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州河，黎明来敲门：1843年以来的上海叙事／王唯铭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3139-2

Ⅰ．①苏…　Ⅱ．①王…　Ⅲ．①上海市—地方史—近现代　Ⅳ．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2346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薛　羽

图片摄影　王唯铭

封面装帧　胡　斌　刘健敏

苏州河，黎明来敲门

——1843年以来的上海叙事

王唯铭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22.5　插页4　字数339,000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3139-2/K·2396

定价58.00元

目录

Contents

序一　钟情的守望　毛时安

序二　所谓“海派”，并非虚构　李天纲

题记

楔子

第一章

第一节　苏州河，少女张秀兰与少男陆杰瑞

第二节　那是黑哥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候

第三节　曾经，李亚力有过冷漠，徐锦泉渴望离去

第四节　原住民阿青的一次漫长出行

第五节　我出生在河边的绞圈房子里

第二章

第一节　最初，苏州河边热闹的还是西方人

第二节　西方人一边，华人开始登场

第三节　昌化湾边，有个家族她姓荣

第四节　在苏州河边他们试图拯救祖国

第三章

第一节　梵王渡口边，施约瑟撒下文明之火

第二节　紧随而来，是林乐知的中西书院

第三节　更多精英也在苏州河不远处努力着

第四节　卜舫济不费劲地培养出林语堂

第四章

第一节　韦尔斯没有梦见外白渡桥和桥堍两边

第二节　外白渡桥桥堍下：百老汇大厦与英帝国领事总馆

第三节　四川路桥，桥两边都有上海故事

第四节　老闸桥边上看得到会审公廨的屋顶

第五节　西藏路桥边，谢中校猛烈阻击日寇

第六节　那些渡口，那些将生活紧拥怀里的所在

第五章

第一节　河滨公寓住进了数以百计的犹太难民

第二节　在上海，犹太人早就有自己的地盘

第三节　昙花一现的舟山路“小维也纳”

第四节　脆弱的生命比想象的更坚强

尾声

苏州河，我穿越在一万年之间

致谢

序一　钟情的守望

毛时安

《建筑评论》资深编辑凯瑟琳·斯莱塞指出，“在这个文化与社会不断趋向同化的年代里，地域主义的议题一直具有与日俱增的时代意义。20世纪的历史一直被贪婪的全球化过程以及商品化逻辑所主导，在系统化的操作方式下吞没了差异性和多元化。当物质发达和社会自由化浮现的同时，这些全球化的力量往往瓦解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并漠视了过去的一切。”（见《地域风格建筑》）我个人不至于这样明确断然地否决全球化，事实上，上海这座城市是全球化视阈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景观。从东海边的芦苇摇曳鸥帆交织的一片滩涂，到新苏州再到“东方巴黎”，谁也不能否认，19世纪初期的全球化和当下的全球化，给这座城市带来勃勃生机和巨大活力。不仅如此，正是抓住了全球化制造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中国有了今天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地位。但我不是个极端主义者，相反我是一个折中主义者、调和主义者、多元主义者。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了我们不得不吞咽的苦果，譬如环境污染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文化的困境，就是凯瑟琳担忧的“瓦解”和“漠视”。倘如说，三十年前我们为城市一成不变的“旧”而垂头丧气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不仅为城市的日新月异吃惊，甚至忧心忡忡了。我们找不到了我们和这座城市的来路了，人们开始了呼号。我们想到许多年前流行的一本小说《根》，以及歌手童安格唱过的那首歌《把根留住》。是的，我们寻根，要把根留住，我们不能使自己成为无根漂泊的蓬蒿。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王唯铭这样的上海城市的书写者。

每当这座流光溢彩的东方不夜城夜幕四合，进入梦乡的时分，唯铭就独自一人在阑珊的灯火下，书写他白天作为记者风风火火目睹采访搜集来的鲜活和老旧的素材。键盘的敲击声音轻灵而深沉，上海，一页一页在他的屏幕上翻过，成为书籍，进入读者的视野和心里。

这次王唯铭热切关注的目光聚焦在蜿蜒绵长流过上海腹地的苏州河。

很多人把黄浦江称为上海的母亲河。但我不太认同。黄浦江浩浩荡荡，江面宽阔，汽笛长鸣，万吨巨轮威武地往来江上。两岸，散发着古典气息的巍峨大楼和高耸的现代化摩天楼群像交响的复调，隔江对话。它是外向的，代表这座城市向着世界交流。给人一种庄严、崇高的印象。我觉得，它更像一个父亲，只是在偶尔的瞬间，会露出一丝父亲独有的慈祥。比如，很多年前，淡淡月光下一对对情人呢喃依偎的江堤情人墙。和黄浦江相比，苏州河更像我们的母亲。像一对夫妻，它紧挨着黄浦江。但苏州河日常、平凡，怀着一份朴素的可亲近的爱。它不那么宽阔的水道里，小火轮像密集的鲫鱼，“突突突”地冒着白烟，从上游的江南水乡不辞辛劳地运来她的儿女们必需的所有日常生活用品，柴米油盐，瓜果蔬菜，水泥石子……然后又不嫌脏和臭，把城市排泄的垃圾、粪便运出城市，运到农村。北边的岸边用木板水泥搭着简易的码头。像母亲一样关怀着我们生活的时时刻刻，点点滴滴。简直是事无巨细。不像黄浦江贴着市区的边缘，苏州河平静而不动声色地穿越整个市区，尽管南边富些，北边穷些，但它一视同仁。它有一种人间情怀。两岸没有高大上的魁伟建筑，大都是供我们生活起居的建筑群，既有富人住的大楼，更有大片穷人集居生息的棚户区、滚地笼。童年时，我住在这座城市的北边，曾经一次次地穿过横架在苏州河上的四川路桥、乍浦路桥和外白渡桥。夏天，时常可以看见一船船绿得让人嘴馋的圆滚滚的西瓜搬上岸来。船工们老老小小一家子在船上生火，炒菜，吃饭。热气和油烟弥漫在苏州河的水面上。花花绿绿的衣服像彩旗挂在船上。那时，苏州河水还有点清。有赤裸着上身的孩子们，屏着气，像串条鱼似的从高高的桥墩往下跳。背后是陶立克式的灯柱。随后，溅起一片水花和小伙伴、路人的喝彩。

我有一个堂兄，比我大一岁。住在离苏州河不远的虹口。在共和国最困难的年代，他十三四岁就在苏州河上“推桥头”。苏州河上的桥大都很陡。三轮的黄鱼车、二轮的橡皮塌车，都是靠着人力蹬和推着过桥。有时货物太重，有时蹬车推车的人力气小，满头大汗青筋爆出，也过不了桥。尚未发育成熟的堂兄就用自己羸弱的身子，冲上去帮人把车推上桥。推一次有几分钱的收入。就是这些钱帮着他父母、家庭度过了50年代末共和国的一段艰难时世。苏州河用她不那么饱满的胸脯，有点浑浊的乳汁，哺育着这座城市和她的孩子。

从我的广义上的同龄人、苏州河边河滨大楼的少女张秀兰和不远处的少男陆杰瑞，60年代略带灰暗的童年故事进入，王唯铭怀着儿子对母亲的热烈情怀和一颗赤子之心，虔诚地开始了他对苏州河漫长而伤感的缅怀。我去过那栋大楼。它如此的宽阔，对于每个第一次踏进它显得威严的大门的人来说，它森严、神秘而深邃。无数厚重的大门一直排到长长甬道的尽头。注定是一部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式充满悲欢离合故事的巨型长篇小说。时光像满天的云烟在字里行间翻腾，生活像一团融化的岩浆在他心里奔突蒸腾。尽管他想客观而理性地叙述这条可歌可泣的河，但他没法让自己像局外人那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静。

唯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有思想的作家。

他的苏州河叙事有对宏观的历史穿透。苏州河被隐埋在历史河床下的许多曾经隐秘的往事被他打捞上来。时间在他的苏州河叙事里自由地跳跃、奔跑。在作为叙事序幕的一个个当代青年跃入我们的眼帘后，他们在目睹1966年从河滨大楼跃下的一对黑色身影后，一路奔跑着从少年、青年、中年到今天……他们的岁月和苏州河的河水一起泛着粼粼波光，流淌着。唯铭的这些叙事文字中有一份极为难得的温情和沉重的伤感。

苏州河从来就不仅是一条自然空间的河，更是时间意义上历史和文化的河。唯铭笔下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卷和苏州河一样徐徐展开的历史长卷。他试图构建一个文字造就的关于苏州河的3D版全息影像。苏州河为何不同于其他的河？为什么它如此深刻地影响着这座东方的大都会？王唯铭的苏州河要揭示它的基因密码。在作家的视野里，上海近代文明的源和流都在于苏州河。于是我们不期而遇了先于苏州河从18、19世纪传统农耕社会走向20世纪的黎明之前到来的那些传教士郭士立、麦都思、裨治文、文惠廉……在他们身后一个个后来成为上海建筑文化一部分的耸立着插云尖顶的大小哥特式教堂。作为一个作家，唯铭有一份史学家的睿智。他能始终让他们黑色的长袍在一个非常宏阔的近代中国史和世界史的风景里飘拂。案而不断，屈辱与文明，奇异地交织在苏州河的两岸。苏州河是中国民族工业、民族资产阶级的摇篮。昌化湾起步的中国民族工业先驱，孙家、荣家、方家、吴家，苏州河河湾的那些至今保存完好的面粉厂、纺织厂、化工厂的老厂房里埋藏着他们曾经惨烈的奋击，惊险的传奇故事，实业救国的理想、辛酸。苏州河又是上海近代文化的绵绵文脉。以五十三年生命相伴圣约翰大学的卜舫济，以及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的各路精英，见证了苏州河的文化伟业。那些被多少人踩踏过的钢铁的、水泥的，形状各异的桥梁，不仅像项链一样风情万种装点在苏州河上，而且它的第七座桥边装点着焦黑弹洞的四行仓库老墙，作为一座纪念碑，写着谢晋元和上海儿女抗击日寇的英勇和壮烈。与此同时，和苏州河前世今生相关的弄堂、道路、渡口，还有匍匐在金黄色油菜花丛里的碉堡，在他的笔下一一复活。几乎一百多年来苏州河身边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就像自己手掌上的纹路铺开在我们的眼前。

王唯铭的苏州河叙事有一种不同于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的特别魅力，尽管在他的叙事里不乏这三种要素。但他以文学家的身份统摄了另外的三个身份。特别是他对近代苏州河历史史料的收集整合，对它们如家谱的津津乐道，其间的繁复，肯定是一般文学家很不容易企及的。同时，他对苏州河一路行来的历史沧桑的文学柔化的叙述，也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力所不逮的。他使我们自以为熟悉的苏州河焕发出了许多令人好奇的陌生化效果：原来苏州河有着如此丰富而错杂的内涵，就像它河道一样的蜿蜒曲折。但我总直觉地感到，唯铭写苏州河时的雄心太过于壮阔，让苏州河携带了太多的支流。有些地方叙事显得稍过衍生和庞大。过多不舍割爱的苦心收集的素材，拦住了作家自由的舞步。当然，因为没有人为苏州河做过如此精心的3D肖像，作家心情的急切也是可以理会的。王唯铭的苏州河叙事，丰富了我们对母亲操劳的理解，加固了上海人的文化记忆，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

在这代作家中王唯铭是最早有着自觉文化意识，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自己作为文化记忆书写者神圣使命的作家。我和唯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认识。我保留了一张当年在上海作家协会小楼前的合影。合影集中了当时风云初度的青年作家。前排端坐着钟望阳、吴强等一批德高望重老作家。年轻的唯铭矜持而若有所思的排在后面。1986年，中国当代文学最风起云涌的时候，作为当时的优秀青年作家，他是上海作家协会举办的“青创会”的第一期学员。那个班涌现了殷慧芬、金宇澄、孙甘露、阮海彪、程晓莹等一大批日后在中国文坛叱咤风云如日中天的人物。王唯铭也是其中的佼佼者。我曾应邀去那个班上做过讲座。次年，他们在《红岩》杂志集体亮相，发表了四个小说。我为他们撰写了题为《城市·文学·人》的评论。唯铭和同学合作的小说《夏日最后的骚动》塑造了一组散发着廉价烟味的上海的男子汉群像。他们试图用迪斯科的节奏冲击人们的灵魂。他们代表一座城市在骚动。几乎从一开始，王唯铭就有了他非常清醒的创作意识，很快就确立了他的文字写作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内在联系。《欲望的城市》、《妖媚的城市》、《叫喊的城市》、《斑驳的城市》、《女人的城市》、《游戏的城市》、《少数人的上海》、《与邬达克同时代》……他被人们称为城市的狩猎者。确实，三十年来，他始终像一个伏在草丛中的彪悍猎人，守候在城市的夜色中，以极其敏捷锐利的目光观察、捕捉着这座城市最新变化的每一丝风吹草动。同时，又用类似外科医生手术刀般的精准，深入到新的社会现象的肌理深处，做出了出色而富于青春激情的文学表述。

三十年，始终不渝的钟情守望，王唯铭以十几部非虚构写作的作品，构成了近三十年上海生命的一部连续而鲜活的变迁史、生长史。这个时代这座城市需要唯铭这样钟情的忠贞不渝的守望者、记录者。城市的发展像疾驰的高铁，每一片崭新的风景都没有片刻的逗留，从我们眼前一晃而过。如果我们不去抓住，真的是电石火光，稍纵即逝。仅就住房而言，二十年前高贵无比的虹桥地区侨汇房，其建筑风格、所用材质二十年后已经落伍得令人很难想象当年开盘时的盛况。曾经普遍的全家老小六七口人蜗居在十来平方米斗室的窘况，如今基本已经成为过去。而曾经千篇一律的收入如今拉开到很大差距。整个城市物质和生活水平的抬升，就像黄浦江和苏州河的堤岸。一厘米一厘米，抬升了十几米。王唯铭忠实地记录了这个时代这座城市的巨变，特别是巨变中的“人”，人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文化娱乐和物质消费。伟大的恩格斯在论述巴尔扎克时说：“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见《致玛·哈克奈斯》）虽然，王唯铭不是巴尔扎克，没有巴尔扎克的那份伟大。但他的文学叙事切切实实地为将来留存了一份最为感性最为鲜活的社会切片。将来的读者和学者，将会像他叙事尾声里一百岁的陈老太面对午后苏州河平静的流水心潮起伏那样，读着王唯铭的苏州河叙事。再说一遍，苏州河，我来了。

苏州河，上海不朽的母亲河……

2015年7月14日

序二　所谓“海派”，并非虚构

李天纲

唯铭兄掷下一本新作《苏州河，黎明来敲门》，带着那商标式的祝福语：“生命快乐！”命我为序。书与人，都很中意，于是欣然遣笔，贺之庆之。数十年来，目睹王唯铭大笔如椽，坚持不懈地写上海，都是对自己城市的真实记录和无情剖析，很是感佩。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唯铭的都市生活纪实文学独树一帜，我们一群学者也在用“海派文化”的话题来谈上海。因此缘由，和一批作家朋友结识在《上海文学》、《青年报》、《生活周刊》、《作家与企业家》和《上海文化》的作者圈子里，议论上海。当时和王唯铭的交往不多，只见他介入复苏了的时尚生活，调查记录，埋头写作。到了90年代初期，唯铭兄《欲望的城市》等作品热销书市，还有了一个酷酷的“城市狩猎者”称号。

上海作家喜欢非虚构文学的写作，形成群体，具有特色，我以为是一个突出现象。几十年来，陈丹燕是公认的非虚构文体写上海的代表，文字着意于“风花雪月”时期的“金枝玉叶”们，细节中传递出上海“黄金时代”的神韵。窃以为，王唯铭也是上海文学界纪实体作家的代表。他是男性视角，以猎鹰的姿态鸟瞰上海，看准目标，点掠而去。多年前有一次在张献、唐颖家聚会，他说要写小说了，文学界的主流毕竟是“虚构”。果然，随后在书市、书讯中看到了他小说出版的报道。但是，两年前唯铭兄又回到了“非虚构”发表，出版了一本《与邬达克同时代》，用旅沪侨民匈牙利籍设计师邬达克留给我们城市的建筑遗产，描述了上海文化的曲折命运。这一次归来，王唯铭笔下的时间和空间扩展了，他深入历史，探究过去，我们之间的话题更加接近。

上海作家热衷于自己城市的非虚构文学创作，在中国大陆最突出。当然，贾平凹的西安、苏童的苏州、余华的湖州、方方的汉口、王朔的北京，还有莫言的“高粱地”，都有地域特点。但是，很少见到他们用非虚构体裁来叙述、解说和反省自己的城市。上海作家群不同，批评家说“上海作家喜欢怀旧！”大约是说这个现象。“怀旧”，用英文Nostalgia来翻译，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词汇。Nostalgia从希腊语Nostos（回家）的意思上加载而来，有人翻译为“乡愁”，还是美化了，其实就是“Homesickness”的意思，是一种病态。然而，我却一直以为上海人的“怀旧”是有积极意义的。英语文学中的“非虚构”（nonfiction）体裁，包括了游记、传记、日记、报道、散文、随笔、评论等等，而上海作家的非虚构，独独喜欢的是历史——“开埠”以后一百多年里的“中西文化交流历史”。这说明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确实有一层取之不绝的文化底蕴，可以慰藉，可以疗伤，可以借鉴，把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照个清楚。

文学表现的是特性，本质上需要“地方性”，而不是“整体性”。地域文化，包括具有特点的城市文化，无疑具有文学上的正当性，作家们当然不应该放弃。还有，“乡愁”并非就是病态的呻吟，它同时也是一种反省之后的批判性治疗，“怀旧”也是正当的。我曾想，这一代中国人如此地缺乏“乡愁”，不懂“怀旧”，是不是和近三十年大规模人群迁徙运动有关呢？是不是和急于城市化、现代化，需要借着国族化来掩饰自己，隐去真实身份的微妙心态有关呢？然而，看到春节、清明节期间从大城市涌出的返乡潮，那种可歌可泣的动人样子，可以断定当代的迁徙者的心中依然有着浓重的乡恋和乡愁，于是赶紧否定这个疑心。再往下想，我想问题可能不是出在“个体乡愁”（personal nostalgia），而是在“集体乡愁”（collective nostalgia）。这一代中国人作为个人，都还知道认祖归宗，知道慎终追远；但是作为一个城市人，当历史被圈成一块块的“塔布”，他就无法面对“从哪里来”的质疑，不能触动灵魂深处那一段段含着隐痛，又藏着快乐的经历，也就不能回答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当代城市人，缺乏一个共同体意识，面向未来的茫然，其实就是调过头来朝着历史的迷失。

上海的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批评家不同，他（她）们天然地附着于自己的城市文化，逃不脱的有着探求欲和使命感。上海的作家们，结为群体，在“海派文化”中探究根源，寻找认同。王唯铭、陈丹燕的“非虚构”文学之外，还有张献、吴亮、陈村、小宝、程德培等人用各种文体对自己城市的生活和历史作出的反省，都是独到犀利的纪实和批判性文字。即便是虚构题材，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唐颖的《留守女士》等小说也是恍若真实，既击中人性，也针砭历史。还有，近年来交口赞誉的金宇澄小说《繁花》，几乎就是关于这个城市在某一个衰落阶段的纪实作品，是那个时代的“痛史”。90年代以来，上海作家的非虚构文学持续发展，作者正是我们这一年龄段的50年代生人。这个群体的作家和作品，既有清晰的城市认同，也有独到的价值取向，更是自觉发掘城市文化底蕴，反省我们这一代上海人、中国人的命运。如果把这些上海题材的“海派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整体现象来看待，那是非常突出的！绝不亚于中国大陆上的任何文学现象，也不输给津津乐道的“纽约客”（New Yorker）、“巴黎人”（Parisian）和“老伦敦”（Old London）。

上海曾经是远东最重要国际大城市，一马当先地引领过亚洲的“早期现代化”、“第一次工业化”，这是确凿无疑的，并不是浮夸。所谓“海派”，并非虚构，只要这个历史事实仍然被漠视和曲解，我们就可以一说再说，不惮重复。如今北、深、广的大都市，人口、市政、产业和GDP规模也已经和上海相当，上海必须面对当下的平凡。值此之际，人们经常在问：上海还有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独特性？思忖再三，答曰：还有……在哪里呢？我认为：上海的“地方性”，不仅仅在于“都市性”，还在于“多样性”。上海文化偶尔还能标新立异，别出一格，用自己的腔调。但多样性作为一种曾经遗世独立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仍然孤傲的文化价值，这个城市一贯声张的“多样性”还漂浮在城市上空，残留人心，不坠于地。

文化“多样性”，养成了上海文化传统既承认他者，又不失自我的雍容大度。一般以为“海纳百川”是大家都应该采取的人生态度，作为一种训导原则，固然不错。但是“有容乃大”并不是某种先导，实在是各种力量角逐，各方人士博弈的自然结果。“海派文化”，就是允许大家一起呈现各自的地方性，这是上海文化的民间性，也是本性。比如说，在曾经“多元文化”并存的大上海，同一个名物常常会有二三个不同的称呼。就一个“大”字，在“大世界”（游乐场）里称“DA”；到“大马路”（南京路）上就读为“DU”。马路的“马”字读若“MO”，马拉松的“马”，就会读作“MA”。同一个字，有文读、白读，华文读、西文读，官话读，方言读，除非十分不方便，一般并不需要统一为一个腔调。

再往下说，就可以说到王唯铭描写的那条“苏州河”了，同一条河流，我们一面叫它“吴淞江”，一面又称为“苏州河”，都是官方用名，同时标在地图。一水二名，按“书同文”的传统观念来看，那是僭越、违制和混乱，上海人却安之若素，交替使用，这不正是一种文化包容吗？“吴淞江”，是苏（吴）、松（淞）二府文人士大夫起的自家名字；“苏州河”，却是从英、美侨民的“Soochow Greek”翻译而来。回译的时候，洋场通事不加核查地定为“苏州河”，这两个名词至今并行不悖。语言上的驳杂，表现的是个性，反映出我们这个城市在百多年间生产出来的文化多样性。吴语、粤语、北方话、英语、法语、俄语都曾经是这座城市通行的大类语言，算上乡音、方言，更是不计其数。“华洋杂居”、“五方杂处”的情势之下，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强权来干预。各种力量激烈竞争之后形成了均势，上海就成了全世界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城市。

王唯铭以“城市狩猎者”般的敏锐目光，捕猎到“吴淞江/苏州河”这个绝佳题材，用来记述上海文化的近代变迁。描写苏州河，勾勒一幅“吴淞江长卷”，作为“清明上河图”、“扬州画舫记”、“西湖繁盛录”的现代版，正可以表现近代上海人艰苦卓绝，强劲奋起的劲头。近年来，苏州河开发，两岸在一百年多来累积起来的无数胜迹，已经被推土机碾压殆尽。面对苏州河发出的“乡愁”，已经有故事片《苏州河》，有流行歌曲《苏州河》。王唯铭的新作——《苏州河，黎明来敲门》，则是一部饱蘸激情来诠释历史的非虚构性文学作品。王唯铭在“题记”中说：“多少年前，当新黎明曙光开始投射在河面上时，这条河流便拥有了两个称呼，但叙事者认为，无论它被叫做吴淞江或叫做苏州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界域上这条河流已经发生的那些事实，以及这些事实所派生的指向过去、指向未来的种种喻意。”看到了唯铭兄的这段诠释，我明白了他的喻意。他是把从“吴淞江”到“苏州河”的变迁，看做是上海的一次新生。

《苏州河，黎明来敲门》请了上海本地人张秀兰、陆杰瑞作引导，牵出了一位位华人实业家荣氏、郭氏、方液仙、吴蕴初，还有著名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如马礼逊、郭士立、裨治文、文惠廉、施约瑟、林乐知、卜舫济，更有许多作为难民进入上海的俄罗斯人、犹太人。王唯铭显然是用他们来象征上海文化的“本土”（吴淞江）和“西方”（苏州河）的之间的共存与繁荣。唯铭兄的笔触完全合理，在我看来，上海的“本土”和“西方”，既是各自标榜的我和你，又是互相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种复合的身份意识。这么大的时空跨度，出现了如此积极的双重、多重的文化认同，在19、20世纪的“国际大都市”中都是非常特别的。差异巨大的宗教、信仰、文化、种族、民族的人群，如此密集地混居在一起，并没有闹出多大的冲突。20世纪20年代前后，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西方思想家访问上海时大为诧异：上海做到了，西方文化做不到！

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变成了一个浑一的社会，“地方性”（Locality）被“整体性”（Totality）吞并，近代上海的文化传统自然也被削弱了。然而，今天的中国与世界，都在重现纷繁的“多样性”，在复杂的跨民族、跨宗教和跨地域背景下，我们目睹21世纪国际社会重新泛起的“文明冲突”，眼看华人社会内部时时滋生各种摩擦和纠纷，上海版本的“文化多元主义”就可以对缓和族群矛盾有所助益。“文化多元主义”在很多族群冲突的地区，如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加泰罗尼亚、北爱尔兰、魁北克、苏格兰，都是弥合社会分裂的良药。屡试不爽的普适良药，用在本地也不会例外，因为我们是同样的人类，“圆颅方趾”，心理相通。没有一个完整的“地方性”，任何形式的“整体性”都不可能存在。文学是描写“地方性”的，好的文学还能够发现“地方性”，解释“地方性”，丰富“地方性”。上海作家群体的“非虚构文学”就有这样的意图，文学精神庶几如此！

1843年上海开埠的时候，海内外舆论都以为江南文化本性温和，相比排外的广府，上海人易于相处。这条评价，居然很快实现。上海在“五口”中间最成功，1853年的外贸总额就超过了广州，后来一路发展为亚洲的全球城市。确实，上海原本的城市文化底蕴里面，是厌恶暴力，鄙视械斗的，甚至连争论都不喜欢。上海文化在历史上积累起来的“文化多元主义”，正是可以提供出来，供当今的人们来借鉴。然而，20世纪以来的巨变，不同的阅历和经验，令上海文化的性格也发生很大改变，它的底蕴里面肯定已经渗入了一些异质因素，有些并不健康。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化，如何才能守住这座城市文化的底蕴？经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怎样才能保存自己原有的自信和自尊？这是所有上海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更是上海作家逃无可逃的宿命和处境。王唯铭的《苏州河，黎明来敲门》，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非虚构”的画卷，带我们走过了那一段传奇般的历史，还附带着他那标志性的问候语：“生命快乐！”这就是——“海派”！

题记

谨将此书献给我生活的上海，献给上海的一条河流，献给在这条河流两岸生活的男女们。

多少年前，当“新黎明曙光”开始投射在河面上时，这条河流便拥有了两个称呼，但我认为，无论它被叫做吴淞江或叫做苏州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界域上在这条河流两岸已经发生的那些事实，以及这些事实所派生的指向过去、指向未来的种种喻意。

我还认为，是自然而不是其他决定着一切——从皇朝的更迭到观念形态的分崩离析——唯有自然是最高存在，而且是本质的存在。

楔子

在一切发生之后，谁能够预料这些发生将会带来新的怎样的发生？这就如同当一切还没有发生，谁又能够对后来的发生作出预言和判断？

是的，叙事者说的是在一条河流两岸的那些发生。

这条河，最初是个怎样的模样、怎样的状态，相信这个世上没有一人能够知晓，即使那些令人尊敬的考古学家，那些凭借着上海前震旦纪以来地层不同沉积带而可以给出不同文明说法的考古学家，恐怕也无法清晰地说出一个所以然来。

是的，在时光如同宇宙般永恒的移动中，这一条河先被叫做松江，或松陵江、笠泽江；随后，或许因为地处吴越文化的发祥之地，又被称为吴淞江；又随后，当中国这部雄奇兼杂诡秘的大历史推进到对大清国十分致命的1843年后，这一条河的其中一部分，被叫做苏州河。

苏州河。

是的，正是苏州河，这本书即将要在它的两岸展开种种上海往事，只是，在叙事者将要作出充分的叙事之前，想要提醒读者的是，远在这条河被叫做苏州河、吴淞江或松江之前，它就被包容在一个更深广的文化中，也可以说被包容在一个更混沌的时空中。也因此，读者可以逻辑性地提问：这条河究竟孕育在何时？它最终成形并流淌的又是在怎样一个时空中？

现在，叙事者与读者一起来作一个并非虚幻的穿越，让我们先抵达这样一个历史之境：

那时，山顶洞人已经从北方阴暗、潮湿的半地下洞穴中纷纷走出，我们不知他们是否因了留恋埋葬着自己的亲人以及洞熊、鸵鸟、斑鬣狗等动物的个个洞穴而曾经依依不舍地徘徊不去，但我们知道，他们中的后代，是其中的一部分，将在北方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中出现；那时，在南方，无论是跨湖桥文化还是马家浜文化，无论是崧泽文化还是良渚文化，都还没有出现，整个南方还如宇宙初创般的混沌不清，尽管如此，人类将要迎来他的史前文明，将要脱离人吃人的野蛮状态。

是的，那个时候在地质学家与考古学家的专业术语中，是被叫做第四纪，更精确点说是第四纪中一个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更新世末期与全新世开始。必须说明一下，即使在叙事者正修改这部书稿的此刻——2014年11月27日傍晚时分——叙事者与读者一起生活的这颗星球还存在于全新世的演化中，理解这点非常重要。

全新世开始之时的一万年前，我们这颗星球正面临最后一次冰期盛行，气候寒冷、干燥，海平面的位置很低、很低，中国东海的海岸线退至大陆架边缘的负150米处，早先被海水覆盖的地表充分暴露，被叫做硬质粘土层的地表是地质学家们对全新世来临后的一个描述，一件大事便在那时那刻产生了：在寒冷至极的长江中下游区域，经来自宇宙的某次恐怖、神秘的陨石撞击，湖荡区蓦然形成，而成形的湖荡区其中一部分便是后来我们熟知的太湖。是的，叙事者必须强调这一点，正是在那时那刻，更新世末期与全新世的交接之时，因了宇宙最不可思议的力量作用，在长江中下游区域产生了湖荡区，继而有了太湖，继而这条河开始受孕，时间是在遥远的一万年前，扑朔迷离的史前文明正徐徐展开，受孕之地叫做瓜泾，当然，这是后来历史给予的称呼。

随后，我们一同穿越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读者与叙事者必须一同牢记，其时，没有上海地域这个地理概念，更不要说上海文化这个抽象概念了；其时，在后来地理学家命名的“岗身”地带，在它以西的广大地域，未来的上海原住民已经脱离了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而一头扎进了崧泽文化，他们聚拢在母系社会末期建造的干栏式建筑中，有人借着熹微的晨光如痴如醉地欣赏着不久前刚刚制作而成的黑衣陶器上的刻画纹，也有人对比着陶壶、陶鼎、陶豆这三者之间的种种差别，而听觉特别灵敏的，或许已听到干栏式房舍之外传来的这条河的声响，是河水拍击河岸的声响，只是，他们中又有谁能够知道河流来自太湖，而河流的源头叫做瓜泾？

那应该是在公元后的第四个世纪（终于到了我们的文明能够确认的时期），尽管今日大半个上海其时还浸泡在大海之中（海水应呈蔚蓝色而不是今天般的浑黄吧），无论华亭县或松江府或上海县都还远远没有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但在先由太仓、外冈、方泰，中经马桥、邬桥，最后抵达胡桥、漕泾的这个“岗身”地带，这条河开始了它欢畅的流淌，当它迤逦而过上海最重要文化象征之一的福泉山不远的田野时，有多少知名与不知名的鸟儿在公元4世纪的河面上低低地飞掠哦！

岁月悄然移除，四季花开花落，依着自然的内在逻辑，依着这颗星球人类远远还没有认识清楚的那种力量，这条河发育、壮大最终基本定形，倘若河水有灵，那么，在公元8世纪至11世纪这400多年间，理应目睹到在这块地域里中国历史一部分的潮涨潮落：

公元751年，唐天宝十载，吴郡太守上奏唐王朝宫廷，后经朝廷批准，这片区域有了华亭县，宽泛一点说，可以把它看做上海历史的微弱开始；1277年，华亭县升府，次年改称松江府，松江这个地域即使不借助广富林文化，在上海史中也当仁不让；而至元二十九年，也即1292年，上海县正式成立，尽管九华里长的城墙还要等到1553年倭寇血洗上海后才得以建造，但受松江府节制和管辖的上海县，我们可以将其看做是上海史明确的书写。

春去秋来，星移斗转，在杰出的地理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双重判断中：除今日川沙与南汇的一部分还时不时地被浩瀚的海水有节奏地淹没，在旧瀚海塘与下砂捍海塘间，这片广大地域，上海县县衙的位置已然确定，这条河最早的入海口一边的那个老吴淞所也赫然在目。地理意义上，这条河的长度应为125公里；发源地，明确是在太湖瓜泾口（今日苏州市吴江市松陵镇中山北路附近）；至于称呼，其时已由松江改作吴淞江，改名原因不为别的，只因华亭府叫做松江府，它便从松江改作吴淞江了，那是因为要避一个嫌吗？也许是。

吴淞江，是的，这称呼从12世纪起就一直这样地叫了下来，即使到了1644年，大清铁骑在吴三桂冲天愤怒的配合下，马蹄肆意地蹂躏了整个汉民族统治的大地，当大清国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中有了分巡苏松太兵备道这一设置，那道台大人想来也是这样地称呼着它。

沧海桑田，花开花谢，在人们浑然不觉的时候，这条河日益地具备了它的独特气象，作为古太湖地区的三江之一，它随着太湖地区的缓慢成陆而不断地向东绵延：东晋时期，吴淞江的入海口还位于今日上海青浦区白鹤镇西北的沪渎村；到了唐代中期，也就数百年间，吴淞江的入海口却已然转移到了今日上海虹口区最北端的江湾镇以东；北宋时期，吴淞江的入海口又很突兀地转移至今日浦东高桥镇附近的南跄浦口，又过去了多少个春秋之后，吴淞江最终由大跄浦口，也即今日吴淞口而奔向更为浩浩荡荡的长江。

如此的情景谁能想象：早期吴淞江的江面宽阔居然可以达到20里！20里，不是2里，更不是200米。经由太湖瓜泾口一路而来的这条125公里长的河流，当它在长江三角洲广阔的田野上欢快地流淌时，倾听着宇宙中的几多奥秘，见证着王朝中的屡次更迭，目睹着从儒释道到西方文明这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激烈冲撞乃至分崩离析，它似乎不为所动，似乎拥有着永恒的生命。只是，它万万没有想到，更没有意识到，自然中的又一种力量，倘若没有将它消灭，至少也让它退而居其次了，而它的支流，那叫做上海浦的，却一跃而为这片土地上的一大主角。

那自然中的力量便是浩茫江河带来的巨量泥沙。逐年淤塞使得吴淞江逐渐地狭窄了起来，经过多少年的反复折磨，这条河的最宽处仅600米至700米左右，这与它曾经浩渺阔大的20里江面相去是何其的远啊！

淤塞让河流的主配角互换了位置。明代前，吴淞江是太湖最重要的出海通道，上海浦只是其中的一条支流。到了明代，鉴于吴淞江的淤浅日益严重，导致黄浦口也淤塞不通，户部尚书夏原吉为此下了大力气疏浚吴淞江的南北两岸支流，使其从上海浦变身为黄浦江，由今日复兴岛向西北流至吴淞口而入注广阔的长江，这样一来，吴淞口成了黄浦口，在“黄浦夺淞”这一自然界发生的伟大悲剧中，吴淞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沦落为黄浦江的配角。

但不成主角又有什么关系？在18或19世纪的那些春华秋实的日子里，吴淞江怡然自得地流淌在苏州府、上海县的土地上，尽管河道狭窄了许多，但河水依然清澈见底，它的两岸，更是可见错落有致散布着的农田、湿地和沟汊，高高的芦苇随风摇曳，那沮洳之地中的一派野气深重的田园风光，让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文人骚客好不陶醉。

这条河的两岸景象更是相当丰繁了起来。

上海务先是早早地在上海浦一边驻扎，上海务的任务是为充满了艺术气息的赵家王朝在吴淞江与黄浦江的交界处征收税赋，上交赋税的不外乎是茶商、盐商、酒商以及其他什么商人。

有一条街道便在以后应运而生，它就是老闸镇。

先说老闸历史。

这历史可以追溯到明王朝隆庆三年，也就是1569年，其时，为了对付倭寇，上海县已高筑它的城墙，名重一时的海瑞，便在这时治理起了吴淞江，他在此处开建起一条阻挡大潮的堤坝。到了大清王朝的康熙十一年，也就是1672年，在这条坝上又建成一道石闸，功能依然是阻挡大潮，“老闸”便由此而来。

而所谓的老闸镇，就在其时酝酿。它的具体方位是落定在了今日南沿吴淞江、北至天潼路、东依山西北路、西迄甘肃路这个大区域，500米长度的老闸街（今日福建路一带）沿逐渐铺展开去，稍后，这条老闸街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老闸镇。

必须说明，清朝，这里叫做老闸市，老闸镇的叫法要轮到民国时期。闸北一说也出于此，凡此闸、此街、此镇以北的地域，通称为闸北，1864年在福建路这一端造起的那一座桥，因此唤作了“老闸桥”。

距老闸镇三里之外，在雍正末年与乾隆初年，一座新闸也兴致勃勃地建造而成，新闸一边，大清国的地方官吏还架设起一座浮桥。多少个伤春悲秋的日子之后，新闸的周边也逐渐成市，当人烟稠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理所当然地被叫做新闸镇。自此以后，新闸镇与老闸镇有了一个遥相呼应、彼此勾连的态势，某种意义上，两个镇的繁荣全仗了这条河，正是在它繁忙至极的水运催生下，老闸镇与新闸镇成了19世纪上半叶上海的真实缩影。

倘若不是西方人的到来，如此景象大概还将继续一世纪或更多时光，这个谁又知道？

只是历史没有假如，该来的终究还是到来了。

先是1840年的中英之战，随后是1842年，英军最高统领璞鼎查带着后来成为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的巴富尔上尉来到上海仔细地打量着地形，又随后，便是1843年11月17日的上海开埠，从那个日子起，叫做吴淞江的这条河流便随同整个上海一起进入了不列颠人的视野。

那么，不列颠人看到了什么？

他们一定看到了吴淞江边上的老闸镇与新闸镇。

他们也一定看到了在19世纪40年代阳光照射下闪烁着万道金光的吴淞江的河面。

他们更是看到了这条河上的许多浮桥和渡口，这里自然少不了头摆渡、二摆渡与三摆渡，也少不了老闸镇与新闸镇，这样的想象实在是合情合理，无论是朝阳高照或夕阳西下，站在李家厂的烂泥地上，巴富尔，当然，更有可能是宝顺洋行、怡和洋行的大班们，他们将自己的视线沿河而一路地蜿蜒而去，他们的心思随着河流也一起迤逦着：这条河一路会经过哪些地方？这些地方又会有什么样的大清国景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条河的尽头是什么地方？

堪称这颗星球上最具冒险精神之一的不列颠民族，在18与19两个世纪的大殖民时代中，先后击败了曾经的世界统治者葡萄牙帝国与西班牙帝国，随后，仗着瓦特发明的伟大机器，从狭小的岛国出发，向一整个世界作着军事、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大传播、大殖民。当他们来到上海后，其中头脑特别开阔、目光特别敏锐的，自然而然地对吴淞江与它的最终流向产生了浓烈兴趣，他们开始阳奉阴违着上海道台大人对“蛮夷之人”在行止方面的种种规定，或坐农家小船，或沿河步行，忍不住心头激动地一路摸索而去。他们之所以如此兴致盎然，目的绝非只是欣赏这条河两岸的如诗如画的江南美景，他们还愿望着要将“上帝之光”带给这片偶像崇拜的土地，更憧憬着要将不列颠帝国的工业产品沿河输入，一句话，女王王冠上的那颗钻石所发出的光芒要在龙的国土上闪耀不止。

历史没有清楚地记载沿河而去并对吴淞江起了新名字的西方人究竟是谁？会是不屈不挠的传教士之一的麦都思或雒魏林吗？或者，是那个在1866年乘坐阿登号大火轮来到上海，又在上海河道上看见家家户户门口挂着“大吉”两字而忙中出错将其看做“太古”并用作公司名称的约翰·森美·施维亚？总而言之，沿河而去的西方人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由吴淞江一路上溯可以抵达其时比上海还要来得富庶、繁华的苏州城！

苏州！苏州！苏州！他们口中念念有词，心中想着基督神学与大宗商品沿河而去的覆盖与铺展，激动之下，他们便将这条河叫做了苏州河，Soochow Creek。

还不止是简单地口头上叫叫，1848年，当英国又一任领事阿礼国与上海的又一任道台麟桂在订立扩大租界协议时，吴淞江的上海这一段，长度为54公里的，便在那个文本中被正式地定名为苏州河。但依据日常习惯，上海的原住民以北新泾为界，他们将吴淞江上游依然称作吴淞江，只是将北新泾以东的吴淞江下游才叫做苏州河。

苏州河，自一万年以前太湖生成了湖荡区，自湖荡区产生了这条河流，现在，它的新历史开始了书写，这新历史开始于1848年之后。

一切将要发生，一切已经发生，发生的地点便在那条伟大的江与伟大的河的交汇处。

江，是黄浦江。

河，是苏州河。

第一章

1960年或前后：温暖，以及苏州河边的种种印象

第一节　苏州河，少女张秀兰与少男陆杰瑞

叙事者在《苏州河，黎明来敲门》这本书引出的第一个人物叫张秀兰，少女张秀兰。

引出她的理由是充分的，她曾经生活的地方距离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仅仅三箭之地，是当年三摆渡桥一边的河滨大楼，更早时候，三摆渡桥这里还有着上海火轮房，有着从铁大桥的桥堍下面陆续驶出的列船，当然，所有这一切，无论是三摆渡或上海火轮房，无论铁大桥或苏州河中的列船，对1947年出生的张秀兰来说，犹如地质学中的更新世、全新世般的扑朔迷离。

张秀兰并不出生在河滨大楼，当她从遥远的宇宙降临到我们这颗星球的时候，出生之地是在温州。顺便说上一句，张秀兰出生的年份，一个叫邬达克的匈牙利建筑设计师经过反复揣摸、思考后，与他生命中的挚友、中国包工头老王一番密谋，随后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上海再不回来，张秀兰自然不知这些上海轶事。

1953年的时候，张秀兰一家来到了苏州河边，他们住进了赫赫有名的河滨大楼。

“阿爸用金条顶下来的，如果没有金条，没有可能搬进河滨大楼的。”张秀兰说上面这段话时，时间是2013年11月11日，那刻，上海中午的天光正穿过窗户投向我们面前的这张桌子，那时，张秀兰的一边，正坐着陪同我采访的兄长盛润良，张秀兰有点唏嘘，当她回想起自己搬进河滨大楼的种种情景，再次意识到时光倏尔过去60年，整整60年啊！

1949年前，张秀兰父亲的身份为温州招商局局长，这个头衔自然是后来迅即垮台的南京国民政府授予的，但耐人寻味的事情是，1949年之后，父亲与刚刚在血与火中诞生的新生政权也保持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她回想起，一家人住进河滨大楼不久，父亲便带着其时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签发的证件，只身前往香港。父亲去往香港为了什么？新生政权给了父亲什么秘而不宣的指令？所有这些，张秀兰那时不清楚，现在不清楚，或许是永远的不清楚了。

时光如空气般缓缓流动，回忆之门正被慢慢地推开。

张秀兰记起，那河滨大楼每层向南为31套大房，向北也有31套房间，不过是小房。大房用来给张秀兰们居住，小房的居住者多半为佣人。河滨大楼的南面先是北苏州路，北苏州路前面便是那条说不尽、道不完的苏州河，大楼北面有着天潼路。进出河滨大楼的门共有四个，分别为A字门、B字门、C字门和D字门，她每日进出的是C字门。

张秀兰的一家住在河滨大楼四楼，正是423大房，房间宽敞，空间明亮，一切都闪着光芒，似乎。

张秀兰的家是看不到苏州河的，但她能够想象那一切，河水缓缓流淌，时常，它是凝然不动的，她的视野中出现了那么多条船，各式各样的船哦，装载着各种各样货物，上面还有摇撸、划桨、撑篙的各个男女，当小火轮在河面上匆匆忙忙地驶过时，那“突突突”的声响在她耳际始终盘旋着。

某日，张秀兰来到邻居401房，照例倚在那家窗户前漫不经心地看着楼下的苏州河，一条满载货物的木船正平静地驶来，船上有个比她更小的孩子在船舷玩耍，蓦然地，这孩子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子掉入苏州河里，空气中刹那间传来凄厉的女子叫唤声，让张秀兰的心突然揪紧，木船很费劲地缓缓停下，父亲模样的男人用船篙往河里拼命打捞着什么，母亲模样的女人在船头继续放声大哭，哭声如刀子般切割着苏州河上空的空气，还久久回荡，不愿散去。

瓜泾，东太湖与吴淞江的交汇处

这座叫做青龙古塔的，据说建造于伟大的唐王朝

这情景张秀兰永远地记住了，即使时光漏过半个世纪，她还能毫不费力地回忆起事件的全部，以及其中“久久不愿散去的哭声”这个细节。苏州河并不总是风平浪静、温顺和气的，它会让人的生活突然带上悲剧般的沉痛，张秀兰的内心那刻也许掠过类似思绪，也许。

与居住在河滨大楼中同时代的少女们一样，多数时候，张秀兰是无忧无虑的。

学校回来，张秀兰会在北苏州路上玩着女孩子们的游戏，那时，马路安静，行人稀少，这条马路几乎没有什么车辆往来；那时，苏州河的河水也相当清澈，印象深刻的还有D字门一边的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唯有小火轮间或打破这里的宁静气氛。

更多时候，做完功课的张秀兰在大楼宽大的走廊中尽情玩耍。

张秀兰一家住在423大房。

422大房呢？那个大房里住着二军大的一个医生，医生姓杨，杨医生家里有个年龄与张秀兰相仿的儿子。

424大房呢？那个大房里住着部队里的一个干部，不知道什么军衔，他们家有个儿子，还有个女儿，年龄也与张秀兰相仿。

425大房呢？依稀记得住着一个工程师，他们家有个儿子，也有个女儿。

记不起来426大房的居住者了，似乎是个生意人，又似乎因为付不起房租而被扫地出门了。

张秀兰记得再清晰不过的是427大房，大房里住的是至今还有往来的敏敏姐姐一家，敏敏姐姐的父亲当年开过一家眼镜店。

428大房究竟住着什么人，张秀兰无法在回忆中将其复苏了。

429大房住着的那个人家，有两个与张秀兰年龄相仿的男生，男生们的父亲很不幸地呆在了台湾，是母亲带着这两个男生在河滨大楼里苦度岁月，也许并非苦度，谁又知道呢？

430大房就暂时不说了，以后再说吧。

最后，431大房住着一个名人，马相伯之后复旦大学的某一任校长，校长不算名人谁又算名人？

少女张秀兰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河滨大楼大房子的房租寻常人可付不起，每月17元，相当于50年代最低生活费的两倍，张秀兰的母亲只是一家香烟厂的医务室中的医务人员，自然也付不起这样高昂的房租，一切都靠父亲，父亲总是每月很准时地从香港寄来一笔钱，这笔钱使得她们母女俩能够在河滨大楼过着丰简随意的生活。

也因此，很早的时候，或者说很小时候，张秀兰便充分感觉到住大房子的人与住小房子的人之间有一条鸿沟，她张秀兰与他们是有些不同的。不过，尽管少女张秀兰在本能、在直觉上意识到自己作为大房子的一员，似乎忝列河滨大楼居民群中的最高层次，但文化上的这种差异并不妨碍她与小房子的小朋友们作自然而然的玩耍。单纯加上天真，而不是势利或工于心计，冥冥之中保护了张秀兰。后来，当张秀兰无可避免地被卷进中国社会特大的漩涡时，她却有幸地避免了被黑色漩涡彻底吞噬：当有人不怀好意地想要对张秀兰的家也疯狂地“抄上一把”的时候，同为造反者的当年小房子的玩伴们纷纷站了出来：“423就不用抄家了！”

小房子的玩伴们有着张秀兰没有的光荣血统，这血统让他们天然地拥有了阶级纯洁性，也拥有了阶级权威性，张秀兰一家得以避免抄家的灾难。

但灾难其实早就到来了，对张秀兰来说。

苏州河水曾经是那么的清澈，北苏州路曾经是那么的宁静，河南路桥曾经是那么的稳固，50年代的上海天空曾经是那么的湛蓝，张秀兰的生活曾经是那么的和平、安宁和幸福，但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将所有一切都颠覆！

当年，父亲是拿着新生的革命政权签发的护照去了香港，父亲究竟负有怎样的秘密使命，张秀兰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那时，是1958年左右，父亲又很突然地从香港回到了上海，他对张秀兰说，再也不去香港了，以后就一直在上海了，要陪女儿好好地生活了。

父亲这么说的时候，张秀兰好不高兴、好不温暖，她记得那天的阳光热烈地涌进了423大房，整个空间都被点亮了，父亲坐在沙发上，他全身沐浴在苏州河边的阳光中，似乎在凝神思索什么，脸容相当威严，这让一边看着的张秀兰心想，自己有个多么了不起的父亲啊！

不久后的某天，伴随着炸裂般的敲门声响，不少民警破门而入，当着张秀兰的面，给父亲双手戴上了铮铮亮的手铐，又凶狠地将父亲带出门外。张秀兰有窒息般的感觉，过度的惊吓使她似乎灵魂出窍，父亲手上那副手铐发出的亮光，后来一直刺痛着她的眼球，窗外逐渐散去的警笛声，在后来岁月中也似乎一直在她耳边凄厉地回响，让她从梦中时时惊醒！

1958年，中国正进入一个日益亢奋的年代，张秀兰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她是“反革命家属的一分子”，但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自此以后，少女张秀兰便要拖着沉重的双腿前去探望在看守所中的父亲了。

张秀兰总是跨过四川路桥而不是家门前的河南路桥。走上桥面时，她会向苏州河投上长长一瞥，那时，她会闻到河水发出的微微臭味，也是从那时开始，她发现河水不再那么清澈了，看着苏州河，总有深不可测的感觉，河里似乎埋藏着什么凶险的东西，让她很是不安，小火轮依然在河里不屈不挠地行驶，它的身后还是挂着一长串驳船，这情景又让张秀兰感到好不疲惫。

带着十分沮丧的心情穿过整个繁华的上海，张秀兰走进车站南路的第一看守所大门，每次探望，她都会给父亲带上一些肥皂、牙膏之类的东西，稍后，情况有所松动，她被容许给父亲带上一瓶蜂乳。

发生在1958年的这场变故如同里氏八级地震：没有预兆，突如其来，一切毁灭。“反革命分子的家属”让张秀兰丧魂失魄，不过，对“反革命分子的父亲”她没有恨意，是的，没有任何一丝恨意，她有的只是孤独，还时不时感觉着害怕与恐惧，渴望着保护。那些日子里，每每，张秀兰总是站在河滨大楼向北走廊的窗口边，心慌意乱且焦灼不安地看着楼下19路公交车站，等候母亲回家。只有看到从19路电车上下来的母亲的身影，她的内心才会骤然一松，那时，仿佛有花在内心盛开，她欢呼雀跃地奔到四楼电梯间门前，盼望着母亲走出电梯，还盼望着母亲给她一个拥抱。

岁月悄然地度过，是惴惴不安的岁月，是危机四伏的岁月，转眼到了1966年之后，尽管苏州河面似乎纹丝不动，但河滨大楼里却是乱云飞渡，又是那些让灵魂出窍的日子。

那天，张秀兰发现河滨大楼气氛陡然肃杀，站在自家门口，她目睹许多不是四楼的居民正从四楼宽大的走廊上快步过去，有人还作着小跑，人人脸上紧张万分，似乎还带着惊奇后的激动。公安干警也一一而过，他们的脸色有石头般的凝重。

是在这个走道中，张秀兰目睹了人生很凄楚的一幕吗？

倘若再次回来，与这个上海阿婆，张秀兰会有多少温暖回忆？

张秀兰不由自主地尾随而去，当她跟着激动的男女最后停住脚步的时候，心头骤然一紧，她发现，自己来到的是430大房门前。那430大房里住着的是一对夫妻，他们都是中国化工领域的权威，因为没有生养孩子，很早时候起，他们就格外喜欢张秀兰，她与他们可以说是过从甚密。难道是他们出什么事了？躲藏在人群中的张秀兰，瞪大眼睛从缝隙中向前张望，她感觉自己正在微微颤抖。

门突然地被打开了，张秀兰看到不少人正抬着两张藤椅出来，而藤椅上坐着的正是那对夫妻，但见两人脸色都纸一样的惨白，双目紧闭，是死亡的脸容，但不显一丝狰狞，还十二分的安详，也正是这份安详，让张秀兰再次连连打颤，她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恐惧。

以后，当少女张秀兰成长为青年张秀兰、中年张秀兰时，将直面更多的死亡，也能够理解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但1966年之后的那个上海之夜，是她在河滨大楼中度过的那些岁月中头一次直面死亡，头一次直面人生中这惨痛的一幕，就如同公安干警当着她的面将父亲粗暴地铐走，那时，她从心的深处感觉到生命的全部不幸和悲痛。

那夜晚，张秀兰久久没有睡着，她的面前反复出现着化工权威夫妻两人纸一样惨白的脸庞。那夜晚，她一定披衣起床，蹑手蹑脚地，生怕打搅了劳累了一天的母亲，来到楼下，看着黑黢黢的苏州河河面，神思恍惚地想着什么。雨是否下了起来？风是否越发地紧了？空无一人的北苏州路上，她是否看见有一个少年正从四川路桥那里疯狂地向这里奔来？她是否看清了那少年手上正拿着一根长长的木棍般的东西？她是否在多少年后才知道，那少年的名字叫陆杰瑞？

是的，少年的名字正是陆杰瑞，这是叙事者在本书第一章第一节里向读者引出的第二个人物。

少年陆杰瑞与张秀兰无关，即使多少年后的今天，叙事者指的是他在写作《苏州河，黎明来敲门》的当下，在叙事者分别描述他们两人少年时代的苏州河生活的时候，他们也不相识，只是因了少年陆杰瑞与少女张秀兰生活并苦度在同一时代，他们便有了同一的不安、惊惶和恐惧的情感，仿佛天意注定，他们在苏州河的河边要将生命的其中一页沉重地掀开。

陆杰瑞并非河滨大楼中的一员，不是大房也不是小房中的居民，他生活在河滨大楼三里外的马厂路，他与苏州河因此有了不止三箭之地的距离。

马厂路，宽不超过10米，长仅为300来米，在当年文惠廉牧师开辟的虹口区内，属于毫不起眼的一条小马路。若说确切位置，马厂路在当年外虹桥与里虹桥之间，所谓外虹桥，便是今日东大名路桥，所谓里虹桥，则是今日东长治路桥。

马厂路何年何月在虹口区内成形，少年陆杰瑞说不清楚，他只听得老一辈人说，最初这里没有马路只有市场，市场也很简陋，不似后来这般热闹和喧嚣。日积月累，天长地久，这里有了大小作坊，作坊主们很辛苦、很努力地生产酱油、煤球，也做着印染、小五金，如此等等，但小作坊沿街一路错杂地排列而去，当四方男女闻名纷至沓来作坊街，那熙熙攘攘的景象定然有了晚清末期向民国初期过渡时的那番韵味，你也可以这么抒情地说，那些在小作坊中起早摸黑、披星戴月的男女是这座城市由苍白到丰盈的动力之一。

来此盘桓的当然华人居多，但也不乏一些西方人，君不见，离此不远，英国人、美国人相继掌门的“老船坞”不是很威武地端立着吗？而发昌铁铺中含辛茹苦的发昌先生们不正在“老船坞”对面很有忍耐力地觊觎着吗？马厂路的路名悄然产生，路名多半拜来作坊街转悠的西方人所赐，作坊街在西方文化中可以用MARKET来形容和描述，马凯特、马凯特，时间一久，西方人嘴巴中的马凯特或许就自然而然地化为了洋泾浜文化的马厂路了。

时光流水般地逝去，季节有节奏地更替，马厂路与上海史一起不慌不忙地进入20世纪的最初年代，街面，依然是以不同内容的作坊为主，尽管坊主们的尸骸已经层层叠加在上海土地之下；街面后，生长出一条条石库门里弄，当1952年出生的陆杰瑞进入他的少年时代，他知道自己居住在马厂路中段，里弄叫益丰里，益丰里左边叫原昌里，益丰里右边叫联瑞坊，在他家右边，还有老上海相当闻名的“庄元大”绿豆烧白酒庄大漕坊，此外，鉴湖女侠秋瑾是他的近邻。少年陆杰瑞还能够记起什么？他家开着一家五金店，这店，在马厂路占据了其中几个门面；外公时常把玩着一根龙头手杖，手杖端的威风，“至少比马鞭要来得更加威风”，这是少年时代陆杰瑞对手杖的一种固定印象；此外，外公与一老人有一张合影，老人也手持手杖，让少年陆杰瑞印象深刻的不止是这个陌生老人不怒自威的模样，还因了这张合影被外公深藏益丰里石库门阁楼而让他备感诡秘……

20世纪60年代早期，炎热的夏季，马厂路洋溢着一街的黄金瓜芳香，知了在头上嘶哑地叫喊，显出如泣如诉的意味，当天空奔跑起野马般的乌云，当大半个天空被乌云遮住而一场雷阵雨将要如期降临，这时，少年陆杰瑞便会显得异常兴奋，他会从益丰里一气奔出，先冲向马厂路尽头的那条小河，又纵情地跳进苏州河的这条支流，随后撒野般地一路游去。方向始终可以有两个。若游向外虹桥，无多时，他便会与波涛起伏的黄浦江相会，那时，在江水反复推涌下，少年的他陡然生出“海阔凭鱼跃”的那点豪情，幻想中自己已经成为《水浒》中的浪里白条；若游向里虹桥，经溧阳路、九龙路，他会游入看似平静异常、其实暗流涌动的苏州河，那刻，苏州河的河面上船来船往、人声桨影，“百舶辐辏”的那番热烈景象，亦让少年陆杰瑞的心花瞬间怒放了起来。

生活倘若永远停留在这样的时刻该有多好，但无论是时针停顿还是历史的止步，这都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的天真想象，1966年5月16日之后发生的一切，犹如黄浦江中的巨大漩涡或苏州河里的凶险暗流，瞬息间便将陆氏家族全部卷入，而且有彻底吞噬的可能，少年陆杰瑞也不例外。

现在，从母亲嘴里（其时外公已经黯然去世），陆杰瑞明白了那张合影为什么必须深藏阁楼，即使深藏阁楼也不保险：与外公合影的那个扶着手杖、不怒自威的老人，不是别人，正是“人民公敌”蒋介石。却原来外公本是宁波某地享有盛誉的实业家，育有三儿一女，因教子有方而在当地博得声望。某年，南京国民政府一号人物回乡探亲，对家乡教子有方的家庭进行表彰、奖励，又与之合影留念，外公因此与蒋介石先生留下了这样一张两人照。

1966年，少年陆杰瑞还没有完全感觉到“黑六类”这顶帽子究竟会给他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黑暗岁月，母亲已经在惊惶失措之际将这张深藏阁楼的合影烧成灰烬。只是，母亲还有一些事情要让少年陆杰瑞来做。那个雨夜，母亲将家中“封资修”的器具一股脑儿地堆在地上，先凝视打量，又不时地伸手摩挲，在一阵难分难舍、缠绵悱恻之后，母亲心意已决，她从这堆“封资修”的东西中抽出自己的父亲曾经最最钟爱的那根龙头手杖说，阿龙啊，妈妈老了，有点跑不动了，你年轻，腿脚利索，你把外公的这根手杖丢进马厂路尽头的河里吧，说完，母亲还特意地补充了一句，千万不要让人看到啊！

陆杰瑞再次来到苏州河边，他的想象世界中出现着那个雨夜吗？（施培琦摄影）

为什么要丢进河里而不是当场折断、砸烂或一烧了之？少年陆杰瑞心头掠过这个想法，或许母亲替外公痛惜这根手杖，愿望它至少有个全尸结果吧？少年陆杰瑞又为什么没有将这根龙头手杖就近丢进150米开外的那条小河中，却在那个雨夜，从马厂路一路发狂般地奔跑，经过外白渡桥、乍浦路桥和四川路桥，最后气喘吁吁地在河南路桥的中央站定身子，将龙头手杖远远地扔进了河里呢？也许潜意识中他怕丢了太早还是不那么保险吧！那个雨夜，在扔出龙头手杖的前一刻，少年陆杰瑞向很黑、很暗的四周打量了吗？是的，他打量了；少年陆杰瑞对着巨兽般的河滨大楼投去惊吓的一瞥了吗？是的，他投去了；少年陆杰瑞感觉到在很黑、很暗的河滨大楼四楼423大房中，有个叫张秀兰的女孩正走下楼来，因白天的死亡事件此刻内心充满忧伤、害怕与恐惧吗？不，他没感觉到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当他十分用力地将外公最心爱的龙头手杖扔进苏州河里时，他只记得自己同时听到了很闷、很闷的一个声响，似乎有个装得满满的面粉口袋从高楼顶上扔了下来。他将视线从苏州河面移了过去，他一下子被吓坏了，只见北苏州路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正躺着一个人，似乎还在抽搐不止，“像只被割断了脖子的公鸡”，那片刻，12岁的陆杰瑞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堪忍受那个时代折磨的人，正从河滨大楼的房顶跳下，一了百了地以死解脱，他同样不知道在那个年月，东区的河滨大楼与西区的武康大楼（也叫诺曼底大楼），因自杀者众多而诨名“跳台”。

后来，少年陆杰瑞成为青年陆杰瑞，又成为中年陆杰瑞，乃至今日陆杰瑞，当他带着一根千辛万苦淘来的龙头手杖再次来到河南路桥的桥堍下面，对落花流水般过去了的48个春秋，如同张秀兰般的唏嘘不已。他在2014年12月的寒风中对叙事者说道，时间的魔力正让许多事情都变得模糊不清了，不过，有些事情他还记得分明和清楚，譬如那个躺在北苏州路上抽搐不已的跳楼人，“那景象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他还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个雨夜自己怎样从马厂路一路狂奔而出，怎样在雨点的击打中一气跑出三里，仿佛背后有人正在追赶；他又怎样先是大口喘气，随后，当他将外公的那根龙头手杖扔进苏州河里那瞬间产生的如释重负感觉，“今天想来，这感觉多少有点罪恶”，陆杰瑞说这话时，叙事者注意到，他将也许为了纪念外公而特意带来的这根黑檀木嵌七彩螺钿云龙银头手杖攥得紧紧的，仿佛，他渴望着将当年那根手杖再次追回。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1966年之后的那些日子，回到张秀兰身边。

那个雨夜，少女张秀兰究竟有没有看见少年陆杰瑞奔跑的身影？那个雨夜，少女张秀兰肯定没有听到某人跳下楼后的那个沉重而苦痛的声响。也许，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夜晚，两个雨夜，也许，叙事者将它们错误地并置在了一起，而其实，它们发生在不同时空中。

少女张秀兰分明被白天藤椅上的死亡惊吓住了，自此之后，她对苏州河便有了更为异样的感觉，而原本，她应该有另外一种感觉，这感觉现在被严重地压抑住了，正是缘于这样的压抑，让少女时代的她对这条河流再没有了温暖的快乐，也没有了喜悦的轻松，尽管身在苏州河边，尽管每时每刻都与这条河流亲密接触，但其实她对这条河流是隔膜的，甚至是冷漠的，在她一路由少女而逐渐成为青年的过程中，无论是意识深处还是情感表层，对苏州河，始终有着一种生冷的阴郁。尽管发生在父亲身上的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没有影响到她进入格致中学，却严重地影响到她进入大学，是的，她再也不能进入大学了，哪怕她有着最优异的成绩、最良好的品行。

是在1968年光景，整个中国还在巨大的漩涡中挣扎而不能自拔，张秀兰的父亲却神秘万分地走出监狱，回到河滨大楼423大套房。父亲没有对自己的妻子解释什么，当然，对女儿张秀兰更不会说什么了，为什么被逮捕？又为什么从大牢中放出？一切的秘密都藏在父亲那个不动声色的脸庞后面。唯有那顶“四类分子家属”的帽子，并不曾因父亲的出狱而被摘掉，它还是沉重地扣在了张秀兰的头上。

65届高中生的张秀兰是在1970年结的婚，她嫁给了郁姓人家，当年上海滩的大户人家之一。父亲尽管自己身份可疑、前途未卜，但他对张秀兰的婚事还是有着很高的要求，“一般人家我们是不嫁的。”

张秀兰记得，结婚之后，她就离开了河滨大楼，与夫君一起居住到从前法租界的襄阳路一带。自那以后，她很少再来河滨大楼。1980年时分，当父亲也离开了河滨大楼后，张秀兰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直到2008年的某日。那天，张秀兰回到阔别已久的河滨大楼，不过，她没有从C字门进入，她走的是天潼路后门，她自己也不清楚这个细节说明了怎样的心理状态和潜意识？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她感觉到河滨大楼太破旧了，真的太破旧了！无论大堂还是走道，无论C字门还是走道墙壁，一切都那么陈旧不堪，让人倍感压抑。居住的人，更是杂乱不堪。若说从前也有点乱，但那个乱也只是乱在“大房子的人”与“小房子的人”这两者之间，而2008年的河滨大楼，不仅新加了三层，将原先的大楼建筑风格给破坏掉了，新近搬入的居民，更有点鱼龙混杂的意思，“我曾经听四川路派出所的民警说过，住河滨大楼的人都不是一般的档子，他们都是上海滩有点来头的人啊，但现在的河滨大楼怎么变成这副卖相？”

那天，在河滨大楼625房间里，张秀兰找到了一点当年的感觉，那个大房里住的刘小姐，会弹一手好钢琴，她的家也保持着原来的模样，是50年代河滨大楼大房子居住者的模样。

站在625大房子的窗户前，耳旁温柔地回荡着刘小姐弹奏的钢琴声，张秀兰看着楼下的苏州河水沉思良久，恍恍惚惚地，她似乎走进了从前岁月，往事正在重度，一切正历历在目。是的，那时那刻，父亲早已仙逝，或许，他正从遥远的星河中凝视着女儿张秀兰；是的，1947年的某日，她降临到了这个人间，父亲为她取名张秀兰，意在对一个美国明星表示敬意：秀兰·邓波儿。自那以后，生活发生了多少变化，而这变化又有多少是发生在苏州河的河岸边上的啊；是的，一切已经过去，一切也正在到来，在所有开始的地方你似乎都可以看到结束，而在所有的结束之处你又仿佛有了开始，苏州河边的生活，她要怎样才能将它完全说清？

第二节　那是黑哥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候

那年黑哥3岁，也可能5岁，所有这些对“60后”的黑哥来说都有点恍惚，都有点如老照片般地带上斑点而模糊不清了。

只有这样的情景黑哥记得分明，他走在这座木桥上，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木桥的栏杆与木桥的桥面在太阳下都伤口般地开裂了（当然，开裂是一定的，但伤口般这种感受则是50年后才具有的，当时的黑哥不可能有伤口的联想）。

父亲起先走在黑哥的身边，走着走着，不知怎么走到很远的前面，他回转身，催促着黑哥，口气中有点不那么耐烦，赶快过桥！赶快过桥！

但黑哥正被桥下不远处的一条木船所吸引住，木船上堆着那么多的瓜，是西瓜，平湖西瓜，这让他的口水突如其来地开始了涨潮，如苏州河般的涨潮（这个比喻也不是当时产生的，是50年后的今天黑哥脱口而出的）。

随后，黑哥加快了脚步，刚才那片刻看到的满船西瓜让他消退了内心的恐惧，孩童时代，每次过桥都会让他产生恐惧，他恐惧这座木桥不知什么时候会轰然倒塌，而他将随着倒塌的木桥被苏州河的流水所冲走，甚至卷入河底。对西瓜的垂涎三尺让他摆脱了恐惧，但当他再次将注意力投射到桥面，恐惧便再次地漫溢上来，他还看到父亲那张始终郁郁寡欢的脸庞。

1965年，也许，是1967年，黑哥3岁或5岁的时候，当他走过这座木桥，每每有着的便是上述感觉，他没有夸张也没有矫情，他的感觉便是这样。那桥，叫做福建路桥，桥下的河，自然是苏州河，黑哥是这一节的主角，也是这一章叙事者引出的第三个人物，但黑哥不是苏州河的原住民，不是。

有些遥远的1962年，当上海如同中国所有的城市、所有的乡村一样陷于自然灾害的痉挛中，黑哥来到了这个世间。黑哥自有姓名，而黑哥只是他职业圈中的名字，不过，既然黑哥坚持不想在这本书上亮出他的真实名号，那么我们就“黑哥”到底吧。顺便说一句，2014年的此刻，黑哥与他亲爱的妹妹王小佳一起在虹口区临潼路开了家不确定是咖啡馆、酒吧还是沙龙的微型民俗博物馆，在那里你可以喝到杰克丹尼、蓝山咖啡或锡兰红茶。不过，你最大的满足或许是可以看到时代的种种物质与精神遗存，它们是30年代的明星月份牌、50年代的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搪瓷茶缸，如此等等，黑哥与他的阿妹因此将那个空间称作“上海往事”。

1962年没有这一切，一丁点都没有。

1962年，南瓜加上面疙瘩是寻常男女最为正常的主食，米饭已是稀有之物，更不要说牛奶了，但黑哥却拥有着这个奢侈之物：每天清晨准时送到的新鲜牛奶。原因不是别的，黑哥出生于上海文化意义上的“好人家”，他住在威海路的准洋房里，1949年之前，外公拥有着一家工厂，这让黑哥出生之后面对的是浓郁的城市中产阶级氛围。1949年后，工厂当然是公私合营了，但定息依旧，黑哥的牛奶得以保证，只是，50年代中期，黑哥的舅舅成了“右派”，阿姨作为丁是娥的学生，热衷于唱些与无产阶级不那么相关的“封资修戏剧”，可以这么说，黑哥母亲这一路亲眷，都不是劳动人民，都有些可疑。父亲这一路就不同了，“如果说母亲是资字头，那么，父亲就是工字头”，黑哥对我调侃道，他使用的缩略语是今日“80后”、“90后”无法理解的，但我能够真切地理解，资字头与工字头。

黑哥认为自己是个矛盾结合体，身上有着母亲与父亲的不同特点，或者说母亲与父亲的不同基因：资字头的母亲可以爬上自家晒台的房顶，坐在瓦片上吃着奢侈的冰淇淋；工字头的父亲则对一切流行音乐都皱着眉头，无论是李谷一、邓丽君还是卡伦·卡朋特。

黑哥深刻地记得在微黑的苏州河河面上的种种情景

黑哥有兄弟四人。

有些事情黑哥的记忆是无法复苏了，譬如，他们兄弟四人是怎么样一路跟随父母从“上只角”的威海路来到“中只角”的南市区石库门。他能够回忆起来一件事情是，在南市区，他家拥有两幢石库门房子，都是用大条顶下来的。大条，黑哥再次对我重复了这个上海民间俚语，它真实的意思是：大的金条，也可以称作大黄鱼。我想起，居住在河滨大楼423房间中的张秀兰也使用过这个俚语。随后，生活图景对黑哥来说开始逐渐地清晰起来：为了划清界限，也为了逃避冲击，1967年间，他们举家搬迁到了闸北，来到了苏州河边，这个上海文化版图中的“中下只角”。那时，中国已经卷入了它的骚乱狂潮中，年仅5岁黑哥的耳膜被“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叫喊声所震荡，但他无法理解所有这一切，唯有苏州河水，让他有莫名的兴奋。

黑哥的家就在福建路桥下，也可以说是在上海史上鼎鼎大名的老闸桥边。黑哥一家依然有着其时寻常上海人家没有的那份奢侈：他们在苏州河两岸都有房子，桥北是石库门两间，面积为16平方米与7平方米；桥南天津路那也是石库门，一个搭了阁楼的客堂，客堂一分为二，黑哥家居住在后客堂。

石库门的生活让黑哥印象深刻，至今他还能回想起夏日傍晚饭桌上一一摆开的长豇豆、番茄蛋汤以及咸菜炒毛豆子等小菜，对黄吉拷黑哥尤其情有独钟，每当说起，黑哥的鼻前便会泛滥开黄吉拷的独特气息。

逢到家里人过生日那是黑哥最忙碌的时候了，遵父母之嘱，黑哥挨家挨户送去长寿面，那几乎是小半条里弄的住户，在黄昏的夕照中，穿过温和的残光，穿过杨花飘落的花絮，间或打量一眼清水红砖上的斑驳，听一下远处传来的“磨剪子来，戕菜刀嗷”的吆喝，端着放上排骨或大海虾的面汤，这是黑哥最快乐的时光之一，一切平和、温馨和深情。

“我们居住在苏州河的第一座桥边，这里以前有道大闸，用来挡住黄浦江带来的潮水和淤泥，这座桥在上海历史上十分有名的啊。”多少年后的这个下午，2013年9月24日的下午，在昌化路星巴克的二楼，被下午天光照亮了的黑哥在我对面很得意地说，并且，他将这话重复了两遍，显然，他对居住在上海史上无出其右的老闸桥边，有着他人无法体会的一份自豪。

不过，黑哥清楚在他来到老闸桥边的一百年前，这里有过一个老闸镇吗？清楚老闸镇上有一个遐迩闻名的玉茗楼吗？清楚当年这里不仅云集着山南海北的干、湿货，还缭绕着甜柔、粗暴的南腔北调吗？但不知道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对黑哥来说，苏州河边的生活，几乎满足了他童年与少年时的欲望，几乎是所有的欲望，“啊啊，玉茗楼不是个书场吗？后来是个图书馆吧……”黑哥努力拼凑着40年前的记忆碎片。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黑色的苏州河水中度过的。”黑哥先感慨万分了一下。

“黑色？60年代中期苏州河水已经是一片黑色了？你确定？”我不依不饶地追问。

黑哥沉吟片刻，他有些犹豫不决，他在搜索自己的记忆，随后有点吞吐地说，河水颜色，也许比黑色要稍微淡上一点，不是纯黑的。但涨潮时候是黄浦江的水，一定是黄黄的、可以游泳的。

黑哥深刻地记得在微黑的苏州河河面上的种种情景：数不清的船只，沿苏州河一一而过，船民自然各有模样，船上则装满了林林总总的货物，后来他知道，船只大半是从江浙一带过来，他听得分明水面上掠过的宁波人或绍兴人的口音：“娘杀个闲胎，实头有些好大哉！”

最真切的感觉是苏州河的涨潮。

下午时分，当然，也会是上午，不过除了大热天，谁会在上午将自己几近赤裸的身子没进苏州河的河水中呢？黑哥至少不会。

下午，那些赤日炎炎的时候，知了在福建北路的树上绝望地鼓噪，对它们来说，天气之热实在有点忍无可忍了。远处，有黄金瓜的香味阵阵流溢，在太阳还没有完全掉入上海千家万户的房顶下时，“哗哗哗”地，黄浦江的水涌进了苏州河。

也就在这时候，黑哥下到苏州河里。

黑哥闻到了浓烈的泥土气息，这气味让他一生都不会忘却，一直到50年之后，它们仿佛还萦绕在他的鼻子前，这有点类似黄吉拷的气息。

水中的黑哥很小心，他不得不小心，严格说来他还不会游泳，他只会狗爬式，那可不是漂亮的泳姿。即使狗爬式还让他时常呛水，没有真正掌握水性的人时常会在水中犯上这个错误。看到大船经过，他远远地避开，早听人说了，大船有吸力，如果被吸到船底那就玩儿完，他可不想在这个年纪就玩儿完。在离苏州河的岸边三四米处，黑哥用狗爬式对他的少年时代作着礼拜，内心喜悦且又胆战心惊。

黑哥看到什么了？他看到了蝌蚪，又看到了小鱼、小虾，他还看到了许许多多水中的东西，但苏州河若是黑色的，他怎么可能看到这一些呢？这不会是黑哥在40年后的臆想吧？跌入时间隧道后的臆想吧？

这些场景却是清晰而实在：沿苏州河的两岸排开了许多仓库，仓库都没有人活动，让这段苏州河显得格外安静，其中一个仓库的上方有盏大大的灯，夜晚到来，它会在苏州河岸边投下一个偌大光圈，四周顿时静寂无声。

那日，两大帮人来势汹汹地在这盏大大的灯下对峙。他们准备“对开”（那是60年代流行的上海俚语，意同今日的单挑）。他们人人手中都拿了家什，木棍、铁铲或三角刮刀。两帮人中帮主模样的同时看上了一个女生，两个帮主都想与这个女生“敲定”（也是60年代流行的上海俚语，意指作了抉择），不过，女生只能敲定其中一个。这天必须分出高下，必须流血，必须……送命，如有必要。至少，两个人中必须倒下一个，为了这个女生。他们相约苏州河边对开，在这个大仓库的门前，在这盏大灯下。黑哥究竟站在哪个帮主一边呢？他说他有点记不清了。

但预料中的对开戛然而止，而本来，黑哥大气不出地等着看一个血花飞溅的结果。不知是谁买来十多瓶鲜橘水，在每人分到一瓶后，杀气腾腾的两帮人蓦然和解了，他们一边喝着鲜橘水一边勾肩搭背地称兄道弟，随后，双方欢欢喜喜地离开了苏州河边，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至于那个女生结局如何，不是大家关心的了，即使刚才还准备为她血拼的两个帮主，似乎也突然意识到有一种东西要远远高于女生，似乎。

但这两帮人最终还是打了起来，不为了女生，而是为了一顶没有多少价值的军帽。

苏州河生活如同走马灯般地在黑哥脑海中一一闪过。春去秋来之际，黑哥感觉到自己正慢慢地长大，他开始像“少年维特”般地多思多虑起来，他记得自己时常站在老闸桥上，傻傻地一看就是半天，当然，这时他已没有了木桥时刻会坍塌的恐惧。他的视野中，苏州河无声地向前蜿蜒和展开，河道远处，许多船只正缓慢地驶来，及至到了近处，他会看到这些船的吃水线都很深，甲板与水面几乎齐平。船舷上，玩杂技般地走着船民，他们穿着白色背心，黑黑双臂上的肌肉十分嚣张地鼓突着。少年黑哥痴痴看着河面，看着船队，看着船上的船民，心里为他们编造了许许多多的故事：他们从什么地方过来，要到什么去，为了什么而停留在苏州河的一边。

有一条船，真的停泊在黑哥家附近的河岸边。

船老大有个女儿，他与黑哥父母谈妥了，让女儿借读在黑哥上课的那个小学里。

清晨时分，阳光慵懒地从窗外洒向屋内，所有的物件随着阳光的亮度而逐渐清晰，河水气息从苏州河那里流动过来，让黑哥的心头酥酥软软。船家女孩坐在黑哥家中的桌子边，她专心致志地做着功课，阳光笼罩住她的身子，将她半边脸照得透亮。

有什么东西在少年黑哥的内心拱动，那是什么呢？那不会是爱情吧？不会。但那是什么呢？黑哥说不上来，他只感觉到喜悦和快乐，也许还可以加上一点新奇。

但突然地，那船开走了，一同突然地走掉的是那个船家女孩。

这个事实，黑哥没有意料，他也无法接受，有多少回，他从家里一路快跑到老闸桥边，希望看到这条船还在，这个女孩还在，但每一次他得到的都是失望，为此他惆怅万分。

时光在太阳的升起与降落的节奏中平静地度过，苏州河水也有它的固定节奏，平静地流淌，或涨潮、退潮。当它被初升太阳照耀的时候，河面便会一阵金光乱闪，而当它被黄昏薄暮轻笼的时候，河面又会显得有些神秘。

黑哥河边的生活继续很散淡地发展着。

多少年后，当黑哥沿时间隧道进入岁月深部、回忆深部，他说，偷西瓜是少年时代的苏州河边生活中最感自由、欢愉的事情了，“我相信，这一定是所有在苏州河里嬉闹过的人共同的生命体验。”

黑哥这一伙有四五人，其中一两个的水性特别好，这一两个当然不包括黑哥。

当满载西瓜的船只来到福建路桥下时，水性特别好的便快速游上去，并生着法儿与船民捣蛋，吸引船民的注意力，这时，另一个水性好的便游到船舷边，顺势将堆成小山似的西瓜扒下几个，当这几个掉入河里的西瓜在河面上很自在地氽了起来，黑哥在这个时刻便大展身手，他抱着西瓜以狗爬式泳姿向岸边极度兴奋地游去。西瓜“扑通、扑通”的落水声响让船民感觉有诈，待到发现了偷瓜之举，欲用船篙打那蟊贼，无奈船只因惯性原因，一时无法停止，只有顺流而下的意思，任他船民在船上气得七窍生烟，但也无可奈何，而这时，偷瓜蟊贼已将要上岸或已经上岸。

黑哥与同伙的快乐时刻转瞬到来。

他们先会对着不断漂流而去的西瓜船哈哈大笑，随后，在桥洞下围成一圈地席地而坐，为首那个（当然不是黑哥）会拿出一根早就准备好的钢皮尺，将西瓜一个个剖开，每当看到其中一个西瓜的瓜瓤是大红色或接近大红色，他们便会发出一阵阵放肆的欢呼，那欢呼声贴着水面传送得很远、很远，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完全结束而70年代正在到来的这些夏日的傍晚，在福建路桥桥洞里的黑哥会想到自己走过南京东路300号的情景，那个果品商店据说陈列的是上海最好吃的堂吃西瓜，但口袋中没有分毫的黑哥总是努力地将口水咽下，怀着悲伤的心情快步走过。现在，他不用咽口水了，现在，他可以大口、大口地吃有最鲜红瓜瓤的西瓜了，现在，他可以冲南京东路方向狠狠地“呸”上一下了，多少美好的生活啊！

