察、准军事组织、党卫队以及陆军分队的激战中，共有近4.5万名游击队员遇难，还有近1万人在报复行动中丧生。[106]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是在这些行动中被捕的游击队员之一，他是一名年轻的工业化学家。为了避免被捕，他逃到了阿尔卑斯山脉的山麓丘陵中，然后加入了一个自称为“正义与自由”的团体。在被法西斯民兵组织抓获后，他承认了自己的犹太身份，然后被带到了摩德纳（Modena）附近专门关押犹太人的福索利（Fossoli）拘留营，随后又被带到了奥斯维辛。他在奥斯维辛被囚禁了几个月，多亏他懂德语，同时还得到了一名意大利狱友的帮助，才得以幸存下来。1944年11月，莱维又被转移到莫洛维茨集中营，在那里，他在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派上了用场，被派去参与生产丁纳橡胶的项目。战后，他在自己的著作《如果这是一个人》（If This Is a Man）以及其他出版物中记录了大量的回忆和思考，他作为一名亲历者，以详细而精微的笔法将这段经历描绘出来，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107]

与此同时，同盟国军队继续沿着意大利半岛由南向北缓慢挺进。在他们的行军路线中有一块沼泽地，名为蓬蒂内（Pontine）沼泽，20世纪30年代时，墨索里尼以高昂的代价把这块沼泽地抽干，将其改造为耕地，并让一战中退伍的10万名军人及其家属在此定居，还在那里建造了5个新城镇和8个村庄。为了减缓同盟国军队的行军，同时也为了向背叛他们的意大利人实施进一步的报复，德国人决定将这块土地变成之前未开化的样子。埃里希·马丁尼（Erich Martini）和恩斯特·罗登瓦尔特（Ernst Rodenwaldt）是两名疟疾方面的医疗专家，都在柏林的军事医学科学院（Military Medical Academy）工作。意大利投降后不久，他们两人就来考察过该区域。而且，他们均得到了希姆莱的党卫队祖先遗产学会（Ancestral Heritage）的鼎力支持；马丁尼还是该机构达豪分部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他们二人指导德军关闭了之前将这片沼泽地抽干的抽水泵，如此一来，到冬季末的时候，这片土地就会再次陷入深达30厘米的水中。随后，他们还无视意大利医学专家的呼吁，将抽水泵掉转方向，把海水抽入了这片区域，并且还摧毁了防止高潮期间海水灌入的防潮闸门。在他们的指挥下，德军炸毁了许多抽水泵，并将剩下的抽水泵运回了德国，同时，他们还破坏了用于防止排水道中生长植物的设备，甚至还在周围地带布上了地雷，以确保他们造成的破坏具有持久性。[108]

这些措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将疟疾重新带到这片沼泽地来，因为马丁尼本人在1931年时发现，只有一种蚊子能在盐水、淡水和咸水环境中同等自如地生存和繁殖，这种蚊子就是羽斑按蚊（labranchiae），它是疟疾的载体。由于洪水的淹没，蓬蒂内沼泽区里只适合在淡水环境下生存的蚊子种类就此灭绝。如此一来，此刻在这片面积达9.8万英亩的被淹没土地上，正疯狂繁殖的所有蚊种几乎都是疟疾传播者。这与1940年的情形有天壤之别，那会儿这些物种正濒临灭绝。为了确保疟疾能在这片区域肆虐传播，马丁尼和罗登瓦尔特的团队将所有可利用的奎宁（专门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都没收了，将其送到与这片沼泽地相距甚远的托斯卡纳，藏在其中的一处秘密之地。同时，为了将目击者的数量降到最低，德国人将沼泽区内的全部人口都撤走了，直到他们完成了所有预定计划后才允许人们回到这片区域。许多人的房子被淹没了，或者直接被摧毁了，因此不得不露宿街头，很快，他们就沦为疟蚊的受害者。这些疟蚊到处都是，在堵塞的排水渠以及被炸弹炸出的坑中疯狂繁殖。官方登记的数据显示，1943年疟疾感染人数为1,200例出头，到第二年，这一数字就猛增为5.5万例，而1945年时则有4.3万例。据后来估计，1944年时，该区域疟疾患者的真正数量应该接近当时官方数据的两倍。一方面，他们没有治疗药物奎宁，而另一方面，由于战争和意大利政府的名存实亡，医疗服务也陷入一片混乱，此外，他们的耕地遭到了严重破坏，食物补给相当匮乏，民众因此营养不良，这导致生活在这片区域的贫苦民众们都染上了疟疾。德国方面蓄意采取这一措施，将其当作生物战的手段，其目的不只是对付可能会途经这片区域的同盟国军队，也是对付生活在这里的近25万名意大利人。此刻，德国人不再将意大利人视为自己的盟友，而将其看作劣等民族，由于他们做出抛弃轴心国事业的背叛行为，因而必须受到最残酷的惩罚。[109]

三

此刻，同盟国军队已经彻底占领了地中海，这使他们对意大利的进攻成为可能。1942至1943年，英国和美国能随意将他们的部队调遣到北非、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等区域。德国和意大利的海军根本无力攻击他们。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本计划打造一支水面舰队，但截至1939年，已经建成的战舰数量相对较少，因此，要实现这一宏伟计划不太可能。战争初期，英国皇家海军打败了德国的“斯比伯爵号”（Count Spee）袖珍战列舰，迫使其驶离了乌拉圭海岸。1940年2月16日，另一支皇家海军队伍登上了驶离挪威的德国监狱船“阿尔特马克号”（Altmark），解救了上面300名被俘的英国水手。正如我们所见，在对挪威的进攻中，还有更多的德国战舰遭到了沉重打击。德国海军一直没能建成一艘航空母舰，所以，从地面基地出发的轰炸机由于受到作战半径的限制，它们空袭英国战舰的破坏力颇为有限。同盟国护航舰队在驶向俄罗斯位于北极地区的港口时，德军以挪威为基地的飞机的确对其发起过攻击，但这些飞机的补给明显不足。因此，要对其造成大规模的破坏还是要靠德国战舰。海军指挥官雷德尔元帅派出主力舰去攻打英军，但结果却喜忧参半。一艘名为“俾斯麦号”的新型战列舰击沉了英军的“胡德号”（Hood）战列巡洋舰，并且还重创了“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战列舰，但1941年5月27日，一艘英国飞行艇发现了“俾斯麦”号战列舰并将其击沉。1941年6月13日，“吕佐号”（Lützow）袖珍战列舰被鱼雷击中。第二年初，“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和“格奈森瑙号”战列巡洋舰从法国出发前往挪威，结果当它们悄悄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被英军鱼雷击中，因而报废。此刻，德国方面还剩下一艘战列舰，名为“提尔皮茨号”（Tirpitz），这艘战列舰在挪威海域内受到过多次袭击，现已是伤痕累累，但一支英国突击队突然袭击了位于圣纳泽尔（St. Nazaire）的港口，摧毁了大西洋地区这唯一一个能够维修“提尔皮茨”号战列舰的码头。1943年9月，这艘战列舰又遭到了英国小型潜艇的袭击，随后又遭到了轰炸，最终彻底报废。海战的教训再清楚不过，传统海军力量是无法取胜的。而在这期间，雷德尔元帅仍一直提倡水面攻击这种传统的作战方式，因此，1943年1月30日，他被匆忙罢免，取而代之的是海军司令卡尔·邓尼茨，他是潜水艇舰队的总指挥官。希特勒本打算不再将德国海军剩余的大型战舰用于海战，而是将这些战舰上的枪炮用来防守海岸线，而邓尼茨司令在新上任前才刚说服希特勒，让他打消了这一念头。[110]

事实上，长期以来，希特勒一直集中资源建造U艇。然而，在战争初期，一方面由于铜和橡胶等关键原材料的匮乏，另一方面因为德国调集资源准备从陆路入侵法国，所以邓尼茨建造600艘U艇的宏伟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事实上，从战争爆发之初到1940年夏天，他们仅建成了20艘U艇。一艘德国潜水艇潜入英国位于斯卡珀湾（Scapa Flow）的海军基地，在那里击沉了“皇家橡树号”（Royal Oak）战列舰，德国方面对此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宣传报道。但更严峻的是，尽管德国U艇的数量相当有限，但他们却立即对同盟国的海运发起了水下进攻，意图切断对方的物资补给。而且，德国方面还成功破解了英国用于无线电发送的情报密码，这对他们的进攻而言无异于如虎添翼。截至1940年3月，德国的U艇已经击沉了英国近68万吨的海运物资。这引起了伦敦方面的高度恐慌。然而，这也只是英国海运物资的极小一部分。由于各种折损、抛锚以及长时间停靠在港口中进行修理，截至1940年夏天时，德军在大西洋地区真正投入使用的U艇仅有25艘。要想切断英国的跨大西洋物资补给线，这个数量远远不够。[111]

德国的潜水艇不仅数量颇为有限，而且它们也不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它们大多数时候依然必须在海面上行驶，速度缓慢，而且很容易会被敌机发现。它们只能在水下停留相对较短的时间。此外，它们另一个劣势就是没有空中侦察的辅助，所以，它们只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发现对方船只。英国方面几乎立即建立了一套护航体系，命令驱逐舰保护容易受到攻击的商船。德国潜水艇在发射鱼雷之前，不得不以目力来瞄准，他们焦急地搜寻着从英国船只上缓缓升起的模糊烟柱，试图通过这些暴露自身位置的烟柱来定位远在地平线之外的目标。对德国潜水艇而言，潜水只是一种防御策略，是到万不得已才采取的措施，旨在躲避负责保驾护航的驱逐舰以及它们发射出来的深水炸弹。德国的U艇极其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而且U艇舰队根本经不起折损，稍微损失几艘，德国方面摧毁英国海上物资补给线的行动就会受到重创。[112]如果德国方面组织了大规模的U艇生产，那么U艇舰队或许能在与英国的交手中占得上风。与建造水面舰艇相比，生产U艇的成本要低得多。1940年7月，希特勒下令，要求将U艇的月产量提高为25艘。然而，实际的生产进程却相当缓慢。1940年年底时，与才智过人的士兵汉斯·迈尔—韦尔克一样，一名观察员不得不承认：“我们根本无法打败英国的海上力量。”[113]其他头衔更高的人也持这一观点。不久之后，希特勒还是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陆军身上，因此，截至1941年3月，又交付的潜水艇数量仅为72艘。然而，就在这段时间内，这20多艘U艇又击沉了英国200多万吨的海运物资，他们任何时候都一起在太平洋海域搜寻目标。但是，英国方面随后又进一步增强了护航体系，而且他们还成功破解了德国的无线电密码，所以截至1941年夏天，英国每个月的海上物资损失减少到了10万吨以下。[114]

在向美国宣战后的头几个月里，德国的潜水艇潜伏在远离美国海岸的海域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当时，美国方面并未熄灭沿海城镇的灯光，德国潜水艇借此机会击沉了大量运送补给物资的船只，这些船只在穿越大西洋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武装护航。截至1942年8月底，被击沉的船只达到了485艘，它们所载的物资总共超过250万吨。在1942年绝大部分时间里，德国方面由于使用了一套新的密码，英国方面因此无法解读德方的海军情报——直到1942年12月时，这套密码才被最终破解——而与此同时，德国方面却能解读英军的无线电通信情报。仅1942年11月，同盟国方面被击沉的海运物资就达到了惊人的86万吨，其中72万吨是被潜水艇击沉的。截至此刻，德军在海上的U艇数量已经从1942年1月的22艘猛增为100多艘。早在1942年6月27日时，德国的飞机和潜水艇就重创了驶往北极地区的PQ17护航队，当时，这支护航队正载着大量的军用物资补给品前往苏联。伦敦的海军当局误以为“提尔皮茨”号战列舰已经驶离港口前去攻击PQ17护航队，因此下令疏散护航队中的货船，结果39艘货船中损失了26艘。同盟国方面从这次灾难性的失败中汲取了诸多教训，在短暂中止后，北极地区的护航队于1942年9月恢复运行，而护航队这次则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同盟国方面试图炸毁生产U艇的造船厂以及U艇停泊的港口，结果不仅计划失败，而且还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护航舰队与德国潜水艇之间的这场战争被戏称为“大西洋海战”，双方在1943年的头4个月里展开了一系列的激战，将这场战争推向了高潮，此刻，德国在北大西洋的潜水艇超过了120艘。[115]海战的最终结果似乎难以预料。

但自1942年12月以来，英国方面便能再次解读德国海军的往来信号了，使自己的护航队能避开正伺机袭击它们的德国U艇。[116]德国潜水艇被迫四处搜寻同盟国护航队的位置，这些潜水艇主要以较为松散的方式结对航行（“狼群战术”），当其中一艘潜水艇发现敌军船只时，其他潜水艇便随即聚拢而来。而且自1941年以来，德国海军还能截获护航队所使用的海岸至船只的无线电通信，这有助于他们的潜水艇成功找到护航队，或者至少说可以帮助其弄清这些护航队正驶向什么地方，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43年6月，那时英国方面引入了一套新的密码。使用狼群战术的U艇相互之间通过无线电信号交流，但护送货船的护卫舰队截获了它们的无线电信号。因为潜水艇在水下无法发送和接受无线电信号，而且在水中的航行速度也非常缓慢，所以他们绝大多数时候都在水面上航行，如此一来，他们就很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并遭到攻击。而在水下的时候，敌军也可以用回音探测手段将他们定位出来并用深水炸弹将其摧毁。通常情况下，潜水艇是在夜晚时分从水面发起攻击的，所以护卫舰队设计制造了一套探照灯系统，用来确定潜水艇的位置。自1943年以来，小型航空母舰开始护送货船队伍，这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对于北极地区的货船而言。1943年2月，同盟国方面——最重要的是美国方面——所生产船只的载重总吨位首次超过了德国击沉船只的载重总吨位。截至1943年5月，U艇的损失达到一天一艘，潜水艇指挥官越来越不愿意攻击敌军。1943年5月24日，海军司令邓尼茨认输，并命令潜水艇舰队驶出北大西洋。尽管德国方面仍在大规模地继续制造U艇，也在命令生产更先进的新式潜水艇，而且海战仍在进行，但这对同盟国横跨大西洋以及穿越北冰洋地区的物资补给线而言，再也构不成什么严重威胁了。[117]

第三节

“厄运降临”

一

在东部战线，德国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败北拉开了德军持续失利的命运，仅仅两年之后，随着柏林方面的彻底溃败，德军也被完全终结。此次战败是东方战场的决定性转折点。[118]甚至在保卢斯以及他那精疲力竭的部队投降之前，A集团军群（南方集团军群的另一支队伍）也已经陷入荆棘。1942年夏天，因为红军的撤退，A集团军群迅速挺进，穿越了高加索地区，而与此同时，苏联将领们正竭尽全力地组织增援部队以及物资补给。到了秋初时分，德军已疲惫不堪，数量也急剧减少，他们的物资补给线拉得过长，极不稳定，而且德军还被细分为了很多个先锋队，这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实力。截至1942年9月中旬，尽管德军的挺进速度非常快，但他们离自己的目标——位于格罗兹尼（Grozny）和巴库的油田——依然还有数百英里。威廉·李斯特元帅是A集团军群的指挥官，他坦言，他不可能在冬天来临之前将俄罗斯人逼退到山口以外的地方，因为他根本没有充足的资源。得知这一情形后，希特勒怒火攻心，立刻罢免了李斯特，自己临时接管了A集团军群，尽管他完全没有精力去现场视察军事行动。希特勒仍然认为自己有能力占领里海地区的油田。但1942年时，他最终也不得不承认，要实现该目标无异于痴人说梦。红军也终于组织完毕，准备坚守他们的阵地。对很多德军士兵而言，在芳香的果园、葡萄园以及大片的玉米田中行军，再加上放眼望去，地平线上还有冰雪覆顶的远山，这一切似乎都恬静怡人。但在奥尔忠尼启则市（Ordzhonikidze），他们遭遇了苏联军队的拼死顽抗，无法将其挫败。11月2日，一名年轻的炮兵这样写道：“我们任何人都未曾经历过如此艰难的日子。厄运已经降临。”[119]11月14日时他又写道：“我们在过去两周的经历简直就是噩梦。”[120]德军遭到了红军的围困，他们拼死杀出一条血路，但他们除了撤退之外，无路可走。德军的此次进攻不仅仅是被暂时中止，而是被彻底终结。[121]

苏联军队从斯大林格勒的西部杀来，这不仅切断了保卢斯自己的第6集团军，而且还威胁到德军其他的战略点，所以，此刻唯一的选择就是撤军。如果苏联军队成功占领罗斯托夫并封锁高加索北部地区，那么A集团军群也会沦为孤军。此刻，希特勒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了斯大林格勒上，他委任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元帅为A集团军群的指挥官。克莱斯特立刻就洞察出了A集团军群有可能沦为孤军的危险。1942年12月27日，冯·曼施泰因劝蔡茨勒向希特勒提出请求，希望希特勒允许德军撤离高加索地区，最后希特勒极不情愿地批准了。或许他意识到了此刻第6集团军正困在斯大林格勒不得脱身，再加上之前还往北部地区派遣过重要部队，如此一来，要往高加索地区派遣增援部队根本不可能。但不久之后他就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但为时已晚，因为蔡茨勒已经打电话给那边的德军下达了命令，他们已经开始撤退。相对疲惫的苏联军队穷追不舍，德军一直撤退到顿河畔罗斯托夫，而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取得胜利后又往西挺进，德军因此被迫进一步撤退。[122]撤退强烈地打击了许多德军士兵的士气。“当你知道为了攻占这些区域，我们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和努力时，”1943年2月16日，阿尔贝特·诺伊豪斯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你几乎会掉下泪来。你绝对不可以去想这些事情……此刻，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名副其实的危机，如果你没有一颗虔诚坚定的心，你很可能失去坚持到底的勇气。”[123]这是他最后写的家书之一。结果不到一个月，也就是在1943年3月11日那天，阿尔贝特·诺伊豪斯因被红军的一发子弹击中而丧命。[124]

德军的一系列撤退使对战双方在东线开展下一轮战争成为可能，而且一定程度上东线开始趋于稳定。新的部队又从西欧地区抽调过来了，而且与此同时，冯·曼施泰因也重新组织兵力，配备新的武器，准备发起一场反击战。1943年2月19日，南方集团军群派遣两支装甲军朝北挺进，粉碎了苏联的先遣部队，重新夺取了哈尔科夫，而另一只装甲军则摧毁了更东边的苏联装甲军。一个月后，春天来临，冰雪融化，一切都变成稀泥，这迫使双方都暂时停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面对这些颇为有限的军事成果，希特勒和德国军队领导层并未抱有更大的幻想。在斯大林格勒战败后，尽管纳粹领导层依然一如既往地夸大其词，吹嘘造势，但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在东部战线上，德国已经转向了防御的被动地位。此刻，德军最首要的任务就是保住对顿涅茨盆地内重工业区的控制权，因为里面有丰富煤炭和矿石储藏，这些都是关键资源。希特勒告诉德军将领们，失去了对该区域的控制权也就输掉了整场战争。[125]现在，德军需要采取一次战略性进攻，以尽可能少的兵力和军备损失来充分削弱红军力量，防止红军在夏天发起一场有效进攻，这样，德国前线现在面临的棘手问题就能被解决。完成这一战略性进攻的可能性甚为有限。此刻，红军在东部战线的兵力几乎是德军的2倍，而且他们的大炮数量也是德军的3倍，甚至是4倍，德军将领们对此心知肚明。这种形势下，在哪里发起一场战略性进攻才最稳妥保险呢？与之前在莫斯科的情形如出一辙，德军将领们此刻各执己见，莫衷一是，无法做出一个统一的决定。是否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巩固德军在意大利和西部地区的防御力量都更为重要，就这一问题，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发生了分歧。最终，希特勒还是不得不自己做出决定，这一点也与之前在莫斯科的情形一样。希特勒下令，德军将进攻库尔斯克，因为那里有一块突出之地，苏联一部分前线部队就在这个地方，这给了德军一个可乘之机，可以对其实施经典的包围战术。[126]

在等待雪泥变干、地面变硬期间，德军指挥官们调遣了大量新设计制造的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还有其他的重型装甲武器——尤其是另一种名为斐迪南坦克歼击车的新式武器——以及战斗机，以便为攻打这块突出之地做好准备。冯·曼施泰因想要在红军备战之前迅速调集援军，但此刻，铁路系统在将援军送往前线的转移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而且游击队还不停地攻击运输车辆，这令冯·曼施泰因沮丧不已。瓦尔特·莫德尔（Walter Model）元帅是第9装甲集团军的指挥官，此刻，他的军队驻扎在库尔斯克北部。他反复警告道，他的军队实力太弱，无法执行“堡垒行动”（Operation Citadel）——这一计划的代号——中他所负责的那部分任务。因此，希特勒推迟了此次进攻，给他时间增强军队实力。但库尔斯克这个地方太容易受到攻击，敌军号角极有可能从这里吹响，这一点人尽皆知，所以红军也调来了大量的援军以及装甲武器。此外，苏联的情报机构不仅已经成功截获了德军将从哪里发起进攻的信息，并且还得知了他们将何时展开行动。德军原本打算发起一场突击战，而此刻，对这场突击战至关重要的出其不意性已经丧失了。结果证明，这给德军带来了致命性的打击。[127]

到了7月初，军队已经集合完毕，他们将奔赴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陆战。关于这场战争的数据可谓骇人听闻。在库尔斯克会战——包括堡垒行动和苏联发起的两场反攻战——中，双方总共投入了400多万兵力、6.9万门大炮、1.3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近1.2万架战斗机。在起初的“堡垒行动”攻击中，红军的兵力几乎是德国兵力的3倍（142万6,352人对战大约51.8万人）。德国方面只有2,365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而苏联调动的同类装甲武器则多达4,938辆。苏联防御力量总共拥有31,415门各种各样的大炮，其中包括火箭发射器，这一数量惊人的大炮构成了一道德军难以穿透的火力墙，而与此同时，德军能够调动的大炮仅有7,417门，根本不可能攻破苏联的防御。此外，德军早就丧失了在东部战线的空中主导权，他们在东部战线仅留下了1,372架战斗机，而对手的战斗机数量则多达3,648架，所以，德军不可能重掌空中霸权。除了上述装备及兵力投入之外，红军还在附近部署了大量的储备兵力和武器装备，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随时投入战争。莫德尔意识到这一点后，他刻意没有命令大规模的装甲部队参与作战，唯恐苏联方面会调动他们的储备兵力来给自己的后方造成威胁。在整个战争区域，红军总人数是德军总人数的3倍，红军坦克与装甲武器的总数也是德军的3倍，红军的大炮总数是德军的5倍，红军的飞机总数是德军的4倍。而且，同之前的对峙相比，红军在此次对战中，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都有了长足的进步。[128]

二

1943年7月5日早上，德军从这块突出之地的两翼同时向其发起进攻，但俄罗斯人已经做好应战准备了。在连续3个月的抢工中，30万名征召民众帮助苏联军队建造好了纵深达300千米的防御体系，包括带刺的铁丝网、深邃的壕沟、反坦克堑壕、掩体、安放机枪的防御性炮台以及交叉排列的总共整整8行火焰喷射器和大炮。他们埋藏了近100万枚地雷，在有的区域，甚至每一千米就有3,000多枚地雷。德军的一名装甲部队指挥官评论道：“在库尔斯克发生的一切简直难以置信。打仗以来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以前没有，以后应该也不会有。苏军防御体系的纵深简直难以想象。我们每次拼死苦战地突破一个据点后，又面临一个新的防御点，无穷无尽。”[129]尽管如此，战争的发展局势对红军也极其不利。一名被捕的德国士兵给苏联炮兵提供了虚假的德军进攻时间，在该信息的误导下，苏联炮兵率先开火，因此，这向德军暴露了一个事实，即苏联炮兵已经知道了他们将发起进攻。此外，苏联轰炸机突然起飞，打算对德军机场实施一场突然袭击，那里停放着德军大量的战斗机。但德军的雷达发现了这些轰炸机，因此，德国空军命令他们的战斗机紧急起飞；德军战斗机击落了425架苏联飞机，而他们自己仅损失了36架飞机。因此，尽管在这片区域内苏联空军在实力上远胜德国人，但德军却暂时性地取得了这里的空中主导权。[130]

与此同时，在北部地区，瓦尔特·莫德尔元帅的第9装甲集团军正逐渐推进。他深知，在他的后方有大量的苏联储备军，而且对方的军事实力具有明显优势，因此，他一反常态，变得迟疑不决。为了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坦克部队，他没有调遣坦克部队去突破苏联深厚的防御体系，而是命令它们紧跟在步兵后面。如此一来，莫德尔的行军速度就变得很慢，随后，由于四处开花的地雷，莫德尔的坦克部队也开始受到损失。在经过5天的鏖战后，莫德尔的军队被迫停止了行军。[131]在南部地区，冯·曼施泰因的装甲军规模大得多，他有200多辆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他调遣装甲军以经典的作战方式去进攻苏联的防御体系。但同样，苏联方面的地雷区减缓了装甲军的推进速度，仅在第一天，冯·曼施泰因就折损了25辆坦克。而且，另外45辆豹式坦克也出现了机械故障，这再次证明，在彻底测试完成之前就将新式武器投入使用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尽管如此，重型虎式坦克对外界破坏力有着强大的抵御能力，而且，甚至连豹式坦克也很快证明，与苏联的T-34坦克相比，它们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能够在两千米以外的地方将对方击成碎片。冯·曼施泰因与霍特的部队稳步挺进，而苏联将军们则开始陷入恐惧。他们决定，为了起到有效的保护，将把很大一部分坦克埋在地底下，覆盖到连坦克车身顶的回转炮台也在地下。这给德军的坦克造成莫大的困难，因为如此一来，它们必须靠得非常接近才能摧毁苏联的坦克。苏军坦克的隐藏工作做得极其出色，很多时候，德军的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直接就从它们上面开过去了，然后苏军坦克从后面近射程地将德军坦克摧毁。南部地区的进攻速度也开始减缓，而且由于莫德尔的军队在北部受到了围困，大量的战斗机也因此被调到北部战区去了，这让南部地区的进攻陷入了愈发被动的境地。尽管困难重重，冯·曼施泰因的军队还是于1941年7月11日突破苏联的防御体系，接近他们的第一个主要目标——普洛霍罗夫卡（Prokhorovka）小镇。[132]

在这里，苏联将领们发起了一场反击战，旨在包围并歼灭德军。帕维尔·罗特米斯特罗夫（Pavel Rotmistrov）是苏联坦克部队的主将，他派来了新的增援力量，增援力量有800多辆坦克，他们从后方出发，仅仅花3天时间，就挺进了380千米。他仍然将其中一部分坦克留作储备力量，派遣其中的400辆坦克从东北方向出发，另外200辆坦克从东部出发，朝着已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德军驶去，面对如此攻势，德军始料未及。德国方面仅有186辆装甲车辆，其中坦克只有117辆，正面临着被彻底歼灭的命运。但是一方面，连续三天的长途跋涉让苏军的坦克驾驶员疲倦不已，而另一方面，他们可能因为喝了太多的伏特加而异常兴奋——红军士兵经常如此——所以他们竟然没有注意到一个巨大的、深达4.5米的反坦克堑壕，这是苏联先锋队前不久挖掘的，是朱可夫备战计划的一部分。苏军前面几排的T-34坦克直接就掉进了这个堑壕，紧随其后的坦克终于意识到了这一危险，因此立刻惊慌地朝旁边打方向，一辆接一辆地撞在一起，德军朝其开火后，这些坦克瞬间就被火焰吞灭。截至当天日中的时候，德军汇报说，战场上被摧毁或遗弃的苏联坦克多达190辆，其中一些还在燃烧。这个数字大得让人难以置信，所以德军的一名高级将领还亲自前来核实。如此惨重的坦克损失令斯大林震怒不已，他威胁说要以军法审判罗特米斯特罗夫。尼基塔·赫鲁晓夫是罗特米斯特罗夫的一名指挥官员兼该区域的高级政治人民委员。为了自保，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听从了赫鲁晓夫的建议，称这些坦克是在与德军的一场大规模战争中折损的，还说英勇的苏联军队同时也摧毁了德军400多辆坦克。斯大林的原本意图是让罗特米斯特罗夫的部队去与德军作战，而此刻却不得不接受他们的这一份报告。后来流传着一个经久不衰的传奇故事，那就是发生在普洛霍罗夫卡的这场战争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坦克战”，而这个传奇便滥觞于此。但事实却是，这是历史上最惨重的军事失败之一。苏联军队总共损失了235辆坦克，而德军仅损失了3辆。尽管如此，罗特米斯特罗夫仍然成了一位英雄，今天，普洛霍罗夫卡那里还立着一座巨大的纪念碑。[133]

由于希特勒下达了重新部署兵力的命令，所以那些被调走的德军坦克再也不会被重新填补。德军在地中海地区的局势急剧恶化，而且最重要的是，同盟国军队在1943年7月10日时登陆了西西里岛，因此，德国元首坚信，当务之急就是命令重要部队——尤其是正在参与“堡垒行动”的装甲师——撤离东线，将他们转移到意大利半岛，为抵抗同盟军即将发起的进攻做好准备。而冯·曼施泰因却仍然笃信，要在对库尔斯克的进攻中取得一定战果是完全有可能的，尤其考虑到苏联军队蒙受了惨重的损失。但1943年7月17日时，装甲部队的指挥官们接到了撤军的命令。后来，冯·曼施泰因和其他德军将领们都痛斥希特勒，埋怨他放弃了他们据说能取得胜利的良机。事实上，苏联虽然在普洛霍罗夫卡损失惨烈，但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苏德双方的力量悬殊实在太大，苏联这点损失根本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在整个“堡垒行动”中，德军的损失相对较轻，德军的坦克折损为252辆，而苏军则近乎2,000辆，德军的大炮损失约为500门，而苏军则接近4,000门，德军折翼的飞机为159架，而苏军则损失了近2,00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德军的伤亡人数为5.4万人，而苏军却达到了近32万人。“堡垒行动”远未给德军造成致命性的打击，成为德军的坟场——有时候人们是这样描述的——这场战争只给德军造成了相对较小的影响。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那就是这一行动充分证明了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要比T-34坦克优越得多。但这不能带来本质性的变化，因为与苏联的同类武器相比，它们的数量实在太少。“堡垒行动”的目标本来比较小，并非痴人说梦，但还是失败了。此次失败让许多德国士兵都相信，在斯大林格勒失利后，他们不可能东山再起了。德军在夏季发起的进攻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挫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军腹背受敌，面临着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134]

然而，库尔斯克会战还远未结束。1943年7月12日，当德国还在继续进攻时，红军就已经发起了反击战。苏联方面又投入了100万生力军、3,2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5,500门大炮和掷弹筒以及近4,000架飞机。这意味着，加上之前已经投入防御战中的军力，此刻，苏联方面投入的军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具体而言，苏联投入的兵力超过225万人，其中作战部队的兵力刚刚超过150万人，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数量为4,800辆，而大炮则多达35,200门。与在斯大林格勒取得胜利的红军军力相比，红军这次的投入是那次的两倍多。红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如此明显，他们完全可以同时在东线的其他地方发起新一波进攻，而且对他们更有利的是，游击队还在德军后方开展大规模的破坏行动，绊住了很大一部分德军。但红军并没有遵循经典的作战原则，尽力突破德军的战线，然后以夹击的方式将敌人围困起来，相反，他们在前线大范围地正面应战，因此蒙受了惨烈的损失。截至1943年8月23日反击战结束时，红军在行动中伤亡和失踪的人数多达1,677,000名，而德军仅为17万人；红军损失6,000辆坦克，德军仅损失760辆；红军损失5,244门大炮，德军仅损失700门左右；红军折翼的飞机超过4,200架，德军仅为524架。总共而言，在1943年7月和8月，红军损失了近1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德军仅损失了1,300辆。[135]斯大林及其将领们如此无所顾忌地耗费他们的兵力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尽管德军的损失要小得多，但他们也根本没有能力承担这一损失。1943年9月2日，步兵上将奥托·韦勒（Otto Wöhler）承认道：

为了节约弹药，我们不得不采取最艰难的战术，但与此同时，敌人却能给他们的大炮和掷弹筒提供无限量的弹药。敌军指挥官用之不竭的资源和兵力将我们的军队打得极为分散，我们根本不可能再保持自己的主要进攻战线，仅仅只能通过安全小组往返巡逻来勉强将进攻战线联系起来……在今天早上的战斗中，第39步兵师只有6名军官和大约300名士兵……指挥官们向我汇报道，过度的疲劳让士兵们产生了一股万事都无所谓的漠然情绪，此刻，哪怕是实施最严酷的政策也不能取得想要的效果，无论是军官们的以身作则还是‘轻言细语的鼓励’都无济于事。[136]

德国将领们被迫撤军。对此，希特勒大发雷霆，他颁布了一连串的命令，要求他们坚守这一战线。但形势所迫，这根本就不可能，甚至连希特勒最信赖的指挥官瓦尔特·莫德尔也忤逆了他这位元首的愿望，采取了一系列战术上极为高明的撤军，以便尽可能地减少德军的损失。随着苏联军队向哈尔科夫挺进，希特勒命令德军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守住哈尔科夫，但现场指挥官冯·曼施泰因和维尔纳·肯普夫（Werner Kempf）[*]却告诉他这完全不可能。希特勒直接罢免了肯普夫，但他的继任者也给出了同样的回应，因此，希特勒被迫同意撤离哈尔科夫。当德军撤离库尔斯克战场时，他们遗留下的破坏如同世界末日一般。正如一名德国士兵所描绘的那样，“这个战场上的每一棵树、每一丛灌木都被连根拔起，毁得面目全非，整片区域布满了大炮的碎片、烧得满目疮痍的坦克以及被击落的飞机……这简直就是一幅幅世界末日的场景，此情此景会让一个亲眼看见它的人坠入绝望无助的深渊，除非这个人有钢铁般的意志”。[137]

三

库尔斯克会战发生于1943年7—8月，诺曼底登陆发生于1944年6月，在此期间的几个月有时候被称为战争中“被遗忘的一年”。[138]德军将领们对自己所处的不利局势洞若观火，他们反复向希特勒提出行动自由的请求，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充分利用草原上广阔无垠的空间来实施大规模的战略行动，希望以此能切断不断挺进的苏联军队，并将其歼灭。然而，在希特勒看来，这纯粹是他们因胆怯懦弱而想撤退的借口，而随着时间的推延，希特勒愈发坚持要守住这条战线。这意味着德军的撤退愈发不是任何总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突然的自发行为，是对有可能受到苏联军队围困而做出的回应。很多时候，德军作战队直接丢弃了他们的据点惊慌逃窜，而非有计划地撤退。[139]在这整个期间，德军几乎总是在撤退，点燃并摧毁了他们撤退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一名年轻步兵所在的队伍撤军时横渡了第聂伯河，他向他在家中的妻子这样描绘了当时的场景：

在河的另一边，所有的一切都吞噬在已经燃烧了数天的熊熊大火中，你肯定知道，在我们撤离的那些区域内，所有的城镇和村庄都被点燃了，甚至连村庄里最小的房屋也被点燃了。所有的大型建筑物都被炸毁了。留给俄罗斯人的是一片废墟瓦砾。如此一来，他们的部队就完全没有可以吃饭歇脚的地方了。所以这是一幅恐怖而美丽画面。[140]

正如这封信所体现的那样，德军表现出一股无法自拔的强烈破坏欲，这往往会导致纪律涣散，他们冲进各种建筑物中大肆抢劫，然后将其付之一炬，夷为平地。德军这样点燃建筑物只会暴露自己的目标，告诉步步逼近的苏联军队自己正往哪个方向逃窜，而且这些破坏工作浪费了德军大量的时间和资源，他们本可用利用这些时间和资源来更好地组织防御工作。各德军作战队纪律愈发涣散，他们的形势一旦开始变得不利，还没等指挥官下令撤军，他们就开始自行逃窜。[141]

然而，德军相互配合，还是挺住了苏联一次又一次不计成本的进攻，苏联军队在对德军的正面进攻中损失惨重，是德军的5倍，有时更多。德军在指挥上更富策略，他们的战略据点和纵深防御做好了充分准备，而且渗入地下的防御工事也已挖好，因此，只有到最后万不得已的时候，面对苏联具有绝对优势的兵力，他们才被迫撤退，之前，他们在前线的关键据点一次又一次地挺住了苏军的攻击。[142]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德军在吃了一次又一次的败仗后依然坚持抗战呢？那是因为他们愈发感觉自己是在为德国战斗，而不是为希特勒或者纳粹主义战斗。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分子”和苏联“劣等种族”怀有强烈的恐惧和憎恶，这使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将其屠戮并灭绝。苏联方面无所顾忌地挥霍他们的士兵，这使苏军士兵的生命前所未有地一文不值。撤退的德军愈是接近德国的边境，他们愈是拼死顽抗，力图捍卫德国，这与他们对纳粹教条的效忠全无干系。与此同时，支持德军的一股强大精神力量就是民族主义信念，在过去十年中，这股信念已经镀上了越来越浓的纳粹主义色彩。在纳粹主义的浸淫下，此刻，强烈鄙夷斯拉夫人，极力宣扬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而且更重要的是，欣然接受以暴力手段追求自己的目标，这一切都成为他们民族信念的题中之义。[143]

纳粹主义思想和一种更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完全融为一体，这在最年轻、资历也最浅的士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在老一辈人，也就是军官层中职位最高的那一群人中表现得最弱。大部分将军——他们都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都属于那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是在德国末代皇帝的统治下长大的，那时，他们理所当然地属于统治阶层，这个阶层由军官、贵族、高级公务员、新教神职人员、大学教授以及传统商人组成。他们很多人都生活在乡村地区或者小城镇，只和其他军官家庭或者当地精英分子的家庭有往来。如果他们是来自易北河东部普鲁士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非常恐惧有“半亚洲人”血统的俄罗斯人，害怕虎视眈眈的他们会立即入侵自己。这些军官阶层的人接受了长期的军事训练，这愈发坚定了他们对传统价值观、君主制价值观以及民族主义价值观的信念，而漫长的军事训练也进一步切断了他们与社会其他群体的接触。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将军就是其中典型，唯一让他与众不同的就是他勤勤恳恳地写了一本日志，细致入微地记载了他所目睹和经历的风云事迹。海因里希1886年出生于波兰边境的贡宾嫩（Gumbinnen），1905年时他正式成为一名军事学员，并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系列战争中，他不断地在参谋部和军事指挥部之间交替任职，以这种典型的晋升方式一路扶摇直上，1938年时被提拔为中将，1940年6月时被任命为上将，1943年1月1日再次被擢升为大将。终其一生，海因里希都生活在军事精英阶层的圈子里，对于德国的其他社会阶层，他并不真正了解，更没有与之真正接触过。1918年11月时，与德皇威廉二世精英阶层中其他成员的感受一样，对他而言，整个世界都倾覆了。他将战败归咎于国内大后方的一场犹太社会主义革命阴谋，因此，他不出意外地支持卡普政变，希望魏玛共和国迅速倒台，然后对德国的敌人们发起一场复仇战。起初，在海因里希看来，希特勒的观点是一种低俗的纳粹极端主义，并对此疑虑重重，但希特勒大力支持重新武装自己，同时还极力压迫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这深深地吸引并俘获了海因里希。海因里希并非纳粹思想家，但他的确开始崇拜希特勒，在与生俱来的因循守旧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的驱策下，他开始追随希特勒的政权。希特勒的目标是让欧洲都臣服于德国，并以此为起点向大英帝国和美国发起挑战，夺取全球霸主的地位，虽然与希特勒不同，海因里希仍然怀疑这一宏伟目标能否实现，但他依然鼎力支持希特勒。他的日志不仅包含了那种典型的自己对士兵们身心健康的种种关怀——他非常确定自己能理解他们的艰辛——同时也折射出他的狭隘思想，因为他认为军人以及军事行动永远高于一切。他不经意地在字里行间中流露出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偏见，这种偏见深深地根植于他及其他所属阶层的每一位成员。他对希特勒和他对自己心中德国理想的忠诚将驱使着他一直抗战，几乎直至战争的最后一刻。[144]

费多尔·冯·博克的生平经历与海因里希的如出一辙，只不过相对而言，海因里希在事业上的成就更平淡无奇，而博克最终则被擢升为元帅。1880年，博克出生于一个军事家庭，位于德国东部边境的另一个小镇库斯特林（Küstrin）。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两个前线上都曾战斗过，而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他都在部队中服役。1938年，他率领第8集团军挺进奥地利，随后在1939年时又率领北方集团军挺进波兰。他结婚的时间比较晚，直到1936年，才娶了一位有子女的寡妇。尽管他活跃的军事行动意味着他不得不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的婚姻似乎还是非常成功的。虽然博克非常钦佩希特勒，因为他重建了德国的民族自豪感和军事威望，但博克本人绝不是纳粹思想家。从他的战争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勉强算是一名职业军人，对除了军事行动和军事规划以外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他公开拥护君主制度。1940年5月，他在荷兰逗留期间曾驱车前往多伦（Doorn），曾经的德皇，年迈的威廉二世此时在那里流放；但博克发现负责守卫德皇官邸的士兵们得到指令，不允许他进去拜访问候。博克专业的军事素养给他植入了一套基本信念，那就是绝对信奉战争法、尊重普通民众、关心战俘的福利待遇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林林总总。例如，他认为沦陷区应该由军事政府直接管理，因此他不喜欢党卫队插手其中。此外，他也关心纳粹政府对法国和比利时沦陷区犹太人的政策，而且他的日记中没有任何公开的，哪怕是含沙射影的反犹主义措辞。但博克也承认，希特勒会干预他自己军队所攻陷的区域；但无论如何，同具有军事必要性的命令和规定相比，对他而言，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几乎都花在了行军打仗上，所以对于上述这些违背军事规范的行为，他从未采取过任何措施。[145]

驱策德军将领们坚持战斗的因素除了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想外，物质奖励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与其他国家一样，纳粹德国也设立一整套的荣誉和奖章制度，用以表彰战争中顽强作战的勇气。那些取得战争大捷的战地指挥官们晋升得非常快，1940年，德军在西部战区取得胜利后，其中有12名战地指挥官被提拔为元帅。但是，希特勒从未彻底信任过自己的军队，他只是把晋升视为一种手段，使高级军官能听从自己的意愿，哪怕他们根本不认同纳粹意识形态。然而，本质而言，在军官阶层中，高级职位都把持在传统贵族手中，所以，迅速地擢升其他人员对这一构成比例来说并不会产生任何影响。[146]晋升不仅意味着薪资的增长，而且还能带来额外的奖励，陆军元帅或海军元帅每个月的额外奖励是4,000帝国马克，而且无须上税。通过其他途径，希特勒用自己数量惊人的私人财产来进一步高额奖励军事将领，在这一点上，他毫不吝啬。1941年4月24日是雷德尔元帅的65岁生日，当天，希特勒向他一次性捐赠了25万帝国马克，用以资助他建造新的府邸。通常情况下，这种礼物都是以谨小慎微的方式馈赠的，而且都是幕后操作。另一个例子就是1941年9月5日，为了庆祝威廉·里特尔·冯·勒布元帅65岁生日，希特勒通过自己的首席副官鲁道夫·施蒙特（Rudolf Schmundt）送给了他一张25万帝国马克的支票。因为希特勒深知，勒布对自己开展战争的方式一向表现出批判否定的态度。这笔钱等于是给勒布吃了一枚定心丸，甚至在1942初，勒布因在莫斯科败北而被罢免之后，他依然拿着这笔奖金四处打听可供购买的房屋，在搜寻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各种各样的民事行政机构寻求帮助，最终在1944年时购买成功。

在此之前，希特勒曾于1940年提出入侵中立国比利时的计划，勒布对此大失所望，于是，他开始试探军事反对派的态度，这支反对势力在陆军参谋总长弗朗茨·哈尔德的领导下再次逐渐形成气候。但这是勒布唯一一次接触军事反对派，自此以后，他与军事反对派再无任何往来。其他一些军官在60或65岁生日时也曾得到过这一金额的奖励，他们包括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威廉·凯特尔元帅，以及汉斯—京特·冯·克卢格元帅。而诸如海因茨·古德里安和克莱斯特等人则获得了价值不菲的庄园，或者是用以购买这些庄园的现金。古德里安获赠的庄园位于代彭霍芬（Deipenhof，今格文博基［Głębokie］），据估计，这座庄园价值近150万帝国马克。古德里安曾极力批判希特勒的战争行为，但截至战争尾声，因遭到强制退伍而返归故里时，他已变成了一位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坚决拥护者。毋庸置疑，希望从希特勒那里获得如此昂贵的礼物，这一愿景影响了其他许多高级军官的行为。这些人往往大肆地自吹自擂，四处声称自己如何发扬谦虚、正直、节俭等普鲁士军人的传统美德，并称自己怀有强烈的荣誉感。外交官乌尔里希·冯·哈塞尔早已对此不以为是，正如他所评论的那样，“对于绝大部分将领而言，他们的仕途和元帅参谋们的意见更为重要，而他们本应持有的重要的实践原则和道德价值观则岌岌可危，随时可抛弃”。[147]

在师级部队里，资历相对较浅的军官虽然也表现出了师级部队整个军官群所具有的一些特征，但还是与之有一定区别，这些区别主要源自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年龄都相对较轻。例如，在第253步兵师——有人曾就该步兵师做过详尽的数据统计分析——中，仅有9%的军官出生于1900年以前，8%的军官出生于1900—1909年之间，整整65%的军官出生于1910—1919年之间，剩下19%的军官出生于1919年以后。而且，在该步兵师中，57%的军官都将自己描述为新教教徒，仅有26%的军官称自己是天主教徒，这与他们麾下士兵的宗教信仰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绝大部分士兵都是天主教徒，由此可见，在师级部队内的这一军事精英团体中，新教信仰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然，纳粹思想对他们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因为该步兵师中有12%的军官都称自己是“自然神论信奉者”，这是纳粹政权所偏爱的一个模糊概念，不具有宗教色彩。大多数军官都来自中层或中上层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专业的知识技能，而且已经在部队中服役了一定年份，其中不少人还曾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服役。他们中43%的军官都加入了这样或那样的纳粹组织。同普通士兵相比，他们更有可能因骁勇无畏而获得嘉奖，他们的仕途也更加似锦如霞，当然，前提是他们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战争期间，他们中近一半的人都获得了营长或者更高的军衔，甚至连资历最浅的人都有可能被擢升为上尉和少校。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与他们手下的普通士兵相比，他们被调配到其他师或被安排去执行其他任务的可能性也高出许多。[148]

对绝大多数普通士兵而言，在战争大部分时期，他们几乎一成不变地在某一个工作环境里拼搏奋斗，这种稳定性令人惊讶不已。几乎一半左右的德国士兵从来没有执行过战斗任务。他们或待在预备役部队中，或在位于前线后方的沦陷区里从事安全工作，或者在行政、补给、支援或其他辅助工作中效力，门类繁多，不一而足。例如，每个坦克团不仅需要坦克驾驶员、坦克修理师，而且还需要专人负责补给汽油和弹药，将坦克运往前线或是将其从前线运回，不断跟踪记录坦克的最新位置。此外，总是有数量庞大的军队在接受训练，还有不计其数的退役军人在修养康复，他们由于各式伤病而被迫离开部队。而另一半德国士兵则积极地投身于战斗任务中，他们中80%的人都在步兵师中服役，因此，他们或许可以被视为武装部队中典型的作战单位。从战争爆发到入侵苏联，德军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准备时期，在该时期里，他们扩充军队，开展了军事训练以及部署组织工作。而且，德军在此期间的兵力损失也相对较轻，阵亡和失踪的士兵共计13万人左右，事实上，这只相当于德军在整个战争中兵力损失总量的2.5%。通过将现有作战师中经验丰富的士兵抽调出来，将他们与刚征召入伍的新兵融合，不断组建形成新的作战师，可以确保高度的连续性。战争初期，德军仅有90个步兵师，而到了1941年6月，这一数字就猛增为175个。大多时候，士兵们只是断断续续地投入真正的战斗，都是一些持续时间很短的闪电战，比如入侵波兰、1940年在西部地区开展的一系列战争以及1941年在巴尔干半岛取得的诸多胜利等，都是如此。这一切都意味着，相对而言，他们一直都是紧密团结的一个整体，在每个作战部队中，“同志们”之所以会彼此间相互忠诚，就是这份稳定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149]

但在德军入侵苏联后，他们遭受了惨烈的损失，这种相对稳定性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德军管理层力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减轻这些损失所造成的破坏。例如，他们极力确保新征召入伍的士兵与即将加入的作战部队的士兵来自德国的同一个地方，再比如，他们也会将那些完全康复的士兵送回到他们之前所在的兵团，如此一来，一个兵团的成员在社会和文化背景的构成上就会维持一种相对的同质性，从而（德军管理层认为）增强每个军团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且，德军坚持全方位的训练，这也能确保他们随时都能以一名合格战士的姿态投入战争。尽管如此，德军方面的损失不断增长，所以他们根本无法彻底恢复到之前的兵力，而且事实上，有的兵团已经失去了有效的战斗力。此外，自斯大林格勒战败以来，德军又接二连三地遭受了一系列重创，他们的士气也开始变得愈发低落。然而，截至1944年夏末，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尽管连连失利，但德军在组织协调、排兵布阵和征募模式上依然保持着相对完整的状态，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因此，德军的失败不是源于他们组织无序或效率低下，而是因为红军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或者说德军在北非、意大利以及后来诺曼底的失利中，英美两国的军事与经济实力太过强大）。[150]

在这些步兵师中，究竟是哪些人在作战呢？第253步兵师的士兵和士官们拥有非常广的年龄分布。他们中19%的人生于1901年至1910年间，魏玛共和国时期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68%的人生于1911年至1920年间，而剩下约11%的人则生于1921年至1926年间，这后两拨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均完全或一定程度上是在第三帝国社会规范和教育模式的熏陶下长大的。尽管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德军士兵的平均年龄在稳步下降，但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德军的主体力量是出生于一战爆发前不久或者一战期间的那一代人。换言之，这支步兵师整体的性格特征、行为方式和精神面貌是由一群年龄介于25至30岁之间的年轻人决定的，其他步兵师也极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形。[151]从这一年龄结构中我们或许可以推论，这支部队的绝大部分人——战争开始时有68%的人，快到战争结束时有60%的人——都是单身。年龄更长的那些士兵中，许多人已经有小孩了，因此，他们的作战师指挥部通常情况下不会派他们奔赴最前线，而是更倾向于派上述这种没有家庭牵挂的年轻人去执行最危险的任务。同样，在与沦陷区普通民众——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交涉中，婚姻和父亲身份也很有可能是促使这些年长士兵们约束自身行为的重要因素。[152]

在该步兵师里，出生于一战之后的士兵中有59%的人都是某个纳粹组织的成员；在1916年至1919年间出生的士兵中，有69%的人都加入了国家劳役团（Reich Labor Service）；而在1913年至1917年间出生的士兵中，有83%的人在1939年之前就已在武装部队服役了。这样平均下来，截至战争爆发时，该步兵师里在1910年至1920年间出生的士兵中，有75%的人都曾加入过上述组织中的其中一个；事实上，他们中43%的人曾加入过不止一个组织。在抗战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正是这些年龄段的士兵们构成了该步兵师的中流砥柱。[153]而且，随着战争的推进，德军进一步加强了政治灌输的工作，所有的军官和士官都必须接受这一政治教育，同时，通过他们也将这些理念植入到普通士兵的认知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有一种理念得到了持久而声势浩大的宣扬，那就是建立一支政治态度中立的军队，此刻，这种理念早就烟消云散了。截至战争爆发时，军队已经将征召入伍和对普通士兵实行军事训练这两个环节当作是整个意识形态教育过程中最后亦是高级的阶段，在此之前，对他们的意识形态教育早就开始了。军队训练士兵不仅仅是要将其培养为一名战士，而且还要将其塑造为一名彻底的日耳曼种族社区成员；根据一些训练指南的规定来看，他们甚至要令士兵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所有军官都必须学习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并笃信其真理性。统治当局出版了不计其数的相关书籍、宣传单和手册，用以辅助完成这一学习任务。其中很多作品都告诉军官们，犹太人要针对德国开展一场世界性的阴谋，还说在将与他们对战的所有敌人中，犹太人是最危险也是最致命的。军队还做了进一步的安排，以确保军官们在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指导下延续“精神层面的战争准则”。学校、希特勒青年团以及戈培尔的大众媒体早就给士兵们灌输了大量的纳粹主义意识形态观念，此刻，高强度的意识形态训练更进一步增强了对他们的洗脑成效。因此，德军许多人投身到与红军士兵的战争中，称后者是“在犹太人的鞭笞下变得丧心病狂的劣等民族”，他们会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也就不足为奇了。[154]

自1941年12月以来，德军不可能被打败的这种观念就越来越受到质疑，随后，在斯大林格勒的败北更是给德军造成了重创，之后，德军的高级指挥官们便愈发不遗余力地给士兵们灌输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他们正在为一项崇高的事业而战斗。1943年，希特勒宣告道，德国军官必须是一名政治军官。尤其是在形势不容乐观的时候，军官们更要从国家社会主义信念的不竭源泉中汲取能量，不断地警醒自己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1943年12月22日，希特勒下令成立专门小组，负责协调“对武装部队进行国家社会主义领导”。正如下个月月初他私下对戈培尔和其他少数几个人所说的那样，这一政策旨在确保所有士兵都处于同一种精神状态中，在这种精神状态的驱使下，他们都要有为纳粹事业奋战到底的“狂热意志”。统治当局集中管理并任命负责开展纳粹政治教育的官员。同时，海军和空军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事实上，这等于是纳粹政权向德国武装部队引入了一种功能类似于政治委员的职位，这种政治委员在红军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后方举行的不计其数的特别政治教育课程中，政治委员的重要角色被反复强调，同时，在军队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他们的角色也得到了广泛探讨。随着时间不断向前推进，德军连连失利，德军军官所下达的命令和指挥就其内容而言，国家社会主义的色彩也越来越浓，他们试图以此激励士兵们向实力强大的敌人展开前所未有的疯狂抵抗。[155]当然，相当多的德军军官和士兵对纳粹意识形态依然无动于衷，有的甚至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年龄、处境以及他们之前的信仰。但总体而言，政治教育和思想灌输的确对整个军队产生了一定作用，而且在鼓励他们奋战到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点毋庸置疑。

事实上，有的人是在反犹主义信念的驱使下继续战斗的。政治宣传和思想灌输将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地植入了他们的认知中，正如1942年3月1日一名在东部战线元首军事信使服务点工作的士兵所写的那样，“这是一个两种世界观相碰撞的问题。不是我们死，就是犹太人亡”。[156]当“德国将取得最终胜利”这种前景越来越受到质疑时，正是这股信念驱使着他们中一些人继续一往无前。1942年5月底，一名驻扎在法国南部的陆军士兵写道：“犹太人将取得胜利并开启他们的统治，这绝对不可能。”[157]与这股怀疑情绪混杂交织在一起的是更强烈的恐惧感。1944年8月，另一名士兵写道，如果德国战败，“犹太人将向我们发起猛烈攻击，将一切与日耳曼相关的东西都摧毁殆尽，他们将展开残暴而骇人的大屠杀”。[158]尽管如此，纳粹意识形态对其他许多人的战斗信念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刺激效用，有的人甚至完全不受影响。以维尔姆·霍森费尔德为例，像他这样对纳粹主义恨之入骨的人怎么可能继续在军队中服役？1943年12月，他意识到他所效力的政权不仅仅是在迫害并屠杀东欧人和犹太人，而且这个政权的打击对象还包括德国人自己。霍森费尔德来自黑森州的乡村地区，20世纪30年代时，他或许的确没有意识到纳粹党究竟会向内部竞争者下怎样的毒手。霍森费尔德的新助手以前是一名共产党员，曾被囚禁在盖世太保的监狱中，饱受严刑拷打，身体受到了严重的迫害，在与其聊天之后，霍森费尔德对纳粹党所抱有的最后希望也彻底破灭了。霍森费尔德写道，显而易见，政权的领导人们允许这样的暴行：

他们为什么只能通过暴力和谎言来维持工作，为什么只能用谎言来保护他们的整个体系，此刻，我终于彻底明白了……愈发暴力的行为必定会接踵而至，按照他们的政策，开展战争是唯一顺理成章的事情。现在，所有［德国］民众如果不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合力将这个毒瘤铲除，那么大家都势必走向灭亡。这些恶棍正在牺牲我们所有人……在德国，纳粹政权早就对他们的政敌施以了暴行，而当下，他们在东方地区——波兰、南斯拉夫和俄罗斯——所采取的行动纯粹只是这种暴行的延续……而我们还天真地以为他们能给我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曾赞同过这一体系的存在，哪怕是最低程度的赞同，那么今天他都应该为自己曾有过这样的做法而感到羞耻。[159]

在霍森费尔德看来，纳粹党只是一个犯罪分子集体中的小群体，并不能代表整个德国人民。他之所以留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执行任务，并不是为了纳粹党，而是为了德国，为了使德国不会受到布尔什维主义的荼毒。极有可能其他很多德国军官也是像他这样想的。例如，到1943年7月，海因里希将军开始愈发担心德国很有可能战败。他写道——像是在鼓励自己务必要奋战到底——“显然，我们决不能战败，那样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德国将陨落衰败，我们也将随之一起跌入深渊。”[160]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德军中，军人价值观和战友同志间首要的忠诚情谊遭到瓦解，纳粹意识形态进而得以通过在士兵中的传播填补这一精神缺失。从多方面来看，每一个作战师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同质性，这意味着，在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候，作战师内部的群体忠诚仍然完好无损。一方面，老兵们阅历丰富，变得愈发愤世嫉俗，冷血无情；而另一方面，他们所属的部队也在不断吸纳深受纳粹意识形态浸淫的年轻士兵，而且自1943年年初以来，吸纳的年轻士兵数量越来越多，他们构成了德军在东部战区的主力，实施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战争行为。事实上，在将年轻士兵和老兵们糅合在一起的过程中，更大程度上坍塌瓦解的不是战友同志间的忠诚，而是士兵们的坚持。甚至在损失惨重的时候——比如1941年年底至1942年年初——第253步兵师各连队之间的凝聚力虽然受到了打击，但也并未被彻底摧毁，而且随着士兵们的康复归来以及新生力量的注入，这股凝聚力很快就得以恢复。[161]将这些士兵群体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彼此之间的忠诚，这份披肝沥胆的情感是在战火中淬炼而成的。甚至当他们开始怀疑能否取得胜利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这种怀疑愈发强烈——他们也在继续战斗，而他们的精神动力就是这份同志情谊和逆境中的相互扶持。[162]在这里，通过照顾身边的伤员、适当地装饰掩体和居住营房、赋予虚无的战争生活一抹色彩——就像在斯大林格勒度过的那个圣诞节，有的部队在庆祝时情感非常投入——各士兵小团体内部形成了新的情感纽带，这种情感纽带至少能一定程度上弥补士兵们因家人远在国内而出现的情感缺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或许也是他们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的一个缩影；相应地，所有士兵极具攻击性的男子气概都一致对外，朝向敌人，朝向那个他们眼中的——至少在东方战区是这样的——劣等民族，事实上，在他们看来，这个劣等民族都算不上是人。[163]

驱使士兵们坚持战斗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心中强烈的恐惧感。他们恐惧向敌军投降后将会发生的事情，他们也恐惧司令官如果看到自己表现出怯懦的迹象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武装部队有自己的军事法庭，海陆空三军的军官们都滥用这一机制来起诉各种各样的犯罪，从偷窃战区邮局寄送的食物包裹到扔掉国旗，无所不有。任何一项罪名都足以置犯罪者于死地。其中一项罪名的定义颇为模糊，名为“削弱军事力量”（Wehrkraftzersetzung），从发出失败主义者的言论到抱着以被勒令退役为目的的自残，它几乎可以将任何行为都囊括其中，正是借着这项罪名，不计其数的士兵遭到了控告；此外，与普通百姓一样，批评统治当局和领导人也是一项刑事罪。正如我们所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军士兵对沦陷区平民百姓所犯下的罪行只得到了相对较轻的起诉，劫掠、强奸、谋杀以及枪杀本该成为战俘的敌军士兵，诸如此类的犯罪得到了普遍的宽恕，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头几个阶段尤其如此。因此，军事法庭主要是用来增强军队纪律和战斗意志的手段。据估计，整个战争期间，军事法庭总共审判了多达300万例的案件，其中与平民和战俘相关的案件仅有大约40万例。[164]在这所有的案件中，至少有3万例案件的判决结果是对武装部队的其中一名成员处以死刑，这与一战期间德国武装部队仅有48名成员被处死的数据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在这3万例判决结果为处以死刑的案件中，一部分人被减刑，还有少数一部分人的判决是在本人缺席的情况下宣布的。但绝大部分判决——有人曾做过全面的估计，认为至少有2.1万例判决——都被执行。而二战期间，在除苏联以外的其他所有参战国，被军事法庭判决为死刑的人最多也只有数百名，远不及成千上万名。[165]

被送上军事法庭的犯人理应由3名法官一起审判；此外，相关条例规定，必须为被告人提供一名辩护律师。但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这些规则条令基本上都被忽视了。例如，据一名参与者回忆，有4个师驻扎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某一处，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那里的战地军事法庭就判决了364例死刑，而这些人的罪名则包括怯懦、逃跑以及偷窃食物包裹。[166]希特勒行使自己总司令的权力，颁布了一套指导纲领，里面规定了最严苛的惩罚。指导纲领的其中一条规定是：“如果犯罪者是因害怕个人危险而犯下这一罪行，或者如果有必要通过此案件来维持特定环境的军人纪律时，那么建议对犯罪人处以死刑。”[167]总体而言，军事法庭与纳粹思想统治下的民事司法机构在观点上是一致的，正如其中一名军事法官所言：

只要是服务人民的都是正当的……因此，狭义上的军事法可以理解为“只要是服务武装部队的都是正当的”……为什么不能有“平庸的士兵”，这个问题现在变得十分明了。成为一名士兵就意味着必须将国家社会主义的荣誉观和士兵行为准则提升为一种职业道德观。[168]这意味着什么呢？举个例子，处死6,000名士兵是因为他们“削弱了军事实力”。在被送到行刑队面前的士兵中，最常见的罪名就是当逃兵，有1.5万人都是因此而被处决的。但事实上，在许多案件中，士兵们的罪名差不多跟擅离职守（unerlaubte Entfernung）一样。1939年12月和1941年7月，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两次下达命令，因此，判决宣布后很快就被执行了。“武装部队中的害虫（Wehrmachtschädling）越早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就能越轻松地防止其他士兵犯下同样或类似的罪行，我们也就越能轻松地维持士兵们英勇作战的纪律。”[169]

四

在明知战争不可能取得胜利后，士兵们依然坚持战斗了很长时间，通过严苛地执行军事司法制度来恐吓他们，这一手段极有可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统治当局要求打造的武装力量是一支疯狂地受国家社会主义信念驱使而战斗的队伍，而且这个要求愈发强烈。事实上，这样一支军队是存在的，只不过是以武装党卫队（Waffen-SS）[†]的形式存在。武装党卫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三帝国的早期，当时，希特勒组建了一支私人武装护卫队，这支队伍后来演变成了广为人知的“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Leibstandarte Adolf Hitler）。按照起初的构想，这支私人护卫队将被主要用作礼仪队，由约瑟夫·“塞普”·迪特里希（Josef “Sepp”Dietrich）指挥。迪特里希是一名举止粗鲁的巴伐利亚纳粹党员，曾当过汽油加气员，侍应生、农场工人以及烟草工厂的工头。他出生于1892年，曾在坦克部队中服役，但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军事经验，军中将领曾反复指出这一点，然而都不起作用。但很快，迪特里希的上司海因里希·希姆莱就成立了一个规模更大的组织，并开始征募军人，让他们来为自己的队伍提供正规的军事训练，而且从1938年开始也为迪特里希的队伍提供军事训练。截至1939年年底，党卫队名下各种各样的军事队伍与特奥多尔·艾克创建的“骷髅师”合编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看守集中营的保卫队。党卫队的规模由战争前夕的1.8万人猛增为1941年11月的14万人，其中还包括坦克团和摩托化步兵。从一开始，对他们的培养目标就是将其打造为精英分子，具体表现为绝对可靠的意识形态、高强度的训练以及对希特勒无条件的忠诚，而最后一点也是他们与常规军的主要区别。这支队伍中的高级军官与常规军里的同级别军官相比，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前者要年轻一些，他们大部分都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或者20世纪初，因此，战争期间，他们正值40多岁或50岁出头。武装党卫队各个军团的名字里都加上了“帝国”“德国”和“元首”等字眼。与常规军的另一个区别就是，武装党卫队并不是一个仅由德国人民构成的组织，而是由日耳曼人构成的组织。该组织的首要领导人是戈特洛布·贝格尔（Gottlob Berger），他是一名资深的纳粹党员，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也是希姆莱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在荷兰、丹麦、挪威以及佛兰德斯等“日耳曼”国家都设立了征募办公室，并在1941年春天的时候组建了第一支由非德国人构成的师（“维京”［Viking］装甲师）。随着对成员数量的要求超过了对成员自身民族同日耳曼民族亲缘度的要求，武装党卫队也开始从东欧国家征兵。截至1942年，武装党卫队的规模达到了23.6万人；到1943年时，规模超过了50万人；而到了1944年时，其规模已经快接近60万人了，其中活跃在战场上的大约有36.9万人。[170]

常规军的司令官都很蔑视武装党卫队，认为他们的司令官都缺乏专业素养，太轻视自己属下的生命。尽管武装党卫队的各个师都由常规军将领指挥，但常规军将领根本无法控制他们狂热的自我牺牲欲。艾克被安排在陆军将军艾里希·霍普纳的麾下，他对霍普纳将军说，在他刚刚实施的进攻中，自己士兵的性命一文不值，听了这番言论后，霍普纳将军直截了当地谴责了他这种态度，说：“这简直就是刽子手的观点。”[171]然而，将武装党卫队作为先头部队，让他们向敌军发起进攻，承担绝大部分的伤亡损失，对此，高级将领们并未表现出完全深恶痛绝的态度，因为他们可以借此削弱劲敌的力量，同时能够保全自己的部队。1944年8月，希姆莱抱怨道，军队中有一部分“心怀叵测的人”正密谋着如何将“这支不受欢迎的军队屠杀殆尽，将其连根拔除，不留任何余地”。[172]此外，军队指挥官也指出，与自己的部队相比，武装党卫队的成员更有可能屠杀无辜的平民百姓，特别是犹太人，另外，他们还很容易犯下其他的罪行，在东部战线尤其如此。1943年8月，当局曾对陆军进行过一次官方调查，调查显示，被检举的18起强奸案确有其事，其中12起强奸案都是武装党卫队成员犯下的。这些报告的准确性到底有多高，我们无法核实。常规军司令官希望隐藏自己属下犯下的罪行或者对其避而不谈，因此，武装党卫队很容易替他们找一些借口。而另一方面，据闻，甚至连党卫队其他部门的军官都在抱怨，说武装党卫队行事太过残忍。当“欧根亲王”师（Prince Eugene）的指挥官想要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欺骗克罗地亚傀儡政府的一名部长，力图证明自己属下犯下的暴行纯粹是一些“失误”时，党卫队的另一名军官则当面讽刺道：“自从你来了以后，‘失误’便一次又一次地上演，真是太遗憾了。”[173]1945年以后，那些曾在武装党卫队中担任军官的人们力图将他们的部下描绘为普通士兵，但这未能取信于人，因为人们对他们所谓的精英身份，或者说纳粹意识形态狂热捍卫者的身份，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而另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大量证据重见天日，向我们揭示了常规军在东部前线及后方究竟是怎样的作风，这进一步削弱了武装党卫队的说辞，那就是他们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才无视战争法和战争惯例。

一方面，武装党卫队怀有明显的狂热主义思想，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军事指挥官很乐意将自己的部下送往最前线，因此，武装党卫队遭受了惨重的兵力损失。战争期间，在武装党卫队中服役的士兵多达90万人，但其中超过1/3的人——准确地说是34%——都不幸遇难了。[174]据1941年11月15日的报告称，在“骷髅师”中，军官和士官的阵亡率高达60%。另一份报告则抱怨道，“骷髅师”已经丧失了主心骨。正如1942年3月党卫队保安处所汇报的那样，德国民众普遍认为武装党卫队的士兵缺乏军事训练，而且经常被“随意地牺牲掉”。武装党卫队之所以如此无所顾忌地将他们的士兵送上战场，仅仅是想炫耀自己的军队要比其他军队更卓越。[175]此外，家长们也开始竭尽所能地阻止自己的孩子被征入武装党卫队，因为他们一旦进入武装党卫队就会被强制灌以反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念。1943年2月，一处征募中心汇报道：“家长和教会给征兵工作造成了负面影响。”而另一处征募中心则汇报说：“家长普遍反对武装党卫队。”在维也纳，其中一个人对征募中心的官员说：“神父告诉我们，党卫队持无神论的观点，因此，如果我们加入其中，我们就会下地狱。”[176]来自法兰德斯、丹麦、挪威以及荷兰的志愿者开始提出申请，要求退出党卫队，他们抱怨道，德国党卫队军官在对待外籍新兵时表现得非常傲慢无礼，而且专横跋扈。因此，征募中心的官员开始前往国家劳役团的各营区，强制那里的年轻人充当“志愿者”，加入武装党卫队。这些人的亲属们对诸如此类的举动抱怨连连，而另一方面，武装党卫队的官员很快也宣布道，他们对征募结果甚是不满，因为许多新兵“心智不达标”，而且“还经常违抗命令，装病怠惰”。快到战争结束时，武装党卫队兵力的质量急剧下滑。但就此而言，武装党卫队也只不过是踏上了常规军走过的老路。[177]

* 维尔纳·肯普夫在库尔斯克战役领导坦克部队“肯普夫装甲师”。

† 武装党卫队也被称作“党卫军”。

第四节

新的“挣扎时期”

一

1942年11月7日，阿尔贝特·施佩尔搭乘希特勒的私人专列，与元首一同前往慕尼黑。施佩尔回忆道：“在前些年的时候，希特勒搭乘自己的专列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列车任何时候停止，他总会出现在窗户边。而此时，他似乎不太愿意以这种方式与车窗外的世界打招呼；相反，他会下令将靠近车站那边的帘子放下来。”当天深夜，他们的专列在一段岔线轨道上临时停了下来，希特勒和其他随行人员坐下来一起共进晚餐。施佩尔这样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餐桌上摆放着银质的餐具、雕花玻璃杯、精美的瓷器以及怡人的花束，显得精致而优雅。我们开始享用丰盛的晚餐。起初，我们没有人留意到一列运送货物的火车停在了旁边的铁轨上。这列火车运送的是德国士兵，他们刚从东部战线回来，身上湿漉漉的，饥饿难耐，有的人还受了伤，他们从对面望过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车上的晚餐。希特勒突然注意到了这幅离他仅有两米远的凄凉景象。他甚至没有朝士兵们打一个问候的手势，就果断地命令仆人把帘子拉了下来。当时已经进入战争的后半段，而这就是希特勒此时面对前线普通士兵时的惯常反应。[178]

事实上，自1942年以来，希特勒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频率就越来越低。戈培尔和施佩尔都力图劝说希特勒前去慰问德国各城市中被严重炸毁的地区，希望以此振奋民心，但这样的劝说都只是徒然。[179]诸如希特勒病倒了或是受伤了的谣言甚嚣尘上。当希特勒出来发表公众演说时，他的演说也失去了曾经所具有的力量，无法再达到之前那般影响民意的效果。例如，1943年3月21日，希特勒通过广播发表演说——这是自斯大林格勒败北以来他发表的首次公众演说——此次演说非常短促，他说话的语速之快以及沉闷乏味的语调，使得民众们都以为他想尽快结束演说，唯恐遭遇突如其来的空袭，事实上，还有的人在猜测，做演讲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某个替身。[180]

希特勒甚至对自己亲信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不再像以前那般真诚友好。自1943年秋天以来，施佩尔感觉与希特勒共同用膳简直就是“一场煎熬”。施佩尔提到，希特勒有一条德国牧羊犬，“这是总指挥部里唯一能偶尔激起希特勒心中人类情感的生物”。希特勒非常憎恶听到任何坏消息，因此，他的下属们在向他汇报好消息时会夸大其词，还会向他汇报那些无关痛痒的、暂时性的成功，就好像他们取得了重大胜利一般。希特勒也没有去前线慰问，完全不去了解残酷的战斗实情。他在地图上标出作战师的位置，以此下达命令，他一直认为这些作战师一直处于战斗力十足的状态。德军方面配备了先进的通信技术，有电话和双向无线电，希特勒可以与在地面作战的将领们毫无障碍地沟通，但他们之间真正的沟通却是单方面的；如果任何将领拒绝希特勒，或试图告诉希特勒不利的真实战况，那么他就会遭到希特勒的大声呵斥，在有的情况下还会被直接罢免。在总指挥部，希特勒还经常威胁恐吓参谋总部的官员，而且听到坏消息时，他会立刻火冒三丈。他会怒火中烧地骂道，将领们都是懦夫，“参谋总部接受的训练简直就是撒谎和欺骗”，军队向参谋总部传递的信息纯粹是一派胡言，“他们故意将情形描绘得非常不利，根本就是想以此逼迫我下达同意撤军的命令！”[181]

在这表面的震怒下，希特勒深知战局变得对他们愈发不利，但他却总是表现出乐观的假象。他曾凭借坚强的意志力取胜过，因此，他笃信胜利能再次垂青于他。此时此刻，由于把军中大小事务的决策权都独揽一身，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得不夜以继日地疯狂工作。希特勒放弃了夜晚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听音乐、观看老电影，或者是拨弄施佩尔制作的建筑模型。此时，他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与自己属下将领的讨论中——与其说是讨论，不如说是和他们言辞激烈的争论并恐吓威胁他们——仔细观察军事地图，并研究制定军事计划，他考虑得极其全面，很多时候连最细枝末节的东西都会考虑到。希特勒愈发深信不疑地认为自己的判断和决策不可能出现任何差错，因此，他对自己的属下，尤其是属下们对军事事务的处理方式，产生了愈发强烈的质疑。没有他的批准，任何人都不可擅自做重大决定。希特勒从来都不参加体育锻炼，此刻，他越来越依赖私人医生特奥多尔·莫雷尔给他开的药物和制定的治疗方式。莫雷尔医生自1936年以来就开始担任希特勒的私人医生，到了战争后期，希特勒每天要吃28片以上的不同药物，而且接受很多注射治疗，因此戈林戏称莫雷尔是“帝国注射大师”。希特勒是素食主义者，他钟情于豌豆汤这样的食物——这也是导致其消化不良的原因——莫雷尔将这些因素都考虑其中，竭尽所能地控制他的饮食。莫雷尔是一名医术精湛的医生，而非江湖郎中，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他给希特勒开的所有药物都是恰当合理的。莫雷尔负责的态度使他能够对希特勒开展行之有效的诊治，而随着战争的进一步推进，希特勒也越来越依赖他。事实上，在莫雷尔的精心护理下，希特勒几乎一直都处于健康的状态，只有在1941年8月初的时候，希特勒才突发了一次疾病。尽管莫雷尔专业素养良好并认真负责，但此刻希特勒面对巨大的压力，身体开始日渐恶化，莫雷尔对此也束手无策。自1941年以来，据心电图显示，希特勒的心脏病日趋严重，这可能是由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从1943年春天开始，希特勒就饱受慢性消化不良的折磨，而且还周期性地出现胃绞痛（截至1944年年底，他至少出现过24次胃绞痛），莫雷尔的治疗或许反而使他的病情愈发严峻。希特勒的左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而且自1942年年底以来，这一情况开始严峻恶化，随之而来的症状就是他的背越来越驼，左腿也禁不住地颤抖。到了1944年，希特勒已经是拖着脚在走路了，从他的各种症状来看，任何有医学常识的人都能明确判断出他患的是帕金森综合征，虽然病情还算轻微，但总体而言呈现出恶化的趋势。莫雷尔本来一直倾向于从心理因素影响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诊断，但在1945年年初时，甚至连他也接受了希特勒所患疾病为帕金森综合征这一事实，因此开始采取那个年代所能应用的标准治疗法。但外界看来，更多的旁观者则开始注意到希特勒在迅速衰老，他的头发变成了灰色，不再精神焕发，活力十足，完全没有一副中年男子所应具有的样子，而是老态龙钟，疲惫衰竭，这副病态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帕金森综合征所导致的。希特勒一直在迟疑是否要向公众透露这件事情，这有可能是他愈发不愿出现在公共场合的重要原因之一。[182]

1940年，希特勒向公众发表了9次演说，1941年发表了7次，1942年发表了5次，而1943年只公开发表了2次演讲。1944年1月30日是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的11周年纪念日，当天，他通过广播发表了演讲；同年2月24日是实行纳粹体制的纪念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向纳粹党的“老战士”们发表了演说，戈培尔建议用广播播放他的演说，但遭到了希特勒的拒绝，甚至连报纸都没有对此进行报道。自此以后，民众们再也没有听过他进行公众演说，只有在1944年7月21日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才做了一次非常简短的演说。不到万不得已，希特勒完全不想和德国民众们进行直接的口头交流，甚至1944年11月8日，他在慕尼黑向“老战士”做的例行演讲都是由海因里希·希姆莱代为宣读的。在绝大多数时候，希特勒都待在现场指挥部，几乎一门心思扎进排兵布阵上；1943年，他回到了位于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脉的贝格霍夫山间别墅，在那里待了3个月，1944年，他再次前往贝格霍夫，从2月底一直待到7月中旬。[183]宣传部收到的信开始成倍地增长，正如戈培尔在1943年7月25日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来信都在问“为什么元首甚至不跟德国民众说话，不向他们解释一下德国当前的局势。”“我认为，”这位宣传部部长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元首出来对时局做一番解释是极其有必要的。”否则，在戈培尔看来，民众们就不会再相信希特勒了。[184]德国民众中不乏希特勒的崇拜者，此刻，他们也开始变得不耐烦了。其中一名希特勒支持者在写给宣传部的信中质问道，为何希特勒不就1944年9月“戏剧性”的战势发表评论呢？[185]希特勒的所有心思都放在了军事事务上，明显忽略了国内政治，戈培尔对此愈发不满，并大加指摘。他抱怨道，希特勒不在柏林，这造成了严重的“领导危机”。“在政治上，我无法对他产生任何影响。在最紧急战况下，我甚至都无法向他直接汇报。这一切都要经过博尔曼的手。”[186]1943年4月12日，博尔曼被委任为“元首秘书”，他的权力更庞大了，如同希特勒的影子一样。戈培尔开始认为，希特勒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国内事务的控制权。[187]

至少表面看来，“帝国二把手”赫尔曼·戈林应该是填补这一领导层缺口的最佳人选。在1939年8月30日，戈林曾成功说服希特勒成立帝国国防部长议会（Ministerial Council for the Defense of the Reich），这一机构的主要职责就是协调民事行政管理。虽然希特勒对该机构做出的任何决定保留有否决权，但事实上，他很大程度上将国内事务的决策权都移交给了戈林，也就是该机构的负责人。该机构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因此很多关键人物都前来参加机构会议，其中包括戈培尔、希姆莱、莱伊以及达雷，截至1940年2月，该机构在功能上已经如同政府内阁的代理机构了。这引起了希特勒的高度警觉，因此他下令禁止该机构再次召开会议，而自此以后，该机构也确实没有再召开任何会议。戈林并未试图恢复该机构，因为他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权力，那就是在批准新的法律条令时，希特勒在这些文件上签完名后，戈林还需要在后面签名，这完全能够满足戈林的虚荣心了。戈林是四年计划的总负责人，尽管他的权力范围涉及诸多方面，但是他本人却感觉越来越疲惫乏力，也不像以前那样果断决绝，这有可能是他沉溺于吗啡的结果。戈林流连于各个狩猎小屋以及各城堡的时间越来越多，他的精神本来就不佳，却还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享受奢靡的生活。1943年3月，一名来访者在戈林的卡琳宫（Carinhall）陪戈林度过了一天，此人描绘了这位帝国元帅现在的“荒唐”生活：

他很早就起来了，身着一件巴伐利亚皮衣，里面是一件纯白色的衬衫。一天之内他频繁地更换服装，晚餐时分，他穿了一件蓝色，或者说是紫罗兰色的和服，趿着一双毛皮镶边的拖鞋出现在餐桌，这双拖鞋本是专门在卧室穿的。甚至在上午时分，他也在身上带了一把金制的匕首，而且他也频繁地更换匕首。在领带别针上他还装饰了各种各样的宝石。此外，在他水桶般的腰上缠着一条镶了许多宝石的腰带，更不用提他多不胜数的戒指及其耀眼的光芒。[188]

在这种情况下，戈林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接过权柄，负责管理第三帝国的国内日常事务。此外，自1942年以来，德国空军的表现令人愈发失望，而戈林作为空军总司令难辞其咎，因此，他的声望不仅在民众那里，甚至在希特勒本人那里也大打折扣。

显而易见，第三帝国的大后方开始变得越来越群龙无首。尽管如此，帝国政府仍在运转。民事行政管理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传统的官僚阶级来执行，他们办事一丝不苟，而且勤勉有加，截至战争结束，他们都有条不紊地在自己岗位上尽职尽责。希特勒在战前就曾制定了总的路线方针，各部长和大臣则沿着这条总的路线方针执行具体政策，而当希特勒本人对路线方针做出调整时，他们就做出相应的调整。没有希特勒的明确批准，他们不敢擅自就重大问题制定新的政策。和以前一样，希特勒对政策的干预往往是断断续续，突发奇想的，而且很多时候都非常武断，并自相矛盾。各部长们发现，要与希特勒取得联系变得愈发困难，因此，从戈培尔开始，他们定期地向希特勒寄送重大问题的相关会议文件。希特勒有时会看两眼，但更多情况下只是置之不理。例如，宣传部给他寄来了500份左右的会议文件，他不可能每份都看；再比如，战争期间，司法部给他寄来了191份会议文件，他也不可能一一阅读。或许他也意识到了自己能用于处理国内事务的时间已经大不如前，所以在1942年5月以及1943年6月，他两次下达命令，明确指出现在他的身份只是“元首”，而不是“元首兼帝国总理”，甚至在签署法律条令时，自己也只有这一层身份。希特勒根本无暇对国内事务给出任何总体性的指导，因此，各政府部门愈发认为很有必要就方方面面的细节问题出台自己的管理条例，而且通常情况下，它们并未事先与其他政府部门就各自条例的内容进行商讨。例如，1941年时，在与各政府部门商讨之后，总共有12条法律被通过，希特勒亲自颁布的法令有33条，帝国国防部长议会下达的法令有27条，而各政府部门独立颁布的管理条例和下达的命令却多达373项。既没有正式的政府内阁，也没有希特勒贯穿始终的总体指导，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便朝着愈加分裂的方向发展，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1943年3月2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可以说每个人都按照自己意愿自行工作，但这些工作从未被完成，因为没有哪个部门有一呼百应的强权。”[189]正如我们所见，1943年初成立了一个“三人委员会”（博尔曼、凯特尔和拉默斯），但他们的理念与戈培尔和施佩尔等权力人物的观点完全相左，因此，8月份之后该委员会就停止召开会议了。[190]

国内权力中心出现了真空状态，而随着时间的推进，纳粹党开始逐渐进入了权力中心。1943年8月20日，希特勒罢免了内政部部长威廉·弗里克，给了他一个有名无实的头衔（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长官，而此时卡尔·赫曼·弗兰克被任命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国务部长，他将继续担任实际负责人）。多年来，戈培尔一直要求罢免弗里克。这位宣传部部长说道，弗里克已经年迈，早就心力不足，而大后方民众的士气持续下滑，因此需要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希特勒委任海因里希·希姆莱取而代之，他的擢升意味着希特勒想扩大警察压迫的力度，以此防止民众从士气低落演变为公开抵抗。[191]与此同时，马丁·博尔曼有效地控制了官员们接触希特勒的机会，力图将民事行政管理部门及其诸多部长都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到了1945年初，拉默斯已经在抱怨，说自前一年9月份以来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希特勒，而且他还“不断地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焦急地等待着元首就不计其数的问题做出相应决策”。[192]因此，民事机构的总负责人只能请求党办公厅的负责人，希望后者能允许自己与国家元首见上一面。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式微，开始让位于纳粹党的管理，这一权力的更迭再明显不过。此外，戈培尔的权力日益强大，其他的暂且不提，1943年他号召发起“总体战”，仅这一点就让他前所未有地更加接近经济管理的权力中心，这也进一步增强了纳粹党的统治管理。[193]

战争刚刚拉开帷幕，各纳粹党党部领导人就被任命为各党部的帝国防御总督，这一新职位赋予了他们更多的权力，使其能独立于现有的民事管理者以及各党部的军事当局行事。随之而来的便是他们各方面之间对职权无休无止的争论；1942年11月16日，帝国防御总督的数量由13名猛增为42名，其所管辖的区域数量与纳粹党党部的数量完全等同，纳粹党最终在这场权力角逐战中取得了胜利。博尔曼试图通过党办公厅来控制帝国防御总督，但这些人都有直接接近希特勒的特权，所以博尔曼的意图并没有实现，而也正因如此，帝国防御总督与其他管理部门之间也展开了进一步的权力争夺。帝国防御总督们愈发倾向于安排他们自己的人来执行命令，而非按照正常的程序，通过当地政府管理机构来执行。1943年3月以后，他们与第三帝国新的内政部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针锋相对——很显然，同前任内政部部长威廉·弗里克相比，希姆莱是一名更强大的竞争对手——但在战争的影响下，希姆莱也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自己民事行政管理的执行力逐渐遭到蚕食。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是海德里希的继任者，执掌党卫队保安处。在希姆莱的委托下，他于1944年8月26日递交了一份报告，证实了纳粹党党部领导人直接安排自己属下处理相关事务，绕过政府行政管理者的事实。卡尔滕布伦纳绝望地写道：

在当前形势下，人们并没有将同志间的紧密合作看作第一位，相反，他们在国内权力的博弈中见缝插针，力图使自己在其中占据优势地位，公众们都对此不以为是。当地各政府职能机构不得不持续地捍卫自己的地位，这造成了大量的人力损失，也打击了他们的主动性，而且有的时候还会给人一种绝望无助感。[194]

随着战争陷入愈发被动的局势，纳粹党官员们也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来振奋士气，并将“牢骚者”和怨气不断的人隔离起来。罗伯特·莱伊是纳粹党全国劳工组织的领导人，1944年7月1日，他在自己权限范围内颁布了一套指导方针，规定每一位街区领导人必须去走访自己辖区范围内的每户人家，每个月至少走访每户人家一次，以确保所有居民在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方面达到了恰当的忠诚度。局势越是不利，纳粹党便投入越多的力量来营造出1933年以前那种“挣扎时期”的气氛。[195]纳粹党的权力和影响力日盛一日，许多之前受到军事当局大力排挤的普通党员感到喜出望外。英格·莫尔特（Inge Molter）的父亲于1932年在汉堡加入纳粹党，她在1944年8月7日给自己的丈夫阿尔弗雷德写信道：“总体来说，当下的时局不禁让我想起之前的挣扎时期。与当时一样，爸爸现在没有一刻不是在处理党内事务。”[196]

二

战争期间，统治当局对每位德国民众在意识形态上的忠诚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通过一系列新的法律制裁手段来确保该目标的实现。正如帝国司法部国务秘书罗兰·弗赖斯勒在1939年9月所宣告的那样：

德国正在为荣誉和正义而战。德国士兵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完美地诠释了恪守职责的含义，他们是每个德国民众的榜样。任何人，如果不以德国士兵为榜样，而与人民大众作对，那么我们的大家庭就不会有他的容身之所……如果我们不对这样的害虫施以最残酷的惩罚，那就意味着我们背叛了浴血奋战的德国战士！[197]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考虑，是因为统治当局害怕1918年的悲剧再次上演，这令他们忧心忡忡。在1940年1月做的另一个声明中，帝国司法部就明确地表达了这一顾虑：

战争期间，司法系统的任务就是根除政治层面上所有的危险分子和犯罪因素，因为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后者或许会在背后捅一刀，危及前线的战斗（比如1918年的工人与士兵的议会［Workers' and Soldiers' Councils］）。剪除这些不利因素具有重大意义，此外，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最优秀的士兵在前线以身殉国，这能有效地巩固大后方的内部力量。[198]

诸如此类的声明反映出了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该思想进一步反映在统治当局起诉和惩处犯罪者的时候，那就是统治当局并不以犯罪者的所作所为为依据，而以他们的身份为依据进行判决。我们从新的律法中就能看出这一点。这些新的律法在措辞上往往很模糊，而且反复提及“国民害虫”这一群体。战争刚爆发，任何人，只要他被判定为意图“公开颠覆或削弱德国民众以及盟友国民众的抗战决心”，那么他就将被处以死刑。[199]1939年9月5日出台的《反对国民害虫的法令》（Decree Against National Pests）明确规定，任何人，只要他被判定为在灯火管制期危及他人财产或人身安全的罪行——包括抢劫——都会被处以死刑；此外还规定，任何人，只要他削弱了德国民众的战斗意志，也将被处以死刑。而且自1939年12月5日以来，使用枪支进行暴力犯罪的人也会被处以死刑。《德国刑法典》（Reich Criminal Code）也被进一步修订，如此一来，任何给德国“战争努力”带来“不利因素”的人都会被处以死刑。例如，发出“失败主义者”的评论也属于此类犯罪。而另一条法令则规定，囤积或者隐藏食物供给的人也将被处以死刑。任何人，只要其蓄意破坏军事设备或者生产有质量问题的军需品，也将被处以死刑。总体而言，截至1940年初，有40多项罪名都可以置犯罪者于死地，而且正如上述所描述的那样，其中一些罪名在定义上极其模糊。1941年，甚至连情节恶劣的“惯犯”也被纳入了死刑的惩罚对象。[200]

此刻，因刑事犯罪而被处死的罪犯数量开始攀升，这丝毫不出人意料。1939年，大德意志帝国范围内仅有329人被判决为死刑，而1940年这一数字就猛增为926人，1941年进一步增长为1,292人，而到了1942年，该数字更戏剧性地飙到了4,457人，而到了1943年时，该数字更是高达5,336人。第三帝国的各个法庭，尤其是地方特别法庭以及国家人民法庭总共判处了16,560例死刑，其中664例是在1933—1939年期间判刑的，而其余的15,896例都是在战争期间判处的。最后大约有12,000例死刑判决被执行，剩余的被改判为无期徒刑。人民法院在整个设置期间总共判处了5,000多例死刑，而仅1944年就判决了其中2,000例以上死刑。自1936年以来，德国都是通过断头台来执行死刑的，但截至1942年，政府任命的官方行刑者也在使用绞刑，因为这种处决方式更迅速，简单，而且比较卫生。另外，截至此刻，德国国家监狱需要执行的死刑数量如此庞大，所以司法部允许各监狱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执行死刑，而非像之前那般只能在黎明时分执行。政府监狱还雇佣了新的行刑者，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来自职业行刑者领域，该领域有漫长的历史，与屠宰业和宰杀老残马匹等古老行业息息相关。截至1944年，在职的主要行刑者有10名，为他们服务的助手总共多达38人。后来有行刑者声称，他本人于1924—1945年在职，期间处决的罪犯超过2,800名。此时，从判决到行刑，中间间隔的时间通常情况下不到几个小时，因此，罪犯自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向法院请求开恩，法院更不可能有时间予以重新考虑。德国监狱中被判处死刑的人源源不断，监狱出现了严重的人员拥挤。截至1942年年底，大约一半左右被处决的人都不是德国人，而多是来自波兰或捷克的强制性劳动力，正如我们所见，这些人往往会遭受极其严苛的法律制裁。在1943年9月7日至8日的晚上，司法部下令立即绞死柏林普洛岑湖（Plötzensee）监狱的194名囚犯，目的是缓解人满为患的问题，而且在此之前，该监狱曾遭到空袭，里面许多牢房都被炸毁，因此里面的空间变得愈发不足。他们以8名囚犯为一组进行处决，在处决了78人之后，他们发现从监狱办公室拿出来的文件是错的，其中6名已经被处决的人根本没有被判处死刑。然而，司法部官员所关注的焦点并非是如何处理这6名囚犯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他们甚至连一点反思都没有，相反，他们忙于找出另外6名本应被处死的囚犯，这也是司法部典型的行事作风。一名行刑者本来请求在行刑过程中休息24小时，但遭到断然拒绝，因此，到了9月8日清晨，他超额完成任务，多绞死了142名囚犯。囚犯的尸体就直接堆在露天场所，当时天气非常热，几天之后这些体才被清除。[201]

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希特勒一直以来都认为德国的司法系统太宽厚太仁慈了，这些措施，特别是当其运用于本土德国人的时候，尤其能折射出希特勒的这一观点。例如，1942年2月8日，希特勒私底下抱怨说许多入室抢劫者和小偷仅仅被投进了监狱，他们得到庇护“是以牺牲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代价”。他们应该被“投进集中营，终身囚禁在那里，或者直接被处以死刑”。“在战争时期，”他补充道，“如果是为了树立榜样，起到警示作用，那么后面这种惩处方式，即处以死刑，将非常合适。”但司法系统还在不遗余力地“寻找各种各样情有可原的条件为其开脱——他们还在按照和平时期的方式行事。我们本应彻底摈弃这样的方式”。[202]1942年3月，希特勒读到一份新闻报道。据这份报道，有一名男子殴打并虐待自己的妻子，直至其最终死亡，位于奥尔登堡的法庭判处该男子5年监禁。希特勒看了之后勃然大怒，于是给司法部国务秘书弗朗茨·施勒格贝格尔（Franz Schlegelberger）打电话，“情绪极其激动”地向他抱怨这件事情。[203]1942年4月26日，希特勒在国会大厦发表了重要演讲，这次演讲通过广播在全德国直播，我们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对该名男子的判决依然耿耿于怀。面对会场上经久不息的掌声，他宣告道：“从现在开始，我将插手这些案件，那些对当下要求显然没有清醒认识的法官，我将其予以革职。”[204]法官们对此骇然不已。截至此刻，甚至连纳粹党都没有暗示说会打破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原则，即法官的权利是不可被取代的。这样的威胁使法官们愈发屈从于他们面对的压力，因此对犯罪者予以更严苛残酷的判决。在很多案件中，这些判决是由希特勒直接下达的。自战争爆发以来，希特勒就处决之事给司法部打了大约18次电话，常见的情况是他早上读报纸的时候看到一些罪犯被处以监禁，于是打电话来说，他们“如果试图越狱就直接予以枪决”。当时的司法部部长弗朗茨·居特纳观点保守，他试图以一些正常的程序来强行限制希特勒的个人干预，但他在1941年1月时去世了，而他的职位也由弗朗茨·施勒格贝格尔继任。施勒格贝格尔是司法部里的一名高级公务员，由此一来，司法部极其容易受到希特勒的干预。1942年8月20日，希特勒最终让奥托—格奥尔格·提拉克取代了施勒格贝格尔，此人是一名坚定的纳粹分子，本是人民法院的院长，而司法部的国务秘书罗兰德·弗赖斯勒则接替他的位置，成为新任人民法院院长。[205]

在午餐时分举行的会议上进行了换任，会上，希特勒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信念，那就是本质而言，正义是一个优生学问题。他说，在战争时期，“遭到杀害的总是最优秀的人。一直以来，那些一文不值的废物”在监狱中“得到了良好的照顾，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除非采取一些措施，否则“国家平衡会逐渐发生转变”，开始愈发倾向于那些劣等因素和犯罪分子。他的结论是，法官因此“要承担起保存我们自身种族的责任”。[206]提拉克立即开始付诸实践。在1942年年初，他开始公布“致法官的书信”，向各法庭列举了一些案件，在这些案件中，法官被认为过于宽大仁慈，已经招致了希特勒、党卫队以及纳粹党一些成员的批评，此外，他也给各法庭提供了一些指导，告诉他们在未来如何处理类似案件。[207]此外，他还就基本原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例如，1943年6月1日，他对法官们说道，“判决的目的在于保护我们的人民社区”，而“在我们所处的特定时期”，实施惩罚“其实是要完成一项民众清洗任务，也就是犯罪分子的生命一文不值，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剪除，凭借该措施就能持续不断地清洁我们的种族大家庭”。[208]为了实现该目标，提拉克还开始协调司法系统和党卫队之间的关系，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后者不仅带走了那些本来被判决为监禁的罪犯，“在他们试图越狱时”将其枪决，而且甚至在罪犯被带到法庭审判之前，党卫队就自作主张地将其处决了。司法部将这样的举动委婉地表述为“警察当局通过特殊处理方式来纠正司法判决的不足”，这样的举动将停止下来；而且博尔曼和希姆莱也将会把这样的案件转交司法部，同时向其请求宽大处理，如此一来，希特勒就不用将自己的时间用来处理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纳粹党地方官员、纳粹党党部的官员以及党卫队的官员接到命令，从此刻开始，他们无权干涉司法程序。1942年9月18日，提拉克在与博尔曼和希姆莱的会议上表示，作为补偿，他同意国家监狱将会把“与社会不相容者”转交给党卫队，允许后者“通过苦力劳动的方式根除这一群体”。此外，“处于保护性监禁的人也会无一例外地被转走，无论是捷克人还是德国人，只要他们的判决是8年以上的监禁，在帝国司法部的建议下都会被转移”。[209]

* 普鲁士—施塔加德为普鲁什奇—格但斯克的旧称；松嫩堡是斯翁斯克的旧称；施韦德尼茨是希维德尼察的旧称；利特梅里茨是利托梅日采的旧称；格拉茨（Glatz）为克沃兹科的旧称；大施特雷利茨为斯切尔采—奥波莱的旧称；拉蒂博尔是拉齐布日的旧称。

地图17　德国监狱

从此刻开始，尽管有一些非德裔的犯罪分子依然由正规法庭判决处理，但为数众多的非德裔犯罪分子都开始交由党卫队处理。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第三帝国官方登记在册的死刑判决数量从1943年的5,336例减少为1944年的4,264例。当然，除此之外，数量减少还有一个可能的次要原因，那就是具有狂热纳粹思想的年青一代法官被征召到了前线，所以法庭都交由老一辈的法官负责，他们心中还保留着一丝一毫的司法忠诚，遵守正常的司法程序。[210]换言之，统计数据的下降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本土德国人被判决为死刑。此外，提拉克还将“与社会不相容者”和“惯犯”移交给党卫队，后者将会“通过苦力劳动的方式来根除这一群体”，这进一步增加了受害者的数量。1942年9月22日，希特勒批准了处决令，之后，国家监狱的囚犯们遭到转移。他们中绝大部分人都是“危险分子”，是怙恶不悛的犯罪者，自第三帝国早期以来就一直处于监禁之中。在转移过程中，监狱中的吉卜赛人和犹太人亦被纳为转移对象。单个的犯人如果要被转移到集中营必须得到司法部的推荐，在此之前，他们所在监狱的官员需要对其进行审查，但通常情况下，这一审核过程非常简略，最多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有的犯人其实已经刑满，应该释放，但他们仍然被囚禁在监狱中，如此一来，监狱方面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审查这些犯人。监狱长想方设法地留住那部分对自己监狱具有很大经济价值的囚犯，而且很多时候也的确如愿以偿。总共有超过2万名囚犯被转移，其中绝大部分被送进了毛特豪森集中营。他们刚到那里就遭到了毒打，有时甚至被殴打致死；如果他们没有被打死，那么他们随后就会被强迫去搬运每块重达50千克的石头，还要攀登集中营采石场里的186级厚厚的阶梯。如果他们走路踉跄，不慎摔倒的话，就会被党卫队看守人员枪杀，这些看守人员有时还会将他们推下高达30—40米的采石场，或者强迫他们倒空满车的石头，丢向在采石场下面劳作的犯人。不计其数的囚犯从悬崖处纵身一跃，跳进采石场，以此终结自己的痛苦。截至1942年年底，被转移囚犯的死亡率高达35%，除犹太人之外，这一死亡率远远高出集中营其他囚犯群体的死亡率。[211]

三

随着战争进一步推进，那些被留在德国国家监狱的囚犯们面临着愈发艰苦的生存条件。战争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司法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因为它必须完成提拉克口中“调遣”囚犯的任务。国家监狱中越来越多的囚犯以合适的价格被借调到军备生产商那里，他们遭受着与集中营囚犯毫无二致的命运。同样，他们很多时候也并非待在监狱，而是被送到了集中营附属营区。而监狱本身的食物供给也开始日渐减少，因此，囚犯们有时沦落到吃动物饲料和发霉蔬菜的地步。例如，据报道，在1943年，普洛岑湖监狱的囚犯们每天沿着监狱院子做例行锻炼时，他们会去摘院中的树叶，将其放到汤里，以此补充营养。由于体重下降，以及缺乏维生素，囚犯们的身体变得愈发虚弱，这让他们很容易受到感染。[212]食物供给完全跟不上监狱中人口数量的增加，女性囚犯的数量增加得尤其明显。1939年，被判定为刑事犯罪的妇女有46,500人，而到了1942年，这一数字就激增为117,000人；在此期间，青少年犯罪者的数量也由17,500人增加为52,500人。他们中许多人之所以受到判处，是因为触犯了战争法和战争条例，尤其是其中的经济犯罪；因这些罪名而遭到判决的人，其数量在1940年时还不足3,000人，而两年后，这一数字就飙到了26,500人。与战俘有过非法接触是一项新的罪名，截至1943年，10,600人被判定为犯有这一罪行。此外，因其他罪行而遭到判处的人，其数量也在增长。比如，在1939年，有48,000人被判决为犯有盗窃罪，而到了1943年，因此项罪名而遭到判决的则猛增为近83,000人。相较而言，性犯罪的数量急剧下降，因拉皮条而获罪的人的数量减少了50%以上，强奸罪减少了65%以上，而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则减少了60%以上。虽然性犯罪数量的下降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数百万的年轻男性被送到了战争前线，但显而易见的是，警察当局此时一门心思都放在了执行战时限令上，开始忽略其他方面的刑事犯罪。[213]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期间，德国的各个国家服刑机构无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人满为患。在1939年年中，德国囚犯总人数接近11万名，1942年年中时增长为14.4万名，而到了1944年年中时，这一数字就猛增为了19.7万名。战争初期，在整个第三帝国——德国1937年时的疆界范围以及战争期间它吞并的一些面积不大的区域——内，囚犯的总数为10万名左右，1942年9月时增长为14万名，而两年后则进一步增长为15.8万名。1939年时，女性囚犯仅占囚犯总数的9%，4年后则占到了囚犯总数的23%，截至此时，德国服刑机构中女性囚犯的数量已经超过了4.3万名。这些囚犯数量远远超过了监狱设计之初所预期的承载量。一间牢房中往往挤着多名囚犯，卫生设施的数量也完全不能满足囚犯们的需求，想要洗漱和淋浴几乎是痴人说梦，在战争的最后两年情况尤其如此，所以牢房中到处都是粪便，疾病也四处滋生传播。囚犯们饱受疥疮和虱子的折磨，好几所监狱都大面积地出现了斑疹伤寒和其他传染病。监狱看守人员的脾气变得愈发暴躁，而且他们与囚犯的数量比例由1∶6（1939年）骤降为1∶14（1944年），因此，为了维持秩序，他们很容易诉诸暴力。在有的情况下，当看守人员要惩罚囚犯时，会用链子将囚犯捆缚在墙上或地上。在20世纪30年代时，殴打囚犯还不是很常见，但在战争最后两年，这种事情则变得屡见不鲜。1941年12月，德军在莫斯科饱受严寒之苦，因此，监狱当局决定搜集冬衣，帮助士兵抵御寒冬。监狱当局从囚犯那里强制没收了5.5万多只袜子和近5,000件针织套衫，囚犯们因此暴露在严寒之中，其死亡率也随之上升。监狱并没有修建防空洞，因此位于大城镇中心或附近地带的监狱在空袭中很容易被夷为平地，一方面，这导致了更多的囚犯遇难，而另一方面，由此导致的牢房数量减少也进一步加剧了监狱拥挤的问题。[214]

甚至在1943年以后，国家监狱中关押的德国人也要多于集中营关押的德国人。同时集中营里的条件也在日渐恶化。最初，集中营专门用来关押统治当局的政治敌人，但这些人后来表现良好，被释放了。自30年代中期以来，集中营的主要功能开始转变为拘留“与社会不相容者”和其他小众群体。然而战争刚爆发，集中营便开始恢复了之前的功能，也就是拘留并威慑更广泛的德国普通民众，尤其是前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成员。战争初期，希特勒赋予了希姆莱逮捕和拘留的新权力，在元首的允许下，他开始使用这些权力来拘捕反对统治当局的嫌疑人。1939年10月26日，盖世太保下令，军工厂中的任何人，如果他因为对国家实施了任何不利行为或者有可能打击劳工们的士气而被送进了集中营，那么相应的公告必须在所属工厂发布，宣告这一事实，如果情节严重，公告中还须明确指出此人将受到惩处。盖世太保在命令中还补充道，公布时必须谨小慎微，千万不能明确说明刑期的期限或者刑满释放的日期。如果集中营对某个工人下达了体罚命令，那么这一消息也应广而告之。[215]如果说这还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那么集中营开始扮演的另一个角色必定能够取得威慑效果，那就是处决警察当局逮捕的那些“蓄意破坏者”和“怠工者”。集中营会大肆宣传对这些人的处决。鲁道夫·霍斯后来回忆说，当他还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时，在容克斯飞机制造厂工作的一名前共产党员遭到了逮捕，原因是其拒绝执行防空工作，希姆莱亲自下达了处决令，将在最近的一个集中营对其执行处决。因此，这名男子被带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正好由霍斯负责执行处决。霍斯命人在集中营作坊附近的沙坑立了一根桩子，并命人将这名男子捆在桩子上。“尽管这名男子没有料到自己将会被处死，”霍斯后来回忆道，“但他已经完全听天由命了。我们允许他给家里面写信，并应他的要求，给了他香烟。”一支行刑队开枪射穿了他的心脏，霍斯“给了他最后一枪”。“在随后的日子里，”霍斯补充道，“我们经历了不计其数这样的事情。我几乎每天都不得不跟我的行刑队来执行这样的任务。”[216]

大多数被送到集中营的德国人都变成了长期囚徒。因此，“政治犯”再次成为集中营囚犯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犯”必须在自己的囚服上佩戴一个红色的三角形标志，以此将自己和其他类别的囚犯，比如囚服上佩有绿色三角形标志的“犯罪分子”，区别开来。“政治犯”后来回忆了他们在集中营的经历，据他们的描述，佩戴绿色三角形标志的“犯罪分子”格外残酷无情，党卫队故意将这些人安插在管理岗位，以此威胁震慑其他囚犯。但这些描述与事实相去甚远。事实上，党卫队不仅利用佩戴绿色标志的“犯罪分子”，也利用佩戴红色标志的“政治犯”，让其为集中营的管理当局效劳，一起控制其他囚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两类人都是德国人，符合党卫队在任人从事管理岗位时所要求的种族标准。贝内迪克特·考茨基（Benedikt Kautsky）是帝国一名重要社会民主党成员的儿子，他曾被关进各类集中营，他后来回忆了这段经历。据他的回忆，“红色派”和“绿色派”之间不断发生“激烈的争斗”，他们相互向党卫队举报对方阵营的成员，策划一起又一起“卑鄙无耻的阴谋”，发动一场又一场的“宫廷政变”，以此打击对手。获胜方能够在集中营管理办公室那里谋得更稳定的工作，还能获得更好的食物、衣服、更多的行动自由、更大的权力以及更高的地位。而获得“监狱领导人”或者“囚监”（capo）的职位意味着存活下来的概率就越大。通过这样的方式，“政治犯”成功地在其中一些集中营——尤其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诺因加默集中营——主导了囚犯的内部自我管理。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表明佩戴绿色标志的“犯罪分子”要比佩戴红色标志的政治囚监更残忍无情或更寡廉鲜耻。他们所有人要想生存，都必须执行党卫队的命令。[217]

随着集中营从惩罚中心转变为强制性劳动力供给中心，其规模也开始不断扩大，其性质也因而发生了根本转变。在1939年年中，集中营里关押的囚犯数量为2.1万名，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德国人，而到了1942年9月，该数字猛增为11万名，截至1945年1月，更是飙升到71.5万名，其中包括20.2万多名女性。例如，仅1944年一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就接收了近10万名新囚犯。该集中营的囚犯来自30多个国家，而且外国人的数量是德国人的很多倍。[218]在这种情况下，集中营管理当局根本来不及扩建营区，以容纳新遣送来的、数量庞大的囚犯，再加上集中营看守人员极为残忍无情，所以死亡和疾病在集中营里变得愈发常见。集中营里除了“绿色派”和“红色派”这样的贵族阶级，绝大部分囚犯都一直处在恐惧之中，生活条件极其恶劣。除了极少数群体外，集中营里的生活基本上就是一场适者生存的战争，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相互竞争，最糟糕的工作会分配给那些最没有自卫能力的人。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得到的食物配额是最低的，而且他们的住宿条件也是最差的。在饥饿、过度劳动、殴打以及疾病的重重折磨之下，那些最弱的群体沦为了“穆斯林”（Muselmänner）——集中营里的囚犯称那些不再与命运抗争、变得听天由命的人为“穆斯林”；这些人不再注意自己的清洁卫生，其他犯人来偷窃他们食物时也不反抗，集中营看护人员和囚监对他们拳打脚踢时也没有任何反应，他们就这样得过且过，直至在虐待和繁重不堪的劳役中死去。[219]

一方面，集中营转变为给工业生产提供劳动力的劳动力供给中心，而另一方面，多不胜数的新囚犯被不断地送到集中营，各指挥官和军官们很快就抓住了这个中饱私囊的机会。希姆莱对这一腐败问题洞若观火，因此，1944年10月14日，他在波森向党卫队中的高级领导人发表讲话，提醒他们，说他们已经从犹太人那里拿走了“大量的财富”，并奉劝他们将这些财富上交给第三帝国：

我们没有把这些东西当作是我们自己的。犯下这些错误的个人将受到相应惩罚……党卫队中的一部分人——数量并不是太多——已经犯下了这样的错误，他们将会被处死，得不到任何怜悯。我们对我们的民众负有一份责任，那就是消灭这个意图置我们于死地的民族，而且，从道德层面来讲，我们也有这一权利。但是，我们并没有权利中饱私囊，哪怕是一件皮衣、一只表、一马克的钱、一根香烟，或者其他任何东西。我们已经根除了这种细菌，因为我们不希望最终感染这种细菌并因此殒命。我不想再看到哪怕这样小的一个脓毒出现在这里，或者产生任何影响。只要它有可能产生影响，无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将予以铲除。[220]

在这里，希姆莱指的是——至少在暗指——党卫队法官康拉德·莫根（Konrad Morgen）统领的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发现了大量证据，都证明许多集中营的管理机构均存在腐败现象。事实上，只有很少一部分负责人被直接枪决了，大部分只是被革职，或者是被调到其他岗位上去了。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负责人鲁道夫·霍斯，1943年11月22日他被调到了集中营检查团，负责处理行政事务。正如我们所见，其他几名集中营负责人也受到了类似的惩罚，其中包括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负责人。卡尔·奥托·科赫的犯罪情节格外严重，他本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负责人，1941年年底时被革职。在1942—1943年期间，莫根对他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结果发现他不仅私自挪用了党卫队的大量公款，而且还允许犯人私逃，并且毁掉了自己贪污腐败的重要证据，还谋杀了关键证人。1943年8月24日，在希姆莱的批准下，莫根逮捕了科赫，将他送上了党卫队的特别法庭，并处以死刑。最终，就在美国军队来解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前几天，他在那里被枪决。[221]

四

随着集中营囚犯拥挤的问题日益严峻，疾病也开始四处蔓延，营养不良，遭到虐待的囚犯们愈发容易感染各种疾病，有时候还会感染斑疹伤寒这样致命的传染病。集中营里的医院也开始不堪重荷。因此，在1941年年初，希姆莱前往位于柏林的T-4“安乐死”工作组，向他们请求援助。起初，T-4行动组的成员们都忙于屠杀心智不全者和精神病人，所以无暇援助希姆莱。但由于冯·加伦主教的干预，T-4行动组的屠杀计划在1941年8月份被迫中止，行动组的两位主要负责人——菲利普·鲍赫勒和维克托·布拉克——开始派遣T-4行动的医生前去检查并评估集中营里病入膏肓的囚犯。集中营检查团的总负责人给他们设计了一个官僚称号，名为“特别行动14f13”（Special Treatment 14f13），其中“特别行动”指的是屠杀，“14”指的是集中营里需要上报的死亡情况，而“13”则指的是具体的死亡原因，也就是关进毒气室毒死（其他文件上标有其他不同的代码，“14f6”表示自杀，“14f7”表示自然死亡，等等），T-4行动组就是在这一名号下开展工作的。[222]自1941年9月以来，来自安乐死工作组的医生委员会便开始在14f13行动的名义下造访集中营。在党卫队的组织下，囚犯们在医生委员会的成员面前依次穿行而过，医生们就这么简单地看一眼，然后就开始填写表格，这种表格在T-4行动中也经常使用，T-4行动的成员们也是挑出屠杀对象，然后直接填写这种表格。随后，这些表格将送到布拉克位于柏林的办公室，然后再被送到某个选定的屠杀中心（贝恩堡、哈特海姆或者索嫩斯泰因），并要求相关的集中营将指定的囚犯送到该屠杀中心。弗里德里希·门内克（Friedrich Mennecke）是其中一位医学鉴定人，1941年11月26日他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给妻子写信。正如他在信中所明确表达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选择屠杀对象的过程“纯粹是一个理论任务”，基本上与医学无关。这一筛选机制尤其用在了“总共多达1,200名犹太人的身上”，他写道：“我们并不需要挨个对他们进行‘检查’，但我们必须从相应文档中找出他们被捕的原因（通常情况下，原因种类很多），然后将其复制到我们要填写的表格上。”在选择杀戮对象时，门内克也选择了一些非犹太人囚犯，他在诊断书上用诸如此类的文字来给他们定性，如“无法自控、漂泊无根的精神变态者，具有反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意识”，或者是“强烈地仇视德意志民族，是无法融入社会的精神变态者”。在这种大的“症状”分类下，门内克还给了具体的描述，比如“根深蒂固的共产党员，不配加入武装队伍”，或者“会持续玷污我们的种族”。[223]

相关负责人告诉被选定的屠杀对象，说他们要被转移到条件更好的地方。在检查完第一批人之后，剩下的囚犯对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告诉狱友们先摘下自己的眼镜，然后再从医生面前走过去，如果自己能应付处理的话，不要向医生汇报小的伤病。这些被选定的囚犯在登上交通工具之前，被要求留下自己的眼镜、假肢以及其他残疾人士使用的装备，这其实明显地暗示了等待他们的命运。被选定的杀戮对象数量极其庞大。在第一次审查集中营文件的时候——整个第三帝国和前奥地利范围内的集中营，包括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达豪集中营、弗洛森比格集中营、毛特豪森集中营、诺因加默集中营以及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医生们就已经选出了多达12,000名的杀戮对象。事实上，这并不完全符合希姆莱的心意，因为他给集中营负责人的指示是只需要杀掉那部分没有劳动能力的囚犯；在1943年4月时，他还要求将屠杀对象进一步限定为精神病人。然而，T-4工作组在毒气室中总共毒死了2万名左右集中营囚犯。毛特豪森集中营大约有5万名囚犯，其中1万名被登记为病患人士，自1944年4月以来，该集中营就在没有知会柏林安乐死工作组的前提下直接将囚犯送到了位于哈特海姆的毒气室；到底有多少囚犯以这种方式遇难，我们无从而知。这里的毒气室本来是要拆除的，但拆除日期推迟到了1944年12月12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服务这一屠杀行动。[224]

但这并非哈特海姆杀戮中心和T-4行动其他杀戮中心在1941年8月后仍继续运作的唯一原因。布拉克和鲍赫勒不仅将他们的专家派往集中营，或者临时派他们去执行东方地区的赖因哈德行动，而且也让这些专家继续秘密执行最初的杀戮计划。加伦主教的抗议的确削弱了该杀戮组织的政治地位，这也成为T-4小组——以元首办公厅为大本营——和内政部之间展开官僚内斗的焦点，最后双方达成了暂时性妥协，那就是该杀戮计划形式上由赫伯特·林登（Herbert Linden）负责，担任内政部新设立的帝国医疗与护理机构（Reich Commissioner for Healing and Care Institutions）的领导人。但实际上，继续开展这一工作的仍然是T-4小组。维克托·布拉克是T-4小组的负责人，他向参与者解释道，“1941年8月发生的阻止事件并不会终止这一‘行动’，相反，我们的行动将继续进行下去”。[225]其他附属组织——比如负责将病人送往杀戮中心的运输小组——也仍然存在。此刻，为了避免引起公众怀疑，必须摈弃大规模的屠杀行动，转而采取个体谋杀的方式，但这一点几乎路人皆知。但关闭毒气室也并未平息人们的不安之情。例如，1941年11月18日，弗赖堡大学医学教授弗朗茨·比希纳（Franz Büchner）公开抨击了这一屠杀行动，他的抨击无疑是第三帝国统治期间医疗专业人士所发出的最强烈的挞伐。在一场关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讲座中，他反问道：“在未来，难道我们仅仅以生物学价值的标准来评价人类吗？”他给出了绝对否定的答案。“在宾丁（Binding）和霍赫（Hoche）看来，那些身患不治之症者的生命是不值得生存的生命，任何一位医生，只要他以希波克拉底的方式进行思考，那么必定会坚决抵制这种观点。”宾丁和霍赫曾合著过一本极富影响力的书籍，大力鼓吹非自愿安乐死，因此，在比希纳看来，这完全违反了最基本的医疗道德。比希纳宣告道：“医生所需要服务的主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命。”[226]

然而，在各精神病护理机构和T-4行动柏林总部工作的医疗人员仍执着于这一信念，那就是屠杀“不值得生存的生命”。与以前一样，他们通过注射致命药剂来谋杀儿童，或者故意将其活活饿死，这些手段此刻也用到了成年病人身上，而且不只是最初的杀戮中心，更多的精神病院也在使用这些手段。在考夫博伊伦—伊尔塞（Kaufbeuren-Irsee），有的病人能在精神病院农场工作或者具备其他劳动能力，他们得到的是被划归为“正常餐食”的食物，而其他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得到的则是被划归为“基本餐食”的食物，这种“基本餐食”就是用清水煮少量的根类蔬菜。后面这类人在3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没有摄取任何脂肪和蛋白质，他们变得极度虚弱，所以只需要给他们注射很少的镇静剂就可以将其杀害。到了1942年年末，由于死亡的人实在太多，所以该精神病院的负责人下令，在举行葬礼的时候禁止敲响教堂的丧钟，以防高频率的丧钟声引起本地居民的警觉。来自各精神病院的负责人和员工举行了多次会议，共同商讨决定饿死病人的最佳途径；例如，巴伐利亚州内政部就颁布命令，要求削减“低生产效率者”的食物配给。在埃格尔芬—哈尔，那些被选定为杀戮对象的病人被隔离在专门的建筑物里，这些建筑物很快就被戏称为“饥饿房屋”。赫尔曼·普凡米勒是该精神病院的负责人，他丝毫不遮掩使用这些餐食的目的。他经常去巡视精神病院的厨房，以确保这些餐食的确是按照要求准备的。厨房的厨师对所发生的一切了然于心，在普凡米勒离开之后，这位厨师往锅里面又加了一些油。然而，从1943年到1945年，还是有大约429位病人死于饥饿房屋。在哈达马尔，那些被判定为没有劳动能力的病人得到的餐食就是荨麻汤，而且一周只供应3次。这些病人给亲戚写信，让亲戚给他们寄食物过去，但精神病院方面却对病人们的亲戚说，饥饿感是他们所患疾病的症状之一，而且还说，无论如何，士兵以及正在为祖国奋斗的人们应该在食物分配中获得优先权。在1942年8月到1945年3月之间，有4,817名病人被运送到了哈达马尔，其中多达4,422人遇难。[227]

截至此刻，使用忍饥挨饿和注射致命药剂这样的手段不仅用来杀害不守纪律的病人，而且也被用来对付精神病院负责人眼中没有用处的工人，由T-4总部负责的填表程序也被完全无视了。例如，在考夫博伊伦—伊尔塞，一名年仅15岁的吉卜赛青少年被注射了致命药剂，原因仅仅是他在医院商店中行窃，相关负责人告诉他，这是在给他打斑疹伤寒的预防针。再比如，1942年12月，在哈达马尔，一名在医院农场工作的病人被发现在当地城镇散播有关精神病院的故事，此人随后被囚禁在宿舍中，不到3天就去世了。贪污腐败也是病人遭受屠杀的重要原因。护士们有时将一些病人杀害，仅仅是为了将他们制作精良的手表或是结实耐穿的鞋据为己有。卡尔门霍芬（Kalmenhof）的青少年精神病教养院拥有多达1,000英亩的土地，生产出的农作物本应分发给病人，但教养院的负责人和员工常常拿走食物，而病人仅仅得到配额一半的牛奶、肉和黄油。[228]在1944—1945年，杀戮计划执行得愈发频繁，有的精神病院甚至直到战争结束都在执行着杀戮计划。事实上，在考夫博伊伦—伊尔塞，甚至在1945年5月29日还有一起杀害行动的记录，此刻战争已经正式结束了近1个月。[229]

在此期间，最初的迫害对象名录上还增加了新的迫害对象。快到1942年年底时，安乐死计划中央负责部门开始组织杀害患有精神病或者感染上肺结核的外国强制性劳动力，尤其是波兰人。从1944年年中到战争结束，哈达马尔有100多人遇难，而在哈特海姆和其他已建成的杀戮中心，以及为了该目的而新修建的集中营和精神病院，有更多人遇难。杀戮对象还进一步扩展到婴儿，这些婴儿的母亲是女性强制性劳动工人，她们拒绝堕胎；从1943年到1945年，有68名年龄不足3岁的儿童在凯尔斯特巴赫（Kelsterbach）的精神病院被杀害，因为他们是这些妇女的子女，被认为是不良种族的后代。[230]1943年4月，哈达马尔有40多名健康儿童被转移到凯尔斯特巴赫的精神病院，然后被杀害，因为他们被归类为“一等混血种族”，换言之，他们父母中有一人是犹太人。通常情况下，他们之所以被送到公共机构照顾，是因为他们的双亲已经去世，或者他们父母中犹太裔的那一方已经被杀害，而另一方则被判定为无力抚养他们。阿道夫·瓦尔曼（Adolf Wahlmann）是哈达马尔精神病院的主治医生，他将这些受害者归类为“先天大脑迟钝者”或者是“难以教化者”，以此证明谋杀他们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虽然这种说法完全缺乏医学或精神病学依据。[231]

屠杀精神病人的行动甚至拓展到了第三帝国境外。在1939到1940年间，屠杀行动就已经在沦陷国波兰境内的精神病院上演。德军在开展巴巴罗萨行动的过程中攻陷并占领了苏联的部分地区，自1941年夏天以来，屠杀行动也在这些区域上演。党卫队别动队紧随德军而来，他们除了屠杀大量的犹太人和共产党官员以外，还四处挑选精神病院，并系统地将这些病人杀害，他们的手段包括枪决、投毒、剥夺病人的食物，或者在冬天的时候将病人赶到室外，将其活活冻死。党卫队成员在用如此直接露骨的手段迫害病人时难以承受巨大的压力，他们中一些人开始沉醉于酒精，有的人则饱受神经衰弱的折磨。有鉴于此，在希姆莱的指示下，自1941年8月以来，他们开始寻求其他的迫害方式。阿尔贝特·威德曼和犯罪与技术研究所（Criminal-Technical Institute）提供了相应的设备，借助这些设备，党卫队首先尝试将病人锁在一栋建筑物里，然后将他们炸死。结果他们发现这种方式太混乱肮脏，不甚理想。所以，在威德曼的建议下，他们开始将病人关进移动气罐车，然后用一氧化碳将他们毒死。党卫队别动队以此种方式断断续续地杀害苏联沦陷区的精神病人，并一直持续到1942年年底。尽管我们无法统计遇难者的确切数量，但据苏联方面的资料显示，大约有1万人以此种方式遇难。[232]

1941年8月以后，相关当局愈发不遗余力地隐瞒谋杀计划，使其不引起公众的注意。例如，他们此时转移病人，给出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了使病人免受空袭的危险。然而，这些屠杀行动不可能不走漏一点风声。1943年10月21日，赫伯特·林登向耶拿大学的校长抱怨，说耶拿大学的教师们对仍在进行的“儿童安乐死”计划太直言不讳了：

据施塔特罗达（Stadtroda）的负责人克洛斯（Kloos）所言，一位母亲的幼子是一个智障儿，在耶拿的诊所，她被告知：“你的儿子就是一个白痴，没有任何发育潜能，因此必须把他送到施塔特罗达的地区医院去。那里有3名来自柏林的医生，他们会定期地检查小孩，并决定他们是否将被处死。”[233]

林登说道，这样马虎的态度必须予以禁止。在第二封信里，他进一步补充道：“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元首不希望有人讨论任何与安乐死有关的话题。”[234]认信教会的抗议之声也愈发强烈，尤其是在1943年10月，当时，认信教会在布雷斯劳（Breslau，今弗罗茨瓦夫［Wrocław］）举行了一次会议，公开宣告道：“罪犯亲属的身份、年老体衰、患有精神病，或者是外族人身份，仅仅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就将他们屠杀殆尽，上帝还没有赋予统治当局这样一把权柄之剑，他们这不是在行使上帝赐予他们的权力。”[235]新教福利机构——比如博德尔施文格的贝特尔医院——有时也竭尽所能地推迟将病人送往杀戮中心的时间，或者是将他们送到其他安全的地方，但甚至连博德尔施文格在这方面的努力也只取得了颇为有限的成果。[236]虽然天主教会很快就意识到了杀戮计划仍在继续，但起初，天主教会仍然迟疑不决。1941年11月，数名主教就该问题联名起草了一封致教区信徒的牧函，但枢机主教贝尔特拉姆将这封信扣押了下来，因为加伦的布道会已经让教会处于被动地位，贝尔特拉姆不愿意使教会陷入愈发不利的境地。相反，在1943年年初，主教们给天主教的各机构下达了指令，不要与帝国内政部合作，拒绝执行帝国内政部在1942年年底时下达的命令，即登记注册自己机构中的病人，因为帝国内政部的意图路人皆知，那就是编纂相关人员名册，然后将其杀害。[237]1943年6月29日，教皇庇护十二世颁布了名为《基督奥体》（Mystici Corporis）的通谕，谴责了德国境内这些惨无人道的行径，里面指出，在德国，“身体残疾者、精神病患者以及遗传病患者有时被剥夺了生命……那些人对我们的救世主而言是何等珍贵，他们理应获得更大的怜悯”。他结尾道：“他们流的血正在地上朝天堂哀号。”[238]很快，在1943年9月26日，德国天主教的主教们进一步公开谴责了德国的屠杀暴行，他们在谴责声明中写道，“那些无辜且没有自卫能力的智障者和精神病人、虚弱体衰者以及身负重伤者、无辜的人质、被缴械的战俘以及刑事犯罪者、异族人或异族后裔”，都遭到了杀害，全德国的天主教堂都宣读了该谴责声明。这份谴责声明囊括了大量的被迫害群体，这令人称道不已，但它的实际成效却微乎其微。[239]

五

在纳粹分子眼中，很多族群都是劣等种族，而且，纳粹分子还特地把吉卜赛人单独列了出来。在希姆莱看来，吉卜赛人过着一种居无定所的生活，具有所谓的犯罪倾向，而且他们还憎恶传统而固定的雇佣方式，所以他们格外具有颠覆性。这些异族人与德国人通婚会威胁到德国的优良人种。截至1939年9月，柏林的一个特别办事处负责对德国吉卜赛人进行围捕，登记注册。他们许多人都被关进了特殊营区。战争刚刚爆发，党卫队就利用这一契机，开始实施希姆莱早已制定好的针对“吉卜赛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240]吉卜赛人的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而且许多人还被逐出了边境区域，因为在纳粹当局看来，他们迁徙不定，而且可能缺乏爱国主义精神，因此很容易被外国情报机构雇佣为情报人员。他们决定将吉卜赛人重新安置在沦陷国波兰，但该计划被耽搁了，因为希姆莱要把德意志人在那里的聚居点挑选出来。然而，1940年1月30日，海德里希主持召开了一个由党卫队军官参加的会议，决定实施重新安置吉卜赛人的计划；1940年5月，大约2,500名德国吉卜赛人遭到围捕，并被遣送到波兰总督府。但是，1940年8月，纳粹当局决定，进一步的驱逐运动将被推迟，直至犹太人的问题解决完毕。当党卫队在犹疑不决的时候，那些仍然留在第三帝国境内的吉卜赛人遭到了愈发严峻的迫害。吉卜赛士兵被勒令退伍，吉卜赛儿童被学校开除，吉卜赛男子也被征募为强制性劳动力。在1942年年初，阿尔萨斯—洛林的吉卜赛人遭到逮捕，其中一些人被扣上了“与社会不相容者”的帽子，被投进了位于德国的集中营。与此同时，东普鲁士的2,000名吉卜赛人被塞进了运牛车，然后被送往比亚韦斯托克，他们被关进了那里的一所监狱，后来又被转移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一个集中营。罗伯特·里特尔博士的研究团队以帝国卫生部为大本营，他们此刻正细致入微地登记德国境内的每一名吉卜赛人和有半吉卜赛血统的人，并对其开展种族审查。截至1942年3月，他的研究团队总共审查了1.3万人；一年后，德国和奥地利境内被审查的人数超过了2.1万名；而到了1944年3月该项目最终完成时，他们审查记录的准确数字为23,822人。然而，截至此时，里特尔及其团队所审查的许多人都已经去世了。[241]

1942年，屠杀吉卜赛人的行动拉开帷幕。就在前一年，帝国刑事警察局（Reich Criminal Police Office）已经将奥地利布尔根兰州的吉卜赛人聚集到该州的很多个集中营，而且刑事警察局还成功说服希姆莱允许他们将其中的5,000人遣送到罗兹，安置在少数族裔聚居区的一块隔离区域，并将其封锁。然而，用吉卜赛成年人做苦力劳动的计划依然化为了泡影。随着斑疹伤寒在种族隔离区肆虐蔓延——吉卜赛人生活的区域由于过度拥挤，以及很差的卫生条件，成为重灾区——德国行政管理当局决定将全部吉卜赛人送到海乌姆诺，在那里，绝大部分人——他们中超过一半以上都是儿童——被毒死在移动气罐车里。大约与此同时，东欧沦陷区的党卫队别动队以“与社会不相容者”和“蓄意破坏者”的名义枪决了不计其数的吉卜赛人。例如，在1942年3月，D别动队以不加掩饰的满意口吻汇报道，克里米亚再也没有吉卜赛人了。他们的杀戮对象通常包括妇女、儿童以及成年男子。一般情况下，这些吉卜赛人会连同当地的犹太人一起被围捕起来，被剥光衣服，沿着沟渠站成一排，然后后脑中枪，随即倒地。虽然希姆莱明确地将定居的吉卜赛人和居无定所的吉卜赛人区分开来，但这两类吉卜赛家庭都沦为了迫害对象，遇难者成千上万。正如我们所见，弗朗茨·伯梅是德军在塞尔维亚的陆军司令官，他将吉卜赛人纳入了“人质”范畴，逮捕并枪决了他们。其中一位见证者目睹了1941年10月30日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枪决，当时，来自德国常规军第704步兵师的士兵们枪决了大量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这名见证者汇报道：“枪决犹太人要比枪决吉卜赛人简单一些。任何亲临者都不得不承认，犹太人在赴死的时候表现得从容淡定，他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而吉卜赛人则在号啕大哭，尖声厉叫，都已经站到了行刑处，还在不停地动来动去。有几个人甚至直接跳进旁边的沟渠装死。”哈拉尔德·图尔纳是党卫队在该地区的负责人，他（毫无根据地）声称，吉卜赛人在游击战中给犹太人效力，而且还声称他们实施了很多残暴行为。1942年2月，当萨吉米斯切集中营毒死剩余的塞尔维亚吉卜赛人的时候，关押在那里的吉卜赛妇女和儿童开始得以释放，尽管如此，还是有数千名吉卜赛人被杀害。[242]

地图18　吉卜赛人的灭绝

德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盟国也在屠杀吉卜赛人。正如我们所见，在克罗地亚，“乌斯塔沙”屠杀了大量的吉卜赛人、塞尔维亚人以及犹太人。同样，在罗马尼亚，扬·安东内斯库的政权也极具反犹主义色彩，该政权下令将总共20.9万名罗马尼亚吉卜赛人中的2.5万人驱逐到德涅斯特河沿岸，一起遭到驱逐的还有2,000名宗教成员，他们都是伊诺琴金教派（Inochentism）的信奉者，出于良知，他们拒绝服从兵役。遭到围捕的主要是那些居无定所的吉卜赛人，在安东内斯库看来，这些人是罗马尼亚犯罪和公共混乱的罪魁祸首。事实上，就本质而言，逮捕行动通常都很随意而武断；罗马尼亚军队发出抗议，反对将一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也纳为驱逐对象，他们的抗议取得了成效。据1942年的一份报告称，这些被驱逐者的生存条件“极端恶劣，任何文字的描述都显得乏力”，他们没有食物，形容枯槁，全身都布满了虱子。越来越多的人死于饥饿、寒冷和疾病。他们的尸体被丢弃在当地的公路上。1943年春天，他们被转移到许多居住条件更好的村庄，而且被派去从事公共建设工程，但截至此时，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了。在这些被驱逐者中，仅有一半的人在1944年与撤退的罗马尼亚军队一起从德涅斯特河沿岸返回罗马尼亚，并最终幸存下来。[243]

虽然这些屠杀运动的规模也甚是庞大，但它们在系统性上还是远不及德国人开展的屠杀运动。1942年12月16日，希姆莱下令将1.3万多名德国吉卜赛人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块特定区域。[244]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负责人鲁道夫·霍斯回忆道，对于吉卜赛人的逮捕行动颇为随意而混乱，不少在战争中受到嘉奖的老兵，甚至纳粹党员也遭到了围捕，仅仅因为他们的祖籍中有吉卜赛血统。就这些被逐者而言，有1/2吉卜赛血统的人和有1/4吉卜赛血统的人之间没有丝毫区别；任何人，哪怕他有一丝一毫的吉卜赛血统，均会被视为一个威胁。被逐的1.3万人包括第三帝国境内吉卜赛血统不足1/2的人和具有部分吉卜赛血统的人；而其他许多人因为在生产军需品和武器的工厂工作，所以得以豁免，由此一来，在遭到驱逐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儿童。还有数千名吉卜赛人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吉卜赛人共同构成了一个特殊家庭营。最终，这个特殊家庭营包含了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1.4万名吉卜赛人，来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4,500名吉卜赛人，以及来自波兰的1,300名吉卜赛人。这里的卫生条件非常恶劣，到处都很肮脏，营养不良也极为普遍，所以，里面的囚犯，尤其是儿童，很快就患上了斑疹伤寒和结核病。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病人会被筛选出来，然后送到毒气室。1943年3月23日，大约有1,700名吉卜赛人从比亚韦斯托克被送到这里，不久后就被杀害了。1944年年初，吉卜赛家庭营中的大部分成年男女被带到德国境内的其他营区，去充作强制性劳动力。1944年5月16日，党卫队包围了家庭营，他们的目的是将剩余的6,000名囚犯送到毒气室毒死。家庭营的德国负责人曾预先警告过吉卜赛人，因此，吉卜赛人用刀、铲子、铁撬棍以及石头武装自己，拒绝离开家庭营。党卫队担心双方发生激烈的冲突，因此撤退了。在随之而来的几周里，有更多的吉卜赛人被分批送到德国进行劳动。此刻，鲁道夫·霍斯已经又被任命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1944年8月2日，他命令党卫队围捕剩余的约3,000名吉卜赛人，他根据配额给了这些吉卜赛人食物，同时对他们说他们也将被遣送到另一个营区。然而，霍斯的真正意图是把关押吉卜赛人的营区空出来，以便为即将到来的众多新囚犯腾出住宿空间。这些吉卜赛人被送到了焚化室，然后在那里被处死。1944年8月初，另外800名吉卜赛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儿童，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送到这里，然后也被处死。如此一来，死于奥斯维辛的吉卜赛人，其总数便达到了2万人以上，其中5,600人是在毒气室被毒死的，而其余的人则死于疾病或虐待。难以置信的是，霍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将这些吉卜赛人描绘为“我最深爱的囚犯”，说他们如此轻信于人，秉性善良而又不负责任，就像儿童一般。[245]

纳粹德国之所以逮捕吉卜赛人，将他们送进集中营并予以处死，并非因为纳粹统治当局认为吉卜赛人严重地威胁到了德国的战事工作，所以必须被铲除殆尽，这是他们对犹太人的看法；相反，他们之所以这样对吉卜赛人，纯粹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吉卜赛人是“与社会不相容者”，具有犯罪倾向，对德国的“民族共同体”完全无用。当然，在纳粹德国，人们认为吉卜赛人的这些所谓特征主要还是先天遗传而来的，因此，这归根结底是一种种族本性。然而，虽然都被归为是种族本性，但对德国和欧洲吉卜赛人的种族灭绝方式与对德国和欧洲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方式并未因此就变得一样。在大多数集中营，吉卜赛人被归类为“与社会不相容者”，他们被强制要求佩戴与该身份相对应的黑色三角形标志。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节中所见，有的时候，吉卜赛人会被专门挑选出来做医疗试验。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们被单独挑选出来，被施以残忍的治疗方式，这一点无可置疑。战争期间，留在德国的吉卜赛人至少有5,000名，或者多达15,000名；1943年1月，警察当局下令，如果他们同意手术的话，他们将全都被绝育。统治当局给他们的诱惑条件是，如果他们同意，就能够与众多的非吉卜赛血统德国人通婚。

然而，那些拒绝接受手术的人很有可能面临巨大的压力，被迫屈服答应。很多人都受到了被送往集中营的威胁。其他人则成功地说服了统治当局，称自己身体里虽然流着吉卜赛人的血，但渊源甚远，微乎其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战争期间，总共有2,000到2,500名吉卜赛人被施与了绝育手术，里特尔及其团队将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归类为“与社会不相容的混血吉卜赛人”。他们所属的种族类别与所谓混血犹太人的种族类别比较相似，一直以来，究竟该如何处理混血犹太人这一种族群体，纳粹党没有制定出什么固定的政策方针。换言之，总体来说，纳粹统治当局无一例外地从未调集各方面的力量，由中央统一部署，执着地发起一场将吉卜赛人根除殆尽的运动。尽管如此，绝大部分吉卜赛人被扣上了“与社会不相容者”的帽子，这一事实的确将他们置于了被歧视和被迫害的双重窘境之中。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中如此多的人遭到杀害，而很大一部分的混血犹太人却得以幸存。当然，长远看来，种族法律和绝育计划都旨在将这两类种族从遗传链条中彻底根除，有的人称这一过程为“推迟的种族灭绝”。[246]

六

集中营里关押着类别众多的囚犯，其中也包括同性恋者，他们必须佩戴与身份相对应的粉红色三角形标志。男同性恋是非法的，在战前，对男同性恋的定义就已经被显著扩大了。党卫队的总负责人海因里希·希姆莱近乎偏执地四处搜捕同性恋者，因为在他看来，同性恋严重地损害了党卫队和武装部队的阳刚力量。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希特勒的鼎力支持。1941年8月，希特勒宣告道，“事实上，同性恋就像传染病一样，极度危险，并具有强烈的感染性”，因此，他催促道，“无论在哪个地方，只要年轻人中出现了同性恋的症状，就必须采取野蛮而严酷的措施”。[247]1941年9月4日，统治当局把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也纳入了死刑的实施范围。[248]随后，1941年11月，在希姆莱的请求下，希特勒下达了一个秘密命令，即任何一名党卫队成员，只要被发现“与另一名男性发生了不正常的行为”，就将被处以死刑。[249]1942年3月，希姆莱下达命令，要求向党卫队和警察部队的所有成员解释该命令，并要求他们在一张表格上签字，声明自己已经阅读并充分理解了该命令。事实上，该命令执行得并不是非常彻底，而且诸如此类的指控也相对较少。事实上，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那些因同性恋行为而遭到判决的党卫队成员，只要他们愿意加入武装党卫队并去前线作战，希姆莱就减轻了他们的判决。[250]

武装部队在打击士兵同性恋的问题上也表现出极大的关心，而且，在经过了反复的内部讨论后，武装部队最终于1943年5月19日决定，对于那些情节严重的涉案者，无论其案件是被如何界定的，都将被处以死刑，而其他人则名誉扫地，被勒令退伍，或者被囚禁在战地惩戒营，再或者被移交到警察当局。1940年，在武装部队中，因违反了同性恋行为相关法律而被定罪的案件仅有1,100例出头，而在战争的剩下阶段，此类案件的数量猛增到每年大约1700例。更普遍的是，1939年，德国普通民众因违反了《德国刑法典》第175条——该条款将同性恋判定为非法——而被定罪的案件，其数量为8,200例左右，而到了1940年，该数量骤降为4,000例出头，这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数百万的男性被征召到了武装部队中。起初，如果普通百姓触犯了此条法律，他们将被审判，然后被送进监狱，但1940年希姆莱进一步下令，所有的同性恋者，只要被发现拥有一个以上的性伴侣，那么在他们刑满后都将被直接送往集中营。[251]党卫队保安处的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则想要采取更激进的措施。1943年7月，他给司法部施压，要求其颁布紧急法令，对同性恋者实行强制性阉割，他之所以向司法部施压，是因为前来主动要求采取该措施的囚犯，其数量实在太少了。司法部指出，自战争爆发以来，司法部就禁止对男子进行阉割，但同时指出，这一禁令此时已经取消了。卡尔滕布伦纳对该解释颇为满意，但他仍然成功地让军队重新审查了近6,000起与同性恋罪名有关的诉讼，这些诉讼是1939年9月以来针对士兵提出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将那些“屡教不改者”剔除出军队（毋庸置疑的是，他们中许多人随后应该会被盖世太保逮捕，然后被投进集中营）。[252]

这意味着在战争期间，每年至少有2,300名同性恋者被投进德国的某些主要集中营。[253]在集中营里，他们同其他类别的囚犯分开关押，而且不管天气如何，他们都被迫在户外劳动，这样做的目的是将他们中那些具有真正“男子气概”的人同那些没有这一阳刚品质的人区别开来。鲁道夫·霍斯认为，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通过这种方式，那些仅仅因为钱而沦为男妓的年轻男子“在艰苦工作和营区生活严格纪律的改造下，很快就能清醒过来，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相反，那些他眼中的真正同性恋者会扛不住巨大的压力，“身体会逐渐垮掉”。[254]在达豪集中营，1939年大约有31名犯人因同性恋罪名而遭到监禁，1940年有50名，1941年有37名，1942年有113名，1943年有81名，1944年有84名，1945年有19名。1945年解放前夕，这里因同性恋罪名而被监禁的囚犯仍有109名。[255]盖世太保在对付左翼人士的过程中，有时无法以政治罪的名义来打击他们，而左翼人士中碰巧是同性恋的人，也因此以同性恋罪名被投进了集中营。例如，H.D. 出生于1915年，是一名普通职员，1938年时他试图与苏联驻布拉格的大使馆联系，结果被捕。他的伴侣也遭到逮捕，在残酷的折磨下，他的伴侣最终承认自己和H.D.之间有性关系。盖世太保不能给H.D.扣上叛国罪的帽子，但却凭借禁止同性恋的相关法律，确保法庭会将其定罪。H.D.因此身陷囹圄，被关了3年半。1941年11月，他刚刑满释放，就立刻再次被捕，并被带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在那里，他必须佩戴粉红色的三角形标志。他被安排在集中营的采石场劳作，而且，其中一名素来以憎恶同性恋闻名的囚监还将他单独挑选出来，对他施以了极其不人道的虐待。只有后来这名囚监离开集中营之后，他才免受这么多的折磨，得以幸存。集中营里专门供同性恋者居住的区域遭到了党卫队护卫人员残酷地压榨，护卫人员经常偷窃这些同性恋囚犯从亲朋好友那里收到的食物包裹。在采石场工作期间，同性恋者也经常被单独挑选出来，他们“在试图逃跑的时候被当场击毙”。自1942年秋天以来，战争经济对集中营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长，枪杀同性恋者的行为也因而停止，尽管如此，但护卫人员和囚监们对同性恋者日常实施的暴行却并未消失。最终，H.D.在集中营里得到了一些相对轻松的工作，因而幸存下来，而其他许多人则未能幸免。[256]在第三帝国存在的整个时期，总共有大约5,000到1.5万名同性恋者被关进集中营，人们认为，其中多达一半的人都不幸遇难。[257]

战争期间，纳粹政权对同性恋者的政策变得愈发激进，而且愈发致力于将这一群体赶尽杀绝，这一点基本上毋庸置疑。事实上，从更大层面来看，在此期间，集中营体系不断扩张，这不仅反映出战争经济对新鲜劳动力的要求完全得不到满足，而且也反映出整个纳粹政权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1944年2月，司法部准备引入一项新的法律，该法律将允许警察逮捕并囚禁他们眼中的“与民族共同体相抵触者”，而且事实上，这项法律允许警察彻底根除这类群体。该项法律在草案中对这类群体给出了法律定义，如其所述：

下列人群都属于与民族共同体相抵触者：（1）任何人，如果依照他的个性和生活方式来判断，他通过自身努力也无法达到民族共同体的最低要求；（2）任何人，（a）如果他逃避工作，举止轻浮，并由此过着一种对集体毫无用处、目无法纪或挥霍无度的生活……或者（b）如果他极有可能犯下情节较轻的刑事罪或极有可能酒醉滋事，并由此严重渎职，不能维护民族共同体的继续存在，或者（c）他因脾气暴躁、耽于争执而持续地破坏集体和平；（3）任何人，据他们的个性和生活方式来判断，他的自然倾向将导致他犯下严重罪行。[258]

犯罪学家埃德蒙·梅茨格尔（Edmund Mezger）在这份法律草案的前言中指出，这项法律将被施用于“失败者”“道德沦丧者”“犯罪者”以及“逃避工作者”。[259]然而，这项法律从未被真正执行过。戈培尔认为，通过这项法律，国外人士会对德国产生一种很糟糕的印象，而此时德国亟须赢得中立国家的好感，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该法律不能被执行。在统治当局的高层中，也有其他人阻止了该法律，因为如此一来，希姆莱控制的警察系统将获得无限的权力，足以控制整个德国社会，能通过为所欲为的恐怖统治来推行纳粹意识形态。[260]然而，归根结底，这项法律是这个时代的典型产物。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挣扎时期”再次出现了，而这项法律正是汲取了“挣扎时期”的极端精神，此刻，这种精神将整个国家机器和纳粹党机器都置于自己的麾下，为自己所用。

第六章

德国的道德体系

第一节

恐惧与内疚

一

1941年3月10日晚上，一名15岁的女孩突然被吵醒，争吵声是从她所住公寓的另一边传来的，她和她的家人一起住在杜塞尔多夫的一个中产阶级地区。“我听到我的继父和我的妈妈正在争吵，”她后来对盖世太保说道，“他喝醉了，我听到他说：‘现在一切都没有什么起色。英国肯定会赢的。德国已经没有弹药储备了。’听到这话后，我妈妈回嘴道：‘说这话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德国人，我会向警察告发你。’”争执发生到这个时候，这名女孩已经从床上起来了，她正透过厨房的门看着他们争吵。“我看到，”这名女孩继续说道，“我的继父拿出了一把刀指着我妈妈，威胁说：‘在你出卖我之前我就会把你干掉。’我赶忙过来帮我的妈妈。当我的继父看到我的时候，他就把刀收起来了，然后试图用椅子打我……后来，他被警察带走了。”[1]他的妻子告诉盖世太保，他说了不少反动言论，他曾说“我们现在饱受饥饿和战争之苦，这都拜希特勒所赐”，还说“希特勒想要绞死犹太人，但犹太人应该先把希特勒绞死”。对于这些指控，这名男子全都予以否认，他称自己当时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所以根本记不得自己说过这些叛国言论。跟许多类似（可能戏剧性没有这般强烈）的事件相同，这起事件所涉及问题不纯粹只是一名妇女不赞同丈夫的政治观点。被委派来处理这起事件的盖世太保官员们注意到——也正如该男子的继女所提到的——这名男子经常酗酒，而且辱骂虐待他的妻子，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起事件最核心的问题是家庭内部的不和谐，而非彻底的政治矛盾。他们认为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起诉这名男子，因此在没收了他的刀之后就宽恕了他。在诸如此类的事件中，盖世太保们通常都会站在丈夫这边，事实上，他们并不十分在乎那些遭到虐待的妇女们。[2]

在其他情况中，盖世太保会更严肃地对待妇女们的控诉。例如，1944年3月，一名杜塞尔多夫的妇女由于自己的家园在轰炸中被夷为平地，所以前去姊妹家中寻求庇护。她的这名姊妹——霍夫曼女士（Frau Hoffmann）——1933年时嫁给了一名警察，而此时她碰巧前往巴伐利亚探望自己的母亲，所以不在家中。当她来到霍夫曼女士的家中时，她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她发现这位警察正与一名爱沙尼亚妇女共处卧房之中。霍夫曼女士回来后，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的丈夫结束和这位情妇的关系，但却无济于事。很快，他们的婚姻就开始走下坡路，他们之间频繁地发生激烈的争吵，互不相让。霍夫曼女士陷入了绝望的深渊，她翻出了丈夫外出期间给她寄来的一些信。在信中，她的丈夫发表了许多反动言论，他写到德国绝不可能赢得战争。此外，她还举报说，自己的丈夫曾在办公室发出过一些失败主义者的言辞。她的丈夫理所当然遭到逮捕，并受到审问。在盖世太保的高压下，他没法就信中的内容进行狡辩，所以承认妻子的指控确有其实。1945年年初，他因削弱民众的士气而遭到了审判，被判决为死刑，不久之后就被处死了。[3]

此外，人们也会因为个人处境而采取举报措施，但盖世太保并不真的关心这些举报究竟出于何种动机。事实上，在警察当局收到的举报中，只有30%的举报源自妇女。在妇女的绝大多数举报中，她们都遭受了男性的辱骂或暴力对待。自1933年以来，纳粹政府就越来越干涉人们的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遇到困难的妇女会逆向而行，主动地越过私人生活和公众领域的界线，故意将二者混为一谈，因此，统治当局就能有效地笼络这些妇女，利用她们来打压具有失败主义观点或反动思想的人。整个第三帝国笼罩在极具攻击性的男子气概氛围中，通常情况下，妇女们的感受是，除了故意模糊私人和公众领域的概念以外，自己别无他途。如果一名女性员工遭到上司的性骚扰，或者一名家庭妇女遭到丈夫的辱骂殴打，除非她举报称自己的上司或丈夫犯有政治罪，否则相关机构根本就不会受理她的案件。[4]当士兵们在前线打仗的时候，政府尤其愿意让他们的妻子与士兵的利益保持一致，因此，当这些妻子抱怨自己丈夫的时候，政府只会置之不理。在政府宣传和大众媒体的刻画中，士兵、海员和空军的妻子们（军嫂［Kriegerfrauen］）都具有纯洁无瑕、清心寡欲、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以及辛勤劳作的品质，最重要的是，她们都被描绘为忠贞不渝。因此，街区管理者、纳粹党地方官员以及相关的雇佣人员都对她们日常的行为作风高度警惕。所以，对于妇女的举报——控告她们的生活方式不符合这一圣洁形象对她们的要求，这是她们理应遵从的——多不胜数。1941年11月，盖世太保在杜塞尔多夫的分局就记录了这样一起典型的案例。当时，一位米勒女士（Frau Müller）在一家包装厂工作，她的工头指控她与一名比利时工人有染。随后，她和这名工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并打了这名工头一巴掌，这名工头因此向警察举报了她。盖世太保问了她一番话，她回答说自己的丈夫是一名士兵，曾和数名女子有往来，甚至还同她们中的一些人有了孩子。然而，盖世太保却正式警告她，要求她必须注意自己的言行，并结束与那名比利时男子的关系，否则他们将对她采取更严厉的措施。[5]

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他的追随者以及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流亡学者都将纳粹政府描绘成一个在性方面过于迂腐守旧并大力采取压抑政策的政权。尽管纳粹政府给士兵的妻子们施加了压力，要求她们当自己的丈夫在武装部队中服役时，必须保持贞洁，但纳粹政府绝非像上述两类人群所描绘的那般夸张极端。战争期间，人们在生育小孩的问题上自然而然地变得很谨慎。无论如何，由于丈夫在前线作战，妇女们怀孕的概率本来就要小一些，而且许多妇女不愿意一个人抚养小孩。1939年出生的人数超过141.3万名，而在开战之后，每年平均出生的人数仅为100万出头，此外，新结婚的夫妇数量也从近77.5万对暴跌为52万对。[6]由于折损的兵力数量逐渐上升，希特勒对德国未来的人口数量变得愈发忧虑。1942年8月15日，他出台了一项命令，即任何一个家庭，如果有一名以上的儿子阵亡，那么该家庭在前线作战的最后一名幸存的儿子将被召回。希特勒说，这是因为这些家庭的血脉里遗传有英勇无畏和自我牺牲的优秀品质，所以“国家和政府不想让你们家庭的延续就此中断”。[7]海因里希·希姆莱已经下令，党卫队成员，无论此时已成婚，或是——正如他本人所言——“以逾越资产阶级法律和传统的方式”，都必须生育小孩。[8]当然，生育的小孩在种族成分上必须是纯洁的，事实上，为了达到该目的，1941年时婚姻方面的限制条件被进一步加强了，这或许是在回应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此时德国境内有大量的外籍工人。[9]1944年1月，马丁·博尔曼汇报了希特勒在该问题上的观点，然后也出台了一份备忘录，警告道，由于大量最勇敢无畏的年轻士兵战死疆场，我们的国家“损失了大量的血脉”，所以战后德国将会陷入“灾难性的”处境。他建议采取一系列的补救措施，其中包括向妇女们宣扬生育小孩的益处，而且建议还在女性数量远远多于男性数量的情况下，应放宽非婚生方面的法律。[10]

统治当局大力提倡人口增长，为了实现该目标，他们鼓励种族成分合乎要求的女性未婚生育，甚至还出版了通用手册，指导大家如何获得幸福的性生活。约翰内斯·舒尔茨（Johannes Schultz）博士就曾写过这样一本书。1940年，他写了一本名为《性、爱情与婚姻》（Sex-Love-Marriag）的书，给成年男女们提供了详细的指导，里面还专门解释了如何在性交过程中最有效地达到性高潮。与此同时，舒尔茨对异性恋持有狂热而偏执的态度，这导致了一个极端的结果，那就是他极力赞同在T-4行动中彻底铲除残疾人士，而且还在戈林的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研究所开展了“体检”行动。在“体检”中，那些被指控为有同性恋罪名的男子被迫与妓女性交，如果他们的表现不尽人意，就会被送进集中营。而就在种族条件上符合要求的异性恋性事而言，纳粹政权的鼓励加上特定的战争背景，在1939—1945年期间共同催生出了许多评论员所描绘的性道德沦丧局面。[11]克特·彼得森（Käthe Petersen）是汉堡的一名社会工作者，她在1943年抱怨道，战争期间，女性在操守行为上出现了显著的堕落；道德感减轻、淫秽，甚至卖淫等现象变得甚为普遍：

出来工作后，许多曾经备受尊敬的妇女也注意到了其他男子的存在。在许多公司——有轨电车公司就是其中典型——男性工人似乎养成了追求士兵妻子的习惯。这种情形同样出现在许多工厂，那些更粗俗的女性工友对士兵的妻子们产生了腐蚀性的影响，也将她们带入了歧途。在这些不良影响下，那些曾忙于家庭事务的妇女们，那些曾经的好妈妈们现在也忽略了她们的家务和孩子，一门心思都扎进了夜晚的寻欢作乐中，一味地追求男性的陪伴。[12]

1944年4月13日，党卫队保安处报告说，关于家中已婚妇女不忠行为的故事让前线的士兵们愤怒不安。党卫队保安处宣称，女性的放荡行为显著增加，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年轻女性并不认为与劣等种族的外籍工人或战俘发生性关系有什么错误。这些女性一旦被举报，就会遭到逮捕，而且，正如希姆莱在1940年1月所指示的那样，如果她们的行为冒犯了“民众的情绪”，那么她们将被投进集中营，至少关押1年。[13]

然而，在1944年的报告中，党卫队保安处并未将女性道德堕落的原因归咎为她们开始被雇佣来工作，而认为这是因为她们无所事事，尤其是因为：

士兵的妻子或遗孀得到了相对高昂的家庭补助金……这些妇女根本不需要工作，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她们获得的家庭补助金甚至足以让她们享受比战前更优越的生活。此刻，她们有充足的时间和金钱，在这样的诱惑条件下，她们很容易整个下午和晚上都泡在咖啡馆和酒吧中。在给自己购买价值不菲的红酒或烈酒时，她们眼睛都不眨一下，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们此刻的经济状态使她们完全有能力招待其他男人——主要是士兵——喝酒。[14]

流行歌曲、电影以及时事讽刺剧给公众生活抹上了愈发淫秽的色彩，这也是女性道德堕落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些女性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如果士兵们——情况的确可能如此——在“偷腥”，那么女人“也要享有同样的权利，也应有资格找乐子”。[15]性甚至逐渐变成了一种商品，尤其是年轻女子，她们出卖自己的身体来换取稀缺的食物和奢侈品，比如巧克力、长筒丝袜或者香烟。特别是在最后空袭期间，一个普遍的感觉是生命太廉价了，太容易猝然而止，所以妇女和女孩们都决定趁着还有机会，必须充分极致地享受生命。[16]

总体而言，女性的权力和行动自由有所提高，但道德沦丧是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或许值得怀疑，一些女权主义历史学家也持怀疑态度。当然，在战争期间，丈夫不在家，妇女的确不受其控制，但她们却不得不自谋生计，经营家庭，因而，她们随机应变的能力以及管理自身日常生活的主动性都提高了。但她们是在日趋恶劣的环境下采取这些行动的，燃料和食物的短缺令她们焦虑不安，轰炸和强制性撤离严重打乱了她们的生活，方方面面的挣扎求存让她们感到精疲力竭，郁结于心。只有很少一部分士兵妻子抛弃或举报自己的丈夫。她们中绝大多数还是经常与丈夫通信，在信中征求丈夫的意见，并期盼丈夫早日归来。正如其中一名妇女1945年4月17日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哎，你要是在我们身边多好，这样一切都会好太多太多，也要容易得多。”[17]在战争的后半段，丈夫们休假回家的频率越来越低。已婚妇女会习惯性地把丈夫的照片放在家中显眼的位置，以此提醒孩子们父亲的存在，她们也会经常提到自己的丈夫，并尽可能地使丈夫的形象凸显在家庭生活中。对孩子们而言，父亲经常从前线给予他们建议和鼓励，或者是严厉地批评责备他们，父亲在远方竭尽所能地控制他们的家庭。父母们甚至会讨论孩子的成绩单。“克劳斯（Klaus）因为懒惰，英语成绩下滑了，”一名父亲——显然是一名教师——从前线给妻子写信道，“他缺乏父亲的管教。”[18]“我把你的练习本寄回来了，”1943年，另一名父亲从前线给他9岁的儿子写信道，“这样持之以恒地努力，你会让爸爸妈妈为你感到自豪。你那篇关于当地历史的作文写得很好。”[19]

二

希姆莱鼓励非婚生育，试图借此为整个国家带来更多的小孩，但他的计划却收效甚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绝大部分德国人仍然以基督教的教义为圭臬，指导自己的道德生活。1939年，95%的德国人把自己定位为天主教徒或者新教徒；3.5%的德国人认为自己是“自然神论者”（gottgläubig，虽然没有具体的宗派信仰，但相信造物主的存在），还有1.5%的德国人是无神论者。在自然神论者和无神论者这两类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是坚定的纳粹党员。纳粹党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就不遗余力地削弱基督教在社会中的影响，这部分人正是在纳粹党的要求下抛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20]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和老一辈人当中，基督教信仰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基督教的教义提倡保守的性道德，而且在牧师的讲道说教下，这种价值观被进一步增强。纳粹统治当局对这种观点不予赞同。天主教会在德国南部和西部有最广泛的信徒，早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希特勒就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地限制了天主教会的自治权，因此，第三帝国和天主教会的关系严重恶化。而新教的影响力集中在德国北部和中部，统治当局试图在德意志基督教运动中将纳粹意识形态和剔除掉“犹太”因素的新教价值体系相融合，创造出一套新的价值体系，但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信教会的坚决反对。认信教会独具风格，其中的基本教义派牧师强烈反对统治当局的这一计划。汉斯·科尔（Hans Kerrl）是宗教事务部部长，是德国基督徒的狂热支持者，1941年12月12日他带着失望之情离世，时年54岁。随着战争的爆发，德国新教内部陷入了僵局，因为新教价值体系和纳粹意识形态在相互的交锋中都没有真正获胜，而且很大一部分普通新教信徒尝试在这二者之间寻求一套折中体系。[21]

在战争期间，希特勒对基督教深恶痛绝，敌视情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亦是他吃饭时经常自言自语的话题。他在1942年时说道，等战争结束，胜利完全属于德国的时候，他将正式废除1933年与天主教会签订的政教协议（Concordat），他将像对待其他非纳粹志愿协会那样对待天主教会。第三帝国“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比如教皇，而且教廷大使最终也必须回到罗马。[22]他还说，神父都是“黑色的邪恶昆虫”，是“穿着长袍的怪物”。[23]希特勒笃信，纳粹主义是一种建基于现代科学的世俗意识形态，他反复强调这一观点。他宣告道，科学可以轻而易举地根除迷信观念最后的残渣。“如果你在一个村庄里面安放一架小的望远镜，那么你就能将这里各种各样的迷信思想铲除殆尽。”[24]“最好的事情，”1941年10月14日时他宣称道，“就是让基督教自然灭亡。一个缓慢的灭亡过程也有其令人欣慰舒坦之处。只有当基督教的教义彻底消失之后，科学才能得以发展。”[25]在他看来，基督教教义违背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定律，他对这一点进行了尤为激烈的批判。“如果我们将基督教的逻辑发挥到极致，就会发现基督教是在系统地将人类带向失败的尽头。”[26]从根源和属性上来讲，基督教是属于犹太人的，这一点无法消弭。“基督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型——犹太人集结了大量的奴隶，其目标是颠覆社会。”[27]基督教是一种毒药，一种疾病，“让我们成为唯一一个对这种疾病有免疫力的民族”。[28]他总结道：“长远来看，国家社会主义和宗教意志不可能再共存。”他不会再迫害宗教，因为它们都将逐渐消失。“等到那时，我们绝不能以其他类似的组织来替代宗教。那实在是太恐怖了！”[29]未来将是纳粹党的，因此，未来将是世俗的。

但是，希特勒担心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在战争爆发时进一步恶化，那么全民参战的团结精神可能会遭到严重破坏，所以，他最初在制定反基督教的政策上比较收敛而保守。统治当局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施压，要求他们站出来公开支持战争，而神职人员也的确照做了。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盖世太保曾下令中止教会会议，但很快就取消了这一禁令。不久，相关部门就任命了军队特遣牧师，他们被安排到各个作战部队，而且受到了士兵们的普遍欢迎。但政府和教会的这一和平相处期很快就结束了。随着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对战争的最后结果变得愈发胸有成竹，他们再次向教会发难。1941年春天，在新教教会对弗兰肯的巡视报告中出现了这样的文字记录，即“打击教会的斗争又明显恢复了”。纳粹党再次发行反基督教的宣传资料。[30]1941年6月，马丁·博尔曼向纳粹党党区领导人发布通知，提醒他们国家社会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立场相左、相互抵牾，并催促他们须不遗余力地削弱教会的影响力。[31]为数不少的纳粹党党区领导人——例如瓦尔塔兰的领导人阿图尔·格赖泽——早就怀有极端的反基督教思想，他们根本无须任何怂恿就会自发地响应博尔曼的倡议。很快，那些远离防空洞的教堂被永久关闭了，教堂的钟也被熔化，用以制作炮弹；教会的期刊也因为纸张短缺而被收缴。此外，纳粹政权的领导人之一赫尔曼·戈林全权负责武装部队的一个分支，他下令禁止特遣牧师进入空军布道。政府以当下需要进一步增强战争投入的力度为由，废除了一些宗教节日，还把另一些在周中的宗教节日挪到了星期天。在萨克森州，最后仅存的宗教教育也被逐渐正式取缔了。在全德国境内，教会的房产都遭到没收，被改造为妇产院、收容被撤离儿童的学校或者治疗伤兵的医院。1940年9月，相关当局出台禁令，全面禁止任何新修士加入任何修道会。随后，从1940年12月开始，修士和修女们所居住的修道院均遭到强制没收，他们也被驱逐出来。截至1941年5月，纳粹党和政府总共没收了大约130处修道院。[32]

正如我们所见，诸如此类的强制没收行动直接促使了加伦主教在1941年时谴责“安乐死”计划。事实上，这些措施在信徒中激起了普遍的不满。例如，据报道，在1941年5月31日，在巴伐利亚州埃伯曼施塔特的乡村地区，人们直接忽视了在宗教节日也必须工作的命令：

绝大部分的农村居民仍虔诚地追随他们的宗教组织。任何试图动摇他们虔诚之心的努力都只得到了冰冷的回应，而且一定层面上反而激起了他们的不满和仇视。面对耶稣升天节（被法律废除），当地新教和天主教的信徒发起了一场坚定的示威游行，以此抗议政府的禁令。在信徒们看来，废除耶稣升天节以及禁止在工作日举行游行和朝圣之旅只是一个借口，统治当局会逐渐地全面废除宗教节日，这也是最终彻底铲除宗教团体的一部分。[33]

仅在巴伐利亚州，就有大约59名神父因抗议宗教节日被废除而遭到逮捕。这已算程度非常严重的公众反对了。1941年4月23日，巴伐利亚州教育部部长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出台了一项新的法令，这项反基督教措施在民众中激起了迄今为止最为广泛的不满。此项法律规定学校的祈祷会被代之以歌唱纳粹歌曲，同时，必须摘除学校墙壁上的耶稣受难像和其他宗教图片。学生的母亲们感到义愤填膺，她们来到那些耶稣受难像被摘除的学校门口，要求将画像重新挂回去。公众的反对动摇了瓦格纳的决心，他在两周后便撤回了该法令。他并没有公开宣布此取消令，因为他不想让自己彻底颜面无存。因此，当地那些急躁鲁莽的纳粹分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仍在继续执行这一法令，结果在1941年秋天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招致了家长们更为普遍的抗议以及规模愈发庞大的示威游行。妇女们收集了成千上万人的签名，向当局发出请愿，要求将十字架重新安置回去。她们反问道，如果宗教信仰在国内都遭到了攻击，那么她们怎能支持自己的丈夫去对抗无神信仰的布尔什维主义？枢机主教米夏埃尔·福尔哈贝尔写了一封致郊区信徒的牧函，大力声援了这些妇女们的行动，1941年8月17日，众多教会宣读了这封牧函。显然，民众的抗议并不会就此作罢。最终，瓦格纳羞辱难当，被迫公开宣布取缔该法令，释放那59名神父，命令将所有的耶稣受难像重新挂回学校，并允许学校师生在早上集体祷告的时候宣读（措辞由官方批准的）祷词。此次事件令统治当局感到非常难堪，希特勒严厉地训斥了瓦格纳，并威胁说如果他再犯这样愚蠢的错误，就会将其送进达豪集中营。[34]

抗议者之所以取得成功，一方面因为他们均是非常虔诚的信徒，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统治当局采取的打压措施不成体系，只是零零散散的敲打。如果瓦格纳集中各方面的力量，雷厉风行般地在一夜之间执行这些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取得成效的概率或许会更大。此刻，希特勒、戈培尔，甚至连博尔曼都意识到，必须等到战争结束才能执行对宗教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采取诸如此类的打击措施只能削弱甚至摧毁全民团结的精神以及整个国家的士气，尤其是在德国战势走下坡路的时候。截至1942年，新教教会在对弗兰肯的巡视报告中指出，一切都再次恢复了平静。[35]虽然统治当局仍在给纳粹党活跃成员施压，要求他们放弃宗教信仰，但基本上没有人予以理会。而另一反面，战争期间，德国的局势虽然日渐衰落，但这似乎也没有促使很多人将目光重新投向宗教。这份巡视报告同样指出：“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代，教区中也只有为数不多的成员零散地重新参加宗教典礼，他们之前都没有参加这些活动。但我们不难观察到，总体而言，绝大多数民众对宗教信仰还是表现出漠然的态度……很遗憾的是，年轻人中呈现出一股明显的趋势，那就是他们愈发认为宗教信仰是微不足道的（quantité négligeable）。”[36]这也表明，希特勒的想法其实并非毫无根据，他认为如果第三帝国存在的时间足够长，那么在未来，基督教将会不复存在。在纳粹教育和纳粹价值体系的灌输下，年轻一代正与宗教信仰渐行渐远。

由于害怕遭到迫害——尤其是经历了1941年的迫害之后——天主教会的管理层对参与公开抗议统治当局的活动变得高度警惕。在枢机主教福尔哈贝尔的文件中，人们后来发现了一份没有署名的备忘录。正如这份备忘录所提到的那样，一些主教比较关心“犹太人问题、俄罗斯战俘的处境问题、党卫队在俄罗斯所犯暴行的问题等等”，他们决定只在私底下向纳粹党统治阶层反映自己的顾虑，而在公开抗议的时候，则只会含糊其词，泛泛而谈，仅仅抗议统治当局对教会的迫害，对德国公民基本权利、财产、自由以及生命安全造成的威胁。然而，哪怕像这种性质的一次公开抗议——相关文件标记的日期为1941年11月15日——德国天主教的阿道夫·贝尔特拉姆枢机主教也下令阻止。[37]虽然同绝大部分高级神职人员相比，贝尔特拉姆更加谨小慎微，畏惧权势，但在整个战争期间，天主教的主教们对大规模杀害犹太人和苏联战俘的问题也很少公开地表达过关切之情。甚至连克莱门斯·冯·加伦也一直持缄口不言。1941年8月3日，他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布道，强烈谴责了安乐死计划，虽然其中也提到了犹太人，但他也只是间接地提到了犹太人，他反问到，耶稣仅仅只是在为耶路撒冷哭泣，还是也在为整个威斯特法伦哭泣。他暗示到，“一些人抛弃上帝的真理，遗弃上帝的律法，因而使自己注定走向毁灭”，认为耶稣仅仅是在为这些人哭泣的观点简直荒谬不已。[38]虽然事实上至少有一个犹太人曾向加伦求助，希望他能做一些事情来帮助犹太人，但他哪怕是在私底下，既没有发出声援，也没有付诸行动。[39]

康拉德·普赖斯辛（Conrad Preysing）伯爵是柏林主教，他认为应强烈谴责统治当局对犹太人的虐待，在这方面，他或许是天主教会中最坚定的提倡者。1943年8月，他下令起草了一份致统治当局的请愿书，希望德国所有天主教会的主教都在上面签字。这封请愿书虽然谴责了犹太人被残忍地从德国转移出去的行为，但对于犹太人被屠杀的事情，他却只字未提，他只是请求，在执行驱逐的时候，应采用更尊重被逐者生命权力的方式。但天主教会的主教们否决了这一请愿书，相反，他们写了一封致教区信徒的牧函，要求信徒们尊重其他种族人民的生命权。普赖斯辛前来面见教廷大使，但却被告知：“热爱你的邻居是好的，但最伟大的邻里之爱在于切勿给教会制造任何麻烦。”[40]德国天主教会一直处于这种相对缄口不言的状态，这尤其折射出教皇庇护十二世的顾虑，那就是他对共产主义的威胁变得越来越忧心忡忡，随着德军在东部战线陷入愈发被动的局势以及红军开始挺进，这份忧虑变得更加强烈。庇护十二世永远也无法忘记1919年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革命期间，他在慕尼黑担任教廷大使的经历；1943年7月，当他会见德国驻梵蒂冈新任大使恩斯特·冯·魏茨泽克的时候，他还提到了这段经历。随着战争的进一步推进，庇护十二世开始将第三帝国视为欧洲抵抗共产主义的唯一阵地，而且，在墨索里尼政权被推翻以及共产主义游击队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势力日渐强大后，他开始愈发笃信这一点；此外，他私底下还谴责同盟国让德国方面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他利用梵蒂冈在国际上的中立地位，开始致力于促进参战方相互妥协，实现和平，如此一来，反共产主义的德国就能得以保全。为了实现该目标，他认为最好不要公开抗议屠杀犹太人，因为这会破坏梵蒂冈方面的中立立场。但纵然有这一层顾虑，他还是发表了一系列言辞尖锐的谴责言论，他在给德国主教的一封信中就批判了“安乐死”计划，同时还在1943年5月和6月公开发表言论，表达了他对波兰人民遭罹痛苦的怜悯之情，正如他在1939年12月所做过的那样。[41]

正如庇护十二世1943年4月在给普赖斯辛的信中写道，他担心公开抗议会导致统治当局再次迫害德国的天主教会。因此，他不愿意插手帮助犹太人。而且在他看来，公开反对屠杀犹太人不仅不能起到阻止作用，这反而有可能适得其反。罗马也有德国人，因此，公开的挞伐或许会招致德国派遣军队进入梵蒂冈。他告诉普赖斯辛，他能够做的，最多也就是“当非雅利安或具有半雅利安血统的天主教徒面临外部生存环境倾覆、内部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为他们”祷告。庇护十二世的一些批评者声称，他是一名反犹主义者，而且他从1919年在慕尼黑的经历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共产主义是世界犹太阴谋的一部分，但事实并非如此，诸如此类的指控并无令人信服的证据。[42]但另一方面，犹太人，包括犹太后裔的天主教徒，不仅遭罹着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双重折磨，而且还遭到德国人的大规模屠杀，截至1943年4月时，庇护十二世对于这一点完全了然于心，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当然，庇护十二世也深知，德国人自1943年秋天开始威胁到犹太人的生存，自此以来，意大利的许多天主教神父，其中包括梵蒂冈城的一些神父，就一直在给犹太人提供庇护。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禁止这些行为，但是他也没有亲自参与其中，更没有发表任何可能会鼓励神父们参与其中的言论。庇护十二世的确是一名谨小慎微的职业外交官，他在竭尽所能地维护意大利以及其他地方天主教会的利益。[43]

面对统治当局的这些暴行，德国新教教徒与天主教教徒的态度只有些许差异。1939年4月4日，德意志基督教在巴特戈德斯贝格（Bad Godesberg）发表声明，承认教会“有责任确保我们本民族的种族纯洁性”，并坚持声称，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相比，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更尖锐的冲突”。紧接着在第二个月，认信教会就以一份内容相似的文件予以了回应，赞同说“为了保全我们民族的纯洁性，我们必须奉行严厉而负责的种族政策”。这两个宗教派别的立场几乎没有本质区别，或许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其中的差异。[44]有时，认信教会的确会发出抗议之声。德国福音教会（Evangelical Church）的正式领导机构教区秘书处（Church Chancellery）与3名主教共同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受洗的非雅利安人不得参加德国教堂会众举行的宗教活动”时，认信教会的领导机构尖锐地质问道，这样一来，如果耶稣及其十二门徒生活在第三帝国，是否他们也会因种族原因而被逐出教会。随着迫害运动进一步演变为大规模的屠杀，一名新教领袖人物开始竭尽所能地阻止纳粹党对犹太人的迫害。1941年11月，特奥菲尔·武尔姆主教给戈培尔写信，提醒他迫害犹太人等于贻人口实，有助于敌人的宣传攻势。戈培尔看后，只是将此封信丢进了垃圾桶。武尔姆还写了一封信，试图通过一名高级公务员转交给希特勒。在信中，他谈论了“非雅利安人遭到了愈发残酷的对待”，并就此问题得出了在前一封信中所得出的类似结论。[45]1943年7月16日，武尔姆再次写信。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他的儿子和女婿都已在东线阵亡了。这次，他是以私人的名义给希特勒写信，他指出，对“非雅利安人”的“种族灭亡措施”与“上帝的戒条截然相悖，从根本上违背了整个西方的生命观和思想体系，即普遍的生命权和尊严是上帝赋予人的，是人类最根本的权利”。虽然表面看来这是一封私人信件，但武尔姆命人将其复印，并在整个教会中分发。1943年12月20日，武尔姆给帝国总理府的秘书长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写信，他在信中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在此，我既正式警告，”拉默斯回复道，“同时也奉劝你以后高度注意自己的言行，尽自己的本分即可，切勿逾矩。”政治不是主教应关心的事情。除了武尔姆，没有任何人进行过这样的干涉。在这一系列的抗议后不久，他就被禁止公开写作或讲话了，尽管对他下达的禁令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他仍参加宗教仪式，继续布道。[46]

三

如果说教会既没有公开谴责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行动，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予以阻止，那么德国普通大众在迫害犹太人的问题上持怎样的态度呢？要想获取屠杀行动的相关信息并非难事。显然，相关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少部分仍留在德国境内的犹太人的耳中。[47]1942年1月，维克多·克伦佩雷尔记载道，有谣言称，“在里加，被转移的犹太人下火车时被一批一批地枪杀了。”[48]1942年3月16日，他在日记中首次提到了“位于上西里西亚霍茹夫（Chorzów，德文名为Königshütte）附近的‘奥斯维辛’（或与之相似的名字），被称为是最骇人听闻的集中营”。[49]到了1942年10月，他已将其称为“高速运转的屠宰场”。[50]1942年8月底，他写道：“屠杀殆尽的欲望一直在不断增长。”[51]他还记载道，关于在奥斯维辛和其他地方发生的大规模屠杀，“现在已有相当多的传言，其中很多信息都出自雅利安人，而且这些信息在内容上前后一致，因此，大屠杀不可能只是一个传闻”。[52]由此可见，要获得犹太人、波兰人以及其他种族者在东方地区遭到大规模屠杀的相关消息确非难事，人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渠道获知。1942年3月，党卫队保安处报告说，从波兰返回的士兵在公开谈论那里的犹太人如何遭到大规模的屠杀。[53]1942年10月9日，纳粹党办公厅抱怨道，“东方地区部署着各种各样的作战部队，那里的士兵们有机会亲眼看见犹太人是如何被对待的，他们休假回国后便四处散播关于犹太人面临的残酷措施的信息”，尤其是东方占领区的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54]在第三帝国中央管理系统中工作的各级别公务员，有的阅读了别动队的报告，有的则与东方地区的管理人员有联系。[55]铁路系统的时刻表制定人员、火车驾驶员、各火车站的员工以及各铁路货场的工作人员都能辨别出这些火车，而且也知道它们将驶向何方。负责围捕这些犹太人、处理其文件或财产的警察们也对此了然于心。此外，负责将犹太人的寓所重新分配给德国人的房产官员和负责处理犹太人财产的行政管理人员也都心知肚明，诸如此类的知情者不胜枚举。

面对歧视犹太人的行为，有的德国人公开地表示强烈欢迎。维克多·克伦佩雷尔戴上黄色之星的标志后，希特勒青年团的年轻成员们开始在街上对其大声呵斥，这是他头一遭经历这样的事情。[56]克伦佩雷尔详细地描绘了战争期间，他身为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日常点滴；他记录了自己戴着犹太之星走在街上时，普通德国民众碰到他的各种反应。一方面，有的人会极其冒犯地问道“你这个恶棍，怎么还没死啊？”，而其他人——完完全全是陌生人——也会向他走来，去拽他的手，低声说“这都是形势所逼！”，随即迅速走开。[57]1941年10月末以后，与犹太人的这种碰面变得愈发危险。当时，帝国保安总局下令，任何德国人，只要他公开地对犹太人表现出任何形式的友好，都将被逮捕，此外，他所同情的那名犹太人也将被捕，并被关进集中营。[58]然而，有的人依然对犹太人表现出怜悯之情。克伦佩雷尔有时能辨认出那些友好的工作人员，他们“至少是老一辈的社会民主党员，或者是德国共产党员”，但与此同时，他也会遭到其他工作人员的羞辱冒犯。[59]有一次，克伦佩雷尔前去医疗保险办公厅办事，他留意到，一名工作人员在看到他佩戴着犹太之星后，说道“他们应该给犹太人都打一针，这样，他们就不复存在了！”[6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43年4月，一名工作人员在德累斯顿犹太人之家——克伦佩雷尔就住在这里——清理一名“被撤离者”的私人财产时，对克伦佩雷尔发牢骚道：“这些恶棍，看看他们在波兰干的勾当，我都感到怒不可遏。”[61]犹太人在各方面的配额远不能满足他们基本的生存要求，虽然有的店主甚为铁石心肠，严格按照当局的规定行事，但其他店主却还是愿意违背规定，对犹太人施以援手。[62]

当统治当局强迫犹太人必须在衣服上佩戴黄色之星，以便民众们更轻而易举地认出他们时，许多非犹太裔德国人的反应与戈培尔的期望截然相反。据报告，犹太人走在大街上时，得到了异于寻常的友好问候，人们走上前来向他们表达歉意，而且在搭乘有轨电车时，还有人主动给他们让座。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们——比如瑞典驻柏林的大使以及美国驻柏林的总领事——也注意到，绝大部分德国民众都怀揣着类似的同情心，年长者尤其如此。犹太人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沦为被迫害的对象；统治当局公开宣传他们这一被迫害者的身份反而让德国民众感到羞愧难当。[63]总体而言，对佩戴犹太之星这一要求，民众们表现出极为负面的态度，只有少部分人将其视为侮辱并攻击犹太人的良机。[64]不久，当警察开始围捕德国各城市中的犹太人，把他们送到当地火车站准备将其驱逐到东方地区时，公众的负面回应再次淹没了正面回应。这些驱逐运动尤其令老一辈的德国人感到震惊不已。1941年12月，党卫队保安处汇报到，在明登（Minden），人们都在说，“以如此残忍的方式来对待人类，这简直难以理解；无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雅利安人，毕竟，他们归根结底都是上帝创造的人”。[65]驱逐运动尤其为宗教信仰者所诟病。[66]1942年7月底，在莱姆戈（Lemgo），一群民众聚集在一起，前来送别最后一车被驱逐的犹太人。许多德国公民，尤其是老一辈德国民众，对驱逐运动都持批判态度，甚至连纳粹党员也认为这对犹太人来说太残忍了，因为他们已经在这个镇里生活了几十年，甚至数个世纪。[67]1941年11月7日，路易丝·索尔米茨在汉堡写道：“火车上的人们都向外探着脖子；显然，又来了一批将被送走的非雅利安人，此刻，他们正在车厢旁集合。”[68]不一会儿，一名犹太老妇被带离犹太老年之家，然后被“赶进这拥挤不堪的可怜人群中”，索尔米茨听到一位路人对此评论道：“太好了！这群乌合之众终于要被清除干净了！”而这一评论让目睹该场景的另一个人甚为气愤。“你是在跟我说话，对吗？”他问道，“那么请把你的嘴闭上。”[69]在1942年的整个夏天，路易丝·索尔米茨亲眼见证了一批又一批的犹太老人被驱逐到特莱西恩施塔特。“甚至连驱逐年迈者的行动也在整个汉堡上演。”她写道。虽然索尔米茨本人从未亲眼看见，但一位熟人告诉她说，当自己家遭到驱逐时，“小孩们兴奋得又叫又喊”。“犹太人再次去了华沙，”她在1942年7月14日写道，“我在他们家门外的垃圾箱确认了这个事实。垃圾箱里装着他们家少数物品的残骸，包括有颜色的锡罐头，旧的床头灯，还有被撕碎的手提包，塞满了整个垃圾箱。小孩们正在搜刮这些垃圾箱，将其底朝天地翻了又翻，他们欢呼雀跃，把这里搞得一团糟，其凌乱程度简直难以用文字来形容。”[70]

吉塞拉是弗里德里希和路易丝的女儿，当她爱上了一名比利时男子——此人在汉堡一家工厂工作——并决定与他结婚时，索尔米茨一家人将面临一个始料未及的新难题。在户籍登记处，一名官员告诉路易丝，帝国司法部拒绝了这对恋人的结婚申请，并补充道：

“这名年轻男子的父母知道你的女儿是一等混血种族吗？我相信他们已经同意了这门婚事，但他们知道你女儿的种族问题吗？”

“比利时不承认这样的法律和观点。”

“你说的‘比利时’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甚至不用‘德国’这个概念了。我们用的是‘欧洲’这个概念。没有犹太人能够留在欧洲。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不是官方的，但据一系列迹象来看，我觉得与此前相比，犹太人将被待之以更严厉的方式。”

这个话他给我说了两遍。我坐在那里，软弱无力。他继续教育我说：“看看犹太人在俄罗斯、在美国都干了些什么勾当。我们现在才第一次注意到了这些。”

当路易丝·索尔米茨鼓足勇气，提起自己的犹太丈夫时，这名官员着实大吃一惊。他一脸怀疑地惊叫道：“你的丈夫还在这里？！”[71]

四

也有一部分人不遗余力地解救犹太人。商人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的故事就广为人知。奥斯卡·辛德勒是一名捷克裔德国人，亦是一名纳粹党员。辛德勒在克拉科夫一家搪瓷厂原来的犹太厂主被剥夺了所有权之后，得到了这间工厂。一方面，他雇佣了1,100名犹太强制性劳动力在这里劳作，而另一反面，他也在广泛从事黑市贸易，卖劫掠而来的艺术品，同时也通过其他渠道进行贪污腐败。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辛德勒开始对波兰犹太人所遭受的痛苦变得义愤难平，他设法动用自己的金钱和私人关系成功地保护了那些为他工作的人。随着红军的到来，他获得了撤离手下工人的许可，将他们转移到了苏台德地区的一家军工厂，尽管这家军工厂从未生产过任何武器装备。最终，这些犹太人在战争中得以幸存，但辛德勒却在保护他们的过程中散尽了自己绝大部分财富，而且在战后的岁月里，虽然商业世界更井然有序，但他却未能东山再起。1948年，他搬到了阿根廷，但10年后他再次破产，随后回到了德国。他最初住在法兰克福，然后搬到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辛德勒在1974年去世，时年66岁，去世时生活相对拮据。[72]

另一位施以援手的人是维尔姆·霍森费尔德，他是一名信仰天主教的德国陆军军官，曾是一名教师。为了保护波兰人和犹太人，使其免于被捕的命运，他雇佣这些人在自己华沙的军队体育运动行政管理机构中任职。“我已经帮助了很多人！”1943年3月31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几个月后，他又补充道：“我没有背负十恶不赦的良心谴责，所以我不用害怕以后会遭到任何报应。”[73]1944年11月17日，霍森费尔德无意间发现了一名饥肠辘辘的犹太幸存者。这名幸存者本居住在犹太人隔离区，霍森费尔德发现他时，他正居住在一栋被遗弃的房子里，霍森费尔德正打算将这栋房子用作新的军队指挥中心。[74]结果，这个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职业钢琴家瓦迪斯瓦夫·席皮尔曼（Władysław Szpilman），早在战前，他的音乐演奏就通过无线电播送，使他成了一名波兰家喻户晓的人物。当德军指挥部搬到这栋房子的楼下时，霍森费尔德就将他藏在了阁楼里，并一直给他提供食物和冬衣，直至德军离开这座城市。霍森费尔德从未告诉过席皮尔曼自己的名字，甚至在日记中记录自己所做的这一切时，他也没有提到席皮尔曼，这显然是出于安全考虑。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位在波兰又恢复了事业的钢琴家才发现了自己恩人的真实身份。[75]

还有其他人士也投入到救援行动中，他们的故事虽不如这般众所周知，但他们也帮助藏匿了柏林、华沙、阿姆斯特丹以及其他沦陷城市的数千名犹太人。这些援助者包括一些秘密组织，比如各种童子军部队、慈善机构以及之前就存在的整个救援系统，这些组织或是受到了社会主义信念的激励，或是受到了宗教信仰的驱使，而有时也纯粹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农夫和村民们表现出了友好和怜悯之情，在他们的帮助下，许多犹太人，尤其是法国的犹太人，得以躲藏在乡村地区。在这众多的营救机构中，其中一个名为拯救儿童与保护犹太人健康组织（Organization for Rescuing Children and Protecting the Health of Jewish Populations），该组织在1912年成立于俄罗斯。它的法国分部帮助藏匿了数百名犹太儿童——这些儿童大部分都是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并为他们提供虚假的身份文件，将他们分散到愿意冒风险的非犹太人家庭中，再或者将他们偷渡到西班牙或瑞士。总的来说，像这样的地下组织成功地将成千上万名犹太人藏了起来，或者是将他们送到了欧洲非德占区的安全地带。[76]当然，与未能幸免于难的数百万犹太人相比，这些数字太微不足道了。

一小部分人也在不遗余力地获取灭绝行动的相关信息，并将此传递到欧洲——此时已经被德国主宰——以外的世界。爱德华·舒尔特（Eduard Schulte）是一名德国实业家，与统治当局的一些领导人私交甚好。1942年7月底，他前往苏黎世旅行，在那里，他告诉一位犹太商务朋友说，希特勒已经计划在当年年底前彻底完成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行动。他还告诉这位朋友，有多达400万的犹太人将被送到东方地区杀害，而且有可能是用硫酸来杀害他们。这一消息传到了世界犹太人大会（Jewish World Congress）秘书长格哈特·里格纳（Gerhart Riegner）那里，他组织英国和美国的大使馆通过电报将该消息进一步发送到世界犹太人大会位于纽约的总部。但很多时候，这些报告的接收者们都对这一消息持怀疑态度，因为该犯罪行动的规模着实令人难以置信。所以，美国政府给世界犹太人大会的建议是，等到里格纳的报告被核实后再公之于众。[77]只有亲眼看见者才能提供更可靠而准确的信息。在这些见证者中，最不可思议的便是库尔特·格施泰因（Kurt Gerstein）。他是一名消毒专家，在武装党卫队的卫生所供职。1942年夏天，帝国保安总局派格施泰因带着100千克的齐克隆B前往卢布林，但他不知道这一任务的目的。1942年8月2日，他来到贝乌热茨。当天，当一火车的犹太人从利沃夫被送抵这里时，他也在场。这些犹太人被迫脱下了自己的衣服，然后被乌克兰的辅助人员赶进了毒气室，他们告诉犹太人，把他们送进这些房间是给他们消毒。毒气室外的操作人员一直在想方设法让柴油马达运转起来，这一启动过程足足持续了两个半小时，这些犹太人在里面哭喊连天。格施泰因细致入微地记录到，柴油马达启动后又过了32分钟的时间，毒气室里的人被毒死殆尽。格施泰因是一名虔诚的新教徒，眼前的这一幕令他毛骨悚然。在从华沙返回柏林的旅途中，他把这一切告诉了一位名叫约兰·冯·奥特（Göran von Otter）的瑞典外交官。这位外交官谨慎地核查了格施泰因的证明文件，然后向瑞典外交部发去急件，详细地汇报了这一事件。瑞典官员害怕这份文件会激怒德国人，因此一直秘而不发，直到战争结束，这份文件才得以重见天日。回到柏林后，格施泰因前去拜访教廷大使、认信教会的领导人以及瑞士大使馆，向他们讲述这一事件，结果都无功而返。人们或许会认为格施泰因会因此辞职或者申请调离到其他岗位，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一方面，他仍在给集中营运送齐克隆B，而另一方面，尽管无济于事，但他还在竭尽所能地四处传播相关信息，告诉人们德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最终，他把自己目睹的这一幕幕，再加上与其他参与者交谈而得的信息结合起来，写了三份独立的报告。但是，他一直没有公布这三份报告，直到战争结束，他将报告交给了美国人，这一切才被公之于众。格施泰因被指控为犯了战争罪，并因此锒铛入狱。1945年7月25日，他在监狱中上吊自裁；导致其自戕的原因极有可能是他难以承受内心的自责和愧疚，他痛恨自己没能成功解救这些犹太人，或者说没能起到更大的作用。[78]

波兰在向全世界散播德国灭绝计划的消息方面做出了最坚定的努力。用毒气毒死犹太人的灭绝行动刚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拉开序幕，波兰抵抗运动的成员们几乎就立即给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发去了相关消息。1942年9月17日，波兰流亡政府批准举行一场公开抗议，抵抗德国人正对犹太人实施的罪行，但波兰流亡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既没有鼓励波兰人给犹太人提供庇护，也没有鼓励犹太人向波兰人寻求帮助。当时，斯大林正极力说服同盟国承认1939年9月波兰分裂前纳粹德国与苏联所达成的边界协约，所以，在波兰流亡政府看来，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在犹太人身上会使全世界忽略波兰人所受的痛苦，从而进一步削弱波兰流亡政府对抗斯大林这一政策的努力。流亡政府里的一些政治家认为，不仅斯大林会利用犹太人的悲剧做文章，而且丘吉尔和罗斯福也会这样。他们或许会借犹太人的问题来使大家承认寇松线的合法地位。[79]1942年，抵抗运动组织委派波兰地下党的一名成员扬·卡尔斯基（Jan Karski）去西方，向西方人士讲述波兰所蒙受的苦难，直到此刻，波兰在帮助犹太人的问题上才开始有了转变。其实，在他要向西方人汇报的一系列问题中，犹太人遭到谋杀的这一项并不是重点。然而，一个犹太地下组织的两名成员听到他要去执行该任务时，成功地说服了他去探访位于华沙的犹太人隔离区，同时，他极有可能也去了位于贝乌热茨的集中营。当卡尔斯基最终到达伦敦时，他讲述了他所目睹的一切。[80]

他的汇报产生了巨大的效果。1942年10月29日，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在伦敦的阿尔贝特音乐厅主持了一个大型的公众抗议活动，犹太和波兰社区的社区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1942年11月27日，波兰流亡政府在伦敦最终公开承认，来自波兰和欧洲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正在波兰境内——波兰流亡政府所声称的疆域——遭到谋杀。波兰流亡政府的代表告知了丘吉尔这一事件，同时，在1942年12月14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也向英国内阁递交了一份与种族大屠杀相关的官方报告。三天后，同盟国各政府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承诺将严惩那些大规模屠杀欧洲犹太人的犯罪分子。[81]同盟国得出的结论是，阻止种族大屠杀的最佳方式就是集中一切力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赢得战争。轰炸通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其他集中营的铁路干线只能给犹太人争取到暂时的喘息机会，治标不治本，而且只会分散各方力量的关注点和资源，应该将大家的注意力和资源汇聚在一起，一鼓作气地彻底推翻杀害犹太人的政权。[82]然而，同盟国真正落实的却只是开展打击纳粹政权的大规模宣传运动。自1942年12月以来，英国和其他同盟国的宣传媒体开始通过广播和书面材料向德国民众们大肆宣传大屠杀的有关信息，并承诺将实施严厉的惩处行动。[83]在柏林，面对如此狂轰滥炸的控诉，纳粹宣传者们甚至都不再予以任何否认了。就反宣传而言，戈培尔说道：

有不少关于犹太人遭到迫害的流言，要部分或者全都予以否认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将德国所犯暴行与英国和美国在全世界的暴力行为联系起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否认这一个暴行……每一方都会控诉另一方犯下了暴行，这是普遍的规律。最终，民众的这一呼声将会促使大家不再谈论灭绝行动的话题。[84]

因此，最晚自1942年年底以来，在德国，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成了某种公开的秘密，戈培尔深知，要否认这一事实绝无可能。

由此可见，战争刚结束时，许多德国人声称他们对屠杀犹太人的行动一无所知，这显然与现有的证据不符。但是，也没有证据足以证明另一种观点，即整个德国人无一例外地狂热支持统治当局凶残的反犹主义运动，更没有证据表明，对犹太人的憎恶,无论是在战前还是在战后,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力量。[85]党卫队保安处那里有堆积如山的监视报告，但这些报告都鲜有提及屠杀犹太人的这一问题。之所以如此，背后存在着充分的理由。正如社会民主党的秘密报道机构在1940年3月所指出的那样：

恐怖统治无所不在，这迫使“日耳曼民族同胞们”将他们真正的情感隐藏起来了，他们不敢表达真实的想法，只能披着一张伪装的面孔，表现出乐观的情绪和赞同的立场。事实上，这一恐怖统治史无前例地迫使众多民众都屈从于统治当局的要求，甚至是思想层面的要求；他们不敢发出任何的谴责或提出丝毫的质疑。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忠诚外壳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86]

因此，人们很少公开地讨论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行动，而且，甚至连党卫队保安处对此也鲜有汇报。[87]然而，据现有的证据来看，总体而言，德国普通百姓并没有站在支持的立场上。戈培尔在1941年下半年和1943年开展了两次宣传运动，结果都未能改变普通百姓的立场。但是，如果说统治当局无力改变民众的态度，不能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谋杀犹太人的立场，那么统治当局或许反倒可以利用这一事实——民众们显然知道犹太人正遭到迫害——来说服民众们继续战斗，以防犹太人以牙还牙，对他们进行报复，尤其是——正如纳粹宣传所鼓吹的那样——当犹太人控制了德国的敌人，也就是英国、美国和苏联，后果将不堪设想。[88]

在战争的最后两年，戈培尔麾下的大众媒体展开了铺天盖地的恶毒宣传，充斥着夸张而虚假的信息，在刻画红军的时候尤其如此。在他们的描述里，红军在挺进过程中对德国人实施了疯狂的强奸和屠杀，虽然诸如此类的宣传并非与事实全然相左，但太过夸张。这种宣传所造成的后果并不是戈培尔想要的。它非但远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进一步增强德国普通民众的决心——反倒只是揭开了民众内心强烈的自责情绪，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未能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犹太人遭到杀害。绝大多数德国公民仍然信仰基督教，而这股内疚感正是基督教信仰在他们心中所带来副产品，这一点出人意料。例如，据报道，在1943年6月，面对戈培尔关于苏联在卡廷屠杀波兰军官的宣传运动，巴伐利亚的神职人员团体以下面这样的方式予以回应。慕尼黑的党办公厅汇报道，这些神职人员团体说：

在东部，党卫队用同样的屠杀手段来打击犹太人。犹太人遭到了党卫队非人的对待，其方式令人毛骨悚然，这必将招致上帝对我们民族的惩罚。如果这样的谋杀罪行还不足以让我们受到报应，那么上帝的神圣正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德意志民族身上背负着如此深重的罪孽，我们不指望得到任何的怜悯或原谅。我们在世间也会遭到残酷的报复。因为我们采取了这些野蛮而血腥的手段，所以我们的敌人在向我们发动战争的时候绝不会丝毫手软。[89]

当科隆大教堂在第二个月遭到轰炸时，人们都说这是1938年烧毁诸多犹太会堂而招致的报应。[90]1943年8月3日，效力于党卫队保安处的一名间谍报告到，巴伐利亚的民众都在议论纷纷，说“敌人的空军之前没有袭击维尔茨堡，那是因为维尔茨堡的犹太会堂没有被烧毁。其他人则在说，敌人的空军现在也朝维尔茨堡飞来了，原因是不久之前，最后一名犹太人也被迫离开了维尔茨堡”。1943年12月20日，符腾堡的新教主教特奥菲尔·武尔姆给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写信，后者是一名公务员，长期执掌希特勒的帝国总理府。特奥菲尔·武尔姆在信中汇报说，很多情况下，德国民众都：

将敌人空军给他们造成的一系列痛苦当作是报应，是因为犹太人受到的不人道待遇而招致的报应。在遭到空袭的夜晚，民众们的房屋和教堂都被点燃，在火光中倾塌，最后被焚为灰烬。人们从被毁的房屋中抢出少得可怜的东西，然后仓皇逃窜，在一片混乱中四处搜寻避难所。这一切都让德国民众万分痛苦地想起了最初犹太人所遭遇的种种苦难。[91]

仅在一年后，也就是在1944年11月6日，党卫队保安处从斯图加特汇报道，戈培尔的宣传生动详尽地描绘了红军在东普鲁士内梅尔斯多夫（Nemmersdorf）犯下的种种暴行，包括劫掠、屠杀以及强奸。

但在很多时候，这些宣传却适得其反。许多同胞都说，德国媒体对其狂轰滥炸的报道简直是厚颜无耻……“比如星期六在《国家社会主义信使报》（National Socialist Courier）上刊登的那些图片，统治当局借此究竟想达到怎样的目的？他们应该意识到，这些受害者的图片反而会使每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想起我们在敌国领土，甚至在德国境内所犯下的种种暴行。我们难道没有谋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吗？士兵们难道不是一次又一次地汇报说波兰的犹太人被迫为自己挖掘坟墓吗？我们又是怎样对待阿尔萨斯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呢？犹太人也是人！我们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是在对敌人说，如果他们赢得了战争，他们也可以这样对付我们。”（这是当地众多来自社会各阶级的民众的观点。）[92]

1944年7月4日，宣传部的新闻处负责人收到一封匿名信，写信人在信中预言说：“仅犹太人就会让我们为对之所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93]德国民众笼罩在恐惧和内疚的情绪中，他们对来自同盟国的惩罚感到寝食不安。自1943年以来，他们就已经开始从思想上做准备，等一旦战败，他们就一口咬定自己对种族大屠杀一无所知，竭尽所能地逃避这一惩罚。

第二节

毁灭的文化

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此之前亦如此——纳粹宣传可能看似无处不在，渗透进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在不遗余力地把得过且过的民众们全都聚集起来，将他们转变为只懂得对希特勒阿谀奉承、没有思想的群体，让他们无条件地狂热拥护纳粹意识形态，坚定不移地支持纳粹政权的军事征服和种族优越论，这亦是德国军事战争的基本目标。至少，这样的宣传效果是戈培尔想营造出来的。但这只是一个假象。[94]首先，纳粹宣传远未达到无处不在的夸张程度。甚至戈培尔本人也意识到，必须对纳粹宣传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休闲娱乐也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让我们的民众心情愉悦，积极乐观，这对战争也很重要。”1942年2月26日，他在日记中如是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95]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其他的事情尚且不提，戈培尔汲取了教训，因为在战争爆发前，民众对过度政治化的媒体宣传以及无穷无尽的政治演讲和规劝说教感到恶心生厌，他们已经对纳粹宣传表现出普遍的漠然。[96]因此，截至1939年，这位纳粹宣传部部长已经非常深刻地认识到，他最初的宏伟目标——在精神和情感层面上彻底动员德国民众——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有鉴于此，在战争期间，纳粹宣传的目标变得更切合实际一些，那就是让人们坚持战斗，并确保他们能遵守统治当局给他们提出的要求，哪怕他们只是表面遵守。[97]

身为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在艺术、文化以及媒体领域拥有庞大的权力，但还没有大到足以任他一手遮天，独断专行的程度。他的一位主要竞争对手就是奥托·迪特里希，此人在1931年时被希特勒任命为纳粹党新闻总监，1938年时又被希特勒任命为帝国新闻官。与戈培尔不同，迪特里希就在希特勒的办公室工作，因此，他几乎每天都从希特勒元首那里直接获取命令。迪特里希的众多任务之一就是每天早上给希特勒呈递一份国际新闻摘要。自1938年以来，迪特里希及其下属在每天中午的时候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在会上给德国各大报纸的编辑们下达指令。迪特里希的影响力日盛一日，而戈培尔为了尽可能地避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将自己每天的部长会议定在上午11点。结果戈培尔却陷入了愈发被动的地位。1940年，迪特里希从希特勒的总部那里直接发布“纳粹党首席新闻发言人每天的标语口号”，以此开始逐渐蚕食戈培尔的权力。之后，两人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一次，他们两人与希特勒共进午餐，迪特里希说：“我的元首，今天早上我在泡澡的时候想到了一个很好的主意。”戈培尔迅即打断道：“迪特里希先生，你应该多泡几次澡。”[98]

1941年10月，此二人之间发生了一次很严重的冲突，当时希特勒派迪特里希前往柏林，目的是在一场国际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苏联已经战败。尽管当时纳粹政权的高层领导都持这一观点，但戈培尔却认为这种过度乐观的言论必定会招致可怕的后果，所以对此感到大为光火。[99]在这一点上，戈培尔是正确的，后来事实也证明如此。截至1942年8月23日，戈培尔和迪特里希的关系实在太过紧张，所以甚至连希特勒也感到很有必要下令要求所有的新闻指令——包括戈培尔下达的新闻指令——都需要经过迪特里希办公室的审查，并明确规定，正午时分迪特里希的新闻发布会才是唯一能合法代表元首观点的发布会。不久以后，迪特里希成功地让自己的一名属下被任命为纳粹党副新闻发言人，而且还让此人在宣传部中供职。戈培尔向此刻权力庞大的博尔曼大发牢骚。这一危险的举动结果导致迪特里希以辞职相威胁，但希特勒直接拒绝了迪特里希的辞职请求。直到临近战争结束时，戈培尔才最终在他们二人的交锋中占据了上风，在1944年6月时获得了否决迪特里希日常新闻指令的权力，并在1945年3月30日终于说服希特勒罢免了这位新闻官，但为时已晚。[100]截至此时，这位宣传部部长也已成功地将其他一系列竞争对手都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这些竞争对手从隶属于里宾特洛甫外交部的新闻司到武装部队成立的各种“宣传公司”，无所不包。长期以来，宣传工作的管理被为数众多的竞争对手搅得四分五裂，但在战争的最后两年，戈培尔终于夺取了宣传工作的绝对控制权。[101]

虽然背后存在着诸如此类的激烈倾轧，但宣传部仍然通过各种传播媒介炮制了不计其数的宣传资料，这是其增强民众士气的重要手段之一。宣传部的一份官方报告指出，从1939年9月开始，宣传部制作了9组幻灯片，期间，通过纳粹党各党区办公室组织的夜间娱乐活动，总共有430万人观看了这些幻灯片。这些幻灯片涉及的主题包括“德国的种族政策”以及“世界海盗英格兰”。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16个月里，纳粹党组织召开了大约20万次政治会议，其主要目的就是增强士气。用于张贴在墙上的图片海报，其印刷量不计其数（例如，名为“打败德国敌人”的海报就印刷了100万份）；文字型海报的印刷量也多达50万份。宣传部发行了3,250万份纳粹党“每周的话”，印刷了多达6,500万份小册子，这些册子涉及各种各样的主题。还有一点不能忽视，那就是截至1940年年底，纳粹党总共发行了70万张希特勒的照片。1939年9月3日，奥托·迪特里希对新闻界的代表说道，记者不再仅仅只是报道者，同时也是“德国民众的士兵”。[102]到了1944年，纳粹党几乎控制了德国整个新闻界。在这里，新闻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宣传媒介，而非娱乐媒介。此时，纸张也开始定量供应，这促使帝国新闻部在1941年5月停止发行了500种报纸，两年后又进一步停止发行了950种报纸（其中包括之前深得人心的《法兰克福报》［Frankfurt Newspaper］）。但战争期间人们很渴望阅读新闻，随着报纸种类的减少，主流报纸的流通量则迅猛增加。自1939年至1944年，报纸每天日总发行量从2,050万份增长为2,650万份。截至1941年，纳粹党的王牌日报《人民观察家报》每天的销量达到了1,192,500份；之后，纳粹党又推出了其他重要的周报，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帝国》，这是戈培尔在1940年创办的，而且3年后，该报纸每期的发行量多达150万份。《黑色军团》是党卫队1935年创办的报纸，截至此时，它已发展为销量第二的周报，每期的发行量高达75万份，这也反映出党卫队的规模及其重要性日盛一日。然而，民众阅读这些报纸杂志并非仅仅是为了获取与纳粹党或党卫队有关的最新信息，他们也是为了娱乐和放松，因此，1939—1944年期间，那些有插图的杂志和周报，其销量由1,190万份猛增为2,080万份。[103]

统治当局非常重视文学，并将其视为激发爱国主义情怀的手段，不遗余力地复兴并推销他们认为恰当的经典作品，比如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威廉·退尔》（William Tell）。4.5万间前线图书馆为士兵们提供闲暇时间——如果他们有闲暇时间的话——的阅读材料。德国民众为士兵们捐赠了多达4,300万册的图书。国内的2.5万间图书馆则满足了普通百姓的阅读需求。那么战争期间，人们都在阅读什么呢？据1939年10月，威廉·L. 夏伊勒的报道，当时德国境内销量最好的小说是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的《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和A. J.克罗宁（A. J. Cronin）的《堡垒》（The Citadel）。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德国50年》（Fifty Years of Germany）也对读者极具吸引力，因为他们想通过这本书再次确定，在非法西斯主义的世界里，德国还没有沦落到被大家彻底鄙夷唾弃的境地。[104]但这种阅读情形显然不可能持续很久。战争赋予了帝国文化协会（Reich Chamber of Literature）[*]前所未有的众多机会来控制作家和出版社。1940年，审查机制增强，而且由于纸张也成了定量供应的物品，所以政府当局正好有理由要求出版社重点关注那些在此之后得到批准的新书及其作者。至于来自敌国的书籍和期刊，除了纯科学的作品以及作者（前提是非犹太人）于1904年以前去世的作品以外，其他的都被严令禁止。在世的德国作家除非创作名为《我们朝英国飞去》（We Fly Against England）——据统计，这是1940—1941年间汉堡各图书馆借阅次数最多的一本书——这样的作品，否则，他们如果还想在第三帝国境内出版自己作品的话，那么他们的出版进程可能就无法有稳定的保证了。据威廉·L. 夏伊勒的报道，虽然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在1939—1940年间，反苏联的书籍销量仍然很好，侦探小说也大受欢迎。更受读者追捧的是与战争相关的历史书籍，其中包括《总体战》（The Total War）。这是一本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名册子，作者是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因为他已经去世，所以出版他的作品完全没有风险。此外，描述英国和波兰的宣传作品，其销量也甚是可观。但在所有作品中，销量最高的仍然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截至1940年，它的销量不少于600万册，给他的作者带来了丰厚的版税。[105]

战争爆发后，各种各样逃避现实的文学作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戈培尔鼓励出版色情文学和尺度较小的黄色作品，这主要是为士兵提供的，此外，幽默小说和笑话集也很畅销。众所周知，卡尔·麦（Karl May）是希特勒本人最喜爱的作家，此时，他那一系列以美国西部拓荒时期为背景的小说再次受到追捧，有的军人读者甚至从他的作品中获得了很多启示，领悟到了在东线对付苏联游击队的作战策略。在这种形势下，文学作家们愈发选择“内心流亡”（inner emigration）——或者缄默不言，或者创作历史传奇故事——将其作为庇护策略。在读者大众看来，维尔纳·贝根格林（Werner Bergengruen）1939年以前的作品含沙射影地批判了纳粹政权；他1940年出版的小说《天堂人间》（Heaven as It Is on Earth）售出了6万册，但1942年该书就被禁止售卖了。在被剥夺了以传统方式与读者分享自己作品的机会后，贝根格林开始写匿名诗，并在私底下进行散播，而事实上这是非法的。《魔鬼王国》（The Realm of Demons）是弗兰克·蒂斯（Frank Thiess）的作品，其第一版在1941年售罄后也被禁止了。他的下一步小说名为《那不勒斯传奇》（The Neapolitan Legend），于第二年出版，这部小说在政策上得到了更多的宽容，因为人们并不能直接地将其与当下的政治环境联系起来。这些“内心流亡”作品的问题在于它们所传递出的信息过于隐晦，读者们必须极其细致入微地阅读才能从字里行间中抠出与当下时局相关的信息，事实上，通常情况下，这层信息是读者们希望从中发现因而出于主观意愿才将其赋予其中的，而非作者预设其中并希望读者们领会而得的。战争结束后，蒂斯与流亡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认为只有战争期间留在德国境内反对统治当局的作家才有资格称自己是战后民主的精神奠基人。但是，与其他为统治当局所容忍作家的作品一样，这些作家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在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要将焦点放在第三帝国战争生活的现实上，他们在作品中也表达了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意愿，那就是在心理层面上逃离战争生活。[106]

二

在宣传部所使用的所有大众媒体中，戏剧表演得到了最多的资金投入，这或许有点出人意料。例如，在专门拨付给艺术领域的补贴中，超过26%的补贴都给了戏剧表演，而只有不到12%的补贴拨付给了电影行业。战争初期，在全德国境内，有多达240家由国家或区域、地方或市政运营的公立剧院，座位总共多达22.2万个，此外，还有约120家私立剧院。在1940年，剧院售出大约4,000万张票，其中大约1/4的票都由士兵或军工厂工人团体预定。由于其他许多娱乐休闲活动都被取缔了，所以民众对戏剧表演的需求很大。[107]尽管战争期间私人旅游和个体旅游一定程度上仍在继续，但劳动阵线的“力量来自快乐”项目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其国外和国内旅游规模都在缩水，项目所用的船和其他交通设备也被用来运送士兵，用以发展娱乐项目的资金也被用来满足军队成员的需求了。[108]因此，戏剧表演演变成了一项重要的替代品。

1942年初，党卫队保安处记录到，“在战争期间，很多剧院都涌来了大量观众，这种爆棚的场面，剧院在战前很少经历过。在大都市，要想通过常规渠道在售票厅那里买到票几乎不再可能”。[109]战争刚拉开帷幕，戈培尔就宣告说，此时必须避免剧院上演的剧目“太过夸张或毫无特色，这与我们所处时代的严肃性和人们的民族情绪相违背”。[110]然而，他本人也深知，那些去剧院看戏的观众，尤其是新观众，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去寻找乐趣。戏剧导演们接到指令，具有悲观主义情绪或充满绝望氛围的戏剧不得上演。此外，敌国作家的戏剧也不得表演（但莎士比亚的戏剧偶尔也在上演）。契诃夫的作品在1941年6月22日以前还是被允许的，但之后就被禁止了。戏剧导演们想方设法地来绕开这些规定。他们以新的方式来演绎德国经典作品——其中包括悲剧——将其重新搬上舞台，因此，他们中很多人后来称他们在纳粹文化沙漠中打造了一片戏剧绿洲。但这一切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由于许多外国作家都被禁止了，所以戏剧表演整体显得非常贫乏。此外，为了回应观众们对喜剧和轻松娱乐剧目的要求，在那些年，德国戏剧舞台所呈现的剧目的水准逐步下降。有一点不出所料，那就是与战时德国的其他文化领域一样，逃避现实的剧目此时在剧院最受欢迎。[111]从1943年开始，一家又一家的剧院被炸毁，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也因此经常被征募到军队服役或军工厂中工作，所以，通过观看戏剧来逃避现实也变得愈发困难了。1944年8月，戈培尔以总体战动员委员会全权总监（Reich Plenipotentiary for the Total War Effort）的新身份下令关闭全部剧院、音乐厅和有歌舞表演的卡巴莱餐厅，他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112]

与剧院一样，战争初期，电影院在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也急剧提高。[113]1942年售出了超过10亿张的电影票，这比1933年售出的电影票多出了5倍多。平均下来，每个德国人每年去电影院的次数大约为13到14次。年轻人去电影院的比例则非常高。据1943年的一个抽样调查显示，在年龄介于10到17岁的年轻人中，有70%的人每个月至少去一次电影院，有22%的人每个星期至少去一次电影院。为了满足电影观众的需求，德国不仅有7,000多家固定的电影院，而且还有数量庞大的移动电影院，这些移动电影院不仅去全国各地巡回放映电影，同时也去战争前线慰劳士兵。从1939年至1944年，德国的电影公司每年都会出品大约60到70部新电影，并在有德军驻扎的每一个欧洲国家放映。[114]这些电影公司自1942年以来由中央直接控制后，装备精良，并使用最现代的技术。宣传部下达命令，在电影院，每部电影中都必须包含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化电影”内容，主要讲述自然史，展现德国在波兰的“文化工作”，而自1943年以来，则主要是普及空袭中如何自我保护。[115]

据称，观众觉得放映的内容甚是无聊。他们真正想看的是最新的新闻短片。自1940年9月7日起，现有的全部新闻短片都被整合成了一个短片，从1940年11月开始，这个被整合的新闻短片定名为“德国新闻周报”（German Weekly Review），在放映每部电影前都必须播放这个周报。制片人可以放映这样一个长为40分钟的新闻短片，这个短片是在该电影上映前的两周内由摄影师和记者拍摄的，这些摄影师和记者被“安置”在于前线服役的兵团中。如此一来，这些新闻短片就极具时效性和真实性，所以广受欢迎。每一期新闻短片都有多达3,000份拷贝，仅在德国境内，每一期就有大约2,000万人观看。公众渴望获得与战争进展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些新闻短片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许多观众去电影院主要是去看新闻短片，而不是电影正片。这些新闻短片巧妙地运用音乐，尤其是图片而非文字，再佐以细致的剪辑整合，因此被赋予了强大的吸引力以及一定程度的美学效果。当然，士兵们总是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新闻短片中，他们击退了一心想要摧毁德国的邪恶敌人；战略形势也主要是被模糊地呈现出来，但总是给人一种乐观的氛围；血液、内脏、死尸以及其他任何有可能令观众产生恐惧感和作呕情绪的场景都被严禁出现在大荧幕上。1942年7月10日，希特勒亲自要求宣传部将枪杀俄罗斯人的场面加进新闻短片中（“他特地指出，应该囊括切除囚犯外生殖器以及将手榴弹放在囚犯裤子中的场面”）[116]，但宣传部似乎并没有执行他这一要求，这可能是考虑到观众的反应。然而，在战争的头两年，观众在观看新闻短片时异常投入，仿佛他们自己也身临其境，当看到捷报场面时，他们会自发地报以掌声，大声地呼喊“希特勒万岁！”。[117]

戈培尔非常欣赏新闻短片在信息传播和政治宣传上所取得的效果，为了取得进一步成效，他下令配之以一系列的重要电影，这些电影都旨在普及纳粹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1941年，他命令在第二年8月14日开始公映4部反布尔什维克的电影，其中包括《国家政治保卫局》（GPU）。这个电影的名字其实已经过时了，因为众所周知，当时俄罗斯政治警察的首字母缩写已经是NKVD（内务人民委员部）。不难预料，这部电影着重刻画了所谓的犹太人阴谋，展现了苏联警察一系列暴行的幕后指使是犹太人。戈培尔试图以一个爱情故事为核心，将这个电影整合起来，借此噱头博得更多的观众，但这部电影还是失败了。它将俄罗斯人刻画为变态的、具有施虐狂倾向的拷问者，这种刻画方式太过老套，而且过于粗俗野蛮，这部电影上映之后，戈培尔就下令不再上映反苏联的故事片。除了反苏联的电影外，他还下令拍摄了一些将矛头指向英国人的电影，他想刻画的是英国人受到了犹太人和财阀的控制，但这些电影上映后，其命运也喜忧参半。1940年，电影《罗斯柴尔德：在滑铁卢的得利》（The Rothschilds' Shares in Waterloo）上映，该片批判了1815年滑铁卢战役期间一家犹太银行对金融业的操控，但事实上，这只是毫无根据的想象（当然，在电影中，普鲁士人在布吕歇尔将军的指挥下赢得了滑铁卢战役）。然而，这部电影在公众那里并没有取得成功，因为主题表达得并不明确，观众们不知道它究竟是针对英国人的还是针对犹太人的，所以该电影在1940年时又被撤下荧幕，进行重新剪辑。诸如《为爱尔兰而生》（My Life for Ireland）、《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以及《克吕格尔叔叔》（Uncle Krüger）等电影都在1941年上映，猛烈地抨击了英国的殖民史。《克吕格尔叔叔》给人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影响。这部电影是围绕着第二次布尔战争（Boer War）展开的，里面的表演非常精彩（是埃米尔·雅宁斯主演的），具有很高的上映价值。但电影中很多角色都严重地扭曲了各自所对应的真实人物，是充满恶意的描绘。例如，在电影中，维多利亚女王沉溺于药用威士忌；赛西尔·罗兹（Cecil Rhodes）颓废堕落，过着奴隶伺候的生活，贪得无厌地追逐黄金；戴着单片眼镜的张伯伦是不折不扣的伪君子，而且缺乏男子气概；赫伯特·基奇纳（Herbert Kitchener）冷血无情，人性泯灭；而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则是一名集中营负责人，是一个有施虐狂倾向的谋杀犯，用牛排来喂养自己的斗牛犬，如果饥肠辘辘的囚犯抱怨食物匮乏，他就将其枪杀。克卢格叔叔是布尔人的领袖，他被刻画为一个坦诚而朴实的民族英雄，在他的领导下，布尔人成功地抵抗了侵略，解除了这场巨大的危机，这也是戈培尔极其看中的一点，因此，他在1944年时下令重新放映该电影。[118]事实上，这部电影第一次上映的时候只受到了很少的批评，有的观众的确认为其中的场景“与历史不符”，但绝大部分观众都视之为“一种真实的历史记录”。然而，学识更广博的那部分观众却在思考以这种英雄主义的手法来刻画“布尔人”是否明智。“这个混血民族的性格诡谲多变，考虑到大德意志帝国在战争最终胜利后必将面临一系列的殖民任务，那么我们就知道，此刻按照日耳曼民族的理想形象来呈现布尔人实在太不合适。”[119]

战争刚刚拉开帷幕，戈培尔就几乎就同时下令准备拍摄两部重要的反犹主义电影，分别是《犹太人苏斯》（Jew Süß）和《永恒的犹太人》。战争刚爆发，纳粹政权就打算进一步采取打击犹太人的措施，尤其是在波兰，这两部电影都旨在为纳粹政权赢得德国民众对这些措施的支持。《犹太人苏斯》的导演是法伊特·哈兰（Veit Harlan），该片于1940年9月24日上映，是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改编自（当时正在流亡的）犹太作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的同名小说。虽然福伊希特万格本来想要突出犹太人沦为替罪羊的角色，但哈兰故意扭曲了苏斯这个人物。在小说中，苏斯本来是18世纪的一名放债人，被人诬告有罪，他因而被处以绞刑；但在电影中，他被刻画成了一个恶棍，不仅勒索德国老实人的钱财，而且还劫持并强暴了一位年轻美丽的德国女孩。在哈兰的电影中，苏斯这个人物看起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很好地融入了社会，哈兰不仅让他与金发的德国人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也让他同电影中其他所有犹太角色形成对比，这些犹太角色都被刻画成了肮脏丑陋的人。在电影末，苏斯被绞死了，这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了犹太人当下要面临的命运。主演们的表现好评如潮，惟妙惟肖，非常具有冲击力，事实上，其中一名演员甚至请求戈培尔公开宣告他不是犹太人，因为他的表演让很多观众都信以为真，认为他就是犹太人。希姆莱极其喜爱这部电影，他下令党卫队所有人都必须观看。此外，在东欧，这部电影还专门给集中营和集中营附近的非犹太裔观众放映了，而且在那些新一轮驱逐运动已排上日程的德国城镇，该片也给非犹太裔观众放映了。[120]

《永恒的犹太人》是在戈培尔的亲自监督下由弗里茨·希普勒（Fritz Hippler）指导拍摄的，这是一部纪录片，长度和故事片差不多，该片也声称旨在向观众揭露犹太人的真面目。波兰城镇街头犹太人的画面与聚焦“老鼠”的电影镜头反复切换，据电影梗概介绍，老鼠是“寄生虫和病菌携带者，其之于动物界就像犹太人之于人类”。影片中还有屠宰动物的画面，呈现的是按照犹太人饮食礼仪要求而采取的屠宰方式，这些画面是1939年入侵波兰后不久拍摄的，剪辑这样的画面是为了表现出犹太人残忍无情。此外，犹太人家庭的实体模型也出现在影片中，整个是一副肮脏不堪、年久失修的场面，里面爬满了害虫。该影片引用了一系列杜撰的数据，并据此声称，犹太人就像老鼠一般，在全世界四处游荡，无所不在，他们恶贯满盈，到处散播革命，怂恿人们颠覆政权，并且还侵蚀文化价值观和现行的文化标准。这部影片的反犹主义色彩太过强烈，甚至连宣传部都在怀疑是否应该向公众放映该片。当然，它在纳粹党中的活跃分子那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公众并没有什么反应。据报道，很多观众在电影放映中途就离场了，而其他人则认为该片很“无聊”。绝大部分人都更倾向于像影片《犹太人苏斯》里面那种更微妙的形象，那些形象要有趣很多。《犹太人苏斯》对观众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冲击，他们在观影过程中会不由自主地跳起来，尤其是看到强奸场景的时候，他们会朝着荧幕大声吼叫。在柏林，甚至有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大吼“让犹太人彻底滚出德国！”[121]

《犹太人苏斯》是一部卖座的电影，相对而言，《永恒的犹太人》则是一部失败的影片，这一强烈的对比表明，德国民众想要的不仅仅只是政治宣传。随着战争的来临，德国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需要娱乐节目，以便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日常生活中暂时地抽离出来。1939年10月，威廉·L. 夏伊勒记载道：“在电影界，当下最受追捧的就是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他出演的这部影片在这里被翻译为了《中国历险记》（Adventure in China）。该片已经在云石山庄（Marble House）连续上映4周了，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一部德国电影，”他补充道，“能坚持放映一周就已经很不错了。”[122]夏伊勒的说法有点太夸张，并非所有的德国电影都一败涂地。《愿望音乐会》（Request Concert）和《伟大的爱》（The Great Love）就深得观众喜爱，这两部电影各自都吸引了2,000万以上的观众进入电影院，戈培尔对此了然于心。这两部电影都暗含了意识形态元素，展现了爱人们因战争而被迫分离，他们克服了自己的私欲，献身于更大的社会，最后又再次团聚。这些电影呈现了军事行动的某些场面，但与此同时，也把战争中那些更血腥暴力、更具毁灭性的方面剔除了，他们给观众展现的是一个被删除了所有负面元素的战争，人们从中只会感受到乐观积极的情绪。[123]鉴于这些电影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戈培尔下令，每拍摄五部电影就必须有四部是“上乘的娱乐片，必须保证其质量”。事实上，在1943年，德国制作的74部影片中有多达41部都是喜剧片。[124]截至此时，人们喜欢娱乐活动，他们都蜂拥去看服饰极尽华丽的轻歌剧、讽刺剧、侦探电影以及内容夸张的情节剧。当戈培尔正在柏林体育宫向忠诚的纳粹党员们发表“总体战”演讲时，德国普通百姓却正在柏林的各个电影院里舒适地观看《两个快乐的人》（Two Happy People）、《喜欢我》（Be Fond of Me）以及《尽情舞蹈》（The Big Number）等影片。第二年，一部名为《白色之梦》（The White Dream）的电影更是将这一逃避现实的主题发挥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其中一组画面是冰上表演，这组画面所配歌曲的歌词鼓励人们“买一个彩色的气球/将它牢牢地拽在手里/看它带着你一起飞/飞向遥远的仙境”。[125]

截至1943年，尽管娱乐电影的数量甚为庞大，而且每周的新闻短片亦是以威胁的口吻解说，但这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战局对德国愈发不利。正如党卫队保安处在1943年3月4日所报告的那样，显而易见，“人们不愿再仅仅为了看新闻短片而去电影院，也不愿再为了看电影而忍受与之相伴的任何麻烦，比如排队买票”。[126]宣传内容越是与实际情况不符，宣传短片越是反复声称最终的胜利毋庸置疑将属于德国，而观众的怀疑就越是强烈。戈培尔不遗余力地打消民众们因希望破灭而产生的失落感，为此，在1943年年中，他委托法伊特·哈兰拍摄了一部彩色电影，讲述了1806年拿破仑军队包围位于波罗的海的德国城市科尔贝格（Kolberg）的故事。在经历了耶拿和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的军事惨败之后，科尔贝格的卫戍部队都已经打算放弃这个城市了，但该市市长却将居民们团结起来，展开了最后的防守。在战争的后半阶段，纳粹政权的宣传主要包括如下主题：纳粹党对军队不信任、以民粹主义者的姿态呼吁德国民众紧密地团结在统治当局身边、信仰牺牲精神、民众们应甘愿默默忍受死亡和毁灭。“死亡与胜利密不可分，”正如电影中这位市长在关键时刻曾说过的那样，“最伟大的成就往往诞生于痛苦之中。”电影中的另一个角色预感到了他们将无可避免地输掉战争，但他勉励观众道：“一个新的民族将在灰烬和瓦砾中重生，如凤凰涅槃一样，一个新的帝国即将崛起。”

电影中的许多台词都不是法伊特·哈兰所写，而是出自戈培尔本人之手。他给这部电影划拨了850万帝国马克的预算，这是一部故事片正常制作成本的两倍。为了在电影中生动地呈现战争场景，他特地从军队中调遣了4,000名海员和18.7万名士兵来参与表演，而当时前线正处于兵力极度吃紧的状态，由此可见，戈培尔对宣传工作重视到了极点。其实，在历史上，科尔贝格最终被拿破仑攻陷了，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对他们而言，该片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刻画是很陌生的。在电影剧本中，这位法国皇帝遭到了市民们的殊死抵抗，最终战败，并在失望中撤军。无论这部电影有多强大的宣传潜力，但一切都为时已晚。这部电影直到1945年1月30日才彻底制作完毕，并于当天在柏林上映，这天是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12周年的纪念日。截至此时，许多电影院都已经在战争中被毁了，事实上，截至1943年8月，就已经有237家影院被毁。例如在汉诺威，32家影院中仅有12家仍在运营。此外，由于铁路运输系统瘫痪，所以将电影《科尔贝格》的拷贝送到德国的其他地方也不太可能。因此，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看过这部电影。另外，这部电影首映后不到两个月，科尔贝格这座城市就被红军攻陷了。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我保证，民众们撤离科尔贝格的事件不会出现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汇报中，这绝不会发生。”[127]

三

约瑟夫·戈培尔的宏愿是将纳粹政权的相关消息送进德国的每家每户，而就实现这个目标而言，无线电广播是最适合的传播工具。[128]1939年8月，帝国宣传部接管了德国的所有广播电台，而且自1942年7月起，宣传部开始直接运营帝国广播协会（Reich Radio Society，一家主要的广播公司）。与其他参战国一样，德国也通过广播节目给听众们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包括如何靠着有限的定量食物供给来度日、如何改变生活方式过省吃俭用的日子以及如何应对战争环境。前线传来的报道给听众构建了一个正面的英雄主义士兵形象，而在战争的后期阶段，广播节目则开始鼓励听众们忽略前线传来的坏消息，敦促他们坚持战斗。然而，由于广播电台的一些员工被征召入伍，广播节目因此受到了影响；此外，因为相关当局要通过其他语言向国外观众进行宣传，所以整个广播节目，甚至广播频率都做了相应调整，广播节目也因而进一步受到影响。跟以前一样，戈培尔坚持认为绝不能将德国无线电广播的功能局限为政治宣传，这甚至不能成为其主要功能。例如，1944年，在每周190小时的广播节目中，流行音乐占了71小时，一般的娱乐节目占了55小时，古典音乐占了24小时，每周的政治广播节目只占了32小时，解说与音乐相融合的节目占了5小时，而“文化”节目则占了其余的3小时。有的听众认为，不应该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播放流行音乐；此外，对于播放舞曲和低吟男歌手的“现代作品”，尤其是在乡村地区播放，人们也普遍不以为然。但广播公司（也不无理由地）坚持声称士兵们和国家劳役团的成员非常欢迎诸如此类的节目，因而才予以保留。据党卫队保安处的报告，幽默元素与流行音乐相融合的节目格外受欢迎。广播公司竭尽所能地满足当地听众的口味，据说，巴伐利亚州的听众就非常欢迎本地的音乐广播节目，比如“泰根塞（Tegernsee）音乐家们的蒸汽面条歌”。[129]

然而，有些歌曲不仅仅在当地大受追捧，还突破了地域的局限，在整个士兵和普通民众中都成了热门金曲。在艰难的时代，抒情歌曲——比如札瑞·朗德尔（Zarah Leander）的《我知道有一天会出现奇迹》（“I Know One Day A Miracle Will Come”）——能够予人慰藉，而且也在委婉地向人们许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正如我们所见，在攻打斯大林格勒期间，士兵们聚集在收音机旁，收听女歌手拉莉·安德森（Lale Andersen）娓娓地唱着“一切都快结束了/终有一日会完结”。与其他同类型的歌曲一样，这首歌也主要是用来增强因战争而被迫分离的爱人之间以及家人之间的情感纽带的。安德森在1939年发行的《莉莉玛莲》（“Lili Marleen”）成为当时的热门歌曲。这首歌描绘了一名士兵在营房外的路灯下与自己女朋友告别的场景，触动了听众们丝丝缕缕的怀恋之情。他们还能见面吗？她会爱上其他人吗？他能在战火中幸存下来吗？如果他不幸阵亡，那么谁又将与莉莉站在路灯柱下缠绵呢？这首歌不仅唱出了士兵们心中的忧虑，而且也细致入微地捕捉了远方爱人对士兵们热切的盼望，这股盼望在其心中徘徊萦绕。令这首歌更有趣的是，虽然这里面的歌词是以一个男人的口吻说的，但演唱者却是一位魅力四射的女人。然而戈培尔却不喜欢这首歌所发酵的悲观情绪和怀旧色彩。因此，在1942年9月底，他下令逮捕了安德森，罪名是她的歌曲严重地打击了军队的士气。德军截获了她与瑞士朋友——包括流放的德国籍犹太人——联系的信件；此外，戈培尔希望她能去参观华沙的犹太人隔离区以此达到宣传的目的，但也遭到了她的拒绝。所以，这些事情对她都十分不利。戈培尔禁止安德森再出现在公众面前。在1943年年中，她最终又获得了重新在公众面前唱歌表演的机会，但前提是她在表演中不能演唱《莉莉玛莲》。在她解禁后的第一场音乐会上，观众们都大声呐喊，要求她唱《莉莉玛莲》；当观众们清楚地意识到她将不能演唱这首歌时，他们就自己唱了起来。1944年8月，这首曲子最终被彻底禁止了。早在此之前，英国和美国的士兵就通过德军在贝尔格莱德强大的无线电发射台开始收听这首歌了。同盟国的军事当局还将这首歌翻译成了英文。玛琳·黛德丽和薇拉·琳恩（Vera Lynn）都演唱过它的英文版《我灯光下的莉莉》（“My Lili of the Lamplight”），而法语版是伊迪丝·瑟雅芙（Edith Piaf）演唱的。临近战争结束时，英国军队通过无线电广播给整个德军战线的德国士兵播放这首歌的德语版，想以此彻底挫败他们的士气，这或许也无意间证明了戈培尔的观点，即这首歌的确是靡靡之音，会消磨士气。[130]

截至此时，对于德国听众而言，不仅通过无线电广播收听《莉莉玛莲》变得愈发困难，而且收听任何节目都变得愈发困难。廉价的国民收音机经常出故障，而且很难买到电池和其他备用零部件。相关产品的黑市也因而迅速繁荣起来。空袭破坏了各城镇的电力供应系统，有时需要好几天才能恢复供电。随着战局对德国愈发不利，听众们对德国广播电台的相关报道愈发怀疑。[131]一方面，早在1942年1月，党卫队保安处就已经在抱怨，说人们对政治广播节目反应冷淡。但另一方面，民众们其实非常关心德国在东部战线和非洲的最新战况，相关的详细报道却相对匮乏，他们对此也很焦虑。他们感觉自己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些问题牵动每一个人的心，他们对此忧心忡忡，如果能对这些问题作一个公开说明，那么民众当前的不确定情绪就能一扫而空。”[132]为了寻求可靠的信息，德国民众开始收听外国广播电台的节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节目。国民收音机在战前销售时，价格低廉，因而在民众中极为普遍。但国民收音机只能接受短波节目，因此，要收听外国的广播电台并非易事。但在1943年时，全德国听众中只有不到40%的人使用这种收音机。绝大部分有收音机的人都无须费太多的功夫就能收听到BBC提供的德语节目，而且甚至连国民收音机有时亦能成功地调到这个频道。据BBC的估计，截至1944年8月，多达1,500万德国听众每天都在收听自己的节目。[133]

德国听众收听BBC和其他外国电台的节目需要冒巨大的风险。战争刚爆发，收听外国电台就被认定是一项刑事罪，犯罪者足以被处以死刑。有的德国听众住在隔音效果很差的公寓楼里，因而极容易遭到举报。有些邻居是狂热主义分子或者本身就用心歹毒，他们会将耳朵贴在墙上偷听屋内传出来的BBC新闻播音员那浑厚的嗓音，然后向统治当局检举告发。在“广播罪”这一法律实施的头一年里，大约有4,000人因此项罪名锒铛入狱并遭到起诉，而在1941年时相关犯罪者首次被处以了死刑。[134]在这方面，克雷费尔德一名工人的案件甚为典型。此人在1943年11月时被判刑为监禁1年，原因是他收听了BBC的节目并在工友中传播他所听到的内容。与大多数因这项罪名而受到惩罚的人一样，他曾经也是一名活跃的左翼派人士。普通的犯罪者很少受到严厉惩罚，而且自1941年以来，对他们的起诉和判刑相对比较少见。例如，1943年，在整个大德意志帝国，因广播罪而被判处为死刑的只有11例，这在当年所有广播罪犯罪者中仅占了0.2%。[135]尽管如此，民众们还是想方设法地避免被别人听到自己在收听BBC的节目，他们将自己锁在厕所里收听，或者用毯子将自己和收音机都捂起来收听，或者让其他家庭成员在屋外面把守。战争爆发后不久，威廉·L. 夏伊勒就略微夸张地记载道，“收听外国广播电台的许多德国民众都被判处为长期监禁，尽管如此，但很多人仍在继续收听”，其中包括他最近与之共度了一下午的一家人。“当他们在下午六点打开BBC的新闻节目时，他们有一点紧张焦虑。”他写道。那位搬运工是“一名纳粹密探，专门负责监视这栋公寓楼”，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密探。“他们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得异常低，我几乎什么新闻都听不到，”夏伊勒写道，“而且他们的其中一个女儿还特意在大门口那里守着。”[136]

在英国和其他国家，若本国居民要收听德国炮制的政治宣传广播节目时，他们完全无须采取这样的防范措施。戈培尔确保了将越来越多的资源都分配给用英语播送的广播节目，而且聘用亲德的英美人士来制作这些节目，他们往往是法西斯主义的追随者，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威廉·乔伊斯（William Joyce）。威廉·乔伊斯的播音腔调矫揉造作，因此，英国听众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名为“哈哈勋爵”（Lord Haw-Haw）。此类新闻播音员的节目显然就是政治宣传，但仍然有观众愿意收听，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同BBC那些极其正式严肃的节目相比，他们的节目含有一些花边内容，而且这些新闻播音员的风格更轻松幽默。但总体而言，这些节目对民众的士气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且随着收听的次数越来越多，人们对乔伊斯那种翻来覆去的讽刺与鄙夷风格逐渐产生了厌倦。在这些广播节目中，最出人意料的可能就是戈培尔安排的那些爵士乐节目。本来纳粹分子笃信，爵士乐是劣等种族的象征，但一支由男歌手卡尔·“查理”·施韦德勒（Karl ‘Charlie’ Schwedler）领衔的德国摇摆乐队却被安排在广播节目中演唱英美流行歌曲，为了取得预期的宣传效果，他们故意对原来的歌词进行了戏谑的改编。他们最喜欢传达的一个主题就是BBC的节目是无稽之谈（正如歌曲《兰贝斯路》［“Lambeth Walk”］的仿作所唱的那样，说他们总是“信口雌黄”）。[137]