当然，“老鬼也会失撇”，某日，黑哥他们被水上警察逮个正着。

这伙偷瓜小蟊贼，总共十来人，一一地被关进苏州河边的水上派出所。

七月酷日，太阳火辣辣地照射在他们赤裸的背脊上，脚下更似火烤，黑哥他们为自己的快乐付出必要的代价。水上警察在树荫下看着他们，神情中有坏笑，分明是要看他们吃尽苦头的意思。最后，倒还是一个不了了之，他们全被赶出水上派出所，他们的不良举动甚至都没有让父母知道，只是每人的屁股被水上警察狠狠地踹了两脚。

那年黑哥10岁。那年1972年。中国已经发生了一次最不可思议的事件，林彪，已经在遥远的蒙古沙漠烧为焦尸。在北京中南海，在北京紫禁城，在北京所有的宫殿与所有的政府大楼里，一切都凌厉紧张。但在苏州河边，在已经由微黑而变作浓黑的苏州河里，一个叫黑哥的却尽情地享受着他人生中最自由也最快乐的时光：没有压力，彻底放松，头脑清新，唯有生命的自然律动。

后来，黑哥长大成真正的汉子，他进入自己生命的成熟期，他对苏州河乃至对上海的认识有了另一层的深度，在他许许多多的想法中有过这样一个：他要将历史中的上海地标之一的徐园碑楼给买下来。

打上徐家园主意的时候，黑哥已经很熟悉发生在1896年的那些上海往事。在距离苏州河不远，浙江北路与天潼路那里有条唐家弄，唐家弄里有个三亩地左右的徐园，徐园的主人便是那个有点传奇色彩的徐鸿逵。当年，这里被叫做沪北十景，它最稀奇的一件事是见证了电影在上海的诞生。

黑哥已很深刻地知道徐园碑额的意义，他与唐家弄居民谈妥了这块碑额的底价：3000元。稍后，当黑哥知道唐家弄居民无法搞定这事后，他又悄悄找上动迁组，这次他将底价上升到5000元，对方答应，哪天这里拆迁，哪天这块碑额便归黑哥你了。

黑哥将徐园碑额拿到手了吗？应该没有。但我知道要将许多人弃之如敝履的这块沉甸甸的徐园碑额放进自己的私人博物馆，这是黑哥梦想之一。作为一个自由摄影师和职业怀旧者，黑哥还应该有许多的梦想和感受，譬如对苏州河。

“无论它是什么颜色，它都是我的母亲河！”黑哥有点抒情地说道，他在这么说的时候脸色有烟一般的迷蒙，黑哥应该是再次回到了他的童年，再次回到了他的少年，再次看到了木桥栏杆与木桥桥面上的“伤口般的开裂”，他恐惧了吗？也许不会再恐惧了，无论恐惧与否，所有的感受都是他生命的证明。

第三节　曾经，李亚力有过冷漠，徐锦泉渴望离去

1860年的那个夏季，严格地说来是那个8月，太平天国新一代军事首领之一的忠王李秀成，决定兵发上海。进攻之前，并非只会逞匹夫之勇的李秀成修书给北京的各国公使，大意如下：“太平军即日进迫上海，外侨可于住宅前悬挂黄旗以为标识，免被波及。”

必须指出，这个时候，太平天国因杨秀清的狂妄而产生的一次内讧已经平息，虽然与大清国军队的反复较量让太平军最初势不可挡的锐气顿挫不少，但以李秀成、陈玉成为代表的这一代军事将领正试图将太平天国再次带上一个高度，尽管那时、那刻他们的天王洪秀全，在天京城中应该已经淡忘了他在1851年时的梦想，而在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温柔乡中尽情快活！

中国东南方的这次局部战争于8月17日傍晚打响。忠王李秀成率领大军兵锋所及徐家汇，那里距离上海县令管辖的上海老城和英、美、法租界虽说还有点路程，但叙事者相信，李秀成马队扬起的尘土已经遮天蔽地，而太平军中的剧烈鼓点声更让大清国的兵丁或华尔先生洋枪队的部分成员不说魂飞魄散，至少也已胆战心惊。

1860年8月，李秀成对上海的进击最终以他在该月22日的退出上海宣告结束。

随后是1862年的严冬，“忠王躬率大军，分五路进攻上海”，是一个卷土重来的意思。粗中有细的李秀成再次对西方各国发出警告，“故先此通告各国人民，毋与满奴同处，则城破之日，犹得瓦全；若夜郎自大，隐助满奴，则大军一至，玉石俱焚，虽悔亦无及矣。”此次局部战争，比较上次，太平军似乎稍胜一筹，它的前锋已然抵达静安寺，是更加地接近了上海老城与英、美、法租界，但最终，李秀成的兵马还是在上海初夏的6月26日撤退了之。

叙事者为读者叙述上述这段历史事实的用意是要说明一个情况，因了忠王李秀成对上海的这两次迫近，致使英、法联军加上美国冒险家华尔率领的常胜军在与太平军转战当儿，他们在英、美、法租界之外修筑军路多条，修筑军路目的十分明确，用于士兵的调动和辎重的运送。不过，当忠王李秀成的兵马随风而去后，军路的功能顿然消失，很自然地，它转化成普通马路，随后，这些转化成普通马路的军路陆续地被工部局所接收，而对它们的再次修筑则产生了上海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表层是对大清国主权的大逆不道的挑战，深层则为上海最终进入白银时代铺垫了最初基础。

这些由军路转变成马路的分别叫麦根路、新闸路、极司非尔路以及徐家汇路（此路后来叫海格路），以及纯粹用于跑马娱乐的静安寺路。

1866年4月，工部局总董开思维克赞成应由工部局接管此等界外道路，他如此说道，“这些路事实上是上海的肺部，如果不加整顿的话，那么社会的康健便要受到损伤了。”

工部局是在大清国上海地方官员疑虑重重的目光、愤愤不平的心理中开始接收，首先被接收的是静安寺路和徐家汇路。

1868年，工部局又接收了新闸路。

1869年，工部局在建造卡德路的同时，接收了极司非尔路。

随后，便是对我们这一小节有着特别意义的麦根路。尽管麦根路的接收年份记载不明确，但有如下表述，“此乃军路，太平天国时代所筑，并无地契。此路原自接连新闸路之点起，至麦根农场，循苏州河至极司非尔路，再至法华，而与徐家汇路相接。”

有了麦根路，便逻辑地产生了麦根里，一条占地11.45亩、建造于1936年的上海石库门里弄，当麦根路改名为淮安路时，麦根里也便一同更名为淮安里。只是，叙事者不那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在上海史上留下自己一抹痕迹的麦根农场与麦根里有多少关系？或者是否可以作如下想象：麦根里所占的位置就在当年的麦根农场上？

暂时地，叙事者放过这些，而要向读者引出这一小节的两个重要人物，他们中的一个，曾经长久地生活在麦根里；另一个，也曾长久地生活在与麦根里仅一街之隔路口的那幢六层公房中。前一个叫徐锦泉，而今是上海颇具名声的时代嘉道投资机构创始人；后一个叫李亚力，而今是上海佳豪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总经理。在叙事者写作本书之前，尽管在同一时期生活在同一区域，但两人并不相识，甚至在米店面前没有过一次照面，哪怕两人在麦根里隔壁的米店曾无数次买米回家。然而，两人又有许多共同点：他们对当年麦根路路口上的煤球厂有着相同的深刻记忆；他们对麦根里一边的鸿章棉纺织厂也有差不多的认知，那些门口堆放着巨大棉花包的地方，曾经是孩子们玩捉迷藏游戏的天堂；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苏州河的心理也有些相似，这心理绝对不同于福建路桥边的黑哥，也不同于河滨大楼里的张秀兰或马厂路上的陆杰瑞，当徐锦泉、李亚力作为生命个体已有成熟的思想与丰富的感觉时，他们对眼前的苏州河都不怎么的，甚至可以说都有些嫌弃和逃避。

故事必须从头说起，叙事者先说徐锦泉。

1965年来到人世间的徐锦泉，远离着大清国、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等上海史已经发生的种种事实，也应该淡漠于一个叫麦根的英国人曾经在当年苏州河边一大片荒地上打造一个农场的努力。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麦根里，或者叫淮安里，或者叫泰兴路703弄，在这条里弄第四支弄内的66号，有他亲爱的外公、外婆，他自小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自小。

儿时，这条里弄留给徐锦泉的印象是斑驳而温暖的：弄堂的弹格路凹凸不平，弄堂里此起彼伏着各种儿童游戏，整条弄堂安静且干净。

徐锦泉记起弄堂有一口水井，夏日傍晚，大人们用木桶将井水提上来，“哗哗哗”地冲洗弄堂的弹格路地面，不一会儿，路面便干了，格外光亮，似乎还凉爽了许多。那井水，外公、外婆没少用来冰镇9424或华东26等西瓜哦，在没有冰箱、空调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可是件极快乐的事情！

苏州河将童年出行的世界一分为二，河这里叫浜南（属于静安区），河那边叫浜北（属于闸北区），每每，徐锦泉会在浜南看其他男孩子使出全部力气将一块块石头扔向浜北，河对岸的孩子也是这样把石头扔过来，每每，总不能如愿，看着石头画着弧线掉在宽大的苏州河中，河面溅起水花，瞬息间又复归平静，他常常为此遗憾不已。

童年时期有一件事情尤其值得记忆：那回，徐锦泉奉外婆之命去弄堂口倒垃圾。完事后，走回66号，看见的门口摆放着的那口陶瓷缸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心血来潮，他想着要爬上陶瓷缸玩一下，随着“哐当”的一个声响，陶瓷缸被他踩裂了，缸里的泔脚流淌出来，后来，外婆找来修缸师傅补好了。

还有一回就更加危险了。那是1973年光景，徐锦泉8岁，他睡在66号二层阁。因了离天窗太近，睡梦中，不意便从天窗里滚落到天窗外，幸得下面有晾衣服的两根竹竿在，虽说竹竿被他的身子压断两根，人却无大碍，此事让外公、外婆惊出不止一身冷汗，事后，外婆用木板将那个天窗沿着床面高度加钉了一块木板，还惊悸不已，他却没有任何一点感觉，其实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

更有一件事情诡异地发生在少年时代。一日生病，背部生痱子，头部生热疖，外公、外婆将徐锦泉送往离弄堂口100米的上海市儿童医院（后搬至北京西路），但无论涂什么药，就是不见丁点效果。正当大人们急得团团转的时候，麦根里第四支弄弄堂口有一家烟纸店，住着一对老夫妻——赵爷爷和赵奶奶，赵爷爷长着一大把山羊胡子，赵奶奶一日悄悄地将他叫到几平方米的家中，但见赵爷爷先念念有词，端起茶缸，随即又对徐锦泉背部口喷水雾，老先生使得不知道是不是上海滩其时已彻底绝迹的诡秘巫术，但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徐锦泉背后一阵清凉，没有多久，他久治不愈的痱子、热疖头悄然远遁，一下子人就完全康复。至今想来，这件事情还是匪夷所思，让他平添了人生奇诡的种种念想。

那么，苏州河呢？苏州河让逐渐长大的徐锦泉又有怎样的感受和联想？

徐锦泉记得，出了麦根里弄堂口，如果向左转，那是一个凌乱混杂的地界，沿着苏州河边上长年堆放着周边工厂废弃的边角料，河堤上杂草丛生。

这是徐锦泉曾经想要逃离的苏州河吗？

1974年，徐锦泉9岁时候，向来疼爱他的外婆不幸早早弃世而去，这个事实沉重地打击了他，让他有无法承受的痛楚。那些日子，他时常做梦，梦境亦十分古怪，他总在麦根里的楼房上不断地跳跃和穿梭，梦里还时常出现那个黑成一团的煤球厂，他则总是转身而去，如飞一般……稀奇古怪、乱七八糟的少年梦反复地纠缠着他，深刻地反映了他对这个地域的潜意识。当他由少年向青年过渡的这个时期，苏州河的污染最为严重，河面黑乎乎的，由上游不时漂来形形色色的垃圾，有时甚至可以看到一个个被河水浸泡得发白了的死猪。臭味在河流四周弥散，简直臭不可闻。每当小火轮拖着长长的船队经过麦根里面前这段河道时，螺旋桨搅起的肮脏的河水让任何一个人都不会产生母亲河的亲切联想。

那么，出麦根里向右转去呢？沿当年弯弯曲曲的泰兴路向南疾走，不出两公里，便是上海精华之地南京西路，那里多么诱人啊，干净、美丽还似乎很是高尚。

小学或中学时代，只要同学在66号门前一唱“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时，他便知道，这是同学约他前往南京西路跑步了，这段曲子是少年他们的暗号，如同当年阿尔巴尼亚电影中游击队员们发出的“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的口令，同学与他一样酷爱南京路的优雅。

少年徐锦泉的同学还不局限于麦根里，麦根里之外，他看到一个五口之家的同学却拥有宽敞的四大间房子，另一个同学让他平生第一次听到老式唱机发出的沧桑之声。对比麦根里，想到自己居住的苏州河边区域，不同社区的巨大差别让他很是触动，似乎便是在这个时候，暗暗地，他有离开麦根里、离开苏州河边的念头。

有一个举动也许是下意识的，但很能说明徐锦泉的心思。每个周日，他都会从麦根里出发，去看望居住在虹口区商丘路上的父母。可以沿苏州河而去，但对70年代又臭又脏的苏州河毫无情感，让他本能地选择了从南京路绕圈而去。虽说绕了一大圈，这可没有什么，更何况每次去看父母，外公都会给他一角三分用于乘车，一路走去，既省下了路费，又可以尽情打量国际饭店、华侨商店和永安公司，还能够在南京东路与福建路口那家京剧道具店前盘桓许久，想象自己便是戴上盔甲、骑上骏马、拿着长枪的杨宗保或其他中国文化的英雄，这有多么快乐和美好啊！只是，当他经过外白渡桥时，看着河水与江水奔涌的情景，会有一丝恐惧，他的心理颇有点类似在福建路木桥上行走的黑哥。

徐锦泉将省下的路费全都用于买书。无论是在武定路三小还是在时代中学，酷爱阅读的他在班上、在学校里已经颇有名声了，特别是小学班主任蔡老师给他的那张借书证，借书或看书的地方便是南京西路儿童食品商店一旁的上海图书馆少儿分馆。在那里，他认识了法国的两位作家，伟大的罗曼·罗兰和同样伟大的凡尔纳。后来他意识到，正是阅读，让他的思想超越了麦根里，超越了苏州河的这一段，阅读为他打开了一个全新世界，它们辽阔而深广，他生出强烈的念头，要走出麦根里，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为此，他报考大学时填写的志愿竟有不少是外地学校。

以后，徐锦泉果然前往十分遥远的青海工作了。不过，志在四方的徐锦泉，在青海的那些日子里，又突然强烈地想念起了麦根里，那时，夜晚，蜷缩在被褥中的他，听着大西北怒号的北风，一遍遍地回忆着外公为他烧的种种菜肴，红烧带鱼、糖醋排骨和番茄蛋汤，他感觉到麦根里就是人间天堂。

再次回到上海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末，那是中国将要进入到它的腾飞并要为这个腾飞付出巨大代价的年代，徐锦泉在上海青年报工作，他与叙事者开始相识，叙事者曾经有一天与他共坐麦根里亭子间，但叙事者并不知道他内心有渴望离开这里的隐秘想法。

1994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徐锦泉断然地离开了麦根里。那个雨夜，他从单位加班回家，推开借租的亭子间房门，发现屋内一地是水，尤其那块地毯，湿漉漉的可以开河。就是那刻，他决意离开这里，决意离开苏州河边，尽管，这里有他亲爱的外公，有他童年美好的记忆，有他青少年时代的美好时光，但苏州河浑浊不堪，煤球厂尘土飞扬，鸿章棉纺厂杂乱无章，一切都不堪入目。是的，要到很久很久以后，徐锦泉才会再次感觉到在所有的凌乱中其实还可以感受到的生活诗意。

说完徐锦泉，叙事者来说李亚力。

1956年10月，李亚力来到这颗星球，他的出生地不是上海，更不是苏州河边，而在远离上海数千公里外的山城重庆。多少年后的某日，当李亚力先生看着30多年前的老重庆照片，他对解放碑、临江路、望龙门缆车、朝天门码头以及传说中的沙坪坝是那么的感怀万千，在他深情的目光中时光倏尔而过啊！

1963年，当三年自然灾害终于将要告别中国大陆，李亚力步入少年之期，他意外地与苏州河有了一次相遇，并非身临其境，而是在连环画上相遇。连环画展现了苏州河历史上的其中一页：上海解放前夕，一名地下党员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也为送出情报，在一个雨夜，乘坐小船，从苏州河一路而去，离开了上海。看着连环画，他的心思渺茫了起来。

又过了6年，那是1969年光景，李亚力终于看到了苏州河，不是纸上苏州河，而是栩栩如生的苏州河。

那年秋天，因三所军医大学调防，李亚力跟随父亲、母亲从重庆来到上海。父亲、母亲本是黑龙江人，是当年四野七纵的老革命，来上海前，父亲、母亲工作于重庆第七军医大学，来上海后，父母的工作单位为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甫一来到上海，李亚力看到的河流叫虬江。那条小河将二军大一分为二，李亚力记得，下到河中抓螃蟹、摸乌龟是他少年时代最为美好的事情，这就如同黑哥下到苏州河里偷取西瓜，“水是很清、很清的，”李亚力回忆说，他仿佛回到了那个河水清澈的年代，“随后，一切都变化了，开始发黑，开始发臭，具体日子倒真的记不清楚了。”

1969年与1970年相交的某日，李亚力跟随家人乘坐55路公交车前往市区，他内心欣喜若狂，“这可是我第一次进市区啊。”

20世纪60年代末，二军大一地的江湾五角场可以看做上海的乡下，四周有农田、有池塘，虽说，与当年美国圣公会韦廉士主教派遣吴虹玉筹建圣保罗教堂的那个时期相比，这地方已繁荣了不少；虽说，与当年董大酉设计着上海特别市政府大厦的那个时期相比，这地方也改变了许多，但五角场一地依然没有脱离上海郊区这个概念，在宝山县地域中，二军大大院外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农田，而虬江之水散发着浓烈的乡野气息。

由55路一路进入上海市区，少年李亚力目不暇接：四平路上有摩肩接踵的人群，有鳞次栉比的房屋，李亚力看得眼花缭乱，看得心花怒放。当55路由外白渡桥向外滩驶去时，苏州河以及河岸两边的楼房——上海大厦、浦江饭店——更是让他惊喜得要叫唤出来，而那条河流，那条他通过连环画早就认识的河流，现在也以平静从容的姿态进入了他的眼帘。

李亚力对这个上海充满了迷恋，却也有几分畏惧。

想当年，对这个上海，他只能爬到二军大高高的水塔上作一瞭望。60年代的上海，天空多么纯澈，在水塔上，他能看到国际饭店，看到华侨商厦，当他扭转视线，他能看到许多白帆正在缓缓移动，那些都是在黄浦江上航行的船只。他想象着这个上海，他渴望着能够进入其中，他梦想有一天与这个上海亲密接触，而今，这一切都实现了。但苏州河？对苏州河他似乎没有多少感觉，在连环画上获得的最初印象，并没有让他对这条河流产生异常情感，更不要说热爱了。

以后，李亚力一度对苏州河很不以为然，多少年后的今日他对叙事者十分坦率地承认，“与从小生活在苏州河边的人相比，我对这条河有点冷漠。”

是冷漠而不是讨厌，说话间他回到了让他冷漠的年代。

那年李亚力结婚了，家住康定东路与泰兴路口，他不知道马路对面的麦根里住着一个酷爱读书的青年，名叫徐锦泉；他知道家的背后便是苏州河，而且还感觉这条河没有一点抒情意味，一点也没有。

煤球厂就设在了泰兴路口，他家楼下。运送煤球的卡车不分昼夜地来回开动，发出的嘈杂声响让李亚力无法忍受，在五角场，在他的重庆，可没有这样乱糟糟的环境啊，有时，他感觉自己的神经在这样的嘈杂中都快崩溃了；令人讨厌的还有河上不时驶过的小火轮。夏日夜晚，结束一天工作的他，很希望疲惫的身子有一个安静的歇息，却没料，小火轮来了，还不只来一次，络绎不绝地，“突突突”声响大作，让他整夜无法入眠。

那年李亚力27岁，他早告别了在重庆山城看着连环画遐想苏州河的年代，也告别了爬在二军大水塔上看远处精华上海不时出神的年龄，他已相当社会化了。在上海十一机床厂钳工车间的磨床旁劳作，沾满了肥皂水的双手上发出的气息让他有作呕之感。为了完成每天的定额，他必须不断加班，即使已是除夕夜他还必须加班，这样的工作让他厌烦，让他不堪忍受，更糟糕的是，他不是原住民，无法用上海话、用上海俚语向身边的同事表达自己的情感，他想着要尽快逃离这个环境，无论是上海十一机床厂还是紧临苏州河的那幢六层公房。

也因此，每个清晨，当李亚力乘坐19路翻越浙江路桥时，他的目光充满了无精打采的意思，而如果此时此刻目光刚好撞上河上小火轮时，更会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偶尔，李亚力的兴致也会高涨一下，譬如夏日，不少上海原住民正站在浙江路桥的栏杆上准备跳水，有些人的姿态还相当优美，当他们潇洒地跳入苏州河，当围观男女的叫好声从车窗外迎头撞来，李亚力也会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但这点兴致常常又被苏州河上的垃圾船所破坏：装满垃圾的船只正沿河而去，从垃圾上弥漫开来的恶臭让李亚力的目光也仿佛被熏染了。

有个晚上，李亚力难得地走出家门，沿苏州河慢慢走去。防汛墙建得高高，超过普通人的人头，他走上防汛墙，于是看到了月光下的苏州河。这时，他发现自己不经意地已来到了一个渡口。他感觉惊讶，不只是惊讶，简直是惊奇，那地方怎么会有一个渡口？渡口叫什么名字呢？渡口建于什么年代？渡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离奇的事情？他想着，童年、少年时常有的冲动被出其不意地唤醒了，他兴致颇高地买了筹码，上了渡船，并在月光笼罩下的苏州河上打了一个来回。要到后来，他才知道这个渡口叫强家渡，这是苏州河上最后一个被拆除的渡口。

就这样，在苏州河边，在泰兴路尽头，在当年的麦根路旁，李亚力整整居住了6年，6年中，煤球厂的嘈杂让他不胜其烦，小火轮的嚣叫让他忍无可忍，而发臭的苏州河则让他避之唯恐不及，当然，日积月累之际，竟也有一种新情愫产生，但那是什么呢？

6年后的一天，那应该是1989年，中国即将进入90年代，李亚力的人生也有新的转折，他从苏州河边搬迁到了中山北路沪太路一带，亦结束了上海十一机床厂的那份工作。去新单位上班，他改为自行车出行，为走捷径，总是由乌镇路桥上下，依然每天亲密接触着苏州河。这时，这条河流让他产生了想要仔细观察的念头，他发现，当年浓烈的臭味那刻消散、淡薄了不少，这是苏州河治理的结果吧；又发现曾经让他那么讨厌的小火轮，还有臭气冲天的垃圾船也少了许多。

时光如水般流逝而去，1998年之后，金茂游艇俱乐部成立，李亚力成为游艇俱乐部的一员，而在2004年的某日，他乘上“大众号”工作船，从当年里摆渡桥出发，一路溯河而上，直抵大华清水湾。至今，他都难忘那次苏州河之行，“一路而去，我们将苏州河这一段看了个透。”

事情起因于当时李亚力他们风闻苏州河将要有一个大开发，金茂游艇俱乐部想着占个先机，看看这条上海最古老的河流能够为他们带来什么？

一路行去，李亚力发现两岸许多地方正在大拆迁，无以计数的建筑都裸露着它们悲悲切切的骨架，此外，与当年他上下乌镇路桥时相比，除了环卫船，河面上几乎没有任何船只了。

航行后的结论是悲观的：苏州河水还是太脏，尽管作了大的整顿，但垃圾遍及整条河道；防汛墙又造得太高，相比当年他在强家渡乘坐摆渡船时似乎更高了，这让河上观光的游客无法看到两岸风景；一些岸边有新小区诞生，但小区高楼如同峡谷，让人有十分压抑的感觉；最后，苏州河的两岸几乎没有值得多加品味的建筑，无论新老建筑，都是如此。

当然，那是2004年时李亚力对苏州河的感觉。倘若此刻让李亚力再次提及苏州河，感觉迥然不同。他会注意到苏州河里已经有了小鱼小虾；会注意到，有时，在太阳光折射下，苏州河似乎焕发着一层绿意；他还会注意到过去自己不以为然的东西现在会带给他心灵上一丝颤动，这就如同他永远的故乡重庆任何一角带给他的感觉一样。

2014年10月12日，下午2点左右。这不应该是秋天上海的最好日子，尽管是晴天，尽管没有让人谈虎色变的雾霾，但云层过于厚重，阳光相当微弱，当它费力地穿过云层投射到这条里弄时，竟让它带上了几分惨淡。

1936年的麦根里，建造于两次中日战争之间，上海黄金十年的巅峰，但有点奇怪，里弄的型制似乎属于二代石库门，主弄是一边只有一条横弄；其次，也许最为关键的是，麦根里没有盥洗设备，既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铸铁浴缸，上述两点决定了麦根里在上海民居建筑版图中的位置，这条里弄建造时反映了当年工部局对华人居住空间的认知水平。

不过，那天重回麦根里的徐锦泉才不在乎它是二代石库门还是三代石库门，他在第四支弄的66号门前徘徊良久。门口上的清水青砖被时间侵蚀得很厉害，剥落的表层暴露出内里的质地，也添加着生命活动的种种迹象，譬如油烟在墙壁上留下的那些印迹。门旁的墙上挂有放光明牛奶瓶子的盒子，还挂着一个拖把。灶披间的门开着，可见里面一个水斗，水斗边上有一个塑料桶。踏进灶披间，可以清晰地看到二层阁，当年，徐锦泉便从这上面滚落下来，他应该感谢自己如此侥幸地掉在了晾衣竹竿上，否则又怎么可能有他今日正创造着的那份荣耀？

走出灶披间，徐锦泉突然打住脚步，他将目光投向支弄前方，前方有正在玩耍的男孩、女孩，有个大人蹲下身子在对一个小孩耳语着什么。徐锦泉分明有点恍惚，他再次回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吗？那个傍晚，苏州河也许涨潮，河水正一层层地很耐心地冲向两岸，他倒垃圾回来，内心欢天喜地，随后，爬上那口放上海人家泔脚的大陶瓷缸，时光、岁月、记忆与大陶瓷缸一起温柔地碎裂了。

58号前，徐锦泉再次停住脚步，他仰头张望，二楼人家的窗户正半合半开，挂着衣物，一个窗式空调锈迹斑斑地鼓突在外，80年代的奢侈之物，但只能制冷不能制热，他凝视许久，后来吐出一句，这就是我独自租借的地方。

徐锦泉不会忘了那个雨夜，是青年报总编、才华过人的李智平先生用奥迪车将他送回家，他也不会忘了自己如何穿过密密雨幕，如何走进房门，如何在一房子的水中心头发凉、发冷。是的，这一天充满了象征意义，他就此彻底地告别了麦根里，彻底地告别了苏州河的这个地域，但今日再次回到老家，今日再次寻访当年的种种生活的场景，他又应该如何理解当年的出走？又应该如何看待在这些似乎破旧乃至破烂的空间中曾经深藏着的记忆？

10月12日的那个下午，叙事者与徐锦泉、李亚力一起回到了麦根里旧地，叙事者期待当事人在重回历史场景中能够表达出更多人性意义的细节。

那日徐锦泉始终神思恍惚，而李亚力始终若有所思。直到出了麦根里弄堂口，沉默的李亚力终于也兴奋了，他用手指着弄口左边的那间粮油小店，西苏州路3号，小店门楣上还有已经惨淡了的红油漆字样“粮六石二分店”。当年他李亚力可没少上这里来买十六元四角一百斤的大米哦，有时也买十四元三角的籼米，但怎么会一次也没有碰上徐先生呢？照例说徐先生也经常来这里买米啊，买富强面粉啊，买馄饨皮子啊，记得当年还用过购粮证呢！

麦根里弄堂口右拐的斜对面，今日已是一大片防汛墙绿地，徐锦泉说煤球厂就在那个地块，很大一个煤球厂啊，地盘从这里一直延伸到泰兴路与康定东路相交处。李亚力同意徐锦泉的说法，他补充道，当年他就居住在康定东路路口上那幢六层楼的公房里，“我家厨房窗口正对北面，那时，只要一打开窗子，就见到煤球厂灰天灰地的场面。”

当年的煤球厂已然消失，在泰兴路、西苏州路与康定东路这个三角地带，无论煤球厂还是鸿章棉纺织厂全都远遁而去，取而代之的是防汛墙、绿化地以及供市民休闲的河滨走廊，那个让徐锦泉、李亚力有过不同的体验、生出不同感想的煤球厂，而今只有一个形似厂房、空间通透的构筑物作为象征，不过，构筑物中，还保留了部分吊装煤球的起重设备。或许因了这里环境的变化实在超出了自己的想象，让李亚力竟然有些不那么确定起来，“当年煤球厂是在这里吗？”

徐锦泉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就是这里！”

徐锦泉与李亚力都奇怪他们从未在粮店前相会

煤球厂的变化让徐锦泉与李亚力困惑不已

李亚力一声长叹，不是叹气，而是叹息，回想自己当年每日每夜就生活在飞扬着煤球粉尘的氛围中，而今这苏州河边的改造算是不错。

徐锦泉却不以为然，见识了国外无数的旧城改造，他感觉静安区在旧城、旧房的改造上缺乏整体规划而太过碎片化了。“这个煤球厂完全应该保留原来的设施、工艺过程和空间，而不是如今这样一个做法。你想想，煤球厂算得上我们城市一种曾经基本而且重要的设施，它影响了不是一代人的生活，这个不保留，我们还保留什么呢？”

争论是片断的，如同回忆经常是零星的，每个人的生命经验，对这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并不可替代，但在伟大的自然注视中，这一切其实又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譬如苏州河的注视。1969年抵达上海的李亚力，最初对苏州河并无多少感情，如果说冷漠也是一种感情，那么，他有的只是冷漠这种情感。对李亚力来说，这很正常也很自然，他不是徐锦泉或黑哥，也不是张秀兰或陆杰瑞，他出生在另一座城市，不同凡响的重庆，他可不是河边的原住民，因此就缺乏原住民们自童年以来耳鬓厮磨的那份情感。苏州河？煤球厂的粉尘让他忍无可忍，小火轮的喧闹又怎么可能让他生出诗意感？不过，先是时光的交替，继而岁月的浸润，对这条河，李亚力也有了一点情愫，谁又能断言，他对苏州河的情感不会融进血液和骨头中去呢？不会以最神秘的DNA形式遗传给自己的下一代呢？

徐锦泉呢？这个麦根里的原住民，煤球厂的喧闹与鸿章棉纺织厂的忙碌交织成了他的部分童年，石库门的生活，哪怕再点点滴滴，再微不足道，都是他生命最可宝贵的财富，都值得他反复追忆，“这座城市有许多东西都莫名其妙地消失掉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一座城市不能没有记忆，一个人也不能没有记忆，记忆空白，说明的是文化灭寂”，徐锦泉慷慨激昂，叙事者与他持有相同观点。

那么，如何理解徐锦泉的出走呢？如何理解当年他对麦根里的失望呢？以及如何理解当年他对这块地域的放弃和逃避呢？我想，那应该是他生命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吧！过了这个阶段，过了这个时期，他便会再次回到麦根里，对这个地域这条河流他会有全新的感觉和判断的，而且，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在2014年秋天的这个下午？

第四节　原住民阿青的一次漫长出行

2014年9月24日下午两点三刻左右。

原住民阿青（其实他自有姓名，但他坚持让我在书中称他为阿青，他的心理类似黑哥），这个小节的唯一主角，这一章第六个与苏州河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物，正带着叙事者和叙事者的徒弟上路，愿望将历史中的那些记忆，通过现场进入，而将它们再次地逐一还原，或者说再次让它们逐一复活。

因此，接着，叙事者写到的一切，读者在阅读时是需要用上一点想象力的，还需要一点类似被快速催眠时的那种感受性。

是的，阿青已经穿越，他正飞驰而去，穿过四十多年的时光，穿过这时光带给他的那些荣耀、那些屈辱，那些快乐、那些感伤，在飞行途中，他不再是个五十多岁的壮年汉子，一个对人世间万般事物有自己非常独立但有时也不免有些执拗想法的上海人，当他从空中降落在苏州河边的叶家宅，他已摇身变作少年，是的，少年阿青，他走出叶家宅家门的那片刻，苏州河的河面正被太阳照射得波光闪烁，河面明亮得如同火在燃烧，它让少年阿青睁不开眼……

阿青还没有走到河边，便闻到了从河面上散发开的臭味，有时臭味相当浓烈，浓烈到让他有恶心、呕吐的感觉。那天向河边走去的阿青看没看到苏州河的河面正再次发红呢？他曾经被红色河面吓了一大跳，少年的他自然不会知道某个沿河工厂正放肆地向这条河流排放着污水，母亲河？他们才不管这是母亲河还是父亲河呢！

宝成桥是一下子扑入了阿青的眼帘。

像往常一样，阿青踏上这座木桥，有意地将脚步放得轻轻，仿佛这样便可以减轻他身体的分量，与少年黑哥又是同样的心理，有很长一段时期，走上木桥的他始终有木桥立刻便将坍塌的预感。脚步尽管放轻了，但“咯吱、咯吱”的声响依然不绝于耳，这让阿青恐惧，更为恐怖的是桥面中央那条将近三公分的宽宽裂缝，透过裂缝，阿青看到下面正迅速流动的黑黑的苏州河河水，大片垃圾听凭河水将它们带向莫名的远方。有一回，阿青看裂缝下的苏州河实在过于投入，一不小心，脚下的拖鞋掉进了河里。痛惜拖鞋加害怕母亲咒骂，破天荒地让阿青毫不犹疑地跳进苏州河，尽管河水早就把拖鞋冲得无影无踪，但他还是傻傻地希望将它捞起。这是少年阿青头次与苏州河水亲密接触，很寒冷还是很温暖？河水的温度阿青是遗忘了，但他记得很臭、很臭，还记得自己差点再次呕吐。稍后，他跳进苏州河里的事情不知怎么传到了母亲的耳朵，在他们仅仅7平方米的日式公房里，母亲痛打了他一顿。紧接着，又抱住他，抱头啜泣起来，他随即也放声大哭，皮肉上的疼痛瞬间消失。

少年阿青战战兢兢地来到宝成桥中段，现在他扶着木栏杆向四周眺望。他看到左右两边的桥，左方武宁路桥，右方西康路桥。他看不到大人嘴巴里经常会说起的那座桥，外白渡桥，尽管他知道它应该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有上海大厦，有邮电大厦，还有浦江饭店；在阿青还是少年的时候，他并不知道那里还有着老闸桥，以及连黑哥也不知究竟的老闸镇。少年阿青的童年感受，从地域上说，大致方圆不出宝成桥一公里，他是听说过三湾一弄的，大人嘴里不经常挂着朱家湾、潘家湾、谭子湾和药水弄吗？他还依稀地感觉到浜南与浜北的很大不同，少年阿青意识到自己居住在浜南，浜南是“上只角”，而浜北，“河辣边”，是“下只角”，想到自己竟然住在上只角，少年阿青在宝成桥的桥中央便不由得趾高气扬了起来：看看阿拉浜南吧，有上无二厂、光明啤酒厂、华生电扇厂、中华印刷厂、国棉二十二厂，还有生产红灯牌收音机的一〇一厂，总之有让人好不得意的个个大工厂，你们浜北呢？除了朱家湾就是潘家湾，除了棚户区还是棚户区，怎么也出不了荣毅仁般的大佬官！

少年阿青在宝成桥上浮思乱想的当儿，他对三公分宽的宝成桥裂缝已经淡忘了，而当远处有一列小火轮船队开过来时，他的恐惧便彻底地遗忘干净，“那时，木船已不新鲜，它们载货也就四五吨左右，动力又来自摇动船桨的人，慢慢吞吞，很是平常。小火轮经过，情况就截然不同，一条小火轮身后拖着十来条木船，汽笛一声长鸣，两岸回声袅袅，十来条木船首尾相接、迤逦而行，真是十二分壮观。”这个叙述来自40年后的今天，但少年阿青当时确实已有类似的真实感受，他甚至可以区分出装载棉花与装载黄沙石子的不同船只，以及这些船只来自哪里又去往哪里，他还知道，蜿蜒而去的苏州河上，一路有许许多多的渡口，无论白天无论黑夜，渡船来来回回地运载着男女工人前往两岸工厂，也交通着浜南、浜北市民们的日常生活。

日子慢条斯理地打发而去，生活中没有多少新鲜更不要说离奇了，这让太阳的移动显得特别缓慢，也让日子一天天地过得特别漫长。

太阳光从不照进少年阿青的家，7平方米的房屋因此显得特别的狭小。小屋是公房，当年日本人在沪西地区到处建造的那种。小屋昏暗，白天也要开灯。某日，阿青去那个吊挂在墙边的家橱拿东西，一不小心，将家橱里的所有碗盏都带了出来，在那片尖锐的轰响中，阿青心悸不已。

无论在宝成桥上还是在家里，或者在社区中，阿青都不爱说话，那或许因为他有一个身份可疑的父亲吧？

父亲总是匆匆忙忙地回到上海，过不了几天，又匆匆忙忙地离家而去。父亲去哪里了呢？他为什么不与阿青我在一起呢？不与母亲在一起呢？那些年、那些天，当阿青深感委屈、伤心的时候，每每便会走出这7平方米的小屋，上宝成桥看苏州河以及河两岸的风景了。

风景再好，也有看厌的时候。在少年阿青的苏州河生活中，与黑哥不同的是，极致的快乐不是河里偷西瓜，更不是在空旷的路灯下紧张万分地等待着“配模子”或“对开”，而是前往偏远的上海西北部宜川新村，看望他的舅舅。快乐的原因之一，那里有沪西地区早已消失了的农田，有灿灿烂烂的油菜花，还有不少让少年阿青透不过气来的碉堡，它们蹲伏在农田中，用舅舅的话来说，“当年为攻克这些碉堡，陈毅的部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快乐的原因之二，每次与少年阿青告别的时候，舅舅都会将两角人民币塞进少年阿青的口袋中，那是94路加69路来回的车钱，小外甥一路走来看他老娘舅是着实的不容易啊！少年阿青攥紧了舅舅给的人民币，倘若是镍币，手上便会格外用力。在他还十分朦胧地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便相当深刻地理解了金钱对人生的意义。阿青属于人小鬼大的那一类上海小囡，有这么一天，当他告别舅舅，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当车子很费力地翻越着武宁路桥，当他望着远处一条渡船正离开渡口，突然觉悟到，为什么每次去舅舅家都要坐公交车呢？我可以走着去啊，摆渡过去，路就不太远了，一路上我可以看沪区的许多风景，当然，最最关键的事情是，坐车来回要两角，摆渡呢？来回只需两分，我可以省下一角八分，是一角八分啊！想到以后每次前往舅舅家自己都会有一角八分的积攒，少年阿青那刻在94路公交车上感觉到的人生幸福几乎要让他晕过去了。

少年阿青没有想过在苏州河的船上打量这座宝成桥

再次随着阿青作个穿越，再次想象少年阿青某日在叶家宅7平方米的家中那个状态：有点憋屈，有点不满，有点生气，百无聊赖之下突然想到舅舅，想到有些遥远的宜川新村，想到舅舅家窗户外的大片农田，小鸟正在田野上低低地飞掠，有愉悦的声音在旷野中传开，最后，他想到了一角八分，少年阿青陶醉极了，在陶醉感中，他走出家门，当然不再翻过宝成桥，更不坐94路了，他要向胶州路走去，随后走在长寿路上，走过整个热闹非凡的沪西地区，他要将一路上的街景看个够，随后由渡口而去浜北，再由中山西路而抵达舅舅的家中。

少年阿青最先来到的是胶州路，一条对上海来说充满了象征意义的沪西地区大马路，尽管其时他还不可能知道为什么这条大马路对上海会充满了象征意义。胶州路口的燎原电影院，少年阿青少不了进去兜上一圈。他在什么地方停顿了下来，还仔细地看了许久？当然是那个排片表。他看到了什么？《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广阔的地平线》？还有《小兵张嘎》？是的，也许都看到了，但这些与他都不太有关，他只能悻悻然地走出电影院。

少年阿青很快就来到了常德路，由于没有充分理由的那份恐惧感，他飞快地跑到了马路对面，他想着要绕开的是常德路到底靠近苏州河的……药水弄。他为什么会害怕药水弄呢？那是因为在这个遐迩闻名的棚户区里，时常有一些歹徒出现，搞得不好，你就会被剥猪猡。他还听人说，除了“药水弄”，那里还有一个“石灰窑”，也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一不小心，你便会撞上大祸。对三公分宽的桥面裂缝都会战战兢兢的阿青，害怕药水弄和石灰窑的那种心理我们是可以充分理解的。

少年阿青来到长寿路与西康路相交之地时，他的心情又变得格外的阳光了。马路口，他停顿了许久，如同以前，他再次抬头寻找那口沪西地区赫赫有名的大自鸣钟，当然，依旧枉然。早就听老人说了，这口大钟在万恶的“蒋光头时代”便已经有了，还会定时敲响。他不知道为什么这口大钟此刻会消失不见？又为什么会消失不见？还有黄金荣，当年大流氓黄金荣不就是在这口大自鸣钟下巡逻的吗？少年阿青努力地想象黄金荣腰里别着勃朗宁手枪的那个威风模样，没有多久，他看到了一边的老仁和饭店，味蕾在刹那之间产生的生化反应，让垂涎三尺的他立刻把黄金荣忘到了九霄云外。

少年阿青在长寿路上看风景终结于中百四店。那店里，有着少年的他多么渴望占有的东西啊：乒乓球拍、羽毛球拍、四分钱一个的连环牌乒乓球、八分钱一个的红双喜牌乒乓球，以及食品柜台后放着的罐头食品。少年阿青热情洋溢的胃多么渴望被午餐肉、烤子鱼、牛肉干以及压缩饼干所填塞，压缩饼干正品一角两分一包，副品七分一包，当然，他最最喜欢的是华芙饼干，两角两分可以买上一斤华芙饼干，吃在嘴里的感觉，是40年后的他都难以忘却的！

走过中百四店，沪区商业街便告结束。少年阿青来到江宁路与普陀路口，他再次有点惊惶不定起来，那是因为他看到了68路公交车站，听老人们说，1972年，这里发生过轰动整个上海滩的“吴大海事件”。那天，一个叫吴大海的68路驾驶员，不知发什么神经病，开着68路公交车，一头撞向了正在站台上等候的乘客，数十人纷纷倒下，那天江宁路上血流成河啊！

少年阿青的头脑里立刻也抛弃了歹徒吴大海，沿江宁路而去，过了澳门路后，他的思想便被左手边出现的那排围墙所占据，这里应该就是一〇一厂了，神秘莫测的一〇一厂！早听大人们说了，这个厂表面生产的是海燕牌收音机，其实生产的是新式武器，美蒋特务来了不止一个。大人们这么说的当儿，阿青便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叫《徐秋影案件》的电影，还会想到大人们说的一个发生在闵行地区的反特故事：1968年的一个春天的夜里，沪闵公路上，阴风嗖嗖，冷风哗哗……虽然两者完全不相干，但在少年阿青善于幻想和勾连的头脑中，一〇一厂里似乎也晃动起徐秋影的阴沉身影，还刮起了沪闵公路上的凄厉之风。

当无论是徐秋影还是沪闵公路之风都离少年阿青而去时，他基本上已经来到江宁路桥的桥堍下。这时，如果上桥，他当然可以看到让他心向神往的上海大隆机器厂，还可以看到让他热血沸腾的六一四厂，那里，可是生产着人民币啊！

但为了舅舅的一角八分，少年阿青不能上桥，他要前往渡口，他要摆渡而过苏州河，这样，在江宁路桥的一侧，他就看到了儿时同样让他激动万分的那个大饼摊师傅。

先目睹到一个大大的炉子，炉子中发生着的，是10岁阿青可以意会却不能感觉的东西。

炉子边，搁一块长木板，长木板上，放一个大搪瓷盆，大搪瓷盆里有面团，面团上罩一块白布，这叫醒面。

一个师傅，长得胖胖的，少年阿青称他为胖师傅。胖师傅先揉面团，再擀皮子，一切做完，拿起一把切菜刀，那刀断了木柄，这点阿青看得真切，将面团切成面条。胖师傅不凡的身手在于拿刀方式：不是刀尖向前，而是刀尖朝后，他快速而富有节奏地切着面团，现在面团成了面条，面条一段段地排列开去，煞是好看。

接着，少年阿青发现，胖师傅已经将白砂糖与古巴砂糖拌在了一起，又非常均匀地撒在了面条上。甜大饼与咸大饼是有区分的，1967年的那个下午，少年阿青的生理器官因了古巴砂糖的不断刺激也不断地发出喜悦的抽搐，他知道，他可以忍受许多东西，就是无法忍受古巴砂糖的诱引，他是不是因此要高呼卡斯特罗万岁来着？

胖师傅还在施展绝佳身手：他伸出肉鼓鼓大手一只，掌心向天，很仪式地一抬，往桌上猛然一拍，刹那之间，锥形面团已成扁圆状态，当抬起此手，只见悬于空中的掌中已有扁圆生大饼一个，复翻转掌心，另一只肉鼓鼓大手向生大饼上撒去芝麻、葱花，当生大饼随着探入炉膛的那手，间不容发之际已贴在炉壁上时，抽手而出的胖师傅方才吐一小口气，神抖抖地四下一扫，眼神中自有绝世武功高手方有的那份睥睨一切的高傲。

少年阿青将所有这些都看得仔细也看得深情，在他由少年向青少年过渡的那些日子里，江宁路桥的桥堍之下，他无数遍地看过来自苏北的这个胖师傅制作大饼的那番绝技，在他少年的思想中，胖师傅是这个世间最具神秘力量的一部分，他对阿青的吸引，丝毫不下于苏州河。

告别胖师傅，向东走上一段路，上海啤酒厂出现在少年阿青的右手边，他当然不知是匈牙利建筑设计师拉斯洛·邬达克设计了这个工厂，也不知这个工厂原名叫斯堪的纳维亚啤酒厂，更不知多少年以后，他的朋友王唯铭，即这本书的叙事者，为这个匈牙利人写了一本书，书名《与邬达克同时代》。40年前的阿青，看到的是山一般堆起的啤酒木箱，以及木箱中探出的一个个啤酒瓶，恍如它们的脑袋。他想起自己曾多次来这里寻找被人随意扔一边的啤酒瓶，因为大人们早说了，若去店里购买啤酒，必须用啤酒瓶来掉换。但每次前来，哪怕深更半夜，总是一无所获，看来要想白白获得一两个酒瓶，还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渡口在这时很突兀地出现在了少年阿青的面前。

是叫光复路渡口，还是朱家湾渡口？或潭子湾渡口？40年后的今天，阿青已经无法记清，而40年前的这天，他毫不在意。

渡口相当简单。两个口子，一个口子进人，一个口子出人。船尾进，船头出。

船有时等着，有时离开，那日，阿青看到渡船正等候，等候着他阿青。

是铁壳船，船上方有一根穿越整条河的粗大钢丝。钢丝上有电线，一圈圈地反复纠缠。阿青知道，当船开动后，这一圈圈纠缠着的电线便会在钢丝上拉直。他可不是头次坐渡船了，每次坐船，他都会花上一点心思看头上的电线如何拉直，他感觉这很有趣。

阿青也看到了渡口前的箱子，投币箱。两块玻璃斜斜地插在箱子上面，中间留有一条细细的缝。当他将手中两分钱换来的绿色筹码丢入箱子时，他会听到绿色筹码在玻璃上滚动的清脆声响，而当那枚绿色筹码彻底地消失在箱子里时，每每内心他总会发声惆怅的叹息：这个好东西我再也收不回来了！

渡船开动了。

头上纠缠在一起的电线果然在钢丝上一点点地拉直。

阿青听到苏州河水冲击船舷的声响，4月的风也从苏州河面涌进了船舱，“那个时候，苏州河水已经相当黑臭，浪头翻上来时，让人十分恶心”，阿青40年后如此说道，但口吻温和，没有丝毫愠怒，更没有丝毫杀气，因为，黑臭的苏州河本就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40年前也是如此，尽管河水臭不可闻，让敏感的阿青有点忍无可忍，但转瞬间，他又十分开心，因了正有船从另外一个方向驶来，它们与摆渡船交会的时候，阿青看到船上装载的种种东西：棉花、石子、黄沙等。接着，他的思想已经抵达了舅舅家中，他想到了那一顿可口的中饭，想到了舅舅手上递来的两角钱，看着70年代初的上海天空，阿青发出了微笑，与此同时，苏州河的臭味似乎已经远遁，苏州河已经完全地远离了他的感觉世界，在他耳朵边，这时已经响起火车将要到来时，中山北路过道前栏杆放下之前的“当当当”铃声，这铃声多么亲切，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催眠。

原住民阿青诞生在1960年，共和国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阵痛中剧烈抽搐的时候。他诞生的地方是上海文化中颇有名声的“一妇婴”。

阿青最初没有居住在叶家宅这一带，他居住在“上只角”，居住在华山路1661弄，他家隔壁是一座小洋房，住着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白杨；他家对门居住着京剧大师言慧珠。阿青的父亲曾与建筑有着密切关系，一生都与“第八艺术”难分难舍，但不幸的是，早在学生时代，因投稿《人民日报》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言论，1957年被划为“右派”。所有这些阿青浑然不觉，他的降临，犹如被打上了“红字”，带着一种可疑的身份。当他在苏州河边瞪大了澄澈的双眼，他不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澄澈，正是这种不澄澈，让他父亲一早发配去了“大漠孤烟直”的地方，而他只能与母亲在苏州河南岸相依为命。

1975年元旦后，阿青15岁，他与母亲一起离开了苏州河，从叶家宅搬到曹杨六村，7平方小屋换作一室户。新家距离苏州河有整整一站地，不过，倘若进入市区，他还是要跨过这条河的，只不过，宝成桥换作曹杨路桥，换作当年的三官塘桥。在三官塘桥一路走去的时候，倘若他将头扭向左方，他会看到西康路桥，也会看到江宁路桥，还会看到上海啤酒厂。如果他想念那个渡口，那么，不需用眼看，只需闭上眼睛想一想，那个渡口便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如此的栩栩如生。是的，苏州河渡口，他渺小又壮丽的生命便是从这里而出发。

第五节　我出生在河边的绞圈房子里

1952年，姚志康来到人世间，那时，上海史已经又掀开了一页，虽说苏州河浑然不觉地照旧蜿蜒流淌，历史上的王朝更迭，时光中的春秋交替，与它似乎毫无关系，而且在本质意义上也确实毫无关系。

当姚志康睁开双眼看着高家巷，或更开阔点说，看着周家桥地区那片湛蓝的天空，他不可能知道的又会是那些东西？

他不会知道，自己诞生的这个地区，一路迤逦而去的苏州河在这一段有个45度的凶猛折弯，以周家桥为基点：它的下游，后来有了中山北路大桥，那里，之前还有着施约瑟创建、卜舫济发扬光大的圣约翰大学；它的上游，是古北路大桥，更远处，则是吴淞江大桥；距离周家桥不远处，古北路大桥的西侧，有过一个渡口，非常繁忙，是上海人血汗交加、羽化成蝶的一个佐证，周家桥的右方，苏州河的一个渡口极其出名，叫做强家渡。后来，当苏州河上的所有渡口逐一地消失不见，强家渡是最后一个。

他不会知道，周家桥一路成长的那段历史。周家桥，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座桥的名字，先有桥，而后才有了遐迩闻名的地名。说到桥，就必须先说河。这河不是苏州河，而是苏州河的一条支流，由后来的玉屏南路一路流来，最后流向了母亲的怀抱，苏州河中。当年，此河虽然不算宽阔，但纵横此处田野之间，让此河两边的乡民的来往相当不便。终于，当地一户姓周的富裕人家，也是知书识礼的乡绅，毅然出资，雇人修建了一座小小木桥，架设在这条小河上，自此以后，东西两岸连为一体。那桥架设的年代究竟是康熙时期还是道光年间已无法知晓，叫它为“周家桥”，原是四方百姓对周姓人家善心的一个纪念，而这个称谓便一直地流传了下来。当后来周家桥这个地域变作熙熙攘攘、百商云集的市镇，人们用“周家桥”来称呼其实是另有深意了。

周家桥变作市镇时候，自然村落早已形成。本地人的老宅子自西向东沿苏州河南侧依次排开，分别叫做北龚家宅、李家门、高家巷后宅、杨家宅、顾家弄、林家宅、朱家宅、三泾庙；长宁路北侧，则是强家角、沈家郎、范巷郎。所有原住民都以种菜作为自己主要的生存方式，所有的菜园到了60年代中后期完全消失。

他不会知道，那周家桥形成很热闹的市镇年代是在工部局的越界筑路时期。白利南路与霍必兰路等6条沪西马路辟筑，让周家桥兴盛有了一个现实基础，而在周家桥、强家角等地出现的内河码头，更让周家桥这一带气象大变。及至1906年，晚清当局修筑的沪杭铁路穿越了周家桥的东部，以及上海西站设立，更让周家桥与现代文明的连接有了重要一环。20世纪30年代，周家桥与上海的“黄金十年”一起进入到它最为繁荣的时代，这个时代，周家桥地区仅店铺就有55家，真是“百工麇集，逐成市面”。

他不会知道，早在1901年，华人中的一部分，那些对生活充满了欲望和野心的男女（他们中主要都是男性）沿河逐一开出工厂。之所以沿河开厂，一个重大原因是苏州河能够让运输变得迅即和方便，物流这个现代概念早在1901年的上海便有它最初的表达，当然，污染这东西也如达摩克利斯剑般地悬挂在了苏州河上。在九曲十八弯的苏州河这一段，有伟大的吴氏家族所创办的一系列工厂：天原化工厂、天理化工厂、天厨味精厂和大孚橡胶厂，也有很光荣的荣氏家族开出的申新一厂、申新八厂，荣氏家族的码头岸线更是长达500多米。此外，民生纱厂、顺昌石粉厂、华光火柴厂、上海酵母厂、上海试剂总厂都一一开出。因了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后来居上的日本人在苏州河两岸也相继开厂，苏州河的周家桥边，叫做丰田纱厂的便依河而据，西方商人也群起效尤，让上海加快迈进近代化的那条通道。劳动力因此成为必需。居住在苏州河两岸的原住民，祖祖辈辈以种菜为生，挑到集市上买卖让生活获得继续下去的动力。而今一一放下锄头，走进简陋到几近原始的车间，男的成为机匠，女的成为挡车工，以卡尔·马克思论述的方式开始被剥削者的不幸生涯。其时，日资丰田纱厂、中资申新一厂、申新八厂，全都拥挤着当年居住在苏州河两岸的妇女们，她们之所以乐意离开土地，离开河流，离开祖辈沿袭下来的生活，一定是“被剥削者”的生活中有着一种让她们十分兴奋的东西。随后，周家桥地区的原住民远远不够众多工厂需要，于是，更远一点的地方，或新泾或华漕甚至虹桥、纪王等地的农民迈着没有洗干净的双脚而纷纷走进工厂，心甘情愿地被原始工业文明一一吞噬。等到这些地方的劳动力也不敷使用时，便出现了异乡男女，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出现在周家桥一带。他们都是苏北人吗？是的；他们都聚集在“滚地龙”或“草棚屋”吗？是的。

滚地龙与草棚棚都搭建在港湾河汊一边，滚地龙就不需要多说了，所谓的草棚棚，是用毛竹做的梁柱，用竹笆糊泥做的墙壁，用稻草铺的屋顶，不要说与深宅大院，就是与一般瓦房也没得比。他们的生活以今日眼光来看是如此的不堪忍受，但他们还是忍受住了，这里一定有他们的乐趣在，也有他们的憧憬在。随着时间移除，一种文化也慢慢地生成了，而且，不同族群的文化有着自己的不同空间。譬如，原住民信奉道教，家里如有丧事，请来道士做个道场；苏北人家相信佛教，如有丧事，请来和尚念上一场佛经。夏日傍晚，当你走进当年这些里弄，原住民聚集区传来的自然是悠扬绵软的沪剧，而苏北人聚集区里有的是气冲斗牛的淮剧。有意思的是，百多年来，不同文化丝毫没有融合趋势，原住民与苏北人，各分周家桥的一部分天下。

1952年，姚志康诞生在高家巷后宅25号，今日来说则是玉屏南路585号，他的房子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绞圈房子，那是一种与石库门很不同的更具上海地域特色的建筑。显然，诞生那刻，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无以计数，其中便有不松不紧、不急不忙流向前去的苏州河的节奏，河水出了后来的吴淞江大桥，便流在了上海的郊野之地，那郊野两旁，决计没有外白渡桥般的现代文明，也决计看不到周家桥那派市民社会的繁荣景象。

1958年，姚志康6岁，也是中国上海大喘气地进入了“大跃进”的年代，这条因架设周家桥而出了名的小河终被填浜筑路，下铺粗大排水管道，路名便是今日的玉屏南路。

自小聪颖的姚志康清晰记得当时工人们施工的种种情景。工人们就住在他的绞圈房子中。每天中午，工人们会在他家廊檐下铺上一张草席休息。有人给他们送来馒头，馒头有很浓重的碱水味，色泽微黄，香味扑鼻。多少年后，他还记得一个面目和善的老师傅将馒头掰了一小块给他吃，他感觉味道真是太好了。他也记得奶奶见此状，便去屋里捧出一碗粥，从老师傅手中再换来整个馒头，当这个馒头交到他的手中，他全身因幸福而哆嗦了起来！

时光在姚志康的成长过程中慢慢移动。

姚志康记得头次看到苏州河的情景，那时他还没有上小学，跟着奶奶去买西瓜，他走上古北路大桥，见到河面上有那么多的小舢板，它们匆匆忙忙地来来去去，那种景象让他内心激动和激荡。

那日，姚志康似乎闻到了河中发散的臭味，还只是50年代末啊，他也只有七八岁啊，苏州河已经发臭了起来，河水也呈现出青黑色，但一切还不十分严重。他与奶奶来到苏州河边，许多买瓜小船靠在岸边，要到更大一点的年纪他才知道，小船全都来自浙江平湖，船民们出售的便是平湖西瓜或解放西瓜。奶奶一口气买下将近10个西瓜，然后，很亢奋地在头里走，卖瓜人挑着担子紧随其后，他则看着箩筐中的西瓜屁颠屁颠地紧跟。

随后，时光年轮又作着沉着的转动。对姚志康来说，那时，轰轰烈烈的“大串联”时代已经结束，但学校尚未复课上学，基于他有点暧昧的成份——小业主与资本家之间——他被排除在红卫兵组织之外，只能在苏州河边做一个无所事事的逍遥派。

那时，姚志康对他出生的周家桥或许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这是一条完整的商业街道，有米店、南货店、绸布店、照相馆、文具店、洗衣店、理发店、百货店、服装店、茶馆、混堂和剧场，各种各样，林林总总，让人看了好不振奋。

苏州河在周家桥有个猛烈的折弯

姚志康记得最为周全的是周家桥一带的饭馆，举凡高盛馆、同兴馆、津津斋、小乐意，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他之所以将饭馆一五一十地记住，原因与我们刚刚告别的阿青完全相同：总想进入其间，能够在张张油光铮亮的桌子旁大摇大摆地坐下，如水泊梁山上的好汉们那样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每每，这样的想象让他口水直流。

姚志康还记得红叶服装店、三元公司以及凌云百货店，他将食品店七间头深刻地记住了，在周家桥，竟然会有七开间门面的食品店，排场势着实让人吃惊。

最让姚志康怀念的还是茶馆、书场、剧场以及混堂。

这是让姚志康彻底心醉的地方，他走进后来叫做渡江浴室的白雾缭绕所在，但见人人赤身裸体地挤搡一起，说话的声音带上了一份空旷，而躺在浴池一边让搓背师傅将皮肤揉搓得清清爽爽，那样的情景至今想来还怦然心动。尤其难忘坐在休息室中，伴随浴室师傅一声吆喝，从空中飞来的那一块滚滚烫的毛巾，敷在身上，全身毛孔瞬间彻底开放，那份享受，语言无法形容，唯有无言。不过，他还是时常听得一边的父亲一声叹息，即使在这最舒坦、最陶醉的片刻。

后来，姚志康知道父亲叹息为了什么。

父亲一生做错的事情不多，但有件事情是绝对做错，那便是硬要将资本家成份力争过来。

且说当年古北路至中山西路这段长宁路大有来历，街道尽管很窄，两边却开满商店。

在那百多家商店中，有姚志康祖父开的大新饭店一家，坐南朝北，与当初的申新一厂大门遥遥相对，那时的长宁路还相当狭窄，只有两车道的宽度。大新饭店也只有一个门面，与“七间头”相去甚远，好在还有一点纵深，让桌子自然地摆上不少。

1956年，姚志康4岁当儿，中国进入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上海，无论著名或不著名的工商业都进入改造时期。其时，有这样规定：雇工2人或2人以上，资本金在2000元或2000元以上的可以定性为资本家。姚志康父亲的大新饭店雇工1人，资本金也只有1640多元，按说，随便怎样也轮不上资本家身份，充其量是个小业主。没人撺掇，姚父有着自己的算盘，如果这次能够评上资本家，那么，公私合营后享受的月薪就可以达到保留工资的最低一档70元，评不上，就只能参加合作餐饮业，最高工资45元。1956年，这一上一下的25元对他们这个八口之家实在是太重要了，就为了多拿25元，姚父动了不少脑筋方将自己的成份搞定为资本家，但人算不如天算，父亲再怎样会盘算却没有算到1966年的那场运动的到来，更想不到后来的安亭事件、工总司的横空出世以及地、富、反、坏、右之后还忝列第六类分子的资本家。那个时代，资本家不算十分邪恶，至少也相当的可疑，父亲被归为异类之中，作为父亲的儿子，姚志康顺理成章地成为异类中的一分子。

父亲的叹息由此而来。

在混堂中乐不思蜀的姚志康当然无法捉摸父亲的心思，对他来说，混堂结束之后的茶馆生活才是又一种快乐。

茶馆开在混堂隔壁，二楼有个书场。每每结束汏浴，姚志康跟随父亲来到二楼书场，第二档享受便由此而生。

父亲常常会在糯糯的苏州评弹中连连瞌睡，姚志康则或沉浸于说书先生的节奏之中，或在书场的木头长椅子下到处乱窜，不管怎样，成年后他对戏曲热爱的那颗种子似乎就是那时埋下的。

6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氛围让姚志康只能成为苏州河边的“逍遥派”，但生命激情在他青春躯体中却是到处横冲直撞，宣泄总要有一个出口。这出口便使得姚志康做起了三军司令：他养金鱼、养信鸽以及养品种鸡，品种鸡包括了白洛克、澳洲黑以及芦花鸡。

姚志康回忆起来，为给所养的白洛克或澳洲黑吃活食，他常常走到屈家桥去钩皮虫、抓知了。当年，屈家桥那地方是新泾乡的一个苗圃，从周家桥高家巷绞圈房子走到那里，路程不太长也不太短：刚好5公里。

让姚志康记忆深刻的事情是，抓了知了一路沿着河道回家，木拖鞋不知怎么坏了，只能将它拎在手上，赤着一双脚赶路，烈日下的马路滚滚烫，他尽量挑着路边有草的地方走，若没有草呢，那苦头只有他自己知道了。路上，经常会遇上下班的工人，不少来自华光火柴厂，见了他手上的知了，吵着要买，他自然乐意满足工人们的要求，“响板”5分钱一只，攥紧5分硬币的他心花怒放了好一阵子。

爬在新泾苗圃那些大树的树杈上，姚志康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那条似乎一直在流动也似乎凝然不动的苏州河，河水虽不清澈，至少没有发黑，也没有多少臭味，随后，他看到许多船只正缓缓而过，是后面拖着长长一串的小火轮，或是满载西瓜的送货船，如同黑哥，姚志康会从大树上跳下，扑入苏州河中，饿虎扑食一般地向西瓜船游去，活脱脱是个拦路抢劫的架势。船民尽管会拿着船篙作吓唬状，但实在无法对付这么多的“野蛮小鬼”，况且“野蛮小鬼”又玩声东击西战术，往往是一个人作佯攻状，其他几个则游到船的另一边，将层层叠叠堆得高高的西瓜撬一个下来，接着发生的便是让少年姚志康最热血沸腾的事情：西瓜接二连三滚下苏州河，它们在苏州河面上晃晃悠悠，硬是不沉。姚志康们大喜过望，一人抱着一个西瓜游回岸上，用拳头将西瓜猛然砸开，看着那鲜红的瓜瓤，探头便咬，直到肚子鼓胀，直到所有人都瘫倒在苏州河边的草地上。那一刻，黑哥也在十多公里之外的桥洞里，沉浸在四分五裂的西瓜所散发的那股芳香中吧？

少年姚志康对苏州河的回忆不会只是这些，在那些无所事事但人生却十分快乐的日子里，奶奶告诉他，他出生那年，吴淞江大桥还是木结构，要到70年代，木桥才翻成水泥桥。

2013年的某日，在虹桥开发区友谊商城的大堂咖啡厅，接受我采访的姚志康认为，吴淞江大桥以东为苏州河，以西为吴淞江；他又固执地认为，关于苏州河的叫法，应该产生在1920年以后，他的坚持显然颠覆了教科书上的定义，也颠覆了关于苏州河称呼的一般说法。不过，不管姚志康的认为是否正确、是否权威，这些对叙事者与读者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出生在苏州河上游的周家桥这一带，重要的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打上了这条河流的深刻烙印，有了这一些，我们还能奢求他什么呢？

第二章

1860年或以后：激扬的中华民族原力

第一节　最初，苏州河边热闹的还是西方人

1860年，上海正以缓慢而坚定的步伐进入她的新历史时期，虽然，苏州河水依然以自己的平静流淌而显示着浑然不觉的模样。

第一场战争已经过去，叙事者指的是小刀会起义。

在县城中的所有小刀会成员，最终都在1855年之前被法国军队与大清国军队共同剿灭。没有人统计过他们中有多少人按照大清律而被“凌迟”，那是极其惨无人道的处死方式，但他们的死亡称得上慷慨悲壮。他们似乎可以不死，好多个传教士不忍他们将要被毁灭的命运而为他们做了说客，试图改变他们必死的命运。这些传教士中有我们已经熟悉了的雒魏林和我们不熟悉的晏玛太，以及伟烈亚力。传教士们多次进到上海老城，对小刀会的起事头儿苦口婆心地作着劝解，但都遭到后者严词拒绝。小刀会成员最终在八旗子弟兵的刀刃下尸首分离，但他们对名节的尊重，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值得我们脱帽致敬。

不过，尽管小刀会起义随着上海的四季轮回已经烟消云散，但第二场战争已然到来，让平静的苏州河水再次激荡了起来，这第二场战争便是李秀成带领的太平军马队逼近着租界上海。

其时，李秀成还八面威风，根本不可能想到四年后的1864年8月7日，在金陵大狱中，他以每天7000字的速度刚刚完成自己生平的撰写，便在当晚被带到法场处死；更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会对一生中最残忍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对手曾国藩如此感恩戴德，“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曾国藩也投桃报李，对李秀成给予“免凌迟。其首传示各省，而棺殓其躯，亦幸矣”的待遇，让李秀成免除了押解京城后必然将在肉体上遭受的深重折磨；其时，李秀成不会预见到他对上海的攻击将会铩羽而归，也不会预见到两年后寒冷的1月，他对上海的攻击同样会以失败告终。所有这些，1860年8月的李秀成全然不会预见，其时他意气风发，正试图一鼓作气地将上海拿下，在随后与华尔组建的洋枪队的第一次较量中，他果然将这支低层次的“野鹅敢死队”一举击溃，兵锋似乎无人可挡，只是因了英法联军的出面阻击，方才悻悻而退。

李秀成是否还会再来？当然还会。但其时的租界，原先只作商用的道路码头委员会已改作工部局，巡捕房的设立，更让这块飞地多了一个类似准军事部队的警察组织，而为防止长毛的侵扰或者更正确点说是因了小刀会起事给西方人带来的恐慌不安，早自1853年，西方人已经在租界外开始了修筑军路这一举动，叙事者之前说到的麦根路便是其中的一条，越界筑路，一个看似对大清国的法权发出挑战、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很是不敬的举动，却又可以看做让“上海作为成长的生命”的一个必要的举措。

1860年之后，工部局上海开始了它的进程，是将物质文明由西方逐一引入东方这块地域的历程，某种意义上，这个进程决定了上海最终将要成为当时这个世界上的大都会之一，也决定有那么多的大小冒险家趋之若鹜地前来上海，从雷玛斯到写出《出卖上海滩》的那个作者。

时间是1861年，在上海租界中生活过的一个西方大班，名叫史密斯的，从澳大利亚（不知他为何去了澳大利亚）写信给上海工部局，详尽细说引进煤气对于城市照明的重要性。此君属于上海开埠后不同寻常之辈中的一个，首先，这是个将世界上许多事情从不当一回事的大男人，如果不是这样，仅仅李秀成大军的闪亮刀锋便足以让他停止思维更不要说行动了；其次，这也是一个对上海未来充满远见卓识的精英，如果不是这样，他便不会在1861年这个年头，当太平军的威胁还如达摩克里斯剑般地悬挂头上的时候，却充满想象力地要让租界上海被煤气照得透明通亮。

1865年，大英自来火房落成对外供气

大英自来火房接着做的一件事情是：在外滩到浙江路以东这段南京路上，一一安装了10盏路灯，目的当然是广告宣传

史密斯写信后，紧紧跟上的是C．J．金先生，也是西方大班中的一个。不久，他们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规划着生产煤气的工厂，计划投资2.15万英镑。又不久，知道2.15万英镑远远不够，便在租界上海的英文报纸《航运商业日报》上向全社会集资，资金果然集到，整10万两银元。1864年，取名为大英自来火房的临时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董事会，工程即将上马，C．J．金担任董事长。

大英自来火房的地基选择在当时还不属于公共租界的地块上，当然，距离道台大人管辖的上海更加遥远，它濒临苏州河，地处苏州河南岸的泥城浜以西。大班们向当地农民购买了临河土地8.7亩，每亩花银子550两；第二年，又以每亩700两银子的价格买进西面土地6.05亩，买地过程中共拆迁农民房舍达90间左右，为此，大班们又付出拆迁费用为1960两银子。有一点叙事者没有搞清，这个价格在当时的上海是否还算公道？整个拆迁过程有无强拆嫌疑？

1865年的11月1日，出现了上海史中最精彩的一幕：大英自来火房向居住在租界内的西方居民正式供应煤气，被供应的人家不算太多，历史记载的数字是：总共安装了58只煤气表，其中，家庭用户39只，换言之，有39户人家分享了法国人鲁本在18世纪中的这个伟大发明，当然，分享者全都是西方人，尤其是西方上流社会人士。

大英自来火房接着做的一件事情是：在外滩到浙江路以东这段南京路上，一一安装了10盏路灯，目的当然是广告宣传。1865年12月8日，大英自来火房向这10盏公共路灯供应煤气，当开始繁华起来的南京路被煤气灯的光芒笼罩时，一时满城空巷、景象热烈，还在脱胎换骨中而并非新市民的上海男女，纷纷驻足观看，舞文弄墨者更是为此赞叹道：“西域移来不夜城，自来火较月光明。”

由于与煤油灯相比，煤气灯不仅清洁、便利，光亮度更是前者六倍以上，也因此，“初设仅有路灯，继即行栈、铺面、茶酒戏馆，以及住屋无不用之”，公共租界、法租界的主要街道、洋行、茶楼、戏园及一部分住宅全都安装上了煤气灯，一些殷实并思想开明的华商也紧紧跟上，开始申请安装煤气灯。

必须指出，当工部局上海灯光璀璨之时，华界那刻却是墨黑一片，为此，1872年，上海士绅们在《申报》上刊登启事，要市民们为改善居住环境尽自己一份义务，捐资设立路灯。上海士绅钟应南率先捐资，1873年8月，南市也亮起街灯，此后煤气灯在华界上海亦获得了逐步推广。

写到这里容许叙事者个人穿越一下。

后来的那些春秋之日，苏州河的西藏路桥南岸边，那个巨大的土黄色煤气巨罐曾是叙事者个人的生命见证。叙事者一直没忘，少年时代，夏日中午，叙事者从瑞华坊出发，经由复兴中路，沿西藏南路和西藏中路，在当年大新公司的一楼巨柱中反复绕行，最后则站定在西藏中路边，对南岸耸立的这个土黄色庞然大物出神凝思，那时，叙事者并不知道1865年时这里有过一个大英自来火房，而正是这个工厂，让上海得到了第一次照明，尽管不知道，但这个土黄色巨罐却是叙事者的少年时代，乃至叙事者的同时代人保有的上海物象最深刻记忆之一。2011年10月17日下午，叙事者站在四行仓库顶层，看苏州河第七桥时，南岸已没有了那个土黄色巨罐，它被摧毁于80年代末，四行仓库光三分库的保安王师傅对叙事者说，“拆除时候我也在场，钢板厚得让人吓个半死！”

还是回到1865年。

大英自来火房也许并没有想到它的竞争者动作会是如此之快，只过去一年半，法国商人筹建的煤气厂开始向法租界居民们供应煤气，当然，与公共租界相同，享受工业文明成果的依然是法租界中的达官贵人，至少中产阶级以上。24年后，因经营不良，法商开办的煤气厂被大英自来火房囊括而去，为这次囊括，大英自来火房花了银子3万两，想来，拿着白银的法国厂商内心十分酸楚，而大英自来火房的大班们则将自己的嗤笑挂在了嘴角边。不过，对另一个竞争对手，他们却笑不起来，那就是同为来自英国的上海电光公司。

1882年，大班立德尔宣布上海电光公司正式成立。7月26日，亚热带上海最炎热的时候，电光公司向公共租界的居民开始供应照明用电，最初，偌大的工部局地盘，也就只供应区区15盏弧光灯，不过，与煤气灯不同的是，每盏灯的亮度高达两千支光。也许还是为了广告原因，立德尔先生将弧光灯率先用于苏州河的桥上，但见弧光灯将桥面照得通通亮，而桥下水面，也因弧光灯，呈现涟漪阵阵的清晰景象，C．J．金们一定吃惊不小，他们直觉这次挑战不同于法商煤气公司。大英自来火房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譬如提高煤气质量从而提高照明亮度，譬如加快改造和延伸输气管网，譬如连续多次降低煤气收费，如此一来，在最初几回合的竞争中，大英自来火房居然也不输给电光公司，有时甚至还占得先机。但营销终究无法代替科学，随着金属丝完美地替代了碳丝，电动机技术也日趋成熟，到了1935年，工部局上海的照明全都用上了电灯，煤气照明一声长叹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苏州河继续流淌，沿河两岸，西方资本还在蠢蠢欲动，在19世纪中后叶，当中华民族的原力还没有真正爆发，当华人精英还在积聚自己的力量，西方商人在这条河的两旁以比华人远远来得热烈的节奏在作着经济活动，从上海生命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活动其实促成了上海的不断发育、上海的不断壮大！

叙事者接着要说的便是“铁马路”。

河南路分为北、中、南这样三段。

河南中路，当初便是830亩的英国租界中辟筑的头条马路，之前称作界路，界路北端尽头，便是苏州河。

那苏州河的北岸，也就是河南路桥的桥堍下，有一个上海火轮房。火轮房指的不是河中行驶的小火轮站房，当然，它也是站房，火车站房，更严格点说，是上海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发车点的站房。

苏州河边，波光闪烁，那上海火轮房的站场面积为500平方米左右，地方不是很大。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站房包括了售票、行车、机房各一间，至于旅客，那时的人本主义思想还远远不够，或者说很没有人本主义思想，因此，没有旅客候车的房间，要候车，全在月台上，月台长有50米左右，并且是单侧式月台。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准市民，他们为了各种原因而等候在这个50米长的月台上，随后，坐上轨距还很狭窄的小火车，兴致勃勃地行驶在上海北部的原野上，向着吴淞口的方向一路赶去。

现在，我们暂时别离上海火轮房，来仔细看看大清国的那个年代。

1874年，同治皇帝开创的中兴之路正走到高点，尽管再过一年，这个身体着实虚弱的大清国皇帝将要驾崩于自己的帝王宫殿，让他的生母也是未来大清国这条航船的一个蹩脚领航员十二分的痛心疾首，但1874年的表面，大清国的洋务运动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如同历史学家芮玛丽在其所著的《同治中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这就是同治中兴。

这年，工部局在租界上海有了一个新举措：便是在北苏州路到七浦路这个地域，修筑了一条5米宽的新路，此路因隔苏州河相望河南路，自然而然地被叫做北河南路，或者是河南北路。照说，这条用沙石铺设的简易道路与铁路毫不相干，它之所以又被叫做“铁马路”还是缘于西方大班们的那次努力。

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作为运输通道，黄浦江的日渐淤塞让江上运输变成一件相当头痛的事情，一些颇有远见的西方大班便集合起来，他们商议着是否修筑一条铁路来弥补船运不足。

最初提出修筑铁路建议的是宝顺洋行、旗昌洋行等大班，他们将想法向其时江苏最高军事长官李鸿章提出，但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还不具有后来的那番宏阔的历史眼光，他以“奇技淫巧不合祖宗之法”为由，十分断然地驳回了大班们的建议。

1866年，当年英国驻上海的领事其时已经是英国驻北京公使的阿礼国又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次要求准许英方投资修筑吴淞铁路，“上海黄浦江地方，洋商起货不便，请由海口至该处，于各商业经租就之地，创修铁路一条，计30里，由外国捐资，不必中国相助。”总理衙门依然用“开筑铁路，妨碍多端”为由，将阿礼国的请求原单打回，不容置疑。

上海的大班们以及在上海的所有富有远见的西方人，他们对修筑铁路一事还在不屈不挠，我不知这里面有多少人曾经持有“上海自由市”的想法，但我相信，这里一定有不少人是让上海成为“自由市”这个政治框架的拥护者。

1872年，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布拉特福发起组织了“吴淞道路公司”，在向上海道台沈秉成请示当儿，大班们捣了一个天大的糨糊，多少有点狡猾地模糊了“道路”这个概念，不作细究的沈秉成当下答应了大班们的请求，他还让上海县衙贴出告示，宣布吴淞道路公司有权造桥修路。于是乎，该公司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淞沪之间长约14.9公里、宽约13.7米的这一大片土地。随后，基于我们不知但一定真实存在的原因，怡和洋行接手了吴淞道路公司，并将其改组为吴淞铁路公司，真是一字之差，便是咫尺天涯啊！

1876年1月20日，铁路公司的总工程师玛礼逊在位于北河南路北侧路口打下了第一颗道钉，这标志着吴淞铁路的铺轨工程正式启动，到2月14日，吴淞铁路的铁轨已经铺到了天通庵以北地区，铁路公司开始使用“先锋号”机车对线路进行调试，一切都顺理成章地进行着。

吴淞铁路公司准备在先。早在1875年，怡和洋行便已从英国订购了铁轨、机车和车厢，由“格伦格欧号”船于当年12月运抵上海。1876年6月30日，长达5英里的吴淞铁路北河南路至江湾段竣工后，吴淞铁路公司先发制人，发出请帖150份，先邀请各国外侨同行试车；7月1日，又发出请帖1000份，这次是邀请华人来试行火车了，吴淞铁路公司在“接地气”上做得相当出色！

到该年12月1日，吴淞铁路便全线通车了，始发站设在北河南路口，临近清澈的苏州河，刚才叙事者已经说了，这便是时称的上海火轮房。顺便再说几句，因了吴淞铁路始发站设在北河南路，这条道路就又多了个“铁马路”绰号，与铁路相会的马路也，而马路尽头横跨苏州河的木桥，也被叫做“铁大桥”。

吴淞铁路的终点站设在吴淞，铁路全线长14.5公里，设站台十余个。由于种种原因，吴淞铁路其实还不能算作是条正规铁路，究其原因，乃轨距为0.762米（以后重建淞沪铁路时，方才改为标准轨1.435米），只适宜小火车通行。车厢由先锋号机车牵引，每小时的速度为24至32公里，换作今天，也就不到40码的小轿车速度。火车系客货两用，客车分头等、二等及三等座，车厢6节，拥挤时增加到9节，其中头等车厢有位子16个。客车每日由上海火轮房至吴淞往返六次，票价如下：全程头等为一元，二等五角，三等二百文。据吴淞铁路公司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共运送旅客16余万人次，营业收入相当可观，平均每星期每英里可获利27英镑，几与英国铁路相埒。”

1876年的年末，19世纪中后期，上海开埠已然33年，虽说大英自来火房已经将煤气输送进了工部局的上海，让不夜城这个后来深入人心的概念在煤气灯刹那间被点亮时同步产生，但海派文化还远远没有诞生，若说上海原住民，更多指的是两只脚永远洗不干净的原住民，而不是脱胎换骨、崇尚新潮的摩登市民。也因此，听闻在北河南路那里有这样一个“头上冒烟、脚生圆轮的铁家伙”，好家伙，每天前来观看热闹的上海人何止成百上千，更有心情亢奋的，乘坐小轿、驾着马车从百里之外赶来，还有小商贩们，大概由老闸镇、新闸镇等地一路蜂拥而来，将那吴淞铁路两旁搞得如同新春庙会，直有“清明上河图”描绘得那番热烈与热闹。