爵士乐和摇摆乐不仅成为统治当局用以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同时也成为人们表达对统治当局不满情绪的手段。在战前的岁月里，汉堡地区家境优越的“摇摆青年”（Swing Youth）热衷于跳舞和举行派对，甚至战争的爆发也没有对他们的这一爱好产生多大影响。1940年初，盖世太保发现有500名摇摆青年在汉堡市阿尔托纳区（Altona）一家酒店的舞厅里踏着英国舞曲纵情摇摆，这些音乐甚至还有英语歌词。当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时，警察们都已有所准备。1940年3月2日，40名盖世太保成员来到位于汉堡大学城的库里欧大楼（Curio-Haus），他们突击检查了在里面举行的另一个舞蹈派对。他们将所有门都锁了起来，让现场408名派对参与者按了指纹，结果这些人中除了17人以外，其他人的年龄全都不足21岁。虽然公开的舞蹈派对被取消了，但汉堡地区上层阶级的青年人私底下仍在聚会狂欢。摇摆青年经常聚集在汉堡达姆托尔（Dammtor）车站附近的滑铁卢电影院观看美国电影，该现象一直持续到了1941年12月，而当时年轻的电影放映员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报纸出版商阿克塞尔·施普林格（Axel Springer）。随着警察对他们的干涉越来越频繁，这些摇摆青年索性跑到了父母们位于郊区的别墅，在那里的地下室中纵情狂欢，盖世太保非常鄙夷地称他们的狂欢简直就是“色情派对”。1942年6月，一个夏日派对就在这样的一栋别墅中上演，其中的一个唱跳表演节目还戏谑地模仿了希特勒和戈培尔。希特勒青年团非常担心摇摆青年会成为他们的劲敌——这种可能也的确存在——因此专门派密探潜入他们的派对，并逮捕了这个唱跳表演节目的表演者。

摇摆青年们往往傲慢无礼，表现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并且穿着极具挑逗性，比如，汉内洛蕾·埃弗斯（Hannelore Evers）就喜欢穿灰色西服套装，男士背心以及敞开的夹克，夹克里还有肩垫（正如一名资深摇摆青年后来所回忆的那样，这样的穿着“格外引人注目”），再比如，库尔特·鲁道夫·霍夫曼（Kurt Rudolf Hoffmann）就习惯性地在他的衣服翻领上佩戴一个美国国旗标志，此外，他们还公开地表示极为欣赏英伦风格。这一切最终都被上告到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那里，1942年1月26日，他们下令逮捕并殴打这些摇摆青年，并且命令他们参加劳动。如果摇摆青年的父母被发现曾鼓励过自己的孩子形成“盎格鲁崇拜情结”，那么这些父母将遭到拷问，然后被送进集中营。在短短几周内，多达70名摇摆青年遭到逮捕并被关进了集中营，其中有的还被送进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尽管很多摇摆青年都否认自己这种行为方式是受政治信仰的驱使，但他们在集中营里还是被归类为了政治犯。其中一名摇摆青年后来承认说，“我们虽然看起来很反动，但我们的想法却非常简单”。至于他们在电影院看新闻短片时为什么会习惯性地发出嘘声，他们中其中一人解释道，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我们要告诉这些愚蠢的混蛋我们与众不同，仅此而已”。但盖世太保把他们视作政治犯还是有一定依据的，比如，这些摇摆青年藐视统治当局的种族政策，并与犹太女孩发生性关系；而且他们中一些人在信中（被盖世太保截获了）表示对战争深恶痛绝；此外，他们还公开地对纳粹领导人和希特勒青年团嗤之以鼻。许多年纪更小的摇摆青年在青少年集中营关押了一段时间后就被征募到军队中去了，但他们中至少有三个人——据他们后来自己回忆道——成功地避免了上阵杀敌的命运，还有两个人越过战线，举手投降了。[138]

四

歌舞片和音乐类的无线电广播节目仍然非常普遍，由此可见，相对而言，人们的音乐生活在战争初期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139]无论是在剧院还是在电影院，以逃避为主题的歌剧作品都很受欢迎，那几年中最有名的歌剧作品就是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创作的《随想曲》（Capriccio，1942）。希特勒不久前也迷上了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的音乐作品，而且还打算将布鲁克纳的手稿存放在富丽堂皇的奥地利圣弗洛里安修道院（St. Florian Monastery）图书馆中，因为布鲁克纳生前曾在这所修道院里演奏过风琴，而且他的尸骨也长眠于此。这所修道院坐落于林茨（Linz）附近，而林茨则是希特勒最钟爱的城市。为了将这所修道院改造为布鲁克纳的手稿存放地，希特勒草草地将修道士逐了出来。他个人出资修复了布鲁克纳使用过的那把风琴，而且还资助发行哈斯（Hass）版本的布鲁克纳全集。此外，希特勒给这所图书馆还购置了许多其他物件，并且在修道院中设立了一个布鲁克纳研究中心，这当然也是他私人赞助的；按照他的长期计划，这个研究中心将被打造为一个重要的音乐学院。希特勒促使成立了布鲁克纳管弦乐团（Bruckner Symphony Orchestra），该乐团在1943年秋天开始举行音乐会。希特勒原本打算在林茨修建一个钟楼，以此传递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浪漫》（Romantic）的主题，然而该计划一直没有实现。[140]

尽管希特勒非常喜爱布鲁克纳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但在希特勒看来，还是没有人能最终替代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940年，他短暂地出访了巴黎，在回来的路上，他专程前往拜罗伊特（Bayreuth）观看了一场演出，就是瓦格纳的歌剧作品《诸神的黄昏》（Twilight of the Gods）。这将是希特勒最后一次观看歌剧表演。希特勒由于戎马倥偬，每天忙于战争指挥，再加上他愈发地不愿出现在公众面前，所以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去现场看过音乐表演。同年，他在拜罗伊特设立了一个“战争音乐节”，在这个节日存在的5年间，他总共“邀请”了14.2万位专门挑选的客人来观看表演，与其说是邀请，不如说他们是被迫出席的。1942年1月，希特勒缅怀道：“是战争赐予了我这个机会，让我帮助瓦格纳实现他的夙愿，即我们从人民中甄选出的那些人——工人和士兵——理应有权免费参加他的拜罗伊特音乐节。”[141]截至1943年，考虑到德国在战争中正迅速陷入愈发被动的地位，《诸神的黄昏》这部歌剧似乎显得与时局不相宜，因此，在与威妮弗蕾德·瓦格纳（Winifred Wagner）商量之后，希特勒决定在剩余的两次节日中以《纽伦堡的名歌手》（The Mastersingers of Nuremberg）取而代之。而在自己的住宅里，希特勒从斯大林格勒败北后就不再听瓦格纳的作品了，相反，他开始沉浸在最钟爱的轻歌剧《风流寡妇》（The Merry Widow）中，以求得暂时的逃避。这部轻歌剧是弗朗茨·莱哈尔（Franz Lehár）创作的，而歌词则是犹太人写的，希特勒直接无视了这一事实，而且，事实上，莱哈尔本人的妻子也是犹太人。[142]

拜罗伊特及其音乐节在第三帝国中占据着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尤其是因为这些音乐节事实上是由瓦格纳家族运营的，他们直接请示希特勒，而与此同时，德国其他音乐活动都是由帝国音乐协会（Reich Chamber of Music）负责，因而也就是由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部负责。1940年，宣传部称，第三帝国境内正在运营的永久性管弦乐团共有181家，总共聘请了8,918名音乐家。[143]这些管弦乐团必须服从战时规定，即必须到军工厂以及为慈善活动进行表演，这些慈善活动是为士兵募捐。虽然统治当局颇为敌视现代主义音乐，但出于政治考虑，他们还是选择继续接受现代主义音乐。例如，因为匈牙利是德国的盟友，所以慕尼黑爱乐乐团（Munich Philharmonic）才能够在指挥家奥斯瓦尔德·卡巴斯塔（Oswald Kabasta）的指挥下于1942年的音乐会演奏巴托克·贝拉（Béla Bartók）的《为弦乐、打击乐和钢片琴而作的音乐》（Music for Strings, Percussion and Celesta），尽管巴托克·贝拉本人从未想让自己的作品在纳粹德国演奏（截至此刻，他已经流亡美国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德国的各管弦乐团不得不在沦陷国家巡回演出——也可以说这正好为其提供了巡回演出的机会——旨在宣扬德国文化，使沦陷国都认同并接受德国音乐。这些管弦乐团表演的都是非常典型的德国音乐，在世的作曲家里面理查德·施特劳斯和汉斯·普菲茨纳（Hans Pfitzner）占据着首要地位，其作品经常被表演。老一辈的指挥家欧根·约胡姆（Eugen Jochum）、汉斯·克纳佩兹布施（Hans Knappertsbusch）和诸如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以及卡尔·伯姆（Karl Böhm）等年轻一辈指挥家同样非常卓越，他们确保了音乐演奏一贯的高水准。但自1943年以来，由于音乐大厅以及歌剧院在战争中被毁，加上表演者和管理人员也被征募到军队中服役，这些演出的质量才受到严重影响。在每次音乐会开始前，伯姆都会站在指挥台上行纳粹礼，正因如此，他的音乐生涯才没有遭到阻碍。卡拉扬在1933年加入了纳粹党，因此，同前辈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相比，他被认为在政治立场上更为可靠。战争期间，卡拉扬开始与富特文格勒竞争赢得音乐会听众的喜爱，而他更可靠的政治身份也成为他竞争的一个重要筹码。[144]

然而，希特勒仍然是富特文格勒的乐迷。（希特勒曾在1942年说：“在指挥家里面，只有富特文格勒的动作姿势显得不那么滑稽可笑。”）[145]这样的赞美愈发增强了富特文格勒效忠第三帝国的决心。事实上，1944年1月13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我发现局势越是对我们不利，富特文格勒就越是支持我们的政权。”[146]从某种意义上讲，战争期间，富特文格勒成了宫廷指挥家，专门为纳粹精英阶层表演。在1940年德国入侵挪威的前一周，他还带着管弦乐团前往挪威演出，德国驻奥斯陆的大使馆知道德军即将攻打挪威，他们称富特文格勒的这次演出“非常适宜，能有效地唤醒并增强挪威人民对德国艺术以及德国的好感”。1942年，为庆祝希特勒的生日，富特文格勒指挥表演了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富特文格勒所做的这一切都出于自愿。他保守的民族主义信念驱使着他一直留在第三帝国，直到1945年1月，当时他在一场音乐会间隙休息时碰到了阿尔贝特·施佩尔。“音乐大师，您看起来太疲惫了。”施佩尔对他说道，脸上带着一幅另有深意的表情。施佩尔向他暗示到，在表演完下一场音乐会后，或许他最好应该留在瑞士不要再回来了。富特文格勒领会了他的意思，再也没有回到德国。[147]

正如富特文格勒在战后所说的那样，许多前去听他音乐会的人，以及更多的、通过收音机收听他音乐的人，都能够暂时在他所创造的音乐世界中寻得庇护，这个音乐世界所奉献给他们的精神食粮要比纳粹政权为他们提供的精神食粮更有营养。但音乐的价值会因为表演者和听众的不同而产生巨大的差异。例如，1942年，一名记者在一本无线电广播杂志中撰文道：“当我在听贝多芬的音乐时，我变得勇敢无畏。”[148]一位妇女在1943年时参加了在拜罗伊特举行的战争音乐节，她说那里的表演赐予了她“新的勇气和力量，能更好地迎接新的工作”。[149]但与之有霄壤之别的是，拜罗伊特的居民却认为这个战争音乐节太过铺张奢侈，对其深恶痛绝。一队士兵在看到一群参加战争音乐节的客人畅饮白兰地时，嘲讽地说：“看到了吧，我们一直被人当成傻子。”[150]在轰炸中变得无家可归的人对这种场景尤其恨之入骨。他们中一人看到这些客人在剧院的饭店中大吃大喝，骂道：“这群混蛋倒是在这里酒足饭饱了，而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人却一滴酒都没得喝。”[151]据报道，甚至在拜罗伊特以外的地方，人们也是怨声连连，说统治当局告诫大家要省吃俭用，但与此同时却将这么多的资源投入到战争音乐节上。例如，统治当局给了3万军工厂工人将近一周的假期去拜罗伊特参加音乐节，并命令本已超负荷工作的铁路部门必须执行运输任务。[152]然而，对于那些参加战争节的人而言，这个节日似乎是希特勒馈赠给他们的礼物，简直是难以置信的慷慨。党卫队保安处在报告中以恰当的篇幅记录了这些人的感激之情。虽然这些工人很欢迎这个节日，但对他们绝大部分人而言，这仅仅只是一个短暂的休息。总体而言，音乐与现实生活基本无关。听音乐、去剧院看戏和去音乐会看表演的人都只是在逃避现实，这也是戈培尔为他们打造的遁世途径。正如曾在1943年参加过拜罗伊特音乐节的一名军工厂工人所言：“幕布落下后，我们很难迅速地回到现实中来。”[153]其他很多人也必定深有同感。

根据第三帝国的记载，第三帝国在创作属于自己的新音乐作品，但这些记载根本不足为信。毫无疑问，第三帝国存在期间，理查德·施特劳斯是最声名卓著的德国作曲家。但他的儿子娶了一位被纳粹政权归类为犹太人的女子，所以纳粹政权对此大为光火。施特劳斯及其家人定居在奥地利；1938年，当第三帝国吞并奥地利后，冲锋队员在1938年11月9至10日的犹太人迫害运动中也将目光锁定在了施特劳斯的儿媳爱丽丝（Alice）身上，他们无情地骚扰她，并搜查她的家。施特劳斯与维也纳的纳粹党党区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关系甚好，后者的父亲是魏玛市的一位戏剧导演，席拉赫因而与施特劳斯家族私交甚好。施特劳斯发出了强烈抗议，再加上这一层私人关系，因而取得了一定成效，尽管如此，但他也无力阻止爱丽丝的祖母被遣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施特劳斯开着他的豪华轿车来到集中营的门口，派头十足地宣告道：“我是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卫兵们非常怀疑地将他拒之门外。最终，爱丽丝的祖母在集中营里去世了，一同不幸遇难的还有爱丽丝的另外25名犹太亲戚。与此同时，在戈培尔的督促下，盖世太保搜查了她的家，还把爱丽丝和她的丈夫都带走并加以审问，他们给她的丈夫施压，要求他跟爱丽丝离婚。但爱丽丝的丈夫坚决不同意。施特劳斯不断地给希姆莱和其他领导人写信，希望把他的遗产全都留给他半犹太裔的孙子们，但这些信都未能清楚地阐明他的意图。1942年，在世的歌剧作曲家中，虽然施特劳斯的作品最受欢迎，但他的生活却非常拮据。与其他一些杰出的音乐家不同，统治当局不再予以施特劳斯特权，他的儿媳和孙子们也一直受到生命威胁，为此他不得不应付这个棘手的问题。[154]

1941年2月28日，戈培尔召开了由主要作曲家参加的会议，在会上，统治当局对施特劳斯的真实态度无情地暴露了出来。此前不久，戈培尔决定削减给严肃音乐作曲家们的版权费，同时嘉奖那些轻音乐作曲家们，比如希特勒最钟爱的弗朗茨·莱哈尔——施特劳斯对他的作品完全嗤之以鼻——奖励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允许他们获得全额的版权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被更频繁地搬上舞台。在会上，施特劳斯试图说服戈培尔取消该决定。但这位宣传部部长则命人大声地念出了施特劳斯信中的一句批判统治当局的话，这句话足以用来治施特劳斯的罪，而这封信是他于1933年6月17日写给自己剧本作者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随后，戈培尔朝他大声吼道：“你给我闭嘴，你还没有搞清楚你现在的处境，以及你与我之间的关系！莱哈尔有广大的观众，你没有！不要再扯严肃音乐到底有多重要！这也不能提升你作品的价值！明天的文化与昨天的文化截然不同！你，施特劳斯先生，是昨天的文化！”[155]1943年，施特劳斯因为拒绝将撤离人员安置在自己的家中而惹上了更大的麻烦。当第二年他再次拒绝的时候，戈培尔便开始禁止他的歌剧，只不过希特勒后来否定了戈培尔的这一做法。但统治当局和纳粹党都刻意无视了这位作曲家6月份的80大寿。施特劳斯已经被彻底冷落了。

在各大音乐厅中，第二受欢迎就是汉斯·普菲茨纳，而他的境遇比施特劳斯的也好不了多少。普菲茨纳脾气暴躁而且时常自哀自怜。1942年3月，他抱怨统治当局简直无视他的存在，“重要的位置都被那些品德和天资都卑劣的人占据了，观众们蜂拥地朝他们跑去，现在一次都不来看我的演出，对此时的德国而言，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156]他未能在德国找到能与之心有戚戚的观众，但却在沦陷国波兰找到了。党区领导人格赖泽授予了他价值2万帝国马克的“瓦尔塔兰奖章”；此外，波兰总督府总督弗兰克也邀请普菲茨纳于1942年5月前往克拉科夫举行一场特别的音乐会，表演他本人的，以及其他人的音乐。第二年，他再次受邀，对此，他欣然不已，于是为此次表演还专门写了长为6分钟的“克拉科夫致辞”。普菲茨纳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了。1949年他在一所养老院中去世，享年80岁。[157]与前两者相比，维尔纳·埃克（Werner Egk）则成功得多。艾克的作品表达了与纳粹意识形态相关的主题，所以尽管他的这些作品风格相当现代，但在20世纪30年代时依然赢得了希特勒的认可。他的歌剧《培尔·金特》（Peer Gynt）于1939至1940年期间在众多德国歌剧院上演，1941年在布拉格上演，1943年又在巴黎歌剧院上演。截至此时，艾克已经是帝国音乐协会作曲家分部的负责人，年收入4万帝国马克。他新的舞台作品《哥伦布》（Columbus）很明显是在将德国在东方创建德意志帝国比作历史上的欧洲征服美洲。1943年2月，他在《人民观察家报》中写道，他坚信德国必将赢得战争，而且战争结束后，德国必将实现“理想主义政治与现实主义艺术的完美结合”。[158]相较而言，战争期间卡尔·奥尔夫（Carl Orff）的声望则日趋下滑，他的音乐作品《布兰诗歌》（Carmina Burana）在1937年首演时取得了巨大轰动。然而，他的歌剧《聪明的女人》（The Wise Woman）在1943年2月首演时，观众的反应则冷淡很多。1944年3月这部剧作在格拉茨（Graz）上演，一位评论家随后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德国士兵在前线浴血奋战，牺牲自己，仅仅就是因为这样的文化吗？这部歌剧在格拉茨第二次上演的时候，当地纳粹党员也来剧院观看，他们在台下发出一片嘘声。后来，奥尔夫多次声称这部歌剧是抵制纳粹暴政的一次大胆行动，但他的这个说法却很牵强，因为那些谴责暴政和不公的歌词都并非出自剧中英雄人物之口，而都是由一帮恶棍以及一无是处的人合唱出来的，显然，这种处理手法嘲讽的不是统治当局，而是说这话的社会渣滓。[159]

最终，战争期间，在德国境内创作出的有价值的音乐寥若晨星。最具震撼力的那些作品都是由一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创作的，那就是囚禁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犹太作曲家们。除了维克托·乌尔曼和库尔特·盖隆以外，还有其他许多囚徒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存在的短短几年中创作并表演了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其中最打动人心的一些作品是伊尔沙·韦伯（Ilse Weber）创作的，她既谱曲也写歌词，而且自己用吉他弹唱，她在集中营的医院里当护士，夜晚去儿童病房查房的时候就弹着吉他唱歌。韦伯生于1903年，在1942年被驱逐之前，她是布拉格的一名作家兼广播制作人。她的丈夫以及小儿子与她一起被关进了集中营，他们成功将大儿子安全地送到了瑞典。在那个年代，札瑞·朗德尔和拉莉·安德森的歌曲非常流行，这些歌曲表达的都主要是朋友、亲戚、伴侣以及爱人终有一天会再次团聚的主题，而韦伯的歌曲则没有诸如此类的幻想：

永别了，我的朋友，我们共同开启的旅程，

已经彻底结束了。

他们在前往波兰的火车上给我安排了一个座位，

我此刻不得不永远地离你而去了。

你可靠而忠诚，你帮我度过了千难万险，

你任何时候都伴我身边。

我只要感觉到你的相伴就无所畏惧，

我们曾共同分担所有的风雨。

永别了，一切都结束了；我将思念你，我的朋友，

以及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

我将我的心交给你；在我们分开的岁月里你要坚强，

因为这一次我们是真的永别了。[160]

她谱的歌曲简单而温暖，而其中最抚慰人心的就是她自己创作的摇篮曲“Viegala”[†]。据说，1944年10月6日，集中营里的一群小孩，包括她的儿子汤米，将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她自愿陪他们一起进入毒气室，并给他们唱道：“Viegala，Viegala，vill：现在整个世界都安宁了！没有嘈杂的声音会惊扰这可爱的平静了：我的孩子，现在安睡吧。”[161]

五

战争期间，一些德国画家和雕塑家仍在坚持进行创作。有人说，对他们而言，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和其他的集中营以及犹太人隔离区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创作题材。而戈培尔和帝国文化协会想要艺术家们刻画的是英雄战争。[162]1940年，戈培尔揭幕了第四届大德意志帝国艺术展。此次艺术展将大量的展示空间都留给了战争艺术，在751名艺术家创作的1,397件作品中，刻画战争场景的作品占据了格外突出的位置。正如一名评论员所记载的那样，战争“是一个强有力的挑战者。德国的视觉艺术已经受到了挑战”。[163]希特勒在1942年的艺术展揭幕式上这样提醒在场观众，“我们也号召了德国的艺术家们报效祖国，为前线贡献自己的力量”。[164]战争期间，越来越多的人都参观了艺术展，有的人则在电影院中看到了相关的新闻短片报道。无论是亲眼看见，还是观看相关报道，观众们都非常欣赏其中一些画作，比如鲁道夫·利普斯（Rudolf Liepus）的《火焰喷射器》（The Flame-Throwers）、吉斯贝特·帕尔米耶（Gisbert Palmie）的《瞄准步枪的狙击手》（Sniper Aiming a Rifle）或者鲁道夫·豪斯克内希特（Rudolf Hausknecht）的《U艇上的眺望员》（Lookout on a U-boat）。卢伊特波尔德·亚当（Luitpold Adam）在1914—1918年期间曾是一名官方的战争艺术家，而此刻他已成为一个相关委员会的负责人，麾下有45名官方的战争艺术家，而截至1944年，他手下的艺术家则增加到了80人。这些艺术家为各个武装部队效力，都有薪资报酬，他们创作的油画和素描画也都是政府的财产。他们的作品会在全德国进行专题展出，以此证明战争期间，德国的文化创造力并没有衰退。事实上，这些艺术家们本身就被视为士兵，正如一位评论员在1942年所言，“唯有像士兵那样充满强烈战斗激情的人才能够用艺术的形式传递出身临其境般的战争体验”。[165]

战争艺术家采用了各种各样的绘画技法，他们中有的人画的是风景画，而里面刻画的场景与真实的战争场景简直是两个世界。例如，弗朗茨·容汉斯（Franz Junghans）创作的《多瑙河上的黄昏》（Sunset on the Duna River，1942）几乎就是一幅抽象画，在平淡无奇的风景上，各种色彩相互交融，揉为一体，难以分辨。在《德国人的两名俄罗斯俘虏》（Two Russian Prisoners of the Germans）中，奥拉夫·约尔丹（Olaf Jordan）充满怜悯和同情地刻画了其中的主人公；而沃尔夫冈·维尔里希（Wolfgang Willrich）则描绘了一名在东部战线服役的巴伐利亚村民，他以粗犷而幽默的手法着力刻画了主人公农夫而非士兵的一面。但战争艺术家们的绝大部分画作呈现的都是乐观积极的战争场景，包括英勇无畏的士兵们坚守在机关枪发射处，挑衅地瞪着敌人，或者是带领着大家向前挺进，而且领头人的各种引领姿势还不经意地将画作的观看者——也就是整个德国民众——带入其中，这是在间接地邀请他们加入战斗。埃尔克·埃贝尔（Elk Eber）是最受欢迎的战争艺术家之一，那些宣传性的杂志曾持续不断地复制刊登他的作品。诚如1941年《人民观察家报》刊登的一篇讣告所言，他的油画“基本上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专有的战士般的英雄主义男子汉气概”。[166]埃贝尔的《快递员》（The Dispatch Courier）尤其受人们喜爱，经常被印在明信片上。这幅画展现了一名士兵戴着钢盔，背上横挂着一挺步枪，英勇无畏地从一个散兵坑里冲出来，他的脸上露出一副坚定不移的表情，同时洋溢着效忠国家的满足和享受之情。然而，无论战争艺术家们刻画什么，他们都会避免呈现对战争的恐惧。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伤员和死尸，看不到鲜血和痛苦，也看不到四肢不全的士兵，事实上，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真正的暴力。1914—1918年期间，德国反战艺术家们创作了一些令人极度痛苦的美术作品，统治当局特意批准战争艺术家创作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作品。他们一致认为，这些新作品非常适合在学校教育中使用。一名评论员曾说道：“要给小学生们看埃贝尔或者施皮格尔的士兵题材画作，这些作品与迪克斯或者格罗兹[‡]的作品会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极其低俗，而且令人反感。每一名小学生都能立刻分辨出到底什么才是堕落腐朽的艺术……真正的艺术家，其力量流淌在他的血液中，这股力量驱使着他去呈现英雄主义。”[167]

然而，战争期间，德国最有分量的艺术家并非任何一位画家，而是一位雕塑家，他就是阿尔诺·布雷克尔。在战争爆发前，布雷克尔就已经创作了大量的人物雕像，这些雕像都表现出很强的侵略性，而且富有军国主义精神。[168]布雷克尔在欧洲拥有很高的声望。1941年，希特勒说服了一些法国艺术家——其中包括安德烈·德兰（André Derain）、凯斯·凡·东根（Kees van Dongen）和莫里斯·弗拉曼克（Maurice Vlaminck）——去布雷克尔的工作室进行探访。其中一人是法国一美术学院的负责人，此人刚回国便热情洋溢地赞美道，“一个伟大的国家何等尊重它的艺术家们及其作品，尊重它的知识文化以及人类存在的尊严”。[169]统治当局要举行一次重大的艺术品回顾展，布雷克尔似乎就是最佳的展览主题，这场回顾展于1942年4月举行，但不是在柏林，而是在已经沦陷的巴黎。让·谷克多（Jean Cocteau）给展览目录写了一篇导言，里面浸满了溢美之词，他甚至将布雷克尔盛赞为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的绝佳继承人。[170]纳粹政权的高层领导们深知布雷克尔在希特勒心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因此都争相拉拢他，布雷克尔不仅和赫尔曼·戈林以及约瑟夫·戈培尔关系甚好，而且与海因里希·希姆莱也相交甚密，希姆莱还曾委托布雷克尔用他的作品来装饰党卫队各办公场所。1941年4月，布雷克尔被任命为帝国视觉艺术协会（Reich Chamber for the Visual Arts）副会长。在施佩尔重建柏林的计划中，布雷克尔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施佩尔设立了一个工厂，并提供大量资助，用于专门生产布雷克尔的雕塑作品、浅浮雕作品以及其他立体物品。一天晚上，希特勒在吃晚饭时对席上的人说，值得给布雷克尔提供100万帝国马克的年收入，而在1942年4月，马丁·博尔曼给了他25万帝国马克的酬金，且无须缴税。布雷克尔在奥得河（Oder）附近有一座城堡，希特勒和施佩尔为其提供资金以便重新装修。当时，费尔南·莱热（Fernand Léger）、毕加索以及其他一些艺术家们都被统治当局视为“堕落”艺术家，布雷克尔搜集他们的画作并挂在城堡的墙上进行展览，以此炫耀他所享有的特权身份。德国驻巴黎的大使也将他们没收的犹太化妆品制造者海伦娜·鲁宾斯坦（Helena Rubinstein）的房子拱手交给了布雷克尔，任其处理。布雷克尔将很大一部分收入用来收购罗丹（Rodin）以及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此外，还购买了大量品质上乘的葡萄酒、书籍以及香水。[171]

布雷克尔在沦陷国狂热地搜集各种油画、雕塑作品以及其他艺术品，但在这一追逐艺术品的行列中绝非仅他一人。事实上，在这方面，希特勒和戈林是他所难以望其项背的。截至战争爆发时，希特勒和戈林都已聚敛了大量财富。[172]戈林拥有的房子、城堡以及打猎用的别墅加起来多达10套，这全都是用纳税人的钱购买并维护的。为了凸显他是第三帝国二把手的隆重身份，戈林想在这些住宅中——尤其是在他位于卡琳宫的打猎别墅，这是以他第一任妻子的名字命名的，是其最主要的打猎用别墅，占地面积广阔，而且还在不断扩建——展示各种艺术品、壁毯、油画、雕塑以及其他各种精美物件。戈林斥巨资购买种类繁多的文化品，而且为了获得这些东西，手段用尽。[173]相比而言，希特勒则坚决避免炫耀自己的私人财富，他更倾向于将艺术品搜集起来作为公用。奥地利的林茨是希特勒的家乡，长期以来，希特勒一直想将这个小镇打造为新帝国的文化中心，他甚至还简单地勾画出了他希望在那里建设的新公共大楼和博物馆的计划。林茨将会成为德国的佛罗伦萨，城中将布满一系列专题画廊和博物馆，用于陈列各式各样、门类繁多的艺术品，尤其是日耳曼艺术品。在他的规划中，柏林即将成为全世界的首都，因此，同样需要有一座能与这一世界之都身份相符的艺术博物馆。为了实现该目标，1939年6月26日，希特勒聘请汉斯·波塞（Hans Posse）大规模搜集所需要的艺术品。波塞是德累斯顿的一名博物馆馆长，亦是一名艺术史家。波塞几乎获得了无限的资助，截至战争中期，他已经在欧洲被德国占领的所有地区搜集艺术品，而到了1945年，他及其继任者已搜集了多达8,000多件的艺术品，数量之庞大，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他直接听命于希特勒，是希特勒的全权代理人，所以有雄厚的资本能够比其他代理人出更高的价格，而且手段也高出一筹，而其他代理人有的效力于戈林，比如卡耶坦·米尔曼（Kajetan Mühlmann），有的效力于德国其他的主要博物馆，还有的则是自己在收购艺术品。1942年12月，波塞因癌症去世，不久，威斯巴登博物馆馆长赫尔曼·福斯接替了他的职务。截至1944年，波塞和福斯两人总共花费了7,000万帝国马克为林茨购买艺术品。意料之中的是，诸如卡尔·哈伯施托克（Karl Haberstock）等为希特勒和波塞效劳的艺术品贸易商从这些交易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174]

尽管如此，但艺术品的消费热潮并没有出现在正常的艺术品市场中，这背后的缘由多种多样。比如，虽然许多国家都有相关的规则和管理条例来控制艺术瑰宝的出口，但在战争期间，希特勒可以轻而易举无视这些条例，这些规定对他完全没有约束力。而且，虽然很多情况下希特勒在为林茨博物馆购买德国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时貌似出了很高的价格，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德国人以强制手段规定了帝国马克与法国法郎和其他沦陷国货币的兑换率，这些兑换率都对德国的帝国马克极为有利，这一情况自1940年以来尤其突出。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德国人甚至根本无须花一分一毫就能获得这些艺术品。德国籍犹太收藏家的艺术藏品已经遭到了大规模没收，在1938年11月9至10日的犹太人迫害运动以后，这种强制性没收愈演愈烈，他们声称这是为了“保护艺术品的安全”；这些艺术品随后会被登记注册，进而被德国政府征用。早在1938年3月德国入侵奥地利时，这样的事情就已经有先例了。与其他沦陷国一样，在奥地利，犹太人如果要移民的话，必须留下他们的财产，这些财产将被第三帝国接管。1940年法国沦陷，许多法国市民逃离了自己的国家，他们留下的财产同样落入了第三帝国的手中。欧洲每个沦陷国的犹太人都被驱逐到了位于东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其他集中营，最终，他们留下的财产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这给纳粹分子提供了大范围劫掠的机会。[175]

纳粹分子认为斯拉夫人是野蛮蒙昧的劣等种族，所以当他们侵入所谓的由斯拉夫人统治的国家时，其掠夺财产的对象也远不仅仅是犹太人了。在入侵波兰时，德军为了搜寻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就已经将那里众多的住宅和乡间别墅翻了个底朝天。不久之后，波兰的文化遗产就被德军有组织地洗劫一空。卡耶坦·米尔曼之前曾在维也纳执行过类似的任务，此刻他又被委派来负责劫掠波兰的艺术品。截至1940年11月底，艺术品登记注册完毕，于是波塞前来为元首挑选最上乘的艺术品。随后，德国各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也在合适时机抵达，迫不及待地想从这些赃物中分得一杯羹。一方面，赫尔曼·戈林坚持要为自己留一些画作，而另一方面，汉斯·弗兰克却极力反对将这些战利品从他的总部带走，因此，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然而，戈林要拿走这些画作或许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弗兰克对如何保存或展览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根本一窍不通，他曾将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一幅画悬挂在暖气片上方，并因此受到了米尔曼的批评。私人藏品和公立博物馆中的藏品都遭到了洗劫，此外，恰尔托雷斯基（Czartoryski）家族所收藏的大量艺术品也遭到了有组织的劫掠，其中包括一幅伦勃朗（Rembrandt）的作品和一幅拉斐尔（Raphael）的作品。[176]此刻，汉斯·弗兰克正忙于用这些掠夺而来的艺术品装饰自己的总部，与此同时，还将战利品运往他位于巴伐利亚的家中。1945年，当美军来到巴伐利亚时，他们在弗兰克的家中发现了一幅伦勃朗的作品，一幅列奥纳多的作品，一幅从克拉科夫那里掠夺而来的14世纪圣母玛利亚画像，以及一些从波兰教堂搜刮而来的宗教仪式祭服和圣杯。[177]

当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时，这一幕幕劫掠和强行没收的场景再次上演，而且规模甚至更大。与当时波兰的情形如出一辙，纳粹分子在展开种族大清洗的同时，也展开了文化大清洗。党卫队部队和一些特别小分队，带着“日耳曼”艺术品清单，在苏联大肆掠夺，并将强制没收的艺术品运回第三帝国。在这一清单中，最著名的就是早已名声在外的琥珀宫，这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馈赠给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的礼物，后来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继承者又送来了一些礼物，这些礼物将琥珀宫装饰得愈发奢华。其实，在此之前，苏联人已经搬走了里面所有的家具和其他可以移动的物件，只留下了用来装饰墙壁的琥珀嵌板，而琥珀宫的整个房间——安置在普希金市（Pushkin）的凯萨琳宫（Catherine Palace）内——也已被拆卸并运回了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之后便一直留在柯尼斯堡进行展出，直到后来为了防止其在空袭中遭到破坏，才被收起来了。当然，在德军入侵前，苏联人也已转移了许多文化瑰宝，以确保其不会落入党卫队的手中，而且事实上，整个苏联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私人藏品了，因为它们早就被共产主义政府没收了，更何况德国人从未成功征服过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艺术品遭到了掠夺，例如，仅在哈尔科夫，德军就掠走了279幅油画，而且希姆莱强制没收了数量庞大的艺术品，将其用来装饰位于韦沃尔斯贝格城堡的党卫队总部。此外，将士们自己也能廉价地购得一些珍宝。例如，基辅在战争中被炸得满目疮痍，一名党卫队军官在那里用8,000克的小米就从一位苏联考古学家的遗孀手中换来了一批古老的珠宝藏品，然后将其寄给了希姆莱。[178]

然而，绝大部分艺术珍品都是从西欧的沦陷国家中搜刮的。1940年7月5日，希特勒派遣“全国领袖罗森贝格小组”（Task Staff of Reich Leader Rosenberg）——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所辖对外政策办公厅（Foreign Policy Office）的一个下属机构——去搜集犹太人手中的艺术品，并没收所有的反德国材料以及任何对第三帝国或许有价值的文件。罗森贝格手下的这个机构最初设在巴黎，并得到了希特勒本人的大力扶持。在搜集各种藏品以及为林茨博物馆网罗艺术品的过程中，该机构可谓一马当先，做出了迅速反应。1941年3月1日，该机构转移到了柏林，在巴巴罗萨行动之后，它从柏林派遣特使去监督在东方地区劫掠博物馆和图书馆的行动。然而，截至1940年9月罗森贝格的手下抵达荷兰时，卡耶坦·米尔曼就已经在那里了，此外，赫尔曼·戈林的艺术策展人瓦尔特·安德烈·霍弗（Walter Andreas Hofer）也已先抵达那里。1940年6月13日，希特勒授权汉斯·波塞前往荷兰，而与此同时，赫尔曼·戈林则亲自来到了阿姆斯特丹。一场疯狂的竞购战就此拉开帷幕，不计其数的德国艺术品——不管它们真的是德国艺术品抑或是所谓的德国艺术品——都从荷兰收藏家、交易商以及博物馆手中流进了第三帝国的囊中。米尔曼一行人追踪到并没收了一些艺术藏品，这是20世纪30年代一部分德国籍犹太人为躲避迫害逃到荷兰时携带而来的。大量的艺术品被送回了德国，其中包括伦勃朗1669年的一幅自画像。德国方面称这些艺术品均是非法出口的，所以也并未支付给这些艺术品的犹太所有者任何补偿。此外，一些犹太人已经逃往英国避难了，他们留下的艺术品也被没收了，而那些已经装箱准备运往国外的艺术品，其箱子亦被拆开，里面的艺术品被拿出来并遭到没收。[179]

而这些德国掠夺者将在法国搜刮到更丰富的艺术品。1940年6月30日，希特勒下令，法国政府拥有的所有艺术品都将由德国看管。大使阿贝茨计划大规模地掳掠法国艺术品，他对军方说，希特勒或者里宾特洛甫将决定哪些艺术品将被运往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艺术史家们以学术研究者的身份参观了法国的各个博物馆和图书馆，并据此起草了一份长达300页的文件，罗列了要被运回德国的艺术品名单，其中还包括拿破仑从莱茵掠走的那些艺术品。然而军队指挥部已经聘请了自己的艺术史家，那就是亲法的弗朗茨·沃尔夫—梅特涅（Franz Wolff-Metternich）伯爵，此人说服军事当局拒绝与阿贝茨合作，理由是1907年的《海牙公约》（Hague Convention）明确禁止劫掠。阿贝茨试图扣押法国政府拥有的艺术品，但这位伯爵得到了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的支持，阿贝茨的努力因而落空。除此之外，希特勒还下令没收犹太交易商和收藏家的藏品，而他们的命运则与法国政府的命运有天壤之别。15名主要犹太交易商的藏品都被侵吞了，另外，诸如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等犹太所有者的艺术藏品也未能幸免。劫掠而来的这些艺术品存放在一个室内网球场（Jeu de Paumes），这是一个小型美术馆，卢浮宫将其作为临时的展览场所。罗森贝格的别动队专程赶来管理这些藏品，但不久之后赫尔曼·戈林也亲自来到了这里，他在这里逗留了两天，总共挑选了由伦勃朗、凡·戴克（van Dyck）和其他一些艺术家创作的27幅画作，纳为己有。然而，他非常谨慎，同意希特勒对存放在网球场的这些艺术品有优先挑选权。除此之外，剩余藏品中的绝大部分则由罗森贝格和德国各博物馆瓜分了。带走这里的一切藏品都需要支付一定的报酬，而这些钱将用来资助战争中的法国孤儿。这些艺术品堆积在这个网球场，汉斯·波塞查看了藏品清单，挑选了53件作品运往德国，这些作品最终将被送往林茨博物馆。而另一方面，戈林最终挑选的油画、家具以及其他物品则总共多达600多件，在他挑选的藏品中，对于那些将被送往卡琳宫展览的藏品，他就将其价格估得极低，而对于那部分他打算卖掉的藏品，他就将其价格估得很高。戈林专横霸道地无视了沃尔夫—梅特涅的反对意见，而军方则正式宣告不再对这些艺术品承担任何责任。[180]

截至战争结束，希特勒本人收藏了75幅伦巴赫（Lenbach）的画作、58幅施图克（Stuck）的画作、58幅考尔巴赫（Kaulbach）的画作、52幅门采尔（Menzel）的画作，以及44幅施皮茨韦格（Spitzweg）的画作。除了19世纪德国和奥地利画家的作品外，他还收藏了15幅伦勃朗的画作、23幅勃鲁盖尔（Bruegel）的画作、2幅维米尔（Vermeer）的画作、15幅加纳莱托（Canalettos）的画作，此外，还收藏了提香（Titian）、列奥纳多（达·芬奇）、波提切利（Botticelli）、霍尔拜因（Holbein）、克拉纳赫（Cranach）、鲁本斯（Rubens）以及其他众多画家的作品。因为博斯（Bosch）、格吕内瓦尔德（Grünewald）以及丢勒（Dürer）的作品甚为罕见，所以只是这一个原因，希特勒就买不到他们的作品。希特勒经常提到自己获得的这些画作，但他基本上没有去看过这些作品，它们都被收起来了。[181]希特勒一直念念不忘建造林茨博物馆，他甚至将会在自己的遗嘱中下达建设该博物馆的指令。他宣告道：“这些年来我收藏了不少画作，但我购买这些作品从来都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在我的故乡林茨打造一个画廊。”然而，归根结底，希特勒之所以幻想着打造一个世界级的日耳曼艺术中心，纯粹只是他想实现自己成为一名艺术家的心愿，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他曾在维也纳度过了一段失败而羞辱难堪的岁月。[182]

* 指Reichsschrifttumskammer，一般英文多翻为Reich Chamber of Culture，由宣传部部长戈培尔领导。

† 又作“Wiegala”。

‡ 分别指费迪南德·施皮格尔（Ferdinand Spiegel）、奥托·迪克斯（Otto Dix）和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

第三节

致命的科学

一

威廉·居特勒（William Guertler）是柏林工业大学的一名冶金学教授，也是一位资深的纳粹党员。1940年3月，他给希特勒写了一封私人请愿书。事实上，诸如此类的请愿书多不胜数，按照惯例，均是由希特勒的下属处理。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本人曾看过居特勒所写的内容，但这封请愿书却被认为意义重大，因而被转交给了帝国总理府的负责人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而拉默斯又命人将其复印并分发给了众多政府部门的部长，其中包括赫尔曼·戈林。当时战争已经进行了7个月，令居特勒忧心忡忡的是，教育质量出现了严重下降，他认为这势必会造成不可设想的严峻后果。战争刚刚拉开序幕，教育部就下令，为了最充分有效地利用学生的时间，大学教育一学年两学期的传统制度将被一学年三学期的制度取代，而且每学期的长度并不会缩短。如此一来，在大学教育中，一学年就由过去的7.5个月延长为10.5个月。居特勒因而抱怨道：

我们教师接到命令，必须确保学生在一年的时间里学习他们曾需要一年半才能学完的内容。我们已经竭尽所能了，但这依然无济于事。学生们的学习精力本来就已经透支了。甚至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不能保证训练的有效性了，而现在，我们通过考试发现，他们对知识的掌握水平出现了灾难性的下降。在他们最勤奋学习那个阶段，能享受难得的娱乐是应该庆祝的，而且他们也值得拥有，但甚至是在那种高压情况下，他们也被迫放弃了这些娱乐。他们简直是在折磨自己，程度骇人，这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极限。[183]

拉默斯和这封请愿书的其他读者对此都未提出任何异议。甚至帝国教育部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Bernhard Rust）也赞同这位教授的观点。[184]

其实早在战争爆发前，教育水平就已经开始下降了，中小学和大学都受到了影响。1937年，德国的中学教育年限由9年缩减为8年。另外，希特勒青年团的影响力削弱了许多教师的权威；此外，因为纳粹教育将重心放在体育教育和身体锻炼上，所以用于书本学习的时间也相应减少。即便学生们在这种情况下成功地掌握了一定程度的知识，但他们在进入大学学习前，必须花两年半左右的时间参加劳动工作或者在军队中服役，在此期间，他们很容易忘掉绝大部分所学的知识。[185]此外，学校课程新增加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内容。例如，相关部门匆忙地发行了150份宣传册，用来替代之前教科书里对英国历史和制度的描述，这些宣传册里含有大量的恶意宣传，它们称英国是一个犹太人控制的国家，有不可告人的历史，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暴行。不仅教科书的获得变得愈发困难，而且在很多城镇，学校建筑物或者是被强制征用为军队医院，或者是在轰炸中被摧毁，后面这种情况自1942年以来尤为突出。[186]教师们奔赴前线，但他们的空缺岗位却没有人顶上，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因此，截至1943年2月，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National Socialist Teachers' League）由于活动稀少和资金匮乏而最终解散。高年级的小学生被迫将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空袭的善后工作上，或者是为战争经济收集衣服、碎布、骨头、纸张和金属等物品，或者在夏天时去农村地区帮助收割，而且一去就是整整4个月。自1943年2月以来，柏林中小学仅在上午开课，因为在下午，所有的孩子都要接受军事教育，进行军事训练，如果他们的年龄在15岁或者以上，那么就会被安排去驻守防空炮台。1943年举行了最后一次中小学考试，而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绝大部分中小学都已经完全停课了。[187]

纳粹精英学校也同样受到了严重影响。例如，战争刚爆发，沃格桑（Vogelsang）的“奥登斯堡”（Order Castle）学校就受到了冲击，几乎所有师生都到军队中服役去了，而学校的各个建筑物也被用作士兵的临时营房，随后又被当作教学场所，为养伤的士兵提供灌输意识形态的课程。[188]国家政治教育机构（National Politic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德语名为Napolas）是另一形式的精英学校，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具有狂热纳粹主义思想的学生把战争视作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充分表现自己对国家的忠诚，证明自己的英勇无畏，进而赢得奖章。截至1944年3月，大约有143名国家政治教育机构的在读学生或毕业生已经凭借自己的骁勇无畏而获得勋章，但也有1,226人不幸阵亡。如此一来，学生的数量大幅度下降，而且截至1944年年底，国家政治教育机构已经被用来培训军官学员以及武装党卫队的成员。尽管如此，国家政治教育机构依然在开展一些正常的教学。例如，战争快结束时，位于奥兰尼施泰因（Oranienstein）的国家政治教育机构仍在上课，有一次，当美国的轰炸机从学生们头顶飞过时，学生们正在上帆船课，这太不可思议了，正如一名学生后来回忆道，“那真是彻底疯狂的世界里上演的彻底疯狂的一幕”。[189]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教育质量亦受到严重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另一方面，大学也面临着自己的问题。1939年9月1日，德国的所有大学都被关闭了，10天后，学校重新开学，却发现学生的数量由4.1万名骤减为2.9万名，这反映出一个事实，即许多男性学生都被征召入伍了。后来，学生的数量开始逐渐回升，1942年时达到3.8万名，1943年时进一步增长为5.2万名；1940年时，全德国各种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总数为5.2万名，到了1944年时增长为6.5万名。此时，那些入伍学生所留下的数量空缺主要是由下列这几类人填补的，他们包括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因各种理由而被判定为不宜在军队中服役的男性、休假的士兵（他们中许多人都丧失了参军时所在学校的学籍）、留学生、医学专业的学生——他们所属部队要求他们继续学习——以及越来越多的女性学生。1939年，在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全体学生中，女性学生所占的比例为14%，1941年增长到30%，而1943年则达到了48%。与战前一样，在德国大学中，医学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1940年，医学专业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62%，在合格毕业然后以全职军医的身份在部队工作前，他们都必须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在前线服役6个月，以便做好充分准备。当时有一些（典型的持反智主义观点的）纳粹活跃分子认为，战争期间去大学读书的人都是“怠惰之徒”，他们是在想方设法地逃避兵役，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男性学生都是军队成员，只不过他们各自承担的职责不同而已。[190]

战争期间，大学教育水平出现了下降，但这并不只是由于中小学教育水平的下降而导致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学生们不得不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去执行其他的工作任务，比如去帮忙收割，或者假期时去工厂劳动。1941年，教育部也的确意识到，学生们面对一年三个学期的学习任务以及假期的劳役，他们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因此，教育部恢复了传统的一年两个学期的制度。[191]尽管如此，但学校的教授们还是开始普遍抱怨道，学生或者由于太过疲劳而没有精力学习，或者就是太过懒惰，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纳粹党素来公开地对知识学习嗤之以鼻，这种态度和观点在学生的认知形塑阶段已经深深地植入了他们的思想中，因而降低了学生们对老师的尊重程度。教授们认为，战争结束后，社会将需要大量的律师和医生，既然如此，那么为何现在还要学生去劳动呢？正如1942年10月5日党卫队保安处所汇报的那样：

第三帝国境内的每一个大学城均无一例外地报告道，学生们的学业成绩在持续下降。他们的书面作业、他们在课堂和研讨会上的参与程度以及他们的考试结果，都已经跌到了很低的水平……许多学生甚至连最简单、最基础的知识都没有掌握。在他们的书面作业中，拼写错误、语法错误以及文体错误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192]

这份报告还补充道，学生的外语水平非常低，完全跟不上那些涉及用拉丁语指示人体不同部位的课程。学生希望教授们尽量避免使用外语词汇，而教授们也开始降低标准，出更简单的试题，以便学生更容易通过考试；批改学生作业时也降低要求，如此一来，他们也能给自己腾出更多的时间。[193]

早在战争爆发前，许多纳粹积极分子就很蔑视学生组织，认为他们在政治问题上总是一幅事不关己的样子，而战争爆发后，学生组织也并未开始对国家社会主义投入一丝一毫的热情。如果它自身投入了斗争，那更多是为了德国，而并非是致力于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学生同盟（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Students' League）这一学生组织的确取得过成功。在该学生组织内部，曾有一部分成员始终执着于传统的兄弟会观念，他们仍在用决斗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而该学生组织成功地说服这部分人放弃了这种传统。它告诉他们，他们再也没有必要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任凭对手用佩剑在自己脸上划出一道疤痕，以此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因为现在他们可以到真正的战场上浴血奋战，证明自己的勇气。尽管如此，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学生同盟的影响力已日渐衰落。[194]虽然学生组织被批评为不关心政治，然而，大学本身却对战争有着愈发深刻的认识，尤其是那些坐落于大城镇和大都市的学校。截至1944年7月，在大德意志帝国的61所高等教育机构中，有25所都已经在爆炸袭击中遭到破坏。因为寻找新的教室和阶梯讲堂需要时间，而且这些新找到的教学场所随后也经常被炸毁，所以教学时常中断。此外，频繁的虚假警报进一步打乱了教学秩序。事实上，截至1945年战争结束时，除了埃朗根（Erlangen）、哥廷根（Göttingen）、哈雷（Halle）、海德堡、马堡（Marburg）以及图林根等地的高等教育没有遭到破坏外，德国其他地方的所有高等教育几乎都在轰炸中被迫停止了。此外，其他地方的许多大学甚至已经被彻底摧毁。其实，早在此之前，许多大学的图书馆就做出了一个不难理解的决定，那就是为了安全起见，将它们珍贵的图书藏品转移到煤矿或类似的地方去，因此，学生们的学习早就变得愈加困难。书店在轰炸中也难以幸免，如此一来，想获得期刊和教科书也变得越来越困难。[195]

当戈培尔于1944年被任命为总体战动员委员会全权总监时，大学教育事实上也彻底终止了。1.6万名学生奔赴前线，还有3.1万名学生被征募到战争工业中去服务。戈培尔曾打算关闭所有的大学，但遭到了希姆莱的阻止，因为希姆莱认为，至少有一些大学活动能给德国的战争事业带来直接的益处。如此一来，只有那些马上要参加期末考试的学生和那些选了物理、数学、弹道学和电子学等课程的学生才被允许继续学习。尽管与一年前的德国学生人数相比少了很多，但在1944年年底时，大学里面仍然还有3.8万名德国学生。然而即使这些学生愿意学习，他们已经学不了什么知识了。人们已经普遍地对统治当局不抱希望了。据说，在数个月以前，人们基本上就不再使用“纳粹礼”了。尽管如此，但公开地反对纳粹主义仍然十分罕见，民众们更多的是持一种完全漠然的态度。[196]

二

在这种环境下，大学老师要想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出版发表学术成果，就变得颇为困难。事实上，在1939和1940年，由于教学时间变长，所以对于许多教师而言，科研和出版几乎完全不可能。唯独那些对战争事业具有直接益处的研究或者与之密切相关的项目才会获得一定程度的优先考虑。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出版物基本上已经沦为政治宣传。虽然绝大部分教授都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但不管他们曾多么憎恶纳粹主义及其相关思想，战争对他们而言都是强有力的精神召唤，号召他们武装起来，为德国而战，而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弗赖堡大学的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这位历史学家在战争期间的文字，不管是公开发表的还是私下撰写的，都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一方面，他从道德角度对纳粹主义大加挞伐，而另一方面，他也对德国的伟大事业流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与许多处境相同的学者一样，德国在1939年和1940年的胜利令他激动不已，而德国随后几年遭遇的军事失利以及灾难性挫败又让他的希望逐渐破灭。他的儿子在东部战线阵亡，这强烈地影响了他的作为。在自己的出版物及其公共讲座中，里特尔不遗余力地振奋国内民众以及前线军队的士气，除了继续在大学教书以外，他还亲赴法国和其他沦陷国，给驻守在那里的德军发表演讲。尽管如此，他在演讲和文章中也开始逐渐呼吁德国须适可而止，而且还含沙射影地评判他眼中的纳粹极端主义。例如，1943年，他写的马丁·路德的传记将再版发行，在介绍这本书时，他强调保持纯洁的良心和坚决维护法律秩序极为重要。另外，德意志基督教徒试图将德国新教纳粹化，里特尔对此也坚决反对，而且他私底下开始着手撰写关于战后重建道德秩序的建议书。1944年11月，里特尔最终被盖世太保逮捕，所幸的是他在监狱里并未遭到虐待。他在战争中幸存下来，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时成为西德的一位著名历史研究者。第三帝国存在期间，他的立场颇为复杂，经常游移不定，自相矛盾，这种情况在当时人文领域的学者中极为普遍。里特尔在思想上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最初，他对统治当局的支持虽然一直是有条件的，但总体来说，他还是对统治当局给予了鼎力支持，但后来他认为统治当局的所作所为不仅违背了基督教的价值观，而且与爱国主义理念和传统的价值观也相左，所以对统治当局持愈发反对的立场，而经历过此种思想变化历程的人远非他一个。[197]

然而，其他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则迫不及待地投身于战争中，但他们更多的是为了捍卫纳粹意识形态，而不是捍卫德国本身的利益，这一点在年轻一辈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尤为突出。特奥多尔·席德尔（Theodor Schieder）及其同事维尔纳·康策（Werner Conze）均为中东欧历史研究领域的年轻专家，诸如他们这样的学者都宣称该区域的绝大部领土历史上都属于德国，所以他们催促将犹太人口驱逐殆尽，以便为德国定居者腾出生存空间。在呈递给希姆莱的一份备忘录中，席德尔极力提倡把犹太人都驱逐到海外，同时还建议将一部分波兰人也流放到更东边去。其他更年长的历史学家——赫尔曼·奥宾（Hermann Aubin）和阿尔贝特·布拉克曼（Albert Brackmann）亦位列其中——也在竭尽所能地辨别出那些历史上曾属于“德国”的区域，为驱逐剩余的人口做准备。统计学家们在估算该区域内的犹太人比例；人口统计学家们在详细地预测日耳曼化之后未来可能的人口增长情况；经济学家们在致力于分析实施驱逐运动和谋杀运动所需的成本和所能获得的效益；而地理学家们则在精心盘算将要被德国人重新占领和开发的领土。最终，这所有的一切酝酿发酵为了东方总计划，该计划野心勃勃地要打造种族新秩序，实施种族大屠杀。[198]各方面的力量都热情高涨地为东方总计划献计献策，这反映出各领域的学者和研究机构都迫不及待地想在纳粹统治下的东欧重构大业中施展拳脚，或者说至少可以一定程度地参与其中。除此之外，他们也如过江之鲫般地投身到纳粹领导层制定的一系列宏伟计划中，这些计划皆旨在全面重塑欧洲的经济、社会和种族结构秩序。“学术界不能仅仅被动地等待统治当局的召唤，”奥宾在1939年9月18日给布拉克曼的信中写道，“学术界必须主动发声。”[199]

战争期间，一部分学者和科学家仍然以大学为根据地，但与和平年代相比，有更多的研究活动，尤其是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方面的研究活动，都集中在非大学研究机构中。这些机构都由主要的国家机关赞助，其中最著名的研究机构就是德国研究协会（German Research Community）和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Kaiser Wilhelm Society）。这些非大学研究机构的预算极其庞大，它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得以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任何一名当权者格外留意过它们。德国接二连三地取得军事大捷，这在全德国滋生了一股普遍的自满情绪。1940年，德国在西方取得一系列胜利，紧接着在第二年时，德国又迅速向苏联挺进，这不仅证明了德国在武器装备上的优越性，而且也表现出德国的科学技术足以将全世界打败的傲人姿态。只有当战争情势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时，纳粹领导人才开始向科学家们求助。阿尔贝特·施佩尔尤其致力于协调科学研究，并将与战争相关的研究项目列为重点。1943年夏天，帝国研究理事会（Reich Research Council）成立，旨在将各个研究所和资金赞助机构凝聚起来，这些研究所和赞助机构数量庞大，门类众多，为了制造新武器和研发新技术相互角逐，而该理事会正是要协调它们所开展的科研工作。帝国研究理事会竭尽所能地制定一项协调而统一的研究策略，如此一来，就能成功避免出现相互独立的研究团队都在研究同一领域的局面，但由于空军和陆军都坚持要求独立运营自己的研究中心，要求军事相关的研究不能实行集权制，必须将权力分散开来，所以帝国研究理事会的努力沦为泡影，因而众多相互竞争的研究机构依然存在。[200]

战争期间，德国的科学研究覆盖了纳粹计划及其野心所触及的方方面面。纳粹政权特地在雅典成立了一个研究机构，那里的科学家们专门负责研究如何提高粮食产量，增加未来的食物供给，以便为东方地区的德国定居者提供粮食，而党卫队下属的植物研究小组则在东部战线的后方搜集植物样本，检查其中具备营养价值的植物。[201]这种科研工作就是一场互惠交易，一方面，不仅统治当局在拉拢这些科学家，而另一方面，这些科学家们本身也非常乐意利用统治当局为他们提供的研究机会来发展自己的科研生涯，进一步推进自己的科研工作。统治当局与科学家之间的合作过于密切，事实上，有的人甚至戏谑地称“战争是在为科学服务”。[202]1942年，帝国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研究所成立，这使马蒂亚斯·戈林（Matthias Göring）（他是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的一位堂兄，正是因为这层关系，他才能在赫尔曼·戈林发起的这场运动中大展拳脚）终于在心理学这一行业领域得到了人们的认可，长期以来，纳粹政权一直把这一行业与诸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犹太医生联系起来。该研究所探究了一系列与战争相关的问题，比如士兵们为什么会出现焦虑恐惧症，为什么会精神崩溃；但正如我们所见，研究所也研究同性恋问题，因为军队和党卫队都认为同性恋会严重威胁德国士兵的战斗力。[203]

此外，不仅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在开展种族与生物学研究，而且希姆莱麾下的祖先遗产学会也在从事相关研究，该研究机构专门服务于党卫队。[204]希姆莱的团队学术背景广阔，无论是在战前还是在战争期间，他们都不远万里地去为希姆莱搜寻证据，帮助证明希姆莱疯狂的种族理论和人类学理论具有事实依据。该研究机构专程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希腊、利比亚和伊拉克等地寻找史前遗迹，还有两名学者一路艰难跋涉穿越中东，他们途经了一系列的地方，在路上不断地将报告发送回德国的情报机构。最不可思议的是，祖先遗产学会的两名成员恩斯特·舍费尔（Ernst Schäfer）和布鲁诺·贝格（Bruno Beger）甚至带着一支党卫队考察队前往遥远的西藏，他们给那里大约2,000名居民拍摄了照片，测量了376个人的体貌，而且还依照17个西藏居民的脸做了塑料模型。希姆莱还派人前往喜马拉雅山脉考察，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就是成员之一，他因为成功征服过艾格峰（Eiger），当时就已经名声在外了，而通过此次考察，他会变得愈发声名卓著。战争刚爆发，哈勒就被英军逮捕，之后他成功逃离，并在西藏逗留了7年的时间，后来他将自己的经历付诸文字并加以出版，成为热门畅销书。

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在种族和文化构成上都非常多元，当德军侵占了这些地区并试图分辨出该地区的犹太人时，他们遇到了诸多问题，希姆莱因此派遣舍费尔和贝格前往该区域处理这些问题，以确保德军能将犹太人甄别出来并予以处死。不久之后，贝格就全身心地致力于大规模的所谓犹太种族特征研究。1943年，红军的到来使得贝格无法再继续开展他的研究工作，于是他转移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对里面的犹太囚犯进行研究。他挑选了一些犹太囚犯，测量了他们的体貌并依照他们的脸做了模型，贝格深知这些囚犯将面临怎样的命运。随后，他又转移到位于纳特兹维莱的集中营，他在这里得到了奥古斯特·希尔特（August Hirt）的帮助。希尔特是一名残忍的解剖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上下颌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所以整个脸遭受了大幅度的扭曲。在纳特兹维莱集中营，他们二人开始搜集犹太人的颅骨。他们首先对挑选出来的犹太囚犯进行X光检查，然后把他们关进毒气室毒死，之后将他们的肉浸泡在化学溶质中，最后将残留的骨头送到位于米特西尔城堡（Mittersill Castle）的祖先遗产学会档案馆。直到同盟国的军队抵达，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活动才最终停止。[205]

三

医疗科学也开始服务于战争。军事与民事规划人员急需医学研究来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与战争直接相关，比如如何有效地治疗斑疹伤寒，如何防止伤口进一步感染，当水兵的战舰沉没后，如何提高他们在救生艇中漂浮的生还率，等等。战争期间，所有参战国都面临着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德国，医学界认为用集中营囚犯来做实验能够找到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的答案。没有人强迫医学家们做这些工作；相反，他们自愿投入其中，有时甚至主动要求这么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应该感到太过惊讶，因为多年以来，医生们一直是纳粹事业最忠诚的支持者。[206]在医生看来，集中营的囚犯或者是劣等种族，或者是十恶不赦的罪犯，或者是德国事业的背叛者，或者上述身份的结合者。不管他们属于哪种身份，对纳粹医生——他们占到了第三帝国整个医疗行业从业人员的2/3——而言，他们没有生命权，更没有享受幸福的权力，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医疗实验的对象。这些医疗实验使囚犯蒙受了极大的痛苦，而且他们还会因此染上疾病，甚至不幸身亡，从很多例子中我们都能再明显不过地感受到这一点。

集中营囚犯用于医学实验最初发生于达豪集中营，那里的负责人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党卫队医生，名为西格蒙德·拉舍尔（Sigmund Rascher）。拉舍尔出生于1909年，1933年加入纳粹党，战争爆发时，他效力于希姆莱的祖先遗产学会。拉舍尔的伴侣卡罗利妮·迪尔（Karoline Diehl）曾是一名歌手，比拉舍尔年长16岁。她与希姆莱有多年的私交，因此，当拉舍尔向希姆莱提出要开展癌症早期诊断的研究项目时，这位党卫队领导人予以了非常肯定的回应。拉舍尔设想制造一种癌症感染途径，以此来充当给予集中营囚犯的“老鼠药”。为了开展这一研究，他从希姆莱那里获得了许可，能够利用达豪集中营的长期犯人来做常规血液测试。此外，因为拉舍尔还有一重身份，那就是空军预备部队的一名医疗官员，所以在1941年，他又再次说服希姆莱允许他利用达豪集中营的囚犯来进行另外一种实验，那就是测试人体在高海拔缺氧和迅速减压的情况下会有怎样的反应，该实验旨在找到帮助飞行员求生的方法，因为飞行员被迫从18到21千米的高度跳出注有气压的机舱时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从1942年2月到5月，他在达豪集中营将10名或者15名罪犯关进一个移动减压室，进行了多达300次的实验。这些囚犯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据记载，至少有3人在实验中当场死亡。空军部队也派遣了一名高级职员来参与实验，当这位同事不在场时，拉舍尔甚至实施了更极端的实验，他本人称之为“终极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受试者会死去是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因为这些实验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看一个人在空气供给逐渐减少的情况下到底能存活多久。其中一些受试者——拉舍尔称他们为“玷污种族的职业犹太犯罪分子”——被迫参加了模拟从14千米高空无氧气跳伞的实验，他们在实验中陷入了无意识状态，在清醒过来之前，他们就溺水而亡了。希姆莱会前往达豪集中营观看这些实验，而拉舍尔则直接向希姆莱报告实验结果。此外，这些实验还被拍摄下来了，而一组空军医疗人员则于1942年9月11日在航空部听取了这些实验的最终结果。共计70到80名囚犯在拉舍尔的这个研究中遇害。[207]

希姆莱对拉舍尔的工作极为满意，所以在1942年夏天，他设立了国防科学应用研究所（Institute for Applied Research in Defence Science），以此作为党卫队下属祖先遗产学会的一部分，该研究所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在集中营开展医疗实验。拉舍尔在达豪集中营的行动成为该研究所的一部分。其实，早在1942年6月，希姆莱因考虑到空军的需求就已经委任拉舍尔用囚犯做实验，考察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帮助坠入北海冰冷水域的飞行员求生。囚犯们漂浮在巨大的水箱里，每个水箱都注满了温度不一样的水，但总体而言，温度都很低，他们穿着空军制服和救生衣，试验人员在采取各种各样模拟的救援行动时，会密切观察囚犯们的身体状况。截至1942年10月，在被迫参与这项实验的五六十名囚犯中，有15到18名囚犯身亡。平均下来，这些遇害者从实验开始到最终死亡坚持了70分钟。正如拉舍尔所预料，他们从冰冷的水中出来，然后跳入温水中，并不会给他们的身体系统带来任何剧烈损害，反而会即时性地增强他们身体系统的抵御能力。1942年10月26日至27日，拉舍尔在纽伦堡一个由95名医学家参与的大型会议上发表了他的实验成果。对于利用集中营囚犯来做实验的行为，以及对于很多囚犯在实验中遇害这样的残酷事实，在场的这些医学家中，没有任何人提出任何反对。[208]

这或许是拉舍尔职业生涯的顶峰。拉舍尔的职业生涯之所以能逐步推进，这几乎全得益于希姆莱对他的偏爱。这位党卫队领导人最初反对他与卡罗利妮·迪尔的婚姻，理由是后者年龄太大，不能生育小孩，因此，他们二人就宣称迪尔怀孕了，以证明希姆莱的观点是错的。当拉舍尔告诉希姆莱，他的未婚妻已经给他生了两个儿子时，希姆莱最终同意了他们的婚姻，而且甚至还给他们夫妇送了一束鲜花，表达最衷心的祝福。然而，这位党卫队领导人其实被骗了，当1944年初拉舍尔的太太宣布自己又生了一个小孩时，甚至连希姆莱也感觉事有蹊跷，他不禁怀疑，一个52岁的老妪怎么可能生育孩子。经调查，她这个婴儿是在慕尼黑的一个主要火车站那里从一位母亲手中偷来的，而她之前的小孩也是用相似的手段得到的。希姆莱感觉自己像傻子一样被愚弄，怒火中烧，下令逮捕了她，将其关进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并予以处死。而拉舍尔本人也被解除了所有职务，被囚禁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战争快结束时，他被转移到了达豪集中营，在该集中营被解放的前3天，他被枪决了。[209]

然而，诸如此类的医学实验绝对没有因为拉舍尔的这一丑闻事件而终结。德国的空军和海军也非常关心空军士兵和水兵的安危，他们虽然成功地坐上了敞篷小船或者救生筏，但却没有水喝。饮水问题对空军来说尤为严峻，因为就带上飞机而言，任何重量的饮用水都显得太重。将海水直接转化为饮用水的众多试验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因为受试者都是纯粹的志愿者，他们的健康不能受到任何损害。因此，1944年6月7日，奥斯卡·施勒德（Oskar Schröder）教授——一位主要的空军医生——请求希姆莱从集中营挑选40名身体健康的受试者。这些年轻的受试者是从1,000名由奥斯维辛集中营转移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吉卜赛人中挑选的，他们被告知，如果愿意到达豪集中营参加特别任务，那么他们就能得到充足的食物，而且这个实验也没有任何危险。负责这些试验的医生名为威廉·拜格尔伯克（Wilhelm Beiglböck），他告诉这些人自己也喝过海水，完全没有什么不良反应。这些受试者们在享用了一周的空军食物待遇后，开始饮用海水，这些海水有的用各种方式处理过，而有的则根本没有经过处理。很快，他们全都饥渴难耐。如果他们拒绝再饮用海水，那么实验人员就会采取强制措施逼迫他们饮用。其中一人被逼疯了，绝望不已，被强制穿上了一件约束衣，而另外一个人则被绑缚在床上。其他一些人漠然地躺在周围，还有的人在痛苦地尖声厉叫。当地板被清扫干净后，受试者们就迫不及待地趴在地下，去舔舐拖把遗留下来的液体。虽然没有受试者在这些试验中死亡，但试验却给受试者造成了难以衡量的痛苦，而试验也没有取得任何成果。[210]

一些医学家对如何治疗战争中受伤的士兵感兴趣，便开展了相关实验。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因败血症殒命后，经希特勒指示，希姆莱命令在帝国党卫队医生恩斯特—罗伯特·格拉维茨（Ernst-Robert Grawitz）的监督下进行相关实验，看各种各样的磺酰胺能否有效对抗这种感染，以及有效对抗感染需要的条件。这些磺酰胺都是抗菌药，是各种抗生素的雏形，此前，拜耳制药公司（Bayer）在对这些药物的研究中就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比如医学家格哈德·多马克（Gerhard Domagk）在1939年因研制出被称为百浪多息的商用磺酰胺而被授予了诺贝尔奖，但因希特勒的禁止，他不得领取该奖。1942年7月，希姆莱的私人党卫队医生卡尔·格布哈特（Karl Gebhardt）开始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用15名男性囚犯和42名女性囚犯做实验，这些囚犯均来自波兰，而且大部分均是学生。当时，格布哈特因为用自己研发的磺酰胺未能拯救海德里希的生命，声誉受到了严重损害，此刻，他亟须在这些实验中取得成功，挽救自己的名声，所以他在这些实验上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心思。首先，为了模拟在战争中受的伤，他将受试者的小腿肚割开，压碎他们的肌肉，然后把受到感染的物质缝进他们的伤口，有时还会同时将玻璃碎片或者碎木片，或者是布满了各种培养菌的纱布条缝进去。格布哈特用各种磺酰胺来治疗这些病人，4天后又把他们的伤口打开，以检查这些磺酰胺的药效。结果发现，这类药物完全没有任何治疗效果。与此同时，类似的实验也在达豪集中营开展，实验人员人为地让受试者感染，其中10位受试者因感染造成的坏疽而丧命。格拉维茨对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开展的实验不满意，因为受试者身上的伤太轻了，实验不够彻底，所以格布哈特又挑选了24名女性囚犯进行实验，在她们身上注入坏疽组织，结果她们中有3人不幸身亡，而剩下的人之所以幸存，极有可能是因为磺酰胺的治疗效果。格布哈特在集中营里开展了进一步的实验，他甚至用锤子敲碎妇女的骨头来模拟战争中受的伤。磺酰胺这种治疗方式完全能够使希姆莱帮助恢复格布哈特的声誉，并允许其恢复自己的职业生涯。在达豪集中营，党卫队医生们也进行了类似的工作，他们将脓水注入40名受试者——这些受试者大部分都是波兰的天主教神父——然后只给其中一部分受试者提供治疗，实验人员不仅文字记录治疗效果，而且还将其拍摄了下来。所有受试者都蒙受了巨大的痛苦，结果其中12人死亡。很多磺酰胺实验都给受试者遗留下严重的健康问题或身体残疾，而且这些伤害都是终生的。[211]1943年5月，这些实验的成果在一个医学会议上发表，实验人员完全没有试图掩藏一个事实，即这些实验都是在未经受试者同意的情况下开展的。[212]

在各集中营里，医学实验不仅以各种受伤囚犯为研究对象，也以各种疾病为研究对象。其中，斑疹伤寒是最首要的疾病研究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相关研究就已经表明，斑疹伤寒会通过人体身上的虱子传播，但人们一直没有抵抗这种疾病的手段，直到波兰研究者于20世纪30年代研发出一种疫苗，情况才有所转变，但生产这种疫苗比较困难，成本高昂，而且非常耗时。德军虽然开始制造这种疫苗，但产量无法满足需求。德国士兵在与东方的军队和民众接触时会染上虱子，正是这个威胁促使德国方面增强了相关研究，其中法本公司的各实验室也加大了在这方面的研究力度。德国方面生产了各种各样的疫苗，但到底该使用多少剂量，研究人员尚不清楚，而且他们对这些疫苗的效果也仍存有疑惑。在德国医学家看来，要解答这些问题，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进行人体实验。1941年12月29日，对这些问题饶有兴趣的各方——其中包括陆军卫生督查委员会（Army Sanitary Inspectorate）、武装党卫队、帝国首席医务官，以及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一个重要的细菌学研究中心）——都派自己的代表参加了一个会议，该会正式批准了人体实验，自此以后，人体实验就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开始上演。在首次实验中，实验人员选择了145名囚犯，他们首先给其中一部分囚犯注射了疫苗，另一部分则没有（作为对照组），后来，在最后一次疫苗注射后再过两周左右的时间，他们会再次给受试者注射，只不过这次注射的是已患有最恶性的斑疹伤寒的病人的血液。这个实验后来又进行了8次，每次实验的疫苗都不同。在被迫参与这些实验的537名集中营囚犯中，有127名不幸身亡。[213]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成千上万的德军士兵死于营养不良，有鉴于此，希特勒认为必须找到新方法，给士兵补充营养。希特勒的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党卫队总负责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和众多的营养专家一起探讨了可能的应对方案。1943年，一种名为“东部营养品”（Östliche Kostform）的稠状食物最终被研发出来，这种食物由细小纤维制成，毛特豪森集中营的450名表面看起来健康的囚犯将食用这种稠状物质。能够用这种食物来喂养全部集中营囚犯，这一前景显得格外诱人。这种稠状物质令囚犯们作呕，但他们却别无选择。考虑到囚犯们的关押环境本就极为恶劣，因此，我们很难说他们的死与这些食物到底有多大程度的直接关联，尽管如此，在毛特豪森集中营进行的第二次实验中，仍有116名囚犯殒命。[214]此外，在斯大林格勒，另一种高传染率的流行病就是黄疸病，或者说肝炎，根据陆军的一项估计，从1941年6月到1942年年底，东部战线多达600万士兵都患上了这种疾病。库尔特·古特蔡特（Kurt Gutzeit）是布雷斯劳大学的一名医学教授，同时也是陆军的一名顾问，是肝炎方面的专家。他想证明肝炎是一种传染病，而且他从党卫队那里获得了批准，将用集中营囚犯来做实验。1943年6月，在卡尔·勃兰特和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大力支持下，古特蔡特的助手阿诺尔德·多门（Arnold Dohmen）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刚抵达那里就挑选了一群年轻犹太人。8月10日，他从中筛选出11人，命令他们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带着他们搭乘正常班次的载客列车前往柏林，然后从柏林出发前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多门因为请假去结婚，然后去度蜜月，所以他直到10月份才到达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但到达之后，他开始对这些实验的道德性产生了怀疑，因此，直到一年之后，他在上司们施加的巨大压力下才给这些受试者注射肝炎病毒，然后在两名受试者的肝脏上刺上小孔，看他们是否染上了肝炎。据我们所知，该实验没有对任何一名受试者产生长期的不良生理反应，事实上，传染性肝炎通常情况下并不会引起这些不良后果。虽然如此，但这些受试者所承受的痛苦却难以想象，尤其是他们与自己的父母分离，父母们对他们的命运一无所知，这一点令受试者们寝食难安。[215]

因为燃烧弹容易引起磷烧伤，所以治疗磷烧伤的相关实验也在进行。1943年11月，在得到希姆莱的批准后，恩斯特·格拉维茨令一名党卫队医生在5名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囚犯的手臂上涂上磷，然后将其点燃。据生还者称，他们当时疼痛难忍。随后，他们伤口处被涂上了药膏，但这些膏药似乎完全不起作用，他们中有的人不幸丧命。[216]芥子毒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给士兵们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德军担心同盟国军队可能会在爆炸袭击中使用这种毒气，因此，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纳特兹维莱集中营，实验人员将芥子毒气注入一些囚犯体内，其他一些囚犯则被迫以液体的形式将其喝下，或者是被迫直接吸入这种气体。还有一些囚犯身上被强制性地造成伤口，然后伤口因接触这些气体而受到感染。截至1943年年初，有3名囚犯在这些实验中遇害，但那些效力于党卫队祖先遗产学会的科学家却汇报称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治疗成果。在接下来使用光气的实验中，4名俄罗斯囚犯殒命，而在1944年于诺因加默集中营进行的芥子毒气实验中，还有更多的囚犯不幸身亡。这些实验都非常危险，而且通常情况下都会给受试者造成巨大的痛苦，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导致其死亡，然而受试者只能被迫参与实验，根本没有选择权。这些实验都是在卡尔·勃兰特和党卫队的支持下开展的，而且很多时候希特勒本人也知情。这些研究本旨在为德国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提供帮助，但事实上却并未给他们带来任何益处。[217]

四

集中营的囚犯也被用于纯研究性质的实验当中，这些实验并不致力于取得即时、明显的效果。在这方面最主要的一名研究者就是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博士，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名医生。门格勒是奥特马尔·冯·费许尔男爵（Otmar Baron von Verschuer）的助手，后者是一位臭名昭著的种族优生学家，执教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大学。门格勒已经发表了一系列的科学论文，宣称不同种族在下颔结构、腭裂以及被称为耳瘘的耳朵变形方面具有差异。门格勒既是一名纳粹党员，也是一名党卫队成员，并且于1940年加入了武装党卫队，并以军医的身份前往东部战线服役。在东部战线，他为自己赢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后来他在行动中受伤。1943年5月，他被调遣到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当月月底，他又被委派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门格勒年轻而英俊，他穿着量身定做的制服，脚上的靴子擦得锃亮，而且他谦恭有礼，举止优雅，这与集中营里蓬头垢面、面黄肌瘦的众多囚犯有着霄壤之别，因此，他刚到达集中营，就给这些囚犯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前，他曾在前线做科研，但因故中止，所以他此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到了一个重振自己科研生涯的良机。他的一个研究项目考察的是坏疽性口炎，这种疾病的患者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而出现了脸颊内膜萎缩的情况，同时坏疽孔裂开，进而牙齿和两颔会暴露出来。门格勒猜测，吉卜赛人染上这种疾病的概率或许比其他任何族群都高，因此，他致力于探寻这种疾病的遗传原因，在探索过程中，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治疗了大量患有这种疾病的儿童，让他们摄入维生素和磺酰胺，极大地缓解了他们的疾病。[218]

然而，对门格勒而言，这些治疗本身并不是他想达到的目的，他仅仅将其作为科研手段。因此，当受试者的疾病得到了一定程度缓解，足以充分地证明该治疗方式有效可行时，他就立刻停止了给他们的治疗，这些儿童们的身体状况也倒退到之前的状态，他们再次沦为这种疾病的受害者。在门格勒看来，他们都纯粹只是实验对象，不是医疗病人。门格勒精力旺盛，是一个工作狂，他进一步开展了许许多多的实验，其中一些实验是由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人类学研究所支持的，该研究所位于柏林，门格勒的老师费许尔就在此工作，门格勒会定期地将他在集中营的工作向这位老师报告。[219]费许尔曾提出，研究遗传影响因素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双胞胎做研究，门格勒的一个研究项目正是以该理念为指导思想的，而且他认为这个研究是自己最重要的一个研究。奥斯维辛集中营为门格勒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能在这里找到符合研究要求的受试群体。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在新囚犯被送抵的场所进行审查，寻觅新到达的双胞胎，哪怕是在他休息的日子里，他也如此。他冲进新到达的犹太人群中，大声喊道“犹太人站出去！”，不管这些双胞胎的年龄几何，他都会强行将他们抓出来，然后将他们带到三个该项目专用办公室中的其中任何一个，双胞胎的家人们都惊恐万分。在办公室中，他会在每个人身上印一个特别的囚犯号码，然后他们将会被安置在专门的住所，这些住所是与集中营的其他牢房分开的。他们可以携带自己的衣服，而且不需要剃光头。如果他们实在太小，那么他们的母亲因为需要照顾他们就会幸运地免遭毒气室毒死的命运。

门格勒不允许这些双胞胎遭到殴打或其他虐待，以防实验受到干扰。他首先极其细致入微地测量了双胞胎们的体貌特征，然后在他们身体中——有时是在他们脊椎中——注射各种各样的化学品，以观察他们的反应是否有所不同，或者是在他们的皮肤上涂抹化学品，观察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诸如此类的实验导致受试者们出现了耳聋、晕厥的后果，如果孩子太小，甚至还会不幸死亡。如果遇到当双胞胎生病了而且对他们的病因诊断也无法完全确定的情况，门格勒有时会直接给他们注射死亡药物，然后解剖检验他们的尸体，以确定他们的疾病原因。然而，总体来说，他还是尽可能地让双胞胎存活下来。1945年1月，年龄稍长的双胞胎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转走了，我们对其命运不得而知。有人估计，在所有双胞胎中，大约有15%的人死于这些实验。尽管门格勒本打算用他的这项研究来为自己获得“特许任教资格”——这在德国相当于是第二个博士学位，只有获得了该学位之后才有资格开展职业学术生涯——奠定基础，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他这一研究的价值非常令人怀疑。例如，他根本无法确定他找到的这些双胞胎是否完全相同，事实上，为了避免自己被送进毒气室毒死，一些在年龄和外貌上比较接近的兄弟或姐妹都成功地冒充自己是双胞胎，尽管他们根本不是。[220]

门格勒之所以在集中营囚犯中臭名昭著，其最主要的原因并非是他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而是他在挑选哪些囚犯将被处死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门格勒经常一个人站在新囚犯运送车的抵达场所，穿得十分体面讲究，手里握着一根短马鞭，每次有新囚犯抵达，他就会快速地朝他们扫一眼，然后以他们的身体状况和能否胜任集中营劳动工作为依据，简单地说道“左边”“右边”。门格勒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新囚犯被送达的地点，许多囚犯甚至非常错误地以为他是唯一一位执行该任务的集中营医生。有的人认为他看起来就像好莱坞电影明星。只有当他遇到囚犯反抗时，他才会放下自己的儒雅姿态。例如，只有当囚犯们拒绝与自己的家人分开时，他才会挥舞手中的短马鞭殴打他们；再比如，有一次，一名党卫队士兵试图将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分开，这位母亲用身体攻击这位党卫队士兵，于是门格勒就抽出自己的手枪将这位母亲击毙。不仅如此，门格勒还击毙了她的女儿，随后，作为惩罚，他还下令将与这对母女同批次送来的囚犯都投进毒气室毒死，并大声吼道：“把这群废物都处理掉！”门格勒在集中营医院里巡查病房时身着党卫队制服，外面套着一件洁净的白色衣服，身上喷了科隆香水，吹着瓦格纳乐曲片段的口哨，用大拇指朝上或者朝下的动作来表示哪些病人将被关进毒气室毒死。通常情况下，他在选择毒杀对象时仅仅以外貌审美为依据，如果一个病人身上有丑陋的伤疤或者疹子，那么他就会不幸中选。有一次，他在儿童病房的墙上画了一条水平线，那些身高在这条水平线以下的孩子全都被投进了毒气室。有时候他根本就不会等别人执行，而是亲自向囚犯体内注射致命的苯酚溶剂。让囚犯不寒而栗的是，门格勒明显非常享受自己的工作，他随心所欲地行使自己手中的生杀大权。[221]

门格勒的遗传研究并不局限于双胞胎实验。他还特地将身体畸形者、驼背者和变性人等群体挑选出来，下令将其中一些人直接枪决，如此一来，他便可以将他们的尸体放在解剖台上进行解剖。在研究侏儒症患者上，他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热情。他将这些侏儒症患者关进专门安置双胞胎的场所，用这些人做实验，探究侏儒症的遗传成因。门格勒还利用职权之便将死囚的眼睛取下来送往他位于柏林的所属研究所，该研究所正在进行一个研究计划，那里的科学家们在探索虹膜异色症这种现象（一个人两只眼睛的颜色不同）。若门格勒发现了具有这种体貌特征的囚犯，他就会下令将其处死。有一次，一个吉卜赛家庭的八名家庭成员被杀害后，门格勒的囚犯助理将他们的眼睛全都整理好，准备运往柏林，但负责运送的职员却发现总共只有七对眼睛。如果被门格勒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位囚犯助理对此感到惊恐万分，所以在安置吉卜赛人尸体的停尸房中仔细搜寻，从一具尸体上取下一只蓝色的眼睛，从另一具尸体上取下一只黑色的眼睛，然后将它们与先前的七对眼睛一同包起来。因此，我们从这里亦能看出，门格勒的科学研究并非完全可靠。此外，门格勒为了创造完美的雅利安人样本，还在那些金色头发、棕色眼睛的儿童眼内注射亚甲蓝，这让他的科研工作更加不可靠了，而这亦是他的典型做法。当然，这个手段并不会永久地改变眼睛的颜色，但的确会给受试者造成极大的痛苦，有的时候还会严重损害儿童的视力，而且据记录，至少有一人因此殒命。在这所有的研究项目中，门格勒都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十分正常的科学家，他甚至与自己的助手们定期地举行研讨会，他的助手中甚至还包括具有医生资格的集中营囚犯。门格勒负责主持这些研讨会，并且让这些囚犯身份的医生们讨论特殊的病例。然而，这些讨论显然非常不自由，因为——正如他们中其中一人后来回忆道——他们不愿意与门格勒发生分歧，他随时都可能心血来潮地杀掉他们中的任何人。[222]

约瑟夫·门格勒已经成为第三帝国存在期间扭曲医学的代表。但除他之外，还有各门各类的医生用集中营的囚犯做了大量实验，门格勒所做的实验只是其中的冰山一隅。例如，库尔特·海斯迈尔（Kurt Heissmeyer）医生也在诺因加默集中营进行研究，他挑选了20名年龄介于5至12岁，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转移过来的患有恶性结核病的犹太儿童。海斯迈尔对他们采用了各种治疗方式，其中包括实施摘除腺体的手术。在战争快结束时，为了毁灭这些实验证据，其中一名医生于1945年4月20日将那些幸存的儿童转移到了位于布伦胡泽达姆（Bullenhuser Damm）的集中营附属营区，在那里给他们注射了吗啡，然后，负责看押他们的一名党卫队士兵用钩子将这些熟睡的儿童挨个吊起来绞死，并拉扯他们的身体以确保他们会必死无疑。而其他的实验都是在希姆莱的直接命令下展开的，这些实验的目的不是进行科学研究，而是出于政策原因。例如，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效力于希姆莱的医生们为了找到一种快速而廉价的大规模绝育手段，他们用女性囚犯做实验，给她们注射各种药物和拍摄X光，结果导致很多受试者出现脱发和掉牙的后果，对性完全失去感觉，或者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她们甚至开始患上癌症。此外，这些医生们对男性囚犯的睾丸进行了高强度的X光拍摄，结果导致受试者性无能，或者是给他们造成严重的生理伤害，使他们连小便都十分困难。党卫队高级军官幻想着将诸如此类的方法运用在1,000万名劣等种族者身上，或者是运用在将被安排去参加劳动工作的犹太男子身上，但这些惨无人道的处理方式都仅仅停留于实验阶段。[223]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下属的各研究所有众多医学家，他们用成百上千的病人大脑做研究，这些病人是在“安乐死”行动中被杀害的，医学家们想借此寻找这些病人大脑中的相同的退化信号。[224]1942年11月，德国诸多大学的解剖学研究所都在抱怨，称他们没有充足的尸体进行解剖，无法满足教学和研究需要，有鉴于此，司法部规定，在未经相关亲属允许的情况下，这些研究所就可以获得德国监狱中被处决犯罪者的遗骸。不到一年，此项规定就招致了这些研究所的进一步抱怨，而这次他们则抱怨道“在最近几个月中，我们收到了大量被处决犯罪者的尸体，我们的存放设施已经尸满为患”。[225]

那么在各集中营进行的医学实验是否具有医疗或者科学价值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有的实验显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门格勒的实验就是这样。而其他实验则明显没有任何正当的医学应用价值。例如，在位于霍伦林兴（Hohlenlynchen）的党卫队医院中，实验人员研发了一种向囚犯体内注射结核杆菌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快速地杀害囚犯，如此一来，医生们就能将他们的死因记录为结核病。之所以必须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那些在囚犯体内注射苯酚或汽油的常用杀人方式会使尸体发出一股令人怀疑的味道。西格蒙德·拉舍尔发明了一种用于自杀的氰化物胶囊，在临近战争结束时，这种胶囊被广泛运用，但我们基本上不能称这种应用在科学或医疗上是有用的。然而，在德国国内，那些在德国集中营里用囚犯开展的实验却被视为正当的科学，而且实验结果还在各个大会上以及各种著名医学期刊上进行发表。拜耳制药公司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女囚犯来做实验，这些女囚犯是拜耳集团为了做实验以700帝国马克一人的高昂价格特地从党卫队那里购买的，而标准的实验规范居然被采用来评估拜耳集团的这些实验。再比如，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卡尔·格布哈特和弗里茨·菲舍尔（Fritz Fischer）命人将产气荚膜梭菌、葡萄球菌或者是恶性水肿病菌注入女性囚犯的身体，然后用她们来测试新研发药物的药效，测试结果不仅在随后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得到了讨论，而且不少医学界的领军人物也参与了这一讨论，甚至连声名卓著的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医生也位列其中。然而，哪怕让人感觉这些实验的确都是依照当时正常的科研规范开展的，这也无法证明实验所采取手段的合法性。诸如此类的医学研究完全没有道德可言，因为它给受试者造成了巨大痛苦，而且往往会导致其死亡，这些受试者都是被迫参与的，毫无选择权可言。事实上，哪怕受试者是自愿参与其中的，这些研究依然不道德，因为医学最根本的道德存在于延续生命，而非终结生命。[226]

第四节

抵抗

一

1943年10月4日，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波森向党卫队高级军官发表了演讲，两天后，在纳粹党各党区领导人以及包括约瑟夫·戈培尔和阿尔贝特·施佩尔在内的其他高层领导面前，他又做了大致相同的演讲。[227]他在演讲中的一些话成为他最臭名昭著的言论。“撤离犹太人，”他宣称道，“……是我们历史上值得颂扬的一页，但我们不会将这一页记入历史。”他进一步声称，犹太人给第三帝国造成了严重威胁。正因如此，犹太人才正在被逐渐铲除，而且遭到铲除的不仅仅只是成年男性犹太人：

我们在面临这个问题的同时还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处理犹太妇女和犹太儿童？在此，我决意也确定一个绝对清晰明确的解决方案。所以，我觉得我没有权力在将犹太男子消灭殆尽——比如说将他们全都杀死或者命人以其他什么形式将他们处决——的同时，却姑息将为他们报仇雪恨的人——也就是他们的孩子——成长，然后将他们的仇恨报复在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必须让这个种族在地球上彻底消失，这个决定虽然很艰难，但我们却必须执行。我们如何组织相关人员执行这一任务，这是我们目前为止遇到的最大困难。[228]

几个月后，也就是1944年5月5日和24日，他在松特霍芬（Sonthofen）对陆军高级军官做了多次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重复了上述观点，描绘了“要完成这个赋予我的、军人的命令”——将犹太人铲除殆尽——何其艰难。他暗示道，按照自己的解读，希特勒的命令就是将犹太妇女、儿童和男子全都消灭；希姆莱提到的“军人的命令”指的只可能是希特勒本人下达的命令，因为很显然，除了希特勒本人以外，希姆莱不会接受任何人给他下达的任何命令。然而，希特勒本人也非常清楚，自己将对整个行动负责。正如1944年5月26日他对军事高层所言：“我只要将犹太人消灭殆尽，我也就消灭了德国境内任何形式的革命组织或革命基础，它们也就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在犹太人问题上，人道主义无异于是对我们自己人民最大的残忍，这个道理不仅在该问题上合乎情理，而且放之四海皆准。”[229]这是一个生死较量。如果我们不将犹太人铲除殆尽，那么他们必将杀害整个日耳曼民族。其实，不仅各位将领和纳粹党高层领导，希姆莱本人似乎也认为灭绝犹太人等于是在犯罪。但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必要的罪，即虽然明知是罪，但却不得不犯。若非如此，那么为什么后来编写的历史书不敢丝毫提及屠杀犹太人的行动呢？如果德国战败，那么这样的滔天大罪将会招致难以想象的严重惩罚。所以，在战势发展对德国持续不利的情况下，做诸如此类的演讲，其目的是在提醒纳粹党高级官员和各位将领，他们也是共谋者，他们也参与到了这场种族大屠杀中，这样就可确保他们会战斗到底。对于这一点，戈培尔是完全理解的，他在1944年10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希姆莱在他的演讲中“呼吁大家采取最激进、最严苛的种族解决措施，也就是将犹太人根除殆尽，连同他们的财产都不能放过。尽管这是一个极为残酷的解决措施，但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彻底而连贯的解决措施，因为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承担责任，一劳永逸地解决该问题”。[230]

1944年5月4日，希姆莱向党卫队领导人们传递了一个更明确的信息。事实上，希姆莱完全不怀疑党卫队的领导人们将战斗到底，但是他依然想提醒他们，只要有可能，必须随时随地地执行灭绝犹太人的计划，不能有任何例外：

“犹太人将被连根拔除，”每一位纳粹同志都这样说道，“这是我们的计划，再明确不过。除掉犹太人，将他们屠杀殆尽，我们必将成功。’随后，800万值得尊重的德国人也一起前来，他们中每一个人都培育了自己举止得当的犹太人。很明显，其他犹太人都是卑鄙无耻的家伙，但他们自己培育的这个犹太人却是一个杰出的犹太人。喊着这些口号的人中，没有任何人曾亲眼看见过这样的事情发生，更没有任何人曾亲身经历过。你们中绝大部分人将会深刻地理解100具尸体依次排开罗列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或者说500具，甚至1,000具体尸体躺在这里将意味着什么。我们曾坚持到底——除了因为人性的弱点而存在一些特殊情况以外——并一如既往地高尚得体，正是这两点让我们变得这般坚强。”[231]

因此，希姆莱甚至是在告诉那些执行屠杀计划的党卫队成员，他们的所作所为与绝大部分德国民众的意愿背道而驰。

截至此刻，欧洲的大部分犹太人都已遭到谋害，但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犹太社区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们就是匈牙利犹太人，其实希特勒曾给霍尔蒂政权施压，令其交出这些犹太人，但没有取得成效。随着战争局势的迅速恶化，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霍尔蒂准备改变立场。因为匈牙利仍然是第三帝国主要的石油供给国，所以德国人不会允许匈牙利脱离自己的控制范围。1944年3月18日，希特勒召见霍尔蒂·米克洛什，告诉他德军即将占领匈牙利，此时唯一的问题就是德军在攻占过程中是否需要采取大规模的杀戮。霍尔蒂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希特勒的最后通牒，并同意任命亲德的匈牙利驻柏林大使斯托尧伊·德迈（Sztójay Döme）为总理。正如希特勒在此次会面中对霍尔蒂这位匈牙利摄政王所言，他对霍尔蒂最不满的就是“匈牙利在犹太人问题上完全无动于衷，压根儿就没有打算与匈牙利数量庞大的犹太人做一次彻底的清算”。此刻，这一情形将完全改变。[232]

1944年3月19日，德军挺进匈牙利。就在同一天，阿道夫·艾希曼抵达布达佩斯，不久之后，由提奥多尔·艾克领导的一支特别行动队也来到这里，这支特别行动队的任务是逮捕并驱逐匈牙利犹太人。拉斯洛·安德烈（László Endre）和拉斯洛·鲍基（László Baky）是两名激进的反犹主义者，他们被任命为匈牙利内政部的高级公务员，负责协助围捕犹太人的工作。按照惯例，首先成立犹太居民委员会，然后在1944年4月7日，确立必须佩戴犹太之星的这一制度。逮捕犹太人的运动此刻首先在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和喀尔巴阡乌克兰（Carpatho-Ukraine）拉开序幕，犹太人隔离区和集中营很快就在这两个地方设立起来，而且整个过程都得到了匈牙利警察的全力配合。与此同时，盖世太保逮捕了数千名犹太专家、知识分子、记者、左翼或支持变革的政治家，以及其他杰出人物——他们中绝大部分人都在布达佩斯——然后将他们送往位于奥地利的各个集中营。他们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此刻尚不确定。布达佩斯以外的犹太人此时也被大量地投进匈牙利境内新建的临时集中营和犹太人隔离区，他们的命运也难以预测。一些犹太被逐者登上了驶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火车，尽管犹太居民委员会以及众多的犹太人凭借私人关系、BBC的匈牙利语新闻和其他多种渠道已充分了解到等待这些被逐者的将是什么，但他们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警告布达佩斯以外的犹太人勿要搭乘这些列车。其中有4个人成功逃离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将里面的情况描述后打印出来并广泛散播，但也未能改变这一情形。犹太居民委员会的成员们极有可能不愿引发混乱的局面，因此，到底要不要鼓励犹太同胞违抗相关法律，他们对此一直犹豫不决。然而，与此同时，该委员会的数名成员动用他们与党卫队的私人关系，成功地让他们本人、家庭成员和朋友逃遁到罗马尼亚，有的还逃到其他邻邦国家。多达8,000名犹太人以这种方式成功逃离。[233]而就在此刻，位于柏林的宣传部也开始指导德国的报纸杂志大肆报道匈牙利被“犹太化”的事实，这个“严重错误”在德国入侵匈牙利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后，才最终得以纠正。[234]

1944年5月14日，第一趟载满犹太人的列车驶向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自此以后，每天都有大约1.2万名到1.4万名犹太人被塞进运输牲畜的列车，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四个毒气室和焚化室又开始同时开工，夜以继日，运转不休。他们招募成立了新的别动队，负责尽可能快地将这些犹太人的尸体拖出毒气室，以便腾出空间，将下一拨受害者赶进去。夜晚，在附近丁纳橡胶厂工作的一名囚犯看到焚化室各个烟囱冒出的火焰高达10米，在空中肆虐飞舞，而且焚烧尸体的味道也扩散得很远，甚至飘到了工厂这边来。其中一个焚化室因负荷过重而出现故障，因此别动队开始将这些死尸埋在坑里。1944年6月7日，总理斯托尧伊前去拜访希特勒，竭尽所能地令这位德国元首相信，驱逐运动在匈牙利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对，因为这些行动被视为外国势力干涉匈牙利内政的结果。听了这番陈词后，希特勒长篇大论地批判了犹太人。他说他已经警告过霍尔蒂，犹太人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但那位摄政王却完全无动于衷。他宣称，同盟国军队在空袭中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德国人，犹太人必须为此负责。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没有人能要求他对犹太人这个全球性的祸害怀揣哪怕一丝一毫的同情，他此刻只想坚定地贯彻犹太人那条古老的谚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235]瑞典国王和美国总统罗斯福都向霍尔蒂提出抗议，要求他终止驱逐运动。教皇庇护十二世虽然也在1944年6月25日采取了一些干预行动，但他既没有明确提到犹太人，也没有具体指出他们此刻面临的命运。匈牙利的天主教统治阶层也拒绝对驱逐运动进行任何公开谴责；其中一人——也就是埃格尔教区的大主教——认为，“当前犹太人遭受的一切仅仅是他们理应承受的惩罚，因为他们在过去犯下了罪行”。[236]1944年7月7日，霍尔蒂最终克服了匈牙利政府中亲纳粹成员的反对，下令停止驱逐运动。尽管如此，艾希曼依然成功地于7月19日和24日向奥斯维辛集中营送去两拨匈牙利犹太人。截至此时，在短短两个月出头的时间里，有多达43.8万名匈牙利犹太人被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中有39.4万人刚到达那里就被投进毒气室毒死了。[237]

二

这些悲剧性的事件是在第三帝国战势迅速恶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是第三帝国铤而走险的一步。1943年11月3日，希特勒发布了一条通令，规划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如何开展战争。东方地区的红军可能正在挺进，但德国军队已经深入苏联领土内部，而且仍留在那里，所以就目前而言，第三帝国的生存尚未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威胁。但另一方面，西欧同盟国军队的入侵近在咫尺，因为英美联军一旦成功登上欧洲大陆，那么他们只需跨越相对较短的距离就能抵达德国的边界，所以包括英美联军在内的西欧同盟国军队给第三帝国造成的威胁要严峻得多。有鉴于此，德军必须优先巩固西面的防御力量，而东面的德军暂时还可以应付他们自己当下的局势。然而，与此同时，希特勒不愿牺牲东部的领土，因为这些区域是德国在粮食、原材料以及劳动力方面的主要供给来源。红军持续不断地逼近，迫使冯·曼施泰因领导的德国南方集团军群退到基辅的西边，同时也迫使克莱斯特的A集团军群从第聂伯河的弯道处撤退。在东方战区的整个前线，从普里佩特沼泽地到黑海，苏联的装甲师不断朝德军袭来；此刻，德军因为很多兵力和武器装备都已转移到了西面战场，所以实力薄弱，苏联装甲师也因此接二连三地打破德军的防御力量，朝着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边界挺进。1944年4月和5月，共计12万名德国和罗马尼亚士兵被困在克里米亚，之后苏联军队对他们发起钳形攻势，并将其全部剿灭了。与过去一样，希特勒将这些失利归咎于他手下的将领们；1944年3月28日，他罢免了冯·曼施泰因和克莱斯特，代之以他最钟爱的两名高级军官——费迪南德·舍尔纳（Ferdinand Schörner）和瓦尔特·莫德尔。[238]

这些战败均表明，红军此刻已经彻底掌握了主动权。事实上，德国要开展任何规模的反攻战都绝不可能。舍尔纳、莫德尔以及其他战地指挥官们能够做的就只是竭尽所能地预测红军下一步将进攻哪个区域。但这样的预测并非易事。斯大林、朱可夫以及苏联的主要将领们决定误导德国的军事领导层，让他们以为苏联军队会趁着春天时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向乌克兰挺进。莫德尔成功说服希特勒调遣大量的增援部队和武器装备来支持他的军队（此刻已更名为北乌克兰集团军群［Army Group North Ukraine］），因而调走了中央集团军群的后援军，当时中央集团军群驻扎在白俄罗斯，由陆军元帅恩斯特·布施（Ernst Busch）指挥。春天时，红军在前线的北方和南方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因此，整个前线的中部地带朝东突出。苏联军队之前多次试图削弱德军在这块突出之地的军力，但都以失败告终。斯大林及其麾下各指挥官们高度保密地将大量的增援部队、坦克以及武器调往该区域，他们的目的不是将兵力分散在整个战线的各个地带，而是集中力量发起一场大的进攻，这场进攻的代号就是“巴格拉季昂行动”（Operation Bagration）。德国情报人员截获的都是苏联方面反复释放出来的虚假信息，这些虚假信息让布施以为他能高枕无忧，他于是离开了数日，完全没有理会在自己军队后方上演的大范围游击队活动。从1944年6月19至20日的夜晚开始，亲苏联的游击队员就炸毁了成百上千条的铁路线，进一步加大了德国人运送增援部队的难度。150万苏联士兵带着数量惊人的坦克、装甲车辆以及火炮开始发起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包围战，他们利用精良的装甲设备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而德国人之前在战争中也极其成功地运用过此种包围策略。布施终于返回了前线，他向希特勒请求撤军，但遭到拒绝。在红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不到两周的时间，阵亡或沦为俘虏的德军士兵总计多达30万名。截至7月中旬，苏联军队已经在前线中部地带挺进了200英里，须停下来进行重组。1944年7月17日，苏联方面安排大约5.7万名德军俘虏列队穿过莫斯科中心，这宛如一个凯旋仪式。很多德军都已经放弃抵抗，听天由命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再经历一次斯大林格勒战役。此次胜利是整个战争期间最伟大、最了不起的胜利之一。[239]

地图19　漫长的撤退，1942—1944年

“巴格拉季昂行动”为苏联军队沿着这条战线取得进一步的胜利开辟了一条道路。在北部，苏联军队一路挺进，到达了里加西面的波罗的海；舍尔纳被派去挽救这一局面，他成功地予以了反击，重新占领了相当长度的海岸线，足以恢复当地的联络线路。尽管如此，但为了避免自己陷入孤军作战的窘境，他的军队还是从整个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的大部分领土撤退了。1944年10月5日至9日，苏联军队一路推进，再次到达波罗的海海边。德军由于缺乏军事资源，以及经海运来的物资和增援部队无法靠岸，因此无法发起反击。此外，德军必须捍卫德国在东普鲁士的领土，所以他们的战斗显得愈发紧迫。此刻，苏联的联络线路拉得过长。德军成功迫使苏联军队逐渐放缓挺进速度，并使其最终停止下来。然而，在1944年6月，红军也向芬兰发起了进攻，他们解除了敌军对列宁格勒的围困，并使芬兰人相信，除了求和之外，芬兰人别无选择。1944年9月4日，曼纳海姆元帅领导下的新政府签署了停战协议，根据协议规定，1940年的边界划分方式将重新恢复，而且芬兰境内的任何德军部队也必须被逮捕并囚禁。在更南面，由于很多士兵和武器装备都被调遣去扩充中央集团军群的实力，所以莫德尔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力量被削弱了，结果苏联军队利用自己数量庞大的装甲武器向他发起了一连串火力汹涌的攻击，迫使莫德尔的军队匆忙地退到喀尔巴阡山脉。红军指挥官备有充足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战争优势明显，更令他们如虎添翼的是，德国已经重新部署战斗机力量以应对同盟国在西面展开的一系列空袭，所以苏联空军在该片区域的上空具有明显的主导权。苏联方面正在大规模地生产火炮，以便在敌军坦克赶来之前就将其彻底歼灭。更令人闻风丧胆的是喀秋莎火箭炮（Katyusha rocket launcher），这种武器最早使用于1941年的斯摩棱斯克战役。因为喀秋莎火箭炮的研发制造是绝对保密的，所以当它第一次被投入到作战行动中，声响震天地朝着敌军同时发射出数枚火箭弹时，不仅德军士兵，甚至连红军士兵也惊恐逃窜。起初，喀秋莎火箭炮的作战效果非常不好，它的射程还不到10英里，但到了1944年，这种武器得以改良，并已经开始被大规模生产。因为称喀秋莎火箭炮的数管发射筒紧密排在一起，所以德军士兵称之为“斯大林的管风琴”（Stalin Organ）。德军没有与之抗衡的同类武器。[240]

到了1944年秋天，苏联军队已经在迅速向华沙挺进。斯大林宣布成立一个波兰傀儡政府，与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相抗衡。波兰家乡军是听命于流亡政府的一个反对共产党的地下民族主义组织。随着红军进入波兰领土，波兰家乡军也遭到了红军镇压。然而，当斯大林号召华沙市民们起来反抗德国压迫者时，华沙城内的波兰家乡军却决定响应斯大林的号召，并计划在1944年8月1日发动一场起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波兰家乡军已经预测到苏联军队即将进入华沙，如果他们不响应号召，那么斯大林可能会给他们扣上一顶亲德的帽子；同时，无论如何，波兰家乡军本就希望控制华沙，因为它是波兰历史上一贯的首都，如此一来，他们便能获得政治影响力。但是，一方面，因为波兰家乡军的大部分武器和弹药此刻都被用于乡村地区的游击战，所以华沙城内的波兰家乡军面临着装备匮乏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没有做好准备。波兰家乡军的指挥官们并没有注意前一年在犹太隔离区发生的起义，完全没有从这场起义的结果中汲取任何教训。尽管如此，但这些波兰人顽强作战，用莫洛托夫燃烧瓶、手枪和步枪对抗敌人的坦克、火炮、机枪以及火焰喷射器。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埃里克·冯·登·巴赫—热勒维斯基指挥的德国党卫队和警察部队把起义军围困在各个独立的区域，然后对其进行包围，并最终将他们彻底消灭，这简直就是1943年一幕幕惨烈场景的翻版，只不过这次规模更大。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大半个华沙城都被夷为平地。经过此次交锋，德军方面阵亡、受伤和失踪的士兵总计2.6万名，而波兰方面死亡的儿童以及成年男女则超过20万。巴赫—热勒维斯基让乌克兰人、苏联变节者以及从集中营里征募来的服刑犯人实施屠杀行动，杀害他们所能发现的任何人。一名起义的护士描绘了德国和乌克兰党卫队部队来到她所在医院的一个场景，该场景极具典型性：

他们对躺在地上的伤员拳脚相加，并骂他们是狗娘养的，说他们是波兰土匪。这些人用靴子踹他们的头，踹的时候还发出恐怖的吼声。鲜血和脑浆溅得到处都是……一拨德国士兵走进来，为首的是一名军官。“发生什么了？”这名军官问道。这名军官把这帮谋杀犯赶了出去，然后下令清理这些尸体，并冷峻地命令那些一息犹存并且尚能行走的人站起来，走到外面的院子里去。他们将被枪杀，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在一两个小时后，另一拨德国人和乌克兰人又来了，手里面拿着稻草。他们中其中一人往上面淋了一些汽油……这里一下子就爆炸了，发出一股耸人的巨响——大火就在我们身后燃烧。德国人将整个医院都烧毁了，并枪杀了这些伤员。[241]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类似的事件以及更惨烈的事件在波兰首都的每个角落轮番上演。希姆莱下令摧毁整座城市，并将里面的人民赶尽杀绝。波兰的文化中心将不复存在。他对希特勒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场起义，“幸亏波兰人发起了这场起义”。这场起义给德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能对“波兰问题”来一次彻底的清算。[242]

斯大林没有让红军参与其中，相反，红军一直集中精力在维斯瓦河和纳尔瓦河（Narva）上建造桥头堡。英美联军派出少量飞机试图给起义者空投物资，而斯大林也没有予以任何协助。这些飞机空投的绝大部分物资都落在了德国占领区；此外，斯大林不允许这些飞机使用苏联的机场，而且空军指挥官们也不愿意，因此，空投注定不会产生任何效果。从斯大林的角度来看，这次起义是成功的，因为它给德国方面造成了惨重损失，同时它也彻底剪除了政治立场上与自己相左的波兰家乡军。当最后一拨抵抗者也于1944年10月2日缴械投降之后，斯大林立刻调遣自己的军队前去接管满目疮痍的华沙城。[243]维尔姆·霍森费尔德是驻华沙的一名德国陆军军官，当这场不平等的战争尚在持续进行时，他写道：“你不得不闭上眼睛，并将自己的心也封锁起来。”“这里的人民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244]华沙起义最终失败后，霍森费尔德看到“被俘虏的叛军排成一路路的纵队，望不到尽头。他们走出来时展现出的骄傲姿态着实令我们感到惊奇不已”。让霍森费尔德印象格外深刻的是那些妇女，她们在他面前走过，高昂着自己的头颅，嘴里唱着爱国主义的歌曲。[245]他试图将这些被俘的抵抗者定性为参战敌军，如此一来，就可以用战争法来处理他们，至少理论上如此；毫无意外的是，他的上司们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霍森费尔德被命令去审问这些生还者。他写道：“我将竭尽所能地拯救任何一名尚有一线生机的人。”[246]

此外，西面的抵抗运动也日渐高涨，尤其是在法国。法国一个名为马基的抵抗组织此时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他们破坏了德军安置的各种军事设施，为同盟国军队横渡英吉利海峡进而入侵法国做准备。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采取了一系列高明的欺骗手段，使德军指挥官们以为入侵地点将选在挪威、加来（Calais），或者是其他港口附近。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和其他同盟国的共计100多万士兵聚集在英国南部，统一由美国将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指挥。在1944年6月5日至6日的夜晚，超过4,000艘登陆艇和超过1,000艘军舰搭载着同盟国士兵横渡英吉利海峡，与此同时，有3个空降师开始在德国防线的后方跳伞着陆。德国的海军事实上无法派上任何用场，空军在之前的几个月中损失惨烈，而陆军也分散在其他区域，此外，他们的一系列精锐师也集中在东部战线，如此一来，德国的抵抗力量比预期的要弱一些。德国的防线本就无力招架同盟军海军和空军的狂轰滥炸，而当同盟军部队登陆之后，德国的防线更是无力回天，除了在奥马哈海滩（Omaha Beach）的抵御外，整个防线的其他区域很快就彻底沦陷了。截至1944年6月6日，同盟国通过此次行动已成功地让15.5万名士兵和1.6万辆车辆安全登陆。预先制造好的“桑树人造港”零部件被运送过来并组装完成，因此，在德军能调遣足够的援军来击退同盟国军队之前，更多的同盟国军队就已经成功登陆，从5个滩头阵地赶来会合。截至1944年6月27日，瑟堡港（Cherbourg）已经被同盟国军队占领，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海港，大量的士兵和武器装备也开始朝这里运来。德国的增援部队匆匆忙忙地赶到前线，开始展开顽强的抵抗，但德国的指挥官们，也就是伦德施泰特及其下属隆美尔，对于如何应付入侵的同盟国军队——他们此刻已经慢慢地穿过诺曼底——拿不出任何有效的战略计划。对德国而言，此时他们正经历一场腹背受敌的战争。[247]

不出所料的是，希特勒又将目前的被动局势归咎于他手下的将领们。他怒斥道，这些将领们不断地把对当下战争形势的悲观评估抛给他，一次次地要求他准许撤军，而不是坚守自己的阵地，战斗到底。陆军参谋总长库尔特·蔡茨勒在与这位元首的频繁争论中感到精疲力竭，1944年7月1日，他病倒了，并直接丢下了手中的工作。1945年1月，希特勒将他逐出了陆军，并且不允许他再穿军装。1944年7月21日，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被任命来接替他的职位。两天后，在西面的元帅冯·伦德施泰特也被革职了，一同被罢免的还有空军指挥官胡戈·施佩尔勒，后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轰炸了格尔尼卡而声名鹊起，但此刻他因为没能开展有效的空中防御，抵抗同盟国军队的入侵，所以遭到了元首的怪罪。京特·冯·克卢格元帅被任命来接替伦德施泰特。在东部战线，恩斯特·布施元帅被革职了，原因是在巴格拉季昂行动中，他领导的中央集团军群遭到了灾难性的战败，取而代之的是瓦尔特·莫德尔元帅，他是得到希特勒一如既往敬重的少数高级军官之一。1944年7月14日，希特勒最后一次离开他的山间别墅贝格霍夫，返回位于拉斯滕堡“狼穴”的现场指挥部，截至此刻，他对自己诸多将领的鄙夷之情与之前相比更加公开而明显。[248]

三

德军在1944年春天和夏初遭受了一系列军事重创，结果导致了抵抗势力突然猛增，这股抵抗势力不仅在德国占领的欧洲地区愈演愈烈，而且在第三帝国内部亦如此。其实，德军在前一年的战败就已经使很多民众不再对统治当局怀抱希望了；轰炸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更进一步削弱了统治当局的权威。尽管如此，但公开的抵抗或违逆行为还是甚为罕见。任何做出违逆行为的民众，将遭到逮捕和审判，而且通常情况下还会被处死。集体性的抵抗运动则极其困难。截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成立的各种抵抗组织已经遭到了盖世太保的镇压，而且这两个政党的领袖人物们要么流亡在外，要么身陷囹圄，要么被投进了集中营。1941年6月之前，曾热衷于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不愿再组织任何形式的抵抗活动，他们的意志和热情被两方面的因素浇灭，一是警察当局在战争年间加强了限制力度，二是德国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此外，德国在1939年和1940年取得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军事大捷，全国上下都沉浸在一阵狂喜之中，许多工人阶级成员，其中包括前社会民主党员，也因此兴奋不已。出于预防目的，当德国入侵苏联时，盖世太保依然逮捕并囚禁了数量众多的前共产党官员，以防他们发起任何颠覆运动。只有在1942年，也就是德军在莫斯科败北后，共产党的秘密抵抗小组才在工业无产阶级的各个大本营——比如萨克森州、图林根州、柏林和鲁尔区——等地开始重新浮出水面。其中一些抵抗小组与流亡莫斯科的共产党领导层建立了联系，但这种联系也只是断断续续的，总体而言，两者之间的沟通甚至不能算是一种统一的协调合作。共产党虽然成功地发放了一些宣传册，鼓励大家一起反对纳粹政权，甚至提倡实施破坏行为，但往往在他们还没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就被盖世太保镇压了。其中，由赫伯特·鲍姆领导的，由一群年轻的犹太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发起的抵抗运动是其中最突出的一次行动。正如我们所见，这群抵抗人士虽然没有给纳粹政权造成什么严重破坏或者人员伤亡，但他们成功地部分炸毁了戈培尔在柏林举行的反苏联展览。但很快就有人向盖世太保举报了他们；他们中有30人被捕并遭到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其中15人被处死。[249]

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从莫斯科方面发来的共产党官方路线就一直强调德国共产党需要和社会民主党以“人民阵线”的形式合作。但就这一战略而言，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双方都面临着数重困难。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完全有理由怀疑，与自己相比，此刻这些秘密的共产党小组正遭到严重得多的监视，1944年6月22日发生的一件事情就能充分地证明与他们合作极其危险。当时社会民主党员尤利乌斯·莱贝尔（Julius Leber）和阿道夫·赖希魏因（Adolf Reichwein）与一部分共产党官员在柏林举行了一次会议，结果与会者全都被捕。另一方面，在德国共产党看来，战争结束后，社会民主党极有可能再次成为他们争夺工业无产阶级成员的主要竞争对手，所以德国共产党与之开展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只能限定为严格意义上的策略性和暂时性的合作，绝不能对这个未来可能的政敌做出任何妥协。在集中营里面，尤其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共产党员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组织，这些组织有时能实现一定程度的囚犯自治管理。集中营的党卫队管理层鼓励任命共产党员为囚监和街区领导人，因为在他们看来，共产党员能可靠而有效地扮演该角色。共产党囚犯竭尽所能地维持他们内部的团结，保护自己的同志，将那些困难而危险的工作转嫁到其他囚犯身上，比如转嫁到“与社会不相容者”和犯罪分子身上。通过与党卫队维持良好的关系，共产党员也希望能够改善集中营里的整体生存环境，如此一来，从长远角度看，就可以使集中营里的全部囚犯受益。鉴于上述考虑，要想让共产党囚犯同社会民主党囚犯或其他政治犯之间进行有意义的合作，其可能性微乎其微。共产党认为组织内部的团结最为重要。因而，共产党员一方面致力于保持自己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而另一方面却又希望通过与党卫队建立合作而实现自保，他们想在此二者之间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这个危险的策略将在战后造成广泛的，有时还是极为激烈的争议。[250]

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组织，它虽然既不受共产主义纪律的约束，也不受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左右，但却与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自成立初期以来，该组织就一直存在于第三帝国，它就是被盖世太保称为“红色管弦乐队”（Rote Kapelle）的组织。事实上，该组织由一系列秘密团体构成，这些团体既有交叉重叠的部分，但又扮演着功能上截然不同的角色。自1941年年末以来，德国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军事反间谍活动中逐渐发现了一张庞大的苏联情报间谍网。这个苏联情报间谍网与柏林的一个抵抗团体交往甚密，该抵抗团体由阿维德·哈纳克（Arvid Harnack）和哈罗·舒尔策—博伊森（Harro Schulze-Boysen）领导，前者是帝国财政部的一名公务员，后者是帝国航空部的一名随员。哈纳克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相信德国将发展为一个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舒尔策—博伊森则是一位激进的民族主义革命分子，1933年时他曾被纳粹分子逮捕并遭到严刑拷打，后因表现良好而得以释放。虽然在追随他们的人当中有一些共产党员，但就本质而言，该组织完全不听从莫斯科方面下达的任何中央指示。女性成员在该组织中扮演了尤为突出的角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哈纳克的美国妻子米尔德丽德·哈纳克—菲什（Mildred Harnack-Fish）和舒尔策—博伊森的妻子利贝塔斯（Libertas），前者是一名文学史家，而后者则在宣传部下属的电影分部工作，并据此形成了对纳粹宣传活动的批判观点。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哈纳克在1937年时加入了纳粹党。红色管弦乐队帮助政治逃犯逃离德国，同时向德国人以及外国强制性劳动力发放宣传册，此外还与美国和苏联大使馆建立联系，向他们披露纳粹政权犯下的累累罪行。苏联方面被该组织的所作所为深深打动，于是为他们提供了无线电设备，而他们也成功地将一些关于战争经济的信息传递给了俄罗斯人，并警告说德国即将在1941年6月发起进攻，但斯大林拒绝相信该警告。“红色管弦乐队”的宣传册开始变得更厚，而且口吻也愈发自信，其中由舒尔策—博伊森写的一份小册子极富洞察力地告诫道，希特勒将在俄罗斯重蹈拿破仑的覆辙。然而，不幸的是，成员们给俄罗斯人发送的无线电秘密信息被德国的军事反情报部门截获了，这直接导致舒尔策—博伊森在1942年8月30日被捕以及哈纳克在1942年9月7日被捕。其他逮捕行动也接踵而至，最终有130人锒铛入狱。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迅速审判之后，红色管弦乐队中有50多名成员被处死，其中包括哈纳克夫妇和舒尔策—博伊森夫妇。应希特勒本人的要求，处决他们的方式是绞刑。[251]

在随后的纳粹宣传中，“红色管弦乐队”被描绘为一个苏联间谍组织，但事实并非如此，该组织只是德国国内自发形成的一个抵抗运动团体，与苏联情报机构的接触也纯粹是成员们自己决定的。“红色管弦乐队”绝非当时唯一一个左翼团体，只不过与其他绝大部分同类团体相比，它的规模更大。在这些左翼团体中，最不可思议的就是一个名为“联盟：社会主义生存社区”（League: Community for Socialist Living）的团体，该团体规模很小，鲜为人知，但组织极为严密。该联盟由一位成人教育老师，阿图尔·雅各布斯（Artur Jacobs），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它有众多的聚集点，并且在这些聚集点举行讨论，提供舞蹈课程，教授人们如何开展政治运动，同时致力于创造一种超越阶级界限、打破个体利己主义思想的生活方式。其中一些成员是共产党员，也有一部分成员是社会民主党员，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成员是无党派人士。无论如何，该联盟的成员在进入聚集场所时都一定程度地放下了自己所属政党的党员身份。从一开始，该联盟的成员们就将反犹主义视为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在1933年，该联盟及其成员展开地下活动，开始对犹太人施以援手，使其免于被捕，而且自1941年以来，还帮助他们逃脱被驱逐的厄运。该联盟的规模很小，即便是在成员数量达到顶峰的20年代时，总人数也不过几百人而已；此外，成员之间逐渐形成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正是得益于这两个因素，该联盟才能一直处于团结统一的状态，而且在盖世太保眼皮底下，秘密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它的成员们为犹太人提供了很多虚假身份，帮助他们藏匿起来，偷偷地将他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使他们躲开了盖世太保的注意。在成员们自己看来，他们凭借这种方式，使社会平等和种族平等的精神在面对纳粹政权的压迫下，得以延续。联盟开辟的这种非传统的实践方式与其他左翼抵抗团体开展的日常活动不同，后者旨在唤醒民众形成反对纳粹政权意识，虽然他们的努力很大程度上都只是徒劳。[252]

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政治色彩多样的小团体，他们都致力于打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诞生了“联盟：社会主义生存社区”。这也为后来一个更广为人知的抵抗运动团体——“白玫瑰（White Rose）”组织——提供了萌芽的温床，只不过它正式成立的时间要晚很多，他们中的一些成员还曾参与了魏玛共和国执政年间的自治青年运动。起初，他们对纳粹政权还怀有一定程度的热情，但之后纳粹政权的种种暴行—包括提倡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极力限制个人自由，更重要的是，纳粹政权于1941年和1942年在东部战线实施了一系列极端的暴力活动——很快就浇灭了他们对纳粹政权的全部热情。当他们在慕尼黑大学学医时，“白玫瑰”的核心组建者中就有人曾被派遣到东部战线，为那里的士兵们提供医疗服务。该团体逐渐扩大，不仅库特·胡贝尔（Kurt Huber）——慕尼黑大学的一名教授，他扮演着人生导师的角色，为“白玫瑰”的很多成员提供指导——加入其中，而且成员们的朋友、同事以及来自其他各个大学城的学生都参与进来，从弗赖堡大学城到斯图加特大学城，不一而足，但其中最突出还是汉堡大学城。该组织的领军成员包括朔尔（Scholl）兄妹，也就是汉斯（Hans）和索菲（Sophie），还有很多慕尼黑大学的其他学生，比如亚历山大·许墨瑞（Alexander Schmorell）、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Christoph Probst）以及维利·格拉夫（Willi Graf）等。他们中的一些人竭尽所能地与法尔克·哈纳克（Falk Harnack）取得联系，此人的兄弟是“红色管弦乐队”的关键领导人，但法尔克·哈纳克并没有对他们的主动联系予以回应。随着规模的扩大，“白玫瑰”也变得愈发大胆，他们先后制作了6份宣传册，之后用模板复印机复印了从几百份到几千份不等，然后随机分发给民众。与传统左翼抵抗团体的目标相似，他们的目的也是激发人们的反纳粹政权观点，如此一来，大量的民众就会起身反抗并推翻希特勒及其统治集团，进而结束战争。“白玫瑰”的成员们广泛而有力地谴责了纳粹政权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和波兰精英的暴行，而且公开地批判了德国民众，斥责他们面对纳粹政权罄竹难书的罪行却无动于衷。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成员们开始在慕尼黑公共建筑物的墙上涂鸦（内容包括“希特勒是大屠杀者”“自由”等等）。然而，在1943年2月18日，慕尼黑大学的一名搬运工看到汉斯·朔尔和索菲·朔尔这对兄妹在校园里面散发他们最新一期的宣传册。这名搬运工向盖世太保举报了他们，朔尔兄妹也因此被捕。尽管他们二人受尽折磨也拒绝背叛“白玫瑰”的其他成员，但警察们很快就发现了普罗布斯特和该团体的其他积极分子，并将其全都逮捕。希特勒想要迅速地将他们审理完毕。1943年2月22日，普罗布斯特和朔尔兄妹被送上人民法院，他们均被定为叛国罪，然后被处以斩首；许墨瑞和格拉夫在4月19日时也受到审判并被处死。其他10名成员被处以监禁。“白玫瑰”在汉堡的小团体仍在继续散发宣传册，但最终也被盖世太保发现，其最后一名成员亦于1944年6月被捕。最后一份宣传册的复印件通过瑞典传到了英国，英国皇家空军在1943年春天将成千上万份复印件空投于德国领土。[253]因此，“白玫瑰”传递给大家的信息并没有被湮灭。

然而，在针砭统治当局的道德批评家和政治批评家当中，绝大部分人还是将信念深埋心中静观其变，期待好时代的到来。到底有多大部分人持这样的态度和作为，我们无法给出准确的回答。但我们可以从埃丽卡·S.（Erika S.）的日记中看到一个典型例子。埃丽卡·S. 于1926年出生于汉堡的一个前社会民主党家庭。她认为那些大范围的破坏都是由战争造成的，并对此感到义愤填膺。在日记中，她将心头的义愤和对家人以及对受害者的关心，极为自然地融合起来，毫无矫揉造作。“啊！”她在1942年6月4日写道，“要是这邪恶的战争能即刻结束该多好！什么吃的都没有，再看看这众多的谋杀犯，他们太过残忍；一切简直糟糕透顶，尤其是当你想到所有的受害者以及他们留下的一切时，就愈发感到深恶痛绝。无人知晓到底有多少年轻人为了希特勒的邪恶事业已经献出了生命，他的邪恶事业没有任何价值，纯粹是一场巨大的谋杀运动。”[254]毫无疑问，她的父亲也深有同感。她的父亲曾被盖世太保多次羁押，最后一次是在1944年8月23日。父亲的最后一次被捕并没有让埃丽卡感到畏惧，她坐下来写了一封给希姆莱的信，力图让希姆莱相信自己的父母“是以彻底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方式将我和我14岁的哥哥养大的”。此外，她还告诉这位党卫队负责人，她自己也是德国少女联盟的一名成员，而且在今年4月份还加入了纳粹党。正因如此，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她的父亲会遭到羁押。她一直没有等到希姆莱的回复，所以就跑到最近的一个盖世太保办事处进行询问。那里的办公人员非常友好，但却并未给出任何答复。“我真的再也受不了了，”她在日记中写道，“人们在德国竟然遭到这样的对待。还是老样子，人们依然尽可能地明哲保身，避免引起注意。”[255]

四

但上述所有组织和行动都不可能实现推翻纳粹政权的目标。在这方面，只有一个团体有能力取得成功，那就是最初于1938年在高级陆军军官中发展起来的军事抵抗团体。希特勒当时计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而在全欧洲掀起一场战争，但其实德国并未做好充分准备，因此，这些高级陆军军官认为希特勒行事太过鲁莽，都对此忧心忡忡。然而，德国在1939—1940年间接二连三地取得了胜利，这似乎证明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256]如此一来，只剩下很少一部分人——比如乌尔里希·冯·哈塞尔，他是德国驻意大利的前任大使——依然坚守之前的信念。在哈塞尔看来，统治当局此刻的所作所为等于是不负责任的犯罪，这些罪行在东欧领土上造成的巨大破坏令他们这些人感到骇然。1940年10月8日，哈塞尔如是记载道，“犹太人正惨遭有组织、有系统的屠杀，而且另一个专门打击波兰知识分子的邪恶运动也已发起，该运动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将波兰知识分子赶尽杀绝”，哈塞尔认为这简直难以容忍。[257]外交部的其他官员，其中包括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亚当·冯·特罗特·楚·佐尔茨（Adam von Trott zu Solz）和汉斯—贝恩德·冯·黑夫腾（Hans-Bernd von Haeften）等人，一直以来也都非常认同哈塞尔的观点。哈塞尔定期地与一小拨志趣相投的民间人士讨论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诸多问题，这些民间人士都曾在政府和其他行政管理机构中身居要职，其中最突出的有卡尔·格德勒（Carl Goerdeler）和约翰内斯·珀匹茨（Johannes Popitz），前者曾是莱比锡的物价专员（Price Commissioner），亦曾担任过莱比锡市长，而后者则是普鲁士财政部部长。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也在他们这个团体当中，他曾是陆军参谋总长；只有很少一部分高层军事领导没有被德国在战争第一阶段取得的一系列军事大捷冲昏头脑，而他便是其中一位。诸如弗朗茨·哈尔德等人曾经也考虑过逮捕希特勒，然后建立一个军事政权，但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此时对于希特勒的战争方式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甚至是在1941年战争局势开始变得对德国愈发不利时，他们也只不过抱怨了几句。与绝大部分高级军官一样，哈尔德同样支持向苏联发动一场长期持久的战争，而且认为采取最严苛的措施亦合情合理。这个抵抗运动圈子以军事情报机构的总负责人威廉·冯·卡纳里斯（Wilhelm von Canaris）海军上将及其参谋长汉斯·奥斯特（Hans Oster）为中心，里面所有人都曾一度对希特勒鲁莽且不计后果的军事野心感到惶惶不安。在民众大力支持希特勒的时期，试图采取任何反对行动都毫无意义，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成员们选择等待时机。年轻的神学家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也是该团体的成员，他曾是认信教会中一个极富感召力的人，但他错过了认信教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时与纳粹政权的主要对峙，因为他当时在伦敦担任牧师，进行教会服侍。1940年，潘霍华被征募到军事情报机构中效力，他很快便开始与当地的抵抗运动团体展开合作。[258]

然而，诸如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和亨宁·冯·特雷斯科等少数效力于中央集团军群的年轻一辈军官——他们大多是贵族——决定采取行动，因为他们对德军在东方地区犯下的种种暴行感到义愤填膺。尤其是特雷斯科，他虽然最初也支持希特勒，但希特勒政权血腥残暴，藐视法纪，很快就令他感到震惊不已。他是一名典型的普鲁士军官，认为理应采用战争法来处置敌军士兵，所以他想方设法地规避上级给他下达的命令，即要求他只要看到苏联的政治委员，立刻将其枪杀。京特·冯·克卢格元帅是他的指挥官，曾表示有意向加入军事反对团体，但这位元帅行事太过谨小慎微，所以并未真正投身其中。另一个抵抗运动团体克莱稍集团（Kreisau Circle，这是后来盖世太保私底下取的一个名字）也对纳粹政权表达了愈发强烈的反对意见，而他们最核心的批判是对纳粹主义的道德谴责。克莱稍集团是一个组织比较松散的团体，由知识分子构成，成员数量最终有100多人，他们在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伯爵位于下西里西亚克莱稍的庄园碰面，共同讨论当前的局势。在1942—1943年，克莱稍集团举行了三次大规模会议，与会者包括神学家、律师、前社会民主党政治家以及其他各种背景的人。

克莱稍集团的很多成员都在政府中供职，只不过职位不是很高，其中两人便是彼得·约克·冯·瓦尔登堡（Peter Yorck von Wartenburg）伯爵（他是物价专员办事处的一名公务员）和弗里茨—迪特洛夫·冯·舒伦堡（Fritz-Dietlof von der Schulenburg）伯爵，后者是柏林警察局副局长。而毛奇本人则效力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战俘部门。此外，克莱稍集团的很大一部分成员也有国外生活的经历，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纳粹主义的批评。他们的观点极为理想主义。1943年8月9日，他们制定了一整套的基本原则，计划在纳粹主义倾覆之后予以贯彻。这些原则强调将基督教作为德国人民道德复兴的基础。此外，要求必须恢复各种基本自由。而从政体角度来讲，德国将成为一个联邦国家，中央权力将被削弱。德国将由众多的省构成，每个省有300万到500万居民，然后每个省将进一步细分为众多自治区，每个自治区再细分为多个辖区。各个辖区都有自己的议会，辖区级的议会通过选举产生自治区级的议会，而整个国家的帝国议会则由省级议会选举产生。选民的年龄下限为27岁。与此同时，克莱稍集团也希望打造一个由各个国家组成的国际大社会，以便降低战争再次爆发的风险。这所有的一切都表明，他们怀揣的是一种极端保守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深深地质疑现代“大众社会”，相反，它致力于在基督教价值体系和地方身份的基础上重建一种根源感和归属感。克莱稍集团的成员们严重怀疑资本主义，他们希望在命脉行业实行公有制，同时在个体工厂中实行“共同责任”制。按照他们的观点，他们眼中的过度城市主义的问题可以如是解决，即国家保证给每个家庭提供一个花园。[259]

克莱稍集团及其成员与军事抵抗运动团体和民间抵抗运动团体的成员都建立了多种联系，他们时而与军事团体联系，时而与民间团体联系，但在1943年1月8日，各方代表共同举行了一次会议。此次会议的商谈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毛奇认为格德勒是一名反动分子，而另一方面，诸如哈塞尔等政治经验更丰富的人则认为其中其他团体的许多“年轻人”太不切实际。[260]毛奇、佐尔茨以及其他人曾想方设法地与西方同盟国建立联系，并试图说服西方同盟国在取得战争胜利后与自己合作，一起重建德国，但这些努力都只不过是徒劳。[261]同盟国有它们自己的计划。德国抵抗运动的各分支力量基本上都不信任西方议会这种民主模式，在克莱稍集团眼中，这种民主模式早在魏玛共和国执政时期就已经试验失败了；仅凭这一点不信任，英国人和美国人就不太可能接受上面这些人极力提倡的立宪计划。而格德勒和其他军事密谋者则更不可能赢得同盟国的支持。该团体的关键人物们反复讨论，反复修改他们的目标，随着德国的战势变得愈发不利，他们的目标也变得越来越低。尽管如此，但即便是到了1944年5月，他们的目标也还包括这样一条，即和平谈判的前提条件是德国的领土范围依照1914年的标准执行，外加奥地利、苏台德地区和博尔扎诺自治省（South Tyrol）都划归德国，此外，还要求阿尔萨斯—洛林实行自治，并且德国将继续保持在东方地区的有效防御力量。[262]

密谋者们的立宪设想多种多样，从打造为一个集权制的、类似于社团主义制的国家——正如哈塞尔所提议的那样——到格德勒提倡的一种更偏议会制的模式，无所不包，而格德勒之所以提倡更偏议会制的模式，其中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让该团体中像尤利乌斯·莱贝尔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员满意。然而，即便是实行更偏议会制的模式，格德勒依然想在里面注入强烈的社团主义因素，要求议员候选人必须来自经济利益团体，而且只能通过间接选举的方式进入帝国议会，此外，帝国议会在影响力上亦非常有限，它只拥有建议权，必须服从国家元首提名任命的第二议院。每个家庭中的父亲将被赋予额外的选票权。与克莱稍集团一样，格德勒以及其他军事密谋者们都决定尽量避免各党派之间的政治冲突，因为魏玛共和国正是由于党派倾轧才遭到严重削弱，所以在他们未来想要建立的国家中，公开的选举运动将不存在。此外，尽管莱贝尔和社会民主党员非常不悦，但与克莱稍集团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军事保守主义的抵抗运动团体也笃信，要让一个道德价值取向正确的德国复兴，那么基督教价值体系是最重要的基石。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他们提倡的观点与克莱稍集团强调必须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有一定程度的重合。然而，按照格德勒及其所属团体的设想，在未来建立的德国中，通过创建一个由传统贵族（正如舒伦堡所言，这指的是“控制国家的那个阶层”）主导的真正民族社区，阶级之间的仇恨和对抗将被克服，显然，社会民主党的那些工人阶级追随者们永远也不可能接受这种构想和政治实践。军事保守主义的抵抗运动团体非常敌视制定一套议会体制的宪法以及打造一个多元主义的开放社会，这既充分证明该团体的思想极为落后，同时也暴露出它缺乏吸引人民大众的潜力。事实上，考虑到普鲁士军官和保守的普鲁士政客也参与到他们这一团体中，所以他们这个团体会往回看——克莱稍集团中的很多成员也如此——将卡尔·冯·施泰因（Karl vom Stein）男爵在19世纪初的改革视作德国未来发展可参照的模板，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他们太缺乏现实主义精神了。[263]

毫无疑问，德国抵抗运动爆发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统治当局对待犹太人的方式令抵抗者们感到愤怒而羞愧。早在1941年8月末，赫尔穆特·冯·毛奇就给他的妻子写信，讲述了德军在东方地区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和苏联战俘的情形。他说这让德国民众们背上了“一份沉重的负担，我们有生之年都不可能将这份血债偿还干净，也永远不可能将其遗忘”。[264]同样，乌尔里希·冯·哈塞尔私下也在1941年10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格奥尔格·托马斯将军，也就是武装部队的采购部负责人，刚从东部战线回来就谈到德军“一直在实施令人发指的暴行，尤其是针对犹太人，一批又一批的犹太人被德军厚颜无耻地枪杀掉”。[265]1942年11月，格德勒以及其他人共同起草了一份关于德国战后未来的备忘录，他们在这份备忘录中指出，“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惨遭有组织的杀害，原因仅仅是他们的犹太血统”。这份备忘录的作者们承诺，在纳粹主义垮台之后，《纽伦堡法案》以及其他专门针对犹太人的法律都将被废除。但根据他们的解释，废除这些法律的原因并不是这些法律本身不公平，而是这些法律到时候会变得没有必要，因为那时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将少之又少，所以不能构成“日耳曼民族的威胁”。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抵抗者也并未因为犹太人大量减少而停止起草以种族和宗教为依据来归类犹太幸存者的诸多方案。[266]

此外，参与这场密谋的许多军事人员本身也下达过相关的行动命令，打击犹太人，比如，驻巴黎的陆军指挥官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就位列其中。再比如，弗里茨—迪特洛夫·冯·舒伦堡是纳粹党党区领导人瓦格纳安排在西里西亚的一名高级官员，他曾狂热地执行过反犹主义和反波兰的政策，其中包括将波兰人和犹太人征募为强制性劳动力，或者对他们开展驱逐运动。舒伦堡之所以转而加入抵抗运动的阵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在斯大林格勒的军事失利，他认为这充分证明了希特勒在军事上的无能。而且，事实上，在数量众多的军事抵抗者看来，德国在战争中陷入愈发被动的局势，希特勒难辞其咎，这一点对他们而言格外重要。[267]沃尔夫—海因里希·冯·赫尔多夫伯爵（Wolf-Heinrich Graf von Helldorff）是柏林警察局局长，他也参与了这场密谋，但实际上，他在20世纪30年代迫害首都犹太人的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68]此外，阿图尔·内贝也是这场密谋的支持者和情报提供者之一，此人是一名指挥官，负责驻苏联的党卫队B别动队，他亦曾组织杀害了成千上万名犹太人；而他投身抵抗运动的原因尤其不为人知。包括约翰内斯·珀匹茨在内的其中一些密谋者不赞同纳粹政权用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式，但这并非因为他们认为歧视犹太人这种观点本身是错的，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处理方式太过极端。由此可见，他们最初因为纳粹政权的种族政策以及其他原因而对纳粹政权予以鼎力支持，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然而，早在1944年之前很久，他们这些拥戴纳粹政权的观点就被另外一种观点完全取代了，那就是——正如格德勒所言——“在迫害犹太人方面……我们采取了最惨无人道、最血腥残暴以及最令我们自己无地自容的方式，怎样的赔偿都不足以弥补我们的过错”。[269]

来自军事抵抗团体的密谋者们与克莱稍集团的成员间有着一个重要差别。毛奇及其绝大部分朋友都反对出于宗教原因而暗杀希特勒，他们更倾向于等第三帝国的军事力量彻底覆灭之后，再实施他们此时制定的一系列计划。民间抵抗运动团体的其他成员一定程度上也支持这一观点。但军事抵抗运动的成员却全无类似的顾虑。尤其是亨宁·冯·特雷斯科，他笃信，如果要推翻纳粹政权，那么必须杀掉希特勒。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不久，他组织了一系列的暗杀行动。1943年3月13日，他把海军上将卡纳里斯以及军事反情报部门提供的炸药偷偷安置在希特勒所乘飞机的货舱，这架飞机往来于希特勒的各个现场指挥部，他试图将该飞机炸毁。由于在高空飞行时飞机货舱的温度极低，炸药的引爆装置因此失灵，所以他的计划也就落空了。当时这些炸药隐藏在一个装了两瓶科尼亚克白兰地酒的盒子中，飞机降落时，炸药还留在飞机货舱。在这紧要关头，特雷斯科的同谋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成功地冲到炸药存放处，拿起来拆除了其中的引信。1943年3月21日，另外一名年轻的密谋者鲁道夫—克里斯多夫·冯·格斯多夫（Rudolf-Christoph von Gersdorff）男爵——他是一名上校——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一个苏联被收缴装备展览，他身上带着一包炸药，因为希特勒计划出席该展览，所以他希望将希特勒炸死。但这位纳粹元首只是匆忙地穿过了这栋建筑物，步伐之快，让格斯多夫完全没有可乘之机。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暗杀计划都沦为泡影，格德勒开始给军方施加压力，催促他们快速采取行动，否则又将有数百万的生命牺牲，而且德国也将彻底战败，如此一来，他构想的新政权将没有资格与同盟国进行任何谈判。同盟国的领导人们于1943年年初已经在卡萨布兰卡做出决定，除非德国无条件投降，其他情形他们一律不接受；尽管如此，格德勒依然相信他的设想有可能实现，这充分暴露出这些密谋者们在政治上太不切实际。其实，即使丘吉尔和罗斯福愿意与之谈判，他们二人也绝不可能接受格德勒及其同谋们提出的条件。[270]

而且，随着该密谋集团的成员们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逐渐引起盖世太保的注意，该团体也开始陷入棘手的困难之中。密谋者们把卡纳里斯和奥斯特负责的军事情报部门看作他们行动的关键后勤中心，但瓦尔特·舍伦贝格领导的党卫队保安处对外情报局却野心勃勃，愈发威胁到卡纳里斯和奥斯特主管的军事情报部门。1943年春天，奥斯特及其属下重要官员——包括潘霍华在内——都由于所谓的货币犯罪而遭到逮捕。对外军事情报机构本来一直由奥斯特主管，但1944年1月，由于希特勒对其产生了严重怀疑，所以下令让党卫队保安处接管该机构。此外，卡纳里斯也锒铛入狱；他是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有人怀疑他将军事秘密泄露给了同盟国。1944年1月，甚至连毛奇也遭到逮捕，这给该密谋集团造成了进一步的打击。与此同时，珀匹茨竟去找希姆莱，意图赢得他的支持，希望他能主动推翻希特勒，这一举动淋漓尽致地暴露出他在政治上是多么天真而不切实际。这位党卫队领导人只是非常模糊地表示了自己对该提议感兴趣，但仅此而已。格德勒和其他民间密谋人士对此感到惊惧万分，自此以后，他们想方设法地避免与珀匹茨有任何接触。此外，此次密谋也逐渐流失了一些重要成员，比如克卢格在一次车祸中严重受伤，而社会民主党员米伦多夫（Mierendorff）以及退休的国防军总司令哈默施泰因（Hammerstein）都由于自然原因死亡。所有这一切都将他们的密谋向后推迟了很多个月，严重削弱了此次密谋的连贯性以及原本可能取得的成效。[271]

当密谋者们试图恢复暗杀行动时，他们开始面临愈发棘手的问题。为了确保他们的计划能够成功，这些密谋者们不得不说服预备军的重要部队向柏林方面施加压力并接管关键的政府机构，然而，虽然密谋者们在与预备军谨慎而艰难的谈判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然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Friedrich Olbricht）将军是柏林预备军的负责人，他与密谋者站在同一战线上，积极地安排军事行动，以确保希特勒一旦身亡，权力将控制在他们手中。尽管如此，但他的顶头上司——预备军总司令弗里德里希·弗罗姆将军——在得知了他们的密谋之后，虽然暂时未告发这些密谋者，但却决定静观其变，他把眼光放在了更大的机会上。奥尔布里希特与前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以及特雷斯科共同起草了名为“瓦尔基里行动”（Operation Valkyrie）的计划，这是一次军事政变，他们打算一旦希特勒被宣告死亡，就即刻发起这一军事政变。但谁来刺杀元首呢？这是他们需要解决的最终问题。能担此重任的人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首先，此人必须有机会接近希特勒，此外，还必须绝对忠诚于抵抗力量。如果说要觅得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并非完全不可能，但也的确非常困难。答应执行该任务的人因为无法靠近希特勒而不得不放弃刺杀行动，这样的情况出现过不止一次。然而在1943年夏末，另一个人加了这个密谋团体，此人符合刺杀希特勒的所有条件，他就是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Claus Schenk von Stauffenberg）伯爵。施陶芬贝格是一名中校，曾在北非严重受伤，失去了整只右手以及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指；他的一只眼睛还戴了一个黑色眼罩。1943年10月1日，他将接任陆军大将办公室参谋长一职。施陶芬贝格是一名能力出众而且精力极其旺盛的军官，与军事高层的其他一小部分人一样，他最初也大力支持纳粹主义，而且对德军早期在波兰和法国取得的一系列军事大捷感到欢欣鼓舞。但希特勒在东部战线鲁莽而不计后果的行事风格让他感到希望破灭；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他认为希特勒的这种做法正在将德国推向深渊。施陶芬贝格年轻时曾加入了以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为中心的团体，在该团体的熏陶下，他形成了某种不同寻常的道德感以及爱国主义精神。然而，促使他最终对希特勒倒戈相向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党卫队在东部战线及其后方迫害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的累累暴行，而且他愈发强烈地感觉，必须终结这些暴行。施陶芬贝格与特雷斯科一起成为密谋行动最核心的推动者和组织者。他们策划了一次又一次的暗杀行动，结果却眼看着这些行动一次又一次落空，而且很多时候纯粹是因为偶然因素而失败的。最终，施陶芬贝格决定亲自上阵，刺杀希特勒。[272]

随着盖世太保逐渐向密谋者们逼近，对密谋者们而言，找到接近希特勒的途径变得愈发紧迫。1944年7月1日，他们颇为意外地得到了一个良机，那就是施陶芬贝格被擢升为陆军上校，而且同时被任命为预备军总司令弗罗姆的参谋长。如此一来，他身为弗罗姆的特使，也就有了接近希特勒的机会。但与此同时，随着德国战势的风云突变，暗杀希特勒的目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诺曼底登陆后，施陶芬贝格开始怀疑暗杀是否具有任何政治价值。如果说曾经他们尚有可能与同盟国协商进而达成一致意见，一定程度地挽救德国，使其免遭彻底摧毁，那么很显然，这种可能性此刻已经不复存在了。然而，正如特雷斯科对施陶芬贝格所言：“不管付出任何代价，我们都必须实施暗杀行动。哪怕行动会失败，我们也必须尝试夺取首都的控制权。我们必须向全世界，也向未来几代人证明，德国抵抗运动的参与者们敢于迈出这至关重要的一步，并且愿意为此冒生命之险。与这个目标相比，其他一切都不重要。”[273]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造访了希特勒位于拉斯滕堡的现场指挥部，手中拿着一个公文包，里面藏有两枚炸弹。因为他只有拇指、食指和中指可以用，所以他在设置延时引爆器时动作比较迟缓，在被带领到希特勒所在的营房——希特勒正在里面与他的参谋们回顾战争局势——之前，他仅仅设置好了其中一枚炸弹的引爆器；他将另一枚炸弹交给了他的同伴维尔纳·冯·黑夫腾（Werner von Haeften），此人后来将炸弹扔出了车外。施陶芬贝格将公文包放在一张很大的木桌旁，这张桌子上印着地图，希特勒此刻正倚靠着这张桌子；然后，施陶芬贝格就离开了房间，说自己需要打一个电话。他远远地看着炸弹爆炸并炸毁了整间营房。之后，他又瞒天过海地通过了党卫队设置的封锁线，搭乘飞机，回到了柏林。[274]

施陶芬贝格在电话中信誓旦旦地保证希特勒绝不可能在此次爆炸中生还，奥尔布里希特和柏林陆军总部的主要密谋者们因而发动了军事政变。但事情很快便出现了问题。如果施陶芬贝格当时能将两枚炸弹的引爆器都设置好，或者哪怕他将那枚引爆器尚未设置成功的炸弹与另一枚炸弹都留在公文包里，那么希特勒都必死无疑。但一枚炸弹的杀伤力却不够。虽然营房脆弱的木质墙并未能抵挡爆炸产生的冲击力，几堵墙连同窗户都被炸开了，但那张笨重的、印有地图的木质桌子却保护了希特勒，他当时就站在桌子的另一边。虽然情况如此，但在场者中有4人当时站在炸弹旁，他们有的当场毙命，有的伤势严重，不治而亡。希特勒踉踉跄跄地走出房门，同时不停地扑打裤子上的火焰。他跌在了武装部队参谋总长凯特尔的怀里，此人喜欢阿谀奉承，当即哭出声来，叫道：“我的元首，您还活着！您还活着！”希特勒的衣服已经被毁坏了，四肢都有烧伤和擦伤，而且一些木片还扎进了他的双腿。而且与这个屋子里的其他人——除凯特尔之外——一样，希特勒的耳膜也被震破了。但总体而言，他的伤势并不严重，这一点对事件的后续发展至关重要。希特勒死里逃生，这对密谋者而言是一个凶兆，但另一个事实对他们来说同样极为不祥，那就是他们虽然成功地切断了拉斯滕堡与外界的一部分联系，但却未能将其全部切断。很快，希特勒参谋部的一些成员就给柏林方面打去电话，告知他们希特勒死里逃生的消息。

在柏林，密谋者们让弗罗姆将军发动军事政变，但此人素来谨小慎微，他给拉斯滕堡那边打去电话，以确认希特勒死亡的消息是否属实。对方告诉他，消息有误。弗罗姆将军试图逮捕奥尔布里希特和和陆军总部的其他密谋者们，然而，因为这些人依然决定发动军事政变，所以反倒逮捕了弗罗姆将军。在一片混乱的形势中，有的军事小组按照事先制定的“瓦尔基里行动”计划开始采取行动，而其他军事小组在准备执行他们的任务时则被拦了下来，因为希特勒开始从拉斯滕堡那边发来指示，撤销了密谋者们下达的一系列命令。密谋者们的要求和拉斯滕堡那边的要求截然相反，让夹在中间的奥托·恩斯特·雷默（Otto Ernst Remer）少校无所适从，此人是柏林卫兵营的指挥官，同时也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他最终听从了密谋者们的命令，让自己的军队包围了政府大楼，因为他相信希特勒已经不幸身亡了。随着机枪手们在勃兰登堡大门附近准备就绪，戈培尔等各政府部门的部长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此时他们都被困在里面。戈培尔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在采取行动之前往口袋里放了一些毒性强烈的氰化物药片。他成功地说服雷默过来与自己讨论当前的形势，当时阿尔贝特·施佩尔也在场，施佩尔后来回忆说，当雷默少校走进戈培尔的房间时，这位宣传部部长紧张到了极点。戈培尔告诉雷默，希特勒没有死，并让他相信，元首百分之百能驳回任何将领下达的命令。戈培尔直接拨通了拉斯滕堡的希特勒专线。希特勒亲自跟雷默说话，并命令他恢复秩序。雷默随即将他的军队撤出了各政府部门。而另一方面，奥尔布里希特的一部分下属还没有成为自己的亲信，这些人现在加入了雷默的队伍。枪战开始在陆军总部爆发，施陶芬贝格也因此受伤。弗罗姆将军被释放了，而奥尔布里希特、施陶芬贝格和其他密谋者们被捕。贝克手握一把左轮手枪，朝自己开了两枪；伤势严重的他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弗罗姆命令一名中士将他带到隔壁房间。随后，弗罗姆也急忙下令将其他密谋者们处死。如果留下这些活口，他们便有机会向盖世太保举报，如此一来，弗罗姆早期自己也参与了此次密谋的事情就会败露。一支行刑队让奥尔布里希特、施陶芬贝格、维尔纳·冯·黑夫腾以及他们的同谋阿尔布雷希特·默茨·冯·奎恩海姆（Albrecht Mertz von Quirnheim）上校在院子里面站成一排，然后将他们逐一枪杀。当施陶芬贝格将被枪杀时，他大声吼道：“神圣的德意志帝国万岁！”[275]

五

希特勒生还的消息不仅彻底摧毁了柏林的密谋行动，同时也粉碎了布拉格和维也纳的密谋行动，一些密谋者们本来也计划在这两个地方发动政变。在巴黎，法国沦陷区的军事指挥官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刚接到施陶芬贝格的电话被告知希特勒已经去世时，立刻就发动了政变。随后，超过1,000名党卫队军官被捕，其中包括巴黎党卫队及其保安处的最高指挥官卡尔—阿尔布雷希特·奥贝格（Carl-Albrecht Oberg）和赫尔穆特·克诺亨（Helmut Knochen）。但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立场本就摇摆不定的克卢格元帅发现希特勒竟然还活着，于是采取措施阻止了密谋者们的行动。党卫队成员都被释放了。奥贝格和克诺亨不仅遭到羁押，而且未能采取行动挫败此次密谋，这既令他们二人颜面无存，同时也很可能给他们带来危险。君特·布鲁门特里特（Günther Blumentritt）将军是克卢格在巴黎的代表，他深知此时奥贝格和克诺亨二人的尴尬处境，在将他们约在拉菲尔酒店（Hôtel Raphaël）的 “蓝色沙龙”（Salon Bleu）喝了几瓶香槟酒之后，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他们达成了协议，即布鲁门特里特会把主要事件都归因为一场误解，同时也确保了巴黎绝大部分密谋者参与其中的事情不被发现。然而，就冯·施蒂尔普纳格尔的问题而言，没有任何可回旋的余地。“所以，将军先生，”奥贝格刚走进酒店就对冯·施蒂尔普纳格尔说，“你似乎押错注了。”事实上，克卢格已经向柏林方面汇报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猜到了等待自己的命运，他驱车驶出了巴黎，前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登战场，在那里停下了车，走出来，然后朝自己头颅开了一枪。但是跟贝克一样，他也没能成功地将自己了结。他的眼睛瞎了，而且身体遭到严重损伤，随后，他被带到柏林，被羁押在那里。[276]

截至此刻，爆炸以及希特勒生还的消息已经通过广播播报了。此次爆炸虽然令希特勒大为震惊，但他并未受到严重伤害。1944年7月21日凌晨1点刚过，希特勒通过广播向全国发布了相关消息，在此之前，他甚至还成功地腾出时间在自己的现场指挥部与墨索里尼进行了事先安排好的会晤，骄傲地向后者展示了爆炸现场。希特勒再次向德国民众确认他还活着，并且毫发无损，他宣告道“一小部分狼子野心、不知廉耻，但同时也愚不可及的刑事犯罪者策划了一场试图颠覆我的阴谋，事实上，他们想将我以及德国最高指挥部彻底摧毁殆尽”。他毫无意外地继续说道，是上天保全了他的生命。在私底下，他言辞激烈地批判了密谋者们，怒火中烧地誓要将把每一个密谋者都“消除殆尽”。他任命希姆莱替代弗罗姆；弗罗姆本试图隐藏自己曾参与密谋的事实，但没有骗过任何人。古德里安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部长。希特勒说，所有德国人都必须加入搜捕密谋行动相关负责人的行列。截至此时，雷默以及党卫队保安处负责人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都已经抵达位于柏林的陆军总部，此外，奥托·斯科尔兹内也带着一支由党卫队组成的武装小组赶过来了，此人在一年前曾成功营救出被囚禁的墨索里尼。他们到这里阻止了其他进一步的行动。与此同时，弗罗姆试图从戈培尔的办公室给希特勒打电话，但对此疑心重重的宣传部部长亲自打了这个电话，并由此得到命令，逮捕弗罗姆将军。戈培尔给媒体下达指示，要求他们再次强调只有很少一部分反动派贵族涉事其中。同时，为了庆祝这次政变被挫败，必须举行公众游行。[277]

与此同时，希姆莱和盖世太保开始采取行动，确认并逮捕残余的密谋者。希特勒最初估计这次密谋应该只局限于一小撮反动派军官，但随着调查的一步步深入，他的这个想法很明显被证明是错的。不久，卡纳里斯、奥斯特以及军事情报小组都被召来审讯，同时，还有许多陆军指挥官也卷入此次密谋。逮捕普通民众的行动也紧随其后，其中，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也未能幸免，他曾担任第三帝国的经济部部长。沙赫特曾与密谋者们有接触，但甚至在希特勒得知此事之前，希特勒就下令将会逮捕他，因为希特勒仍然认为沙赫特在20世纪30年代故意破坏德国重整军备的行动。此外，希特勒还愤怒地说道，当英国最终战败时，赫斯也将被捕。他将被“绞死，得不到任何人的怜悯”，因为他给其他人树立了一个“通敌叛国的例子”。珀匹茨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们——包括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和威廉·洛伊施纳（Wilhelm Leuschner）在内——也遭到逮捕。卡尔·格德勒藏了起来，他向东逃离，在森林里露宿，但最终还是被认出来，遭到举报并被逮捕。一方面，卡尔·格德勒精疲力竭，意志消沉，他的抓捕者们也不让他睡觉，而另一方面，与其他部分抵抗者一样，他亦深深地笃信这样一种道德观念，即真相不仅应该被公告出来，而且定会对听者产生一种劝说性的效果，鉴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他将此次密谋其他成员的名字告诉了盖世太保，以便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此次运动绝非只是一小拨军事不满分子策划的密谋。他一直深信希特勒是一个“吸血鬼”，是“杀害一百万犹太人的残忍杀人犯”，这项罪名会玷污德国的名声；而此刻他公开地表达了这一看法，毫不畏惧。[278]

希姆莱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运动，搜寻已知的政权反对者，并最终逮捕了多达5,000人。迟至1944年9月23日，相关文件开始浮出水面，先前的密谋者也遭到牵连，其中，哈尔德和冯·布劳希奇等高级陆军军官亦不能幸免，同时，军队采购部的负责官员格奥尔格·托马斯将军也涉事其中。其他许多人已经彻底放弃了，比如乌尔里希·冯·哈塞尔，他们或者是通过拒捕的方式寻死，再或者直接饮弹自尽。亨宁·冯·特雷斯科此刻还在东部战线，在得知密谋行动失败之后，7月21日早上，他驱车驶往敌人的防线，然后用手榴弹将自己炸死。特雷斯科担心自己会在严刑拷打之下说出密谋者的名字，在出发之前，他对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说：“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死敌，也是全世界的死敌。”[279]其他人也因为类似的原因服毒自杀或者饮弹自尽。有一名陆军军官也曾参与了柏林的政变，当盖世太保前来将他带走时，他将一枚手榴弹塞进了自己嘴里，然后拉掉了上面的保险针。许多抵抗运动参与者都遭到了毒打。审讯者们将金属尖刺插进他们的指甲缝里，逼他们告发其他人。但他们并没有供出同谋们的名字。希特勒对克卢格的疑心越来越重，他担心克卢格会与入侵的同盟国达成投降协议，因此，在1944年8月17日，他命令忠心耿耿的莫德尔取而代之，莫德尔是西面战线的总指挥官。克卢格知道自己命不保矣，所以驱车往东行驶，来到冯·施蒂尔普纳格尔曾试图自裁的地方，停下车，饮下了一瓶毒药。埃尔温·隆美尔元帅事先知道此次密谋，但并不赞同；尽管如此，他曾当面对希特勒说，希特勒应该终止这场战争。隆美尔在战争中受伤，当他还处在康复阶段时，希特勒给了他两个选择，或者自裁，对外宣传他因伤重不愈而亡，这样的话希特勒会给他举行国葬，或者遭到逮捕，并被审判，颜面无存。当党卫队包围了隆美尔疗养地所在的村庄时，隆美尔意识到他不可能再活着回到柏林了，因此服毒自尽。希特勒的确为他举行了国葬。应希特勒的命令，在冯·伦德施泰特元帅的主持下，军事法庭匆忙地审判了另外22名军事密谋者，他们被逐出了陆军，名誉扫地。[280]

1944年8月7日，对埃尔温·冯·维茨莱本（Erwin von Witzleben）元帅和彼得·约克·冯·瓦尔登堡等8位密谋者的审判在柏林人民法院拉开序幕，其中冯·维茨莱本元帅自1938年以来就参与了针对希特勒的各种军事密谋。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其他审判也相继上演，牵涉到为数众多的密谋者，其中包括舒伦堡、特洛、格德勒、洛伊施纳、哈塞尔和失明的冯·施蒂尔普纳格尔等人。莱贝尔、珀匹茨、符腾堡州的前任领导人欧根·博尔茨（Eugen Bolz）以及包括毛奇在内的克莱稍集团成员则迟至1945年1月才遭到审判。许多密谋者一直希望审判能给他们提供一个解释自己观点的机会，而事实上，先不提其他人哈塞尔或许早就不报这样的幻想了。人民法院的院长罗兰·弗赖斯勒粗鲁地威胁恐吓这些被审判者，每次只让他们说几个字。弗赖斯勒的行为实在令人义愤，甚至连纳粹司法部部长奥托—格奥尔格·提拉克也对此有所抱怨。给他们指派的绝大部分辩护律师从一开始就精明而谨慎地接受对这些被告的指控，完全没有为他们请求减刑。为了确保被告们显得尽可能可悲且毫无尊严，被告们事先都遭到了虐待，而且他们还被禁止系领带，也不能用皮带或者裤带确保自己的裤子不下坠。然而，还是有一小部分受审者成功地插上嘴说了几句话。当弗赖斯勒对其中一名被告说他很快就会在地狱中永受煎熬时，这名被告鞠了一躬，然后迅速回答道：“尊敬的法官大人，我会在那里期待你不久之后的到来！”另一名被告则对弗赖斯勒说，虽然他自己很快就会人头落地，但“一年之内，你也会遭遇同样的下场！”截至此刻，绞刑这种令人颜面无存的处罚方式虽然也曾用来处置“红色管弦乐队”的成员，但主要还是施用于外籍工人，而对于这批受审者，希特勒亲自下令将他们处以绞刑。第一拨被告被送到位于柏林普洛岑湖监狱的一幢监狱附属建筑物中，这幢建筑物的屋顶悬挂着一些粗糙的钩子，他们就是被用绳子挂在上面绞死的。用于绞死他们的绳子非常细，如此一来，他们窒息而死的过程就极为漫长。他们死后，裤子也被脱了下来，这是给他们最后的羞辱。希特勒命人将整个过程拍了下来，他晚上在自己的指挥部会观看这些影像。[281]

其中一些密谋者幸免于难，而且在第三帝国倾覆后仍然健在，因此得以将他们的故事告诉后人。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便是其中一位幸存者，1945年2月3日，他和法官以及其他法律官员躲在人民法院的地下室，当时同盟国的轰炸摧毁了法院大楼。其中一根柱子倒下来穿透地面扎入了下面的地下室。弗赖斯勒当场死亡。施拉布伦多夫只受了伤，但整个审判不得不推迟；重新开庭的时候已是3月中旬，面对即将到来的战败，法院开始拖延时间，因为考虑到施拉布伦多夫之前已经遭到了非法折磨，所以法院最终宣告他无罪，在数个月之前，法庭完全不会有这样的顾虑。在政变失败后，被杀者或者自裁者总共大约有1,000人。此外，希姆莱宣称这一邪恶罪行的任何参与者都必定流淌着邪恶的血液，还说按照古老的日耳曼传统，不仅要惩罚犯罪者本人，而且犯罪者的家人也应一并遭到惩处，据此，他抓捕了密谋者们的妻子和孩子，而且有时还抓捕了大量密谋者的亲兄弟、亲姐妹、父母、各堂表兄弟姐妹、叔叔和阿姨。例如，施陶芬贝格的妻子被送进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而他的孩子们则被给予了一个新的身份被送进孤儿院。此外，格德勒、哈默施泰因、奥斯特、珀匹茨、特雷斯科、特洛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家属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密谋者及其家属们的房子和财产都被政府强制没收了。[282]

此次颠覆希特勒政权的密谋行动是希特勒自1933年掌权以来遇到的最严重、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密谋，但最终破产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无论是具体的、细节性的原因还是笼统的、整体性的原因——几乎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遭受了最灾难性的后果。密谋者们既未能成功地杀死希特勒，也未能阻止希特勒生还的消息通过广播从他的现场指挥部传递到外面的世界。密谋者们在准备工作上太过大意，而且太不注重细节。希特勒超凡的个人权威尽管迅速减弱，但在戈培尔、戈林、希姆莱和博尔曼等人的鼎力支持下，仍然足够强大，正是慑于他的这份权威，诸如弗罗姆和克卢格等立场游移不定的高级军官才不敢孤注一掷，将所有的砝码都压在政变上。戈培尔、希特勒、希姆莱以及党卫队等方面的行动迅速而果断，相比而言，密谋者们则速度迟缓。另外，密谋者们也未能成功地说服足够多的军事指挥官支持此次政变；尽管截至此刻，绝大部分高级军官都已经断定德国赢得战争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但他们中大多数人仍然执着于一种严格的军人思维模式，换言之，他们仍旧固执地认为上级的命令必须服从，向希特勒发下的誓言神圣而不可违背，杀害国家元首等于是叛国行为。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将军的态度极具典型性，他在日记中坚持认为他自己对希特勒发下的誓言神圣到不能有丝毫怀疑，其他所有德国士兵也都持这一立场，而且他还强烈反对1944年7月的爆炸阴谋。[283]

只有一小部分人由始至终都支持政变。一些高层军官从希特勒那里获得了大量的金钱，这毋庸置疑地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许多军官担心德国会因为某种“刀刺在背”的原因而再一次战败，他们中不少人都认为这是德国输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他们正是顾虑自己会因此遭到谴责，所以不敢采取行动。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密谋者们的观念落后，而且在一次次试图集结各方面力量，发起一场联合运动时，他们在诸多核心问题上都存在巨大的分歧。正如他们中头脑最清醒的那部分人早在1944年6月就已经意识到的那样，暗杀计划更大层面上并非是一种政治行为，而是出于道义采取的行动。如果他们在1943年实施的一系列早期刺杀行动中就成功地杀死了希特勒，那么他们有可能确实会带来一番不同的历史景象。但他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命途多舛。如果施陶芬贝格成功地刺杀了希特勒，那么后果极有可能是爆发一场内战，一方是密谋者们支持的各路军队，而另一方则是由党卫队支持的反对派力量。即使事情真的演变为那种局面，密谋者们似乎也不可能获胜，因为他们麾下的军队不仅实力弱小，而且数量也不够。同盟国完全没有要与他们谈判的想法，事实上，当刺杀希特勒的消息传到伦敦和纽约时，同盟国方面很快就将其视为密谋者与纳粹统治当局之间的一场小争执，毫无意义。一些密谋者曾幻想发动一场政变能使他们与西方同盟国单独达成和平协议；英国和美国知道这些人的想法，但他们更关心的是如果他们给这个密谋团体任何积极的回应，这是否会损害到他们与苏联的结盟。单独与密谋者们达成和平协议很有可能引起苏联的警觉，进而使自己与苏联发生冲突，丘吉尔和罗斯福还没有充分准备到去思考这个问题。[284]

密谋者们的目标是发动一场军事政变，然而尽管施陶芬贝格数次尝试，力图通过与莱贝尔等社会民主党员进行协商进而赢得更广泛的支持，但一场军事保守主义抵抗运动本身却几乎没有得到普通民众的支持。[285]但是，如果希特勒真的被暗杀成功，那么这或许会加快纳粹政权的瓦解倾覆，动摇众多德国百姓对纳粹政权的忠诚——甚至在1944年年中，仍然有大量的德国民众坚持这份忠心——也能将战争结束的时间缩短几个月，如此一来就能挽救各参战方的数百万条性命。仅仅这一点就充分证明该行动值得实施。对于密谋者们来说，各方最终达成一致举兵叛变并非易事，而要实施叛变行动也属于不易。然而，他们最终还是实施了行动。彼得·约克·冯·瓦尔登堡伯爵在被处死前不久给他的母亲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委婉地说出了他们这一团体的内心想法，他写道，“驱使我实施这些行动的既不是我的野心，也不是我对权力的渴望。我之所以付诸实践，纯粹出于我的爱国热忱，出于我自己对祖国——我热爱的拥有两千年历史的德国——的关心。”[286]与其他密谋者一样，他们心中的德国是曾经的德国，尤其是普鲁士时期的德国；他已经开始意识到，从各个角度来看，希特勒都在摧毁他心中的这个德国。

第七章

倾覆

第一节

“最后的希望”

一

1943年7月底，同盟国轰炸机离开后，汉堡的清理队在清理废墟，他们将一名15岁的学生从碎石瓦砾中拉了出来，这名学生不仅幸存下来了，而且毫发无损。这名学生叫乌尔里希·S.（Ulrich S.），他向救援者们表示感谢，然后加入了难民的行列，这些难民正在逃离这座城市。几天后，他在一位居住在城市附近的乡村的叔叔那里找到了庇护。乌尔里希的父母是狂热的社会民主党成员，此刻，他不想与战争有任何的关联。他叔叔的房子在树林里，他将自己藏在阁楼上，以免引起希特勒青年团的注意。他通过收听BBC的节目了解最新的时事，此外，他还写日记，目的是不让自己陷入无可避免的孤独中，他给这份日记取名为“敌人说话了！”（The Enemy Speaks!）。他在日记中也记录了1944年7月这次失败的暗杀行动，而且他在记录此次事件时所用口吻也是他在整本日记中惯常使用的口吻。他写道：“太不幸了，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竟安然无恙，这简直是造化弄人……希特勒这次可能逃过了他理应受到的惩罚，但过不了多久，这个超级谋杀犯必将自食其果。”[1]在审判完第一批密谋者之后，他在日记中如是描述这些密谋者：“他们的事业将被进行到底。纳粹分子想要以牺牲全民族为代价，目的仅仅是将他们自己垮台的时间延迟一丁点儿。”[2]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孩子的反应比较极端。其他前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家庭的家庭成员们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可能会更温和一些，而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这个孩子的观点，我们当然无从可知。然而，对于那些在前线战斗的很多人而言，暗杀行动似乎是一种背叛；因为如果他们赞同暗杀行动，那么他们又到底是在为了什么而战斗呢？“我们知道，”1944年8月7日，一名士兵写道，“这群恶棍都是共济会成员，因此与全世界的犹太人是一丘之貉，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是犹太人的狗腿子。我不能参与到打击这些恶棍的行动中，这真是太遗憾了。”[3]这令那些坚定的纳粹分子深感震惊。阿尔弗雷德·莫尔特长期供职于奥地利冲锋队，他在德国空军的地面工作组中服役。1944年7月20日，他正在维也纳拜访自己的母亲，并从那里给妻子英格写信：

亲爱的，你有没有听到有人试图暗杀元首的新闻？亲爱的，我感觉我必须跑到某个角落去祈祷。感谢上帝，他为我们保全了元首。英格，如果元首不幸遇难，那么我们将会输掉战争，而且戈林也必将遭到杀害。这正是这群恶棍们想要的结果。是何等见利忘义的蠢货才会伸出他的魔爪，干出这样的勾当！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知道必定还有人跟我持同样的看法。所以我就跑到冲锋队那里去了。[4]

在冲锋队中，阿尔弗雷德与一名资深的冲锋队同志一起怀念起往昔的日子，当时他们并肩作战，抵抗奥地利独裁者许士尼格，他在回忆中找到了一些安慰。“没有什么能动摇我们对元首的信心。”[5]虽然很多部队都感到震惊而愤怒，但他们心中也交织着其他情绪。马丁·珀佩尔是一名伞兵，已经从一名普通士兵擢升到了军官阶层，他并不赞同暗杀行动。继续战斗是士兵的职责。但是，在他看来，到目前为止，希特勒已经让他们变得很被动。希特勒本应将指挥权交给专业人士，让他们来制定战略方针。随着同盟国军队步步逼近，珀佩尔的军队在法国北部陷入了窘境，变得愈发绝望。然而，当他对自己的部下说他们不得不投降时，他们中许多人感到羞耻。“身为伞兵，”他们问道，“如果我们自愿投降，那么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妻子？”最终，珀佩尔还是成功地劝服了他们，让他们意识到此时的确别无选择。但他们那绝望的质问的确折射出军人职责感和男性荣誉感的强大力量，这也是驱使许多德军士兵在西方战线一直战斗到底的两个重要因素。[6]

大后方的反应同样颇为复杂。1944年7月28日，党卫队保安处尽职地声称，希特勒死里逃生令人民群众如释重负，并称德国民众普遍表现出坚持战斗的决心。“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如果暗杀行动已经成功，唯一的后果就是1918年的灾难将再次上演。”民众想知道更多的内情。此次密谋到底酝酿了多久？谁是幕后推手？英国的间谍是否参与其中？有的人对普鲁士贵族在此次密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感到愤怒。据报道，他们甚至说“应该将这些贵族赶尽杀绝”。数量众多的陆军军官也参与其中，而在很多人看来，这正是德国战事吃紧、败仗连连的根源，因为他们数个月来按兵不动，扣着军备武器，严重怠慢了战争工作。有的人甚至声称战争经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也都是因为他们的怠慢而导致的。[7]戈培尔非常支持这种观点，他在1944年8月8日那天对纳粹党官员说，此次爆炸阴谋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几个月中，陆军的表现如此糟糕。显而易见，叛变的将领们根本不想获胜。他们倒戈相向，与同盟国勾结，目的就是让德国战败。[8]戈培尔要求召开的数次公共会议吸引了大规模的人群，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听到关于此次暗杀行动的更多细节。事实上，一份报告描述到，全民通过这些会议间接地表达了他们对希特勒及其政权的支持。戈培尔本人下结论道，这次失败的政变具有肃清作用，对统治当局而言利大于弊。[9]

不出意料的是，信念坚定纳粹分子以及统治当局的代理人们急忙声明效忠希特勒，当时时局紧张，任何人对密谋者流露出丝毫的同情都极有可能被逮捕、折磨和处死。要对此次暗杀行动进行任何公开的回应完全不可能。正如巴伐利亚农村地区巴特艾布灵（Bad Aibling）以及罗森海姆（Rosenheim）的宪兵在1944年7月23日所汇报的那样：

1944年7月20日周二晚上8点，新闻广播播报了关于暴力攻击的特别公告，在此之前也已经公告过，有12名来自当时播报地区的农民坐在当地的一个旅店里面。他们全神贯注地听着这份特别公告，非常安静。公告宣布完之后，没有人敢说话，每个人都静静地坐在桌子边上。[10]

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党卫队保安处汇报说妇女尤其渴望战争能立刻结束，而且有的人认为希特勒如果死亡，这个愿望就能够实现。“空袭警报拉响后，人们在防空掩体里可以听到一名妇女在黑暗中说道：‘要是他当时被炸死了该多好！’”[11]人们只有在匿名的情况下才敢发表这样的言论。总体而言，尽管此次暗杀行动让民众们暂时强烈地感到如释重负，但它并没有对民众的士气带来大的积极影响。宪兵的汇报继续指出：“没有人再相信德国会赢得战争。”民众的情绪已经降到了“可以想像的最低点”。[12]与政变相比，绝大部分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担心。施陶芬贝格引爆炸弹的两天后，党卫队保安处汇报说战势日渐恶化使大家的士气变得愈发低迷。更雪上加霜的是，“一种恐惧的情绪已经攫住了数量众多的德意志民族同志，这一点在许多妇女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我们搜集的评论中，失望、困惑以及沮丧占据了主要地位”。[13]

甚至在德国西部，据说，人们对其他任何事情的关注都会让位于对东部战线最新进展的关注。在情况最好的时候，民众们仍然表示对希特勒充满信心；而在情况最糟的时候，他们也会说战况比自己想象的还令人绝望。“而且，”其中一份报告指出，“绝大多数人都持悲观态度。”[14]东线士兵的书信以及那些因伤退役者的报告都清楚地表明，德军并不是在有计划有层次地撤退，而是全军逃离。整支整支的军队逃离前线或者是向敌人投降，士兵们“已经没有战斗的心思了”。[15]“据休假回来的士兵说，许多部队的情绪甚至要比国内民众的情绪更低落，因为绝大多数士兵都不再相信德国会赢得胜利。”[16]在战争的剩下几个月，民众的士气愈发低迷，爆炸密谋的新闻完全没有对他们产生影响。民众们带着自己的财产开始逃离红军进军过程中会经过的区域。1944年8月10日，党卫队保安处汇报说，“绝大部分德意志民族同志对战争都感到厌烦”，但除此之外（这名报道员感觉或许有必要加一句），他们也愿意在一场“大决战”——这位报道员透露出会有这样一场战争的信息——中取得最终胜利。[17]希特勒和戈培尔或许会谴责将领们这么多年来如此系统、如此有计划地破坏德国的战争工作，但如果这些谴责内容确有其实，那么原因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纳粹领导人愚蠢或者大意到了极点，竟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要么他们事先本就知情，但却刻意向德国民众隐瞒。因此，1944年8月初，斯图加特的党卫队保安处汇报说，这些事情的后果就是“绝大多数德意志民族同志此刻都不再对元首抱有丝毫信任，甚至连那些到目前为止信念一直坚定不移的民族同志们也不再相信他了”。[18]到了1944年11月，斯图加特的党卫队保安处又报告说，如果可能的话，希特勒的名声会进一步恶化。一位市民说道：“总是声称元首是上帝派来给我们的。我对此深感怀疑。如果说元首真是上帝派给我们的，那么上帝不是派他来拯救德国，而是摧毁德国。上帝已经决定要将德国民众铲除殆尽，而希特勒就是行刑人。”[19]

接连不断的报告更暴露出一点，那就是随着红军朝德国本土逐渐逼近，然后又进入德国领土，整个德国的士气变得愈发低落。而在西方战线，面对入侵的同盟国军队，德国正经历着似乎无休无止的失利，这让德国上下更加感到前途暗淡。在外交方面，第三帝国同样陷入了愈加孤立无援的境地。土耳其在1944年8月2日断绝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1944年9月8日，随着苏联军队进入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也对德国宣战。面对苏联军队的挺进，罗马尼亚的残余部队也解体了，结果导致红军在罗马尼亚歼灭了德军的18个师，紧接着，在1944年8月23日，元帅安东内斯库的权力被剥夺了，罗马尼亚也倒向了同盟国这边，它希望能重新夺回1940年被匈牙利夺走的领土。所有这一切都威胁到希腊的德军，因为他们与外边的联系很有可能被切断；在希特勒的批准下，他们在10月份时撤退到马其顿，同时南斯拉夫南部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德军也撤离了。土耳其的叛变尤其进一步挫败了德国举国上下的士气。[20]罗马尼亚的失利让红军顺利地到达匈牙利的边境，面对入侵的敌军，匈牙利的统治者霍尔蒂海军上将组织了顽强的抵抗。然而，霍尔蒂意识到匈牙利已经无力回天，所以他给斯大林写信，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地声称他之所以在1941年时加入战斗，与德国为伍，纯粹是因为误解。1944年10月15日，他宣布匈牙利不再是第三帝国的盟友。[21]

希特勒很早之前就预料到匈牙利会临阵变卦，所以早已制定好反击行动。就在匈牙利终止盟友关系的当日，奥托·斯科尔兹内在希特勒的命令下闯入布达佩斯的一幢堡垒，那是霍尔蒂海军上将及其政府的所在地，绑架了这位匈牙利领导人的儿子——他的儿子也叫米克洛什——把他用一床毯子裹起来，然后迅速将其带出堡垒，送上在外候着的一辆卡车。很快，这位小霍尔蒂就被投进了毛特豪森集中营。希特勒通知他的父亲海军上将霍尔蒂，声称除非他投降，否则小霍尔蒂就会被枪决，而且他本人所在的堡垒也将被攻占。这位海军上将最终屈服并辞职，然后被流放到了巴伐利亚的一幢城堡，在那里过着相对舒适安逸的生活。而与此同时，法西斯性质的箭十字党（Arrow Cross）领导人萨洛希·费伦茨（Ferenc Szálasi）在德国人的支持下攫取了权力，他迫不及待地通过了一系列新法律，旨在以法西斯主义的、集体式的方针路线重构整个国家。他手下的人开始搜捕并谋杀整个布达佩斯幸存的犹太人，而且很多时候还得到了天主教神父的协助；其中一位就是库恩（Kun）神父，当箭十字党的准军事组织把枪口对准犹太受害者时，他习惯性地吼道：“以基督的名义，开枪！”有3.5万名犹太男子被聚集起来编入各劳动团，他们被安排环绕着匈牙利首都修建防御工事。当红军袭来，这3.5万名犹太男子开始仓皇地越过多瑙河，向布达佩斯城内撤退逃窜，但箭十字党的部队截住了他们的去路，在河两岸以及各个桥上把他们杀死，然后抛尸河中。街上每一个角落都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数量之大，甚至连警察都怨声不断。1944年10月18日，阿道夫·艾希曼再次来到布达佩斯，组织了新一轮的逮捕行动，又抓捕了5万名犹太人，这些犹太人被要求徒步走出布达佩斯城，朝着维也纳的方向行进，他们被安排在那里修建防御工事。这是一次糟糕透顶的徒步行进，不仅他们的食物供给少得可怜，而且他们本人也遭到了非人的虐待，成千上万的人甚至命丧途中；事实上，由于死亡人数实在太大，萨洛希或许因为害怕自己要担责任——这完全有可能——在11月中旬时就下令停止这样的驱逐运动。留在布达佩斯的犹太人被拘囿于犹太人隔离区内。截至1945年1月，仅仅4,500处住所中就挤了6万名犹太人，有的时候甚至14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由于经常遭到箭十字党暗杀队的劫掠，犹太隔离区里的居民很快就食不果腹，而且隔离区内疾病丛生，居民的死亡率也迅速攀升。一小部分驻匈牙利首都的国际外交官——其中瑞典驻匈牙利的代表拉乌尔·瓦伦贝里（Raoul Wallenberg）尤为突出——为保护犹太人不遗余力地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他们成功地获得了近4万份豁免书，虽然其中许多皆系伪造，但都得到了箭十字党的承认。[22]

这绝不是最后一次在欧洲国家上演的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行动。由国防部长领导的斯洛伐克军方正紧锣密鼓地精心策划，准备推翻自1939年以来就在德国监管下控制国家的傀儡政府，待事成之后再加入同盟国阵营；而截至1944年8月，这些策划者的意图已再明显不过。有鉴于此，德军在1944年8月29日占领了斯洛伐克。起义运动随即在斯洛伐克全面爆发。然而，民族主义和亲苏联的起义者未能有效协调他们的起义行动。此外，因为红军已经到达了边境，所以西方同盟国认为没有必要前来予以协助。但苏联部队行军迟缓，未能及时支援游击队。截至1944年10月，此次起义就被暴力镇压了。此前，在大约5.8万名犹太人被带到各个集中营后，斯洛伐克的傀儡政权曾于1942年10月终止了驱逐犹太人的运动，而此刻，德国占领者赶忙下令恢复驱逐斯洛伐克境内的残余犹太人。第一批被驱逐的犹太人于1944年9月被火车运走，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1945年3月。截至那时，将近8,000名斯洛伐克犹太人遭到围捕并被流放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有超过2,700名被流放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超过1,600名被流放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23]因此，不仅希姆莱麾下的党卫队，而且供职于德国民事以及军事当局的绝大部分人虽然早就清楚地意识到德国已经输掉了战争，但他们仍在搜捕犹太人。在他们的想象中，德国之所以即将战败，犹太人在其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复仇的意念正是此刻驱使这些人的根本动力，而且不到最后一刻，他们誓不罢休。

二

1944年夏天，民众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有人给一位天真的年轻人展示了一个地球仪，据解释，在这个地球仪上，巨大的绿色区域代表苏联，同样庞大显眼的红色区域代表大英帝国，淡紫色的广阔区域代表美国，而那片宽广的黄色区域代表中国。“那么那个蓝色的小点呢？”他指着欧洲最中心的那个地方问道。“那是德国！”“天哪！元首知道这个点有多小吗？”[24]1943—1944年，第三帝国的战势迅速恶化，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希特勒自诩为有史以来最伟大杰出的军事领袖，他的直觉告诉他，如果自己麾下的将领没有不断地破坏他制定的战略，没有不断违抗他的命令，也没有面对敌军——他认为自己凭一己之才智便可将其歼灭——一味地撤退，那么德国仍然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只要放手一搏，一切都会回到正轨，局势将按照他的计划发展。1944年7月18日，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总体战动员委员会全权总监。发动总体战是戈培尔本人最早提出的设想，此外，在意图推翻希特勒统治的反动政变期间，他一直对希特勒忠心耿耿，而且沉着冷静，他此刻得到该职位等于是希特勒对他的嘉奖。戈培尔的竞争对手赫尔曼·戈林感觉自己被剔除在了权力中心外，在之后的几个星期，戈林一直闷闷不乐地待在他位于罗明登（Rominten）的庄园。此刻，已与马丁·博尔曼结盟的戈培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中许多政策都直接由各地的党区领导人执行，而不是由烦琐低效的国家官僚机构执行。这些政策尤其旨在为军队征募更多的人。这一点使戈培尔与施佩尔陷入针锋相对的立场，因为施佩尔想让更多的人被纳入武器生产行业。但希特勒拒绝了施佩尔这位他曾经最信赖而喜爱的人。在元首的鼎力支持下，戈培尔和博尔曼把装备部部长施佩尔召唤过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现在必须听命于他们二人。此后，施佩尔不再为直接影响希特勒而做任何尝试。[25]

戈培尔再次投入“总体战”的努力中，在这一目标的驱使下，他制定了一系列精简劳动力的措施；帝国文化协会3/4的员工都被裁撤，此外，剧院、管弦乐队、报社、出版社以及其他被认为对总体战工作无重大意义的机构都被缩减或直接关闭。消费品工业此时也被取缔。戈培尔建议停止向前线士兵寄送报纸杂志，担心这可能会打击他们的士气，但该建议被希特勒亲自否决；尽管如此，邮寄方面的服务还是被进一步缩减。另外，裁撤地方政府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措施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还节约了成本开支。女性被征召进军工业的年龄上限由45岁提高到55岁，而且大约有40万名女性——她们中绝大部分是外国人——由她们本来从事的家庭服务业被转移到与战争相关的经济领域。将普鲁士财政部——炸弹暗杀的密谋者珀匹茨就曾主持过该部门——编入帝国财政部也是总体战工作的一部分，由于合并过程实在太过复杂，所以合并问题未能得到解决；但总体而言，在尝试合并过程中所采取的诸多措施仍然为战争新腾出45万多人。有的男性在战争工业中从事不可或缺的保留性职业，而此时，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被抽调出来。从1944年8月初到12月底，这一切措施将另外100万人送到了前线。然而，就在同一期间，阵亡、被俘以及受伤的士兵超过100万，因此，在第三帝国覆盖统辖的整个区域，第三帝国能够征召入伍的人数在迅速缩水。为了尽可能维持现状，第三帝国的运转速度越来越快。[26]

到了1944年11月20日，红军已经进入可攻击希特勒拉斯滕堡现场指挥部的范围，在马丁·博尔曼的再三请求下，希特勒最终屈服，彻底离开了这个现场指挥部，踏上回程，前往位于柏林的帝国总理府。红军因为已抵达德国境内，其行军速度此时已经放慢。在德国本土，位于波罗的海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前线变得较窄，而且德军有内部交通线。在经过一路快速行军之后，苏联军队此刻精疲力竭，他们必须进行重组；此外，与苏联和巴尔干半岛使用的宽轨铁路相比，在他们即将进入的区域内，铁轨更窄一些，所以苏联军队需要一定时间来解决由此带来的补给问题。红军方面的停歇给了希特勒一丝喘息之机，使他能够放手一搏，力图扭转西面的局势，因为在西面，同盟国军队由于物资补给和人力方面的诸多问题也放缓了进军速度。截至12月初，德军已经被迫退到了齐格菲防线的各防御点后面。希特勒打算以装甲部队开道，突破美国人的防守——他对美国人的作战能力充满鄙夷之情——进而以30个新编的、拥有全新装备的师突破重围。从各方面来看，这是德军1940年行动的翻版，即分散敌军力量，将其钳制在海边，进而采取大规模的包围策略将之彻底歼灭。希特勒希望这一战略能暂时牵制住西方同盟国，以便争取时间研发“奇迹武器”，他相信这些奇迹武器能根本性地逆转战局，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希特勒和约德尔认为，如果此次进攻果真奏效，而且还能攻占安特卫普的话，那么甚至有可能迫使西方同盟国回到谈判桌上。1944年11月3日，约德尔向一些将领和指挥官解释了这些计划，但他们都认为这完全是痴人说梦。1940年德军迅速朝海岸进军，攻击那里茫然无措、毫无准备的敌军，这是一回事；而在1944年12月，与德军对阵的敌军力量具有明显优势，德军不仅兵力不足，而且弹药，尤其是燃料也十分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作战完全是另一回事。但约德尔告诉他们此刻已别无他途。然而，像夺回亚琛这样一场小小的战略性胜利根本不足以改变整个局势。[27]

1944年12月11日，希特勒抵达位于巴特瑙海姆（Bad Nauheim）的新现场指挥部，这里距离此次进攻的发动点非常接近。1944年12月16日，德军发起进攻。一方面，德军此次进攻出乎同盟国军队的意料，而另一方面，由于天气恶劣，同盟国军队的飞机无法起飞，如此一来，20万名德军加上600辆坦克和1,900门火炮一起突破了美国由8万名士兵和400辆坦克组成的战线，进而朝着默兹河推进了65英里。然而，德军的汽油很快就要用尽了，而且在圣诞节前夕，美国装甲部队在同盟国空军的协助下逼停了德军的进一步挺进，当时天气刚刚好转，5,000架同盟国飞机就开始对德国战线展开持续的狂轰滥炸。英军指挥官伯纳德·蒙哥马利过分谨小慎微，虽然英军在他的指挥下未能迅速做出反应切断德军，使其占领了一块巨大的突出部——也正因如此，此次对峙被称为“突出部之役”（Battle of the Bulge）——但美军在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的指挥下从南面发起了一场成功的装甲反击战。1945年1月1日，德国空军派出总共80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向同盟国的各个机场展开了一系列空袭，试图借此打破同盟国空军在空中的绝对优势，以创造一种平衡制约的局面，但此次行动让德军付出了同样惨重的代价，它与同盟国方面都折损了约280架飞机，不仅如此，它也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此外，德国在阿尔萨斯发动的一场辅助性进攻也毫无成效。因为没能取得关键性的突破，党卫队第1装甲师感到沮丧不已，因此，他们于1944年12月17日在马尔梅迪（Malmédy）屠杀了大量的美军战俘。这无异于火上浇油，让此时重新向德国挺进的美军怒不可遏。在此次战役中，阵亡、受伤和被报道失踪的德国士兵约8万人，美国士兵约7万人，双方各损失了大概700辆坦克和装甲车辆。对德国人而言，这样的损失无法弥补。而美军方面大量的兵力和武器装备横渡英吉利海峡，被源源不断地运到战斗区域，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地填补这些损失。希特勒最后一次主要的反攻战也失败了。1945年1月3日，他彻底认清了形势，将自己的主要兵力从前线战场撤退到更东面的防御位置。[28]此刻，战败的命运似乎无可避免。1945年1月15日，希特勒登上了他的特别专列，返回了柏林。[29]

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开始愈发地将心思放到复仇上，而不是赢得胜利。希特勒尤其希望采取相应手段，对同盟国实施的轰炸运动以牙还牙，甚至予以更大强度的报复。尽管在自己政治生涯之初，希特勒就把恐怖手段视为与敌人作战的重要方式，但他最初并未把对鹿特丹、伦敦以及其他城市的轰炸当作“恐怖袭击”,这与同盟国方面的宣传不符。甚至伦敦大轰炸的最主要轰炸目标也只是港口码头，而之所以对考文垂发动那次臭名昭著的攻击，也是因为考文垂这座城市在军备生产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空袭都旨在削弱英国的战争经济，进而迫使丘吉尔回到谈判桌上，而不是——正如希特勒明确指出——恐吓当地的普通百姓。1942年4月，吕贝克在遭到英国袭击后，希特勒下令开始对英国展开“恐怖袭击”。然而，在随后的数月中，希特勒一直都缺乏有效实施“恐怖袭击”的手段。与此同时，英美联军却迅速加强了对德国各大城镇的空袭，例如，在1943年，多达70%的高爆弹和90%的燃烧弹都被投掷在居民区内。这激起了德国上下广泛的报复情绪，但这种报复并非旨在报复英国人，而是想迫使他们停止对德国的破坏行动。

空袭会影响民众的士气，这令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格外忧心忡忡。如果戈林（在戈培尔看来他是“一场灾难”）未能采取充分的保护措施抵御空袭，那么自己有必要做点什么让民众相信，统治当局还没有完全沦落到听天由命的地步。希特勒表现得有点麻木不仁，他起初认为，空袭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一个改建城市的机会（他认为“从美学的角度来看，现在的城镇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绝大部分工业城市的布局规划都极不合理，风格太过陈旧，建得糟糕透顶。现在，英国实施的空袭将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建筑空间”）。[30]尽管如此，但希特勒对英国人的破坏活动也变愈发愤怒，因此，他宣告道“唯有当英国人自己的城市遭到破坏时，英国人才会停手……以暴制暴是唯一的有效手段”。[31]

戈培尔更倾向于轰炸英国各城市中“财阀居住的”区域，这亦是他素来的行事方式。[32]然而，要求这种程度的精确性轰炸显然不现实。而且，德国空军既没有四引擎轰炸机，也没有高空轰炸机，更没有专门的夜间轰炸机。高级军官们要求新式轰炸机能够对敌人的步兵和坦克进行俯冲式轰炸，因此推迟了新式轰炸机的生产。1942年9月，戈林宣称他因为德国缺乏远距离轰炸机而“哭泣”。[33]然而，在1944年1月21日至22日的夜间，德国空军还是向伦敦发动空袭，英国人嘲讽地称之为“婴儿大轰炸”（Baby Blitz），而在此次轰炸中，德国空军总共报废了约440架轰炸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容克斯Ju 88这样的老式轰炸机。德国轰炸机总共携带了475吨炸药，其中约60%都是燃烧弹。这是一次报复性空袭，旨在对英国首都的民用房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然而，到头来只有30吨炸药落在了目标区域内，而且事实上，仅有一半炸药成功地落在了英国本土。德国人在一周后发动的另一次空袭也没有好多少。超过100架飞机因为机械故障而不得不折返。新式的亨克尔He 117轰炸机折损了一半，其中4架是因为引擎着火。这种轰炸机还没有接受适当的测试就投入了战争。希特勒称这简直就是“一无是处的飞机……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差劲的”。[34]此后，德国空军又对一系列目标发动了20多次空袭，从朴次茅斯（Portsmouth）到托基（Torquay），无所不包，每次空袭派出200架左右的飞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空袭行动的尾声，也就是1944年4、5月份，截至那时，由于折损和机械故障等原因，德军每次派出的轰炸机数量减少到100架出头。而且空袭并未对英国造成严重的破坏。除了在1944年2月18日、20日、24日以及3月21日对伦敦发动的几次空袭取得了成功之外，其他空袭投掷的绝大部分炸弹都没有击中预期目标，而且与德国遭到的轰炸相比，德军在英国投掷的弹药量实在太少。此次进攻最终于1944年5月结束，但早在此之前，德军就心知肚明，知道想取得胜利，他们需要一些新花样。一系列的“奇迹武器”早就开始投入研发。希特勒和戈培尔都承诺道，凭借这些武器，战局很快就会被彻底扭转，德国必能力挽狂澜，反败为胜。[35]

三

在这些奇迹武器中，第一种被启用的就是无人驾驶的“飞弹”。1944年7月17日，汉斯·施瓦茨·凡·伯克（Hans Schwarz van Berk）——此人是任职于戈培尔《帝国》报纸的一名记者——将这种武器命名为V-1，并立即得到了希特勒的批准。这个名字显示了该武器的功能，即它是用来对付同盟国的复仇性武器，旨在报复同盟国轰炸对德国城镇造成的破坏；当人工驾驶的轰炸机不能取得显著轰炸效果时，这种武器就会派上用场。V代表德语词Vergeltung，即报复之意，仅是这个名字就已经暴露出研制这种武器的潜在意图，即它更大程度上是想鼓舞士气，取得军事成效只是其次。V-1飞弹的研发得益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展的实验项目，当时工程师保罗·施密特（Paul Schmidt）已经开始致力于研究脉冲喷气发动机系统，这种系统能通过高速的间歇性爆炸运转。为了加快研发进程，航空部让阿格斯（Argus）飞机引擎公司于1939年接手该项目，并于1941—1942年间，开始在小型战斗机上试用脉冲喷气发动机。然而，这种发动机的噪音极其刺耳，而且震动的程度极其强烈，所以根本不能应用于载人飞机中。除它之外，另一个可选择的武器就是“空投鱼雷”，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巡航导弹；1942年6月，航空部正式批准了全面研发该武器的项目，由菲泽勒（Fieseler）的飞机制造公司负责。经过两年的时间，该武器研发成功，达到可以投产的水平。1944年6月13日，在希特勒的催促命令下，最初的10枚V-1飞弹从所在的海岸发射斜坡被发射出去，飞向伦敦。德军已经事先计算好V-1飞弹的燃料，使其飞到英国首都之后才会耗尽，足以保证其落到地面并爆炸。当V-1飞弹接近伦敦的时候，当地民众听着震动的马达声，焦急地等待着马达停止运转，然后一分一秒地数着时间，直至爆炸，这给伦敦民众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影响。1944年6月末，希特勒下令大幅度提高V-1飞弹的产量。据统计，发射的飞弹总共多达22,384枚（其中1,600枚是在飞机上发射的，其余的则是从发射斜坡上发射的），但大约有1/3到一半左右的飞弹未击中预期目标。有的发射后不久燃料就耗尽了，有的则被防空火力击落，而还有的则被速度较快的战斗机击落，因为飞弹速度为每小时375英里，飞行速度较慢，所以战斗机具有明显的速度优势。施佩尔后来认为，希特勒及其幕僚——包括施佩尔本人——都“过度高估了V-1飞弹的作战效果”。由于同盟国军队遍布飞弹的发射点，所以越来越多的V-1飞弹都从德国境内发射，攻击目标变为比利时，尤其是安特卫普，这完全不是V-1飞弹设计之初所要攻击的目标。截至1944年9月，很明显地，V-1飞弹未能挫败英国人的士气，所以飞弹研发项目的规模也被缩水；1945年从德国本土发射、以伦敦为攻击目标的少量飞弹只能运载小很多的弹头，唯其如此才能确保飞弹飞行更远的距离，但也正因如此，飞弹几乎产生不了任何破坏效果。[36]

两个复仇武器中的第二个就是陆军研发的弹道导弹，陆军用它来与空军研发的V-1飞弹竞争，这种导弹在技术层面上更为精密。科学家们起初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研究液体燃料火箭，其灵感部分源自弗里茨·朗（Fritz Lang）一部名为《月宫女》（The Woman in the Moon）的电影。一系列小组团队——其中一些得到了雨果·容克斯（Hugo Junkers）等飞机制造商的支持——开始用各种各样的燃料做实验，有的燃料极不稳定，挥发性很强，所以非常危险。到了30年代末，一位富有的年轻贵族——韦恩赫尔·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成为火箭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开拓者。这位小冯·布劳恩生于1912年，成长于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家庭，他的父亲因为支持1920年的卡普政变而丢掉了公务员的工作，后来转行做了一名银行家。1932年，老冯·布劳恩成为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反动政府的农业部长，但当希特勒开始掌权时，他也丢了这份工作。然而，老冯·布劳恩的右翼政治思想影响了他儿子各方面的思想态度，所以他的儿子很容易为纳粹政府服务。韦恩赫尔·冯·布劳恩就读于柏林工业大学的机械工程学专业，随后又获得了应用物理学的博士学位，专攻液体燃料火箭研究；此后，他得到了陆军和空军的资助，在佩内明德（Peenemünde）建立了一个试验场，那是一片偏远荒芜之地，由海滩、沼泽和沙丘组成，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乌瑟多姆岛（Usedom）北端，他的祖父很多年前曾在这里度假，打野鸭。小冯·布劳恩于1937年加入纳粹党，三年后又加入了党卫队，此刻他不仅拥有各种资质证明和人脉关系，而且还表现出超凡的人格魅力和领导才能，因此，他足以说服军方为这项不太现实的研发项目增加资助。小冯·布劳恩及其团队需要解决诸多颇为棘手的问题：燃料既须稳定，而且也必须强大有力，火箭的空气动力必须绝对可靠，导航系统也须切实有效。此外，像钢铁这种关键材料以及陀螺仪、发送器以及涡轮泵等不可或缺的元件有配额限制，所以小冯·布劳恩必须尽力争取；而且，战争经济中有的领域较实验性火箭的测试和研发更为重要，所以他也不得不与这些领域抢夺科学专家和技能工人。[37]

然而，小冯·布劳恩成功地让阿尔贝特·施佩尔相信了这项研究的重要性，这一点至关重要。施佩尔后来回忆道：“我喜欢和这群非政治性的年轻科学家和发明者们交往，他们由27岁的韦恩赫尔·冯·布劳恩领导，此人意志坚定，又极为务实，前途无可限量。”[38]施佩尔在被任命为装备部部长后不久就参观了佩内明德，随行的还有弗罗姆将军、米尔希元帅以及一名海军代表；施佩尔亲眼见证了第一枚遥控火箭的发射。“火箭这个庞然大物咆哮，发出巨大的声响，”他回忆道：“从发射台缓缓升起，它似乎立在喷射的火焰上，但一眨眼的工夫，就轰的一声蹿到了低云层里，消失在视线外。韦恩赫尔·冯·布劳恩咧开嘴笑了。”这项魔法般的技术简直不可思议，给施佩尔留下了深刻印象。技术人员正在告诉施佩尔，“这个发射体能飞越难以置信的遥远距离，而就在此刻——发射后一分半钟——传来了迅速增强的轰隆声，很明显，这枚火箭落在了临近区域。我们都原地僵住了，这枚火箭竟然落在了半英里以内的地方”。[39]不出所料，听到试射报告后，希特勒根本不相信这项研究有可观的前景。但施佩尔于1942年10月14日呈递的首次成功试射报告彻底打消了希特勒的疑虑，当天，其中一枚火箭飞行了120英里后落在了预期目标的2.5英里范围内。现在轮到希特勒狂喜不已。希特勒完全不顾实际情况——这在其他领域也变得愈发明显——宣布必须生产5,000枚火箭，用以攻击英国首都。看了小冯·布劳恩以影像形式制作的说明陈述后，希特勒笃信，火箭将成为“赢得战争的决定性武器”。[40]

此时，有了希特勒的支持，火箭研发计划就非常顺利了。然而，不久之后，火箭的生产地必须从佩内明德转移到某个更安全的地方。同盟国的情报机构和侦察飞行已经获取了佩内明德以及其他秘密武器生产地的相关信息，这引起了德国方面的高度警觉；而且，同盟国方面已经派出由近600架轰炸机组成的机队来摧毁位于佩内明德的火箭研发基地。尽管1943年8月18日的空袭并未彻底摧毁这个基地，但却给基地造成了重创。希姆莱迫切希望能扩大自己的权限范围，将该研发项目置于自己的职权之内，所以说服希特勒将火箭的生产地重新安置在一个地下基地，以远离同盟国轰炸机的破坏。希姆莱委派党卫队高级军官汉斯·卡米勒（Hans Kammler）负责建造这个新的生产基地。卡米勒拥有工程专业背景，曾在航空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后来又被调去协助管理奥斯维辛—比克瑙、马伊达内克以及贝乌热茨等集中营的修建工作。自1942年初，他被安排负责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建筑部门。在施佩尔看来，卡米勒与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出奇地相似，不仅都是“白肤金发，蓝眼睛，脸比较长，衣着总是很整洁，受过良好教育”，而且也都是“冷血残忍的谋划家，也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狂热分子，既谨慎精明，又狡诈无耻”。然而，施佩尔起初与卡米勒相处甚好，称他“在很多方面简直就是自己的翻版”，并称他是一名具有天赋的中产阶级大学毕业生，能“在没有受过训练的领域里很快适应，而且还能在其中大有所为”，此外，施佩尔还非常欣赏其“客观冷静”的品质。[41]在进行了诸多考察后，施佩尔、卡米勒和火箭小组最终将新的生产基地安置在一个旧石膏矿建筑群里，该建筑群临近图林根州哈茨山（Harz）内的北豪森镇（Nordhausen）。卡米勒立刻展开部署，将石膏矿改造为一个新的火箭生产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米特尔维克”，德语为Mittelwerk，即中心工厂之意，暗指其地理位置；与此同时，他组织转移工作，将可挽救的设备和文件转移出佩内明德。[42]

为了建造生产基地，党卫队在布痕瓦尔德设置了一个集中营附属营区，即我们所知的“朵拉劳改营”（Work Camp Dora），位置就在工地现场。[*]截至1943年10月，有4,000名囚犯——其中绝大部分是俄罗斯人、波兰人和法国人——在这个矿场工作，负责爆破和挖掘工作，以及混合和倾倒混凝土。卡米勒宣告道：“完全不用考虑人力成本。”“工期不得有丝毫耽误，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建设。”[43]卡米勒并未像最初计划的那样投入金钱和时间在矿地外建造供囚犯居住的营房，相反，他命令党卫队隔开了43至46号隧道，让囚犯们在里面组装木质多层床，每个床有4层高。隧道里面阴冷潮湿，温度从未超过15摄氏度（59华氏度）；此外，爆破不断扬起的灰尘使隧道里的环境愈发难以忍受。里面没有合适的卫生设施，水供应也完全不足，囚犯们根本无法洗漱。临时厕所由锯成两半的大油桶组成，上面放了一块木板。党卫队守卫人员最乐此不疲的一个恶作剧就是当囚犯坐在木板上时，从后面接近囚犯，然后将其推进油桶。囚犯们两个人或者更多人挤在一张床上，很快就变得脏兮兮的，蓬头垢面，而且浑身都是虱子。[44]一名法国囚犯这样描述了他1943年10月14日抵达建筑工地的情形：

囚监和党卫队以恶魔般的速度催促我们，不仅大吼大叫，而且不断地对我们拳打脚踢，还威胁说要把我们处死……嘈杂的声音刺进我们的大脑，让我们一直处于神经崩溃的状态。这种令人发狂的节奏整整持续了15个小时。到达宿舍之后……我们甚至懒得躺到多层床上去；我们精疲力竭，直接躺在了粗糙的岩石上或者地面上。后面的囚监仍然在催促我们。后进来的人直接从前面躺下者的身上踩了过去。很快，一千名以上的囚犯绝望地躺在地上，他们渴得要死，濒临生命极限，都希望能睡一觉，但这完全不可能，因为看护人员的吼叫声、机器运作的嘈杂声、接连不断的爆破声以及钟声夹杂在一起，不断地刺激着他们的耳朵。[45]

囚犯一直都被限制在隧道里面，只能在每周例行点名的时候，见上一次阳光，他们每次都在外面连续站上数个小时。很多人都患上了痢疾；那些因身体过度虚弱而无法走到检阅场上的囚犯会遭到党卫队毒打，通常会被活活打死。[46]

在后来的纽伦堡审判中，施佩尔否认曾参观过任何类型的劳改营，也没有提到朵拉的中心工厂。[47]然而，事实上，正如他执掌的装备部的资料显示，施佩尔曾于1943年12月10日参观过新落成的V-2火箭生产中心。他后来承认，囚犯的工作环境令他震惊。据他的回忆录来看，他曾当即下令为囚犯建设恰当的住所，改善卫生设施，增加他们的配给。[48]然而，他的办公记录并没有提到任何抗议内容；相反，1943年12月17日，施佩尔在给卡米勒的信中祝贺他取得的成功，即两个月内就建成新生产中心，并称这项成就“远远超过了欧洲曾取得的任何成就，而且美国人也望尘莫及”。[49]直到1944年1月13日，装备部的负责医生才汇报了该集中营糟糕的健康状况，促使装备部展开了相关调查。据显示，该集中营1943年10月的死亡人数为18人，11月为172人，12月为670人；营区投入使用后的6个月内，有2,882名囚犯死亡。截至1944年3月，该集中营已经设立了焚化室，专门用于处理这些尸体。直到天气变暖以及1944年5月隧道外面的宿舍修建完成，死亡率才开始下降。[50]最终，被迫在V-2火箭生产基地工作并在朵拉劳改营或周边30多个附属营区生活的6万名囚犯中，死于疾病、饥饿和虐待的囚犯总共多达2万名。[51]

与此同时，施佩尔刚于1944年1月18日病倒，希姆莱就插手其中，试图全权接管该项目，将其变为党卫队迅速发展的经济帝国的又一分支。两个月出头的时间后，希姆莱因为没能说服韦恩赫尔·冯·布劳恩加入自己的计划，所以逮捕了这名火箭设计者、他的兄弟以及他最紧密的两名合作者，理由是他们加入了一个（完全杜撰的）左翼抵抗组织，试图破坏火箭计划。然而，不久之后，施佩尔趁元首来探病之机请求希特勒下令释放他们。此外，V2火箭项目的总负责人——陆军军官瓦尔特·多恩贝格尔（Walter Dornberger）——也给这位纳粹元首施加了很大压力。希姆莱不得不下令释放这些火箭设计者，因为他们的科学技术知识不可或缺，如此一来，他试图接管该项目的努力也化为泡影。战后，冯·布劳恩称自己是一名与政治无关的纯技术专家，而他此次被捕为他本人捍卫自己在纳粹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提供了有利证据。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的专业技能受到了严峻考验，因为这些火箭在试飞过程中都爆炸了，而且中心工厂匆忙生产的第一批火箭成品也同样难以令人满意。但这一点根本不足为奇，因为工人们就像奴隶一样，他们的健康状况糟糕透顶，而且还受到虐待，再加上缺乏专业技能，所以他们的制作水平低得不能再低。此外，火箭设计在不断调整和改进，截至战争结束，原初设计被修改的地方多达6.5万处。朵拉劳改营的条件虽然后来得到改善，有了居住营房和各种各样的基础福利设施，但这些囚犯依然遭到看护人员和监管者非人的虐待，而且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多恩贝格尔或冯·布劳恩曾采取任何改善措施，而且就这方面而言，施佩尔也没有。直到1944年9月，当初期就出现的问题得以最终解决后，第一批火箭才射向伦敦。很快，该工厂的火箭日产量达到20枚以上，或者说月产量多达700枚。[52]

截至此刻，火箭生产项目的管理权已经由陆军——1944年7月炸弹密谋事件之后，陆军的权力和影响力就已大打折扣——转移到由火箭设计者们组成的小团体手中，目的是防止其完全落入权力日渐强大的卡米勒和党卫队的手里。1945年2月1日，随着新指挥官里夏德·贝尔（Richard Baer）——他曾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最后一任负责人——的到来，朵拉集中营的条件变得愈发恶劣，他下令镇压当下活跃的囚犯抵抗运动。贝尔下令将前德国共产党员棒打致死，并且多次开展大规模的处死行动，其中在1945年3月的一次处死行动中，有162人被害，而且其他囚犯必须观看整个处死过程。不久后，德军就从朵拉集中营撤离了。当同盟国军队到来时，朵拉集中营只留下了600名工人，他们病入膏肓，无法转移，此外，临近的一个集中营附属营区还有405名工人。截至此时，这个火箭生产中心加上之前佩内明德的工厂，总共成功制造了大约6,000枚火箭；中心工厂的厂房也生产了数千枚V-1飞弹。总共有3,200枚V2火箭被成功发射，其中绝大多数的攻击目标都不在英国，而在比利时境内。对方无法采取任何抵御措施，因为这些火箭以无法阻挡的速度——每小时2,000英里左右——落下来，而且几乎是垂直落下。尽管如此，但它们也只能携带常规数量的弹药，即一吨高爆弹，所以根本无法对目标点予以重创。总共超过5,000人被火箭炸死。因此，正如研究V-2火箭的历史学家迈克尔·诺伊费尔德（Michael Neufeld）所言，V-2火箭“是一种极其特别的武器，因为为生产它而牺牲的人比被它炸死的人还要多”。[53]

四

正如我们所见，早在1942年春天，弗罗姆将军——两年后，他将因参与炸弹密谋而锒铛入狱——就已经对战争的最终结果感到悲观。然而，弗罗姆并未彻底绝望。他笃信，在英国、美国和苏联正开展大规模武器生产的背景下，要想赢得战争，唯一的希望就是超级炸弹，此时一组物理学家正在研发超级炸弹，而领衔这支研发队伍的就是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奥托·哈恩（Otto Hahn）和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20世纪30年代，一些极端的纳粹科学家试图否定理论物理学，尤其是相对论，称其为“犹太人”的东西；但1940年11月15日，一场戏剧性的对峙在慕尼黑上演，通过此次对峙，物理学界成功地否决了这些极端纳粹科学家的观点。[54]物理学界得出结论，本质而言，理论不是犹太性质的，而是德国性质的。然而，与此同时，这也给德国相关方面的研发造成了很大程度的破坏。物理学家们指出，德国科学家在1927年发表了47篇关于原子核物理学的文章，而美国和英国科学家总共才只发表了35篇。但是，到了1939年，发表情况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德国人只发表了166篇，而英美人则发表了471篇。同样，截至1939年，美国拥有30台粒子加速器，而德国仅有1台。[55]这些设备所能产生的潜在军事效果非常可怕。正如哈恩在1938年所发现的那样，如果铀遭到中子的强烈撞击，那么铀将会释放出足够的能量，引起链条反应，造成几乎无可估量的巨大破坏力。但在把这一发现运用到实际军事战争的竞争中，德国显然已经落后。[56]

尽管如此，但海森堡坚持研发核炸弹。然而，要研发核炸弹，他面临着难以攻克的问题。尽管丹麦科学家尼耳斯·玻尔（Niels Bohr）在战前就已经发现，铀235是研制核炸弹的最佳原料，但海森堡和哈恩从未成功计算出制造一枚核炸弹到底需要多少数量的铀235，而且也不知道在生产期间如何控制分裂过程。他们认为，需要用“重水”（水的一种同位素）来解决第二个问题，他们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位于挪威的一家工厂是全世界唯一能生产大量重水的地方，当1940年4月这家工厂被德国人占领之后，德国人占尽了各方面的条件，成功似乎指日可待。但同盟国情报机构意识到了这家工厂的重要性，因此，同盟国于1943年派突击队和轰炸机实施了一系列袭击，将这家工厂彻底摧毁了。事实上，即便这家工厂没有被摧毁，海森堡的团队其实也没有发现石墨和重水在控制核分裂方面具有的重要作用。而且就算是投入大量的金钱和资源，要想最终制造出一枚“原子弹”，也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与陆军将领们一样，施佩尔非常清楚，第三帝国根本没有功夫等这么久。研制原子弹需要大规模的投资，这只会占用各种亟需资源，使战争经济的当下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具体来说，在接下来的短短几个月中，德军方面需要飞机、枪炮、坦克、弹药、潜水艇、人力以及各种物资来彻底歼灭红军，切断英国人的大西洋补给线，同时做好充分准备，迎接美国人势必即将发起的猛烈进攻。海森堡前来游说施佩尔，他的想法给施佩尔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施佩尔给了他一些经济支持。但这些资源根本不够。早在1942年夏初，纳粹当局就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只允许小规模开展该研发项目，因为当时希特勒和德国的主要经济管理人都认为，这场战争最多还会持续几个月，所以必须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才放手进行原子弹研发。陆军在1940年就已经接管了该领域的主要研究中心——即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Physics），这里也是海森堡的根据地——将其重新置于帝国研究理事会的麾下，因为该研究所似乎不再具有直接的军事价值。[57]

施佩尔后来认为，如果这样的炸弹存在，希特勒将会毫不怀疑，也毫不犹豫地将其投入战争。希特勒观看了一则1939年9月轰炸华沙的新闻短片，这则短片的结尾以蒙太奇的手法呈现了一架飞机俯冲向地图上的不列颠群岛的画面，不列颠群岛立即爆炸，爆炸物散布天空。希特勒看了之后对施佩尔说道：“这就是它们将面临的命运！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将其铲除！”截至1944年夏天，海森堡及其团队利用施佩尔提供的资金，已经建造了一台能成功分裂原子核的回旋加速器。然而，他们没有足够的铀来进一步开展研究；尤其是考虑到1943年源自葡萄牙的钨锰铁矿供给被切断之后，德国现有的铀储备需要用来给实心弹药提供内核。[58]而且，无论如何，相关的精力与资源本应全部集中在一个团队上，但统治当局内部的相互倾轧分散了这些有限的资源——除了海森堡的团队外，还存在另一个团队。这另一个团队由年轻的物理学家曼弗雷德·冯·阿登（Manfred von Ardenne）领导，他们得到了帝国邮政部部长威廉·奥内佐格（Wilhelm Ohnesorge）的支持——这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是奥内佐格的朋友，他成功地让希特勒对阿登的研究产生了兴趣。阿登得到了库尔特·迪布纳（Kurt Diebner）的协助，后者是隶属于德国陆军的一名物理学家，此外，阿登还有一个由另外100名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这些研究人员分布在17个不同的机构。他们用浓缩钚研发一种与海森堡超级炸弹不同的战略性核武器，并取得了一定进展。后来有人称阿登的团队于1944年10月在波罗的海吕根岛（Rügen）成功地进行了爆炸测试，之后又于1945年3月3日和12日在图林根州成功测试，但历史学家对此抱有一定怀疑。同样，在实验基地，集中营囚犯也被用来执行建造工作，而且在1945年3月，有数百名囚犯在建设实验基地的过程中不幸丧命。但不管阿登和迪布纳究竟有没有取得成功，都为时已晚，无力回天。截至此时，铀和钚这两种必要元素都无法获得。[59]此外，希特勒对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失去了兴趣，也不再予以大力支持，因为他仍然固执地认为，本质而言，核物理学是一门犹太学科，这也是教育部的观点，教育部对该学科领域的研究没有提供过任何支持。无论如何，即便资金、人力以及原材料都一应俱全，他们也没有时间了。美国为制造原子弹而投入的资源是德国所负担不起的，但甚至在美国，即便曼哈顿计划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大量的科学家以及无限量的物资供给，直到1945年才研制出一个可使用的武器。[60]

法本公司正在研发的神经性毒剂同样极具破坏潜能。1938年，法本公司的科学家施拉德尔（Schrader）、安布罗斯（Ambros）、吕迪格（Rüdiger）和范德林德（Van der Linde）合成了一种高度致命的有机磷化合物，他们把各自的姓氏组合在一起，共同将其命名为沙林（Sarin）。安布罗斯既是法本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同时也是施佩尔装备部中毒气特别委员会的总负责人，他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来研发这些化学战剂。除了沙林以外，还有一种名为塔崩（Tabun）的毒剂，这种毒剂已经准备投产，此外，还有一种名为梭曼（Soman）的毒剂，由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Chemistry）的科学家们在里夏德·库恩（Richard Kuhn）的带领下，于1944年初发现。截至1942年，位于布雷斯劳北部的工厂已经开始生产沙林和塔崩；而截至1944年6月，塔崩的总产量达到了1.2万吨。这些神经性毒剂在动物身上做过测试，但也有人称集中营囚犯也被用来做过测试，可这一指控没有十足证据。但在这些毒剂能被投入使用之前，研究者们还需要克服许多棘手的问题。因为这些神经性毒剂非常危险，哪怕皮肤只是接触了极少量的毒剂，那也是致命的。所以在研发阶段，这些毒剂给300多名工人（他们中许多都是强制性劳动者）造成了抽搐和其他伤害，而且其中至少10人死亡。德意志劳工阵线的纳粹负责人罗伯特·莱伊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化学家，尽管生产神经性毒剂极其危险，但他对这些新的化学武器仍怀有十二分的热情。据阿尔贝特·施佩尔后来回忆，莱伊喝了数杯他惯饮的烈酒之后，兴奋而又结巴地说道：“你知道我们有这种新毒气——我已经听说了。元首必须这样做。他必须使用这种毒气。现在他不得不走这一步！不然更待何时呢！这是最后的机会。你也必须让他意识到是时候动手了。”事实上，希特勒的确在考虑用神经性毒剂来对付红军。但施佩尔知道，生产基本原料的那些工厂已经遭到同盟国空袭的严重破坏，使用神经性毒剂的想法根本就不可能被付诸实践。[61]

但无论如何，还没有哪一种已知的防御措施能有效地抵抗毒剂。在战场上使用神经性毒剂实在太过危险。假设风向突变，这些毒剂被吹向德军这边，那该怎么应对？把毒剂放进炸弹或者导弹中也几乎同样危险。失误总是无可避免，没有人能确定，当毒剂炸弹爆炸时，这些毒剂会朝哪个方向扩散。与其他科学家一样，希特勒的化学战全权总监（Plenipotentiary for Chemical Warfare）卡尔·勃兰特（也是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深信，同盟国有资源优势，这意味着它们在神经性毒剂的研发和生产上也更为先进。他分析到，如果德国开始使用神经性毒剂，那么同盟国一旦决定以牙还牙，它们凭借在空中作战的绝对优势，德国将毫无招架之力。1944年秋天，考虑到这一点之后，德国迅速提高了防毒面具的产量，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生产了数百万张防毒面具。事实上，尽管同盟国的确存有光气和芥子毒气，但它们根本没有现代化的神经性毒剂。同盟国方面也的确很好地配备了防毒面具，其实，早在战争爆发前，数百万张防毒面具就已经分发给了英国民众。然而，这种简单的设备能否就抵御沙林或塔崩起到丝毫作用，这非常值得怀疑。[62]

战争期间，德国研发中的尖端技术设备远非只有飞弹、火箭、原子弹和神经性毒剂。正如施佩尔所言，截至1944年，德国有一系列处于准备阶段的奇迹武器：

我们拥有遥控飞弹，拥有甚至比喷气式飞机更快的火箭动力飞机；我们也拥有火箭弹，它能通过追踪敌机马达发出的热射线准确地瞄准敌机；我还拥有先进的鱼雷，它能根据敌舰发出的声音追逐并击中敌舰，哪怕这艘敌舰在不断地转变逃窜方向。而且，地对空导弹的研发已经完成。设计师利皮施（Lippisch）已经开始设计新的喷气式飞机，这要比目前已知的任何设备都先进……我们研发的项目实在太多，这让我们的确大受其苦。如果我们只聚焦于少数几种武器，那么其中一些肯定很快就能完成。[63]

但这些研究项目最终都没有带来实质性成果。统治当局不能分主次、有先后地进行研发，注定了这些项目会以失败告终，而统治当局之所以无法理清轻重缓急，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不同机构相互倾轧；另一方面，总体而言，统治当局高估了自己资助和实施这些项目的能力；再一方面就是，统治当局普遍低估了从研发到生产所需要的时间和资源。举个例子，在施佩尔看来，“瀑布”地对空导弹能有效地削弱英美空袭的影响，但希特勒并未集中力量制造这种导弹，相反，他下令集中资源生产V-1飞弹，后来又聚焦于V-2火箭。这使“瀑布”地对空导弹的研发项目陷入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举步维艰，如果将那些人力和设备资源都用在这种导弹的研发上，那么其研发速度很有可能被加快，不久之后它就能运用到实际作战中。[64]施佩尔和其他人都知道武器研发缺乏统筹协调；而且，有的研发项目明显没有实际的军事价值，但仍然在继续进行。统治当局永无休止的内部斗争意味着没有人能对此采取有效措施。这些研发项目的成本巨大无比，例如，与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实施的曼哈顿计划相比，佩内明德V-2火箭基地雇了更多的操作人员。最终，所有这些计划都没有对战争的最后结果产生任何积极作用，反而给德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65]

喷气式战斗机本来有可能帮助捍卫德国城市，但这款战斗机也经历了类似的命运。当时，制造喷气式战斗机的科学技术显然已经存在。截至1941年，恩斯特·亨克尔（Ernst Heinkel）已经成功研制并测试了喷气发动机，并且即将运用到一款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式战斗机上，也就是双引擎的Me 262飞机，喷气发动机将使该战斗机的时速超过500英里。1943年7月，Me 262首次飞行。这款新式飞机让施佩尔欣喜若狂，但后来由于希特勒的多次干预，这款飞机未能得以大规模生产，对此，施佩尔责备不已。希特勒先是下令暂停Me 262项目，随后他又改变主意，宣称他要的是轰炸机，而不是战斗机。施佩尔和其他许多人，包括空军的高层指挥官们，都力图让希特勒相信，如果能将Me 262作为战斗机来进一步研发并最终启用的话，那么它将重创此刻正在德国城镇上空嚣张跋扈的英美轰炸机。但希特勒认为他们这是在谴责自己的军事和技术才能，这些一个接一个试图改变他想法的说客们让他怒火中烧，所以他下令，从1944年秋天开始，禁止所有人讨论Me 262。但无论如何，在尚未发展到这个阶段之前，同盟国实施的轰炸早就给Me 262的研发和生产基地造成了破坏。因此，Me 262的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此外，燃料补给也被摧毁了；大规模制造Me 262所必需的金属合金供应也没有；最后，也没有时间和设施来培训飞行员驾驶这款飞机。而且，最重要的是，研究人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测试进而完善这款飞机的设计，直到初期问题——这是无可避免的——得以解决，从而保证这款飞机能安全有效地飞行。航空部全心全意地投身到这款飞机的研发上，但梅塞施密特公司的确没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源来将该研究项目变成实质性成果。[66]

新一代潜水艇也被给予了厚望，这种潜水艇将拥有强大的电池，能保证它可以长时间潜在水下，如此一来，就不会被雷达发现。此外，它也将拥有非同一般的速度，能超过护航队，所以在敌方随行的驱逐舰采取行动之前，它就能将护航船只击沉。1944年6月，第一艘新式U艇交付，截至1945年2月，建造的U艇超过了150艘。但它们只是匆忙生产出来的，还没有经过恰当的测试和检验，因此，很多U艇几乎立刻暴露出设计之初就存在的问题。而且无论如何，没有空中侦查的支援，这些U艇很难准确定位它们的攻击目标。1944年夏天，生产Ju 290远程侦察机的应急项目被迫取消，因为同盟国发动的空袭给各个生产中心造成重创，如此一来，这个飞机生产计划显然不可能成功。不久以后，位于法国海岸的U艇基地就落入了同盟国的手中。由于建造新式U艇的计划被优先考虑，而且它也被给予了取得成功的厚望，所以希特勒相信，U艇舰队的指挥官邓尼茨海军上将是军队中少数几名仍然抱有获胜决心——这是希特勒所要求的——的领导人之一，尽管如此，但U艇却未能成功击沉一艘敌船。[67]

还有一种被称为V-3的奇迹武器，这种武器纯粹是用来报复英国人的。V-3是一门巨大的火炮，炮管长达150多米，设计者打算用它来将炮弹直接从欧洲大陆射到伦敦中心。火炮装置内会有少量的爆炸，以便驱动这些炮弹，当这些炮弹沿着炮管上升时，速度就会逐渐增快。当这种武器尚处于研发阶段时，同盟国的炸弹就摧毁了它的发射基地，而等德国方面把这些基础设施修复完毕时，德国战败已是无可避免的事实。[68]另一种奇迹武器就是四节火箭，由粉末燃料而非液体燃料提供推动力，四节火箭最终在战后年代发展为由固体燃料推动的多节火箭。然而，德国陆军仅成功生产出少量的四节火箭，并且自1944年年底向安特卫普发射这些火箭，但火箭飞过了攻击目标，最后坠入海里。这种武器造成的唯一破坏就是在它试飞的时候，当时一枚火箭嗖的一声窜到了附近的一个农场，结果只杀死了几只鸡和一条狗，另外还有两头牛受伤。[69]德国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奇迹武器。1945年4月初，劳工阵线领导人罗伯特·莱伊专门跑到阿尔贝特·施佩尔这里，与之一同前来的还有马丁·博尔曼和其他一些人，他们与施佩尔进行了深入讨论：

莱伊匆忙地跑到我这里来，告诉我说：“死光已经发明出来了！这种武器很简单，我们完全可以大规模生产。我仔细研究了相关文件；这种武器绝对可靠，毋庸置疑，它将具有决定性意义！”博尔曼在旁边也点头肯定。莱伊接着又挑我的刺，说话时一如既往地结结巴巴。“但你的装备部竟然直接拒绝了这位发明者。还好他给我写了信。但现在你必须亲自启动这个项目。马上，立刻！眼下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要。”[70]

施佩尔的团队很快就发现，发明该武器的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业余者，此人要求的设备实在太过陈旧，40年前就不生产了。[71]

最终，这些奇迹武器主要只是起到了宣传的作用，给那些仍然想要纳粹主义获得胜利的人注入希望。德国媒体报道了V-1飞弹和V-2火箭给敌方造成巨大破坏的轰动故事，目的就是满足民众的要求，即对英国采取有效的报复行动，他们相信这些报复行动能终结同盟国的空袭。但其中许多故事都是虚构的。总体而言，落在英国境内的V-1飞弹不足6,000枚，而V-2火箭则只有1,000枚出头。这两种武器炸毁的房屋大约有31,600处，绝大部分都在伦敦，而被炸死者有近9,000人，被炸伤者有2,400人。这一破坏完全无法与同盟国在对德轰炸中所造成的破坏相提并论，根本满足不了大规模复仇的要求。民众们把V-1飞弹戏称为“愚弄民众者1号”（Volksverdummer Nr 1）或“失败者1号”（Versager Nr 1）。戈培尔的宣传部非常清楚，这是民众们在质疑，所以宣传部组织媒体抛出大量模棱两可的承诺，称德国还有新式奇迹武器，具有强大得多的破坏力，但这些武器到底是什么，却并未言明。早在1943年2月19日，希特勒就公开提到了“目前尚不为人知的、独一无二的奇迹武器”，称这些武器已经在研发中，必将彻底扭转战局。[72]但诸如此类的承诺很快就丧失了它们或许具有的效力。甚至就在当年11月，一则调侃这些承诺的笑话就在民众中迅速流传，这暴露出民众已经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德国因资源匮乏正逐渐走向战败的命运。这个笑话是一条想象的报道：“1950年时，元首指挥部正在开会，讨论原本确定下来的报复日期。但报复行动又被推迟了一个月，因为大家还没有就两架飞机应并排飞还是前后飞达成一致意见。”[73]

快到战争结束时，甚至最乐观、最坚定不移的纳粹主义追随者也开始怀疑奇迹武器。1944年9月3日，英格·莫尔特给她的丈夫阿尔弗雷德写信道：

亲爱的弗雷德，我们必须坚持不懈，直到新式武器制造成功，在那之前，我们决不能在敌人的威胁下屈膝投降。亲爱的，我只是无法相信。难道这一切真是徒劳吗？难道德国真的将不复存在吗？不，亲爱的，这我无法相信。但不幸的是，这种观点已经逐渐地在各个商铺中流传，凡是你看到有几个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他们必定是在谈论这个问题。[74]

1944年11月12日，一名焦急的广播收听者给宣传部新闻司司长汉斯·弗里切（Hans Fritzsche）寄来一封信，问道：“敌人此刻离我们的西部和东部边界如此近，为何还不采用新式武器呢？哪怕不全部采用，至少也应采用其中一些。”但他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75]大学生洛蕾·瓦尔布写道，截至1945年3月，德国的战局已经到了“无法形容的危急时刻”：

到了这个时候，政府还在谈论胜利！我内心深处同样不愿相信我们的人民将注定走向失败。但只要你稍微思考一下，你就知道，现在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刻，前途一片黑暗。你甚至看不到丝毫希望之光。新式武器还没有出现，极有可能永远也出不来了。我当然相信这些武器的研发生产项目是规划好的，也相信它们正在制造之中，但到了这个关键时刻，研发者们不可能成功地再将其准备就绪。[76]

党卫队保安处在1945年3月底报告道：“直到最近几天，民众们还抱有一丝希望，相信奇迹会出现，这是关于新式武器的宣传在起作用，这些宣传极富策略性，同时也故意地将这个奇迹信念植入了他们的大脑。”但这残存的希望应被视作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德国民众现在处于绝望的深渊，他们需要这一心理机制来应付这股情绪。这份报告总结道：“没有人相信我们还能采取截至目前我们曾采取过的方式来发动一场战争，进而逃过这场劫难。民众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外部救援上，或者期盼整个局势奇迹般地发生彻底变化，再或者德国拥有某种极具强大破坏力的秘密武器。但甚至连这最后的希望也逐渐破灭了。”[77]

五

如果说新式武器无法拯救德国，那么新征募的士兵或许可能。早在1943年年底，随着越来越多的年长男性被征召入伍，民众中也开始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笑话。其中一则笑话是这样的：“当你看到老人之家上贴着‘因征兵而关闭’的公告时，你就知道我们即将复仇。”[78]1944年9月26日，军事人员严重匮乏，希特勒焦急万分，为了解决该问题，他下令创建“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也就是年龄介于16至60岁的男性都被要求拿起武器，接受训练，做最后抵抗。人民冲锋队将由纳粹党组织，希特勒指出，其目标是保卫德国人民，防止其遭到“犹太国际敌人”发起的种族灭绝。人民冲锋队的所有队员都必须发誓效忠希特勒，也要发誓甘愿肝脑涂地。希姆莱将人民冲锋队的正式启动日期选为10月18日，这是拿破仑军队于1813年在莱比锡的“民族大会战”（Battle of the Nations）中战败的纪念日。人民冲锋队将领导一场与当年一样的民族起义，在民间传说中，130年前的那场起义终结了法国对德国的统治。但现实却与他们展望和描绘的情景相去甚远。人民冲锋队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支非常有效的战斗力量。他们甚至连制服都没有——到了这个节骨眼，相关当局也无力给他们提供制服——只得穿自己的衣服来，随身再带一个背包、一床毯子和炊具。他们需要的武器和弹药也迟迟未至，截至战争最后阶段，他们根本算不上一支真正的军队，甚至连徒有其表都称不上。那名社会民主党小学生乌尔里希·S.有一天走出他在森林的藏匿之处，看到人民冲锋队的400名成员来到附近一所村庄。“他们精疲力竭，绝大部分人穿的制服都是从空军那里借来的，或者是从其他地方抢来的。还有一小部分人没有制服，只得穿普通服装。我看到全部人中只有5个人拿着枪支武器，剩下的人甚至连刺刀都没有。”这名小学生还带着青少年对中年人特有的鄙视口吻补充道：“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介于45至60岁之间。我们的印象是这整群人太可怜了。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老人之家的成员出来郊游。”[79]很多人都与这名小学生的观点一致。当时，民众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两名男子拿着铲子经过一片墓地，一位老人在他们背后吼道：‘你们这是要去墓地中给人民冲锋队挖后援军吗？’”[80]然而，对于人民冲锋队的成员来说，入伍却绝非只是一个笑话这么轻松。最终，在与俄罗斯和西方同盟国职业军队的对抗中，多达17.5万名人民冲锋队队员阵亡。[81]

人民冲锋队的征召令非常不得民心。民众们心知肚明，就军事层面而言，这根本就是徒劳，让自己去白白牺牲，他们对此怨恨不已。1944年10月20日，宣传成立人民冲锋队的红色海报在斯图加特全城张贴，这让市民们联想到用来宣布死刑的红色公告。“这也是在宣布死刑，”据报道，有人这样说，“也就是处死德国人民。”[82]人民冲锋队在士兵征募上完全不加选择。因此，许多尚未意识到危险的人和不情愿者都被征入其中。其中一名受害者就是弗里德里希·雷克—马列策文（Friedrich Reck-Malleczewen），他是一名戏剧批评家、作家，也是一名伪贵族幻想家。人民冲锋队组建起来的时候，他正与第二任妻子伊姆加德（Irmgard）安静地生活在他位于巴伐利亚的山间小别墅。他和伊姆加德于1935年3月结婚，后来有了3个女儿，分别出生于1939年、1941年和1943年。此时，他过去的谎言和欺骗行为正令他自食其果。雷克曾四处吹嘘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名普鲁士军官，有过一段英勇的军事生涯，所以，附近塞布鲁克（Seebruck）城的人民冲锋队领导专程前来邀请他从军时，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事实上，雷克从未在战争中服役过，而且有生以来也从未朝任何人开过枪。此刻，他直接无视了这一入伍邀请。4天后，也就是1944年10月13日，在特劳恩施泰因（Traunstein）军队征兵办公室的命令下，他因破坏德国军事工作而锒铛入狱，将被囚禁一周。此时，盖世太保也盯上了雷克。除了其他方面之外，盖世太保还知道雷克写了好几本主题思想显然反纳粹的书籍，比如他研究了再洗礼派（Anabaptists）在16世纪明斯特的恐怖统治（这本书的副标题为“大众欺骗史”［History of a Mass Delusion］），也描写了夏洛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刺杀法国革命家让—保尔·马拉（Jean-Paul Marat）的历史，这两本书都于1937年出版。