吴淞铁路上的首班列车开行那日，上海第一报的《申报》派记者前去采访，记者对此描写如下：

火车缓缓起步，坐车者尽面带喜色，旁观者亦皆喝彩。上海到江湾的一路上，大多是棉花地，此处素称僻静，罕见过客。忽然，一条吐着白烟的铁龙从农田间呼啸而过，四近乡民莫不停下手中的农活，诧异地看着，其表情可以说千姿百态：或有老妇扶杖而张口延唇者，或有少年倚望而痴立者，或有弱女子观之而喜笑者，或牵牛惊看，似作逃避之状者。

目睹此情此景，新任道台冯焌光不由得惊惶失措了，如同19世纪中叶所有大清国的中低层官吏一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他，第一个反应便是连续两天召见其时英国驻沪领事麦华佗，就英商将“修桥造路”这个概念偷偷换作“建造铁路”表达了义正词严的抗议，但口气之委婉是定然的，冯道台自然知道两次中英战争开打后的最终结果。麦华佗又是何等精明之人，这个对上海租界马路的命名作了最终决定的男人，对世界大都会上海的形成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那刻，听着冯道台的抱怨和嗔怪，他不慌不忙地对冯道台说，英商出价永久地租了修筑铁路的那些地域，地契凭单一应俱全，又经过前任道台的同意和备案，因此，吴淞铁路建造无可指摘也无可厚非。束手无策的冯道台唯一能做的事情便是将此事全速汇报给了他的上司——两江总督沈葆桢。沈总督大人又慌不迭地将此事禀告了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反应是火冒三丈，这不是把我大清国不放在眼里吗？为此，半月内3次照会英国公使威妥玛，要求他饬令英商立刻停办吴淞铁路。

但威妥玛又是怎样一个强硬之人？他当下回答：倘若上海地方政府竟敢强行阻止，英方定然将用武力来维护本国商人的权益，因为这同时也是维护伟大的女王权益。

威妥玛杀气腾腾说着的时候，想来已让总理衙门感觉脊背发凉，两次中英战争爆发前的先兆仿佛又再次出现。不过，威妥玛显然还是个情商很高的人，他谙习软硬两手，在武力恐吓的同时，已经遣使下属梅辉立立刻赶往天津，拜见此时已升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李鸿章。

见了中堂大人，梅辉立先发问：“吴淞铁路是英商自筹资金租地建造，若中国政府硬是下令停办，必然闹出大事。不知中堂大人有何良策？”

李鸿章思索片刻，作了不同于1863年但也几乎相似的一个回答：“何不由中国照原值买回，另招华商股份承办……如此则洋商资本不致无着，而中国主权亦无所损，似是两全之法。”

李鸿章的回答其实向梅辉立亮出了即将开始谈判的大清国的底牌。果然，以后数次交涉，总理衙门都向英商提出了收购吴淞铁路的要求，而梅辉立则坚持一条：铁路须在英商承办15年后方可由中国政府赎回。各人想着各人的，正所谓牛头不对马嘴，双方自然只有不欢而散。

事情最终解决还需要外力猛然推上一把。

1877年的8月3日，那天，某农夫在江湾镇穿越铁轨时，不慎绊倒，被疾驶而来的火车碾压成了四段，吴淞铁路公司不知怎么回事，下意识有点心虚，企图瞒天过海地将尸首运出租界，不声不响地处理了这次意外事故，但他们的举动让人知晓了。

听闻此事，上海道台冯焌光立刻照会麦华佗，要求铁路公司立刻停止运营，麦华佗依然置之不理，这让冯道台勃然大怒，便想调集重兵阻止火车通行，英国方面，公使威妥玛闻讯，也立马调遣两艘军舰从大连星夜疾驶上海，双方剑拔弩张，局势一触即发。

幸得李鸿章出面调停，他紧急致函冯焌光，劝诫其“从容镇定，徐与理论”。10月，中英再开谈判，英方代表仍是梅辉立，清政府派出的代表则是盛宣怀、朱其诏和冯焌光。几番讨价还价之后，中英双方终于就《收购吴淞铁路条款》达成协议，大清国以28.5万两白银买断铁路产权及所有设备，全部款项在一年内分3次付清，付款期间，铁路仍归英商管理。

1877年的10月20日，大清国付清了全部的赎路款项，吴淞铁路于当日下午2点正式收回，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此前一再声明“收回自办”的大清国，在收回了吴淞铁路主权后，却不可思议地将铁路一拆了之，还将拆卸的全部设备都放进了板箱，与此同时，北河南路口的那个上海火轮房也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历史没有充分解释大清国这个相当愚蠢举动背后的真实动机和心态：是继续地认为铁路这个玩艺儿终究属于“奇技淫巧”而不能让它存在，还是为了避免以后再起事端索性将它连根拔起？想到这时中堂大人领导的洋务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江南制造总局更是早在19世纪中后期便精神抖擞地诞生在黄浦江的江边，将吴淞铁路一拆了之的做法怎么也说不通。也许，两江总督沈葆桢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一点端倪？“中国如要振兴，则铁路之开必不能免，然不可使中国铁路开之自我”，十分的矛盾又十二分的圆滑，谁能真正地了解沈葆桢等大清官僚们的那些阴暗心理？

所幸，大清国还有一些远见之人。

其时，福建巡抚丁日昌已向光绪皇帝呈上奏本，“容许拆卸之铁路全部器材运往台湾，改修台北至台南铁路”。朝廷倒也宽容，光绪帝准丁日昌之奏。只是终因筹款不及，丁日昌的美好愿望是被一搁再搁，到后来，那堆成小山般的铁轨一路地锈烂下去，最后成了真正的废铁一堆。

苏州河，你对此等事情又有什么看法？苏州河不语，它只是依着自然的节奏一路从容而去，在苏州河的从容节奏中，租界上海将要走完19世纪80年代。

这10年里，租界上海先后有了电话、电灯（尽管用的是碳丝）以及自来水，加上早先的煤气和铁路，这样，一个与农业经济紧密勾联的上海开始了它的缓慢出离，开始了它的脱胎换骨，如要叙事者选择更正确也更合乎事实的表达，那么，这样的说法更为妥帖：上海道台管辖的依然还是那个上海，突飞猛进的则是工部局的上海，一度差点成为自由市的上海。而说到自来水，自然逃不了1883年正式向工部局上海供水的英商自来水公司，公司地址便在当年江西中路484号，与大英自来火房相似，自来水公司也紧紧贴着苏州河。

说到自来水，话要从头讲起。

1843年以前的上海，巴富尔们还没有抵达，道台上海的所有生活用水，基本来自河水。河水其实也不错，相当干净，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洁净，那是因了没有任何一点一滴的工业污染，其时，黄浦江为来源之一，苏州河是另一个来源，对上海原住民来说，苏州河这个来源或许更为重要。

接着是1843年11月17日，西方人来了。西方人比东方人考究许多，用水也是。那时期，他们的水源也是来自上海的一江一河，但对挑水夫送来的江水、河水，往往先将其注入很大的一口口水缸，随后投入明矾搅拌，待水中的杂质（如泥沙之类的）充分沉淀后再加使用，烦是烦了点，却更加卫生或保险一点。一些花天酒地的场所，譬如租界上海中的鸦片烟馆，用水更加考究，是用专门的水船去太湖装运理论上更加清澈的湖水。也有一开始就想着用另外一个方法解决生活用水的，譬如美国旗昌洋行，它在外滩一地开凿了一口深达78米的水井，供洋行成员使用，据说，这是上海第一口深井。

工部局的第一任卫生官叫爱德华·亨德森，他是上海史上第一个向工部局建议建造新式自来水厂的人，眼光独特，富有远见。1870年3月22日，他在《字林西报》上发表了一篇6000多字的文章，谈的便是关于供应洁净水的问题，“洁净的水源是保证全城卫生的基本因素，上海当局必须寻求一种洁净的水源”，“如果能投入资金建造水厂，最终将证明，这笔投入和将投入下水道建设的资金具有同样的高价值”，毫无疑问，许多人同意着爱德华·亨德森的观点。

工部局也对未来可能的自来水水源作着探寻。

1870年，工部局卫生处在黄浦江、苏州河和淀山湖这三个不同区域内选取了12个取水点搜集水样，并送往伦敦进行水质检验，检验结果表明，12个取水点的水质全都优于同时代的英国泰晤士河的河水水质，这说明，江南吴越文化轻笼中的上海，它的清澈是有着自己的历史渊源。不过，工部局工程师奥利弗在1872年提出的兴建自来水厂的方案，因资金过大而被工部局纳税人会议否决，这说明当时的西方人还在举棋未定之中。要到1879年10月，英国商人才开始筹建起“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麦克利澳特为公司主席，林格为秘书，希恩等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其时，公司总部还是设在伦敦，主席为邓肯森。

筹备委员会向上海工部局提出未来兴建自来水厂的方案，几经商谈，方案终于在1880年6月16日在上海租界纳税人特别会议上获得通过。到了该年11月2日，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按照英国公司法注册，董事会设在伦敦，要到1887年，董事会才转移至上海。

自来水厂的建设前后花了约两年的时间，耗资12万英镑。1883年8月1日，这是上海史上的一个关节之点：大清国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来到上海，他选择去杨树浦自来水厂参观，那日，他兴致颇高地开启了引水闸门，也就在清国重臣打开水龙头的一刹那，杨树浦自来水厂向当时的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静安寺以东越界筑路后获得的地段开始供水，每天供水量为3698立方米。至于自20世纪20年代起，经过生产工艺的改革，制水能力有大幅度的提高，到抗日战争前夕，这家自来水厂一跃而为远东老大，那是后话了。

叙事者必须结束这一小节的叙述了。

19世纪中叶或稍后，具体来说便是1860年到1890年，在迤逦而去的苏州河两岸，后来将自己的名字刻入上海史的那些响当当人物还没有诞生，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他们的肉体已经诞生，但精神却远远没有成熟。沿苏州河而去，我们可以看到大英自来火房、上海火轮房、英商电光公司以及英商自来水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嘴中衔着雪茄的大班们正在黄昏的苏州河旁高谈阔论，但却无法看到后来十分荣耀的荣氏家族、吴氏家族，一句话，这条河流接着将要尽情释放的民族原力，此刻似乎还无影无踪。说句更为形象点的话，荣宗敬、荣宗德两兄弟，完全有可能还拥挤在吴淞铁路的路基一旁，看着小火车“轰隆、轰隆”地开过，嘴巴张得老大却发不出声音。

上海原住民们，更多沿袭着千百年来固定的农家生活方式：或在农田里种着粮食，或在自家菜园里种着蔬菜，唯有空气中流淌的人粪、牲口粪便混合的气息，给他们以一种特别的暗示。快乐时光并不缺乏，姚志康前辈们在绞圈房子里常会相逢娶嫁之类的大好事、大喜事，这时候，他们尽情地沉浸在土制烧酒带来的眩晕中，那是多么幸福的眩晕啊！可以想见，那时的苏州河要多清澈有多清澈，夏日傍晚，当原住民将自己的身子完全地浸没在清澈的河水中时，当他们看到小鱼、小虾在自己赤裸的身边悠然自得地游动，时间仿佛永恒一般地静止了。这时，他们的头脑中除了莫名的感动，再也不可能产生其他想法了，美好的苏州河！自然的苏州河！

第二节　西方人一边，华人开始登场

当来自西方，更正确点说，来自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大英帝国的商人，带着他们对资本永远不变的热情，也带着人性中永远存在的贪婪，又因主要是运输这个原因而在苏州河岸的两边逐一开出大英自来火房、上海火轮房、自来水厂，以及叙事者没有说到的在今日宜昌路550号开出的江苏药水厂，几乎同时，华人中最有头脑的那部分，也在苏州河边的烂泥地上迈出了摸索而去的脚步。

这些华人无论从个体还是从总体，或无论就思想还是就行动来说都很微弱，资本谈不上有雄阔积聚，对西方工业文明谈不上有多少了解，能量更谈不上可以作强力释放，他们只是在新文明的曙光开始照耀之际，推门而出，一边呼吸着苏州河散发的那股清新气息，一边有意识地为自己的人生、无意识地为未来的上海作着努力。客观地说，他们还不是那部分华人中的精英，那时那刻，他们中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擎起“实业救国”这面大旗。但谁会对此指责呢？时代还远远没有推进到格莱尔·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所评论的“与西方17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世纪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做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那个高度，“实业救国”的浪潮会在苏州河边掀起，但还要留待后来“中国将彻底危亡”这个国情的反复刺激，那时那刻，叙事者指的是19世纪的中叶，弱小但头脑很好使的华人们，在苏州河边，他们能够做的还只是中国工业文明起步阶段的一些事情。

先说头一个工厂，规模相当的弱小，但历史对它的定义却相当的了不得：它是中国第一厂。当然，“第一厂”的意义指的是民间而不是大清国的官方，它叫发昌机器厂。

1865年，李鸿章们在同治中兴这个历史时期开始实施“洋务运动”，而这年度在上海成立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个近代军事工业企业，是洋务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仅仅一年之后，民间的发昌机器厂也应运而生在苏州河的河口。

发昌机器厂的创始人为方举赞与孙英德。两位都非上海原住民，全来自广东香山，那个出产最多中国第一代冒险家的地方——马应彪、郭乐以及孙中山，有意思的是，孙英德与孙中山属于“同辈的同源宗亲”，而方举赞的儿子则与中国近代著名小说家吴趼人是莫逆之交。

15岁那年，方举赞来到上海，他一定早就听说了这个北方城市，听说了包括“外国铜匠”在内的许多事情，他一定也想着能够在那里可以跃跃欲试。

开始的生活也很平常，方举赞先在一个打铁铺中当了一名学徒，满师后，以打铁谋生，此外，还兼做一些类似跑单帮的买卖，经常出没在沪粤两地，买卖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显然，方举赞获得了打铁之外的一些浮财，还因穿行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而结识了各色人等。

日子一久，相识中的一个，对方举赞后来的人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就是在“老船坞”中当着工头的方帝，很巧，他也是香山人。

先说“老船坞”。所谓的老船坞，最初不叫这个名字，建于1852年，建造者美国人杜那普。那时，老船坞只是一座相当简陋的泥坞，设在虹口江岸，也即苏州河口，“连拉曳坞门进出的绳索也没有……此坞的情况使得坞主对船只的损失可以不负责任，除非预先订立特殊的合同”，由此可见当年这泥坞的景象着实悲凉，叙事者不知杜那普先生的银子又从何赚得？

到了1857年，又来了一个美国人，叫连那士，他先将杜那普先生踢出局，继而出资将这个泥坞修造得焕然一新，让它在苏州河口上风光了一些年头。但好景不长，1862年，英国人霍金斯先在连那士有些风光起来的船坞边上投资开了颇具规模的祥安顺船厂，随后，又建造了一个长为85米、吃水为5米的大型船坞，与连那士的船坞有个区别也有一个对应，他将自己的船坞称为“新船坞”，不久，霍金斯先生越发来劲，索性出资买下了连那士的船坞，将其称为“老船坞”，至此，霍金斯先生一人有了两个船坞，至此，老船坞开始了它的新历史。

当年，在霍金斯管理下，老船坞的功能不只是派作船坞所用，它还兼作修理或建造不同类型船只的工厂，这个工厂的关键岗位，显然少不了外国铜匠，而非关键岗位上，则盘踞着方帝这样的华人工头。

方帝让方举赞多了条生财之路，那就是通过老船坞这个平台买卖旧铜皮、旧铜钉，方从中谋利，至于谋利多少，我们依然不得而知。

1866年那年，胸有韬略的方举赞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请同为打铁出生的同乡孙英德前来上海。孙英德甫到上海，方举赞便立马与孙英德合议，两人也是心心相印，一拍即合地凑拢起来两三百银两，创办起一个铁铺，名叫“发昌号”，铁铺又特意开在老船坞对面。

发昌号一开始的规模着实寒碜：人员四五个，设备只是一座打铁炉子，炉子小得可怜。干的活儿是为老船坞锻制修配桅箍等轮船上的零部件。当时，从老船坞走出的西方人称方举赞们为“发昌先生”，不知西方人如此叫唤时有的是怎样一种心理？

三年后，发昌先生已经可以用积聚的200银元购买两台车床了，这或许是中国民族企业中最早使用的两台车床，考虑到同时期在厦门鼓浪屿一地正在开展的租界活动，叙事者不作肯定性结论，但这时的发昌号铁铺的工人已经从4人增加到了10人，又采用了蒸汽动力设备，发昌号铁铺因此便改名为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工种亦发展为锻冶、焊接和车削，局面显然有点做大。

到1876年，“发昌先生”着实搞大，那是因为他们可以在《申报》上以发昌铁厂名义刊登广告，自信满满地声称能够制造“连船身并机器各样俱全”的小火轮。

一条小火轮啊，这可不是寻常的轮船上的零部件！读者因此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中华民族伟大的近代工业，今日叫做“中国制造”的这个伟大概念，它们全都起源在苏州河口的发昌铁厂中，是的，苏州河见证了中国民族工业在这里的蹒跚起步，见证着中国民族资本在这里微弱地集结。

到19世纪中后期，当租界上海先有了吴淞铁路，随即有了电话、电灯、自来水，发昌铁厂也一同进入了它的黄金年代。1877年，发昌铁厂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脚踏车床，同时期，还制造了排水量为115吨的“淮庆号”小火轮。

1879年，由香山而来上海的方举赞终于叶落归根，在他告老还乡之前，他把用毕生的精力打下的营盘交给儿子方逸侣，而通晓英文、数理化，既会制图设计又能实际操作机床的方逸侣，则在日后将发昌铁厂进一步地推向高点。1890年时，工厂地盘已扩展到了3亩，员工更是多达300多人，而1887年间为大清国的黄河治理制造的一条挖泥船，长为70尺，宽为15尺，一小时可行30里。《申报》为此激动万分地报道，“不但为中国所未见，即外洋亦所罕闻，实创千百年未有之奇。”话说得夸张了，“中国所未见”是对的，“外洋所罕闻”则是瞎话三千，君不见，1887年间，西方列强的巨舰正在地球的任何一个洋面上自由驰骋，为各自的帝国利益而劈波斩浪，所谓的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正是建立在远洋舰队这个必要的物质基础上的。相比之下，西方人的新闻叙述更加正确一点。1893年，发昌铁厂为朝鲜华侨制造的“汉阳号”火轮船已经航行于济物浦与汉城之间，《字林西报》作了如此表述，“正可说明中国资本家们具有极可信赖的企业精神”，评价恰如其分，显示着更高的新闻职业素养。

当发昌铁厂进入步步生花之佳境时，它没有意料到危机正在它身边环伺。

其时，整个上海船厂的资本基本积聚在英法两国的实业家手中，尤以英资耶松船厂、祥生船厂为龙头老大。身为龙头老大，又有资本血腥的掠食性特征，自然便想着要将小鱼小虾一口吞吃，耶松一一兼并了大量的外资小船厂，对华资的发昌铁厂，耶松也窥视日久，只等吞噬的合适时机。

时机果然到来，那是中日大东沟海战开战之后，耶松与发昌开始了一场比拼，当然，一切进行得合乎英国皇家规范，是资本、技术、价格的公开竞争。不过，尽管是阳谋而不是阴谋，但最终结果却是一样的：在耶松强力逼迫下，弱小的发昌铁厂一开始就无法招架，经过一个阶段的苦撑，到1899年，那是工部局在越界筑路下将租界上海扩张到33503亩这样一个广阔地域时，方举赞创办的发昌铁铺，方逸侣接手的发昌铁厂不得不被强大的耶松船厂所租办，又过一年，以区区4万银两代价，发昌铁厂消失在了耶松船厂庞大的组织结构中，唯有一家发昌五金店算是维持了方家最后的一点面子，为畴昔岁月作着招魂般的见证。

发昌铁厂消亡之后，方逸侣先是出任德国禅臣洋行买办，又担任起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的某个委员。问题是方逸侣后来的日子无论有多么好过，也无论他居住的是爱奥尼柱式还是科林斯柱式的华美大屋，中华民族第一个回应西方工业文明的民间企业却已烟消云散，在这个意义上，方逸侣算不算一个败家子呢？或者，算不算一个失败者呢？

没有人能够作出定论。

苏州河不动声色地看着发生的所有一切，它默默流淌，在它曲曲折折的十八湾里，又有多少中华民族的原力正在悄然积聚？又有多少个民族资本家的故事可以讲述？

历史进入19世纪中后期。

小火轮风行一时。

在没有火车、汽车的时代，即使前往的是上海四郊，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件十分累人的事情，青浦事件的产生决非偶然。上海四郊如此，更不要说前往常熟、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湖州等江南美好的地域了。也因此，许多客运码头纷纷探入苏州河里，而客运码头的身后，则是比邻而居的客运公司，它们每日发出的小火轮，成为19世纪晚期苏州河中一大生动景象，也是19世纪上海的一大说明。

在铁大桥，也可以说是在上海火轮房（尽管这个时候应该已经人去楼空），或在天妃宫桥与新垃圾桥之间，小火轮尤其喧闹而热烈。

只是，苏州河上第一条小火轮叫什么名字？又系哪家工厂所造？一句话，民族工业哺乳下的小火轮起源如何？

先读当年这样一篇文章，它叫《创始火轮船考》。

古无火轮船，有之仅一百四十年耳。外国创始火轮船之人名雅乃登，时为外国耶稣降生之一千七百三十年，即中国之康熙四十五年也。火轮船有明轮、暗轮之分。明轮船创始于美国人名贝因，船工名弥勒，时为外国之一千七百七十八年，即中国之乾隆三十二年，此美国轮船之始也。后英国人名赛格生，亦造一轮船，时为外国之一千七百九十一年，即中国之乾隆五十八年，此英国轮船之始也。越十年仅于英国河中行之，又越二十四年有人名长生者始驾轮船至印度国大获利。迨至外国之一千八百四十年，即中国之道光二十年也，英国始驾火轮炮船入中国矣，此后继来日多外国来中华，昔多帆船今多轮船，自轮船盛兴帆船几废，今中国江南之上海、福建之福州皆奉旨开厂局造轮船，造成试行中国之闽浙人亦善驾行矣，船成而行军运粮载人装货及传信息至为神速，近外国更欲议造小轮船载货至中国内地如江西之鄱阳湖、湖南之洞庭湖，之类事尚未定。

一艘小货轮拖带满载货包的木船，鸣响汽笛正准备通过江西路桥（自来水桥）

文章写到了火轮船的来历：美国人贝因创始于1778年；英国人赛格生创始于1791年。美国人不说他了。英国人，在发明了火轮船后，最初十年，只是在自家内河往来行驶，也因此，可以这样断定，马戛尔尼1793年出使大清国时乘坐的只怕还不是火轮船，要到1840年，维多利亚女王为维护帝国利益而宣布向大清国开战时，火轮船，这种崭新动力的船只才飞扬跋扈地来到中国，并在南京下关江面上迫使耆英之辈签订了国门洞开的条约。

在上海，1852年的老船坞出现，意味着外国铜匠的进入，更意味着以瓦特为代表的英国工业文明的进入，它们给上海带来了一种崭新的文明和文化。方举赞的发昌铁铺以自己的方式作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回应，问题是：排水量115吨的“淮庆号”可以说是上海乃至中国的第一条小火轮吗？另外一个问题是：淮庆号是否于这个时期从老垃圾桥的桥堍下出发，载着晚清的才子佳人或名媛淑女一同前往无锡赏梅？或洞庭山看水？

可以判断和确定的是公茂机器造船厂的出现和发展，堪称民族原力的一次迸发。

光绪十五年，也就是1889年，公茂机器造船厂诞生在上海，从时间上说，要比发昌铁厂晚上许多年，一开始，它从通裕铁厂发展而来，只有当它成为上海小火轮制造的翘楚时，才被上海市民（无论中西）通称为“老公茂”。

“老公茂”的始作俑者来自浙江镇海，名叫郑良裕。

与发昌铁铺相比，“老公茂”更加紧贴苏州河，它的发祥之地便在新闸桥下，那道光与咸丰年间发展起来的新闸镇边。

郑氏先在新闸镇里租上民房三间，喊上若干工人，做的是机件修理的生意，也许还没有一只发昌铁铺般的炉子，这个谁又知道呢？

而今看来，郑良裕，虽然在晚清上海滩始终没有做到徐润、朱葆三般的规模与格局，但他不缺眼光也不缺魄力，也一定不缺手段，“老公茂”中的机件修修补补，绝对不合“三不缺先生”倒海翻江般的心思，没有多久，他看中苏州河在航运方面的远大前景，率先组建了老公茂航运局，下辖平安、新平安、大通、宝华、新宝华、平阳、大华、裕隆、元大等名号的火轮船，其中相当一部分日夜行驶在苏州河里。

想象一下这幅画面：

晚清的某个黄昏，暮色无声无息地随着苏州河的潮水涨了上来，四周沉浸在黄昏特有的静谧中，是19世纪的那份干净而纯洁的静谧！由铁大桥的桥堍下来，进入老公茂航运局的房子，又由房子中走出，便见码头，还见码头旁停靠着的小火轮。

这是固定航班中的一班。一个小火轮，拖着后面五六条小船，俗称列船。下午6点出发，先沿苏州河慢慢向下游驶去，待到驶过木制的外白渡桥，便折向浩浩荡荡的黄浦江，那时，船客中的一个，如晚清落第才子那般模样，见了两岸礼查饭店与英帝国领事总馆的巍峨模样，发一声长叹：“夷人已有这等气象，我等还有什么面子？”随即，将那手中的《孽海花》一扔，那书本应声跌落在了船舱中。

这晚清才子要去的地方是杭州，小火轮须经嘉兴折进大运河，然后才能到达杭州，耗时整整一天一夜，24小时。沿途中，倘若晚清才子还有兴趣，那是可以看到许多条扬着白帆的大木船正满载着木头顺流而下地前往上海，当然也可以看到许多装载着洋货的小木船兴冲冲地来回往返，不过，夜色马上就要笼罩上来，黑夜中的黄浦江任什么也无法看清，除了点点渔火。

现在，让我们告别老公茂航运局的小火轮，将视线再次落定在郑良裕身上。

郑良裕的魄力显然还不止于此。他在浦东白莲泾一带置地30多亩，让“老公茂”从一个小规模的铁工厂脱胎换骨成了可以制造各种各样轮船的大船厂，采用民国30年期间的媒体说法，“历年协助国内航业之修造事项，加惠甚多。令外商造船厂坞，多一打击，此则政府应特予奖励者也。”媒体的说法尽管充满了民族愤青主义者的情感，但从另一侧面来看，老公茂确实有点势不可挡，它不仅没有像早先的发昌铁厂在英商耶松包围下最终只能寿终正寝，还能以自己强大的实力与西方资本集团作一定程度的分庭抗礼，这让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高官们在内心中也暗暗地窃喜起来，窃喜的人中自然应该包括蒋介石先生。

在郑良裕的一边，在蜿蜒而去的苏州河上，我们还能够看到哪个华人的身影在晃动？

大清国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发昌铁铺已经做成发昌铁厂，通裕铁厂已经做成老公茂，来自浙江湖州的一些专做丝绸生意的商人在苏州河下游，越界筑路而最早产生的极司非尔路一边开出湖丝栈这个企业，用来加工并储存茧丝。在湖丝栈的下游，苏州河上有后来的曹杨路桥，它的上游，苏州河上有后来的凯旋路桥。

浙商在近代和当代中国都有着它不可动摇的地位，也有与晋商、徽商不相伯仲的能力。1874年间，一些在上海史上没有留下姓名的湖州丝商，果敢地抛弃了传统的“坐商”形式，由水路一路蜿蜒地“行商”到了苏州河的这个地方，他们在极司非尔路的要冲之地建起18幢用来茧丝加工和储存的栈房，当时称为“十八间头”（时至2014年夏日，18间湖丝栈只剩下最后2间）。

19世纪中后期，滑畅如水的丝绸，它的原料生丝全系手工制作。过程是先将蚕茧蛹由浙江湖州运到上海湖丝栈，随后，经过开水烧透，再加人工缫丝、绑丝，最后由手工制成绸缎。当年，最为辛苦的是烧丝工和缫丝工，因了生丝要从蚕茧蛹中一根根地抽出，既是技术活也是耐心活，难怪其时苏州河边的上海父母会对孩子们说，“读书不好，就去湖丝栈做工吧”，意思与“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有点类同。

后来，那是湖丝栈即将迎来厄运的时候，有个女婴在这家工厂周围呱呱落地，她便是沪剧一代名家丁是娥。出生那日，丁是娥的命运便被注定：因了母亲是在湖丝栈讨生活的一个缫丝工，婴儿时候，她被一边劳作一边还需照顾孩子的母亲带到湖丝栈，在缫丝场上度过了不说苦难万分至少也是无比艰辛的童年生涯。

草创时期的湖丝栈还没有丁是娥的故事。十八间头基本是两层楼房，砖木结构。楼房屋面以大木屋架覆盖，楼房底层则以粗壮的原木梁作支撑，难得一见的是十八间头房屋横梁，全取跨度9米至17米的整根原木，也不知这样气派的整根原木采自何处？外墙则用青砖、红砖相嵌砌筑，走的是当年上海共同风格一路。

可以如此想象：天蒙蒙亮的时分，启明星还在头上非常明亮地闪烁着，来自苏州河两岸的女工们（其中便有丁是娥的母亲）络绎不绝地进入湖丝栈，开始她们辛苦、沉重却又不得不接受的生活。倘若光从女工们的感受来说，那么，发生在1874年苏州河边湖丝栈的故事，确实可以印证卡尔·马克思的经典理论：随着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在他们的岗位上承受着资本家令人窒息的剥削，他们的境况日益悲惨，生不如死，这最终将导致这些受压迫女工们革命愿望的产生。叙事者不能断定其时的女工们是否渴望革命？但似乎可以断定女工们并不热衷革命，湖丝栈继续地存在了下去，它不仅成为上海这方土地上最早的一个从事丝绸加工的准现代企业，它的产品还在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上获得了金、银两项大奖，上海第一代华人资本家似乎在推动着历史车轮的前行。

岁月以恒定的节奏在四季更替，“湖丝栈”生产着早在13世纪时便让欧洲瞠目结舌的种种丝绸，上海为此不时惊讶，作家韩庆邦在他的《海上花列传》里便对湖丝栈作了详尽的描写，显然止不住他的内心激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随后，湖丝栈四周，苏州河边上，信昌丝厂等近10家工厂一一开设，中国上海的第一代资本家充分意识到了丝绸生产在近代上海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十分遗憾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知湖丝栈究竟是哪位湖州商人所建？或哪个湖州丝商团体所建，历史将他们全都作了轻描淡写的处理，但叙事者相信应有这样一位或这样一帮人。

湖丝栈之后，苏州河边上又开出了一家叫公和永缫丝厂，你也可以将它叫做祥记丝厂，开厂汉子大名鼎鼎，乃黄佐卿也！

先回到大清国光绪七年，也就是1881年。大清国同治皇帝彻底告别而光绪皇帝稳稳坐定龙椅的一个历史时期，一切似乎正充满了勃勃生机，大清国的政治尽管没有脱离后宫摆布，毕竟，光绪皇帝还只有10岁，这是一个刚刚能够控制自己大小便却还不能控制情绪更不能控制思想的年龄，但大清国仿佛已进入了良性轨道：后宫政治是有，但还不至于发展到后来的头脑白痴，不至于妄想借助义和团的力量与西方诸国作一对抗；两次与英国和西方诸国的战争所承受的耻辱正在时间安慰下慢慢淡去，新的战争（中日大东沟海战）与新的暴动（义和团暴动）还远远没有到来，地方太平，国势渐强，同治中兴硕果累累；洋务运动的强劲推动，让大清国似乎变得与将她两次打败的西方有一定的相似性，譬如有了军工厂，也有了轮船制造局，有了许多东方从来没有过并且一度鄙视的东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啊！在如此大好社会的背景下，一个视野特别广阔的浙江湖州人于上海老垃圾桥的北堍（今日浙江路桥的北边），投资10万银两，创建了公和永缫丝厂（也叫祥记丝厂），历史如此表述公和永的意义：这是华商开办的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现在叙事者便来说说公和永的创建者黄佐卿。

黄佐卿开出公和永缫丝厂时年方33岁，他的故事当然不是从33岁能够拿出10多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说起的。

黄佐卿出生于1839年，中英立刻将要开打的前一年，他是湖州菱湖人。幼年入私塾就读，可以想见家境虽然不是大富大贵至少也是殷实人家。成年后，随了家乡习俗，进当地丝行做一名学徒。如果不是战争，对19世纪中期中国发生着巨大影响的战争，那么，黄佐卿先生也就将在湖州的丝行中传宗接代，即使发挥出色，丝行老板对他特别垂青，一生成就不会超越一个有点小成功的生意人。1851年的“洪杨之乱”让浙江湖州的富绅们灵魂出窍，他们争相迁往沪滨，黄佐卿一家也在这时移民上海，这让他的人生发生了剧变。

初到上海，黄佐卿还是做着老本行，进了一家丝栈做着很普通的事情，历史没有透露他究竟在哪个丝栈讨口饭吃，会不会就是叙事者说到的湖丝栈呢，为什么不是呢？

接着，因了两个原因：其一做事认真，其二办事精明，业余时候还卖力地攻读英文，这样，他深得了丝栈老板的信任，老板让黄佐卿尝试做个低级买办：跑洋行接洽生意。不久后，他所跑的洋行也把这家丝栈和黄佐卿视作自己的“代理人”。

黄佐卿是幸运的，其时，土丝，也就是手工缫的辑里桑蚕丝特别被西方人青睐，这让黄佐卿工作的这家丝栈的利润相当丰厚，水涨船高，黄佐卿自然也有不菲的收入，又加湖州佬将中华民族的节俭特征又发挥到了极致，每日里积少存多，每年里便聚沙成塔。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黄佐卿便已有白花银可以在江西路开设祥记丝栈，还自任通事，经营土丝、收购蚕茧、周旋外商，一时搞得很不亦乐乎的模样。

必须说明，生丝从来都是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中英战争之后，上海更是成为生丝的主要出口地，一个数字能够说明：1870年，上海出口生丝250万公斤，到了1894年，生丝出口达到了475万公斤，而在整个中国的出口总量中，湖州又是全国魁首，湖州因此诞生了“四象八牛”等生丝方面的出口巨商。不过，与黄佐卿相比，巨商们的资本或许大于前者，但论眼界与魄力，前者却让巨商们望尘莫及。

黄佐卿在小日子过得分外流畅的时候就知道，仅仅做个进出口商人，这样的格局还是太小，要有大格局，要成大气象，还非得做实业不可。

黄佐卿的想法不是空穴来风，其时中国虽然向欧洲出口了大量的生丝，满足了欧洲上流阶级在这方面的奢华要求，但因了中国生丝毕竟是土法缫制，粗细不匀且胶质坚硬，运往欧美往往还需再缫制方能被机器织成丝绸。19世纪70年代，法国里昂的丝商协会写信给上海的有关方面，指出华丝即使同一批生丝但品质也会不一样，华丝的声誉就此开始跌落；美国丝商协会也在同一时期发出警告，“如果这样下去，丝价将再度下降，并将失去市场上的地位。”

与此同时，因有利可图，且不是一般的蝇头小利，西方商人在上海纷纷开出丝厂，最引人注目的是1861年，怡和洋行开出了怡和纺丝局，先有丝车100架，两年后扩充为200架，并从法国引进了技术工人，也即今天所说的高级蓝领。

怡和纺丝局的举动沉重地打击了湖州丝商，当然，众多丝商在目瞪口呆之后只有一个束手无策的表情，而黄佐卿，却敏锐地感觉到东西方商人在生丝市场间的火拼将无可避免，他为之产生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那番冲天豪情！

1881年，在上海丝行同仁的支持下，黄佐卿拿出14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去法国、意大利购买了104架缫丝车，此外还订购了锅炉、马达、吸水器等机器设备，在苏州河边开出了公和永缫丝厂，湖丝栈尽管开办在先，然公和永却因使用机器而成为上海史中的第一。

公和永规模甚是了得：员工300人；又有外籍工程师前来助阵，乃意大利人麦登也。不过，因了工厂所招女工全都没有专业经验，所缫之丝的质量不尽如人意，又加上公和永出品的长丝在当时的国际市场还不流行，一段日子以来，公和永的状况相当艰难且尴尬。

倘若说黄佐卿是个了不得的汉子，这段日子便能充分体现，将近五六年工厂没有大起色，时时处在倒闭状态中，在几乎是命悬一线的情势下，他不为所动，很从容镇定地直到公和永转危为安。

19世纪末，具体来说是1896年，欧洲市场上机缫丝在法国市场已打开销路，黄佐卿抓住这个机会，将自己的营盘猛烈地扩大为三个，它们分别是公和永、延昌、祥记号，三厂共计有职工数千人、丝车千余架，资本达到40万银元。

其时，欧洲各国丝绸商除知道中国有辑里的土丝，还有机制丝可供出口，便纷纷来电请上海洋行代为采购，“上海机器所缫之丝与法国里昂同价，货物未出，银款先来，专派人驻上海购之，唯恐不得。”

黄佐卿兴办机器缫丝厂一举，对江浙商人有着强烈的冲击力，现在，八方来风，大势所趋，人们纷纷群起响应，那浙江镇海人叶澄衷，在上海闸北开办了纶华丝厂，那浙江南浔的顾敬斋，在上海将法商乾康丝厂断然盘进以作雄图，那江苏无锡的祝大椿，则在上海开办了永泰丝厂，时至1901年，租界上海以33503亩地域而成“十里洋场”之雄景，上海的28家丝厂中，除五六家为西商主营，其余均为华商，而一人独占其中3家的黄佐卿，则成为当仁不让的缫丝业领袖，在上海滩，在苏州河边。

故事到此没有完，晚清政治舞台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张之洞就此引出。

1892年，因洋务运动余波，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了近代工业企业之一的湖北缫丝局，其时，他对黄佐卿已有耳闻，且相当欣赏，便委托江苏巡抚赵舒翘邀请黄佐卿与其合作。

黄佐卿有足够的雄才大略，对方尽管是名震天下的清国重臣，他也毫无惧色地与之对接，先投入股银2万两，又推荐第三个儿子黄晋荃出任合作企业的经理。此举让张之洞十分赏识，正是在他强烈保荐下，黄佐卿竟然获得了一个二品官衔。

之后，黄佐卿又开办了棉纺织厂，不过，他与张之洞的合作结果却是不欢而散，又在李鸿章们的机器织布局打压下危如累卵，以致，最后因染上霍乱病而不幸地死去，最终没有如朱葆三、荣宗敬、吴蕴初般地在苏州河边成就民族资本家的一代伟业，没有尽情释放中华民族的那部分原力，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后话。

苏州河依然波光粼粼，在自然的力量驱使下，波光粼粼的苏州河缓慢地演化着。工业文明的到来却将自然的节奏给予破坏，如果说那时苏州河的河水依然清澈，那是因为仅仅数家或数十家的中西方企业还不至于让苏州河水发生致命的变化，甚至还不会产生小的变化。不过，变化将要到来，但救赎的责任一定不在方举赞、郑良裕和黄佐卿的身上，换句话说，他们无需向麦都思、文惠廉、裨治文们表达自己的忏悔心理。

对上海来说，自然的鬼斧神工，早在苏州河道上曲曲折折地塑造了十八湾，具体说来，便是长寿湾、潘家湾、昌化湾、潭子湾、朱家湾、小沙渡湾、药水弄湾、纱厂湾、灯泡厂湾、小万柳条湾、学堂湾、九果树湾、火柴厂湾、长风湾、古北湾、祁连山湾等，十八湾中，中华民族的那部分原力还在下意识地聚拢，有意识地释放，尽管，一切都不是遵循着僵硬而毫无弹性的所谓规律。

那河湾，如从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接处一路讲来，此刻叙事者就不说潘家湾中的四大家族——潘家、张家、陈家和谭家了；叙事者也不说早在大清八旗子弟用马蹄将整个中华大地全都强悍践踏时便已存在的潭子湾了；叙事者同样不说充满了上海意味的小沙渡湾，19世纪，这里便有一个渡口，方便着南北两岸的人们往来，小沙渡湾因此有让上海人十分温暖的回忆。叙事者想说说昌化湾，在那里，继方举赞与黄佐卿之后，又一个家族有大的崛起，它们在上海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说得更宏大点，这家族象征的是中华民族这部分原力在那个历史时期的尽情积聚与释放，它便是荣耀的荣氏家族。

是的，荣宗敬与荣德生，这两个由无锡荣家巷走到上海的男子，在昌化湾，写下了苏州河其中一篇重要又精彩的传奇。

第三节　昌化湾边，有个家族她姓荣

后来，中国第一民族工业的荣氏家族，在他们的黄金时代，拥有茂新、福新、申新这三大品牌共达26家工厂，26家工厂中的11家开在了苏州河边上。

那些日子，每当黎明还没有真正地到来，启明星已在高高的20世纪初期的上海天空中慢慢暗淡下来，苏州河的河面上，会驶来一条接一条木船，木船张挂着也许缀满补丁的白帆。间或，也会有小火轮（不知其中是否有老公茂船只）驶来，它们“突突突”的一阵乱响总让人感觉到老年人很费劲的喘息。所有船只争先恐后地靠泊在荣家的码头，也可以说靠泊在荣家的岸线，系上缆绳，船民们便手脚麻利地装卸着货物，心急慌忙的神情在黎明到来的霞光中清晰可见。

货物中最多的是麦子和棉纱，它们正是荣家在苏州河边上11家工厂迫切需要的原料，11家工厂如同扬子大鳄，张开着自己血盆大口，将货物一一吞噬下去，胃口如此之好，木船和小火轮装载来的货物显得远远不够。

这是荣家鼎盛期时常展现的一幕，在面粉厂、棉纺厂的岸线旁，在苏州河的河道旁。不过，这份繁忙至极的景象是到后来，在荣家鼎盛期才发生的，最初，一切不是这样，最初的故事甚至还远离苏州河。

叙事者先从荣家之根说起。

对荣宗敬、荣德生这两兄弟来讲，荣家之根应该算作祖父荣锡畴；对后来在新政权中依然盛名在外的荣毅仁来说，荣家之根同样可以算作荣锡畴，不过称谓变作太祖父而已；但对更为悠远的荣氏家族来看，根的说起，就有点苏州河来源般地神秘莫测。

荣氏的老家在无锡荣巷，位于今日无锡市西郊，一个有点混沌而模糊的说法是：“其祖先种稻植桑，以忠厚传家，于明代正统初年从金陵迁来，形成上荣、中荣、下荣三个自然村，直到民国初年才正式建镇。”

就不说荣氏家族的鼻祖了，它可以推演到春秋战国时期，说来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

比较靠谱的还是荣锡畴。社会地位相当一般，当年是一个往来于上海与无锡两地的普通贩运商。荣锡畴生有一儿，大名叫荣熙泰。荣熙泰很早到上海拜师学艺，在19世纪中期的上海底层社会中摸爬滚打，但为后来两个儿子在上海滩一时无二的地位、局面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他的上海之行，有点传奇的意思。

1860年早春，十分顽皮的荣熙泰因生性好动，一不留神躲进定期开往上海的小船，又在小船中蒙头睡去，一觉醒来，已顺水推舟地来到上海。荣熙泰看着这花花世界不想回去了，他给父亲捎一个口信，无奈之下，老荣不得不托人给11岁的小熙泰在一个铁铺里找了份工作，当然，叙事者想不会是方举赞的发昌铁铺吧？

但也因了这次将错就错的出走，却十分侥幸地保全了荣氏的那点血脉。正是那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带领兵马，杀气腾腾地一举占领无锡，自然也占领了荣巷。无法无天的长毛将荣家尽数杀光，老荣也在这次血腥的杀戮中一命呜呼，荣巷青砖黛瓦尽数坍塌，只见一片断壁残垣，唯一剩下的是在上海打铁铺中打铁的那个独苗。

十个春秋一晃而过。

从上海打铁铺回到无锡老家的荣熙泰娶了石巷石氏为妻，1873年，长子荣宗敬出生，两年后，次子荣德生也来到人间。

因了家境贫寒，荣熙泰对膝下两子作了如下安排：长子理当多吃点苦头，读上一点私塾后，14岁那年，命其离开学堂，坐小船来到上海南市区的一家铁锚厂，在那里当起学徒，毫无疑问，荣熙泰将荣宗敬的人生路线设计得与他自己有些相像；次子荣德生，荣熙泰对其显然抱着更大一份希望，私下里想着他的进士及第，为荣家耀祖光宗，因此，学习上，荣熙泰是狠狠推了荣德生一大把。

不过，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如此奇怪，荣熙泰的想法不等于荣德生的目标，他心中常想要以早早出外谋生的哥哥为榜样，要为贫寒困厄的家庭分担忧患。不久，15岁的荣德生也乘着小木船从无锡一路摇进大上海，又在兄长引荐下，进入通顺钱庄做个学徒，起步档子似乎比兄长的打铁营生高了一点。

此时荣宗敬，也已告别了当初的铁锚铺子，在南市鸿升码头里街森泰蓉汇划字号当一名收解，负责承揽生意、联系客户，他有这样的直觉：无论怎样，这钱庄，尽管每日进进出出的钱票与他毫无关系，但未来呢？谁知道有没有关系？

若干年后，更正确点说是1896年，也是在鸿升码头，有一家叫广生钱庄的欣欣然开出，钱庄大股东便是荣熙泰和他的两个儿子。

好景不长，荣熙泰早早病逝，广生钱庄本是小本经营，获利不多，几个合伙人早就信心不足，趁荣熙泰去世之际便撤股退出钱庄，现在，钱庄由荣家初出茅庐的两兄弟来经营，不过，数年下来，倒有点欣欣向荣的意思。

正当钱庄生意开始蓬勃起来，一日，荣德生突发奇想，接着，与兄长立马告别，独自一人南下广东。在广东，荣德生呆了一年，那块土地上的人与事，都给这个无锡后生以强烈的启发，而尤其重大的一个发现是：在林林总总的西方舶来品中，面粉有它独到之处，盖因晚清年间，兵荒马乱，人人随时准备着背井离乡逃难为上，面粉可以做成干粮，十二分适合乱世中的人生，也因此它的销路在广东一地是出奇的好。细细盘点国内面粉厂，也就天津、芜湖、上海再加上上海英商这四家，我们也可以去做这个面粉生意啊，兴许还能将这个生意做大哩！

荣德生在广东看出了面粉行业的那点端倪，回到无锡，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还在钱庄中打理的荣宗敬，荣宗敬听后一声“好啊”的猛喝，两兄弟想到了一起，这才叫心有灵犀一点通。

1902年3月17日，农历二月初八，时辰算下来，是个良辰吉日，地点便是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又联合另外一些乡里乡亲作为股东，总共投资3.9万两银子，数字不算小了，工厂取名“保兴”，是保证兴旺的那层中国传统文化意思，17亩地皮上，有工人30个，有60马力引擎的法国石磨4台，3道麦筛、2道粉筛，一个日夜，工厂可出面粉300包，磨出的面粉又白又细。

若说荣家那份荣耀历史，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最为重要，至少是最为重要之一。之前荣家的路线，走的多是经商一路，与实业毫无关系，也因此，对荣宗敬培养，也以钱庄学徒为人生第一步。但到了两兄弟联手闯荡江湖时，却选择实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试想倘若没有如此的改弦易辙，又哪来之后的茂新、福新和申新这荣耀的荣家王国？

不过，一开始保兴面粉厂的发展并不顺利。

先是当地乡绅去衙门状告荣家兄弟私圈农田，工厂的那根大烟囱正对着学宫，将当地风水给破坏了。

官司打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那里。

刘坤一又是何等了得之人！倘若乡绅们告状时间选在他担任江西巡抚时，或许还有一些胜算，那时的刘坤一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还不那么认同；1902年的刘坤一，不仅早就加入了变法维新的强学会，更在1901年时与中兴名臣张之洞联名上书《江楚三折》，开启晚清改革之先声，那些抱残守缺的地方乡绅又怎么可能打动刘坤一，当下，刘公便将讼书给驳了回去。

不过，地方乡绅的诬告虽被挡回，但面粉销路却不会因为诬告挡回而打开。一年下来，不说颗粒无收，至多一个差强人意，早先入股的股东们便有心灰意冷的退出念想和举动，荣家两兄弟倒也不勉强，听君自便了。只是在其他股东纷纷退出后，两兄弟便将“保兴”一名改作了“茂新”，潜意识里有江山再造的那层豪放天纵的意思吧。

机缘总是存在于世的，就看你是不是有足够能力将它抓住。

1904年2月8日至1905年9月5日，明治天皇的日本与尼古拉二世的俄罗斯帝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了战争。

日本投下30万兵力，俄国投下50万兵力，这场战争最后以日本死亡88429人、俄国死亡25331人而结束，死亡人数虽多，胜利者却是日本，《朴茨茅斯和约》的签订，确立了日本帝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霸权地位，可怜的大清国统治者，对发生在自己发祥之地的这场战争，除了袖手旁观、不发一言，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经营茂新面粉厂的荣氏两兄弟，自然看不到大山岩大将的日本军与库罗帕特金陆军大臣的俄国军在旅顺“203高地”上的残酷搏杀；也看不到东乡平八郎大将在对马海峡中与罗日杰斯特温斯基的波罗的海舰队的血腥海战，以及波罗的海舰队旗舰“苏沃洛夫号”被熊熊大火吞噬的那些悲惨景象，对荣家两兄弟来说，既不可能关心这场战争中士兵的你死我活，也不可能有足够高度去洞察沙皇俄国与天皇日本在远东这个区域的贪婪与野心，但有一件事情是他们能够深刻感受并足以欣慰的：由于战争对军队干粮的特殊需要，也由于战争暴力让这个地区产生了大量的难民，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对面粉的需要陡然提升了几个倍数。

在无锡，即使茂新工厂的工人们再加班加点，还是满足不了北方市场的那个大胃口。于是，还在日俄战争打得难分难解时，两兄弟已将更为先进的6台英国钢磨制面设备替代了原先的4台法国石磨制面设备，到1905年，日俄战争最终分晓还没有出来，两兄弟再次获悉美国已研制出更为先进的面粉机设备，这让他们的心房加速地跳动起来。

设备更先进，面粉产量自然更多，但添置美国制面设备需要12万两白银，荣家两兄弟即使倾其所有，这笔天文数般的巨款依然还是无法凑齐！

老二荣德生连连叹气，一定还紧锁眉头。

老大荣宗敬原地转了几个来回，巴掌一拍，说了四个字：借钱也干！

是向洋行借钱，12万两白银，先向美国厂方付出两成，余款两年里还清。如果还不清呢？那就将荣巷的全部家当都作变卖，如果资不抵债呢？对家破人亡的不测景象荣家两兄弟就不去多想了，生性凶猛的老大尤其不会多加考虑，否则，苏州河边也就不可能赫然在目11家荣家工厂！

荣德生还在犹豫不决当儿，荣宗敬甩出魄力，他借款12万两白银，进口美国最先进的制面机，仅此一举，茂新厂产量剧增不已，后来，到1910年，茂新厂的制粉能力，与初创时相比，已放大了10倍，成为大清国中可以放上台面的一家企业，荣家荣耀，严格地说来由此开始。

荣氏兄弟创办的福新面粉厂

福新一厂内的练粉机

荣宗敬

荣德生

见茂新已经十分有型，猛打猛冲的荣宗敬便与稳扎稳打的荣德生兵分两路：荣德生在无锡继续打理茂新，将这份家当好好地维护，荣宗敬则前往当年他拜师学艺的地方，已是十里洋场的上海！老大对上海感受甚深，知道那可不是无锡般的一座小城，它是大江大海，也是虎穴龙潭，在那里发展，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也可能大鹏展翅般地扶摇直上，关键是看运气，看搏性，看眼光。

在上海的这几年里，荣家创业称得上危机四伏、大开大阖。1908年，想投机橡胶股票猛赚一票，却没料到几乎赔上了全部的老本；1909年，本想着出口面粉，在对外贸易上有个意外获利，却万万没有想到装载面粉的船只在海上发生意外，不只是面粉，连同荣宗敬的天大贪婪和天大野心全都葬送海底。

荣氏两兄弟在事业上陷于困境，甚至绝境，但时常在九死一生的情状下又能起死回生。

苏州河水依然清澈见底，小鱼小虾在水中自由往来，它们自然不知水面上的世界所发生的种种剧变——从大清国无可避免的覆灭到荣氏两兄弟的冲天野心——以它们的视角，所有这些又算得了什么？而以苏州河的视角，一切也真算不了什么。

1912年，一个今日我们不知具体气象的日子，荣家两兄弟将他们的目光投射到了苏州河，那年，在与二弟商量后，荣家在苏州河边开出了一家面粉厂，是上海的第一家，也是荣家产业链中的第二家，此厂取名福新，地址在今日长安路101号，是苏州河的北岸，它的对面，有后来上海滩一时无二的海上闻人杜月笙的仓库，也有上海滩家喻户晓的白礼氏洋烛厂，它的左方，后来有上海史上鼎鼎大名的四行仓库，它的右方，有信和纱厂，还有它的死对头阜丰面粉厂。自此后，在上海，在苏州河边的昌化湾，荣家诞生了它的第二个品牌。

当福新厂的美国制面机源源不断地吐出雪白或半雪白的面粉时，颇似《水浒》“霹雳火秦明”的荣宗敬在福新厂的股东大会上不由分说地提出：为扩大再生产，所有股东都要做好准备，三年内，没有一分红利可得，福新在这三年内所得利润，全将用于再生产、再投资！

那一刻，想来听着荣宗敬如此强势的发言，股东们只能将目光看往窗外的苏州河面，内心也定然如苏州河面般地涟漪阵阵。肯定有人不服，当初拿出银子，投资这个工厂，不就为第二年手中可以体会雪花银的温润感吗？凭什么要让我们三年里面没有这份快感呢？但鉴于荣家是大股东，又鉴于福新厂的一派大好形势，不满、不快就只能吞进肚子里了。

那荣宗敬，自然无暇顾及小股东们的琐碎想法，他比所有人都明白，甚至比兄弟荣德生都明白，苏州河畔，虎狼环伺，对手觊觎，只要他稍一松懈，荣家就不复已获得的这些光荣。

虎狼者，一为孙氏家族，一为祝氏家族。

先说祝氏。

光绪三十年，也就是1904年，怡和洋行买办之一的祝兰舫与人合伙，在苏州河一边，新垃圾桥东首开出一家面粉厂，取名华兴，意在中华振兴，当然也不妨在中华振兴的同时他祝兰舫也一同振兴一下。资金30万两，占地4亩。

祝兰舫与荣家两兄弟倒有不少相似处：其一，都是无锡人；其二，都出自寒门，也可以说是出自草根；其三，都靠部分苦斗、更大部分的情商而获得人生阶段性的成功。差别在于，当荣家两兄弟将他们在上海算第一个、无锡算第二个的面粉厂开到新闸桥一侧时，祝兰舫先生早已越过当年在无锡城打铁铺中拜师学艺的苦难岁月，也早已越过源昌商号、煤铁五金或打捞沉船等不入流生意的艰辛时光，此时此刻的祝兰舫因了其在大清国江苏巡抚、江南布政使、按察使以及江南提督驻地的苏州开出苏州振兴电灯厂，因中华第一家华商电力企业而驰名大江南北，成为很少几个让大清国皇帝特颁诏书，顶戴花翎、赐黄马褂穿戴、享受正二品巡抚头衔的商人，在苏州河边用面粉这个生活用品摆开商战的战场，羽翼未丰的荣家两兄弟能够与其作个对抗吗？

祝兰舫暂且搁在一边，还有更大来头的在苏州河边早已虎踞龙盘，他们也是两兄弟，豪门出生的孙多森与孙多鑫。

孙氏兄弟在苏州河边创办的阜丰面粉厂

厂内粉线

“自行车牌”面粉商标

说起孙家两兄弟，又是苏州河边的一个传奇，只是，传奇的源头不在苏州河，而在安徽寿州。

且说孙家先人于咸丰九年殿试中，一举夺魁，着实为孙氏家族大大地光荣了一把，随后，老太爷担任过光绪皇帝的老师。孙家还不只是老太爷的殿试功夫了得，他的同辈兄弟出了三个进士、一个举人，这让当年便有如此句子流传于世，“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

到孙多森一代，其父曾任江苏记名道和南京洋务局总办，了不得的是他母亲，既是湖广总督李瀚章之爱女，又是权倾朝野的李鸿章之侄囡，老太太眼光如此犀利，早就胜过了大清国那帮朝廷昏人，她如此教导儿子：“当今欧风东渐，欲求子弟不坠家声，重振家业，必须功习洋文，通晓洞晓世界大势，否则断难与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

话说得清楚，理讲得明白，人生在世，无非名利两字，但要争得这个名利，没有审时度势之眼光，没有摧枯拉朽之能力，也就别作这个念想了。

在老太太耳提面命下，孙氏两兄弟先在姑父何维键处借盐票在扬州开起盐号、办理盐务，捞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随后，前往其时已基本成形的十里洋场的上海，在苏州河的昌化湾，办起一家面粉厂，时年1900年6月，取名阜丰。若说走在最前头的，中国面粉大王中还属苏州河岸边的孙氏家族，祝兰舫开厂要到1904年，荣家两兄弟开厂，则更要晚到1912年后，大清国已轰隆倒塌后的民国第二年。

阜丰面粉厂地皮80亩，资金20万白银，面粉品牌为“老车”，工厂有2.2万美元买来的美国制造（也是最新式的美国面粉机）钢磨机16台，每日可生产面粉2500包，论生产能力，是当年英商增裕面粉厂的三倍，更遑论福新等厂家。因了机器系美国制造，还请来美国工程师一名，专门负责机器运转，月薪高达200美元，在20世纪的开始之年，这月薪想来足以媲美今日高级白领。

老车牌几乎一下子便打下了市场。原因多多，其一，做过礼部尚书的孙家老太爷有足够的宫廷关系，他在面奏慈禧太后时，陈述了阜丰面粉厂的成立与清廷此时大力鼓吹的“抵制洋货，发展工商”大政方针是一脉相承的，这让后宫政治的第一玩家慈禧老太听得也心花怒放了起来，她作出一个关键决定“减免厘税，通行全国”，叙事者不知，这一减免，孙家又得了多少好处；其二，孙家兄弟很有头脑，他们在磨制面粉时，所取原料不是从前纯进口的小麦，而是将其与国产小麦作个混搭，这样的好处不只是口味更加适合华人，关键是降低了成本，使得老车牌的上市价格格外便宜；其三，销售策略上，孙家兄弟还推出了一个小包装，特别适合晚清年间很蓬勃地发展起来的小规模的饮食店、点心店，此举让老车牌面粉的市场占有率得以进一步扩大。至于随后孙家兄弟又在黑龙江、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创办阜丰面粉厂的分厂，更彻底地成全了“中国面粉大王”的这一美誉。从1900年到1913年，14年中，阜丰面粉厂几乎年年赢利，请注意叙事者使用的是“几乎”这个形容词。民国八年，工厂摒弃了初创时的蒸汽引擎而改用电动机，又扩建厂房、添置设备，钢磨机达到90台的宏大规模，面粉日产能力从2500包上升到26000包，这时节，荣家两兄弟刚刚将他们的福新面粉厂开到新闸桥的一边，面对祝兰舫、孙家兄弟已成的气象、已定的格局，荣家兄弟是否要捏上一把汗水？但一切既然开始了，那就必须前行，这便是所谓的“开弓没有回头箭”，苏州河边，河水倒映着福新面粉厂的身影。砖木结构，青砖或红砖的清水墙体，又由红砖组成立柱及墙体上的装饰线条，坡屋顶，立面构图简洁明快。福新厂的设计，请的是当时上海滩颇有名声的通和洋行，这洋行的设计师，在上海留下不少经典作品，虽然在整体上无法与公和洋行媲美，在个体上也无法比拟邬达克，但却是不输给其他一些建筑设计事务所，如鸿达洋行、思金生洋行、新瑞和洋行，等等，只是不知，荣家两兄弟是通过了谁而认识了通和，并最终请他们作了“很上海”的设计。

对福新厂还要说的一件事情是，1925年，它的局部曾经发生火灾，扑救及时使得工厂没有蒙受灭顶之灾，随后对火灾过后的工厂作了一次维修改建，原先楼房的高度、楼层乃至屋面，都有较大程度的改动，这让1925年的福新厂很大程度上不同于1912年的福新厂了。

说到这里，必须再次说说荣家两兄弟的行事风格。“霹雳火秦明”般的荣宗敬，在新闸桥边将福新厂开出后，绝不是一个小富即安的心态。福新面粉厂开业不久，因经营得法，几个月里就净赚4万银元，有小股东提出分红，是落袋为安的意思，刚才已经说过，荣宗敬大手一挥，将这个建议推挡回去，并说：三年内不分红以扩大规模。他知道，要想在上海乃至中国华商面粉领域里与祝、孙两家分庭抗礼，进而独占鳌首，那就必须每时每刻都要与对手搏杀，荣宗敬在苏州河边因此放出风声，“只要有人愿意把厂子卖出来，我就敢买。”也是机缘巧合。1913年夏天，在上海滩面粉行业中曾走在头里的中兴面粉厂，由于种种原因，陷入困境。听到这个消息，荣宗敬立刻与对方接洽，随后，双方便有了合作意向，又过了两年，那中兴便彻底归到福新名下，这时，荣宗敬便将最早开在新闸桥一边的福新面粉厂改作福新面粉一厂，又于1913年冬日，在中兴厂东面开出福新面粉二厂；再于1914年夏天，在福新面粉一厂的边上，吃进一大块土地，开出了福新面粉三厂，随即中兴面粉厂也被荣宗敬巨大的野心所囊括，改名为福新面粉四厂，加入了“福新”集团。当时光进入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才一半的时候，闸北地段，光复路上，苏州河沿岸，一字排开荣家四家面粉厂，有人如此形容，“高耸的烟囱日日浓烟滚滚，机器的轧轧声昼夜不停，苏州河里运麦装面的船只更是川流不息”，这一番景象，荣家两兄弟看得当然欢天喜地，荣德生的内心，更多一点后怕过后的欣喜；祝兰舫与孙家两兄弟看了究竟如何一个想法，历史表述得有些含糊，但叙事者想，基于人性的特点，基于生命的局限，他们对荣家迅速崛起应有马应彪看待郭乐崛起后的那番隐隐不快。福新面粉五厂，建在汉口，时间是1916年。上海最老牌的面粉厂之一的华兴面粉厂，向荣家兄弟缴械投降成为福新面粉六厂，时间是1917年。

当年的孙氏空间而今面临消失的命运

哥哥干得如此热烈，如此轰隆，在无锡老家的弟弟也不甘人后，他坐镇荣家发家的茂新面粉厂，以章鱼掠食的速度和猛烈度，先后收购无锡惠元面粉厂，租下了泰隆面粉厂和宝新面粉厂，现在，荣家在自己发迹之地，也有多家面粉厂作为家族基础，万世基业似乎就此建立。

也就数年时间，更正确点说是白驹过隙般的短短五年，荣家两兄弟已经手握10家面粉厂，一个昼夜可以生产面粉达到2000袋，这个数字，不要说偶一染指面粉领域的祝兰舫，即使当年被叫做“面粉大王”的孙多森兄弟俩也自叹弗如，而不得不将一顶“面粉大王”的桂冠拱手相让。

现在，兵船牌面粉不说彻底压倒了老车牌面粉，至少是个分庭抗礼的局面，是个三分天下的态势。后来，荣家两兄弟将面粉厂开到赫赫然的12家，地区不仅有无锡、上海，还有汉口、济南，“兵船”这个品牌的产量竟然占到中国华商面粉产量的三分之一，那是又一个故事了，这故事与苏州河沿岸似乎不太有关。

苏州河边，荣家两兄弟继续写下他们的原力传奇。

这次是周家桥，叙事者曾在本书第一章的最后一小节写到过这个地方，写到过在周家桥高家巷中与上海一起慢慢成长的姚志康。大清国还在它的全盛时代，周家桥便如同老闸镇、新闸镇那样地繁荣了起来，在清晨小吃铺袅袅升腾的炊烟中，操着南腔北调的生意人，为了他们平凡、卑微但意义又是相当丰富的生活，已经在作着人性层面的斤斤计较。这时，我想，姚志康的先人，也正很写意地走出了姚家宅（假如这天刚好有些蒙蒙细雨，可以不下到田里种蔬菜的话），他会在周家桥堍一边的那家茶楼中，叫上一壶好茶，呷着，并难得有闲地打量着苏州河里凫在水面显出万事俱休的成群鸭子，他的眼光是散漫而凌乱的，只是不知，他是否意识到，再过多少个春秋，一个叫申新纺织厂的将要来到这里，叫做荣宗敬、荣德生的两个大佬官（这是原住民阿青的叫法）则要站在周家桥的木桥上，商量着建厂中的种种事情，或许，荣宗敬的双手还意气风发地抓紧着木桥栏杆，而荣德生的手指则细腻地感受着栏杆的原木质感！

荣家两兄弟果然来到周家桥边，这地方，距离他们开出第一个面粉厂的新闸桥不下10公里了。

这次，荣家兄弟不开面粉厂，面粉厂已经足够，已经占了中国面粉市场的三分天下，当年魏吴蜀也不过如此。因搞大而骄横起来的荣宗敬的句子，这样地表述着他的心理状态，“中国有一半人，是吃着我荣家面粉的”，现在他还想说这样一句，“中国的一半人，是穿着我荣家衣服的”。

周家桥开出的是棉纺织厂。

荣家在纺织厂这一路，其实走得也相当早。早在1905年，茂新面粉厂还刚刚问世，福新面粉厂还遥遥无期时，荣家两兄弟便在无锡很前瞻性地开出了振新纱厂。厂子规模不大，但到1912年，也已赚钱，每年利润大致在20万银元。

1915年，大清国轰隆倒塌已有三年，大东沟海战也过去21年，义和团乱战则远逝15年，天不怕、地不怕的荣宗敬在苏州河周家桥地域开出荣家第二个纺织厂，取名申新，便是申新纱厂。

荣宗敬为何不选择更靠市区的地方而选择了周家桥，历史对此没有更多说法。但选择在苏州河边，则相当明智，在1915这个年份，还有比河道更便捷的交通方式吗？原料由苏州河上游运来，或者由黄浦江溯上游而来，装卸方便让工厂成本减去不少。

申新纱厂（后来成了申新一厂，是申新王国中的始作俑者）放了36台英国造的纺机。

时机太有利了，1915年，欧洲开始了残酷的绞杀。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由普林西普向斐迪南大公发出的这致命一枪，让欧洲进入它的血腥年代，战争产生的物质饥渴，让一万公里外的上海大得其利，其他不说，仅棉纱的价格便有疯狂大涨，其时单位论件，每件棉纱价格，从一战前的90余两银子，狂涨到一战打响后的200两，社会因此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事实正是如此，申新纱厂自开工起到以后的三年，赢利由最初的2.06万元迅速递增到22.2万元，10倍增幅让荣家两兄弟的脸上开出了花朵，必须指出，这个时候，在欧洲泥泞的战壕中，士兵们正暗无天日地苦度，炮灰的日子让亨利、戴维斯们痛不欲生。

也在这一年，即1917年，荣宗敬做了一件所谓的“让中国商界很长脸的事情”，那就是他豪掷40万两银子，将原先由日本商人经营的一家纱厂买下，改名为申新二厂。

今日，我们重看此事，是要褪去蒙在这件事情上的意识形态的灰尘。好事之徒如此认为：自1884年以来，红顶商人胡雪岩与西方人在斗丝上遭到重大惨败，自此后，华人在上海纺织领域便彻底丧失了话语权，而荣家在1917年买下日本纱厂，是将话语权重新夺回的一个象征。而其实，这种说法相当似是而非，因为被荣家买下的恒昌源纱厂，它的前生固然与日本人有关，是日本棉花株式会社开办的九成纱厂，也叫日信纱厂，但在1916年当儿，九成纱厂已被晚清华人中的顶尖商人祝兰舫买下，更名为恒昌源。那祝兰舫，因了经营领域实在过于繁多，繁多到杂乱程度，有自顾不暇的感觉，对这个不来钱的恒昌源纱厂，已有拱手相让的意思。正好他又是荣家茂新面粉厂的股东，将恒昌源卖给荣家兄弟，与其说是荣家与“日本财阀的对抗，进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对抗”，还不如说是祝先生的一次顺水人情。不过，当初，考察完这家占地27亩的大厂，荣德生对这桩买卖萌生退意，感觉不买似乎更为妥当，而荣宗敬则一如既往的激情洋溢，他强势地游说着做事稳健的弟弟，最终，40万银元成交，申新纺织厂有了第二家。

申新三厂在无锡老家，时年为1919年，这里就不再展开。

申新四厂在汉口，那时，正逢荣家在资金周转上发生严重困难，荣宗敬毫不畏惧，再次放胆一搏，接受了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非常苛刻的贷款条件，贷到的日元折合成银元为220万两，此番搏杀，荣宗敬再获成功，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91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年份。该年爆发了五四运动，荣家两兄弟为自己也为国家利益，积极参加了抵制日货运动，又联合同业，在当年爱多亚路那幢新古典主义的大楼里，开出华商纱布交易所。这年，荣家兄弟在苏州河边基本瞭望到了未来的光荣岁月：其时，荣家有无锡茂新、上海福新、上海申新这三大公司，总计为面粉厂12家，纺织厂4家，资本总额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1200万元，应是白花花的银元。此时此刻，若以《水浒》中英雄排座次作为类比，荣家的资本总额已在上海全部资本家中占据了第二把交椅，是“玉麒麟卢俊义”的地位，仅次于简照南兄弟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但简家的头把交椅也没有待上多少日子，荣家不久就会赶上，也因此，大开大阖的荣宗敬，甩出了第二句豪气干云的话来：“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

荣宗敬以他从来澎湃的生命能量，继续疯狂地表达着中国第二代资本家的原力。

他买下德大纱厂，开出申新五厂，时年为1925年。

又租办常州纱厂，开出申新六厂，时年也是1925年。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北伐的胜利号角声中成立，作为中国顶尖级的商业大佬，荣宗敬在新政府中担任了工商部参议、中央银行理事以及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尽管这些职务多半也就挂个名号而已。

挂着名号的荣宗敬继续大步向前，他购进上海东方纱厂，开出申新七厂，时年1929年。

又为生产细支棉纱，兴建4万新锭的申新八厂，时年同样1929年。

荣家兄弟最精彩的一笔发生在1931年。那年，荣宗敬购进三新纱厂，在苏州河的昌化湾旁。

三新纱厂有相当来头。之前，它是大名鼎鼎的盛宣怀的家族资产，但这还不是它的历史源头，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更早时候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90年，在大清国重臣李鸿章的亲自督察下，它在杨树浦一带建立。诞生之时，无论洋务运动的第一代领导者李鸿章们，还是第二代中坚刘坤一们，全都沉浸在洋务运动将给大清国带来真实能量这一幻想中，西方的“船坚炮利”，终究将在“师夷之技以制夷”中被克服，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再造一个万世不衰的中华皇朝。只是，上海机器织布局蜕化成了三新纱厂，而三新纱厂又变化作了荣家财产，它成了申新王国中一个最重要成员：申新九厂。

1933年，在今日澳门路一带，紧紧靠着那条伟大的苏州河，荣家兄弟请来英国建筑师事务所，在6.86万平方米的地基上设计并建造起建筑面积高达11.67万平方米的厂房，而这家工厂中出品的“人钟牌”棉纱亦被上海纱布交易所列为标准样纱，也正是这个时候，荣家兄弟真正获得了“棉纱大王”的桂冠。

然而，世间万物，宏大自然，全都遵循着宇宙的必然规律，这规律，即使天才如爱因斯坦、聪明如霍金的，都无法破译，也许永远不能破译，这规律说明的其实是这样四个字：盛极必衰。对此，我们的圣贤早就在更古老的年代也以自己的方式对浩茫星空作过类似表达：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依。当然，民间的说法是更好理解一点：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

如日中天的荣家两兄弟，作为生命个体，是也必然是遵循这个宇宙规律的，灾难是也必然是会到来的。

所谓祸起萧墙，对荣家两兄弟来说，萧墙先指的是他们的扩张，疯狂而丧失了理性程度的扩张。

截至1931年底，当荣宗敬将三新纱厂也收入囊中，并追加庞大投资，在苏州河的昌化湾头开出“申新”系列中最大一个工厂时，那在无锡荣巷湿漉漉的弹格路起家的荣家第三代，已在苏州河岸，不，不，已在上海滩上打下了万世基业，仿佛。其时荣家，名副其实成为“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大王”的含金量若以刘鸿生、刘吉生两兄弟来比较，早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荣耀的获得，与荣家两兄弟，确切来说与荣家老大的掠夺性密切相关，他自己这样表述，“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他又如此袒露着企业理念，“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话说得豪放，又说得强硬，只是，这种话若仔细推敲，则一定破绽百出。

不说后来，即使在1931年，那荣家的黄金岁月、光荣时代，外人也许还蒙在鼓里，荣家两兄弟加“三新”公司的财务总管心知肚明，表面赫赫然的荣家三大支柱，分明已负债累累，而且超越红线。这里说个真实数据：1934年，三大公司的总资产为6800万元，但三大公司的总负债超过了6300万元，换句话，资产抵掉债务，荣家就只剩为数不多的500万银元，涂满金色的荣耀立马暗淡到了极点。

另外一个事实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确立了说一不二的地位，它的纺织品随之先蚕食东北后倾销中国，这让经营纺织品的华商纷纷地招架不住，华商巨头荣家更是苦不堪言。1933年4月，荣家“申新”诸厂，堆放在仓库里而无法进入市场的存纱高达7万件，为这7万件纱中的每一件，荣家先期已投入218.33个银元，这时，即使7万件纱被市场全部接受，每件纱也只有204个银元的售价，这个亏分明吃大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花贵纱贱”使得大量产品积压在荣家的苏州河沿岸仓库中，而债主催逼，则让荣家两兄弟焦头烂额到走投无路的境地。这时，中国银行、上海银行这两家大银行对荣家中止贷款，更是雪上加霜的打击，一时间，荣家四面楚歌，大有土崩瓦解的趋势。

1934年初，荣家面粉厂全面停产，申新诸厂也在风雨飘摇之中。

同年3月，参股荣家产业的16家钱庄对荣家关上了大门，它们懂得明哲保身的古训，此时若再将银元投给荣家，不啻是肉包子打狗的愚蠢举动。

荣宗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个性刚烈并强悍的他，在那个瞬间想到自杀，也唯有一死，方能解脱，方能一谢荣氏家族中的所有人啊！

关键时刻，兄弟荣德生赶来解救。

稳健地守住荣家根基的荣德生，对兄长大举借债、疯狂扩张的路线，向来便有腹议，只是强不过兄长的一意孤行，也遵循着古往今来“长者为大”的家训，时时都依了兄长。得知兄长在上海深陷困境、深陷危局、深陷绝望之死地，他的内心，一方面，早就有的不祥预感终于应证，另一方面，兄弟情深的那腔热血也沸腾了起来，须臾之间便作出了生死相救的决定。但家族中人不是这样想，有人一边忧心忡忡地提醒，倘若解救上海，那么，定会将无锡的最后一点老本也搭上，荣家基业会不会因此便毁于一旦？

听了这话，捧一把上好茶壶的荣德生从容不迫地回答，我与兄长之间的关系好比手中这个茶壶。茶壶一旦破裂，一分为二，那么，我手上虽然还有半个茶壶，但这半个茶壶又有什么用处？

回答明确是因了想得明白，当夜，荣德生将家中仅有的地契、有价证券全都收集起来，第二天一早，十万火急地赶向上海。随后，在荣家恩人陈光甫、宋汉章的大力斡旋下，从中国银行、上海银行分别再借款220万元，总算解了一点燃眉之急，不过，也只是一点而已。靠这点地契、有价证券换来的借款，终究维持不了“三新”的浩大场面。

这时，历史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居心叵测地对荣宗敬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

言下之意大家明白，也许宋先生早就看着荣家产业心里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值此荣家山穷水尽并无力回天之际，落井下石也好，趁火打劫也好，总之，一口将荣家“三新”吞了是一个大好时机，尽管，宋先生这么做法，也许不为个人利益，而为南京国民政府着想。

荣家不肯。荣宗敬不肯，荣德生也不肯，姓荣的产业岂能让他人染指？更不要说被他人吞噬，无论姓宋还是姓蒋。荣家两兄弟抵死苦撑，倘若没有大恩人陈光甫的搭救，只怕难以逃出生天。那陈光甫再次出手，申新与中国银行、上海银行签订了“委托经营签约书”，才让荣家保住了所有权，也不至于在兵败如山倒的情状下彻底破产，当时的荣家两兄弟，可以说如同两个“溺水之人”，不是日日拼死扑腾，而是时时垂死挣扎，要到一年之后，1935年市场回暖，他们才真正地死里逃生。

倘若说这场危机让荣家两兄弟差点“出送”，那么，两年后的那场危机，再次把荣家两兄弟推至悬崖。

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爆发，处在中日交战的战区中，荣家的申新纺织五厂、六厂和七厂，皆在中日两军的密集炮火中被无情摧毁，而开设在周家桥一地的申新纺织一厂、八厂，因遭日机反复轰炸，也是覆巢之下无完卵，几近全毁。经此战事，拥有纱锭57万枚、纺织机5304台，产业规模为整个中国（除东三省之外）五分之一强的荣家产业，三份去了两份，情状惨不忍睹。

倘若上面叙事者说到的两次打击，打击的还只是荣家产业，还没有危及个体生命，下面这个真实发生的故事说明树大一定招风，盛名一定险恶。

时间是1946年，百年租界已经通过汪伪政府得以归还三年之后，汪伪政府中的所有大员，诸如陈公博、周佛海、褚谊民等全都倒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威权之下，那荣家，在百废待兴的中国纺织领域似乎又将迎来一次新高。

历史这样记载：1946年，申新二厂、五厂，两个厂的一年分红就有五次，上自厂长，下至挡车女工，全都有额外收入，被卡尔·马克思很明晰地说明的剩余价值，现在让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共同地生命快乐了起来，当然，荣家两兄弟是大快乐，挡车女工一定是极小的小快乐。资料显示，快乐兑换为一般等价物是30亿元，折合成黄金是11000两，重复一遍：1946年，30亿元，11000两黄金，好一个了不得的荣家啊！

上海滩上到处流传着荣家的种种故事，流传着申新厂长一人赚了多少钱的故事，也许还流传着在荣家工厂中做牛做马的女工们这回分外愉悦的故事。

故事半真半假，似是而非，但招致的贪婪心态是一致的，于是，便有这样一些人，被这份贪婪折磨得魂不守舍，甚至是灵魂出窍了。

先说为首的两个人姓名：一个叫骆大庆，另一个叫袁仲书。

前面一个还可以加上这样的定语：上海帮匪首，后面一个则可以加上类似定语，只不过稍有改动：嵊县帮匪首。

这上海帮与嵊县帮究竟是怎样一个组织，在这之前又干过怎样一些打家劫舍、为非作歹的大事，叙事者这里暂且按下不表。叙事者想说的是，1946年的早春，当八年抗战终于盼来了中国的黎明和朝霞，当中国实业家们也终于完全地开动起了工厂马达，上海帮、嵊县帮的这些土匪也盼望着各自的黎明和朝霞，也开动起为非作歹的马达。

两个帮派有过几次密会，骆大庆与袁仲书决定了双方的合作意向：要在上海干上一票，而且是惊天动地的一票。上海帮中一个叫郑连棠的出了一个主意：可以绑架荣德生，他是中国巨富，而且，绑架相当容易，至于为什么会相当容易，郑姓的上海帮喽啰没有细说。

骆大庆、袁仲书大概击掌叫好。这两个50岁上下的资深绑匪，对这一票目标荣德生，深以为然。还有什么人能够比这个中国第一富翁更能满足他们贪婪的胃口呢？

两个帮主开始了紧张活动，第一步是网罗曾经在荣家面粉厂供过职的朱连生，看中朱连生，除了朱对荣家相对熟悉，还因为他是蓝衣社成员，他有特务背景。

朱连生也不含糊，在1946年的早春，他多次地带领骆大庆、袁仲书等人前往探路，摸清荣德生的出入习惯，也熟悉荣德生的身形长相。

但身为上海商界的领袖级人物，荣德生也不是吃素的，他深知世相复杂、险象环生，也因此，只要出门，乘坐的，必然是国民政府大员方能够乘坐的防弹汽车，身边呆着的，也必定是身手不凡的武装保镖。

骆大庆、袁仲书多次踏勘后感到一时难以下手，寻思间，有惯匪、汉奸和准特务这三重身份的黄阿宝出了个胆大包天的主意：冒充上海警方，以警方名义将荣德生逮捕并弄上车子，随后便可以狮子大开口，不怕老家伙不合作。

黄阿宝不仅出了个后来确实让上海滩着实震撼了一下的主意，还向骆大庆等人推荐了自己的亲侄子黄锦堂，因了黄锦堂，特务身份比黄阿宝来得更加正宗。那黄锦堂，对黄阿宝拉伙也不推辞，盖因此君成天花天酒地、眠花宿草，是上海风月场的一把好手，但有限的薪水让他时常捉襟见肘，成日里做着发财白日梦，听黄阿宝一说，也不用多动脑子，就是一拍即合的意思，当下，搞来了军统特务专用的柯尔特式手枪、陆军第三方面军的逮捕证以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轿车等一系列作案工具。