虽然他的这些书具有反动思想，但毕竟它们的出版都得到了戈培尔审查机构的批准，在德国是完全合法的，所以仅凭这些书，盖世太保无法逮捕他；相反地，他们是根据相关检举来逮捕雷克的。慕尼黑“克诺尔与希尔特”出版社（Knorr & Hirth）的负责人阿尔弗雷德·扎拉特（Alfred Salat）向盖世太保检举了弗里德里希·雷克，扎拉特看了雷克1944年7月10日给写给弗里茨·哈辛格（Fritz Hasinger）——扎拉特的同事——的信，里面谈到了版税的事情。这封信还顺便提到“现在的马克”在价值上“只相当于其他地方更强劲货币的一半”，同时，他在信中还抱怨了出版商自1933年以来对自己旗下的作家不公——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这个大概意思依然很明显——这两点就足以让雷克锒铛入狱。1944年12月29日，雷克因“侮辱德国货币”和“诋毁政府”的指控而被捕。他被关押在慕尼黑的一所监狱，当这所监狱在1945年1月7日至8日被炸毁后，雷克与其他囚犯被转移到达豪集中营，盖世太保下令将他关押在那里，以便进一步审问。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达豪集中营的生存条件迅速恶化，雷克不久就病倒了。他被转移到其中的病人专属区，尽管他曾一度完全康复，可以被送回集中营里的正常关押区，但他又病了，并于1945年2月16日早上8点半过世。死亡证书上称他死于小肠结肠炎，但许多目击者——包括雷克在医院专属区的隔壁病友、临死前几日负责照顾他并亲眼看到他死去的医生，以及集中营的医护人员——后来都证明他死于斑疹伤寒。甚至到了这么晚的阶段，集中营官员们还想否认集中营里存在斑疹伤寒这一疾病。[83]

不仅像雷克这样上了岁数的普通民众被征召入伍，而且年轻小男孩和越来越多的女孩也被征募，被安排在空袭期间操作高射炮和探照灯，或者以其他形式参与到战争工作中。希特勒青年团的青少年被号召去“第三帝国的几乎整个边境地带”修建防御工事，对此，1944年10月，甚至纳粹党官员都怨声连连，说“征募来的这个年龄段的人无法执行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任务”。[84]例如，1945年3月17日，位于奥兰尼施泰因的国家政治教育机构精英中学的所有14—16岁学生都被征召去修建西面的防御工事。5天后，一名党卫队指导员来到该精英中学，教其他的学生如何使用手持式反坦克枪。[85]此外，女性也以辅助人员的身份被征召到军队中，而且也必须遵守军纪。据一名年轻的东普鲁士女性描述，在她所属的军事小组，成员们都对军事一窍不通，大家在一起待了3个星期。当敌人的战斗机从空中扫射她们的训练营时，她们正在学习如何使用手枪。营区外负责把守的一个女孩为躲避扫射而逃跑了。她因此被处以死刑：

我们全都被迫站在围栏外看着我们的同志被枪决……很多女孩都晕倒了。然后我们被驱赶着回到了营区……处决给我们留下了难以描述的印象。我们所有人整天下来什么都没做，一直在哭。我们没有人去劳作。也正因如此，我们全都被关进了牢房……我们必须在那里待四天，除了面包和水之外，什么食物都没有。我们只允许带一本《我的奋斗》或者《圣经》，但我都拒绝了。[86]

将年轻女性也征召入伍已是最后的无可奈何之举，然而这也是徒劳，丽塔·H.（Rita H.）的例子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一点。丽塔是一名23岁的女裁缝，她的主要职责不过是协助陆军行政办公室撤离，包括焚毁那些能构成德军罪名的文件。当她试图在倾盆大雨中把火点燃时，“由于风不断地吹着我们一沓一沓的文件，那些被火燎着的文件和档案撒得到处都是”。“虽然有点奇怪，”她以一名虔诚天主教徒的身份继续写道，“但让这一沓一沓的文件就这样立在这儿，以一种独特方式亲历一个无神论政府的倾覆，这也美妙而不可思议。”[87]

* 朵拉劳改营与“米特尔维克”火箭生产基地后扩展成“米特堡”（Mittelbau: Central Construction），整个营区合称“朵拉—米特堡”。

第二节

“与全世界同归于尽”

一

希特勒在1945年1月30日——也就是他就任帝国总理的12周年纪念日——做了最后一次广播演讲，这次演讲在听众中激起的与其说是战斗热情，不如说是怜悯之情。希特勒甚至懒得制造希望，根本没有提“奇迹武器”将会扭转战局这样的字眼。相反，他一如既往将矛头直指“犹太国际社区策划的阴谋”，称其丧心病狂要铲除整个欧洲。他说，德国人必须继续抵抗，直到取得最终胜利。还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出现刀刺在背，祸起萧墙的悲剧，但这样的悲剧将不会再上演。尽管如此，可这次演讲甚至连最坚定的纳粹分子都没有打动。正如梅利塔·马施曼后来写道：

在战争最后几个月，每次在广播上听到希特勒的声音或是在新闻短片中看到他的身影，我都不得不强忍着泪水。虽然我们的清醒意识拒绝承认德国即将战败的种种迹象——这些迹象正变得愈发明显——但我们的耳闻目见在我们大脑中产生的即时性反应却不可能被篡改，而且我们感到恐惧，我们的心被残酷骇人的事实牢牢地攫住——新闻短片里的那个人日渐衰老，他走路时弓着背，焦急地四处打望。他的声音尖锐刺耳，听起来绝望不已。他注定要失败吗？对我们而言，他代表了德意志民族做出的前所未有的努力，这份努力使德意志民族接管了欧洲大陆的统治权。看着他，你能看到所有的牺牲，包括健康的牺牲、财富的牺牲以及不计其数的生命的牺牲，这都是这份努力必须付出的代价。难道这一切都是徒劳吗？[88]

许多最虔诚和最天真的纳粹分子仍然抱有一线希望，他们希望这一切并非徒劳。其中有一位15岁的女孩，这个女孩接受的全部教育都尤其致力于将希特勒构建成一个父亲形象。该女孩在日记中记载了最新的军事灾难后，仍然写道：“我们可怜的元首实在太可怜了，他晚上再也不能睡觉了，他一直都牵挂着德国的命运。”[89]

在这类人群中，这名女孩说话的口吻绝非个例。另一个例子就是阿尔弗雷德·莫尔特。当时正在接受空军军官培训。他参加了在军官食堂举行的一个派对，此次派对的目的是收听希特勒的演讲。表演者演唱了许多爱国歌曲，还节选演出了汉斯·约斯特（Hanns Johst）的剧作《斯拉格特》（Schlageter）。[90]随后，收音机被打开，每个人都安静下来，聆听希特勒的演讲。阿尔弗雷德给妻子英格写信道：“与往常一样，聆听元首的讲话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他肩上的负担一定很重。只要考虑到这一点，我就感觉，期待元首在讲话中告诉我们该如何做决定，这种想法简直刻薄无比。但事实上，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那就是不会发生什么奇迹，只有德国人自己的英勇无畏才能拯救自己。”[91]他的妻子在回信中将国家社会主义的事业比作基督教的事业，把希特勒受的所谓苦难与耶稣经受的苦难相提并论。她回顾道，基督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弗雷德，”她问丈夫，“我们是否也需要做出类似的牺牲才能让我们的理想永垂不朽呢？”[92]他们夫妇完全认同并理解希特勒。1945年3月9日，阿尔弗雷德给妻子再次写信道：“我们必须与德国并肩作战，与元首并肩作战，唯有如此，我们所有人才能并肩作战。”[93]不久后，他所在的部队被派往柏林，与步兵共同作战，捍卫德国首都。在短短几周内，英国人就占领了宁堡（Nienburg）——也就是英格此刻居住的地方——并逮捕了她的父亲，一名纳粹党员。“我们深爱的、美丽的祖国德国”，她绝望地给丈夫写信道，“其所有的牺牲、所有的英勇行为，都成为泡影。”[94]她再也没有收到丈夫的回信，因为截至她写这封信时，她的丈夫已经在作战行动中失踪了，其尸体一直都未找到。[95]

当希特勒最忠诚的追随者们还在为他所处的困境难过，沉浸在悲伤同情中时，希特勒本人却越来越想自裁。德国在突出部之役中战败后不久，希特勒就在帝国总理府下面的掩体中躲避空袭，他此时感到无比绝望。他说陆军背叛了他，空军又不堪一击。“我知道战争已经输了，”他对副官尼古拉斯·冯·贝洛继续说道，“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对准自己脑袋开一枪。”但如果他死了，那么德国很快也就灭亡了。“我们不能投降。绝不。我们可能会失败，但我们也要与全世界同归于尽。”[96]在公共宣传方面，希特勒和戈培尔此时愈发将焦点放在他们认为来自东部的亡国威胁。恐惧会促使德国人继续战斗。1945年1月21日，戈培尔在《帝国》报纸上发表社论，绝望地痛斥犹太人这个“寄生虫民族策划的世界阴谋”，称他们已经成功地煽动全世界的力量来与国家社会主义作对。戈培尔还挑衅地宣告道，虽然犹太人集结了如此强大的力量，“但要走向灭亡的不是欧洲，而是犹太人自己”。[97]

尽管戈培尔气势汹汹地发表了这番言论，但绝大部分德国人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战争即将结束。红军经过前几个月的快速行军后做了短暂休整，进行了重组，并重新配备了武器，此时，他们又继续向德国发起进攻。在丧失了罗马尼亚的油田后，德国陆军必须拼尽全力，死守匈牙利的燃料补给源，否则他们就的的确确不能给剩下的坦克、卡车、移动火炮以及各种运输工具提供燃料了。希特勒拒绝批准布达佩斯的德军撤退，然而苏联军队即将包围匈牙利首都。1945年2月，德军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旨在突破包围圈，但却以失败告终，德军阵亡和被俘的士兵多达近3万人。此外，从突出部之役中抽调出来的党卫队第6装甲集团军也发起了一场装甲进攻战，但同样一败涂地；截至3月末，红军就已经占领了几乎整个匈牙利。在北方，德国在拉脱维亚的军队虽然还在顽强抵抗，但他们已经彻底孤立无援。苏联方面于1月中旬在中部战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当时，德国的关键部队被调去应付匈牙利方面发起的军事行动，红军组建的装甲部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彻底击溃德国的前线并粉碎德军剩余的装甲部队。截至1月底，红军已经攻占了波兰战前的绝大部分领土。尽管如此，但波兰境内还有一些德军在抵抗，最突出的就是布雷斯劳城内的德军，他们一直坚持抵抗到5月份。然而，此刻红军已经到达了奥得河，站在了进入第三帝国的各个门口。红军已占领了西里西亚的主要工业区，控制了匈牙利的油田，而且还在逐渐逼近维也纳。红军指挥官们停下来做短暂休整，进行人员重组，补充弹药和其他物资，为发起最后的进攻做好充分准备。[98]

在西面战场，德国在反击战——突出部之役——中失败后，150万美军、40多万英军和加拿大军队，以及自由法国组织的10万大军于1月底集结，准备向莱茵河发起进攻。他们在进军过程中俘获了5万多名德军士兵，把德军驱赶到了莱茵河对面。1945年3月7日，美军抵达雷马根（Remagen），他们发现德军士兵正拼命地要炸毁莱茵河上的雷马根大桥，这是最后一座还没有被炸毁的桥。美军连忙催促后援部队，他们越过了大桥，并在另一端搭建了桥头堡，在大桥彻底坍塌之前，更多的美军士兵得以转移到桥对面。等到美军越过莱茵河，又有30万名德军士兵被俘，而且另外还有6万德军名士兵阵亡或受伤。美军继续向东推进，即朝着萨克森州前进，而与此同时，加拿大军队则向荷兰挺进。英军朝东北方向的不来梅和汉堡挺进；此外，美军还有更多的师级作战部队在鲁尔区发动了一场包围运动，俘获了30多万名德军士兵。1945年4月25日，美军部队和红军部队在穆尔德河（Mulde）——易北河的支流——边的城镇托尔高（Torgau）会面，这是一次仪式性的握手结盟。其他军队则朝着东南方向的慕尼黑进发，目的是与从意大利北部——1945年4月3日，最后的进攻就已经在意大利打响——出发并朝着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前进的同盟国军队会师。当美军从西面出发，逐渐朝奥地利推进时，红军就已经于1945年4月3日进入了维也纳。随着最后的大清算即将来临，入侵部队在不断协商，他们就领土划分达成了大致协议。尽管英国方面仍有怀疑，但德国首都将留给红军占领。苏联此刻在空军上占据着绝对霸主的地位并在装甲武器、火炮、弹药以及兵力等地面作战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在1945年3月和4月初的激烈战斗中，苏联军队几乎消灭了在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的全部剩余德军及其军事要塞，而希特勒原本还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军事要塞上。与此同时，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在北面向梅克伦堡（Mecklenburg）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截至1945年4月中旬，250万兵力已经准备好向希特勒的首都发起最后的进攻。

地图20　战争的终结

可供德国武装部队调遣来对付敌人的兵力所剩无几。1945年3月，大约有5.8万名16—17岁的青年被送上战场。他们战前接受的训练只是敷衍了事，无论纳粹事业或许多么根深蒂固地被植入他们的认知系统，但他们都绝对无法战胜作战经验丰富且坚毅不屈的红军士兵，也无法与装备精良的英美军队及其盟国军队相匹敌。[99]德国在东线的兵力损失由1943年的81.2万人狂飙到1944年的180.2万人。截至1944年年底，超过350万德军士兵被红军消灭或俘虏。总体而言，德国武装部队1945年1月阵亡的人数为45万名，2月阵亡的人数为29.5万名，3月阵亡的人数为28.4万名，4月阵亡的人数为28.1万名；事实上，整个战争下来，在阵亡的德军士兵中，超过1/3的士兵都是在最后4个半月的时间里阵亡的。截至1944年年底，大约有80万名德军士兵被西方同盟国囚禁，到了1945年4月，这一数字攀升到100万以上，而截至战争最终结束，该数字更是猛增到400万。此外，还有70万名德国军人被关押在苏联集中营。截至1945年4月，德军方面因生病或受伤而住院的陆军、空军和海军人员有60万人。[100]仅在1944年下半年，德国空军就折损了2万架飞机。空中霸主地位由此转移到西面的同盟国轰炸机、红军以及其他入侵军队的手中。[101]施佩尔竭尽所能地提高武器产量，在1944年9月就生产完成了近3,000架战斗机。但德国丧失的领土越多，德国的战争经济就缩水得越快。德国不可能再从占领区招募新的强制性劳动力了。德国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燃料资源已经不复存在。德国方面试图生产人工合成燃料来当替代品，但却以失败告终。此刻，敌军的飞机在对德国各城市狂轰滥炸，而德国却再也无法采取任何抵御措施了。此时，德军已不再是之前那支纪律严明、作战有效、斗志昂扬的战斗部队了，相反，他们不仅在兵力上迅速缩水，而且变得士气低落，组织涣散，简直就是一群配有武器装备的乌合之众。[102]

二

此时，纳粹宣传愈发致力于让德国民众对入侵者形成强烈的恐惧之情。1945年2月24日——也就是纳粹党计划的纪念日，纳粹党计划于1920年的这天正式拉开序幕——广播播报了希特勒写的文字材料，他警告道，如果红军获胜，那么德国人将被作为奴隶流放到西伯利亚。[103]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2月25日，戈培尔在《帝国》报纸上发表文章，也向德国民众发出警告，称如果德国投降，那么斯大林立刻就会占领欧洲东南部，“这块庞大的区域马上就会笼罩在苏联的铁幕下，成为苏联广袤领土的一部分，而处于该地带的各个民族都将被屠杀殆尽”。[104]1945年4月15日，希特勒主要利用德军的恐惧心理，向东部战线的德军进行了最后讲话，呼吁他们誓死抵抗，直至最后一个人倒下。他说道：“这位危险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敌人已经命令他的大部队发起最后进攻。他想要彻底摧毁德国并将我们的民族赶尽杀绝……我们的老人和儿童将被杀害，我们的妇女和小女孩将被他们抓去当慰安妇，而剩下的人都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如果德国上下能宁死不屈，殊死顽抗的话，那么德国就能避免这样的命运。“布尔什维克……将在第三帝国的首都折戟。”[105]在最后几周，戈培尔不断地重复这些警告，而且还描绘了诸多细节，这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他再次让民众误以为同盟国打算一个不留地杀尽德意志民族。陆军参谋总长海因茨·古德里安也呼应了戈培尔的警告，他宣称，红军想在德国做的事情就是劫掠、强奸和杀戮。[106]

这种如此严重的警告有时会奏效，但有时也可能适得其反。正如我们所见，许多德国人认为他们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批判红军，因为德国自己就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暴行。而且，激起他们心中这份内疚之情的，不仅仅只是犹太人遭到了非人的虐待。据报道，斯图加特地区的一名纳粹党员曾反问：“很多时候，与俄罗斯人对待东普鲁士人的方式相比，难道我们的党卫队成员不是在用更残忍的方式对待德国人吗？那可是他们自己的同胞啊！我们淋漓尽致地向别人示范了该如何对付政敌。”[107]纳粹当局敦促公众继续战斗，但同样收效甚微。1945年2月24日——纳粹党于1920年的2月24日开启了他们的纳粹计划——博尔曼发出呼吁。他说，任何动过退却或投降念头的人都是卖国贼。自我牺牲必将得到胜利的回报。如果德国人民众志成城，矢志不移，那么德国必将获胜。[108]然而，不久之后，在柏林，有人看到三名妇女站在卡迪威（KaDeWe）百货大楼的橱窗前，盯着上面的一张海报看，这张海报上赫然写着：“柏林正在劳作、战斗、屹立。”有人听到其中一名妇女说今天跟昨天一样，又遭到好几次空袭，“唯一将会屹立不倒的就是废墟……我们并未看到什么证据足以证据柏林上周日还在战斗。美国人随心所欲地投掷炸弹，他们肆意地在整个柏林上空飞翔，完全不受阻碍，柏林完全没有投入战斗”。[109]在遭到入侵的区域，民众开始想方设法地试图投降，但他们的诸多尝试都受到了纳粹狂热分子的阻挠。例如，洛蕾·瓦尔布此刻已经从慕尼黑回到了她的故乡，也就是位于莱茵兰的阿尔蔡（Alzey）小城镇，她记录道：“有一次开城镇议会，沙医生（Dr Sch.）也呼吁整个城镇投降，因为继续挣扎毫无意义，而且投降的话可以使现在尚未遭到破坏的一切保持完整。但（纳粹党的）区域负责人显然更倾向于抗战到底。”[110]在德国西部的一个农村地区，德军士兵试图在逐渐逼近的美国人面前引爆炸弹，将其炸死，但当地民众却拿着干草叉去攻击这些德军士兵。[111]

宣传失败后，纳粹当局又开始采取恐怖威胁手段。1945年2月15日，帝国司法部部长奥托—格奥尔格·提拉克下令，任何人只要试图逃避继续战斗的职责，都等于是在打击德国的获胜信念，因此都将遭到战地军事审判。战地军事审判小组由一名刑事法官、一名纳粹官员以及来自武装部队、武装党卫队或警察部队的一名军官组成，受审者一旦罪名成立，将会被当场处决。[112]临时法院开始正式运作后，那些更狂热、精力更旺盛的纳粹党官员很快就抛弃了正常的规章条例。1945年3月18日，元帅莫德尔下令，任何参与实施妨碍或破坏行为的士兵和百姓都将被宪兵枪决。希姆莱对党卫队和警察部队中的军官们下达指示：“任何地方一旦举起白旗，那么这个地方所有的男性成员都将被枪决。”他继续补充道：“在执行这些措施时，不得有任何迟疑。”[113]1945年4月中旬，希特勒对东部战线的士兵下达了最后命令，他再次重申，绝不能撤退，也绝不能投降。他说道：“任何人，只要他给你下达撤军的命令，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否认识这个人，那么马上逮捕这个人，必要的话，无论他的军衔如何，都可将其当场处决。”[114]“力量来自恐惧”取代“力量来自欢乐”，成为当时的新口号——在德语中，这两个口号的首字母缩写完全一样，均为KdF。[*]

在这最后的恐吓和压迫阶段中，多达1万人被草草处决。[115]在这些被处决者中，很大一部分人来自那19万名左右的刑事犯。这些刑事犯此时挤满了德国的各个国家监狱，他们中许多人是在政治压迫运动中被抓进去的，或者是战争期间打击抢劫、偷窃以及“动摇士气”的运动中身陷囹圄的。随着同盟国军队逐渐逼近，监狱当局开始撤离囚犯。1945年1月21日，弗尔东（Fordon）——位于布龙贝格附近——的女子监狱负责人将565名囚犯带出来，她们将在看押人员的监督下徒步转移到位于克罗内（Krone）的另一所女子监狱，两地相距36千米。最后只有40人抵达的目的地。这位监狱负责人汇报道：“气温大概是零下12度，寒冷刺骨。因此，不断有囚犯和看守人员倒下……”“在徒步转移过程中，”他继续说道，“我看到有很多囚犯被落在后面，她们极力挣扎着朝前移动。许多人直接坐在或是躺在了路边，没有什么能刺激她们再站起身来。”[116]而当克罗内监狱的囚犯开始转移时，同样的情形再次上演。一支党卫队部队在撤退过程中碰巧遇到了正在转移的囚犯队伍，他们枪杀了其中一小组囚犯，而路过的德军士兵则粗暴地将其他女囚犯拽出队伍，然后把她们强奸了。[117]

在整个德国及其吞并的区域，监狱中关押的犯人都被迫开始了类似的徒步转移，他们中有的人将被送往集中营。有的犯人被刑事官员归类为可改造者，而得以释放，后来被编入武装党卫队的一支特别队伍。而那些成千上万所谓的无可救药者则直接被带出去枪决了。在位于柏林东部的松嫩堡（Sonnenburg）监狱，当地的地区检察官库尔特—瓦尔特·汉森（Kurt-Walter Hanssen）——马丁·博尔曼的前私人助理——在1月30日专门调来了一支由党卫队和警察组成的队伍，命令他们处死了该监狱中的绝大部分囚犯。囚犯们被迫十人一组跪在地上，行刑人朝他们颈部开枪；而那些生病的囚犯则直接被枪杀于监狱医务室的病床上。在短短几小时内，就有800名囚犯被枪决，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国外的强制性劳动力，之所以被囚禁在这里，是因为违反了那些非人的苛刻法规，他们被迫在这样的法规下生活和工作。剩下那部分被归类为“有用者”的人——仅150名——被迫朝着柏林方向前进。而对于被留在松嫩堡监狱的囚犯而言，生存条件开始迅速恶化，因为从其他地方转移而来的囚犯加入了他们，如此一来，食物供给愈发稀少，疾病开始肆虐蔓延，死亡率飙升。甚至迟至1945年4月，帝国司法部部长提拉克还在下令大规模处决囚犯。一些陆军指挥官认为，狱中的囚犯是一种军事威胁，因此也下令将其处决。例如，瓦尔特·莫德尔元帅被美国人包围在鲁尔区，他下令将监狱中那些“危险分子”挑选出来，直接处死；这些危险分子既包括德国政治犯，也包括外籍工人。总体而言，在随后一周内，该区域有200名囚犯被枪决，而且其中有不少人都只是在押候审者。[118]

莫德尔的谋杀行动与希特勒本人采取的行动如出一辙，这反映出他们类似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德国战势愈发吃紧，对他们这些人而言，剪除有可能从内部动摇统治政权的人就显得愈发重要。希特勒对1918年的前车之鉴——虽然这只是想象出来的——一直耿耿于怀，他不想让“刀刺在背”的悲剧再次上演。“以防将来有一天国内大后方再次出现令人焦头烂额的局面，我已经给希姆莱下令，”他数年前——也就是1941年9月14日和15日夜晚——就说道，“让他彻底清除在集中营里发现的各种麻烦。如此一来，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让这些反革命者群龙无首。”[119]他们的打击对象包括外国人，比如141名被枪决于纳特兹维莱的法国抵抗工人，当时同盟国军队逐渐逼近，就在这些工人所属集中营撤离的前一天，他们被枪决了。然而，希特勒将最首要的迫害对象锁定为他的内部敌人。[120]对于卷入1944年7月20日炸弹袭击的密谋者而言，相关的审判和处决行动几乎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1945年4月4日，海军上将卡纳里斯的私人日记被发现。希特勒在自己位于柏林的地下掩体中阅读了这些日记，并笃信，卡纳里斯和他的共谋者们从最开始就一直与自己为敌。他决定，必须将剩余的敌人剪除殆尽。他开始采取行动打击幸存下来的密谋者，并将这个任务委派给党卫队保安处负责人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1945年4月9日，卡纳里斯、奥斯特、潘霍华以及关押在弗洛森比格集中营的两名政治犯被扒光了衣服，然后吊在院子里，被挂在木钩上的粗绳子活活绞死。他们的尸体被当即焚毁。此外，希姆莱还决定，纳粹主义的主要敌人都不应该活到战后年代，这愈发满足了希特勒的报复欲。正如盖世太保负责人海因里希·米勒对赫尔穆特·冯·毛奇所言：“我们不会重蹈覆辙，再犯一次1918年的错误。我们将一个不留地消灭德国内部敌人。”[121]由于红军开始逐渐逼近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所以就在卡纳里斯和其他人被处决的同一天，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一名囚犯乔治·艾尔塞——他曾险些在1939年11月用自制的定时炸弹把希特勒炸死——被带出牢房，然后被转移到达豪集中营，集中营的负责人简单地问了他几句话，然后就命人把他带出去，从他的脖子后面，将他枪杀了。枪决他的指示是希姆莱下达的，而且希姆莱还让集中营当局谎称艾尔塞丧命于英国发动的空袭。一周后，媒体的确如是报道。[122]1945年4月20至24日，柏林城中还发生了一系列处决，在那里，被党卫队枪杀的人数多于卷入1944年7月炸弹密谋的人数。[123]

希特勒以前就曾开展过类似的清算行动。1934年6月底，他抓住清算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冲锋队的机会，剪除了自己的全部宿敌以及可能加入另一个替代性政府的成员。其中一名受害者就是前共产党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自1933年以来，台尔曼就一直流转于各个监狱和集中营。台尔曼深知，即便红军成功进入柏林，他也不可能再对自己的命运抱有任何幻想。1943年8月，他被转移到位于包岑（Bautzen）的国家监狱，几个月后，他的妻子和女儿也遭到逮捕，被投进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1944年8月14日，希姆莱将与希特勒会面；会面前，希姆莱特地写道：“台尔曼将被处死。”希特勒签署了这项命令，3天后，台尔曼被带出牢房，然后被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在他抵达前，布痕瓦尔德的囚犯——其中许多都是共产党员——被关进了牢房。然而，一名波兰囚犯成功地躲在了焚化室入口附近，那里的焚尸炉已准备就绪，将要处理台尔曼的尸体。他看到前方驶来一辆很大的汽车，一个肩膀宽阔的男子走下来，两边各站着一名盖世太保警察。这名男子没有戴帽子，而这个波兰人观察到此人是一个光头。盖世太保戳着他往前走，他经过了有党卫队把守的焚化室大门。随即这个波兰人听到三声枪响，很快又是第四声。大门关闭了大概25分钟后，党卫队从中走了出来。这个波兰人偷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其中一名党卫队成员问身边的同伴。“那是共产党领导人台尔曼。”另一个人回答道。但官方公告却称台尔曼死于英国空袭。[124]

显然，纳粹当局的许多其他主要敌人也面临着类似的命运。这些主要敌人包括陆军前参谋总长弗朗茨·哈尔德将军、财政部前部长亚尔马·沙赫特、被罢免的陆军军需部长格奥尔格·托马斯（他们三人在炸弹密谋后都被捕）、上任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许士尼格、法国政治家兼前总理莱昂·布鲁姆、认信教会领导人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匈牙利前总理卡洛伊·米克洛什、爆炸密谋者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其他共谋者——比如施陶芬贝格、格德勒以及冯·哈塞尔等——的家人、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的侄子、英国各种情报人员以及来自德国前盟友国的陆军指挥官们。1945年4月28日，总共大约160人被聚集在一起，由党卫队护送到博尔扎诺自治省的大山里。相关当局已经决定将他们在这里全部枪决，并把他们的尸体处理掉。一名看押人员无意间将他们即将遭受的命运泄露了出去，随后，其中一名囚犯成功地联系上当地的德国陆军指挥官，这名指挥官派下属官员维夏德·冯·阿尔文斯莱本（Wichard von Alvensleben）上尉前去调查。在集结了一支武装队伍后，这名上尉来到集中营。他直接以贵族式的傲慢语气恐吓党卫队释放囚犯。这些囚犯均毫发无损，但这的确是死里逃生，他们差点就命丧黄泉了。[125]

三

1945年年初，所有集中营里还关押着大约70万名囚犯。此时，除了那些主要集中营外，在整个第三帝国及其吞并的领土范围内，还零零散散地分布着至少662个集中营附属营区。截至此刻，这些集中营里关押的囚犯总数甚至比最核心集中营——如奥斯维辛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以及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等——关押的囚犯人数还要多。随着红军逐渐逼近，希姆莱下令撤离红军行军路线上的各集中营。而到底什么时候撤离、如何撤离，这很大程度上都任由各集中营负责人自己决定。最大的集中营群，也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关押着不少于15.5万名囚犯，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波兰人和俄罗斯人。奥斯维辛集中营大约一半左右的犯人被转移到了更西边的各个集中营。与囚犯们被一同转移的还有大量的原料、设备以及个人财物。当撤离行动正在进行时，新房屋的建造与完善工作也还在继续，其中包括比克瑙集中营——囚犯们将比克瑙戏称为“墨西哥”——的一整套附属设施。只有在1944年10月，比克瑙集中营的建筑工作才停下来。就在当月，该集中营有大约4万名囚犯在现有的毒气室里被毒死。然而，在11月，希姆莱下令关闭并拆除各个集中营的全部毒气室。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用来焚烧尸体的沟渠也被填平，大型埋葬区被用土填满，并且上面覆盖了草坪，焚尸炉以及焚化室被拆卸，毒气室也被直接摧毁或是改造成防空掩体。[126]

奥斯维辛集中营前负责人鲁道夫·霍斯此时任职于集中营检查团。1944年年底，奥斯瓦尔德·波尔派他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执行检查任务。霍斯后来回忆：“他希望能及时赶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以确保摧毁一切重要证据的命令已被正确执行。”霍斯驱车在西里西亚行驶了一段距离，但红军也在马不停蹄地行军，他因此无法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他汇报道：“在奥得河西边的上西里西亚，我看到所有公路以及铁轨上全是一列列的囚犯，他们在厚厚的雪地里挣扎。他们没有食物。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绊脚的尸体，负责处理这些尸体的绝大部分士官自己也不知道现在到底要去哪儿。”他们虽然能从途经村庄征用食物，但“要想在谷仓或学校过夜却绝无可能，因为这些地方都挤满了难民”。霍斯“看到拉煤的敞篷车上装满了冻得僵硬的尸体，还看到运输囚犯的一列列火车变轨到空着的侧轨上，然后将囚犯遗弃在那里，他们既没有食物，也没有庇护所”。俄罗斯人日渐逼近，在仓皇逃窜的队伍中也有德国难民，有的妇女还“推着婴儿车，里面塞满了个人财物”。他补充道，这“一列列可怜的”囚犯们，要找到他们的撤离路线轻而易举，“因为每隔几百码就躺着囚犯尸体，这些人或因体力不支而倒下，或是直接被枪杀的”。霍斯在一具尸体前停了下来，他走下车，想弄清楚他所听到附近传来的枪声。他看到“一名士兵停下自己的摩托车，正要朝一名囚犯开枪，这名囚犯正倚在一棵树旁。我朝这名士兵大吼一声，质问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名囚犯究竟怎样伤害了他。他对着我轻蔑地一笑，问我想怎样”。作为一名党卫队高级军官，自己的权威竟遭到这样公然挑战，霍斯丝毫没有犹豫：“我当即拿出手枪，直接将这名士兵击毙了。”[127]

1945年1月19日，尽管霍斯未能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但5.8万名囚犯仍然开始朝西面缓慢撤离，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步行，少部分人搭乘火车。党卫队看护人员会将掉队者直接枪毙，把他们的尸体抛在路边。一路下来，被活活饿死、冻死或被党卫队枪杀的囚犯总共多达1.5万人。一小部分波兰人无视党卫队的威胁，给其中一些囚犯提供食物或庇护所；而德意志人则躲在屋子里面。最终，大约4.3万名囚犯抵达西面的集中营。只有那些已经病入膏肓的囚犯才被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党卫队趁红军抵达之前，疯狂地炸毁那里剩余的各种设施，烧掉证据性的文件。奥斯维辛集中营建设、行政以及政治部门的档案都被转移到西边去了，其中许多文件直接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销毁。实验中使用的医疗设备也被拆卸或摧毁。别动队犯人是大规模谋杀的关键证人，在一片混乱中，他们成功地混入正在撤离集中营的人群，躲过了打算将他们杀死的党卫队。集中营医生约瑟夫·门格勒也成功逃离，并随身携带着研究笔记和论文。1945年1月20至21日，党卫队看护人员也丢弃了瞭望台，炸毁了残余的主要焚化室，并将储存个人财物的大仓库——囚犯们称该仓库为“加拿大”——付之一炬。处决行动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直至1945年1月25至26日5号焚化室——处决行动就是在这里执行的——被炸毁。党卫队离开奥斯维辛集中营群之前，在各个集中营以及附属营区总共处决了大约700名囚犯，他们没有时间将那里剩余的所有囚犯杀光。1945年1月27日，红军抵达奥斯维辛，发现户外地面上躺着600具尸体；还有7,000名左右囚犯还活着，但他们很多人都虚弱至极。俄罗斯士兵仔细地统计了尚未被烧毁的各个仓库，最后发现有83.7万件女士衣服和裙子，4.4万双鞋和7.7吨人发。[128]

在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出发的强制性徒步转移队伍中，犹太犯人是重点关注对象。1945年3月，美军即将抵达法兰克福，因此，在法兰克福阿德勒工厂（Adler Works）制造装甲运输车的囚犯也开始撤离。党卫队将撤离队伍中的犹太人拽出来，将他们枪杀；其中一些犹太受害者是被同行的波兰囚犯举报的。[129]在东普鲁士，大约有5,000名犹太囚犯——绝大部分是女性——被迫徒步撤离隶属于施图特霍夫集中营的各个集中营附属营区，他们一路跋涉，直至来到一个名为帕尔姆尼肯（Palmnicken）的渔村才停下来，因为他们被拦住了去路。东普鲁士的党区领导人、集中营附属营区的各负责人以及当地的党卫队和托特组织的官员决定直接在这里把他们处决，最终，除了两三百人以外，其他人均被枪杀。[130]黑尔恩布雷希茨（Helmbrechts）位于法兰克尼亚人居住的霍夫县（Hof）附近，这里有一座弗洛森比格集中营的附属营区，里面关押着许多波兰和俄罗斯囚犯——绝大多数都是女性——这些囚犯在一家军工厂工作。1945年4月13日，在47名男女武装押解人员的看护下，1,100名出头的囚犯分成三组，开始被迫徒步转移。他们漫无目标地跋涉着，截至5月3日，他们已经行走了195英里的距离。在第一周时，押护人员就把那些非犹太犯人留在了后面，押着剩下的犯人朝西南方向前进，前进过程中，他们殴打并枪杀了那些掉队者和生病的犯人，还剥夺了其他犯人的食物和饮品。当地市民出于同情，偶尔试图扔给囚犯们少量食物，每当这时，囚犯们就会遭到押解人员更猛烈的拳打脚踢。5月4日，在抵达捷克边境城市普拉哈季采（Prachatice）后，这支转移队伍遭到了一架美军飞机的攻击，其中一名押解人员被杀；随后，剩下的押解人员朝囚犯们一阵胡乱地开枪。一些幸存者往附近一座林木茂盛的山上逃跑，有的人因精疲力竭倒下后，就被押解人员逐一枪毙了。在这些囚犯逃跑之前，押解人员让其他囚犯进入普拉哈季采这座小镇，当地的捷克市民给囚犯们提供了食物和庇护所。但对于他们很多人而言都为时已晚；美军于1945年5月6日抵达，但在这前后不久，26名囚犯就先后死亡了。在整个徒步转移中，总共至少有178名犹太犯人死亡；一名美国陆军军医后来宣称，一半左右的囚犯之所以得以幸存，纯粹得益于他的医疗小组提供了及时治疗。囚犯称这种漫无目的、谋杀般的长途跋涉为“死亡行军”（death marches），这并非毫无道理。许多徒步转移甚至都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事实上，其中一些徒步转移就是在全国范围内迂回曲折地行军，最后甚至又回到起点。从弗洛森比格出发的一次死亡行军前后跋涉了至少250英里，囚犯们先朝北走了1/3的距离，然后折向南，他们中途经过的地方离出发的集中营不远，随后又继续朝雷根斯堡（Regensburg）前进。[131]

* 特莱西恩施塔特为泰雷津的旧称。

地图21　死亡行军

诺因加默集中营加上其57个附属营区总共关押着5万名囚犯，该集中营群的撤离工作得到了附近的汉堡党区领导人卡尔·考夫曼的配合。截至4月中旬，附属营区的绝大部分囚犯都被迫开始了令人精疲力竭又致命的“死亡行军”，前往包括贝尔根—贝尔森在内的“集合营”。尽管如此，但诺因加默集中营的主营里面还剩有1.4万名囚犯。在与商务和军事领导人等交涉后，考夫曼已经决定向同盟国举白旗，全城投降。考夫曼担心，如果将这些囚犯释放，那么他们将在整个城市寻找食物和庇护所。截至此时，德国前线已经没有其他集中营可以接收这些撤离的囚犯了，所以考夫曼决定将他们送上船。在此之前，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得到瑞典红十字会负责人伯纳多特（Bernadotte）伯爵的同意后，于1945年3月就已经下令将4,000名丹麦和挪威囚犯转移到了瑞典。希姆莱希望借此可以赢得瑞典皇室——伯纳多特亦是皇室成员——的信任，让瑞典皇室扮演协调人的角色，促成他与英国方面的谈判，希姆莱感觉（完全没有任何依据）这个设想是可能的。剩下的1万名囚犯在1945年4月21日至26日之间从诺因加默集中营主营被转移到吕贝克。随后，他们被送上了考夫曼强制征用的三艘船——其中两艘为货运船，分别为“雅典号”（Athens）和“蒂尔贝克号”（Thielbeck），另外一艘是豪华客轮，名为“开普艾柯纳号”（Cap Arcona）——这三艘船被称为“浮动集中营”（floating concentration camps）。囚犯们被塞进货仓，船上没有准备物资供给，而且货仓里也没有厕所和水。党卫队打开货仓顶部的仓门，然后将一大锅一大锅的汤放下去，但囚犯们既没有碗，也没有勺子；锅里的很大一部分食物都溅到了货仓地面上，和囚犯们的粪便——因为没有厕所，很快就垒成了一堆堆——混在了一起。为了防止囚犯逃走，党卫队拿走了救生圈。每天白天出发，党卫队会带上淡水，夜晚再带着死囚的尸体回到岸边。1945年5月3日，英国战斗轰炸机发现了这几艘船，他们以为这是德军运输船，所以直接朝其发射火箭攻击。蒂尔贝克号和开普艾柯纳号被击中，而且受损严重。其中，蒂尔贝克号号沉没，船上2,800名犯人只有50人生还，其余全部溺亡。开普艾柯纳号着火，上面的绝大部分救生圈都被烧毁。囚犯们的衣服上也是火，他们跳入波罗的海冰冷刺骨的水里，随即，整艘船在一声巨大的爆炸中裂开。船朝着左舷方向倾斜，最后在海岸的浅滩上停了下来，一半左右的船身仍然留在水面上。船上的4,250名囚犯被溺死、烧死或被空中乱飞的子弹射死——当时，英国的战斗轰炸机与附近港口的一组U艇进行了交火。350名囚犯一直紧紧拽着船身，这样坚持了数小时后最终得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船上500名党卫队成员中有400名生还。[132]

集中营的其他撤离者也被党卫队蓄意集体杀害。来自朵拉集中营的一列撤离队伍大约有1,000名囚犯，他们被关进了加尔德莱根县（Gardelegen）的一座谷仓过夜。因为人数过多，所以谷仓的墙壁在人的挤压下坍塌，这时，警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就往房顶上浇汽油，意图将里面的人活活烧死。只有少数人成功逃了出来。当美国人第二天抵达时，里面的尸体还在燃烧。[133]有时，在囚犯徒步转移经过的区域，当地人民也会加入杀戮队伍中。例如，1945年4月8日，在德国北部的县城策勒（Celle），一支囚犯队伍因空袭而四处逃窜，结果当地的警察以及包括一些青少年在内的其他人也帮着搜捕囚犯。然而，正如有人所认为的那样，在党卫队专门针对犹太犯人实施的各种暴力和虐待行为中，死亡行军绝对不是“最终解决方案”的最后一个迫害篇章，因为成千上万的非犹太裔集中营囚犯、政治犯、强制性劳动力以及其他人也都被迫经历过死亡行军。只有如下这样理解死亡行军才最为恰当，即第三帝国的迫害体系史残忍而暴力，死亡行军只是这整段迫害史中针对全部迫害群体的最后一种迫害行为，还不是排他性的、专门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动。[134]

对那些活着抵达撤离目的地的人而言，更恐怖的命运等待着他们。由于转移进来了许多蓬头垢面的囚犯，位于第三帝国中部地区的集中营开始人满为患。例如，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人数从1943年的3.7万名囚犯飙升到1945年1月的10万名囚犯。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率成倍增长，从1945年1月至5月，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大约1.4万人死亡，其中一半为犹太人。在毛特豪森集中营，由于从当地附属营区撤离过来数千名囚犯，所以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囚犯的生存条件急剧恶化，其程度之严重，导致1944年10月至1945年5月期间有4.5万名囚犯死亡。那些持续到战争结束的集中营附属营区，其状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奥尔德鲁夫集中营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一个附属营区，位于哥达附近，美军在图林根州行军时发现，也是美军发现的第一个集中营。该集中营关押了1万名囚犯，他们被要求去挖掘地下掩体。美军抵达的前几天，那里的党卫队撤离了一部分囚犯，并且将其中许多人枪杀。美军士兵于1945年4月5日发现该集中营，士兵们被眼前的一切吓得目瞪口呆，其场景如此骇人，他们的指挥官甚至特地邀请巴顿、布拉德利[†]以及艾森豪威尔等将军前来参观。“3,200具裸露瘦削的尸体，”布拉德利后来回忆道，“被丢进了挖得很浅的坟墓。他们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虚弱得发黄的皮肤上爬满了虱子。”这几位将军来到一个棚屋前，发现里面堆满了尸体。布拉德利感到骇然，他甚至出现恶心不适。艾森豪威尔命令该区域的全部士兵前来参观集中营。随着美军不断前进，他们一路下来在其他地方也不断目睹类似的场景。之前在集中营执行看押工作的一些党卫队看护人员此刻仍然躲在集中营，把自己装扮成囚犯；幸存下来的犯人认出了他们，并向同盟国军队举报，在有的情况下，同盟国士兵实在对他们深恶痛绝，直接将看护人员枪杀；其他看护人员则早已被愤怒的囚犯杀死，以泄心头之恨。[135]

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集中营里的生存条件普遍极端恶劣，而在英国人看来，英军在战争结束时解救的贝尔森集中营最能淋漓尽致地暴露出党卫队人性的泯灭。贝尔森集中营也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是由一个战俘营于1943年初改造而来。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专门用来给少量犹太囚犯提供临时住所，这些犹太囚犯来自各欧洲国家，尤其是荷兰，希姆莱及他在外交部的盟友们认为，可以把这些犹太囚犯当作在国际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或人质。随着交换犹太囚犯的难度明显增大，1944年3月，党卫队决定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用作“康复营”（convalescence camp），更准确地说，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囚犯处理场，专门接收其他集中营生病和体力透支的囚犯，这些人都虚弱不堪，无法劳作。截至1944年年底，大约4,000名这样的犯人被转移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但由于这里根本没有充足的医疗设施，所以囚犯的死亡率迅速攀升到50%以上。1944年8月，该集中营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开始接收女性囚犯，其中许多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截至1944年12月，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囚犯数量超过1.5万人，其中包括女囚区关押的8,000名女囚。其中一名女囚就是年轻的荷兰女孩安妮·弗兰克，她于1944年10月底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转移过来；第二年3月，她死于斑疹伤寒。约瑟夫·克莱默（Josef Kramer）是一名资深的党卫队军官，他于1944年12月2日被任命为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负责人。他之前供职于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前不久才在那里监督了将几十万匈牙利犹太人关进毒气室毒死的谋杀行动。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他有众多的属下，其中还包括女性看守人员。克莱默走马上任后立刻取消了6,000名左右“交换犹太囚犯”——从他们原来所属集中营转移过来的——所享有的特权，开启了愈发混乱而残暴的管理。[136]

随着红军不断挺进，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成为其他集中营转移囚犯的目的地，这里也因此愈发人满为患。截至1945年3月中旬，该集中营的囚犯数量超过了4.4万人。相关当局多次试图将其他集中营的部分囚犯撤离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但都遭遇炸弹袭击。在其中一次，两辆运送列车在乡间开阔地带行驶时遭到炸弹攻击而被迫停车，押解人员四处逃窜，同盟国军队前来将饥肠辘辘的囚犯，或者说那些一息尚存的囚犯，解救出来。而与此同时，还有成千上万的囚犯仍然在被送往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其中包括朵拉工厂的一大拨犯人。所以，1945年4月15日，总共6万名囚犯抵达该集中营。克莱默并未及时做好充分的准备，未能就如此庞大数量的囚犯做合理的卫生设施安排。一年前，这里的洗漱室、淋浴和厕所数量是按不到2,000名囚犯的规模设计提供的，而此时，6万名囚犯不得不将就使用同样数量的卫生设施。很快，他们居住的营房地板上就累积了厚厚的深达1米的粪便。此外，食物供给完全不足，而且最后的通信渠道也被战争中断后，食物供给就彻底停止了。当一枚炸弹击中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泵站，导致厨房无法使用之后，水的供给也终止了，但克莱默不愿费力改善这种局面。4月15日，英军接管了该集中营，在短短几天内就恢复了水和食物供给，而且还修复了各种做饭设施。有一名囚犯是医生，此人后来汇报到曾亲眼看见200多次囚犯自相残食的场景。克莱默经常在露天点名，不管天气有多么寒冷或潮湿，这使囚犯们的生存状态愈发恶劣。此外，传染病也开始肆虐；其中斑疹伤寒就夺走了数千名囚犯的生命。幸亏囚犯中有的人是医生，若非他们的努力，情况会更严峻。尽管如此，但在1945年年初至4月中旬期间，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里仍然有大约3.5万人死亡。英军于1945年4月15日接管了该集中营，但他们也无法挽救另外1.4万名囚犯的生命，因为他们身体太虚弱了，已病入膏肓，或者严重营养不良，无法康复。[137]总体而言，据估计，在战争最后几个月，整个德国大约有20万至35万名集中营囚犯在“死亡行军”中丧生或直接丧命于被关押的营区，换言之，1945年1月仍囚禁于集中营的所有囚犯，四个月后，有一半的人都已经死亡。[138]

四

在战争最后阶段，德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多次空袭。轰炸几乎每天都在进行，而且有时候强度之大，甚至造成了风暴性大火，其破坏力度可与1943年夏天汉堡所遭受风暴性大火的破坏力度相匹敌。在马格德堡，1945年1月16日，风暴性大火杀死了4,000人，而且该城镇1/3的地方被彻底夷为平地；更雪上加霜的是，当天夜晚，72架蚊式战斗轰炸机朝地面投掷地雷和炸药，消防队和清理队的工作因此被迫中断。此外，敌方还投掷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引信炸弹，使地面形势愈发危险。蚊式战斗轰炸机速度快，飞行距离远，由它们组成的飞机中队在德国各城镇上空随意飞行，不断引起各城镇的德军拉响防空警报并调遣防御性兵力，唯恐大规模的空袭即将来临，如此一来，这些飞机中队大规模地扰乱了德国城镇正常的生活秩序。1945年2月21日，超过2,000架轰炸机袭击纽伦堡，夷平了该城市的大部分区域，并切断了当地的水电供应。两天后，也就是在1945年2月23日和24日夜晚，360架英国轰炸机对德国西南部城镇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发起空袭，这也是该城镇在战争期间所遭到的唯一一次空袭。在空袭中，英国轰炸机连续进行了22分钟的狂轰滥炸，火力之密集，造成了风暴性大火，不仅摧毁了普福尔茨海姆的市中心，而且整个城镇7.9万名居民中有1.7万人丧生。另一方面，柏林在该阶段也遭到了战争期间规模最大、破坏力最强的一次空袭。1945年3月3日，超过1,000架美国轰炸机在白天进攻德国首都柏林，不仅柏林市中心遭到大面积摧毁，而且超过10万人在此次轰炸中变得无家可归，居民们的水电供应也被切断，另外还有近3,000人遇难。在苏联空军的要求下，超过650架美国轰炸机于3月12日摧毁了斯维内明德（Swinemünde，今希维诺乌伊希切［Świnoujście］）的港口——许多德国民众为躲避逐渐逼近的红军而逃到这里避难——结果导致大约5,000人丧生，虽然民间谣传的死亡人数要多出很多倍，但并无依据。随后，多特蒙德也遭到空袭，与其他最近几次空袭一样，此次空袭的主要目标也是摧毁当地的交通和通信中心。3月16至17日，维尔茨堡遭到空袭，225架英国轰炸机摧毁了当地80%以上的建筑区域，并导致大约5,000民众丧生。1945年4月14至15日，英国对波茨坦发动空袭，这也是战争期间英国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夜间空袭，结果造成至少3,500人丧生。[139]

在战争最后阶段，德累斯顿遭遇了同盟军最致命的空袭。截至此刻，这座易北河上的巴洛克城市还没有受到空袭威胁。然而，德累斯顿不仅具有文化纪念碑式的地位，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通信中心和军工业中心。苏联军队此刻已经逼近易北河，而为了支援苏联军队，同盟国将向德累斯顿发动空袭，目的是破坏城内及其周围的公路和铁路运输系统。德国方面的抵抗意志将被进一步动摇。1945年2月13日，英国轰炸机对德累斯顿市中心发动了两次无特定目标的轰炸，它们既没有遭到地面高射炮的阻击，也没有遭到德国战斗机的抵御，因为高射炮已经被撤掉并转移到更东面，去抵御持续逼近的红军，而战斗机因为没有燃料，所以只得停在地面。当天天空非常明亮清晰，空降引导队轻而易举地就能完成开道任务。英国空袭结束后，紧接着美国轰炸机又在白天发动了两次空袭。空袭持续时间较长，以及密集的火力，引起了风暴性大火，结果摧毁了整个市中心以及大部分郊区。其中一位居民写道，整个城市“因为街衢狭窄，建筑密集，所以成了一片孤立的火海。熊熊火焰将夜空染成一片血红”。[140]空袭造成3.5万人死亡。[141]对于德累斯顿的居民而言，这几天仿佛就是世界末日，而其中一位居民就是维克多·克伦佩雷尔。他是德国境内所剩无几的犹太人之一，他之所以能活到现在，完全因为他非犹太裔的妻子埃娃对他不离不弃。除了担心随时可能的空袭外，克伦佩雷尔还有其他焦虑的事情。就在德累斯顿遭到首次空袭的早晨，犹太人之家——他此刻被迫居住在这里——接到命令，宣布德累斯顿剩余的犹太人将于16号被转移。该命令声称，他们之所以被转移，是因为有劳动任务，但由于犹太儿童也被列入了陪同转移的名单，所以此次转移的真正意图究竟为何，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克伦佩雷尔本人不得不将复印的名单分发给那些被点名撤离的人。虽然他本人不在名单上，但他确定自己将会出现在下一份撤离人员的名单上，对此，他完全不抱其他幻想。由此可见，甚至在战争最后几个月，纳粹当局也在不断地推进执行灭绝计划。[142]

就在这天夜晚，当克伦佩雷尔正在思考他可能即将面临的命运时，第一拨轰炸机飞到德累斯顿的上空，开始投掷弹药，其数量之大，足以产生致命的破坏。克伦佩雷尔起初躲在犹太人之家的地下室，但他所在的犹太人之家受到了炸弹气流的严重冲击，于是他走到楼上来。他看到窗户在气流的冲击下都溅落在了屋里，到处都是玻璃碎片。“外面明亮得就像白天一样。”街道上的风十分猛烈，这都是由市中心强烈的风暴性大火引起的，此外，爆炸产生了持续不断的气流。“随后，我身边的那扇窗户也发生了爆炸。我的右脸被一块发着光的硬物击中。我立刻用手捂住右脸，手上全沾满了血，好在我还能感觉到我的眼睛，没有被炸飞。”在一片混乱中，克伦佩雷尔和他的妻子走散了。克伦佩雷尔将妻子的珠宝和自己的手稿装进背包，然后吃力地爬出了房子，他穿过已被炸得只剩一半的地下室，然后跳进炸弹炸出的一个大口，随后爬到街上，加入了人流。人群穿过一个个花园，正朝着一个大的露台奔去，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城市，他们认为在那里呼吸起来要容易一些。整个城市都被吞噬在火焰中。“只要当露台一边星星点点的火光汇成一股朝我窜来，我就躲到另一边。”后来又开始下雨。克伦佩雷尔用一床毯子把自己裹了起来，他俯瞰着城市里的塔楼和其他各种建筑，它们燃烧着，泛出白色的光，随后坍塌，化作一堆堆灰烬。他走到露台边缘，竟然碰到了自己的妻子，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如此幸运地与她重逢。他的妻子还活着。她之所以能死里逃生，是因为有人将她拽出了犹太人之家，然后把她带到了附近一个专门留给雅利安人的地下室。在地下室里，她想抽一支烟来缓解压力，但苦于没有火柴，这时，她看到“地上有东西正在泛光，她想用这个东西来点火，走近一看，发现这是一具正在燃烧的尸体”。[143]与其他许多人一样，她也是穿过市区这个人间地狱后来到这个公园的。

这时，克伦佩雷尔的朋友艾森曼（Eisenmann）——另外一名幸存的犹太人——牵着自己的一个孩子朝克伦佩雷尔夫妇走来，他与其他家庭成员都走散了。艾森曼提出了一些很中肯的建议。“你必须把身上的犹太之星摘下来，”据克伦佩雷尔称，当时艾森曼对他这样说道，“就像我已经把自己身上的犹太之星摘下来了一样。埃娃听从了他的建议，立刻用一把小刀把我衣服上的犹太之星撕了下来。”事实上，这样，克伦佩雷尔夫妇就可以很好地隐藏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在一片混乱和破坏中，盖世太保以及其他相关当局至少暂时还没有工夫来围捕剩余的犹太人，他们需要应付其他事情，而且无论如何，他们的撤离人员名单或许已经被摧毁了。克伦佩雷尔和他的妻子缓慢地沿着河岸边行走：

在我们上方，一幢一幢的建筑物燃烧成了灰烬。而在下面河边，许多人正沿着河岸前行，有的人则坐在地上休息。棒形燃烧弹的长方形空弹壳落下来，扎入被掀开的泥土，密密麻麻到处都是。上方道路边的许多建筑物内还在燃烧。有时，走着走着我们会看到小的捆状物，外边裹着衣服，那是死人，他们零零散散地躺在地上。其中一个人的头颅已经和身体扯开了，头顶是一个深红色的碗状物。我们还看到一只手臂横在地上，连着一只苍白精致的手，就像人们在理发店橱窗上看到的蜡制模特一样。一辆辆汽车被烧得只剩金属框架，停车用的车棚也燃为灰烬。有的人之前还从市中心抢救出少量东西，他们此刻用手推车推着，上面覆着被褥或是其他东西，有的人直接坐在箱子和捆好的行李上。人群不断地在由尸体和被毁车辆堆成的小岛中穿行，浩浩荡荡沿着整个易北河前进，沉默而焦虑。[144]

克伦佩雷尔夫妇艰难地穿过仍在燃烧的城市，然后来到犹太人之家，结果发现那里几乎已被彻底摧毁。克伦佩雷尔向一支救护车队求救，请他们治疗自己的眼睛。随后，这对夫妇就被带到了一个医疗中心，他们可以在那里睡一觉，而且还能吃一点东西。最终，他们所有人都被带到了城外的一个空军基地，并在那里获得了更多的食物。同时，克伦佩雷尔在那里也得到了更好的医治。登记时，他用的是自己的真实姓名，但他没有佩戴暴露身份的犹太之星——自1939年初，在法律强制要求下，他就一直佩戴着——所以他并未被认出来。之后，他们夫妇冒着被处死的危险搭乘火车离开德累斯顿前往北方，并最终抵达皮斯科维茨（Piskowitz），曾在他们家当过佣人的阿格内斯（Agnes）生活在这里。阿格内斯给他们提供了庇护所，并向他们保证，自己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曾给一对犹太夫妇当过家庭佣人的经历。当地行政长官问了克伦佩雷尔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你不是犹太裔或犹太混血吧？），克伦佩雷尔坚定地予以否认。[145]与其他许多犹太人一样，对他们夫妇而言，战争最后几个月充满混乱和破坏，这反而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生存机会。他们欣然接受。

只有那部分最冥顽不化的纳粹分子才将同盟国的空袭视作一股鞭策力量，能刺激大家进一步反击同盟国。同盟国轰炸德累斯顿后不久，路易丝·索尔米茨就碰到了一个在宣传部工作的熟人：

我说99%的汉堡市民都想让这些空袭终止，此外，我们还不得不忍受随之而来的后果。听到这话后，某某人就大吼道：“那些人肯定疯了！愚蠢的老百姓才会这么想！我们要对得起历史，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一旦战败，无论你多么巧妙地书写，都无法掩盖失败的惨淡后果。”……在他看来，德累斯顿空袭是“历史上有组织的、规模最大的谋杀运动”。[146]

在战争后半段，索尔米茨大部分时间都在想方设法地让一家人能生存度日。尽管她本人并不吸烟，但也申请了香烟的定量配给卡，正如她本人记载的那样，因为“香烟就是钱，而且是实实在在的钱”。正因如此，她才能用香烟来交换定量供应的食物，养活她襁褓中的外孙。在1943年6月底的空袭中，通向她家的天然气供应管道被切断了，直到1944年1月才被恢复。但不管怎样，到了1945年年初，相关当局打着所谓“节气日”和“省钱日”的旗号，定期地切断气和电的供应。同样，原本供4周使用的定量配给卡此刻也不得不当作5周的来用。1944年年底，官方的食物定额开始缩水，缩水后的食物定额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水平都不能保证。在1945年1月的第二周，每个月的面包定额由10.5千克削减为8,750克，而到了4月中旬，更进一步减少为3,600克。在同一时期，肉的定额由1,900克削减为550克，而油的定额则从875克猛跌为325克。[147]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在迅速坍塌。“我已到了身心俱疲的地步，我的体力已全部透支，我再也动不了了。”路易丝·索尔米茨在1945年4月9日这样绝望地写道。[148]

路易丝·索尔米茨最终也开始不再相信希特勒。一方面，德军战败并撤退，这对包括她在内的整个德国上下都造成了很大影响，而另一方面，自己的家乡汉堡不断遭到空袭，也令她感到精疲力竭。但她非常谨小慎微，甚至在自己高度私密的日记中，也未曾极其直白地袒露这种思想变化。1942年9月8日，她思考着德国同胞以及当前所处的局势，然后捋了捋思绪，写道：

在我看来，只有懂得自律的人才是真正伟大的人，因为不懂自律的人不仅当下会招致报复，而且以后也会遭到惩罚。俾斯麦懂得如何克己，懂得如何避免让成功的力量冲昏自己的头脑，懂得如何运用自律法则来抗衡人的本性，这种本性往往会让征服者自我膨胀。能像他这样的人的确为数不多，绝大部分征服者都很难逃出自我毁灭的命运。[149]

路易丝·索尔米茨的女儿吉塞拉在看护其刚出生的儿子理查德（Richard）时永远地离开了，直到此刻，索尔米茨才彻底站在了希特勒的对立面。索尔米茨一想到她和丈夫弗里德里希可能会在轰炸中遇难就感到害怕，但一想到这会严重威胁到他们襁褓中的外孙——一名无辜的德国未来接班人——她就不寒而栗。此时，她对希特勒只有“恨”和“诅咒”。“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那就是只有我们自己人时，每听到一枚炸弹，我就会说‘让希特勒不得好死’”她这样写道。[150]她们一家人开始称纳粹分子为“雅斯佩斯先生”（Herr Jaspers），如此一来，全家人就可以大胆地讨论纳粹体系的衰落和即将来临的灭亡，即便有人偷听到他们讲话，他们也不用担心会被捕。每次戈培尔或其他纳粹领导人在广播上讲话时，他们都会冲到房间对面去把广播关掉。[151]民众们对希特勒的信任以及对纳粹政权的支持本就所剩无几，而连续不断的轰炸将这仅存的信任和支持都被消磨得荡然无存。

随着德国陷入愈发紧迫被动的局势，偷窃和非法的黑市贸易成为唯一的生存方式。此外，抢劫也日趋猖獗，尤其是1944年夏天以来。例如，在1944年秋天的短短两周内，埃森就有超过90家杂货铺遭到劫掠。夜间空袭时，店主们都不在店铺，人们正好利用这个间隙。店铺在轰炸中被损毁，这给打劫者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拿的都是少量的食物和衣服。相关当局增加了巡警数量，盖世太保也在外籍工人居住的社区安插了更多的告密者。1944年9月，盖世太保们得到授权，可以当场处决打家劫舍者；1944年11月初，帝国保安总局将该命令正式确定下来。起初，该命令是专门针对来自东方地区的工人，后来适用于所有外籍工人。因此，本质而言，这是在鼓励地方警察当局和行政管理机构将这些事情都揽入自己的职权范围。人民冲锋队的成员被安排去看守遭到炸弹损毁的建筑物，而且当来自东方地区的工人被发现在遭到轰炸的地方打劫时，人民冲锋队员有权逮捕并直接枪杀他们。1944年10月，在距科隆不远的德国西部小镇达尔海姆（Dalheim），一名盖世太保官员碰到了一些来自东方地区的女性工人，她们手中拿着的东西似乎是打劫而来，见此，这名官员命令手下逮捕了其中7名工人。经审问，她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第二天，该官员就下令将其全部枪决。有时，当地民众也会加入抓捕行动中。例如，1945年年初，在奥伯豪森（Oberhausen），一名总机话务员在下班回家路上留意到四名东方工人从一幢房子里面窜出来，生活在这幢房子里的人们显然已经到防空洞里面避难去了。见此，他聚集了一帮人，抓住了其中一名工人，随后对其拳打脚踢。这名工人承认偷了一些土豆，然后就被带到武装部队的一个办事处，办事处工作人员给了该话务员一把枪。这名话务员将自己抓获的这名囚犯押到一个运动场，一群看客也蜂拥而至，他们开始用棍子和木板殴打该囚犯。随后，话务员就对着此人开了一枪，但他并未当即死亡；当他躺在地上挣扎呻吟时，整群人就围拢来，将他活活打死。[152]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外籍工人开始逃跑或者藏匿起来，这完全不足为奇。很多时候，被允许回乡探亲休假的法国工人直接一去不返。以法本公司位于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的工厂为例，在被允许于1943年5月和6月回乡探亲休假的西欧工人中，整整68%的人再没返回。然而，如果出台命令，禁止探亲休假，那么在这些工人中很有可能爆发大范围动乱；而且，相关当局也不可能针对他们采取惩罚措施，因为他们都来自“友好”国家。在抛弃工作的工人中，一半或以上的工人都来自东方地区，而且毋庸置疑的是，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事实上，他们逃回家乡的成功率很低，但他们中许多人都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尤其是当这份新工作与他们丢弃的工作相比技能要求更低时。绝大部分工人想方设法地转移至尚未受到轰炸威胁的区域。盖世太保组织大范围的搜捕行动，加强了在火车站、酒吧以及各公共区域的检查，成功地追捕了其中许多人。按照阿尔贝特·施佩尔的说法，到了1944年，每年的逃跑者数量飙升到至少50万人。施佩尔坚持认为这些逃跑工人对于战争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所以当他们被捕后，最重要的就是把他们送回原来的工作地点。越来越多的外国劳动者称病请假，或者故意放慢回来的进度。1944年5月，警察在一名法国工人的口袋里发现了这样一封连锁信：“完美法国工人的十诫：1. 在工厂放慢步伐；2. 下班后加快步伐；3. 频繁上厕所；4. 不要太努力工作；5. 多去麻烦工头；6. 给美女献殷勤；7. 经常去看病；8. 别指望有假期；9. 保持卫生；10. 常怀希望。”[153]有的工人故意破坏他们被迫生产的武器。其他一些工人则毛手毛脚，制造出来的都是次品，因为他们确实已经精疲力竭，而且营养不良。

几乎每个人都采取过诸如此类的抵制或违抗行为。在有的地方，外国劳动力中的共产党员还组织了秘密抵抗运动，但这些抵抗运动的主要目标也只是组织逃跑，或是找出并对付告密者。而更常见的则是由逃跑的外籍工人组成的小团伙，他们躲藏在被炸得满目疮痍的建筑物中，靠耍小聪明过活，而且很多时候跟德国年轻人混迹在一起。通常情况下，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来自黑市。正如路易丝·索尔米茨所言，随着食物供应日趋紧张，烟草成为一种货币，必要时可以用来换取面包和衣服。同来自东方地区的工人相比，来自西方地区的工人，尤其是法国工人，能得到更好的报酬，而且他们在国内的亲属还经常给他们寄来食物包裹，因此，他们能利用这个优势搭建一个兴旺的地下食物市场，而苏联和意大利工人亟需这些食物。俄罗斯的战俘和普通强制性劳动力因为缺乏购买能力，所以开始用废弃的工业材料制作小玩具或其他小装饰品，然后拿到街上或直接在工厂里面兜售。但不久后，相关当局就禁止了他们这种行为，称他们使用的这些原材料对战争经济极为重要。[154]大规模的帮派团体开始出现，在诸如此类的危险贸易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截至1944年9月，同盟国军队逐渐逼近，此类团体得到进一步发展，数量不断增长，这在德国西部被毁的城镇中尤其明显，其中典型就是科隆。这些团伙往往都有武器装备，根本不害怕与警察决一死战。在科隆，其中一个团伙由大约30人组成，成员主要是来自东方地区的工人，据报道，他们以偷抢食物为生。当该团伙在一次枪战中被盖世太保粉碎——一名警官也被击毙——后，其首领米什卡·芬恩（Mishka Finn）又加入了另一个团伙。新加入的这个团伙由一名德国人领导，此人曾是一名集中营囚犯，而团伙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逃兵和越狱犯。该团伙与一个名为“雪绒花海盗”（Edelweiss Pirates）的组织合作。雪绒花海盗是一个更具政治色彩的团体，由年轻一辈的工人阶级组成，他们曾攻击过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也曾抢劫过杂货铺和其他经营场所。当雪绒花海盗将目标设定得更高，开始计划炸毁盖世太保位于科隆的总部时，警察发现并逮捕了他们的成员。1944年10月25日，警方公开绞死了其中6名成员——全都是来自东方地区的工人——而且现场有很多围观者。随后，警方又于1944年11月10日公开处决了这个德国团体的13名成员。[155]

然而，公开处决也未能彻底终止科隆城里的这些团伙活动。事实上，不久后，盖世太保与另一个由东方地区工人组成的团伙进行了战斗，而科隆地区的盖世太保负责人也在此次交战中丧命。杜伊斯堡的其中一个团伙有100多人，他们几乎每天都打家劫舍，严重地扰乱了秩序，而盖世太保的回应方式就是不断增强大规模逮捕和处决的力度。这个团伙也是由来自东方地区的工人组成，其中24名成员于1945年2月在杜伊斯堡被枪决；随后在3月，杜伊斯堡又有67人被处决，其中一部分是德国人，相关当局怀疑他们给这个团伙的成员提供庇护。在埃森，当地的盖世太保负责人联同在杜塞尔多夫的上司，下令将35名囚犯带出警察监狱并予以枪决，他们绝大部分人之前都曾因涉嫌抢劫或入室盗窃而被捕。1945年3月20日，来自东方地区的工人有30名在伍珀塔尔附近被处决，23名在波鸿被处决，11名在盖尔森基兴被处决。在多特蒙德，盖世太保于1945年3月和4月枪决了大约240名男女。因为同盟国军队此时即将进入多特蒙德，盖世太保因此抢在他们之前实施了这些杀戮。这些受害者因涉嫌劫掠、盗窃、参与共产党抵抗活动、从事间谍活动，以及其他各种罪名而锒铛入狱。德国即将战败的愤怒情绪不仅滋长了一股复仇意念，也激起了一股恢复纳粹秩序观的欲望，他们所处的世界正迅速陷入混乱的泥沼，盖世太保眼中的那些劣等种族者正在德国西部的各主要工业城市无所阻拦地穿梭漫游。事实上，该区域的团伙活动与其说是由公开反对纳粹政权的欲望所驱使，毋宁说是生存所逼。然而，在统治当局看来——也是其一贯的观点——这些活动归根结底都是具有政治色彩的，自始至终也都是意识形态层面的。[156]

五

据苏联方面估计，红军在战争中总共折损了1,100万士兵、10万架以上飞机、30万门以上火炮以及近10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但按照其他一些官方机构的估计，红军在兵力上的损失要惨重得多，事实上，有的机构甚至认为他们折损了2,600万军人。红军部队既未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也未受过良好教育，而且很多时候甚至完全没有准备。红军损失惨烈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战争最终结束。其实，同红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每天折损的坦克数量相比，他们在最后攻打柏林的战役中，每天折损的坦克数量更多。斯大林为赢得胜利不惜一切成本，而他手下的将士们付出了高昂得吓人的代价。红军将士们都被告知必须绝对服从命令，不得有丝毫怀疑，并且不得自作主张。通常情况下，红军并没有发动策略高明的进攻，相反，他们直接朝敌人战线发起正面攻击。这让红军遭受了惨烈的损失，以至于红军虽然有充足的资源，也需要不少时间才能彻底恢复。如果红军的军事领导层多一分智慧，少一分不计成本的挥霍态度，那么赢得东部战线战争的时间会大大提前。[157]然而，最重要的是，苏联军队因为忍受了长期的痛苦，而且蒙受了无可估量的惨烈损失，这在他们的必胜信念中注入了一剂强烈的酸楚感和对敌人极端的仇恨。这一点在他们刚抵达德国边境时显露无余。

1944年7月，苏联军队来到马伊达内克集中营，这也是整个同盟国军队发现的第一个集中营。里面的营房和院子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体——有俄罗斯人的尸体，波兰人的尸体，以及许多其他族裔的尸体，当然，还有犹太人的尸体。面对眼前的场景，通信员们感到毛骨悚然，随后，他们又去了毒气室——德国人当时已来不及将这些毒气室拆除。成千上万的红军士兵被带领着参观了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他们要亲眼看看德国人的暴行。此前，德国人蓄意饿死数百万苏联战俘的故事已广为人知，此时，苏联的主要日报《真理报》（Pravda）更是对该集中营的场景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报道。随着苏联部队继续向西挺进并进入德国境内，他们进而发现了其他杀戮中心，其中不仅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还包括克洛加（Klooga）这样的小规模集中营。克洛加位于塔林附近，摄像师们将那里遇难的犹太人尸体拍了下来，这些尸体垒得高高的，下面已经垫好了木头，准备用来将尸体全部焚毁，但德国人还没有来得及点火就撤离了。数年来，苏联军队已经忍受了德国人给他们带来的诸多痛苦，他们对德国人积怨已深，而此刻这些场景更是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象，愈发加剧了他们心中的怒火。苏联军队进入德国后，发现这里的生活水平与他们自己国家的生活水平相比，高得简直难以置信，像基辅和斯摩棱斯克等城市被炸毁和劫掠的记忆又再次浮现在眼前，并被强化。既然德国这么富裕，那么德国人为什么还要发动战争呢？这种霄壤之别的对比似乎只能进一步加深俄罗斯士兵的愤怒。“我们要复仇，”1945年1月，一名俄罗斯士兵进入东普鲁士后这样写道：“要为遭受的所有痛苦复仇……我们眼前的一切都再明显不过地表明，希特勒洗劫了整个欧洲来满足双手沾满鲜血的德国人……他们商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来自全欧洲的商铺和工厂。”[158]“我们对德国和德国人恨之入骨，”另外一名士兵写道，“很多时候，你都能看到老百姓横尸街头……我们要对德国人以牙还牙，让他们尝尝自己所施暴行的滋味。你只要想想马伊达内克的场景就够了。”[159]早在1941年，德军接到命令，将苏联政委列为专门的迫害对象之一，而此刻，政委们也催促苏联军队实施报复。“士兵们在战争中积压的怒火必定难以平息。”当时，一条广为人知的苏联政治口号这样宣传道。“你说我们对德国应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另外一名士兵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审判已经开始，我们军队在德国领土上的这段征程将永远地烙在他们的记忆中。”[160]

苏联的军事和民事当局都下令将德国的沦陷区洗劫一空。他们运走了大量的铁轨、火车头、铁路货车、武器、弹药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东西，用来尽可能地补充战争中被摧毁的苏联工厂和设备。当美国人于1945年来到柏林时，他们发现柏林城中80%的工业机械装置都已被转移到苏联。艺术品也是苏联官方批准的劫掠对象之一。德国人在仓皇撤退时无法带走不计其数的艺术品，与整个欧洲的其他艺术品一样，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将这些艺术品留在地下室、矿井和其他隐秘处，以防止其遭到战火和爆炸袭击的毁坏。苏联艺术品收复别动队在乡村地区四处搜寻这些藏品，他们将成功找到的艺术品带回了位于莫斯科的一个专门储藏处。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的大科塔（Groscotta）村庄找到了一条很深的采石场隧道，发现了德累斯顿各个博物馆藏在那里的大量油画，其中包括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Sistine Madonna）和伦勃朗的《诱拐伽倪墨得斯》（Abduction of Ganymede）。巨大的帕加马祭坛（Pergamon Altar）也被拆卸带走。1949年后，最终有150万件文物返还东德，但还有很大一部分文物下落不明。例如，不来梅的市长为了安全起见，曾将不来梅的艺术品送到离柏林不远的一座城堡，后来，红军找到了该城堡。维克托·巴尔金（Viktor Baldin）是一名俄罗斯建筑家，也是一名红军，他前来检查这些藏品，发现这些珍贵的艺术品零零散散地分布在该区域，他竭尽所能地将它们重新整理起来。有一次，他还用一双靴子跟一名俄罗斯士兵换了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一幅蚀刻版画。一方面，巴尔金将他发现的数百幅素描画妥善地保存起来，并寻求机会将其还给不来梅市；而另一方面，不久之后，出自这同一地方的其他艺术藏品就开始出现在艺术品市场。迟至1956年，依然有一名交易商用150马克和一磅咖啡从一位德国妇女那里换来一幅克拉纳赫的作品。甚至在1990年以后，俄罗斯人依然霸占着其中许多“艺术战利品”，而且他们还尖锐地反问道，由于入侵德军的所作所为，他们俄罗斯人自己的很多文化瑰宝都下落不明或毁于一旦，所以凭什么要将这些劫掠而来的艺术品还给德国。[161]

此刻，红军普通士兵开始随心所欲地抢劫掳掠。战争最后几个月的战斗极其惨烈，这只能给红军士兵的愤怒情绪火上浇油。多年来，他们不仅忍受着希特勒给他们造成的痛苦，而在此之前，也忍受着斯大林给他们施加的苦难，所以，他们内心郁积着强烈的愤懑和绝望情绪，此刻，他们或许是在发泄释放这些长久的压抑。与1941年进入俄罗斯的德军士兵如出一辙，此刻，在阳刚尚武精神的凝聚下，红军士兵各作战分队紧密协作。他们恣意妄为，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暴行，但这并非由于他们纪律涣散，士气受挫，相反，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他们的团结精神和集体意识，这种品质是他们在残酷战争中铸就的。德国人也劫掠过，也破坏过，所以现在为何不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呢？红军普通士兵目之所及，无所不取，将军规法则弃置不顾。食物是最重要的劫掠对象。士兵们洗劫了专供德国军人消费的商铺，闯入红酒地窖，喝得酩酊大醉，并大量地将食物包裹寄给家乡的亲人。军官们拿走了稀有书籍、油画、猎枪、打字机、自行车、床上用品、衣服、鞋子、乐器，此外，还专门抢走了收音机，这是他们国内罕有的珍贵物件。所有的将士都偷腕表。在库尔斯克的火车终点，每个月苏联士兵从德国寄回的包裹总量由1945年1月的300个飙升到4月的5万个。到了1945年5月中旬，大约2万辆载满战利品的铁路货车等待着卸货或是继续驶往其他目的地。除了这样的劫掠外，红军也实施了种种暴力，采取了毫无意义的破坏行动。[162]红军士兵将房子，农场，甚至整个城镇、村庄都付之一炬。他们枪杀的普通民众数以千计，男女老少均不例外。1945年2月，一名士兵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当你驱车穿过一个熊熊燃烧的德国城镇时，你的心里洋溢着无限的欢喜。我们正在为之前的一切复仇，而且我们的复仇完全正当合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血债血偿。”[163]

受仇恨和报复情绪的驱使，以及似乎无穷无尽的烈酒的刺激下，红军士兵沉浸在强奸德国妇女以及对她们施加性暴力的恶行中。虽然红军士兵经年累月地受到性压抑，但本质而言，他们此时之所以实施性侵犯，绝对不是纯粹为了宣泄这压抑已久的生理欲望；相反，他们这样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其中最突出的两个就是仇恨和侵略欲望。在德国，红军部队遇到的绝大部分成年民众都是女性，因为德国男性或者已经死亡，或者仍在战场，或者在军工厂工作。苏联士兵对德国人恨之入骨，因此，德国女性此时自然成为他们泄恨的对象。后来有人采访德国女性，她们都回忆道，当她们极力反抗时，苏联士兵并未讲述类似的德国士兵强奸俄罗斯女性这种故事，相反，他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即一名德国士兵从一位母亲怀中拽下她的婴儿，然后将其不断撞击在墙壁上，孩子的母亲发狂地尖叫着，孩子的脑浆也溅在了墙上，而这名士兵却在恣意地笑”。[164]毕竟，是德国人无端地侵略了俄罗斯，并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死亡、痛苦和破坏。必须给德国人一个教训，一个永世难忘的教训。正如一名红军士兵写道：“很明显，如果我们此刻不着实地吓吓他们，就难保他们以后不再发动一场战争。”[165]

一名年轻的红军军官碰巧遇到了一支红军小分队，这支小分队刚追赶上一队往西逃离的德国难民。据这名军官后来回忆：“妇女、母亲以及她们的孩子都躺在道路两侧，她们每人面前都站着一队士兵，士兵们在那里吵吵嚷嚷，均脱下了裤子。那些正在流血或已经失去意识的女性被粗鲁地拉到一边，而那些试图救自己孩子的母亲被士兵直接枪杀了。”一群军官站在附近“龇牙咧嘴地笑”，确保“每名士兵无一例外地都参与其中”。[166]德国妇女学会了藏起来，尤其是在天黑之后。而那些年轻貌美的德国女性则学着找一名苏联士兵——更倾向于是一名军官——当情人兼保护人。1945年5月4日，一位匿名的德国女性在日记中写道：“毋庸置疑，我们逐渐开始幽默地看待所有强奸行为，这也是一种调侃危险、丑陋事物的幽默。”[167]她非常自得地写道，当最初的愤怒发泄完毕后，俄罗斯士兵更喜欢选择丰满圆润的女性当他们的受害者，毫无意外地，这类女性往往是纳粹官员的妻子。[168]

由于害怕红军抵达后自己可能遭遇的悲惨命运——他们完全有理由这么认为——数百万身处境外的德国人在苏联部队进军前就已经从居住地逃离了。在1941年和1942年，当德军朝欧洲其他国家进军时，路上挤满了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在内的逃离德国的队伍，他们奔向欧洲其他地方——从比利时到白俄罗斯，无所不包——唯恐德军侵入自己的国家后，自己也将遭到屠杀。而此刻，在1944年和1945年，我们又看到可怜的逃难队伍往德国方向撤离，只不过这次整个逃难队伍都由德国人组成。幸运一点的人可以用小汽车或马拉车运载他们的财物，而那些运气不佳的人就只能艰难地徒步跋涉。许多儿童在路上就被活活冻死了。有的难民找到了尚未被毁坏的铁路线，并在火车上占得一席之地。一部分城镇的纳粹官员将难民们塞进敞篷的铁路货车，他们一路上在车里冷得直打哆嗦，而且也没有食物和水。据报道，当这样一列车抵达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时，整车难民的“身体状况都糟糕透顶。他们不仅身上爬满了虱子，而且还患上了疥疮等各种疾病。经过长途行驶，很多人都已经死了，尸体就躺在这些敞篷的铁路货车里”。[169]接近1945年年末时，每天乘火车抵达柏林的难民多达5万人。1945年2月中旬，据纳粹当局估计，超过800万人正向西逃离，奔向第三帝国的心脏城市，柏林。在波罗的海海岸，大约有50万难民被困在但泽，空运或海路而来的食物包裹经常被饥肠辘辘的德国士兵抢走。另外还有20万人因战争被困在皮拉乌（Pillau）这个港口小城。当地官员以及高级别行政区的官员们都开始组织海路撤离。休闲组织“力量来自快乐”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Wilhelm Gustloff）游轮载着大约6,600名难民从格丁尼亚港口出发，驶入波罗的海。一艘苏联潜水艇碰巧遇到了这艘游轮，发射了3颗水雷，将其击沉，船上5,300人遇难。但这并非唯一一艘被击沉的难民船。这一惨无人道的行径使苏联海军招致了严重的控诉，面对来势汹汹的口诛笔伐，他们声称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运载的全是U艇海员。苏联海军知道，海军元帅邓尼茨曾下令，与普通民众相比，优先撤离军队成员。然而，他们这次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尽管如此，但这艘击沉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游轮的潜艇艇长仍然获得了嘉奖。此前，他因与一名外国女人保持长期的不正当关系被发现后，而被判处监禁，而此刻，作为奖励，他被豁免了牢狱之刑；此外，1990年，他还被追授“苏联英雄”的称号。[170]

地图22　德国难民和被驱逐者，1944—1950年

此时，有些德国人还留在东方被德国占领的沦陷区，他们的未来变得异常艰难。战争期间，他们是当地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种族，经常实施惨无人道的暴力统治。此时，德国战败了。虽然已有数百万德意志人逃离，但在随后的几个月，捷克、波兰和其他重建政府强制驱逐了自己国内剩余的全部德意志人，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在1944—1947年间，总共有大约1,100万德国难民和被逐者抵达第三帝国。同样，西面的情况也如出一辙，当地德国人在逐渐逼近的同盟国军队抵达前就已大量逃走。在自己家乡阿尔蔡——一个位于莱茵兰的小城镇——洛蕾·瓦尔布看到当美军快兵临城下时，民众们都忙着收拾行囊。“一辆辆逃离的小轿车不间断地驶过我们这幢小房子，一整晚都没有停止过，”1945年3月26日，她这样写道，“这些车全都来自前线，正朝着东部方向驶去。”据她估计，整个城镇1/4的人都加入了难民队伍。[171]在1945年的头几个月，德国到处都有民众在迁移，到处都弥漫着无休无止的来自暴力和死亡的威胁，所有人都在恐惧和希望的复杂情绪中等待着最后的结局。

* “力量来自恐惧” 的德文是“Kraft durch Furcht”取代“力量来自快乐”的德文是“Kraft durch Freude”。

† 指陆军上将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美军在北非和欧洲战场的主要指挥官。

第三节

最后的战败

一

在战争最后几个月，整个德国境内到处都遭到了严重破坏，陷入了极端混乱的局面，而希特勒在德国民众中的影响力也终将不复存在。1945年3月28日，党卫队保安处指出，甚至连统治当局的支持者也在批判希特勒。希特勒曾一次次保证德国将取得最终胜利，而此刻，没有人再相信这些诺言。[172]据报道，有人曾这样问：“那么你认为德国人已经完全没有思考能力了吗？那么你认为仅凭这些乏力言辞和空头承诺就能让德国民众继续坚守胜利信念吗？”1941年，希特勒宣布俄罗斯最后一批准备就绪的作战师已被彻底歼灭。俄罗斯人此时已经兵临城下，“如果我们不再相信元首说的话，那么谁又会把它当真呢？”[173]党卫队保安处不得不承认：“我们的领导层受到严重质疑，甚至连元首本人亦不例外。”1945年2月24日，希特勒的讲话在广播上被宣读，但这并未在听众中留下有利的印象。吕讷堡（Lüneburg）的一名纳粹党下层官员嘲讽道：“元首又在预言了。”另一个人则说：“这又是陈词滥调。”[174]人们普遍都对纳粹政权感到很愤怒。此时，同战败相比，人们更害怕来自党卫队和顽固纳粹积极分子的威胁。[175]维克多·克伦佩雷尔此刻生活在德国老百姓中，他小心翼翼地隐藏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开始情难自已地同情自己的犹太同胞，脑海中浮现的都是犹太人——“这些可怜人”——过去遭受的苦难。[176]只有少部分人声称依然相信希特勒，并将德国战败归咎于其他人。[177]人们开始将建筑物上的万字符摘了下来，并摧毁了公共场所里展示的其他纳粹标志。[178]

此外，虽然战败已成定局，但纳粹领导层仍未投降，这也令民众们愈发愤怒。那些还清楚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回忆说，当时的军事领导人意识到德国即将战败后就主动投降了，因而挽救了众多生命。“相比而言，兴登堡（Hindenburg）和鲁登道夫真是好人，”其中一个人说道，“发现战败无可避免时，他们就主动终止了战争，而没有让我们继续送死。再看看现在这帮人！他们完全不顾我们的死活，就为了自己还能苟延残喘地统治几个星期……”[179]事实上，数百万德国人将在战争最后阶段丧生。洛蕾·瓦尔布愤怒地思考了希特勒的“滔天罪行”。“为什么，”1945年4月23日，她诘问道，“他到了最后时刻还不放弃战斗？为什么最后关头他还要急匆匆地让德国上下陷入内战？”她称这些为“狂热分子的不理智行为”，并为此怒火难消，显然，她把希特勒本人也算在这些狂热分子中。[180]事实上，希特勒根本没有打算终止这些不必要的死亡和破坏，相反，如果说他确实做了什么决定的话，那就是让这一切变本加厉。1944年秋天，敌军再次入侵德国领土。或许是效仿斯大林，面对这一入侵，希特勒催促实施焦土政策，以迫使敌军无法在这片区域生存下来，就像俄罗斯人在之前战斗中的做法一样。但这个想法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因为同盟国军队的各个基地就能给他们提供充足的物资。焦土政策唯一的受害者只能是当地的德国民众。各政府部门都认为这个想法不切实际，施佩尔也成功说服希特勒放弃炸毁当地的工厂或用水灌注矿井，相反，只是转移重要的零部件，使当地工业生产无法运转。这位装备部部长当时仍然认为，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占领这些沦陷区完全可能，因此想将这些不可或缺的基础生产设施保留下来，以便随时使用。1945年初，德国在突出部之役中战败，苏联军队开始继续挺进，这让施佩尔终于清醒地意识到战败已是必然。他下定决心，必须给德国人民保留一个尽可能健康、有效的经济，以便其能在战后正常运转。因此，毋庸置疑的是，他开始关心自己在同盟国方面的名声。此刻，想要有计划地投降，最主要的障碍就是希特勒本人。据施佩尔后来的描述，1945年2月中旬，他设想顺着通风井将毒气灌入希特勒位于帝国总理府下面的防空掩体。那段时间希特勒抱怨说下面闷得令人窒息，所以施佩尔顺理成章地将空气过滤系统移除了。但施佩尔还得绞尽脑汁地找到一种合适的化学品。希特勒非常担心自身安全，尤其是在7月的炸弹密谋后，他记得毒气比空气要重，所以他下令在自己防空掩体的通风口上方搭建了一个10英尺高的烟囱，并且在房顶周围部署了党卫队哨兵，此外，屋顶现在还安装了探照灯，可以发现夜晚潜伏在附近的任何人。施佩尔悄无声息放弃了通过毒气杀死希特勒的设想。这件事的确存在过还是纯粹幻想出来的，现在仍然没有定论。[181]

1945年3月18日，施佩尔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里面罗列了保存德国经济基础以便战后重建德国的各种计划。在当晚的军事指示会上，希特勒说采取这样的行动毫无意义。德意志民族在适者生存的竞争中已经失败了。未来只属于胜利者。竞争失败后仍苟延残喘的德国人是劣等的德意志人，因为最优秀的都已经战死疆场了。因此，没有必要给他们提供这些基础设施以保证他们的未来生存，不管是多么原始或基本的生存水平，都不用给他们保证。随后，他又愤怒地将矛头指向施佩尔的备忘录。面对这份备忘录，希特勒直接剥夺了这位装备部部长的绝大部分职权。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出台相关法令，这套法令很快就被人们称为希特勒的“尼禄法令”（Nero order），因为据猜测，罗马皇帝尼禄当年就曾下令将整个罗马城付之一炬。第三帝国境内的军事、交通、通信、工业以及补给设施和装备，只要它们有可能落入敌军手中，那么都要将其彻底摧毁。希特勒说：“认为收复失地后，或许可以重新利用未遭损毁或暂时瘫痪的交通、通信、工业和补给设施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想法错误至极。”当敌人最终战败并被逐出德国时，他们只会“留下一片焦土……根本不会考虑这里的人民”。[182]当然，从多个层面来讲，这套法令都只是一个设想；但一旦实施，它将造成难以估量的巨大破坏。阿尔贝特·施佩尔决定予以阻止。他前往各战斗前线，去游说那些与自己观点一致的陆军指挥官们，与他们说好直接忽略希特勒摧毁一切的命令。施佩尔得知党区领导人们打算用水灌注煤矿，炸毁提升机并堵住运河，他和他的团队则偷偷地处理了需要用来实施该计划的炸药和其他装备，然后与党区领导人们见面，劝说他们这个计划根本不切实际。他的劝说取得了一定成效。施佩尔已经与海因里希、莫德尔和古德里安会面，他们都决定在战争条件下尽可能地保存敌军入侵区域的基础设施，无论是东面的还是西面的。[183]

在柏林，希特勒控诉施佩尔试图游说党区领导人违抗自己的命令，并告诉这位装备部部长，如果他还想保住自己的职位，就必须坚定一个信念，那就是德国必将赢得战争。施佩尔表示反对，并说道，战败无可避免。据施佩尔后来回忆，当时希特勒再问了他一次，带着“几乎恳求的语气，在那一刻，我觉得与他平时趾高气扬的样子相比，他可怜无助的样子甚至更具说服力。如果是其他情况，我或许已经心软并妥协。但这一次，面对他的哀怜情绪，我并未让步，因为我脑子里想的都是他那些破坏计划”。[184]希特勒给了施佩尔24小时的时间来想清楚该如何回答自己的问题。施佩尔起草了一封拒绝信，但希特勒的秘书们告知他，希特勒禁止他们用专门的、大字体的打字机打印这封信。希特勒当时已经近视，这个打字机专门用来打印供这位元首仔细阅读的文件。所以，希特勒不会阅读这封拒绝信。施佩尔只得放弃。回到总理府后，施佩尔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我毫无保留地支持你。”希特勒的眼里噙满泪水，充泛着爱意和释怀的光芒。施佩尔也因而避免了被革职的命运。事实上，他获得了亲自执行“尼禄法令”的授权，并恢复了之前的绝大部分职权。在这次谈话后，1945年3月30日，施佩尔劝服希特勒发表了一份关于“尼禄法令”的声明，明确指出，只有在为了防止敌人利用当地工厂来增强自己军事实力时，才能实施毁灭计划。而且只能一定程度地破坏该工厂，不将其彻底摧毁。施佩尔继续与纳粹狂热分子做斗争，他们仍然想摧毁一切。事实上，到了这个阶段，各工业公司及其工人们都强烈地想要保护他们的工厂和矿井，使其免遭摧毁，而且他们中许多人也的确采取了相应行动。[185]无论如何，随着同盟国军队愈发逼近德国的心脏地带，这些争论也越来越上升到了学术层次。

在最后几个星期，希特勒时而笼罩在失败主义的情绪中，感觉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时而又显得过度自信，目中无人，笃信自己能逆转局势。他仍然希望西方同盟国力量和苏联发生内部分裂。与陆军参谋总长海因茨·古德里安一样，一些人提倡让西部战线的德军投降，然后用德国的全部军队和资源来抵抗红军入侵柏林，希望借此刺激英国和美国加入防止苏联控制中欧地区的新斗争。但希特勒不愿听到任何形式的投降，哪怕是部分投降，并控诉古德里安犯下了严重的叛国罪。虽然他暂时没有对古德里安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从1945年1月底开始，希特勒每次与这位陆军参谋总长开会，党卫队保安处的总负责人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都会在场，他静静地坐在那里，构成无声的威胁。尽管如此，但包括里宾特洛甫和戈林在内的其他人也在考虑类似的路线方针。然而，他们都不愿采取任何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促成西部战线的和平谈判。希特勒不仅将英国持续拒绝与自己和平谈判归咎于丘吉尔好战，而且还认为与斯大林达成和平协议会更容易，因为斯大林完全不用理睬这种独立的民意，而西方领导人却受这方面限制。但是，与此同时，他也不认为斯大林会坐到谈判桌前，除非红军在柏林城边遭到重创，以至于斯大林也别无选择。因此，按照他的逻辑推论，最终结果都一样，即德国除了继续战斗外，别无他途。[186]

在1944年7月20日针对自己的暗杀行动中，希特勒虽然死里逃生，但也并非毫发无损。尽管爆炸产生的气流暂时治愈了他的帕金森症震颤——我们从他左手和左前臂的抖动中就能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他应该患了这种疾病——但到了1944年9月中旬，他又开始颤抖。而且除此之外，他还感到眩晕，不能长时间地站立；他的耳朵也严重受损，需要数周的时间才能好转。1944年9月23日，他出现了严重的胃痉挛，四天后又出现了黄疸病的症状。他感到精疲力竭，而且又发高烧。他开始卧床不起。直到1944年10月2日，希特勒才开始好转；但截至此刻，他已经瘦了16磅。给希特勒治疗耳疾的医生试图将他的这些病症归咎于特奥·莫雷尔给他开的药片，而且照顾希特勒的其他医生——包括卡尔·勃兰特在内——也支持他的做法。希特勒的回应是直接解聘了其他所有医生，再次肯定他对莫雷尔医术的绝对信任。事实上，希特勒继续使用莫雷尔开的药片后最终康复了，证明这群医生的断言——莫雷尔试图毒杀纳粹领导人——是假的。[187]据阿尔贝特·施佩尔的说法，希特勒在自己生命最后几个月里，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截至1945年年初，施佩尔写道：

（希特勒）整个人都蔫了，就像一个年迈的老人一样。他的四肢都在发抖，行走时弓着背，步子也是在地上拖着走。甚至连他的嗓音也开始颤抖，失去了以往盛气凌人的力度。他现在说起话来打战，语调平白乏力。他一兴奋，嗓音都会破掉——他经常这样——活脱脱的一个老人……他脸色发黄，面部往下陷。此外，在生命最后阶段，他也不注意自己的制服了。因为他的手发抖，所以吃饭时食物会粘到衣服上。而在以前，他极其注重自己的着装。[188]

在施佩尔看来，或许是出于同情，所以尽管“德国早就陷入了绝望的深渊，但当希特勒仍然要往战争中投入本就不存在的作战师，或是命令部署空运——飞机因燃料匮乏根本无法飞行——而来的部队时”，他的随从们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189]他告诉随从们，在德国赢得战争前，斯大林和西方国家肯定会发生冲突，还说，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会发现没有他根本寸步难行。每当希特勒说这话，随从们都缄默不言。施佩尔依旧非常乐意花时间与希特勒研究他们之前就起草好的战后重建林茨的计划。然而，希特勒的魄力和威信还是日渐衰落，甚至当着他的面，人们也不像以前那般尊重他。施佩尔后来观察到，以前希特勒走进房间时，在场的每个人都会起身，而“现在，人们却仍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与身边的人聊天，宾客们也直接给仆人下命令，而那些喝得酩酊大醉的副官们则直接在椅子上睡着了，其他人也肆无忌惮地大声谈论”。[190]

此时，希特勒越来越多常待在帝国总理府下面的防空掩体群中。起初，他仍在帝国总理府未遭损毁的区域吃午餐，但1945年3月3日的空袭不仅摧毁了他的住所，而且还摧毁了帝国总理府的其他大部分建筑。因此，他开始在地下工作和睡觉，只有遛爱犬布隆迪（Blondi）时才来到上面的总理府花园，周围全是碎石瓦砾。他通常在正午时分或稍晚一点起床，然后刮胡子，整理着装，吃午饭，之后就开会讨论战局。参加会议的不仅有高级指挥官，而且还有希姆莱、博尔曼、卡尔滕布伦纳，有时里宾特洛甫也会出席。晚饭后8点左右，他会再召开一次军事指示会，之后，他就回到自己的书房，一如既往地对随从们唠叨半天，直到他上床睡觉，通常情况下，此时都已经是清晨五六点了。[191]1945年2月24日——也就是纳粹党计划的纪念日，纳粹党计划于1920年的这天正式拉开序幕——希特勒在帝国总理府尚未坍塌的大厅召开了最后一次由纳粹党党区领导人出席的会议。这些“老战士”从德国各地赶来，他们中许多人有数个月没有见过希特勒了，当看到希特勒衰老的样子，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并非昂首挺胸走进来的，而是拖着脚蹒跚进来的；他的眼睛也充满了血丝。他本想端起水杯凑到嘴边喝一口，让自己清醒一下，但他的左手和左前臂抖得厉害，所以不得不放弃了。其中一名与会者还留意到，希特勒说话时，偶尔还会淌口水。为了再一次振奋这些党区领导人，希特勒再次承诺奇迹武器即将制造完成，必能扭转战局。他说，他们必须鼓舞自己所辖区域的民众继续战斗，直至新式奇迹武器开始投入战争。否则，如果德国人民被彻底打败的话，那么很明显，德国民众也不配赢得战争。希特勒显然并不十分相信自己口中的奇迹武器。但达尔文主义的厄运即将降临到德国人民的头上，他对这一点深信不疑。[192]

二

在希特勒的想象中，历史会高度评价他，而此刻，他的主要精力都在思考这个问题。1945年3月11日（“英雄”纪念日），他向全军发表声明，宣布自己已经决定，将给全世界树立一个榜样。在暗示了德国将会战败后，他坚决表示德国要英勇地抗战到底，绝不能像1918年那样胆小怯懦地选择投降。戈培尔也决定，如果失败已成定局，那么就让它是一场英雄式的失败。在最后几周，他将创造纳粹党自我牺牲的形象，鼓舞后代。戈培尔试图劝希特勒在广播上发表全民讲话，但这位元首沮丧地回答道，自己已没什么新东西可说了，而且希特勒收到了党卫队保安处发来的报告，知道自己1945年2月24日的讲话收效甚微。戈培尔也万念俱灰。希特勒很清楚，面对敌军入侵和德军战败这样无可否认的事实，宣传工作也最终彻底失败了。而另一方面，希特勒一直待在防空掩体的会议室中，在地图上排兵布阵，但他以为可供自己调度部署的军队或者已经消耗殆尽，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希特勒此时过着一种几乎完全脱离现实的生活。马丁·博尔曼也完全生活在幻觉中，他仍然控制着纳粹党，还在针对一系列的问题下达各种指示，出台各种法令，并不断地鼓舞勉励全党上下。戈培尔抱怨自己不得不为党办公厅制造大量的文件。在他看来，大区长官们根本没有时间阅读这些法令，更没有办法将其执行。虽然各政府部门的影响力正迅速缩水，但里面的公务员们仍在继续工作，他们就像卡通人物一样，都已经到了悬崖边上，还在不停地奔跑，哪怕下面是无底深渊，随时都有可能将他们吞噬。[193]

关于希特勒青年团柏林总部的情形，梅利塔·马施曼写道：

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地工作。无穷无尽的项目被启动，因受战争影响又被取消，然后被彻底放弃，之后又重新启用，又取消，修改，然后又被否决，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在这种情况持续期间的最后几个月，我们开始隐约地感觉，希特勒青年团领导层开展的这一系列疯狂活动在全国范围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回应。我们的办公室就像一个白蚁穴，大家都感觉它即将坍塌，目睹着它被逐渐蚕食，但任何人都不敢说一个“不”字……我们不断绞尽脑汁地，想出一个又一个的计划，唯恐自己中途得空停下来思考当前的局势，然后不得不承认，现在忙忙碌碌做的一切看起来就像死亡之舞的抽搐。[194]

在战争最后几周，梅利塔·马施曼只是偶尔来办公室，她投身到帮助难民逃离红军的行动中。她遇到了一群伤员，全是小学生，他们是防空辅助人员，一枚炸弹炸毁了他们的炮台并夺走了他们许多同志的生命，所以不少人都在哭。其中一名小男孩被问到疼不疼，她听到这名男孩回答说：“疼，但没关系，德国必将胜利。”[195]马施曼回忆道：“我不记得在德国倾覆前的几周，任何人曾在聊天中提到过德国可能会战败。”[196]当然，这也是因为她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坚定的纳粹信徒中。但即便是在这些活动圈子，其氛围也开始染上帝国行将坍塌前那种奇怪的末世色彩。阿图尔·阿克斯曼（Arthur Axmann）是希特勒青年团领袖，也是马施曼的上司，此人经常吹嘘自己工人阶级的出生。但当柏林城内的战火还在燃烧时，他却在专供希特勒青年团领导层消费的小酒馆——位于柏林西面的加托夫（Gatow）——举行社交晚宴。马施曼是一个恪守道德规范的人，据她的描述，她当时也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参加的，她看到“人们在那里纵情地大吃大喝”，而参加这些聚会的人有渴望成名的年轻女演员，还有“江湖骗子以及一帮自以为是者”。[197]

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去世，这一消息暂时驱散了笼罩着希特勒柏林防空掩体的压抑气氛。希特勒拿着这条新闻的简报朝施佩尔挥舞。对希特勒而言，这“就是我一直预言的奇迹。到底谁才是对的？战争没有输。快读读这条新闻！罗斯福死了！”[198]上天再次眷顾了希特勒。不久之后，一系列令他们喜出望外的计划就传遍了防空掩体群的每一条走廊。施佩尔将搭乘飞机去会见罗斯福的继任者哈里·S. 杜鲁门（Harry S. Truman），并寄希望于与美国签署和平协议。希特勒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腓特烈大帝的图画。这位普鲁士国王甚至在俄罗斯人已经占领柏林之后，也于七年战争期间使整个国家重振雄风，因此，希特勒把他作为鼓舞自己的榜样。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写过关于腓特烈大帝的传记，而戈培尔甚至将从中节选的一篇文章背了下来，在这篇文章中，传记作者直接与这位君主对话，并再次保证他最终必能大获全胜。之后，戈培尔为纳粹元首背诵了这篇文章，希望借此激励希特勒。[199]希特勒感觉美国总统的死就像腓特烈大帝当年战争的重大转折点。当时，女沙皇伊丽莎白（Elizabeth）去世，于是沙俄突然放弃了反普鲁士联盟。然而，不久后，希特勒等人的狂喜便昙花一现般地烟消云散了，因为杜鲁门显然不打算放弃前任总统的政策。[200]1945年4月20日，红军向柏林开火。这天是希特勒的生日。

在以前，元首的生日是举国欢庆的节日。而此时，整个柏林都淹没在碎石瓦砾中，面对如此惨淡的景象，希特勒回忆起曾经的生日盛况痛苦不堪。希特勒禁止像以往那样在办公室给他庆祝，尽管如此，但他的下属们还是列队站在防空掩体中，向他祝贺。希特勒来到户外，在帝国总理府的花园仓促地检阅了一支小规模的希特勒青年团别动队，这支别动队与陆军以及党卫队代表共同聚集在这里。他表扬这些小男孩们——他们都不到14岁——英勇无畏，并拍了拍其中一两人的肩膀，然后就回到了地下防空掩体。这是希特勒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也是最后一次正式出现在摄影师的镜头里。在随后几天，统治当局中剩余的高层领导趁柏林被俄罗斯人彻底包围之前，离开了柏林的这个中心。他们驱车穿越仍旧在闷燃的废墟，行驶在为数不多的几条尚未被淹没的道路上，驶出了柏林。施佩尔、邓尼茨、希姆莱、卡尔滕布伦纳、里宾特洛甫、罗森贝格以及一系列政府部门部长都在逃离的队伍中。希特勒用飞机将他的绝大部分随身侍从都送到了贝希特斯加登。赫尔曼·戈林甚至在自己跟希特勒道别并前往巴伐利亚之前，就已经用卡车队将大量的艺术收藏品从他位于北方的狩猎别墅卡琳宫转移到了南方。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还留在柏林，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博尔曼、希特勒长期的私人总管尤利乌斯·绍布（Julius Schaub）以及包括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内的军事高层领导。希特勒此时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他说自己的医生莫雷尔试图用吗啡麻醉他，并威胁说要将莫雷尔枪杀。1945年4月22日，他怒不可遏地向他的军事将领们咆哮。他大吼道，每个人都背叛了他，甚至连党卫队也不例外。希特勒已万念俱灰，彻底垮掉了，他第一次坦白地告诉他们，他自己也知道战争已经输了。他将留在这里并饮弹自裁。所有人都劝他不要采取这样极端的行动，但均未奏效。最终，戈培尔——希特勒在电话里也对他这样大吼大叫了——赶来并平复了希特勒的情绪。他们大家都同意，这位宣传部部长和他的妻子以及6个小孩将留在防空掩体，陪希特勒度过最后的日子。希特勒剩余的两名秘书也主动留了下来。与此同时，绍布烧毁了希特勒的私人文件，随后又前往贝希特斯加登，确保希特勒在那里的私人文件也被销毁。[201]

两天后，施佩尔回来与希特勒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施佩尔称当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向希特勒承认自己违抗了他的命令，但这只是施佩尔后来杜撰的。虽然他们二人有着多年的友谊，但他们当时并未谈论他们的私人关系。希特勒只是问他，自己是否应该答应随从人员的请求，离开柏林，前往贝希特斯加登。施佩尔的回复令希特勒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意图：他将继续留在第三帝国的首都并选择自裁，以免被俄罗斯人抓获。他长期的伴侣爱娃·布劳恩（Eva Braun）几周前也来到防空掩体，将与希特勒共同赴死。他们的尸体将被火化，以免遭到亵渎。在防空掩体待了8小时后，施佩尔再次乘飞机离开了，这次是永远地离开了。[202]不久后，当希特勒得知了墨索里尼及其情妇克拉拉·贝塔西的命运后，他更加坚定了自裁的决心。1945年4月27日，墨索里尼夫妇被游击队抓走，这支游击队开着小汽车、卡车以及装甲车辆前往意大利北部边界的科莫湖（Lake Como）附近，车里塞满了德国士兵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瓦莱里奥上校（Colonel Valerio）是一名共产党游击队员，因参加反法西斯活动而于20世纪30年代期间被监禁了5年。此刻，他带领着一支武装别动队将被抓获的这帮人挂在墙上，然后以“意大利人民的正义”之名，用冲锋枪将他们扫射而死。在小镇东戈（Dongo）另外处决了15名囚犯后，瓦莱里奥及其队伍将所有尸体运往米兰，并将其倾倒在洛雷托广场（Piazzale Loreto）。人们聚集过来，朝着尸体吐唾沫，在上面小便，或者大吼大骂，总而言之，他们穷尽了每一种方式来亵渎这些尸体。最终，墨索里尼、贝塔西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尸体被倒挂在加油站的塔架上，遭到进一步的侮辱。[203]如果希特勒还需要什么事情来坚定自裁的决心，这件事显然够了。

直到这最后一刻，希特勒最亲密的战友们才开始抛弃他。4月24日，希特勒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在一阵狂怒中，他表达了对帝国未来继承人的设想，当时在场的一位将军把希特勒的意图告诉了赫尔曼·戈林。希特勒曾于1941年颁布法令，宣告如果他无法履行职责，那么将委任戈林为国家元首。戈林认为，该法令此刻即将生效。戈林向地堡发来电报，宣告说，如果截至4月24日晚上10点还未收到任何信息，那么他就将接掌大权。戈林的主要政敌博尔曼对希特勒说这是赤裸裸的叛变，并成功地说服了希特勒，于是，希特勒发来一封回电，撤销了1941年的法令，并以健康状况为由，要求这位帝国元帅辞去所有职务。戈林的确照办了。在短短几小时内，他就被软禁在位于上萨尔茨山（Obersalzberg）的别墅中。希姆莱是第二个叛逃的人。连续几周来，这位党卫队总负责人一直在与瑞典红十字会秘密谈判，协商释放剩余集中营里的斯堪的纳维亚囚犯。1945年4月23日，在听说了希特勒自裁的打算后，希姆莱与他的中间协调人伯纳多特伯爵会面。希姆莱公然宣称自己此刻是事实上的德国国家领导人，并起草了投降书交给西方同盟国。希特勒得知该消息后，再次大发雷霆，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厚颜无耻的背叛”。他将心中无法遏制的怒火全都发泄在希姆莱的一名属下身上，此人就是赫尔曼·费格莱因（Hermann Fegelein）。费格莱因是一名腐败的党卫队军官，因娶了爱娃·布劳恩的妹妹而成为希特勒的随身侍从之一，他当时很不幸地恰巧留在地堡。就在这周前些时候，费格莱因在未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就离开了地堡，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他在自己的公寓中被发现，酩酊大醉，穿着便服，而且身边还有一名年轻女子，此人还不是他的妻子。费格莱因周围是一袋一袋的钱，事实上他准备逃亡。费格莱因遭到逮捕并被押到希特勒面前。希特勒勃然大怒，痛斥费格莱因的一系列罪行，说他在给希姆莱当狗腿子，还说他离开地堡就是去谋划如何逮捕或暗杀自己，并称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徒。希特勒对费格莱因采取了战地军事审判，将他判处死刑。之后，费格莱因被带到地面，随即被行刑队处死。[204]

一直以来，希特勒仍在连续不断地召开军事会议，下达捍卫柏林的指示。他命令军队去击溃苏联防线，或者是部署他们去突破外面的包围，但可供他调遣的人马几乎都溃不成军，总共才不到几千人，面对苏联200多万军队发起的最后总攻，这无异于螳臂当车。截至1945年4月25日，苏联将领朱可夫和科涅夫（Konev）已经彻底包围柏林，开始穿过柏林郊区，朝市中心挺进。与斯大林格勒的情形如出一辙，柏林的战争开始沦为一场惨烈无序的街头混战。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将军素以擅长防御战闻名，正因如此，他被任命为集团军群指挥官，负责捍卫首都。此刻，他唯有忽略希特勒让他们坚守战线的命令才能勉强维持有序作战的假象，但在4月29日，他最终辞职，因为他再也无法应付元首愈发无理的命令。[205]一方面，海因里希仍怀有坚定的爱国信念，而且遵守军事纪律的观念也在他心中根深蒂固，而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恐惧向俄罗斯人投降后的命运。他这种复杂情绪也是许多德国士兵所共有的，因此，虽然战败已明显无可逆转，但这些士兵仍在坚持战斗。成千上万的人也被征召进人民冲锋队中去捍卫首都，但这些人的意志并不坚定，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丢盔卸甲，跑回家去了。[206]

截至1945年4月29日，苏联军队已经进入柏林市中心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附近的政府区域。毫无疑问，过不了几个小时，第三帝国即将落幕。希特勒做好了最后的打算。他把市议员瓦尔特·瓦格纳（Walter Wagner）召唤到地堡。希特勒说，既然没有必要再隐藏什么，那么他将迎娶爱娃·布劳恩。地堡外弹壳四处横飞，爆炸声此起彼落，在戈培尔和博尔曼的见证下，瓦格纳为希特勒和爱娃举行了结婚典礼。随后，又举行了一个简短的香槟酒会。凌晨3点，希特勒从凯特尔那里得知，从外部解围柏林的最后努力也失败了。黎明破晓，苏联的枪炮开始对地面上的帝国总理府狂轰滥炸。军事指挥官们告诉希特勒，今天之内，一切都将彻底终结。午饭后，希特勒向他的秘书们做了最后告别。地堡内剩余的所有人都得到了氢氰酸胶囊。尽管希特勒在前一天用一粒胶囊成功地将他的爱犬布隆迪杀死，但他仍对这种胶囊的效力持有怀疑。下午3点半，他和爱娃·布劳恩回到了他的书房。大约十分钟后，希特勒的管家海因茨·林格（Heinz Linge）在博尔曼的陪同下打开了书房房门，发现希特勒的尸体躺在沙发上，鲜血从右边太阳穴淌出来，手枪就在他的脚下。而爱娃·布劳恩的尸体则躺在他身旁，散发出一股苦杏仁的味道。她服毒了。在林格和3名党卫队成员的协助下，希特勒的贴身副官奥托·京舍（Otto Günsche）按照希特勒生前的指示，将他们二人的尸体用毯子裹起来，抬到了上面的帝国总理府花园。在博尔曼、戈培尔以及剩余两名高级军官——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和威廉·布格多夫（Wilhelm Burgdorf）——的目睹下，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被浇上了大量汽油，然后被点燃。地堡的门是半开着的，参加葬礼的这些人从门后看着这可怕的场景，最后一次举起手臂，说了一声“希特勒万岁！”，随即回到地下。晚上6点后不久，京舍派两名党卫队成员将烧焦的尸体残余部分埋葬了。几天后，苏联调查员找到了这些残余部分，唯一能帮助他们识别这是希特勒以及爱娃尸体的残余物就是牙桥。一名技术人员自1938年以来就给希特勒的牙医当助手，他确认这就是前纳粹元首及其伴侣的牙桥。[207]

除了一份用以处理个人财产的简短私人遗嘱外，希特勒还留下了一份很长的“政治遗嘱”（Political Testament），这是1945年4月29日他向自己的秘书口述的。在这份遗嘱中，他否认始于1939年的这场战争是自己挑起的。他几乎毫不掩饰地坦白——或更准确地说，是炫耀——了他杀害犹太人的原因，那就是报复，因为在他看来，犹太人在挑起这场战争中扮演了始作俑者的角色。他再次强调，这场战争“纯粹是那些犹太裔和为犹太人利益跑腿的国际政客们所期待并主动点燃的”。他再次回顾了自己1930年1月30日的预言，追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许还联想到了对他登上权力宝座至关重要的大萧条，然后开始提醒他未来的读者，他要让所有人清楚地意识到：

此次惨烈斗争的真正祸首是犹太人！我还要让所有人清楚地意识到，这次不仅有数百万……成年男性将死亡，还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将在城市中被焚为灰烬，在炸弹中命丧黄泉，而且真正的罪人也将付出代价，哪怕是以更人道的方式付出代价。

最后，他号召德国和德国人民必须“严格遵守种族律法，毫不留情地抵制全体民族的毒害者，那就是国际犹太人”。[208]

三

在记录完希特勒的遗嘱后，戈培尔又对记录遗嘱的秘书口述了一份自己的遗言，并作为附录加在这份遗嘱上。戈培尔泪流满面，他说他将生平第一次违背元首直接下达的命令。希特勒曾让戈培尔离开柏林，但他将留在“元首身边，终结自己的生命，因为于我而言，如果我的生命不能用来为元首效劳，如果我不能陪在他身边，那么我的生命也就没有任何价值”。[209]就在前一天，玛格达·戈培尔（Magda Goebbels）给自己第一段婚姻的儿子写信，告知他自己将和丈夫以及他们的孩子一同自裁：

即将到来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不值得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因此，我已经把我的孩子们都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们太珍贵了，不能忍受即将到来的一切，仁慈的上帝将理解我为何把他们带离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誓死效忠元首。我们能同他一起了结生命简直是命运的恩赐，我们做梦都不敢奢求这份荣耀。[210]

1945年4月30日晚上8点40分，党卫队医赫尔穆特·孔茨（Helmut Kunz）给戈培尔的6个孩子分别注射了一针吗啡，让他们进入了梦乡。随后，希特勒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私人医生路德维希·施通普费格尔（Ludwig Stumpfegger）在每个孩子的口中放了一小瓶氢氰酸，然后将其捣碎，这些孩子当即死亡。戈培尔和妻子沿着楼梯爬到上面的帝国总理府花园，然后也咬碎了他们自己口中的胶囊。之后，一名党卫队成员还朝他们各自身上开了两枪，以确保他们都已死亡。他们的尸体被点燃了，但大部分汽油都被用来焚烧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尸体了，所以留给他们的汽油所剩无几。因此，红军部队第二天来到帝国总理府花园后，轻而易举地就认出了他们二人的尸体。[211]剩余的两名将军，威廉·布格多夫和汉斯·克雷布斯（希特勒的最后一任陆军参谋总长）同样自裁了，与他们一同奔赴黄泉的还有希特勒的元首护卫队（FBK）队长弗朗茨·舍德勒（Franz Schädle）。地堡中的其他人则沿着地下铁路隧道，开始仓皇逃窜。他们从腓特烈大街（Friedrichstraße）车站出来，走到地面，看到眼前毁灭性的场景简直不敢相信：到处都在溅落弹壳，一幢幢建筑物全都沦为废墟，上面还冒着烟，还有一小拨一小拨的德国士兵在抵抗苏联军队发起的最后攻击。在一片嘈杂声和混乱中，希特勒的秘书们以及其他少数人成功躲开了敌军的抓捕，开始朝西逃离。而其他人，包括京舍和林格在内，则被俘获。还有很多人被四处横飞的子弹射死，或者是被多疑的苏联士兵杀死。博尔曼和施通普费格尔成功逃到恩瓦利登大街（Invalidenstraße），但他们的去路却被红军部队封锁，为了避免被捕，他们选择了服毒自尽。[212]

地堡里面以及被烧成废墟的地面大街都充斥着死亡，这是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自杀浪潮，史无前例。与希特勒一样，许多纳粹高层领导人出于一种畸形的荣誉感，都选择了自裁，他们害怕因受到审判而颜面无存，害怕因遭到公开判决而名誉扫地，也担心自己的尸体可能会受到亵渎和侮辱。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赫尔曼·戈林。当美军1945年5月9日来到他位于巴伐利亚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藏身之所时，他选择了主动投降。显然，他以为自己会被当作战败政权的一个重要人物，被用来商讨投降条款。美国指挥官握了握他的手，并让他吃了一顿饭，随后，报道员们便被允许就他在第三帝国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对未来局势的走向（“我对德国和全世界的未来都持悲观态度”）提问。艾森豪威尔大为光火，下令禁止了类似的报道。他把戈林投进监狱，强迫他开始节食，停止供应他药品，并下令对他进行温和但却持续不断的审问。这位曾经的帝国元帅恢复了之前的大部分精力，很快就在狱友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不仅让他的审判者们刮目相看，而且也给抓捕他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戈林执迷不悟，并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依然引以为豪，所以他被判处绞刑。他要求死得有尊严，要像军人那样被行刑队枪决，但遭到拒绝。之后，在1946年10月16日，他设法得到了一粒有毒胶囊——或许是其中一名看押人员给他的——并服毒自裁。[213]

几乎就在一年前，德意志劳工阵线的前负责人罗伯特·莱伊在狱中等待审判时也选择了自裁，只不过他选择了上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历过飞机失事，以及之后严重酗酒，所以莱伊本就出现了精神衰退的迹象，而在监禁条件下，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在狱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给妻子英格写信，而且篇幅都很长，但他的妻子其实在1942年就已经自杀了。不仅如此，他还想象着英格看完信之后的回复，并根据这些回复来写信（“你勇敢地刻画了元首真正的样子：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德国人”）；此外，他还试图与美国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Henry Ford）交流，在他看来（这并非毫无根由），福特也是一名反犹主义者。当得知法庭控告他有战争罪时，莱伊大吼道：“把我们押到墙边，然后全部枪毙吧！你们赢了！”他否认对他的一切控告，并选择了自裁。正如他在自杀笔记中所写的那样，因为他无法忍受自己明明不是罪犯却被视为罪犯的这份耻辱。[214]海因里希·希姆莱也选择了自裁。在奥托·奥伦多夫等助手的陪同下，希姆莱用一个眼罩和一个假护照将自己伪装起来，准备逃离弗伦斯堡。在成功地渡过了易北河后，他遇到了一个英国关卡，结果他和随行人员都被逮捕了。他们被送抵吕讷堡附近的一个拘留营，刚抵达后，那里的负责人就将其他人关进各自的牢房，单独把希姆莱（一位“个子矮小，长相惨兮兮的穿着衣衫褴褛”的男子）扣留下来进行进一步审问。希姆莱意识到已无法瞒天过海，他摘下眼罩，戴上一副眼镜。甚至还没等他报上自己的名字“海因里希·希姆莱”，大家立刻就认出了他是谁。在被搜身后，希姆莱身上的一瓶毒药被拿走了，但审问者们还不满意，因此下令对他进行医学检查。当医生命令希姆莱张开嘴时，他注意到这位党卫队领导人的两排牙齿间有一个小的黑色物件。当这名医生把希姆莱的头扭过来，对着有光的方向以便看得更清楚时，希姆莱用力咬了一下牙齿。咔嚓一声后，希姆莱就倒在地下了。他咬碎了一粒玻璃包裹的氰化物胶囊，几秒钟内就中毒身亡了，时年44岁。其他主要的党卫队军官也效仿他服毒自裁，其中包括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还有恩斯特·格拉维茨，他是党卫队的医疗官员负责人，曾疯狂地用集中营囚犯做实验。格拉维茨拉响了两枚手榴弹，将自己和家人一同炸死。此外，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也选择自裁，他是“党卫队和警察高级长官”，曾在波兰总督府为汉斯·弗兰克干了一堆伤天害理的勾当。[215]

汉斯·卡米勒是一名党卫队高级军官，在朵拉中心工厂火箭制造厂征募并压榨强制性劳动力的过程中，他扮演了关键角色。作为回报，希特勒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擢升：就在战争结束前不久，希特勒授予了他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头衔——“喷气式飞机生产元首全权总代表”（Plenipotentiary of the Leader for Jet Aircraft）。汉斯·卡米勒跑遍了整个德国，竭尽所能地振奋党卫队部队的气势，鼓励他们背水一战。他最终来到了布拉格，在那里，由于极度害怕落入捷克游击队的手中，所以临近战争最终结束时，卡米勒命令自己的副官将他一枪了结了。[216]特奥多尔·丹内克尔是一个四处游荡的死神，他曾负责将不计其数的犹太人从各个国家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战争结束时，他跑到德国北部小镇策勒，躲到那里的亲戚家中。但1945年12月9日他在柏林探望妻子时，被邻居举报，遭到逮捕。第二天，他就在狱中上吊自裁了。一听到他的死讯，他的妻子就决定带着两名幼子一起自杀。但当她正准备杀害长子时，长子的哭声惊醒了弟弟，因此，她始终无法将两个孩子杀死。随后，她遭到了逮捕，并被审判，但由于她精神失常可减轻刑事责任，所以被宣告无罪。之后，她移民到了澳大利亚。[217]此外，另一名党卫队高级军官菲利普·鲍赫勒也于1945年5月19日和妻子一起自裁，此人既是元首办公厅的负责人，也是“安乐死”计划——谋杀精神病人和身体残疾者——的组织者。[218]

帝国教育部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于1945年5月8日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这与他任职多年来别人对他的普遍印象截然相反，他最终证明了自己的性格并非真正的优柔寡断。帝国司法部部长奥托—格奥尔格·提拉克被英国人逮捕，于1946年11月2日在拘留营自裁。帝国最高法院院长埃尔温·布姆克（Erwin Bumke）也选择了自杀。帝国首席医务官李奥纳多·孔蒂也遭到逮捕和囚禁，他因参与谋杀精神病人而将在纽伦堡被审判，他也于1945年10月6日在狱中上吊自裁。康拉德·亨莱因（Konrad Henlein）是苏台德德国人纳粹党（Sudeten German Nazis）的领袖，在被美国人俘虏后也自杀了。总体而言，41名纳粹党党区领导人中有8人自裁，47名党卫队及警察指挥官中有7人自裁，98名空军将领中有14人自裁，53名海军上将中有11人自裁。元帅瓦尔特·莫德尔是希特勒最钟爱的军人，为了避免投降所带来的耻辱，他于1945年4月底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一片森林里饮弹自尽，这也与希特勒给全体德军下达的指示相符。另一名将军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于1939年因谴责德国在波兰的暴行而未能得到晋升，尽管如此，但他仍然因战争罪而遭到提审。1948年2月5日，他最终选择了自裁，从纽伦堡监狱的窗户中跳了下去。此外，黑森—拿骚（Hesse-Nassau）的党区领导人雅各布·施普伦格（Jakob Sprenger）在听到希特勒的死讯后，也与妻子一起自杀了。[219]

除上述人员之外，还有其他许多人也考虑过自裁。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前负责人鲁道夫·霍斯在1945年时也曾把死亡当作一条出路。“我们的世界已随着元首一起消失了。继续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但在经过详细讨论之后，他和妻子最终决定“为了孩子”活下来。他后来很后悔这个决定。“我们注定属于另一个世界，我们本应与之一同消失。”[220]

其他很多纳粹分子也持他这种态度，尤其是年轻一代，因为他们的成年时光都是在纳粹政权的浸淫下度过的。

（梅利塔·马施曼）笃定自己不可能在“第三帝国”倾覆后还苟延残喘地活着。如果第三帝国注定要走向毁灭，那么我也将如此。我根本什么都不用做，自动地就会随着第三帝国的死亡而死亡。我并不认为我的死亡是我不得不做出的最后牺牲。我也没有想过自杀。我心里有这样一个模糊的印象，“我的世界”会脱离轨道，就像一个星座在宇宙大灾难中所经历的一样，我的世界会拽着我——就如同一粒尘埃——一起进入外面无边无垠的黑暗。[221]

她承认，她和朋友们都“想让所有的一切都与第三帝国一起倾覆”。[222]但她最终也决定活下来，继续面对一个没有纳粹主义的恐怖未来。而其他人则抱有的此种想法则更坚决。1991年，基塔·瑟伦利（Gitta Sereny）采访了马丁·博尔曼的儿子。据马丁·博尔曼的儿子回忆，他自己所在的学校，即位于费尔达芬（Feldafing）的帝国纳粹党学校（Reich School of the Nazi Party），于1943年4月23日被关闭。随后，他被送到上萨尔茨山。5月1日，当广播宣布希特勒的死讯时，他和来自他父亲办公室以及贝格霍夫的许多工作人员一起坐在附近的一个小客栈里。他记得当时每个人都沉默了一阵子，“但很快，人们就开始走出客栈。第一个人走出去，然后听到一声枪响。随后又一个人走出去，又是一声枪响。里面的人一言不发，除了从外面传来的枪响，什么声音都没有。我们感觉自己脑子里都只有枪声，感觉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死”。因此，15岁的小博尔曼也走出了客栈，扛着他的枪。“我的整个世界都坍塌了，我根本看不到未来在何处。”在客栈后院，“横七竖八的尸体铺满了整个小花园”；他看到另一个18岁的男孩坐在一根木头上，他“让我过去坐在他身边。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听着啾啾的鸟鸣，我们聊着天，完全忘了眼前的一切”。[223]

此刻，不计其数的人都考虑过了结自己的生命，而且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也的确付诸实践了。自杀浪潮远远没有局限在坚定的纳粹分子群中。1945年3月末，党卫队保安处撰写了一份关于民众行为和士气的报告，里面记录的氛围仿如世界末日：

很多人都已习惯了及时行乐，活在当下。只要有机会，他们都把任何一种乐趣享受到极致。甚至连最无意义的场合，他们也将其视为痛饮最后一瓶酒的机会，而这些酒原本是专门留着庆祝胜利、灯火管制结束或丈夫和儿子归来的。自杀的念头已经在人们心中酝酿了很久。人民四处寻找毒药、手枪和其他可用来结束生命的东西。对毫无疑问即将到来的灾难他们发自内心地绝望，因此，他们已做好了自裁的准备。[224]

就在这个月早些时候，柏林威廉皇帝纪念教堂（Kaiser Wilhelm Memorial Church）的牧师觉得有必要就反对自杀而进行一次讲道。但他的话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据官方数据统计，1945年3月，柏林总共有238起自杀，而在4月份，该数字猛增到多达3,881起，5月份时减少为977起。普通大众感到茫然而绝望，他们不知道第三帝国倾覆后未来在何处。在警察当局发现的死亡笔记中，死者只提到“当前形势”或者“害怕俄罗斯人入侵”是他们自杀的原因，但并未进一步详细说明。正如其中一份死亡笔记所言，第三帝国坍塌后，“生命将没有意义”，再也没有。很多家长都对未来感到绝望，他们先杀死自己的孩子，然后再了结自己的生命。[225]

几乎每个地方的自杀率都在攀升，天主教地区亦不例外。当然，天主教地区的死亡率攀升也可能是因为从新教地区涌入了大量难民。由于新教地区对自杀并没有严格禁令，所以天主教地区或许受到了迁入难民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死亡率都普遍升高。例如，在上巴伐利亚行政区（Upper Bavaria），1945年4月和5月发生了421起自杀，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之前几年的同期月份中，仅有3至5起自杀。但与红军入侵区域——包括柏林在内——的自杀增长记录相比，这些地方的死亡增长率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据一名语法学校的学生汇报，在柏林的腓特烈斯海恩区（Friedrichshain），俄罗斯人入侵那天就有超过100人自杀。“还好没有天然气，”她补充道，“否则会有更多人自裁，或许我们也会选择死亡。”[226]据另一名新教牧师汇报，在波美拉尼亚希维德温（Schivelbein）的一个村庄，红军刚抵达那里，“所有善良的、去教会的家庭都选择了自裁，他们或者溺死、上吊、割腕，或者连同家园一起被焚为灰烬”。其他波美拉尼亚小城镇也传来大规模自杀的消息。例如，红军到来后，奇强卡（Schönlanke）有500人自杀，代明（Demmin）有700人自杀。1946年，小镇泰特罗（Teterow）居住着大约1万人，而据葬礼登记显示，当年5月初就有120起自杀。毋庸置疑，自杀率骤增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俄罗斯士兵的强奸行为。在泰特罗，强奸暴行发生后，因羞辱难当和男性尊严受到严重伤害，受害者家庭中的父亲会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而且很多时候他们会得到这位女性受害者本人的同意；随后，父亲们也会自裁。据报道，在苏台德地区，“所有家庭成员均精心打扮，穿上礼拜日的精美服饰，周围摆满鲜花、十字架和家庭相册，然后上吊自裁或服毒自尽”。[227]

然而，总体来说，选择自杀的总是少数人。许多坚定的纳粹分子虽然茫然困惑，但还未彻底绝望。夏洛特L.（Charlotte L.）出生于1921年，她在国家劳役团中做福利工作。她对纳粹主义深信不疑，而且似乎从未考虑过自杀。政治教育在她心中点燃了一股坚定不移的信念。1940年2月5日，她在日记中写道自己上了一门关于“犹太人后果”的课，并感到无限“欢喜”。[228]到了1945年4月22日，美国人已经占领了她的家乡黑尔姆施泰特县，但夏洛特仍拒绝接受战败事实。“我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的元首，”她写道，“我也笃信德国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德国人理应拥有的。”当得知希特勒的死讯，她的世界彻底倾覆了。“我们深爱的元首，他为我们，为德国做了一切。”有些人对纳粹政权的观点此时发生了变化，她对此深恶痛绝。“在阿道夫·希特勒的伟大领导下，一切都那么美好，”她于1945年6月3日写道，“但这些美好的事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不复存在。报纸都在撒谎，为了政治宣传而肆无忌惮地捏造事实。这一切的幕后指使就是犹太人。世界人民能意识到犹太人是我们大家的邪恶敌人吗？”她这样诘问道。英格·莫尔特是一名纳粹活跃分子的女儿，她也一直希望德国能赢得胜利，而且这份期许一直持续到最后时刻。然而最终，这些坚定信徒也逐渐开始与纳粹统治渐行渐远。莫尔特的丈夫——前冲锋队员阿尔弗雷德——在最后捍卫柏林的战役中失踪，之后，莫尔特得到了一份在医院当护士的工作。那里的一位医生详细地给她列举了纳粹党犯下的诸多暴行。她给不在身边的丈夫——她仍拒绝相信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亡——写信道：“很多时候，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些事情。现在，我有时的确不得不认为，我们赢得战争或许也不是件好事。”[229]

四

1945年5月5日，士兵兼前冲锋队员格哈德·M. 终于再次有空写日记。“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他这样开头道，“已经不在了。”然而，他带着明显的困惑继续写道：“在有的人看来，这或许会将我们彻底击垮，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和战友们一起短暂地缅怀了前20年的峥嵘岁月。“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我们必须习惯这一点。即使大德意志帝国的最后一位领袖不在了，生活也依然继续。”[230]其他人也表现出类似的反应。1945年5月1日晚上接近10点半时，德国人民在广播上听到了官方发布的希特勒去世的消息，广播称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入侵帝国首都，希特勒在捍卫首都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如果告诉大家希特勒真正的死亡方式，那么任何继续战斗的意志都会被摧毁，如此一来，最后协商解决的可能性——事实上，这种可能性纯粹是帝国新领导人们的意淫——都将灰飞烟灭。其实，当柏林的德军指挥官于1945年5月2日命令自己的部队放下武器时，这位指挥官就已经告诉部下们，自己之所以下达如此命令，是因为希特勒既然选择了自杀，就等于已经放弃了他们。[231]人们拒绝相信这个事实，在他们看来，这是天方夜谭，同时，他们开始猜测希特勒是服毒自尽的。但无论如何，随着希特勒的死亡，支持纳粹政权的最后理由也不复存在了。我们看不到悲伤的场景，也看不到市民们在公共场所悲恸欲绝地哭泣——8年后斯大林去世时，俄罗斯人民就是这般痛哭流涕的。听到希特勒的死讯后，18岁的埃丽卡·S不久就走出房门，来到汉堡街头，她想看看人们的反应。“太奇怪了”，她写道，“尽管我们深爱的、尊贵的元首——一些彻头彻尾的蠢货几乎把他当成了神——不在了，但却没有人哭泣，甚至难过的表情都看不到……这实在难以理解……”只有学校早上集合宣布了元首死讯后，她才看到几个女孩在哭泣。[232]

5年前，洛蕾·瓦尔布对希特勒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此时，她于1945年5月2日写道：

希特勒已经垮了，他现在已经安息了，这对他本人而言自然是最不好过的。但我们自己呢？我们被抛弃了，任何人都可以来欺侮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显然不可能将战争摧毁的一切恢复重建。起初，希特勒想要实现的想法是好的，而且国内政策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但他在外交政策上却一败涂地，尤其是他身为一名拥有无上权力的军阀。“实现理想的道路”，这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啊！此刻，德国人民正在为之付出代价……多么惨淡的结局……希特勒现在已经死了。我们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将用一辈子的时间来背着他丢在我们面前的重担。[233]

“现在一切都已终结，”汉堡一名23岁的办公人员1945年5月2日如是写道，“我们的元首曾给我们许下如此多诺言，他取得了德国任何一位当权者截至目前都未取得的成就——他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德国，带走了每个人的房屋和家园，让所有人背井离乡，让数百万人失去生命，简而言之，他让我们陷入了难以置信的混乱。”[234]

当自己的家乡锡根（Siegen）遭到轰炸，随后德军和美军又展开徒手搏斗时，一个15岁的女孩躲在地下室里，胆战心惊。她曾笃信希特勒的承诺，即德国在最后千钧一发的时刻将用新式秘密武器赢得胜利；但在亲历了这些后，她意识到一切都已成为泡影。“我一个人走到饭厅，一头扎进沙发，然后失声痛哭起来。”一切都毁了。“起初，我对元首毫无厌恶之情……但现在，经过强烈的内心挣扎，我感觉元首一点也不值得同情。”她感觉自己被元首出卖了，也被其他纳粹领导人出卖了，因为他们此刻一个接一个地选择自裁。事实上，她现在开始觉得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行动是有意义的，而在事发当时，她曾对此严词谴责。“7月20号粉碎暗杀行动的那些人此刻才意识到，元首死亡才是挽救德国的唯一途径。”[235]1945年4月30日，路易丝·索尔米茨在汉堡听到了希特勒的死讯。她认为希特勒是服毒自尽的，但无论如何，她感觉自己终于可以将前几个月以来郁积于心的愤恨宣泄出来。她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是“世界历史上最卑鄙无耻的失败者”。他“不仅刚愎自用，恣意妄为，而且毫无责任心”，这些品质起初助他登上了成功的宝座，但随后又将他推入了灾难的深渊。她现在认为，“国家社会主义集合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罪行和堕落”。与12年前相比，她的想法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但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将她从一个温和柔顺之人变为一个战争反对者”。戈培尔也死了，但“没有什么死亡可以抹去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至于希特勒，“既然我们满怀希望地将他诸多难以想象的罪行、谎言、龌龊勾当以及他的烂摊子、他的无能和他五年零八个月的战争全都抛在身后，那么此刻对我们绝大部分德国人而言：这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日子！”她写道：“希特勒曾承诺说‘给我10年，你会看到我将铸造一个怎样的德国’，这是他最近几个月里引用最频繁的空头支票，其实他已黔驴技穷了。”1945年5月5日，索尔米茨一家人把他们的纳粹旗帜烧了。然而，被打败的不仅仅是纳粹主义。“从未有哪个民族如此狂热地支持过此类邪恶事业，如此强烈地驱使着自己投向灭亡的怀抱。”1945年5月8日，她如是写道，或许她当时想到了自己之前对纳粹主义的态度。德国人“旅鼠”般疯狂地奔向自我毁灭。她总结道，失败的不仅仅是纳粹分子，还有德国人。[236]

生活仍在继续。特别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在第三帝国的一片废墟中为生计而奔波忙碌，所以根本没有工夫来担心希特勒死了、会有哪些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此刻，第三帝国的很大一部分领土都落入了同盟国手中，所以希特勒为保证第三帝国继续运转而制定的“政治遗嘱”成了一纸空文。为了嘉奖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的赤胆忠诚，希特勒在遗嘱中任命他为帝国总统（Reich President），希特勒曾说，这个职位相当于前任领导人保罗·冯·兴登堡当时的职位，不能设置任何新的职位取而代之。显然，希特勒要独享“元首”这个头衔，绝不允许其他人的头衔与之混淆。与此同时，邓尼茨也被委任为作战部长。戈培尔被任命为帝国总理，博尔曼被任命为党务部长。此外，戈培尔还最终成功地让自己厌恶鄙夷的政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被免去了外交部部长的职位，接替他的是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卡尔·汉克（Karl Hanke）是一名党区领导人，他当时仍在被围困的布雷斯劳抵抗红军，他被任命为希姆莱的继任者，成为新一任党卫队全国领袖。变节的施佩尔被革除了装备部部长的职位，取而代之的是卡尔—奥托·绍尔（Karl-Otto Saur）。戈培尔的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Werner Naumann）被擢升为宣传部部长。少数几位现任部长，比如巴克、瓦尔特·丰克（Walther Funk）、什未林·冯·科洛希克（Schwerin von Krosigk）以及提拉克等被允许继续留任。然而，截至此时，这些领导人都等于是光杆司令，没有什么人或事物可供他们管理了。邓尼茨同意意大利北部、德国西北部、丹麦以及荷兰的德军投降，希望借此争取时间，让仍在与红军作战的部队从自己在弗伦斯堡——位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临近丹麦边界——的总部撤退到西部地区。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德军在指挥官阿尔贝特·凯塞林的命令下也投降了。邓尼茨的策略取得了一定成效，如此一来，可以让超过175万德军向美国人或英国人，而不是向苏联人投降。事实上，苏联最终俘获的战俘不到战俘总数的1/3。邓尼茨请求通过协商仅向西方同盟国单独投降，但被直接拒绝。因为担心会遭到持续空袭，所以约德尔同意无条件全面投降。1945年5月7日凌晨，邓尼茨极不情愿地批准并签署了投降书，1945年5月8日结束时正式生效。两天后，在朱可夫元帅位于柏林城外的大本营里，德方再次签署了四个同盟国早些时候联合起草的完整的投降书，只不过上面的日期是签字的前一天。战争结束了。[237]

第四节

余波

一

无论当我们回头反观时1945年5月8日多么像是一场彻底的解脱，但对于当时绝大部分德国人而言，事实并非如此。德国战败了，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人们开始挣扎着让自己从思想上适应新局势，并竭尽所能地让自己从纳粹主义的道德枷锁和精神负担下解放出来。许多人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对于德国人而言，战争结束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单一事件，而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这个过程会持续数个月，在此期间，同盟国军队缓慢地穿过整个第三帝国，在不同时候会对不同的人产生影响。然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该地区被同盟国军队占领，那么当地的德国人民就会恭顺地向占领者屈服。希姆莱和博尔曼曾希望组织游击队抵抗同盟国军队的占领，就像前些年苏联游击队在德国后方造成严重破坏一样，但他们成立游击队的时间太迟了，根本没有任何发展壮大的机会。他们的游击队行动被称为“狼人”行动，他们试图从希特勒青年团这一代人中征募狂热分子，在后方继续开展抵抗运动。他们组建了少数几支小部队。1945年3月25日，其中一支队伍成功地暗杀了弗朗茨·奥彭霍夫（Franz Oppenhoff），此人被入侵的同盟国军队任命为亚琛市长。[238]在巴伐利亚的采矿小城彭茨贝格（Penzberg），工人们罢免了当地的纳粹市长，以便逐渐逼近的美军部队和平进入该地区。但在慕尼黑纳粹党党区领导人的命令下，当地的一支军队逮捕并处死了这些工人，而且当一支狼人行动队抵达现场后，他们还变本加厉地开展了更多的杀戮。[239]但诸如此类的行动都只是个例，并未产生广泛影响，其背后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与党卫队、武装部队以及第三帝国的几乎任何一个组织一样，纳粹党此时已经彻底分裂坍塌了。许多人或许有能力领导一场抵抗运动，但这些人都已经去世了，或者已遭到俘虏。此外，通信联络虽并非完全不可能，但也变得异常困难。而且，希特勒的死摧毁了一股重要的纽带力量，这股力量曾将许多人对纳粹事业的忠诚之心凝聚在一起。许多人曾认为他们既是在为德国而战，也是在为希特勒而战；既然现在希特勒都不在了，那么似乎也没有理由再继续战斗了。此外，在第三帝国存在的整个期间，纳粹教条都在宣扬“强权即真理”和成功即合理这样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不计其数的场合被反复灌输，已经植入普通大众的认知系统。因此，德国彻底战败的事实似乎肯定了一点，那就是无论如何，真理掌握在同盟国手中；而且，德国人本就因为对犹太人实施过种族灭绝行动而怀有强烈的内疚情绪——早在战争结束前，许多德国人就已经为此深感良心不安了——这股内疚情绪此时更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心中同盟国师出有名的信念。德国一败涂地，整个国家被毁得满目疮痍，体无完肤，甚至连众多的爱国者也不得不将这一切归咎于希特勒和纳粹政权。这一点，没有人可以狡辩。另外，德国境内的同盟国军队无所不在。同盟国占领军对来自任何游击队或抵抗运动的威胁都高度警觉，这还得归功于纳粹德国铺天盖地的宣传，因为戈培尔的媒体王国在不断催促德国年轻人投身其中。还有一点就是，德国老百姓发现同盟国军队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被复仇情绪冲昏头脑，相反，他们也富有同情心，甚至苏联和法国军队在到来后的头几周内也给德国百姓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戈培尔的预言——数百万德国人将被送往西伯利亚——显然是无稽之谈，人们甚至都没有被送往东方地区。事实上，德国以前占领其他欧洲国家时，当地也曾出现过抵抗运动，在这些抵抗运动（除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外）开展的头两三年里，当地绝大部分人都在观望战争究竟朝哪个方向发展，过了这段时间后，他们就屈服于德国的占领了，至少暂时如此。德国此时的情形也如出一辙。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纳粹党在国家自由选举中最多也只赢得过37.4%的选票。有时，尤其是在1940年德国接二连三地获胜后，纳粹党在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要高很多。但与其他地方一样，德国的民意也普遍不稳定，难以预测；正如我们所见，截至1945年年初，纳粹党的民众支持率跌到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且低得令人难以想象。

当然，尽管有纳粹分子自杀和死亡，但总体而言，战争结束时德国境内仍有大量坚定的纳粹分子。为了处理这部分人，尤其是为了与剩下的纳粹领导们算总账，同盟国在纽伦堡成立了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从最主要的战犯开始。在一系列审判中（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10月），同盟国方的公诉人们呈现了海量的纳粹犯罪证据，控告戈林、里宾特洛甫和其他人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大规模屠杀了无辜的平民百姓，犯下的暴行和反人类罪罄竹难书，严重违反了国际战争法。由于苏联法官的参与以及西方同盟国曾对德国城市进行过地毯式轰炸，所以诉讼的合法性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其中部分指控被证明很难成立，尤其是对德国的阴谋指控。然而，国际军事法庭为以后的审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而且此次审判也得到了广泛宣传。其中一名在场的报道员就是威廉·L·夏伊勒。可能是因为被告知盖世太保正在对他的活动进行资料汇编，夏伊勒曾于1940年12月离开德国。后来，夏伊勒以专为纽伦堡审判而整理的文献证据为主要资料，撰写了关于纳粹德国历史的畅销书《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他在1960年出版此书，而在他33年后辞世时，这本书仍在印刷发行。然而，对于数量庞大的德国民众——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在战争结束时被同盟国军队安排去协助清理集中营的囚犯尸体——而言，与遭到轰炸和德意志人被逐出东欧的性质一样，这一系列的审判愈发证明，在一场无可避免地由胜利者判定孰对孰错的战争中，他们是唯一的受害者。[240]

地图23　战后中欧的区域划分

在纽伦堡审判中，主要战犯都被判处死刑，审判时只有博尔曼一人不在现场。汉斯·弗兰克（波兰总督府总督）、威廉·弗里克（内政部部长，而且自1943年以来担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长官）、赫尔曼·戈林、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行动负责人[*]）、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自1943年以来任党卫队保安处负责人）、威廉·凯特尔（约德尔的上司）、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弗里茨·绍克尔、阿图尔·赛斯—英夸特以及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都被判处死刑。除戈林外——正如我们所见，戈林在将被绞死的前一天选择了自裁——他们的判决都被执行。鲁道夫·赫斯被处以终身监禁。在生命最后几年，他一个人被关在斯潘道（Spandau）的监狱，1987年，他上吊自裁，时年93岁，他也是最后一名自杀的纳粹分子。汉斯·弗里切是宣传部的新闻司司长，同时也是一位知名的广播评论员，他代替戈培尔被提审，但他的罪行显然不能与戈培尔的罪行相提并论，他最终被无罪释放。亚尔马·沙赫特在20世纪30年代曾出任财政部部长，他在战前曾提供大量资金重整军备，在审判中，他也被无罪释放；毕竟，他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被撤职了。沙赫特后来写了回忆录，之后于1970年去世，时年93岁。他的继任者瓦尔特·丰克被判处终身监禁，但因身体原因于1957年被释放，3年后去世。卡尔·邓尼茨被判处十年监禁，他服刑期满后被释放，于1980年去世。而他之前的一任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则被处以终身监禁，但因身体原因于1955年被释放，后于1960年辞世。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被判处15年监禁，但也因身体原因于1954年被释放，2年后去世。与他一样同为贵族的弗朗茨·冯·巴本曾于1933年至1934年担任希特勒的副总理，后又出任驻奥地利大使，之后又任驻土耳其大使，此人被无罪释放，但1947年时又重新被捕，并因战争罪被德国法庭判处8年监禁。但经申诉，他在2年后被释放，后于1969年去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是希特勒青年团的负责人，后又出任维也纳纳粹党党区领导人，他被判处20年监禁；他于1966年10月1日被释放，后于1974年8月8日去世。[241]

在纽伦堡审判中，阿尔贝特·施佩尔亦被判处20年监禁。他十分高明地将自我申辩和自我问责微妙地结合起来，成功地躲过了被判处死刑的命运。他说，虽然自己本应知晓奥斯维辛集中营，但的确对其一无所知，这是赤裸裸的谎言。有人认为施佩尔也惨无人道地剥削过强制性劳动力，应被定为与弗里茨·绍克尔一样的罪名。在这部分人看来，施佩尔儒雅而职业的中产阶级举止为他赢得了法官们的信任，而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绍克尔粗俗野蛮的举止则将自己送上了绞刑架。在斯潘道监狱服刑期间，施佩尔感到无聊困顿，为了消遣，他每天保健散步时想象着自己在全世界游走。此外，他也偷偷写日记（写在卫生纸上），并且还写了2.5万多封信，富有同情心的访客们将这些文字材料夹带了出去。他于1966年被释放，后出版了一套广受好评的回忆录。这本回忆录很值得称道的就是他在书中坦白地呈现了自己与希特勒的关系，同时很高明地评价了纳粹统治体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他的回忆录明显不够真实。很多时候，施佩尔为了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粉饰或篡改了许多历史事件，而且隐藏了他其实知道灭绝犹太人计划的事实。在他去世前不久，记者基塔·瑟伦利曾对他进行过数次具有重大意义的采访。在采访中，施佩尔被迫放弃了在回忆录里他关于很多细节问题的立场。然而，无论如何，就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知晓情况而言，他向瑟伦利承认的内容与他当年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承认的别无二致，尽管瑟伦利摆出的事实与之完全相反。1981年8月，施佩尔在访问伦敦时中风而亡。[242]

除了在纽伦堡的审判外，还有许多其他审判，其中不少是在波兰进行的，比如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前负责人鲁道夫·霍斯的审判就在那里进行。战争结束时，霍斯逃往度假胜地叙尔特岛（Sylt），并以虚假身份进入了海军情报学校（Naval Intelligence School）。随后，他成功地用假名在农场上找到一份工作，但终究还是被追踪到，并于1946年3月11日被抓捕。就在被捕的两天前，他意外地将自己那小瓶毒药打碎了。他在监狱遭到了虐待，抱怨说自己被毒打，最后在并不完全准确的罪状书上签字。据他所言，审问者们全是犹太人。霍斯并不否认他的纳粹罪名。在他看来，战前设置集中营很有必要，因为它们是非常难得的再教育中心，具有重大意义。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灭绝犹太人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因为它不仅导致“全世界都仇恨”德国，而且“对反犹主义事业没有任何价值，反而帮助犹太人朝自己的最终目标迈进了一大步”。[243]虽然霍斯以证人身份被多次带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尤其是在为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辩护期间，但绝大多数时候他都被囚禁在克拉科夫。在克拉科夫监狱中，他撰写了一部长篇自传，虽然里面很多细节都不甚准确，但该书却无意间透露出他的态度和信仰，正是在这种认知体系下，他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谋杀工厂的负责人。1947年3月11日，他被带到受审席，旁听庭审的还有众多外国观察员。霍斯被定为谋杀罪并被判处死刑；1947年4月16日，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营——在党卫队行政管理楼旁边——被绞死。[244]

就在同年晚些时候，也就是1947年11月，克拉科夫最高法院审判了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40名党卫队军官和看押人员。他们中23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领导人汉斯·奥梅尔和另一位曾经的负责人阿图尔·利贝亨舍尔（Arthur Liebehenschel）。其他人则被处以不同年限的监禁。党卫队医生汉斯·明希（Hans Münch）曾用集中营囚犯研究营养不良，但因为当时的囚犯们为他提供了很多有利证词，所以他被无罪释放了。工程师库尔特·普吕弗是毒气室的设计者，他于1946年在爱尔福特被捕并被送到苏联的一个劳改营，后于1952年在劳改营中去世。普吕弗所属的托普夫父子公司的共同所有人之一路德维希·托普夫（Ludwig Topf）是选择自杀，而他的兄弟恩斯特·沃尔夫冈·托普夫（Ernst Wolfgang Topf）则毫发无伤地逃跑了，并在威斯巴登重新创业，为焚化室生产焚尸炉。而毒气齐克隆B的生产者中有两人——也就是汉堡企业（Tesch & Stabenow）的所有者和总经理——被一个英国军事法庭处死，而其他生产者，包括德国害虫防治公司（Degesch）的总负责人格哈德·彼得斯（Gerhard Peters）在内，则被无罪释放。[245]还有一部分人也因自己的罪行在各欧洲国家受审后被处死，其中包括弗里德里希·耶克尔恩，他是一名党卫队指挥官，曾负责在里加和其他地方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奥托·奥伦多夫和维尔纳·瑙曼，他们曾领导党卫队别动队在东方地区开展谋杀行动；库尔特·达吕格（Kurt Daluege），此人是警察最高领袖；于尔根·斯特罗普，他是一名党卫队指挥官，曾成功镇压华沙隔离区起义；奥斯瓦尔德·波尔，此人是集中营组织的负责人；最后，还有纳粹党党区领导人阿图尔·格赖泽和阿尔贝特·福斯特，他们二人曾在波兰沦陷区统治。埃里克·科赫是东普鲁士党区领导人，他被波兰人判处死刑，但由于健康原因又被改判为终身监禁。还有其他很多人被处以长期监禁。[246]日记作者费利克斯·兰道是一名来自奥地利的党卫队成员。1941年，作为一次特别行动的任务之一，他在波兰东部沦陷区组织开展了大规模枪杀行动；此后，在利沃夫地区担任犹太强制性劳动力组织者期间，他又利用自己的职权实施了进一步的谋杀行动。1946年，他以前手下的一名工人在林茨认出了他，随后，他被美国人投进了战俘营，但第二年时他又成功逃离。他用假名生活在讷德林根（Nördlingen）附近，并从事室内设计，直到1959年再次被捕。他于1962年遭到审判，随即被终身监禁，后于1983年去世。[247]

二

除了“主要战犯”受到审判外，美国占领当局还在纽伦堡举行了12次审判，专门处理情节较轻的罪犯，总共涉及184名被告。第一场审判针对高级医疗人员，他们的罪名包括在未经受试者同意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残忍实验、在“安乐死”行动中杀害精神病人和残疾人以及其他各种罪行。其中两名被告是维克托·布拉克和卡尔·勃兰特。他们二人都冥顽不化地认为下令杀害残疾人并没有错，最后，均被判处死刑。在其他审判中，各“安乐死”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因各自的罪行遭到提审。赫曼·普凡米勒于1951年被判处5年监禁，而弗里德里希·门内克被判处死刑后自裁。[248]还有两名医学家——恩斯特·罗登瓦尔特和埃里克·马丁尼——在1943年时故意让整个蓬蒂内沼泽感染疟疾，结果极有可能导致了10万意大利人感染这种疾病，同时导致数量巨大的平民丧命，他们二人在战后的命运可谓喜忧参半。罗登瓦尔特因与纳粹政权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遭到自己学生的举报，所以他被革除了系主任的职位。尽管如此，但他依然得到了很多同事的支持，而且同盟国委托他汇编一份关于第三帝国卫生的报告（他极其高明地没有将自己的专业领域——种族卫生——纳入这份报告）。他出版了一份流行病世界分布图集、数本医学史方面的著作以及一本措辞谨小慎微的回忆录。1967年，位于科布伦茨（Koblenz）的西德陆军战争医学与卫生研究所（Institute of War Medicine and Hygiene of the West German Army）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249]而至于马丁尼，尽管他不能重新恢复在汉堡的职位，但也在继续出书。1952年，马丁尼关于医学昆虫学的标准教科书迎来了第四版，之后于1960年去世。[250]

约瑟夫·门格勒医生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斜坡上挑选犯人做实验，结果导致许多人不幸身亡。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关闭之前就已经离开了，之后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工作了很短时间，然后又加入了由前同事领导的一支军队。1945年7月，当他以农场工人的身份开始在巴伐利亚罗森海姆上班时，被美国人俘获，但是得到假名的庇护，又得以被释放。由于担心被发现，他在另一名前同事的帮助下途径瑞士和意大利北部逃到了阿根廷，并在那里重新安身立命，于1955年购买了一家制药公司一半的股份。1959年，他搬到了德国位于巴拉圭的一块殖民地，但第二年又去往了巴西。在此期间，他离婚后又再婚了，这两次法律行为让人们首次注意到门格勒还活着。他之所以能四处逃亡并隐藏自己的身份，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从前纳粹分子构成的地下联络网那里获得了很多帮助。他继续逍遥法外，最终于1979年游泳时因心脏病发作而亡。他的坟墓直到1985年才被人发现，他的尸体被挖掘出来，身份通过牙齿记录得以确认。[251]与门格勒形成对比的是，他的导师奥特马尔·冯·费许尔在战后恢复了自己的学术事业。费许尔于1952年被选为德国人类学学会（German Society for Anthropology）会长，2年后又出任明斯特大学医学系的系主任，并且自1951年以来就一直在那里担任遗传学教授。1954年，他基于自己20年前出版的《遗传病理学》（Hereditary Pathology）一书又出版了自己的专著《人类遗传学》（Human Genetics）。最终，他于1969车祸身亡。[252]

除了约瑟夫·门格勒外，弗朗茨·施坦格尔和阿道夫·艾希曼也逃往了拉丁美洲。施坦格尔曾任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指挥官，当该集中营被关闭时，他被调遣到了意大利北部。上级命令他去监督修建防御工事和镇压游击队运动。战争结束时，他逃到了奥地利，结果被美军逮捕并囚禁。随着战争罪调查的进一步深入，施坦格尔在安乐死行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暴露无遗，而且美国人似乎已经发现他曾于某个时刻担任过一个集中营的总负责人。然而，截至此时，绝大部分同盟国战争罪法庭都已停止工作了，因此，他被移交给奥地利当局，奥地利当局将他囚禁在林茨的露天监狱。1948年5月30日，施坦格尔越狱了。他用从监狱中弄到的假身份文件成功地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并在意大利联系了许多能予以他重要帮助的人。抵达罗马后，他在梵蒂冈不仅造访了阿洛伊斯·胡达尔（Alois Hudal）主教，还拜访了一名神父以及德国与奥地利神职人员圈的部分成员，这些成员都是庇护十二世身边的人。胡达尔是意大利首都的德国天主教社区负责人。他是一名奥地利人，做了大量工作来帮助自己的同胞们免受惩罚。他给施坦格尔找到了一处藏身之所，给了他一些钱，然后又给他准备了一份红十字会的护照，最后给他买了一张前往叙利亚的船票。施坦格尔的家人与他在叙利亚会和；1951年，他们全家移民巴西。其他许多前纳粹分子和党卫队成员都是通过这条逃亡路线死里逃生的。在巴西，施坦格尔一家人对弗朗茨·施坦格尔的过去讳莫如深。他们在当地的德国人聚居区找到了工作并开始了正常的社交生活。他们全家人用的都是自己的本名，完全没有试图隐藏他们的真实身份。尽管弗朗茨·施坦格尔是奥地利和德国政府的官方通缉人员之一，但结果他最终还是在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此人成立了一个信息中心，专门致力于搜寻逍遥法外的前纳粹领导人并确保其被逮捕——的不懈努力下才被追踪到的。1967年2月28日，施坦格尔被巴西警察逮捕并被遣送回德国。在德国，他因曾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下令杀害90万人而遭到审判。他的妻子从巴西过来旁听庭审，直到此时，她才知晓自己的丈夫究竟在集中营都干了些什么。1970年12月22日，施坦格尔被判处终身监禁，于次年6月28日在狱中去世。[253]

临近战争结束时，在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的命令下，阿道夫·艾希曼在奥托·斯科尔兹内和前罗马尼亚铁卫团领导人霍里亚·西马的协助下组织了小规模的游击队抵抗运动。但希姆莱很快就终止了该行动，于是，艾希曼用伪造的身份文件开始潜入地下。由于担心自己的真实身份被发现，所以他也利用梵蒂冈方面帮助“反共产主义战士”的政策逃往拉丁美洲。他来到阿根廷，在那里，胡安·庇隆（Juan Perón）领导的半法西斯独裁政权为各路前纳粹分子和党卫队成员提供庇护所。其中一名避难者就是奥托·斯科尔兹内，他于1948年从德国的一个战俘营逃离出来，之后在一系列地方生活过，其中包括西班牙和爱尔兰（他于1975年在德国去世）。艾希曼的身份和藏身之地被黑森州的反纳粹州检察官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发现。鲍尔是一名犹太裔德国人，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瑞典过着流亡生活。在他的催促下，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于1960年5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绑架了艾希曼并将其偷渡到耶路撒冷。第二年，艾希曼因大规模谋杀罪在耶路撒冷受到审判，整个舆论界都沸腾了。艾希曼被判处死刑，于1962年5月31日午夜被处以绞刑。[254]

三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全世界都笼罩在冷战的政治氛围中，所以西德并未开展大规模的战争罪审判。一方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以及西德政府都普遍认为，大规模的审判会进一步刺激东德政府，导致其控告整个德国都充斥着纳粹犯罪分子；而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审判也会让为数众多的前纳粹党员感觉自己被孤立，他们害怕自己可能会被送上受审席，如此一来，联邦德国羽翼未丰的民主制度或许会被扼杀在摇篮中。然而，到了1958年，有迹象表明情况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在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成立的州司法行政中心办公室（Central Office of the Provincial Justice Administrations）为协调全国范围内的纳粹犯罪起诉工作奠定了基础。但真正迫使西德采取行动的还是对艾希曼的审判。弗里茨·鲍尔再次成为这些调查强有力的推动者。最终，很多党卫队军官和看押人员于1964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遭到审判，将调查行动推向了高潮。里夏德·贝尔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最后一任指挥官，他隐姓埋名当了很多年林业工作者，后来于1960年被捕。他原本也将站到受审席上，但审判开始前他就去世了。受审席中有街区领导人，有集中营的党卫队看守人员，还有其他因对囚犯单独实施过身体暴力行为而遭控告的人，总计22名。超过350名曾被关押的囚犯专程赶到法院作证。1965年8月，17名被告中，大多数都被判处长期监禁。此次审判具有历史转折意义，它让西德年轻一代意识到第三帝国的罪行。此外，西德随后还举行了四次规模相对较小的审判，在这些审判中，更多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守人员和街区领导人被判处监禁。对此，东德也予以了积极回应，他们亦举行了审判，于1966年逮捕并处死了集中营医生霍斯特·菲舍尔（Horst Fischer）。菲舍尔锒铛入狱前曾用自己的真名在东德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公开行医20年，未受任何阻碍。[255]

对许多观察家而言，像菲舍尔这样的人在战后德国还能身居要职，这充分表明同盟国开展的“去纳粹化”运动还不够彻底。在战争刚结束的头几年，数百万德国人被要求填写并提交长长的表格，详细汇报他们自己在第三帝国存在期间的个人活动和观念信仰。随后，他们被带上法庭，法官会听审相关方提供的证据，并据此将受审者归类为纳粹分子、参与纳粹活动、同路人或完全无关。去纳粹化运动的规模甚大。西德地区超过360万人受到影响，其中1,667人被归类为“主犯”，2.3万出头的人被归类为“罪人”，15万出头的人被归类为“轻犯”。由此可见，只有不到5%的人被判定为冥顽不化的纳粹分子。99.6万人被认为只是有名无实的纳粹党员（占总数的27%），还有121.4万人被判定为清白无辜（占总数的33%）。截至1948年去纳粹化运动结束时，尚有78.3万人未遭起诉，35.8万人被赦免，还有12.5万人未被归类。在苏联占领区开展的类似运动中，超过30万人被解聘，还有8.3万人被永远禁止聘用。当然，去纳粹化运动不可能禁止所有650万纳粹党员担任要职。法官、医生、律师、科学家、工程师、银行家以及其他许多人具有德国社会亟需的专业技能。他们中有的人曾在法庭上将政治犯判处死刑，曾在医院中参与过“安乐死”屠杀行动，曾在各中小学和大学宣扬过纳粹教条，或者在政府行政工作中整理过“谋杀文案”，而其中许多人此时都恢复了自己的职位。这些领域的人抱团合作，阻止别人批评他们在第三帝国存在期间的作为，他们以前曾扮演的同谋角色因此被掩藏起来，所有人都讳莫如深，直到20世纪末那些主要参与者退休之后，这片集体沉默才被撕破。[256]

去纳粹化运动具有侵犯性，它让那部分迫切想要忘记历史的德国人感觉自己被孤立，而且据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去纳粹化运动的支持率从1946年3月的57%暴跌至1949年的17%。去纳粹化运动可能更多的是表面化运动，未触及实质，因此许多参与其中的人并未改变自己的纳粹观念。然而，尽管如此，此次运动总体而言还算成功。它使得公开表达纳粹观点成为禁忌，也使得流露出纳粹情结的人往往被迫辞职。数万名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被监禁、遭到审查并在去纳粹化法庭上受到审判，这为反纳粹的社会民主党人士、天主教人士、自由派以及没有参与纳粹政权的其他人提供了新的契机，他们开始在政治、行政、文化以及媒体等领域担任要职。诸如德国社会主义帝国党（Socialist Reich Party）以及后来的德国国家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等团体试图以新纳粹主义政治运动的形式复兴纳粹主义，但其获得的民众支持都少得可怜。此外，如果他们明目张胆地宣扬纳粹观点——比如德国社会主义帝国党——那么将被直接依法废除。像维尔纳·贝斯特这样的例子算极其特殊。在战后，贝斯特不止一次受到审判和定罪，但均死里逃生，在之后漫长的余生里——他于1989年去世——集结前纳粹分子的力量，为争取“大赦”积极活动。但他只是个例。尽管如此，但据民意调查显示，到了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人依然认为纳粹主义“本身是一种好的理念，只是被错误地执行”，而且有一大部分民众仍旧认为没有犹太人的德国会更好，这令人非常担忧。直至以1968年为标志的新一代人的到来，德国人才与过去进行了真正的诀别。然而，无论如何，东德和西德的政治文化从一开始都坚定地摈弃纳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包括具有悠久传统的德国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也被抛弃，很多人曾经就是在这两种思想的怂恿下支持纳粹主义的。德国彻底战败，以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经济奇迹”，大量财富被创造，在这种背景下，绝大部分德国人开始拥护以议会民主为特征的政治文化，并以愈发强烈的热情和日渐坚定的信念投入到欧洲一体化进程和维护国际和平的事业中。[257]

德国人基本上都无法轻松自如地适应这个全新的世界。许多人仍为第三帝国的失败感到惋惜。当希特勒曾经的军事指挥官们各自开始写回忆录时，他们都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了一个虽不切实际但多年来却被广泛接受的观点，那就是如若希特勒让他们继续坚持的话，他们或许已经赢得了战争。在这些回忆录中，东部战线的德军在战争作风上并未受到批评，因此也未遭到质疑。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将军最终于1945年5月28日被捕，直到1948年才返回德国。在整个余生，他都笃信自己当年是在为一个伟大的事业——德国事业——而战斗。之后，海因里希于1971年12月13日安详辞世。[258]而费多尔·冯·博克元帅就没有这么走运。自1942年夏天以来，他就过着强制性退休的生活。1945年5月3日，博克驱车与他的妻子、继女以及一位朋友穿过乡村地区，驶向奥尔登堡。他希望与老朋友冯·曼施泰因元帅会面，探讨战争结束的相关问题。一架英国战斗机发现了他的车，随即迅速俯冲，朝他们猛烈开火，整辆车立刻被火焰吞噬。博克颤颤巍巍地逃出车，成为唯一的幸存者。他被接走并被送往医院，但因伤势过重，第二天就去世了。[259]至于其他高级军事指挥官，他们的命运也不尽相同。瓦尔特·冯·布劳希奇于1948年在英国监狱中去世；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被英军俘虏并遭到审问，但由于心脏健康原因，他从未接受审判，后于1953年去世；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投降，此后他一直居住在东德，直至1957年去世，去世时他依然公开地拥护他在囚禁期间接受的共产主义事业；弗里茨·冯·曼施泰因由于对非战斗人员犯下的罪行于1949年被一个英国军事法庭判处15年监禁，他后于1953年被释放并成为西德政府的一名军事顾问，最终于1973年去世。与坦克指挥官海因茨·古德里安——此人在战争结束后被短暂囚禁，后于1954年去世——一样，冯·曼施泰因也由于其杰出的军事领导才能而广受敬重，而且关于他参与纳粹事业和犯下的相关罪行基本上也没有被追问。

此外，中下层军事人员的命运也值得关注。日记兼书信作者维尔姆·霍森费尔德于1945年1月17日撤离华沙时被一支红军部队俘虏，随后被投进了战俘营。他的身体状况日渐恶化，并且1947年7月27日中风发作。截至此时，他已可以给朋友和家人写信。霍森费尔德竭尽所能地凭记忆罗列出自己曾救过的波兰人和犹太人，试图让他们为自己请愿，以便得以释放。有的人的确为他求情了，但这亦于事无补。1944年华沙起义期间，他是德方军事行政管理人员之一，被控告有战争罪，遭到审判并被处以20年监禁。1952年8月13日，他中风再次发作，再也未能醒过来。[260]其他许多德国战俘都被囚禁在苏联劳改营，战后被关押了整整10年，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被最终释放。对他们很多人而言，适应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并非易事。格哈德·M. 是一名士兵，亦是一名资深的突击队员，他感觉在这个全新的政治世界中最无法忍受的就是不能穿制服。“我素来很喜欢穿制服，”他在日记中写道，“事实上，我喜欢穿制服并不仅仅是因为上面有很多银质勋章……主要是因为马裤看起来比较有力度而且衣服穿起来也更舒适。”[261]他无法理解为何自己不能恢复战前消防员的身份。“是的，”消防局的新负责人告诉他，“你们这些纳粹分子确实出尽了风头，但现在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格哈德·M. 完全不能理解自己为何被革职。“我变得一蹶不振。”他痛苦地反思这场战争，“我们的领导者们将德国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采用的手段可供后人效仿学习：他们发动了一场将全世界卷入其中的战争，并因此摧毁了他们以及前几代人创造的一切，而他们这样做纯粹是因为想名垂青史，让后世铭记自己是伟大的军事领袖。”[262]又过了9年，他才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消防事业。[263]

对其他人而言，要适应这个新世界、对自己往昔的纳粹岁月形成自我批判的立场并从纳粹意识形态中彻底解放出来，也同样困难。梅利塔·马施曼是德国少女联盟的前领导成员之一，与很多人一样，她亦害怕同盟国的惩罚，所以躲到了位于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村庄里，用伪造的文件隐藏身份，靠用物品交换或直接偷盗来的食物过活。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她身份被识破，最终于1945年6月中旬被捕。身陷囹圄后，她才终于清醒地意识到第三帝国已经分崩离析了。据她后来回忆，监狱生活最好的一点就是自己被迫闲了下来，于是，她有充分的时间反思过去，同时也能趁这段闲暇时光休养身心，因为在过去几年，她一直持续不断在为纳粹事业奔波辛劳。她必须接受有限的“再教育”，她说这种“再教育”十分可悲，很多时候，那些教育者们的教育程度还不如她这样的中产阶级女性的教育程度高，在与教育者的争论中，她们这些中产阶级女性往往更占优势。她拒绝相信集中营的故事，并认为别人给她展示的照片是假的。1946年，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纽伦堡审判上做了自己的最后陈词。通过广播转播听到他在最后陈词中认罪时，马施曼感觉自己被出卖了，她认为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监禁生活的压力太大。正如她当时在笔记中所记载的那样，她仍然坚信“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关乎种族复兴、大德意志帝国以及欧洲统一体的理念……是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理念之一”。她认为，在去纳粹化运动中被判定为一名坚定的纳粹分子要比被判定为同路人体面得多。在后来数年中，她依旧抱着一贯的理想主义态度，投身于帮助困难的前纳粹分子的事业中，而且期间捐赠了自己很大一部分收入。很多年后，在宗教信仰的帮助下，尤其是在一名福音派牧师朋友的帮助下，马施曼才一定程度地从过去的纳粹意识形态中走出来。她注册成为一名大学生，并积极地与其他种族的外国学生结交。在之前的人生中，她的一切均是在纳粹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开展的；她后来开始阅读关于华沙犹太个人悲惨命运以及关于集中营的报告，当她最终接受这些报告才是事实真相时，她才从纳粹意识形态中彻底解放出来。她总结到，纳粹主义能吸引很多善良并怀有理想主义情结的年轻人，因为他们被狂热情绪点燃，盲目地投身于纳粹事业中，头脑发热，对真相一无所知。尽管如此，她本人却对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依旧持怀疑态度，后来，她对印度灵性信仰产生了浓厚兴趣。[264]

四

在同盟国的支持下，德国战后的文化生活恢复得相对较快。但那些曾积极参与过纳粹宣传的人却无法恢复自己的事业。在电影界，埃米尔·雅宁斯被迫回到他位于奥地利的农场，后于1950年去世；莱妮·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发现自己不可能再制作电影了，因此转而投身摄影，用胶片记录了努比亚部落的生活，还拍摄了珊瑚礁上的水下生命。她于2003年去世，时年101岁。里芬施塔尔一直声称自己与政治毫无关联，但只要看过她《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这部影片的人，几乎都无法相信她的声明。相比之下，法伊特·哈兰在去纳粹化的审判中则成功地为自己的过去辩护，他的理由是自己纯粹是一名艺术家，他电影里的政治宣传内容都是戈培尔强加给他的。他在1964年去世前还制作了几部电影。[265]维尔纳·埃克是第三帝国的一名重要的现代主义作曲家，他成功地恢复了自己事业，成为一所音乐学校的负责人，并在重建西德音乐生活的过程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他后于1983年去世，世人冠以了他无限荣誉。在他去世前一年，卡尔·奥尔夫也去世了，此人在战后的事业也同样颇为成功。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曾是戈培尔帝国音乐协会的负责人，或许因为他过于声名卓著，所以没有受到去纳粹化审判的影响。他安宁地生活在维也纳，从战争中幸存下来，期间还创作了最后一系列清晰流畅的莫扎特式作品——从专供弦乐团演奏的《变形》（Metamorphoses）到双簧管协奏曲——而且这些都是他最上乘的作品。他还未来得及欣赏《最后四首歌》（Four Last Songs）——他最后的杰作——的首演，就于1949年去世了。[266]

指挥家威廉·富特文格勒在战后的职业生涯更持久一些，但同时也更富争议。一家去纳粹化法院撤销了对他的全部控告，他以自由指挥家的身份继续工作并录制作品，直至1954年去世。1949年，富特文格勒被邀请出任芝加哥交响乐团首席指挥，但在诸多杰出犹太音乐家——包括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Vladimir Horowitz）和阿图尔·鲁宾斯坦（Artur Rubinstein）在内——的反对下，这份聘任邀请又被取消了。同为指挥家的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因自己的犹太血统在纳粹政权统治时期被迫过着流亡生活，他语气强烈地对富特文格勒说道，在整个纳粹年间：

很显然地，这个魔鬼政权把你的艺术当作一种有效的宣传手段。利用你的知名形象和杰出天赋尽心地为这个政权效力，并使得与你居于同样地位的艺术家也参与其中并竭力表演，这会教唆别人犯下可怕的罪行，怂恿他们破坏文化，损毁道德。或者至少说来，你这样做也给纳粹政权提供了极大的支持。[267]

富特文格勒称自己也曾为纳粹政权的犹太受害者挺身而出，正如第三帝国初期，他在几次涉及犹太人的事件中曾出面干涉过。布鲁诺·瓦尔特指出，尽管如此，但他从未陷入危险之中，而且在第三帝国存在的整个期间，他一直是德国的主要指挥家，一帆风顺地发展着自己的事业。瓦尔特总结道：“有鉴于此，你曾在少数几个犹太人案件中施以援手，这又算得了什么？”[268]

阿尔诺·布雷克尔是希特勒最钟爱的雕塑家，也被送上了去纳粹化法庭的受审席，但他列举出了自己曾帮助过的许多受害者的姓名，因此减轻了他与希特勒往来密切的罪名。他帮助过的其中一名受害者就是一个名为迪娜·维耶妮（Dina Vierny）的犹太女子，此人是马约尔（Maillol）的模特。维耶妮原本将从一个法国的临时难民营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为了确保她从那里被释放出来，布雷克尔曾拜访盖世太保的首领海因里希·米勒。此外，他也曾帮助毕加索躲过了巴黎盖世太保的注意。不仅希特勒对布雷克尔的雕塑作品情有独钟，斯大林也对他的雕塑作品表示喜爱，曾于1946年邀请他进行创作（布雷克尔拒绝了他的邀请，并说道：“对我而言，给一个独裁者效劳就已经够了”）。除了这一切，还有160份宣誓口供证明他在第三帝国存在期间为人正直，因此，他成功地让自己仅仅被划归为“同路人”，只需交100帝国马克罚金并承担审判费用（他从未支付）即可。后来，他恢复了自己的事业，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一些建筑师——施佩尔曾经的下属——的帮助，而且他的崇拜者们还举办了他的作品展。尽管如此，他不遗余力地在主流艺术界恢复自己的名声却未能取得成功；直至他1991年去世，主流艺术界基本上仍然把他视为第三帝国的国家雕塑师。1990年，在他90岁生日时，德国一份持保守立场的主流报纸曾这样评论过布雷克尔，称他是“一个典型的受到引诱和迷惑，同时亦专横跋扈的天才”。[269]

战后，与艺术家和作曲家相比，同盟国对曾致力于生产V-1飞弹和V-2火箭等奇迹武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更感兴趣。这些人虽然非常专业，但当时在奇迹武器的研发上却并未取得什么重大突破。苏联和美国当局都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找到那些重要的军事技术设备并将其运回国内，以便开展进一步研究。神经毒气沙林和塔崩的发明者被逮捕并遭到审问；喷气发动机、先进的潜水艇、火箭动力飞机以及其他许多装备都被拆卸带走，以供研究。苏联方面转移了数千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让他们负责革新苏联的军事技术和设备。与此同时，英国人和美国人则将注意力投向了V-2火箭的研发团队。1945年10月，英美人与韦恩赫尔·冯·布劳恩及其部分团队成员共同见证了3枚V—2火箭导弹从德国北海海岸的发射。火箭研发团队的其中120名成员被带到了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El Paso）附近的新基地，负责继续研发火箭；他们本应对朵拉集中营的罪行负责，但在相关审判中却并未被送上受审席。到了1950年，火箭研发项目又被转移到了亚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Huntsville），并在那里逐渐发展，超过了之前的其他同类研发团队——比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Pasadena）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成为美国主要的导弹研发中心。在V—2火箭研发经验的基础上，冯·布劳恩和亨茨维尔团队于10年后建造了强大的土星号火箭，这种火箭被用来将人送进太空，并且在10年内成功地将人送上了月球。不仅是美国人，而且苏联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在利用佩内明德团队成员——无论他们是在哪里找到这些成员的——的专业知识来研发建造新一代的洲际弹道导弹，而且随着原子弹的发明，这些国家比之前的德国要危险千万倍。[270]

其他科学家则留在了德国并恢复了自己的事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原子弹研究的先锋奥托·哈恩和维尔纳·海森堡。哈恩于1946年接掌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1947年，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去世，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英国占领当局下令将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更名为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 Planck Society），哈恩虽极力反对，但也无可奈何。然而，哈恩的确非常成功地使该协会不再大力服务于纳粹所需的研究，这一点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被讨论。哈恩曾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他因发现核分裂而被授予该奖项。他后于1968年在哥廷根去世。维尔纳·海森堡成为马克斯·普朗克物理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hysics）的负责人，重新进入了国际科学界，后于1971年去世。他的劲敌，也就是“德意志物理学”的提倡者们，则并没有这么走运。1947年，约翰内斯·斯塔克（Johannes Stark）遭到审判，海森堡欣然地提供了不利于他的证词。斯塔克被判处4年监禁，但最终并未执行，他后于1957年去世，几乎被人彻底遗忘。斯塔克的导师菲利普·莱纳德（Philipp Lenard）则在10年前就已去世，时年85岁。战后学术研究恢复后，德意志物理学运动中的其他次要人物也都被刻意拦在了学术圈的大门外。[271]

五

一些平凡而低调的市民本着良心撰写了大量日记，这些日记作为重要史料，记录了纳粹统治下的日常生活，而这些日记的作者们在战后也经历了各自不同的命运。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医生出版了一部五卷本的作品，记载了德国所犯下的战争罪和扎莫希奇地区的地下抵抗运动。因此，在纽伦堡的其中一场审判里，他被传唤去作证。克卢科夫斯基很快发现自己又生活在了另一个独裁政府的统治下，因为苏联占领军不仅镇压了波兰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且还扶持了一个共产主义政权。此刻，克卢科夫斯基开始帮助那些打击共产党的波兰地下抵抗运动，同时写日记记载了共产党的恐怖统治，正如他当年记录纳粹统治一样。他被苏联政治警察抓捕过两次。他虽然未被监禁，但却被免除了自己长期担任的医院院长之职，被降级为身份稍低微的病房医生。1952年，他的儿子因参与抵抗活动将被处死，在试图阻止儿子免遭此厄运时，他再次被捕，并在弗龙基监狱（Wronki）被关押了4年。在1956年解冻时期，克卢科夫斯基的罪行被赦免，名声也得以恢复，并于当年搬到了卢布林，2年后，他在卢布林出版了他的战争日记。这些战争日记让他名声大噪，不仅很快就被再次印刷发行，而且还为克卢科夫斯基赢得了一个主流的文学奖项，此外还使他赢得了其他许多波兰国家奖励。然而，截至此刻，克卢科夫斯基已身患癌症。他于1959年11月23日去世，和其他波兰家乡军士兵一起被葬在什切布热申。1986年，这个小城在中心广场为他设立了一个纪念碑。在他幸存下来的儿子和孙子的倡议下，其日记的英译本于1993年出版，因此得以进入更多读者的视野。他的日记生动而详细地记录了德国占领下的波兰生活，目前为止仍然是我们了解这个历史片段的最佳读物。[272]

1939年，维克多·克伦佩雷尔和妻子埃娃被逐出了他们位于德累斯顿郊区多尔兹肯的房子，此时他们又搬了回去，并逐渐将其还原成往昔的样子。克伦佩雷尔虽然已经63岁了，但他丝毫没有打算安闲地过退休生活。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前同事们此时都再次和他聊天，仿佛中间几年什么事都未发生过一样，而事实上，因为克伦佩雷尔是犹太人，这些前同事在纳粹统治期间都对他避而远之。此刻，曾经的朋友、邻居以及熟人，甚至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都来向他套近乎；他们都称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完全没有参与第三帝国的犯罪，希望克伦佩雷尔能帮助他们证实这一声明。他发现自己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那就是第三帝国的受迫害者，他很享受这个身份。他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教授头衔被恢复了，尽管他并未回去教书；随后，他又接二连三地在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哈雷和柏林被授予了一系列声誉卓著的职位。他从自己非犹太裔的朋友安娜玛丽·克尔勒那里拿回了手稿，并出版了他对纳粹语言的研究成果——《第三帝国的语言》，此书出版后立刻就被认为是一本经典之作。此外，他还恢复了自己对18世纪法国文学的研究，且研究成果亦被出版。德累斯顿位于苏联占领区，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克伦佩雷尔加入了共产党，他将其视为补偿和重生的最可靠途径。在他看来，这是让自己彻底摆脱纳粹主义的最佳途径。他的共产党员身份给他带来了广阔的文化和教育工作机会，而且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他成为国家议会的议员。其他共产党员如果要获得这个职位，需要积极竞选或者是与对手针锋相对，而他不需要。但随着东德变得越来越斯大林化，他也开始愈发怀疑；他的作品遭到了政治批评，而他私底下总结到，归根结底，自己毕竟还是一个自由派人士。[273]

1951年，克伦佩雷尔的妻子埃娃在刚过完自己69岁的生日后不久，便在睡梦中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在第三帝国存在期间，正是她矢志不渝的爱让克伦佩雷尔得以坚持下去。“我很寂寞，”克伦佩雷尔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对我来说一切都没有意义。”[274]起初，他将精力都投入工作，以求得暂时的慰藉，但在短短几个月内，他就与自己一名25岁的学生哈德维希·基希纳（Hadwig Kirchner）开始了一段新恋情。尽管感觉这有点难堪，但他依然陷入了爱河，而且他的情愫得到了回应。他们二人于1952年5月23日结婚。克伦佩雷尔继续教授法国文学，一直到70多岁。1959年，克伦佩雷尔病危，后于1960年2月11日去世，时年78岁。在东德的统治下，他卷帙浩繁的日记不可能被出版，因为无论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第三帝国时期或是在战后年代，这些日记都不是以共产党的立场撰写的。柏林墙坍塌后，他的遗孀使这些日记的出版成为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日记开始被连载出版，它们呈现了一个犹太人在20世纪头60年里的德国生活，立刻就成为人们了解这段历史的最翔实生动的文字记录。[275]

路易丝·索尔米茨和犹太裔丈夫弗里德里希也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且毫发无损。他们在汉堡安静地过着退休生活。路易丝每天仍然写日记，记录自己的点滴，这是她1905年以来就养成的习惯。她每年的日记都记在一个700页厚的笔记本里，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行距很窄，字也很小，就这样一年一本。1953年12月，她把日记作为历史记录捐赠给了汉堡州立档案馆（Hamburg State Archive），但一年后又将其取回，留作私用，因为她发现自己不能没有这些日记。1967年，她再次将其捐赠，但三个月后再次取回。此后，她将这些日记一直留在身边，直至1973年去世，时年84岁。在20世纪60年代，汉堡国家社会主义历史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Socialism）取得了索尔米茨的同意，她每天前来宣读自己1918—1945年的日记，然后一名速记打字员将其记录下来。在重新阅读这些日记时，她偶尔对自己于20世纪30年代初表达的观点也感到奇怪，因为她自己的这些观点到了1945年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其中，从1933年1月起开始，她描述了纳粹分子们唱着歌，描绘犹太人的鲜血从刀口上喷涌出来的场景，再读到这些文字时，她评论道：“那时谁会当真呢？”[276]

六

很多人都与路易丝·索尔米茨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未能意识到暴力是纳粹主义的核心要旨。甚至迟至1939年，绝大部分德国人依旧抱有一丝希望，认为欧洲不会爆发一场广泛的战争。1940年，法国战败后整个德国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他们的喜悦很大程度上源自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用似乎最小的流血代价不仅将宿敌打败，而且也洗清了1919年《凡尔赛和约》的耻辱，这令他们感到无限欣慰。然而，从一开始，纳粹主义就是一种以暴力和仇恨为导向的教条，其诞生于痛苦和绝望之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都出现了严重危机，因此，相应地，它必定会采取强烈而激进的方式予以回应。德国必定会将国内外的敌人都彻底歼灭，以便自己东山再起，而且这次志在赢得史无前例的庞大权力和霸主地位。20世纪30年代，为数众多的德国人是在经济重建和社会统一的承诺下才投身纳粹事业的，但甚至这些承诺最终也让位于为战争而奋斗。为了复制1914年8月的氛围——或者说纳粹分子想象出来的当时存在的氛围——内部矛盾将被彻底抛弃，社会与政治分歧也将在一个无所不包的神话中消弭，这个神话就是创建一个统一的由全体日耳曼人组成的国家和种族社区。据说，在1918年时，犹太革命分子利用德国国内的不满情绪挑起了颠覆运动，结果导致德军在背后被捅了一刀。为防止重蹈覆辙，必须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将犹太人逐出德国，同时德国人也必须充分地养精蓄锐，在种族上保持纯洁性，在政治上保持忠诚性。要想实现这些目标，只有用最惨无人道和极端激进的手段实施暴力。

这场战争始于1939年9月，它将释放出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破坏力。而截至战争爆发前，这股破坏力的端倪仅仅只出现在几个特殊情况下，例如1938年3月奥地利被吞并后维也纳犹太人遭到的非人虐待，或者1938年11月“碎玻璃之夜”行动中开展的全国范围的犹太人大屠杀。在战争拉开序幕后的头几个月，纳粹政权在波兰逐步实施的政策为他们自1941年年中开始将在东欧其他占领区实施的政策奠定了基调，这些政策包括没收财产、强行驱逐、监禁、大规模枪决以及到目前为止程度令人咋舌的屠杀。这些政策被运用到了当地除德意志人以外的所有人身上，尤其是被恶毒地运用到犹太人身上。犹太人遭到变态而系统的羞辱和折磨，他们不仅被强行关进隔离区，而且还被投进特定场所，然后被毒气大规模毒死，这些场所也是为开展这些灭绝行动而专门建设的。其他群体——主要是德国人，但在很多情况下也不局限于德国人——也被大规模杀害，他们包括精神病人、残疾人、吉卜赛人、同性恋、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与社会不相容者”、轻罪犯、政治执迷不悟者以及社会边缘人。此外，数百万苏联战俘被杀害，还有许多种族的人也都被强行带到德国，被迫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和生活，他们中很多人因此丧命。属于上述其他被迫害群体的一些人也像犹太人一样被毒气毒死。尽管如此，但只有犹太人被单独列作“世界公敌”，被视作德国存在的一个全球性威胁；犹太人无论在哪里被发现，都必须被铲除殆尽。

这些政策被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德国人，不同程度地付诸实践。他们或者是纳粹事业的坚定捍卫者，或者自1933年以来就被灌输了大量的纳粹思想——尤其是年轻一代——认为斯拉夫人是非人类，犹太人邪恶至极，而至于吉卜赛人、罪犯、边缘群体以及异常群体，他们中最好的也是麻烦制造者，而最坏的纯粹是威胁。纳粹主义鼓励凶残的暴力、偷盗、劫掠以及随心所欲的破坏，这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在波兰、苏联、塞尔维亚以及欧洲其他地方的德国士兵的所作所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受到了良心的强烈驱策，发出了批评之声。然而，面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大部分德国人虽然保持沉默，但依然感到非常不安，同时感到自责，他们太过惧怕而不敢采取任何行动予以制止。当牵涉到精神病人和残疾人——很多时候，他们自己的家人和社区成员也在其中——时，他们怒不可遏，开始反对抗议；起初他们采取间接途径，后来又通过教会公开地表达了他们的义愤和绝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希特勒和纳粹分子的长期目标是统治全世界。他们想发动一场欧洲战争来实现自己的幻想，即复兴德国，并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洗清1918年战败的耻辱，而这也是他们当初投身政治的动机。而且，这些幻想很大程度上也是德国当权派——其中包括民事当局、专业人员以及陆军高级将领——中重要成员的想法。尽管他们亦有所怀疑，但都始终坚持这种想法。然而，德国从未有过充足的经济资源来将这些幻想变为现实，哪怕把欧洲其他国家的大部分资源据为己用，依然不够。任何程度的“总体战动员”或者经济合理化改革都不可能改变这一根本事实。德军起初之所以能通过一系列战术打败敌人，接二连三地取得闪电式胜利，最主要是得益于出其不意的战术。然而，他们在1940年时却无法打败英国，随后便陷入僵局。这是整场战争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

德国在第二年入侵苏联，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打破这一僵局。但与此同时，这也是试图提前实现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的夙愿——征服东欧，占领他们所想象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对其中的一大部分居民实施种族压迫和种族灭绝，为新的永垂不朽的德国统治扫清道路。巴巴罗萨行动开启了一场德国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消耗战。德国试图横穿北非以确保获得中东的石油，但纵然有隆美尔这样的杰出军事家，此次行动也以失败告终。此外，美国向英国和苏联输送的物资愈来愈多，德国试图切断这条物资补给线，但由于缺乏足够的U艇，最终亦惨淡收场。1941年年末，在德国陆军无法攻下莫斯科，同时美国又向同盟国方面提供了大量物资的情况下，整场战争的第二个转折点出现了。一年后，第三个转折点又出现了，那就是德国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惨败。

随着同盟国的轰炸机队伍取得了空中主导权并开始轰炸德国城市，战争也愈发地转移到了德国境内。从始至终，纳粹当局都成功地令德国民众紧密地团结在自己身后，直至所有一切在战争中陷入了无以复加的混乱状态。强烈的日耳曼民族主义情结、坚定的德国乃伟大之国的信念以及对1919年《凡尔赛和约》的怨恨，这些情绪都普遍地存在于所有民众中。他们都怀有这样的信念，而且毫无疑问，正是这些信念的驱使下，德国才在1939—1940年取得了难以置信的军事大捷，进而使全国上下都陶醉在胜利的狂喜中；同时，也是得益于这些信念的支撑，在1944—1945年，很大部分德国抵抗苏联入侵的运动才得以在一片焦虑情绪中坚持下去。直至1944年夏天，文化机构和大众媒体都还在给大后方的德国民众继续炮制各种宣传资料，一方面试图振奋他们的士气，另一方面也给他们打开一扇逃遁现实和抚慰灵魂的大门。而与此同时，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几乎直至最后都没有彻底中断过。1943年，德国城镇开始遭到真正的大规模破坏，这在德国民众中产生的影响甚至要比当年斯大林格勒会战后他们意识到战争已经输掉所产生的影响还要强烈，它促使德国民众将矛头指向了纳粹政权。国内民众已经不抱任何希望，而且武装部队的士气也持续下降。对此，纳粹政权的回应是进一步增强镇压力度和恐怖统治，而这也是他们向来最重要的统治手段。同时，纳粹意识形态中的殉难和自我牺牲元素也被加强。少量的德国人开始展开抵抗纳粹政权运动，但唯一有能力推翻希特勒的那个群体，也就是军事抵抗群体，在1944年7月的政变中失败，结果导致希特勒政权再次加强恐怖统治和破坏力度。最终9个月后，随着第三帝国的倾覆，这些恐怖统治和毁灭政策也一同终结。

暴力是纳粹主义的核心要素，但到头来，德国却自食其果。当德国人民——主要是德国女性——清扫完最后的碎石瓦砾后，他们似乎开始回归常态，其特征是强调家庭价值、物质财富、社会秩序、政治稳定以及选择性地遗忘纳粹历史，这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中都有所反映。但对许多中老年德国人而言，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以来，一直都不存在真正的常态。军事冲突和资源匮乏后又再次出现革命、恶性通货膨胀、政治暴力、经济萧条、独裁统治和战争，它们就像一个死循环。然而，20世纪50年代的常态是一种新常态。第三帝国及其发动的战争改变了很多东西。纳粹主义所承诺的社会平等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确被实践了，只不过以一种它自己也未曾预料的方式：1944年7月20日刺杀行动后，希特勒政权向德国贵族发起了猛烈攻击；1945年以后，同盟国又瓜分了大面积的不动产，与此同时，普鲁士军事传统也遭到终结，这一切合力剥夺了贵族阶级手中残余的社会与政治特权。

在社会底层，纳粹主义也摧毁了工人运动的悠久传统；而且，其实早在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中，这种传统就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战后，老一辈的工人成立了各种工会组织，改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并于1947年发动了一系列罢工，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化。然而，年轻几代的工人们并未给予他们支持，这些年轻工人从未加入过任何工会或左翼党派，他们只想要一个和平且物质财富丰裕的社会。罢工以失败告终，西德的共产党几乎失去所有支持，并最终被禁止；社会民主党也在1959年抛弃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再加上重工业的衰落和消费社会的兴起，这些事件联合终结了工人运动传统。在东德，尽管物质财富的水平要低一些，但数百万专业人员逃离至西德，再加上共产主义政权实施的平等主义政策，结果最终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纳粹主义曾不遗余力想要克服的老式阶级冲突也最终消失了。德国成为一个平等的中产阶级社会，虽然东德和西德具有本质性的区别，但都超越了传统的阶级结构。

民族主义思潮的力量也被严重削弱，事实上，当老一辈德国人在20世纪末回顾第三帝国并问自己当时为何会支持第三帝国时，他们都已记不得当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曾认为第三帝国能使德国东山再起。[277]在1989—1990年，伴随着的德国重新统一，公众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正如这些活动所示，德国或许并没有发展为一个后民族社会。虽然德国人依然自我认同为德国人，但或许这并未削弱绝大多数德国人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强烈支持。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身为一名德国人在20世纪下半叶的含义截然不同，其他的就不提了，它意味着热爱和平，拥护民主、繁荣和稳定，同时意味着对德国的过去持批判态度，对纳粹主义所造成的死亡和破坏担有一份责任感，甚至因此感到内疚。[278]

当然，这些问题后来还在被继续广泛讨论，而且至少有一部分人亦把德国人本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然而，在21世纪初，德国在首都市中心为纳粹主义的犹太受害者设立了一个大型的公共纪念馆；德国各集中营也被改造为展示纳粹暴行的公共博物馆。此外，在越来越多德国城镇的马路上，一些房屋和商铺外的人行道上也挂了黄铜制的牌子，这些建筑在1933年以前都属于犹太人，现在，他们曾经主人的名字也被刻在了黄铜牌上。许多领域的德国人——从军官到普通士兵，从德国医院里的医生到研究所里的科学家们——长期以来都矢口否认自己曾参与第三帝国的罪行，但德国历史学家们将其彻底曝光揭露。曾经奴隶般的强制性劳动者们采取行动，成功地得到了大家的承认并且为自己的痛苦挣得了少量赔偿。曾在纳粹当局及其政策中牟利获益的企业和公司也开放了自己的档案资料，并承认了自己曾经的共犯角色。第三帝国统治期间从犹太人那里没收的艺术品和文物也被编入目录，画廊、博物馆和国家官方机构也在为返还那些尚未物归原主的物品而积极服务。

随着纳粹政权逐渐远去，不仅关于第三帝国的历史知识在逐渐增加，而且公众对第三帝国的所作所为也有了愈发清楚的认识。尽管如此，但纳粹政权依然能够激起道德讨论，而非其他方面——比如与之截然相反的反人类事业——的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英国历史学家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撰写了著名的希特勒传记，他在结尾时引用了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墓碑——位于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这座教堂是他自己建造的——上的铭文：Si monumentum requiris, circumspice，意思是“如果你在找一个纪念馆，请看周围”。[279]当布洛克于1952年出版该书时，战争造成的破坏几乎在欧洲的每一个角落依然可见。半个多世纪后，情况就不是这样了。轰炸后的废墟已被清理，战场已被填平，分歧也已被消弭，欧洲已恢复了和平与繁荣。曾亲历整个第三帝国时期并在其诸多战争中战斗过的人，绝大多数都已经不在了。短短几十年内，最后的亲历者也将离开这个世界。然而，第三帝国留给我们的遗产仍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鲜活地存在着。历史不会重演：不会再有第四帝国。尽管新纳粹主义仍然有支持者，但无论在哪里，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群体能获得真正的政治力量，甚至接近这个目标的可能性都为零。此外，第三帝国的遗产有着更广泛的受益者，远远不局限于德国和欧洲。我们每个人都有仇恨情绪和破坏欲望，哪怕程度很低，而第三帝国则以最极端的形式展现了人类仇恨情绪和破坏欲望可能达到的程度及产生的后果。它以血淋淋的事实淋漓尽致地呈现了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威权主义最终的潜在后果。它展现了将种族三六九等区别对待会导致的后果。它也用最极端的形式抛出了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某一刻会面临的道德困境——在我们被迫陷入的特定情境中，我们是选择屈服还是抵抗，选择作为还是不作为。这就是为什么第三帝国不会彻底消失，虽然它的实体早已湮灭在历史中，但它本身仍将继续引起全世界每个思考者的关注。

* 约德尔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作战部长，同时也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WFA）部长。

注释

第一章　“披着人皮的野兽”

1. 基本的信息来自Paul Latawski, ‘Polish Campaign’，收录于Ian C. B. Dear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 (Oxford, 2005 [1995]), 705-8；以及Ian C. B. Dear, ‘Animals’，收录于同上，28-9；具体的说明收录于Horst Rohde, ‘Hitler's First Blitzkrieg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North-eastern Europe’，收录于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ed.,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10 vols, Oxford, 1990-；以下称GSWW), II. 67-150（德国军队部署表在92）. 关于希特勒的命令，参见Walther Hubatsch ed., Hitlers Weisung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1939—1945. Dokumente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Frankfurt am Main, 1962), 17-19.

2. Latawski, ‘Polish Campaign’; Rohde, ‘Hitler's First Blitzkrieg’, 101-18；尖锐的分析收录于Gerhard L.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Cambridge, 2005 [1994]), 48-64；以及Józef Garlinski, Poland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85), 11-24; Wolfgang Jacobmeyer, ‘Der Überfall auf Polen und der neue Charakter des Krieges’收录于Christoph Klessmann ed., September 1939: Krieg, Besatzung, Widerstand in Polen: Acht Beiträge (Göttingen, 1989), 16-37，在19-20；关于所谓的波兰骑兵的冲锋，参见Patrick Wright, Tank: The Progress of a Monstrous War Machine (London, 2000), 231-7.

3. William L. Shirer, Berlin Diary (London, 1970 [1941]), 167-8.

4. 同一时期的详情收录于Alcuin（笔名），I Saw Poland Suffer, by a Polish Doctor Who Held an Official Position in Warsaw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London, 1941), 15；目击者报告收录于Dieter Bach and Wieslaw Lesiuk, Ich sah in das Gesicht eines Menschen: Deutsch-polnische Begegnungen vor und nach 1945 (Wuppertal, 1995), 81-104.

5. Chaim A. Kaplan, Scroll of Agony: The Warsaw Diary of Chaim A. Kaplan (London, 1966), 20（1939年9月28日）；同样的场景也记录于Adam Czerniakow, The Warsaw Diary of Adam Czerniakow: Prelude to Doom (New York, 1979 [1968]), 77（1939年9月28日）.

6. Zygmunt Klukowski, Diary from the Years of Occupation 1939-44 (Urbana, Ill., 1993 [1958]), vii-x, 16-17（段落结束）.

7. 同上，17.

8. 同上，22.

9. Richard J.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1933-1939 (London, 2005), 689-95.

10. Rohde, ‘Hitler's First Blitzkrieg’, 118-26;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60-63，细数了这些边界调整和之前的谈判.

11. Rohde, ‘Hitler's First Blitzkrieg’, 122-6; Garlinski, Poland, 25.

12. Ian Kershaw, Hitler, II: 1936-1945: Nemesis (London, 2000), 235-9.

13. Shirer, Berlin Diary, 173.

14. Klaus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opade) 1934-1940 (7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80), VI: 1939, 980-82.

15. Heinz Boberach ed.,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Die geheimen Lageberichte des Sicherheitsdienstes der SS 1938-1945 (17 vols, Herrsching, 1984), II. 339 (Bericht zur innenpolitischen Lage (Nr. 2), 11 October 1939); Shirer, Berlin Diary, 182-4.

16. Martin Brosz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en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65), 46-8.

17. Melita 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A Dossier on my Former Self (London, 1964), 58-60.

18. Helmut Krausnick, Hitlers Einsatzgruppen: Die Truppen des Weltanschauungskrieges 1938-1942 (Frankfurt am Main, 1985 [1981]), 267 n. 140; Brosz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enpolitik, 51.

19. Kershaw, Hitler, II. 241-3; Wlodzimierz Jastrzebski, Der Bromberger Blutsonntag: Legende und Wirklichkeit (Poznań, 1990); Günter Schubert, Das Unternehmen ‘Bromberger Blutsonntag’: Tod einer Legende (Cologne, 1989). 德国外交部的官方出版物记下了所谓的波兰人的暴行，它指出，总共有5,437名德国人被波兰人谋杀: Auswärtiges Amt ed., Die polnischen Greueltaten an den Volksdeutschen in Polen (Berlin, 1940), 5.

20. 参见由两名波兰战争罪行起诉人整理的材料，Tadeusz Cyprian and Jerzy Sawicki, Nazi Rule in Poland 1939-1945 (Warsaw, 1961), 11-70.

21.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614-15, 652-3, 678-88.

22. Günter Berndt and Reinhard Strecker ed., Polen-ein Schauermärchen oder Gehirnwäsche für Generationen: 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Schulbücher: Beiträge zum Polenbild der Deutschen (Reinbek, 1971); Jacobmeyer, ‘Der Überfall', 18. 另参见Antony Polonsky,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Poland during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s’，收录于Roy A. Prete and A. Hamish Ion ed., Armies of Occupation (Waterloo, Ontario, 1984), 97-142.

23. Brosz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enpolitik, 9-13;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619, 689-92; Christoph Klessmann, Die Selbstbehauptung einer Natio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Kulturpolitik und polnische Widerstandsbewegung im Generalgouvernement 1939-1945 (Düsseldorf, 1971), 27-32.

24. 引用自Jacobmeyer, ‘Der Überfall', 16-17；另参见Winfried Baumgart, ‘Zur Ansprache Hitlers vor den Führern der Wehrmacht am 22. August 1939’,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以下称VfZ) 16 (1968), 120-49，以及同前，和Hermann Boehm, ‘Zur Ansprache Hitlers vor den Führern der Wehrmacht am 22. August 1939’, VfZ 19 (1971), 294-304.

25.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I: Aufzeichnungen 1923-1941 (9 vols); II: Diktate 1941-1945 (15 vols) (Munich, 1993-2000), I/VII. 147（1939年10月10日）.

26. Hans-Günter Seraphim ed., Das Politische Tagebuch Alfred Rosenbergs aus den Jahren 1934/35 und 1939/40 (Munich, 1964), 98-100；更普遍地参见Tomasz Szarota, ‘Poland and Poles in German Eyes during World War II’, Polish Western Affairs, 19 (1978), 229-54，和Alexander B. 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Blitzkrieg, Ideology, and Atrocity (Lawrence, Kans., 2003), 1-28.

27. Helmut Krausnick, ‘Hitler und die Morde in Polen: Ein Beitrag zum Konflikt zwischen Heer und SS um die Verwaltung der besetzten Gebiete (Dokumentation)’, VfZ 11 (1963), 196-209.

28. Brosz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enpolitik, 13-37；关于对这些地区的管理，参见同上，49-60；关于波兰总督府的地位和它的管理性质，同上，68-74；更多细节收录于Czeslaw Madajczyk, Die Okkupationspolitik Nazideutschlands in Polen 1939-1945 (Cologne, 1988 [1970]), 18-29, 30-44；关于法郎克，参见Richard J.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2003), 179; Christoph Klessmann, ‘Der Generalgouverneur Hans Frank’, VfZ 19 (1971), 245-60；和Martyn Housden, Hans Frank: Lebensraum and the Holocaust (London, 2003), 1-76（被无端的说教破坏）；关于Forster，参见Dieter Schenk, Hitlers Mann in Danzig: Gauleiter Forster und die NSVerbrechen in Danzig-Westpreussen (Bonn, 2000). 关于最近一个较好的分析 参见Mark Mazower, Hitler's Empire: Nazi Rule in Occupied Europe (London, 2008), 63-77.

29. Jan T. Gross, Polish Society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The Generalgouvernement 1939-1944 (Princeton, N.J., 1979), 45-53；弗兰克在1939年10月21日转述了这些观点：参见Werner Präg and Wolfgang Jacobmeyer ed., Das Diensttagebuch des deutschen Generalgouverneurs in Polen 1939 -1945 (Stuttgart, 1975), 52-3；另参见报告，收录于Franz Halder, Kriegstagebuch (Hans-Adolf Jacobsened.. 3vols, Stuttgart, 1962-4), I. 107.

30. Jansen和Arno Weckbecker, ‘Eine Miliz im “Weltanschauungskrieg”: Der “Volksdeutsche Selbstschutz”收录于Polen 1939/40’，收录于Wolfgang Michalka ed., Der Zweite Weltkrieg: Analysen-Grundzüge-Forschungsbilanz (Munich, 1989), 482-500，在490，引用在Kershaw, Hitler, II. 242-3.

31. Jansen和Weckbecker, ‘Eine Miliz’；更多细节收录于同一作者的Der ‘Volksdeutsche Selbstschutz’ in Polen 1939/40 (Munich, 1992); Brosz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enpolitik, 60-62; and Hans Umbrei t, Deutsche Militärverwaltungen 1938/39: Die militärische Besetzung der Tschechoslowakei und Polens (Stuttgart, 1977), 176-8.

32. Michael Wildt, Generationdes Unbedingten: Das Führungskorps des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es (Hamburg, 2002), 209-415; Saul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Jews 1939-194 (New York, 2007), 679-81 n. 23.

33. Helmut Groscurth, Tagebücher eines Abwehroffiziers 1938-1940 (Helmut Krausnick和Harold C. Deutsch ed. Stuttgart, 1970), 201（1939年9月8日）.

34. Kershaw, Hitler, II. 243; Groscurth, Tagebücher, 202（1939年9月9日）.

35. Halder, Kriegstagebuch, I. 79（1939年9月19日），81（1939年9月20日），107（1939年10月18日）；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14-16；另参见海德里希后来提到的希特勒下令消灭在Krausnick的波兰知识分子的命令，‘Hitler und die Morde in Polen’.

36. Brosz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enpolitik, 221-2.

37. Krausnick, Hitlers Einsatzgruppen, 13-25; Wildt,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420-28;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656-61, 678-9, 685页关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38.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274；同前，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44, 52, 116; 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10-16.

39. 同上，29-57；另参见Jens Banach, Heydrichs Elite: Das Führerkorps der Sicherheitspolizei und des SD, 1936-1945 (Paderborn, 1998).

40. 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29-57；关于von Woyrsch，参见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36.

41. 引用自Krausnick, Hitlers Einsatzgruppen, 29；以及Kurt Pätzold ed., Verfolgung, Vertreibung, Vernichtung: Dokumente des faschistischen Antisemitismus 1933 bis 1942 (Frankfurt am Main, 1984), 234.

42. Krausnick, Hitlers Einsatzgruppen, 31-4; Umbreit, Deutsche Militärverwaltungen, 162-73.

43. Krausnick, Hitlers Einsatzgruppen, 35-51; 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59-74; Jastrzebski, Der Bromberger Blutsonntag.

44. Klukowski, Diary, 68.

45. 同上，90-99（1940年6月21日）.

46. Alcuin（笔名），I Saw Poland Suffer, 73.

47. Brosz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enpolitik, 44.

48. Jon Evans, The Nazi New Order in Poland (London, 1941), 51；同样的事件也收录于Francis Aldor, Germany's ‘Death Space’: The Polish Tragedy (London, 1940), 187-92，根据在巴黎的波兰流亡者的说明.

49. 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87.

50. 对游击战的迷恋是一个中心议题，收录于Jochen Böhler, Auftakt zum Vernichtungskrieg: Die Wehrmacht in Polen 1939 (Frankfurt am Main, 2006), 54-168. 对于更普遍的恐惧，参见Madajczyk, Die Okkupationspolitik, 186-215.

51. 引用自Krausnick, Hitlers Einsatzgruppen, 271 n. 177.

52. Keith Sword, ‘Poland’，收录于Dear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 696；另 Szymon Datner, ‘Crimes Committed by the Wehrmacht during the September Campaign and the Period of Military Government（1939年9月1日-1939年10月25日）’, Polish Western Affairs, 3 (1962), 294-328；以及Umbreit, Deutsche Militärverwaltungen, 197-9.

53. Karl Malthes，收录于IR 309 marchiert an den Feind: Erlebnisberichte aus dem Polenfeldzuge 1939 (Oberst Dr Hoffmanned., Berlin, 1940), 158.

54. Heinrich Breloer ed., Geheime Welten: Deutsche Tagebücher aus den Jahren 1939 bis 1947 (Cologne, 1999 [1984]), 27.

55. 同上，30.

56. Klukowski, Diary, 75, 77, 80-82; Evans, The Nazi New Order, 66-82; Brosz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enpolitik, 102-10; Adam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 (London, 2006), 361-2.

57. Klukowski, Diary, 86-7（1940年5月19日）；Wolfgang Jacobmeyer, Heimat und Exil: Die Anfänge der polnischen Untergrundbewegung im Zweiten Weltkrieg（1939年9月—1941年中） (Hamburg, 1973).

58. Housden, Hans Frank, 120-21; Gross, Polish Society, 87

59. Ulrich 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Enforced Foreign Labor in Germany under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1997 [1985]), 79-94; Brosz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enpolitik, 102-17; Gross, Polish Society, 78-81; Madajczyk, Die Okkupationspolitik, 216-32.

60. Klukowski, Diary, 31.

61. Böhler, Auftakt, 181-5.

62. Breloer ed., Geheime Welten, 27.

63. Housden, Hans Frank, 84-6; Madajczyk, Die Okkupationspolitik, 334-8.

64. Robert L. Koehl, RKFDV: German Resettlement and Population Policy 1939-1945: A History of the Reich Commission for the Strengthening of Germandom (Cambridge, Mass., 1957), 58；（匿名），The German New Order in Poland (London, 1942), 262; Aldor, Germany's ‘Death Space’, 147; Umbreit, Deutsche Militärverwaltungenn, 222-72; Werner Röhr, ‘Zur Wirtschaftspolitik der deutschen Okkupanten in Polen 1939-1945’，收录于Dietrich Eichholtz ed., Krieg und Wirtschaft: Studien zur deutsch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39-1945 (Berlin, 1999); Ryszard Kaczmarek, ‘Die deutsche wirtschaftliche Penetration in Polen (Oberschlesien)’，收录于Richard Overy等ed.，Die ‘Neuordnung’ Europas: NSWirtschaftspolitik in den besetzten Gebieten (Berlin, 1997), 257-72.

65. Evans, The Nazi New Order, 83-96; Klukowski, Diary, 85; Alder, Germany's ‘Death Space’, 147.

66. Martin Pöppel, Heaven and Hell: The War Diary of a German Paratrooper (Staplehurst, 1988), 21.

67. Alcuin（笔名），I Saw Poland Suffer, 52-6.

68. 同上，69.

69. 同上，72-3；一般的调查收录于Madajczyk, Die Okkupationspolitik, 548-63. 关于德国对波兰人的行为是否可以合理地被称为是种族灭绝这一问题进行了明智的处理，收录于Gerhard Eitel, ‘Genozid auch an Polen? Kein Thema für einen “Historikerstreit”’, Zeitgeschichte, 18 (1990), 22-39.

70. Halder, Kriegstagebuch, I. 68（1939年9月10日）.

71. Jansen和Weckbecker, Der ‘Volksdeutsche Selbstschutz’, 175-80.

72. 引用自Krausnick, Hitlers Einsatzgruppen, 63.

73. 同上，63-4.

74. 同上，55-6.

75. 同上，56-67; 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88-120, 174-85; Hans Meier-Welcker, Aufzeichnungen eines Generalstabsoffiziers 1939-1942 (Freiburg im Breisgau, 1982), 39（Cologne，1939年9月10日）.

76.收录于Hans-Adolf Jacobsen ed., Misstrauische Nachbarn: Deutsche Ostpolitik 1919/1970 (Düsseldorf, 1970), 137-41.

77. 同上，138.

78. Krausnick, Hitlers Einsatzgruppen, 78-88; Kershaw, Hitler, II. 247-8; Brosz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enpolitik, 40-41.

79. 关于陆军和党卫军以及德意志族准军事部队之间的合作，参见Böhler, Auftakt, 201-40.

80. Leon Poliakov and Josef Wulf ed., 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Diener (Frankfurt am Main, 1959), 385-6; Christopher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The Evolution of Nazi Jewish Policy, September 1939-March 1942 (Lincoln, Nebr., 2004), 16-24, 72-80.

81. 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174-85; Szymon Datner, Crimes Committed by the Wehrmacht during the September Campaign and the Period of Military Government (Posen, 1962); Janusz Gumkowski和Kazimierz Leszczynski, Poland under Nazi Occupation (Warsaw, 1961), 53-5.

82. 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263 n. 129; Böhler, Auftakt, 169-80. 另参见Mazower, Hitler's Empire, 78-96.

83. Koehl, RKFDV, 14-52；关于Darré的计划，参见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421-5. 这些政策被Michael G. Esch放置在战后波兰政策的背景下，Michael G. Esch, ‘Gesunde Verhältnisse’: Die deutsche und polnische Bevölkerungspolitik in Ostmitteleuropa 1939-1950 (Marburg, 1998)；这里基本的著作仍是Koehl，RKFDV，它首次弄清了纳粹党在中东欧进行种族重新排序的性质和程度. 最近，参见Czeslaw Madajczyk等ed.，Vom Generalplan Ost zum Generalsiedlungsplan: Dokumente (Munich, 1994); Götz Aly, ‘Final Solution’: Nazi Population Policy and the Murder of the European Jews I (London, 1999 [1995])；和Isabel Heinemann, ‘Rasse, Siedlung, deutsches Blut’: Das Rasse- und Siedlungshauptamt der SS und die rassenpolitische Neuordnung Europas (Göttingen, 2003).

84. 希特勒演说收录于Max Domarus ed.,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1945: The Chronicle of a Dictatorship (4vols, London, 1990- [1962-63]), III: The Years 1939 to 1940, 1,836.

85. Koehl, RKFDV, 49-58, 247-9.

86. 同上，49-65; Brosz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enpolitik, 62-5; Götz Aly and Susanne Heim, Architects of Annihilation: Auschwitz and the Logic of Destruction (Princeton, N.J., 2002), 73-114；另参见Michael G. Esch, ‘“Ohne Rücksicht auf historisch Gewordenes”: Raumplanung und Raumordnung im besetzten Polen 1939-1944’，收录于Götz Aly等ed., Modelle für ein deutsches Europa: Ökonomie und Herrschaft im Grosswirtschaftsraum (Berlin, 1992), 77-123; Philip T. Rutherford, Prelude to the Final Solution: The Nazi Program for Deporting Ethnic Poles, 1939-1941 (Lawrence, Kans., 2007).

87. Brosz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enpolitik, 43.

88. Klukowski, Diary, 60（1939年12月11日）；Brosz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enpolitik, 42-3.

89. Klukowski, Diary, 88；以及120-21（1940年10月14日）.

90. Jacobmeyer, ‘Der Uberfall', 23-9; Klukowski, Diary, 104（1940年7月26日）；Koehl, RKFDV, 126-60；综述和年表收录于Aly, ‘Final Solution’, 14-52，和收录于Madajczyk, Die Okkupationspolitik, 233-58.

91. Wilm Hosenfeld, ‘Ich versuche jeden zu retten’: Das Leben eines deutschen Offiziers in Briefen und Tagebüchern (Thomas Vogeled., Munich, 2004), 3, 302（笔记，1939年12月14日）.

92. 同上，303（1939年12月15日的笔记）.

93. Koehl, RKFDV, 49-70; Brosz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enpolitik, 118-37. 关于德国种族政策的文件材料，参见Georg Hansen ed., Schulpolitik als Volkstumspolitik: Quellen zur Schulpolitik der Besatzer in Polen 1939-1945 (Münster, 1994), 23-80.

94. Wolfgang Michalka ed., Das Dritte Reich (2vols, Munich, 1985), II: Weltmachtanspruch und nationaler Zusammenbruch 1939-1945, 163-6.

95. Clarissa Henry and Marc Hillel, Children of the SS (London, 1976 [1975]), 182-90; Koehl, RKFDV, 143-5, 219-21; Cyprian和Sawicki, Nazi Rule, 83-91. 关于‘Well of Life’ 计划，参见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521.

96. Koehl, RKFDV, 140-42.

97. 引用自Brosz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enpolitik, 129-30（脚注）.

98. Klukowski, Diary, 240（1943年1月29日）.

99. Präg and Jacobmeyer ed., Das Diensttagebuch, 53；更普遍地参见Madajczyk, Die Okkupationspolitik, 42-146.

100. Koehl, RKFDV, 70-88, 125-40; Präg和Jacobmeyer ed., Das Diensttagebuch, 209-10, 251, 296-7, 303-4.

101. Brosz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enpolitik, 137-57；（匿名），The German New Order, 410-11; Aly and Heim, Architects, 130-59; Cyprian和Sawicki, Nazi Rule, 92-105; Boguslaw Drewniak, ‘Die deutsche Verwaltung und die rechtliche Stellung der Polen in den besetzten polnischen Gebieten 1939-1945’, Deutsch-Polnisches Jahrbuch 1979-80, 151-70.

102. Georg Hansen, ‘“Damit wurde der Warthegau zum Exerzierplatz des praktischen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Fallstudie zur Politik der Einverleibung’，收录于Klessmann ed., September 1939, 55-72; Klessmann, Die Selbstbehauptung, 19-26; Brosz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enpolitik, 157-76; Georg Hansen, Ethnische Schulpolitik im besetzten Polen: Der Mustergau Wartheland (Münster, 1995). 关于语言政策的文件收录于Georg Hansen ed., Schulpolitik, 81-106. 关于Jäger，参见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224. 另参见Präg和Jacobmeyer ed., Das Diensttagebuch, 314，关于弗兰克在波兰总督府对天主教会的敌意与日俱增（1940年12月19日）.

103. Jochen August ed., ‘Sonderaktion Krakau’: Die Verhaftung der Krakauer Wissenschaftler am 6. November 1939 (Hamburg, 1997).

104. Klessmann, Die Selbstbehauptung, 54-61, 78-107；同前和Wazlaw Dlugoborski,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ildungspolitik und polnische Hochschulen 1939—1945’,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3 (1997), 535-59.

105. Präg和Jacobmeyer ed., Das Diensttagebuch, 53.

106. Hans-Christian Harten, De-Kulturation und Germanisierung: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assen- und Erziehungspolitik in Polen 1939-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96), 170-87（关于文化政策）和188-264（关于教育）；Evans, The Nazi New Order, 113-37; Gross, Polish Society, 75-8.

107. Sword, ‘Poland’, 696-7; Gertrude M. Godden, Murder of a Nation: German Destruction of Polish Culture (London, 1943), 7-56.

108. Klukowski, Diary, 54, 72；更普遍地参见Christoph Klessmann, ‘Die kulturelle Selbstbehauptung der polnischen Nation’，收录于同前（ed.），September 1939, 117-38；同前，Die Selbstbehauptung, 108-82；同前，‘Die Zerstörung des Schulwesens als Bestandteil deutscher Okkupationspolitik im Osten am Beispiel Polens’，收录于Manfred Heinemann ed., Erziehung und Schulung im Dritten Reich, I: Kindergarten, Schule, Jugend, Berufserziehung (Stuttgart, 1980), 176-92；以及大量文件收录于Hansen ed., Schulpolitik, 107-411.

109. Klukowski, Diary, 146（1941年4月18日）.

110. 同上，126（1940年11月25日）；Madajczyk, Die Okkupationspolitik, 333-64. 关于长期影响，参见Waclaw Dlugoborski, ‘Die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und die Veränderungen der sozialen Struktur Polens 1939-1945’，收录于同前(ed.), Zweiter Weltkrieg und sozialer Wandel: Achsenmächte und besetzte Länder (Göttingen, 1981), 303-63.

111. Koehl, RKFDV, 49, 76, 89-100, 254; Aly, ‘Final Solution’, 59-81.

112. Matthias Hamann, ‘Erwünscht und unerwünscht: Die rassenpsychologische Selektion der Ausländer’，收录于Götz Aly等ed.，Herrenmensch und Arbeitsvölker: Ausländische Arbeiter und Deutsche 1939-1945 (Berlin, 1986), 143-80; Koehl, RKFDV, 100-110.

113. 同上，209-37.

114. 同上，129, 160-61.

115. Klukowski, Diary, 253-4（1943年5月17日）.

116. 同上，264-9（1943年7月2-11日），274-5（1943年8月1日）；更广的背景收录于Michael Hartenstein, Neue Dorflandschaft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iedlungsplanung in den ‘eingegliederten Ostgebieten’: 1939 und 1944 (Berlin, 1998).

117. Aly和Heim, Architects, 275-9（再次过分强调经济动机）；Henry和Hillel, Children, 180-81; Housden, Hans Frank, 187-9, 203; Madajczyk, Die Okkupationspolitik, 422-30.

118. Klukowski, Diary, 271（1943年7月15日），289（1943年11月28日）.

119. 同上，277-8（1943年8月18-27日）.

120. Götz Aly, ‘The Posen Diaries of the Anatomist Hermann Voss’，收录于Götz Aly等，Cleansing the Fatherland: Nazi Medicine and Racial Hygiene (Baltimore, Md., 1994), 99-155，在127（1941年5月24日），128（1941年6月2日），130（1941年6月15日）.

121. Jost Hermand, Als Pimpf in Polen: Erweiterte Kinderlandverschickung 1940-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93), 78-118.

122. 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110-19.

123. 同上，127-9.

124. Elizabeth Harvey, Women and the Nazi East: Agents and Witnesses of Germanization (London, 2003)，尤其是78-118（征募）和119-90；更普遍地，关于德国人对待波兰人的不同态度，参见Madajczyk, Die Okkupationspolitik, 166-85.

125. Alcuin（笔名），I Saw Poland Suffer, 62-8.

126. Brosz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enpolitik, 80-84; Joachim C. Fest, The Face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9 [1963]), 322-31; Gross, Polish Society, 45-62, 145-59; Housden, Hans Frank, 154-76.

127. 引用自Gross, Polish Society, 110；对黑市的担忧收录于Präg and Jacobmeyer ed., Das Diensttagebuch, 88（1940年1月16日）.

128. Madajczyk, Die Okkupationspolitik, 596-602.

129. Klukowski, Diary, 70.

130. 同上，74.

131. 同上，119（1940年10月1日）；另参见Tomasz Szarota, Warschau unter dem Hakenkreuz: Leben und Alltag im besetzten Warschau 1. 10. 1939 bis 31. 7. 1944 (Paderborn, 1985 [1973]), 80-81, 113-14.

132. Jacobmeyer, ‘Der Überfall', 29-31.

133. Sword, ‘Poland’, 697; Czeslaw Luczak, ‘Landwirtschaft und Ernährung in Polen während der deutschen Besatzungszeit 1939-1945’，收录于Bernd Märtin和Alan S. Milward ed., Agricultur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Ostfildern, 1985), 117-27.

134. Natalija Decker, ‘Die Auswirkungen der faschistischen Okkupation auf das Gesundheitswesen Polens und den Gesundheitszustand des polnischen Volkes’，收录于Achim Thom和Genadij Caregorodcev ed., Medizin unterm Hakenkreuz (Berlin, 1989), 401-16；以及Madajczyk, Die Okkupationspolitik, 261-307（关于在德国统治下的日常生活）.

135. Klukowski, Diary, 77（1940年2月19日），105-6（1940年8月1日），126（1940年11月23日），132（1941年1月4日）. 关于举报人，参见Wlodzimierz Borodziej, Terror und Politik: Die deutsche Polizei und die polnische Widerstandsbewegung im Generalgouvernement 1939-1944 (Mainz, 1999), 136-61.

136. Klukowski, Diary, 85（1940年4月25日）.

137. 关于对比，参见Waclaw Dlugoborski, ‘Deutsche und sowjetische Herrschaftssysteme in Ostmitteleuropa im Vergleich’，收录于Gerhard Otto and Johannes Houwink ten Cate ed., Das organisierte Chaos: ‘mterdarwinismus’ und ‘Gesinnungsethik’: Determinant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Besatzungsherrschaft (Berlin, 1999), 93-121；同前和Czeslaw Madajczyk, ‘Ausbeutungssysteme in den besetzten Gebieten Polens und der UdSSR’，收录于Friedrich Forstmeier和Hans-Erich Volkmann ed., Kriegswirtschaft und Rüstung 1939-1945 (Düsseldorf, 1977), 375-416.

138. Janusz K. Zawodny, Death in the Forest: The Story of the Katyn Forest Massacre (London, 1971); Wladyslaw T. Bartoszewski, ‘Foreword’，收录于Salomon W. Slowes, The Road to Katyn: A Soldier's Story (Oxford, 1992), vii-xxxii；和最近，Gerd Kaiser, Katyn: Das Staatsverbrechen-das Staatsgeheimnis (Berlin, 2002)，和Anna M. Cienciala等，Katyn: A Crime without Punishment (London, 2006).

139. Sword, ‘Poland’, 698-9; Garlinski, Poland, 32-7;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2vols, Oxford, 1981), II. 447-53; Jan T. Gross, Revolution from Abroad: 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orussia (Princeton, N.J., 1988)，尤其是35-45（种族之间的暴力），71-113（公民投票），144-86（监狱） 以及187-224（驱逐）.

140.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43-8；以及更普遍地参见Norman Davies and Antony Polonsky ed., Jews in Eastern Poland and the USSR, 1939-1946 (New York, 1991)，和Jan T. Gross, ‘A Tangled Web: Confronting Stereotypes Conc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Poles, Germans, Jews, and Communists’，收录于István Deák and ed., 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World War II and its Aftermath (Princeton, N.J., 2000), 74-129，然而，或许低估了犹太人与苏联政府之间的合作(97-8): 参见Alexander B. Rossino的详细调查，Alexander B. Rossino, ‘Polish “Neighbors” and German Invaders: Anti-Jewish Violence in the Bialystok District during the Opening Weeks of Operation Barbarossa’, Polin: Studies in Polish Jewry, 16 (2003), 431-52；和Bogdan Musial, ‘Konterrevolutionäre Elemente sind zu erschiessen’: Die Brutalisierung des deutsch-sowjetischen Krieges im Sommer 1941 (Berlin, 2000), 57-73.

141. Mazower, Hitler's Empire, 96-101.

142. 关于纳粹党反犹主义，参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172-4；同前，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536-610.

143. Wladyslaw Bartoszewski, ‘Polen und Juden in der deutschen Besatzungszeit’，收录于Klessmann ed.，1939年9月，139-55，在139-41;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605-7; Peter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Eine Gesamtdarstel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folgung (Munich, 1998), 252;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4-30.

144.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578-9; Sybil H. Milton, ‘The Expulsion of Polish Jews from Germany, October 1938 to July 1939: A Documentation’,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29 (1984), 169-74.

145. Longerich, Politik, 249-50；以及Werner Röhr, ‘Zum Zusammenhang von nazistischer Okkupationspolitik in Polen und dem Völkermord an den polnischen Juden’，收录于idem et al. ed., Faschismus und Rassismus: Kontroversen um Ideologie und Opfer (Berlin, 1992), 300-316.

146. 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88-115; Halder, Kriegstagebuch, I. 67（1939年9月10日）.

147. Walter Manoschek ed., ‘Es gibt nur Eines für das Judentum: Vernichtung’: Das Judenbild in deutschen Soldatenbriefen 1939-1941 (Hamburg, 1997 [1995]).

148. 引用自Browning, The Origins, 114.

149. Otto Dietrich, Auf den Strassen des Sieges Erlebnisse mit dem Führer in Polen: Ein Gemeinschaftsbuch (Munich, 1939)，引用自Richard Breitman, The Architect of Genocide: Himm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 (London, 1991), 73.

150. Fröhlich., Die Tagebücher, I/VII. 177-9（1939年11月2日）.

151. David Welch, Propaganda and the German Cinema 1933-1945 (Oxford, 1983), 292-3.

152. Böhler, Auftakt, 197-200，关于一个简明的总的说明；同上，188-97，反犹主义的偏见以及普通士兵的行为.

153. Kaplan, Scroll, 25（1939年10月4日），28（1939年10月6日），69（1939年12月16日）；Umbreit, Deutsche Militärverwaltungenn, 205-11；参见对强奸的说明，简明但某种程度上无法使人信服，收录于Böhler, Auftakt, 186-7，以及德国士兵强奸犹太妇女的例子收录于同上，197-200.

154. Klukowski, Diary, 30, 45-8.

155. 同上，78；另参见Gross, Polish Society, 92-109；更多的例子收录于Kaplan, Scroll, 30（1939年10月12日）；关于教会，Dawid Sierakowiak, The Diary of Dawid Sierakowiak (Alan Adelso ed., London, 1996), 54; Anna Landau-Czajka, ‘The Jewish Question in Poland: Views Expressed in the Catholic Pres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Polin: Studies in Polish Jewry, 11 (1998), 263-78; Brian Porter, ‘Making a Space for Antisemitism: The Catholic Hierarchy and the Jew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olin: Studies in Polish Jewry, 16 (2003), 415-29；和Klukowski, Diary, 40.

156. 同上，45.

157. 同上，38-42.

158. 同上，52-3.

159. 同上，62-3.

160. 同上，83.

161. Präg和Jacobmeyer ed., Diensttagebuch, 176-7; Omer Bartov, Hitler's Army: Soldiers, Nazis, and War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1), 64; Alexander Rossino, ‘Destructive Impulses: German Soldiers and the Conquest of Poland’,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1 (1997), 351-65.

162. Gefr. H. K.，1940年8月12日，引用自Manoschek ed., ‘Es gibt nur eines’, 15.

163. O. Gefr. J. E.，1939年12月30日，引用在同上，12.

164. Emanuel Ringelblum, Notes from the Warsaw Ghetto: The Journal of Emanuel Ringelblum (New York, 1958 [1952]), 24, 27, 34.

165. 同上，47，另33, 254.

166. 同上，68.

167. 同上，79.

168. 同上，84.

169. Mark Spoerer, Zwangsarbeit unter dem Hakenkreuz: Ausländische Zivilarbeiter, Kriegsgefangere und Häftlinge im Deutschen Reich und im besetzten Europa 1939-1945 (Stuttgart, 2001), 45; Böhler, Auftakt, 177-8; Shmuel Krakowski, ‘The Fate of Polish Prisoners of War in the September 1939 Camps’, Yad Vashem Studies, 12 (1977), 296-333.

170. Kaplan, Scroll, 29（1939年10月10日）；更多的例子收录于Emanuel Ringelblum, Polish-Jewish Rel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Jerusalem, 1974), 23-57（还有波兰人参与的细节）.

171. Tatiana Berenstein等ed., Faschismus-Getto-Massenmord: Dokumentation über Ausrottung und Widerstand der Juden in Polen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Berlin, 1960), 219-21; Dieter Pohl, Von der ‘Judenpolitik’ zum Judenmord: Der Distrikt Lublin des Generalgouvernements 1939-1944 (Frankfurt am Main, 1993), 22-5.

172. Sierakowiak, The Diary，37（1939年9月10日），38（1939年9月14日），39（1939年9月15日），40（1939年9月17日），41（1939年9月19日），52（1939年10月14日），56（1939年10月27日），63（1939年11月16日），66（1939年11月30日），69-70（1939年12月12日）.

173. 同上，111（1940年9月9日）.

174. 更普遍地参见Madajczyk, Die Okkupationspolitik, 258-60，关于在德国重新安置计划背景下对犹太人的驱逐.

175. Longerich, Politik, 251-61; Hans Safrian, Die Eichmann-Männer (Vienna, 1993), 68-86; Christopher Browning, The Path to Genocide: Essays on Launching the Final Solution (Cambridge, 1992), 3-11；同前，Nazi Policy, Jewish Workers, German Killers (Cambridge, 2000), 1-15; idem, The Origins, 36-43; David Cesarani, Eichmann: His Life and Crimes (London, 2004), 78-81; Pohl, Von der ‘Judenpolitik’, 15-21, 26-31, 47-55；希姆莱将所有犹太人从吞并的地区驱逐出去的命令报告于1939年10月31日，收录于Präg和Jacobmeyer ed., Das Diensttagebuch, 52；更多细节收录于Seev Goshen, ‘Eichmann und die Nisko-Aktion im Oktober 1939: Eine Fallstudie zur NS-Judenpolitik in der letzten Etappe vor der “Endlösung”’, VfZ 29 (1981), 74-96，和同前，‘Nisko-Ein Ausnahmefall unter den Judenlagern der SS’, VfZ 40 (1992), 95-106.

176. Safrian, Die Eichmann-Männer, 87-104.

177. Aly和Heim, Architects, 156-9; Longerich, Politik, 253-61.

178. Browning, The Path to Genocide, 28-30；同前，The Origins, 36-81, 89-110 数字在109); Longerich, Politik, 266-9.

179. Shirer, Berlin Diary, 197-8.

180.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660-61.

181. Gustavo Corni, Hitler's Ghettos: Voices from a Beleaguered Society 1939-1944 (London, 2002), 22-4；弗兰克的担忧收录于Präg and Jacobmeyer ed., Das Diensttagebuch, 95, 146-7.

182. Sierakowiak, The Diary, 71（1939年12月15日）.

183. Browning, The Origins, 111-18；另Berenstein等ed., Faschismus, 78-81，关于1939年12月10日的命令；以及Lucjan Dobroszycki ed., The Chronicle of the Lodz Ghetto 1941-1944 (New Haven, Conn., 1984)，尤其是序言.

184.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105-6.

185. Isaiah Trunk, Judenrat: The Jewish Councils in Eastern Europe under Nazi Occupation (New York, 1972)，作为对这些体制的权威分析，仍然是无法超越的。关于它们的开端，参见同上，1-55. 备受人关注的是，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她著名的、立场客观的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 New York, 1963），指责在第三帝国大规模谋杀政策中的这些相互勾结的组织. 然而，这些组织和它们成员可操纵的空间是很小的，正如Friedlän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xxiii-xxiv，指出的那样；另参见Aharon Weiss, ‘Jewish Leadership in Occupied Poland: Postures and Attitudes’, Yad Vashem Studies, 12 (1977), 335-65.

186. Browning, The Origins, 114-20; Corni, Hitler's Ghettos, 82-3; Aly and Heim, Architects, 186-214.

187. Corni, Hitler's Ghettos, 84-6; Isaiah Trunk, Lodz Ghetto: A History (Bloomington, Ind., 2006 [1962]), 32-103. 关于对Rumkowski的有说服力辩护，参见Gordon J. Horwitz, Ghettostadt: Lodz and the Making of a Nazi City (London, 2008)，尤其是75-88和311-17.

188. Corni, Hitler's Ghettos, 24-31, 78-81; Präg和Jacobmeyer ed., Das Diensttagebuch, 91, 94.

189. Corni, Hitler's Ghettos, 27-9.

190. Friedländer, The Yers of Extermination, 104-6.

191. Ringelblum, Notes, 86-7（1940年11月19日）. 林格尔布卢姆总是小心地区分普通士兵，就像在这里一样，党卫队成员和盖世太保. 参见同上，114-15作为一个例子.

192. Berenstein等ed.，Faschismus, 108-13; Browning, The Origins, 121-31.

193. Czerniakow, The Warsaw Diary, 237（1941年5月17日）.

194. Nachman Blumenthal, ‘A Martyr or Hero? Reflections on the Diary of Adam Czerniakow’, Yad Vashem Studies, 7 (1968), 165-71; Joseph Kermish, ‘Introduction’，收录于Czerniakow, The Warsaw Diary, 1-24，在19; Czerniakow, The Warsaw Diary, 295（1941年11月1日）；Trunk, Judenrat; 1940年6月6—7日会议的记录收录于Präg and Jacobmeyer ed., Das Diensttagebuch, 232, 239 (point 8).

195. Berenstein and el. ed., Faschismus, 138;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105-7; Trunk, Judenrat, 165；另参见Yisrael Gutman, The Jews of Warsaw, 1939-1943: Ghetto, Underground, Revolt (Bloomington, Ind., 1982).

196. Corni, Hitler's Ghettos, 204-7, 215.

197. Ringelblum，笔记，241.

198. 同上，194, 181.

199. Berenstein and el. ed., Faschismus, 152-3.

200. Charles G. Roland, Courage under Siege: Starvation, Disease, and Death in the Warsaw Ghetto (New York, 1992), 39, 99-101, 154-65.

201. Klukowski, Diary, 168（1941年9月3日）.

202. Ringelblum，笔记，268.

203. 同上，224（1941年2月19日）；Corni, Hitler's Ghettos, 119-56; Trunk, Judenrat, 96-9.

204. 同上，时时出现，尤其是100-155；和尤其是Gunnar S. Paulsson, Secret City: The Hidden Jews of Warsaw, 1940-1945 (London, 2003)；和Yisrael Gutman和Shmuel Krakowski, Unequal Victims: Poles and Jews during World War Two (New York, 1986), 32-3.