上海帮与嵊县帮又经几番谋划，大家明确分工，一切准备就绪，便要干这只要发财、不怕杀头的惊天一票。

荣德生对向他已经逼近的危险毫无察觉。

倘若说他这一生不知破解了多少危局甚至死局，那可全与经济、商业有关，这个来自无锡、在苏州河边做大的商业巨鳄，哪曾想到此时此刻正有一帮为金钱而不顾一切的亡命之徒守候着他？

时间是1946年的4月25日上午10点。

荣德生照例吃了早饭，从他的高恩路（今高安路）的深宅大院中出来。平日，这幢大院共有十多位彪形大汉把守，光为了保护荣德生，便用去八位好汉。不过，出门，有防弹车罩着，八位好汉自然用不着了，有一两位也就够了。

车子开出荣家大院时，荣德生的身边有两位相伴，其一，他的儿子荣一心；其二，他的女婿唐熊源，此外，还有保镖若干，那车子的牌子是其时上海滩最为时尚的“福特”。

荣德生那日要去的地方是总公司，总公司在江西路，从高恩路到江西路，通常也就一刻钟车程，绝对不会超过三十分钟。

那刻，荣德生在想着什么？历史没有真切记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不会想象到这天上午，骆大庆、徐梦麟、张少卿乘坐着袁仲书向吴志刚借来的国民党某军官的车子，正虎视眈眈地等着他的出来。

福特车堪堪驶过高恩路的转角处，荣德生只觉眼前人影乱闪，随即看见斜刺里蹿出三个身着国军军装的男子，只见他们挥舞着手枪，让车子停下，随后，连声吼道：“下来！赶快下来！”

坐在车子里的所有人都猛地一愣，他们来不及对那个场面作出反应，唯有坐在司机一旁的保镖还算机敏，他将头探出车窗外，发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为首的一个军官模样的男子掏出一张红色证件在车子前面先晃了晃，随后，端定，分明是让车内人看一个仔细的意思。荣一心眼睛最尖，他先看清楚了这是一张逮捕令，随即看清楚了“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红色大印以及淞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的签名。

车内所有人都凝神屏息、不知所措，即使见过不少凶险场面的保镖也吓得慌了神，一时不知应该怎么办。这时，那些所谓的军人，先将六神无主的荣一心、唐熊源拉下车，紧接着，军官模样的大声宣布，“荣德生是经济汉奸，请他到局里去一趟”，话声未落，其他军人把荣德生硬生生地拖下了福特车，强行地将他架上一旁等候的小轿车，随即三个军人钻进汽车，小轿车便飞快地开走，全部过程费时不到三分钟。

只有当小轿车在远处完全消失，荣一心方才蓦然地醒悟过来：这是不是匪徒绑票？想到真的可能是匪徒绑票，不曾经过大世面的荣一心便失声大哭起来。还是女婿唐熊源来得镇定，他告诉荣一心，刚才尽管猝不及防，但他还是看清了那开走的小轿车牌照，上面写有淞沪警备司令部，“我们赶紧去淞沪警备司令部吧。”

赶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对方却是十分茫然，说哪有逮捕上海滩大老板荣德生的事情？你们分明搞错了！

这个时候，绑匪的车子正在1946年的上海大街一路狂驶。车上绑匪，叙事者想，他们的心里已从刚才的绝对紧张转为肉票到手的狂喜，他们中的骆大庆、袁仲书们，一定还面有得色地打量着车内肉票——中国首富荣德生，他们中神经特别敏感的，一定会有一种梦幻感：这个人真的就是中国首富吗？他真的就是荣德生吗？

荣德生在想些什么呢？

71岁的他，反应多少有些迟钝了，但反应的迟钝并不等于思维的糊涂。坐在后排的他，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还是相当的镇定。那时，他先从车窗向外望去，只见汽车连转几个弯后，并没有驶向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方向，而是沿着中山路向上海西郊一路驶去，便立刻警觉了，莫非我遭到了绑票？那一瞬间，事后他回忆起来，他想到了当年儿子荣尔仁的被绑票一事，又想到了近日来上海滩一再发生的绑票案件，如号称“钻石大王”的银行总经理范回春，又如号称“五金大王”的唐宝昌，以及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所有绑票案最后都被勒索去了巨额赎款……荣德生自忖做事向来低调而谨慎，平日又时时乐善好施、待人宽厚，不要说仇家，就是冤家也没有一个，想到莫名的灾祸终究还是落在了自己头上，他在心中暗暗地长叹一声，随后便有听之任之、任这些亡命之徒摆布的超然意思。

此时，车子还在疾驰。

绑匪们这时也已完全地镇静了下来，他们知道，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现在远不是弹冠相庆的时候。当疾驰的车子在曹家渡附近的北久水电厂停下后，按照原先计划，绑匪们先将荣德生扶下了车子，随后，黄阿宝守候在路边，而骆大庆、张少卿等人又扶着荣德生走进停泊在苏州河边的小船，由黄阿宝与其妻共同看守。

荣德生被囚禁在这条小船里有整整三天。

三天后，因了上海警察在全城大搜捕，他又被从小船转移到当年兆丰花园边上黄阿宝的租房内，确切地说来是曹家渡五角场老公益里100号。后来，荣德生在《乐农1946年纪事》中如此回忆着自己被绑经过：

至二十五日晚八时后，始有两匪挟余登陆，在申新一厂前半里，许之小浜上岸，转入马路，驶来一车，开约刻许钟，至南车站货栈旁下车，改乘三轮车，至一石库门，入内，上楼，藏余于一小室，时约九时许矣。室内漆黑，有一人与余同卧，盖看守者也。此室四无窗户，因此白日无光，亦无灯烛，真黑暗世界也。

到了这时，荣德生彻底清楚了自己已被绑票的命运。同时，他也知道了这些亡命之徒的真实想法：只要他不大声叫喊，不寻机逃跑，他的生命可以无忧。因为，他们要的是他家族似乎用不完的钱，而不是他这条已经71岁的老命。

接着的故事与我们在2015年美国警匪片中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他们在荣德生被绑架后的第七天，将电话打给了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

这个吴昆生，日伪时期也被绑架过，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刚听上几句，他就让同事陈品三接听，那陈品三只是工厂的一名职员，分得清楚的只是棉与纱，何曾经历过此等事情，胆战心惊地拿起电话，来电绑匪问清了他的姓名，说以后任何联系都必须通过你，荣家再不许调换其他人。也就是这天，上海帮、嵊县帮向荣家提出的赎金是100万美金。

在曹家渡五角场老公益里100号黑屋子中的荣德生应该也同时知道了绑匪的狮子大开口，那刻，他犹如遭受五雷轰顶，身子瘫软了起来。少顷，他对匪首骆大庆说，如此巨款赎命，是逼我走上绝路。说完，荣德生激动万分地要骆大庆给纸与笔，骆大庆不解，荣德生说他只有写遗书这件事情了，遗书中会将家族中的各项事情都作个交代，至于自己的这条老命，随你们怎样处置吧。

荣德生向来温文尔雅，如今却如此决绝，让匪首一边瞧着倒有些发愣，骆大庆反应真是极快，少顷，他反而劝慰起荣德生，说一切都好商量，一切都可以商量。

于是，100万赎金先改为80万。

那里，荣家二少爷荣尔仁对绑匪的要求着实不敢答应，80万，是80万张美金而不是80万张草纸啊！碰到这种事情，谁不会心痛，但老爷子的命还捏在那些土匪手中，这让他左右为难，迟疑不决。

绑匪自然知道荣家在想些什么，而上海警局的全城大搜捕，则让他们的处境越发危险起来，事情必须尽快解决，否则，便是一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果，还有可能人头落地。

那日，绑匪拟好了荣德生写给家人的一封信件，让他照着抄写。信中开首说赎款已经再次下降到美金50万，自认为这个数字荣家还可筹集。接着又对哪个工厂该出多少钱，都一一地作了决定和交代，“下开各数向各厂分担，在余股份名下支付，计申一出美金5万元，申二出美金10万元，申三出美金10万元，申六出美金5万元，申九出美金20万元，共计美金50万元，切切实实，不可缺少。尚不足之数，请申九帮忙，以股票作抵可也，或请昆生兄想办法，勉力筹足”。

接着，荣德生反复叮嘱家人，不要再存其他幻想，不然，他的性命将不保，“汝等亦恐遭不堪设想之恶果”；另外一信则出自绑匪之手，信中对荣家作着大肆恐吓，声称倘若不在两日之内付清赎金，他们便立即撕票，荣家人再也别想与活着的荣德生见上一面。

接到这两封信后，荣家再也不敢怠慢，立即便赶着去筹集这救命的50万美金，只盼能够交钱赎人。

5月25日下午，根据绑匪要求，荣家派人用汽车将巨款送到了指定地点，但骆大庆等绑匪无一人露面，倒是不久后来了一干巡逻的警察。他们拦住汽车，搜出巨款，其中一个警官勃然大怒，呵斥道：“绑匪自有警方捉拿查办，你荣家怎么能同绑匪私下交易？这是犯法的懂不懂？这笔钱按规定要没收充公！”

好在后来这笔钱还是回到了荣家手中。

那以后，绑匪将联系地址写在静安寺、南京大戏院一带的袜厂招工广告背后，荣家派出人马，见广告就揭，终于在无以计数的招工广告背后获得了两个接头地点，对这两个地点，荣家都派人分别守候，却始终不见绑匪露面。

其实这个时候，绑匪对荣家还没有彻底放心，他们想搞清楚，荣家交款的时候，附近会不会一涌而上许多警察？

经过反复试探，绑匪终于彻底放心，便和中间人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商定，5月29日下午，荣家必须将钱送到福熙路康乐村54号，只要钱一到手，当晚肯定放人。

詹荣培要求绑匪拿几件荣德生的信物作为佐证，从而表明荣德生的确在他们手上。绑匪倒也不觉这个说法唐突，两个信物随后立马送到，其一，是荣德生的私章，其二，是荣德生时刻佩带在身、刻有“青年”二字的励志印章。

荣家这里仔细看了，确认是荣德生的信物无疑，便赶紧要詹荣培携着巨款前去赎人。为避开警方耳目，荣家将50万美元现金，派仆人分多次送到詹荣培的家中。5月27日，詹荣培将50万巨款先藏在汽车后座下，他开车进厂，办了几件事情，又在大街上转了好多圈，确认没有警察跟踪后，便想直奔福熙路康乐村54号而去。却不料，在这节骨眼上，绑匪又来了指令，说赎款不必再送，他们直接来领便是。那日下午，一辆标有“淞沪警备司令部”字样的汽车，喇叭都没有按上一下，径直开进申新二厂，车里只有一个司机，他将车子停在厂长办公室门口，二话不说，从詹荣培手中接过装着50万美元的两口皮箱，说声“谢谢”，便十分从容地开车走了。

付出赎金后的当晚，荣家接到绑匪电话，说第二天荣老先生一定到家，这只电话让荣家上下一直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有所落定。第二天晚上10点，一辆轿车将荣德生送到霞飞路停下，车上有人又喊了一辆黄包车，将荣德生送到了家住唐尼尼路的女婿唐熊源处，荣家大小方才悲喜交加地欢呼了起来，而那荣德生，那时那刻也老泪纵横，不能自已。

故事到此似乎可以结束，但其实不然，这件着实震撼了上海滩的绑票案远远没有画上句号。

先说绑匪。

当骆大庆、袁仲书将荣德生释放了后，他们便在关押荣德生的老公益里100号，将赎金分为18股，按出力多少分配。骆文庆、袁仲书、黄阿宝、黄锦堂、吴志刚等各得2股，其他参与的人或得1股或得半股。分赃完毕，绑匪散伙，临走时还约定半年之内谁也不得动用这笔钱款，以免露出马脚。只是，这个约定，绑匪中有人将它当做了耳边风，他们有些迫不及待了，迫不及待地想着要享受美金所能够带来的生理愉悦、心理快乐，他们忘了自己干的是一件稍不留神便会掉脑袋的事情，他们果然掉了脑袋。

且说当荣德生被绑架后，南京国民政府十分震动。在蒋介石的严词责令下，京沪军警当局十分紧张地寻找着一切可能的绑匪线索，与此同时，军统高官之一，京沪卫戍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毛森，秘密地来到上海，亲自参与侦破工作。

毛森头脑相当的好。他立刻发现部下黄锦堂近日显出异常的阔绰，成天调换高级西装，还出入上海滩歌舞厅挥金如土，最不可想象的，竟然有钱购买美国新轿车，情况着实反常；又想到黄锦堂本是浙江嵊县人，而在上海，干绑票买卖的属嵊县帮最为著名，前段时间，黄锦堂经常跑上海、无锡一带办事，这段时间却又毫无动静了，那嵊县帮，也销声匿迹不知去向，这之中会有什么关联？

众多疑点一一地出现在毛森的脑海中，毛森迅速作出部署，出动精干军统，随后，此案的案犯一一落网，其中一个细节有些意思：上海帮的帮主骆大庆，隐姓埋名后，却始终提心吊胆，一日见报纸说谁谁谁已经入网，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某日，鬼使神差地回到老家想看个究竟。走进楼内，只见许多陌生面孔的人分布其中，他见势不妙，便从二楼纵身跳下，但便衣警察中也有一人同时跳下，两人双双落地，也双双受伤，骆大庆只得束手就擒。

1946年8月27日，经上海军事法庭审讯后，判处骆大庆、袁仲书、黄阿宝、黄锦堂、吴志刚等8名主犯死刑，立即执行。

只有到这个时候，轰动一时的“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方算尘埃落定，为表彰毛森破案的汗马功劳，用荣德生赎款之美金，蒋介石重奖了毛森5万，荣德生本人也亲自到毛森住宅上门致谢，赠送给毛森金表一只、金笔一对。

一切终于画上了句号，但一切真的画上了句号？

有这样一种说法始终存在：事实上，这个绑票案，便是上海军警机关勾结土匪一起干的。理由如下：一、绑架时所亮出的是警备司令部的逮捕令；二、绑架时所用的是警备司令部副官用车；三、赎款的交接地点选在司令官邸隔壁长乐路1210号；四、警备司令部派车拦截赎款，指责荣家违法，后又发回赎款，以便勒索更多钱财；五、绑匪中有中美合作所的特工，毛森处长的部下；六、正是毛森本人下的绑票命令。

以及其他等扑朔迷离的疑点。

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有没有这样的真相呢？而我们，却要再次回到苏州河去了。现在，是苏州河更上游一点的地方，与荣家的申新九厂相距甚远，与荣家的申新一厂却只有几箭之地，在那里，中华民族的原力依然在积聚，在迸发。

第四节　在苏州河边他们试图拯救祖国

说到化学工业，苏州河边的始作俑者，最早不是华人，还是不请自来但来得确实有些道理的西方人。

要说早，是真正的早，1860年，当大英自来火房在西方大班的头脑里还没有形成雏形时，有无名的英国人已经在苏州河下游的新闸桥的桥堍边，办起了硫酸厂，那个地方，似乎格外受人青睐，后来，荣家办了面粉厂，还有其他一些华人也在这个地方置业办厂。

时光一转，1874年，怡和洋行大班们筹划的吴淞铁路还在艰难地进行中，上海火轮房在铁大桥一侧还无影无踪，有一对英国兄弟，叫美查，对新闸桥旁的硫酸厂投入重金，接着将工厂股权作了重组，工厂也就堂而皇之地叫起美查制酸厂，他们从美国、意大利西西里一地进口硫磺原料，生产硫酸、硝酸和盐酸，上海老城中的道台大人闻所未闻要命的三酸，亦让他疑虑重重。

一年后，美查制酸厂易名为江苏药水厂。照说一切没有什么问题，美查兄弟的事业正欣欣向荣，但似乎也没碍着什么人，他们的旗下有江苏药水厂，有申报馆，还有点石斋石印局，苏州河边，美查兄弟尽可以高枕无忧。但其实不然，对“不然”留下的记载都有点语焉不详。

大致应该是这样的：有人在一边看不下去，看不下去的是雄心勃勃地渴望制造一个崭新上海的工部局，它注意到由江苏药水厂的银炉中排放出来的东西，假如全部下泻苏州河（显然已经全部下泻了），不仅将严重污染这条清澈见底的美妙河流，更为严重的事情是，它将对西方人此时此刻的生活饮用水产生十分严重的影响，工部局限令美查兄弟将工厂即刻搬迁。美查兄弟再牛，是牛不过工部局的，于是，大清国光绪三十三年的那个冬日，江苏药水厂搬迁到西康路1501弄59号（另外一种说法是宜昌路550号），紧傍苏州河，但距离新闸桥这里，是上游许多了，毫无疑义地远离了大英帝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礼查饭店等西方要人、名媛们出没的要紧之处。必须说明，搬迁时候，美查兄弟已远走高飞，去美国享受新大陆灿烂阳光去了，临走时，捎带上江苏药水厂6000股份中的三分之一，时间是1889年，因此，严格说来，苏州河边发生的一切与他们已没一毛钱的关系。

但那个地方，那条长弄，因了江苏药水厂搬进的缘故，后来就被上海原住民叫做药水弄，一叫就是一个世纪。药水弄名副其实，每日每时都弥漫并经久不散一股股让人作呕的气息，全是硫酸作的祟，以致多少年后，少年阿青每当前去探望舅舅时，走到常德路，总会下意识地跑到马路对面，受不了药水弄的那股气味，还恐惧着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的“石灰窑”。

这便是苏州河的命运：幸运与不幸结合得如此紧密的命运。沿河两岸，从韦尔斯大桥到圣约翰木桥，西方人带来的工业、商业新文明，强力地改变着一个乡村、渔村兼而有之的上海，让这个上海脱胎换骨，让她羽化成蝶，成为这颗星球上的世界级大都会。但西方新文明在上海同时也产生了黑暗和暴力，它不仅摧毁了上海19世纪的那片田园风光，还让一条曾经清新可人的河流开始悄悄变色，有污秽在苏州河的河水中缓慢沉降，一切正在开始，始作俑者可以算在美查兄弟的名头下。

当然，这是21世纪的视角和说法，19世纪或20世纪初，断然没有这样的视角和说法。西商开办了化工企业，华商也不甘落后，日用化工必须诞生，这不仅是一个个人欲望的问题，它还关涉到一个民族的拯救，民族拯救，可不是嘴上说说的漂亮话，它发自一百多年前华人精英的真实内心，它还成为精英们锲而不舍的努力，即使，这让苏州河变色也在所不惜。

那条长弄，因了江苏药水厂搬进的缘故，后来就被上海原住民叫做药水弄

现在叙事者要说起一个华人，他叫方液仙，一百多年前，他步美查兄弟后尘，在苏州河边欲望将华人日用化工有一个起步，还能达到一个高点。

说到方液仙，绕不过宁波帮。所谓宁波帮，指的是大清国期间，宁波府所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加定海这六个县中卓有成效的行商者。

1893年12月，方液仙降临人间，不是出生在故乡镇海，而是出生在晚清末期，万象已经更新的上海。与寻常百姓不同，在他出生之前，方家前辈已经在宁波镇海一地相当发达，在他出生之时，方氏家族更是在上海、杭州、宁波等地拥有钱庄、银楼、典当铺乃至南北干货商店达20多处。方液仙为方氏家族第五代，不说名门之后，至少当得上望族成员，今日话来说是富二代，这应该算作他人生的幸运部分；他人生不幸的部分是，1910年至1911年，也即他10岁左右，因了大清国即将面临彻底的分崩离析，上海一地钱庄纷纷倒闭，镇海望族之一的方氏家族也无法幸免，偌大家当，当倒闭风潮逐渐平息后，竟然只剩三家。方液仙的父亲痛定思痛，认为即使只剩三个钱庄，也是方家祖业，中兴之日总会到来，只要有人能够将其传承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不就是子承父业吗？但方父没有想到，方液仙对钱庄之类事情毫无兴趣，对发扬光大宁波帮的传统文化更是没有丁点念头，那么，方液仙的兴趣又在什么地方？是在方父难以理解的化学工业上，还在方父不可企及的“实业救国”上！方父为此气闷不已，也愠怒不已。

被19世纪科举制度熏陶的方父是没有办法理解儿子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的达成与方父让儿子所受的西式教育有着必然联系。

方液仙是在宁波斐迪中学就读。接着，去往上海，深造于中西书院。现在看来，中西书院对方液仙形成与众不同的精神境界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了中西书院正是19世纪最杰出的传教士之一的林乐知所办，而林乐知热望向中国年轻一代传递的决非传统科举制必然会有的过于陈腐的东西。告别中西书院，方液仙又去李鸿章精心打造的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再作深度学习，他师从工部局化验师窦柏烈，相信这个德国人，将日耳曼思维的谨严、深邃灌输进了方液仙的心灵深处，还让方液仙对化学、化学工业产生了不可遏止的迷恋。尽管，十分遗憾的事情是，方液仙与窦氏之间的情深谊长，上海史没有留下片言只语。一个细节同样重要，师从窦氏期间，方液仙在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里邂逅了后来在中国日用化工领域里比他更有成就的吴蕴初，叙事者想，当他们擦肩而过时，是否双方莞尔一笑？

方液仙很断然地离开了父亲为他设计的人生之路，基于对日用化工日益高涨的兴趣，他在距苏州河仅一箭之地的圆明园路仁安里家中，像模像样地做了一个化学实验室，实验室简陋至极，但正是在这个极为简陋的空间里，他沉迷于化学世界所呈现的种种奇妙的反应中。

接着是1912年，方液仙19岁当儿，这一天，宏观地说，对宁波帮历史，对中国化工历史，微观地说，对镇海望族历史，对方液仙个人历史，都可算意义非凡，方液仙在上海（那会是苏州河的哪段河道旁呢）创办了一个十分微弱的化工组织，但名字起得相当宏伟，叫中国化学工业社，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样起名倒也没错，这个中国化学工业社正是四亿华人开办的第一家日用化工厂，方液仙做成了中华日用化工的奠基人，比享有更大盛名的吴蕴初还要早许多日子。

方父理所当然地冷淡，还不止冷淡，简直反感。想要儿子继承祖业，这个不肖子孙却搞什么化工鬼名堂，如此一来，祖业不就在方家第五代断掉了？方父知道凭自己能力是无法让方液仙回心转意的，唯一可以表达父亲权威的是对儿子开办的这个鸟化工组合分文不给，是的，一个银元也不给。

在一边的方母看不下去，毕竟这是自己最疼爱的孩子啊，方母拿出一万银元的私房钱交给方液仙，想来在拿出这笔钱时，方母的手有点抖索，还想来，方液仙看到母亲那手的抖索，自己的双眼也噙满了泪花。

现在，方液仙可以朝着理想的目标迈开步子，他想实现什么理想呢？

20世纪第二个十年，租界上海，风情万种且气象万千，正向着它的“黄金十年”迈进。其时，风起青苹之末的海派文化已经蔚然成风，上海原住民也从最初对西方人的鄙夷转化为上海新市民对西方生活方式的顶礼膜拜，激进的就想做个时髦之人，在那春风沉醉的晚上，去卡尔登舞厅“蓬嚓嚓”，或者，上维多利亚大戏院看场无声电影，让心灵彻底震撼一下，再或者，去四马路兜上一圈，那以如丝媚眼让上海滩好色之徒灵魂出窍的“四大金刚”是无福相遇了，但在“一品香番菜馆”里吃上一餐改良西菜、“德大西菜馆”里来上一大盆鲜美牛肉浓汤，不仅可以期待并且可以实践！还有，身上定要喷上点香水，脸上定要擦上点雪花膏，那上海滩的大大小小商店里，因此充塞着夏士莲雪花膏、旁氏白玉霜、林文烟花露水以及来自日本的金刚牌牙粉……上海滩目迷五色，大世界一派斑斓，毕业于中西书院的方液仙看在眼里，想在心里，那些作为上海时髦男女争相追逐的时髦用品，以他的能力完全可以自行制造，有母亲这一万银元积蓄垫底，他方液仙要开出工厂，还要招上学徒，还要买上生产设备，说什么也要将雪花膏、白玉霜、生发油、花露水、牙粉等之类的东西全都一一搞定。

方液仙果然将这些东西都一一地生产了出来，还将这些东西挑着担子去上海大街小巷兜售，尽管一开始，关山重重、无人问津。对我们来说，方液仙开出华人中的第一个化工企业最要紧的事情是做了这么两件：其一，生产出“三星牌”蚊香；其二，生产出“三星牌”牙膏。

先说第一件要紧事情。

20世纪初，蚊香源源不断来到上海，乃日本“野猪牌”也，其时，野猪牌蚊香囊括了上海以及东南沿海的全部市场，没有之一。方液仙决意改变这个局面，要将自产蚊香与日本蚊香决一高下。

理念获得还算容易，真要下手研制又谈何容易？对蚊香的所有信息，日本商人理所当然地高度保密，牵涉到切身利益，这倒情有可原。

方液仙一无资料，二无技术，三无设备，是所谓的“三无人士”，他唯一知道的是蚊香原料为除虫菊。接着的故事叙事者就不一一细致展开了，简言之，方液仙以自己学到的化学知识，对蚊香成分、蚊香配料比例作了研究，又将研究心得化为蚊香的尝试制作，他还在夜里点燃自制蚊香用身体作一个临场实验，结果，蚊香烟雾袅袅升腾，蚊子们个个仓皇逃遁，得出的结论是：与野猪牌蚊香相比，不说压它一头，至少也是平分秋色。

方液仙大受鼓舞，兴奋之余，他从香烛作坊请来一个功力深厚的老师傅，老师傅真叫神奇，用了压注法将蚊香制作成蛇般的盘形。方液仙也不闲着，立马再拨出专款，先营建厂房，后添置机器，大规模地生产机制盘形蚊香，当这款蚊香推向上海市场前，他将其取名为“福禄寿三星”，也即后来影响多少代上海市民生活的“三星蚊香”。

接着要说说方液仙的第二件要紧之事，三星牌牙膏的生产。在这之前，方液仙已经生产出三星牌牙粉，时间是1912年，“三星牙粉”也可以称作最早的国产牙粉，让多少上海男女有潘安、潘金莲般的那口白牙，当然，这只是叙事者的揣测，事实完全可能是这两位绝世美色有一口蜡黄之牙，而且，那时代是将此作为美的表征。

11年后，也即1923年，“三星蚊香”已将“野猪蚊香”打得落花流水，“三星牙膏”清新问世，叙事者就不说为试制这牙膏方液仙是如何地像后来的蔡祖泉般含辛茹苦，总之，当上海众多烟纸店，推出每支售价2角的“三星牙膏”，上海新市民便逐渐地冷淡了每支价格7角的美国“丝带牙膏”。

若说伯乐，方液仙的叔父应该算作一个，他是最先看到方液仙开创的事业所包含的巨大价值，当然主要是经济价值。还在三星牙膏试制期间，他就投资入股，让方液仙总资本达到5万元。以后，方液仙的事业一路走高：先将中国化学工业社改组为股份公司，公司总部设在河南路，下属工厂则设在重庆路，这两个地方与苏州河的关系不太紧密。不过，当他在槟榔路（今安远路）购置土地开厂生产三星牙膏时，方液仙与苏州河的关系正式开始了，及至1928年，他于槟榔路开出第三厂并专门制造已声名远扬的三星蚊香时，他大概经常地登上工厂高处，眺望着不动声色的苏州河水，也眺望着远处荣家、孙家以及上海滩其他什么家族的工厂，他会在内心里这么感叹吗：“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方液仙

三星牌牙膏

三星牌蚊香

整个30年代，方液仙的中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将产品系列从蚊香、牙膏扩大到肥皂、化妆品、调味品、化工原料以及玻璃器皿总共七大类200多种，除三星蚊香、三星牙膏家喻户晓外，“金鸡牌”香皂、“箭刀牌”肥皂也让各阶层的上海市民为之叫好。不过，倘若方液仙只是着迷于他的日用化工，或钻营于他的利润厚薄，那么，他的历史意义也就不过如此。

谁能够真切地进入方液仙的内心世界呢，能够真正地了解这个“日用化工之王”竟有如此澎湃高涨的爱国激情？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方液仙挺身而出，在化学工业社的厂区内办起伤兵医院，救护十九路军的众多负伤战士；九一八事变的周年纪念日，方液仙再次毅然出头，联合华生电器厂、美亚织绸厂在南京路举办“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摆明了对日本货说一个“不”；1937年八一三事变期间，在中华民族将要亡国的关键时刻，方液仙再次义无反顾地出资创办伤兵医院，还聘请外科专家为英勇抗战的南京国民政府军的伤兵们作着治疗……

方液仙出头做这些事情时，鉴于日本还没有偷袭美国，上海还稳定在“孤岛时期”，生活在公共租界的方液仙还算太平，但已有人打上了他的主意，想着要让这个上海商界领袖级人物对汪伪政府，也对日本政府示好。

1940年某日，方液仙的镇海老乡，前上海总商会会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上海特别市市长的傅筱庵前来拜访，目的当然十分明确，希望中国化工权威之一的方液仙能够与汪伪政府合作，开的价码足够大：如同意，请屈就汪伪政府的实业部长。

方液仙冷冷一笑，回答自己只会经商，不懂政治，这实业部长就不当了。接着，又好言相劝同乡：“千万不要与日本人多来往，更不要与日本人同流合污，不然，肯定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傅筱庵悻悻而去，目中自然闪烁不快的寒光。

没多久，那是1940年7月24日晚上，方液仙接到某个熟人电话，对方说，南洋来了一位大商人，要和你洽谈一笔大生意，你想不想见面？

问明了生意项目，方液仙答应与其见面，并约定了见面地点：国际饭店。

第二天中午11点，方液仙如约出门，却没料到吴四宝手下的一伙绑匪正埋伏在上海星加坡路（今余姚路）方宅的门边，方液仙的轿车刚出院门，绑匪们一拥而上，先挡住轿车去路，还没等方液仙的保镖掏出手枪，绑匪头目顾宝林便对方液仙的保镖连开7枪，将其当场打死。紧接着，绑匪们挟住方液仙，逼迫汽车司机朝西面方向开去，途中，顾宝林给方液仙打了一针麻醉剂，致其重度昏迷，等方液仙清醒过来，他发现自己已在谈虎色变的“76号”监狱中，那吴四宝正站在他的面前狞笑不止。

次日《申报》有消息称：“按方氏系一商人，自奉甚俭，尽瘁国货事业，向不预闻外事，其所经营之实业亦以受时局影响，未见起色。此次被绑是否出于误会尚不可知。”

不是误会。吴四宝欲置方液仙于死地，当上海市民还在猜测之际，方液仙已被残忍杀害，年仅47岁。中国日用化工事业的奠基人，便这样地命赴黄泉，苏州河倘若有灵、有情，一定也会痛哭失声。

方液仙之后，吴蕴初也来到了苏州河边，来到了周家桥边。叙事者就不明白，为什么全都选择在了周家桥？是因为那里的地价特别便宜，还是自晚清以来就形成了十分热闹的集市？抑或，这地方，因了工部局的越界筑路而将城市空间得以拓展，开厂设店有商业上的种种便利？我们还是回到吴蕴初的身上，说说他在苏州河周家桥地域如何支撑起一个华人化工王国，真正的化工王国，而不是方液仙那样的勉强凑合。

先看这样一个时间表：

1923年，吴蕴初在张逸云的财力支持下，在顺昌路菜市街开出天厨味精厂。

1930年，还是在张逸云的财力支持下，吴蕴初开出了天原电化厂，这是天字号的第二家。

1932年，吴蕴初开出了天利氮气厂，这是天字号的第三家。

1934年，吴蕴初开出了天盛陶器厂，这是天字号的第四家。

吴蕴初开出的四家化工厂，除天厨味精厂，三家都在周家桥一带，三个工厂隔河相望，依依不舍的情景，既是华商资本在苏州河边的温情体现，也是“实业救国”理念在苏州河边的强硬实施。

但所有的故事却不是从苏州河边说起的。

1891年，吴蕴初出生于嘉定，必须说明，当时的嘉定属于江苏省而不似如今属于上海市。他的祖上，都是读书人，也因此，他属于诗礼传家的那一路，其中，吴蕴初的父亲吴箫舫也有自己一点教书传奇：从晚清私塾一直教到传教士施约瑟开办的圣约翰学院。不过，教师生涯总体清贫，一家十口难以为继，这让进入光绪皇帝维新变法思想产物之一广方言馆的吴蕴初，只读了一年，便匆匆退学，而不得张之洞等中兴名臣的思想精髓。

辍学后的吴蕴初不得不在嘉定第一小学充当一名英文教师，靠微薄的薪水来贴补家庭，想来英语水平在那时还只能用不过尔尔来形容。吴蕴初人生的第一个转机是进入上海兵工学堂半工半读，在那里，他相识了后来也是同道中人的方液仙，但这没有改变他命运丝毫，而认识德国教师杜博却让他走上了一条十分荣耀的道路。

有些遗憾，叙事者无法向读者更多地介绍杜博其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铁血宰相俾士麦领导下的普鲁士，这时已经发展为威廉二世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它不仅以蒂森·克虏伯的火炮增强着大清国武库，还以它的非凡人才让大清国受益无穷，厦门组建的胡里山炮台便是如此。对吴蕴初来说，杜博对他的帮助不只是欣赏他在学习上表现出来的才华，还请他回上海兵工学堂担任助教研习化验，又介绍他前往汉阳铁厂担任化验师一职。

接着发生的故事我们就省略了，现在时间到了1920年。吴蕴初在中国腹地闯荡之后回到上海。而上海，正从它的白银时代进入它的黄金时代，那是红红火火的20世纪20年代。

那时，叙事者热爱的邬达克先生已经抵达上海，背负着相当暧昧的身份（难民与战俘），也已设计出了准现代主义的美丰大楼，与此同时，上海滩上实力最为强劲的公和洋行正将“从远东到白令海峡之间最美丽的建筑”汇丰银行画上了设计草图，公共租界早就完成了它的最大一次扩张，从2820亩土地到33503亩土地，十里洋场现在真正开始五彩缤纷并五光十色。基于化学领域的敏感，吴蕴初注意到日本商人在上海很成功地销售着“味之素”。

什么是味之素呢？对普通的上海市民来说，它就是一种调味品；而对化工领域的专家或准专家来说，它可以被称为谷氨酸钠，尽管，写出它的分子式对普通读者来说是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1948年，李宗仁应吴蕴初之邀参观天厨味精厂等

今日谁还能够认出吴蕴初当年建立的化工王国？

关于谷氨酸钠，说起来可以追溯更早的时候。1866年，普鲁士帝国还没有完成它的全德国统一大业，德国化学家叫李德豪森的将它研制成功，只因谷氨酸钠产生的鲜味并不符合欧洲人的饮食习惯，没有被欧洲人民广泛接受。

亚洲人民却完全不一样。先是1907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研究员池田菊苗在海带中提取出了一种棕色晶体，他用嘴尝着这些晶体，感觉到有种难以描述却又很不错的味道，这便是谷氨酸钠，池田菊苗将其称为味之素。稍后，味之素在全日本风靡，又在1909年被日本味之素（味の素）公司申请了专利。随后，味之素传入中国，成为千千万万中国家庭佐餐时必不可少的调味品。

吴蕴初想要改变这个局面。

对西方，对日本，总有一种对抗并逆反心理的，是那一代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吴蕴初是这样，方液仙同样是这样，还有其他人都是这样。如同许多年以后，吴蕴初在写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张逸云的信中所说，“现在敌粉均乘此时机，大张旗鼓以全力进行。我方如何对付，想增处早有预备矣”，将味之素称为“敌粉”，这既可以看出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愤世情怀，但也可以明了，吴蕴初其实是将世界上的许多事情简单化了。

想着要将敌粉彻底压倒的吴蕴初在店里买了一瓶味之素回家研究。他在自家那个小小亭子间里，着手试制，尽管资料没有，设备没有，但凭着当年在杜博手下所学得的那点化学知识，凭着他在汉阳铁厂等地积累的一些经验，他还是很顽强地前行着。有意思的是这么一个细节：试制过程中，盐酸产生的酸气，硫化氢产生的臭气由亭子间弥漫于石库门横弄中，搞得邻舍隔壁议论纷纷、牢骚满腹。吴蕴初的太太吴戴仪不得不到处赔不是、说好话，尽力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一年后，吴蕴初终于试制出了成品，不多，也就几十克而已，看着这白色的晶体，他暗暗发愁，因为倘若没有资金支撑，那么，白色晶体便无法转化成批量产品，也就无法进入市场，进入千家万户的厨房乃至餐桌上。

吴蕴初人生中的第二个贵人出现了，相比较第一个贵人杜博，他的作用更为重要也更具决定意义。此君叫张逸云。

现在我们适当来追溯一下张君的前生今世。

张逸云，生于1871年，名汝桂、字彝年，是1893年间的举人，也就是说，当张君成为大清国理论上的文化精英时，吴蕴初还刚刚出生两年。张逸云可以说是富家子弟，只不过这富家子弟的历史并不悠久。他的祖父张梓林，早先只是镇海乡间的小贩，以在渡口摆一个酒摊维持一家生计。发迹在于这么一件事情：某日，他在路上捡到一包银两，这包银两的主人原来是上海颇有名声的“江万兴酱园”老板。银两归还之时，江老板已看中了张梓林为人上的诚信，就带上他，去往上海酱园学做生意。日复一日，天长地久，因张氏工作勤勉，头脑也很灵活，江老板先提拔吴做了掌柜，临终那刻，因膝下无子，偌大家业无人继承，便索性将全部家当都转送给了张梓林，张梓林转瞬之间成了上海江万兴酱园的业主，成就上海滩的一段小小传奇。

其时，上海正进入它的白银时期，商业兴旺，生气勃勃。张梓林，是个抓得住商机的能人，先后在南市老城厢开出了老同兴、张鼎新两座酱园，等到儿子张梅仙继承这份家产的时候，再胜老父一筹，在光绪元年的1875年，于公共租界的福建路和新闸路上，新开张崇新、张振新两座酱园，又等到张逸云出生的时候，父亲张梅仙对下一代教育抓得不是一般的紧，1893年，张逸云乡试中举，让张家门第又涂上了一层光亮色彩。

20世纪头10至20年代，大清国悲伤退场，众诸侯都梦想着一统江山，但又缺了精神与物质的实力，商界，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被十分不屑的商人们却罕见地呼喊出“实业救国”的响亮口号，那份热忱、赤诚和真切，听着也让人心头发烫。

话说张逸云，这时在上海各地，又新开万源新、万源慎、万康慎、万康宏4座酱园，张家现在共有九大酱园、数十家分店、近百处代销点，员工已近千人，成为宁波帮三大酱园巨商之一。虽说功成名就，但内心总在等待什么，有跃跃欲试状，为自己，也为多灾多难、满目疮痍的中国。

于是，机缘巧合，通过手下的一个叫王东园的跑街先生，张逸云认识了吴蕴初，也同时见识了吴氏手中那些神奇的白色结晶体。

优秀的商人是不需要旁人对其投资多加鼓动的，他的敏锐决定了一切，事情虽然不像三下五除二那么简单，但张逸云的商业敏感加上文化直觉，使他与吴蕴初相谈甚欢，当下决定出资5000银元，合伙开办一个生产味之素，更正确点说是生产味精的小工厂，张逸云总控，吴蕴初专攻技术。

对张逸云来说，5000元是个小数字，对吴蕴初来说，这数字能够让他的天才得以施展了。1921年的冬天，上海唐家湾，两间相当普通的石库门房子里，有几个工人，加上一些设备，吴蕴初忙忙碌碌地开始了味精的生产。初时，产量很小，每天7.5公斤。但有这7.5公斤，吴蕴初与张逸云已喜不自禁。

某日，他们在唐家湾石库门中商议着给产品起个名字。张逸云先开口，他说日本人叫味之素，我们叫什么啊？吴蕴初想想回答，东西是用嘴吃的，总要与味道相关，对不？市场上，好多香水所以香是因为有香精，好多甜品所以甜是因为有糖精，我们这个调味品，是味道中的精华，要不就叫“味精”？

张逸云一听，大喜过往，太好了，太好了，就叫味精吧！

名字有了，那么以后开出的公司名字又叫什么？还是吴蕴初脑子转得快，说味精是由植物蛋白质制成的，有一种鱼肉般的奇异鲜味，这鲜味可以品尝却又无法道明，仿佛来自天上，天上庖厨，天上庖厨，要不，我们就用“天厨”作公司名称？

张逸云听了，又是一个拍手称好，再没有比天厨更确切的名字了。

至于商标，那就简单了，张逸云产品中原来就有一个“佛手”商标，对一生信佛的张逸云来说，将它拿来用作味精商标，再匹配不过！

这一回吴蕴初也是连连点头，佛手牌，好啊！太好了啊！

未来的一切，都在唐家湾的这间小屋商量定当，但小屋之外，不要说唐家湾，就是整个上海滩，日商味之素还一家独大、傲视天下。味精虽然上市了，佛手牌尽管产生了，但上海市民还不认识，更没有欣然接受。

好在张逸云本是一个经商高手，他不慌不忙，先在自家百多家销售网点里推出佛手牌味精，又别出心裁地让推销员们推着一辆辆小车上了大街，但见小车上插满写有“天厨味精，鲜美绝伦”、“安全国货，超过味之素”之类的小旗，还敲锣打鼓，频频喊着口号，那份热闹着实掠人眼球。慢慢地，这佛手牌味精的名声不说鹊起，却也一点点地传扬了开来，逐渐成为人们饭余茶后的一个话题，有赶时髦者，便先去尝了一个鲜，感觉果然是非人间之味。

如果说吴蕴初是个化工天才，那么，张逸云着实算得上一个经商奇人。还在佛手牌味精逐渐蚕食日本人市场的时候，他已一眼洞察了未来，也因此，便向吴蕴初提出，要增资扩股，要递增产量，还要赶紧成立公司。

吴蕴初当然是满心眼一个好。

天厨味精股份有限公司便于此时成立，时间是1923年。

公司资本50000元，翻了当初10倍。5万股本，每5000为一股，张逸云一人占了5股，他的亲戚们占了3股，还有一股给他好友大丰公司老板林涤庵，最后一股，当然是也必须是吴蕴初的，问题是吴蕴初哪来这5000元？吴蕴初有些发愁，低头沉吟。

张逸云“哈哈哈”的一阵大笑，对吴蕴初说：“问题不难，问题好解决。我先以公司总经理的名义，给你一次性2000块大洋的发明奖，你不就有了2000大洋？余下3000大洋，我让三儿子张祖安拜你吴蕴初为先生，拜师费算3000大洋，这样，5000元不就齐全了？”

听张逸云这么一说，吴蕴初那双愁眉便舒展了开来，如此一来，吴蕴初就有了他自己的股份，这张逸云对吴蕴初是真心的好啊！张云逸又与吴蕴初约定，以后每生产一磅味精，吴蕴初可以从中提取一角钱的发明费，此外，吴蕴初可以随时查看公司账目，掌握工厂的全部动态与静态。

张逸云这么对待吴蕴初的时候，也有人不服，是亲戚们不服，认为吴蕴初的待遇太过优渥，似乎不妥。张逸云大气地对他们多次开导：“我看这些就不必计较了，如果没有蕴初，我们这个厂能办起来吗？”

1923年，天厨公司正式开张，办公地点和精制工场放在当年顺昌路菜市街的三北烟草公司，粗制工场则设在当年新桥路的10间房子中，那天厨公司后来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变作凹凸印刷厂，那是上海史中的一段后话，这里暂且不表。

且说上海天厨味精厂成立后的两年，恰逢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五卅运动，而这场运动，让举国上下一心抵制洋货、抵制日货，这股汹涌澎湃的激流，让天才如吴蕴初，聪明如张逸云的，便乘这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得最佳点时，一边猛推佛手牌味精，一边又大打爱国牌，“爱用国货，人人有责”一时响彻大街小巷，上海市民不得不选边站队，虽说佛手牌在质量、包装上并非全面压倒味之素，但选择佛手牌就选择爱中国，就是选择抵制小日本，这可不是舌尖上的事了，这是对中国人的良知作考量了！此时不选，还待何时？

这才叫时势造英雄，一时间，佛手牌味精先独大上海，继而覆盖长江流域广大地域，再以后便是全方位占领中国腹地，乃至东北，乃至港、澳，乃至东南亚等热带雨林地区。一个数据可以佐证上海天厨味精厂的能量大爆发：1923年，佛手牌味精的年产量是3000公斤，借了五卅运动的光，1925年的产量便达到15000公斤。

当佛手牌风卷残云扫荡市场时候，味之素便只有一蹶不振的局面，为此，不久后，一场中日之间关于专利权官司让天厨公司引火烧身，但叙事者就不展开叙述了。

现在必须回到苏州河，回到让吴蕴初，让张逸云在中国民族化工事业深深留下自己名字的那个地方：为什么在周家桥这一带，吴蕴初、张逸云们会一气开出三家工厂——天原、天利和天盛呢？

却原来，若要生产味精，原料有两样：其一面筋，其二盐酸。20世纪20年代，方液仙们就想着要生产盐酸但也只能想想，是南柯一梦。盐酸这东西必须进口，问题是进口之国恰好又是日本，它不仅在大东沟海战中将泱泱中华大国一举击败，占我台湾，还强夺我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肥了自己，这让吴蕴初辈心中之气着实难平，当然，张逸云是否为此时时怒气冲天叙事者就不得而知了，毕竟，以叙事者一孔之见，伟大的发明家与了不起的商人之间是有一道深刻而不能跨越的鸿沟。

吴蕴初发誓要生产出中国人的盐酸，发誓要将日本人的东西弃之一边，这两个发誓是需要两样东西来实现的：其一，技术；其二，资金。

技术没有问题，有天才如吴蕴初；资金，同样没有问题，有能够深刻洞察一切且实力强大的张逸云；真要做起来，还要有第三个条件，那就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机会果然来了。

吴蕴初得知在越南，法国人办的一家盐酸厂因经营不善刚刚倒闭，时不可失、机不再来，闻听此信息的吴蕴初立刻上路，千里迢迢地赶到越南海防，在详尽考察后，用9万银元的价格从法国人手中买下这个已经倒闭工厂的全套设备，当制造盐酸的法国设备还没有从海防运到上海，他又从张逸云手中拿到20万银元，在苏州河一边的周家桥地区，先购置地皮，接着建造厂房，又因了这家新厂是为佛手牌味精的制造提供盐酸原料，天原这个名字一下子跳进吴蕴初脑袋中。

1929年10月，苏州河周家桥地区，天原电化厂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诞生，1930年11月10日举行开工典礼，受邀前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的致辞是，“独创此厂，开中国电化工业之新纪元。”

孔祥熙说得没错，不仅没错，简直是太正确了，后来，在周家桥一边，又先后开出了两家化工厂，是为天利和天盛，吴蕴初独霸中国江南地区的化工老大位子，无人可以挑战。发了财的吴蕴初，据说一生俭朴，没有像哈同般的以爱俪园让天下知晓，也不如刘吉生般地用爱神花园在上海滩扬名，他始终低调地生活在顺昌路菜市场那幢五层楼高的钢筋水泥房子里。那地方，1914年后，是法国公董局越界筑路的一个结果。而1955年，叙事者王唯铭便出生在合肥路一头也有出口的瑞华坊里，他与当年吴蕴初居住地仅一箭之隔，时常，他都会经过天厨味精厂，尽管不知吴蕴初的任何一个故事。及至天厨味精厂变作凹凸印刷厂，他对凹凸两字深感兴趣，却同样不解两字的深刻意义。

在苏州河边的吴蕴初是日长夜大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情感的中国人，他拿出12万银元，为国家购买了一架战斗机。那架飞机，德国制造，名为霍克，当它在1934年3月18日的虹桥机场进行试飞时，应该掠过苏州河岸，也应该掠过站在天原厂地基上抬头仰望的吴蕴初，那吴蕴初是否如同当年在上海兵工学堂般地一声长啸了呢？

叙事者不知。叙事者只知中国人中有人如此评价吴蕴初的捐献：

此种精神确为全国之创闻。盖沪埠为吾华之大拇指，家产千百万者大不乏人，未闻有独助一机者。即求之全世界，吾亦未闻也。先生登高一呼，若有后起者，皆先生之功也。嗟国人四万七千万，如先生之爱国者千余人，三岛倭京不难顷刻之间化为平地，以报复九一八至今之仇。

第三章

19世纪70年代或以后：黎明曙光照耀在圣约翰的房顶上

第一节　梵王渡口边，施约瑟撒下文明之火

1879年的年初，上海，深冬即将肆虐的时候，梵王渡的渡口附近，有个人缓慢地走来，随后在渡口一边站立着，他就是施约瑟。

在这之前，施约瑟刚刚做完一件事情，大事情：在与兆丰洋行大班霍格多次讨价还价后，他买下了原属霍格的这块土地，面积为80多亩。这件事本来不应该用“大”这字来形容的，19世纪中后期，上海开埠整整35年，一个西方人，又是西方人中特别的一种——传教士，在越界筑路后的这个区域买下一块80多亩大小的土地，不算有多少稀罕。试想，这时期，或这之前，在上海，西方人买卖土地还算少吗？那英国大班们不是在苏州河周泾浜一侧买下土地开办了大英自来火房吗？那麟瑞洋行不是在泥城浜之外买下好大一片土地开办了最大的一个跑马场吗？土地买卖始终在进行，土地上的建筑也始终在建造，只是，这次施约瑟的买卖却是如此不同，他将在买下的土地上建造的不是一家新工厂，也不是一座新教堂，他想要做的事情是：造个学校，造一所让中国人从此可以改变他们固有观念的大学。当这所大学在这片土地上建成后，它真的成为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所大学，它就是圣约翰大学，是的，叙事者愿意再次重申：圣约翰大学。

吴淞江一路向东，进入上海境内后，第一个要渡是“梵王渡”

但那时，我指的是1879年初，一切还远非如此，圣约翰大学还是未来的一个梦想，只是施约瑟其时的举动，却让上海原本一个平常稀松的日子，在冬日的太阳底下充满了别样光彩，它也被上海史深切地记取。

那个冬日，站在苏州河边的施约瑟，正若有所思地看着寒意深重的四周景色。

施约瑟身后，也可以说身边，是苏州河众多渡口中的一个，叫梵王渡口。起这个名字，似乎是为纪念梵蒂冈天主教教皇，但无人来确证这一点。可以确证的是，后来从这个渡口延伸向静安寺的这条马路叫做梵王渡路，而梵王渡路又被叫做万航渡路。

那刻，施约瑟的眼中展开的是19世纪上海的乡村景象：稍远处，有树丛，树丛后有房子，炊烟在房顶上盘旋，依稀可见建筑的种种江南风格。冬日的田野显得相当荒凉，庄稼全在不久前的深秋中被收割一空，大地上寂然无声，也不见一个人影。唯一在忙碌的是大群麻雀，它们在田地与天空间来回穿梭。收回目光，便可以清晰地见到苏州河了，一条不算有多少宽阔的河流，缓缓流淌，很不慌不忙的意思。一条渡船刚刚从施约瑟的眼前驶向对岸，艄公卖力地摇动着船桨，牙齿紧紧咬着长辫，显示着正拼尽全力。简陋的木船上坐着五六个上海农家妇女，那刻，她们惊诧万分地望着站在河岸边的施约瑟，西方人已经屡见不鲜了，但这些浑身长着粗毛的家伙还是让没有见过世面的上海农家妇女感觉万分惊奇，即使船只已经在对岸靠上，施约瑟还是看见她们中有些人向他张望，当他们之间的目光对接后，农家妇女赶紧收回目光，仿佛烫着了一般。这让施约瑟不由得微笑了，微笑的意思也只有施约瑟自己知道。

苏州河已经有20个左右的渡口，那时。梵王渡只是其中一个。渡口上已有了三种摆渡船只，分别为义渡、私渡与官渡。施约瑟无心考察梵王渡口的渡船属于三种里的哪一种，他在这个冬日来到这里仔细打量地形的目的与渡口、渡船全然无关，他想着的东西要更加地壮阔一点。

这片土地上将引入两个学校，并有一个合并。两个学校一个是培雅学校，一个是度恩学校，全都是女传教士费马利所建；这片土地上还要开办一个比圣约翰书院低一个层次的学校，圣玛利亚女校，还要建一个育婴堂，如果可以，还要建一个女书院。将这些事情全部做完是需要时间的，对时间，他有信心；还需要金钱，对金钱，他想暂时也够了，10万美金，他手中现在便有。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他在有生之年能将这些事情全部做完吗？

那个冬日，施约瑟不会想到后来命运中的突然一击：他不幸地因脑溢血而瘫痪在床上；那个冬日，施约瑟也不会想到他开办的圣约翰书院到后来变作了圣约翰大学，校长是卜舫济。对叙事者和读者来说，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适时提出：那个冬日，施约瑟想到过他的出生之地，他的第一个祖国立陶宛吗？

1831年的5月21日，人类历史上一个无足轻重的日子，但因了施约瑟出生在立陶宛某个小镇，这日子对人类历史便有了一点格外的意义。倘若欧洲人不同意叙事者的观点，那没关系，叙事者可以修正一下，这日子对上海史有了一点格外意义，虽说，那天的上海，如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正在道光皇帝软弱的统治下，让大清国自觉不自觉地向着最终的颓败一路倾斜而去。

施约瑟出生的立陶宛小镇，那天正被俄国沙皇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统治着，立陶宛人施约瑟的历史颇为不幸。

立陶宛人作为远古印欧语系中的一支，早在公元前就已经来到波罗的海沿岸。13世纪时期，在欧洲最发达的地区开始进入文艺复兴这个伟大的历史时期之际，立陶宛大公国偶然成立，又因机缘巧合，强大的波兰王国的公主下嫁立陶宛大公，经卢布林条约规定，两个国家合并成立了波兰立陶宛联邦，负负得正，欧洲两个原本无足轻重的中小国家因成联邦俨然说话有了一点分量，那可以说是立陶宛人的黄金时代，尽管它更多借光波兰人。叙事者想说的是，施约瑟倘若出生在这个历史时期，自然是会更多一点民族自豪感的，感觉也会更好上一点的。

但由于波兰的不幸，便直接地导致了立陶宛的不幸。有这样三个年份，和这样三个国家的三个领袖，他们决定了波兰立陶宛公国的命运，这三个年份分别为1772年、1793年以及1795年；这三个国家的领袖分别是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以及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莎女王。在上述历史年份中，他们三次共谋，彻底肢解了波兰，让立陶宛随着波兰的灭亡而灭亡——同沉没于历史的黑洞之中。

历史记住了这样一个哭笑不得的细节：在第一次瓜分波兰立陶宛公国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在写给奥地利玛丽亚特蕾莎女王的信中这样不无讽刺地说道，“在这件事上，俄国凯瑟琳和我绝对是强盗。我只想知道她会如何对神父忏悔自己的罪过？她取得（波兰）时哭了；她哭得越多，取得越多。”

历史没有十分明确地说出为什么波兰会遭受如此惨烈的结局，如同后来，它再次被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与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苏联所侵占，如同后来，它的军官在长廷森林被谋杀。

1795年的10月24日，波兰被第三次肢解，那天，波兰立陶宛联邦宣告灭亡，那个谋杀了自己亲夫的女人，以俄罗斯帝国的名义，再次获得了原本不属于她的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20万的人口以及对立陶宛来说有着特别重要意义的维尔纽斯。

出生于1831年的施约瑟，当他从母亲怀中睁开自己棕色的双眼，他看到的天空不属于立陶宛，而属于沙俄的了。幸好，施约瑟出生于1831年，而不是1801年。我的意思是，以施约瑟在他生命旅途中表现出来的坚强与血性，难保他不会参加1830年11月29日夜晚的那次针对俄国野蛮统治的起义，难保不会高举马刀冲向俄国派驻波兰王国总司令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的官邸。

叙事者就不描述施约瑟出生的那个小镇了。

犹太人施约瑟，他的命运确如他所归属的那个民族一样多灾多难，还在他幼年时候，父亲、母亲便双双地弃世而去，他全靠自己的兄长抚养，虽说兄长与他同一个父亲却不同着母亲。

1848年，施约瑟17岁，他就读于日托米尔（Zhitomir）的拉比学校，这让他对人的灵魂以及广而言之人类灵魂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有了严肃的思考；1852年，他21岁，进入普鲁士的布雷斯劳大学，在那里，施约瑟除了被奥得河的美丽所吸引，更被这样一种现象所吸引：他的一些犹太同胞，他们信奉的并非犹太教而是基督教，这让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波动。这个时候，施约瑟的语言天赋开始显现，他在家或与朋友相处时讲的是意第绪语，他外出在社会上讲的是俄语或波兰语，而在德国，因了德语讲得如此之好，德国市民将他当成了正宗的德国人。

1854年，他23岁，施约瑟作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选择：移民美国。他离开了欧洲，也离开了他的根之所在地立陶宛，他前往的是一个全新国度，一个壮丽的新大陆，那里发生的一切都是激动人心的，即使在那里他只是一个装运玻璃的工人，那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1855年的4月2日，施约瑟在纽约守逾越节晚餐时，决定归信基督耶稣，这个举动，从文化的意义上是有些不同寻常的，还不止不同寻常，简直是有些大逆不道的，但施约瑟并不在乎他的许多犹太同胞的恶语中伤，一年后，他进入纽约州的阿勒格尼（Allegheny）市长老会所办的西方神学院就学，求学目的之一便是希望北美长老会批准他前往海外传教，不过，他的海外传教请求被驳回，这让他相当愤怒地脱离了北美长老会转而进入纽约市圣公会神学院。那以后，施约瑟被按立为圣公会会吏，一周后，他便随同回国度假的文惠廉一同启程前往上海，成为美国圣公会的又一名海外传教士，时间是1859年，这个时间节点，距离文惠廉首次来到上海已有15年。

施约瑟到达上海的时候，正是上海进入一个动荡不定的周期，也即两次战争之中。当然，头次战争已经结束，那小刀会起事者，自称“大明国统领政教招讨大元帅”的刘丽川早在虹桥一地中弹身亡，自称“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左元帅”的陈阿林则不得不流亡国外，小刀会的喧嚣之声在大清国的野蛮武力与工部局同样野蛮的能量双重压迫下渐行渐远，然而，所谓的“洪杨之乱”分明还在尖锐地威胁着租界上海和上海道台的上海，由太平天国派出的长毛马队，到上海，不说朝发夕至，也是指日可待。不过，与许多传教士截然不同，出生于立陶宛的施约瑟似乎完全不为纷乱的世事所动，叙事者的意思是，他既没有像麦都思、裨治文那样地与西方武装力量有时松时紧的接触，十分紧张地在猜度中国大地上这一股股造反的新兴力量是否会真正地改变中国走向，也没有像罗伯济、杨格非、艾约瑟、慕维廉那样地深入太平天国驻地，对他们的最高级将领作一个侦探式访问，期许着太平天国胜利之后兑现“传教自由”的事先承诺。施约瑟如同中国士大夫中的极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过，施约瑟的如此作为，对他本人，以及对中华民族来说，或许更有意义。一个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集团斗争的施约瑟，一个对任何暴力、杀戮、血腥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施约瑟，他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只用来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运用他超凡的语言才华，让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作着沟通。后来的历史果然也证明了施约瑟更像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传教士，他的全部激情用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觉醒，尽管他在这么做的时候，是有一种将自己信仰的东西强加给他者的精神暴力倾向的存在。

施约瑟

在上海的三年，施约瑟先学会了官话（即国语），随后学会了上海话，后者尤其了不起，试想，一个中国人来到立陶宛，不仅要会立陶宛语，还要会小镇上常用的土语，这有多困难呵，施约瑟的语言天赋由此可见。施约瑟还能够熟读并书写中国的文言文，这让他可以更多触摸到中国文化精英们精神上的一些东西，不过，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即使天才如施约瑟也必须下绝对苦功夫，他每天学习9个小时，拿《三国演义》作为范本，整整苦读五年，我相信施约瑟一定脱口而出《三国演义》的开首，“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他一定毫无兴趣那里面的阴谋阳谋、权术斗争。

施约瑟在上海的三年，正是大清国焦头烂额的三年，道光皇帝时时睁大着他的惊恐之眼，无法应对面前的环生险象，而随着圆明园的烧毁，在《北京条约》的承诺声中，大清国的祖制不得不作着必要的毁弃，由康熙晚年所决定，并被雍正、乾隆、嘉庆所忠实执行的那个对西方各种宗教禁止入内的决定，现在不得不修改，传教士可以全面进入整个中国，不再是五口通商那些弹丸之地，而是中国广大的腹地。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会20种语言、13种方言的超级语言天才施约瑟先生，在圣公会上海第一人文惠廉的指令下，立刻打点行李，带上盘缠，前往那有着龙的图腾的北京，中国文化、精神、权力、制度的中心。

施约瑟在北京居留了12年，从传教角度，成绩可以忽略不计，12年里只为三名中国人施行过洗礼，但凭着超常的语言天赋，从1864年起，他与艾约瑟、包约翰、白汉理、丁韪良等人组成了北京翻译委员会，将《圣经》翻译成北京官话，精通希伯来文的施约瑟，在《圣经》翻译中主要负责的是《旧约》部分。到1874年，施约瑟，当然不止施约瑟，做成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诞生了第一部北京官话的新旧约全书，这部圣经，相比较后来的和合本《圣经》要早上整整40年。

1875年，施约瑟回到了美国，想来，回去比较到来时在时间上要省下许多了。

两年的时光在施约瑟的期盼、祈望中悄悄地过去了，在经历了十分惨烈的南北战争后，美国正在作着调整，她正试图进入自己的黄金时代，一些伟大的发明还要等待未来的日子，但工业已很强大地崛起，还有建筑上的芝加哥学派，那一扇后来被整个世界模仿的窗子也已开得大大的了，此外，对美国新教的各个教会来说，派遣他们的海外传教士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们是否自觉或下意识地感觉着自己将要担当领导这个世界的责任？

1877年10月31日，施约瑟在纽约市曼哈顿的恩典堂被祝圣为圣公会上海传教区主教，随后，到了1879年，他在离开上海整整17年之后，再次回到了这座城市，只不过，现在的他，与1859年来到时，身份显然有了大的改变，此外，他也发现，这座城市经过17个春秋后，现在是越发的秀丽、优雅和巍峨起来。其他不说，当年他离开的时候，教堂街一边的圣三一堂还没有造好，现在，圣三一堂分明洋溢着美国教堂也有的那种瑰丽的美感。

回到上海的施约瑟手中有着大把银子，因募捐而产生的大把银子。他看中了兆丰洋行大班的一个私家花园，那里的苏州河有一个猛烈折弯，而形似三角的这个地域上，绿草成片，古树森天，环境出奇的好，将学校设在这里似乎是一件再合适不过的事情。

1879年的许多日子，施约瑟没有少来这里，最后他在梵王渡口边作了最终决定，他让一个平常的上海日子变得富有意义，新文明将在这里射出第一线曙光，后来的中国第一个教会大学将在这里诞生。

叙事者刚才说了，圣约翰书院（一开始叫的是这个名字）由以前圣公会两所学校——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而成，开建伊始，为了吸引学生前来就读，圣约翰书院宣布免收学生学杂费，还免费提供住宿以及一些生活用品，真是天大的好事。

开办初期学科倒也简单：三门，为西学、国学和神学，为了与学生拉近关系，还用上海方言授课，不知，当老师讲到神学这个抽象而又形而上的问题时，上海方言本身的世俗性是否阻止了表达其中的精髓？

教师10名，美国人与华人各一半。学生不多，但也可以了，有62名。学制六年。通常来说，在圣约翰书院中度过六年学制的都不可能出自上海寒门，全都是富家子弟，全都是富二代。不过，19世纪中后期的富二代与21世纪前期的富二代是截然不同的，那是受过四书五经反复熏陶的富二代，精、气、神别具一格。

关于圣约翰书院如何地转变作圣约翰大学，叙事者在后面章节中还要提到，此刻，叙事者想说的是，一个先是立陶宛人，随后又是美国人的犹太人施约瑟，自己或许也没有意识到，他做的事情有多么重要，因为圣约翰在后来的历史中演变成了“东方的哈佛”，它的毕业生可以免试直接进入美国的耶鲁、哥伦比亚等一流名校的研究生院，倘若他们有足够的天分和才智；也是圣约翰，造就了清华大学的四位校长，他们分别是周诒春、曹云祥、严鹤龄和赵国材；还是圣约翰，它完善乃至完美了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以及第二医学院等大学，它是上述名校的真正摇篮。至于在这所名校中走出的毕业生，他们中的佼佼者更是中国社会一时无二的栋梁之材。

所有这些，1878年在梵王渡口反复出没的施约瑟都没有目睹，但他可能提前预感和预知了吗？

稍后，美国圣公会在中国大地的传教活动，开始向长江中游甚至上游进发。是在1881年的那个苦难的夏天，施约瑟为传教而前往长江中游地区进行视察，很不幸，由于中国火炉之一的武昌地区的气温发疯般的高，施约瑟中暑，随后痉挛，又随后昏迷不醒多日。之后，经此折磨，施约瑟的四肢严重受了影响，说话也变得结结巴巴。

1883年，他辞去美国圣公会上海教区主教的职务，随后回到美国。但在美国，这个立陶宛人意志又足够坚强，尽管因中暑而中风了的他，只有两个指头可以活动，但他硬是靠着这两个指头，将新旧约圣经翻译成了中华文言文，这个本子便是宗教史上鼎鼎大名的施约瑟文理译本，又称文理二指版圣经。

施约瑟还是忘记不了中国，也忘记不了上海。1895年，他与太太再次回到上海，当他于1906年10月15日在日本东京去世时，他应该无数次地想象过上海，想象过在他力主下诞生于1881年的圣玛利亚书院，那书院也建在苏州河的一边，圣约翰的边上，由文纪女校和俾文女校合并而成，与圣约翰仅一道竹篱笆相隔，怀春的女生们是不是时常隔着竹篱笆张望着圣约翰大学中体格健美、神清气爽的男生们呢？她们中最出名一个叫张爱玲的，是不是在30年之后偶尔会想到学校创始人施约瑟呢？

对叙事者来说，这全都是生命中的严肃问题，而历史，却毫不理会叙事者的遐想，它继续前进，这样，叙事者就将说到又一个带来新文明曙光的人，他就是林乐知。

第二节　紧随而来，是林乐知的中西书院

1882年，那是施约翰在梵王渡口开办中国第一个准教会大学——圣约翰书院——的第三年，在而今昆山路一带，中西书院赫然问世。书院创始人，便是很早就来到上海的美国南方卫斯理宗传教士林乐知。

那中西书院，与圣约翰书院有些不同，并不紧傍苏州河，在中西书院推出之前，林乐知已是上海学校开办方面的一个主要推手。

林乐知曾经如此说过，“人之所以为人者，学问而已矣！无学问者不得谓之人”，说法有些暴力，也有些偏颇，但不失为一种观点。为达成这个观点，林乐知在1881年，自己砸了自己饭碗，接连辞去上海广方言馆教习和上海制造局翻译等职务，一门心思在法租界八仙桥创办了中西学堂第一分院，稍后，又在虹口吴淞路一边开设了中西学堂第二分院，又随即，善用文言文的林乐知说，他“西国劝捐，历四、五年”，于1882年，在美国监理会支持下，时任中国传教团团长的林乐知将募捐而来的白花花银子撒下，购买了今日上海昆山路一带的41亩土地，兴建校舍后，将原先中西学堂两个分院逐一迁入，另取名为中西书院，与中西学堂相比，档次自然上了一个等级。

起名中西书院，林乐知自有其深刻用意。

19世纪80年代，堪称上海由“暗锡岁月”进入“白银时代”的前期，东西方冲突相比之前已大大地缓和，但真正的东西方和谐还远远没有到来，这里仅说一个细节：工部局管辖下的上海早在新能源煤气的照耀下闪闪发亮，更新的能源电力，也立刻便要在哈同先生慧眼独具的南京路上大放异彩，但1882年3月，上海道台大人刘瑞芬竟然还发布了《禁用火油灯示》这个政府文告，文告倒是十分亲民，显示着19世纪的人文关怀，称火油“最易引火”，因此“不准再用火油点灯”，自然为的是避免可能的火灾。所谓火油灯，也就是煤油灯，叫洋油灯或许来得更为正确、生动。毫无疑问，这洋油灯比道台刘瑞芬管辖下的上海老城普遍使用的豆油灯来得更明亮、更灿烂，然上海道台，四书五经一定看过了头，大概是看着洋字便来气，看着洋货更有咬牙切齿的那股愤怒，以19世纪中后期大清国科举制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心理发了如此一个公告，尽管并没有多少人来真正执行。

不知林乐知读了这个公告没有，倘若读了，那么，这个细节更让他明白，对此时此刻的中国来说，新文明传播有着多么的重要，因为它将带来毫无疑义的头脑、心灵和思想上的开敞。但新文明传播，也必须是以中西结合的方式为最佳。其时，刘瑞芬之类的泥古不化者就不说了，“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或“中体西用”、“中西并重”的呼声已日趋高涨，维新派一代栋梁梁启超先生更是判定“中西并重”是全国上下一致认同、千古难变的“至言”，敏锐如林乐知的，自然感觉到这样一股时代洪流，亮出中西书院这个招牌，可以看做是他对其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让步，更可以看做是他想要彻底颠覆中国旧式教育制度，兴办传播新文明、新知识、新观念的新式学校的焦灼渴望。在林乐知看来，再没有比兴办新式教育能更有效地改变中国人原先的认知模式，也再没有比新式学校能更有效地传播基督教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了，中西书院开办，便是让中国一天天好起来的其中一条路径，倘若中国继续地沉迷在所谓的科举制度中，“专尚举业，有害无利”，国家只会一天天地没落下去。

1882年，中西书院设在后来的景林堂对面，它是一幢白色外墙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建筑设计师的名字无法获知。41亩的土地上，除中西书院的那幢白色建筑，还有林乐知的住宅，以及鸡舍、菜园和球场。周围不少住房则租给了以日本人为主的外侨，与塘沽路接界处的那部分，让给一所外国女子中学。贯通这些建筑的一条总弄堂由印度籍锡克族人把守，那便是老上海人嘴里的“红头阿三”了，中国教徒若要去那里礼拜，是不可能抄近道穿越这条弄堂的，“红头阿三”非将你阻拦不可。

1882年的中西书院便设在这个空间中

只是，中西书院里面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

林乐知的《中西书院规条》中如此写道：“创立中西书院，专为栽培中国子弟起见，非敢希图虚名，实求实济。”

林乐知说的不假。

先说中西书院的课程。课程设置严格地按“中西并重”的这条原则，你可以说这是对中华文化的尊重，也可以说是林乐知先生的一种教学策略，通常来说，老师半天教授“中学”，另半天教授“西学”。“中学”内容在本质上与私塾并无多少差别，主要是讲解古文，作诗造句，写对联，练书法，熟读中华文化精魂的四书五经，虽说内容并不新鲜，却是中华民族精神气息代代相承的终极根基。

林乐知带来的“西学”却是相当新鲜，学制为八年，且看这八年中，中西书院的学生如何安排他们的学习时间与学习内容：

第一年，是认字写字（当然是西方文字）、浅解辞句；第二年，是讲解各种浅书，练习文法、翻译字句；第三年，是数学启蒙、学习各国地图；第四年，是代数学、讲求格致；第五年，是考究天文、勾股法则；第六年，是化学、重学、微分、积分；第七年，是航海测量、万国公法；第八年，是富国策、天文测量，如此等等。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前来中西书院就读的学生每天早晨还必须“恭读圣经”，作统一祈祷仪式，星期天则要去往教堂作虔诚礼拜。

不过，林乐知的与众不同便在这里，他没有硬性规定中西书院的学生必须上系统的圣经课，也没有对学生发出必须义务传教的硬性指标。尽管是卫斯理宗忠实的信徒，对耶稣拯救人类有着真切的理解，但与其说林乐知在上海是个传教士，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文化使者，在这点上，他与新教的前辈们，如麦都思、裨治文、文惠廉等人有所不同，而更加相似于雒魏林、施约瑟、傅兰雅、理雅各、李提摩太们，他们在中国上海的活动，努力架设的除了上帝与他信徒之间的那座恢弘之桥，还架设着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的西方与不幸地处于农业社会的东方之间那座桥梁，是文化之桥，是新文明与新意识形态之桥。

1895年后，由于各种原因，林乐知辞去中西书院校长这个职务，后任校长一改林乐知办学的做派和风格，将中西书院办成一所地道的教会学校，那是另外一个上海故事，叙事者这里就不提它了。

中西书院开办以后，敏锐的林乐知立刻发现，前来就读的无论出自富家还是寒门，似乎对学校设置的“中学”没有多大兴趣，他们将精力全都用在“西学”的掌握上了。也因此，林乐知期望达到的“中西并重”成了理念上的奢望。对此，林乐知豁达地认为，这些上海学生“对中国古学所知甚少，而且缺乏兴趣，对于西学，亦只关心英文，因为他们盼望借此在商业勃兴之上海谋得较好差事”，“谋得较好的差事”，前来中西书院的学生的人生目标大致如此，也只能如此。

说得明确一点，中西书院本就不同于圣约翰书院，学生的来源与品相也不能等量齐观。但不同层级的学生，他们对社会和历史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同样的。中西书院自1882年开办，到1911年迁往苏州，成为东吴大学的根基之一，30年间，虽然每年招生人数不多，却为李鸿章、张之洞们那场光荣但不能带来最终荣耀的洋务运动培养了一批批人才，举凡大清国的政府部门，如海关、如总理衙门、如北洋水师等地，全有中西书院的毕业生；近代工厂、新式学堂以及对外贸易等地方，中西书院毕业的精英们也在其间长袖善舞着。在这个意义，林乐知之于上海，之于中国，功莫大焉，谁又能对他说一个“不”呢？除非你只会用最简单的意识形态重锤野蛮地锤击一切。

那么，这个林乐知，是怎样来到上海，在上海，又是怎样经历了反复折腾，而最终在中西书院上捍卫了自己的那份历史地位？

1859年12月，那个寒冷的美国冬日，年仅23岁的林乐知加上夫人、加上不足5个月的女儿，一起踏上前往中国的那段漫长旅程。其时，欧洲尽管开始了工业革命，但美国的工业能量还没有运用在来回大洋的航船上，这让林乐知与他的前辈一样，必须经历整整210天的海上航行，方能够于1860年6月抵达上海。

上海已经是浓郁的夏日了。

整整半年的旅程啊，对林乐知的太太，感觉定然是单调、乏味、枯燥、毫无意趣，她只能在忍无可忍的心境中盼望着大洋彼岸那片大陆尽早出现，但对林乐知，就完全不一样了。

出生在佐治亚州的林乐知，早年时候，父亲与母亲便双双地弃他而去，他的童年与少年生涯类同于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施约瑟，区别在于施约瑟是被兄长抚养长大，林乐知依靠的则是自己的姨母。姨母待他相当不错，让他在享有“南哈佛”盛名的埃默里学院接受了高等教育，当他的身体与心灵都充分成熟了之后，便将自己投入美国南方监理会中，这是在1844年从美国卫理公会分裂而出的一个基督教差会，继续蓄奴还是解放奴隶是分裂的其中一个原因，北方的卫理公会后来叫做美以美会，南方的则叫做监理会，1860年的夏天来到上海的林乐知，是受美国南方监理会的派遣，我们只是不知，这时期的他，是如何地理解美国南方教会领袖诸如罗伯特·刘易斯·达布尼的思想，后者将加尔文宗的思想发挥在南方奴隶制的制度上，为奴隶制存在作着种种辩解。

在上海，林乐知结识了两个中国人，其一，王韬；其二，冯桂芬。某种意义上，这两个晚清一代名士，对林乐知在上海后来的工作、生活甚至青史留名都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先说王韬。

关于王韬的故事，5岁由母亲教其识字，少年因父亲是乡村私塾先生而熟读了圣贤的四书五经，经学基础不是一般的好，以及18岁考上秀才，博览群书、才思过人等证明他不同一般的智商之事，叙事者就不多发挥了，只说以下这个细节，可以从中一窥王韬的思想倾向与个性魄力：1862年2月4日，王韬天不怕、地不怕地化名黄畹，竟然上书给大清国亟欲食其肉、剥其皮的“长毛乱贼”，为他们出谋划策着如何尽快占领上海这座城池。不料，他写给太平军将领刘绍庆的那封书信落入当年江苏巡抚李鸿章之手，李鸿章立刻下令缉拿反贼王韬。王韬事发东窗，情形万分危险，倘若被清军捕获了去，不说必受凌迟之罪，至少是一个血花飞溅的人头落地，后来的历史便不会再有他与西方最为著名的汉学家之一的理雅各合作这样精彩的一笔。幸得传教士麦都思的儿子，其时大英帝国总领事馆中的麦华佗相助，先让王韬躲进领馆长达4个月，等风声稍平，又将王韬送上了英国“鲁纳号”邮轮，王韬不得不悲伤万分地背井离乡，船出东海，他的脑海中定然尽是五岁就教会他识字的慈祥的母亲。

不过，王韬离开上海的时间是1862年的10月4日，在林乐知到达与王韬离去这两三年的时间里，在王韬身边，林乐知没有少学汉语，从而进一步地了解了伟大的汉学。林乐知在英国原先的名字叫Young John Allen，来到上海后，先起名叫林约翰，后又从中国名言“一物不知，儒者知耻”中提取意思，改名为林乐知，还自称“美国进士”，所有这些，我不知是否受了王韬影响？但无疑，与王韬相交，让林乐知的中文水平突飞猛进，很不容易地过了语言这一关。

接着，要说的是冯桂芬。在说冯桂芬之前，我们必须回到林乐知的家乡，或者说回到林乐知的祖国，祖国正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抗中苦苦挣扎着，美国人民正在蓄奴还是解放奴隶这个重大问题上锋利地分裂成联邦与联盟这两大派。

战争是在1861年4月12日的凌晨4点30分打响的。联盟派也即南方派的大炮，向联邦派也即北方派的要塞萨姆特开火了，经过34个小时的反复炮轰，联邦派的军队终因寡不敌众而投降，要塞被炮火摧毁了大部分，血腥的南北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后来的历史统计了这次战争的双方将领、动员的士兵以及4年战争带来的伤亡等具体数字：

联邦派的军事首领为尤里西斯·格兰特；联盟派的军事首领为罗伯特·李；双方总共动员作战兵力为326.4万人。

4年战争中，双方总共伤亡人数为103.82万人。

对这场战争，历史作了这样的评价，这个评价相当深刻，也打动人心，“这场战争对所有亲历者以及美国全体国民产生了历史上任何一场其他战争都无与伦比的影响，一种深广而剧烈的情感被激发了。这种情感跨越了一个半世纪，沉淀下来，成为美国人生命中的一部分”，深广而剧烈的情感，那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呢？它的一部分是否曾经或已经转化为美国传教士的热情与激情？

林乐知远在一万公里之外，还隔了浩瀚的太平洋，尽管他的祖国，不，应该说他的家乡佐治亚州正被硝烟浓烈地包裹着，但他无能为力，不仅无能为力，而且，他的生计也大成问题，因为祖国大地战火弥漫，南方监理会在战争中也理所当然地彻底瘫痪，他们自顾不暇，哪里还会理会更不要说搭救林乐知了。

林乐知断粮，他们一家三口现在处于无米下锅的情状中，此时此刻，那个将他引进伟大的汉语世界的王韬已仓皇出走，倘若不是冯桂芬，那么，举目无亲的他下场将会是十分悲惨的，不过，冯桂芬的出现将一切都化解了。

现在可以说到冯桂芬。

冯桂芬出生于名门望族，他“敏而好学、文名极盛”，在道光二十年，也即1840年时，得以殿试高中一甲第二名进士，即所谓的榜眼。皇帝大人因此授予他翰林院编修。冯桂芬还是林则徐的门生。关于冯桂芬在苏州组织团练，与长毛对抗，以及后来参加李鸿章的湘军，与长毛厮杀，就不多说了。此君重要的不是上述这些事件，重要的是他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改科举”的崭新建议，重要的是他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想法，他可以说是同光中兴时期洋务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林则徐称此君为“百年以来仅见”的人才，林又是何许人也，他说的话，你不当真也得当真。

早在1861年，客居上海的翰林冯桂芬就提出这个建议：“宜在广东、上海设翻译公所，选颖悟儿童，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西国语言文字，并习经史算学。”

冯的建议立刻得到李鸿章的首肯。1862年的夏日，京师同文馆成立，仅隔数月，江苏巡抚李鸿章向朝廷呈递《奏请设立上海学馆》折，这份其实由冯桂芬代拟的奏章充分强调在沪设立同类学馆的迫切性，既便于及时掌握海外动态，也便于与洋人的各种交涉，奏章还特别指出：如果说京师同文馆仅收八旗子弟，那么，上海情况例外，宜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招生。

接着，同治皇帝恩准，当然，背后则是正逐步老辣起来的慈禧那个女人。1863年夏天，上海广方言馆选址于老城内的旧学宫后面、敬业书院西侧，也就是后来的四牌楼路、学院路口子上，初期定名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1867年后，改称为广方言馆，李鸿章保荐冯桂芬为广方言馆馆长。

一开始，广方言馆招收14岁以下的文童住馆学习，聘英国人为“西教习”，另聘中国人任总教习和分教习。课程有外国语言文字、近代自然科学和儒学。1868年，江南制造局内设翻译馆，广方言馆顺势移入局内，要到1905年，这广方言馆方才改为兵工学堂，大名鼎鼎的吴蕴初和准大名鼎鼎的方液仙就出自这个兵工学堂。

1864年3月，广方言馆成立大半年后，经冯桂芬的大力推荐，林乐知进入广方言馆任英文教习，聘期倒是不长，仅6个月，不过，有这6个月，林乐知足以解无米之忧了。必须说明，广方言馆，除了林乐知，还有美国人金楷理、卫理和玛高温担任其中教习，此外，英国人秀耀春、罗亨利、伟烈亚力和日本人藤田丰八都是广方言馆的台柱之一，不过，要说真正中坚，还是中国人徐寿与传教士傅兰雅。

林乐知在广方言馆的半年聘期满后，又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担任译书工作，两年后，再回广方言馆，担任英文教习，直至1881年。在广方言馆担任英文教习期间，林乐知十分讲究教学方法，他总是上午授课，下午译书，当他离开广方言馆创办中西书院时，仅翻译作品，就有《欧罗巴史》、《万国史》、《格致启蒙化学》和《格致启蒙天文》等多种外国历史、外国地理、外国自然科学著作。广方言馆的中坚傅兰雅为此十分感慨地说，林乐知因被断绝差会费用，他便“每日上午在广方言馆教英文，午后赴江南制造局翻译外文书，夜间编辑报纸，主日则到处布道。十年间从未有片刻闲暇”。

一个人能用10年时光坚持做一件事情，这人不是雄才也是英才，对上海史来说，英才或雄才的林乐知，留下他的名字是件特别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其实，他为上海做的还远远不止这些。

在续说林乐知之前，先让我们来看看1905年9月2日中国发生了什么？

那日，在遥远的北京城，以大清国皇帝大人名义发布了这样一条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这条上谕，理论上还是正被幽禁着的光绪皇帝所发，自从百日维新戛然而止，一心想着拯救大清国的光绪皇帝被他宠信的大臣与他永远无可奈何的慈禧双重绞杀后，便只能在幽暗的北京深宫大院里以泪洗面，数着天上无以计数的星星打发漫漫长夜。这条上谕发布后的第三年，那是1908年的11月14日，他突然暴毙于中南海瀛台的涵元殿，历史从没真正说清楚过他的死因，他是一个不幸的人。但1905年，光绪皇帝距离死期还有整整三年，他以断然之手，也可以说是慈禧借他之手，将在中国这部伟大历史中延续了近1300年的科举制一下子抛弃，一切是如此突然，尽管，一切早就有了预感。

所有的人，从紫禁城中的光绪皇帝到民间社会的某一个落第秀才，所有的人都在寻找着大清国大厦为何逐渐崩塌的具体原因，科举制不幸地成为了罪魁祸首，但事实又是如何呢？废除了科举制，大清国就强盛起来了吗？哪怕只是强盛一点？有意思的是林乐知的反应，科学制被废之后的第五天，他用自己已相当擅长的文言文句式慷慨激昂地评论道：“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

看来林乐知对科举制是深恶痛绝的。也因了这份深恶痛绝，他便发表了自己的言论，且不说这言论究竟有多少正确，我们关注的是这言论发表在一张报纸上，这张报纸叫《万国公报》。让叙事者重申一遍：林乐知与《万国公报》。重申的原因是这张报纸在晚清社会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好比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纽约时报》，亦好比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新民晚报》。林乐知是这张报纸的缔造者、保姆、卫士以及罗马战士般的掷枪手，倘若说林乐知其时在上海已颇有名声，那么，这份名声首先来自他所创办的中西书院，随后便是他创办的这张《万国公报》。

现在让叙事者适当细说。

1868年，那应该是林乐知在江南制造局中已端稳了翻译金饭碗的时候，他忙里不偷闲，创办了一张报纸，叫《教会新报》。报纸创办，晚于1850年的《北华捷报》，也晚于由《北华捷报》演变而来的《字林西报》，还晚于1861年的《上海新报》，不过，《教会新报》还是早于后来在晚清或民国上海民间社会中影响力巨大的《申报》。

初创期，定价1元的《教会新报》每周只出1期，4个版面，6000来字，用今天的话来说，信息量很小，此外，因读者全是教徒，销量也很微弱，仅1000至2000而已。

为更好地吸引读者，林乐知动了番脑筋，第二年的《教会新报》便在内容上增加了清政府上谕以及相关的政治、社会新闻，内容有了变化还有了扩充，其中刊发的赫德的《局外旁观论》与威妥玛的《新议论略》，建议清政府必须效仿欧美而进行全面改革，才能保得政府的长治久安，这两篇论文在朝野都激起一定反响，使得《教会新报》扩大了知名度，只是不知，那已经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和广方言馆的李鸿章是否读过这两篇论文，而后来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清流派代表之一的张之洞，倘若看过这两篇论文，对赫德、威妥玛之辈又有什么想法？

1874年，这年份相当关键，林乐知将《教会新报》改造成了《万国公报》，这次改造的表层用意，林乐知自己说得相当清楚：“既可邀王公巨卿之赏识，并可以入名门闺秀之清鉴，且可以助大商富贾之利益，更可以佐各匠农工之取资，益人实非浅鲜，岂徒《新报》云尔哉！”

请注意我使用的是“表层用意”，此外，一个特别重大的变化是，《万国公报》的受众不再是教徒或主要是教徒，它覆盖了晚清社会各阶层人士，从“王公巨卿”到“各匠农工”，林乐知内心的想法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林乐知个人的原因，《万国公报》出至1883年时不得不戛然而止。《万国公报》的重生依赖着一个新的机遇，那是1887年，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西方文化组织在租界上海得以诞生，它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广学会。在总干事李提摩太等人的提议下，《万国公报》得以恢复，不仅恢复此报，还让此报成为广学会的机关报，主编聘请的便是林乐知。

林乐知再回自己当年的战场，他应该有着万丈雄心！不过，再次面世的《万国公报》最初影响力相当有限，仅就发行量而言，也就千份而已。林乐知不急，他在等待着一个决定性的时机，这时机果然到来，我们可以看以下这些数字：

1894年，4000份；1895年，18000份；1898年，38400份；1903年，54400份。

很显然，从1894年的4000份一下子跃进到1895年的18000份，《万国公报》在这年里有一个绝对飞跃，显示出势不可挡的态势，影响力极大地增长，就中原因当然不是一个，但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对其时中国社会的热点事件快速跟进，不仅跟进，《万国公报》还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观点，还呈现了自己的见解、判断，让朝野两方，为之震动，甚至产生了洗心革面的念想！

所有这些都与林乐知深切相关，下面且以甲午战争时期《万国公报》的那组报道为例。

1894年间，中日关系进入到前所未有的节点，当年只是中国的学生，只会鹦鹉学舌的这个岛国，此时此刻，因明治维新的成功，跃跃欲试地想着要在世界舞台上占一个主角位置，他们在朝鲜一地断然出手，将大清国逼入一个无法退却的境地，而李鸿章们也想着对30年的洋务运动有一个检验，于是，在大东沟海面，一场决定中国命运而不是日本命运的海战便无可避免地爆发。

1894年间，中国社会——无论朝野——都卷入了群情激昂的情感漩涡，林乐知深陷漩涡之中，但他在感同身受的前提下，却有自己的表达方式。那些天，林乐知与中国助手蔡尔康一起，十分细致地搜集着有关这场战争的方方面面资料，又对这些资料作着条分缕析的研究，随后，在《万国公报》上作《中东战纪本末》的系列报道。这组报道，完整地呈现了这场战争的起因、进展以及胜败，为客观起见，亦不省略世界各国对这场战争的种种说法。战事结束后，林乐知并不罢手，继续深挖战争背后的原因，作鞭辟入里的剖析，在《中东战纪本末》后续报道中，林乐知毫不留情地呈现了大清国为何战败的深层原因：从各省不听统一指挥、水师提督不懂海军作战、一些将领贪生怕死到吃空额、克扣军饷、虚报战功、抢掠民间财物、购置军械时因私欲而以煤灰充火药，所有这些骇人听闻却又真实存在的大清国官场、军队中的腐败黑幕，全被林乐知他们公之于《万国公报》上了，林乐知更对大清国昏庸无能的守旧大臣顽固地阻挠采用新法，反对修建铁路，坚持要用旧式抬枪不采用新式枪械以致贻误军机种种愚蠢情状也作了犀利批判。

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历史上，如此系统周密的思考，如此直言不讳的抨击，如此深刻尖锐的分析，又借助大众媒体平台让大清国的朝野都有一个充分知晓，《万国公报》的这组报道堪称一时无二，而主笔林乐知，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即使尊宠如光绪帝者，据说读了《万国公报》上的《中东战纪本末》，也极感震撼，而稍后发生的百日维新之举，亦与《中东战纪本末》对他个人的影响有着高度关联。

如此，也就能够解释，《万国公报》何以从1894年的4000份一下子突进到1895年的18000份，在19世纪最后的那些年头到20世纪最初的那些年头，《万国公报》无疑是上海滩最具影响力的传媒之一，说得客观、公正一点，它与其时的《申报》一起，并驾齐驱地对华人社会产生着重大影响，不仅成为他们了解这个日益变化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还成为他们求新、求变的精神世界的一个睿智向导。

说到“窗口”，林乐知的《万国公报》在介绍欧美各国的新知、新学上着力最多。

举凡西方的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生物、医学、制造、铁路、轮舟、邮政、农业、渔业、开矿等新理论、新技术，《万国公报》全有介绍，有的还配上图片，让阅读此报的晚清民众——无论士大夫还是平头百姓——有一种强烈新鲜感，却原来这外面世界是如此精彩啊！此外，欧美近代科学家，如牛顿、达尔文、哥白尼等，《万国公报》亦刊载他们各自的传记，从普及自然科学知识角度，《万国公报》当得上功德无量。最有意思的是，对在欧洲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学说，《万国公报》也率先作了报道，晚清的中国人，通过《万国公报》，朦胧地知道了社会主义，而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对卡尔·马克思的介绍，是最先将马克思以及他的理论引进中国的第一人，这个历史细节说明了什么呢？读者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再说“精神向导”。

林乐知甫一抵达上海，接触中国妇女，让他最感困惑也最无法容忍的是中华陋习：缠足。身为南方监理会传教士的林乐知认为，茫茫四海，芸芸众生，无论各自有怎样的人生处境，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来到世间，在上帝面前，人人一律平等。而所谓的缠足，则是蓄意地将男女作了高低区分，肆意地摧残着人的肉体与灵魂。而最可怕的是，缠足明明是一种腐朽文化，是施加于中华女儿身上的恐惧刑法，但在一些中国人，尤其在中国的精英士大夫这个阶层中，居然将这种毁坏人性的恶劣行为视为可以赞叹的“美”！

1899年11月，《万国公报》刊载了卜舫济的《去恶俗说》，从遗传学的角度说明缠足是毒害中华民族的丑恶行为，这篇文字反映的便是作为主编的林乐知的心声。林乐知与所有对“缠足”这一恶习有清醒认识的人同样认为，如此“病根甚烈且久，非用猛法以治之”！当然，那时的他，是有些理想化地建议：大清国政府在废除缠足恶习时候，官员们尤其要起带头作用，譬如三品以上官员所生女儿就不得缠足，否则可以治其有罪。对普通百姓，林乐知则理想化地建议采用经济制裁这一手段，“按户按口，遍量其足，凡小3寸者日期捐钱30文，足大至5寸半，日捐仅钱5文，若至6寸即可免捐。缠更小者照数加捐，放略大者照数减捐。若竟有小逾3寸者，则加捐至日50文。”

林乐知和《万国公报》，让晚清一切思考着自己命运与国家命运的中国人，至少在“缠足”这个细节上，看清了自身正处于怎样的一种腐朽没落的文化中，而当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了一个照亮，这些中国人便产生了要让自己的身子从这腐朽文化泥潭中奋力拔将出来的想法。中国维新主义的一代大家康有为，坦承自己因受《万国公报》对缠足陋习反复批判的影响和启发，便于1883年，在家乡南海县成立了一个“不缠足会”；同样是一代维新主义大家的梁启超，亦坦承自己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精神思想里有着《万国公报》的种种影响。

旅行距离有时长达3000英里以上进行布道，也是第一个进入中国浩瀚、广阔内地的新教传教士杨格非曾经这么说，“这里的人们通晓他们自己的文学。他们有自己的圣人，自己的哲人，自己的学者。他们以拥有这些人而自豪。他们对这些人抱有好感，把这些人当做神明崇拜。……他们可以承认上帝是一位外国的哲人，但比起孔子和中国的其他哲人，则远远不如。他们承认基督教的宗旨是好的，但不论从深度到高度，都无法同他们自己的圣人和智者的宗旨相比。……中国人还沉浸于可见之物就是一切。要他们用片刻工夫考虑一下世俗以外的、看不见的永恒的东西，那是难上加难的。他们认为，这些是物质以外的虚无的东西，因为至圣先师曾经说过，要敬鬼神而远之。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要把福音的真理灌输给这样一个民族，是何等的困难啊！”

林乐知听没听过杨格非的这段话呢？听过后，又会有怎样的想法呢？叙事者认为，林乐知与杨格非不同，他恐怕更接近传教士狄考文，“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将儒家的教育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

1892年，在汉口路与西藏中路口，林乐知开办了中西女塾，这是继1881年的圣玛利亚女校之后的上海又一个著名女子学校。当中国最年轻一代的女子走进学校时，校长海淑德应该看到她们已放开了天足，倘若没有，那么，她们也一定会在就读期间将自己的足部完全地打开。

那年那时，林乐知看到宋家姐妹走进中西女塾的大门了吗？看到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三人在学校中学习的种种情景了吗？叙事者不知，但叙事者知道的是，与海淑德一样，林乐知将乐于看到中国女子在更加民主、更加自由的未来社会中的身心彻底解放。

1860年的夏日，从美国南方佐治亚州，经一路千辛万苦抵达中国上海的林乐知，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会想到，他在这片土地上一呆竟然会是40多年，而且，一直呆到自己生命的尽头：1907年，他去世在上海，也安葬在上海，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座城市，说得更庄重一点，他将一生都献给了这片土地，而这片土地，原本与他毫无一丝关系。在他去世前，大清国赏给了他五品顶戴的官衔，某种意义上，倘若与赫德或黄佐卿们相比，大清国的顶层人物显然是有眼无珠了，但你能期望这些颟无能的家伙理解林乐知吗？他们无法也不可能真正地懂得林乐知的价值，也不可能明白再高的品级也说明不了林乐知！

第三节　更多精英也在苏州河不远处努力着

1900年，中国将因义和团运动而再次遭受西方列强的武力蹂躏和文化压制，叙事者以为，那让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为了这次事件最终每人赔偿一个银元的滔天恶果，操纵光绪皇帝之手的那个老女人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她的一再错判，不仅掐死了中国如同英国、日本那样地以和平方式进入新文明时代的最后一点可能，还让本来或许能成为新文明使者的光绪皇帝，只能在紫禁城最深处看着满院盛满雨水的大缸而发着长呆，她唯一满足的是让中国民众中最暴力的那部分尽情释放他们的疯狂念想。

叙事者就不说慈禧老女人了，叙事者之所以提及义和团运动，并不是对历史中的“庚子之乱”有更多想法，而是想说明一点：正是这个运动，让美国南浸会、北浸会许多传教士从北方逃向上海，来的时候相当的狼狈不堪。

这两派本来各不买账，也各有主张，但到了上海后，一方水土让两派尽弃前嫌，还萌发了联合创办一所大学或一所神学院的想法。第二年，在杭州，浸信两派将办学之事作了敲定，未来大学选址确定在上海。

随后发生的一个事实是，双方差会共同筹得银元12万两，但没有将大学如施约瑟般地选在苏州河边，也没有将大学如林乐知般地选在紧傍苏州河的地段，他们选择的地方后来叫军工路，倒也紧贴着河流，不过，不是苏州河，而是黄浦江。地块不算小，有160余亩地，由于地势相当起伏不定，仅平整土地就花了整4年时间。

1909年，又一所西方人办的大学正式开学，它的英文名是“上海浸会学院及神学院”，要到1915年，学校名字方才改为沪江大学。又过两年后，沪江大学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立案，这个大学发出的任何一张毕业文凭，美利坚合众国都会对其认可和承认。

详说沪江大学要花去许多笔墨，这里只说这样一个细节：1920年，沪江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此举甚至早于施约瑟开办、卜舫济掌门的圣约翰大学，着实厉害。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维护民族利益，推行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在民族主义日趋高涨的呼喊声中，沪江大学校董会进行了改组，原先的大学校长，传教士魏馥兰很识相地离开了校长岗位，一个叫刘湛恩的成为新的校长，是华人校长的第一任。

两年后，沪江大学向南京国民政府作了立案，对一所教会大学来说相当不易，显然，有一种革命已经在这所大学内部产生。接着，沪江大学分设了文、理、商、教育四个学院，不久，教育学院并入文学院，三个学院中，数商学院发展得最为出色，设有工商管理、国际贸易、会计、银行等系科。后来，沪江大学又开出一个夜商学院，这个业余性质的商学院，它的毕业生尤其适合上海实业界的需要，吴蕴初旗下的天厨味精厂就特意为这个夜商学院投下一大笔奖学金，想来，吴先生特别满意在他公司的夜商学院毕业生的种种表现吧。

说到沪江大学的校友，当然少不了徐志摩、李公朴、夏志清这些文化精英，但叙事者想稍微详尽说说的还是他们的校长刘湛恩。

1896年出生于湖北阳新县的刘湛恩，有一个决然不同于普通人的母亲，这决定了他决然不同于普通人的个性和命运。

刘湛恩4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以湖北阳新从来的闭塞风气，刘母不得不改嫁，去完成中国文化规定的另一段人生。不料，刘母不从，不仅不从，还连夜带上幼子刘湛恩、刚刚出生的小女儿，来一个背井离乡的大逃亡，在百里跋涉之后，终于抵达汉阳。也是机缘巧合，在汉阳，刘母获得美国女宣教士白桃医师的帮助，得以进入浸信会医院，先担任一名护士，不久皈依了基督教，再后来便升任为护士学校的校长。

20世纪30年代的沪江大学

20世纪40年代的沪江大学

在这样一个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刘湛恩先入汉口浸信会小学，随后进九江同文书院，又随后考入有林乐知血脉的苏州东吴大学。这时期，或许因了母亲缘故，或许是刘的自我觉醒，他已是一个愿为上帝、真理和人世间一切苦难作一份担当的基督徒了。

1918年，刘湛恩获得东吴大学理学学士的学位，又获得东吴大学奖学金，只身前往美国留学。在美国，刘湛恩先后完成了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的攻读。1922年，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时，他已是一个学贯中西的渊博之士，但十分难得的是，他不是一个埋首学问的书呆子，他的内心里燃烧着对苦难深重的祖国热望进行救助的深情之火。

20世纪20年代，刘湛恩特别出彩的年代。1925年，上海南京路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因了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对学生百般阻挠的原因，一部分学生、教授愤而退出圣约翰大学另组光华大学，刘湛恩积极地参与了光华大学的创建，并担任光华大学的校董兼教授。

1928年2月，接受了上海沪江大学校董会的聘请，刘湛恩出任沪江大学的校长，他提出的口号是：让沪江大学更中国化，更基督化，同时，他又在沪江大学倡导“积极的、前进的、建设的、牺牲的”精神与文化。

时代进入30年代。

在北方，日本军国主义战车已经隆隆开动。在南方，在上海，1932年一·二八事变也让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久久不能平静自己的内心。如同中国历史上那些深情的忧国忧民之士，刘湛恩拍案而起，他在沪江大学里积极地组织了爱国将领、爱国人士冯玉祥、陶行知、李公朴等人的反日演讲，又四处奔走，联系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如马相伯、沈钧儒、陶行知等将近300人，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他还担任了“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主席。历史记载了这样一个关键细节：徐州会战后，日本军队占领了南京，紧接着便在南京城内外，开始他们野蛮的报复，肆无忌惮地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至极的大屠杀。日本士兵残忍的行径被传教士一一地拍摄了下来，这些极为珍贵的照片，在辗转多人之后交到了刘湛恩的手中，又由刘湛恩精心保存，随后公布于世。

刘湛恩大义凛然的种种举动想来早被日本人那双双残酷的眼睛盯上了。

1938年的那个春天，中国的土地上充满了硝烟和杀气，还回荡着凄厉的呻吟和悲号。为掩人耳目，日本人欲在南京成立傀儡一个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日本人的授意下，汉奸梁鸿志妄想着要刘湛恩出任这个伪政府的教育部长。这时，历史上民族英雄的高尚气节加上母亲遗传的基因在刘湛恩身上得到双重体现，如同岳飞精忠报国，如同母亲黑夜中可以长驱百里，身为基督徒的刘湛恩，不仅有一腔对祖国的大爱之情，还有一颗对祖国的慷慨激昂之心，他断然拒绝了梁鸿志的游说，即使日伪不断威胁也在所不惜。

1938年4月7日早晨，刘湛恩陪同儿子等候在上海静安寺路与大华路之间的公交站头，日伪雇用的三个凶手，在光天化日之下，用达姆弹向刘湛恩的后背连开数枪，中国一代文化精英刘湛恩不幸去世，年仅42岁。

关于刘湛恩其人，叙事者可以写上一本大书，作为那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他在上海史的城墙上将自己的作为很深入地镌刻了，只是，叙事者此刻不得不打住，叙事者要再说一个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这个大学同样是西方新文明的传送平台。

叙事者说的不是震旦大学。

之前，叙事者说的大学，全拜基督教教会所赐，数据有一个清晰显示，从1879年起到1949年止，在上海，基督教教会总共开办了4所大学，它们分别是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法学院和上海基督教联合女子医学院。与此同时，天主教教会在上海对开发民智、培养英才也十分着力，早在1903年，马相伯先生（当然不止他一人）参与创办了天主教在中国的第一个大学：上海震旦大学。但无论震旦大学还是马相伯先生，叙事者都将放在以后的一本新书中详加叙述，这本新书便是“上海往事三部曲”之三的《十个人的上海前夜》（暂名），马相伯先生将是那本新书中的重要角色，震旦大学将是那本新书中的重要章节。

此时此刻叙事者要说的这个大学，它与圣约翰大学有着相同的地理位置，它与苏州河堪称是朝夕相处、亲密接触，它便是大夏大学。

大夏大学的灵魂人物叫做王伯群。曾经读过“上海往事三部曲”之一《与邬达克同时代》的读者对此君一定有一个回忆，当能想起王伯群先生与保志宁小姐那段缠绵悱恻的情事，是数不胜数的上海传奇之一。不过，叙事者在说及王伯群和大夏大学之前，先想让读者来认识这样一个人物，她便是俄国贵夫人柯罗莱夫人。

没有更多的资料来勾勒柯罗莱夫人的基本形象，她是前罗曼诺夫王朝中的一员吗？她的夫君是那个突然崩溃的帝国中的一个公爵或一个侯爵吗？她是因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的那次革命而落荒来中国上海的吗？在上海第一个黄金时代的法租界中，她因了随身携带的珠宝或在霞飞路上的精明理财而让生活变得十二分的优哉游哉吗？一切都不清楚，或不那么清楚，清楚的是，柯罗莱夫人蓦然雅兴大发，她看中了一个地方，和这个地方上的一条小河。

那地方，是在1930年为连接南市与闸北而建造的五孔木桥“中山桥”的一侧，或者也可以这样表述，是在苏州河西段周家桥以东的北岸；那小河，最初的名字叫做东老河，它是伟大的吴淞江的一条支流，如同所有的支流，东老河在没有被柯罗莱夫人一眼看中的时候，是自由自在地流淌在上海西部的原野上。

柯罗莱夫人看中这个地方和这条河流自有她的道理。20世纪20年代末，租界上海在工部局与公董局的双重带领下，正很奋勇地向着上海“黄金十年”昂扬迈进，城市的中心区域已经完全地都会化，登上新古典主义与Art Deco风格的建筑的楼顶，你是看不到曾经的池塘、曾经的河流。然而，在周家桥、中山桥周边的土地上，上海依然还是那么的野气深重，而在东老河河面上，更是不时有野鸟低低地掠过，有鱼儿很活泼地跳出水面，在阳光下闪耀着它明亮的鳞光。柯罗莱夫人的品位让她产生了在这里办个野外度假村的念头，这个野外度假村后来便叫做了“丽娃栗妲村”。

于是，柯罗莱夫人便与上海滩一时无二的面粉、纺织大王荣宗敬洽谈起了租地事宜，在周家桥一带置地开出申新一厂的荣家老大，本已经将这里的许多地块圈起，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大地主。洽谈结果当然是一个OK。柯罗莱夫人一阵忙碌，随后，一个供30年代的上海有产阶级（主要还是西方有产阶级）消遣、玩乐的度假基地应运而生，那里面有着如下项目：游泳、划船、跳舞、打网球、听音乐，此外，柯罗莱夫人的品位还让她向前来度假的男女提供着精致的西餐和让人神思恍惚的下午茶点。

丽娃栗妲村的女主人柯罗莱夫人

这是30年代上海生活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对30年代的上海生活方式作了它的说明，但不是唯一的说明，因为就在柯罗莱夫人在“丽娃栗妲村”营造她的生活美学时，在苏州河下游终点，那个叫做礼查饭店的，大班们同样有着他们追求的生活美学，而在苏州河上游，那伟大的吴淞江的发端处，吴县原住民也在自己的生活美学中心驰神醉。

不过，柯罗莱夫人的好景不长，原因是面粉与纺织双料大王的荣宗敬先生要将建造有“丽娃栗妲村”的地块全部收回，收回目的不是为了选择一个比柯罗莱夫人有更多银子回报的客户，无论多少银子，在这个地块上产生，对荣宗敬来说，都是区区小数字。荣宗敬这一回表达的是中国文化中的至高境界：他要将这块地用来赠送给一拨子中国精英，而这拨子中国精英则要在这个地块上建造一个大学，大夏大学。

现在，让我们告别柯罗莱夫人和她风景如画的“丽娃栗妲村”，叙事者要引出这段文字的真正主角们。

时间必须适当前移，是在1924年。

在厦门的厦门大学里发生的学潮，让这座南方的大学一下子成为其时整个四分五裂中国的焦点，说得更正确点是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焦点。

事情起因于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尊孔”与厦大学生们的“反孔”。林校长是三句不离孔子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厦大，他将《大学》中的“止于至善”作为校训，又将“人人为仁人君子”作为培养学生的最高宗旨。1924年的4月6日，厦大校庆三周年，林校长发表了“尊孔”演说，但这让在“五四”狂潮中尽情洗礼的厦大学生绝对不满，甚至于不满到义愤填膺之程度。狂热的学生们不但认为林文庆思想迂腐到接近茅坑中的那块石头，更是很激烈地要求林文庆下台，还我一个在“五四”大潮顺流而下的先进厦大。

随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占了上风的林校长用他手中之权开除了几个带头闹事的学生；情势急转而下，学潮更加激荡；孔孟之道遵从者的林校长们与厦大的五四青年终究成了楚河汉界的势不两立者，他们必然地走向“有我无他、有他无我”的决裂阶段；以欧元怀为代表的九名教授，那年那月率领着200多名厦大学生愤而从厦门出走上海。而叙事者必须赶紧补充的是，那时那刻，“民族魂”的鲁迅还没有抵达厦大任教，那是两年后的事情，那是圣约翰才子林语堂精心谋划后所产生的结果。

欧元怀在上海筹办起了大学，大学别有用心地叫做大夏大学，所谓“大夏”其实便是“厦大”一词的颠倒，随后又添加了“光大华夏”的宏伟之意。那时，一同从厦门大学愤而出走的教授，譬如王毓祥，譬如林天兰，都成为大夏大学的中流砥柱，著名的教育家马君武先生担任了尚在襁褓中的大夏大学的校长；那时，大夏大学的这只故事还没有发展到柯罗莱夫人不得不关闭优雅至极的“丽娃栗妲村”，但王伯群先生与大夏大学已经有了深切的勾连，担任了大夏大学的董事长。

其时，贵州强人王伯群的人生有一个小小的低谷，对他十分器重的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他因倾轧而被解除了国民党内一个重要职务，正在上海赋闲。大夏大学的创办，让他人生有了一个新的目标，而且也激发了他体内的荷尔蒙，他的斗志又激扬了起来。两年后，当马君武辞别大夏大学，王伯群索性做起了大夏大学的校长，尽管，基本行伍出身的王伯群，担任校长一职着实是有点勉为其难。

叙事者就不展开王伯群先生与大夏大学有“校花”之称的保志宁之间从情投意合到好事成真这段难得的上海佳话。那王伯群虽然不以学术见长，但却有足够的头脑在大夏大学里喊出这样的口号：“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王伯群还认为，身为校长，他的最主要的职责是能够为学生选聘优质教师，为此，在他担任大夏大学校长一职时，始终为大夏大学拥有较好的师资而作着不懈努力。

建校初期，大夏大学设了5个学院和3个专科系，它们分别为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至于3个专科系分别是师范专修科、体育专修科和盐务专修科。在王伯群的大力鼓吹中，大夏大学倡导“苦教”、“苦学”和“苦干”这“三苦精神”，也不得不以“三苦”作为学生、教师的座右铭，当年，刚有“大夏”时，教师、学生只能教与学在上海滩的里弄房子中，师生们进出的是天井、客堂和厢房，不要说圣约翰，即使与最寻常的大学相比，也是十二分的寒碜。稍后的情况好了不少，在胶州路上，学校方面借得土地两亩多，校长马君武慷慨激昂地用自家在吴淞地区的私产作为抵押，贷得2万两银子，作为学校各个建筑的建造费用，2万两白银还是入不敷出，学校方面与土地主商量，从他那里再借来白银2万两，约定由大夏大学每月向土地主支付这笔款项的利息，又承诺10年之后，这块土地上建造起来的房屋全归土地主。如此这般地运作，1925年9月，大夏大学方才告别寒碜十分的石库门弄堂，搬进胶州路上的新校舍。

1928年，大夏大学入学人数急剧上升，那年秋季，学生已过千人，胶州路上的校舍也不敷使用，恰在这个时候，马君武告别大夏大学，王伯群独掌大夏的天下，基于他从来的做派，他作了必须拥有永久性校舍的决定，也正是这个时候，柯罗莱夫人以及“丽娃栗妲村”的命运便被注定。

历史记载，从1929年的3月起，大夏大学便陆续地在沪西梵王渡中山路一侧购地300亩，王伯群为此十分豪迈地先出资6.7万余两银子建造教学大楼，随后，又以自己在中山路的地产作为抵押，借贷银行32万银元，使得大夏大学林林总总的房舍都有开工与竣工的保证，这些房舍包括了群贤堂、群策斋、群力斋、群英斋，以及饭厅、浴室和教职员宿舍等。到1932年，那上海滩工商巨子荣宗敬捐赠曾经出租给柯罗莱夫人的那块土地时，上海虽然消失了一个优雅迷人的“丽娃栗妲村”，但却收获了一所拥有一条美丽的丽娃河的大夏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全部40多所私立大学中，它不是翘楚，至少也是佼佼者。

那时，上海最杰出的年轻一代并非只是向往教会大学，如圣约翰、沪江、震旦等，大夏大学以它独特的面貌亦让青年们趋之如鹜。中国一代文化精英胡适先生便为自己的下辈作过担保，让先在大夏大学文学院就读的后生程法正在休学一年后再转入法学院的法律系。多少年后，胡适先生的担保信让我们对大夏大学有了更质感的认识：“贵校学生程法正君于上学期在贵校大学部文学院英文系一年级修业已足一年，本学期该可升入二年级。然今暑以来，家中发生不幸，彼之大弟遭毙，又彼母之疴疾未愈，故须学生法正在家奉待，以顾家务，恐于最近期内也不得有暇，故今特具是书恳请教务长能准学生法正停学本学期，于明春开学时，当决来校报到销假，本学期不能来校受业之苦衷，实属不得意耳……”

必须说明的是，作为30年代上海一所很特殊的私立大学，大夏的校董们都是其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叙事者在这里只要稍微举几个读者自然心领神会，他们是吴稚辉、汪精卫、叶楚伧、邵力子，如此等等，而大夏的教授们，虽然没能罗致鲁迅、林语堂、周作人、胡适等超级大牌，但马君武、郭沫若、田汉、朱经农哪个不是中国文化界一等一的高手？上海滩无出其右的杜月笙先生，也曾经屡次掏将出白花花银子慨然资助大夏，所有这些让大夏大学一度获得“东方哥伦比亚大学”的美称。

可以想见柯罗莱夫人是如何黯然神伤地作别此地。但那条叫做丽娃河的却仿佛无始无终地流淌了下来，一同流传下来的还有关于它的传说。据说20世纪的20年代，一个叫何塞马利奥·费尔南德斯的西班牙侨民在周家桥一边的苏州河北岸买下了一块带小河的荒地，并营造起了开埠以来上海的第一座郊野度假村。接着，西班牙侨民将这个园子转卖给了流亡上海的白俄贵族。贵族膝下有个漂亮而又多情的女儿，名叫丽娃。那丽娃不可思议地爱上了一位姓沈的上海见习医生，医生穷得叮当响。叫做彼得罗维奇的贵族一定听到了这些“叮当”声响，于是便极力阻挠。丽娃多次抗争无效，只能愤而跳进面前的这条小河，以死来表示她青春的叛逆，也是对她生命之爱作着永恒的祭奠。白俄贵族虽然悲痛欲绝，但也已经铸成大错，无法挽回这个凄惨的局面，只能将这条小河取名为丽娃作为自己内心永远的忏悔。

一切是这样吗？叙事者不清楚。

叙事者同样不清楚的是，倘若真是这样，那么，贵族彼得罗维奇与贵夫人柯罗莱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难道那美丽而又纯情的丽娃竟然是柯罗莱夫人的女儿？

一切都留给未来的解读者了，叙事者必须继续地往下说了。

现在叙事者要说到的是以下两个人：盛宣怀与姚洪业。

盛宣怀创办了南洋公学，而姚洪业则用生命捍卫着中国公学。

先说盛宣怀，不要说详尽，即使仔细点说说，盛大人也是一本大书的内容，我只想说，出生于1844年的盛宣怀，显然错过了第一次中英战争，但及时地赶上了第二次中英战争，对江苏常州府的这个男人来说，燃烧在圆明园中的那把大火定然刺痛了他的眼球，但他就此得出的结论是与义和团勇士们截然不同的。

盛宣怀不是老式的中国知识精英，他不是靠在科举制度中的超常发挥，院试、乡试、会试乃至殿试地一路杀将而去，最后以一甲头名、二名或三名的过人成绩让皇帝老儿吃惊、让家乡父老因幸福而重度昏厥。盛宣怀的父亲叫盛康，大清国公务员，与李鸿章有些私交，也许因此盛宣怀于1870年被招入李鸿章的幕府，以幕僚身份经营着李鸿章最为看中的洋务。

盛宣怀一生与洋务有关，他对中国可能的强盛以及如何在西方人的眼皮底下强盛，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1900年，当北方的农民兄弟们，在老女人慈禧一再撺掇、怂恿下，杀洋鬼子正杀得兴高采烈，正杀红了眼，盛宣怀利用手中职权，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将老女人欲要召集天下拳民的电文一一扣下。电文当然也给人看，只给各地总督们看，看的时候不忘提醒总督们头脑千万不要发昏；又在盛宣怀的串联下，长江流域的各位总督、各位巡抚们与列强签订了《东南互保条约》，这使得中国广大的南方因此避免了被八国联军的炮火反复攻击进而生灵涂炭。老女人对盛宣怀自然恨之入骨，但因了盛宣怀管理的电报、矿业、海关、铁路等领域是大清国财政主要保证，因此对他也是一个无可奈何，反而很奇怪地给了他一个太子太保的崇高荣誉。

现在，叙事者要说及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

1896年，一生办理洋务的盛宣怀在上海创立了南洋公学，这个学校后来与武汉的自强学堂、天津的北洋西学学堂、四川的四川中西学堂和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并列同时代最具特色的新式高校，大清国管学大臣张百熙曾在奏折中如此说道，“查京外学堂，办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既然为最，它与顶尖便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20世纪初期中国，风云激荡，人心思变。1902年年底，南洋公学的两百多名学生，“为反对学校压迫”，集体退学，又请出蔡元培组织“共和学校”，这样就引出了马相伯毁家办学壮举：1903年，天下奇人马相伯在徐家汇天文台，当年利玛窦观察浩瀚星空的所在之处创办震旦大学院，叙事者不知，南洋公学中有多少愤青去了震旦大学院就读？非常甚至极其重要的一点是：这南洋公学以后就成了上海交通大学的血脉，至少是血脉之一。

接着要说的是姚洪业。

姚洪业，原来名宏业，只因为崇拜明太祖朱洪武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便将宏改作了洪。

姚洪业生于1881年，1904年肄业于长沙明德学堂，随后转赴日本铁道学校留学，如同那时代的热血青年，是发誓要在这个将大清国打得一败涂地的小岛国中获取为何会如此成功的秘诀。因了这份激昂，姚洪业于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又积极地投身保护路矿主权的运动。

1906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因这个规则而一下子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其一，秋瑾、宋教仁一派，主张全体同学立刻罢学回国；其二，汪兆铭、胡汉民一派，主张即使环境再恶劣，为中国未来，为救亡图存，还得忍辱负重地继续留学。两派发生了激烈争吵，而日本人在一边更是冷嘲热讽，说中国人从来就缺乏团结力，只是放纵卑劣的一群。日本人的攻击，让留学生中最激烈的一个——陈天华羞愧难当，在忍无可忍的心境下，陈天华留下《绝命书》五千言，留下致留日学生总会一封长信，于1905年12月8日那个寒冷早晨，跳进了东京的大森海湾，陈天华试图用自己的一死来唤醒留日的全体中国学生。

陈天华之死无疑震撼了许多中国留日学生的心，其中一个便是姚洪业，他即刻打起背包赶回祖国，欲在上海自办学校教育救国，也是对同学陈天华作个永远的纪念。

姚洪业有陈天华个性中的那般刚烈，同时又有内心纠缠、无法自拔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征。在上海，他四处奔走，八方努力，要将中国公学办起来，无奈校舍的选择、经费的落实都是山一般沉重的问题，又加上围绕着他本人的那些流言蜚语，所有这些都让他心力交瘁，最后无法自拔而只能一死了之，换个彻底解脱。

1906年的清明之日，那也正是与他同样激情甚至更为激情的陈天华灵柩抵达上海之时，出现在眼前的陈天华灵柩或许深深刺激了姚洪业，他留下千言绝命词，纵身跳入黄浦江。数天后，是1906年的4月10日，中国公学终于在上海开办，地点：北四川路横浜桥边的民房内，革命党人于右任、马君武、陈伯平做了中国公学的教员，学生共为318人，分为大学班、中学班、师范速成班和理化专修班。

不久，中国公学迁往吴淞炮台湾一地，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大清国拨给炮台湾公地百余亩作为学校基地，大清银行又借银10万两作为建造各种房舍的费用，两江总督端方每月还给中国公学拨来银子1000两，四品京堂郑孝胥则做了学校监督。是满人中三大奇才之一的端方为姚洪业“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的精神所感动？或者，在对抗日本人这个中华民族的主要方向上，满人端方与汉人姚洪业取得了精神上的高度一致？总之，白花花的1000两月规银毫不踌躇地流入中国公学的财务室。现在，炮台湾一边的中国公学操场上，每日都响彻着出自于右任、马君武之手的那首校歌，歌词慷慨激昂，唱来热血沸腾：

众学生，勿彷徨，以尔身，为太阳，照尔祖国以尔光，尔一身，先自强。修道德，为坚垒；求知识，为快枪。

众学生，勿彷徨。尔能处之地位是大战场。尔祖父，思羲黄，尔仇敌，环尔旁。欲救尔祖国亡，尔先自强！

血脉贲张地歌唱着的人中，应有胡适和秋瑾。

先说胡适。

1891年诞生于安徽绩溪的胡适，是中国公学开学后的首批学员，据说，当时的他，是在读了姚洪业那封催人泪下的遗书后，在热泪盈眶、心潮激荡的大感动中，“他就跑去考了这个学校。”

那年，胡适才刚15岁。他不曾想到自己会在1917年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里，以研究生的身份，在中国一代文化精英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用白话文写作，以至于石破天惊，引起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巨大震动；他也不曾想到自己还同时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激扬奋发的论文，呐喊着，“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而他的文学主张，招致守旧派的攻击，“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他同样不会想到自己会在1920年期间，写作并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诗集出版后，再次引起巨大的反响，其中学衡派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对此不屑一顾，“胡（适）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动出于常轨。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胡适同样也不可能想到，1922年中国公学升格为大学，设文理学院、社会科学院和预科，而到了1928年，自己竟然会成为中国公学校长，一做竟有6年。

那时，胡适还只是一个中学生，至多高中生，他在中国公学学习了三年，是从1906年到1908年，以他自己的回忆是这样的，“初进去时，只见许多没有辫子的中年少年，后来才知道大多数都是革命党人，有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姓名。”

他后来知道，这些没有辫子的中年同学中，有被称为“老卢”的，竟是以后成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的熊克武；同学饶可权，以后“死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为黄花岗七十二人之一”；教师中，宋耀如、马君武、于右任等，“诸先生皆是老革命党”，胡适还记得，中国公学经常成了革命党的啸聚之地，“有时候，忽然班上少了一两个同学，后来才知道是干革命或者暗杀去了。”

胡适不是革命党，所以，他没有如同自己中国公学的同学那样，提着脑袋在大清国刀锋上过着密谋日子，但后来，当他成为名满天下的文化精英时，他是会想起自己在中国公学度过的那些日子。

再说秋瑾。

1894年，秋瑾出生在福建厦门。

其父名为秋寿南，当时任湖南省湘乡县督销总办，将秋瑾许配给湘潭县王廷钧为妻，那王廷钧在湘潭开有“义源当铺”，可想而知是个生财有道之人。

那秋瑾，似乎生来便有与众不同的气质和脾性，1903年的中秋之日，她在北京身着男装前往戏院看戏，引得一阵轰动。叙事者想，她的夫君王廷钧未必是欢欣鼓舞之人中的一个，果然，没多久，两人便各自东西地结束了这场文不对题的婚姻。

1904年，秋瑾变卖了自己全部首饰，筹集资金东渡日本，先入日语讲习所，再进青山实践女校，还十分积极地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满”抗清运动，显然成了一个相当狂热的革命者。

1906年2月，秋瑾回国，回国前，这个鉴湖女侠在陈天华的追悼会上，竟然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指向反对回国的鲁迅等人厉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那一刀，亏得没有真的砍将下去，要不然，中国将失去一位伟大的文学天才，当然，那样的话，秋瑾也将不会血溅绍兴古轩亭口。

事情发生在1907年的春天，对大清王朝的忍无可忍，致使在安庆、武义、金华、永康等地不断地发生着光复军起义，尽管全都以失败告终。徐锡麟在安徽试图刺杀巡抚恩铭，不成，被捕后被杀了头。问题出在徐锡麟的弟弟徐伟身上，他的供词牵连上了秋瑾。秋瑾知道事发东窗，但那时代的热血青年与今日纨绔青年是决然不同的，对每一个劝说她赶紧逃离的人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场革命必然伴随着流血掉脑袋，倘若不是这样，那么，这就不是革命了。

浙江巡抚张曾扬知道绍兴大通学堂的督办秋瑾竟然是徐锡麟的同党，震怒异常，急电绍兴府，要山阴县令李钟岳速速逮捕秋瑾，并查封大通学堂。被关押在卧龙山监狱的秋瑾，随即被李钟岳等人三堂会审，李钟岳不知何故，对秋瑾似乎存了一点放一马的心思，只将秋瑾那句“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所谓口供交给绍兴知府贵福，贵福十分不满，在向张曾扬汇报时又格外编造了许多故事，说秋瑾对造反之事全都供认了。

1907年7月15日凌晨三四点，秋瑾被反绑着押赴刑场，在绍兴古轩亭口，她的鲜血溅满一地，她倒下的尸身让绍兴这个黎明前的黑夜显得更加的黑暗。

1936年，李钟岳之子李江秋，以《民国日报》记者身份，与秋瑾弟弟秋宗章相见，秋宗章这样对李江秋说道，先姐在家，独居一小楼，所有与先烈来往信件，均藏其中。六月初六大通被抄时，全家均逃难，固一切未及掩藏。令父李钟岳先生在查抄前，已问明小楼为秋女士所居，故意不令检查，否则必连累多人。仅此一事，便能够知道李钟岳先生的周全之心，我们只是不知，此心何来？缘于什么？

与胡适完全不同的是，秋瑾并非中国公学的学生，没有像胡适那样在中国公学学上三年。作为一个对日本政府歧视中国留日学生的抗议者，她与3000名中国留日学生乘坐海轮回到上海后，为中国公学的开办作了努力，是很大的努力。在这个角度上说，她与因中国公学开办的坎坷曲折而愤而投江的姚洪业有得一比，作为那时代的激进并狂热的青年，秋瑾没有投向黄浦江而以后来的从容赴死来表明她的心迹，她在绍兴那个最黑暗的夜晚，用头颅的抛却显示了对理想的追求和捍卫。

现在，让我们穿越一下，来到大业十四年三月，也就是公元618年，一个春风沉醉的月份。

身处这个月份，身处桃红柳绿的江都地域，但隋炀帝却丝毫没有当年数次南下江南时的那份盎然兴致。他倒不缺乏敏感，这敏感让他意识到天下将要大乱，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身边。危险来自多方，其中一方与自己多年紧密相随的亲兵们有关，这些关中子弟兵，因远离家乡，长期呆在温柔绵软的江南之地，让他们不胜其烦，个个眼神中都带有因思念家乡过度后的郁闷与愤懑，杨广那时想到四面楚歌这个故事了吗？也许没有，也许想到了，但他决然没有想到，他的虎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两人真的在联手编织一个要窒息他生命的大网，密谋结果，不仅推出了一个谋反的精神领袖宇文化及，还让他不得不用他向来喜欢的风格结束了生命：他被缢杀于一段十分华丽的丝绸中。

杨广之死并没有给谋反者带来什么好处，因为后来杨家江山改作李家江山，谋反者没有在这个江山上捞到丁点好处，而且，大唐王朝的伟大皇帝李世民，后来是用极高礼遇将死于非命的杨广厚葬于他也许并不热爱的黄土中。

说上这个悲凉的历史细节似乎与苏州河无关，也似乎与本书无关，其实还是有些关联，叙事者意在通过以上这个细节向读者并述这样一个事实：那在中华千古历史上留下美名、丑名的杨广，却有一件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做得无出其右，这件事情简单说来是这样六个字：科举制的建立。

时间节点在公元607年，这是短命的隋炀帝在百般阴谋、万般诡计后坐上龙椅的第三年，基于他对教育从来的认识高度，他正式确立了科举制，自此后，这个伟大的制度（叙事者不得不使用“伟大”这个形容词）在与黄土一样凝重的中华历史上延续了整1300年，从隋朝跨越到了清朝；用欧洲视角来看，则是从黑暗的中世纪一直跨越到英国的逐渐衰落和美国的强硬崛起。

那隋炀帝，虽然懂行与不懂行的人们对他始终褒贬不一，但在他万千错误中你其实可以寻找到不少优点，其中之一便是刚才叙事者说的重视教育。当上皇帝的头年，他便在诏书中郑重其事地说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

一个普通百姓有这样的认识已属不易，而一个皇帝有这样的认识更是难能可贵。杨广可不是嘴上说说，他上台后，立刻将被父亲杨坚废弃了的国子监、太学、州县学等教育机构全部恢复，如此一来，提振了那时代寒门精英、未来士大夫们多少精气神啊，至少，他们的面前现在有一条更为公平的路可以走！

叙事者就不一一细说杨广在保存中国古籍上的种种善举，由此你真的会感到人性的复杂：一个将自己的父亲可以毒杀，对自己的后母可以强奸的心狠手辣之人，对教育怎么会如此看重？换言之，那伟大的教育在他自己身上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叙事者只得说这样一个观点：人性复杂往往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和逻辑。

总之，历史深情脉脉地记述：大业二年，隋炀帝设了进士科，一举奠定了科举制度，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这影响不仅指的是“萧规曹随”般地使唐、宋、元、明、清五大朝代都有执行，更指的是，一种思想深深地植入中华民族的基因中：是才干而不是门第，使近亲繁殖这个天大的腐败在隋朝戛然而止；是教育，而不是其他，使人才可以在中国社会每一个层面脱颖而出。

那么，何为科举制呢？它的运作又是如何一个过程呢？

先说一个基本事实：以清代为例，科举考试是从县、州、府开始。

前往县、州、府赴考的叫童生，童生的考试当然就叫童试，不是每次童试都能够如愿，大部分考试者都是不如愿的，但考中者，便称作秀才，秀才第一名叫案首。简言之，秀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低一级（尽管才华并非最低一级），倘若你是个秀才，那么，无论是太平年代还是动乱时期，你的生活国家便给了一个基本保证：有定量的米加定量的银供应给秀才先生。秀才先生还有如下特权：他身穿蓝衫，头戴银雀顶，见了县太爷，众人下跪唯他不跪，也免去了一应差役与田赋，说来他在生活上的优渥应该已超越而今的小康人家。

接着便是乡试，也可以说正式的国家考试，类似于今日公务员考试。乡试三年一考，此年便叫做“大比”之年。乡试地点在各省的省城贡院，北京顺天府的乡试则在京城东南隅的崇文门内。考试贡院建在每座城市的东南方，“贡院”两个大墨字长匾额横陈于大门上正中，此外，又有牌坊立于大门东西两侧，写什么则各有各的路数。乡试监临官由各省的巡抚、总督充任。因乡试在秋季举行，所以也称“秋闱”（闱字意思是考场），发榜在九月中旬，俗称“桂榜”。前去乡试的理论上应是秀才，但注意“理论上”这个词。倘若有幸考上，那么，考上者的名称便从秀才转为举人，举人中的头名叫“解元”。当然，你不必是解元，只需成了举人，人生基本便有一个大指望了，到举人这个份上，国家拿出的就不只是几升米、几两银，这时候的举人，无论在精神或物质上，那感觉应该都是超级的爽。

乡试之后是会试，这是更高一级的国家考试，也是三年一考。考试地点在礼部，赴考者全都是举人。倘若又有幸考上，那么，名称便叫贡生，根据粗略统计，20个举人中应有1个贡生，贡生的头名叫“会元”。当然，无论贡生或会元，某种意义上，长征路途还只完成百分之九十，最后百分之十还需努力，而这百分之十却是性命攸关的，那就是殿试。

前去殿试者必须是贡生，这毫无疑问。殿试地点便在皇帝老儿的金銮殿，考官则是皇帝老儿，理论上是这个国家最智慧、最博学、最全能的那个中国人。皇帝老儿在宫中殿廷亲发策问。倘若考上，至少是个进士，进士中的第一名便叫状元，接着要做的事情便是传胪唱名，也就是殿试结束，由皇帝老儿主持并宣布登第进士的名单与名次。

那么，皇帝老儿大致会宣布些什么？通常宣布的是这样三甲：一甲赐为进士及第，这个最为不易，只有三名，分别是状元、榜眼和探花；随后是二甲赐为进士出身，这就不止三名，而是若干名了，这进士出身的头名在清朝也叫做传胪；三甲赐为同进士出身，也是若干人。但凡进入一、二、三甲的，泛称进士，它说明，作为个人，你为自己也为国家博取的功名走到头了，这个头可不是尽头，正有更光明、更灿烂的仕途等着进士们呢。

一部煌煌的中国历史，只有17个才华特别横溢的人能够连中三元：解元、会元与状元，他们是唐朝的张又新、准元翰；宋朝的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若叟、冯京；金朝的孟宋献；元朝的王崇哲；明朝的黄观、商辂以及清朝的钱檠、陈继昌和戴衢亨。这是“文三元”。一部煌煌中国史也出过两位“武三元”，即明朝万历年间的王名世和清朝顺治年间的王玉璧，两人都出自浙江，为浙江人长了好大的脸！

就这样，一种通过考试将教育把人的部分潜能得以充分发挥的制度，它溯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定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始终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和择优取仕”这些可以说相当平等也相当伟大的原则，也因此，这个制度的时间长度可达1300年，即使异民族以野蛮的武力将汉民族压制，但随后它们也不得不沿袭这个制度，无论蒙古族还是满族入主中原后莫不如此，它们在这个制度中看到对国家治理、人民统治最为有利的一些东西。

对我们来说，有意思的是，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一代文化精英，他们几乎全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譬如后来成为革命者的陈独秀先生，当他和他的哥哥以举人身份前去乡试时，他们乘坐的那条小船的船头上赫然扯起一面大旗，上书“奉旨江南乡试”，那份显摆的意思，与巡抚大人出行时，兵丁举着“回避”牌子有点类似。陈独秀先生还如此回忆乡试的考场贡院，“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容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前面，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是得坐在那里睡。”

1300年的科举制中，产生了700多名状元，11万名左右的进士，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举人，秀才就忽略不计了，他们中有多少中华民族的精英呵，那陈独秀不就是其中之一吗？

但在1905年，大清国的光绪皇帝发诏断然将科举制度一废了之，无以计数的男女欢呼雀跃，维新派是发出最嘹亮欢呼声的一群。我们自然还听到了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的慷慨激昂之声，他对科举制的批判，让我们不由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之所以停滞不前的罪魁祸首便是科举制。

与此同时，又有多少个梦想着由童试而乡试而会试直至殿试的人，因了光绪皇帝的这个大废除，就此掐灭了自己秀才、举人、贡生、进士的传统美梦，他们再也做不成案首、解元、会元乃至状元的美梦，他们或是在新文化中一病不起，或是丢魂失魄地看着在中国大地上蔚然成风的新式学校。

新式学校却确如大潮一泻千里地建立了起来。

变革其实早就开始，它可以源自大清国最智慧的大臣之一李鸿章创办的京师大学堂与广方言馆，源自同样是大清国最有远见的大臣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自强学堂，它们全都导向一个最终目标：废除科举制以及它的全部基础：私塾教育。

传教士在这上面功莫大焉。

据著名的传教士研究专家顾长声先生确定：截至1900年以前的60年间，传教士在中国开办洋学堂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1840年到1860年为第一阶段；从1860年到1875年为第二阶段；从1875年到1899年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传教士主要在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开办附设在教堂里的洋学堂，多半为小学程度，目的是“为传播福音开辟门路”，免收任何学费，膳宿乃至路费都由学校供给，招生的对象全都是穷苦教徒子弟以及无家可归的乞丐。这阶段总共开办洋学堂五十多所，学生一千多人。它们中最著名的是英华书院、女子学塾、英华男塾、徐汇公学（后改为圣依纳爵公学，清心书院、格致书院法汉学堂）。

第二阶段，教会学校不仅在通商的五个口岸，还深入中国广大的腹地，到1875年，教会学校增加到了八百所，学生两万名，仍以小学为主，但已有少量的教会中学，女学校也有增加。它们中著名的有圣方济书院、蒙养学堂、崇实馆、培雅学堂、度恩学堂、崇德女校、育英义塾、文惠廉纪念学堂。

第三阶段，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了两千所，学生为四万名。开始出现大学，或在中学基础上增添的大学班级，大学生总数不到两百人。学生已经不以穷苦人家为主，而是尽力吸收新兴的买办阶级子弟或传统的富家子弟。著名的学校为约翰书院、中西书院、东吴大学和格致书院。

无以计数的新式学校正海潮般地涌现，它们显然颠覆了科举制赖以生存的基础：私塾与学塾。现在，一个坚持走中国传统文化路线进而博取人之生而为人的那份功名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将痛哭流涕，还将痛不欲生，但更多的人则在格物致知的新学中找到了人生的崭新方向，他们知道，新学不仅将是强国的，更是用来为个人发展的，私欲永远是高于公愿的。

但被光绪皇帝废除，被李鸿章们不屑，被中国绝大多数新学拥护者深恶痛绝的科举制以及它的伟大温床——私塾、学塾或学院，在同样是人类文化精英的眼中却是别有一番判断价值。

费正清如此说道，我们在西方从我们自己的希腊遗产出发，最终使我们把关于宇宙的知识融合为一个有条理的整体……但欧美文明能给世界带来孔夫子的仁义和道家的和平吗？

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如此说道，中国人唯追求正义与自由，是温文优雅的民族……在有益于人类幸福所有的方面中国文明都优于欧洲文明……他们（中国人）创造出较之西欧人的机械文明所无法估量的远为优秀的文明。

后来，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国文明对全世界的贡献中，科举制或许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关于这点，早在16世纪，一个叫门多萨的西班牙人来到中国旅行，回去后就认识了这一点，他在可能是西方对东方论述的第一本书里这样说道，“中国没有大学，但是中国有一套很好的选举制度。”

1835年，一个叫英格尔斯的英国人说，“我们现在在东印度公司已经采用中国人的考试办法来选拔人才了。如果哪一天，我们全英国也能够采用这种办法来选拔、考选我们的官员，那么对英国甚至对整个欧洲社会产生的正面作用和影响，将要大于火药和指南针。”这就是说，科举制在英格尔斯的眼睛里，是可以媲美中国四大发明的第五大发明。

事实是，许多西方人都认为，科举制是中国献给世界，尤其是献给西方的伟大礼物。早在十五六世纪，一些西方人就开始兴致勃勃地介绍起中国的科举制，孙中山先生对此很骄傲地评述道，“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许多人未必同意孙中山的这个观点，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相对来说，美国北美长老会传教士，在中国整整呆了42年的丁韪良说得好，“科举制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他又如此说道，“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借鉴而来的”，不要忘了，丁先生是做过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还是中国第一任的北京大学的校长。

也许可以说说伟大的法国启蒙主义大师伏尔泰的观点：

旅行者们，尤其是传教士们，都认为到处看到的是专制制度。这些人从表面现象判断一切：看到一些人跪拜，便认为他们是奴隶，而接受人们跪拜的那个人必定是1.5亿人生命财产的绝对主宰，他一人的旨意便是法律。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

这样说也许是不错的，由褒贬不一的杨广所创立的科举制，是中国帝制时代后期整个社会的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它的存在，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官僚政治、文化教育乃至社会心理都产生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正是这个制度培养下的文化精英们，他们完成了宋代的《册府元龟》、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四库全书》。

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新文明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1905年，伴随着科举制的被毁弃，新式学校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到1918年，它达到了第一个高峰。

人们在新式学校这个与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空间里接受着教育，他们看似正在转变成一个完全的新人（真的转变了吗？），这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没有过的事情。新的空间确实与前迥然不同，它的教育不再是老式的精英教育，而是为人类普遍文明培养着专业人才，又没有抛弃古希腊时期的教育理想，要让人能够全面发展。同时，它又不是一个向后看的文化，亦步亦趋圣贤之言的文化，它是向前看的，充满了探索、求知、疑问、批判的可能，而这是中国的私塾、学塾和书院所不可能带来的东西。

问题是，当人们将洗澡水泼掉的时候，是否将孩子也一同泼掉了？这是一句古老的欧洲格言。问题还是，就人类终极发展而言，一味地向前看是否也是一种误解和误判？

对所有的一切，苏州河无言，它继续无声地流淌，继续以自然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态度。

第四节　卜舫济不费劲地培养出林语堂

现在，我必须再次回到这个章节的第一小节，回到圣约翰书院上。

是圣约翰书院而不是圣约翰大学，两者之间，有着重大区别，让这区别产生的，有赖于一个人物，某种意义上，让圣约翰书院转变成圣约翰大学，再没有人比他更具重要性了，施约瑟不是，颜永京更不是，其他人就不需多说了。这个人曾经戏称自己是“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又何止三分之二呢？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理论上的所有追求新知的年轻朋友，尽管，这片土地上的一些青年，并不买他的账，他们经常以愤怒回应他的固执或信念，是他们没有真正地了解他吗？还是他完全地没有走进他们的内心？叙事者不知道，叙事者知道的是，他叫卜舫济。

让叙事者先来说说卜舫济的来历吧。

1864年，卜舫济生于美国。其时，美国的南北战争尘埃落定，罗伯特·李即将带领他的残兵败将向北方军队举起白旗；其时，在中国，圆明园的一场大火将统治者烧得发虎跳般的痛，痛定思痛后决定用洋务运动来执行“以夷制夷”的国策大计；其时，李秀成的兵马已向上海远方四散溃逃，他也即将被曾国藩捕获而砍掉脑袋，上海正再次平静下来。叙事者强调这个时间点上出生的卜舫济，那是因为，当他漂洋过海抵达上海时，上海已经进入她的新时代，这于卜舫济于圣约翰都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1864年出生的卜舫济，他的父亲是美国圣公会牧师，与在苏州河边造起救主堂的文惠廉牧师属于同个差会，父亲卜雅各还是纽约《圣经》的一名出版商。

1883年，卜舫济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1886年他又在纽约神学院毕业，获神学士学位。历史记载了这么一个细节：当他进入圣公会总神学院学习神学，有缘与一个中国洗衣工相识，在与洗衣工频繁接触与交流中，他对前往中国传教产生了兴趣，还不是一般的兴趣。

1886年11月18日，上海的一个美妙秋日，来自欧洲的一条大船缓缓地靠上十六铺码头，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卜舫济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卜舫济显然兴致高涨，坐在独轮车里，他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这座对他来说还非常陌生的城市，但他发现，一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自己还停留在了美国，或者美国的某个地方，后来，他这样地表述着自己对这座叫上海的城市的最初印象，“它的整齐的街道和头裹彩巾高大锡克籍巡捕指挥的交通，便是城市治理良好的标志。悬挂各种金色招牌的中国店铺为此种景象增添了明显的东方色调，使人意识到它正处于东西方交汇的一大中心。”

十分有意思的事情是，当卜舫济将他的行李放在了圣约翰书院的教工寝室，信步来到苏州河的河边，19世纪中期的苏州河以它秀丽景色让站在河岸边的卜舫济竟然大声地呼唤起来：“多么伟大的扬子江啊！”

卜舫济将苏州河当成了长江，虽说啼笑皆非，却也情有可原，毕竟纽约圣公会家庭出生的青年，中国怎么一回事，上海怎么一回事，苏州河怎么一回事，所有一切都要靠后来数十年的上海生活方能洞悉。

卜舫济开始了圣约翰书院的教师生涯。

对上海道台控制下的上海老城，他印象不好，还不是一般的不好，而是严重恐怖。他发现，那里的街道不仅狭窄而且阴暗，那里的道路不仅泥泞而且肮脏，那里不仅随处可见粪便、垃圾，而且在流淌着污水的水沟上，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股难闻的臭气……纽约尽管也有贫民窟，但也不至于像上海老城般的整体肮脏、丑陋，但反过来说，在这个破烂不堪的世界里，基督的光明不正是可以大放光彩吗？

如同历史上所有了不起的传教士一样，卜舫济沉下身子，安静下心灵，在上海生活中寻找着这个民族之所以五千年屹立不倒的深刻原因。

与利玛窦、麦都思一样，卜舫济身穿中国的长袍马褂，头戴一顶圆形瓜皮帽，脚上着一双方头寿字鞋，最有意思的是，他的脑后也拖起了一条长长但编结整齐的辫子，向中国当下统治者作着驯服的致敬。他还用毛笔写字，学说中国话，无论待人接物或饮食起居，模仿的全是中国士绅做派。

卜舫济很快地成了一个“上海通”，以后，他还专门编写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上海方言》，供在圣约翰大学中学习的人们使用。

在上海最初一两年的学习经历，让卜舫济对中国人的社会和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他知道无论在中国宫廷还是中国民间，他们全都崇尚道德，又以儒教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作为人生的最高原则和生命的基本准则；同时他又尖锐地看出了，大清国其时整个官僚阶层、文人集团中流行的严重腐败，这造成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落后，也造成了帝国内部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人尽管心智很高，但奉行的教育方式和教授的内容却大大地制约了中国人的智力发展，在一个没有自然科学知识而只知四书五经的私塾教育结构中，中国不能也不可能产生出第一流人才。

数年后，圣约翰书院的英语老师卜舫济转变为圣约翰书院院长，他内心中始终思考着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全面引进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如何彻底地改造中国的传统教育，最终培养出完全崭新的一代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

卜舫济甫入圣约翰书院大门，创始人施约瑟已然退出了圣约翰书院舞台，其时，掌门人是那个在苏州河口边将救主堂建起，同时也在上海天空下传播开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的文惠廉，华人牧师颜永京在一边帮同着文惠廉打点着种种校务之事。

1896年，圣约翰书院变身为圣约翰学校，虽然叫学校，其实是转换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大学，卜舫济再次成为校长。

叙事者之前已经说过，施约瑟时代，圣约翰书院初设西学、国学与神学三部；到1880年，又增设医科，可以据此将它看做上海近代医学的始作俑者；再到1881年，又增设英文部，同样可以将此看做一种新历史的开创，英语教学新历史的开创。

圣约翰大学校门

所有这些建设性事件与卜舫济全然无关，那么，卜舫济接替文惠廉成为圣约翰的掌门人，他为圣约翰书院做了些什么？

事情若要一一展开，就又是一个长篇内容，而且是三部曲的架势，这里只能简略地向读者说说卜氏对圣约翰书院来说最为重大的两个意义。

第一，是通过多方募捐，卜舫济让圣约翰空间一再扩大，最终，在地域上，它完全占据了那个突入苏州河的三角洲。施约瑟时期，圣约翰书院有了初步框架，面积为大班霍格卖出的80亩土地，约占苏州河三角洲的三分之一，规模不算小，却也不能说够大。轮到卜舫济，这个圣公会传教士，有十二分热情，又是个智商、情商结合得相当完美的男人，也因此，无论是回到美国，还是在中国，他与权势人物或富商巨贾们的每次游说，总能在滔滔不绝后获得大的收获，让他人心甘情愿地为圣约翰书院的将来而掏出美元或银子。

第二，便是英语教学，这或许要算卜舫济给圣约翰书院带来的最大成果。在这之前，由国文底子很完美的国学老师为学生开着国文课，成了圣约翰书院的一大特色，但这一大特色不能算作重要特色。而且，那在上海方言中一路开讲过去的国学老师，想来绝无可能让上海学生拥有一个装满新知的脑袋。卜舫济明了就中弊端，也察觉了圣约翰未来的办学方向，他在写给圣公会报告中，强调了英语教学的四大优点，一、华人研究英文，如西人研究拉丁文，可以增进智慧；二、通过英文研究，学生可以消除排外成见；三、研究英文，毫无疑问地有利于东西方交往，也有利于扩大国际贸易；四、十分有利于培养人才为基督教服务。

1888年6月，卜舫济被委任为圣约翰书院的监院，从这一刻起，大权在握的他便极力贯彻英语教学这一主张，除中文课外，大多数自然科学的课程均要用英文教材和英语教授。到了1896年，医学部、神学部的课程也都必须使用英文教材和英语教授，在其时中国所有大学里——无论是教会主办的大学或洋务派主办的大学——用英文教材和用英语授课的圣约翰不容分说地成了第一，后来的它，便是因了英文教育而名动天下。说得更明确点，凡是从圣约翰书院或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学生，不说其他，仅英文水平，在上海或中国，就常常能够笑傲江湖，即使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在这上面，恐怕也只能被卜舫济的圣约翰力压一头。

除了上述两点，卜舫济还给圣约翰大学在精神意义上带来许多新东西。之前，施约瑟在圣约翰书院留下的校训可以用“光与真理”作为注释：

我们要使约翰书院成为中国的光和真理的火炬，没有再比这个目标更崇高的了。我们将努力给我们的学生一个广阔的、丰富的和基督化的教育，我们将最充分地教授英语和文学，我们相信这将有利于扩大学生的知能水平。我们将传授科学，不仅因为科学有实用的价值，还由于科学真理和其他一切真理是来源于上帝。

卜舫济来到后，在“光与真理”后面加上了中国伟大圣贤的那句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显然，卜舫济比施约瑟更深刻地理解着他所脚踏的这块土地曾经有过并将继续存在的文化，更深刻地明白他们这些言必称希腊、罗马的西方人，是要在这文化中更多地学习到它所包含的深邃智慧。

1905年，圣约翰学校更名为圣约翰大学，与此同时，又在美国华盛顿州作了注册。现在，卜舫济掌控的这个大学，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后来还加上农学院；现在，苏州河这块突出的三角洲，全是圣约翰大学的地盘，在这地盘上，卜舫济创造了圣约翰传奇，校园由84亩扩展到228亩，资产由最初的10万递增到其时的200万，又先后建造起15幢大楼、28所住宅，它们中有宿舍楼、教学楼、办公楼、大礼堂、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交谊室等，也有让人生出无限感想的一些特别建筑，譬如圣公会教堂，又譬如怀施堂，还譬如思颜堂。

现在，叙事者要读者一起来到1888年8月23日的一个现场，圣约翰书院里的圣约翰教堂，一场婚礼正在进行，庄严的婚礼进行曲从教堂花窗向外流泻，又沿苏州河的河面一路向远方飘散。

婚礼男主角，便是本书这一节的主角，圣约翰书院的英语教师卜舫济，婚礼的女主角，即使上海已进入19世纪后期，但她还是让参加这场婚礼的许多在场西方人士暗暗吃惊，因为，她是华人，名叫黄素娥。

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这对幸福男女的一张照片。

卜舫济如同我们想象般的英俊异常，照片上的他，戴顶大清国官吏的帽子，着一身大清国官吏的官服，官服袖管之大，足可以放进两条粗腿。卜舫济还穿大清国的官靴，靴底之厚，仿佛一百年也穿它不坏。

那黄素娥，并非中国女子中美丽的一类，既不倾国倾城，也不沉鱼落雁，她长了一张很平常的中国女子面庞，梳了一个很寻常的中国女子发型，脸上并不充满幸福、喜悦感觉，反而有一抹淡淡的哀怨，她在哀怨什么呢？有一种可能，当照相机快门按动的那一瞬间，她蓦然想到了两年前去世的父亲？总之，她的这份哀怨也属于中国女子的，她的一身穿着，是大清国文化的鲜明体现，但手上捧着的这一大束鲜花，却让这次中西结合的婚姻带上了更多的西方文化色彩。

卜舫济与黄素娥的婚姻是苏州河边的一件奇事

话说卜舫济还在上海嘉定县向乡村士大夫刻苦学习当儿，无意地结识了黄素娥，知晓了她就是与圣约翰仅一墙之隔的圣玛利亚女校的校长。两人眉眼对视之际，乾坤颠倒，世界倒塌，百鸟齐鸣，星光灿烂……那种纯美得让人窒息的感觉，唯有卜舫济与黄素娥两人可以领略。

那么，让卜舫济如此动心的黄素娥又是何许人也？

黄素娥是一个叫黄光彩的男子的女儿。黄光彩出生于厦门，原本也只是中国大地上比比皆是的一个贫困潦倒的青年农民。是文惠廉改变了他的命运，不仅延续了黄光彩的物质生命，还赋予了他新的精神生命。黄光彩先受洗入教，以后，按立为牧师，成为上海华人牧师中的头一个，在苏州河口的救主堂里，他如同自己终生的导师文惠廉那样，为人类的救赎而呕心沥血着。

让黄光彩骄傲的东西很多，其中之一是拥有黄素娥这个女儿。自小，黄素娥聪明伶俐，又接受了相当良好的教育，到成年，已经是个对音乐有着精深理解，通晓中英两国文字，并且十分热心社会公益事务的出众女子。1881年，施约瑟创办圣玛利亚女校时，毫不犹豫地委任黄素娥做了女校校长。

1886年年底，卜舫济来到了上海，这时，黄素娥担任圣玛利亚女校校长已有五年，这五年里，她将校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业余时间还前往上海周边乡村传教，深得美国圣公会的有关人士嘉许，小文惠廉曾如此称赞黄素娥，“所见所闻最出色的中国女子”。

最出色的女子相遇未来最出色的男子，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干柴加烈火，而是浩渺星空中，两颗高质量星球相互吸引并同轨。相比黄素娥，卜舫济还有一个超越自我的大问题。首先，美国圣公会有严格规定：任何一个在华传教士不能与当地女子结婚。其次，1888年，西方人在整体上持有的傲慢心理，让他们产生了对华人的轻视、歧视乃至藐视，即使优秀如传教士也不能说没有丝毫类似的心理。最后，华人对中国人与西方人相结合这种事，不仅嗤之以鼻，更是视作洪水猛兽，就在一年前，那卜舫济在嘉定老城与乡绅交往的日子里，他还被当地小孩叫做“猴子”，而今“猴子”要与我们的女人结婚，这不是天大的丑事吗？

卜舫济究竟怎样想我们无从知道，黄素娥又有怎样的感受我们更是丁点不知，想来，卜舫济方面问题更大一点，光是教会规定，便是一道似乎无法逾越的天堑，当然，有许多杰出传教士，当他们决定了一件事情而他们所属的教会又成了这种决定的无法移动的障碍，那么，他们是会断然地将这个教会抛弃的，譬如郭士立，又譬如李提摩太，毕竟，教会只是教会，不是上帝，也不是基督。卜舫济为自己的爱情，最终倒没有与圣公会闹得不欢而散，至于圣约翰书院中那些同样来自西方的教师们究竟如何看待他与黄素娥的婚姻，他就置之不理了。总之，1888年的8月23日，卜舫济与黄素娥在圣约翰书院的教堂里举行了一场中西合璧的婚礼，悠扬的婚礼进行曲在现场者的头上缭绕，随后，夏日中的苏州河见证着所有一切。

两人结婚的时候，卜舫济还只是圣约翰书院的一名普通英语教师，结婚后，他被圣公会钦点为圣约翰书院监督，自此后，为了将圣约翰办成“中国的西点军校”、“中国的哈佛”，卜舫济可谓是殚精竭虑，黄素娥，终究是个中国女子，遵循着中国文化的伟大传统，婚后立即辞去圣玛利亚女校校长一职，全身心地在家相夫教子，做到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然，卜舫济可不是鸡狗之辈，而是人中蛟龙、苍穹巨星。

历史记载，黄素娥为自己的丈夫、丈夫的事业，可谓鞠躬尽瘁、肝脑涂地。她多次陪同卜舫济前往美国，为圣约翰书院的发展费尽口舌地募集所需经费，为密切圣约翰书院内师生之间的关系，每个周六，卜舫济会邀请低年级学生到自己家来做客，校长太太黄素娥分外热情地招待每一个做客学生，从没有一丝厌烦，历年来，接待的学生高达上万名。

1918年的5月11日，黄素娥因病去世，这个年份，刚好是她与卜舫济结婚30年，这时，圣约翰书院已经成为圣约翰大学，在上海，某种意义上，圣约翰大学不仅超越了同为新教的沪江大学、东吴法学院以及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基督教联合女子医学院，也同样超越了天主教的震旦大学。人们在这个时候，是特别地怀念黄素娥这个中国女子，在生命意义上，她给卜舫济带来了三个孩子，而在更辽阔的社会意义上，她为圣约翰大学注入了一种不可替代的能量，成为圣约翰文化之一。

1919年，圣约翰大学建校40周年，已经毕业离校的一些校友，其中有上海史将要深刻记住的刘鸿生，为纪念黄素娥女士，自发募捐，用7.5万两银子建造了一个叫交谊室的空间。交谊室的交谊厅中，悬挂有精绘的卜舫济、黄素娥夫妇半身油画像各一幅，叙事者不知，卜舫济是否会时常来到交谊室，是否会在黄素娥的画像前时常地喃喃自语：亲爱的太太，你听见苏州河涨潮的声音了吗？

自1888年卜舫济主持圣约翰书院起，到1919年圣约翰建校40周年，40年里，圣约翰大学在空间的意义上已扩展到了228亩的广阔地域，而从人才培养上更是荣获了“东方的哈佛”、“外交家的摇篮”等赞誉，从这个学校中走出的精英数不胜数，为纪念黄素娥女士而毅然捐出巨款的刘鸿生是其中一个，这男人，从宁波定海来到上海，又在圣约翰接受了其时最完美的教育，虽说因不接受卜舫济让他前往美国做一个牧师的终极安排，但在兄弟刘吉生的陪同下，闯荡中国大地许久，为英商开平矿务局出产的优质煤炭进入上海市场而顽强地开辟着通道，从而完成了中国第二代大成功的买办必须积累的第一桶金，当他为黄素娥掏将出白花花银子时，其实已信心百倍地甩掉了头上买办这顶并不怎样的帽子，他已擎起“实业救国”的大旗，在上海，不仅让“煤炭大王”黄袍加身，还让“水泥大王”、“火柴大王”、“实业大王”等皇冠加顶，一举成为中国民间的四大家族之一。

刘鸿生是圣约翰大学培养的精英中的一个例子，类似例子不胜枚举，从这个大学校门先后走出的民国精英有：外交家顾维钧，政治家宋子文，新闻家邹韬奋，建筑家贝聿铭，实业家荣毅仁，会计家潘序伦，宗教家丁光训，以及中国基督教青年运动会领袖余日章，在美国，有哈佛、密歇根、加利福尼亚等大学无条件地接受圣约翰学生进入他们的大学，鼎鼎大名的耶鲁大学同意免试招收。

圣约翰的精英无法说尽，这里再说一个，他就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文化史家，因与鲁迅交恶而名声大噪的林语堂。

出生于福建一个基督教家庭的林语堂，于1912年进入圣约翰大学，他的进入，显然与家庭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叙事者就此省略。

林语堂进入圣约翰大学后，对这家位于苏州河边的大学有着相当的好感，不过，这份好感从来没有让他对读书产生过分狂热，他的理论是，“无论做什么事，一生地不愿居第一”，也因此，他从来没有为考试而“填鸭死记”，他很是不屑班上的一个笨蛋，“他对教授所教的各种学科都看得十分正经”，而在这个“笨蛋”看得十分正经的时候，林语堂却去钓鱼消遣，那是“因为圣约翰大学濒临苏州河湾，所以可以去捉死鳗鱼、鲦鱼和其他小鱼，以此为乐而已”。

林语堂记得大学二年级时，圣约翰又增加了一块私产，他当然不知道这是卜舫济努力的结果，这块私产与原校相接，“有乔木，有草坪，极为美丽”；他未必了解于1894年就来到约大担任科学系主任的顾斐德教授，但他很是知道正是这位先生，成了约大最初体育运动的发起者，林语堂因此在自己的自传中如此说道：

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我从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学打棒球，他教我投上弯球和下坠球。最出色的是，我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赛跑的纪录，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只是离获胜还远得很。学校当局认为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益处。我记得家父当时在上海，到运动场去看我，很不赞成我参加比赛，认为这与智能的比赛毫不相干。

在二年级时，休业典礼上，我接连四次到讲台上去接受三种奖章，并因领导讲演队参加比赛获胜而接受银杯，当时全校轰动。邻近的女子大学圣玛丽大学的女生，一定相当震动。这与我的结婚是有关系的。

林语堂很有点沾沾自喜，一种正常的人性反应，这个从福建一地来到上海的民国才子，对学习英文热情有加，对中文则多少有点鄙夷，多少年后，当他反省这点，流露出因年少轻狂而悔不当初的那点意思，只是，在圣约翰期间，那些满腹经纶的国学老师，让他好生瞧不起：

当时有一位中国教师，是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课。将近100页的民法，他继续不断地读，然后解释，这样一点钟上大约十行，这样一本如此薄薄的书，就可以拖长讲上一学期，每点钟讲完那十行，便如坐禅沉思，向我们学生凝神注视，我们也同样向那位老先生望着。因为学生不能在完全真空中将头脑镇定静止，我们大都乘机带进别的书去偷看，借以消磨时间。我分明记得当时暗中看达尔文、赫克尔的著作，还有张伯伦的《十九世纪之基础》，这本历史对教历史的教授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诉我们可以坐汽车到美国，他于是成了学生们的笑柄。在民国十九年之后，圣约翰改成中国式的大学，里面的情形也就与前大不相同了。

诚然，圣约翰大学能举出优秀的毕业生如顾维钧、施肇基、颜惠庆等，他们都曾任驻美大使，但是就英文而论，圣约翰这个大学似乎是专为上海培养造就洋行买办的。

林语堂没有成为洋行买办，却成为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精英中的精英。

走出圣约翰大门后，林语堂先前往美国，在哈佛大学文学系就读，随后，经一连串奔波，拿了学位之后回到祖国，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担任文学系教授。

林语堂的人生精彩故事发生在北京大学期间。

这时，北京大学的教授已经形成水火不容的两大派，一派以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先生为代表，尽管从教育背景或其他文化背景来说，留学美国的林语堂更加地倾向同样留学美国的胡适，但他在那个时段却选择了与周氏兄弟做成思想盟友，乃至站在鲁迅的那面大旗之下。

1924年11月，一个中国社会最为阴晴不定的时期，北方，飘扬着五色旗的北洋政府正掌控着生杀大权，南方，孙中山的军队里正大批地涌入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正式开始，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一笔的《语丝》便在这时创刊，周氏兄弟是“语丝派”的当然不二的领袖，而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成了这家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林语堂在《语丝》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做《论士气与思想界之关系》。

不久，也是《语丝》撰稿人的胡适创办了《现代评论》，这家杂志集合的人员大部分为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这便与《语丝》的撰稿人在文化背景、文化气质上有了一个楚河汉界的分别，矛盾由此生发。

当鲁迅与林语堂相继来到工部局的上海避居，他们之间的关系便由当初北京时期的盟友而转化为各持说法的陌路人，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做“匕首”和“投枪”；林语堂则强调文学的幽默，认为人生最重要的还在于性灵闲适。鲁迅对此还击，他认为中国并无幽默，要有，也只有“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一类的东西，这样的说法，让林语堂十分的不快，继而产生不以为然的反感。但最终与鲁迅反目的林语堂其实对鲁迅怀有极大的敬意，这个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儒雅之士，在闻知鲁迅去世的消息后，在怀念文字《鲁迅之死》中这么说：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现在我们还是再次回到圣约翰大学特征之一的体育上。