205. Hosenfeld, ‘Ich versuche’，534（1941年9月27日笔记）.

206. Kaplan, Scroll, 221-2（1941年2月14日）.

207. Szarota, Warschau, 46; Ringelblum，笔记，181.

208. 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81-2.

209. Uff. H. Z.，1941年6月30日，引用自Manoschek ed., ‘Es gibt nur Eines’, 30.

210. Hosenfeld, ‘Ich versuche’, 452（1941年3月3日笔记）.

211. Corni, Hitler's Ghettos, 139-56; Czerniakow, The Warsaw Diary, 363（1942年6月6日），373（1942年7月2日）；Ringelblum, Polish- Jewish Relations; Ringelblum, Notes.

212. Browning, The Origins, 175-8；另参见Wolf Gruner, Die geschlossene Arbeitseinsatz deutscher Juden: Zur Zwangsarbeit als Element der Verfolgung, 1938-1943 (Berlin, 1997)；和Dieter Maier, Arbeitseinsatz und Deportation: Die Mitwirkung der Arbeitsverwaltung bei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folgung in den Jahren 1938-1945 (Berlin, 1994).

213.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193-4; Hillel Levine, In Search of Sugihara: The Elusive Japanese Diplomat Who Risked His Life to Rescue 10,000 Jews from the Holocaust (New York, 1996).

214. Juliane Wetzel, ‘Auswanderung aus Deutschland’，收录于Wolfgang Benz ed.,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Leben unt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Herrschaft (Munich, 1988), 413-98，尤其是472-98.

215. Volker Dahm, ‘Kulturelles und geistiges Leben’，收录于Benz ed., Die Juden, 75-267，尤其是223-57（‘Kulturelles und geistiges Leben 1939-41’）.

216. Günter Plum, ‘Deutsche Juden oder Juden in Deutschland?’，收录于Benz ed., Die Juden, 35-74，尤其是71-2.

217. Browning, The Origins, 169-75; Eric A. Johnson, Nazi Terror: The Gestapo, Jews, and Ordinary Germans (New York, 1999), 355-8, 382-95；“种族玷污”的例子收录于Patricia Szobar, ‘Telling Sexual Stories in the Nazi Courts of Law: Race Defilement in Germany 1933-1945’,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11 (2002), 131-63. 关于配给，参见Marion Kaplan, ‘Jewish Daily Life in Wartime Germany’，收录于David Bankier ed., Probing the Depths of German Antisemitism: German Society an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1933-1941 (Jerusalem, 2000), 395-412，在396-8.

218.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93-4.

219. 同上，51-2.

220.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567-8, 601-2.

221. Victor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The Diaries of Victor Klemperer 1933-41 (London, 1998 [1995]), 114, 266-9, 279, 292-336, quotes at 324（1940年5月26日），325（1940年5月26日），336（1940年8月11日）；同前，To the Bitter End: The Diaries of Victor Klemperer 1942-45 (London, 1998 [1995]), 31（1942年3月24日）.

222.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337-99.

223.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524-7.

224. Michael Zimmermann, Rassenutopie und Genozi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Lösung der Zigeunerfrage’ (Hamburg, 1996), 193-9.

225. Browning, The Origins, 178-84; Henry Friedlander, The Origins of Nazi Genocide: From Euthanasia to the Final Solution (Chapel Hill, N.C., 1995), 246-62; Sybil H. Milton, ‘“Gypsies” as Social Outsiders in Nazi Germany’，收录于Robert Gellately和Nathan Stolzfus ed., Social Outsiders in Nazi Germany (Princeton, N.J., 2001), 212-32，尤其是223-5.

226. Guenter Lewy, The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Gypsies (New York, 2000), 65-81; Zimmermann, Rassenutopie, 167-84, 200-207.

227. Volker Riess, Die Anfäng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n den Reichsgauen Danzig-Westpreussen und Wartheland 1939/40 (Frankfurt am Main, 1995), 21-24, 98.

228. 同上，355-8. 关于毒气货车，参见Matthias Beer, ‘Die Entwicklung der Gaswagen beim Mord an den Juden’, VfZ 35 (1987), 403-17.

229. Klukowski, Diary, 76（1940年2月18日）.

230. Longerich, Politik, 236-7; Ernst Klee ed., Dokumente zur ‘Euthanasie’ (Frankfurt am Main, 1985), 70-81; Michael Burleigh, Death and Deliverance: ‘Euthanasia’ in Germany, c.1900-1945 (Cambridge, 1994), 130-33.

231. Longerich, Politik, 234-5, 648 n. 36，极力反对Götz Aly的观点，即杀戮与在这一区域重新安置德意志族人的计划有因果关系。(Aly, ‘Final Solution’, 70-76；同前，‘Medicine against the Useless’，收录于同前等，Cleansing the Fatherland: Nazi Medicine and Racial Hygiene (Baltimore, Md., 1994), 22-98).

232. Riess, Die Anfänge, 359；以及Ernst Klee, ‘Euthanasie’ im NS-Staat: Die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Frankfurt am Main, 1985 [1983]), 95-8, 112-15；和Burleigh, Death, 130.

233. 引用自Kurt Nowak, ‘Euthanasie’ und Sterilisierung im ‘Dritten Reich’-Die Konfrontation der evangelischen und katholischen Kirche mit dem ‘Gesetz zur Verhütung erbkranken Nachwuchses’ und der ‘Euthanasie’-Aktion (Göttingen, 1984 [1977]), 63-4.

234.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5-8, 143-5, 377-8；同前，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506-15.

235. Hans-Walter Schmuhl, ‘Die Patientenmorde’，收录于Angelika Ebbinghaus and Klaus Dörner ed., Vernichten und Heilen: DerNürnberger Ärzteprozess und seine Folgen (Berlin, 2001), 295-328，在301; Klee ed., Dokumente, 35-64.

236. 引用自Burleigh, Death, 97; Klee, ‘Euthanasie’, 76-7; Wagner quote in Eugen Kogon等ed.，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ssentötungen durch Giftgas: Eine Dokumentation (Frankfurt am Main, 1983), 28-9; Hans-Walter Schmuhl, Rassenhygiene, Nationalsozialismus, Euthanasie: Von der Verhütung zu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1890-1945 (Göttingen, 1987), 149-50, 178-81.

237. Riess, Die Anfänge, 281-90; Karl Heinz Roth和Götz Aly, ‘Das “Gesetz über die Sterbehilfe bei unheilbar Kranken”: Protokolle der Diskussion über die Legalisier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Anstaltsmorde in den Jahren 1938-1941’，收录于Karl Heinz Roth ed., Erfassung zur Vernichtung: Vonder Sozialhygiene zum ‘Gesetz über Sterbehilfe’ (Berlin, 1984), 101-79，在104-11; Friedlander, The Origins, 39-44; Burleigh, Death, 93-100; Klee, ‘Euthanasie’, 77-81; Longerich, Politik, 234-5. 这些事件的年表被详细地考察，收录于Ulf Schmidt, ‘Reassess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Euthanasia” Programme’, German History, 17 (1999), 543-50，以及对在莱比锡的婴儿的姓名和病历情况的规范记录进行有效处理，这些婴儿的状况给希特勒发动这场行动提供了借口. 另参见Ulf Schmidt, Karl Brandt: The Nazi Doctor: Medicine and Power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2007), 117-23（关于案例）和123-46（关于计划的发动）.

238. Roth and Aly, ‘Das “Gesetz”’, 112-17; Burleigh, Death, 98-9; Friedlander, The Origins, 44-6.

239. 同上，67-8; Kleeed., Dokumente, 85-91; Christian Ganssmüller, Die Erbgesundheits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Planung, Durchführung und Durchsetzung (Cologne, 1987), 158-70.

240. Klee, ‘Euthanasie’, 80-81.

241. Burleigh, Death, 99-101; Klee, ‘Euthanasie’, 82-95; Klee ed., Dokumente, 238-45, 295-307; Ganssmüller, Die Erbgesundheitspolitik, 150-55. 关于Binding和Hoche，参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145.

242. Götz Aly, ‘Der Mord an behinderten Hamburger Kindern zwischen 1939 und 1945’，收录于Angelika Ebbinghaus等ed.，Heilen und Vernichten im Mustergau Hamburg: Bevölkerungs- und Gesundheits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Hamburg, 1984), 147-55; Burleigh, Death, 101-11; Schmuhl, ‘Die Patientenmorde’, 302；同前，Rassenhygiene, 182-9.

243. 引用自Friedlander, The Origins, 50.

244. Aly, ‘Der Mord’, 151; Schmuhl, Rassenhygiene, 188-9.

245. 引用自Aly, ‘Der Mord’, 148；另参见Burleigh, Death, 100; Schmuhl, ‘Die Patientenmorde’, 305-6，和Gerhard Baader, ‘Heilen und Vernichten: Die Mentalität der NS-Äzte’，收录于Ebbinghaus和Dörner ed., Vernichten und Heilen, 275-94.

246. Friedlander, The Origins, 68-9; Ganssmüller, Die Erbgesundheitspolitik, 155-7.

247. 好的基本概述收录于Armin Trus, ‘...vom Leid erlösen’: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uthanasie’-Verbrechen: Texte und Materialien für Unterricht und Studium (Frankfurt am Main, 1995), 91-7；更多细节收录于Schmuhl, Rassenhygiene, 190-95.

248. Friedlander, The Origins, 65-6; Burleigh, Death, 113-14.

249. Friedlander, The Origins, 86-7; Schmuhl, Rassenhygiene, 195-7; Widmann引用自Klee ed., Dokumente, 69.

250. Riess, Die Anfänge, 355-8.

251. Friedlander, The Origins, 86-94.

252. 同上，73-84; Klee, ‘Euthanasie’, 115-23; Klee ed., Dokumente, 92-104; Burleigh, Death, 128-9.

253. Schmuhl, Rassenhygiene, 202-3, 215-17.

254. Friedlander, The Origins, 83-5; Klee, ‘Euthanasie’, 174-90; Klee ed., Dokumente, 105-16, 184-90; Burleigh, Death, 135-46.

255. 引用自Klee ed., Dokumente, 125 (box)；对于过程，另参见，Friedlander, The Origins, 93-110.

256. Klee, ‘Euthanasie’, 149-52; Klee ed., Dokumente, 149-59; Burleigh, Death, 146-9; Schmuhl, Rassenhygiene, 203-8.

257. Friedlander, The Origins, 85.

258. Wirth 引用自Klee ed., Dokumente, 124-5；以及更普遍地同上，119-42; Friedlander, The Origins, 102-6；和Burleigh, Death, 149-57.

259. Friedlander, The Origins, 109-10. 另参见Johannes Tuchel ed., ‘Kein Recht auf Leben’: Beiträge und Dokumente zur Entrechtung und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erlin, 1984)，和Roland Müller ed., Krankenmor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Grafeneck und die ‘Euthanasie’ in Südwestdeutschland (Stuttgart, 2001)，一些会议文件.

260. Burleigh, Death, 169-73.

261. 所有的引用自Klee, ‘Euthanasie’, 310；另参见Schmuhl, Rassenhygiene, 207-11.

262. Klee ed., Dokumente, 209; Friedlander, The Origins, 116-21; Lothar Gruchmann, ‘Ein unbequemer Amtsrichter im Dritten Reich: Aus den Personalakten des Dr. Lothar Kreyssig’, VfZ 32 (1984), 462-88.

263. Klee, ‘Euthanasie’, 255-8；更普遍地参见Nowak, ‘Euthanasie’ und Sterilisierung.

264. Shirer, Berlin Diary, 398-401, 447-51.

265. Klee ed., Dokumente, 151-62（重印全部备忘录）; Klee, ‘Euthanasie’, 285.

266. 引用自Klee ed., Dokumente, 213-14.

267. Friedlander, The Origins, 113-14; Burleigh, Death, 166-9; Ganssmüller, Die Erbgesundheitspolitik, 170-72; Schmuhl, Rassenhygiene, 312-46.

268. Ulrich von Hassell, The von Hassell Diaries: The Story of the Forces against Hitler inside Germany 1938-1944 (Boulder, Colo., 1994 [1946]), 150, 159, 165.

269. Klee ed., Dokumente, 143.

270. Klee, ‘Euthanasie’, 278-85; Burleigh, Death, 167-8.

271. Klee, ‘Euthanasie’, 234-53.

272. Beth A. Griech-Polelle, Bishop von Galen: German Catholic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New Haven, Conn., 2002), 77;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515-16.

273. 同上，239.

274. Klee ed., Dokumente, 167-8, 193.

275. 同上，170-73; Griech-Polelle, Bishop von Galen, 76-7.

276. Klee ed., Dokumente, 182-4; Burleigh, Death, 174-6; Griech- Polelle, Bishop von Galen, 76-8（但是引用Burleigh的文字就好像它们是福尔哈贝尔的文字一样）.

277. Klee ed., Dokumente, 183.

278. 同上，184. 这些不同的文件强调杀戮无辜者是非法的，这表明了天主教会以及它的世俗组织长久以来对死刑的支持：参见Richard J. Evans, Rituals of Retribution: Capital Punishment in Germany 1600-1987 (Oxford, 1996), 76-7, 332-3, 336-8, 432-3, 604-6, 654-5, 711-14, 797-9.

279. Klee ed., Dokumente, 193；概述收录于Schmuhl, Rassenhygiene, 346-54.

280. Klee ed., Dokumente, 178-86, 82-3.

281. Griech-Polelle, Bishop von Galen, 84-5, 186-96; Burleigh, Death, 176-8.

282. Trus, ‘...vom Leid erlösen’, 147-8.

283. Griech-Polelle, Bishop von Galen, 86; Klee, ‘Euthanasie’, 335-9.

284. Joachim Kuropka ed., Meldungen aus Münster, 1924-1944: Geheime und vertrauliche Berichte von Polizei, Gestapo, NSDAP und ihren Gliederungen, staatlicher Verwaltung, Gerichtsbarkeit und Wehrmacht über die politische und gesellschaftliche Situation in Münster (Münster, 1992).

285. 报告收录于Boberach ed., Meldungen, IX. 3,175-8，以及重印在Trus, ‘...vom Leid erlösen’, 138-41. 另参见Griech- Polelle, Bishop von Galen, 86-93; Burleigh, Death, 209-19; Karl Ludwig Rost, Sterilisation und Euthanasie im Film des ‘Dritten Reich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ropaganda in ihrer Beziehung zu rassenhygienischen Massnahmen des NS-Staates (Berlin, 1984), 166-8；和Kurt Nowak, ‘Widerstand, Zustimmung, Hinnahme: Das Verhalten der Bevölkerung zur “Euthanasie”’，收录于Norbert Frei ed., Medizin und Gesundheitspolitik in der NS-Zeit (Munich, 1991), 235-51.

286. Lothar Gruchmann, ‘Euthanasie und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VfZ 20 (1972), 235-79，在278-9.

287. Ganssmüller, Die Erbgesundheitspolitik, 173; Gruchmann, ‘Euthanasie’, 277.

288. Burleigh, Death, 176-80，过分强调对天主教会不利的情况；Friedlander, The Origins, 111-12，或多或少将它当成是读物，以及将它归因于民意而非教会; Griech-Polelle, Bish op von Galen, 92-3，审慎地概括争论，指出冯·加伦的布道是用宗教的术语表达的，这种宗教术语是公众舆论可以普遍感受到的.

289. 极好的分析收录于Longerich, Politik, 241-2.

290. 因此争论收录于Omer Bartov, The Eastern Front 1941-1945: German Troops and the Barbarization of Warfare (London, 1985)；以及同前，Hitler's Army，将这些过程追溯到苏联入侵时起；参见批评，收录于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191，以及对许多著作的分析，这些著作认为德国在东方的种族灭绝战争到1941年才开始，收录于Böhler, Auftakt, 9-16.

291. Tadeusz Piotrowski, Poland's Holocaust: Ethnic Strife, Collaboration with Occupying Forces, and Genocide in the Second Republic, 1918-1947 (Jefferson, N.C., 1998); Böhler, Auftakt, 241-7.

292. Berndt and Strecker ed., Polen; Richard J. Evans ed., Kneipengespräche im Kaiserreich: Die Stimmungsberichte der Hamburger Politischen Polizei 1892-1914 (Hamburg, 1989), 361-83.

293. Hosenfeld, ‘Ich versuche’, 292 (letter to son, 23 November 1939).

294. Johannes Hürter ed., Ein deutscher General an der Ostfront: Die Briefe und Tagebücher des Gotthard Heinrici 1941/42 (Essen, 2001), 56（写给妻子的信，1941年4月22日）.

295. 同上，56（写给妻子的信，1941年4月25日）.

296. 同上，57（写给家人的信，1941年4月30日）.

297. 同上.

298. 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121-43.

299.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61.

300. 参见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arguing against Jürgen Förster, ‘Jewish Policies of the German Military, 1939-1942’，收录于Asher Cohen等ed., The Shoah and the War (New York, 1992), 53-71，在56，和Umbreit, Deutsche Militärverwaltungenn, 137, 273.

第二章　战争的命运

1. Roger Moorhouse, Killing Hitler: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Plots against the Führer (London, 2006), 36-58，是最近的分析. 另参见Peter Hoffmann, Hitler's Personal Security (London, 1979), 105-11.

2. Moorhouse, Killing Hitler, 50-53; Heinz Höhne, 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The Story of Hitler's SS (London, 1972 [1966]), 264-6.

3. Moorhouse, Killing Hitler, 43-50; Kershaw, Hitler, II. 271-5.

4. Boberach ed., Meldungen, III. 449: Bericht zur innenpolitischen Lage Nr. 15, 1939年11月13日.

5. Shirer, Berlin Diary, 194-5（1939年11月9日）.

6. Alan Bullock, 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 (London, 1952), 522-3，声称盖世太保应负责，正如Peter Padfield所做的，Peter Padfield, Himmler: Reichsführer-SS (London, 1990), 283. 然而，参见Anton Hoch, ‘Das Attentat auf Hitler im Münchener Bürgerbräkeller 1939’, VfZ 17 (1969), 383-413，以及尤其是Lothar Gruchmann ed., Autobiographie eines Attentäers: Johann Georg Elser: Aussage zum Sprengstoffanschlag im Bürgerbräukeller, München, am 8. November 1939 (Stuttgart, 1970).

7. Moorhouse, Killing Hitler, 58.

8. Hans-Adolf Jacobsen ed., Dokumente zur Vorgeschichte des Westfeldzuges 1939-1940 (Göttingen, 1956), 5-7. 对于将领们之前的警告，参见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633, 642, 668-70.

9.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ND 789-PS, 572-80: 参见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892.

10. Fedor von Bock, Generalfeldmarschall Fedor von 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Das Kriegstagebuch (Klaus Gerbeted., Munich, 1995), 78-9（1939年11月23日）.

11. 对于1938年的冲突，参见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668-71；关于1939-40年的争论和密谋的再次恢复，参见Kershaw, Hitler, II. 262-71，和Johannes Hürter, Hitlers Heerführer: Die deutschen Oberbefehlshaber im Krieg gegen die Sowjetunion 1941/42 (Munich, 2007), 163-71.

12.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331-43. 对飞机建造计划的详细分析由Lutz Budrass提供，Lutz Budrass, Flugzeugindustrie und Luftrüstung in Deutschland (Düsseldorf, 1998). 在哈尔德日记中，这几个月的供给形势一直令人担忧 (Halder, Kriegstagebuch, I，处处都是这种观点）.

13. Rolf-Dieter Müller, ‘The Mobilization of the German Economy for Hitler's War Aims’, GSWW V/I. 407-786，在407-11;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343-8.

14. Müller, ‘The Mobilization’, 453-85.

15.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364-5；对于Todt参见同上，322-5.

16.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100-103; Catherine Merridale, Ivan's War: The Red Army 1939-1945 (London, 2005), 67-70. 对于德国的政策，参见Gerd R. Ueberschär, Hitler und Finnland 1938-1941 (Wiesbaden, 1978).

17. Merridale, Ivan's War, 44-7, 57-60, 67-71.

18.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105-7; John Erickson, The Soviet High Command (London, 1962), 541-52; Tomas Ries, Cold Will: The Defence of Finland (London, 1988); Geoffrey Roberts, Stalin's Wars: 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 1939-1953 (London, 2006), 46-55; Chris Bellamy, Absolute War: Soviet Russi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2007), 69-98.

19. Thomas K. Derry, ‘Norway’, in Stuart J. Woolf ed., European Fascism (London, 1968), 217-30，在217-24.

20. Derry, ‘Norway’, 224-6;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114-15; Oddvar K. Hoidal, Quisling: A Study in Treason (Oslo, 1989); Carl- Axel Gemzell, Raeder, Hitler und Skandinavien (Lund, 1965). 对于吉斯林在1939年对柏林的拜访以及雷德尔在战前计划中的关键作用，参见Hans-Martin Ottmer, ‘Weserüng’: Der deutsche Angriff auf Dänemark und Norwegen im April 1940 (Munich, 1994), 24-6, 3-17.

21. Bernd Stegemann, ‘Operation Weserübung’，收录于GSWW II. 206-19，在211-12; Ottmer, ‘Weserübung’, 67-79; Hubatsch ed., Hitlers Weisungen, 47-50.

22. Stegemann, ‘Operation Weserübung’, 207-11; Ottmer, ‘Weserübung’, 79-131.

23. Vidkun Quisling, Quisling ruft Norwegen! Reden und Aufsätze (Munich, 1942), 96-7, 102, 105, 137.

24. Stegemann, ‘Operation Weserübung’, 212-15.

25.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119-21; Shirer, Berlin Diary, 254（1940年5月4日）.

26. Meier-Welcker, Aufzeichnungen, 54（1940年3月21日）.

27. Roy Jenkins, Churchill (London, 2001), 573-84.

28. Peter Clarke, Hope and Glory: Britain 1900-1990 (London, 1996), 192-6.

29. Jacobsen ed., Dokumente, 64-5, 155-6; Hans-Adolf Jacobsen, Fall Gelb: Der Kampf um den deutschen Operationsplan zur Westoffensive 1940 (Wiesbaden, 1957); Karl-Heinz Frieser, Blitzkrieg-Legende: Der Westfeldzug 1940 (Munich, 1996 [1995]), 15-70 关于计划的短期和临时性，71-116 关于军事领导层内部的对它的争论.

30. Shirer, Berlin Diary, 275-6（1940年5月20日）；Hans Umbreit, ‘The Battle for Hegemony in Western Europe’，收录于GSWW II. 227-326，在270-80; Julian Jackson, The Fall of France: The Nazi Invasion of 1940 (Oxford, 2003), 9-39; Ernest R. May, Strange Victory: Hitler's Conquest of France (New York, 2000).

31. Shirer, Berlin Diary, 276-9 (20 May 1940).

32.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122-6.

33. Umbreit, ‘The Battle’, 37; Frieser, Blitzkrieg-Legende, 428.

34. Jackson, The Fall of France, 37-9; Frieser, Blitzkrieg-Legende, 135.

35. 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101（1940年2月24日）.

36. Jackson, The Fall of France, 42-7; Umbreit, ‘The Battle’, 278-304；生动的叙述收录于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374-9；安非他命使用的详情收录于Werner Pieper ed., Nazis on Speed: Drogen im 3. Reich (Loherbach, 2002), 325-30；最近最好的批判性分析收录于，Blitzkrieg-Legende, 173-361.

37. Jackson, The Fall of France, 9-12 (quote on 10).

38. 同上，58-62.

39. 同上，85-94，对这些备受争议的事件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另参见Kershaw, Hitler, II. 295-6.

40. 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135（1940年5月26日），140（1940年5月30日）；Hans-Adolf Jacobsen, Dünkirchen: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Westfeldzuges 1940 (Neckargemünd, 1958), 70-122, 203，以及同前ed., Dokumente zum Westfeldzug 1940 (Göttingen, 1960), 114-46，都将责任归咎于伦德施泰特; Frieser, Blitzkrieg-Legende, 363-93，强调希特勒的作用.

41. 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143（1940年6月2日）.

42. Jackson, The Fall of France, 94-100.

43. 同上，101-6 (quote on 105).

44. 同上，107-73; Frieser, Blitzkrieg-Legende, 399-409; May, Strange Victory, 448-9，认为在入侵的初期，法国军队的士气高涨.

45. Irène N’mirovsky, Suite Française (London, 2007 [2004]), 50.

46. 同上，42.

47. Jackson, The Fall of France, 174-82; Hanna Diamond, Fleeing Hitler: France 1940 (Oxford, 2007).

48. Meier-Welcker, Aufzeichnungen, 74（1940年6月12日）.

49. Shirer, Berlin Diary, 328-32（1940年6月21日）.

50. Jackson, The Fall of France, 232；最好的总体调查仍是同一作者的France: The Dark Years 1940-1944 (Oxford, 2001).

51. Frieser, Blitzkrieg-Legende, 409-35.

52. 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Memoirs (London, 1971 [1970]), 170-2（也引用自Lynn Nicholas, The Rape of Europa: The Fate of Europe's Treasures in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1994), 118).

53. Shirer, Berlin Diary, 260-63（1940年5月10-11日）.

54. Lore Walb, Ich, die Alte-ich, die Junge: Konfrontation mit meinen Tagebüchern 1933-1945 (Berlin, 1997), 179（1940年5月21日）.

55. Boberach ed., Meldungen, IV. 1,163（1940年5月23日）.

56. 同上，1,189（1940年5月30日），1,261（1940年6月17日）.

57. 同上，1,274-5（1940年6月20日）.

58. Hosenfeld, ‘Ich versuche’, 294（写给他妻子的信，1939年11月25日）.

59. 同上，356（写给儿子的信，1940年6月11日）.

60. Luise Solmitz, Tagebuch (Staatsarchiv der Freien- und Hansestadt Hamburg, 622-1, 111511-13: Familie Solmitz; transcripts in Forschungsstelle für Zeitgeschichte, Hamburg), XI. 551, 560, 563, 565-6（1940年6月12日，1940年6月17日，1940年6月21日）.

61. Gerhard L. Weinberg, ‘Hitler and England, 1933-1945: Pretense and Reality’, German Studies Review, 8 (1988), 299-309，认为希特勒对与英国达成协议从来不感兴趣；另参见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89-95.

62. Frances Donaldson, Edward VIII (London, 1974), 191-206, 327-34, 358-77; Michael Bloch, Operation Willi: The Plot to Kidnap the Duke of Windsor, July 1940 (London, 1984); Walter Schellenberg, The Memoirs of Hitler's Spymaster (London, 2006 [1956]).

63.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118.

64. Charles S. Thomas, The German Navy in the Nazi Era (London, 1990), 191.

65. Shirer, Berlin Diary, 355, 358（1940年7月19-20日）.

66. Walb, Ich, die Alte, 185（1940年6月17日）.

67. Domarus ed., Hitler, III. 2,062（1940年7月19日），Kershaw, Hitler, II. 301-8. 对于单独的和平可以拯救英帝国的想法，参见John Charmley, Churchill: The End of Glory: 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 1993), 422-32.

68. Karl Klee, Das Unternehmen ‘Seelöwe’: Die geplante deutsche Landung in England 1940 (Göttingen, 1958)；同前，Dokumente zum Unternehmen ‘Seelöwe’: Die geplante deutsche Landung in England 1940 (Göttingen, 1959)，都认为问题是由缺乏提前计划造成的.

69. Walter Schellenberg, Invasion 1940: The Nazi Invasion Plan for Britain (London, 2000)，尤其是1-114（‘盖世太保手册’）.

70. Richard J. Overy, The Battle (London, 2000), 60-63.

71. 同上，尤其是161-2.

72. 同上，53-4, 80.

73.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249-50, 400-401.

74. Shirer, Berlin Diary, 377（1940年8月17日）.

75. Ulrich Steinhilfer和Peter Osborne, Spitfire on My Tail: A View from the Other Side (Bromley, 1989), 279（1940年8月19日）.

76. 同上，289 (8月31日）. 最初的表达是Horridoh!

77. Domarus ed., Hitler, III. 2,086（1940年9月4日）.

78. 同上，2,072（1940年8月1日，指令第17）；对于相反的观点，参见Kershaw, Hitler, II. 309；很好的议论收录于Horst Boog, ‘The Strategic Air War in Europe and Air Defence of the Reich’，收录于GSWW VII. 9-458，在357-67.

79. Overy, The Battle, 90-96; Klaus A. Maier, ‘The Battle of Britain’，收录于GSWW II. 374-407.

80. Overy, The Battle, 90-96; Alfred Price, Blitz on Britain (Shepperton, 1977);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447-8.

81. Steinhilfer and Osborne, Spitfire, 295（1940年9月17日）.

82. 同上，319（写给父亲的信，1940年10月19日）.

83. Halder, Kriegstagebuch, II. 128（1940年10月7日）.

84. 同上，99（1940年9月14日）.

85. Walb, Ich, die Alte, 197（1940年9月10日）.

86. F. Harry Hinsley, British 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5vols, London, 1979-90),I. 316-18, 523-48.

87. Walb, Ich, die Alte, 200（1940年10月3日）.

88. Meier-Welcker, Aufzeichnungen, 101（1940年12月31日）.

89. Overy, The Battle, 97-135.

90. 引用自Paul Preston, Franco: A Biography (London, 1993), 397-8.

91. Kershaw, Hitler, II. 329-30; Paul Preston, ‘Franco and Hitler: The Myth of Hendaye 1940’,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 (1992), 1-16；同前, Franco, 399.

92. Richard Bosworth, Mussolini's Italy: Life under the Dictatorship 1915-1945 (London, 2005), 415-20.

93. Denis Mack Smith, Mussolini (London, 1983 [1981]), 269-91; Umbreit, ‘The Battle’, 304-13.

94. Kershaw, Hitler, II. 331.

95. Detlef Vogel, ‘German Intervention in the Balkans’，收录于GSWW III. 451-55; Gerhard Schreiber, ‘Germany, Italy and South-east Europe: From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egemony to Military Aggression’，同上，305-448（统计在448）; Smith, Mussolini, 298-302; Martin Clark, Modern Italy 1871-1982 (Harlow, 1984), 285-8.

96. Dear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 148-9; Smith, Mussolini, 308.

97. Clark, Modern Italy, 286.

98. Smith, Mussolini, 310-11; Dear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 245-7.

99. Bernd Stegemann, ‘The Italo-German Conduct of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North Africa’，收录于GSWW III. 643-754，在673-80.

100. Halder, Kriegstagebuch, II. 377（1941年4月23日），III. 48（1941年7月6日）.

101. Dear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 748-9, 992-4;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211-15, 222-5, 361-3; Stegemann, ‘The Italo-German Conduct of War’, 680-754; Reinhard Stumpf, ‘The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 Area 1942-1943: Operations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Central Mediterranean’，收录于GSWW VI. 631-840，在631-54和661-748.

102. Martin Gilbert, The Holocaust: The Jewish Tragedy (London, 1987 [1986]), 578；同前，The Routledge Atlas of the Holocaust (London, 2002 [1982])，地图 59, 188; Robert Satloff, Among the Righteous: Lost Stories from the Holocaust's Long Reach into Arab Lands (New York, 2006).

103. Andreas Hillgruber ed., Staatsmänner und Diplomaten bei Hitler: Vertrauliche Aufzeichnungen über Unterredungen mit Vertretern des Auslandes (2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67-70), I. 664-6.

104. Jeffrey Herf, The Jewish Enemy: Nazi Propaganda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London, 2006), 76.

105.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381-2.

106. Dear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 744-5; Schreiber, ‘Germany’, 305-448,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195-6; Jürgen Förster, ‘Germany's Acquisition of Allies in South-east Europe’，收录于GSWW IV. 386-428，在386;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166-9; Randolph L. Braham ed., The Tragedy of Romanian Jewry (New York, 1994); Mihail Sebastian, ‘Voller Entsetzen, aber nicht verzweifelt’: Tagebücher 1935-44 (Edward Kanterianed., Berlin, 2005). 对于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参见Leon Volovici, Nationalist Ideology and Antisemitism: The Case of Romanian Intellectuals in the 1930s (Oxford, 1991)（尤其是Stephen Fischer- Galati, ‘The Legacy of AntiSemitism’, 1-28); Stanley G. Payne, A History of Fascism 1914-45 (London, 1995), 134-8, 391-7；对事件的充分叙述收录于Keith Hitchins, Rumania 1866-1947 (Oxford, 1994), 376-471（尤其是451-71). 截至目前，对安东内斯库的做最好的分析是Dennis Deletant, Hitler's Forgotten Ally: Ion Antonescu and His Regime, Romania 1940-44 (London, 2006): 关于对以上列举事件的详细叙述，参见同上，8-68. 屠宰场事件叙述于Robert St John, Foreign Correspondent (London, 1960), 180.

107. Dear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 1,011-2.

108. Kershaw, Hitler, II. 360-63; Vogel, ‘German Intervention’, 451-85.

109. 同上，497-526; Mark 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The Experience of Occupation 1941-44 (London, 1993), 1-8, 15-18; Peter Calvocoressi和Guy Wint, Total War: Causes and Cours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Harmondsworth, 1974 [1972]), 154-60（有点过时，但仍有价值）;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218-22.

110. Dear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 213-15; Vogel, ‘German Intervention’, 527-55.

111. Dear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 213-15.

112. Pöppel, Heaven and Hell, 67.

113. 引用自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23-4.

114. 同上，23-32; Rainer Eckert, Vom ‘Fall Marita’ zur ‘Wirtschaftlichen Sonderaktion’: Die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in Griechenland vom 6. April 1941 bis zur Kriegswende im Februar/März 1943 (Frankfurt am Main, 1992), 85-142.

115. 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32-52.

116. 同上，85-96, 235-8；同前，Salonica: City of Ghosts: Christians, 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London, 2004), 421-2.

117. Payne, A History of Fascism, 404-11; Ladislaus Hory和Martin Broszat, Der kroatische Ustascha-Staat 1941-1945 (Stuttgart, 1965 [1964]), 13-38; Jozo Tomasevich, 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 1941-1945: 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 (Stanford, Calif., 2001), 47-174; Gert Fricke, Kroatien 1941-1944: Der ‘Unabhängige Staat’ in der Sicht des Deutschen Bevollmächtigten Generals in Agram, Blaise v Hortenau (Freiburg, 1972), 10, 25-67.

118. Hory和Broszat, Der kroatische Ustascha-Staat, 39-57.

119. Misha Glenny, The Balkans 1804-1999: Nationalism, War and the Great Powers (London, 1999), 498-502: Hory和Broszat, Der kroatische Ustascha-Staat, 75-106; Payne, A History of Fascism, 408-10;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28-30；可怕的细节和照片收录于Edmond Paris, Genocide in Satellite Croatia 1941-1945: A Record of Racial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and Massacres (Chicago, 1961)，尤其是88-126和162-205.

120. 引用自同上，109-10；另参见同上，127-61 关于集中营.

121. Milan Ristovic’, ‘Yugoslav Jews Fleeing the Holocaust, 1941-1945’，收录于John K. Roth和Elisabeth Maxwell ed., Remembering for the Future: The Holocaust in an Age of Genocide (London, 3vols, 2001), I. 512-26; Glenny, The Balkans, 300-302; Payne, A History of Fascism, 409-10; Hory和Broszat, Der kroatische Ustascha-Staat, 75-92; Tomasevich, War and Revolution, 380-415 关于乌斯塔沙的恐怖统治，以及511-79关于天主教会的角色. 对乌斯塔沙在大屠杀运动中杀害的人数的准确分析收录于Marko Hoare, Genocide and Resistance in Hitler's Bosnia: The Partisans and the Chetniks, 1941-1943 (London, 2006), 19-28.

122.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16.

123. Kershaw, Hitler, II. 305.

124. Hitler, Kriegstagebuch, II. 214（1940年12月5日）；Kershaw, Hitler, II. 307-8; Bernd Stegemann, ‘Hitlers Kriegszeiele im ersten Kriegsjahr 1939/40: Ein Beitrag zur Quellenkritik’,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27 (1980), 93-105. 关于斯大林主义者的反犹主义，参见Herf, The Jewish Enemy, 93. 关于对决定入侵的详细分析，参见Jürgen Förster, ‘Hitler's Decision in Favour of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收录于GSWW IV. 13-51. 关于1940年夏天的讨论和选择，参见Andreas Hillgruber, Hitlers Strategie: Politik und Kriegführung 1940-41 (Frankfurt am Main, 1965), 144-277.

125. Roberts, Stalin's Wars, 30-46.

126.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421-5.

127. Halder, Kriegstagebuch, II. 49（1940年7月31日）.

128. 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173（1941年2月1日）；重复于1941年6月14日（同上，193）.

129. Kershaw, Hitler, II. 331-7;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198-205.

130. David M. Glantz, Barbarossa: Hitler's Invasion of Russia 1941 (Stroud, 2001), 13-18.

131. Evan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The Nazi-Soviet War 1941-1945 (London, 2005), 19-20;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429-36.

132. Anthony F. Upton, Finland 1939-40 (London, 1974); David Kirby, Fin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79).

133. Förster, ‘Germany's Acquisition’, 398-408；另参见Mark Axworthy and et al., Third Axis, Fourth Ally: Romanian Armed Forces in the European War, 1941-1945 (London, 1995)；和Hillgruber, Hitler, König Carol und Marschall Antonescu, 126-34；更普遍地，同前，Hitlers Strategie, 484-501.

134. Dear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 431-3; Förster, ‘Germany's Acquisition’, 409-24.

135. 同上，421-8;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274-8.

136. 引用自Marshall Lee Miller, Bulgar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Stanford, Calif., 1975), 1.

137. Hans-Jürgen Hoppe, Bulgarien-Hitlers eigenwilliger Verbündeter (Stuttgart, 1979); Miller, Bulgaria, 93-106; Richard Crampton, Bulgaria (Oxford, 2007), 248-65.

138. 引用自Miller, Bulgaria, 76.

139. Klukowski, Diary, 158（1941年6月14日）.

140.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321; Heinrich Schwendemann, Die 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dem Deutschen Reich und der Sowjetunion von 1939 bis 1941: Alternative zu Hitlers Ostprogramm? (Berlin, 1993), 373.

141.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201-5; Roberts, Stalin's Wars, 61-70.

142. 引用自Robert Service, Stalin: A Biography (London, 2004), 407.

143. 同上，406-9; Gabriel 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 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 (London, 1999); Roberts, Stalin's Wars, 70-81;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32-41.

144. Glantz, Barbarossa, 28-32；关于苏联情报，参见David M.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The Red Army on the Eve of War (Lawrence, Kans., 1998), 233-57.

145. Simon Sebag-Montefiore, 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 (London, 2003), 317.

146. Kershaw, Hitler, II. 369-73, 378.

147. 引用自Rainer F. Schmidt, ‘Der Hess-Flug und das Kabinett Churchill: Hitlers Stellvertreten im Kalkül der britischen Kriegsdiplomatie Mai-Juni 1941’, VfZ 42 (1994), 1-38，在14-16.

148. Kershaw, Hitler, II. 369-81，在当时和以后，围绕赫斯的逃走，有效地处理了大量且通常是极端令人意想不到的阴谋理论。那种认为希特已经批准，更不必说下令采取这样一种轻率的越轨行动的声明，以及认为赫斯或希特勒受英国政府和情报机关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和平党”所鼓动而执行这一任务的想法——以两种不那么怪异的理论为例——实际上都没有任何根据.

149. Gerhard Engel, Heeresadjutant bei Hitler 1938-1943 (Hildegard von Kotzeed., Stuttgart, 1974), 103-4.

150.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X. 309（1941年5月13日）.

151. 引用自Kershaw, Hitler, II. 939 n. 210.

152. Boberach ed., Meldungen, VII. 2,302和2,313（1941年5月15日和19日）.

153. Martin Broszat等ed.，Bayern in der NS-Zeit (6vols, Munich, 1977-83), I. 148（‘Aus Monatsbericht des Landrats, 31. 5. 1941’）.

154. 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185（1941年5月10日-12日）.

155.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368（1941年5月21日）.

156. Walb, Ich, die Alte, 219（1941年5月15日）.

157. Kershaw, Hitler, II. 166-7.

158. 引用自Marie Vassiltchikov, The Berlin Diaries of Marie ‘Missie’ Vassiltchikov 1940-1945 (London, 1987 [1985]), 51-2; Hassell, The von Hassell Diaries, 196, 204，和Gerhardt B. Thamm, Boy Soldier: A German Teenager at the Nazi Twilight (Jefferson, N.C., 2000), 34.

159. Hugh R. Trevor-Roper, ‘The Mind of Adolf Hitler’，收录于Adolf Hitler, Hitler's Table Talk 1941-1944 (Oxford, 1988 [1953]), vii-xxxv, at xii-xiii.

160. Hitler, Hitler's Table Talk, 51（1941年10月10日）.

161. 同上，38（1941年9月23日）.

162. 同上，16（1941年7月27日）.

163. 同上，24 (8/9 and 9/10 August 1941). 关于希特勒和希姆莱认为乌克兰是帝国的一个封地，类似于英属印度，参见Wendy Lower, Nazi Empire-Building and the Holocaust in Ukraine (Chapel Hill, N.C., 2005), 98-128.

164. Hitler, Hitler's Table Talk, 68-9（1941年10月17日）.

165. 同上，61 (2 and 2/3 November 1941).

166. 同上，447（1942年4月27日）.

167. 同上，578（1942年7月18日）.

168. 同上，77 (17/18 October 1941).

169. 同上，69（1941年10月17日和1942年7月22日）.

170. 同上，62（1942年8月9日）.

171. Longerich, Politik, 298; quote in Madajczyk, Die Okkupationspolitik, 92.

172. Alex J. Kay, ‘Germany's Staatssekretäre, Mass Starvation and the Meeting of 2 May 194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1 (2006), 685-700;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475-80.

173. Madajczy等ed.，Vom Generalplan Ost; Mechthild Rössler和Sabine Schleiermacher, Der ‘Generalplan Ost’: Hauptlini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Planungs- und Vernichtungspolitik (Berlin, 1993); Thomas Podranski, Deutsche Siedlungspolitik im Osten: Die verschiedenen Varianten des Generalplan Ost der SS (Berlin, 2001).

174.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419-28.

175.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463-76.

176. Hitler, Hitler's Table Talk, 8 (11/12 July 1941).

177. 同上，587（1942年7月22日）.

178. 同上，624（1942年8月9日）.

179. Halder, Kriegstagebuch, II. 317-20（1941年3月17日）.

180. 同上，336-7（1941年3月30日）.

181. 同上.

182. 引用自Longerich, Politik, 300-301；另参见Hans-Adolf Jacobsen, ‘The Kommissarbefehl and Mass Executions of Soviet Russian Prisoners of War’，收录于Helmut Krausnick等，Anatomy of the SS State (London, 1968 [1965]), 505-35（对6月6日命令的完整翻译在532-4).

183. 另参见Jürgen Förster, ‘Operation Barbarossa as a War of Conquest and Annihilation’，收录于GSWW IV. 481-521.

184. Jacobsen, ‘The Kommissarbefehl’, 505-35，在517; Kershaw, Hitler, II. 353-60; Bodo Scheurig, Henning von Tresckow: Ein Preusse gegen Hitler (Frankfurt am Main, 1987), 113-14; Christian Gerlach, ‘Hitlergegner bei der Heeresgruppe Mitte und die “Verbrecherischen Befehle”’，收录于Gerd R. Ueberschär ed., NSVerbrechen und der militärische Widerstand gegen Hitler (Darmstadt, 2000), 62-76; Johannes Hürter, ‘Auf dem Weg zur Militäropposition: Tresckow, Gersdorff, der Vernichtungskrieg und der Judenmord: Neue Dokumente über das Verhältnis der Heeresgruppe Mitte zur Einsatzgruppe B im Jahr 1941’, VfZ 52 (2004), 527-62；博克的观点收录于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190（1941年6月4日）.

185. 引用自Förster, ‘Operation Barbarossa’, 485.

186. 引用自同上，514.

187. 引用自同上，520.

188.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10-11；另参见Ortwin Buchbender, Das tönende Erz: Deutsche Propaganda gegen die Rote Armee im Zweiten Weltkrieg (Stuttgart, 1978)，以及关于高级指挥官对 “犯罪的命令”的态度，Hüter, Hitlers Heerführer, 247-65.

189. Longerich, Politik, 302 -10，令人信服地处理了Christopher Browning, 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 (London, 1998 [1992]),与Daniel Jonah Goldhagen,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 (London, 1996)之间争议的细节，不过Goldhagen提出的一般问题继续被公正地讨论. 关于背景，参见Helmut Fangmann and et al., ‘Parteisoldaten’: Die Hamburger Polizei im ‘3. Reich’ (Hamburg, 1987)；关于教化,参见Jürgen Matthäus, ‘Ausbildungsziel Judenmord? Zum Stellenwert der “weltanschaulichen Erziehung” von SS und Polizei im Rahmen der “Endösung”’,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47 (1999), 677-99；以及同前等ed.，Ausbildungsziel Judenmord? ‘Weltanschauliche Erziehung’ von SS, Polizei und Waffen-SS im Rahmen der ‘Endlösung’ (Frankfurt am Main, 2003).

190. 引用自Longerich, Politik, 315.

191. 同上，310-20，提供了一个对证据的仔细考虑，总结认为，诸如别动队领袖奥伦多夫等被告者的战后审判陈述，即他们收到了一个不加区分杀害所有犹太人的总命令，缺乏可信性，因为他们是为了辩解才这样陈述的. 实际上，在被判处死刑后，奥伦多夫改变了他的说法，指出并没有这样的命令. 尤其参见Ralf Ogorreck, Die Einsatzgruppen und die ‘Genesis der Endlöung’ (Berlin, 1996). 对于相反的观点，参见Breitman, The Architect of Genocide, 145-206. 关于在苏联组织中的犹太人，参见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47-51；更多细节收录于Mordechai Altschuler, Soviet Jewry on the Eve of the Holocaust: A Social and Demographic Profile (Jerusalem, 1998).

192. Glantz, Barbarossa, 35.

193. 简要总结收录于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264-6; Glantz, Barbarossa, 35；和Kershaw, Hitler, II. 393-9. John Erickson, Stalin's War with Germany, I: The Road to Stalingrad (London, 1975)，仍然是经典的分析，但是不可避免地被最近的研究赶上，尤其是随着苏联文件在1990年后的发布。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收录于GSWW IV中的更详细的分析，其中关于苏联的章节显得尤其陈旧。最近的陈述是Bellamy, Absolute War. 另参见对高级将领指挥战役的讨论，收录于Hürter, Hitlers Heerführer, 279-302.

194. Hürter ed., Ein deutscher General, 68（写给妻子的信，1941年7月11日）.

195. Karl Reddemann ed., Zwischen Front und Heimat: Der Briefwechsel des münsterischen Ehepaares Agnes und Albert Neuhaus 1940-1944 (Münster, 1996), 223（写给Agnes Neuhaus，1941年6月25日）.

196. Konrad Elmshäuser和Jan Lokers ed., ‘Man muss hier nur hart sein’: Kriegsbriefe und Bilder einer Familie (1934-1945) (Bremen, 1999), 92 (Kalendereintrag Hans-Albert Giese，1941年6月22日）.

197. Hürter ed., Ein deutscher General, 63（写给家人的信，1941年6月24日）.

198. 引用自Merridale, Ivan's War, 96-7（以及这段中关于之前的细节）;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59-69; Glantz, Barbarossa, 37-40. 关于1941年红军的状况，参见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199. Merridale, Ivan's War, 86-7.

200. 同上，99.

201. 同上，99-100, 116, 122-3（翻译经过了轻微地修正）.

202. Hürter, Hitlers Heerführer, 393-404.

203. Reddemann ed., Zwischen Front und Heimat, 225（写给Agnes Neuhaus，1941年6月27日）.

204. Rudolf Stützel, Feldpost: Briefe und Aufzeichnungen eines 17jährigen 1940-1945 (Hamburg, 2005), 41；更普遍地Hannes Heer ed., ‘Stets zu erschiessen sind Frauen, die in der Roten Armee dienen’: Geständnisse deutscher Kriegsgefangener über ihren Einsatz an der Ostfront (Hamburg, 1995), 7，和Hürter, Hitlers Heerführer, 359-76.

205. Klukowski, Diary, 173（1941年10月4日）.

206. 同上，173（1941年10月5日）.

207. Merridale, Ivan's War, 123-5; Christian Streit, Keine Kameraden: Die Wehrmacht und die sowjetischen Kriegsgefangenen 1941-1945 (Stuttgart, 1978).

208. 引用自同上，131；另参见Hürter, Hitlers Heerführer, 377-93.

209. Hosenfeld, ‘Ich versuche’, 557（写给妻子的信，1941年12月3日）.

210. Streit, Keine Kameraden, 9.

211. Halder, Kriegstagebuch, III. 289（1941年11月14日）；更普遍地参见Vyacheslav M. Molotov and el., Soviet Government Statements on Nazi Atrocities (London, 1945), 183-8.

212. Streit, Keine Kameraden, 201-88.

213. Andreas Hilger, Deutsche Kriegsgefangene in der Sowjetunion, 1941-1956: Kriegsgefangenenpolitik, Lageralltag und Erinnerung (Essen, 2000)，取代了更早的研究，比如Kurt W. Böhme, Die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in sowjetischer Hand: Eine Bilanz (Munich, 1966). 关于统计，参见Hilger, Deutsche Kriegsgefangene, 137, 370, 389, 425；关于政治再教育，政治再教育大体上是不成功的，220-54.

214. Christian Streit, ‘The Fate of the Soviet Prisoners of War’，收录于Michael Berenbaum ed., A Mosaic of Victims: Non-Jews Persecuted and Murdered by the Nazis (London, 1990), 142-9; Alexander Dallin, German Rule in Russia 1941-1945: A Study of Occupation Policies (London, 1957), 409-27;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102-5.

215. 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298（1941年10月20日）；另参见同上，312-13（1941年11月9日），抗议道，“根据军事习惯和法律，军队对任何战犯的生命和安全负责。”

216. Hürter, Hitlers Heerführer, 377-93.

217.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102-5.

218. Service, Stalin, 410-24; Merridale, Ivan's War, 83; Sebag- Montefiore, Stalin, 330-33，也记录了各种传记中斯大林声明的不同版本，所有版本都同等流行；这里引用的版本经过了Molotov和Chadaev两者的证实。关于斯大林准备不足的情况，参见Roberts, Stalin's Wars, 61-70. 关于斯大林勇气的丧失，罗伯茨的怀疑在时间上不成立，因为罗伯茨没能意识到它发生在6月底，而不是入侵刚刚发生时 (89-95).

219. Hoffmann, Hitler's Personal Security, 216-63; Kershaw, Hitler, II. 395-7;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35（1941年7月9日）.

220. Halder, Kriegstagebuch, III. 38（1941年7月3日）.

221. Kershaw, Hitler, II. 405-7;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199-200.

222. 引用自Kershaw, Hitler, II. 405.

223. 同上，399和944 n. 40; Hitler, Hitler's Table Talk，1941年9月17日;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29-39（1941年7月9日）.

224. Walb, Ich, die Alte, 225（1941年6月30日）.

225. Broszat and el. ed., Bayern, I. 149（‘Aus Monatsbericht der Gendarmerie-Station Heiligenstadt, 25. 6. 1941’和‘Aus Monatsbericht der Gendarmerie-Station Waischenfeld, 26. 6. 1941’）.

226. Solmitz, Tagebücher, 662（1941年6月23日）.

227. Jochen Klepper, Uberwindung: Tagebücher und Aufzeichnungen aus dem Kriege (Stuttgart, 1958), 50（1941年6月22日）.

228. 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91.

229. Broszat and el. ed., Bayern, I. 149-50（‘Aus Monatsbericht der Gendarmerie-Station Ebermannstadt, 27. 6. 1941’）.

230. 同上，I. 152（‘Aus Monatsbericht des Gendarmerie-Kreisfürers, 29. 8. 1941’）.

231. Merridale, Ivan's War, 84-7; Sebag-Montefiore, Stalin, 332-4.

232. Merridale, Ivan's War, 115-17.

233. 同上，114-16，以及关于引用; Roberts, Stalin's Wars, 95-103；对苏联后备队的讨论收录于Glantz, Barbarossa, 15.

234. 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210（1941年7月6日）.

235. Halder, Kriegstagebuch, III. 53（1941年7月8日）.

236. Rolf-Dieter Müller, ‘The Failure of the Economic “Blitzkrieg Strategy”’ ，收录于GSWW IV. 1,081-8，尤其是1, 141-72；图表详情收录于Anatoly Kuznetsov, Babi Yar: A Document in the Form of a Novel (London, 1970 [1966]), 149-52.

237. Hürter ed., Ein deutscher General, 63（日记，1941年6月23日）.

238. 同上，64（海因里希写给家人，1941年7月4日）.

239. Meier-Welcker, Aufzeichnungen, 124（1941年7月31日），129（1941年8月24日）.

240. 引用自Theo J. Schulte, The German Army and Nazi Policies in Occupied Russia (Oxford, 1989), 109.

241. Birgit Beck, Wehrmacht und sexuelle Gewalt: Sexualverbrechen vor deutschen Militärgerichten 1939-1945 (Paderborn, 2004), 105-16（关于军事妓院），326-8（关于强奸的审判）.

242. Nicholas, The Rape of Europa, 185-201；以及Molotov and el., Soviet Government Statements, 198-209. 对士兵在信中说起偷窃和劫掠的分析，另参见Martin Humburg ed., Das Gesicht des Krieges: Feldpostbriefe von Wehrmachtssoldaten aus der Sowjetunion 1941-1944 (Opladen, 1998), 164-70. 关于平民总体上的待遇，参见Hürter, Hitlers Heerführer, 465-508.

243. Elmshäuser和Lokers ed., ‘Man muss hier nur hart sein’, 93 (Hans-Albert Giese写给Frieda Giese，1941年7月12日），和102 (Hans-Albert Giese 写给Frieda Giese，1941年7月17日）.

244. Hürter, Hitlers Heerführer, 442-9.

245. 同上，97（1941年10月23日）.

246. Klaus Latzel, ‘Tourismus und Gewalt Kriegswahrnehmungen in Feldpostbriefen’，收录于Hannes Heer和Klaus Naumann ed., Vernichtungskrieg: 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1941-1944 (Hamburg, 1995), 449-51. 另参见Dieter Reifarth和Viktoria Schmidt-Linsenhoff, ‘Die Kamera der Täter’，收录于同上，475-503，和Bernd Hüpauf, ‘Der entleerte Blick hinter der Kamera’，收录于同上，504-50.

247. Alois Scheuer, Briefe aus Russland: Feldpostbriefe des Gefreiten Alois Scheuer 1941-1942 (St Ingbert, 2000), 31（1941年8月15日）.

248. Reddemann ed., Zwischen Front und Heimat, 286（写给Agnes，1941年8月16日）.

249. 同上，431（写给Agnes，1942年2月28日）.

250. 同上，500.

251. 参见希特勒关于与游击队作战的命令，收录于Hubatsch ed., Hitlers Weisungen, 201-9.

252. Hürter ed., Ein deutscher General, 62（日记，1941年6月23日）.

253. 同上，65（写给妻子的信，1941年7月6日）；更普遍地关于对游击队员的处理，参见同前，Hitlers Heerführer, 404-41.

254. Hürter ed., Ein deutscher General, 107（1941年11月7日）.

255. Schulte, The German Army, 86-149.

256. Glantz, Barbarossa, 57-74.

257. Karel C. Berkhoff, Harvest of Despair: Life and Death in Ukraine under Nazi Rule (Cambridge, Mass., 2004), 15-17; Gross, Revolution from Abroad, 229.

258. 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218-19（1941年7月15日），229（1941年7月24日）.

259. Horst Slesina, Soldaten gegen Tod und Teufel: Unser Kampf in der Sowjetunion: Eine soldatische Deutung (Düsseldorf, 1942), 164.

260. Scheuer, Briefe aus Russland, 30（1941年8月7日）.

261. Hürter ed., Ein deutscher General, 69（写给妻子的信，1941年7月20日）. 另参见对红军反击的生动描述，收录于Stützel, Feldpost, 54-6.

262. Rüdiger Overmans, 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im Zweiten Weltkrieg (Munich, 1999), 277-9; Hürter ed., Ein deutscher General, 177 n. 138.

263. 同上，70（写给妻子的信，1941年7月22日）.

264. 同上，72（写给妻子的信，1941年8月3日），76（写给妻子的信，1941年8月23日）.

265. Glantz, Barbarossa, 21-2, 75-84.

266. Halder, Kriegstagebuch, III. 117（1941年7月25日）.

267. 同上，III. 143（1941年8月2日）.

268. 同上，III. 170（1941年8月11日）.

269. 同上，III. 183（1941年8月17日）和178（1941年8月15日）.

270. 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234（1941年7月29日），236（1941年7月31日），242（1941年8月7日）.

271. Kleo Pleyer, Volk im Feld (Hamburg, 1943), 177.

272. Meier-Welcker, Aufzeichnungen, 168（1942年7月29日）.

273. Glantz, Barbarossa, 21-2; 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234-5.

274. Glantz, Barbarossa, 99-114 (quote on 114);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268-78.

275. 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255（1941年8月22日）.

276. 同上，258（1941年8月25日）.

277. Halder, Kriegstagebuch, III. 192（1941年8月22日）.

278. 详细分析收录于Glantz, Barbarossa, 117-58；关于古德里安的 “固执己见”，参见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269-70（1941年9月5日）.

279. 同上，277（1941年9月15日）.

280.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471-6（1941年9月23日）.

281. 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272（1941年9月7日）；另参见Hürter ed., Ein deutscher General, 85-91（海因里希在1941年9月17日从基辅被调到中央集团军群）.

282. Kershaw, Hitler, II. 430-38; Glantz, Barbarossa, 84-96（斯摩棱斯克反攻）.

283. Humburg, Das Gesicht, 170-71；好的批判性讨论收录于Hürter, Hitlers Heerführer, 302-10；更普遍地，参见Jehuda L. Wallach, The Dogma of the Battle of Annihilation: The Theories of Clausewitz and Schieffen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German Conduct of Two World Wars (Westport, Conn., 1980), 265-81.

284. Sebag-Montefiore, Stalin, 351-54.

285. 同上.

286. 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295（1941年10月15日），297（1941年10月19日）.

287. Meier-Welcker, Aufzeichnungen, 130-31（1941年9月1日），136-8（1941年11月7日）；以及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307（1941年10月31日）.

288. Hürter ed., Ein deutscher General, 94（写给妻子的信，1941年10月16日）.

289. Sebag-Montefiore, Stalin, 356;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278-82;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195-217.

290. 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301（1941年10月25日）.

291. 同上，317（1941年11月14日）.

292. Meier-Welcker, Aufzeichnungen, 156（1942年1月27日），158（1942年3月3日）.

293. Hürter ed., Ein deutscher General, 108（对家人的报告，1941年11月19日）.

294. Christoph Rass, ‘Das Sozialprofil von Kampfverbänden des deutschen Heeres 1939 bis 1945’，收录于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nt ed.,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以下称DRZW (10vols, Stuttgart/Munich, 1979-2008), IX/I (Munich, 2004), 641-741，在700.

295. Hürter ed., Ein deutscher General, 116（1941年12月4日），124（1941年12月11日）.

296. 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342（1941年12月7日）.

297. Hürter, Hitlers Heerführer, 310-24.

298. Scheuer, Briefe aus Russland, 51（写给妻子的信，1941年11月30日）.

299. 同上，56（写给妻子的信，1941年12月25日）.

300. Kershaw, Hitler, II. 450-57.

301. Meier-Welcker, Aufzeichnungen, 145-6（1941年12月26日）.

302. 同上.

303. Hürter ed., Ein deutscher General, 131（写给妻子的信，1941年12月22日）；关于坏天气、肮脏、饥饿和疾病等这类主题在士兵们的通信中出现的频率，参见Humburg, Das Gesicht, 129-170.

304. 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353-7（1941年12月16-22日）；Hürter, Hitlers Heerführer, 310-28（现在取代了之前所有对希特勒和高级将领在1941年12月和1942年1月的危机中的关系的分析）.

305. Kershaw, Hitler, II. 451-5.

306. Reddemann ed., Zwischen Front und Heimat, 375（写给Agnes，1941年12月21日）.

307. Hürter, Hitlers Heerführer, 325-6.

308.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用许多例子反复争论，并令人信服地说明希特勒一直赞成战术撤退的想法. 然而，一旦他拿定一个主意，从性格上讲，他倾向于尽可能坚定不移且毫不妥协地执行它.

309. Hürter ed., Ein deutscher General, 135（写给妻子的信，1941年12月24日）.

310. 同上，138（写给妻子的信，1942年1月11日）.

311. Halder, Kriegstagebuch, III. 373（1942年1月3日）.

312. Hürter, Hitlers Heerführer, 341-2.

313. 同上，328-32.

314. 同上，332.

315. 同上，333-7.

316. Hürter ed., Ein deutscher General, 140-59（1942年1月21日至4月25日）.

317. 简要叙述收录于Earl Ziemke, ‘Moscow, Battle for’，收录于Dear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 593-5；更多细节收录于Earl F. Ziemke, Moscow to Stalingrad (Washington, D.C., 1968).

318. Glantz, Barbarossa, 161-204; Overmans, 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239, 266.

319. 同上，238-9. 给出的数字收录于Glantz, Barbarossa, 161，超过了这一数字的两倍，似乎被夸大了.

320.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264.

第三章　“最终解决方案”

1. Ernst Klee等ed.，‘Those Were the Days’: The Holocaust as Seen by the Perpetrators and Bystanders (London, 1991 [1988]), 28-33.

2. 同上，28-31.

3.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07，以及更多细节收录于，Alfred Streim, ‘Zur Erörfnung des allgemeinen Judenvernichtungsbefehls gegenüber den Einsatzgruppen’，收录于Eberhard Jäckel和Jürgen Rohwer ed., Der Mord an den Juden im Zweiten Weltkrieg: Entschlussbildung und Verwirklichung (Stuttgart, 1985), 108-19和Peter Klein ed., Die Einsatzgruppen in der besetzten Sowjetunion 1941/42: Die Tätigkeits- und Lageberichte des Chefs des Sicherheitspolizei und des SD (Berlin, 1997).

4. 引用自Longerich, Politik, 324-5, 333-4; Klee等ed.，‘Those Were the Days’, 24-7.

5. Björn Felder, Lettland im Zweiten Weltkrieg: Zwischen sowjetischen und deutschen Besatzern 1940-1946 (Paderborn, 2008).

6. Longerich, Politik, 325-6, 333-4.

7.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19-25; Konrad Kwiet, ‘Rehearsing for Murder: The Beginning of the Final Solution in Lithuania in June 1941’,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2 (1998), 3-26; Jürgen Matthäus, ‘Jenseits der Grenze: Die ersten Massenerschiessungen von Juden in Litauen (Juni-August 1941)’,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44 (1996), 97-117；更普遍地Wolfgang Benz和Marion Neiss ed., Judenmord in Litauen: Studien und Dokumente (Berlin, 1999).

8. Reddemann ed., Zwischen Front und Heimat, 222（致姊妹，1941年6月25日）.

9. 引用自Bernd Boll and Hans Safrian, ‘Auf dem Weg nach Stalingrad: Die 6. Armee 1941/42收录于Heer and Naumann ed., Vernichtungskrieg, 260-96，在271；同时全面引用自Longerich, Politik, 324-5.

10. 一名犹太人逃脱了，因为他的基督徒邻居向暴怒的士兵保证，屋里没有一个犹太人，这名犹太人的日记被重印于Aryeh Klonicki and Malwina Klonicki, The Diary of Adam's Father: The Diary of Aryeh Klonicki (Klonymus) and His Wife Malvina (Jerusalem, 1973).

11. 引用自Longerich, Politik, 333, 352-7, 392；对A别动队的活动和杀戮行动的分析收录于同上，390-94，和Krausnick, Hitlers Einsatzgruppen, 151-6.

12. Browning, The Origins, 255-7.

13. Longerich, Politik, 334-7; B别动队的进展被记录于Krausnick, Hitlers Einsatzgruppen, 156-62.

14. Ben-Cion Pinchuk, Shtetl Jews under Soviet Rule: Eastern Poland on the Eve of the Holocaust (Oxford, 1990), 117-200.

15. Pleyer, Volk im Feld, 169, 184.

16. Longerich, Politik, 352-6.

17. 引用自同上，358. 另参见Andrej Angrick and Dieter Pohl, Einsatzgruppen C and D in the Invasion of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2 (London, 1999); Klein ed., Die Einsatzgruppen. 报告的英语版本收录于Yitzhak Arad等ed.，The Einsatzgruppen Reports: Selections from the Dispatches of the Nazi Death Squads’ Campaign against the Jews, July 1941-January 1943 (New York, 1989)（翻译内容不一定可信）；和Ogorreck, Die Einsatzgruppen.

18. 关于这个事件，参见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621-3.

19. Longerich, Politik, 337-8.

20. Musial, ‘Konterrevolutionäe Elemente’, 262-9.

21. 同上，200-248；另参见Manoschek ed., ‘Es gibt nur eines’, 31 (Gefr. F. B.，1941年7月3日），和51（Lt. K.，1942年2月13日）.

22. Klee and el. ed., ‘Those Were the Days’, 88-91.

23. 同上，91（1941年7月5日）.

24. 同上，91（1941年7月5日）；Musial, ‘Konterrevolutionäre Elemente’, 175-99，另外关于德国士兵在伦贝格和其他各地参与屠杀和破坏，以及关于在鲍里斯拉夫的事件；另参见Manoschek ed., ‘Es gibt nur eines’, 33（1941年7月6日的信）.

25. Berkhoff, Harvest of Despair, 205-31; Longerich, Politik, 337-43.

26. 同上，343.

27. 关于C别动队的活动，参见Krausnick, Hitlers Einsatzgruppen, 162-9.

28. Klee and el. ed., ‘Those Were the Days’, 96（1941年7月12日）.

29. 同上，97（1941年7月12日）.

30. 同上，101（1941年7月22日），105（1941年8月2日）；以及收录于Longerich, Politik, 338-9.

31. Klee and el. ed., ‘Those Were the Days’, 297-9; Friedla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46-7.

32. 引用自Latzel, ‘Tourismus und Gewalt’, 449-51. 现在有大量文献讨论战地信件作为历史材料是否有价值. 例如参见Humburg, Das Gesicht, 257-68.

33. 引用自Hürter, Hitlers Heerführer, 443.

34. Hürter ed., Ein deutscher General, 67（1941年7月11日）.

35. Longerich, Politik, 362.

36. 引用自Kershaw, Hitler, II. 405; Browning, The Origins, 274, 310;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00; Longerich, Politik, 362-6.

37. Fritz Baade and et al ed., ‘Unsere Ehre heisst Treue’: Kriegstagebuch des Kommandostabes Reichsführer-SS, Tätigkeitsberichte der 1. und 2. 33-Infanterie-Brigade, der 1. SS-Kav. Brigade und von Sonderkommandos der SS (Vienna, 1965), 212.

38. 同上，96.

39. 同上，220 (Bericht ‘Pripjet-Aktion’）.

40. 引用自 Klee and et al ed., ‘Those Were the Days’, 66-7.

41. 同上，67; Berkhoff, Harvest of Despair, 65-9.

42. Peter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Hitler und der Weg zur ‘Endlösung’ (Munich, 2001), 106-7.

43. Klee等ed.，‘Those Were the Days’, 75-86.

44. 简要分析收录于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82；更多细节收录于Dieter Pohl, ‘Hans Krüger and the Murder of the Jews in the Stanislawo'w Region (Galicia)’, Yad Vashem Studies, 26 (1998), 257-64；同前，Nationalsozialistische Judenverfolgung in Ostgalizien 1941-1944: Organisation und Durchführung eines staatlichen Massenverbrechens (Munich, 1996) 尤其是144-7; Thomas Sandkühler, ‘Endlösung’ in Galizien: Der Judenmord in Ostpolen und die Rettungsinitiativen von Berthold Beitz, 1941-1944 (Bonn, 1996) 尤其是150；和Browning, The Origins, 348-50.

45. Bernd Boll, ‘Złoczów, Juli 1941: Die Wehrmacht und der Beginn des Holocaust in Galizien’,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50 (2002), 899-917.

46.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15-19，文件收录于Klee等ed.，‘Those Were the Days’, 137-54.

47. 引用自同上，151; Groscurth, Tagebücher, 534-42.

48. Deletant, Hitler's Forgotten Ally, 127-30；更普遍地，Andrej Angrick, ‘The Escalation of German-Rumanian Anti-Jewish Policy after the Attack on the Soviet Union’, Yad Vashem Studies, 26 (1998), 203-38.

49. Deletant, Hitler's Forgotten Ally, 102-28 (quote at 116)，有力地反驳了Larry Watts不那么敌意的分析（尽管在许多方面是有价值的），Larry Watts, Romanian Cassandra: Ion Antonescu and the Struggle for Reform, 1916-1941 (Boulder, Colo., 1993).

50. Kurt Erichson ed., Abschied ist immer: Briefe an den Bruder im Zweiten Weltkrieg (Frankfurt am Main, 1994), 25 (letter to brother，1941年7月17日）.

51. 参见Jean Ancel, Transnistria (3vols, Bucharest, 1998).

52. Deletant, Hitler's Forgotten Ally, 197.

53. 同上，171-3，有根据罗马尼亚和德国文件的准确详情和数字（其他的分析似乎包含重复计算的因素）；更普遍地，参见Alexander Dallin, Odessa, 1941-1944: A Case Study of Soviet Territory under Foreign Rule (Iași, 1998 [1957]) 尤其是74-5.

54. Deletant, Hitler's Forgotten Ally, 173-9.

55. 同上，179-87; Paul A. Shapiro, ‘The Jews of Chisinau (Kishinev): Romanian Reoccupation, Ghettoization, Deportation’，收录于Randolph L. Braham ed., The Destruction of Romanian and Ukrainian Jews during the Antonescu Era (New York, 1997), 135-94; Dennis Deletant, ‘Ghetto Experience in Golta, Transnistria, 1942-1944’,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8 (2004), 1-26；和Dalia Ofer, ‘Life in the Ghettos of Transnistria’, Yad Vashem Studies, 25 (1996), 229-74.

56. Jean Ancel, ‘The Romanian Way of Solving the “Jewish Problem”收录于Bessarabia和Bukovina: June-July 1941’, Yad Vashem Studies, 19 (1988), 187-232；同前，‘The “Christian” Regimes of Romania and the Jews, 1940-1942’,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7 (1993), 14-29; Braham ed., The Destruction of Romanian and Ukrainian Jews；最完整和最准确的分析，有力地强调了这些大规模谋杀的种族主义特征，现在收录于Deletant, Hitler's Forgotten Ally, 130-49 (quote on 141).

57.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25，引用国际委员会关于大屠杀的报告，收录于罗马尼亚的Fin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Holocaust in Romania, presented to Romanian President Ion Iliescu, 11 November 2004; Deletant, Hitler's Forgotten Ally, 166-71.

58. Andrej Angrick, Besatzungspolitik und Massenmord: Die Einsatzgruppe D in der südlichen Sowjetunion 1941-1943 (Hamburg, 2003), 174; Radu Ioanid, The Holocaust in Romania: The Destruction of Jews and Gypsies under the Antonescu Regime, 1940-1944 (Chicago, 2000), 62-4.

59. 引用在Longerich, Politik, 388.

60. 同上，388-9; Breitman, The Architect of Genocide, 213-14.

61. 关于一个详细的路线，参见Krausnick, Hitlers Einsatzgruppen, 169-78；详情收录于Longerich, Politik, 386-90；和Angrick, Besatzungspolitik und Massenmord.

62. Krausnick, Hitlers Einsatzgruppen, 118; Dear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 1,011-16; Browning, The Origins, 334-5.

63. Walter Manoschek, ‘Die Vernichtung der Juden in Serbien’，收录于Ulrich Herbert ed.,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ernichtungspolitik 1939-1945: Neue Forschungen und Kontroversen (Frankfurt am Main, 1998), 209-34，在209-12.

64. 引用自Paul Hehn, The German Struggle against Yugoslav Guerillas in World War II: German Counter-Insurgency in Yugoslavia 1941-1943 (New York, 1979), 28-9; Manoschek, ‘Die Vernichtung’, 214-15, 220.

65. 引用自同上，216-17.

66. 引用自Manoschek ed., ‘Es gibt nur eines’, 39 (Lt. P. G.，1941年7月29日）.

67. 引用自Manoschek, ‘Die Vernichtung’, 216.

68.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478（1941年9月24日）.

69. 引用自Browning, The Origins, 338.

70. Longeri ch, Politik, 458-9；引文收录于Manoschek, ‘Die Vernichtung’, 222.

71. 引用自同上，227；关于吉普赛人，参见同上，233，以及尤其是Karola Fings等，‘...einziges Land, in dem Judenfrage und Zigeunerfrage gelöst’: Die Verfolgung der Roma im faschistisch besetzten Jugoslawien 1941-1945 (Cologne, n.d.).

72. 引用自 Glenny, The Balkans, 503.

73. Browning, The Origins, 341.

74. 引用自Walter Manoschek, ‘“Gehst mit Juden erschiessen?” Die Vernichtung der Juden in Serbien’，收录于Heer and Naumann ed., Vernichtungskrieg, 39-56，在46.

75. Walter Manoschek, ‘Serbien ist judenfrei’: Militsärische Besatzungspolitik und Judenvernichtung in Serbien 1941/42 (Munich, 1993), 155-8.

76. Manfred Messerschmidt, ‘Partisanenkrieg auf dem Balkan, Ziele, Methoden，“Rechtfertigung”’，收录于Loukia Droulia和Hagen Fleischer ed., Von Lidice bis Kalavryta: Widerstand und Besatzungsterror: Studien zur Repressalienpraxis im Zweiten Weltkrieg (Berlin, 1999), 65-91; Walter Manoschek, ‘Krajevo-Kragujevac-Kalavryta: Die Massaker der 717. Infanteriedivision bzw. 117. Jägerdivision am Balnak’，收录于同上，93-104；同前，‘Partisanenkrieg und Genozid: Die Wehrmacht in Serbien 1941’，收录于同前ed., Die Wehrmacht im Rassenkrieg: Der Vernichtungskrieg hinter der Front (Vienna, 1996), 142-67.

77. Longerich, Politik, 405-10; Hannes Heer, ‘Killing Fields: Die Wehrmacht und der Holocaust’，收录于同前和Naumann ed., Vernichtungskrieg, 57-77.

78. Longerich, Politik, 418.

79. Browning, The Origins, 309-11.

80.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07-11.

81. Werner Jochmann ed., Monolog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 1941-44: Die Aufzeichnungen Heinrich Heims (Hamburg, 1980), 106-8；另参见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14-15.

82. Browning, The Origins, 312;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12.

83. 同上，112.

84.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153-61; Saul Friedländer, Prelude to Downfall: Hitler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39-1941 (London, 1967); David Reynolds,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Roosevelt's Americ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hicago, 2001)；同前，The Crea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 1937-1941: A Study in Competitive Co-operation (London, 1981).

85.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01;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406-7.

86.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243-5.

87. 同上，245-63.

88. Domarus ed., Hitler, IV. 1,731. 关于此刻犹太人对美国政策缺乏影响的详情，参见Herf, The Jewish Enemy, 79-82.

89. 同上，84-5.

90. 同上，98-104.

91. Frö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32-5（1941年7月9日；首次口述记录）.

92. Herf, The Jewish Enemy, 105.

93. 同上，106-7, 281-3（由于Herf引用的一些标题没有提及犹太人，因此我做了轻微地更正）.

94. 同上，28-31.

95. A. N.，1941年6月23日，引用自Manoschek ed., ‘Es gibt nur eines’, 28.

96. Herf, The Jewish Enemy, 282.

97. 同上，插图，166和167之间.

98. 引用自同上，113.

99.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02-7; Wolfgang Benz, ‘Judenvernichtung aus Notwehr? Die Legenden um Theodore N. Kaufman’, VfZ 29 (1981), 615-30；更普遍地，Philipp Gassert, Amerika im Dritten Reich: Ideologie, Propaganda und Volksmeinung 1933-1941 (Stuttgart, 1997)尤其是 ch. 7，和Bianka Pietrow-Ennker, ‘Die Sowjetunion in der Propaganda des Dritten Reiches: Das Beispiel der Wochenschau’,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46 (1989), 79-120.

100. 引用在Herf, The Jewish Enemy, 108；关于The Reich，参见同上，20-21.

101. Longerich, Politik, 421-3和696 nn. 3, 5, 8；好的讨论收录于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78-9 n. 160.

102. Kershaw, Hitler, II. 410-12.

103.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269（1941年8月19日）；另参见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13-14.

104. 尤其参见Gerhard Botz, Wohnungspolitik und Judendeportation in Wien 1938 bis 1945: Zur Funktion des Antisemitismus als Ersatz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Sozialpolitik (Vienna, 1975) 57-65.

105.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38-9.

106. Longerich和Pohl, Ermordung, 157；另参见同前，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14，和更普遍地，Politik, 421-34（除了别的之外，强调这时反犹主义宣传的强化）.

107.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15. Friedländer的推论，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64，斯大林没有被打动这一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给德国国内民众留下深刻印象.

108.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480-81（1941年9月24日）；另参见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16-17.

109.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481（1941年9月24日）.

110.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15-17.

111.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374-98 (23 June-1 July 1941年6月23日-7月1日）.

112. Klemperer, To the Bitter End, 37（1942年4月12日）.

113. 同上，33（1942年3月31日），37（1942年4月18日），41-2（1942年4月23日和26日）.

114. 同上，65（1942年6月6日）.

115.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28.

116.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414-15 (18, 19 and 20 September 1941年9月18、19和20日），以及424（1941年11月9日）.

117. 同上，422（1941年10月31日）.

118. Klemperer, To the Bitter End, 11（1942年2月6日）.

119. 同上，62-3（1942年6月2日）.

120.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89.

121. 同上，368.

122. Klemperer, To the Bitter End, 50-53（1942年5月18-19日）.

123. Longerich, Politik, 446-8.

124.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21.

125.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55-6.

126. Wolf Gruner, Judenverfolgung in Berlin 1933-1945: Eine Chronologie der Behördenmassnahmen in der Reichshauptstadt (Berlin, 1996), 84.

127.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66-7，给出了轻微变动的数字；另参见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17-18. 关于驱逐的方法和大量被驱逐个人的故事，参见特别的研究Hans Georg Adler, Der verwaltete Mensch: Studien zur Deportation der Juden aus Deutschland (Tübingen, 1974).

128.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I.340-41（1941年11月22日）.

129. 参见Stadtarchiv München ed., ‘...verzogen, unbekannt wohin’: Die erste Deportation von Münchner Juden im November 1941 (Zurich, 2000); Dina Porat, ‘The Legend of the Struggle of Jews from the Third Reich in the Ninth Fort Near Kovno, 1941-1942’, Tel Aviver Jahrbuch für deutsche Geschichte, 20 (1991), 363-92.

130. Klemperer, To the Bitter End, 6（1942年1月1日）.

131. 同上，13（1942年2月15日）.

132. 同上，17（1942年2月21日-3月6日）.

133. 同上，25-7（1942年3月9-16日）.

134. 同上，54-6（1942年5月23日）.

135. 同上，81（1942年6月24日）（原文是斜体）.

136. 同上，58（1942年5月27日）.

137. Solmitz, Tagebuch, 652, 655, 679（1941年5月22日，1941年6月3日，1941年9月13日）.

138. 参见一般的讨论，收录于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63-7.

139. 引用自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19.

140. 引用自同上，118.

141. Hillgruber ed., Staatsmänner und Diplomaten, I. 664.

142.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I. 222（1941年11月2日）.

143. Avraham Tory, Surviving the Holocaust: The Kovno Ghetto Diary (Cambridge, 1990).

144. 同上，43-60；和Corni, Hitler's Ghettos, 35.

145. 同上，31-7.

146. Pohl的有力推论，Pohl, Von der ‘Judenpolitik’ zum Judenmord, 179；关于对一个命令的争论的分析，这一命令是假设的，对它的争论是无休止的，参见Christopher R. Browning,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收录于Dan Stone ed.,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Holocaust (London, 2004), 173-96.

147. 引用自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23-4.

148. Christian Gerlach, Kalkulierte Mord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sund Vernichtungspolitik in Weissrussland 1941 bis 1944 (Hamburg, 1999)，尤其是683-743，和1,131-6；关于精神病人和残疾人士，参见同上，1,067-74.

149. Herf, The Jewish Enemy, 124-7. 演讲后来被出版成一本小册子，The Iron Heart.

150. 引用自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39；另参见Jürgen Hagemann, Die Presselenkung im Dritten Reich (Bonn, 1970), 125, 146 n. 67.

151. Dieter Pohl, ‘Schauplatz Ukraine: Der Massenmord an den Juden im Militärverwaltungsgebiet und im Reichskommissariat 1941-1945’，收录于Norbert Frei等ed.，Ausbeutung, Vernichtung, Öffentlichkeit: Neue Studi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Lagerpolitik (Munich, 2000), 135-73. 另参见Martin Dean, Collaboration in the Holocaust: Crimes of the Local Police in Belorussia and the Ukraine, 1941-44 (New York, 2000);和Shmuel Spector, The Holocaust of Volhynian Jews: 1941-1944 (Jerusalem, 1990).

152. Rudolf Hö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The Autobiography of Rudolf Höss (London, 1959 [1951]), 165.

153. Klee and et al ed., ‘Those Were the Days’, 68.

154.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22-3.

155. 引用自Klee and et al ed., ‘Those Were the Days’, 69.

156. Yitzhak Arad, Belzec, Sobibor, Treblinka: The Operation Reinhard Death Camps (Bloomington, Ind., 1999 [1987]), 10-11;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23；同前，Politik, 441-2；更多细节收录于Beer, ‘Die Entwicklung der Gaswagen’；对精神病患者杀戮的列举收录于Longerich, Politik, 403-4.

157. Peter Witte and et al ed., Der Dienstkalender Heinrich Himmlers 1941/42 (Hamburg, 1999), 233-4 (1941 年10月13日和注释35）. 在里加和莫吉廖夫修建杀戮中心的计划也被起草，尽管实际上这些杀戮中心从来没有建成.

158.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22-3.

159.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314-18; Grojanowski设法逃出去，并且将他的故事告诉华沙的林格尔布卢姆，他于1942年1月抵达华沙. 另参见Gilbert, The Holocaust, 502.

160.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23；同前，Politik, 443.

161. 引用自Klee and et al ed., ‘Those Were the Days’, 72-4.

162. Manoschek, ‘Die Vernichtung’, 228-34；还有Menachem Schelach, ‘Sajmiste-an Extermination Camp in Serbia’,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 (1987), 243-60；更多细节收录于，The Balkans, 504-6，和Browning, The Origins, 344-6, 421-3.

163. Mark Roseman, The Wannsee Conference and the Final Solution: A Reconsideration (New York, 2002), 81;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728-31 n. 193.

164. Christian Gerlach, ‘Die Wannsee-Konferenz, das Schicksal der deutschen Juden und Hitlers politische Grundsatzentscheidung, alle Juden Europas zu ermorden’, Werkstatt Geschichte, 18 (1997), 7-44; Roseman, The Wannsee Conference, 86.

165. 同上，86.

166.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I. 498-9（1941年12月13日）；另参见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38.

167. 引用在同上，139.

168. 同上，140-42.

169. Präg and Jacobmeyer ed., Das Diensttagebuch, 457（1941年12月16日）.

170. 同上，458.

171.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33；同前，Politik, 461-5; Richard J. Evans, Telling Lies About Hitler: The Holocaust, History and the David Irving Trial (London, 2002), 84-8.

172.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22-37.

173. Witte and et al ed., Der Dienstkalender, 294.

174. 引用在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69-70.

175. Longerich, Politik, 447-8，强调截至1940年10月这一意图的存在，但不是一个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计划；更普遍地，关于在瓦尔塔兰和卢布林区的大规模杀戮，参见同上，450-58.

176. Roseman, The Wannsee Conference, 157-62，重印会议的原始记录，通常被称为“万湖备忘录”. Eberhard Jäckel, ‘On the Purpose of the Wannsee Conference’，收录于James S. Pacy and Alan P. Wertheimer ed., Perspectives on the Holocaust: Essays in Honor of Raul Hilberg (Boulder, Colo., 1995), 39-49，认为会议的目的是使与会者相信希特勒已经亲自委托海德里希进行大屠杀，这种假设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177. Roseman, The Wannsee Conference, 163-4.

178. Roseman, The Wannsee Conference, 165-72. 关于对“混血种族”的讨论和决定，参见Beate Meyer, ‘Jüdische Mischlinge’: Rassenpolitik und Verfolgungserfahrung 1933-1945 (Hamburg, 1999), 99-101；和Peter Longerich和Dieter Pohl ed., Die Ermordung der europäischen Juden: Eine umfassende Dokumentation des Holocaust 1941-1945 (Munich, 1989), 167-9.

179.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476.

180. Roseman, The Wannsee Conference, 136-40.

181. Longerich, Politik, 476-82;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531-3.

182. Eichmann trial, 26 June 1961, 24 July 1961，引用自Roseman, The Wannsee Conference, 144. 关于一种观点，即提及道路建设计划具有隐喻意义，象征各种奴隶劳工，参见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342.

183. Roseman, The Wannsee Conference, 136-40.

184. 同上，144-5, 148.

185. 同上，149-50.

186.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43-8.

187. Domarus ed., Hitler, IV. 1,828-9（1942年1月30日）.

188. Jochmann ed., Adolf Hitler, 227-9.

189.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38-42.

190.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II. 320-21（1942年2月15日）.

191. 同上 II/III. 561（1942年3月27日）.

192. 同上

193. Domarus ed., Hitler, IV. 1,869.

194.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V. 184（1942年4月27日）. 关于所谓的‘Schlegelberger Note’，一个没有标明日期的备忘录报告道，希特勒反复向拉默斯强调，犹太人问题只能在战后解决，参见Evans, Telling Lies, 89-94. 如果正如文件标明的那样，备忘录始于1942年春天，那么它要么谈论的是“混血种族”和“具有一半犹太人血统的犹太人”的具体问题，要么它表达了希特勒的信念，即“最终解决方案”的完成将只能在战争结束后发生，在这一年内，这一事件此时仍在被期待.

195. 引用自Herf, The Jewish Enemy, 155.

196.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V. 350（1942年5月24日）.

197. 同上，355.

198. 同上，406（1942年5月30日）.

199. Roseman, The Wannsee Conference, 152-5.

200. 引用自Berenstein等ed.，Faschismus, 296; cf. 还有o Evans, Telling Lies, 96.

201. Wolf Gruner, Widerstand in der Rosenstrasse: Die Fabrik- Aktion und die Verfolgung der Mischehen 1943 (Frankfurt am Main, 2005)；同前，‘Die Fabrik-Aktion und die Ereignisse in der Berliner Rosenstrasse: Fakten und Fiktionen um den 27. Februar 1943’, Jahrbuch für Antisemitismusforschung, 11 (2002), 137-77. 关于它的经典版本中的说明，参见Nathan Stoltzfus, Resistance of the Heart: Intermarriage and the Rosenstrasse Protest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6), 209-58（严重依赖口述历史访谈）.

202. Jochen Klepper, Unter dem Schatten deiner Flügel: Aus den Tagebüchern der Jahre 1932-1942 (Stuttgart, 1955), 798（1939年9月3日）；同前，Briefwechsel 1925-1942 (Ernst G. Riemschneidered., Stuttgart, 1973), 227-30（与Frick交换信件）.

203. 引用自Klepper, Unter dem Schatten, 1,130 (8 December 1942).

204. 同上，1,130-31（1942年12月8日）.

205. 同上，1,133（1942年12月10日）.

206. Christian Goeschel, ‘Suicide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6), 135-59.

207.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51-2.

208. 同上，149-6, 170-73. 关于驱逐的列表，参见同前，Politik, 483-93.

209. Höhne, 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455-6; Detlev Brandes, Die Tschechen unter deutschem Protektorat, I: Besatzungspolitik, Kollaboration und Widerstand im Protek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 bis Heydrichs Tod, 1939-1942 (Munich, 1969); Miroslav Kárny, ‘“Heydrichiaden”: Widerstand und Terror im Protek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收录于Droulia and Fleischer ed., Von Lidice bis Kalavryta, 51-63.

210. Charles Whiting, Heydrich: Henchman of Death (London, 1999), 141-7.

211. Höhne, 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455-7; Kershaw, Hitler, II. 518-19；仍然对了解详情有用: Charles Wighton, Heydrich: Hitler's Most Evil Henchman (London, 1962), 270-76；最近利用外科医生证言进行的分析收录于Mario R. Dederichs, Heydrich: Das Gesicht des Bösen (Munich, 2005), 185-212.

212. 引用在Günther Deschner, ‘Reinhard Heydrich: Security Technocrat’，收录于Ronald Smelser and Rainer Zitelmann ed., The Nazi Elite (London, 1993 [1989]), 85-97，在87；同前，Reinhard Heydrich-Statthalter der totalen Macht (Munich, 1978).

213. Hitler, Hitler's Table Talk，1942年6月4日.

214. Höhne, 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149-50; Fest, The Face of the Third Reich, 152-70.

215. 正如他的遗孀后来报告的那样；参见同上，161.

216. Felix Kersten, The Kersten Memoirs 1940-1945 (London, 1956), 90-99.

217. Carl J. Burckhardt, Meine Danziger Mission 1937-1939 (Munich, 1960), 55.

218. 同上，57.

219. Hitler, Hitler's Table Talk，1942年6月4日.

220. 同上，1942年7月4日.

221. Jürgen Tampke, Czech-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Central Europe from Bohemia to the EU (London, 2003), 67-9; Ren’ Kupper, ‘Karl Hermann Frank als Deutscher Staatsminister für Böhmen und Mähren’，收录于Monika Glettler等ed., Geteilt, Besetzt, Beherrscht: Die Tschechoslowakei 1938-1945: Reichsgau Sudetenland, Protek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 Slowakei (Essen, 2004), 31-52.

222.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538-45. 食品问题的重要性首次被强调，收录于Christian Gerlach's Krieg, Ernährung, Völkermord: Forschungen zur deutschen Vernichtungspolitik im Zweiten Weltkrieg (Hamburg, 1998).

223. Berenstein等ed.，Faschismus, 303.

224.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68.

225. Domarus ed., Hitler, IV. 1,920（1942年9月30日）；在这种场合，希特勒使用的词是Ausrottung而不像平常那样使用Vernichtung.

226. 引用于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403.

227. 引用自Herf, The Jewish Enemy, 169.

228. Domarus ed., Hitler IV. 1,937（1942年11月8日）.

229. Helmut Heiber, Goebbels-Reden (2vols, Düsseldorf, 1971-2). 这一版本引用自Jeremy Noakes ed., Nazism 1919-1945, IV: The German Home Front in World War II: A Documentary Reader (Exeter, 1998), 490-91，来自BBC广播监听业务记录，在最后一次审判之后，从观众中传来“赶走犹太人”的喊声.

230. Domarus ed., Hitler, IV. 1,991（1943年2月25日）和2,001（1943年3月21日）.

231.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VIII. 287-90（1943年5月13日）；另参见Norman Cohn, Warrant for Genocide: The Myth of the Jewish World-Conspiracy and 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London, 1967).

232. 引用自Noakes ed., Nazism, IV. 497.

233. Herf, The Jewish Enemy, 281-7.

234. 这是Herf的论文，同上. 另参见同书，183-230，关于1943年反犹主义宣传的一个调查.

235. 引用自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81-2.

236. Arad, Belzec, 14-16.

237. 同上，16-22.

238. Gilbert, The Holocaust, 817; Arad, Belzec, 23-9, 68-74.

239. Klukowski, Diary, 191（1942年4月8日）；提到电明显根据的是错误的信息.

240. 同上，192（1942年4月12-13日）.

241. 同上，195-6（1942年5月8日）.

242. 同上，197（1942年5月9日）.

243. Gitta Sereny, Into that Darkness: An Examination of Conscience (London, 1977 [1974]), 111-12.

244. 同上，21-55.

245. Arad, Belzec, 126-7.

246. 同上，30-37, 75-80.

247. 同上，30-36, 49-53, 75-80, 128-30, 171-3.

248. Michael MacQueen, ‘The Conversion of Looted Jewish Assets to Run the German War Machine’,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8 (2004), 27-45; Bertrand Perz and Thomas Sandkühler, ‘Auschwitz und die “Aktion Reinhard” 1942-1945: Judenmord und Raubpraxis in neuer Sicht’, Zeitgeschichte, 26 (2000), 283-316.

249.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498-9.

250. Berenstein and el. ed., Faschismus, 412-21.

251. Arad, Belzec, 165-9, 171, 306-41, 373-5.

252. 同上，37-43.

253. 同上，81-94; Sereny, Into that Darkness, 200-207.

254. 同上，200-207, 358; Arad, Belzec, 89-99.

255. 同上，196-7.

256. 同上，101.

257. 同上，270-98; Sereny, Into that Darkness, 236-49.

258. Sereny, Into that Darkness, 248-9.

259. Arad, Belzec, 365-9.

260. 同上，170-78, 372-6; Sereny, Into that Darkness, 249-50.

261. Arad, Belzec, 379-80.

262. Peter Witte和Stephen Tyas, ‘A New Document on the Deportation and Murder of Jews during “Einsatz Reinhard” 1942’,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5 (2001), 468-86.

263. Gerald Fleming, Hit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 (Oxford, 1986 [1982]), 135-9. 后来在对艾希曼进行审判时，根据他的说法，当被删减的报告到达他的办公室时，上面有希姆莱的笔记:“元首已经阅过，摧毁，H.H.”.

264. Arad, Belzec, 379.

265. Sybille Steinbacher, Auschwitz: A History (London, 2005 [2004]), 5-27; Hö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116-19; Nilli Keren, ‘The Family Camp’，收录于Yisrael Gutman和Michael Berenbaum ed., Anatomy of the Auschwitz Death Camp (Bloomington, Ind., 1994), 428-40. 关于这些囚犯中的其中一名写的一个图像回忆录，参见Wieslaw Kielar, Anus Mundi: Five Years in Auschwitz (London, 1982 [1972]).

266. Hö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231.

267. 同上，134-9; Steinbacher, Auschwitz, 89-91.

268. Tomasz Kranz, ‘Das KL Lublin zwischen Planung und Realisierung’，收录于Herbert等ed.，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 363-89.

269.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24-5; Steinbacher, Auschwitz, 77.

270. Longerich, Politik, 444（和704 n. 114，关于这些实验的存在争议的时间选择）.

271.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36, 717 n. 147; Hö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164.

272.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24; Steinbacher, Auschwitz, 87-9.

273. Hö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169.

274. Hö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169.

275. 同上，166-7.

276.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24-5; Jamie McCarthy等，‘The Ruins of the Gas Chambers: A Forensic Investigation of Crematoriums at Auschwitz I and Auschwitz-Birkenau’,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8 (2004), 68-103. Michael Thad Allen, ‘Not Just a “Dating Game”: Origins of the Holocaust at Auschwitz in the Light of Witness Testimony’, German History, 25 (2007), 162-91，有力地争论道，按照在柏林的希姆莱的指令，2号火葬场从一开始就被设计为一个毒气室，批判了那种认为火葬场只在后来才转变为毒气室的说法: 参见Robert Jan Van Pelt, ‘A Site in Search of a Mission’，收录于Gutman and Berenbaum ed., Anatomy, 93-156；和Sybille Steinbacher, ‘Musterstadt’ Auschwitz: Germanisierungspolitik und Judenmord in Ostoberschlesien (Munich, 2000), 78.

277. Steinbacher, Auschwitz, 96-105.

278. 同上，119-21.

279. 同上，105-7; Hö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211, 235.

280. Steinbacher, Auschwitz, 107.

281. Miroslav Kárny等ed.，Theresienstadt in der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 (Prague, 1992).

282. Steinbacher, Auschwitz, 108-9;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354.

283. 同上，620; Steinbacher, Auschwitz, 108.

284. 同上，40-44；同样，‘Musterstadt’ Auschwitz, 247.

285. Steinbacher, Auschwitz, 132-5.

286. Hö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173.

287. 同上，172.

288. 同上，145.

289. 同上，172.

290. 同上，174.

291. 同上，175-6.

292. Czerniakow, The Warsaw Diary, 300（1941年11月19日），341（1942年4月8-10日），355（1942年5月18日），366（1942年6月14日），376-7（1942年7月8日）.

293. 同上，384-5 (21-3 July 1942); Kermish, ‘Introduction’，收录于同上，23-4. Czerniakow的日记被不明人士保存，在1959年才得以曝光. 关于1942年7月22日的关键会议，有一个模糊的分析，收录于Marcel Reich-Ranicki, The Author of Himself: The Life of Marcel Reich-Ranicki (London, 2001 [1999]), 164-6. 另参见Wolfgang Scheffler, ‘The Forgotten Part of the “Final Solution”: The Liquidation of the Ghettos’, Simon Wiesenthal Centre Annual, 2 (1985), 31-51.

294. Hosenfeld, ‘Ich versuche’, 628 (letter to wife, 23 July 1942). 霍森费尔德在军事管理层中的地位似乎使他的信件逃脱了审查者的注意，不过这样一种不受限制的批评表达仍具有潜在的危险性.

295. 同上，630 (diary，1942年7月25日）.

296. 同上，642（写给儿子的信，1942年8月18日）.

297. Klukowski, Diary, 208（1942年8月4日）.

298. Kaplan, Scroll，序言和271（1942年6月16日），279-80 (25-6 June 1942); Gilbert, The Holocaust, 462; Corni, Hitler's Ghettos, 279. 另参见Jerzy Lewinski, ‘The Death of Adam Czerniakow and Janusz Korcak's Last Journey’, Polin: Studies in Polish Jewry, 7 (1992), 224-53.

299. Gutman, The Jews of Warsaw, 270-72.

300. Ringelblum, Notes, 310-11，也引用自Corni, Hitler's Ghettos, 279.

301. 同上，293-315, 320-21; Hosenfeld, ‘Ich versuche’, 631（日记，1942年7月25日）.

302. Yisrael Gutman, Resistance: The Warsaw Ghetto Uprising (Boston, Mass., 1994); Shmuel Krakowski, The War of the Doomed: Jewish Armed Resistance in Poland, 1942-1944 (New York, 1984); Reuben Ainsztein, Revolte gegen die Vernichtung: Der Aufstand im Warschauer Ghetto (Berlin, 1993).

303. Jürgen Stroop, The Stroop Report: The Jewish Quarter of Warsaw Is No More! (London, 1980 [1960]), 9.

304. Corni, Hitler's Ghettos, 315-21.

305. Hosenfeld, ‘Ich versuche’, 719（日记，1943年6月16日）.

306. Reich-Ranicki, The Author of Himself, 176-92.

307. Joseph Kermish, ‘Introduction’，收录于Ringelblum, Polish-Jewish Relations, vii-xxxi, at xxiii-xvi，和Ringelblum, Notes, ix-xxvii.

308. Weiss, ‘Jewish Leadership’.

309.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557.

310. Sierakowiak, The Diary, 77-90（1941年4月6日-5月15日），91-2（1941年5月16日），133（1941年9月28日），137-43（1941年10月4-23日）.

311. Corni, Hitler's Ghettos, 280-81;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314-15, 387-9; Avraham Barkai, ‘Between East and West: Jews from Germany in the Lodz Ghetto’，收录于Michael R. Marrus ed., The Nazi Holocaust: Historical Articles on the Destruction of European Jews (Westport, Conn., 1989), 378-439.

312. Dobroszycki ed., The Chronicle of the Lodz Ghetto, 163-5.

313. Sierakowiak, The Diary, 173（1942年5月25日），238（1942年12月11日），267-8（1942年4月14-15日）；Corni, Hitler's Ghettos, 282-3.

314.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531.

315. 同上，529-30; Alan Adelson和Robert Lapides ed., Łódź Ghetto: Inside a Community under Siege (New York, 1989), 328-31; Bernhard Chiari, Alltag hinter der Front: Besatzung, Kollaboration und Widerstand in Weissrussland 1941-1944 (Düsseldorf, 1998).

316. Corni, Hitler's Ghettos, 309-10.

317. Yitzhak Arad, Ghetto in Flames: The Struggle and Destruction of the Jews in Vilna in the Holocaust (Jerusalem, 1980).

318. Philip Friedman, Roads to Extinction: Essays on the Holocaust (New York, 1980), 294-321.

319. Corni, Hitler's Ghettos, 283-4.

320. Antony Polonsky, ‘Beyond Condemnation, Apologetics and Apologies: On the Complexity of Polish Behaviour Towards the Jew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收录于Roger Bullen, Hartmut Pogge Von Strandmann和Antony Polonsky ed., Ideas into Politics: Aspects of European History 1880 to 1950 (London, 1984), 123-43，在194.

321. Hosenfeld, ‘Ich versuche’, 657-8（日记，1942年9月1日）.

322. Wolfram Wette, ‘“Rassenfeind”: Antisemitismus und Antislawismus in der Wehrmachtspropaganda’，收录于Manoschek ed., Die Wehrmacht im Rassenkrieg, 55-73.

323. Manoschek, ‘Es gibt nur eines’, 65 (Fw. E. E.，1942年12月18日）.

324. 同上，57 (Am. D. S.，1942年5月17日）.

325. Hans Safrian, ‘Komplizen des Genozids: Zum Anteil der Heeresgruppe Süd an der Verfolgung und Ermordung der Juden in der Ukraine 1941’，收录于Manoschek ed., Die Wehrmacht im Rassenkrieg, 90-115; Andrej Angrick, ‘Zur Rolle der Militärverwaltung bei der Ermordung der sowjetischen Juden’，收录于Babette Quinkert ed., ‘Wir sind die Herren dieses Landes’: Ursachen, Verlauf und Folgen des deutschen Überfalls auf die Sowjetunion (Hamburg, 2002), 104-23.

326. Hürter, Hitlers Heerführer, 509-99，探讨了功利主义和意识形态掺杂在一起的动机，这一动机导致东线上的高级军队指挥官鼓励对这一地区的犹太人口进行大规模杀戮或对大规模杀戮提供后勤保障.

327. Hosenfeld, ‘Ich versuche’, 719（日记，1943年6月16日）.

第四章　新秩序

1. Richard Overy, ‘Rationaliz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Miracle” in German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收录于同一作者，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94), 343-75（引用文字在353-4页）.

2.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271-9;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508-9.

3. Speer的描述在Gitta Sereny的书中被纠正, Albert Speer: His Battle with Truth (London, 1995), 274-83; Max Müller, ‘Der Tod des Reichsministers Dr Fritz Todt’,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18 (1967), 602-5；具体讨论参见Kershaw, Hitler, II. 502-3.

4. Karl-Heinz Ludwig, Technik und Ingenieure im Dritten Reich (Düsseldorf, 1974), 403-72, and Müller, ‘The Mobilization’, 453-85.

5.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261-5, 275-7, 291; Sereny, Albert Speer, 291-2.

6. Müller, ‘The Mobilization’, 773-86.

7.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183-6; Alan S. Milward, The German Economy at War (London, 1985), 72-99.

8. 参见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183-6.

9.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262-3.

10. 引自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506-7.

11. Halder, Kriegstagebuch, III. 309（1941年11月24日）.

12. Budrass, Flugzeugindustrie, 724. 其中一个刺激性因素可能是针对他的争夺权力阴谋。

13.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123-4, 508.

14. 同上，587-9; Overy, ‘Rationalization’, 356, 343-9.

15. Walter Naasner, Neue Machtzentren in der deutschen Kriegswirtschaft 1942-1945 (Boppard, 1994), 471-2.

16.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280.

17. 同上，282-5.

18. Paul B. Jaskot, The Architecture of Oppression: The SS, Forced Labor, and the Nazi Monumental Building Economy (London, 2000), 80-113.

19.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287-300（引用文字在295-6页）; Milward, The German Economy at War, 54-71（阐述了Todt的成就）.

20. Overy, War and Economy, 356-70.

21.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568-74.

22. 同上，578-84.

23. Overy, War and Economy, 356-67.

24.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538.

25. Mark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8), 26.

26. Edward R. Zilbert, Albert Speer and the Nazi Ministry of Arms: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the German War Economy (London, 1981)，尤其参见184-257; Budrass, Flugzeugindustrie, 738-9, 891.

27.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587-9; Mark Harrison, Accounting for War: Soviet Production, Employment and the Defence Burden, 1940-1945 (Cambridge, 1996)；和John Barber and Mark Harrison, The Soviet Home Front, 1941-19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in World War II (London, 1991).

28.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407; Müller, ‘The Mobilization’, 723; Boog, ‘The Strategic Air War’, 118.

29. Rolf-Dieter Müller, ‘Albert Speer and Armaments Policy in Total War’, GSWW V/II, 293-832, at 805.

30.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20-21.

31.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383-5; Alan S. Milward, The New Order and the French Economy (Oxford, 1984), 81.

32. 更多的例子参见Götz Aly, Hitler's Beneficiaries: Plunder, Racial War, and the Nazi Welfare State (New York, 2007 [2005])；另参见Elmshäuser and Lokers ed., ‘Man muss hier nur hart sein’, 55, 62, 63, 68等.

33.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 Nazism 1919-1945, III: Foreign Policy, War and Racial Extermination: A Documentary Reader (Exeter, 1988), 295; Alan S. Milward,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 (London, 1987 [1977]), 137.

34.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386-8; Overy等ed.), Die‘Neuordnung’ Europas

35. Milward,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39-41.

36. Milward, The New Order and the French Economy, 111.

37.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22.

38. Milward,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38-45.

39.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389-91; Noakes and Pridham ed., Nazism, III. 297-8.

40. Harald Wixforth, Die Expansion der Dresdner Bank in Europa (Munich, 2006), 871-902.

41. Noakes and Pridham ed., Nazism, III. 274-80, at 280.

42. Alan Milward, The Fascist Economy in Norway (Oxford, 1972), 1, 3；同一作者，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53-7; Ludolf Herbst, Der totale Krieg und die Ordnung der Wirtschaft: Die Kriegswirtschaft im Spannungfeld von Politik, Ideologie und Propaganda 1939-1945 (Stuttgart, 1982), 127-44.

43. Noakes and Pridham ed., Nazism, III. 283-4.

44. 同上，286.

45. Milward, The New Order and the French Economy, 23-8.

46.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391-3.

47. Milward, The New Order and the French Economy, 147-80.

48. Noakes and Pridham ed., Nazism, III. 290.

49. 同上，292.

50. 同上，292.

51.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409-10; Milward, The New Order and the French Economy, 293-4.

52.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411-12.

53. 同上，418-19; Noakes and Pridham ed., Nazism, III. 298.

54.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412-18.

55. Noakes and Pridham ed., Nazism, III. 304-9.

56. 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 (New York, 1944 [1942]), 293.

57. Harold James, The Deutsche Bank and the Nazi Economic War against the Jews: The Expropriation of Jewish-Owned Property (Cambridge, 2001), 213-14.

58. Walter Naasner, SS-Wirtschaft und SS-Verwaltung (Düsseldorf, 1998), 164-7; Michael Thad Allen, The Business of Genocide: The SS, Slave Labor, and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Chapel Hill, N.C., 2002), 58-71, 107-12.

59. Naasner, Neue Machtzentren, 197-44; Georg Enno, Die wirtschaftlichen Unternehmungen der SS (Stuttgart, 1963), 70-71, 145.

60. Jan Erik Schulte, Zwangsarbeit und Vernichtung: Das Wirtschaftsimperium der SS: Oswald Pohl und das SS-Wirtschafts-Verwaltungshauptamt 1933-1945 (Paderborn, 2001), 440-41.

61. Berenice A. Carroll, Design for Total War: Arms and Economics in the Third Reich (The Hague, 1968), 233.

62. Paul Erker, Industrie-Eliten in der NS-Zeit: Anpassungsbereitschaft und Eigeninteresse von Unternehmen in der Rüstungs-und Kriegswirtschaft 1936-1945 (Passau, 1993), 73-5.

63. Johannes Bähr, Die Dresdner Bank in der Wirtschaft des Dritten Reichs (Munich, 2006), 477-570.

64. Peter Hayes, From Cooperation to Complicity: Degussa in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2004), 190-91.

65. 参见Jonathan Steinberg, The Deutsche Bank and its Gold Transac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Munich, 1999).

66. Erna Spiewack，1988年电视采访，被引用于Hayes, From Cooperation to Complicity, 193.

67. Overy, ‘Rationalization’, 368.

68.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567-9.

69. Peter W. Becker, ‘Fritz Sauckel: Plenipotentiary for the Mobilisation of Labour’，收录于Smelser and Zitelmann ed., The Nazi Elite, 194-201.

70. 同上；另见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161-3; Edward L. Homze, Foreign Labor in Nazi Germany (Princeton, N.J., 1967), 11-53; Hans Pfahlmann, Fremdarbeiter und Kriegsgefangene in der deutschen Kriegswirtschaft 1939-1945 (Darmstadt, 1968), 16-22.

71. 总体情况参见Ela Hornung等.，‘Zwangsarbeit in der Landwirtschaft’, DRZW IX/II. 577-666.

72. 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84-9; Christa Tholander, Fremdarbeiter 1939 bis 1945: Ausländische Arbeitskräfte in der Zeppelin-Stadt Friedrichshafen (Essen, 2001), 34-104.

73. Spoerer, Zwangsarbeit, 35-88，详细地介绍了每个国家的征募情况；关于战俘的情况，另见Pfahlmann, Fremdarbeiter, 82-103和176-92.

74. 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95-111；另见Oliver Rathkolb最近的调查研究，‘Zwangsarbeit in der Industrie’, DRZW IX/II, 667-728.

75. 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137-49.

76. 同上，157.

77. 同上，193-4；另见Pfahlmann, Fremdarbeiter, 44-65.

78. Overmans, 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238-9.

79.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513-14.

80. 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273-8; Homze, Foreign Labor, 177-203; Richard Vinen, The Unfree French: Life under the Occupation (London, 2006), 183-214（关于战俘），和247-312（关于劳动力服务）；Pfahlmann, Fremdarbeiter, 31-44.

81. 引用自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279.

82. 同上，278-82, 297-8.

83.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519.

84. Bernard Bellon, Mercedes in Peace and War: German Automobile Workers, 1903-1945 (New York, 1990), 250-51.

85. 引用自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209-11；另见同上，211-17，和Bellon, Mercedes, 251；关于更广泛的信息，参见Spoerer, Zwangsarbeit, 116-44; Pfahlmann, Fremdarbeiter, 193-217; Marcus Meyer, ‘...uns 100 Zivilausländer umgehend zu beschaffen’: Zwangsarbeit bei den Bremer Stadtwerken 1939-1945 (Bremen, 2002); Mark Spoerer, ‘Die soziale Differenzierung der ausländischen Zivilarbeiter, Kriegsgefangenen und Häftlinge im Deutschen Reich’, DRZW IX/II. 485 -576, at 515-32.

86. 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217-22; Andreas Heusler, Ausländereinsatz: Zwangsarbeit für die Münchner Kriegswirtschaft 1939-1945 (Munich, 1996), 212-22; Spoerer, Zwangsarbeit, 199-200; Eginhard Scharf, ‘Man machte mit uns, was man wollte’: Ausländische Zwangsarbeiter in Ludwigshafen am Rhein 1939-1945 (Hamburg, 2004), 56-73；和Valentina Maria Stefanski, Zwangsarbeit in Leverkusen: Polnische Jugendliche im I. G. Farbenwerk (Osnabrück, 2000), 333-49; Katharina Hoffmann, Zwangsarbeit und ihre gesellschaftliche Akzeptanz in Oldenburg 1939-1945 (Oldenburg, 2001), 96-161, 216-24；更普遍的情况，参见Spoerer, ‘Die soziale Differenzierung’, 562-5.

87. 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268-9; Spoerer, Zwangsarbeit, 200-205; Scharf, ‘Man machte’, 237-42.

88.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I. 100-103（1940年2月）.

89.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686-7.

90. Jill Stephenson, Hitler's Home Front: Wuürttemberg under the Nazis (London, 2006), 281-5.

91. 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116-36. Heusler, Ausländereinsatz, 387-417，详细地描述了慕尼黑地区外国人与当地德国民众的社会交往和性事. 关于对外国劳动力的惩罚情况，另见Scharf, ‘Man machte’, 246-50.

92. 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69-94.

93. 关于大众汽车工厂内苏联战俘的情况，参见Hans Mommsen and Manfred Grieger, Das Volkswagenwerk und seine Arbeiter im Dritten Reich (Düsseldorf, 1996), 544-65.

94. 引用自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149.

95. 同上，149-67; Spoerer, Zwangsarbeit, 200-205.

96. 引用自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171.

97. Tholander, Fremdarbeiter, 312-37, 365-9.

98. 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176-80; Heusler, Ausländereinsatz, 172-222; Mommsen and Grieger, Das Volkswagenwerk, 566 -98.

99. 引用自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192.

100. 同上，182-92; Spoerer, Zwangsarbeit, 33, 90-115.

101. Solmitz, Tagebuch（1943年3月7日）.

102. 同上，840（1943年8月4日）.

103. Rolf Keller, ‘“Die kamen in Scharen hier an, die Gefangenen”: Sowjetische Kriegsgefangene, Wehrmachtsoldaten und deutsche Bevölkerung in Norddeutschland 1941/42’，收录于Detlef Garbe ed., Rassismus in Deutschland (Bremen, 1994), 35-53; Hoffmann, Zwangsarbeit, 315.

104. Solmitz, Tagebuch, 858（1943年9月2日） and 883（1943年12月29日，附言）.

105. Richard J. Overy, ‘Guns or Butter? Living Standards, Finance, and Labour in Germany, 1939-1942’，收录于同一作者，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259-314, at 303-4; Tilla Siegel, Leistung und Lohn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Ordnung der Arbeit’ (Opladen, 1989), 161-73；和Leila J. Rupp, Mobilizing Women for War: German and American Propaganda 1939-1945 (Princeton, N.J., 1978), 185-6.

106. Overy, ‘Guns or Butter?’, 307-11.

107. Matthew Stibbe, Women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2003), 91-6; Tim Mason, 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 (Oxford, 1995), 19-40; Overy, ‘Guns or Butter?’, 309-10.

108. 引用自Rupp, Mobilizing Women, 115.

109.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517-20.

110. 引用自Rupp, Mobilizing Women, 122；关于上述细节，同上,115-16；另见Dörte Winkler, ‘Frauenarbeit versus Frauenideologie: Probleme der weiblichen Erwerbstätigkeit in Deutschland, 1930-1945’,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17 (1977), 99-126，和该作者的Frauenarbeit im ‘Dritten Reich’ (Hamburg, 1977)；另见Annemarie Tröger, ‘Die Frau im wesensgemüssen Einsatz’，收录于Frauengruppe Faschismusforschung ed., Mutterkreuz und Arbeitsbuch: Zur Geschichte der Frau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81), 246-72.

111. 这是Rupp的综合观点，Mobilizing Women.

112. 同上，185，和Winkler, ‘Frauenarbeit’, 126.

113. Stibbe, Women, 94-5.

114. 引用自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189.

115. 同上，187-9.

116. 引用自ibid., 307.

117. Stefanski, Zwangsarbeit, 339.

118. 同上，268-9; Stibbe, Women, 101-2; Klaus-Georg Siegfried, Das Leben der Zwangsarbeiter im Volkswagenwerk 1939-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88), 235-55; Spoerer, Zwangsarbeit, 205-9.

119. Peter Hayes, Industry and Ideology: IG Farben in the Nazi Era (Cambridge, 1987), 349-56. 关于合成橡胶的情况，参见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362-3, 375.

120. Hayes, Industry and Ideology, 358-67; Bernd C. Wagner, IG-Auschwitz: Zwangsarbeit und Vernichtung von Häftlingen des Lagers Monowitz 1941-1945 (Munich, 2000), 37-90.

121. Martin Brosza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1933-1945’，收录于Helmut Krausnick等，Anatomy of the SS State (London, 1968), 460-71；相关数据在Nikolaus Wachsmann的著作中有修订，Hitler's Prisons: Legal Terror in Nazi Germany (London, 2004), 395; Hermann Kaienburg, ‘KZ-Haft und Wirtschaftsinteresse: Das Wirtschaftsverwaltungshauptamt der SS als Leitungszentrale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und der SS-Wirtschaft’，收录于同一作者 ed., Konzentrationslager und deutsche Wirtschaft 1939-1945 (Opladen, 1996), 29-60.

122. 引用自Brosza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497.

123. 同上，498，关于更普遍的信息，参见同书 473-98.

124. 同上，503-4; Jan Erik Schulte, ‘Das SS-Wirtschafts-Verwaltungshauptamt und die Expansion des KZ-Systems’，收录于Wolfgang Benz and Barbara Distel ed., Der Ort des Terrors: 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6 vols, Munich, 2005-7), I. 141-55; Hermann Kaienburg, ‘Zwangsarbeit: KZ und Wirtschaft im Zweiten Weltkrieg’，同书，179-94.

125.‘Auschwitz’，同上，V. 79-173.

126. Schulte, Zwangsarbeit, 441-5.

127. Jan Erik Schulte, ‘Zwangsarbeit für die SS: Juden in der Ostindustrie GmbH’，收录于Frei等ed.，Ausbeutung, 43-74.

128. Manfred Grieger, ‘Unternehmen und KZ-Arbeit: Das Beispiel der Volkswagenwerk GmbH’，收录于Kaienburged., Konzentrationslager, 77-94; Mommsen and Grieger, Das Volkswagenwerk, 516-43, 566-98, 740-99; Christian Jansen and Arno Weckbecker, ‘Zwangsarbeit für das Volkswagenwerk: Häftlingsalltag auf dem Laagberg bei Wolfsburg’，收录于Frei等ed.，Ausbeutung, 75-108.

129. Ludwig Eiber, ‘Das KZ-Aussenlager Blohm und Voss im Hamburger Hafen’，收录于Kaienburg ed., Konzentrationslager, 227-38.

130. Neil Gregor, Daimler-Benz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8), 194-6; Birgit Weitz, ‘Der Einsatz von KZ-Häftlingen und jüdischen Zwangsarbeitern bei der Daimler-Benz AG (1941-1945): EinÜberblick’，收录于Kaienburg ed., Konzentrationslager, 169-95，尤其参见190. 还有许多地方性研究，比如包括Annette Wienecke, ‘Besondere Vorkommnisse nicht bekannt’: Zwangsarbeit in unterirdischen Rüstungsbetrieben: Wie ein Heidedorf kriegswichtig wurde (Bonn, 1996)；和Wilhelm J. Waibel, Schatten am Hohentwiel: Zwangsarbeiter und Kriegsgefangene in Singen (Konstanz, 1997[1995])，此外，还有对前工人的采访.

131. Brosza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501-2.

132. 引用自同上，502.

133. 同上，497-9. 另见Lutz Budrass and Manfred Grieger, ‘Die Moral der Effizienz: Die Beschäftigung von KZ-Häftlingen am Beispiel des Volkswagenwerks und der Henschel Flugzeug-Werke’,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93), 89-136.

134. Wagner, IG-Auschwitz, 204, 291; Rainer Fröbe, ‘Der Arbeitseinsatz von KZ-HÄFTLINGEN und die Perspektive der Industrie, 1943-1945’，收录于Ulrich Herbert ed., Europa und der ‘Reichseinsatz’: Ausländische Zivilarbeiter, Kriegsgefangene und KZ-Häftlinge in Deutschland 1938-1945 (Essen, 1991), 351-83; Jaskot, The Architecture of Oppression, 37-8.

135. Spoerer, Zwangsarbeit, 183-90.

136.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445-6; Hayes, Industry and Ideology, 361-5.