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中因体育运动而沾沾自喜，而圣约翰体育运动的开展远远早自林语堂前来就读。

韬奋楼也为纪念一个卓然不凡的上海人

体育楼建于民国七年

1895年，当圣约翰还是书院的时候，便有学生军的组织，并把军操定为必修课。除了每天晨操，还规定每星期两次的正式体操，体操时用的枪，最初是竹枪、木枪，以后，大清国两江总督派员到校检阅，发现这一情况，便兴致勃勃地拨赠了两百支旧后膛枪用于圣约翰的操练，这也是圣约翰体育运动史上的一段佳话。

20世纪到来之际，圣约翰学校便有了一支校园足球队，它可以说是上海华人足球队始作俑者，也可能是中国足球队的开山鼻祖，其时，大清国还没有轰然崩溃，上场踢球的队员人人脑后拖着一个长辫，所以便被西方人笑称为“约翰辫子军”。

那些年，圣约翰大学还将西方也刚刚盛行的田径、网球、棒球、篮球等项目一一引入，春秋两季还会举行校园田径运动会，所有这些，当然与那个叫顾斐德的洋人有关，叙事者只是不知，林语堂与顾斐德有无交情？他又受了后者的什么影响？至少在体育运动上。

1941年，卜舫济终于辞去了圣约翰大学校长一职，这个年份，距离他最初担任圣约翰掌门人，已有整整53年。辞职之后，卜舫济返回美国，陪伴他的是第二任太太，那黄素娥是早在1918年，便已黯然地离开了世间。五年后，卜舫济牵挂中国，再次回到了上海，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个82岁高龄的老人，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还要回到这里时，他的回答是一如既往地发自内心，“这儿是我的家，我要永远在这儿，直到老死。”一年之后，卜舫济一语成谶，他在上海去世，永远地与这块土地融合在了一起。卜舫济曾经这样说过，他的一生，在中国经历了三种不同国旗的时代，对三种国旗下的中国社会，他有着最为深切的感受和体验，但无论在哪面旗帜下，龙旗也好，五色旗也罢，乃至青天白日旗，对卜舫济来说，有一点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他要为上帝服务，为这片土地服务，为中国服务。而这个服务，由抽象到具体的，便是教育，便是圣约翰大学的拓展和进步。卜舫济在自传《在圣约翰大学五十年》中曾说道，他有为中华民族“造就人才”的决心，不过，对人才，他有自己的认定和界说，他要造就的，是各个行列里“新的、自由的、坦直的、有思想性、肯钻研学术的、有忠诚教育、有崇高目的和行动的人”，他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政教分离”，也就是说，教育就是教育，教育与政治截然无关，在这一点上，他不作任何的妥协，也不作任何的后退，但因了他的不妥协和不后退，他与那个时代的主流情感便发生了冲突，乃至与圣约翰的学生一度呈水火不相容的情状。首次冲突发生在1919年。那年的5月4日，中国大地上席卷而起五四运动的巨大风暴，每一个中国学子，即使优雅如圣约翰大学的林语堂，也都不可能按捺住自己那颗激烈之心，尽管，他们并非真正地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又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青春总是这样，在一腔热血的沸腾之时，沸腾便是全部的出发和归宿。但卜舫济不理解并且反对这样的“热血沸腾”，在“政教分离”这一神圣原则的主导下，他是无法接受也无法忍容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卷入政治漩涡，为此，他断然下令：学生不能罢课。热情迸发乃至热血沸腾的学生当然不睬卜舫济的禁令，他们以不参加期终考试作为回应，卜舫济不得不提前放假，并取消毕业典礼，这在圣约翰的历史上还从无先例。

更大的冲突发生在1925年。那年5月末，在上海，在南京路，巡捕房的捕头悍然下令对游行群众开枪，震惊上海、中国乃至世界的五卅惨案骤然爆发。发生在南京路上的这场杀戮，其实如同导火索一般地点燃了中国人民内心中郁积已久的火焰，自大清国在第一次中英战争中被打败之后，这火焰便燃烧在了每一个有正常头脑在思考的中国男女心中，以后，无论是圆明园的被毁，还是大东沟海战的惨败，抑或，在八国联军的干涉下，中国人民承受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赔偿，都让这火焰一再地蓄积着燃烧的能量，而五卅惨案让民族主义情感的燃烧得到了最好的物理条件。

卜舫济感觉到这一点了吗？他应该是感觉到的。

卜舫济能够理解这一些吗？他同样应该是会理解的。

但卜舫济会接受并容忍圣约翰大学的学子们因此走上大街，因此在上海1925年初夏的天空下大声而愤怒地喊出口号，从而狂热而激情地为自己苦难深重的祖国表达心声吗？卜舫济不能，因为倘若他真这样做了，那便是对他自己的挑战，也是对他自己的侮辱，甚至可以说是对他自己的践踏。卜舫济一如既往地对圣约翰大学学生想要参加大游行的举动进行阻止，1925年的6月3日，当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们云集在了学校的大礼堂，群情激昂地集合开会，卜舫济激动异常，这让他做了一生中最激烈也可能是最愚蠢的一个举动，他竟然把升在旗杆上的一面中国国旗，想来那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一把扯下。这个动作毫无疑义地激怒了现场的全体学生，他们群情激昂，他们怒不可遏，许多学生乃至教职员工当场联合签名离开圣约翰大学，这些学生和教师——17名教职员工和553名学生——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圣约翰大学，他们在该年8月另行组成了光华大学，如同马相伯以复旦公学对抗法国耶稣会震旦大学那样地，对抗着卜舫济管理下的圣约翰大学。

即使时光流逝到了2015年，当年圣约翰的气息依然越过苏州河扑面而来

临河而建的圣约翰，听得懂苏州河的喧哗

更让卜舫济始料不及的是，1925年圣约翰大学再次开学，前来就读的学生寥寥无几，这个鼎鼎大名的大学，大有江山倾倒、一垮到底的态势。1925年的秋天，我想象卜舫济独自一人站在苏州河边，他的身边，也许陪伴着新太太，也许没有。看着在秋光下闪耀的苏州河面，看着坐在摆渡船上的那些上海原住民，他浮想联翩着。此刻，他的脸庞上已褪去青春的英俊，而代之于人到中年后的深邃和睿智，但有一种深刻的忧思似乎浮现在了脸庞上，他在忧思什么呢？是这块土地上的激荡风暴，还是圣约翰大学呈现的从未有过的冷寂？

苏州河默然不语，它也仿佛像卜舫济那样的满腹心事，它也在一种深刻的忧思中默默流淌。

第四章

1907年或前后：你啊！河上的桥，河上的渡口

第一节　韦尔斯没有梦见外白渡桥和桥堍两边

从暗锡岁月一路抵达白银时代，那是20世纪的20年代。这时期的上海，用叙事者个人的一个说法，它正处于白银时代的初始阶段。

必须解释一下“白银时代”，白银时代也就是银元时代，亦是民间的“大洋”时代，一个银元，一块大洋也。1920年，整个中国尽管混乱不堪，各路由镇守使转变而来的大小军阀，都在做着一统天下的黄粱美梦，但经济的发展却是循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必然轨迹而稳步前进，尤其南方，尤其上海。那年，有识之士已经提出了“费两改元”的建议，即将通用的银两改成银元，北洋政府一口答应了，即使是军阀，也有他们的眼光。

只是关于银元，读者还有必要听听历史的叙述。

在已经开始不那么伟大的明皇朝万历年间，也就是数十年不上朝也不知道他在后宫中究竟干些什么神秘勾当的那个皇帝当朝的年代，银元由欧洲流入中国。换句话说，西方人在广州口岸或其他南方城市中与华人做贸易生意时，多以白银铸造成硬币的银元，做交易时的一般等价物。

这些来自西方的银元，大致分为两种：其一，西班牙人在墨西哥铸造之西班牙银元；其二，墨西哥独立后铸造之墨西哥银元，因墨西哥银元上有一个老鹰标记，它又被称为鹰洋，而前者称为本洋。

这些都是外国人的事情，中国人的事情呢？

光绪十五年，也就是1889年，大清国广东开始铸造银元，随后遍及各省各地，自然少不了我们上海属地的江南省，那银元上有蟠龙图案，它被叫做“龙洋”。

总结一下：本洋、鹰洋与龙洋。

1911年的辛亥革命将大清国拖泥带水的历史一举终结，民国期间便先后有了孙中山侧面头像和袁世凯侧面头像的银元铸造，坊间称作“孙小头”与“袁大头”。无论“孙小头”还是“袁大头”，每个银元重量均为7钱3分。

现在假设一下，民国期间的某日，你出门在外，种种因由要你必须带上不少盘缠。于是你带上了100个银元，你也许不知、也许知道这100个“孙小头”或“袁大头”集合起来的分量足有73两。一路走去，分量是渐趋沉重，更要命的是，这100个银元因相互碰撞而发出的“铿锵”之声，招蜂引蝶地让道上那些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不时投来贪婪一瞥，而当你来到某个客栈，为来上一盘猪头肉加一斤黄酒，不经意地将这100个银元拿将而出，摊在桌面，那片白花花的光泽虽然炫人眼目，但一路尾随而来的道上家伙，实在忍不住口水地就要对你下手……而你，即使散尽银元，也可能性命不保，所以，俗话为什么说，“财不露白”，这个“白”指的就是白银铸就的银元所焕发而出的光泽！

“孙小头”发行有限，这里不表了。“袁大头”从1915年到1923年，总共铸造并发行了7500万枚，想来无论是在英国总会中逍遥的大班还是在斯文里石库门中悠闲的上海中产阶级，他们的家中或手上断然少不了这“袁大头”。

及至青天白日旗在南京城头高高扬起，那南京国民政府，先沿用了从前的银元价格单位，接着发布了《国币条例草案》，确定了本位币为一元银币，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零八毫为价格单位，“一元银币的总重量为七钱二分，银八九、铜一”，又到了1929年，在颁布了《中央造币厂组织章程》的时候，便在苏州河的桥堍下开出了中央造币厂，一路努力地鼓铸银元，总之，中央造币厂所造的银元，因背面有帆船图案，又被叫做“船洋”，到1935年，船洋铸发13亿多枚。

本洋、鹰洋、龙洋与船洋，船洋显然超越了叙事者叙述的20年代这个范畴，那么，还是让我回到20年代，看看1个银元在其时能够干些什么？

首先，这时期，1个银元可以换来128至140枚铜元，你若用银元消费，那么，1个银元可以买上150个鸡蛋和150根油条，若换作铜元消费，1个铜元大致可以换得1个鸡蛋或1根油条，顺便说上一句，今日人民币一块，只能买一只半鸡蛋和半根油条。

为让读者更清楚地知道1个银元产生的购物概念，我举历史上的这些记载，“1920至1925年，1个银元可以买上18斤大米，或7斤猪肉，或8尺棉布。”倘若1个银元不用于日常消费而是生活方式的一种，那么，30年代的北平（注意，是30年代而不是20年代），1个银元可以请朋友们前往北平的羊肉馆子（不知档次如何）“涮上一顿羊肉”，就餐人数没有说，一般说来是两人；在工部局上海，1个银元可以请人吃上西餐两回，我想，西餐人数同样应该是两人吧；此外，1个银元可以买进入公园门票20张；你想看电影或看戏剧，1个银元可以让你购买入场券10张；它还可以用来订一个月的报纸一份；可以买三分之二本的《呐喊》，那可是鲁迅的不朽之作啊。

民国期间，工资也是用银元付的。在北京师范大学做教授的鲁迅先生，月薪是300个银元；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时，月薪为5个银元；至于民国时期一个普通工人，他的月工资通常来说上不超过10个银元，下不低于5个银元。

重复一遍，银元时代，也就是白银时代。

现在，这一章的这一节，叙事者要进入主题，叙事者要逐一说说那些架设在上海白银时代的苏州河上的座座桥梁，叙事者之所以对白银时代的象征之物银元要有这样一个比较详尽的解释，乃是这些桥梁倘若脱离了白银时代，是决然没有可能建成的。

先来听听苏州河史专家之一的郑祖安先生对苏州河所建桥梁的一个统计吧：截至1949年，恒丰路桥以东3.65公里的苏州河下游河道上，工部局共建造钢筋混凝土或钢桁架桥共11座，恒丰路桥以西至中山路桥的9.35公里的上游河道上，有木桥6座、铁桥1座。郑先生特别强调了这么一点，这说明华洋两界在财力、技术能力上的悬殊差别，苏州河东、西部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巨大的不均衡性。郑先生还指出，华界当局建造的第一座桥是汇通桥，今日恒丰路桥，时间是1903年。

现在，让我们开始穿越，从苏州河的河口到圣约翰书院，在这一段苏州河最经典的河道上凌空而去，逐一俯视那一座座苏州河上的桥。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或许还要从上海被唤醒的那些黎明时分。我们目睹充满了忘我精神的传教士正一一地到来，我们感觉到民族原力正微弱而积极地积聚，我们察觉到新文明悄然但坚定地降临在梵皇渡的渡口一侧，是的，上海史早已走过了那样一个时期，那时，英国人集体认为，只有南欧的葡萄牙人方才适合广州与澳门，我们北方欧洲人必须到上海去，必须到扬子江去；是的，上海史这时也早已走过了那样一个时期，那时，英帝国领事巴富尔与大清国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在1845年10月29日达成了《上海土地章程》，划定了租界范围，确立了“永租”原则，还规定了那张“上海道契”必须经上海道台的核查并加印方能够生效。

记住下面这些细节对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十分有益，它们全都是苏州河上座座桥梁的背景和前提。

道光二十七年，也就是1847年12月31日，西方洋行的宝顺、怡和、和记、仁记、义记、融合等，各自得到了上海道契，在黄浦江边租得了土地。那时，获得上海道契的还有了不起的麦都思。

如要说得更加细致一点，宝顺是上海第一个与原住民达成草签协议的洋行，时间是1844年的5月至6月，租地面积为13.8亩，宝顺洋行的道契为英册第一号，在第八号分地上，租地人就是宝顺洋行的老大，那个因自己过于嚣张的举止而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不佳名声的颠地·兰士禄。在《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中，宝顺洋行租地的具体位置是今日“九江路以南，四川中路以东，中山东一路以东，第九分地以北”。

宝顺洋行之所以选择这个位置，与颠地先生的眼光老到毒辣有着相当关系，那宝顺洋行所北临的公路，即后来的九江路，为一个斗鸡场。开埠前，这里是外滩一地原住民的公共娱乐场所，也是农闲时分原住民赶集热闹之地。上海开埠后，西方人逐一进入，此处又经营起将轮船拖拉进港的纤绳实业，因而又被叫做“打绳路”。

外滩头块租界的九分地中，第一号分地是被“万行之王”的怡和洋行所租用，年份与宝顺洋行完全相同，也是道光二十四年，只不过月份晚了点，它是在1847年的上海秋天，拿到第三号的上海道协。

“一郡之要害在上海，上海要害在黄浦，黄浦之要害在吴淞所，吴淞所之要害在李家口。守李家口以据贼上游，守黄浦口以遏贼横渡，守御不出此”，李家口作为扼守苏州河与黄浦江的要冲之地，无论哪个上海道台都是十分清楚的，因它的东端是清军炮台，它的西侧是清军哨所，宫慕久将英租界划在李家口以南，盖因如此。

苏州河一部壮美无比的桥梁史，它的发生，是在这李家口；它的成长，有赖于上海的白银时代。下面一段文字，读过“上海往事三部曲”之一《与邬达克同时代》的读者稍感眼熟，但写苏州河桥梁史，绕不过外白渡桥和韦尔斯，这里先作一个说明。现在，叙事者将叙述的手指指定了一个人物，他的出现，是在上海还没有进入白银时代，换一种说法，则是上海还在使用本洋、鹰洋，但龙洋使用却还有待时日，这个人出现在了李家口。

他叫韦尔斯，国籍英国。

时间大致应该在1856年10月的某个上午，当然也可以是下午。

韦尔斯先生站在今日外白渡桥的南侧地基上，正定睛打量着苏州河的对岸，也打量着苏州河的四周。

那时的苏州河，野气深重得很，那份江南美景自然是十分的悦目而迷人。韦尔斯先生当然将上海的自然风景尽收眼底，此外，他还看到什么了呢？他应该看到，他的前面，正伫立着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第一家西方商人开设的饭店——礼查饭店，说得更精确一点，是礼查饭店的一个雏形；如果他转身而望，那么，他应该看到伟大的女王派驻在上海的总领事办公之地也已建立，出于当年整个南亚次大陆带来的殖民经历，总领事馆的风格显得相当的南亚次大陆化。那时，他转身望去的地方还没有新天安堂，要再过20年，也即1886年，新天安堂才会出现在女王总领事馆的一侧；彼时也没有由总领事馆为发端一路绵延而去的外滩建筑，更没有“外滩”这个既历史又审美的概念。

韦尔斯也许看到了第一号分地上的那幢怡和洋行的楼房，他的目光也许与站在二楼阳台上的同事有个对接，这个谁又知道呢？

韦尔斯也许看到了上海原住民正往来于苏州河上的三个渡口间，它们分别位于苏州河口、后来的里摆渡桥以及后来的江西路口，这个谁又可以确证呢？

但韦尔斯一定不会想到并预见到后来的历史将会产生整个中国第一座全钢结构铆接的外白渡桥，用更为专业的术语表述是“仅存的不等高桁架结构的大桥”。那一日那一刻的韦尔斯先生，站在这江与河的交汇处，想要做的事情是造上一座桥，木桥。没有人可以准确地说出他的这个造桥设想缘于的是一种历史直觉？抑或，只是一个来上海混世界的西方商人的商业本能？种种历史迹象表明，韦尔斯的动机更可能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总而言之，1856年的这个月份，怡和洋行的大班查尔斯·韦尔斯与他的合伙人美国商人爱德华·R．坎宁安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公司叫“苏州河桥梁公司”，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以桥梁建造为主的公司。当年底，就是在他曾经站过并反复打量着苏州河的这个位置上，公司造了一座大桥，大桥纯木结构，全长137米，宽度7米，这便是著名的韦尔斯桥，同时，它也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外白渡桥的“前生”。

韦尔斯先生显然没有将造桥之事当做19世纪的公益。桥造好后，他对任何一个由桥经过的男女毫不客气地收取过桥费：华人，一次1文；西人，一次15文。1文，应该就是1个铜元，也可以叫做1个铜板。看来韦尔斯先生对华人还算客气，或许他深刻地意识到他的桥是造在了谁的土地上。

但一边有人看韦尔斯不下去了，不是华人，是西方人，是以后对上海发展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工部局，它只是为过桥的西方人士看不下去，为方便西方人过桥，工部局一次性地向韦尔斯、坎宁安的公司缴纳白银1971两，自此以后，西方人过桥就不必付费，华人依旧，你可以将这个细节看做一部冷酷的西方殖民史中无情的一笔。

七年后，1871年，架设在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的这座韦尔斯大桥不幸地朽烂了，因收取造桥费用而广被上海原住民或部分西方人士诟病的韦尔斯，也早于1857年9月9日在大英轮船公司所属的“孟加拉号”上黯然离世，他自然听不到工部局对苏州河桥梁公司整修韦尔斯大桥的反复督促，也看不到自己公司为建造新韦尔斯大桥努力的那次落空，更不会想到，在他去世19年之后，工部局终于决心再不理睬“苏州河桥梁公司”，于1876年8月，在被一拆了之的韦尔斯旧桥地基上新建一座桥，也是纯木结构，全长110米，宽为12米，花去白银12900两，在19世纪中后期，这应该不是一笔小数字，有意思的是，新桥不叫韦尔斯桥，它被称作外白渡桥。由道路码头委员会变身而来的上海工部局，那时顺应民心，作出了此桥向全体上海市民开放的决定，再不收取任何的过桥费用。白渡桥啊，白渡桥，现在，在苏州河口上，上海有了一座让你白白走过而不花一文的大桥，它部分佐证了天上偶尔也会掉下一个馅饼。

韦尔斯先生命名的那一座了不起的木桥

韦尔斯想象不出的外白渡桥

外白渡桥临近当年外滩的公家花园。

公家花园于1865年由工部局“兴工填实自北京路至外摆渡一带泥滩，使成平地，辟为公园”。1868年6月，英国领事文察斯德致函上海道台，说这块地已经工部局填好，共计30亩4分7厘3毫，作为娱乐用处，决不造屋营利，所以请道台豁免钱粮。上海道台应宝时于6月19日答函云：

其地虽为工部局所填屯，仍系中国官有，论理须征钱粮；惟地位于英领署前，填高以为娱乐之所，设亭建阁，不属营利性质，故即以洋商不得或租或赁，造屋牟利为条件，准其豁免钱粮。

因外白渡桥紧临公家花园，因此，也被叫做公园桥。至于又被称为“乞丐桥”或“叹息桥”，那是因为大清国在缓慢地走向它最后覆灭的命运之前，它的子民们一些极为悲惨景象在桥上或两岸频频上演，即使富可敌国的西方大班，只要具有一份基督教的关爱精神，也不堪承受眼前这伤情、伤心一幕，“乞丐桥”、“叹息桥”的说法由此而来。

苏州河水波澜不兴地平静流淌，那种平静你只能形容为不动声色。在日复一日的节奏中，初升的太阳将苏州河的河面照射得金光乱闪，黄昏的薄暮将苏州河的河面轻烟般地笼罩，时光倏忽，已过去整整30年，现在，是1906年的某日了。

那时，在上海工部局的精心谋划间，在西方资本的强力推动下，以及在民族原力的顽强崛起中，租界上海即将进入快速的发展轨道，也就是进入她的白银时代，工部局决议：拆除木结构的外白渡桥，全钢结构的外白渡桥的建造提上了议事日程。

工部局选定的设计者为新加坡英商霍华斯·厄斯金有限公司，选定的承建者则是英格兰克利夫兰桥梁有限公司，都是英国公司，都是英国人。1906年8月4日开工，1907年12月29日落成，通车仪式则定在了1908年的1月20日。那时，苏州河两岸，气场巍峨的百老汇大厦还要再过28年方告出现，但礼查饭店、新天安堂已经一一出现在20世纪初期的上海天空下。

外白渡桥全长为104米，车道宽度为11米，两侧又各有3米宽度的人行道，因了全钢结构，总重为900吨，被称为“中国最坚固的桥梁”。

所有这些，一部宏大的上海史都将其一一地记取了，但除此之外，上海史还记住了什么？在外白渡桥的桥堍两边，还有什么故事可以讲述？

第二节　外白渡桥桥堍下：百老汇大厦与英帝国领事总馆

先说外白渡桥的桥堍之南，有一幢古典意味相当浓烈的建筑，便是昔日的英帝国领事总馆。

这幢建筑的设计师名叫海塞林顿，一个对上海史来说籍籍无名的人物，远远没有邬达克、威尔逊般的名声，甚至还不如鸿达与凯德纳，他在这幢建筑还没有完全建造好时便悄然离世，几乎无人知晓，尽管上海史对他的一个微弱注解是“第一个在上海去世的西方人”。

说明一下，海塞林顿是个美国人。美国人海塞林顿设计英帝国领事总馆的时间在1852年，显然，那时的上海正处于它的暗锡岁月，在上海广大农村中，用较为低级的金属锡或铜做的器具可以说是比比皆是。那年，好大喜功的巴富尔先生已经离开上海，英帝国外交部对他有些感冒，尽管他完成了上海开埠。那年，阿礼国先生一屁股坐在巴富尔曾经坐过的领事圈椅上，随后，用稳定的节奏转换着的是时光年轮，18年倏尔过去，从罗伯逊到温思达，他们全在英帝国领事总馆里担任过领事，其中温思达担任领事的时候，由于不慎，一场冲天而起的大火在1870年将海塞林顿设计的第一个英帝国领事总馆毁于一旦，让领事大人温思达好不伤心。

三年后，1873年，温思达爵士悄然告退上海，麦华佗爵士正式登场，英帝国领事总馆再次重建，成就了让今日的我们依旧欣然入目的这个建筑面貌，建筑设计师为英国人罗斯曼与伯依斯。

英帝国驻上海新领事总馆占地面积先为126亩，以后缩减到58亩。建筑的整体外形具有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屋面为四坡式，使用中国蝴蝶瓦，整个建筑平面近似正方形。建筑的底层有五孔券廊，其内是大厅，两侧窗框为平券。整个建筑的造型和立面充分显示了大英帝国大殖民黄金时代时的特征，外廊式风格亦将东印度热带生活的经验直接地引用到了亚热带上海。

步入其中，可以深刻地感觉到权力空间的那些特征：无论是大厅还是楼梯，无论是二层走道还是每间屋子，格局大气、气度不凡，据此完全可以想象麦华佗先生在此空间里走动时的那份盛气凌人。

英帝国领事总馆门前，还有一大片绿意浓郁的草地，顺便说一下，它是外滩区域内唯一一幢拥有大片花园绿地的建筑，若以今日眼光看来，历史感扑面而来：一棵广玉兰，几经雷劈，树干已然烧焦并掏空，但在钢筋支撑下，十分顽强地开放着一片洁白花儿。这棵广玉兰已有200年树龄。此树，当年先由慈禧老太送给了大清国的四大名臣之一的李鸿章，李大人又转送给英帝国领事，所以称作慈禧树。

再说外白渡桥的桥堍之北，1934年，一幢仿佛高不可攀的大厦耸立在了上海蓝空下，它俯视着外白渡桥，也俯视着波光粼粼的苏州河，它便是百老汇大厦。

百老汇大厦造价高达白银500万两，一个让人惊叹不已的数字；大厦的建筑设计师叫弗雷泽，他应该属于公和洋行一员，历史没有给他留下更多东西供你我回忆和追述，设计线路走的是其时风生水起的Art Deco。

就不说Art Deco是如何地从法国前卫艺术家的念想中先抵达美国，又流传上海，最后让这两座伟大的城市成为Art Deco摇篮、温床的一路过程了，只需记住百老汇大厦的风格是Art Deco就可以了。

大厦的立面构图为中高两低的跌落式，从11层起逐层收缩；大厦所有顶部檐口均饰以几何形的连续装饰图案，这让大厦的轮廓线得到了丰富；大厦的外墙底层为暗绿色的高级花岗石，上部则为浅褐色的泰山面砖，那份有些黯淡的色调，在1934年，却堪称上海滩的顶尖时髦，不信，你可以去上海其他区域看看，拉斯洛·邬达克在国际饭店立面上玩得不也是这一手？

1934年诞生的百老汇大厦，有着经典的Art Deco风格

百老汇大厦与外白渡桥，构成了上海最经典的地标

高达77米的百老汇大厦一开始并不设计做酒店，在业主心里，它应该是上海滩上最高级的公寓楼，没有之一。也因此，设计师在百老汇大厦里安放了供单身人士居住的公寓房99间。当年，叙事者指的是1934年之后的那些年份，入住百老汇大厦的几乎都是西方人士，那些为上海由暗锡岁月过渡到白银时代作出贡献的高级白领或金领。

直到1937年8月13日，上海打响了“淞沪之战”。8月17日中午11点，日本军人蝗虫般蜂拥而入百老汇大厦，他们大声呵斥、命令着非日本居民从百老汇大厦中全部撤出，随后在77米高的大厦顶部升起了一面日本国旗，炫耀着帝国武力对它现在越来越不屑的白色人种的深度鄙视。

半年后，1938年4月，一个让上海十分悲哀的春天，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路过上海，特意在百老汇大厦前作了一个停留。历史真实地记录了他遥望上海第二高度大厦顶部那面飘扬着的日本国旗的这一情景，他若有所思，他在想些什么？是想着日俄战争中东乡平八郎大将将俄国海军中将罗泽德斯特凡斯基的第二太平洋舰队一举击沉于太平洋海面，还是策划着他对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那次毁灭性打击？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自己会坠落在所罗门群岛上，也不会想到日本帝国这面旗帜最终灰飞烟灭的那一幕。

1945年秋季，南京国民政府重新接管上海，工部局将百老汇大厦的部分租给外国记者，其中大厦靠近顶层四个楼面做了“外国记者俱乐部”，对此，美国记者约翰·罗宾逊称其为“亚洲最好的记者俱乐部”，他们是“从头到脚都被仆人伺候着”。

大厦更多的地方划归美军所用。一楼至五楼入住有美军在华军事援助集团的400名官兵。曾经在百老汇大厦内住过一阵子的美国战斗机飞行员比尔·邓回忆道，“刚刚进驻时候，大厦房间里没有一张床，因为日本人习惯的是睡垫子。我们赶紧联系酒店经理，一个白俄罗斯移民，他叫来了一大批中国人，为美军一一地布置好了床。”

1949年4月30日，当陈毅的部队已经由多个方向进入上海，汤恩伯的残余部队还一一地占领着苏州河沿岸制高点，仅百老汇大厦中便有千余名国民党军人，他们埋伏在大厦各层妄图作最后抵抗，以阻止陈毅的军队通过外白渡桥。

当时，约有200多个外国人被困楼内，美国人彼得·唐森德回忆道：“当你把头刚刚伸出阳台栏杆的时候，一颗子弹便从你的头上呼啸而过，这让你以最快的速度缩回脑袋，赶紧将双手抱膝，乖乖地缩成了一团。”唐森德还回忆道：百老汇大厦里不断有国民党军人上吊自杀。

1949年5月28日，百老汇大厦被陈毅军队占领后的第二天，上海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到了1951年，上海市市长陈毅将百老汇大厦更名为“上海大厦”，他同时入住其中的1119房，那个时候，上海已经告别她的白银时代，即将进入的是历史中的又一个驿站。

也许有必要穿越白银时代而来到后来的岁月，那是1967年1月的一个极其寒冷的中午。

“文革”的激流，正从城市四周呼啸而过，也漫过了苏州河的河面。风从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汹涌扑来，江水、河水全都在零下5摄氏度的气温中瑟瑟颤抖，但一路吵吵嚷嚷而来的男男女女对此毫无感觉，他们呼喊着口号，扛着数不胜数的红旗，激动万分、摩肩接踵地翻越着外白渡桥桥面，“革命”所激发的狂热让他们全然忘却了1967年的严寒。

那时那刻，12岁的叙事者却深切地感觉到了这个尖锐的冬季，很盲目地一路尾随着游行队伍来到外白渡桥后，叙事者的亢奋终于在严寒打压下而蓦然消退，身子在寒风中颤抖不止，同时，上海大厦犹如巨兽般出现在叙事者的眼前。接着，叙事者看到了大厦顶层有人影晃动，紧接着，传单雪片般飞撒而下，成人们爆发出欢乐、激越的呐喊，他们从叙事者身边奔跑而去，无数双手正伸向空中，争抢着在寒风中飘忽不停的传单，叙事者也伸出双手，试图抓住那张张缓缓降落的传单……

少年王唯铭是否抓住传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上海大厦不动声色地俯视着这一切：1967年1月在外白渡桥的周边因疯狂激情而陷于混乱的这上海一幕。

俯视，可以一目了然折弯的苏州河，以及种种上海地标

俯视，当年邬达克曾经走入的俄罗斯领事馆

随后过去了多少年，时针定格在2011年8月18日的下午，叙事者从1967年1月跳跃而来，叙事者站在上海大厦18楼的阳台俯视眺望，视野是如此开阔，让叙事者产生了飞翔而去的那层意思。

天色有点阴沉，然七月以来的酷热却消减了不少。看到叙事者和摄影记者施培琦拿出了相机，上海大厦公关部主任陆旖一语双关地说道，倘若不是采访，站在这个位置上拿出专业相机，你必须付给上海大厦两万元人民币。

这里确实可以眺望到上海阔大的气象：当年的公家花园全然不是19世纪后期的模样，是好、是坏历史自有自己评说；俄罗斯领事馆的三色旗正在楼下飘扬，那幢建筑也是老上海的一部分；苏州河水此刻波澜不惊，如此平静其实暗藏着上海往事的别种注解；最关键的是，铅灰色天空下，外白渡桥正矜持地跨越着苏州河的两岸，它那钢结构的桥身上纵横交错的线条，正显示着节奏的美感、韵律的诗意。

第三节　四川路桥，桥两边都有上海故事

1924年有了四川路桥，也有了邮政大楼。

可以充分想象这是1924年深秋的一个下午。

雨突然地下了起来。

站在邮政大楼的台阶上看着四川路桥四周情形，耳边传来阵阵不息的“噼啪”之声，那是骤雨击打地面后发出的声响，随后，人们在桥上快速地奔跑，还有车子，奥斯汀吧？是哈同的？虞洽卿的？或马立斯的？嘉道理的？它们焦灼不安地在桥面上穿越着雨幕。倘若你站在邮政大楼的屋顶放眼眺望，雨点也许还凌乱地舔着你的脸庞，但雨势显然收拢了不少，天色灰暗，整个苍穹似乎被一层薄纱笼罩着，河与江交汇方向的所有建筑因此显得影影绰绰，而当你将目光投注在楼下的苏州河，你会目睹闪烁着微光的河面正激荡不已，桥，则很镇定地跨越在激荡的河面上，四川路桥，是的，上海白银时代的又一座桥，若从苏州河口算起，逆流而上的第三座桥。

1924年，四川路桥两边景色让人很难追忆起当年这里曾是一个叫“二坝郎”的渡口。

当年没桥，没有木桥，更没有水泥桥和钢铁桥。

大清国光绪四年，1878年，这里一片荒野，只是，荒野中自有“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审美意境。

那年后，工部局拨银2000余两，在这个地方建造起了一座宽为12英尺的木桥，木桥大名里摆渡桥，之所以用一个“里”字，君不见，它的下游，有着白渡桥，即乍浦路桥，也叫头摆渡桥，而头摆渡桥的下游，则有着韦尔斯大桥。里摆渡桥到白渡桥，白渡桥又到外白兰渡桥，苏州河短短一小段，三座木大桥已然应运而生，由此可以想见19世纪下半期的上海，对两岸沟通显得多么迫切和焦灼。

木质的里摆渡桥到了民国十年，也就是1921年一拆了之，一年后，三孔钢筋混凝土桥跨越了苏州河的两岸，因桥的北堍其时正在建造上海邮政大楼，这桥随后便被称为邮政局桥，1943年，上海早已结束了孤岛状态，彻底沦陷于日军，这座桥正式定名为四川路桥。

现在，让叙事者说说四川路桥桥堍上的这幢建筑，一幢会让你屏住呼吸打量它的建筑：上海邮政大楼。

大楼有着上海建筑中少有的雄伟境界。

这雄伟先是体现在整个大楼似乎以扇形方式向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方向展开着（而其实，它的平面呈现的是U形）；又体现在高高地耸立在上海天空下的那个欧洲中世纪后产生的巴洛克风格的塔楼；再体现在通贯三层的科林斯柱子上，它们正富有节奏地一路排列而去，巨大的柱身体现出来的那种庄严，是将很遥远的古希腊文明强硬地传播到了远东，让上海文化具备了多元性。

有雄伟还有奇诡。

邮政大楼的巴洛克钟楼，位于四川北路北苏州路转角，面对苏州河与黄浦江的汇合处。

钟楼高达13米，13米钟楼上又建有17米的塔楼，两者相加为30米。站在钟楼基座上，抬头望去，只见高处有两组雕像：一组三人，手拿火车头、轮船铁锚和通讯电缆，寓意的是中国必须发展交通和邮政；另一组也是三人，中间为水星，左右两个为爱神，象征着邮政事业为人类沟通着情感。

如此两组有意味的雕像，造型奇诡让人叹为观止，但最为奇诡的是发生在两组雕像身上的那段传奇。

时间必须穿越回20世纪60年代，一场恐怖的风暴正席卷中国大地，邮政大楼自然也不能幸免，巴洛克钟楼本已相当暧昧，更不要说钟楼基座上那六个集“封、资、修”大成的人像了，充满了非无产阶级的邪恶情趣，此时不砸，更待何时？

就在这个关节点上，有个美术学校的学生，不知是即将毕业还是正在就读，获知邮政大楼上的六个人像即将被毁，但显而易见的是他对艺术、对美的那份热爱压倒了“对革命的崇敬”和“对不革命的恐惧”，在某一个我们不知的夜晚，大概很月黑风高，独自攀上钟楼，用石膏将六个人像全都翻了模子，并偷偷地藏在了自己的暗室中。当那六个产生在思金生时代的“封、资、修”人像全都毁去，没有一个在场者会想到，六个人像的石膏模子正在某暗室中秘而不宣地等待着光明的再次降临。后来，六个人像石膏模子果然再见了天光，不过，当人们站在2015年的邮政大楼面前仰望头上那两组雕像，又有多少人知道它们都是那个美术学校的学生大悲悯的结果？问题是历史并没有确切地记下这个学生的名字，问题同样还有，既然不知道这个学生姓甚名谁，那么有关这段上海轶事会不会只是上海的一个美好编造？说明的是生活中的又一种奇诡？

步入邮政大楼高大而又厚重的木门，瞬间产生的审美却是真实而不虚幻的：先有盘旋而去的大理石楼梯，楼梯扶手下镶嵌着金黄色的Art Deco风格般的图案，接着可见大堂墙角处粉红与湖蓝相间的山花，所有这些都显示着老欧洲的精湛风格，及至步入被称作“远东第一邮政大厅”的营业大厅时，审美有真正的窒息。

进入眼帘的先是大理石柜台，继而古铜色栅栏，如此宏阔设置，在上海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地坪上全是向四处铺展而去的马赛克，上面精心拼接的图案同样炫人眼目。大厅中的根根柱子，也有建筑设计师思金生先生的思路：端庄中蕴含优雅。这就如同栅栏上尽管直线条反复运用显得繁多，但这也是思金生美学思想的局部体现。

上海邮政大楼开工于1922年，竣工于1924年，对租界上海来说，这应该是个最好年头。

巴洛克的塔楼以及那些雕像，都是上海传奇之一

如此壮丽的古典风格是邮务长希乐思最乐意见到的

刚才已经说了，大楼的建筑设计师是在上海颇有名声的英国人思金生，在上海史留下的名声，思金生虽不及邬达克与威尔逊，但他开出的建筑事务所，论实绩是丝毫不亚于新瑞和、马海、马礼逊等洋行的。

大楼承建者为余洪记营造厂。

建筑平面呈U形，主楼高达49.5米。当它在四川路桥的桥堍下耸立而起，那时租界上海，既没有邬达克设计的国际饭店，也没有弗雷泽设计的上海大厦，1924年，50来米高的邮政大楼，应该算作白银时代的一个说明了吧？

接着要说说这幢大楼为何而起。

1896年3月20日，光绪皇帝在议办邮政的奏折上作了一个朱批：议依。中国邮政历史由此开始了它的篇章。

赫德，这个深受大清国信任，后成为太子少保的男人，在写给伦敦金登干的信中压抑不住自己的喜悦，“经过三十年的讨论和二十年的试行，最后，在我任内，邮政将成事实。”信中他又如此说道，“谕旨已颁下，将扩充海关邮政部门，建立大清邮政局，请赫德任总税务司兼总邮政司，请公布此讯。”

金登干不敢怠慢，在1896年3月28日的《泰晤士报》上以《中国邮政改革》为题，向国际社会发布了这个信息。

信息确实重要，说明的东西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大清国，或者说比大清国概念更大一点的中国，将自己的脚步再一次地踏进了现代社会。而其实，当“五口通商”成为一个历史事实后，在中国土地上，西方人自己开办的客邮，已经将中国原有的“驿邮”给破坏了。1878年，由李鸿章掌控的总理衙门，慧眼独具，让赫德领导的中国海关试办邮政，开始收寄中外公众邮件，一个历史细节发生在1878年7月，中国历史上第一套邮票之“大龙邮票”由天津海关邮局发行。

1896年大清国的光绪帝在一番深思熟虑后终于痛下开办大清邮政决心，让赫德仿照英国成规开办大清邮政，新邮票来不及开印，便用大清朝红色印花税票加盖银元单位充作邮票应急。蟠龙邮票的推出，不仅说明现代意义的邮政在中国土地上终于上路，也说明早至唐王朝时的中国传统邮政驿站制度宣告彻底瓦解。

1793年10月来到中国的大英帝国使者马戛尔尼爵士当时就注意到，在中国宫殿里，手拿各种信件的差役正进进出出，而从广州到北京将近2700公里路途，往来函件只需10天，这个速度让他惊诧不已。马戛尔尼后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中国土地上存在着千余年的邮政驿站制度，它们有着出现早、速度快以及一整套成熟制度这样三大特征，这不由得让爵士先生佩服不已。只是，马戛尔尼佩服或惊叹的东西有点一成不变，1896年9月13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一篇《大清国邮政专述》特稿，十分尖锐地指出，“此时此刻距离马戛尔尼访华快100年了（其实已过了100年），西方国家早已进入了机械化的邮政时代，但大清国仍然还是靠着快马送递。尽管已经允许商人和普通人通过这项服务寄送信件和包裹，但由于把政府公文、国外使节、商号与买办等列为第一等级服务对象，民众几乎很少能享受到这一服务，且仍然习惯于通过民间信差和过往船只传递家书和财物”，记者为此得出一个悲哀的结论：大清国邮政与一百年前马戛尔尼看到的，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记者也许想到也许没有想到马戛尔尼当时说的一段话，“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她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她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记者也许想到也许没有想到黑格尔的另外一个断言：中国是一个停滞的帝国，几千年没有变化，因而注定将被淘汰。

租界上海，是对马戛尔尼或黑格尔等人的断言作出否定的极少数几个中国区域之一，当然，能够否定还是有赖于西方新文明的提前导入。

1861年，英国人最早在上海设立了邮局，这便是所谓的客邮开始。

1863年6月，对未来上海有着宏大想象的工部局，将邮政局的亚种书信馆，设在江苏路（今日四川中路）上。

在民族主义的视角上，1876年上海成立的文报局，有着足够多的意义，尽管它于民国初被裁撤。

1878年，上海华洋书信馆成立，成为江海关书信馆的民间代办机构，到1882年也被关闭。

故事其实应该从大清国开始说起

这便是当年号称的“远东第一邮政大厅”

到了大清国一号人物光绪帝在奏折上朱批后，1897年，大清邮政局便接管了上海工部局书信馆，民族主义邮政事业就此正式推进，自此以后，在中国各地，出现了数不胜数的邮筒，邮筒上都会盘踞着一条象征着大清国的蟠龙，还凸出着“大清邮政”这四个字样。

1911年10月，武昌城内外，新军们枪管中喷发的火焰划亮了黑沉沉的中国天空，随着大清国最后一个皇帝退位，邮政业务进入民国时期，这时，上海加快了进入白银时代的步伐，各行各业都显示出勃勃生气，原先设在北京路的邮政局不敷使用，其时中国政府，更多可能是孙中山的南京政府而不是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决定在上海兴建一座新的邮政大楼，明里为不断勃兴的邮政事业，暗里分明埋伏着民族主义高涨下的亢奋心理：邮政本是国家机器之一，岂容西方人在那个地方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接着发生的事情颇为有趣：中国政府与两任上海邮务管理局邮务长（也就是局长）在选址问题上发生了冲突。两任邮务长都是英国人，一个叫里奇，另一个叫史密斯，矛盾的焦点是新大楼究竟造在华界还是租界？由于两任邮务长坚决主张将新大楼造在租界内，致使整个建造计划不得不搁置一边。

到了1920年，北方的袁世凯已于四年前一命呜呼，偌大北方正陷于争权夺利的大混乱中，尽管理论上直系军阀的北洋政府统治着中国，其实谁也不买谁的账；南方同样混乱不堪，孙中山先生一时还找不到方向，尽管，他曾经就任过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但这时的租界上海，却有毫无疑问的美好感觉，仅工业，每年递进便是百分之十五，不可思议的速度。

上海邮务管理局，那时来了新主人，上任伊始，便积极主张建造邮政新大楼，但同时，相比里奇与史密斯，选址上的强硬有过之而无不及，执意要将邮政新大楼建于公共租界内，并提出两点不易被中国政府驳倒的理由，其一，“公共租界”的地价相对便宜，其二，所选新址，即四川路桥的桥堍下，距离邮政总局租用的码头以及出入江苏、浙江上海邻近省份的火车站（老北站）都比较近，最终，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希乐思的观点。1922年2月，上海邮务管理局购得四川路桥北堍9.727亩土地，又拆除旧石库门集美里，于同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两年后的11月，新大楼竣工，随后，上海邮务管理局由北京路迁入北苏州河边这幢壮丽的大厦中。

而在大楼诞生前的1911年底，上海邮务管理局已经向英国方面订购了蓝苓脚踏车100辆，每辆价格60个银元。现在，你可以作如此真实想象：90年前，1924年的那些个上海早晨，身着邮政制服的邮递员，先在邮政大楼中厅集合，随后将不同邮件一一装上自行车网兜，又随后，迎着清晨凉风，骑着自行车向城市四方而去，在他们的网兜中，装着这座城市的情感与问候，也装有这座城市的阴谋与诡计。

就此可以结束四川路桥与桥堍一边的上海邮政大楼的叙述，但倘若你现在就站在四川路桥的中央，那么，将会轻而易举地看到一座无论结构还是造型都与四川路桥那么相似的桥梁，它就是乍浦路桥；倘若你再回首西望，河面浑黄，却十分清晰地倒映着世贸艾美的庞大身影，倘若你具有足够想象力，那么，视线中也会出现一座桥梁，是当年江西路上的自来水桥。

接着说说这两座桥吧，乍浦路桥与江西路桥。

无需站在上海大厦18楼阳台向右眺望，你便会知道苏州河的河道从乍浦路桥起有个近45度的转弯，这段弯曲的河道上有着两座桥，前面一座乍浦路桥，后面一座则是刚刚结束叙述的四川路桥。

1843年，上海开埠，开埠之际，这里没有桥梁，只有一个渡口。

随后，美国圣公会文惠廉主教来到上海，他在为上帝努力工作的同时，不忘上帝让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便是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文牧师因此在这个渡口之西，花了银子（多少不太清楚）造了一座浮桥，以利河两岸百姓出行。

1873年，那正是工部局敦促“苏州河桥梁公司”将韦尔斯木桥赶紧拆除之际，这里的浮桥改作了木桥，这座木桥，走在上面的西方人称其为蓬恩桥，也即文惠廉牧师之桥，华人叫它头摆渡桥，或白渡桥，想来走过此桥的人们，无论东西方，都不必掏出铜板，哪怕一枚。为区别以后的外白渡桥，这座桥经常又被叫做二白渡桥。

1927年，全钢结构的外白渡桥建成10年后，这座木桥也终于咸鱼翻身，一气拆除，换上而今的钢筋混凝土桥，并以乍浦路命名此桥。

乍浦路桥长为72米，宽为17米，桥下三孔，中间一孔，通航净宽度为35米，除了大潮汐，其他时间驳船都能在桥下航行。

俯瞰自来水桥，其北是四川路桥

1928年，倘若你站在乍浦路桥的北侧向南眺望，一幢富有特色的建筑便会向你扑面而来：米黄色泽，造型如同一个圆被切割了一半；房顶上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极一时的塔楼，让你意会如梦如幻的美好岁月。

这幢大楼，便是光陆大戏院，它是乍浦路桥桥堍两边唯一具有地标意义的建筑。

大楼落成于此桥建成后的一年，也就是1928年2月25日，有家大戏院在大楼中，大戏院叫光陆大戏院。

投资发生在1925年，投资方是拥有英方背景的斯文洋行，设计师由当时在上海滩也颇有名声的匈牙利建筑师鸿达担纲，他将大楼平面设计成一个扇形，底层西面为光陆大戏院，其余为公寓和办公楼，楼顶上的塔楼造型是带上折中主义色彩的Art Deco。

对上海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大楼西面的光陆大戏院。

1928年，生活在上海公共租界中的英国侨民感觉生活还必须更加丰富多彩一点，也就是说，生活中不能只是跑马，也不能只是华尔兹，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一些对精神生活有着更高要求的侨民，集合在一起，先是成立了一个“爱美者剧社”，以满足自己对“戏剧人生”的需要。某日，剧社房子不慎着火，爱美者的其中一部分人生一时没了方向，于是，费了一番周折，找到斯文洋行，双方一拍即合，乍浦路桥的桥堍下，因此有了这幢大楼和大楼下的这个光陆大戏院。

大戏院分上下两层，共有900只座位，两侧还设有包厢专座，装饰豪华，顶部及墙的四周都有浮雕图案，大戏院里还有舞厅和酒吧。

光陆大戏院主要放映英美电影并演出西洋歌剧，白银时代的上海，光陆大戏院与国泰、大光明、大上海、夏令佩克、奥提翁等影院处在同一档子，属于头轮电影院。若单论票价，又是它最高，别家大戏院花上六角就能看到的好莱坞电影，在这里则要花上一块大洋。

落成当日，光陆大戏院推出了欧洲电影《采蝶浪花》作为首映，可以想见，当衣着摩登、举止时尚的上海中西男女，抹了香水或喷了花露水，神态或轩昂或袅娜地来到这里，在门口侍应生的招呼下，进入古铜色的旋转门又踱进前厅，他们无需抬头仰望，便可以感觉到头上有斑斓的穹顶，房子四周的图案栩栩如生地表现着1928年的上海趣味与上海意境，心里不由得学元代小说中的说法，叫上一声：“端的十分了得！”

乍浦路桥桥堍另外一端，一路直穿天潼路、武昌路、塘沽路、昆山路、百官街、武进路，这条条小马路大部分都是开埠后所建，因地名也大多出自长江三角洲，故有一些老上海人会感觉“有一种时时在长江三角洲穿越的亲切感”。

如要细细说来，乍浦路这一路上的地标建筑还真是不少，譬如上海第一家发电厂的英商电光公司，又譬如中国第一家电影院的虹口大戏院，再譬如中国第一所美术专科学校，以及日本佛教在上海最早开办的分院“西本愿寺”。

适当地穿越一下也许是必要的。

是2011年8月的一个下午。颇费周折后，叙事者登上了光陆大戏院的九楼房顶。

那一刻，苏州河下游的第二桥以另外一种形象向叙事者展开，高空中，可以看到桥面上有车子驶去，有男女走动。

在楼顶上将视线向西投去，可以看到苏州河上第三桥之四川路桥，还可以看到桥边那幢非凡的邮政大楼，此刻，它正将自己庞大的身影投放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景象诱人。当目光投向更远处时，可以看到那幢在上海史上留下它光荣名字的大楼——河滨大楼，大楼下，有着苏州河下游的第四座桥，河南路桥。那刻，并非想象，在四川路桥与河南路桥之间，蓦然出现了一座桥，那就是江西路桥，也叫做自来水桥，这桥在今日上海鲜为人知了，但它曾经存在过，曾经。

说到江西路桥，必须说说那条马路：江西路。

这条马路不长，也就1285米，一公里多一点。

这马路开筑于咸丰五年，也就是1855年，是上海开埠后的第十二年。

开筑江西路很明显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当年沿外滩而建的洋行，无论怡和还是宝顺，抑或旗昌、麟瑞，要在江边连接码头的纤道上铺起碎石使之成为能通马车的马路，这是大班们最初的愿望。江西路便得以在这样的愿望中生成。叙事者曾经说过，因了这条马路上有过一座小教堂，马路因此又被称作教会路，或教堂街。直到大清国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工部局接受了麦华佗的建议，为上海马路重新命名，教堂街便被正式叫做江西路，一直叫到叙事者王唯铭书写《苏州河，黎明来敲门》的2015年。

百多年来，这条马路上故事多多，细说是另外一本书的内容，这里稍微提及这么两点：

其一，江西路是上海钱庄的根据地。

上海钱庄业发轫于大清国乾隆年间，最初业务也只是银钱的汇划和兑换，要到后来，方有存款、放款业务的发展。

早期钱庄全都设在老城中，那十扇城门拱卫的南市，豫园内院曾经就是钱业公所的旧址。随着工部局上海的产生并发展，钱庄便逐步北移租界，有意无意地，江西路就成了中国钱庄驻扎的大本营，故而，江西路又叫做钱庄街。

其二，便是江西路水塔。

1863年，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西方男女们的饮水无不取自苏州河或黄浦江，清洁水质的方法有许多种，但常常还是免不了消化道方面的疾病，为此，侨民们呼吁工部局尽快有改善水质的举动。

1883年，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在公共租界最东头杨树浦建造了现代化程度很高的自来水厂，解决了侨民的用水问题。与此同时，自来水公司还在江西路与香港路口，建造起一座高达31米、容量682立方米的水塔，并将供水管道由苏州河上穿越而过，让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地区也能够获得由杨树浦一路而来的清凉、洁净的自来水，它因此成为19世纪80年代上海最大规模的一项市政工程。

所谓的江西路自来水桥，指的是供行人来回的那座木桥，还指的是在它一边，那一根根粗大的跨河而去的供应自来水的管道。自来水桥因此不是一个虚拟的比喻，尽管双脚洗净了的上海新市民是非常善于使用比喻的。

第四节　老闸桥边上看得到会审公廨的屋顶

告别二摆渡桥，也即邮政局桥，或四川路桥，也告别邮政路桥左右两边的桥，头摆渡的乍浦路桥，穿越着粗大的自来水管的自来水桥，也叫江西路桥，理论上，沿苏州河上溯而去的便是河南路桥，也叫三摆渡桥，或叫铁大桥，或叫天妃宫桥。细心的读者应该在本书第三章中已经知晓，此桥延伸处便是那条吴淞铁路，进入上海史的一条交通干线，尽管短命，依然无出其右；细心的读者也应该知道了上海火轮房便在这河南路桥的桥堍下，只不过，那时还没有河南路桥，上海火轮房又随着吴淞铁路的过早夭折也一起烟消云散。那么，现在这座桥以及桥边上还有什么故事可以叙述？故事当然有，是河滨大楼一个充满了人性和光荣的故事，不过，鉴于叙事者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作个详尽叙述，此刻，且让我们跳过三摆渡的河南路桥，再去看看苏州河上还有哪些引人入胜之桥？

桥当然是有的，它们便是山西路桥、福建路桥和浙江路桥，且让我们逐一说来。

山西路桥，那又是怎样一座桥？

答案有些不幸，我们对山西路桥的了解有些模糊不清，只知道这样一些事实：它建成于20世纪30年代，建造者当仁不让是工部局，还可以肯定一点，山西路桥出现时，上海的白银时代进入鼎盛期。

木结构的山西路桥与外白渡桥截然不同，也不同于乍浦路桥、四川路桥以及我还没有说开来的河南路桥，用木头而不是钢筋混凝土更不是钢桁架来架设此桥，是工部局感觉到苏州河的这一段实在没有多少重要，一座木桥足以打发了吗？叙事者可以作如此推理，却无权作如此定论。我们还知道的是，这座木桥有六个桥孔，从审美意义上说，它是否更美了一点？

总而言之，山西路木桥将山西南路与山西北路连接了起来，这个非常好，此外，这座木桥还有一个别名，叫盆汤弄桥，这便引出了上海史上的一段有趣往事。

可以确定：当工部局还没有计划将山西路木桥搬到设计图上时，盆汤弄便已存在。

同样可以确定：盆汤弄更多指代的不是如同斯文里那样的一个里弄群落，它指代的是集合了许多店面的一条街道。

这个名字，据说产生于1864年，年代真的是好久好久了，现在，先要来说说何谓“盆汤”。

盆汤，即浴室，在老上海的嘴巴里，就是混堂。所谓的洗澡，就是去混堂汏浴。

1864年，在山西南路一带，先有混堂不声不响开出。随后，东施效颦，一些混堂也紧紧跟上地络绎开出。又随后，这里便成了一条混堂大街，上海混堂的发源之地、盆汤弄称谓的口口相传，大致便出现在这个时期。

那么，混堂又是怎么一回事情？它发端于何时？内容又有哪些？

先说历史。

大致应该是在明代，吴地便有不少浴室，它们“前池后釜，中间有砖墙隔开，池底有管道与釜相通，釜下燃火烧热水与池中冷水不断交流混合，逐渐增温，成为浴汤，名曰混堂”。

混堂混堂，原来是由于池中冷水与热水不断混合后才被聪明人叫出来的，那是明代事情。

晚清又是如何一个景象？

据考证，晚清时期上海混堂一般来说，宽为五六尺，长为八九尺，深为三尺，“以锅烧汤，水热后用木桶倒水入池，可容十余人同浴”，这时，已不是“前池后釜”的格局，因冷热水交流而人生快活的这种生动景象已然不见，但既然名字已经叫出，要改也难，再说“十余人同浴”，再清的水也要发混，这个混堂称呼一路叫下来倒也不错。

晚清期间，有好事文人叫葛元煦，在1887年写作并出版了《沪游杂记》四卷，里面相当详尽记录了公共租界的盆汤空间，此君老到且津津有味地说道，“以盆汤弄之畅园、紫来街之亦园为最久，星园继之，官座陈设华丽，桌椅皆红木嵌湖石，近增春园、怡园密房曲室，幽雅宜人，堂内兼有剃发、剔脚等人”，他还不忘将每次混堂快活的费用一一写下，是官盆每浴70文，客盆35文，文好解释，也就是铜板而已，小半个龙洋都不到。比较有趣的是，此君最后下了这么一个结论：此处五浊世界，不可藉以湔洗也。也就是说，混堂过于肮脏龌龊，不过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处，怎么可能将君子的肉身洗干净呢？更不要说，洗后有一个德行高尚的灵魂了。

不过，这只是葛元煦的理解，既然混堂，又怎么以“五浊世界”形容之？不得不说此君有好龙叶公之脾性。对上海新市民来说，无论是平头还是巨贾，他们都十分乐意去混堂爽上一把，而且，混堂的水越混，某种意义上，这一把“水包皮”便来得越爽！要知道，一池之水，从早到晚全不更换，虽然池水不免浑浊乃至浮腻之物漂浮其间，但阵阵热气仿佛烟雾般缭绕肉身先就快意，接着，待池水将肉身泡得十二分烂熟，叫上一个擦背师傅，让师傅拿一根沾了水的干丝瓜瓤，不慌不忙地擦着裸身，直到“老泥”纷纷擦出，如此享受，又岂是惬意可以形容？更不用说，从大池间走出，对着面盆或莲蓬头，将身子彻底冲个干净，换上木屐，俗称木拖鞋，先接过混堂师傅迎面飞抛而来的热毛巾，擦干身体，裹住一大块或许脏兮兮的浴巾，往浴室长榻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又不知自己身在桃花源中何处，如此感觉，葛元煦怎么能够明白？

晚清上海，市民已有沐浴、剃头以迎接新春的习俗，也因此，每年腊月二十至除夕，是上海混堂的大发之际。不仅如此，因受面馆吃头汤面的启发，老浴客还喜欢赶洗头汤浴，为此，有人买通混堂师傅，从后门进入，抢在浴室正式营业前，先跳入大池中清清爽爽地洗上一把，从这个视角来看，混堂中池水清澈与浑浊毕竟还是有点区分和讲究。

工部局曾在“盆汤弄桥”桥头上钉上了禁止重车通行的告示牌

看到这座一跨过河的铁桥谁会想到“盆汤弄桥”这个概念？

说到这里，必须对晚清出名的混堂作个大致概括。

苏州河六孔木桥桥堍下的盆汤弄，毫无疑问是头牌，随后有青浦混堂浜，七宝浴堂街，曹家渡混堂弄，南市清水盆汤，所谓的清水盆汤，乃是混堂与茶馆或老虎灶头开在一起，浴客多为黄包车夫或码头工人，每人一盆热水，扯一块大布遮蔽，十分简陋，这种汏浴方式，与混堂已毫不相干了，因了没有混堂中的种种享受，便品不出混堂中的种种意味。

晚清结束，民国开始，西化浴室也一一开出，有所谓的芬兰浴和土耳其浴，招牌上写的文字，不免有许多挑逗意思，有不少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色情场所。

上海首家女子浴室开设在1926年，叫龙泉家庭女子浴室。有意思的是，前去洗浴的竟然多数为风月场中的女人，四马路惠乐里的明娼暗妓是其中一拨。

1946年，上海各种混堂已有140余家，它们中最为著名的是天津路的浴德池、石门二路的卡德池、普安路的日新池、淮海东路的逍遥池，以及北京西路与新闸路口的大观园。

相当年，小浜湾进贤路上西泉浴室设有一清一浊两个大池，大池一边亦有一个分隔小池，你可以叫头池，也可以叫焦池，无论怎样叫法，那池水之烫，让有脚气病的浴客，在此烫脚时直呼过瘾！

西泉浴室的堂口自然有常规的擦背、捶背、扦脚、敲脚、剃头、擦皮鞋等服务，一边还有人不时地会将托盘递上，托盘里放着的是生梨、青萝卜、青橄榄等小食，修脚师傅毫无例外地在一旁虎视眈眈，时刻准备着为老浴客施展挖、修、削等独门秘技，但西泉浴室最妙的是有这样一副木雕对联，上联为：进门皆是清洁客，下联为：出门并无龌龊人。没有横批，而且也不算什么惊世绝句，但工稳的对仗中，却亦将人生况味点出几许！

还是要回到山西路桥的桥堍边，还是要落定在盆汤弄那条大街上。晚清末期，因盆汤弄出名，致使六孔木桥也沾了许多光，有好事之徒在《申江杂咏百首》中如此吟咏盆汤弄：攒列蜂房气不寒，澡身争就此盘桓，是间容易蒙污垢，赖有香汤似浴兰。

但当上海进入她的白银时代，当六孔木桥在风吹雨打中逐渐腐朽，那盆汤弄其实也开始名不副实了，至少，从晚清以来的盛景是再不存在了。

就此告别山西路桥，或叫盆汤弄桥，叙事者继续说下去，说一说福建路桥。

福建路桥，又叫老闸桥，说起老闸，这又是上海史上一段不得不提的佳话。

历史可以追溯到明王朝隆庆三年，也就是1569年。其时，为了对付倭寇，上海县终于痛定思痛地高筑了城墙，小东门、大东门等六扇城门交通着城内与城外。其时，海瑞治理起了淤塞多年的吴淞江，又在后来的福建路桥的桥堍边，建起一条阻挡东海大潮的堤坝，堤坝功效究竟如何，历史自有评说，叙事者就不多讲了。

到大清国康熙十一年，也就是1672年，距离海瑞建坝差不多有一百年，这条堤坝上又建了一道三洞石闸，功能依然，还是为了阻挡由东海、由长江口来势汹汹的大潮，“老闸”一说便由此而来。

日移斗转，春去秋来，在自然的伟大节奏和社会的准伟大节奏中，老闸一边开始酝酿起一条商业街，它的具体方位落定在今日南沿吴淞江、北至天潼路、东依山西北路、西迄甘肃路这个区域，长度为500米的老闸街沿着今日福建路逐渐地铺展开去，时间一久，顿生气候，原先老闸街便发展成为老闸镇。

必须说明，大清国，老闸镇叫老闸市，老闸镇的叫法要轮到民国做庄。闸北一说也出于此，凡此闸、此街、此镇以北的区域通称为闸北。

桥是在老闸还只是叫市而不是叫镇的时候产生，时间是1864年，清清爽爽的一座木桥。

光绪十一年，也就是1885年，工部局将第一座木桥拆除，再建了一座七孔桥，也是木桥，取名老闸桥。

1946年，这座木桥因风吹雨打毁损严重，上海市政府遂再次拆除旧桥，重建了一座长度为61.6米的新桥，依然还是木结构，但名字是叫福建路桥了。

昔日福建路桥，长期习称为“老闸桥”

今日福建路桥也同样迥然有异于当年的老闸桥

这座木桥被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所取代，时间是在1968年了，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这里暂且不表。

老闸无论为街还是为镇，苏州河这个地方，其时已气象万千，端的热闹，不仅成为嘉定、太仓等地粮食、地货的集散之处，亦是无数大小商人的聚会之地。

想当年，这里店铺林立、百商云集，更兼大小客舍、酒肆的旗幡在道光皇帝大人统治的天空下猎猎生风地四处飘扬。无数个清晨或黄昏，留着长辫、戴着小帽、身着绫罗绸缎的士绅客商，在老闸镇上熙熙攘攘地来来往往，他们中特别有情趣和雅兴的，还常常前往老闸镇最大茶楼“玉茗楼”上，听一段说书，呷一口香茗，随后眯起眼睛打量着日光下的这条无尽流动的河流。

说到玉茗楼，那是老闸市最具本土风情的冶乐空间。

1886年，一个叫张金元的商人，在老闸桥桥堍东侧，即后来福建北路2号的楼上开设了一个书场兼作茶馆的休闲场所。

台上，有供说书人发挥的状元台、摆脚凳；台下，则放了不少八仙桌与板凳，有心人作过统计，此场子可容听客200个左右。听客们围桌而坐，可以听书，可以喝茶，而倘若对听书、喝茶都有所厌烦，就去了楼下混堂，在“水包皮”中作一番逍遥冶游。

生意火爆时，玉茗楼开出早、中、夜三个不同时段的书场，所聘皆为江浙沪名家。也因此，晚清那些日子里，倘若你来老闸市做生意、看货色或休闲冶游，又倘若你慕名或无意地走进这“春申第一楼”，想来你在目睹一楼的红漆雕花的木柱、闪着幽光的宫灯以及蒙着粉藕色锦缎的书台时，会在心里呐一声喊：“这玉茗楼还真的不是浪得虚名！”

雍正十三年，也就是1735年，在老闸西面三里外的金家湾，大清国上海地方政府又建一个水闸，为区别老闸，这个闸就叫“新闸”。

雍正之后的大清国嘉庆年间，一条吴淞江，端的是船来船往、热闹非凡，老闸就不说了，那新闸周边地区，先是有了码头，天长日久，也形成了一个相当热闹的集市，成为吴淞江下游的航运舶船地。当集市开始起来时，举凡铁铺、商肆全都一一铺展开来，而这个时候，新闸附近的吴淞江区域，大多还只是野气深重的旷野田地。

新闸也建起了一座桥，叫新闸桥，具体说起新闸桥将在以后的文字中，而此刻，你若由老闸桥上游向上游而去，你见到的不是新闸桥而是浙江路桥。

浙江路桥，处于福建路桥的上游，以苏州河发源地太湖瓜泾这一坐标点来说。这座桥，还有一个称谓相当难听，叫垃圾桥，是因为这座桥的一边，有工部局的垃圾码头，世界大都会的生活垃圾的一部分便是从这里向外运送，因此，这里的气味确实不那么好闻。但这座桥，从结构来说，却是整个苏州河上独一有二的，它的结构专业名称是“鱼腹式钢桁架结构桥梁”。

之前，大清国光绪六年，1880年，工部局已在这里建造过一座步行木桥，将苏州河南岸的浙江中路与苏州河北岸的浙江北路加以连通。

到光绪十三年，也就是1887年，也就七年光景，这座木桥很奇怪地提前毁损，于是工部局拆了旧桥，另建新桥，不过仍然是木结构。要到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工部局不计成本，毅然决然地再将旧木桥拆去，在苏州河上推出全钢结构的第二座桥，若再次使用桥梁专家们的专业术语，它的下部结构为：木桩基础重力式桥台。

这座桥还铺设了电车轨道，英商的5路无轨与6路有轨电车丁丁当当地翻越浙江路桥而去，形成了上海的一道都会风景，倘若读者还有记忆，后来，那是20世纪90年代，来自重庆的李亚力先生，每个工作日都会乘坐电车从此桥而过，他的神情时常是忧郁的，对这座城市和这条河，他都有些隔膜的感觉，陌生的感觉，唯有当他看到站在浙江路桥的栏杆上，以那么优美的姿势跳向苏州河去的人时，才会展露一下自己的笑颜。

到民国十三年，也就是1924年，桥面上的单轨改为双轨，同时，原先木板桥面也在这一年中改为水泥混凝土桥面，浙江路桥也进入了上海的白银时代。

若论桥堍两边于上海有意义的东西，那英商与华商的仓库，都是重点，但对叙事者来说，浙江路桥向北而去，在七浦路与浙江北路交界处的那个会审公廨，更值得向读者一说。

上海开埠，西方诸列强，注意，是诸列强，而不是所有西方国家，他们在中国获得了所谓的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是一种特权，而且，毫无疑问是一种不平等的特权，它的内涵是诸列强可以在租界内设立自己的领事法庭，可以对它自己国家的公民所犯的罪行进行审理，而所在国，也就是大清国官员却无权干涉。领事裁判权是对大清国或更广而言之的中国法权的挑战，甚至是践踏。当然，必须说明一点的是，其时，无论在英租界还是美租界，生活在租界内的中国人有违法或犯罪事实，审理人还是大清国上海知县或苏松太兵备道道台。

英商5路无轨与6路有轨电车丁丁当当地翻越浙江路桥而去

随后，便是我们已相当熟悉的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暴动。叙事者强调太平天国暴动而不是太平天国起义，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时就彻底堕落的情状让叙事者作出如此判断。

大批难民涌入租界，其中有后来在苏州河沿岸开出公和永缫丝厂的黄佐卿，也有后来成为中国首屈一指大实业家的荣家前辈。租界内人口剧增，华洋不仅不能分居，还杂居得一天世界，基于一些华人的低下素质，犯罪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如何审理租界内华人犯罪便成为迫在眉睫的一个重大问题。

解决方法先是这样：在公共租界内设立一个司法机关，叫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衙门中两个人权力最大，其一苏松太兵备道道台大人委派的官员，其二英国领事总馆的领事，他们一起审理在租界内的犯罪华人或这些人滋生的事件，时间应该在1865年。一段日子下来，工作方法必须调整，便根据苏松太兵备道道台与英美领事协商后订立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经北京总理衙门与列强在北京公使团的核准，公共租界内便有了会审公廨，时间应该在1869年。

自此以后，正式成立后的会审公廨地址几经变更，最初是在南京路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内，随后迁到南京路菜市街对面，这两个地方，严格来说与苏州河没有什么关系。光绪二十五年，也就是1899年，当它搬迁到浙江北路与七浦路口的那个地方，与苏州河不说亲密接触至少距离只有“二箭之地”了。自此以后，7000平方米面积、这幢风格有古典主义部分气息的建筑，在上海新市民口中，又被叫做“新衙门”。

苏州河边上的会审公廨，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和特殊区域中成立的一个特殊司法机关。

在西方人视角中，他们将这个司法机关的成立看做是对大清国法权的尊重。美国领事佑尼干是如此认识这个问题的：“清国人对事物的判断常常受到其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受到个性品格的局限。他们断案，不管是肯定或否定，通常都根据审案法官的感觉而定，并不重视证据或严密的逻辑推理……”

来自西方的男女们同样对大清国的法律十分不解，甚至反感，因为按照《大清律法》的判决，所有的处罚在他们的观念中不仅处罚过重，而且十分残酷。譬如所谓的“站笼处死”，是将一个罪犯关进立着的笼子中，让他的头伸出笼外，并卡在一个洞中。每天，从其站立的那堆石头中取走一块石头，直到其下沉身子的颈项被笼口彻底勒紧，最后窒息而死。他们自然更无法接受“凌迟”这样越加残酷的死刑，将犯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这样的残忍是西方现代文明无法接受并容忍的。

领事裁判权的拥有，使得生活在中国上海的西方人，无论其犯的是什么罪，都能够得到所在国领事的审判，他们是不可能被站笼更不可能被凌迟的。但对于生活在租界中的中国人呢？他们诉讼的权利又从哪里获得保护？之所以成立这个会审公廨，在西方人看来，乃是对生活在租界内的中国人施用混合司法管辖权，它的本质，不仅明智地认可对中国人的诉讼权，而且是对中国人作着另外一种意义的保护。

当然，这些都是西方人的视角和观点。

下面这些说法出自美国纽约时报《帝国的回忆——晚清中国观察记》，一个叫安德鲁的美国律师，在1906年9月的某天，他坐着马车，跨过苏州河上的浙江路桥，径直来到已遐迩闻名的会审公廨，他将自己的观察写在了纽约时报的版面上，当然，他用的也是西方文化的视角与观点：

这是1906年9月的一天，天气炎热。一位清国脚力费劲地牵引着马车，试图为我在法庭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出一条通道。这个法庭从建筑外观看并无特别之处，只是显得更乏味和单调些。

法庭（即会审公廨）书记员分别由一名英国人和一名清国人担任，他们坐在庭上相应的位置。芬顿先生和一名西洋巡捕也在庭上，他是一位标准的英国文官，负责监督法庭依照法定程序审办案件。正面条凳上，端坐着一名美籍督办斯蒂芬·巴戴先生（通常是英美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一名副领事）和一名清国法官。

会审公廨由两名清国法官轮流坐堂，地位相等，但年长者被尊称为法官，而年轻那位被称为助理法官（会审公廨的中方法官称“谳员”，助理法官称“襄谳员”）。今天出庭的主审法官是位年轻人，名叫孙乃洛。他给予我额外的殊荣，特别邀请我坐在他与巴戴先生的旁边。巴戴先生是会审公廨的洋人监审，汉语讲得十分流利。

除了上面提到的官员，法庭上其他人等都不许就座。法庭根本就没为嫌犯、证人和旁听观众设置坐席。巴戴先生说，前不久他们还依照清国习俗，要求出庭人一律下跪，直到最近这一要求才被废止，因为它不符合西方社会的司法习惯。法庭里恐怕有上百名清国人，他们每人都穿着宽大的白袍和宽松的裤子，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当中大多数人的眼里都神情惊惶，给人印象很深，真是令人难忘的景象。

……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孙乃洛法官这里。他礼貌地停止了庭审，等待翻译给我进行简单的解释。我被一位清国妇女的奇特举动吸引，因为她神情紧张地紧盯着我们。“这是一位可怜的人儿！”我心中暗自叹息，感觉到她内心极度的焦虑。看来，她十分害怕最终审判会以可怕的方式夺去她爱人的生命。从她间歇的抽泣中，可以感觉到，这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注定要目睹一出最为哀婉动人的场面，代表司法公平的屠刀必将落在犯人颈项之上，而我们听到的不是犯人的尖叫，而是无辜妻子的哀号。

孙法官拍打着惊堂木，要求法庭保持肃静。令人诧异的是，似乎没有人关心那个孤苦伶仃、痛苦啜泣的女人。她站在法官面前，表情麻木，动作呆滞，只是不停地哭泣。哭声越来越大，最后竟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一位清国衙役冲上前去，抓住她双肩，粗暴地揪住她长长的黑发，恶狠狠地将她拖出法庭。这个衙役的脸上找不到一丝同情。我惊讶地回转头来，看着巴戴先生，试图寻得答案。

他冷冰冰地说：“这个女人是个疯子。”

意想不到的解释，更增加了现场压抑而恐怖的气氛。

我回答道：“如果是疯子，为什么不把她送进疯人院呢？”

巴戴先生说：“因为，无论是清国人或清国政府，都没有对如何处置疯子有任何规定。我们在上海已尽最大努力，但清国的这种精神病人实在太多，我们也照顾不过来。”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会审公廨里，它的正确地址是浙江北路191号，那里，没有紧贴但距离苏州河也不远了，现在，请读者与叙事者一同穿越，让我们来到2014年的10月8日下午，一个体量很大的建筑出现在了我们的视线中，五个层面（房顶上的第六层，显然是后加的，与1899年无关），立面上有爱奥尼浅壁柱，它们有节奏地排列开去，通贯二层至四层；立面上还有不少纹样，带着当年业主或设计师的审美趣味；一楼的门洞显得相当古典，圆拱门正中的券心石与门两旁的塔式干柱式，它们的组合，是让你回到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某个时代。大楼的平面呈现一个规整的矩形，那也是古典主义建筑的一大特征。不过，除此之外，这个砖木结构的建筑给人的感觉便是与古典主义风格相去甚远了。那块铭牌上写着的是折中主义（叙事者写折中而不是折衷，因为词条上没有折衷一说）。1899年，上海进入它的“十里洋场”之后，在世界范围内确实有过一个折中主义风格大行其道的时期，接着，现代主义立刻便将以包豪斯的名义，踏着古典主义的尸骸而前进了，折中主义的建筑，为什么不是呢？遗憾的是，是谁设计了这个建筑，铭牌上没有说明。

1899年，上海市民口中的“新衙门”产生在浙江路桥的下面

也确实难以说明。当你看到这幢建筑的立面是如此残破，到处都是缺省，都是灰暗的、脏兮兮的色泽，都是时间在严重啃咬后留下的种种痕迹，你就知道想要了解是谁设计的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而当叙事者与他的同伴，对上海文化有着浓烈兴趣的计玉刚先生来到对面的那幢高楼，在18楼的高处打量这幢建筑时，更感觉到了时间的这只魔手，将一切改变得再也无法恢复从前模样：只见这幢建筑被四周的房屋包围着，在它顶楼新增加的那排房屋显得那么丑陋和可笑，与原先风格完全不同，但现在也成了这幢建筑的一部分。关键的一个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幢又破又脏的建筑真是历史上的会审公廨吗？

再放眼望去，叙事者见到了大片的暗红色的石库门建筑，在它们的后面，便是1980年以后所发生的高层与超高层的事实。叙事者必须收回他的目光了，叙事者要进入下一小节，要继续在七十多年前的苏州河边寻访和探索。

第五节　西藏路桥边，谢中校猛烈阻击日寇

告别浙江路桥，现在，下一座桥便是西藏路桥，无论从桥的角度，还是从上海史的角度，它都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是的，西藏路桥。

上海史先告诉我们，1848年，在那个机敏过人但也狡黠异常的英帝国驻上海总领事阿礼国的运筹下，租界面积由最初商定的830亩一举突进到此时的2820亩，现在，向东，当然那条伟大的江河将一切阻挡，但向西，西方人却一路狂飙地将边界设置到了泥城浜、周泾浜边上，后来，就是在这两条河浜的填埋之处产生了西藏路。

西藏路，越过苏州河的那座桥就是西藏路桥，现在，先来说说这座桥的来历和渊源吧。

最早的木桥建于大清国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因临近泥城浜而得一个“北泥城桥”的名称。那时，泥城浜上尚有中、南两座木桥，到1899年，上海史又一个重大关节点，工部局以越界筑路方式作了再次扩张，租界上海一举拥有33503亩的广阔地域，十里洋场的轮廓基本定形，泥城浜被填为马路，中、南两桥因时而废，泥城北桥在工部局的决心下，拆除旧桥重建新桥。

晚霞中的西藏路桥，桥堍一边的大英自来火房已经烟消云散

接着便是上海的白银时代，1922年，当苏州河下游，那头摆渡、二摆渡、三摆渡都相继以更具现代性的混凝土桥取代了原先木桥，这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西藏路桥鸟枪换炮，也建成混凝土桥，不过，要说明的是，此桥被正式定名为西藏路桥却是1942年期间，那时，汪精卫政府台柱子之一的陈公博担任着上海市市长一职，想来西藏路桥的命名与他有关，至少有间接关系。

此桥又有两个诨名流传上海滩：其一，自来火厂桥，因在桥的南堍，英国人开设有大英自来火房，之前章节中叙事者已有说过，这里不表；其二，叫新垃圾桥，只因桥北堍曾经是公共租界的垃圾码头，为区别于老垃圾桥（即浙江路桥），这桥便叫做新垃圾桥，名字让人胸闷，但可以肯定，当年这座桥四周弥散开来的气息，确实也只能冠以这个让人胸闷的名字。有关此桥四周，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说说？

要说的东西还很多，仓库恐怕是重中之重。

老垃圾桥和新垃圾桥之间的苏州河北岸，集中了众多大型仓栈

自1905年，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在苏州河边造起仓库与货栈，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华商仓栈业在沿河而去的许多地方都一一建立、发展了起来，到20世纪30年代，苏州河沿岸仓栈比比皆是，这之中，金融业仓栈占了一个大头。之所以会占得大头，乃是社会各界倘若要向银行或钱庄作借贷时，总要有实物抵押给银行，经常，被抵押的东西是一些大件货物，而大件货物需要有仓栈来堆放，金融业之所以有如此大量仓栈，盖因需要存放这些抵押的大件货物。于是一个合理的想象就此产生，在这些仓栈中，想来那荣家老大荣宗敬，在他山穷水尽的时候，由陈光甫来作一搭救，而荣家货物堆放在苏州河沿岸仓栈则是必然的。陈先生对荣先生再好，东西却还是要拿来抵押的。

20世纪30年代，金融业仓库这个大头中，属于银行的有34家，属于钱庄的有6家，具体说来，那浦东银行、金城银行、江苏农民银行上海分行、聚兴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滋康钱庄、中国工业银行、中一信托公司、中国实业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大陆银行、交通银行等都有仓库设在了苏州河边，最著名的是接着叙事者要详尽讲到的四行仓库，它由了不起的邬达克设计于1931年，1932年建成，属于北四行所有，而北四行在其时上海滩的综合实力，应该已不下于当年法租界中的万国储蓄会了。

由中南、盐业、大陆和金城组成的这四家银行，于1923年闯入大上海。

这年年初，四家银行代表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设立四行储蓄会，每家各投资25万元。金城周作民、中南胡笔江、大陆谈荔孙以及盐业吴鼎昌四个银行大佬组成了执行委员会，上海的营盘设在汉口路3号。

白银时代的上海，只要你够魄力，也够智慧，当然也要够资本，王侯将相手到擒来。四行储蓄会在其时上海滩扑腾得十分欢畅，不仅请来邬达克，在汉口路造起新古典主义的四行储蓄会大楼，稍后，还请他在静安寺路造起一座巍巍然的四行大厦，此大厦后来便成上海滩青史留名的国际饭店。四行储蓄会在上海留下的东西还有，在古柏路（今富民路）造了古柏公寓，在北四川路造了虹口公寓，在施高塔路（今山阴路）造了林肯坊。四行大佬们对上海房地产慧眼独具，在这上面，每每总是占得先机获得胜算。

让四行储蓄会最出大名的，除四行大厦，还有便是1932年花费82万银元，在苏州河边造起的那一片仓库。那仓库，设计师依然是其时上海滩已能够与公和洋行威尔逊们分庭抗礼的邬达克。庞大的仓库，堆放的是无以计数用来抵押的货物或生活用品，场面煞是壮观或好看，但让这个伟大的仓库后来永远写进上海史的，还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1937年的淞沪抗战，还在于一群特殊的人物——国民革命军谢晋元中校率领的战士们。

苏州河第七桥之西藏路桥（从苏州河口倒退算），河水始终潺潺流淌；桥堍下的四行仓库，1.7万平方米的建筑体量巍巍壮观。

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淞沪抗战正式打响，上海土地，因日本军人皮靴的践踏而痛苦呻吟，也因对敌寇的殊死反抗而“热血澎湃”。

这年10月，国民革命军在上海闸北区对日寇的抵抗日渐艰难，日军屡受重挫，但不断增调援兵。10月26日，日军突破大场防线，企图切断闸北、江湾中国军队的后路，形势万分危急。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命令该区所有军队撤出，防卫上海西部郊区，同时命令第三战区代理司令长官顾祝同让精锐的第八十八师单独留守，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可以拖延日军的进攻速度，二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坚决态度，以此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支持，此时，九国公约签字国正好将于当年11月6日召开会议。出于个人情感，顾祝同不愿意让八十八师留守，因为他曾是这个师的指挥官，但又鉴于蒋介石的命令，顾不得不打电话给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孙听了顾的说法，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派出自己的参谋长张柏亭前往距离前线20公里处的司令部，与顾祝同反复协商。

无论顾祝同还是孙元良或张柏亭，他们当然不可能违抗委员长蒋介石的命令，但孙元良通过张柏亭向顾祝同建议，既然此举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目的，那么，留守闸北的部队就可多可少，因为，兵力再多也是牺牲，不妨做到最小牺牲。

顾祝同听了，十分同意他俩的观点，那八十八师可以只留一团的兵力，留守地点则自行处置。

张柏亭匆匆赶回其时作为八十八师师部的四行仓库，向孙元良汇报了顾祝同的决定，决心以四行仓库作为留守部队的固守据点，但觉得留下一团兵力仍然过多。八十八师最后撤离之前，孙元良又作了一个决定：只留一个加强营。这个加强营便是国民革命军五二四团一营，它们由黄浦四期生、中校团副谢晋元，少校团副上官志标和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

刚才已经说了，四行仓库是位于西藏路桥堍下的一座混凝土建筑，屋长64米，深54米，高24米，是这个地区的最高建筑，由于先前是被用做八十八师的师部，仓库因此贮存了大量弹药、食物和救护用品。

国民革命军五二四团一营是一个加强营，满员编制为800人左右，但经淞沪会战，战斗减员已经相当厉害，在四行仓库保卫战打响之前，该营包括军官只有423人（另一个说法是453人），而在部队从北站一地转移到四行仓库的过程中，人数又降到414人。

两个月的淞沪抗战，一营已经损失大量经过德式训练的士兵，此时补充的多为战争爆发后招募而来的训练很少的新兵。为迷惑日军，谢晋元在与上级通讯中，使用的番号是“五二四团”而不是“第一营”，这样做的用意是要让日军误以为有整整一个团守卫着四行仓库。

尽管新兵众多，但该营装备良好，每人配备一支中国仿造的GEWEHR 88或GEWEHR98式步枪，每人有300发8毫米的毛瑟子弹，每人还有两箱手榴弹，此外，每人头上有一顶德制M1935式头盔，身上有一副防毒面具及食物袋。第一营还装备了27挺轻机枪，每班差不多有1挺；全营有4挺24式水冷马克沁机枪，以及一个迫击炮排。在1937年的中日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这番武器装备应该是相当精良了。

10月26日的当晚，各连分批穿过前线来到四行仓库，其中，营长杨瑞符命令一连去四行仓库，自己带领二连前进，但他无法联系上三连、机枪连以及一连第三排的战士们，所有这些战士直到第二天上午9时才陆续进入四行仓库，他们是跟随大部队撤退时，在途中听到一营留守四行仓库的命令，主动来到四行仓库的。之后，他们这种无比英勇的“自杀性行动”被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称作中国将士的典范。

中校谢晋元立刻进入了他的角色。

他将一营一连沿西藏路部署在四行仓库的右翼，将三连布置在四行仓库的左翼，将二连布置在四行仓库的中央，担任四行仓库外围之守备。机枪连的其中两挺机枪布置在楼顶，承担对空射击，其余分配给了一、三两连，完成全营火力网编成。

苏州河北边，原有欧美军队的防御工事，但工事的枪眼是向着而今中国守军方向，为了不让日军利用这些工事，谢中校在工事中埋下了许多炸药，当日军进入这些工事时，谢中校组织的守军突然引爆炸药，让日军伤亡不小。

守军用仓库内早先装着玉米、大豆或其他货物的麻袋构筑起工事，又将楼内电灯全部灭掉以便隐蔽自己，还紧急地焚烧了四行仓库四周的房屋，这样，来犯的日军便将充分地暴露在谢中校的战士们的准星中。

10月27日的早晨7点，松井石根的第三师团开至上海北站，下午1点，他们开至四行仓库附近。十名左右的日军士兵接近四行仓库进行侦查，据报道是被逐一击毙了，四天四夜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也是上海保卫战之一正式打响。

战斗打响前，四行仓库的位置和建筑结构对国民革命军五二四团一营的414名战士是相当有利的，所谓位置，盖因四行仓库几乎便在工部局的公共租界边上，其时的日本，还不敢与它内心深度鄙视的白色人种公然交恶，对珍珠港的偷袭、对新加坡和菲律宾的攻击还在数年之后，究竟是北上还是南进帝国高层还争论不休因而显得踌躇不定，也因此，对四行仓库，日军不敢贸然使用海军炮火加以攻击，唯恐一旦炮弹落入公共租界，与欧美人提早交恶，对帝国大局不利。日军也没有像在上海的其他地方使用芥子毒气，因为这将把它的罪恶嘴脸完全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四行仓库保卫战先就胜了一筹。所谓建筑结构，那四行仓库在邬达克的设计施工中，与从前老上海砖木结构的房子迥然不同，钢筋混凝土的强力浇铸，使得建筑十分强壮牢固，有坚不可摧的感觉，既然没有重炮轰击，仅凭日军的步枪与机枪子弹，是不可能将这幢大楼摧毁的，这便是胜算之二。

战斗正式打响，是在1937年10月27日下午1点，详尽地描述这场战争的每个细节，将是另一本大书的任务，我这里只能相当简略地说一下：

27日，谢中校带领的一营，阵亡战士两名，受伤四人。日军死伤大约数十人。

28日凌晨，公共租界这边的英军军官好奇地观察着四行仓库，他发现中国守军正在凌晨时分抢筑工事，他们中没有人睡觉，让英军军官若有所动。当天上午与下午战斗异常激烈，日军从西侧向四行仓库发动攻击，他们还占领了交通银行大楼，不过，因日军不能使用舰上重炮，只能用加农炮轰击，四行仓库厚重的墙壁顶住了轰击，而占领着制高点的中国士兵很容易将呆在交通银行大楼中的日军压制。这天下午3点左右，天空下起了雨水，老天佑我谢晋元中校的战士们，四行仓库四周的大火被雨水完全浇灭，战士们的视野更清晰了，这天日军唯一的收获是切断了四行仓库的供电和供水。

29日中午，日军发动了四行仓库保卫战中最大规模的一波攻击，他们的加农炮连续地向四行仓库轰击，轻装坦克也从一边轰隆隆地开来。最为惨烈的一幕便是在这天发生，五二四团的一名战士，在战斗中已经负伤，他以报效国家的必死信念，在全身上下绑上了数十颗手榴弹，随后，从四行仓库的高处一跃而下，在轰隆隆的一阵巨响之后，壮烈殉国，同时也有将近20名的日军一同炸死。这天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四行仓库岿然不动。

30日早上7点，日军再次发动进攻，进攻只使用了少数步兵，大部分时间只听到加农炮的轰击之声。据后来杨瑞符少校回忆，加农炮的炮火密集程度，几乎每秒钟都有炮弹落下。战斗再次持续了一天，四行仓库依然还在我五二四团一营的战士手中。

这期间，上海商会得到中国守军仍在闸北激战的消息，便激动万分地通过电台将这个消息传遍上海全城。人们在雨中聚集在苏州河的南岸为守军助威。上海市民还向五二四团一营的战士们捐献了十多卡车的给养，卡车于夜间抵达四行仓库附近，战士们收到了食物、水果、衣物、器具和来自市民的慰问信。最为传奇的事情是，童子军的杨惠敏小姐，护送上海商会赠送的一面国旗进入四行仓库，当她将国旗交到谢晋元的手中，并问守军的作战计划时，谢中校回答说“誓死保卫四行仓库”。杨惠敏感动不已，她向谢晋元索取所有守军的名册，说希望将他们的名字昭告整个中国。为了迷惑日军又不让杨惠敏失望，机敏的谢晋元让人立刻根据五二四团原来的名册编造了一份800人的名单，这便是后来上海史中“八百壮士”的由来，而真实存在的壮士只有414名。

抗战时期的四行仓库

1932年由邬达克设计的四行仓库让上海史铭记

29日的早晨，谢晋元他们将上海商会送来的中华民国国旗升到了天空，那日，苏州河对岸聚集的群众超过了三万多人，他们激动万分地欢呼：“中华民国万岁！”“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不会亡！”

与此同时，基于种种原因，工部局不希望中日之战在他们身边如此贴近地发生，29日那天，他们已经派出代表向南京国民政府递上请愿书，要求以人道主义原因停止战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同意了这一要求，他下令五二四团在31日撤离四行仓库，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被安排与英军斯马莱特会面，会议决定五二四团一营撤至公共租界，并和正在上海西部战斗的八十八师会合。

日本中国派遣军最高长官松井石根大将也表示同意并保证中国守军安全撤退，但答应之后，他立刻便反悔了。

谢晋元希望能够继续留守四行仓库直到战斗至最后一人，张柏亭最终劝说其同意撤退。1937年11月1日，谢晋元的八百壮士“其实还剩376人”分批通过新垃圾桥撤入公共租界，约有十人在撤退中被日军机枪打伤，到凌晨2点，守军全部进入公共租界。

但有一点是谢中校也是蒋总司令始料不及的，五二四团一营的战士们并没有如同斯马莱特保证的那样前往上海西部与八十八师会合，他们一进租界，便被全部缴械，随后立刻被押往设在胶州路的“孤军营”，在那里，苦度了整整4年，直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与整个西方世界彻底翻脸。

很久以后，谢晋元的儿子谢继民通过收集到的父亲日记这样总结道，孤军营在租界内几乎与“俘虏营”无异，自由受到限制，生活也非常艰苦。然而从日记中可以看到，父亲依旧积极乐观，严格治军，每天早操前还坚持升国旗仪式。孤军营一待就是4年，正所谓战斗4天，孤军4年。就在这时，有人看上了谢中校，看上谢中校的是汪精卫的“维新”政府，他们许诺谢中校的是师长职位，50万钱币，不知什么币种，总不会是日元。但谢中校又是何等高尚之人，对金钱与权力，他全都付之一笑，并给以鄙视目光，这让“维新”政府很没有面子，也让“维新”政府决定痛下杀手。

历史悲哀地记住了这个时刻：1941年4月24日清晨，谢中校一如既往地带领士兵们出着早操，他发现有四人缺席，便前往询问，没有想到，这四个被收买的家伙拔出刀子，连连捅向谢晋元，一代英雄便倒在了上海土地上，倒在了这个所谓孤军营的营房中。四个谋害谢中校的分别是五二四团一营二连的下士郝鼎诚、四连下士张文清、下士尤耀亮以及上等兵张国顺。

谢晋元被谋害的消息传到重庆后，重庆国民政府授予谢中校以少将军衔，国民政府还发了特别抚恤金五万银元，谢晋元的妻子靠着这些钱，在家乡买了三亩地，自己日夜劳作，维持着一家八口的生活。

告别四行仓库，告别英雄谢晋元，由泥城桥而去上游，沿着那条叫苏州河的河流，你立刻便会看到两座比邻而居的桥，那便是乌镇路桥与新闸路桥。

与苏州河下游第一桥，也就是外白渡桥相比，苏州河上的其他桥梁似乎逊色了不少，无论乌镇路桥还是新闸路桥，它们在上海史的地位都有一个明显跌落，桥两边的地标性建筑更是明显黯然，但跌落并非毫无意义，黯然也决不等于不能叙述。

先说乌镇路桥。

乌镇路桥可以说是白银时代的上海一座最年轻的桥梁，因为它始建于1929年，建成时与盆汤弄桥十分相似，也是六孔的木结构桥，也许那个时候人们的审美强调桥必须六个孔。

到1937年，因淞沪战争这座六孔桥完全地毁于战火，自此之后，这段河面便没有桥了。要到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下的上海市政府重建此桥，新桥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简支架，但今日的你是看不到这座桥的面貌的，因为它在新时代中已经被再次替换了，此桥叙事者能够说的便是这些，有些简单，是的。

那么新闸路桥呢？新闸路桥显然要比乌镇路桥有更多东西可说，倘若历史性是苏州河上所有桥梁的至高价值，新闸路桥刚好不缺乏这个价值。

大清国时代，而今新闸路桥的东处建有一道石闸，为了区别“旧闸”，这道石闸称为“新闸”，时间是1735年，也是大清国雍正十三年。

建闸初时，两岸十分寥落，除了野鸟低掠、青蛙乱叫，田野之间有阵阵泥土气息涣散，间或有一两个原住民以青春名义在乱草堆中交合，我想不会再有更多东西了。

大清国在道光期间开放海禁，上海逐渐成为一个万商云集的城镇，那新闸一地，除了石闸，还是上海老城通向嘉定、太仓、宝山诸县的要津之地。

这时，苏松太兵备道道台大人为审理华洋交涉事务时常头痛，不过，叫做“洋务局”的审理机构便设在了新闸。还有什么重要机构设在新闸呢？对了，大清国的“上海筹饷货捐局”的北卡、“绸捐北局”也设在新闸一带，新闸看来确实是个能够带来许多好东西的地域。

新闸之热闹、热烈，除了这些政府机关，还有赖于南面的那个大王庙，此庙香火十分旺盛，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其中就有罗迦陵、哈同夫妇，而且所求之事时常灵验，这便让新闸的影响与日俱增。

天长地久，星移斗转，新闸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上海县北部的一个重要市镇，某种意义上，格局与气质都丝毫不亚于老闸镇，在这个市镇中，举凡粮食、建材、地货、柴草、竹木比比皆是，你想要多少有多少，更兼大清国上海地方政府的官盐堂也在这里，它提供了上海地区原住民的全部食盐。

终于要说到新闸的那座桥了。

在古代意义上，新闸路桥是一座浮桥，并非固定桥梁，但据上海史说来，全部苏州河上的桥梁它是第一座，早于我们之前说的任何一座桥，包括老闸桥。

现代意义的新闸路桥建于1916年，那时，白银时代所建成的桥梁还没有全部出现在蜿蜒而去的苏州河上，但外白渡桥、浙江路桥却已一一建立，新闸桥的排位因此不可能在状元这个位置，甚至也不可能在探花的位置上，但“二甲进士出身”则是定然的。这座桥的模样，有点类似浙江路桥，到2000年，这座铁桥也旧貌换作了新颜。

现在让我们作一个深度穿越，让我们穿越到20世纪末期，那是上海绝大多数男女对苏州河和它的两岸地标浑然不觉的时候，也应该是苏州河还在持续但微弱地散发着它臭气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到了乌镇路与新闸路两桥之间的苏州河边，他一定长久地观望着这条河流，随后，决定入住一边的房屋，南苏州路1305号。此君大名登琨艳，来自台湾的一个艺术家，谁也不知道他当时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但南苏州路1305号作为杜月笙曾经的一个粮仓，这个事实一定让登琨艳神不守舍了，也因此，登先生在这里一住便是多年，直到2009年的10月方才搬离。

那是一个怎样的空间呢？如果读者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某日进入，先见到的是上世纪的水泥走道，两边的墙壁斑驳得让人不由生出几丝悲哀，而缓缓而上的台阶，深长地向上爬升，又让你产生走进杜先生秘史的那份欲求。

二楼，便是十足的上海味道了：房顶在头上高高地铺展开去，有大片明亮的天光透进房内，那是因为房顶的一部分装着玻璃。天光中、玻璃下，支撑整个房顶的三角形木结构架子相当清晰，所有这些，都有时光淘洗后的那份苍凉，问题是，杜先生时代肯定有那个三角形的木结构架，但会有这个玻璃房顶吗？

杜先生来到这里的年份是1933年。当年，杜先生将这里当做了他的粮仓，但在二楼临河处，还搭了一个小小的戏台，供杜先生边品茗边看戏，杜先生一生读书不多，但精神上的要求却是很高，所以成为上海滩上的奇人一个。二楼长窗外应是平静流淌着的苏州河，想82年以前，杜先生会踱到窗前，看落日中的苏州河怎样地慢慢变暗变黑，而他的内心想来也是忽而通透忽而黯然……

新闸桥一边，光复路423号的那幢建筑也值得一说，它便是中国近代工业黎明期产物之一的“福新面粉公司”。

楼高三层，经典的清水红砖与青色相间的墙面，二楼墙面上有福新面粉公司的六个字样，是对光荣的荣氏家族的一次致敬。风格是偏向现代的了，但局部细节还有古典遗迹，20世纪30年代，Art Deco进入了它的鼎盛期，但上海无名建筑设计师还没有那么新潮，他们谨小慎微地在新古典与Art Deco之间徘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不敢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审美观念，除了邬达克，那年，他已经完成了大光明大戏院的重建，他将现代主义的曙光放几缕在上海的天空下。

在乌镇路桥与新闸路桥之间，还能看到一些什么呢？

一个叫吴为民的先生，他比登琨艳更早地便瞭望着苏州河，当然，相比较在临河虚拟戏台上想着真实心事的杜先生是要晚上许多时候，他出生在40年代末期，出生的地点便是苏州河。

吴先生的记忆中，从两桥之间的苏州河北岸向南岸看，当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对岸有个巨大堆场，那里什么都堆，钢铁、木头，以及其他东西，那里没有一处房屋。那么新闸桥的桥东呢？早先是个码头！新闸桥的桥南呢？早先是个很大很大的水果摊，他仿佛再次回到晨雾缭绕的清晨，看到硕大的西瓜一个个从船上掉进水里，随后他听到自己心花怒放地跳入水中的“扑通”之声，如同情怀独具的黑哥。

乌镇路桥呢？吴先生当然不会忘记乌镇路桥的北岸以前全是买卖陶瓷大缸的商铺，有些大缸装满了“咸菜”，无法忘却透过竹篱笆飘逸而来的阵阵咸菜异味，这异味让他好不陶醉！乌镇路桥的南面，以前应该是黄浦区的垃圾码头，再过数百米，他记得还有三个码头，用来在苏州河边吊装煤炭、钢铁等物质。

多少年前的苏州河可是条清澈而干净的河流，吴先生想起夏季的那些日子，雷暴雨将至未至，他下到苏州河里摸鱼、钓鱼，鱼全是野生的，譬如鳗鱼等，那时没有污染这个说法，一直要到60年代，越来越多的工厂将越来越多的工业用水排放河中，苏州河才逐渐地改变着质地和颜色，直到臭不可闻。

吴先生显得有些感慨和感伤，他说自己就居住在创意仓库附近，但以前可没有什么创意仓库，以前那地方是国民党的交通银行，里面有个巨大无比的金库。现在叫创意仓库，这个社会变化真的很大，以后还会变成什么呢？吴先生的眼睛中有不少迷惘，2013年的夕阳光芒在他的眼睛中闪耀，他面庞的一边是沿苏州河一路排开的景观，有许多是仓库，它们诞生在遥远的20年代，或者30年代。

现在，让我们告别吴先生，也告别新闸桥和乌镇路桥，如果沿河而去，我们还将看到什么桥？我们看到的应是舢板厂桥，倘若我们再次回到20世纪30年代或更早一些时候。

新闸桥一边的福新面粉厂，是上海史的一个注解

墙上的这个繁体字，让人知道岁月已经走过多少轮

上海开埠后，那座桥下曾经设有西方人的赛船总会，好事的上海市民因此称此桥为“舢板厂桥”，舢板，赛船别称也。

此桥建于1903年，木结构。要到1947年，这座桥在南京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的决定下由木头转换成钢筋混凝土。

舢板厂桥当然有它的意义，不过，在它周边的一个地标，那让上海人唏嘘不已的斯文里，它的意义或许更大，这片石库门建筑，对上海来说，它无出其右，是唯一，没有之一。

先来认识一下斯文里的大致地理位置：

首先必须清楚一条马路叫大通路（今日叫大田路），在大通路的两侧，以路为界，大通路以东，叫东斯文里，大通路以西，叫西斯文里。总占地面积为4.66公顷，总建筑面积为4.8万平方米，如果这些数字过于抽象，那么具象的说法是：在这片地域中，共有石库门建筑706幢，东斯文里388幢，西斯文里318幢，都是砖木结构，层高有两层也有三层。此外，西斯文里建于民国三年，东斯文里建于民国七年，都是上海进入白银时代的产物。

现在适当将时间向前推去，这是19世纪末期。

越界筑路达到巅峰，1899年，公共租界已经拥有土地为33503亩，十里洋场完全形成。这时，新闸路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在它一边，有一条新马路正在工部局策划中日夜辟筑，因这个地方原来有个私家别墅般的广肇山庄，马路便命名为广肇路。

故事要从一个叫阿谷的英国犹太人说起。

阿谷多半系赛法迪犹太人，来到上海滩已有许多年头，不要说第一桶金，就是第十桶金也基本淘定。某日，阿谷先生看中广肇路这个地块，他一定发现这里北临苏州河，东靠大王庙和新闸镇，西侧又有上海当时数不胜数的河浜，以及一片很浩茫的田野，至于南面，则有1860年以来第一批越界筑路而来的新闸路，地形不错，地势更好，阿谷先生便从十桶金中拿将出其中几桶，向广肇山庄的业主陆续购地造房。

广肇山庄的拥有者不是等闲之辈，他们中有曾经担任过上海知县的叶顾之，有第一代超级买办徐润，还有十分著名的洋务运动领袖人物之一的唐廷枢，所有这些人，都是广肇山庄的发起人，也是广东帮精神加物质的领头羊。叙事者只是不知，阿谷先生究竟向谁购买了广肇山庄周边地块，显然不会是唐廷枢，他去世于1892年；也不大可能是徐润，此君亦在1911年黯然离开人间，至于那十扇门中的掌门人叶顾之更不可能，当犹太佬阿谷有这个想法时，他早已离开了这颗美丽而又经常悲惨兮兮的星球。

阿谷向谁购买土地并不重要，阿谷将土地用于上海滩当时最大一片石库门建筑才是要让上海史铭记的事情：1914年，阿谷购地，并开始建造，1920年至1921年，700多幢石库门房子在上海远比今天蔚蓝的天空下矜持地端立，先取名为忻康里。

不久，由于家境日益衰落，亲爱的阿谷先生不得不将他名下的700多幢石库门全部出让，出让对象是通和洋行。通和洋行一定狠狠地赚了阿谷先生一大票，狠到什么程度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旋即，通和洋行又出售给了益丰洋行，益丰洋行的大班应该就是老沙逊当年手下三个干将之一的亚伯拉罕，此君最爱赌博，手气又背，似乎将这700多幢房子一下子输给了斯文洋行。这个事实无法确证，因此用了“似乎”，倘若真是这样，那应算作上海滩开埠后到那天上流社会的一个大事件，试想，700多幢石库门房子刹那间输个精光，这无论如何都值得进入上海滩正史与野史，并大书而特书。

阿谷先生的700多幢石库门就这么七转八转地转到斯文洋行的名下，名花有主的石库门也有了它的新称谓，东斯文里与西斯文里的叫法由此应运而生。只是，听到这样的叫法，阿谷先生是否痛哭流涕了呢？叙事者不知道，只知道他远远不及自己的同胞——那了不起的欧司·爱·哈同，后者在自己去世那刻，给上海留下了1.3亿两白银，阿谷先生呢？

现在来说说东、西斯文里的房屋构成。

石库门先分两段，大通路这一段，沿街长度为270米，新闸路这一段，沿街长度为东边108米、西边133米。接着，东、西斯文里的排列方式，采取了欧洲建筑的联排，因此也就有了主弄与横弄的平面布局，倘若没有这样的平面布局，也就不会有石库门一说，至多江南民居的变种而已。

东斯文里依地形有13排房屋，每排17至24幢；西斯文里有11排房屋，每排16至23幢。主弄都达到5米以上宽度，这是上海第二代石库门的主要标志之一。最后，用材上，斯文里住宅的晒台地坪、过梁已采用混凝土材料，院墙也已大幅度降低，用来改善通风和采光。前后有天井，底层为客堂，约23平方米，两层为相同面积的卧室，另有厨房、晒台和亭子间，但没有卫生设备这一弊端使它成为不了更高层次的民居。

“当阳光透过晾衣竿洒在狭窄的弄堂里，把大门上那些凹凸的花纹以及具有沧桑感的墙面都照亮的时候，石库门令人惊艳。”有人如此描述道，这人描述的便是斯文里。

20世纪第二个十年产生的斯文里，曾经一度是上海中产阶级的象征之地，那些家有余钱但还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纷纷来到斯文里，在这里逐渐地形成了很上海的生活方式。不过，斯文里最终还是没有让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为上海标杆，主要原因便是战争。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野蛮的日本军人肆意地蹂躏着上海的杨浦、虹口、闸北地区，使得这些地区的上海市民惊惶失措地逃向苏州河以南地区，他们知道，在这个兵荒马乱年代，唯有公共租界算是个避难所，可暂时地让他们苟且偷生。这番情景，十分相似于多少年前的小刀会暴动、洪杨之乱，在暴力的野蛮而肆意的压迫下，整个江南地区的中产阶级都慌不择路地逃向租界，寻求着曾经是蛮夷的那份庇护。

斯文里人口骤增，一度，它成为上海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而在斯文里周遭开出的修伞、修鞋、修拉链以及修自行车的小店，也让斯文里当年平易、富足的中产阶级气息荡然无存，到20世纪40年代，斯文里已经蜕变成比“下只角”好不了多少的一个生活区域，尽管生活依然还在进行，生命依然还在悲欢离合。

第六节　那些渡口，那些将生活紧拥怀里的所在

1878年或更早一点时候，后来将新文明曙光带给上海的施约瑟主教，他曾经反复地来到一个地方，作着很仔细、很审慎的打量，虽说他对自己接着要做的事情——将度恩与培雅两个学校合并成圣约翰书院——很有把握，但选择怎样一个地点来建造一所教会大学，从而培养出对上帝也对这片土地负责的新一代男女，是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地址选错，什么都错。

后来历史证明施约瑟将地址选得很对，太对了。叙事者只是不知，在他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候，是否将渡口这个因素也考虑在内，如果是，那么百分比又占多少？

让施约瑟在选址上加分的这个渡口，想来读者已经知道，它便是梵皇渡路上的那个渡口。那时，摇着船桨让小船逐渐离开河的这一岸向那一岸驶去的艄公形象，一定让施约瑟心有所动，而渡口两岸的那派江南冬日风景，也一定让出生在遥远的欧洲西北部的施约瑟浮想联翩。

叙事者接着要写到的便是渡口，是的，苏州河上的渡口，让河两岸百姓记忆深刻的地方，也是使他们的情感有悲喜交加的一个出口。在这之前，叙事者基本上将工部局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早期在苏州河上所建桥梁一一写到。某种意义上，桥梁是农耕社会向前工业社会过渡的一个象征，它更多关涉的是工程意义和技术意义，而渡口，尽管也与技术、与工程有关，但更多关涉的却是感情意义或心理意义，它与每个身临其境的男女体验并将这样的体验反射出去有关，渡口呈现的就是人性。

作了有些抒情的开场白后，接着便将进入严肃的历史叙述之中。

先讲一下上海渡口产生于哪个时代。

历史记叙，“宋元时期，吴淞江、黄浦江设有津渡”。解释一下何为“津渡”。在吴晗先生所著的《朱元璋传》第一章中如此说道，“蒙汗贵族还专派官员在黄河、淮河、长江的关卡津渡检查，凡汉民没有通行公文的，一律不许通过。”所谓津渡就是渡口，是渡口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到那个在凤阳城起家并最后打下江山的朱家王朝的明代，上海一地，津渡日益增多；时光倏忽一转，到大清国嘉庆年间，上海地区的津渡已有上百个之多，景象蔚为壮观。

那么，那时，叙事者指的是嘉庆年间的津渡或渡口，又有怎样配置？引用历史说法，“每渡一般有渡船两条，渡夫数人，也有数条十数条的”。

渡船有大小，或额载20人，或额载25人。均为木船，以摇橹居多，河道浅，用撑篙。还有拉渡，用于浅狭河段，以绳系在两岸，渡者拉绳牵船渡河。

现在，让我们进入吴淞江渡口的具体历史吧。

刚才已经说过，大致是在16世纪中叶，吴淞江出现了渡口，到光绪元年，也就是1875年，吴淞江上的渡口已经有了数十个。数十个是个模糊数字，更具体一点的说法是，“清末民初，从河口至北新泾近16公里河道，设渡口20余个。全部为手摇木船渡。”

河口，也就是后来外白渡桥诞生的地方，韦尔斯打量的地方，也就是老船坞设置的地方，也就是文惠廉救主堂耸立不远的地方，也就是英国上海领事与洋行大班们目光聚焦的地方。现在有个问题产生了：吴淞江，或苏州河，它最早的渡口设在哪里？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也是一个几乎无法破解的问题，因为所有说法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瑕疵，存在着无法确证性。但有两个渡口应该是上海最早的渡口，它们一个是乍浦路桥一边的头摆渡，另外一个是青浦白鹤的万狮渡口。

所有渡口，基本都同时或不同时地奉行以下三种方式：义渡、官渡和私渡。

所谓义渡，那便是义薄云天、重情重义年代产生的船渡。那时，渡口边上，一定先有已发家致富的乡绅存在，这乡绅，又经历了十分严格的四书五经训练，将伟大儒教中的“仁、义、礼、智、信”当做了自己的信条，于是，先捐出良田若干亩，又将捐出的若干亩良田上的产出，作为被雇用的渡夫谋生之食，而渡夫则在春和日丽或风雨交加的日日夜夜，很勤恳很辛苦很任劳任怨地在渡口工作，不收分文。这样的船渡，表象是渡来回两岸的百姓，实质在精神层面上是“济世渡人”，此类船渡为义渡。

所谓官渡，便是由官府出了银子，雇了渡夫，又由渡夫把两岸百姓来回输送的一种船渡。

所谓私渡，那就是没有经过任何官方许可，渡夫自己将船在苏州河两岸摇将开来，让过河男女在两岸间来回，自己从中获取一点蝇头小利的一种船渡。私渡又称为“野鸡渡”。当社会由农耕而工业，人心由义勇而卑微，义渡成了天方夜谭，官渡的价格又居高不下，这时，上海原住民，基于从来的人性特点，便往往对野鸡渡情有独钟，因为它比官渡要便宜许多。不过，因了“野鸡”，渡夫趁机敲上一点竹杠是常有之事，晚清末期十分流行的竹枝词为此这样辛辣地咏叹：黄浦江中摆渡船，美人如漆亦堪怜，只他竹杠敲来惯，划到中央讲价钱。

渡夫敲竹杠时将时机也掌握、拿捏得恰到好处，是到了河中央才讲价钱，而且往往是对“如漆美人”讲价钱，这时的女人多半只能听君便了，不然，河水急湍，江面宽阔，家中相公或如意郎君又在焦急等待，多给几文也就几文吧。敲竹杠的渡夫往往出现在黄浦江，那里江阔浪大，确有几分凶险。不似吴淞江河窄水静，再怎么敲竹杠，也是没有多少花头的，叙事者想。

虽说渡夫时有贪婪产生，但他们在渡船上的生活着实辛苦、心酸，有歌谣如此形容他们，“收入难收苞谷米，长年累月吃菜皮，大大小小穿破衣，棉絮铁皮补船底”，在这个意义上，很多的竹杠恐怕也不像人们理解得那么邪恶，也不过是被生活压榨到无法透气时的喘一口气罢了。

历史记载，苏松太兵备道道台大人曾设义渡局于上海南市的郎家桥，委派人员管理黄浦江上的渡口，而每条渡船都必须有一个执照，如同今日我们开的小车必须有行驶证，这证件一年调换一次。管理人员又在每月的月底召集各渡口渡夫头开例会一次，以各渡口执照之多寡，发给银元，这应是大清国的政府补贴了。所有这些举措似乎都只对黄浦江的渡口，苏州河上的20来个渡口又似乎被道台大人忽略了，那是因了晚清时期的苏州河实在过于狭窄的缘故？

1899年以后，租界上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两个因素加快了发展速度和发展节奏：其一，1894年大清国与它当年的学生后来的敌手日本的较量中，以大东沟海战的彻底溃败而告终，这直接导致了大清国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流失，还导致了先是日本，继而西方各国工厂在中国通商口岸的进入，历史表现了它最奇特的一面：是在武力胁迫下的不平等条约施展中，中华民族得到了它与世界最先进的那部分靠拢的机会；其二，大清国已远远看不懂的工部局，以“背信弃义”的方式一再突破大清国上海地方政府的威权，反复地越界筑路，在肆无忌惮的扩展中，将租界上海建设成一个世界性都会。

现在，苏州河两岸，尤其是从江宁路桥一路上溯而去，沿河两岸工厂到处林立，那工厂，不只是日本人所开，也不只是西方人所开，更有无数个华人资本家也瞄准了这个所在，将他们的工厂纷纷地开在了河的两旁，这里有叙事者先前已经说到的黄佐卿、荣宗敬和吴蕴初们，还有更多，下面一一道来：上海耀华造漆厂、大隆机器厂、中央造币厂、大有余机器榨油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华生电器制造厂、鸿益纱厂、上海第一印染厂、中华珐琅厂、三新实业社、江南造纸厂、中央印制厂上海厂、上海灯泡厂、达丰染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棉纺厂、上海葡萄糖厂、上海火柴厂、上海酵母厂，如此等等，必须说明的是，有些厂家，在苏州河两岸建厂时显然不用这个厂名。

历史如此记载，仅苏州河在普陀区境内的14公里河道两旁，就有纺织、轻工、机械、仪表、化工、食品等工厂不下700多个，它们中有产生了让上海原住民或新上海市民趋之如鹜的种种日用产品，譬如勇士牌香烟、大无畏电池、飞虎牌油漆。那时的苏州河两岸，可以说是机器轰隆，烟囱林立，火轮舢板，船行如织，难怪那个从日本归来的创造社健将郭沫若先生坐在船上，看着河两岸的根根大烟囱，会放声吟涌：“啊，巨大的烟囱中，开着20世纪文明的黑牡丹。”郭先生吟诵的更多是黄浦江上的烟囱，但苏州河上的烟囱想来也一样让他看得热血沸腾。

1928年，上海市公用局对民渡实行统一管理，发给执照，还规定了渡船的建造标准。这种渡船旁有铁栏，上有布篷

大丰庆记纱厂前的民渡渡船

不过，一个不幸的事实是，苏州河水便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严重恶化了，自1920年开始，苏州河市区首先出现黑臭，1948年，苏州河水质轻度污染范围已达中山西路桥，后面的污染与“上海往事”无关，“1956年，污染影响到北新泾，1964年污染带上溯华漕，1977年，扩大到黄渡，1978年污染直抵青浦赵屯的白鹤，至此，苏州河上海境内河段全部污染。”对我们来说，闸北水厂的搬迁是对苏州河污染的最好说明。闸北水厂最初选址在苏州河下游，时间是1909年。到1920年，苏州河市区段出现局部黑臭，水厂被迫对取到的水加氯消毒。到1928年，黑臭日益严重，闸北水厂不得不迁往杨浦区的黄浦江边，显然，黄浦江要比苏州河干净多了。

上海的白银时代，苏州河两岸人口已高达200万左右，工业废水、生活污水以及乡间粪便，几乎都直泻河道，尽管苏州河有自净能力，但负担的加重让它气喘吁吁，而渡口却日益红火、繁忙起来。

毫无疑问，无论西方人、日本人还是民族资本家，只要开厂，就需要大量劳动力，最直接的劳动力一定来自工厂周边地区的上海原住民。周家桥地区的繁荣，周家桥地区的农民作为劳动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劳动力还由异乡人组成，他们在工厂沿岸定居下来，为每天的生活或生存，准时来到渡口，或由浜北而浜南，或由浜南而浜北，人数之多，让渡口不胜其重，也不敷载运。

1916年，黄浦江上的渡口开始出现机动船，由小火轮拖带木船载客渡过宽阔江面，黄浦江如此，苏州河又怎么样？

有一个年份对苏州河渡口有着重要意义，是1928年，北伐军在中国六朝古都南京升起青天白日旗后的第一年，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基本将中国江山一统后的第一年。那年，南京国民政府隶属下的上海特别市公用局，开始十分严肃地整顿起苏州河上的所有船渡，严令渡口上的老大们，首先必须办理登记并领取渡船执照，无照者一律不得船渡，这情景类似于今日上海有关部门对黑车的整治。又严令船老大们，倘若不使用新式船，就取消老大们的船渡资格。所谓新式船，乃平底方头，两边各有栏杆，舱有座位，上有篷帐，虽然还是手工操作，摇橹而由此岸抵达彼岸，但船的性能大有改观，安全更多几分保证。

在苏州河渡口上啸聚山林的老大们与上海特别市公用局的斗争在所难免，新的管理模式一定带来利益流失或利益再分配，吃亏者一定耿耿于怀，占便宜者则喜笑颜开，社会秩序便在人性的不满、痛苦和窃喜中建立起来。下面这个统计发生在1930年，那年，苏州河商办民渡渡口已有14处（应该是这段苏州河的14处渡口），叙事者将航线表述如下：

长安路渡口：往来光复路长安路口及大王庙间

梅园路渡口：往来光复路梅园路及大通路间

汉中路渡口：往来汉中路及麦根路间

通济路渡口：往来通济路及麦根路间

叉袋片渡口：往来叉袋角裕通面粉厂及槟榔路间

广肇路渡口：往来广肇路及澳门路间

麦根路渡口：往来沪丰堆钱旁及麦根路东站间

潘家湾东渡：往来潘家湾牛渐厂及东京路间

港家湾西渡：往来潘家湾大丰纱厂及宜山路口间

潭子湾东渡：往来潭子湾及昌记油厂前

潭子湾西渡：往来潭子湾及宜昌路间

朱家湾渡口：往来朱家湾中央造币厂及戈登路口

小沙渡渡口：往来小沙渡至小沙渡路北口间

永豫东渡：往来勃老生路及索新纱厂门口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正式打响，南京国民政府决意奋起阻击日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指挥着这场著名战役，后来的谢晋元中校便是在这个时候投入大场、宝山一线。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战争中，苏州河上的不少渡口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也有不少渡口因硝烟迷漫而被弃之一边。大部分渡口经历了抗战的漫长岁月，方才在苏州河上逐渐恢复。

抗战胜利后，苏州河上的渡口老大们向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上海市公用局提出了渡口复航申请，上海市公用局倒也没有为难渡口老大们，立刻给了“同意复航”的答复。只是，这个时候，因抗战而自觉功高盖世的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及下属们，正在中国大捞特捞，极度的腐败正让这个政府险象环生、崩溃在即，对上海众多渡口来说，“政治黑暗腐朽，物价狂跳，当时全天收入，不足一小时船用燃料之开支”，苏州河上的渡口等待着新黎明时期的到来。

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苏州河上最著名的渡口。

由舢板厂桥向苏州河上游而去，第一个渡口，或者说第一个在上海史上留有名字的是小沙渡渡口。

大清国光绪年间，在后来小沙渡这个地方，有农民七人合伙凑了一些银子，置办了一条小小的木船，摇橹载客，船渡当地农民，或过河种田，或越河访亲。也是据说，等到深秋来临，稻麦两熟，被船渡的农民将部分稻麦给予渡夫，充作全年渡资，而平日偶尔乘坐小舢板的，则每次给渡夫三个铜板，小沙渡渡口，严格说来，应算作义渡，是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精神的一部分体现。

小沙渡第一个高潮发生在大清国光绪二十五年，也就是1899年。其时，在上海工部局策划已久的那次地域大扩展中，公共租界的边界推进到小沙渡路（今日西康路），随着这次推进，西方、东方的资本持有者双双看中小沙渡渡口的南岸，随即开出不同种类的工厂，并大量招募当地或异乡的廉价劳动力用于企业的发展。毫无疑问，卡尔·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于1899年的清晨在小沙渡渡口等待过河的男女苦力身上得到了深刻体现，只是，男女苦力中又有几人哪怕是肤浅地理解着被剥削的那种痛苦？他们或许更多向往的是如何在每日劳作中获得更多一点报酬，期望的是被愉快的剥削，或许。

到1926年，小沙渡又发生了一次变化：渡口有大佬出现，先颁发航行规则，接着规定渡河时间为上午5点至下午5点，又规定渡河费用为每次一个铜板。

1981年，小沙渡被废除后有了这座西康路桥

当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一统中国江山后，小沙渡上的渡船，改用上海市政府公用局法定的方头船，一时间，人来船往，渡客众多，气氛热烈。

1943年，汪伪政府统治上海时期，在“恐怖演习”的嚣叫声中，小沙渡路更名为西康路，小沙渡亦更名为西康渡。

1949年后，小沙渡依然繁忙异常，直到1981年，诞生于大清国光绪年间的小沙渡方废渡建桥，有一个细节还必须强调，从陈毅的战士将上海攻克后到小沙渡彻底废去的1981年，32年间，在全部苏州河的渡口中，小沙渡始终渡人最多，这里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它的地理位置。

沿小沙渡上溯，便是曹家渡，对上海来说，对苏州河来说，一个无出其右的渡口。

早在大明王朝永乐年间，由中国绵延不绝的科举制产生的一个举人——安徽曹守常，中举后带领庞大的曹氏家族从安徽来到苏州河畔，历史没有说明，曹举人因什么原因而将祖业、老宅抛却前往数百公里之外的上海，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到来让这个地域中产生了一个自然村落，村落叫曹家宅。万历年间，曹家宅附近的苏州河畔，有了一个渡口，称为曹家渡。

那时，只有渡口而没有桥梁，曹杨路桥，又叫三官堂桥的出现要到很久以后的1928年。

之前，大清国宣统三年，即1911年，真如老镇上居住的杨杏堤，在杨树浦一地入股达丰纺织印染厂，又担任了厂长一职。民国八年，也即1919年，工厂出品的“达丰卡其”一点也不输给洋布，不仅行销全国，甚至还远销东南亚等地。

杨杏堤发了大财，与中国最优秀的男女一样，深受儒教文化影响的杨先生想到的一件事情便是要回馈社会。于是，20年代初期，杨先生捐出大把银子在曹家渡的渡口一边建起了一座木桥，因木桥的南堍下有座三官堂道观，故而此桥又叫三官堂桥。

到20世纪40年代，在杨先生捐资所造的木桥西侧，又有一桥诞生，这与杨先生不那么相关，这桥叫曹家渡西桥，两桥相隔仅仅数百米，成了苏州河上的一个景象。

可以想见，曹家渡这个渡口，成名很早，但废去也早。当杨杏堤拿出银子建造木桥后，它便应声而去。至于曹杨路木桥，要到70年代方被拆除，1976年8月该处建成了一座钢筋混凝土桥，这是后话，我们不表了。值得补充一句的是，今日，当你站在曹杨路桥上眺望四周，你能够看到曹家渡的那派繁华的生活景象，你的视野里，不仅会出现曹杨路花市、上海印钞厂，还会出现哥特式的圣弥额尔天主教堂，这座建于1921年的教堂在1966年后曾经长期关闭，现在，它又可以传递上帝带给这片土地的福音。

继续沿河而去，曹家渡之后，便是强家渡。

大清国道光七年，也就是1827年间，在吴淞江南岸的强家角村，有不少农民合伙捐资修建了强家角渡口，这些农民没有在历史上如曹守常、杨杏堤那般地留下自己的姓名，不过他们还是留下了渡口。

从道光年间到以后许多岁月，渡夫摇橹，渡客坐船，两岸来回是属于中古时期的义渡模式；晚清至民国，义渡转变为官渡或私渡，这也是必然的事情，人性是在时代的所谓进步中而日益变得卑微了。

眺望1976年诞生的曹杨路桥，你能够想象曹守常举人和曹家渡吗？

在这座铁桥诞生之前，这里有过一个强家渡

在强家角渡口附近居住的人们，对这个渡口，自然保有许多生动的回忆。许多人都记得这样一幕：当年娶媳妇时，渡口上的小船，很殷勤也很热烈地装运着女方带来的简陋嫁妆，尽管简陋，但那也是构成小两口人生中的一部分，至今记忆犹新；也有居民记得，那时，无论天有多黑、夜有多深，家里发生急事，需要由此岸去往那岸，你只需在渡口边喊上一声，渡船师傅立马从温暖的被褥里爬起，二话不说就将方头渡船摇将过来，是“救人须救彻”的中古风格。

平日里，强家角渡口的运营时间还是有严格的规定：早上5点到晚上11点，每7分钟一个来回，白日渡人将近3000。

“八一三”没有开打之前，强家角渡口已归私人经营，私人便是所谓的渡口大佬。

进入新历史时期，1956年，当海派文化中的跑马文化、舞厅文化以及某种意义上的旗袍文化、香水文化都一一散去时，强家角渡口的大佬也因公私合营而将渡口与渡船并入了国营上海市轮渡公司。1962年，方头木船被更为先进的铁壳电动船取代，南北两岸又各设趸船一艘，趸船内有候船室、办公室各一间，渡口不设固定班次，乘客基本坐满就离岸开航。

1997年12月16日的上午9点35分，编号为“沪客107”的轮渡从强家角渡口的南岸驶向北岸，这是“沪客107”渡船作的最后一次航行，它也是苏州河自有船渡以来的最后一次，自此以后，苏州河上再也没有船渡，强家角渡口成了苏州河上全部渡口中最后消失的一个。

一切都结束了，一切：无论是渡口还是渡船，无论是渡夫还是被渡的男女百姓，一部宏大的上海史，就此有了这个小小但值得永远纪念的时刻和细节，是感伤万分的时刻，是刻骨铭心的细节。

第五章

1938年或前后：在上海，犹太难民找到了“迦南地”

第一节　河滨公寓住进了数以百计的犹太难民

让叙事者回到河南路桥，让叙事者从此桥开始说起。

叙事者曾经在对上海火轮房的描述中已经说到过这座桥梁，现在再向读者重复一下。

大清国道光二十三年，也就是1843年年初，当巴富尔立刻便要兴致盎然地赶向上海，而上海道台宫慕久则明显的连日来茶饭不香、忧心忡忡，就在这个当口，苏州河这里有了一个渡口，原住民将这渡口叫做“三摆渡”。

三摆渡，美好的三摆渡啊！头摆渡设在后来的乍浦路桥的桥堍边，二摆渡设在后来的邮政局桥的桥堍边，三摆渡则设在了后来的河南路桥的桥堍边。三个摆渡口，人来船往，鸡鸭成群，牛羊成行，还有小媳妇嫁妆、大男人锄头铁搭，如此等等，是大清国盛极而衰但还没有彻底亮出底牌时的那副景象。

1875年，大清国光绪元年，北京紫禁城格外忙碌格外紧张，新皇帝登基，社稷的特大事情，当然，那时忙碌紧张的人中又有几人会预知登基的皇帝最终会在1908年暴毙于深宫大院中，留一个千古疑案让今天好事之君还在争论不休？在上海，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的儿子麦华佗这时出任了英国驻上海领事，他与上海工部局董事们应有一个商量，商量的结果是在这个渡口边建造起一座长达62米的驼峰式六孔木桥，这木桥就是三摆渡桥，建桥后，渡口作用全无，是自然而然被废除的结局。

又过了9年，也就是1883年，原木桥破烂不堪，工部局将此桥拆除，又花上白银六千多两，另建一座宽达9.46米、两侧还有人行道的新桥，仍然木结构。该年，大清国上海知县承袭着我国沿海祭祀海神妈祖的古老习俗，在桥北堍以妈祖封号建造宫阙，名“天妃宫”或“天后宫”，河南路桥因此在百姓口中又被叫做“天妃桥”或“天后宫桥”，现在，此桥有三个名称了：铁大桥、天妃桥、河南路桥。此外，苏州河北岸的这块地域相当妖，尽管也在公共租界内，工部局却无权管辖，这样一来，许多为逃避租界巡捕房追捕的不法华人男女就躲避到了这里，又有许多一门心思要推翻那腐朽透顶的大清国的同盟会会员，也经常在这个大建筑中出没，不管怎样，这是租界建筑，大清国爪牙们也奈何不得，天后宫成了两不管的地方。

到1923年，上海的白银时代，木桥被拆除得一干二净，一座长64米、宽18米的三孔混凝土悬臂挂孔桥取而代之，这便是与充满了现代性的租界上海有所匹配的河南路桥，要到2006年的6月，老河南路桥寿终正寝，新河南路桥应运而生，不过那是另外一个上海故事，这里不表了。

若只是单单说桥，倒也真没有更多的故事，桥的作用无非就是交通南北、行走路人，但若说桥堍边的地标建筑，河滨大楼绝对要让人的热血澎湃一阵子，那是因为它说明了什么叫海纳百川，它还提振了上海的精、气、神，让一座城市不仅拥有自己的国际性标杆，更散发出一种伟大的个性与伟大的气质！某种意义上，世界大都会不在于平面上的宽度和广度，而在于骨子里的深度和力度，让人类的一部分在这里获得拯救，还有什么比这更具深度和力度呢？

现在，且让叙事者作个穿越，进入那漫天而起、云遮雾罩的历史烟尘中。

且说后来河滨大楼所在的地块最初为徐润拥有。徐润何许人？此君是大名鼎鼎的宝顺洋行的一个超级买办。

徐润出生在广东香山，这点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广东香山提供了19世纪中国数以十计、百计的精英人物，还因为广东香山帮在上海的成功，直接推动了上海作为生命的成长。

让徐润扼腕的河滨大楼诞生在1935年

15岁那年，徐润跟随叔父徐荣村前往上海，那是1853年光景，大清国还沉浸在自己昏昏沉沉的长梦之中，冒险家徐润已经直觉了扬子江边这个区域在未来中国的无限可能性，而他的同龄人与前辈们，却还在香山的茅草屋中揉着睡眼抱怨着公鸡过早的打鸣。

徐润学徒在八分地上的宝顺洋行，他这一步迈得相当要紧，因为倘若他不在宝顺洋行，倘若他是在方举赞般的发昌铁铺，那么，后来的历史就不会铭记徐润，他只能够混同于无名无姓的“发昌先生”而已。

第一个来到上海的宝顺洋行，与怡和洋行一起，在对中国人民的肉身有过巨大伤害的鸦片贸易上很是起劲了一把，不过，洋行徒弟徐润，在鸦片贸易上倒是没有太过深入地参与，他的活计，与今日会计、出纳有点类同，并不需要在飞剪船上为宝顺洋行的利润而卖命装运鸦片。19岁时，徐润已经可以上堂帮账，24岁时更是升任主账，不久又接任副买办一职，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这缘于他十分勤奋好学，也缘于他天资聪颖。

当然买办这个角色，大清国时，下层社会对其如何理解又当别论，中层乃至上层社会，尤其在儒教文化培养长大的士大夫群中，是相当的不屑。与徐润有些交情的中国第一个海外留学生容闳，就以“操业近粗鄙”这个评价对自己的买办生涯作了一个总结，容闳也曾在宝顺洋行干过一阵，随后便弃之如敝屐了。徐润的理解与容闳当然大相径庭，他在买办位置上做得相当安稳，还将才干发挥到了极致，第一桶金便在这时赚得。

1868年，徐润来上海后的第15个年头，此时，他自觉羽翼已丰，决意自立山头，于是毅然决然地脱离了宝顺洋行，在上海开出宝源祥茶栈，做起了茶叶买卖。不久，大概是茶栈生意相当的好，他又在中国各地开出宝源祥分号，等到后来他与其时声名鹊起的唐廷枢共同创办上海茶叶公所，将整个上海地区出口西方各国的茶叶生意都捏在了手里后，徐润的势头可以用所向披靡来形容。

说到这里，叙事者稍作解释：茶叶、丝绸和瓷器，这三样东西从来都是中西贸易时中华帝国对西方入超的商品，其时，上海茶叶出口量（注意，不是上海茶叶产量）占全国出口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徐润的宝源祥茶栈又是上海地区出口茶叶的茶栈中最大一个，徐润因此就做成了茶叶大王，比较后来的棉纺大王荣宗敬、煤炭大王刘吉生以及化工大王吴蕴初不知要早上多少时候。

头脑开阔的徐润，没有将自己的事业局限在茶叶上，其时，他已经敏感到工部局在越界筑路上的雄心，公共租界的扩张是早晚的事情，而且，如同八爪章鱼，似乎毫无餍足，胃口极大。在公共租界不断地越过租界向上海郊外美妙的江南田野一路推进的时候，最得利的便是房地产业，这授予了徐润在上海滩横空出世的最佳机会。

徐润的操作手法大致是这样的：首先获知工部局对未来上海的基本计划，接着，不惜扔下大把银子将未来最可能发展的区域中的一些地块分别买下，捂在手里时斩钉截铁，可以抛售时决不心慈手软，从而将银子捞到自己也不好意思的程度。叙事者曾经写到过的广肇山庄及周边土地，徐润便对阿谷展现了他在这上面让人瞠目结舌的操作才华。

到1884年，徐润在房地产上投入的资本已高达200多万两银子，他不仅拥有3000多亩土地，还建有50多处洋房加其他房屋2000多间，这其他房屋，想来多半是第一代石库门。这时的徐润，俨然上海滩房地产的巨子，后来冠绝天下的房地产大鳄欧司·爱·哈同，其时还刚刚脱离了沙逊洋行，既没有相遇到改变他命运的罗迦陵，更不可能瞭望到后来自己在上海地产界纵横捭阖的种种情景。

但徐润是人而不是神，即使聪明绝顶，也会马失前蹄，他一定没有计算到中法战争的爆发，更没有计算到战争期间的上海银根竟会如此抽紧！由于场面铺得太开，徐润一度陷于资金周转异常艰难的泥淖，他有可能沉没，也有可能彻底玩儿完。为破这个危局甚至可以说是死局，徐润不得不向当时的香港火烛有限公司借银20万两，利息绝对高。时间分分秒秒过去，到了约定时间，徐润这里总的经济状况并无好转，但20万两银子加上利息必须如期归还，如果你要在上海滩顶尖商人圈中树立品牌。万般无奈之下，徐润不得不忍痛割肉，将他最为看好的一个地块——苏州河北28亩土地——挂牌出售，他果然成功了，出售的价格是9.5万两白银。燃眉之急终解，9.5万两白银让徐润挽回了他生命的尊严，也破解了人生中最凶险的一次死局，徐润又有东山再起的一条生路，只是，他原本想用来制造房地产新神话的这块地皮，却是随着被沙逊洋行的摘牌而灰飞烟灭，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沙逊洋行在苏州河边上演一出生生不息的大剧。

沙逊洋行自有打算，它先在这个地块兴建了石库门宝康里，想来宝康里有可能是第三代石库门，主弄宽为5米，房子升到三楼，老欧洲的建筑美学趣味比比皆是，最最关键的是，或许有盥洗设备，至少有抽水马桶。

到了1931年，上海白银时代的巅峰时期，随着沙逊洋行换了主人，沙逊家族的第四代传人，也就是当年上海老百姓口中的“跷脚沙逊”来到上海，这个一战中的皇家空军飞行员，手笔比他的前辈大了好多，他请来上海滩最为著名的建筑事务所英国公和洋行的建筑设计师来做设计，一个建筑，精雕细刻了整四年，到1935年，河滨大楼落成于河南路桥的桥堍下，那公寓也可以如此表述：它是上海滩面积最大的美国式公寓，现代主义风格。

现在我们来看看河滨公寓宏伟到什么程度。

它占地面积约为7000平方米，平面呈S形。楼高八层。墙体采用大块防火石棉砖。房子内部和楼道之间均敷设了硬木细条拼花地板。有完善的独立供暖系统和卫浴设备。很让人惊奇的是，在1935年时，公和洋行的建筑设计师在大楼里还设计了一个长15米、宽9米、深2米的游泳池，供在河滨大楼中生活的男女们享用。

整幢大楼有11个门洞，还配有9部电梯。落成之后，进入每层32个套间的基本上全是欧美侨民，他们优哉游哉于自己的三室一厅大套间或两室一厅的小套间之中，他们当然还日日夜夜地目睹着苏州河上的繁忙景象，倾听着小火轮在河面上“突突突”的一阵乱响。大楼也住进一些在上海滩有来头、有势力的华人，这些人中既有李鸿章中堂的外孙，也有黄金荣大亨的孙女，借用鲁迅一句相当刻薄的话来说，他们也不过是“借祖上那份余荫”罢了。在河滨大楼高敞的大房中，东西方人士是时常一边眺望着苏州河的河面，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他们的神情与模样与以后进得河滨大楼来的张秀兰女士有点相似，她不也成天看着河上景象而独自发呆？

1941年12月7日，山本五十六精心策划的对美国珍珠港太平洋舰队的偷袭，终于让日本帝国在北上还是南进这两个选项中作了最终决策，伴随着“亚利桑那号”在浑浊的珍珠港海面上逐渐沉没，一天之后，日本士兵蜂拥而入了公共租界，当日本帝国那面太阳旗在百老汇大厦顶层傲慢地飘扬时，之前居住在河滨大楼的西方居民被全部赶出，他们中的大部分还作为“敌性国居民”关进了设在上海郊区的集中营。

这是河滨大楼悲哀的一幕，但这幢建筑还发生过另外一幕，那是三年之前，1938年，中日之战已经打响，南京国民政府在国民革命军司令官蒋介石先生的带领下，分别完成了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以及徐州会战，这时，一批又一批的犹太难民，由海轮舷梯下到码头上，又惊魂甫定地走进了河滨大楼，他们在这里，度过了留居上海的第一年时光。后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再次乘坐海轮前往异国他乡，更多人则移居长阳路那一带的犹太人隔离区，时常地，他们会想起在河滨大楼度过的在上海的最初一些日子，那也是他们劫后余生的最初日子，从胆战心惊到终于能够神定气闲。

此刻，我们完全可以作如此想象：1938年的某个初冬早晨，一个叫尼维或阿列文的中欧犹太男子，正站在北苏州路400号河滨大楼对面的马路边。他的身后，便是这幢由维克多·沙逊花了大价钱而建造起来的上海滩最大的公寓，他的左边，是工部局用了数十年时间打造的精致上海，他的右边，是沿苏州河一路而去的城市建筑，当然，这些建筑很少有邮政大楼的雄伟和光陆大戏院的高耸。那时，他可能看着河对面的公共租界，鳞次栉比的房屋正向后方推涌而去，他也可能看着波澜不兴的苏州河，河面上正驶过几条舢板，舢板上的中国船民似乎对他友好地凝视并微笑。清晨时分，苏州河边的薄雾正温柔地包裹着他，蓦然地，他长叹一声，是为自己、为全家终于逃脱了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魔爪而庆幸。随后，我们也许会听到他发出的一声长叹，他还在忧虑，一切还没有结束，未来等待他和他家人的有可能是更漫长的逃亡，这让他坠入了“出埃及记”般的痛苦思索中。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遥远的1938年，发生在苏州河边，发生在河南路桥桥堍下的这幢叫Embankment Building的大楼里。数百甚至上千个像尼维或阿列文那样的中欧犹太人，靠了维克多·沙逊的慷慨大度，侥幸住进了河滨大楼的大小套房中，尽管可以暂时地安身立命，但未来命运还是未卜，这让他们依然有苟且偷生的感觉。

那么，所有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因了何种缘由、因了何种背景、靠了何种推力，让河滨大楼里拥满了如此多的天涯亡命的犹太难民？说及这一切，需要更多文字，也需要作更漫长的回溯。

第二节　在上海，犹太人早就有自己的地盘

1919年的1月5日，那是上海将要进入白银时代鼎盛期，那也是苏州河沿岸一路排开了让创造社才子郭沫若欣喜若狂的根根巨大烟囱的时候，在遥远的欧洲，一个与上海，与苏州河毫无干系的地方，有个小小的政党成立了，它叫德国工人党，一个在20世纪早期十分流行和时髦的左翼政党。党魁名字叫安东·德莱克斯勒，还有一个魁首叫C·哈勒。

没有多少人会在乎这个政党，那时，刚刚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正陷入更大的动乱中，在急剧旋转的社会漩涡中，一切都被颠覆，一切又在产生。许多战后余生的男女，衣衫褴褛、食不果腹，思想紊乱、情感狂热，总想着要在这个年代做点什么，哪怕是破坏、是毁灭也行。因此，小小的德国工人党加无名的安东·德莱克斯勒们显然吊不起他们渴望大混乱的胃口。

但在这个年度，德国工人党因了一个新人介入，日后，却要让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为之战栗，并成为一个即使到21世纪的今天也似乎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人名叫阿道夫·希特勒。

以后，当安东·德莱克斯勒万般无奈地将党魁位置让给希特勒时，是否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个由他一手缔造的政党，将在“纳粹”的读音下（NATIONALSOZIALIST的缩写字为NAZI），成为欧洲大地上最大的恐怖和恐惧？这恐怖，是国社党党魁希特勒梦寐以求的，对人民来说，尤其是犹太人民来说，则是剧烈而无法控制的恐惧！德莱克斯勒是否有过后悔当年他在那个阴暗潮湿的啤酒馆中作出的将希特勒拉进德国工人党的决定？

1932年11月，对德国，对世界，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上海，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那月，德国最具权势的人物联名上书要求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将阿道夫·希特勒任命为这个共和国的总理。

兴登堡对希特勒始终保持警觉，他曾经超前地直觉：这个奥地利前下士会将德国拖进一个巨大灾难中。但这时，他已经老眼昏花、思路不清，在一番犹豫踌躇之后，竟然满足了德国最有权势者的要求：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兴登堡任命为魏玛共和国新一任总理。

现在，要说到阿道夫·希特勒的疯狂反犹行动了，从1933年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到1938年的“水晶之夜”。这五年中，灾难开始降临到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头上，他们被禁止担当第三帝国的法官、律师、医生以及其他与公务员有关的职务，他们还不许进入德国人生活的公共场所，此外，作为雅利安人的纯种德国人，也不能前往犹太人商店购买商品。德籍犹太人的社会地位被下降到了这个国家的“次等公民”，思想的践踏已经开始，尽管肉体还没有被肆意蹂躏。这时，生活在第三帝国中那些反应特别灵敏、手中有余钱且富有远见的犹太人，迅速地出离第三帝国，从而摆脱掉大街上佩戴着“卐”字袖章的党卫队员、盖世太保的无尽骚扰，在异国他乡得以将生命延续、让文化传承。来到上海的第一批德籍犹太人的时间正好是1933年年底。

从1938年11月9日夜晚的“帝国水晶之夜”到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这是对第三帝国犹太人加剧迫害的一个新时期，在这个阶段中，犹太人被彻底剥夺了作为一个人的生存权利，他们只是等待着被纳粹党徒们最后消灭。

尽管万湖会议没有明确地提及“大规模谋杀”，但艾希曼在1960年的以色列审判中承认，会议参与者使用了更加直接的字眼，譬如“消灭”和“毁灭”。会议结束前，他们达成了一致，产生了臭名昭著的主题：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Final Resolution）。

这个时候，在遥远的东方，侥幸地来到上海的中欧犹太人，他们也结束了最初几年还算和平的岁月，告别了“小维也纳”的那片兴旺但不免有点虚幻的景象，进入了日本法西斯建立的隔离区，一段真正苦难、不幸的岁月来临了。

现在，让我们由1933年1月后的纳粹德国穿越回中国上海，只是我们还不能盘桓在30年代的苏州河，还必须再次穿越，前往19世纪，看看后来在上海成为三股主要犹太人势力的其中之一——赛法迪犹太人——他们是如何走进这座城市，并用目光抚摸着苏州河的河面，倘若他们乐意这么做的话。

我们已知，犹太人的故事开始于闪米特人，而所谓的闪米特人又起源于阿拉伯半岛与叙利亚沙漠中的一支游牧民族。相传挪亚的儿子闪便是闪米特人的祖先，而后来的阿拉伯人、叙利亚人以及犹太人全都可以归属在闪米特人这个伟大的概念中。

在太阳将西亚地区明亮地照耀的日子中，作为闪米特人的一支，犹太人建立了以色列国与犹太王国，那时间距离今天大概不下四千年，正是伟大的中华文明由殷商时代进入周王朝时，而南方的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正向广富林文化过渡。

随后，罗马以不亚于两千多年后纳粹德国的那番野蛮，用武力强行地荡平了犹太王国与以色列国，数十万犹太人被迫远离家乡，开始在世界各地流浪。那么遥远的时候，在西方，便存在着排犹情绪与排犹思潮，犹太人不幸地被说成是：出卖耶稣的人、投机商人，以及不洁的人。

顶着恶名的犹太人，继续着种族延续与文化传承，也继续着上帝赐予他们的那份经商天赋，在全世界，他们始终是所有种族中最出类拔萃的一支，即使他们身负着更多的恶名。

当俄罗斯犹太人与中欧犹太人还远远没有抵达上海的时候，在上海最具威权的一支犹太人——赛法迪犹太人——先已来到上海，时间刚好是上海开埠那年：1843年底。问题是：什么叫赛法迪犹太人？

首先，这是全体犹太人中的一个分支，在整个犹太民族中所占比例为百分之二十；其次，15世纪前他们生活在阿拉伯化的伊比利亚半岛，文化上深受伊斯兰影响，也因此，这个犹太人分支的生活习惯与其他分支有着显著不同。倘若要用最简洁的语言来对赛法迪犹太人作一个表述，赛法迪犹太人就是西班牙犹太人。

残酷战争在15世纪、那个大航海时代洪亮的回声中打响。战争的结果是基督教徒将伊斯兰教徒赶回了非洲，与伊斯兰教徒大溃退同时进行的，是西班牙犹太人的被驱逐，出了半岛的他们，再次与祖先一样在世界各地风流云散。在美国，赛法迪犹太人相对较少，但在法国，赛法迪犹太人占了一个大头。

据说，赛法迪犹太人是所有犹太人中最为精明，也最具商业头脑的，以《威尼斯商人》为例，伟大的莎士比亚用安东尼奥、巴萨尼奥与夏洛克这三者博弈的这个情节对过于精明的犹太人进行了文学意义的批判，他有意无意地表达了15世纪欧洲便存在的反犹情绪，但莎士比亚设计的夏洛克要将逾期不还贷款的安东尼奥割肉一磅的这个情节，不正说明了赛法迪犹太人的过人才智？尽管这才智有些冷酷。

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战争还没有打响前，伊比利亚半岛上便存在着两个赫赫有名的赛法迪犹太人家族，他们便是沙逊家族与罗思柴尔德家族。两个家族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从事的生意如出一辙：金匠与钱币兑换。“他们也是欧洲大部分银行家族的代理人，从事信用调查、收放贷款等业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地建立起了自己的金融网络。”

当战争打响，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将赛法迪犹太人全都赶出伊比利亚半岛后，两个家族的走向是南辕北辙：罗思柴尔德家族就此南下，流亡到了德意志，成为德意志王室中的宫廷银行家，多少年后，这个家族因了与生俱来的吝啬加上贪婪最受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种种白眼，并间接地导致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而沙逊家族则没有如同罗思柴尔德家族那样地停留在欧洲，他们一路向东、向东、向东，最后来到中东波斯湾地区的巴格达。

某种意义上，沙逊家族在巴格达将犹太人的经商天才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沙逊家族钻了伊斯兰教义中“禁止从事高利贷”的这个空子，沙逊家族知道，这规定，针对的是伊斯兰教徒，但他们不是伊斯兰教徒，他们是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他们不受这个教义约束。于是，沙逊家族在巴格达大打出手，有人如此形容他们当时的经商举动，“是一手抓住阿拉伯人手中的存款，转手又借贷给急需用钱的阿拉伯人”，沙逊家族将商业头脑也许没有他们灵活的阿拉伯人玩得团团转。不久，沙逊家族便在巴格达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可，摇身变作波斯湾地区最大的银行家族，统治者还让家族中的头面人物担任了巴格达首席财政官，在普通犹太人的眼中，他们被叫做“纳西”，那意思是犹太人之王。

时代接着进入18世纪与19世纪相交的那段日子。

不列颠帝国一举崛起，先后荡平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荷兰人的挑战，在浩瀚大洋上，将米字旗高高地树起，建立了独一无二的世界霸主地位。有了世界霸主的无形威慑，来自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便放肆地将整个亚洲贸易都抓在自己的手中，不容任何人来插上一足，更不要说与其周旋和对抗。不过，赛法迪犹太人偏偏不信，他们决意与东印度公司打上一场商战。其时，亚洲贸易尤其是中国贸易最吃香的便是鸦片输入，那个庞大但日渐腐朽的大清国，无论权贵还是草民全都好上鸦片这一口，明知有毒，还是饮鸩止渴。沙逊家族自然知道这种生意要承担道义风险，但更清楚鸦片贸易中的巨大赚头。经过仔细研究，沙逊家族发现东印度公司最大股东之一的怡和洋行对印度的鸦片控制有一个明显漏洞，那就是没能有效地控制住印度腹地的罂粟种植园。这是一个机会，转瞬即逝的机会，因为一旦东印度公司醒悟过来，机会便会立刻消失。沙逊家族利用已有的强大资本，向印度地区的鸦片种植者、加工者提供着高额贷款，这一招让见利忘义的印度各路好汉们纷至沓来，有踏破沙逊家族门槛的那点意思。就这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沙逊家族控制了鸦片种植的源头，又垄断了鸦片批发和鸦片出口，据此可以想象怡和洋行的大班、东印度公司的高官们那张张瞠目结舌的脸庞。

到1871年，怡和公司在与沙逊家族的鸦片争夺中完败，沙逊家族成为印度、中国全部鸦片库存的主要持有者，总量高达百分之七十。从1840年到1914年这74年里，沙逊家族因鸦片贸易而在这种不名誉也不道德的生意中获利高达1.4亿两白银。

1840年，中国与英国爆发了鸦片战争。战争结果是大清国不得不开放沿海五口，五口中的一口便是我们的上海，时间是1843年11月17日。

上海来了巴富尔，上海也产生了“九分地”。先前已经说过，九分地上最初将两层房屋建在李家厂烂泥地上的是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紧接着，沙逊洋行快步跟上，他们在九分地上安营扎寨，再次显示了赛法迪犹太人的快速反应。

必须说明一下，来到上海的沙逊家族已经在时光的推移中，由巴格达转移到了印度，他们在不列颠帝国殖民下的印度孟买设了总部。随后，沙逊家族的各个分支分别渗透进爪哇、缅甸、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支，由沙逊洋行掌门人大卫·沙逊的次子伊莱亚斯·大卫·沙逊率领于1843年抵达上海，又于1845年，在九分地上开设了沙逊洋行上海分行，这是赛法迪犹太人进入上海的正式开始，也可以说是全体犹太人进入上海的正式开始。

关于沙逊家族在上海的种种故事叙事者就此省略，如要详尽说来，怕十本大书也无法容下。只说一点，后来在上海滩扬名立万的犹太人，几乎全都出自沙逊洋行。也就是说，在上海，赛法迪犹太人占据了全部江山，商业江山。

1850年，第一幢英国领事馆还没有被后来的那把大火烧掉，在它抽屉中，放有上海外国居民名册，“老沙逊洋行助理”一栏中赫然呈现这样三个名字：摩西、鲁本和亚伯拉罕。

1874年，大清国“同光中兴”，李鸿章发动的洋务运动正热火朝天，这时，工部局对上海的城市规划已经像模像样，借着上海由暗锡时代向白银时代的缓慢过渡，老沙逊洋行中已雇有20多名赛法迪犹太人，他们是当时还十分微弱的上海犹太人社区的基本核心，如果没有记错，后来在上海史上留下厚重一页的欧司·爱·哈同，这时正在老沙逊洋行的鸦片仓库中做着一个微不足道的管门人，看着仓库中进进出出的大宗鸦片，哈同先生一定有人性的正常但卑微的反应，而对未来人生目标的远大追求又让他将这份人性反应彻底地压制了下去。

19世纪80年代，在工部局领导下，上海进入它的准现代化时期，电话、电灯、自来水相继进入城市生活，使租界上海完全不同于道台上海，许多当年在伊莱亚斯·大卫·沙逊掌控下的赛法迪犹太雇员，羽翼已丰，纷纷出走而自立门户，在后来的上海滩上相继成为工商业大亨，当他们离开老沙逊洋行的那刻，老沙逊应该是五味俱陈、百感交集吧？下面这份名册显示的便是19世纪80年代在上海开出公司的各位赛法迪犹太人，必须说明，他们中不是全部出自老沙逊洋行，也有走单打独斗线路的：

B．D．本杰明创建了平治门洋行

R．S．所罗门建立了荣康洋行

R．E．托依格创办了都易洋行公司

A．E．J．亚伯拉罕成立了华丰洋行

伊萨克·埃兹拉创办了新康洋行

摩西和伊莱亚斯合伙建立了美利洋行

D．H．西拉斯成立了沙利士洋行

D．E．J．亚伯拉罕建立了益丰洋行

随着上海知名度在世界范围的扩大，无以计数的西方男女蜂拥而入远东这座奇妙的城市，这些西方人你可以全都冠以“冒险家”这个社会身份，因为，这个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上海在许多西方人的心目中已经是个“冒险家的乐园”，仿佛只要踏上汇山码头或大关码头，俯身而去就能捡到黄金，至少可以捡到白银。

赛法迪犹太人社团的人数有节奏地持续增长，到1900年，他们已有800人左右，这是伊莱亚斯·大卫·沙逊带领着他的雇员摩西、鲁本加上亚伯拉罕来到上海九分地时不可比拟的。

不过，基于犹太文化从来的特点，也基于赛法迪犹太人的基本特点，这些最早来自孟买的英国籍犹太人，除了参加犹太社团的活动，偶尔还参加英国社团的活动，除此之外，便不再有任何兴趣与其他人种、其他文化进行交流或沟通。

赛法迪犹太人与中国人民唯一的交流者就是其中的买办或仆人了，他们高高在上于中国文化，也高高在上于上海原住民，对他们来说，学习汉语或上海话是自贬身价，而十分严厉的文化禁忌——诸如禁止与华人婚姻、禁止与华人有性行为以及禁止与华人有一般性的交往——让他们只是活动在自己的小圈子中，也让上海原住民内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种被伤害的情感。

接着，在赛法迪犹太人来到上海半个多世纪后，又一批犹太人来到了上海，他们就是来自俄国的犹太人，也可以将他们叫做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与赛法迪犹太人最大不同的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不是为了经商这个目的而来到上海，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前来上海，是被迫的、无奈的，是带着逃亡性质的，这让他们的抵达再次带上了他们历史中的那番宿命意味，凄惨的意味。是的，某种意义上，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成了1933年之后中欧犹太人大逃亡的最初预演，他们之所以不得不在19世纪末远离自己世代居住的土地、城市，穿越欧洲大陆而先在中国哈尔滨等地落脚，那是全欧反犹太文化导致的结果！换句话说，在宗教层面，基于伟大的救世主耶稣很不幸地被他的门徒犹大所出卖，而犹大恰恰正是犹太人，这样，对“谋杀救世主基督的人”的这种痛恨就此植入全欧洲文化和思想中；在现实层面，夸张地说，几乎每一场商战都没有人博弈或算计得过犹太人，犹太人总是成为经济生活的最后胜利者，这样，犹太人为他们的过人才华而将不断地付出代价，在欧洲文化中，他们被描绘成“贪婪而阴险的民族”，是“企图控制世界的犹太集团”，很不幸，俄罗斯文化的其中一个视角也是这样。

再次穿越而去。

当罗马帝国统治者十分野蛮地将犹太人流放向全世界时，相当一部分犹太人来到黑海、亚速海沿岸，接着，又水银泻地般扩散到高加索、立陶宛、顿河、第聂伯河等地区。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将拜占庭的希腊正教定为国教，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俄罗斯人还是宽容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存在。

问题出在犹太人的坚定不移，或者说他们对信仰的坚守。虽然国家已亡、山河已碎，虽然四处漂泊、故乡不再，但犹太人依然有着自己的犹太教信仰，这还不算，犹太人还将自己命名为“上帝的选民”，是唯一肩负着向世界上其他民族传播上帝旨意这个光荣使命的人，这让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新教的欧洲人打心眼里不服，也让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嗤之以鼻。15世纪末在俄国境内兴起的“犹太人异端派”这个运动，不仅引起了俄罗斯人的思想骚动，也危及了东正教的正统地位，因此遭到伊凡三世的严酷镇压，俄国的反犹主义就此肇始。

伊凡四世时期，俄国统治者发出这样的命令：俄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都必须皈依东正教，否则下场就是淹死。伊凡四世还于1567年宣布禁止犹太人到俄国来做生意，更不许他们前往俄国内地有什么发展。

彼得一世时期反犹主义更进一步，皇帝大人公开宣称，他宁愿接受穆斯林等异教徒来俄国居住，也不接受“流氓和骗子”的犹太人。

18世纪70年代后俄国伙同普鲁士、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导致了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批来到俄国，为了防止犹太人向俄国腹地移居，叶卡捷琳娜二世设立了严格的“帕累区”，将犹太人隔离和封锁在沿西部边界划出的50俄里宽的平原上，不允许其离开。

1881年，“伟大的解放者”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被俄国恐怖主义者人民意志党所刺杀，不过，俄国政府吃错了药，他们将这次恐怖袭击的责任竟然嫁祸到了犹太人的身上，亚历山大三世的家庭教师波别多诺斯采夫甚至如此扬言：在俄国的犹太人，三分之一消灭，三分之一同化，三分之一驱逐。他说的话，让我们不安地想到了数十年之后纳粹党人的行径，差别只在于一个是在思想意识上对犹太人判处了死刑，另一个则是十分残酷地下手这么干了。

对犹太人大规模迫害事件由此爆发，原先一直潜伏在俄罗斯文化层面的反犹主义现在上升到了现实的政治层面，其时出现了一个专用名词叫做“集体迫害”，那便是如同海德里希、艾希曼在万湖会议上决定的针对犹太人的“有计划屠杀”。截至1917年的“十月革命”前，类似“集体迫害”发生了三次，被集体屠杀的犹太人竟然高达数十万。俄国人在德国人之前，让绵延了千年的犹太民族大悲剧继续上演。

占全世界犹太人一半、将近500万的犹太人在19世纪末期不得不考虑着他们的生存问题，这问题犹如哈姆雷特考题般的尖锐：走还是留？生存还是毁灭？

共有200多万的犹太人被迫从俄国迁徙，当然，他们中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没有前往中国，少部分或很少部分从俄国的彼得堡、莫斯科等地出发，沿着向东线路，来到中国哈尔滨，先一个落脚再一个定居，随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便在中国的这座北方城市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社区。

上海的情况又是如何？

19世纪末，赛法迪犹太人在上海过得十分滋润，俄国犹太人也在上海小心翼翼地开始了后来者的经商之路，哈莫维奇经营着由汉口经上海再出口到俄国的茶叶生意。1902年，在上海定居的俄国犹太人上升到25户，人数大概不会超过百余人。1905年的俄国革命与1917年的二月革命加十月革命，罗曼诺夫王朝、临时政府相继被推翻被颠覆，所有这些发生在俄国土地上的重大事件，让俄国再次地陷入剧烈动荡中，迫使大批犹太人惊惶失措地出逃俄国，他们选择的第一逃生地点全是中国，其中不少人经中国东北而一路向南最后抵达上海，或径直由海参崴乘坐大海轮一路来到上海。

这些逃亡、逃生的俄国犹太人之前一定已经听说过上海的种种故事，听说了它怎样在道台上海之外的上海沮洳之地、原野之地而建成了世界大都会，叙事者不知他们是否还听说了中国人民特别善良？在中国这块非凡的土地上，从来没有过反犹主义，没有过欧洲文化般的对犹太民族的鄙视与仇恨，虽然中华民族向来没有强烈的宗教感，但伟大的儒教却让中国人民懂得同样伟大的“仁义礼智信”。

到1924年，俄国犹太人在上海已增加到800至1000的人口水平，但俄国犹太人大规模地南下移居上海，要到20世纪30年代。那时，以中国哈尔滨为中心的俄国犹太人社团因一系列社会、经济原因而由盛转衰，于是，在他们向来精明头脑的判断中，上海成了一个理想的栖息之地。俄国犹太人大批南下，到30年代中期，在上海，俄国犹太人已高达4000这个数字，不仅超过了已在上海定居的赛法迪犹太人，而且超过不止一点点。