137. Hayes, From Cooperation to Complicity, 26-71; Heusler, Ausländereinsatz, 421; Spoerer, Zwangsarbeit, 186.

138. 同上，221-2.

139. 该观点最早由Carroll提出，Design for Total War, 245-7.

140. 关于Speer之前的多头政治,参见Müller, ‘The Mobilization’, 448-56, 630-38；另外Herbst也强调过这一点，Der totale Krieg, 111-17；关于Speer掌权时期机构间的持续竞争情况，参见Carroll, Design for Total War, 245-7；关于Speer和帝国财政部长的竞争，参见Herbst, Der totale Krieg, 267-75.

141. Aly, Hitler's Beneficiaries, 75-179, 324-5；另Michael Wildt, ‘Alys Volksstaat: Hybris und Simplizität einer Wissenschaft’, Sozial.Geschichte, 20 (2005), 91-97，里面有更多的参考资料. 关于对外国劳动力所作贡献的正面评价，参见Pfahlmann, Fremdarbeiter, 226-35.

142.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10-11.

143. Naasner, Neue Machtzentren, 469-73. 关于德国战争期间“危机管理”的理念，参见Rolf-Dieter Müller, Der Manager der Kriegswirtschaft: Hans Kehrl: Ein Unternehmer in der 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Essen, 1999)，尤其是参见101-3.

144.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446；关于该阶段的Sauckel，参见Homze, Foreign Labor, 233-9.

145. Milward, The Fascist Economy in Norway, 279.

146. Hans Umbreit, ‘Auf dem Weg zur Kontinentalherrschaft’, DRZW V/I. 3-345.

147. 同上，3-165（‘Stadien der territorialen “Neuordnung” in Europa’ and ‘Die vorgezogene “Neuordnung”’）. 关于总的情况，参见Mazower, Hitler's Empire.

148. 关于法国卢瓦尔河谷（Loire Valley）地区人民如何用各式各样富有创造力的方式应对德国的占领，Robert Gildea做了详细而敏锐的研究，Marianne in Chains: In Search of the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5 (London, 2002).

149. 引用自Vinen, The Unfree French, 53.

150. 近来Jackson对此有过最佳的描述，France；另见Vinen, The Unfree French; Ian Ousby, Occupation: The Ordeal of France 1940-1944 (London, 1997); Robert O. Paxton在这方面进行了经典而开创性的研究，Vichy France: Old Guard and New Order, 1940-1944 (London, 1972).

151. Michael R. Marrus and Robert O. Paxton, Vichy France and the Jews (New York, 1981), 23-72; Paula Hyman, From Dreyfus to Vichy: The Remaking of French Jewry, 1906-1939 (New York, 1979) and Pierre Birnbaum, Anti-semitism in France: A Political History from Léon Blum to the Present (Oxford, 1992 [1988]).

152. Marrus and Paxton, Vichy France, 177-314.

153.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109-16; Longerich, Politik, 435. 关于集中营，参见Regina M. Delacor, ‘From Potential Friends to Potential Enemies: The Internment of “Hostile Foreigners” in Fran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5 (2000), 361-8；关于沦陷区更泛的介绍，参见Philippe Burrin, France under the Germans: Collaboration and Compromise (New York, 1996).

154. David Carroll, French Literary Fascism: Nationalism, Anti-Semitism, and the Ideology of Culture (Princeton, N.J., 1995).

155. Anne Grynberg, Les Camps de la honte: Les internes juifs des camps français, 1939-1944 (Paris, 1991); Marrus and Paxton, Vichy France, 121-76; Renée Poznanski, Jews in France during World War II (Hanover, 2001 [1994]), 42-55.

156.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169-78.

157. Longerich, Politik, 435.

158. Ahrlich Meyer, Täter im Verhör: 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 in Frankreich 1940-1944 (Darmstadt, 2005), and Barbara Lambauer, ‘Opportunistischer Antisemitismus: Der deutsche Botschafter Otto Abetz und die Judenverfolgung in Frankreich’, VfZ 53 (2005), 241-73.

159.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157-78；关于丹内克尔的背景及其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参见Claudia Steur, Theodor Dannecker: Ein Funktionär der ‘Endlösung’ (Essen, 1997), 14-91；关于种族法及其在法国的应用，参见Susan Zuccotti, The Holocaust, the French, and the Jews (New York, 1993), 51-64（关于集中营，参见本书65-80). 关于更广泛的介绍，另见Jackson的描述，France, 354-84.

160. Longerich, Politik, 434-40.

161. Gerald Schwab, The Day the Holocaust Began: The Odyssey of Herschel Grynszpan (New York, 1990).

162. Jacques Adler, The Jews of Par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Communal Responses and Internal Conflicts, 1940-1944 (New York, 1987).

163. Marrus and Paxton, Vichy France, 281-340；另见Carmen Callil, Bad Faith: A Forgotten History of Family and Fatherland (London, 2007).

164.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377.

165. Poznanski, Jews in France, 237-50.

166. 同上，303-55; Marrus and Paxton, Vichy France, 250-55; Zuccotti, The Holocaust, 103-17; Asher Cohen, Persécutions et sauvetages, Juifs et Français sous l'occupation et sous Vichy (Paris, 1993), 269-7.

167. Richard I. Cohen, The Burden of Conscience: French Jewish Leadership during the Holocaust (Bloomington, Ind., 1987); Cohen, Persécution, 125-90.

168. Michèle Cointet, L'Église sous Vichy, 1940-1945: La repentance en question (Paris, 1998).

169. Jackson, France, 221-4.

170. Witte and el. ed., Der Dienstkalender, 637.

171.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78-9.

172. Cohen, Persécution, 191-240，改变法国公众观点的分析；另见Jackson, France, 233-5.

173. Cohen, Persécution, 496.

174. Jackson, France, 213-35, 389-426.

175. Martin Conway, Collaboration in Belgium: Léon Degrelle and the Rexist Movement 1940-1944 (London, 1993), 22-7, 286-9.

176. Werner Warmbrunn, The Dutch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5 (London, 1963), 24-5, 32-4, 261-5; Gerhard Hirschfeld, Nazi Rule and Dutch Collaboration: The Netherlands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5 (Oxford, 1988 [1984]), 5-6. Konrad Kwiet, Reichskommissariat Niederlande: Versuch und Scheiter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Neuordnung (Stuttgart, 1968)，在此书中，作者认为与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合作不够成功.

177. Bob Moore, Victims and Survivors: The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in the Netherlands, 1940-1945 (London, 1997), 19-90.

178. Moore, Victims and Survivors, 146-89; Anne Frank,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New York, 1995).

179. Moore, Victims and Survivors, 91-115, 195-206; Louis de Jong, ‘The Netherlands and Auschwitz’, Yad Vashem Studies, 7(1968), 39-55; Gerhard Hirschfeld, ‘Niederlande’，收录于Wolfgang Benz ed., Dimension des Völkermords: Die Zahl der jüdischen Opfe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Munich, 1991), 137-63.

180. Moore, Victims and Survivors, 102-4.

181. 同上，125-6.

182. Dan Michman ed., Belgium and the Holocaust: Jews, Belgians, Germans (Jerusalem, 1998).

183. Moore, Victims and Survivors, 2, 255; Maxime Steinberg, La Persécution des Juifs en Belgique (1940-1945) (Brussels, 2004), 77-108（关于经济政策）和157-91（关于警察的角色）.

184. William B. Cohen and Jörgen Svensson, ‘Finland and the Holocaust’,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9 (1995), 70-92; Longerich, Politik, 520.

185. 同上，531-2.

186. Paul A. Levine, From Indifference to Activism: Swedish Diplomacy and the Holocaust, 1938-1944 (Uppsala, 1998);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449, 454.

187. Jozef Lewandowski, ‘Early Swedish Information about the Nazis’ Mass Murder of the Jews’, Polin: Studies in Polish Jewry, 13 (2000), 113-27; Steven Kublik, The Stones Cry Out: Sweden's Response to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1933-1945 (New York, 1988).

188. Ulrich Herbert, Best: Biographische Studien über Radikalismus, Weltanschauung und Vernunft, 1903-1989 (Bonn, 1996), 323-41.

188. Longerich, Politik, 555-8; Herbert, Best, 360-73; Leni Yahil, The Rescue of Danish Jewry: Test of a Democracy (Philadelphia, Pa., 1969), 233-84；以及Levine, From Indifference to Activism, 229-45. 关于该正义，另见Gunnar S. Paulsson, ‘The Bridge over the Øresund: The Historiography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Jews from Nazi-occupied Denmark’，收录于David Cesarani ed., Holocaust: Critical Concepts in Historical Studies (London, 2004), V. 99-127，以及Hans Kirchhoff, ‘Denmark: A Light in the Darkness of the Holocaust? A Reply to Gunnar S. Paulsson’，同上，128-39.

190. 引用自 Longerich, Politik, 558.

191. Hassell, The von Hassell Diaries, 352.

192. Longerich, Politik, 558-60.

193. Mark Mazower,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Christians, 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London, 2004), 421-42; Longerich, Politik, 526-7, 546-7, 561-2.

194. Götz Aly, ‘Die Deportation der Juden von Rhodos nach Auschwitz’, Mittelweg, 36 (2003), 79-88.

195. Deletant, Hitler's Forgotten Ally, 205-25.

196. Hillgruber ed., Staatsmänner und Diplomaten, II. 494；关于梵蒂冈方面插手罗马尼亚的问题，参见Theodore Lavi, ‘The Vatican's Endeavors on Behalf of Romanian Jewr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Yad Vashem Studies, 5(1963), 405-18.

197. Tzvetan Todorov,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Why Bulgaria's Jews Survived the Holocaust (London, 1999)；关于更广泛的情况，参见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452, 485（引用了Ribbentrop); Deletant, Hitler's Forgotten Ally, 198-204; Crampton, Bulgaria, 264-6; Stephane Groueff, Crown of Thorns: The Reign of King Boris III of Bulgaria, 1918-1943 (Lanham, Md., 1987), 316-31；以及Frederick B. Chary, The Bulgarian Jew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1940-1944 (Pittsburgh, Pa., 1972).

198. Hillgruber ed., Staatsmänner und Diplomaten, II. 256.

199. Longerich, Politik, 491-2, 563-5.

200. Livia Rothkirchen, ‘The Situation of the Jews in Slovakia between 1939 and 1945’, Jahrbuch für Antisemitismusforschung, 7 (1998), 46-70;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372-4, 485-6（引用文字在373-4页）.

201. 同上，669; Rothkirchen, ‘The Situation of the Jews’; John F. Morley, Vatican Diplomacy and the Jews during the Holocaust, 1939-1945 (New York, 1980).

202. Marrus and Paxton, Vichy France, 215-80.

203. Ahlrich Meyer, Die deutsche Besatzung in Frankreich 1940-1944: Widerstandbekämpfung und Judenverfolgung (Darmstadt, 2000), 149-68.

204. Bob Moore ‘Comparing Resistance and Resistance Movements’，收录于同一作者 ed., Resistance in Western Europe (Oxford, 2000), 249-62.

205. 关于希腊的情况，参见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尤其参见265-354.

206. Klukowski, Diary, 197（1942年5月17日）.

207. 同上，229-31（1942年12月7-14日）.

208. 同上，235-7（19431年1月1-16日），282（1943年9月29日），286（1943年10月19日）.

209. 同上，155-6（1941年6月12日），159（1941年6月21日）；Gross, Polish Society, 213-91.

210. Klukowski, Diary, 244-5（1943年2月22-5日）.

211. 同上，299（1944年2月5日），305（1944年3月2日）.

212. Borodziej, Terror und Politik, 162-209.

213. 引用自Hans Umbreit, ‘Das unbewältigte Problem: Der Partisanenkrieg im Rücken der Ostfront’，收录于Jürgen Förster ed., Stalingrad: Ereignis: Wirkung und Symbol (Munich, 1992), 130-49，在142-3.

214. Peter Klein, ‘Zwischen den Fronten: Die Zivilbevölkerung Weissrusslands und der Krieg der Wehrmacht gegen die Partisanen’，收录于Quinkert ed., ‘Wir sind die Herren dieses Landes’, 82-103.

215.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50.

216. Klukowski, Diary, 223-6（1942年11月4-20日）.

217. 同上，(November 1942年11月26日）.

218. Dina Porat, ‘The Vilna Proclamation of January 1, 1942,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Yad Vashem Studies, 25 (1996), 99-136.

219. Nechama Tec, Ich wollte retten: Die unglaubliche Geschichte der Bielski-Partisanen 1942-1944 (Berlin, 2002).

220. Sven Erichson ed., Abschied ist immer: Briefe an den Bruder im Zweiten Weltkrieg (Frankfurt am Main, 1994), 78；关于更广泛的情况，参见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408-17.

221. David M. Glantz and Jonathan M. House, When Titans Clashed: How the Red Army Stopped Hitler (Lawrence, Kans., 1995), 98-107.

222. 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445（1942年6月15日）.

223. Elmshäuser and Lokers ed., ‘Man muss hier nur hart sein’, 181（写给Frieda的信，1942年7月20日）.

224.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296-8, 412;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118-48; Glantz and House, When Titans Clashed, 105-19; 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470（1942年7月13-15日）.

225. Kershaw, Hitler, II. 526-8.

226. Halder, Kriegstagebuch, III. 489（1942年7月23日）.

227.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332.

228. Bellamy, Absolute War, 351-408; David Glantz, The Siege of Leningrad 1941-1944: 900 Days of Terror (London, 2004); 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900 Days: The Siege of Leningrad (London, 1969).

229. 引用自Kershaw, Hitler, II. 531-2.

230. Meier-Welcker, Aufzeichnungen, 159（1942年4月9日）.

231. Erichson, Abschied, 27（给兄弟的信，1942年7月28日）.

232. 同上，77（1942年8月18日的信）.

233. Halder, Kriegstagebuch, III. 513（1942年8月30日）.

234. 同上，517（1942年9月4日），528（1942年9月24日）.

235.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408-17, 420-28; Kershaw, Hitler, II. 531-4; Bernd Wegner, ‘Vom Lebensraum zum Todesraum: Deutschlands Kriegführung zwischen Moskau und Stalingrad’，收录于Förster ed., Stalingrad, 17-38; Bernd Wegner, ‘The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1942-1943’, GSWW VI. 843-1,203，在843-1,058.

236. Heinrich von Einsiedel, The Shadow of Stalingrad: Being the Diary of a Temptation (London, 1953), 7-8（1942年8月24日）.

237. 同上，8-9.

238. 同上; Antony Beevor, Stalingrad (London, 1998), 92-5.

239. 同上，102-31.

240. Halder, Kriegstagebuch, III. 514（1942年8月31日）.

241. Reddemann ed., Zwischen Front und Heimat, 631（致Agnes，1942年10月3日）.

242. Kershaw, Hitler, II. 536-8.

243. Beevor, Stalingrad, 127-33, 166-77.

244. Beevor, Stalingrad, 291-310.

245. Jens Ebert ed., Feldpostbriefe aus Stalingrad: November 1942 bis Januar 1943 (Munich, 2006 [2000]). 正如士兵在信中表达出的那样，他们士气下降并期待战争结束，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另见Katrin A. Kilian, ‘Kriegsstimmungen: Emotionen einfacher Soldaten in Feldpostbriefen’, DRZW IX/II. 251-88.

246. Beevor, Stalingrad, 189-235.

247. 同上，236-65；另见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159-73，以及Bellamy, Absolute War, 497-53.

248. Beevor, Stalingrad, 266-90.

249.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343.

250. Ebert ed., Feldpostbriefe, 81.

251. Beevor, Stalingrad, 333-6.

252. Ebert ed., Feldpostbriefe, 170.

253. Beevor, Stalingrad, 311-30.

254. Ebert ed., Feldpostbriefe, 216；关于更普遍的情况，同上，186-222.

255. 同上，163

256. 同上，49.

257. 同上，27, 29；307页上的插图说明文字称士兵们的衣着并不适合冬季作战，但士兵信中多次提到了相反的情况，因此插图的说明性文字是歪曲事实（43, 159, 176, 205）.

258. 同上，16, 38, 180, 236, 262.

259. Anatoly Golovchansky等. ed., ‘Ich will raus aus diesem Wahnsinn’: Deutsche Briefe von der Ostfront 1941-1945 (Wuppertal, 1991), 164（1942年12月31日）.

260. Groscurth, Tagebücher, 532.

261. Ebert ed., Feldpostbriefe, 242.

262. Golovchansky等. ed., ‘Ich will raus’, 205（1943年1月10日）.

263. 同上，202（1943年1月10日）.

264. 同上，223（1943年1月15日）.

265. Ebert ed., Feldpostbriefe, 304, 316；相似的内容还可参见270, 274, 281, 296, 305.

266. Rolf Dieter Müller, ‘“Was wir an Hunger ausstehen müssen, könnt Ihr Euch gar nicht denken”: Eine Armee verhungert’，收录于Wolfram Wette and Gerd R. Ueberschär ed., Stalingrad: Mythos und Wirklichkeit einer Schlacht (Frankfurt am Main, 1992), 131-45; Beevor, Stalingrad, 335-8.

267. Ebert ed., Feldpostbriefe, 209；相似内容参见本书124, 143, 161, 186.

268. 同上，306.

269. 同上，318, 322-4.

270. Boberach ed., Meldungen, XII. 4,698（1943年1月18日）.

271. Beevor, Stalingrad, 352-73.

272. 引用自Ebert ed., Feldpostbriefe, 341-2.

273. 引用自ibid., 343.

274. 同上，342-4.

275. Beevor, Stalingrad, 374-431; Kershaw, Hitler, II. 543-57; Groscurth, Tagebücher, 95; f关于更详细的描述，参见Wegner, ‘The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GSWW VI. 1,058-72.

276. Karl-Heinz Frieser, Krieg hinter Stacheldraht: Die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in der Sowjetunion und das Nationalkomitee‘Freies Deutschland’ (Mainz, 1981), 55, 144-82, 188-9, 193-5; Kershaw, Hitler, II. 550-51.

277. Walb, Ich, die Alte, 260（1943年2月3日）.

278. Wolfram Wette, ‘Das Massensterben als “Heldenepos”: Stalingrad in der NS-PROPAGANDA’，收录于Wette and Ueberschär ed., Stalingrad, 43-60; Heinz Boberach, ‘Stimmungsumschwung in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收录于同一书籍，61-6; Bernhard R. Kroener, ‘“Nun Volk, steh auf ...!” Stalingrad und der “totale” Krieg 1942-1943’，收录于Förster ed., Stalingrad, 151-70; Marlis Steinert, ‘Stalingrad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收录于同一书籍，171-88.

279. Boberach ed., Meldungen, XII. 4,750-51（1943年2月4日）（原著中就是斜体）.

280. 同上.

281. Broszat and el. ed., Bayern I. 633 (Bericht der SD-Hauptaussenstelle Würzburg，1943年2月1日）.

282. 同上 (Bericht der SD-Aussenstelle Friedberg，1943年2月8日）.

283. 同上，164-5 (Monatsbericht des Landrats，1943年2月2日）.

284. Hassell, The von Hassell Diaries, 284.

285. Broszat等ed.，Bayern, I. 633 (Bericht der SD-Hauptaussenstelle Würzburg，1943年2月1日）.

286. Klemperer, To the Bitter End, 189-92（1943年2月5日和14日）.

287. Broszat and el. ed., Bayern I. 170 (Monatsbericht der Gendarmerie-Station Muggendorf，1943年3月19日）.

288. 同上，170 (Monatsbericht der Gendarmerie-Station Waischenfeld，1943年3月19日）.

289. Boberach ed., Meldungen, XIII. 5,146（1943年4月19日）.

290. Cited in Noakes ed., Nazism, IV. 548.

291. Boberach ed., Meldungen, XIV. 5,445（1943年7月8日）（原著中就是斜体）.

292. 同上，5,446（原著中就是斜体）；另参见Hassell, The von Hassell Diaries, 294（1943年3月）.

293. 同上，5,447（原著中就是斜体）.

294. Willi A. Boelcke ed., ‘Wollt Ihr den totalen Krieg?’ Die geheimen Goebbels-Konferenzen 1939-1943 (Munich, 1969 [1967]), 414.

295. 此处的演讲版本与出版发行的版本不同，是英国广播公司实时接收到的版本，摘录于Noakes ed., Nazism, IV. 490-94. 另参见Iring Fetscher, Joseph Goebbels im Berliner Sportpalast 1943: ‘Wollt Ihr den totalen Krieg?’ (Hamburg, 1998)（该演讲摘录于同书，63-98);以及 Günter Moltmann, ‘Goebbels’ Speech on Total War, February 18, 1943’，收录于Hajo Holborn ed., Republic to Reich: The Making of the Nazi Revolution: Ten Essays (New York, 1973 [1972]), 298-342.

296. Boberach ed., Meldungen, XII. 4,833（1943年2月22日）；Moltmann, ‘Goebbels’ Speech’, 337（关于“集体催眠”的信息）.

297. 同上，309-16.

298. Kershaw, Hitler, II. 561-77.

299. Noakes ed., Nazism, IV. 238-40; Boberach ed., Meldungen, XIII. 5,136-40（1943年4月1日）.

300. Boberach ed., Meldungen, XII. 4,826-30（1943年2月18日）.

301.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353-6.

302. Noakes ed., Nazism, IV. 510-18.

303. 同上.

304. Overy, ‘Guns or Butter?’, 284-6; Josef Wulf, Presse und Funk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4), 374.

305. Boberach ed., Meldungen, IX. 3,504-5（1942年3月23日）.

306. 同上.

307. Noakes ed., Nazism, IV. 521, 548.

308. Herbst, Der totale Krieg, 171-241.

309. Overy, ‘Guns or Butter?’，259-64（引用文字在263页），批判Alan S. Milward, ‘Hitlers Konzept des Blitzkrieges’，收录于Andreas Hillgruber ed., Problem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Cologne, 1967),19-40，以及Burton H. Klein, Germany's Economic Preparations for War (Cambridge, Mass., 1959)；另参见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322-36, 349-50, 477-92.

310. Carroll, Design for Total War, 190.

311. Overy, ‘Guns or Butter?’, 264-71.

312. 同上，272;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353-6; Aly, Hitler's Beneficiaries, 295-300; Philipp Kratz, ‘Sparen für das kleine Glück’，收录于Götz Aly ed., Volkes Stimme: Skepsis und Führervertrau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2006), 59-79; Angelika Ebbinghaus, ‘Fakten oder Fiktionen: Wie ist Götz Aly zu seinen weitreichenden Schlussfolgerungen gekommen?’, Sozial.Geschichte, 20 (2005), 29-45，在32；另参见Christoph Buchheim, ‘Die vielen Rechenfehler in der Abrechnung Götz Alys mit den Deutschen unter dem NS-Regime’, Sozial.Geschichte, 20 (2005), 67-76.

313. Mathilde Wolff-Mönckeberg, On the Other Side: To My Children from Germany 1940-1945 (London, 1982 [1979]), 96.

314. Boberach ed., Meldungen, XVI. 6,260-5（引用文字在6,262页）.

315. Overy, ‘Guns or Butter?’，272-84.

316. 同上，285-91.

317. Hassell, The von Hassell Diaries, 173.

318. Pöppel, Heaven and Hell, 101.

319. Boberach ed., Meldungen, XII. 4,831（1943年2月22日）（原著中就是斜体）.

320. Broszat and el. ed., Bayern, I. 169 (Landrat Ebermannstadt, Monatsbericht，1943年3月2日）.

321. 同上，635 (Bericht der SD-Hauptaussenstelle Würzburg，1943年2月22日）.

第五章　“终结的开端”

1. ‘Aufsatz des Schülers Günter R. von der Dreikönigschule in Dresden, verfasst am 9. November 1934’，No. 120，收录于Joachim S. Hohmann and Hermann Langer ed., ‘Stolz, ein Deutscher zu sein ...’: Nationales Selbstverständnis in Schulaufsätzen 1914-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95), 227-8.

2. Ralf Blank, ‘Kriegsalltag und Luftkrieg an der “Heimatfront”’, DRZW IX/I. 357-468，在358 以及403-6.

3. Ursula Büttner, ‘“Gomorrha” und die Folgen: Der Bombenkrieg’, in Forschungsstelle für Zeitgeschichte in Hamburg ed., Hamburg im ‘Dritten Reich’ (Göttingen, 2005), 613-32，在613-16; Horst Boog, ‘The Anglo-American Strategic Air War over Europe and German Air Defence’, in GSWW VI. 469-628，在478-91.

4. Shirer, Berlin Diary, 441-2（1940年11月9日）.

5. Boog, ‘The Strategic Air War’, 379-406.

6. Richard Overy, Why the Allies Won (London, 1995), 101-4（具体的引用文字）；Boog, ‘The Anglo-American Strategic Air War’, 492-521.

7.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572-7; Overy, Why the Allies Won, 104-12; Calvocoressi and Wint, Total War, 489-94; Jörg Friedrich, Der Brand: Deutschland im Bombenkrieg 1940-1945 (Munich, 2002), 63-85. 关于战略轰炸的原则、起源及其演变，参见Boog, ‘The Anglo-American Strategic Air War’, 469-77.

8. 同上，565-6, 622-3.

9. Boog, ‘The Strategic Air War’, 367-8.

10. Boog, ‘The Anglo-American Strategic Air War’, 622-3.

11.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577; Overy, Why the Allies Won, 109-10; Calvocoressi and Wint, Total War, 494; Friedrich, Der Brand, 86-7, 179-90; Boog, ‘The Anglo-American Strategic Air War’, 558-66. 此时，兰开斯特轰炸机仍然叫做曼彻斯特轰炸机.

12. Boberach ed., Meldungen, X. 3,597-9（1942年4月9日）.

13. Solmitz, Tagebuch, 765（1942年9月8日）.

14. 同上，733（1942年4月26日，1942年4月29日）.

15. Overy, Why the Allies Won, 117-19;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578-9; Calvocoressi and Wint, Total War, 494; Boog, ‘The Anglo-American Strategic Air War’, 566-621.

16. 引用自Overy, Why the Allies Won, 117; Boog, ‘The Strategic Air War’, 9-15;另参见Charles Webster和Noble Frankland撰写的经典官方历史，The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against Germany 1939-1945 (4vols, London, 1961), IV. 273-83.

17. Overy, Why the Allies Won, 114-22; Blank, ‘Kriegsalltag’, 366-8; Boog, ‘The Strategic Air War’, 22-9.

18.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II. 491（1943年3月7日）.

19. Blank, ‘Kriegsalltag’, 369-70.

20.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596-600.

21.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389-93，引用了他的官方日志.

22. Martin Middlebrook, The Battle of Hamburg: Allied Bomber Forces against a German City in 1943 (London, 1980), 93-251; Boog, ‘The Strategic Air War’, 43-51.

23. 引用自Middlebrook, The Battle of Hamburg, 264-5；关于风暴性大火的详情，同上，252-81.

24. 同上，266-7.

25. 同上，282-327; Büttner, ‘“Gomorrha”’，616-18; Friedrich, Der Brand, 455；另参见Christian Hanke and et al., Hamburg im Bombenkrieg 1940-1945: Das Schicksal einer Stadt (Hamburg, 2001)；以及Renate Hauschild-Thiessen ed., Die Hamburger Katastrophe vom Sommer 1943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Hamburg, 1991).

26. Wolff-Mönckeberg, On the Other Side, 79.

27. 同上，79; Büttner, ‘“Gomorrha”’，620-22.

28. Solmitz, Tagebuch, 840, 851（1943年8月4日，1943年8月19日）.

29. Breloer ed., Geheime Welten, 41.

30. 同上，42.

31. 同上，43.

32. Solmitz, Tagebuch, 930（1944年6月21日），943（1944年8月8日）.

33. 同上，943（1944年8月8日）.

34. Wolff-Mönckeberg, On the Other Side, 86.

35. Boberach ed., Meldungen, XV. 5,583（9 August 1943年8月9日）（原著中就是斜体）.

36. 同上，XV. 5.562, 5,575（1943年8月2日和5日）.

37. Joachim Szodrzynski, ‘Die “Heimatfront” zwischen Stalingrad und Kriegsende’, in Forschungsstelle für Zeitgeschichte收录于Hamburg ed., Hamburg, 633-86；关于其他地方,可以参见Wilfried Beer, Kriegsalltag an der Heimatfront: Alliierter Luftkrieg und deutsche Gegenmassnahmen zur Abwehr und Schadenbegrenzung, dargestellt für den Raum Münster (Bremen, 1990); Gerd R. Ueberschär, Freiburg im Luftkrieg 1939-1945 (Freiburg, 1990); Gerhard E. Sollbach ed., Dortmund: Bombenkrieg und Nachkriegsalltag 1939-1945 (Hagen, 1996); Birgit Horn, Die Nacht, als der Feuertod vom Himmel stürzte Leipzig, 4. Dezember 1943 (Gudensberg-Gleichen, 2003).

38. Erichson, Abschied, 160-61（给兄弟的新，1943年8月12日）.

39. Boberach ed., Meldungen, XIV. 5,356（1943年6月17日）.

40. Meike Wöhlert, Der politische Witz in der NS-Zeit am Beispiel ausgesuchten SD-BERICHTE und Gestapo-Akten (Frankfurt am Main, 1997), 50; Boberach ed., Meldungen, XIV. 5,619-20（1943年8月16日）.

41. Boberach ed., Meldungen, XIV. 5,357.

42. 同上.

43. Eva Gehrk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Erziehung in den Lagern der Erweiterten Kinderlandverschickung 1940 bis 1945 (Braunschweig, 1997), 16.

44. Gerhard Kock, ‘Die Erweiterte Kinderlandverschickung und der Konflikt mit den Kirchen’，收录于Martin Rüther ed., ‘Zu Hause könnten sie es nicht schöner haben!’: Kinderlandverschickung aus Köln und Umgebung 1941-1945 (Cologne, 2000), 209-42.

45. Gerhard Kock, ‘Nur zum Schutz aufs Land gebracht? Die Kinderlandverschickung und ihre erziehungspolitischen Ziele’，也收录于上述编著,17-52；另参见Gehrk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Erziehung, 16, 149，证明了这些营区事实上就是一个正当机构，与Gerhard Dabel ed.的论点截然相反，KLV: Die erweiterte Kinder-Land-Verschickung (Freiburg, 1981).

46. Katja Klee, ‘“Nie wieder Aufnahme von Kindern”-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der KLV in den Aufnahmegauen’，收录于Rüther ed., ‘Zu Hause’, 161-94; Stephenson, Hitler's Home Front, 295-311.

47. Friedrich, Der Brand, 455-67；另参见Olaf Gröhler, Bombenkrieg gegen Deutschland (Berlin, 1990).

48. Boberach ed., Meldungen, XV. 6,033.

49. 同上，6,025-8（引言在第6,028页）.

50. 同上，6.029-30.

51. 同上，6,030.

52. 同上，6,031.

53. 同上，6.032.

54. Fröhlich., Die Tagebücher, II/XIV. 409（1944年12月12日）；关于上述情况，参见该编著，417-21；另参见Karl Christian Führer, ‘Anspruch und Realität: Das Scheiter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Wohnungsbaupolitik 1933-1945’, VfZ 45 (1997), 225-56.

55. Herwart Vorländer, Die NSV: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ation ein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Organisation (Boppard, 1988), 127-75;另参见Armin Nolzen, ‘“Sozialismus der Tat”?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olkswohlfahrt (NSV) und der alliierte Luftkrieg gegen das deutsche Reich’，收录于Dietmar Süss ed., Deutschland im Luftkrieg: Geschichte und Erinnerung (Munich, 2007), 57-70.

56. 关于普遍的情况，参见Nicole Krämer, ‘“Kämpfende Mütter” und “gefallene Heldinnen”-Frauen im Luftschutz’，收录于Süss ed., Deutschland im Luftkrieg, 85-98.

57. Blank, ‘Kriegsalltag’, 391-4; Noakes ed., Nazism, IV. 562-5.

58. Blank, ‘Kriegsalltag’, 394-402, 421-5. 战争后期阶段，在希特勒位于巴伐利亚上萨尔茨山的住所同样修建了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其中包含众多的地下隧道和房间.

59. Hassell, The von Hassell Diaries, 157.

60. Blank, ‘Kriegsalltag’, 407-16; Fröhlich., Die Tagebücher, II/XI. 42（1944年1月3日）.

61. 引用自Blank, ‘Kriegsalltag’, 407-8.

62. 引用自ibid., 410-11；另参见Friedrich, Der Brand, 371-406.

63. 同上，406-34，以及Bernhard Gotto, ‘Kommunale Krisenbewältigung’，收录于Süss ed., Deutschland im Luftkrieg, 41-56.

64. 引用自Friedrich, Der Brand, 446.

65. Hans Wrobel ed., Strafjustiz im totalen Krieg: Aus den Akten des Sondergerichts Bremen 1940 bis 1945 (Bremen, 1991), I. 168-71.

66. 同上，190-2.

67. Ralph Angermund, Deutsche Richterschaft 1919-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90), 209-15.

68.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396-8; Blank, ‘Kriegsalltag’, 372.

69.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395.

70. Blank, ‘Kriegsalltag’, 374-6.

71. Overy, Why the Allies Won, 120-22; Boog, ‘The Strategic Air War’, 54-76.

72. Overy, Why the Allies Won, 122-5；关于1943年轰炸运动的危机，参见Boog, ‘The Strategic Air War’, 76-88；关于德国空军防御形势的转变，同上，159-256.

73. Overy, Why the Allies Won, 125-3, 211.

74. Blank, ‘Kriegsalltag’, 459-60，简要地概述了相互差异很大的估计.

75. Anthony C. Grayling, Among the Dead Cities: Was the Allied Bombing of Civilians in WWII a Necessity or a Crime? (London, 2006)，条理清晰地总结了从道德立场出发的反对轰炸运动论点. 另参见Lothar Kettenacker ed., Ein Volk von Opfern? Die neue Debatte um den Bombenkrieg 1940-45 (Berlin, 2003).

76. Overy, Why the Allies Won, 128-33.

77. Pöppel, Heaven and Hell, 233.

78. Dietmar Süs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ungen des Luftkrieges’，收录于其本人编著的Deutschland im Luftkrieg, 99-110.

79. 同上，379-80.

80. 同上，435-6.

81. Boberach ed., Meldungen, XV. 5,575（1943年8月5日）；另参见XV. 5,885（1943年10月15日）.

82. Blank, ‘Kriegsalltag’, 448-50. 另参见Friedrich, Der Brand, 48-90，以及Barbara Grimm, ‘Lynchmorde an alliierten Fliegern im Zweiten Weltkrieg’，收录于Süss ed., Deutschland im Luftkrieg, 71-84.

83. 同上，XVI, 6,302-3（1944年2月7日）（原著中就是斜体）.

84. Dear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 748-9, 992-4;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211-15, 222-5, 361-3; Stumpf, ‘The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 Area’, 631-840.

85. Kershaw, Hitler, II. 585.

86.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401-2.

87. Basil H. Liddell Hart ed., The Rommel Papers (London, 1953), 507-24.

88. Walb, Ich, die Alte, 249, 253 (November 1942年11月14日和29日）.

89. Crampton, Bulgaria, 374-81; Miller, Bulgaria, 135-48，细致地考察了关于鲍里斯死亡的各种说法，得出的结论是没人有明显意图想置之于死地. Edward P. Thompson, Beyond the Frontier: The Politics of a Failed Mission: Bulgaria 1944 (Woodbridge, 1997)，作者讲述了自己兄长弗兰克在游击战中死亡的事迹.

90. Denis Mack Smith, Modern Italy: A Political History (London, 1997 [1959]), 404-12; Kershaw, Hitler, II. 593.

91.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593-6.

92. Smith, Modern Italy, 412-14；同一作者，Mussolini (London, 1987 [1981]), 341-6.

93. Christopher Duggan, The Force of Destiny: A History of Italy since 1796 (London, 2007), 520-26; Boberach ed., Meldungen, XV. 5,755（1943年9月13日）；Kershaw, Hitler, II. 593-8.

94. Boberach ed., Meldungen, XVI. 6,304 (7 February 1944年2月7日）（原著中就是斜体）.

95. Bosworth, Mussolini's Italy, 503-5; 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282-7; Boberach ed., Meldungen, XIV. 5,724-5（1943年9月9日），和XV. 5,766（1943年9月13日）（原著中就是斜体）.

96. Luigi Cajani, ‘Die italienischen Militär-Internierten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收录于Herbert ed., Europa und der ‘Reichseinsatz’, 295-316，在308；另参见Brunello Mantelli, ‘Von der Wanderarbeit zur Deportation: Die italienischen Arbeiter in Deutschland 1938-1945’，收录于同书，51-89; Ralf Lang, Italienische‘Fremdarbeiter’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1937-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96), 83-110; Spoerer, Zwangsarbeit, 228.

97. Nicholas, The Rape of Europa, 229 -72（引言在266-7页）.

98. Boberach ed., Meldungen, XIV. 5,540-41（1943年7月29日）.

99. Smith, Mussolini, 348-67.

100. 同上; Boberach ed., Meldungen, XV. 5,755（1943年9月13日）.

101.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559-77; Longerich, Politik, 553-4, 560; Robert Katz, The Battle for Rome: The Germans, the Allies, the Partisans, and the Pope, September 1943-June 1944 (New York, 2003), 61-85；同一作者，Black Sabbath: A Journey through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London, 1969), 3-104.

102. 参见Evans, Telling Lies, 103-8；以及Steur, Theodor Dannecker, 113-28.

103. Meir Michaelis, Mussolini and the Jews: German-Italian Relations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in Italy, 1922-1945 (Oxford, 1978); Susan Zuccotti, The Italians and the Holocaust: Persecution, Rescue and Survival (London, 1987); Katz, Black Sabbath, 105-292; Lilliana Picciotto Fargion, ‘Italien’，收录于Wolfgang Benz ed., Dimension des Völkermords: Die Zahl der jüdischen Opfe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Munich, 1991), 199-228; Jonathan Steinberg, All or Nothing: The Axis and the Holocaust 1941-1943 (London, 1991); Susan Zuccotti, Under His Very Windows: The Vatican and the Holocaust in Italy (London, 2001).

104. Longerich, Politik, 561-2.

105. 同上，561.

106. Bosworth, Mussolini's Italy, 498-530（统计数据在522页）.

107. Primo Levi, If This Is a Man (London, 1957 [1948]).

108. Frank Snowden, ‘Latina Province 1944-1950’,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3/3 (2008), 509-26; Paul Weindling, Epidemics and Genocide in Eastern Europe, 1890-1945 (Oxford, 2000), 2-3, 76-9, 376-8; Michael H. Kater, Doctors under Hitler (Chapel Hill, N.C., 1989).

109. Snowden, ‘Latina Province’.

110.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367-9.

111. 同上，64-73;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338-9, 397-9; Kershaw, Hitler, II. 585；关于详细的描述，参见Werner Rahn, ‘The War at Sea in the Atlantic and in the Arctic Ocean’, GSWW VI. 301-468.

112. Klaus von Trotha, ‘“Ran, Angreifen, Versenken!” Aus dem Tagebuch eines U-Boots Kapitäns’，收录于Georg von Hase ed., Die Kriegsmarine im Kampf um den Atlantik: Erlebnisberichte von Mitkämpfern (Leipzig, 1942), 40-69.

113. Meier-Welcker, Aufzeichnungen, 98-103（1940年12月31日）.

114. Michael Salewski, Die deutsche Seekriegsleitung 1935-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70), I. 175-207.

115.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367-82.

116. 同上，235-7, 358, 382.

117. 同上，382-9.

118. Bernd Wegner, ‘Von Stalingrad nach Kursk’，收录于DRZW VII. 3-82，在3-8.

119. Helmut Blume, Zum Kaukasus 1941-1942: Aus Tagebuch und Briefen eines jungen Artilleristen (Tübingen, 1993), 140（给父母的信，1942年11月2日）.

120. 同上，141（给父母的信，1942年11月14日）.

121. Wegner, ‘The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1,022-59, 1,173-92.

122. Kershaw, Hitler II. 529-33; Wegner, ‘The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123. Reddemann ed., Zwischen Front und Heimat, 761（致Agnes，1943年2月16日）.

124. 同上，Introduction. 他的遗孀在未婚嫁.

125. Wegner, ‘Von Stalingrad’, 62.

126. 同上，63-9.

127. 同上，69-79; Karl-Heinz Frieser, ‘Die Schlacht im Kursker Bogen’，收录于DRZW VIII. 83-210，在83-5.

128. 同上，83-102.

129. 引用自ibid., 102；细节内容参见同书，102-3.

130. 同上，104-6.

131. 同上，106-12.

132. 同上，112-19.

133. 同上，119-39. Frieser从激进的修正主义视角对库尔斯克战役进行了描述，他的描述取代了之前关于这场战役的所有叙述.

134. 同上，140-72.

135. 同上，173-207.

136. 引用自ibid., 200.

137. 同上，190-208（引言在第208页）.

138. Karl-Heinz Frieser and Klaus Schönherr, ‘Der Rückschlag des Pendels: Das Zurückweichen der Ostfront von Sommer 1943 bis Sommer 1944’，收录于DRZW VIII. 277-490，在277.

139. Karl-Heinz Frieser, ‘Zusammenfassung’，收录于DRZW VIII. 1,211-24.

140. Bernd Wegner, ‘Die Aporie des Krieges’，收录于DRZW VII. 211-76，在256-69.

141. 同上，259-60.

142. Frieser and Schönherr, ‘Der Rückschlag’, 324-5.

143. Sven Oliver Müller, ‘Nationalismus in der deutschen Kriegsgesellschaft 1939 bis 1945’，收录于DRZW IX/II. 9-92，在70-92.

144. Hürter ed., Ein deutscher General, 12-42.

145. 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Introduction，和125-7.

146. Reinhard Stumpf, Die Wehrmacht-Elite: Rang-und Herkunftsstruktur der deutschen Generale und Admirale 1933–1945 (Boppard, 1982), 298-302.

147. 引用自Gerd R. Ueberschär and Winfried Vogel, Dienen und Verdienen: Hitlers Geschenke an seine Eliten (Frankfurt am Main, 2000 [1999]), 147-8；关于上述内容的细节，参见同书，146-82.

148. Rass, ‘Das Sozialprofil', 712-18.

149. 同上，647.

150. 同上，651-7.

151. 同上，658-80.

152. 同上，682-3.

153. 同上，690.

154. Horst F. Richardson, Sieg Heil! War Letters of Tank Gunner Karl Fuchs, 1937-1941 (Hamden, Conn., 1987), 124（1941年8月4日）；关于更整体的情况，参见Jürgen Förster, ‘Geistige Kriegführung in Deutschland 1919 bis 1945’，收录于DRZW IX/I. 469-640，尤其参见469-559.

155. 同上，560-640.

156. Manoschek ed., ‘Es gibt nur Eines’, 52 (O'Gefr. A. G.，1942年3月1日）.

157. 同上，69 (Uffz. A. N.，1943年5月29日）.

158. 同上，74 (Uffz. O. D.，1944年8月16日）.

159. Hosenfeld, ‘Ich versuche’, 780-82（日记，1943年12月28日）.

160. Hürter ed., Ein deutscher General, 142.

161. Rass, ‘Das Sozialprofil', 723-5, 733-5.

162. 参见Edward A. Shils and Morris Janowitz的经典研究，‘Cohes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the Wehrmacht in World War II’,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2 (1948), 280-315.

163. Thomas Kühne, ‘Gruppenkohäsion und Kameradschaftsmythos in der Wehrmacht’，收录于Rolf-Dieter Müller and Hans-Erich Volkmann ed., Die Wehrmacht: Mythos und Realität (Munich, 1999), 534-59；同一作者，‘Zwischen Männerbund und Volksgemeinschaft: Hitlers Soldaten und der Mythos der Kameradschaft’,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38 (1998), 165-89；关于更整体的情况，参见同一作者，Kameradschaft: Die Soldaten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rieges und das 20. Jahrhundert (Göttingen, 2006).

164. Manfred Messerschmidt and Fritz Wüllner, Die Wehrmachtjustiz im Diens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Zerstörung einer Legende (Baden-Baden, 1987), 50.

165. 同上，63-89.

166. 同上，69.

167. 同上，102.

168. 同上，102-3.

169. 同，115；另91, 132-68. Maria Fritsche，Österreichische Deserteure und Selbstverstümmler in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Vienna, 2004).

170. Bernd Wegner, Hitlers politische Soldaten: Die Waffen-SS 1933-1945: Studien zu Leitbild, Struktur und Funktion ein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lite (Paderborn, 1982), 210, 305, 316-17; Höhne, 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401-24.

171. 引用自ibid., 425.

172.‘Die Rede Himmlers vor den Gauleitern am 3. August 1944’, VfZ 1 (1953), 357-94.

173. Höhne, 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432-5.

174. 同上，435; Overmans, 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257.

175. 引用自Höhne, 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401-2.

176. 同上，436-7.

177. 同上，438-40.

178.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341.

179. 同上，409.

180. Boberach ed., Meldungen, XIII. 4,981-2（1943年3月22日）；Kershaw, Hitler, II. 555-6.

181.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407-18.

182. Fritz Redlich, Hitler: Diagnosis of a Destructive Prophet (New York, 1998), 223-54.

183. Kershaw, Hitler, II. 564-6, 611-15.

184. Fröhlich., Die Tagebücher（1943年7月25日）.

185. Ludwig Metzger to Hans Fritsche, 12 September 1944，收录于Wulf, Presse und Funk, 359-60.

186.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271.

187. Kershaw, Hitler, II. 571-2.

188. Hassell, The von Hassell Diaries, 247.

189. Fröhlich., Die Tagebücher II/VII, 447-51（1943年3月2日）.

190. Noakes ed., Nazism, IV. 27-46; Dieter Rebentisch, Führerstaat und Verwalt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Stuttgart, 1989).

191. Kershaw, Hitler, II. 599.

192. Lammers to Bormann, 1 January 1945，引用自Noakes ed., Nazism, IV. 35-7.

193. 同上，24-53.

194. 同上，54-91（引言在第90页）.

195. 同上，91-120.

196. Bärbel Wirrer ed., Ich glaube an den Führer: Eine Dokumentation zur Mentalitätsgeschichte in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1942-1945 (Bielefeld, 2003), 243 (Inge to Alfred，1944年8月7日）.

197. 引用自Hans Engelhard ed., Im Namen des deutschen Volkes: Justiz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Cologne, 1989), 287.

198. 引用自Lothar Gruchmann,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0: Anpassung und Unterwerfung in der Ära Gürtner (Munich, 1988), 921.

199. Wrobel ed., Strafjustiz im totalen Krieg, 46.

200. 同上，46-9; Engelhard ed., Im Namen, 149-50; Noakes ed., Nazism, IV. 121-35.

201. Evans, Rituals, 689-737.

202. Hitler, Hitler's Table Talk, 303（1942年2月8日）.

203. Engelhard ed., Im Namen, 294.

204. 引用自ibid., 293.

205. Evans, Rituals, 696-700; Martin Hirsch等ed.，Recht, Verwaltung und Justiz im Nationalsozialismus (Cologne, 1984), 507-19; Engelhard ed., Im Namen, 267.

206. Hitler, Hitler's Table Talk, 637-45.

207. Hans Boberach ed., Richterbriefe: Dokumente zur Beeinflussung der deutschen Rechtsprechung 1942-1944 (Boppard, 1975); Martin Broszat, ‘Zur Perversion der Strafjustiz im Dritten Reich’, VfZ 6 (1958), 390-443.

208. Boberach ed., Richterbriefe, 55-8.

209. Engelhard ed., Im Namen, 269; Patrick Wagner, ‘Das Gesetz über die Behandlung Gemeinschaftsfremder: Die Kriminalpolizei und die “Vernichtung des Verbrechertums”’，收录于Götz Aly ed., Feinderklärung und Prävention: Kriminalbiologie: Zigeunerforschung und Asozialenpolitik (Berlin, 1988), 75-100.

210. 关于司法机赞同采取这些措施的情况，参见Angermund, Deutsche Richterschaft.

211.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284-306.

212. 同上，237-41.

213. Noakes ed., Nazism, IV. 135-6.

214.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227-62, 392-7.

215. 引用自Noakes ed., Nazism, IV. 168-9.关于更整体的情况，参见Georg Wagner-Kyora, ‘“Menschenführung” in Rüstungsunternehm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riegswirtschaft’，收录于DRZW IX/II. 383-476.

216. Hö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90-91.

217. Karin Orth, ‘Gab es eine Lagergesellschaft? “Kriminelle” und politische Häftlinge im Konzentrationslager’，收录于Frei等ed.，Ausbeutung, 109-33; Hermann Kaienburg, ‘Deutsche politische Häftlinge im Konzentrationslager Neuengamme und ihre Stellung im Hauptlager’，收录于Detlef Garbe ed., Häftlinge in KZ Neuengamme: Verfolgungserfahrungen, Häftlingssolidarität und nationale Bindung (Hamburg, 1999), 26-80; Lutz Niethammer ed., Der ‘gesäuberte’ Antifaschismus: Die SED und die roten Kapos von Buchenwald (Berlin, 1994); Benedikt Kautsky, Teufel und Verdammte: Erfahrungen und Erkenntnisse aus sieben Jahren in deut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n (Vienna, 1961), 159-63，引用自Noakes ed., Nazism, IV. 162-4.

218. 同上，170-71;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394-5; Garbe ed., Häftlinge, 203.

219. Kautsky, Teufel，引用自Noakes ed., Nazism, IV. 167-8；另参见Herbert Obenaus, ‘Der Kampfum das tägliche Brot’，收录于Ulrich Herbert等ed.，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Entwicklung und Struktur (2vols, Göttingen, 1998), II. 841-73；以及Florian Freund, ‘Häftlingskategorien und Sterblichkeit in einem Aussenlager des KZ Mauthausen’，收录于同书，874-86. 另参见Stanislav Zamecnik所做的杰出研究，Das war Dachau (Frankfurt am Main, 2007 [2002])，尤其是226-322.

220. 引用自Noakes and Pridham ed., Nazism, III. 618.

221. Steinbacher, Auschwitz, 59; Karin Orth, ‘Die Kommandant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收录于Herbert等ed.，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I. 755-86.

222. Burleigh, Death, 220; Schmuhl, Rassenhygiene, 217-19.

223. 关于Mennecke的书信和报告，参见Peter Chroust ed., Friedrich Mennecke: Innenansichten eines medizinischen Täters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Edition seiner Briefe 1935–1947 (Hamburg, 1988)；信在同书中被引用，I. 242-4；另参见Trus, ‘...vom Leid erlö sen’, 118-19.

224. Schmuhl, Rassenhygiene, 217-19; Burleigh, Death, 220-29.

225. Klee, ‘Euthanasie’, 418.

226. 引用自Ganssmüller, Die Erbgesundheitspolitik, 174-5；另参见Fridlof Kudlien, Arzt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Cologne, 1985), 210.

227. Burleigh, Death, 239-45; Klee ed., Dokumente, 286-97；同一作者，‘Euthanasie’, 429-39.

228. Burleigh, Death, 238-48; Schmuhl, Rassenhygiene, 220-36.

229. Klee, ‘Euthanasie’, 439-56.

230. Schmuhl, Rassenhygiene, 237-9; Burleigh, Death, 255-7.

231. Trus, ‘...vom Leid erlösen’, 116, 129-30.

232. Burleigh, Death, 230-31.

233. Klee ed., Dokumente, 302-3；同一作者，‘Euthanasie’, 417-21.

234. Klee ed., Dokumente, 303.

235. 引用自Schmuhl, Rassenhygiene, 346.

236. Klee, ‘Euthanasie’, 421-5.

237. Ganssmüller, Die Erbgesundheitspolitik, 175.

238. Klee ed., Dokumente, 300-301.

239. 同上，301-2.

240.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524-7.

241. Lewy, The Nazi Persecution, 65-106.

242. 同上，107-32（引言在第130页）. 这些事件中遇害者的人数尚不确定，现有的估计数量也差异巨大.

243. Deletant, Hitler's Forgotten Ally, 187-96.

244. Lewy, The Nazi Persecution, 135.

245. Hö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138-42.

246. Lewy, The Nazi Persecution, 167-228.另参见Michael Zimmermann,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Zigeunerverfolgung, das System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und das Zigeunerlager in Auschwitz-Birkenau’，收录于Herbert等ed.，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I. 887-910.

247. 引用自Noakes ed., Nazism, IV. 392.

248. Burkhard Jellonek, Homosexuelle unter dem Hakenkreuz: Die Verfolgung Homosexueller im Dritten Reich (Paderborn, 1990), 117.

249. 同上，257, 269-73, 282-7; Geoffrey Giles, ‘The Denial of Homosexuality: Same-Sex Incidents in Himmler's SS and Police’，收录于Dagmar Herzog ed., Sexuality and German Fascism (New York, 2005), 256-90，在265-9.

250. 同上，269-90.

251. Jellonek, Homosexuelle, 329.

252. Geoffrey Gile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Homosexual Panic in the Third Reich’，收录于Robert Gellately and Nathan Stoltzfus ed., Social Outsiders in Nazi Germany (Princeton, N.J., 2001), 233-55.

253. Noakes ed., Nazism, IV. 395.

254. Hö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103-4.

255. Zamecnik, Das war Dachau, 230.

256. Till Bastian, Homosexuelle im Dritten Reich: Geschichte einer Verfolgung (Munich, 2000), 79-84.

257. 参见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529-35，另外，关于同性恋者1939年之前在纳粹德国的艰难处境，也参见该部分. 关于耶和华见证人的情况，参见同书，254-5.

258. Detlev J. K. Peukert, ‘Arbeitslager und Jugend-KZ: Die Behandlung “Gemeinschaftsfremder” im Dritten Reich’，收录于同一作者与 Jürgen Reulecke ed.,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Alltags unterm Nationalsozialismus (Wuppertal, 1981), 413-34，在416.

259. 引用自Norbert Frei, Der Führersta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Herrschaft 1933 bis 1945 (Munich, 1987), 202-8.

260. Peukert, ‘Arbeitslager’, 416.

第六章　德国的道德体系

1. 引用自Vandana Joshi, Gender and Power in the Third Reich: Female Denouncers and the Gestapo, 1933-45 (London, 2003), 60.

2. 同上，59-61.

3. Rita Wolters, Verrat für die Volksgemeinschaft: Denunziantinnen im Dritten Reich (Pfaffenweiler, 1996), 59-61.

4. Joshi, Gender, 168-97.

5. 同上，152；关于更整体的情况，参见Birthe Kundrus, Kriegerfrauen: Familienpolitik und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im Ersten und Zweiten Weltkrieg (Hamburg, 1995).

6. Noakes ed., Nazism, IV. 374.

7. 同上；另参见Michelle Mouton, From Nurturing the Nation to Purifying the Volk: Weimar and Nazi Family Policy, 1918–1945 (New York, 2007), 224-32.

8. Noakes ed., Nazism, IV. 368-9.

9. 同上，373.

10. 同上，375-84.

11. Dagmar Herzog, ‘Hubris and Hypocrisy, Incitement and Disavowal: Sexuality and German Fascism’，收录于同一作者ed., Sexuality and German Fascism, 1-21，在18-19.

12. 引用自Stibbe, Women, 155.

13. Noakes, Nazism, IV. 385-90.

14. Boberach ed., Meldungen, XVI. 6,487（原著中就是斜体）; Mouton, From Nurturing the Nation, 186, 193-4.

15. Boberach ed., Meldungen, XVI. 6,487.

16. 同上；另参见Stibbe, Women, 159.

17. Wirrer ed., Ich glaube an den Führer, 324 (Inge to Fred，1945年4月17日）.

18. Gerwin Udke ed., ‘Schreib so oft Du kannst’: Feldpostbriefe des Lehrers Gerhard Udke, 1940-1944 (Berlin, 2002), 73 (Gerhard to Dorothea Udke，1942年4月3日）.

19. Benedikt Burkard and Friederike Valet ed., ‘Abends wenn wir essen, fehlt uns immer einer’: Kinder schreiben an die Väter, 1939-1945 (Heidelberg, 2000), 240 (1 November 1943).

20. John S. 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Churches 1933-1945 (London, 1968), 232-53;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220-60.

21. 同上，253, 220-60.

22. Hitler, Hitler's Table Talk, 555-6（1942年7月4日）.

23. 同上，322（1942年2月20-21日）.

24. 同上，323（1942年2月20-21日）.

25. 同上，59（1941年10月14日）.

26. 同上，51（1941年10月10日）.

27. 同上，75-6（1941年10月19日）.

28. 同上，145（1941年12月13日）.

29. 同上，6-7（1941年7月11-12日）.

30. Broszat and el. ed., Bayern, I. 423 (Aus Visitationsberichten Dekanat Hof (Oberfranken), 1941).

31. 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259-60, 383-6.

32. Ian Kershaw, Popular 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 Bavaria 1933-1945 (Oxford, 1983), 331-40.

33. Broszat and el. ed., Bayern, I. 148 (Aus Monatsbericht des Landrats，1941年3月31日）.

34. Kershaw, Popular Opinion, 331-57.

35. Broszat and el. ed., Bayern, I. 424 (Aus Visitationsberichten Dekanat Hof (Oberfranken), 1942).

36. 同上.

37.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302-3.

38. Griech-Polelle, Bishop von Galen, 195.

39.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303.

40. 引用自Michael Phayer,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Holocaust, 1930-1965 (Bloomington, Ind., 2000), 75.

41.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559-74.

42. 关于这种观点，参见John Cornwell, Hitler's Pope: The Secret History of Pius XII (London, 1999).

43. Zuccotti, Under His Very Windows; Robert S. Wistrich, ‘The Vatican Documents and the Holocaust: A Personal Report’, Polin: Studies in Polish Jewry, 15 (2002), 413-43.

44.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56.

45. 同上，300.

46. Heinrich Hermelink ed., Kirche im Kampf: Dokumente des Widerstands und des Aufbaus in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 Deutschlands von 1933 bis 1945 (Tübingen, 1950), 654-8, 700-702; Theophil Wurm, Aus meinem Leben (Stuttgart, 1953), 88-177；他于1949年退休，时年80岁，后于1953年辞世.

47. Klemperer, To the Bitter End, 14（1942年2月15日）.

48. 同上，5（1942年1月13日）.

49. 同上，27（1942年3月16日）.

50. 同上，148（1942年10月17日）.

51. 同上，127（1942年8月29日）.

52. 同上，361（1944年11月26日）.

53. Otto Dov Kulka and Eberhard Jäckel ed., Die Juden in den Geheimen NS-STIMMUNGSBERICHTEN 1933-1945 (Düsseldorf, 2004), 489 (NSDAP Meinberg, March 1942).

54. Peter Longerich, ‘Davon haben wir nichts gewusst!’ Die Deutschen und die Judenverfolgung 1933-1945 (Munich, 2006), 253-4.

55.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94.

56.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423（1941年11月1日）.

57. Klemperer, To the Bitter End, 46（1942年5月8日），50（1942年5月15日）.

58.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89.

59. Klemperer, To the Bitter End, 179（1943年1月8日）.

60. 同上，282（1944年2月7日）.

61. 同上，204（1943年4月16日）.

62.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404（1941年7月21日）.

63.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251-5; David Bankier, The German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Public Opinion under Nazism (Oxford, 1992), 124-30. 另参见Frank Bajohr and Dieter Pohl, Der Holocaust als offenes Geheimnis: Die Deutschen, die NS-FÜHRUNG und die Alliierten (Munich, 2006); Ian Kershaw, Hitler, the German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London, 2008)；以及Bernward Dörner, Die Deutschen und der Holocaust: Was niemand wissen wollte, aber jeder wissen konnte (Berlin, 2007).

64. Longerich, ‘Davon’, 175-81.

65. Kulka and Jäckel ed., Die Juden, 476-7 (SD-Aussenstelle Minden，1941年12月6日和12日）.

66. 同上，478 (SD Hauptaussenstelle Bielefeld，1941年12月16日）.

67. 同上，503 (SD Aussenstelle Detmold，1942年7月31日），和476-7 (SD Aussenstelle Minden，1941年12月6日）.

68. Solmitz, Tagebuch, 691（1941年11月7日）.

69. 同上，699（1941年12月5日）.

70. 同上，747-9（1942年7月14日，1942年7月22日）.

71. 同上，768-9, 776, 780, 782, 788, 796（1942年9月25日，1942年9月26日，1942年11月9日，1942年11月24日，1942年12月21日，1943年1月26日）.

72. David M. Crowe, Oskar Schindler: The Untold Account of His Life, Wartime Activities, and the True Story Behind The List (Cambridge, Mass., 2004). 该故事被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拍成电影《辛德勒名单》.

73. Hosenfeld, ‘Ich versuche’, 710（致妻子的信，1943年3月31日），739（致妻子的信，1943年7月29日）.

74. 同上，108-11.

75. Wladyslaw Szpilman, The Pianist: The Extraordinary True Story of One Man's Survival in Warsaw, 1939-1945 (London, 2002). 罗曼·波兰斯基的电影《钢琴师》便以该书为基础.

76. Deb’rah Dwork and Robert Jan van Pelt, Holocaust: A History (London, 2002), 337-55.

77. Walter Laqueur, The Terrible Secret: Suppression of the Truth about Hitler's ‘Final Solution’ (London, 1980).

78. Saul Friedländer, Kurt Gerstein oder die Zwiespältigkeit des Guten (Gütersloh, 1968).

79.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454-6.

80. David Engel, ‘The Western Allies and the Holocaust: Jan Karski's Mission to the West, 1942-1944’,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5 (1990), 363-446.

81. Bernard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of Europe, 1939-1945 (London, 1979)；节选自Herf, The Jewish Enemy, 174-5.

82. William D. Rubinstein, The Myth of Rescue: Why the Democracies Could Not Have Saved More Jews from the Nazis (London, 1997)，略显激进地用这个例子来反驳如下声明，即同盟国本来或许能拯救余下的欧洲犹太人.

83. Longerich, ‘Davon’, 201-62, 325.

84. Boelcke ed., ‘Wollt Ihr den totalen Krieg?’，410-11（1942年12月14至16日）.

85. 正如Goldhagen在其著作中所言，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86.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I. 157（1940年3月7日）.

87. Kershaw, Hitler, the German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119-234.

88. Longerich, ‘Davon’, 290-91, 326-7.

89. Kulka and Jäckel ed., Die Juden, 525 (Parteikanzlei Munich，1943年6月12日）.

90. 同上，527 (SD-Berichte zu Inlandsfragen，1943年7月8日）；另见同上，531 (SD-AUSSENSTELLE Schweinfurt，1943年9月6日）.

91. 同上，528 (SD-Aussenstelle Würzburg，1943年8月3日）.

92. 引用自Noakes ed., Nazism, IV. 652.

93. 引用自Wulf, Presse und Funk, 37和546.

94. David Welch, The Third Reich: Politics and Propaganda (London, 2002 [1993]), 159.

95.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II. 377（1942年2月26日）.

96.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207-18.

97. Birthe Kundrus, ‘Totale Unterhaltung? Die kulturelle Kriegführung 1939 bis 1945 in Film, Rundfunk und Theater’，收录于DRZW IX/I. 93-157; Peter Longerich,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ropaganda’，收录于Karl Dietrich Bracher等ed.，Deutschland 1933-1945: Neue Studi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Düsseldorf, 1993), 291-314; Kaspar Maase, Grenzenloses Vergnügen: Der Aufstieg der Massenkultur 1850-1970 (Frankfurt am Main, 1997), 206-34; David Welch, ‘Nazi Propaganda and the Volksgemeinschaft: Constructing a People's Communi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9 (2004), 213-38.

98. 在Jay W. Baird的著作中有报告，The Mythical World of Nazi War Propaganda, 1939-1945 (Minneapolis, Minn., 1974), 30.

99. 同上.

100. Herf, The Jewish Enemy, 13, 22-6; Baird, The Mythical World, 28-31; Aristotle A. Kallis, Nazi Propaganda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5), 47-9, 59-62.

101. 同上，40-62.

102. Herf, The Jewish Enemy, 59-60.

103. Oron J. Hale, The Captive Press in the Third Reich (Princeton, N.J., 1964), 151, 234, 276-8, 287; William L. Combs, The Voice of the SS: A History of the SS Journal ‘Das Schwarze Korps’ (New York, 1986); Doris Kohlmann-Viand, NS-Pressepolitik im Zweiten Weltkrieg (Munich, 1991), 53-63; Richard 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4 [1971]), 504-5.

104. Shirer, Berlin Diary, 189-90.

105. Jan-Pieter Barbian, Literatur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Institutionen, Kompetenzen, Betätigungsfelder (Munich, 1995 [1993]), 238-44, 344-5, 373; Joseph Wulf, Literatur und Dichtung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222-3; 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453-6.

106. Ralf Schnell, Literarische innere Emigration 1933-1945 (Stuttgart, 1976);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149-63.

107. Kundrus, ‘Totale Unterhaltung?’，114-19.

108. Shelley 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Consumerism and Mass Tourism in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2004), 199-230; Kristin Semmens, Seeing Hitler's Germany: Tourism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2005), 154-86.

109. Boberach ed., Meldungen, IX. 3,371（1942年2月26日）.

110. 1939年11月27日的电报，引自Friederike Euler, ‘Theater zwischen Anpassung und Widerstand: Die Münchner Kammerspiele im Dritten Reich’，收录于Broszat and et al., ed., Bayern, II. 91-173，在159.

111. 同上，160-72.

112. Kundrus, ‘Totale Unterhaltung?’，119-21. 另参见Boguslaw Drewniak, Das Theater im NS-Staat: Szenarium deutscher Zeitgeschichte 1933-1945 (Düsseldorf, 1983).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和电影新闻短片，参见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125-33.

113. Wolf Donner, Propaganda und Film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93); Boguslaw Drewniak, Der deutsche Film 1938-1945: Ein Gesamtüberblick (Düsseldorf, 1987); Hilmar Hoffmann, The Triumph of Propaganda: Fil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5 (Oxford, 1996 [1988]); Eric Rentschler, The Ministry of Illusion: Nazi Cinema and its Afterlife (Cambridge, Mass., 1996); Harro Segeberg ed., Mediale Mobilmachung, I: Das Dritte Reich und der Film (Munich, 2004); Gerhard Stahr, Volksgemeinschaft vor der Leinwand?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Film und sein Publikum (Berlin, 2001).

114. Kundrus, ‘Totale Unterhaltung?’，101; Welch, Propaganda and the German Cinema, 217-18.

115. Kundrus, ‘Totale Unterhaltung?’，105-7；然而，关于更乐观的报告，参见Gerd Albrecht ed., Film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Karlsruhe, 1979), 225-32.

116. Welch, Propaganda and the German Cinema, 249.

117. Kundrus, ‘Totale Unterhaltung?’，102-4; Welch, Propaganda and the German Cinema, 186-200; Kallis, Nazi Propaganda, 188-94.

118. Welch, Propaganda and the German Cinema, 238-80.

119. Boberach ed., Meldungen, VII. 2,293-5（1941年5月12日）.

120. Welch, Propaganda and the German Cinema, 284-92.

121. 同上，292-301;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19-24, 98-102，此二者都是很优秀的概况介绍性研究. 公众的反应被记录在Kulka and Jäckel ed., Die Juden, 434-40. 关于接受情况，参见David Culbert, ‘The Impact of AntiSemitic Film Propaganda on German Audiences: Jew Süß and The Wandering Jew (1940)’，收录于Richard A. Etlin ed., Art, Culture, and Media under the Third Reich (Chicago, Ill., 2002), 139-57，在139-47，以及Karl-Heinz Reuband, ‘“Jud Süß” und “Der ewige Jude” als Prototypen antisemitischer Filmpropaganda im Dritten Reich: Entstehungsbedingungen, Zuschauerstrukturen und Wirkungspotential'，收录于Michel Andel 等ed.，Propaganda, (Selbst-) Zensur, Sensation: Grenzen von Presse- und Wissenschaftsfreiheit in Deutschland und Tschechien seit 1871 (Essen, 2005), 89-148.

122. Shirer, Berlin Diary, 190. 他指的电影是1935年美国发行的China Seas, 正如外国电影都会被用德语配音一样，该电影也被用德语配音，并被换上了一个新名字.

123. Mary-Elizabeth O'Brien, ‘The Celluloid War: Packaging War for Sale in Nazi Home-Front Films’，收录于Etlin ed., Art, 158-80.

124. Gerd Albrech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Filmpolitik: 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Spielfilme des Dritten Reiches (Stuttgart, 1969), 110.

125. Kundrus, ‘Totale Unterhaltung?’，107；关于整体的情况，参见Kallis, Nazi Propaganda, 194-217.

126. Boberach ed., Meldungen, XIII. 4,892（1943年3月4日）；Welch, Propaganda and the German Cinema, 201-3, 222-4; Baird, The Mythical World, 217-27.

127. Welch, Propaganda and the German Cinema, 225-37; Kundrus, ‘Totale Unterhaltung?’，107-8；关于整体背景，参见Kallis, Nazi Propaganda, 153-84；关于Kolberg，同上，198-202；关于Goebbel的引言，参见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XV, 542（1945年3月9日）.

128.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无线电广播，参见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133-7.

129. Boberach ed., Meldungen, IX. 3,199（1942年1月22日）；Uta C. Schmidt, ‘Radioaneignung’，收录于Inge Marssolek and Adelheid von Saldern ed., Zuhören und Gehörtwerden (2vols, Tübingen, 1998), I: Radio im Nationalsozialismus: Zwischen Lenkung und Ablenkung, 243-360，在351-3; Michael Kater, Different Drummers: Jazz in the Culture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2), 111-25.

130. Wilhelm Schepping, ‘Zeitgeschichte im Spiegel eines Liedes’, in Günter Noll and Marianne Brücker ed., Musikalische Volkskunde aktuell (Bonn, 1984), 435-64; Maase, Grenzenloses Vergnügen, 218-21.

131. Wulf, Presse und Funk, 358-61.

132. Boberach ed., Meldungen, IX. 3,166（1942年1月15日）.

133. Johnson, Nazi Terror, 322-8.

134. Schmidt, ‘Radioaneignung’, 354 n. 435.

135. Evans, Rituals, 694-5.

136. Shirer, Berlin Diary, 206-7.

137. Horst J. P. Bergmeier and Rainer E. Lotz, Hitler's Airwaves: The Inside Story of Nazi Radio Broadcasting and Propaganda Swing (London, 1997)，尤其是 99-110, 136-77, 332-3.

138. Kater, Different Drummers, 102-10, 190-94；关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爵士乐和摇摆青年，参见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204-7.

139.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古典乐，参见同上，186-203.

140. Frederic Spotts, Hitler and the Power of Aesthetics (London, 2002), 232-3; Erik Levi,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4), 209-12.

141. Hitler, Hitler's Table Talk, 242（1942年1月24至25日，关于希特勒仍然喜爱瓦格纳的音乐并对此做出的评论，也参见该部分）.

142. Spotts, Hitler, 233-4, 259-63; L'har，生于1870年，于1936年与希特勒相遇；他后于1948年去世.

143. Levi,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195.

144. 同上，195-219.

145. Hitler, Hitler's Table Talk, 449（1942年4月30日）.

146. Fröhlich ed., Die Tagebcher, II/XI. 82（1944年1月13日）.

147. Richard J. Evans, Rereading German History: From Unification to Reunification 1800-1996 (London, 1997), 187-93; Sam H. Shirakawa, The Devil's Music Master: The Controversial Life and Career of Wilhelm Furtwängler (New York, 1992), 290-93. Shirakawa and Fred K. Prieberg, Trial of Strength: Wilhelm Furtwängler and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1 [1986])，他们试图将该指挥家刻画为一名抵制希特勒的英雄，但难以令人信服.

148. 引用自Walter Klingl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undfunkpolitik 1942-1945: Organisation, Programm und die Hörer (Mannheim, 1983), 137.

149. Boberach ed., Meldungen, XV. 5,808（1943年9月27日）.

150. 同上，5,807.

151. 同上.

152. 同上.

153. 同上，5,809.

154. Michael H. Kater, Composers of the Nazi Era: Eight Portraits (New York, 2000), 248-59.

155. 引用自Spotts, Hitler, 303. 另参见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187-90.

156. Fred K. Prieberg, Musik im NS-Staat (Frankfurt am Main, 1989 [1982]), 222-3.

157. Johann Peter Vogel, Hans Pfitzner: Leben, Werke, Dokumente (Berlin, 1999), 156-67, 182; Prieberg, Musik, 224-5.

158. 同上，318-24.

159. 同上，324-8.

160. 歌词来自给Anne Sofie von Otter等人的附册，Terezín/Theresienstadt (DGG, 2007). 我非常感谢Chris Clark的翻译.

161. 同上.

162.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视觉艺术，参见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164-80.

163. Peter Adam, The Art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2), 157.

164. 同上，158.

165. 同上，158-64; Gregory Maertz, The Invisible Museum: The Secret Postwar History of Nazi Art (New Haven, Conn., 2008).

166. Adam, The Arts of the Third Reich, 162, 169.

167. 同上.

168.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167-8.

169. Adam, The Arts of the Third Reich, 202.

170. 同上，201.

171. Jonathan Petropoulos, The Faustian Bargain: The Art World in Nazi Germany (London, 2000), 218-38.

172.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400-409.

173. Nicholas, The Rape of Europa, 35-7, 44.

174. 同上，41-4; Petropoulos, The Faustian Bargain, 63-110.

175. 参见上书，375-82.

176. Nicholas, The Rape of Europa, 57-80; Housden, Hans Frank, 81-2.

177. 同上，84-6.

178. Nicholas, The Rape of Europa, 185-201.

179. 同上，83-114.

180. 同上，115-33. 关于Karl Haberstock等主要艺术品交易商参与其中的情况，参见Petropoulos, The Faustian Bargain, 63-110.

181. Spotts, Hitler, 217-19.

182. 同上，219-20.

183. 引用自Michael Grüttner, Studenten im Dritten Reich (Paderborn, 1995), 370.

184. 同上，371-3.

185. 同上；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状况，参见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261-90.

186. Reiner Lehberger, Englischunterrich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Tübingen, 1986), 196-208.

187. Bettina Goldberg, Schulgeschichte als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Die höheren Schulen im Berliner Vorort Hermsdorf (1893-1945) (Berlin, 1994), 285-305; Willi Feit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Lehrerbund: Entwicklung und Organisation: Ein Beitrag zum Aufbau und zur Organisationsstruktur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s (Weinheim, 1981).

188. Hans-Dieter Arntz, Ordensburg Vogelsang 1934-1945: Erziehung zur politischen Führung im Dritten Reich (Eulskirchen, 1986), 193-228.

189. Harald Schäfer, Napola: Die letzten vier Jahre der Nationalpolitischen Erziehungsanstalt Oranienstein bei Dietz an der Lahn 1941-1945: Eine Erlebnisdokumentation (Frankfurt am Main, 1997), 94-5.

190. Grüttner, Studenten, 361-70, 487-8.

191. 同上，374-80.

192. Boberach ed., Meldungen, XI, 4,281（1942年10月5日）. 原著中就是斜体.

193. Grüttner, Studenten, 383-5.

194. 同上，287-331, 387-414.

195. 同上，415-22；在针对各个学校具体情况的许多研究中，绝大部分研究对学校战争年间的情形介绍得都比较少；其中一个例外是Mike Bruhn and Heike Büttner, Die Jenaer Studenten unt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Herrschaft 1933-1945 (Erfurt, 2001), 85-166.

196. Grüttner, Studenten, 422-6, 457-71.

197. Christoph Cornelissen, Gerhard Ritt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im 20. Jahrhundert (Düsseldorf, 2001), 292-369.

198. Michael Burleigh, Germany Turns Eastward: A Study of Ostforschung in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1988), 155-249; Götz Aly, Macht-Geist-Wahn: Kontinuitäten deutschen Denkens (Berlin, 1997); Ingo Haar, Historiker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und der ‘Volkstumskampf’ im Osten (Göttingen, 2002); Winfried Schulze and Otto Oexle ed., Deutsche Historiker 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99)；关于整体的情况,参见 Michael Fahlbusch, Wissenschaft im Dienst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Politik? Die ‘Volksdeutschen Forschungsgemeinschaften’ von 1931-1945 (Baden-Baden, 1999)；以及Aly and Heim, Architects.

199. 引用自Burleigh, Germany, 165.

200. Michael Grüttner, ‘Wissenschaftspolitik im Nationalsozialismus’，收录于Doris Kaufmann ed., Geschichte der 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estandsaufnahme und Perspektiven der Forschung (2vols, Göttingen, 2000), II. 557-85.

201. Susanne Heim ed., Autarkie und Ostexpansion: Pflanzenzucht und Agrarforsch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Göttingen, 2002).

202. Susanne Heim, Kalorien Kautschuk Karrieren: Pflanzenzüchtung und landwirtschaftliche Forschung in Kaiser-Wilhelm-Instituten 1933-1945 (Göttingen, 2003), 249; Grüttner, ‘Wissenschaftspolitik’, 583.

203. Geoffrey Cocks, Psychotherapy in the Third Reich: The Göring Institute (New Brunswick, N.J., 1997 [1985]), 251-350.

204. Hans-Walter Schmuhl ed., Rassenforschung an Kaiser-Wilhelm-Instituten vor und nach 1933 (Göttingen, 2003).

205. Heather Pringle, The Master Plan: Himmler's Scholar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2006); Michael H. Kater, Das Ahnenerbe der SS 1935-1945: Ein Beitrag zur Kultur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4th edn, Munich, 2006); Heinrich Harrer, Seven Years in Tibet (London, 1953). 该书后来被拍成了一部好莱坞电影，由布拉德·皮特主演. Harrer 最终于2006年去世.

206. Robert N. Proctor, Racial Hygiene: Medicine under the Nazis (Cambridge, Mass., 1988), 217-22;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444-6.

207. Zamecnik, Das war Dachau, 262-75; Karl Heinz Roth, ‘Tödliche Höhen: Die Unterdruckkammer-Experimente im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luftfahrtmedizinische Forschung des “Dritten Reichs”’，收录于Ebbinghaus and Dörner ed., Vernichten und Heilen, 110-51.

208. Karl Heinz Roth, ‘Strukturen, Paradigmen und Mentalitäten in der luftfahrtmedizinischen Forschung des “Dritten Reichs”: Der Weg ins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1999. Zeitschrift für Sozialgeschichte des 20. und 21. Jahrhunderts, 15 (2000), 49-77.

209. Zamecnik, Das war Dachau, 275-84.

210. 同上，292-5.

211. 同上，285-92;Angelika Ebbinghaus and Karl Heinz Roth, ‘Kriegswunden: Die kriegschirurgischen Experimente in den Konzentrationslagern und ihre Hintergründe’，收录于Ebbinghaus and Dörner ed., Vernichten und Heilen, 177-218; Angelika Ebbinghaus, ‘Zwei Welten: Die Opfer und die Täter der kriegschirurgischen Experimente’，收录于同书，219-40; Loretta Walz, ‘Gespräche mit Stanislawa Bafia, Władyslawa Marczewska und Maria Plater über die medizinischen Versuche in Ravensbrück’，收录于同书，241-72.

212. Schmidt, Karl Brandt, 263-4，也提供了有些许差异的数据.

213. Thomas Werther, ‘Menschenversuche in der Fleckfieberforschung’，收录于Ebbinghaus and Dörner ed., Vernichten und Heilen, 152-73.

214. Schmidt, Karl Brandt, 257-62.

215. 同上，265-76.

216. 同上，276-9.

217. 同上，284-96.

218. Ernst Klee, Auschwitz, die NS-Medizin und ihre Opfer (Frankfurt am Main, 1997), 456-66; Robert Jay Lifton, The Nazi Doctors: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 (London, 1986), 337-42.

219. Benoit Massin, ‘Mengele, die Zwillingsforschung und die “Auschwitz-Dahlem Connection”’，收录于Carola Sachse ed., Die Verbindung nach Auschwitz: Biowissenschaften und Menschenversuche an Kaiser-Wilhelm-Instituten: Dokumentation eines Symposiums (Göttingen, 2003), 201-54.

220. Lifton, The Nazi Doctors, 347-60; Paul J. Weindling, Health, Race and German Politics between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Nazism 1870-1945 (Cambridge, 1989), 55-63.

221. Lifton, The Nazi Doctors, 342-8.

222. 同上，360-83.

223. Klee, Auschwitz, 167-72, 436-45.

224. Jörgen Pfeiffer, ‘Neuropathologische Forschung an “Euthanasie”-Opfern in zwei Kaiser-Wilhelm-Instituten’，收录于Kaufmann ed., Geschichte der 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 I. 151-73.

225. 引用自Evans, Rituals, 714-15.

226. Proctor, Racial Hygiene, 219-22；另参见Rolf Winau, ‘Medizinische Experimente in den Konzentrationslagern’，收录于Benz and Distel ed., Der Ort des Terrors, I. 165-78.

227. 施佩尔公开场合一直否认他当时也在场，但1971年12月23日，在给Hélène Jeanty——比利时抵抗运动一名领导人的遗孀——的信中，他写道：“毋庸置疑，1943年10月6日，当希姆莱宣布所有犹太人将被杀死时，我也在场。”然而，甚至这一点也是谎言；希姆莱并未说犹太人将被杀死，而是说他们已经开始被处死，这一点施配尔非常清楚（Kate Connolly, ‘Letter proves Speer knew of Holocaust plan’, Guardian，2007年3月13日）.

228. 引用自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89.

229. Hans-Heinrich Wilhelm, ‘Hitlers Ansprache vor Generalen und Offizieren am 26. Mai 1944’,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20 (1976), 123-70（引言在第156页）.

230.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188-91.

231. 引用自Noakes and Pridham ed., Nazism, III. 617-18.

232. Randolph L. Braham, The Politics of Genocide: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2vols, New York, 1981), I. 391; Christian Gerlach and Götz Aly, Das letzte Kapitel: Realpolitik, Ideologie und der Mord an den ungarischen Juden 1941/1945 (Munich, 2002).

233. Randolph L. Braham, ‘The Role of the Jewish Council in Hungary: A Tentative Assessment’, Yad Vashem Studies, 10 (1974), 69-109; Robert Rozett, ‘Jewish and Hungarian Armed Resistance in Hungary’, Yad Vashem Studies, 19 (1988), 269-88; Rudolf Vrba, ‘Die missachtete Warnung: Betrachtungen über den Auschwitz-Bericht von 1944’, VfZ 44 (1996), 1-24；以及Yehuda Bauer, ‘Anmerkungen zum“Auschwitz-Bericht” von Rudolf Vrba’, VfZ 45 (1997), 297-307; Steur, Theodor Dannecker, 129-50.

234. Herf, The Jewish Enemy, 242.

235. Hillgruber ed., Staatsmänner und Diplomaten, II. 463-4.

236. 引用自Phayer, The Catholic Church, 106.

237. Braham, The Politics, II. 607, 664-84, 762-74.

238.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667-75; Frieser and Schönherr, ‘Der Rückschlag’, 447-50.

239.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703-6; Karl-Heinz Frieser and Klaus Schänherr, ‘Der Zusammenbruch im Osten: Die Rückzugskämpfe seit Sommer 1944’，收录于DRZW VIII. 493-960.

240. Merridale, Ivan's War, 96;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705-8.

241. 引用自Norman Davies, Rising '44: ‘The Battle for Warsaw’ (London, 2003), 299-300.

242. 引用自Kershaw, Hitler, II. 725.

243.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709-12.

244. Hosenfeld, ‘Ich versuche’, 824（给家人的信，1944年8月8日）.

245. 同上，856（给家人的信，1944年10月5日）.

246. 同上，100-101, 834（给家人的信，1944年8月23日）.

247.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676-93，而关于总体情况，参见Overy, Why the Allies Won, 134-79；详细的描述，参见Detlef Vogel, ‘German and Allied Conduct of the War in the West’，收录于GSWW VII. 459-702.

248. Kershaw, Hitler, II. 637-51.

249. 关于这方面的总结，参见Gerd R. Ueberschär, Für ein anderes Deutschland: Der deutsche Widerstand gegen den NS-Staat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2006), 78-90, 116.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可参见其中的Horst Duhnke, Die KPD von 1933-1945 (Cologne, 1972); Detlev Peukert, Die KPD im Widerstand: Verfolgung und Untergrundarbeit an Rhein und Ruhr 1933-1945 (Wuppertal, 1980)；以及同一作者，‘Der deutsche Arbeiterwiderstand 1933-1945’，收录于Klaus-Jürgen Müller ed., Der deutsche Widerstand 1933-1945 (Paderborn, 1986), 157-81.

250. Karin Hartewig, ‘Wolf unter Wölfen? Die prekäre Macht der kommunistischen Kapos im Konzentrationslager Buchenwald’，收录于Herbert and et al. e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I. 939-58; Niethammer ed., Der ‘gesäuberte’ Antifaschismus.

251. Ueberschär, Für ein anderes Deutschland, 133-40; Shareen Blair Brysac, Resisting Hitler: Mildred Harnack and the Red Orchestra: The Life and Death of an American Woman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2000); Almut Brunckhorst, Die Berliner Widerstandsorganisation um Arvid Harnack und Harro Schluze-Boysen （‘Rote Kapelle’）: Kundchafter im Auftrag Moskaus oder integraler Bestandteil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es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Ein Testfall für die deutsche Historiographie (Hamburg, 1998); Hans Coppi and et al. ed., Die Rote Kapelle im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Berlin, 1994); Stefan Roloff, ‘Die Entstehung der Roten Kapelle und die Verzerrung ihrer Geschichte im Kalten Krieg’，收录于Karl Heinz Roth and Angelika Ebbinghaus ed., Rote Kapellen-Kreisauer Kreise-Schwarze Kapellen: Neue Sichtweisen auf den Widerstand gegen die NS-Diktatur 1938-1945 (Hamburg, 2004), 186-205.

252. 该联盟的故事在Mark Roseman精彩而动人的书中有所记录，The Past in Hiding (London, 2000).

253. Ueberschär, Für ein anderes Deutschland, 126-32；这方面文献众多，尤其参见Karl Heinz Jahnke, Weisse Rose contra Hakenkreuz: Der Widerstand der Geschwister Scholl und ihrer Freunde (Frankfurt am Main, 1969)；同一作者，Weisse Rose contra Hakenkreuz: Studenten im Widerstand 1942/43: Einblicke in viereinhalb Jahrzehnte Forschung (Rostock, 2003)；翻译的文件，参见Noakes ed., Nazism, IV. 457-9.

254. Breloer ed., Geheime Welten, 103.

255. 同上，113-15（1944年8月24日和9月10日）.

256.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668-71.

257. Hassell, The von Hassell Diaries, 151-2.

258. Ueberschär, Für ein anderes Deutschland, 32-60, 66-77; Joachim C. Fest, Plotting Hitler's Death: The German Resistance to Hitler 1933-1945 (London, 1996)，对军事贵族的密谋过程进行了具有可读性的叙述. Peter Hoffmann,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Montreal, 1996 [1969])，是最彻底翔实的记录; Winfried Heinemann, ‘Der militärische Widerstand und der Krieg’，收录于DRZW IX/I. 743-892，是最新的研究.

259. 1943年8月9日宣言的摘录文本之英文版收录于Noakes ed., Nazism, IV. 614-16.

260. Hassell, The von Hassell Diaries, 283; Ueberschär, Für ein anderes Deutschland, 161-3.

261. Klemens von Klemperer, German Resistance against Hitler: The Search for Allies Abroad 1938-1945 (Oxford, 1992); Hoffmann, The History, 205-50.

262. 关于抵抗者的政治目标和计划，参见Hoffmann, The History, 175-202. 关于抵抗运动的文件资料，参见Hans-Adolf Jacobsen ed., ‘Spiegelbild einer Verschwörung’: Die Opposition gegen Hitler und der Staatsstreich vom 20. Juli 1940 in der SD-Berichterstattung: Geheime Dokumente aus dem ehemaligen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2vols, Stuttgart, 1984).

263. Hans Mommsen, ‘Social Views and Constitutional Plans of the Resistance’，收录于Hermann Graml等，The German Resistance to Hitler (London, 1970 [1966]), 55-147.

264. Beate Ruhm von Oppen ed., Helmuth James von Moltke: Letters to Freya, 1939-1945 (London, 1991)；关于抵抗者对东部战线战争行为的整体批评情况，参见Heinemann, ‘Der militärische Widerstand’, 777-89.

265. Hassel, The von Hassell Diaries, 218.

266. Wolfgang Gerlach, And the Witnesses Were Silent: The Confessing Church an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Lincoln, Nebr., 2000 [1987]), 210-14; Hans Mommsen, ‘Die Moralische Wiederherstellung der Nation: Der Widerstand gegen Hitler war von einer antisemitischen Grundhaltung getragen’, Süddeutsche Zeitung，1999年7月21日，15.

267. Ulrich Heinemann, ‘“Kein Platz für Polen und Juden”: Der Widerstandskämpfer Fritz-Dietlof Graf von der Schulenburg und die Politik der Verwaltung in Schlesien 1939/40’，收录于Klessmann ed., September 1939, 38-54; Heinemann, ‘Der militärische Widerstand’, 751-76.

268.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576-7.

269. 引用自Noakes ed., Nazism, IV. 633（关于Popitz和其他人的观点， 参见这部分）.

270. Ueberschär, Für ein anderes Deutschland, 165-71；关于此次及其他试图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之细节，参见Hoffmann, The History, 251-60.

271. Fest, Plotting Hitler's Death, 202-4, 212-15, 225-30.

272. 同上，202-26; Peter Hoffmann, 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 und seine Brüder (Stuttgart, 1992), 15-268.

273. 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 Revolt against Hitler: The Personal Account of 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 (London, 1948), 131.

274. Ueberschär, Für ein anderes Deutschland, 200-206; Fest, Plotting Hitler's Death, 237-60; Hoffmann, The History, 373-411; Heinemann, ‘Der militärische Widerstand’, 803-38.

275. Fest, Plotting Hitler's Death, 255-79; Hoffmann, Claus Schenk, 383-443.

276. Fest, Plotting Hitler's Death, 280-87; Kershaw对此也有非常精彩的叙述，参见Kershaw, Hitler, II. 655-84.

277. Heinemann, ‘Der militärische Widerstand’, 838-40; Hoffmann, The History, 412-506.

278. Fest, Plotting Hitler's Death, 292-309; Kershaw, Hitler, II. 688-90;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511-28.

279. 引用自Fest, Plotting Hitler's Death, 290.

280. Kershaw, Hitler, II. 691; Fest, Plotting Hitler's Death, 291-307.

281. 同上，297-317; Kershaw, Hitler, II. 692-3（以及1,006 n. 43，讨论了希特勒曾看过这部电影的正反两方证据）;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531.

282. Schlabrendorff, Revolt, 164.

283. Hürter ed., Ein deutscher General, 16, 48.

284. 关于密谋者对外联络的详细描述，参见Klemperer, German Resistance against Hitler.

285. Heinemann, ‘Der militärische Widerstand’, 840-43.

286. 引用自Noakes ed., Nazism, IV. 634.

第七章　倾覆

1. Breloer ed., Geheime Welten,76-8（1944年7月20至22日）.

2. 同上，80（1944年8月10日）.

3. 引用自Manoschek ed., ‘Es gibt nur eines’, 73 (Uffz.E，1944年8月7日）.

4. Wirrer ed., Ich glaube an den Führer, 235 (Alfred to Inge，1944年7月20日）.

5. 同上.

6. Pöppel, Heaven and Hell, 221, 237. 另参见Ian Kershaw 对各方反应的细致分析，The ‘Hitler Myth’: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89 [1987], 215-20.

7. Boberach ed., Meldungen, XVII. 6,684-6，以及6,700-701; Broszat等ed.，Bayern, I. 185-6 (Ebermannstadt，1944年7月25日和27日）.

8. Herber ed., Goebbels-Reden, II. 394.

9. Ueberschär, Für ein anderes Deutschland, 224-8.

10. Broszat等ed.，Bayern, I. 667.

11. 同上，664.

12. 同上，668.

13. Boberach ed., Meldungen, XVII. 6,651（1944年7月22日）.

14. 同上，XVII. 6,652.

15. 同上，XVII. 6,693（1944年8月7日）.

16. 同上，XVII. 6,653

17. 同上，XVII. 6,698.

18. 引用自Kershaw, The ‘Hitler Myth’, 220.

19. 引用自同上，1,008-9 n. 91.

20.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713-16; Kershaw, Hitler, II. 717-24.

21. Kershaw, Hitler, II. 734.

22. Tim Cole, Holocaust City: The Making of a Jewish Ghetto (London, 2003); Randolph L. Braham, Eichman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ungarian Jewry (New York, 1961); Kershaw, Hitler, II. 735-6; Longerich, Politik, 565-70.

23. 同上，563-4.

24. Hassell, The von Hassell Diaries, 351.

25.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532-4; Ralf Georg Reuth, Goebbels: Eine Biographie (Munich, 1995 [1990]), 561-6;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637-8.

26. Kershaw, Hitler, II. 712-13.

27. 同上，731-42.

28. 同上，747, 757;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757-71. 关于西部战线陆地战争的详情，参见John Zimmermann, ‘Die deutsche militärische Kriegsführung im Westen 1944/45’，收录于DRZW X/I, 277-489. 关于‘突出部之役’，参见Vogel, ‘German and Allied Conduct of the War in the West’, 863-97.

29. Kershaw, Hitler, II. 768-9.

30. Boog, ‘The Strategic Air War’, 369-73;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VIII. 527-9（1943年6月25日）.

31. Boog, ‘The Strategic Air War’, 375.

32.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VII. 578（1943年3月18日）.

33. Boog, ‘The Strategic Air War’, 381.

34. 同上，417.

35. 同上，406-20.

36.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481; Heinz Dieter Hölsken, Die V-Waffen Entstehung- Propaganda-Kriegseinsatz (Stuttgart, 1984),178-202;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561-2; Boog, ‘The Strategic Air War’, 413-15.

37. Michael J. Neufeld, The Rocket and the Reich: Peenemünde and the Coming of the Ballistic Missile Era (New York, 1995), 13, 22-3, 108-37；另参见Rainer Eisfeld, Mondsüchtig: Wernher von Braun und die Geburt der Raumfahrt aus dem Geist der Barbarei (Hamburg, 2000).

38.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494.

39. 同上，495.

40. 同上，497.

41.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503-5; Neufeld, The Rocket and the Reich, 197-201.

42. Neufeld, The Rocket and the Reich, 197-238; Florian Freund, ‘Die Entscheidung zum Einsatz von KZ-Häftlingen in der Raketenrüstung’，收录于Kaienburg ed., Konzentrationslager, 61-74.

43. 引用自Neufeld, The Rocket and the Reich, 209-10.

44. 同上，197-209; Sereny, Albert Speer, 402-5.

45. Neufeld, The Rocket and the Reich, 210.

46. 同上.

47. Sereny, Albert Speer, 403. Sereny并未提及给卡米勒的信.

48.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500-501.

49. 引用自Neufeld, The Rocket and the Reich, 211-12.

50. 同上，210-12.

51. 同上，264, 405；另参见Jens Christian Wagner, ‘Noch einmal: Arbeit und Vernichtung: Häftlingseinsatz im KL Mittelbau-Dora 1943-1945’，收录于Frei等ed.，Ausbeutung, 11-42.

52. Neufeld, The Rocket and the Reich, 226-30.

53. 同上，238-64（引言在第264页）.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562-3，给出的死亡人数为15,000人；另参见Allen, The Business of Genocide, 208-32.

54.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306-9; Alan D. Beyerchen, Scientists under Hitler: Politics and the Physics Community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7), 168-98; Klaus Hentschel ed., Physic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An Anthology of Primary Sources (Basel, 1996), 281-4, 290-92.

55. Beyerchen, Scientists, 168-98.

56. Hentschel ed., Physics, lxvii.

57. Mark Walker, German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Quest for Nuclear Power 1939-1949 (Cambridge, 1989);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315-17;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568-71. 海森堡后来声称，为了确保希特勒在战争结束前无法获得原子弹，他故意放慢了研究进度，但他的这一说法缺乏可信度；因为即便全力以赴，他能及时研发出有效原子弹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这方面的文献非常丰富，可参见Thomas Powers, Heisenberg's War: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German Bomb (Boston, 1993); Jeremy Bernstein ed., Hitler's Uranium Club: The Secret Recordings at Farm Hall (New York, 2001), xxiv-xxv, xxvii-xxviii.

58.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317-18.

59. Rainer Karlsch, Hitlers Bombe: Die geheim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ernwaffenversuche (Stuttgart, 2005), 171-81, 215-19.

60.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316-20；关于Lenard，参见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306-9.

61.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553-4.

62. Schmidt, Karl Brandt, 284-96；另参见Florian Schmaltz, Kampfstoff-Forsch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Zur Kooperation von Kaiser-Wilhelm-Instituten, Militär und Industrie (Göttingen, 2005), 143-77, 608-10；以及同一作者，‘Neurosciences and Research on Chemical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 Nazi German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urosciences, 15 (2006), 186-209;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558-9.

63.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491.

64. Neufeld, The Rocket and the Reich, 233-8.

65. Ludwig, Technik, 451-63; Hentschel ed., Physics, 303, 327.

66.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488-91;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620-21.

67.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771-3.

68. 同上，537-8（第563页上有一个不同版本的描述，而且更精确）. 另参见Fritz Hahn, Waffen und Geheimwaffen des deutschen Heeres, 1933-1945 (2vols, Koblenz, 1986-7), I. 191-4.

69.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563-4.

70.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620.

71. 同上.

72. 引用自Boog, ‘The Strategic Air War’, 413, 423，数据在第453-4页.

73. Boberach ed., Meldungen, XV. 6,187（1943年12月27日）.

74. Wirrer ed., Ich glaube an den Führer, 256 (Inge to Alfred，1944年9月3日）.

75. 引用自Wulf, Presse und Funk, 360.

76. Walb, Ich, die Alte, 301（1945年3月4日）.

77. Boberach ed., Meldungen, XVII. 6,736 (28 March 1945年3月28日）. 印刷本里这句话是 ‘einen ganz gewöhnlichen Umstand’，即“一个极其平常的情形”，但只有将其解释为‘einen ganz ungewöhnlichen Umstand’——“一个极其不平常的情形”——视之为打字或印刷错误，它才解释得通.

78. Boberach ed., Meldungen, XV. 6,187（1943年12月27日）.

79. Breloer ed., Geheime Welten, 87-8（1945年4月18日）.

80. Hans-Jochen Gamm, Der Flüsterwitz im Dritten Reich: Mündliche Dokumente zur Lage der Deutschen während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Munich, 1990 [1963]), 180. 这个笑话的关键点在于一个无法被翻译的双关语——ausheben在德语中有两个意思，即“挖出”和“征召入伍”，具体意思取决于语境.

81. Klaus Mammach, Der Volkssturm: Bestandteil des totalen Kriegseinsatzes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1944/45 (Berlin, 1981), 150; Franz Seidler, ‘Deutscher Volkssturm’: Der letzte Aufgebot 1944/45 (Munich, 1989), 374.

82. Roland Müller, Stuttgart zu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Stuttgart, 1988), 519.

83. Alphons Kappeler, Ein Fall von ‘Pseudologia phantastica’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Fritz Reck-Malleczewen: Mit Totalbibliographie (Göppingen, 1975), 7-11.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是被盖世太保枪杀的，但这个故事无事实依据；关于他早期的生平，无论是真实的还是人们想象的，参见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154-5, 251, 414-17, 419, 499, 587.

84. Boberach ed., Meldungen, XVII. 6,721（1944年10月28日）.

85. Schäfer, Napola, 95-6.

86. Breloer ed., Geheime Welten, 226-7（1945年2月22日）.

87. 同上，229.

88. 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176.

89. Breloer ed., Geheime Welten, 154（1945年1月27日）.

90. 关于这部戏剧，参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417-18.

91. Wirrer ed., Ich glaube an den Führer, 293 (Albert to Inge，1945年1月30日）.

92. 同上，295-6（Inge to Alfred，1945年2月3至4日）.

93. 同上，313（Alfred to Inge，1945年3月9日）.

94. 同上，321（Inge to Alfred，1945年4月10日）.

95. 同上，317.

96. Nicolaus von Below, Als Hitlers Adjutant 1937-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80), 398.

97. 引用自Herf, The Jewish Enemy, 255-6.

98.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798-802.

99. Jörg Echternkamp ed., Kriegsschauplatz Deutschland 1945: Leben in Angst-Hoffnung auf Frieden: Feldpost aus der Heimat und von der Front (Paderborn, 2006), 20-21.

100. Overmans, 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238-9.

101. 关于具体的描述，参见Holst Boog, ‘Die strategische Bomberoffensive der Alliierten gegen Deutschland und die Reichluftverteidigung in der Schlussphase des Krieges’，收录于DRZW X/I. 771-884.

102. Andreas Kunz, Wehrmacht und Niederlage: Die bewaffnete Macht in der Endphas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1944 bis 1945 (Munich, 2005); 207-15；同一作者，‘Die Wehrmacht 1944/45: Eine Armee im Untergang’，收录于DRZW X/II. 3-54.

103. Kershaw, Hitler, II. 781.

104. 引用自Patrick Wright, Iron Curtain: From Stage to Cold War (London, 2007), 352. 此后不久，丘吉尔首次使用改词.

105. Hubatsch ed., Hitlers Weisungen, 310-11.

106. Baird, The Mythical World, 246-55.

107. Noakes ed., Nazism, IV. 652.

108. 同上，653.

109. 同上，651.

110. Walb, Ich, die Alte, 316（1945年3月26日）.

111. Noakes ed., Nazism, IV. 654.

112. 同上，655-6.

113. 同上，658.

114. Hubatsch ed., Hitlers Weisungen, 311.

115. Gerhard Paul, ‘“Diese Erschiessungen haben mich innerlich gar nicht mehr berührt”: Die Kriegsendphasenverbrechen der Gestapo 1944/45’，收录于同一作者和Klaus-Michael Mallmann ed., Die Gestapo im Zweiten Weltkrieg: ‘Heimatfront’ und besetztes Europa (Darmstadt, 2000), 543-68.

116.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327.

117. 同上.

118. 同上，334-7.

119. Hitler, Hitler's Table Talk, 29.

120. 关于Natzweiler，参见Wolfgang Kirstin,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als Institution totalen Terrors: Das Beispiel des KL Natzweiler (Pfaffenweiler, 1992), 13-16.

121. 引用自Fest, Plotting Hitler's Death, 312.

122. Moorhouse, Killing Hitler, 58; Hoffmann, The History, 258.

123. Ueberschär, Für ein anderes Deutschland, 238-9.

124. Hannes Heer, Ernst Thälmann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 1975), 127-30.

125. Fest, Plotting Hitler's Death, 304; Ueberschr, Für ein anderes Deutschland, 238; Willi Dressen, ‘Konzentrationslager als Tötungs-und Hinrichtungsstätten für Oppositionelle, Behinderte, Kriegsgefangene’，收录于Benz and Distel ed., Der Ort des Terrors, I. 230-41.

126. Echternkamp ed., Kriegsschauplatz, 34-5.

127. Hö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190-92.

128. Steinbacher, Auschwitz, 123-8.

129. Ernst Kaiser and Michael Knorn, ‘Wir lebten und schliefen zwischen den Toten’: Rüstungsproduktion, Zwangsarbeit und Vernichtung in den Frankfurter Adlerwerken (Frankfurt am Main, 1994), 214-27.

130. Daniel Blatman, ‘The Death Marches, January-May 1945: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What?’, Yad Vashem Studies, 28 (2000), 155-201.

131. Goldhagen,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327-71，该书对当时的场景进行了详细生动的描述，但其中反德意志的言辞以及只有犹太囚犯被迫长途跋涉的假设使这部作品大打折扣.

132. Wilhelm Lange, Cap Arcona: Dokumentation (Eutin, 1992); Detlef Garbe, ‘Institutionen des Terrors und der Widerstand der Wenigen’，收录于Forschungsstelle für Zeitgeschichte in Hamburg ed., Hamburg, 519-72，在549-55; David Stafford, Endgame 1945: Victory, Retribution, Liberation (London, 2007), 291-306.

133. Neuman, The Rocket and the Reich, 264.

134. Daniel Blatman, ‘Rückzug, Evakuierung und Todesmärsche 1944-1945’，收录于Benz and Distel ed., Der Ort des Terrors, I. 296-312, at 306-8；关于1945年被盖世太保囚禁于奥尔登堡的俄罗斯工人的死亡行军，参见Hoffmann, Zwangsarbeit, 288-92.

135. Harry Stein, ‘Funktionswandel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 Buchenwald im Spiegel der Lagerstatistiken’，收录于Herbert and et al. ed., Die Nationsozialistische Konzentrationslager, I. 167-92; Michael Fabréguet, ‘Entwicklung und Veränderung der Funktionen des Konzentrationslager Mauthausen 1938-1945’，收录于同书，193-214；另参见Blatman, Rückzug；以及Robert H. Abzug, Inside the Vicious Heart: Americans and the Liberation of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New York, 1985), 21-30. 136.

136. Eberhard Kolb, Bergen-Belsen 1943-1945: Vom ‘Aufenthaltslager’ zum Konzentrationslager 1943-1945 (Göttingen, 2001), 21-4, 38-41.

137. 同上，另参见Joanne Reilly, Belsen: The Liberation of a Concentration Camp (London, 1998)，和Ben Shephard, After Daybreak: The Liberation of Belsen, 1945 (London, 2005).

138. Daniel Blatman, ‘Die Todesmärsche-Entscheidungsträger, Mörder und Opfer’，收录于Herbert等ed.，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I. 1,063-92.

139. Blank, ‘Kriegsalltag’, 451-7；关于完整的细节，参见Boog, ‘Die Strategische Bomberoffensive’.

140. 引用自Blank, ‘Kriegsalltag’, 455.

141. Evans, Telling Lies, 193-231；关于一些可信的的描述，参见Rudolf Fröster, ‘Dresden’，收录于Marlene P. Hiller等ed.，Städte im 2. Weltkrieg: Ein internationaler Vergleich (Essen, 1991), 299-315; Götz Bergander, Dresden im Luftkrieg: Vorgeschichte, Zerstörung, Folgen (Würzburg, 1998)；以及Frederick Taylor, Dresden: Tuesday 13 February 1945 (London, 2004).

142. Klemperer, To the Bitter End, 387-9（1945年2月13日）.

143. 同上，389-92（1945年2月22至24日）.

144. 同上，393（1945年2月22至24日）.

145. 同上，396-405（1945年2月15日至27日）.

146. Solmitz, Tagebuch, 998（1945年3月7日）.

147. Noakes ed., Nazism, IV. 515.

148. Solmitz, Tagebuch, 983（1945年2月2日），995（1945年2月27日），1,010（1945年4月9日）.

149. Solmitz, Tagebuch, 765（1942年9月8日）.

150. 同上，888（1944年1月8日），928（1944年6月10日），943（1944年8月8日）.

151. 同上，944（1944年9月3日），958（1944年10月27日）.

152. 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359-64.

153. 同上，329（引言） 以及326-45.

154. 同上，326-8.

155. 同上，366-9; Fritz Theilen, Edelweisspiraten (Frankfurt am Main, 1984); Bernd-A. Rusinek, Gesellschaft in der Katastrophe: Terror, Illegalität, Widerstand-Köln 1944/45 (Essen, 1989).

156. 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369-71.

157. Frieser, ‘Die Schlacht’, 200-208.

158. 引用自Merridale, Ivan's War, 260.

159. 同上，261.

160. 同上，261-2.

161. Nicholas, The Rape of Europa, 361-7.

162. Merridale, Ivan's War, 277-82.

163. 同上，267-9.

164. Atina Grossmann, ‘A Question of Silence: The Rape of German Women by Occupation Soldiers’, October, 72 (1995), 43-63，在51.

165. Merridale, Ivan's War, 270.

166. 同上，267-8.

167.（匿名），A Woman in Berlin: Diary 20 April 1945 to 22 June 1945 (Oxford, 2006 [1955]), 173. 作者是一名记者，名为Masta Hillers (Grossmann, ‘A Question of Silence’, 54）.

168. 同上.

169. 引用自Antony Beevor, Berlin: The Downfall 1945 (London, 2002), 52.

170. 同上，46-55, 88; Heinrich Schwendemann, ‘“Deutsche Menschen vor der Vernichtung durch den Bolschewismus zu retten”: Das Programm der Regierung Dönitz und der Beginn einer Legendenbildung’，收录于Bernd-A. Rusinek ed., Kriegsende 1945: Verbrechen, Katastrophen, Befreiungen in nationaler und internationaler Perspektive (Göttingen, 2004), 9-33.

171. Walb, Ich, die Alte, 313（1945年3月26日）.

172.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200-225.

173. Boberach ed., Meldungen, XVII. 6,732-3.

174. 同上，XVII. 6,733-4.

175. Klemperer, To the Bitter End, 443（1945年4月22日）.

176. 同上，444（1945年4月22日）.

177. 同上，453（1945年5月4日）.

178. 同上，453（1945年5月5日）.

179. 同上，419-27（1945年3月26日至4月15日），引言在第419页.

180. Walb, Ich, die Alte, 333（1945年4月23日）.

181.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575-7.

182. 引用自Noakes ed., Nazism, IV. 659-60;另参见Kershaw, Hitler, II. 784-6.

183.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541-601; Kershaw, Hitler, II. 784.

184.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604.

185. 同上，610-18; Noakes ed., Nazism, IV. 659-61. 关于对Speer在第三帝国最后阶段所采取行动的评判性论述，参见Rolf-Dieter Müller, ‘Der Zusammenbruch des Wirtschaftslebens und die Anfänge des Wideraufbaus’，收录于DRZW X/II, 55-378，在74-106.

186. Kershaw, Hitler, II. 768-75, 782.

187. Redlich, Hitler, 207-9, 223-54.

188.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629.

189. 同上.

190. 同上，631; Redlich, Hitler, 227.

191. 关于对希特勒日常工作的精彩描述，参见Kershaw, Hitler II. 775-7.

192. 同上，780-81.

193. 同上，785-91.

194. 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146.

195. 同上，157.

196. 同上，163.

197. 同上，149.

198.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619.

199. Noakes ed., Nazism, IV. 666.

200. 同上.

201. Kershaw, Hitler, II. 803-5.

202. Sereny, Albert Speer, 530-33;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635-47.

203. Duggan, The Force of Destiny, 529-32.

204. Kershaw, Hitler, II. 807-19.

205. Hürter ed., Ein deutscher General, 16.

206. Kershaw, Hitler, II. 802-19.

207. 同上，820-31，以及1,037-8 n. 156. 另参见Hugh R. Trevor-Roper的经典作品，The Last Days of Hitler (London, 1962 [1947])，此书仍然很值得一读；关于详细的证据审查，参见Anton Joachimsthaler, Hitlers End: Legenden und Dokumente (Augsburg, 1999 [1994]).

208. Domarus ed., Hitler, IV. 2,236; Werner Maser ed., Hitlers Briefe und Notizen: Sein Weltbild in handschriftlichen Dokumenten (Düsseldorf, 1973), 326-66.

309. Kershaw, Hitler, 824.

210. 引用自Christian Goeschel, ‘Suicide at the End of the Third Rei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1 (2006), 153-73，在167.

211. Reuth, Goebbels, 613-14; Trevor-Roper, The Last Days, 241-7.

212. Kershaw, Hitler, II. 831-3, 1,039 n. 15. 此二人的骨骼都是在1972年建筑施工期间发现的，其身份通过牙齿记录得以确认.

213. Richard Overy, Interrogations: The Nazi Elite in Allied Hands, 1945 (London, 2001), 145-6, 205.

214. 同上，165-8.

215. Höhne, 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534-6.

216. Neufeld, The Rocket and the Reich, 265.

217. Steur, Theodor Dannecker, 156-60，指出如果她丈夫没有自裁的话，她几乎不可能这样做. 因此，关于他幸存下来的谣传没有事实依据.

218. Burleigh, Death, 273, 351-84.

219. Goeschel, ‘Suicide’；另参见同一作者，‘Suicide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196-200; Richard Bessel, Nazism and War (London, 2004), 154.

220. Hö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193-4.

221. 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163.

222. 同上，164.

223. Sereny, Albert Speer, 543-4.

224. Boberach ed., Meldungen, XVII. 6,737.

225. Goeschel, ‘Suicide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209-13.

226. 引用自Bessel, Nazism and War, 155.

227. Damian van Melis, Entnazifizierung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Herrschaft und Verwaltung 1945-1948 (Munich, 1999), 23-4; Bessel, Nazism and War, 155; Naimark, Fires of Hatred, 117.

228. Breloer ed., Geheime Welten, 235.

229. Wirrer ed., Ich glaube an den Führer, 324 (Inge to Alfred，1945年8月4日）. Breloer ed., Geheime Welten, 238（1945年4月22日）和240（1945年6月3日）.

230. Breloer ed., Geheime Welten, 44（1945年5月5日）.

231. Kershaw, Hitler, II. 831-3.

232. Breloer ed., Geheime Welten, 123-4（1945年5月1日）.

233. Walb, Ich, die Alte, 338, 344-5（1945年5月2日和8日）.

234. Breloer ed., Geheime Welten, 141.

235. 同上，163-5（1945年4月29日）.

236. Solmitz, Tagebuch, 1,022（1945年4月30日），1,031（1945年5月5日），1,037（1945年5月8日）.

237. Kershaw, Hitler, II. 822-3, 835-6；关于欧洲各个地区德军投降的详细描述，参见Klaus-Jürgen Müller and Gerd Ueberschär, Kriegsende 1945: Die Zerstör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Frankfurt am Main, 1994)；另参见Jörg Hillmann and John Zimmermann, Kriegsende 1945 in Deutschland (Munich, 2002) 以及Marlis Steinert, Capitulation: A Story of the Dönitz Regime (London, 1969).

238. Perry Biddiscombe, Werwolf!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Guerilla Movement 1944-1946 (Cardiff, 1996), 38-9.

239. Klaus Tenfelde, ‘Proletarische Provinz: Radikalisierung und Widerstand in Penzberg/ Oberbayern 1900 bis 1945’，收录于Broszat等ed.，Bayern, IV. 1-382.

240. Robert G. Moeller,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a Usable Pa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Berkeley, Calif., 2001), 3, 6, 24, 43; Norbert Frei, Adenauer's Germany and the Nazi Past: The Politics of Amnesty and Integration (New York, 2002 [1997]), 303-12.

241. 参见Telford Taylor, The 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 (London, 1993) 以及Overy, Interrogations.

242. Sereny, Albert Speer, 702-21; Matthias Schmidt, Albert Speer: Das Ende eines Mythos: Speers wahre Rolle im Dritten Reich (Bern, 1982)；另参见Albert Speer, Spandau: The Secret Diaries (London, 1976 [1975]).

243. Hö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195-201.

244. Steinbacher, Auschwitz, 137-9.

245. 同上，139-45.

246. Höhne, 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535-6.

247. Klee等ed.，‘Those Were the Days’, 297-9.

248. Burleigh, Death, 269-80; Schmidt, Karl Brandt, 351-84.

249. Kater, Doctors under Hitler, 2-3; Steven P. Remy, The Heidelberg Myth: The Nazific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of a German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2002), 198-203.

250. Horace W. Stunkard, ‘Erich Martini (1880-1960)’, Journal of Parasitology, 47 (1961), 909-10.

251. Lifton, The Nazi Doctors, 380-83.

252. Klee, Auschwitz, 488-91.

253. Sereny, Into that Darkness, 13, 16, 261-77, 301-7, 321-2, 339-66.

254. Cesarani, Eichmann, 200-323.

255. Steinbacher, Auschwitz, 145-52.

256. Konrad H. Jarausch, After Hitler: Recivilizing Germans, 1945-1995 (New York, 2006), 54. 此处 “受牵连者”的数据不包括英国占领区的受牵连者. 另参见Clemens Vollnhals, Entnazifizierung: Politische Säuberung und Rehabilitierung in den vier Besatzungszonen 1945-1949 (Munich, 1991); Lutz Niethammer, Die Mitläuferfabrik: Die Entnazifizierung am Beispiel Bayerns (Berlin, 1992).

257. Jarausch, After Hitler, 271-81. 关于Best，参见Herbert, Best, 403-76，而关于更整体的情况，参见Norbert Frei ed., Karrieren im Zwielicht: Hitlers Eliten nach 1945 (Frankfurt am Main, 2001). 关于战后立即出现的社会调整问题，参见Jörg Echternkamp, ‘Im Schlagschatten des Krieges: Von den Folgen militärischer Herrschaft in der frühen Nachkriegszeit’，收录于DRZW X/II. 657-97.

258. Hürter ed., Ein deutscher General, 16.

259. Bock, Zwischen Pflicht und Verweigerung, 11-25.

260. Hosenfeld, ‘Ich versuche’, 111-46.

261. Breloer ed., Geheime Welten, 44.

262. 同上，45.

263. 同上，273.

264. 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168-223（引言在第190页）.

265. Steven Bach, Leni-The Life and Work of Leni Riefenstahl (New York, 2007), 252-92; Welch, Propaganda and the German Cinema, 125-34, 263, 307; Emil Jannings, Theater, Film-Das Leben und Ich (Munich, 1989 [1951]).

266. Kater, Composers, 3-30, 211-63.

267. Shirakawa, The Devil's Music Master, 364.

268. 同上. 关于更整体的情况，参见Toby Thacker, Music after Hitler, 1945-1955 (London, 2007), 39-74.

269. Petropoulos, The Faustian Bargain, 239-53.

270. Neufeld, The Rocket and the Reich, 267-75.

271. Remy, The Heidelberg Myth, 54, 204-5.

272. Klukowski, Diary, x-xi, xv-xx.

273. Martin Chalmers, ‘Introduction’，收录于Victor Klemperer, The Lesser Evil: The Diaries of Victor Klemperer 1945-59 (London, 2003 [1999]), vii-xvii.

274. Klemperer, The Lesser Evil, 359（1951年7月8日）.

275. 同上，621-4.

276. 转引自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12-13；信息源自于Staatsarchiv der Freien-und Hansestadt Hamburg.

277. Eric A. Johnson and Karl-Heinz Reuband, What We Knew: Terror, Mass Murder, and Everyday Life in Nazi Germany: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 2005), 337-44.

278. Bill Niven, Facing the Nazi Past: United Germany and the Legacy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2002), 233-41; Peter Reichel, Politik mit der Erinnerung: Gedächtnisorte im Streit um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ergangenheit (Frankfurt am Main, 1999 [1995]).

279. Bullock, Hitler,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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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译丛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著

003　断臂上的花朵：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 著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著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0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2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卡蒂·马顿 著

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7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英］劳伦斯·里斯 著

018　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

［日］小熊英二 著

019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20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

［英］尤金·罗根 著

021　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22　战争、枪炮与选票

［英］保罗·科利尔 著

023　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美］弗里茨·斯特恩 著

024　创造日本：1853—1964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25　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26　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27　教宗与墨索里尼：庇护十一世与法西斯崛起秘史

［美］大卫·I. 科泽 著

028　明治天皇：1852—1912

［美］唐纳德·基恩 著

029　八月炮火

［美］巴巴拉·W. 塔奇曼 著

030　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

［英］拉纳·达斯古普塔 著

031　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

［美］伊娃·霍夫曼 著

032　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33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著

034　不敢懈怠：曼德拉的总统岁月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曼迪拉·兰加 著

035　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

［美］巴巴拉·W. 塔奇曼 著

036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

［日］鹤见俊辅 著

037　印尼Etc.：众神遗落的珍珠

［美］伊丽莎白·皮萨尼 著

038　第三帝国的到来

［英］理查德·J. 埃文斯 著

039　当权的第三帝国

［英］理查德·J. 埃文斯 著

040　战时的第三帝国

［英］理查德·J. 埃文斯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