与赛法迪犹太人迥然不同的是，俄国犹太人在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对中国社会的熟悉上，显得相对主动，这或许源于俄国犹太人在整个犹太民族的社会结构中多半只占据中低层位置，在东北，他们便与中国老百姓打成一片，到上海，更是如此。他们不仅认真地学习中文，不少人还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国语乃至一口结结巴巴的上海方言，有个细节对俄国犹太人的生存状态作出了很好说明：在上海的俄国犹太人的孩子都会有一个中国保姆，这个保姆是俄国犹太人孩子口中的“阿妈”。多少年后，当俄国犹太人带着锡安主义的梦想而翻山越岭地回到自己故乡巴勒斯坦，他们忘却了生活在上海时的种种细节，唯独“阿妈的微笑”是他们生命中最深刻的记忆之一。

30年代那些美好的日子里，当第一次中日战争还没有打响，或者说当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炮火声瞬间平息之时，无论对赛法迪犹太人还是对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来说，上海都是一座美妙的城市，有着长期居住所必需的安全感。这里没有自罗马帝国时期开始便逐渐盛行起来的排犹运动，这里也没有自15世纪始出现在莎士比亚笔下的欧洲反犹文化，这里更没有西班牙、俄国等不同国度里已经发生的种种针对犹太民族的暴行，1930年的上海春天是美好的，天空湛蓝，风和日丽，苏州河尽管有了污染，但肉眼却还看得不那么清晰，无论赛法迪犹太人还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望着清澈见底的苏州河时心情也一如苏州河般的平静怡然。

那时，从居住地域来说，赛法迪犹太人主要集合在公共租界的外滩一带，层次稍低点的公司员工也有居住在虹口一地，那里也靠近外滩。那时，赛法迪犹太人还有一个倾向：由虹口一地而向公共租界的高级住宅区汇拢。1926年的《以色列信使报》记者如此报道，“从虹口到西区的搬迁速度保持在每隔一月一到两户的速度。随着时间流逝，涌泉路（今南京西路）中心地带的犹太人口很可能将超过北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则多半居住在法租界。当俄国犹太人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大批进入上海后，他们将居住地基本都选择在法租界霞飞路，无怪乎当时有人如此调侃道：“法租界早就应该改称俄租界，霞飞路应改称涅瓦街。”沿霞飞路一路而去，你会不时目睹俄国犹太人开办的种种颇有意味的商店：从西餐店到皮毛店。1930年4月24日，法租界公董局组织过一次户口普查，普查结果得知，偌大法租界有外侨12335人，其中俄国犹太人为3879人，居法租界中的外侨之首。

叙事者就省略了赛法迪犹太人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上海工部局或公董局中所拥有的权力，这些权力显然可以用举足轻重来形容。譬如，其时在上海滩已扬名立万的前赛法迪犹太人欧司·爱·哈同，早在1887年便担任着公董局董事，到1900年，又担任起工部局董事，是上海滩一言九鼎的其中一些人中的一个。而P．安诺德亦在1884年当选了工部局董事，H．E．安诺德不仅连续七届当选工部局董事，他还担任过工部局总董，当然，鉴于大英帝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官员们不那么喜欢他，公共租界内亦有反犹主义者的存在和某些反德分子对H．E．安诺德的敌视，有着德国文化背景的他不得不在次年被对他充满敌意的人们改选掉。

历史年轮这时正以永恒的节奏进入到1933年。

在赛法迪犹太人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错愕的眼光注视下，又一拨犹太人来到了上海，他们便是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你也可以叫他们为中欧犹太人。可以重复一下了：先是赛法迪犹太人，随后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最后则是中欧犹太人，先后来到上海，总共三批。与赛法迪犹太人不同，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类似，但境况要更悲惨一点，中欧犹太人是丢魂失魄地出逃曾经的故乡、曾经的祖国。

之前说了，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正式被提名魏玛共和国总理并上台，但他立刻将魏玛共和国一脚踩在地上，率领着用纳粹主义作为思想武器的第三帝国昂然登场。基于希特勒“雅利安种族高于一切”这种意识形态的扩散，以及内心对犹太民族的极度憎恶，他开始指挥起一个国家的对犹太民族的整体迫害，与后来相比，1933年的迫害还算轻微：犹太人不得担任一切公职，已担任的必须退出。

数不胜数的犹太人不舍祖上留下或自己开创的事业，即使只是开设在柏林大街或慕尼黑小巷中一个买卖食品的小店，那也是他们一生含辛茹苦的结果，他们尽管分明看到臂上缠着“卐”字符号袖章的纳粹党人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但他们还是犹豫不决地不想离开这个国家。少数特别敏感的德国犹太人尖锐地体会到危险的临近，预感到未来暗无天日的大痛苦、大恐怖，他们懂得必须立刻离开这个国家，必须立刻走走走，即使这意味着祖业抛弃、生活习惯改变、异国他乡的种种陌生，那也是上上之选。

1933年，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还来不及深察阿道夫·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这事将给这颗星球带来什么？他们甚至连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甚了了，也因此，这时，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大门还对犹太人敞开着，倘若他们愿意前往这些国家的话。上海更是如此，在南京国民政府上海市对华界的统治与上海工部局对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公董局对上海法租界的多重管理下，一个乘坐海轮漂洋过海来到上海码头的犹太难民会惊讶和惊喜地发现，这里不需要任何签证，你可以选择住在外白渡桥一边的礼查饭店，倘若你有足够的Money，你也可以住进长阳路上的石库门，倘若你几乎已经囊空如洗，一切听君自便。

1933年，历史记载了首批抵达上海码头的德国犹太人家庭，有12个，人口在百来个。这些德国犹太人是明智的，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永远地逃离了之后的达豪或布痕瓦尔德等集中营，逃脱了可能被那个女纳粹疯子剥皮的恐怖遭遇，来到上海，通过曾经有着的七拐八弯关系——或有亲戚已居住在上海，或自己以前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或之前在德国工作的企业与上海也有一些关系——他们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安顿下了身子。

从1933年到1937年的夏天，陆续来到上海的德国犹太人总数大概在1000至1500人之间，难以作出精确统计，那是因为许多人仅将上海作个过渡，不久之后，他们搭乘海轮又前往其他给他们更多安全感的地方。

1937年夏季到1939年夏季，在这四季轮回的两年里，中欧犹太难民涌入上海达到了高峰。这时，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已经完全掌控了局面，第三帝国不仅取代了魏玛共和国，而且，对元首狂热的欢呼声响彻在德国的大街小巷，不同社会阶层的德国男女倾听着希特勒的声音，并作出不同的反应，“时间已经来到，所有时刻全世界最邪恶的犹太敌人，至少要让他们停止角色一千年”，或者，“我们的斗争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要么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现在，即使再麻木的德国犹太人也已听清楚了在希特勒咆哮声后的可怕暗示，也看清楚了月光下泛着银色光芒的玻璃碎片有多么刺目，他们出逃，不顾一切、不计后果地出逃，尽管他们的目的地最初不是上海，但最后却全都来到了上海，某种意义上，这是上帝让摩西带领他的人民从埃及出走后的再一次伟大恩典，上海，如同那个“流奶与蜜”的“迦南地”，叙事者说的是“如同”。

那时那刻，前来上海的德国犹太人或者说得更正确点是中欧犹太人的线路大致有以下三条：

其一，由德国、奥地利或其他国家，先进入意大利，随后由意大利港口上船搭乘海轮前来上海；

其二，由德国、奥地利或其他国家，先进入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在那里的大西洋港口搭乘海轮前来上海；

其三，由德国、奥地利或其他国家，先坐船沿着多瑙河一路行驶抵达巴尔干半岛，在那里的港口搭乘海轮前来上海。

由于种种原因，逃亡到上海的犹太难民的数字无法作出精确统计，有说是1.5万人左右，有说是1.7万至1.9万人左右，也有说是2万人左右。无法精确统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时上海还没有日本人设置的隔离区，不少难民来到上海直接投靠了亲友，或在虹口一带租房安顿，无法归入统计数字中。

1939年8月之后，中欧犹太人再次蜂拥而入上海，来势凶猛让上海各方都有不堪重负之感，工部局与公董局担心的是大量犹太难民涌入将会产生的财政、就业这两大压力，此外还有接踵而至的治安问题；对犹太难民作着积极营救的上海犹太社团也对难民的来势汹汹感到力不从心，因此，与前不同的事情那时发生，适当控制开始实施。

1939年8月，上海工部局、上海公董局与日本帝国上海占领军当局达成了一个协议并宣布：护照上有“J”字的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上海须申请“上陆许可”，所谓的上陆许可前提是：一、每人必须交付400美元的保证金（13岁以下小孩100美元）；二、必须有近亲已在上海居住；三、必须已在上海找到工作或准备与上海本地居民结婚。这个规定一出，欧洲各轮船公司便不再将船票卖给没有上陆许可的中欧犹太难民，这些难民只能另找门路，但那时那刻通过三条线路已经登上海轮的犹太难民，“上陆许可”让他们眼前展现了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海轮已经驶向大洋，正劈波斩浪地向东方而去，退回欧洲诸港口已没可能，即使退一万步讲，可以退回，除了达豪、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他们又能去往哪里？但在上海登陆，手中盘缠只怕都无法应付每人400美元的基本保证金，即使勉强应付得过去，后两条规定也将置他们于进退维谷境地。生命的痛苦由此可见一斑，叙事者这里就不再详解这些难民的结局和出路了。

这时期，进入上海的中欧犹太难民的人数在2000人到3000人左右，主要来自德国与奥地利，还有便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波罗的海三个小小的国家。

1941年6月22日，欧洲历史上又一个重大事件血腥地产生。阿道夫·希特勒在“海狮行动”失败后，感觉依然保持高度良好，那是因为，在陆战上，德国国防军还没有遭遇过真正的对手，也没有过一次重大挫折和失败，在完美地完成了对波兰的“白色行动”、对挪威的“威塞尔演习”、对法国的“黄色方案”之后，曼施坦因制定的征服全欧洲计划依然行之有效，至少看上去行之有效，而古德里安攻无不克的坦克部队依然能够在欧洲大地的任何一个空间战无不胜地开动，至少感觉上是这样。于是，这天的黎明时分，阿道夫·希特勒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是他疯狂人生中的一次最大博弈，他命令德国国防军实施“巴巴罗莎”计划，对他向来十分鄙视的、劣等的斯拉夫民族开战。北方突击集群、中央突击集群、南方突击集群一举突入了苏联大地，斯大林的士兵遭受着德国国防军的肆意闪击。

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也最为苦难的战争爆发后，中欧犹太难民从陆上前来上海基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能，海路也因战火弥漫而就此切断。唯有此前已经离开欧洲却因种种原因滞留在苏联远东、中国东北以及亚洲日本的那些犹太难民，他们辗转千里地来到上海，人数在2000名左右，2000名左右的犹太难民中有十分著名的密尔犹太经学院的全体师生，共计400人。

半年后，也就是1941年12月7日，山本五十六的空军偷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母港瓦胡岛，在“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发出的巨大爆炸声中，就再也没有一个中欧犹太难民来到上海，而已经滞留在上海的犹太难民，他们也立刻将结束“小维也纳”的苦中作乐的生活，他们将面临关押进上海隔离区的悲惨境地。

是的，真正的严冬来临了。

第三节　昙花一现的舟山路“小维也纳”

1938年8月15日，这一天对上海史来说意义重大：在上海港六号码头，有一条庞大的海轮正徐徐靠岸，随后，当海轮上的水手将靠岸事宜都搞定当后，在上海8月的天空下，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来自奥地利的犹太难民正从这条属于意大利轮船公司的巨轮上走下舷梯踏上码头，当他将双脚完全地站定在码头水泥地面的瞬间，我们不知他是否同时长长地舒了一大口气，但想来这一路上担惊受怕的心情倏尔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颗始终悬挂着的心也应该放在最正确的位置上。

那一刻，这个奥地利犹太难民向上海投去第一瞥了吗？他遥遥地打量起远处那条“远东最迷人的天际轮廓线”了吗？最为关键的是，他是不是知道，或许，同样时刻，他的同胞，那被后来上海史反复诟病的赛法迪犹太人维克多·沙逊，是否也正从70多米高的沙逊大厦顶层，向码头这里投来脉脉深情的一瞥？他是不是知道，他将被自己这个感情多变的同胞安置在河南路桥桥堍下的河滨大楼里，为了像他这样的难民到来，属于维克多·沙逊的那幢上海滩最雄伟的公寓大楼，此刻已一撤而空，所有套房都必须用于犹太难民居住。

这天后，每隔三星期，便会有一条欧洲海轮靠上上海港的这个码头，直到1939年6月，当阿道夫·希特勒即将实施他的“白色方案”，也就是在该年9月1日让德国国防军一鼓作气冲进波兰之前，有8200名犹太难民来到这里，他们手持一张“生命签证”，靠了这张生命签证犹太难民方能够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等港口登上海轮，方能够尽管提心吊胆但最终还是虎口脱险地来到上海，这张生命签证与一个中国人有关，某种意义上，这个中国人当得上“伟大”这个重量级形容词，也是在某种意义上，他对犹太人说来，如同《辛德勒的名单》中那个叫奥斯卡·辛德勒的德国商人。

叙事者立刻便要说出他的名字：何凤山。

1901年，何凤山出生在湖南益阳。年幼时分，他的父亲便撒手西去，撇下的这个家庭，无论从什么角度上说都只有一份凄凉。理论上推导，如此文化背景下的何凤山是不可能有多少作为，他一生的命运，也就是以一个中国最普通百姓的身份默默无闻地终老于湖南益阳。不过，吉人自有天相，对何凤山来说，他的聪颖加上命运上必然会相遇的贵人，让他最后被一部比中国史还要恢弘的人类史得以铭记。

聪颖自然是不必多说了。尽管出身贫寒，但自古以来，寒门子弟的成就最后往往远胜于所谓的贵胄子弟。他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长沙雅礼中学，后又考上雅礼大学，当1929年，他考入德国慕尼黑大学取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1935年任职于其时已一统江山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时，这一路行程便是对他聪颖的最好佐证。

不过，贵人相助对何凤山来说显得更为重要。这贵人，不是具体什么人，而是一个宗教组织，它就是信义会。无法大篇长论详解信义会了，记住这一些就足够：它由马丁·路德于1529年创建于德国，随后，凡以他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教会团体，都可以统称为信义会，也可以叫信义宗，核心教义是“因信称义”。

在中国，很早时候起，信义会就在武汉地区活动了，具体说来，那应该是麦都思、雒魏林们进入上海后的一个时期。到1913年，何凤山12岁，有四个信义会联手在汉口近郊地区共同地建立了信义神学院，出版了《信义报》与《信义神学志》。而1920年，何凤山19岁，也是他考入雅礼大学的时候，信义会在中国成立了中国信义会总部。

何凤山

无论是在雅礼中学还是雅礼大学，这些带有美国耶鲁大学文化印记的空间，入学者除了需要聪颖，还需要的便是白花花的银子，大学不说它了，仅中学，一个学期的学费便是大洋一百元，本洋也好，鹰洋也罢，抑或龙洋、孙小头、袁大头，总而言之，没有它们中的一种，你是无法进入雅礼中学的。也因此，这个由传教士盖葆赖、解维廉担任校长的中学，“学生都是寄宿，食堂可以自己花钱加菜，衣着方面，冬季穿呢制服，夏季穿自制服，平时都穿皮鞋”，如此水平，你不是名流后代，至少也是富家子弟，何凤山两者都不是，他靠的是信义会对他的资助，而且是始终如一的资助。这便是我们理解何凤山后来为什么会对奥地利犹太人频繁地发出“生命签证”从而让他们的生命通过奔赴上海得到保证的一个原因，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更也许是唯一的原因。信义会以上帝名义对何凤山的关爱，让他从一个原先注定将被时光淹没的益阳小子最终成为一名国家栋梁，他对此一定深有感受，这些经历也一定左右着他未来的任何行动。1935年，当一切已经做好准备的何凤山，即将前往土耳其担任公使贺耀组的二等秘书，湖南省主席何健为他设宴饯行，还书写这样一副对联相赠激励：行无不可对天之事，思必有益于世乃言。何凤山将这副对联挂在自家客厅中，存了座右铭般的鞭策之意，还时时刻刻地将其与信义会教义作十分热血的联想。

1937年，何凤山来到奥地利，最初身份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奥地利大使馆中的秘书。这时候，何凤山目睹奥地利心甘情愿地被纳粹德国吞并。1938年3月14日，阿道夫·希特勒一定备感荣耀，那是因为，这个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一边叫勃劳的男人，终于衣锦还乡。那日，40辆德国坦克为他开道，坐满了国防军军官的警车为他殿后，沿路上，这个暗黑元首尽情享受着奥地利人的欢呼，他的纳粹思想深入了奥地利人的人心，他再次地施展着自己的思想魅力，让多少男女为他狂热地放弃着曾经的想法而宣誓对他的效忠。

“我们此时此刻的感受，也是所有其他德国人的共同感受。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今天宣称的统一的德帝国，再也不会被任何人所分裂，永远不会处于分裂状态”，阿道夫·希特勒以他一贯的激情咆哮着，他宣布，奥地利成为第三帝国的东方省。

随着东方省的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原先驻在奥地利的大使馆现在改作领事馆，何凤山在这时候升任总领事。何凤山目睹了发生在1938年的那个“帝国水晶之夜”吗？如果他呆在维也纳，那么毫无疑问的是亲眼目睹了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这种疯狂迫害看不出有任何停止的势头，它不断升级，从冷酷无情升级到丧心病狂。现在，曾经世世代代生活在奥地利的犹太人，他们面临的已经不是选择了——选择留在这个国家，还是出离这个国家——现在他们面临的是明天被关进集中营直到最后悲惨死去，还是在明天来临之前，趁着黎明前的那最黑的黑暗逃向远方，具体来说就是逃向中国上海。但无论以哪种方式逃向上海，前提是也必须是有一张出境签证，即使那些已被关进集中营的犹太人，理论上也还有一线生机，倘若他付得出希姆莱所要的那笔巨款，倘若他能够得到一张出境签证，就可以走出集中营，就可以登上海轮逃之夭夭，这张签证因此叫“生命签证”，有了，就活；没有，就死。

那些日子，在奥地利的18.5万犹太人中，有多少人心急如焚地奔走于各国使馆之间呢？“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有关签证的消息中，我们醒来，就被签证问题缠绕。我们时时刻刻在谈这个问题……我们能去哪里？白天，我们努力获得必要的证件、意见、印戳。晚上，在床上，我们做梦，梦里是长长的队伍，官员！签证！签证！”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在与时间赛跑，他们要在佩戴鲜红得如同鲜血的“卐”字臂章的党卫队敲打自家大门前就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全都盼望着各国使馆能够给予这张可以拯救生命的签证，让他们逃脱进入达豪、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等集中营的黑暗岁月。但形势对奥地利犹太人相当不利，岂止不利，简直是灭顶之灾般的恐怖。1938年的7月6日，在希特勒将奥地利吞并后的3个多月，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倡议，32个国家在法国的埃维昂（也可以称为依云）召开了专门讨论犹太难民的一个国际会议，与会国家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新西兰等。但对已经陷于第三帝国践踏中的犹太人来说，结果是令人绝望的：32个国家全都拒绝接受犹太难民入境。

理论上最具人道主义精神的两个国家——英国与美国，也以移民名额已满的这个很堂皇的理由拒绝犹太难民进入他们的国土。早在会议之前，美国与英国私下已经达成协定：英国允诺将不提美国移民入境限额未满这个事实，而美国也避免提及巴勒斯坦作为犹太难民的一个可能去往的区域。

在那个历史时期，接着还发生了以下这些事实：

1937年，墨西哥对犹太移民实行了严格的限制法。

1939年5月，古巴和美国政府双双拒绝“圣路易斯号”船上的900名德国犹太难民入境，这些人最终不得不返回欧洲，等待他们的只能是达豪的折磨、布痕瓦尔德的苦役以及萨克森豪森的骇人听闻的痛苦。

1940年，美国国会否决了向犹太难民开放阿拉斯加的提案。

1941年，美国加强了配额制管理，国会否决了在配额限制以外允许2万犹太儿童入境的提案。

1943年，英国政府拒绝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发出的取消配额制的呼吁。同年，美国国务院拒绝了瑞典提出的联合救助2万德国犹太儿童的建议。

1943年，英美秘密会议没有能就对难民入境开放政策的可能性达成协议。

1939年至1945年，犹太移民数量在巴西限制为每年只有300人。

1936年到1945年间，从不限制移民的南非不允许一个犹太人进入他们的国家。

回到埃维昂会议，32个国家甚至没有通过一份谴责纳粹德国虐待犹太人暴行的决议，这一事实被戈培尔在纳粹德国大肆宣传，他内心相当鄙视所有这些国家中的“低劣种族毫无勇气的行为”，阿道夫·希特勒则得到了相当的鼓励，他相信自己对犹太人的狂暴攻击不仅是高贵的雅利安种族延续的必要，也是整个欧洲文化从古至今的渴望，他在做的事情，上帝也将容许，尽管他并不那么信任和喜欢上帝。

这个时候，在奥地利犹太难民生死攸关的时候，一个中国人开始发挥作用，叙事者重复一下，中华民国驻奥地利维也纳领事馆总领事何凤山先生发挥了作用。至今为止，我们还不能够十分清晰地确定，他作用的力量源泉最终来自哪里？尽管我们已经提及了他的力量可能来自哪里。何凤山向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发放了“生命签证”。有一点确切无疑：1938年8月15日在上海港六号码头上第一个抵达上海的奥地利犹太难民，他的生命签证便是何凤山所发放。

从1938年6月到1940年5月，两年之间，何总领事究竟为犹太难民签发了多少张证书，即使最专业的人士也无法给出数字，但根据他在1938年6月发出的第200号签证，到1938年10月27日他发出的第1906号签证这个事实来判断，半年不到时间他就发放了将近2000份的签证，那么两年时间又应该签发多少？“中国辛德勒”的说法实至名归，要知道，伟大的德国商人辛德勒也就拯救了1100个犹太人啊，当然，辛德勒是冒着杀头危险这么做的，而何凤山毕竟有外交豁免权，何的风险小了许多，这是事实。

何凤山的义举显然得罪了一些人，不仅得罪了国社党人，还得罪了他的中国同僚。任何人都知道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号首脑蒋介石对德国素有好感，他的军队里，德国国防军的莱谢劳将军担任着高级军事顾问，他对德国武器情有独钟，精锐部队的装备全都来自德国，一个细节更足以说明他对德国的膜拜：他将儿子蒋纬国送进德国慕尼黑军事学校，接受了德国军事文化熏陶的蒋纬国在1937年服役于德国第98山岳兵团，先后参加了对捷克苏台德地区和奥地利的两次突击行动。所有这些，何凤山的顶头上司、中华民国驻纳粹德国大使陈杰心知肚明，为委员长的感觉，也为纳粹德国的感觉，陈杰必须给何凤山以压力，而且是很大的压力，他明确要求何凤山停止给犹太难民发放生命签证。何凤山对此置之不理，继续以他的人道主义立场给犹太难民发放签证，直到1940年5月，当阿道夫·希特勒已经攻占了大半个欧洲，正准备向自己最鄙视的帝国——苏联——启动“巴巴罗莎”计划，当海德里希日以继夜地为元首作着准备，要将犹太民族整个送进奥斯维辛般的集中营焚尸炉，何凤山才因被中华民国外交部调换回国而中止签证的发放。

尽管还无法精确地统计出何凤山在担任维也纳总领事的两年内给奥地利犹太人发放了多少张签证，但获得生命签证的那些犹太人得到了拯救，黑暗得到了驱除，则是肯定的，下面，还是让当年获得生命签证的犹太难民自己出来说话吧：

当年幸存者之一的塞丽维娅·多伦回忆说，“何凤山与我们家比较熟，他亲自把我护送回家，并对我们说，只要他还有外交官的身份，只要他还住在我们家里，纳粹就不敢伤害我们。为了保护我们，自那以后，何凤山经常到我们家里坐一坐，看一看。”

以后，多伦的弟弟被纳粹逮捕，庆幸的是，何凤山已经给他办理了签证。1939年，多伦与弟弟离开维也纳去了巴勒斯坦，后来又迁居以色列。

“感谢何先生的义举，我的父母才逃脱纳粹屠杀，来到中国上海。我母亲曾一再对我们说，一定要找到何先生，一定要让所有人知道：感谢你，中国恩人。与他的义举相比，我们的任何言词都显得太过简单。”赫尔克女士出生在上海，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她的犹太族父母双双被送入纳粹集中营。何凤山在这关键时刻向她父母颁发了前往上海的签证，一个中国印戳，改变了这对夫妇后来的一生命运。

17岁的犹太青年艾瑞克在奔走了50多个外国领事馆后，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找到何凤山，他带来了一家20口的签证申请单。何凤山为他一一盖上前往上海的签证图章。与多伦一样，艾瑞克与父亲一度被党卫队逮捕，但由于何凤山给予他们的生命签证，最终还是逃离了纳粹的魔掌。

中国人熟悉的国际战士罗生特医生，同样也是拿着何凤山颁发的“生命签证”来到中国，十分传奇地，他后来加入了新四军，是新四军中的“白求恩”。

对世界历史来说，相比较多伦、赫尔克、艾瑞克、罗生特等普通的奥地利犹太难民，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海因茨·格林伯格、美国总统卡特任内的财政部长麦克·布鲁门撒尔以及亿万巨富伊斯雷尔·辛格在当年都是手持何凤山发的签证前往上海，他们的命运后来能够相对普通人来得更加辉煌，那是凭借着何凤山思想中的那束亮光所照耀。当然，有更多的奥地利犹太难民，他们同样手持何凤山的生命签证，逃向古巴，逃向美国，逃向加拿大，逃向南美诸国，他们能够将自己人生之路正常走完，是靠着生命中的那点幸运，何凤山是幸运之一，还有一个更大的幸运在上海等着他们，倘若没有这样的幸运，那么，逃离虎口的犹太人的命运还是一个悲惨。

这样，就要从何凤山说到中国上海，说到在上海活下来的那些犹太人。

先说一个时间节点：1938年10月19日上午9点30分。这节点，后来十分恐怖的“帝国水晶之夜”还没有在纳粹德国发生，但在上海的犹太社团，无论是赛法迪犹太人还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都已闻到了后来那夜的可怕气息，他们与纳粹党人作着赛跑，提前作着迎接犹太难民的种种准备。

在那时间节点上有个会议正在召开，开会地点设在嘉道理洋行会议室，嘉道理先生与维克多·沙逊一样，是赛法迪犹太人在上海数一数二的人物。会议主题是如何安排和救济正源源不断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

历史资料表明，在30年代上海最有影响力的犹太宗教团体以及救济组织的八九位权势人物参加了会议，维克多·沙逊也许基于他一贯的傲慢，自己没来，但派了代表与会。

会议的气氛有着可以理解的沉重，但沉重之下也有激昂，对正在遭受厄运的犹太难民，这些头面人物内心中的同情、悲悯、良知是被彻底地唤醒了，无论作为血脉相连的同胞，还是作为犹太文化中的一分子，他们都将挺身而出，而决不会坐视不救。会上，维克多·沙逊的全权代表如此说道：“诸位先生，我受维克多·沙逊爵士的全权委托，向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的负责人保证，除了一个月之前沙逊爵士无偿提供的苏州河畔的河滨大楼作为欧洲来沪难民的临时接待站外，又请委员会的先生们拟出一个安排难民的预算报告，沙逊爵士在收到预算报告之后，又批了15万美元捐赠给处在水深火热状况下从欧洲逃亡上海的犹太同胞。现在是我们犹太民族面临厄运的最黑暗的时刻，沙逊先生认为每个富裕的犹太人都应该节衣缩食，省出钱来帮助受难的同胞。”

沙逊的全权代表发言结束，会场瞬间响起阵阵掌声，是对沙逊先生义举的激赏，下面这段发言充分说明了在场人们的心情，这自然也包括与沙逊在上海滩明争暗斗的嘉道理，“我很欣赏也很佩服沙逊爵士在我们犹太同胞们在欧洲遭到残酷迫害之际，他无偿提供一座八层楼、拥有几百套生活设施齐备房间的河滨大厦，给逃亡上海的苦难同胞有一席栖身之地的仁慈赞助。”

那日，霍瑞斯·嘉道理召集的救助欧洲犹太人的这个会议作出了一个决定：成立“上海援助欧洲难民委员会（简称CFA）”，采取联合行动来帮助正不断抵达上海的奥地利以及其他国家的犹太难民。基于同胞为上的犹太文化精神，嘉道理家族还出资创办了上海犹太青年学校，招收的是来自欧洲犹太难民的子女，为他们在上海或其他国家城市中的生活建立一份自信。

而之前，那是1938年的8月8日，已经有久居上海的各个国家、各种信仰的西方知名人士，联合组成了“在华欧洲移民团体国际委员会（简称IC）”，着力于欧洲犹太难民的救助，IC的负责人叫保罗·科莫尔，如果叙事者没有说错，他正是拉斯洛·邬达克的保护人，遥远的1918年11月，奥匈帝国的前中尉先生，狼狈不堪地来到上海后，是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一开始靠的便是科莫尔先生的接济，在赫德路13号以俄国人的身份呆在公寓里度日如年，直到科莫尔介绍他认识了美国人克利先生，成为克利洋行的绘图员方才摆脱饥寒交迫的情境。

无论是IC还是CFA，他们除了给来到上海的欧洲犹太人必要的金钱帮助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功绩是给难民们准备了房屋。房屋多数在上海的虹口，文惠廉传教士开创的区域，也是公共租界紧贴黄浦江的地域。房屋尽管多少有些破旧，第二与第三代的石库门建筑，但因为房租相比公共租界核心区域更不要说法租界核心区域要便宜上许多，对几乎一文不名的犹太难民来说称得上是个福音。

到1938年的年底，CFA共筹集到8000美元，这个数字着实不算什么。不过，同样为赛法迪犹太人的亚伯拉罕家族和依托格家族，他们为犹太难民很实惠地开设了几处公共厨房，每天要向600名左右的难民免费供应维持生命的基本之食，这个做法着实让人怦然心动。

从1939年1月起，对欧洲犹太难民，CFA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大事：它在爱尔考克路（今安国路）、兆丰路（今高阳路）、熙华德路（今长治路）、华德路（今长阳路）以及汇山路（今霍山路）等地，建立了许多个犹太难民营，其中建立在熙华德路138号的第一个犹太难民营，空间面积可以一下子容纳1000人，难民营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厨房，每天能够供应早、中、晚三餐各7000余客。这让继续涌进上海的犹太难民甫一抵达这座城市便有一个安顿之处，被纳粹党人搞得魂飞魄散的心情终于有了一个平静的回归。

与此同时，国外的犹太人组织也给予逃亡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以大力支持，这里最为突出的一个组织便是在1939年于上海设立了办事处的“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简称JDC）”，每隔一段时间，JDC便会将流落在上海的所有欧洲犹太难民的情况向美国总部作一报告，JDC在美国募集到大量捐款，正是这些捐款，成为当时救济在上海的犹太难民的主要经费。以下这个数字恐怕还是相当有价值的：从1938年到1940年的三年中，原先生活在上海的全部犹太人为自己蒙难同胞总共捐款24万美元，与此同时，海外捐赠，主要是美国犹太富商（应该是当年与沙逊家族分道扬镳的罗思柴尔德家族）的捐款高达340万美元，上海与之相比，只是十分之一，一个零头而已。

当时，JDC对欧洲犹太难民，以每人每月提供60大洋作为补助，中国难民每月2个大洋的生活费与之相比，显然是更加的痛苦不堪了。

到1940年12月，前来上海避难的犹太难民人数已经超过3万，这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个国家接受的全部犹太难民的总和都无法比拟的数字。这里，颇具传奇色彩的是密尔犹太经学院的400名师生抵达上海。还在1939年9月纳粹德国即将以闪击战方式进入波兰前夕，密尔犹太经学院的师生们便逃向了立陶宛，又经过艰苦努力，在日本国驻立陶宛领事的暗中支持下，获得了十分宝贵的日本过境签证，又利用了立陶宛当时刚刚被并入苏联的这个局势，在苏联旅行社安排下，人均付出200美元的他们，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而抵达海参崴，但当他们由海参崴乘坐轮船抵达日本神户时，却因无法获得赴美签证而进退维谷，这个时候，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给予了援手，最终获得前来上海的许可。整个过程长达两年，噩梦般的漂泊，恐惧的逃亡，每个白天，都有可能遭遇纳粹党人，而每个夜晚，惊慌让他们辗转难眠，当他们抵达上海的六号码头时（是六号码头吗），他们内心的压抑有着多么激烈的释放！

对中欧犹太难民起了重大作用的JDC组织旧址

决不能以为上海对中欧犹太难民的援助只是停留在IC、CFA或JDC等组织上，也不是只有嘉道理、沙逊这些犹太大亨给予了难民以生命救助，上海史可以铭记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1933年5月13日，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就曾经前往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就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所犯下的暴行向德国总领事提出了强烈抗议。

1939年2月17日，中华民国立法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孙科先生曾经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在中国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以接纳更多无处容身的欧洲犹太难民。

而后来在长阳路上出现的“小维也纳”，在上海史上更是留下了它的深刻印迹。

从1938年8月到1940年的年底，在CFA营造的难民营里，天才的犹太人尽管流亡到了上海，但他们却再次焕发出自耶路撒冷被罗马大军攻占以来流浪全世界时的那种生活创造力，叙事者将这种生活创造力看做是这个伟大民族生命力的一种特别表达。当年在奥地利维也纳或其他城市经商的，现在发展起他们的商业才华，当年在奥地利维也纳或其他城市做寻常工作的，现在也继续释放他们的寻常能力，说得不那么抒情而更加实在一点，1941年期间，整个提篮桥地区，因了犹太难民的集中居住，竟然出现了一派相当兴旺的商业景象，而舟山路则成就了兴旺中的一派繁荣，从唐山路到霍山路这短短数百米内，沿街商铺密集，人们熙熙攘攘，充满了勃勃生机，让人暂时忘却了逃亡到上海之前的那些沉重梦魇，因此被冠以“小维也纳”的称呼。

具体来说，在CFA和JDC的大力帮助下，栖息在虹口的犹太难民不仅在七个难民所里安顿了自己曾经受难的身心，他们还很快地拥有了自己的学校、饭店、交响乐团以及祷告场所。

犹太人从来天赋异禀，最具适者生存的能力，除了专业技艺，寻常谋生职业也是信手拈来，让人叹为观止：1939年3月，犹太难民中原先从事医业的人员就在华德路成立了一家医院，这家医院不仅拥有120个床位，还有牙科、眼科、产科和X光科，像模像样，十分了得。更有餐馆、药房、杂货店、面包铺和咖啡馆在舟山路一带纷纷开出，让“八一三”之后一度萧瑟荒凉的虹口街市，一下子喧闹热烈了起来，沿街处处有德文店招，而奥地利风格的露天咖啡馆也一一地出现在街头，出现在了屋顶露台上，小维也纳的说法尽管过于哗众取宠，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自1938年8月由奥地利、由德国、由欧洲许多其他国家逃亡到上海的这成千上万个犹太人，终于不再做惊弓之鸟，终于可以舒上一长口气，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与40年代初期的春阳、秋光中，当他们眯起眼睛看着黄浦江上缓缓而过的船帆，或者，当他们来到苏州河边，在头摆渡、二摆渡、三摆渡的桥上，看着苏州河上一路“突突突”响个不停的小火轮，他们应该会有这样的感受：真的摆脱了那些纳粹疯子的迫害，真的摆脱了死亡的如影随形的追逐。现在，他们仿佛正身处四处“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他们正与自己光荣而悲怆的祖先作着交谈，仿佛。

舟山路上的维也纳咖啡馆

公平路上一家犹太人开的杂货店

是的，“小维也纳”，一个带着足够温馨、甜蜜的字眼，它是对1938年至1942年这四年之间流亡在上海中欧犹太人生活情状的一个特殊解释，但这解释其实更多像一个空洞的白日梦，是人们在选择性遗忘之后的一种幻象。幻象立刻便会破灭，幻灭接踵而至，因为，1942年的夏日，上海除了有着知了的鸣叫，还听到了纳粹党卫军梅辛格上校他那双皮靴踩在上海马路上“啯啯啯”的声响。

第四节　脆弱的生命比想象的更坚强

时间是1942年的夏天。

那时，先后来到上海的3万名左右的中欧犹太难民，除其中的5000人经上海转道又去了别处，还有2.5万人则停留在上海的三个地域，三地难民如下分布：法租界4000人；公共租界1500人；余下全都居住在日本军人控制的虹口地带。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上海虹口这个地区着实不错，无论房租还是生活费用都比公共租界、法租界要低上许多，具体来说，房租一项就比公共租界低上百分之七十。犹太难民或30人、或50人、或100人地拥挤在某个特大号房间，滋味当然不能与居住在维也纳这座古典主义风格浓郁的城市时相比，但没有了达豪等集中营在空气中舞动的皮鞭、从空气中传来的狼狗吠叫以及经空气而弥散的淡淡的瓦斯气息，生命在上海虹口地区因此就添加了许多欢喜色彩，但所有这些劫后余生的感觉因了1942年夏天的到来而发生了致命变化。

不是上海夏天带给犹太难民以致命威胁，而是由于这个夏季到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将带给在上海的2.5万名犹太难民以可怕的威胁，他就是约瑟夫·艾伯特·梅辛格上校。

此君出生于1899年，那年，上海租界在工部局的努力下再次扩大到33503亩这样宽广的地域，越界筑路的这个行动更让上海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大都会，梅辛格降临在德国的慕尼黑。与梅辛格后来顶礼膜拜的阿道夫·希特勒一样，一战中，他作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一名战士，狂热地上了战场，为此负伤，为此获得威廉二世帝国军队颁布的铁十字勋章。战争最终以德国的失败而告终，相信这让梅辛格这样的德国军人郁闷不已，而后来的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制裁，更让梅辛格这样的德国无产阶级愤愤不平，无以计数的梅辛格其实便是纳粹主义产生的巨大温床，而他们头脑中对德国现状、对德国在未来世界可能承担责任的种种胡思乱想，亦是阿道夫·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实施“白色方案”、“黄色方案”以及“巴巴罗莎”计划的主要能量。

1922年，德国在魏玛共和国的统治下陷于一派混乱，梅辛格进入慕尼黑警察总部工作，叙事者只是不知，一年后，当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暴动时，梅辛格是率领着他的警察部队对纳粹党人进行了镇压，还是在稍后法庭上被希特勒的滔滔不绝口才所吸引？总之，差不多是在10年后，梅辛格加入了党卫军，又在一年后，正式成为纳粹党党员，这个时候，他已将全部身心都交给了他的元首，“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元首”，梅辛格放弃自己任何一点的独立思考，心悦诚服于希特勒的雅利安种族高于一切的疯狂鼓噪中，也在自己的内心中积聚起了对犹太民族的莫名仇恨，他需要发泄，如同那个将犹太人的皮肤用作皮夹、灯具的女纳粹疯子。

当梅辛格作为党卫军上校与德国国防军一同入侵波兰时，他一定不知道，关押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战俘营中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被处决；梅辛格同样不知道的事情是，在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以西约19公里的卡廷森林，大屠杀开始发生，在这次纳粹德国与红色苏联同时展开的对波兰的攻击，致使被俘的波兰精英全都惨死在苏联军人的枪口下。是的，梅辛格全然不知，但进入波兰的这个党卫军上校却发誓要将自己内心中对元首无限的“爱”与对犹太人无限的“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也因此，在1940年的那些日子里，在华沙，他残忍地践踏着波兰人，尤其对波兰犹太人更是作着残忍的蹂躏，他将这样的暴行当做乐事。1939年底，华沙居民约为131万人，其中犹太人为35万，占城市人口四分之一，当时，犹太人多半居住在华沙老城西部。1939年9月1日的“白色方案”实施之后，随着华沙被德国国防军占领，海德里希来到这里，尽管这时，距离后来的万湖会议作出的“最后解决方案”还有两年时间，但纳粹德国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海德里希在华沙的盖世太保总部发出了“灭绝犹太人”的指令，相信梅辛格上校是听取命令后热血最为沸腾的一个。1940年11月，华沙犹太人聚集区的四周被筑起了高墙，层层缠起铁丝网，35万犹太人被圈进这片只占城市面积百分之四的地域中。梅辛格上校在这里究竟屠杀了多少个犹太人历史没有给出明确说法，但毫无疑问的是，他获得了“华沙屠夫”这个黑暗的称号，更毫无疑问的是，他一定还为这个称呼洋洋得意，能够为他的元首而将“劣等的犹太民族”全部杀死，梅辛格上校有足够的快感。

1942年春寒料峭的2月，在德国柏林万湖，海德里希与艾希曼一起制定了灭绝整个犹太民族的“最后解决方案”，同年6月，其时身份为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的梅辛格上校抵达了上海，他的皮包里放着“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方案”，也称为梅辛格计划。

梅辛格计划冷静而残酷：拟在1942年9月，犹太新年时候，在日本军人协助下，对居住在上海的全部犹太人实行突然围捕，随后用三种方法加以逐一消灭：第一，将所有的上海犹太人全部押上海轮，随后让海轮在大海上自由漂荡，直到船上犹太人全都饥渴而死；第二，将上海犹太人押向黄浦江上游的废盐矿干苦力，将他们折磨至死；第三，将上海犹太人集中在崇明岛上，让他们接受各种各样的实验，包括生化实验，直至全部死亡。

上海的日本当局颇费思量，一时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若从轴心国角度，从坚持同样法西斯意识形态的角度，日本当局当然会毫不犹豫地帮助梅辛格上校执行计划，但从日本帝国本身利益出发，以及，更重要的是从日本人对世界民族奇葩的犹太民族的想象出发，他们要的不是梅辛格计划，而是河豚计划。

那么，什么是河豚计划？

复杂一点说来，河豚计划的来龙去脉可以写上整整一大本书，简单而明确的表达是这样的：时间是在30年代，目的是为了日本帝国的终极利益，将数以千计乃至万计的犹太难民或更广义的犹太人安置在中国大陆。首选的地方是已经被日本人占领的满洲，其次，是繁荣得似乎已经赶上东京的上海。用对犹太人的安置，去获得犹太民族的资金，那资金的庞大是不可思议的；去获得犹太民族的威权，那威权同样也是匪夷所思的，从而达到日本帝国对这个世界实行真实而完全控制的目的。河豚计划制定者所以会有这样一个构想，他们的思想资源来自一本叫《犹太人贤士议定书》。

1934年，日本的犹太问题专家提出了这个有些异想天开但其实并非子虚乌有的河豚计划，而在1938年的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上，计划得到了确认，日本帝国决定正式实行河豚计划，不过，现在让我们还是先回到《犹太人贤士议定书》上来吧。

现在，一般大家都认定，所谓的《犹太人贤士议定书》是由沙皇俄国时代的国家机器居心叵测地炮制而出，具体来说，是俄罗斯帝国的秘密警察组织奥克瑞那炮制而出，时间是在19世纪90年代或20世纪初。因了幕后奥克瑞那的炮制，台前作者便有些语焉不详，也有说是沙皇密探彼得·拉齐科夫所撰写，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一般意义上，大家现在还认定，炮制者的思想资源或形象资源来自法国作家毛里斯·若利写的讽刺小说《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在地狱的对话》，也有可能从德国反犹作家赫尔曼·古德切的小说《比亚里茨》中汲取了一些灵感，当然，此书说明的是“犹太人妄图征服全世界”这个主题，它毫无疑义地成了生生不息的欧洲反犹文化的一次继续。那么，这本被沙俄秘密警察所炮制的作品究竟在说些什么呢？

1．用自由主义消灭非集权制政府。

2．用经济集权取代政治集权。

3．传播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尼采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制造社会矛盾，国家对立。

4．建立世界政府，迫使各国让权。

5．引发世界大战，消灭敌对集团。

6．推广普选权，培养愚民群体，以对抗各国精英阶层。

7．通过共济会招笼各国精英，成为代理人。

8．安插民主政府领导人。

9．控制媒体，加大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权和民主的宣传，使其破坏原有社会秩序，同时使其成为新统治方式的迷雾。

10．控制教育。

11．用娱乐、色情等分散人们注意。

12．消灭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其他一切宗教，宣传唯物主义，以无神论作为过渡，最后代之以犹太教。

13．通过政府征税削弱各国资本家实力。

14．通过贷款控制各国财政。

15．消灭金本位，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制造经济危机。

16．长老会通过能力推选国王，在全面统治世界之前，国王不会露面，只是在暗中操纵世界。

以上这些，似乎是《犹太人贤士议定书》中陆续展开的一些主题，它最集中展示的东西可以由下面这段话来说明，“我们要摧毁一切信仰，剔除非犹太人脑中的上帝观念，取而代之以科学理性和物质需要。竞争和经济生活将创造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这个社会对上层政治和宗教生活不感兴趣，它唯一的目标是利润，也就是黄金，从而形成对物质和享乐的崇拜。我们将通过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来在非犹太人社会中制造经济危机。”

这个社会对上层政治和宗教生活不感兴趣，它唯一的目标是利润，也就是黄金。这个社会当然是由犹太人所统治的，是将世界一统于犹太人手中的社会，而且，已有国王，在暗中操纵，当这个社会初步建成后，这个国王便会显形，他统治的世界要将一切所谓优秀的民族都踏在脚下，包括雅利安种族。

究竟有多少俄国人在读了这本书后产生毛骨悚然的感觉无人知晓，但有一小批日本人看了后，却有种欣喜若狂的感受，而且，激发了他们制定河豚计划的最初念想。这些人在日本帝国的官位与军阶都不是太高，但却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是日本的犹太问题专家犬冢惟重大佐、安江仙弘大佐以及其他一些关东军的军官，他们可以被“满洲系”所命名。在读了《犹太人贤士议定书》之后，他们深信犹太人是这个世界上拥有最神奇力量的一个民族，在这一点上，是可以比拟太阳的儿子大和民族的；他们同时又深信这个神奇民族不仅拥有能够撬动历史前进的那根杠杆，而且，如同《犹太人贤士议定书》所描述的，它还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权势，只是寻常的肉眼无法看到而已。有一个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让满洲系的关东军军官们对犹太民族更加地迷恋不已，那就是日俄战争期间，一个叫雅各布·希夫的美国犹太银行家，出于强烈的对沙皇俄国反犹活动的憎恨，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出资2000万美元的天文数字，帮助天皇日本打败了沙皇俄国，让他们的第二太平洋舰队永远地沉没于对马海峡深不可测的海洋中。犬冢惟重们为此深信不疑，借助犹太人的力量，这会让大和民族更便捷地达成它统治世界的目标，而对犹太人的关照，或者说救助，或者说庇护，将使这个世界上最具实力的美国犹太财团对日本帝国有永远的感谢。

历史记载，1922年，犬冢惟重和安江仙弘两人从西伯利亚回到了日本，对《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痴迷不已的他们在整个20年代写了关于犹太人的许多报告，而且频繁地到当时还属于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一地作着旅行，他们与犹太人领袖哈伊姆·魏茨曼、大卫·本—古里安等人作了多次交谈，安江仙弘还将《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翻译成了日语，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日本外务省进而日本更高层官员对犹太民族以及它的潜力、它的未来可能性产生兴趣，作出有利于日本帝国世界扩张的决断。

九一八事变前夕，犬冢惟重与安江仙弘的观点被关东军中大权在握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所认同，他们认为河豚计划有助于日本人定居、投资满洲里的这个宏大的殖民计划的实施，这便逻辑地过渡到了1938年的五相会议。

五相会议的五相，是日本帝国的首相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通产大臣池田成彬，那个历史节点，刚好是“帝国水晶之夜”之后，五相会议中的五相，十分纠结。理论上，日本帝国应该无条件地站在纳粹德国一边，因为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结盟，是要让日本帝国对犹太民族采取国家社会党人的同样态度：除了杀戮便是灭绝；但另一方面，历史上对犹太民族的好感以及精神意义上对犹太民族的膜拜，使得实用主义的日本帝国最高层认为，需要将那些传说中的神奇力量为日本帝国政府征服世界所用。最终，五相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在政府层面批准实施河豚计划，“但是任何行动都不得有损与德国的关系”。

1939年6月、7月之间，河豚计划的制定者做成了《通过利用在中国有权势的犹太人使得美国总统紧密圈的远东外交政策舆论转变为对日友好的具体措施》和《引入犹太人资本的研究分析》这两个具体报告，报告制定了为犹太难民建立居留地的种种详细计划，地点是满洲和上海，计划允许犹太移民的人数可以从1.8万人上升到60万人，以及学校、医院等生活设施的安排，计划同意生活在居留地上的犹太人将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文化、教育实行自治。但计划制定者不忘强调这么一点，表面实行完全自治的犹太人居留地，日本帝国必须进行幕后的严密控制，将犹太人始终置于密切的监视下。也许中毒太深，计划制定者确实害怕犹太人会逐渐地渗透进日本的主流政治、主流经济和主流文化中，如同《犹太人贤士议定书》所描绘的那样，对大和民族也进行控制进而进行统治。

计划制定者不忘这样的解释：之所以将这个计划命名为“河豚”，乃是这个计划如同河豚一样地充满了不可预见性，以及毒性，如果正确实施，将对日本帝国十分有利，但一旦失控，是会对日本帝国产生中毒般的可怕结果。但即使有着这样一些不可预见性，对满洲系的军官们来说，他们宁要河豚计划而不要梅辛格计划。将避难在满洲或上海的犹太人以阿道夫·希特勒那般设想地作“最后解决”，不仅不符合日本帝国对犹太民族的通盘考虑，也有违日本人对1905年日俄战争以来他们内心中对犹太人存有的那份好感。更何况，在北进还是南下这个战略决策中，日本帝国最终选择了向一直占据着世界统治地位的英美白种人开战，对同样是白种人的斯拉夫民族，它希望至少暂时保持非战状态，而梅辛格上校渴望灭绝的3万名上海犹太人其中有5000名有着俄国国籍，尽管不那么清楚斯大林对他们的真实想法，但将其全部消灭显然无助与苏联的关系，甚至可能恶化与苏联的关系。

此外，一个叫柴田贡的日本驻上海副领事在延宕乃至搁置梅辛格计划中起到了十分关键作用，他将梅辛格要彻底剿灭上海犹太人的消息提前在私下里透露给了上海的犹太高层人士，让这些高层人士立刻行动起来，以一切方式影响日本本土高层当局，这样，尽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上海派遣军毕竟不敢过于擅自行动。

上海派遣军来了一个折中方法：既不得罪自己的纳粹朋友，但又不至于让犹太人彻底消亡。1943年2月18日，日本陆海军上海最高指挥官发出《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布告》，规定，在三个月内，也就是到5月18日之前，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必须进入“无国籍难民隔离区”，直到战争结束。与布告同时发表的一篇代表日本上海占领当局的文章将“无国籍难民”一词定义为自“1937年以来由德国（包括以前的奥地利和捷克）、匈牙利和以前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来上海避难至今无国籍者”，换句话说，它指的主要是欧洲中部的犹太难民。

五天后的2月23日傍晚，主管“无国籍难民隔离区”搬迁事务的日本官员久保田，他在犹太总会召集了阿什肯纳兹犹太社区负责人开会。在会上，对日本上海占领当局的这一新政策，久保田作了“发布这一公告并不反映日本人民的反犹情绪，而是因为上海的租房、饮食供应问题十分严重”这样的辩解，他还呼吁俄国犹太人与日方积极合作，同时，赤裸裸地威胁道，如果犹太人不与日本当局合作就会受到“严惩”。

“无国籍难民隔离区”的大致方位是在公共租界内的兆丰路（今高阳路）、茂海路（今海门路）及邓脱路（今丹徒路）一线以东，杨树浦河（今杨树浦港）以西，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茂海路及汇山路一线以北、公共租界北界限以南这样一个区域内，隔离区以摩西会堂为圆心，方圆为2公里内。在今天，隔离区的地域还可以简单地表述为：西起公平路，东至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到周家嘴路。当初，选择这个地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区域有提篮桥监狱，依据国际法，即使战争期间，交战双方也不得轰炸监狱周边地区，当初上海犹太财团让中欧犹太人居住于提篮桥监狱的周边地区，是有这样一个未雨绸缪的想法。

后来，欧洲难民联合会在1944年1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有过一个统计，搬进隔离区的犹太难民共有14245名，15岁以下的有1171名。他们分别是来自德国的8114名，奥地利的3942名，波兰的1248名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236名。

对避难在上海的中欧犹太人来说，“小维也纳”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不说，在15个街区的隔离区中，“有着的只是狭小、破烂的弄堂房子，在灰色的天幕下显得死气沉沉”，它们挤满了来自中欧的犹太难民，“我们这一层的16个人只有一个卫生间，顶楼另一个卫生间12个人共用”。难民们的护照上都印有J字标记，用于表示他们的犹太身份，他们的臂膀上倒还没有佩戴上更加侮辱人的六角星图案。隔离区的进出口处，由犹太卫队所把守，那是日本占领当局从隔离区14245名难民中强迫其中3500名男性犹太人所组成的一支警卫队，以协助日本士兵管理、监视整个隔离区，每个难民倘要走出隔离区，是必须接受犹太卫队和日本士兵的检查，乃至搜身。

有人作过精确的计算，自日本上海占领当局宣布隔离区的建立到日本帝国在1945年8月彻底崩溃，中欧犹太难民在上海总共度过了891天，这891天，是他们在上海这座城市中经受的最为痛苦的时光，生死考验时时可见，被人欺凌痛不欲生，朝不保夕的生活让不少犹太难民不得不靠乞讨维持生计，而另外一些犹太女性难民，则不得不以卖淫作为苟且偷生的唯一出路。

刚刚来到上海的时候，那是1938年的夏末，犹太难民中的编辑、记者还能在上海办上一张德文报刊，难民中的艺术家们还能在上海的天空下举办一场露天音乐会，演奏他们热爱的肖邦、德沃夏克，那时，所谓的“小维也纳”尽管有着白日梦的虚幻色彩，但也确实不是浪得虚名，但现在，这所有的一切都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是剃刀边缘的苦苦挣扎。

也许有必要说说德国柏林歌剧院第一小提琴手维滕贝格先生。

1939年的2月，在“帝国水晶之夜”后，他慌不择路地坐上海轮（是东方之星吗？）来到上海。

当时，纳粹德国有严酷规定，任何一个犹太人在离开德国时，身上只准携带10马克的现金，10马克，不是100马克，不是1000马克，更不是1万马克。因此，登上上海陆地时，维滕贝格可以说是囊空如洗、一文不名，不得已，他以教中国学生拉小提琴、弹钢琴而勉强地维持生计，在上海，维滕贝格所教的许多学生后来陆续成为中国音乐界名人，其中便有担任过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谭抒真教授。

话说维滕贝格避难上海时，年事已高，且异常清贫，尽管如此，他教授学生，无论男女老幼、程度深浅，每次统统只收一元钱。不过，当他坐上上海苦力拉动的三轮车，不管路程远近，每次也统统给苦力一元钱，许多路程只要几毛钱就够了，但心地善良的维滕贝格还是每每这么做了。

来上海前，魏玛共和国时期，维滕贝格与钢琴家施纳贝尔曾经组成过一个三重奏小组，在柏林连续几年举行室内音乐会，成为这座城市中的一件盛事。维滕贝格逃亡上海后，施纳贝尔逃向了美国，后者不久就为维滕贝格谋得了一份待遇相当优渥的教学职位，这时，身处上海“小维也纳”氛围中的维滕贝格没有预见1942年“毕沙屠夫”梅辛格会从东京来到上海，也没有预见稍后日本上海占领当局会痛下“无国籍犹太难民隔离区”这个杀手。维滕贝格对远在美国的施纳贝尔说，自己老了，不太想动了，何况在上海，中国学生对他相当的好，他就不再作离开上海的打算了。之后，61岁的维滕贝格随同大部分的中欧犹太难民不得不搬进日本上海占领当局规定的那个狭小的虹口隔离区。一天早上，他正在拉琴，突然倒在了地上，隔离区中的一位送开水的中国阿姨发现后立刻通知犹太难民组织，但被送进医院进行抢救的他，三天后就凄凉地与世长辞了，日本上海占领当局就这样被历史记下了又一笔罪行。

历史曾经广泛地流传过隔离区的其中两条弄堂的犹太难民得到上海人民积极救助的故事。

这两条弄堂，居住着大量犹太人，人数据说有2000人以上。某日，不知何故，日本人将两条弄堂的出口全都装上铁栅门，并用电焊焊死。死死地被困在弄堂里的2000多名犹太人，进退不得，苦苦挣扎，时间竟然长达一年之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得以“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那么，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让他们存活？在城市的口头传说中，是居住在这两条弄堂四周的上海市民，每天将食物一一地掷进弄堂，使得这2000名犹太难民不至于被活活饿死。说法显然不那么符合事实，因为一个简单的推理是：2000名犹太难民每日勉强存活的食物量，需要上海居民作多少次的空投和抛掷！空投、抛掷1日也许可以，10天呢？100天呢？不过，这个故事还是能够透露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上海人民有着足够的善良，他们不仅不反犹，不排犹，反而时时表达着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悲悯情怀，对来自异国他乡的犹太难民，他们有着足够的善意、诚意和爱意。

叙事者是一个诚实的作家，一个对历史以及它所具有的真实细节保持足够尊重的作家，叙事者想说的是，生活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尤其是生活在严酷的隔离区中的犹太难民，他们之所以最终能以不可思议的意志力量让生命得以存活，让人生得以延续，最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那种力量，这力量源自当他们在巴勒斯坦一地建立了犹太王国和以色列王国的时候，源自当他们被罗马帝国的士兵驱赶向全世界、流浪在全世界每个角落的时候，这力量深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一代一代地流传，是他们永不枯竭的能量源泉。说到这里，叙事者必须再说说与能量源泉相关的一个建筑：摩西会堂。

日本上海占领当局设立的“无国籍犹太难民隔离区”是以摩西会堂作为一个基点而向四周展开的。

在上海的犹太会堂，最初建于1907年，建立者不是在上海滩早已站稳脚跟的赛法迪犹太人，而是来自俄国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1927年，犹太会堂搬迁到了而今这个位置上，建筑重新设计，设计师为加布利埃尔·拉比诺维奇，建议建造摩西会堂的则是一个犹太拉比，名字叫摩西·格林伯格，摩西会堂的名字由此而来。

摩西会堂是个小体量建筑，高为三层，带一个四层阁楼，平面呈方形，清水外墙，带有一定的殖民地风格的外廊式建筑。会堂设在一、二层，楼下为男人使用，二层挑台则供女人和小孩使用。楼梯、柱子、挑台均为木质。会堂座位呈横排方式，这是典型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风格，因为倘若是赛法迪或中欧犹太人，他们的犹太会堂座位是呈圆形排列。

白色的马赛克地砖，白色的墙面，窗户是大幅的透明玻璃，在犹太教教徒的视野中看来，神居住的地方必须是明亮而洁净的。会堂的前方正中摆放着约柜，约柜表面有圣幕遮挡，上方的那一行希伯来文字意为“无论身在何方，上帝与我们同在”。高出地面的诵经台是犹太拉比讲经的地方。当拉比讲经时，他背向信徒，面对西方，在无以计数的山川河流之后，那里有耶路撒冷，是神诞生的地方。

现在，让我们作一个充分的想象，想象这是1938年的10月，第一个来自中欧的犹太难民已经抵达上海，由嘉道理倡议的对中欧犹太难民的拯救会议已经召开，而上海滩的赛法迪犹太人的代表，首屈一指的大亨维克多·沙逊则表现出他那个家族在理论意义上不可能表现的人道主义精神，这说明，人是多么复杂的一种生物，他不是被一种教条所定义，有时一毛不拔的沙逊先生决定将那幢上海滩最大的美国现代风格公寓全部用于犹太难民居住。

1927年，加布利埃尔·拉比诺维奇设计了摩西会堂

犹太拉比摩西·格林伯格时常在这里作着光明的叙述吗？

现在，包租者，无论是英国人还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全都被请出河滨大楼，或者说被赶出河滨大楼。

现在，那第一个死里逃生的奥地利犹太人，理应走进河滨大楼，并长久地凝视着楼下这一条繁忙异常的河流。苏州河，是的，苏州河，它也反射着这个犹太难民的凝视目光，它将自己缄默无语但博大无比的爱，反射给了这个犹太难民。

这所有的一切都被在摩西会堂讲经的拉比看在了眼里，随后，他开始讲经，他滔滔不绝的语言洪流，由摩西会堂流泻，穿过苏州河，穿过上海，穿过中国，穿过亚洲的山岭与欧洲的平原，穿过一切的一切。突然之间，拉比泪流满面，一时语塞，那是要再过多少年后才会呈现的一组数字，那刻，叙事者想象他已经看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仅欧洲，总共死亡人数为3500万人。其中，每22个俄国人死一人；每25个德国人死一人；每150个意大利人中死一人；每200个法国人死一人，而犹太人，则是每2人中死一人。

尾声

苏州河，我穿越在一万年之间

2014年9月13日下午3点左右。

乘坐着车子，叙事者来到了瓜泾，苏州河的源头。它距离叙事者居住的上海，足足有125公里，倘若叙事者身居1840年代，倘若他跟随麦都思、雒魏林、艾约瑟等人乘坐小船来到这里，恐怕是需要一天一夜的行程，那恐怕也是要招致苏松太兵备道道台大人的严厉呵斥乃至严厉处分。

一切似乎不应该是这样，但一切又正是这样。

叙事者的意思是，当他终于结束了对苏州河两岸的这次漫长跋涉——空间距离，不过是125公里，但在时间维度上，这长度至少达到170年——但瓜泾，苏州河源头，出现在叙事者面前时却是如此不动声色，平静无语，那么，叙事者还能说上一些什么？

一直想要前来这里，前来瓜泾。

有过两次苏州河上的航行，头一次发生在2013年11月25日，第二次则发生在2013年的12月24日，两次河上航行都不是为了旅行，尽管，在苏州河上旅行会是件很惬意的事情，它让叙事者那么欣喜地想起晚清末期乘坐小火轮由上海火轮房前往无锡的风流才子们，他们伤春悲秋的表情，便是这座城市从来的心情一种。

两次河上航行都缘于这样一个想法：就是经由苏州河口——诞生了方举赞的发昌铁铺——出发，溯河而上，再次穿过苏州河上的座座桥梁，也再次感受沿岸人民生活于那些区域的温暖，随后，在方举赞、黄佐卿、文惠廉、施约瑟、卜舫济、荣德生、荣宗敬、王伯群、吴蕴初等人目光的注视下，直至125公里之外的苏州河源头，那里就是瓜泾，是的，那里就叫瓜泾。

两次河上航行都没有达成这个目的。

头次航行，上海气温骤降，但出发这天阳光却显得有些热烈，让空气增添了许多暖意。

在莫干山路的尽头，当年孙氏家族与荣氏家族反复斗法的地域，叙事者登上了靠在苏州河水上管理站房舍旁的21号水上巡逻船。叙事者看到阳光正穿过被雾霾还在轻笼的天空，苏州河面上却有一片很灿烂的金黄。叙事者还听到引擎发出的轰鸣，随着轰鸣声的节奏，21号巡逻船逐渐加速，船首锐利地将四五十米宽的苏州河面迅疾划开，回头一瞥，船尾卷起了层层涟漪，涟漪还向苏州河两岸奔涌而去，十分深情。

“经过多年整治，虽然还无法做到让苏州河彻底清澈，但现在的苏州河比从前是要干净许多了。”苏州河水上管理站马惠福副站长在叙事者身边说着，在这条河道上，他度过了数十个春秋，眼下，他正准备将自己对这条河的所有情感都浓缩进一本书里，他要写写苏州河，它的过去，它的现在，它的未来，一句话，它的所有变化。“50后”的马惠福将以他那个年代出生人的文化视野解释这条河流。

就不说21号巡逻船的功能了，从莫干山路尽头到建德花园，长达18.5公里的苏州河的这段水路上，能够看到什么？

恒丰路斜拉索桥，上海搪瓷厂原址，苏州河上的三个半岛。

过昌化路桥，第一个半岛便是苏州河的梦清园环保主题公园，它把苏州河拦出了一个回头弯。此刻，它呈现的意义不是密密层层的绿树、连绵起伏的草坪和精致迷人的景观雕塑，也不是河对岸，当年的三湾一弄改造成而今号称上海中心城区最大住宅小区的中远两湾城，而是当年的上海味精厂，它让人们想起了20世纪初期的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中华民族的原力如何一点点地积聚，佛手牌味精怎样一步步地打败了味之素。

第二个半岛叫“半岛花园”。今日，沿河景观颇为别致，当年，那里便是十分闻名的西康路桥边的小沙渡，渡口，这座城市令人最为温暖的记忆之一。

过镇坪路桥，则是第三个半岛，它的名字是“大上海城市花园”。但见杨柳低垂、人迹罕见，河面狭窄、水色墨绿，让这段苏州河有一份幽静之美，是1843年开埠之前的那份野气深重的感觉。

那个下午，乘坐21号巡逻船，可以目睹到江宁路桥一边的那个高高的消防塔，那刻，它很平静地端立在上海轻烟般弥漫的天空下，有几分悲哀感觉，似乎。

不说宝成桥，也不说武宁路桥，对本书来说，两桥发生的时间都不在“上海往事”中了，穿过曹杨路桥后，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出现了一座很轻盈的小桥——华政桥。与当年那座木桥相比，这座桥当然迥然不同，但它依然能够勾起人们许多心绪，想到荣德生，想到风度翩翩的荣毅仁，正是为了他，他的父亲才出资在圣约翰的后门，施约瑟当年反复出没的地方架起了一座木桥，人性中的那点自爱让社会因此得益。

曹杨路桥宛然一条三八线，桥一边是长宁区，桥的另一边是普陀区。

古北路桥边，河道北侧是占地3300亩、深秋时节绿意依然盎然的长风绿地，南侧长宁路正沿河一路绵延而去。当年，吴蕴初的野心便在这里凸显。2013年的深秋，没有吴蕴初，也没有他的天字号化工厂，你能看到的是长风CBD，不要多久，这里会成为一个新商业中心，那是城市的又一个故事。

21号巡逻船节奏依然，苏州河也平静依然，从容依然。

当载着叙事者的小船从泸定路桥下经过时，有一个事实便在瞬间发生：这里，就是苏州河与吴淞江的分界线，在今日任何一张上海市地图上，都很分明、很赫然地将这事实给予了固定。可以想象，那些西方大班，可能是韦尔斯，可能是施维亚，也可能是史密斯或立德尔，在19世纪40年代的上海，春雨多情飘洒的季节，满眼里栽满桃红柳绿，满心里有着的是对上帝、上帝之子耶稣的爱，将小船“咿咿呀呀”地摇过这里，他们向着那座历史名城苏州而去，他们喋喋不休，他们喃喃自语，苏州啊，苏州，你快出现了吗？还要多久我们才能看到你那些令人垂涎的丝绸、茶叶和瓷器……

苏州河水上管理站21号巡逻船

2013年12月24日，苏州河水上管理站第一分队23号巡逻船将载叙事者前往吴淞江

巡逻船轰鸣而去，苏州河河水正凶猛推涌

出了中环，驶过丹巴路码头，中环这里与中环那里的河上气氛是截然不同的，工业化的气息越发浓重，还有便是两岸的荒芜气息，你随处可见陈旧的装卸码头、化学巨罐，以及那些拆了一半便被撇下的残破老屋，它们孤独地俯视着苏州河，仿佛一个垂死老者。正有人在河边张挂着一张张大网捕着鱼，那会是什么鱼呢？

祁连山南路桥再向上游去一点，便是建德花园了，此行的终点，18.5公里水路，叙事者不得不往回走了，水路不短但也不长，瓜泾，因为瓜泾还在远远的100公里之外，它会有怎样的形态呢？又会有怎样的容貌呢？

第二次河上行的始发点便是第一次河上行的终点，建德花园一边的苏州河水上管理站第一分队。

是平安夜将要降临的日子，对叙事者来说，这也许是个暗示，谁又知道呢？

从陆路上寻找苏州河边的第一分队管理站颇费了许多时间。后来的印象中依次出现的先是灰蒙蒙的北翟路，随后是苍白的南华街，再随后是弯弯曲曲的农家小道，农家小道蓦然让叙事者想起1971年时，他在高桥乡高南公社学农的那些日子，华为民老师、毛文均兄弟，成源里长相迷人的阿大、阿二，呼啸的北风中拿着铝合金饭盒在小道上蹒跚，以及躲藏在帐篷中吃着炒麦粉的快意，袁平章老师的呵斥、张佩芬老师的宠信，如此等等回忆。最后，叙事者与他的徒弟唐昱宵来到叫潘更浪的小区，在草狗们的狂吠声中终于见到了管理中心的王小华队长。

23号巡逻船，第二次苏州河的河上之行，王队长事先声明，此次船行区间从建德花园到高铁桥边，全程8.19公里，小船无法开到50公里之外上海与江苏昆山的分界水面，因为那里不属于第一中心管辖范围。

第二次河上之行因此显得行色匆匆。船到闵行纪王镇就掉头回跑了。河两岸的印象斑驳陆离，有建材码头，有工厂的巨大储罐，有稀稀拉拉的垂柳，除此之外便再没有什么可以一说。而当年，当麦都思或施维亚们从船上雨篷里向外张望时，河两岸除了没有工业码头、工厂储罐，那垂柳应该也是如此多情地摆荡着？但那河水应该比今日不知清澈了多少？

那日，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管理中心吴爱莲副队长讲的一番话。他说以前上海打仗，苏州河里尽是死人。吴先生的父母曾经都是船民，他们一家就这么住在了苏州河上，吴先生为此感慨万分，“我小的时候，苏州河水是可以吃的。木桶装好河水，放上明矾沉淀一下，那样就可以直接地喝了。”

吴先生的表述勾起了我对19世纪下半期西方大班们喝水的种种联想。

返回路上，刚好是夕阳西下当儿，洒在河面上的阳光让苏州河泛起层层金色的波浪，一切美好。只是，叙事者深切地知道，他还是没有抵达瓜泾，相比第一次河上行，他也许靠近了一点，但也只靠近了区区9公里不到，他与瓜泾依然有着将近100公里的距离，他与苏州河发源的那部伟大历史相隔着不只是一张纸。

直到2014年9月13日下午，直到叙事者真实地站在苏州河的源头瓜泾的土地上，尽管，出现在叙事者面前的一切让他有种莫名的困惑：这真的是苏州河的源头？这真的是吴淞江的发源之地？

那天的天色很是阴沉，经过数小时的车行，一行11人来到了瓜泾一地。叙事者必须写上他们的名字：郑信访、吕弘、杨少伟、陈建平、陆新和、赵德义、晓林、叶波、潘渴以及刘书荀。

兄弟们正在忙碌。叶波正用三脚架固定着他的佳能5D。晓林一如既往地潇洒地抽着雪茄，还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赵德义正拉紧着横幅上的绳子，一起拉紧绳子的还有潘渴、吕弘、杨少伟、郑信访和刘书荀，陆新和若有所思地从横幅前走过，陈建平则吃着他的饼干。横幅在一片忙碌中徐徐展开，那上面写着的是：苏州河，我来了，我看见了。

我来了，是的，来了；我看见了，是的，看见了，但问题是，叙事者看见了什么呢？或者说，叙事者真的看见了吗？

苏州河，其实更正确点说是吴淞江的源头，出乎了叙事者的想象。

在江与湖之间，有着一道水闸。水闸看似古色古香，那是因了水闸上有一长排古亭般的房子。

水闸之外，便是东太湖，便是一万年前蓦然诞生的震泽之地，此刻，天色铅灰般沉重，天空下则是开坦到十分辽阔的湖面，可以望见远处的湖岸，那里有现代建筑，但视野中不甚清楚。湖水也呈铅灰色，湖面平静得让叙事者产生了虚幻之感。

在瓜泾欢呼，由右而左：刘书荀、晓林、陈建平、陆新和、王唯铭、郑信访、潘渴、吕弘、杨少伟、叶波、赵德义

水闸里，便是吴淞江，说不明、道不尽的吴淞江。江面很是宽阔，两岸有长满青草的浅滩，还有密密的树林，所有这一切都与麦都思们所见的基本相同，只是，河道远处出现的幢幢高楼，以及河道两边现代风格的建筑，是将当年19世纪40年代的神韵给彻底破坏掉了，更不要说“唐时那宽达20里”的吴淞江气象。

叙事者有一种虚幻的感觉，叙事者似乎并没有真正地抵达吴淞江的源头，没有抵达苏州河被命名的那个年代，尽管，叙事者和他的兄弟们正站在瓜泾的泥地上，正呼吸着东太湖与吴淞江拥抱一起的气息。

回上海路上，叙事者陷入沉思，直到眼前蓦然浮现起一张老人的脸庞，以及采访老人时的种种情景。

2013年初冬的某个日子。叙事者沿海防路向北走去，有曲折多变的一座蓝色桥梁出现在视野中，是普济路桥。拾级而上，可以目睹到河对岸左边方向那一大片废墟，也可以目睹到右边方向的一个色泽绿色的现代小区，是河滨花园。

在兄弟杨成布的陪伴下，叙事者在河滨花园里见到了周卫民先生，叙事者来拜见周先生的外婆，在苏州河边生活了数十年、堪堪百岁的陈菊老太太。

而今普济路桥下那片已成荒地的地方，陈老太太当年便居住于此。若干年前拆迁，周先生的弟弟在老屋不远的河滨花园买下1903室的向阳新房，为的就是让陈老太太距离老屋不要太远，让她可以时时看到那条陪伴了大半生的河流，苏州河。

说起来，陈老太太并非苏州河边的原住民。陈老太太的老家原在杨浦一地的高郎桥，而今的平凉路与梅州路之间。1937年8月爆发了淞沪会战，日本军机狂轰滥炸上海北部地区，今日闸北、虹口、杨浦等地尽成废墟。陈老太太在高郎桥的老屋尽被兵燹，仓皇出逃之际，陈老太太清晰地记得一家人携带的全部财产只是手中的那只“铜吊”。

陈老太太全家最初来到交大难民所，她丈夫原本是杨浦地区擅画月份牌的手工艺人，每月薪水有大洋80元，虽然谈不上生活富裕，但也属于上海的小康一族。但经“八一三”战火焚烧，生活遭到破坏，心理受到重创，忧思交加，某天便在难民所黯然去世，这对陈老太太是再一次的致命打击。

在交大难民所也待不下去了，陈老太太尽管弱小女子一个，却咬紧牙关带着全家搬迁到七浦路附近的天平慈善难民所。天平难民所的条件是格外艰苦，两个大房，房内没有一样家具，男女各睡一间统铺。一天倒是管上两顿饭，黄炒米加萝卜干，吃不饱但也饿不死。以后，陈老太太在难民所打起零工，靠做各种玩具赚点小钱，也换取一些生活用品。

三年后，陈老太太的女儿、年仅10岁的徐阿婆进了日本企业扬子木材厂做一名童工，这样，全家便跟着一起住进了厂里。或许是战争年代，来扬子木材厂讨生活的为数不少，最多时，厂里竟然有华工两三千人。

无论是陈老太太还是她的女儿徐阿婆，全都清晰地记得当年走上舢板厂桥时的情景：桥上站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他们阴沉着脸，手里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步枪，任何人经过，都必须向他们鞠躬致敬，稍有怠慢，拳打脚踢便会接踵而至。

对于朝夕相处了半个多世纪的苏州河，女儿徐阿婆回忆道，初到这里，河岸地势很低，四周围几乎没有一幢建筑物，皆是一片农田。那时，日本人用电网将四周空地全部围住，严禁其他人进入，徐阿婆回家因此要走很长一段的田埂路。若要过河，徐阿婆记得更是清楚，方便，当然是从舢板厂桥直接走过，但见了日本兵总是害怕；不方便，便需绕上一大圈，从汉中路渡口乘舢板越过苏州河，好处是不必见那如狼似虎的日本兵。徐阿婆还记得清晰，苏州河对岸，开有两家规模不小的纱厂，分别叫“永安纱厂”和“鸿章纱厂”；而今日槐安路一带，当年则是恶名传天下的“叉袋角”，乃地痞流氓、强盗贼爷爷的出没之地，夜间，她一个小姑娘家是万万不敢路过那里的，即使大男人，也极有可能被上海地痞“剥猪猡”，甚至大卸八块扔进苏州河。

由于地势过于平坦而且低洼，每当台风季节大潮来临，苏州河便“发起大水”，河水蛮不讲理地倒灌进每个居民家中，人们急急忙忙地舀着家中脏水，发展到后来索性采用水泵抽水，但即便如此，还是阻挡不了苏州河的漫天大水。刚到此地，徐阿婆看得清楚，苏州河的水虽然不是太干净，倒也没有黑臭一片。后来，两岸有更多的工厂设立，有更多的工人定居，工业废水加生活污水反复排放，苏州河的水质就发生了变化，以致后来始终弥散着阵阵臭气。最让徐阿婆触目惊心的事情是，常见河里有死猫氽过，甚至，是孩子赤裸裸的尸体氽过。

为求证她的说法，84岁的徐阿婆凑拢100岁的母亲耳朵边低语，百岁陈老太太缓慢地点头，表示着同意。

2013年10月29日，如果叙事者没有将时间记错，是将近傍晚的4点25分。

百岁老人坐在我们对面，头发花白，细密的皱纹无处不在地出现在她的额头，她的鼻子，她的脸颊。百岁老人的那双眸子是很暗淡了，但在夕阳余晖的映射下，一半的脸庞被勾勒得相当清晰。

百岁老人长久地沉默着。她是在沉思吗？她是在进入自己的记忆中吗？也许，她听到日本轰炸机在头上野兽般地嚣叫着；也许，她看到拎在手中的那只老上海铜吊正发出着惊心动魄的光芒；也许，她正走在苏州河的河边，将自己青春的双脚插入河里，有阵阵凉意迅疾地向全身传来，为此她有着愉快的痉挛。

百岁老人如此慈悲地看着世界，她什么也没有说，却已叙说了一切

百岁老人慈祥地看着我，不，不，是慈悲地看着我，她的脸庞上似有圣洁的光在漫出。她什么也没有说，但仿佛又将什么都叙说了，让叙事者获得了启示录般的思想。

回到上海后的那个夜晚，叙事者长久地停留并盘桓在苏州河边，夜色中的苏州河是如此平静，平静得似乎永远这样的缄默无语。

如同那位百岁老人，苏州河见证了多少皇朝的更迭，见证了多少意识形态的分崩离析，见证了多少名流权贵的腐朽消失，而它，有着宇宙般的悠远、漫长，有着时光般的永久、永恒，倘若不是自然这个最伟大力量的强行作用，苏州河远比傲慢的人类社会来得更具生命，也因此，它还需要喧哗什么？嚣叫什么？

是的，是的，苏州河无需说上什么，任何的喧哗、任何的鼓噪对它来说都是那样的没有意义，而任何的阐释和任何的说明，有时同样是对它的轻慢或亵渎。

是的，是的，苏州河，我来了，我看见了，也许，还要加上一句：我谦卑地铭记了。

初稿于2014年3月9日至9月5日　康健公寓

修改于2014年11月24日至12月27日　康健公寓

致谢

《苏州河，黎明来敲门》是“上海往事三部曲”之二。

从最初对苏州河上座座桥梁产生的兴趣，到随后对苏州河两岸自1843年开埠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事实的热望，以及到2014年12月的月底，书稿成形、杀青，整个历时超过三年。

我个人一直难以忘记当年与青年报最年轻一代沿苏州河两岸一路寻访而去的种种情景，苏州河上究竟有多少座桥让我十分好奇，苏州河的平静让我深感困惑，而因了不同时空中的穿越和跳脱，因了新老物象的交错和叠加，也让我对苏州河真实历史的呈现有了自己的想法与思考。

也因此，感谢三年来在写作“上海往事三部曲”之二《苏州河，黎明来敲门》时，给予我材料收集、踏勘相伴等帮助的年轻一代，如此帮助充满了人性的温暖，更是对苏州河这条河流，对上海这部历史的尊重。他们的姓名是：胡如月（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职员）、闵婕（瑞慈医疗集团总裁办助理）、程齐骁（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市场部专员）、王佳璐（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在读生）、欧玉莹（华东师范大学应用心理专业在读硕士生）、叶霖耘（上海大学2011届影视艺术与技术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在读生）。

感谢秦建鸿老师和刘伟馨先生，他们的关切，让《苏州河，黎明来敲门》在传播上有了更多的可能。

也感谢上海可亦可传播公司的潘渴先生，他在APP上的两次出手，以及其他一些善举，充分地说明了“可亦可”这个名词实在过于自谦。

非常感谢两位我十分尊敬的老师为本书作序，他们是功力沉雄的毛时安先生，是独标一格的李天纲先生。数十年来，虽然相处不多，却神交已久。就我个人来说，我难以忘怀早在80年代中期，毛时安先生在作家协会大厅中那次富有洞察力的发言，我同样深刻地记住了，李天纲先生在2014年四月的《与邬达克同时代》研讨会上对我的有力鼓励。

尤其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王为松先生，没有他的支持，“上海往事三部曲”的产生是不可想象的——从《与邬达克同时代》到《苏州河，黎明来敲门》，到未来将要产生的《十个人的上海前夜》（暂定名）。

也特别感谢《苏州河，黎明来敲门》一书的责任编辑朱慧君女士、薛羽先生，他们的创造性工作给本书增色不少。

以及，感谢所有在我的城市非虚构写作中给予帮助、关心和温暖的朋友们。

最后，感谢上海市作家协会宽容地将此书列为重点作品。

关于本书，我就不再多说什么，所有的说法都在“叙事者”的表述中了。我只是热切地期待与《苏州河，黎明来敲门》的读者能够再次相遇在下本书中，它便是“上海往事三部曲”之三的《十个人的上海前夜》，为什么不呢？

王唯铭

2015年1月26日晚上18点